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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eepoo

  •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2

    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第01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第02章　群岛露出海面 第03章　群岛病灶的扩散 第04章　群岛在硬结 第05章　群岛的根基 第06章　“拉来法西斯啦！” 第07章　土著的生活 第08章　劳改营里的妇女 第09章　杂役 第10章　政治犯的替身 第11章　思想纯正分子 第12章　“砰—砰—砰……” 第13章　再交出一层皮！ 第14章　改变命运！ 第15章　惩隔室，强管棚，强管区 第16章　社会亲近分子 第17章　娃娃犯人 第18章　古拉格的缪斯 第19章　泽克民族 第20章　狗的职务 第21章　营旁世界 第22章　我们在建设

    第四部　灵魂与铁丝网 第01章　向上 第02章　还是败坏？

    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
    　　　　　　　　　　　　 （摘自一个古楚尔族前女犯的信）

    第一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
    　　当我国同胞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M·米哈伊洛夫发现我国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人（西方也有许多人）大为震惊：难道这么早吗？难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当然不对！当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错了。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营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说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那要确切得多。
    　　情况能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细想一下。
    　　难道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教导过，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强制机器并且应立即建立新的来代替它吗？而强制机器包括：军队（我们对于一九一八年初红军的建立并没有觉得奇怪）；警察（建立军队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存在）；再就是监狱。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新型监狱的设置怎么可以慢慢来呢？
    　　总之，在监狱的事情上，无论是新的旧的，都是不可以慢慢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就已经要求采取：“最坚决最严酷的加强纪律的措施。”而严酷的措施没有监狱能办得到吗？
    　　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为初步的设想，他提出了一套惩戒方法：“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据此我们可以指出，群岛的主导思想即强迫劳动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一个月内提出来的。
    　　当伊里奇还和和平平地坐在拉兹里夫的芬芳葱郁的列草场上听着丸花蜂的嗡嗡声的时候，他已经禁不住要思考未来的刑罚制度了。早在那时候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估量并且要我们放宽心，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种“比较容易的”国内镇压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据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伊·阿·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于低于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们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不算上述赤字则是五千五百万）。
    　　六千六百万人！五千五百万人！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谁不浑身发麻？
    　　我们当然不能担保库尔干诺夫教授数字的准确性，但我们没有官方的数字。只要发表了官方数字，专家们可以拿两者做批判性的对照。（现在已经出现了几篇利用了被隐瞒和打乱的苏联统计数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数量之大仍是这样令人惊心动魄。）
    　　再举出几个数字来对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们谈虎色变的沙俄宪兵第三厅曾像一条绳索似地把伟大的俄国文学团团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机关有多大的编制呢？成立时是十六个人，活动的全盛时期是四十五人。对于任何一个最偏远的省份的契卡机关说来，这都是一个可笑的数字。再如：在沙俄的“各民族的监狱”里，二月革命发现了多少政治犯？（应当记住，“剥夺者”、抢劫者、政治杀人犯当时也列为政治犯。）什么地方是存着所有这些数字的。大约，单在一座克列斯特监狱就关着五十多名这类犯人，还有施吕瑟尔堡的六十三名，还有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和苦役场所回来的几百名（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中心监狱释放了约两百人），另外在每一座省监狱里都还蹲着一些他们这样的人呢！不过想知道有多少呢？请看摘自当地态度激烈的报纸的唐波夫省的数字。二月革命打开了唐波夫监狱的牢门以后，在里面发现了政治犯……七人。在伊尔库茨克要多得多——二十人。（无需我们提醒大家：一九一七年从二月到七月没有因政治原因抓人，七月以后坐牢的也寥寥无几，条件也极为宽松。）
    　　然而这时候却遇到了麻烦：首届苏维埃政府是个联合政府，部分人民委员部不得不交给左派社会革命党，司法人民委员部便不幸落到了他们手中。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按照腐朽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办事，差点没把我国的刑罚制度引向了崩溃的边缘。它做出畸轻的判决，对于先进的强劳原则几乎是拒不实行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要求增加监禁场所的数量和强化刑事镇压，五月，他转入具体的指导，指示：对受贿者必须判处不少于十年的监禁，此外再附加十年强迫劳动，总共二十年。这样的量刑标准最初可能使人觉得悲观：莫非二十年以后仍旧需要强迫劳动吗？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强劳原来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后仍会是十分流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的好几个月之内，各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仍是沙皇时代的原班人马，派去的新人只有监狱政委。厚脸皮的狱吏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监狱职工会”）并在监狱行政管理方面实行了选举制！犯人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也实行了内部自治。（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通令：凡有可能的地方，均应吸引犯人参加自管自监。）囚徒的这种自由群居方式（“无政府主义的散漫性”）自然不符合先进阶级专政任务的需要，不利于从俄罗斯大地上消除害虫的工作。（想想看，要是监狱教堂没有封闭，我们苏维埃的囚犯们每逢礼拜天都高高兴兴地往那里跑，哪怕是为了散散心，那将成何体统！）
    　　自然，尽管是沙皇时代的狱吏，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也并不全是废物。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门对于实现革命的近期目标十分重要的专业。因而当时的任务就是“从监狱管理人员中挑选那些沙俄监狱的积习尚未深到麻木和冥顽程度（“尚未”是什么意思？如何甄别？只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并且有可能留用来完成新任务（比方，凡能干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话“是，长官！”，“不，长官！”或能迅速地开锁的人都合格，是吗？）的分子”。至于监狱建筑物、囚室、铁窗和门锁，虽然表面上还是原来的样子，而实际上都获得了崭新的阶级内容，崇高的革命意义。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个法院还是按照惯性习惯，在判决书上一味地写什么“入狱≈无寸铁的年轻的“五十八条”犯人对盗窃犯（这是一批“母狗”）进行了反抗，对方总共有八十来个人（其中照例会有人带着刀子）。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门”递解站里面，这批“母狗”就曾对犯人们实行过一次搜身。他们搜得非常彻底，一点不比狱卒们干得差劲。他们熟知一切的隐藏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搜，要发现一切公办不到的。他们明白这个，所以在船舱里面假意宣布：“有钱的可以买马合烟！”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缝在棉坎肩里的三个卢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鸹的死尸！你不交税啦？”说完就跳过去夺。可是陆军准尉帕维尔（姓氏没有传下来）一把推开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头分成“两股叉”去戳帕维尔的眼睛，帕维尔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个“母狗”拥了过来。前陆军大尉施帕科夫；谢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乌诺夫，沃洛甲·特列久兴（这两个人也是前陆军准尉）；还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维尔身边。结果如何？仅仅是互相献了几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贼骨头们祖传的真正的怯懦（他们总是用虚张声势的果敢和满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来）现了本相，还是因为附近有哨兵（事情发生在舱口下面）妨碍了他们。他们现在需要保存实力，因为他们此行负有一项更加重要的社会使命——从正经盗贼手里夺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就是契诃夫曾经描写过的那一个）以及萨哈林建设工程（夺取的目的当然木是为了建设）。总之是他们退却了，仅仅限于虚声恫吓，说：“要把你们变成一堆垃圾！”（架没有打起来，谁也没有把这几个小伙子变成“垃圾”。这帮“母狗”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遇到了麻烦：那地方已经被正经盗贼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
    　　开往科雷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驳船很相似，只是规模大一些。不管多么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号破冰船开路的“珠尔玛”、“库鲁”、“汉瓦工程”、“第聂伯工程”等几艘旧套鞋似的破船被遣送到科雷马去的那一批犯人（即有名的“克拉辛远征队勾当中，今天竟有几个人还活着。这几艘轮船的寒冷肮脏的贷舱也是分作三层，但是在每层上面又用树村搭成了双层的统铺。并不是到处一片漆黑，有的地方点了几盏油灯。允许犯人们以隔舱为单位上甲板放风。每条船装三四千人。一次航程要用一个多星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领的口粮在路上就发了霉，因而一天的口粮定量由六百克减少到四百克。还供给成鱼，至于饮用水……。是的，是的，没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在水的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与内河递解比较起来，这儿还增加了风暴和晕船。精疲力竭的人们呕吐不已，已经没有力气从呕吐物中站起来，整个舱板覆盖了一层令人作呕的秽物。
    　　旅途中还有一段政治性插曲。船队要通过拉彼鲁兹海峡”，和日本列岛距离很近。这时候轮船了望塔上面的机关枪消失了，押解队换上了便服，舱口紧闭，禁止上甲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时就早有远见地在船舶文书上注明了船内装载的……不，上帝保佑，决不是犯人，而是应募去开发科雷马的工人。许多日本小汽船和木船在部队周围转来转去，一点没有产生疑心。（另一次，一九三九年，“珠尔玛”号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盗窃犯们跑出货舱潜入了财物保管室，抢光了东西，放了一把火。这时候船恰好在日本附近。“珠尔玛”号浓烟滚滚，日本人要来救援，但是船长拒绝了他们。他甚至没有下令打开舱口！离开日本较远以后，被烟呛死者的尸体全扔进了大海，烧焦了的半腐烂食品后来移交给劳改营充当犯人的口粮。）
    　　自那以后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国际公海上运输的似乎已经不再是犯人，而是苏联公民。但是有多少这样的事例：苏联人遇到海难的时候，拒绝外国救援，原因仍是这种冒充为民族自豪感的封闭性。宁愿让鲨鱼把我们吞进肚里，也不能接受你们的援助之手！封闭性——这是我国的毒瘤。
    　　船队在马加丹港外被封冻在水里。“克拉辛”号也无能为力（还远远不到航行的季节，但是他们急于往那里输送劳力）。五月二日。犯人们被卸到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的冰上。当年马加丹的悲惨景象展示在来客们的眼前；死气沉沉的山岗，没有乔木，也没有灌木，更没有鸟类。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间小木房和一座远北建设工程局的两层楼房。然而他们却受到远建局乐队的欢迎。因为当局这时候还在继续表演着“改造”的闹剧，换句话说是做出副样子，好像他们不是运来一堆为盛产黄金的科雷马铺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将来还要回到创造性生活中去的暂时受隔离的苏维埃公民。乐队演奏着进行曲和圆舞曲。一群受尽折磨、半死不活的人们排成灰色的长队在冰上蹒跚行进。他们拖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东西（这一支庞大的政治犯队伍在路上几乎还没有遇到盗窃犯），背着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风湿病患者和失去双腿的残废（对没有双腿的人也同样判刑）。
    　　但是，我发觉我又要重复；写下去将是乏味的，读下去也将是乏味的，因为读者预先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将会用卡车把他们装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然后还要押着他们步行几十公里。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将开辟一些新的劳改点，而且到达后一分钟之内就必须出工。吃的将是鱼和面粉，是和着雪一起吞咽下去的。睡的将是帐篷。
    　　是的，不错。但是头几天他们暂时被安置在马加丹，住的也确是北极帐篷。在这里他们还要受到一次体检，也就是要他们脱光衣服，根据每人臀部的状况确定他是否适宜于劳动（检查的结果一定是全体都合格）。当然还要把他们带进洗澡房，命令他们把皮面大衣、罗曼诺夫羊皮大衣、毛线衣、高级毛料西服、毡斗篷。长筒皮靴、长筒毡靴留在洗澡房的脱衣室（要知道这一批来的人不是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而是党的上层人物—一报纸编辑、托拉斯和工厂的经理、省委负责干部、政治经济学教授等等。所有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对于高档商品已经很懂行了）。“那由谁来看管呢？”新来的客人们疑惑地问。“快去吧，谁希罕你们的东西？”澡堂服务员显出受侮辱的样子，“进去，放心洗去吧！”于是他们就进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却是另一个门。出门的时候每人在那里领到一条黑布裤子和一件军便服上衣、一件没有衣兜的劳改营棉背心、一双猪皮鞋。（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与你原先的生活的诀别——也就是和你的头衔、职位、尊荣的诀别！）“我们的东西呢？”他们哀号了。“你们的东西——留在家里了！”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朝他们大声呵叱。“劳改营里什么东西也不属于你们。我们劳改营里是共产主义！带队的，开步走！”
    　　既然是共产主义，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不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了吗？
    　　还有几种递解方式——坐大车或者干脆步行。诸位记得《复活》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一队犯人从监狱被押着走向火车站的情形吗？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们已经一整年没有放过风，已经木会走路了，不会呼吸了，不会看光亮了；一年以后，把他们带出屋子，列队，驱赶他们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来个。这件事情可没有人去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连一章也没有人写：住在坟地里，顾不上为每一个死人哭丧。
    　　徒步递解——这是火车递解、“泽克车厢”、红色列车的老祖宗。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少见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机动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让他们徒步通过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后装上红色列车（让女犯和德军俘虏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国的男犯从女犯身边赶开，免得他们抢夺女犯的面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车上）。三十年代，从科特拉斯递解站每天发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乌斯特维姆（约三百公里），有时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这种方式递解。这种徒步递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队带着一两只狗，他们用枪托于驱赶掉队的人。诚然，犯人的东西、锅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队尾的大车拉着。在这一点上，这支解犯队伍和上一世纪古典的流刑图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灭的富农的缺门少窗的残破农舍。科特拉斯递解站的会计室发给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论上的旅途时间计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诸事顺利，从来不多计算一天（这是我国会计制度的普遍原则）。如果选中发生耽搁，食物就匀开吃，只供给不放盐的黑麦面糊糊，有时候索性就停伙。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奥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驳船以后，被押送着徒步穿过泰加森林（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到齐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给饭吃。喝的是沼泽里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开来了。许多人体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们的衣裳。在伊回马河里，犯人们用裤子捞鱼，生着就吃进肚里。（最后走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当局向他们宣布：你们就在这里动手修建科特拉斯-沃尔库塔铁路吧！）
    　　我国欧洲部分极北地区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采取这个办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划定的线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乐的红色列车开来，运来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经常和大量采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递解的技术。一批犯人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出发，沿着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维斯良纳。一个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请合理地考虑一下，怎么办？你是不会让整个队伍停下来的。你也不会为每一个倒下的和掉队的人留下一名带枪的兵——带枪的兵很少，犯人很多。这说明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带枪的兵留下来和这个人稍呆一会儿，随后他一个人匆匆地赶上队伍。
    　　从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递解班次保持了很长时间。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如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因而在解犯纵队五十米之外不仅有一圈自动枪手的散兵线，而且里面还有一圈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实际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的人们居然走起来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迹般地走到目的地。他们不知道这叫做“棍棒考验”，不管你怎么打仍是躺着不动的人，将由跟在后面的大车收容起来。这是一条组织工作的经验。（可能有人提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用大车拉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足够的大车？马匹从哪儿来？我国毕竟已经普及拖拉机了。况且如今燕麦是什么价钱？……）上面说的这种递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递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当时我还是小孩，但是记得很清楚：士兵们押着犯人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过顿河罗斯托夫市的街道。顺便说说，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开枪！”在当时的说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军事装备的差异：要知道，当时的押解队往往只有马刀。所以当时是这样命令的：“凡擅自离开队列一步者，押解队即可开枪或刀劈！”多么铿锵有力：“开枪、刀劈！”马上就产生一把战刀从背后劈下你的脑袋的感觉。
    　　不错，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还押着一批从外伏尔加地区抓来的大胡子老头儿们徒步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城。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穿着桦皮鞋，包着脚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突然间，三辆小汽车正好横穿他们前面的马路，汽车上坐着全俄中执委主席加里宁。解犯队伍停下。加里宁坐在车里开过去，他对这些人没有产生兴趣。
    　　读者，请闭上眼睛。听见了吗？车声隆隆……。这是“泽克车厢”在铁轨上行驶。这是红色列车在运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刻稍停。听见了吗？水声激荡……这是囚犯驳船在破浪前进。耳边又传来“乌鸦车”马达的吼叫声。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监狱、塞进囚车、辗转递解。这一片嘈杂声又是来自哪里？它来自递解站过于拥挤的牢房。而这哭号声呢？它是被抢劫者、被奸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诉。
    　　我们考察了各种遣送方法。我们发现它们一种比一种更坏。我们环视了递解站，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甚至人们最后一个希望——下一步会好一些，在劳改营里将会好一些——也是一个骗人的希望啊！
    　　在劳改营里将会……更坏些。

    　　——————

    —————————-　　“嗯，这当然是虚伪的。”
    　　年轻人的淡黄色的眉毛忽然抖动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圆了起来，身体好像挺得更直了。他问我：
    　　“为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一个政治领袖不可能真诚地信奉上帝？”
    　　他所说的仅仅是这些！但是你瞧这是从哪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这难道是从一个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里听到的话吗？我本来可以给他一个很坚定的回答，但是监狱已经动摇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人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最纯净的感觉，它存在于我们的诸种信念之外。这种感觉此时向我指明：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从外面加诸于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驳他，只是反问：
    　　“您信奉上帝吗？”
    　　“当然，”他从容地回答。
    　　当然？当然……是啊，是啊。共青团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却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别看他这么年轻，鲍里斯·加麦罗夫不仅曾是反坦克部队的中士，用士兵们称为“永别祖国”的四五反坦克炮打过仗，而且肺部还受过伤，至今也没有治愈。他的结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麦罗夫因伤致残，脱离了军队，考进莫斯科大学生物系。这样一来，在他身上就有两股线交织在一起：一股来自士兵生活，另一股来自战争末期决非愚昧、决非僵死的大学生生活。对未来进行着思考和议论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尽管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机关”的老练的眼睛便从他们当中选定了三个人，把他们揪了进来。加麦罗夫的父亲一九三七年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处决，现在他的儿子也正往这条道上闯。在受侦查的时候，他曾带表情地向侦查员朗读了自己的几首诗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记住，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这里引用。）
    　　短短的几个月间，三个同案人全都和我的路交汇了：还是在布蒂尔卡的一间牢房里我就遇见了维亚切斯拉夫·杜布罗沃利斯基。后来在布蒂尔卡教堂监室里，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一个——格奥尔基·英加尔也跟我凑堆了。尽管年纪还轻，他已经是作家协会预备会员。他笔头很明快，惯用奇突的对比手法。如果政治上听话，有轰动效应而又空虚的文学道路是会在他面前展开的。
    　　他写的一部关于德彪西的长篇小说已经接近脱稿。但是这些早期的成就并没有使他软化，在他的老师尤里·蒂尼亚诺夫的葬礼上，他挺身而出，公开说蒂尼亚诺夫曾受到迫害，为此便给自己赢得了八年的刑期。
    　　现在加麦罗夫也与我们会合了。在等待解往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处在他们共同观点的对立面的地位。这个冲突是我颇难招架的。当日我恪守的那种世界观，在找到现成的标签以前，对于任何新的事实都是不能认识的，对于任何新的见解都是无力评价的。这些标签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惶遽不定的两面性”，或是“落魄的知识阶层的好斗的虚无主义”等等。不记得英加尔和加麦罗夫可曾在我面前攻击过马克思，可是记得他们攻击过列夫·托尔斯泰——而且竟是从哪些方面发起的攻击！——托尔斯泰否定教会？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教会的神秘的和组织的作用！他摒弃圣经的教义？可是现代科学与圣经的内容并不矛盾，甚至与它关于创世的开宗明义也并无矛盾。他摒弃国家？但是没有国家将会是一片混乱！他主张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这将是把个人的才能毫无意义地拉平！而且，最后我们从斯大林的专横恣肆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来，个别的历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尔斯泰对于这种想法却妄加讥笑。
    　　这些男孩们把自己的诗作念给我听，也要求听我的，而当时我还两手空空。他们朗诵最多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推崇备至。我读过《生活，我的姊妹》，并不喜欢，认为它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实在太远。但是他们让我初次听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它对于我们是这么适合：
    　　对祖国的热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加麦罗夫和英加尔的心境就是这么明朗：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宽宵！坐牢并不使我们苦恼，反而使我们感到骄傲！（虽然谁能真正不苦恼呢？英加尔的年轻的妻子在他被捕几个月之后就宣布和他脱离关系，抛弃了他。加麦罗夫因为一向从事革命探索，连个女朋友也还没有。）伟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这监室的四壁中萌动？牢房不自由，但狱外世界岂非更不自由？遭苦难受欺瞒的我国人民不是正同我们一道躺在板铺底下和过道的地面？
    　　不能和祖国一同奋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
    　　今日我绝无怨尤。
    　　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广大青年群众面临的前景，还刚刚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对甜蜜生活的迷恋。在这以后，或许会从舒适的小山谷里重新爬起，开始——二十年以后？——向着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这几名年轻的“五十八一10”囚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属于未来的淡漠的深渊，生气勃勃地向刀斧手们昂然奉上自己的头颅。
    　　在布蒂尔卡的教堂监室里，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和一切都疏远了的莫斯科大学生编了一首歌曲，在黄昏之前用他们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着：
    　　一日三次为菜汤而奔波，
    　　黄昏时光在歌声中消磨。
    　　用狱中私藏的针和线，
    　　为上路快把行囊缝做。
    　　我们已不再为自己伤神：
    　　字已签——早登程！
    　　辽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他日归来有谁人？
    　　我的天啊，我们当真是未曾留意到这一切吗？当我们在桥头阵地上的泥泞中跋涉，在炮弹坑里痉挛抽搐，从灌木丛中伸出炮兵潜望镜的时候——在大后方又成长出另一类青年，他们出发了。他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了吗？……是朝着那个我们没有胆量前去的地方出发了吗？——我们受到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教育啊。
    　　我们这一代人将返回家园——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挂着叮当作响的勋章，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战斗事迹。而我们这些弟弟们将仅仅会向我们做个鬼脸说：哎呀，瞧你们这些傻瓜蛋！……

    　　——————

    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
    　　　　　　　　　　　　 （摘自一个古楚尔族前女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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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
    　　当我国同胞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M·米哈伊洛夫发现我国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人（西方也有许多人）大为震惊：难道这么早吗？难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当然不对！当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错了。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营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说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那要确切得多。
    　　情况能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细想一下。
    　　难道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教导过，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强制机器并且应立即建立新的来代替它吗？而强制机器包括：军队（我们对于一九一八年初红军的建立并没有觉得奇怪）；警察（建立军队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存在）；再就是监狱。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新型监狱的设置怎么可以慢慢来呢？
    　　总之，在监狱的事情上，无论是新的旧的，都是不可以慢慢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就已经要求采取：“最坚决最严酷的加强纪律的措施。”而严酷的措施没有监狱能办得到吗？
    　　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为初步的设想，他提出了一套惩戒方法：“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据此我们可以指出，群岛的主导思想即强迫劳动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一个月内提出来的。
    　　当伊里奇还和和平平地坐在拉兹里夫的芬芳葱郁的列草场上听着丸花蜂的嗡嗡声的时候，他已经禁不住要思考未来的刑罚制度了。早在那时候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估量并且要我们放宽心，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种“比较容易的”国内镇压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据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伊·阿·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于低于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们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不算上述赤字则是五千五百万）。
    　　六千六百万人！五千五百万人！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谁不浑身发麻？
    　　我们当然不能担保库尔干诺夫教授数字的准确性，但我们没有官方的数字。只要发表了官方数字，专家们可以拿两者做批判性的对照。（现在已经出现了几篇利用了被隐瞒和打乱的苏联统计数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数量之大仍是这样令人惊心动魄。）
    　　再举出几个数字来对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们谈虎色变的沙俄宪兵第三厅曾像一条绳索似地把伟大的俄国文学团团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机关有多大的编制呢？成立时是十六个人，活动的全盛时期是四十五人。对于任何一个最偏远的省份的契卡机关说来，这都是一个可笑的数字。再如：在沙俄的“各民族的监狱”里，二月革命发现了多少政治犯？（应当记住，“剥夺者”、抢劫者、政治杀人犯当时也列为政治犯。）什么地方是存着所有这些数字的。大约，单在一座克列斯特监狱就关着五十多名这类犯人，还有施吕瑟尔堡的六十三名，还有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和苦役场所回来的几百名（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中心监狱释放了约两百人），另外在每一座省监狱里都还蹲着一些他们这样的人呢！不过想知道有多少呢？请看摘自当地态度激烈的报纸的唐波夫省的数字。二月革命打开了唐波夫监狱的牢门以后，在里面发现了政治犯……七人。在伊尔库茨克要多得多——二十人。（无需我们提醒大家：一九一七年从二月到七月没有因政治原因抓人，七月以后坐牢的也寥寥无几，条件也极为宽松。）
    　　然而这时候却遇到了麻烦：首届苏维埃政府是个联合政府，部分人民委员部不得不交给左派社会革命党，司法人民委员部便不幸落到了他们手中。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按照腐朽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办事，差点没把我国的刑罚制度引向了崩溃的边缘。它做出畸轻的判决，对于先进的强劳原则几乎是拒不实行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要求增加监禁场所的数量和强化刑事镇压，五月，他转入具体的指导，指示：对受贿者必须判处不少于十年的监禁，此外再附加十年强迫劳动，总共二十年。这样的量刑标准最初可能使人觉得悲观：莫非二十年以后仍旧需要强迫劳动吗？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强劳原来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后仍会是十分流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的好几个月之内，各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仍是沙皇时代的原班人马，派去的新人只有监狱政委。厚脸皮的狱吏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监狱职工会”）并在监狱行政管理方面实行了选举制！犯人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也实行了内部自治。（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通令：凡有可能的地方，均应吸引犯人参加自管自监。）囚徒的这种自由群居方式（“无政府主义的散漫性”）自然不符合先进阶级专政任务的需要，不利于从俄罗斯大地上消除害虫的工作。（想想看，要是监狱教堂没有封闭，我们苏维埃的囚犯们每逢礼拜天都高高兴兴地往那里跑，哪怕是为了散散心，那将成何体统！）
    　　自然，尽管是沙皇时代的狱吏，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也并不全是废物。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门对于实现革命的近期目标十分重要的专业。因而当时的任务就是“从监狱管理人员中挑选那些沙俄监狱的积习尚未深到麻木和冥顽程度（“尚未”是什么意思？如何甄别？只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并且有可能留用来完成新任务（比方，凡能干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话“是，长官！”，“不，长官！”或能迅速地开锁的人都合格，是吗？）的分子”。至于监狱建筑物、囚室、铁窗和门锁，虽然表面上还是原来的样子，而实际上都获得了崭新的阶级内容，崇高的革命意义。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个法院还是按照惯性习惯，在判决书上一味地写什么“入狱”、“入狱”之类的词句。这就延缓了在监狱领域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进度。
    　　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确切的日子是七月六日，发生了一起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义的事件。它表面上叫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其实是重要性不亚于十月二十五日的一场政变。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个“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由此得来“苏维埃政权”的名号。但是这个政权的成分还十分浑浊，因为其中除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尽管联合政府的成员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个党派，但在几届（第二、三、四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大会选出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里却有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等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因而全俄中执委还带有极不健康的“社会主义议会”的性质。一九一八年的头几个月内，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果断措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或被开除出全俄中执委（是根据该组织本身的决议，此可谓别具一格的议会程序），或者干脆被取消了入选的资格。在议会中还占据着三分之一席位（第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最后一个异党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了。但是摆脱他们的时刻也已经来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他们一个不剩地被清除出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这样一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政权（按传统仍称为“苏维埃政权”）便再也不会违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志，并且从此便具备了新型民主的形式。
    　　只是从这个历史性的日子起，旧型监狱机器的改造、群岛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地着手进行。
    　　至于这项希望中的改造的方向，那是早已明确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已经指出，生产劳动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当然，许久以后维辛斯基做了解释，“这不是那种使人心智枯竭的劳动”，而是“魔术师（！）般的劳动，它能把空虚和渺小的人们变成英雄。”为什么我们的犯人不应该在囚室里闲聊天或者翻书本而应当去劳动呢？那是因为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是不能容许被迫的游手好闲的，是不能容许“强迫寄生”的。这种现象只能存在于寄生性的制度之下，例如在施吕瑟尔堡里。如果让囚犯们过这样的闲散生活，那就直接违背了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宪法规定的苏维埃共和国劳动制度的基本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所以，如果不让犯人参加劳动，这些人的口粮就会按照宪法的规定被剥夺。
    　　一九一八年五月司法人民委员部中央惩治局《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由布尔什维克主持。一成立，马上就把当时的犯人摸去劳动（“开始组织生产劳动”）。但是以立法形式正式宣布这个作法还是在七月政变之后，即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发布的《剥夺自由暂行条令》。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直到一九二年十一月为止，这个条令一直有效。“凡被剥夺自由并具有劳动能力者，必须从事强制性体力劳动。”
    　　劳改营的出现，群岛的诞生可以说正是从这个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十月革命后九个月）的条令开始的。（有谁会责怪它是早产儿吗？）
    　　在第七届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再次说明了对犯人实行强迫劳动的必要性（其实这时用不着说明已经很清楚了）：“劳动是抵制犯人彼此间无休止交谈的……腐蚀作用的最好方法。有经验的犯人正是利用这种交谈对新手进行教唆。”
    　　紧接着发动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于是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又发出号召：“必须使（犯人）养成共产主义的、集体的劳动习惯。”这么说，连强制性质的劳动营里也要贯彻“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精神了。
    　　那个匆忙的时代就是这样地一下子提出成堆的任务，叫人几十年也理不出个头绪。
    　　劳改政策的原理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写进了新党纲（一九一九年三月）。而劳改营网在苏俄境内的设置在时间上是与最早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七日）完全一致的。全俄中执委关于强迫劳动的几个决议的通过日期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十七日产决议规定：（省肃委）必须在每一省会（视当地条件，可设在城内或修道院内，也可设在近郊庄园内）和某些县份（暂不规定在一切县份）建立强劳营地。每一营地的容纳量不得少于三百人（为了可以靠犯人的劳动收回警卫和行政管理的费用）并应归属省惩治处管辖。
    　　然而强迫劳动营仍然不是俄罗斯联邦境内最早的营地。读者在革命法庭判决书（第一部第八章）里已经几次见到“集中营”这个字眼。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是我们的笔误？认为我们轻率地使用着后来才出现的术语？不对。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卡普兰行刺的前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打给叶甫盖尼亚·博什（整个平扎省的命运当时都托付给了——由中央和肃委——这个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女人。）和平扎省执委会的电报里写到；“将可疑分子（不是“犯罪分子”，而是“可疑分子！”——作者注）关人城外的集中营。”（此外还有“……实行无情的大规模恐怖……”——这还是在颁布《红色恐怖法令》之前。）
    　　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在上述电报发出十天之后，颁布了由彼得罗夫斯基、库尔斯基和邦奇-布鲁耶维奇签署的《人民委员会红色恐怖法令》。除了大批处决以外，法令还特别提到：“采用集中营隔离方法使苏维埃共和国免受阶级敌人的危害。”
    　　原来集中营这个术语就是在这里发明的，并且立即得到了沿用和固定。这是一个后来在国际上大为流行的二十世纪的主要术语。它出现的时间原来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八、九月。这个字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使用过。但是只和战俘以及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有关。在这里它第一次用到了本国公民身上。词意的转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战俘集中营不是监狱，而是对这些人必要的预防性集中。现在所要做的不正是对本国人实行法律之外的预防性集中吗？列宁的灵活的头脑只需想象到围在一群未经判罪的人们四周的铁丝网，顺便就能找出一个需要的字眼——集中。
    　　不过革命军事法庭的头头也正是这样写的：“集中营的监禁具有隔离战俘的性质。”这就是坦白地说：拿他们当做抓来的俘虏，具有战争行为的全部特征——只不过是对本国人民的罢了。
    　　如果说，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强迫劳动营属于一般监禁场所，那么，集中营就决非“一般场所”了。它是直属契卡管辖的关押特殊敌对分子和人质的地方一固然，后来关进集中营的，也有一些是经过了革命法庭审判的；但是源源不绝地送进来的不是被判了刑的人，而只是根根敌对性特征抓耒的。从集中营逃亡，刑期增加（同样是不经过法庭的）十倍！（要知道当时叫得很响的口号是：“十人为一人！”“百人为一人！”。）因而，如果什么人原来的刑期是五年，逃跑后被捉住，刑期便自动延长到一九六八年。从集中营再次逃亡，按规定应枪毙（这一条当然是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的）。
    　　在乌克兰建立集中营的时间比较晚，是从一九二O年才开始的。
    　　但是营地的根子埋藏得比这还要深，还要深，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它们的地点和痕迹。大部分最早的集中营内的情况，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根据那些营中最后的幸存者的一些证词抢救出一点材料。
    　　那时，当局惯于把集中营设在修道院里面：那里有牢固严密的围墙，坚实的房舍，而且都是闲置不用的（修道上不算人，随时可以撵出去）。所以莫斯科的集中营设在安德隆尼克；诺沃斯帕斯克、伊万诺夫等修道院。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彼得格勒《红色日报》的一则消息报道说，第一座集中营“将设在下诺夫戈罗德市的一座闲置的修道院里……预计初期将遣送五千人去下诺夫戈罗德集中营”（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在梁赞市，集中营也是设置在以前的女修道院（喀山修道院）里。关于这个集中营我听到以下情况。关在那里面的有商人、神甫、“战俘”（旧军官而未在红军中服役的，抓起来以后称为“战俘”）。但还有一些不知该属哪一类的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叶-夫也进去了）。营里有织布、缝纫、制靴等车间以及“一般劳动”（一九二一年已经这样称呼了）。犯人还进城去完成修缮和建筑等工作。他们上下工都有人押送，但是个别的工匠是不用押送的，按不同的工种单独放他们出去干活计。老百姓在家里用好吃的东西款待这些人。梁赞市民对待这些“剥夺分子”（他们的正式名称是“被剥夺自由分子”，而不是犯人）深抱同情，这些人的行列经过的时候，纷纷给他们施舍（面包干、煮熟的甜菜根、土豆）。押解队也不阻拦他们接受施舍。“剥夺分子”们把得来的东西在他们内部均分。（这些举动哪一样都不符合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想。）有的“剥夺分子”被安排在符合他的专业的单位里（叶-夫被安排在铁路系统），这是最走运的，他们能领到在城里来往的通行证（晚上回营睡觉）。
    　　营里的伙食是（一九二一年）：一天半磅面包（完成了生产定额，再加半磅），早晚是白开水，中午是一大勺菜汤（那里头有几十粒麦片和一些土豆皮）。
    　　点缀营中生活的，一方面是官方派遣的好细的告密（以及根据告密而实行的逮捕），另一方面是剧团和合唱团。“剥夺分子”们在原来澳贵族俱乐部大厅里为梁赞居民举行音乐会，他们的管乐队在市里的花园里演奏。“剥夺分子”们和当地居民越来越熟悉，越接近，搞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时候，当局开始把“战俘”遣送到“北方特种营”去。
    　　集中营所以缺乏牢靠性和严峻性，其教训就在于它是处在平民生活的包围中的。因此才有了建立北方特种营的必要（集中营于一九二二年废除）。
    　　这是营地黎明时的曙光，它值得我们对它每一种色调的变幻进行更仔细的观察。
    　　托洛茨基建立的两支劳动兵团，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被勉强留在其中的士兵的怨言，不得不解散。但是劳动营在俄罗斯联邦结构中的作用非但没有因为此举而逐渐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一九二0年未，在俄罗斯联邦共有八十四个劳动营，分布在四十三个省份里。如果相信官方的统计（尽管这些数字也是保密的），在这些劳动营里一共拘禁着二万五千三百三十六人，此外还有二万四千四百名“国内战争的俘虏”。以上两个数字，特别是后者，看来都是缩小了的。然而如果考虑到，由于采用了所谓“减轻监狱负担”、凿沉驳船以及别的大规模消灭被拘禁人员的办法，使统计数字多次地从零开始，这些数字也可能是准确的。所有的缺额后来都得到补充。
    　　早期的劳动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说来，似乎成了不可捉摸的东西。在里面关过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对外人讲过那里的情形：任何证据都没有。文艺作品、回忆录讲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提处决和监狱，却根本没有描写劳动营的。你从字里行间、从言外之意里都看不出关于劳动营的一点暗示。因而米哈依洛夫自然是要搞错的。这些营地在哪里？叫什么名称？是什么样子？……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条令有一个决定性的（所有法学家都能指出的）缺陷。它丝毫没有谈到犯人的阶级区分。也就是说，没有提出对某一类犯人应当给予较好的待遇，而对另一类应当给予较差的待遇。但是它规定了劳动制度，这是我们想象营中情况的唯一依据。工作目规定为八小时。可是，由于事情新鲜，以致头脑发热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对于犯人的任何劳动，除营内勤务外，都按照相应工会的计件工资表付给……（骇人听闻！难以下笔！）百分之百的报酬！（按照宪法强迫你干活，也按宪法付给你报酬，还有什么话说？）诚然，从工资里扣除了劳动营维持费和警卫队的工资。“表现好的”受优待，可以住在私人住宅里，只到营地来上工。对“劳动特别积极的”，答应可以提前释放。但是总的说来，对管理制度没有做出详细的指示，实际是由各劳动营各行其是。“在建设新政权的时期并鉴于各监禁场所异常拥挤的状况，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的问题（！——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因为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减轻监狱的负担方面。”读这些话，就像是读一段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马上就会冒出好些问题：那些倒霉的监狱到底怎么啦？“我们的监狱秩序很糟糕……最短期的监禁都变成一种折磨。”这种拥挤不堪的现象的社会原因何在？“减轻负担”——是该理解为枪毙呢还是分散到各劳动营？“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问题”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司法人民委员部没有时间保护犯人不受地方劳动营长官的肆意侵害。是不是只能这样理解呢？没有管理制度的细则，那么，在凭“革命的法律意识”办事的年代，每一个劳动营的土皇帝都可以拿犯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学？
    　　根据一些简略的统计数字（全是从同一本《文集》里摘出来的），我们得知：劳动营里干的基本上都是粗笨的体力劳动。一九一九年在手工业作坊里劳动的犯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一九二年占百分之十。我们还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惩治局（听听这名称！不觉得毛骨悚然吗？）正忙于建立农业劳动营；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几个由犯人组成的国有化房屋水暖设备修理队。（这一类犯人显然是没有人押送的。他们拿着螺丝扳子、焊烙铁、各种管子，往来于莫斯科的街头、机关大楼的走廊；出入于当时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长夫人来电话叫人去修理的话。——这样的场面没有写进任何一部回忆录，任何一个剧本，也没有拍进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没有这类专家怎么办？可以断定会从外面抓进来一些的。
    　　幸运地保存下来的俄联邦全部监禁场所的负责人叶·希尔文特同志向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监狱——劳改系统一九二二年情况的进一步的资料。人民司法委员部和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所有监禁场所在这一年第一次合并为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交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个翅膀下面已经有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禁场所，他仍不嫌过饱似地想把这方面的一切也全部管起来。）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下辖三百三十处监禁场所，剥夺自由者总人数为八万至八万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监禁场所人口今年确有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从这同一本书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页）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起，关押人数从来没有少于十五万，有时候达到十九万五千人。“监禁场所人口数变得越来越稳定”（第十页），“列为革命法庭审判对象的百分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长趋势”（第十三页）。而在不久前发生人民骚动的地区——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亚，顿河两岸，北高加索，侦查中人数占被监禁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这证明着劳改营发展的良好远景。
    　　一九二二年归监禁场所总局系统管辖的有：劳动感化院（即服刑监狱），关押所（即侦查监狱），递解、检疫、隔离监狱（奥廖尔监狱“无力容纳所有难以改造的犯人”，恢复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荣地敞开了牢门的“克列斯特”监狱），劳改农场（刨灌木丛和树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劳动院以及集中营。可谓发达的惩治事业！在监狱里，“每五个定员空位需要安排六个多人，并且有许多这样的院所，那里一个定员空位要容纳三个以上的人员”（第八页）。
    　　我们也可以知道建筑物（监狱和劳动营）的状况：它们破烂不堪，以至连最基本的卫生要求都不能满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楼甚至整个感化院所都不得不关闭”（第十七页）。关于伙食，“一九二一年监禁场所的状况是很困难的：被监禁者没有足够数量的口粮。”“从一九二二年起由于转入了地方预算，监禁场所的物质状况应当认为几乎是灾难性的”（第二页），各地省执委甚至不肯发给被监禁人员足额的口粮。年初国家计委拨给十五万至十五万五千名被监禁人员十万人的口粮，伙食标准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发（四分之三的被监禁者获得的热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个全国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对全部监禁场所的口粮供应。“被监禁人员在饿肚子”（第四十一页）。
    　　国家很想，很想有群岛，只是没东西给它吃！
    　　劳动报酬的价格已经降低了。“物资供储极端不能令人满意……预计恐怕会成为灾难性的”（第四十二页）。“几乎到处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监禁总局系统不低于百分之一。这表示一个冬季将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许还会达到百分之十？
    　　这不能不反映在警卫工作上。“大多数看守人员直截了当地逃离工作岗位，有些做投机买卖，跟被监禁人员进行交易”（第三页）——此外还会盘剥他们多少！“工作人员被饥饿驱使的职务犯罪事件激增”。许多人次行去干待遇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只剩下一个院长和一个看管人员”（可以想象是多么没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范的被监禁人员担任看管”。
    　　不把这个正在死绝的群岛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来，这必须具有怎样的捷尔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对共产主义惩罚事业的信心啊！
    　　结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经是晴朗的新经济政策年代的开始（而距个人迷信时期还相当遥远），拘禁的人数为：三百三十五座劳动营内共有被剥夺目由分子六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内共有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关押所和监狱里共有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处劳改农场里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号。
    　　而这一切还没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算在内！多叫人高兴的增长！灰心丧气分子们丢脸了。党又对了：被监禁者不仅没有死掉，人数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监禁场所还超过了一倍，并没有垮掉。
    　　还有一项关于劳动营内过度拥挤现象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犯人增长的速度超过劳动营组建的速度）。第一百个定员空位的实际容纳量，一九二四年为一百一十二人；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人；一九二六年——一百三十二人；一九二七年——百七十七人卢亲自在里面蹲过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个空位需要容纳一点七七个犯人，营中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包括板铺上的空位、食堂里的饭钵以及营里发的棉背心之类的东西）。
    　　通过劳改营系统的发展，展开了一场对世界各国的“监狱拜物教”发动的一场勇敢的“斗争”，其中也包括对除了监狱之外什么新鲜玩艺儿也没有想出来的早先的俄国。（“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的沙皇政府带着某种特别刻毒的虐待狂发展着它的监狱系统。”）
    　　尽管一九二四年以前在群岛上仍然很少有普通劳动营。那几年占主要比重的是封闭型的监禁场所。以后也没有减少。克雷连科在一九二四年的报告里要求增加特种隔离所的数量，以便关押非劳动者和劳动者中特别危险的分子。（克雷连科本人后来也显然变成了这种分子。）他的这种提法一字不改地写进了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
    　　在跨入“建设时期”的时候（意思是从一九二七年起），“劳动营的作用……（您以为呢？现在，当取得了所有的胜利之后，该如何呢？）……在日益增强——用以对付最危险的敌对分子，暗害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宣传活动。”
    　　总之，群岛不会沉到海底去的，群岛将会存在！
    　　任何群岛的造岛过程都是这样，先是某些支撑地层发生某些看不见的移动，后来在我们眼前才出现地面的景观。在我们的群岛的形成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我们的智力几乎不能理解的极为重要的变动和改换名称。最初是创世时期的混乱状态：监禁场所由三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捷尔任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即“恩克弗德”（彼得罗夫同志）、司法人民委员部（库尔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有时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马上成立的），有时是强迫劳动管理总局，有时又是监狱管理总局。司法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是监狱管理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后来是中央惩治局（一九一八年五月），它下面是各省的惩治处，甚至还有各省处召开的代表大会（一九二O年十一月）。以后改成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央劳动改造局（一九二一）。不用说，这种多头领导对于惩改事业是没有好处的。捷尔任斯基致力于实现统一管理。恰好，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全俄契卡的结合。捷尔任斯基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起兼任了内务人民委员。到了一九二二年，他达到了目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把全部监禁场所统统移交给他的内务人员委员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劳动营的警卫系统也与此平行地进行着改组。最早是共和国对内警卫部队，后来是内勤部队。一九一九年它与全俄肃委兵团合并，捷尔任斯基兼任这支部队的军委主席。（尽管这样，直到一九二四年，有关逃亡事件的频繁，有关工作人员纪律废弛的状况，如酗酒、玩忽职守、只拿钱不办事之类，仍听到不少批评）到一九二四年六月才依照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法令，在押解警卫部队里实行了军事纪律，由海军人民委员部给这支部队补充了兵员。
    　　与此同时，于一九二二年成立了中央指纹登记局和中央役犬及警犬繁育场。
    　　在此期间，苏联监狱管理总局改称为苏联劳改机关管理总局，不久以后又改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下属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该局的局长同时担任苏联押解警卫部队的司令员。
    　　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大动荡啊！牵涉到多少处的楼梯、办公室、哨兵、通行证、印章、招牌啊！
    　　监狱管理总局之子——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就是我们今天的古拉格（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前身。

    　　——————

    第二章　群岛露出海面

    　　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维茨岛把一座白色的教堂举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围绕着一圈由长满赤褐色苔藓的巨圆石垒成的卫城的高墙。灰白色的索洛维茨海鸥不停地在卫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这块净土上似乎还不存在罪孽……这里的自然界似乎还没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龄。——这就是索洛维茨给予普里什文的感觉。
    　　在有我们之前，这一群岛屿便从海水中升起了，在有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地面上便注满了两百多个鱼虾丰富的湖泊；在有我们以前，大雷鸟、野兔、麋鹿迁入了这些岛屿，而这里却从来没有过狐狸、狼和其他猛兽的踪迹。
    　　冰河侵来又退去，把花岗岩的巨圆石堆积在湖泊的四周。湖泊在索洛维茨漆黑如夜的冬季里封冻着；海水在怒号的狂风中激荡着，冰凌在海面上漂浮，有些地方凝结成冰层；北极光映亮了半个天空；然后，天空又渐渐地发白，气候渐渐地变暖；云杉长高，变粗，禽类发出咕咕的低鸣和吱吱的尖叫，幼鹿嗷嗷地长啸。——地球带着世界的历史旋转，一个个的王朝衰亡又兴起，而这里仍是没有猛兽，也没有人类。
    　　诺夫戈罗德人有时在这里登陆，他们把这些岛街划入了奥胞涅日的辖区。卡累利阿人有时也在这里居住。库利科夫大战之后五十年，亦即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前五百年，两位高僧——萨瓦季和佐西马驾着一叶扁舟渡过了珍珠母色的海洋，认定这个没有猛兽的荒岛是一块圣地。他们来后，便出现了索洛维茨修道院：自那时起，先后修建了乌斯宾斯基（圣母升天）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变容）两座大教堂，斧山顶上的“断头”教堂。还有另外的二十来座教堂以及二十来座小礼拜堂。此外有峨尔峨他隐僧修道院，三位一体隐僧修道院，萨瓦季隐僧修道院，穆克萨姆隐僧修道院以及设在偏远地点的独居修道士和苦行修道士居住的孤单的隐庐。在这些岛屿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起初是僧侣们自己，后来还有隶属修道院的农民。用几十条运河把湖泊联接了起来。湖水通过木制的管道流进了修道院。最惊人的工程是，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不可移动的”巨大圆石铺砌在沙滩上，硬在穆克萨姆岛上修筑起一道堤坝（十九世纪）。大小穆克萨姆岛上，开始放牧肥壮的畜群。僧侣们喜爱照料动物，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原来，索洛维茨的土地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富饶的，能够养活这里的好几千居民。菜园里出产着瓷瓷实实的色白味甘的白菜（它
    　　的菜茎享有“索洛维茨苹果”的美称）。所有的菜蔬都是本地产的，
    　　都是好品种。还有自己的花房，甚至栽培着玫瑰。捕鱼业很发达，
    　　有海上捕捞业，有在与海洋隔开的“总主教养鱼池”里的鱼类养殖业。在几百和几十年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自己的谷物磨房，自
    　　己的锯木厂，本地陶窑烧制的器皿，自己的铸铁厂，自己的铁匠
    　　作坊，自己的装订工厂，自己的皮革制作业，自己的马车制造业。
    　　甚至有了自己的发电厂。样式复杂的异型砖和自用的小型海船也
    　　全由自己制造。
    　　然而，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岛上的人民生活却从来没有获得
    　　过独立于军事思想和监狱思想之外的发展，而且也不知道将来能
    　　不能获得这样的发展。
    　　军事思想：决不能允许一些不懂事的僧侣们平平常常地生活
    　　在一些平平常常的岛屿上。这些岛屿位于大帝国的边缘，因而它
    　　们就必须和瑞典人、丹麦人、英国人打仗；因而就需要建起围墙
    　　厚达八米的要塞，建造八座塔楼，开出狭长的炮门，保证大教堂
    　　的钟楼上有良好的观测视界。（修道院确实曾于一八0
    　　八年和一八五四年两次抵御过英国人的进犯，均获得胜利。但在“一六六七年与尼康总主教的支持者发生冲突时，僧人费奥克季斯
    　　特打开了一个暗道，把索洛维茨卫城出卖给沙皇的大臣。）
    　　监狱思想：这太妙了！又是在一个孤独的岛屿上，又有坚固
    　　的石墙！有地方可以禁闭要犯，也有可以责成看管要犯的人。我
    　　们不妨碍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可是他们必须替我们看守囚徒。
    　　（基督教修道院的这种兼职使得多少人的信念遭到破灭！）
    　　萨瓦季在圣岛上登陆的时候想到这个吗？……
    　　这里关押过教会异端分子，也关押过政治异端分子。阿夫拉
    　　米·帕利岑在这里坐过牢（也死在这里）；普希金的舅舅工·汉尼
    　　巴尔因为同情十二月党人也在这里蹲过。扎波罗日军营最后一个
    　　统领卡尔尼舍夫斯基（彼得留拉的遥远的先驱者？）在垂暮之年被关到这里，经过长期监禁，年过百岁之后才获释放。
    　　然而所有那些人几乎是可以按名字数出来的。不过索洛维茨修道院的古代史在我们苏维埃时代亦即在索洛维茨劳改营时代被披上了一件神话的罩衣，它哄骗了参考指南和历史记述的编写者，因而我们今天在某些书里看到索洛维茨监狱是刑讯监狱的说法。据说这里又有拷问架的吊钩，又有皮鞭，又有烙铁之类。实际上，俄国一般的修道院囚牢里根本没有这些伊丽莎白时代以前的刑讯监狱或西方宗教裁判所里使用的刑具。这全是一个不老实的并且一窍不通的研究者捏造出来的。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他就是小丑伊万诺夫，营里的外号是“反宗教杆菌”。此人原是诺夫戈罗德大主教的仆役，因为把教堂珍品盗卖给瑞典人而被捕。一九二五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他上窜下跳，千方百计地逃避一般劳动，以便保住性命。他干上了在犯人中进行反宗教宣传的专业，当然也变成了情侦科（情报侦查科。就取了这样一个坦率的名称）的人员。不仅如此，他还推测说僧侣们一定在这里埋藏了许多珍宝，使得劳动营的领导们都动了心，于是组成了一个由他带领的发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挖了好几个月。——呜呼，僧侣们欺哄了反宗教杆菌的心理学推想：他们在索洛维茨什么珍宝也没有埋藏。伊万诺夫为了光荣下台，便把在地下修筑的庶务、贮藏、防卫等用途的房屋解释成为监禁和刑讯的场所。据他说，经过了那么多的世纪，细小的刑具自然未能留下来，但是有一个钩子（是吊肉胴用的）就足以证明这里曾有过拷问架。至于为什么十九世纪的酷刑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就比较难以说出理由。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索洛维茨监狱的制度，自上一世纪起，变得大大地温和了。”反宗教杆菌的这一“发现”非常合乎时宜，也使大失所望的长官们多少得到一点安慰。文章刊登在《索洛维茨群岛》上，后来又由索洛维茨印刷厂印成单行本，从此便十分成功地熏黑了历史的真相。（索洛维茨的繁荣昌盛的修道院革命前驰名全国，极受人们尊重，所以小丑耍的这一套把戏更被认为是适合形势的需要。）
    　　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对这些不怀好意的僧侣寄生虫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给修道院派去一些政委和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宣布把修道院改为国营农场，命令僧侣们少祷告，多为工农劳动。僧侣们整日劳动。由于他们对于下网的时间和地点具有特殊的知识，能够捕到味道非同寻常的鲜鱼。这些鲱鱼全运到了莫斯科，送上了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然而修道院里的珍宝，尤其是集中在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大量珍品，使外来的领导和训导干部心中不能平静：这么多的珍珠宝贝作为呆滞的宗教货物积存在这里，未能转入劳动者（他们）的手中。他们此时便采取了一个与刑法典稍有抵触而与剥夺非劳动者财产的总精神完全符合的手段——在修道院里放了一把火（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建筑物损坏了，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许多珍宝不见了。而主要的是，所有的登记帐簿都烧掉了，没有办法查清究竟损失了多少东西，什么东西。
    　　用不着进行什么侦查，革命的法律意识（嗅觉）还不能提醒我们该怎么办吗？烧毁修道院的罪犯不是僧侣这帮黑色的狗东西还能是谁？把他们统统撵到大陆上去！把北方特种营统统迁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八十高龄甚至百岁的老僧们跪下恳求留他们死在这块“圣土”上，可是当局以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将他们一概扫地出门，只留下最必需的人员：渔业队；穆克萨姆岛上的畜牧专家；会酿白菜的梅福季神甫；铸铁匠人萨姆逊神甫；还有另一些有类似用途的神甫。（在卫城里拨给他们一个与劳动营隔开的角落，有单独出入口——鲱鱼门。他们被称为“劳动公社”，但是为了照顾他们受毒太深的实际状况，把坐落在墓地上的奥努弗里教堂留给他们，让他们在里面做祷告。）
    　　囚犯们时常爱说的一句谚语：“圣地不愁没人住”，果真变成了现实。钟声沉寂了，神灯和香火熄灭了，再也听不到弥撒和彻夜祈祷的声音，再也没有人昼夜不停地喃喃诵经，圣像壁毁坏了（只有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的还保存着）。可是，身穿拖到脚后跟的超长下摆军大衣、缝着带特殊标志的黑色袖章和领章、头带没有五角星的黑箍制帽的英勇的契卡工作人员，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来到这些岛上，在这里创建了一座森严的模范劳动营——工农共和国的骄傲。
    　　连这些具有阶级性的集中营那时也被认为是不够严格的了。于是，一九二一年创建了“北方特种劳动营”，缩写是C几OH（“大象”），归肃委管辖。第一批这种营地出现在彼尔托敏斯克、霍尔莫哥雷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严但是这些地点显然被认为是难以警戒的，从长远看来不适于犯人的大量聚集。首长们的视线自然地转向了离它们不远的索洛维茨群岛。那里已经有现成而完善的经济设施，有石砌的建筑物，距离大陆二十至四十公里，这对于监狱管理人员说来是够近了，对于逃犯说来是够远了。而且有半年时间和大陆断绝联系——是一颗比萨哈林岛还要难啃的核桃。
    　　对于“特种”两个字的含义，各种条例中还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但是索洛维茨劳动营营长艾赫曼斯当然在卢宾卡得到了口头的说明，来到岛上，又对自己亲近的助手们做了传达。
    　　索洛维茨的故事现在也许不会使以前的犯人甚至六十年代的普通人感到惊奇了。但是请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契诃夫时代及契柯夫以后时代的俄国人，一个号称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即二十世纪录订十年的人，一个当时教育出来的尽管受过国内战争的震荡但仍习惯于人们应有的食物、衣服和口头交往规范的人，然后再请他跨进索洛维茨的大门克姆佩朋克特——克姆中转站吧。这个递解站设在既没有一棵乔木也没有一丛灌木的荒芜的神父岛上，它靠一道堤坝与大陆相连。他在这个光秃肮脏的畜圈里首先见到的是检疫隔离连（当时犯人们编成“连队”，还没有“作业班”）。人们身上穿的是……麻袋！普普通通的麻袋：下面露着腿，好象穿着裙子。上半截为头和双手挖了洞。（亏他们想得出来。可是没有俄罗斯的机智克服不了的难题！）新来的犯人，当他还有自己的衣袋的时候，可以暂时躲过这条麻袋，可是他对这个麻袋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就会看见传奇般的骑兵大尉库里尔科。
    　　库里尔科（别洛博罗多夫也和他一样）出现在解犯纵队面前的时候，也是穿着缝着吓人的黑袖章的契卡人员的长下摆的军大衣、黑袖章缠在陈旧的俄国军服料子上显得特别古怪，好像是死亡的徽志。他跳上一只木桶或者别的什么合适的高台，对新来的犯人们发出突如其来的刺耳的狂叫：“喂-！都听着！这地方不是索（苏）-维埃共和国，这地方是索-洛维茨共和国！你们要放明白点！索洛维茨这块地面上，检察长的脚还没有踩上过！他也永远踩不上来！你们要知道，把你们送到这里来，不是要你们改造！天生的罗锅子，改不过来了！告诉你们我们这儿的规矩：我说‘起立’，就起立！我说‘趴下’，就趴下！给家里的信要这么写：活着、健康、对一切都满意！完啦！……”
    　　瞠目结舌的名门贵族、京城的知识分子、神甫、毛拉和愚昧无知的中亚人恭听着这一番从未听过、见过、读过的训话。没能在国内战争中出名的库里尔科现在以这种历史性的特殊方式把自己的大名写进俄国的史册。随着每一句恰到好处的叫嚣和训词，他的劲头越来越大；更有无数新的更加锋利的叫嚣和训词不断地脱口而出。
    　　在自我陶醉和滔滔不绝地喊叫声中（可是他内心却在幸灾乐祸地想着：你们这些书生，我们跟布尔什维克打仗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你们想避风头吗？结果被人家揪到这里来了。这就是给你们狗屎不如的中立主义的报酬！而我们也能跟布尔什维克交朋友，我01是干实事的人！），库里尔科会这样地开始他的教练；
    　　“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再来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你们喊‘首长好！’声音要大，要叫全索洛维茨群岛，要叫海峡对面都能听到。两百人一齐喊，要能把墙都震塌！！！再喊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
    　　库里尔科盯着要每一个人都使劲喊，直到喊得累趴下，才转入下一个科目——全连围着柱子跑步：
    　　“腿抬高！……腿抬高！”
    　　到这时候，连他自己也不好受了，连他自己也像是演到第五幕最后一次谋害之前的演员了。经过半小时操练后，他用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喉咙向正在和已经东倒西歪地瘫在地下的人们许下了一个愿，这句话一语道破了索洛夫卡的实质：
    　　“我将来要强迫你们吸死人的鼻涕！”
    　　而这仅仅是为了摧毁新来者的意志的第一次操练。下一步将是命令他们睡在腐朽发黑的木板工棚的光板地上。这还没有什么，只要给班长一点贿赂，就能把他塞到铺板上去。其他的人将要在板铺之间的过道里站一个通宵（犯了过错的人还得站在便桶和墙壁之间）。
    　　这还是在极幸福的“大转变的一年”以前，在产生个人迷信以前，在政策被歪曲和被破坏以前的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发生的事……（从一九二七年起，增加了一项，就是板铺全归盗窃犯们占有，他们把自己身上的虱子弹向站在地下的知识分子们。）
    　　在等候“格列布·博基号”轮船期间，他们还需要在克姆中转站从事一段劳动。其中有的人将要被逼着围绕一根柱子跑步，嘴里还要不断地喊：“我是懒虫！我不爱劳动！我瞎捣乱！”一个工程师提便桶时摔了一跤，洒了一身粪尿，他们把他关在工棚外面，让脏东西在他身上结冰。在这以后，听到的将是押解队的吼叫：“不许掉队！我们不警告就会开枪！齐步走！”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拉枪栓的声音“想找麻烦吗！”冬天押着他们在冰层上步行，犯人还要自己拖着小船，以便在没有封冻的海面上乘着它渡过去。开冻以后就把他们装进轮船舱，塞得那么满，以致到达索洛维茨之前必然有人憋死，连赭红色围墙中的雪白的修道院也来不及看到一眼。
    　　新来的犯人到达索洛维茨后，大约在几小时之内就能经历到入营澡房里的一场恶作剧：他脱光衣服，第一位服务员在盛着绿色肥皂水的大木桶里蘸一下刷帚，在他身上涂蹭；第二位服务员上来一拳把他推到斜木板或台阶下的什么地方；那里有第三位服务员拿一桶水朝这个惊呆了的人身上泼来；第四位马上把他推到穿衣间。已经有人从上面把他的“破烂”乱七八糟地扔在那里了。（从这个恶作剧里可以预见到整个古拉格的面貌，包括它办事的速度和对人的价值的态度。）
    　　新来者就是这样吞进索洛维茨精神的。这个精神全国还不知道，这是正在索洛维茨酝酿中的未来的群岛的精神。
    　　新来者在这里也能见到穿麻袋的人；有的人穿着普通的“自由人”衣服，新的、破的都有；有的穿着用军大衣粗呢料子做的索洛维茨式外套（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地位高贵的标志。营地行政人员才穿这样的衣服），带着用同样呢料制成的“索洛维茨帽”；他忽然看见，囚犯当中走着一个穿—……燕尾眼的人！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谁也不朝他扭过身去，也没有人笑。（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原来的一身穿破为止。这个倒霉的先生是在“大都会”饭店”被捕的，那只好请他穿着燕尾服将就熬完刑期了。）
    　　《索洛维茨群岛》杂志（1930年，N01）上说，领取标准服装是“许多犯人的幻想”。只有在儿童教养院里才发给全套的公家服装。举个例子说，一个女犯是什么也领不到的，无论内衣、长袜还是包头布。抓住了一个穿着单布连衣裙的大婶，那就请她穿着它度过北极圈内的严冬吧。因此许多犯人蹲在连队的宿舍里，身上只有一件内衣。当局也不撵这样的人出去上工。
    　　公家的衣服如此珍贵，所以在索洛维茨对于以下的场面谁也不觉得希奇或野蛮：隆冬季节，囚犯们在卫城附近脱掉衣服鞋袜，把全套服装整整齐齐上缴给公家，然后光着身子跟到二百米外的另一堆人中间，在那里另外发给他一套衣裳。这一套手续表示：他们正由卫城管理处移交给费利蒙诺沃铁路支线管理处产但是，如果让他们穿着衣服移交，接收单位可能不把衣服还回来，或者以坏换好，暗中掉包。
    　　还有另一个冬季的场面，事由不同，但风尚一致。他们查明卫生科的医院不符合卫生要求，命令用开水烫洗。但把病人放到哪里去？卫城内所有的房屋都挤得满满的。索洛维茨群岛的人口密度超过比利时（索洛维茨卫城内的密度又如何？）。于是把所有的病人用被子兜着抬到雪地里，放三个小时。洗完了再拖回来。
    　　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新来者是白银时代教育的产儿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还是一无所知呢！他在这里看到：身穿用军大衣料子做的粗呢制服的班长们互相之间以及对着连首长以端正的军人姿势行军礼，可是正是他们手里拿着长根子——即所谓“制子”“（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人懂得的动词：挨制子）驱赶着自己的工人去上工。他在这里看到：雪橇和大车不是用马拉的，而是用人拉（几个人拉一辆），并且还有一个专门名词——“马临代”（马的！临时代理人）。
    　　他还会从别的索洛维汉人嘴里听到一些比眼见的更可怕的事。人们会向他说出一个阴森的字眼“谢基尔卡脚、这指的是斧山。山顶上有一座两层的大教堂，禁闭室就设在里边。关禁闭的待遇是：两面墙壁之间装着几根胳膊粗细的树根。受处分的囚犯整个白天都要坐在这几根树棍上（夜晚躺在地上，但因过于拥挤，只能人深人）。树棍安装的高度正好使犯人两脚挨不着地面。保持平衡并非那么容易，所以囚犯整个白天就得使劲支撑着，如果掉下来，看守就跑进来揍人。还有：带到外面，让他站在三百六十五级的石阶的上端（从大教堂通往湖边，是僧侣们建造的）；把他从头到脚捆在一根圆木上，以便加重分量，然后横放，沿石阶推下去（中途没有一处平台，台阶十分陡峭，捆着人的圆木停不下来）。
    　　嗯，树棍其实无需到斧山上去找，卫城里的永远挤得水泄不通的禁闭室里也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把你放在一块有尖脊的巨国石上，在那上面呆牢也是不容易的。夏天叫做“坐树墩”，意思是光着身子喂蚊子。但是这时需要派人监视受罚者，如果把他扒光再把他捆到树干上，就可以由蚊子自己去完成任务。还有——把整连人拉到雪地里，叫他在那里受罚。还有——把犯人赶进湖边的烂泥洼里，让他在齐脖子深的烂泥里呆着。还有一种方法：把马套进空辕杆，把受罚者的双腿系在辕杆上，警卫队士兵骑上马背，策马在伐林残址上奔跑，直到马后的呻吟和呼叫声听不到为止。
    　　新来者没有开始索洛维茨的生活，没有开始服他的等于无期的三年刑期，就已经在精神上被压垮了。但是如果当代的读者用一根指头指着说：瞧，这是公开的杀人体制，死亡营！那你就过于匆忙了。哎，我们才不这么简单！在这第一个试验场上，以及在后来的其他场所，包括规模最大的营地，我们不是公开行动的，而是采取多层次的、混合的方式，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顺利，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长久。
    　　忽然，一条威风凛凛的汉子骑着一头山羊走进卫城的城门。他的神气很庄重，也没有人笑话他。他是什么人？为什么骑山羊？这个人叫杰格佳廖夫，过去是放牛的。（请勿与自由人杰格佳廖夫——索洛维茨群岛部队首长混淆。）他本来要求给他一匹马，可是索洛维茨马很少，就给了他一头山羊。但是他凭什么赢得了这个荣誉？因为他放过牛吗？不，他现在是树木苗圃主任。他在这里，在索洛维茨，正培育着远方的外国树种。
    　　从这个山羊骑士身上便开始了一首索洛维茨的幻想曲。索洛维茨僧侣搞起来的简单而合理的蔬菜种植业全被破坏了，连菜也快没有吃的了，为什么偏要培育外国树种不可？可是你要知道，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引种异国树木可以表明索洛维茨也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在改造世界呀，有建设新生活呀！但是种子、资金从哪里来？问题恰巧在这里：有钱为苗圃买种子，而给伐木工人吃饭偏偏就没有钱了（这时候伙食还不是按定量供给的，而是按经费多少提供的）。
    　　还有考古发掘工作呢？对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发掘委员会。了解过去对于我们是一件有很重要意义的事情。
    　　劳动营管理处对面有一个花坛，那上面镶砌着一头很可爱的大象，象背的披衣上镶嵌出一个字母“y”。另外在当做这个北方国家的货币使用的索洛维茨流通券的票面上，也印着同样的画形谜。这是多么愉快的家庭假面舞会啊！这里的一切不是很可爱吗？调皮鬼库里尔科人成只是吓唬我们吧？
    　　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内多年流通着稳定的货币。特殊的货币有助于把这些劳改营更好地与世隔绝。甚至各级行政及警卫人员，更不用说犯人，都要把他们持有的全部苏联货币交出来，换取订成小本的“结算票”（厚纸，有水冲，面值为二、五、二十、五十戈比，一、三、五卢布。不同发行年代的票子有不同的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的签字——博基、科甘或者M．贝尔曼。在营内私藏国家货币应判枪决。（这种严厉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为逃跑制造困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有劳改营范围内，一切帐目都是用这种票子清算。释放时（如果有这个时候的话……）持有者拿它换回国家货币。一九二三年后劳改营数量激增，所有这类票券都取消了。（M·M·贝科夫提供。）
    　　瞧我们还有自己的杂志——也叫《大象》（一九二四年创刊，最初几期是打字的，从第九期开始在修道院印刷厂排印），一九二五年改称《索洛维茨群岛》，二百份，甚至还有一种附刊——《新索洛维茨报》（让我们与可恶的僧侣时代彻底决裂！）一九二六年起改为全国发行，庞大的印数，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二十年代是不把索洛维茨藏起来的，甚至不断地在人们耳边絮叨它。公开地耍索洛维茨牌，公开地以索洛维茨自豪（有过自豪的勇气！），苏联歌曲中提它，游艺演出的说唱段子里拿它逗笑。要知道阶级正在消失（消失到哪儿去？），索洛维茨也快到头了。
    　　对杂志的审查工作甚为浮皮潦草，犯人们（据格鲁波科夫斯基说）写了一首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的打油诗，竟然通过了！后来他们又从索洛维汉剧场的舞台上面对着前来视察的格列布·博基演唱：
    　　博基、费尔德曼、瓦西里耶夫和武尔
    　　答应给我们一大口袋厚礼……
    　　——首长听得高兴1（心里确是美滋滋的！尽管你大学没上完，照样在历史上留名。）副歌是：
    　　谁把索洛维茨赏给了我们，
    　　请你们务必亲自光临。
    　　和我们一起呆上三年五载，
    　　将来回想保险愉快。
    　　——首长们捧腹大笑！爱听（谁能猜到其中的预言？……）
    　　但是一九二七年杂志就停刊了：当局表示没有心思开这个玩笑。一九二九年，当索洛维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全国劳改营整个转入再教育的方向以后，杂志又复刊了，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
    　　胆大妄为的舍普钦斯基（被处决的将军的儿子）当时在大门口挂出一条横幅标语：
    　　“索洛维茨要为工农服务！”
    　　（要知道，这也是预言！但是这东西他们不喜欢，猜出来了，叫人拿掉了。）
    　　话剧团演员穿着用神甫法衣改制的戏装。《铁轨轰鸣》。舞台上是一对对七扭八歪地跳着狐步舞的人们（作垂死挣扎的西方）和画在背景上的胜利的红色锻炉（“我们”）。
    　　幻想般的世界！看来库里尔科这坏蛋果真是在开玩笑！……
    　　此外还有一个索洛维茨地志学会，它出版自己的研究报告，在那里发表的有关于别具一格的十六世纪建筑艺术，关于索洛维茨动物志等方面的论文。文章写得周密翔实，显示出忠实于科学的精神，对所研究的对象怀着脉脉的深情，好像作者是一些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来到这些岛上的悠闲而怪病的科学家，而不是已经经历过卢宾卡的、整日担心上斧山、喂蚊子、被“拖尸”的囚犯。索洛维茨的兽类和禽类，也具有和这些忠厚的地志考察者同样的精神，竟没有绝种，没有被猎尽，没有被驱赶到别处，甚至没有受到惊吓——一九二八年还有成窝的野兔满不在乎地走到大路旁边，好奇地注视着把囚犯押送到安泽尔的情景。
    　　野兔没有被打光，是什么原因？人们向新来者解释说：小兽和飞禽在这里是不怕人的，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道命令：“爱惜子弹，除向犯人外，不准开枪！”
    　　这么说来所有的恐吓不过是玩笑华！但是——“让开！让开！”——在像涅瓦大街一样热闹的白天的卫城大院里，有人大声吆喝。三个有着嗜毒者面容的浪荡公子似的年轻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不是用“制子”而是用马鞭驱散囚犯的人群）拖着一个只穿内衣的浑身瘫软的瘦削的人，快步地往前走。这个人的面孔实在可怕——它竟像液体一样往下流淌！这就是所谓“拖到钟楼底下”。他们把他推进这个小门洞，然后朝后脑勺开枪。陡直的台阶通往下方，这个人沿着它滚下去，一次足可以填进七、八人之多。事后派人来把尸首拖走，再打发几名女犯（这些是出走到君主坦丁堡的那些人的母亲和妻子；她们是自己不肯放弃信仰也不许改变她们的子女的信仰的宗教徒）来擦洗台阶。
    　　为什么要这样？不能在夜间——悄悄地干？但是为什么要悄悄地？那样子弹就会白白地浪费了。在白天，当着稠密的人群，子弹能发挥教育作用。一枪的效果等于打死十个。
    　　也有另一种枪毙方法——直接在奥努弗里墓地上，在女犯宿舍（原来是朝圣女香客的客房）背后。因而女犯宿舍旁边那条路就叫做行刑路。在当时你可以看到，在冬天的雪地里，一个光着脚只穿内衣（不，这不是为了对他用刑，这是为了不糟蹋靴子和外衣）、双手被铁丝反绑着的人被带到这里来户犯人昂首挺胸，不用手拿着，而是叼在嘴唇上吸着他一生最后的一支香烟。（据这种神态，可以判断他是一名军官。要知道，这里有度过七年战场生活的人。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是历史学家B·A·波托的儿子。派工员问他的职业，他耸耸肩膀说：“机枪手。”由于年纪小，又碰上国内战争的高潮，他没有来得及获得另外的职业。）
    　　幻想般的世界！事情有时候会是这样。历史中许多事情是重复的，但在短暂的期间或有限的地点也存在一些空前绝后的结合。其一例是我国的新经济政策。早期的索洛维茨也是一例。
    　　对这里的成千上万的犯人，只派了数量很少的契卡工作人员来监管。（就连这些人来这里也是半受处分的性质。）总共才二十至四十名。（最初没有考虑到要来这么多犯人，但是莫斯科一个劲儿地往这里送，送，送。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为止，仅仅是头半年，单在一个十三连——一般劳动连，队尾报数时就已经喊道：“376！十路横队！”这说明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人。十二连也这么庞大。号称“万人坑”的十七连就更大了。除了卫城之外，已经有了几处派遣点——萨瓦季耶沃、费利蒙诺沃、穆克萨姆、三位—·体修道院、“小野兔”——野兔列岛。）截至一九二八年，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一万六千。而犯人当中有多少“机枪手？”有多少久经行伍的老兵油子？况且从一九二六年起形形色色的老牌刑事惯犯也源源而来。怎么样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不能暴动？
    　　只有用恐怖！只有用斧山！用树棍！用蚊子！在树墩中间“拖尸”！白昼的枪决！莫斯科往这里遣送犯人时不考虑本地的力量，但是莫斯科也没有用任何虚伪的规章限制自己的契卡人员：只要是为维护秩序，不管什么事，做了就是做了。当真是永远不会有一个检察长踏上索洛维茨的地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件镶着玻璃珠的薄纱外衣呢？——平等的时代！新索洛维茨！犯人的自我警卫！自我监督！自我管制！连干部、排干部、班干部全是来自犯人。又是业余文艺活动，又是自我娱乐！
    　　被恐怖和玻璃珠笼罩着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什么人？世袭贵族。职业军人。哲学家。科学家。美术家。演员。高等法政学校学生。
    　　以下是幸存者记忆中保留的少数索洛维茨人的名单：希林斯卡妮-沙赫玛托娃、沙霍夫斯卡娅、菲茨图姆、杰利维格、巴格拉图尼、阿索齐阿尼-艾里斯托夫，戈舍龙·德·拉·福斯，西维尔斯、奥索尔金、克劳德、巴赫鲁申、阿克萨科夫，科马罗夫斯基、沃伊科夫，瓦德博利斯基，翁里雅尔斯基，B·列瓦绍夫、沃尔科夫、罗金诺-罗金斯基，古多维奇，陶贝、穆罗姆采夫。前立宪民主党领袖涅克拉索夫（是他吗？）。财政学家奥泽洛夫教授。法学家博罗金教授。心理学家苏哈诺夫教授。哲学家——梅耶尔教授、阿斯科尔多夫教授、丹扎斯，神智学者苗布斯。历史学家——安齐费罗夫、普里谢尔科夫、戈尔登、扎奥泽尔斯基、瓦先科。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蔡特林。语言学家安尼奇科夫。东方学者皮古列夫斯卡娅。鸟类学家波里亚科夫。美术家布拉兹、斯莫特里茨基。演员——卡卢金（亚历山大剧院），格卢博科夫斯基（科罗连科的侄子）。王十年代索洛维茨关闭以前，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父也在这里蹲过。
    　　由于教养，由于传统，他们太骄傲，所以决不会显出沮丧和恐惧，决不会嚎哭，连在朋友们面前也不诉苦。永远带着微笑是好风度的表现，即使是在走向刑场的时候。好像这个孤悬在咆啸的大海中的北极监狱只是野餐中发生的一次小小的误会。尽情地开开玩笑吧，尽情地对狱吏们进行嘲弄吧。
    　　于是，流通券和花坛上出现了“大象”。于是，出现了当马骑的山羊。如果七连的成员都是搞艺术的，它的连长准会叫做“孔斯特”；如果什么人的外号叫伯瑞雅戈达，他一定是浆果干制组的组长。于是，就有了和杂志审查员糊涂虫开的那些玩笑。于是，就编出了各种小调。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奥索尔金喜欢在散步时开玩笑说：“在岛上CommentvonsporteZvous？”——“ALagercommeaLager。”（“您在岛上身体可好？”——“在营里就是这样。”）（法语）
    　　这一类小玩笑，这种故意显示的独立无羁的贵族精神最使陷入半野兽状态的索洛维茨狱吏们恼火。有一次他们决定枪毙奥索尔金。正在这一天，他的年轻的妻子（他本人也不到四十岁）登上了索洛维茨的码头！奥索尔金请求狱吏们不要让这次探视伤他妻子的心。他答应只留妻子在这里呆三天，她一离开，就枪毙好了。瞧瞧人家的自制力。我们咒骂贵族，结果自己却把这种自制力丢光了。有点小灾小难，小小的痛苦，就龇牙咧嘴。而人家一连三天和妻子在一起，都不让她看出一点痕迹，不做一句暗示！没有一声低沉的语调！眼神里没有一丝阴影！只有一次（他的妻子还活着，她回忆说），当他们沿着圣湖散步时，她猛一回头，看见丈夫痛苦地抱住头。“你怎么啦？”“没有什么。”他马上变得开朗起来。她本来还可以多留几天，但他说服她离开。当轮船驶离码头的时候，他已经脱掉衣服，等待枪毙了。
    　　但是要知道，总算还有人赠给他们这三天。奥索尔金的这个三天，以及另外一些事例，表明索洛维茨的管理制度当时还没有披上“体系”的错甲。它给人的印象是：索洛维茨的空气是已经达到极端的残忍和几乎还是憨厚的模糊状态的奇异的混合物。当时还模模糊糊：这一切将来会如何？索洛维茨的特征哪一些正变成伟大的群岛的萌芽，哪一些一出土就注定要枯死？总之索洛维茨人对这件事还没有坚定的共同信念：他们经管的北极奥斯威辛炼人炉已经点燃，它的炉膛已经对所有运到此地的人开放（而实际上正是这样……）。当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所有人的刑期都短得要命：十年的很少见，连五年的已不常有，老是三年、三年。当时的人还不会玩法律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按紧再放开，放开再按紧。“这一切将来会如何？”——这种鸿蒙初辟时代的混沌状态对于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不可能毫无影响。即使对于狱吏，也会稍有影响。
    　　不管到处公开宣扬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句多么鲜明：敌人唯一应得的命运就是被消灭！但当时的人仍然不能设想这种对每一个有头发、眼睛、嘴巴、脖子、肩膀的具体的两足个体的消灭。他可以相信阶级正在被消灭，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们还是应当留下的，不是吗？……在另外一些比较宽厚和含混的概念的熏陶下成长的俄国人的眼睛，就像透过度数不对的眼镜片看东西一样，总是不能准确地看清这种残酷的学说的词句。“恐怖月”、“恐怖年”好像还是不久前公开宣布过的，但是人们就是不肯相信会有这等事。
    　　群岛的这几个最初的岛屿也受到了这个五光十色的二十年代中期特有的不隐定性的感染。当时全国还弄不清楚，那些事全不许干了吗？或者相反，正好从现在起什么事都许干了？老脑筋的俄罗斯还是非常相信那些热烈的词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冷漠无情的人心里早就有了底，只有他们知道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打破这个局面。
    　　教堂的圆顶毁于大火，但石砌的墙体是永恒的……人们在天涯海角开垦了田地，但如今却荒芜了。永不平静的大海色彩变化万端。寂静的湖泊。不害怕人类的动物。残忍无情的人们。信天翁带着群岛的第一个岛屿的秘密飞往比斯开湾过冬。但是它们不会把这信息告诉海滨浴场上无忧无虑的人们，不会告诉欧洲的任何人。
    　　幻境般的世界……为时不长的主要幻景之一就是：营中的生活是操纵在……白卫军官们的手里。所以库里尔科并不是偶然现象。
    　　情况是这样的。在整个卫城里，唯一有自由人身分的契卡人员就是全营值班员。看大门（那里没有了望塔）、岛上巡逻、抓逃犯全由警卫队负责。警卫队里除了自由人，还招收普通的杀人犯、伪造货币者、其他刑事惯犯（但不要小偷）参加。可是整个的内部组织工作由谁来搞？谁来经管行政科？谁来当连长、班长？总不能让神甫、教派分子、耐普曼、学者和大学生（这里也有不少大学生，但是索洛维茨犯人头上如果带着一顶大学生制帽，就被认为是挑衅和放肆，是招灾的标记和枪毙的申请）。最胜任这些工作的当然是前军人。而在这里除了白军军官还有什么人？这样，在契卡人员和白卫军官之间——既非互相勾结也不见得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就形成了索洛维茨的合作。
    　　双方的原则性都跑到哪里去了？奇怪吗？惊人吗？只有那种搞惯了阶级分析而不会用别样方式进行思考的人才觉得惊讶。但是对于这样的分析家，世界上第一件事情都一定是奇怪的，因为世界和人类永远也不会适合他事先准备好的框框。
    　　既然上级不给红色名额，索洛维茨的狱吏们连魔鬼也会找来替他们办事。这是符合规定的：犯人应实行自我监督（自我压迫）。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人可以委托呢？
    　　对于永恒的军官——“军界精英”——说来，哪怕是劳动营内生活（营内压迫）的组织大权，也怎么能轻轻放过呢？怎么能顺从地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别的什么人笨手笨脚、马马虎虎地承办这件事呢？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探讨过肩章对人心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你们以后再瞧吧。到了红色指挥员们被关进来的那一天，你看看他们是怎样地拚命往警卫队里钻吧。看看他们是怎样巴不得捞到一支看守员的步枪吧。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重新取得信任！……我已经说过：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召募我们去当他的御林军呢？……）是的，白卫军官们也许会这样想：反正是完了。既然全完了，那还在乎什么！也可能有这种想法；“搞得越糟越好”，我们帮你们制造一个在我们的俄国从未见过的兽性的索洛维茨，好让你们臭名远扬。还可能这样想：我们的伙伴们什么都同意了，那么我干什么好呢？难道像神父那样到仓库里去当会计吗？
    　　然而索洛维茨的主要幻景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白卫军官们占据了索洛维茨的行政科以后，竟然和契卡人员争斗起来！劳动营从外面说是你们的，从里面说是我们的。决定谁在哪里劳动，派到哪里去，是行政科的事。我们不干涉外部的事，你们也不要干涉内部的事。
    　　这怎么行呢？要知道，整个劳动营内部必须普遍安插情报侦查科的眼线！情报侦查科是营内占第一位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当时的行动特派员也是由犯人中选派的，这可以说是自我监督的最高成就！）白卫军官们掌握的行政科专门跟它对着干！其它部门，如在后来的劳改营里变得十分重要的文教、卫生两科，当时还是既薄弱又可怜的。以H·弗连克尔为首的经济科也仅是混饭吃而已。它跟外部世界进行着“贸易”，主管着实际并不存在的“工业”；日后发达昌盛的门道，当时还没有找准。因此斗得起劲的就是情报侦查科和行政科这两派势力。这种斗争从一进克姆佩朋克特就开始了：新押送来的诗人亚·雅罗斯拉夫斯基走到班长身边，咬着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班长用军人的清楚的口齿向他大声吼道：“你原先是个暗的，以后就当明的吧！”
    　　斧山、禁闭室、告密材料、犯人的个人档案都在情报侦查科手里，提前释放或是枪毙都由他们做主。他们还负责对书信和食物包裹的检查。行政科负责分派劳动、岛内的调动和向岛外的遣送。
    　　行政科查出谁是眼线，就把他遣送出去。眼线被捉拿的时候，逃到情报侦查科的屋子里躲起来。他们硬是追到那里，砸门而入，把眼线拽出来强行押解出去。
    　　眼线们被派遣到康德岛的伐木场。幻想般的故事在那里仍继续着，被揭穿了因而变成了废物的眼线们在康德岛上出版报头叫做《斯图卡奇》的壁报。他们在那上面怀着感伤的幽默进一步互相揭底，例如兜出某某过去是上头宠爱的“大红人”之类的劣迹。
    　　情侦科的头子们这时就针锋相对地对行政科的热心分子们提起诉讼，增加他们的刑期，送上斧山。但是他们的行动遇到一个麻烦，暴露了身份的秘密人员，按那些年的解释，应该称做罪犯规事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公职人员泄露不应公开的情报”——不论此项泄露是否由于他的意愿而发生，也不论他担任的是多大的职务）。情侦科不能保护和挽救败露了的眼线。出了事——自己负责。遣送康德岛的作法几乎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情侦科和行政科之间“敌对行动”的顶点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当时白卫军官们冲进了情侦科，砸开了保险柜，取出并且公布了全部眼线的名单。从此这些眼线们全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罪犯！在这以后，行政科的势力一年比一年不行了；前军官越来越少，安插进去的刑事犯越来越多（例如，在轰动一时的列宁格勒暴徒审判后关进来的“丘巴罗夫集团成员”）。最后，行政科逐渐地被制服了产
    　　到了三十年代，营地的新时代开始了。这时连索洛维茨也不再是索洛维茨，而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劳动改造营”。一颗黑星——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家纳夫塔利·弗连克尔——正在天空升起，他的公式变成了群岛的最高法规：
    　　“我们必须在头三个月中就榨取出犯人的一切，过后他对我们就没有用了！”
    　　萨瓦季和格尔曼，还有佐西马，你们都在哪里？是谁出的主意要在这既不能畜牧，也不能捕鱼，粮食蔬菜也不能生长的北极圈附近定居的？
    　　噢，毁坏繁荣的大地的行家们啊！你们竟能这么迅速地，仅在一两年之内，就导致一份模范的修道院产业全面的不可挽回的衰败！这是怎样做到的？是抢光运走了？还是全在原地糟塌净了？有几千双空闲的手，却不能从肥美的土地里取得任何东西，这也颇不容易！
    　　只有自由人才能吃到牛奶、酸奶油，不错，还有鲜肉，还有梅福季神父种植的出类拔萃的大白菜。而犯人们吃的却是腌咸的或风干的烂鳕鱼；用大麦粉料或黍子煮的连土豆也不放的稀场。白菜汤或红菜场从来没有见过，其结果就是出现坏血病，甚至“办公室连”的犯人也全部长脓疮，那些干一般菊新的镜不用说了。从远地派遣点押送回营的犯人队伍变成了“匍匐大队”（从码头上真的是四肢贴地爬行着回来）。
    　　家里汇来的钱，一个月准许用九卢布。在格尔曼小礼拜堂里开设了一间小卖部。食物包裹一个月许可寄来一次，由情侦科拆包。如果不给他们送贿赂，就会宣布包裹中许多东西不合规定，如麦片等，不能给你。尼古拉教堂和乌斯宾斯基大教堂里的板铺越长越高——一直长到了四层。在贴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见照片6y的宿舍里住的第十三连，也不比这里宽敞。下工回来的时候，三千五百人一起涌向这个门洞，请想象一下在这人口处挤成什么样子。到锅炉房打开水要排一个钟头的队。每礼拜六的晚点名要拖到深夜（如同以前的晚祷……）。对于卫生当然是特别注意的：强迫犯人们把头发推光，把胡子剃掉（所有的神父也一律照办）。此外，长衣服的下摆都要剪掉（尤其是僧袍），因为据说它们是传染疾病的主要来源（而契卡人员的军大衣是拖到地面的）。真的，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病人和老人，冬天是没法从本连的板铺上爬起来走进洗澡房的。虱子就可以把他们结果了。（为了多领一份口粮，活人把死人藏在板铺底下。尽管这样做对活人是不大有利的：虱子会从变冷了的尸体上爬到有热气的活人身上。）卫城里有一个很差劲的卫生科，它附设着一座很差劲的医院。在索洛维茨的其他各地，是没有任何医药的。
    　　只有一个例外，那是在安泽尔岛上的各各他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一个惩戒派遣点。那里治病的办法是用……谋害。被饥饿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们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着花柳病患者，年迈的残废人挨着年轻的小偷。根据垂死者本人的请求，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各各他的医生给没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宁——烈性毒剂。只穿着内衣的胡子老长的尸体冬天要在教堂里放很久。然后把它们在门庭里竖着激起来，因为这样可以少占地方。到了该运走的时候，只消从各各他山顶上往下推就行了。
    　　这个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称很不寻常，别处没有见过。传说（十八世纪手抄本，国立公共图书馆，《索洛维茨圣僧列传》），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约伯在这座山下做节前彻夜祝祷，忽然看见圣母“在天上光华中”显灵。她说道：“这座山从此称做各各他，山上将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它将会因为遭受无数苦难而白头。”因此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两百多年过去，这个预言仍是一句空话，似乎看不出何时能够应验。自从这里有了劳动营，你便不能这样说了。
    　　一九七五年去过的人说，寺院毁了（六十年代还是完整的），但墙壁还保留着，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壁画。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如果能断定，群岛在索洛维茨时代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孩童还没有猜出他自己将来的性格，这将会是我们的一大科学发现！接着，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样一步步地显示出来的。可惜不然！虽然当时没有什么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没有什么先天的遗传——群岛却很快就认清了自己的性格并把它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未来的经验中的许多东西，早在索洛维茨已经发明了。已经有了“免除一般劳动”这句话。全体犯人都睡板铺，可是已经有人睡木床；整连人住在一间大庙堂里，可是已经有人住在单间里。有的二十人一间，有的四、五人一间。已经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权力：打量每批新押解来的女犯，给自己挑选一个女人（几千个男人只有一两百女人。后来增加了一些）。靠溜须拍马和出卖别人取得舒适地位的斗争已经在进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销了办公室内的职位，可是后来又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刑事惯犯们只会把一切事情弄乱。不断传来的凶险的风声已经把营内的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对谁也不要相信！”——这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挤走了和冻杀了“白银时代”的温情主义。）
    　　自由人也已经尝到了劳动营生活的甜头，开始认真地享受它的快乐。自由人的家庭有权得到营里派给的免费的女厨子，随时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妇、女裁缝、理发匠到家里来。文赫曼斯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极别墅。波将金的排场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龙骑兵上士，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契卡干部，现在又当了克姆中转营的营长，他在克姆市内开设了一个饭店，他的乐队队员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生，女服务员穿着丝绸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从实行配给制的莫斯科来的古拉格的同志们可以在这里痛快地吃喝玩乐一番，给他们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帐单是象征性的，只要三十来戈比，其余的钱由劳动营报销。
    　　索洛维茨卫城还不是整个索洛维茨，这还是最受优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维茨甚至不在各个修道院里（把社会党人运走以后，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劳动派遣点），而是在森林采伐场上，在远处的工地上。但是现在最难探明这些偏远荒僻的场所的情况，因为正是在那里劳动的人没有活下来。据我们知道，早在那时候就已经是：秋天不让他们晒干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里干活也不发给御寒的衣裳和靴袜；工作日的长短根据劳动定额决定：定额完成了，工作日结束；没有完成，你就别想进屋。当时也已经发明了这种“开辟”新派遣点的办法：把几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无准备的荒无人迹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维茨的最初几年，要求拼命干活和下达突击任务看起来是阵发性的，是间歇发作的火气。它们还没有变成缠住不放的制度。全国的经济还没有以它们为基础，五年计划还没有制定。北方特种营最初几年显然并没有对外承担硬性的经济计划，而且对于营内劳动的耗工量也并没有认真的统计。因此他们忽然可以随随便便地用惩罚代替正经的生产劳动：从一个冰窟窿里舀水灌进另一个冰窟窿，把圆木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来。这表现出残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现出原始性。当要求拼命干活变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严寒中往身上泼水和捆在树上喂蚊子就已经是多余的了，是浪费刽子手们的精力。
    　　有这样一个官方的数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参加劳动的犯人只占全体犯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国内有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也只可能是这样）。不清楚这里面包括了劳动营本身的内勤劳动或者仅仅是“外活”。但是其余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没有那么多内勤劳动可干的。这种比例不能不同样表现在索洛维茨。可以肯定，整个二十年代那里有不少犯人没有被派去从事任何经常性的劳动（部分的原因是他们身上没有衣裳），或者只担负着形同虚设的职务。
    　　震撼了全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维茨。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新局长（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诺格捷夫（就是那个屠杀社会党人的萨瓦季修道院劳动营的长官）“在大为震惊的听众的一片惊讶的低语声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报告了以下的数字：不算北方特种营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长的森林采伐业，单单依照铁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两家的“外活”订货计划，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务：一九二六年产值——六万三千卢布；一九二九年——两百三十五万五千卢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两番。在卡累利阿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境内，道路建设的产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卢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卢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先前苦于不知怎样消耗犯人体力的冷冷清清的索洛维茨到此告终。劳动——魔术师前来帮忙了。
    　　索洛维茨的创办时期，一切都是通过克姆佩朋克特进来的。它度过了成熟期以后，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又通过克姆佩朋克特往回扩展，向大陆扩展。现在犯人吃到的最大苦头，就是到大陆上的派遣点去劳动。先前索洛维茨在大陆上只有两个派遣点，索罗卜和苏姆关厢，两处都是沿岸的修道院的地产。现在北方特种营膨胀起来，已经忘记了修道院的边界。
    　　犯人们开始修筑一条由克姆往西穿过沼泽地带的克姆-乌赫塔公路，“过去认为在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冻死。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对这条路怕得要命。在好长时期内，卫城大院的上空回响着低沉的恐吓声：“怎么？？想去乌赫塔了？”
    　　这时动工的第二条公路是帕兰多夫斯克公路（以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为起点）。在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加什泽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
    　　据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红山（卡累利阿），让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过夜，作为对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惩罚，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常规的索洛维茨方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另一个传说就比较难以置信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在克姆-乌赫塔公路上的一个叫库特的小居住点附近，一个大约一百人的犯人连队因为没有完成定额而被赶进火堆里——全都烧死了！
    　　告诉我这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当时站在附近的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卡利斯托夫教授，是一个老索洛维茨囚徒，不久前才去世。是的，我没有搜集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旁证（可能谁也搜集不到。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也搜集不到证据，哪怕是一条孤证）。但是他们既然能把人们冻死，把人们炸死，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烧死？是因为干这件事在技术上困难一些吗？
    　　请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读一读下面的材料吧。这是同一年，由同一个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由同样的犯人，但在另一地点——科拉半岛修筑道路的情况：
    　　“在白河河谷，沿着伍德亚尔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难，修通了一条通往库基斯伍乔尔山（磷灰石产地）的全长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们用……”（你们想的是用什么？有一个词好像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能写到纸面上，不是吗？）“……原木和沙土把沼泽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杂地形。”在这以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需要在冬季的一个月内完成十一公里……”（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可？为什么不能推迟到夏天？）“……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内！冬天！那难道是泥土吗？那比任何花岗岩还要坚硬！）“必须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镐、铁棍和铁锹去挖掘。”（有手套吗？……）“大量的桥梁工程延缓了修路的进度。昼夜三班，煤气灯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开伐通道，掘出树根，迎着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风雪……”
    　　请你们再读几遍。现在请眯上眼睛。现在猜想象一下：您，一个柔弱无力的城里人，契柯夫的迷恋者，落进了这个冰冷的地狱！您，带着绣花小圆帽的土库曼人，迎着这场夜间的暴风雪！并且还要请您挖挖树根！
    　　这是在最光明最美好的二十年代，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个人迷信”之前，当时地球上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和棕色的种族都把我国看做自由的明灯户在这些年代，游艺剧场里正在大唱特唱有关索洛维茨的逗趣的歌曲。
    　　仅在若干小岛上建立一座与世隔绝的特种营的这个原来的意图，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被生产任务）破坏了。在索洛维茨诞生和成熟了的群岛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恶性扩散。
    　　这时便产生了一个课题：既要把我国全境都向它开放，又不让全国被它征服，被它吸引，被它接管和同化。群岛的每一个小岛屿，每一块小高地都必须处在苏维埃汹涌大海般的敌意包围之中，两个世界中许界限分明，不许互相掺混。
    　　这时便有了引起“惊讶的低语声”的诺格捷夫的报告。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写成一个决议，为了写成克姆市劳动者的决议（接着就会登上报纸，就会在各村镇张贴）：
    　　“……苏联国内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以及空前增长的战争危险……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北方特种营管理局与劳动群众同心协力，提高警惕……
    　　“……通过组织社会舆论……展开斗争，反对……自由人与犯人拉拉扯扯、窝藏逃犯、收买赃物和公物……反对阶级敌人散布的关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呢？是说营里关着完全无辜的人们。是说如何在那里把他们整死。
    　　下面还有一条：“……人人都有义务及时报告……”
    　　可恶的自由人！他们和犯人交朋友，他们窝藏逃犯，这是极可怕的危险。如不及时制止，就搞不成什么群岛。国家就要灭亡。革命就要失败。
    　　于是针对着这类“恶意”的流言，散布出一些诚实而进步的流言：营里关着的是杀人犯，暴徒！每一个逃犯都是危险的强盗！关上门，提防着，救救你们的孩子！捕捉吧，告发吧，协助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协助——赶紧来报告！
    　　现在，随着群岛的蔓延扩大，逃亡事件增多了：林业和筑路派遣点上的绝无生望的前景，但毕竟逃犯脚底下踩着的是完整的大陆，这里总归有一线活命的希望。即使当北方特种营还局限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的时候，逃亡的思想也不断地扰动着索洛维茨人的心。容易受骗的人期待着自己的三年期满，而有先见之明的人已经明白，无论是三年也好，二十三年也好，他们都是看不到自由的。要自由，只能逃亡。
    　　但是从索洛维茨怎么逃呢？海面半年结冰，而且不是整的，许多地方有裂沟。飞旋的暴风雪，彻骨的严寒，无边的浓雾和黑暗。春季和夏季的大部分又是白夜，值班汽艇老远就能看见。只有夏末和秋季，夜晚渐长的时候，才是方便机会。当然不是从卫城里逃出来，而是认可以走动和有时间进行准备的派遣点上逃走。人们在靠近海岸的树林里造好小船或木筏，夜间划出去（有时直接骑在原木上），碰运气，主要是希望遇到一艘外国轮船。岛上的人们根据警卫人员的慌乱、汽艇的出海，知道发生了逃亡事件。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又兴奋又紧张，好像是他们自己在逃跑。他们悄悄地问：还没抓住？还没发现？……想必许多人哪里也没到就淹死了。也许有什么人到达了卡累利阿海岸，那个人便会比死人更无声无息地隐藏起来。
    　　那次著名的逃亡英国的事件是在克姆发生的。那个勇敢的家伙（我们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他的姓氏）懂得英语，但是没有让别人知道。他得到了在克姆码头给外轮装木材的机会，和英国人接上了头。押解队发现少了人，把这艘英国船扣留了一个星期，搜查了几遍，但是没有找到逃犯。（原来：每当从靠岸的一侧开始搜查时，英国人把他用锚链从另一侧放到水下，嘴里叼着一根出气管。）为扣留外轮而付出了一大笔违约罚款。最后做出了犯人大约已淹死的结论，就把轮船放了。
    　　经海上逃走的还有别松诺夫等五人（马尔扎戈夫，马尔布罗斯基，萨佐诺夫，普里布卢金）。
    　　于是在英国便出现了一部书，好像还不止出了一版（尤德·刘松诺夫《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
    　　这部书使欧洲大吃一惊，（他们无疑会指责逃犯作者夸大其词；“新社会”之友们当然不会相信这部诽谤性的作品！）因为它与人们已经熟知的情况相抵触：《红旗报》（德共机关报）关于索洛维茨岛上天堂的描写，苏联驻欧洲各国政治代表处散发的介绍索洛维茨的画册：精美的纸张，一间间舒适的僧家的富有真实感的照片。（身在奥地利的我国女共产党员娜杰日达·苏罗夫采娃从我国驻维也纳政治代表处收到一本这样的画册后，曾愤慨地驳斥了欧洲流行的关于索洛维茨的诽谤。而她未来的丈夫的姐姐这时候恰好蹲在索洛维茨，她本人也注定了将要在雅罗斯拉夫水隔离所“排成单行”放两年的风。）
    　　诽谤虽然是诽谤，但是它终归造成了一个叫人伤脑筋的缺口！一个以“党的良心”索尔茨为主席的全俄中执委的委员会前来调查在索洛维茨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家原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嘛！……）。但这个委员会只不过坐着火车沿摩尔曼斯克铁路转了一趟，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办。至于上岛考察，他们认为再好莫过于派——不，劳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去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的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
    　　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用没有根的云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条通往三个月前创办的儿童教养院的“林荫路”（几天之内枯木了）。这个教养院是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骄傲，那里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没有一个是敌对阶级的成分。高尔基当然会有兴趣在那里看看，为了使少年罪犯们将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现在是怎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波波夫岛上为“格列市·博基”号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发明家和思想家们！尽管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但这也是一个值得你们郑重研究的课题：一个光秃秃的小岛，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诸位能拿出解决办法吗？把这些有碍观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们藏到哪里去？如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现在看到了他们，他整个这次旅行将等于白费。是的，当然，他会努力不去注意他们，但是也要帮帮他的忙啊1把他们扔到海里去？他nJ会在水里扑腾……理进土里？时间来不及……不，这件事只有当之无愧的群岛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苦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湾走下了轮船。和他并排走的是他的儿媳妇，穿着一身皮货（黑色皮革的制帽，皮外套，皮马裤，瘦窄的高筒皮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活的象征与俄罗斯文学家并肩而行。
    　　高尔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们的簇拥下，迈着轻捷的阔步，走过几个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门都大敞着，但他几乎一间也没有进去。在卫生科，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夹道欢迎，但他几乎一眼都没看就走出去了。从这里，北方特种营的契卡人员们毫无畏惧地把他带上了斧山。这里有什么看的呢？原来，禁闭室里并没有人满为患的现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没有什么树根！一根没有。盗贼们坐在长椅上（这时索洛维茨已经有了大量的盗窃犯），他们全都在……读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站起来告状的胆子，但是也想出一个花样：把报纸反着拿在手里！于是高尔基走到一个人身边，不做声地把报纸正过来。他发觉了！他猜透了！他不会弃之不顾的！他会出来保护他们的！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1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这就是他们向新的一代灌输对正义的信仰的方式。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的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个现象。高尔基在索伦托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雅戈达的自愿的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分的谨慎：高尔基对一九三七年也会唱赞歌的。
    　　至于劳动营的管理制度，他们的确履行了诺言。管理制度修改了——在第十一惩戒连里，现在是人贴人地连续站一个星期。一个委员会来到了索洛维茨，这次已经不是索尔茨的那个，而是侦查惩戒委员会。经过调查（在当地情报侦查科的协助下），查清了索洛维茨管理方面一切暴虐行为都是白卫军官（行政科）的勾当，一般说是贵族分子，部分是大学生干的（不错，就是那些从上一世纪起就不断在圣彼得堡煽风点火的大学生们干的）。这时候又发生了神经失常的科热夫尼科夫（远东共和国前部长）、舍普钦斯基和牛相杰格佳廖夫三人的纯属胡闹的失败的逃亡事件。这个事件被夸大成荒诞离奇的白卫军官的大密谋，说他们计划夺取一艘轮船开走。于是开始抓人，虽然没有一个人承认过这个密谋，但案子照样越滚越大，抓人越来越多。
    　　预定抓三百人。如数抓完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夜晚，全管犯人被赶回宿舍锁起来。为了缩短去坟场的道路，打开了平时封闭的“圣门”。整个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带到刑场。（每带出一批人都传来一阵狗的绝望的哀号，这是一条被挂在什么地方的叫做“黑子”的狗，它每次都以为它的主人巴格拉图尼正走在这一批人中间。各连的犯人们根据狗叫声计算着带出去的批数，但是枪声在狂风中听不清楚。这个哀号声绘刽子手们的刺激这样大，以至第二天就把黑子和跟着黑子一起叫的狗统统枪杀了。）
    　　行刑者有那三个吸吗啡的浪荡公子，有警卫队长杰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长乌斯宾斯基。（只有从表面看问题的人才会觉得这种结合是奇怪的。这个乌斯宾斯基的历史具有所谓“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却能集中表现出时代的精髓。他是作为一个神父的儿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正是以这样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审查、限制、流放、迫害。要知道，这个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换不了的。不对！乌斯宾斯基发现了办法：他宰了他的老子并且向当局宣布他这样干是出于阶级仇恨！这是一种健康的感情，几乎根本不能算谋杀！他得到了轻判。进营以后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露了头角，不久就获得释放。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维茨文教科科长了。这次执行处决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别人要他证实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不清楚。那天黎明时，有人看见他在洗脸地前抬着腿，洗刷染满鲜血的皮靴筒。
    　　他们杀人的时候喝得醉醺醺，枪打得马马虎虎——仅仅盖上了一层薄土的大坑到早晨还在那里动弹。
    　　整个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陆续从大陆上运来一批批的人，到这里来枪毙。（库里尔科也随其中的一批被处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乐队的伴奏声中，由犯人们把整个坟场推成了平地。
    　　经过这些处决之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长易人，扎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据认为这就是新的索洛维茨的法制时代的开始。
    　　不过新时代也不过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维茨。这些人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领取任何证件和护照，不肯在任何文书上签字，手里不肯拿钱。他们之中为首的是一位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盲人，拄着一根长拐杖。每一个明白人都能看清这些教派分子无论如何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因为进了这个社会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证件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死掉。于是就把他们送上小野兔岛。这是索洛维茨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沙土地，没有树木，荒无人烟，只有一间先前的打鱼僧人居住的过夏小屋。当局表示可以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但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教派分子必须在表册上签收。他们自然拒绝。这时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来干预。别看她当时还那么年轻，也别看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年龄也还不大，她这已经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会计室、派工员和正推行人道主义管理制度的劳动营长之间奔走交涉。起先请求怜悯这些教派分子，后来请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岛上去，指派她作记帐员，她可以负责按日发给他们食物并经营全部帐目。这似乎和劳动营制度毫无抵触，但仍遭到拒绝。安娜大声喊道：“可是你们供给疯子口粮并不要他们签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员回答说：“这也许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不了解……”（这当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别人谁敢负这个责任？）结果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就被送到岛上去了。过了两个月（正好是两个月，因为这时候该上岛去劝他们签收下两个月的口粮了），人们乘船登上野兔岛，只发现了他们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个也没有逃跑。
    　　现在，在我们这个伟大世纪的六十年代，有谁来追究罪责呢？
    　　不过，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为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维茨劳动营的面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渐变化。从一个为必遭灭亡的反革命分子准备的无声陷阱越来越变为对当时说来是新式的，对我们现在说来是旧式的普通人的劳改营的模样。国内“劳动人民中特别危险分子”的人数急剧地增长。普通刑事犯和无赖们大量地送到岛上来。老资格的惯窃和初出茅庐的扒手们登上了索洛维茨的土地。这里的营地里灌进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们在克姆中转站相遇的时候，前者向后者喊着说：“我们偷东西，可是不卖身！”后者也给她们以响亮的回答：“我们卖的是自己的，不是偷来的！”）原因是，当时全国宣布了（当然不见报）开展消灭卖淫现象的斗争。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统一规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许多人被轰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了。从理论上说是明明白白的，正当的劳动很快就能把她们改造过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总抱着自己低贱的社会职业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气白赖地要求给押解队营房擦地板，趁机勾引红军战士，破坏押解勤务条令。她们也同样轻而易举地和看守员交上朋友，当然不是免费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维茨，她们被安顿得更好。分配给她们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给她们送来穿戴和礼物，“尼姑们”和其他女反革命给她们的汗衫绣花，借以从她们手里挣一点钱。刑满之后，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阔气地拎着装满绸缎的箱子；出发到苏联各地去开始她们的正当生活。
    　　男贼们在这里干起了赌牌的营生，而女扒手们则认为在索洛维茨最有利的事莫过于生孩子；当地没有托儿所，有了孩子就可以在本来就短暂的服刑期间免除劳动。（在她们之前的女反革命分子从来没有走过这条道。）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索洛维茨来了第一批未成年罪犯，以后就不断地送来了（全在十六岁以下）。起先把他们安置在卫城附近的儿童教养院。那里有前面说的那些装门面的木床和床垫。他们把公家发的衣裳藏起来，嚷着说没有衣裳，不能上工。后来连这些小家伙也派到林场去干活。他们有的从那里逃散，有的假冒姓名和刑期，结果是被捉回来，被清查出来。
    　　随着好成分的犯人们的到来，文化教育科顿时振作起来了。使劲地号召扫除文盲（但是小偷们对“红桃”和“梅花”本来就会认），挂出了一条横幅：“犯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术语：“再锻造”。（正是在这里发明的！）
    　　这时候已经是一九三0年的九月，党中央向全体劳动者发出了展开竞赛和突击运动的号召，犯人们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既然各处的自由人都在拉车，难道还不该让犯人驾辕吗？）
    　　我们下面引用的资料不是来自活着的人，而是摘自法律学家阿维尔巴赫的大作，因此建议读者将它们除以十六、除以二百五十六，有时候甚至需要在它们前头加上负号。
    　　一九三O年秋，建立了索洛维茨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工作者运动指挥部。穷凶极恶的累犯、杀人犯和强盗突然变成了“精打细算的经济工作者，熟练的技术指导者，能干的文化工作者”。（安德列夫回忆：他们惯于冲着你的脸吼叫：“给我交出木方来，你这反革命！”）小偷和强盗们刚一读完党中央的号召，马上丢掉手里的尖刀和纸牌，心急火燎地要求建立公社。他们在章程上写着：公社社员的社会出身必须是贫农、中农和工人（需要说一句：在登记分配料的名册上，盗窃犯的出身一概写为“前工人”——舍普钦斯基的口号“索洛维茨为工农服务！”差不多变成了现实），“五十八条”绝对不能入社。（社员们还提出了一项建议：把他们的刑期全部加在一起，再除以他们的人数，算出一个平均刑期。服满这个刑期后，全体同时释放！尽管这项建议体现了共产主义精神，但契卡人员认为它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索洛维茨公社的口号是：“向工人阶级偿还欠债！”还有一个比这更精彩的：“献出全部，不要分毫！”（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成熟的口号，大概是值得在全苏普及的。）对于犯了错误的社员，他们想出了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惩罚办法：禁止这些人出工！（对于小偷们，恐怕我不出比这更严厉的惩罚了！！）
    　　不过索洛维茨的行政长官们并不像文教工作者那样头脑发热，他们并不过分信赖小偷们的积极性，而是相反地采用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突击工作——突击供给”！这意思就是把全体社员们迁入单独的宿舍，在那里他们得到较软的床铺，较暖和的衣服，单独开火，吃得比较好（当然是牺牲其他犯人的利益）。社员们对这些非常满意，为了使所有的社员都能留在社里，他们走下了一个人也不开除的规矩。
    　　非社员们也很喜欢这样的公社，他们全部申请加入。但是上级决定不接受他们入社，而是建立第二、第三、第四个“劳动集体”，它们已经享受不到上述的全部优待。但任何一个集体也都不要“五十八条”，尽管那些最放肆的流氓无赖们也总在小报上教训“五十八条”们说：“现在是你们该懂得我们的营是一个劳动学校的时候了！”
    　　一篇篇的报告用飞机送到古拉格：索洛维茨的奇迹！盗窃犯态度的急剧转变！罪恶世界的激情转化为突击、竞赛和完成生产财务计划的动力！上头看了不胜惊讶，马上把这里的实验结果广为传播。
    　　从此索洛维茨就开始这样生活了：一部分编入“劳动集体”，他们完成任务的百分数不是简单地提高，而是成倍地增长！（文教科用集体的影响解释取得这个成绩的原因。可是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图赫他”——劳动营里玩惯了的虚报产量的把戏。）
    　　另一部分是“无组织的”（也就是吃不饱的，穿不暖的，干重活的），很容易理解，他们总是完不成劳动定额。
    　　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索洛维茨突击队代表会议决定：“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壮阔浪潮来回答资本家关于苏联强迫劳动的谰言。”三月，突击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三个。可是在四月间忽然要求它们实行总清洗，因为“阶级异己分子钻进了集体，以便从内部进行瓦解。”（果真是个谜：“五十八条”一个也没有让参加，是谁在瓦解它们？恐怕是因为虚报产量的事露了馅。只顾吃喝玩乐，一算帐，砸了锅，只好拉出几个来打屁股，好让别人能继续混下去。）
    　　在欢乐的喧哗声后面，进行着解送犯人的无声的工作：“五十八条”们正脱离原生的索洛维茨肿瘤，被送到辽远而凶险的地带，去开辟新的劳改营。
    　　听说一艘（又一艘？）运犯人的超载驳船沉没了（又是偶然的？）。
    　　可是某些犯人从安泽尔被单个地、秘密地带出去。警卫人员都奇怪：这是什么神秘的犯人？
    　　读者，请您打开俄国极北地区的地图。从索洛维茨群岛去西伯利亚的海路要经过新地岛。以破冰船打头的船队每年一次（六月一七月）开往西伯利亚，运去犯人和各劳改营一年的口粮。很多年在新地岛上也有劳改营，那是最可怕的——因为落到这里来的人是“没有通信权”的。从来没有一个犯人从这里回去过。这些苦命人在那里开采和建设了什么，怎么活的，怎么死的——这些今天我们都还不知道。
    　　但总有一天我们能等到证言！

    　　——————

    第三章　群岛病灶的扩散

    　　是的，群岛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与全国息息相关。国内还有失业现象的时候，就不存在对犯人劳力的需求，进行逮捕不是动员劳力的手段，而是扫除障碍的手段。但是，当打定了主意，要用一台巨大的搅拌机把全国一亿八千万人口都搅动起来的时候；当一个超工业化计划被推翻了，以便用一个超超超工业化计划代替它的时候；当消灭富农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已经预先决定了的时候，也就是在“大斩断[转变]的一年”的前夕，对群岛的看法以及群岛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委员会（这说明还是在雷可夫当主席的时候）对国内惩治政策的状况和各监禁场所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在惩治政策方面，认为有许多不够的地方。决定：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应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劳动营的管理制度应更加严厉（而对“社会不坚定分子”则根本不判刑）。此外：对强迫劳动应做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要使犯人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另方面要使国家得到经济利益。并“认为今后必须扩大劳动营地的容量”。明白地说，就是要求为计划中的大规模逮捕事先准备好更多的营地。（托洛茨基也曾预见到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不过他提出的办法，又是他那个靠义务动员制组织的劳动军。辣根不比红萝卜甜，都是一路货。但是不知道斯大林是故意和自己永恒的对手顶牛，还是为了更彻底地打消人们的怨言和回家的希望，他决定让劳动军的战士们先从监狱的机器里通过一遍。）当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消除了以后，扩大劳动营的经济意义也就出现了。
    　　如果说一九二三年索洛维茨关押的总人数不超过三千，那么一九三0年已经有五万人左右，另有三万在克姆。从一九二八年起，索洛维茨的癌细胞开始扩散。首先扩散到卡累利阿，在那里修筑道路，砍伐供出口的木材。北方特种营这时也很乐意地做起“出售”工程师的买卖：他们可以不用押解地前往北方的任何地点，为当地工作，他们的工资用转帐办法付给劳动营。一九二九年在摩尔曼斯克沿线，从洛杰诺耶波列到太鲍拉之间的各地，已经出现了北方特种营的劳改点。它们从这里继续沿着沃洛格达铁路线移动。它们的活动如此频繁，以至必须在兹万卡火车站上设立一个北方特种营的调度站。一九三0年洛杰诺耶波列的斯维尔拉格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开始独立经营。在科特拉斯也已经组成了一个科特拉格。一九三一年诞生了白海波罗的海拉格，中心设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这个劳改营注定了将在今后两年内给群岛带来永垂青史和传遍五大洲的光荣。
    　　癌细胞继续向外扩散。它的一边被大海阻挡，另一边是芬兰的国界，但是一九二九年在红色维舍拉附近建立劳改营却没有受到任何妨碍。而主要的是，整个东边，所有通向俄罗斯北部的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从索罗卡到科特拉斯的道路很快就修通了，（“索罗卡——我们要提前建成它！”——犯人们常拿这句歌词取笑它的作者C·阿雷莫夫。然而这个人却能换而不舍，终于有了出息，变成了一个诗人和歌词作家。）劳动营的细胞移动到北德维纳河畔，形成了北德维拉格。它们越过这条河，勇敢地向乌拉尔前进。一九三一年在该地建立北方特种营北乌拉尔分营，不久后变为索利卡姆拉格和北乌拉尔拉格两个独立的劳改营。别列兹尼基劳改营开始了一座大型化学联合企业的建设，当时有许多赞美它的文章。一九二九年夏天，从索洛维茨派出了一支由犯人组成的考察队，在地质学家M·B·鲁辛斯基教授率领下，前往奇比尤河勘探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在那里发现的石油。勘探获得成功，于是在乌赫塔河畔设立了一个劳改营——乌赫塔拉格。但是它也没有静止在原地，它的癌细胞迅速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并吞了伯朝拉河，从而改组为乌赫伯朝拉格。很快它又有了乌赫塔、英塔、伯朝拉和沃尔库塔等地的分营，它们全都是未来的庞大的独立劳改营的基础。
    　　这里也还遗漏了许多。
    　　幅员广袤而交通闭塞的北方边区的开发，要求修筑铁路：从科特拉斯经过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和罗普恰通往沃尔库塔。因而需要新建两个专门修筑铁路的劳改营。其中的北方铁路拉格负责由科特拉斯至伯朝拉河段；伯朝拉格（请不要与搞工业的乌赫伯朝拉格相混！）负责由伯朝拉河至沃尔库塔一段。（诚然，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很长。它的维姆段即由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至罗普恰的一段是一九三八年完工的。铁路全线直到一九四二年末才竣工。）
    　　就这样，几百个中等的和微小的新岛屿升出了冻土带和泰加林的汪洋大海的水面。群岛新的组织系统也在行军途中，在战斗序列中逐步建立起来：劳改营管理局、各劳改营、劳改点（独立劳改点、警备区劳改点、中心劳改点）、劳改地段（也就是“派遣点”和“派遣分点”）。管理局内设处，而奋劳改营内设科：一科——生产科，二科——登记分配科，三科——契卡行动科（又是第三！……）
    　　（这时期的学位论文是这样写的：“对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的个别不守纪律的成员的教育机关的轮廓正提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监狱到教育机构》文集，第四二九页。）真的，阶级没有了，犯罪分子也就没有了。可是你心里好象猛地一惊：这么说，明天到了无阶级社会，就没有人坐牢了吗？……哦，还有个别不守纪律的……原来无阶级社会也少不了班房。）
    　　所以说，群岛的整个北部都是由索洛维茨衍生出来的。但决不是只此一家！在伟大的号召之下，劳动改造营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遍地开花。每一个省都搞起了自己的劳改营。成百万公里的铁丝网不停地延伸，延伸。铁丝交错着，交织着，铁棘刺在公路旁、铁道旁、城市郊区快乐地眨着眼睛。丑陋的劳改营了望塔的尖顶成了我国风光的最可靠的标志，它们没有出现在美术家的画幅里和影片的镜头里，这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偶合而造成的奇怪的结果。
    　　还是国内战争时代的老习惯，修道院的建筑物被加紧地动员起来，以满足劳改营的需要。它们坐落的地点非常符合隔离犯人的要求。托尔若克市鲍里斯格列布修道院变成了一个中转站（现在仍然是），而瓦尔代修道院变成了少年罪犯教养院（与后来的日丹诺夫的别墅隔湖相望）。谢利格尔湖中的斯托尔勒内岛上的尼罗修道院变为一座劳改营。萨罗夫修道院变成了波奇马各劳改营的本部。这样一个个数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在顿巴斯，在伏尔加河的上、中、下游，在乌拉尔的中部和南部，在中亚，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到处都在兴建劳改营。官方宣布，一九三二年劳改农场占地面积在俄罗斯联邦是二十五万三千公顷，在乌克兰是五万六千公顷。以一个农场平均占地一干公顷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光劳改农场——即最次要的和条件最好的劳改营——当时已达到三百处以上（不算全国边缘地区）！
    　　关于按劳改营地点的远近分配犯人的问题，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每次都是正好赶上十月革命的纪念日）的一纸公文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取消了原来的“严格隔离”的办法（因为它妨碍创造性的劳动）。规定凡刑期在三年以下的送往一般（近处的）监禁场所，刑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送往边远地区产因为“五十八条”们从不会得到三年以下，所以全体都涌向了北方和西伯利亚——去进行开发和死亡。
    　　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年代正在少年队的鼓点下齐步走……
    　　群岛上存在着一个顽固的传说，什么“劳改营是弗连克尔发明的。”
    　　我觉得前面几章已经足够有力地驳斥了这种不爱国的甚至侮辱政府的臆造。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但我想，我们还是成功地表明了为镇压和劳动而设立的营地的诞生日期是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们用不着什么弗连克尔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犯人不应该在道德的思索中浪费时间（“苏维埃劳动政策的目的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改过自新”），而应该劳动，同时必须给他们规定非常严峻的、几乎是力所不能及的劳动定额。早在弗连克尔之前他们就已经常常把“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挂在嘴上了（早在艾赫曼斯的时期，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已经是“通过劳动进行消灭”）。
    　　是的，甚至用不着现代的辩证思维过程，也能想得到利用犯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早在一八九0年交通部就决定动用阿穆尔边疆区的流刑和苦役犯人从事修筑铁路的工作。对苦役犯人是简单地强迫，对流刑移民和行政流刑犯则是准予其参加筑路工作，为此可以获得刑期的三分之一或对半的折减（不过他们宁愿采取逃亡的办法把刑期一下子甩掉）。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00年，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滨段劳动的苦役犯有一千五百多人，流刑移民两千五百多人。
    　　但总的说十九世纪俄国苦役地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带强制性，越来越少。到了九十年代，连卡里地方的苦役监狱也变成了单纯关押的场所，不再进行劳动。阿卡图依苦役监狱这时期对劳动的要求也缓和了（雅库博维奇）。所以动用苦役犯修筑贝加尔湖滨铁路勿宁说是一种临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不是又看到了第一部第九章里描写的长期犯监狱里的“两个犄角”或“抛物线”了吗？（第一部第九章）一个是日趋宽大的犄角尖，一个是日趋残酷的犄角尖。
    　　有意义的（当然不会是强制的了）劳动有助于罪犯改过自新，这种思想还在马克思生下来以前就是人frl知道的，上个世纪在俄国监狱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实行过。一度当过监狱管理局长的fi·库尔洛夫介绍说：一九0七年犯人的劳动项目很多；他们的产品价格低廉，这使犯人坐牢的时间产生效益，使他们出狱时能拿到钱并且有了手艺。
    　　可是不管怎么说，弗连克尔还是真的变成了群岛的神经。他是历史如饥似渴地期待和召唤着的走运的活动家之一。在他以前，劳改营好像也存在，但却没有具备那种完美无比的最终的和统一的形式。真正的先知总在最需要他的时刻来临。弗连克尔在群岛上出现，正是在病灶扩散的开始阶段。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连克尔，土耳其犹太人，生于君主坦丁堡。商学院毕业后从事木材贸易。他在马里乌波尔开设了一家公司，很快变成百万富翁，“黑海木材大王”。他拥有自己的部队，甚至在马里乌波尔出版他自己的报纸《一戈比》。该报的任务是中伤和困扰他的竞争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连克尔通过加利波利进行贩运武器的投机生意。一九一六年他预感到在俄国即将发生风暴，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就把资本转移到土耳其，他本人也随之在一九一七年去了君主坦丁堡。
    　　他本来可以继续过他的紧张而甜蜜的商人生活，即不会吃到那些大苦头，也不会变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是某种宿命的力量召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不过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许多决非革命流亡者的国外俄侨纷纷回国，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很热心地但后果险恶地出了力。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弗连克尔在君士坦丁堡的那几年变成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除非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原因，否则很难看出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但以下则是事实：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他来到了苏联，在这里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由他个人出面建立了一个用苏联纸币收购珍宝和黄金的黑市交易所（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全苏外宾商品供应公司的“黄金运动”的开山老祖）。生意人和经纪人都很熟知他的过去，对他信得过，于是黄金便流进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金库。收购的生意做完了，为了表示感谢，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关进了监狱。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然而，不知疲倦和不爱抱怨的弗连克尔还蹲在卢宾卡的时候或者是在押往索洛维茨的途中就向上面打了一个什么报告。显然，当地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以后，就决定对这个生活也进行一番务实的研究。他在一九二七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但是马上和解犯队伍分开，住在修道院界外的一间石屋里，派了一个勤务兵照顾他，准许他在岛上自由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当了经济科长（这是只有自由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并且发表了关于在头三个月内把犯人的体力榨干的著名的论点。一九二八年他已经搬到克姆去住。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收益很大的附属企业。他把僧侣们积攒了几十年如今呆滞在修道院仓库里的皮革运到克姆，把犯人中的皮匠和皮鞋匠集中到那里，制出式样美观的鞋子和皮货运到库兹涅茨桥大街上的门市部出售（这个商店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经营的，全部进款归它所有，但是买皮鞋的女士们并不知情，当她们自己不久后被拽进群岛的时候，也不会想起这个商店，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犯人们最好的朋友（也是契卡人员最好的朋友）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我现在这支柔顺的笔事后描出的群岛地理上的许多东西，他当时在交谈者的烟斗的咝咝声中已经用粗犷的线条勾画在苏联大地图上了。正是弗连克尔，显然也正是在这一次，提出了无所不包的劳改营登记制度。这种按甲、乙、丙、丁四组登记的制度连劳改营长官都钻不了空子，更不用说犯人：所有的非营内服务人员（乙）、无病假证明的人员（丙）、未受禁闭处分的人员（丁）在服刑期间每天都必须做苦工（甲）。世界苦役史上还没有见过如此包罗万象的规定！正是弗连克尔，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提议取消反动的犯人伙食平等制。他拟定了一个在全群岛统一实行的对少得可怜的食品的再分配办法——面包等级表和热食等级表。其实他是从爱斯基摩人那里学来的：用一根吊着一条鱼的杆子，伸到奔跑中的拉车狗的前面。他还提出了折减和提前释放等办法，作为对劳动成绩优良者的奖励。第一个实验场地——伟大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大约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拍板决定的。这位精明强干的货币投机商不久即被任命为那里的——不是工程主任也不是劳改营长，而是专为他设置的一个职务——“施工主任”，即劳动战场上的总监督。
    　　这就是他。充满内心的那种凶恶的非人的意志明摆在他脸上。但是在那本介绍白海运河的书里，一个苏联作家为了颂扬弗连克尔，关于他会写出这样的话：“在运河工地上，他拿着手杖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一言不发地走向施工地段，倚着手杖，两脚一前一后地站住，就这样站几个小时……侦查员和检察长的眼睛，怀疑主义和讽刺家的嘴唇……他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权力欲和骄傲感的人，他认为对于一个首长主要的就是权力，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不容分享的权力。如果为了权力而需要人们害怕你———那就让他们怕吧。”这位作家甚至能转得过舌头来赞叹他的“无情的讥讽和冷漠，似乎任何一种凡人的情感都是这位首长不能理解的”。
    　　我们觉得最后一句话是关键性的，无论对于了解他的性格还是他的历史。
    　　白波运河工程开始时，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运河建成后，他得到了一枚列宁勋章并被任命为贝阿拉格工程处长（“贝加-阿穆尔干线”是未来的名称）。三十年代的贝阿拉格（贝加尔-阿穆尔干线劳改营）的任务是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没有复线的各段修筑复线。纳夫塔利·弗连克尔的官运远远没有到此为至，但是我们还是放到下一章去讲吧。
    　　现在轮到我为之写出这部土生土长的作品的群岛的全部漫长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在苏联的公开文字中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反映。在这方面，同样是那些使劳改营了望塔从来没有进入摄影机镜头和我国的风景画的不幸的偶然因素起了作用。
    　　但是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的情形却不相同。关于其中每一项工程我手头都有一本书。所以至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依据苏联的文献的和负责的证明材料。
    　　在认真的论文中，在利用某种资料以前，都应该先对它进行描述。我们也要这样做。
    　　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一部书，开本与福音书差不多大小，硬纸壳封面上压印着半神半人的浅浮雕肖像。书名为《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国家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作者们把它献给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看来是为大会赶印出来的。它是高尔基主编的《工厂史》丛书的一种。该书的编辑有：马克西姆·高尔基、阿维尔巴赫和菲林。最后一个名字在文学界知道的人不多，我们解释一下其原因：谢明·菲林，虽然年纪很轻，却是古拉格的副局长。在当著作家的虚荣心驱使下，他单独写了一本关于白波运河的小册子；列奥波德·列昂尼多维奇·阿维尔巴赫（我们已经遇到过的伊达·列昂尼多夫娜的兄弟）则相反，在苏联文学中没有比他更荣耀的了，《在文学岗位上》杂志责任编辑，给作家们打棍子的主要打手，他还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外甥。
    　　产生这部书的历史是这样的：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一百二十位作家乘轮船游览刚完工的运河。维特科夫斯基，犯人身分的运河工程施工员亲眼见到，在轮船通过闸门的时候，这些穿白西装的人聚集在甲板上，把闸门区内的犯人叫过来（当时在这个地方的多数人已经是操作人员，而不是施工人员），当着运河长官们的面问一个犯人爱不爱他的运河和他的工作；他是不是认为自己在这里得到了改造；首长们对犯人的生活福利关心得够不够。提的问题很多，都是这一类的。所有的人都是从船上向岸上提问，当着长官们的面，仅用了轮船通过闸门的这一段时间。这次游览结束以后，八十四名作家用各种方式开了小差，没有参加高尔基的集体创作（但也许去写他们自己的歌功颂德的诗歌和特写去了），其余的三十六名组成了一个创作集体。经过一九三三年一个秋冬的紧张劳动，他们完成了这一部独一无二的著作。
    　　出版这部书本来是为了流传千古的，本来是为了让子孙万代永远阅读和惊讶的。但是由于一种宿命的巧合，书中照片上露面的和文字中颂扬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两三年以内都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这部书的所有印本自然都从图书馆里取出销毁了。一九三七年，这部书的私人拥有者因为不想为了它而去坐牢，也都把它毁掉了。现存的册数已经很少，而且没有重版的希望，所以我们更觉得自己肩负着不使书中写出的指导思想和事实在我国同胞心中永远湮灭的重大责任。如果不为文学史保留下该书作者们的姓名，那也是不公道的。起码是这些人的名字：M·高尔基，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薇拉·因贝尔，瓦连京·卡达耶夫，米哈伊尔·左琴科，拉宾和哈茨列文，尼库林，科尔涅利·泽林斯基，布鲁诺·亚先斯基（《彻底打垮阶级敌人》一章），E·加布里洛维奇，A·吉洪诺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K·芬。
    　　修建运河的犯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本书，高尔基做了这样的说明：“运河军战士们”缺乏表达他们接受改造的复杂心情的“必要的词汇”，而作家们是掌握着这些词汇的，所以他们要来帮忙。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作家们需要这本书：“许多作家访问了运河以后……得到了充实，这对于他们的创作有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种新的气氛正在当前的文艺中出现，它将推动我国文艺前进并把它置于我们伟大事业的水平上。”（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苏联文学中仍然感觉得到的那个水平。）至于这本书对于干百万读者（其中许多人很快自己就要流入群岛）的必要性，则是不言自明的了。
    　　集体作者们对于他们描写的对象抱着什么观点？首先是：确信所有的判决都是公正的，所有被驱赶来修运河的人都是有罪的。甚至“确信”这个字眼都嫌太无力：在作者们看来，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讨论的余地，甚至连提都不该提出来。这件事情在他们眼里就象夜晚比白天黑一样的明显。当他们利用自己的词汇和形象向我们灌输这个三十年代的仇恨人类的传奇的时候，“暗害分子”这个字在他们的解释里成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实质。对提早播种（可能是在雪地和泥泞里？）发表了反对意见的农学家，给中亚提供了水源的灌溉专家，在他们眼里全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暗害分子。这些作家们在书的每一章里谈到工程师阶层，全是用一种自上而下的口气，好象谈论低级劣等的人种。在这本书的第一二五页上，指责革命前很大一部分工程技术界人士有不老实的行为。这不是对个别人的指责，完全不是。（我们应该理解为工程师们甚至对沙皇制度也挖过墙角吗？）写这些话的人，没有一个能（像马戏团的某些马能做到的一样）求出哪怕最简单的平方根。
    　　作者们向我们重复着那些年代流行的荒诞的传闻，当作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在工厂食堂里有人用砒霜毒死了女工；如果国营农场的牛奶变酸，那不是因为工作马虎，而是阶级敌人为了使我国人民饿得闹浮肿（原文就是这样写的）而采取的策略。他们使用笼统的和不指名的笔法，又端出那个作为集合名词的凶恶的富农，他进工厂劳动，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里面。这没有什么，人家是人类心灵的知情人嘛，想象这种事情在他们显然是比较容易的：某人依靠某种奇迹逃避了往冻土地带的流放，躲进城里。当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依靠另一种更大的奇迹竟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去挣钱养家湖口，而是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
    　　在另一方面，对运河工程的领导者，对雇主，作者们却不能也不愿抑制自己的赞扬。尽管已经是三十年代，他们仍然顽固地把这些人称作“契卡”，害得我们也不得不使用这个名词。他们不仅赞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组织，而且还在最高的人性的意义上赞赏他们本人，认为他们是一些令人惊异的人物。有关雅科夫·拉波波尔特的一段插曲就有代表性。此人原是德尔普特大学学生，未能毕业就疏散到了沃龙涅日，在他的新故乡当上了省契卡副主席，后来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副局长。作者们描写，一次他巡视工地，对工人推车的情况不满意，便向工程师提出了一个毁灭性的问题：四十五度的余弦等于几，你记得吗？工程师被拉波波尔特的博学压倒了，羞愧难言，马上改正了自己破坏性的指挥，推车的工作马上提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用诸如此类的笑话，作者们不仅给自己的叙述添加了艺术的作料，而且也把我们提上了科学的高峰！
    　　雇主的职位越高，作者们描写时怀着的崇敬就越深。对古拉格局长马特维·别尔曼的溢美之词如长江大河。对拉扎尔·科甘的热情洋溢的赞颂也是滔滔不绝。这个人原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一八年投靠得胜的布尔什维克，先后在第九军特别处处长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队副司令员的岗位上证明过自己的忠实性。他是古拉格的组织者之一，现在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局长。种甘同志谈到“钢铁一般的人民委员”时说。“雅戈达同志是我们的总领导，是我们每日每时的领导。”对于这个言论，作者们更是只能大表赞同。（这本书倒霉最主要就倒在这句话上！连幸存下来落在我们手里的这一本，吹捧亨里希·雅戈达的那一段，连同他的肖像，也被撕掉了。为了寻找他这张肖像，我们花费了好长时间。）
    　　在劳改营里印的那些小册子里，这种调子渗透得更利害。下面是一个例子：“尊贵的客人们——卡冈诺维奇、雅戈达和别尔曼同志（每一间工棚里都挂着他们的肖像）来到了三号船闸。人们干得更欢了。他们在上头露出微笑——这微笑传给了在基坑里劳动的几百个人。”在官家谱写的歌曲里也是：
    　　雅戈达亲自把我们带领和教育，
    　　他的眼光敏锐，他的手腕有力。
    　　对劳改营生活方式的全面的热爱，使作者们唱出了这样的赞美诗：“不论命运把我们抛到苏联国土的哪个角落，即使是最遥远的荒野和僻壤——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何一个组织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秩序……准确和自觉性的印记。”然而在俄国的穷乡僻壤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什么组织呢？只有劳改营。把劳改营当做进步的灯塔——这就是我们手里这部历史资料的水平。
    　　主编本人也讲了话。高尔基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德米特罗夫市举行的白波运河建设者（这时他们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上来了）最后一次代表会上致词说：“从一九二八年起，我就注视着国家政治保卫局重新教育人的工作。”（这说明还在索洛维茨以前，在那个男孩子被枪毙以前，刚从国外回到苏联，他就注视着了。）接下去，他已经是强忍着泪水，向在场的契卡人员们欷嘘地说：“你们这些神通广大的小鬼们，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作者们在这里注明：契卡人员们这时只是露出了微笑。（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高尔基在这本书里也特别指出了契卡人员的高度的谦逊精神。（他们不喜欢公开，这的确是一个感人的特点。）
    　　集体作者们对于白波运河施工期间的死亡并不是简单地闭口不谈，也就是说，没有遵循只讲一半实话的怯懦的规则，而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施工中没有死一个人！（大约他们的帐是这样算的：运河开工时是十万人，完工时仍是十万人。这说明全都活着。他们只不过是忘了在两个严寒的冬季被工程吞噬的一批批新解来的犯人、但这已经是应该由不老实的工程技术人员们去解算的余弦值一类的问题了。）
    　　作者们看不到任何比劳改营劳动更令人兴奋鼓舞的东西了。他们认为强迫劳动是热火朝天的自觉性创造活动的最高形式。请看，这就是进行再教育的理论基础：“犯罪分子是旧时代的丑恶环境的产物，而我们的国家是美丽的，强大的，宽宏的，我们应当把它变得更加美丽。”照他们的看法，这些被拉来修运河的人，如果不是雇主们派他们来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自己永远也不会找到生活的道路。因为你们要知道：“对人的原料进行加工，比对木料进行加工，要困难不知多少倍。”——怎样的语言！怎样的深度！这是谁的高论？这是高尔基在这本书中批驳“‘人道主义’的华丽词藻”时说的话。而左琴科经过深思之后写道：“接受改造——这就意昧着并非单纯想服完刑期和获得释放（这类可疑现象总归是有过的吧？——作者注），而是要真正地获得思想上的转变和建设者的自毫感。”噢，好一位人学家！你在运河上推过独轮车吗？而且是吃着惩戒口粮推车……
    　　这本给苏维埃文学带来光荣的可尊敬的书，我们在探讨运河的问题时还将以它为依据。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白波运河作为群岛的头一件大工程？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必要性迫使斯大林这样做吗？我们看到完工后的情况，就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不是。是想和曾沿这条路线地面拖运自己舰队的彼得一世成和首次提出修这条运河的沙皇保罗争一高下的崇高精神使他突然浑身发热了吗？可是英明的领袖未必知道这些事。斯大林需要的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搞一项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将能吞掉许多劳力和许多生命（由。消灭富农运动的结果而多余出来的），它具有毒气杀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时又可以留下一座属于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伟的纪念碑。在他最喜欢的奴隶制的东方——斯大林一生中差不多样样都是从那里学来的——人们有修建“大运河”的爱好。我几乎看见了，我们的君主满怀深情地查看着集中了大部分劳改营的欧俄北方的地图，一面用烟斗柄在这地区的中心地带划出了
    　　一道从一个海洋通向另一个海洋的线条。
    　　这个工程项目，必须宣布为紧急的。因为在那些年代在我国凡是不紧急的事情一件也做不成。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么谁也不会相信它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一连手推车翻了被压在下面慢慢死去的犯人也必须相信这个重要性。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也就没法让犯人死掉，没法为新社会清除地基。
    　　“运河必须又快又省地建成！——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记得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意味着什么）。二十个月！——这就是伟大领袖给自己的罪犯们规定的建成运河和完成改造的两大任务的期限：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四月。连两个整年都不能给，他迫不及待。二百二十六公里。多石土壤。地面乱石堆积。沼泽。“波维涅茨台阶”的七座船闸，面向白海的倾斜面上的十二座船闸。同时，“这可不是给予了足够的期限和批给了外汇的第聂伯工程。修建白波运河的任务是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分钱的外汇也没有批！”
    　　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意图：原来斯大林和国家太需要这条运河了，所以一分钱的外汇也不给。让十万犯人同时给你们干活，还有什么比这更贵重的投资？限你们在二十个月之内把运河给我交出来，一天也不许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对那些工程师一暗害分子们发发脾气了。工程师说：构筑物要做混凝土的。契卡人员回答：没那闲工夫。工程师说：需要大量钢材。契卡人员：用木料代替。工程师：需要拖拉机、起重机、建筑机械！契卡人员：都不会有。一分钱外汇都没有：一切用人力！
    　　该书把这称做“对技术任务的敢想敢干的契卡式的提法”。换句话说，就是拉波波尔特的“余弦”……（附带说一句：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一书的不同版本里，“余弦”的值是互不相同的。）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为了这个北方的项目从塔什干调来中亚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灌溉技术专家（恰好这时候及时地抓进来了一大批）。使用这些人在莫斯科的富尔卡索夫胡同（大卢宾卡后面）建立了一个特别（又是特别，多么心爱的字眼！）设计室。（不过契卡人员伊万琴科向茹林工程师问道：“已经有了个伏尔加-顿运河设计方案，你们干嘛还要设计？就照它修吧。”）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在实地勘测以前就开始设计！同时另派一些勘测队赶赴卡累利阿。设计人员一概不许走出设计室的大院，更不用说去卡累利阿（警惕性）。于是往返电报满天飞：那里标高多少？那里是什么土质？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当一列列运犯人的火车开到未来运河的沿线时，那里既没有工棚，也没有供应；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明确的计划。他们该做些什么？没有工棚，却有北方的初秋。没有工具，但已经是二十个月中的第一个月严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终于来到施工现场的工程师们没有绘图纸、直尺、图钉（！）。办公的工棚里连电灯也没有。他们在油灯下工作，这很像国内战争！——我们的作者们陶醉了。
    　　他们油腔滑调地告诉我们：女人们穿着丝绸的连衣裙来了，可是在这里每人领到的是一辆手推车！还有：“在通古达有多少旧友重逢啊？过去的大学生，世界语学者，白军中的‘战友’！”其实白军中的战友们早在索洛维茨就已经重逢了。而我们倒要感谢作者们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语学者和大学生也领到了白波运河工程的手推车的情报。作者们乐呵呵地告诉我们：从克拉斯诺沃次克劳改营、斯大林纳巴德、撒马尔汗运来了穿着布哈拉袍子、缠着穆斯林头巾的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而这里却是卡累利阿的严寒！这可是巴斯马赤们没有预料到的！这里的劳动定额是每天凿碎两立方花岗岩，并且用手推车运到一百米以外！大雪纷飞，把一切盖在下面。手推车从跳板上撒进雪坑里。
    　　但还是让作者们自己说吧：手推车在湿滑的木板上东歪西倒，底朝天地翻下去，“推这样的手车的人活像一匹套在辕里的马，”（第—一二———一三）不要说花岗石，就是冻土，“装满这样一手车，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再看一个比较广阔的画面：“在覆盖着积雪的挖得奇形怪状的凹地里，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往，在石头上磕磕绊绊。两三个人弯下腰，一起抱住一块巨大的圆石，想抬起来。圆石纹丝不动。他们喊来第四个、第五个……”但是这时我们这个光荣时代的技术前来帮他们的忙了：“他们用绳网把圆石从开挖的河床里拉出来。”绳网是用一根缆绳拽着的，而缆绳是靠一架“马拉的绞盘牵引的”！另一种办法是用木制的桔槔把石块吊起来。此外，还有这样一些白波运河工地上的最初的机械。是五个还是十五个世纪以前的？
    　　这些人是你们说的那些暗害分子吗？不，这些人才是真正天才的工程师！人家把他们从二十世纪硬摔进穴居时代，可是，你瞧，他们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白波运河工程的基本运输工具是什么？书中告诉我们，是一种运土的平板大车。可是另外还有一种白波运河型的福特汽车！它是这么个东西：厚重的木制大平台装在四个木头滚子上，用两匹马拉，专门运石头，每一辆手车由两个人负责，在上坡的地方由一个“钩子工”搭力拉上去。如果既没有锯子，也没有斧子。怎样才能把树放倒？我们的灵活的头脑能找到答案：用绳子系在树上，由几队人轮流朝不同方向拉，把树根晃松！我们的灵活的头脑什么问题也能解决——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报上这样写，广播里天天这样说。
    　　请想象一下这场大会战的画面吧。“穿着长下摆的浅灰色军大衣或皮外套”的契卡人员们亲临战场，他们一共三十七名，带领着十万犯人。无人不爱他们，依靠这股爱的力量移动着卡累利阿的大圆石。你瞧他们在这里站住了。弗连克尔同志手指前方，菲林同志咬着嘴唇，乌斯宾斯基同志（弑父者？索洛维茨的刽子手？）没有讲话。于是成千人在严寒的今夜或冰天雪地的本月内的命运就决定了下来。
    　　这项建设工程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完成没有使用现代技术和设备，而且整个说来没有得到全国的物资供应。“这不是一天天烂下去的欧美资本主义的速度。这是社会主义的速度！”———作者们无比自豪地说。（到了六十年代我们将会知道这叫作大跃进。）全书歌颂的正是技术的落后和手工业的土办法。没有起重机？自己动手做土“德利克”（动臂起动机）。机身是木制的，只有磨擦部件是金属的，也是由自己铸造。作者们欢呼：“运河上有我们自己的工业！”连手车的轮子也是他们用自己的土化铁炉浇铸的！
    　　国家对这条运河的需要是那么紧急，而且是那么匆忙，以至连修这条运河用的手车轮子都找不来。大约列宁格勒的工厂承担不起这项订货。
    　　不，把这项二十世纪最野蛮的工程，这条“用手车和丁字镐”修成的大陆运河比做埃及的金字塔是不公道的，这太不公道了。要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用当时的现代化技术建成的！！而我们使用的却是四十个世纪以前的技术！
    　　这就是我国的“窒息汽车”“的构造。我们没有供毒气室使用的毒气。
    　　请你试试看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工程师！所有的堤坝都是土筑的，所有的泄水闸都是木制的。主坝到处渗漏。怎样夯实？——用马拉着滚子在坝顶上来回压！（斯大林和国家只有对两样东西不吝惜——犯人和马，因为马是富农家的牲口，也是命该死绝的。）要消灭土木结合处的渗漏也是很难办到的。要求用木料代替钢材！于是工程师马斯洛夫发明了一种菱形木闸门。没有混凝土浇筑闸壁！用什么加固？人们回忆起俄罗斯古代的“木笼”——用圆木拼合的大木槽，高达十五米，内部填土。请使用穴居人时代的技术，但是要按二十世纪的要求承担责任：如果哪里漏水，“要你的脑袋！”
    　　钢铁般的人民委员雅戈达给总工程师赫鲁斯塔廖夫的指示信里写道：“根据现有的报告（即眼线们和科甘-弗连克尔·菲林打来的报告），你在工作中没有显出也没有感到要有必要的毅力和热心。我命令你立即回答，你是否准备立即（瞧瞧这语言！）……认真把工作抓起来……并且迫使从事怠工和捣乱的那一部分（哪一部分？谁？）工程师老老实实地工作……”总工程师该怎样回答呢？他还想活呐……“我承认自己的有罪的软弱性……我悔恨自己的松懈……”
    　　同时我们耳边不断听到哇哩哇啦声：“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工棚里面，河道工地上，小河旁边，卡累利阿的茅舍里，卡车顶上，都装着广播喇叭，白天黑夜都不睡眠的广播喇叭（请你们设想一下！）。这些数不完的乌黑的大口，这些没有眼睛的黑色面具（形象！）不知疲劳地大声报告着：关于这条运河工程，全国的契卡人员是怎么想的，党是怎么说的。所以你们也该这样想！你们也该这样想！‘我们叫自然低了头——我们就能得自由！”’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万岁！作业班之间的竞赛！大队（二百五十人—一三百人）之间的竞赛！劳动集体之间的竞赛！闸门之间的竞赛！最后，警卫人员也和犯人们展开了竞赛！？
    　　当然，主要的依靠，还是放在社会亲近分子身上换句话说，就是放在小偷身上。（这两个概念在运河上已经合二而一了。）深受感动的高尔基站在讲坛上向这些人大声疾呼：“要知道，任何一个资本家偷的东西，比你们全体加到一起都多！”贼骨头们受宠若惊，欢呼雀跃。“大颗的泪珠滚出了以前的扒手们的眼眶”。当局指望着把“犯法分子的浪漫主义”利用到建设上来。小偷们怎能不感到万分荣幸？一个小偷从大会主席台上对到会人说：“我们连着两天没有领到一点吃的，但是这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他们永远能抢别人的）。对于我们最可贵的，是人们用对人的态度和我们说话（工程师们可不能夸这个口）。我们河道＿L的岩石，硬得连钢针都打折了。这没什么，能克服。”（用什么克服？是谁在克服？）
    　　这就是阶级论？依靠自己人，反对异己分子，这是劳改营的根本原则。书里没写白波运河上的作业班长们的伙食如何；但是别列兹尼基的一个目击者说，有作业班长（全是盗窃犯）的单独伙房和口粮定量，比当兵的吃的还好。这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拳头有劲，并且让他们知道攥紧拳头该干什么……
    　　在第二劳改点经常发生偷窃、抢饭碗、抢菜汤票的事，但盗窃犯并不因此而被开除出突击队：这种事无损于他们的社会面貌和生产干劲。他们送到工地的是冷饭。他们偷走烘干室的衣物。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波维涅茨是一处惩戒工地。整个是一塌糊涂，一团糟。面包不在波维涅茨烤，而是从克姆市运来。在希日尼亚工段，粮食定量不照发，工棚里木生火，人人长虱子．纷纷病倒——这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运河是遵照……的倡议……建设的！到处都有文教科。（流氓一进营就成了教育员。）制造了一种经常的战斗警报的气氛！忽然宣布了要搞一个突击夜战——为了打击官僚主义！教育员们恰好在下午收工的时候钻进办公室里去闲逛，就算是参加了突击。忽然，通古达工段出现了缺口（不是漏了水，是完成计划方面的缺口）！组织突击！决定把工作定额提高一倍！一点不含糊！忽然，某个作业班冷丁地完成了日计划的百分之八百五十二！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宣布了一个全面的超产日！打击拖后腿分子！请看正在给某个作业班发奖励馅饼。面孔怎么这样憔悴？这是盼望已久的时刻，可是显不出一点快乐……
    　　似乎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一九三二年夏天，我们的衣食父母雅戈达巡视了全线，表示满意。但是十二月发来了他的电报：定额均未完成。必须制止成千人无所事事的现象！（这一点你是相信的，这一点你是看见了的。）劳动集体打着褪了色的旗子无精打采地去上工。上头发现了，修建运河应挖掘的全部土方量，按照进度报告，已经完成了好几倍，而运河还是没有竣工。应付差事的苦力们把冰块填进木笼里代替土和石头。春天一开化，水就冲过来了。给教育员们提出了新口号：“弄虚作假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武器。”（最爱弄虚作假的是盗窃犯；用冰块填木笼准是他们的花招！）还有一个口号：“弄虚作假者是阶级敌人！”于是给小偷们任务：到处揭发弄虚作假，检查反革命分子作业班交的活！（此乃是他们把反革命分子作业班完成的任务算在自己帐上的最好机会。）“弄虚作假就是企图破坏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整个劳改政策”——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实质！“弄虚作假就是窃取社会主义财产！”一九三三年二月，他们把一批提前释放了的工程师重新抓起来，因为发现了弄虚作假。
    　　明明是热火朝天，干劲十足，哪里又来的这种弄虚作假？犯人们为什么想起要干这种事？……显然他们是一心想着复辞资本主义。这里面一定有国外白俄分子的黑手。
    　　一九三三年初下达了雅戈达的新命令：各管理处一律改称战区指挥部！百分户五十的机关人员投入施工劳动（铁锹够用吗？……）！实行三班制（夜间可差不多跟北极一样）！吃饭直接在工地上（吃的是冷饭）！发现弄虚作假——送法庭审判！
    　　一月间开始了分水岭大会战！各大队带着伙房和家什全集中到了一个工段！帐篷不够，睡在雪地里——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运河是遵照……的倡议……修建的……
    　　从莫斯科来了个一号命令：“宣布直到竣工为止的全面突击”每天下班以后，把女打字员、女办事员、洗衣女工一律轰到工地上去劳动。
    　　二月，整个白海运河劳改营范围内禁止接见亲属。不知道是因为斑疹伤寒的威胁，还是为了对犯人施加压力。
    　　四月，四十八小时的连续突击——乌啦！了不起啊！！——三万人不睡觉！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前夕，人民委员雅戈达向敬爱的导师报告：运河按期完工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乘船巡视运河，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有一张照片，他们坐在甲板上的藤椅里，“吸着烟，谈笑风生”。（基洛夫的命运当时已经注定了，不过他还不知道。）
    　　八月间，一百二十名作家做了运河之游。
    　　该地区没有为运河服务和操作的人员，他们把扫地出门的富农运到那里（“特别移民”），别尔曼亲自选定了他们的定居点。
    　　而大部分“运河军战士”们从这里开拔，前去修建下一条运河——伏尔加莫斯科运河。
    　　让我们暂且抛开这一部嘴尖皮厚的集体大作吧。
    　　不管索洛维汉看起来多么阴森，可是从索洛维茨押到白波运河工地来继续服刑（也许是送终）的犯人们到这里来以后才真地感到以前不过是闹着玩，只是到这里以后才发现了真正的，也就是我们大家后来都逐渐熟悉了的劳改营是什么模样。与说教宣传交织着的一刻不停的骂娘声和野蛮的吵闹声代替了索洛维茨的寂静。连白波运河劳改营管理处所在地麦德维日戈尔斯克的劳改点，每一架所谓“小车厢”（当时已经发明了这个东西）里不是睡四个人，而是睡八个：每块板上交错着躺两个。代替修道院的石砌建筑的是透风的！临时工棚，再不就是帐篷，再不就干脆睡在雪地上。连从惩戒工段别列兹尼基调来的人也都说这里实在够呛，尽管他们那里也是一天干十二小时。超产日。突击夜战。“献出全部——不要分毫”……由于现场的拥挤和混乱，爆破岩石时造成许多人残废和死亡。蹲在大圆石缝里往肚里灌冰凉的稀汤。干的是什么样的活儿，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了。关于伙食怎么样——请问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能有什么样的伙食？（据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说，在麦德维日戈尔斯克的自由雇员食堂里，也只供应放了几条刀鱼和几粒麦片的浑汤。）衣服——是自己家里穿来的一身，直到磨得稀烂。招呼只有一句，吆喝只有一句，口头语只有一句：“快干！快干！快干！……”
    　　据说开工后头一个冬天，一九三一与一九三二年之交，就死掉了十万人——等于运河工地上经常保持的人数。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倒不如说这是个缩小的数字：在类似的情况下，在战时的劳改营里，每天百分之一的死亡率是平平常常、众所周知的事。按这个比率，运河工地上的十万人在三个月内就可以死完。此外还有整整一个夏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冬天呢。可以估计，少说也死了三十万。
    　　一九三三年初，各劳改营同时关押的犯人总数可能还不超过一百万。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秘密《指令》提供的数字是八十万。为了对这些数字不感到奇怪，必须考虑到这种因大批死亡而造成的人员更新，这种以新的活犯人替换死掉的犯人。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员维特科夫斯基在白波运河工地上当施工员。他曾靠弄虚作假也就是用谎报完成数字的办法救了好多人的命，下面是他描绘（维持科夫斯基《半生》）的一幅黄昏时的景象：
    　　“每天收工后，工地上留下许多尸体。薄雪盖在他们脸上。有的蜷缩在翻倒的手车下面，手插在袖筒里，就这样冻僵了。有的是把头俯在膝盖之间冻坏的。那边有两个人是背靠着背冻在一起的。这都是一些农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干活的好手。他们几万人一批地被遣送来运河工地，当局还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家拆散，不让他们和自己的爹同进一个劳改点。一上来就要他们在布满砾石和大圆石的地段上完成连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额。没有人能指点他们，警告他们；他们还是按照在农村干活的样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很快就把身体累垮了。结果你看，两人搂在一起冻死了。夜间派雪橇来收尸，车夫把尸体扔上雪撬时，发出木头似的梆梆的声音。
    　　“夏天，没有及时收敛的尸体只剩下骨头，它们和石碴一道进入混凝土搅拌机。它们就这样化为别洛莫尔斯克市附近的最后一道闸门的混凝土，永远保存在那里了。”
    　　还有一点是，建设领导人的残忍超出了“东家”本人。尽管斯大林说过“不给一分钱外汇”，然而却批了四亿苏联卢布。而他们为了向上面买好，只花了不到四分之———九千五百三十万卢布。
    　　白波运河工程的报纸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许多运河军战士在宏伟任务的“美的感染”之下，纯粹为了美观，利用休息时间（自然没有粮食补贴）用石头铺砌运河的岸壁。
    　　他们应当在岸壁上砌出六个姓氏，斯大林和雅戈达的六个主要帮手，白波运河的六个总监工，六个雇佣的刽子手：菲林一别尔曼-弗连克尔一科甘一拉波波尔特-茹克。
    　　看来还要加上白波劳改营警卫队长布罗德斯基。还有代表全俄中执委的运河监护人索尔茨。
    　　还有运河上的全体三十七名契卡人员。还有颂扬过白波运河的三十六名作家。也别忘了剧作家波戈廷。
    　　这是为了使乘轮船过往的游客们读一读并且——想一想。
    　　可是糟糕——根本就没有游客啊！
    　　怎么会这样？
    　　就是没有嘛！连轮船也没有。那里没有任何接班次航行的船只。
    　　一九六六年，当我快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想在伟大的白波运河上做一次旅行，亲眼观光一番，和那一百二十位比比高低。但事与愿违……无船可乘。万不得已可以申请搭乘货轮。但那上面要检查证件。我的名字被他们搞得很臭，人家马上会怀疑我这是去干什么。所以，为了保证这本书的安全起见，还是不去的好。
    　　然而我终于朝它靠近了一步。首先到了表德维日戈尔斯克。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当时留下来的工棚。有一座宏伟的宾馆，上面有五层楼高的玻璃塔。要知道，这里是运河的大门口啊！要知道，这里应是内外宾客云集，车马盈门的地方啊！……但结果却是门前冷落，只好把它变成一座寄宿学校了。
    　　去波维涅茨路上，林木萧疏，乱石遍野。全是巨大的圆石。
    　　从波维涅茨出发，不远就是运河。我沿河走了很长一段路，尽可能靠近船闸，以便仔细地观察。禁区。打瞌睡的警卫。但有的地方看得很清楚。闸壁是原来的，仍是那种木笼。我根据见过的画片能认出来。马斯洛夫发明的菱形闸门已经换成了金属的，也不再是用人力开启了。
    　　但是为什么一切这样安静？四周渺无人迹。河道和船闸里都没有一艘来往的船只。看不见管理人员的走动，听不到轮船的鸣笛。闸门也总是关着。这是一个晴和的六月的白昼。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就这样走完了波维涅茨“台阶”的五座闸门。过了第五号以后，我在岸边坐下。印在我们的“白波运河”牌纸烟的所有烟盒上的、我们的国家如此紧迫需要的、伟大的运河啊，你为什么悄然无声？
    　　一个身穿便服的人向我走过来，用眼睛盘查着我。我装得傻乎乎地说：这儿有卖鱼的吗？这条河上有船坐吗？原来他是船闸警卫队长。我问他：为什么这里没有客轮？他吃惊地说：那怎么行？我们怎么能开客轮？美国人马上就会闯到这里来看。战前倒是开过客轮，战后就没有了。“让他们来看看有什么关系？”“难道能让他们看吗？！”“可是为什么这里根本没有人来？”“有人来，但是不多。你瞧，河床很浅，才五米。原来想扩建，但是很可能在旁边另修一条新的，一劳永逸。”
    　　哎，你别说了，我的队长！这一套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九三四年刚刚发完了勋章，就已经搞好了一个扩建计划。第一条就是：加深河床。第二条：与现有船闸平行地修建一连串供海轮通过的船闸。匆忙出废品。由于那个竣工的期限，由干那些要命的定额，他们不仅谎报了河床的深度，同时也降低了通过的能力；为了给苦力们一口饭吃，不得不在土石方上弄点虚假。（不久以后他们把这种弄虚作假推到工程师头上，发给了他们新的“十元券”。）为了给运河让路，把摩尔曼斯克铁路八十公里长的一段改了道。在这项工程里没有耗费手车的轮子，至少还算一件好事。可是要他们在运河上运什么呢？运到哪里去呢？附近的森林都砍光了，现在该从哪里运？把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木材运到列宁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本身就是销售木材的港口，外国人老早就在那里购运木材。况且运河有半年的封冻期，也可能更长。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用？噢，是的，有军事的用途：为了调动舰队。
    　　“它太浅了，”警卫队长抱怨说，“连潜艇都不能靠自身的动力通过；得装在驳船上才能拉过去。”
    　　那么巡洋舰怎么办？……噢，深居简出的暴君！精神错乱的夜猫子！这一切你是在哪一场恶梦里想出来的？！
    　　该死的，你忙什么？是烧着了还是刺着了？为什么非规定二十个月不可？要知道，这一百万人中的四分之一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好吧，就算世界语学者是卡在你喉咙里的刺，可是那些农村娃娃们本来还可以为你干多少活啊！你本来还可以叫他们去打多少次冲锋啊——一为祖国，为斯大林！
    　　“代价可不小哇。”我对那个警卫说。
    　　“可是建成的速度很快！”他满怀自信地说。
    　　应当建在你的骨头上！
    　　我记起关于白海运河的书里那张自豪的照片：拿来当电线杆用的俄国中世纪的十字架。
    　　应当建在你们的骨头上……
    　　那一天我在运河边上度过了八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一艘自动推进的驳船从波维涅茨驶向索罗卡，另有一艘同样类型的船从索罗卡驶向波维涅茨。它们的编号不同，我只是根据编号才能把它们区别开，确信这一艘不是刚才那一艘返回来的。因为它们戴的货完全相同：同样是放糟了的除了当劈柴没有别的用处的松木。
    　　二者相抵，结果等于零。
    　　而脑子里老想着那个一百万人的四分之一。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之后，接着就是伏尔加莫斯科运河。全体劳力立即开赴该地；劳改营营长菲林，工程局局长科甘也一同前往。（他们为白波运河得到的列宁勋章是到那里以后才领到的。）
    　　但这一条运河至少还是有用的。它光荣地继承和发展了白波运河的全部传统。我们在这里甚至能更好地理解，病灶急剧扩散时期的群岛和停滞稳定的索洛维茨时期的群岛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了。现在回想索洛维茨的无声的残酷，反而感到不胜惋惜。因为现在对犯人的要求不仅仅是干活，不仅仅是用越抡越没劲的丁字镐去敲碎那难啃的岩石。不，他们在夺走你的生命的时候，还要先钻进你的胸膛去搜查你的灵魂。
    　　在运河上最难受的，莫过于要你事事表态。哪怕你只剩下一口气了，还得装出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样子。你还要用饿得不听使唤的舌头在会上发言：要求超额完成计划！要求揭发暗害分子！要求严惩敌对宣传，严惩富农分子的流言蜚语（劳改营里的一切流言蜚语都是富农分子散布的）。你还得随时留神，切莫招惹什么嫌疑，给自己带来新的刑期。
    　　现在拿起这几本粉饰和赞美那些在劫难逃的人们的生活的不要脸的书，几乎没法相信，这些东西是有人认真地写出来的，有人认真地读过的。（是的，办事周密的书刊检查总局已经销毁了存书，所以这次我们得到的也是最后剩余的几本。）
    　　下面，我们的维吉尔亲将是维辛斯基的勤奋的学生阿维尔巴赫
    　　连拧一根普通的水螺丝，一开始也要费一番工夫的：轴心要取正，螺丝不能偏。但是吃进去以后，就可以腾开一只手，继续往里拧就行，还可以吹吹口哨。
    　　维辛斯基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劳运改造营之所以与充满赤裸裸的暴力行为的资产阶级监狱根本对立，正是因为它担负着教育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国家截然相反，在我国与犯罪现象进行的斗争中，暴力起着次要的作用。我们的重心转移到组织和物质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措施方面来了。”（你脑子里可要多打几个褶子，才不至于脱口说出“代替棍棒的是口粮等级表加宣传”这句话来。）还有这样的话：“……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对于……和犯罪现象的斗争，也在发生着魔术般的！（真会造词儿：魔术般的！）影响。”
    　　阿维尔巴赫紧随老师之后，也做了类似的阐发：苏维埃劳动改造政策的任务是“把最恶劣的人的材料（还记得“原料”吗？还记得“害虫”吗？——作者注）变为完全合格的、有用的、积极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只是改造的成功系数太差劲儿……二十五万个恶劣的材料倒毙了，获得提前释放的积极的有觉悟的分子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白波运河工程）……
    　　是的，早在一九一九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内战还打得正凶的时候，当邓尼金眼看要打到奥勒尔的时候，当此后还将发生喀琅施塔得及唐波夫的暴动的时候，不是就宣布过“用教育体制代替惩治体制”（换句话说，这不就是一般地不再惩治任何人了吗？）的决定吗？
    　　现在阿维尔巴赫在“教育”前面加上了“强迫”两个字。他雄辩地提问（并且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毁灭性的答案）；否则怎么办？如果一个人在狱外已经形成了敌对意识，劳改营的强制被他认为是一种暴力并且只会加深他的敌对情绪，那么怎样才能把他的意识改造成拥护社会主义的呢？
    　　于是我们和读者们都感到一筹莫展——一可不是真的吗？
    　　但话不是到此为止，他接着将说出一些令我们头晕目眩的话：只能通过有着崇高目标的牛产性的富有意义的劳动！任何敌对的或不稳定的意识都将用这个手段来改造。为此我们似乎需要“把我们的工作集中在规模足以使他们震惊的巨大工程上。”（噢，原来如此，白波运河原来是为的这个，我们这些蠢家伙啥都不懂！……）用这种办法，可以收到“立竿见影、高效率和建设激情”的效果。而且必须是“从零开始直到完工”，同时要求“每一个劳改人员（今天还没死的）”“感觉到他本人的劳动所引起的政治反响，以及全国对他的劳动所表现的关心。”
    　　注意到木螺丝现在吃进得多么顺溜吗？也许有点斜；可我们不是渐渐地丧失着抵抗它的能力吗？人民的父亲用烟斗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线，至于说明理由，还用麻烦他老人家吗？随时有一个阿维尔巴赫在。“安德烈·雅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译者注），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您觉得怎么样？我该在一本书里发挥一下吗？”
    　　但这还不过是花花草草。真正要求做到的是一个犯人还关在劳改营里就“被教育得适应于社会主义劳动的高级形式”。
    　　要做到这一点又该怎么办？……木螺丝卡住了。
    　　唉呀，笨蛋！当然是搞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手运动嘛！！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呀！“不是单纯的劳动，而是英雄的劳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命令一百九十号）。
    　　夺取中心指挥部、区指挥部、排指挥部流动红旗的竞赛！劳改点之间、工地之间、班组之间的竞赛！“与流动红旗一起奖给一支吹奏乐队！它一连好几天在工作时间和美味的进餐时间为优胜者演奏！在照片上看不到美味的进餐，但是看到有一盏探照灯。这是为夜间劳动准备的，伏尔加运河的建设日夜开工。每一个犯人作业班里都有一个管竞赛的“三人小组”。统计和决议！决议和统计！围堰突击战第一个五日总结，第二个五日总结！全营报纸《再锻造》。它的口号是：“让我们把自己的过去淹没在运河的河底！”它的号召是：“无假日地工作！”一致欢呼，一致同意！先进的突击手表示：“当然！哪能有什么假日？伏尔加河可没有……假日，眼看就要到汛期了。”可是密西西比河上怎么就有节假日呢？……抓住他！说这话的是富农代理人！竞赛保证书里有一条：“保证本集体每一成员的健康。”哦，多有人情味！不，这是为了——“以便减少缺勤。”“不要生病，不要病假！”红榜。黑榜。指标牌：交工尚余天数；昨日完成数，今日完成数。光荣簿。每一间工棚墙上贴着奖状、《改造之窗》、进度表、图表。（多少二流子整天张罗和炮制这些东西！）每一个犯人都应当了解生产计划！每一个犯人都应当了解全国的政治生活！因此每天早晨站队时（当然是利用上工以前的时间）都要开一次“五分钟生产会”，下工回营后（当两腿都站不直的时候）举行一次“五分钟政治会”。午饭时间不许钻到旮旯里去，不许睡觉——要参加政治学习！如果狱外正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六大条件”，那么每一个劳改犯就必须把它背下来！如果外面在学习人民委员会关于解雇旷工者的决议，在里头就要进行一番讲解工作：每一个今天拒绝出工的或者是装病的人，在他获释出去以后，必将遭到苏联广大群众的蔑视。这里的规矩是；要想获得突击手的称号，光是生产成绩好还不够！此外还必须：（甲）读报；（乙）热爱自己的运河；（丙）会说出它的意义。
    　　于是出现奇迹！噢，奇迹！噢，变容与升天！“突击手不再感到纪律和劳动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这一点连牲口也懂。）“它们变成了一种内在的需要”！（没错，真的，要知道，自由其实也不是自由，而是被公众接受了的铁窗生涯！）新的社会主义的奖励形式！颁发突击手徽章。你猜怎么着？你猜怎么着？“劳动能手们把突击手徽章看得比口粮还珍贵”！是的，比口粮还珍贵！并且整班整组地“白愿挨前两小时出工”，（啊，简直胡闹！押解队怎么办？）“工作日结束后他们留下来继续劳动”！
    　　啊，火苗！啊，火柴棍！他们以为你们能燃烧几十年。
    　　这就是我们在谈白波运河工程时介绍过的技术；在上坡的地方有一个“钩子工”给手推车挂上钩——可是怎么把它推上去？伊万·涅姆采夫忽然决心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说到做到：在一班时间内他一共挖运了……五十五方土！（我们算算看：这等于一小时五万，十二分钟一方——哪怕是最松的土壤，你们试试看！）工作条件是这样的：没有抽水机，不挖排水井，你们用手去堵水吧！妇女们呢？一人推四普特重的石头上堤坡！手推车掀翻，石头砸在头上、腿上。没关系，能克服！一会儿是“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一会儿是“六十二个小时不间断的劳动”，一会儿是“五百人连续三天凿开冻土”——结果发现是白搭工。没关系，我们能克服。
    　　让我们用自己战斗的铁锹，
    　　挖出我们的幸福，在莫斯科近郊！
    　　这就是从白波运河带来的那种“特殊的欢乐的紧张气氛”。“高唱勇猛欢乐的歌曲走向突击的战斗”……
    　　不怕暴雨和狂风，
    　　迈着大步去上工！
    　　这就是突击手们的形象。他们乘车来参加大会。左侧靠车厢站着的是押解队长，再向左还站着一名押解员。请看她们兴奋而快乐的面容；这些女人一不想孩子，二不想家庭，－心想着她们如此爱上了的运河。天气够冷，力，有的穿上了毡靴。有的穿着普通的皮靴，当然是家里做的，可是前排右起第二人难是个穿着偷来的使鞋的女扒手。除了在大会上，还能在哪儿穿着它去显美呢？瞧，这儿是另一个大会的会场。标语牌上写着：“我们要提前、节省、牢固地建成运河！”这三者怎样协调？让工程师去伤脑筋吧。从照片里很容易看出来，人们脸上有为照相机做出的笑影，但总的看来这些女人都疲劳得够呛。她们不像是要上台发言，只是等着大会给的那一顿饱饭。全都是一些朴质的农民面孔。会场的过道里戳着一名“自卫队员”（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这个犹大死气白赖地想进镜头。这张照片里是一个拥有最先进技术装备的突击作业班。谁说我们总是两人一犋地拉车呢？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在文教科展出作品的劳改营美术家的话，那么这就是在运河上已经使用的设备：一台挖土机，一台吊车，一台拖拉机。它们能用吗？也许是坏的？八成是这么回事吧？但总的说来，大冬天在挖河的工地上是不很舒服的，对吗？
    　　这里出了一个小小的附带问题：白波运河竣工时，各种报纸上出现了过多的庆贺文章，它们一笔抹杀了劳改营的威慑作用……在对白波运河建设情况的报道当中，他们说了这么多的过头活，以至前来修建伏尔加莫斯科运河的犯人们以为在这里能见到“乳汁的河、果羹的岸”，竟然向管理当局提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要求（大概是要求领干净的内衣吧？）。所以，瞎说可以，但别过火。《再锻造》报写的是：“白波运河的旗帜今天仍在我们头顶飘扬。”恰如其分。这种写法就够了。
    　　不过，无论在白波运河还是在伏尔加莫斯科运河，有一条都是明确的：“劳改营的竞赛和突击运动必须和一整套奖励制度联系起来，使突击运动得到特殊奖励的刺激。”“竞赛的主要基础是物质利益”（！？——好像叫我们来了个向后转？我们转了一百八十度？这一定是挑衅言论I快抓紧扶手！）事情是这样安排的：一切取决于你的生产指标：伙食、住房、服装、内衣、洗澡的次数（对！对！谁不好好劳动，就让他穿破烂，长虱子！），还有提前释放！休息！接见家属！例如，颁发突击手徽章本来是一种纯社会主义的鼓励形式，但是，就让这个徽章授予你一次额外的长时间会见家属的权利吧！于是用这个办法就使它比一份面包口粮更珍贵了……
    　　既然我们在自由人中间，依照苏联宪法的规定，实行着“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那么为什么要把劳改犯放在特殊化的地位呢？（劳改营建设中最难办到的一条：这里不应当变成享受特权的场所！）德米特拉格的伙食等级表如下：惩戒热食——一小锅浑汤；惩戒口粮——三百克面包。完成任务百分之百，有权领到八百克面包，另外可以在小卖部加买一百克！所以说，“遵守纪律一开始是从利己主义的动机（对改善口粮的关心）出发的，然后才很高到对夺取红旗的社会主义的关心！”
    　　但最主要的是刑期的折减！折减呐！竞赛指挥部给犯人写鉴定。要得到折减不光需要超额完成任务，还需要搞社会工作！如果过去是非劳动分子，折减率就要降低，只给微不足道的折减。“他也许只是伪装，不是真悔改！他需要在营内多呆一些时间，接受考验。”（比方说，他在推一辆手车上坡，可是也许他这根本不是在干活，而是在伪装，对吗？）
    　　那些提前释放的人去做什么呢……做什么！？他们自动留营就业！他们对运河爱得太深了，舍不得离开这里！“他们干得这样入迷，以至被释放以后仍然自愿地留在运河工地上从事挖掘土方的工作，直到工程结束！”（可以相信作者的这些话吗？当然。要知道在他们的身份证上盖着一个戳子：“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服刑。”在别处根本找不到工作。）
    　　但这是什么？……发出夜营的婉转歌声的机器出了毛病——在歌声的间歇中我们听到了真实的疲乏的叹息：“甚至盗窃犯参加竞赛的人数也仅仅达到百分之六十（连小偷们也不参加竞赛，情况便可想而知了！……）；劳改犯们时常议论说优待和奖励实行得不合理”；“鉴定写得千篇一律”；“值日人员时常（！）在鉴定上被写成是一名土工突击手，并且获得突击手应得到的折减，而真正的突击手却得不到折减”；（教育员先生们，原来是你们没有提高到第二阶段呀？！）“许多人（！）有丧失希望的感觉”。
    　　夜莺的啼啭又开始了，而且带有金属的声音！是把最主要的鼓励手段忘在脑后了吗？——“要实行残酷无情的纪律处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是为过冬打的预防针，是为了使犯人们顶得住寒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规定“凡属屡教不改的懒汉和装病者，一律遣送到边远的北方劳改营，并剥夺其享受优待的权利。怙恶不俊的拒绝出工分子和教唆分子，交劳改营管委会法庭审判。任何人对于铁的纪律如有稍许破坏的企图，立即取消其已获得的一切优待和特许。”（比方说，如有在黄火边取暖的企图……）
    　　我们的叙述完全乱了套，又把最主要的环节遗漏了！什么全说到了，而最主要的却没有说！请听吧，请听吧！“集体性——这是苏维埃劳改政策的原则和方法。”要知道，没有“从管理当局到群众的传动带”是不行的！“只有依靠各个集体”，劳改营的人数众多的管理人员才能把犯人的思想意识改造过来。“从低级形式——集体责任到高级形式：荣誉的事业，光荣的事业，豪迈和英雄主义的事业！”（我们时常责骂我们的语言，说它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黯然失色。可是你仔细想想——不！它越来越高贵了。先前是怎么说的？用马车夫的话，叫做“缰绳”吧？可是现在——－“传动带”！先前叫做“连环保”，散发着一股马厩的味儿。可是现在——“集体责任”！）
    　　“作业班是进行再教育的基本形式”（一九三三年德米特拉格内部命令）。“它意味着对集体的信任，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但在封建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村里一个人有了过失，把全村的人都扒光了抽鞭子！然而听起来毕竟是高贵的：对集体的信任！）“这还意味着劳改犯人在再教育工作中的主动性！”“这表示个人从集体中获得的心理上的充实！”（且慢，且慢，你们听听都是些什么词儿！他这一个“心理上的充实”就感动得我们鼻子发酸，喉咙哽噎。有学问的人毕竟不一样！）“集体能够提高每一个犯人的人类尊严（不错！不错！）的感觉，从而免除实行精神镇压手段的必要！”
    　　你瞧，在阿维尔巴赫之后三十年，关于作业班我也不得不说三两句话了。我只说说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形，因为人们对它做了完全另一样的、完全歪曲的解释：“作业班是共产主义对于惩罚学的主要贡献（这点倒是说得不错，阿维尔巴赫也是这么说的）……这是一种在无情的强迫共生中一同生活、工作、吃饭、睡觉和受难的集合体。”
    　　啊，如果没有作业班，劳改营的日子还是可以熬下来的！没有作业班，你是一个个体，你自己选择行为的路线。没有作业班，你至少可以高傲地死去，在作业班里连死也只许你以卑劣的方式，只许你肚皮贴地。首长、领班、看守员、押解员——所有这些人你都能躲得开，能偷偷找出一小会儿休息时间，这里偷个懒，那里耍个滑。但是那些传动带——本班的伙伴，你可是躲不开，逃不脱，也得不到他们半点宽恕的。你没有法子不想干活，你没有法子由于意识到自己是政治犯而宁愿饿死也不去上工。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你走出了营区，在出工登记簿上记了帐——全作业班今天完成任务的总数就不是除以二十五，而是除以二十六了。整个作业班的百分数将可能由于你的原故从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降低到百分之一百一十九，从高产班的伙食降低为普通伙食。每人都将失去一块小麦面做的甜面包，都将少领一百克普通面包。同伴们会比任何看守员更好地监视你！班长的一只拳头给你的惩罚会比整个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更能使你清醒。
    　　这就是所谓“在再教育中的主动性”！这就是所谓“个人从集体平获得的心理L的充实”！
    　　今天这在我们眼里像明镜似地清楚，但是当年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组织者们本人还不敢相信他们是找到了一个多么结实的脖套。作业班在他们那里是偏居末位的，只有劳动集体被理解为最高的荣誉和鼓励。甚至到了一九三四年的五月，德米特罗夫劳改营里还有一半犯人是“无组织的”，劳动集体……不接受他们，只许他们去参加劳动组合，而且也不是全体：不要神甫，教派分子以及一般的信徒。（如果放弃宗教——按所能得到的好处，是值得这样干的！——那就允许加入，但有一个月的试验期！）“五十八条”也开始被勉勉强强地接受加入劳动集体了，但是也只要那些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劳动集体设有主席和委员会，还享有全不受拘束的民主：集体的全体大会只有得到文教科的准许才能召开，而且必须有连（对了，还建立了连队！）教育员在场。不用说，集体的伙食要比落后分子们好一些：营区内的菜园子拨给最优秀的集体（不是分给个人，而是按集体农庄的方式——用于补贴公共伙食）。集体划分为若干小组，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他们要不就搞生活检查，要不就是讨论盗窃和浪费公家财产的问题，要不就是出壁报，要不就讨论违犯纪律的问题。在集体的全体大会上一连几小时地板着脸研究这样的问题：怎样改造懒汉沃夫卡？装病者格里什卡？集体本身也有权力开除自己的成员以及申请取消他们的折减。但是更厉害的是，管理当局有时候解散整个的集体，因为它们“继续着犯罪的传统”（大概是对集体生活不感兴趣吧？）。然而最有意思的还是集体的定期清洗——清除懒汉、不够资格的分子、说闲话的（他们把劳动集体说成是互相告密的组织）以及混进来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例如，发现了什么人进了劳改营以后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出身而进的劳改营）——现在对他进行痛斥并且清除出去——当然不是清除出劳改营，而是清除出劳动集体。（噢，现实主义美术家们！噢，请画出这样一幅作品：《劳动集体中的清洗》！这些剃光的脑袋，这些戒备的表情，这些疲惫不堪的面孔，这些勉强遮身的褴褛——还有这些穷凶极恶的发言人！。如果谁对于想象感到困难，那么在自由人中间也能找到类似的典型。请听吧：“事先把清洗的任务和目的传达到每一个劳改犯。然后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在群众面前汇报自己的情况”
    　　还有揭发假突击手呢！还有选举文化委员呢！还有对扫盲学习成绩不好的人的申斥呢！还有扫盲课程本身：“我一们一不一是一奴一隶！！奴一隶一不一是一我一们！”还有歌曲呢！
    　　这一片沼泽和泥洼的王国，
    　　将变成我们幸福的故乡。
    　　或者是迸发自内心的业余创作的歌词：
    　　即使用最美好的歌曲，
    　　也说不尽，也唱不完
    　　世界上最奇妙的国家，
    　　我们美丽的家园。这一切照劳改营里的说法，就是“唧唧喳喳学鸟叫”。
    　　噢，它们能把你搞得这么难受，以至当你回想起库里尔科骑兵大尉，回想起简便近捷的处决之路，回想起索洛维茨的坦率的无法无天，不由得要洒下留恋的眼泪。
    　　天哪！你要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淹没在哪一条运河的河底呢？

    　　——————

    第四章　群岛在硬结

    　　历史的钟声铛铛地报着时辰。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及中监委一月全会上，脑子里正盘算着在这个国家里还要一次又一次地搞掉多少两脚动物的具体数字的伟大领袖宣布，列宁如此许诺的、人道主义者们如此企盼的“国家的消亡，不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削弱，而将是通过它的最大限度的加强来实现，它的加强是为彻底消灭垂死阶级的残余所必需的……”（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而由于那些残余在濒临自己的末日的时候“诉诸于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动员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而落后阶层的帽子又是可以扣在任何一个不属于垂死阶级的人的头上的，——所以“我们要迅速地，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地消灭这类分子”。（如何才能“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大恩人没具体说明。）
    　　这种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论断，并非任何一个脑袋瓜子都有本事装得进去的。但是有维辛斯基坚守着自己的打下手的岗位，他立刻接茬做了如下的发挥：“这还意味着，要通过劳动改造机构的最大限度的强化。”
    　　通过监狱的最大限度的强化进入社会主义！——这可不是某一份幽默杂志的俏皮话，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的言论！所以说“刺猬皮手套”在没有“刺猬”的时候就已经缝好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有谁还记得（我们国内谁也不记得什么事情！记忆是俄罗斯人最薄弱的一环，特别是对坏事的记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许多光辉灿烂的（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任务当中还有一项这样的任务：“铲除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就是说，这项铲除的工作也需要在一九三八年完成。请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靠什么才能把它们这样迅速地铲除掉呢？
    　　“在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刻，苏联的剥夺自由场所不仅丝毫没有丧失其意义，而且变得更为重要。”（科甘做出劳改营不久将消失的预言还不到一年。但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一月全会嘛！）“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劳动改造机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镇压机关，作为强制和教育（强制已经摆在首位了）手段的作用必须更加增长和加强。”（不然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们干什么去——喝西北风吗？）
    　　谁能责怪我们的先进理论落后于实践呢？所有这一切都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只怪我们当时还不会读。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人家早就公开地有言在先，并且想好了理论根据。
    　　但是一九三七年群岛实际出现了什么情况？在和维辛斯基协调一致的努力下，群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它的人口大幅度地上升了。但和普遍流行的概念相反，人数的增加远远不仅是靠一九三七年从外面抓的人：而是因为“特别移民”变成了犯人。他们是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嚼剩下来的渣子，是那些竟能在泰加森林里、冻土地带上活下来的人们，是那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没有牛，没有家什，没有工具的人们。全仗农民的体质结实，没死绝的人还剩下几百万。被扫地出门的人们居住的“特别村”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由于把他们分别送回了原地，或者让他们自由了，不，是把这些村子整个划进了古拉格。这些村子四周围上带刺的铁丝网（如果原来没有的话），变成了劳改点（整个诺里尔斯克综合劳改营就是这样形成的），过后有人被押解到其他劳改营，已经是当犯人了（孩子们被送到儿童院）。这一增加可就是几百万——又是农民大军啊！一九三七年涌向群岛的大潮主要是这一批人。虽然那年在农村没像城里那样大把抓人（不过也明显地扫到了），——但见到的人们记得，总体上说，群岛居民中农民成分变得很稠密了。
    　　群岛巨人般地成长了——但它的管理制度还能不能变得更加残忍呢？原来是可以的。
    　　那些花花草草的小玩艺儿一下子被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揪个精光。劳动集体？禁止！还发明了些什么花样？劳改营内的自我管理？除了作业班，再没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政治谈话？停止！犯人们来这里是干活的，不一定要懂什么事。在乌赫塔提出了“消灭最后一个‘小车厢”’的口号？政治错误！怎么？要我们把他们安置到弹簧床上？就让他们在“小车厢”里挤挤吧，而且每间工棚里的人数还要加倍！折减？这是首先该取消的！你们想让法庭白干吗？已经给了折减的怎么办？宣布无效（一九三七年）！有一些劳改营里还允许接见亲属吗？统统禁止！有一所监狱里把一个神甫的尸体交给了外面的人，以便让他们去举行葬礼吗？你们这是发了疯！你们这是在为反苏示威提供借口。对有关人员必须严惩，以做效尤！要向他们讲清楚：死者的尸体是属于古拉格的，而坟墓纯属机密。为犯人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该怎么处理？解散！谁要他们在外头的时候不学呢？什么……全俄中执委的指示？哪一个全俄中执委？是加里宁签署的？……我们不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我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等这些人出去了，让中执委自己去教他们吧！进度表和图表？从墙上撕下来！把墙刷白！当然不刷白也行。这是一张什么表报？发给犯人的工资？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通令，按国营工业相应级别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发给？住口！扯掉！我们要停发你们自己的工资！犯人，还要给钱？没有枪毙，他们就该感激不尽了。一九三三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压根忘掉它！从所有的劳改营保险柜里把这个文件剔除！“一切违反全苏劳动法典的措施……必须征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意”？莫非要我们上门去找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会算得了什么？吹口气它就没了！第七十五条——“从事较重劳动时口粮应相应增加”？倒——转——来！变为从事较轻劳动时口粮相应减少吧。就这么办。不会浪费资金。
    　　洋洋数百条的劳动改造法典就象被鲨鱼吞进了肚里，不仅以后二十五年谁也没有见过它，就连这个名称也没有留下一点影子。
    　　他们把群岛摇晃了一下，结果断定，早在索洛维茨的时代，特别在修筑运河的时候，整个劳动营的机器就松散到了不能容许的程度。于是现在便着手消除这些松弛的地方。
    　　首先，警卫工作就完全不像个样子。这根本不是一些劳改营：了望塔上只在晚间才有哨兵；门房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不带武器的值勤员，如果跟他说好话，还能让你短时间出入；营区里面允许用煤油灯；几十名犯人只有一个带枪的兵押着上工。现在，沿着营区拉上了一排电灯（使用政治上可靠的电工和发电工）。警卫队的持枪人员得到了战斗条令和军事训练。警犬、饲养员、教练员列入了不可缺少的编制之内，这方面还有单行的条令。劳改营终于获得了十足现代化的即我们现在知道的面貌。
    　　劳改营管理制度中有多少日常细节被卡紧了，被磨尖了，在这里是列举不完的。发现还有一些外面的人可以借以窥探群岛的小洞。马上掐断了这些联系，堵死了这些小洞。还剩下了个什么“监督委员会”之类的东西，也被赶走了。
    　　本书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说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就让我在这里为好奇者做一大段注解吧。
    　　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想出来这样一个名堂，就是对监禁场所的状况和感化囚犯的过程应当实行社会的监督。在沙皇俄国有“监狱监督协会”，宗旨是“为了改善囚犯的肉体和精神状况”，有“监狱慈善事业委员会”和“囚犯保护协会”。而在美国监狱里，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由各界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已经享有广泛的权利：它甚至有权提前释放（不是提出申请，而是直截了当地释放，木经过法院）。不过，我们辩证的法学家们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他们的委员会是由哪些阶级组成的，他们采取的决定都是符合于本阶级的利益的。”
    　　在我国则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关于建立首批集中营的第一个“临时指令”就规定了要在各省的惩治处下面设立分配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根据早期的俄罗斯联邦制定的七种剥夺自由的形式分配所有的已决犯。这项工作（类似代行法院职能）是那样重要，以至司法人民委员在一九二0年的报告里把分配委员会的活动称为“惩治工作的神经”。这些委员会的构成是反映了高度民主精神的，例如一九二二年它是一个三人小组：省内务局局长、省法院主席团成员和本省剥夺自由场所的负责人。后来增补了省工农监察院和省工会理事会各一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头对它们已经很不满意了：它们对阶级异己分子适用了提前释放和优惠待遇。“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径”。为此分配委员会就在那个大转变的一年被撤销，代替它的是监督委员会，各地方委员会的主席由审判长担任，成员是劳改营营长、检察长和社会各界的一名代表——即看守工作者、民警、区执委和共青团的代表。我们的法学家们多么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它是由哪些阶级……哦，对不起，这话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交给监督委员会的任务是处理折减和提前释放的问题；全俄中执委（不对了，该叫国会才是）方面交下来的任务是督促生产财务计划的完成。
    　　就是这样的一些监督委员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头也被驱散了。坦率地说，犯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了这个损失叹过一口气。
    　　既然已经提了个头，顺便再说两句关于阶级的话。我们常提到的那本《文集》的作者之————舍斯塔科娃根据二十和三十年代的资料“做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监狱和我国监狱里犯人的阶级成分十分相似”。她本人也感到吃惊的是，两种地方关押的都是……劳动阶级。嗯，这里当然存在某种辩证的原因，不过她没有发现罢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对于这个“奇怪的相似性”稍有破坏。当时有大批身居国家高位的人涌进了劳改营。但是这比例很快又拉平了：所有那些战时和战后的人数达到好几百万的“水流”——全都是属于劳动阶级的成分。
    　　顺便谈谈劳改营的“法朗吉”，虽然其中已经闪烁着社会主义的光辉，但为避免和“弗朗哥”念混起见，仍在一九三七年被更名为“大队”。劳改营的行动科原来对一般劳动和生产计划还是要买帐的，现在具有了独立的领导地位，可以对任何生产工作，任何专业编制置之不顾了。诚然，他们没有撤消劳改营内的文教科，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通过它便于收集小报告，传眼线来汇报情况。
    　　于是在群岛四周降下了一道铁幕。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和军士，谁也不能通过劳改营门房随意出入。一种十分协调的秩序建立起来了。犯人们自己不久以后也觉得劳改营就应该是这个模样。这也就是本书这一部将要描写的样子。那些红布条条已经不挂了，劳动已经多于“改造”。
    　　狼牙这时候才测了出来！群岛的无底洞这时候才张开了大口！
    　　“拿罐头盒子给你当鞋穿，你也得去上工！”
    　　“枕木不够用——我拿你们铺上去！”
    　　西伯利亚运送“五十八条”的闷罐列车，这时候每隔两节车皮的顶篷上就架着一挺机关枪。沿途需要下车的时候，为了便于更牢靠地看守，把他们赶进建筑工地的基坑里去，叫他们在那里等着。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之前，整个欧洲还在跳狐步舞。在这时候的马里因斯克分配站（马里因斯克各劳改营的营内递解站）里面，虱子都来不及掐死，而是用蒿草扎的小条帚从衣服上往下扫。爆发了一场伤寒病瘟疫，短期内就有一万五千具死尸扔进了万人坑。尸体蜷曲着，一丝不挂。为了节约，连家里穿来的衬裤也从他们身上剪下来。（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中转站里的伤寒病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
    　　前一时期的成果中，只有一样东西古拉格没有丢开，那就是对流氓盗窃犯的鼓励。劳改营里的全部“制高点”更加彻底地交给了盗窃犯。更加经常地唆使盗窃犯欺压“五十八条”，容许他们不受阻碍地抢劫、殴打和摧残这些人。盗贼们变成了营内警察和营内冲锋队员一类的人物。（战争年代在许多劳改营里完全取消了看守人员，把看守的工作委托给管理办公室——“母狗化的盗贼”，母狗们干得比看守还好，因为他们怎样动手打人都是不受禁止的。）
    　　据说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在全内务人民委员部范围内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减少犯人数量！（当然不是采取把他们放走的办法。）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合乎逻辑的指示，因为农、食、住的条件都跟不上。古拉格实在吃不消了。
    　　正是在那时候，陪拉格病（即糙皮病或烟酸缺乏症）患者横七竖八地倒下溃烂。正是在那时候，押解队的队长们开始在磕磕绊绊地行进中的犯人们身上检验机枪试射的命中率。正是在那时候，每天早晨，值日员就要拖一堆死尸到门岗旁边，码到深上。
    　　在科雷马，群岛的寒冷和残酷的“极地”，这个转折来得尤其剧烈，实在无愧于“极地”的特色。
    　　根据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前第四十师师长和第十二军军长，不久前去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和零散的札记）的回忆，在科雷马规定了严酷到极点的伙食、劳动和惩罚等方面的制度。犯人们饿到这个程度，以至于在扎罗斯施泉，他们把一匹七月天放了一个多星期、发着臭气、爬满了苍蝇和蛆虫的死马都吃掉了。在乌金内金矿，犯人们吃掉了半桶给手推车上油用的滑润剂。在梅尔加，人们象野鹿一样啃地衣充饥。大雪封了山口以后，远地的金矿上每天只发给一百克面包，而且从来不补发欠下的口粮。大量的走不动路的垂死者由另一些浮肿得还不像那么利害的垂死者用雪橇拖着去上工。落后就要挨棍子，被狗咬。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露天里干活，不许生火取暖（但允许盗窃犯烧火）。卡尔普尼奇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零下五十度用一根两米长的钢钎子进行“冷式人工打眼”，用雪橇运走所谓“泥炭”（含着碎石和圆石的泥土），每辆雪橇由四个人拖（它是用带皮的圆木做的，上面的车斗是用未加工的背板钉成的）。第五个人是“贼催办”，跟在后面。他是“对完成任务负责”的，专门用“制子”揍拉雪橇的人。对于完不成定额的（什么叫“完不成定额”？要知道，“五十八条”完成的工作量总是被盗窃犯们偷去算在自己帐上），劳改点长官泽尔金采取这样的惩罚办法：冬天，在工作面上把他们剥个精光，浇凉水，然后让他们跑步回劳改营；夏天——也是剥光衣服，把他们双手反背捆到一根树棍上，然后把这些被连在一起的人拉出去放在一团乌云似的蚊群下面。（旁边的警卫站在防蚊罩里面。）当然也采取用枪托揍、投进隔离室等简单的办法。
    　　在梅尔加（艾里根劳改营的附属“独劳点”），在嘎夫里克当点长的时候，对完不成定额的女犯们，这类惩罚要缓和一些：不过是冬天住不生火的帐篷（但是可以跑出来，围着帐篷跑步），在蚊子成群的割草期，是一座毫无防护的用树条编的窝棚（斯利奥斯贝格）。
    　　有人会反驳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任何发展；他们会说，这不过是从大喊大叫的强调教育的运河工地重新回到不遮盖的索洛维茨而已。且慢！也许这竟是黑格尔的三段式？索洛维茨一白海运河一科雷马？正一反一合？否定之否定，但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
    　　就拿“死亡马车”来说，好像在索洛维茨就未曾有过吧？根据卡尔普尼奇的回忆，这是在马里斯内泉（在斯列德涅康大路六十六公里处）发生的事。长官对于完不成定额的现象容忍了整整十天。在第十天头上才把他们关进隔离堂吃惩戒口粮，然后又带他们去上工。但是有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仍完不成定额，那就要请他坐坐“马车”了。这是一个装在拖拉机拖斗雪橇上的5X3X1．8米的木笼，是用扒银子联接起来的粗糙的木头方子做成的。有一个小门洞，没有窗户，里面空荡荡，连扳铺也没有。到了傍晚，把那些已经陷入麻木状态、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的受处分的人从惩戒隔离室里带出来，塞进“马车”，挂上一把大锁，用拖拉机拖到离劳改营三四公里的地方，拉进一道峡谷。有些人在里面叫喊，但是拖拉机搞了钩，把它甩在那里一天一夜。一昼夜之后开锁，把尸体扔出来。暴风雪自然会把它们掩埋的。夏天在临时派遣点上，隔离室有时是在冻土里挖的一个坑（雅库特人在这样的坑里放心地贮存鲜鱼鲜肉）。上面用原木盖顶，如果挖得不深，人在里头挺不直身子，只能弯腰站着，浑身发麻。（自然是不可能坐下的。）
    　　在南方管理局的派出独劳点上，对于未完成定额的惩罚更要简单些：独劳点点长格里戈里耶夫中尉拿着手枪到矿上去——在那儿每天毙掉两三个没完成定额的人（托马斯·斯戈维奥的回忆）。
    　　科雷马管理制度严酷化的外部标志是加拉宁被任命为东北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帕夫洛夫接替原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别尔津当了远北建设局局长。（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症造成的不必要的走马灯。老契卡人员别尔津为什么不能跟他的同伙们一样很好地为新的要求服务呢？难道他会有一丝一毫的手软吗？）
    　　此刻取消了（“五十八条”们的）最后的公休日（一个月有三天，但不正常给，冬天计划完成情况不好时，根本不给），把夏季的工作回延长到十四小时。零下四十五度和五十度被认为是适合于劳动的温度，只是到了零下五十五度以下，才允许将劳动日“报废”。个别长官高兴起来，在零下六十度也有带犯人出去上工的（许多科雷马人根本不记得自己的独立劳改点上有过什么温度计）。在戈尔内金矿上，把拒绝上工者用绳子相到雪橇上（又是对索洛维茨的剽窃），拖到工作面上去。在科雷马还形成了这样的规矩：押解队的任务不仅是看管犯人，而且还要对犯人们完成计划的情况负责，因而不能打瞌睡，必须不停地督促他们干活。
    　　还有坏血病，用不着当官的动手，也可以把人们大批地消灭。
    　　但是这一切还显得太少，还不够制度化，犯人的数量还减少得不够。于是开始了“加拉宁的枪杀”，即直接的屠杀。有时候是在拖拉机马达轰隆声的掩盖下，有时候连这也不用。许多劳改点是以枪杀和万人坑闻名的：奥罗图坎、波利亚尔内泉、斯维斯托普利亚斯、安努施卡等等都是，连杜克恰国营农场也是。但是这方面顶有名的要算左洛基斯蒂金矿（劳改点长是彼得罗夫，行动特派员是泽林科夫和阿尼西莫夫，矿长是巴尔卡洛夫，区内务处处长是布罗夫）和谢尔潘金卡。在左洛基斯蒂，大白天把一些作业班从工作面带出来，当下就一个个地枪毙。（这并不代替夜间的枪决，那事仍然照办不误。）尤格劳改营长尼古拉·安德列维奇·阿格拉诺夫每次到那里去，总喜欢在早晨出工时挑选出一个犯了点什么错误的作业班，命令把它带到一边去，然后亲自用手枪朝这些惊恐万状、挤做一团的人们射击，同时快乐地大喊大叫。尸体不掩埋，到了五月间它们开始腐烂，那时就召集一些还活着的老弱病残把它们埋起来，为此他们可以得到加码的口粮，甚至包括酒精。在谢尔潘金卡，每天在隔离室附近的凉棚下面枪杀三十至五十人。事后用拖拉机挂斗雪橇把尸体拉到山岗后面。拖拉机手、尸体搬运工和掩埋工住在一座单独的棚屋里。加拉宁被枪毙后，他们也都被枪毙了。那里还有另一种技术：把犯人蒙上眼睛带到一个很深的探井旁边，直接朝他的耳朵或者后脑勺开枪。（没有人提到曾有过什么反抗。）谢尔潘金卡后来被闭封了，把那座隔离室以及一切与枪杀有关的显眼的东西都彻底平毁了，连那些探井也都填死了声那时，在没有进行枪杀的那些金矿上，经常当众宣读或者张贴出一些通知，上面用大号字印着姓名，用小号字印着处决的理由：“进行反革命宣传”，“侮辱押解队”，“不完成定额”。
    　　枪杀的工作有时候停顿一阵，因为开采黄金的计划眼看完不成，而他们又不能从结冰的鄂霍茨克海上运来新的犯人。（科诺年科在谢尔潘金卡等待枪毙等了大半年，结果还是活下来了。）
    　　此外，严酷化还表现在添加新刑期方面。梅尔加的加夫里克办理这件事的场面颇为壮观：前面是高举火把（北极的黑夜）的骑士，后面是用绳子牵着走的犯人。他们就是这样前往区内务处（三十公里）去办理新案的判决手续。另一些劳改点的做法完全是例行公事：登记科从卡片柜里把原判的短暂得不合理的刑期届满的那些人挑出来，一次叫来八十至一百人，给每个人再添上十年就算完事（P·B·列茨）。
    　　我实际上是把科雷马排除在本书的范围之外的。科雷马在群岛中等于一个单独的大陆，它有资格得到单独的记述。并且科雷马也是“很走运”的：在那里活下来一个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在那里活下来了叶夫根尼娅·金兹布尔格、O·斯利奥斯贝格、H·苏罗夫采娃、H·格兰金娜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也都写了回忆录。我只允许自己在这里引用几行B·沙拉莫夫关于“加拉宁的枪杀”的描写：
    　　“一连好几个月，白天黑夜，在早晚点名的时候，宣读着数不尽的枪决命令。在宣读每一个命令之前和之后，由普通犯组成的乐队冒着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吹奏庆贺曲。冒烟的汽油火把撕破了黑夜……用卷烟纸打印的命令蒙上了一层霜。宣读命令的什么首长时而用手套掸掉纸页上的雪花，以便认出和喊出下一个被处决者的姓名。”
    　　“群岛”就是这样结束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自然喷，进入了社会主义。
    　　战争的开始使劳改营的头子们受到震动：战局的发展一开头大有导致整个群岛彻底毁灭之势，说不定还会导致雇主们要在雇工们面前承担责任。根据不同劳改营的犯人们的印象，可以判断，事件的这种趋向在主子们中间引起了两种不同的表现：一部分明智一些的或者胆子小一些的放宽了管理制度，说话的口气变得几乎和蔼可亲，特别是在战事失利的几个星期。至于改善伙食或生活待遇，他们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另一部分比较顽固比较狠毒一些的则相反，他们对“五十八条”的待遇变得更加严厉，更加凶猛，好像决心要在这些人获得任何一种释放之前置他们于死地。在大部分劳改营里甚至没有向犯人们宣布战争的开始——这是我们对保密和说谎的难以克服的癖好！只是到了星期一那天，犯人们才从免除看管的犯人和自由人那里听到这件事。即使是安了广播喇叭的地方（乌斯特维姆以及科雷马的许多地方）在我方战事失利的整个期间也把它废置不用了。在前面说过的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突然禁止了给家里写信（但可以收信），亲属们以为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被枪毙了。在某些劳改营里（本能地预感到未来政策的趋向！），开始把“五十八条”与普通犯分开，关进特别的警戒森严的隔离区。在了望塔上架设了机关枪，甚至在队前公开地这样说：“你们在这里是人质！（刺鼻的国内战争时期的气味！这个字眼是多么难以忘记，多么容易回想起来！）——如果斯大林格勒失陷，就把你们统统枪毙。”土著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清询问前方的战况：斯大林格勒是挺着呢还是已经被人家撂倒了？在科雷马，把德国人、波兰人以及“五十八条”当中一些显眼的人物也都集中到这样的特别区。但是他们不久以后就开始（一九四一年八月）慢慢地释放波兰人。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在群岛上的所有地方（一经拆阅了战争动员令）都停止了“五十八条”的释放。甚至有把已获释的人从半道上截回来的。六月二十三日在乌赫塔有一批获释者已经走出了隔离区，正在等火车，忽然一支押解队把他们赶了回去，并且还骂骂咧咧地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仗才打起来的！”卡尔普尼奇六月二十三号早晨接到释放通知书，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走出门房，就被他们把通知书骗回去了；“拿出来看看！”他拿了出来——结果在劳改营里又留了五年。这算是——“留待接获特别指令后办理”。（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许多劳改营里连去登记科询问何时释放都不许。原因是战后有一段时期群岛上人手不够，甚至莫斯科已经批准了释放，而许多地方管理局却发布自己的“特别指令”，阻止劳动力外流。E·M·奥尔洛娃就是这样被阻留在卡尔拉格，母亲临死前也没能赶去见一面。）
    　　从战争一开始（大约也是遵照上面提到的动员令的安排），劳改营伙食定量就减少了。食物本身也一年比一年坏：蔬菜被饲料萝卜代替，代替麦片的是箭笞豌豆和麸子。（科雷马是靠美国供应的，那里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白面包。）但是在重要的生产部门，由于囚犯们体力衰弱而使产量下降的情况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至他们认为还是恢复战前定量比较有利。许多劳改营的生产单位获得了国防订货，这类小厂子的善于经营的厂长们有时候居然能想到办法从副食基地上多给犯人们供应一些食物。有的地方发工资，但按照战时市场上的价格，这点钱（三十卢布）一个月还买不到一公斤土豆。
    　　如果问一个战时的劳改犯：他的最高、最终并且完全达不到的目标是什么？他会回答你：“饱饱地吃上一顿黑面包，死也甘心了。”战争期间在劳改营里埋的死人决不比前线少，只不过是没有受到诗人们的歌颂而已。科莫戈尔在“弱劳力小队”里劳动，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整个冬天都在干这样一种轻活；把两具赤裸的尸体交错着装进四块板钉的棺材匣子，每天装三十匣。（显然是一个靠近城市的劳改营，因此才需要装匣子。）
    　　战争的头几个月过去了，全国已经适应了战时生活的步调：该打仗的上前方去了，该留下的在后方泡着，该当官的在那里领导并且在喝完了酒以后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劳改营里也是如此。原来全是一场虚惊，一切都还是稳稳当当的。一九三七年上紧的发条，今后还是照样有劲。那些一开头曾在犯人面前巴结讨好的人现在变得跟凶神恶煞一样，什么没边没沿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现在他们看出了，劳改营生活的形式一旦正确地确定了下来，一百年以后也会是这样的。
    　　劳改营历史上的七个时代将会在你们面前彼此争论，它们之中哪一个最使人受罪？现在请你们注意听取一下战争时代的情形。有这种说法：谁在没战争时期服过刑，谁就不知道劳改营的滋味。
    　　请看看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冬季的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一个劳改点的景况：仅仅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工棚和机修车间里还有一点生命微微地发着热气，其余的工棚里是一片冰冻的坟地（而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任务恰恰是为彼尔姆铁路采伐木柴）。
    　　这就是战时的劳改营：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食物和更少的燃料和更坏的衣服和更残暴的法律和更严酷的惩罚……但这还不是全部。犯人们本来就被剥夺了外部的抗议权，而战争连内心的也剥夺了。任何一个躲在后方的带肩章的无赖都指手划脚地教训他们：“你们知道前线是怎样在死人吗？……你们知道外头的人是怎么在干活吗？列宁格勒人领的是多少口粮？……”犯人们内心也没有什么话可反驳。的确，在前线，人们躺在雪地里死去。的确，在外头，人们被榨出了最后一把力，并且还挨着俄。（自由人的劳动火线跟任何劳改营都不相上下。从农村里动员一些没出嫁的姑娘到所谓“劳动火线”上去，让她们干伐木的活，一天七百克面包，拿洗碗水当汤喝。）的确，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发的口粮比劳改营的禁闭室口粮还少。在战争期间，群岛这一块癌肿瘤变成了（或者冒充为）似乎是俄国身体里的一个重要的有用的器官，它好像也在为战争服务呢！胜利也要依靠它！这一切给铁丝网上的铁丝，给指手划脚的首长公民洒上了一片虚假的和开脱的光辉。而当你做为它的一个腐烂的细胞死去的时候，你甚至失去了临死前咒骂它一句的快乐。
    　　对于“五十八条”说来，战时劳改营最叫人难受的地方就是随时会给你缠上第二个刑期，这比悬在头上的任何斧子都更利害。行动特派员们因为担心被送到前线上去，就在他们安了家的边远地区，在各个采伐派遣点，接二连三地破获有世界资产阶级参与的阴谋、武装暴动和大批越狱的计划。像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营长莫罗兹一类的古拉格头目特别鼓励自己劳改营内部的侦审活动。在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里，“为唆使越狱”、“为怠工”的死刑及二十年徒刑的判决书多得整麻袋地往外倒。还有多少人，连审判也不需要，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星辰的起落：西戈尔斯基“惹恼了斯大林——于是一夜之间在艾尔根捉了三十名波兰妇女，运到别处去枪毙了。
    　　有许多犯人——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真事——从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起就提出上前线的申请。他们尝过了最恶臭的劳改营的猪狗食，而现在却请求派遣他们上前线去保卫这个劳改营的制度，并且为了它情愿到惩戒连里去送死！（“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将回来服完我的刑期……”）今天正统分子们向我们保证说，当时申请上前线的是他们。也有他们（以及没有枪毙完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并不太多：他们大部分被安插在劳改营的某些安静的场所（靠了劳改营的共产党员首长们的照顾），在那种地方他们可以思索、议论、回忆和等待。要知道，在惩戒连里是活不了三天以上的。这样的申请并不是基于思想意识，而是发自心灵。俄罗斯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宁愿死在干净的田野里，不愿死在霉烂的小屋里！松快一下；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不低人一等的人。摆脱这里的永恒的走投无路的感觉、新刑期的纠缠、无声无息的灭亡。有的人想的还要简单，但是绝非可耻：死还是后头的事，可是眼下就给你发军装，让你吃饱喝足，上火车，可以从车厢里往窗外看，可以在车站上和姑娘们逗笑。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好心的宽恕：你们对我们这么坏，可是瞧瞧我们是怎样对待你们的！
    　　然而进行这种多余的对调——把一些人从劳改营运到前线，再把一些人从前线运进劳改营——对于国家没有任何经济的和组织的意义。每个人的生与死的圈子都是划定了的；一旦被划分到山羊群里，那就该做为山羊而死掉。有时候吸收刑期不长的普通犯上前线，不是放进惩戒连，而是编入普通的作战部队。有时候也吸收“五十八条”，但很不常见。一九四三年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舒诺夫从劳改营里被送到前线，可是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又带着附加的刑期回到了劳改营。他们都是有了记号的。部队里的行动特派员给他们缠上新刑斯比给新人容易得多。
    　　但是劳改营当局对于这种爱国激情也不是完全不看在眼里。这些标语口号在伐木场上不很适用，但是你不妨听听：“保证出煤超计划——为列宁格勒送光明！”“用迫击炮弹支援近卫军战士！”——据目击者们说，这些话是扣人心弦的。阿尔谢尼·法尔马科夫，一个老成持重的人，讲过他们的劳改营当时是怎样地陶醉于支援前方的工作，他打算把这些情形描写出来。犯人们要求为命名为“治达人”的坦克纵队募捐，但未获准许，他们感到这是莫大的屈辱。
    　　至于奖赏，那是众所周知的，战争结束不久就宣布了：对逃兵、流氓、扒手是大赦，对“五十八条”是送进特种营。
    　　战争越接近尾声，对“五十八条”的待遇越残酷。还用到治达和科雷马等远地劳改营去找例子吗？就在莫斯科近郊的霍夫里诺，差不多是在市区之内，有一个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务局的破破烂烂的小厂子，它附设着一座严管劳改营。在这座营里当头的是马穆洛夫。此人有无限的权力，因为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马穆洛夫想要什么人就能从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要来什么人，爱在自己的小小的劳改营里规定什么制度就能规定什么制度。例如，犯人接见亲属（莫斯科近郊的劳改营一般都准许接见亲属），他让他们隔着两道铁丝网见面，和在监狱里一样。他这个劳改营里的宿舍，实行的也是监狱里的规则：有许多通宵不关的明亮的灯泡；对犯人睡觉的情况进行不间断的监视，不许人们在寒冷的夜晚把棉坎肩压在身上（把这样做的人叫醒）；他这个营里的禁闭室除了干净的水泥地以外一无所有，这也和正经的监狱里一样。但是，如果除了他规定的惩罚之外并在执行这个惩罚之前，他本人没有亲自动手把受罚的人打得脸青鼻肿的话，任何一种惩罚都不能给他带来快感。在他的劳改营里还实行着由看守人员（男性）对四百五十人的女犯工棚的深夜突击检查。他们粗野地吼叫着突然闯进工棚，命令：“站在床边！”没有穿好衣服的妇女们赶快爬起来，看守员们以搜出缝衣针和情书所必需的一丝不苟的精神搜查着她们的身上和她们的床铺。发现谁有一件违禁品就要关禁闭。上夜班的时候，总机械师办公室主任什克林尼克在各个车间来回巡视。他像大猩猩似地弯着腰，只要发现谁打瞌睡，脑袋冲了个吃几，用手捂了捂眼睛——马上抄起钢坯、手钳、废铁朝他猛扔过去。
    　　这就是霍夫里诺的劳改犯们以他们支援前线的工作（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生产迫击炮弹）争取来的管理制度。为转入军火生产做好工艺安排的是一名犯人工程师（可惜已经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但他当然是不会泯灭的）。他还建立了一个设计室。他是根据五十八条服刑的，属于马穆洛夫最讨厌的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的那一种人。对这个坏种虽然不得不暂且容忍一下，但是我们这里决没有不可代替的人！当生产已经走上轨道以后，就在一个大白天，当着科室人员的面（是故意当着他们的面！有意让他们知道，有意让他们去张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才能讲得出来），马穆洛夫带着两个帮手闯进这个工程师的办公室，拽住他的胡须，撂倒在地上，用皮靴踢得鲜血直流，然后押送到布蒂尔卡去接受为他的政治言论而判处的新的刑期。
    　　到这座可爱的小劳改营去，从列宁格勒车站“乘郊区电气列车只需走十五分钟。不是辽远的地方，却是悲惨的地方。
    　　（新入狱的犯人被分到莫斯科近郊的劳改营，总是死赖在这里不想离开，如果他们有亲戚在莫斯科的话。即使没有亲戚也一样：总归觉得你不是掉进了那个有去无回的辽远的深渊。在这里你毕竟是站在文明世界的边缘。但这是自我欺骗。这里连伙食一般地也比其他地方坏些——因为他们算计到大多数犯人都能得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这里连床单也不发。而主要的是永远弥漫在这些劳改营空气中的叫人心烦意乱的关于往远地遣送的“茅房小道消息”。生活好像站在锥子尖上那样岌岌可危，连一天也不能保险能在同一个地方过完。）
    　　群岛的各个岛屿就在这样的模型中硬结着，但是不要以为它们在硬结的同时不再扩散出癌细胞。
    　　一九三九年，芬兰战争爆发前，古拉格的母校索洛维茨由于距离西方太近，因而便通过北方海路转移到叶尼赛河口，在那里并入了正在建立中的话里尔斯克劳改营，这个营很快达到了七万五千人。索洛维茨这块肿瘤的恶性程度是这样严重，当它临死的时候还产生了最后一次转移，而且是怎样的转移啊！
    　　“群岛”对杳无人迹的哈萨克斯坦荒原的征服属于战前年代。卡拉干达劳改营群的巢穴像章鱼一样朝四面伸展，把增生力极强的癌细胞远远地散布到水中含亚铜毒的哲兹卡兹甘，到莫因蒂，到巴尔哈什湖。哈萨克斯坦北部一带，劳改营网也在撒开。
    　　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省（马里因斯克劳改营群），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坎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群），在哈卡斯，在布里亚特一蒙古，在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在戈尔那亚琐里亚，增生物都在渐渐地肿大。
    　　被“群岛”所宠爱的俄罗斯北方（乌斯特维姆拉格，内罗勃拉格，乌索里拉格）以及乌拉尔（伊甫杰里拉格），癌细胞的增生一刻也没有停顿。
    　　上面的名单仅是挂一漏万。当你看到北方的“乌索里拉格”这个字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在伊尔库茨克的乌索里耶地方也有一个劳改营。
    　　简单地说，没有一个省，不管是切利亚宾斯克省还是古比雪夫省，没有繁殖出自己的劳改营群。
    　　把日尔曼族人迁出伏尔加流域之后，便开始采用一种建立劳改营群的新方法：把若干整个的村庄原封不动地划进隔离区——这就变成了农业劳改地段（卡梅申市和恩格斯市之间的卡明斯克农业劳改营）。
    　　我们为本章的许多遗漏之处恳请读者原谅。在“群岛”的整整一个时代的长河上，我们只架设了一座脆弱的小桥——这是因为更多的材料没有来到我们手上。而通过广播电台征求材料，我们又做不到。
    　　纳夫塔利·弗连克尔这颗血红色的星宿这时又在“群岛”的天际划出了一个神秘的圆圈。
    　　专整自己人的一九三七年也没有饶过他：当时他已经是贝阿拉格的长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再一次被关进了他已经领略过滋味的卢宾卡，作为对他的功劳的酬答。但是弗连克尔的渴望效忠之心并未厌倦，英明导师求访效忠者的心也没有厌倦。可耻的和接连失利的对芬战争开始了，斯大林发现了自己没有准备好，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于是他想起了很有办法的弗连克尔。亲自召见：要求他马上，在凛冽的严冬，不做任何准备，在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汽车路的条件下，在卡累利阿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是后方运输线，并且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建成，因为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跟芬兰这么一只小哈巴狗磨烦这么长时间是很丢人的。这纯粹是童话中的情节：坏国王命令坏魔术师去做一件完全做不到和不可想象的事。社会主义的领袖问道：“能做到吗？”兴高采烈的商人和外币投机者答道：“能！”
    　　但是这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1）使他完全脱离古拉格，建立一个新的犯人帝国，新的自治群岛古尔热代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弗连克尔为这个新群岛的主人；
    　　2）他所选中的一切国内资源都应归他使用（这已经非白波运河可比了！）；
    　　3）在大会战阶段，古尔热代斯还要退出有着麻烦的核算制的社会主义体系。弗连克尔的任何开支都不需要报帐。他不架设帐篷，也不建立劳改点。他那里没有任何口粮规定，不分“桌”，不分“灶”。（按不同待遇等级分“桌”和“灶”的一套办法是他首创的！天才的法则只有天才才能取消！）他把最好的食物、皮袄、毡靴成堆成难地卸在雪地里，每一个犯人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有马合烟和酒精掌握在他的助手们手里，只有这些东西才需要靠劳动表现去挣来。
    　　伟大的战略家同意了。于是古尔热代斯成立了！群岛被劈成两半了吗？不，群岛只是更强大了，规模倍增了，它将更迅速地接管这个国家。
    　　弗连克尔的卡累利阿铁路终于没有赶上使用：斯大林匆忙地以和局收兵了。但是古尔热代斯日益巩固和生长。它不断地接到新任务（已经有了正常的核算和手续）：与伊朗边境平行的铁路线，然后是由塞兹兰到斯大林格勒的沿伏尔加河铁路，然后是从萨勒哈尔德到伊卡尔卡的“死亡之路”，特别是贝阿干线：从泰谢特到布拉茨克以远。
    　　进一步说：弗连克尔的思想还使古拉格本身的发展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按经济部门管理系统建立古拉格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认。就跟人民委员会是由各人民委员部组成一样，古拉格也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各部：木材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业建设总局，矿山冶金工业劳改营管理总局。
    　　这时候战争开始了。这些古拉格的各部全都疏散到了不同城市。古拉格本身撤到了乌发市，古尔热代斯到了维亚特卡。各个省城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像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辐射状的联系那样可靠，因而战时的整个上半期古拉格好像分解了：它已经不操纵整个群岛。群岛国的每一州的地界分别归入内迁到该地的各总局的管辖。于是坐镇在基洛夫市的弗连克尔便得到了管辖整个俄罗斯东北部的大权（因为那里除了群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然而如果谁把这个局面看成是罗马帝国的解体，那就错了——这个帝国在战争结束后将会聚合成一个更为强大的整体。
    　　弗连克尔不忘旧时的友谊；他把布哈尔采夫——他革命前在马里乌波尔办的黄色报纸《一戈比》的编辑——叫来，让他在古尔热代斯里面担任了一个重要职位，而此人的共事者们或者早已被枪决或者早已流散到各地。
    　　弗连克尔的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经商和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他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和刑期（在他的劳改营里有这个规矩，当高级首长走过来的时候，犯人要报告这些事项）。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他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并且对他说：“你应当明白，你是一头驴，不是设计师！”他的话声带着难听的鼻音，语调一般是平静的。弗连克尔身材矮小，带着铁道将军的羊羔皮高筒帽，蓝项，红里子。在各个年代一直穿着军服式的弗列奇上装。这种装束表明他是国家领导干部同时又表明他不是知识分子。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经常巡视分散在各地的建设战场。从群岛上著的简陋环境里被召到他的车厢里来开会的人们见到维也纳式的椅子，软垫的家具，都深感惊讶，因而在他们的首长的申斥和命令面前更加不胜惶恐了。他本人可从来没有走进过任何一间工棚，没有闻过那里的恶臭，他过问和要求的只是工作。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不过，在斯大林时代许多大官们也习惯于这么干。）
    　　他此后再也没有被关过。他成了卡冈诺维奇的负责铁路基建工程的副手。五十年代以中将的军衔，在高寿、尊荣和安闲中死于莫斯科。
    　　我的感觉是——他痛恨这个国家。

    　　——————

    第五章　群岛的根基

    　　在我国的远东曾有一座城市，它有一个颇带忠君色彩的名字——太子城。革命把它改名为自由城。城里原来的居民——阿穆尔哥萨克——都被驱散了，变成了一座空城。需要有人住进去。于是迁来了新居民：犯人们和看管他们的契卡人员。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劳改营（贝阿拉格）。
    　　所以说，象征是自然地从生活中产生的。
    　　不能把劳改营仅仅当作是我国革命后生活的一个“阴暗面”。它们的规模使它们成为不是一个“面”，不是一“侧”，而几乎成为一切事件的肝脏。我国最近的五十年很少在哪方面像在这方面一样把自己显示得如此彻底，如此淋漓尽致。
    　　正如任何一个点都是由至少两条线的相交形成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由至少两种必要性形成的一样，我们走向劳改营制度的原因，经济需要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因素，也可能把我们引向“劳动军”，可是它偏巧与幸好已经形成的劳改营理论根据相交了。
    　　两者一相交，就长在一起了；如挥榫入槽，如凸入凹。结果就诞生了群岛。
    　　经济需要的表露，向来是公开而贪婪的；一个决心在短期内（事情的四分之三就在于期限，就象在白波运河工程中一样！）不要外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需要的就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劳动力：
    　　甲、廉价到极点的，而最好是免费的；
    　　乙、在生活上没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没有家庭牵连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处，也不要求学校、医院，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内连厨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
    　　要获得这样的劳力，只有采取吞下自己的儿子的办法。
    　　理论上的根据，如果不是早在上一世纪就开了头的话，恐怕未必能这样有把握地在这些忙乱的年代里形成。恩格斯补充研究出来，人类的出现不是随着道德意识的产生，也不是随着思维的形成，而是随着偶然的和无意义的劳动：猴子拿起了一块石头——一切便由此开始了。而马克思，当他涉及到较近时期（《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也以同样的自信宣称，使罪犯（诚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学生们会把政治犯当做罪犯）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仍然不是独自的思考，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不是悔过，不是忧愁（这些全属于上层建筑！），而是生产劳动。他本人生来没有拿起过一把丁字镐，到死没有推过一辆独轮车，没有采过煤，没有伐过木，我们不知道他劈劈柴怎么样，——但是竟然把这些写到了纸上，而纸张竟然没有表示反抗。
    　　而对于他的门徒们说来，现在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强迫犯人每天劳动（有时候每天十四小时，像在科雷马的工作面上）是合乎人道的并且会导致他的改造。相反，把他的监禁局限于监狱的牢房、小庭院和菜园子，提供他在这些年内读书、写作、思考和争论的机会——则意味着“使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引自上面说过的那本《批判》）。
    　　诚然，在十月革命后的大忙时期曾顾不上这个精微的道理，当时觉得干脆枪毙更加人道。那些没有被毙掉而是被关进最早的集中营里去的，不是为了去改过自新，而是为了使他们不能为害，为了单纯的隔离。
    　　原因是当时也有一些学问家如彼得·斯图奇卡留在那里研究刑法理论，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里对刑罚这个概念本身给予了新的定义。其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刑罚既不县报在（工农国家对犯罪分子不进行报复），也不是赎罪（不可能存在任何个人的罪，只存在阶级的因果关系），而是保护社会制度的防卫措施，即社会保卫措施。
    　　一旦被认定是“社会保卫措施”，那就不言而喻地要按照战争的方式行事了。或者枪决（“社会保卫最高措施”），或者关押在监狱里。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改过自新”的思想似乎有点暗淡了，尽管党的八大在同一个一九一九年提出了这样的号召，而主要的是弄不明白：如果不存在罪，那要改正什么？阶级的因果关系是改正不了的呀？
    　　这时候国内战争结束了。一九二二年制定了第一批苏维埃法典，一九二三年举行了“惩治劳动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拟制了新的《刑事立法基本原则》——它成为一九二六年新的《刑法典》的基础（这个法典在我们脖子上套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而那个新发现的概念，即不存在“罪”也不存在“罚”，只有“社会危险”和“社会保卫”，却保留了下来。
    　　当然这样比较方便。这个理论允许把任何人做为人质，做为“可疑分子”（列宁打给叶夫盖尼娅·博什的电报）加以逮捕，甚至把整个的民族以其有危险性为理由加以流放（这样的例子是大家知道的）。但必须是一个第一流的杂技演员才能在干这一手的同时还能创立和保持油光锃亮的改造罪犯的理论。
    　　然而，杂技演员有了，理论也有了，并且劳动营本身也确确实实地改称为……改造营了。我们甚至可以引证大量的言论：
    　　维辛斯基：“整个苏维埃的刑事政策建立在镇压与强迫原则和说服与再教育原则的辩证的（！）结合上。”“一切资产阶级的惩治机关都是竭力用造成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办法‘烦扰’罪犯（要知道，他们是想“改造”他们呀）。”“与资产阶级的刑罚不同，在我们这里，使犯人受到痛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他们那里似乎也不是目的，也是手段。——作者注）。我们的目的在于真正的改造，要使从劳改营里出来的人都成为有觉悟的劳动者。”
    　　听明白了吗？尽管也强迫，但我们终归是在改造他们（原来也是通过痛苦！）——只是不知道需要改造什么。
    　　但是马上在紧挨着的一页我们发现：
    　　“劳动改造营利用革命的暴力使旧社会的犯罪分子局限化和不能为害。”（一直说“旧社会的”！到一九五二年还会说“旧社会的”。坏事全推给狼吧，毛病全推给旧社会吧！）
    　　那么关于改造再没有说一句话吗？我们仅仅是使他们局限化和不能为害吗？
    　　有，在同一（一九三四年）年，他还提到：
    　　“镇压加教育一切可以教育的人这个两位一体的任务。”
    　　可以教育的。这说明：改造不是对全体而言的。
    　　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引来的现成的用语从此就在那些次一等的作者们笔下满天飞了：“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
    　　可是那些不可以改造的呢？扔进万人坑？扔上“月球”？（科雷马）扔到施米特航道下面“？（诺里尔斯克）
    　　维辛斯基的法学家们站在一九三四年的高度，连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也责怪起来，说它具有“只讲改造的错误观点”。因为这个法典一点也没写到消灭。
    　　谁也没有许过愿说将要改造“五十八条”。
    　　因而我把本书的这一部定名为“劳动消灭……”，正如我们亲身体会到的那样。
    　　如果法学家们的那些言论彼此对不上号，那就请把斯图奇卡从坟墓里叫出来，把维辛斯基拉来，让他们自己去弄个明白。这不能怪我。
    　　我只是现在坐下来写书的时候，才决定去翻翻老前辈们的大作，而且也是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因为这些书是你从哪儿也搞不来的。在披着肮脏破烂的劳改营囚服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还有这种书。至于我们的全部生活原来并不是由营长公民的意志而是由某种传奇般的犯人劳动法典规定的——这不仅对于我们这些人是一个模糊的传闻，是所谓“茅房小道消息”，而且连独劳点长，少校，也决不会相信。这些书是工作用的内部出版物，从未在私人手里停留过。它们今天是在古拉格的保险箱里保留着还是已经被当作危害性作品烧毁了——这种事谁也不知道。在“文教之角”的墙上没有张贴过其中的摘录，从木制的讲坛上没宣布过其中的数字。哪儿写着一天该工作几小时？一个月该有几天公休？有劳动报酬吗？对残废有什么规定？算了吧，如果你提出这些问题，连自己的伙伴们也会哄笑起来。
    　　知道和读过这些人道的文字的人是我们的外交家。他们多半在国际会议上还拿着这本小书摇晃过呢。那还用说！你瞧，我刚刚搞到一点摘录，就已经热泪盈眶了：
    　　——一九一九年的《指导原则》：既然刑罚并非报复，那就不应带有任何虐待的性质；
    　　——一九二0年：禁止使用“你”字称呼犯人。（可是，请原谅我的用词，可是……X你嘴巴”这话按规定能说吗？）；
    　　——一九二四年劳改法典第四十九条：“监管制度必须排除任何虐待的现象，绝对禁止：手铐、禁闭室（！）、严格单身监禁、剥夺食物、隔着铁栅会见亲属。”
    　　好，够了。其它指示用不着写了：这些对于外交家已经够用，而对古拉格本来就没有用。
    　　一九二六年的刑法典里就曾有过一个第九条，我偶然地知道了并且把它背熟了：
    　　“各项社会保卫措施不应具有造成肉体痛苦或侮辱人格的目的，并且不负有报复和惩罚的任务。”
    　　说的多么清楚！我平时喜欢在合法的范围内在首长们身上拧一把，时常向他们劈里啪啦地念一遍这个条文，而我们的这些保护者却只能又惊异又生气地瞪大眼睛。有的是干了二十来年的老家伙，准备拿退休金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第九条，·其实他们连法典也没有在手里拿过。
    　　哦，“从头到尾是一个明智的、有远见的、有人情味的管理机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莱波维兹访问了古拉格以后在《生活》杂志上是这样写的：“犯人在服刑期间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感觉。”——这就是他的理解和见闻。
    　　哦，有着这样一位洞察一切的蠢驴充当法官的纽约州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这些吃得饱饱的、信然自得的、目光短浅的、不负责任的带着笔记本和圆珠笔的洋大人啊！从那些早先在克姆城当着劳改营长官的面向犯人提问题的记者们开始，直到如今，你们想炫耀自己对于屁也不懂的事情的理解的虚荣心，给我们造成了多少损害！
    　　人的尊严！谁的？是那个不经法庭就被判罪的人吗？是那个在火车站上被逼迫着屁股坐在烂泥里的人吗？是那个在看守员公民的皮鞭的呼啸声中用手指头抠起尿湿了的泥土并把它捧走以免关禁闭的人吗？是那些作为很大的荣幸取得了给劳改点点长公民洗衣服、喂猪资格的有教养的妇女们吗？只要点长打一个醉醺醺的手势，她们就得做好任人摆布的姿势，以免第二天被派到一般劳动中去送死。这是她们的尊严吗？……火，火！树枝劈啪作响，深秋的夜风扇动着篝火的火焰。营区一片昏暗，火堆旁边只有我一个，我还可以去拿一些木匠的碎木头来添火。这个营区是受优待的，优待得我好像和在外面差不多。这是一个“天堂岛”，是最受优待时期的马尔芬诺“沙拉什卡”。没有人监视我，没有人叫我回监室去，没有人把我从篝火旁赶开。我用棉背心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在强劲的秋风下面终究是相当冷的。
    　　可是她——已经在大风里不知道站了几个钟头，两手垂直，低着头，一会儿啜泣，一会儿无声地僵立着。有时又苦苦哀求：
    　　“首长公民！……求您愿谅！……求您原谅，我再也不敢了……”
    　　大风把她的呻吟送到我的耳边来，好像她就在我的耳朵边上呻吟一样。首长公民正在门卫室里生炉子，不理不睬。
    　　这是和我们毗邻的劳改营的门卫室，那个营里的劳改犯每天到我们这边来敷设水管，修理一座破旧的神学院校舍。两个营之间隔着好几道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在离那个门卫室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在明亮的路灯下面，垂头站着一个受罚的姑娘，冰凉的风扯动着她灰色的劳动裙子，吹在她裸露的腿上和只扎着一条薄头巾的头上。白天她们在我们这里挖地沟的时候，天气还很暖和。当时有一个姑娘滑下一条深谷，爬到符拉迪金诺公路那边去，逃跑了——警卫队笨手笨脚，而公路上跑着莫斯科的市内公共汽车。当发现了这件事，已经逮不到她了。发出了警报，来了一个凶恶的黑脸少校，吼叫着宣布，如果找不到女逃犯，要罚全劳改营一个月不许会见亲属和接受食物包裹。女作业班长们也气势汹汹，也都在吼叫。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恶狠狠地转着眼珠子说；“把这该死的丫头捉住才好！让他们用剪子——咔嚓！咔嚓！——在队前给她剃光头！”（这不是她的发明，在古拉格就是这样惩罚女犯的。）可是这个姑娘却叹了口气说：“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看守员听见了——于是她就受到处罚：全体都带回营里，就留她一个人在门卫室前面“立正”。这是下午六点的事，这会儿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她想跺跺脚暖和一下，门卫值班员伸出头来喊了一声：“立正站好，妈的X……，小心挨揍！”现在她不动弹了，只是哭：
    　　“原谅我吧，首长公民！——放我进营吧，我不敢了！……”
    　　但是即使在营里也不会有人对她说：圣徒！进屋来吧！
    　　这么长时间不放她，是因为明天是星期日，用不着她去上工。
    　　她是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傻乎乎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火，火！……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曾凝望着篝火，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这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年末，十月政变三十周年的前几天。地点是在刚刚庆祝了自己的残暴行为八百周年的我们的首都莫斯科。离全苏农业展览馆两公里。离奥斯坦金诺农奴艺术与工艺博物馆还不到一公里。
    　　农奴！……许多人［批到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出现这个比喻，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农奴制与群岛，不是在个别特征上，而是在两者存在的基本含义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以强迫和无情的方式利用成百万奴隶的无偿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群岛的土著每周有六天，而常常是七天，要出门去服只能带给他们疲劳而不能带给他们任何个人收益的劳役。既没有从五天中留出一天，也没有从七天中留出一天给他们去干自己的私活，因为他们的生计是靠发放“月粮”“维持的——这就是劳改营的口粮。他们也正好是分为劳役农奴（甲组）和直接为地主（劳改点点长）和领地（营区）服务的家奴（乙组）。只有那些已经根本不能爬下炉炕（板铺）的，才能被承认是有病的农奴（丙组）。同样存在着对犯过错者（丁组）的刑罚，只是有这样一个区别：地主为了本身的利益，施行惩罚时造成的劳动日损失较少——只限于在马厩里用鞭子抽打，他没有禁闭室，而劳改点点长却遵照国家规定的细则把有罪者放进惩戒隔离室或严管工棚。
    　　跟地主一样，劳改营长可以要任何一个奴隶充当自己的家仆、厨子、理发匠或者侍从小丑（如果他高兴，可以凑集一个农奴剧团），可以指定任何一个女奴充当自己的管家、侍妾或女仆。跟地主一样，他可以肆意胡闹，任性撒野。（希姆基劳改营营长沃尔科夫少校看到一个犯人姑娘在太阳下面晒干洗头后披散的亚麻色的长发，不知为什么心头火起，简短地命令了一句：“剃掉！”于是这姑娘马上被剃了光头。一九四五年。）不管是地主或是劳改营营长，在主子换人的时候，所有的奴隶们都是恭顺地等待着新主子，猜测着他的习惯，并且预先就归顺了他的权力。由于无法预知主人的意志，农奴很少考虑自己的明天——犯人也是一样。农奴役有老爷的准许不能娶妻——犯人更是只有在首长照顾的情况下才能搞一个劳改营里的老婆。正如奴隶的命运并不是农奴自己选择的因而他的产生不能怪他一样，犯人的命运也不是由他自己选择的，他落进群岛也是由于纯粹的天命。
    　　俄罗斯语言早已识别出了这种相似性：“给‘人们’吃过了吗？”“把‘人们’派去干活了吗？”“你有多少‘人们’？”“派个‘人’给我！”人们，人们——这是说的谁？从前关于农奴是这样说的。现在关干犯人也是这样说的。然而关于军官，关于领导人就不能这样说——“你有多少人们？”，谁也不会懂。
    　　但是会有人反驳说，和农奴的相似点毕竟不算多。差别更多一些。
    　　我们同意：差别更多一些。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差别都表明农奴制的好处，所有的差别都表明古拉格群岛的不好处！
    　　农奴劳动的时间不多于从日出到日落。犯人——摸黑开始，摸黑结束（而且还并不一定能结束）。农奴的礼拜天是神圣的，还有东正教的十二节日、本地教学节日、圣诞节至主显日之间的若干天（他们要化装游逛呢！）。犯人在每一个星期日之前都要嘀咕：会给还是不给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节假日（就像伏尔加河水没有公休日一样）：这些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带来的搜查和特殊措施的痛苦超过节日本身的好处（而且有一部分人年复一年地正好在这些日子里被关进禁闭室）。农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则是真正的节日；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下工后、清早和半夜的搜身（“在铺边站好！”）。农奴们住在固定的农舍里，认为它是自己的。天黑睡下———在炉顶的炕上，在炉顶的高板床上，在长凳上——的时候知道：这地方是我的，早先在这儿睡，以后还在这儿睡。犯人不知道明天他将在哪一座工棚里（甚至下工回来的路上，也拿不准今天是不是还在那儿睡）。他没有“自己的”板铺，“自己的小车厢”。人家赶到哪儿算哪儿。
    　　劳役地租制农奴有的有自己的马，自己的木犁、斧、镰、纺锤、树皮编的筐篮、盘碗、衣裳。连家内农奴，据赫尔岑所写的，也总有几件多余的衣服，他们可以当作遗产留给亲近的人，这些东西从来是不会被地主没收的。而犯人却必须在春天交回冬装，在秋天交回夏装。在清点时把他的背囊抖得干干净净，每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收归公。一把小刀子，一只饭钵子都不许他占有，而活物里头只准许有虱子。农奴总能抽空下个鱼篓子，捞几条小鱼。犯人只能用勺子从菜场里捞鱼。农奴要么有一头叫“布辽奴施卡”的小母牛，要么有一只母羊，几只母鸡。犯人的嘴唇从来也沾不上一滴牛奶，而鸡蛋几十年也见不到一只，见到了恐怕都不认识是什么东西。
    　　俄罗斯经历过整整七个世纪的亚细亚式的奴隶制，但是在大部分时间内不知道饥饿为何物。“在俄罗斯没有饿死的！”—一谚语这样说。而谚语都不是瞎诌出来的。农奴是奴隶，但是肚子是饱的。而群岛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残酷的饥饿的压迫下生活。为了从垃圾箱里拣来的一只小鲜鱼尾巴，犯人们之间能干起架来。过圣诞节和复活节，即使最不中用的农奴庄稼汉也能用成猪肉开斋。但是劳改营里头等的干活的好手也只能得到家里寄来的咸肉。
    　　农奴们是一家一户在一起生活的。把一个农奴卖出去或交换出去而使他骨肉分离被公认和宣告是野蛮行为。俄国的民众文学对此一贯表示愤慨。曾有过成百的——一就算是成千的（未必！）农奴被迫与家庭分离。但决不是成百万。一个犯人从被捕的头一天就离别了家庭，而有一半的情况是永远回不来了。如果儿子和父亲（如我们从维特科夫斯基那里听到的）或妻子和丈夫一起被捕，那么顶要紧的是千万不许他们在同一个劳改点相遇；如果他们偶然碰到一起了——尽快把他们分开！对于那些在劳改营里发生了短暂的或真正的爱情而相好了的男犯和女犯，也是一样，赶紧用禁闭室惩罚他们，拆散他们，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们最多情善感的作家女士，如沙金娘或代丝，也未曾为此在小手绢上洒过一滴无声的泪珠。（这是因为她们不知道。或者是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把农奴们由一处迁徙到另一处不是急如星火的：允许他们打点自己的家什，收拾自己的动产，然后安安稳稳地坐上大车迁到十五或者四十俄里之外。但是劳改营的起解却是像疾风暴雨一样向犯人袭来的：只是为了把物品交还劳改营，才给二七分钟，十分钟，然后他的整个生活就要被折腾个底朝天，被运到天涯海角的什么地方，也许是一去不返。一个农奴的一生中很少遇到一次以上的迁徙，经常是在原地定居。而没有经历过递解的群岛土著，你却找不出一个。许多人竟迁徙过五次，七次，十一次。
    　　农奴有的可以挣脱出去，改交代役租，他们可以远远地搬到可恶的老爷的鞭子莫及的地方，做买卖，发财致富，像自由人一样地生活。但是连免除看管的犯人们也照样住在营区里，一大早就要拖着吃力的步子到押解队驱赶着大队所去的地方上工。
    　　家奴多数是卑鄙无耻的寄生虫（“家仆是下流谬种”），是靠劳役农奴养活的，但是他们至少自己还不管辖劳役农奴。使犯人感到加倍恶心的是，他们还要受到卑鄙无耻的杂役们的管辖和任意支使。
    　　而且总的说，使农奴的整个境遇比较好过些的一个因素是地主不得不顾惜他们：他们是值钱的，是能用劳动给他带来财富的。劳改营的长官不会对犯人有半点顾惜；他们不是他花钱买的，不能把他们留给子女们当遗产，这批死了，还会送进另一批来。
    　　不，我们不该拿我们的犯人去和地主的农奴相比。应当承认那些人的状况要安稳和人道得多。群岛土著的处境还大致可以和什么人相比？大约可以和乌拉尔的、阿尔泰的、汉尔琴斯克的工厂农奴相比。或者和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居民相比。（有人连这也不赞成：那也太美了。在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里还有大自然、家庭、节日。只有古代东方的奴隶制才是恰当的比喻。）
    　　犯人比农奴优越的地方，只能想起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犯人，尽管是十二至十五岁的少年罪犯，毕竟不是从出生之日起就登上群岛的。在入狱之前他毕竟是捞到过几年自由的！至于说到法院的有期判决比终身的奴隶地位优越，那就必须具备许多附带条件：如果刑期不是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五年；如果条文不是第五十八条；如果不需要“等候特别指令”；如果不再缠上第二次的刑期；如果刑满以后不会自动地遣送到流放地；如果不会当上“二进宫”，马上又从外面抓回群岛来。附带条件多得如像围墙上的木桩。我们不禁回想起，过去的老爷们有时竟会因一时的高兴而赏给自己的农奴以完全的自由呢。
    　　由于以上的原因，当“米哈伊尔皇上”在卢宾卡告诉我们一个流传在莫斯科工人当中的笑话：（联共[布］）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农奴制”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好笑，而是觉得有深刻的预见性。
    　　共产党人曾为社会劳动寻找过新的刺激。起先以为这将是完全不图私利的自觉性和干劲。所以才这样急切地抓住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的创举”。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世纪的开端，而是革命的最后一代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痉挛。从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材料里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许多党员企图逃避星期六义务劳动，只得实行了在党内登记卡上记载参加义务劳动情况的做法。这种激情又维持了十年，对共青团员和我们——当时的少先队员——还起作用。但是到了后来在我们当中也消失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哪里去寻找刺激手段？金钱，计件制，奖金？但是这些东西散发着刺鼻的不久前的资本主义的气味，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等到出现了另一代人，这个气味才会不再使人不舒服，才会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被人心安理得地接受。
    　　掏了掏历史大木箱的箱底，把那件马克思称为“超经济强制”的东西拽了出来。这个宝贵的发现在劳改营和集体农庄里毫不掩饰地露出了长长的獠牙。
    　　后来出现了一个弗连克尔。好像魔鬼在滚开的锅里洒进迷魂药一样，他酒进了一个叫做“分级灶”的东西。
    　　大家知道一句不知念过多少遍的咒语：“无论过去农奴制所依靠的棍棒纪律，还是现在资本主义赖以支持的饥饿纪律，在新的社会制度里都没有存在的余地。”
    　　可是你瞧，“群岛”却实现了两者的巧妙的结合。
    　　做到这一点总共只用了三个办法：1．分级灶；2作业班；3．两个管理班子。（但第三个管理班子是决不需要的。比如在沃尔库塔从来只有一个班子，事情照样进行得不错。）
    　　群岛就是坐落在这三条鲸鱼背上的。
    　　如果说它们是“传动带”，群岛就是被它们带着旋转的。
    　　“分级灶”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面包和粮食的再分配办法，目的是要我国犯人拼老命、累断腰才能争取到他应得的平均口粮，而这个平均口粮只相当于寄生性社会里发给不做事的囚犯的数量。我国的囚犯要想达到自己法定的口粮标准，只能通过领一百克一块的奖励面包，并且必须被认为是一名突击手才行。如果完成任务超过百分之百，还可以得到多领几勺（从他嘴里克扣下来的）稀粥的权利。这真是关于人类天性的多么无情的学问哪！这些小块的面包，这些粗粮做的小馅饼和为挣得它们而耗费的体力是不能比的。但是人类因其永恒的灾难性的特点，不善于把事物和它的代价加以权衡。正如一杯廉价的优特加酒能叫一个为别人打仗的士兵前去冲锋和卖命一样，一个犯人也会为了这点微薄的施舍而从原木上滑下来浸泡在北方河流汛期的洪水里，或者在脱土坯时光着脚在冰水里和泥。他的这两只脚将来已经用不着在“自由的”土地上走路了。
    　　然而这种撒旦发明的“分级灶”也并非全能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肯上钩。就象农奴们从前曾经悟出过“宁愿吃不饱，不想累断腰”这个道理一样，犯人们也明白了：在劳改营里并非低等口粮而是高等口粮才是一把杀人的刀。懒虫！笨蛋！麻木不仁的半动物！他们不想要补加粮！他们不想要这一小块用土豆、箭栝豌豆和水做成的有营养的面包！他们连提前释放也不想要了！他们连光荣榜也不想上了！他们不想站到整个工程和全国利益的高度，不想完成五年计划，尽管五年计划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他们躲到矿井的隐秘角落，躲到建筑工地的各层楼板上去偷懒。他们高兴在黑洞里避雨，只要能不干活。
    　　像雅罗斯拉夫尔城郊的砾石场这样一类大规模的劳动场面并不是经常能安排的：看守人员用肉眼全能望到的成百名犯人集中在一块不大的面积上，谁只要一停止动作，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理想的条件：只要山头上那杆旗子不倒下，没有发出休息的信号，谁也不敢放慢速度，直直腰，擦擦汗。可是在其它的场合该怎么办呢？
    　　想过了。想出了一个“作业班”。其家我们怎么能想不到呢？在我国，连民粹派也是想经过村社进入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要通过集体。我们的报纸直到今天还是这么写的——“对于一个人，最主要的东西是劳动，而且必须是在集体中的劳动”！
    　　在劳改营里正好是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而且完全是在集体中的！这么说来，劳改营不正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吗？最主要的东西不是已经得到了吗？
    　　作业班怎样服务于其成员的心理上的充实、互相促进、互相监督和尊严感的提高——对这些我们已经有过一个说明的机会（第三章）。根据组成作业班的不同目的，还需要选定与此相适应的生产任务和班长（劳改营里的切口叫“疙瘩”）。班长必须能够在首长、看守、押解队不在场的情况下，利用棍棒和口粮驱使犯人干活，把作业班带起来。沙拉莫夫举出一些例子，在科雷马的一个淘金季节，一个作业班的全体成员死绝了好几轮，而作业班长还是原来的。在克麦罗夫劳改营里有这么一个叫别列洛莫夫的班长。他从来不动嘴，只用那根当做“制自”用的棍棒发号施令。这类人的姓氏可以占去本书的许多页，但是我没有去编录它。有意思的是，这一类的班长多半来自盗窃犯，不对，该说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
    　　然而，什么事情人们不能适应？如果看不到作业班有时候也成了土著社会的一个自然的细胞，如像狱外之有家庭一样，那会是我们的一个粗暴的忽略。我自己就见过这样的作业班，而且不止一个。诚然这不是所谓“一般劳动”的作业班，在那样的作业班里，必须有一些人死掉，否则其余的人是活不下来的。我所说的基本上是专业班；电工、车工、木工、油漆工。这些作业班人数越少（十至十二人），互相保护和互相支持的精神就表现得越明显。
    　　为了带领这样的作业班和发挥这样的作用，需要有适当的班长，适度地残忍，熟悉古拉格的全部道德（不道德）规范，眼光锐利，在班内办事公道，有一套对付上司的练就了的方法——有的是用嘶哑的声音骂街，有的是偷偷摸摸地捣蛋；要使所有的杂役都怕你三分，不放过为自己的作业班多争一百克面包、一条棉裤、一双靴子的机会。但是也要和有势力的杂役拉好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出劳改营里的新闻和动向。这一切都是他实行正确的领导所必需的。他必须十分了解各项工程以及有利的与不利的工段（并善于把相邻作业班——如果它存在的话——挤到不利的工段上去）。对于搞“图赫塔”（弄虚作假）的机会要有锐敏的眼力——能摸准在这五天里从哪方面容易搞，是在定额上还是在完成数上。当工地主任已经拿起漏水的自来水笔要在工作日报单里划“不合格”的时候，他要能够毫不动摇地维护虚报数字。要善于给定额员送“油水”。知道他的作业班里谁是眼线（如果不是过分聪明和有害，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否则就塞一个较差的去顶替）。而在作业班里，他永远知道对谁该用眼神鼓励一下，对谁该骂几句，今天给谁派的活应该轻一点。有这样的作业班长的这样的作业班，总是能严峻地相处，严峻地活下来。没有任何温情，但是也不会有人倒下来。我在这样的一些作业班长手底下干过——西涅布里亚科夫，巴维尔·波罗纽克。如果编一份这类人的名单，也会占许多页。根据听到的许多介绍，共同的一点是，这一类会办事的聪明的作业班长多半是“富农”的儿子。
    　　可有什么办法？如果人家硬要把作业班当做一种生存形式强加给你，那有什么办法？总得设法适应吧？劳动使我们丧命，但是要想不丧命也只能通过劳动。（当然，这是可以引起争论的哲学。也许这样回答更对：用不着你教我按你要求的方式丧命，还是让我按我希望的方式去丧命吧。问题是人家横竖不会让你……）。
    　　作业班长有时也会面临困难的抉择：伐木作业班完不成五十五方的日任务，班长是要去蹲禁闭的。不想蹲禁闭，就得把班员们往死里使唤。哪边厉害，就得朝哪边磕头。
    　　两个管理班子对于劳改营的用处，就像铁钳需要有两个夹头。两个班子就象铁锤和铁钻，它们把犯人锻成国家需要的东西，一旦砸烂了就扫进垃圾堆。虽然单另为营区（即劳改营本身）维持一套管理班子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开支，虽然它常常由于愚蠢、任性和“警惕性”而阻挠、干扰生产施工的进行，但仍是照设不误，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失策。设置两个管理班子——这就是把一个折磨者变成两个，两者交替行动，互相竞赛，看谁能从一个囚犯身上榨取的更多而给他的更少。
    　　一个班子手里掌握着生产、材料、工具、运输，只缺一样做不足道的东西——劳动力。这个劳动力每天早晨由押解队从劳改营里带出来，每天晚上带回营（或者是两班倒）。犯人们在生产班子手里的那十个或十二个小时之内，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必要。甚至如果他们在工作日之内倒毙了，两个管理班子都不会在意：死了人比板材被烧毁或亚麻子油被盗窃更容易报销。对生产班子说来，重要的是逼迫犯人在一天内多干些，在工作日报单里给他们少记些。因为生产中致命的超支和短缺总要找一条路于弥补：要知道，托拉斯、建筑器材局、工地主任、工长、总务主任、汽车司机都在偷。犯人们偷得最少，而且不是为自己（他们能拿到哪里去？），而是为本营的首长们和押解队员。更大的损失是漫不经心和考虑不周的经营管理造成的。此外，犯人对一切都不爱惜，也造成损失。弥补所有这些短缺只有一条路子——少付劳动力的报酬。
    　　劳改营管理班子手里只有劳力“（此乃缩略语的杰作！），但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劳改营长官们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卡他们（生产管理班子）的脖子，他们别处找不到工人。（在泰加森林，在荒漠里，哪能找到？）正因为如此，他们拼命想拿手里的劳力去多捞钱。这些钱固然也上交国库，但一部分留作本营的管理费用，作为对劳改营领导给犯人提供警卫（防止自由）、吃穿和精神折磨的酬劳。
    　　正如我们的设计周到的社会制度中一贯的情形一样，这里也有两个计划对面顶撞：一个是要求把工资开支降到最低限度的生产计划，一个是要求从生产单位给劳改营搞来最大限度工资收入的内务部计划。旁观者会奇怪：为什么要使自己的计划发生冲突？噢，这里头大有文章！两个计划一冲突，就能把夹在当中的小人地挤扁。这一条原则的效力远远超出群岛的铁丝网之外。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两个班子互相间一点也不敌视，并不像你根据它们经常的争执和互相欺骗可能设想的那样。在需要把什么东西压得更扁的地方，它们彼此是贴得很紧的。尽管劳改营长是全体犯人的生身父亲，但是他永远会欣然地同意并签署一张证明犯人自己应对其致残负责而与生产单位无关的文书；他不会十分坚持应当发给犯人们工作服或者提出某个车间里没有通风设备。（没有就没有吧，有什么办法，是暂时的困难嘛，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怎么过来的？……）劳改营管理当局从来不会拒绝按照生产管理当局的要求把态度不好的作业班长、丢失了铁锹的工人或执行命令不力的工程师关进禁闭室。在荒僻的新村里不正是这两个管理班子的成员构成了当地的“泰加森林工业地主”的上层社会吗？不正是他们的妻子们在互相串门作客吗？
    　　如果工作日报单里仍是不断地搀进虚报，如果在日报单里写进挖掘和回填了一些在地面上从来没有张过口的地沟；修理了根本没有坏的暖气设备和机床；更换了还能用十年的完完整整的柱子，——那么做出这种事情甚至并不是由于不择手段地搞钱的劳改营管理当局的怂恿，而是犯人们（作业班长们、定额员们、工长们）自己干出来的，因为所有的国家定额都是这么回事；它们不是为地球上的现实生活规定的，而是为月球上的理想境界规定的。一个有献身精神、身体健康、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的人都完成不了这些定额！还能要求一个受尽折磨、体衰力弱、挨饿和受压的囚犯办到吗？国家定额规定的生产率是地球上不可能有的，在这一点上有点像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书事后可以干脆粉碎造纸，而掩盖工业生产中的虚报就比较复杂。但并不是不可能！
    　　经理和工地主任经常忙得团团转，注意不到和来不及发现弄虚作假。从自由人中雇佣的工长或是狗屁不懂或是喝得醉醺醺或是对犯人们存着善心（当然图的是遇到困难的时刻，作业班长会帮他们个忙）。再者——“超额奖已经吃掉了”，面包从肚子里掏不出来了。会计师的稽查和核算是以笨头笨脑闻名的，他们要迟上几个月或者几年才能发现虚报，那时为这个工程付的钱早就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办法只有把自由雇员中的什么人拉出来交法庭审判，或者暗中了结，把这笔帐冲销。
    　　高层的领导在群岛底下竖了三根支柱：“分级灶”、作业班和两个管理班子。而第四根支柱，也是主要的支柱——弄虚作假却是土著们和生活本身竖立的。
    　　要搞弄虚作假需要有魄力有办法的作业班长，但是更需要和更重要的是由犯人中任命的生产头目。工长、定额员、计划员、经济学家当中有不少这一类人，因为在那些辽远的地方找不来这么多自由雇员。一部分犯人在这些职位上得意忘形了，变得比自由人更残酷，践踏自己的囚犯兄弟，踩着尸体走向自己的提前释放。另一些人相反，他们保持着关于自己的群岛祖国的明晰的意识，在生产管理中引进了合理的温和措施，在生产表报中引进了合理的虚报成分。他们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危险性不在于得到新刑期，因为套在脖子上的刑期本来已经够地道，条文也够结实，而是在于丧失自己的职位，惹恼上司，递解到更坏的地方，在那里无声无息地灭亡。但是他们仍然帮助自己的弟兄们活下来，从而更显出他们的坚毅和智慧的光辉。
    　　例如，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谈到卡德案件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在自己漫长的刑期（他连续地蹲了十九年）中，他始终保持了同样的固执和自信，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他对加里宁及其赦免的嘲弄都是出于这种自信。所有这些年，即使当他饿得枯瘦如柴，在“一般劳动”中苦苦撑持的时候，他也未曾觉得自己是一头赎罪的羔羊，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甚至像他在推心置腹的谈心中所说的，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的天生的精明的管理手腕补偿了他不完全的经济专业的学历。当他凭着这方面的才干担任各种生产杂役的职务时，他不单纯地谋求延缓自己的灭亡，同时也寻找机会修补一下整个这辆大车，以便自己的伙伴们拉得省力一些。
    　　四十年代在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森林派遣点上（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管理体制与一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只有一套管理班子：劳改营自己进行伐木，进行统计和对森林工业部负责），弗拉索夫一身兼任定额员和计划员两个职务。他在那儿是个“大拿”。冬天，为了给那些辛勤伐木的人们一点支持，他总是给他们的作业班多记若干立方的产量。有一个特别严酷的冬季，伙计们拼死拼活才能完成百分之六十的任务，可是却能按照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标准拿到待遇。他们依靠提高的口粮谷过了一冬，保证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然而“放倒的”（在纸面上）的木材却迟迟运不出来，一些不好听的风言风语传进了劳改营长的耳朵。三月间他派了一个由工长们组成的调查组进林子，他们发现了八千方木材的缺额！气疯了的营长把弗拉索夫叫了去。弗拉索夫听完了说就：“首长，把这些家伙每人关五天禁闭吧。他们都是应付差事。他们懒得进林子，因为那儿雪深。请你再组织一个新的调查组，我当组长。”弗拉索夫跟自己的懂事的三人小组没有出办公室就编好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且“找到”了所有欠缺的木材。营长安心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五月间又抓瞎了：木材运出来的明明很少啊，上头已经在问了。他把弗拉索夫找来。平时像个好斗的公鸡似的小个子弗拉索夫这时候连抵赖也不抵赖：木材根本不存在。“那你怎么能搞假报告，妈拉个X的？！”“怎么，是不是您想亲自去坐坐牢？要知道，八千方——这对于一个自由雇员是一张‘十元券’，对于一个契卡人员是‘五年’，”营长臭骂了一顿，但是现在惩罚弗拉索夫已经迟了；一切都要靠他。“那该怎么办？”“等所有的道路化开了再说。”所有的道路都化了，冬季道路不能走了，夏季道路还不能通行。这时候弗拉索夫送来一份无懈可击的详细报告，请营长签字并且往上送到局里。报告里说，由于去冬伐木成绩特别优异，有八千方木材未来得及由雪橇路运出。而现在通过多沼泽的林地已无法拖运。接着估算了铺设木排路所需要的开支，并且证明，现在运出这八千方的代价超过了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一年以后这批在沼泽里泡了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的原木已不符合交货条件，订货人将把它当做劈柴接受，管理局同意了这种有见识的论据。再说，这种论据对任何其他方面派来的调查组都是拿得出去的。于是就把这八千方冲销了。
    　　这些树木就是这样被放倒、吃掉和冲销掉，然后又在那里傲然挺立，枝叶葱茏。不过国家为这些子虚乌有的木方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有限：只不过多发了几百块粘乎乎、湿渍渍的黑面包而已。被保存下来的千把棵树木和百来条人命也算不进收入项，因为这类财产在群岛是从来不记帐的。
    　　准不是只有弗拉索夫一个人精于作假之道，所以从一九四七年起所有伐木场都实行了新制度：成立综合小组和综合作业班。现在伐木工和运输工合编为一个小组。作业班的产量不是以伐倒的原木计算，而是以运到河岸滑道，运到春季流送场的木材计算。
    　　结果呢？现在弄虚作假吹台了吗？不见得！它甚至更盛行了！它被迫扩大了范围，靠它吃饭的工人数量也越来越大了。读者们若有不嫌烦的，请跟我们一道往深里瞧瞧：
    　　1．从河边滑道以下，就不许犯人们跟着木材走了（在河面上由谁来押解呢？警惕性！），因此，自由人的“流送营业所”代表在河边从劳改营交货人（也就是各作业班）手里接受木材。这个代表一定是铁面无私吧？一点也不。需要照顾伐木作业班多少，劳改营交货人就会虚报多少，而营业所的代表则会全部认可。
    　　2．原因在这里。流送营业所也需要养活自己的自由工人，他们的定额也是力不胜任的。所有这些不存在的虚报的木材，流送营业所也照样作为实际流送的数量记在自己的帐上。
    　　3．在把各伐木段流送来的木材集中起来的总浮栅附近，有一个隼林场——就是把木材拖捞上岸的地方。这个活又是由犯人做的，他们还是属于同一个乌斯特维姆劳改营（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五十二个岛屿分布在250X250公里的面积上。瞧我们的“群岛”怎么样！）。流送营业所的交货人心里有数：现在劳改营的接货人又会从他手里接回全部虚报数字：第二，是为了不出卖在河边滑道上交货的自家的劳改营，而第一，是为了用这同一的虚报数喂饱自己的干拖捞工作的犯人！（他们的定额也是异想天开的，他们也需要多弄一点面包头！）但这里的收货人已经需要为社会多流几滴汗了：他不能简单地按体积把木材接受下来，而要填写原木的直径和长度的明细表，包括真实的和虚假的。给你们饭吃的恩人原来在这里！（弗拉索夫也在这里干过。）
    　　4．集材场以后是木材场，它把原木加工成锯材。做活的又是犯人。作业班是靠所加工的原木体积吃饭的，那些“富余的”虚报木材正好可以提高他们完成任务的百分数。
    　　5.下一步是成品仓库。根据国家的定额，成品应占木材厂收到的原木的百分之六十五。从而虚报木材的百分之六十五也在虚无飘渺中进入了仓库（这类神话中的锯材也按品种造册：背板、制材；板厚，去边的，未去边的……）。码垛工也靠这些虚报数多捞一点口粮。
    　　然后呢？弄虚作假到仓库就顶头了。仓库由武装警卫看守，不可能再有不受监督的“损失”。现在该由谁以及怎样为虚报数字负责呢？
    　　这时候前来帮助弄虚作假这个伟大原则的是群岛的另一个伟大原则：橡皮原则，也就是因循拖拉的原则。虚报数字入了帐，就年复一年地转入下一年度。在这个群岛的荒野里，参加清点物资的都是自己人，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你也不能为了计数而亲手去把每块板子都倒一遍吧。幸运的是虚报数字每一年都有一些在库存“损耗”项下注销了。大不了是撤掉一两个仓库主任，调去做定额员的工作。可是靠这一手有多少人捞到一口饭吃啊！
    　　他们还在这方面使劲：为用户把板材装车皮的时候（接货人不在场，按托运单把车皮甩到各地），把虚报数也装进去。这意思是多记装货量（请注意，这样一来搬运作业班也得到了好处）。铁路方面在车皮上打铅封，这跟他们没关系。过了若干时间在阿尔马维尔或者在克里沃罗格的什么地方，有人将打开车厢，把实际收货量记在帐上。如果欠装数是适中的，那么所有这些木方的差数都会集中在一栏里，报请国家计委去说明原因。如果欠装的数量太不像话，收货人将向乌斯特维姆劳改营提出索赔要求，但是这些索赔要求将和成百万份其他公文一起旅行，不定到什么地方就归了档，再过一段时间就无影无踪了。它们毕竟敌不过人们要活命的压力。（而任何一个阿尔马维尔都不会把一车皮木料退回发货单位：给多少就要多少吧。南方可没有木料。）
    　　我们现在还应当指出，国家和森林工业部在他们的经济报告里都认真地利用着这些浮夸虚报的木材采伐和加工的数字。它们对于部里也恰好用得着。
    　　但是最令人惊异的事情恐怕还是这个：既然木材转运的每一阶段在数量上都有虚报，似乎木材应当不够数才是。然而，集材场上的收货人已经把夏季的木材拖捞量多报了那么大的虚数，以至到了秋天流送营业所手里还有多余的木材积压在浮栅前面，动都没有动。不能让这些木材留在河里过冬，不然开春时还得叫飞机来把它们炸散。所以上面同意深秋时把这些已经没人需要的多余的木材顺流放进白海里去！
    　　神吗？怪吗？妙吗？可这种事并不只发生在一地。翁日拉格的木料场上也经常剩下多余的木材。它们没有装运出去，可是在帐面上早已经没有了。某些木料场完全关闭以后的若干年内，附近劳改点里不断有人来找无主的干劈材，把这些去了皮的坑木放进炉子里烧掉。而为了采伐和制作它们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痛苦的代价啊。
    　　为了使放排的自由人手里不多出来这些木材，——阿尔汉格尔州塔拉加劳改点派出一队一队的解除了看押的刑事犯，偷偷地拦截下他们的木排：也就是把劳改营采伐的但暂时落在自由人手里的木材偷给劳改营。每年计划生产的家具用的都是……偷来的木料。
    　　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要活命，而不是为了图财，更不是为了对国家进行抢劫。
    　　国家决不应这样过分地凶恶——逼迫自己的国民去行骗。
    　　这就是犯人们习惯说的一句话：没有“图赫他”（弄虚作假）和阿芒拿（硝氨炸药）修不成运河
    　　这一切就是群岛的根基。

    　　——————

    第六章　“拉来法西斯啦！”

    　　“拉来法西斯啦！”“拉法西斯啦！”当我们的两辆载着三十名“法西斯分子”的卡车驶进新耶路撒冷劳改营”的四方形小院的时候，年轻的男女犯人们在营区里兴奋地奔走相告。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这就是从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到此地的一小时的所谓“近距离递解”的旅程。尽管一路上我们的双腿蜷曲在车斗里，然而全部的空气、速度、色彩都是属于我们的。遗忘了的光彩夺目的世界啊！有轨电车是红的，无轨电车是蓝的，人群穿着白的和花的，当人们拥挤着上车的时候，他们自己能看到这些色彩吗？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所有的建筑物和路灯杆子上都装饰了国旗和彩旗，不知道是哪个没听说过的纪念日——八月十四—一和我们脱离监狱的日子碰到一起了。（这天宣布了日本投降，结束了七天的战争。）在沃洛科拉姆公路上，刚割下的干草的阵阵气息和傍晚前草地的凉爽空气吹拂着我们的剃光了的脑袋。谁能比囚犯们更贪婪地吸进这草地上的清风？真真实实的绿色迷乱了习惯于灰色、永恒的灰色的眼睛。我和加麦罗夫、英加尔分在一批递解。我们觉得这是坐车到快乐的郊区别墅去。这样迷人的路途的终点不可能是某种阴暗的东西。
    　　现在我们从车斗里跳下来，舒展着麻木的腰腿，朝四面张望。我们很喜欢新耶路撒冷的营区，它甚而是十分可爱的：它的四周不是密不透风的板墙，只有一道交织的铁丝网。四面都可以看到兹维尼哥罗德市郊的丘陵起伏的点缀着农舍和别墅的充满生机的大地。我们自己也像是这个快乐的环境的一部分，我们也能像来到这里休息和享受的人们一样地观赏这片大地。大自然在我们眼里甚至有更强烈的立体感（我们的眼睛看惯了平面的墙壁、平面的板铺，狭窄的监室），甚至有更鲜艳的色泽：已经开始暗淡的八月中旬的绿茵仍使我们目迷。它竟显得这般鲜嫩，也许是因为在夕阳斜照下的原故吧。
    　　“你们是法西斯吧？你们全都是法西斯吗？”走过来的犯人们怀着希望向我们发问。当他们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不错，是法西斯——以后，立即跑开，走散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我们已经知道，“法西斯”——这是目光敏锐的盗窃犯们给“五十八条”们起的外号，颇得到长官们的支持：原来那个反革命分子的名称曾经叫得很好，可是后来不带劲了，需要一个能打中要害的恶名。）
    　　在凉爽的空气中乘飞驰的汽车走了一段路以后，我们在这里觉得格外温暖，因而也格外舒适。我们仍在向这个小巧的营区的各处张望。它有一座两层的男犯楼房，有一座带阁楼的木房，是女犯住的。还有几间完全是农村式的歪歪斜斜的草棚子，那是附属设施。然后，我们又转眼去看那田野上树木和房屋拖着的长长的黑影；那砖厂的高高的烟筒，它的两座大楼上已经燃亮灯火的窗户。
    　　“怎么样？这里还不错……似乎是……”我们彼此间说道，努力使别人和自己相信这一点。
    　　有一个小伙子在我们身边停留得稍久，满有兴趣地观察着法西斯分子们。他脸上那种高度戒备的敌意的表情，我已经开始注意到不是他一个人的特点。破旧的黑色鸭舌帽斜盖前额，两手插在裤兜里，他这样站着听我们的闲谈u
    　　“不——坏呀！”他的胸口颤抖了一下。撇着嘴，再次轻蔑地环视了我们一遍，猛地说出一句：“杀一人一坑！你们全都得死在这儿！”
    　　他朝我们脚下碎了一口就走开了。这些傻瓜的谈话他再也听不下去。
    　　我们的心里一沉。
    　　劳改营中的第一夜！……你们已经沿着光滑陡直的绝壁往下飞快地坠落，飞快地坠落———在什么地方还应当有一个救命的突出部，一定要抓住它，但是你们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你们受到的教育中的一切最坏的东西在你们心中活跃起来；这是饿着肚子的排队和强者的蛮横在你们心里埋下的一切多疑、阴暗、贪婪、残忍的东西。这些最坏的东西被预先听到的关于劳改营的传闻搅动得更加浑浊：千万不要落到“一般劳动”里去！劳改营是豺狼世界！在这里他们会活活把你咬死！在这里栽了跟头会被人踩死！千万别落到一般劳动里去！但是怎样才落不进去？朝哪条路奔？你需要拿点什么东西出来！你需要给什么人一点东西！但是该拿什么？但是该给谁？但是这该怎么做？
    　　还没有过一小时，我们这批解犯中已经有一个人带着憋住的笑容回来了：他被指定为营区内的建筑工程师了。又有一个：他被准许在工厂里开设一间为自由雇员服务的理发室。又有一个：他遇到了熟人，将在计划科里工作。你的心在发痛：这些人都是在抢走你的机会！他们将在办公室和理发室里保住性命。而你将灭亡。灭亡。
    　　营区。从铁丝网到铁丝网两百步，而且还不许靠近。不错，周围的兹维尼哥罗德的丘陵将呈现苍翠的景色，将映出悦目的光辉，可是在铁丝网内却只有饥饿的食堂，惩戒隔离室的石砌的地窖，“个人厨房”的破烂的敞棚、澡房的木板屋、污秽朽烂的涂成灰色的厕所木棚——齐了，再没有别的去处。也许这个小小的岛屿就是你命中注定还能踏到的最后一块土地。
    　　宿舍里支的都是光板的“小车厢”。“小车厢”是群岛的一大发明。它供土著们睡觉用，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这是搭在两个双十字形支架上的四块木板，分上下两层。只要一个睡觉的人微微动一下，其他三个人就要摇晃。
    　　在这个劳改营里是不发床垫的，连个填麦秸的大口袋也不给。新耶路撒冷岛上的土著不知“床单”和“内衣”为何物。这里从没有床单，从不发给替换的内衣，也不收洗。除非是你自己带进来，自己想法去洗。这个劳改营的总务主任也没听说过“枕头”这个字眼。枕头只有私人的，而且仅仅女犯和盗窃犯才有。晚上，你在一张光板上躺下，鞋可以脱，但要考虑到可能被扒走。最好是穿着鞋睡。衣袋也不可乱放；也会遭扒。早晨去上工，什么东西都不能留在工棚里：即使是小偷看不上眼的东西，也会被看守员没收。因为规定不许留下！早晨出工就像游牧民族迁离宿营地。甚至比他们迁离得更干净：既不留下篝火的灰烬，也不留下啃过的动物骨头。房间里空空如也，白天哪怕换一拨人住也行。你的铺位和你邻人的铺位没有任何区别。全是光滑、油污、被身体磨得锃亮的。
    　　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带到劳动地点去，清早要把你的全部家当收拾好，放进提箱或口袋，到私人物品保管室门口去站队。下工回来又得到那里站队，取出你预计夜晚用得着的东西。主意千万不能打错，再去保管室可办不到。
    　　就这样——整整十年！打起精神来吧！
    　　上早班的下午两点多回营。他们洗脸，吃饭，在保管室排队——点名铃马上就响了。全体在营内的犯人都要列成横队。大字不识的看守员拿着一块三合板，在队前走来走去，把铅笔放在嘴里吮湿，像有学问的人那样额头上皱起一些格子，嘴里不住地叨呼着什么。他把队列来来回回地数上几遍，把所有房间来来回回地巡视几遍，同时让队列站在那里。一会儿是他的算术搞错了，一会儿是他弄不清有多少病号，多少人蹲在“不出工”的惩罚隔离室里。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每次好说要拖一个小时，有时候还能拖上一个半小时。在这种时候感到特别束手无策、特别委屈的是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虽然这在我们民族中是不很发达的需求，在犯人们中间更是完全不发达的，——是那些甚至在劳改营里也想争取时间做出一些什么事情的人们。“在队列里”是不能读书的。我的两个小青年加表罗夫和英加尔闭着眼睛站在队列里，他们在构思或是一首诗，或是一篇散文，或是一封信。但是在横队里连这样站着也不允许，因为看起来你好像在睡觉，这就等于蔑视点名。何况你的耳朵还没有封起来，骂娘、愚蠢的玩笑和无聊的对话仍然能钻到里面去。（这正是一九四五年。诺伯特·维纳很快将提出控制论，已经实现了原子的裂变——而我们的面色苍白的知识分子们正站在那里等待着，“站好，不许动！”等着那个红光满面的蠢驴懒洋洋地念叨完他的总数！）点名结束，现在是五点半，本来可以躺下睡觉了（因为前一个夜晚是短暂的，而下一个夜晚可能更短暂），然而一小时之后要吃晚饭，时间被割得七零八碎。
    　　劳改营的行政当局懒惰和无能到这种程度，以至它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把三个不同班次的工人按不同的房间分开。吃过晚饭，七点多种，第一班的本来可以休息了，但是那些能吃饱肚子并且累不着的人且安静不下来呢。盗窃犯们这时候刚刚开始他们的牌局。他们怪声大叫，他们表演节目。瞧，一个阿塞拜疆型的扒手做出夸张的偷偷摸摸的样子，从一个“小车厢”跳到另一个“小车厢”，踩着上层床板和睡在床上的苦力，在屋里绕圈，还扯着嗓子喊：“拿破仑到莫斯科来拿烟叶子就是这么来的！”搞到一大把烟叶子以后，他又沿同一条道返回去，踩着和跨过睡觉的人。“拿破仑就是这样逃回巴黎的！”盗窃犯们每一个恶作剧都是那么惊人和异乎寻常，以至于我们一直在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们。从晚上九点开始，上夜班的人就要摇晃“小车厢”，咯噔咯噔地走路，收拾东西，送保管室。他们在十点钟被带出去，现在该可以睡一会了！但是上中班的十一点回来。现在是他们发出沉重脚步声，摇晃“小车厢”，洗睑，到保管室去取东西，吃晚饭。也许只是从十一点半开始，精疲力竭的劳改营是在睡觉。
    　　但是，四点一刻，清脆如歌的钟声便在我们小小的劳改营上空回荡，也回荡在周围沉睡的集体农庄的上空，那里的老年人还记得伊斯特拉各教堂的钟声齐鸣。也许我们劳改营的有着清越歌喉的大钟正是来自教堂，在那里早就习惯于每天鸡叫头遍就把僧人们唤醒，要他们去祷告和劳动。
    　　“早班的，起床！”看守员在每间屋里叫喊。脑袋由于缺觉而像喝醉酒似的昏昏然，眼睛还像被胶水粘牢似地睁不开——还顾得上洗什么脸！连穿衣服也用不着，你就是穿着它睡的。这么说就直接去食堂吧。你睡眠惺松，摇摇晃晃地走进去。每一个人都在往前挤，并且全都明确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一部分人忙着领口粮，另一部分人领菜汤。只有你像梦游者一样在一边傍徨，在昏暗的灯光下和菜汤的蒸汽里，你看不见那两样东西该到哪儿去领。最后，你终于领到了五百五十克供你举行盛宴的面包和一瓦钵热乎乎的黑汤。这叫做黑菜汤，是用荨麻叶子做的菜汤。煮熟的叶子像黑色的破布似地泡在发黑的清水里。既没有鱼，也没有肉，也没有油脂。甚至连盐也没有：放进去的盐全会被煮在锅里的尊麻叶子吃掉，所以索性不掏；如果说烟叶子是劳改营里的黄金，那么盐就是劳改营里的白银。炊事员们是省着用的。不放盐的荨麻叶菜汤，简直是叫人反胃的苦药水！即使你饥肠辘辘，也实在无法把这东西灌进肚里。
    　　抬起你的眼睛向上看。不是仰望苍天，而是看看天花板。眼睛已经习惯了昏暗的灯光，能辨认出他们用喜爱的红色字母写在糊墙纸上的标语：
    　　“不劳动者不得食！”
    　　胸口猛然发颤。啊，文化教育科的才子们！你们为劳改营的食堂找到了这么一句福音书兼共产主义的伟大口号，一定极为得意了。但是在《马太福音》中说“工人得到饮食是应当的”。《申命记》中还说：“牛在场上端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
    　　属于你们的只是一个惊叹号！我代表一头端出谷粒的黄牛向你们致谢！从此我将懂得，你们卡紧我的细瘦的脖颈全然不是由于匮乏，你们摧残我的生命并不单纯是出于贪婪，——这都是根据那个正在到来的社会的光辉的原则！只是我在劳改营里看不到劳动者得食。我在劳改营里也看不到不劳动者——不得食。
    　　东方破晓。黎明前的八月的天空现出家微。天幕上只有最明亮的星星依然可见。东南方，在我们将被带去劳动的砖厂的上空，是南河三和天狼星——它们是小犬星座和大犬星座的两颗主星。一切都背弃了我们，连天空也跟狱吏们站在一起；天上的犬也和地上的犬一样地系在押解队的皮带上。狼犬疯狂地吠叫，从地面跃起，想够到我们。它们是用人肉高超地训练出来的。
    　　劳改营中的第一天！即使是我的仇敌，我也不希望他有这样的一天！大脑容纳不下全部的残酷的现实，因而发生了错乱。以后会怎么样？我会遇到什么事？——不停地在脑子里打转。而他们给新来犯人分配的劳动总是最没意思的，只是为了在看他们的材料期间不让他们闲着。熬不完的一天。你的工作是抬担架或者推手车。每推一车只能使这一天减去五分钟，十分钟，而你的头脑却只能反复地思考一件事：以后会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看出来，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推来推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尽量利用每车之间的时间闲聊。我们推了头几车，看来就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已经把力气使光了——这样连续推上八年，我们怎么吃得消？我们努力谈一些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力量和个性的东西。英加尔描述他尊为导师的蒂尼亚诺夫的葬礼的情况，于是我们就争论起历史小说的问题来：一般该不该大胆地去写这种题材？历史小说毕竟是关于作者未见过的事物的小说。作者背着时间距离和他本人时代的成熟性的负担，尽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但身临其境总是做不到的。因此是否可以说，一部历史小说首先是一部幻想小说？
    　　这时候，新来的犯人几人一批地被叫进办公室去分配工作。我们全部放下了手车。英加尔昨天就和一个什么人拉上了关系。现在他，一个搞文学的人，被分派到厂里的会计室，尽管他在数百字上迷糊到可笑的程度而且生来没有拨过算盘。加麦罗夫即使为了救自己的命也学不会求情和抓机会。分配他当壮工。他回来，往草地上一躺，在他还不需要去当壮工的这短短的最后一小时内，他向我谈到遭迫害的诗人帕维尔·瓦西里耶夫。这个人我一点也没听说过。这些小青年怎么来得及读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
    　　我咬着一根草茎儿，拿不定主意——该打出哪张胜杯？数字还是军官经历？像鲍里斯这样傲然地遗世独立，我做不到。我也一度受过另一种理想的熏陶，但三十年代以来的粗暴的生活，一直朝这个方向打磨着我们：钻和捞！
    　　一跨进砖厂厂长办公室的门坎，我自然而然地把军官宽皮带下面的军便服的格子从腹部拉到了两侧（这一天我有意识地把这一身穿戴起来，即使推手车我也不在乎）。挺直的领子严格地系着扣。
    　　“军官吗？”厂长立刻推测到了。
    　　“是！”
    　　“有跟人们工作的经验吗？”
    　　“有。”
    　　“指挥过什么？”
    　　“炮兵营。”（我脱口而出地扯了个谎，我觉得炮兵连小了。）他半信半疑地望着我。
    　　“可是在这儿你干得了吗？这儿的事难办。”
    　　“我想我干得了！”我回答。（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正在把脖子伸进一个什么套包、须要紧的事情是钻和捞呀！）他眯起眼睛想了一想。（他在估摸我充当走狗的适合程度，我的下巴骨是否结实。）
    　　“好吧。让你当取土场值班工长。”
    　　还有一个前军官尼古拉·阿基莫夫也被指派为取立场工长。我们两个人从办公室出来，觉得又近乎，又愉快。那时候即使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理解这是选择了军人服刑的标准开端——充当奴仆。从阿基莫夫的非知识分子型的朴质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开朗的青年和优秀的战士。
    　　“厂长干嘛要吓唬人？二十个人还对付不了？地下没有理地雷，天上没有飞机炸，有什么对付不了的？”
    　　我们想在内心恢复往日在前线上的自信。我们这两个小崽儿不明白群岛是多么不同于前线。它的围困战比我们使用炸药的战争要难打得多。
    　　在军队里，傻瓜和一钱不值的人都能指挥，甚至是占据的职位越高，成绩就越好。如果一个排长需要有敏捷的头脑、不知疲倦的体力、勇敢的精神和摸透士兵的心的本领，那么有的元帅只要会发脾气，会骂人，再加上会签自己的名字就够了。其他一切都有别人替他做，作战计划会由作战处的一个不知姓名的聪明的军官给他送上来。士兵们执行命令并不是因为相信它们的正确（常常是完全相反），而是因为命令是统治集团层层下达的。这是一整套机器的命令，谁不执行，就要砍掉谁的脑袋。
    　　但是对于在群岛上被委派去指挥其他犯人的一个犯人来说，情况完全不同。整个带金色肩章的统治集团决不是高高地站在你的背后，它决不会支持你的命令：只要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贯彻这些命令，它就会对你翻脸不认人，一腿把你踢开。而这种地方的本领是：或者是靠你的拳头，或者是利用饥饿无情地摧毁，或者如此精通“群岛”的学问；以至你发出的命令在每一个犯人眼里都像是给他的唯一生路。
    　　北极般冰冷的淡绿色的液体应当取代你身上的温暖的血液，只有在那时你才能指挥犯人。
    　　正好在这几天，一个惩戒作业班每天从惩戒隔离室里被带到取土场上来劳动，把这当作是罚他们干最重的活。这是一批差点没把劳改营长宰掉的盗窃犯（他们并不是真想宰他，他们并不那么傻，而只是吓吓他，要他把他们送回普列斯尼亚监狱：他们看准了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要老命的地方，在这里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在我值班快结束的时候，把他们带来了。他们在取土场上找了一些避风的地方躺下，露出租短的胳臂和大腿，刺了花纹的肥肚皮和前胸，在蹲过惩戒隔离室的潮湿的地下室之后，心满意足地晒着太阳。我穿着笔挺的军装走到他们跟前，一字一句、规规矩矩地建议他们开始工作。阳光使他们心情温和，所以他们仅仅是哄笑起来并且要我去见那个众所周知的鬼。我气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一无所获地走开了。在军队里我第一句话就会是：“起立！”但是这里的情况很明显，即使有人起立，那也只会是为了在我的肋骨当中捅进一刀子。当我绞尽脑汁想办法的时候（要知道取土场上的其余的人都在看着，也可能丢下了手里的活儿），正好我这一班结束了。也仅仅是因为如此，我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写“群岛”的研究。
    　　阿基莫夫接了我的班。盗窃犯们继续晒他们的太阳。他对他们说了一次，第二次就以命令的口气喊了一句（甚至可能是“起立！”），第三次就搬出劳改营长来威胁他们。他们起来迫他，在取立场的洼地里把他撂倒了，用铁棍砸坏了他的腰子。直接从厂里把他拉到了省监狱医院，他的指挥职务便到此结束了，也许他的刑期和生命也到此结束了。（大概厂长本来就是委派我们充当挨盗窃犯刀子的稻草人的。）
    　　我在取立场上的短暂的官运比阿基莫夫的多延长了几天，只不过它给我带来的不是我期望的满足，反而是不断的内心的压迫感。早晨六点钟我走进工区的时候，比假如我是去亲手挖土还感到压抑。我茫然若失地向取土场懒懒地走去，对它和对我在其中的角色恨之入骨。
    　　从湿压厂到取土场有一条土斗车轨道。在平地的尽头，轨道向取土工作面下降的地方，有一部绞盘车架设在一个平台上。这部由马达带动的绞车是全厂不多的几种机械化奇迹之一。从取土场到绞车，然后再从绞车到工厂，土斗车全程都要用人推。只是从取土场上坡的地方用绞车拉上来。取立场位于厂区的一个遥远的角落，它的表面被取土坑挖得支离破碎，取土坑像沟壑一样枝枝杈杈，它们中间留着没有动过的土岗。粘土层直接从地表就开始了，土层相当厚。想必是可以再往深里取，也可以再往宽里取，把工作面连成一片。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干，谁也不拟订开采计划，一切全由早班的作业班长巴林诺夫指挥。巴林诺夫是一个趾高气扬的莫斯科青年，普通犯，有一副不难看的外表。巴林诺夫单纯根据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取土，哪里能少费工、多装上就在哪里开挖。他不往太深里走，以免推出斗车的坡度太陡。在取土场上巴林诺夫指挥着每次总是在我这一班干活的那十八至二十个人。他也是这一工作班的唯一的和真正的主人：他了解手下的人，喂养着他们，意思就是为他们争取较多的口粮。每天亲自英明地决定应该推出多少车，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我喜欢巴林诺夫这个人，如果我和他在一座什么监狱的板铺上并排睡觉，我们一定相处得很快活。就是现在我们也会会得来——但是这需要我主动去找他并且要像这样打趣地说一句：你瞧厂长任命我当了一条夹在当中汪汪叫的狗，我可是什么也不摸门呀。两人一笑，什么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军官的教育没有允许我这样做！于是我试图对他保持严格的态度，谋求他对我的服从，尽管不仅我自己，也不仅他，而是整个作业班都看得出来，我是在这里多管闲事，就跟一个从区里派下去指导春播工作的技术员一样。巴林诺夫很生气，认为在他头顶上安插了一个神气十足的讨厌鬼，于是他不止一次地在作业班面前巧妙地出我的丑。凡是我认为需要做的，他马上向我证明不可能。反过来，他时常高声地吆喝着“工长！工长！”，把我叫到取土场的各个角落并且请求指示：旧轨道怎么拆，新轨道怎么铺；脱落的轮子怎么固定到轴上；或者绞车似乎出了毛病，拉不动，现在该怎么办；或者铁锹使钝了拿到哪里去磨。在他的嘲弄面前我的指挥热情一天比一天衰退了，如果他从一清早就叫人们去挖土（他并不是经常这样做的）而不用那些讨厌的问题来打扰我，我已经很满意了。
    　　那时我就悄悄地走到一边，到高高的土堆后面去躲开我的下属和我的上司，坐在地上发呆。进劳改营后的头几天我的精神已经僵死了。噢，这可不是监狱！监狱有着翅膀。监狱是思想的万宝箱。在监狱里挨饿和争论是快乐而轻松的。可是你试试在这里挨饿、劳动和沉默十年。这个你试试看！钢铁的履带正在把我拽进一个粉碎机。束手无策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滚到一边去，可是真想这样做啊！喘一口气。清醒一下。抬起头，看看外界。
    　　瞧那里，在铁丝网外边，隔着一道小山谷有一块小高地。高地上有一个小村落，共有十来座房屋。初升的太阳用它和平的光线照亮了它。它离我们这样近，而且它完全不是一座劳改营！（其实也是劳改营，但是这一点常常被你忘记。）很长时间那里没有动静，后来走出一个拎着提桶的农妇，一个小不点的娃娃从长在街上的草丛里跑过。一只公鸡在打鸣儿，一头母牛在哞哞地叫——我们在取土场上全听得很清楚。一条杂种的小狗尖声尖气地吠叫着——多么可爱的声音！——这不是押解队的警犬！
    　　那里传来的每一个声音和农村的静止状态本身，使我的灵魂渐渐地获得了神圣的安宁。我确信无疑地知道，如果此时对我说：现在给你自由！但是一直到死你都必须住在这个农村里！放弃城市以及整个世界，你的天外飞来的愿望，你的信念，真理——放弃一切，永远住在这个农村里（但不是做一个集体农庄在员！），每天早晨看着太阳，听听鸡叫。同意吗？——噢，不仅仅是同意，而且，上帝啊，请赐给我这样的生活吧！我感觉到劳改营我是经受不住的。
    　　从我此刻看不到的工厂的另一面传来客运列车沿尔热夫铁路隆隆而过的声音。取土场里的人们叫喊：“杂役列车。”每一趟列车人们都熟悉，根据它们来计算时间。“杂役列车”——这是差一刻九点。九点钟会从劳改营里把杂役们——包括办公室人员和当了官的——单独地，不按照倒班的时间，带到砖厂来劳动。大家最喜爱的一趟列车是一点半的外号叫“供养人”的那一次。它开过去以后我们很快就要收工，回去吃午饭。
    　　我的女上司——犯人奥丽加·彼得罗夫娜·马特罗宁娜是和杂役们一起来的。有的时候，如果她对工作实在放心不下，就专门叫人押着，提前到厂里来。我叹着气走出我隐蔽的地点，沿着轨道走向湿压厂——去报告工作。
    　　整个制砖厂分成湿压和干压两个分厂。我们的取土场只为湿压厂服务，湿压厂的负责人就是马特罗宁娜，硅酸盐工业工程师。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工程师，我不知道，但为人很琐碎，固执。她是那些不可动摇的思想纯正分子中的一员，这类人我在监室里已经遇到过不多的几个（这种人一般地不多），然而我自己却没能在他们的高峰上坚持住。按照“大写字母条文”她是属于（反属）类，作为被处决者的家属她经过特别庭得到了八年。现在正蹲完她的最后几个月。诚然，整个战争期间没有释放过政治犯，她也得等到所谓“特别指令”下来以后才能出去。但是这也没有给她的精神状态投下任何阴影；她在为党工作，在外面也好，在劳改营里也好，都没有什么要紧。她是从稀有动物保护区出来的。她在劳改营里裹着红色的而且从来是红色的三角头巾，尽管她已经年过四十（在厂里没有任何一个劳改犯丫头也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人女共青团员带这样的三角头巾）。对于丈夫的被枪毙和本人蹲过的八年她不感到丝毫怨恨。所有这些不公正的事，照她的意见，是个别雅戈达分子和叶若夫分子干出来的，而在贝利亚同志主管下，现在抓人都是没错的。看到我穿着苏维埃军官的服装，她头一次见面就对我说：“那些把我关进来的人现在确实看到了我的正统性！”不久以前她给加里宁写了一封信，她把信里的这些话念给所有愿意听或被迫听的人：“长期的监禁没有摧折我为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工业而斗争的意志。”
    　　不过，当阿基莫夫来向她报告盗窃犯不听她指挥的时候，她没有亲自去向这些社会亲近分子们解释他们的行为对工业的危害性，反倒呲了他一句：“那就该强迫嘛！任命您就是为了这个！”阿基莫夫挨了摸，她并没有进一步去斗争，而是给劳改营写了个要求：“请勿再将此类人员带往我处。”她手下的年轻姑娘们在厂里像自动机器似地工作八小时：在传送带旁边连续不断地做八小时的单调的动作，她对这种情况漠然视之。她说：“有什么办法？要实行机械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部门。”昨天，星期六，传闻说今天又不让我们过礼拜天了（真的没让过）。充当自动机器的年轻姑娘们像一群小鸟似地围住了她，向她诉苦说：“奥丽加·彼得罗夫娜！当真又不给礼拜天吗？这可是连着三次了！战争都结束了！”她裹着红色的三角头巾，把那副干巴巴的、阴沉沉的、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的面孔往上一仰：“丫头们，我们怎么能够过礼拜天？！莫斯科的建筑正在停工待料，等着我们的砖头！！”（这意思是她当然不知道我们的砖头具体要运给哪一项建筑，但是她用思想的眼睛看到了那个广义的伟大建筑，而姑娘们却低贱地想要洗洗涮涮。）
    　　马特罗宁娜需要我这个人是为了把一班时间内的车数翻一番。她对人力、主斗车的完好状况、砖厂的吞入能力都不做计算，只是要求——翻一番！（一个不懂行的外来人除了使用他的拳头，还有什么办法把车数翻一番？）我没有翻一番，并且总的说在我领导下产量一车也没有改变。于是马特罗宁娜当着巴林诺夫和当着工人的面毫不容情地责骂我。她这老娘儿们脑袋连一个最次的军士都知道的事情也不懂：当着普通战土的面，连骂一个上等兵都是不允许的。一次，当我终于承认了自己在取土场上的完全失败，从而承认了自己没有领导能力之后，我去找马特罗宁娜，尽可能委婉地提出请求：
    　　“奥丽加·彼得罗夫娜！我的数学很不错，我算得很快。我听说您的工厂里需要一个会计。要我当吧！”
    　　“会计？！”她气愤了，她的硬梆梆的面孔变得更阴暗了，红色三角头巾的尖角系在她的后脑勺上。“当会计我随便派一个姑娘都行，我们需要的是牛产指挥员1你一班欠交了多少车？快去吧！”她伸直手臂，像新的雅典娜·帕拉司一样，把我派回了取土场。
    　　又过了一天，取土场工长的职务被撤销了，我被免职，但不是简单免职了事，而是报复式的。马特罗宁娜叫来巴林诺夫，命令他说：
    　　“叫他拿铁锹干活，眼睛盯着他！要他一班装六车！叫他出点汗！”
    　　当下我就穿着一身我引以自豪的军官制服去挖土了。巴林诺夫挺高兴，他预见到了我的垮台。
    　　如果我对于劳改营里各种事件之间的隐蔽的和十分警觉的联系理解得更深入一些，我本可以在昨天就能猜到自己的命运。在新耶路撒冷的食堂里有一个单独的发饭窗口，是供应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师、会计……以至皮鞋匠都从那儿取饭。在被任命为取土场的工长以后，由于渐渐掌握了劳改营生活的要领，我每次吃饭都跑到这个窗口旁边并且从这里要饭吃。大师傅们犹豫不定，说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上还没有我，但是每次仍是发给了我吃的，后来甚至二话都不说了。事后我认真想了一下——当时我在伙房人员眼里还是个问号：刚一来到，马上抖了起来；态度高傲，穿着军服到处跑。这样的人说不准再过一个星期就能当上主任派工员或者劳改营的主任会计，或者医生（在劳改营里一切都是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他们将会在我手心里摸着。虽然实际上砖厂还只是在考验我，什么名单都还没有把我列进去，伙房为了以防万一仍是供应我工程技术人员的伙食。但是，在我垮台前一天，当厂里还不知道的时候，伙房已经全知道了，冲着我的脸砰的一声把小窗口关上：我原来是个不值钱的“福来儿”。在这个小小的插曲里可以闻出劳改营世界的空气。
    　　靠衣着显出自己与众不同——这种如此普遍的人的愿望实际上是在揭露我们自己，特别是在敏锐的劳改营的眼光里。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穿衣服，而实际上是在把自己脱得精光，把自己的真实价值拿出来给人看。我当时不懂，我的军装跟马特罗宁娜的红色三角头巾是半斤八两。隐在幕后的目不转睛的监视者看清了这一切。于是某日派了一名值日人员来找我。中尉要见您，请到这儿来，请进这个单独的房间。
    　　年轻的中尉说话很客气。在这间舒适而整洁的房间里只有他和我。西沉前的红日照耀着，轻风吹拂着窗帘。他让我坐下。不知道为什么，他建议我写一份自传，——好像他提不出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建议似的。在我那纯粹是往自己脸上吐口水的侦查笔录之后，在“乌鸦车”和递解站的侮辱之后，在押解队和监狱看守之后，在那些不肯把我看做是一个我们光荣红军的前大尉的盗窃犯和杂役之后，我坐在写字桌前，没有任何人逼迫，在一位讨人喜欢的中尉的善意的目光下，用浓淡适度的墨水在劳改营里找不到的精美光洁的纸张上书写着：我曾是一个大尉，我曾指挥过一个炮兵连，我得到过一些勋章。从写出这种文字的本身，我重新获得了我的个性，我的“我”。（是的，我的作为认识论主体的“我”！但要知道我毕竟还是从大学出来的，毕竟是从老百姓里来的，在军队里只是偶然的。请设想一下在一个职业军人的身上，要求对自己另眼看待的这种习性会是多么根深蒂固！）中尉读完自传以后，十分满意：“这么说您是一位苏维埃人，对吗？”嗯，对。嗯，当然对，干嘛不对？从污泥和灰烬中重新站起来，并且重新成为一个苏维埃人，这是多么叫人高兴！——这就是半个自由！
    　　中尉请我过五天以后到他办公室去。然而，在这五天之内我不得不告别我的军服，因为穿着它挖土很不是滋味。我把军便服和马裤掖进箱子，在劳改营的保管室里领了一套打了补丁褪了色的破烂，好象是在垃圾箱里扔了一年以后又洗出来的。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步，尽管我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我的内心还不是犯人类型的，但是我的外皮已经变成犯人类型了。头剃光了，被饥饿折磨着，被敌人压榨着，我很快也会获得那种犯人式的眼神一不诚实，多疑，窥探着一切。
    　　过了五天以后，我就是以这副模样去找行动特派员，当时心里仍不明白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但是特派员不在。他根本不来上班了。（他已经知道了，而我们还不知道呢：再过一星期我们就要分散了，要把德国人运到新耶路撒冷来替换我们。）我就是这样避免了和中尉的会见。
    　　我和加麦罗夫也和英加尔讨论过，叫我写自传到底是什么用意，我们这些天真的孩子没猜想到这已经是伸进我们巢里的第一只猛兽的利爪。其实情况是很清楚的：在新的一批犯人当中来了三个年轻人，他们彼此一直不断地议论着什么，争论着什么。其中有一个肤色骏黑、浑圆的脸、表情明郁、留着小胡子的青年，就是在会计室找到一个差事的那个，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在板铺上不断地写着些什么，写完就藏起来。当然可以派个什么人去把他藏的东西夺过来。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还是从他们当中那个穿马裤的人嘴里了解一切比较简单。他显然是部队里出来的，是一个苏维埃人，对于精神上的监视一定肯帮忙。
    　　在白天的工作中不受累的若拉·英加尔真的是给自己做了头半夜不睡觉的规定，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创作精神的自由。他坐在没有床垫、没有枕头和被子的“小车厢”床板上，穿着棉背心（屋里不暖和，是秋天的夜晚），穿着鞋，两腿在床板上伸直，背靠着墙，嘴里喝着铅笔，眼睛严峻地望着面前的一张纸。（对于劳改营说来，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坏的行为了！但是无论他，无论我们都还不懂得这是多么显眼，人家对这种举动盯得多么紧。）
    　　他夜间写作而白天藏起来的是一篇关于坎佩西诺的小说。这个人是同他一起坐过牢的一个西班牙共和国战土。美加尔高度赞赏他的农民的质朴。坎佩西诺的命运是简单的：在和佛朗哥的战争中打败了以后，来到苏联，过了一段时间就在这里被捕了。
    　　英加尔不是一个温暖的人。别人是不会在初次的冲动之下就向他打开心扉的。（写完了这句话，我停下来想了一想：难道我当时是温暖的吗？）。但是他的坚定性却是当之无愧的典范。在劳改营里写作！只要我不死掉，有一天我也会上升到这一步。可是眼下我被自己忙碌的奔走所折磨，被最初几天的挖土工生活压得透不过气。在一个晴和的九月的黄昏，我和鲍利斯只找到了在营区边缘的一堆炉渣上稍坐一会儿的时间。
    　　在六十公里以外的莫斯科方向，天空闪耀着五彩缤纷的礼花——这是“战胜日本庆祝日”。但是我们劳改营区的路灯发出暗淡无力的光亮。砖厂的窗户透出发红的敌意的光亮。广大的厂区内的电线杆上的路灯排成神秘的长串，像我们刑期的月月年年，渐渐远去。
    　　瘦弱的不断咳嗽着的加麦罗夫双手抱住膝头，反复地吟诵着：
    　　对祖国的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
    　　也不要求。
    　　“拉来法西斯啦！拉来法西斯啦！”不止在新耶路撒冷一地可以听到这样的喊声。一九四五年夏末和秋季，在群岛所有的岛屿上都是这个情况。我们这些法西斯分子的到来打开了非政治性罪。犯通向自由之路。他们早在七月七日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赦。从那时候起，相也照过了，释放证明书也准备好了，会计室的帐也结了，——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遇赦的犯人们仍然愁眉苦脸地呆在讨厌的铁丝网里面。有的地方过了两个月、三个月还出不去。因为没有人顶替他们。
    　　没有人顶替他们！而我们这些天生的双眼瞎竟然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曾在连墙缝都堵死了的监室里盼望着大赦。斯大林全可怜我们！……他会“考虑到胜利后的形势”！……头一次的七月大赦把我们漏掉了，他以后还会发布第二次专为政治犯的大赦……（连细节都有传说：这个大赦令已经写好，放在斯大林的桌子上，只剩下签字了，但是他目前正在休假。不可以改造好的人们等待着真正的大赦，不可以改造好的人们曾经相信过！……）但是如果把我们赦免了，谁去下矿井？谁扛着锯条进森林？谁去烧砖，砌墙？斯大林缔造成功了这样一种制度，只要它表现出一点仁慈或宽大，那时瘟疫、饥馑、荒芜、破败便立即会笼罩全国。
    　　“拉来法西斯啦！”一向憎恨我们或者蔑视我们的非政治性罪犯们现在几乎是很亲热地看着我们，因为我们是前来顶替他们的。那些被俘人员们在被德国俘虏期间曾发觉了世界上没有比俄罗斯民族更被人蔑视、被人抛弃、被人看作是异己的、没有用处的民族。现在，当他们从运牲口的红色车皮里、从卡车里跳到俄罗斯的土地上来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个被排斥的民族当中，他们是最命苦最遭难的一支。
    　　伟大的、“全世界未曾见过”的斯大林大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全世界真的在哪里见过不涉及政治犯的大赦呢？！
    　　它规定释放刑期为三年以下的“五十八条”，这类犯人但几乎没有人判过这么短的刑期；在它适用的范围中，这种人不见得能占到百分之零点五。但即使在这百分之零点五当中，大赦的不宽容精神仍是胜过了它的宽容词句。我知道一个青年，好像叫马久申（他曾在卡卢加关卡附近的一座小劳改营里当过画家）。他在很早的什么时候，几乎是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因曾被俘按照五十八条一l一已判了刑，当时还没有决定对这种事情该怎么量刑，该给多少年。他们一共只给马久申判了三年——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满期以后自然没有放他出去，而是推拖说要等待特别指令。但是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大赦！马久申开始请求（哪里敢说“要求”）释放。心有余悸的登记分配处官员们差不多一连五个月——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置之不理。最后终于把他送回库尔斯克省原籍。传说（不然也没法相信结局会是这样！）很快他又被扒拉了进去，增加到“十元券”。决不能允许他从第一次审判的疏忽大意中捞到好处！
    　　所有入门行窃、拦路扒衣、强奸少女、腐蚀幼童、蒙骗顾客、要流氓、使无防卫者毁容、滥伐滥捕、一夫多妻、敲诈勒索、骗取财物、收受贿赂、诽谤、诬陷（但是这一类人实际上并没有坐过牢——这是针对未来说的！）、贩卖毒品、撮合男女私通、强迫妇女卖淫、由于无知或大意造成死亡等等罪犯一概释放。（以上只是开列了属于大赦范围内的法典条文，并不是雄辩的辞藻。）
    　　在这以后还能向人民要求什么道德吗？
    　　减去一半刑期的有：盗用公款者、伪造证件和配给本者、投机倒把者和盗窃公物者（斯大林对于敢掏国家腰包的家伙毕竟是有点生气的）。
    　　但是，最引起原来的前线军人和被俘人员反感的是对战时逃兵的一股脑儿的全体宽恕！所有由于胆怯而从部队里开小差，临阵脱逃，不去征兵站报到，多年藏在母亲菜园子里的地窖里，地下室里，炉子后面（永远是藏在母亲那里！逃兵们对自己的老婆一般地是信不过的！），多年没有说过一句话，变成了变腰驼背、毛发老长的野兽的人们——不管是被捉到的，还是在大赦日前来自首的，现在一律宣布为享有平等权利的没有污点的没有前科的苏联公民！（一句古老谚语的敏锐性这时得到了证实：“逃跑虽然不好看，但有益于健康！”）
    　　而那些没有发抖的人，没有当胆小鬼的人，那些为祖国承受了打击因而付出了被俘的代价的人——倒是不能原谅的。这就是最高统帅的观点。
    　　逃兵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斯大林心里的哪根弦？他是不是回想起自己对充当一名列兵的厌恶，回想起一九一七年冬天他自己的可怜的新兵生涯？或许是他断定胆小鬼对于他的统治没有危险性，只有勇敢的人才危险？毕竟令人觉得，即使从斯大林的角度来说，对逃兵实行大赦也完全是不明智的：他这是向自己的人民表明，在未来的战争中还是只顾逃命更牢靠和更简单。
    　　我在另一本书里介绍过祖博夫医生夫妇的故事：老太太在家里隐藏了一个自己走进门来的逃兵。那个人后来告了他们的密，祖博夫夫妇俩按照五十八条各得了十年。法庭认定他们的罪过与其在于隐藏逃兵，勿宁在于这种隐藏行为缺乏利己的目的逃兵不是他们的亲属，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反苏意图！逃兵按斯大林大赦获得了释放，连他的三年刑期也没有服满。他早已经把生活中这一段小小的插曲置储脑后了。但是祖博夫夫妇的遭遇就不同了！他们在劳改营里服完了全部的十年（其中四年在特种营），又未经任何判决被流放了四年；只是因为流放点本身取消了，他们才获得了释放。但是，事情过了十六年，甚至过了十九年以后，对他们的原判还没有撤销。这个判决使他们一直不能回到莫斯科的老家，妨碍着他们安静地度过晚年。
    　　一九五八年苏联军事检察总署对他们的答复是：“你们的罪证确凿，没有进行复审的理由。”到了一九六二年，也就是事过二十年以后，他们的五十八一10（反苏意图）及五十八一11（夫妇二人的“组织”）原案才宣布撤销。另依第一九三一17－7条（临阵脱逃行为共同犯罪）判定刑期为五年并适用（！二十年以后！）斯大林大赦。这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于一九六二年终于接获如下的书面通知：“你二人被认为已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获释，原判亦于同日撤销。”
    　　这就是那个好记旧怨、酷爱报复、不合情理的法律所害怕的东西和所不害怕的东西！
    　　大赦之后，他们开始用文教科的画笔到处涂抹，用一些拿活人开心的标语口号来装饰劳改营内部的拱门和墙壁：“用加倍的劳动生产率来报答亲爱的党和政府实行的最广泛的大赦！”
    　　被赦免的是一般刑事惯犯和普通刑事犯，他们走了，而政治犯却应当以加倍的生产成绩来报答……我们的当局有史以来什么时候曾显露过这般光彩的幽默感？
    　　从我们这批“法西斯分子”到来之时起，在新耶路撒冷马上开始了每日的释放。昨天你还看见这些妇女们在隔离区里蓬头垢面，穿得破破烂烂，满嘴脏字儿——可是你瞧！她们突然变了样子，脸洗干净了，头发梳整齐了，穿上了不晓得从哪里搞来的带圆点和带条纹的连衣裙，胳臂上搭着短上衣，规规矩矩地朝火车站走去。在火车里你猜得出这些娘儿们有本事骂人骂出花儿来吗？
    　　这时，一批盗窃犯和“混种”（窃贼的模仿者）正在走出大门。这些家伙可没有把他们那吊儿啷铛的派头留在大门里面：他们做怪相，手舞足蹈，向留下的人们挥手、喊叫。他们的同伙也从窗口朝他们喊叫。警卫队不干涉他们——扒手们干什么都行。一个扒手别出心裁地把箱子竖着放在地上，轻巧地站上去。他歪戴着帽子，把不知道在哪个递解站里扒来或打牌赢来的西装上衣的下摆撩到后面，用曼陀林奏起一支向劳改营告别的小夜曲，唱起一首窃贼们胡诌的小调。狂笑。
    　　铁丝网挡不住我们的视野，我们还长久地看到被释放的人群走在劳改营外的小路上，穿过远处的田野。这些盗贼们今天就会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游逛，也许头一个星期就会来一次跃进（偷光一家住户），半夜在街道上扒掉你妻子、姊妹或者女儿的衣裳。
    　　至于你们这些法西斯分子（马特罗宁娜也是法西斯分子）——请你们先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吧！
    　　由于大赦的原故，到处都喊人手不够，对人力进行着重新调整。有一个短时期我从取土场被调进了车间。在这儿，我可是欣赏到了马特罗宁娜的机械化。所有的人在这里都够受，可是最惊人的是一个小丫头干的活儿。她真算得上一个劳动英雄，虽然是不适合上报纸的。她在车间里的岗位和她的职务都没有名称，大概可以叫“上供坯工”吧。切好的湿坯（用刚和出来的粘土制的，很重）从压砖机里通过传送带运出来，两个姑娘站在传送带的尽头。一个是“下供坯工”，一个是“递坯工”。这两个人不用弯腰，只需转动身体，角度也不大。但是那个像车间女王似地站在高台上的“上供坯工”却需要不停顿地做以下动作：躬身；从脚底下拿起递坯工放在那里的湿坯；把它搬到齐腰甚至齐肩的高度而不能弄坏它；两腿姿势不变，转体九十度（有时向右，有时向左，视装载哪一边的运坯车而定）；把砖坯排列在运坯车的五层木架上，每层十二块。她的动作从没有间歇、停顿、改变，而且一直是用做体操的快速节奏进行的。就这样连续干完八小时的一班，如果压砖机中途不出毛病的话。人们不断向她传递，传递，全厂班产量的一半都要经过她的手。下面的两个姑娘互相换着干，可是整整八个小时没人去换她。由于脑袋不停地起落，身体不停地扭动，这种活儿干上五分钟想必就会感到天旋地转。而那个姑娘在上前半班时还带着笑脸呢（在压砖机的隆隆声中，人们讲不了话），也许她挺高兴像选美皇后似地被摆在台座上，让人们观赏她撩起的裙子下面的赤裸结实的大腿和芭蕾演员似的柔软腰身。
    　　因为干这个工种，发给她的口粮是劳改营里最高的：多给三百克面包（一天共八百五十克），晚饭除了共同的黑菜汤，另外给三份斯达汉诺夫口粮：三份少得可怜的用白水煮的粗麦粉稀粥。粥少得刚能盖住瓦钵子底。
    　　“我们干活是为钱，你们是为嘴，这没有什么秘密。”一个修理压砖机的邋里邋遢的自由人机械工对我说。
    　　运坯车装满以后，我和独臂的阿尔泰人普宁一起把它推走。这种车的样子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塔，因为各摆十二块坯的十条木板使它的重心升得很高。这辆像装得太满的小书架子似的颤颤悠悠的小车，需要拽着它的铁把手沿着一条笔直的轨道往前拉，把它推上一辆当作底座的平台车，固定在上面，再沿着另一条直线把这辆平台车拉到一排烘干室的门前。在适当的烘干室前面停下，把运坯车从平台车上移下来，再朝另一方向把它推进烘干室。每一间烘干室就是一个长走廊，两边墙壁各有十排凹槽和十排支架。需要把运坯车迅速地不偏不斜地推到里面，放松杠杆，把摆着砖坯的十条托板分放到十个架子上，再把十对铁爪卸下来，然后立即推出卸空了的坯车。这一套工艺似乎是上一世纪某个德国人的发明（运坯车有个德国名称），但是按德国人的设计，不仅要有铁轨支持着运坯车，在凹坑上还应该有地极支持着推车的工人呢。可是我们脚底下却只有一些朽烂、折断的板子，我时常踩空，掉下去。想必原设计还规定烘干室应安装通风设备，实际却没有。每当我在那里因为上不好架而手忙脚乱的时候（我时常把车推斜了，托板被卡住，放不到支架上去，弄得湿坯砸到头上），都要吸进大量煤烟，使气管刺痒难忍。
    　　所以把我赶回取土场时，我对离开车间并不太伤心。取土场也缺人手——那儿的犯人也在释放。鲍里斯·加麦罗夫也被派来挖土，我们开始一道干活。定额早就清楚：一个人连挖带装，再加推到绞车跟前，一班要干六车（六方）。两人干十二车。天气干燥，我们两人一天来得及完成五车。但是下起了秋天的牛毛细雨。一天、两天、三天，风也不刮，雨也不变大，只是渐渐沥沥地下个不停。它不是倾盆大雨，所以谁也不敢负停止室外作业的责任。“运河工地从来不下雨！”——这本来是古拉格的一句有名的口号。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知道为什么连棉背心也不发。在这烦煞人的毛毛雨下面，我们只好穿着自己的前方的旧军大衣，在褐红色的取土坑里连爬带滚，染一身红泥。到了第三天末尾，我们的大衣至少各吸进了一提桶水。劳改营也不发鞋，我们只得在稀泥汤里泡烂自己最后一双前方带回来的皮靴。
    　　头一天我们俩还说笑话；
    　　“鲍里斯，你不认为图曾巴赫男爵现在会非常羡慕咱俩吗？他总是梦想在砖窑里劳动。记得吗？他希望累出一身汗，回家倒头就能睡着。他八成以为会有烤衣服的烘箱，有被窝盖，一顿还能吃两道热菜呢。”
    　　但是推完了两车土，我一边在空车槽帮子上生气地磕着铁锹（粘土总是沾在锹上不下来），一边说，话音里已经带着火气了：
    　　“你说，那三姊妹”怎么就他妈的在家里呆不住？星期天没人强迫她们跟青年们一起去拾废铁。星期一没人向她们要学习圣经的笔记。没人勉强她义务教学。没人赶她们走家串户去搞普及教育。”
    　　又推了一车：
    　　“她们成天瞎叨叨些什么：要劳动！要劳动！要劳动！你们劳动去好了，见你们的鬼去吧，谁拦着你们了？那将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多幸福呀！多幸福呀！什么样的幸福？该用警犬把你们送进这个幸福生活。那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鲍里斯体质比我弱，他勉强才使得动那把被土粘得越来越沉的铁锹，勉强才能把土甩到车帮子上。但是直到第二天他仍然尽力使我们的精神状态维持在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一的水平上。他在这方面也比我领先了。他已经读过多少索洛维约夫的作品，可是整日埋头于贝塞尔函数的我，连一行也没有读过。
    　　他把记得的向我口授，我也使劲记住，可是谈何容易，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个脑袋瓜子啦！不，一个人怎样既能保住性命又能求得真理呢？为了理解自己的贫乏，为什么非得跌入劳改营的最底层不可呢？
    　　他说：
    　　“弗拉季米尔·索络维约夫教诲我们应当欢乐地迎接死亡。不会有比这里更坏的地方。”
    　　说得对……
    　　我们能装多少就装多少。惩戒口粮就惩戒口粮，去他妈的蛋！混完了一天，就往营里蹭。但是那里也没有什么好事在等我们：一天三次不放盐的用荨麻叶煮的黑汤，顿顿如此；一天发给一勺稀粥，只有一公升的三分之一。面包是已经切好的，四百五十克，早上一次发齐，中午和晚上一点面包皮也不给。接着还要叫我们淋着雨站队清点人数。又得穿着一身沾满粘土的湿衣裳躺在光板上睡觉，冻得哆嗦，因为工棚里是不生火的。
    　　到第二天，那蒙蒙细雨还是下个没完。取土场泡透了。我们彻底陷在里面拔不动脚了。不论你一锹铲多少，也不论你在车帮子上怎么磕打，粘土反正是不下去。每次都得伸手把粘土由锹上抠进车斗。这时我们明白了我们这是白搭工，索性丢开铁锹，干脆用双手把脚底下吱吱作响的稀泥敛在一起，捧进车里去。
    　　鲍里斯在咳嗽。他肺叶里还留着一块德国坦克炮弹的弹片。他又黄又瘦，鼻子、耳朵、面部轮廓变得像死人一样尖削。我细心观察他，我已经说不准他今年还能不能在劳改营里过冬。
    　　我们仍尽量转移注意力，用思想战胜我们的处境。但是什么哲学、文学之类的话题已经谈不起来了。两只胳臂重得跟铁锹一样，耷拉着抬不起来。鲍里斯建议；
    　　“算了，说话太费劲。我们沉默着，想些有用的事吧。例如作诗。在心里作。”
    　　我颤抖了。他现在还能作诗？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枯黄的前额，可是在那上面同样也笼罩着多么顽强的天才的阴影啊！
    　　于是我们沉默，用手捧着粘土。雨还在下着……但是他们不但不把我们从取土场上撤回，马特罗宁娜反而亲自驾到了。她目光炯炯（黑色的斗篷蒙在她“红色的”头顶上），站在陡坡上向作业班长指点着各个角落。我们明白了：今天下午两点这个作业班下不了班。什么时候完成定额，什么时候才让回去。午饭和晚饭一块吃吧。
    　　莫斯科的建筑工程因为没有砖正在停工……
    　　马特罗宁娜走了。雨越下越大。粘土层到处是淡红色的水潭。我们的车斗里也积了水。皮靴筒变红了，军大衣盖上了一块块的红斑。双手被冰冷的粘土冻僵了，用手也已经捞不起什么东西往车斗里抛。这时我们放弃了这件徒劳无益的工作，爬到高处的草丛里坐下，低下头，翻起大衣领子罩住后脑勺。
    　　从旁边看，像是野地里的两块淡红色的石头。
    　　我们的同龄青年正在索邦（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或者牛津上学，在充裕的休息时间里打网球，在大学生咖啡馆里争论世界性问题。他们已经有著作出版，有图画展出。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找能使周围不够新颖的世界变形的新颖方法。他们生古典大师们的气，因为那些人用完了情节和主题。他们生本国政府和本国反动分子的气，因为它们不愿意理解和接受先进的苏联经验。他们对着电台记者的麦克风喋喋不休地发表谈话，自说自话、娇声娇气地解释着他们在自己最近的或最初的一本书里想说些什么。他们判断人世间的一切都充满自信，特别是关于我国的昌盛繁荣和最高度的正义。只有到了老年，当他们编纂百科全书的时候，才会惊异地发现在我国的字头里，在我国的全部字头里，找不到有价值的俄国姓名……
    　　雨水敲在后脑勺上，像鼓点；寒气爬上湿漉漉的脊背。
    　　我们环顾四方。只见装了一半的和翻倒的斗车。人全走了。整个取土场空荡荡，隔离区外的田野上也没有人影。在灰茫茫的雨幕中隐现着我所响往的小村庄，那儿连公鸡也躲进了干燥的地方。
    　　我们也带上铁锹，因为怕被人偷走——它是记在我们名下的——拖在身后，像拉着一辆重载的小车。我们绕过马特罗宁娜的工厂，在霍夫曼式烧砖炉四周的空旷的回廊的顶棚下面走。这里有穿堂风，很冷，但干燥。我们一头钻进砖砌的拱道下的尘埃中，就地坐下。
    　　离我们不远有一个大煤堆。两个犯人在里面翻什么，热心地找什么。找到一块，用牙咬试过，就放进一条口袋。后来他们坐下，每人都嚼着一块这种灰黑色的东西。
    　　“喂，伙计，你们吃什么？”
    　　“这叫‘海粘土’。大夫不禁止的。吃它没什么益处，也没有害处。一天的口粮里加上一公斤这东西，跟真地吃饱了一样。你们也找点吧，这煤堆里多的是……”
    　　……取土场到晚也没有完成定额。马特罗宁娜下令把我们留在这儿一整夜。但是普遍停电，生产区没有照明，只好把我们召集到工厂大门口，命令全体挽起手，由一支加强的押解队带着，在狗吠和斥骂声中返回生活区。一片漆黑。走在路上看不见哪儿是水潭哪儿是硬地，一步走不好就拽得身旁的人东倒西歪。
    　　生活区也是黑的，只有“个人厨房”的灶膛里冒出暗红的火光。食堂里只是在发饭口放着两盏煤油灯，看不见墙上的标语，也看不见钵子里双份的荨麻叶菜汤，你用嘴唇试探着往肚里灌就是了。
    　　明天将如此，未来的每一天都将如此：六年红粘土，三勺黑菜汤。在监狱里我们好像也是一天变得比一天弱，但到了这里衰弱得更快。脑袋里已经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响。一种舒服的衰弱状态渐渐来临，在这种状态下，退让容易，反抗难。
    　　工棚里也是一片黑暗。我们穿着一身湿衣躺在光板上。好像身上贴着热敷，一件也不脱掉会暖和一些。
    　　张开的双眼凝望着黑色的屋顶，黑色的天空。
    　　主啊，主啊！在炮弹下，在炸弹下我曾祈求你保全我的生命。而现在我祈求你——给我降下死亡……

    　　——————

    第七章　土著的生活

    　　介绍群岛上著的外表上很单调的生活，似乎是最容易、最简单不过的。但同时也很难。这跟介绍任何其他生活一样，需要讲出一个早晨到一个早晨，一个冬天到一冬天，生（初进劳改营）到死（死亡）之间的全过程。还要把一切大大小小的岛屿都包括进去。
    　　当然没有人能把这一切囊括无余，况且写成大本大本的东西，读起来怕是很枯燥的。
    　　土著们的生活，无非是劳动，劳动，劳动；无非是饥饿，寒冷，耍滑，藏好。谁没本事推开别人而把自己安置到一个舒服的岗位上去，这个劳动对他说来就将是所谓的一般劳动，也就是在地上建起一个社会主义，而把我们自己赶进地下去的那种劳动。
    　　“一般劳动”的工种是数不尽说不完的，没人有那么长的舌头。推手车（“OCO型机械，两根车把，一个轮子”）。抬担架。光着手卸砖（手指很快磨掉皮）。用背架驮砖。露天采石、挖煤、取土、取沙。用丁字镐刨出六方金矿石并且运到筛矿机旁边。或者单纯刨土，啃地皮（多石的土壤，并且是在冬天）。在地底下挖煤，挖金属矿——铝矿、铜矿。还可以粉碎铜矿石（嘴里感到甜滋滋，鼻孔滴水）。可以用杂酚油浸枕木（和自己的身体）。可以开凿铁路隧道。铺路基。可以站在齐腰深的泥水里从沼泽里采泥炭。可以熔炼矿石。可以浇铸钢水。可以在水淹的草场的土丘上割草（腿肚子以下胜在水里）。可以当饲养员、赶车的（并且从马料袋偷燕麦放进自己的锅里。马是官家的，填一肚子草也许撑得住，要死就死它的！），或在劳改农场里操持一些农活（这是顶好的劳动：从地里总能给自己扒拉点什么出来）。
    　　但是万物之父仍是我们有着真正黄金般树干（从那里头能采到金子）的俄罗斯森林。群岛各工种里资格最老的就是伐木。这个工作什么人都要，什么样的人都能安排，连残废人也不拒绝（派没有双手的人以三人为一组去踩平半米厚的积雪）。积雪有胸口那么深。你是代木工。第一步，你自己先把树干周围的积雪踩乎，把树干放倒。然后，你费劲地在积雪里来回走动，把技杈全砍光（还得先伸手到雪里摸到树杈，再想法用斧子够到它们）。然后仍在这一片松软的积雪里把一根根树枝拉扯到一起，集成堆，一堆一堆地烧掉（它们光冒烟，不热火）。现在，你要按规定的尺寸，把原木锯断，码垛。一人一天的定额是五方，两人十方。（在布列波洛姆是七方，但是还必须把根部的粗短原木劈成两半。）这时候你的手臂已经举不动斧子，你的两条腿已经挪不动地方。
    　　在战争年代（在吃战时伙食的条件下），劳改犯们把干三个星期的伐木活叫做“乾枪毙”。
    　　你会恨这些森林，恨诗歌和散文中歌颂的这种大地上的美景。当你走进青松或白桦林的遮天的穹隆，便会感到嫌恶的颤栗。过后几十年，你一合眼仍会见到云杉或白杨的粗短原木，你扛着一头，另一头拖在地上，运向几百米以外的火车车皮。你陷在雪里，你摔倒，但仍死死地抱着它不放，因为你知道，一旦滑脱，再也不会有力量从雪堆里把它扛起来。
    　　俄国的苦役劳动有好几十年是受《建筑工程规范汇编》的约束的，这是一八六九年为自由人制定的法规。分派工作时要考虑：工人的体力和熟练程度。（今天的人能相信这种事吗？！）规定的工作日是：冬季七小时（！），夏季十二个小时零五分。在严酷的阿卡图依苦役监狱（雅库博维奇，一八九），除了雅库博维奇，所有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劳动定额。那里的夏季工作日，包括走路在内，才八个小时，从十月起缩短为七小时，冬天只有六个小时。（这还是在争取普遍八小时工作制的任何斗争之前！）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呆过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很容易判明，那里干脆是在吃闲饭。劳动轻松愉快。狱方甚至让他们穿上白色亚麻布衣裤！请问还能怎么样？我们的劳改营里有这么一句话：“简直能缝个白领口啦！”意思是劳动太轻松啦，简直等于没事可做啦。可是人家连衣裳都是白的。“死屋”的苦役犯们下工以后还在监狱大院里长时间地遛弯。说明他们并没有累得半死不活！其实，书刊检查机关不想让《死屋手记》出版，是因为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生活之轻快不利于阻止人们犯罪。于是阳思妥耶夫斯基专为检查机关补写了一些新篇章，指出苦役生活毕竟是艰苦的！在我们劳改营里只有杂役才在星期天退遛弯，连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沙拉莫夫在《马丽亚·沃尔康斯卡哑手记》里还发现，给涅尔琴斯克的十二月党人规定的劳动定额是：一天一人开采和装运三普特矿石（四十八公斤！一次可以抬得起来的！）。然而给科雷马的沙拉莫夫规定的可是八百普特。啊！沙拉莫夫的书里还说，有时候他们的夏季工作日长达十六小时。不知道十六小时是什么味道，但十三小时的滋味许多人都尝过。卡尔拉格的土方工程、北方的各伐木场，都是如此。这里说的是纯劳动时间，进林子的五公里和回来的五公里走路时间不算在内。其实工作日的长短有什么可争的，要知道劳动定额比工作日长短高一级。作业班如果完不成定额，只有押解队按时换班，干活的人们仍留在森林里，在探照灯下劳动通宵，天亮前才能回营。把晚饭和早饭合并在一顿吃掉，又得进林子。
    　　这些情形现在已经没有人能细说了，他们已经死绝了。
    　　提高定额并且证明它可以完成，还有另一种办法：气温降到五十度以下，劳动日按规定可以注销，帐面上记载的是：犯人本日未出工。但实际仍把他们赶出去劳动。把这样的日子里从他们身上榨的油水往其他天数的帐上一分摊，便提高了百分数。（热心效劳的卫生所自然会把在这种气候下冻死的人借其他原因销帐。返营途中走不动路留下的，扭伤了腿在地上爬的，押解队一律就地结果，免得他们利用回来接他们之前的时机逃跑。）
    　　干这样的活，给他们吃的是什么？一锅白水，倒进去一些不去皮的小土豆，这算是好的，否则就是黑甘蓝、糖罗卜缨子以及各种该扔进垃圾桶的东西。再就是箭笞豌豆、麦麸子，这些东西舍得。（在缺水地区，如像卡拉干达附近的萨马尔卡劳改点，菜汤刚够每人一天喝一钵，另外再发两缸子苦涩的浑水。）好一点的，必定被长官们（见第九章）、杂役们、盗窃犯们偷去享用。炊事员都是吓怕了的，全靠听话保着饭碗。荤油、肉类“代食品”（即非真的食品）、鱼、豌豆、麦片等等，从库房里倒是按一定数量领出来了，但能进大锅的却寥寥无几。偏远地区的长官们连咸盐都克扣下来留给自己腌菜用。（一九四0年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上发的面包和菜汤里都不摘盐。）质量越差的食品，落到犯人嘴里的机会越多。有时能吃到累死的马肉，尽管嚼不动，也算是一顿盛宴了。伊万·多布里亚克现在回忆说：“那时候，我的肚子里塞进过不少海豚肉、海象肉、海豹肉、红鱼肉，和别的乱七八糟的海洋动物的肉。（我插一句：在莫斯科卡卢加关卡监狱里我们也吃过鲸鱼肉。）动物的粪便也吓不着我们。至于柳叶菜、地衣、母菊——那更是最高级的菜肴。”（显然这些是他自己采集来的野味了。）
    　　按古拉格的定量本来就没法让一个在严寒中劳动十三小时、哪怕十小时的人吃饱。何况粮食里真正顶事的东西被偷光了，做到这点更是不可能。这时便向煮开的大锅里插进了弗连克尔发明的撒旦的搅拌器：用一部分苦力的口粮去填饱另一部分苦力的肚子。锅灶分成各种等级：凡完成定额不足百分之三十者（各劳改营标准不同）吃禁闭灶：一天三百克面包，一钵菜汤；完成百分之三十至八十者吃惩戒灶：四百克面包，两钵菜汤；完成百分之八十一至一百者吃生产灶：五百一六百克面包，三钵菜汤；再高就是突击工作者灶，那也有差别：面包七百一八百克，外加稀粥一至二份，奖励菜一份——一个又黑又苦的黑麦面做的豌豆陷包子。
    　　为了获得这点抵偿不了体力消耗的稀汤寡水，人们拼死拼活，耗尽体力。突击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比装病不上工的人早入土。老劳改犯都懂得这个，他们说：“宁愿你少给我一勺粥，只要别叫我去上工！”如果摊上这样的好事——因为没衣裳穿而允许你躺在铺上不起来，那你就能稳拿六百克的“保证”口粮。可如果你领到了一身“当令”（这是有名的古拉格用语！）的服装，上了运河工地——哪怕你在冻得硬梆梆的地面上把大锤打成了椎子，顶多能混上三百克面包。
    　　但是留不留在铺上由不得犯人啊……为了不落到最后，还要跑步去接班。（有一阵在某些劳改营里落在最后是要枪毙的。）
    　　当然，伙食不是各地都这么坏，也不是一贯如此。但是在战时的克拉斯拉格，以上所说是典型的数字。当时沃尔库塔矿工口粮大概是全古拉格最高标准（因为英雄的莫斯科靠他们的煤炭取暖）：在井下完成定额百分之八十或在井上完成定额百分之百，给面包一公斤零三百克。
    　　可是革命前呢？——阴森恐怖杀气腾腾的阿卡图依，不劳动（“躺在铺上”）的日子，发给二点五俄磅（一公斤！）面包和三十二“佐洛特尼克”（一百三十三克！）肉类。劳动的日子发给三俄磅面包和四十八“佐洛特尼克”（二百克！）肉类。不比我们前线陆军口粮标准还高吗？那儿的囚犯把成桶的菜汤和麦粥倒给看守员喂猪。雅库博维奇连荞麦稀饭（！——古拉格可没见过这东西！）都觉得“味道恶劣得难以形容”。阳思妥耶夫斯基书里的苦役犯也从未受到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威胁。如果鹅群（！！）在他们监狱的院子里（“在营区里”）大摇大摆地走过，而囚犯并没有扑上去扭断它们的脖子，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阿卡图依监狱里，面包摆在桌子上随便吃，早诞节还发给每人一俄磅牛肉，掺在粥里的黄油是不限量的。沙皇时代在萨哈林岛上挖矿和修路的囚犯在劳动最紧张的月份一天能领到：面包四俄磅（一公斤零六百克！），肉四百克，麦片二百五十克！一丝不苟的契柯夫还考察过这样的定量是否真的够吃，或许由于烘烤和烹调质量的低劣实际是不够吃的？如果他朝我们苏维埃的干苦力的囚犯们的钵子里瞧上一眼，恐怕当下就会魂飞魄散。
    　　本世纪之初有什么人能想象“过三、四十年以后”不仅在萨哈森一个岛上，而且在整个群岛上，人们会巴不得吃到一块更湿粘、肮脏、夹生、掺杂了鬼知道什么东西的面包呢！七百克这种玩艺儿竟能成为叫人眼红的突击工作者口粮？！
    　　不，还有更甚于此的！全俄国的集体农庄庄员们对这样的囚犯口粮也还羡慕呢！——“我们乡下连这都没有！……”
    　　连沙皇时代的汉尔琴斯克矿场对于超过官家定额（它向来是适中的）的全部劳动成果都付给额外报酬。而我们的劳改营在群岛出现以来的大多数年份对劳动成果分文不付，或者付给只够买肥皂、牙粉的报酬。仅在个别劳改营，而且是在不知为什么实行了经济核算制（把真实工资的八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拨给犯人）的那个短暂时期，犯人能买一点面包、肉和沙糖。忽然你能看到这样的怪事：食堂桌上剩下一小块面包皮，过了整整五分钟还没有人伸手去拿。
    　　我们的土著的衣着如何？
    　　所有的群岛都像个群岛的样子：碧波荡漾，椰林丛生，岛上的行政当局不必为岛民的衣着花钱——他们是赤脚的，也差不多是赤身的。而我们的群岛实在该死，根本想不出它在炎热的阳光下是什么样子：它永远是雪盖冰封，暴风雪永远在它的上空怒号。所以还得给这无底洞似的全部一千至一千五百万囚犯穿衣和穿鞋。
    　　幸好他们是在群岛境外出生的，来到这里已经不是一丝不挂。可以让他们穿原来的——准确些说，是社会亲近分子扒剩下的。只需要撕下一个小方块，作为群岛的记号，正如剪掉绵羊一只耳朵上的毛作为标记一样。在军大衣的下摆上剪一个斜边，从布琼尼军帽上剪掉顶尖，恰好在脑门上做一个通风口。可惜从外面穿来的衣服不是永恒的，鞋袜在群岛的树桩和土墩上一星期就磨烂。所以仍不得不供给土著们衣服，尽管他们付不出服装费。
    　　这一切有朝一日会出现在俄罗斯的舞台上！银幕上！前后身是一种颜色而袖子是另一种颜色的外套，补丁撂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底子的上衣，“火苗”上衣（破布条耷拉着像火苗）。或是用包裹皮补的裤子，在补丁的一角上，很长时间以后还可以读出用化学铅笔写的地址严
    　　脚上穿的是久经考验的俄国式树皮鞋，只是缺少跟它们配套的好包脚布。也许是用铁丝或电线直接绑在光脚丫子上的一块汽车外带（穷人有穷办法……）。也许是用破棉背心缝成筒子、用一层毡子加一层橡皮做成底子的“毡靴”。
    　　“独劳点”点长清早在大门口听见犯人们喊冷，使用古拉格式的俏皮话回答他们：
    　　“你们没瞧见，我的鹅整个冬天都光着脚走路，一点不嫌冷，当然脚丫子是红了。可是你们都穿着套鞋呢。”
    　　此外在银幕上还将出现劳改犯的黑灰色的面孔，流泪的眼睛，发红的面颊。长着脓包的惨白干裂的嘴唇。长久不剃的斑白毛发的硬茬。为了过冬而缝上两个耳罩的单薄的鸭舌帽。
    　　我认出来了！这是你们，我的群岛的居民！
    　　但是不管工作目有多少小时，苦工们总有回到工棚的时候。
    　　工棚？可有的地方却是地屋。北方更多的是……帐篷，固然是胡乱地围了一圈薄板，四周填了土的。经常是以煤油灯代替电灯，有时竟以松明子照明，或用泡过鱼油的棉花捻子。（在乌斯特维姆有两年没见过煤油，连指挥部的工棚里都用从食品仓库里取出的食用油照明。）现在我们就在这凄凉的灯光下看看这败坏的世界吧。
    　　两层的板铺，三层的板铺，还有所谓“小车厢”，那已经算奢侈的标志了。床板多半是光光的，上面一无所有。某些派遣点里偷风太盛，所以什么公物也不发到犯人手里，自己的东西也不能在工棚里留着：小锅、菜缸之类上工时都得随身带着（连背囊都得扛上，背着它挖土），有被子的，要卷成圆圈套在脖子上（好镜头！），或者送到有人警戒的工棚里托认识的杂役照看。白天工棚里空荡荡，好像没人住。劳动时穿湿的衣服睡觉前要能送去烘干多好（还有烘衣室呢！），可是不穿衣裳躺在光板上非冻僵不可！还是让它在自己身上烘干吧。半夜里男人的帽子或女人的头发能在帐篷布上冻住。连树皮鞋也得藏在脑袋底下，以免被人从脚上扒走（布列波洛姆，战时）。工棚当中有一个挖了窟窿当炉子使的汽油桶，如果能烧红，使整个工棚弥漫着包脚布味的蒸气，就应该谢天谢地，可是有时候湿劈柴在里面根本着不起来。有的工棚里各种害虫之多，即使一连用硫磺黄四天也无济于事。夏天犯人们躲到营区内的野地上睡觉，臭虫也会跟踪爬去，在那里找上他们。内衣里的虱子，犯人们吃完饭以后用小锅煮掉。
    　　这一切全是二十世纪才可能出现的事，这方面没法和上一世纪监狱史籍对照：以前没有写过这类事。
    　　上面的一切还需补充一个画面：每个作业班的面包从切面包室用托盘运进食堂，需要该班派出身体最好的成员拿着棍子护送。否则就会被夺走，被人打倒在地，抢光就跑。还要补充一个画面：从发包裹处领到包裹，一出门就被人打掉在地上，再加上经常担心长官又取消假日。（“乌赫塔国营农场”还在战前的一年就没有给过一天公休日，战时还有什么可说。人们不记得卡尔拉格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有过一天公休。）在这些画面之上还要徐一层反映劳改营生活的永远不安定和痉挛似地变动的油彩：一会儿听说要转押；一会儿真的被转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苦役不知转押为何物，人们在同一监狱里服刑十年，二十年，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的生活）；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搞一次“队伍”调整；一会儿“根据生产需要”进行人员调动；一会儿是“体检”：一会儿是清点财产；一会儿是要你们脱光衣裳、把你们的破烂家当再扯烂一次的夜间突击搜查；还有五月一号和十一月七号前的彻底搜查（没听说过上世纪苦役监狱里圣诞节和复活节前有这等事）。一个月还要进三次谋财害命的“洗澡”房。（为了避免重复，我不在这里写了。沙拉莫夫的书里有详细的介绍和研究，杜姆布罗夫斯基也有介绍。）
    　　再就是永远把你缠得牢牢的（对于知识分子是十分痛苦的）不能独处的状态，不能作为个人而只能作为作业班成员而生存的状态，以及必须整天、整年、整个漫长的刑期按照作业班的需要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决定行事。
    　　还要记住，上面说的一切都是就成立了不止一年的固定劳改营而言的。而劳改营总要在某时由某些人（除了我们这些倒霉蛋还有谁？）去开创：队伍开入冰天雪地的森林，在树干上拉一圈铁丝网……有谁能活到第一批工棚的落成，他就会知道，工棚是盖给警卫人员住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列绍蒂车站附近开办克拉斯拉格的第一独劳点（十年后发展到十七个），把二百五十名为稳定军心而被开除军籍的作战士兵押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伐木、造木屋框，可是没有盖屋顶的材料，只好生起铁炉子住在露天的屋子里。外地运来的面包冻成了石头，用斧子劈开、砸碎、揉成细屑，一小把一小把地发给他们吃。另一样食物是北鳟鱼，咸得发苦，吃在嘴里火辣辣，只得吞一口雪压下火烧似的感觉。
    　　（缅怀卫国战争的英雄们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这些人！……）
    　　这就是我的群岛的生活。
    　　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在任何地方也不能像在劳改营里这样细致而大量地观察人的智力和精神视野的缩小以及他向动物状态下降的特殊过程，活着死亡的过程。但是心理学家们进了劳改营大部分顾不上观察了：他们自己也落进了那条把个性溶化为粪土的水流。
    　　在劳改营中安然无恙地活下来的党的正统派们如今向我提出立论高超的请问：“《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主人翁们的情操和思想是多么低下！他们哪里有受难者关于历史进程的思考？满篇是口粮啊！菜汤啊！要知道毕竟有比饥饿更难忍得多的痛苦！”
    　　哦，有吗？哦，更难忍得多的痛苦（正统思想的痛苦？）吗？纯正的正统派先生们，你们在卫生所和保管室里当然不知道饥饿！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饥饿！（顺便说一句，整个先进理论的基础就是饥饿，就是饥饿的人们似乎必定会起来反对吃饱肚子的人们。）饥饿主宰着每一个挨饿的人，除非他有意识地找死。饥饿驱使诚实的人伸手偷窃（顾肚皮顾不了脸皮）。饥饿逼迫最无私欲的人嫉妒地望着别人的饭钵，痛苦地估摸着邻人的口粮的分量。饥饿使人头脑昏沉，除了吃的、吃的、吃的，不允许他注意别的，想别的，说别的。连睡觉也躲不开的饥饿：睡着了也在想吃，睡不着也在想吃，很快变得根本睡不着。过后再也填不饱的饥饿：人变成了一根直通的管子，吞进去的东西全部以原来的样子从下面出来。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不排出废料便不能生存。群岛也如此，如果不把它的主要废料——垂死者“排到底部，它便不能滋生蕃息。群岛上建造的一切都是从垂死者（在他们变成垂死者以前）的筋骨中榨出来的。
    　　俄国的银幕上还应出现这样的镜头：一群垂死者守候在厨房门口，他们以嫉恨的目光斜视着竞争者，等待着往泔水坑里倒垃圾。他们一拥而上，互相厮打，在坑里寻找鱼头、骨头、菜帮子。一个垂死者如何死于这场争夺；后来他们如何把这些垃圾洗净、煮熟、吃光。（好奇心强的摄影师还可以继续拍下去，让观众看到在一九四七年的道林卡，从狱外运来的比萨拉比亚农妇们如何抱着同样的意图扑向已被垂死者们搜索过的温水坑。）银幕还将展现：住院部病床的被子下如何躺着一具具没有散架的骨骼，它们如何几乎一动不动地慢慢死亡，接着便被抬出去。总的还可以让观众看到人死得多么简单：正说着话就没声了；正走着路就倒下了；“哆嗦一下就完事”。一个肥头大耳的社会亲近分子派工员如何拽着一个人的脚从铺上拖下来，要他去上工（翁日，努克沙劳改点）。那个人已经死了，脑袋略地一声撞到地上。“臭肉，死球了！”派工员还嘻嘻哈哈地用脚踹他。（战争年代那些劳改点既没有医助也没有卫生员，所以也没有病人，谁要假装病人，就由同伴们搀着进森林上工。他们随身带块板子和绳子，以便往回拖死尸省劲。干活的时候把病人放在篝火旁边，所有的人，包括犯人和押解队，都希望他快死。）
    　　银幕无法反映的，将由缓慢而细心的散文为我们描写出来。它能区别出各条死亡之路的微小差别。有的叫做坏血病，有的叫陪拉格（糙皮病），有的叫做营养不良症。咬一口面包留下血痕——是坏血病。下一步是牙齿脱落，牙龈溃烂，腿部出现溃疡，肌肉组织整块脱落，活人身上开始发出尸臭，两腿因出现巨大肿块而曲扭。住院处不收这样的人，他们在营区里两膝着地爬来爬去。面色变黑，像晒了太阳浴，皮肤剥落，剧烈腹泻——这就是糙皮病。腹泻总要止住才行啊，主办法是一天吃三小勺白垩，据说如果饱饱吃一顿咸鲱鱼，食物就能在肠胃里呆住。但是从哪儿去搞咸鲱鱼？人一天比一天衰弱。块头越大，衰弱得越快。这个人已经衰弱到这个地步，连第二层板铺也爬不上去，连横在地上的一根原木也跨不过去，需要用两手抱起一条腿，或者四肢着地爬过去。腹泻使人失去力量，失去对任何事物——其他人、生命、自己——的兴趣。他变聋，变呆，失去哭的能力。把他绑在雪橇上拖着走的时候，他已不害怕死亡，他进入了听天由命的玫瑰色的境界。他跨越了一切界限，忘记了妻子儿女的姓名，忘记了自己的姓名。饥饿到濒死状态的人有时全身布满带着比针尖还小的脓尖的紫黑色豌豆状的颗粒。脸上、手上、腿上、躯体上甚至阴囊上全有。全身疼痛难忍，一点不能碰。小脓疱渐渐烂透，破裂，流出一股股像蛆虫一样的稠糊的脓液。这个人就这样活活地烂掉。
    　　如果黑色的头虱惊慌地在你板铺上的邻居的脸上乱爬，这无疑问是死亡的迹象。
    　　呸！多么自然主义！老讲这些做什么？
    　　自己没有遭过难的，自己杀过人的，或者刚刚洗手不干的，做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的，今天一般都对我这么说：“为什么要回忆这些？为什么要触痛旧伤痕（他们的伤痕！！）？”
    　　列夫·托尔斯泰早已对比留科夫回答了这个问题（《与托尔斯泰的谈话》）：“你不明白为什么要回忆吗？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日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这几页关于垂死者的介绍我想用H·K·F叙述的有关工程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的名字大约是为了纪念托尔斯泰吧）·E的情况来收尾。E可以算是研究垂死者的理论家。他发现，垂死者的生存方式是最方便的保命方式。
    　　炎热的星期天，在营区的一个偏僻角落里，E工程师以这种方式生存：一个人形生物坐在积着褐色泥炭水的大坑的斜坡上。大坑四周乱扔着鲜鱼头、鱼刺、脆骨、面包皮、粥团、土豆烂皮，以及一些连名称也叫不出来的东西。一块铁皮上生着的一堆篝火上吊着一只熏得乌黑的士兵小锅。正在煮汤。好像行了！垂死者用木勺从小锅里舀出黑乎乎的浑汤，就着土豆皮、脆骨、鲜鱼头之类喝下去。他非常非常缓慢而留意地咀嚼（垂死者们往往不咀嚼就匆忙吞咽，这是他们共同的不幸）。在遮盖了脖子、下巴、面额的深灰色毛发中很难看出他的鼻子。他的鼻子和前额是蜡黄色的，有些地方的皮肤在脱落。眼睛滴泪，不断地眨巴着。
    　　发现外人靠近的时候，垂死者迅速收拢面前没吃完的一摊东西，把小锅紧抱在胸前，趴倒，象刺猬一样缩成一团。现在随你打、推，他在地上一动不动，不走开，也不交出小锅。
    　　H·压·V和气地对他说话，刺猬稍稍放开了一点，知道不是来打他和夺小锅的。接着他们就攀谈起来。两人都是工程师（H·I”是地质学家，E是化学家）。E地r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信念。他引用还没有忘记的化学成分的数据，证明从厨房丢弃的废物中照样能摄取到全部必要的营养。需要的只是克服嫌恶感，以及竭尽全力从其中汲取养分。
    　　大热天E仍然穿着好几层衣服，而且其脏无比。（这里也有讲究：已通过实验判明虱子和跳蚤在很脏的衣服里不能繁殖，似乎也嫌脏。所以他的一件内衣甚至是从修理车间的擦机器市里挑出来的。）
    　　瞧他的模样：布琼尼式盔形军帽的尖顶变得像一截黑色蜡烛头；军帽上斑斑烧痕，大象耳朵似的油污的帽檐上，这儿沾着几根干草，那儿沾着几绺麻絮。外褂后背和侧身扯开的布条像舌头似地耷拉着。补丁，满是补丁。半边衣服蘸满焦油。补里的棉花挂在下摆外面，像一圈流苏。外褂的两只袖子肘部以下全扯得稀烂，垂死者一抬手就好像蝙蝠展翅。脚上穿着用红色的内胎粘的船形套鞋。
    　　他为什么要穿得这么热？第一，夏天短，冬天长，这一套行头是为过冬准备的，可是除了穿在身上，还能在哪儿保存？第二，也是主要的，靠这些东西当护身、气垫，挨打不痛，脚踢、棍打都不落青伤。这是他唯一的防身手段。需要做的只是及时发现想揍他的人，及时趴下，把膝盖缩到腹部保护起来，把头窝到胸前，用穿着厚棉衣的手臂抱起来。人家只能打到他身上的柔软部位。要想不被打得太久，就需要迅速地使打人者获得胜利的感觉。为了这个目的，E学会了从挨第一下起就像小猪似的吼叫，尽管一点也没觉得痛。（改劳营都有殴打弱者的嗜好。不仅派工员和作业班长如此，普通犯人为了获得一次自己还不是最弱者的感觉也喜欢干这一手。既然人们不做出一些残酷的事便不能相信自己有力量，又有什么办法？）
    　　E觉得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完全合理的。再者，它不要求你玷污良心！对任何人没有损害。
    　　他指望能活到期满。
    　　对垂死者的访问到此结束。
    　　老科雷马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在布法罗出生的意大利人）断言：“最快变成垂死者的是知识分子；我知道的垂死者都是知识分子。我从未见到普通俄国农民变成垂死者的。”
    　　这种观察也许对；农民面前除了劳动没有别的路，活命也是靠劳动，丢命也是因劳动。而知识分子有时除了当垂死者甚至像E，这样编出一套绝妙理论之外，没有别的自卫方法。
    　　在我们这个光荣的祖国里，最重要和最勇敢的著作从不能被同代人读到，从不能及时影响民众思想（一类是因为遭禁止、遭迫害，不为人所知，另一类是因为受过教育的读者们避之犹恐不及）。这还有什么奇怪？我写这部书纯粹出于义务感，因为太多的叙述和回忆汇集到了我手里，我不能任其泯灭。不敢期望我能亲眼看到它在哪里出版，不大指望从群岛带回一把骨头的人们有一天能读到它，完全不相信它能在某些事物尚可纠正的期间内向人们说清历史的真相。在这部书写作最紧张的时刻，我受到生平最强烈的一次震动：恶龙突然出现，用长满倒刺的血红长舌舔走了我一部长篇小说和几篇旧作“，又暂时地隐到了幕后。但是仍听到它的呼吸，知道它的毒牙对准了我的脖颈，只是时辰未到。于是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力求尽快完成这部研究，以期至少使它逃脱恶龙的毒牙。在那个早已不是作家的肖洛霍夫从一个作家们备受摧残、横遭逮捕的国度去领取诺贝尔奖金的日子里，我正千方百计躲开特务的盯梢，藏进一个隐蔽的地点，用我这支劳累过度的秘密的笔为完成这部书争取时间。
    　　我扯远了，我原想说，在我国，最优秀的著作是不为当时人所知的。因此我很可能在徒劳地重复另一人已经秘密地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我知道他的著作，本可把自己的书写短一些。但是在七年的苍白无力的自由时期，总算冒出来了一些东西。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个泅水者看到了另一个泅水者的头，并向他发出了沙哑的呼喊。这样，我发现了沙拉莫夫的六十篇劳改营小说以及他对刑事惯犯的研究。
    　　我想在这里声明，除了某些局部性问题，我俩对群岛的看法从未发生过分歧。我们对土著生活的评价基本一致。沙拉莫夫的劳改营经历比我苦，比我长。我怀着敬意承认，是他，而不是我，触及了劳改营生活把我们一切人拖入的那个兽性和绝望的深渊的最底层。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在我们的分歧点上对他进行反驳。其一就是对劳改营卫生科的看法。沙拉莫沙谈到劳改营的每一项设施都是深恶痛绝的（很对！），只对卫生科做出偏袒的例外。他支持，如果不是制造，关于做好事的劳改营卫生科的奇谈。他断言劳改营里所有人都跟犯人作对，只有医生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可以帮助并不等于真的帮助。工地主任、定额员、会计。保管员、炊事员、值日员、派工员等等，如果乐意，也可以帮助。但真有那么多人帮助吗？
    　　一九三二年以前，劳改营医务部门还隶属卫生人民委员部，那时候的医生可能真的是医生。一九二二年这个部门完全由古拉格接管，它的任务变成帮助压迫犯人和充当掘墓人。把个别好心医生做的好心事放到一边不说，如果劳改营卫生科不为共同目标服务，谁会让它在群岛上呆着？
    　　一个垂死者因拒绝上工而遭管理员和作业班长殴打，打得他像狗似地舔着伤口，躺在禁闭室里两天不省人事（巴比奇），过后两个月下不了铺——一这时候不肯写遭殴打的证明又不肯治疗的不正是卫生科吗？（治达劳改营第一劳改点。）
    　　每一张把犯人关禁闭的决定上不都是有卫生科的签字吗？不过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长官们并不是非要医生签名不可。C·A·切博塔廖夫是英迪吉尔卡河畔劳改营里的一名自由雇佣的“贴橡皮膏的”（即医助。这个劳改营术语并不是胡造的！）。独劳点点长的禁闭决定，他一张也没有签过字，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禁闭室别说关人，连关狗都不行：炉子只供走廊里的看守员取暖。但这有啥关系？他不签字，仍是照关不误。
    　　由于工地主任或工长的过错，或者由于没有设置围栅或防护装置，在生产中造成犯人死亡。这时不正用得着医助和卫生科签字证明他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吗？（其结果是一切保持原样，以便明天另一个人去丧命。医助不这样做，明天自己就得下掌子面去劳动！哪怕你是医生，也得下去。）
    　　每季度一次的体检的任务是把劳改营全体居民分成以下几类：重体劳、中等体劳、轻体劳、单人体劳。每当演出这种卫生普查的喜剧的时候，曾有很多好医生出来反对他们的专靠提供大批“重体劳”来保乌纱帽的坏科长吗？
    　　也许至少对那些损毁自身之一部以保全其余部分的人们，卫生科能发一点慈悲？但谁都知道这条规矩，各劳改点都一样：对自伤者、自残肢体者、自损劳功能力者不得提供医疗帮助！命令是行政方面下的，们不摸摸帮助的是谁呢？是医生……。用雷管炸掉四根手指，来到小医院——人家不会给你绷带：滚开，死去吧，狗东西！在早年的伏尔加运河工地上，当全面竞赛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自报劳动能力的事件忽然大量发生。马上找到了原因：阶级敌人捣乱！这些人还要治吗？……（当然这有赖于自报者的狡猾程度：可以把自损搞得没法验证。安斯·伯恩施坦巧妙地隔着一层布用滚水把一只手烫坏，从而保住一条命。另一个人用不带手套的办法巧妙地冻坏一只手。还有的在毡靴里撤一泡尿然后穿着它站到冰天雪地里去。但是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计算得很周到：弄不好，伤口发生坏疽，把命也丢了。也有不是出于本意的劳动能力的损伤：巴比奇因环血病而不能愈合的溃疡被误认为梅毒。无处验血，他本人也很乐意地扯了个流，说他和他的所有亲属都有梅毒史。结果他转入性病隔离区，从而推迟了他的死期。）
    　　卫生科哪天给所有确实有病的人开过免体劳证明？哪天不把一定数量的重病号赶到营区外去劳动？苏列曼诺夫医生不同意“泽克”（犯人）民族的英雄和喜剧演员彼得·基什金住院，理由是他的泻肚还没有达到标准：应当每半小时一次并必须带血。基什金随大队被押上工地，半路上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蹲下来。但是押解兵比医生要仁慈些，他截住了一辆过路汽车，把基什金送进医院。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丙类人员（病号）住院和门诊的人数是规定了严格比例的，卫生科要按这个比例办事。反正每件事都有理由，但每件事也都包含了残忍，那是用“另一方面对某些人也做了好事呀！”的想法绝对抵销不了的。
    　　再请你们看一看像克里沃谢戈沃第二劳改点住院处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劳改营小型医院。厕所的臭气充斥于整个医院。但问题仅仅在于厕所吗？这里每张病床上躺着两名泻肚的病人，病床间的地上也有两名。虚弱无力的病人直接拉在床上，既没有床单，也没有医药（一九四八一四九年）。管理住院处的是一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牢的），忙得焦头烂额，可是一点办法没有。派来给病号送饭的是一些身大力强的年轻人，病号饭落进了他们的嘴，病号口粮被他们偷走。是谁安排他们干这个美差？毫无疑问是“教父”。医学院学生自然没有力量撵走这帮人，以便保护病号的口粮。可是哪个医生有这力量呢……o
    　　也许在某个劳改营里卫生科有可能为犯人争取到真正适合人吃的伙食？比方说至少不让出现下工时互相牵着手走路的“夜盲班”没有！如果像出了奇迹一样，竟有什么人在为改善伙食出力，那一定是需要结实的劳动力的生产管理当局，决不会是卫生科。
    　　谁也没有把这些责任全推在医生身上（虽然他们反抗的勇气往往是很微弱的，因为害怕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可是也用不着制造救命恩人卫生科的神话＿卫生科跟劳改营任何分支一样是魔鬼所生，自然流着魔鬼的血。
    　　沙拉莫夫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他说在劳改营里囚犯们只能指望卫生科救命。他们不能指望也不敢指望自己双手的劳动给他带来好处：这是死路一条。“在劳改营里杀人的不是低口粮而是高口粮。”
    　　这句谚语说得好：高标准的口粮是一把杀人刀。一个拖运原本的季节干下来，顶结实的劳力也只能剩下一口气。那时对他就改为临时残废待遇：四百克面包和最低一级的饭食。在一个冬天之内他们大部分都会死掉（比方说，八百人当中死掉七百二十五人）。剩下的转入“轻体劳”，到那儿慢慢去死。
    　　我们能给伊万·杰尼索维奇提供什么旁的出路？当医助，人家不要；当卫生员，人家也不要。连一天的病假条子也不给他开。在营区里找个杂役的差事当当吧，一来文化不够，二来良心太多。除了靠自己一双手，还有什么别的活路？休息点？自残？争取以健康原因提前释放？
    　　让他自己谈谈吧，他考虑过，他有时间。
    　　“‘休息点’——类似劳改营内开设的休养所。犯人们弯腰弓背地干几十年，从没休过假，现在让他们享受享受——住住为期两周的休息点。那儿的伙食好得多，也不到营区外劳动，只在营区内干三四个小时轻巧活：砸石子，打扫营区或者做些修理工作。一个五百人的劳改营，可以开办容纳十五人的休息点。如果公平分派，每人一年多能轮到一次。但正如劳改营里什么事都办得不地道一样，休息点的事办得尤其不地道。休息点的开办搞得鬼鬼祟祟，神不知鬼不觉，一次就把三批人的名单排好了。休息点的关闭也像一阵风，连半年都维持不下来。一股脑儿涌进去的全是会计、理发员、皮鞋匠、裁缝之流，全是劳改营的上等人，只是搭配几个真正干苦力的做摆设，因此只好把他们全说成是优秀生产者。进去以后，裁缝别列布留姆还会指着你鼻子说：我给外面人缝了一件皮大衣，人家给营里付了一千卢布。你这傻瓜滚一个月的木头杠子，营里连一百卢布的进项也落不着。谁该是优秀生产者？谁该进休息点？你还正牵肠挂肚地盘算着怎样钻进休息点去歇口气呢，可是你瞧，它已经关门大吉了。顶叫人生气的是，哪怕在监狱档案里记下一笔你哪年进过休息点也好，不是有那么多会计闲着没事吗？不，不记。因为这对他们不利。明年休息点再开办，头一批进去的又是别列布留姆，又没你的份。十年之间他们可能挽着你踉踉跄跄地通过十座劳改营，到了第十座，你想请求他们允许你在整个服刑期间至少能钻进休息点的门缝一次，瞧瞧那儿的墙壁油漆得美不美，因为你一次也没进去过嘛。可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去它的吧，别为休息点恼火了”。
    　　“自损劳动能力则大不一样。在自己身上弄点伤——又要能活下来，又要变成残废人。象俗话说的：一分钟咬牙忍耐，一整年逍遥自在。把腿弄断，然后让它错位长合。喝盐水造成浮肿，拿茶叶当烟抽——一让心脏出毛病，而喝烟叶泡的水又是让肺出毛病的好办法。只是要做得恰到好处，可别损伤得过了头，可别弄得从残废跳进坟墓。可是谁知道干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呢？
    　　“当残废有很多好处：可以在厨房里找一个事做，到编树皮鞋的车间里去也行。但是聪明人通过残废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以健康状况为理由提前释放。不过争取因病释放比进休息点还要困难。况且办理这种事务只是一阵一阵的。在一定时候组成一个审查残废人的委员会，为最严重的写一份证明：‘兹证明某人自某年某月起因健康状况不适于继续服刑，特此申请将该犯释放。’
    　　“还仅仅是申请！等这个证明书送到上面的头头那里再等立批回来，你早已上西天了。这种事是常有的。当官的都是大滑头，他们同意因病释放的全是过一个月就要咽气的角色，再就是那些肯出大价钱的人。卡利克曼有个同案的女犯，她拐骗了五十万，在里面付出了十万就出去了。跟我们这些傻瓜可不一样。
    　　“工棚里流传过一本书，“大学生们围在他们的角落里大声朗读。书里说一个年轻人搞到一百万卢布，但不知道在苏维埃政权下能拿它干什么，说是没有东西可买，结果摸着它活活饿死了。我们也跟着笑：你去对别人扯淡吧。这些百万富翁我们送出大门的可不止一个了。拿这一百万你也许买不到上帝赐给的健康，可是能买到自由，买到权力，买到连皮带瓤的大活人。现在外边手里有一百万的不知道有多少，只是人家不爬上房顶去张扬就是了。
    　　“可是因病释放的大门对于‘五十八条’是堵死的。自有劳改营以来，对按第十条判刑的犯人办理以健康状况为理由的提前释放听说总共只有三次，每次一个月，办完就立刻把门关死。他们这些人民敌人的钱没人敢拿，拿了要掉脑袋，何况这些‘政客’们根本没有钱。”
    　　“伊万·杰尼索维奇，你说谁没钱？他们？”
    　　“不错，是我们……”
    　　但有一种提前释放的机会是蓝箍帽们没法从囚犯身上夺走的。这就是死亡。
    　　它是群岛上基本的、稳定的、没有任何定额的产品。
    　　自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乌斯特维姆的一个劳改点里的五百五十人当中死掉了三百八十五人。某些作业班（如奥
    　　古尔佐夫作业班）整个地，连作业班长一起死光了。一九四一年秋，伯朝拉劳改营（铁道劳改营）的名册上有五万人，一九四二年春只剩一万。在这期间一次没有向别处递解过犯人。那么四万人哪儿去了？我突出了这个“万”字是什么原因？这个数字是我偶然从一个当时接触过这些数字的犯人那里知道的。可是整个劳改营系统历年的数字到哪儿去了解，怎么合计？布列波罗姆劳改营中心地段的老弱病残工棚里，五十个人当中每夜要死十二个，从来没有少于四个的时候。到早晨他们的铺位就被新来的垂死者占上了，这些人还梦想在这里靠几碗糁子稀粥和四百克面包恢复元气呢。
    　　在停尸间的木房里或者干脆在露天检验这些由于糙皮病而干瘪了（没有臀部，女人没有乳房）或由于坏血病而腐烂了的尸体。这哪里像医学解剖？从颈部到耻骨垂直剖开，截断了肢，沿骨缝撬开颅骨。常常不是解剖医生而是押解队士兵检验犯人是真死还是装死。办法是用刺刀在身上涌窟窿，用大榔头砸脑袋。完了事就在死人右脚大脚趾上系一个写着劳改营表册中代表该犯档案号码的小标签。
    　　有一个时期是穿着本人的内衣埋葬，后来要换上最次的、穿过三次刑期的、已变成立灰色的内衣。最后做了统一规定：不得浪费内衣（还可扒下来给活人穿），赤身埋葬。
    　　在俄罗斯曾认为人死了得有个棺材。最低等的奴仆、叫花子和流浪汉也是装在棺材里入土的。萨哈林和阿卡图依的苦役犯死后也有棺材。但是在群岛上如果照此办理那将是数以百万计的木材和劳力的非生产耗费。战后在英塔用棺材埋葬了一个木材加工联合工厂的有功劳的工长，文教科专为这事下达了一项开展宣传的指示：好好工作，争取也用木头棺材入葬！
    　　往营外拉死尸是用雪橇还是大车，视季节而定。有时为了方便，放进一只可容六具尸体的大木箱。若没有箱子，就用细绳把手脚捆起来，免得晃荡，然后像垛原木似地码在车上，盖上一张蒲席。如果有硝氨炸药，掩埋班就用它炸坟坑。否则就得动手挖。从来是合葬坑：有供多人合葬的大坑，也有四人一穴的浅坑。（一开春浅坑就冒臭气，这时派老弱病残去加深。）
    　　从另一面说，倒不会有人谴责我们使用毒气室。
    　　死人身上的内衣，鞋，破衣烂衫都能用上，给还活着的。可是剩下一堆劳改档案，一点用场没有，而且老多。没地方存了——烧吧。你瞧（杜布罗夫拉格的雅瓦斯劳改点，一九五九）一辆翻斗车朝营区锅炉房开来三趟，卸下一摞摞的档案。看守们把多余的犯人们赶开，监督着锅炉工把这些东西统统烧光。
    　　在闲工夫多的地方，如肯吉尔，小坟头上还插一根小木柱，由堂堂的登记分配科代表亲笔在木柱上写明火葬人的财产帐号。不过在肯吉尔也有人暗中搞破坏：他们向死者的母亲和妻子指出掩埋的地点。这些娘儿们老去哭坟。于是斯捷普拉格的上校劳改营长切切夫同志下令甩推土机把木柱统统推倒．把坟头推平，谁让这些娘儿们不知道感恩呢。
    　　女读者啊，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的兄弟就是这样人士的。
    　　一个土著居民的路途到止为止，他的日常生活到此结束。
    　　不过帕维尔·贝科夫说：
    　　“蹬腿以后没过二十四小时，你别以为什么事都完了。”
    　　“喂，伊万·杰尼索维奇，咱们生活里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咳！还没开头呢。蹲多少年，就能讲上多少年。押解队士兵怎样开枪打死那些出列弯腰拣烟头的……，残废人怎样在厨房里吃生土豆：等煮熟就捞不着了……，茶叶在劳改营里怎样当钱使，怎样沏酽茶——一杯里放五十克茶叶，喝了脑子里就产生幻觉。不过干这种事的多半是窃贼，他们用偷来的钱向自由人买茶叶。”
    　　犯人一般怎样生活？……没有用沙土拧成绳子的本事（不会取巧），一天也活不了。犯人连做梦都必须考虑他第二天该怎么要滑。搞到什么东西，摸到什么门道，别作声！别作声！别人知道了就会给你使坏。劳改营里就是这回事：反正不够大伙用，想法够你自己用就行了。
    　　情形也许是如此，可是你说劳改营里就没有人们之间一般的友谊了？有的，既有旧谊——同案犯、在外边结识的同伴，又有新交。两人情投意合，便无话不谈，结成搭档。有什么一块用，缺什么对半分。固然保命的口粮是各吃各的，但凡是别的路子搞来的东西都合在一只小锅里煮，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喝。
    　　有短期搭伙的，也有长期结合的……有的是基于一片真心，有的是虚情假意。“教父”喜欢像游蛇一样钻进这类搭档之间。搭伙吃饭的时候，说悄悄话的时候，什么底都能兜出来。
    　　老犯人这么认为，前被俘人员也这么说：跟你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吃的人正是出卖你的人。
    　　一部分也是事实……
    　　顶好的事不是结交男伴，而是结交女伴。
    　　娶个劳改营媳妇，女犯人。像俗话说的——“给个二等婚”。对年轻人是好事，因为可以找个地方跟她……过夜，让心里也轻松轻松。即使对年老的，体弱的也是好事。你弄到或挣到点什么，她给你洗干净，送进工棚，把衬衣放到枕头底下。没有人会笑话——这是合法的。她把吃的煮好，你们俩就并排坐在铺上吃吧。这种微温而稍带苦味的铁窗鸳鸯的生活甚至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也是特别合心意的。你透过小锅上的蒸气望着她，她的脸上已经有了皱纹，正如你自己。你们俩人身上都是劳改犯的褴缕衣衫，你们的棉坎肩蹭满了铁锈、污泥、白灰、石膏、机油。你与她素不相识，没去过她的家乡，她的言谈话语也和我们“不是一路”。她在外边有子女，你也一样。她的男人留在外面，正跟别的女人胡搞；你的女人也留在外面，也没有守空房：八年，十年，谁不想生活呢。你监牢里的这一个却跟你拖着同一根锁链，并且毫无怨言。
    　　咱俩活在一起不是个人家，死了也不是公母俩。
    　　原配的老婆前来探监的事也是有的。有些劳改营在某些营长管事的时期曾允许他们在门房里坐上二十分钟。还有的能让他们在一间单独的小屋里住上一两夜，如果他能百分之一百五十地完成生产任务的话。可说真的这种会见纯粹是一剂苦药。既然还要过很多很多年才能跟她一起生活，现在用手接触她，跟她说这说那，究竟为了什么？男人的眼里晃着两个人影，跟劳改营老婆的关系比较明白：咱俩还剩下一菜缸子麦片了；听说下星期要发烧焦的砂糖；当然不会给白的，这些毒蛇们……钳工罗吉切夫的妻子来探监；他的相好恰恰头天在跟他亲热的时候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罗吉切夫骂娘了，因为妻子要来。他去卫生科请求用纱布把血印子缠上：我告诉她，我着凉了。
    　　劳改营里的女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有女贼，有荡妇，有政治犯，更多是触犯“法令”而关进来的温驯的女人。按照前面说过的“法令”，不断地以窃取国家财物的罪名把这些女人送进来。战时和战后的工厂是靠什么人填满的？全是一些姑娘媳妇。家里人靠谁养活？也是她们。可是拿什么养家糊口呢？要吃要穿就顾不上王浩如山。于是顺手拿点吧：酸奶油揣进衣兜，小面包卷藏进大腿缝，长筒袜子缠在腰里，更可靠的办法是不穿袜子进厂，在厂里抓一双新的穿上，回家洗出再拿到黑市上去卖。生产什么拿什么。乳房沟里塞进一团轴线。看门的全买通了，他们也得找门路活命呀。他们只随便在身上拍拍。可要是突然蹦出来个警卫，一搜身——那你为了一团狗屈不值的轴线就得去蹲十年！跟叛国罪一样多！为轴线进来的成千成万。
    　　个人工作条件许可拿什么就拿什么。纳斯奇卡·古尔金娜运气好，在行李车里工作。她看准了：咱们本国人死抠门，这些讨厌鬼为了一条毛巾能扇你耳刮子。所以她不动苏联人的箱子，只打扫外国人的。她说，外国人都想不起及时查看，一旦发觉了，也不会写控告信，只会吐口唾沫骂一句：这些俄国贼！照样回他的本国。
    　　老会计施塔列夫责备纳斯佳：“你这没睑没皮的，不知道害臊！怎么没惦记惦记咱们俄国的荣誉？！”她回敬说：“合上你那X嘴，老老实实呆着去吧！你自己怎么也没为胜利操点心呢？干吗把军官老爷们都放回家去配种呢？”（施塔列夫战时在医院当会计，拿军官们的人情，在填出院证明时多填治疗日期，以便他们去前方之前回一趟家。情节严重，原判施塔列夫死刑，后改判十年。）
    　　当然也有各种各样不幸的女人被关进来。有一个因诈骗罪被判五年：男人是月中死的，她到月底还没有交回他的粮本，银两个孩子一起用这个本儿买面包。邻居因眼红而告发了她。她在里头蹲了四年，因为大赦少蹲了一年。
    　　也有这样的事：房子炸毁了，老婆孩子炸死了，剩下一个男人。购粮本全烧了，可是这个男人神经失常，月底前的十三天一直没吃面包，也没去申请发本。人家疑心他把几个本全攥在手里。判了三年，蹲了一年半。
    　　“等一下，等一下，伊万·杰尼索维奇，这些事以后再说。你刚才说——女相好，‘结二等婚’，是吗？她跟你拖着同一条铁链，也不抱怨，是吗？”

    　　——————

    第八章　劳改营里的妇女

    　　即使在侦查阶段也不会不想到她们，毕竟她们的监室和你只隔一堵墙啊！她们——弱者们就在这同一座监狱里，在这同样的管理制度下，这种无法忍受的侦讯她们如何经受得了？！
    　　走廊寂静无声，听不出她们的脚步和衣裙的悉蔌。但是如果布蒂尔卡的看守员为开哪把锁而多耽搁了点时间，如果让我们监室的男犯在楼上明亮的走廊窗口站立半分钟，通过窗外的“笼口”，我们忽然会看到下面翠绿的小庭园一角的柏油地面上的女人的脚踝和皮鞋。她们也是排成两路纵队，也是等着开门。只能看见脚踝和皮鞋，还是高跟的呢！这真像是演出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时乐队的一声轰鸣。比它们高的部位我们一点也看不见，这时看守员已经赶我们进屋。我们漫腾腾往屋里蹭，心里又好像是亮堂了一点，又好象是罩上了一层云雾。我们在脑子里补足其余部分的形象，把她们幻想成因精神沮丧而活不下去的天使般的可怜人地。她们怎么样了？她们怎么样了？！
    　　但是看来她们非但不比我们更沉重，也许反比我们轻松。从妇女们写的有关侦查阶段的回忆文章里我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材料，可以据以做出她们比我们更消沉更沮丧的结论。妇科大夫祖波夫蹲过十年，在劳改营里一直给女犯们看病，并对她们进行观察。他说：不假，从统计数字看，妇女对逮捕及其主要后果——丧失家庭——的反应比男人来得快，来得明显。她在精神上受到损害，这常常表现为最脆弱的女性机能的丧失。
    　　妇女们写的关于侦讯的回忆中最令我惊异的是这一点：在那种地方，她们竟能想一些从囚犯（但决不是女人）的角度看来如此“琐碎”的事情：纳佳·苏罗夫采娃，一个漂亮的年纪还轻的女人，被提审时在忙乱中穿了两只不同的长袜。在侦查员办公室里，审讯者的眼睛老往她腿上瞅，弄得她十分难堪。你满以为她心里准会说：“去他的，关他个屁事”吧？她又不是跟他到剧场看戏，何况她差不多是一个哲学博士（按西方标准的）和一个热心的政治家呢？谁想得到她竟会对这种事在意呢？一九四三年在大卢宾卡蹲过监狱的亚历山德拉·奥斯特列佐娃后来在劳改营里告诉我，她在监室里时常闹着玩：有时候躲在桌子底下，看守员因为少了犯人而吓得要死，跑进屋来找；有时候用糖萝卜汁染个大红脸出去放风；有时候在提审之前和女难友们热烈地讨论今天该穿朴素一点还是穿上晚礼服。诚然，奥斯特列佐娃当时还是个娇养惯了的小淘气并且是同一个年轻姑娘米拉·乌波列维奇关在一起的。
    　　后来在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大院里我碰巧和一批解来的女犯坐在一起，她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新判的。我惊奇地看到她们不像我们这样瘦、这样衰弱和苍白。一样的口粮标准，一样的狱中折磨，在女人身上产生的效果平均说来轻微一些。她们饿垮得不是那么快。
    　　但是对我们全体，尤其是对于妇女来说，监狱只是开花，劳改营才是结果。正是到了那里，妇女才或者被摧毁，或者屈服、蜕变，以适应环境。
    　　在劳改营里情况反过来了，妇女的日子越来越比我们男人不好过。就从劳改营的肮脏说起吧。在递解站和递解途中她们已经吃够了肮脏的苦头，到了劳改营也讲不了干净。在一个平常的劳改营的妇女作业班里，也就是说在集体工棚里，她几乎永远没法觉得自己身上是真正干净的，永远搞不到温水（有时候什么水也没有。在克里沃谢科沃第一劳改点里，冬天连脸也洗不成。水象冰一样凉，没地方烧热）。她不能通过任何合法途径得到纱布和布条。哪儿还谈得上洗衣服！
    　　洗澡房？对了！进劳改营正是从洗澡房开始的——如果不算在雪地里跳下闷罐车驮着行李在押解队和警犬的包围中走的那一段路程的话。劳改营的洗澡房是像验收货物一样检验脱光了的女犯人的地方。澡房里有水也罢无水也罢，反正检查虱子、剃腋毛和阴毛这两件差事总能给营区内并非本等的贵族——理发员察看新来的娘儿们的机会。紧接着别的杂役也来逐个察看Z这还是索洛维茨的老传统，只是群岛草创期还存在非土著式的拘谨——是在她们做辅助劳动时隔着衣服进行察看的。但是群岛渐渐硬结了，这道程序也变得肆无忌惮起来。费多特·C夫妇（他俩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结合的）现在笑着回忆说，男杂役们排在一条窄走廊两边，让新来的女犯们脱光衣裳通过走廊，不是全体一道，而是一个一个地通过。然后杂役们讨论决定谁要哪一个。（据二十年代的统计资料，我国在押的女犯和男犯是一与六、七之比严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一连串《法令》发布后，比例一点点地拉平了。但是仍没有达到不看重妇女的程度，尤其是漂亮的娘儿们。）有的劳改营里这道程序保持了客套的形式：把女犯带进工棚以后，一个个保养得很好的穿着崭新的棉背心的（在劳改营里穿一件没有破口和油污的衣裳，马上显得像了不得的花花公子的打扮）自信而放肆的杂役这时才跟着进来。他们在“小车厢”之间不慌不忙走来走去，进行挑选。他们坐到床沿上，说长道短，邀请到他们那里去“作客”。他们住的不是大统舱式的工棚，而是几人一间的“小室”。他们那里又有电炉，又有平锅。他们还有人类的梦想——炸土豆呢！头一次去仅仅是美餐一顿，以便对劳改营生活的不同方面做一番比较和认识。急性子的在给女人吃了土豆以后马上要求“付帐”，克制一些的把女人送出门，把今后的前途解释给她听。趁着人家客客气气地上门请你，你就在营区内找个安身的地方吧！这儿又干净，又有洗衣房，又能穿整齐的服装，活儿又不累——你全能得到！
    　　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女人在劳改营里“比较容易”。单纯保住一条命，女人比较容易做到。有的垂死者对于不需到泔水坑里拣食物的女犯怀着某种“性的憎恨”。从这种感情出发，自然会认为女人在劳改营里的日子比较容易过，“因为她们靠较少的口粮也过得去，因为她们有避免饥饿和活下去的门径。一个饿疯了的男人，他的整个世界都被饥饿之神的翅膀遮住了，对其它一切都看不见了。
    　　不错，是有一些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们在外边就比较容易跟男人相好，不大挑拣。劳改营里条条轻松的门径对于这样的女人自然是永远开放的。虽然个人的特点不能简单地按照刑法典的条文划分，然而我这话大致不会说错：大部分五十八条女犯不属于这一类。有的人自始至终认为走这一步比死更难受。另一些人踌躇、动摇、难为情（在女友面前的羞愧也阻止她们走上这条路），等到她们终于下了决心，终于打算顺从，一看已经太迟了，在劳改营里已经找不到买主了。
    　　因为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人要。
    　　进营的头几天就有许多女人顺从了。前景是那么残酷，希望是丝毫没有。做出这种选择的包括有夫之妇、孩字妈妈，也包括未成年的少女。正是这些被劳改营的粗鲁和野蛮压得出不了气的小姑娘们变成最无顾忌的荡妇。
    　　怎么，不干？好，走着瞧！穿上男人的长裤和外套！像一个无定形的外表肥大而内里孱弱的生物，拖着沉重的步子到森林里去劳动吧！到时候你会爬着送上门来，会跪在地下哀求的。
    　　如果你进营时身体状况完好，又在最初几天就做出了聪明的决定，你将长期在卫生科、厨房、会计室、缝纫间和洗衣房安身。岁月将舒坦地过去，跟外边差不多。即使遇到递解，也会像朵盛开的鲜花似地到达新地点，到了那里也会知道从头天起该怎么办。最合适的路子是给首长当女佣人。新被解进一座劳改营，她是一个身材硕大、细皮嫩肉的女人，原是一个军队高干的多年养尊处优的夫人，登记分配科科长立刻相中了她，给她分配了一个在科长办公室擦地板的光荣职务。她就这样软软和和地开始了她的刑期，完全明白这是她的好运气来了。
    　　至于你在外边爱过什么人，曾想忠实于什么人，这又算得了什么！一个女活尸的忠实有什么用处？女犯工棚里永远听得到这样一句话：“等你出去催还要你？”你变粗、变老，你将在凄苦与空虚中度过残剩的女性的年华。抓紧时间从这种野蛮生活中拿到一点什么岂非比较明智？
    　　有个便利条件，这里对这种事没人说闲话。“这地方全这么生活。”
    　　生活已经不剩下任何意义，任何目的，因此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你的手脚。
    　　没有马上屈服的，或者自己会改变主意，或者人家会强迫她屈服。连那些项顽固的，如果有几分姿色，也准会被逼得无路可走，还得就范。
    　　我们在卡卢加关卡劳改营（莫斯科市）里的时候，有过一个骄傲的姑娘M，中尉，特等射手。像童话里的公主——殷红的嘴唇，天鹅般的身姿，又黑又亮的头发。仓库管理员伊萨克·别尔沙德尔，一个又老又脏又肥腻的家伙打定主意要买她。这人的模样谁看都恶心，更不用说对于有着健美的身体和不久前的英勇的经历的她了。他是朽烂的木头疙瘩，她是匀称挺秀的白杨。但是他从四面把她紧紧围困起来，不给她留下呼吸的余地。他不仅让她陷进了一般劳动（所有的杂役都配合一致地行动，帮助他打围），使她不断受到看守员的刁难（看守员也和他“挂着钩”），而且还威胁说一定要把她送到最坏最远的劳改地去。结果有一天晚上劳改营熄灯以后，靠着白雪和天空的微光我亲眼看见M像影子似地从工棚溜出来，低着头，敲了敲饿狼般的别尔沙德尔的保管室的门。在这以后她在营区内得到了不惜的安排。
    　　M·H·已经是中年妇女，在外面是绘图员，两个孩子的妈妈，丈夫死在牢里。她在伐木场妇女作业班里已经消耗得疲弱不堪，但仍拒不就范。她的体质已经处于不可逆转的边缘。双腿浮肿，下工时拖在队尾，押解队士兵用枪托驱赶她。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在营区里面留了一天。厨房大师傅来巴结她：到我小屋来，我让你吃一顿。她去了。他放了一平锅猪肉炸土豆在她面前，她全吃光了。但是在付了“报酬”以后，她呕吐起来，土豆白糟蹋了。大师傅骂她：“还以为自己是个金枝玉叶呢！”从那以后她渐渐习惯了。她得到了好安排。每次营里放电影，她在场上自己挑选打算找她过夜的男人。
    　　谁要迟延得比她更久，那就有一天要自己慢腾腾地走进男犯的集体工棚（已经不能找杂役了），在“小车厢”之间的夹道里边走边单调地重复：“半公斤……半公斤……”：如果救命星拿着口粮跟她走回来，那就用床单把自己的“小车厢”三面挡起来，在这个篷帐、窝棚（“小窝棚”这个字就是由此而来）里面赚一块面包，如果事前没有被看守员抓住的话。
    　　用破布片遮挡的“小车厢”是劳改营内的古典画面。但也有比这更简单的，这又得说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的克里沃谢科沃第一劳改点了（我们知道这一个，可这样的一共有多少？）。在这个劳改点里，盗窃犯、普通犯、少年罪犯、残废人、女犯、孩子妈妈……全混在一起。女犯工棚只有一座，但能容下五百人。它肮脏得无法形容，肮脏得无与伦比，屋里乱七八糟，有一股浓重的气味。“小车厢”上没有任何卧具。存在一条不许男人入内的禁令，但谁也不遵守，也没人检查。不仅男人们常常进去，连少年罪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也成群结伙地涌进去学习。他们起先只是单纯观赏——在那个屋里不存在虚假的害臊。不知道是布片不够还是时间来不及，“小车厢”是没遮没盖的。灯当然也是从来不关的。事情干得那么自然而然，当着大庭广众，而且同时在几处进行。只有显眼的衰老和显眼的丑陋能够成为女人的护身符，此外没有任何庇护。漂亮的外表必然招来灾祸，这样的女人的床上永远坐着客人，永远受到包围、请求，用殴打和刀子胁迫。她的希望不在于坚持到底，而在于投降得巧妙，在于选定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和刀子的威力今后可以保护她不受其他人、下一批人的侵扰，不受这个贪婪的行列、这些被这里的见闻和空气毒化了的疯狂的少年罪犯们的侵扰。难道仅仅是防止男人的侵扰吗？难道仅仅是少年罪犯们被毒化了吗？那些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而本身却无人问津的女人们呢？这些女人控制不住的情欲也会爆发起来，她们会扑上来殴打走运的女邻居。
    　　后来克里沃谢科沃劳改点里又迅速地流行开花柳病。传说差不多一半女犯都有病，但是没有法子，还是照去不误，长期霸占者和！临时求欢者仍是络绎不绝。只有一些做事谨慎的人，例如在卫生所有内线的手风琴演奏员K，每次去之前都为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核对一次性病患者的秘密名单，以免出毛病。
    　　科雷马的妇女们的处境如何？要知道女人在那地方是奇缺的物件，在那里她会遭到哄抢，被撕成八块。一个女人在那地方的工地上千万别落到谁的手里，押解兵也好，自由人也好，犯人也好。在科雷马出现了“有轨电车”这个词儿，意思是集体强奸。K·O讲，一个司机打牌输掉一卡车押解到艾里根去的女犯，他把卡车拐进小道，把女人交给免除看押的建筑工人们睡一夜。
    　　劳动怎么样？在男女混合的作业班里女人还能占一点便宜，可以干一些轻活。但如果整个作业班全是女人，可就没有情面好讲了。你们照样得交出那么多方木材来！还有整个由妇女组成的劳改点，这里伐木、挖土、脱坯全都要女人干。只有铜矿和钨矿不派女人去。以卡尔拉格“第二十九劳改点”为例，这个点里有多少女犯？不多不少整六千！女人在那里干哪些工种？叶林娜当搬运工。她扛八十公斤甚至一百公斤的口袋！不错，上肩有人帮助，而且她年轻时是体操运动员（叶连娜·普罗科菲耶夫娜·切博塔廖娃十年刑期内一直是搬运工）。
    　　妇女劳改点里形成着非女性的残暴风习：没完没了的骂娘，没完没了的打架，疯闹。不这么干，你就没法活。（但据免除看押的工程师普斯托维尔-普罗霍罗夫观察，一旦女犯从妇女劳改大队抽出来当家仆或干体面工作，马上变得安静而勤奋。他见过三十年代贝阿干线〔第二西伯利亚大铁路）妇女劳改大队的情况。请看这样一个小场景：炎热的白天，女犯请求押解队准许她们在水沟里洗洗澡，押解队不准。女犯们当下齐心一致地脱得赤条条躺在地上晒太阳——紧挨着铁路干线，就在过往列车的眼皮底下。驶过国内列车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一趟国际特快马上要过来，里头有外国人。要女犯穿衣服，她们不听命令。于是叫来一辆救火车，用消防水龙把她们轰跑了。）
    　　再请看看克里沃谢科沃的妇女劳动。在砖厂的取土场，一个地段开来完毕，就把顶板扔到那里去（开采前顶板平铺在地面上）。过后就需要把这些又湿又沉的原木从十至十二米深的大坑里拉上来。怎么拉法？读者会说：用机械嘛。那是自然。于是一个妇女作业班用两根缆绳（用缆绳的半中腰）套住原木的两头。每一头站两排人，像纤夫似地拽（步子要走齐，免得原木脱掉，一切又要从头做起）缆绳的一端，拉出原木。然后她们二十人一拨，把这样的一根原木扛上肩，在横眉竖眼的作业班长的骂骂咧咧的号令声中把它抬到新地方，堆在那里。你们会问为什么不用拖拉机？哎呀，饶了我吧！这是一九四八年，哪儿去找拖拉机？你们会说为什么不用吊车？可是你们忘记了维辛斯基说的“能把人们从空虚和渺小变成英雄的魔术师般的劳动”了吗？如果使用吊车，魔术师怎么办？如果使用吊车，这些人不得永远空虚和渺小吗！
    　　干这样的劳动能把一个人的身体耗空。女人身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不论是固定的还是每月一次的，都不再有了。如果她们能拖到下一次的体验，在医生面前脱下衣服后露出来的已经不是洗澡房走廊里杂役们垂涎三尺的那个身体：她变成了说不出年龄的女人；肩膀呈现出尖锐的棱角，乳房耷拉着，像两只干瘪的小口袋；扁平的屁股上多余的肉皮打着福子。膝盖以上的肉已经这样少，以致两腿之间形成了空挡，一个羊头，甚至一只足球都能通过。嗓音变粗、变哑，脸上已经出现糙皮病的黑斑。（据一个妇科大夫说，妇女在伐木场上劳动几个月，一个更要紧的器官就会发生下垂和脱出。）
    　　魔术师般的劳动！
    　　生活里本来没有一般齐的事情，在劳改营里更不用说。在劳动中也不是所有人的处境都同样绝望，越是年轻，日子越好过些。我见过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纳波利娜娅，长得结结实实，她的农村丫头的面颊整个儿是红通通的。她在卡卢加关卡小型劳改营里当塔吊司机。她爬上吊车像猴子一样敏捷，有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地爬到吊臂上，从那地朝整个工地大声咋呼：“噢……噢……”她没有电话，从操纵室和地面上的自由人工地主任、工长联络也是扯着嗓子喊话。一切她觉得有趣、快乐，好像不是进了劳改营，简直都能入团了。她带着非劳改营式的善意向每个人微笑。她永远领得到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口粮——劳改营的最高标准。她不用害怕任何人（当然除了“教父”）——工地主任不会让她受人欺侮。只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她在营里怎么得到学开吊车的机会的。人家同意她干这个活不图什么好处吗？不过她坐牢是因为触犯了一条无关紧要的非政治性法律。她焕发着旺盛的精力，而她赢得的地位允许她不是根据物质的需要，而是根据内心的要求跟别人恋爱。
    　　十九岁进监狱的萨奇科娃也是这样描写她的景况。她被送进了劳改农场，那地方向来吃得比较饱，所以日子比较好过。“我唱着歌从一架收割机跑向另一架收割机，学习打麦相。”如果除了劳改营里的青春就没有别的青春，那就该在这里快活快活，不然在哪儿呢？后来她被转押到诺里尔斯克附近的冻土地带。连这个地方她也觉得像是“儿时梦中的神话城市”。服完刑期，她以自由人身份留营就业。“记得我走在暴风雪中，心里忽然冒出一股想撒撒野的情绪，我边走边挥动双臂，和暴风雪搏斗。我唱起‘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望着辉映着北极光的色彩变幻的天幕。我扑到雪堆上，仰望高空。我想唱歌，让整个诺里尔斯克全听到：五年没有战胜我，是我把它战胜了。什么铁丝网、板铺、押解队全结束了。我想爱什么人！想为人们做什么事！要使大地上再也不会有恶势力。”
    　　不错，这正是许多人的愿望。
    　　萨奇科娃毕竟未能使我们大家摆脱恶势力：劳改营依然存在。但她本人倒真是个幸运儿：别说五年，就是五个星期也足以把她消灭，无论做为一个女人还是一个人。
    　　在我手里，和成千个凄惨或无耻的事例相反的就只有这两个事例。
    　　如果你像尼娜·别列古德那样，还是八年级女学生就被判了十五年（按照政治性条款）关进来，除了在劳改营里你还能在哪里经历你的初恋？你怎么能不爱上不久前还是全市众口称赞、红得发紫，当时你还觉得高攀不上的爵士乐演奏员美男子瓦西里·科兹明呢？尼娜写了首《白丁香》，他谱成曲，隔着营区向她歌唱（他们俩已经被分开，他现在又是“高攀不上”的了）。
    　　克里沃谢科沃工棚里的少女们也戴花——插在头发里，这是已结成劳改营婚姻的标志，但也说不定是已获得真正爱情的标志。
    　　外面（古拉格外面）的法律似乎促成着营内的姻缘。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颁布关于巩固婚姻关系的全苏法令的同时，还有一项没有公布的人民委员会决议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指示。那里面规定，只需自由的苏联公民一方提出要求，法院必须不加阻挠地解除该公民与其在监禁（或在疯人院）中的配偶的婚姻关系。甚至免付办理离婚证书的手续费，以资鼓励。（在这种场合，任何人没有将既成事实的离婚通知另一方的法律责任！）这就等于号召男女公民赶紧在患难中抛弃他（她）们的丈夫或妻子，而在押者则应更彻底她忘掉他（她）们原来的婚姻。如果在押的妻子思念留在外边的丈夫，这已经不仅仅是愚蠢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而且简直成了违法。被丈夫牵连作为“反属”（反革命家属）入狱的卓娅·雅库舍娃落得了这样的结果：丈夫是重要专家，三年就获释了，他并没有把释放他老婆作为必需条件提出来。而她竟为了丈夫熬完了整整八年……
    　　忘掉原来的婚姻，好吧。但是乱搞男女关系也受古拉格内部条令的谴责，当做是破坏生产计划的行为。这些忘掉了对国家和群岛负有义务的不要脸的娘儿们在生产场所乱窜，随时随地可以仰面躺下——泥地上、木屑上、碎石上、煤渣上、金属刨屑上全行——因而生产计划便会完不成！五年计划便会原地踏步！奖金也不会往古拉格首长的腰包里流了！不光如此，有的女犯还暗藏着怀孩子的卑污念头，想利用我国法律的人道主义以怀孕为名刨掉几个月的刑期。这几个月可以不干活，而她们的刑期有时候统共只有短短的五年或三年。所以古拉格的条令才要求：凡发觉有姘居行为者，必须立即将二人隔离，将其中价值较小的一方转解他处。（这跟把使唤丫头发送到远地的庄子上去的萨尔台奇哈们当然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一类囚衣下的风流韵事给看守人员增添了无穷的烦恼。看守员夜晚本可以在值班室安安生生地打呼噜，可是却不得不提着马灯查夜，捕捉男工棚里光着大腿的死皮赖脸的老娘儿们以及钻进女工棚的老爷儿们。更别说也许他自己正欲火中烧呢（毕竟看守员也不是石头做的），却还得费一番工夫把干了坏事的女人送进禁闭室或者对她做一整夜的思想教育工作，向她解释她的行为为什么不对，然后还要写出一份报告（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这玩艺儿简直活受罪）。
    　　构成一个女人以及一般人生活内容的东西：家庭、母性、亲朋往来、熟悉的甚而是感兴趣的职业，对于某些人还包括艺术和书籍——所有这一切全被剥夺了，在恐惧、饥饿、被遗忘、野兽行为的重压下，女劳改犯的心除了爱情还有什么寄托？受上帝祝福的爱情几乎已不包含肉欲的成份。因为在灌木丛里不好意思，在工棚里当着众人的面做不出来，况且男人并不是随时做得了。再说劳改营看守员只要见到两人“偷偷摸摸”（单独在一起），马上拉出去关禁闭。但是妇女们现在回忆，由于劳改营爱情的非肉体性，它的精神因素变得特别深。正因为没有肉体接触，它变得比狱外的爱情更加强烈！偶然的微笑、瞬间的注意，都足以使年岁不轻的女人们夜不成寐。在劳改营的肮脏阴暗的生活的背景上，爱情的光辉显得格外鲜明。
    　　H·斯托里亚洛娃在她的女友（莫斯科女演员）以及和她一起运干草的男搭档（不识字的奥斯曼）的脸上看出了“幸福的密谋”。女演员向她吐露了真情，说谁也没有这样爱过她，无论她的当电影导演的丈夫还是所有她以前的崇拜者。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她才不愿意离开运干草的工作，不愿意离开“一般劳动”。
    　　再说是风险——几乎和打仗一样，几乎要豁出性命：一次幽会被发觉，就要付出被赶出习惯了的地点的代价，这等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性格变得愚蠢而放荡的地方，刀丛上的爱情毕竟是英勇的爱情啊！（奥尔塔乌劳改营的阿尼娘·列赫托年和她的情夫被持枪士兵带往禁闭室。情夫低声下气地恳求士兵放他走，经过了这二十分钟，阿尼娜永远断绝了对那人的爱情。）有人为活命甘愿充当受杂役养活的没有爱情的姘妇。有人为爱情甘愿去干一般劳动，甘愿去死。
    　　连一些完全不年轻的女人有时也陷入这类事件，弄得看守员们也毫无办法：在狱外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女人还能搞这种名堂！这些女人已经不是寻求情欲，而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关怀什么人，温暖什么人，自己省下吃的给什么人垫补垫补；替他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她和他共用的饭钵是他们神圣的定情戒指。个女犯向祖波夫医生解释说：“我并不要跟他睡觉。在我们这野兽过的日子里，在我们那成天为口粮和破布烂套子争吵的工棚里，我心里总惦念着：今天该给他补补衣裳，我们还要煮个土豆吃呢。”但是男人有时候还要求别的事，只好跟他就合。而看守员专等着抓干这事的……翁日拉格有一个波利娅大婶，是医院的洗衣妇，她很早就守了寡，一直独身，曾在教堂里当过差。她的刑期已经到了末尾，突然一天夜里发现她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医生们叹息说：“波利娅大婶，你这是怎么啦！我们对你还抱很大希望呢！现在他们准得调你去干一般劳动了。”老太婆伤心地点头：“是啊，是我的错。照福音书上说是淫妇，照劳改营的说法是……。”
    　　对被查获的情侣的惩罚也跟古拉格的整个制度一样缺少不偏不倚的精神。如果情侣之一方是和首长关系密切或工作上很需要的杂役，对他的私情可以好几年都装做没有看见。（一个免除看押的电工调来翁日拉格妇科医院独势点工作。所有的自由人都求得着他。自由人主任医师把管总务的护土——一个女犯人叫来吩咐说：“给穆霞·布坚科创造点条件！”穆霞是个女护士，电工就是为了她才到这儿来的。）如果是无关紧要的犯人或者失宠的人物，那就会受到迅速而残忍的惩处。
    　　在蒙古境内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劳改总局）系统的劳改营里（一九四七一五0年我国犯人在那里修筑铁路），两个免除看押的姑娘跑到男犯大队去会朋友被抓住了。一个警卫队员用绳子把她系在马后，骑上马，在草地上拖着走萨尔台奇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可是索洛维茨做出来了。
    　　随时遭追究、查获、拆散的土著情侣似乎是不可能牢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事情，被分开后的有情人仍保持通信联系，获释后终于结合。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医生，某省医学院的副教授，他自己都不记得在劳改营里和多少女人发生过关系，连一个女护士都没有放过，而且还不止护土。但自从3加入了这个行列，队伍就到此为止了。3没有终止妊娠，把孩子生下来了。不久获释，定居地未受限制，本可以返回原居住城市，但是为了和3母子呆在一起，他决定留营就业。他的妻子等不及了，自己来这里寻夫。他躲进隔离区里面，不跟她见面！（他的妻子不能进去逮他）。他在那里跟3生活在一起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告他的妻子，说他已跟她离婚，劝她离开这里。
    　　但是能够使劳改夫妻分离的不仅仅是看守员和长官。群岛是一个一切都被颠倒了的国度，婴儿的诞生本应当使一对男女结合得更紧．在这里却把他们分开。孕妇！脑产前一个月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点，那里有附设产科病房的劳改营医院。小生命在那里叭叭哭叫：他们不愿意为父母的罪孽而当囚犯。孩子生下来，便把产妇送到不远的一座专门收容“妈姆卡”（孩子妈）的劳改点。
    　　这里需要插一句！在这里不能不插一句！“妈姆卡”这个字包含了多少自我嘲讽啊！“我们不是真正的……”犯人的语言很喜欢给每个字眼加上示卑的后缀，并且总是顽固地这样做。不说（母亲），而说“MaMka”；不说（医院），而说……——同样的嘲讽，只是不表现在后缀上。甚至表示“二十五年刑期”的这个字也被降格为。即由“二十五卢布”降低到“二十五戈比”。
    　　犯人利用语言的这种固定的偏轻企图表明，群岛上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是冒牌的，都是最次等的，还想表明他们并不珍视一般人珍视的东西。他们很清楚给他们提供的治疗完全是冒牌货；他们被逼着姑妄写之的所谓赦免申请也完全是冒牌货。犯人把“二十五卢布”降低为“二十五戈比”是想显示对这种几乎等于无期的徒刑也抱着超然的态度：
    　　“妈姆卡”在专门的劳改点居住和劳动，从那里被押着去给土著新生儿喂奶。婴儿此时已经不在医院，而是送进了“儿童村’（或“育婴院”。各地的叫法不同。哺乳期结束后就再不让母亲和孩子见面，除非“在劳动和纪律方面有模范表现”的可以破例。（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不必为这事把“妈姆卡”留在附近的劳改点，哪儿生产需要就可以把她们派到哪儿去。）但另一方面，这些女人也八成回不到她们原来的劳改点与她们的劳改“丈夫”会合。当爸爸的只要不离开劳改营，一般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断奶以后，孩子继续在儿童村里养上一年光景（他们的伙食标准跟自由人的孩子一样，所以劳改营医务和总务人员的伙食都占他们的便宜）。有的孩子断奶后不适应喂食，便夭亡了。活下来的孩子再过一年就送进了普通的保育院。土著男女生下的孩子就这样暂别了群岛，但并没有失去以少年罪犯身份重返故土的希望。
    　　据留意者说，母亲获释后从保育院领回孩子的事并不经常（女贼们从来不领）。因而，这些自幼小肺叶的第一次呼吸就吸进了群岛含毒菌的空气的孩子，许多人一落地就受到诅咒。另一些孩子有人领。有的母亲出狱前就委托一些无知识的（也许是信教的）老太婆去把孩子领出来。古拉格放这些孩子出去，尽管这样做对政府的教育工作不利，而且少一个孩子就少一份产房、产假补贴和育婴室的经费。
    　　战前和战时，只要怀了孩子，劳改夫妻就得分离，他们来之不易、拼命隐瞒、四面受敌并且本来就不那么牢靠的结合就要毁于一旦，所以这时期女人们竭力避免生孩子。这又是群岛跟外边不一样的地方：堕胎在外边犯禁，要受法院追究，女人做这种事很不容易。而在劳改营里，长官们对医院里经常实行的堕胎从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对劳改营只有好处。
    　　孩子生不生下来？生下以后怎么带？这对任何一个妇女都是难题，对于女劳改犯是更加苦恼的。如果变化莫测的劳改营命运宽容许你从一个心爱的男子那里受孕，怎么下得了决心堕胎？生吗？——必然马上要分开。你走后他在本劳改点不会跟别的女人相好？孩子会是怎么样的？（由于父母营养不良，孩子往往发育不正常。）断奶以后，就会把你送到别处去（你还有好多年的牢要坐），他们会照看孩子吗，不会把孩子糟践吗？将来能领孩子回家吗（有些人不许领孩子）？如果不许领，就要伤心一辈子（有些人一点不会）。
    　　打算获释后跟孩子爹结合的人，毫不犹豫地走上当妈妈这条道儿。（这种打算有时候能够实现。这就是A·格列鲍夫与劳改营的妻子二十年后的合影：身边的一个女儿还是在翁日拉格生的，现在十九岁，多可爱的姑娘，另一个是十年后在外边生的，当时双亲已经服满了刑期。）走这条道儿的，还有急着想体验母性的感受的人——既然没有别的生活，就在劳改营里体验体验也罢。这个喷着你的奶头的活生生的小东西毕竟不是冒牌的或次等的货色呀？（哈尔滨来的利亚利亚生第二个孩子只是为了可以借此机会回到儿童村看望她头一个孩子！后来又生第三个，也是为了能回去看头两个。服完了五年徒刑，她竟能把三个都保全下来，带了他们出去。）女劳改犯本人低人一等已无可挽回，但她们通过做母亲又树立起自己的尊严，在一个短时期内她们似乎与自由的妇女取得了平等地位。她们还这样说：“尽管我是犯人，我的孩子可是自由人！”她们寸步不让他要求给予自己的孩子同真正的自由人一样的供养和照顾。第三类女人，一般是劳改营里的老油条和女贼，把当妈妈看做是逍遥自在一年的机会，有时候看成是争取提前释放的门道。她们根本不把孩子当做自己的骨血，连看也不想去看，是活是死也从不打听。
    　　西乌克兰来的妇女，有时还包括出身低微一些的俄罗斯妇女，一旦当了妈妈必定想方设法给孩子举行洗礼（这已经是在战后）。小十字架巧妙地藏在包裹里从外边送进来（看守员决不轻易放过这种反革命行为），或是以面包为代价向营里的能工巧匠订做。也有办法搞到系十字架的带子，还有办法给孩子做一件后开襟的小罩衫和一顶小帽子。从口粮里省出砂糖，用点什么粮食烘一块小甜饼，把最亲近的女友们邀请来。会念一段祈祷词（随便哪一段都行）的女人总是有的。把孩子在温水里浸一浸，就算行完了洗礼，满心欢喜的妈妈这时便邀请客人们就餐。
    　　有时候专为有乳婴的女犯（“五十八条”当然除外）颁发局部赦令或提前释放的指令。这些指令的受益者主要是案情轻微的女刑事犯和女流氓。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本来就打的这个主意。这一类“妈姆卡”只要在附近的区中心领到了一张身份证和火车票，便常常把已经没有用处的婴儿留在火车站的长椅上，丢在头一个人家的台阶上。（不过也要替她没想一下，她们并不是都能得到住处、派出所的好脸色、户口、工作。明天早晨她已经吃不到劳改营的现成口粮。没有孩子就比较容易重新开始生活。）
    　　一九五四年在塔什干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我挨着一群犯人度过一晚上，他们是根据特别指令从劳改营放出来的。约模三十人，占了大厅的一角。他们举止嚣张，显出半盗贼式的放肆派头。这是一些真正的古拉格儿女，他们知道生活值几个大钱，根本不把周围的自由人放在眼里。男的玩纸牌，抱孩子的女人扯着嗓子争论什么事。忽然一个“妈姆卡”发出一声压倒别人的尖叫，跳将起来，抓住孩子的脚丫子一抡，把孩子的脑袋在水泥地上“砰”地撞了一下。整个大厅里的自由人都惊叫起来：“母亲！母亲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他们不懂，那女的不是母亲，而是“妈姆卡”。
    　　前面所说，都属于男女混合的劳改营，也就是从革命后头几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时期的劳改营。那些年代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好像只有一个诺文斯克拘留所（由原莫斯科女犯监狱改成）羁押清一色的女犯。这个经验没得到推广，它本身也没存在多久。
    　　但是伟大的导师和缔造者终于安然无恙地从差点儿被他打输了的战争的废墟底下站起来了，他开始考虑臣民的福利。他的脑子现在腾出来用于安排人民的生活了。当时他发明的有益民生、增进道德的东西可谓多矣！其中的一条就是分开男女，首先从学校和劳改营做起（下一步他可能想推广到整个狱外社会。在中国还做过更广泛的实验）。
    　　群岛男女的全面大隔离始于一九四六年，于一九四八年完成。男女犯人分送到不同岛屿。如果是留在同一岛屿，则在男女营区之间拉上一道久经考验的老友——铁丝网。
    　　如同别的许多做过科学预言和科学设想的行动一样，这项措施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后果。
    　　妇女单独分出来以后，她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急剧恶化。先前在男女混合的劳改营里，许多妇女做洗衣妇、卫生员、炊事员、锅炉工、保管员、会计等工作。现在她们必须丢下所有这些职位。而另一方面，在妇女劳改营里这类职位要少得多。妇女们被赶出去做一般劳动，被赶进使她们特别受不了的纯妇女的作业班。能不能哪怕暂时地从“一般”劳动里挣脱出来，也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女人们开始争取怀孕，设法从任何一次短暂的相遇，任何一次接触中留下一个孩子。现在不必像以前一样害怕怀孕造成夫妻分离，因为一道英明的指令已经把分离赏给了他们。
    　　这样一来，送进保育院的孩子数量一年之内翻了一番！（翁日’拉格，一九四五年：从一百五十人增至三百人。）虽然同一时期在押女犯的数目并没有增加。
    　　“给小丫头取什么名字？”——“就叫奥林匹亚达（比赛）吧。她是在业余文艺活动比赛的时候怀上的。”业余文艺活动比赛，男犯文艺工作队到妇女劳改点演出，男女突击工作者联合集会等等形式的文化活动，还习惯地保留着，男女共用的医院也保留了下来，现在这些地方也成了幽会的场所。据说一九四六年在索里卡姆斯克劳改营，分隔男女的铁丝网是拉在单排柱子上的，网眼很稀（当然也没有火力警戒）。这样，馋猫似的土著们聚拢在铁丝网两侧，女人采取弯腰擦地板的姿势，男人不用跨过分界线就能占有她们。
    　　永生的厄洛斯到底还是有一些威力！也并不单单是企图摆脱“一般劳动”的理智的盘算啊！犯人们感觉到，分界线是永久划定了，今后只会越来越死，越来越严，跟古拉格的所有方面一样。
    　　如果说男女分隔以前还有过和谐的同居，劳改营的婚姻，甚至有过爱情，现在则只有公开的淫乱。
    　　不用说，长官们也没有睡大觉，他们对自己的科学预见边实行边修正。单排铁丝网两侧增设了障碍区。后来发现这样的隔断仍不够用，便代之以两米高的隔墙，两例仍然没有障碍区。
    　　在肯吉尔连这样的隔墙也不管用，痴情的男女越墙而过。这时候，每逢星期日（因为不能浪费生产时间！况且在公休日处理内务是顺理成章的）大墙两侧实行星期回义务劳动，强迫他（她）们把大墙加砌到四米之高。说来也逗人；人们参加这种义务劳动倒是兴高采烈。在分手之前至少可以和墙那边的人交个朋友，说上几句话，约好今后怎样通信！
    　　后来在肯吉尔把隔墙接高到五米。五米之上又拉了一道铁丝网，再往后又接通了一道高压电网（该死的爱神威力之大——以至于此）。最后在两头又设置了警卫队的了望塔。在整个群岛史当中，这一道肯吉尔大墙有一段特殊的命运（见第五部，第十二章）。在其他特别劳改营（例如斯帕斯克）里也建造过类似的墙。
    　　雇主们认为把男奴和女奴用铁丝网分开是合乎天理顺乎人情的。人们对于他们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的合理而恰当不能不表示钦佩，但是如果有人建议他们在自己家里也实行起来，那可要叫他们目瞪口呆了。
    　　大墙越来越高，厄洛斯进退维谷。它找不到别的出路，有时飞得过高——变为柏拉图式的通信来往，有时钻得过低——变为同性恋爱。
    　　情书从一个营区甩到另一个营区，或者留在厂里的约定地点。信里用暗语写地址：即使被看守截获，也弄不清是谁写给谁的（按目前的规定，查出一张条子就要送进劳改营内的监狱）。
    　　加利亚·维涅狄克托娃回忆，有时候连认识也不是当面的，两人没有见过面就通信了，没有见过面就分手了。（进行过这样的通信的人，知道它的绝望的甜蜜，它的毫无希望和它的盲目性。）在上面说过的肯吉尔劳改营，立陶宛女人们隔着大墙嫁给她们从未见过面的同乡：天主教教士（当然也是穿着囚衣外套的犯人）书面证明某女和某男在上天面前永远结为夫妇。在这样的与隔着大墙的不相识的囚徒的结合（对于天主教信徒说来这种结合是不可改变的，是神圣的）中，我仿佛听到天使的合唱。它如日月行空之毫无私念，对于锱铢必较的和轻浮跳踉的爵士乐的世纪，它实在太崇高了。
    　　肯吉尔的婚姻也有过不寻常的结果。上天听到了人们的祈祷，进行了干预（第五部，第十二章）。
    　　妇女们（以及在男女分隔的营区里给她们治过病的医生们）现在自己证实，这种分隔状态她们比男人们更加难以忍受。她们特别容易冲动、神经质。女子同性恋爱迅速流行起来。娇嫩的年幼女子脸色变得焦黄，眼睑出现黑圈。身体比较粗壮的充当“丈夫”的角色。不论看守员怎样驱散这类情侣，她们仍是成双成对地睡在一张床上。当局把这类“夫妇”中的某些人从本劳改点遣送出去，这时便会爆发在哨兵的枪击下自己投向铁丝网的激烈的戏剧性事件。
    　　斯杰普拉格的卡拉干达分营里集中的女犯全是“五十八条”。据H·B说，其中许多人一听说行动特派员要叫去谈话，心里就紧绷绷的，倒不是由于恐惧或是对卑鄙的政治审讯的憎恨，心里紧绷绷是因为这个男人将要把她和自己单独锁在一间屋里。
    　　妇女营负担着同样沉重的“一般劳动”任务。诚然从一九五一年起形式上禁止了妇女伐木场（未必是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的面子上）。但是还有这样的情形，例如，翁日拉格的男劳改营老是完不成计划，这时想出来一个给他们加劲的点子——强迫土著们以自己的劳动偿付地球上一切生物都能免费享受的那件事情。为此把妇女们也赶到伐木场上去劳动，和男人们同在一个押解队的警戒圈里，只隔着一道滑雪板压出的辙迹。现场采伐的木材全算在男劳改点的帐上，但是对男犯和女犯都有定额要求。肩章上有两道杠杠的长官直接对“木材工长”柳芭·别列津娜说：“如果你用手下的女人们完成了定额，我们就让别林斯基在小屋里跟你会一次！”但是，凡是身体棒一些的干活的男人，特别是身上有钱的生产杂役，这时只要给押解队士兵塞上几个钱（要知道这些人的工资也不够他们胡花的），就能闯进女犯的圈子里去呆上个把钟头（直到买通的哨兵下岗的时候）。
    　　在这个把钟头之内，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他们将：选对象，互相介绍（如果事前没有通过信的话），找地方，办事。
    　　可是何必回忆这一切？何必触痛那些当时安安稳稳住在莫斯科市内和别墅里、在报纸上发表大作、在讲坛上发表演说、赴疗养地、出国的人们的伤痕呢？
    　　何必回忆这些，如果今天依然如故。不是只许写那些“今后不会再重复了”的事情吗？……

    　　——————

    第九章　杂役

    　　新跨进劳改营的犯人最早知道的当地概念之一就是“杂役”。凡是有办法不和大家分担共同的注定灭亡的命运的人，不管是从一般劳动里脱了身的，还是根本没有陷进去的，当地土著们一概不客气地冠以这个称号。
    　　群岛上杂役的人数颇不少。在生活区，这类人数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在登记表上列为“乙类”。在生产区，有人员编制表的限制。但是他们总是不断突破百分比：一半是由于想活命的人数的巨大压力，一半是由于劳改营当局额预无能，人手少了就没法进行经营和管理。
    　　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三三年的统计，当时在剥夺自由地点从事各项服务工作的人数，包括经济管理（诚然也包括“自我看守”）在内，占土著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减少到百分之十七——十八（不算自卫队），仍然是总数的六分之一。由此可见，本章所涉及的，是劳改营内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是杂役们远远不止六分之一：因为这里只计算了营区内的杂役，此外还有生产杂役呢；再说杂役的构成有很大流动性，显然有更多的人在整个劳改生涯中曾一度当过杂役。最主要是，活下来的人当中杂役占很大比重；据我的感觉，五十八条的长期犯人能活下来并获得释放的，十之八九都是当杂役的。
    　　差不多每一个能够庆幸劫后余生的长期犯人都是杂役，或者他大部分刑期都是在干这个差事。
    　　因为这是“消灭营”——请不要忘了这一点。
    　　人世间的分类本来就没有截然的界限，过渡总是逐步的。在这件事上也一样：边缘是模糊不清的。一般地说，凡是在工作日不到生活区以外去上工的，都可以认为是营区杂役。在总务大院做工，就比做一般劳动的苦力日子好过的多。早上不必站队等派工，也就是说，可以晚些起床和吃早饭。上下工时被押着走的路程也免了；严厉的待遇少，挨冻少，花力气少。再说工作日结束得也较早；工作地点或是暖和的，或是随时可以取暖的。加之他的工作一般不在作业班里劳动，而是单独完成的手艺活。这表示他用不着听同伴的吆喝，只听长官们的吆喝就行了。可是因为他常常给长官个人干点私活。所以不但听不到饱喝，反而能得到点赏赐和甜头，例如准许头一批领衣、领鞋之类。另外，他还有从其他犯人那里接活捞取外快的好机会。说得明白些：总务大院好比是庄园奴仆的作坊。如果其中的钳工、木工、砌炉匠还算不了响哈哈的杂役，那么鞋匠，特别是裁缝，已经是杂役中的高级人物了。“裁缝”这个称号在劳改营里就跟外边的“副教授”差不多。（反过来，真的“副教授”在这里是句骂人话。顶好别在这儿打出这块牌子招人笑话。专业的贵贱，劳改营里的标准和外边正好相反。）
    　　洗衣妇、女卫生员、洗碗工、锅炉工、洗澡房工人、烧水工、普通的面包匠、工棚值日员等等也算杂役，但属于低等的。他们都得从事体力劳动，有时候还挺累，不过他们都能吃饱。
    　　真正的营区杂役是这些人；厨房大师傅、切面包的、仓库管理员、医生、医助、理发匠、文教科教育员、洗澡房主任、面包房主任、保管室主任、包裹转递室主任、工棚值日员领班、房舍管理主任、派工员、会计、指挥部工棚的文书、营区和总务大院工程师。所有这些人不仅吃得饱，不仅穿得干净，不仅用不着搬重东西而弄得腰酸腿疼，而且对人们所需要的一切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也就是说对人们本身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有时候他们之间发生派系斗争，耍阴谋、施诡计，互相打倒或互相抬举，为“娘儿们”争风吃醋，但更多的是抱成一团对贱民实行联防，形成一个得天独厚的上层集团。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分享，因为一切都已经一劳永逸地瓜分完毕了。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摊。营区杂役集团越是强大，营长对他们就越是依赖，以求尽量减少自己的麻烦。所有送来的和送走的犯人的命运，所有普通干苦力活的犯人的命运，全由这些杂役们决定。
    　　由于人类习以为常的狭隘等级观念，杂役们很快就觉得，与普通苦力同睡一间工棚、同睡一个“小车厢”（甚至一般地睡“小车厢”而不睡床）、同桌吃饭、在同一个洗澡房脱衣服、穿上普通苦力汗湿过扯烂过的内衣……是不成体统的。于是杂役们就单独搬进了各容纳二、四、八人的不大的房间，在那里吃他们挑选的食物，再加上点非法弄来的；在那里讨论营里的所有安排和事务，包括人的和作业班的命运，不会有惹起苦力和作业班长的顶撞的危险。他们单独在一起消磨空闲时间（他们有空闲时间）。给他们发的换洗内衣是局限在他们小圈子内部的。由于上面说的那种愚蠢的等级观念的作祟，他们还竭力在衣着上显出和普通劳改犯有所不同，但可惜受到条件的限制。如果本营是以黑色棉坎肩或黑上衣为主，他们就努力从保管室领蓝色的；如果是以蓝色为主，他们就穿黑的。还有，他们在裁缝间用三角布片把劳改营的瘦裤腿接成喇叭口。
    　　生产杂役实际上是指工程师、技术员、施工员、班组长、车间工长、计划员、定额员，还有会计、女秘书、打字员。他们和营区杂役不同，派工时要站队，要走在有人押送的队列里（不过有时候也可以免除看管）。但是他们在生产中处于优惠地位：不要求他们拼体力，累不着他们。相反，苦力们的劳动、伙食、生活倒是攥在他们许多人的手心里。他们虽然与生活区的关系较小，但是力争在那里也保待自己的地位，争取得到营区杂役们享有的大部分优惠条件，尽管这些人永远争不到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方面也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属于上述一类的还有设计员、工艺员、测绘员、马达工、机械值班员。这些人已经不算“生产指挥员”，他们既没有坑害人的权力，也不对人员的死亡事故负责（只要死亡不是由于他的设计或他们管理的工艺所造成的）。这些人仅仅是有知识的或只有半瓶醋的苦力而已。跟任何一个干活的犯人一样，他们照样故弄玄虚，欺骗长官。可以半天干完的事，想方设法施上一个礼拜。在营里他们的生活一般和苦力差不多，常常编在作业班里。只是他们在生产区里的条件又暖和又安静。在办公室和小工房里，如果没有自由人在场，他们把公事丢在一边，大聊生活琐事、刑期长短、过去和未来。聊得顶多的是小道消息，例如：听说快要把“五十八条”（他们这些人大多是从“五十八条”里选调出来的）从杂役职位上通通撤下来，轰去干“一般”劳动啦！
    　　这种措施也是有深刻的唯一科学的根据的：社会异己分子已经从阶级的根子上烂透了，要改造他们几乎不可能了。他们的大多数只能用坟墓来改造。如果说有一个很小的部分还可以改造得了，那当然只能通过劳动，即体力的、繁重的（顶替机器的）劳动。如果劳改营的官员或看守员干这种劳动，那是辱没身份，虽然这种劳动曾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把猴子变成了人（但是在劳改营里它难以理解地把人又变成了猴子）。现在你就知道了，并不是出于报复，反倒是因为对改造“五十八条”还抱着微弱的希望，古拉格的条令中才严格规定无论在生活区或在生产中，按第五十八条判刑的犯人都不能担任享有特权的职位（只有在外边偷盗成绩卓著的人物才配担任与财物发生关系的职务）。这本来一定会遵照办理的，难道劳改营长官对“五十八条”有什么特殊好感不成！但是他们知道：按其他条文判刑的犯人中的专家加到一起，也不及“五十八条”中专家人数的五分之一。医生和工程师差不多全是“五十八条”。就以一般诚实的人和能办事的人来说，在自由人当中也找不出像“五十八条”这样好的。结果东家们变成了唯一科学理论的隐蔽的反对派，他们暗地里把“五十八条”安插在杂役的位置上（不过最肥美的差事总是留给普通犯。长官们跟这些人容易谈到一块。而且人大诚实了也碍事）。安插尽管安插，可是每当有关指令重申一次（而指令是经常重申的），每当调查团下来以前（而他们是经常下来的），长官们即不犹豫也不心疼，白嫩的大手一挥，就把属于第五十八条的杂役通通轰到一般劳动上去。花了数月工夫惨淡经营起来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好光景一日之间就灰飞烟灭了。被轰下台本身还不算要命，最叫当杂役的政治犯提心吊胆、不得安生的是没完没了的有关末日来临的小道消息。这些传闻毒化着杂役们的整个生活。只有普通犯能安安稳稳地享受杂役的地位。（不过，调查团一走，生产工作慢慢地垮下来，工程师们又被悄悄地挽回杂役的岗位上，直到下次调查团来再轰下去。）
    　　还有一批人，他们不单纯是“五十八条”，莫斯科在他的监狱档案上还打了一个单独的诅咒的烙印：“此人只可使用于一般劳动！”一九三八年许多科雷马人都盖了这样的烙印。对于这批人来说，连混上个洗衣妇或者毡靴烘烤工的差事都是不可企及的幻想。
    　　《共产党宣言》上是怎么写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说得相当像！）“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总还是出钱招雇的！总还是让他们干自己的本行！如果是派去干一般劳动又该怎么说？派去伐木又该怎么说？而且是“不出钱”的！而且是不管饭的！……诚然、把医生撤下来去干一般劳动是不常有的事，因为他们也要给长官的家底看病。至于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那只能在一般劳动里把他们报销掉，这些人当杂役什么也干不了。
    　　作业班长在劳改营中的地位很特别。照劳改营的规定，他们不算杂役，可是也不能把他们称为苦力。因此本章的议论也适用于他们。
    　　和在战斗中一样，在劳改营里也没有详细讨论的时间：杂役的职业到了手边，你就自然会把它抓住。
    　　但是几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活下来，我们的同伴们死去了。我们开始向大吃一惊的自由人和摸不关心的下一代一点点地揭示我们在那边经历的几乎没有任何人性的世界，——而我们必须以人类的良心为准则对它做出评价。
    　　这里遇到的主要道德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杂役的问题。
    　　在为那个劳改营中篇小说“选择主人翁的时候，我选定了一个做苦工的，我不可能选中其他任何人，因为只有做苦工的人才看得清劳改营里真正的相互关系（正如只有步兵这个砝码才称得出战争的全部重量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写回忆录的总不是他）。小说选择了这样一个主人翁，又有一些刺耳的话，使得某些前杂役大为恼火，认为受了侮辱——而我已经说过，活下来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杂役。这时候出来了一本季亚科夫写的“一个杂役的札记”（《经历札记》）。它自鸣得意地肯定他们在自找门路方面的足智多谋和不惜任何代价求得活命的方法之巧妙。（这样的书本应当在我那本书之前出现的。）
    　　在似乎可以发发议论的那短短的几个月，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关于杂役问题的讨论，对劳改营杂役地位的道德问题出现了某种一般性的提法。但是在我国任何一种情报都不许说得透彻，任何一种讨论都有许真正接触到对象的各个倾面。所有这一切注定一开始就遭到压制，不让一丝光辉落到真理的赤裸身体上。所有这一切都逐渐积成一个无定形的年深日久的大堆，几十年不死不活地报在那里，直到人们对这一堆垃圾中的废铜烂铁丧失了任何兴趣，再也找不到清理它们的途径为止。关于杂役的讨论刚一开始就刹车了，它从杂志文章退入了私人书信。
    　　但是劳改营的杂役和苦力之间的区别（虽然不必说得比实际存在过的差别更鲜明）总应划分出来才行，好在劳改营题目刚一产生，这个区分就做出来了。但是拉克申那篇经过审查的文章关于劳改营的劳动有一些过头的措词（好像颂扬了这种以人代机器并把我们从猴子变成人的劳动），结果这篇大体正确的文章，以及我那篇小说的部分内容，竟招致了前杂役及其从未坐过牢的知识分子友人们的愤怒反响：怎么，你们歌颂奴隶劳动（《伊万·杰尼索维奇》中砌墙的场面）？！怎么，“要汗流满面地去挣来自己的面包”？这不等于说，古拉格长官要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吗？我们引以自豪的，恰恰是避开了劳动，没有去靠它来苟延残喘。
    　　现在我回答这些反驳意见的时候，心里只可惜，这些话人们一时读不到。
    　　照我看，一个知识分子以此自豪是不体面的：你瞧，他没有降低身份去从事奴隶的体力劳动，因为他有办法搞到了坐办公室的工作。上一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处在这种境遇，除非他能同时信他们的小兄弟也施肥了奴隶劳动．是不会以此夸口的。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前可没有进办公室工作的这条出路！我们该怎样对待小兄弟？是不是可以容许小兄弟靠奴隶劳动去苟延残喘？（为什么不行？在集体农庄里我们不是早就容许他这样了吗！是我们亲自把他安排到那里去的！）既然这可以容许，是不是也可以容许他在这种劳动中找到一点乐趣，哪怕偶然一会儿零个把钟头，歇工之前，砖砌得顺手的时候，行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握着笔杆在纸上划拉的时候，用鸭嘴笔在绘图纸上勾出一根根黑线条的时候，不是也得到一些愉快的感觉吗？如果伊万·杰尼索维奇B白夜夜只是咒骂自己的劳动，他这十年怎么活得下来呢？他早就该在头一根柱子上吊死了。
    　　遇到这样几乎难以置信的经历又该怎么做才好呢：帕维尔·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一连干了七年（而且还是在惩戒劳改点里）。如果在伐木中看不到一点意义和兴趣，怎么能生活和劳动这么多年？他能挺下来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下为数不多的长期固定工人很关心的独劳点长（也得有这么一个奇特的点长），第一，给他们喝的菜汤是“管饱”的；第二，只允许创高产的工人夜间帮厨。这是一种奖励形式！干了一整天代木工作以后，丘尔佩涅夫就去厨房刷锅，往大锅里倒水，生炉子，削土豆——直干到半夜两点，然后他饱吃上一顿，连外套也不脱，倒头睡上三个钟头。有一次，也是作为奖励，他干了一个月的切面包工作。还有一次用自己砍伤自己的办法（没有人怀疑他这个纪录创造者）歇了一个月的工。就这些！（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别的原因。）有个开过赌窟的女贼在他们生产小组里当马夫，她同时跟两个杂役姘居，·一个是木材验收员，—一个是仓库主任。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小组的产量总是超额。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拉撬马盖尔奇克能足吃燕麦，所以拉木材的劲头大——要知道马能吃到多少燕麦也要根据……小组完成的产量！（“可怜的人们！”这句话实在说腻了，至少这里我可以说一句“可怜的马们！”了吧！）但不管怎么讲——在伐木场连续干七年，这几乎是神话。如果不积极想办法、找窍门，如果不在工作本身中找乐趣，这七年怎么干得下来？丘尔佩涅夫说，只要给吃的，劳动下去不成问题。俄国人的天性如此……他掌握了“连续放倒”方法：第一根原条放倒时要有支撑，不让它弯垂，容易横截。后来的原条全是交叉地一根撂在一根上，使得枝杈全能集中在一两堆篝火里，不用从四面拖到一处。他会把正在倒下的树干准确地牵引到需要的方向。他从立陶宛人嘴里听说加拿大伐木人在地上竖一根桩子，利用倒下的树干把它压进地里。他劲头上来了：“来，咱们也试试！”果然成功了。
    　　看起来是这样的：有时候连一件令人痛苦和憎恶的工作，人也会带着不可理解的狂热去做，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自己干了两年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这个怪现象：忽然对劳动本身着了迷，而忘记了它是奴隶劳动，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在砌墙（否则不会在小说里写它）、铸造、木工，甚至发狂似地抢大锤砸废铁的劳动中，我都体验过这种奇怪的时刻。这么说，也可以准许伊万·杰尼索维奇并不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逃不脱的劳动是沉重的负担了吧？不每时每刻都憎恨它了吧？
    　　在这事上，我想人们会对我们让步的，会让步的，但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丝毫不能引伸出对那些一分钟也未曾汗流满面地挣得面包的杂役们的责难。
    　　流汗虽是没有流汗，但他们执行古拉格长官的旨意可是很卖劲的（否则就会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很精细的，用上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要知道，所有重要的杂役职位都是劳改营和劳改生产的管理环节。它们恰恰是整个链条中经过特别锻造的（高质量的）环节，如果没有它们的话（如果所有犯人都拒绝杂役的职位的话！），经营管理的整个链条，整个劳改营体系都会崩溃！因为从狱外永远提供不了这么多的高级专家，而且是同意多年在这种猪狗不如的条件下生活的专家。
    　　可为什么没有拒绝呢？为什么没有把卡舍伊的链条拆散？
    　　杂役的岗位全是经营管理的关键岗位。定额员！可是他们的助手记帐员的罪恶比他们少得了很多吗？施工员！可是技术员就那么干净？在哪一种杂役岗位上不得迎合上司，参与总的强制体系？难道一定要做文教科的教育员或“教父”的值日员才能直接为魔鬼做事？如果H做的是打字员的工作，仅仅是个打字员，她完成劳改营行政科交来的打字任务，这不意味着什么吗？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打的是命令的副本呢？这总不会给犯人们带来好处吧……。假设行动特派员没有自己的打字员，他需要自己打出对明天要拘捕的自由人和犯人的起诉书和整理好的揭发材料。可是，你看，他可能把这个任务交给这个打字员，而她就会把这些材料打出来并保持沉默，不去警告大难临头的人。是的，就此而言，即使一个最低等的杂役，总务大院的小炉匠，能不去完成制造手铐的订货吗？能不去加固强制室的铁窗吗？要不我们还是只限于波文字的工作吧：计划员怎么样？一个清清白白的计划员就不帮助和配合有计划的剥削啦？
    　　我不明白这些智力的奴隶劳动比体力的奴隶劳动有什么干净和高尚的地方？
    　　因此最应当激起我们的愤慨的不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汗水，而是劳改营办公室里平静的钢笔的沙沙声。
    　　我自己的一半刑期是在“沙拉什卡”即“天堂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上工作。我们在那里与群岛的其余部分隔离了，看不到它的奴隶们的生活。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同样的杂役？难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加强着同一个内务部和整个的镇压体制？
    　　群岛上和整个地球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不正是通过我们去完成的吗？而我们却对伊万·杰尼索维奇大张挞伐，责备他不该砌砖。我们自己砌上去的砖比他还多呢！
    　　在劳改营里听到较多的是相反的抱怨和责难：杂役们骑在干苦力的人们脖子上，私吞他们的食物，靠盘剥苦力保自己的命。这特别是针对营区杂役们说的，而且往往是言之有据。是谁在发给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包时克扣分量？是谁用蘸水的办法偷窃他的砂糖？是谁使得猪油、肉、好的麦片都进不了大灶？
    　　掌管吃饭、穿衣大权的营区杂役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要谋取这些职位，需要会钻营、耍滑、溜须拍马。要保住这些职位，需要冷酷无情和毫无良心（往往还需要兼任情报员）。当然，任何概括都难免牵强，我凭自己的记忆就能举出几个相反的例子，说明还是有正直无私的营区杂役。不过这种人在这些位置上都呆不久。至于大量日子过得不错的营区杂役，可以有把握地说，腐败和邪恶在他们当中，一般说来，要比在普通土著居民中凝聚得更加浓厚。劳改营长官们把这类工作交给他们原来的同僚——被关进劳改营的国家安全部门和内务部人员，并不是偶然的。沙赫特州内务处处长被关了进来，没有被派去伐木，又以马索里拉格指挥部独劳点派工员的身份爬了上去。内务部人员鲍里斯·古加纳瓦被关了进来（“因为我拆过一个教堂上的十字架，从此我一辈子没遇到好事”），他会在列绍塔火车站劳改营食堂里当主任。但是表面看来完全是另一类的人物也能加入他们的行列。曾在德国人手下办过“青年近卫军”一案的克拉斯诺顿市俄国侦查员在奥泽尔拉格的一个分营里充当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派工员。萨沙·西多连科过去曾是侦察员，一开始工作就落到了德国人手里，马上就开始为德国人工作，现在是肯吉尔的保管室主任。他很喜欢为了自己的遭遇在德国人身上出气。德国人干了一天活累得要死，晚点名之后刚要入睡，他就假装喝醉酒，走到他们那里使劲把他们叫起来：“德国人！Achtung！（注意！）我是你们的神！给我唱歌！”（吓坏了的德国人迷迷糊糊地从板铺上爬起来，向他唱“丽丽·玛尔莲”。）那些在深秋季节只让洛希林穿着一件衬衫离开劳改营的会计们；那个恬不知耻地用一份口粮面包从饥饿的安斯·伯恩施坦手里换走一双崭新的军用皮靴的布列波洛姆的皮鞋匠……这些应当算是哪一类人？
    　　当他们聚在他们的门洞里，一边亲亲热热地抽烟一边商议营里的事情，你很难设想他们当中谁没有同流合污。
    　　不错，他们也能说得出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话。例如利帕伊写过这么一封激昂慷慨的信：
    　　“犯人的口粮无处不偷，无人不偷，而且方式极为恶劣狠毒。杂役们为个人偷一点，这只是小偷小摸。从事大规模偷窃的杂役都是迫不得已的（？）。管理局工作人员，不论是自由雇佣的还是犯人，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从分营工作人员身上榨油水，分营工作人员从劳改点工作人员身上榨，而后者就从保管室和厨房里在犯人的口粮上打主意，最可怕的鲨鱼不是杂役，而是自由雇佣的长官（谢夫德文拉格，北德维纳营的库拉根，波伊绥-沙普卡，伊格纳坚科），他们不是偷，而是从保管室里‘拿’，一拿就不是几斤，而是几口袋，几大桶。他们照样不是单为个人拿，他们还要分赃的。犯人杂役干这种事，总还得在手续和帐面上遮掩遮掩。但是谁要不肯做这种事，不仅要丢掉现有的职务，还会被发送到惩戒劳改点和严管劳改点去。杂役人员的成份就这样按照长官的意志过着筛子，剩下的全是害怕体力劳动的胆小鬼、坏蛋、痞子。如果出了事，受审判的总归是保管员和会计，长官们仍是没事人：他们并没有留下收据。保管员揭发长官们的口供，侦查员一概认为是拨弄是非。”
    　　这可以说是一幅自上而下的画面……
    　　我有一个熟人，娜塔利亚·米利耶夫娜·阿尼奇科娃，一个诚实到极点的女人，有一回命运不知怎么要她当上了劳改营面包房的主管。她一上任就发现这儿有个老规矩：烤出来的面包（犯人的口粮）每天都有一部分送到（当然没有任何文字凭证）营区外面去，反过来烤面包的师傅每天从自由人的小卖部得到一些果酱和黄油。她取消了这个陋规，不让往营外送面包。从此每天烤出的面包又生又糊，后来出炉的时间总是推迟（这是面包师搞的鬼），后来仓库开始卡他们的面粉；独劳点点长（他原来捞到的好处最多）不派马给面包房运输。阿尼奇科娃斗争了若干时日，最后只好缴械投降。此后工作马上又能顺利进行了。
    　　一个营区杂役即使能够不染指于普遍的偷窃，他也几乎不可能忍得住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取其他好处——不按顺序进“休息点”、病号的伙食、最好的服装、换洗的内衣、工棚里的铺位。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这么一个圣洁的杂役，面前摊着一大堆好处，竟然一把不捞，一尘不染。其他杂役对这样的人一定会存戒心，一定会把他挤下去！个个都会享受点好处，也就是占苦力们一点便宜，哪怕是间接地、拐弯抹角地、连自己也不知道地。
    　　营区杂役要不昧良心，难呐，很难响。
    　　要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呢，那就是他取得这个位置所采取的手段问题。单靠硬碰硬的专业知识（像医生和许多生产杂役那样），在营区里机会不多。因残废而当上这个差事，也还算一条无可非议的正道。但经常地是靠“教父”的保举。当然还有些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途径：靠监狱里的！日相识，或者靠小集团的集体支持（多数是民族集团。某些小民族在这方面特别有办法，一般都挤进了杂役的位置；共产党员也是如此，他们心照不宣地互相提携入
    　　还有一个问题：他爬上去之后，对其他人，对灰色牲畜们抱什么态度？有好多人变得不可一世，好多人变得粗鲁凶暴。我们本是同根生，好花能有几口红，这些道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还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即使你对囚犯弟兄们没有做过一点坏事，可是你为他们做过哪怕一件有益的事没有呢？你哪怕有一次利用自身的地位去捍卫过公众的利益吗？或者从来只是自顾自的？
    　　把“盘剥”、“骑在脖子上”之类的责难加在生产杂役身上恐怕怎么说也是不公正的：不错，做苦工的人们的劳动没有得到报偿，但是这并不因为是养活了生产杂役。生产杂役的劳动也没有得到报偿，一切也流进了同一个无底洞。可是其他一些道德上的疑问仍然存在：在生活条件上占便宜实际不可避免；获得合适安排的路子未必总是清白；还有那趾高气扬的神气。此外永远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你为公众的利益做了些什么？哪怕做了一点点？哪怕做了一回？
    　　要知道，能回忆出自己曾为普遍的利益做过哪些事的，确有人在，如瓦西里·弗拉索夫那样的。这些头脑清楚、精明干练的人物善于绕过劳改营的专横统治，致力于组织公众的生活，一方面使得大家不至于全都死掉，同时也叫托拉斯和劳改营都上点当。这些人是不把自己的职位看作个人的饭碗而看作是对当牛做马的囚犯们承担的重任和义务的群岛上的英雄——把这样的人称做“杂役”，连舌头都打不过转来。这一类人在工程师当中最多。光荣归于他们！．其余的人则无光荣可言。更没有什么可以树碑立传的。逃避了低级的奴隶劳动、没有汗流满面地砌砖，并不见得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高贵。什么“我们这些脑力劳动者干一般劳动要消耗双重能力：一份用于劳动本身，一份用于停不下来的思考和感受，所以我们逃避劳动，让粗人们去流汗是合理的呀！”……之类的论证大可不必去拼凑了。（我们的能力消耗是不是双倍的还大成问题呢。）
    　　是的，一个人要想能在劳改营里拒绝任何“安排”，任凭重力把自己拖到最底层，他就需要有十分沉毅的灵魂，十分豁亮的意识，他的刑期必需已经服了大半，此外恐怕还需要有家里经常寄来的包裹。否则这样做就等于直接的自杀！
    　　正如老劳改犯列-夫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所说的：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处决的名单；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在底舱里被憋死。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我得到了那个饿死的人缺少的两百克面包。
    　　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责难。这本书已经决定的并将坚持到底的方针是：一切受难者，一切受压榨者，一切被迫做出残酷抉择的人，与其应受怪罪，毋宁应受辩护。比较正确的作法是……为他们辩护。
    　　但是，在原谅自己在毁灭和得救之间做出抉择的同时，请不要健忘地朝那个必须在更凶险的条件下进行抉择的人扔石头吧。
    　　你们在本书中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以后还会遇到。
    　　群岛是一个没有文凭的世界，在这里是以自我介绍当证件的。犯人身上没有带着任何证件，包括学历证书。每进入一个新的劳改点，打算这一次把自己说成什么人，全靠你自己发明。
    　　医助、理发员、手风琴演奏员——我不敢再往上说了——在劳改营里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铁匠、玻璃匠、汽车修理工，也不会倒霉。但如果你是一个遗传学家或更糟糕地是一个哲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家——你就完了。过两个星期就会死在一般劳动里。
    　　我曾有好几回想说自己是个医助。有多少文学家、多少哲学家在群岛上靠走这条道保住了性命。但每一回都下不了决心——并不是害怕那个浮皮潦草的考试（我有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具备的医学知识，此外还懂得几句拉丁文，满可以唬住那些老粗），怕的是给别人打针，而我一点也不会。如果医学里只剩下药面、药水、热敷和拔罐——我一定决心走这条路。
    　　有了新耶路撒冷那一段经验，我懂得了当生产指挥员是个恶心差事。到了第二个劳改营——莫斯科市内的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一跨进门坎，在门房里就扯谎说我是个定额员（这个名称我还是在劳改营里头一回听说的；我八辈子也不知道制定定额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的指望在于，它是跟数字沾边的工作）。
    　　为什么一进门就要扯这个谎，而且恰好是在门房里呢？这是因为劳改工段长涅维任少尉，一个高个子的面色阴郁的驼背，尽管夜深了，仍然直接跑到门房来调查新到犯人情况：他天亮就要决定怎样分派他们的工作，他就是这么一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皱着眉头审视了一下我的掖在皮靴筒里的马裤、长下摆的军大衣、急切地渴望效劳的面部表情，提了个把有关定额的问题（我自以为回答得很巧妙，后来才知道涅维任听了两句话就看穿了我），结果我头天早晨就没有到营外去劳动，这表明我取得了胜利。两天以后他指派我当了……不，不是定额员，再往高里说！——当了“生产主任”，比派工员还高一级，是所有作业班长的上司。我褪下了马套包，钻进了牛轭头。我来以前根本没有这个职务。可见我在他们眼里是多么忠实的一条狗！而且涅维任还会把我调理成一条更好的！
    　　但是上帝保佑了我，我的官运又一次吹台了：没过一个礼拜，涅维任因为偷窃建筑材料被撤了职。这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人，他的眼神几乎具有催眠的力量。他用不着提高嗓门整个队列都会鸦雀无声地听他说话。凭年龄（五十开外），凭劳改营工作经验，凭残忍性，他早就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了。听说他很早就已经是中校，然而总是克制不住偷窃的嗜好。因为他是“自己人”，从来没有被交到法庭审判，但每次都被暂时撤职，每次都降一级。可是连在少尉这一级上他也没有站住。接替他的米罗诺夫中尉缺乏教育者的耐心，而我自己也接受不了他们要我当一把铁榔头的想法。米罗诺夫各方面对我都不满，连我写得铿锵有力的报告他也恼怒地推到一边：
    　　“你连写报告也不会，文笔疙里疙瘩。”他把帕夫洛夫工长写的报告递给我看，“瞧瞧人家内行人写的：
    　　“对于计划完成情况下降的个别事实进行分析时发现：
    　　1．建筑材料数量不足；
    　　2．由于作业班工具供应不充分；
    　　3．技术人员对各项工程组织得不够；
    　　4．安全技术也没有被遵守。”
    　　文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切毛病都出在生产领导方面，而劳改营领导毫无责任。
    　　不过这位帕夫洛夫，前坦克手（平时也带着软盔），说话也是这个风格：
    　　“如果您了解爱情，请您向我证明，爱情是什么。”（他所议论的是他熟悉的题目：凡跟他接近过的女人对他都赞不绝口，在劳改营里这种事情是不大避人的。）
    　　第二个星期我就丢人视眼地被轰下去干一般劳动。派了这位帕夫洛夫顶替了我的角儿。我没有和他争位子，对于被撤职也没有反抗，因此他没有派我去挖土，而是编进了漆工班。
    　　然而我当官的这一段小小的过场却使我在生活条件上得到了固定的好处：身为生产主任，我自然住进了专为杂役准备的房间。这种享受特权的房子全营一共有两间。帕夫洛夫当时已经住在另一间相同的房子里，我被罢官以后没有出现对我那张床位的有资格的要求者，所以我仍在那里住了几个月。
    　　当时我看重的只是这个房间在生活方面的优越性；不是“小车厢”，而是普通的床；床头柜是两人用一个，而不是整个作业班一个；白天房门上锁，可以把东西留在房里；最后，还有一个半合法的电炉，不需要到院子里去挤着使用那个公用的大炉子。我当时看重的只是这方面，因为我仅仅是我自己的被压迫和吓坏了的肉体的奴隶。
    　　但是现在，当我产生了把那间屋子的同住者写出来的欲望的时候，我才懂得了它最主要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像空军将军别利亚耶夫和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即使不是将军，也差不了好多）这样的人物，除了在这个地方，无论凭个人的意向还是在社会的迷宫里，我一辈子既不会也不能和他们接近。
    　　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你火冒三大地顶回了什么人的话吗？结果你没有听完、没有抓住他的观点的体系。你出于厌恶而躲避什么人，从而一个你完全陌生的性格就从你身边溜走了，而那正是你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典型。不管为时多么晚，我终于发觉并认识到了，我一向只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那些令我赞赏，令我愉快和令我同情的人们的身上，因之我观看社会如同观看月球，永远是从一个方面。
    　　但正如月球以其微微的晃动（“天平动”）向我们显示出其背面之一部一样，这一间畸形人的屋子也向我略微揭开了几位前所不知的人物的面纱。
    　　每一个新入营的人在头一天、在头一次出工站队时就决不会没有注意到空军少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别利亚耶夫（在营里大家都叫他“将军”）。他在黑灰色的浑身虱子的劳改犯大队里特别显眼的地方不仅是他的高大匀称的身材，以及那件莫斯科大街上也见不到的十分高级的八成是外国货的皮大衣（穿这样的大衣的人是坐小卧车的），更主要的是他那心不在焉的特殊神气。即使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劳改犯的队列当中，他也有办法显示出自己与康集在他周围的劳改贱民没有任何关系，显示出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落到他们中间来的。他直挺挺地站着，眼光越过人群的头顶朝前望，好像是在检阅我们看不见的另一处的阅兵式。开始出工，门卫用小板子在走出营门的五列纵队最外面一排的人的脊背上点数，这时别利亚耶夫（他走在生产役班里）尽力避免走在外面一排。如果碰上了，通过门岗时他总是轻蔑地耸肩、扭身，用整个的脊背显示出他对门卫的蔑视。而那人果然不敢碰他。
    　　我认识将军还是我当生产主任的时候，也就是当大官的时候，情形是这样：在工程办公室里，他当助理定额员，我看到他在抽烟，走过去对火。我客气地先取得同意，朝他的办公桌俯下身去，别利亚耶夫以明确的动作把自己的纸烟抽回去，躲开我的烟头，好像怕我给它染上细菌。他掏出了一个阔气的镀镍打火机，摆在我面前。情愿让我弄脏、弄坏他的打火机，也不能降低身份伺候人——为我而拿着香烟！这下把我搞得很难为情。对每个厚着脸皮要求对火的家伙，他总是把贵重的打火机朝他面前一放，用这办法彻底压垮他，打消他再次要求对火的念头。当他自己正用打火机点烟的时候，如果有人趁机请求借火并急着把香烟凑上去，他不慌不忙地熄灭打火机，合上盖子，然后放到请求者的面前。这是叫你们更清楚地懂得他做出的牺牲的分量。挤在办公室里的自由人工长和犯人作业班长如果找不到别人对火，宁愿到大院里去借火，也比求他舒服。
    　　我现在和他住在一间屋里，而且床挨床，所以能够发现，他处在犯人的地位时支配着他的主要感情是嫌恶、轻蔑和易怒。他不但从来不去劳改犯食堂（“我连它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而且除了那份口粮面包之外，从不让同屋的普罗霍罗夫从食堂给他端来任何煮的食物。然而整个群岛上像他这样作践这份可怜的口粮的犯人还能找到一个吗？别利亚耶夫小心地拿着它，好像它是一只癞蛤蟆。要记住它曾是被许多人的手碰过的，是用木筐抬来的。他用刀子把六面都消掉—层，连皮带瓤。削下来的这六个薄片他从来不送给请求者——普罗霍罗夫或者那个老值日员，而是亲自扔进林水桶。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不给普罗霍罗夫。他骄傲地仰起留着极短的银白寸发的头（留得很短，使它又像是一种发式，又像是劳改犯的光头）：“我在卢宾卡的一个同监难友有一次求我；把您喝剩下的汤送给我！我听了浑身别扭！我见不得人类的屈辱！”他不肯把面包送给挨饿的人，是为了不让他们蒙受屈辱！
    　　将军之所以能如此容易地保持他的高傲，是因为紧挨营门有一个四路无轨电车站。每天正午，我们从劳动区回生活区午休，将军的夫人便会走下门岗外的无轨电车。她用保温瓶带来热腾腾的午餐，这是一小时前在将军家里的厨房里做好的。工作日不让会见，保温瓶由狱吏转交。但每逢星期天他们可以在门房坐半小时。据说夫人每次离去都是泪流满面：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把一周来他的高傲的受难的灵魂中郁积的一切全都朝她发泄出来。
    　　别利亚耶夫有一条观察得很正确：“在劳改营里保存东西或食品，简单地放在柜子里，简单地锁起来是不行的。柜子必须是铁的，而且必须铆死在地板上。”但是他由此马上得出结论说：“劳改营是一百个人里头有八十个是痞子。”（他不说九十五，免得失去交谈者。）“如果我出去以后遇到这里的人，如果他朝我跑过来，我就对他说：‘你疯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和别人同屋我实在受不了！”他说（同屋者才六人）、“要是我能锁上门一个人吃饭该多好！”这不是暗示我们在他吃饭的时候应当走出去吗？他特别想单独吃饭！——是因为今天他吃的东西和别人的有天壤之别？或者单纯因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有避开饥饿者的眼睛大吃大喝的老习惯？
    　　另一方面，他倒很爱和我们谈话，看来他不见得真的喜欢住单间。但是他所喜欢的谈话方式是单方面的。他声音洪亮，充满自信，全是说他自己的事。“他们向我提出过另一个条件比较舒服的营。”（我完全相信对他这样的人会提出几个劳改营供选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你知道，我……”“我在莫属苏丹的时候……”
    　　他当真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世面。他年纪不到五十，身体还很结实。只有一点颇为奇怪：他身为空军少将，但是从来没有谈过一次自己的战斗飞行，甚至一次普通的飞行也没有谈到过。然而据他说他在战时担任过我国赴美空军采购团团长。美国显然使他惊异不置，他从那里也是满载而归的。别利亚耶夫从不降低身份向我们说明他被捕的确切原因，但显然与这次美国之行或他关于此行的谈论有关。“奥采普建议我走一概相认的道儿，——（这就是说，辩护律师重复着侦查员的话。）可是我说，让他们判我加倍的刑吧，反正我没有什么罪！”对于当局说来他的确没有什么罪，这是可以相信的；判给他的不是加倍的反而是减半的刑期——五年。连对十六岁的嘴巴不谨慎的孩子判的也比这多。
    　　看着这个人，听着他说话，我常常想：“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这已经是在粗鲁的手指扯掉他的肩章（我想象他那时是怎样畏缩躲闪的！）之后，在搜身之后，在站隔离室之后，在“乌鸦车”之后，在“背过手去！”之后了。他至今仍是连一点小事也不许别人回嘴，更不用说大事（大事他连谈都不和我们谈，除了一个季诺维也夫。我们这些人都不配）。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有一次能听取不是他e已发表过的见解。他纯粹不具备接受任何论报的能力！不等我们说出论据，他已经全知道了。他以前当采购团团长——苏维埃赴西方的使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准是一个衣冠楚楚、神秘莫测的白脸斯芬克斯，西方人眼里的“新俄”的象征。如果有什么事求他，会怎么样？如果带着请求把头伸进他的办公室，会怎么样？天晓得他会怎样咆哮！天晓得他会怎样能人！如果他出身于军人世家，这类事还可以理解。但并非如此！这种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自信是第一代苏维埃将军后天学会的。内战时期他在红军里还是穿树皮鞋的小鬼，连签自己的名字还不会呢。从哪儿这么快地学来了这一套？……这是因为他一直处在特殊的圈子里——连乘火车，连住疗养所都永远在自己一伙人中间，永远在凭通行证出入的大铁门里面。
    　　其他那些人怎么样？看来和他的相同点比不同点多。如果“三角形各角的和等于180”的真理妨害了他们的公馆、官衔、出国机会，那会怎么样？他们会砍掉画三角形的人们的脑袋！他们会推倒房屋的三角形山墙！他们会发布一个只许按弧度测角的法令。
    　　有时候我又想，我自己怎么样？花二十年时间就一定不能把我也变成这样的将军吗？完全可能的。
    　　我进一步仔细观察：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完全不是个坏人。他读果戈理的时候发出充满善心的笑声。如果情绪好，他还能把我们逗得乐不可支。他的嘲讽是有才智的。如果我想在自己心里培养对他的憎恨，当我们并排躺在自己的床上的时候，恐怕是做不到的。不，他变成一个十足的好人的路并没有封死。但他必须经历许多苦难，许多苦难。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季诺维也夫也不去劳改犯食堂，也想安排家里人用保温瓶给他送午饭。落在别利亚耶夫后面，低他一等——比挨刀割还难受。但形势严重些：别利亚耶夫没有被没收财产，而季诺维也夫的财产部分被没收。他的现金、储蓄着来全被打扫干净了，只剩下一套阔气的高级住宅。但是关于这个住宅他可对我们讲了个够！他一次又一次地讲，一讲就是老半天，津津有味地描绘洗澡间的每一个细部，知道自己的介绍会使我们得到怎样的享受。他甚至有一句格言。“四十岁以上的人的价值是由房子决定的。”（所有这些话他全是当别利亚耶夫不在场时才讲，因为那个人可能连听都不听，那个人可能自己打开话匣子讲起来，只是不会谈房子，因为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他宁愿再把苏丹搬出来讲一次。）但是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老婆有病，女儿不得不工作，所以保温瓶没有人送。每个星期天给他送来的牢饭也是很菲薄的。他只得带着破落贵族的骄傲忍受自己的现况。食堂他仍是不去，瞧不惯那儿的肮脏和吃饭时嘴里吧卿吧卿的粗人，但是无论菜汤和稀饭都还是叫普罗霍罗夫给他拿到这间屋里来的，在这里的电炉上温热。他也很想把面包的六面都切掉一层，奈何他没有另外的面包，只好局限于耐心地拿着面包在电炉上面烤，烤死面包六个面上由切面包工和普罗霍罗夫手上带来的微生物。他不去食堂，甚至有时候连菜汤也可以放弃，但是他还缺乏足以阻止他在这间屋子里委婉地求乞的贵族的骄傲：“给一小块尝尝行吗？好久没吃过这个了……”
    　　只要没有什么东西路着他，他总是过分夸张地温和而有礼貌。和别利亚耶夫的毫无必要的粗鲁摆在一起，他的彬彬有礼特别引人注目。他内心和外表都是一个十分拘谨的人。吃饭细嚼慢咽，动作都是小心翼翼的，活生生的一个契诃夫的营中人。逼真到这种程度，以至其他部分都用不着描写了，一切如契诃夫的手笔，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不是学校教师，而是内务部将军。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打算使用电炉的时刻，你占用一秒钟也不可能。在他蛇一样的目光下你马上就会抽回自己的小锅，如果不，他当下就可能说出难听话。星期天白天在大院里的漫长的点名，我有时试着带本书去（离文学远点的，每回都带物理学），躲在人背后偷偷读。哎哟，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带来多大痛苦啊！竟然在队列里看书！在神圣的队列里看书！分明是故意显示自己的挑衅，炫耀自己的肆无忌惮。他不正面制止我，可是眼睛这样瞄着我，这样痛苦地朝我撇嘴，哼哼卿卿、嘟嘟嚷嚷，结果别的杂役对我读书也感到腻烦得要命，我只好放弃书本，每回像傻瓜似地白站个把钟点（在房间里头也读不成书，在那儿要听聊天）。有一回工程办公室一个女会计站队来迟了，杂役小队去工区的出发时间耽误了五分钟。小队本该走在上工队伍的排头，现在却走在队尾。这本是平常的事，派工员和看守员连注意都没注意。但是身穿特殊的青灰色细呢军大衣、端端正正地扣着一项早已摘掉红星的保护包大檐帽、戴着一副眼镜的季诺维也夫对迟到者发出愤怒的咝咝声：“见什么鬼你要迟到？！为你我们大家都走不了！！”（他已经不能再沉默！这五分钟他气都出不来了！他病倒了！）那女的猛然扭过头来，两眼快意地闪闪发光，回敬他说：“马屁精！什么东西！乞乞科夫（为什么是乞乞科夫？大概是和别里科夫搞混了……），合上你那窟窿吧，……”还说了好些好些，再下去就该出脏字了。她只动用了她的灵牙利齿，并没有举起手——但看起来好像是在扇他的耳光子，因为他的乳白色的姑娘似的脸皮上泛出红一块白一块的斑点。耳朵变成紫红色，嘴唇抽动着。他怒不可遏，可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也没有抬起手来自卫。那天他对我诉苦说：“我这个改不了的宜筒子脾气真是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也丢不掉守纪律的习惯。我不能不对别人提意见，加强周围的纪律性。”
    　　早出工站队时他总是焦躁不安；他巴不得快些冲向工作地点。杂役小队一跨进工区他就故做姿态地赶到侵腾腾返方步的人们前头，差不多跑步走进办公室。他是想让长官们看在眼里吗？这没有多大意思。是要犯人们看到他工作多忙吗？——这是一部分原因。而主要的、最真实的原因是想尽快脱离人群，脱离营区，把自己关在计划科的安静的小房间里，在那儿……在那儿决不是做瓦西里·弗拉索夫做的那些事，决不为解救作业班里的难友们打主意，而是混钟点、抽烟、幻想再来一次大赦，想象自己坐在另一张办公桌旁，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有好几个按铃，有好几部电话，有奴颜婢膝的女秘书，有站得笔直的来访者。
    　　我们知道他的事很少。他不喜欢谈起内务部的往事，无论是级别、职务还是工作性质。这是前内务部人员普遍的“腼腆劲儿”。可是他身上的军大衣恰好是《白波运河》一书的作者们描写的那种青灰色的。进了劳改营他也没有想到要从制服上衣和制裤上把蓝滚边拆掉。在受监禁的两年中，他连劳改营真正的老虎口的边都没有挨到过，连群岛的无底深渊的气味也没有闻到过。送进现在这个劳改营自然是由他选定的：他的住宅离劳改营只有几站无轨电车的距离，在卡卢加广场附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底层，也没意识到现在周围的人对他多么敌视，所以在房间里有时也漏出一点底细：有一天说他跟克鲁格洛夫（那时候还不是内务部长）很熟，另一次说跟弗连克尔、扎维尼亚会很熟，说的全是古拉格的大头头。有一回提到他战时领导过塞兹兰-萨拉托夫铁路很长一段的筑路工程，这么说是在弗连克尔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干过。“领导”这两个字可能包含些什么意思？他什么工程师也不是。那么说是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喽？是另一位可爱的克莱因米海尔喽？就是从这样的高峰一下子鼻青脸肿地跌到几乎是普通囚犯的水平。他的问题是属于一百零九条，对于内务部来说，这意思是收受了超过级别所容许的贿赂。因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这表明他收受的贿赂够判二十年。）根据斯大林的大赦令，他剩余的刑期被减掉了一半，今后还得蹲两年多一点。但是他很伤心——伤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样。
    　　我们房间的唯一的窗户是朝涅斯库奇内公园开的。窗外不远处，略低于窗口的树梢在随风摆动。景色不断在这里交替；暴风雪，解冻，新绿。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受到什么刺激而只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时，他往往临窗而立，眼望着公园，用轻柔好听的声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唤醒。
    　　你说怪也不怪？——严然一位坐在客厅里的十分可爱的先生。可是他沿着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汉斯库奇内公园靠近我们营区的一角，有几道小土岗把游人隔开，是块十分隐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们这些剃光头的人能从窗口看到的话。五一节，有个中尉把一个穿花布拉吉的姑娘带到这个隐蔽处所，他们避开了公园的游人，而对我们就像对猫儿狗儿的目光一样满不在乎。军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摊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个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唤，
    　　往昔的爱情莫再留恋。
    　　整个说来我们的小房间像是一个小模型。内务部官员和将军完全支配着我们。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我们才能在他们不用的时候使用电炉（它是人民的）。一切问题全由他们决定：给房间通通风还是不通风，鞋放在什么地方，裤子挂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停止说话，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沿着走廊走几步就是大统舱房间的房门，那里面是吵嚷喧闹的共和国，那里面把一切权威都骂得狗屎不值；而我们这里却是享有特权的，我们依仗特权，也就必须尽力遵守法纪。自从我被踢进了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发了：我成了无产者，任何一分钟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间去。农民普罗霍罗夫名义上是生产杂役的“小队长”，实际是叫他担任一个侍候人的职务——拿面包、端小锅、和看守及值日员办交涉，总之是做全部低贱的工作（这正是那个养活两个将军的农夫），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听命于两个独裁者。但是伟大的俄国知识界在哪里呢？他们在瞧着什么呢？
    　　普拉夫金一博士（他的姓并不是我臆造的！）神经病理学家，劳改营医生，今年七十岁了，这表明革命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是在俄国思想界最美好的年代，在讲究良心、荣誉、爱人民的精神熏陶下成熟的人。请看他有怎样的仪表！在令人肃然起敬的硕大的头颅上飘动着灰白的银发，劳改营里的剃头推子也未敢触动它（这是卫生科长恩准的优待）。他的肖像会使世界上第一流的医学杂志的封面生色！任何国家有这样一个卫生部长都不会觉得寒碜！他的庄重的大鼻子使人们对他的诊断产生充分的信任感。他的一举一动显得尊严而稳重。博士的身躯如此奇伟，以至单人铁床几乎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悬在外面。
    　　我不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神经病理学家。很可能是个好大夫。但是那必须是在一个松松散散、和和气气的时代，并且一定不是在国立医院工作，而是在家里开业。橡木的房门上钉着铜牌，靠墙坐地的大自鸣钟发出悦耳的哨哨声。不慌不忙，除了自己的良心对什么也不用服从。然而在那以后，他着实地被吓坏了，吓得他一辈子也没有缓过劲来。我不知道他以前坐过牢没有，内战时期拉他去陪过绑没有（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是不用手枪顶着他的脑门，也足能吓破他的胆。只要让他做做这些事就够了：叫他到门诊部去工作，那里要求一小时看完九个病人，时间只够用小槌敲一敲膝盖；再让他当当“劳动力医务鉴定委员会”委员，还有疗养区委员会委员，还有兵役委员会委员，到处都要在各种文件上签字、签字、签字，同时知道每签一个字都可能掉脑袋，某某大夫已经抓进去了，某某也是了，可是你仍得不停地签字：病假条子、诊断书、鉴定人证明、医生证明、病历。每签一个字都引起一次哈姆雷特式的苦恼：给假还是不给假？适合现职还是不适合？有病还是没病？病人朝一边求你，长官朝另一边压你。惊恐过度的博士手足无措，犹豫不定，浑身发抖，常常吃后悔药。
    　　但这都还是在外边的时候，这还都是些甜点心！自从带上“人民敌人”帽子被抓进来，被侦查员吓出足以致命的心肌梗死（我想象他既然吓成这个样子，会有多少人被他攀扯了进来，恐怕整个医学研究所都被他攀扯进来了）以后，你看他现在变成了怎么样的一个人！独劳点卫生科长（一个自由人身份的根本没有学过医的老酒鬼）的一次普通的例行巡视都会使普拉夫金惶恐到这个地步，以至连病人卡片上的俄文字也念不下来了。他现在变得十倍地犹豫不定。在劳改营里他简直手足无措，连体温达到37.7能不能开病假也不知道了。万一挨骂怎么办？必定会跑回我们屋子里来商量。每当受到劳改营长或者哪怕是普通看守的夸奖以后，他才能在安定平稳的状态中生活上一天。受到夸奖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似乎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从第二天早上起难以摆脱的恐慌感又偷偷地回到他的身上。一次营里发送出一批很紧急的解犯，因为太匆忙，以至没有时间安排他们洗澡（没有把他们光着身子赶进冰凉的澡房，算他们幸运人看守长来找普拉夫金，叫他写一张解犯已经过卫生处理的证明。普拉夫金照例唯命是从，但是事后瞧他变成了什么样子！一回到屋里他就像砍断了腿似地一头栽到床上，手按心口，哼哼唉唉。他根本不听我们的宽慰。我们睡着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上厕所。最后，到了后半夜，他穿上衣服，样子像疯子似地去找值班看守员商量，这个看守员外号叫“小矮个”，是个大字不识的直立猿人，只不过帽子上有颗小红星罢了。他问他现在会怎么样？犯下这个罪会按五十八条给他再到一次刑？还是不会判？或许只会从莫斯科市内的劳改营发送到远地的劳改营？（他家在莫斯科，经常送来丰富的食物，因而他一心赖在我们这个小劳改营里。）
    　　心惊胆战的普拉夫金在一切事上，甚至在检查卫生的工作上都丧失了魄力。他对炊事员、值日员，对自己的卫生科连一点要求也不会提了。食堂里很脏，厨房里不好好洗饭碗，卫生科不知道多少天才抖一次病房的被子。这些他全知道，可是都不能坚持卫生的要求。只有一点是他和所有劳改营长官们共同犯的神经病——每天擦洗住房的地板（许多劳改营都搞这种穷开心的事）。这一点执行得倒是一丝不苟。永远潮湿朽烂的地板使得房内的空气和被褥从来没有干燥的时候。劳改营里最不行的老弱病残对普拉夫金也没有什么敬意。在他的狱中生涯里，没有抢劫过和欺骗过他的，只有不想干这种事的人。他的乱丢在床边的东西所以能原封不动，他的全营最无秩序的、一切都往外掉的床头柜所以能不被偷光，全靠我们房间夜晚是上锁的。
    　　普拉夫金的刑期是八年，按五十八条10和11，即作为一名政治人物、鼓动者和组织者。但是我发现在他的头脑里装的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的幼稚性。他被监禁了两年多，还没有成熟到他在侦讯阶段曾承认过的那些思想的高度。他仍相信把我们关进来是暂时的，是开开玩笑；现在正准备实行一次了不起的宽宏大量的大赦，这是为了使我们更加珍视自由，使我们为得到了这次教训而永远感谢机关。他相信集体农庄是繁荣的，旨在奴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卑鄙阴险的，急于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是在搞阴谋诡计的。
    　　我记得一次他满面春风地回到屋里，像刚做完美好的通宵祈祷的善男信女一样，脸上泛出安详、仁爱、幸福的光辉。他的善良而坦率的大脸庞上的那对下眼眶下垂的大眼睛流露出非人间的柔顺的神情。原来刚才开过一次营区杂役的会议。劳改点点长起先拍桌子大声申斥他们，后来忽然平静下来，说他对他们像对自己的忠实助手一样信任。普拉夫金激动地向我们交心说：“听了这些话，工作积极性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关于将军也要说句公道话，他听到这个只是轻蔑地撇了撇嘴。）
    　　博士的姓氏并不是骗人的：他是个爱真理的人。爱倒是爱，只可惜配不上！
    　　他在我们这个小模型里显得可笑。但是如果把眼光从这个小模型转向大模型，你就会惊呆。我们的精神的俄罗斯有多大的百分比变成了这副模样？仅仅因为一个恐惧……
    　　普拉夫金成长在有文化的人们当中，一生从事智力劳动，他周围都是一些智力发达的人，但他能算一个知识分子即具有独立智能的人吗？
    　　多年来我不得不对“知识阶层”这个字眼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都很喜欢把自己归入这一类，而实际上并非全都能归得进去。这个字眼的含意在苏联完全歪曲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双手劳动的人都成了知识分子。这里包括所有党的、国家的、军队的和工会的官僚；所有的会计和记帐员——拨算盘珠的机械奴隶；所有的办公室职员。我们更加轻易地把全体教师（那些顶多只是个会说话的教科书，即没有独立的知识也没有独立的教育见解的人也在内）也都归到这里。还有所有的医生（那些只会在病历上瞎划两笔的也在内）。至于那些仅仅和编辑部、出版社、电影厂，演奏厅沾点边的，也都被毫不犹豫地划入了这一类，更不消说那些出书、拍片、拉琴的人了。
    　　实际上一个人不能单凭上面任何一个标志就划入知识界。如果我们不想根本失去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应降低它的价值。知识分子不是依职业属性和工作种类决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养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和志向是换而不舍的，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外界环境所强加，甚而是与外界环境相对立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在我们这个屋子里的畸形人当中别利亚耶夫和季诺维也夫被认为是最大的知识分子。这两位高级人士对于工长奥拉切夫斯基和粗俗的保管员普罗霍罗夫感到很不舒服。在我当总理的时代，将军和内务部官员撺掇我把这两个乡巴佬从我们房里驱逐出去，因为他们身上太脏，因为他们爱穿着皮靴躺在床上，总之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分子味（将军们竟要赶走供他们吃喝的农人了？）。但是我很喜欢那两个人，我自己灵魂深处也是一个农夫，从而屋里形成了均势。（后来将军们大概又对别人提出要把我赶出去。）
    　　奥拉切夫斯基的外貌确乎有些粗俗，一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也没有。音乐，他只懂乌克兰民歌，什么古老的意大利绘画，什么现代的法国绘画，他连听也没有听说过。他爱不爱看书我不好说，因为我们营里没有书。屋里发生抽象的争论他从不参加。别利亚耶夫关于英属苏丹和季诺维也夫关于自己住宅的最精彩的独白，他都像没听见似的。他在空闲时间爱把脚跷到床头栏杆上长久地沉思默想，大皮靴的后跟搭着栏杆，靴底朝着将军们。（并不是有意挑衅。出工集合前、午休或者在还等着出门的黄昏，哪个明智的人能放弃稍躺一会儿的乐趣？而长筒靴脱起来很麻烦，里面用两副包脚布撑得紧绷绷的。）奥拉切夫斯基对于博士的那些自我折磨也是木头木脑地毫无反应。他沉默了一两个钟头以后突然会和房里发生的事情牛头不对马嘴地用悲剧的口吻宣告：“是的！五十八条获得自由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另一方面，凡是关于日常用品的属性，并于日常生活行为的正确性等实际问题的争论，他总是带着乌克兰人的倔劲参加进来，性急地证明毡靴所以会坏是因为在炉子上烤的，一冬不烤反倒有好处，穿着更舒服。由此说来，当然，他哪里算得了什么知识分子！
    　　但是我们当中只有他一人对建设工程忠心耿耿，只有他一人能在工作时间以外有兴趣地谈这件事。当他听说犯人们竟把完全装好的隔断墙板拆掉当柴烧的时候，他用粗笨的双手抱住粗笨的头好像疼痛似地摇晃起来。他不能理解土著们的野蛮行为。这也许是因为他只蹲了一年的原故。有人跑来说，从八层楼上掉下一块水泥板。所有人都惊呼：“砸死人没有？”可是奥拉切夫斯基却向：“你看见它是怎么摔碎的？裂缝沿着哪个方向？”（水泥板是按照他的图纸浇灌的，他想弄清楚他的钢筋布得好不好。）在十二月的大冷天，作业班长和工长们聚在办公室烤火，聊着劳改营里的闲话。奥拉切夫斯基进来，摘下一只手套，郑重其事、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只不能动弹了但仍活着的有桔黄和黑色花纹的漂亮的蝴蝶：“请看，这是一只零下十九度里冻不死的蝴蝶！是停在大梁上的。”
    　　大家全围在蝴蝶旁边。我们之中有幸活着出去的人到了刑期结束的那一天未必能比这只蝴蝶更有生气。
    　　奥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学校教师。在教员休息室他向另一个教师指着《真理报》上部的什么东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个教师很快被打死了，奥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么，谁也没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见他笑，对党中央机关报发笑的事实本身就是大不敬行为！后来要奥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报告。他回答说，命令他要服从，可是他做的报告不会带劲。这下就越过了杠杠。
    　　这两人中间是谁——是普拉夫金还是奥拉切夫斯基——更接近于知识分子？
    　　关于普罗霍罗夫现在也不能不说几句。他是个大块头的庄稼人，沉重的脚步，沉重的目光，脸上没有什么叫人愉快的地方。他不事先考虑清楚是不露笑脸的。这种人在群岛上称为“灰狼”。他心中毫无牺牲自我、为别人做好事的动机。但马上引起了我的好感的是：他给季诺维也夫端小锅，给别利亚耶夫拿面包的时候一点不带巴结奉承的神气、不带假惺惺的笑脸或者哪怕一句没用的话。他带东西的态度庄严而矜持，要人看出他服务归服务，但不是他们的使唤小子。他需要许多食物才能填饱自己劳动者的巨大身躯。他所以忍辱负重全是为了获得将军的菜汤和稀粥。他知道这里人瞧不起他，他不生硬地答话，也不“踮着脚尖”替人跑腿。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透亮的，只是没到把心里想的讲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普罗霍罗夫是建造在石头地基上的。我国民间的许多东西都是靠这样的肩膀扛着。他对谁都不急着做笑脸，眼神是阴郁的，可是他也决不会扑上来咬你的脚后跟。
    　　他不是按五十八条坐牢的，但对我国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纳罗一佛明斯克附近当过不少年村苏维埃主席。那儿也需要有随机应变的本领，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该在上级面前顶住就得顶住。他这样讲起自己当主席时的情况：
    　　“要当爱国者，事事都得走在前头。不用说，什么麻烦也是你头一个碰上。比方在村苏维埃做报告，尽管在乡下说话总是归到实事儿上，可说不定哪个大胡子冷丁给你出个题：不-断-革-命是啥意思。鬼知道是啥意思。我就知道城里娘儿们烫头发”。要是不回答，人家就会说：你这老母猪嘴怎么拱进了面包房。我对他们说，这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革命，它又卷又滑，用手抓不住——不信你进城去看看娘儿们的弯弯头发，要不，去看看绵羊的也行。咱们跟麦克唐纳（英国首相）咬架的时候，我在报告里给政府提了个醒：我说，同志们，你们少去踩人家的狗尾巴不就行了？”
    　　年头一多，他摸透了我国生活中全部装点门面的把戏，自己也参加去做。他把一个农庄主席叫来，对他说：“你去培养个准备在农展会上得金质奖章的女挤奶员，日产量要六十公升的！”于是全农庄就全力以赴地去培养这么一个挤奶员了。往她的牛槽里猛例高蛋白饲料，甚至倒砂糖。全村和全农庄都知道搞这么个农展会要花多少钱。可是上级硬要演这出戏，自己哄自己——这说明人家要的就是这个。
    　　战火快烧到纳罗一佛明斯克的时候，普罗霍罗夫接到疏散村苏维埃的牲畜的任务。可是如果仔细琢磨琢磨，这项措施不是对付德国人的，而是对付庄稼人的：明摆着是要他们一无牲畜二无机器地留在一片空白地上。农民们不肯交出牲畜，动手打起来（他们预料集体农庄会散伙，牲畜就是他们的了）——差点没把普罗霍罗夫揍死。
    　　战线移到了他们村庄的背后，整整僵持了一个冬天。普罗霍罗夫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当过炮兵，现在没有了牲口，无路可走，自己跑到苏军的炮兵阵上去扛炮弹，直到被人家轰走。一九四二年春苏维埃政权回到了他们区，普罗霍罗夫又当村苏维埃主席。现在他又有了官报私仇、变成一条比以前更凶的恶狗的全部力量。他本来可以至今一帆风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人。他的心颤动了。
    　　他们属于重灾区，上级交给村苏维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对房子被烧的、最缺粮的户稍稍给些救济。普罗霍罗夫却可怜起老百姓来，发放的面包票超过了规定。结果捞上了一个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于麦克唐纳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饶恕了，而他对人们的恻隐之心则没有被饶恕。
    　　在屋里，普罗霍罗夫也喜欢一连好几小时一言不发地躺着，也和奥拉切夫斯基一样把长筒靴搭在床头栏杆上，呆望着灰皮剥落的天花板。将军不在场时他才开口。我十分欣赏他的一些想法和说法：
    　　“什么线难划——直线还是曲线？划直线需要工具，曲线——一个醉鬼用脚丫子也能划出来。生活的线也是这样。”
    　　“钱——现在是双层的。”（一针见血！普罗霍罗夫是说到向集体农庄要粮食是一个价，向人们卖粮食又是另一个价时讲这个话的。但是他看得更宽，钱的“两层性”显示在许多方面，贯穿于整个生活。国家按第一层付给我们，我们在所有地方都必须按第二层付出去，为了这个，我们非得自己从另外地方按第二层搞点钱才行，否则很快就会坐吃山空。）
    　　“人虽不是魔鬼，可照样不给你活路。”这是他另一个谚语。
    　　这一类的话还很多，可惜我没有记下来。
    　　我把这间屋子称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罗霍罗夫和奥拉切夫斯基两人归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当中畸形人占大多数，因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么？在我的头脑里，混乱的信仰、虚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虽然已经打破，撕碎，但它们的碎片仍然在那里漂浮。我的服刑期虽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但我仍然没有理解命运的手指向我这个被甩进群岛的人指出了什么。红色普列斯纳监狱里那个“专用犯人”灌输的“千万不要陷进一般劳动！”的浮浅而有腐蚀性的思想仍然支配着我。转向“一般劳动”的内心演变过程是很艰难的。
    　　一夜，一辆小汽车开进营门，看守员来到我们的房间，摇摇别利亚耶夫的肩头，叫他“收拾东西。”被突然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将军被带走了。他从布蒂尔卡还设法给我们传来一个条子：“不要灰心I（显然指不要因他的离去而灰心。）只要我活着，一定给你们写信。”（他终于没有写。我们从侧面听到了他的消息。看来当局认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劳改营里有危险。他被转解到波奇马。在那里已经喝不到从家里用保温瓶送来的汤菜；口粮面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面才吃了。又过了半年，有消息说，他在波奇马十分潦倒，为了占几口便宜，担任了送菜汤的角色。不知道这是否确实。用劳改营里的俗话说，这叫“怎么贩进来，怎么卖出去”。）
    　　这么一来，我第二天清早就顶替了将军的职务，当上了助理定额员，到头也没有学会油漆工的手艺。但是定额工作我也懒得钻研，只是随便加减乘除就是了。担任这项新工作期间，有时候我有到工地各处串串的机会，有时候能爬到我们正在盖的这座建筑的第八层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楼的屋顶上一样。从这里朝四面望去，整个莫斯科的市容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一个因犯的面前。
    　　一面是沃罗比约夫山，当时还是空旷的。未来的列宁大街刚刚规划，还不存在。卡纳特奇科夫别墅（精神病院）的外貌还是古朴的原始状态。另一面是新处女修道院的圆顶，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庞大建筑。隔着许多车水马龙的街道，在正前方远远的地方，是笼罩在丁香色的薄雾中的克里姆林宫，在那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对我们的大赦令，只剩下签发了。
    　　这个充满财富和荣华的世界正向我们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招手。它好像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永远够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样像一个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这个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羡慕和生翅飞向它的街道的愿望。束缚着我们的恶势力全是在这里缔造的。骄横傲慢的城市，它从未像战后时期这样充分地证实了这句谚语：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现在我时而利用一个前犯人难得的机会：到自己的劳改营去遛遛弯！我每次都很激动。把自己重新浸入过去的绝境，重温一次那种身份的人的感觉——这对于衡量生活的相对尺度是很有益的。原来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现在是“斯巴达克”商店。当时的大门就在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个无轨电车站旁边。三楼上那个窗口里，就是我们的畸形人之家。这儿是出工站队的地方。纳波里娜娘的塔式起重机就是沿这条线移动的。M·在这里溜进了贝尔沙德尔的房子。现在人们在柏油地面的院子里走路、散步、谈论琐事，他们哪里知道是走在尸骨堆上，是踩在我们的回忆上。他们不能想象，这个离市中心坐车不过走二十分钟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蛮的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与诺里尔斯克及科雷马比与莫斯科还联系得紧密。但是现在连我也不能爬上我们以前曾大摇大摆地来往的屋顶了，不能进入我漆过门窗铺过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样背起手在营区内踱来踱去。只当自己现在仍是不能出去的，只准从这里走到这里，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里去。现在已经没有界墙隔着的涅斯库奇内公园里的那些原来的树木向我作证说，它们还记得一切，记得我；一切确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线往返的散步方式来回走着，到尽头就向后转。走着走着，今日生活中的一切复杂问题都像蜡似地开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个流氓：沿着楼梯跑上去，在离营长办公室还有一截楼梯的拐角处的白色窗台上写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劳改工段”。
    　　经过的人会读到，也许会沉思的。
    　　我们虽然也是杂役，但是属于生产杂役之列。我们的房间不是主要的，在我们头顶上还有同样的一间，那里住的是营区杂役，由会计所罗莫诺夫、仓库管理员贝尔沙德尔、派工员布尔施泰因组成的三头执政从那里掌管着我们的劳改营。此项人事更动就是由他们决定的：撤销帕夫洛夫的生产主任职务，由K接替。于是这位新总理就于某月某日迁进了我们这个房间（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劳改营去了，不管他怎么巴结讨好）。他们对我也没有容忍多久：轰出了定额室，也轰出了这间卧室。（在劳改营里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车厢”里的铺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暂时留在这里的日子，有过对K进行过观察的时间。此人相当不错地为我们的小模型补充了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变种。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库科斯，三十五岁的会打算盘捞好处的商人（所谓“卓越的组织者”），专业是建筑工程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专业上很少表现，成天只是拉拉计算尺）。根据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经蹲了三年；完全适应了劳改营的环境，觉得和在外面一样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没有被派去做一般劳动的危险。他对于那些命该从事一般劳动的碌碌众生更没有任何怜悯的意思。他属于这样一类犯人，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犯人说来比群岛的残忍成癖的主子们的行为更可怕：只要卡住你的喉咙，他是不会放手的，不会让你偷闲的。为了能从犯人身上多榨出东西，他拼命要求减少犯人口粮（加强伙食的等级差别）、取消探监、把不中意的犯人递解外地。劳改营的和生产的领导都一样对他很赏识。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手段显然都是他进劳改营以前早已用惯了的。在外面他就学会了这样领导，他的领导方法拿到劳改营里来原来正合适。
    　　相似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库科斯很像我见过的什么人。像谁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泽-夫，我在卢宾卡的同监室的难友！主要不是外表，那个像野猪，这个身材匀称，高个，绅士派头。但是放在一起他们就能让我们通过他俩看到整整一批人——为了更快地踢开和大批镇压旧“专家”，曾经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出现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终于到来了——苏维埃高等技术院校的第一批毕业生！作为工程师，他们连给旧时代培养的工程师提鞋的资格也不够，无论按技术知识的广度还是按专业的本领以及对工作的热爱。（甚至和立即被驱逐出屋的大狗熊奥拉切夫斯基相比，库科斯马上就显出是一个只会动嘴皮子的家伙。）当他们在一般的文化方面冒充内行的时候，总是丑态百出。（库科斯说：“我喜爱（！）的作品是——斯汤达的《时代的三色》。”尽管对于XdX的积分尚不甚了然，他仍勇于赤膊上阵地和我进行有关任何高等数学问题的争论。他记住了五七句小学课本上的德文，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到处运用。他根本不懂英文，但是关于英语发音问题可以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其实那句英文只是他一次在饭馆里听到的。他还有一个记着各种箴言警句的小本子，常常翻看、暗记，以便瞅机会亮出来炫耀。）
    　　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能期望这些从未见过资本主义旧时代、决不可能被它的痈疽感染的人们具有共和国的纯洁性和我们苏维埃的原则性。他们当中许多人一出校门就当上了大官，拿高工资。战争期间祖国免除了他们上前线的义务，只要求他们发挥专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爱国者，尽管对于入党并不积极。有一点他们体会不到——他们体会不到对阶级指控的恐惧，所以不害怕在自己的决定里出差错，有的场合还大喊大叫地为它们辩护。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在工人群众面前不觉得自己矮半头，相反地对他们实行着全面的残忍而坚决的管卡。
    　　但也就如此而已了。他们尽可能使自己的工作日限于八小时。下了班才开始真正的生活：女演员、“大都会”饭店、“萨沃依”饭店。在这方面，库科斯和泽-夫的情况惊人地一致。下面是库科斯讲的，（免不了添油加醋，但基本是实话，一听就觉得可信！）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当他回味起当年的赏心乐事，整个脸上发出了光彩：
    　　“星期六傍晚我们乘车去‘布拉格’饭店。晚餐！你懂得晚餐在女人生活中占什么地位？早餐、午餐以及白天的工作，在女人心中是绝对的无所谓。对于她说来顶要紧的是三件事；衣服、鞋子和晚餐！‘布拉格’饭店里面实行灯火管制，但是可以上楼顶。栏杆。芳香的夏天空气。人们已经入睡的遮住了灯火的阿尔巴特大街。身边坐着一个穿绸（他每次都强调这一个字）布拉吉的女人！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个通宵，现在只是喝喝香槟！绛红色的太阳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尖顶后头慢慢爬出来。光芒、玻璃。窗、屋顶。我们付了帐。打电话叫来我的专车，它已经停在门口。凉风吹进打开的车窗，使人清爽。别墅挨着一片松林！你们知道清晨的松林是什么样子？拉下百叶窗睡上几小时。十点钟左右我们就醒了，阳光正透过百叶窗缝射进来。女人的衣裳杂乱无章地扔了一地，光景实在迷人。在凉台上吃一顿清淡的（你懂得什么叫清淡的吗？）早餐，喝的是红酒。然后朋友们陆续来到。小河、日光浴、洗澡。晚上各人坐车回家。如果星期天不休息，那么吃完早饭以后十一点左右就坐上车到机关去领导领导。”
    　　我们两人会有能够互相理解的一天吗？
    　　他坐在我的床上，两手比比划划，以求把那些扣人心弦的细节表达得更准确。回忆勾起的欲火烧得他摇头晃脑。我也在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一九四三年夏天的这些可怕的星期日。
    　　七月四日。拂晓。我们左方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整个大地在剧烈地颤动。绛红色的太阳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从天而降的传单：“投降吧！你们已经多次尝过了德军进攻的毁灭性威力！”
    　　七月十一日。拂晓。成千上万颗炮弹呼啸着划破我们头上的天空——这是我军发动了对奥廖尔的攻势。……“清淡的早餐？”当然，我懂得。这是在黎明前，在交通壕里，八人合吃一罐美国肉罐头，还有——乌啦！为祖国！为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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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政治犯的替身

    　　在这个大鱼吃小鱼的阴森的世界里，在这个用一块夹生的口粮面包就能买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里，谁个能是、哪里能有历史上一切犯人中荣誉与光明的体现者——政治犯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原来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杀、被灭绝的。
    　　替代他们的是什么人？
    　　什么——替代？从那以后我国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们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既然已经实现了普遍的公正，还能有什么政治犯？我们曾经在沙皇监狱里利用过对政治犯的优待，所以更明白这东西是搞不得的。干脆取消了政治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了！
    　　你问那些正在被抓的吗？哼，他们是反革命，革命的敌人。但过了若干年，“革命”这个字眼有点发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敌人”吧，听起来更带劲。（如果根据对我国各股水流的综述，把按这一条文关进监狱的人数算一算，再加上比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属的数字，我们这时就会吃惊地看到，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变成了它自己的敌人，尽管也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
    　　听到过一个劳改营里的笑话。一个被判了刑的乡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长和审判员在法庭上给她取了个“骑警”的外号。（原来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劳改营里蹲一蹲，看一看，就会承认这个笑话是真事。
    　　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五十八条，十年（恐怖行为罪）。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兹纳缅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为了暖脚，扯下一张介绍某个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布告垫在单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负责照看这些布告）发现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动。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招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臂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还得朝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了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条，恐怖行为，十年。
    　　一个海员卖给英国人一个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圆筒里装一根捻子加一块火石），作为纪念品，要了一英镑。损害祖国声誉，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X……”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妮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连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
    　　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在伏尔加拉格里关着多少从图拉省、卡卢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来的不识字的乡下老汉啊！他们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动。要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是画个十字顶数（据洛希林讲述）。
    　　战后和我一起蹲劳改营的有一个魏特卢加人马克西莫夫。他从战争开始就在炮兵部队服役。冬天，政治指导员召集他们讨论《真理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击德寇，使它来春不能再起！》），马克西莫夫也立正发言。他说：“对呀！就是要趁着狂风大雪，趁着他们没有毡靴的时候赶走这些畜牲，尽管我们自己碰巧也只穿着单鞋。不然到了春天他们的技术装备就更不好对付了……”指导员也拍了巴掌，好像没有问题。可是死灭尔施（除奸处）叫了去，“拧”上了八年——“吹捧德军技术装备”。五十八条。（马克西莫夫的文化程度是农村小学一年级。他的儿子，共青团员，从军队来劳改营探望，要求他爸爸：“信里不要把你被捕的事告诉俺娘，就说你现在还在部队，是人家不放。”老婆按“信箱”号码给他写回信说：“你的年龄早超过了，为什么总不放你？”押解队员看这个马克西莫夫总是胡子拉碴、垂头丧气，而且耳朵还有些聋，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写信告诉她，你在部队里提了干，所以人家不让走了。”马克西莫夫又聋又呆，在工地上有人气极了骂他：“你把‘五十八条’的脸都丢净了！”）
    　　孩子们在集体农庄俱乐部里游戏打闹，脊背从墙上蹭下几张什么宣传画。两个年纪大些的依五十八条判了刑（依据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一切罪行均应负刑事责任！）。家长们也没有脱身，说是他们教唆的，指使的。
    　　十六岁的楚瓦什族中学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写错了壁报上的标语。五十八条，五年。
    　　国营农场会计室挂着一张标语：“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乐了！”（斯大林）。不知谁用红铅笔在尾巴上加了一个字母“y”，意思变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乐了！”没有调查作案者，索性把会计室全体人员都捉了进去。
    　　格谢尔·伯恩施坦和他的妻子别夏斯纳娅得到五十八一10，五年，是为了……在家里搞一次招魂会1（侦查员使劲地追问：还有谁和你们一起胡搞，快招出来！可是在劳改营里都传说格谢尔坐车是因为“算命”。——于是杂役们把面包和烟草拿来给他：给我也算个命吧！）
    　　荒唐吗？古怪吗？不可理解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这正是“作为说服手段的镇压”。俗话说；先打鹊雀和乌鸦，到头就能打到白天鹅。挨着个儿打，最后总能打中要找的目标。大规模镇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真正厉害的和隐藏得很深的人，单个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规模的镇任中就会落网和灭亡。
    　　为了给抓捕偶然的或预定的对象找理由，什么样的荒诞无稽的罪名没有罗织出来过！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格涅拉洛夫（斯摩棱斯克省）的罪名是：“因仇恨苏维埃政权而酗酒”（他酗酒是因为和老婆关系不好）。——八年。
    　　伊琳娜·图钦斯卡娅（索弗罗尼茨基“的儿子的未婚妻）走出教堂的时候被捕，罪名是在教堂里“祈祷让斯大林快点死”。（谁能听见她的祈祷？！）——恐怖行为！二十五年。
    　　亚历山大·巴比奇的罪名是：“一九一六年在土耳其陆军中服务时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实际上他是土耳其前线上的俄国志愿兵）。因为附带还指控他于一九四一年有过将破冰船“萨德阔号”。交给德国人的意图（他是在这条船上被逮捕的），所以判决是；枪毙！（改判为十年，在劳改营中死去。）
    　　谢尔盖·斯杰潘诺维奇·费多罗夫，炮兵工程师，罪名是“破坏性地扣压青年工程师的设计”（其实是那些共青团积极分子们没有闲空去完成自己的图纸。然而这个明目张胆的破坏者却时常从克列斯特监狱被拉到各军事工厂去当顾问）。
    　　科学院通讯院土伊格纳托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在列宁格勒被捕，罪名是一九O八年在蔡司工厂工作时被德国情报机关收买，并且领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任务：在最近一次战争（即那一代情报机关所关心的战争）中不要从事间谍活动，而是要在下一次战争中才从事这种活动！因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忠实地为沙皇服务，后来又忠实地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国内唯一的一家光学器械厂（“国立光学器械厂”），被选入科学院。后来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捕获、被清除、被枪毙了。
    　　话又说回来，在大多数场合下并不是非要罗织这些异想天开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简便的标准罪名汇编，侦查员只需要从里面挑选出一两项来，像在信封上贴邮票似地贴上去就是了：
    　　——破坏领袖威信；
    　　——对集体农庄持否定态度；
    　　——对公债持否定态度（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对它持肯定态度呢？）；
    　　——对斯大林宪法持否定态度；
    　　——对党的（当前）措施持否定态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国；
    　　——如此等等。
    　　粘贴这些价值不等的邮票是单调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侦查员只需要接连不断地有牺牲品送来不致浪费时间就行了。搜罗牺牲品是由行动特派员向各地区、各部队、运输部门、学校实行摊派。为了不使行动特派员费脑筋，正好用得上告密制度。
    　　告密是狱外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超级武器、X射线：只要把看不见的一条细细的光束指向敌人，他必然倒下。这办法从不失灵。我不记得这类有关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监狱里听说过很多在清场角逐中利用告密的事例：丈夫用这办法收拾失去他欢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妇，或情妇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妇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种邮票中，侦查员最常用的是第10分条——反革命（现改为反苏）鼓动。如果后代子孙有朝一日读到斯大林时代的侦查和审判案卷，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反苏鼓动者们竟是一些多么不知疲倦的心灵手巧的能人啊！他们搞反苏鼓动可以利用一根缝衣针和一顶破帽子，利用拖净的地板（见下）或者没洗的内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过分带表情或者不带表情的眼神，颅腔里的无声的思想，秘密日记里的词句，谈情说爱的短简，厕所墙壁上的题字。他们在公路上和乡间土路上，在火灾现场上，在集市上，在厨房里，在家里喝茶，在被窝里耳语，都在进行鼓动。只有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鼓动的冲击！
    　　群岛上喜欢说这样一句笑话：刑事法典的条文并不全是大众化的。有人想触犯有关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法律，可惜人家不让他挨边。有人打算毫不犹豫地盗窃公款，可是怎样也混不上出纳员的差事。要杀人至少要有办法弄到一把刀，要私藏武器首先要把它买到，要搞兽奸需要拥有家畜。甚至五十八条本身也并不是这么容易享受到的；如果你不在军中服役，你怎么能依照第1分条之乙去背叛祖国？如果你住在汉特曼西斯克你怎么能依照第4分条去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如果你做的是理发员的工作，如果你连一个你能让它爆炸的最不像样的医用高压锅也没有（一九四八年被捕的化学工程师丘达科夫，“颠覆行动”），你怎么能依照第7分条的规定去破坏国家的工业和交通？
    　　但五十八条的第10分条是很大众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岁的小学生都能享用。有家定的和打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黄花闺女、运动员和残废、醉汉和滴酒不久的、有眼睛的和瞎子、有私人小汽车的和求人施舍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无论工作日还是星期天，清晨还是夜晚，在班上还是在家里，在楼道里，在地铁车站上，在密林中，在剧场休息时以及在日蚀的时候，都可以同样便利地给自己挣来一个第10分条。
    　　在大众化方面能和第10分条媲美的只有第12分条——“不检举”，换句话说就是“知情不报”。上面说过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这一分条，但更省事，连嘴也不用张，笔也不用拿。你一动也不动，分条会自己找上门来！而判的刑照样是十年监禁，附加五年“笼口”（剥夺权利）。
    　　当然，即使在战争结束以后，五十八条的第1分条“背叛祖国”也并不使人感到难以到手。不仅全体被俘虏过的人员，不仅全体原沦陷区居民有权利得到它，连那些从受威胁地区疏散时拖拖拉拉的人也因此暴露出背叛祖国的意图（数学教授茹拉夫斯基撤离列宁格勒时申请给他三个飞机座位；妻子、小姨子和他本人。只给了两个，没有小姨子的。他就把妻子和小姨子送走了，自己留下来。对这个行动当局不能做出别的解释，只能认为是教授等着德国人来。五十八一1一甲，参照第十九条，十年）。
    　　以下这些人和那个倒霉的裁缝、俱乐部看门的、聋哑人、海员或那个魏特卢加人相比，被判罪显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爱沙尼亚人恩谢尔德，从还是独立的爱沙尼亚来到列宁格勒。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俄文信。给谁的？谁写的？“我是一个正直人，不能说。”（信是维·切尔诺夫写给他的亲属的。）哦，畜生，你是正直的？好吧，到索洛维茨去吧！……他究竟是带过一封信！
    　　——基里切夫斯基，两个儿子在前线当军官，他本人按战时劳力动员令被派到泥炭采掘场，在那里他对清汤寡水的伙食说了几句怪话（终究是说过怪话的1毕竟是张开过嘴的！），为此罪有应得地依据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他在劳改营的温水坑里拣土豆皮的时候死了。在他肮脏的衣兜里放着儿子的照片，儿子胸前挂满勋章。）．——汉斯杰罗夫斯基，英语教员。坐在自己家里喝茶的时候讲了（终究是讲了！是真的！）伏尔加一带的大后方如何贫困和饥饿。他刚从那边回来。一个顶要好的女友把他们两夫妇都裹过去了：男的安上第10分条，女的安上第12分条，各判十年。（房子呢？我不知道。说不定归了女友？）
    　　里亚比宁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后撤时公然宣称：“以前应当少唱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让别人侵犯我们’之类的歌。”这样的坏蛋连枪毙都不解气，可是总共只判了他十年！
    　　——列乌诺夫和特列久欣，两个共产党员，像被马蜂螫了脖子似地不得安生，操心起为什么违背党章多年不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事来了。（狗拿耗子……）各得十年。
    　　——法依娜·叶菲莫夫娜·艾泼施坦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员大会上提出问题。“为什么把他从苏联放出去了？”（好像党应当向她报告工作似的！也许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自己正在吃后悔药呢？）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她罪有应得地先后获得（并服完）三次刑期。（尽管没有一个侦查员能向她说明她的罪过究竟在哪里。）
    　　——女无产者格鲁莎的罪行更是骇人听闻。在玻璃厂工作的二十三当中，左邻右舍没人见过她家里挂过圣像。可是德国人眼看要到他们地区的时候，她挂出了圣像（其原因无非是这时不必害怕了，以前挂圣像是要倒霉的）。另外，侦查员从邻居的告密中特别注意到，她这时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德国人终于没有来。）再加上她还在房子旁边拣到一张有小画儿的德国传单，偷偷塞进五斗橱上的小花瓶。但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法庭考虑到她的无产阶级出身，仅仅给格鲁莎判了八年劳改附加三年剥夺权利。在这时期内，她的丈夫死在前线上。女儿上中专，人事科老追问她：“你母亲在什么地方？”结果小姑娘服毒自尽了。（格鲁莎每次谈到女儿的死就说不下去，每次都是哭着走开了。）
    　　根纳季·索罗金，切利亚宾斯克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在大学生办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九四六年）。这该给他多少呢？小意思，十年吧。
    　　读叶赛宁该当何罪？我们总是健忘的。我看人家很快就会向我们宣告：“没有过这样的事！叶赛宁一贯是受尊敬的人民诗人”。但叶赛宁确曾是反革命诗人，他的诗歌是查禁的作品。梁赞市国家安全机关对波塔波夫的指控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过最优秀和最天才的诗人是马雅可夫斯基，你怎么竟敢（在战前）赞赏叶赛宁？这是你反苏本质的流露！”
    　　至于这个民航飞行员，“道格拉斯”副驾驶，那肯定是一个地道的反苏老手了。不单单在他家里搜出了叶赛宁全集；他不仅对别人说过，东普鲁士人在我们去以前生活得非常富裕和温饱，而且他还在飞行单位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跟爱伦堡进行了一场关于德国问题的公开辩论。（考虑到爱伦堡当时的观点，可以猜想出这个飞行员的意见是对德国人应当温和一些。）竟敢在公开讨论会上进行公开辩论！军事法庭，十年，附加五年“笼口”。
    　　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在爱伦堡的回忆录里找不到影子。而且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争论对手被抓了。他当时只是随口给了他一个足够符合党的观点的回答，事后就忘了。爱伦堡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自己“所以能幸免”是由于抽中了“彩票”。哎，这张彩票的号码可是先查好的。如果周围的友人们一个个地被抓，那就需要及时地停止和他们通电话。车辕杆掉了头，人也要跟着转向。爱伦堡把对德国人的仇恨燃烧到发昏的热度，以至斯大林都不得不出来稍加制止。到了行将就木之年，你感觉到自己昨日为确立谎言出了力，那么你就该以今日的勇敢牺牲而不是以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护才是。
    　　利帕伊在本区创办了一个集体农庄，比上级命令的时间早了一年。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组成的集体农庄！对于这个怀有敌意的搞乱行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奥夫相尼科夫难道能不闻不问吗？我不需要你那个好的，我就是要你搞我那个坏的！他的集体农庄被宣布为富农农庄，二富农利帕依被遣送进沼泽地。
    　　沙维林，工人，在党员大会上大声（！）说到了列宁遗嘱！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这人必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侦查过程中还剩下的几颗牙齿，到科雷马后的头一年就掉光了。
    　　请看有过多么吓人的五十八条罪犯！要知道还有更阴险的呢，还有带地下活动色彩的。例如，佩列茨·格尔岑贝格，里加市人。此人忽然迁居到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登记为波兰血统，而实际上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这是有意欺骗自己亲爱的国家，因而特别令人愤慨。他的如意算盘是我们会放他去波兰，然后他便能从那里溜到以色列。这可来不得，我的好人儿。你不想住在里加吗，就请去古拉格吧。蓄意叛国，十年。
    　　还有一些善于隐瞒的！一九三七年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列宁格勒）的工人当中揭发出一些一九二九年听过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的讲话的原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找到了会议记录后面附的一张出席人名单。）他们隐瞒了八年之久，混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现在全部抓起来枪毙了。
    　　马克思说过：“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罪犯，它就是欲断自身的活的肢体。”他还很令人感动地说明，国家应该把……违反者看做一个有热血的人，保卫祖国的战士，社会的成员，神圣的家主，而最主要的是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公民。但是我们的法学家没有时间读马克思，特别是他这类欠考虑的文章。马克思如果愿意，还是读读我们的法令吧。
    　　有人会大叫说上面开的清单荒诞不经，不近清理，根本不能相信，欧洲是不会相信的！是吗？
    　　欧洲自然是不会相信的。它自己不去蹲蹲就永远不会相信。他相信了我国纸张光泽的杂志，其他什么东西也装不进脑袋了。
    　　我们自己呢？五十年以前也决不会相信。就是倒退一百年怕也未必相信。
    　　在先前的俄国，政治犯和庸人是居民中对立的两极。再也找不到比这两者更加互相排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在苏联才开始把庸人当做政治犯“划拉”进监狱。
    　　由于这个原故，政治犯渐渐和庸人划了等号。
    　　群岛上一半人是五十八条。而政治犯——一个没有……（如果有这么多真正的政治犯，那个政权恐怕自己早坐到一个什么席上去了！）
    　　随便什么人，只要不能马上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普通刑事罪条文，便会被请进这五十八条。进入这一条的人成份之混杂、色彩之纷乱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例如，在大使馆外度第一夜时就被捕的一个跟苏联姑娘结婚的年轻美国人（摩利斯·格尔施曼）。或者前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他曾以对白军的残酷惩罚闻名（这是为他兄弟报仇），从一九三O年起就没有出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的大门（是从勒索黄金开始的），他在那里面丧失了健康、牙齿、理智、甚至姓名（变成了福克斯）。或者一个盗窃公物的苏军后勤军官。他因为害怕受刑事处分，逃到了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但是在那里—一你看好笑吧！——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这么一个浑浑噩噩的官僚想在那里也捞到一个高位，但是在一个人才竞争的社会怎么能办得到？他决定回国。在国内为盗窃公物和间谍嫌疑共得二十五年。他倒很乐意，觉得在这里可以呼吸到习惯的空气！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要想把什么人消灭掉，迅速而彻底地打发走，最简便的办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条。
    　　放进这一类的，还有的不过是家属，特别是犯人的妻子（反属）。现在大家习惯地认为当反属被抓进去的都是党内大干部的夫人，其实这个惯例老早就形成了。贵族家庭成员、著名知识分子家属、神职人员家属全都是连窝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历史学家赫·采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则性错误，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给点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岁的老妈妈和十六岁的女儿留下来干什么？就按不检举罪也给她们判点吧。于是四口人分别送进四座劳改营，剥夺互相通信的权利。）
    　　越多的温驯、安静、不问政治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只知道过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狱和灭亡的旋涡，“五十八条”就变得越发平庸和怯懦，越发失去最后一点点政治含意，变成迷惘的人们组成的迷惘的畜群。
    　　但是光说“五十八条”的组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营中寻到的格调。
    　　这类人从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面围困：管理制度和法学家的理论。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第十号命令来看看。我们知道了，没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只有工人和农民。如此说来对知识分子，比方说，单凭不顺眼就可以逮捕罗。再听听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克雷连科的讲话。我们又知道了：“对于被判刑的阶级敌对分子……改造是无能为力的，是达不到目标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们将会再次提醒我们，缩短阶级异己分子的刑期是机会主义的行径。什么“狱中人人平等”，什么“自做出判决之时起阶级斗争就停止了”，什么“阶级敌人开始改过自新了”之类的提法都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把这些全归拢在一起，就等于说：抓你们可以平白无故，改造你们是达不到目标的，在劳改营里必须把你们放在屈辱的地位，接着继续用阶级斗争把你们搞个不亦乐乎。
    　　在劳改营里还搞阶级斗争——这怎么理解？说真的，囚犯好像都该是平等的呀。不，别忙，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别禁监的权利，就是为了让这些刑事犯骑在他们脖子上！（这是那些以前蹲过沙皇监狱的人发明的，他们在那里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实行联合，进行政治抗议，会有多大力量，对于管理当局会有多大危险。）
    　　这时候马上跳出来一个伊达·阿维尔巴赫，是她向我们做了说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阶级区分的基础上的，”“依靠和无产阶级最亲近的那些阶层。”（什么人最亲近？当然是“前工人”即窃贼罗，正好可以唆使这种人去迫害“五十八条”！）“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
    　　所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窃贼们摆布，并不是偏远的劳改工地上懒惰的长官们的自作主张，这是高级的理论！
    　　“在管理制度方面采取按阶级成份区别对待的方法……对阶级敌对分子施加不间断的行政压力。”——当你穿着破坎肩、垂头丧气地熬过你那没完没了的刑期的时候，莫非你能想象出原来有这么个东西吗？——不间断的行政F力N
    　　在上面援引的这部出色的著作里，我们甚至能读到在劳改营里给“五十八条”们制造种种难以忍受的条件的各种手段的明细表。这里面不仅仅包括在探监、送牢饭、通信、申诉权、营内（！）走动权方面的种种限制，而且还有这样的办法：把阶级异己分子编成单独的作业班，把他们置于更困难的条件下。（我替他们解释一句：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时欺骗他们！）他们完不成定额，就宣布是阶级敌人捣乱。（科雷马对整个作业班的屠杀就是这样来的！）。书内还有创造性的频频忠告：不可派富农和二富农（即被判劳改的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做梦都梦见农活）去从事农业劳动！还有：不经过预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级专业水平的阶级敌对分子（即工程师）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劳改营里谁有那么高的专业水平能考核工程师？显然是由文教科的盗贼轻骑兵，类似红卫兵的人物）。这个忠告在运河工地上难以执行，因为闸门不会自己替自己做设计，河道不会自己给自己定线。在这种情况下，阿维尔巴赫只得退而求其次：专家进劳改营以后起码要先干六个月的一般劳动！（想要他的命，六个月也足够了！）据说只有不住在知识分子的享受特权的工棚里，“他才能体验到集体的压力”，“反革命分子才会看到群众是反对他们的，蔑视他们的”。
    　　只要掌握好了阶级的意识形态，什么事都能倒过来说，十分便当。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识分子安置到杂役的岗位上吗？——他这就是“有意叫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去干最繁重的劳动”！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个以前的军官而服装不够分配，那不用说是他“有意识地扣压”。如果有人对高产标兵说了一句“别人赶不上你们！”，这表明他一定是阶级敌人！如果一个盗窃犯喝醉了，或者企图逃跑，或者偷了东西，人家便会对他做工作，说这不应该由他负责，这是阶级敌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窃。（知识分子教唆扒手偷东西！——这话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经地写在书里的！）而如果“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创造出良好的生产成绩”——这是他“为达到伪装的目的而去做的”！
    　　一圈都封死了！干活也罢，不干也罢，喜欢我们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过盗窃犯的手消灭你！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普季岑（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过牢）感叹地说：“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劳动，正是无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贡献出来，直到最后一口气。戏剧性就在这里：人民的敌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
    　　但是对于你的牺牲，人家并不领情。
    　　“无辜的人”！这就是被大批赶进劳改营的政治犯代用品们主要的自我感觉。这也许是世界监狱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万的囚犯都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没有一个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然而，这些并非由于信念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命运的随意拨弄而被驱赶进铁丝网里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丝毫没有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清白无辜而变得坚强起来。也许正因为这种意识突出了他们处境的荒谬性，反而使他们感到更沉重的压抑。他们更多地依恋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么信念，所以绝对表现不出什么牺牲决心、团结一致和战斗精神。还在蹲监狱的时候，整整一监室的他们这类人竟可以任凭两三个拖鼻涕的小偷对他们劫掠蹂躏。到了劳改营里，这类人已经完全崩溃，他们随时准备着在派工员和盗窃犯的棍棒下、在作业班长的拳头下低头弯腰，他们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学会劳改营的哲学（互不联系，各顾自己，互相欺骗）以及劳改营的语言。
    　　E·奥利茨卡娅一九三八年进了一座普通劳改营，这个经历过索洛维茨和隔离所的女社会党人看到这里的“五十八条”，感到十分惊讶。在她的记忆里，政治犯们曾经是一切共享的，而现在每人只顾自己活，只顾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粮做买卖……
    　　政治囚奴——安娜·斯克里普科娃给他们（我们）取了这样一个名称。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听过这样一堂课：她向侦查员控诉卢宾卡的长官抓着她同监室女难友的头发在地上拖。侦查员大笑，他问：“他也这样拖您吗？”“没有，但是拖我的同伴！”这时侦查员改用严厉的口吻训诫她说：“你抗议？这可太吓人了！丢开这一套俄国知识分子的无聊作风吧！这一套过时了！只操心你自己吧！否则没你的好下场。”
    　　这也正好是盗贼们的原则：人家没有“划拉”你，你别自个儿往里钻！一九二五年的卢宾卡侦查员已经学会了盗贼的哲学！
    　　“政治犯能偷窃吗？”——对这个有教养的人们感到古怪的问题，我们倒要惊讶地反问一句：“为什么不能？”
    　　“他也能告密吗？”——“他有什么不如别人的地方？”
    　　人们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内容天真地提出异议：“你书里的政治犯怎么满口盗贼的黑话？”我回答说：“如果群岛上不存在其他语言呢？难道政治囚权能有什么和刑事囚奴对立的自己的语言吗？”
    　　当局昼夜地对他们的耳朵喊；你们是刑事犯，是罪恶滔天的刑事犯；在我们国家里，不是刑事犯不会蹲监狱！
    　　他们打断了“五十八条”的脊梁骨——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政治犯了。他们把这些人倒进群岛的猪食槽，驱赶他们去工地送命，同时向他们大声灌输着劳改营的谎言——人和人是敌人！
    　　有一条谚语说：饿极了就会出声。但是我们这里的土著是不出声的。饿也饿不出声。
    　　但是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丧失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
    　　有时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的上个惩戒劳改点，押来了四十名日本军官，即所谓“战争罪犯”（尽管天晓得究竟他们对我国犯了什么罪）。正是严寒季节，又是干连俄国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买帐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们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着长官们的干涉，但长官们自然是只当没看见。这时他们的作业班长近藤带着两个高级军官晚上走进劳改点长的办公室，提出警告说（他们俄语讲得很流利），如果对他们的暴行不停止，明天两个申明了志愿的军官将实行切腹，而且这只是开始。劳改点长（“木脑壳”叶戈罗夫，前团政委）马上意识到在这事上可能栽跟头。此后两天都没有带日本人出工，伙食改为正常标准，然后调离了惩戒劳改点。
    　　为了斗争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来是多么少啊——仅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但是我们的“五十八条”经常是和盗窃犯及生活犯搀混起来的，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以免他们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睛，以免他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是什么人。那些能够成为狱中和营中的首领，具有清晰的头脑、热烈的喉舌、坚定的心的这种人早已根据“案卷”上的特别标记单独挑出去，用布团塞住了嘴，关进了专门隔离所，在地下室里枪毙。
    　　然而根据道家学说早已发现的一个生活中的重要特点，我们应当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现之时。
    　　我现在敢大胆地说，在苏维埃时期真正的政治犯不仅有过，而且：
    　　1．比沙皇时期更多，并且
    　　2．他们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现出更大的坚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这与前面所说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众的密切注视——在社会和报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响。我们已经看到（第一部，第十二章），社会党人在苏维埃俄国的境遇要困难得不可比拟。
    　　现在能称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会党人。只不过他们被大桶大桶地没进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形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哑人，比哑人更暗哑。鱼便是他们的形象。
    　　鱼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队伍正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会发表演说和起草地下号召书的人。（这些事按他们信仰是根本无需做的！）他们走进劳改营去受难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愿放弃信仰s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动摇的！他们也许是唯一丝毫没有染上劳改营哲学甚至语言的人们！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政治犯吗？不行，可不能把他们也称做囚奴！
    　　他们当中尤其多地是妇女。道家说：大道废，有仁义。由于我们对东正教神父们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团员们在复活节之夜的起哄、递解站里盗窃犯们的唿哨，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罪恶的东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无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儿们——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们的姊妹。
    　　递解队和坟场，递解队和坟场，到处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万的人流有谁去数？．他们阗然无声地死去，像蜡烛似地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地方。这些人是俄国最优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动摇了，退缩了，躲起来了。
    　　这还不能算“更多”吗？难道沙俄曾有过这么多政治犯吗？它连万位数都还不会数呢。
    　　但是在我国扼杀政治犯的工作做得这样干净，这样不留旁证，关于其中什么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来。
    　　高级僧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尔斯泰的面型，白胡子）。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监狱——流放地——劳改营（大牌阵）。折腾了多年以后，一九四三年被传唤到卢宾卡（途中盗窃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议他参加宗教事务管理处。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似乎可以允许自己摆脱监狱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绝了：那不是一个纯洁的宗教事务管理处，那不是一个纯洁的教会。于是又返回了劳改营。
    　　瓦连京·费利克索维奇·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脓外科学》作者。他的命运又如何？他的传记自然会有人编写，不须我在这里多做介绍。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经通过了艺术学院的入学竞试。但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一名医生，而放弃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医院里，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革命后主持驰名整个中亚地区的塔什干医院。他的前程畅通无阻，眼前是一条我们当代成就卓著的大名流们走过的道路。但是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感到他的服务还是不够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职。他在手术室里挂起了圣像，给学生讲课时身穿僧袍，胸前佩十字架（一九二一年）。他还赶上了被吉洪总主教任命为塔什干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被流放到上鲁汉边疆区。经过许多人的奔走营救，从那里被放回来。但是他的医学教研室和主教辖区已有了新的主人。他于是私人行医（门口挂的牌子是“路加主教”），求医者盈门（“皮外套们”即契卡人员也混在其中）。有多余的收入他一概散发给穷人。
    　　收拾这个人的办法是颇值得一提的。第二次流放（一九三O年，阿尔汉格尔斯克）不是根据第五十八条，而是为“唆使谋杀罪”（纯属无稽之谈。说他对自杀身死的生理学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妻子和母亲施加过什么影响。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精神已经失常的状态下曾给尸体注射过防腐溶液，这件事被各报大吹大擂为“苏维埃科学的重大成就”以及人工“复活”之类）。这样的行政手段迫使我们更不能从形式上判断谁是真正的政治犯。如果不是和管理当局正面斗争，也应是在道德和生活上与它对立——这才是主要的标志。至于身上贴着什么“条文”，纯粹是扯淡。（许多被消灭的富农的儿子得到的是盗窃罪的条文，而他们在劳改营里却显示出真正的政治犯的本色！）、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期间发明了治疗化脓伤口的新方法。列宁格勒把他叫了去，基洛夫亲自劝他解除神职，只要他这样做马上就可以给他一个研究所。但是顽固不化的主教甚至不同意出版他的著作时不在括号里印出他的神职。因此研究所和出书的事只得作罢。他于一九三三年服完流放期，回到塔什干，在那里又获得了第三次流放，这次是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战争爆发后，他在西伯利亚各医院工作，使用了他的治疗化脓伤口的方法。为这件事决定发给他斯大林奖金。他坚持要穿着全套的主教法衣才同意领取。（今天医学院的学生们问起他的生平，回答是：“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文献。”）
    　　工程师们怎么样？其中有多少人因为不肯在愚蠢卑鄙的暗害活动供状上签名而被放逐和枪杀？在这些人当中，彼得·阿基莫维奇（约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二九）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这是一位兴趣惊人广博的工程师和学者。矿业学院（一九OO年）毕业生。杰出的矿业专家。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他研究过以下各方面的问题并留有著述：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煤炭输出，欧洲港口设备及运营，港口管理的经济问题，德国的安全技术，德英矿业的集中化，矿山经济学，苏联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的一般问题，此外就是关于矿业本身的著作，单个区域和单个矿床的描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帕尔钦斯基如果搞自己工程师的本行，本来也可以像沃伊诺-亚谢涅茨基如果单搞医学一样，不会遇到灾祸。但也正如那人之不能不传布他的信仰，这人也不能不参与政治。还在矿业学院上学的时候，帕尔钦斯基就以“运动首领”的身份上了宪兵队的黑名单。一九OO年曾主持学生集会。当了工程师以后，引人注目地参与了一九O五年伊尔库茨克革命骚动，并因“伊尔库茨克共和国”一案被判处苦役。他越狱赴欧。因原已同情无政府主义，在国外与克鲁泡特金交往甚密。他在流亡期间进修数门工程专业，从事欧洲技术和经济的研究，但同时也没有放弃“旨在民间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通俗出版物的计划。一九一三年获释。返俄时写信告诉克鲁泡特金：“鉴于我为自己确定的在俄国活动的纲领……在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地方，我将参加一般地发展国家生产力和开展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自发活动的工作。”在他首次周游俄国各中心城市期间，竞选矿山实业界代表大会理事会事务长的建议、“顿巴顿显耀的经理职位”、银行顾问、矿业学院教授、矿业厅厅长等职务的聘书像雪片似地飞来。具有如此巨大精力和广博知识的工作者在俄国是少有的。
    　　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前面（第一部第十章）已经说过。大战时期成为工商部次长。在懦弱无能的临时政府里，帕尔钦斯基显然是最有魄力的成员：在科尔尼洛夫事件期间他就任彼得格勒总督。十月革命爆发的那几天他是冬宫防守司令。他随即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诚然，四个月以后就放出来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未提出任何罪名，就将他拘捕。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被列入一百二十二名重要人质的名单（“如果……再有一名苏维埃工作人员遇害，下列人质将一律处决。”彼得格勒肃委。主席博基，秘书约谢列维奇）。然而他却未被枪毙，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底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摩尔的很不得体的干预（此人对于我们囚禁这样的人物感到很吃惊），获得了释放。一九二O年后在矿业学院任教授，常去德米特罗夫拜会克鲁泡特金。不久后克氏去世，他组织了一个为克氏建碑（未能如愿）的委员会。不知是否为这件事，他随即被关进监狱。在档案里保存着一份颇为希罕的文件——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致莫斯科革命军事法庭的公函；
    　　兹因国家计委常任顾问帕尔钦斯基工程师
    　　需于本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作为报告人在本委南方局
    　　就恢复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南方冶金工业问题发表
    　　讲话，为此国家计委主席团请求革命法庭于该回三时前
    　　放出帕尔钦斯基同志，俾其能以完成交付给他的任务。
    　　国家计委主席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请求（而且是越出权限的）。而且只是因为南方冶金工业“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而且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否则的话，爱怎么办都行。过后愿意再抓回牢里也请便！
    　　事实不然，后来还让帕尔钦斯基为恢复苏联的采矿事业很忙乎了一阵子。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让他在监狱里表现过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之后，才不经审判地把他枪决了。
    　　必须是对本国完全无动于衷的人，必须是一个异邦人才能够枪杀民族的骄傲——它的学识、精力和才能的精华！
    　　十二年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不是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难道瓦维洛夫不是一个（被痛苦的必要性逼成的）真正的政治犯？在为期十一个月的侦查期内他经受过四百次审讯。而在法庭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仍没有承认对他的指控；
    　　还有一个并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学家罗季奥诺夫教授。（维持科夫斯基介绍了他的事迹。）被监禁以后，他拒绝从事专业工作，尽管这是一条最轻松的道路。于是被分配去缝皮靴。难道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吗？他是一个天性平和的水利学家，并没有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但是既然他能在狱吏面前坚守自己的信念，难道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政治犯？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党证？
    　　像一颗星星突然变得明亮几百倍然后猝然熄灭一样，一个本不想成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狱中发出短暂的强烈闪光并因此而毁灭。这类事迹我们一般无法知道。有时候某个见证人会说出来。有时候会见到一张褪色的纸片，根据它仅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测：
    　　雅科夫，叶菲莫维奇·波奇塔尔，一八八七年生，非党员，医生。战争一开始就在黑海舰队空军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尔基地军事法庭第一次的判决是五年劳改。似乎很平安。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决；枪毙。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执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间的这不祥的五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像星星一样爆发了？或者仅仅是因为审判员忽然发觉判轻了？他前一案的问题现在平了反。这说明，如果没有后一案就不会……？
    　　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纯血统的政治犯！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荣耀。
    　　（人们在向我叫喊！台上在向我摇铃：站回原位去！说唯一的政治犯！说那些在劳改营里仍坚持神圣的信念的铁铮铮的共产党员！……好吧，下一章我专门谈谈他们。）
    　　历史学家们有朝一日会研究我国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从什么时候流起的。我觉得是从一九四三——四四年开始的（我指的不是社会党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这些差不多还是中学生的人（请回忆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寻求一个不同于向他们硬性灌输和偷偷塞到他们脚下的那个立场的立场。那么，还能把他们称为什么人呢？
    　　只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没法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
    　　如果二十二岁的阿尔卡季·别林科夫为他的当然是没有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感觉的草稿》进了牢狱，后来在劳改营里继续写作（但在死亡的边缘把文稿托付给了眼线凯尔迈耶尔，结果获得了新的刑期），——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能拒绝给予政治犯的称号吗？
    　　一九五O年列宁格勒机械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建立了一个有纲领和章程的党。许多当事人遭枪杀。这件事是阿伦·列文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
    　　我国当代的政治犯必须具有大大超过先前的革命党人的坚毅和勇敢，这一点用不着论证。先前为了较大的行动只会被判处轻微的刑罚。革命党人也并不须非那么勇敢不可：事情败露，他们只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祸的危险，甚至并不是掉脑袋，而是不长的刑期。
    　　革命前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游戏！跟放鸽子一样。连三个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尔·格尔舒尼团体中的五少年书写“我国政府名誉扫地了！”的传单却需要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团体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么大的决心。
    　　它是怎样自己燃烧起来的，它是怎样在人们内心觉醒的？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里，五个男孩子（共青团小组长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亚·塔兰京，也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维尔维尔·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诺夫）从九年级起就脱离了无忧无虑的精神状态。他们既不为姑娘们苦恼，也不在时髦的舞蹈上花脑筋。他们环视着城内的野蛮和酗酒，刻苦地钻研和经常翻阅自己的历史教科书，试图进行联系和对比。升入十年级以后，他们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体字母写出他们第一份幼稚的传单：
    　　“工人，你办我们今天过的难道就是我们的祖父、父亲、兄长为之奋斗牺牲的那种生活吗？我们做工，可是只得到可怜的几个小钱，就这点他们还在压低……精读读这些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号召。（他们计划散发一套这样的传单，自己动手制造一部胶印机。）
    　　张贴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间上街，一人把四团湿面包粘在墙上，另一人贴上传单。
    　　早春，他们班里来了一个像是新教师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体填写登记表声校长恳求不要在学年结束以前逮捕他们。这些孩子们被关进去接受侦讯的时候，最遗憾的仍是未能参加自己的毕业晚会。“谁领导你们的？快招！”（国家安全人员不能相信这些孩子们单纯是受良心的驱使。这种事哪能相信？不是说生命只有一次吗？干嘛要去思索呢？）禁闭室、夜审、罚站。省法院的不公开开庭、（审判员——普希金，此人不久后即因受贿而被判刑。）可怜巴巴的辩护律师、不知所措的陪审员、威风凛凛的检察长特鲁特涅夫（！）全体都判了十年或几年徒刑。把这些十七岁的少年们都送进了特种劳改营。
    　　不错，老谚语没有瞎说：“勇士要在监牢里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导员里找！”
    　　我是为无声的俄国写作，所以不多谈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能写的人，凡侥幸活下来的必定准备好了详细的回忆录。他们会比我更完整更准确地描写出他们富于戏剧性的史诗。
    　　但是为了照顾全面，在这里也略谈几句。
    　　他们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党人的全部经验进行过系统的地下斗争，不过站在他们对面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样呆头呆脑。我不知道他们对于斯大林为他们安排的一概消灭的下场是早有准备还是仍以为事情会以几句玩笑与和解而结束。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过我担心一旦他们掌权，给我们带来的疯狂行为不见得会比斯大林的好。）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直到三十年代，当末日已经临近时，他们仍认为和社会党人发生任何接触都是背叛和耻辱。因此他们在隔离所里自己抱成一团，连替社会党人转递狱中信件都不肯干（要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呢）。斯米尔诺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处决后）总是避免和社会党人交往，说是“免得被看守员发现”（也可以说是免得被共产党员的眼睛看见）！
    　　有这样印象（但我不坚持），他们在劳改营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里有过多的瞎忙成份，因而总带着悲喜剧的色彩。他们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马的闷罐车里约定着“秘密联系办法、暗语”之类。可是到达目的地后他们都被分别塞进了不同的劳改点和不同的作业班。
    　　比方说一个老老实实地挣得了生产口粮的“反革命托派作业班”突然被改为吃惩戒口粮。怎么办？“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共产党支部”进行讨论。罢工？但这正好是上挑动者的钩。他们想挑动我们闹事，而我们——我们偏偏要骄傲地去上工，没有口粮也要去上工。我们可以去上工，可是劳动要像吃惩戒粮的样子。（这是在三七年，在作业班里不仅仅有“纯粹的”托洛茨基派，还有被划为托派的“纯粹的”正统派，他们都向中央斯大林同志、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叶若夫同志、向中执委加里宁同志、向总检察署呈递了申诉书。他们极不希望现在和劳改营首长们闹翻，因为将来随身携带的鉴定书还要靠他们写。）
    　　在乌京内金矿，他们准备纪念十月革命节二十周年。捡来一些黑布条子，或者用木炭把白布条染黑。他们打算在十一月七日清晨在所有帐篷顶上挂起志哀的黑旗，要在列队出工时唱《国际歌》，同时大家手牵手不让押解队士兵闯进队伍，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唱完，然后坚决不走出营区去上工。他们还要高喊“打倒法西斯！”“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等口号。
    　　在这个计划里混合着某种歇斯底里的热情和达到可笑程度的华而不实的作风……
    　　不过有外人或者他们自己的人告了他们的密。在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他们全体被带到了“尤比列内”金矿，节日的几天内把他们隔离在那里。他们在封闭的（不用出工的）帐篷里唱《国际歌》，而“尤比列内”矿上的苦力们这时却得去上工。（唱歌的人们内部也发生分裂：这里有被错划为托派的共产党员，他们走到一边，不唱《国际歌》，以沉默表示自己忠于正统。）
    　　“既然他们把我们放在铁窗里关着，这说明我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亚历山大·博亚尔奇科夫自我安慰说。这无非是自欺欺人。他们什么人不关？……
    　　托洛茨基分子的劳改营斗争的最大成就是在沃尔库塔铁路沿线各劳改营中举行的一次绝食罢工。（在这以前还在科雷马的什么地方搞过一次好像是为期一百天的绝食：他们要求以自由移居代替劳改营。他们赢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停止了绝食。后来把他们分散到不同劳改营，逐步地把他们全消灭了。）关于沃尔库塔的绝食，我得到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大致情况是这样：
    　　它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持续了一百三十二天（对他们实行了人工灌食，但他们没有停止绝食）。有几个人因饥饿致死。他们的要求是：
    　　——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
    　　——八小时工作日；
    　　——恢复政治犯口粮，（即比其他犯人增多的口粮，这一条绝对只是为自己要求的。）伙食不受生产量的影响；
    　　——取消特别庭，宣布其判决无效。
    　　用软管给他们灌食，后来又在各劳改营散布流言，说砂糖和黄油没有了，全是“因为喂养了托派”。可谓无愧于蓝箍帽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来电：绝食者提出的要求可全部接受！绝食结束。可是孤立无援的劳改犯怎么能争得诺言的履行？结果他们上当了，一条也没有执行。（西方人既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事情是可以这样办的。但这就是整个的我国历史。）反过来，绝食的全体参加者一个个被叫到契卡行动科，向他们宣布了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克里姆林宫里的大鸣鹤这时候已经在考虑对他们的大镇压。
    　　稍晚一些，在沃尔库塔八号矿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绝食（也许是前面的绝食的一部分）。这次参加了一百七十人，其中知道姓名的有；绝食带头人米哈伊尔·沙比罗，原哈尔科夫国营电器厂工人；德米特里·库里涅夫斯基，以前在共青团基辅省委工作；伊万诺夫，前波罗的海舰队护卫舰中队长；奥尔洛夫一卡海涅茨基；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波列沃依一根金；B·B·维拉普，梯比里斯《东方曙光》报编辑；索克拉特·格维尔江，亚美尼亚党中央书记；格里戈里·佐洛特尼科夫，历史学教授；教授之妻。
    　　曾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起蹲过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的六十个人形成了绝食的核心。出了一件绝食者高兴而首长们不高兴的很大的意外——一个外号叫“莫斯科”的贼头带着二十名刑事犯参加了绝食。（这位莫斯科曾以一次夜间恶作剧而闻名全营：偷偷钻进营长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泡屎。如果干这事的是你我之辈，难得枪毙，可人家却仅仅受到责备：准是阶级敌人教唆你来的吧？）只有这二十名盗窃犯真的让长官们犯愁，而对于社会异己的“绝食积极分子”，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契卡行动科长乌兹科夫挖苦地说：
    　　“你们以为欧洲会知道你们的绝食吗？我们才不在乎什么欧洲呢！”
    　　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对社会亲近分子既不能动手打也不能让他们死掉。不过绝食进行到一半以后，当局摸准了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把他们分化出去了。贼头“莫斯科”通过劳改营的广播网解释说，他是受了托派的勾引。
    　　剩余的人此后的命运便是——枪决。他们以自己的绝食自己呈递了处决的请求书和名单。
    　　不，真正的政治犯是有过的，是很多的，是很有牺牲精神的。
    　　但他们对抗的效果却为什么如此微小？为什么他们连微小的泡沫也没有留在水面？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研究。后面再谈吧。

    　　——————

    第十一章　思想纯正分子

    　　听到愤慨的喧哗。同志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啪的一声合上我的书，甩到一边，朝它吐口水。——归根结底这是蛮不讲理！这是诽谤！他在哪里找真正的政治犯？他写的都是些什么人？什么神甫、技术贵族、拖鼻涕的中学生之流……真正的政治犯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人们！是我们这些正统的、水晶般纯洁的人们（奥威尔称他们为“无不同政见者”）。我们即使在劳改营里依然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唯一正确的……不错，从我国的书报上看，唯一坐过牢的就是你们。唯一受过苦的就是你们。文章里也只许写你们。好，那么就谈谈你们吧。读者能同意这个准则吗？政治犯应当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并且是信念坚定的人。如果同意这一点，答案就有了：我们的坚定不移的先生们尽管自己被捕，仍然忠于唯一正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信念可谓坚定，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坐牢。因此不能算做政治犯。如果我的准则不高明，我们就采用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准则。她在自己的五次服刑期内有时间对它做周密的思考。
    下面就是：“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弃便可获得自由的那种信念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照我看是个不坏的准则。各个时代因思想意识受迫害的人都符合这个准则。所有革命党人都符合这个准则。“尼姑们”、高级僧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程师帕尔钦斯基等人也都符合。可是正统派们却对不上号。因为：哪里有人家逼迫他们放弃的那种信念？没有。因而正统派们，虽然说出来不好听，就跟那个裁缝、那个聋哑人、那个俱乐部看大门的一样，是属于束手无策、糊里糊涂的牺牲品的类别。但这帮人是带傲气的。为了把话说得准确，先把对象明确一下。在这一章里要谈的是什么人？是所有尽管遭到逮捕、侮辱人格的侦讯、冤枉的判决以及随后的劳改营生活的煎熬等等这一切，依然保持了共产主义意识的人们吗？不，不是所有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确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候是他们残余的生命的唯一意义，但是：——他们不以它来指导自己用“党的”态度对待难友；在监室和工棚里的争论中不朝难友们叫喊说他们被关进来是“正确的”（而我被关是“不正确的”）；——不忙着向营长公民（或行动特派员）声明：“我是共产党员，”不利用这个公式在劳改营里谋生存；——现在谈起过去时，不认为劳改营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横暴行为是把共产党员关在里面，至于其他的人，那都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这是一些把共产主义信念藏在心里，而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人。
    似乎这只是个人的人品问题，但不止于此：这样的人在外边一般都不是大官，在劳改营里则是普通的苦力。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乡村教师，就是一例：“您记得我们的青年时代吗？我是一九一二年生的。当时我们最高的幸福就是穿一身粗布料子缝的‘青年突击队’绿制服，斜扎一根武装带。当时我们把金钱和一切私物都不放在眼里，只要一声召唤，要我们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十三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可是您看，当我刚满三十四岁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就宣布我触犯了五十八条的差不多所有分条。”（我们以后会知道他在外边的表现。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还有一个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我跟他一起坐过牢。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火车司机（不是只干过一年，像某些自称放牛娃出身的苏维埃代表那样），在工农速成中学和学院毕业以后当了线路工程师（也不像某些人一出校门就干上党的工作），是个相当不错的工程师（在“天堂岛”里他做过喷汽发动机涡轮的复杂的气体动力学计算工作）。诚然，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摊上了一个党支书的职务。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势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里，他打电话请求上级指示。电话没人接，他跑去找，发现区委、市委、省委都没有人，像被一阵风刮得没影了，办公大厅空荡荡。而更高一级的机关他好像没有去过。他回到本单位说：“同志们！领导人全跑了。
    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自己起来进行防御！”他们进行了防御，但是就为了“全跑了”这句话，那些跑掉的把他这个没有跑掉的关进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苏鼓动”）。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劳动者，是个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朋友。只是在推心置腹的谈话里他才吐露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他从来不拿这个当一张王牌打。还有地质学家尼古拉·卡利斯特拉托维奇·戈沃尔科，他在沃尔库塔只剩下一口气，还写了一首《斯大林颂》（并且保留到现在），但不是为发表的，不是想靠它得到优待，而是发自内心的。他在矿上一直藏着这首颂歌！（尽管有什么必要藏着呢？）有时候这样的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信念。有时候（例如从美国费城来的匈牙利人科瓦奇，他是当年来我国在卡霍夫卡附近建立公社的三十九户人中的一员，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在恢复名誉之后不再接受党证。有的人脱离得更早，如另一个匈牙利人萨鲍，国内战争期间西伯利亚游击队的队长。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监狱里宣布：“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击队员立刻召集起来，发动整个西伯利亚，打到莫斯科，把这些畜牲们赶下台。”上面说的两种人，我们在这一章里都不谈。（况且凡是像这两个匈牙利人一样不干了的，正统派们自己就会把他们除名。）笑话式的人物也不在考察之列。他们在监室里假装正统派，只是为了让当局安插的耳目给他向侦查员打个“好”报告；如像波德瓦尔科夫（儿子）这一号的，他在外边张贴过传单，可是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跟所有对当局不怀好意的人，包括自己的老子，大声争论，目的是想借此改变自己的厄运。我们将要在这里考察的正统派，是属于下面一类的：他们首先在侦查员面前，然后在监狱牢房里，然后在劳改营里，逢人必显示其思想的正统，现在又以这种色彩回忆劳改营的往事。
    由于奇特的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些人全都不会是干苦力活的。这样的人一般在被捕前身居要职，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在劳改营里最不甘心被消灭，最狂热地争取爬到高出于普遍的零的地位。这类人包括所有掉进班房的侦查员、检察长、审判员和劳改干部。也包括所有的理论家、书呆子和卖狗皮膏药的（作家谢列市里亚科娃、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也只能归入此类，别无他处）。我们也要理解他们，我们不要说风凉话。人家栽下去是很痛的。“砍树难免木屑飞”——这一向是他们为当局辩护的铿锵有力的谚语。忽然他们自己被砍成木屑飞起来了。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这样描写一九三八年初在曼佐夫卡（贝阿拉格的一个特种营）里的一个场面。当地的全体土著很惊奇地看到，带来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特殊人物”。当局极端机密地把他们与其余人分开看押。像这样的一批新犯人谁也没有见过：革面大衣、“莫斯科”式毛皮帽、波士顿呢和哔叽料子的西服、式样讲究的半高腰和浅腰皮鞋（到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高级人士对于普通工人不敢问津的衣着已经很懂得讲究了）。由于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拿他们取笑，没有发给他们工作服，让他们穿着哔叽衣服和锃亮的皮鞋在没膝盖深的稀泥里挖地沟。
    其中的一个在车道木板接缝的地方把一辆装水泥的手车弄翻了，水泥洒出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捅着闯祸者的脊背；“用手捧起来，窝囊废！”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管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按进这摊水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不过工地主任出面袒护了检察长。）如果你说这事出在一九一八年集中营里的沙皇时期的检察长身上，谁也不会产生怜悯的想法：大家一致认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给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对我们自己的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尽管是穿着波士顿呢料子西装的检察长，怎么能不怜悯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高的）。说他们捧得很痛——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激毁灭，而且是从自己人手里，从亲爱的党手里，而且显然是平白无故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要知道他们在党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党的面前他们完全是无罪的。这使他们难受到这种程度，以至在他们中间连提“你是为什么被抓的？”这个问题都被认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节的囚犯，他们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刚见面就像说笑话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谈自己入狱的经过。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奥利加·斯利奥斯贝格的丈夫已经被捕，现在来人搜查，要连她一起抓去。
    搜查进行了四小时，在这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项记要。没有整理出来的记要比永远丢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连指挥搜查的侦查员都忍不住劝她：“你还是先跟孩子们告个别吧！”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妈妈，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入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在潮湿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妈妈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道：“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团！”落到自己心爱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做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亲把女儿引上了邪路，败坏了她的灵魂。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E·T·提供了揭发她丈夫的真心诚意的证词——为了帮助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噢，对这种人很可以同情，如果他们现在终于理解了当日自己的可悲。哪怕他们今天放弃了当时的观点，这一章也可以完全换一种写法。但是现实应验了玛丽亚·达尼埃良的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出去，我将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地生活下去。”忠实？照我们看是冥顽不灵。
    这些发展论的信徒把放弃本人的任何发展看做是对发展论的忠实。正如坐了十七年牢的尼古拉·阿达莫维奇·维连奇克说的：“我们始终相信党——我们没有信错！”忠实还是冥顽不灵？不，他们在监室里和人争论，为当局的一切行为辩护，决不是故意表现，不是出于虚伪，他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感，不然的话，离发疯就会不远了。对所有这些人不是大可表示同情吗？但是，这些人对于自己吃了哪些苦头倒看得很清楚，可是自己在哪方面错了，却一点也看不见。一九三七年，以前没有抓过这类人，一九三八年以后抓的也寥寥无几，因此有了“三七届学生”的说法。本来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不要模糊了整个画面。要知道即使在抓这种人达到最高峰的几个月，走进监狱的农民、工人、青年、工程师和技术员、农艺师和经济工作者，以及普遍的宗教信徒，照旧是络绎不绝的。“三七届学生”能说会道，又能利用出版和广播，他们制造了一个“三七年传奇”，包括两点内容：1．如果说苏维埃政权抓过人，那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应该讲的，应该表示愤慨的，仅仅是一九三七年。2．三七年被抓的，仅仅是他们。文章里都这么写：在这可怕的一年，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干部身陷囹圄：有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省委书记，省执委主席，军区、军和师的司令员，元帅和将军，省检察长，区委书记，区执委书记……我们在本书开端已经描述了三七年以前流向群岛的各条水流的规模、它们各持续了多长时间、人数达到几百万。
    可是后来的“三七届学生”们在当时对这些连眼皮也没有眨过一下，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说法我们不得而知。当波斯特舍夫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在劫难逃时，曾如此说：一九三一年在司法人员会议上：“必须保持我们对阶级敌人和堕落分子（“堕落分子”这个名词真了不起！这个帽子给谁戴不上？）的惩罚政策的全部严厉性和残酷性。”一九三二年：“不难理解，……即使把他们放在消灭宜农运动的炉火里烧过……我们也决不可忘记，这个昨天的富农在精神上并没有缴械投降……”还有：“千万不可使我们惩罚政策的矛头变钝。”矛头倒是够锐利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可是炉火也够热的吧？P·M·格尔是这样解释的；“当逮捕只波及我不认识或不大知道的人们的时候，我和我的熟人们对于这些逮捕是否有根据（！）没有发生过怀疑。但是我的亲近者和我自己被捕了，在监禁中我遇到了几十个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于是我……”总之，抓“社会上”的人，他们心安理得。抓到他们“共同体里”的人，他们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了。斯大林打破了原先似乎十分牢固的禁区。他们以前过得这么快乐，全靠了有这么个禁区。当然你会大吃一惊的，当然你会莫名其妙的！
    人们在监房里心情激动地发问：“同志们！你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政变？见谁夺了本市的权？”当他们知道了命运确已不可挽回，还久久地哀叹和呻吟；“要是伊里奇活着，决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什么事？难道不是先前对别人做过的事？见本书第一部第八——九章。）可是人家毕竟是管过国家大事的！知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深的理论家！他们是怎样经受这个考验的？对于这个没有尝过滋味的、报纸上没有阐明过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总是突如其来地砸到头上的），他们是怎样消化和领会的？由于多年被人牵着鼻子走在一条错道上，他们提出了一些惊人深刻的解释。一、这是外国特务机关十分狡猾的勾当；二、这是大规模的暗害活动！暗害分子钻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种说法是：内民员部里钻进了德国间谍！）；三、这是地方上内务人员搞的阴谋。三种情况都归结为：我们丧失了警惕性，该我们自己负责！斯大林全不知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逮捕。一旦知道了，会把坏人一网打尽，把我们放出去！！四、党内真的发生了可怕的背叛（但是为什么？？），国内敌人成堆。关在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该关的，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反革命。
    在监室里要提防这些人，不要当着他们的面说话。只有我自己是完全冤枉的。嗯，也许你也是！（梅哈诺申，原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也赞成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如果把他放出去，不知道他还要抓多少人呢!）五、这些镇压措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少数没有丧失自制力的理论家这样说。位普列汉诺夫世界经济学院的教授。这种解释倒是对的。他能这么迅速而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值得钦佩。但是他们没人能对规律性本身做出解释，只是从常用的乐器箱子里拣出一支笛子来吹吹；“历史发展的需要呀！”反正随便什么事都可以模模糊糊地这样说，并且你总是正确的。）持此说者，自然不怪罪斯大林——他仍是完美无暇的太阳。在这些妙不可言的解释的背景上，纳罗科夫（马尔琴科）的《虚量》一书中人物的想法在心理学上似乎是很讲得通的：这些抓捕全不过是一出戏，是对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考察。要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谁要是什么字都签，不怨恨——他将来定能大受提拔。如果忽然有个像白俄罗斯书刊检查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雅什克维奇这样的老党员在监室的角落里用嘶哑的声音说：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的左右手，他是一条狗，他不死，就没有好事！其他人就会朝他扑去，拳打脚踢，并且赶紧报告自己的侦查员。
    想象不出一个“无不同政见者”的脑子里哪怕有一秒钟时间闪出过斯大林也是要死的念头。一九三七年降临到纯正的正统派的头上的时候，这些人正是处在如此生动活跃的思想水平上。他们对受审判有怎样的精神准备？显然就像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的帕尔松一样：“党难道能逮捕无罪的人吗？我要对法庭说：‘谢谢你们在还能挽救的时候挽救了我！”’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什么出路？他们的革命理论给他们提示了哪些有效的办法？他们的办法和他们的解释同样地妙不可言。人抓得越多，上面发觉错误越快！所以要拼命多咬出一些姓名！多做异想天开的假供，尽量多牵连无辜的人！他们不能把全党都抓进来呀！（斯大林并不要抓全党，他只要抓头头和党内的老资格。）在俄国各党派当中，共产党员是搞自我诬陷的头一名这个“多咬出人名”的旋转木马的发明权理应属于他们。俄国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说这个理论是鼠目寸光？说他们的思维能力太贫乏？我心里觉得——不对。这里的问题全在于他们的恐惧。理论不过是掩盖他们软弱性的方便伪装。他们一向自我标榜（其实早已没这个权利）为革命者，可是往自己骨子里看上一眼，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原来他们是一点儿压力也顶不住的。上述“理论”就免除了他们和侦查员对抗的必要性。
    如果他们能明白这个道理也好：斯大林一定要搞这次清党，是因为想把党拉到比自己低的水平上（尽管是不过如此的一个党，他的天才也不足以使他站得比这个党更高）。他们当然更不记得不久以前他们还在帮助斯大林摧毁反对派，甚至摧毁他们自己。斯大林一贯提供给他的意志薄弱的牺牲品以冒险的机会，造反的机会。这种游戏颇使他感到满足。这只爱玩的老虎想出来一个主意——逮捕中央委员需经全体其他中委的同意！在装得像煞有介事的中央全会、中央会议的进程中，一份文件沿着各排座位传阅，它用无人称的句号指出：收到了针对某某中委的材料，建议各中委同意（或不同意！……）开除此人出中央。（有专人监视着文件在谁手里耽搁得太久。）于是乎全体都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联共中央委员会就是以这种方式枪毙自己的。（斯大林老早就看透了并且考验过了他们的软弱性：党的上层人物一旦接受了高工资、内部供应、高干休养所，并视为应得之物，他们就陷进了圈套，他们就挺不直腰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的特别法庭是由谁组成的？
    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还有C·A·图罗夫斯基。）至于那件年代久远的事，他们更加忘记了（恐怕根本没有读到过），那就是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吉洪大主教致人民委员会的信。态度强硬的大主教在吁请赦免和释放无辜者的时候写道：“因此，从创世以来，所有杀害先知的罪，……都要这一时代的人偿还。”（路加福音11：50），“凡动刀的，一定在刀下丧命。”（马太福音26：52）这些话当时听起来似乎可笑，不可能。他们哪里想得到历史有时候也知道复仇，也会像寻求快感似地搞一场迟到的因果报应。但是它往往为这场报应选择一些奇特的形式和意想不到的执行者。如果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镇压唐波夫省破产农民得胜归来时在火车站上没有遇到另一个玛鲁霞·斯皮里多诺娃“朝他脑门里打进一颗子弹，十六年以后，这件事由一个没有学成的格鲁吉亚神甫（指斯大林——译者注）完成了。
    如果沃洛申描述的一九二一年春在克里米亚遭枪杀的妇女和儿童的诅咒未能撕裂库恩一的胸腔，这件事则由他的第三国际的同志们完成了。彼得斯、拉齐斯、别尔津、阿格拉诺夫、普罗科菲耶夫、巴利茨基、阿尔图佐夫、丘德诺夫斯基、德边科、乌博列维奇、布勃诺夫、阿拉弗佐、阿尔克斯尼斯、阿伦什塔姆、黑克尔、吉季斯、叶戈罗夫、日洛布、科夫丘赫、科尔克、库佳科夫、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尤·萨布林、费尔德曼、P·埃德曼；还有温什里希特、叶努基泽、涅夫斯基、纳哈姆凯斯、洛莫夫、卡克腾、科西奥尔、鲁祖塔克、吉卡洛、戈洛杰德、什利希特尔、别洛博罗多夫、皮亚达科夫、季诺维也夫——他们全成了那个小个子红头发屠夫的刀下鬼，而我们怕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考察清楚这些人在过去的十五至二十年当中亲手或通过签字作了哪些恶。
    斗争？他们没人做过斗争的尝试。假如说坐进了叶若夫的牢狱以后斗争很困难，那么在自己被捕的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开展斗争？难道当时还没有看出苗头？原来他们的祷告全是这一句词儿：“但愿躲过这一关！”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自杀？（如果是被杀，为什么坐以待毙？）列宁的忠实伴侣克鲁普斯卡娅为什么没有斗争？为什么她一次没有出来公开揭露，像罗斯托夫亚麻厂的那个老工人那样？莫非真地担心丢老命？一九O五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首届“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阿拉雷金和斯皮里多诺夫为什么要在对自己的无耻诬告上签名？当过那个“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的舒宾更甚于此，他签字证明一九O五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根本不存在什么“工农代表苏维埃”。这是为什么？怎么能够这样唾弃自己的一生！这些“无不同政见者”现在每当回忆一九三七年，就知道哼哼唉唉地谈冤案，谈暴行。可是谁也不提他们实际有过但没人利用过的斗争的机会。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做不出解释。而且利用上述论据进行争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被关进监狱的忠实信徒们的全部智慧足以破坏政治犯的老传统。他们回避政见不同的难友，对他们保密，谈到侦讯中的暴行时把声音放低，不让非党员听到，上帝保佑更别让社会革命党人听到。“不能给他们提供反党材料！”叶夫根尼娅·戈尔茨曼在喀山监狱里（一九三八）反对各监室间敲墙联络：她身为共产党员，不能同意做违犯苏维埃法律的事！送来报纸，戈尔茨曼总是坚持要同监室的女犯们仔细阅读，而不能随便看看。E·金兹布尔格回忆录中关于监狱的部分提供了“三七届学生”的隐秘材料。死硬派尤利亚·安年科娃要求全监室的人：“不许拿看守员寻开心！他在这里代表苏维埃政权！”（真是这样吗？一切都颠倒了！
    让沙皇监狱里桀骜不驯的女革命者们通过神奇的水晶球看看这个场面吧！）女共青团员卡住·希罗科娃在搜身室里问金兹布尔格：你瞧那个德国女共产党员把金子藏在头发里。这可是我们苏联的监狱，我们该不该把这件事报告看守员？跟金兹布尔格一起乘七号车厢（这节车里差不多全是女共产党员）去科雷马的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妮给她的有声有色的回忆补充了两个惊人的细节。有钱的犯人交出钱，到站台上去买青葱，该着奥利茨卡妮在车厢里接这些葱。她依照社会革命党人的老传统、唯一的想法是平均分配给车厢里的四十个人。但马上有人制止她：“谁出的钱分给谁！”“我们不能养活叫花子！”“我们自子都不够！”奥利茨卡娅简直发了傻：这些人是政治犯吗？……“三七年入学”的女共产党员们就是如此！第二个插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的洗澡房里，女犯们被迫光着身子在一排看守员面前通过。
    没什么，她们找到了自我安慰。在解往以后各站的途中，她们已经在车厢里唱：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无不同政见者”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套世界观，处在这样的思想水平上，登上了漫长的劳改历程。这些对逮捕、侦讯、总的形势从一开始就没有弄懂的人，由于顽固和忠诚（也许是由于走投无路）在整个这条道上都将认为自己是光明使者，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对于周围的一切他们既已下定不去注意也不去理解的决心，对下面这件他们最害怕的事，他们更要努力不去注意了：劳改犯怎样看待他们？生活犯，“五十八条”（“被清算的富农”之中活下来的人现在正服完第一个十年）怎样看待他们？他们这些新来的“三七届学生”在衣着、举止、言谈方面都还是与众不同的。瞧这些神气活现的狭公事包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坐专用小汽车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实行配给制的时候从内部商店买东西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在疗养所吃得肥肥胖胖在休养地乱搞女人的人也进来了！
    可是我们只为了一颗白菜一根玉米棒子就被人家按“八七”法令送进来劳改十年。他们咬牙切齿地对新来的人说：“在外头你们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整整你们了，”（但这是办不到的，正统派们很快能得到优厚的安排。）E·金兹布尔格描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场面。监狱里的护士问她：“您是站在穷人一边，是为农庄庄员们坐牢，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也许是因为狱中的护士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才提出这个傻问题。而农庄庄员和普通劳改犯是有眼力的，他们一下子就认出这些人来，伤天害理的强迫“集体化”正是这些人完成的。“无不同政见者”的最高真理是什么？就是：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旧判断，也不愿汲取任何一个新判断。任凭生活劈头盖脑地抽打他们，滚滚波涛似地淹没他们，甚至像车轮似地碾过他们，他们仍是无动于衷！他们不承认它，好像它并没动。
    脑子里的东西一点改不得，对生活经验干脆没有进行批判思考的能力——这倒成了他们的骄傲。监狱决不可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劳改营也影响不得！原来站在什么立脚点上，今后仍要站在什么立脚点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怎么能因为偶然进了监狱就变了？（即使存在改变着，存在显示出了新的方面，我们的意识岂能改变？绝不能！即使存在完蛋了，也不能决定我们的意识！须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他们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B·M·扎林说：“我在劳改营里总是重复这句话：我不打算因为一些蠢人（指把他关进来的人）而和苏维埃政权争吵”他们必然的结论是：我是错关的，因而我是好人。周围都是敌人，都是罪该坐牢的。他们的精力都花到什么上面了？一年发出六次、十二次申诉、声明和请求。他们在那里面写些什么？唠叨些什么？当然是赌咒发誓忠于伟大的和天才的（没这个，人家不放你）。当然是声明和神枪决的同案人划清界线。当然是祈求宽恕，祈求允许他们回到上面去。
    他们第二天就会满心欢喜地接受党的任何委托——哪怕是管理这个劳改营也行！（这些申诉为什么大批被打回来？那是因为没有送到斯大林手里呀！他是大慈大悲的！他会理解我们！他会宽恕我们！）“政治犯”向当局请求宽恕，真是好样的！……再看戈尔巴托夫将军回忆录里透露的他们这些人的意识水平吧：“法庭？能要求它做什么？是有人命令它这样做的……”噢，怎样的分析力量！怎样的安琪儿般的布尔什维克的驯服：窃贼们向戈尔巴托夫：“您是为了什么落到这儿来的？”（我顺便说一句：他们不会称“您”）戈尔巴托夫：“是坏人诬告的。”多会分析！怎样的分析啊！将军的行为不像舒霍夫，而是效法费秋科夫：他跑去打扫办公室，巴望弄到一点面包皮。“擦桌子的时候能弄到面包屑、面包皮，偶尔还有小块面包。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好，解决去吧。可是他们却责备舒霍夫一心想喝粥，没有社会意识，似乎犯了滔天大罪。
    而戈尔巴托夫将军则一切皆可，因为他思考着……坏人的问题呢！（其实舒霍夫也不是容易上当的，他对国内大事的判断比将军更要勇敢）。再看一位戈利岑，县城医生的儿子，筑路工程师，在死囚监室里蹲过一百四十天（有了足够的思考时间！）。接下去是十五年，再接下去是终生流放。“脑子里一点也没有变。仍然是非党布尔什维克。我靠的是对党的信任，相信坏事不是党和政府做的，而是某些人（全分析！）的坏主意。这些人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老是不去……），而其余的一切（！）都会留下来……我能坚持下来，还靠了一九三七——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指的是坐机关的）以及监狱和劳改营里为数众多的普通苏维埃人的帮助。不是所谓‘教父’，而是真正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叫人不明白的是：有这么多的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怎么瞅着某些人无法无天干瞪眼，也不管管？无法无天的事他们没有沾过一点儿进？在无法无天的环境里他们意安然无恙？奇迹……）还有一个鲍里斯·季亚科夫；斯大林之死使他悲痛欲绝（光他一个吗？正统派们个个如此）。
    他觉得获释的希望从此将成泡影了！但是人们向我大叫；“不诚实！不诚实！你应当找个真正的理论家争论争论！找个红色教授学院的人争论争论！”悉听尊便！你们当我没有争论过？在监狱、押解途中、递解站里我都做什么来着？在争论中起先我站在他们一边，拥护他们。但我觉得我方的论据不知怎的有点稀松。后来一段时间我不开口。光听。再往后我就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去了，连马林科夫的老师扎哈罗夫（他颇以当过马林科夫的老师而自豪）也竟然纡尊降贵亲自和我对过话。这许多次的争论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好像只是一次争论。这许多引经据典的书呆子们好像溶成了一个人。他一次又一次在同一点上用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论据。这些人全包着穿不透的硬壳。穿不透的硬壳是他们主要的特征。能对付生铁脑瓜的穿甲弹还没有发明。跟他们争论，如果事先不当做游戏和逗乐，是要累死人的。我和我的朋友帕宁躺在“泽克车厢”的中层铺上，安排得舒舒服服，咸鲱鱼放进了衣兜，口不渴，大可睡上一觉。可是不知在哪一站上给我们包房里捅进来一个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
    根据他的山羊胡子和眼镜就能看出来。他也不瞒着：前共产主义学院教授。我们坐起来，把腿从四方形缺口处放到下面。他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他是个穿不透的角色。我们坐牢已经很久，还要坐更久，难得快快活活地开个玩笑，应该滑下去运逗乐子！包房里相当宽敞，跟什么人换了个位置，就挤了过去。“您好。”“你好”“您在这儿不嫌挤？”“不，还好。”“蹲了很久了？”“不短了。”“剩下小半了？”“差不多一半。”“您瞧，农村多穷。草屋顶，房子歪歪斜斜。”“沙皇制度的遗产。”“苏维埃制度也三十年啦。”“历史的一瞬。”“农庄庄员在挨饿，太惨啦！”“每家的烤炉您都看过？”“您问问这个包房里的随便哪个庄员。”“关进来的都心怀不满，不客观。”“可是我亲眼见过一些农庄……”“那是准不典型的。”（山羊胡子连去也没去过，这反倒简单：）“您问问老年人吧，沙皇时候他们能吃饱，穿暧，还有多少休息日！”“我不要问。觉得什么都是过去的好，这是人类记忆的主观性特征。死了的母牛，准是能挤出双倍奶的（他偶尔也使用谚语呢！人至于休息日，不是我国人民的喜好，我国人民喜爱劳动。”“可为什么好多城市里面包紧张？”“什么时候？”“一直到战争爆发都还……”“不是事实！战前恰好一切都走上了轨道。”“您听我说，当时伏尔加流域各城市买面包得排上千人的大队……”“地方性的供应失调。更可能是您记错了。”“可是现在也很缺呀！”
    “无稽之谈。我们生产七、八十亿普特谷物。”“谷物烂在地里。”“相反，培育良种成就很大。”“许多商店的货架是空的。”“地方上办事不灵活。”“价格也高。许多必需品工人买不起。”“我国物价比任何国家更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工资太低。”“工资也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它的依据是要工人大部分时间无偿地为国家工作。”“您不懂政治经济学。您是什么专业？”“工程师。”“我可是经济学家。不要争论了。剩余价值在我国不可能存在。”“可是为什么从前一个男人能养活全家，而现在却必须两三个人工作？”“因为从前有失业现象，女人找不到工作。全家吃不饱。进一步说，妻子工作，对于取得平等地位也是很要紧的。”“要这鬼平等有什么用？家务事由谁来做？”“男人应该帮忙。”“您怎么样，您给老伴帮忙吗？”“我没有结婚。”“以前夫妇两人只需要白天做事，现在晚上也要忙。女人没有时间做她主要的事——教育孩子。”“时间完全够用。孩子主要在幼儿园、学校、共青团受教育。”“那儿是怎么教育的？流氓、小偷越来越多。小姑娘都学会了放荡。”“没有的事。我国青年有高度思想觉悟。”“这是报上说的。我们的报纸说瞎话。”“它们比资产阶级报纸诚实得多。读读资产阶级报纸就知道。”“让我们读读。”“完全不必要。”“我们的报纸总归是扯谎。”“它们公开地与无产阶级联系着。”“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犯罪率增长。”“相反，是下降。拿出数字来！”（在一个连绵羊尾巴的数字都保密的国家！）“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本身就促成犯罪。
    法律又严苛又荒谬。”“相反，很好的法律。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尤其是五十八条。”“没有这一条我们年轻的国家就站不住脚。”“它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从历史角度看还是很年轻的。”“您往周围看看，有多少人坐牢！”“他们罪有应得。”“您呢？”“我是被抓错的。问题弄清就会放出去。”（他们都给自己留这么一条摆脱困境的退路。）“抓错？你们的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很好，不幸的是有时候偏离。”“到处是盗窃、贪污、舞弊。”“应当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如此等等。他是心平气和的。他使用不要求动脑子的语言说话。跟他争论等于在沙漠上行走。俗话说这类人是：走遍了铁匠铺仍没有钉上掌。看到这些人的讣告里写着：“在个人迷信时期悲剧般去世的……”真想改一个字：“喜剧般去世的……”如果此人没遭逢现在这个命运，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发觉他原是这么一个枯燥、平庸的小角色，我们在报上见到他的大名可能肃然起敬。他可能出入于各人民委员部，或者竟有胆量在国外充当整个俄国的代表。
    和他争论问题是徒劳无益的。跟他玩—……不，不是玩一盘棋，而是玩一场“当同志”的游戏，倒是十分有趣。这种游戏真的有，玩起来很简单。只需随声附和几次，使用几句他们的套话。他准高兴。因为他惯于把周围的人看成敌人，倦于整天顶嘴，他很不爱谈见闻，因为这些见闻马上会反过来批驳他自己。他一旦把你当做自己人，就会按人之常情对你说心里话，例如，说他在火车站上看到人来人往，有说有笑，生活在前进，党在领导，人们的工作在调动，而我们几个却蹲在这儿。应当写才是，写复审申请，写赦免申请……或许他会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时候，他们决定“吃掉”一个同志，因为感到那人不像一个真正的我们的人。但是没处下手。从他的文章里挑不出毛病，历史也清白。
    在清理档案时，忽然有重大发现！见到了这个同志从前写的一本小册子，伊里奇读过并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个亲笔批语：“作为经济学家——狗屎！”“嗯，您自己明白，”谈话者向我露出了一个信任的笑容：“有了这个，整倒那个在理论上制造混乱的自称马列的家伙就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把他赶了出去，取消了他的学衔。”车厢里只听见隆隆的响声，人们都睡了。躺着、坐着的都有。押解队的士兵偶尔在走廊里经过，打着哈欠。列宁传记中又一个没人记载过的插曲白白地泯灭了。为了对思想纯正者获得完整的概念，我们还必须对他们在劳改营生活中的若干主要方面的表现做一番考察：甲．对劳改营管理制度和犯人争取权利斗争的态度。既然劳改营管理制度是我们苏维埃政权制定的，就应当不仅心甘情愿地而且还要自觉地遵守。即使看守人员还没有要求或指出，也要有主动遵守管理制度的精神。前面说过的E·金兹布尔格的书里包含着这样一些令人吃惊的观察记载：女犯们为自己被（用推子）剃光头一事辩护（既然管理制度要求这样嘛，有什么办法！）。
    把她们从围着大墙的监狱送到科雷马去丧命，她们对此也有现成的解释：这说明大家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会在那里自觉地劳动！有什么活见鬼的斗争可说的？斗争——反对谁？反对自己人吗？斗争——为什么目的？为自己的释放？那不需要斗争，而要按合法程序提出请求。为推翻苏维埃政权？——叫你舌头上长疔疮吧！劳改犯当中有的想斗争但不能斗；有的能斗但不想斗；有的既能斗又想斗（而且斗了！到时候我们还要谈谈这些人！）。正统派是第四种人：不想斗，而且即使想也不能斗。他们以前的生活使他们只能适应于虚应故事、打电话、按电铃、对上级批准的决议和指令收收转转而已。劳改营里的斗争更多是白刃战，是赤手空拳迎着刺刀上，是枪林弹雨中贴着地面爬。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一群“西多尔·波利卡尔波维奇”和“乌克罗普·波米多罗维奇”，既不能唬人，也毫无用处。
    这些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斗争的原则斗士们，更不消说，从来不是盗窃犯们打劫逞凶的障碍。他们不反对盗窃犯在厨房里和在杂役当中称王称霸。要知道，社会亲近分子正是按照他们的理论才在劳改营里获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当着他们的面抢劫弱小者，他们不干涉；自己遭抢劫，他们不反抗。这本来合乎逻辑，愿打愿挨，谁去管它。但是轮到写历史的时候了，传出了第一声关于劳改营生活的信息。“无不同政见者”这时回顾过去，感觉颇不是滋味：这是怎么搞的？自己这么先进，觉悟这么高，竟没有斗争过！连有过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回事都没有觉察到！而且没有预料到亲爱的拉夫连秀·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是人民的死敌！需要赶紧制造一些表明他们斗争过的模模糊糊的说法。从此所有杂志上的无论哪条咬狗都朝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吠叫两句，说你这狗崽子为什么不斗争？《莫斯科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甚至这样责怪伊万·杰尼索维奇：共产党在劳改营里时常举行地下集会，他却不参加，不向善于思考的人们学习智慧。
    这都是些什么梦话？什么样的地下集会？集会干什么？想把手指放进衣兜里做个侮辱人的手势吗？侮辱谁？既然从最小的看守员到斯大林本人都代表整体一块的苏维埃政权。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进行过斗争？谁也说不出来。如果他们只许自己重复这句话：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如果他们的祷词通篇就是：皇上的鞭子，不要抽我吧！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乙．和劳改营长官的相互关系。“思想良好”分子对劳改营长官除了恭敬和亲近还能有什么别的态度？要知道劳改营的长官全是党员，执行党的指示。“我”（一唯一的无事者）被判刑送进这里不是他们的过错。正统派们心里十分明白，哪天他们自己当了劳改营长官，也会照样行事。现在我国报刊把托多尔斯基（神学校毕业，记者，被列宁看中的。虽然不会开飞机，三十年代却不知为什么当上了空军（？）学院院长）捧成劳改营中的英雄。据季亚科夫的描写，他跟一个普通犯人都不屑理睬的供应科长说话都是这个口气：“首长公民，您有什么吩咐？”托多尔斯基管卫生科长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笔记。如果托多尔斯基想的和《简明教程》有丝毫不一致，他怎么能全照斯大林的意思编写笔记？他的原则性何在？而如果他的思想和他完全一样。
    但是光你爱长官还不够，还得要使长官爱你。必须向长官申明，我们和你们是用同一块面团捏成的，你们可千万要照顾我们。因为这个原故，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列斯特、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笔下的英雄们一遇机会，不管必要不必要，适当不适当，是办理解犯接交手续也好，是按卡片点名也好，总要申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实际是声明想得到个舒服位置罢了。谢列斯特还臆想出这样一个场面：科特拉斯递解站。按卡片点名。“党派？”站长问。（这不知是写给哪个傻瓜看的？监狱卡片上哪有“党派”这一栏？）“联共（布）党员！”——谢列斯特回答这个有意编造的问题。对于长官们也应给一个公正的评价，无论是捷尔任斯基式的还是贝利亚式的干部对这样的回答都是听得到的，都肯负责安排的。
    可能是有过一条应把共产党员安排得体面些的书面指示吧？或者至少是有过口头的指示吧？因为即使在对“五十八条”迫害最凶的那些时期，在把“五十八条”们从杂役职位上撤下来的时期，原共产党大干部们不知为什么仍保住了地位。（例如，前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阿拉洛夫仍然是蔬菜作业班班长，前旅长伊万奇克仍是房修班长，前莫斯科市委书记捷德科夫也保住了一个美差。）即便没有什么指示，恐怕单纯的团结精神和简单的盘算——“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也会迫使内务部人员们对忠实信徒们特别关照。结果正统派成了长官手下的红人，在劳改营里构成了固定特权阶层。（但那些不是三天两头跑到长官屋里表忠心的安安静静的共产党员们不在此例。）缺心眼的阿尔丹一谢苗诺夫把这句话直截了当地写在纸上了：共产党员首长们尽力把共产党员犯人们调到比较轻松的岗位上。季亚科夫也是直言不讳：新犯人罗姆向医院院长声明自己是老布尔什维克，马上被留下做了卫生科办事员——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位！营长还指示不许把托多尔斯基从卫生员职位上刷下来。但最精彩的还是r·谢列斯特在《科雷马记实》里说的一件事；一个内务部大干部新到这里来上任，发现犯人扎博尔斯基就是他国内战争时期的军长。战友重逢，老泪纵横。
    好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扎博尔斯基接受了“由厨房供给特殊伙食，面包管够”的待遇。（这无非是强夺苦力们的口中餐，因为上头决不会单另批给他新的伙食标准。）他只要求给他一套列宁著作六卷集，以便晚上在油灯下攻读。一切安排得很妥帖：日食昧心粮，夜读列宁书！卑劣行径受到如此坦白而得意的颂扬。谢列斯特笔下还有一个什么神乎其神的作业班里的“地下政治局”（对于作业班不太大了点么？）。它在规定以外的时间，又能从切面包间搞到一个大面包，又能搞到一钵燕麦粥。这表明各处的杂役里都有咱们自己人，是吗？也表明咱们时常搞点小偷小摸，是吗？“无不同政见”的先生们。最终结论也是这位谢列斯特提供的：“一种人是依靠精神力量活下来（这是偷吃稀粥和面包的正统派——作者注），另一种人是靠多吃到一钵燕麦粥（这是伊万·杰尼索维奇）。”好吧，算你说得对。
    伊万·杰尼索维奇在杂役中可没有熟人。不过请问，石头呢？石墙是谁在砌？啊？是你们吗？死硬派先生们。丙．对劳动的态度。正统派一般地说是忠诚于劳动的（埃赫的副手害伤寒病说胡话，护士向他保证说征购粮食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他才安定下来）。一般地说他们也赞成劳改营的劳动：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的需要。犯人如果不劳动而喝菜汤，岂非无功而受禄？因此他们认为逃避劳动者理应关强制室，战时则应枪决，这都极为合理。当派工员、作业班长以及随便哪一种奴隶班头都是完全道德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正经窃贼”有分歧而与“母狗”们意见一致）。例如伐木作业班班长前基辅市共青团委书记叶连娜·尼基京娜。据说她把本作业班成员（“五十八条”）的产量据为己有，拿去和盗窃犯们做交易。柳震·贾帕里泽（巴库政委的女儿）常用外边送进来的巧克力向她换取少干活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位女作业班长却一连三天不让女无政府主义者塔季扬娜·加拉谢娃走出森林，一直到她被冻伤。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又是一例。他也是布尔什维克，尽管是党外的。他揭发犯人们故意不完成定额（并跑到长官那里去报告，被告发的受到惩罚）。
    犯人们责备他，要他明白我们干的是奴隶劳动。普斯托维尔回答说：“奇怪的哲学！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才进行反对奴隶劳动的斗争。我们这些人虽然是奴隶，却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不是为了私人。这些官僚们只是暂时（？）当权，一次人民运动他们就会摔下来，而人民的国家将会永存！”正统派的脑子里就是这样一片原始密林。活人跟他们谈不拢。“无不同政见”的人们只为自己保留着一个例外？使用他们这类人做一般劳动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样他们就很难留下一条命，以便将来对苏联人民进行富有成效的领导，同时也就很难在劳改营的岁月中进行思考。这意思就是聚成一团，轮着番儿地重复：斯大林同志说得对，莫洛托夫同志说得对，贝利亚同志说得对，党说得对。
    因此他们在营首长的庇护下，再加上暗地里互相提携，全力以赴地往杂役队伍里钻。争取那些不要求专业（他们谁也没有专长）知识、清闲点、离劳改营真刀真枪的主要活茬远点的职位。一旦抓住这样的职位便死也不放：扎哈罗夫（马林科夫的老师）抓住了私人物品保管室；前面提到的扎博尔斯基（怕是谢列斯特本人吧？）——抓住了被服供应室；臭名昭著的托多尔斯基赖在卫生科；科诺科京当了医助（尽管他什么医助也不是）；谢列布里亚科娃当了护土（尽管她也不是什么护土）。阿尔丹一谢苗诺夫也当过杂役。季亚科夫是纯正分子中嗓门最高的一个，由他亲笔写出来的劳改营经历是颇值得惊奇的。他服刑五年，只去营区以外劳动过一次，足见神通之广大。这一次也仅仅是半天，半天中也只劳动了半小时，砍砍树枝而已。
    就这样，看守员还关照他说：你累坏了，歇歇吧。五年只劳动半小时！这可不是人人能办到的。一段时间他假装有血气，后来又说血气形成了瘘管。可是，老兄，总混不过五年吧！要捞到医务统计员、文教科图书管理员、私人物品保管员这一类的金饭碗，并在整个服刑期间都保得住，光送给谁点咸肉是不够的，恐怕连灵魂也得给“教父”捎上点吧。该付出多大价钱，请老劳改犯们掂量掂量。李亚科夫不是个简单的杂役，而是个富有战斗性的杂役：在他的小说受到公开嘲骂以前发表的第一稿里，还措词优美地论证为什么聪明人应当避免普通老百姓的恶劣命运。（什么“棋着”呀，“王车换位”呀，无非是要别人去替自己挨打击。）这个人现在准备充当劳改营生活的主要解释者的角色了。谢列布里亚科娃报道她自己的劳改营经历时爱用谨慎的省略号。据说有一些对她十分不利的见证人。不过我没有机会进行核查。
    但是不仅这几个作者，所有这类作者们的合唱团描写所有其他纯正分子，都没写出他们怎么劳动——他们或者在医院，或者当杂役，成天从事着蒙昧主义（稍加现代化）的对话。作家在这里并没有撒谎：他们实在缺乏描写这些死硬派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想象力。（如果你从来没有劳动过，怎么描写得出？）丁．对逃跑的态度。死硬派本人从来不逃跑：这可是反抗管理当局的行动啊！这是和内务部捣乱也就是颠覆苏维埃政权啊！此外，每一个正统派时刻都有两三份赦免请求书在上级机关里旅行。
    如果逃跑的话，上边就会把这解释为缺乏耐心，甚至解释为对上级机关的不信任。何况“无不同政见者”们并不需要“一般的自由”——人的自由、鸟的自由。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从国家手里领来的自由，合法的，有官印的，能恢复被捕前地位和特权的！没有这些，要自由有何用？他们自己不逃跑，更反对别人逃跑，谴责它纯粹是对内务部制度和经济建设的破坏。既然逃跑如此有害，知道了就向行动特派员告发，必定是纯正的共产党员的公民义务喽？这不很合逻辑吗？他们当中也还有一些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的勇士呢。但是他们的教条把他们变成了政治囚奴……戊．对其他“五十八条”的态度。
    他们从不把自己和其他难友混淆起来，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原则。他们有时候暗地在自己内部，有时候完全公开地（这对他们毫无危险）把自己和这些肮脏的“五十八条”放在对立的地位，千方百计地和这些人分开，以保自己的纯洁。他们在外面领导的正是这么一些傻乎乎的群众，他们在那儿就没有允许过这些人说一句自由的话。
    到了这里，和这些人同住了一个监室，处到了平等的地位，可是非但没有受到这些人的压制，反而成天使着性子朝这些人嚷叫：“你们这些坏蛋全是活该！在外头你们全是假装进步！你们都是敌人，抓你们这些人，完全正确！全合乎规律！我们的事业正走向伟大胜利！”（只有我是抓错的！）他们把自己的狱中独白之不可阻挡（管理当局永远支持正统派，反革命分子岂敢还嘴，莫非想再添点刑期吗？）当真归功于他们的战无不胜的学说的力量！（不过劳改营里也曾有过另一样的力量对比。
    某个在翁日拉格劳改的检察长不得不假装了许多年的疯僧。他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劳改的是他的“教子”。）正统派带着露骨的轻蔑和念念不忘的阶级仇恨怒视着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五十八条”。季亚科夫说：“我一想到我们今天竟和什么样的人坐到了一起就觉得可怕。”科诺科京不愿意给害病的弗拉索夫分子注射（尽管这是他医助的职责），却富有牺牲精神地给害病的押解从士兵献血。（他们循自由人医生巴里诺夫也一样。“我首先是契卡人员，然后才是医生。”这就是所谓医学！）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在医院里需要有“忠诚的人们”（季亚科夫语），才能掌握给谁注射，不给谁注射。他们将这种仇恨变为行动（怎么能而且为什么要把阶级仇恨放在心里藏着？）。
    谢列斯特笔下的萨穆伊尔·根达尔，教授（大概是共产主义法学教授）看到高加索少数民族犯人不愿意出工，马上煽风点火：应怀疑是毛拉在发动怠工。己．对充当眼线的态度。条条道路通罗马，上述各点必然导向一个结论，即死硬派不与劳改营中最优秀最贴心的长官——行动特派员合作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在目前处境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和党的最正确的方法。这同时也是很有利的；这是跟首长们拉关系的最好办法。
    给“教父”提供服务从不会白干。只有靠“教父”保护才能成年地留在营区杂役的舒服职位上。……在一本也是来自正统派“水流”的讲劳改营的书里，作者心爱的最最正面的共产党员克拉托夫在劳改营里奉行这样一套主张：1．适应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地活下去；2．让正经人去当眼线，比让坏蛋去干这事强。即使哪个正统派耍犟脾气，不愿意为“教父”服务，他最终也很难躲开那个门口。所有大声表明自己的信仰的忠实信徒，行动特派员必定会和颜悦色地叫他去，慈父般地问他：“您是苏维埃人吗？”思想纯正者不能回答“不是”。这就等于说“是”。
    既然“是”，那么，同志，我们合作吧。没有什么能妨碍您。只是现在，当他们歪曲整个劳改营的历史的时候，羞于承认自己合作过。像丽莎·科季克那样因为丢失了告密信而当场露馅的事并不常有。但是现在也有说漏了嘴的，比方有的文章里说，行动特派员友好地替季亚科夫避开劳改营检查机关往外发信，就是不说发信的交换条件是什么。这样的友谊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想起来，行动特派员雅科夫列夫曾劝托多尔斯基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不解释一声：他为什么关心这个？但这只是暂时的。
    光荣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时候一到便可振作起精神，大声承认：“不错！我们当过眼线并且为此而自豪！”其实何苦写出整个的这一章？何苦写出对于思想纯正分子的这个长篇考察和分析？我们只需用斗大的字母写出下面这一排字就够了：亚诺什·卡迪尔。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古斯塔夫·胡萨克。他们又经历过冤枉的逮捕，又受到过刑讯，每人又蹲过若干年。全世界都看到他们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的价值。

    　　——————

    第十二章　“砰—砰—砰……”

    　　契卡一格勃（用这样的缩略词称呼“肃反委员会一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好听、又方便、又简捷，同时又没有忽略这个机关的历史发展。）如果没有永远睁着的眼睛和永远听着的耳朵，就会是一段全无知觉的木头，根本没有监视本国人民的能力。在当今技术发达的年代，眼睛的功能部分地由照相机、光电管执行着，耳朵的功能部分地由麦克风、录音机、激光窃听器执行着。但是本书所谈的时代，契卡一格勒的几乎唯一的眼睛和几乎唯一的耳朵就是“斯图卡奇”。
    　　在契卡一格勃最初的年代，这种人曾有个事务式的名称：秘密工作人员（以区别于编制表上的公开工作人员）。依照那些年的习惯这个名称缩略为“塞克索特”（密工）。发明这个缩略字的人（他没预料到这个字会传开。人们没有保好密）缺乏以没有偏见的听觉体会一下这个字音的本领，没能从它的字音里听出在其中结成团的龌龊不堪的东西——某种比鸡好的恶行更见不得人的东西。年深日久，这个字又沾满了叛卖行为的黄褐色的血，于是在俄文里便没有比这更丑陋的字眼了。
    　　但这个词儿只是在狱外用的。群岛上有自己的名词：监狱里叫“纳塞德卡”（耳目），劳改营里叫“斯图卡奇”（眼线），然而正如群岛上的许多字眼进入了俄文的广阔领域而风靡于全国一样，“斯图卡奇”这个词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概念。这件事反映出告密现象本身具有的统一性和共性。
    　　如果缺乏经验又没有经过充分的思考，很难判断告密活动在我国生活中渗透到何种程度，把我们包围到什么程度。就好像手里不拿着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在田野上、森林中、湖泊上就感觉不到正有大量无线电波不断从我们身上穿过一样。
    　　很难使自己养成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习惯：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眼线？很难养成这个习惯，养成这个习惯也是很令人讨厌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养成的好。坐探是赶不走的，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但必须知道他们：有时候为了提防；有时候为了在他们面前作戏，把自己假装成另一种人；有时则是为了公开和他们大闹一场，使他们打上去的关于你的小报告失去价值。
    　　我在“狱外社会”的专门一章里将谈到“密工网”的密度。许多人感觉得到它的密度，可是并不使劲去认出具体的密工的面孔，即他平常的人脸，是什么样子，因而这个网显得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加神秘，更加可怕。其实你隔壁那个可爱的安娜·费多罗夫娜就是个“女密工”。她过来向你们家要点酵母，接着就跑到约定地点（可能是小杂货铺，可能是药房）去报告，说你家坐着个没有报户口的外来人。这就是那个跟你们像一家人似的伊万·尼基弗罗维奇，你同他一起喝了一杯伏特加，他就向上面打报告说你骂商店里买不到东西，东西都从后门卖给当官的了。大家齐唱《斯大林之歌》的时候你只张了嘴懒得出声；在十一月七号的游行队伍里你表现不快活。因为你不认得密工人员的面孔，所以事后很奇怪，这类事情是怎样被那个无所不在的机关知道的？密工人员穿透一切的灼热的眼睛究竟在什么地方？而密工人员的眼睛既可能泛着倦怠的蔚蓝，也可能含着老态的泪水。它们完全不必闪出阴沉的四光。不要以为这一定是个面目可憎的坏蛋。这是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人，有几分善心，几分狠心和几分妒嫉心，具有使我们落入蜘蛛网的一切弱点。如果招募密工人员全凭自愿，凭本人的积极性，恐怕能招到的不多（也许二十年代可以），但目前招募这种人是靠设圈套，靠生拉硬拽。人们自身的弱点把人们送进这种可耻的职业。即使那些真心想甩掉像第二层皮似地粘在身上的蛛网的人也无法逃脱，无法逃脱。
    　　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国家高于个人、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英雄、告密不是告密而是对被告密者的帮助，如此等等不都是这种因素吗？招募工作和意识形态像花边一样交织着：机关希望的和被招募者应该希望的只是一件事：把我国顺利地推向社会主义。
    　　招募工作的技术堪称高妙，可惜我国低劣的侦探文学偏不描写这些手段。招募者在选举站进行活动。招募者在马列主义教研室里进行活动。叫你去的时候，他们说：“那儿有个什么委员会，请您去一趟！”招募者在刚从前沿撤下来的部队里进行活动：一个“死灭尔施”（除奸部）干部来到部队，把半个连的人挨个儿找去谈话；和一些当兵的只谈天气和伙食，和另一些当兵的谈话则下达互相监视和监视指挥员的任务。一个手艺人坐在小屋里修理皮件。进来一个仪表堂堂的男人：“这个扣环请你修修行吗？”接着低声说：“你马上关好作坊门，到街上去。那儿停着一辆汽车，牌号三七一四八。你只管打开门进去，它会把你送到该去的地方。”（到那儿以后的情况大家都熟悉：“您是苏维埃人吗？那么您就应当帮助我们。”）这样的小作坊是公民们告密材料的最方便的集中点。和行动特派员直接见面的地点是西多罗夫家的住宅，二楼，按三次铃，傍晚六至八点。
    　　招募工作的诗意还等待着它的艺术家。有可见的生活也有不可见的生活。到处都张着蛛网，我们走过时注意不到是怎样被它缠住的。
    　　招募工作使用的工具像一套百宝钥匙：有一号、二号、三号。第一号：“您是苏维埃人吗？”第二号：许诺被招募者得到他按合法程序多年得不到的东西；第三号：针对他的弱点施加压力，用招募对象最害怕的事情吓唬他；第四号……。
    　　有时候也须要稍稍施加一点压力。有一个叫A．巴的人被叫了来。知道这个人是个脓包性格，于是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把你知道的有反苏情绪的人开个名单！”他不知怎么好，在那儿犯踌躇：“我没把握……”招募者没有跳起来，没有拍桌子喊：“你敢这么说？！”（在我们国家里谁会这么做？你瞎想什么！）而是：“您没有把握？那么开一张您担保是百分之百的苏维埃人的名单。但是您要记住，您是在担保！如果您给谁打了假保票，马上请您自己进去！您怎么不写呢？”“我……不能担保。”“噢，不能？这就是说，您知道他们反苏步？那您就把您知道的人写出来！这个城实的好家兔有着还是革命前塑造的过于柔弱的灵魂，他浑身出汗，如坐针毡，苦恼万分。他当真认为这条死胡同出不去了：或是写出谁是苏维埃人，或是写出谁是反苏分子。他看不到还有第三条路。
    　　人不是石头，而石头也是能压碎的。
    　　狱外使用的百宝钥匙样数多一些，因为生活多样化一些。劳改营内使用的是最简单的一套。生活是简化的、赤裸裸的，螺丝钉的螺纹和螺帽的直径都是一清二楚的。第一号当然是原样：“您是苏维埃人吗？”对思想纯正分子很合用，改锥从不会滑脱，螺帽立刻顺着手劲转动起来。第二号也很好使：许诺从一般劳动里抽调出来，安排在营区内，多给一份稀粥，给报酬，减刑期。这都意味着生命，每登上一个台阶，就多保一天性命。（在战时，告密行为的身价大跌：东西贵了，人便宜了。为一包马合烟就能出卖灵魂）第三号更好用了；我们要撤掉你的杂役职务！要送你去干一般劳动！押你到惩戒点去！每下一步台阶就是朝死亡靠近一步。有人不受一小块面包的引诱，不肯步步登高；可是把他往深渊里推，他就会发抖、央告。
    　　这并不表示在劳改营内部根本用不着做细活。有时候也得用点心计。希金少校需要收集犯人格尔岑别格（犹太人）的罪状。他有理由认为十七岁的不懂世故的德国人安东能提供起诉材料。希金把年轻的安东找来，挑动他的纳粹主义情绪：犹太种族如何卑劣，它如何毁坏了德意志。安东怒火中烧，于是出卖了格尔岑别格。（在另一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契卡分子希金为什么不能成为盖世太保的得力的侦查员？）
    　　再举一个亚历山大·费利波维奇·斯杰波沃依的例子。入狱前他是内务部军队的士兵，依据五十八条被捕判刑。他完全不是正统派，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劳改营里他开始觉得自己过去当那个兵丢人，费尽心机地隐瞒这件事，同时他明白，如果被当局发觉他这样做，是有危险的。对这样的人怎么招募？就利用这一点来招募：不干，我们就给你宣扬出去，说你是个“契卡”。仅仅为招募一个人，连他们自己的旗帜也可以用来擦屁股。（这个人现在保证说，他当时到底还是顶住了。）
    　　他入狱的过程以后没有别的机会叙述了。小伙子应征时是参加陆军，可是被派到内务部军队服役。起先是镇压班杰拉分子。得到情报（通过内线），他们要走出林子到教堂里做礼拜。军队包围了教堂，把住大门（按照片）抓人。一度在立陶宛（穿着便服）护送人民代表去参加选举大会（“有一个代表胆真大，每回都不要人护送！”）。一度在高尔基省守卫桥梁。由于伙食太坏，军队内部发生骚乱。为了惩罚他们，派他们到苏联土耳其边境驻防。不过这时候斯杰波沃依已经蹲在监狱里了。他时常画画，连政治学习笔记本的封面上也画上画。他画了一头猪。旁边一个人对他说：“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画了一个斯大林。后来笔记本送上去检查。这已经够得上蹲监狱了。但是在射击场上他当着将军的面把四百米外的七个靶子全部命中了，因而得到了一次探亲假。他回部队以后对人们说。“村里的树都没了。因为税收比野兽还狠，老百姓自己把果树都锯光了。”高尔基军区军事法庭。他在法庭上还叫喊：“你们这些坏东西！如果我是人民的敌人，为什么不当着人民的面审我？为什么躲起来审？”以后就是布列波治姆和红色格林卡（从事隧道作业的严厉管制营，全部是“五十八条”）。
    　　有的人像俗话说的“虽不是木匠，可是爱敲打”，这种人不用费劲就能搞到手。可是对另一种人非下好几次钓钩不可：他把诱饵吞下去吃掉了。谁要是支支吾吾，说他很难收集到准确的情报，那就对他解释：“有什么就提供什么，我们负责核实！”“可是如果我一点把握没有呢？”“这么说来——你真的是一个敌人喽？”最后索性向他摊开：“我们只要百分之五的真实，其余全凭你瞎想吧。”（治达劳改营的行动人员。）
    　　但是“教父”也有精疲力竭的时候，三番五次的下网，猎取的对象仍不能到手。这时候教父只得使出早预备好的一个环套；签署“不泄露具结”。无论宪法或法律里都没有说到还有这么一种手续，也没有说到我们必须履行它。但是我们对什么都看惯了。这种事还能拒绝么？我们自然全都会照办的。（可是如果我们硬是不具结，一迈出门槛硬是见人就泄露我们和教父的谈话，“第三厅”“的魔力就会顷刻消散。他们的隐秘性和他们本人全是靠我们的怯懦维持着的！）随后，在你的监狱档案上便会做出一个使你解脱的幸福标注：“不可招募！”这就等于一个九十六开的成色戳记，至少也等于八十四开。但是即使我们能活出头，也不会很快知道这个底细。然而我们可以凭以下的迹象猜出这一点：这些魔障忽然从我们身边退走了，而且此后不再纠缠。
    　　然而招募工作多半是能成功的。只是简单而粗暴地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论你是央求还是骂人，反正让你跑不脱。
    　　于是被招募者不久就送来了告密材料。
    　　于是这些告密材料常常就在什么人的脖子上又缠上了一道新刑期的套索。
    　　于是劳改营内的告密活动就发展成为营内最激烈的斗争形式：“今天该你死，我还要活到明天！”
    　　半个世纪或四十年来狱外的告密行为是一件完全没有危险的事情：不可能受到社会的任何反威胁，或者揭露和惩罚。
    　　劳改营里则略有不同。读者记得，索洛维茨的行政科怎样揭露那批坐探，把他们放逐到康德岛。以后几十年，坐探们似乎自由而繁盛。但是偶尔在个别地方一小群坚毅顽强的犯人团结在一起以隐蔽的形式继续索洛维茨的传统。有时候装成激怒的人群对抓住的小偷施私刑的样子痛打（打死）坐探。（按劳改营里的观念，私刑几乎是合法的事。）有时候（维亚特卡第一独劳点，战争年代）生产杂役们通过行政手段借“工作上的理由”把最恶劣的坐探调出自己的工地。这样做行动特派员是很难干涉的。别的坐探看了心里明白，只得收敛一点。
    　　营方对陆续到来的前方士兵曾抱过很大希望，以为这些人会是当坐探的好手。可惜，这批增援部队使劳改营的斗士们大失所望：这些大兵们、迫击炮手们、侦察员们离开了军队全变得灰溜溜的，做什么也不中用。
    　　但是群岛上的眼线的末日，还有待敲响过更多次的钟声，流逝过更漫长的岁月，才能到来。
    　　在这一章里我感到材料不够。劳改犯们不大愿意对我讲自己受招募的情况。那么，我就讲讲自己吧。
    　　只是有了劳改营的后期经验，变成了一个老资格以后，我回头一看才明白了，我开始狱中生活时是多么浅陋，多么渺小。自从我披上一张军官的皮以后，就习惯于无功受禄地高人一等。进了劳改营也总是往某个职位上爬，但爬上去总是立刻就掉下来。我紧紧地抱着这层皮——军上衣、马裤、军大衣，竭力不换成劳改营的保护色囚衣。在新的环境里我犯了新兵的错误：使自己暴露在地形上。
    　　第一个教父（即新耶路撒冷的教父）的狙击手的眼睛马上发现了我。在卡卢加关卡，我刚从漆工熬成一个助理定额员，又拽出了这套制服——哎呀，多么想显得又英武又漂亮！况且当时我住在“畸形人”的屋里，那里的将军都没有这样一套穿戴。
    　　我在新耶路撒冷交上去的那份自传是怎么写的，为什么写的，我早已忘在脑后了。有一天晚上我斜靠在床上翻着物理教科书，季诺维也夫一边煎什么东西一边说话，奥拉切夫斯基和普罗霍罗夫躺着，穿着大皮靴的脚搭在床头栏杆上。高级看守员谢宁（这显然不是他的真性，而是在劳改营里用的假名）进来，他对电炉，对高跷的大皮靴似乎都没有留意，一屁股坐到了谁的床上加入了共同的谈话。
    　　我不喜欢这个人的面孔和作派，他太喜欢做出柔和的眼神。但是他显得多么有文化！多么有教养！在我们的一帮下流、蠢笨、无知识的看守员当中多么与众不同！谢宁当时不多不少是个——大学生！大学四年级学生，只是我不记得什么系。看来他很不好意思穿内务部制服，害怕让同学们在街上看见他戴蓝肩章，因此每次来值班都是在门房换上制服，出去就脱。（这是可供小说家们描写的一位当代英雄！能够想象沙皇时代的进步学生依靠在监狱当看守员赚钱吗？）不过文化虽是有文化，可是使唤个老头替他跑腿或命令把一个干苦力活的犯人关三天禁闭什么的，在他都是家常便饭。
    　　但是在我们屋里他喜欢送行知识分子式的谈话：显示他理解我们的细腻的心灵，也要我们赏识他的心灵的细腻，这一次他也是这样，对我们介绍些城里的新鲜事，新电影。忽然趁大家不注意，他向我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到走廊里去！
    　　我莫名其妙地出去了，谢宁为了不显眼，又说了几句应酬话，才站起身来，出去赶上我。他叫我马上到行动特派员办公室去。有一个遇不到闲人的僻静的楼梯通到那个鸱鸺栖息的地方。
    　　我还没有亲眼见过他。我走在路上心里发沉。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每个劳改犯都害怕的事：可别给我粘上新的徒刑。我的案子结束侦查还不到一年，现在我一见坐在办公桌后的侦查员五脏六腑还都发痛。别是又翻腾了我的旧案吧：又发现了几页日记，也许是又发现了几封信？
    　　砰一砰一砰。
    　　“进来。”
    　　我推进门。一间布置得很舒适的小房间，根本不像是在古拉格。屋里还有足够地方摆下一张小沙发（可能他也把我们的妇女们带到这里来？）和一架摆在小台子上的菲力浦收音机。收音机上的“猫眼”闪着绿光。一支柔和悦耳的曲调在室内轻轻回荡。这样清澈的声音，这样的音乐，我已经完全不习惯了。我的心马上变得柔和起来：生活在什么地方进行着！我们已经惯于相信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生活，其实它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着，在别的什么地方……
    　　“坐下”
    　　办公桌上放着一盏罩着给人平静感的灯罩的台灯。桌后的圈椅里坐着行动特派员，和谢宁一样，也是知识分子型的。黑头发，叫人看不透的外表。我坐的椅子也是半软的。这多么使人愉快啊，如果他不开口向我提出什么指控，如果他不把那些陈糠烂谷子再捣腾出来。
    　　不，他的声音一点不带敌意。他随便问问生活、感觉，对劳动营习惯吗？在杂役屋里还方便吗？不对，侦讯是不作兴这样开场的。（况且我在哪儿听到过这么美妙的音乐？……）
    　　这时提出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甚至是仅仅出于好奇心的问题：
    　　“怎么样，您出了这些事，经历了这一切，仍然是一个苏维埃人吗？或者已经不是了？”
    　　啊？你怎么回答？你们，后代们，这是你们不能理解的：现在我该怎么回答？正常的自由的人们，我听见了，听见了你们从一九九O年向我呼喊：“见他的鬼去吧！（也许后代们将不会这样骂骂咧咧了？我认为在俄国还会的！）他们把你关进监狱，割断你的喉咙，还要你仍然是他妈苏维埃人！”
    　　真的，蹲过了三座监狱，见到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听到了瓢泼大雨似的来自国外的见闻，我哪能还是什么苏维埃人？在何时何地有什么苏维埃的东西能抵抗得住充足的信息？
    　　如果我在监狱里受到的“再教育”已经达到了我受到的教育的程度，我一定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不，见你妈的鬼去！我懒得跟你费脑子！让我干完活以后歇歇吧！”．
    　　可是，我们都是在顺从听话中长大的，伙计们！如果在会上问：“有反对的吗？……请弃权的吗？……”手是怎么样也举不起来的。“我不是苏维埃人！”这句话，即使当了犯人，也说不出口哇！
    　　“特别庭的决定里说，是反苏的，”我含含糊糊地说。
    　　“特别庭，”他不带一丝敬意地挥了挥手。“但是您自己觉得怎么样呢？您仍然是个苏维埃人？或者已经变了，怀恨在心了？”
    　　那个曲调轻轻地，如此清澈地萦回荡漾着，我们的重浊、粘糊、无聊的谈话与它那么不合拍。天哪，人的生活可以是多么清澈，多么美妙啊！但是由于权势者的自私，他们永远不会允许我们进入那个境界。是莫纽什科？——不是莫纽什科。是德沃夏克？——不是德沃夏克……滚开些，你这条恶狗，让我稍微听一会儿！
    　　“我为什么会怀恨在心呢？”我惊异地说。（真的为什么？为了十封信才判了八年，一封信还不到一年。“怀恨在心”的罪名绝不能沾上．那可就有再来一次侦讯的味道了。）
    　　“这么说，您是苏维埃人喽？”特派员严厉地，但也带着鼓励回’飞地叮问。
    　　千万不要生硬地回答。千万不要把今天的我暴露出来。如果现在说你是反苏的，他马上会在营内立个新案，给你“铆上”新徒刑，便当得很。
    　　“在灵魂深处，在内心，您认为自己是什么人？”
    　　多叫人害怕：——冬天，暴风雪，押送去北极圈内。而我在这里已经安排得不错，睡觉的地方干燥、暖和，甚至有床单。在莫斯科我老婆能来探监，送牢饭……还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如果能留下的话。说一声“苏维埃人”有什么可耻的？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嘛。
    　　“我倒觉得自己……嗯，是……苏维埃的……”
    　　“噢，苏维埃的！这就完全不同了！”行动特派员高兴了，“现在我们可以像两个苏维埃人一样谈话。这么说，我和您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只是房间不同），我们两个应当一致行动。您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您……”
    　　我感觉着我已经趴在地上了……耳边还是那个音乐……而他正接二连三地把一个个整齐的套环甩过来：我应当帮助他们了解情况。我可能成为某些谈话的偶然见证人。我应当把这些事报告他们……
    　　这种事我可永远不会干。我内心冷静地知道这一点：是苏维埃的也罢，不是苏维埃的也罢，要我把政治性谈话报告给你们——休想！然而，要小心，小心，话要说得委婉，不露痕迹：
    　　“这种事我……做不来，”我几乎带着遗憾的表情回答。
    　　“为什么呢？”我的意识形态的同道者口气严峻起来。
    　　“因为……这不适合我的性格（畜牲，怎么才能对你说得更委婉些？），因为……我不会听旁人说话……记不住……”
    　　他发觉我和音乐有点什么……卡哒一声把收音机关上了。寂静。善良世界的温柔绿色的“猫眼”熄灭了。办公室里只有鸱鸺和我。来真格的了。
    　　哪怕他们懂得一点下棋的规则也好：局面三次重复就算和棋。可是偏偏不懂。他们做什么事都懒，就做这个不懒：他用同一步棋将我军一百次，我用同一个卒子抵挡一百次。他不知道什么叫没趣，反正有的是时间。我宣告自己是苏维埃人，就等于把自己摆在挨将的地位。当然一百次将军每次都有不同的特点：换一个用词，换一种声调。
    　　一小时过去，又一小时过去。我们牢房里的人已经睡了，而他有什么可忙的，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嘛。怎样才能摆脱他？他们这些人多么黏糊啊！什么递解，什么一般劳动他都已经暗示到了，他已经表示怀疑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敌人，后来又转而希望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朋友。
    　　屈从——非我所能，而大冬天被递解又非我所愿。我忧心忡忡地想，这一切会怎样了结呢？
    　　忽然他把话头转向盗窃犯们。他听看守员谢宁说，我谈到盗窃犯时言语很尖刻，我和他们有过冲突。我活跃起来。这表明棋步有了变化……不错，我恨那类人。（但是我知道你们喜欢那类人！）
    　　为了彻底打动我，他向我描绘出这么一幅图画；我老婆在莫斯科，丈夫不在身边，她不得不一个人单独上街，有时候夜间也得出去。街上常发生扒行人衣裳的事。这些家伙就是从劳改营里逃出去的（不对了，那是你们大赦出去的！）。那么如果我发觉盗窃犯们准备逃跑，难道能拒绝向行动特派员报告吗？
    　　没说的，盗窃犯是敌人，残酷无情的敌人，只要是为了对付他们，什么办法都是好的……其实好也罢，不好也罢，眼下这反正是一条好出路。似乎这个
    　　“可以。这个……可以。”
    　　你说了！你说了！而魔鬼就只需要一个字！一张白纸轻飘飘地落在我前面的桌上；
    　　保证书
    　　我，某某，保证向劳改自工段行动特派员报告关于犯人准备
    　　逃亡的消息……
    　　“可是我刚才说的只是盗窃犯！”
    　　“除了盗窃犯还有谁逃跑？……况且我怎么能在正式文件里写‘布拉特内’，”这个字呢？这是黑话。就像这样写也能明白。”
    　　“但是这么一来意思全变！”
    　　“不，我还是看出来了，您不是我们的人。跟您说话应该用另一种方式，而且不是在这里。”
    　　哎哟，“不是在这里”几个字太可怕了。暴风雪在窗外怒吼，你现在是杂役，住在可爱的畸形人之家！‘不是在这里”，是在哪里呢？是在列佛尔托沃？“另一种方式”又是什么方式？不过我在这座劳改营期间一次逃跑事件也没发生过。或然率和陨星落地差不多。况且即便有人逃跑，哪个傻瓜会事先在聊天时讲出来？这就是说，我根本不会发觉。这就是说，我不会有什么可报告。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相当不坏的出路……只是……
    　　“难道不写这张纸就不行？”
    　　“这是规矩。”
    　　我叹气，我用其中小小的保留条件安慰自己。于是我就在出卖灵魂的文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为拯救肉体而出卖灵魂的文书。结束了？可以走了？
    　　唉，不行。还有“不泄露”具结呢。不过在这之前，他还要求在刚才那张保证书上加点东西：
    　　“您还得选定一个假名。”
    　　假名？……哦，代号！是的，是的，情报员都必须有一个代号！天哪，我滑下去得多么快。他究竟把我赢了。几个棋子一挪动，立即将死。
    　　全部想象力离开了我的变空了的头脑。我本来随时都能给上十个主人翁想出姓名。现在却一个代号也想不出来。他好心地帮我出生意：
    　　“比方说，维特罗夫，怎么样？”
    　　于是我在保证书末尾捞出个BETPOB（维特罗夫）的字样。这六个字母在我的记忆中烙出了耻辱的凹痕。
    　　我确是曾想和人们一道去死！我曾准备好了和人们一道去死！我怎么落得这么个结果？我怎么留下来和狗一道活着？
    　　特派员把我的保证书锁进保险箱——这是他今天晚班的工作成绩。他很客气地向我说明今后不要到他办公室来，这会引起怀疑。看守员谢宁是带着任务的人。所有的报告（告密材料）都可悄悄地经他转交。
    　　这小岛就是这个办法：先揪住小爪子。
    　　在那一年我恐怕还没有在这个边缘上止步的本领。既然没能抓紧马鬃，马尾巴也抓不住的。滑开了头必然会顺劲滑下去。
    　　但是有种什么东西帮助我止住了下滑。谢宁一见面就催问：喂？喂？我两手一摊说：没听见什么呀。我和盗窃犯们素来格格不入，没法和他们接近。这时好像有意和我作对似的：本来一直没有人逃跑，忽然一个小偷从我们这个劳改营逃走了。谢宁坚持说：那么你就报告别的情况！作业班里的情况！工棚里的情况！我咬定说：别的事情我没有答应！（况且已经快到春天了。）我只做过一个非常局部性保证，这总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
    　　这时候部里下来了专用通知书，我被提出来送到“沙拉什卡”（天堂岛）。事情就这样对付过去了。我再没有签过一次“维特罗夫”这个名字。但是今天我一遇到这个姓，还是不由得缩头缩脑。
    　　噢，多么难哪，要想成为一个人是多么难！即使你经历过火线，挨过轰炸，踩响过地雷，这还仅仅是勇敢的第一步。这还不是一切……
    　　许多年过去了。“沙拉什卡”也呆过了，特种劳改营也蹲过了。我一直表现得独立不羁，愈来愈放肆，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行动科的青睐，我习惯了心情愉快的生活，因为我的档案上已经打上了“不可招募”的成色戳记。
    　　我被送到流放地。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三年。流放地人口已经开始减少，有几个少数民族已经放走了。我们这些剩下的每次去警备司令部登记，一路上已经是有说有笑。“二十大”已经开过。一切似乎都已经永远结束了。我正盘算着一旦获释就回俄罗斯的快乐的计划。一次，我刚走出学校大院，忽然一个衣着讲究的（穿便服的）哈萨克人很亲热地称呼我的本名和父名，把我叫住，并且赶上来跟我握手问好。
    　　“我们去谈谈！”他温和地朝管理处方向扭扭头。
    　　“我得吃午饭去。”我躲开他。
    　　“晚上有时间吗？”
    　　“晚上也没有。”——（没有工作的晚上，我写小说。）
    　　“那么明天找个时间？”
    　　这家伙缠上了。只好约在明天吧。我想大概是要谈我的案子的复审问题。（那时候我办了一件傻事：学着正统派的样子给上头写了一封申诉书，这就是说，把自己摆到了乞求者的地位。国家安全部门不会放过这件事！）但是庄严地坐在区内务处长办公室里的是省里来的行动特派员。他把房门销上，显然打算做一次长达数小时的谈话，再加上他的俄语讲得不地道，这次谈话将是十分费事的。谈了快一个钟头我终于弄明白了，他不是要复审我的案子，而是要吸收我当眼线。（显然随着部分流放者的获释，眼线干部变得稀少了。）
    　　我觉得又可笑，又可恼；可恼是因为连半个小时对我都是宝贵的；可笑是因为这样的谈话在一九五六年的三月听起来就像用刀子在菜盘里横着切食物那样不对路。我试着用轻描淡写的形式向他说明其不合时宜，——但毫无效果，他像一只认真的叭喇狗，咬住就不松嘴。任何松动的风吹到地方上总要迟三五年，甚至十来年，只有收紧的风才会一眨眼工夫就传到下面。他还完全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将意味着什么！我提醒他，内务部都撤销了。但是他兴高采烈地证明，克格勃和它是一样的，人员还是那些，任务还是那些。
    　　到了这一年，我对他们的光辉的机关已经形成了满不在乎的态度。我觉得现在让它去见他们该见的东西是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的。我丝毫不害怕这对我个人有什么直接后果——在那光辉的一年也不会有什么后果。现在扬长而去，把房门砰地一声带上，该多痛快。
    　　但我想到：我的手稿怎么办？它们整个白天都放在我的小茅舍里，只有一把防君子的小锁把门，里面只设了一点小小的机关。每天夜里我取出来写作。如果我惹恼了克格勒，他们准会来找我的茬儿，抓点什么有问题的材料。要是突然被他们发现怎么办？
    　　不行，必须和平解决。
    　　噢，国家呀！噢，可诅咒的国家呀！在这里，在它最自由的几个月，一个内心最自由的人竟不能允许自己和宪兵们吵一架！……他竟不能把心里想的全部朝他们脸上抖出来。
    　　“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严重的病。我的病不允许我到处去打听。我的麻烦事够多了。我们谈到此为止吧！”
    　　这当然是可怜的托词。可怜，是因为我承认他们有收买人的权利，而这正是应该给予嘲笑和否定的。跪在地上的拒绝。
    　　可是他仍不肯罢休，不要脸的东西！他又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证明一个重病人也应当跟他们合作！……但是看到和我实在说不通，就想出了另一招：
    　　“你有富余的一份证明吗？”
    　　“什么证明？”
    　　“证明你病成这样的。”
    　　“证明……有”
    　　“那就把证明拿来。”
    　　原因是他需要工作成果！一个工作日的成果！说明对象还是选得正确的，只是原来不知道这个人病得这么利害。他要证明并不光为看看，而是为了钉进档案，了结这桩公事。
    　　我把证明交给了他，彼此清帐。
    　　这是我国半世纪以来最自由的几个月！
    　　要是这个人没有证明呢？
    　　特派员的本事就在于一下手就选准合适的钥匙。西伯利亚劳改营里的一个精通俄语的（正因为这一点才选中了他）波罗的海沿岸人y被叫去“见营长”。可是坐在营长办公室里的却是一个陌生的鹰钩鼻子大尉，他有一双有催眠力的眼镜蛇的眼睛。“把门关牢！”他很严肃地警告，好像敌人马上要闯进来，同时用两只冒着火光的眼睛从蓬松的长眉下死死盯住y，y精神上马上被压倒了，觉得什么东西烧着他的皮肉，掐着他的脖子。在传唤y以前，大尉当然收集了有关他的一切资料。还没见到人就已断定第一、二、三、四号钥匙全不管用，合用的只有最后的也是最利害的一把。但他仍然先用刺入的目光对准y的尚未浑浊的、毫无防护的眼睛注视几分钟，以便进行目测的检验，同时使他丧失意志，把立刻要压下来的东西事先无形地举到他的头上。
    　　特派员只在一个短短的开场白上花费了一点时间，但他不是用抽象的政治课的语调说话，而是用很紧张的口气，好像讲的是马上或明天就要在他们劳改点里爆发的事情：“您知道世界划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一个必败。我们确定不移地知道是哪一个。您知道是哪一个吗？……所以如果您想活下去，您就应当脱离注定灭亡的资本主义海岸，游向新岸。您知道拉齐斯的《走向新岸》吗？”——他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眼睛一直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当他最终地确定了钥匙的号码以后，便用令人不安的深沉口气问道：“您家里的人怎么样？”他能随口说出他家里人的名字！他记得每个孩子的年龄！这表明他已经和家属打过交道，这太严重了！“您当然懂得，”他开始实施催眠术。“您和家属是一个整体。一步走错，您就完了，您的家属马上也完了。我们不会让叛徒家属（他的声调逐渐提高）生活在健康的苏维埃环境里。现在您在两个世界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做选择吧！我建议您承担协助契卡行动科的义务！如果拒绝，您的家属马上全送劳改营！大权在我们手里（他说得对！），我们对于决定了的事没有后退的习惯！（又说得对！）既然我们选中了您，您就会和我们一起工作！”
    　　这一切对y如晴天霹雳。他没有精神准备，他过去连想都不能想这种事，他一向认为只有坏蛋才告密，哪能料到会向他建议这个？正面打击，没有浪费动作，没有拖延时间。大尉等着答复，瞧，他马上要爆炸，要把一切炸毁！y心里想，他们这些人什么干不出来？他们什么时候饶过谁的家属？他们整家整户地“消灭富农”，连小娃娃也不放过，不是也下得了手吗？不是还当做自豪的事在报上报道过吗？一九四O——四一年机关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所作所为，y是亲眼见过的，他还到监狱大院看过苏军撤退时枪杀的犯人的大堆尸体。一九四四年又听过列宁格勒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广播。那些广播也和现在这个大尉的眼神一样充满着威胁和散发着复仇的气息。广播声言将来要毫无例外地惩办一切帮助过敌人的分子。那么现在有什么能迫使他们表现仁慈呢？请求吗？没用。非进行选择不可。（y自己也上了关于机关的传奇的当，他还不懂得这一点：这部机器里其实并没有这么完美的协同动作和彼此呼应，似乎他今天在西伯利亚的某个劳改点里拒绝当眼线，过一星期就会把他的家属拖到西伯利亚来。还有一点他不懂得：不管他把机关想得多么坏，实际它要比这更坏。不久以后，所有这些家属，所有几十万这样的家属全都要被送到共同的流放地去毁灭，并不查问他们的家主在劳改营里表现如何。）
    　　如果只为自己一个人，他可能不会被恐惧所动摇。但是y设想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淫乱秽行都不用布帘遮掩、六十岁以下的女人得不到任何保护的劳改营工棚里将会如何。于是他动摇了。钥匙选得正确。别的都打不开，这把打开了。
    　　不过他还在拖：我需要考虑。——好吧。考虑三天，但是不许和任何人商量。泄露出去就枪毙你！（y去和一个同乡商量，后来特派员要他写的第一份报告，就是关于这个人的。他就和同乡一块编了一份材料。这个人也认为绝对不能拿家属冒险。）
    　　第二次去见大尉，y就在魔鬼的契约上签了字，领受了任务和联系办法：不要到这里来，一切通过免除看押的杂役弗罗尔·里亚比宁接头。
    　　在营内普遍安插这类接头人是劳改营特派员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弗罗尔·里亚比宁在人们中说话嗓门最高，是个快活人，是个颇得人心的人物。弗罗尔·里亚比宁干着点什么不明不白的营生，还有个小单间，并且手里总摸着闲钱。他在特派员的帮助下摸透了劳改营生活的底细和动向，在其中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些接头人正是维系着整个鱼网的钢绳。
    　　弗罗尔·里亚比宁指点y说，传递情报要在黑暗的角落（“于我们这一行，顶主要的是机密”）。有时候他也把他叫进自己的小屋：“大尉对你的报告很不满意。你写的东西要能成为这个人的材料才行。现在我教你。”
    　　于是这个厚脸皮就教起这个两眼无光、垂头丧气的知识分子y怎样往别人头上扣屎盆子来。但是y的无精打采的样子使得里亚比宁断定需要给这个可怜虫打打气，加一把火！他便改用朋友的口气说：“我说，你的日子也怪不好过。有时候也想买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大尉想帮帮你的忙。这些你拿去吧！”说着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五十卢布的票子（这是大尉出的钱！这说明他们是不必向会计报帐的，也许全国只有他们能这样！）塞给y。
    　　一见到塞进他手里的这只浅绿色的癞蛤模，眼镜蛇大尉的全部魔力、全部催眠状态、全部束缚、甚至对家属的全部担心都忽然从y身上褪去了：全部发生过的事，它的全部含意都物化为这一张带着绿色粘液的丑陋的纸片，物化为普通的犹大的银币。y已经不考虑家属将会如何，他以一个推开污物的自然的动作把这张五十卢布的票子推开。不解其意的里亚比宁又塞过来，y索性把它扔在地上，站起身来。这时他已经一身轻松，已经是自由的人，既不必再听里亚比宁的说教，也不再受给大尉签的那个字的约束，在人的伟大义务面前解脱了这些纸面的虚伪俗套！他扬长而去！他在营区里走着，两条较快的腿带着他前进：“自由了，自由了！”
    　　不，还不完全吧。遇到个死脑筋的特派员还会拖住不放的。但是眼镜蛇大尉明白，是笨蛋里亚比宁使错了钥匙，绷断了螺丝。这座劳改营里的触须以后再也没有纠缠过y，里亚比宁见了面也不再打招呼。y这才放宽了心，十分高兴。这时正好把犯人们往特种营里送，他进了斯杰普拉格。他更加以为这次递解之后一切都断线了。
    　　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看来档案里留了附注。y在新地方有一回被叫去见上校。“据说您同意过和我们工作，但是没有赢得信任的行动。也许是当时没有向您讲清楚？”
    　　然而这个上校已经完全引不起y的恐惧。况且y的全家这时候已经和许多波罗的海沿岸人的家属一样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毫无疑问，必须甩脱他们。但是找什么借口？
    　　上校把y交给一个中尉，要他再做些劝说工作，那家伙快马加鞭，又是威胁，又是许愿。这时候y却在心里盘算：怎样才能最有力最坚决地拒绝掉？
    　　y是一个开化的、不信教的人，然而他发现，只有用基督做挡箭牌才能防御他们。这样做虽不大有原则性，但确是万无一失的。他扯谎说：“我应当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受的是基督教的教育，所以不可能和你们工作。”
    　　这一下就行了！中尉接连几小时的废话一下子就噎住了！他明白事情落了空。“我们用不着你这样的，就像狗用不着第五条腿一样。”他懊恼地叫起来：“你写一张书面拒绝！（又是书面！）就照你说的写，说明你信神仙！”
    　　看来他们每停用一个眼线都要有一份文书，正如起用时一样。以信基督为借口完全可以使中尉满意；契卡行动人员当中不会有人责怪他了，不会认为还能进行什么努力了。
    　　不偏不倚的读者是否觉得，他们将会在基督面前四散奔逃，就像鬼怪躲避划十字和早祷的钟声一样呢？
    　　这就是我们的制度永远与基督教不能相容的原因！法国共产党人纯粹在瞎许愿。

    　　——————

    第十三章　再交出一层皮！

    　　已经砍过一次头，能不能再砍一次？能。从一个人身上已经剥过一层皮，能不能再剥一层？能！
    　　这全是在我国劳改营里发明的。这全是在群岛上想出来的！不要再说只有作业班才是对世界惩罚学的贡献了。劳改营内的再判刑难道不是贡献？从外边滚滚而来的各条水流到达群岛以后并不平缓下来，并不无边无涯地流淌开去，而是重新被抽进再侦讯的管道。
    　　无情的暴虐统治也罢，专制政体也罢，最野蛮的国家也罢，只要它的已被捕者不能再被捕，已入狱者无处再入狱，已判刑者无人再传讯，都是值得祝福的啊！
    　　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多这一切都是可以的。用斧背去砸一个被打翻、死定、绝望了的人是何其便利！“专打倒下的人！”——这就是我国狱吏们的道德观。我国行动特派员们的道德规则是——用尸体当垫脚石！
    　　劳改营内的侦讯和劳改营内的审判可以认为也是在索洛维茨群岛上诞生的。但是那里的办法简单：直接赶到钟楼下，“突，突”两下就解决问题。在五年计划和癌病灶扩散的时代，开始采取劳改营内再次判刑的办法代替子弹。
    　　若是没有第二次（第三、第四次）的刑期。怎么能达到把他们永远隐藏在群岛怀抱里并把所有预定消灭的人统统消灭掉的目的？
    　　刑期的再生，像蛇皮的生长一样，是群岛的生存形式。我国劳改营热闹了多少年，我国的流放地冰冷了多少年，这种黑色的威胁就在犯人的头顶上笼罩了多少年：第一次刑期还没有服完，又来了新的。在劳改营内再次判刑的事年年都有，但以一九三七——三八年和战争年代最为普通。（一九四八——四九年再次判刑的重点转移到了狱外：有些人本该在劳改营内再审判一次，可是当时疏忽了，放过了，现在只得把他们从外面再赶回劳改营。这些人就是叫做“二进宫”的。至于那些在本营内再次判的，连专有名称也没有得到。）
    　　一九三八年实行再次判刑时，不搞再次逮捕，不搞营内侦讯，不经过营内法庭，只把全体作业班成员叫进登记分配科，在新判刑期的通知上签个字就行了。（如果你拒绝签字，也不过把你简单地关关禁闭而已，就像处罚你在禁止吸烟的地方吸了烟一样。而且还很近人情地向你解释：“我们并没有说你犯了什么罪，只要你在通知书上签个字。”）——这还是一种善心吧，机器也是有善心的。科雷马结的是十年，沃尔库塔还要轻：有八年的，有五年的，由特别庭决定。反抗是徒劳无益的——在群岛的没有尽头的黑胡同里，八年和十八年，以十年开头和以十年收尾，难道有什么差别？你的身体今天没有被抓烂、撕碎，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了
    　　现在可以这样理解：一九三八年营中判刑的流行病的病源是上面的指示。上面忽然觉得过去判得太轻，应当加足分量（有的就得枪毙），才能吓住没进来的。
    　　但是战争期间营内办案的流行病又补加了来自下面的快乐的火花，带上了民间主动性的特征。上面大约有指示下来，战争时期，凡可能成为叛乱核心的最鲜明显眼的人物都应加以镇压和隔离。各地嗜血的儿郎们立即看出这条矿脉里大有宝藏，也就是自己不上前线的借口。看来不止一个劳改营里猜出了这个奥秘，并且作为一个有益、机智、救命的想法迅速传开了。劳改营里的契卡战士们也是在堵机关枪眼，只不过是用别人的身体罢了。
    　　让历史家体会一下那些年代的气息吧：战线节节东移，德国人包围了列宁格勒，打到莫斯科城下，占领沃罗汉口，到达伏尔加河岸、高加索山麓。后方男人越来越少，每一个健康的男人身影都招来责难的目光。一切为了前线！为了阻挡希特勒，政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有膘肥体胖、皮白肉嫩、闲着没事的劳改营军官们（还有他们在国家安全部门的兄弟）照旧留在后方的职位上。越是深入西伯利亚和极北地带越可以放心。但要清醒地懂得：安逸的生活是不牢靠的。上面一声吆喝：“喂，把那些脸蛋红红的、手脚麻利的劳改干部们统统清出来！”一切都会完了。没有队列经验？可是思想觉悟高嘛！如果分配到民警、督战队还算幸运。弄不好，那就是编进军官营！投入斯大林格勒战役！一九四二年夏天，一些军官学校整个收摊，全体学员没有结业就被送上火线。警卫队里年轻力壮的押解员已经全抽光了———结果并没出什么事。劳改营并没有散架。这说明即使没有特派员，看来也不会散架（已经有这个风声了）。
    　　免征待遇——就是生命！免征待遇——就是幸福！怎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免征待遇？一个简单而自然的想法就是必须证明自己的必要性，证明如果没有契卡的警惕性，劳改营就会爆炸（这是一锅沸腾的柏油！），那时我们光荣的前线便会崩溃。白胸脯的行动特派员们正是在这些冻土带和泰加林的劳改点里抵挡着第五纵队，抵挡着希特勒！这是他们对胜利的贡献！他们不辞辛劳地进行着一次接一次的侦讯，揭露着一个又一个的阴谋。
    　　在这以前只是不幸而疲惫的劳改犯们通过互相夺取日中食的方式进行着生存竞争。而现在大权在握的契卡行动员也无耻地参加进来了。“今天该你死，我还要活到明天！！”但更好是用你这肮脏的畜牲的小命把我的死亡推得远远的！
    　　于是乎一个“叛乱集团”就在乌斯特一维姆炮制出来了：共十八人！当然是企图解除警卫队的武装，夺取他们的武器（半打旧步枪）！——下一步呢？下一步计划的规模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想把整个北方发动起来！向沃尔库塔进军！向莫斯科进军！与曼纳海姆会合！各地的电报和报告像雪片似地飞来：破获一起重大密谋！劳改营内情况不稳！行动干部亟需进一步加强！
    　　这是怎么啦！每一座劳改营里都发现密谋！密谋！密谋！规模越来越大！涉及面越来越广！这些诡计多端的老弱病残！他们装作弱不禁风的样子，可是他们瘦骨嶙峋的生了糙皮病的手却暗地里伸向机关枪！噢，谢谢你，契卡行动科！噢，祖国的救星—一“第三厅”！
    　　一帮狐群狗党坐在这样的一个“第三厅”（布里亚特蒙古治达劳改营）里；契卡行动科长索科洛夫、侦查员米罗年科、行动特派员卡拉什尼科夫、索西科夫、奥辛采夫。他们议论道：我们可落后了！人家那里全有密谋，我们却跟不上去！我们这里当然是有重大密谋的，但该是什么内容？当然是“解除警卫队武装”喽，没问题是“逃往国外”喽。因为毕竟是国界线近，希特勒远。京推开头呢？
    　　像一群肥壮的恶狗撕扯一只病瘦掉毛的家兔一样，这一群蓝衣狗向不幸的巴比奇猛扑过来。这个以前的北极探险者，以前的英雄，现在成了一个浑身溃疡的垂死者。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不是差点没把“萨得阔”号破冰船奉送给德国人吗？现在的密谋当然得由他牵线了！现在正该用他那患坏血病的垂死的身体来搭救他们那些喂肥了的身体了。
    　　“即便你是个很坏的苏联公民，我们一样有办法强迫你执行我们的意志。你会跪下来求饶的！”“你不记得？——我们会提醒你！”“写不出来？——我们帮你写！”“还要考虑？——关禁闭，口粮降到三百克一天！”
    　　另一个行动人员说的是：“很可惜。你以后当然会明白执行我们的要求是明智的。但是要等到我们可以用手指头把你像根铅笔似地折断的时候就太晚了。（他这种形象的说法是哪里来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契卡行动学教科书里有某个不知名的诗人给他们编出来的一套现成的句子？）
    　　现在由米罗年科侦讯：巴比奇刚被带进屋，一股美味可口的饭菜的香气就浸透了他的肺腑。米罗年科叫他靠近冒着热气的牛肉红菜汤和煎肉饼坐下。然后，好像没有看见红菜汤和肉饼似的，甚至好像也没有注意到巴比奇看见了这些东西似的，开始亲切和蔼地举出足以解除良心负担和证明为什么可以并应当提供假证的十大论据。他友好地提醒：
    　　“你第一次从外面抓进来的时候，曾经试图证明自己无罪——结果不是失败了吗？不是失败了吗？因为你的命运是在你被捕前就决定了的。现在也一样。现在也一样。好吧，好吧！吃饭，吃饭！趁热吃掉……如果你不犯傻——我们就可友好相处嘛。今后你就能有吃的，有用的……不然的话……”
    　　巴比奇动摇了！生活的饥饿压倒了真理的饥渴。要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诬陷了二十四个人，其中他认识的只有四个！在整个侦讯期间一直供给他好吃好喝，但不喂饱，以便一遍反抗就可以再用饥饿来治他。
    　　读着他临终前写的自述，你不由得会发颤：一个勇敢的人竟会从怎样的高处跌落到怎样的低处！我们全都可能跌落……
    　　于是毫不知情的二十四人或被拉去枪毙，或被加上新刑。开庭前巴比奇被派到国营农场去当了清洁工，后来出庭作证，后来得到了一个新的十年，把原来的十年冲销。但是还没有服完第二次刑期就在营里死掉了。
    　　而治达“第三厅”的那帮恶棍呢？……会有人去调查这帮恶棍吧？！总会有人的！当代的人们！后代的人们！……
    　　而你呢？……你原以为进了劳改营就可以把心里话全倒出来了吗？以为在这里至少可以发发牢骚：判得太重！伙食太坏！劳动太多！或者你原以为在这里可以重复那个导致你被判刑的举动了吗？这些话你只要说出一句。你就毁了！你就注定要得到新的十年了。（诚然，自劳改营内新判的十年开始之日起，原来的十年便告结束，所以该着你服完的不是二十年，而不过是十三到十五年的样子……但反正是比你剩下的寿命长一些。）
    　　你确信你一直是像鱼一样地沉默吗？结果还是照样把你抓起来了？这仍然没错！不管你怎么表现也不能不抓你。要知道抓人并不是因为你触犯了什么，而且因为要抓人，这仍是在外面实行的那个枪打出头鸟的原则。当“第三厅”的恶棍们准备打猎的时候，他们按花名册挑选劳改营里最显眼的人们。然后把名单口授给巴比奇……
    　　在劳改营里韬光养晦更加困难，因为这里一切都在别人眼皮底下。人要自救只有一个办法：使自己等于零！绝对的零。一开始就等于零。
    　　事后再给你加上个罪名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密谋风”一刮过去（德军开始退却），从一九四三年起，大量的“鼓动”案就蜂拥而至了。（教父们仍然不想上前线！）例如在布列波洛姆营里形成了一套现成的罪名？
    　　——旨在反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敌对活动（怎么样敌对——由你自己去理解吧！）；
    　　——发表失败主义谰言；
    　　——以诽谤方式谈论苏联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说实话就是诽谤）。
    　　——流露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望（！）；
    　　—一对苏联政府发怨言（这尤其可恶！你是什么东西，畜牲！还要发怨言？领到了“十卢布”（十年）。就该悄悄地呆着去！）；
    　　一个七十高龄的前沙皇外交官被指控从事以下鼓动。
    　　——说苏联工人阶级生活不好；
    　　——说高尔基是个不好的作家。绝不能说他们做得太过头了。骂高尔基从来是要判刑的，是他把自己摆到了这个地位。比方洛赫切姆拉格（乌斯特一维姆附近）的斯克沃尔佐夫捞到了十五年，罪名之一就是：
    　　——拿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某个资产阶级诗人相比较。
    　　起诉书里就是这样写的，这对判刑已经够用了。从侦讯笔录上可以查明“某个”是指什么人。原来是——普希金！你看，为普希金也能获罪——这诚然是少见的例子！
    　　这么说来，那个真的在白铁车间说过“苏联就是一个大营区”的马尔京松只得了十年，真该谢天谢地了。
    　　还有那些只得了十年而未被枪毙的拒绝上工者，他们也该感谢上帝。
    　　这倒正合行动处的心意——将来可以再判新的刑期，这使得行动处今后的存在有了意义。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当再说什么密谋甚至什么失败主义情绪都不会有人相信了的时候，他们将根据日常生活条款加判刑期。一九四七年在多林卡农业劳改营里，每个星期天都在营区里举行公判。有在地里挖土豆时在篝火上烤吃土豆案；有从地里偷吃生胡萝卜和白萝卜案（过去贵族老爷的农奴如果受一次这样的审判，他们会说什么？！）；所有这类事情，按刚颁布的“六·四”法令，都给了各五年和八年的徒刑。有一个快服完了刑的前“富农”，他使唤一头营里的小公牛，不忍心看它挨饿。他拿了一个精萝卜喂——不是自己！——这头营里的牛，结果得了八年。当然，“社会亲近分子”是不会给牛吃东西的！老百姓的生命就是这样十年十年他被夺走了——该活的还活着，该死的就死了。
    　　但这些再次判的徒刑的可怕之处还不在于年头数字的本身，不在于年头的凭空决定的异想天开的漫长，而在于这个二次刑期还需要你怎样去得到，还需要你怎样沿着积满冰雪的管道爬过去领取。
    　　对于一个劳改犯说来，似乎逮捕算得了什么？对于一个曾从家里的热被窝里被逮捕过的人，从光板铺的不舒服的工棚里被捕本来算不了什么。而实际上可大大地不好受呢！工棚里生着炉子，工棚里发给全份口粮——但是看守员来了，半夜里拽拽你的脚丫子：“收拾东西！”唉，真不想走啊！……人们，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劳改营内的侦查监狱。如果它不比劳改营本身更坏，能叫什么监狱，拿什么促成你认罪呢？这类监狱必需是寒冷的。如果不够寒冷——就只许你穿着内衣呆在监室里。有名的沃尔库塔的三十号（这是犯人们从契卡人员那里学来的叫法。契卡按这个监狱的电话号码称呼它）是在北极圈内用木板钉成的一座工棚，零下四十度，靠烧煤来取暖，一天只给一木盒，这当然不会是因为沃尔库塔缺煤。还故意难为人——不发给引火柴，生火——只给铅笔杆那么大一块木片。（顺便说一句，逃亡者被抓回来是脱光了关在这个三十号里的。两个星期以后还活着的，发给一套夏季服装，不发棉坎肩。下没铺的，上没盖的。读者！请你这样睡一夜试试看，工棚里大约是零上五度）。
    　　侦查期间的几个月，犯人们就这样蹲着。他们在这以前早已被多年的饥饿、奴隶劳动耗干了。现在要结果他们更不用费事。吃的吗？——按“第三厅”的规定：有的地方是三百五十克，有的地方是三百克，在三十号则是二百克黏如烂泥的面包，比火柴盒稍大。一天一次照见影的菜汤。
    　　但是即使你什么字都签了，承认了，投降了，同意了在可爱的群岛再度过十年，也不会马上暖和过来。开庭以前还要把你从三十号转押到名气也不小的沃尔库塔“侦讯帐篷”。这是一座最普通的帐篷，而且还是破的。地下没有销板子。北极的冻土就是地板。篷内面积为7X12米，当中摆着一个当炉子用的铁桶。单层通铺是用树棍排成的，靠近炉子的地方总是由盗窃犯占据。政治贱民题在四周或地上。躺下去能看见天上的星星。你必定会祈祷上苍：快些给我判罪吧！快些宣判吧！期待开庭就像期待得救。（有人会说，如果不吃巧克力，不穿皮袄，人是不能这样在北极圈内生活的。可是在我国——能！我们苏维埃人，我们群岛上著——能！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像这样蹲了好几个月——因为省法院巡回审判团迟迟不到纳里扬一马尔这地方来。）
    　　再提出一个侦讯监狱供您选用——科雷马的奥罗图坎惩戒劳改点，离马加丹五百零六公里。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的冬季。帆布木料结构的新村，实际就是一些带窟窿的帐篷，但外面总算还有薄木板护着。每一批新来的犯人，每一小群送来侦讯的新的牺牲品，在进门之前就看到：这个小村落里的每一座帐篷，除了开门的那一面，三面都围着一保一垛的僵硬的尸体L这并不是为了吓唬人，纯粹是因为没有别的法子：人要死，雪有两米厚，雪下是永久冻土。）接下去就是熬煞人的等待。需要在帐篷里等着，直到转解到原木搭成的侦查监狱。但是捕获量太大——从整个科雷马摸来了太多的家兔，侦查员接应不暇。运来的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命运是等不到第一次讯问就死掉。帐篷里挤成一团，连腰都伸不直。板铺上、地上都躺满了人。一连躺几个星期。（谢尔潘京卡会回嘴说：“难道这就算挤吗？我们那儿等枪毙的人是在草棚里站着的，不错，总共只站几天。那个挤劲就别提了。给他们喝水——其实就是从门洞里把碎冰块扔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的手都伸不出来，没法接住冰块，只好用嘴接。）没有洗澡的地方，也不放风。浑身发痒。个个像发了疯似地抓痒。全都在棉裤、棉坎肩、衬衣、内裤里捉——但是不肯脱下来捉，太冷。又大又白的鼓鼓囊囊的虱子像营养充足的乳猪。一掐——血溅到脸上，指甲上一层黄浆。
    　　每次午饭前值班看守员站在门洞里喊：“有死人没有？”“有。”——谁想多挣一口面包，去拖尸！尸体抬出去码在死尸垛上。谁也不闷死者姓名！口粮按人数发。每份三百克。一天一脚菜汤。还发给一条卫生检验不合格的北鳟鱼。那东西很咸。吃了它就想喝水，但开水从来没有，根本没有。有装着冰水的木桶。要喝好几缸子才能解渴。T.C.M．劝朋友说：“不吃北鳟鱼才能活命！你们从面包里得到的热量全消耗在用肚子捂热这些冰水上了。”但是人们不肯放弃一块白给的鱼肉，结果是吃掉它又得去喝水。内里的寒冷使他们不住地打哆嗦。M．自己没有吃鱼——所以现在能向我们介绍奥罗图坎情况的是他。
    　　工棚里挤作一团的人群眼看着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几个星期以后把工棚里剩下的人一起撵到外头去点名。在不习惯的昼光下，他们看清了彼此的模样：脸色惨白，胡子老长，挂着排成长串的蚊子，嘴唇发紫变硬，眼睛抠了下去。按登记卡点名时，应到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没人应声的卡片放在一边。这样就查明了谁留在尸堆上逃避了侦讯。
    　　在奥罗图坎活下来的人都说，他们宁愿要毒气室……
    　　侦查？全照侦查员的意思进行。违抗他的意思的，已经永远闭上嘴了。像契卡行动员科马罗夫说的：“我只需要你的右手——在笔录上签名……”刑讯吗？嗯，当然是上办法，原始得很——用门缝夹手，全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读者，请试试！）
    　　法庭？有个什么劳改营审判委员会，这是由省法院领导的营内常设法庭，和区级人民法庭一样。法制取得了胜利！还有证人出庭呢！不过他们是“第三厅”用一游菜场买来的。
    　　在布列波罗姆，审判某个作业班的成员，出庭作证的往往是他们的班长。侦查员楚瓦什人克鲁季科夫逼着他们出庭：“不然我要撤掉你班长的职，把你送到伯朝拉去！”其中一个班长尼古拉·龙仁（高尔基市人）出庭作证说：“是的，伯恩施坦说过‘辛格尔’牌进口缝纫机好，国产的‘波多尔斯克’缝纫机不能用。”好，这就够了！对于高尔基省法院巡回审判庭（主席-布霍宁，还有两个本地的女共青团员茹科娃和科尔金娜）难道还不够用吗？十年！
    　　布列波洛姆劳改营里还关过一个叫安东·瓦西里耶维奇·巴雷别尔金的铁匠（本地人，唐沙耶夫城里的）。营里审的所有案子都有他出庭当证人。将来有谁遇到他、就请握握他荣誉的手吧！
    　　好了，再有一次递解就算完了。为了不让你产生将来和证人算帐的想法，需要把你转解到另一个劳改点去。这次的速解不远——无非是沿窄轨铁路乘平台车走三四个小时。
    　　该进医院的现在可以进医院了。如果两只脚还能挪窝——明天一早请你去推小车。
    　　契卡的警惕性万岁！它使得我国免于战败，使得契卡行动人员免于上前线！
    　　战争期间枪毙的人不多（如果不谈我们仓皇撤离的那几个共和国），更多的是给劳改犯“铆”上新的刑期：契卡行动人员要的不是消灭这些人，而是破案。判了刑的人劳动也罢，死掉也罢，这已经是属于生产管理方面的问题了。
    　　反之，一九三八年迫不及待的最高意愿是——处决！所有劳改营里都尽其所能地处决，但杀人最多要数科雷马（“加拉宁大屠杀句和沃尔库塔（“卡什凯京大屠杀”）两个地方。
    　　卡什凯克大屠杀是与令人毛骨悚然的“老砖窑”这个名称相联系的。这是沃尔库塔以南二十公里的一个窄轨铁路火车站的名字。
    　　一九三七年三月的托洛茨基分子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并且上当受骗以后，从莫斯科派来了一个“格里戈罗维奇委员会”对罢工分子进行侦讯。在乌赫塔以南离罗普恰河铁桥不远的泰加森林里，筑起了一道用原木排成的围墙，在这里建立起一座新的隔离所——乌赫塔尔卡。在这个地方对铁路干线南段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侦讯。委员会派到沃尔库塔的一个成员叫卡什凯京。他在这里让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一个个地从“侦查帐篷”里通过了一遍（动用了笞刑！），并没有十分勉强他们认罪，只是在那里开列一个“卡什凯京名单”。
    　　一九三七——三八年的冬天，把托洛茨基分子，还有民集派分子（民主集中派）从各个集中地——锡尔-雅加河口的帐篷营、科斯马奇、西瓦亚·马斯卡、乌赫塔尔卡统统拉到老砖窑（有的人根本没有经过侦查）。只有几个最著名的人物因公审的需要送到莫斯科去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四月，在老砖窑一共集中了一千零五十三人。在窄轨铁路的一侧的冻土上有一座长条形的旧木棚。先让罢工分子住进去，后来人员增加，在旁边又搭起两座破旧的帐篷，外面什么也没有覆盖。每座帐篷里要住二百五十人。他01在里面怎么住法，根据奥罗图坎的情形我们已经可以猜到。20X6米的帐篷当中放着一个当火炉用的汽油桶，每天发给一小提桶煤，人们把虱子扔进炉子增加点温度。帐篷布里面上蒙着厚厚一层霜。板铺上位子不够，只能轮流躺着或走来走去。一天发给三百克面包，一缺菜汤。有时候，不是每天，发给每人一小块鲟鱼。没有水，散发碎冰块当饮水。不消说是从来不洗脸的，洗澡房也没有。满身出现坏血病的斑点。
    　　但是这里有一点比奥罗图坎更坏，在托洛茨基分子当中添派了一批劳改营内的“冲锋队员”——盗窃犯，其中还包括一些判了死刑的杀人犯。当局专门对这些人做了交代，要＿“挤磨挤磨”那些政治畜牲。如果干得好，他们这些盗窃犯得到减刑。盗窃犯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既愉快又合乎他们性情的委托。他们被指定为组长（现在还有人记得其中一人的外号——“严寒”）和分组长。他们手持棍棒来回走动，殴打这些前共产党员，还变着法儿地凌辱他们：逼他们趴在地上给自己当马骑；拿来他们的衣物，在上面拉一泡屎，然后扔进炉子里烧掉。有一间帐篷里的政治犯向盗窃犯们扑过去想弄死他们，盗贼们狂叫，押解队为了保护社会亲近分子，从外面朝帐篷开了火。
    　　盗窃犯们的凌辱最严重地摧毁了前不久的罢工者们之间的团结和意志。
    　　二十年的残暴的革命激情在老砖窑的寒冷破烂的栖身所里，在简陋不暖的火炉里渐渐化为灰烬，也包括被关在这里的许多人。
    　　俄国政治斗争的传统似乎也！陆到了它的末日。
    　　老砖窑的犯人们由于人类固有的希望的本能仍然以为会被发送去建设一项新的工程。他们在这里受罪已经有好几个月，实在痛苦难忍。果然，四月二十二日（具体日期没有充分把握，因为这一天可是列宁的生日啊！）开始集合第一批解犯，共二百人。凡被叫到的人，都去领回自己的背包，放在雪橇上。押解队带着队伍朝东，走进渺无人迹的冻土带，遥远的前方是萨列哈尔德。盗窃犯坐在后面运行李的雪橇地落在后面的人只注意到一件跷蹊的事：行李从雪橇上掉下来，一件、两件……可是没人去拾。
    　　队伍走得很有精神：某种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就算是劳累不堪的吧，但也不会比在这里等待更坏。可是雪橇远远地落在后面了。押解队也开始落在后面——队前、队侧都没有他们的人了，全都跟在后面。这有什么，押解队的松弛——这也是一种好的迹象。
    　　阳光照耀着。
    　　突然密集的机枪火力从看不见的地方、从耀眼的雪原里开始向行进中的黑色队伍扫射。囚犯们有的倒下，有的还站着，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死神披着阳光和白雪的法衣降临了，他是无罪的、善心的。
    　　这是一支以即将到来的战争为主题的幻想曲。披着北极斗篷的刽子手们（据说大都是格鲁吉亚人）从用积雪构筑的临时工事里一跃而起，奔向大路，用手枪给还活着的补一颗子弹。在不远的地方挖好了一些大坑，这时候已经赶上来的盗窃犯们动手把尸体拖到那里面去。使盗贼们颇为扫兴的是，死者的东西一概都烧掉了。
    　　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在同一地点用同一方法又枪杀了七百六十人。
    　　押回沃尔库塔的有九十三个人。这些是盗窃犯，显然还包括眼线一内奸。
    　　能指出名字的有罗伊特曼、伊斯特纽克、莫德尔（国家文学出版社编辑）、阿里耶夫。盗窃犯有塔吉克·尼古拉耶夫斯基。我们不能准确地说出每个人究竟为什么被饶恕，但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还有人指出过一个姓莫德尔的。现在我收到了一封集体来信，对莫伊谢·约瑟夫维奇·莫德尔的情况提出纠正，说他不是在老砖窑被饶命的，而是在押送这批要杀的犯人到那里去以前就让他离了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对于正统派们很典型的插曲：新调来的一个内务干部原来是莫·莫德尔在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侦查委员会时的老战友（也就是说在十月的日子里一起整治过人）。那位战友在名单里发现了莫德尔，就偷偷地抽出了他的档案，因而救了他一条命。
    　　关于卡什凯京大屠杀的资料是我从一同坐牢的两个犯人那里收集的。其中一个曾亲临其境，是被饶恕的。另一个是个很爱了解情况的人，他当时就有过把这个事件写出来的强烈愿望。他不失时机地去考察过现场，询问过所有能问的人。
    　　但是从遥远的派遣地押来的死囚们到达得比较迟。他们陆陆续续地五人或十人一批来到这里。刽子手小分队在老砖窑车站上把他们接收下来，带到一间破旧的洗澡房前面（那是一间里面墙上钉了三四层被子的小木屋）。命令死囚们把衣裳脱在雪地上，光着身子走进去。在里面用手枪打死。这样花了一个半月时间消灭了大约两百人。死尸放在冻土上烧掉。
    　　老砖窑的那座木棚和乌赫塔尔卡的帐篷后来也都烧掉了。（可是那间“洗澡房”被装上平台车，拉到窄轨铁路三0八号路标处甩在那儿了。我的友人就是在那儿对它进行了研究。那里面架满了血污，墙板上的弹洞像筛子眼。）再谈一件枪杀托派的事，也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是弗朗茨·迪克勒说的（他是个巴西犹太人。在纽约听多了苏联的宣传，一九三七年在一艘希腊船上当电报员来到列宁格勒，溜号上了岸，要参加社会主义——马上就捞到了徒刑）。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在沃尔库塔窄轨铁路鲁德尼克-乌萨段当搬闸工。有一回契卡行动科给他们下了一道命令：断绝交通，不装煤，预备四节平台车，两节生炉子的闷罐车，是为了运犯人到乌萨。一大群牵着狗的押解队带来了二百五十个犯人，里面有五十名惯匪，其余是托派，八名妇女。大部分人穿得很好——裘皮帽，裘皮领，皮箱。迪克勒在其中看到了他熟悉的安德列钦，南斯拉夫人，但却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美国共产党员，福斯特和白劳德的战友：先前迪克勒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上听过他的演说，近日在营区里见过面，知道了他的罢工的成果——他们开始得到干口粮，休假日，有了单独的作业班和工棚。现在他们被装上了光板平台车，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就这么拉走了。安德列钦看见了他，脸朝另一面，好像不是对他，使足了劲喊：
    　　Frank！JustListen，don’tsayaword！Thisistheend．Wearegoihgtobemurderedincoldblood！Frank！Listen！Ifyouevergetout，telltheworldwhotheyare：abunchofcut！throats！assas-ins！bandits！
    　　他一再地喊着同样的话。迪克勒在发抖。平台车上，跟他并排站着一个科米族的老警卫，在抽他的羊角烟斗。当安德列钦停下来的时候，平台车上的犯人们齐声议论起来，听到了女人的哭声，显然很多人听懂了用英语说的话。押解队长吹哨让列车停下，朝天开了几枪。全都静了下来。队长喊叫着说：“你们干嘛要造反？你们不是要单独住吗？这回就单独了。口粮，工作都会有的！”
    　　车接着往前开。在兹梅卡站上停下来。把犯人带下平台车，列车返回鲁德尼克。车组人员都知道这个兹梅卡站：那儿从来没有劳改点，也没有人家。
    　　窄轨铁路上交通断绝了两天。后来赶马车的说：犯人们被带进一条峡谷，迎面埋伏了机枪手，同时开枪射击。
    　　附带说一句。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屠杀还没有结束。后来又逐渐搜索出三十来个漏网的，统统在“三十号”附近枪毙了，但这已经是由另一批人执行的。第一批刽子手，即参加卡什凯京大屠杀的那些契卡行动人员和押解人员以及盗窃犯，不久后都作为见证人而被处决了。
    　　卡什凯京本人一九三八年获得了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对党和政府的特殊贡献”。一年以后在列佛尔托沃监狱被处决。
    　　能说这在历史上是头一次吗？不能。
    　　A·勃-夫这样介绍在阿达克（伯朝拉河畔的劳改点）处决犯人的情况：每天夜里押解一批反对派犯人“带着行李”走出营区。营区外面有一座属于“第三厅”的小屋。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一个个被带进小屋，警卫队员一拥而上，用些软的东西把他们的嘴塞住，用绳子倒绑双手，然后带到院子里，套好牲口的大车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辆大车装五至七个捆牢的人，运到“小山”，即劳改营坟地。在那儿把他们全拖进一个个挖好的大坑，立刻活埋。这并非是兽性发作，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研究出来，处理活的（拖运、上下车）比处理死的轻巧得多。
    　　这件工作在阿达克进行了许多夜晚。
    　　我们党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就是用这个办法达到的。

    　　——————

    第十四章　改变命运！

    　　在这个野蛮的世界里要保护自己是不可能的。罢工——是自投死路。绝食——是徒劳无益的。
    　　至于丢掉性命，那总是有时间的。
    　　囚犯还剩下什么出路呢？冲出去！去改变命运！（犯人们还把逃跑称作“绿色检察长”。这是他们中间唯一得人心的检察长。同其他检察长一样，他使许多案件保持原状，甚至变得比原来更加严重，但有时也把人干脆痛快地释放。它是——绿林，它是——丛莽。）
    　　契柯夫说：如果因犯不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之泰然的哲学家（或者这样说：他可以超然物外凝神沉思），那么他就不能也不应当不想逃跑！
    　　不应当不想！——这是自由心灵的命令。诚然，群岛的土著们远不是这样的人，他们要驯顺得多。但是，就在他们中间也总有一些正在考虑逃跑或者眼看就要逃跑的人。到处经常发生的逃跑，即便是不成功的，也是犯人的能量并没有耗尽的确凿的证明。
    　　这是一个营区。它戒备森严：栅栏结实，区前警戒地带可靠，了望塔分布适当——每一个地点都在视界和射界之内。但当你想到你注定要在这块圈起来的巴拿大的地面上死去，你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那为什么不去碰碰运气呢？——不冲出重围去改变一下命运呢？特别是在开始服刑的时候，在头一年，这种冲动往往是强烈的，甚至是莽撞的。头一年一般说是决定囚犯整个前途和整个精神面貌的时期。以后，这种冲动就不知怎地逐渐减弱下来。你已经说不准在外面生活对你是否更重要些。把你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线索变得无力了，精神的火焰燃烧殆尽了，于是人就钻进了劳改营的挽具。
    　　在劳改营的全部存在期间，看来逃跑是发生过不少起的。这里有一些偶然得到的资料：光是一九三O年三月从苏俄的监禁场所就逃跑了一千三百二十八人。（在我们社会里怎么没有听到这事，一点声息也没有！）
    　　由于群岛在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大扩展，特别是战争年代有战斗力的警卫队员都被调去前线以后，看押上越来越感到困难，甚至连那恶意想出来的自我警卫的做法，也不总是能使管理人员摆脱困境。同时他们却想从劳改营尽量多取得一些经济利益、产品、劳力——这就迫使劳改营（特别是伐木场）扩大范围，把派遣点和派遣分点东一个西一个地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而对它们的警卫就越来越变得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在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某些派遣分点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没有隔离区，而只有一些木桩栅栏或篱笆，并且夜间没有任何照明！——换句话说就是夜里根本没有人阻止犯人离营。在这个劳改营的惩戒劳改点上，甚至到森林中去出工的时候，整个犯人作业班也只有一名步兵押解。当然他怎样也看不牢。因此，那里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就逃跑了七十人（有一个甚至一天逃了两次：午饭前和午饭后！），不过，其中六十个人都回来了。其余的人则没有消息。
    　　但那是在荒凉地方。而在莫斯科，在我亲眼目睹下就发生了三起很容易的逃跑：一个年轻的窃贼从卡卢加关卡的劳改工段大白天钻进了建筑工地的栅栏（而且照他们的好吹牛的习惯，过了一天后，往劳改营寄去了一张明信片：说是正往索契去并请向劳改营长官转致问候）；从植物园附近的马尔芬诺的小劳改营逃走过一个姑娘（关于这事我已写过），还有一个年轻的普通犯从那里跳上了公共汽车直坐到了市中心，诚然，对他是根本不加看押的：国家安全部的警犬们注意力全对准了我们，对于丢掉一名普通犯则毫不在乎。
    　　大概，古拉格经过计算后确信了容许每年流失一定百分比的犯人要比在成千上万的全部岛屿上建立真正的严格警卫便宜得多。
    　　何况他们还信赖某些把土著们牢牢地束缚在原地的无形锁链。
    　　其中一条最牢固的锁链就是普遍的垂头丧气，完全屈从于自己的奴隶地位。五十八条的犯人也好，普通犯也好，几乎都是一些有家室的爱好劳动的人，他们只有合法地、根据命令并得到长官的赞同才能表现出勇敢精神来。即使被判坐五年和十年牢，他们也不能设想现在怎能单独地（集体地就更不用说了！……）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与国家（自己的国家）、内务机关、民警、警卫、警犬站到对立地位；就算幸运地跑掉，以后怎能靠假身份证、用假姓名过日子，如果在每条十字路口都会检查证件，如果从每个门缝里都有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过路行人。劳改营里的普遍情绪是：你们拿着枪直挺挺站在那里盯着我们干吗？就是你们完全走光，我们也不会往什么地方跑：我们又不是罪犯，我们为什么要逃跑？我们过上一年就会获得自由！（大赦……）K·斯特拉霍维奇讲述说，一九四二年他们的列车在解运到乌格利奇途中遭遇到了轰炸。押解队东奔西散了，而犯人们知哪里也不逃跑，等待着押解人员回来。许多人都会讲出像卡尔拉格奥尔套分营一个会计所遇到的情形；派他带着支出报告到四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有一名押解员跟着他。回来路上他不仅不得不用大车拉着这个喝得烂醉如泥的押解员，而且还要特别保护好他的枪支，使这个混小子不致因丢枪而受到审判。
    　　另一条锁链是——乘风状态，劳改营的饥饿。虽然正是这种饥饿有时促使一些绝望的人迈进泰加林，希望在那里多少要比劳改营里吃得饱些，但饥饿也使他们身体衰弱，无力远走，同时也不能积聚起路上的食物储备。
    　　还有一条锁链是——新刑期的威胁。政治犯逃跑的，仍依五十八条再给十年（逐渐摸索到，在这种场合最好给五十八一14，即反革命怠工）。盗窃犯们虽然给的是82款（单纯逃跑），并且总共只有两年，但在一九四七年以前，他们因犯盗窃、抢劫罪得到的也不超过两年，因此分量不相上下。而且劳改营是他们的“老家”，在劳改营里他们不挨饿，不工作——他们的直接打算不是逃跑，而是坐满刑期，何况他们总是能够享有优待和大赦。逃跑对于盗窃犯说来，只是强健的身体吃饱了饭的游戏和难以克忍的贪婪的爆发：玩乐、抢劫、纵酒、强奸、炫耀。他们中间认真逃跑的只有那些判了重刑的武装匪徒和杀人犯。
    　　盗窃犯们很喜欢把自己从来也没有实行过的逃跑谎说成真有其事，或者把实行过的逃跑大肆渲染。他们会讲给你们听，“印度”（盗窃犯们的工棚）是怎样得到流动奖旗的，那是因为过冬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在工棚外厚厚地培了一圈上，而这是他们挖了地道并把土公然放在长官们面前。不要相信！——整个“印度”既不会逃跑，他们也不想去费劲挖掘，怎么省劲怎么便捷他们就会怎么干，而且长官们也不会那么愚蠢，不去瞧瞧他们是从哪里取土来的。—一有十次前科的窃贼科尔津金，受营长信任的管理员，确实穿上一身讲究的衣裳走掉过，并且确实把自己说成是助理检察长，但是他补充说，他同一名追捕逃犯的特派员（有这样的）在一家农舍里过了一夜，夜里偷了他的制服、武器、甚至警犬—一往后就自称为行动特派员。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盗窃犯在自己的虚构想象和故事中总是要打扮得比实际上英勇些。
    　　还有，把犯人们拴住的——不是隔离区，而是不加看押。那些被看管最松的、得到这种宽容的犯人——上下工背后没有刺刀跟着，有时还可以拐到外面的村庄去一趟——他们很珍惜自己所受的优待。而在逃跑后，这种优待就被剥夺了。
    　　群岛的地理条件也是逃跑时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些一望无际的积雪荒原或沙漠、冻土带、泰加林。科雷马虽然不是个岛屿，但比岛屿更不好办：一小块割裂开来的土地，从科雷马往哪里跑呢？只有出于绝望才会从这里逃跑。诚然，过去某个时候亚库梯人对犯人很好并担保说：“以九个太阳为证——我把你送到哈巴罗夫斯克去。”果真驾起鹿橇把他们送走。但后来逃跑出来的盗窃犯们开始抢劫亚库梯人，于是亚库梯人就改变了对逃犯的态度，把他们交了出去。
    　　受到当局鼓励的周围居民的敌对态度，成了逃跑的主要障碍。当局对捕获逃犯的人不吝重赏（这何况也是一种政治教育）。因此，居住在古拉格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习惯地认为，抓到一名逃犯——这就是过节，就是发一笔财，这好似一次顺利的狩猎，或者好似找到一小块贵重金属。对通古斯人、科米人、哈萨克人，付给面粉、茶叶，在靠近人烟稠密的地方，布列波洛姆和翁日拉格附近的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的居民，每捕获一名逃犯给两普特面粉、八米布匹和几公斤咸鲱鱼。在战争年代，用别的办法是搞不到咸鲜鱼的，所以当地居民也就把逃犯称作“咸鲱鱼”。例如，在舍尔斯特卡村，每当出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孩子们就跑着齐声叫喊：“妈妈！咸鲱鱼来了！”
    　　地质工作者们怎样呢？这些开发荒无人烟的北方的先驱者，这些勇敢的长着大胡子、穿着高简皮靴的英雄们、杰克·伦敦的心灵们怎么样呢？逃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苏联地质工作者身上是不妙的，最好还是不要走近他们的篝火堆。列宁格勒的工程师阿勒罗西莫夫，在“工业党”水流中被捕并得到了十年，于一九三三年从尼瓦格莱斯劳改营逃跑出来。他在泰加林中踯躅了二十一天，一遇见地质工作者们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可是他们却把他带到了居民点，并交给了工会委员会主席。（也要理解地质工作者们；他们不是单独行动的，他们彼此间害怕告密。如果逃犯真的是个刑事犯、杀人犯呢？——夜里把他们也宰了呢？）
    　　逮住的逃犯如果已被杀死，就把他扔在劳改营食堂近旁，让他带着化脓腐烂的伤口几昼夜躺在那里——好使犯人们对自己的清水烂菜汤看得更重些。如果抓住话的，就让他站在门岗旁边，交接班时嗾使狗去咬他（狗听号令会掐死人，会咬人，也有的只会撕破衣服，利得精光）。还可以在文化教育科写块牌子：“我逃跑，但狗把我逮住了”，挂在捕获的逃犯脖子上，在劳改营游行示众。
    　　如果打他——那就必得把腰子打落。如果套上手铐，那就必得让腕关节终生失去知觉（索罗金，伊夫杰尔拉格）。如果关禁闭，那非等他得上结核病不放出来（内罗勃拉格，巴兰诺夫，一九四四年逃跑，在遭到押解队毒打后开始吐血，三年后摘除左肺）。
    　　拷打和杀死逃犯，说实话，在群岛上是与逃犯作斗争的主要形式声如果长久没有发生逃跑，有时甚至要捏造出逃跑来。一九五一年在德宾金矿（科雷马）某次允许一群犯人去采摘浆果。三个人走迷了道，没有回去。劳改营长官彼得·洛马加上尉就派出了一些追捕打手。那些人就向着三名熟睡的人放出了警犬，随后枪杀了他们，然后用枪托击碎脑袋，把他们变成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脑浆都流了出来—一就这样用大车把他们拉到了劳改营。在这里，由四名因犯代替马匹拉着大车经过排好的队伍。洛马加宣布：“瞧，对每个逃犯都将这样处理！”
    　　在这种种情景面前谁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不顾死活的勇气，不战栗一下呢？——走吧！——走到底吧！—一说得容易，走到哪里去呢？那里，当逃犯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预定地点的时候，有谁不怕受牵连，会来迎接你，把你藏起来、保护起来呢？只有那些盗窃犯们外面有约定的“快乐窝”在等待着，而对于我们这些五十八条的犯人们说来，这种住宅被称作接头地点，这几乎是一种地下组织。
    　　瞧，阻止逃跑的障碍和陷阱有多少呀！
    　　但是，绝望的心灵有时并不权衡得失。他看到，河水在流，河里漂着一段原木——一于是就纵身一跳！漂流吧！奥尔强劳改营的维亚切斯拉夫·别兹罗德内依刚出医院，身体还很弱，就驾着两根联结在一起的原木，顺印迪吉尔卡河逃走了——一到北冰洋去！到哪儿去？他抱的是什么希望呀？不好说他是被逮住的，他是在公海上被拣起来的，经由冬季的道路，又被送回奥尔强，进了住过的那个医院。
    　　不是每一个没有自动返回劳改营的、没有活着给押回的、死了给运回的犯人，都可以说是他已经走掉了。他也许只是没有在劳改营里不自由地慢慢拖死，而是像野兽一样自由地死在泰加林里。
    　　当逃犯与其说是逃跑不如说是徘徊，并且后来自动返回的时候，——劳改营的行动特派人员甚至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可以不费劲地给他们套上第二个刑期。如果好久不发生逃跑，那就设个圈套，授意某个眼线拼凑一伙犯人“逃跑”——然后再把他们都关起来。
    　　但是，一个认真逃跑的犯人很快也会变成非常可怕的人。有的为了使警犬迷失方向，在自己身后点火焚烧泰加林，大火在几十公里的面积上连续燃烧了好几个星期。——一九四九年在威斯良国营农场附近的牧场上扣留住一名背囊里装着人肉的逃犯：他杀死了一个路上碰到的美术家，那是一个免除看管的五年刑期的犯人，从他身上割下肉来，但没有时间把肉煮熟。
    　　一九四七年春天，在科雷马，在艾尔根附近，两名押解人员押送着一队犯人。突然，一个犯人事先并没有同谁商量，巧妙地、单个地袭击了押解人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两人都枪杀了。（不知道他的姓名，原来是个不久前的前线军官。没有在劳改营中失去勇气的前线军人的稀有而鲜明的例子！）勇敢的人向全队宣布，他们自由了！但犯人们惊恐万分，谁也没有跟他走，大家坐在原地等候新的押解队到来。前线军人数落了他们一顿——但徒劳无益。于是他就拿起了武器（三十二发子弹，“三十一发是给他们预备的！”），一个人走了。他还打死打伤了几名追捕人员，用那第三十二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所有的前线军人都那么行事，也许群岛就会垮掉。
    　　在克拉斯拉格，一个过去的军人，哈勒欣战斗的英雄，拿着斧头袭击了一名押解人员，用斧背打昏了他，拿走了他的枪和三十发子弹。他们放出警犬去追捕他，他杀死了两条，打伤了驯犬员。在逮住他的时候，不是干脆把他枪杀了事，而为了替自己也替警犬报仇，残忍之心一起，用刺刀把他遍体制穿。就这种样子把他扔在门岗旁躺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九五一年，就在这个克拉斯拉格，将近十名长期服刑犯人由四名警卫步兵押解着。犯人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押解人员，夺走了自动步枪，穿上了他们的制服（但饶了步兵们的命！——被压迫者往往比压迫者宽大），四人大模大样地押解着队伍，把自己的同伴带到了窄轨铁路。那里停着一列准备装木材的空车。假押解队走到火车头旁过，把机车乘务组赶下车来（某个逃犯过去是火车司机），开足马力把列车拉向列晓蒂车站，开到西伯利亚的干线上。但他们需要行驶将近七十公里的路程。在这段时间内，关于他们的情况已经得到报告（被饶恕的警卫步兵最早报信），几次他们不得不一边开着车一边回击警卫队，而在离列晓蒂几公里的地方，在他们前面的线路上已经理设了地雷，布置上了一个营的警卫。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所有的逃犯都牺牲了。
    　　悄悄的逃跑通常比较幸运。其中有一些是非常成功的，但这些幸运的故事我们却很少听到：脱身者没有向记者发表谈话，他们改名换姓躲了起来。一九四二年逃跑成功的库季科夫-斯卡钦斯基，现在所以讲了出来，只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九年被揭穿了——经过十七年之后！
    　　事情是这样被揭露出来的：一个与他一起逃跑的人因另一件案子落了网。根据指纹查明了他的真实身份。这样就水落石出了，原来逃犯们并没有像推测的那样死掉。于是就开始找寻库季科夫。为此，在他的家乡细心地进行了查询，跟踪了亲属——沿着亲属的线索就逐步找到了他。过了十七年还不惜花费精力和时间去干这一切！
    　　关于季娜伊达·雅科夫列娜·波瓦利亚耶娃的顺利逃跑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也只是因为她归根结底还是失败了。她因为在德军占领时期留在自己的学校里当教师而得到了刑期。但并不是苏联军队一到马上就把她逮捕了的，在被捕前她已经嫁给了一个飞行员。这时才把她逮捕入狱，并送到了沃尔库达的第八号矿井。她通过当厨子的中国人同外面并同丈夫取得了联系。丈夫在民航部门工作，他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到沃尔库达的航行。在约定的日子，季娜去作业区的洗澡房，在那里扔掉了劳改营的衣服，从头巾下松开了夜里卷紧的头发。在作业区等待她的丈夫。渡口有行动人员在值班，但没有注意那个手挽着一名飞行员的烫发姑娘。他们驾着飞机走了。一年的时间内手娜用别人的证件生活。但她忍不住了，想同母亲见见面，而母亲却正受到监视。在新的侦讯中她编造了一套谎话，说是坐运煤车逃跑的。这样就没有让他们查出有她丈夫参与这件事。
    　　亚尼斯，勒-斯在一九四六年从彼尔姆劳改营步行到了拉脱维亚，尽管他俄语讲得很差，几乎表达不出意思来。他从劳改营逃离的事实本身是很简单的：他跑着步推倒了朽烂的栅栏，跨了过去。但后来在多沼泽的森林中（脚上穿的是树皮鞋）长时间光靠采食浆果为生。有一次他从村庄里把一头牛赶进森林宰了。吃足了牛肉，还用牛皮给自己缝了一双鞋。另一次，他在一个农民那里偷走了一件羊皮袄（居民以敌视态度对待逃犯，而逃犯也不由自主地成了居民的敌人）。在人多的地方，勒-斯把自己说成是遗失了证件的应征入伍的拉脱维亚人。虽然在这一年还没有取消普遍检查通行证制度，他却得以在他不熟悉的列宁格勒一声不吭走到了华沙车站，还沿线路走了四公里，然后在那里坐上了火车（但有一点勒一斯是深信不疑的：在拉脱维亚人们将毫无顾虑地把他衣起来。这就使他的逃跑具有意义）。
    　　像勒一斯这样的逃跑需要有农民的健壮、牛劲和敏捷。一个城里人，而且还是个因讲笑话而被判五年徒刑的老人，是否能逃跑呢？原来也是能够的，如果留在自己的劳改营里（一个位于莫斯科与高尔基市之间的、从四一年起制造炮弹的关押老弱生活犯的小劳改营）必死无疑的话。五年本来是个“幼儿园的刑期”，但如果赶去上工而不给吃饭的话，这个讲笑话者就是五个月也受不了。这种逃跑是挺而走险的举动，是一刹那间的冲动，再过半分钟就没有理性也没有力量去干这种事了。一列班车开进了劳改营，装上了炮弹。一个押运队的中士在火车旁走着，离他几节车厢的地方走着一个铁路工人：中士推开每节红皮车厢的车门，确信那里什么人也没有以后，再把车门推上，而铁路工人则跟着打铅封。我们这个惹祸的饿坏了的衰弱不堪的讲笑话者（一切都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但他的姓名没有保留下来。）在走过去的中士背后和正在走过来的铁路工人前面纵身往车厢跳去，他好不容易攀登上去，好不容易无声无息地推开车门，这没有盘算好，这一定得暴露，他已经在后悔了。
    他隐蔽起来，心脏也停止了跳动——现在中士就会回来，用靴子踢他，现在铁路工人就会叫喊起来，听，已经有人触动车门了——而这是在打铅封！……（我暗自这样想：说不定铁路工人是个好心人呢？看见了——却装作没有看见？……司列车驶出营区。列车开往前线。逃犯没有作好准备，他身边一块面包也没有，三昼夜内他谅必就要死在这间自愿关进去的运动着的隔离室里，他不会到达前线，而且他也不需要前线。怎么办呢？现在怎样逃命呢？他看到，炮弹箱子箍着铁带。他赤手空拳地把铁带弄了下来，并在没有堆着箱子的空地方锯割车厢的地板。这对一个老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吗？而死掉就是可能的吗？被发现、逮住就是可能的吗？箱子上还捆着用于搬运的麻绳套环，他把麻绳割下来，编结成类似的但长一些的套环，把它们系好，使它们悬在车厢下割开的孔里。他真是精疲力竭了！他那满是伤痕的双手已经不听使唤！为了讲一个小笑话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他不等到达车站，就在行驶中小心翼翼地钻到孔下，双脚放在一个套环里（朝着车尾），肩膀放在另一个里。火车行驶着，逃犯悬挂着，摇晃着。火车走的速度放慢了，他便下了决心，松开双脚，脚拖在地上，把他整个拉了下来。玩命的马戏团节目——但电报可能赶上火车，他们可能搜索车厢，因为这时营区里一定发现他失踪了。不要弯身，不要撅起，他紧贴着枕木。他闭上了眼睛，准备丧命。最后几节车厢加速拍击着驶过去了——突然出现了一片可喜可亲的寂静。逃犯睁开眼睛，翻过身来：只见驶去的火车闪着红色尾灯！自由！
    　　可是这还并没有得救。自由倒是自由了，但既没有证件，也没有钞票，身上穿的是劳改营的破烂衣服，他还是注定要完蛋。浑身浮肿，衣衫褴褛，他勉强挣扎到了车站，在那里他混进列宁格勒开来的一列车人里：撤退出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被搀扶出来，在车站上给热的饭菜吃。但是这也可能还救不了他——如果不是他在车里找到了一个垂死的旧友，拿走了他的证件，而朋友过去的种种情况他是知道的。他们大家被运送到了萨拉托夫附近，于是有好几年，直到战后年代，他就生活在那里，在一个养禽场干活。后来他非常想念女儿，便出发去寻找她。他在纳尔契克、在阿尔马维尔都找过她，终于在乌日戈罗德找到了她。在这段时间里，女儿已经嫁给一个边防军人。她认为父亲已经平安归天，所以现在怀着又恐惧又厌恶的心情听他讲述。她虽然已经完全笃守公民资职，但还是保留了亲属观念的可耻残余，所以没有检举父亲，只是把他赶出了大门。老人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他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他成了一个吸毒者，在巴库他吸足了某种阿纳沙“被急救车收进医院，在昏迷中说出了自己的真姓名，清醒过来又说那平常使用的假姓名。医院是我们的苏维埃医院，它不查明身份是不能进行治疗的，于是就叫来了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同志——这样，在一九五二年，逃跑后过了十年，老头儿又得到了二十五年（这就给了他幸运的机会在监室中讲述自己的经历，因而现在才能流芳百世）。
    　　有时，成功的逃犯嗣后的生活比逃跑本身更有戏剧色彩。本书中不止一次提到的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切博塔廖夫也许可以说是这种情形。从一九一四年起他就是中东铁路的职员，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起——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在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他被关在中国的监牢里，一九三一年带着妻子叶连娜·普罗科菲耶芙娜和两个儿子根纳季与维克托回到了祖国。在这里一切都按祖国的方式进行：过了几天以后，他本人遭到了逮捕，妻子发了疯，两个儿子被送进了不同的保育院，并违反本人意愿给了他们别人的父名与姓，虽然他们清楚记得自己的父名与姓，并进行了抵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远东三人小组（又是一个三人小组！）由于缺乏经验起初只给了切博塔廖夫三年，但很快他又被抓起来，受了刑讯，并改判十年徒刑，同时剥夺通讯权利（因为现在他有什么可写的？），甚至在革命节日还得特别加强看押。这种加重判决却出乎意外地帮了他的忙。从一九三四年起他关在卡尔拉格，修筑通往莫英蒂的公路。一九三六年的五一节期间他被关进那里的惩戒隔离所。一个自由人阿夫托诺姆·瓦西里耶维奇·丘乎也被投进那里共和他们受到同样待遇。不知他是喝醉了酒还是清醒的，但切博塔廖夫得以偷了他的由村苏维埃发给的有效期为三个月的证件。
    已经是五月八日了，切博塔廖夫离开了莫英蒂劳改点，全身穿着外面人穿的衣服，身上一块劳改营的破布也没有，口袋里装着两个半公升容量的酒瓶，像酒鬼们经常随身带着的那样，只是里面装的并不是伏特加，而是水。先是遇到一块盐土草原。他曾两次落入了去修筑铁路的哈萨克人手中，他稍懂一点哈萨克语，“利用他们的宗教感情，就把我放了。”在巴尔哈什西部边区，他被卡尔拉格的行动站扣留住了。他们收了他的证件，盘问关于本人和亲属的种种情况，假丘平凭记忆都作了确切的回答。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不发生意外事情大概就会被抓住）——土屋里进来了一个行动组的头头，丘平赶在他前头说；“啊！尼古拉，你好，认得吗？”（算盘打在瞬时性和脸上的皱纹上面，这是一场视力记忆的竞赛：我倒是认出来了，但如果你也认出来，那我就完蛋！）“不，认不得。”“哪能这样I我们一起坐过火车呀！你叫纳依琼诺夫，你还讲过，怎样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上遇见了奥莉亚——正好又在一间包房里，后来就结了婚。”一切属实。纳依琼诺夫不知所借了；点上根烟抽了起来，然后就放了他。（啊，蓝箍帽呀！难怪要教育你们少说话！你们不应当有普通人开诚布公的毛病。讲是讲过的，但不是在车厢里，而是一年前在卡尔拉格的苗圃派出点出于一时糊涂讲给犯人们听的，可是却没有记住所有听你讲的那些人的嘴脸。在车厢里大概也是喜欢讲讲的，而且不只在一趟车上，火车上的事情嘛！一而切博塔廖夫的大胆赌注也就押在这一点上！）丘平兴高采烈，继续向前，经过一个湖泊往南，经由大道朝楚河车站的方向走去。他多半是夜行，每遇汽车的前灯照来，就闪到旁过的芦苇中，白天就躺在芦苇里（那里是一片芦苇丛）。遇到的行动人员少起来了，那个时候群岛癌细胞还没有扩散到这些地方。他随身带着面包和糖，他放慢着吃，有五昼夜的路程完全没有水喝。他走了两百公里光景，到了站上，就坐车走了。
    　　这样，就开始了自由的，不，是困兽生活的年代，因为他不敢冒险好好安顿并久留在一个地方。在那一年，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在伏龙艺市花园里遇见了自己的一个劳改营教父！但那是一晃而过的事，到处是欢乐、音乐、姑娘，教父没有来得及认出他来。他不得不扔下已经找到的工作（会计主任作了盘问并猜到了他紧急辞职的原因——但他自己也是个索洛维茨老犯人），另奔他处。起初，切博塔廖夫不敢冒险地去寻找家属，后来想出了个办法。他往乌法给一个表妹写了封信探问：列娜与孩子们在什么地方？这是谁给你写的信，你自己猜吧！但暂时不要通知她。复信地址是一个什么季拉布拉克车站，丘平收。表妹给了回信：孩子们已经失落，妻子在诺沃西比尔斯克。这样，切博塔廖夫就托她到诺沃西比尔斯克去一趟，必须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告诉他的妻子说他已有了下落并想给她寄钱去。表妹去了一趟。现在妻子自己写信来了：经过精神病医院，现在遗失了身份证，被判了三个月的强制劳动，不能去取留局待领汇款。心都要蹦出来了，应当走一趟！于是丈夫就发了一封丧失理智的电报：乘某次车某号车厢……请接，我们的心要对抗感情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谢天谢地，还没有挡住预感。途中，这些预感使他那么不安，所以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前两站他就下了车，搭乘一辆顺路的汽车前去。
    他把东西交给存物处后，不顾死活地往妻子的住址找去。敲门！门自己开了，家里什么人也没有（第一个巧合，与人作对的巧合：房东已经守了一昼夜以便警告他有埋伏——但这时恰好出去打水！）。往里走。妻子也不在。床上躺着一名契卡人员，蒙着军大衣，鼾声大作（第二个巧合，与人方便的巧合！）。切博塔廖夫急忙溜走。这时，房东——一个幸存下来的他在中东铁路时期的熟人，叫住了他。原来，他的女婿是个行动人员，自己把电报带回家来，并在切博塔廖夫妻子的眼前摇晃：瞧，你那个坏蛋自投罗网来了！去过火车站——没有截住，第二个行动人员暂时走开了，这个就躺下来休息。切博塔廖夫还是把妻子叫了出来，坐汽车走了几站，然后在那里再坐上到乌兹别克斯坦去的火车。在列宁纳巴德又办理了一次婚姻登记手续——就是说，她没有同切博塔廖夫离婚，而嫁给了丘平！但他们没有住在一起的勇气。用她的名义向各地送去找寻子女的启事——都没有结果。战前他们过的就是这种东分西散、提心吊胆的生活。四一年，丘平应征入伍，在第六十一骑兵师当无线电报务员。一次在其他战士面前开玩笑，不小心说了香烟和火柴的中国话叫法。一个人知道某些外国话，这在哪个正常的国家里会引起怀疑呢？在我们这里却引起了，眼线们打了小报告。过了一小时，二一九骑兵团的行动人员政治指导员索科洛夫已经盘问起他来了：“你从哪里知道中国话的？”丘平回答说：只知道这两个词。“你没有在中东铁路工作过吗？”（在国外工作——这马上就是一种深重罪孽！）派了行动人员和坐探盯着他，没有打听出什么来。为了自己安宁起见还是依照五十八条一10把他关押起来：
    　　——不相信情报局的战报；
    　　——说德国人的技术装备多。
    　　（好像大家都没有亲眼看见过）。
    　　不打在额上，就打在头上！……军法论处。枪决！祖国的生活本来就已经使切博塔廖夫感到万分厌恶，所以他没有提出免罪减刑的请求。但国家却需要劳动力，于是就给改判十年徒刑和五年“带笼口”。又回到了“老家”……他坐了（折抵后）九年。
    　　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在劳改营里另一名叫H·弗-夫的犯人把他叫到上层板铺的僻角里轻声问他：“你叫什么？”“阿夫托诺姆·华西里奇。”——“你的原籍是哪一省？”——“秋明省。”——“什么区？……哪个村苏维埃？……”切博塔廖夫-丘平都一清二楚地作了回答，可是他听到：“你全是撒谎。我同阿夫托诺姆·丘平在一个机车上工作了五年，我了解他像了解自己一样。碰巧是不是你在三六年五月偷走了他的证件？”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水下的锚会割破逃犯的肚子！一个小说家要是想出这样的会见来，怎会使人相信呀！在那个时候，切博塔廖夫又想活下去了，所以当那个人说：“别害怕，我不会上教父那里去告发，我不是恶狗！”他就紧紧握了下这个善心人的手。
    　　就这样，切博塔廖夫作为丘争取满了第二个刑期。但倒霉的是：他的最后一个劳改营是特别保密的，是莫斯科一10、图拉一38、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39、切利亚宾斯克一40，这一批原子能工程中的一个。他们从事分离铀和镭矿的工作，工程是根据库尔恰托夫的计划进行的，工地主任特卡钦科中将直接受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领导。每季度都要从犯人取得“不泄露机密”的具结。但这还不算倒霉，倒霉的是，刑满释放的人不放回家去。在一九五O年九月，把一大批“获释者”送到了科雷马！只是在那里才把他们解除了看押，并宣布为特别危险的特殊人员——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帮助制造了原子弹！（啊，这一切怎写得完呢？须知这需要写许多章呀！）这样的人有几万名，分散在科雷马各处！！（翻翻宪法吧！翻翻各种法典吧！——关于特殊人员那里写着些什么？？）
    　　可是现在他至少可以把妻子接来。于是她就来到了在马尔吉亚克金矿的丈夫身过。从这里他们又发函查询儿子们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名单上没有”。
    　　斯大林伸了腿——老人们便离开了科雷马到高加索去——以度余年。气候变暖了，虽然是缓慢的。在一九五九年他们的儿子维克托，基辅的钳工，决定丢掉可惜的姓，并宣布自己是人民公敌切博塔廖夫的儿子！过了一年，父母找到了他！现在父亲所关心的事，是给自已恢复切博塔廖夫的姓（三次冤狱都得到了平反，他对逃跑已经不负责任了）。他也作了声明，把指纹寄到莫斯科去核对。只有当三个人都得到了写着切博塔廖夫姓氏的身份证，儿媳妇也成了切博塔廖娃以后，老人才安下心来。但是又过了几年他给我写信说，悔不该找到维克托：儿子骂父亲是罪犯，并认为他是自己的倒霉遭遇的罪魁祸首，对于平反证明则挥挥手不屑地说：“废纸一张！”长子根纳季终于不明下落。
    　　从上述那些事件可以看到，即使是成功的逃跑也还完全不给人以自由，所给予的是经常受压迫、受威胁的生活。逃犯中某些人清楚懂得这一点——这是那些在劳改营中已经来得及在政治上脱离祖国的人，还有那些浑浑噩噩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有一些人抱定目的逃往西方，认为只有实现了这都逃跑才算大功告成，这样的人在逃犯中也不是很稀见的（失败时有现成的回答：“我们想跑到中央去请求查明真相！”）
    　　关于这些逃跑最难讲述。那些没有跑掉的，已经躺在潮湿的土里。那些又被抓住的——闭口不言。那些跑掉了的——也许会在西方出现，但也可能为了某些留在这里的人而重新保持沉默。有过这样的传闻，在楚科奇半岛犯人们夺得了一架飞机，七个人飞到了阿拉斯加。但我想：大约只是试图劫夺飞机，可是事败未成。
    　　所有这些事件还将久久地被封锁起来，逐渐过时，而成为不需要的东西，像这本手稿一样，象在我国所写的一切真情实事一样。
    　　请看一个这样的事件，但人们的记忆又没有保留下英勇逃跑者的姓名。他是敖德萨人，民用专业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在军队里是一个大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的占领军里服务。在一九四八年由于被告密而被捕，得到了五十八条一10和当时已经施行的二十五年。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离泰谢特三百公里的劳改点，就是说送到了一个远离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地方。他很快就在伐木场上变得衰弱不堪了。但他还保持了争取生存的意志和关于维也纳的回忆。他从那里——从那里！——竟能逃跑到了维也纳！真是不可思议！
    　　他们的伐木场区的边界是一条从小了望塔上可以观察的林间通道。在选定的日子，他上工时随身带着口粮。他砍倒了一株枝叶繁茂的云杉，使它横卧在通道上，在枝叶的遮盖下爬到树端。云杉遮不住整个通道，但他继续爬行，幸运地走掉了。他带走了一把斧头。这事发生在夏天。他沿着暴风吹倒的树木穿过泰加林，行走很困难，可是整整一个月他没有碰到任何人。他把衬衣的袖子和领口系上，用它捞鱼，生吃鱼肉。他采食松子、蘑菇、浆果。他半死不活地终于走到了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幸福地在一垛干草堆里睡着了。他听甸人声醒了过来：看见有人用大叉在取干草，并且已经发现了他。他已精疲力竭，既不准备逃走，也不打算挣扎，只是说；“好吧，抓起来吧，交出去吧，我是逃犯。”那是一个铁路巡道工和他的妻子。巡道工说：“我们也是俄国人呀。好！坐着不要露面。”说完就走了。但逃犯不相信他们：他们可是苏维埃人呀，他们有告发的义务。于是就爬进了森林。从森林边上注视着，他看到，巡道工回来了，带来了衣服和食物。——入暮，逃犯便沿线路而行，在林区一个小车站上坐上了货车，到早晨就跳下来——白天躲进森林。他就这样一夜一夜地前进，当身子变得结实一些以后，在每个停车站上都下来——躲在树林里或者步行前进，赶上火车，在行驶中跳上车去。这样他就几十次地冒着丢掉手脚和脑袋的危险（告密者的笔头轻轻划几下就使他吃尽了这种种苦头……）。但在快到乌拉尔的时候，他违反了自己的常规，在装载原木的平台车皮上睡着了。他被踢了一下，一盏灯照在脸上：“证件！”——“就给。”站起身来，一拳把警卫从高处打落下来，自己则跳到了另一面——迎头又碰上了另一个警卫！——他把这个也打倒了，从旁边停着的列车下逃走了。在站外扒上行驶中的火车。他决定绕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它的郊区抢了一个货亭，拿走了衣服，身上穿了三套，装足了食物。在某个站上卖掉了一套衣服，买了一张切利亚宾斯克—奥尔斯克—中亚细亚的车票。
    不，他知道要往哪里去，到维也纳去！但应当搞乱行踪，使人们不再找寻他。在土库曼，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在集市上遇见了他，不看证件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集体农庄去。他的手没有辜负了机械工程师的称号。他给集体农庄修理了所有的机器。过了几个月，他算清了帐，前往国境线附近的克拉斯诺沃次克。列车过了马里以后，一名巡逻走过来检查证件。那时我们的机械工程师便走到车厢平台，打开了门，把身体悬在厕所的窗外（从里面不可能透过涂上白色的玻璃看到他），只有一个脚尖支撑在台阶上以便回来。门框角上露着一个鞋尖，巡逻没有发觉，便到下一个车厢去了。胆战心惊的时刻就这样过去了。逃犯顺利地超过了里海后，坐上了巴库一会彼托夫卡的火车，由此直奔喀尔巴泽山。经由荒僻陡峭的森林地带越过山脉国境线的时候，他很审慎——但还是被边防军人截住了！从那西伯利亚的劳改点起，从那砍倒的第一株云杉起，需要作出多少牺牲，经受多少痛苦，想出多少花招和付出多少精力——而在最最末尾一刹那间一切都垮了！……像在泰谢特草垛里那样，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再也不能反抗，撒谎，只能怀着最后的狂怒喊道；“抓起来吧，刽子手！抓起来吧，这是你们的权力！”“什么人？”“逃犯！从劳改营逃出来！抓起来吧！”但边防军人表现得有点奇怪：他们蒙住了他的眼睛，把他带进了土屋，在那里解开，重新进行讯问——突然弄清楚了：自己人！班杰拉分子！（呸！呸！——有教养的读者皱起了眉头，冲我挥着手说：“嘿，你选的角色真不错，如果班杰拉分子都是他的自己人！好一路货色！”我也摊开双手说：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人底逃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劳改营使他成为这样的人。我对你们说，他们这些劳改犯是按猪一样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而不是按报纸生活的。对于一个劳改犯说来，那些同他一起在劳改营受苦的人都是自己人。那些放出警犬去追踪他的人都不是自己人。没有觉悟嘛！）他们拥抱了！那时，班杰拉分子还有越过国境的通道，他们就把他客客气气地带了过去。
    　　他重新又在维也纳了！——但已经是在美占区里。他还是服从于那个迷惑人的唯物主义的原则，怎样也忘怀不了自己那个血腥的死亡营，他已经不去找机械工程师的工作做了，而是跑到美国当局那里去倾吐积愫。开始在他们那里担任了某种工作。
    　　但是！——人的特性是：危险一过去，我们的警惕性也就削弱了。他决意要给敖德萨的父母寄钱去，为此他需要把美元兑换成苏联货币。某个犹太商人邀请他到维也纳苏占区的寓所去兑换。人们不断地跑来跑去，很少区分是哪国的占区。而他则万万不能越过去！但他越过了——于是就在银钱兑换商人的寓所里被抓住。
    　　完全是俄罗斯的故事：千辛万苦做成的，一杯伏特加酒就给喝光了。
    　　他被判处枪决，关在柏林的苏联监狱里，他把这一切讲给了另一个军官和工程师安尼金听。这个安尼金在此以前已经在德国的俘虏营呆过，曾在布痕瓦尔德奄奄待毙。被美国人解放出来后，送到了德国的苏占区，临时留在那里拆卸工厂。后来他逃到了西德，在慕尼黑附近建筑水力发电站，从那里被苏联谍报机关劫走（用汽车前灯把眼照花，推进了汽车）。——他经历这种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听取这个敖德萨机械工程师的故事并给我们保存下来？是为了后来两次无结果地从埃克巴斯主兹逃跑（关于他我们还将在第五部中讲到）？最后在惩戒石灰厂里遭到杀害？
    　　这是前定的！这是命运的乖戾！我们怎能看清个别人的生命的意义呢？……
    　　我们还没有讲过集体逃跑，而这种逃跑也是很多的。据说，在一九五六年芒切哥尔斯克近郊的整个小劳改营都逃跑了。
    　　从群岛逃跑的事件是罄竹难书、不胜枚举的。甚至想专门写一本关于逃跑的书的人，也会爱惜读者和自己，而略去几百起这种事件。

    　　——————

    第十五章　惩隔室，强管棚，强管区

    　　在新世界带给我们的许多可喜的放弃中——放弃剥削、放弃殖民地、放弃普遍兵役义务、放弃秘密外交、放弃秘密任命和调迁、放弃秘密警察、放弃宗教课程，还有其他许多奇妙的放弃——诚然，还没有放弃监狱（监狱的墙壁没有拆毁，而是加进了“新的阶级内容”），但无疑曾经放弃过禁闭室——那是只能在资产阶级狱吏凶恶乖戾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残忍折磨人的东西。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虽然允许把有特别过错的犯人关在单身监室里，但专门警告过，这种单身监室丝毫也不应令人想起禁闭室——它应当是干燥的、光亮的并备有卧具。
    　　到六十年代初一直有效的（无效的）一九三三年劳改法典更加人道：它甚至禁止在单身监室里实行隔离。
    　　但这倒不是因为时代变得更宽容了，而是因为到这个时候已经通过试验掌握了其他一套轻重不同的劳改营内惩罚办法，此时，使人难受的已不是孤独，而是“集体”，而且受惩罚的人还应当经过
    　　强管连——强化管制连，后来代之以
    　　强管棚——强化管制工棚、惩戒作业班，以及
    　　强管区——强化管制区、惩戒派出点。
    　　后来，不知不觉间就加上了——不是禁闭室，不是！而是——
    　　惩隔室——惩戒隔离室。
    　　如果犯人已经吓不倒，如果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惩罚可施——那怎能迫使他服从管制呢？
    　　捕获的逃犯——往哪里关呢？
    　　为了什么关惩隔室？什么都有：不中长官的意，招呼打得不合规矩，没有及时起床，没有及时躺下，点名时迟到，走的不是那条路，穿得不合规矩，抽烟不是地方，在工棚里放着多余的东西——就给你一昼夜、三昼夜、五昼夜。没有完成定额，发现与女人在一起——给你五昼夜、七昼夜、十昼夜。对于拒绝出工的犯人还有给十五昼夜的。虽然依照法律（依照什么法律？）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十五昼夜（可是依照劳改法典连十五昼夜也是不许的！），但这架手风琴的蛇腹却能拉长到一年。一九三二年在德米特拉格（阿维尔巴赫这样写的，这是白纸黑字！），因自残行为给过一年的惩隔室！如果还想起，自残是不给治疗的，那么，就是说把受伤的人关进禁闭室去受一年的折磨！
    　　惩隔室应当是怎样的呢？它应当是：①寒冷的；②潮湿的；③黑暗的；④饥饿的。所以在惩隔室里不生炉子（据利帕伊说：甚至室外零下三十度时也是这样），冬天窗上不装玻璃，让墙壁发潮（或者把禁闭地下室建在湿土上）。窗户小得可怜或者根本没有（常常是这样）。吃的是斯大林的口粮——一天三百克，“热菜”，即清水烂菜汤，只在把你关进去以后的第三、六、九天才供应。可是，在沃尔库塔-沃姆只给二百克面包，第三天给的不是热菜，而是一块生鱼。一切禁闭重应当设想为介乎上述两者之间的。
    　　以为禁闭室一定应当像监室一样——有屋顶，有门有锁，那是天真的。根本不是这样！在库兰纳赫-萨拉，禁闭室在零下五十度时也是一座长满苔藓的用原木做成的箱笼。（自由人医生安德列耶夫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声明，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是可以蹲的！”）让我们从群岛的一头跳到另一头吧：一九三七年在沃尔库塔-沃姆，关押拒绝出工犯人的禁闭室是没有屋顶的箱笼，再就是普通的地坑。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就住过这种地坑（为了防雨绷上一块破布），就像狄奥根住在木桶里那样。开饭是这样做的：一名看守拿着定量面包从值班房里走出来，叫唤那些关在箱笼里的犯人：“来领口粮！”但当他们刚从箱笼里一露出身子，了望台上的哨兵就端起步枪：“站住，我要开枪了！”看守表示惊异：“怎么，面包也不想要了？好吧，我走了。”——往地坑里送饭干脆就是把面包和鱼从上面扔到被雨淋湿的泥地上。
    　　在马里因劳改营里（当然，在其他许多劳改营里也一样），禁闭室的墙上积着雪——关进去的时候还不让穿劳改营的囚服，而是脱得只剩内衣。每过半小时看守打开一次送饭口，向施韦德劝说：“喂，你受不住的，会送命的！最好还是去伐木场吧！”施韦德拿定了主意，不错，在这里呆下去多半要完蛋！于是就上森林去了。施韦德在劳改营的十二年半的时间内，共坐了一百四十八昼夜的禁闭室。受罚的原因无所不有！为了拒绝到“印度”’（盗窃犯的工棚）去值日，得到了六个月的惩戒营。因为拒绝从农业派出点调到伐木场去——依五十八条一14按经济反革命第二次论罪判刑，得到了新的十年。盗窃犯不愿上惩戒劳改点，可以给押解队长一拳，把他手里的左轮手枪打掉——也不会被送去受罚。政治犯是没有出路的——他得把脑袋夹在两腿中间！一九三八年在科雷马，关盗窃犯的禁闭室是生炉子的，和关五十八条犯人的可大不一样。
    　　强管棚——关押时间要久些。在那里有关一个月的，三个月的，半年的，一年的，而常常是无期货。只要认为某个国犯有危险，就可以构成把他关起来理由的。一旦落入了黑名单，以后遇到点什么事儿：每遇五一节或十月革命节，每遇劳改营内发生逃跑或非常事件，就会把你关进强管棚去以防万一。
    　　强管棚——可以是用带刺铁丝网隔离开来的最普通的工棚。关在其中的犯人们是要被押去做劳改营内最重最讨厌的活儿的。这也可以是具备一切狱规的营内石砌的牢房：在看守室把一个个传来的犯人毒打一顿（为了不留痕迹，宜用装有砖头的毡靴打）；每个门上都有门闩、铁锁和监视孔，监室是混凝土地面，还有处罚强管棚内犯人用的单独禁闭室。
    　　埃克巴斯土兹的强管棚正是这样的（然而那里也有第一种类型）。在那里，犯人关在没有板铺的监室里（铺着外套和棉背心睡在地上）。铁板笼口把挨着天花板的小小的窗口完全遮住。铁板上用钉子穿了小孔，但冬天这些小孔也被雪堵住，在监室里完全是黑暗的。白天不点电灯，所以白天比夜里还暗。从来没有什么通风。半年（在一九五O年）不放一次风。因此我们的强管棚可以与穷凶极恶的监狱媲美，不知这里还留下劳改营的什么痕迹。大小便都在监室里，不带出去上厕所。到外面去倒便桶是监室值日的幸福：可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至于上洗澡房——那就是大家共同的节目了。监室里挤得那么满，所以只能躺着，连舒展手脚都没有地方。就这样关上半年。烂菜汤——清水，面包——六百克，烟叶——一点没有。如果某人家里寄来了邮包，而他正好在蹲强管棚。那么，凡是易腐烂的东西都会被明文“报废”（监管人员自己吞没，或者廉价卖给杂役们），其余的就交保管室存放上好几个月。（当后来把这类强管犯人带出去劳动的时候，为了不至于再次被关进来，他们就得干得勤快一些了。）
    　　处在这种窒息和不动的状态中，囚犯们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盗窃犯们是一些神经质的、执拗的人，他们在这方面更甚于其他人（落入埃克巴斯土兹的盗窃犯也被认为是五十八条犯人，他们也得不到宽容）。在强管棚囚犯中最流行的事——吞咽吃饭时给他们使用的铝质汤匙。每个吞咽了汤匙的犯人被带去作透视，确信没有撒谎，肚里确实有汤匙——就送进医院作胃切开的手术。廖什卡·卡尔诺乌希吞过三次，他的胃已经什么也不剩下了。科尔卡·萨洛帕耶夫假装发了疯：夜里上了吊，但伙伴们按事先的约定“发觉了”，弄断了绳索——他被送进医院。还有某人：把一根线在口中染污（拉过齿缝），穿上针，使它在一条腿的皮下通过。感染！医院！——管它坏疽病不坏疽病，只要能逃出去就好。
    　　但是为了便于从受罚犯人身上也榨取一些劳动成果，主人们不得不把他们关进单独的惩戒区（强管区），在强管区里，首先是——恶劣的伙食（可能一连几个月只给汤喝），低口粮。洗澡房的窗子甚至冬天都没有玻璃，女理发员穿着棉裤和棉背心给赤条条的犯人理发。可能没有食堂，但分发烂菜汤也不会在工棚里，而是在厨房旁边，领到后必须经过严寒的露天拿回工棚，到那里时烂菜汤已经冰冷了。犯人大批死亡，住院部满是垂死的病人。
    　　将来什么时候光是把惩戒区列举出来，就足以构成一项历史研究，何况很不容易把它弄清楚，一切都将磨灭掉。
    　　给惩戒区指定的是这样一些工作。到离区三十五公里的远地方去割草，在那里住在漏雨的草棚里，在沼泽地里割草，脚老得浸在水里。（遇到好心肠的管押士兵，犯人们可以采食浆果，警惕性高的士兵就开枪打死人，但还是有采食的，因为想吃东西呀！）贮备青贮饲料也是在那些沼泽地带进行，蚊纳成群，却无任何防护方法。（脸和脖子都被咬坏了，满是疤痕，眼皮肿了，人几乎成了瞎子。）——在维切格达河滩地采掘泥炭：把冻结的淤泥层用重锤凿破、揭开、去掉，从下面取出融化了的泥炭，然后装上雪橇，自己拉到一公里外的高地去（营方舍不得马匹）。普通的土工（沃尔库塔附近的“土工”独劳点）还有一项惯常的惩戒劳动——露天开采石灰和烧石灰，还有采石。不可能—一列举出来。凡是艰苦的劳动中最艰苦的，难受的劳动中最难受的——这就是惩戒劳动。每个劳改营里都有自己的一套惩戒劳动。
    　　送到惩戒区去的犯人通常是；信教的、倔强的犯人和窃盗犯（不错，是窃盗犯，由于地方上的教育者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使得伟大的教育制度在这里遭到破坏人那里关着整工棚的拒绝为魔鬼工作的“尼姑”（在伯朝拉国营农场为在押犯人设立的惩戒营里，她们被关在水深及膝的禁闭室里。一九四一年秋天给了她们五十八条一14的判决，全都枪毙了）。神甫维克托·施波瓦尔尼科夫“因进行宗教宣传”（复活节前夕为五名女卫生员作了“彻夜祈祷”）被送进惩戒区。送到那里去的有胆大妄为的工程师和其他肆无忌惮的知识分子。送去的还有捕获的逃犯。那些怎么也不愿意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打成一片的社会亲近分子，也被咬紧牙关送了去（分门别类是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我们不会责备劳改营领导有时无意中出错：例如，从卡拉巴斯派出了两辆大车，一辆装信教的妇女去儿童村照料劳改营的儿童，一辆装女盗窃犯和患梅毒的女犯去多林卡的惩戒区——康斯巴依。但她们把东西放错了车子，于是患梅毒的女盗窃犯就去照料儿童，而“尼姑们”就上了惩戒区。后来才想了起来，也就这样留下了）。
    　　常常因拒绝充当眼线而被送往惩戒区。他们大多数都死在惩戒区，当然不会讲述自己的遭遇。那些杀人凶手行动人员更不会说到他们。土壤学家格里戈里耶夫就是因这个缘故被送去的，但他活了下来。爱沙尼亚农业杂志编辑埃尔马尔·努吉斯也是因此被送往惩戒区的。
    　　这里还有一些与女人有关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不能周密而严格地作出判断，因为背后总有我们所不知的某种隐秘因素。然而下面是一件伊琳娜·纳格尔亲口讲述的经历。她在乌赫塔国营农场行政科当打字员，就是说，是一个找到舒适位置的杂役。她长得体面、茁实，粗大的辫子盘在头上，有几分是为了行动方便，穿着一条灯笼裤和如像滑雪时穿的那种上衣。了解劳改营生活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多大的一种诱惑。行动人员西多连科少尉想同她发生较亲密的关系，纳格尔回答他说：“宁可让最次的扒手吻我！你怎么不害臊，你的小娃娃在隔壁哭哩！”碰了她的钉子后，行动人员突然翻脸说：“难道你以为我喜欢你吗？我不过是想考验考验你。就这样吧，你以后将同我们合作。”她拒绝了，于是就被送往惩戒劳改点。
    　　下面就是纳格尔到惩戒区后第一晚所看到的景象：在女犯工棚里混合住着女盗窃犯和“尼姑”。五个姑娘裹着床单走路：女盗窃犯们昨夜玩牌时把这几个姑娘身上的东西都当做赌注输光了，就让她们脱下来交出去。突然，一伙穿着村裤戴着细毛毡礼帽的男盗窃犯带着一把吉他闯了进来。他们唱着自己的盗贼小夜曲之类的歌子。突然又有一伙男盗窃犯气乎乎的闯了进来。他们抓住了自己的一个姑娘，把她扔在地上，用凳子打她，用脚踩她。她叫喊，后来就叫不出声来了。大家都坐着，不仅不干涉，而且好像看都没有看见似的。过些时候，医士来了：“谁打了你？”挨打的姑娘回答说：“从板铺上掉了下来。”就在这一晚，纳格尔也被她们玩牌输掉了，但狗腿子独眼龙瓦西卡救了她：他偷偷报告了营长，营长就把纳格尔带到门房去过夜。
    　　到惩戒派出点（像内罗勃拉格的帕尔马，到泰加林的最深密处）去工作对于警卫队士兵和看押人员说来也常常被认为是受处分，犯了错误的也往那里送，更常见的是用自我警卫队员来代替他们。
    　　如果说在劳改营里没有法律和真理，那么，在惩戒区里就更不必去找寻了。盗窃犯们在那里胡作非为，公然带着刀子走来走去（沃尔库塔“土工”独劳点，一九四六年），看守们为躲开他们而跑到区外去，而这还是发生在五十八条犯人占多数的时候。
    　　在伯朝拉附近的章图依惩戒劳改营，盗窃犯们出于恶作剧烧掉了两座工棚，禁止烧煮食物，赶走了厨子，杀死了两个军官。其余的军官甚至在丢掉肩章的威胁下都拒绝进营区。
    　　在这种情况下，长官们就求救于“以夷治夷”的办法：任命了一个从别处紧急调来的带着一批帮手的“狗腿子”当章图依的管理主任。他们在第一晚就捅死了三个盗贼，这才开始稍稍安定下来。
    　　有一则谚语早就预见到：贼死于贼手。群岛教父们依照先进学说把这些社会亲近分子繁殖得超过了任何限度，使自己都已经吃不消了，除了对他们实行分而治之，很使他们彼此动刀子（战后年代盗窃犯与“母狗”的战争震撼了群岛）之外，就没有了别的出路。
    　　当然，盗窃犯们尽管外表上多么放任，他们在惩戒营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他们也正是想利用这种嚣张行为从这里脱身出去。像一切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可以供他们吸取养分的人们中间对他们更有利些。有时，为了不去例如著名的沃尔库塔石灰厂之类的惩戒营，盗窃犯甚至把自己的手指砍下来。（战后年代对某些累犯甚至在法院判决书上就写好：“在沃尔库塔石灰厂关押。”上面就把螺钉拧紧了。）
    　　在那里，大家都随身带着刀子。“母狗”和盗窃犯每天都互相宰杀。厨子（“母狗”）任意盛菜汤：有的结得稠，有的给得稀，有的就干脆往脑门上给一勺。派工员拿着一根钢筋走来走去，嗖的一声就把人当场抽死。“母狗”们身边养着一些男孩，供玩男色之用。有三种工棚：“母狗”工棚、盗窃犯工棚和“福来儿”工棚。“福来儿”——做工：在劳改营附近的低处开采石灰，然后把石灰石用担架抬到山崖上来，在那里堆成圆锥形，里面留下烟到；点火焙烧；然后在浓烟、烟炱、粉尘中把灼热的石灰摊开。
    　　在治达劳改营里，巴扬戈尔惩戒区是闻名的。
    　　在还没有该受惩罚的犯人的时候，先给克拉斯拉格的列伍奇惩戒独势点送去了一批“核心劳力”，即一百五十来个毫无过错的身强力壮的犯人（尽管那是个惩戒点，可是上头要求劳改营长官完成生产计划，那只好把普通的苦力们硬打进惩罚点了！），然后再送去盗窃犯和按五十八条判刑的长刑期犯人——重罪犯。盗窃犯们已经有点怕这些重罪犯，因为这些重罪犯已经背着二十五年，在战后的环境里杀死一个盗贼不会再使自己的刑期加长，这已经不会像在运河工地上那样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捣乱。
    　　列伍奇的工作日表面上似乎是十一个小时，但实际加上到森林上工来回走路（五至六公里）就成了十五小时。早晨四点三十分起床，回到营区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犯人体力很快就耗尽了，于是出现了拒绝出工的犯人。在一般派工出发后，让拒绝出工的犯人在俱乐部排好队，派工员走来走去挑选谁该强制出工。这样的拒绝出工犯人脚上穿着树皮鞋（“鞋袜当令”，零下六十度），身上穿着破烂的外套，被推出区外——在那里嗾使五条狼狗向他们扑去：“上呀！”狗把拒绝出工犯人拽翻在地，又撕又抓。这时便把狗叫回，一个中国人赶着一辆掏粪的牛车过来，装上拒绝出工者运到工地，从路堤上把车上的人推进一片凹地。作业班长廖沙·斯洛博达在下面等着，用棍子打他们，直到他们爬起来给他干活为止。他们完成的工作量，他记在自己作业班的帐下，而他们所得到的是三百克的面包——关禁闭的口粮。（想出这套阶梯式办法来的人——可算得是个小斯大林！）
    　　加林娜·约瑟福夫娜·谢列市里亚科娃！为什么你不写这种事情呢？为什么你的主人公们蹲在劳改营里什么事也不做，不到哪儿去劳动，而只是谈论列宁和斯大林呢？
    　　五十八条的一个普通苦力要在这种惩戒劳改点上活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北铁劳改营的惩戒派出分点上（长官是克柳奇金上校），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曾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把人大卸八块，煮了吃。
    　　这恰恰是发生在我国人民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以后。
    　　喂，克柳奇金上校！你在什么地方给自己修建了养老的私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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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社会亲近分子

    　　让我这枝秃笔也参加对这个部族的歌颂吧！他们曾作为海盗、海上走私者、流浪汉、逃犯而被歌颂过。他们曾作为绿林好汉——从罗宾汉直到喜歌剧中的江湖豪杰而被歌颂过，说他们富有同情心，说他们劫富济贫。啊，卡尔·莫尔的高尚战友！啊，叛逆成性的浪漫主义者切尔卡什！啊，宾汉·克里克、敖德萨的浪人和敖德萨的吟游诗人！
    　　整个世界文学不是都歌颂过盗贼吗？对于弗朗索瓦·维永，我们不去求全责备，但无论雨果或巴尔扎克都未能避开这条道路，就连普希金也曾赞赏过吉普赛人身上的盗贼因素（拜伦又怎样呢？）。然而，像苏维埃文学那样广泛、那样一致、那样彻底地歌颂盗贼的，却从未有过！（正是因为有崇高的理论根据嘛，不光是有高尔基和马卡连科作俑。）
    　　列昂尼德·乌乔索夫在游艺场的舞台上带着浓重的鼻音嚎叫，台下如醉如痴的听众也对着他嚎叫。维什涅夫斯基和波戈廷“笔下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哥儿们说的正是这种江湖黑话。而且，他们的机智正是通过这种江湖黑话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哪个不是怀着神圣的激动在向我们描写盗贼——开头是他们生动的放荡不羁的否定一切的态度，结尾是他们的符合辩证法的改造。——马雅可夫斯基如此（萧斯塔科维奇步武其后——芭蕾舞剧《小姐与流氓》），列昂诺夫如此，谢尔文斯基如此，英贝尔也如此，难以—一列举。盗贼崇拜在文学缺乏正面人物的时代已经成了一种传染病。甚至像维克托·涅克拉索夫这样的高经叛道的作家，也没有找到比丘马克准尉（《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更好的形象来体现俄罗斯的英雄气概。甚至塔季扬娜·叶赛宁娜也中了这种魔术，给我们塑造了温卡·“方块钩”的“天真无邪”的人物形象。也许只有那善于不带偏见去观察世界的田德里亚科夫，才第一次不是用赞赏不已的笔调向我们描写一个盗贼（《三点、七点、爱司》），而揭示了他的精神卑鄙。阿尔丹-谢苗诺夫好像自己也蹲过劳改营，但却全然胡诌地说什么：窃贼沙什卡·亚历山大罗夫（《岩上的浮雕》）在那个似乎因认识列宁和打过高尔奈克而受到全体盗窃犯尊敬的共产党员彼特拉科夫的影响下（完全是阿维尔巴赫时代的传奇式的论据），把一些垂死的犯人组织成一个作业班，并且不靠剥削他们生活，（可不是吗！阿尔丹·谢苗诺夫知道得最清楚！）而为给他们弄饭吃去操心！为了这个目的，他去同自由雇员们玩牌赢钱！好像他自己不需要用这些赢来的钱买茶叶沏一杯迷魂汤；对于六十年代，这是多么陈腐不堪的荒唐笑话！
    　　四六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在卡卢加关卡的小劳改营里，一名盗窃犯俯卧在三层楼的窗台上，放大嗓门一支接一支地唱起盗贼的歌曲来。歌声没遮拦地穿过门岗，穿过铁丝网，在大卡卢加的人行道上、在无轨电车站上和涅斯库奇内花园的邻近处都听得到。在这些歌子中，歌颂了“轻松生活”、杀人、盗窃和抢劫。看守、教育员、门岗不仅谁也没有去阻止他，甚至谁也没有想到去喝斥他一声。可见，宣扬盗贼的观点根本不违背我国的生活制度，不威胁这种制度。我蹲在隔离区里想，要是我现在走上三层楼去，就从这个窗口，用同样大的嗓门唱一支如像我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听到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样的关于战俘遭遇的歌曲，或者自编一支关于受侮辱受跃朗的前线军人遭遇的歌曲，——那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波呀！人们马上就会跑来！等不到人们跑拢，就会匆忙地用救火梯向我靠过来。他们会堵住我的嘴，捆住我的手，给我会上个新的刑期。然而盗窃犯却在唱着，自由的莫斯科人在听着——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切并不是一下子造成的，而是像我们爱说的那样，历史地形成的。在！日俄时期存在过（在西方现时还存在着）一种对盗贼的不正确观点，把他们看成是不可救药的、固定不变的罪犯（“犯罪成性”）。因此，在递解站上和监狱里，把政治犯同他们分隔开来，以免受其侵害。因此，行政管理当局，如n·雅库博维奇所述，挫折他们在囚犯界里的放纵习气和带头地位，禁止他们担任公共职务、肥缺，从而坚决地站到其他的苦役犯方面。“萨哈林岛把他们成千上万地吞了进去而没有吐出来。”在！日俄对刑事惯犯采用的公式是：“把他们的头按下去套进法律的铁轭！”（乌鲁索夫）所以一九一七年以前，无论在国内生活中或者在俄国的监狱里，盗贼们都没有为所欲为。
    　　但是，任格掉下来了，自由放出了光芒。二月革命一来，刑事犯罪分子们呼地一声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牢门，跟自由公民们混在一起了——有的是趁乱跟政治犯一道出来的，有的是根据克伦斯基优惠的大赦令，接着就放出来的。在一九一七年上百万士兵的开小差中，然后在国内战争中，人的欲望，首先是盗贼们的欲望，大大地放纵起来了，再也不愿把头套在轭下了，何况还向他们宣布不需要这样做了。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有益和有趣的观点：他们是私有制的敌人，也就是一种革命力量，应当把这种力量引入无产阶级的轨道，而这是毫不困难的。这时，他们的空前大量的接班人成长起来参加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是由国内战争的孤儿变成的流浪儿、小流氓。他们在新经济政策的沥青锅旁取暖，他们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割女人的手提包，用钩子从车厢窗户里拽出箱子。作为社会问题考虑，这一切都是环境造成的，不是吗？我们要把这些健壮的流氓无产阶级改造过来，纳入到自觉生活的体系中去！这时就出现了最初的公社、教养院、“生路”（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流浪儿——这还不是法律上的贼，流浪儿的改过自新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坏呢）。
    　　现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可以回顾一下并提出疑问：究竟谁改造了谁：契卡人员改造了盗窃犯？还是盗窃犯改造了契卡人员？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盗窃犯就成了所谓“母狗”，盗窃犯们专杀这种人。可是，养成了盗窃犯心理的契卡人员——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敢的侦查员或意志坚强的劳改营长官，他们受到尊敬，他们得到提升。
    　　而盗窃犯的心理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养成的：
    　　1．我要生活和享乐，别人去他妈！……
    　　2.强者有理。
    　　3．人家没有砸在你头上，不要自己往上凑（就是说，没有揍你，就不要去为挨揍的人打抱不平。等轮到自己头上再说）。
    　　单个地打击驯服的敌人！——这是一条很熟悉的法则。希特勒这样做过。斯大林也这样做过。
    　　舍伊宁老在我们耳边唠叨什么盗贼们有“独特的法典”，他们说话讲“信用”。你读他写的东西，他们好像都是些堂·吉河德式的人物和爱国者！可是如果你在监室里或在“乌鸦车”里遇上这帮鬼怪……
    　　哎。出卖良心的笔杆子们，说谎说够了！你们是扶着轮船的栏杆、隔着侦查员的办公桌来看盗贼的。你们从来也没有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遇上过盗贼！
    　　盗贼——不是罗宾汉！当需要去偷奄奄待毙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偷奄奄待毙的人！当需要从冻坏了的人脚上扒下最后的包脚布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不屑去干这种事。他们的伟大口号是：“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
    　　但是，他们也许真的是爱国者？为什么他们不去偷国家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不去抢特种别墅？为什么不去拦截长长的黑色小轿车？是因为他们预料在那里会遇到打败高尔察克的胜利者吗？不是的，那是因为小轿车和别墅警卫严密。商店和仓库处在法律的庇护下。因为现实主义者斯大林早就懂得，所谓改造盗贼只不过是一些虚张声势的废话。于是，他就把他们的精力调动到别的地方去，唆使他们去偷盗自己国家的公民。
    　　请看三十年来的法律（一九四七年以前）是怎样处理的：职务上的盗窃、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公物？从仓库里偷走了一箱东西？从集体农庄偷了三个土豆？十年！（四七年起竟是二十年！）盗窃普通公民？把住所洗劫一空，把一家人毕生积攒下来的东西都装上卡车运走？如果在偷盗时没有杀人，那就是一年以下，有时——六个月……
    　　由于处理宽大，盗贼也就繁殖起来了。
    　　斯大林的政权用自己的法律向盗贼们明说了：不要偷公家的东西！去偷私人的东西！因为私有财产就是旧时代的复活（而大人物的财产则是未来的希望……）。
    　　于是盗贼们心领神会了。在自己的故事和歌曲中，他们显得都是一些无所畏惧的人，可是他们总是到困难的、危险的、要掉脑袋的地方去拿东西吗？不是的。他们总是畏缩地、贪婪地往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钻——去剥单身行人的衣服，去偷防护不严的住宅。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谁能不记得这种老是悬挂在公民头上的威胁：不要在黑暗的地方走路！不要晚归！不要戴表！身上不要带钱！家里不要走空！要上锁！装护窗板！养狗！（没有被及时洗劫一空的小品文作家现在写文章嘲笑忠实的看家狗……）
    　　在反对个人独立地位的彻底斗争中，先是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马，答应代之以拖拉机（好像马只是拉犁的牵引力，而不是活生生的与你同甘共苦的朋友，不是你的家庭成员，不是你心灵的一部分！），随即就开始不停地迫害你的第二个朋友——狗。狗要进行登记，把它们送进剥皮场，经常是由地方苏维埃派出打狗队开枪打死所遇到的每一条狗。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卫生的考虑，也不是出于经济上节省的考虑，理由还要深刻些：狗既不听广播，也不读报，好像是个不受监督的国家公民，并且是体力强壮的，但这种力量不是用来为国效劳，而是去保护主人个人，不管地方苏维埃关于它的主人作出了什么决定，也不管半夜上门的人们带着什么拘票。一九六0年在保加利亚并非开玩笑地建议公民们不要养狗，而要养……猪！猪是没有原则的。它为每一个拥有刀子的人长肉增膘。
    　　然而，对狗的迫害从来也没有波及对国家有用的执行行动和守卫任务的狼狗。
    　　有多少遭盗窃的公民知道，民警机关甚至不会去查找罪犯，甚至不会立案，免得结案的表报显得不好看：如果对盗窃犯只会判六个月，并且折抵下来还要去掉三个月，干吗要花费力气去抓他呢。何况抓到的匪徒还不知是否会受审判？因为检察机关为了“降低犯罪率”（在每个会议上都要求他们做到这点）而采取一种奇怪做法，即干脆暗中结案，特别是可以预见到会有许多被告的案子。
    　　最后，必定会减刑，当然，减刑的正是刑事犯。喂，法庭上的证人当心点儿！——他们很快都会回来，谁作了证的，谁腰上就会挨一刀子！
    　　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正在爬进窗子去，正在割破衣兜，正在打开你邻居的箱子——你就眯缝起眼睛，从旁边过去！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盗贼这样教育我们，法律也这样教育我们！
    　　一九五五年九月，（除了对文学外，对什么都敢于大胆议论的）《文学报》在一篇大文章里挤出了几滴鳄鱼眼泪：夜里，在莫斯科的街上，在两个家庭的窗下，有人在喧闹地行凶，并且杀死了一个人。后来查明，两家（我国的家庭！苏联的家庭！）都被吵醒，都看见了窗外的情况，但谁也没有出去救助：妻子不放丈夫出去。他们的一个同楼住户（也许他当时也被吵醒，但报上没有说明），一九一六年的党员，退休上校（大概是闲得发慌），自动承担起了社会公诉人的义务，他奔走于编辑部和法院，要求把这两家作为杀人共犯追究责任！记者也大唱高调：这虽然够不上触犯刑律，但这是——一耻辱！耻辱！
    　　不错，是耻辱，但是谁的耻辱？正像我国充满偏见的报刊上一贯的情形，在这篇文章中除了主要的东西外什么都写到了。这没有写出来的主要东西就是：
    　　1．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伏罗希洛夫”大赦，为了在人民中沽名钓誉，使战后费了好大劲儿抓起来的杀人犯、匪徒和盗贼在全国泛滥成灾（盗贼受宽待——好人倒了霉）。
    　　2．在刑法典（一九H六年刑法典）里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关于正当防卫范围”的一百三十九条——只有当罪犯对你举起刀子的时候你才有权拔出自己的刀来，并且只有当罪犯向你刺来的时候你才有权刺他。否则你将受到审判！（关于最大的罪犯是袭击弱者的罪犯这种条文，在我国的法律上是没有的！……）这种害怕超过正当防卫范围的心理，完全削弱了民族性格。红军战士亚历山大·扎哈罗夫在俱乐部旁遭到一个流氓的殴打。扎哈罗夫拔出了小折刀，杀死了流氓。因此，他被按杀人论罪，得到了十年！他感到奇怪：“那我应当怎么办呢？”检察长阿尔齐舍夫斯基回答他说：“应当逃走！”
    　　那么说来是谁在培育流氓呢？！
    　　3．依照刑法典，国家禁止公民们拥有火器或冷兵器——但自己却不承担起保护他们的责任！国家把自己的公民交给匪徒们任意摆布，却竟敢通过报刊号召对这些匪徒实行“社会抵抗”！用什么来抵抗！用雨伞？用擀面杖？——先是大量繁殖了匪徒，然后开始组织人民纠察队来对付他们，这种人民纠察队在法律之外行动，有时自己就变成了匪徒。须知本来可以简单地一开始就“按下他们的头去套进法律的轭里！”可是唯一正确的学说挡住了路！
    　　如果妻子放丈夫出去，丈夫带着棍棒跑出去，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或者是匪徒杀死了他们，这很可能。或者是他们杀死了匪徒——那就会因超过正当防卫范围而坐牢。退休上校早晨带狗出去遛弯儿的时候，在两种场合下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对事件评述一番。
    　　在法国影片《朝霞滨河街》里，工人们不经当局同意，自己抓盗贼，自己惩罚他们——这种真正的主动性在我国不会被看作任性行为而扑灭吗？这样的思路和这样的影片——在我国难道是可能的吗？
    　　但这还没有说完！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有一个助长盗贼和匪徒猖獗的重要特点——害怕公开。我国的报纸充斥着谁也不感兴趣的关于生产捷报的报道，但你在报上却找不到关于法庭审判的报告，关于犯罪的报道。（因为根据先进的理论，犯罪只是因为存在阶级而产生的，而我国已经没有阶级，那就是说，也不会有犯罪，因此也就不能在报纸上报道犯罪！不能给美国报纸提供材料，说我们在犯罪方面也不落后于他们！）在西方如果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就把罪犯的像张贴在房屋的墙壁上，他们从酒吧间的柜台上、从电车的窗上瞧着你，罪犯感到自己是一只过街的老鼠。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报刊只字不提，罪犯的像片不张贴，杀人凶手跑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别的省去，平平安安地住在那里。内务部长也无须在议会里进行辩解，为什么没有找到罪犯：因为除了那个小城镇的居民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件案子。找到——很好，找不到——拉倒。杀人犯——不是偷越国境者，他并不那么危险（对于国家），以至需要宣布全苏联的通缉。
    　　犯罪现象——像疟疾病一样：一旦报告已经绝迹——就再也不能去治这种病了，再也不能作出这种诊断了！
    　　当然，无论民警机关和法院，都想结案。但这就得办一项手续，而这种手续则更加有利于真正的杀人犯和匪徒：随意指控一个倒霉的人犯有未破案的那桩罪行。他们特别乐于做的是把几起犯罪加给已经作了一起案子的人。——值得回想一下彼得·基济洛夫一案（1959年12月11日和1960年4月《消息报》——他曾两次因不是他所犯下的杀人罪，没有举出任何罪证就被判处枪决（！），还可想起阿列克先采夫（1960年1月30日《消息报》）一案（情形相似）。如果波波夫律师的信（就基济洛夫一案）不是写到《消息报》，而是写到《泰晤士报》，结果就会使皇家法院法官被撤换或者引起政府危机。可是在我国，过了四个月后才召开了省委会（为什么是省委？难道法院属它管吗？），并且，考虑到侦查员的“年轻”、“缺乏经验”（为什么把人的命运信托给这样的人处理呢？）、“参加过卫国战争”（在处理我fll的时候却没有考虑过这点！）——有的在干部登记卡里记上一过，有的则告诫一下了事。至于主要刽子手雅科文科，因采用了刑讯（这是发生在二十大以后！），再过了半年后，好像给了三年，但他是自己人，是根据指示办事的，是在执行命令——难道实际上会让他服刑吗？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呢？……而对律师波波夫这个人却必须采取措施，把他赶出别尔哥罗德；让他记住一条既是盗贼的也是全苏联的原则：“没有砸到你头上，不要自己往上凑！”
    　　因此，任何一个出来打抱不平的人，都会三次地、八次地后悔出了头。这样，惩罚制度反过来对盗贼变成了奖励制度，于是，在狱外，在狱内，在劳改营里，几十年间他们就像霉层一样茂盛地长了起来。
    　　不管什么事情，历来总有使之神圣化的崇高理论。说盗贼是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同盟军，这并不是轻浮文人自己下的定义。这是写在苏联劳改政策的教科书（有过这样的教科书。曾经出版过！）里的，写在劳改营学的学位论文和科学论文里的，最实际地写在作为劳改营官员教材的各种指示里的。这一切来源于唯一正确的学说，它用阶级斗争而且只是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千变万化的人类生活。
    　　请看这是怎样论证的。职业罪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分子（即工程师、大学生、农艺师和“尼姑”）同等看待：后者坚定地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前者只是（！）政治上不坚定而已（职业杀人犯只是政治上不坚定！）。流氓无产阶级不是私有者，因此他不会同阶级敌对分子搞在一起，而乐意亲近无产阶级（等着吧！）。因此，他们在古拉格的官方术语里也就称为社会亲近分子（你在同谁结亲戚……）。因此，各种指示翻来覆去地说：应当信任刑事惯犯！因此，应该通过文化教育科坚持不懈地向盗窃犯们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同全体劳动者的一致性，教育他们“对富农和反革命分子采取蔑视的敌对的态度”（记住，阿维尔巴赫说过；是他教唆你去偷东西，你自己本来不会去偷！）并“寄希望于这些情绪”！（你记得“要在劳改营里燃起阶级斗争”吗？）
    　　“卷了铺盖卷的”贼米纳耶夫在《文学报》（1962年11月29日）上发表的给我的信中说：“我甚至感到自豪，我虽然是个贼，却并不是叛徒和变节分子。他们一遇方便机会就竭力让我们这些贼明白，我们对于祖国毕竟还不是无可救药的人，我们虽然是浪子，但终究还是儿子。至于‘法西斯分子’，则在地球上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在理论上还有这样一些主张：应当去研究并利用盗窃犯的优良品质。他们喜欢罗曼蒂克吗？——那就“使劳改营长官的命令带上罗曼蒂克的光环”。他们向往英雄主义吗？那就让他们在工作（如果肯承担的话）上去表现英雄主义！他们狂热吗？——那就让他们在竞赛中去发挥狂热精神！（知道劳改营和盗窃犯的人很难相信，这话并不是出于痴呆人的手笔。）他们爱面子吗？他们喜欢引人注目吗？——那就用称赞、表扬去满足他们的自尊心吧！提拔他们去担任领导工作！——特别要提拔贼头，以便为劳改营的利益而利用他们在盗窃犯中已经树立的威信。（在阿维尔巴赫的专著中就是这样写的：贼头的威信！）
    　　当这种严整的理论降临到劳改营的土地上的时候，就发生了下面的情形：恶习最深的盗窃犯被授予群岛上的、劳改地段和劳改点上的无限权力——支配本国居民、农民、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权力，这种权力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未曾有过，无论在哪个国家里都未曾有过，这样的权力他们在狱外的时候想都不能想象——而现在却把所有其余的人当作奴隶交给了他们。有哪个匪徒会拒绝拥有这样的权力呢？核心盗贼！上层盗贼完全控制了劳改地段，他们与自己的临时夫人住在单独的“小室”式帐篷里。（或者任意从自己的臣民中挑选有模样的女人。五十八条中的知识分子妇女和年轻的女大学生使他们的菜单丰富多样。恰夫达罗夫在诺里尔拉格曾经亲眼看到，一个女贼向自己的贼男人建议：“想要我把十六岁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带给你尝尝吗？”那是一个因为偷了一公斤谷物而落到北方劳改十年的农村姑娘。姑娘不肯就范，但女贼很快使她屈服了：“我宰了你！我难道不如你吗？你就躺到他下面去！”）他们有六个从苦力中挑出来的仆人，给他们倒尿盆。用发给大灶的不多的肉和油脂给他们单独做饭。低一级的盗窃犯担任派工员、生活助理员、管理主任等领导工作。早晨他们拿着“板子”两个一起站在犯人帐篷的入口处发号施令：“都出来！”小贼们被利用来殴打拒绝上工的犯人——即那些已经没有力气去做工的犯人（太梅尔半岛的长官曾坐着小汽车到派工地去欣赏盗窃犯怎样殴打五十八条犯人）。最后，能说会道的盗窃犯们洗干净了脖子，被任命为教育员。他们发表讲话，教训“五十八条”们该怎样生活，而自己却靠偷来的东西过日子并且得到提前释放。在白海运河工地上，这样的一个社会亲近分子教育员，虽然对建筑事务一窍不通，却能撤销社会异己分子工地主任的施工安排。
    　　这不仅是转化为实践的理论，而且还体现着日常生活中的谐调。这样做对盗窃犯们有好处。这样做使长官们生活得更太平：不必沾手（打人），不必费嗓子，不必详细过问事情，甚至可以不在营区内露面。而且这样做对于实行压迫也有很大好处：盗窃犯会更无耻、更凶残地实行压迫，完全不怕在法律面前担负什么责任。
    　　而且，就是在没有让盗贼们主宰一切的地方，他们依照这种阶级理论也是相当受到宽待的。盗窃犯能到区外去出工——这已算是可以请他们作出的最大的牺牲了。干活的时候他们可以任意躺着、抽烟、讲自己的盗贼故事（关于得手的事情、关于越狱、关于英勇行为），夏天晒太阳，冬天在篝火旁取暖。他们的篝火堆，看押人员从来也不会触犯，而五十八条犯人的篝火堆却经常被扔散、踏灭，而五十八条犯人完成的立方（木材、土、煤），事后就写在他们的帐上。甚至还把他们送去参加突击工作者大会以及一般的惯犯大会（德米特拉格、白海运河）。
    　　盗贼在获释后也还保留着靠他人血汗生活的习惯，虽然初看起来这是与他们的长入社会主义相矛盾的。一九五一年，在奥依-米亚康（乌斯特-涅拉）释放了一名盗窃犯克罗哈廖夫，他就在那个煤矿上当了采煤工。他手里连锤子也没有拿过，采矿工长把犯人的产量算在他头上而使他月月超产。克罗哈廖夫每月挣得八一九千，拿出一千给犯人们解馋，犯人们对此很高兴，都不吭声。作业班长，犯人米留奇欣在一九五三年试图打破这种做法。狱外的盗贼们给了他几刀子，反而控告他犯了抢劫罪。他受到了审判，重新又得了二十年。
    　　希望不要把这项附注理解为对那条流氓无产阶级不是私有者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修正。当然不是私有者！克罗哈廖夫并没有用自己的八千卢布去造别墅。他把这些钱都花在玩牌、喝酒和女人身上了。
    　　请看一个女贼——别列戈瓦姐，载入了伏尔加运河光荣的编年史的女贼。她无论被关进哪个关押所去，都成了那里的祸害，在每一个民警派出所里她都耍无赖。如果她出于调皮也去上工，事后就把做成的一切都毁掉。一九三三年七月，她带着一串前科被送到德米特拉格。往下就是一章传奇：她走进了“印度”，在那里没有听见骂娘的声音，没有看见有人玩牌，感到奇怪（只有这种奇怪是确实的）。据说有人向她解释，这里盗窃犯们都在埋头劳动。于是她马上去上工挖土，并且工作得“很好”（应读成：把别人的土方算在她帐上）。往下是真事：十月里（天气冷起来）她并没有生病，却上医生那里去要求（袖里藏着刀吗？）开几天病假。医生乐意地（！他总是有许多病号名额）答应了。女派工员波利亚科娃是别列戈瓦娅的老朋友，自动给她增加两个星期去偷偷懒，给她记上假工时（就是说，又是从苦力们身上扣下完成的土方量算在她帐上）。这时就出了事情，别列戈瓦娅对派工员的令人羡慕的生活看得眼馋，也想去当当“母狗”。有一天，当波利亚科娃叫醒她去出工的时候，别列戈瓦哑声明，她在没有揭穿波利亚科娃在工时、定额和口粮上玩弄的鬼花样以前，不打算去挖土（报恩的感情对她没有多大约束力）。她设法让行动人员传见了她（盗窃犯不怕行动人员，他们不会有获得第二个刑期的危险，但“反革命分子”不出工试试！）——并且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落后的男犯作业班的班长（看来她保证了要去打碎这些垂死者的牙齿），后来又接替波利亚科娃成了派工员，再往后成了女犯工棚的教育员（这个骂娘专家！这个女赌棍！这个女贼！）和建筑施工队长（就是说已经支配起工程师来了）。在德米特拉格的所有光荣榜上总是装饰着这个穿着皮夹克挎着图囊（从别人身上卸下来的）长着一口利牙的“母狗”。她的手善于打男人，眼睛像妖婆。阿维尔巴赫颂扬的正是她这样的人物！
    　　劳改营里盗窃犯的道路正是这样容易：小小地闹一场，出卖一次朋友，往后就可以去打人、踩人了！
    　　有人会反驳我说，只有“母狗”才会去担任职务，而“诚实的盗贼”是信守贼帮戒律的。这两种贼我都不知见过多少，但从来也没有看出一种败类要比另一种败类高尚些。盗贼用火钩子撬爱沙尼亚人的金牙。盗贼（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拉格）把立陶宛人扔在厕所粪池里，因为他们不肯把外面送进来的食物交给他们。盗贼抢劫被判死刑的犯人。盗贼们闹着玩似地把随便碰上的同监犯人杀掉，只是为了作一起新案来引起侦查和审判，好在暖和地方度过冬天或者离开他们目前所蹲的条件艰苦的劳改营。至于讲到在严寒天气剥人衣服鞋子这类小事，还有什么可说？还用去说；夺走别人的口粮这种事吗？
    　　石头不长果子，盗贼不做好事。
    　　古拉格的理论家们愤愤不平说：富农分子（在劳改营里）甚至不把盗贼们当作真正的人看待（据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富农分子的野兽本性）。
    　　如果他们把你的心掏出来吸血，怎么能把他们算作人呢？他们的整个“罗曼蒂克的自由精神”就是吸血鬼的自由精神。
    　　没有亲自与盗贼狭路相逢过的有教养的人们反对这样无情地评价盗贼界：对盗贼如此气忿的那些人的动机，是不是对私有制的暗中热爱呢？我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吮你心的吸血鬼。他们接连不断地糟蹋一切我们认为是属于自然的人性范围内的东西。——但难道这是已经那么没有希望了吗。须知这并不是盗贼的天生素质！但他们心灵的善良方面在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大概，已经被盗贼界的法律扼杀了，压下去了，因为依照这种法律，我们这些他们之外的人都不是人。上面我们已经讲到过恶行的阈限。显然，浸透了盗贼法律精神的盗窃犯们不可逆转地越过了某种道德上的阈限。还会有人反对：可是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偷鸡摸狗的小毛贼，真正的大盗，盗贼界的头头们，都已在一九三七年被枪毙掉了。确实，我没有看见过二十年代的盗贼。但是，我缺乏想象力去设想他们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物。
    　　但是已经够了！我们也要为盗贼们说句辩护话。他们是有“独特的法典”和独特的荣誉观的。但问题不在于他们是我国行政人员和文学家们想要的那种爱国者，而在于他们是完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强盗。尽管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百般照顾——他们一秒钟也不尊重这种专政。
    　　这个部族降临到尘世来是为了生活！既然他们蹲监牢的时间几乎同呆在外面的时间差不多，那么他们在监狱中也想要摘取生活的花朵，而这种监狱是为了什么目的设立的，以及与他们一起相处的其他人怎样受苦，对他们都毫不相干。他们是桀骜不驯的，并且享受着这种桀骜不驯的果实—一所以他们干吗要去关心那些俯首贴耳当一名奴隶而死去的人呢？他们要吃——他们就把看到的一切可吃和好吃的东西夺来。他们想喝——一他们就把从邻居那里夺来的东西卖给押解队员去换伏特加酒。他们想睡得柔软——尽管他们样子威武，他们认为随身带着枕头、棉被或绒毛褥子是完全光荣的（何况那里还是藏刀子的好地方）。他们喜爱天赐的太阳光，如果不能上黑海疗养地去，那就躺在建筑工地的屋顶上、采石场上、矿井的进口处（让傻小子们到地下去吧）。他们肌肉发达，可以聚成肉疙瘩。他们在自己的古铜色皮肤上刺满花纹，就这样来使他们的艺术上的、色情上的甚至道德上的需要得到经常的满足：他们彼此观赏着刺在胸部、腹部、背部的停在岩石上的或翱翔于天空的雄鹰；光芒四射的金盘（太阳）；拥抱在一起的男女；以及他们享乐的个别器官；突然在心旁看到了——列宁或斯大林，或者甚至两人一起（但其价值与挂在盗贼脖子上的十字架相等）。有时，一个把煤块扔进屁股眼里去的司炉或者正在玩手淫的猴子的图象会引起他们大笑。他们彼此可以读到虽然是早已熟悉但重见时仍然可亲的字句：“我X全体贱货的嘴！”（听起来好像“我是阿萨尔哈东国王！”那么庄严）或者是刺在女贼腹部的：“愿为热烈的……而死！”甚至还可在一只已经在人家助下桶过几十刀的手上读到一句小小的箴言：“记住母亲的话！”或：“我记得爱抚，我记得母亲。”（盗窃犯们崇拜母亲，但只是形式上的，并不履行她的告诫。叶赛宁的《母亲的信》在他们当中很流行，后来还有叶赛宁所有比较简单的诗。他的某些诗，如今《……信》、《黄昏紧蹙了黑眉》，他们会唱。）——为了强化他们飞速流逝的生命中的感受，他们喜欢吸食麻醉剂。最容易得到的是印度大麻，它就是普兰特草，卷着抽。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歌唱：
    　　啊，普兰特草，普兰特草，你是神药仙草，
    　　你使全体施尔马赤快乐逍遥。
    　　不惜，他们在大地上不承认私有制，这点确实和资产阶级以及那些拥有别墅和小汽车的共产党人格格不入。他们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们都当作自己的东西去取来（如果这不太危险）。甚至当他们丰衣足食的时候，他们也总是想去拿别人的东西，因为一个小偷看到一件没有偷到手的东西心里就难受。抢来的衣服，他们只穿个新，一穿厌了，很快就玩牌输掉。通宵不断地玩牌赌博，带给他们最强烈的感官刺激，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了以往时代的俄国贵族。他们可以赌眼睛（输了的当即就被挖掉眼睛），拿自己当赌注，就是说输掉时把自己交出去供违反自然的使用。他们一赌输，就在驳船上或工棚里宣布搜查，再在“福来儿”身上找出点什么东西，继续进行赌博。
    　　其次，盗贼们不爱劳动，但是，如果吃、喝、穿都不劳而获，他们为什么要爱劳动呢？当然，这妨碍他们同工人阶级接近（然而工人阶级当真那么爱劳动吗？他们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其他挣钱的途径而为了几个苦钱去拼死拼活吗？）。他们不仅不能“忘我劳动”，而且厌恶劳动，并善于把这点戏剧性地表现出来。举例说，他们有一次落入了农业派出点，不得不到营区以外去耙和燕麦套种的箭笞豌豆作饲草，他们不光是坐着休息，而且把所有的耙子、大叉集成一堆，点着烧起来，并在这堆篝火旁取暖（社会异己成份的领班！——快来做决定吧……）。
    　　曾经试图让他们去为祖国作战，但徒劳无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是整个大地。动员入伍的盗贼们坐在军用列车上，摇晃着身子唱起歌来：“我们的事业是右的！”我们的事业是左的！——为什么大家要逃跑？——哎哟哟为什么？”然后就是偷东西、被抓、沿着熟悉的递解路线押回后方的监狱。甚至当幸存下来的托洛茨基分子都从劳改营申请到前线去的时候，盗窃犯们也没有提出申请。但当作战军开始向欧洲推进，散发出战利品的气息来的时候，——他们也穿上了军装，随着大军前去抢劫（他们把这德称为“第五乌克兰方面军”）。
    　　但是，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也要比五十八条犯人有原则得多！——无论哪个翻卷着靴筒、用半边脸做着怪相恭敬地说出“贼”这个神圣字眼的“叶尼卡·若戈理”或“瓦西卡·基什肯尼亚”——从来也不会去为加强监狱而出力的：埋杆子，架铁丝网，挖营区隔离沟，修缮岗室，修理区内照明。这是盗窃犯的荣誉。监狱是造出来剥夺他的自由的，所以他就不能去为监狱工作！（然而，他并不会因这种拒绝而有得到五十八条的危险，可是，可怜的人民敌人要是这样做就会马上被戴上反革命怠工的帽子。由于不受惩罚，盗窃犯们也就敢作敢为，而谁一旦被熊咬过，那就见了树墩也会害怕。）
    　　不过有的地方，有的时候，首长生了气，贼骨头们也有倒霉的。下面就是美籍意大利人托马斯·斯戈维奥讲的一件事情。（斯戈维奥一九一六年生在布法罗，赶上了参加美国的共青团。一九三三年他的父亲因共产主义活动被美国驱逐出境，全家来到苏联。在这里作为政治流亡者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供养，他们这样的人在苏联有好几千，等着在夺取他们的国家时能派上用场。但是从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开始彻底打扫他们。父亲被关起来，一九三八年在猎市大街把托马斯也抓进去了——戴上了个“社危”（社会危险分子）帽子，五年——行动迅速，同年八月就已经来到了科雷马。）在“侦察员”独劳点呆过一阵，身体不行了，俄语说不好，也听不大懂，他不明白在食堂里一个年轻强壮的盗窃犯为什么揍他。斯戈维奥躺在地上，鼻子流着血，看见那个盗窃犯从靴筒里抽出一把长刀——说话就要捅他。他仍躺在地上，心里难过，浑身无力，哇哇地哭了好久。那个盗窃犯干的是盗窃犯的活儿——运水。但是过了几个月，大冬天，不让他运水了，派去干一般劳动。他不干（盗窃犯一贯的脾气）。他被关了禁闭。出工时把他拖到门岗边，叫他站到大队前头。盗窃犯朝独劳点长脸上吐了口吐沫，对看守，对警卫破口大骂：“母狗！畜牲！法西斯！”警卫扒了他的衣裳（那是个严寒天气），只剩一条衬裤，把他捆在雪橇上——就这样拖出了大门。他一直在挣扎，嘴里还不住地骂点长和警卫。再拖了一会——冻死了。（可是你听斯戈维奥怎么说：“他差点没宰了我——这倒算不了什么。我觉得他是个英雄，我爱他——因为他骂了当官的。”）
    　　要看到盗窃犯拿着报纸——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死死认定，政治是耍嘴皮子，与真正的生活毫不相干。盗窃犯也不看书，或者很少看。但他们喜欢口头文学。在熄灯后无穷无尽地给他们胡诌故事的人永远能足吃他们抢来的食物并受他们尊敬，好像讲故事者和歌手在原始民族中受到的待遇。这些故事是取材于上流社会（一定要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的异想天开而又相当单调的廉价粗俗读物的大杂烩。在这些故事里不时闪现出男爵、伯爵、侯爵的封号，夹杂着盗贼们自己的传奇、自我吹捧、江湖黑话、盗贼们关于豪华生活的观念，故事的主人公结尾时得到的总是：伯爵夫人躺到他的“单人铁床”上，他只抽“卡兹别克牌香烟”，戴着“葱头”（手表），他的“大皮鞋”擦得锃亮。
    　　尼古拉·波戈廷曾经到白海运河工地去体验生活，想必在那里花掉了不少公家钱，——可是在盗窃犯们身上什么也没看清，什么也没有懂得，说的都是谎话。由于在我国四十年来的文学中，除了他的一个剧本（后来拍成电影）外，没有任何描写劳改营的作品，所以不得不在这里对它评论几句。
    　　那些瞧着他们教育员的嘴巴并这样来学习怎样生活的反革命工程师形象的单薄，甚至无须加以评论。但是，关于他的那些“贵族们”，即关于盗窃犯们，却要说一说，波戈廷在他们身上竟然连那个简单的特点也没有看到，即他们是按弱肉强食的法则来夺人东西的，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掏人家的口袋。他把他们一个个都描写成小扒手，令人厌烦地、多次反复地在剧中着意发挥这一点，在他笔下，盗窃犯们甚至彼此间都你摸我偷（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只偷“福来儿”的，并且把偷来的东西都交给贼头）。波戈廷同样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在劳改营干活的真实动力是饥饿、挨打、作业班的联保共坐。他甚至没有弄清楚，在劳改营里谁是“同志”，，谁是“公民”。他只抓住了一点：盗窃犯的“社会亲近性质”（这是他在麦德维日的运河管理局听到的提示，或者还要早些，是在莫斯科时高尔基向他提示的）——便急急忙忙地去表现盗窃犯的改造。结果却成了对盗窃犯们的诽谤，我甚至想去驳斥这种诽谤来为他们辩解。
    　　他们要比波戈廷（还有舍伊宁）所塑造的形象聪明得多，用廉价的改造是收买不了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比狱吏们更接近于生活，更完整，不含有任何唯心主义的因素！——而硬要挨饿的人们去劳动并在劳动中死去——这一类咒语纯粹是唯心主义。如果说在同长官公民或莫斯科来的记者谈话的时候，或者在令人啼笑皆非的群众大会上，他们热泪盈眶，声音发抖，那这只不过是演员的逢场作戏，旨在得到什么优待或减掉点刑期——而此时盗窃犯肚子里却一直在窃笑！盗窃犯很清楚地懂得（而从首都来的作家却不懂得）这场逗乐的玩笑。再之，要“母狗”米嘉不带武器并且不与看守员一起走进强管连的监室，而本地贼头科斯嘉却爬到板铺底下躲开他，这是不可能的！科斯嘉当然藏着刀，如果没有刀，那也会扑上去掐死米嘉，其中一人必将送命。（和前面相反，明明不是开玩笑，波戈廷却炮制了一个卑俗的玩笑：辛尼亚接受“再教育”的情节简直虚伪到可怕程度。她为什么要接受再教育？什么事迫使她非去推小车不可？）还要通过她来改造科斯嘉吗？！——还有两名盗贼转变以后当了卫兵吗？（普通犯可能这样做，但不是盗窃犯！）作业班间的竞赛，对于头脑清醒的恬不知耻的盗窃犯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想拿自由雇员们寻开心）。最刺耳难忍的走调的音符是：盗窃犯们请求发给他们建立公社的规章。
    　　再也不能把盗窃犯们说得更傻了，再也不能把他们诽谤得更厉害了！盗窃犯请求发给规章！盗贼们对自己的规章知道得清清楚楚——从第一次偷东西起直到最后一刀子插进脖子。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已经躺下的人。什么时候可以五个打一个。什么时候可以袭击睡着的人。对于自己的公社——他们比《共产党宣言》更早就有了自己的规章！
    　　他们的公社，说得准确些——他们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里的单独的世界，为了巩固这个世界，几百年来在那里存在着严厉的法律，这种法律丝毫也不依赖于我们“福来儿”的法律，甚至不依赖于党的代表大会。他们有自己的规定尊卑辈分的法律，依照这种法律，他们的贼头根本不是选出来的，而是在一走进监室或营区时就已经戴着王冠，并且马上就被承认为头头。这些贼头有时很有点智力，总是清楚地理解盗贼的世界观，并且背后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杀人和抢劫案。盗贼们有自己的法庭（“立规矩的地方”），这种法庭是以盗贼的“荣誉”和传统的法典为依据的。法庭的判决是毫不留情、必须坚决执行的，即使被判者目前在另一个营区而无法抓到（刑罚的种类是不寻常的：可以是大家轮流从上层板铺跳到在地上躺着的人身上，踩碎他的胸腔）。
    　　还有，他们的“福来儿的”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福来儿的”——就是指普通人的，就是像大家那样的正常人的。正是这个普通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连同其道德、生活习惯和相互交往，最为盗贼们仇视，最受他们嘲笑，最与他们的反社会部族相对立。
    　　不，盗贼世界的脊梁骨开始被折断不是实行“再教育”的结果（“再教育”只能帮助他们回去进行新的抢劫），而是由于五十年代斯大林一脚踢开了阶级理论和社会亲近关系，下令把盗贼们塞进隔离所去，塞进长期单身监室去，甚至为他们建造新的监狱（盗贼们称之为“保险箱”）。
    　　在这些“保险箱”或“密封箱”里，盗贼们很快发蔫了，变得瘦弱了，精力消耗光了。因为寄生虫不能生活在孤独中，它应当盘绕着寄生在什么人的身上。

    　　——————

    第十七章　娃娃犯人

    　　群岛长着许许多多獠牙，具有无数面鬼脸，你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它，总是难以尽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面可能最令人厌恶。
    　　娃娃犯人——这完全不是那些穿着灰暗的破衣烂衫、在街上乱跑、偷东西和在锅炉旁取暖的流浪儿，没有这些流浪儿便不能设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儿不是从家里而是从街头抓来送进未成年犯教养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就已经有这种机构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况是怎样的），未成年犯劳动习艺所（存在于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栅栏、门闩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烂的资产阶级术语，有可能称之为监狱），从一九二四年起还送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动公社”。国内战争、饥馑、秩序混乱、父母被枪杀、父母在前线牺牲，种种原因使他们成为孤儿。当时司法机关确实曾经企图把这些儿童从街头的偷窃训练中拉出来，使他们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劳动公社中开始了工厂技艺的学习，以当时失业年代的条件而论，这是优待的安置，所以许多小伙子都乐意学习。从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中，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种工厂学校。少年犯们每日应当工作四一六小时，按全苏联劳动法典取得工资，余下的时间就学习和娱乐，也许沿着这种途径事情本会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十二条来的，这个条文规定，儿童犯偷盗、实施强暴、伤害别人身体致成残废和杀人罪的，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判刑（五十八条就不言而喻了），但判刑较轻，不是像对成年人那样“满打满算”。这已经是为未来的娃娃犯人开辟的通向群岛的第一个小口，但还不是大门。
    　　我们不会忽略这样的有趣数字：在一九二七年，十六岁（比这更年幼的就不计算了）到二十四岁的犯人占全部犯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十月革命发生时正是六岁到十四岁的少年几乎占了一九二七年整个群岛居民的半数。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革命胜利十年后却置身于监狱中，并且还占了它的一半人口。这同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不大协调，但数字就是数字嘛。这些数字说明，群岛从来也没有缺少过年轻人。
    　　但它应当年轻到什么程度——这是在一九三五年决定的。在这一年，在历史的柔软粘土上，伟大的凶犯又把自己的手指压了进去打上了指印。在搞垮列宁格勒、搞垮自己的党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儿童——他那么热爱的儿童，他是儿童的最好的朋友，所以还同他们一起照过相。这些恶作剧的淘气孩子，这些厨娘们的子女，在国内越来越多地，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他没有别的办法去制服他们，便想出一条妙计：对这些儿童从十二岁（他的心爱的女儿也已接近这个界线，他已经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年龄）起可以满打满算地按法典判刑！就是说，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所解释的，“适用一切刑罚方法”（意思就是也可以枪决）。
    　　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当时很少理解各种法令的意义，我们老是看着斯大林手里抱着一个黑头发小女孩的肖像……十二岁的孩子自己去读这些法令的那就更少了。而法令却一个接一个地发布出来。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对于“在铁轨下放置各种物品”的也从十二岁起判刑（噢，这是在训练年轻的破坏分子）。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法令——对于第十二条没有规定的其余各种犯罪——从十四岁起判刑。
    　　这时发生了一个不大的干扰。卫国战争开始了。但法律就是法律！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在斯大林发表惊慌失措的讲话后过了四天，在德国坦克正冲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的时候，又发布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个法令，很难说，现在什么对我们更有意思：表明当局在那些火烧眉毛的日子里解决某个重大问题时的无动于衷的学院派作风呢，还是法令的内容本身。事情是这样的，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向最高苏维埃告了最高法院一状（可见大恩人也是了解这件事的），说是各法院对一九三五年的法令适用得不正确：他们对蓄意犯罪的儿童才判刑。这种心慈手软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于是，主席团在战火中作出说明：上述解释不符合法律原意！它导入了法律没有规定的限制！……于是它按照检察长的意见向最高法院说明：在儿童不是蓄意而是过失犯罪的场合，也可对他们进行审判，适用一切刑罚方法（即“满打满算’）！
    　　真了不起！也许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谁也没有接近过这样根本解决儿童问题的做法。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对过失行为判刑——直至枪决！
    　　一九七二年三月，当听到一个十四岁的英国少年在土耳其因大批贩卖麻醉品被判处了六年徒刑的时候，全英国都大为震惊——怎么能这样做呢？！可是当阅读斯大林的关于娃娃犯人的法律时，你们的左派领袖的眼睛和心灵都到哪里去了？
    　　“儿童？！你们为什么消灭儿童？”一纽伦堡法庭审判席上的偶然对苏联国内法律一无所知（忘了自己过去是怎么审的了）的苏联法官尼基琴科震惊于被告们的罪行，表示了天真无邪的惊讶。英国、美国、法国的法官们带着更加诚实和聪明的神态和他并排坐着。
    　　只有这样才能把贪婪的老鼠洞都堵死！只有这样才能把集体农庄的穗头保护好！现在粮仓可以不断充实起来了，生活可以繁荣昌盛起来了，而那些天生品行不端的儿童将走上漫长的改过自新的道路。
    　　那些同样有子有女的党员检察长们谁也没哆嗦一下！——他们毫不为难地签发逮捕证。那些党员审判员们也谁都没有哆嗦一下！——他们睁着明亮的眼睛判处儿童三年、五年、八年和十年的一般劳改！
    　　因为“剃”穗头，判给这些小家伙的不少于八年！
    　　因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个裤子口袋里装的土豆——也是八年！
    　　黄瓜不是这样计价的。萨沙因为从集体农庄的菜园子里偷了十条黄瓜得到了五年。
    　　十四岁的小姑娘莉达在库斯坦奈省的钦吉拉乌斯区中心的街上连泥带土地把从卡车上像一般细水似地漏下来的谷物（反正是要糟蹋的）收集起来。因为她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不是直接从地里或从仓库里，考虑到这个减轻罪责的情节，所以只判了她三年。使审判员发了善心的可能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在这一（一九四八）年，最高法院作了一个说明：对带有儿童胡闹性质的盗窃行为（在花园里偷几个苹果）——不判刑。根据类推，法院认为可以稍稍从轻处理（而我们可以从中推论出，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偷苹果是判过刑的）。
    　　很多人因为从厂办学校逃跑而被判刑。诚然，对这种行为只判六个月（在劳改营里开玩笑地把他们称作死囚。但不管是不是玩笑，请看看远东劳改营里对待“死囚”的情景；派他们从厕所里运粪。一辆双轮大车，上面有一个大木桶，满满装着恶臭的粪水。许多“死囚”有的架辕，有的从旁边和后面推——粪桶晃动时粪水溅在他们身上，而穿着哔叽衣服的脸色红润的“母狗”们哈哈大笑，用棍子驱赶着孩子们。——还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船押运到萨哈林的途中[一九四九年]，“母狗”们就用刀威胁着“信用讨”这些孩子以满足他们的性欲。——所以，就是六个月有时已经足够了）。
    　　当十二岁的孩子跨进了成年犯人监室的门槛，作为享受充分权利的公民受到和成年人同样的待遇，在几乎与他们不自觉生活的年数一样多的野蛮透顶的刑期方面、在口粮、烂菜汤、铺位方面和成年犯人受到同样待遇的时候——“未成年犯”这个共产主义再教育的旧名词不知怎的便失去了价值，轮廓模糊，含义不清了——于是古拉格自己造出了一个响亮的无耻的字眼“娃娃犯人”！而这些苦命的公民——还不是国家的公民，但已经是群岛的公民，自己也开始带着又自豪又痛苦的表情重复起这个字眼来了。
    　　他们的成年时期就这么早这么奇怪地开始了——从跨进监狱门槛的那一瞬间。
    　　一套连沉着稳健的勇敢的人们都支持不住的生活方式，落在十二——十四岁的孩子们头上。但年轻人依照年轻生命的法则不会被这种生活方式压扁，而是会生根、适应。好像在幼年时期毫不困难地就可以学会新的语言、习惯一样——娃娃犯人一进门就学会了群岛的语言——这是盗窃犯的语言，掌握了群岛的哲学——可这又是谁的哲学呢？
    　　他们从这种生活中吸取了整个最不人道的东西，全部发腐的毒汁——可是却那么习以为常，好像他们在襁褓时期吃的就不是奶，而是这种毒汁。
    　　他们那么迅速地长入了劳改营的生活——甚至不是在几星期内，而是在几天内！好像对它一点也没有感到奇怪，好像这种生活对他们一点也不新鲜，而是昨天的自由生活的自然继续。“他们在外面也不是穿丝着绸长大的：剃穗头的、往衣服口袋里装土豆的、到工厂上工迟到的和从厂办学校逃跑的，不是有权有势的父母的子女。娃娃犯人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就很清楚，生活是建立在不公正上的。但那里并不是一切都一丝不挂地暴露在外面，有的穿着体面的外衣，有的为母亲的好言相劝所软化。在群岛上娃娃犯人所看到的世界则是四足动物眼里的世界：有力就有理！只有残忍的强盗才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成年人看到的群岛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能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想以及在此以前我们所读到的东西去同它对抗！孩子们则是以童年时代的圣洁的易感性去感受群岛。所以几天内孩子们就成了野兽——而且是没有道德观念的最坏的野兽（当你瞧着马的安详的大眼睛或爱抚着俯首认罪的狗的耳朵的时候，你怎能说他们没有道德观念？）。娃娃犯人掌握了一条规律：如果别人的牙齿不如你的坚固——你就去把他嘴里的食物夺出来，它就是你的了！
    　　群岛上有两种管押娃娃犯人的方式：单独的儿童教养院（主要管押还不满十五岁的幼小的娃娃犯人）和混合劳改点（管押年龄较大的娃娃犯人），往往是同有残疾的犯人和女犯混在一起。
    　　这两种方式都一样能够发展凶狠的兽性。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使少年犯避免受到盗贼理想的教育。
    　　请看尤拉·叶尔莫洛夫。他自述说，还在十二岁的时候（一九四二年），他就已经在自己周围看到了许多诈骗、偷窃、投机，暗中对生活有这样的看法：只有胆小怕事的人才不偷、不骗。我却不想怕什么！那就是说，我将去偷窃、欺骗，过好日子，然而，他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毕竟还是走向了另一面。学校里用光辉范例对学生进行的教育一度吸引了他。然而当他看透了“亲爱的父亲”后（获奖者和部长们现在都说他们当时没有这个水平！），他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写了一张传单：“打倒斯大林！列宁万岁广’当下就被抓了起来，挨了打，给了个五十八条一10，与少年盗窃犯关在一起。于是，尤拉·叶尔莫洛夫很快就接受了盗贼的法规。他的生存的螺旋线急速地绕起圈来——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否定的否定”：回到了偷盗是生活中最大的好事的认识。
    　　他在儿童教养院里看到了什么呢？“比外面更多的不公平现象。长官和看守们打着教育工作的幌子，白吃国家的饭。娃娃犯人的一部分口粮从厨房里进了教育员们的肚子。用靴子踢打娃娃犯人，使他们成天战战兢兢，成为不声不响的、听话的犯人。”（这里应当说明，幼小的少年犯的口粮不是普通的劳改营口粮。尽管把少年犯判处了长期徒刑，政府并没有变得不人道起来，它没有忘记，这些子女也是共产主义未来的主人。因此，在他们口粮中增加了牛奶、黄油和真正的牛肉。教育员们怎能经得住这种诱惑，而不把勺子放进娃娃犯人的锅里去呢？如果不用靴子踢打，怎能迫使少年犯们不作声呢？也许从这些娃娃犯人中有人长大起来会告诉我们比《雾都孤儿》更为悲惨的故事？）
    　　对于占压倒优势的不公平现象的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也去干不公平事情！这是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它将长久地（说不定是永远地）成为娃娃犯人的生活规则。
    　　但有趣的是，娃娃犯人投入残酷世界的斗争时，彼此间谁也不反对谁。他们彼此不认为是敌人！他们是集体地、成帮地投入这个斗争！社会主义的萌芽？教育员们的暗示？哎哟，爱说废话的人，别嘟哝了。这是盗贼世界的法律下达到了他们身上！盗贼是成帮的，盗贼是有纪律和头目的。娃娃犯人——是盗贼的少年队员，他们遵循着长辈的训诫。
    　　哦，当然，对他们的教育抓得很紧。派来教育员——三颗星的，四颗星的——给他们讲伟大的卫国战争，讲我国人民的不朽功勋，讲法西斯的暴行，讲斯大林对儿童的阳光雨露般的关怀，讲一个苏维埃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关于社会的“伟大学说”只是建立在经济上的，从来也不懂心理，也不知道这个简单的心理规律；任何一件事情重复上五次六次，就会引起不信任，再多几次——就会引起厌恶。从前的教师们和现在的从厨房里偷东西的教育员们向他们硬性灌输的一切，都使这些娃娃犯人感到厌恶（甚至部队军官的爱国主义讲话：“孩子们！你们得到信任去拆除落伞。这是贵重的绸子，祖国的财产，要好好爱惜它！”——也没有收到效果）。少年犯追求超额完成定额以便多吃一碗粥，把所有的绸子都割成了无用的碎块——（克里沃舍科沃）。在所有这些种子里，只有一颗仇恨的种子——对五十八条犯的敌意，对人民敌人的优越感——被他们接受下来。
    　　这是他们往后在普通劳改营里所需要的。暂时在他们中间还没有人民敌人。尤拉·叶尔莫洛夫——也变成了一般的娃娃犯人，他早就把愚蠢的政治守则换成了盗贼的守则。在这大锅粥里谁都不能不被煮烂！无论哪个孩子都不可能保持住自己的人格不变——如果他不立即宣布自己是盗贼的少先队员，他就将被踏坏、撕碎、排斥。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宣这个誓……（读者！把你们的子女送去试试……）
    　　在儿童教养院里——谁是娃娃犯人的敌人呢？看守和教育员。同他们也就有斗争！
    　　娃娃犯人很清楚自己的力量。他们的第一个力量是——团结，第二个力量是——不受惩罚。只是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可以依照成年人的法律把他们推到这里，而一旦来到群岛上以后，便有一条神圣的禁忌保护着他们。“长官，牛奶！给牛奶！”——他们号叫着，像打鼓似地敲着门，弄坏板铺，打破玻璃——做一切成年犯人做了会被称为武装暴动或经济反革命的事情。他们丝毫不受威胁！马上就会给他们拿牛奶来！
    　　一队娃娃犯人在严格的押解下被带着穿过城里，这样郑重其事地警戒一群小孩子似乎令人觉得害臊。才不是这样呢！小犯人们已经商量好了——一声口哨！！——谁想路，就往不同方向奔跑！押解队有什么办法呢？开枪？打谁？难道可以打小孩子吗？……他们的刑期也就于此结束了！一下子从国家手里跑掉了一百五十年。不愿当笑柄？——那就别去抓孩子们！
    　　未来的小说家（在娃娃犯人中间度过了童年的）会给我们描写娃娃犯人的许许多多花招，他们怎样在教养院里恶作剧，报复教育员，给他们吃苦头。他们的刑期和管理制度看起来尽管很严，但娃娃犯人由于不受惩罚就发展得非常胆大妄为。
    　　下面是他们吹嘘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清楚娃娃犯人的通常的行为方式，所以对这个故事是完全相信的。一群非常激动的吓坏了的孩子跑到教养院的女护士那里，叫她去看得了重病的同伴。她忘记了谨慎，就迅速地与他们一起来到他们的四十人的大监室。这时，蚂蚁式的工作开始了！——一些人堵住大门进行防守，另一些人七手八脚地把护士身上穿的所有衣服都撕掉，把她弄倒，有的坐着压住她的手，有的压住她的脚，然后就各显神通了，强奸她，吻她，咬她。冲他们开枪是不许的，谁也没有去把她抢救出来，直到他们自己把这个被玷污的、哭哭啼啼的女人放走。
    　　男孩子对女人肉体的兴趣，一般说很早就发展起来了，在娃娃犯人的监室里，这种兴趣更被绘声绘色的故事和夸口烧得极为炽烈。所以他们不放过机会去发泄。请看一个插曲。在克里沃舍科沃隔离区（第1劳改点）里，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四名娃娃犯人同装订车间的女少年犯柳芭坐着聊天。她为着什么事激烈地反驳他们。这时男孩子们便跳了起来，抓住她的两脚高高地提起。她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中：两手撑着地，裙子落到她的头上。男孩子们就这样抓住她，用空着的手去抚摸她的身子。然后并不粗鲁地把她放下。她打了他们吗？逃开他们吗？没有，照旧坐下来继续争论。
    　　这已经是一些十六岁上下的娃娃犯人了。这是——成年犯的、混合的隔离区（区里有一个五百名女犯的大工棚，在那里，进行交好都是不加遮掩的，男娃娃犯人像男子汉那样神气活现地上那里去）。
    　　在儿童教养院里，娃娃犯人劳动四小时，学习四小时（然而，整个这种学习全是装模作样）。转到成年犯的劳改营后，他们得到十小时的工作日，只是劳动定额少些，口粮标准却和成年人一样。他们是十六岁上下转到这里，但在劳改营里和到劳改营以前的忍饥挨饿和不正常发育，使他们在这种年龄看上去还是一些又小又瘦的孩子，他们的身材，他们的智力，以及他们的兴趣都落后了。在这里有时按工种把他们分成一些单独的作业班，有时就同年老的残废的犯人混合编在一个班里。在这里要求他们做的是“减轻了的体力劳动”，简单说就是营内儿童劳动。
    　　在儿童教养院以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没有看管人员所觊觎的那种儿童口粮了——因此，看管人员已经不再是主要敌人了。出现了一些老人，在他们身上可以试试自己的力量。出现了一些女人，在她们身上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成年程度。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活生生的盗贼，肥头大耳的劳改营的突击队员，他们乐意去指导娃娃犯人的世界观，教练他们偷窃本领。向他们学习——是诱人的，不学习——是不可能的。
    　　对于自由的读者，“盗贼”这个字眼儿也许听起来是带有责备味道的吧？那他就什么也没有懂得！在盗贼世界里，念起这个词来，像在贵族圈子里念“骑士”这个字一样，甚至还要毕恭毕敬，像说神圣的词那样，不是放大嗓门去念。将来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贼——这是娃娃犯人梦寐以求的，这是他们一帮自发的努力方向。就是他们中间最独立不羁的——思量着生活的少年——也找不到比这更可靠的命运。
    　　有一次，在伊凡诺沃递解站上我宿在娃娃犯人的监室里。板铺上挨着我躺着的是一个年纪过了十五岁的瘦瘦的男孩子，好像叫斯拉瓦。我感到他履行娃娃犯人的一切仪式有点勉勉强强，似乎他的年龄已超过了这个阶段或者已经感到疲劳。我想：这个男孩子还没有毁掉，比较有头脑，很快就会离开他们。我们聊起天来。他是基辅人，他的父母中一个已经去世，一个把他扔了。还在战争前，九岁的时候，斯拉瓦就已开始偷东西，“当咱们这边的来了以后”，以及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也偷，他带着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身上过早出现的若有所思和郁郁不乐的微笑对我说，他往后仍打算靠偷东西过日子。他很火情入理地说明：“当工人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什么也挣不到。我的童年是不好的，我想过好日子。”我想补充了解他回避开的两年——基辅被占领的两年，便问：“你在德国人占领时做什么来啦？”他摇摇头说：“在德国人占领的时候我工作了。在德国人统治下我哪能偷呀，他们当场就会把你枪毙。”
    　　在成年犯人的劳改营里，娃娃犯人们仍保持着自己行为的主要特点——齐心协力地进攻和齐心协力地回击。这使他们变得强大，并摆脱了各种限制。在他们的意识里，可以容许的和不能容许的之间没有任何禁止越过的界限，更没有什么善恶观念。对于他们说来，凡是他们想要的，都是好的，凡是妨碍他们的，都是坏的。他们所以养成一种厚颜无耻的举止作风，因为这是劳改营里最有利的一种行为方式。在不能以力致胜的地方，假装和狡猾对他们很有用。娃娃犯人可以装成宛如圣像画上的少年，使你感动得掉眼泪，而这时他的同伴却在背后掏空你的口袋。他们这帮记仇的小家伙可以把任何人报复得不能安生——为了不被这伙小强盗纠缠上，谁也不去帮助受害者。目的达到了——把对手们拆散了，娃娃犯人们就一群扑上去对付一个。这时他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了！他们这么多人一下子猛扑上来，你都来不及发觉他们、区别和记住他们。你被搞得手忙脚乱，招架不及。
    　　苏济讲述了诺沃西比尔斯克劳改营克里沃舍金诺第二（惩戒）劳改点的几个场景。生活在招入地下一米半深的阴暗的大土屋（容五百人）里。长官们不干涉隔离区的生活（既没有标语，也不讲课）。盗窃犯和娃娃犯人称王称霸。几乎不出工。伙食也就与之相适应。然而却有许多空闲时间。
    　　在作业班员们的护送下从切面包房里抬出面包箱。娃娃犯人们在箱子前面假装打架，你推我撞，把箱子弄翻了。作业班员忙去从地上拣面包。二十份口粮中，他们只来得及拣起十四份。“打架”的少年犯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个劳改点里的食堂是一座临时搭起的木板屋，在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不适用伪。烂菜汤和口粮从厨房送到土屋，需要在严寒的露天里走一百五十米路。对于年老的残废犯人，这是危险的艰苦的行动。口粮深揣在怀里，冻僵的手紧抓住菜锅。突然，三、四个娃娃犯人从旁边发疯似地猛扑过来。他们把老人打倒，六只手一齐上来搜索，然后一溜烟地跑了。口粮被抢走了，烂菜汤倒了，一只空锅躺在地上。老人使劲屈膝站起来（其他犯人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躲开这个危险地方，赶紧把自己的口粮带回土屋里）。受害者越弱——娃娃犯人就越残忍。一个已经完全软弱无力的老人被抢走了口粮；明目张胆地，直接从手里夺。老人哭着，央求还给他：“我要饿死呀！”——“你反正快死了，有什么关系！”——娃娃犯人们商量好在厨房前的一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的空空的冷屋里袭击残废犯人。一伙小强盗把受害者拽倒在地上，坐在他手上、脚上、头上，搜索他所有的口袋，拿走马合烟和钱，就跑掉了。
    　　一个又高大又强壮的拉脱维亚人马尔丁松穿着英国飞行员的褐色系带高筒皮靴（带子用小钩一直系到膝盖）出现在隔离区里。他甚至夜里都不脱掉皮靴。他自恃有力气。但是一伙娃娃犯人盯准了他在食堂的小舞台上稍稍躺一下的机会，霎时间一齐向他扑上去，霎时间消失了——皮靴没有了！所有的带子都被割断，靴子被拉了下来。寻找？往哪里找！马上就通过看守员（！）把皮靴送到区外高价卖掉了（娃娃犯人们什么不拿到区外去卖！每次当劳改营领导可怜他们年幼，给他们稍好一点的鞋子或衣服，或者给他们从五十八条犯人那里剥夺来的床垫片——不消几天，所有这些东西都卖给外面人换了马合烟，而娃娃犯人们又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鞋子，睡在光秃秃的板铺上）。
    　　一个不谨慎的自由雇员牵着一条狗走进隔离区，只要～眨眼工夫不留意——傍晚时分他就可以在营区外买到自己那条狗的皮：狗一眨眼间就被诱走，宰掉，剥皮，烤熟了。
    　　再没有比偷盗抢劫更美妙的事了！——既可饱肚子，又快乐。年轻的身体需要单纯的活动筋骨和不为谋利的娱乐以及奔跑。如果给他们锤子去打炮弹箱，他们会不断挥舞起来（甚至女孩也一样），把钉子钉进随便碰上的什么东西里去，钉进桌子，钉进墙壁，钉进树墩。他们经常彼此角斗，——并不只是为了去掀翻面包箱，他们真的也在板铺上，在过道里角斗，追逐。他们踩在人们的腿上、踩在物件上奔跑，把什么东西弄翻，把什么东西弄脏，把什么人吵醒，把什么人撞倒，并不是有必要——他们在玩耍！
    　　任何儿童都这样玩，但普通的儿童毕竟有父母（在我们的时代——只不过是“毕竟”），有某种管束办法，可以制止、感化、惩罚他们，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在劳改营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用活去感动娃娃犯人——简直是不行的，人类的语言和他们无线，他们的耳朵听不过任何他们不需要的东西。生气的老人们动手去制止他们——娃娃犯人就把重东西往老人们身上扔。娃娃犯人们有什么不可以拿来开心的！——抓起残废人的一件军便衣，玩起你扔我接的游戏——逼着老头像他们的同龄人似地跑来跑去。他生气了，走掉了吗？——那他就再也别想看到这件军便服！他们卖到营区外去了，换烟抽掉了！（这时候他们会做出天真无邪的样子走到老头身边：“老爷子，给对个火！算了，别生气了。你为什么要走掉，不把它抓住呀？”）
    　　对于成年人，对于做了父亲、祖父的人们说来，娃娃犯人在劳改营这块狭小地方的这些狂暴游戏，要比他们的抢劫和饥饿贪婪更为难受，更感受辱。这是想不到的一种最刺激人的屈辱办法：把上了年纪的人与顽皮孩子放在同等地位，如果是在同等地位那还凑合——不，是交给孩子们任意摆弄。
    　　娃娃犯人不是故意去做坏事的，他们根本不想侮辱人，他们不装模作样：他们除了自己和年长的盗贼犯外，的确不把任何人当人！他们当初是这样认识世界的——现在仍抱住这种观点不放。下工的时候，他们插入到那些疲惫不堪的、几乎站不稳脚的、发呆的或沉浸在回忆里的成年犯人的队伍中去。娃娃犯人把队伍冲得七倒八歪，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成为领头的——这什么好处也没有，只不过是为了好玩而已。他们吵吵闹闹地说话，经常瞎提普希金（“普希金拿了”，“普希金吃了”），冲着上帝、基督和圣母骂娘，大声喊叫各种关于性欲方面的下流话，丝毫不避站在旁边的上年纪的妇女，更不用说年轻女人了。在劳改营的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达到了脱离社会的最高自由！——在营区内漫长的点名时间，娃娃犯人们彼此追逐，冲人群，把一些人推倒在另一些人身上（“喂，乡下佬，干吗站在路当中？”），或者围着一个人，像围着一棵树那样，你追我赶地奔跑，而且比围着树转更方便，因为可以拿他来挡住自己，可以扯他，摇他，把他往四面八方拉。
    　　即使在愉快的时刻这也是令人感到受辱的，而当一个人的整个生活被毁坏、被扔到遥远的劳改营坑里去毁灭、饥饿的死亡已经在他身上蔓延、他的眼里一片漆黑的时候，——更无法用悲天悯人的高姿态去同情那些少年们，原谅他们在这种凄凉地方的游戏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不，上年纪的受尽折磨的人满腔愤恨地向他们叫嚷；“小毒蛇，都把你们瘟死！”“渣子！疯狗！”“你们都死绝！”‘很不得亲手把他们掐死！”“比法西斯分子还坏的野兽！”“真是专门放出来要我们的命！”（在残废人的这些叫喊中放进了多少仇恨，如果话能杀死人——那就已经把他们杀了。）是啊！这些家伙好像是他们故意放出来害我们的！——因为劳改营的主管人员不管怎么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比这更大的祸害来了（好像在一盘成功的棋局中，所有的棋步突然自己配合起来，给人的印象却好像事前天才地想出来的，在我们的系统中许多折磨人的好办法也是这样搞成功的）。你会觉得基督教神话里的小鬼就应当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别样。
    　　况且，他们的主要游戏和他们的标志——他们常用的标志，致敬和威胁的标志——就是两股叉：食指和中指叉开做成好似活动的犄角的形状。但它们不是低人的，它们是刺穿东西的，因为老是向着眼睛伸去。这是从成年盗贼那里承袭来的，表示一种严重的威胁：“杂种，抠掉你的眼睛！”这是少年犯的一种心爱游戏：在一个老人眼前不知从什么地方出其不意地像蛇头那样伸出一对双股叉，手指照直地向着眼睛移动过去，马上就要捅进去！老人身于往后仰，他们还在他胸部稍稍一推，而他后面一个娃娃犯人已经紧靠着脚伏在地上——于是老人就在娃娃犯人愉快的哄笑声中啪嗒一声朝天跌倒，头碰在地上。他们永远不会扶他起来。他们不懂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这只不过是寻寻开心。你拿这些小鬼一点没有办法！老人艰难地撑起有病的身子，愤愤地低声说：“要是有机枪——把他们统统打死也不可惜！”
    　　老人U对他们恨之入骨。他说：“他们反正是已经毁掉了的，长大起来对人们将是一场瘟疫。应当把他们悄悄地消灭掉！”他研究好了一个方法：偷偷抓住一个娃娃犯人，就把他翻倒在地上，用双膝压他的胸部，直到听得见肋骨的折裂声——但不结果他，到此就放走。U老头说，这样的娃娃犯人已经活不了多久，但什么医生都不会弄清是怎么回事。U老头就这样把几个娃娃犯人送到了阴世，直到他自己被打死。
    　　仇恨产生仇恨！仇恨的黑水沿平面泛滥要比从沿着火山口朝上喷射冲向那些使老的和小的都遭受奴役的人要来得容易。
    　　这些法西斯小顽固就这样由斯大林的法律、古拉格的教育和盗贼薰陶的共同行动培养了出来。再也不能想出使孩子丧失人性的更好方法了。再也不能更浓密更迅速地把劳改营的种种恶习打入未成熟的瘦窄的胸膛了。
    　　甚至在可以毫不困难地使孩子的心灵软化的时候，劳改营的主人们也不许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教育的任务。一个男孩子请求从克里沃舍科沃第一劳改点转到他父亲服刑的第二劳改点去。没有允许（因为规章要求分开关押）！这个小男孩不得不藏在一只大木桶里被运到第二劳改点去，偷偷地住在父亲身边。他们以为他逃跑了，引起了一场慌乱，还用钉耙搅粪坑——莫非是淹死在那里了？
    　　万事只是开头难。沃洛佳·斯涅吉廖夫刚十五岁进监牢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后来他得了六个刑期，加起来几乎有一世纪（两次各二十五年），在强管棚和禁闭室过了一百天（年轻的肺得了结核病），七年是在全苏联的通缉之下度过的。后来他就在牢靠的盗贼道路上安身过活了（现在是失去一只肺叶和五根肋骨的二等残废）。——维佳·科普佳耶夫从十二岁起就不断地坐牢。被判了十四次，其中九次是因为逃跑。“在狱外我还没有过过一天合法的日子。”——尤拉·叶尔莫洛夫获释后找到了工作，但他被辞退了——因为录用复员军人更为重要。他不得不会作“巡回演出”。
    　　因而又得到了新的刑期。
    　　斯大林的惩治娃娃犯人的不朽法律存在了二十年（直到一九
    　　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颁布了较缓和的法令为止。这个法令释放了
    　　已服满三分之一以上刑期的娃娃犯人——可是这是第一个刑期的三分之一，如果有十四个刑期呢？）。他们收割了二十次。他们使
    　　得二十年内的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陷入了犯罪和腐化的歧
    　　途。
    　　有谁敢于使“伟大的泰斗”的生前形象蒙上阴影呢？
    　　有这样一些行动敏捷的儿童，他们很早就已经把五十八条搞到手了。例如，格利·帕夫洛夫十二岁就得到了它（从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九年在扎科夫斯克教养院服刑）。对于五十八条根本不存在任何年龄上的最低限度。甚至在通俗的法律讲座中（塔林，一九四五年）也这样说的。乌斯马博士知道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按五十八条进了教养院——这显然是创纪录了！
    　　有时，为了面子上好看起见，把关押孩子的时间推迟，但认
    　　准了的反正还是要抓的。我拉·英奇克，一个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与其他两个小姑娘一起（都是十四岁，叶依斯克，一九三二
    　　年），听说在清算富农时把幼儿扔掉不管让他们死掉，决定（“像从前的革命者那样”）表示抗议。她们用自己的笔迹把事情写在从学校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并在集市上张贴，期望立即引起普遍
    　　的愤慨。医生的女儿好像当即就被关进监狱。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则只是在什么机关里挂了号。一九三七年到了——就在“为波兰当间谍”的罪名下把她逮捕。
    　　在这章里不提一下那些因自己父母被捕而成为孤儿的儿童，再在哪里去提呢？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里那些妇女的子女还算是幸福的。当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亲们送往索洛维茨的时候，却心慈手软地让她们的子女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儿童们自己侍弄花园、菜园子，挤羊奶，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把成绩单寄给在索洛维茨的父母，并保证要像他们的母亲那样为上帝受苦（不用说，党很快就给了他们这种机会）。
    　　根据关于将子女和父母“分开”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这类娃娃犯人（请记住那个百分之四十八）？有谁能告诉我们他们的遭遇？……
    　　以加莉娅·维涅基克托娃为例。她的父亲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母亲是从波兰来的女裁缝。加莉姐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六个生日（一九三三年），他们快乐地庆祝了生日。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父亲、母亲都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军人在书堆里乱翻。诚然，一个月以后把母亲送还给她了：流放到托波尔斯克去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自由地去的，只有男人是押解去的。他们全家住在那里，但没有住满三年期限：母亲又被抓了起来，父亲则被枪决了。过了一个月，母亲死于狱中。加莉娜被放进托波尔斯克近郊修道院的保育院。那里的习俗使小姑娘们经常处于遭受强暴的恐惧中。后来她转到了市保育院。院长暗示她“你们是人民公敌的子女，可是还有人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人道到了什么程度呀！加莉娜成了一只小狼。在十一岁的时候，她已经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审讯。——从那时候起，她就有了一张“十元券”，然而并没有全部服满。年纪快到四十，仍是独身，住在北极圈里，她写道：“我的生命从父亲被捕的时候起就已结束。我直到现在都是那么爱他，甚至怕去想这件事。那是另一个世界，我的心灵充满着对它的热爱……”
    　　斯维特兰娜·谢多娃也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他们把我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到街上，把我放在这些东西上，当时正下着大雨。从六岁起我就成了‘叛国犯的女儿’——在生活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他们被送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送进特种保育院。大多数人都改名换姓，特别是那些名气大的。（尤拉·布哈林只是在一九五六年才知道自己的真姓。但切博塔廖夫好像名气并不大，为什么也改了姓？）子女长大起来完全清除了父母的污垢变得干干净净的。罗莎·科瓦奇出生于美国费城，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共产党员父亲带到了这里，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出来后，在战争时期落入了德国的美占区——她什么遭遇没有经历过呀I——那又怎样呢？还是回到了苏维埃祖国去领取自己的二十五年。
    　　甚至浮光掠影的一瞥就可察觉这个特点：儿童也得坐牢，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得出发到群岛的天堂乐园去，有时是与父母一起去。请看八年级学生尼娜·彼列古德的遭遇。在二九四一年十一月，来了一些人逮捕她的父亲。进行搜查。尼娜突然想起，她写的一首顺口溜虽已揉成一团扔在炉子里，但还没有烧掉。本来就这样让它放在那里算了，但尼娜由于心慌意乱决定当即把它撕掉。她爬进炉膛，这时正在打瞌睡的民警就把她抓住了。于是，用小学生笔迹写下的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思想就出现在契卡人员面前：
    　　天上星星闪亮光，
    　　亮光照在草地上，
    　　我们丢了斯摩梭斯克，
    　　莫斯科的日子也不长。她还表达了愿望：
    　　把那学校给炸掉，
    　　我们懒得上学了。
    　　当然，这些在唐波夫大后方拯救祖国的成年男子汉，这些具有热烈的心肠和干净的双手的骑士，应当去消除这个致命的危险。尼娜被捕了。她从六年级开始写起的日记本和一张反革命照片：被拆毁的瓦尔瓦拉教堂，都被抄去进行侦查。热心肠的骑士追问：“你爸爸平时说些什么话？”尼娜只是大声号哭。判了她五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虽然她还不可能被剥夺权利：她还没有权利）。
    　　在劳改营里当然把她同父亲分开了。一枝白色的丁香就使她柔肠寸断：女友们这时正在考试呀！就像行动人员设计的那样，尼娜作为一个因想到“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我同岁，可是人家做出了什么事，而我却多么可恶”而决心改过自新的女罪犯，内心感到极大痛苦。行动人员趁此加强压力：“但你还能赶上她！帮我们作事吧！”
    　　哦，年轻心灵的腐蚀者！你们将多么顺利地过完你们这一辈子！你们在哪里也不必满脸羞惭浑身发僵地站起来承认，你们往人们的心灵上浇了多少脏水！
    　　卓娅·列会娃却胜过了自己的全家。事情是这样的。她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和年少的哥哥们——因为信仰上帝被东一个西一个地关在远方的劳改营里。卓娅还只有十岁。她被送进保育院（伊凡诺沃省）。她在那里宣布，她永远也不会把母亲临别时给她系上的十字架从脖子上取下来。为了不致在睡着时被取走，她把带子结得更紧。斗争进行了很长时间，卓娅发了狠心说：你们可以把我捐掐死，从死人身上摘下来吧！因为她不接受教育，便把她送进了残疾儿童保育院！这里收有一些渣滓，比本章中描写的娃娃犯人还要坏的孩子。为十字架的斗争继续进行着。卓娅顶住了一切；她在这里既没有学会偷窃，也没有学会说下流话。“像我母亲那样圣洁的女人，女儿不可能是刑事犯。我宁可像全家那样成为一个政治犯。”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政治犯。教育员们和广播越是颂扬斯大林，她就越确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种种不幸的罪魁祸首。她没有被刑事犯们拉过去，现在反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院子里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标准塑像。塑像上开始出现一些嘲讽的和难听的题字（娃娃犯人喜欢活动！——重要的只是怎样正确地引导他们）。行政当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层，派人暗中监视，并报告了国家安全部。可是题字依然出现，孩子们哈哈大笑。最后，在一天早晨，发现塑像的头被打了下来，翻倒过来，在里面的空洞里拉上了屎。
    　　恐怖行动！国家安全人员来了。开始依照他们的全套规矩进行审问和威胁：“把恐怖分子集团交出来，否则按恐怖行动论罪统统枪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枪毙掉一百五十来个孩子算个什么！要是他老人为知道了，就会亲自下命令的。）
    　　不知道娃娃犯人们会沉住气还是会动摇，但卓娅·列舍娃声明：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老爷子的脑袋还能派别的用场吗？”
    　　她被判了刑。一本正经地判了极刑。但是，由于那个恢复死刑的法律（一九五O年）不可容忍地人道，枪毙十四岁的孩子好像是不许可的。因此就给了她十年（真奇怪，为什么不是二十五年）。十八岁以前她呆在普通劳改营里，从十八岁起——在特种营里。因为生性直率和嘴上不饶人，她又得了第二个劳改刑期，并且好像还有第三个。
    　　卓娅的父母和哥哥都已经获释了，而卓娅却依然坐在牢里。
    　　我们的信教自由万岁！
    　　儿童们——共产主义的主人翁们万岁！
    　　有哪个国家敢说它像我国这样热爱自己的孩子！

    　　——————

    第十八章　古拉格的缪斯

    　　说来令人高兴，在古拉格什么都是可能的。最阴险卑鄙的勾当和各种各样的背叛行为，完全意想不到的邂逅和深渊边缘上的爱情——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眉飞色舞地向你讲述，什么人在文教科官方手段的作用下得到了再教育——那你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瞎扯谈！
    　　在古拉格一切人都在接受再教育，在相互影响下和在环境影响下接受再教育，在不同的方向上接受再教育——但是，还没有一个娃娃犯人，更不用说成年犯人，由于文教科的手段而得到再教育的。
    　　然而，为了使我们的劳改营不像“卖淫窟、盗巢、累犯的培养场和伤风败俗的传习所”（这都是指沙皇的监狱而言的），——它们拥有这样的一个附设机构——文化教育科。
    　　因为，像一度当过古拉格头子的阿佩特尔所说：“苏联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劳改营！——作者注）建设来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借以实施剥夺自由的那些机构……可以用监狱或别的名词来称呼——但是问题不在术语。这是那样一些地方，在那里生命并不被杀死，而是长出新的嫩芽……”
    　　我不知道阿佩特尔是怎样的下场，我想非常可能不久以后，就在生活长出新芽的那些地方被拧下了脑袋。但问题不在术语。读者懂得了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什么是主要的吗？文化建设。
    　　一个机构应运而生了，大量繁殖了，它的触须伸到了每个岛屿。在二十年代它们称为政教科（政治教育科），从三十年代起叫文教科。它们的部分任务是代替过去的监狱神甫和祈祷仪式。
    　　它们的建制是这样的。文教科长由自由人担任，拥有劳改营营长助理的职权。他自己选用教育员（按二百五十名犯人一名教育员的比例），教育员必须是“亲近无产阶级的阶层”中的人，因此，知识分子则、资产阶级）当然不适合（他们去挥舞丁字镐更合乎身份），而搜罗去当教育员的是那些有两三次前科的盗贼，还有城市里的骗子手、盗用公款者和道德堕落分子。瞧，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他因犯有情节轻微的强奸罪得到了五年）把报纸卷成筒，到五十八条犯人的工棚去同他们进行谈话，题目是：“劳动在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教育员们从一旁看得特别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已“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用这样一些社会亲近分子还建立了文教科的积极分子队伍——但积极分子是不脱产的（他们只能希望日后搞掉某些教育员而占有他们的位置。这在文教科里造成了普遍的亲睦气氛）。教育员一早起应当送犯人去上工，然后就去检查一下厨房（就是说，他在那里好好吃一顿），此后暂时可以到自己的小室去睡足觉。他切忌去招惹和触犯贼头，因为第一，这是危险的，第二，时刻一到，“犯罪上的团结就会变成生产上的团结”，那时贼头们会带领突击作业班去猛打猛冲。暂时就让他们赠了一夜牌以后也睡个够吧。但是，教育员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遵循一个通则：劳改营里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是对“不幸者”的文教启发工作，而是文化一生产工作，它的锋芒（没有锋芒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是针对……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五十八条犯人的。可惜，文教科“本身没有逮捕权”（咳，对文化的作用竟做了这样的限制！），但是可以请求行政当局“逮捕”（它是不会拒绝的！）。而且，教育员“经常地提供关于犯人情绪的报告”（它有耳朵，听得见！这里文化教育科微妙地转变为契卡行动科，但这没有写在规章上）。
    　　然而，我们引经据典搞入迷了，在文法上错用了现在时态。我们不得不使读者大失所望，这里说的是三十年代，是文教科最美好的繁荣年代，那时，国内正在继续完成无阶级社会的建设，还没有那种从它建成之日起就骇人听闻地爆发出来的阶级斗争。在文教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它还增添了许多重要的附设机构：剥夺自由者文化委员会；文化启蒙委员会；卫生生活委员会；突击作业班指挥部；生产财务计划执行情况监督岗……正如索尔汉同志（白海运河工程总监和中执委特赦委员会主席）所说；旬邑人在监狱里的生活内容应当和全国的生活内容一致。”（索尔茨这个最凶恶的人民公敌受到了无产阶级法庭的公正惩罚……对不起，……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索尔茨同志受诬陷死于……迷信年代……对不起……死于存在着轻微的……迷信现象的年代。）
    　　而且，那时工作方式像生活本身一样绚丽多彩、丰富多样。组织竞赛。组织突击运动。为实现生产财务计划而斗争。为加强劳动纪律而斗争。消灭生产缺口突击运动。向文化教育进军。志愿捐献飞机。认购公债。加强国防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揭发假突击工作者。同拒绝出工犯人进行谈话。扫盲（不过都不大愿意参加）。为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人开办职业技术训练班（盗窃犯们争先恐后地去学当汽车司机：自由！）。还有关于社会主义财产不可侵犯的使人入迷的谈话！还有读报！问答晚会。每个工棚里的红角！完成计划的进度表。生产任务数字！五花八门的宣传画！各种各样的标语！
    　　在那幸福的时代，缪斯在群岛阴森的广阔大地和无底深渊的上空翱翔。缪斯中第一个和最高的是司颂歌和口号的女神波吕许漠尼亚。
    　　优秀的作业班将得到荣誉和奖励！
    　　突击式地工作吧，你将得到拆抵！或如：
    　　诚实地劳动吧，全家在等待着你！（真是摸透了心理！知道这里有什么名堂吗？第一：如果已经忘了家庭——那就惊扰你，提醒你。第二：如果非常不安——就安慰你：家人还在，没有被捕。第三：就这个样子，家庭并不需要你，只有通过诚实的劳改营劳动你才能为家庭所需）最后：
    　　“加入纪念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的突击出征吧！”喂，谁能无动于衷呢？……
    　　还有具有尖锐政治题材的戏剧工作（稍稍取之于司喜剧的塔利亚女神）呢？例如：红日历服务！活报剧！改编成戏剧上演的宣传审判会！一九三0年中央九月全会主题大合唱！音乐滑稽剧“刑法典条文进行曲”（五十八条是瘸腿女妖）！这一切多么使犯人的生活生色呀！多么有助于他们去追求光明呀！
    　　还有文教科的文娱干事呢！然后还有——无神论工作！最后是这些宣传队：
    　　突击工作者们着了忙，
    　　推起小车摇又晃！多么勇敢的自我批评呀！——连突击工作者都不怕碰！只要宣传队一到惩戒工段来举行一个音乐会：
    　　听吧，伏尔加河！
    　　如果在犯人身旁
    　　契卡日夜守卫在工地上，
    　　这就是说——
    　　工人阶级有坚强的手
    　　这就是说，在国保局里一
    　　有共产党员在工作！
    　　于是所有的受罚犯人，特别是惯犯们，马上就扔掉纸牌，干脆是拼命地奔去上工！
    　　还有这样的措施：一群优秀突击工作者访问强管连或惩戒隔离所，并带着一个宣传队。起初，突击工作者们想尽方法指责拒绝出工的犯人，向他们说明完成定额的好处（伙食会改善）。然后宣传队就唱了起来：
    　　到处在热火朝天地奋战，
    　　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也在
    　　战胜冰雪严寒！并且完全坦率地唱道：
    　　为了我们能更好地生活，
    　　为了有吃，有喝——
    　　我们就应当更好地把土挖掘！于是，所有愿意的人不光是被请回营区，而且马上搬进突击队工棚（从惩戒棚），马上给他们吃的！艺术的效果多大呀！（除中心宣传队外，各宣传队不脱产，只在演出口多领一份粥。）
    　　还有哪些更细致的工作形式呢？例如，“在犯人们自己的协助下同工资方面的平均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只要深思一下，这里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这意思就是，在作业班会议上将有一个犯人站起来说：不要给他全份口粮，他工作得不好，最好还是把二百克给我吧！
    　　还有——同志审判会呢？（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它们称为“同志道德审判会”！审理赌博、打架、偷窃等案件——但这难道是审判会干的事吗？并且，“道德”这个字眼儿发散着浓重的资产阶级气息，后来就把它取消了。）从改建时期起（从一九二八年起），审判会开始审判旷工、装病、对财物照管不善、出产废品、损坏材料等案件。如果审判会的成员中没有混进阶级异己的囚犯（只有杀人犯、当了“母狗”的盗窃犯、盗用公款犯和纳贿犯），那么审判会就会在自己的判决中向领导请求采取剥夺会见亲属、外面送来的牢饭、折抵刑期、假释以及将不接受改造的犯人转押他处等措施。这是多么明智的、公正的措施呀！特别有益的是，采取这些措施的创议是来自犯人自己的。（当然，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开始审判一个过去的富农分子，他就说：“你们的审判会是同志审判会，我对你们来说是富农分子，不是同志。所以你们无权审判我！”不知怎么办好了。请示了劳改营总管理局政治教育处，那里回答说；审判！一定要审判，不要拘泥！）
    　　什么是劳改营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的基础之基础呢？“不能听任劳改犯在下工后自行其事——不让他过去的犯罪习气旧病复发”（举例说，要使五十八条犯人不去考虑政治）。重要的是“要使犯人永远也不能脱离教育的影响”。
    　　在这方面，现代的先进技术手段很有帮助，那就是：每个杆子上和每个工棚里的扬声器！它们永远也不应当停止出声。它们应当从起床到熄灯一直不断地向犯人们解释怎样使自由的时刻接近；每小时报道工作进程，报道先进的和落后的作业班，报道哪些人在起妨碍作用。还可以推荐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同个别拒绝出工的犯人和工作不老实的犯人进行广播谈话。
    　　当然还有报刊，报刊！—一我们党的最锐利的武器。这就是我国有出版自由的真实证据：囚禁中的出版物！是啊！在哪个国家里还能让犯人有自己的报刊呢？
    　　报纸第一类是墙报，手写的，第二类是大印数的。两类报刊都拥有一些鞭挞（犯人们的）缺点的无所畏惧的劳改营通讯员，这种自我批评受到领导的鼓励。至于领导自身对这种劳改营自由报刊的重视程度，德米特拉格的第四三四号命令中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极大部分短评没有得到反应。”——报纸还刊登突击工作者的相片。报纸作指示。报纸揭发问题。报纸还阐明阶级敌人的动向——以便给予他们以更沉重的打击（报纸——契卡行动科的优秀合作者！）。一般说，报纸反映着劳改营的生活进程，它对后代子孙是不可估价的证明材料。
    　　举例说，阿尔汉格尔斯克关押所的报纸在一九三一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犯人生活的富足兴旺景象：“痰盂、烟灰缸、桌子上的漆布、无线电广播装置、领袖们的肖像和墙上宣传党的总路线的鲜明标语……——这就是被剥夺自由者所享有的应得果实！”
    　　啊，多么昂贵的果实！这在被剥夺自由者的生活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还是这个报纸在过了半年以后写道：“大家齐心协力、干劲十足地开始工作……生产财务计划完成率提高了……伙食却减少和变坏了。”
    　　咳，这没有关系！这恰恰是没有关系的！后者——是可以纠正的。
    　　这一切都消失到哪里去了呀？……哦，地球上一切美好的和完美的事物寿命多么短促！这种紧张而有朝气的乐观的旋转木马式的教育制度往哪里去了？！而这种教育制度是来自先进学说的基础，它曾许愿说，再过几年我们国内就不会有一个罪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特别有这种感觉）。突然，冰川期到来了（当然是很需要的，完全必要的），——于是，各类创新的柔嫩花瓣纷纷凋落了。突击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消散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劳改营的报纸呢？突击、捐献、认购和星期六义务劳动呢？文化委员会和同志审判会呢？扫盲和职业技术训练班呢？当已经下令把扬声器和领袖们的肖像从隔离区里收拾掉的时候，这又算得了什么！（痰盂也不摆了。）犯人们的生活马上黯然失色了！它马上倒退了几十年，失去了最重要的革命监狱成果！（但是我们毫不反对；党的措施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有艺术性的有诗意的标语形式已经不受重视，标语变得非常简单：完成！超额完成！当然，谁也没有直接禁止美学教育，禁止缪斯飞翔遨游，但它的可能性大大地缩小了。拿沃尔库塔的一个营区为例。九个月的冬天结束了，三个月的凑凑合合、可怜巴巴的夏天已经来临。营区的讨厌而肮脏的外观使文教科长心里疼痛。在这样的条件下罪犯不可能真正地去思考他自己置身于外的我们那个制度的完美。于是，文教科就宣布几个星期回义务劳动。犯人们在空闲时间兴致勃勃地做“花坛”——不是用什么花草，这里什么也不长，而是干脆在毫无生意的小土丘上巧妙地铺砌苔藓、地衣、碎玻璃、卵石、炉渣和碎砖，以代替花卉。然后在这些“花坛”四周设置抹灰泥用的板条做成的栅栏。虽然效果不像高尔基公园里的那样好——但文教科对此也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会说，过两个月一下雨就会把一切都冲掉。冲掉又怎么啦。明年重新再做就是了。
    　　还有，政治谈话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翁日拉格第五独劳点里，从苏霍别兹沃德诺耶来了一名宣讲员（这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了）。下工后把犯人们赶去听讲演。这个同志虽然没有受过中等教育，但能在政治上完全正确地作需要而及时的讲演：“关于希腊爱国者的斗争”。犯人们昏昏欲睡地坐着，一个躲在另一个的背后，毫无一点兴趣。宣讲员讲述爱国者们受到的可怕迫害，讲到希腊妇女们含着泪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讲演结束了，一个从里沃夫来的带点傻气但又颇为狡猾的女犯舍列梅塔站起来问道：“首长公民！请您说：——我们可以给谁写呢？……”这一来，说实在的，已经把讲演的积极影响化为乌有了。
    　　文教科保留下来的改造和教育工作形式有这样一些：在犯人给长官的申请书上注明完成定额情况和他的表现；给各房间分发经过检查的信件；合订报纸共藏起来免得被犯人卷烟抽掉；一年三次举行业余文艺表演；设法给美术家们搞来颜料和画布，以便他们能装饰营区并为长官们的私邸画画。稍稍给行动特派员一点帮助，但这是非正式的。
    　　在此种种以后，无怪充当文教科工作人员的不再是一些主动热情的指导者，而更多的是一些傻头傻脑、死气沉沉的角色。
    　　哦！还有一项重要工作：管理信箱1有时把它们打开，取出信件，重新关上——这是一些漆成褐色的挂在营区内显眼地方的小箱子。箱子上分别写有：“致苏联最高苏维埃”，“致苏联部长会议”，“致内务部长”，“致总检察长”。
    　　请写吧！——我们有言论自由。至于该送到哪里，该送给谁，这由我们来解决吧。这里有专门阅读这些东西的同志。
    　　投进这些箱子里的是些什么呢？赦免申请书？
    　　不仅有这种东西。有时还有告密情（初出茅庐者写的）——文教科自然会分清，它们不是往莫斯科送的，而是该拿到旁边的办公室去的。还有什么呢？没有经验的读者就猜不到了！还有——发明！非常伟大的发明，这种发明应当使现代的整个技术根本改观，至少可以把发明者从劳改营里释放出去。
    　　在普通的正常人中间，发明家（诗人也一样）要比我们猜想到的多得多。在劳改营里他们更是多不胜数。要想法脱身出去呀！发明活动是一种不受子弹和毒打威胁的逃跑形式。
    　　在上下工的时候，在抬担架和挥丁字镐的时候（找不出别的更合式的时间），这些尤拉纳斯女神的侍从们蹙着额头，努力在发明什么足以使政府吃惊和燃起它的贪欲的东西来。
    　　从霍夫林诺劳改营来的列别杰夫是一个无线电报务员。他的发明已经遭到回绝，无需保密了，所以现在向我透露说，他发现了罗盘针在蒜味影响下的偏离效应。由此他发现了用气味调制高频振荡的途径，用这个方法可以实现气味的远距离传输。然而，政府人士不认为这个方案有军事上的好处，不感兴趣。就是说，没能得手。你或者留下来继续受罪，或者再想出点什么更好的名堂来。
    　　有的人，虽然很少见，——突然被带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自己不会解释，不会说出来，免得把事情搞坏，而在劳改营里则谁也猜想不到，为什么正是把他带走了，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的永远消失了，有的过些时候又被送了回来（他现在也不会说，免得被当成笑柄。或者故意放出一层浓厚的烟幕。这是合乎犯人们的性格的：用讲故事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但是，我这个在天堂岛屿呆过的人，曾看到过导管的另一端：发明送去的地方，以及在那里是怎样阅看的。这里我允许自己使这本不愉快的书的耐心读者稍稍开开心。
    　　有一个叫特鲁什里亚科夫的，过去是苏军中尉，在塞瓦斯托波尔受震伤后，被抓去当了俘虏，后来在奥斯威辛呆过，这一切经历使得他的神经似乎有点不正常。他从劳改营里提出的某种设想颇能引起上面的兴趣，因而被送到供犯人工作的科学研究所（即“沙拉什卡”）。在这里他成了真正的发明喷泉，长官们刚否定了他的一项发明——他马上就提出第二项。虽然他没有把任何一项发明搞到计算的程度，但他是那么充满灵感，气度深沉，不苟言笑，眼光富有表情，所以人们不仅不敢怀疑他在搞欺骗，而且我的一个朋友，一位很严肃的工程师坚持说，特鲁什里亚科夫以其思想深度来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牛顿。诚然，我并没有注意他所有的想法，但有一次他接受了研制他本人提出的雷达吸收器的任务，他要求得到高等数学方面的帮助，我被作为数学家派到他那里。特鲁什里亚科夫对任务作了这样的说明：
    　　为了使飞机或坦克不反射雷达波，它应当拥有某种用多层材料（这是什么材料，特鲁什里亚科夫没有告诉我：或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有选定，或是因为这是发明者的主要秘密）做的覆盖物。电磁波在这些层的边界上经过前前后后多次折射和反射，应当失去自己的全部能量。现在我的任务是，虽不知材料的性能，但应当利用几何光学定律和我所能用的任何其他手段来证明一切都将像特鲁什里亚科夫所预言的那样——而且还要选定层次的最佳数！
    　　不言而喻，我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特鲁什里亚科夫也什么都没有做成。我们的创作联盟也就解体了。
    　　不久，我作为图书管理员（我在那里也当过图书管理员），收到特鲁什里亚科夫送来的一份馆际（从列宁图书馆）互借预约单。那上面没有指明作者和书名而写着：
    　　“随便什么关于洲际旅行技术的东西。”
    　　因为当时只是一九四七年，所以列宁图书馆除了儒勒·凡尔纳以外，几乎什么也不能给他提供（关于齐奥尔科夫斯基当时很少想到）。在准备飞向月球的尝试失败后，特鲁什里亚科夫又被扔进了无底深渊——回到了劳改营。
    　　信件还是从劳改营里源源而来。我被派进（这一次是作为翻译）清理从劳改营送来的成堆的发明和专利申请书的工程师班子。之所以需要翻译人员，是因为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许多文件送来时都是用德文写的。
    　　但是，这并不是申请书。而且，也不是自愿写出来的东西。读它们的时候是感到痛心和害臊的。这是一些从德国战俘那里逼取、强求、压榨出来的东西。因为很清楚，总不能把这些德国人在俘虏营里扣留一辈子：就算在战后扣上三年，扣上五年，但最后还得把他们放回老家去。所以应当在这些年内把可能对我们国家有用的东西都从他们那里套出来。至少取得被带到西方占领区去的那些专利的黯淡的影子。
    　　我很容易想象这是怎样搞出来的。命令那些毫不生疑的做事认真的德国人报告：有什么专长，在哪里工作过，担任什么工作。然后，必定是契卡行动第三科挨个儿把所有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叫到办公室去。先是尊敬地（这使德国人受宠若惊）详细询问他们战前在德国做过的工作种类和性质（他们已经开始想，是否将要让他们离开劳改营去做享受优待的工作）。然后从他们取得不泄密的书面具结「凡是verboten（禁止）的事情，德国人是不会做的」。最后对他们提出硬性要求：书面叙述他们生产上的一切值得注意的特点和那里采用的重要技术的新成就。德国人明白了他们在夸耀自己过去的地位时，已落入了怎样的陷阱，但已经晚了1他们现在不能什么也不写——他们受到恐吓说如果这样做就永远不放他们回国（按那些年代的情况来判断，这看来是很可能的）。
    　　深感内疚和压抑的德国人勉强拿笔写了……由于无知的契卡行动人员没有能力深究供述的实质，而只根据页数作评价，才使他们获救并免于供出重要的机密。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则几乎永远也抓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供述或者是矛盾百出的，或者故意笼上一层学术性的迷雾而放过最重要的东西，或者一本正经地去说明那些连我们祖辈都已清楚知道的“新成就”。
    　　但是那些用俄文写的申请书——它们有时奴颜婢膝得令人吃惊！仍然可以想象得出，在劳改营那里，在恩赐的可怜的星期日，这些申请书的作者小心地防备着邻居知道他们写的内容，大概撒谎说是在写赦免申请书。他们的低等智能是否能预见到，阅读他们呈送至高无上君主的字迹工整的报告的，将不是懒惰成性的饱食终目的领导，而是同他们一样的普通犯人。
    　　我们翻阅一份写了十六大页（这是他在文教科央求来的纸）的设计详尽的建议：1．“关于利用红外线警卫犯人隔离区”。2．“关于利用光电管计算通过劳改营门岗的人数”。还附有图纸，狗崽子。还有技术说明。序言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虽然因为犯了罪按五十八条被判长期监禁，但我
    　　在这里也依然忠于自己的亲爱的苏维埃政权，并愿协助
    　　对我周围的凶恶的人民公敌实行可靠的警戒。如果我将
    　　蒙见召而离开劳改营并获得必要的资料，我保证可以建
    　　立起这一套系统。
    　　竟有这样的“政治犯”！这份报告在我们手上传阅时伴随着感叹声和劳改犯式的骂娘声（这里都是自己人）。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坐下来写了如下的评语：该设计方案技术上不合规格……设计方案没有考虑到……没有规定……不赢利……不可靠……结果可能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劳改营的警卫……
    　　犹大，你今天在远方的劳改点上做的是什么梦？我要把一根杆子插进你的喉咙，让你在那里憋死，毒蛇！
    　　这是沃尔库塔寄来的一包文件。作者抱怨说，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而我们的祖国直到现在却还没有。他写道，他在沃尔库塔经常思考这件事，他愿意从铁丝网后面来帮助党和政府。因此他把自己的设计方案标题为
    　　PAH——原子核衰变但这个方案（听熟了的话）由于沃尔库塔劳改营里缺乏技术书籍（好像那里有文艺书籍似的！）他未能加以完成。因此，这个野人请求暂时只要给他寄一本放射性衰变指南来，在此以后他保证很快就能完成自己的PA月设计方案。
    　　我们坐在桌子后面笑得前俯后仰，并且几乎同时做出了一样的两行短诗：
    　　你这个PAH（拉亚）
    　　能搞出个鸡……！
    　　然而，在劳改营里确有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在衰竭和毁灭，但我们亲爱的部领导却并不急于在那里发现他们，给他们找到比较相当的用武之地。
    　　亚历山大·列昂尼多维奇·奇热夫斯基在他的全部劳改期内，一次也没有在“沙拉什卡”里找到一席之地。奇热夫斯基在进劳改营之前在我国也是很不吃香的，因为他把尘世的革命和生物过程同太阳的活动性联系起来。他的整个科学事业是异乎寻常的，研究课题是出乎意外的，容纳不进科学的方便框框中去。当时人们不理解怎样把它们用于军事和工业目的。在他死后，我们现在读到赞扬他的文章；判明了心肌梗塞由于磁暴而增长（十六倍）的现象，作出了感冒流行病的预报，探索了根据血沉曲线早期发现癌症的方法，提出了关于Z——太阳辐射的假说。
    　　苏联宇宙航行之父科罗廖夫虽然被送入过“沙拉什卡”，然而是作为航空学家被送进去的。“沙拉什卡”的领导不允许他从事火箭研究，他就只好在夜里去搞。
    　　（我们不知道，朗道是被送进了“沙拉什卡”还是被运到远方的岛屿上去了——他的肋骨被打断，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德国间谍，但卡皮察出来说情救了他。）
    　　我国的大空气动力学家和博学多才的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从列宁格勒监狱递解出去以后，曾在乌格利奇劳改营当过洗澡房的辅助工。现在他带着服完十年徒刑后仍令人惊奇地保持着的孩子般真挚的笑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在死牢里度过了几个月后，他在劳改营里又害了一场营养不良性腹泻病。在此以后，让他在妇女作业班洗澡时站在洗澡房人口处当守门人（男犯洗澡时另派身强力壮些的，他在那里顶不住）。他的任务是：只放赤身裸体空着手的妇女进洗澡房，要她们把一切东西都交到蒸衣室，特别是乳罩和裤衩，因为卫生科认为这些东西里是虱子的主要藏身之处，而妇女们恰恰不想把这些东西交出去，设法带着它们通过洗澡房。斯特拉霍维奇的外表是这样的：一把大胡子象凯尔文勋爵，前额像悬崖，有普通人的两倍高，简直不能称为前额。妇女们对他又是恳求，又是詈骂，又是生气，又是嘲笑，邀请他到墙角的一堆桦树条帚上去……——这对他都不起作用，他是无情的。那时她们就一致愤恨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阳萎症患者。有一天突然把这个阳萎症患者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多不少——去领导国内第一个涡轮喷气式发动机的设计。
    　　至于那些被听任在一般劳动中毁灭的科学家——我们就不知道了。
    　　关于那些在科学发明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被捕和消灭掉的人（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他还在一九三六年就研制出了长期保存食品的方法）———我们能从哪里得知呢？他们的发明随着发明者的被捕被封存了。
    　　在劳改营的散发着恶臭的缺氧的气氛中，文教科冒着黑烟的灯光，一会儿迸发，闪烁，一会儿只发出隐约可见的微明。但就是这样的灯光，人们还是从各工棚、各作业班走出来，汇集到那里去。有一些人是抱着实际的目的：从书籍或报纸里撕下纸来卷烟抽，搞点纸去写赦免申请书，或者用这里的墨水写点什么东西（在工棚里不能有墨水，就是在这里也是糊起来的：因为可以用墨水来盖假戳子！）。有的是去炫耀一番：瞧，我是有文化的！有的是为了到已经厌烦的本作业班外面去找些新人厮混厮混，说说闲话。有的是去听点东西来给“教父”打小报告。但还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这些疲乏的人为什么不在板铺上躺躺，休息一下酸痛的身子，反而不可解释地被什么东西吸引着到这里来度过晚上短短的半个小时。
    　　到文教科去消遣消遣，不知不觉使心灵稍稍感到一点清爽。虽然到这里来的与现在坐在作业班的“小车厢”上的那些人一样，同样是饥饿的人，但在这里谈论的不是口粮，不是粥，也不是定额。在这里说的不是组成劳改营生活的那些东西，在这上面也就包含着心灵的抗议和头脑的休息。这里说的是某种神话般的往事，那是这些灰溜溜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根本不可能有过的。这里也谈论那些不知何故没有落入监牢的幸运儿在外面过的快乐得难以形容的行动自由的生活。在这里也议论艺术，有时真是令人心醉神迷！
    　　好似在群魔乱舞的大地上，有人画了一个微弱发光和像雾一样飘动的圈子——它眼看着就要熄灭，但在还没有灭掉以前——你的感觉是，在这个圈子里，半小时内你是妖魔力所不及的。
    　　在这里还有人拨弄着吉他。有人轻声唱着歌——完全不是那种允许在舞台上唱的歌子。你心里颤动起来了：生命——还存在！它——还存在！于是，你幸福地环顾四周，你也想向谁表达点什么东西。
    　　不过，说话要留神。听话要当心。瞧！这是廖瓦·格-曼。他既是个发明家（公路交通学院未毕业的学生，打算大大提高发动机的有效系数，搜查时资料被拿走了），又是个演员。，我们与他一起上演过契诃夫的《求婚》。他还是个哲学家，会说这样动听的话：“我不愿关心后代，让他们自己往地里去掏挖吧。我像这样紧紧地抓住生活！”——他现身说法，用指甲紧紧掐进桌子的木头。“相信崇高的思想？——这是打已经断了线的电话。历史是一系列不相连贯的事实。把我的尾巴还给我吧！阿米巴——要比人完美些；它有比较简单的功能。”他的话会使你入神：他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憎恶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陶醉于爱伦堡和亚历山大·格林。他还是个随和的小伙子，在劳改营里不逃避干重活：用长钻凿墙，诚然，这是在保证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任务的作业班里。他的父亲手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狱并死在牢里，但他自己是个普通刑事犯，是因为伪造面包配给证被抓进来的，然而，他耻于带着诈骗罪的条文，竭力向五十八条犯人靠近。靠近啊靠近，但有一次开始举行劳改营内的审判，这么讨人喜欢的、这么使人感兴趣的，“这样抓住生活的”廖瓦·格-曼却作为起诉方面的证人出庭。如果你没有向他讲过多的东西，那就算运气。
    　　如果在劳改营里有怪人（他们总是有的！），那么他们走的路决不会绕过文教科，他们一定要到那里去瞧上一眼。
    　　请看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多瓦图尔——有哪一点不是个怪人？他是彼得堡人，罗马尼亚和法国的血统，古典语文学家，一辈子是个孤孤单单的光棍。像把猫从肉食分拉走一样，也把他从希罗多德和凯撒身边拉走了，并把他关进了劳改营。他的心灵里还充满着没有释读完的文本，他在劳改营里——像在梦里一样。他在这里本来第一个星期就会完蛋，但医生们保护了他，给他安排了令人艳羡的医务统计员的职务，每月还让他给新招来的医士们上两次对他们不无益处的课！在劳改营里——上拉丁文课！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站到小黑板旁——像在美好的大学年代里那样容光焕发！他写下土著们眼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奇怪的动词变位表，他的心由于粉笔移动时发出的吱吱声而跳动起来。他被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好！——但是灾祸也降临到他的头上：劳改营长认为他是个罕见的诚实的人！于是就任命……为面包房主任！劳改营职务中最诱人的一个！面包房主任——就是生命主任！对这个职务，劳改犯们都是心向神往、全力以求的，但得到的人是寥寥无几！而这时候职务从天上掉下来——多瓦图尔却被它压垮了！还没有接管面包房，他整个星期就像被判了死刑似的。他乞求长官烧了他，让他活着，让他继续保持舒畅的精神和拉丁文动词变位法。他得到了赦免：又一个骗子手被任命为面包房主任。
    　　还有这么一个怪人——下工后是文教科的常客，他还能在什么地方呢？他长着一个大脑袋，轮廓粗大，便于化装，从远处看得很清楚。毛茸茸的浓眉特别富有表现力。而样子却总是带着悲剧色彩。他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抑郁地瞧着我们的贫乏的排演。这是卡米尔·列奥波尔多维奇·冈图阿尔。革命初年他从比利时来到彼得格勒创建“新剧院”——未来的剧院。当时谁能预见到这个未来将是个什么样子，导演们将怎样被关进牢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冈图阿尔都是同德国人打了仗的：第一次——在西方，第二次——在东方。现在却以背叛祖国的罪名给他扣上了十年……背叛什么样的祖国？……在什么时候？……
    　　当然罗，文教科属下最露脸的——那就是画家。他们在这里是主人。如果有单独的房间——这是供他们使用的。如果有谁固定地免除一般劳动——那只是他们。在所有的缪斯的侍从者中，只有他们创造着真正的价值——一可以用手去触摸的，可以在住所里挂起来的，可以卖钱的。他们画的画，当然不是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而且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难道从五十八条犯人的脑子里能够产生出好画来吗？他们只不过是把美术明信片上的画临摹成大的复制品——有的划上格子，有的不划格子也可对付。你在泰加林和冻土带的穷乡僻壤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美术商品了，你们只管画，至于挂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知道。甚至如果并不马上中意也无妨。来了一个准军事警卫队的副排长维彼拉依洛，瞧了瞧德乌尔的“胜利者—尼禄”的临摹品；
    　　“这是什么？新郎官骑马？他怎么灰溜溜的？……”还是照样拿走。画家还用颜色画毯子：乘着小艇与天鹅一起漂浮在水面的美人，落日和城堡——这一切都很合军官同志们的胃口。画家也不是傻瓜，他还偷偷地为自己画这样的小毯子，看守拿到外面的市场上卖了钱对半分。需求量是很大的。一般说，画家在劳改营里是可以生活的。
    　　雕塑家——要差一些。雕塑作品对于内务部的干部来说，并不是那么美观的东西，摆设起来不习惯，而且还要占用摆家具的地方，一碰还会打碎。在劳改营里雕塑家的工作很少，通常都是像涅多夫那样兼搞绘画。就这样，巴卡耶夫少校走进来，看见一座母亲的小塑像还会说：
    　　“你怎么搞的，做了个哭鼻子的母亲。在我们国家里母亲是不哭的！”伸手就要砸掉塑像。
    　　沃洛佳·克列姆普涅尔，一个青年作曲家，富裕的律师的儿子，依照劳改营的观念，还是个没有打垮的公子哥儿，他从家里把自己的钢琴运到莫斯科近郊的别斯库德尼克劳改营（群岛上闻所未闻的事件）！运来好像是为了加强群众文化工作，实际上则是为了自己作曲，不过，他随身带着劳改营舞台的钥匙，熄灯后点着蜡烛（电灯已经关了）弹奏。有一次他在这样弹奏，记下自己编的一首新的奏鸣曲，突然被后面的一声吆喝吓了一跳：
    　　“你的音乐有镣铐味！”
    　　克列姆普涅尔跳了起来，一个少校，劳改营长，老契卡人员偷偷摸摸站在墙边，现在他向蜡烛走过来——他的身后拖着一条巨大的黑影。少校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个骗子要写信叫运来钢琴。他走过去，拿起记下的乐谱，一声不吭地、阴沉沉地在蜡烛上烧了起来。
    　　青年作曲家不能不叫起来：“你在做什么呀？”
    　　少校从咬紧的牙齿缝里更加明确地宣布；“送你的音乐到那里去！”
    　　灰烬从纸上掉下来，轻轻落在键盘上。
    　　老契卡人员没有错，这首奏鸣曲真的是描写劳改营的声
    　　如果在劳改营里出现个诗人——允许他做的事情是在讽刺犯人的漫画下写题词和创作顺口溜——也是讥讽违反纪律的犯人的。
    　　诗人也好，作曲家也好，不可能有别的主题。他们不可能为自己的长官做出什么可以触摸到的、有用的、可以拿到手的东西来。
    　　散文作家在劳改营里则根本不可能有，因为他们永远不应当有。
    　　当俄罗斯的散文进了劳改营的时候，一个苏联诗人悟到了这一点。过去了！——没有回来。进去了！——没有浮出来—…·
    　　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规模，关于遇害者的人数，关于他们可能达到的水平——我们永远也作不出判断。关于在起解前赶紧烧掉的笔记本，关于已经写好的片段和那些装在脑袋里并与脑袋一起扔进了冰冻的万人坑里的庞大构思，谁也不会给我们讲了。涛还可以用嘴唇贴着耳朵朗读，还可以记住并把它们或关于它们的记忆传下来，——但是散文一般不会预先讲出来的，它存在下来比较困难，它太庞大，太不灵活，与纸张关系太大，因此很难通过群岛上的种种波折。谁能在劳改营里下决心去写呢？例如A·别林科夫写了——落到了“教父”手里，反弹回来就是加刑。再如M·H·加里宁娜，她根本不是个什么作家，不过在记事本里写下了劳改营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也许将来会对什么人有用”。可是——落到了行动人员手里。她——关进了禁闭室（还算便宜对付过去了）。再如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格一夫，他是个不加看押的犯人，在营区外某地写了四个月的劳改营大事记，可是在危险的时刻把它埋进了地里，自己则从这个地方永远被赶走——大事记就这样留在地里了。在营区里不行，在营区外也不行，在哪里行呢？只有在脑袋里！但诗可以这样写，散文却不行。
    　　我们这些受司历史女神克利俄和司史诗女神卡利俄珀养育的人有多少遭到了毁灭，是无法根据我们几个幸免于难的人用任何外推法计算出来的——因为我们也并没有活下来的概然性（拿我为例来说，我把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从头到尾回忆一遍后，确信我是本应死在群岛上的——或者是为活下来而百般迁就，以至失去了写作的需要。救了我的是一个附带的因素——数学。这个因素怎样能运用在计算当中呢？）。
    　　从三十年代起所有称为我国散文的东西——只是流入地下的湖泊留下的泡沫。这是泡沫，而不是散文，因为它没有反映出这几十年所有主要的东西。优秀的作家们扼杀了自己最优秀的本质，他们置其实于不顾，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全自身和他们的作品。那些不能放弃深度、特点和耿直的作家在这几十年内不可避免地需要把脑袋搬一搬家——大都是通过劳改营，有的则通过在前线的丧失理智的逞勇好强。
    　　一些哲学散文家、历史散文家、抒情散文家、印象派散文家、幽默散文家就这样走入了地府。
    　　然而，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在这种唯一的、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们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性的道路。
    　　我斗胆最概括地来说明一下这个思想。不管世界已经存在了多少时候，迄今为止始终存在着两个不可融合的社会阶层：上层和下层，统治阶层和从属阶层。这种划分像一切划分一样，是粗略的，但是，如果不仅把那些有权、有钱、有名望的高等人，而且还把那些因家庭或因个人努力而受到教育的高等人，一句话，把凡是不需要靠双手去工作的人都算入上层——那么这种划分几乎将是囊括无遗的。
    　　那时我们就可以预期会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以及一般艺术和一般思想）。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描写、思考）上层人，即描绘自身、自己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思考下层人，“小兄弟”。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即描绘自己。
    　　上层人总是有闲、有或多或少的钱，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掌握艺术技巧和严整的思想习惯。——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生活规律：优裕生活会扼杀人在精神上的探索。因为这个缘故，第一个领域包含着许多饱食终日所产生的变态艺术，许多病态的和妄自尊大的．“学派”——不结果实的花朵。只有当那些个人深遭不幸或具有天赋的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代表者进入了这个领域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来。
    　　第四个领域——这就是全世界的民间创作。在这方面闲暇时间是一个分数，它以微分系数的形式分配给单个的人。无名的贡献——不是有意编出来、而是在幸运时刻灵机一动而形成的形象、说法，也是一些微分系数。但创作者却多得不可胜数，这几乎都是一些受压制的满腹牢骚的人。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一年惩年地口头相传，经过了几十万次的淘汰、冲洗和琢磨。我们就这样得到了民间创作的黄金沉积。它不是华而不实的，冷漠无情的，因为在它的作者中没有一个不是备尝艰辛的。属于第四领域的文字创作（“无产阶级的”、“农民的”）——全是萌芽状态的、无经验的、不顺畅的，因为这里总是缺少个人的才能。
    　　第三领域（“自下而上”）的文字也犯有同样的无经验的毛病，但更甚于此者，它受到了嫉妒和仇恨——无结果的、无创造艺术的感情的毒化。它同样犯了革命者经常犯的那种错误：把高等阶级的缺陷都归咎于它本身，而不归咎于整个人类，没有想象到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有效地继承下这些缺陷。——或者相反，失之于奴颜婢膝的崇拜。
    　　第二领域（“从上而下”）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有成果的。它是这样一些人所创造的，他们的善良、追求真理的激情、正义感强于他们的昏睡的安宁生活，他们的艺术是成熟的，高尚的。但是，这个领域有一个缺陷：缺乏准确地理解事物的能力！这些作者同情、怜悯、哭泣、愤懑——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不能确切地理解。他们总是从旁边和从上面来观察，怎么也不为下层人设身处地着想，所以有人即使一只脚已经跨过了篱笆，却不能移过第二只脚去。
    　　可见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自私，以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塞万提斯就是这样在奴役中形成的，阳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在苦役中形成的。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同时进行了这种试验。
    　　把几百万俄国知识分子投入这里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游览参观，而是让他们变成残废，死亡，并且毫无回去的希望。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么多老练的、成熟的、富有文化的人当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这样，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妨碍上层理解下层的一个很重要的、似乎是透明的但以前是不可穿越的壁障—一怜悯——消失了。怜悯曾是往昔的高尚的同情者（一切启蒙作家！）们的推动力——怜悯也迷住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感到内疚，因为他们自己未能分担厄运，由此之故他们认为自己更加责无旁贷，应当大叫大喊去揭发不公平现象，同时却忽略了彻底去观察下层、上层、所有人的天性。
    　　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地失去了这种内疚感：他们完全分担了人民的厄运！俄国的有文化的人只有现在（如果他超脱了本人的痛苦）才能从里面来描写农奴——因为他自己也成了农奴！
    　　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铅笔、纸张、时间和柔软的手指。但是现在看守抖搂他的东西，查验他的消化道的人口和出口，而契卡行动人员则查验他的眼睛。
    　　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但是融合了的经验的代表者却死去了……
    　　前所未有的哲学和文学还在诞生时就这样葬身在群岛的铁壳下了。
    　　在文教科的常客中，为数最多的是业余文娱活动的参加者。这个职能——指导业余文娱活动，仍留给了老朽的文教科，像它年轻时所担负的一样。在个别岛屿上，业余文娱活动的产生和消失好似来潮和退潮，但不是像海潮那样合乎规律的，而是突发性的，出于一些领导上知道而犯人却不知道的原因，也许是文教科长半年一次要在总结报告中写进点什么东西，也许是上面的什么人要来。
    　　在荒僻的劳改点上是这样做的——文教科长（在营区里通常见不到他的影子，老是由犯人担任的教育员代替他转来转去）把手风琴手叫来，对他说：
    　　“听着。搞起个合唱队来！一个月以后就得给我演出。”
    　　“首长公民，我可不识谱呀！”
    　　“你要他妈乐谱有啥用？你拉一首大家都熟的歌，别人跟着唱就行了！”
    　　于是宣布组织班子，有时与戏剧小组一起搞。在什么地方排练呢？文教科的房间派这种用场嫌小，需要宽敞一些，而俱乐部礼堂当然是没有的。一般派作这种用场的是劳改营的食堂——那里永远被烂菜场的蒸气、腐烂的蔬菜和煮熟的鳝鱼的气味熏得恶臭难闻。食堂的一面是厨房，另一面——或者是固定的舞台或者是临时搭的木板台。晚饭后合唱队和戏剧小组就聚集在这里（环境——如A·格-曼画的图中所见。只是画家画的不是本营的业余文娱活动，而是外来的文化宣传队。现在收拾起最后一些碗钵，把最后几个垂死的犯人赶走——就要放进观众来了。读者自己可以看到，那几个农奴女演员们有多少快乐的表情）。
    　　用什么东西招引犯人来参加业余文娱活动呢？在营区里的五百人中，也许有三四个真正的歌唱爱好者——那么合唱队由谁来组成呢？合唱队中的相会对男女混合营区说来就是主要的诱饵！被任命为合唱队指挥的A·苏济觉得奇怪，他的合唱队怎么会那样漫无节制地膨胀起来，以致一支歌也不可能彻底教会——一批批新的参加者纷至沓来，他们一点没有嗓子，从来也没有唱过歌，但都要求参加。拒绝他们，不考虑刚刚苏醒的向往艺术的志趣将会是多么残酷！然而，一排练起来，合唱队员就少得多（原因是：允许业余文娱活动参加者熄灯后两个小时内在区内走动——去参加排练和从排练归来，这两个小时被他们用来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出现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稀罕的；在音乐会正要开始前，把合唱队中唯一的男低音解送出营（解送的事与喜乐会不属同一部门管辖）；文教科长把合唱队指挥（就是那个苏济）叫去说：
    　　“你出了力——我们很赞赏，但是我们不能让你到音乐会上出面，因为五十八条犯人无权指挥合唱队。所以请你给自己培养一个副手：挥挥手——而不是使嗓子，好找。”
    　　对于某些人说来，合唱队和戏剧小组不光是聚会地点——而且还是生活的某种仿制品，或者不是仿制品，而是一种提醒，生活毕竟还存在，一般说——还存在……瞧，从仓库里送来了粮食袋上弄下来的褐色粗纸，发给大家抄写角色台词。传统悠久的剧院工作程序呀！还有角色的分配呢！还有考虑谁将和谁在戏里接吻呢！谁穿什么！怎样化装！看起来将多么有趣！在演出的晚上还可以拿起真正的镜子，看到自己穿着真正的自由人的连衣裙，两颊上还有红晕。
    　　幻想起这一切来是很有趣的，但是，我的天哪——剧本！这是些什么剧本呀！这些专用集子，上面打着“只供古拉格内部使用！”的戳子。为什么——只供？为什么不是除自由人外在古拉格也可使用，而是——只在古拉格……？这意思就是，那里全是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是喂猪的泔水，在外面没人喝它，那就倒到这里吧！这是最愚蠢最平庸的作者给自己的最卑劣最荒唐的剧本找到的出路。谁想要上演契柯夫的轻松喜剧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往哪里去找到这种剧本呢？全村的自由人家里都没有这种东西，劳改营的图书馆里有高尔基的书，但它的好多页被撕下来卷烟抽了。
    　　在克里沃舍科沃劳改营里，文学家H·达维坚科夫凑集了一个戏剧小组。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不平常的小剧本：写拿破仑在莫斯科（大概能够上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布告的水准）！分配了角色，劲头十足地投入了排练——好像，有什么能妨碍演出呢？主角由过去的女教师季娜扮演，她是因留在沦陷区而被捕的。演得很好，导演也很满意。突然，在一次排练时出了乱子：其余的妇女起来反对季娜演主角。事件本身是传统性的，导演本可应付过去。但妇女们叫嚷的是：“角色是爱国的，可是她在占领区跟德国人……！滚开，毒蛇！滚开！德国人的臭……，趁着还没有把你踩烂！”这些妇女是社会亲近分子，也许还有五十八条的，只是没有触犯叛国罪那个分条。是她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行动科教唆她们的？但是身上背着那个条文的导演不能为女演员辩护……于是季娜就大哭着走掉了。
    　　读者将会同情导演？读者会想，戏剧小组陷入了绝境，现在让谁去演女主角呢？哪有时间去教她呢？可是，对于契卡行动科说来，是不存在绝境的！他们能系铃——他们也就会解铃！过了两天，达维坚科夫本人也戴上手铐被带走了：因为企图把什么书写的东西（又是大事记？）传递到区外去，将进行新的侦查和审判。
    　　这是——关于他的劳改营回忆。从另一方面偶然查明，利·科·楚科夫斯卡虹一九三九年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时认识了科里亚·达维坚科夫，他在叶若夫时期结束时被普通法院宣判无罪，而他的同案人对·古米廖夫仍继续坐牢。没有恢复这个年轻人在学院的学籍，而是把他送进了军队。一九四一年在明斯克附近他当了俘虏，从德国的俘虏营中逃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用笔名（为了保护家属）刊印了一本关于自己一九三八年在列宁格勒坐牢情形的书（应当认为，那些年代对苏联盟友的热爱妨碍了英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内容）。后来这个人就被遗忘了，湮没了。但是我们的人没有忘记。他在西方战线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旅作战。战后被劫持回到苏联，判处了枪决，后来改判为二十五年。显然、由于再一次的劳改营内案件，他得到的是枪决，而已经不是改判的刑期（承蒙一九五0年一月的法令给我们恢复了死刑）。在一九五0年五月，达维坚科夫从劳改营监狱里寄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封信。请看从信中摘录的几句话：“把我在这些年代的难以置信的生活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抱着另一个目的：十年内我做了一点事；散文当然已经全部丧失了，诗还留着。我几乎还没有向任何人读过——没有可读的人。我回忆起我们在五角……旁度过的夜晚……我设想这些诗应当落到……你的机智灵巧的手里……请读一读，如果可能，请保存下来。关于未来，如同关于过去一样——无一言可说，一切都完了。”这些诗在利·科那里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我多么熟悉（我自己也这样写过）这种小字——三十来首诗写在一张两面的练习本纸上——小小的地方要放进多少东西去呀！应当想象到生命本目的这种绝望：在劳改营监狱里等待死亡！他把自己最后的无望呼声托付给了“小道”邮局。
    　　我不需要干净的内衣，
    　　请不要把门打开！
    　　我大概真的是，
    　　一只可恶的野兽！
    　　我不知道怎样对待，
    　　怎样把你：
    　　像鸟一样歌唱，像狼一般嗥叫，
    　　怒吼或者狂喊？……
    　　因此，不需要指定什么人去演主角！拿破仑不会再次受到嘲弄，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不会再次受到颂扬j戏根本不会演出。合唱也不搞了。音乐会不开了。这样，业余文娱活动就进入了退潮。晚上在食堂里的集合和幽会终止了。直到下一次来潮。
    　　它就这样像抽风似地活着。
    　　有时，一切都已经排练好，所有的参加者都完整无缺，在音乐会前谁也没有被捕，但是北铁劳改营文教科长波塔波夫少校（科米族人）拿起节目单看到：格林卡的《怀疑》。
    　　“什么——什么？怀疑？不许有任何怀疑！不一不，你们求也没用！”——说着就亲手把它勾掉了。
    　　而我却想要念我心爱的恰茨基“的一段独白——“但法官是谁？”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已习惯念这段独白——而且纯粹是从朗诵的角度去评价它的，我没有发觉它会有讽今的意味，我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事情没有发展到把“但法官是谁？”写上节目单并被他们勾掉的程度——文教科长前来观看排练，听到下面这一句就已经跳了起来：
    　　“他们对自由生活的敌意是毫不妥协的。”
    　　当我念到：
    　　一请向我们指出，祖国的父辈们在什么地方……
    　　莫非是这些明抢暗夺罪行累累的人们？……”
    　　他顿着脚做着手势，要我立即从台上滚下来。
    　　我在少年时代几乎当了演员，只是因为嗓音太弱才没有当成。现今在劳改营里我不时参加演出，力求在这短暂的、不真实的忘怀中恢复一下精神，就近看看被演出激奋的女人的面孔。当我听到古拉格系统里存在着由犯人组成的脱产的专门戏班子——真正的农奴剧院！——就渴望能进这种班子去，借以使自己得到解救并轻松地喘喘气。
    　　在每个省劳改营管理局属下都有农奴剧院，在莫斯科甚至有好几个。最著名的是——内务部上校马穆洛夫的霍夫林诺农奴剧院。马穆洛夫死死钉住不让一个在莫斯科被捕的知名演员从红普列斯尼亚递解监狱漏出去。他的代理人还到其他的速解站去搜索。他就这样在自己手下凑成了一个大话剧班子和初具规模的歌剧团。这是这位地主引以自豪的东西——“我的剧院比邻居的好！”在别斯库德尼科沃劳改营里也有一个剧院，但远逊于此。地主们带着自己的演员彼此往来作客，借以炫耀。在一次演出时，米哈伊尔·格林瓦尔德忘记了用什么调来为女歌手伴奏。马穆洛夫当即给了他十昼夜的冷禁闭室，格林瓦尔德在那里得了病。
    　　在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索利卡姆斯克，在所有的古拉格的大岛屿上，都有这样的农奴剧院。在那里，这些剧院几乎成了城市剧院，差点儿成为模范剧院，它们在城市的剧场里为自由人演出节目。在头几排位子上坐着当地内务机关的大头头和他们的太太，带着又好奇又不屑的神色瞧着自己的奴隶们。押解队员则带着自动步枪坐在幕后的包厢里。演出后，赢得掌声的演员被运回劳改营，犯有过错的，则送进禁闭室。有时连掌声也不让享受一下。在马加丹剧院里，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尼基舍夫中途制止当时颇有名声的歌唱家瓦季姆·科津向听众还礼：“够了，科津，没有什么可点头哈腰的，走！”（科津企图上吊自杀，被人从绳索上救了下来。）
    　　在战后年代有许多知名演员通过了群岛，除利津外，还有：电影演员托卡尔斯卡妮、奥库涅夫斯卡哑、卓娅·费多罗娃。对于鲁斯兰诺娃的被捕入狱，群岛上一度议论纷纷。关于她在哪些递解站上蹲过，被送进了哪个劳改营，传闻互相矛盾。有人担保说，她在科雷马拒绝唱歌，而在洗衣房工作。我不知是否属实。
    　　列宁格勒人的崇拜偶像，男高音歌唱家佩奇科夫斯基战争初期在卢加附近的自己的别墅里陷入了占领区，后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德国人举行过音乐会（他的妻子，钢琴家，当即就在列宁格勒被捕，死于雷宾斯克劳改营）。战后，佩奇科夫斯基因叛国罪得到了十年，被送进伯朝拉铁路劳改营。在那里，长官把他像名人一样养着：住在单独的小房间里，配备两名勤务员，给他的配给口粮中包括黄油、生鸡蛋和热葡萄酒。他常到劳改营长夫人和管理主任夫人处作客吃饭。他在那里演唱，但据说有一次他造了反：“我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契卡人员歌唱的。”——于是就落入了明斯克特种劳改营（刑满后他已经高攀不上列宁格勒以往的那种音乐会了）。
    　　在凑集莫斯科民兵队伍时对著名的钢琴家托皮林也没有留情，让他拿着一支一八六六年的别旦式步枪走进了维亚兹马包围圈产但是，在被俘期间，集中营司令官，一个热爱音乐的德军少校怜悯了他，帮助他取得东部劳工的身份，从而开始了音乐会演出活动。为此，托皮林当然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标准的十年（从劳改营出来以后他没有重新爬起来）。
    　　住在“水兵的安宁”大街、经常到各劳改点演出的莫斯科劳改营管理局歌舞团突然临时调到我们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来了。多好的机会呀！我现在要同他们拉上关系，我现在可以挤到他们那里去了！
    　　哦，多么奇怪的感觉！在劳改营的食堂里观看当了犯人的职业演员的演出！哄笑，微笑，歌唱，白色的连衣裙，黑色的常礼服……但是——他们的刑期多长？他们是按什么条文判刑的？演女主角的是女贼？或是触犯了“大众化”的五十八条的？演男主角的是犯了行贿罪的？或是“八七”犯？普通的演员一般只有一次再现：即再现剧中人，而这里的演员则需要做双重表演，两次再现，先是把自己扮演成自由演员，然后才是扮演剧中人。犯人演员背负着监狱的重压——他意识到他是农奴，首长公民明天就可能因他演得不好或和另一个农奴女演员的关系而把他关禁闭，送到伐木场或发配到万里迢迢的科雷马。除了背着这一个沉重的磨盘，犯人演员还和自由演员一样忍受着另一个重压，那就是硬让一些空洞无物的所谓戏剧和无生命力的思想的机械宣传破坏性地通过自己的肺叶和喉管。
    　　歌舞团的主要女演员尼娜·B是触犯了五十八条一10而被判了五年的。我们很快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熟人——莫斯科文史哲学院艺术学系的教师，教过她也教过我。她没有读完大学，现在还很年轻。她滥用女演员的特权，用化妆品和那些可厌的棉垫肩破坏着自己的外貌，当时在外面所有的妇女都用这种棉垫肩把自己搞得丑陋不堪，而土著妇女却避免了这种遭遇，她们的肩膀只因抬担架而发达起来。
    　　在歌舞团里，尼娜像任何主要演员一样，有一个情人（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但还有一个戏剧艺术上的教父——奥斯瓦尔德·格拉祖诺夫（格拉兹涅克），瓦赫坦戈夫剧院最老的演员之一。他和他的妻子都曾被（也许是自愿被）德国人在伊斯特拉附近的别墅里抓住。三年战争期间他们是在自己的小祖国里加市度过的，在拉脱维亚的剧院里演出。我们的军队来到后，两人都按背叛大祖国的罪名得到了十年。现在两人都在歌舞团里。
    　　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格拉兹涅克年纪大了，跳舞已感到困难。我们只见过她表演过一个对当J戈显得不平常的舞蹈节目，这舞蹈我想称之为印象主义的，但我怕行家们不会同意。她穿着闪着银光的紧领口的深色服装在半明半暗的舞台上跳舞。这个舞蹈给我印象很深。大多数现代舞蹈无非是显露女人的肉体。而她的舞蹈则好似某种神秘精神的显示，某种与她对灵魂不灭的坚定信仰相呼应的东西。
    　　过了几天，像群岛上准备起解时历来所做的那样，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偷偷摸摸地被提走起解了，使她离开了丈夫，不明去向。
    　　这在过去的农奴主身上说来是残忍和野蛮：拆散农奴农庭，把夫妻分开卖掉。因此他们受到了汉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的谴责，遭到了万人的咒骂。而在我们现在，这不是残忍，这不过是一种合理的措施：老太婆抵不上口粮的价值，白占了编制名额。
    　　奥斯瓦尔德在老伴起解的那一天来到了我们的（畸形人的）房间，眼光茫然若失，靠在他那柔弱的养女肩上，好像只有她一个人还支撑着他。他处于半丧失理智的状态中，令人担心他会自杀。他低着头，一言不发。然后逐渐说起话来，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不知为什么建立了两个剧院，为了艺术，他好几年留下妻子一个人过日子。要是能够，他现在真想按另一个样子过这一生……
    　　我栩栩如生地记住了他们的形象：老人把手放在姑娘的后脑上把她贴在自己胸前，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在他的手臂下同情地望着他，竭力克制住不哭出声来。
    　　咳，有什么可说的——老太婆抵不上自己的口粮的价值嘛……
    　　不管我尽了多大努力，我还是没有能够进那个歌舞团。不久，他们离开了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也就不知他们的下落了。一年后，我在布蒂尔卡听到了一个传闻，说他们坐着卡车去作例行的演出时撞了火车。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格拉兹涅克。以我自身而论，我再一次确信，天意是不可测的。我们自己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生中我已经有多少次竭力去争取我并不需要的东西，并为受到挫折而绝望，而这种挫折实际上倒是走运。
    　　我与阿涅奇卡·布列斯拉夫斯卡娅、舒罗奇卡·奥斯特列佐娃和廖瓦·格-曼一起留在卡卢加的默默无闻的业余文艺小组里。在我们被解散赶走以前，我们上演过一些节目。我参加这种业余文娱活动，现在回想起来认为是精神上的软弱，是屈辱。一个小小的中尉米罗诺夫星期日的晚上在莫斯科找不到别的娱乐，可以醉醺醺地来到劳改营里下令：“过十分钟我要看演出！”演员们从被窝里被提了出来，从劳改营的炉子旁拉走（有人在那里心醉神迷地用小锅煮着什么东西）——过一会我们就在灯光通明的舞台上，对着只坐着一个傲慢愚蠢的中尉和三名看守的空旷的大厅，唱歌、跳舞、演戏。

    　　——————

    第十九章　泽克民族

    　　（法恩·法内奇的民族学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如果不会遇到什么障碍，我们打算提出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
    　　在发挥自己的假说时，我们决不愿同“先进学说”发生矛盾。
    　　本篇文字的作者为居住在群岛上的土著部族的神秘性所吸引，到那里作了一次长期的科学旅行，并搜集到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结果我们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群岛上的泽克们构成着一个社会阶级。这是一个为数众多的（几百万的）人们的集团，它对生产有同一的（全体共同的）关系（即：从属的、依附的关系，并且不拥有领导这种生产的任何权利）。它对劳动产品的分配也有同一的、共同的关系（即：没有任何关系，所得到的只是为苟延残喘所必需的微不足道的一份产品）。此外，他们的全部劳动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整个国有经济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光指出这一点，我们的虚荣心已经感到不满足了。
    　　要是能够证明，这些退化的生物（过去无疑曾是人）比之homosaPiens（智人，也许正好是进化论所缺少的一个中间环节。）完全是另一种生物学类型，那才能引起更大的轰动。然而，这些结论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里只能向读者提示一下。请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迫突然地、本不愿意但非如此不可，并且水无返回的希望地加入熊或獾（我们已经不使用那用滥了的狼的比喻）的族类，而他在肉体上果然又经受住了这个转变（谁马上就蹬了腿，当然就算了）——那么，他在过着新的生活的时候，能否在獾中间依然保持着人的体形呢？我想不能，他会变成一只獾：毛会长起来，嘴脸会变尖，他再也不需要吃煮的炸的东西，而完全可以去吃生食了。
    　　要知道，岛上的环境与普通的人类环境截然不同，它残忍地要求人或者立即适应或者慢慢死去——所以对人的性格的搓碾揉捏要比陌生的民族或社会环境彻底得多。这只能与转入动物界的情形相比。
    　　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篇文章去谈。这里我们只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局限的任务：证明泽克们构成一个特殊的单独的民族。
    　　为什么在平常的生活中阶级不变成民族中的民族呢？因为他们在地域上与其他阶级混在一起居住，在街上、商店里、火车上、轮船上、戏院里和公共娱乐场所里和他们相遇，通过声音或通过报刊彼此谈话，交换思想。泽克们则相反，他们完全孤立地居住在自己的岛屿上，他们的生活只是在和自己人之间的交往中度过的（自由人雇主们，他们的大多数连看也看不到，即使看到了，则除了命令和责骂外什么也听不到）。还有一个情况加深了他们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即他们大多数人在死亡以前没有离开这种状态，即挣脱出去进入社会的较高等阶级的明显机会。
    　　我们谁在上中学的时候没有学过斯大林同志所作的家喻户晓的唯一科学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但不是种族的，不是部族的）共同体。群岛的土著完全符合这种种要求！——甚至还要多得多！（斯大林同志的天才意见，即基于血统的种族部族共同性完全不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使我们在作出这个结论时感到特别方便！）
    　　我们的土著占有完全确定的共同的地域（虽然分割为岛屿，但在太平洋里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在那里没有其他的民族居住。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单调得令人吃惊j它全部可以详尽无遗地登录在两页打字纸上（分级伙食标准和对会计室的指示——如何把泽克的虚假工资拨作维持营区、警卫、岛屿领导和国家的费用）。如果把生活方式也包括在经济里，那么它在各岛上是单调到了这样的程度（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以至从一个岛屿调到另一个岛屿的泽克对什么也不会感到新奇，不会提出什么傻问题，而能够在新的地方立即正确无误地行事（“按科学原理安排伙食，按各人的本领去偷”）。他们吃的是地球上再也没有别人吃的食物，穿的是再也没有别人穿的衣服，甚至他们的作息制度对于所有的岛屿都是统一的，并且是每个泽克必须遵守的（有哪个民族志学者能向我们指出所有成员都有统一的作息制度、食物和衣服的另一个民族？）。
    　　文化的共同性在民族的科学定义里应作何理解——那里解释得不充分。我们不能要求犯人有科学与文艺的同一性，理由是他们没有书面语言（几乎所有的岛屿上著民族都是这样的，大多数是由于文化不足，部分泽克则是由于检查太充分）。然而我们却指望在本文中更充分地显示泽克们心理上的共同性、日常行为的一律性、甚至哲学观点的同一性，这是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也是在民族的定义中没有说明的。泽克们的研究者立刻注意到的，正是他们这种鲜明的民族性。他们也有自己的民间创作，自己的英雄形象。最后，把他们紧密地联合起来的还有与语言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而我们只能用“骂娘话”（来自拉丁语mater）这个苍白的术语作些近似描述的文化之一角。这是一种甚至比全部其余语言更为重要的表达感情的特殊方式，因为它使泽克们可以用那种比普通语言手段更为带劲更为简明的方式彼此进行交往。泽克们经常的心理状态正是在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骂娘话中得到最好的放松，并给自己找到最恰当的表达。因此，整个其余的语言似乎退居于第二位了。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从科雷马到摩尔达维亚的用语上的奇异的相似以及同一的语言逻辑。
    　　群岛上著的语言，就像任何一种外国语一样，外人不专门学就不能理解（举例说，像下面这样一些话读者能理解吗：
    　　——剥下破片子！
    　　——我再咔嚓咔嚓！
    　　——给个光（关于某事）。
    　　——从灯笼里掏！
    　　——公鸡找公鸡，虾米靠边！
    　　上面讲的这一切使我们敢于肯定，群岛上著的状态是一种特殊的民族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的先前的民族属性就会逐渐消失。
    　　我们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反对意见。有人会对我们说：可是，一族人如果不是由生儿育女的普通方式来得到补充的话，那么它还算个民族吗？（顺便说说，在唯一科学的民族定义中并没有提出这个条件！）我们回答：不错，它是通过被捕入狱的机械方式来充实的（而它却怪癖地把自己的亲生子女交给邻居民族）。然而，小鸡不是也在人工孵化室里孵育——一而我们并不因此不认为它们是鸡，不是照样吃它们的肉吗？
    　　但是，如果说在泽克如何开始生存这一点上还发生某种怀疑的话，那么在他们如何终止生存这一点上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他们像大家一样死亡，只是密得多，早得多。他们的葬礼是阴森的、吝啬的、残酷的。
    　　关于泽克这个术语本身说两句话。在一九三四年以前，官方的术语是被剥夺自由分子。但是，从一九三四年起，就改用“犯人”这个术语（我们可以回想起，当时群岛已开始硬化，甚至官方的语言都要适应新的情况，它不能忍受在土著的定义中有比监狱更多的自由）。缩写为；单数——3／K（犯人），多数——3／K3／K（犯人们）。土著的监护人们就经常这样念，大家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然而，官方产生的这个词，不仅不能变格，甚至不能变数。它是死板的和无知识的时代的当之无愧的产儿。有头脑的土著们的活跃的耳朵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在不同的岛上，在不同的地方，为了取笑，把对自己的称呼改为五花八门的说法：有一些地方说成是“扎哈尔·库兹米奇”或（诺里尔斯克）“北极共青团员”，“在另一些地方（卡累利阿）较多称为“扎克”（这在词源学上最准确），有的（英塔）则称为“兹克”。我曾经听到过叫“泽克”的。在所有这些场合，变得有生气的词开始变格，变数。（沙拉莫夫则坚持说，在科雷马日常讲话里仍然一成不变地保持着“3e一任a”的念法。可怜科雷马人的耳朵由于寒冷而僵硬了
    　　群岛的气候——永远是极地气候，甚至偶尔有个什么岛屿混进了南边海洋。那上面的气候也照样是北极的。群岛的气候——十二个月的冬天，其余才是夏天。空气本身是蜇人的，刺人的，这不仅是由于寒冷，不仅是由于自然条件。
    　　泽克们甚至在夏天也穿着灰色的软铠甲——棉背心。这与男人们全都剃光的脑袋合在一起，使他们具有外表上的同一性：严峻无个性。但只要你对他们稍加观察，你还会对他们脸上表情的共同性感到吃惊——永远存着戒心的、冷淡的、不怀任何好意的，很容易转为狠心甚至残忍。他们脸部的表情是这样的，好像它们是用这种铜褐色的（泽克显然是属于印第安人种）、粗糙的、几乎已经不是人体的材料做成的，以便能够经常顶风而行，每一步都要防着左右两面受咬。你还会察觉，在行动、劳动和斗争中，他们的肩膀总是耸起的，胸膛准备着接受顶撞，但只要泽克没有事干、只身独处或正在思考——他的脖子就不再能承受脑袋的重量，肩背马上就显出不可回复的佝偻状，甚至好像生来就是这种样子的。他那双空着的手所采取的最自然的姿势是。走路时勾着反背在后面，手腕搭在一起，坐着时就直挺挺地下垂着。当他向你——一个自由人因而可能是个长官——走近时，他也是那种拱肩缩背、灰心丧气的姿态。他将竭力不直望着你的眼睛，而瞧着地，但如果不得不看你，他的迟钝的无意义的目光将使你吃惊，虽然那是表示努力执行你的命令的（然而你不要相信他，他根本不会执行）。如果你让他脱下帽子（或者他自己想到了）——他那剃光的满是疙瘩、坑坑洼洼、显然退化型的不对称的脑壳，将使你感到人种学上的厌恶。
    　　他同你说起话来是三言两语的，不带表情，单调呆板，他如果需要向你请求什么，那就装出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偷听到土著们彼此谈话，你大概会永远记住这种特殊的说话方式——咄咄逼人、恶意嘲笑、唐突鲁莽，永远不会是推心置腹的。这种说话方式在土著们身上已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当一个土著男人和一个土著女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然而这是岛上法律严格禁止的），也不能设想他会摆脱掉这种说话方式。大概也会对她同样用逼迫命令的方式说话，怎样也不能想象出一个说话温柔的泽克。但也不能不承认泽克的话是很有劲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它没有任何过剩的用语，没有如“对不起”、“请”、“如果您不反对”之类的插入语，也没有多余的代词和感叹词。泽克的话是直冲目标的，像他自己顶着北极风朝前闯一样。他说话似乎是在扇对方的耳光，拿词句当拳头使。像一个有经验的拳击家力求第一拳打击就要把对手打倒一样，泽克也力求第一句话就使对话人不知所措，使他哑口无言，甚至迫使他声音嘶哑。给自己回敬过来的问题，他当即毫不含糊地顶回去。
    　　这种令人反感的作风，甚至今天读者还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碰到。举例说，你站在电车站上等车，旁边站着的人在大风中把大团烫热的烟灰抖到你新做的大衣上，有烧着衣服的危险。你用意相当明显地抖落了一次，但他还是继续在抖。你对他说：
    　　“喂，同志，你抽烟还是当心点，好吗？……”
    　　他不但没有表示歉意，抽烟也没有留点神，而是简短地朝你吠叫一声：
    　　“你没有保过险吗？”
    　　当你还在找词回答的时候（因为你不知如何应付），他已经在你之前跳上了电车。这很像群岛土著的作风。一除了直接的、词里套词的骂人话外，看来泽克们还有一套使旁人的任何合理干预和说理都免开尊口的现成说法。例如有这样的说法：
    　　“别扎我，我跟你信的不是一个神！”或如：
    　　“没有（揍）你——别躺下！”（在方括号里我们放上了和另一个骂人的字儿语音上相近的字，句中第二个动词与这个骂人字儿联系起来就会获得很不体面的意味。）
    　　这类骂人话从土著女人嘴里说出来特别难以招架，因为正是她们对基于色情的比喻的使用特别自如。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道德上的框框不容许我们再举这种例子来为这部调查报告增添色彩。我们只敢再举一个事例来说明泽克的这种利口巧舌。一个叫格利克的土著从普通的岛上被运到一个特殊的岛去，运到一个秘密的科学研究所去（某些土著天资很高，甚至达到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水平），但是，出于某些个人想法，新的优待地位不中他的心意，他想回到原来的岛去。一个由肩章上有着几颗大金星星的人物组成的很有权威的委员会召见了他。他们向他宣布：
    　　“你是个无线电通讯工程师，我们想用你……”这个人不让他们说出“去做专业工作”这句话，就猛地向前凑过去：
    　　“用我？你们是要我——撅院？”于是就伸手去解裤带扣，做了个好像要摆出适当姿势的动作。自然，委员会目瞪口呆了，所以任何商量、劝说都没有进行。格利克当即就被打发走了。
    　　饶有兴趣的是，群岛的土著们自己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引起了人种学和民族学方面的极大兴趣，他们甚至以此自夸，这好似增加他们本人在自己眼里的身价。在他们中间流行着并且经常讲述着一则传奇式的笑话，说某个民族学教授，显然是我们的先驱者，毕生研究泽克的品种，写了厚厚的两大本著作，在书里，他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囚犯——是好吃、懒做和狡猾的（讲到这里，讲述者和听众都满意地笑起来了，好像从一分来欣赏自己）。但是，据说在此后不久，教授本人也被抓进去了（很不愉快的结局，但在我们国家里是不抓无辜之人的，谅必总有点什么吧），推推撞撞经过了几个递解站，在一般劳动中被拖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教授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也懂得囚犯实际上是——响亮、精巧和透明的（鉴定很中肯，而且还有点称赞味道。大家又大笑起来）。
    　　我们已经说过，泽克没有自己的书面语言。但是，在老岛民的个人范例的基础上、在口头传说和民间创作中，制定出了泽克正当行为的整套法典，以及对待工作、对待雇主、对待周围的人和自己的基本训条并传授给新来的泽克。铭刻和体现在土著的道德结构上的这整套法典，提供给我们称之为泽克的民族类型的东西。这种属性的印记永远深深地打在一个人的身上。过许多年以后，如果他已在群岛之外，你在这个人身上首先看到的是泽克，然后才是俄国人、勒勒人或者波兰人。
    　　在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力求逐一对构成泽克的民族性、生活心理学和标准伦理学的东西进行整体的观察。
    　　对待官家劳动的态度。泽克们有个绝对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劳动的功能就是要吸干他们的全部生命，这表明，他们的主要生路是：劳动时不可全力以赴。泽克们很清楚：劳动是做不完的（永远不要追求快点做完好坐下来歇歇：你刚一坐下，马上就会给你另一项活儿入活儿专爱傻瓜
    　　但怎么办呢？公开拒绝干活？万万不能！——你会在禁闭室里烂掉，饿死。去上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那里，在工作日，不要出大力，而要“泡蘑菇”，不要卖老命；而要磨洋工，瞎对付（就是说，等于不干）。土著决不公开地、断然地拒绝执行任何一个命令——那样他就完蛋。但他会软磨硬泡。“软磨硬泡”是群岛的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和说法，这是犯人们的主要救命方法和成就（后来也被自由的苦力们广泛地接受下来）。泽克细心倾听向他发出的一切命令，并且频频点头表示遵从。于是……他走去执行命令。但是……他并不执行！甚至往往连头也没开。这有时会使意志坚强的不知疲劳的生产指挥者陷于绝望境地！这时自然产生了往他脸上或后脖颈上给一拳的愿望，这个衣衫褴楼褛的愚蠢的无思想的动物——我不是用俄国话向他解释得明明白白的吗！……多么冥顽不灵呀？（这就说到点子上了：土著们对俄语的理解很差，我们的一系列现代观念——例如，“工人的荣誉”、“自觉纪律”——在他们的贫乏的语言里甚至没有对等词。）但是，只要长官第二次闯过来——泽克马上就会在责骂声下俯首贴耳地弯下腰，并开始执行命令。等到雇主怒火稍消，继续去干自己的刻不容缓的大量领导事务——泽克在他的背后马上坐了下来，把活扔在一旁（如果作业班长的拳头没有悬在他的头上，如果没有今天就要取消他的配给口粮的危险，如果没有折抵刑期的诱饵）。我们，正常的人甚至难以理解这种心理，但它就是这样的。
    　　冥顽不灵？完全相反，这是适应于客观条件的高度的机灵。他有什么打算？要知道工作不会自己完成，要是长官再一次走过来——不是更糟吗？他是这样打算的：长官今天多半不会第三次走过来了。可是你得想办法活到明天。今天晚上这个犯人就可能被解走，调进另一个作业班，或者送进医院，或者关进禁闭室去——那时他所完成的工作不就会算到别人的帐上了吗？明天这个作业班里的这个犯人可能被调去做另外的工作。或者长官将自己下令取消，认为这项工作不需要做或者根本不应当这样做。由于看到许多这类的事件，泽克们牢牢地掌握了一条规律：可以明天做的，今天就不做。用泽克的语言说就是：哪儿坐下，哪儿起来。他担心消耗掉可以不必消耗的一卡路里热量（土著们有关于卡路里的概念，并且很流行）。泽克们彼此间就公然不讳地说：谁拉车，谁挨赶（意思就是，谁不拉车，也就随他的便）。总的说来，犯人干活只不过且很日子。
    　　但在这一点上，科学上的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议论过程中的某种弱点。首先是因为，“谁拉车，谁挨赶”这个劳动营的常规同时也是俄国的老谚语。我们在达里的著作中，还可找到另一种纯粹泽克的说法：“混一天算一天。”试样的符合引起我们思潮起伏；借用论？主题游走论？神话学派？——我们继续进行这种危险的对比时，发现在农奴制下形成并在十九世纪初已经固定下来的俄国谚语中还有这样一些：
    　　——不要干活，也不要逃活。（惊人！这可不就是劳改营的
    　　“软磨硬泡”的原则！）
    　　——老天保佑样样会干，可别样样都干。
    　　——老爷的活儿干不完。
    　　——卖力的马活不久。
    　　——给你一块面包，让你磨一礼拜的面（很像犯人的反动理
    　　论，说甚至高额的口粮也补偿不了劳动消耗）。
    　　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经过了解放农奴的改革、启蒙运动、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种种光辉里程，叶卡捷琳娜农奴制下的庄稼人和斯大林的泽克，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互相握起又黑又粗的手来了？……这不可能！
    　　我们的炫耀博学到此为止，现在言归正传。
    　　从泽克对待劳动的态度也就产生出他对持长官的态度。表面上看，他对长官是很听话的；例如，泽克的一条“戒律”是：不要伸脖子！——就是说永远也不要同长官抬杠。表面上看他很怕他，当长官责骂他或者即使站在他旁边的时候，他总是低头哈腰。实际上这里有着简单的打算：避免多余受罚。实际上泽克完全瞧不起自己的长官——劳改营的长官也好，生产上的长官也好。但这是暗中瞧不起，不公开说出来，免得遭殃。每当宣布了什么事情、挨训和受申斥之后，成群结队地散开的时候；泽克们彼此间马上低声窃笑：你会说，咱会忘！犯人们内心里认为，无论在文化程度上、在掌握劳动专业上以及在对生活问题的一般理解上，他们都比自己的长官高明。不得不承认，事实也往往如此，但是泽克们在自己的骄傲自满中却忽略了一个情况，即群岛的行政当局比之土著们在世界观方面毕竟具有固定的优越性。所以犯人们认为对长官“我想怎么摆布就能怎么摆布”，或者“在这里我就是法律”这种天真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然而，这一点却给了我们在土著身份和旧农奴制之间划一条区分线的幸运的机会。庄稼人不喜欢地主老爷，常常嘲笑他，但却惯于在他身上感觉到有某种高贵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萨维利伊奇们和费尔斯们都是一些忠心耿耿的奴隶。可是这种精神奴役已经彻底结束了。在几千万名犯人中不能设想会有一个是真心诚意地崇拜自己长官的。
    　　泽克有别于你我之辈，有别于读者，有别于我国同胞们的一个重要民族特点就是。泽克不追求受表扬、得奖状和上光荣榜（如果它们不是直接同增发几个包子有关的话）。一切在外面称之为劳动光荣的东西，泽克出于迟钝，认为只不过是一声空炮。这就使他们更加不必依赖于自己的监护人，不必去讨好逢迎。
    　　一般说来，泽克衡量价值的整个标尺是倒过来的，但是，我们对这点不必大惊小怪，如果我们回想起，野蛮人总是这样做的：他们拿一条肥猪去换一面小镜子，拿一筐椰子去换几颗不值钱的玻璃珠。读者你我所珍视的东西——思想价值、牺牲精神和为未来而无私劳动的愿望——泽克们不仅没有，甚而看得一钱不值。只说下面一点就够了，泽克们是完全没有爱国感情的，他们完全不爱自己本土的岛屿。我们只须回想一下他们的一首民歌的歌词就知道了：
    　　你这科雷马真该诅咒！
    　　毒蛇们发明了这个星球！……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经常采取远走高飞去寻求幸福的冒险行动，俗话叫逃跑。
    　　泽克们看得高于一切并置于首要地位的，就是所谓口粮——这是一块掺有杂物的黑面包，烤得极坏，你我是不会吃它的。这份口粮越大越重，他们就认为越宝贵。凡是看见过泽克们如何猛扑向自己的早晨的口粮，差点连手指头都要一块啃掉的情景的人——事后很难撇开这种违背美学的回忆。他们置于第二位的是马合烟或家种自制的烟叶，并且它的交换比值任意得出奇，毫不考虑交换物中所含有的社会有效劳动量。更其怪诞的是，马合烟在他们那里好似是一种通用货币（群岛上没有货币制度）。占第三位的是烂菜汤（依照土著的习俗，这种岛上特制的汤是没有油、肉、米粒和蔬菜的）。大概，就连那穿着崭新发亮的制服、拿着武器齐步行进的近卫军人的阅兵队伍，都不会像犯人晚上一队队地走进食堂去领取烂菜场的情景那样给观众以如此吓人的印象：这些剃光的脑袋，塌瘪的帽子，系着绳子的破衣烂衫，恶狠狠的歪斜的脸（靠喝烂菜汤他们哪儿来的这一身筋腱和力量？）——还有二十五双皮鞋、麻绳鞋和树皮鞋——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好长官，给口粮吧！跟我们不在一个教门的，靠边站！在这一时刻，争夺食物之前的二十五张脸向你明显地展现出泽克的民族性。
    　　我们注意到，在谈论泽克这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不知为什么几乎不能想象有个性、个人和人名。但这不是我们方法上的毛病，这是这个奇怪的民族所过的那种群居生活制度的反映，这个民族已经放弃了其他民族那么习以为常的家庭生活和传宗接代的传统（他们确信，他们的民族将通过别的途径得到补充）。在群岛上，很具有特色的正是这种集体生活方式——不知是原始社会的遗产，或者已经是未来的曙光。大概是未来的曙光吧。
    　　泽克们的下一个价值是——睡眠。正常的人只能感到奇怪，泽克怎能睡得那么多，并且是在多么不同的情况下。不用说，他们是不知有失眠的，他们不服安眠药，每夜都是一觉到天亮。如果碰上一天不出工，那就整个白天也都睡大觉。确实查明，等着在担架上装料时，他们来得及蹲在空担架旁睡上一觉；他们会在派工时叉开双脚睡着；甚至在押解下排着队去上工时他们也会睡着，但不是大家都会：有的人在这种场合就跌倒而醒过来。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在睡梦中刑期会过得快些。还有这种说法：黑夜是为了睡觉的，白天是为了休息的。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描写跺着脚领取“合法的”（如他们所说）烂菜汤的一队泽克的形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泽克的一个主要民族特点的表现——生活上的坚决性（这同他们常常朦胧入睡的倾向是不相抵触的。他们的所以好睡，正是为了在醒时有力量去坚决行动！）。这种坚决也包括字面上、体力上的含意，在达到目标（食物、暖和的炉子、烘干室、避雨的地方）之前的终点线上，泽克在拥挤的人群里会毫不客气地用肩膀往邻人的腰上顶去；两个泽克去拍一段原木——他们两个必定都往木梢那端走去，好让自己的搭档摊上基部。还有比较广泛的坚决性——占据较有利的生活地位方面的坚决性。在岛上的严酷条件下（那么接近于动物界的条件，以致我们可以正确无误地把达尔文的struggleforlife原理应用到这里来），争夺地位的成功或失败，往往关系着生命本身——所以在损害他人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土著们是不知有约束性的伦理原则的。他们公然这样说：良心？留在个人档案里了。在采取重要的生活问题决定的时候，他们遵循的是群岛的一个著名规则：与其受罪，不如去当母狗。
    　　但是，坚决性必须伴随着生活上的灵敏性，困难中能随机应变，才能取得成效。犯人每天都应当在最简单和微小的事情上为了保全自己的一件可怜的破烂东西：一个压弯的饭盒，一块发臭的破布，一个木匙子，一根缝衣针——表现出这种素质。然而在争夺岛上等级制里的重要地位的斗争中，随机应变也应当是较高级的、精致的、有计谋的骗术。为了不使我们的研究作品累赘——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某个泽克当上了总务大院工业车间主任的重要职位。一些生产项目他的车间搞得不错，另一些不行，但他的地位的是否牢固并不取决于业务搞的好坏，而靠他平时摆出的派头。内务部军官们到他那里去，看到他的写字桌上摆着一些粘土做的圆锥形的东西。便问“你这些东西是什么？”——“泽格尔锥体。”——“干什么用？”——“测定炉内温度。”——“哦一哦一哦。”——长官怀着敬意拖长声音说，心想，是啊，我安排了个好工程师。然而，根据这些圆锥体的熔化程度什么温度也测定不出来，因为它们不仅不是用标准粘土做的，而且不知是用什么上做的。圆锥体看惯了，主任的桌上又出现了新玩意儿——没有一个透镜的光学仪器（在群岛上哪里能搞到透镜？）。于是大家又感到惊奇了。
    　　泽克的脑瓜子就应当经常去钻研这种旁门左道。
    　　根据具体情况并通过不断揣摸对手的心理，泽克在行动上应表现出灵活性——从使用拳头或嗓门的粗暴行动直到最细腻的装假，从完全不知廉耻直到神圣地信守诺言，尽管是背地里做出的似乎完全不必信守的诺言（所以为什么所有的犯人都神圣地忠于秘密收受贿赂后所承担的义务，并且在完成私人定货上非常耐心和认真。当你观看一件精雕细琢的岛上手工制品——类似的制品我们可以在奥斯坦金带农奴艺术博物馆里看到——有时真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些用根小撅子支上就向领班交工、随后倒了也不管的手做出来的）。
    　　这种行动的灵活性也在泽克的一项著名规则上反映出来：学就拿，打就逃。
    　　对于古拉格的岛民说来，生活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的善于遮掩。他们的性格和意图隐藏得那么深，以致一个还不习惯的初出茅庐的雇主起先会觉得泽克像草一样可以因风吹脚踩而弯曲的严（只是后来他才叫苦不迭地确信岛民的狡猾和不真诚。）善于遮掩几乎是泽克这个部族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泽克应当把自己的意图、自己的行为掩盖起来，不让雇主、看守和作业班长知道，也不让所谓“眼线”知道。他应当把自己的得手事情隐瞒起来，免得被别人抢走。各种计划、打算、希望——不管是他正在准备的事关重大的“逃跑”或者是想在什么地方拣点刨屑来当垫褥，一概都应当隐瞒。在泽克的生活中历来如此，开诚布公——那就意味着失掉……一个我请他抽马合烟的土著向我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把它译成俄语）：你坦白告诉别人，什么地方睡得暖和，什么地方领班找不到——于是大家都往那里钻，领班也就会嗅出来。你坦白告诉别人，你通过一个自由雇员寄出了一封信，大家全都会把信交给这个自由人，他也就会和那些信件一起被逮住。如果保管员答应你把破衬衫换一件——在没有换到手以前别说，换到了——也别说：这样就不会牵累他，对自己也会有好处严日子久了，泽克已经习惯于把一切都隐瞒起来，他这样做甚至都不需花什么力量去克制自己：他失去了同别人谈心的这种人的自然愿望（也许应当承认，这种不坦率待人好似对事物的普遍的不公开进程的保护反应？因为有关他命运的消息人们也总是用一切办法隐瞒起来不让他知道）。
    　　泽克的善于遮掩来源于他的全面的不信任：他对周围的任何人都不相信。样子像大公无私的行为特别会引起他强烈的疑心。泰加林的法则——这就是他对人们之间关系的“无上命令”的表述（在群岛上确有大片泰加林带）。
    　　最充分地兼备并表现出这些部族素质（生活上的坚决性、无怜悯、见机行事、善于遮掩和不信任）的土著，自称并且也被称为“古拉格之子”。这在他们那里好似一种荣誉公民的称号，这种称号当然要经过长年累月的岛上生活才能获得的。
    　　古拉格之子认为自己是莫测高深的，相反，他自己却能把周围的人看得很透，如俗话所说，入木三分。也许这是真的，但是马上就可以发现，甚至最有洞察力的泽克也是见识不完整的，眼光短浅的。一个普通的泽克，甚至古拉格之子，对于与他相近的行为能作出清醒的判断，并且能够准确地盘算自己在最近几小时之内的行动，但他却既不能抽象地思考，也不能概括一般性质的现象，甚至不能谈论未来。在他们的语法上，未来时态是很少用的：甚至对于明天也带着假定色彩来应用，对于已经开始的一星期内的日子，用起来就更加谨慎。你永远也听不到泽克嘴里说出这样的句子来：“来春我将……”因为大家知道；还需要度过冬天，而命运在任何一天都可能把你从一个岛屿抛到另一个岛屿上去。真的是：我的一天——就是我的一辈子。
    　　古拉格之子就是所谓泽克戒律的主要体现者。在不同的岛屿上，这种戒律的数量多寡不等，它们的表述方式也不尽相符，如果对它们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那将是一项单独的事趣的研究工作。这些戒律与基督教义毫无共同之处（泽克——不仅是无神论的民族，而且在他们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对于崇高的实体，他们总是急于去嘲笑和贬损。这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但是，正如古拉格之子要人们相信的那样，照他们的戒律去生活，在群岛上是不会遭殃的。
    　　有这样的戒律：勿敲（这怎样理解？显然是为了不发出多余的声响吧。）；”别舔钵子，就是说，不要堕落到喝泔水的地步，这样做，他们认为就是迅速和急转直下的灭亡。“不要拣垃圾吃”以及其他等等。
    　　有一条戒律很有趣：不要把鼻子伸到别人的锅里去！我们真想说，这是土著思想的高度成就：须知这是反面自由的原则，这好像是翻过来的“我的住宅就是我的城堡”，甚至比它还高，因为说的不是自己的锅，而是别人的（但自己的当然不言而喻）。我们知道土著们的条件，对“锅”应当作广泛的理解：不仅理解为熏黑的拱形器血，甚至不是锅里盛着的不吸引人的具体的羹汤，而且包括获取食物的一切方式，生存斗争的一切手段，甚至还要广泛些：理解为泽克的灵魂。总之一句话，让我像我所愿意的那样生活，你自己也像你所愿意的那样生活——这就是这个原则的意思。铁石心肠的古拉格之子以这条戒律做出了不因无谓的好奇心而使用自己的力量和坚决性的保证（但同时也使自己解除了任何道德上的义务：‘即便你在我身旁倒毙——我也不当一回事。残酷的法则，但比之岛上的生番——盗贼们的法则：“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毕竟要人道得多。野蛮的盗贼对邻人决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促使他死得快些，为了使自己死得近些，有时是观赏他的死亡过程以便得到开心或满足好奇）。
    　　最后，有一条综合性的戒律：不要相信，不要害怕，不要乞求。在这条戒律里，非常清楚地甚至雕塑般地体现了泽克的共同民族性格。
    　　如果一个（狱外的）民族整个浸透着这种高傲的戒律，这个民族怎样管理呢？……想想都觉得可怕。
    　　这条戒律使我们放下对泽克生活行为的研究，转而去分析他们的心理实质。
    　　我们在古拉格之子身上马上察觉到的并且后来越来越经常地观察到的最初一种气质是：精神上的稳健性，即心理上的稳定性。这里令人感到兴趣的是犯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一般哲学观点。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毕生以他们身为英国人或法国人而自豪，泽克则与他们不同，完全不以自己的民族属性而自豪，相反，他把这理解为一种严酷的考验，但是他想不失尊严地通过这种考验。泽克们甚至有这样一则出色的神话：似乎某地有一扇“群岛之门”（堪与古希腊的赫尔克里斯的柱塔相比），在门的正面似乎为进来的人写有：“别丧气！”背面则为出去的人写有：“别太高兴！”泽克们还补充说，主要的是，这些题词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傻瓜是看不见的。这则神话往往表现为一条简单的生活规则：来者匆愁，去者勿喜。犯人对群岛的生活和群岛毗邻地带生活的看法，正是应当通过这个线索去领会。这种哲学正是泽克的心理稳定性的源泉。不管他所遭逢的境况多么阴暗。他总是皱起自己那粗糙的饱经风霜的脸上的眉头说，他们不会把我降到比矿井更深的地方去了！或者互相安慰说：还有更糟的哩！真的，在饥寒交迫、心灰意懒的深重苦难中，这个“还有更糟的哩”的信念，明显地支持着他们，并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
    　　泽克总是作坏的精神准备，他就是这样活着，经常期待着命运的打击和妖魔的咬螫。相反，任何暂时的缓和。他都看成是当局的失察和错误。在这种经常期待灾难的状态中，也就逐渐养成着泽克的严峻的心灵，对自己的命运满不在乎。对别人的命运毫不怜悯的心灵。
    　　偏高平衡状态的情形，无论偏离到光明方面，还是偏离到黑暗方面，无论偏离到绝望方面，还是偏离到喜悦方面，在泽克身上都是很少见的。
    　　塔拉斯·谢甫琴科（还在史前时代曾在岛上稍作逗留）成功地表达了这种情形：“我现在几乎既没有忧愁，也没有欢乐。然而却有一种达到鱼类的冷血状态的精神上的平静。难道经常的不幸能使一个人这么脱胎换骨吗？”（致列宾娜的信。）
    　　正是。正是能够的。稳定的冷漠状态，对于泽克说来，是一种必要的防护，以便能够熬过岛上阴暗生活的漫长岁月。如果在群岛的第一年他不能达到这种黯淡无光的状态，那他通常就会死亡。达到了这种状态——他就能活下来。一句话：只要不死掉——准能变老油条。
    　　泽克一切感觉都变迟钝了，神经被截断了。他对自己的痛苦、甚而对部族的监护人加给他的惩罚、乃至几乎对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变得无动于衷，对周围人的不幸也不抱精神上的同情。什么人的呼痛或女人的眼泪几乎不能使他转过头来——反应迟钝到这个地步。泽克们对新来的缺乏经验的人，往往表现得冷酷无情，嘲笑他们的失策和不幸——但不要因此而严厉地谴责他们：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只不过是他们的同情心已经萎缩了，只有事情的可笑一面才是他们能看得到的东西。
    　　泽克中最流行的世界观是宿命论。这是他们的普遍的深刻特点。其原因在于他们的不自由的处境、对他们最近时期可能的遭遇一无所知以及实际上无能影响事件的进程。这种宿命论对泽克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这使他能得到精神上的稳定。古拉格之子认为，最平安的途径是——听天由命。未来——这是装在口袋里的猫，既然弄不清它是怎么回事，也不能想象在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况下你会碰到什么事情，所以不应过分顽强地去争取什么或者过分执拗地拒绝什么——不管是把你转到另一个工棚或作业班去，还是调到另一个劳改点去。也许这是好转，也许是逆转，但不管怎样，你总可以免于自怨自艾：就让你的处境变得更糟吧，但这不是你亲手造成的，这样你就能保持可贵的泰然自若感，不致忙手忙脚，不必逢迎讨好。
    　　在这种黑暗的命运下，泽克的对许多事情的迷信是很深的。其中之一与宿命论密切相连：如果你在找位置甚至追求舒适方面操心过了头，你必然会被递解出去而烧得焦头烂额。
    　　他们不仅把宿命论用于个人的命运，而且还用来解释事物的一般进程。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事件的一般进程是可以改变的。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群岛是永恒存在的，从前在群岛上情况还要糟些。
    　　但也许这里最有意思的心理转变是，泽克们把自己在得过且过的贫乏条件下的稳定冷漠状态看成是——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胜利。只要相继而来的不幸变得不那么频繁，只要命运的打击稍有减弱——泽克就已经对生活心满意足，并以自己的处世态度自豪。我们要是引用一下契柯夫的一段描写，读者也许会对这种离奇的特点更加相信些。在他的短篇小说《在流放中》，渡船夫谢苗·托尔科维伊这样表达这种感情：
    　　“我……活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能光着身子在地上睡觉，吃野草。但愿老天爷让每个人都能过上这样的中活（重点系我所加——作者注）。我什么东西也不需要，什么人也不怕。我这么看我自己，没人比我更富裕更自由了。”
    　　我们的耳朵里今天仍听到这些惊人的言语：我们不止一次从群岛泽克们的嘴里听到这些话（感到奇怪的只是契阿夫从哪里弄来这些话的？）。但愿老天爷让每个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你中意吗？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讲的是民族性格上的积极面。但对它的消极面，对某些似乎是与上面所讲的互相排斥和矛盾的令人感动的民族弱点，也不能闭眼不看。
    　　这个看上去是无神论的民族对于信仰越是满不在乎，不信仰的态度越是严峻（例如，《圣经》的一个论点“不要去审判人，你也就不会受审判”，他们完全以嘲笑态度对待，他们认为，受不受审判与此无关）——他们不顾一切的轻情态度的发作也就越厉害。可以这样来区分：在泽克看得清楚的短浅的视野内——他们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但是他们没有抽象的眼力，缺乏历史的盘算，所以他们就以野蛮人的天真相信任何一个远方的传闻，相信本地的奇迹。
    　　说明土著的轻信有一个早年的例子——这就是由于高尔基来到索洛维茨而产生过的希望。但是没有必要这样深究远索。在群岛上有一种几乎是固定的、几乎是普遍的宗教：这是对所谓“阿姆尼斯基娅”（大赦）的信仰。很难说明这是什么东西。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女神的名字，但这并不是女神的名字。这有点像是信基督教民族传说中的基督二次降世，夺目的光辉将降临人间，群岛的坚冰就会消溶，甚至各个岛屿也会溶化，而所有土著就会随着温暖的波浪漂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马上就会找到他们所亲近。喜欢的人。大概，这是对地上天国的稍加改头换面的信仰。这种信仰并没有得到过一次现实奇迹的证实，然而却很有生命力，很顽强。像其他的民族把自己的重要仪式同冬至和夏至联系起来一样，泽克们也神秘地期待着（总是徒然地）十一月和五月的最初一些日子联系起来。南风一吹到群岛，人们便窃窃私语：“大概将要大赦了！已经在开始了！”刮起严寒的北风——泽克们呵热气温暖着冻僵的手指，搓着耳朵，跺着脚相互鼓励说：“看来一定会有大赦了。不然我们都得冻死……的！（这里有一个不能翻译的词儿）显然——现在就会有了。”
    　　任何宗教的害处早就已经得到证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它。这种对大赦的信仰大大削弱土著们的意志，使他们陷入不是他们所特有的爱幻想的状态中去。在这种幻想病大流行的时期，官家的要紧活儿完全从泽克的手中掉落下来——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同相反地听到关于“递解”的不愉快消息时所起的作用一样。而对于日常的建筑工程说来，最有利的是不让土著们发生任何感情上的偏差。
    　　泽克们还有一个民族弱点，这种弱点与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完全违反但却莫名其妙地保持在他们身上——这就是暗中的对公正的渴望。
    　　契诃夫在一个完全不属于我们群岛的岛上就曾观察到这种奇怪的感情：“一个苦役犯，不管他本人已经堕落和不公正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却最喜爱公正，如果他在地位比他高的人身上看不到这种公正，他就一年一年地陷入痛恨和极端不信任的状态。”
    　　虽然契诃夫的观察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我们所讲的事情都毫无关系，然而却正确得使我们感到吃惊。
    　　从泽克落入群岛的时候起，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小时全都充满着不公正现象。他们自己在这种环境里的所作所为，也都是不公正的——看上去他们早就应该习惯于这种情形，并且把不公正看作生活的普遍准则。但是不然！来自部族中的官长和监护人的每一个不公正行为，都像在第一天一样，继续使他们受到伤害（自下而上的不公正行为却引起他们赞许的狂笑）。在他们的民间创作中，他们编出一些甚至不仅是关于公正待遇，而是（将这种感情扩而大之）关于毫无根据的宽大处理的传奇（例如，曾经创造出一个在群岛保持了几十年之久的关于宽大处理O·卡普兰的神话——似乎她并没有被处决，而终身关在不同的监狱里，甚至还找到了许多曾同她一道递解和从她那里得到布蒂尔卡图书馆书籍的证人。有人会问，土著们为什么要造出这种荒唐的神话来？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他们想要相信的宽大无边的极端事例。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思想上把它联系到自己身上）。
    　　还有关于泽克在群岛上爱上了劳动这样的事例（A·C·布拉奇科夫说：“我为我亲自创造的成果而自豪”），或者至少没有失去对劳动的喜爱（日耳曼血统的泽克），但是，这些事例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们不打算把它作为全民族的特点甚至是古怪的特点提出来。
    　　土著的另一个特点是：爱谈往事，可不要以为这是同上面已经讲过的土著惯于遮掩的特点有矛盾。在其他所有民族那里，这是老年人的一种习惯，中年人恰好是不爱甚至怕谈往事的（特别是妇女，特别是填写调查表的人，而且一般说大家都这样）。泽克们在这方面则表现得像是个全由老年人组成的民族（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像一个全由儿童组成的民族那样受到管教，因为他们有教育员）。。关于今日生活中的一些小秘密（如在什么地方可以热热锅，在什么人那里可以换到马合烟），你从他们的嘴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可是关于以往的事情，他们说起来却敞开胸怀，毫不隐瞒：到群岛以前是怎样生活的，跟谁一起生活，怎样落到这里（他们可以几小时几小时地听着叙述谁怎样“落进来”，而且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丝毫也不使他们感到无聊）。两个犯人的相遇越偶然，超浅，越短促（在所谓“递解站”上挨着躺了一夜）——他们就愈加急于全面详细地彼此把自己的一切讲出来。
    　　这里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察来比较一下是有意思的。他指出，每个人都暗自精心构思好一套关于自己落入“死屋”的经历——而且一般根本不谈这种事情。这种情形我们是理解的，因为落入“死屋”是由于犯了罪，苦役犯们回忆起它来心情是沉重的。
    　　泽克的落入群岛则是由于不可解释的劫数，或者是由于若干祸根的凶恶的报复——但是，在十分之九的情况下，他并不觉得自己犯有任何“罪行”——所以在群岛上再没有比讲述“怎样落进来”的故事更能使听众感到兴趣，更能引起他们的热烈同情了。
    　　在泽克的工棚里每晚都在讲述的关于往事的丰富故事，这还具有另一个目的和另一种意义。泽克的现在和未来不稳定到什么程度，他的过去也就牢固到什么程度。以往的种种，谁也不能再从犯人那里夺走了，而且每一个人在往日的生活中总要比现在强些，（因为再也不能比泽克更卑下了；甚至酒鬼流浪汉在群岛外也被称为同志。）因此，泽克的自尊心便在回忆里夺回生活把它推下来的那个高地。回忆还必定是被美化的，掺进了一些虚构的（但很像是实有其事的）插曲——于是讲故事的犯人（听众也一样）就感到充满生机地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还有另一种加强这种自信心的形式——关于泽克民族随机应变和得心应手的无数民间创作故事。这是一些相当粗鲁的故事，很象尼古拉沙皇时代士兵中传说的轶事（那时士兵服役期长达二十五年）。他们会讲给你听，一个泽克怎样到长官那里去给厨房劈木柴，长官的女儿怎样自动跑到草棚子去跟他睡觉。还有一个狡猾的值日泽克怎样在工棚地下挖了一个地洞，通过那里把一口小锅放在包裹递交室地板上的下水槽的底下，从营外送来的物品中有时有伏特加酒，但是群岛上有禁酒的法令，照章办事应当立即把酒倒在地上（然而从来也没有倒掉过）——那个值日泽克就用这个办法把酒接到锅里来，所以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一般说，泽克们珍爱的武——这最足以证明那些能够在头一年没有死掉的土著的健康的心理基础。他们的出发点是，用脚目还不清帐，开开玩笑也欠不了债。幽默——是他们的经常的同盟者，没有它，要在群岛上过日子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对骂人话也是根据幽默程度来评价的；越是能逗乐的，对他们越有说服力。他们对问题的任何一个回答，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每个判断，总要加上一星半点的幽默。你问一个犯人他在群岛已经呆了多少时候了——他不会对你说“五年”，而是：
    　　“坐过了五个正月。”
    　　（他们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在群岛上的居留称为坐，虽然坐的机会他们恰好是最少的。）
    　　你问：“艰难吗？”得到的是带着讥讽的回答：
    　　“只是最初十年难点儿。”
    　　你对他不得不生活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表示一点同情，他会回答说：
    　　“气候坏，可是社会好。”或者当说到某个离开群岛的人时：
    　　“判了三年，坐了五年，提前释放了。”
    　　当一些人拿着为期四分之一世纪的“路条”来到群岛时，他们会说：
    　　“现在二十五年的生活有了保证！”
    　　总的说来他们对群岛是这样评论的：
    　　“没有来过的，一定会来，已经到过的，一定不忘。”
    　　（这种概括是没有道理的：读者，你我根本不打算到那里去，不是吗？）
    　　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时候，土著们只要听到什么人请求添加点什么东西（即便是往杯里加点开水），——马上会同声嚷道：
    　　“检察员会给你加！”
    　　一般说，泽克对检察员怀着不可理解的痛恨，并常常迸发出”来。譬如，在群岛上流行这样的不公正说法：
    　　“检察员——是斧子。”
    　　这里除了韵脚准确外（俄语中检察员“npokypop”和斧子“tonop”是押韵的），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意义。我们应当遗憾地指出这是联想和因果关系脱节的一例，这种脱节把泽克们的思维降到低于中等人的水平以下。关于这一点，稍后再谈。
    　　还可以举出一些不怀恶意的玩笑的例子。
    　　“睡呀睡呀，可是休息却没有功夫。”
    　　“你要不喝水，力气从哪儿来？”
    　　关于工作日快结束时的可僧的劳动任务（那时已经感到疲乏，正等待着下工），必定这样开玩笑：
    　　“哎呀，活儿刚干得顺手，可惜白天太短了1”
    　　早晨不是马上动手干活，而是从这儿晃到那儿，一边说：
    　　“快点天黑，明天（！）好上工！”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的逻辑思维的不速灭性。土著们有一个流行的说法：
    　　“这森林不是我们栽的，所以我们不去伐。”
    　　但是，你该怎么解释——林场也没有栽林，可是却砍伐得很有成绩！所以，这里显出土著思维的典型幼稚性，某种独特的达达派。
    　　还有一个说法（从白海运河时代起）：
    　　“让狗熊去干活吧！”
    　　认真说，怎样可以设想一只开凿大运河的狗熊呢？关于熊干活的问题，在克霍洛夫的著作中就已作了充分的说明。如果稍微有点儿可能去把狗熊套起来干有目的性的活儿，那么毫无疑问，最近几十年间就会这样做的，因而也就会出现整个的一批狗熊作业班和狗熊劳改点。
    　　诚然，土著们还有一种关于狗熊的并行的说法——很不公平的，但却是深深印入脑海的：
    　　“长官——是狗熊。”
    　　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什么样的联想能够产生这种说法？我们不愿把土著们想得那么坏，以致把这两种说法联在一起并由此得出某种结论。
    　　讲到泽克们的话宫问题，我们感到有很大困难。且不说对新发现语言的任何研究总要写出一部单独的著作和特别的科学教程，我们在这件事上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
    　　其中的一个困难，就是语言同骂人话的融为一体，这点，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了。要把它区分开来，谁也办不到（因为不能把一个活的东西分为两半！），但是出于对青年的关心，我们也不能把一切原封不动地写到学术性的篇章里去。
    　　另一个困难是，必须把泽克民族的语言本身同散居在他们中间的生番（换个说法是“盗贼”或“惯犯”）部族的语言区别开来。生番部族的语言，是语文之树上既无近似语又无亲属语的完全孤立的一个分支。这是一个值得单独研究的题目，但在这里，不可理解的生番的词汇（如：文件、手帕、箱子、表、靴子）只会把我们弄糊涂。但是，困难的是，生番语言的其他一些词汇要素，却相反地为泽克的语言所吸收，并形象地使它丰富起来：（吹口哨；泽克语言中的意思是说谎、吹牛）；（使黑暗，使模糊；在泽克语言中是指欺骗、迷惑）；（在某物上洒上黑色；泽克语言指欺骗、蒙蔽）；（翻转，倒置；泽克语言指偷偷地闲逛、磨洋工）；（试探；泽克语言中指迅速查明某事）；（泽克语言中指聪明点、混时间）；（舔主人的盘子；泽克语言中指陷进什么事情，拼命干活）；颜色、肤色；泽克语言中指服从和归顺盗贼的帮规）；（混血、混种；泽克语言中指“二混子”——半个贼）；（此字与“精神”、“呼吸”有关；在泽克语言中表示勇敢、无畏、不顾一切）；（单人监室，禁闭室）；（搜身）；（拐杖；泽克语言中表示面包口粮）；（灯芯；泽克语言中指累垮、垂死的犯人）；（六，六点，老六；泽克语言中指为劳改营行政当局或为盗贼、杂役们办事的人）；（用来吮吸的东西或吮吸者；泽克语言中指饥饿状态）；（否定或不承认；泽克语言中表示对劳改营长官提出的要求一概拒绝的人，或称“不买帐派”。一般指盗贼的核心人物）；（对庄家赌输赢的人的派头；在泽克语言中表示用吹牛、做戏的手段吓唬、讹诈）；（妓女）；（窝棚；泽克语言中表示劳改营中的姘头、女相好的）；（杆菌；泽克语言中表示“肥肉和油脂”）；（模仿盗贼的作风）；（按照盗贼的作风行事）。
    　　不能不承认其中许多词具有准确性、形象性、甚至通俗易懂性。
    　　我们感到现代俄语中很缺乏这种语汇！特别是因为在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类行为。
    　　但是，这种关心已经是多余了。本书作者结束了在群岛的长期科学旅行后，对于是否还能够回到民族学院去执教是很不放心的。不仅担心人事科的态度，而且还担心他自己是否已经落后于现代俄语，学生们能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语言。突然，他又迷惑又高兴地听到了从一年级学生口中说出的他在群岛时耳朵早已习惯了的那些用语，而这些用语都是迄今为止俄语所缺乏的：（“不停脚就开始……”，“一到马上就……”，“一走到立即……”）；（“整个途中”，“整个时间”）；（“再一次”，“又一次”）；（“抢劫”，“洗劫”）；（“偷”，“扒”）；（“福来儿”，“傻瓜”，“大头”，泛指不属于盗贼一伙的任何人）；（“凉耳朵傻瓜”，意思是百分之百的傻瓜）；（“她和小伙子们缝在一起”，意思是她和小伙子们在一起过活）。还有其他许许多多。
    　　这就表明，泽克的语言有巨大的能量，使它能够不可解释地渗入我们的国家，而首先是渗入青年的语言。由此可以预期，这个过程在将来会更加强劲，而上面所列举的那些词也会融合到俄语里去，也许甚至还会使它大为生色。
    　　但是研究者的任务却更加困难了：现在需要把俄语同泽克的语言区分开来！
    　　最后，为了诚实起见，我们也不能回避第四个困难：弄清俄语本身给泽克语言甚至给生番语言的最初的、某种史前的影响（现在这种影响已经看不到了）。否则怎样解释我们会在达里词典里找到这样一些似乎是岛上专有的说法：
    　　（“合法生活”，科斯特罗马省方言，意思是与妻子一起生活；在群岛上的意思是：与她合法地生活）；
    　　（“掏口袋”——货郎的行话，意思是从口袋里取出来；在群岛上变更了字头，变为——“掏腰包”）；
    　　（走近，靠近——意味着变穷，耗尽；请比较一下——衰竭，垂死）。
    　　或者如达里收入的谚语：
    　　“菜汤是好心人”——还有一连串的岛上用语：寒冷人（身体不结实），篝火人，等等。
    　　“他连耗子也不抓”——我们在达里的书里也可以找到。
    　　cyka（“母狗”）是意味着“好细”，这在雅库博维奇时期就已经有了。
    　　土著们还有一种出色的说法“顶犄角”（指顽强地干事情，并且一般地指任何顽强表现、坚持自己的意见），“打蒋犄角”，“打掉犄角”这个用语为我们恢复了“角”这个词的古俄罗斯语的和斯拉夫语的含义（自矜、高傲、傲慢），而置外来的、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装上犄角”的含义（妻子变节）于不顾。这种外来用语在普通人民中完全没有通行。如果不是与普希金的决斗有关，连知识分子恐怕也早已经忘掉了。
    　　所有这些数不清的困难迫使我们只好暂时搁下本调查报告的语言部分。
    　　结束本文时，再写几行个人的感受。本文作者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泽克们起初是躲避的，他们以为这些调查是为教父（在精神上紧挨着他们的监护人，然而，他们对他，像对所有自己的保护人一样，是不知感恩的，不公正的）进行的。当他们确信了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以后，加之还一次一次地受到马合烟的款待（贵的品种他们是不抽的），对考察者的态度开始变得极其友善，显露出自己的本性并没有完全变坏。在一些地方他们甚至把考察者亲热地称作“菠萝·番茄罗维奇”，在另一些地方则称作法恩·法内奇。应当指出，在群岛上根本不作兴称父名，因此，这种尊敬的称呼方式带有一点幽默色彩。在这一点上同时也就表现出他们的智力水平还达不到理解本考察报告的意义的程度。
    　　作者则认为这番考察是成功的。他提出的假说完全得到了证实。一个完全新的、迄今无人知晓的拥有几千万人的民族在二十世纪的中期被发现出来了。

    　　——————

    第二十章　狗的职务

    　　本章取这个篇名并非有意恶语伤人，只是因为必须遵循劳改营传统而已。如果仔细想想，这个命运确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的职务岂不是和警犬的职务一样？况且他们的职务本身就和狗有联系。他们甚至有使用警犬的专门条令，由军官组成正式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每一条警犬的工作，培养它们有良好的凶猛性能。如果供养一只狗崽子一年要花人民的一万一千赫鲁晓夫前的卢布（喂警犬的饲料比犯人的伙食营养价值高）的话，那么喂养一名军官的开销不是大得多吗？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从头到尾都遇到一个困难：一般地该怎样称呼他们？“官长、长官”——太一般化，对狱外和整个国家生活都可以这样说，而且这两个词儿都已经用滥了。“主人”——也一样。“劳改营管理人员”吗？这种避开实质的说法只能表示我们的无能。直截了当地按劳改营的说法称呼他们“狗”？——似乎太粗鲁，好像是骂人。“营吏”这个字倒是完全符合语言的精神：它与“劳改犯”这个字的区别正如“狱吏”与“囚犯”的区别。它表达着一个准确的、唯一的含意：经营和管理劳改营的人。所以，在求得严格的读者们对使用这个新字的谅解之后（既然语言中为这个字留着一个空档，说明它并不完全是一个新字），我们以后将时常采用它。
    　　这一章里所讲的就是这些“营吏”（关于狱吏也在这里一道讲）。本来可以从将军们讲起，那可真会是妙极了，但是我们没有材料。我们这些虫豸和奴隶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事，也不可能在近处看到他们。而当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总是被他们身上的闪闪金光耀花了眼，什么也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走马灯似的古拉格头子们——群岛的沙皇们——一无所知。如果我们中的谁弄来一张贝尔曼的照片或听到阿佩特尔说过一句什么话，马上就会当大事传开。我们知道“加拉宁大屠杀”，可是关于加拉宁本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不满足于单单签字；在劳改营里巡视的时候，如果对谁的嘴脸看得不受用，亲自用毛瑟枪给一下子的这类事情，他也是不讨厌做的。我们描写了卡什凯京的事情，可是卡什凯京这个人我们从没亲眼见过（谢天谢地！）。关于弗连克尔收集到一点点材料，可是关于扎维尼亚金却一点也没有。这位刚去世不久的人物逃脱了和叶若夫-贝利亚一伙一起被埋葬的命运。报痞子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地把他誉为“传奇般的诺里尔斯克的建造者！”莫不是他亲手砌过砖吗？然而，考虑到他上受贝利亚的宠爱，下受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的推崇，我们敢断定他是一只彻头彻尾的野兽。要不的话，他是建造不出一个诺里尔斯克的。
    　　关于叶尼塞劳改营营长安东诺夫的情况，谢谢波博日工程师给我们写出来了。我们愿意奉劝每一个人都去读读这篇即景：塔兹河驳船的卸货。在铁路还没有到达（会到达吗？）的冻土带的腹地，埃及的蚂蚁们把火车头换到雪地上。安东诺夫站在小山包上俯视现场，限定完成卸货的时间。他是从天上飞来的，过一会又要从天上飞回去。他周遭都是巴结讨好的陪同。拿破仑算得了什么？就在这北极的永冻土上，他的私人厨师在他面前的一张折叠桌上摆上了新鲜西红柿和黄瓜。这小子竟谁也不清，一个人全报销了。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考察的是上校以下的人物。我们先谈谈军官，然后转入军士一级，捎带着说说警卫部队——也就是这些了。谁见的更多，就请他更多地写点罢。我们的局限性就在于：当你蹲在监狱或者劳改营里的时候，你对狱束们的性格感到兴趣，只是为了要避开他们的威胁和利用他们的弱点。对其他方面你根本不想去关心，认为它们不值得你注意。你自己在受苦，你周围含冤入狱的人们在受苦。和你张开双臂都抱不拢的一大堆冤情苦难相比，这些担任警犬职务的“木脑壳”们，他们的蝇营狗苟、他们的无聊爱好、他们职务上的成功失败，在你眼里算得了什么事？
    　　而你现在为时已晚地发觉，对他们的观察，太欠细心。
    　　一个还有能力从事随便哪一种有益活动的人能不能去当监狱和劳改营看守？——这种属于个人才能的问题，我们且不去管它。我们只提出这样的问题：“营吏”一般地能不能当一个好人？生活为他们安排了怎样的道德淘汰过程呢？第一次淘汰，是在编入内务部军队、内务部学校或训练班的时候。任何一个稍许留有点精神教养的痕迹的人，一个在良心上稍有顾忌、尚能区分恶与善的人将会本能地、千方百计地避免加入这支黑色的军团。但是我们假设他们没有推脱得掉，这时第二次淘汰就来了：在接受训练和执行第一次任务的时候，长官们会亲自留意把所有表现出松松垮垮（善良）而不是坚强意志和坚定精神（残忍和无情）的人除名。在此以后就开始了为期多年的第三次淘汰：原来还不知道是到哪里去、去做什么的人，现在都弄清楚了，都感到可怕了。永远充当暴力工具，充当永远的罪恶帮凶——这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也不是马上能接受得了的！你在践踏别人的命运，但你自己内心却有什么在绷紧、绷断。你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于是尽管已经大大地退了，人们仍然开始设法挣脱：称病、搞到医生证明、改行拿较低工资、摘下肩章——什么都行，只要能出去，出去，出去！
    　　这么说，剩下的人都习惯了？不错，剩下的人都习惯这一切了。他们已经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正常的了，当然也是有益的了，甚而还是光荣的了。对有些人说来，连习惯的过程也不需要：他们从一开头就是这样的人。
    　　鉴于存在这样的淘汰过程，可以得出结论说，残忍无情的人在营空当中占的比例，远远地大于在任取的一组居民中所占的比例。一个人在“机关”里服务的时间越久、越没有间断、越有名气，他越可能是一个坏蛋。
    　　我们并没有忽略捷尔任斯基的崇高的言论：“你们当中谁变得冷酷无情，谁的心不能同情和关心地对待遭到监禁的人们——就请他离开这个机关！”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法把这些话和现实对上号。这是对谁说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如果考虑到他同时又为科瑟列夫辩护的话（第一部，第八章）。谁理会了这些话？无论是“作为说服手段的恐怖”，无论是单凭“可疑”的逮捕，无论是早于希特勒十五年的早期集中营，都丝毫不能给予我们这种富于同情的心和侠义骑士的感觉。如果这些年代里有人自己离开了机关，这正好是捷尔任斯基建议留下的人——即未能变得冷酷无情的人。而那些变冷酷了的或本来就冷酷的人倒是留下来了。（也可能他在另外的场合又做过另外一种建议，只是我们手里没有他的语录。）
    　　我们喜欢既不思考也不检验就接受过来的那些流行用语具有多么大的粘性啊！“老契卡！”———谁没有听到过用拖长的调子说出以示尊敬的这几个字？如果想特别指出某个营吏不同于没有经验、毛手毛脚、爱瞎喊瞎叫但缺乏真正的叭喇狗的牙口的营吏，一般都说；“那儿的营长可是个老——契卡！”（比方像烧掉了克列姆普涅尔的《镣铐奏鸣曲》的少校那样的。）这个用语是契卡人员们自己讲开的，而我们却不假思索地跟着说。“老契卡”——这至少表示他在雅戈达时代、在叶若夫时代、在贝利亚时代都是红人，是使他们每一个都感到满意的人。
    　　但是我们不泛泛地去谈论“契卡人员”的一般情况。关于原来意义上的契卡人员，关于从事行动一侦查一宪兵工作的契卡人员，本书已经有专章介绍。而管吏们顶顶喜欢的就是把自己也称为“契卡人员”，顶顶追求的就是这个称号。他们有的人确是从那种岗位上来到这里休息的。说休息，是因为在这里神经不用过分紧张，健康不会受到损坏。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不需要像那里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作恶的主动劲头。在契卡一格勃机关里需要敏锐、迅速，必须准确无误地打中对方的眼珠，但在内务部系统里愚钝些也不妨事，只要不错过对方的头骨也就行了。
    　　尽管我们十分难过，但我们无法承担起解释以下现象的任务：为什么顺利实现了的“劳改干部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的口号未能在群岛上创造出捷尔任斯基提倡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对人的爱？从革命后最初几年起，在中央惩治局和省惩治处的训练班里就“不脱产”地（即同时已经在监狱和集中营工作）为监狱和集中营培训着初级的行政建设人员（即内部看守人员）。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时代的看守人员只剩下百分之六（久经锻炼的老手！）。而在这以前，中层劳改干部就已经全部是苏维埃的了。他们继续学习着：起先在属于教育人员委员部的各法律系（不错，是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并且不是无法系，而是——法律系！），自一九三一年起改为司法人民委员部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萨拉托夫和伊尔库茨克的法学院的劳改工作专修班。那里的毕业生里工人占百分之七十，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从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员会和从来没有反对意见的中执委的决议，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了的监禁场所长官们在规定管理制度方面的权限。可是你看怪不怪，对人的爱不知为什么仍是没有产生出来！受他们害的人比受法西斯害的人还要多好几百万——况且这些人并不是战俘，不是被征服者，而是本国的同胞，在本国的土地上！
    　　谁能给我们解释清楚？……
    　　生活道路的相同和地位的相同会不会导致性格的相同？一般地——不会。对于精神和智力强健的人们，是不会的。他们有自己的决定、自己的特征，有时候是很出人意外的。但是经过了严格的反面淘汰（道德的和智力的）的营吏们的性格都是惊人地相同。大概我们不用费力就可以描写出他们基本的共同特征：
    　　傲气。他生活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单独的岛屿上。在这个岛上他是绝对的第一号：所有的犯人都低声下气地服从他，连自由人也是一样。他肩章上的那颗星在这里是最大的。他的权力是无边无际的，而且是从不会犯错误的：任何有怨言的人结果总是不对（被镇压）。他的房子是群岛上最好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比他低一级的亲信营吏们也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由于他们先前的全部生活没有在他们心里埋藏下任何一颗具有批判能力的火星，所以他们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理解为一个特殊的种族——天生的统治者。从任何人都没有力量进行反抗的这个事实中，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统治得极其英明，这是他们的（“有组织的”）天才。每一天和每一个日常的场合都使他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自己的高人一等：人们在他们面前起立、立正、鞠躬；听到他们的召唤不是走过来，而是跑过来；得到他们的命令不是走去执行，而是跑去执行。如果他（贝阿拉格，杜凯尔斯基）走到大门口去观看他的肮脏卑贱的工人们排成纵队在警犬的包围中行进，那时他自己严然是一个身穿雪白的夏装的种植园主。如果他们（翁日拉格）忽然想起要骑马巡视马铃薯地里的劳动情况——穿黑色衣裳的女犯们正在陷到小肚子的烂泥里挣扎着，试图从地里挖出土豆子（不过她们来不及运出去，开春以后只能再把它们埋进土里去当肥料），——那时候他们这一队穿着擦亮的皮靴、笔挺的毛料制服在渐渐沉陷的女奴们旁边疾驰而过的优雅的骑士们，活像是真正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
    　　随着自满自足而来的必然是愚钝。活着被奉为神明的人自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他不需要读什么、学什么，谁也不能告诉他什么值得思索的东西。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的官员当中遇到一些聪明、有作为、有科学爱好、对本地自然环境和生活进行过深入研究、写过地理学和民族学研究著作的人。但是哪怕是为了逗乐也不可能想象在整个群岛上有这样的一个营吏！如果库德拉蒂（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派遣点的点长）决定了：百分之百地完成国家定额还根本不是什么百分之百，而必须是完成他本人规定的（凭脑袋瓜想出来的）每班任务才能算数，否则就要罚全体吃惩戒口粮——你是没法叫他改变主意的。完成定额百分之百以后，全体照吃惩戒口粮不误。在库德拉蒂的办公室里有成堆的列宁全集。他把B·F·弗拉索夫叫进来，教导他说：“你看列宁在这里写着对待寄生虫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理解的寄生虫就是只完成了定额百分之百的犯人，而无产阶级就是他自己。这两个想法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并列搁在一起的：这是我的庄园！我是无产者！）
    　　但旧时农奴主的教养他们却望尘莫及。许多农奴主曾在彼得堡等地求学，有的留学格丁根。他们当中毕竟还出了阿克萨科夫、拉季舍夫、屠格涅夫一流的人物。但是我们内务部人员当中没出过一个，也出不了一个。主要的是，农奴主们或是亲自经营自己的庄园，或者至少对自己庄园的经管稍有知识。但是沐浴着国家种种思泽的趾高气扬的内务部军官们决不可能再承担经济领导的责任。对于这个任务，他们是太慵懒、太愚钝了。他们用森严和保密的烟幕掩盖着自己的无所事事。结果迫使国家（它绝非一贯是自上而下地治理的。历史将会懂得：国家的不发展往往是中层官吏贪图安逸的惰性所决定的。）不得不设立和他们的金色肩章的官僚系统平行的另一套由托拉斯和综合工厂组成的同样的官僚系统。（但这未曾使任何人奇怪：我们国家里什么东西不是同样两套呢？从苏维埃政权本身开始。）
    　　独断专行。任意胡为。在这方面，营吏们和十八、十九世纪最坏的农奴主完全可以比美。荒谬绝伦的命令的实例举不胜举。它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显示权力。越深入西伯利亚和北部地区，这类实例越多。但即使在莫斯科边上（现在是莫斯科市区）的希姆基也有这样的事。沃尔科夫少校在五月一口注意到犯人们不快乐。于是他发出命令：“每人必须立即快乐起来！我看到谁愁眉苦脸就把他关进惩戒区！”为了让工程师们快活起来，便派一群第三次判刑的女贼们去给他们唱淫秽的小调。人们会说这不是任意胡为，而是政治工作。是喽。一批新犯人被带进上面说的这个劳改营。新犯人伊万诺夫斯基自我介绍是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什么？演员又”沃尔科夫发怒了，“进惩戒区二十天！你自己去向惩戒隔离室室长报到！”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会问：“演员在那地蹲着吗？”“蹲着。”“是他自己来的？”“自己。”“好，放他出来！我派他当助理管理员。”（我们已经写到过，这个沃尔科夫曾下令把一个女犯的头发剃光，嫌太漂亮。）
    　　独劳点长对西班牙人外科医生福斯特不满意，“把他派到采石场去！”派去了。但不久点长自己病了，需要动手术。有别的外科大夫，也可以进中央的医院去。不，他只相信福斯特！把福斯特从采石场调回来！由他给我做手术！（但是在手术台上他死了。）
    　　一个劳改营长发现了宝贝：犯人地质工程师科扎克原来能唱戏剧男高音，革命前在彼得堡跟意大利人列佩托学过。营长发现自己也有嗓子。这是一九四———四二年。战争正在远处的什么地方进行。但受到免征权牢靠保护的营长却让自己的农奴给自己上声乐课。那个犯人已经病弱不堪，申请当局协助查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科扎克也正从流放地通过古拉格寻找自己的丈夫。两封寻人信都到了这个营长手里，本可以帮助这对夫妇接上关系。然而他不这样做。为什么？他“安抚”科扎克，说他的妻子……被流放了，但生活得很好（她是个教员，现在粮食采购站当清扫员，后来在集体农庄劳动）。他仍要他教唱歌。到了一九四三年，科扎克已经完全不行了。营长开了思，帮他办了因病释放手续，让他到老婆身边去咽气。（照这么说，营长还不是个恶人！）
    　　享有世袭领地的感觉是所有劳改营长的特有感觉。他们不把劳改营理解为某种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当做是在他们整个任职期间交给他们独占的世袭领地。所有对生命和个人的任意摆布都是由此而来的。长官们互相间的自我炫耀也是由此而来的。肯吉尔的一个劳改点的点长说：“我这里有个教授在洗澡房里干活！”但是另一个劳改点长斯塔德尼科夫大尉的一句话就把他撂倒了：“在我那儿——有个院士当勤杂工，抬便桶！”
    　　贪婪。贪财。在营吏当中这是最普通的特征。并不是每一个都愚钝，并不是每一个都任意胡来，但是从犯人的无偿劳动和国家财产里捞取好处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事，每一个营吏，不管是这里的主要长官还是副手，都在拼命地干。不仅我自己没有见过，而且我的朋友们也没有人能记起一个大公无私的营吏，给我写信的前犯人中也没有能指出一个来的。
    　　无论怎样大量的合法利益和特权都不能满足他尽可能多捞一把的欲望，无论是高工资（两倍、三倍的“北极地区补贴”、“偏远地区补贴”、“危险性工作补贴”）；无论是奖金（一九三三年劳改法典第七十九条为劳改营领导干部规定的奖金。这个法典同时也不妨碍他们为犯人规定一天十二小时、没有星期天的劳动）；无论是特别有利的计算工龄的办法。（在集中了群岛一半岛屿的北方地区，工作一年做两年计算，而“军事人员”只需要干二十年工作就可以领取退休金。因而，一个内务部的军官，二十二岁在军官学校毕业，三十二岁就可以拿全额退休金退休，搬到索契去居住！）
    　　都是不能的！每一条可以流来无偿的劳务、食物或财物的渠道，不管是浩荡的大河还是涓涓的小溪，每一个营吏从来都是大把捞、大口吞地加以利用。早在索洛维茨群岛上，长官们就开始从犯人中给自己找不要钱的女厨子、洗衣妇、马夫、劈柴工。这个有利的习俗从那时起一直没有中断过（上面也从来没有禁止过）。营吏们除此以外还要犯人给他们当女饲养员。管菜园子或给他们的孩子当教员。在平等和社会主义的调门叫得最响的年代，例如一九三三年，在贝阿加格，任何一个自由雇佣人员只要向劳改营的出纳科交很少一点钱，就可以从犯人中得到一个女用人。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马尼姬·乌特金娜大婶给营长饲养奶牛——为此每天得到一杯牛奶的奖赏。照古拉格的风俗来说这是很慷慨的了。（说得更确切些，按照古拉格的风俗，奶牛不算是营长私有的，而是“为了改善病号饮食而饲养”的，但是牛奶则一定要送进营长家里。）
    　　谁只要有可能从犯人的口粮里捞取吃喝，他必定会这样做。这已经不是论杯，而是论桶、论口袋了！读者，请您再读一遍第九章里利帕伊写的那封信，这是一个准是当过保管员的人发出的哀号。要知道这些库拉金、波依绥-沙普卡和伊格纳琴科从保管室里成口袋、成大桶地往外拿东西并不是由于饥饿，并不是因为需要，并不是因为贫穷，而不过是因为：为什么不从这些默默无言、无力自卫、饿得快死的奴隶们身上发一笔财呢？何况在战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捞好处。如果你不像这样生活，别人就会笑话你！（至于他们对因短缺了物资而受罚的杂役们采取的背叛态度，我就不当做一种特殊的习性单独提出了。）在科雷马呆过的犯人们也记得：凡是有可能从犯人的大灶里偷东西的人——营长、管理科长、文教科长、自由雇佣的职员、值班看守——必定要偷。连门岗都把加了糖的茶偷到门房去！尽管是一小勺砂糖，但这是从犯人身上白刮来的！要知道从垂死的人手里抢来的东西更甜些……
    　　且看“美国礼物”（美国居民为救济苏联人民募集的物品）到了他们手里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据托·斯戈维奥介绍，一九四三年在乌斯奇-涅尔，劳改营长纳戈尔内上校，政治处长戈洛乌林，英地吉尔劳管局长贝科夫，地质局长拉科夫斯基跟他们的妻子一道对所有捐赠物品都是亲自开箱，任意挑拣，你抢我夺。他们自己拿剩的东西，以后在大会上作为奖品发给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长的勤务兵还在黑市上倒卖剩余的美国捐赠物品呢。
    　　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长们——会叫人笑掉牙。他们无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脚（不准许他们搞大的）。文教科长把保管员叫来，给他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用《真理报》包着的破棉裤——你拿去，他说，给我拿来一条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卢加关卡劳改营的文教科长每天带一捆劈柴到营外去，那是犯人们在工地上给他拣来的。（然后还要坐公共汽车在莫斯科市内走……穿着军大衣，挟着一捆劈柴。看来日子也是不甜美的……）
    　　对于劳改营的主人们说来，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由营里的师傅做鞋、做衣服（连独劳点点长胖太太参加化装舞会穿的“和平鸽”服装也是在总务大院里缝）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做家具和任何日用品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铸造霰弹（供他们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里进行偷猎）还嫌不够；由营里的厨房给他的猪供应饲料还嫌不够。这都太少了！他们和旧时的农奴主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权力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正因为如此，农奴主们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东西，而劳改营长们一脑子想的全是怎么样从自己管的家当里偷出点什么。
    　　为了不致叙述得太累赘，我只举出少量的例子。脸色阴沉的驼背涅维任从来没有空着手走出过我们那个卡卢加关卡劳改营，他总是穿着一件长下摆的军官大衣，拿着或是一小桶干性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腻子。一般数量都超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杰里尼切斯基滨河街的第十五独劳点点长，大肚子大尉，每礼拜都要坐小汽车到劳改营里来拿干性油和腻子（在战后的莫斯科这些东西等于黄金！）。这些东西都是预先从生产区里替他偷出来转移到营区里来的——做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为偷过一束麦秸或一包钉子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们这些俄国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对咱们祖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只觉得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们看罗斯托夫劳改营里的德国战俘们却有什么样的感觉！营长每夜派他们去给自己偷建筑材料：他和别的长官们正在给自己盖房子。这些顺从的德国人知道，同是这个营长，曾因他们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们送到军事法庭，给他们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现在他们对这件事怎样理解呢？德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每次都到女翻译C．那里去一趟，向她呈交一份证明文件；关于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盗的声明。（他们当时正在修建铁路构筑物，由于水泥经常被盗，构筑物几乎砌造在沙地上。）
    　　今天你在埃克巴斯图兹走进矿场管理局长马特维耶夫的屋里去看看！（由于古拉格的收缩，他现在到了矿场管理局。原来曾是一九五二年上任的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营长。）他的住宅里摆满了绘画、雕刻和土著们的不要钱的双手制作的其他物品。
    　　淫逸放荡。这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是和生理状况有关，但是劳改营长的地位和他的权力的总体给他们玩女人的爱好大开了方便之门。布列波洛姆劳改点点长格林贝格把每个新来的年轻漂亮的女犯都马上叫进自己屋去。（她除了死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可选择？）在科切马斯，劳改营长波德列斯内喜欢在女工棚进行夜间围捕（就像我们在霍夫里诺也见到的那样）。他亲自动手拽开女人的被子，好像是为了搜查隐藏的男犯。他当着漂亮老婆的面同时和三个女犯姘居。（有一天他出子猜忌而开枪打死了其中的一个，自己也开枪自杀了。）菲利莫诺夫，金德米特拉格文教处处长，因“生活腐化”被撤职，派到贝阿拉格去改正错误（保留原职）。他在这里继续放开手脚地酗酒胡闹、乱搞女人，让自己的生活犯小老婆当上了……文教科长。（他的儿子和盗匪集团勾搭上了，不久后他自己也因参与盗匪活动而进了监狱。）
    　　凶狠残忍。没有任何实际的或道德的笼头可以约束这些天性。在有限的人们手里的无限权力永远会导致残忍。
    　　母兽塔季扬娜·梅尔库洛娃（翁日拉格第十三伐木妇女独劳点）像一个野蛮的女种植园主一样骑着马在她的女奴们当中狂奔。据普龙曼回忆，格罗莫夫少校哪一天没有把几个人关进强管室，就跟害了病一样。梅德维杰夫大尉（乌斯特维姆拉格第三劳改点）每天要亲自在了望塔上站几小时，把走进女工棚的男犯的名字记下来，以便随后就关禁闭。他喜欢他的隔离室永远是满的，如果隔离室的房间没有塞满，他会感到生活里缺什么东西。每天傍晚他喜欢叫犯人们出来列队，向他们发出类似这样的训话：“你们的牌输了！你们永远恢复不了自由，你们不要再抱这个希望了！”还是在这个乌斯特维姆拉格，劳改点长米纳科夫（他从前是克拉斯诺达尔监狱典狱长，因越权行为坐过两年牢，现在已经恢复了党籍。）亲自动手拽着拒绝上工者的脚，拉下板铺来，碰上那些人里面有盗窃犯，那些家伙竟挥舞起木头板子进行反抗，那时他下令把整个工棚的窗框子都拆下来（零下二十五度），用提桶通过窗洞向里面泼水。
    　　他们全都知道（土著们也知道）：电话线在这平到头了I种植园主们的凶狠发展到了变态的即所谓暴虐狂的程度。一批新押来的犯人列队站在布列波洛姆特别科长舒尔曼的面前。他知道这一批人全是要分去干一般劳动的。他仍是不肯放弃提出以下问题借以取乐的机会：“有工程师吗？举手！”在放出希望之光的面孔上面举起了十来只手。“哦，是这样！也许还有院士吧？马上就给你拿来铅笔片果然拿来了……铁梃。维尔纽斯劳改营长卡列夫在新犯人当中看到别利斯基少尉（他还穿着长筒皮靴和一身磨破了的军官制服）。不久以前这个人还是和卡列夫一样的苏联军官，戴着和他一样的一道杠的肩章。怎么，这一身磨破了的制服唤醒了卡列夫的同情心吗？他至少是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吧？不——产生了专门把他挑出来进行侮辱的愿望！他下令安排他（恰恰不让他把制服换成劳改营的衣服）去给菜地送粪。立陶宛的劳改营管理局的负责干部时常进这个劳改营的洗澡房，他们躺在木板上，强迫犯人给自己擦澡，但不是随便什么犯人，而必须是五十八条的女犯。
    　　仔细看看他们的面孔吧，要知道他们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走动，可能和我们同乘一列火车（当然不会次于有包房的车厢），同乘一架飞机。他们的翻领扣孔里挂着一个不知道表彰什么的奖章，而肩章诚然已经不是天蓝色的了（他们不好意思），但滚边是蓝色的，甚至还可能是红色的，或是深红的。变成橡木一样坚硬的残忍性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永远显出阴郁不满的表情。他们的生活似乎是诸事顺利，可是却有这种不满的表情。是他们觉得自己正在错过什么更好的机会吗？还是上帝一定要在恶棍的脸上做出他们全部恶行的标记？在沃洛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乌拉尔的列车的头等车厢里，这一类军人在乘客中占的百分比很高。破旧的劳改营了望塔在窗外闪过。“是你们的家当？”坐在旁边的旅客问。军人满意地，甚至骄傲地点头说道：“我们的。”“您是往那儿去吗？”“不错。”“夫人也在那儿工作？”“她拿九十卢布。我拿两百五十（少校）。两个孩子。不宽裕。”比方说这一位，甚至带着城里人的作风，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火车上的交谈者。车外闪过了集体农庄的田野，他讲解说：“农村情况有很大的好转。他们现在想播种什么就播种什么。”（社会主义！可是当人类从洞穴里第一次爬出来，在森林中烧出的空地上播种的时候——不是“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吗？……）
    　　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难道非如此不可吗！——和我同包房的竟是一个年轻的内务部人员。他刚从塔夫达内务部学校毕业，现在到伊尔库茨克劳改营管理局去报到。我假装成一个抱同情态度的傻瓜，于是他就对我讲了他们在当代的劳改营里实习的情况。这些犯人是如何的蛮不讲理、麻木不仁和没有改好的希望。那种永恒的残忍表情还没有在他的脸上固定下来，但是他给我看了一张塔夫达第三期毕业生的庄严的合照。那里面不仅有青年，而且还有一些主要是为退休金而不是为工作需要在这里补足学历（训犬、侦查、劳改营管理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资格的营吏。我虽是个久经世故的人，仍不免愕然。他们灵魂中的黑色直透到脸上！从人类中把这种人挑拣出来的工作做得多么巧妙啊！
    　　在阿赫特姆（爱沙尼亚）战俘营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俄国女护士和一个德国战俘发生了暧昧关系，被发现了。并不是简单地把她赶出她那高雅的环境就算了——噢，不行！专为这个戴俄国军官肩章的女人在门房附近钉了一间只留着一个小窗眼的木板亭（不辞辛苦！）。把这个女人在这间亭子关了一个星期。第一个来“上班”的和下班回家的自由人都朝亭子里扔石块，叫喊：“德国婊子……”吐口水。
    　　他们就是这样挑拣出来的。
    　　让我们帮助历史留下科雷马的那些从不知道（三十年代末期）自己的权力和花样翻新的残忍手段的界限的刽子手营吏们的姓氏吧：帕夫洛夫、维什涅维茨基、加卡耶夫、茹科夫、科马罗夫、库德里亚舍夫·M·A·洛戈维年科、梅里诺夫、尼基绍夫、列兹尼科夫、季托夫、瓦西里·“杜罗沃伊”。让我们也提一下斯维特利奇内这个姓氏。他是诺里尔斯克有名的残忍拷打者，许多条犯人的性命都丧在他的手里。
    　　没有我们的帮助，也有人会讲出像切切夫（由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内务部贬到斯捷普拉格当劳改营长）、塔拉先科（乌索尔拉格营长）、卡尔戈波尔拉格的科罗吉岑和基多连科这样一些活阎王的事情，以及关于残暴的巴拉巴诺夫（战争末期上任的伯朝拉格营长）；关于斯米尔诺夫（伯朝铁路劳改营管理处长）、切皮格少校（沃尔库塔拉格管理处处长）等人的事情。仅仅这类著名人物的名单就可以占据几十页的篇幅。我的一技孤独的笔不可能追寻到他们所有的人。况且权力照！日掌握在他们手里，目前当局还没有给我成立一个负责收集这些材料的办公室，也没有建议我通过全苏广播电台发出呼吁。
    　　我再谈一件马穆洛夫的故事，说完它也就差不多了。说的还是那个霍夫里诺劳改营的马穆洛夫，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当我军解放了半个德国，许多内务部大头头都涌到那里去的时候，马穆洛夫也在其中，他从那里一趟趟地发回车皮加封的列车——直拉到他的霍夫里带车站。车皮被拖进劳改营区，以免被外边的铁路员工看到（表面上说是为工厂运来的“贵重设备”），专由他自己的犯人们卸货，他对这些人是不在乎的。发了狂的掠夺者们匆忙抢来的东西全都乱七八糟的堆在这里。从天花板上扯下来的枝形吊灯、古老的和日用的家具、用揉皱的桌布胡乱包着的全套餐具、厨房用具、夜礼服和便服、女人和男人的内衣、燕尾眼、大礼帽，甚至还有手杖！这些东西在这里细心地分类，凡是完整的东西都运到他的各个住宅，分送给熟人。马穆洛夫从德国还运回来能停满整个停车场的没收来的小汽车。连他十二岁的儿子（刚好是娃娃犯人的年龄！），他都送给了一辆“奥培尔-卡代特”牌的小汽车。劳改营的缝纫车间和制鞋车间好多个月都堆满了改制赃物的活儿。马穆洛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可不止一处，他需要保障供给的女人也不止一个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有时候亲自到这里来。从莫斯科调来了一个真模真样的茨冈合唱团，还特准两个犯人——会弹吉他的费季索夫和会跳民间舞的马利宁（原来是红军歌舞团的）参加他们的纵酒宴饮。事先警告过他们：如果你们在哪里漏出一个字，我要你们一辈子烂在这里！马穆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次他们钓鱼回来，拖着小渔船经过某个老爷爷的菜园子，把菜踩坏了。老爷爷好像嘟嚷了几句。给他点什么报偿才好？马穆洛夫让他饱尝了一顿老拳，叫他趴在地下朝地皮去呻吟，像俗话说的：“吃了我的五谷，打了我的屁股”
    　　但是我感到我的叙述变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会觉得我在重复以前的话？或者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别的什么地方读过了，读过了，读过了……
    　　我听到反驳！我听到反驳！是的，确实有过个别的事实……但主要是在贝利亚时期……但是你为什么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写几个好的嘛！表现一下我们亲爱的父辈嘛……
    　　这我办不到！让见到过的人去表现吧。我没有见到。我在概括性的议论中已经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劳改营长不能是一个好人。不然的话他或者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被赶走。我们姑且设想一下：一个营吏想做好事，把本营的狗的管理制度换成了人的，——人家能让他这样干吗？能准许吗？能通过吗？这不等于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里又要它在那里变热吗？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看法：“好人”是那些急于挣脱，还没有挣脱但一定能挣脱这个职务的人。例如，莫斯科制鞋厂厂长M·格拉西莫夫被收缴了党证，但没有开除出党（有过这种形式）。可是暂时把他安置到哪里去呢？派到乌斯特维姆去当了一名营吏。据说他对这个职务感到很不痛快，对待犯人态度比较温和。五个月以后争取离开了。可以相信他在这五个月里是个好人。另外还有人说在奥尔套（一九四四年）有过一个劳改点长，叫斯梅什科。没见过他干过什么坏事，——可他也是一直在争取离开。在东北劳改营管理局有个以前当过飞行员的处长（一九四六年）莫罗佐夫，对犯人的态度很好，可是这么一来上级对他的态度可就很坏了。要么再举一个西维尔金大尉的例子，据说他在内罗勃拉格的时候是个好人。结果怎么样？把他派到了帕尔马的惩戒派遣点。他只做两件事——喝烧酒和听西方广播——在他们那个地区干扰电波很弱（一九五二年）。就连我车厢里的这个塔夫达毕业生同伴也还是有一些善良的冲动：在走廊里有一个没有车票的青年，站了一天一夜。他说：“我们挤挤，给他腾个座好吗？让他睡一会。”但是只要让他当一年的官，他便会做出另一件事来。他会走到列车员那里去说：“把这个无票乘车的人带走！”难道不是这样吗？
    　　好吧，说实话我知道一个很好的内务部人员，诚然他不是营吏，而是狱吏——楚卡诺夫中校。他曾当过一个短时期的马尔发特种监狱典狱长。不是我一个，而是所有那里的犯人都承认：没有人领略过他的坏处，而所有的人都体会过他的好处。只要能把条令扭得对犯人有利，他一定会扭的。只要在什么事上可以放松一些，他必定会放松的。但是怎么样呢？把我们的特种监狱升了一级，看管得更加严厉了——而他就被调开了。他年纪不轻了，在内务部工作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是一个谜。
    　　对了，阿诺尔德·拉波波尔特向我保证：米哈伊尔·米特罗法诺维奇·马尔采夫上校工程师，原在工程兵部队，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在沃尔库塔拉格（包括建设工程和劳改营）当负责人，肯定是个好人。他当着契卡人员的面和犯人工程师握手，客气地称呼他们的本名和父名。他不能容忍职业的契卡人员，蔑视政治处长库赫季科夫上校。当授予他国家安全部的“少将政委”头衔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这可能吗？）。他说：“我是工程师。”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当了一名普通的将军。拉波波尔特保证说，在他当政的年代，在沃尔库塔没有搞过一次营内的案件（但要知道这是战争时期，正是营内案件搞得最凶的时候），他的妻子是沃尔库塔市检察长，她使得劳改营行动特派员们的创造能力发生瘫痪。如果A·拉波波尔特不是由于自己当时的享受特权的工程师地位而不由自主地夸大其词的话，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见证。我总觉得这不大可信：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把这个马尔采夫搞倒？要知道他必定会妨碍所有的人！让我们希望将来哪一天有人能查明真相吧。（当马尔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指挥工兵师的时候，曾把一个团长叫到队列前面，亲手把他枪毙。他到沃尔库塔来是受贬的，但不是为了这事，而是为了别的什么事。）
    　　在这件事和另外一些类似的事例上，记忆力和个人印象中后起的积层有时会使回忆发生歪曲。当人家说到一些好人的时候，我便想问一句：对谁好？是对所有的人吗？
    　　从前方下来接替工作的军人一点不比老牌的内务部人员强。丘尔佩涅夫证明说，当类似叶戈罗夫团政委这样在前线受了点伤的军人接替了（在战争末期）劳改营的老狗以后，情况不是改善了，而是变坏了。他们对劳改营的生活一点也不懂，发出一些马马虎虎、浮皮潦草的指示就带着娘儿们到营外寻欢作乐去了，把全营交给杂役中的恶棍们去支配。
    　　然而那些高声称颂劳改营里的“好契卡”的人们（即思想纯良的正统派们）所说的“好人”，和我们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他们指的不是那些试图以偏离古拉格的兽性条令为代价，为所有的人创造一种一般的人道的环境的人。不，他们认为的“好人”是那些忠实地执行恶狗的职责，对全体犯人扑咬残害，但对前共产党员却宽容体恤的人们．（思想纯良者的胸怀多么宽阔！他们永远是全人类文化的继承者！……）
    　　这样的“好人”当然是有过的，而且还不少。例如有着整套列宁全集的库德拉蒂不就是一个吗？季亚科夫讲到过一个。请看此人有多么高贵的风度：劳改营长到莫斯科出差的时候访问了在他营里关着的一个正统派的家属，可是回来以后又继续执行恶狗的全部职责。戈尔巴托夫也记起一个科雷马的“好”营长，那人对他说：“人们惯于把我们这些人看作是吃人的魔王，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能把好消息通知给犯人，我们也很愉快。”（可是戈尔巴托夫的妻子写给他的信中，有关他的案子即将复审的那一段，被营里的检查人员抹掉了，他们为什么要剥夺目已通知好消息的快乐呢？但是戈尔巴托夫从这里也看不出矛盾；营首长说什么，部队将军信什么……）这位科雷马的“好”狗关心的……是戈尔巴托夫将来不要“在上面”讲他的劳改营里的胡作非为。因此才产生了这一场愉快的谈话。谈话快结束时营长说：“您今后说话要谨慎。”（而戈尔巴托夫又是什么也没有明白……）
    　　列夫科维奇在《消息报》（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上写了一篇被誉为“热情洋溢”、但我们看是别人授意的文章。她说，她在劳改营里知道几个善良、智慧、严格、忧郁、疲倦以及如此等等的契卡工作人员；在江布尔市有过这么一个卡普斯京，他试图给共产党员的被流放的妻子们安排工作，结果因此而被迫自杀。我看这纯粹是痴人说梦，瞎胡诌……管理人员有责任给流放者安排工作，甚至为此而采用强迫的手段。如果他真的自杀了的话，那不是因为他犯了盗窃罪，就是因为他在男女问题上闹出了事。
    　　慢点，这里还有一个“好的”——我们埃克巴斯图兹的马特维耶夫中校。在斯大林时代牙齿露出半尺长，咬得咯咯响，可是亲爸爸死了，贝利亚垮了——马特维耶夫变成了带头的自由派，土著的慈父。嗯，直到下一次变风向。（但是就在那一年他还背地里指点作业班长亚历山德罗夫说：“谁要不听你的——就按他，我担保你没事！”）
    　　不，这样的“好人”对我们没有一点用！这样的“好人”一个大钱不值。照我们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蹲进劳改营的时候，他们才好呢。
    　　也的确有进来的。但是他们受审判并不是为了那个。
    　　劳改营看守被称作内务部的初级指挥人员。这是古拉格的军士。他们的任务也一样是牵人和管人。他们也站在同一个古拉格的楼梯上，只是矮几级。因而他们的权力小些，需要自己动手的事情多些。不过他们倒是不吝惜自己的手，如果需要让什么人在惩戒隔离室或看守室里遍体流血，他们可以三人一起勇敢地对付一个，哪怕打得他爬不起来。一年一年地他们在这个职务中变得越来越粗暴，在他们身上你发现不到像一小片浮云那么点大的对水湿、冰冷、饥饿、疲惫和垂死的囚犯们的怜悯。犯人们在他们面前也像在大首长们面前一样地没有权利和没有保护。他们同样可以任意压迫犯人而觉得自己是人上人。在泄怒、逞凶方面，他们遇不到任何障碍。而当你可以打人而不受惩罚的时候，你一开了头就不想罢手了。暴虐行为有兴奋作用，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这么威风凛凛，以至自己都害怕自己了。看守员们既在行为方面、也在性格方面积极地模仿着他们的军官，但是他们身上没有那块金牌牌，军大衣也是脏兮兮的，到哪里去都得走路，也不许他们使用犯人当自己的用人。他们自己在菜园子里挖土，自己照管家畜。当然，提溜个把犯人到自己家里去半天——劈柴、擦地板——这可以，但是不能规模很大。工作时间的犯人不能占用，那就占用休息时间的犯人吧。（塔巴杰罗夫——在别列兹尼基，一九三0年——下了连续十二小时的夜班以后刚刚躺下，看守员就把他叫醒，派他到自己家里去干活。你不去试试！……）看守员们没有世袭领地。劳改营对于他们究竟不是世袭领地，而是工作单位，因而他们既没有那种傲气也没那种大权独揽的气魄。在偷盗方面他们面前也有障碍。这是不公平的：大官们钱本来就很多，又可以偷得很多；看守人员钱很少，可是也只准许偷得很少。从保管室里大口袋地拿，人家是不让的。顶多是一小提包、现在我好像还看到那个大脸庞、亚麻色头发的基谢廖夫上士怎样走进会计室去发命令（一九四五年）：“犯人厨房一钱油也不要发！只发给自由人员！”（因为油脂不够分配了。他们就只有这点特权——可以按定量领到油脂……）要在劳改营的缝纫车间给自己缝点什么，需要经营长批准，还得排队。在施工场地上可以强迫犯人给自己做点零活——焊补、焊接、打造、车削点什么。可是比小凳子更大的东西并不是总能拿得出去的。在偷窃方面受到的这个限制使看守员们，特别是他们的妻子非常生气，因此对上级常有许多抱怨；因此生活还显得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在看守员们的胸中能出现一些心弦不能说是心弦，而只能说是一些没有填满的、空虚的地方。人类的呻吟在那里还能产生反响。有一些等级最低的看守员还能够有时怀着同情心和犯人们说几句话。这种事不常有，但也不是希罕得不得了。无论如何，在监狱和劳改营的看守员里发现一个真的人还是可能的。每个犯人在自己的经历中都遇到过不止一个。而在军官里几乎不可能。
    　　其实这就是社会地位和人性之间的反比关系的普遍规律。
    　　真正的看守员，这是在劳改营里一连干十五年、二十五年的人。是那些一旦在这种可恶的偏远地方安家落户以后就永不离开的人。他们一旦把命令和规则在脑子里记牢了，一辈子就不需要再读什么、再知道什么，只要听听广播，莫斯科电台的第一套节目，就行了。对于我们说来，正是这样一帮人代表着古拉格的愚蠢的、无表情的、僵硬的、接受不进任何思想的面貌。
    　　不过在战争年代中，看守人员的成份被打乱了，变得不纯了。军事当局在忙乱中忽视了看守工作的神圣性，把一部分人拉上了前线，而派到这里来代替他们的是从医院出来的作战部队的士兵——当然也是专挑那些最愚蠢和残忍的。另外还有一些老头子也进来了：应征入伍后直接从家里分配到这里。正是在这些花白胡子的人们当中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不抱成见的人。他们说话和蔼，搜查马马虎虎，什么也不没收，还说笑话。他们从来不记谁的过也不打要把什么人关禁闭的报告。但是战争结束后他们很快就复员了，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像下面这样的人（也是战时的看守员）对于看守人员说来也是不平常的，例如我已经写过的那个大学生谢宁，还有我们卡卢加劳改营里的犹太看守员，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完全是平民的模样，十分安静，不爱挑刺，谁也没有受过他的害。他平时的作风这么随和，以至我有一次大胆地问他：“请问，您的文职的专业是什么？”他并不生气，用安详的眼睛望了我一下后低声回答说：“商人。”来我们劳改营前，战争时期他在波多尔斯克劳改营服役。他说那里战时每天都有十三至十四人饿死（你看，这已经有两万人死掉了！）。他看来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里度过了战争，而现在他需要拿出点才智，以便不永远在这里陷下去。
    　　至于这位特卡奇准尉——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人人害怕的管理处长助理——跟看守员的职务那么对路，好像是从这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好像从襁褓时代起他就一直在这里服务，好像是和古拉格从一个娘肚子里生出来的。这表现在他那一张黑色额发覆盖下的凝固而凶险的面孔上。单是和他在一起或者在营内的小道上碰见他，都叫人害怕：他不会走过什么人的身边而不给他带来什么损害——命令他向后转、强迫他去干活、没收他什么东西、恐吓、处罚、逮捕。晚点名以后，各工棚都上了锁，但在夏天加了铁栅的窗口还是打开的，特卡奇不声不响地偷偷走到窗口下面。在外面偷听。然后他伸头往里面看——屋子里的人急忙跑回原铺。他在窗台外面，像黑色的夜鸟一样，通过铁栅宣布：因不按时睡觉，因说话，因使用违禁品，给予各种处分。
    　　突然间，特卡奇永远消失了。劳改营里传出风声（我们无法核实，但这类顽固的风声一般都是真实的），说他被人揭发是一个从敌占区来的法西斯刽子手，被捕了，到了二十五年。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然而法西斯刽子手（他干这个决不会超过三年）怎么在战后的七年内竟成了内务部的红人？
    　　怎么回事？
    　　“押解队不给警告即可开枪！”在这句咒语中包含了押解队的全部特殊规章，包括了它依照写在法律背面的规定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
    　　说“押解队”，我们是采用群岛的日常用语；还有个习惯的说法（在劳改营里甚至是更经常的说法）——“军警队”或简称“警卫”。它的学名是“内务部军事化警卫队”。“押解”只是军警队可能执行的任务之一，与“守卫”、“营区警戒”、“环形警戒”和“队部警戒”并列。
    　　押解勤务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也和火线勤务一样。押解队不怕任何调查，它也不必对任何行为做出解释。凡是开枪的人总是对的。凡是被打死的人总是错的，因为他想逃跑或跨出警戒线。
    　　这就是奥尔套劳改点的两次枪杀（请乘以劳改点的总数）。警卫队兵士带着一队被押解的犯人走过。有一个解除看管的犯人向走在这一队中的他的女朋友靠拢过去，和她并排走。——“走开！”“怎么，你舍不得？”开枪。击毙。一场审判的喜剧。宣布警卫队’兵士无罪：在执行职责时受到侮辱。
    　　一个拿着释放证（他明天被释放）的犯人走到在大门口站岗的警卫身边请求；“让我出去，我到洗衣房（在营区外）跑一趟，一眨眼工夫就回来！”“不行。”“我明天就要自由了，傻瓜！”当场击毙。对杀人者连审判都没有进行。
    　　犯人在劳动紧张的时候多么容易注意不到树上砍出的这些记号啊，它们代表着一条想象的虚线，是代替铁丝网的树木警戒圈。索洛维约夫（前陆军中尉）砍倒了一棵云杉。他往后倒退着走，清掉树干上的枝杈。他只看见自己这棵砍倒的树。可是押解队员“坦沙耶沃狼”却眯缝起眼睛等着，他是不会招呼犯人“小心发！”的。他等着——现在沿着树干继续倒退着走的索洛维约夫不留神跨出了生产区。开枪！开花子弹，一个肺被炸烂了。索洛维约夫被打死，而“坦沙耶沃狼”得到一百卢布的奖金。（“坦沙耶沃狼”——这是布列波洛姆附近的坦沙耶沃区的当地居民。他们在战争时期为了贪图离家近些并且不上前线，纷纷加入军警队。这就是孩子们习惯叫嚷：“妈妈，‘咸鲱鱼’来了！”的那个坦沙耶沃区。）
    　　押解队和犯人之间的这种绝对服从的关系，警卫人员永远享有的以子弹代替语言的权利，不可能不对警卫队军官和队员们的性格产生影响。犯人们的生命虽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交给他们支配，但已经交得够全面彻底了。土著们在他们眼里根本不是人，而是某种能活动的懒洋洋的稻草人。命运派了他们来给这些稻草人点数，尽量迅速地驱赶他们上工和下工，再就是劳动时尽量地把他们保持在最密集的状态。
    　　警卫队的军官们胡作非为的事例就更多了。这些年轻轻的小中尉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对生活的肆无忌惮的权力感。一种人只是狂吼乱叫（内罗勃拉格的乔尔内上尉）；另一种人从残忍中寻求快乐，甚至在自己的士兵身上施行起来（同一个地方的萨穆金中尉）；第三种人不承认自己的无上权威有任何限制。警卫队长涅夫斯基（乌斯特维姆，第三劳改点）发现自己的小狗（不是公家的警犬，而是他自己的心爱的小狗）不见了。他自然是到营区里面去寻找，正好碰到五名土著在那里卸开死狗。他掏出手枪，当场打死一个。（这个事件没有引起任何行政后果，除了其余四人受到蹲惩戒隔离室的处分以外。）
    　　一九三八年在乌拉尔西区的维谢拉河上，森林火灾以暴风雨般的速度袭来，从森林延及到两座劳改点。对犯人们该怎么处理？需要在几分钟之内决定，没有时间和上面联系。警卫队没有放他们出去——结果全部烧死了。这样做麻烦较少。如果放出去的犯人逃散，警卫队会受到审判。
    　　警卫队的职务对于它的军官们的旺盛的精力只有一个限制：它的基本单位是排，全部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到排为止，而肩章上最多只能有两颗小星。在队里的提升只能使他脱离排里的实权，那是一条死胡同。
    　　因此最贪权和最有力的警卫队员都争取调去干内务部的内部勤务，在那里取得晋升。古拉格的若干著名人物的履历正是这样的。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安东诺夫，北极的“死亡之路”的主宰者，就是警卫队长出身，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四年级。
    　　内务部无疑把警卫队人员的挑选看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兵役局也都接到有关的秘密指示。兵役局担当着许多秘密性质的工作，而我们对它总是抱着宽厚的态度。例如，二十年代提出的建立地区性军队的思想（伏龙艺的方案）为什么遭到坚决地拒绝？相反，为什么特别坚持把新兵调到离本地区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服役（阿塞拜疆人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人去高加索）？因为军队必须和当地居民疏远，最好连种族也各不相同（正如一九六二年在诺沃切尔卡斯克考验过的那样）。在选配押解部队人员的时候也并非无意地使鞑靼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占了较大的百分比：他们的比较不开化，他们的比较闭塞，对于国家是宝贵财富，是国家的堡垒。
    　　但是这种部队的真正科学的组织和训练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才和特种营的建立同时开始的。从这时起，这支部队只吸收十九岁的男孩子，并且立即使他们受到大剂量的思想意识辐射。（关于这种押解队我们以后还要单独谈。）
    　　在这以前，在古拉格里好像不大顾得上这些事。实际原因是，我国人民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但还没有全体都发展和提高到当之无愧的劳改营警卫队员的坚强而残忍的水平！警卫队的成份有时候很杂，有时候不再能成为原来设计的那堵恐怖之墙。在苏德战争年代它特别严重地软化了：训练得最好的（“良好的凶猛状态”）年轻士兵不得不交给前线。一些有气无力的后备役人员慢慢腾腾地走进了警卫队，这些人按健康条件不适于参加作战部队，按凶猛状态则完全不符合古拉格的要求（不是在适当的年代教育出来的）。在劳改营的最无情的、饥饿的、战争的年代，是警卫队的这种松懈现象（只是就发生了这种现象的地方而言，并不是到处都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稍许减轻了犯人们的生活重担。
    　　尼娜·萨姆舍尔回忆她的父亲。他就是一九四二年在他渐近老境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劳改营里去当警卫的。家属也搬到他那里去了。“在家里父亲很难过地谈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也谈到那里的好人。当父亲一个人看押一个作业班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这还是在战时——整个作业班由一个兵看押！这难道不是放松吗？），我时常到他那里去，他准许我和犯人们谈话。犯人们对父亲很尊敬：他从来不对他们说粗暴的话。他们请求，比方说，进商店，父亲就放他们去。而他们也从来不在他手底下逃跑。他们对我说：‘要是所有的押解员都像你爸爸这样就好了。’父亲知道许多坐牢的人都是无辜的。他很愤慨，但只是在家里说。在排里不能这么说，说这话是要被关进去的。”战争结束后他立即复员了。
    　　但也决不能把萨姆舍尔当做战时警卫队的标本。他以后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本人就依照第五十八条被捕入狱了！一九五O年在濒死的状态中获准因病释放，五个月之后死在家里。
    　　战后这种松散的警卫还持续了一两年。不知怎么兴起来的，许多警卫队员谈到自己的服役，也都用起“刑期”这个字眼来了：“等到我服满了‘刑期’的时候。”他们懂得自己的职务的可耻，自己干的工作，在家里是说不出口的。在上面说过的那个奥尔客，一个警卫士兵故意从文教科里偷了一件东西被开除、判刑，但马上就遇赦出去了。士兵们都羡慕他：真想到办法了！好样的！
    　　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起一个警卫队士兵。在她一开始逃跑时，这个士兵就截住了她——并且替她隐瞒了逃跑的企图，她没有受到惩罚。还有一个是由于对被递解走的女犯的爱情而自杀的。在妇女劳改点里实行真正的严厉措施以前，女犯和押解队士兵之间时常发生友善的、良好的，有时甚至是爱情的关系。连我们这样的伟大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在一切地方压碎善良与爱情！……
    　　战后年代的年轻新兵也没有马上变得合乎古拉格的要求。当弗拉季连·扎多尔内（以后还要讲到他）在内罗勃拉格的警卫队里造起反来的时候，他的同龄的同事们以很同情的态度对待他的反抗。
    　　自我警卫构成劳改营警卫史中的一个特殊篇章。早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就曾宣布过，自我看守是苏维埃犯人们的义务。在索洛维茨，这一条贯彻得大有成效，在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土地上也广为采用。任何一个不愿意推手车的社会亲近分子都可以扛起一支步枪来对付自己的同伴。
    　　我们不断定说这是专门为了使人民道德腐化的魔鬼的计划。正如我们半个世纪的现代史中历来的情形：崇高的光辉理论和爬行的低贱道德好像很自然交织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转化。但是从老犯人的讲述里我们知道，“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兄弟们是残忍的，他们力图巴结上司，保住警犬的职位，有时候用开枪打死来报私仇。
    　　不，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坏事教不会人民、人们、人类去做？……
    　　而且这在法律文献中已经指出来了：“在许多情况下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比正式的看守员能够更好地执行警卫营地和维持秩序的任务。”
    　　这段引文是摘自三十年代的，而扎多尔内也证实了四十年代末的情形：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同伴们十分凶狠，抓住一个形式上的理由就开枪把人打死。同时，在帕尔马，内罗勃拉格的一个惩戒派遣点，被关押的全是“五十八条”，自警队也是由“五十八条们”组成的！政治犯竟……
    　　弗拉季连讲了这样一个自警队员——库兹马，从前是司机，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一九四九年他因触犯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怎样生活？没有找寻到别的路。一九五二年弗拉季连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当了自我警卫队员。这种处境使他痛苦，他说他背不动步枪这个重担；去执勤的时候经常不装子弹。常常在夜里哭，骂自己是卖身投靠的小人，甚至想自杀。他的额头很高，面孔有些神经质。他爱好诗歌，常和弗拉季连到泰加森林里去读诗，过后又去扛步枪……
    　　他还知道一个像亚历山大·卢宁这样的自我警卫队员，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斑白的头发像花冠似地罩着额头，令人产生好感的善良的笑容。战争时期他是一名步兵中尉，后来当了集体农庄主席。他因为没有按区委的要求上交粮食，而是擅自分给了社员，被判了十年徒刑（按生活性条文）。这说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把邻人看得重于自己！可是在内罗勃拉格却变成了自我警卫队员，甚至在普罗麦茹托奇纳亚劳改点点长手下挣到了减刑。
    　　人的限度啊！不论你怎样对它感到惊奇，你永远不能真正把它摸透……

    　　——————

    第二十一章　营旁世界

    　　一块臭肉不仅表面发臭，而且四周还包裹着一层发臭的分子云。群岛的每一个岛屿也是这样，它在自己四周造成并保持着一个发臭的地区。这个地区比群岛本身的范围更广，它是每一个岛屿的小营区和全国的大营区之间的媒介区、传送区。
    　　在群岛上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风习、观点和语言等方面一切最有传染性的东西，按照世界上植物和动物组织渗透的普遍规律，首先渗出到这个传送区，然后扩散到全国。劳改营思想和文化中的那些值得进入全国文化的成份正是在这个传送区里自动地受到检验和挑选。当莫斯科大学新楼的走廊里哇哩哇啦地传出了劳改营里的用语，当一位首都的自食其力的妇女对生活的实质说出和劳改犯完全一致的见解，请你不要奇怪：这是通过传送区、通过营旁世界到达这里的。
    　　在当局试图（也许并不试图）通过口号、文教科、邮件检查部门和行动特派员改造犯人的思想的时候，犯人们却更快地通过营分世界改造着全国的思想。盗贼们的世界观首先征服了群岛，毫不费力地向外推移，占领了缺乏更有力的思想意识的一片空白的全苏思想市场。劳改营式的狠毒手段、人和人关系的残酷、拨人心上的冷漠的铠甲、对任何诚实劳动的敌视——所有这一切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营旁世界，随后又在整个的狱外世界中深刻地反映出来。
    　　群岛就是这样对造成了它的苏联进行复仇。
    　　任何一种残酷行为都不会白白过去而不给我们留下后果。
    　　我们追求便宜的东西，而结果总是付出高昂的代价。
    　　把这些地区、小镇、新村—一列举出来，差不多就等于复述一遍群岛的地理。任何一个劳改营区也不能独自存在，在它附近一定有一个自由人的居民点。有时候这个新村伴随着某个临时的伐木劳改点存在若干年，然后和劳改点一起消失。有时候它在这里生下根，得到一个名字、一个村苏维埃、一条铁路支线——于是它永远留下了。有时候由这些新村发展成著名的城市，如马加丹、杜金卡、伊加尔卡、杰米尔套、巴尔哈什、杰兹卡兹甘、安格连、泰谢特、布拉茨克、苏维埃港之类、这类新村并不仅仅是在荒蛮的边陲地带溃烂流脓，而且直接长在俄罗斯的躯体上，在顿涅茨和图拉的矿井旁边，在泥炭采掘场附近，在劳改农场附近。有时候整个区，如坦沙耶夫区，都受到感染，都属于营旁世界。当劳改营被注射进了一个大城市的身体，甚至是莫斯科本身——营旁世界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以新村的形式，而是体现在那些每晚乘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从营里散出而每早又集合到这儿来的那些个别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传染病的向外传播的速度更快。）
    　　还有一些像吉泽尔（在彼尔姆矿山支线上）这样的小城镇；它们早在任何群岛出现之前就开始存在了，但是后来却被大量的劳改营包围在当中——从而变成了群岛的省会。在这样的城市上空弥漫着周围劳改营的空气。满街是步行或乘车来往的劳改营军官、一队队的警卫队士兵，好象占领军一样；劳改营管理局是本城的主要机关；电话网不是属于市，而是属于劳改营；公共汽车线路全是从市中心通往各个劳改营；所有的居民都是靠劳改营吃饭的。
    　　群岛的这些省会当中最大的要算卡拉干达。这个城市是由流放者和前犯人建造的，并且住满了这些人。所以一个老犯人在街上走一段路，要不遇到几个熟人是不可能的。在市内有好几个劳改营管理局。劳改点像海边的沙子一样遍布在城市的四周。
    　　在营旁世界里住着什么人呢？1．原来的本地人（也可能没有这种人）；2．军事化警卫队；3．劳改营军官及其家属；4.带家属的看守员（看守人员和警卫队不同，总是过着住家的生活，即使是在担任军职）；5．前犯人（从本营或附近的劳改营释放的）；6．各种受到限制的人——“半专政的”、身份证“不干净”的（和前犯人一样，他们住在这里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于贴在他们身上的符咒：即使并没有像对流放者似地具体指定他们必须住在这个地方，但他们在任何其他地方在工作和居住方面都会遭到更坏的待遇，也许根本不会让他们在那里住。）；7生产行政官员。这是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在一个庞大的新村里只有几个人（有时候也可能没有这一类人）；8．再就是狭义上说的所谓“自由民”即雇佣人员了。这全是一些游民无赖———各种到处鬼混的、穷途末路的、想发洋财的人。要知道在这些偏远的死亡的属地里，工作可以做得比在宗主国里差三倍，而工资可以拿得比在那里高四倍：北极补贴、远地补贴、条件困难补贴，还可以窃取犯人的劳动成果。此外，许多人是招募来的，按合同来的，他们还能领到差旅费。谁要会从生产报表里淘金，营旁世界就是克隆台克。带着假文凭的人们拼命往这里钻，冒险家、流氓、谋利者纷纷来到这里。那种需要无偿地利用别人的头脑的人到这里来是很有利的（犯人地质工作者们替半瓶醋的地质学家进行野外考察、整理资料、做好结论，然后他只需要到宗主国去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就行了）。各种失意人物以及普通的潦倒酒鬼都被命运甩到这个地方。到这里来的人有的因家庭破裂或者是为了逃避支付赡养费。这里有时还有一些分配工作时没有争取到好地方的中技毕业生。但是他们从来到的头一天起就开始为回到文明世界而奋斗了，有谁一年达不到目的，两年以后一定能达到。在自由民当中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们已经上了年纪，已经在营旁世界生活了几十年，吸惯了它的空气，以至于不再需要另一个更甜蜜的世界。如果他们的劳改营撤销了，或者上级不再付给他们所要求的工资了——他们就离开这里，但必定是转移到另一个同样的营旁地带，他们不能过别样的生活。瓦西里·阿克先吉耶维奇·弗罗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大酒鬼，骗子手，“著名的铸造能手”，要不是我对他已经做过一番描写，我在这里还可以谈很多关于他的事。他没有任何文凭，他那点手艺也早被他连酒一块地喝掉了，可是人家每个月没有拿过少于五千（赫鲁晓夫以前的）卢布的钱。
    　　“自由民”这个字最广泛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自由人，即还没有被关进监狱或者已经放出来的苏联公民，因而也应指营旁世界的任何一个公民。但是这个字在群岛上更经常地是用于狭隘的意义：自由民——这是和犯人们在一个生产区工作的自由人。因此到那里去工作的第一、五、六种人也都叫做自由民。
    　　自由民被雇来担任施工员、领班、工长、仓库主任、定额员。有些职务，如果使用犯人，在看押方面有困难，也雇佣他们来担任：司机、马车夫、发货员、拖拉机手、挖土机手、铲土机手、线路电工、夜班锅炉工。
    　　这些第二等的自由民是和犯人一样干普通苦力活的人。他们马上就能很随便地和我们交上朋友，劳改营制度和刑事法律禁止的一切事情他们都肯做：很痛快地替犯人把信件投入新村的自由人的邮筒；把犯人们裹成一小包的衣服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卖来的钱留在自己手里，而给犯人们带去一些解馋的东西；和犯人们一起在工地上大搞偷窃活动；把烧酒带进或运进生产区（当门口搜查得紧的时候——把用柏油封口的小瓶放进汽车的油箱）。
    　　如果在那里面也被门岗发现了——仍然不会有人报告上司；共青团员警卫战士们认为那样做倒不如自己把缴获的烧酒喝到肚里上算。
    　　凡是可以把犯人的工作量写到自由人的帐上的地方（领班和工长也不会讨厌记到自己的帐上的），他们一定会这样做。要知道，记在犯人帐上的工作量是白搭的，人家不会付钱，只给一份面包口粮。所以在取消了配给制以后的时代里比较合理的作法是给犯人随便填写一张工作日报单，只要不出大问题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记到自由人的帐上。自由民领到这笔钱，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给他手下的犯人们一点吃的。
    　　在莫斯科劳改营里的自由民身上，也看得出在营旁世界里工作的极大好处。一九四六年在我们的卡卢加关卡有两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们算是我们这个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几乎一点也不干。因为这项工程给不了他们大价钱：这里没有附加工资，工作面积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给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按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间房子的平方米数多写两倍都绝对不可能。但是第一，我们的自由民可以从工地上往外夹带水泥、油漆、干性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入主要工作——干旁门左道的私活，靠它来把钱捞足。抹同样的一千米墙壁，灰泥匠从私人手里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卢布。这样一天晚上就能挣到两百卢布！
    　　普罗霍罗夫不是说过吗：“钱——现在它是双层的。”哪个西方人能懂得“双层的钱”是什么？在战时，一个车工每月经过扣除后能拿到八百卢布，而市场上的面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卢布。这就是说他一个月除了配给的面包口粮之外，连买六公斤面包的钱都挣不到——也就是说他每一天不能给全家带回两百克面包！然而他却能活着……公家明摆着蛮不讲理地付给工人不现实的工资，让他们去寻找“第二层钱”的来路。那个付给我们的灰泥匠高得发疯的干夜活的报酬的人，自己也是在什么事上、在什么地方捞取自己的“第二层”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样取得了胜利，可惜只是在纸面上。原先那个制度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很灵活的，无论是诅咒，无论是检察长的追究，都没有使它死去。
    　　所以犯人和自由民的关系一般地不能说是敌对的，反倒可以说是友好的。此外，这些前途茫茫、半醉半醒、丧家失业的人们对别人的痛苦比较容易感受，对于犯人的灾难及其冤狱的情况能够听得进去。对于军官、看守和警卫由于职务的关系闭眼不看的事情，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的眼睛是睁开的。
    　　犯人和领班及工长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这些作为“生产指挥员”的人是被放在压制和驱使犯人的地位上的。但是生产本身的进程也要他们负责任，而如果和犯人们处于直接敌对的状态，并不总是能把生产进行下去：并不是一切都能靠棍棒和饥饿达到目的，有些东西还要靠好言相商，摸准手下人的爱好和脾气。只有那些和作业班长及手艺最好的犯人师傅关系搞得好的领班们才能百事顺利。领班们本人往往不单是酒鬼、不单由于经常使用奴隶劳动而变得四肢无力，战害了自己的健康，而且还是没有知识的，对自己从事的生产工作一窍不通或者模模糊糊，因而更加多地依赖着作业班长。
    　　俄国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多么有趣地纠结在一起！在一个节目前，木工领班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穆拉夫廖夫喝得醉醺醺地来到我们这里，他对已经蹲了九年多的漆工作业班长西涅布留霍夫——一个手艺高超的匠人，严肃而坚毅的青年——说出了心里话：
    　　“什么？你坐牢只因为是富农的儿子？你爹一个劲儿地耕地，买牛，以为能带到阴间去。他现在在哪里？死在流放地了？把你也关进来了？不，我爹比他聪明：他打小就把什么都喝酒喝得精光，剩了一间空屋子，连一只母鸡都没有交给集体农庄。因为是穷光蛋——马上当了生产队长。我现在照他的样子成天喝酒，无忧无愁。”
    　　结果是他说对了：西汉布留霍夫刑满之后接着去流放，而穆拉夫廖夫当了该项工程的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
    　　固然，他这个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兼领班是工地主任布斯洛夫不知道怎么办才能摆脱的人物（不可能摆脱：这些人是由干部科而不是由工地主任雇佣的。干部科从好感出发常常挑选一些二流子和傻瓜）。对于所有的材料和工资基金，工地主任是要用自己的钱包负责的，而穆拉夫廖夫有时候由于无知，有时候由于太老实（他心肠一点也不坏，作业班长们为了这一点又特意奉承他），乱花这个基金，签署一些欠思考的工作日报单（由作业班长自己填写），接受质量恶劣的交活，然后只好拆掉重做。布斯洛夫愿意用一个正在抡大镐的犯人工程师来替换这个领班，但是干部科出于警惕性而不准许这样做。
    　　“好吧，现在你告诉我：目前你们这项工程的大梁是多大长度？”
    　　穆拉夫廖夫深深叹口气：
    　　“我暂时难以准确地告诉您……”
    　　穆拉夫廖夫酒喝得越多，和工地主任说话就越放肆。这时候
    　　工地主任决定用书面办法整垮他。他豁出自己的时间，开始把对
    　　他的一切命令都用书面写出来（副本订在卷宗里）。这些命令自然
    　　是没有执行，一个可怕的案件正在积累起来。但是地方委员会主
    　　席也没有慌了手脚。他找到了半张揉皱了的练习本纸，花了半小
    　　时时间辛辛苦苦、歪歪扭扭地写出了这么几行字：
    　　“兹向您报告木工所有的机械全都不完好也就是都坏了
    　　完全不能用了。”
    　　工地主任已经属于另一级的生产领导。对于犯人们来说，他
    　　是永远的压迫者和永远的敌人。工地主任已经既不限作业班长们；交朋友也不和他们做交易。他经常打回他们的工作日报单，揭穿
    　　他们虚报成绩（根据他头脑灵活的程度），并且可以随时通过劳改
    　　营领导惩罚作业班长和任何一个犯人：
    　　劳改点点长……中尉同志：
    　　混凝土作业班长犯人佐祖利和领班犯人奥拉切夫斯
    　　基浇制的预制板超过规定厚度，以至造成混凝土浪费。为
    　　此，请您对上述二人给予最严厉处分（希为关禁闭，但
    　　需每日带出劳动）。
    　　同时向您报告，犯人作业班长阿列克谢耶夫今日为
    　　工作日报单中工作量记录问题找我谈话时，把领班图马
    　　尔金同志称为驴，以此对他进行了侮辱。我认为犯人阿
    　　列克谢耶夫这种破坏自由雇员领导威信的行为极为不良
    　　甚至具有危险性。特请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直至押解出营。
    　　工地主任布斯洛夫
    　　布斯洛夫在适当的时刻自己也常把这个图马尔金称做驴，但
    　　是犯人作业班长由于自己的身价不同所以罪该押解出营。
    　　像这样的条子，布斯洛夫每天都要给劳改营长官送几张。他认为最高的生产刺激手段是劳改营内的处分。布斯洛夫是那种对古拉格制度已经融会贯通、适应了其中的活动方式的生产长官之一。他在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我有和犯人工作的长期经验。他们威胁说要用砖头砸死我，我不害怕。”但是他遗憾地说，古拉格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经过战争和到过欧洲以后再到劳改营里来的人们都变得不那么恭敬了。“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工作，你们知道吗，简直是很愉快的。比方说，一个自由雇员进来，犯人们必定要起立。”布斯洛夫对于如何欺骗犯人、如何把犯人派到危险的地方，是很内行的。他从来不怜惜他们的体力和他们的肚皮，更不用说他们的自尊心。这个长鼻子、长腿、穿着一双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捐赠给困苦的苏联公民的美国黄色牛皮鞋的人，一天到晚在施工中的大楼的各层窜来窜去。因为他知道，不这么办，那些叫作“犯人”的懒惰肮脏的生物就会在大楼的各个拐角和旮旯里坐着、躺着、取暖、找虱子甚至交媾，置短短的十小时工作日的最紧张的时刻于不顾。而作业班长们则聚集在定额办公室里，在工作日报单上填写虚报数字。
    　　所有的领班当中，他只在一定程度上信赖一个叫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什科夫的人。这是一个有两撇叉开的白胡子的干瘦的老头。他精通建筑施工的业务，也熟悉自己的和与自己相关的工作。而他在自由民当中显得不寻常的主要特征是他真诚地关心着施工的结果：不是从钱包的角度，像布斯洛夫那样（上司会罚款还是会给奖？会骂还是会夸？），而是从内心里，好像他是在为自己建设这座大楼并且一心想建得好些。他在喝酒方面也很小心，决不把工程忘在脑后。但是他身上也有一个大缺点：和群岛配合不上，不习惯让犯人们永远战战兢兢。他也喜欢在工地上走动，靠自己的眼力到处察看。然而他不像布斯洛夫那样窜来窜去，不是乘其不备地去抓住做假的人，而是喜欢和木匠们在梁架上、和瓦匠nJ在砌好的墙上、和灰泥匠在灰斗边坐一坐，聊一聊。有时候访犯人们吃几块糖，这在我们这儿是希罕事。有一种活儿他到老也不肯丢下——拉玻璃。他口袋里随时都装着一把金刚石刀。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拉玻璃，他马上就开始嚷嚷拉得不对，说着就把玻璃匠推到一边，自己动手拉。布斯洛夫到索契去了一个月，由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代理。但他断然拒绝坐进他的办公室，仍然留在领班们的大屋子里。
    　　戈尔什科夫一冬都穿着一件俄国旧式的有腰身的短外套。领子都磨光了，而布面子却保持得挺完好。人家谈起他这件紧腰外套时说，戈尔什科夫已经穿了三十二年没换下来过，在这以前他的父亲每逢过节还穿了好多年呢。接着说下去，又知道了，他的父亲瓦西里·戈尔什科夫当年是个官家领班。从而就明白了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么喜欢石头、木头、玻璃和油漆的原因——他从小就是在施工现场上长大的。虽然领班当时称为“官家的”，而现在不这么称呼——但正是现在他们才真成了官家的人，而在当时他们是——艺匠。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还夸奖旧秩序：
    　　“现在的工地主任算什么？他连一个戈比都不敢挪用。先前那会儿，包工头礼拜六来找工人：‘喂，小伙子们，进澡堂子以前谈买卖还是以后？’人们说：‘以后，以后，大叔！’‘好吧，给你们洗澡钱，洗完了到某某酒馆。’小伙子们出了澡堂子，结帮成伙地来了。而那人已经准备好了烧酒、下酒菜和茶炊，在酒馆里等着了……像这样，在礼拜一能不好好干吗？”
    　　今天什么事都有了名称，样样都给我们说得一清二楚：这叫做血汗制度，丧尽天良的剥削，利用人的低级本能；喝掉的酒和下酒菜的价值，低于下个礼拜从工人身上榨取的东西。
    　　可是口粮面包，由冷漠的手从切面包房间的窗口扔出来的那一份夹生的面包——莫非值更多的东西吗？
    　　上述八类自由居民就这样人挨人地挤在劳改营旁的狭小的空间：从劳改营到森林，从劳改营到沼泽地，从劳改营到矿山之间的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几个不同类别、等级、阶级的人们全都得挤在这个恶臭狭小的新村里，他们全都互称同志，他们全都把孩子送进同一所学校。
    　　他们是这样的“同志”：好像高踞云端的圣人一样，在所有其他人头顶上飘浮着两三个本地的大头目，在埃克巴斯图兹是托拉斯经理黑休克“和总工程师卡拉休克“（这样的姓你故意想都想不出来！）。以下则是劳改营长、押解队长、托拉斯官员、劳改营军官、押解队军官、某些地方还有工人供应处长、某些地方还有学校校长（但不包括教师）。等级分明，界限森严。越到上面这些界限遵守得越是一丝不苟，对于谁家的女人可以去找谁家的女人一道嗑葵花子这种事情看得越重（正因为她们不是公爵夫人，不是伯爵夫人，所以她们更加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要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唉，住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世界里，远离其他生活在舒适宽敞的城市里的高贵家族，只能怪命不好！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你随随便便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都会降低自己的身份。你自然更不会亲自去商店买东西（何况最好的和最新鲜的东西他们会给你送到家里来）。连自己养一口小猪似乎也不成体统：某某人的夫人亲手喂猪可是有失身份的！（所以才需要从劳改营里要来女用人。）在新村医院的某些病房里要想和那些瘪三、穷鬼们分开，单独和体面的病友们躺在一起，也很不容易做到。而且还得把自己的小宝贝送去和天晓得什么人的孩子同坐一个课桌。
    　　但是再往下面，这些分界线很快就失去了它们的清晰度和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喜欢找麻烦的人出来维护它们了。等而下之的各类人物免不了要互相搀混经常见面，你买我卖，一起跑着去站队，为工会发的新年枞树礼物争吵，在电影院里杂乱地坐在一起——不管是真正的苏维埃人还是根本配不上这个称号的人。
    　　这些新村的精神中心是设在一间快要朽倒的工棚里的主要“茶馆”。在它附近停着成排的卡车。醉鬼们哭嚎似地唱着、打着响嗝、踉踉跄跄地从里面出来，散向全村；在同样的水坑和烂泥中间还有第二个精神中心——“俱乐部”。那里瓜子壳吐得满地，大皮靴踩得到处是泥，贴着被苍蝇拉满深的去年的壁报，门顶上挂着成天呜噜呜噜的广播喇叭，舞会上骂娘的脏话充斥于耳，电影散场后动刀子打群架。本地的风气是——“天晚别出门”，带着姑娘去参加舞会，最牢靠的办法是在手套里面交一块马蹄铁。（不过这儿的姑娘们也不是好惹的。有的一个人能把七个小伙子打得屁滚尿流。）
    　　这个俱乐部是军官们心里的一块病。军官们到这样的草棚子里和这样的一类人一起参加舞会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到这儿来的是那些拿了假条的警卫队士兵。但是麻烦就在于年轻的没有孩子的军官太太们也迷着到这儿来，而且没有丈夫陪伴。其结果就会是和当兵的在一起跳舞！列兵们今晚接过军官夫人的腰，明天还想要他们绝对服从吗？这不等于和军官平起平坐吗？哪一支军队像这样干都维持不下去！军官们无力阻止老婆去跳舞，于是全力禁止当兵的去参加舞会（就让随便什么肮脏的自由民去搂抱自己的老婆吧！）。但是这样一来，向士兵进行的政治教育的严整体系——我们全是苏维埃国家的幸福而平等的公民，我们的敌人全在铁丝网里面！——就不免受到损伤。
    　　在营分世界里，深藏着许多这类复杂而紧张的关系以及八类人员之间的许多矛盾。平时和被专政及“半专政”的人员搀混在一起的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们，总是不放过机会训斥他们几句，叫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特别是事关分配新建营房里的房子问题。看守员们凭那身内务部制服，也自认比普通自由人高出一等。此外，还一定有一些为解救单身男人苦难、因而遭人白眼的女子。还有一些女子，她们巴望找到一个固定的男人，每当听说要释放犯人，就走到劳改营门口，拉住不相识的男人的袖子说：“跟我去吧！我有住的地方，能让你暖和。我给你买一套衣服！唉，你还能到哪儿去？他们还会把你抓进来的！”
    　　新村里也存在着安全部门的监视系统，有自己的“教父”，有自己的眼线，他们成天忙于打听：谁替犯人带信出来投递？谁在营房墙角后面贩卖劳改营里的服装？
    　　营分世界居民的法制感以及“我的营房就是我的城堡”的感觉自然比苏联其他地方更差些。有些人的身份证“不干净”，另一些人根本没有身份证，第三种人本身劳改过，第四种人是“反属”。所有这些独立的免除了看管的公民们对于背步枪的人的命令比犯人更顺从，在挎手枪的人的面前比犯人更温顺。他们遇到这些人，决不会昂起骄傲的头宣称：“你们无权这样做！”而是缩成一团，低头哈腰，巴不得悄悄溜过去。
    　　这种刺刀与制服的无限权力的感觉，如此安稳地翱翔在包括整个营分世界的广安无垠的群岛的上空，如此强烈地传染给每一个跨进了这个国土的人，以至一位带着小女儿乘坐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线班机到劳改营探视丈夫的自由人妇女（普-奇娜）在飞机上听到内务部人员的第一声要求，就让他们在自己身上胡摸乱搜，并且任凭他们把小女孩的衣服脱光。咱那以后，小女孩一见到蓝箍帽们就哭。）
    　　但是如果现在有人说，没有比这种劳改营的郊区更可悲的地方，营旁世界是肮脏的下水道，我们的回答将是：各人情况不同。
    　　比如雅库梯人科洛杰兹尼科夫，他因为把别人的驯鹿赶进水加森林，被判了三年。依照意义深远的移徙政策，把他从老家科雷马遣送到列宁格勒服刑。刑也服完了，列宁格勒也逛过了，还给家里带回来颜色鲜亮的布匹、但是以后很多年，他还总是对乡亲们以及从列宁格勒遣送来的犯人们频频抱怨：
    　　“唉，你们那边太闷气了！噢，不怎么样！……”

    　　——————

    第二十二章　我们在建设

    　　听了前面所说的关于劳改营全部情况以后，自然禁不住会问：够了！可是犯人的劳动对于国家究竟是不是有利？如果无利——那么搞起整个这么一个群岛到底值得不值得？
    　　在劳改营内部，这两种观点在犯人当中都有，我们也喜欢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当然，如果相信领袖们的话，在这件事上是没有什么可争的。曾经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的莫洛托夫同志就使用犯人劳动问题曾向苏联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我们过去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将来也要这样做下去。这对社会是有利的。这对罪犯是有益的。”
    　　请注意，并不是对国家有利！而是对社会本身有利。对于罪犯则是有益的。我们将来还要这样做下去！所以，有什么可争论的？
    　　斯大林在位的几十年中，先计划建设项目后为这些项目征集罪犯的这一整套办法也证实，政府看来从未怀疑过兴办劳改营的经济效益。经济一直是走在司法前面的。
    　　但是上面提出的问题显然还需要进一步阐明，而且需要分成几个部分：
    　　——劳改营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是否合算？
    　　——它们在经济上是否合算？
    　　——它们是否能自负盈亏？（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虽然表面相似，但其间有差别。）
    　　第一个问题不难答复：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劳改营是可以赶进去成百万人以便恐吓其余人的美妙的地方。由此可见，它在政治上是合算的。劳改营还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数不清的劳改营军官们有实际的利益：向他们提供在安全的后方“服军役”的机会、特殊的口粮配给、工资、制服、住宅、社会地位。大群大群的看守员、在劳改营了望塔上打盹的呆头呆脑的警卫，也都在这里找到温暖的窝（而同时却把十三岁的男孩子们赶进职业学校）。这些寄生虫们都全力支持群岛——农奴制剥削的巢穴。他们害怕大教如同害怕瘟疫。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招收进劳改营来的人远远不止是持不同政见者，远远不止是那些企图脱离斯大林为畜群划定的道路的人。劳改营招收的人数超出了政治的需要，超出了恐怖政策的需要。它是和经济计划的规模成正比的（这个比例可能只装在斯大林的脑袋里）。二十年代达到危机程度的失业现象不正是靠大兴劳改营（和流放）的办法摆脱的吗？从一九三0年起，并不是因现有的劳改营闲在那里打瞌睡才发明了挖运河的办法，而是为了设想好的运河而紧急地凑集劳改营。决定着法庭的活动的并不是实有的“罪犯”（即使连嫌疑分子在内）数量，而是各个经济管理部门提出的劳力申请单。白波运河一开工，马上显出索洛维茨的犯人数量不够，同时弄清了：三年徒刑对于“五十八条”说来为期太短，不能带来赢利，因此应当一次判得够两个五年计划使用。
    　　劳改营在哪方面证明了它在经济上是有利的？——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曾祖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里早已做了预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谁也不愿做的有损尊严的和特别沉重的劳动正好由犯人们来做。为了在多年内可以不建设住房、学校、医院和商店的偏远荒蛮的地区内施工，为了在二十世纪的繁荣昌盛时代用丁字镐和铁锹施工，为了在还不具备经济条件时兴建社会主义的伟大工程，正用得上犯人的劳动。
    　　在伟大的白波运河工地上，连一辆汽车都是希罕物件。一切都是靠，像劳改犯们说的，“屁力”建造起来的。
    　　在更加伟大的伏尔加运河工地上（工作量比白波运河大七倍，可以和巴拿马及苏伊士运河相比），一共挖了深五米上宽八十五米总长一百二十八公里的河道。几乎全是用丁字镐、铁锹和独轮手推车完成的。未来的雷宾斯克海底覆盖着整片的森林．整个这片森林都是用人力伐倒的，没见过电锯的面。树权和枯枝则是由完全残废的人们负责烧掉的。
    　　在伐林场上一天干十小时，还需要在黎明前摸黑走七公里来森林上工；晚上再走同样多的路回去，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并且除了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之外，一年之内没有别的休息日（伏尔加拉格，一九三七）。如果不是犯人，谁能在这里工作？
    　　如果不是群岛的土著，还有谁能在大冬天从地里刨树根？还有谁能在科雷马的露天金矿上用背筐运矿石？还有谁能把脖子伸进马套包（为了使套包软一些，他们用破衣裳把它裹起来，斜套在肩膀上）两人一犋地拉芬兰式拖橇，踏着厚雪，把科因河（维姆河支流）岸一公里外伐倒的木材报到河边？
    　　固然，全权记者茹科夫向我们保证说声共青团员们建设阿穆尔河岸共青城的时候（一九三二年）也是这个样子：砍伐森林，一没有斧子，二没有铁匠炉；领不到面包，大批死于坏血病。他于是赞叹道：啊，我们是以怎样的英雄气概从事建设的呀！但是，对这种现象不是更应当气愤吗？是哪个不爱护自己人民的家伙把青年们派去这么搞建设？不过，也不必愤慨。建设共青城的究竟是怎样的“共青团员”，至少我们是知道的。现在的文章里已经挑明了：那些“共青团员”也就是马加丹的创建者。“
    　　可以把什么人放到杰兹卡兹甘的矿井里去干每天十二小时的干式钻进工作？——矿岩的砂尘像浓雾一样停留在空气中，没有面罩，四个月以后就带着不可逆转的矽肺被送到外面去等死。可以把什么人放在没有制动装置的提笼里降到没有冒顶和水淹防护的巷道里去？在二十世纪只有为哪一类人可以不需要在耗资巨大的安全技术上花一分钱？
    　　因此劳改营在经济上怎么会不利呢？……
    　　请读一读波博日的《死亡之路》中关于从塔兹河上的驳船登岸和卸货的描写吧，请读一读这部斯大林时代的北极《伊利亚特》吧：蚁群似的犯人们在以群似的押解队的监视下，在人迹未到的洪荒的冻土上扛着运来的成千根圆木，建码头，铺铁轨，把火车头和车厢推进这一片冻土地带。而这些机车和车辆却注定了永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开出这个地方。犯人们睡在四周插着“营区”牌子的一块空地上，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
    　　他接着描写犯人们怎样在冻土带上架设电话线：他们住在用树枝和苔藓搭造的窝篷里。蚊子叮咬着他们毫无遮盖的身体。他们的衣服上的沼泽的泥浆从没有干的时候，更不用说鞋袜。线路的勘测做得马马虎虎，施工也不高明（因而注定要返工）。附近没有可以做电线杆用的树木，他们要向外走出两三天的路程，从那里扛回电线杆。
    　　可惜没有另一个波博日，以便向我们叙述战前修建另一条铁路——科特拉斯-沃尔库塔线的情形。在那里的每一根枕木下都留下了两个人的头颅。不用说修铁路了——就说说有铁路之前那条穿过难以通行的森林的简单的横木道路是怎样靠瘦弱的双手、粗钝的斧头和什么事也不做的刺刀修成的吧。
    　　要没有犯人，谁能做出这些？劳改营怎么能是无利的？
    　　劳改营的独一份的有利之点就在于奴隶劳动的驯服性和它的廉价性——不，甚至不是廉价性，而是无偿性。因为购买一个古代奴隶毕竟是要付钱的，而购买一个劳改犯却分文不付。
    　　甚至在战后召开的劳改工作会议上，工业地生们也承认；“犯人们在后方的工作中，在争取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在矗立于白骨之上的大理石纪念碑上，永远不会有人写上他们的被遗忘了的姓名。
    　　在赫鲁晓夫年代，他们为动员参加垦荒和西伯利亚的大工程而进行劳神费事、声嘶力竭的共青团动员时，终于明白了，劳改营是多么地不可代替啊。
    　　至于劳改营的自负盈亏问题，情况则不同。国家对这件事垂涎已久。一九二一年的《监禁场所条例》就已经张罗着要“监禁场所的维持费用尽可能从犯人劳动中得到抵偿”。从一九二二年起，某些地方执委会置自己的工农性质子不顾，表现出“非政治的事务主义的倾向”，具体说就是：不仅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而且竭力从它们身上为地方预算榨取利润，实现自给有余的经济核算。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同样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一九二八年在第一次全苏惩治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坚决的要求，即“整个监禁场所企业网”必须“把国家为监禁场所支付的费用偿还给国家”。
    　　很想很想拥有一些可爱的劳改营——并且是免费的！从一九二九年起，全国所有的劳动改造机关都列入了国民经济计划。而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明令规定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全部劳改营和教养所实行彻底的自负盈亏制。
    　　结果呢？自然是立即收效！一九三二年法学家们胜利地宣布：“劳动改造机关的开支逐渐减少（这是可以相信的），而被剥夺自由者的生活条件则逐年改善。（？）”
    　　如果我们不是后来亲身体验过那个生活条件是怎样改善了的话，我们可能会惊讶，我们可能力求弄明白，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做到这个其实一点也不难！！需要做些什么？使劳改营的开支与它们的收入相抵吗？我们在上面读到了，开支是在逐渐减少的。而增加收入则更简单：只要把犯人们捏得更紧些就行了！如果在群岛的索洛维茨时期对强迫劳动的生产率曾打过百分之四十的官方折扣（当时不知为什么曾认为棍棒下的劳动生产率不会那么高），那么从实行了“肠胃等级表”的白波运河工程开始，古拉格的学者们发现了情况完全相反：强迫的饥饿劳动恰恰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劳动！接到从一九三一年起改行自负盈亏制的命令以后，乌克兰劳改营管理局直截了当地决定：与前几年相比，在下一年度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多不少百分之二百四十二，换句话说，一下子提高两倍半，而且不搞任何机械化！（计算得也真够科学：二百四十还有个二。只有一点是当时的同志们还不知道的：这叫做“在三面红旗下的大跃进”。）
    　　你瞧古拉格对于风向摸得多么准！这时候恰好灌下来斯大林同志的具有不朽的历史意义的六个条件——其中的一条就是经济核算制，而我们已经有了！而我们已经有了！那里头还有一条是“发挥专家作用”！这对于我们说来最简单不过了：把工程师从一般劳动里抽调出来！把他们放在生产杂役的岗位上！（三十年代初是群岛上技术知识分子最受优待的时期。他们差不多都不在一般劳动中受苦，甚至新来的也马上就安排专业工作。在这以前，在二十年代，工程师和技术员们一直在一般劳动中白白玩命，因为没有让他们施展本领的用武之地。在这以后，从一九三七年到五十年代，经济核算和全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个条件全被遗忘了。当时是警惕性占据了历史的中心地位。工程师们在杂役行列中的个别渗入与驱赶他们全体去干一般劳动的浪潮在相交替。）不过养一个犯人工程师究竟比养一个自由人工程师便宜得多：不需要付工资！所以又讲利益了，又讲经济核算了！又一次是斯大林同志说对了！
    　　所以说，这条路线是源远流长的，正确地说是一贯执行着的：把群岛变为不需要费用的单位。
    　　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着急、拼命，在岩石上抠断了所有的指甲也罢，把完成计划的表报修改二十次也罢，用橡皮把纸擦出窟窿也罢，自负盈亏的目的在群岛上并没有实现，而且永远不会实现！它们的收入和支出永远不能相抵，我们年轻的工农国家（以及后来的年长的全民国家）必须用脊背驼着这个血污的包袱。
    　　原因在这里。首先的和主要的原因是犯人们的缺乏觉悟，是这些蠢笨的奴隶们的粗心大意。你不仅期待不到他们的社会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连简单的资本主义的勤奋精神也表现不出来。他们只是瞅机会把鞋弄烂——以便不去上工；把绞车弄坏，把轮子扭弯，把铁锹别断，把提桶沉到水底——以便找个借口坐坐、抽口烟。劳改犯们为亲爱的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明目张胆的和最高程度的瞎糊弄：他们制出的砖用手都掰得断，护墙板上的油漆一片片脱落，灰泥往下掉，柱子往下倒，桌子摇晃，家具掉腿，把手一拉就脱。到处是考虑不周，错误百出。时常需要把已经打好的屋顶铁皮再投下来，把已经填好的地沟重新挖开，把已经砌好的墙用铁棍和长钻凿平。五十年代把一台崭新的瑞典涡轮机运到了斯杰普拉格。它到货时是装在一个用原木制成的像一座木房似的大箱里的。是冬天，很冷，所以可恶的犯人们竟钻进了这个木箱，躲在原木和涡轮机之间的空档里，并且还在那里生火取暖；叶片的银焊接点熔脱了——于是就把这台涡轮机丢掉不要了。它的价值是三百七十万。这就是你的经济核算！
    　　跟犯人们混在二起——这是第二个原因——自由的人们对一切也变得好像无所谓了，好像他们不是建设自己的东西，而是替一个什么张三李四在建设。此外他们还猛劲地偷，偷得很凶。（建筑一栋住宅楼，自由民偷走了几个澡盆，而那是按单元数领来的。这栋楼怎么交工呢？工地主任当然不能如实承认，他郑重其事地带着验收委员会察看一楼的各套房间。每间浴室必进，每个澡盆必点交。然后带委员会看二楼、看三楼，不慌不忙，仍是每间浴室都进去看看。而这时一批经过训练的手脚麻利的犯人在有经验的卫生工程领班的指导下从一楼的各单元里拆下澡盆，射着脚尖抬上四楼，赶在委员会到来之前迅速安装好，抹好腻子。谁受了蒙骗，就让他事后自己去交帐吧……这要拍成个电影喜剧倒不错，可是一定不会通过：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可笑的现象，一切可笑的现象全在西方！）
    　　第三个原因在于犯人们缺乏独立性。没有看守员，没有劳改营行政管理机构，没有警卫，没有架设着了望塔的营区，没有生产计划科，没有登记分配科，没有契卡行动科和文化教育科，没有层层的劳改营管理局，直到古拉格本身；没有邮件检查部门，没有惩戒隔离所，没有强管棚，没有杂役，没有保管室和仓库，他们就没有生活的能力。没有押解队和警犬，他们就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国家需要为每一个做工的土著至少养活一名监工（而每一个监工都有一家人！）。不过这仍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话，你叫这些监工们靠什么过日子呢？
    　　还有一些聪明的工程师指出了第四个理由：他们说，由于每走一步都需要设隔离区、加强警戒，增派押解人员，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在技术方面的指挥受到干扰。比方在塔兹河上登岸时就是这种情况。一切都不能按时完成，一切都要多花钱，据他们说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已经属于客观原因，这已经是一种借口。把他们叫到党委会去谈谈，好好敲打敲打，这个原因就会消失。让他们绞绞脑汁就能想出办法。
    　　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领导本身的很自然的并且完全可以原谅的考虑不周。正如列宁同志说的，只有不工作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比方说，土方工程不管你怎么计划，很少能赶上在夏天进行，不知为什么总赶上秋天，冬天，总赶上烂泥和严寒。
    　　又如，在什图尔莫沃依金矿（科雷马）的扎罗什泉地方，一九三八年三月派了五百人去，在永冻土里打一些八至十米深的探井。他们完成了（一半犯人丢了命）。应该进行爆破作业了，可是他们改变了主意：金属的含量太低。放弃了。五月间探井化冻坍塌，前功尽弃。可是两年以后，又是在三月，科雷马正冷的时候，又心血来潮：快打探井！还是在原地！紧急任务！不要可惜人命！
    　　这不就是多余的开支吗？……
    　　又如在奥波基新村附近的苏霍纳河上——犯人运来了土，筑成了水坝。春汛一来马上冲倒。光了，白费了力气。
    　　又如，给阿尔汉格尔斯克劳改营管理局的塔拉加伐木场下达了生产家具的计划，但是忘了下达供给他们制造家具的木材的计划。计划就是计划，不能不执行！塔拉加只得组织一些专门的班子，负责从河里打捞“事故木料”——即从木排里脱落出来的木料。不够用。于是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开始打散整个的木排，然后拖回来。但是这些木排也是在别的什么单位的计划之内的，现在他们就会不够了。而另一方面塔拉加也不给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填工作日报单：因为这是偷窃。经济核算就是这么回事……
    　　又如在乌斯特维姆拉格有一次（一九四三年）他们想超额完成散木（单个原木）流送的计划，对伐木场施加了压力，把能干活的不能干活的全赶去伐木，结果在总浮栅前面聚集了过多的木材——二十万立方。冬季到来以前没有来得及捞出来，木材冻在冰里了。浮栅下游是一座铁路桥。如果开春时木材不分散成单个的原木，而是整个地流下去，就会撞倒桥墩，不用说，营长非进法院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申请拨来几车皮炸药，在冬天把炸药放到河底，炸开冻结的木材，然后赶紧把这些原木滚到岸上来——烧掉（反正到春天它们已经不适合做锯材用了）。整整一个劳改点，二百人，都从事这项工作。为了在冰水里干活，专门发给他们猪油，但是任何一个工序都不能填报工作日报单，因为这全是多余的劳动。被烧掉的木材也属于白搭工。这就是所谓经费自给。
    　　由整个伯朝拉铁道劳改营负责修建了一条通达沃尔库塔的铁路——曲里拐弯，到哪算哪。后来又动手把这条修好的铁路取直。这算在哪一笔帐上？还有那条从拉耳斯克（鲁扎河边）到皮纽格（甚至曾想延伸到司克特夫卡尔）的铁路呢？一九三八年曾把一些多么庞大的劳改营赶到那里修筑了那条四十五公里长的铁路——修好就不要了……全部力气就这样白费了。
    　　当然这类微小的错误在任何工作中都是难免的。任何一个领导＾都不能保险不犯这类错误。
    　　可是这条一九四九年动工的萨列哈尔德-伊加尔卡铁路呢？——事后发现它整个是多余的，这条线上没有什么可运。于是也不要了。这是谁的错误，说出来都觉得可怕。要知道这是——他本人的……
    　　经济核算有时候把人折腾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劳改营长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躲，该怎么样补亏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附近的卡恰残废犯人劳改营（有一千五百名残废人！）在战后也接到全部实行经济核算的命令：制造家具！这些残废人用框锯（不是伐木营，所以不供给他们机械设备）伐木，用奶牛把木材运回营里（也不给他们运输工具，但是他们有一个牛奶场）。一对沙发的成本算起来高达八百卢布，而卖价是六百卢布！……在这种情况下，把尽可能多的残废人员改定为一级残废或者算做病号而不带到营外上工对于劳改营当局反倒有利：他们马上就可以由亏损单位转为稳吃国家预算的单位。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群岛非但不能实现自负盈亏，而且国家为了维持这么一个玩艺儿还不得不拿出大笔的补贴。
    　　导致群岛经济生活复杂化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这个伟大的具有全国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仅仅是整个国家和古拉格所需要的，每个劳改营的营长却拿它不当一回事。免不了要说点怪话，免不了要私留点奖金（上面给的奖金仍会照发）。每个劳改营营长都把拥有一摊独立的自然经济、拥有自己舒适的小庄园和世袭领地视为主要收入来源和活动余地，视为自己主要的方便条件和快乐享受。在红军以及在内务部军官当中演化和形成了一个周到的、尊敬的、骄傲的、好听的字眼——“主人”。在上头有一个全国的主人。下头每一个班的班长也都必须是主人。
    　　但是狠心的弗连克尔使用的那把划分犯人为甲—乙—丙—丁四类的无情的梳子始终留在古拉格的鬃毛里，为了使建立领地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一定数量的劳力能巧妙地在这把梳子的齿缝间通过，劳改营的主人就需要采取一些变通办法。如果按古拉格的编制只应有一名裁缝，那就需要设立整整一个缝纫车间；如果规定只能有一名鞋匠——那就要建立一个制鞋车间。还有多少别的极有用的匠人是主人希望留在手边的呀！比方说，为什么不建立一座玻璃温室以便给军官的餐桌摆上温室的花草呢？有时候一位明智的营长甚至会考虑建立一个大规模的蔬菜副业基地，以便让犯人们也能吃到一点蔬菜——他们会用劳动抵偿菜钱，这对主人是很合算的，但是从哪里去搞人力？
    　　办法是有的——给从事一般劳动的犯人们的肩上再加一点分量；对古拉格稍稍施一点骗术，对生产部门也稍稍施点骗术就行了。要进行一些较大的营内工程，如盖什么房子之类，可以强迫犯人们在星期天或者工作日（十小时的）结束后的晚上加班劳动。为了进行经常性的工作，则采取夸大作业班出工数字的作法：把留在营区内的人手当做随作业班出营施工的人手，而作业班长则必须从工地带回来这批人所应占的百分数，即从其他队员身上剥夺来的完成任务的数字（队员们本来就完成不了定额）。苦力们干的比以前多了，吃的比以前少了——可是庄园经济加强了，军官同志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来了，更加愉快了。
    　　某些劳改营的营长具有十分远大的经济眼光并且还能找到一名富有想象力的工程师——于是一座包括各种车间的“总务大院”就在劳改营区内生长起来，不久后便见于正式公文，甚至有了公开的编制并且开始承担工业订货的任务。但是它没法挤进材料和工具的供应计划，所以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制造一切。
    　　我们谈一谈肯吉尔劳改营的“总务大院”的情形。什么缝纫、熟制毛皮、装订、细木工以及诸如此类的车间我们在这里都不去提它，这是一些鸡毛蒜皮。肯吉尔的总务大院里有自己的铸造场、自己的钳工车间，甚至——正好在二十世纪中期——用手工方法制造了自己的钻床和磨床！诚然，车床自己未能做出来，但是采用了营内租借法案的方式：在光天化日之下从生产部门偷来一台。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开去一辆劳改营的卡车，等到车间主任离厂以后，整个作业班猛扑向一台车床，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抬上卡车，很容易地就开出了厂门，因为和门岗疏通好了；厂里的警卫也是内务部的人——一口气把车床拉进了劳改营，而那地方是随便什么自由人也进不去的。于是大功告成！从蠢笨的不负责任的群岛土著嘴里能问出什么？车间主任大发雷霆——床子哪儿去了？而他们却什么都不知道：难道有过床子吗？我们可没见过。最重要的工具也是用这个办法搞回营里来的，不过更容易些，放在衣兜里和衣襟下面就行了。
    　　有一回总务大院接受了为肯吉尔选矿厂铸造排水井盖的任务。东西倒是做出来了，但是铸铁用完了——劳改营究竟从哪儿去弄来呢？就从这个选矿厂本身去弄吧。于是命令犯人们从那里把优质的英国铸铁支架（还是革命前租让时期留下来的）偷回来，在劳改营里回炉后铸成井盖，再运回选矿厂，一笔笔的钱也就转到劳改营的帐上。
    　　现在读者就明白了这个活跃的总务大院是怎样在加强自负盈亏制以及全国经济的。
    　　这个总务大院什么活都揽！那些活连克鲁伯也不见得全揽得下来。承制下水道大型陶管、风车、铡草机、锁、水泵、修理绞肉机、缝合传动皮带、修理医院用的高压釜、打磨施行头骨环钻术用的钻头。鸭子没办法的时候也得上架！你好好饿一阵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你们说：我们不会干，干不了。明天就会赶你们到营外去上工。可是在总务大院里自在得多：不用集合排队，不用在押送下走路，干活也可以慢一点，还可以给自己做点什么。你替人家做了活，医院会开给两天“病假”作为报酬，厨房会给点“添头”，另外什么人会给点马合烟，长官们还可能丢给你点公家的面包。
    　　又可笑又有趣。工程师们一天到晚总要在“用什么材料？”“怎样制造？”上绞脑汁。一块不知从哪个废料堆里找来的合用的铁件往往能改变原设计的整个结构。风车做好了，可是却没有找到能够使它随风改变方向的那个弹簧。只好简单地系上两根绳子并且让两名犯人受这样的处罚：风向一变，就拉着绳子跑，扭转风车的方向。自己还制砖：一个女人用钢丝把移动着的长条泥坯按未来砖头的长度切开。砖坯接着移上一条传送带，而这条传送带也是需要这个女人自己去带动的。但是用什么呢：要知道她的两只手都占着呀。噢，狡猾的犯人们的不朽的发明创造精神啊！他们设计了两根小辕杆，紧紧地贴在女工的跨部，当她两手切砖坯的时候。依靠胯部的用力的和频繁的摆动同时使传送带移动！可惜我们拿不出一张这样的照片给读者看。
    　　肯吉尔的庄园主终于彻底地相信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的总务大院制造不出来的。于是有一次他把总工程师叫了去，命令他说：立即开始制造窗玻璃和高颈瓶！这东西是怎么造的？谁也不知道。查了查一本没人用的百科词典。只有笼统介绍，没有配方。但仍是订购了一批纯碱，在某个地方找到了石英沙，运到营里来。而主要的是指示营里的哥儿们从“新城市”建设工地上捎回碎玻璃——那里打碎得很多。把这些东西全填进炉子，熔化，搅拌，拉制——竟然制成了平板窗玻璃！只是一头厚度有一厘米，到了另一头只剩下两毫米。隔着这样的玻璃要想认出自己的好朋友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给营长看产品的期限快到了。你知道犯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只顾得上当天；只要能活过今天，明天的事管他娘。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偷来拉好的现成玻璃，拿到总务大院，给营长春。营长很满意：“有办法！跟真的一样！现在开始大批生产吧！”“营长公民，再多做不出来了。”“这是为什么？”“是这么回事，窗玻璃里一定要用铝。我们原来有一点，现在用完了。”“可惜。高颈玻璃瓶没有这个钻能行吗？”“高颈瓶或许能行。”“好，那就烧制吧。”但是高颈瓶的肚子吹出来全是歪歪斜斜的，并且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自己炸裂。一个看守员拿这样的高颈瓶去领牛奶——结果手里只剩下一个瓶颈，牛奶全流掉了。“啊，混蛋！”他骂起来。“暗害分子！法西斯！把你们统统枪毙！”
    　　在莫斯科的奥加列夫大街上拆掉一百多年的老房子为新建筑康地基的时候，楼板下的长方垫木不仅没有丢掉，不仅没有拿去当劈柴，而是拿去做细木制品用了！这仍是了些梆梆响的上好的木料。你看我们的曾祖父们是怎样预先把木材干透的。
    　　我们却总是匆匆忙忙，我们总是没有时间。难道还能等到垫木干透吗？在卡卢加关卡我们用最新的防腐剂把长方垫木涂过，它们照样腐烂，长出霉菌，而且烂得这样快，以至还没等到大楼交工就需要一边撬开地板，一边换这些长方垫木。
    　　因此一百年以后我们这些犯人以及整个国家建造的一切，一定不会像奥加列夫大街上那些旧垫木一样梆梆响吧。
    　　苏联大吹大擂地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天上去的那天，在梁赞，正对着我的住所的窗口，有两对穿着犯人外套和棉裤的自由妇女用抬斗把灰浆抬上四层楼。
    　　——不错，不错，情况就是这样，——有人会反驳我。——但是你能说什么？它仍旧在旋转！
    　　真地碰上鬼了！这一条你拿它没办法——它在旋转！
    　　本来应该用一个至少从第一个斯大林五年计划起到赫鲁晓夫时代止由犯人们完成的各项工程的长长的清单来结束这一章。但我当然是没有条件开出这个单子来的。我只能开一个头，以期好事者补充和继续。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九三二），莫斯科一伏尔加运河
    　　（一九三六），伏尔加一顿运河（一九五二）；——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萨列哈尔德支线；——里卡西哈L莫洛托夫斯克铁路产——萨列哈尔德一伊加尔卡铁路（废弃）；——拉耳斯克一皮纽格铁路（废弃）；——卡拉干达一莫英塔一巴尔哈什铁路（一九三六）；——途经卡梅申的伏尔加右岸沿岸铁路；——苏芬、苏伊（朗）边界沿线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复线（一九三三-三五，约四千公里）；——泰谢特一勒拿铁路（贝阿大铁路的开端）；一共青城一苏维埃港铁路；——萨哈林岛上由波别迪诺站至与日本人修建的铁路网连接
    　　处的铁路；——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以及蒙古境内的公路；——莫斯科一明斯克公路（一九三七-三八）；——诺加耶沃一阿特卡一涅腊公路；—古比雪先水电站工程；——下士洛马水电站工程（摩尔曼斯克附近）；——乌斯特一卡明诺戈尔斯克水电站工程；——巴尔哈什炼钢联合工厂工程（一九三四-三五）；——索利卡姆斯克造纸联合工厂工程；——别列兹尼基化学联合工厂工程；——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工厂工程（部分）；——库兹涅斯克钢铁联合工厂工程（部分）；——各类工厂、平炉的工程；——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工程（一九五0-一九五三，
    　　部分）；——建设阿穆尔河岸共青城；——建设苏维埃港市；——建设马加丹市；——“远北建设工程局”的全部建设项目；——建设诺里尔斯克市；——建设杜金卡市；——建设沃尔库塔市；——建设莫洛托夫斯克市（北德文斯克市）——自一九三五
    　　年开始；——建设杜勃诺市；——建设纳霍德卡市；——萨哈林岛一大陆输油管；——几乎全部原子工业项目的工程；——放射性原素的开采（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图拉附近的铀和镭）；——在核原料分离和富集工厂内工作（一九四五-一九四
    　　八）；——乌赫塔镭矿开采；乌赫塔石油加工，制取重水；——伯朝拉斯克、库兹涅斯克煤田及卡拉干达、苏曼矿区煤
    　　炭开采；——杰兹卡兹甘、南西伯利亚、布里亚特一蒙古、朔尔地方、
    　　哈卡斯地方、科拉半岛等地的矿物开采；——科雷马、楚克奇、雅库梯、瓦加奇岛、迈卡因（巴甫洛
    　　达尔州巴彦阿乌尔区）等地的金矿开采；——科拉半岛磷灰石矿开采（一九三O年）；——阿姆迭尔马地方的氟石矿开采（自一九三六年开始）；
    　　——稀有金属开采（阿克莫林斯克省“斯大林矿区”）（五十
    　　年代以前）；
    　　——为供应出口和国内需要的森林采伐。整个欧洲俄罗斯的
    　　北部和西伯利亚。我们无法开出不计其数的伐木劳改点
    　　的名单，它们等于群岛的一半。根据最前面的几个名称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科因河沿岸各营；德维纳乌
    　　夫秋加河沿岸各营；维契格达支流涅姆河沿岸各营（被
    　　放逐的日耳曼族居民）；维契格达河上里亚鲍沃附近的劳
    　　改营；北德维纳河上切列夫尼科沃附近的劳改营；小北
    　　德维纳河上阿里斯托沃附近的劳改营……
    　　这样的清单有谁开得出来？……什么地图上，谁的记忆中，还保留着那些附近森林砍光后就完全撤销的仅仅存在一、二：三年的！病时林业劳改场？况且，为什么只说伐木作业？凡是在地面上存在过的属于群岛的所有小岛，有谁能开列出一个完整的名单吗？包括在固定地点存在了几十年的鼎鼎大名的劳改营以及沿施工线路游动的劳改营；庞大的长期犯中心监狱以及用“帐篷加树根”构成的劳改犯递解站。有谁能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把每个羁押室、城市监狱（每个城市都有好几个）、有着别草场和畜牧场的劳改农场、像瓜子壳似地撤遍各城市的小型工业劳改场统统标明在地图上？至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就需要各画一张单独的大比例地图，以便把这些单位所占据的地界勾划出来（不要忘记“苏维埃宫”施工初期离克里姆林宫半公里之遥的那个劳改点）。另外，二十年代的群岛是一种面貌，五十年代的面貌则全然不同，地点也完全不同。怎样表现出它们在时间中的动态？需要画多少张图？内罗勃拉格，或乌斯特维姆拉格，或利卡姆和波奇马的各劳改营，它们的面积要整片地用斜线标明出来，但是我们当中有谁巡查过它的边界？
    　　我们仍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样的地图。
    　　——在卡累利阿从事木材装船工作（一九三0年前）。英国报刊发出拒绝接受由犯人装船的木材的呼吁以后，匆忙地把犯人从这些工作中撤走，赶进卡累利阿内地；
    　　——战争期间，为前方生产地雷、炮弹、弹药箱、被服；
    　　——建设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国营农场……
    　　即使撇开整个二十年代以及关押所、感化院、劳动感化院的生产不谈，那么，我国每个像样的城市都缺少不了的工业劳改场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一九二九—一九五三）又从事着什么，制造着什么呢？
    　　列举犯人们从来没有从事过的工作倒是比较容易，那就是：制造灌肠和糖果。

    　　——————

    第四部　灵魂与铁丝网

    　　“你们要注意一件奥秘的事：
    　　我们并不都要死……
    　　而是……都要改变。”
    　　　　　　　　　　　 《哥林多前书》15：51

    第一章　向上

    　　岁月在流逝……
    　　它不像劳改犯开玩笑说的绕口令：“冬—夏，冬—夏”那么急促。秋绵绵，冬漫漫，春姗，只有夏是短的。在群岛上，夏天是短促的。
    　　哪怕是一个年头，那也是够长的了。哪怕是一个年头，也给你留下了多少思考的时间啊！在一年当中，不论是泥泞满地的蒙蒙细雨，或是凛冽狂暴的风雪，或是风停雪雯后的砭骨的严寒，你都要三百三十次地在出工的队列中挤撞。你要干满三百三十天讨厌的、与己无关的不动脑子的工作。三百三十个黄昏，你浑身又湿又冷地瑟缩在下工集合点，等着押解队的士兵们从各个老远的了望塔走到一起来。列队出工，列队下工。低着头喝掉七百三十钵菜汤）七百三十份稀粥。在你的“小车厢”上醒来，睡去。不会有收音机或书籍转移你的注意。不过，没有也罢了，这倒是该感激上帝的。
    　　这仅仅是一年。而这样的年头要度过十个之多。这样的年头要度过二十五个之多……
    　　还有因营养不良症而躺进医院的时候。这也是供你思考问题的好时机。
    　　思考吧！从你的苦难中做出结论吧。
    　　在这没有尽头的时间里，犯人们的大脑和灵魂总不能一直是不活动的吧？！从远处看，从群体上看，他们活像一堆蠕动的虱子，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万物之灵，对吧？他们的内心不是也曾在某个时候引入过微弱的上帝的火种吗？现在它变得怎样了？
    　　多少世纪认为：判给罪犯刑期是为了要他在这个“期”内反省自己的罪行，痛苦、悔恨、逐渐改过自新。
    　　但是良心的谴责与古拉格群岛无缘！一百名土著当中五名是盗窃犯，他们不但不觉得自己的罪行应当受责难，反而认为是豪迈行为。他们幻想着将来把这类业绩实现得更巧妙更无耻。他01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再有五个是曾经大把捞过钱的，但不是拿私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把捞钱只能拿国家的，而国家自己也在那里一点不心疼地、毫无意义地大把挥霍着人民的钱财。所以这一类型的人物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莫非是后悔如果多捞些，大家分分赃，可以逍遥法外吗？另外八十五个土著什么罪也没犯过。悔恨什么？悔恨不该想那些想过的事？（不过有的人的确被灌输和愚弄到这种程度，他真的悔恨自己变成了坏人……我们回想一下那个认为自己和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妮相比问心有愧的尼娜·佩列古德的绝望心情吧。）不该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当俘虏？不该在德军占领时期没有饿死而去找了工作？（不过是非界限搞得这样混乱，以至于确有人痛心疾首地认为：当时我死了也比去挣这块面包好。）不该在白白为集体农庄干活的时候从地里拿回东西来喂孩子吃？或者不该为同样的从工厂里把东西拿出来？
    　　不，你不但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相反地，你的清白无暇的良心像一绒山间的湖水在你的眼里泛出净洁的光辉。（你的被苦难净化了的眼睛能准确无误地看出别人眼中的任何一点浑浊。比方你就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谁是眼线。“契卡格勃”不知道我们具有这种善于辨别真伪的慧眼——这是我们用来对付它的“秘密武器”。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方面总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我们和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犯、雅库博维奇的苦役犯之间的主要区别来自我们这种几乎全体一致的无罪感。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万劫不复的社会叛逆，我们却肯定地知道，当局可以像抓我们一样，把任何一个自由人扒拉进来；铁丝网不过是一条名义上的分界线。他们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条件地意识到个人有罪，而我们今天意识到的却是千百万人的灾难。
    　　可是，不能在灾难中灭亡。要从灾难中求生。
    　　劳改营内自杀事件令人惊异地稀少，其原因是不是正在于此呢？不错，确是稀少的，虽然凡蹲过劳改营的大约都会记得个把次自杀事件。但是记得更多的是逃亡。逃亡肯定比自杀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热心家们可能会夸我两句：我在奉行乐观主义路线了。）自残肢体事件也远远多于自杀！——但是这也属于热爱生活的行为。这是很简单的计算：牺牲局部以挽救整体。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劳改营中的自杀率，按千人统计，低于狱外。当然，我没法进行核实。
    　　斯克里普尼科娃记得，一九三一年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女厕所里上吊死了，时间偏偏是在宣布释放他的那一天！也许是由于对当时狱外社会的厌恶？（两年以前他的妻子抛弃了他，但他那时候却没有自缢。）还有，设计师沃罗诺夫在布列波洛姆劳改营本部的俱乐部里上吊自杀。——服第二次刑期的共产党员，党务干部阿拉莫维奇一九四七年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机械厂的阁楼上自缢身死。——被逼到完全绝望地步的、而更主要是一辈子对我们的残忍性没有做过准备的一群立陶宛人，战争年代在克拉斯拉格面对面地走向持枪的士兵，以期被他们开枪打死。——一九四九年在沃林州的弗拉基米尔市的侦查监室里，一个被侦讯吓傻了的小青年已经上了吊，可是被巴拉纽克解了下来。——在卡卢加关卡，一个躺在卫生所住院处的前拉脱维亚军官偷偷沿着还没有完工、无人居住的大楼的楼梯爬上去。一个犯人身份的女护士发现了他，连忙追赶。她在六楼凉台追上了他，抓住了他的袍子。自杀者甩掉袍子，穿着内衣急速地跨进了虚空——在阳光明媚的夏日的卡卢加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们的注视下，像白色闪电似地划过天空。——德国女共产党员艾米听到丈夫的死讯后，从工棚里不穿外衣走到严寒的露天，为了使自己感冒。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的英国人凯利以高超的技术，在监室开着门、看守站在门洞里的情况下，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管。（他使用的工具是从洗脸地上剥落的一块瓷釉。凯利把它藏在一只鞋里，鞋子放在床边。凯利把被角从床上拖下来盖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面割断了手上的静脉。）
    　　我再说一遍，还有许多人能说出类似的事件，但对于几千万服过刑的人来说，总数毕竟是不多的。即使从这些例子里也可以看出，自杀事件中外国人和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占很大比重：落入群岛对他们的打击比对我们沉重，所以他们要寻短见。再就是忠诚分子（但不是死硬分子）也占很大比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脑子里一定是整个混乱了，不停地嗡嗡响。他们怎么受得了？（通过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波兰贵族佐霞·扎列斯卡在侦讯期间三次自杀：自缢——被人解下来；割静脉——被人阻止；跳上七楼的窗台——正打瞌睡的侦查员及时抓住了她的连衣裙。三次把她救下来，目的是好把她拉夫枪毙。）
    　　对自杀一般地该怎样正确地解释？安斯·伯恩斯坦坚持说，自杀者完全不是懦夫，自杀需要极大的意志力。他自己曾用绷带拧成绳子，卷起双腿，想把自己缢死。但是每当眼睛里出现了绿色的圆圈，耳朵里鸣响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脚放到地上。最后一次试验，绳子断了——他感到庆幸，因为自己还活着。
    　　我不争辩。也许即使绝望到了顶点，要自杀也还是需要拿出意志力的。在很长的时间内，我恐怕根本不会对这件事谈什么看法。我一向确信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但不太久以前，我曾度过几个愁云密布的月份，当时我觉得我终生的事业全完了，特别是如果我活下去的话。我现在清楚地记得这种对生活的厌恶，这种时而泛起的“死比活着容易”的感觉。据我看，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坚强的意志。但或许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顶点有不同的感觉。因此自来就存在两种意见。
    　　这是一个很壮观的遐想：成百万的无事受害者忽然开始集体地自杀，从而给政府造成双重的苦恼：他们既借此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又夺走了它的不花钱的劳力。也许政府的心肠忽然会软下来？也许会开始怜惜自己的子民？……只怕未必。斯大林恐怕不会因此罢手，他只会从自由人中再弄进两千万来。
    　　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人们几十万几百万地死去，他们似乎已经被逼到了顶点的顶点，可是不知为什么偏没有自杀的I被注定了要忍受畸形的生活、饥饿的熬煎、过度的劳动的人们并不以自杀结束生命！
    　　经过认真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论据是比较有力的：自杀者永远是破产者，永远是走投无路的人，是输掉了生活又没有勇气继续斗争的人。而如果这几百万孤立无援的可怜的牛马终于不肯自杀——这说明他们心里还存在着某种不可战胜的情感，某种强大的思想。
    　　这就是普遍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和在鞑靼枷锁下差不多的全民受难的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悔恨——那么，囚犯一直在想些什么？“贫穷和监牢给人以智慧”。给是会给的。只是它将把他指百倒哪里去？
    　　不仅我一人，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最初的监狱的天空——是翻滚的乌云，是火山喷发的黑色烟柱。这是庞培的天空，是最后审判目的天空，因为被捕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们最后的监狱的天空是无限的高，无限的明亮，甚至是比天蓝更清淡的颜色。
    　　我们（宗教徒除外）第一个动作全都是；揪自己的头发——可是它已经被剃光了！……我们是怎么搞的呀！我们怎么没有看出告密者？我们怎么没有看出我们的敌人？（我们多么恨他们！我们将来怎样报这个仇？）多么疏忽大意！多么盲目！犯了多少错误！怎样扑救呢？快点补救吧！要写出来……要说出来……要通知别人……
    　　但是什么也用不着做。什么也救不了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按第二O六条规定的手续签字，到时候我们就会听取革命法庭的当面宣判或者特别庭的缺席判决。
    　　递解阶段开始了。这时我们开始喜欢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生活多么美好！（即使实际上并不美好。）曾有多少未加利用的机会！曾有多少没有揉捏过的花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补回这一切呢？……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哦，我将会多么不同地、多么聪明地生活！未来的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吗？它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
    　　结论是：要活到那一天！活着出去！不惜任何代价！
    　　“不惜任何代价！”——这仅仅是一句普通的套话，一句习惯的说法。
    　　可是这几个字眼被它的全部含义填塞得鼓胀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句可怕的誓言：不惜任何代价活着出去。
    　　能起这个誓的人，能在它的终红色的火团前面不眨眼的人——对于他来说，自己的不幸既遮盖了共同的不幸，也遮盖了整个世界。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往右走——你将丧失生命，往左走——你将丧失良心。
    　　“活下去！”的自我命令是一个活人的自然挣扎。谁不想活下去？谁没有权利活下去？鼓足我们全身的力量！向所有的细胞发出“活下去！”的命令！向我们的胸腔导入巨大的电荷，用电子云包围我们的心脏使它不能停止跳动。三十名憔怀但是筋骨硬朗的犯人顶风冒雪沿着北极圈内的冰路被带到五公里外去洗澡。小澡房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可说。每次洗澡要分五批，每批六人，澡房的门直接开向严寒的露天。一批人洗澡时，其余四批都要站在外面干等。因为总不能没人押着放他们自己回去呀！但是不仅没人得肺炎，连感冒的都没有。（有一个从五十岁服刑到六十岁的老头，这样洗了十年。他获释后回到家里，又暖和又有人照顾，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活下去！”的命令失效了……）
    　　但是单纯“活下去”并不等于不惜任何代价。“任何代价”指的是：以别人为代价。
    　　我们要承认事实：在这个劳改营的大岔道上，在这个灵魂的分离站上，向右拐的并不是大多数。很可惜——不是大多数。但幸而也不只是个别人。选择了这条道的为数并不少。但是他们不宣扬自己，要仔细观察才能知道。他们面临过几十次的选择，但每次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就拿阿尔诺德·苏济来说，进劳改营已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他从来不是宗教信徒，但从来是一个庄重正派的人，从来未改变过生活方式。进了劳改营也不准备过另一种生活。他是“西部地区的人”，这说明他加倍地不适应环境，随时随地要吃亏上当，陷入困境。干一般劳动的是他，蹲惩戒隔离区的是他。但是他仍继续活下去，仍作为和刚进劳改营时一模一样的人继续活下去。我一开始就知道他，我……后来也知道他，我可以作证。诚然，有三个重要的减轻痛苦的条件一直伴随着他的劳改生涯：他被承认为残废人；有几年期间他收到外面寄来的包裹；靠音乐才能通过业余演出得到少量口粮补贴。但这三个条件只能说明他为什么能活下来。没有这些条件他可能死掉，但是他不会改变。（那些死掉的之所以死掉，也许正是因为没有改变？）
    　　而塔拉什凯维奇，一个非常纯朴直率的人，回忆说：“为一份口粮，为一口马合烟甘心摇尾乞怜的大有人在。我是个半死的人，可是我的良心干净，是白的我永远不说是黑的……”
    　　监狱能使人彻底蜕变，许多世纪以来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像西利维奥·佩利科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坐了八年牢以后，他由一个狂热的烧炭党人变成了一个温驯的天主教徒。在我国，人们总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还有皮萨列夫呢？从彼得保罗要塞出来以后他的革命性还剩下什么？这对于革命好不好，可以争论。但这些改变总是使得灵魂更加深造。易卜生写道：“缺乏氧气，灵魂也会枯萎。”不对！完会不这么简单！甚至恰恰相反！例如戈尔巴托夫将军，从年轻时就打仗，在军队里步步高升，当时哪有时间思考。进了监狱，这下可好了——种种事情都在记忆中浮上来了：忽而想起他曾怀疑过一个无辜的人搞间谍活动；忽而想起他曾错误地下令枪毙一个没有一点罪过的波兰人严（大概只有这时候才记得起来！恢复名誉以后怕就不大想这类事了吧？）关于囚徒的这一类的内心变化已经写出了够多的东西，这已经被提高到监狱学理论的水平。例如卢切涅茨基在革命前的《监狱通报》上写道：“黑暗使人变得对光亮更加敏感；不自由的不作为状态在他身上激发起对生活、走动、工作的渴望；寂静迫使他深入反省自身的‘我’、周围的环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且促使他想一想未来。”
    　　列夫·季霍米罗夫持有相反的意见，也应一提。他著文（《红色档案》，第41/42期，第一三八页）写道：民意党人“没有了检验自己观点的地方。这是监狱最可怕的一面，我凭自身体验知道这一点。四年的监狱对于我的发展是完全是一种损失。尔后的四年自由给了我观察自己、人们、生活规律的成千种不同的心得。”我想：也许这是因为蹲监狱的都是和他同一类的人？或者是一些很缺乏耐心的人，都在盼着早点获得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难集中思想和发展成长了。
    　　我国未坐过牢的启蒙作家们对囚徒只是抱着旁观者的自然的同情；然而亲身坐过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极力鼓吹惩罚！这是值得深思的。
    　　谚语也说：“自由毁坏人，不自由教育人。”
    　　但佩利科和卢切涅茨基所写的是“监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的是监狱的惩罚。不自由教育人——但那是指怎样的不自由？
    　　是劳改营吗？
    　　这就会引起你的思索。
    　　和监狱比起来，我国的劳改营当然是有毒的和有害的。
    　　他们使群岛膨胀起来，所关心的当然不是我们的灵魂。但不管怎么说，难道真的没有希望在劳改营里站定脚跟吗？
    　　更进一步说：难道在劳改营里真的没有可能使灵魂变得更高尚吗？
    　　一九四六年在萨马尔卡劳改营，一群知识分子濒临于死亡的边缘；饥饿、寒冷、力不胜任的劳动把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连睡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有能让他们睡觉的地方，地窖式的工棚还没有建好。他们去偷窃了吗？去当眼线了吗？哭诉自己被毁掉的生活吗？不！明知死亡近在眼前，明知剩余的时间已不是以周计而是以天计，但请看他们是怎样坐在墙边度过自己最后的不能入睡的余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集合他们举行“讲习会”。他们抓紧时间交流知识，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讲最后一课。萨维里神父讲“论无耻辱的死亡”，一位神学家谈教父遗书研究，一个合并宗教派教徒谈教义和教规方面的问题，一个动力工程师讲求来的动力学原理，一个经济学家（列宁格勒人）讲创立苏维埃经济学原则的努力怎样由于缺乏新的思想而归于失败。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本人则向他们介绍微观物理学原理。讲习会的参加者一次比一次减少——缺席者已经进了停尸房……
    　　当躯体已经因死亡的临近而变得僵硬的时候还能对这一切感兴趣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对不起，你们热爱生活吗？说的是你们！说的是那些每日叫着、唱着、跳着“我爱你，生活！啊，我爱你，生活！”的人们！你们爱吗？请你们也爱这个吧！请你们也爱劳改营的生活吧！它——也是生活！
    　　在那里没有了与命运的斗争，
    　　在那里你的灵魂将获得新生……（？）
    　　你什么也没有懂。你到了那里，会化成一摊烂泥！
    　　我们选定的道路一个盘旋接一个盘旋。是通向山巅？是通向云端？让我们沿着它走去，让我们在它上面跌跌绊绊。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经过了这么多年，它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自己将变得面目全非，我们的亲人们也已经变化。一度是我们家园的那个地方将使我们觉得比异乡还要异乡。
    　　关于自由的想法从某一时间起甚至变成了强加于你的想法。牵强的想法。生疏的想法。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好像在这个国度里存在着自由！又好像有可能使一个没有先在精神上自我解放的人获得自由！
    　　石块在我们脚下崩塌。向下坠落，成为过去。这是过去的废墟。
    　　而我们将要向上。
    　　监狱是思考的好地方，劳改营也不坏。主要是因为没有集会。十年之内你摆脱了任何集会！这岂不等于呼吸山间的空气？劳改营干部公开声称对你的劳动和身体有所有权，直到耗干你的精力以至于死，但是他们决不侵犯你的思想体系。他们从不试图用螺丝钉拧进你的大脑，把它固定起来。（除了修筑白波运河和伏尔加运河的那个不幸的时期以外。）这就造成了远远超过沿水平线奔跑的双腿所感到的那种自由。
    　　没有人动员你申请入党。没有人强迫你向各种自愿团体缴纳会费。没有像特别法庭上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一样作为你的“保护人”的工会。也没有生产会议。不会选你担任什么职务，不会任命你当什么代表，而更主要的是不会强迫你当鼓动员。什么所宣传讲话啦，人家一牵线你就得喊叫：“我们要求！……我们决不允许！……”啦，排着队去选举站自由而秘密地对唯一的候选人投票啦，诸如此类，一概全免。你不必提出社会主义竞赛保证书，不必做自我批评，不必为壁报写稿，不必回答州报记者的访问。
    　　头脑的自由——这难道不是群岛生活的优越性吗？
    　　还有一种自由：你不可能被夺去家庭和财产——你已经被夺去了。没有的东西，上帝也夺不走。这是最基本的自由。
    　　监禁是思考的好时机。最微不足道的事由会推动你做长时间的和郑重的思考。三年当中劳改营里放了一次电影，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盛事。影片是最廉价的“体育”喜剧片，叫做《拳斗大王》。无聊。但是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向观众灌输着一条训诫：
    　　“重要的是结果，而结果是你们输了。”
    　　银幕上在笑。观众席里也在笑。当你眯着眼睛走进阳光照耀的劳改营大院的时候，你必定是仍在琢磨这句话。夜晚躺在板铺上，你也会继续琢磨它。星期一早晨上工时也在想。以后还有用不完的时间去琢磨它。在别处你哪能动这个脑子？你的头脑里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不是一句玩笑。这是具有感染力的思想。它早已灌输给J我们的祖国，现在仍反复再三地向它传布着。物质结果第一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到这个程度，以至如像图哈切夫斯基、雅戈达或季诺维也夫之类人物被宣布为与敌人勾结的叛徒的时候，老百姓的反应全是吃惊地哎哟一声并且众口一词地表示纳闷：“他还想要什么呢？”
    　　既然他有吃有喝，西服有二十套，有两座别墅，汽车、飞机、名声——他还想要什么？！我们的千百万活得太累的同胞们不能想象，除了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人（我在这里并不专指这三个人）的推动力。
    　　“重要的是结果”的口号竟被所有人吸收和接受到了这个程度。
    　　它是从哪儿传给我们的？
    　　这是从哪里传给我们的？退回三百年，——在古老信徒派的俄罗斯难道能有这样的事吗？
    　　这是从彼得时期传下来的，是来自我国旗帜的光耀和所谓“我们祖国的荣誉”。我们压迫我们的邻居，我们不断扩张，于是在我们国内就形成着一条个固定的观念：重要的是结果。
    　　稍后是来自我们的杰米多夫们、卡巴尼哈们和齐布金们。他们是一些只管自己爬上去而不管他们的皮靴踩掉了谁的耳朵的人。从而在曾是虔诚而质朴的人民当中，“重要的是结果”的观念确立得更加牢固。
    　　再往后是来自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最主要的是来自那个最新的、永不会犯错误的、对一切都不宽容的学说。它的全部内容就是一句话——重要的是结果！重要的是结成一个战斗的党！夺取政权！保住政权！排除所有敌人！在钢铁上取胜！发射火箭！
    　　尽管为了这个工业和这些火箭必须以生活方式、家庭的完整。国民精神的健康和我国田野、森林与河流的灵魂做牺牲，那也在所不惜。管他娘！重要的是结果！！
    　　但这是谎言！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弯着腰从事了多年的全苏苦役。我们一年一个螺旋地沿着认识生活的道路缓慢地向上登攀，从这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不是结果！不是结果——而是精神！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的。不是达到了什么目的，而是花了什么代价。
    　　对于我们囚犯也是一样——如果重要的是结果，那么“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就会是一条真理了。这意思就是：去当眼线，去出卖同伴以换取舒适的位置甚而可能获得提前释放。从永不会犯错误的学说的观点看来，这显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他这样做，结果对我们有利，而重要的是结果嘛。
    　　赢得好结果当然是叫人高兴的事，没有人会反对。可是不能以丧失人的形象为代价呀。
    　　如果重要的是结果——你就必须把全部精力和心计花费在逃避一般劳动上。必须卑躬屈节，巴结讨好，做出卑鄙龌龊的事情以求保住杂役的地位。并且靠这个——保住性命。
    　　如果重要的是实质——那么，现在就到了应该安干一般劳动、安于破衣烂衫、安于磨破手皮、安于较少和较坏的面包的时候，也许还到了应该安于……死亡的时候。但是只要活着，就要骄傲地把你酸痛的脊梁挺直。只有当你不再害怕威胁、不再追求奖赏以后，你在主人们的猎头鹰眼里才会变成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法子治住你呢？
    　　你开始觉得，一边抬着一筐垃圾（抬石头则另当别论！）一边跟你的劳动伙伴谈论电影对文学的影响，很有乐趣。你开始觉得，在用空的灰浆槽上坐下来，挨着自己砌好的墙抽口烟，很有乐趣。如果工长路过，瞄一眼你的砌缝，瞧一瞧基准线说：
    　　“是你砌的？挺齐整嘛。”
    　　这堵墙对你有屁用，你也不相信它能使人民的幸福的未来早到一天，但是你这可怜的衣衫褴缕的奴隶这时在你亲手创造的产品旁边也不由得暗自粲然一笑。
    　　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加利娅·维涅季克托娃在卫生科当护土。但她看出，这里不是给人治病的地方，而是个人的安乐窝。她倔犟地自己跑去干一般劳动，拿起了大锤、铁锹。她说这使她在精神上得救了。
    　　好人吃面包干也能健康，坏人吃大鱼大肉也不顶事。
    　　（话倒说得在理，但是如果连面包干也没有呢？……）
    　　只要你一旦放弃了“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目标，走上安祥和纯朴的人们所走的道路，不自由的生活就会开始令人惊奇地改变你原来的性格。朝着你完全没有意想到的方向改变它。
    　　你可能觉得，在这个地方，人的心中越来越增强的应当是凶恶的感情、腹背受敌者的惶乱、无对象的仇恨、激动、神经质，可是连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不自由的生活怎样随着时间的不知不觉的流逝在你心中培育出完全相反的感情的萌芽。
    　　你曾是生硬而急躁，你经常是匆匆忙忙，你的时间经常不够。现在把它绰绰有余地交给了你。你被它填得饱饱的，前前后后，要多少月有多少月，要多少年有多少年。你的血管里充溢着起镇定作用的甘露——耐心。
    　　你在向上……
    　　你以往对谁都不原谅，你无情地谴责，又无节制地颂扬。现在谅解一切的温和态度成了你的不绝对化的见解的基础。你既然知道了自己是软弱的，也就能理解别人的软弱。你又能惊服于别人的力量，又有向他借鉴的愿望。
    　　脚下的石块沙沙作响，我们在向上……
    　　自制力的装甲一年年把你的心脏和全身皮肤裹紧。你不急于提问，不急于回答，你的舌头丧失了做细微颤动的弹性能力，你的眼睛不再为好消息而进出欢乐的火花，也不再困痛苦而黯然无光。
    　　因为你还需要核实这究竟是不是真的。你还需要弄清什么是欢乐，什么是痛苦。
    　　寻得了什么，不要高兴；丧失了什么，不要哭泣！现在这成了你的生活守则。
    　　你的原来干枯的灵魂由于苦难而变得滋润。你即使还不会按照基督教义去爱你的邻人，但你正在学会爱你的亲人。
    　　爱牢狱生活中围在你身边的精神上的亲人。我们当中多少人会承认：正是在牢狱中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也爱你以前生活中曾围在你身边的血统上的亲人。他们曾那么爱你，而你却对他们作威作福……
    　　反省你以前的全部生活！回想你做过的一切坏事，可耻的事，想想现在能不能纠正？——这就是你的思想的必然收获和永无止境的方向。
    　　不错，你被投人监牢是无妄之灾，你面对国家和法律是无过可悔的。
    　　但是面对自己的良心呢？面对个别的人呢？……手术后，我躺在劳改营医院的外科病房里。我一动也不能动，我觉得热，又怕冷，然而我的神智并没有模糊。我感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科恩菲尔德大夫，他坐在我床边，对我说了整整一个傍晚的话。电灯关掉了，免得刺激我的眼睛。病房里就只有他和我，没有别人。
    　　他以热烈的口吻长时间地向我讲述着他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的故事。他的改变信仰是由和他同牢房的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像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似的性情和善的小老头促成的。我惊异于他的新人教者的忠诚、他的言词的炽烈。
    　　我们彼此并不熟悉，他也并不负责治我的病。他只不过是在这里找不到人谈心。他性情温和，彬彬有礼。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出任何劣点，对他的事也一无所知。然而我对一件事存有戒心，科恩菲尔德已经两个月把自己囚禁在工作地点，不出医院的工棚，避免在营区里行走。
    　　这表示他害怕被人宰掉。我们劳改营里最近很流行这种作法——拿刀子捅眼线。这很有效果。但是谁能保证挨刀子的单单是眼线？有一个犯人被杀显然是因为有人报卑鄙的私仇。因此科恩菲尔德把自己囚禁在医院丝毫不能证明他是一个眼线。
    　　已经很晚了。全医院的人都睡了。科思菲尔德这样结束自己的话：
    　　“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正犯下的那个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地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使我们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所犯下的罪。”
    　　我看不到他的面孔。从窗户透进来的只是营区微弱灯光的返照和走廊里的电灯射在房门上的黄色光斑。但是他的声音中发出的如此神秘的见解使我不寒而栗。
    　　这是鲍里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言语。他无声息地通过静夜的走廊走进邻近的一间病房，在那里睡下。所有的人都入睡了，他已经再找不到可以说一句话的人。我自己也入睡了。
    　　早晨，我被走廊上的奔跑和沉重脚步声惊醒：卫生员抬着科恩菲尔德去手术室。他在睡梦中被人用灰泥匠的小锤在颅骨上砸了八锤（我们这里通常利用刚打起床铃、工棚门打开了但人们还没有起床的时机杀人）。他死在手术台上，根本没有醒过来。
    　　科恩菲尔德留在人间最后的话竟成俄语。这些话是对我说的，从而像遗产一样留给了我。这样的遗产并非抖抖肩膀就甩得掉的。
    　　但是此时我自己也成长到了产生类似的思想的水平。
    　　我本来倾向于赋予他的话以生活的普遍规律的意义。可是这样做便会陷入一个难题。这样做你就得承认那些遭到比监禁更残酷的惩罚——被枪毙、被烧死的都该是超级的恶一（而实际上……遭到最凶狠的惩办的正是一些无辜的人。）关于我们的那些明摆着的折磨者又该怎么说？为什么命运不惩罚他们？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享福？
    　　（对此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人世生活的意义并不像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在于享福，而在于……灵魂的升华。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折磨者受到了最可怕不过的刑罚：他们正在变成猪，他们脱离人类而向下坠落。从这个观点来看，今日承受刑罚的，正是有升华的希望者。）
    　　但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话中确有一些扣人心弦的东西，对于我自己说来，我是完全接受的。许多人也会接受它们，作为对自己的箴言。
    　　在我被监禁的第七年，我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足够的回顾和检验。我终于懂得了我为什么会得到了这一切：监狱以及补充监狱之不足的——恶性肿瘤。如果连这样的惩罚都被认为是不够的，我也决不会抱怨。
    　　惩罚吗？但是——谁给的？
    　　你们想想吧——谁给的？
    　　我在科恩菲尔德走向死亡之前停留过的那间手术后特别病房里躺了很久，而且一直是一个人。在失眠的夜晚我怀着惊异的心情思索着我的一生和我一生的转折。按照我在劳改营中的惯用办法，我把自己的思想编成押韵的短句以便于记忆。现在最正确的是把一个题在被一场暴动的余波所震撼着的劳改营的医院里的病人的心声，照原样抄录在下面：
    　　究竟在什么时候——我
    　　将善的种子丢弃得不剩一颗？
    　　毕竟我的少年时代
    　　在你神殿的赞歌中度过。
    　　书中的奥理光辉闪灼，
    　　把我高傲的大脑穿射。
    　　世界的秘密已为我掌握，
    　　人世的命运像蜡似地任我捏塑。
    　　血在沸腾——血波的拍击
    　　在前方闪耀着异彩。
    　　没有轰响，一片死寂，
    　　信仰大厦在我胸中崩坏。
    　　通过有与无之间的山颠，
    　　跌倒，抓紧绝壁的边缘。
    　　回顾往昔的生活，
    　　心头发出感激的震颤。
    　　既非明智屯不是期望，
    　　照亮了它每一个曲折。
    　　那是神意的宁静的光华，
    　　但它事后才让我悟彻。
    　　如今以赐还我的王杯，
    　　自起生命之水，
    　　宇宙的主啊！我又重新信仰！
    　　我虽曾将你背弃，你却与我同在。
    　　回顾往昔，我看到在我全部有意识的生活中，我既未能理解我自己，也未能理解我的追求。明明是祸，我却长久地认为是福。一向的努力从来是南辕而北辙。但正如海水的来潮把无经验的洗浴者推倒并抛上海岸一样，灾祸的打击也使我浑身痛楚地跌回坚实的地面。只是因为这样我才得以走上了我一直想走的那条道路。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束缚。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辨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做遗产继承下来。
    　　纽伦堡审判应当归入二十世纪的荣耀：它杀的是恶的思想，而对感染上这个思想的人劫杀得很有限。（当然这不是斯大林的功劳，照他的意思恐怕应当少讲点道理，多砍点人头？）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还没有炸烂了自己和窒息了自己，或许这个趋向终能取得胜利？
    　　而如果它不能取胜的话，那么整个人类历史都将是空虚的原地踏步，没有丝毫的意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正朝哪里运动？为什么要运动？用棍棒打敌人——这是穴居野人也会做的事。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我的炮兵连在战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是失措的时候，我也总是提醒：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因此当我回顾自己被监禁的年代时，有时会说出一句令周围的人吃惊的话：
    　　——祝福你，监狱！
    　　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他是对的。这位巨人从某一时刻起开始涸竭了。他真的需要监狱，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
    　　所有描写监狱，但本人没有在那里蹲过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对囚犯表同情和诅咒监狱。我……在那里蹲过足够长的时间，我在那里培育过自己的灵魂，我却要毫不犹豫地说：
    　　——祝福你，监狱！感谢你进入了我的生活！
    　　（然而从坟墓中传来了对我的回答：你说这话倒是不错，因为你是从那里活着出来的！）

    　　——————

    第二章　还是败坏？

    　　但人们要我打住：你谈的文不对题！你又拐到监狱上去了！要你谈的是劳改营！
    　　我好像也谈到了劳改营？好吧，我且住口，以便给相反的意见留下空间。许多劳改营难友会反对我，会说这纯属无稽之谈，他们从未见到过什么灵魂魄“向上”，至于败坏，则比比皆是。
    　　沙拉莫夫的反对意见要比别人的更坚决，也更重要（因为这一切他全写成了文字）：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爱情、友谊、妒忌、仁爱、善良、好名、诚实——随着筋肉一起从我们身上消蚀了……我们没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愤恨——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我们终于懂得了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
    　　“友谊不可能在贫困和灾难中诞生。如果人们之间还产生着友谊——这说明环境还不那么困难。如果贫困和灾难使人们结合———这说明它们还没有达到极端。如果痛苦还是可以与朋友们分担的，那是因为它还不够剧烈和深刻。”
    　　这是沙拉莫夫同意做的唯一区分：人性的向上、深化、升华，在监狱中是可能的。但是：
    　　“……劳改营是彻头彻尾的反面学校。任何人从那里也汲取不到一点有益的或有用的东西。犯人们在那里学到的是谄媚、说谎、较小或较大的下流勾当……当他返回家里的时候，他会看到自己在劳改营期间不仅没有成长，他的趣味反而变得更加贫乏、粗劣。”
    　　沙拉莫夫还把“多年间在别人的意志和别人的思想支配下生活”认为是劳改营对人的压迫和腐蚀的特征。但我在这个特征上面打了引号：第一是因为关于许多自由人也可以说同样的话（除了在一些琐碎事情上的活动余地，那是连犯人也享有的）。第二是因为对命运的一无所知和对命运施加影响的无能为力，在群岛上著身上养成的被迫的听天由命的性格勿宁说是使他变得高尚，使他免除了无谓的忙乱。
    　　E·金兹布尔格也同意这样区分：“监狱使人高尚，劳改营使人败坏。”
    　　对这些该怎么样反驳呢？
    　　在监狱里（不管是单身监禁或不是单身的），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他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级形式。它永远能使每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练，是一条向上的道路（如果你攀登）。假如这些岁月你是与一个伙伴共度，你们决不会陷入一人必须为另一人的活命而死亡的境地。你们面前存在的，不是一条通向冲突的道路，而是通向互相支持和互相丰富的道路。
    　　但是在劳改营里，这条道路似乎并不存在。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你的头脑被一些琐碎的打算占领了。它们今天好像有天那么大，到明天却变得一文不值。你憎恨劳动——它是你的主要敌人。你憎恨周围的人——他们是你生与死的竞争者。紧张的嫉妒和恐慌使你精疲力竭，总担心着别人在你背后什么地方正瓜分着本来可能落在你手里的那块面包，别人在隔壁的什么地方正从大锅里捞出那个本可能落在你钵子里的土豆。
    　　劳改营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从四面八方啄食着你的灵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灵魂。嫉妒甚至扩大到对刑期以及对释放。一九四五年我们这些“五十八条”们看着一批普通犯走出大门（斯大林大赦的结果）。我们对他们怀着什么感情？是为他们能回家而高兴？不，是嫉妒！因为释放他们而继续关押我们是不公平的。又如判了二十年的B·弗拉索夫，头十年安安静静地坐牢——因为谁不是十年？但是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许多人开始获释，他嫉妒，焦躁，苦恼：怎么他偏偏得了二十年？蹲这第二个十年多么难受。（我没有问过他，可是我估计，当那些人以“二进宫”的身份一个个地回来时，他一定安定下来了吧？）但一九五五一五六年“五十八条”们大批获释，而普通犯却留在营里。这时他们的心情如何？是对连遭四十年迫害的属于这一条的苦难深重的犯人们的遇赦感到合理吗？不，是普通的嫉妒（一九六三年我收到了许多这种内容的信件）：那些“比我们刑事犯坏百倍的敌人”都被释放了，而我们还要坐牢。这是为什么？……
    　　此外，你还永远被恐惧抓在手里：害怕连你目前赖以生存的这个可怜的水平也要失掉；失掉你目前这个还不算最苦的工作，栽进递解队伍，掉进强制隔离区。如果你比所有人都愿弱，你要挨打。换之，如果有人比你孱弱，你就会打他。这还不是精神的败坏么？老劳改犯A·鲁巴依洛把人在外界压力下的这种迅速的腐坏称作“灵魂的疥癣”。
    　　陷进这些邪恶的感情和紧张的琐碎盘算之后，你还有什么时间，还有什么基础使自己上升？
    　　契诃夫早在我们的劳改营出现之前就在萨哈林岛上观察到劳且指出了这种精神的败坏。他正确地写道：囚犯们的邪恶产生于他们的不自由状态、奴役、恐惧和经常的饥饿。这些邪恶是：爱说谎、狡黠、胆小、怯懦、背后说坏话、偷窃。经验告诉苦役犯人，在生存竞争中欺骗是最可靠的手段。
    　　在我们这里，这一切不是十倍于当时吗？……现在不是该矢口否认以及为假想的什么劳改营里的“高尚化”辩护的时候，而是该描写出成百件，成千件真正的败坏的事例的时候。应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了杰兹卡兹甘派工员雅什卡一语道破的劳改营哲学：“你越害人，人们越尊重你。”应该告诉人们，不久前的前线士兵（克拉斯拉格，一九四二年）刚吸进一点盗贼的空气，马上贼性发作——抢劫立陶宛人，拿他nJ的食品和衣物给自己改善生活：你们这些雏儿们死了也活该！某些弗拉索夫分子冒充小偷，因为他们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去。某个文学副教授变成了贼头。通过丘尔佩涅夫的例子，应该对劳改营意识形态感染力之强大感到吃惊。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坚持了七年的一般劳动，变成了一个有名的做木工。他因一条腿骨折住过医院，后来人家让他当派工员。他并不需要这个职务，剩下的两年半他当伐木工也保险过得去，因为长官对他是满器重的。但是他怎么抗拒得了这个诱惑？要知道劳改营的哲学是“人家给——你就拿！”于是丘尔佩涅夫便荣任了派工员，总共当了六个月，这是整个服刑期间最不平静、最黑暗和显提心吊胆的六个月。（在刑期早已成为过去的今天，当他谈起高大的松林的时候，脸上现出质朴的笑容。可是想起在他驱赶下丧命的身高两米的拉脱维亚人，一个到过世界各地的远洋轮船长，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而且何止这一个？）
    　　有意调唆犯人整犯人，可以导致劳改犯人生出多么可怕的“灵魂的疥癣”啊。一九五O年在翁日拉格，一个精神已经不正常（但照旧被押去上工）的女犯莫伊谢瓦伊代没有理会什么警戒线而跑去“找妈妈”。她被捉住，绑到门房旁边的柱子上。同时当众宣布，“因发生逃亡事件”而取消了全营的下个星期日（惯用的伎俩）。所以各个作业班下工回来都朝被绑着的女人身上吐口水。有人还动手接她：“因为你，畜牲，休息B没有了！”莫伊谢瓦伊代只是傻呵呵地笑。
    　　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实行的民主而进步的“自我看守制”（在犯人的术语里变成了“自我警卫”）使得多少人的灵魂败坏了？要知道，把囚犯编入自我警卫队是劳改营败坏人心的主要渠道之一。你垮了台。你受了惩办。你从生活中被提溜了出来——但你是不是还不愿意落到最低层？你是不是还想手里拿着步枪高踞于什么人之上？你是不是还想高踞于你的兄弟们之上？那么给你！拿好！有人逃走你就开枪！我们还会称你为同志呢。我们将发给你红军战士的口粮。
    　　于是他很得意。于是他像奴才一样地捏紧抢托。于是他开枪射击。于是他变得比正牌自由人警卫队员更加严厉。（哪种解释对？这个主意是出于对社会主动精神的盲目迷信？或者是以人类最低级的感情为依据的冰冷而轻蔑的计算？）
    　　而且还不止一个自我警卫：还有自我监管，还有自我压迫——三十年代连独劳点的点长全是从犯人中指定的。还有运输主任。还有生产主任。（不然怎么办？白波运河工地上十万犯人才有三十七名契卡人员。）甚至行动特派员也从犯人中指定。“主动精神”已经发扬到顶点了：连侦讯都是自己对自己进行了！连眼线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插了！
    　　说得不错。可是我不打算在这里考察这些数不清的败坏人心的事实。这些是尽人皆知的。过去描写过，将来还会有人描写。承认有过这类事就足够了。这是总的趋向，这是规律。
    　　把在严寒的气候中会变凉的房子一座座地历数一遍有什么意思。指出那些在严寒的气候里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惊奇吗？
    　　沙拉莫夫说所有蹲过劳改营的人精神上都变得贫乏了。可是我只要回忆起或者遇见一个前劳改犯，便会发现一个真正的人物。
    　　沙拉莫夫自己在别处也写道：我毕竟不会去告别人的密！我毕竟不会去当作业班长逼迫别人劳动。
    　　这是什么原因呢，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句既然在劳改营里谁也躲不开这个败坏的斜坡，为什么忽然你就不会去当眼线或者作业班长？不是说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吗？这表明你一定抓住哪一根树杈了？你一定蹬住哪一块石头了——所以才没有继续往下滑？也许愤恨毕竟不是最耐久的感情！你目前不是正用你自己的个性和诗歌否定着你自己的观点吗？
    　　真正的宗教徒们是怎样在劳改营里保全自己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们）？在这本书里，我们已经提到过他们在群岛上的充满自信的行进，好像举着不可见的蜡烛举行着宗教的游行。在机枪的射击下，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跟上去，又继续行进了。二十世纪从未见过的坚贞！这里丝毫没有故作姿态的成份，没有一句慷慨激昂的言词。就以杜霞V奇米尔大婶为例吧。一个圆脸庞、性格安详、－一不识字的老太婆。押解队向她大声吆喝：
    　　“奇米尔！报条款！”
    　　她和声细气地回答：
    　　“老爷子，你干吗要问我呀？那儿不是都写着吗，我可记不全。”（五十八条的各分条给她头上安了一大把。）
    　　“报期限！”
    　　杜霞大婶叹了一口气，给了个文不对题的回答。她并不是为了给押解队找别扭，她实心实意地仔细想着这个问题。期限？难道期限是该世人知道的？……
    　　“什么期限！什么时候上帝恕了我的罪，我就坐到什么时候。”
    　　“傻婆子，你这傻婆子！”押解队当兵的笑了：“给了你十五年。你全都得坐完，也许还会添点。”
    　　但是她一共才服了两年半的刑。尽管她给哪里也没写过请求，忽然下来了一纸公文：释放！
    　　对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羡慕？难道是环境对她们有利些？未必！谁都知道“尼姑们”全是和妓女、女贼们同关在惩戒独劳点的。然而有哪个信教的败坏了？他们八成会死掉，但没有败坏的，是吗？
    　　有些不坚强的人正是在劳改营里皈依了宗教，从中得到力量，活到刑期满而没有败坏，这又作何解释？
    　　还有许多分散在各处不被人注意的人，他们也经历了注定的转折而没有选错方向。还有一些人，他们终于注意到并不仅是他们这一部分人的遭遇不好，他们旁边还有遭遇更不好，更艰难的人。
    　　还有那些不顾惩戒隔离区和再次判刑的威胁而拒绝充当眼线的人呢？
    　　你从总的方面怎么解释土壤学家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格里戈里耶夫的情况呢？科学家，一九四一年志愿参加了民兵。以后的情况大家都熟悉——在维亚兹马城下被俘。被俘后的岁月是在德国集中营里度过的。往后的情况不用说也明白——进了我们的。十年。我是在一个冬天在埃克巴斯图兹从事一般劳动时跟他认识的。他的一双安详的大眼睛闪着耿直的光辉，是那种决不会绕弯子的耿直。这个人从来不会在精神上向人折腰。在劳改营里的十年虽然只有两年是做本行的工作，他也没有向谁低声下气过。在整个服刑期间几乎从未收到过家里寄来的包裹。四面八方都受到劳改营哲学的灌输和劳改营败坏人心的影响，但他就是接受不了。在克麦罗夫劳改营（安吉别斯），特派员死气白赖地收买他当眼线。格里戈里耶夫十分坦率直爽地回答：“我很讨厌跟你说话。想干的人多的是，何必钉着我。”“畜牲，你会趴在地上来找我们！”“我宁愿随便找棵树上吊。”于是他被送进惩戒营。在那儿吃了半年苦头。这还不算，他又犯了更加不可原谅的错误：上面把他派到劳改农场，要他（以土壤学家身份）当作业班长。他不干！反而卖劲地耪地和割草。还有更傻的事儿呢：在埃克巴斯图兹的采石场上，他拒绝当统计员。唯一的原因是干上这个差事就必须为苦工们虚报产量，一旦被查出来，整日醉醺醺的自由人工长就要为这个受处分（会吗？）。因此他就去凿石头了！他的骇人听闻的超出人之常情的诚实达到了这种程度：当他跟着菜班一起去加工马铃薯的时候，尽管所有的人都偷马铃薯，他却不偷。把他安排进享受特权的机修车间作业班，在水泵站看仪表。但是仅仅因为他不肯给自由人工地主任——光棍汉特列维什洗袜子，就把这个位置丢了。（作业班里的人劝他说：你管它呢，干什么活不一样？不，对他说来不是一样的！）只是为了不做亏心事，他不知多少次选择了最坏的和最苦的命运！而他真的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可以作证。不仅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对他的肉体产生了奇妙的影响（现在根本没人相信，没人懂得这种影响），已非盛年（靠近五十岁）的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的机体在劳改营里变得越来越强壮：原来的风湿性关节炎完全消失了，一场伤寒痊愈之后他变得特别健康：冬天套着一个在头部和两臂挖了窟窿的布口袋在外面走路却没有感冒！
    　　所以这样说是否更正确：什么样的劳改营也不能败坏具有一个坚强的内核的人。他不接受那种“人生来是为幸福”的可怜的思想意识，那种派工员一棍子就能打掉的可怜的思想意识。
    　　进劳改营之前未受过任何道德观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的人们在营里必定败坏。（这决不是理论上的推断。我们光辉的五十年当中养成了成百万这样的人。）
    　　在劳改营里败坏的是那些在外面已经败坏或已经为败坏准备了条件的人。因为在外面人们也照样在败坏，有时候比劳改犯还够劲。
    　　下命令把莫伊谢瓦伊代绑到柱子上受人辱骂的那个押解队军官不是比向她吐口水的劳改犯更要败坏吗？
    　　顺便说一句：各个作业班的所有人员都向她吐了口水吗？或许每个作业班里只有一两个人做了这种事？我估计八成会是这样的。
    　　塔季扬娜·法利克写道：“对人们的观察使我确信了一条：如果一个人原来不是卑鄙的人，他不可能在劳改营里变成这样的人。”
    　　如果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突然变得卑鄙，那也许并不是他在变化，只不过是他内在的卑鄙正在显露出来，而以前没有显露的必要。
    　　M·A·沃伊琴科是这样认为的：“在劳改营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你到底是变成禽兽还是继续做一个人．全依赖于你的意识和你对人性的坚定信念。”
    　　这是一句斩钉截铁的宣言……但并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美术家伊瓦舍失-穆萨托夫也热烈地做着同样的论证。
    　　是的，劳改营中的败坏是大批的现象。但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劳改营的恐怖，还因为我们苏维埃人踏上群岛的土地的时候精神上已经解除了武装——早已为败坏准备好了条件，在外面就已经受到它的感染，就已经常常竖着耳朵听取老劳改犯介绍“在劳改营里应该怎样生活”的经验。
    　　但即使没有劳改营，我们本来也必须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以及怎样去死）才是。
    　　也许，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人和人之间在困苦和患难当中，甚至在达到极端的患难当中，一般还是可以产生友谊的！但不是在我们这些近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枯而卑陋的人们之间？
    　　假如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奥利加·利沃夫娜·斯利奥斯贝格为什么没在林海中的道路上抛弃快要冻僵的女难友，而是和她一起留下来面对必定的死亡并救活了她？莫非这样的患难还没有达到极端？
    　　如果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亚科文科这样的人是从哪儿来的？他服完了两次徒刑，刚刚获释，以自由雇员身份在沃尔库塔定居，刚能没人押解地走动并开始经营自己第一个小巢。一九四九年，在沃尔库塔开始把已释放的犯人重新抓进去，重新判刑。发生了逮捕狂！自由雇员们人心惶惶。想的是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怎么样才能更不显眼。但是，亚科文科在沃尔库塔劳改营里结交的朋友格罗津斯基重新被捕，侦讯期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没有人到监狱去给他送吃的。于是亚科文科就胆大包天地去给他送牢饭。狗杂种你你们要抓，就把我也划拉进去吧！
    　　为什么这一个就没有败坏呢？
    　　所有的幸存者不是都能记得起在劳改营里曾向他伸出过手并在最危急的时刻搭救过他的一两个人吗？
    　　不错，劳改营的设计和目标是要使人败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揉烂每一个人。
    　　正如自然界从不会发生只有氧化而没有还原的过程一样（甲物氧化，与此同时动物在还原），在劳改营（以及生活中一切地方）里也不是只有败坏而没有向上。两者是并存的。
    　　在本书的下面一部，我还想介绍一下，在另一些劳改营即特种营里面自某时起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场”：败坏过程在那里受到有力的遏制，而向上过程变得对于营里的利己主义者都有了吸引力。
    　　是的。但还有改造呢？改造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改造”——这是属于社会和国家的概念，与“向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世界各国，不单是我们一国，司法系统梦寐以求的都是使犯罪分子不是单纯服刑而且要改过自新，也就是说希望不要在被告席上再看到他们，特别不要因触犯同一律条再次受审。
    　　不过我国当局从来没有期求“改造”——即不再次抓捕“五十八条”。我们已经援引过监狱学家们关于这一点的坦率言论。“五十八条”，他们是要通过劳动加以消灭的。我们活了下来，这已经是我们的自发行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疾呼：“苦役何曾感化了任何一个人？”
    　　俄国农民改革后的立法里也曾包含着改造的理想（契柯夫的《萨哈林岛》整个是以这种理想为出发点的）。但是它顺利地实现过吗？
    　　雅库博维奇对这个问题想过很多，他写道：苦役监狱的恐怖制度只能“改造”那些本来没有堕落的人，但是这种人无需这种制度也不会重新犯罪。对于已经败坏了的人，这种制度只会使他更堕落，逼得他更狡黠和虚伪，尽可能在身后不留下罪迹。
    　　关于我们的劳改营能够说什么呢？监狱学（Gefangniskunde）理论家们一向认为，监禁不应把犯人导致完全的绝望，应当留给他希望和出路。而读者已经看到我们的劳改营专门和正是要把犯人搞到完全绝望的地步。
    　　契柯夫说得对：“内省——这才是改过自新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我国劳改营的主办者最害怕的正是内省。集体工棚、作业班、劳动集体的任务正是要驱散和打乱这种危险的自我反省。
    　　在我们的劳改营里能有什么改造！只有毁坏：灌输窃贼道德，灌输劳改营的残酷风习，使它成为生活的一般规则（用监狱学家的语言说，它是“犯罪发生地”，也就是犯罪的学校）。
    　　皮萨列夫在结束漫长的刑期时（一九六三年）写道：“特别令人难过的是，你离开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精神残废，你的健康也被营养不足和每时每刻的教唆不可挽救地毁坏了。人们在这里彻头彻尾地败坏。假设这个人在进法院以前是温文尔雅的，现在必定是桀骜不驯。如果一个人连续七年被叫做‘猪’，他最后必定像猪一样哼哼……只有入狱的头一年是对犯罪的惩罚；以后各年只会使他变得凶狠，只能使他渐渐适应环境而已。法律规定的漫长刑期和残忍手段所惩罚的主要是犯人的家属，而不是罪犯本人。”
    　　下面是另一封信：“还没有见过什么，还没有做出什么，就要离开生活，而且除了终生日夜盼望你回来的妈妈仍像你幼年时那样为你操心以外，世界上大概再没人关心你，这是痛苦的，可怕的。”
    　　以下是进行过不少思考的亚历山大·库兹米奇·区一九六三年写下的一段话：
    　　“他们把我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但是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的恩典……我用自己的皮肉和筋骨体验过现在时兴称为‘错误’的那个东西——它们丝毫不亚于迈丹尼克和奥斯威辛”。你要人怎样区分污秽与真理？杀人犯与教育者？法律与违法？刽子手与爱国者？——如果他正在步步高升，由中尉变成中校，这乱糟糟的一团，你要我这个蹲了十八年监牢刚出来的人怎么弄清？……我羡慕你们这些头脑灵活的有学问的人。你们用不着长久思索就能决定该怎么行动，该怎么适应，而我对这些，说实话，根本不感兴趣。”
    　　说得实在好呀！“我不感兴趣”。难道能说怀着这种心情出狱的人是败坏了？但另一方面他是不是按国家的含意“被改造过来了”？当然不是。对于国家说来这个人简直是毁了。
    　　国家期望（？）的那种“改造”在劳改营里永远实现不了。劳改营的“毕业生”学到的只是虚伪——假装改造好了。还学会冷言冷语地挖苦国家的号召，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诺言。
    　　要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改造的呢？要是他压根不是罪犯呢？如果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上帝祷告，或是发表了独立的见解，或是当过战俘，或是受老子的株连，或者不过是摊派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劳改营能给予他什么？
    　　萨哈林监狱督察官对契柯夫说：“如果一百个苦役犯人当中最后能出来十五至二十个正派人，应当感激的与其说是我们采用的感化措施，不如说是俄国的法院，因为它们把这么多良善可靠的分子送来眼苦役。”
    　　如果我们把无辜入狱者的数字提高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也可以当做是对群岛的论断。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人们变坏的系数也大大提高了。
    　　如果谈的不是为成百万不合意的人准备的绞肉机，不是狠心地把本国人民抛进去的污水坑，而是认真的改造体制，那么这里就会发生一个最复杂的问题：怎么可以按照一个统一的刑法典判给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刑罚呢？因为外表上平等的刑罚对于不同的人，即较有道德的和较败坏的，较细腻的和较粗糙的，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刑罚（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多处内容）。
    　　英国思想界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们现在正谈论着（不知道实际做了多少），刑罚应当不仅与犯罪行为相适应，而且也要适应于每一个罪犯的个性。
    　　例如，全面丧失外部自由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比对于一个不成熟的、主要在肉体方面活着的人容易忍受。后者“更多地需要外界的印象，本能更强烈地促使他争取出狱”（雅库博维奇）。对于前者，连单身监禁也感到较轻松，特别是如果有书看。（啊，我们当中有的人多么渴望以这样监禁代替劳改营！身体受到拘束，但是它却为理智和灵魂打开了多么宽阔的境界！尼古拉·莫罗佐夫在入狱之前没有显示过什么特别的素质，最叫人奇怪的是，出狱以后也没有显示出什么特殊才能，可是坐牢时的冥想却使他有可能想象出原子的行星式结构、带不同电荷的原子核与电子——比雷瑟福早十年！但是没人给我们纸笔和书籍，自己仅有的一点也被他们没收了去。）反之，后者对于单独监禁也许连一年也受不了。他简直会像蜡烛一样熔化在里面，他会奄奄待毙。他需要同伴，不论什么人都行。而对于前者来说，不愉快的交往比孤独还难受。另一方面，劳改营（尽管饭给得很少）对于后者比对于前者要轻松得多。四百人一间的工棚，所有人都在叫嚣、胡闹、打扑克、玩骨牌、狂笑、打鼾，在这些噪声之上，还有专以白痴为对象的广播喇叭一刻也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尖叫。（我蹲过的几个劳改营没有安装广播喇叭，这算是对它们的处罚！——我们却因此而得救！）　　所以说强迫犯人从事过度的体力劳动、强迫犯人成天挤在侮辱人格的闹哄哄的人堆里的劳改营体制正是比监狱更有效的消灭知识阶层的方式。被这个体制虐杀得最快、最彻底的正是知识阶层。
    　　即使关于古拉格群岛的一切主要方面都写到了、读到了和懂得了，但关于我国的自由的真面目是不是有人能洞悉呢？人们是否知道这个几十年来肚子里装着群岛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我身体里曾有一个男人拳头大小的肿瘤。它把我的肚子撑高、变形，妨碍我吃饭和睡觉，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它（尽管它还不到我体积的百分之零点五，而群岛却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处倒不在于它压迫附近的内脏并使它们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个身体。
    　　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群岛的毒素逐渐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晓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这些毒素排除。
    　　我们能不能、敢不敢拒我们过去的（其实和今天也离得不远的）生活环境里的全部卑污描写出来？如果不透彻地揭示这种卑污，写出来的东西必定是谎言。据此我认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国根本就没有文学。因为没有全部的真实就不是文学。今天，人们正采用时髦的手法——暗示、插话、补白、影射——揭示着这种卑污，但结果又得到谎言。
    　　这虽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我们不妨试试简明扼要地把自由生活中的某些特征列举在下面。这些特征都是因为与群岛为邻而形成的，或者是与它的格调一致的。
    　　1．永恒的恐惧。读者已经注意到，群岛人员大扩充的年份并不止于一九三五、三七、四九年。逮捕一直进行着，正如没有一分钟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样，没有一分钟不在抓人。有时候它逼近某人身边，有时候又离他较远。有时候人以自己没什么危险的想法欺骗自己，有时候他主动去充当刽子手从而减轻了危险。但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年公民，从集体农庄庄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永远知道，一句话不谨慎，一个行动不谨慎，都会使他落进无底深渊，一去不返。
    　　就和在群岛上每个杂役脚底下都有一个一般劳动的深渊（和阴曹地府）一样，我国每个居民脚底下都是群岛的深渊（和阴曹地府）。看表面，我们的国家似乎比它的群岛大得多，但是整个国家连同它的居民都像幻影似地悬在群岛的血盆大口的上面。
    　　恐惧——并不一概是对逮捕的恐惧。还有一些中间阶段：清洗、审查、填表（常规的表格和特别的表格）、解雇、吊销户口、驱逐或者流放声登记表设计得如此周密详细、追根究底，以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发觉自己是有“碴儿”的，无时无刻不在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一旦编造了一个假自传，以后就要努力不要把自己搞糊涂。但危险依然可能突然降临。卡德镇的弗拉索夫的儿子伊戈尔一直填写他父亲已故。他用这办法考进了军事学校。有一天他被叫了去，要他在三天内交出他父亲的死亡证明材料。瞧你怎么交吧！
    　　加在一起的各种恐惧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微渺和毫无权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娜塔莎·阿尼奇科娃听说她的爱人（未登过记的丈夫）在奥廖尔被捕入狱。她赶到那里去。监狱门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马车。车上坐着穿桦皮鞋和大棉袄的农村妇女，手里拎着监狱当局不肯转交的牢饭。阿尼奇科娃把头伸向阴森的监狱大墙上挖开的小窗户。“你来干什么？”里面的人严厉地问。听她讲了原委，里面的人对她说：“莫斯科来的同志，我劝你今天就离开这儿，因为夜晚就会有人来找你！”这类事外国人是听不懂的：契卡人员为什么不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反而给了这么一个人家并没有征求的忠告？他有什么权力要求一个自由的公民立即离开本地？究竟是什么人会来找她？？为什么事？——但是哪一个苏联公民能假装说他不懂这个意思或者说这不像真事？听了这句劝告以后，你反正不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留下来！
    　　曼德尔施塔姆说得很好，她指出我们的生活被监狱渗透得这样深，以至于像“抓”、“关”、“蹲”、“放”这一些多意的单词即使没有上下文我们也只会按一方面的含意去理解！
    　　无忧无虑的感觉与我国公民向来是无线的！
    　　2.依附性。如果改换居住地点、离开变得对自己危险的地方以便摆脱恐惧和使自己松一口气都很容易做到的话，人们的行为可能会比较大胆，甚至可能敢于冒点风险。但是在漫长的几十年内我们一直被下面这些规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离职。还有，人人都被户籍制度栓在一定的地点。还有，你也被住房挂着，这房子既不能卖，也不能交换，也不能租赁。由于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进行抗议，那就是一种发疯的大胆妄为。
    　　3．隐秘性和互不信任。这两种习性取代了我国旧时的（二十年代还没有消失殆尽的）开诚相见与殷勤好客。这两种习性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天然保护伞。特别是因为谁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离开本地，因为每件细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听。苏联人的隐秘习性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外国人有时会觉得是超人的。前沙皇军官K·Y全仗着结婚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告诉妻子才保住了性命，连一次也没有被抓过。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时她没有和丈夫住在一个城市这个条件，向她自己的父亲和姐妹隐瞒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们说出去。她宁愿对他们以及所有的人说（并且长期装成）是她丈夫抛弃了她！这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才说破的一个家庭秘密。而哪一个城市居民的家庭没有秘密？
    　　一九四九年大学生B·H的中学女同学的父亲被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赶紧躲得远远的，这被认为是很自然的，可是B·H偏偏没有躲开，他公开对这女孩子表示同情并尽力帮助她。这姑娘被他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惊呆了，她拒绝了B·H的帮助和关心，她撒谎说她不相信她父亲的诚实，说她父亲一定是一辈子向全家隐瞒着自己的罪行。（只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才谈开：这女孩子当时断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专门搜罗不满分子的某个反苏组织的成员。）
    　　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万人坑挖得越来越深。谁一开口大胆而公开地说点什么——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远：“这准是故意挑动！”这样一来，任何一声冲口而出的真诚的抗议都注定会遭到孤立和疏远的对待。
    　　4．普遍的闭塞。我们互相隐瞒，互不相信，从而自己促成绝对的封闭性、绝对的情报虚假性在我们当中生根。这是以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万人的逮捕以及对这些逮捕的群众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彼此间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从别人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只好完全听从报纸和官方演说家们的摆布。他们每天都要塞给我们一点什么刺激情绪的东西，如像五千公里之外的某处发生的火车翻车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类。可是我们应当知道的事，例如我们的楼道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却没处去打听清楚。
    　　如果你对周围的生活一无所知，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公民？只有当你自己掉进陷阱之后才会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制度。它发达到了使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几十万名行动人员在他们公开的办公室里，在机关大楼的普通房间里，在供秘密接头用的民宅里，不惜纸张和他们无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收买眼线，召他们来汇报。眼线的数量远远超过收集情报的需要。连明知没用的、不适合的、肯定不会同意干的——如死于劳改营的浸礼会长老尼基金之妻这样的女教徒———他们也要去收买，照样叫她站在他们面前受好几小时的审问。一时把她抓进监狱，一时通知厂子里派她干最吃亏的活儿。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亲自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
    　　我可以提出一个自己的粗浅的估计。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过当情报员的建议。也可能超过这个比率。最近期间，我曾在几批前囚犯以及在几批从未坐过监牢的人们当中进行过抽查：我问他们之中有谁、在什么时候、怎么样被收买过？结果发现同我围在一张桌子边的人全都接到过这样的建议。
    　　曼德尔施塔姆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个目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
    　　隐秘性向全体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触须。它潜入到同事之间，老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士兵之间，邻居之间，正在成长的少年之间——甚至潜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室里的送牢饭的妻子们之间。
    　　6．背叛成为生存方式。由于多年不断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属担惊受怕，人们开始向恐惧纳贡称臣了。人们发现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经常地背叛。
    　　最轻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坏事，但是：对在你身旁遭灭顶之灾的人视而不见，不予帮助，扭开脸，缩成一团。你的邻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声不吭，装做连看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你决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体大会上宣布了昨天消失的那个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你虽然跟他在同一张办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现在却必须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时候还得用谴责性的发言！）表明你与他的罪行是多么水火不相容。（为了你心爱的家庭，为了你亲近的人们，你必须做出这个牺牲！你有什么权利不考虑他们！）但是被抓走的人还留下了妻子、母亲、孩子。或许至少该给他们一点帮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险：这可是敌人的妻子、敌人的母亲、敌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还得上好几年学呢）啊！
    　　帕尔钦斯基工程师被捕后，他的妻子尼娜在写给克鲁泡特金的信里说：“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谁也不肯帮忙，所有的人都避开，都害怕。我现在总算看到了朋友是怎么回事。只有很少几个例外。”
    　　窝藏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帮助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与敌人保持友谊的人也是敌人。这家凶毛里的电话变成了哑巴。他们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认识他们，不伸手，不点头。更不用说邀请他们去做客。也没人借钱给他们。生活在一座热热闹闹的大城市里，他们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这个小鞋匠，正在胡子下面窃笑呢？
    　　谢尔盖·瓦维洛夫院士在自己伟大的哥哥被镇压以后当上了科学院的奴才院长。（这也是那位胡子诙谐家为戏弄他而想出来的点子，同时也是对人心的检验。）苏维埃伯爵A·H·托尔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属，而且连钱也不敢给他们。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禁止他的妻子萨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C·M·萨巴什尼科夫的家属。
    　　被法西斯法庭开释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苏联国土上以“企图谋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并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时候，传奇般的季米特洛夫，这位莱比锡法庭上的吼狮，竟置这两个老朋友于不顾，没有营救，甚至还出卖了他们。
    　　被捕者家属的处境是大家熟知的。卡卢加市的B·H·卡维尚回忆说：父亲被捕后，所有的人见了我们就跑开，好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我不得不退学——因为同学们都做得路（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长！新一代的刽子手在成长！）。妈妈被工作单位解雇了。我们只好靠乞讨生活。
    　　民警把一位领着几个小孩子的母亲带到火车站以便把他们送去流放。他们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某人的家属。经过候车室的时候，其中一个小男孩（八岁左右）忽然不见了。民警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于是就把这个缺了一个小男孩的人家送去流放了。原来这孩子钻进裹着红布的支着斯大林半身塑像的高高的支架里去了。他在里面一直坐到危险过去。事后他走回家。家的门上贴了封条。他去找邻居和熟人。去找爸爸妈妈的朋友。不但没有一家肯收留这个孩子，而且连一个晚上也不让住！他只好自己去投奔孤儿院……当代的人们！同胞们！你们认出了自己的嘴脸吗？
    　　但上面这一切仅仅是背叛行为的最矮的一层台阶——摆脱关系。此外还有多少层诱人的台阶啊？曾有多少人沿着它一级级地走下去啊？那些解雇了卡维尚的母亲的人们不是摆脱了关系吗？不是为迫害他们也出了一份力吗？那些听从行动人员的电话把尼基金娜派去干粗活以便逼迫她当眼线的人们呢？还有那些忙不迭地抹掉昨天被捕的作家的名字的编辑们呢？
    　　布柳赫尔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他曾像猫头鹰一样坐在法庭主席团里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不过后者也可能做出同样的事）。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布柳赫尔自己的脑袋也搬了家。赫赫有名的医学教授维诺格拉多夫和舍列舍夫斯基也是一样。我们记得他们在一九五二年怎样成了恶毒毁谤的牺牲品，但是他们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也曾在对他们的同事普列特涅夫和列文的同样恶毒的毁谤上签过名。（伟大的君主在安排情节和摆布人们的灵魂方面进行着反复的演习。）
    　　人们生活在背叛“场”里——他们拿出最有力的论据为背叛辩解。一九三七年一对夫妇预料会双双被捕——因为妻子是从波兰来的。他们俩人商定了个办法：不等人家来抓，丈夫先去告发妻子！这样一来，女的被抓，男的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眼里“摆脱了干系”，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辉灿烂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罗沃利斯基临去监狱之前嘱咐自己唯一的爱女伊莎贝拉说：“我们把一生都贡献给了苏维埃政权——一你可不能让别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团！”法院判决并没有禁止多布罗沃利斯基通信，可是共青团要求他女儿不写信。女儿遵照父亲临别嘱咐的精神，脱离了和父亲的关系。
    　　当时有过多少这类的脱离关系的声明啊！—一或是当众宣布，或是在报刊上声明：“我，某某，决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脱离与变为苏维埃人民敌人的父母的一切关系。”用这个东西可以买到一条命。
    　　没有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对这一点几乎是没法理解，没法原谅的。在通常的人类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一次也不掉进这种抉择的铁钳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确信自己的行为端正，在他坟头上致告别词的人也确信这一点。一个人可以直到离开人世也不知道人会掉进怎样的罪恶的深井。
    　　大片的灵魂疥癣并不是顷刻间就布满了整个社会。整个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国许多人还保持着他们的灵魂和原先那个社会的观念：扶危济困，为受难者仗义执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维洛夫和迈斯特依然公开地为全苏植物栽培科研所全体入狱者奔走营救。败坏也得有一个最起码的必要期限，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伟大的机关还是对付不了人民的。这个期限的长短也决定于那些还没有衰老的执拗分子的年龄。对于俄国，这个过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卷了波罗的海各国，他们的败坏过程总共才开始了五六年；时间太短，所以那里受当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不过有一个附带的因素加强了波罗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会迫害是以民族压迫的形式出现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反抗总是比较坚定的。）
    　　当从群岛的角度评价一九三七年时，我们没有给它戴上荣耀的王冠。但是谈到那一年的狱外社会，我们不得不把这项锈蚀斑驳的背叛行为的王冠奉献给它。可以承认正是这一年摧毁了我国狱外社会的灵魂并使它遭到普遍的败坏。
    　　但即使这样，那一年也还不是我国社会的末日！（正如我们今天见到的，总的说本日从未到来过——俄罗斯的不绝如缕的生命的细丝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时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于死灭了。）反抗没有外露，没有给普遍堕落的时代涂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见的温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动、跳动、跳动。
    　　在这个可怕的时期，当珍贵的照片、珍贵的信件和日记在担惊受怕的独居中被烧毁的时候，当家庭柜橱里的每一张发了黄的纸片都突然变成冒着死亡的火苗的羊齿草叶，自己争先恐后地飞进炉膛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好几千个夜晚不去烧掉，而是保存着被判刑的（如弗洛连斯基）或被公开批判的（如哲学家费多罗夫）人物的档案！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索菲姐·彼得罗夫娜》在当时看起来一定是一桩多么触目惊心的地下反苏活动的罪证啊！伊西多尔。格利金却把它保存了下来。他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感到死亡临近的时候，挣扎着穿过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里。
    　　每一个和当局对抗的行动都要求具有和这个行动不成比例的勇气。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私存炸药比在斯大林时代收养一个人民敌人留下的孤儿所担的风险还小。然而有多少这样的孩子被人收养，被人救活。（让这些孩子们自己说出来吧！）暗地里帮助受难者的家属的事情也是有过的。当一个被捕者的妻子排在无希望的连等三天三夜的队里的时候，有人去把她换下来，让她能暖和暖和，睡一睡。也曾有人心里扑腾扑腾地跳着跑去警告别人，告诉他在他家里没下了埋伏，叫他千万不要回家。也还有人给逃亡者提供了栖身所，尽管他自己那一夜通宵没有合眼。
    　　我们已经提到过那些有胆量对处决“工业党”不投赞成票的人。但也有人是为了替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默默无闻的同事辩护而走进了群岛。子如其父：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罗然斯基的儿子伊万，因为替他的同事科佩列夫辩护，也遭到了迫害。M·M·迈斯涅尔在列宁格勒儿童出版社的党员大会上挺身而起为“儿童文学中的暗害分子们”辩护，马上就被开除和逮捕。他这样做的时候明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在一个军邮检查所（梁赞，一九四一）里当检查员的年轻姑娘暗地撕掉了一封她并不认识的前线士兵写的犯禁的信件。但是别人注意到她把一封信撕掉塞进纸篓。他们把纸片对起来——于是这个姑娘就进了监狱。为一个遥远的陌生人而牺牲了自己！（因为我在梁赞呆过，所以才知道这件事。没人知道的同类事件还有多少？……）
    　　现在把当时的逮捕说成是抽彩（爱伦堡语）倒是很便当的说法。不错，抽彩是不假。但有的彩票的号码是“圈定”的。当时确曾普遍地撒大网，确曾按任务数字完成捕人量，但是他们即刻要抓的是那些敢说一个“不”字的人。结果这仍形成了灵魂的淘汰，而不是简单的抽彩。勇敢分子们被置于刀斧之下，送上了群岛，而一片唯唯诺诺的自由人的社会景象则没有受到丝毫扰动。凡是较纯洁、较优秀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呆不住；而这个社会失去了这些人就变得越来越腐烂。这些人的悄然离去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却意味着人民灵魂的死亡。
    　　7．败坏。在多年的恐惧和叛卖的环境里活过来的人们只是在外表上、肉体上活下来了。而内里的东西全都在发烂。
    　　所以才会有成百万人同意当眼线。如果说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内，在群岛上服过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万人（这是很谨慎的估计。这只是古拉格在同一时期的人口数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战争期间群岛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达到百分少一）。那么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据什么人的告发并且曾有什么人提供了证明材料的！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使用墨汁的谋杀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其中有的人造成他们邻人的被捕是由于恐惧——这仅仅是台阶的第一级。另一些人是为谋取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一些人，当时是最年轻的，而现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们是怀着兴奋鼓舞的心情进行叛卖的，是受思想意识的促使；有时候甚至是公开在叛卖；要知道，当时认为揭发敌人是对本阶级的光荣贡献！所有这些人今人都在我们中间，大多数活得很得意，我们还欣喜地把他们称为“我们普通的苏维埃人。”
    　　灵魂中的毒瘤也在暗暗地发展，它恰恰损害着灵魂中掌管报答恩情的那个部位。费多尔·佩列古德对米沙·伊万诺夫有衣食之恩；伊万诺夫没有工作，佩列古德把他安置在唐波夫铁路车辆修理厂并且教会他手艺。他没地方住，佩列古德让他搬进自己家，待他如亲人。到头来这个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了个报告，说费多尔·佩列古德在家里的饭桌上吹捧德国技术。（费多尔·佩列古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机修工、马达工、无线电工、电工、修表反、镜片工、铸造工、模型工、细木工，有二十来种专业。在劳改营里他开设了一间精密机械作坊；他失掉了一条腿以后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条义肢。）佩列古德被捕，连他的十四岁的女儿也一道被抓。这全是伊万诺夫干的好事！他出庭作证的时候脸上发黑。这说明正在腐烂的灵魂有时候也会透露到脸上来的。但很快他就离开了工厂，开始公开地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后来因为缺乏办事能力而被下放到消防队。
    　　在道德败坏的社会里以怨报德是司空见惯、普遍流动的习性，几乎没人觉得奇怪。育种学家B·C·马尔金被捕以后，农艺学家A·A·索洛维约夫稳稳当当地把他培育出来的小麦品种“泰加49”窃为己有。佛教文化研究所被摧毁（全体主要研究人员被捕），它的领导人谢尔巴茨基院士死去以后，谢尔巴茨基的学生卡利亚诺夫去看望老师的遗孀，说服师母把死者的藏书和手槁全部交给他——“否则不会有好结果：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来是个间谍中心’。他把老师的著作弄到手以后，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其中一部分（还包括沃斯特里科夫的一篇文章），从而出了名。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许多学术界的盛名也是建立在鲜血和白骨之上的。学生的忘恩负义像一条花斑的带子贯穿于我国三四十年代的科学和技术，这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的科学技术正从真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手里转入乳臭未干、贪得无厌的新提拔的工农干部手里。
    　　所有这些夺来的论文和偷来的发明现在—一追究和列举是办不到的了。可是占用被捕者的住宅呢？可是趁火打劫来的东西呢？这种野蛮风习在战争时期不是成了普遍现象吗：如果谁遭了大难，或是房子被炸、被烧，或是疏散到后方，幸免于难的邻居，普通的苏维埃人，都要在这个时刻竭力从受害者身上捞点好处。
    　　败坏的形式多种多样，不是我们在这一章里能介绍得完的。我们的社会生活总括起来说，就是卖友求荣者受提拔，庸碌无能之辈得胜利，优秀而正直的人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谁能向我指出高尚的人把卑鄙的无理取闹者打倒、搞垮、赶走的一桩事实？我肯定这样的事例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像不可能有哪一道瀑布能例外地从下朝上流一样。要知道高尚的人不会去找国家安全部门，而卑鄙的人则随时可以利用这个机关。国家安全部门既然对待尼古拉·瓦维洛夫这样的人都没有讲客气，还会对什么人讲客气？所以怎么会有瀑布倒流的事呢？
    　　下贱者对高资者的轻而易举的胜利在人群拥挤的首都里翻滚着恶臭污浊的黑浪。但是它在遥远的北方，在诚实的北极风暴下面，在三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神话一般的北极考察站里——那本应是杰克·伦敦的目光炯炯的巨人们在一起抽象征和平的烟斗的地方——也照样散发着臭气。多马什内岛（北地岛）上的北极站里一共有三个人：非党员站长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巴比奇，他是一个享有荣誉地位的老北极探险家；干粗活的工人叶廖明，他是唯一党员，也是该站的党支书（！）；共青团员（也是团小组长！）气象员戈里亚琴科，此人野心勃勃，一心想摘掉站长，以便取而代之。戈里亚琴科偷翻站长的私人物品，偷窃文件，进行恐吓。按照杰克·伦敦的解决办法，就该是两个男人一齐动手把这个混蛋塞到冰层下面了事。但不是这样——而是向北海航道总局帕帕宁发了一封电报，提出有必要调换一名工作人员。党支书叶廖明在这封电报上签了字，但马上就向共青团员表示了忏悔并且和他联名给帕帕宁发了一封内容相反的党团组织系统的电报。帕帕宁的决定是：鉴于集体已经发生分裂，立即撤回大陆。派出破冰船“萨得阔”号去接他们。共青团员分秒必争地在“萨得阔”号上向船政委提供了材料——巴比奇当即被捕（主要罪名：想要把“萨得阔”号破冰船……交给德国人，——说的就是他们现在乘坐的这条船！……），靠岸以后，把他直接送进了羁押室。（如果我们想象船政委是一个正直而有头脑的人，他把巴比奇找来，听取另一方的陈述，结果会如何？但是，这就等于在一个可能的敌人面前暴露揭发材料的秘密！这么一来戈里亚琴科就可能通过帕帕宁把船政委也弄进监狱。系统的功能是天衣无缝的！）
    　　当然，在不是从小就在少先队和共青团支部里教育出来的个别人身上，灵魂还是完好无损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火车站上，一个健壮的兵士看到一列运囚犯的火车，忽然跑去买了几包纸烟，跟押解队说好话，请他们转交给囚犯。（在本书其他地方我们也描写了一些类似的场面。）但这个士兵八成不是执勤的，而是回家探亲的，本单位的团小组长不在身边。在部队里他可不敢这样放肆，不然没他的好果子吃。说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军事纠察机关也会把他叫去盘问。
    　　8．说假话成为生存方式。然而，被恐惧慑服了也罢，被私欲和嫉妒侵蚀了也罢，人们反正不会这么快地就变蠢了。他们的灵魂浑浊了，但理智还相当清晰。他们不能相信世上的天才忽然全集中到一个前额低扁的人的脑袋瓜子里去了。当他们在广播、电影、报纸上听到、看到、读到自己时，也没法相信自己那种愚昧呆痴的形象。倒没什么人强迫他们直言不讳地做出回答，但也决不会允许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必须表态。那么，除了说假话还能说什么？他们必须发了疯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没有人要求他们真心。
    　　如果我们读到高教工作人员致斯大林同志的这样一封信：
    　　“我们将不断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由忠实的列宁
    　　主义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
    　　若天领导的我国光荣的侦察机构从我国高等学校以及全
    　　国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的以及其他的反革命败类清
    　　除干净”——
    　　我们总不至于把千人大会的全体参加者都当成白痴，而只会认为这是一些对于明天自己被抓也会乖乖服从的道德堕落的说谎者。
    　　不断地说假话，和背叛行为一样，变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动一下舌头都可能被人听去，每一个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观察。因此每一句话如果木必须是直接的谎言，也必须不与共同的谎言相抵触。存在着一套现成的句子、一套现成的标签、一套现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讲话，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书，不论是学术的、政论的、批评的或者是所谓“文艺”的——不使用这些主要的套话是通不过的。在最最科学性的文字里也必须找个地方对某某人的假冒的权威和假冒的发明权吹捧两句，把说了真话的某某人臭骂两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不夹进些这一类的谎言也不能出版。还用说那些吵吵嚷嚷的群众大会吗？还用说那些利用午休时间召开的狗屁不值的集会吗？在这些集会上必须举手反对你自己的意见；对于你不痛快的事假装兴高采烈（认购新的公债啦，降低计件工资额啦，为建立一个什么名目的坦克纵队捐款啦，承担星期天义务劳动，或者派孩子们去支援集体农庄庄员啦），以及对于八杆子够不着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愤慨（在西印度群岛或者巴拉圭发生的什么摸不着看不见的暴行）。
    　　腾诺在监狱里害臊地回忆起，他被捕前的两个礼拜还向水兵们做过一次《斯大林宪法——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报告。自然一句真心话也没有。）
    　　没有一个打出过一页稿纸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走上过讲坛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在麦克风前面站过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
    　　如果到此为止也还罢了。要知道下面还有呢：和上级的任何一次谈话，在干部科的任何一次谈话，一般地和另一个苏联人的任何一次谈话都要求你说假话——有时候是瞪眼瞎说，有时候是瞻前顾后，有时候是点头认可。如果你的白痴交谈者当面对你说，我们撤退到伏尔加河是为了诱希特勒深入，或者美国人把科罗拉多甲虫丢到我们头上——你需要表示同意！一定要表示同意！以摇头代替点头会给你招来往群岛搬家的横祸（我们回忆一下丘尔佩涅夫的被抓，本书第一部，第七章）。
    　　但这还不是全部：你的孩子在长大！如果他们已经长得够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应当在他们面前公开说出你心里想的话；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们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们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去建立这个功勋。而如果你的孩子们还小，就需要决定怎样教育他们最合适：是一开头就拿谎言当做真理端给他们（为了使他们将来比较容易生活），并且今后永远在他们面前说假话呢，还是冒着他们可能说漏嘴的风险，可能捐出去的风险，对他们说真话。因此一开始就得向他们讲清楚，真话是会带来杀身之祸的，一出家门就要说假话，只能说假话，就像爸爸和妈妈一样。
    　　这样的选择使得你恐怕连孩子也不想要了。
    　　谎言是生活得以长期稳定的基础；A·k——一个年轻、聪明、懂世故的女人，从首都来到某个省城的学院教文学。她的档案里没有任何问题，并且拿着一张崭新的副博士证书。她看到她讲主课的班级里只有一个党员女学生，于是断定这里的情报员一定会是她。（班级里必须得有个人送情报，这一点A·K是拿得准的。）她决定和这个党员女学生假装亲近。（顺便说一句，从群岛的策略角度看来这纯粹是失算。相反地，应当老给她打二分，那样一来，这人的任何小报告都会被看成是挟嫌报复。）她们俩又是经常在学院以外会面，又是交换照片。（女学生把A·K的照片放在党证夹子里）在假期她们两人亲热地通信。A·K讲每一堂课都尽力顺应自己的党员学生的可能的评价。这种令人羞辱的装模作样的四年过去了。女学生毕了业，对于A·k说来，这个人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个女学生来看她，A·K毫不加掩饰地对她冷淡。女学生生了气，要求退回照片和信，并且大声说（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报员）：“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决不会象您现在这样死赖在这个可怜的学院不想走！您的课讲得像什么样子！——全是陈词滥调！”
    　　的确！A·K为了适应一个情报员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内容贫乏、色彩暗淡、棱角磨平，把她本来有能力讲得很精彩的这门课程完全毁了。
    　　像某个诗人很机智地说过的；我们过去搞的不是个人迷信，而是两面派的迷信。
    　　当然这也要区别不同的等级：有被迫的、自卫性的谎言，也有作家们最擅长的那种忘乎所以的、热情洋溢的谎言，即沙金娘以十分激动的心情于一九三七（！）写出的以下名句一类的谎言。她写道，社会主义时代竟把刑事侦讯也改变了面貌：据侦查员们介绍，今天的被侦查人都是自愿地同他们合作，主动地把关于自己和别人一切该讲的事都讲出来。
    　　谎言使我们远离了正常的社会，使我们失去衡量事物的基准，在灰茫茫的浓雾中看不到一根路标。忽然，你从书中的脚注里发现，雅库博维奇的《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一书，是在作者刚服完苦役正准备去流放地的时候出版的（虽然是用了一个假名字）。好了，拿来比比，拿来和我们比比！我那本迟到的、怯生生的小说刚刚奇迹般地溜过了关，人家马上就把拦路杆坚决地放了下来，门扇和门闩全紧紧地插牢了。而现在不仅当前发生的事情不许写，连三十年，五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也在禁写之列。我们有生之年还能读到这些吗？我们注定要泡在谎言和欺骗的污水里进坟墓了。
    　　进一步说，即使有人提供了解真相的机会，还有一个我们这些自由的人们想不想知道的问题。奥克斯曼一九四八年从劳改营回来，以后没有再被抓进去，在莫斯科住下了。他的朋友和熟人没有抛弃他，经常帮他的忙，但是唯独不愿意听他回忆劳改营！因为知道了那个——他们以后怎么继续活下去？
    　　战争结束以后有一首歌很流行：《这儿听不到城市的喧嚣》。没有一个歌手，即使是最平凡的，唱完这首歌得不到热烈的掌声。“思想感情管理总局”开头没有猜出其中的奥秘。既然是俄罗斯的、民间的，可以让电台广播嘛，舞台演唱也可以嘛。后来他们恍然大悟——赶紧划X。因为歌词讲的是一个在劫难逃的囚徒，讲的是一对被拆散的情人。忏悔的需要终归还潜藏在人们心里，它微微地蠕动着。说够了假话的人们至少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可以出自真心地拍几下巴掌。
    　　9．残忍。在上述的种种品性当中，哪里还有慈善心肠的立足之地？当你推开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时候怎么可能继续保持你的善良？你一旦沾染了鲜血，以后只会变得越加残忍。对残忍（“阶级的残忍”）又是歌颂，又是培养，弄得你确实不知道好与坏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怜悯遭嘲笑，仁慈遭嘲笑——这时候你用铁链也挂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们了。
    　　一个未署姓名的妇女写信给我（来信地址是阿尔巴特大街十五号），向我提出关于“某些苏维埃人”特有的“残忍性的根源”问题。为什么处在他们支配之下的人越无法自卫，他们表现出的残忍性越大？她举出一个例子，也许远远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仍要把它转述在下面：
    　　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在车里雅宾斯克火车站行李寄存室外的遮檐下。气温是零下二十五度。由外面刮到遮檐下的积雪被紧紧地踩牢在水泥地面上。行李寄存室窗口里坐着一个穿棉袄的女人，隔窗站着一个穿熟羊皮外套的肥壮的民警。他俩互相调情挑逗，谈得入神。水泥地上躺着几个穿着泥土色的单布衣裳、裹着市片的人。用“破旧”两个字形容他们身上的布片都嫌过分美化。这是几个小青年，他们身体虚弱、浮肿，嘴唇上长着脓泡。其中一个看起来正在发烧，他把赤裸的胸膛贴在雪上，发出呻吟。讲述这件事的这位妇女走过去，问他们是什么人。原来他们一个是劳改期满释放的，另一个是因病释放的。但是释放证明写得不对，所以现在站上不给他们回家的车票。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返回劳改营——腹泻把他们耗空了。这位妇女掰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在这当口民警忽然中断了他的愉快的交谈，用威胁的口气对她说：“这是怎么回事，大婶，认出亲戚来了？你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好。没你帮忙他们也会死。”她一想——他们真格儿地会把我也抓进去的（想得对！为什么不会呢？）。只好走开了。
    　　这一切——她心里怎么想的，她怎么走开的——对于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典型啊。还有那个狠心的民警，那个狠心的穿棉袄的女人，那个不给他们车票的售票员，那个不肯送他们进市内医院的女护土，那个在劳改营里给他们开证明的昏头昏脑的自由雇员。
    　　严峻而险恶的岁月来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代那样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儿”。要叫，大约只会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马加丹的小学生们朝押解过路的女犯队伍扔石头（苏罗夫采娃回忆）。
    　　我国从前或别国现在有没有这么多使人厌恶和寒心的住宅里的和家庭里的纠纷？这种事情每一个读者都能说出一大堆，我们仅略举
    　　罗斯托夫市多洛马诺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楼里住着一个叫维拉·克拉苏茨卡娅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后死在狱中的。她的邻居安娜·斯托利贝格知道这件事——整整十八年，从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为抓着这个把柄而洋洋得意，经常用威胁的话折磨克拉苏茨卡娅；在厨房里和走廊上碰到她就会用咝咝的声音对她说：“我说要你活你才能活。我只要说一个字，‘黑乌鸦’就会来接你。”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苏茨卡娅才决定给检察长写了一封控告信。从此斯托利贝格不说了。但她们仍继续合住一个单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谢苗诺夫一九五0年被捕后，他妻子当年冬天就把眼他们住在一起的婆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谢苗诺娃赶出了家门：“滚吧，老妖婆！你的儿子是人民的敌人！”（六年以后丈夫从劳改营回来。她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娜佳一起半夜里把只穿着内裤的丈夫赶到大街上。娜佳在这件事上特别积极，因为她需要给自己的丈夫腾出空间。她把长裤朝她爸爸的脸上摔过去，嘴里喊着：“滚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罗斯拉夫尔去投靠她的无子女的女儿。女儿、女婿很快就对老太婆感到厌烦了。女婿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梅捷尔金，消防队员，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里用两个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脸，夹得紧紧地让她扭不了头，以朝她脸上吐唾沫取乐，一直到把口水吐干，同时竭力吐到她眼里和嘴里。当他火气更大的时候，便把生殖器掏出来朝老太婆脸上符，还说：“给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对从劳改营回来的兄弟解释说：“瓦复喝醉了。叫我拿这喝醉酒的人有什么办法？”后来为了申请分配一套新单元（“需要带洗澡间的。我们没地方给老妈妈洗澡！总不能让她老人家到外面澡堂子里去洗吧！”）对老太婆的态度才开始过得去。“以有老人为理由”得到一套单元以后，他们用大橱小柜把各个房间塞得满满的，把妈妈赶进立柜和墙壁之间的三十五公分宽的夹缝里，要她老躺在里头，不许探头探脑。谢苗诺夫这时住在儿子家里。他没问过儿子，就冒险把老妈妈接进家来。孙子进屋，奶奶朝他跪下，说：“沃沃奇卡！你不会把我赶出去吧？”孙子做了一个难者的表情说：“好吧，我结婚以前你可以在这儿住。”孙女娜佳—一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况也可以顺便在这里谈谈。她在这期间念完了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历史语文学系，入了党，当了科斯特罗马省涅雅市区报编辑。她还是个诗人，一九六一年当她还在柳比姆市的时候曾用诗歌形式给自己的行为做了辩护：
    　　既然要斗，就当真地斗！
    　　是你亲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说八道，
    　　我才不听那一套！
    　　在生活中迈步向前，
    　　我只需要冷静的算盘。
    　　但是党组织要求她把和父亲的关系“正常化”，于是她就忽然开始给父亲写信。喜出望外的父亲回了她一封谅解一切的信，她马上拿去给党组织着。他们看了以后，在她的名字下面打了个勾。从此她只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两个大节日给他去一封贺节信。
    　　这场悲剧涉及了七个人。这就是我国狱外社会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较有教养的家庭里是不会把仅穿着内衣的无辜受害的亲属赶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们会以他为耻，他们会对他的充满怨气的“错误”世界观感到麻烦。
    　　还可以列举下去。还可以指出存在着：
    　　10．奴隶心理。上面提到的那个巴比奇在写给检察长的申诉书里是这样说的：“我理解，在战争期间，我们的政权机关负担着比审查个人案件更为重要的任务。”
    　　还有许多别的。
    　　但是这里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斯大林时代的这一切不是自发产生的，如果这全是他亲自为我们一条一条地设计出来的——他可真算得了是个天才。
    　　在这个恶臭阴湿的世界里，只有刽子手和最无耻的背叛者春风得意，而剩余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别无其他的勇气，青年们的皮肤晒成古铜色而灵魂却在发霉，一只灰绿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来揪住什么人的衣领，把他塞进一只匣子。在这样的世界上，成百万被群岛夺去了丈夫、儿子或父亲的妇女们在迷们和盲目中徘徊。她们比谁都更加惊恐不安。她们害怕闪亮的人名牌、办公室的房门、电话铃、敲门声。她们害怕邮递员、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谁认为她们妨碍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们赶出住宅、工作单位和城市。
    　　有时候她们轻信地把希望寄托在按字面理解“剥夺通信权”的判决词上，以为十年过去，他就会来信。她们在监狱门外排队。她们跑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什么地方，因为听说那里接受寄往监狱的邮包。有时候是她们自己死在她们狱中的亲人之前。有时候是她们根据退回来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医院死亡”的条子知道了亲人的死期。有时候像奥利加·恰夫恰瓦泽那样千里迢迢奔赴西伯利亚给丈夫的坟头上带去一杯家乡的黄土——只不过已经没人能指给她，究竟在哪一个土包下埋着她的丈夫和另外三个人的遗骸。有时候像泽尔马·茹古尔那样，给伏罗希洛夫之类的人写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们忘了伏罗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体死亡之前死掉了。
    　　这些女人身边有年幼的孩子，每个孩子长到一定时期都绝对需要爸爸回来，过了这个关键时期就会迟了。可是爸爸总不回来。
    　　用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一张斜格纸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红色和蓝色铅笔交替着写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铅笔放下来休息，然后又拿另一头写。棱棱角角的幼稚的带间隔的字迹，有时候一个字被写成了两截：
    　　“爸爸你好我忘了应该怎样写我很快就要
    　　上学了过了第一个冬天你就快回来吧不然
    　　我们可不好啦我们没有爸爸妈妈说你一会儿
    　　出差一会儿有病你干嘛不从医院跑出来这儿的
    　　奥列什卡从医院只穿衬衫就跑出来啦妈妈会给
    　　你做新裤子我把皮带送给你反正同伴们都怕
    　　我只有奥列什卡我从来不打他也说实话他也是
    　　穷人还有一次我害病发烧想跟妈妈一块死可
    　　是她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唉手累麻了不写了吻
    　　你好多好多次
    　　伊戈廖克六岁半
    　　我已经学会写信封妈妈还没下班我已经把
    　　信放进邮箱啦
    　　马诺利斯·格列佐斯“在一次鲜明而激动的讲话中”向莫斯科作家们介绍了在希腊监牢中受苦的同志们的情况。
    　　“我明白，我所讲的使你们的心都发颤了。但我这样做是有意识的。我希望你们的心为那些在监牢里受苦的人们感到痛楚……请你们为争取希腊爱国者的释放而大声疾呼吧。”
    　　这些饱经世故的老狐狸们当然是大声疾呼起来！要知道在希腊有二十来个囚犯在受苦受难呐！也许是马诺利斯本人不明白他的呼吁之可耻，也许是因为在希腊没有这句谚语：
    　　“家有伤心事，何必为人愁”。
    　　在我国各地都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一个石膏卫兵牵着一条挣着扑向前方去咬什么人的警犬。在塔什干，这样的塑像至少还是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大门口的，可是在梁赞市它却成了全城的标志：如果你由米哈依洛沃方向进城的话，它是你能见到的唯一的纪念像。
    　　而我们见到它也不会厌恶地打一个冷战。对于这种唆使狗去咬人的形象我们习惯了，觉得它是很自然的。　　它要咬的是我们。
    　　我把本书前面提到的所有囚犯的命运都分成了许多片断，使他们的故事服从于本书的计划——勾划出群岛的轮廓。我避开写传记的方式；它可能太单调，照那样没完没了地写下去，会把研究的责任从作者的肩上推卸到读者的肩上。
    　　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有权利在这里完整地写出几个囚犯的命运。
    　　1．安娜·彼得罗夫娜·斯克里普尼科娃
    　　近科普市普通工人的独生女，生于一八九六年。正如党史已经告诉我们的，在万恶的沙皇制度下，所有求学的道路对她都是封闭的，她注定要过半饥半饱的奴隶生活。这一切她真的都遇到了，但时间却是在革命以后。在革命前她还是进了迈科普市文科中学。
    　　安娜长成了一个大个儿的姑娘，头也长得特别大。中学的一个女同学给她画了一张全是用圆圈构成的肖像：她的脑袋（从各方面看）是圆的，她有一个圆额头和一双永远带着困惑的表情的圆眼睛。耳垂好像是长进面颊里去的小圆球。肩膀也是滚圆的。整个人好像个大圆球。
    　　安娜过早地开始思索。上三年级的时候就请求老师允许她在中学图书馆借阅杜勃罗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老师生气地说：“你读这个太早了！”“好吧，您不同意，我就到市图书馆去借。”她十三岁时“解脱了上帝”，不再信神了。十五岁时钻研早期基督教著作。唯一的目的是要在课堂上对神甫进行激烈的驳斥，使全班同学都拍手称快。不过她倒是接受了古老信仰派教徒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把它作为自己最高的典范。她吸取了这种思想：宁可死，自己的精神支柱不可折。
    　　并没有人干涉她领取应得的金质奖章。一九一七年（真是求学的好时机！）她来到莫斯科，考入恰普雷金女子高等学校的哲学心理学系。作为金质奖章获得者，在十月政变以前，她可以领到国家杜马的助学金。这个系专为文科中学培养逻辑学和心理学教员。整个一九一八年，她一边靠私人教课挣钱，一边学习心理分析。她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她以整个的心灵感觉到……准火焰般的玫瑰之上，静止地，
    　　万物的活的祭坛的烟霭冉冉升起。
    　　这时她已经倾心于佐尔丹诺·布鲁诺和丘特切夫的诗意的哲学，甚至一度自认为是东方天主教徒。她贪婪地改换着信仰，也许比改换服饰更勤（她没有什么服饰，况且她根本不在意这些）。她还曾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起义和内战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不能容忍恐怖政策。民主，但不要暴行！“可以让双手沾染鲜血，但不能沾染污秽！”
    　　一九一八年末她不得不放弃学业（那个学校本身还存在着吗？），历尽艰险回到父母身边，因为那里比较吃得饱。她来到迈科普，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兼收成年和青年的国民教育学院。安娜竟然做了该院的逻辑学、哲学和心理学代理教授。她在学生当中很得人心。
    　　这时期白军在近科普已经面临本日。一位四十五岁的将军企图说服她跟自己一同逃跑。“将军，不要装样子了。趁着还没有逮捕您，快跑吧！”那些日子里，一个中学历史教员在教员们自己的聚会上举杯提议“为伟大的红军”干杯。安娜拒绝干杯，她说：“我决不干这一杯！”平素知道她的左倾观点的朋友们眼睛瞪得圆圆的。“这是因为……尽管有永恒的星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处决。”她预言。
    　　她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优秀人物正在这次战争中灭亡，只有随波逐流者能够幸存。她已经预感到她的伟大时刻正在来临，但是还不知道……它将是怎样的事件。
    　　几天以后红军开进了近科普市。又过了几天，召开了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大会。第五军特别处处长洛谢夫上台讲话。用一种（离骂街不远的）横扫一切的口气痛斥“腐烂的知识分子”：“怎么？你们是脚踩两只船吗？等着我来请你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来？”越说火气越大，他把左轮手枪从抢套里抽出来，一边摇晃着它一边叫喊着：“你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腐烂的！我们要彻底摧毁它，建立新的！你们当中谁敢挡道，我们就把他消灭！”说完向会场上问：“谁要发言？”
    　　大厅像坟墓一样沉默着。没有一下掌声，没有一只手举起。（大厅沉默着——这是因为吓呆了。但是恐吓还没有经过排练，所以人们还不知道这时是必须鼓掌的。）
    　　洛谢夫一定没有估计到有人敢出来发言。但是安娜站起来了：“我发言！”“你？好吧，爬上来，爬上来！”于是她穿过大厅登上舞台。一个身材高大、圆脸、面颊甚至还透着排红的二十五岁的女子，慷慨的俄罗斯大自然的产儿（她领的面包口粮只有八分之一磅，但是她父亲有一个不坏的菜园子入栗色的粗辫子能够拖到膝盖。但她是个代理教授，不能像这样打扮，所以把它盘在头顶上，好像是多了一个头。她声音洪亮地作了回答：
    　　“我们听到了您的愚昧无知的讲话。你们召集我们到这里来，但是没有通知是来埋葬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我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文化传播者，而看到的却是掘墓者。您今天与其讲这些话，还不如简单地把我们骂～顿！我们应当理解您是代表苏维埃政权说话的吗？”
    　　“不错。”已经慌了手脚的洛谢夫还是很骄傲地肯定。
    　　“如果苏维埃政权将用您这样的土匪做它的代表，它是要垮台的！”
    　　安娜说完了，大厅里响起了轰鸣的掌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害怕。）大会到此结束，洛谢夫找不到词儿了。人们向安娜走过来，在人丛中握她的手，低声说：“您这下可完了。他们马上会来抓您。可是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为您感到骄傲，但是您……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么事啊？”
    　　契卡人员已经在她家等着。“教员同志！你过得真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没什么可搜查的。我们还没抓过你这样的。你爸爸是工人，你这么穷，怎么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契卡机关还没有建立好，他们把安娜带进特别处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关着一个白军上校比尔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审和处决的见证人。她事后告诉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
    　　她被带进一间屋里去审讯。这是洛谢夫睡觉兼办公的屋子。她进门时，他正坐在摊开被子的床铺上，穿着马裤，内衣的扣子没有扣，在胸前搔痒。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把我带回去！”洛谢夫反唇相讥说：“好，我马上去洗得干干净净，带上干革命用的羊羔儿皮手套！”
    　　她在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中等待着死刑判决，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斯克里普尼科娃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一个星期。如果能理解这句话的确切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说的这句话。当你摒弃了对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将自己坚定不移地奉献给一桩大事，这种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便会作为对你的报偿而在你的心灵中降临。（好生恶死的念头则会破坏这个大欢喜的状态。）
    　　她还不知道全市的知识界正为她的开释进行请愿。（在二十年代末这恐怕已经无济于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没有人再敢做这种事了。）洛谢夫在审讯她的时候采取了和解的方针：
    　　“我拿下过多少城市，没遇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疯子。城市还在戒严状态，大权都在我手里，可是你骂我是——俄罗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们俩人都发了火……你把什么‘土匪’、‘流氓’之类的话收回去吧。”
    　　“不。我现在对您还是这样看。”
    　　“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为你求情。看在苏维埃政权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让你出去……”
    　　他们让她出去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的讲话是无害的，而是因为她是工人的女儿。如果是医生的女儿，他们是不会饶过的。
    　　斯克里普尼科娃的狱中历程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进克拉斯诺达尔的契卡，在里面关了八个月——“因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识”。在那个监狱里流行着伤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拥挤。面包口粮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还是用杂合面做的。她眼看着身旁一个女犯手里抱着的孩子活活饿死了。从而安娜发誓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永远不生孩子，永远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诱惑。
    　　她坚守了这项誓言，她一辈子没有成家，而她的命运，她的拒不妥协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监狱的机会。
    　　后来似乎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里普尼科娃申请到国立莫斯科大学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写调查表时她写道：“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接谈人出于一片好心劝告她：“您犯傻了吗？哪能这么填？您就写上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心里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但是我不愿意欺骗苏维埃政权。我根本没读过马克思……”“那更得这么写了。”“不。等我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我能接受这个主义的话，我再这样写。”于是她先去残疾儿童学校当老师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个好朋友的丈夫，社会革命党人，拒捕潜逃。为了逼他投案，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当人质。（在新经济政策的高峰时期仍在抓人质？）她走进卢宾卡的监房时仍是那么一个圆脸庞、大个头、辫子拖到膝盖的女子。（她就是在这里听到侦查员的劝说：“这种俄国知识分子派头已经过时了！……只照应你自己吧！’勾这一次她被关了一个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因为参加了一个后来被当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捣毁的由教员、工人组成的音乐团体，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维茨和白波运河上服完刑的。
    　　从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当局没有碰她。不过看起来她自己也活得比较谨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后她一再被工作单位解雇。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论文（《杜勃罗留波夫的心理学观念》）退还给她，理由是她于一九二七年有过五十八条的前科！在她的这个困难时期（她三年多没有工作了）……从中央来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国家安全部特派员利索夫（瞧，洛谢夫又来了！他还活着？连字母也没有改变几个啊！仅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样公开地昂着头，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样低头乱窜）建议她跟他们合作，代价是给她安排工作，允许她进行论文答辩。她骄傲地拒绝了。于是很便当地给她炮制了一个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说过：
    　　——我们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难道我们做好了准备吗？）；
    　　——德国陈兵我国边境，而我们还给他们运粮（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进了特种营——先是莫尔多维亚的杜勃罗夫拉格，后来是克麦罗沃省苏斯洛沃车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一堵穿不透的墙。这时她拿定了主意要给一个地方写申诉书，那不是别处，而是……联合国！！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她发出了三份。这并不是纯粹在耍什么手法——完全不是！她当真地是通过在内心中与联合国交谈来排遣她永远翻腾激荡的灵魂。在这人吃人的数十年中，她真的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光明。在这些上诉书里她痛斥苏联国内的残暴专横，请求联合国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审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处决，因为她不能在这种恐怖状态下继续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写着苏联政府某领导人“亲收”，而里面夹着“请转交联合国”的条子。
    　　在杜勒罗夫拉格，她被一帮狂怒的长官们叫了去：
    　　“你怎么胆敢给联合国写信？”
    　　斯克里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样站在那里，挺直、高大、庄严：
    　　“无论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宪法都没有禁止这件事。而你们竟然私拆寄给政府领导人个人的信件，怕是不应该吧！”
    　　一九五六年一个最高苏维埃的“清理”委员会在他们这个劳改营里进行工作。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多尽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个很简单的手续，只要求犯人说几句认错的话，低着头在那儿站一会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不是这种人！和普遍的正义相比，她本人的释放算得了什么！她怎么能接受宽恕，如果她本来就无罪？她向委员会宣布：
    　　“不要高兴得过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所有推行者迟早都得向人民做出交代。上校公民，我不知道在斯大林时代您本人是什么样的人。但如果您是他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您也得站到被告席上。”
    　　委员们火冒三丈，吼叫起来，说她侮辱委员会成员就是侮辱最高苏维埃，说这事不能便宜了她，说她还得从早到晚她在劳改营里蹲下去。
    　　为了坚持对正义的不可实现的信念，她果然在劳改营里又多蹲了三年。
    　　她在卡梅施拉格有时继续给联合国写信（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七年中她一共向各机关写了八十封申诉书）。由于这些信件，一九五八年她被送到弗拉基米尔政治犯监狱去了一年。那地方有这么一条规定：当局每十天接受一封写给任何方面的申诉。半年期间她从这里向不同机关发出了十八封申诉书。其中十二封是给联合国的。
    　　她终于达到了目的！——不是处决，而是重新侦查！对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两案重新进行侦查。她对侦查员说：“您看怎么样？在苏联官僚制度的墙上打开洞口、强迫耳聋的忒眯斯听到一点声音，唯一的办法是向联合国上诉。”
    　　侦查员有时急得跳起来，捶着胸口说：
    　　“‘斯大林恐怖政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称呼个人迷信——所有的推行者都要对人民做交代吗？就拿我来说，为什么要我做交代？那时候我们能推行什么别的政策吗？况且我当时对斯大林是无限信仰的，我一点情况也不了解。”
    　　但是斯克里普尼科娃继续穷追猛打：
    　　“不对，不对，这是讲不通的！每一件罪行都要有人负责！你要谁来为成百万的无辜者的死亡负责呢？为民族的精华，为党的精华的牺牲负责呢？已经死掉的斯大林吗？已经毙掉的贝利亚吗？而你们却继续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吗？”
    　　（而她的血压这时候已经升到危险点，她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天旋地转，一片火红。）
    　　本来还会继续扣住她不放，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做出这种事已经是太不像话了。
    　　以后的岁月里（她今天还健在），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仍在狱中、流放中以及尚未平反的她后期在劳改营里结识的熟人们奔走接济。有些人在她的努力下得到了释放，另一些人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她还承担了为本市居民进行辩护的义务。她的笔杆子和写着“寄往莫斯科”的信封使市政当局也要怕上三分，有些事不得不对她有所迁就。
    　　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四分之一的不调和精神——俄国的历史恐怕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2．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洛希林
    　　一九O八年生于伏尔加地区，造纸厂工人的儿子。一九二一年大饥荒中成为孤儿。这孩子生性并不活跃，然而十七岁已经入了共青团，十八岁进了农村青年学校，二十一岁毕业。在这期间他们曾被派去帮助进行粮食征购工作，一九三0年在本村参加消灭富农运动。可是他没有留在村里建设集体农庄，而是在村苏维埃“打了证明”，拿着它上了莫斯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个……壮工的工作。（那正是失业时期，当时盲目流入莫斯科的人特别多。）一年后应征入伍，在部队被吸收入党，后来转为正式党员。一九三二年就已经复员回到莫斯科。可是他不想再去当壮工，想学点技术，所以请求区委介绍他去厂里当学徒工。但是看来他这个党员还是不大行，因为连这点要求都被人家拒绝了。人家要他去当民警。
    　　可是在这当口，倒是他不干了。如果他不是这样决定，这个传记大概也用不着写。但是——他好歹不干！
    　　年轻轻的干壮工，没有一技之长，在姑娘们面前都害臊。可是到哪儿学专长去？他只好到“口径”工厂”去干活，还是当壮工。在厂里一次党员大会上他傻乎乎地为支部显然决定要清洗的一个工人说了些辩护的话。那个工人照样按原定计划被清洗了，而洛希林从此也穿上了小鞋。他收来的党费在集体宿舍里被盗，他用自己那九十三卢布的工资赔不起。结果是开除党籍，还威胁说要送法院（难道遗失党费也能按刑法典处理？）。洛希林在精神上已经退了坡，有一天他连工也没去上。他们以旷工为理由把他开除了。背着这样的问题，他长久找不到工作。一个侦查员把他叫去盘问过一阵，过后也丢开不管了。等着受审吧——可又总不开庭。忽然下来了一份缺席裁决：强制劳动六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通过市劳改局执行。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洛希林到基辅车站小吃部去（我们自己生活中会发生的什么事我们能说得准？如果他再多忍上十五分钟的饿，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到别的小吃部去吃东西呢？……）。也许他脸上带着失魂落魄的表情或者好像在东张西望？他本人并不知道。迎面走来二个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年轻妇女。（这是该你们女人家干的差事吗？）她问：“您在找什么？您到哪儿去？”“去小吃部。”那女的指了指一个房门：“到那屋里去！”洛希林当然是服从了她的指挥（你向一个英国人说这句话试试！）。这里是特别科办公室。一个干部坐在办公桌后面。那女的说：“这个人是我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说完就走了，洛希林一辈子再也没见过她。（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她！……）那个干部不让他坐下就开始讯问。他拿走了他的全部证件，把他送进拘留室。那里已经有两个男人。据洛希林自己讲，他“这次没有征得许可（！）就在他们旁边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了。”三个人呆坐了好长时间。来了几个民警把他们带到羁押室。一个民警叫他们把身上的钱交给他，因为据他说在羁押室里“反正要被人夺走的”（民警和盗贼之间有多么惊人的共同点！）。洛希林扯谎说他身上没有钱。他们在他身上一搜，钱就永远被没收了。马合烟倒是还了给他。他带着两盒马合烟走进了自己头一间牢房，把烟往桌上一摆。当然屋里的人们都没有烟抽了。
    　　从羁押室里只被带到侦查员那里一次。那人问洛希林是不是干扒手这一行的。（这本是多好的得救机会！应当说：是，我是干这一行的，这是头一次被抓。为这种事情顶了不起是遣送出莫斯科。）可是洛希林骄傲地回答：“我是自食其力的。”侦查员也没有给他扣别的罪名。侦查到此就算结束，也没有开庭审判。
    　　他在羁押室蹲了十天。一天夜里把他们全体转押到彼得罗夫卡大街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这地方可是又挤又闷，水泄不通。窃贼们是这儿的主干，他们夺走囚犯们的东西拿去赌钱。在这里洛希林第一次被“他们奇怪的大胆，他们坚持据有的某种不可理解的优越地位”吓得目瞪口呆。某一个晚上，他们被一车车地运往斯列坚卡大街上的递解监狱（建立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之前就在这儿）。这里的牢房更挤。坐在地上和睡板铺的人们要倒班。被盗窃犯们剥得衣不遮体的人，民警发给穿的——树皮鞋和民警的旧制服。
    　　和洛希林同来的以及其他的人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任何起诉也没有被传到法庭上去过，可是和已决犯一样地押来押去。洛希林一行被递解到佩列鲍尔。在那里填写入营登记表的时候他才获悉自己的条文是CB3——“社会有害分子”，刑期是四年。（至今他还莫名其妙：我爸爸是工人，我本人也是工人——为什么成了“社会有害分子”？如果我过去是做买卖的，那还说得过去……）
    　　伏尔加拉格。伐木场。一天十小时工作，除了十一月和五月的两个节日，没有一天公休。（战争爆发前的整整三年都是如此！）有一次洛希林折断了一条腿。做手术，住院四个月，拄双拐三个月。然后又去伐木。四年的徒刑就是这样服完的。战争开始了，但他毕竟不算是“五十八条”，所以仍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按期获释。洛希林获释前夕有人偷走了他的外套，那是在他的装备卡片上记了帐的。他苦苦哀求杂役们把这件可恶的外套注销——不行！人家不肯发这个慈悲！他们从他的“释放费”扣除了外套的价值——实际多算了一倍的钱，而这件破烂的棉宝衣的官价本来就贵得吓人！这样，在一个寒冷的秋日，让他穿着一件劳改犯的单布衣出了营门，几乎没有一点路费，没有面包，甚至没有一条成鲜鱼。门岗在出口处搜完了他的身，便祝他一路顺风。
    　　他在释放的日子也像被捕的那天一样，遭到洗劫……
    　　在登记分配科科长办公室里开离营证明的时候，洛希林反着个儿读出了他的档案里写的内容。那里面写的是：“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
    　　他回到本乡本土的苏尔斯克市。区兵役局因为他有病而免除了他的兵役。可是这样却反而糟了。一九四二年秋兵役局遵照国防人民委员会第336号命令对所有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兵役适龄男性公民实行动员。洛希林被编入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卫戍部队营房。
    　　管理部的劳动支队。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支队以及受到怎样的看待仅从以下一点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支队里有很多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征召入伍但由于不可靠而没有派到前线去的西部乌克兰的青年。所以洛希林等于又落进了群岛的一个变种，一个按军队编制的没有看守的劳改营。它的任务同样是在榨干这些人最后一把力气后加以消灭。
    　　十小时的工作日。营房里是没有任何卧具的双层板铺。（他们出工以后营房好像是没人住的。）不论劳动还是平时，都是穿着从家里被抓来时穿的那一套衣服，内衣也是自己的。既没有洗澡房也不发换洗的内衣。他们的工资很低，面包（六百克）和其他食物（十分粗劣的。一天两顿，每顿一汤一菜）的价钱都要从工资里扣。连发给他们穿的楚瓦什桦树皮鞋都要算钱。
    　　支队管理员和队长是从队员中指派的，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权。一切由修建办公室主任M·热尔托夫说了算。他是一个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的上皇帝。只要他说一句话，有的队员就一两天领不到面包和午饭。（“哪儿来的这种规矩？”洛希林奇怪地问，“连劳改营里也不像这样。”）同时，正在养伤的身体还衰弱的前线士兵也陆陆续续被派到这个支队里来。给支队配备了一名女医生。她有权开病假条，但是热尔托夫不许她写。她怕他，她哭，也没有向队员们瞒着自己的眼泪。（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我国的自由！）大家全长了虱子，板铺上爬满了臭虫。
    　　但这毕竟还不是劳改营！他们是可以提意见的。他们果真提了。给省报写信，给省委写信。哪儿也没有回音。唯一的反应来自市卫生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毒，让每个人好好地洗了一个澡，给每人发了一套内衣和若干卧具——但全要从工资里扣钱（！）。
    　　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即洛希林在支队里劳动的第三年的开端，他自己的鞋袜全穿烂了，因此没有上工。马上以旷工为理由给他判了罪——在本支队内服劳改刑三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
    　　在春天的湿地上，穿着树皮鞋的洛希林再也走不了路，又一次没有出工。他又一次被判刑（如果连缺席判决的那一次也算上，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了！），这次审判是在营房的所谓“红角”里进行的，判决是监禁三个月。
    　　但是……并没有关监牢！因为让洛希林白吃饭对国家不利！因为任何一种监禁也没有比这种劳动更难受的了！
    　　这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如果在这以前洛希林没有给卫戍部队营房管理处写过一封告状信，说热尔托夫答应给每人发一双鞋可是至今不发（由他一个人写，是因为严厉禁止集体告状。搞这种和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集体告状，弄不好会捞到一个“五十八条”），事情本来也就这么过去了。
    　　由于加上了这件事，洛希林被叫到人事科：“把工作服交回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劳动干将三年以来领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条劳动围裙。洛希林把它解下来，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营管处叫来的地段民警就在一边等着。他把洛希林带到派出所，当晚就送进了监狱，但是监狱值班员发现公文里有毛病，拒绝接受。
    　　民警又把洛希林带回派出所。半路经过他们劳动支队的营房，民警说：“去，回去歇着吧，反正你也跑不到哪儿去。等我一两天来接你。”
    　　一九四五年快到四月末了。传奇般的师团已经逼近易北河，对柏林形成了包围。国家天天放礼炮，把天空染成红、绿、金黄的颜色。四月二十五日，洛希林被关进乌里扬斯克省立监狱。这个监狱牢房的拥挤程度不亚于一九三七年。五百克面包。菜汤是用饲料芜菁煮的，即使用土豆煮，也只是些小不点的，连皮带泥一起下锅。他在监室里度过了五月九日（胜利日以后的好几天他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正像他在铁窗后面迎来了战争爆发一样，他同样是在那里送走了它。
    　　胜利日之后，所谓的法令犯（既因旷工、迟到、有时因在生产岗位上小偷小摸而入狱的）一律被送进了劳改营。他们在这里从事挖土、建筑以及装卸驳船等项工作。伙食很坏。营是新建的。别说医生，连个护士也没有。洛希林受了寒，得了坐骨神经炎，照样被赶出去上工。他已经奄奄一息，两腿浮肿，长期发烧，但还是要他去劳动。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颁布了赫赫有名的斯大林大赦。但是洛希林没有等到享受按大赦释放的荣幸；七月二十四日他的三个月的劳改期满，当时就被放了出来。
    　　“不管怎么样，”洛希林说，“在灵魂深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当我死的时候，请把我当做一名共产党员。”
    　　他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可能是当真的。
    　　我手头没有材料以便按照我原来的想法结束这一章——展示几个俄国人的生活与群岛的法则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相交。此外，我也不能指望再得到一个安全而从容的时机以便对此书进行再次校订，把遗漏的生活经历补充进去。
    　　我想，如果能在这里加进一段关于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监狱和劳改营受到的摧残及其死亡的事略，会是很合适的。这个人也许是被群岛永远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们都说他是一个二十世纪少有的精通多种学科的学问家。他在学校里是学数学的，青年时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动并因而当了神甫。他青年时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确立》只是到了今天才获得应有的评价。在数学（很久以后在西方得到了证明的拓朴定理）、艺术学（论俄罗斯圣像，论庙堂戏剧）、哲学和宗教学等等方面他都有大量的著作。（他的档案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但还没有公布，我接触不到。）革命以后他是电力工程学院的教授（他讲课时穿着僧袍）。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维纳“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能解算课题的机械”的论文，和控制论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后就被捕了。他的狱中经历我仅知道一些片断，很没有把握地写在下面：西伯利亚的流放（在流放地继续写作并用化名发表在科学院西伯利亚考察队论文集里）；索洛维茨。这个劳改营撤销后，他被遣送到极北地区，据某些消息来源说是遣送到了科雷马。在科雷马他仍在研究当地的植物和矿物（这是在他论丁字镐的劳动之余）。他在劳改营中去世的地点和时间都不清楚，据传说是在战时被处决的。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图兹坐过牢的叶夫列莫夫县的瓦连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这里谈一谈。但是我的关于他的记忆实在有限，而他的经历确是值得细说的。一九二九年，当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时，他杀死了本村苏维埃主席后逃亡在外。从此他只能靠偷窃生存和藏身。他曾被关押过数次，全是因为扒窃。一九四一年他被释放了。德军把他运到德国。他跟他们合作了吗？没有，他逃跑了两次，结果落入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盟军从那里解放出来。他留在西方了？没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实姓（“祖国宽恕了你们！祖国召唤你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娶了老婆并且在集体农庄劳动。一九四六年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条把他关进了监狱。他是一九五五年获释的。如果把这个传记详细展开来写，它可能向我们说明最近数十年俄国人的命运中的许多问题。此外，科莫夫还是一个典型的劳改营作业班长，是一个“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劳改营里他也敢在全体点名时冲着长官喊：“为什么我们营里实行法西斯的制度？”）
    　　最后，如果在这一章里加进某个在人品和观点的忠贞方面出类拔萃的社会党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内随着每次“大牌阵”的重摆而遭到的磨难，也会是很适当的。
    　　也许把某个穷凶极恶的内务部分子如加拉宁和扎维尼亚金之流或某个不那么有名的人物的传记放在这里也是非常得体的。
    　　但这一切显然命中注定不能由我来完成了。当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这部书的写作时，我不指望今后再有机会回到群岛的主题上了。
    　　不过就这些也已经够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经有了……二十年。

  •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1

    第一部　监狱工业
    第01章　逮捕 第02章　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 第03章　侦查 第04章　蓝滚边 第05章　最初的监室—一最初的爱 第06章　那个春天 第07章　在机器间 第08章　襁褓中的法律 第09章　法律在壮大 第10章　法律成熟了 第11章　处以“最高措施” 第12章　监禁

    第二部　永恒的运动
    第01章　群岛之舟 第02章　群岛之港 第03章　囚徒返回队 第04章　从岛屿到岛屿

    第一部　监狱工业

    　　“在专政时代，在处于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的情况下，我们有时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温和、不应有的心软”
    　　　　　　　　　　　 克雷连科：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的发言

    第一章　逮捕

    　　这个神秘的群岛人们是怎样进去的呢？到那里，时时刻刻有飞机飞去，船舶开去，火车隆隆驶去——可是它们上面却没有标明目的地的字样。售票员也好，苏联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的经理人员也好，如果你向他们询问到那里去的票子，他们会感到惊异。无论整个群岛，还是其无数岛屿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都毫无所知，毫无所闻。
    　　那些去管理群岛的——通过内务部的学校进入那里。
    　　那些去担任警卫的——通过兵役局征召。
    　　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
    　　逮捕！！说它是你整个生活的急转剧变？说它是晴天霹雳对你的当头一击？说它是那种并非每人都能习惯并往往会使你失去理智的不可忍受的精神震荡？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
    　　如果对你说：你被捕了——那么难道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在这场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动吗？
    　　但是，糊涂了的脑子不能理解这种天崩地坼的变化，我们中间最聪颖和最愚拙的都一概不知所措，于是在这一时刻只能从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中挤出一句话来：
    　　“我？？为了什么？！？”
    　　在我们之前就已重复过千百万次的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答复。
    　　逮捕——这是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变动、转换。
    　　在我们生活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时常沿着一些围墙、围墙、围墙——烂木头做的、土坯砌的、砖砌的、混凝土的、铁的——幸福地疾驰而过，或者不幸地踟蹰而行。我们没有思索过，它们的后面是什么？我们既不曾试图用眼睛也不曾试图用悟性往那后面窥看一下——而那里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开始的地方。而且我们也没有察觉在这些无尽头的围墙上有着无数修得结结实实的、伪装得很好的小门。所有所有这些小门都是为我们准备的！—一瞧，一扇不祥的小门迅速打开了，四只不习惯于劳动却善于途人的白白嫩嫩的男人的手，抓住我们的脚，抓住我们的手，抓住衣领，抓住帽子，抓住耳朵，象捆草一样拖了进去，而我们后面的小门，向着我们往日生活的小门，便永远关上了。
    　　完了。你被捕了！
    　　对此我们也就什么也回答不出来，除了发出小绵羊的咩咩叫声：
    　　“我吗？为了什么？？……”
    　　这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电闪雷击，从此，现在就变为过去，而不可能的事却成为真实的现在。这就叫做逮捕。
    　　如此而已。无论在最初的一小时，无论在头几昼夜，你的脑子里什么别的也装不进去了。
    　　在你的绝望之中，马戏团的道具月亮还会向你闪出光亮：“这是一个误会！会弄清楚的！”
    　　而其他的一切——那些现在已经变成关于逮捕的传统概念，甚至变成文学概念的东西——将不在你的惶惑的记忆中，而在你的家属和邻居的记忆中积聚和构成。
    　　这是刺耳的夜间门铃声或粗暴的敲门声。这是夜间执行任务的行动人员穿着不擦干净的靴于雄赳赳地跨进门来。这是在他们背后跟进来的吓得发呆的见证人（干吗要这个见证人？——遭难者不敢想，行动人员记不得，但按条令应当这样做，于是，为了签名作证，他就必须通宵坐以待旦。而且为这个从被窝里被拽出来的见证人设想，一夜一夜地走来走去帮助逮捕他自己的邻居和熟人，这确实也是活受罪人
    　　传统的逮捕——还有发抖的手为被带走的人收拾东西：替换衣服、一块肥皂、一些食物，然而谁也不知道该穿什么，可以穿什么，怎样容更好些，而行动人员却在催促着，阻止着：“什么也不需要。那里会给吃饱的，那里是暖和的。”（都是谎话。而催促是为了恐吓。）
    　　传统的逮捕——不幸的人被带走以后，还有一股严厉、陌生、盛气凌人的势力一连许多小时在住所里作威作福。这就是——撬锁破门，从墙上扯下和扔下东西，从柜子和桌子里把东西扔到地上、抖、撒、撕，——于是地板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积如山，靴子在上面踩得咯吱作响。而且搜查时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没有的！在逮捕机车司机莫诺申的时候，房间里停放着一具他刚死去的婴儿的小棺材。司法人员们把婴儿从棺材里扔了出来，他们在那里也进行了搜索。还把病人从被窝里拽出来，还解开绷带。而且在搜查时什么都不可能被认为是荒唐的！古物爱好者切特维鲁被抄走了“若干张沙皇谕旨”——那就是：关于结束同拿破仑战争的谕旨，关于组织神圣同盟的谕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O年霍乱的祷文，我国优秀的西藏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了珍贵的西藏古代手抄本（过了三十年，死者的学生们好不容易才从克格勃手中把它们抢救出来！）。在逮捕东方学家涅夫斯基时，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过了二十五年，为表彰对这些抄本的译释，给死者追授了列宁奖金）。卡尔盖被抄走了叶尼塞流域奥斯恰克人的文献档案，他所发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于是这个小民族就始终没有文字。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话就长了，而民间关于搜查是这样说的：什么没有找什么。
    　　凡查抄的东西一概运走，有时还迫使被捕者本人搬运——如像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帕尔钦斯卡娅就曾把她那个永远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俄国的伟大工程师的一袋文件和书信扛上——送到他们的虎口里，一去永不复返。
    　　对于逮捕后留下的人，日后将是漫长的被搅乱了的空虚生活，尝试去递交东西。但从所有的窗口听到的总是狗吠般的声音：“名单上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在列宁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这样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昼夜的队。只有经过一年半载，也许被捕者本人会发出点回音，或许从里面会传出一句话：“该犯没有通信权。”而这就已经意味着——此生休矣。“没有通信权”——这几乎无疑地是说：已遭枪决。
    　　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一个人忽然下落不明了，连最亲近的人——妻子和母亲……都整整几年不知道他的情况。”说得对吗？不对吗？这是列宁于一九一O年在巴布什金的讣告中写的。说一句直率的话：巴布什金为起义者运送武器，因而遭到枪杀。他知道他是在冒什么风险。与我们这些家兔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我们关于逮捕的概念。
    　　上面描述的这种类型的夜间逮捕，在我国确乎是惯常的做法，因为它有一些重大的优越性。住宅里的所有人听到第一响敲门声就被吓破了胆。逮捕对象是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的，他还完全处在半睡不醒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中，神智是不清的。在进行夜间逮捕时，行动人员在力量上占有优势：他们是几个武装人员前来对付一个裤子都没有穿好的人；在收拾东西和进行搜查时，想必在门口不会聚集起一群遭难人的可能拥护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临一所住宅，然后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这样，编内行动人员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够把比这些编内人员多许多倍的城市居民关进监狱。
    　　这种夜间逮捕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无论毗邻房屋，无论城市街道，都看不见一夜之间带走了多少人。这种夜间逮捕吓坏了近邻，对于远邻来说却算不了什么事件。它们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夜间，“乌鸦车””在这条柏油马路上往来奔驰，白天，年轻的一代举着旗帜和花束，唱着欢乐光明的歌曲沿着它迈步行进。
    　　但是，对于那些以抓人为专职的捕手来说，被捕人的惊恐惨状不过是习以为常、腻烦厌人的琐事，他们对逮捕行动的理解要广泛得多。他们有一大套理论，不要想得天真，以为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逮捕学——这是普通监狱学教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逮捕有依各种特征的分类法：夜间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点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复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预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几千万个场合根本没有预期会发生任何抗拒，而且确实没有发生）来进行区分。还可以按照预定的搜查的严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录，是否查封房间或住宅；是否要随丈夫之后并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则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属发送流放，或者还把老人们也送去劳改营等等来区分逮捕。
    　　还单独有一整套的搜查学（我曾读到过供阿拉木图法律函授学校学生用的小册子），书里大为赞赏一些司法人员，他们在进行一次搜查时，不怕麻烦地翻腾三十二吨粪肥、六万木材、两大车干草，清除了整个宅旁园地的积雪，从炉子里掏出砖头，掏了脏水坑，检查了抽水马桶，在狗窝、鸡窝、鸟巢里作了搜寻，刺穿床垫，从身上揭下贴着的膏药，甚至拔下金属假牙找寻是否藏有缩微文件。此书向学生们竭力推荐，一次搜查要从人身开始，以人身结束（以防这人顺手从搜查过的东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后还要去同一地点，但要在早晚不同时间，再作一次搜查。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伊尔玛·明戴尔是个匈牙利女人，她在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弄到了两张大剧院的戏票，是头排位置的。侦查员克列盖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请克列盖一起去。他们温情脉脉地度过了全部演出时间，而在演出结束后，他就把她直接带到了卢宾卡。一九二七年六月里，百花盛开的一天，在库兹涅茨桥，脸颊丰满梳着褐色辫子的美人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刚给自己买了蓝色的连衣裙料子，有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走来请她坐上马车（而车夫却已经明白了，便皱起了眉头：机关是不付车钱的），要知道这并不是幽会，而是逮捕：他们现在就拐到卢宾卡，驶进黑洞洞的大门。如果说（过了二十二个春天以后），穿着白制服、身上散发出贵重香水气息的海军中校包利斯·布尔科夫斯基给一个姑娘买了块大蛋糕，那末请不要发誓保证，这块大蛋糕定会落到姑娘手中，而不是被搜查人员划得刀痕纵横，并由他本人带进他的最初的牢房去。不，无论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庭广众的逮捕，我们这里从来也没有忽视过。然而，它做得干净利落，并且，令人惊异不置的是，遭难者本人同行动人员总是协调配合，尽可能显得气度雍容，为的是不使别的活着的人们察觉出这个大限已到的人的灭亡。
    　　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到家里敲门进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话，也得由房屋管理员或邮递员去敲），也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点加以逮捕。如果预定要逮捕的人极为机灵，逮捕宜于在离开他所习惯的环境的地方进行——离开他的家属，离开同事，离开志同道合者，离开密室：他什么也不应当来得及销毁掉、藏起来、转移出去。对于军界的或党的大官们，有时先给一个新的任命，拨给一节有客厅的车厢，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个被挨家逐户的捕人吓呆了的，已经整一个星期因上司阴沉冷漠的脸神而惴惴不安的无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会委员会去，在那里满面春风地给了他一张到索契去的疗养证。家兔感动了——这么说，他的恐惧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谢，他欢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收拾箱子。离开车还有两小时，他责骂笨手笨脚的老婆。好了，终于到达了车站！还有时间。在旅客候车室里，或者在卖啤酒的柜台旁，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喊了他一声：“彼得·伊凡内奇，您没有认出我来吗？”彼得·伊凡内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没有，虽然……”年轻人态度十分亲热地说：“啊，可不，可不，我来提醒您吧……”接着向彼得·伊凡内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请求：“请您原谅，您的丈夫过一会儿就……”妻子允许了，这个陌生人就像知交似地挽着彼得·伊凡内奇的手把他带走了——永远或者为期十年！
    　　车站四周熙熙攘攘什么也没有察觉，……爱好旅行的公民们！不要忘记，在每个车站上都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派出机构和几间监室。
    　　假熟人的这种纠缠是那样厉害，一个没有受过劳改营狼一般训练的人是不那么能够轻易摆脱掉的。不要以为，如果你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譬如名叫亚历山大·德·，那么你就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在高尔基大街中央电报大楼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过稠密的人群向你奔来，摊开那善于抓捕的双手：“萨夏！”他不是埋伏在一边，而是干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见了！？来，咱们往旁边站站，别妨碍人家。”而在旁边，在人行道边，这时正好开来一辆“胜利牌”小汽车……（过几天塔斯社将在各报愤怒声明：有关方面对亚历山大·德·失踪一事毫无所知）。是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好汉们在布鲁塞尔也搞过这样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诺夫就是这样被捕的），在莫斯科算个什么。
    　　应当给机关以应有的赞扬：在演说家的讲话、剧院的演出和妇女服装式样都像是从传送带生产出来的时代，逮捕方式还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样性。你被带到工厂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证确证了自己身份以后——你就被抓走了；你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被从军医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医生却并没有对你的逮捕表示反对（他反对试试！）；你直接从手术台上、在做胃溃疡手术时被抓走（H。M·沃罗比尧夫，边疆区国民教育局督学，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进了牢房（卡尔普尼奇回忆）；你（纳吉亚·列维茨卡妮）要求会见被判刑的母亲。给你会见！——而这却是对质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请到定购部去，在那里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面上让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圣者；逮捕你的是来抄电表的电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人；铁路乘务员、出租汽车司机、储蓄所职员和电影院管理人员——所有这些人都会逮捕你，你只是事后才会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红色证件。
    　　有时，逮捕好像是一种游戏，在这上面用了多少过分多余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饱了没处消耗的精力，其实，不这样做遭难者也不会作什么抵抗的。是否行动人员想这样来显示自己的工作，来为其众多的人数进行辩解。其实看来只需给所有预定要抓起来的家兔们分送去传票就够了——他们自己就会在指定的时刻带着小包裹走进国家安全机关的黑色铁门，以便在给他们预定好的牢房里占有一席之地。（对集体农庄庄员正是这样逮捕的，难道还需要夜间穿过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苏维埃去逮捕起来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办公室去逮捕。）
    　　当然，任何机器都有自己的吞进额，超过这个定额它是办不到的。在紧绷绷满腾腾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时一辆一辆的军用列车从欧洲开来，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全部吞进并送到古拉格群岛去，——这种花样丰富的游戏已经没有了，理论也大大地褪色了，举行仪式用的羽饰也丢光了，结果几十万人的逮捕弄得像于巴巴的点名：拿一张名单站在那里，从一列车里喊名叫出来，再关进另一列车去，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种谁都是在劫难逃的共同感觉，一种不可逃脱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手掌的观念（在我国的身份证制度下，这是符合实际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连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还由于对逮捕流行病的机制不了解。逮什么人，不碰什么人，机关往往没有切实的选择依据，而是为了完成控制数字，凑齐数字可能有一定规律，也可能带有完全偶然的性质。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妇女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对她说：“清等一等，我们查一下。”她坐待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相反，住在奥尔沙附近的拉脱维亚人安德烈·巴威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上门去抓他，他不开门跳窗户跑了，一口气逃到西伯利亚。虽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住在那里，而且证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从奥尔沙来的，他却始终没有被关进去。既没有被机关传讯，也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因为有三种通缉：全苏联的、共和国的和省的，而对逮捕大流行时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会宣布省级以上的通缉。根据偶然情况，诸如邻居告密等，决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个邻居顶替。像安德烈·巴威尔那样，偶然落入围捕圈或陷入设伏的住宅并有勇气即刻在第一次审讯前逃跑的人，从来也不会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谁要是留下来等待公正处理，谁就得到刑期。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占压倒多数的人，正是这样表现的：犹豫畏缩，束手无策，听天由命。
    　　诚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况下，往往让亲属具结不出境，而随后补一个手续，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普遍的无辜也就产生普遍的无所作为。也许还不至于被抓起来？也许这样就对付过去了？A·H·拉德仁斯基是偏僻的科罗格里沃地方学校的主要教师。一九三七年在集市上有一个农民走到他身旁转达了某人的话：“亚历山大·伊万内奇，快离开吧，你已经上了名单了！”可是他留了下来：要知道整个学校都靠我支持，他们自己的子女也在我这里念书——他们怎么会把我抓起来？……
    　　（过了几天就被捕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万尼亚·列维茨基在十四岁的年纪就懂得：“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当入监牢。现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长大了——也会把我关起来的。”（他二十三岁被关进监牢。）大多数则麻木不仁地抱着一线希望。既然你是无罪的，——那为什么要把你逮起来呢？这是错误！人家已经抓住你的衣领在拖，而你却还暗自念念有词：“这是错误！一弄清楚——就会放出来！”把其他人大批关进去，这也不像话，但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谁弄得清楚：“也许拔一个恰好是……？”至于你，你肯定是无辜的！你还把机关看成是合乎人类逻辑的机构：一弄清楚，就放出来。
    　　因此你干吗要逃跑呢？……你怎样可以抵抗呢？须知你只会恶化自己的处境，你会妨碍把错误弄清楚。你连下楼梯都跟着脚，因为叫你不要让邻居听见，哪里还谈得上进行什么抵抗。
    　　后来在劳改营中他便会痛切感到，如果每个行动人员夜里去执行逮捕时，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而也和自己家属诀别的话，那情形会怎样呢？如果在大规模捕人入狱时期，比如在列宁格勒，当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监狱的时候，人们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里，听到每一次大门砰砰响声和楼梯上的脚步声就吓得发呆——而是明白了他们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于是精神抖擞地几人一组手中拿着斧头、锤子、火钩子，拿着顺手拿到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门道里设下埋伏，那又会怎样呢？既然早就知道，这些夜间便帽客来者不善——那就给杀人凶手迎头痛击，这决不会错。还有那辆停在街上只坐着一个司机的“乌鸦车”——赶走它，或者扎穿车轮n机关不会马上算出工作人员和车辆的缺额，这样一来，不管斯大林多么渴求，这个可诅咒的机器一定会停下来！
    　　如果……如果……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简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么呢？拒绝解下裤带？或者拒绝站到房间角落里？或者拒绝跨出家门槛？逮捕是由一连串小动作、是由许多细微末节构成的。为了单独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没有意思去争论（当被捕者的思想围绕着一个大问题“为了什么？”在转圈子的时候），而所有这些小动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逮捕。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人说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聪明而大胆的人刹那间就明白了该怎么办。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格里高里耶夫一九四八年在来人抓他的时候，筑起防栅进行抵抗，赢得了两小时的时间去烧毁文件。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围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这不仅对软弱的人是这样。以后我们还将多次提到的瓦西里·弗拉索夫，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不顾他的非党助手们的劝告，决意不逃跑。卡德区的全体领导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却老是没人来抓他，他吃不消这种精神压力，只能自己把脑袋伸出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并且在被捕的最初一些日子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伊拉克里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流放的教徒们，在这期间已经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过他三次。当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到车站去接他，没有让他回家。把他从一家到另一家地辗转藏匿了八年。神父被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终于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竟高兴地给上帝唱起赞美诗来。
    　　在这一章里，我们讲的都是群众，都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关进去的家兔们。但我们在书中还将涉及那些在新时代里依然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的人。薇拉·雷巴科娃，一个女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在外面的时候她一直向往着苏兹达尔隔离所：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指望会见老同志们（外面已经没有这些人了），养成自己的世界观。女社会革命党人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排在一九二四年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进监狱，因为进去的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物，而她却还没有为俄国做什么事。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让她呆下去了。这样，她们俩人都抱着自豪和欢快的心情走进了监狱。
    　　“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现在那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倒责骂起我们来了。
    　　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
    　　但没有开始。
    　　就这样，你被他们带走。白昼逮捕必定有这个不可重演的短暂时刻——或者采取隐蔽的方式，事先偷偷摸摸和你约好，或者公然不讳地，手枪亮在外面——穿过人群，夹在千百个同样无辜也同样免不了遭难的人们当中把你带走。你的嘴并没有被堵住。因此你可以并且本来应当叫喊！你应当大喊大叫，说你被捕了！说乔装打扮的坏蛋们在抓人！根据诬告在抓人！对干百万人在进行无声的摧残！我们的同胞每天多次地在市内各处听到这样的呼叫，也许会激愤起来？也许逮捕会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
    　　在一九二七年，当驯服性还没有使我们的脑子那么软化的时候，大白天在谢尔普霍夫广场上，两名契卡人员企图逮捕一个女人。她抓住路灯杆子，叫喊起来，不肯就范。一大群人聚拢来（需要有这样的女人，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群！过路行人并没有全都低下眼睛，并没有全都急忙从旁边溜过去！）。这两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当时就为难了。他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干活。他们坐上汽车跑了（这个女人本该立即上火车站，坐车离开！而她却回家去过夜。于是夜里就把她带到了卢宾卡）。
    　　但是，从你那干涩的嘴唇里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因而过往的人们便把你和你的刽子手们误认为是一起遛弯儿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过许多次叫喊的机会。
    　　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三名白吃饭的反间谍人员把我带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他们的主要负担是四只装战利品的箱子，而不是我（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对我已经完全放心了）。他们名为特派押使，实际上是在押解我的借口下，把他们自己和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的长官们从德国抢来的财物运回家。他们背的自动步枪除了妨碍他们搬运四只沉甸甸的箱子，没有任何用处。第五只箱子由我毫无兴致地拿着，其中装着我的日记和创作——揭发我的罪证。
    　　他们三个人对首都都不熟悉，因此选择到监狱去的最近路线，把他们带到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卢宾卡（而我却把它同外交部大楼弄混了）去的责任就落在我头上了。
    　　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一昼夜；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三昼夜，那里的难友们已经对我进行了教育（让我明白了侦查员的欺骗、威胁、殴打；明白了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放回；十年刑期是无可幸免的），在这以后——我突然脱身出来，至今已经有四天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走在自由人中间，虽然我的身子已经在牢房马桶旁的烂草上躺过，虽然我的眼睛已经看到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夜不成寐的人，耳朵已经听到过真情实况，嘴巴已经尝过烂菜汤的味道——那我为什么仍然默不作声呢？为什么不利用我最后公开露面的机会使受骗的群众恍然醒悟呢？
    　　我在波兰的布罗德尼察市里保持了沉默——但是，也许那里不懂俄语？我在别洛斯托克的街道上没有喊出片言只语——但是，也许这一切同波兰人无关？我在沃尔科维斯克站上没有吭一声——但它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我在明斯克的月台上带着这些强盗们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但车站还是破烂不堪的。现在我领着这些特科人员走进白俄罗斯地铁站上层的白色圆顶前厅，它灯光辉煌，两条平行的滚动电梯密密麻麻地站满莫斯科人，迎着我们升上来。他们好像都在瞧着我！他们像无穷无尽的长带，从底下无知的深处——向着光彩夺目的圆顶，向着我不停地伸延过来，要求得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真情——那么我为什么仍要沉默？？！
    　　然而，每个人都有一打自圆其说的理由，解释他没有牺牲自己是对的。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念。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倾吐出来。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声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
    　　暂时，我没有开口，滚动电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狱。
    　　我在猎市大街也还将保持沉默。
    　　在大都会饭店附近也不会叫喊。
    　　在耶稣殉难地卢宾卡广场也不会挥动双手……
    　　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最轻一种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欧洲的二月天里，从我方插向波罗的海的、不知是我们包围了德军还是德军包围了我们的一支狭长的箭头上把我批出来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连以及战争最后三个月的景象。
    　　旅长把我叫到指挥部，不知为什么问我是否带着手枪，我把枪交了，丝毫没有怀疑到会有什么名堂，——突然，从神情紧张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随从军官中跑出两个反间谍人员来，三步两步蹦到我身边，四只手同时抓住我的红星帽徽、肩章、腰带、图囊，戏剧性地叫道：
    　　“你被捕了！！”
    　　我像从头顶到脚底被灼伤、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
    　　“我？为了什么？！”
    　　虽然这个问题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却得到了回答。这值得一提，因为这太异乎寻常了。反间谍人员刚结束了对我的搜查，与图囊一起拿走了我记录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国炮弹炸得玻璃震颤，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于是连忙把我推向门口。这时一个果断的声音突然向我传来——是的！穿过那随着一声“你被捕了”而在我和留下的人们之间沉重地落下的闸门，穿过这个什么声音都不敢通过的瘟疫带——传来了旅长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话！
    　　“索尔仁尼琴。回来。”
    　　于是，我就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我对他了解很少，他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我作过普通的谈话。他的脸对我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表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土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我从他的拥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个炮兵营陷入的包围圈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我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反间谍机关的大尉和少校冲着上校叫喊起来。墙角里站着的随从参谋人员惊恐地缩成一团，好似害怕分担旅长那闻所未闻的轻率行为的责任（而政治工作人员已经准备提供旅长的材料了）。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立即懂得，我是因为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通信而被捕的，并且明白了，我应当从哪几条线上预料危险性。
    　　虽然，扎哈尔·格奥尔盖维奇·特拉夫金本可就此而止！但是没有！他继续清洗自己的良心，舒展自己的灵魂，他从桌子后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迎着我站起来过！），穿过瘟疫带向我伸出手来（当我自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向我伸出过手！），在华若寒蝉的随从人员们的恐怖目光下，他握着我的手，一向严峻的脸上露出暖意，无畏地、字字分明地说：
    　　“祝您——幸福——大尉！”
    　　我不仅已经不是大尉，而且已经是一个被揭穿了的人民敌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被捕的人，从逮捕之时起，就算已经完全被揭穿了）。这么说，他是在向敌人祝福？……
    　　玻璃在震颤。德国炮弹的爆炸在二百米远近的地方撕裂着大地。它引起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在较远的后方，在我们本国的土地上，在稳定的生活的保护罩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死亡迫在眉梢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生活的回忆录。因此，我不去叙述我那四不像的逮捕的极其有趣的细节。在那一夜，反间谍人员们对于按地图辨别方向（他们也从来没有查看过地图）已完全绝望，因而客气地把它交给了我，并请我向司机说明，怎样去集团军的反间谍机关。于是我把自己和他们带到了这个监狱。他们为了表示感谢，不是立即就把我关进牢房，而是关进了禁闭室。关于这个！临时用作禁闭室的德国农家的小贮藏室，倒不能不说几句。
    　　它有一个人身材的长度，而宽度——三个人躺着就觉得挤，四个人——则要紧挨着了。我正好是第四个人。把我推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以后了。三个躺着的人在煤油灯光下从睡梦中向我皱起了眉头，挪开了一点地方。这样，在地面铺着的碎草上就有了我们八只冲着门的靴子和四件军大衣。他们睡着，我心里像烧着一团火。半天前找那个大尉当得愈自信，现时在这小屋地下挨挤就愈难受了。一两次，小伙子们由于腰睡麻木了而醒过来，于是我们就同时翻一个身。
    　　到早晨，他们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懒腰，收起了腿，蜷缩到各个角落去，这时便开始互相结识。
    　　“你是为了什么呀？”
    　　在“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浊气对我已有所熏染，于是我就憨直地故作惊讶：
    　　“我一点不知道。难道那些坏蛋会告诉你吗？”
    　　然而，我的同监难友——戴着黑色软盔的坦克手们却没有隐瞒。这是三颗诚实的心，三颗士兵的赤子之心——是我在战争年代里深深喜欢上了的一类人（我自己要复杂些和坏些）。他们三个人都是军官。他们的肩章也被恶狠狠地撕了下来，个别地方还露着线痕。在弄脏了的军服上，色浅的地方是拧下来的勋章的痕迹，脸上和手上深红色的疤痕是弹伤和烧伤的纪念。他们的营倒霉地开到了这个第四十八集团军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驻扎的村子里。他们因前天的战斗身上弄得湿透了，昨天喝了酒，便从村后闯进洗澡房，他们发觉已有两个风骚姑娘到那里去洗澡。他们因喝醉了酒两腿不听使唤，所以姑娘们来得及披上一点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个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长官的随军夫人。
    　　是啊！战争已经在德国进行了三个星期，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这些姑娘是德国人——就可以把她们强奸，然后开枪打死，这几乎会是一种战功；要是她们是波兰女人或者是我们的被驱赶来的俄罗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赶着她们赤身露体地在菜园子奔跑，拍拍大腿——开个玩笑嘛，岂有他哉。但既然碰上了反间谍机关长官的“战地随军夫人”—一便出来了一个后方机关的中士，立即恶狠狠地从三个作战部队的军官肩上撕下按方面军的命令核准给他们的肩章，摘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们的勋章——现在等着这些曾用履带辗平过也许不止一道敌军交通壕的好汉们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而这个军事法庭如果没有他们的坦克也许到不了这村子里来。
    　　我们把煤油灯熄灭了，它已经烧光了我们这里赖以呼吸的一切。门上开有一个明信片大小的旋转口，走廊的间接光就从那里落下来。好像担心白天到来后我们在禁闭室里会变得太宽敞，马上给我们添进了第五个人。他穿着新制的红军大衣，戴着也是新制的军帽走了进来，当地转向旋转口时，让我们看清了一张长着翘鼻子、满颊红晕的容光焕发的脸。
    　　“兄弟，从哪儿来？你是什么人？”
    　　“从那边来，”他敏捷地回答，“是间谍。”
    　　“开玩笑吧？”——我们发愣了（由间谍自己说出自己的身分——舍宁和图尔兄弟”从来没有这样写过）。
    　　小伙子懂事地叹了口气说：“军事时期哪能开玩笑！好吧，倒要向你请教请教，不然怎样才能从俘虏营回家？”
    　　他刚开始向我们叙述，一昼夜前德国人怎样把他带过战线，要他在这里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桥梁，而他却跑到最近的一个营去投降，又困又累的营长怎么也不相信他，并把他送到护土那里去服药片等等——突然新的情况发生了：
    　　“解手去！手背起来！”——一个完全可以拖动一百二十二毫米大炮架尾的愣头愣脑的准尉从打开了的门外朝里叫唤。
    　　农家院落四周布置了一圈持自动步枪的士兵，警戒着我们要去的绕向草棚后面的小道。我气炸了，一个粗野的准尉竟胆敢命令我们军官“手背起来”，但坦克手们把手背了起来，于是我也就跟着走了。
    　　草棚后面有一圈面积不大的畜栏，覆盖着还没有融化的踩实了的积雪——它被一堆堆的人粪弄得肮脏不堪，那么乱七八糟地、密密麻麻地拉在全部场地上，以至要找到可以放两只脚和蹲下的地方便成了一项不易解决的任务。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于是五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蹲了下来。两名自动步枪手面色阴沉地端着枪对准了蹲在地上的我们。还没有过一分钟，准尉就厉声说：
    　　“喂，赶紧点儿！在我们这里解手要快！”
    　　离我不远蹲着一个坦克手，罗斯托夫人，身材魁梧的总是板着脸的上尉。他的脸被金属粉尘或烟炱熏染得漆黑，但一条穿过脸颊的红色大伤疤却清晰可见。
    　　“你们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他轻声地问道，没有显示出愿意赶紧回到那散发着煤油气息的禁闭室的意思。
    　　“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准尉用骄傲的过分响亮的嗓门粗声粗气地回答（反间谍人员很喜欢这个用“死亡”和“间谍”两个字趣味低劣地揉成的“死灭尔施””，认为它是很吓人的）。
    　　“在我们那里是慢的。”上尉若有所思地回答。他的软盔挪到了脑后，头上露出还没有被剃掉的头发，他在火线上磨出腿子的屁股正迎着令人舒适的冷冷的微风。
    　　“你们那里指的是什么地方？”准尉超过实际需要地大声吠叫。
    　　“红军。”上尉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用眼光扫射了一下这个未成事实的火炮架尾拖拉手，非常心平气和地回答。
    　　这就是我呼吸到的最初几口的监狱气息。

    　　——————

    第二章　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

    　　现在一写个人迷信的胡作非为，老是再三地钉住那个如鲠在喉的三七三八年不放。给人的脑子里留下个印象，好像无论在它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关过人，一切全是在三七三八年。
    　　我手头没有任何统计资料，但不怕错说一句：三七三八年的水流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可能只是曾经涨满过我们监狱下水系统阴暗恶臭的管道的三股最大水流中的一股。
    　　在此以前有二九三O年的水流，浩如鄂毕河，把一千五百万上下（说不定还要多）的庄稼人塞入冻土带和泰加林。但庄稼人是沉默寡言、不识字的人，他们既没有写申诉书，也没有写回忆录。对于他们，侦查员无须成夜成夜地埋头苦干，也不必花费时间作笔录只要树苏维埃的一纸决议就够了。这股水流溢进、渗入了永久冻土带，今天连最热心肠的人士也差不多没有谁回忆这件事。好像它并没有使俄罗斯的良心受到损伤。然而斯大林（也是你我）所犯下的罪行，没有比这件事更重的了。
    　　以后是四四四六年的水流，浩如叶尼塞河：顺着污水管道，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几百万几百万当了俘虏（那是为了我们！）。被赶到德国而后来返回祖国的人驱逐了（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烧灼伤口好使它赶快结痂的疗法，免得整个人民的身体都需要休息、喘气、休整）。但在这股水流中，多数也是普通人，也没有写回忆录。
    　　而三七年的水流，把有地位的人、有党内资历的人、受过教
    　　育的人，也卷进去了，也把他们带到群岛，他们周围有许多受到株连的人留在城市里，而且有多少笔杆子呀！他们现在一起写呀，说呀，回忆呀：三七年！人民苦难的伏尔加河！
    　　可是你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加尔梅克人、或者车臣人说：“三七年”他们只会耸耸肩膀。对于列宁格勒说来，以前已经有过三五年，三七年又算得了什么？而对“二进宫”的人或波罗的海沿岸人，四八四九年不更艰难吗？如果热心于文体和地理学的人们责备我，说我还忽略了俄国的另外一些大河，那么请稍候一下，因为各股水流我还没有说完呢，容我在下面细说。有了水流就不愁不汇成其他的大河。
    　　大家都知道，任何器官不进行练习是要衰亡的。
    　　因此，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被歌颂的并高置于全体活人之上的机关（他们自己用这个难听的词来称呼自己）的一根触须也没有衰亡，相反长得愈来愈长，筋肉愈来愈壮一那就很容易猜到，他们是经常在进行练习的。
    　　管道里的水流有脉动，压力有时高于设计标准，有时低于设计标准，但监狱下水道从来也没有空过。我们被压榨出的血、汗和尿，经常拍击着管壁。这个下水管道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吞进和流走的历史，只是汛期和平水期不时交替。水流一会儿较大，一会地较小，还有一些涓涓山溪、沟槽泄水以及被收拢的单独水滴，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
    　　往下按时间顺序列举的事实，既包括千百万被捕者所构成的水流，也将涉及普通的不显眼的几十人构成的小溪。但这还很不完全，还很贫乏，还受我洞察历史的能力所限。这方面需要由活着的知情人来作许多补充。
    　　在列数史实的时候，最难的是开端。因为追溯的年代越远，留下来的证人就越少，传闻湮灭了，模糊了，而编年史却没有，或者已经成为禁书。同时，把特别残酷无情的年代（国内战争）同本可发发善心的最初的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也是不怎么公平的。
    　　但是，在爆发国内战争以前，早已看得出来，像现在这样的俄国，有着这样的居民成分，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自然都是行不通的。这个国家当时就已经被弄得一团糟了。专政的最初一个打击落在立宪民主党人头上（在沙皇制度下，它是极端的革命传染病，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极端的反动传染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底，在未开成的首届立宪会议预定会期内，立宪民主党就被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了对其党人的逮捕。大约同一时期，对“立宪会议同盟”、“士兵大学”系统实行了抓捕关押n
    　　根据革命的意志和精神很容易猜想到，在这数月里，“克列斯特”、“布蒂尔卡”及许多同一类的外省监狱，塞满了大富豪、社会知名人士、将军和军官，以及各部和整个国家机关的那些不执行新政权命令的官员。契卡的最初一项行动，就是逮捕全俄职员协会罢工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最初一个通令指出：“鉴于官吏们的怠工……各地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不放弃没收、强制和逮捕等手段”。
    　　虽然弗·伊·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底为了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要求“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企图”就是说，他预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险将是来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仅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个地方。但是他对任务也有比较广泛的提法。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弗·伊·列宁宣布了一个普遍性的统一目标“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而且，他把害虫理解为不仅是阶级异己分子，并且还有“逃避工作的工人”，例如彼得堡党印刷所的排字工人（这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我们现在甚至难于理解，工人们刚成了专政者，怎么会逃避为他们自己干活）。还有：“……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在哪一个村子……没有……咱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诚然，肃清害虫的形式，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预见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虫枪决，这里可供选择的是：监牢“或者受到最劳累的强迫劳动的处分”。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规定并提示了惩罚的基本方向，但还建议把找寻最好的肃清办法作为“公社和村社”竞赛的对象。
    　　谁被包括在这个广泛的害虫定义中，我们现在已无法作详尽无遗的研究：俄国的居民成分太不划一了，其中可以遇到一些孤立的、完全不需要的、而现在已被遗忘了的小集团。地方自治工作者当然是害虫。合作社创办人也是害虫。房产主都是害虫。在文科中学的教员中有不少害虫。教会的教区理事会满是害虫，教会合唱团里害虫在嗡嗡叫。所有的神甫都是害虫，所有男女僧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连那些托尔斯泰主义者，当他们去参加苏维埃工作，譬如说参加铁路工作时，没有书面起誓保证拿着武器去保卫苏维埃政权，也暴露出自己是害虫（我们还将看到对他们进行审判的事例）。话既然说到铁路就说说铁路吧有很多害虫躲在铁路制服下，必须把他们揪出来，对某些还要拍打拍打。还有报务人员，这些不知为什么大量地是不同情苏维埃的不可救药的害虫。关于铁路员工全俄执行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工会，也说不出什么好话，那里往往充满了敌视工人阶级的害虫。
    　　仅仅我们所列举的这些集团．就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足够几年的清除工作了。
    　　而各种各样的可恶的知识分子、不安生的学生、各种怪人、真理寻求者和苦行者又有多少呀？彼得一世就曾竭力从罗斯身上清除掉这些人，因为他们总是妨碍严整的政制。
    　　如果利用过时了的诉讼形式和法律规范，而且还是在战争的条件下，要进行这项卫生大扫除是不可能的。但是，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形式；非司法的制裁，全俄肃反委员会把跟踪、逮捕、侦查、检察、审判和决定的执行集中于一身的革命哨兵，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惩罚机关，就担负起了这项不高尚的工作。
    　　在一九一八年，为了使革命在文化方面也得到更快的胜利，开始掏空和撒净圣徒的遗骸，拿走教堂用具。为了捍卫遭到破产的教会和寺院，爆发了人民骚动。到处敲起了警钟，东正教徒们跑来了，有的还拿着棍棒。当然，有的必须就地开销，有的要抓起来。
    　　现在对一九一八一九二O年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题：那些还没有送进牢房就已经崩了的人算不算进监狱流量中去？所有被贫农委员会在村苏维埃办公室旁边或院子后面收拾掉的人，列入哪一栏？每省都揭开了成嘟噜的阴谋（梁赞两起、科斯特罗马一起、维西汉沃格茨克一起、魏里日一起、基辅几起、莫斯科几起、萨拉托夫一起、契尔尼科夫一起、阿斯特拉罕一起、雪里格尔斯克一起、斯摩棱斯克一起、波勃鲁依斯克一起、唐波夫一起、卡伐克利斯克一起、契姆巴尔斯克、魏里戈鲁克、姆斯季斯拉夫里一起，及其他）。它们的参加者哪怕是来得及一只脚踏上了群岛的土地？或者因为没有来得及，就不必列入我们研究的对象了？除了一些著名的暴乱（雅罗斯拉夫尔、穆罗姆斯克、雷宾斯克、阿尔扎马斯）被镇压外，我们对某些事件光是知道一个名称例如一九一八年六月科尔宾斯克枪杀事件这是怎么回事？枪杀了谁？……往哪里写呢？
    　　解决下列的问题也有不少困难：是否应把好几万的人质算在这里，或者应列入国内战争的资产负债表？这是一些本人并没有被控犯什么罪甚至没有用铅笔登录过姓名的和平居民，他们被抓来消灭掉是为了恐吓和报复军事上的敌人或暴动起来的群众。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以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各地发出指示“立即逮捕一切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资产阶级和军官阶层中则应取得大量人质”。（好吧，譬如说在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组人谋杀未遂后，不光是把这批人逮捕，而且把俄国所有的大学生及大量地方自治工作者都抓起来，那又如何呢？）国防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作出决议显然是在列宁的主持下建议契卡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清除铁路积雪工作“进行得不完全令人满意”的地区的农民取作人质，“如果以后不完成清除积雪工作，他们将被枪决”。人民委员会一九二0年底的决议允许把社会民主党人也取作人质。
    　　然而，在仅限于考察普通逮捕的同时，我们就应当指出，多年间滔滔不绝的“背叛革命的”社会党人的水流早自一九一八年春天就开始流淌了。所有这些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几十年来只是假装成革命家，只是戴上了假面具他们为此也曾去服苦役，那全是装模作样。只是在革命的急速进程中，才立即暴露出这些社会叛徒们的资产阶级本质。那自然就应当把他们抓起来！在逮捕立宪民主党人、驱散立宪会议、解除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团和其他团的武装后，紧接着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起初是悄悄地，逮捕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起，即把他们开除出一切苏维埃之日起，这种逮捕就进行得较多较齐整了。从七月六日起，把那些更狡猾、更长久地假装成唯一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同盟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赶到了那里。从那个时候起，只要在任何一个工厂或在任何一个城市发生工人骚动、不满、罢工（这些骚动、不满、罢工在一九一八年就已发生过多起，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震动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后来是喀琅施塔得，并逼出来一个新经济政策），契卡就在安抚、让步、满足工人正当要求的同时，不声不响地在夜里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为这些骚动的真正罪魁祸首抓起来。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和十月，大抓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一九年，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中能抓到的那部分人投入牢狱他们在布蒂尔卡监狱一直坐到一九二二年对他们的审判。就在一九一九年，著名的契卡人员拉齐斯关于孟什维克写道：“这类人不光是妨碍我们，还有更大的害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从路上清除掉，免得绊住我们的脚步，我们把他们关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送进布蒂尔卡去，并且迫使他们一直坐到劳动与资本斗争结束的时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被克里姆林宫拉脱维亚卫队逮捕。几乎全部在塔干卡枪毙。
    　　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经断定，从国外归来的俄国人（为了什么？带着什么任务？）是很可疑的俄国远征军团（在法国）回国的军官们因而都进了监牢。
    　　一九一九年，在真真假假的阴谋四周撒开了大网（“国民中心”，军事阴谋），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里，按名单实行枪杀（就是说把自由的人抓起来立即枪决），并把所谓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干脆一下划拉进狱去。什么叫做“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呢？指的是既非保皇的又非社会主义的，那就是说全部科学界、全部大学界、全部艺术界、文学界，以及全部工程界。除了走极端的作家以外，除了神学家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以外，其余全部的知识界，它的百分之八十，就是近立宪民主党的。依照列宁的意见，算入这里的例如有柯罗连科“被资产阶级偏见所俘虏的可怜的小市民，”“让这样的‘天才’坐上几星期牢并不为过。”关于个别被捕的集团我们是从高尔基的抗议中得知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伊里奇在答复他时说：“……我们清楚，这里也有错误，”但“这算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不公平！”，并劝告高尔基不要浪费精力去“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从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施行了余粮征集制，为了搜集余粮，组织了余粮征集队。它们在乡村中到处遇到反抗有时是软磨硬顶的反抗，有时是急风暴雨式的反抗。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也在两年之间提供了（不算就地枪决的）非常充足的逮捕流量。
    　　在这里我们有意识地撇开不谈随着战线的移动，随着省份的占领而被契卡、特别科和革命法庭消灭掉的那很大一批人。上面提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那个指示，要求各地“把一切与白卫军活动有牵连的人无条件枪决”。但有时你会感到茫然：界限该怎样划才对？一九二O年夏天国内战争还没有全面结束，可是在顿河地区已经结束了，如果这时候从那里的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把大批的白卫军官们押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用驳船运往索洛维茨群岛（据说有几艘驳船在白海里被凿沉了。不过这类事在里海也发生过。）那么这应当算进国内战争时期呢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开端呢？如果在同一年，在新切尔卡斯克，一个怀有身孕的妻子因为窝藏了她的丈夫而遭枪杀，这又该放在哪一类里注销呢？
    　　一九二O年五月有一个《关于后方破坏活动》的俄共中共决议。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每一个这样的决议都是引起囚犯水流新泛溢的推动力，都是水流的外部标志。
    　　在上述各股水流的组织工作中的一项特殊困难（也是一项特殊的优越性）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没有刑法典，没有任何刑事法律的体系。抓什么人，怎样处置，抓人者和下水道管理者全以革命的法律意识为依据（而它永远是没有错误的！）。
    　　本书将不考察刑事惯犯和“普通犯”的水流，所以这里只是提醒一句，行政、机构和法律大变革时期的普遍灾难和匮乏必然造成偷窃、抢劫、暴力行为、贿赂和倒买倒卖（投机）作案数字的剧增。这类刑事犯罪对于共和国的生存虽然不是那么危险，但也部分地遭到追究并以其囚犯的水流扩充着反革命分子的流量，但是，据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部法令指出，投机也有纯属政治性质的：记已有出售、为出售而收购或贮存国家垄断食品并以此为营生的罪行的分子（农民贮存粮食就是为了出售，并且是以此为营生的，否则农民的营生该是什么？？作者注）……处以为期不少于十年的剥夺自由，同时科以最重的强制劳动并没收全部财产。”
    　　从那年夏天起，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无偿交出自己的收获。这引起了农民的暴动，当然也就引起对他们的镇压和新的逮捕。（“人民中最勤劳的部分被铲除殆尽了。”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给高尔基的信。）我们知道（不知道……）一九二O年有对“西伯利亚农民协会”的审判，在二O年底，初步镇压了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对它没有进行司法审判）。
    　　但是从唐波夫农村抓人主要是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全唐波夫省布满了关押参加暴动的农民家属的集中营。一块块的公地围起了木柱，拉起了带刺的铁丝网。谁家的男人有参加暴动的嫌疑，就把这一家人在那里面关押三个星期。如果三星期之内那家的男人没有出面用脑袋来赎取自己的家属这一家人就会遭到流放。
    　　还要早些，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经过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堡垒，把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除枪决了的外，都送到了群岛。
    　　一九二一年是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对资产阶级加强镇压”的命令（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开始的。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镇压不应削弱，而应加强！这在克里米亚是怎样一种情况，沃洛申在若干诗篇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
    　　一九二一年夏天，那个企图制止俄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饥荒的救济饥民委员会遭到了逮捕（古斯科娃、普罗科波维奇、吉施金等）。问题是在于，这些给饭吃的手不是那些可以允许来给饥民饭吃的手。这个委员会的被饶恕了的主席，垂死的柯罗连科，把对委员会的摧毁称作是“最坏的一种政客行为，政府的政客行为”。（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给高尔基的信。）（柯罗连科还使我们注意到一九二一年监狱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整个浸透了伤寒病”。当时坐过牢的斯克里普尼科娃及其他人也证实这一点。）
    　　在一九二一年，已经有了以“批评现行制度”（不是当众而是私下谈话时）为罪名逮捕大学生的作法（例如季米里亚泽夫学院E·多雅连科集团）。上述集团是由明仁斯基和雅戈达亲自审讯的，由此看来，当时这类事例还是不多的。
    　　但是也不那么少。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生们突然地英勇罢课，怎能不以逮捕告终呢？从穷凶极恶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年代以来，这个学校就有从本校教授中选举校长的传统。当选的是卡林尼科夫（我们还将在被告席上看到他），革命政权派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工程师来代替他。正逢紧张的考试期间。学生们拒交试卷，在校园里举行了群情沸腾的集会，否决了派来的校长，要求保持学校自治的制度。然后集会全体参加者步行出发去莫霍夫大街，要和莫斯科大学同学联合开会。这倒是个谜：当局怎么办呢？是个谜，但不是对于共产党的。在沙皇时代整个高尚的报界，整个知识界都会沸腾起来：打倒政府，打倒沙皇！而现在记下演说人的名单，让集会者散开，停止考试，在暑假期间把所有要抓的人分别在不同地点一个一个地抓进去。其他的人也因此而没有拿到工程师文凭。
    　　也是在一九二一年，逮捕异党分子的范围扩大了，并进入了常轨。俄国的一切政党，其实，除了胜利的政党外，都已被搞掉了（啊，不要给别人挖坑！）。而要使政党的解体成为不可逆转，还必须使这些政党的成员，使这些政党成员的身体解体。
    　　俄罗斯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某个时候加入过其他政党而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就不能逃脱自己的厄运，他是注定了的（如果没有像迈斯基或维辛斯基那样，来得及跨过抢险跳板投奔到共产党人那里）。他可以不是头一批被逮捕，他可以活到（根据自己的危险程度）一九二二年，活到三二年，甚至活到三七年。但名单保存着，排队的长龙在移动，名次一轮到，就把他逮捕，或者客气地把他请来，向他提出唯一的一个问题：他从……到……是否参加过……？（有时也提一些关于他的敌对活动的问题，但第一个问题是决定一切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已很清楚）。往后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有的立即落入沙皇的著名中心监狱中的一个（幸好这些中心监狱都很好地保存下来了，而某些社会主义者甚至恰巧坐进他们当年坐过的监室，看守也是他们所熟悉的）。有的则被建议去过流放生活噢，期限不长，住上两三年。甚至还要轻些：只得到个“减号”（即不准在某些城市居住），由自己来给自己选择住地，但往后，就请乖乖地固定住在这个地方，并等待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意处理。
    　　这项行动拖长了许多年，因为它的主要条件是要干得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要紧的是把所有非我族类的社会主义者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各港口城市、各工业中心，然后从一般县城里断然地清除出去。这是一局规模宏大的无声无响的“牌阵”。它的规则是我们现代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它的内容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估量一个大概。这是由一个什么人的有远见的头脑设计出来的。一个什么人的办事认真的手，一眨眼工夫也不错过地，从一摞里抽出呆够了三年的牌，轻轻地摆进另一摞。蹲过了中心监狱转去流放（弄到更远的地方），“减号”期满了也去流放（但要远离属于“减号”的城市），已流放的一再去流放，然后再次关进（另一个）中心监狱。支配着摆牌阵者的思想的是耐心再加耐心。于是异党分子们不吵不闹，不哭不叫地渐渐消声匿迹，同原先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地方和人们失去任何联系一就是这样，为消灭这些曾在学生集会上叱咤风云、骄傲地戴过沙皇的镣铐的人们，隐蔽而不懈地准备着条件。
    　　（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历史有朝一日将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用与沙皇政府相同的手段惩处真诚的革命家和社会党人。”啊，如果仅仅如此那就好了！那些人都会活下来了。）
    　　大多数老政治苦役犯都在这场“大牌阵”行动中被消灭了，因为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沙皇的法庭上得到了最严厉的判决，老苦役流放地的居民正是由他们组成的。
    　　不过消灭的序列倒是公平的：在二十年代曾建议他们签署脱党以及放弃本党思想的书面声明。有的人拒绝，自然落入第一批消灭对象，签了这种声明的人便能多活几年。但他们仍是在劫难逃。到时候仍免不了人头落地。
    　　有时候你能在报上读到一篇小文章，叫你吃惊得头晕目眩。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报道：希特勒上台一年以后，马克西米利安·豪凯因为是……共产党员（而不是寻常的什么党派）而遭到逮捕。他被消灭了吗？没有。判了两年。过后一定是又判了新的刑期？没有。他被释放了。后来他悄悄地生活、建立地下组织，因而出现了这篇介绍他的无畏精神的文章。
    　　一九二二年春天，刚刚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决定干预宗教事务。还需要进行一次“宗教革命”一撤掉旧的领导，换上仅用一只耳朵朝向上苍而另一只朝向卢宾卡的那样的领导。新生教徒愿意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没有外力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把教会机关拿到手。为此就把吉洪总主教抓了起来，并且举行了两次大张旗鼓的审判，每次都有人被判枪决：在莫斯科是对总主教号召书散发者的审判；在彼得格勒是对文涅明大主教的审判，因为他阻挠将教会权力转移给新生教徒。许多地方的省、县大主教和主教也遭逮捕。每条落网的大鱼后头，必有成群的小鱼如大司祭、僧侣和助祭之类。这些人是不见报的。凡是不向新生教徒革新派压力宣誓效忠的人，都被关进监狱。
    　　每天的捕获量中，神职人员是不可缺的一部分，每一批解送索洛维茨的犯人的队列中都闪现着他们的银白的头发。
    　　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神智学者、神秘论者、招魂术士（帕连伯爵一伙从事扶乱活动）等人的小团体、宗教团体、别尔佳耶夫小组的哲学家也都纷纷落网。“东方天主教派”（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和A·N·阿勒里科索娃的小集团也被顺手粉碎了，全体成员都关进监狱。连普通的天主教信徒波兰天主教教士们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进去了。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彻底消灭宗教，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采用把东正教信徒本身大批地关押起来的办法。对男女僧众的取缔、关押和放逐进行得十分紧张，先前的俄国生活就是被这些人搞成一团漆黑的。教会的活动分子们也被抓起来判刑。范围越来越大到后来连普通信教的俗人、老年人、特别是妇人也被包括进去。妇女们的信仰尤其顽固，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里人们许多年内还把这类妇女称做尼姑。
    　　诚然，当时认为，抓他们和审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公然说出自己的信仰以及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子女。正如丹尼哑·霍德凯维奇所写的：
    　　“你可以自由地祈祷，
    　　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因为这首诗她得到了十年刑期）一个相信自己握有精神真理的人，必须把它隐瞒起来，不使……自己的子女知道！！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在二十年代开始按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项，即反革命宣传论罪！诚然，在法庭上还会给你一个宣布脱离宗教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常见，但是有过：一个家庭，父亲脱离了宗教，留下来抚养子女，而母亲却上了索洛维茨（在这几十年中间，妇女在信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忍性）。所有宗教犯的刑期一概是十年当时的最高刑期。
    　　（与此同时，特别在一九二七年，为迎接纯洁的社会的到来而对各大城市进行净化时，妓女们也同“尼姑们”混在一起被送到索洛维茨。对孽海之花们的惩戒，刑律轻，刑期只有三年。押送途中、递解站以及索洛维茨本身的环境都不能妨碍她们继续以其风流职业在长官们身上、在押解队士兵身上挣钱。三年一过，她们拎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出发的地点。而宗教犯们却永远断绝了重返家园与子女团聚的前途。）
    　　在二十年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纯民族的水流对各自的边疆区说来，尤其是用俄国的尺度来衡量，暂时还不算大：阿塞拜疆的平等党党员、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和反抗在中亚细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土库曼巴斯马赤（中亚境内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面俄国人占的比重极大，被人说成是俄国人的政权）。犹太复国主义的“盖哈鲁茨协会”，因为赶不上风靡一时的国际主义的浪头，全体成员都在一九二六年被关进了牢狱。
    　　关于二十年代，后来的许多人心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认为那是一个毫无拘束的自由放任的时代。在这本书里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二十年代的体会是另一样的。在那时候，大学生们还是一些无党派人士，他们力争“高校自治”、集会权、反对用政治常识充斥教学大纲。得到的回答就是逮捕。每逢节日（例如一九二四年五一前夕）就大抓一次。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大学生（约一百来人）因为阅读《社会主义通报广，钻研普列汉诺夫著作，被判了三年的政治隔离（普列汉诺夫本人青年时代在喀山大教堂旁边做过的那次反政府演说，付出的代价要便宜得多）。一九二五年已经开始把第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监狱（两名天真的红军战士记起了俄国的传统，着手为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募款也得到了政治隔离）。
    　　不消说，剥削阶级也没有逃脱打击。对尚存的旧军官的耗磨工作，在整个二十年代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有白军军官（在国内战争时期没有犯该枪毙的罪行的）；有在两边都打过仗的白军一红军军官，有仅在红军中服务过一段时间或者中途有间断而无证明材料的前沙皇军官。说“耗磨”是因为对他们不是一下子判给刑期了事，他们要经过（也是一种牌阵！）无穷无尽的审查，工作受限制，居住地受限制，抓进去，放出来，又抓进去只是经过了这些步骤他们才一去不返地被送进劳改营。
    　　然而，把军官们送往群岛，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告终，而只是开始：因为军官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都在外面。运用绝对正确的社会分析方法，很容易预见到这些人在一家之主被捕后有什么样的情绪。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逼着当局把他们也关起来。于是，又多冒出了一股水流。
    　　在二十年代，对参加国内战争的哥萨克宣布了大赦。许多人从利姆诺斯岛返回了库班，得到了土地。后来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以前的国家官吏都躲了起来，也必须加以搜捕。他们巧妙地伪装自己，他们利用当时在共和国里既没有身份证制度，又没有统一的劳动手册，混进了苏维埃机关。偶尔的失言、偶然被认出、邻居的告密……不，不是告密，而是战争情报，全都帮助了对他们的揭发。（有时纯属偶然的机遇。有一个叫做莫瓦的人，出于对秩序的单纯的爱好，在家里保存了一份过去的司法官员名单。一九二五年偶然在他那里发现了这份东西统统被抓，统统被枪毙。）
    　　这样，“因隐瞒社会出身”、因“原社会地位”的水流便一股一股地流起来了。这类罪名可以做很广泛的解释。在被抓之列的有作为社会阶层的贵族，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不甚了然地抓过所谓个人贵族，其实就是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一旦抓了，便是有来无回，泼水难收。革命的哨兵是不会有错的。
    　　（不然，回来的路毕竟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些细弱的回流但它们有时能够穿透石壁。这里我们略谈一下其中第一股。贵族和军官的妻女中不乏人品出众、姿色动人的女子。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得以作为一股小小的对流返回地面。这些人记得，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贵的莫过于我们的生命。他们自荐于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局，愿意充当情报员、工作人员或随便什么人，被看中者便被接纳。这些人是情报员当中最有成效的分子！她们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帮了大忙，因为“过去的人们”很相信她们。这类人中有最后一位公爵夫人维亚塞姆斯卡哑，她是革命后最著名的“眼线”［她的公子在索洛维茨也是一名“眼线”〕；有康考尔吉娅·尼古拉耶夫娜·约塞一看来是一位具有非凡素质的女人：她的丈夫，一个军官，当着她的面被枪杀，她自己也被遣送到索洛维茨，但是她竟能获准返回原籍，并在卢宾卡附近开设了一间理发厅，这座大楼里的大头儿们都成了她的常客。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她才跟她的雅果达顾客们一起再度被关进监狱。）
    　　说来可笑，但由于荒唐的传统，从旧俄保存下来了一个政治红十字会。它有三个分会：莫斯科分会（E·彼什科娃一维纳魏尔），哈尔科夫分会（桑多米尔斯卡娅）和彼得格勒分会。莫斯科分会很守规矩一因而在一九三七年前没有被取缔。彼得格勒分会（老民粹派舍夫佐夫、瘸子加特曼、科切罗夫斯基）则表现得颇为讨厌和狂妄，立卷进政治事件，寻求施吕瑟尔堡要塞老囚犯们（诺沃鲁斯基，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同案人）的支持，不仅帮助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接济反革命分子。它于一九二六年被查封，它的活动家们被流放。
    　　岁月在流逝，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温便会在记忆中销蚀。我们今天看那蒙胧远方的一九二七年，觉得它是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砍掉手足以前的一个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年头。而实际上它是很紧张的一年，时常被报纸上的爆炸性新闻引起震荡的一年。当时在我国产生的感觉和制造的印象是我们正处在世界革命战争的前夜。苏联驻华沙政治代表的遇害占据了六月份报纸的大量版面，马雅可夫斯基为此写了四首惊雷般的诗作。
    　　但事不凑巧：波兰道了歉，暗杀沃伊柯夫的唯一的凶手在当地被捕获诗人号召如何执行和对谁执行呢：
    　　“用团结，
    　　用建设，
    　　用自制
    　　和惩治，
    　　把放出来的一群恶狗
    　　拧下脖子！”
    　　惩治难呢？拧下谁的脖子呢？于是就开始了“沃伊柯夫招生”。向来如此，在发生任何骚动和紧张情况时，就把“过去的人们关起来，把无政府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关起来，而且不需什么特别理由还把知识分子关起来。实际也是这样在城市里该把谁关起来呢？总不能是工人阶级吧！“近立宪民主党”知识界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已经给折腾够了。那么是否到了动动那些貌似进步的知识界的时候了呢？对大学生必须进行清理。这时马雅可夫斯基又得心应手了：
    　　“日日月月
    　　要想着
    　　共青团！
    　　自己的
    　　队伍
    　　瞧得锐利些。
    　　是否全部
    　　共青团员
    　　真正是团员
    　　或者
    　　只是
    　　假装成共青团员？”
    　　方便的世界观也就产生方便的法律术语：社会预防。它施行了，它被接受了，它立即为大家所理解（不久以后，白波运河建设工程的一个长官拉扎尔·柯甘就会说：“我相信，你本人是完全无辜的。但你是有教养的人，应当理解，这是在实行广泛的社会预防！”）真的，这些不可靠的同路人，整个这堆知识分子破烂货，如果不是在世界革命战争前夕把他们关起来，那什么时候关起来呢？大战一开始就晚了。
    　　于是，在莫斯科就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进行有计划的掏挖。到处都有什么人应当抓起来。口号是：“我们要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叫全世界都吓得发抖！”“乌鸦车”、小汽车、有篷卡车、敞篷马车甚至在大白天都纷纷向卢宾卡、向布蒂尔卡奔驶。大门口发生堵塞，院子里发生堵塞。对于抓来的人连卸车和登记都忙不过来（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城市里。在顿河罗斯托夫，三十三号大楼的地下室里，这些日子连地上都已经挤满了人，新抓去的包依科好不容易才找到坐下来的地方）。
    　　这条水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几十个年轻人时常聚在一起举行事先没有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许可的音乐晚会。他们听音乐，然后喝茶。茶钱是他们随意出点零钱凑的份子。完全清楚，音乐是为掩护他们的反革命情绪，凑钱也根本不是为了喝茶，而是用以帮助正濒于灭亡的世界资产阶级。于是把他们全体逮捕，分别判了三年到十年（安娜·斯科里普尼科娃五年），而不认罪的首恶分子（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瓦伦佐夫以及其他一些人）枪毙！
    　　再一个例子。在同一年，流亡国外的高等法政学校学生在巴黎某地集会庆祝传统的“普希金”高等法政学校纪念日。此事登在报上。显然，这是受了致命伤的帝国主义耍的花招。于是，所有留在苏联的前高等法政学校学生都被逮捕，与此一起，还把“前法学院毕业生”（另一所这样的特权阶层子弟学校）也抓了起来。
    　　“沃伊柯夫招生”的规模暂时还受着北方特种营的容量的限制。但是古拉格群岛已经开始了它的恶性的生存，而且很快就会把它的癌细胞扩散到国家的全身。
    　　尝到了新的味道，新的食欲也就产生。摧毁技术知识界的时刻早就到来了，这些人过分地以为自己不可替代，并且不惯于迅速领会上级的意志。
    　　这就是说，对于工程师们对于资本主义！日主子的这些仆从们，我们历来就没有相信过，我们从革命初年起，就把他们置于工人的正当的不信任和监督之下。然而，在恢复时期，我们还是容许他们在我们的工业中工作，而把阶级打击的全部力量指向其他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经济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越成熟，计划的数量越增多而这些计划是经常互相冲突和打架的旧工程界的暗害本质、它的假心假意、狡猾和叛卖行径，就显得越清楚。革命的哨兵更加锐利地眯缝起眼睛只要他把眯缝着的眼光射向哪里，哪里就立即发现暗害行为的巢穴。
    　　从一九二七年起，这项保健工作就开足马力进行，并且立即有真凭实据地向无产阶级揭示了我们经济上失利和短缺的全部原因。交通人民委员部（铁路）有暗害行为（怪不得难以坐上火车，怪不得运输经常中断）。莫斯科国营电站联合公司有暗害行为（断电）。石油工业有暗害行为（买不到煤油）。纺织工业有暗害行为（工人穿不上衣服）。煤炭工业有大规模暗害行为（所以我们挨冻！）。金属工业、军事工业、机械制造工业、造船工业、化学工业、矿山开采工业、黄金白金冶炼工业、水利事业到处都是暗害行为的脓疮烂疱！四面八方都是带着计算尺的敌人！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了揪出和抓捕暗害分子忙得喘不过气来。在各首府和各省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法院在进行工作，翻腾这堆粘糊糊的股东西，劳动者每天从报纸上惊异不止地获知（有的并没有获知）他们的新的卑鄙勾当。他们知道了帕尔钦斯基、冯-梅克、维里奇科，还有多少无名之辈呀。每个部门、每个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都应当在本单位找寻暗害行为，而刚一开始马上就找到了（靠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某个革命前毕业的工程师如果还没有成为被揭穿的暗害分子，那一定可以怀疑他是这种暗害分子。
    　　这些老工程师是怎样一些诡计多端的坏蛋啊，他们多么善于用各种方法穷凶极恶地进行暗害啊！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冯一梅克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假装成很忠于新经济的建设，能够长时间兴致勃勃地谈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问题，并且喜欢提出建议。他的一项最有害的建议就是：增加货运列车长度，不要害怕重载。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下，冯-梅克被揭穿了（并被枪决）：他想使线路、车轮和机车损耗，让共和国遇外国武装干涉时没有铁路使用！过了短短的时间，新的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使用重载列车，甚至两倍、三倍超载的列车（因为这项发明，他和其他领导人获得了列宁勋章），这时，坏心肠的工程师们就以极限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大叫大嚷，说这太过分了，说这将毁灭性地损耗机车车辆，于是他们就因不信任社会主义交通运输的优越性而公正地遭到了枪决。
    　　这些极限论者挨了好几年打，他们在各部门摇晃着自己的计算公式，并且不想理解人的干劲能帮助桥梁和机床提高强度（这是整个人民心理大翻个的年代；那种“要快就不会好”的瞻前顾后的民间智慧受到嘲笑，那则“欲速则不达”的古老谚语被颠倒过来）。对老工程师们的逮捕有时延缓，只是因为接班人还没有准备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拉德仁斯基是伊热夫斯克军事工厂的总工程师，起初因“极限论”、因“对备用强度的迷信”，由于这种迷信，他认为奥尔忠尼启则签署的扩建工厂的投资金额不够用（据说，奥尔忠尼启则同旧工程师们是这样谈话的：他在写字桌的右边放上一支手枪，左边还有一支。）而遭到逮捕。但后来改为对他实行监外管制，并命令他在原单位工作（业务没有他就要垮台）。他渐渐把工作搞上轨道。但资金原来不够，现在依然不够于是这时又以“资金使用不当”为名重新把他投入监狱：资金之所以不够，是因为总工程师对资金处理不当！拉德仁斯基在戊木场好歹拖了一年就死掉了。
    　　这样，在几年内，加林一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扎米亚金惯于描写的主角曾为我国增光的老一辈俄罗斯工程界的脊梁就被砸断了。
    　　不言而喻，在这股水流中，象在任何水流中一样，也会捎进其他一些人，与受害者亲近和有牵连的一些人，例如还有……我根本不想珐污哨兵的晶莹光泽的古铜色面孔，但不得不如此……还有未收买成的情报员。我请读者永远记住这股完全秘密的、一点也不公开显露出来的水流特别是革命后最初十年：当时人们往往很高傲，许多人还不认为道德是相对的、只具有狭隘的阶级含意的东西，还敢于拒绝请他们效劳的建议，因之他们全都遭到了无情的惩罚。有一次，要求一个年轻女人马格达林娜·艾朱波娃监视工程界人士。她不仅拒绝了，并且还告诉了自己的监护人（他正是应当监视的对象）；然而这个人很快就被抓了起来，并在侦查中招认了一切。怀孕的艾朱波娃“因泄露业务上的机密”被捕，并被判处枪决（然而，她只服了数种刑期加起来共为二十五年的徒刑）。这些年内（一九二七），在另一类人哈尔科夫的显要共产党人中间，也有一件这样的事，纳杰日达·维塔里耶芙娜·苏罗维茨拒绝对乌克兰政府成员进行监视和告密为此，她被抓进国家政治保卫局，并且只是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才半死不活地在科雷马河上挣扎钻了出来。关于没有浮出来的那些人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三十年代，这股桀骜不驯者的水流已化为乌有：既然要求提供情报，那就应当提供往哪里躲呢？“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是我还有别人。”“与其让别人坏人去当‘密工’，不如我这好人来充当。”这时人们争先恐后自告奋勇去充当“密工”：又有利，又显得英勇。）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审理了轰动一时的沙赫特案件这次审判因赋予它的公开性，因受审人（暂时还不是全部）令人惊愕的供认和痛心悔恨而轰动。过了两年，在一九三O年九月，对饥荒制造者食品工业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们！他们！就是他们！）进行了大叫大嚷的审判。一九三O年底，进行了更加轰动的并且已经排练得无懈可击的工业党案件审判：这里，全体受审人已无一例外地把各种荒唐的卑鄙勾当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在劳动者的眼前，象揭开了盖布的大石像，呈现出一个巨大而巧妙的编结物，它把迄今被揭露的各个单独的暗害行为编成一个同米留科夫、里亚布申斯基、迪特丁和彭加勒连在一起的魔鬼结子。
    　　一着手考察我们的审判实践，我们便已经懂得，大家看得见的审判这只是田鼠在洞外堆的土堆，而全部主要的挖掘工作是在表层下进行的。提审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押人犯，只是那些同意反常地诋毁自己并诬陷别人以期得到宽恕的人。对于有勇气和理智驳回侦查员的胡说八道的大多数工程师不声不响地进行审判，但这些不认罪的人得到的照样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会准备好的那十年。
    　　水流在地下流着，顺着管道流着，排定地面上的繁茂生活的废水。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采取了一个走向全民参与下水道工程、全民对它分担责任的步骤：那些还没有掉进下水道口的人，那些还没有被管道输送去群岛的人他们应当在上面举着旗帜游行，颂扬审判，并为坏人得到司法制裁而高兴（这是远见卓识！一几十年后，历史将会清醒过来但侦查员、审判员和检察长们却不会比你我之辈普通公民们更有罪！我们之所以能长满一头体面的白发活到今日，正因为我们当初体面地投了赞成票）。
    　　如果不算列宁、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审判社会革命党的那次实验，那么这样的尝试可以说是斯大林搞“饥荒制造者”审判时开的头。当大家都在富饶的俄罗斯土地上挨饿的时候，当大家都在东张西望诧异我们的粮食被藏到哪里去了的时候，这种尝试怎会不成功？于是，在各工厂和机关，工人和职员们赶在判决前面，愤怒地表决赞成把那些落入法网的坏蛋处死。对“工业党”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普遍的群众大会，那是游行示威（捎带上中小学生），那是法庭玻璃窗外几百万人的整齐步伐和吼叫：“处死！处死！处死！”
    　　在我国历史的这个转折点上，也曾发出过一些孤孤单单的抗议或保留之声在那个合唱和吼叫声中说出一个“不”字是要有许多勇气的与今天的轻易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今天敢于表示反对者也不很多）。而且，凡是我们所知道的这都是那些腰杆最不硬、最脆弱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在列宁格勒工学院的会议上，德米特里·阿波里纳利耶维奇·罗然斯基教授弃了权（看来他是根本反对死刑的。要知道，杀头，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马上就被关进监狱！大学生狄马·奥利茨基弃了权，也马上被关进监狱！于是，这些抗议之声刚一开始就沉寂下去了。
    　　就我们所知，白胡子的工人阶级是赞同这些死刑的。就我们所知，从火热的共青团员到党的领袖，到传奇般的集团军司令整个先锋队都一致赞同这些死刑。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自己的不光彩灭亡前的七年内，都曾向这种群众吼声表示欢迎，而不曾想到，他们的时刻已迫在眉睫，他们的名字很快也将在这吼声中遭到唾骂“魔鬼”，“败类”。
    　　对于工程师们来说，打击恰好到此结束了。在一九三一年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出了建设的“六个条件”，我们的君主作为第五个条件指出：从打击旧技术知识界的政策转到使用和关心它的政策。
    　　关心它！我们正义的愤怒消散到哪里去了？所有我们的威严的指控扔到哪里去了？这时正在进行着对瓷器工业中暗害分子的审判（他们在这个行业里也干了许多坏事！）而且全体被告都异口同声地痛骂自己并招认了一切突然间照样异口同声大声叫道：我们没有罪！！于是就把他们释放了！
    　　（在这一年甚至形成了一条小回流：让一批已经被审判或侦查折磨得濒死的工程师们活着出来了。德·阿·罗然斯基就是这样回来了。是不是应当说，他顶住了同斯大林的角斗？是不是应当说，具有公民勇气的人们是不会为写作这一章或这本书提供根据的？）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对“孟什维克联盟局”、对格罗曼-苏哈诺夫-雅库博维奇的公开审判中，斯大林在早就被打翻在地的孟什维克身上又踩了几蹄子。（格罗曼更像是立宪民主党，雅库博维奇是布尔什维克，而吉梅尔-苏哈诺夫则是二月革命的理论家。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就是在彼得格勒卡尔波夫卡河滨路他的住宅里开会并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忽然间他又犹豫起来。
    　　白海边上的人这样说潮水“水犹豫起来了”：这是潮水快要低落时的情形。啊，把斯大林的浑浊的心灵与白海之水相比是不行的。是啊，也许他丝毫也没有犹豫过。也许从来也没有低落过。但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个奇迹。紧接着对“工业党”的审判，准备在一九三一年对“劳动农民党”一支似乎（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由农村知识分子、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活动家以及发达的上层农民组成的、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的地下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审判。在“工业党”的审判中已经提到“劳农党”，当做一共查获的、情况已弄得很清楚的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机关不间断地进行了工作：已经有几千名被告招认是劳农党员，并供认了自己的犯罪目的。预计总共会有二十万“党员”。算作党的首脑的，有经济学家一土地问题专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恰扬诺夫、未来的总理N·风·康德拉季耶夫、刀·H·尤罗夫斯基、马卡罗夫、季米里亚泽夫学院教授阿列克谢·多亚连科（未来的“农业部长”）。
    　　也许把后来四十年间担任过这个职务的人拿来审判将会更好些。这就是人的命运！多亚连科是原则上从来不问政治的！当他的女儿把一些似乎持有社会革命党人观点的大学生带到家里来的时候，他把他们都赶了出去。可是斯大林忽然在一夜间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得知。他想洗刷洗刷肮脏的灵魂？那太早。是幽默感露了头？感到太单调了，太乏味了？可是谁也不敢发出这样的指责，说斯大林具有幽默感！我看多半是这个原因：他估量了一下，整个农村就这样也很快将因饥荒而死光，何止是二十万，那干吗还去花费劳力。于是，整个劳农党的案件撤销了。要求所有“低头认罪的人”否认已经作出的供认（他们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到的！），代之把小小的康德拉季耶夫-恰扬诺夫集团拉出来审判一番了事。（在一九四一年，受尽折磨的瓦维洛夫被控说，劳农党是存在过的，并且他，瓦维洛夫正是暗中领导了这个党。）
    　　事件挤成一团，年代挤成一团我们怎么也无法次序分明地说出发生过的一切（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对付得很好！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什么也没有遗漏）。但我们将始终记住：
    　　教徒们不断地自然而然地被关进监狱，（这方面有一些日期和高峰浮到了表面，一是列宁格勒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前夕的“反宗教斗争夜”，那一次抓了许多宗教知识分子，而且不是在黎明前动手的，不像是圣诞节的神话。一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在该市一下封闭了许多教堂，同时对宗教界进行了密密麻麻的逮捕。再还有什么日期和地点，谁也没有传下来让我们知道）；
    　　也不放过打击各种教派，甚至是同情共产主义的（例如在一九二九年，把索契和霍斯塔之间的公社的全体社员都统统关了起来。他们一切都是按共产主义原则行事，生产也好，分配也好，而且一切都做得那么诚实，国家一百年也达不到那个水平，但是，可惜，他们太有文化了，宗教文献读得太多了，并且他们的哲学不是无神论，而是洗礼教派、托尔斯泰主义和瑜伽论的混合物。因此，这样的公社是犯罪的，它不可能造福人民）。在二十年代，相当大的一群托尔斯泰主义者被流放到阿尔泰的山前地带，在那里，他们与洗礼派教徒一起创建了公社村。当开始建设库兹涅茨联合企业的时候，他们向它供给了农产品。后来开始抓人起初是教师（不按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孩子们叫嚷着跟在汽车后面跑，然后是村社的领导人。
    　　社会主义者的大牌阵不断地、自然而然地摆来摆去；
    　　在一九二九年，把未被及时逐出国境的历史学家（普拉托诺夫、塔尔列、柳巴夫斯基、戈季耶、利哈乔夫、伊兹梅洛夫）、杰出的文学理论家M·M·巴赫金投入监狱；
    　　会儿从这个边区，一会儿从那个边区，冒出一股股民族的水流。
    　　亚库梯人在一九二八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一九二九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据说枪杀了将近三万五千人，我们未能核实）。哈萨克人在布琼尼的骑兵于一九三三一年进行英勇镇压后被关进监狱。在一九三O年初审判了乌克兰解放同盟（叶弗列莫夫教授、切霍夫斯基、尼科夫斯基等），如果你知道我们公开宣布的东西和秘密的东西之间的比例那么还有多少人在他们的背后呢？暗中逮捕的有多少呢？……
    　　轮到执政党党员蹲监狱的时刻正在临近，缓慢地，但是正在临近。暂时（一九二七二九年）这是“工人反对派”或者是那些选择了不成功的首领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暂时是几百人，很快将是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只要开了头就好办！正如托洛茨基分子曾无动于衷地看着异党成员进监狱一样，现在其他党员也赞同地瞧着把托洛茨基分子关进去。接着就出现了一股莫须有的“右倾”反对派水流。一张大口从尾巴开始一节一节地咬嚼，最后就要嚼到自己的头上来了。
    　　从一九二八年起，同资产阶级余孽耐普曼算帐的时间来到了。往往是要他们交付越来越大的力不胜任的税款，一旦他们拒绝交付，马上就把他们以破产为理由关起来，并没收财产（对于小手工业者理发师、裁缝，还有那些修理煤油炉子的，只是取消营业执照）。
    　　耐普曼水流的开导有其经济利益。国家需要财产，需要黄金，可是连一个科雷马都还没有呢。从一九二九年起开始发作著名的黄金热，只是发热的不是那些找寻黄金的人，而是那些被搜刮黄金的人。新的“黄金”水流的特点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于这些家兔们，说实话，并不指控犯有什么罪行，并且不一定把他们送到古拉格之邦去，而只要按强者的权力取走他们的黄金。因此，监狱挤得满满的，侦查员们疲惫不堪，而递解站、宿泊站、劳改营得到的补充却少得不成比例。
    　　在“黄金”水流中关起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所有在十五年前经营过“实业”、做过买卖、靠手艺挣过钱因而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想法可能会保存下黄金的人。但恰好他们往往是没有黄金的：他们有过动产、不动产，所有这些，在革命中都失掉了，被没收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当然也抱着极大希望把技师、首饰匠、钟表匠关起来。根据告密可以获知在最意料不到的手中拥有黄金的消息：一个百分之百的“机床工人”不知从哪里得到并保存着六十个尼古拉皇帝五卢布金币；著名的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来到了敖德萨，随身带来了一口袋金子；彼得堡的鞑靼马车夫人人都藏有金子。黄金告密的暗影落在谁的身上，他就不能用任何理由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本质也好，革命的功劳也好，来进行辩护。他们全都被抓起来，塞进国家保卫局的牢房，每间屋子里关的人数之多以前简直难以想象那更好，他们会更快地交出来！甚至搞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男男女女都关在一起，彼此当着面上马桶谁管这些小事，交出金子来，坏蛋！侦查员们不作笔录，因为谁也木需要这种文书。以后是否能判得上刑，这也很少有人关心，重要的只是：交出金子来，坏蛋！国家需要黄金，你要它干吗？侦查员嗓子已经喊哑了，进行威胁和拷打的力气也不够了，但是有一个通用的手法：光给囚犯吃咸东西，不给水喝。谁交出金子就给谁水喝！一块金币换一杯净水！
    　　人为金属而死亡……
    　　这股水流有别于以前各股和以后各股水流之点是，即使不是这股水流的一半，至少一部分，自己的命运就跳动在自己的手中。如果你真的没有金子，你就毫无出路，你将挨打、挨烧、受刑讯，
    　　用鞭子活活抽死。也许到了真的相信你没有金子的时候终于住手。但如果你有金子，那就由你自己来确定用刑的程度、能忍受的程度和自己未来的命运。然而，这在心理上并不轻松些，而是要更沉重些，因为一经失着，你将永远对不起自己。当然，已经熟知这个机关习性的人，会让步交出来，这样会轻松些。但也不能过分轻易就交出去：他们不会相信你已完全交出，还会把你扣留下来。但交得太迟也不行，那会把小命丢掉的，或者他们会恼羞成怒给你判卜几年、一个鞑靼马车夫撑住了百般拷打：没有金子！那时就把他的老婆也关了进来，折磨她，鞑靼人还是老一套：没有金子。又把女儿关进来鞑靼人撑不住了，交出了一万卢布。于是把家属放了，本人则被安上了个刑期描写强盗绑票的最粗俗的侦探小说和歌剧，却在一个大国范围内认认真真地变成了现实。
    　　三十年代伊始，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也给劳改营提供了相当大的补充。当初彼得一世为了简化国民结构铲平了夹在各等级之间的沟沟坎坎，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身份证制度也发挥同样的作用：它扫清了夹缝中的虫豸，它打中了那一部分狡猾的、没有住所的、没有所属单位的居民。而且人们起初使用身份证时也常有违犯规定的情形于是没有报户口的和没有注销户口的都被耙进了群岛，哪怕只呆一年。
    　　各股水流就这样泛着泡沫，哗哗地流淌着但是在一九二九三0年，一条冲决一切的巨流滚滚而来，这就是数以百万计的被扫地出门的富农。它的流量过于巨大，尽管我们的侦查监狱十分发达，恐怕也是容纳不下的（况且已被“黄金”水流填满了）。但是它绕过了侦查监狱，直接奔向递解站，进入押解路途，进入古拉格的国土。这条水流（这个大洋！）一度的膨胀，突破了甚至大国的监狱司法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它在俄国的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这是国民大迁徙，这是民族的浩劫。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古拉格的渠道研制得这样巧妙，如果不是震撼各个城镇的三年奇怪的饥荒无旱灾和无战争的饥荒，城市居民对此可能还一无所知呢！
    　　这条水流和以前各股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次不必讲客套，用不着先抓一家之主，然后再瞧瞧怎样处置他的家属。相反，这次一下手就是连窝端，必须全家一起抓，甚至特别留意不让十四岁、十岁或六岁的子女逃掉一个：全家必须一个不剩地出发到一个地方去，一起去被消灭。（这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后来希特勒将袭用来对付犹太人，而斯大林又用来对付各个不忠实的或有嫌疑的民族。）
    　　这条水流所包括的那些用来转移视线的真正的富农是少得可怜的。俄语中富农这个词儿原是指那种吝啬的、不老实的农村倒卖商贩，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别人的劳动、通过高利贷和商业居间富裕起来。这样的人，各个地方即使在革命前也是极少的，而革命又完全使他们失去了活动的土壤。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富农这个词儿也用来称呼（在官方和宣传文献中，由此变成口头习惯用语）那些一般使用雇工劳动的人，哪怕是因为他家里人手暂时不够。但我们不要忽略，在革命后，使用任何这样的劳动不可能不公平地付给报酬保护雇农的有贫农委员会和村苏维埃，谁得罪雇农试试！劳动的公平雇佣，在我国就是现在也是容许的。
    　　但是，富农这个像抽人的鞭子似的术语的含义不可遏止地膨胀着，到一九三0年的时候，已经一般地把所有坚实的农民经济上坚实的，劳动上坚实的，甚而不过是信念上坚实的农民，都冠以这样的称号。富农的外号被利用来打碎农民的坚实性。我们回想一下，就会醒悟过来：颁布了伟大的土地法令没有这个法令农民便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十月革命便不会胜利。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农民从红军回来，纷纷奔向自己争得的土地，从那时起总共才过了九年。忽然又分成什么富农、贫农。这是怎么造成的？有时是家庭人手的多寡造成的。但主要原因不是勤劳和顽强吗？俄国在一九二八年靠吃这些农民的粮食活过来，而现在本地的败家子和外来的城里人都冲上去消灭这些农民。兽性一发作，失去了关于“人类”的任何观念，失去了几千年养成的人的悟性开始把最好的庄稼汉连同家属一起抓起来，把他们两手空空、一身精光地扔到荒无人烟的北方，扔进冻土带，扔进泰加林。
    　　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能不引起许多并发症。也需要使乡村摆脱掉这样的农民，他们不过是表示不愿进集体农庄，不爱过集体生活，因为这种集体生活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过，怀疑（现在我们知道是多么有根据）这将是二流子当领导，将是强制劳动和忍饥挨饿。还需要摆脱掉那样一些农民（有时完全是不富裕的），他们大胆、强壮、果断，集会上讲话响亮、热爱正义，因而受到同村人的喜爱，但他们的独立不羁精神对集体农庄领导却是危险的。（这种类型的农民及其命运，在C·扎雷金的中篇小说中以斯捷潘·乔索夫为代表作了不朽的描述。）此外，在每个村里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个人挡住了这里的积极分子的道路。出于嫉妒、出于羡慕、出于积怨，现在是同他们算帐的最方便的机会。对于所有这些牺牲者，需要有一个新的名词于是这个名词就产生了。在这个名词中已经没有任何“社会的”、经济的东西，但它听起来却相当响亮：二富农。就是说，我认为你是敌人的帮凶。这就够了！衣服穿得最破烂的雇农也都完全可以被算作二富农！（我记得很清楚，在少年时代，这个名词我们觉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任何含混的地方。）
    　　这样，用两个词就把所有构成农村的精华、构成它的活力、它的机智和勤劳、它的反抗和良心的人都概括了进去。把他们搞走了集体化也就实现了。
    　　但是从实现了集体化的农村中又涌出一些新的水流：
    　　农业暗害分子水流。到处揭露出农艺师陪客分子，在这一年以前他们毕生都是诚实地工作的，而现在却故意使俄国的田地长满莠草（当然是根据那个现在已完全被揭穿的莫斯科研究所的指示。他们正是那些当初没有关起来的二十万名劳农党员！）。一些农艺师没有执行李森科的聪明透顶的指示（在一九三一年的这股水流中，“土豆王”洛尔赫被发配到哈萨克斯坦）。另一些人执行得准确过分了，从而暴露出这些指示的愚蠢（一九三四年，普斯科夫的农艺师们把亚麻种在雪地里准确地遵照李森科的指示。种子胀大了，发了霉，毁掉了。广阔的田地荒了一年。李森科不能说雪是富农，或者说自己是傻瓜。他指控这些农艺师是富农，歪曲了他的工艺学。于是农艺师们便成串地登上了去西伯利亚的路程）。还有，几乎在所有的机器拖拉机站里都发现了拖拉机修理上的暗害行为（这就是集体农庄最初几年失利的原因！）。
    　　歉收”水流（而“歉收”了多少，是同“估产委员会”春天提出的那个任意数字比较出来的）。
    　　“未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水流（区委会包下的任务，集体农庄没有完成，去坐牢吧！）。
    　　一剃穗头水流。夜间在田地里用手剃穗头！完全新的农活种类和新式的收割法！这是一股不小的水流，这是好多万农民，往往不是成年的庄稼汉和村妇，而是小伙子和大姑娘，小男孩和小姑娘，他们被大人派去搞夜间剃头，因为对自己的白天劳动不抱能从集体农庄取得报酬的希望。对这种辛酸的、得利微薄的作业（在农奴制时代农民们还没有落到这样穷困的地步！），法院量以满刑；根据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的著名法律（在囚犯的口头语中称为八七法），作为最危险的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罪，判处十年。
    　　这个“八七法”还引出了一条从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地来的、从交通运输来的、从商业、工厂来的单独大水流。内务人民委员部奉命查究大盗窃案。应当注意到，这条水流往往变成了一条常流水，它在战争年代特别满溢，一连流了十五年（到了一九四七年，它的范围扩大了，刑律加重了）。
    　　我们终于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一切大规模的水流现在终于要停息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大规模镇压。”啊呸，早该如此，让夜间的胆战心惊滚开吧！但这狗叫声是怎么回事呀？只听到在喊：追呀！捉呀！
    　　啊！原来这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基洛夫水流开始了，那里的紧张局势被断定是那么严重，所以在该市的每个区执委会下面都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部，实行了“加速的”办案程序（它在以前也没有缓慢的特点），被告没有上诉权（从前也没有上诉过）。据认，四分之一的列宁格勒人在一九三四三五年被肃清了。这个估计让掌握着准确数字并能提供出来的人去推翻吧。（其实这条水流不仅是列宁格勒的，它在全国各地都以惯常的，虽然是跟它不相关的形式得到了响应：从机关中开除那些还赖在那里的神甫子女、贵族家庭出身的女职员以及那些在国外有亲戚的人。）
    　　在以上这几条波涛澎湃的巨流中，始终隐藏一些混不息的细流，它们没有大声地自我宣扬，但老是在流着流着：
    　　那是保卫同盟队员，他们是在维也纳打输了阶级战斗后，投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逃生的；
    　　那是世界语提倡者（斯大林与希特勒在同一些年份搞掉了这些有害的人）；
    　　那是自由哲学协会的残渣余孽，一些非法的哲学小组；
    　　那是不同意先进的工作队一实验室教学法的教师（在一九三三年，娜塔利亚·伊万诺芙娜·布加英科被关进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但侦查了三个月后，从决议中得知，这个方法是有毛病的。于是就把她释放了）；
    　　那是政治红十字会的职员，这个红十字会由于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的努力仍然捍卫着自己的生存权；
    　　那是北高加索因暴动（一九三五年）被追究的山地居民；各民族在流着流着（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民族语言报纸用四种文字鞑靼文、突厥文、乌兹别克文和哈萨克文发行。那里有的是读者！）；
    　　又是那些教徒，现在抓的是木愿在礼拜天去上工的人（因为实行了五日一周制、六日一周制）；是在宗教节日怠工的集体农庄庄员，他们在个体时代习惯于在这样的日子歇工；
    　　始终有一些拒绝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员的人（这一类人里还有保守忏悔秘密的神甫机关很快就明白了，知道忏悔的内容对他们多么有用，这是能从宗教得到的唯一好处）；
    　　对教派分子抓的越加广泛了；
    　　社会主义者大牌阵老在摆来摆去。
    　　最后，还有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的，但一直在流着的第十条一的水流，即反革命宣传罪，即反苏宣传罪。第十条的水流也许是最稳定的，它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每当其他的巨流发生时，如在三七、四五、四九年，它的水位便特别高涨。
    　　这条不停顿的水流确乎可以把任何人在任何预定的时刻卷进去。但为了对付知名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认为比较文雅的办法是给他搞上某个丢脸的条文（如男色，或者如对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说他与女病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咬了她的乳房。中央报纸是这样写的你去辟谣吧！）
    　　说来也怪：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的一百四十八个条文当中，给予了那个无孔不入、夙夜匪懈的机关多年的全部活动以力量的，总共只有一条。但是。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它把世界概括无遗了，这与其说是通过条文文字的表述，倒不如说是通过对这一条文的辩证的和最广义的解释。
    　　我们当中有谁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囊括一切的拥抱，说真的，普天之下没有一样过失、念头、作为或不作为是五十八条的手掌所不能惩治的。
    　　用文字做这样广义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一条做这样广义的解释，事实证明是可能的。
    　　第五十八条在法典中并不构成政治罪一章，并且任何地方也没有写着，它是政治罪条文。不，它与妨害管理秩序罪和武装伙匪罪一起列入“国事罪”一章中。这样，刑法典开宗明义就不承认在本国境内有任何人是政治犯而只承认是刑事犯。
    　　第五十八条由十四个分条组成。
    　　第一分条告诉我们：“凡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六条也包括不作为），都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在广义解释下可以是：你在劳改营中因饥饿和疲惫拒绝上工就是削弱政权。引起的后果将是一枪决（战时拒绝执行命令者枪决）。
    　　在一九三四年，把祖国这个术语还给了我们，从这时起，第一分条里面也就加进了若干背叛祖国的条目l一甲、1一乙、1一丙、l一丁。依照这些条目，损害苏联军事威力的行为处枪决问一乙），只是在减轻情节下并仅限于平民（l一甲）一处十年徒刑。
    　　广义释读：对于当过俘虏（损害军事威力！）的我国士兵，过去只判十年，这是人道到了违法的地步。依照斯大林的法典：他们在返回祖国后统统都是应当枪毙的。
    　　（这里还有一个广义释读的范例：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布蒂尔卡监狱的一次会见。某个波兰人生于列姆贝格尔，当时这个地方还属于奥匈帝国的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住在波兰原籍的城市里，后来迁移到奥地利，在那里做事，一九四五年在当地被我方逮捕。依乌克兰刑法典第五十四条I一甲，他因背叛祖国乌克兰（！）得到了十年徒刑一因为列姆贝格市那时已经变成了乌克兰的里沃夫！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不能在侦查中证明他到维也纳去并不是抱着背叛乌克兰的目的！这样他就该死地成了叛国犯。）
    　　叛国罪分条内涵的另一个重要的扩大是，适用它时应“援引刑法典第十九条”“援引意图”。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发生任河背叛行为，但侦查员认定有背叛的意图一这就足以判给与实际背叛罪相同的完全刑期。诚然，第十九条规定惩罚的不是意图，而是准备，但在辩证释读下也可以把意图理解为准备。而“预备行为应当与犯罪本身一样受到惩罚（即同等的刑罚）”（刑法典）。
    　　总的说：
    　　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
    　　第二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包括为了强使某一部分国土脱离苏联的行动。对此的惩罚是直至枪决（下面每一分条都是如此）。
    　　扩大的含义（这不能写在条文中，但可以由革命的法律意识提示）：任何共和国实现退出苏联的权利的一切企图，都在此列。须知“强使”一词并没有说明对谁而言。甚至如果某一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都愿意分立，而莫斯科却不愿这样做，分立就将是“强使”的了。因此爱沙尼亚的、拉脱维亚的、立陶宛的、乌克兰的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分子一向很容易地依这一条文得到自己的十年和二十五年。
    　　第三分条“给予同苏联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任何方式的帮助”。
    　　这个分条提供了对任何一个在占领区生活过的苏联公民判罪的可能性，不管他是给德国军人钉过鞋后跟，还是卖过一束小红萝卜，或者是一个曾与占领者跳过舞并度过一夜因而提高了他的士气的女公民。并非每一个都曾依这一条文判过刑（由于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太多），但每一个都可能被判刑。
    　　第四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异想天开的）帮助。
    　　好像会发生疑问：谁能列入这一条呢？但是，借助于革命良心进行广义的释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合格的对象：所有在一九二O年以前，即在写成这个法典前几年出国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一九四四四五年）被我们的军队在欧洲追获的流亡者，都按五十八条4判刑：十年或枪决。因为他们在国外如果不是帮助世界资产阶级还能做什么呢？（通过音乐结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境内也可以帮助。）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有的孟什维克（这一条也正是为他们制定的）以及后来国家计委和最高经委的工程师什1也都帮助过
    　　它。
    　　第五分条：促使外国向苏联宣战。
    　　一项疏忽：应当把这一分条用于斯大林及一九四＊四一年在他周围的外交和军事人员。正是他们的盲目和丧失理智才造成了那种结果。不是他们那是谁使俄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同沙皇俄国在一九0四或一九一五年的失败相比的，是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从来未有的。
    　　第六分条间谍行为。
    　　这一条释读得如此广泛，如果把所有依这一条判刑的人结算一下，那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人民在斯大林时代既不是靠农业也不是靠工业或其他任何东西维持生活，而是靠给外国当间谍维持生活、靠特务机关的钱过日子。间谍行为这是一种十分简便的罪名，是无知的罪犯、有学问的法学家、报棍以及社会舆论都能理解的罪名。
    　　这一分条释读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间谍行为，而是因：
    　　IIIII间谍嫌疑（或者HIII未经证实的间谍行为．为这也能给你一个“整轴儿”！）甚而是因为：
    　　CBIIIII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问如，你的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个外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同一个女裁缝（她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做一3一件衣服。
    　　这些五十八条6、IIIII和CBIIIII是一些粘性很强的条文，它们要求严路看守、密切监视（因为特务机关也能把触须伸进劳改营和自己的宠儿接头），并禁止免除押解。总的说，任何大写字母条文，就是说完全不是条文，而是这种大写字母的吓人结合（我们在这一章里还要遇到另一些），经常带着神秘的气息，你永远不明白。它们到底是五十八条的增生物呢，还是某种独立的很危险的东西。带着大写字母条文的囚犯在许多劳改营里甚至比带着五十八条的囚犯还要受到压制。
    　　第七分条：破坏工业、运输、商业、货币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这一分条极为盛行，并在简单明了人人能懂的暗害行为这个外号之下抓住了群众。确实，第七分条中列举的一切，每日每时显而易见地遭到破坏一总该有人负罪责吧？……千百年朱，人民进行建设，进行创造，向来是诚实的，甚至给老爷干活也是如此。从留里克时代起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暗害行为。可是当财产破天荒第一次归人民所有的时候人民的几十万优秀子弟却纷纷去进行暗害（条文里并没有使用暗害行为这个概念。但由于没有它便不能说明，为什么田里长草，产量下降，机器损坏，所以辨证的嗅觉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条恐怖行为（不是指苏联刑法典负有责任“说明……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的那种恐怖行为，而是自下而来的恐怖行为）。
    　　恐怖行为的含义非常非常广泛；不光是在省长的轿式马车下放置炸弹才算恐怖行为，而且，譬如说，打了自己的私敌一记耳光，如果他是党的、共青团的、民警机关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构成恐怖行为。更不消说杀死积极分子从来也不与杀死普通人同样量刑（顺便说，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丈夫杀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党群众这就算丈夫走运，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条，是个普通犯，是社会亲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党员丈夫就成为带着五十八条8的人民敌人。
    　　援引那个十九条，即将犯罪意图视同准备的条文适用第八分条，导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扩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胁积极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连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妇的一句詈骂“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被认定是TH恐怖行为的意图，也可以当做从严适用本条的根据。（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夸张，像是滑稽剧但这个滑稽剧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我与这些人一起坐过牢。）
    　　第九分条用爆炸或者放火……实施破坏或者损毁行为（必定怀有反革命目的）。简称为破坏。
    　　扩大化的作法是，强加以反革命目的（侦查员对于犯罪人脑子里想的事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产中发生的人所难免的疏忽、错误、失败都不能得到原谅，都被看成是破坏。
    　　但是，对五十八条中哪一分条的解释，也没有象对第十分条那样广而无边，革命良心也没有燃烧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这个条文的但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则是没有限制的！
    　　一个堂堂大国对自己公民的言论竟是如此恐惧！
    　　这个著名条文的著名广义解释是：“包含号召的鼓动”可以理解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间的私下谈话，或者私人信件；而号召则可能是个人的劝告（我们得出“可以，可能”的结论，是以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为根据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早削弱I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马雅可夫斯基）
    　　单份书写的信件、笔记、隐秘的日记，都可以理解为“制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条有了这样美满的广义解释，还有哪一种脑子里出现的、嘴巴里讲出来的或用手写下来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条是个特种条文，它没有独立的内容，而只是给上述各分条加重分量的添秤，适用于有组织地准备犯罪或者犯罪人参加了组织的情况。
    　　实际上这一分条广义解释到并不需要有任何组织。我对这一分条的精致适用有亲身体会。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秘密地交流过思想，两个人就是组织的萌芽，就是组织！
    　　第十二分条最触及公民的良心：这是关于对上列任何罪行不检举的条文。为惩治不检举的深重罪孽，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这一分条已经广义解释到如此无边无际的程度，以至进一步的广义解释已经不需要了。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干的！
    　　第十三分条看来是早已解决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机关供职（担任后来的同类职务，相反却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
    　　有心理上的根据怀疑约·斯大林还有依五十八条这一分条的前科。有关替这种机关办事的文件，好多都毁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好多都没有公布。前警察厅长B·Q·钟科夫斯基在科雷马快死的时候肯定地说，二月革命后头几天匆忙烧毁警察局的档案，是几个有利害关系的革命家的一致的冲动。实际上，在胜利时刻为什么要烧毁如此有价值的敌人档案？
    　　第十四分条惩罚“有意识地不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故意漫不经心地履行这种义务”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枪决。这简称为“怠工”或“经济反革命”。
    　　而区别故意和非故意，只有侦查员根据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识才能做到。这个分条曾适用于不交征购粮的农民。这个分条曾适用于没有做满规定的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适用于没有完成定额的劳改犯。在战后这个条文开始波及从劳改营逃跑的盗窃犯，就是说广义地认为盗窃犯逃跑的动机不是恢复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颠覆劳改营制度。
    　　这就是五十八条遮盖了整个人类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后一根扇骨。
    　　对这一伟大条文作了这个概评以后，我们往后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
    　　应当说，一九三七年的行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计划好的，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苏联的许多监狱里都进行了设备改装从牢房里搬走单人床，搭起紧挨的板铺，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列宁格勒的大楼（内务机关办公楼）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们回忆说，似乎第一次打击就是密集的，全国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个夜里动手（但是由于熟知我问的动作的迟钝，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秋天，当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来，人们满怀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时候，斯大林这个诙谐家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关于三七年，这里无须再重复已经大写特写的并且还将多次重复的东西：党、苏维埃管理机关、军事指挥的上层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上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未必在哪个省里能保全下省委第一书记或者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
    　　现在，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们也开始觉得只是一种盲目的和表面的执行力量。
    　　奥丽加·恰夫恰瓦泽讲述当时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他们的助手、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任命了新人。过了两个月，又关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留下来的是：一般会计、打字员、清洁工人、通信员……
    　　逮捕普通党员方面，看来有一个无论在笔录和判决书上都不写明的秘密动机；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列宁格勒执行得特别坚决，因为在新反对派“纲领”上这些人都签了名（他们怎能不签呢？他们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宁格勒省委呢？）。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天择。这就是用蠢事搞疲劳战术。
    　　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采砾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当时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像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
    　　从间接的统计资料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是有见证人的证实的：那些还没死光的住着被扫地出门的富农的“特别村”，一九三七年划入了群岛范围：或是迁入劳改营，或是就地圈为劳改区。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汇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给它增加了好几百万人。
    　　被那股洪流卷进并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岛的人们的成分是那么光怪陆离，因而谁要科学地找出规律性，恐怕要伤很大的脑筋（何况这些规律性是当代人不懂的）。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其余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动人员的门道了。
    　　前契卡人员亚历山大·卡尔加诺夫回忆说，塔什干接到电报：“即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像再也“无人”可抓了。尽管从区里送来了五十来个。主意有了！把民警机关抓起来的普通犯改定为五十八条！说到做到。但控制数字还依然没有达到！民警机关报告：吉普赛人在市里的一个广场上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怎么办？主意有了！包围起来把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五十八条扒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原来给沃舍梯的契卡人员（民警局长扎博洛夫斯基讲述）摊派的任务是在全共和国共枪决五百名，他们请求增加，又批给了他们二百三十名。
    　　这类稍稍加进一点暗语的电报是由普通电报局拍发的。在捷姆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有疑心地转告内务机关的总机：请于明日将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听到了大逮捕和发送犯人的消息从而猜出了其中的奥秘。她把接到那封电报的事告诉了女朋友。她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用“一箱肥皂”这个暗语代表“一个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熟悉肥皂的制造？……）
    　　当然，某些局部的规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狱的有：
    　　我们在国外的真正间谍（这往往是一些最真诚的共产国际人员或契卡人员，许多是外貌动人的妇女。把他们召回祖国，在边境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同原先的共产国际上司，譬如说同米罗夫一科罗纳，当面对质。那个上司承认自己是为某个外国特务机关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属自动成为外国特务，而且越忠实，危害越大！）；
    　　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统统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流放去哈萨克斯坦）一这是按血统抓人的最初尝试；
    　　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人（全当作白色爱沙尼亚的间谍，只根据姓名就抓）；
    　　所有拉脱维亚步兵和拉脱维亚契卡人员是的，正是不久前构成契卡的骨干和骄傲的拉脱维亚人，革命的助产士！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们从那里交换过来的，从而为他们免除了可怕的拉脱维亚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宁格勒封闭了；赫尔岑研究所拉脱维亚分所；拉脱维亚文化宫；爱沙尼亚俱乐部；拉脱维亚中等技术学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文报纸入
    　　在一片喧闹声中大牌阵也不再摆下去了，还没抓完的，一概扒干净。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这场游戏已经该结束了。现在从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乌发和萨拉托夫）把社会主义者们收监看押，全体一道审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赶向群岛的屠宰场。
    　　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托维奇小组）“因有意隐瞒地下锡储量（！就是说因未能发现这些储量！）以备德国人到来”（告密）五十八条7，各判十年。
    　　紧跟着主流的还有一条专流：妻子、家属！一般是党员高干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宁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无通信权利”的，还是已经死了的）的妻子。对家属通常全都判给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农轻些，并且子女仍允许留在大陆）。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城市发动的正面进攻：C·II·马特维耶娃在同一个浪头里，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个兄弟（四人中的三个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娜杰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一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哑！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0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谁记得这些信呢？！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COg（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着怎样痛打农村，而认为这是自然的。现在农村本来也可瞧瞧怎样痛打城市但它过于愚昧无知，没有这个眼力，何况自己还在继续挨打。
    　　土地测量员（！）沙乌宁因为……区内牲口大批倒毙（！）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区里的头头也因这些事全部被枪决人
    　　区委书记来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个老农民间书记是否知道七年来集体农庄庄员靠劳动日没得到一克粮食，得到的只是麦举而且还不多。因这个问题老汉得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则是另一种遭遇。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儿卖死力气，总希望能挣到点什么。他真个地挣到了一颗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现在是否能归纳起来说，当时关进监狱的完全是些无罪的人呢？但是我们忘了说明，罪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则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用有罪与无罪这些落后概念来进行投机了严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机关历史上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是它们历史上的污点！不过这个回流是不大的，约占已经抓起来还没有判刑、还没有远送和没有死掉的总数的百分之一、二。数字不大，可是用得巧。这是从一个卢布找回的一个戈比，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叶若夫身上，巩固新上任的贝利亚的地位，为了使领袖形象更光辉，这样做是需要的。用这一个戈比就机巧地把整个卢布理进地里。如果这些人“弄清了问题，获得释放”，（甚至报纸都不打哆嗦地写到个别受诬陷的人）那就等于说其余被抓进去的肯定是坏蛋！而回来的人都一声不响。他们具了甘结。他们吓成了哑巴。群岛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间“乌鸦车”，白天游行队伍。
    　　而且，就在那几年内，根据包罗万象的五十八条的同一些分条，这个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说有谁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条不肯和才去断线学系的妻子的水流？在这个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电影院爵士乐队的全体成员被抓进监狱，因为说他们都是人民敌人，这件事就在当地现在有谁记得？有准注意到一九三九年从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投奔斯拉夫祖国苏联的三万名捷克人呢？不能担保其中没有个把间谍。他们全都被送进了北方劳改步（在战争时期捷克兵团就是从那儿冒出来）。啊，对不起，我们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乌克兰人、西部白俄罗斯人、后来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罗的海沿岸人以及摩尔达维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吗？我们的手足兄弟们原来都根本没有经过清理，于是一股一股的社会预防的水流就从那些地方涌出来了。捉拿太殷实、太有影响的人．也一并捉拿太独立不羁、太聪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过去属于波兰的省份里，特别集中地捉拿波兰人（正是在那个时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腾事件的蒙难者，为未来的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军队贮存了青饲料）。到处捕捉军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愈来愈沉默。他们失去了反抗运动的潜在领袖人物。大家都学会了识时务，旧关系、旧熟人都渐渐疏远了。
    　　芬兰留给了我们一条没有居民的峡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个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却对有芬兰血统的人实行搜捕和迁移。我们没有察觉这股小溪流：我们不是芬兰血统。
    　　把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叛国分子审理一这也是在对芬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尝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尝试！一然而真怪，我们却没有察觉。
    　　排练熟了恰好战争也就爆发了，同时又是大规模撤退。从准备放弃给敌人的西部各共和国里，应当赶紧在几天之内把还可以抓的人抓出来。在立陶宛，仓卒间丢下了整个部队、团队、高射炮营和炮兵营但却运出了几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里交给了盗窃犯去洗劫）。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开始紧急逮捕。但火烧眉毛，撤退的任务更紧。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类的整个要塞撤出来，但没有忘掉在利沃夫、罗夫诺、塔林及其他许多西部监狱的监房和院子里把政治犯枪毙掉。在塔尔图监狱里枪杀了一百九十二人，尸体扔进了井里。
    　　怎样想象这种场面呢？你什么也不知道，牢房的门打开，就向你开枪。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监狱的石墙，谁也听不见，谁也不会传出去。不过，据说，也有中弹后没有死的。我们也许还能读到一部关于这件事的书？
    　　一九四一年德军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断了塔干罗格，车站厂的货车里还留着待撤退的犯人。怎么办？总不能释放吧。也不能交给德国人。拉来油罐车，把货车车厢都浇上石油，然后点燃。全部都活活地烧死了。
    　　在后方，第一股战时的水流是一谣言传播者和恐慌制造者，这是根据战争最初几天颁布的法典外的专门法令逮起来的。这是试验性放血，是为了维持整体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条（那些在战争年代劳改营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于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点儿没有亲身去尝尝这个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面包店前排队，一个民警把我叫去并把我带走问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说情，那我一开头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后是未交出收音机或无线电零件者的水流。发现（根据告密）一个电子管就判十年。
    　　同时也出现了日尔曼族水流一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日尔曼族移民，以及在苏联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尔曼人。决定因素是血统，甚至国内战争的英雄和老党员，只要是日尔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统是根据姓名来判断的。设计工程师华西里·奥科洛科夫认为在设计方案上签这个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时还可以这样做）为罗伯特·施坦凯尔多漂亮！而且还设计了艺术字体写法现在却有口难辩，被当作日尔曼人抓起来“这是你的真名吗？从法西斯特务机关接到些什么任务？……”而那个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听的姓改成了科尔贝的唐波夫省人卡维尔兹涅夫是何时得到了与奥科洛科夫同样遭遇的？……
    　　日尔曼族的流放本质上与消灭富农一样，只是轻一些，因为允许携带较多的东西，并且不是送到那么致命的坏地方。至于法律形式，跟消灭富农一样，它也是没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几十万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这是君主的圣谕。此外，这是它第一次作这类的民族试验，这在理论上使他感到兴趣。
    　　从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涌出了突围者的水流。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是几个月前我国各城市用乐队和花束欢送过的。在此以后，他们遭遇了德军坦克的最沉重的打击，在普遍的混乱中，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没有当上俘虏。相反！他们结成分散的战斗小组，在德军的包围圈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突围出来。他们回来以后，非但没有像亲兄弟般拥抱他们（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这样做），让他们休整、探亲，然后归队反而被当作嫌疑分子编成丧失权利、解除武装的小队，带到审查甄别站，在那里，保卫部门的军官们一开始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甚至怀疑他们冒名顶替。审查的方法是交叉讯问、当面对质、互相供述。经过审查，一部分突围者重新获得自己原来的姓名、军衔和信任，编入各部队。另一部分，暂时是小部分，则构成了叛国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们得到五十八条1一乙，但起初，在标准制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战部队这样清洗。但是远东和蒙古还有一支庞大的不作战部队。不让这支军队生锈是保卫部门的一项崇高任务。哈尔钦河和哈桑湖的英雄们不作战闲话就多起来，再加上现在又让他们练习使用原来对自己的军人都保密的捷格嘉辽夫式自动步枪和团迫击炮。手里拿着这样的武器，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西线退却。隔着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他们怎么也搞不通，我们一天后退一百二十公里，不过是重复库图佐夫诱敌深入的策略。只有从东部军队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这个思想。嘴巴收紧了，信念也就成为铁的了。
    　　自然在上层人物中也出现了对退却负有罪责的人的水流（总不能是伟大的战略家对此应负罪责！）这是不大的半百人光景的将军流。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四一年十月就起解了。将军们中间最多的是空军将领空军司令斯穆什凯维奇，E·C·普图兴将军（他说：“早知如此我就先在生身父亲头上扔炸弹，然后再坐监牢！”）及其他一些人。
    　　莫斯科城下的胜利产生了一股新的水流：有罪的莫斯科人。现在定下心来考虑，发现那些既不逃走也不撤退，而是不害怕地留在受到威胁、连政府都迁走了的首都的莫斯科人是有嫌疑的：或者是有意破坏政府威信（五十八条10）；或者是有意等待德军（五十八条1一甲，同时援引十九条，这股水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喂养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侦查员）。
    　　不用说，五十八条10，ACA（反苏宣传）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整个战争时期笼罩着后方和前线。撤退出来的人如果讲述了退却的惨状（报纸上明明写着退却是有计划进行的嘛），得到这一条；在后方胡说口粮配给少的人，得到这一条；在前线胡说德军技术强大的人，得到这一条；一九四二年，不论在哪里，凡是胡说被围困在列宁格勒的人们正在饿死的人，都得到这一条。
    　　同一年，在刻赤失利（十二万人被俘）、在哈尔科夫失利（被俘更多）以后，在往南向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大退却的过程中还吸出了一条很重要的水流，那是不愿死守阵地、擅自后撤的军官和士兵，用不朽的斯大林的第二二七号命令的话来说，这些人使祖国蒙受的耻辱，是最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条水流没有到达古拉格，他们由各师的军事法庭作了加速处理，全部被赶进惩戒连而无影无踪地消耗在前沿阵地的红沙里。这是为斯大林格勒胜利奠基的水泥，但没有载入俄国的通史，而是留在下水道的专史之中。
    　　（顺便说，我们在这里试图探寻的只是从外界流进古拉格来的那些水流。至于在古拉格内部各贮水池之间的抽送，战争年代特别盛行的所谓营内判刑，则不在本章研究之列）。
    　　为了认真起见，也需要提一下战时的一些回流：上面提到的捷克入、波兰人、从劳改营释放出来送到前线的刑事犯，都是属于这一类。
    　　从一九四三年起，当战争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折以后，开始冒出一股来自原敌占区和欧洲的成百万人的水流，它的水量一年比一年充沛，直到一九四六年。
    　　它的两个主要部分是：
    　　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过的或给德军做过事的公民（给他们的是带“甲”字的十年：五十八一I-甲）；
    　　当过俘虏的军职人员（给他们的是带“乙”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乙）。
    　　每个留在敌占区的人总要生活，因此就要有所为，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与每天吃的饭一起给自己挣得未来的犯罪构成：如果不是背叛祖国，那至少也得落个资敌罪。然而实际上只要在身份证上注明曾在敌占区生活就足够了。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使那么广大的空间变得荒无人烟，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为了提高一般的觉悟，只把以下各类中百分之见的人有罪的、半有罪的、四分之一有罪的以及那些同他们在一道篱笆上晒过包脚布的人关起来就够了。
    　　但是只需要一百万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组成一打旺盛热闹的劳改点了。
    　　不要以为，诚实地参加过地下抗德组织就必定可以免于掉进这条水流。一个基辅共青团员由地下组织派到基辅警察局去做事，以便取得情报。小伙子诚实地向共青团组织送情报，但是我军一到，他却得到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既然在警察局供职，就不会不沾染上敌人的习气，也不能完全不执行敌人交给的任务。
    　　把在欧洲生活过的即便是当过东方奴隶的人判刑，更是心狠手辣。他只不过是看到过一小块欧洲的生活，并且可能讲出来，讲这些事，在我国从来叫人不舒服（当然，除了那些明智作家的旅途随笔以外），在破坏严重、生活无着的战后年代更是叫人不舒服。而要说在欧洲完全糟得很，根本不能生活，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大多数战俘，特别是那些在西方看到比德国死亡营稍多一点东西的战俘被判刑，正是这个原因，而根本不是单纯因为他们当了俘虏。
    　　这是慢慢显出来的。一九四三年就已经有一些乱淌的四不象的水流，如沃尔库达工地上。长期称为“非洲客”的那一批人。这是美军在非洲从隆美尔集团军中抓到的俄国战俘（“志愿兵”），一九四八年用十轮卡车经埃及一伊拉克伊朗把他们遣返祖国。在里海的荒凉海湾里，立即把他们圈进带刺的铁丝网，从他们身上撕下了军阶标志，搜光了他们的美国赠品（不用说，得利的是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因为还没有经验，既没有判什么刑，也没有适用什么条文，先一概送到沃尔库达，听候上面的专门指示。因而这些“非洲客”在沃尔库达的处境实在莫名其妙：没人看守，但没有通行证他们在沃尔库达一步路也不能走，而通行证他们是没有的；付给他们自由雇佣者的工资，但把他们当犯人使用。可是专门指示总不下来。把他们忘了……
    　　被扣留人员也一概当作战俘来判刑，从这个做法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上面讲的道理。例如，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口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劳改营里，他们已经闭口不谈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却不知怎地打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在报刊上刊登了一些诽谤性的报道。这时候，小伙子们已经分散到远远近近的各个劳改营去。突然，用特别通知书把他们全都集中到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喂得膘肥体壮，让他们留起了发式。让他们朴素大方地穿戴起来，进行了排练，谁该讲什么，并警告说，哪个混蛋要是讲的不一样，将在后脑门得到“九克”“一准备就绪后就把他们带到记者招待会去同外国记者和在瑞典时的熟人见面。过去的被扣留者显得精神饱满，讲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学习、工作。他们不久前在西方报纸上（要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报亭都有西方报纸出售）读到产阶级的诽谤，感到十分愤慨，大伙写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宁格勒来了（路费并没有使谁为难）。他们的红润润、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驳斥了报纸的造谣。羞惭的记者们纷纷去写道歉声明。对于所见所闻做另外的解释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们会后立即被带往澡堂，剃了头发，穿上以往的破衣烂衫，分送到原来那些劳改营去。既然他们表现得不负所瞩就没有再给任何人加刑。
    　　作为来自收复区的总流的一部分，一股接一股的犯了过错的少数民族水流迅速而集中地通过：
    　　在一九四三年加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
    　　在一九四四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如果没有正规军队和军用卡车去帮助机关，这些民族就不会那么有效而迅速地奔赴自己永远的流放地。部队雄赳赳地把山村包围起来，于是几百年定居在那里的人在二十四小时内以空降兵的神速动作被送到车站，装上列车一立即开往西伯利亚，开往哈萨克斯坦，开往中亚细亚，开往俄国的北方。刚刚过了一昼夜，土地和不动产就已经转归继承者们所有了。
    　　像在战争初期对待日尔曼族人那样，现在对这些民族也是只看血统，不登记造册，就送去流放党员也好，劳动英雄也好，还没打完的这场战争的英雄也好，都向那里流去。
    　　在战争最后两年，自然出现了一条德国战争罪犯的水流，这些人是从一般战俘营系统中挑出来，通过法庭转入古拉格系统的。
    　　一九四五年，对日战争虽然只打了不到三个星期，可是为了满足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紧急的建设需要，弄来了大量的日本战俘，从日本战俘当中也进行了挑选战犯送往古拉格的工作。（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是我仍然确信，对这些日本人的判刑大部分不可能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报复行动，是为拖长使用劳动力期限采用的手法。）
    　　从我们的军队打进巴尔干半岛的一九四四年底开始，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当它到达中欧的时候，顺着古拉格的渠道还流来了一条俄国流亡者（老年人是在革命时期离开的，青年人是在那里长大的）的水流。揪回祖国的通常是男人，让妇女和儿童留在侨居地（诚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抓，抓的只是那些二十五年来哪怕稍微表示过政治观点的，或者出国前在革命时期曾表示过观点的。对那些纯粹过着植物生活的人没有触动）。主流来自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较少；东欧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俄国侨民。
    　　与西边相呼应，一九四五年从满洲也涌出了一条流亡者的水流（有的木星马上逮捕：邀请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全家回国，在国内把家拆散，送去流放，或者关进监狱）。
    　　整个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有一条总算是真的反苏维埃政权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哥萨克一克拉斯诺夫分子、希特勒建立的民族部队中的穆斯林）的巨流向着群岛滚滚流去，他们中间有的是死心塌地的，有的是胁从的。
    　　与他们一起，抓获了不下一百万从苏维埃政权下逃出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难民。这些平民起初在盟军占领区成功地隐藏了起来，但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被盟国当局奸诈地送还到苏联手里。
    　　数目不详的波兰人一国家军的成员、米科瓦伊奇克的拥护者，在一九四五年经过我国监狱进入了古拉格。
    　　还有若干数量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
    　　从战争结束时起，后来多年不断地滚滚流淌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杰拉分子）的充沛的水流。
    　　在这个几百万人的战后大迁徙的背景上，很少有人察觉这样一些小股细流，如：
    　　勾搭外国人的女郎（一九四六一四七年）即允许外国人向自己献殷勤的女郎。对这些女郎依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治罪；
    　　西班牙子女就是那些在他们的国内战争时期被带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年了的人。他们虽然是我国寄宿学校里教育出来的，但同我们的生活却很不合拍，许多人闹着“回家”。也给了他们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特别顽固的一五十八条6，替……美国当间谍。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不忘记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一股短短的……神甫返流。是呀！真是奇迹！三十年来第一次释放神甫！说实在的，并没有到一个一个劳改营去找寻这些人，凡是外面的人记得并能说出名字和准确地点来的一就释放出来，以便加强正在重建的教会）。
    　　应当提醒大家，这一章决不企图列举所有肥沃了古拉格土地的水流而只举出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水流。好像上解剖学课程，详细描述了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可以接着从头详细描述淋巴系统。我们也可以接着从头考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普通刑事犯和真正的刑事惯犯的水流。这种描述也可能会占不少篇幅。这可能会使许多著名的、现在已经部分遗忘了的（尽管从来也没有用法律手续废除过）、给贪得无厌的群岛供应了丰富的人的原料的法令得到阐明。那是关于旷工的法令。那是关于生产劣质产品的法令。那是关于私自造酒的法令（贯彻这项法令的高潮是一九二二年，但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抓得很多）。那是关于惩治集体农庄庄员不完成规定出工天数的法令。那是关于在铁路上实施军事状态的法令（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本不是在战争刚开始时，而是在它的好转期）。
    　　按照古已有之的彼得大帝的传统，每颁布一项这样的新法令，就是当前最重要的法规，毫不考虑甚至不记得前一项法规。这些不接头的地方，要求法学家们去协调，但是他们干得并不热心，也不十分顺利。
    　　法令的这种脉动造成国内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奇怪景象。你会发觉，无论偷盗、杀人、私自造酒或强奸，都不是时而在这里或那里作案，都不是由于人的弱点、淫欲和放纵而偶然发生，不是的！全国的犯罪作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奸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对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应。每种犯罪好象自己凑上去挨法令的打击，以便尽快消失！只要英明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对某种犯罪的惩治办法，在全国各地这个种类的犯罪率立即激增起来。
    　　铁路军事化法令把战争年代铁路工作人员中占最大多数的妇女和少年赶上了军事法庭，他们没有经过兵营的训练，常常迟到和违反制度。关于不完成出工天数的法令简化了放逐那些不愿白干活的集体农在庄员的手续。如果以前为此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并适用“经济反革命”的条文，那么现在只要一纸区执委会批准的集体农庄决议就够了；而且庄员们本身知道尽管被流放，可是不被划成人民敌人，也觉比较轻快。（规定的出工天数在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对高加索人最优待七十五个劳动日，但连他们也有不少人被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去流放八年。）
    　　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们不打算对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作长篇大论的和富有成果的考察。只是既然已经讲到了一九四七年，我们就不能对一项最宏伟的斯大林的法令缄口不言。论述一九三二年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著名的“八月七日法”或“八七法”，依照这个法律，许多人因一颗穗头、一根黄瓜、两个土豆、一块木头、一轴线（在笔录中写的是“二百米缝纫用材料”。毕竟不好意思写“一轴线”。）而被关进狱中，刑期都是十年。
    　　但是，斯大林所理解的时代的需要在变化，在等待一场酷烈的战争时，十年好象是够了，现时，在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后，看起来就有点单薄了。于是又一次置法典于不顾，或者是因为忘记了已经有过许许多多关于偷盗的条文和法令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宣布了一项使它们一概不作数的法令，不知发愁的犯人们立刻把它命名为“六四”法令。
    　　新法令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它的新鲜：法令一出，这类犯罪就应当随之勃发，保证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优越性在于刑期：如果去剃穗头的，为了壮胆，不是一个乡下丫头，而是三个（“有组织的匪伙”），去偷黄瓜或苹果的是几个十二岁的淘气孩子，那么他们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劳改；在工厂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废除死刑前几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后，一个由来已久的歪理什么只有政治不检举行为才是国事罪如今被纠正了。现在对有关盗窃国家或集体农庄财产的不检举行为，也处以三年劳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颁布后的最初几年，成师的城乡居民被遣送去耕种古拉格群岛的土地，替代那里死绝了的土著居民。诚然，这些水流是通过民警机关和普通法院到那里去的，没有充塞战后年代本来就已经过分满溢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渠道。
    　　斯大林的这条新路线现在，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应当空前起劲、大量和长久地捕人当然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来。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监视明显加强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连斯大林的不讲理时代也是前所未见的“二进宫”的悲喜剧。
    　　用古拉格的语言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条命的不幸的人们，他们熬过了不堪设想的、难以忍受的十年，现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备受折磨、精疲力尽以后，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过短促的残生。但是某种野蛮的幻想（或者是固执的狠毒心肠，或者是不知厌足的报复心理）促使大元帅一胜利者发布一道命令：把所有这些残废人重新关起来，无须有新的罪过！往吞咽机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脚料，这甚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这样的命令。这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必要性要脾气之一例。
    　　于是，又来抓所有这些刚刚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来的人。来抓的人无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无精打采地去。他们对于全部苦难历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有问“为了什么？”也没有向亲人说“我会回来的，”他们挑些比较脏的衣服穿上，在劳动营制的烟荷包里装满马合烟，便去签署笔录（而笔录总共只有一条：“是你坐过牢吗？”一“是我。”“再坐十年。”）
    　　这时，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来的人关起来一这太少！还有他们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子女不是也应当关起来嘛！要知道他们一天天长大，还会想起报仇的（也许他晚饭吃得太饱，做了个和这类子女狭路相逢的恶梦）。经过考虑、估量，开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将领们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还不是全部！这样就开始了一条子女一复仇者的水流（十七岁的林娜·科萨列娃和三十五岁的叶林娜·拉科夫斯卡娅都落入这类子女行列）。
    　　在欧洲大混杂以后，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终于又把屋墙筑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钉得低低的，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把原来一九三七年的空气搞得浓浓的。
    　　于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连串地出现了。
    　　臆想的间谍（十年前是德田间谍，现在是英美间谍）；
    　　教徒（这一次多数是教派分子）；
    　　还没有斩尽杀绝的瓦维洛夫派和孟德尔派的遗传学家与育种学家；
    　　亲西方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吓掉的普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们（大学生从严）。时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国技术；
    　　BAII吹捧美国民主；
    　　III3崇拜西方。
    　　水流与一九三七年相似，价刑期则不相似：现在的标准已经不是那古旧的“十卢布纸币”，而是新的斯大林的“二十五卢布票子”。现在十年已经算是幼儿园的刑期了。
    　　从新颁布的泄露国家机密惩治法令中也涌出了一条不小的水流（认为是机密的有：区里的收成；任何一种流行病的统计资料；任何车间和小工厂的生产任务；民用机场的名称；城市公共交通路线；劳改营在押犯人的姓名），依这个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从来也没有被遗忘。在森林战场上怒气冲冲地捉到的班杰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着。同时，所有西部乌克兰的乡村居民，多少同游击队有过接触的（留他们住过一夜，给他们吃过一顿饭，没有告发他们），也得到十年劳改与五年流放。大约从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条班杰拉分子老婆的水流为了尽快收拾完他们的男人，以不检举的罪名给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时候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抵抗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从那里进涌出新的社会预防和保证实现集体化的强大水流。整列车整列车地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把城市居民和农民运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历史的节奏在这些共和国里发生了错乱。现在他们必须在压缩得短短的时期内重新走一遍全国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还有一条民族的水流亚速夫海沿岸、库班和苏呼米的希腊人涌往流放地。他们在战争年代可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父亲的事，现在父亲是不是为了在希腊遭到的失败拿他们出气呢？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个人丧失理智的产物。大多数希腊人去了中亚细亚的流放地，表示不满的进政治隔离所。
    　　在一九五0年前后，不知是同样为了出那场打输了的战争的气，还是为了和已经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亚转交给我们的马尔科斯起义军战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岛。
    　　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犹太人水流已经明确地露了头（从一九五①年起，他们已经作为世界主义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岛）。医生案件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策划的。似乎他要搞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然而，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图。上帝命令他好象借助于人之手一命呜呼了。
    　　前面的一番叙述看来足以表明，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
    　　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当你们悠然自得地从事于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搜集毕加索的图画、乘坐有包房的车厢去疗养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别墅的时候“乌鸦车”不断地在城里乱窜，国家安全人员在敲门和按门铃。
    　　因而我想，这篇叙述也证明了，“机关”从来没有白吃饭。

    　　——————

    第三章　侦查

    　　如果对契诃夫笔下那些老是猜想二十——三十——四十年后将是什么情形的知识分子回答说，四十年后在俄罗斯将有刑讯，将用铁环来箍紧脑门，把人放进盛有酸性液的浴槽中去，把赤身裸体绑起来的人丢给蚂蚁和臭虫去咬，用汽炉子上烧红的通条插进肛门去（“暗烙印”），用靴子慢慢踩压性器官，最轻的则是整星期不让睡觉、喝水，打得血肉横飞——那么不论哪一出契诃夫的戏都不能演到底，所有的主人公都会进疯人院。
    　　不光是契柯夫笔下的主人公，而且任何一个本世纪初的正常的俄国人，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党员，能相信、能忍受对光明未来的这种诽谤吗？这类事情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还可过得去，在彼得大帝时期已经显得是野蛮行为，在比伦时期还可能对十——二十个人采用，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就已经绝迹，——然而在伟大的二十世纪繁荣昌盛时期，在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设想的社会里，在天上已经有了飞机，已经出现了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的年代——这类事情却并不是由哪一个坏蛋，也不是在一个秘密地方干的，而是由几万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面野兽对于百万没有自卫能力的人进行的。
    　　只有现在闪烁其词地称之为“个人迷信”的返祖现象的大发作是骇人听闻的吗？也许我们在那些年代举行普希金的百年祭，不害臊地上演契诃夫那些已经得到答案的戏剧才是可怕的？或许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后还有人对我们说：这些事不要讲了！如果回忆千百万人的苦难，那就会歪曲历史的前景！如果刨根问底地探求我国风习的实质，那就会使物质上的进步黯然失色！最好还是去回忆鼓风炉、轧钢机、挖通的运河，不，运河不要回忆……那就去回忆科雷马的金子吧，不，这也不要……一切都可以回忆，但是要善于回忆，要歌颂……
    　　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咒骂宗教裁判。难道除了烧人的火堆就没有庄严的祈祷仪式了吗？不明白农奴制为什么使我们那么不喜欢。要知道并没有禁止农民每日去劳动。他可以在圣诞节挨门逐户去唱祝歌，而姑娘们在三一节还编制花冠呢……
    　　现今书写出来的和口头的传说加于一九三七年的独特性，一般人认为就是捏造罪名和进行刑讯。
    　　但这是不对的，不确切的。在不同年代，在几十年内，依照五十八条进行的侦查，几乎从来也不是查明真相，而只是履行项不可避免的肮脏手续：把一个不久前自由的、有时是高傲的、永远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人压弯，把他拖过狭仄的管道，管道配件的钩子会撕破他的皮肉，在那里他将透不过气来，这样他就会央求赶快上另一端去——可是另一端把他甩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群岛的一名现成的土著，而且直接掉进了那一块福地（傻瓜总是牵手牵脚不肯往前走，他以为管道也有往回的出口）。
    　　无文字记载的年代过去得越多，搜集幸存者们分散的见证就越困难。这些见证告诉我们，制造假案在机关成立的早期就开始了——这是为了使人感觉到他们经常的不可替代的救世活动，不然随着敌人的衰落，说不定在哪个倒霉的时刻机关就全消亡。从科瑟列夫的案卷中可以看出，契卡的地位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初就已发生动摇。阅读一九一八年的报纸时，我偶然碰到一则关于破获十人集团可怕阴谋的官方报道，这十个人想（还只是想！）把大炮拖到教养院的屋顶上去（瞧瞧那有多高）——并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他们是十个人（其中可能有妇女和少年），不知有多少门炮——这些炮是从哪里搞来的？口径多大？怎样顺楼梯推到阁楼上去？怎样在倾斜的屋顶上安放？可别在打炮时滚下去！为什么彼得堡的警察同二月革命作斗争时不把重于机枪的东西拿到屋顶上去？然而这个预示一九三七年社会结构的幻想作品是大家读过了的呀！相信了的呀！……显然，日后还会有人向我们证明，一九二一年的“古米廖夫案件”是一个假案。同一年梁赞的契一杯制造了关于当地知识界“阴谋”的一桩假案（但勇敢分子的抗议信还能到达莫斯科，于是案件就搁下了）。就在那一九二一年，处决了天然力促进会系统内的腐泥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们对那个时代俄国学术界的气质和情绪有足够的了解，狂热病的烟幕未能挡住我们观察那些年代的视线。我们大概不用进行考古发掘也能看清这种案件有多大价值。
    　　一九二0年十一月十三日捷尔任斯基在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中提到：契卡“常给一些诽谤性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
    　　E·多亚连科回忆一九二一年说：卢宾卡的囚犯接收站，四五十张木床，整夜带进来一批一批的妇女。谁也不知道自已犯了什么罪，共同的感觉是：无缘无故地捉人。全监室只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被抓——她是社会革命党人。雅戈达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么，为什么你落到这里来了？”意思是，自已说吧，帮忙安个罪名吧！关于一九三0年梁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们所讲的也绝对一样。普遍的感觉是，大家都是无缘无故地坐牢。实在找不到罪名，只好指控特-夫的姓是假的。（虽然姓是再真实不过，仍由特别庭给他扣上个五十八条10，三年）。侦查员不知找什么碴儿好，便问：“干什么工作的？”“计划员。”——“写份说明书来：‘工厂的计划和它的实现办法’。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了什么被捕的。”（他在说明书中会找出点什么头绪。）
    　　从那地方是回不来的，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习惯吗？除了一九三九年短暂的有意识的倒退动作外，审讯结果把人放出来的事，只能听到极少、极个别的传说。而且：这个人或者很快又被关进去，或者放出来是为了跟踪监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传说，机关的工作中是从来不出废品的，那么无罪的人怎样处理呢？……
    　　达里的《详解词典》做了这样一个区别。“调查不同于侦查之点是，它的实行是为了事先查证有无进行侦查的根据。”
    　　啊，神圣的天真！机关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调查！上面交下来的名单，或者最初的嫌疑，密人员的报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都会引起逮捕，随后必然认为有罪。给予侦查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来磨难、消耗、削弱受侦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赶快结束，即便用斧子砍头也罢。
    　　在一九一九年侦查员的主要手法就已经是：把手枪往上摆
    　　不仅政治罪的侦查这样进行，“普通罪”也如此。在审理燃料总管理局案件时（一九二一年），被告马赫罗夫斯卡娅申诉说，在审问时给她灌了可卡因。公诉人驳斥道：“如果她申诉说，她受到粗暴对待，用枪毙威胁她等也许这些勉强还可以相信。”手枪吓人地放在桌上，有时对准着你，侦查员就不必花力气去臆想你的罪状，而是：“说吧，你自己知道！”在一九二七年侦查员哈依金就是这样要求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在一九二九年也是这样要求维特科夫斯基的。四分之一世纪后也丝毫没有改变。在一九五二年，国家安全部奥尔忠尼启则市侦查处长西瓦科夫对第五次入狱的斯克里普尼科娃说：“狱医给我们的表报上说，你的血压是240／120。这太低，畜牲（她已经五十出头了），我们要叫你升到三百四，让你这条毒蛇断气，见不到青伤，见不到外伤，见不到骨折。我们只要不让你睡觉就能办到！”如果斯克里普尼科娃在通宵审讯后白天在监室里闭上眼睛，看守就会冲进来大声吼叫：“睁开眼睛，不然我就从床上把你倒拖下来，把你站着捆到墙上！”
    　　在一九二一年，夜间审讯是主要的。当时就用汽车的前灯照脸（梁赞的契卡，斯捷利马赫）。一九二六年在卢宾卡（贝尔塔·甘达尔证明），曾利用采暖设备一会儿向监室输进冷空气，一会儿输进臭气。还有闭塞式的监室，那里本来就没有空气，还要继续烘烤。好像诗人克留耶夫曾住过这种监室，贝尔塔·甘达尔也曾住过。一九一八年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参加者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卡西亚诺夫叙述说，把这种监室一直烤到身体毛孔出血为止，从监视孔里看见了这种情况后，便把囚犯放在担架上抢去签署笔录。“黄金”时期曾用过”热”法（以及“盐”法）。一九二六年在格鲁吉亚曾用烟卷烧灼受审讯人的手；在梅捷赫监狱曾把他们在黑暗中推到脏水池里去。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联系：既然无论如何要问罪——威胁、暴力、刑讯就不可避免，而且罪名越离奇，审讯也就应当越残酷，才能逼出供状。既然假案从来没有断过，那末暴力和刑讯也从来没有断过。这不光是一九三七年才有，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特征，是一般性的现象。所以如今在前犯人的一些回忆录中有时读到“刑讯是从一九三八年春天起得到允许的”，之类的话，令人觉得奇怪。能够制止机关实行刑讯的那种精神道德上的阻障从来也不存在。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周报》、《红色宝剑》和《红色恐怖》上，公开讨论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否能采用刑讯的问题。接后果来判断，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虽然不是全面的。
    　　关于一九三八年确切些应该这样说：如果说在这年以前，每个侦查案件采用刑讯时都需要办理某种手续，都需要取得许可（即使很容易取得），——一那末在一九三七——三八年由于非常的形势（要求在规定的短期内通过个别侦查机构把规定的几百万人犯送进群岛，而以前的大规模水流，为“富农流”和“民族流”，都未曾通过这样的机构。）允许侦查员根据他们的工作和规定期限的需要，无限制地、任意地采用暴力和刑讯。并且，对刑讯的种类也不作规定，容许各显其能。
    　　在一九三九年，这种全面广泛的许可被撤销了，重新要求对刑讯办理书面手续，并且可能并不那么方便（然而普通的威胁、讹诈、欺骗、用不让睡眠和关禁闭来消耗体力，从来也没有禁止过）。但是从战争本期起和在战后的年代已经明令规定了一定类别的囚犯，对他们预先允许采用种类广泛的刑讯。列入这里的，有民族主义分子，特别是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即有一个真的或者臆想的地下联络网，必须把它整个拽出来，必须从抓来的人嘴里搞出全部姓名。例如，在罗穆阿尔达斯·普兰诺·斯基留斯集团中约有五十名立陶宛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被控张贴反苏传单。由于当时立陶宛监狱不足，就把他们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韦利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一些人在那里受了刑讯，另一些人没有经受住双重的侦查工作制度，结果所有五十个人一个不剩地都招认了。过了一段时间，立陶宛来了通知，张贴传单的真正肇事者找到了，而所有这些人都毫不相干！一九五0年我在古比雪夫递解站遇见过一个从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来的乌克兰人，在追查“关系”和个人的时候他受到了各种刑讯，包括罚站禁闭室，这种禁闭室有一根插进来供一昼夜四小时睡眠时支撑用的小树棍。在战后曾对科学院通讯院士列维娜进行了残酷折磨。
    　　还有，把重口供、轻证据、轻事实这项“发明”归属于一九三七年，恐怕也不对。它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只有维辛斯基的精彩学说是赶在一九三七年提出来的。然而它当时仅下达到侦查员和检察长，是为了坚定他们的精神，至于我们这些局外人，又晚了二十年才知道——当它在报纸文章的从属句子和次要段落里当作一件早已周知的事情挨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原来，在那人们记忆中阴森恐怖的一年，安得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很想讹念为亚古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在他的一篇驰名于专业界的报告中，根据极端灵活的辩证法精神（无论国家的公民，以及现在的电子机器，我们都不许可按这种辩证法行事，因为对他们说来早就县县不是就是不是），指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判明绝对真理，而只能判明相对真理。由此他迈出了两千年来法学家们所不敢走的一步：那么可见侦查和审判所能查明的真相，也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在签署死刑判决时，我们反正永远也不可能绝对地确信，我们所处决的一定是有罪的人，而只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接近有罪的人，在某种假设上、在一定意义上有罪的人。也许维辛斯基本人当时对这种辩证法安慰的需要并不下于自己的听众。从检察长席上叫嚷“把所有的人都当作疯狗枪毙”的时候，他这个既凶恶又聪明的人心里明白，被告是无罪的。很可能，他和布哈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都曾抱着极大的热情致力于为法庭上的谎言进行辩证法的修饰：布哈林觉得，如果连个罪名都没有就死掉，未免太愚蠢、太窝囊——他甚至需要找到自己的罪过！而对于维辛斯基来说，感到自己是一个逻辑家总比感到自己是一个露骨的下流坯更愉快些。
    　　由此产生一个最实用的结论：寻找绝对的罪证（罪证都是相对的）、无疑的证人（他们可能说得不一致）是白费时间。至于相对的、近似的有罪证据，侦查员不用罪证也无须证人，不必走出办公室，“不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且依靠自己的党性感觉、自己的道德力量”（既依靠睡足了、吃饱了和不挨打的人的优越性）“和自己的性格”（下毒手的毅力），也能够找到。
    　　当然，这一套理论比拉齐斯的指示要雅致得多。但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在一件事上维辛斯基不够彻底，离开了辩证逻辑：不知为什么他同意子弹依然是绝对的……
    　　这样，先进法学的结论，沿着螺旋形的发展轨道，又回到了古希腊罗马前的或中世纪的观点。像中世纪的刽子手那样，我们的侦查员、检察长和审判员一致同意把受侦查的人的招认看做是有罪的主要证据。
    　　然而，朴拙的中世纪为了退出合意的供认，采用了戏剧性如壮观手段：拷问架、轮子、火盆、锯齿杆、插木橛子。在二十世纪，有了发达的医学和不少的监狱经验，认为利用这种强烈手段“加温”是多余的。在大规模应用时——是累赘的。并且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情况：斯大林从来也不把话说死，总是要下属们自己去领会，他则给自己留下后退的狼窟，好去写《胜利冲昏头脑》。对成百万人进行有计划的摧残，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不管自己的权力多大，斯大林对于成功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巨大的材料上作试验比在小材料上情形可能不同。但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的中央通令中有过关于“施加肉体影响”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始终应当披着天使般纯洁的法衣。因此，应当设想并没有开列过刑讯和凌辱方法的情冲印发给各个侦查员，而只不过要求每个侦查处在指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供指定数目的全部招认了的家兔。只不过讲过（口头上，但经常地），一切旨在实现崇高目标的办法和手段都是好的，谁也不会因受侦查的人的死亡而追究侦查员的责任；狱医应当尽可能少干预侦查的进行。想必曾经举行过同志式的经验交流，“学先进”；当然还宣布过“物质利益”原则——加夜班的高报酬，缩短侦查期的奖金；当然也曾警告过，没有完成任务的侦查员将要……现在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个省局出了问题，那么它的局长在斯大林面前是干净的：他没有发过用刑的直接指示。然而却保证了刑讯！
    　　一部分普通侦查员（不是那些发疯似地热衷的）懂得上司们在给自己留后手，也力求从比较温和的方法开始，而在加温时，则避免采用留下太明显的痕迹的做法：打出了的眼珠、揪掉的耳朵、折断的脊椎骨，就连遍体青紫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的各省局以及同一省局的不同侦查员那里，除了“熬鹰”之外，看不到整齐划一的刑讯方法。传说顿河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诺达尔的刑讯特别严酷，但没有证明材料。在克拉斯诺达尔想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办法：强迫被侦查人在空白纸上签字，然后自己填进假话。不过，还用得着刑讯吗？一九三七年牢房里没有消毒措施，伤寒肆虐，尸体留在拥挤的人群中五天不收，谁要是在号子里发了疯——拖到走廊里用棍子打死。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以所谓轻便手段为主（我们现在就将看到这些方法）。这是条不会出差错的路子。其实人的平衡状态真正界限是很厌的，因而要使一个普通的人失去自制能力，完全不需要拷问架、火盆。
    　　现在我们试着举出某些最简单的方法，这些方法摧折囚犯的意志和人格，而不在他的肉体上留下痕迹。
    　　我们先从心理方法说起，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准备自己去经受监狱苦难的家兔们说来——这些方法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即便你是有信念的，那也是不好受的。
    　　1从夜审开始。为什么主要的攻心战全在夜间进行呢？为什么机关从其初创起就选定了夜间呢？因为夜间从睡梦中被拖出来的（就连还没有受到“熬鹰”折磨的）囚犯，不可能象白天那么平稳和清醒，他较易受到影响。
    　　2用诚挚的语调进行说服。这是最简单的。为什么要玩猫捉老鼠呢？在其他受侦查人中间稍微呆过一阵以后，囚犯其实就已经懂得了总的形势。于是侦查员就懒洋洋地、友好地向他说：“你自己清楚，刑期是反正要得到的。如果你要抗拒，那末在这里，在监狱里，你就会拖垮、就会失去健康。而上劳改营去—一就会看到空气、阳光……因此还是立即签名为妙。”很合乎逻辑。如果问题只涉及自己，头脑清醒的人便同意签字。但这是罕见的。于是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对党员则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咱们国内供应不足，甚至有饥荒，那您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就应当决定：您是否能说这是整个党的过错，或者是苏维埃政权的过错？”“不，当然不！”——亚麻中心经理急忙回答。“那么您就拿出勇气把罪责自己承担起来！”于是他就承担起来了。
    　　3粗暴辱骂。方法很简单，但对于有教养的、娇生惯养的、气质柔弱的人可以发生很大效果。我知道两起神甫让步于普通辱骂的事件。其中一个（市蒂尔卡，一九四四年）由一名妇女负责审讯。起初他对这个妇女的彬彬有礼在监室里赞不绝口。但有一次他回来时郁郁不乐，好久不肯重复她那些淋漓尽致花样翻新的骂人话。（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引用她的一句妙语。）
    　　4心理对比的打击。出其不意的转变：整个审讯或者一部分审讯都是极端客气的，以名与父名相称，答应给予种种照顾。后来突然摇晃一下文件夹子：“嗨，毒蛇！后脑门给你九克！”接着伸直双手，好像要抓头发，好像指甲尖上还装着针，朝你慢慢逼近（对付妇女这种方法很有效）。
    　　另一方案：两个侦查员交替，一个拳打脚踢，另一个很可爱，几乎很亲切。受审问的人进入审讯室时每次都发抖——这次要见哪一个？对比之下情愿向第二个签署并招认一切，哪怕根本没有的事。
    　　5预先凌辱。在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三十三号”）的著名地下室里，在大街人行道的厚玻璃下（过去的仓库），叫等待审讯的人犯脸朝下一连几小时趴在大走廊的地上，禁止抬头，禁止出声。他们像做礼拜的穆斯林一样趴在地上，直到传带员前来碰碰他们的肩膀带去审讯。——亚历山德拉·奥-娃在卢宾卡没有作出所需的供述。把她转到了列福尔托沃。在那里的接收站上，女看守叫她脱掉衣服，把她光着身于关在隔离室里，然而中走了她的衣服，说是去消毒。马上来了一些男看守，从监视孔里窥看，哄笑并评论她的身体。—一如果普遍询问，想必还可搜集到许多例子。而目的是一个：造成精神颓丧的状态。
    　　6任何足以使受审问的人心慌意乱的方法。请看对莫斯科省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是怎样审讯的。女侦查员在审讯过程中自己三下两下脱光了衣服（脱衣舞！），但一直继续进行审讯，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走近他的身边，力争他在供述中做出让步。也许，这是她个人的一种需要，也可能是一种冷静的计算：受审问的人头脑一发昏就会签名！而她则丝毫也受不到威胁：有手枪、电铃。
    　　7.恫吓。最易采用和非常多样化的方法。往往与诱引、许愿（当然是假的）结合起来进行。一九二四年：“不承认，就得上索洛维茨去。谁承认，我们就放他。”一九四四年：“把你分到什么样的劳改营，全在我决定。劳改营与劳改营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还有了苦役营。你要是坦白—一就上轻松的地方去。要是抗拒—一二十五年戴上镣铐在地底下干活！”——拿另一个更坏的监狱进行恫吓：“要是抗拒，就送你到列福尔托沃去（如果你是在卢宾卡），到苏汉诺夫卡去（如果你是在列福尔托沃），那里就不会像这样和你讲话了。”而你已经习惯于想：在这个监狱里管理制度好像还过得去，那里谁知道会受什么罪？还有转监……让步吧？……
    　　恫吓对于那些还没有被捕、而暂时是用传票传到大楼去的人有很了不起的作用。他（她）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他（她）什么都怕——一怕今天不放回去，怕没收财物、住所。他情愿作出许多供述和让步，但求避免这些危险。她当然不知道刑法典，于是在审讯开始时至少要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伪造的法典摘录：“我已受到警告，凡作假证者……五年监襟”（实际上——第九十五条——一两年以下）……拒绝提供证词的—一五年……（实际上第九十二条——三个月以下）。在这方面已经通行了并且将永远会通行一种侦查方法：
    　　8谎话。我们这些羔羊们是不许撒谎的，而侦查员却经常不断地说谎话，所有这些条文对他都没有关系。我们甚至失去了提出“他说谎话该判什么刑？”这个问题的依据。他可以随便在我们面前放上多少份伪造我们亲人和朋友签名的笔录—一而这还算是一种很雅致的侦查手法呢。
    　　结合诱引和谎话进行的恫吓，是对传唤来作证人陈述的亲属施加影响的基本方法。“如果你不提供这样的（所需的）陈述，他将更糟糕……你将完全毁了他……（母亲听到后将作何感想？）只有在这张（塞给他的）纸上签名，你才能挽救（毁灭）他。”
    　　9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对受侦查人也很起作用。这甚至是最有效的一种恫吓手段，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可以摧毁无所畏惧的人（啊，这是多么有预见性的格言：“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敌人！”）。记得那个谜按人吗？他什么都忍受住了—一自己的痛苦、妻子的痛苦，而对女儿的痛苦却没有忍受住……一九三0年女侦查员里玛利斯这样进行威胁：“我们把你的女儿逮捕起来，把她同梅毒病患者关在一起！”还是个女人！……
    　　威胁把你心爱的人都关起来。有时带着音响伴奏：你的妻子已经抓进来了，她往后的命运全看你是否坦白。现在她正在隔壁房间里受审讯，听吧！果真隔墙有女人的哭声和尖叫声（其实这类声音都是相似的，何况还隔着一堵墙，而且你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度，你已经没有能力鉴别；有时这只不过是在放一张录有“标准妻子”声音的唱片——女高音或女低音，这是某人的合理化建议）。但接着已经不是弄虚作假，而让你通过玻璃门看到，她悲伤地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着，——不错！你的妻子！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走廊里！你的顽固不化毁了她！她已经被捕了！（而她只不过是用传票传来办理某项微不足道的手续，在约定的时刻放她通过走廊，但吩咐她，头不要抬起来，否则别想从这里出去！）——有时还给你念她的信，一点不错是她的笔迹：我和你脱离关系！我听到了你干的那些卑鄙事情，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既然这样的妻子、这样的信在我们的国家里未始不可能有，那末你就只好凭心灵判断，你的妻子是不是这样的？）。
    　　侦查员戈尔德曼（一九四四年）通过威胁向B·A·科尔汉耶娃索取咬别人的供词：“我们要没收你的房子，把你那些老太婆扔到街上去。”信念坚定的科尔涅耶娃丝毫也不为自己担心，她做好了受难的准备。但戈尔德曼的威胁对于我们的法律来说是完全现实的，她为亲人们忧心如焚。一夜之间几种笔录都被拒绝了，被撕碎了，最后到天亮时，戈尔德曼开始写第四稿，这次受控的只是她一个人，科尔汉耶娃便怀着内心胜利的感觉欣然签了名。连普通的人的本能——进行辩护和甩掉莫须有的罪名——我们都没有给自己保存下来。其实哪谈得上这个！能把全部罪责由自己承担起来，我们就很高兴了。
    　　像自然界中的任何分类没有硬性的界限一样，我们也做不到一清二楚地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区别开来。例如，象下面这样的玩意儿当列入何类：
    　　10.声法。叫受审问的人坐在六米——八米的距离之外，强迫他一直大声说话，重复自己的话。对于已经疲乏不堪的人这是不轻松的。或者一个侦查员用硬纸壳做两个喇叭筒，和另一个进屋来的侦查员靠近囚犯身边，对准他的两个耳朵叫嚷：“招认吧，坏蛋！”囚犯被震得发聋，有时便失去听觉。但这是一种不经济的办法，只不过是侦查员们在单调的工作中也想寻寻开心，于是就各显神通地想出一些花招。
    　　11呵痒。也是寻开心。把手脚绑起来或者按住，用羽毛往鼻子里呵痒。囚犯便天旋地转起来，他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是在往脑子里钻孔。
    　　12在被告的皮肤上掐灭烟卷（上面已经讲到）。
    　　13光法。关着囚犯的监室或隔离间里昼夜不灭的刺眼的电灯光，对于墙壁刷着白粉的小屋说来亮度大得过分的灯泡（小学生们和家庭主妇们节约下来的电力）。眼皮发炎，这是很痛的。而在审讯室里又有室内聚光灯对准了他。
    　　14别出心裁。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前夜，契博塔廖夫通宵十二个小时没有受审讯。不对：带去过好多次，契博塔廖夫，手背起来！带出监室，跑上楼，进了侦查员办公室。传带员退出。但是侦查员不提一个问题，有几次连坐也没有让他坐，拿起听筒就说：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来了人，带他回监室。身子刚落铺，门锁响了：契博塔廖夫，审讯！手背起来，到了那儿：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
    　　而一般地说，对犯人施加影响的方法可以在侦查室以前就开始采用。
    　　15监狱是从隔离室开始的，就是说从“匣子”或“立柜”开始的。一个人刚刚从外边被抓进来，正处于思绪起伏的高潮，决意要弄清问题，进行争论、斗争———一跨进监狱就被关进一个匣子，有时里面装着灯，他可以在那里坐下，有时是黑漆漆的，而且只能站着，还被门挤着，他被关在这里几小时，半昼夜，一昼夜。一切难以预料的时刻。也许他要一辈子被活砌在这里面了？他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他行不出来！这种心潮翻滚的最初时刻渐渐消逝。有一些人意志消沉了———正好在这时候就给他们来个第一次审讯！另一些人憋了一肚子火——那就更好，他们马上会侮辱侦查员，做出一些失策的事——那就更容易把案子给他们套上。
    　　16隔离室不够的时候还这样做。在新契尔卡斯克市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叫叶连娜·斯特鲁季斯卡娅在走廊里的凳子上坐了六昼夜—一让她不能靠，不能睡觉，不能倒下来，也不能站起来。这是六昼夜呀！你试试去坐上六小时！
    　　又一个方案，可以让犯人坐在像化验室椅子那样的高椅上，使他脚不着地，这样，脚很快就麻木起来。让他坐上八至十小时。
    　　有时，在审讯时，在囚犯一直有人盯着的情况下，要他坐在一张普通的椅子上、但要这样：坐在最边边上，坐在座位边缘的枝上（再往前些！持往前些！），让他刚好不滑下来，但要使椅子棱角在整个审讯时间内硌痛他的屁股。几小时不许他动一厂。光这些吗？不错光这些。你去试试！
    　　17因地制宜。隔离室可以用陷阱代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戈罗雀维茨军队集中营里就采用过这个办法。抓起来的人被推进这种深三米、直径两米的陷阱，让他几昼夜呆在露天，日晒雨淋，陷阱既是他的监室，又是他的厕所。三百克的面包和水，用绳子系着放下去给他。请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刚刚被捕，心里正像开锅似地翻腾着的人，处在这种境地是什么滋味？
    　　不知是因为给红军所有保卫部门下达过统一的指示，还是因为他们相同的野营生活，这种方法曾经非常盛行。例如，一九四一年驻扎在蒙古沙漠上的哈勒欣战役参战部队第三十六机械化步兵师里，对一个刚被捕的人，二话不说（保卫科长萨穆廖夫），交给他一把铁锹，命令他挖掘一个有准确尺寸的坟坑（这已经是与心理方法交织在一起）。当被捕者挖到超过腰部时，叫他停止，命令他坐在坑底，从外面已经看不见他的头。一名哨兵看守这样几个坑，四周好像是空无一人、在一片荒漠上，受侦查的人在蒙古酷热的白天头上没有遮盖，寒冷的夜晚身上没有衣服。什么刑讯都不搞——为什么要花费力气动刑呢？口粮标准是：一昼夜一百克面包和一杯水。丘利佩尼奥夫中尉是一个魁梧大汉，拳击运动员，二十一岁，这样坐了一个月。十天后，他满身虱子。十五天后才第一次传讯。
    　　18罚跪。——一不是在某种假借的意义上，而是在直接的意义上下跪，屁股本许贴脚后跟，腰背挺直。可以在侦查员办公室里或走廊上罚跪十二小时、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侦查员自己可以回家、睡觉、娱乐），有一套规定办法：罚跪的人身边设岗。哨兵按时轮换。让谁罚跪最合适呢？已经被压弯、已经准备投降的人。让妇女罚跪最合适。——一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讲述了这类方法的一种变体：让年轻的洛尔德基帕尼泽跪着，侦查员往他脸上撒尿！什么别的办法都攻不克的洛尔德基帕尼泽，却被这种做法摧垮了。可见，对付有傲气的人，这办法也很有作用……
    　　19要不就罚站。可以在审讯时罚站，这也能消耗他的体力。摧折地的精神。也可以让他在审讯时坐着但在两次审讯之间站着（设置岗哨，看守盯着不许靠墙，如果睡着了倒下来就踢，就拽）。要叫一个人变软，要他供什么就供什么，有时只要罚站一昼夜，就已经足够了。
    　　20每回连续三、四、五昼夜的罚站，通常不给水喝。
    　　越来越懂得要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配合起来。还明白了，所有上述的办法，都可以结合：
    　　21“熬鹰”。中世纪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方法的重要，因为它不知道一个人能在其中保持他的人格的范围是多么狭仄。不让睡觉（再结合罚站、干渴、强光、恐惧和对前途一无所知——你那些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能模糊神智、动摇意志，使人不再成为自己的“我”（契河夫的《想睡觉》，但是那里要轻得多，那里的小姑娘可以稍稍躺一下，息息精神，这样的一分钟就可以救命地使脑子清醒）。人的行动一半是无意识，或者完全是无意识的，因此就不要为他的供述见怪于他……
    　　请想象一个外国人，还是不懂俄语的，在这种神志模糊的状态中让他在什么东西上签字。一个叫尤普·阿申布伦纳的巴伐利亚人就这样签了字，承认曾在“杀人汽车”上干过。一九五四年在劳改营里他才得以证明，当时他在慕尼黑的电焊工训练班学习。
    　　话是这样说的：“你不肯坦白交代，所以不许你睡觉！”有时居心恶毒地不是叫他站着，而是叫他坐在特别引起睡意的软沙发上（值班的看守就在那个沙发上并排坐着，见他一眯上眼睛就踢他）。请看一个受害者（在此以前他刚在臭虫隔离室坐过一昼夜）怎样描写受刑后的感觉：“由于大量失血直打寒颤。眼皮发干，好像有人拿一块烧红的铁紧挨着你的眼睛。舌头干渴得肿起来，稍稍一动就像刺猥在扎。吞咽痉挛使喉咙像刀割一样。”
    　　“熬鹰”是一种伟大的刑讯手段，并且完全不留下可以看得见的痕迹，甚至连申诉的口实也不给你，哪怕从未见过的检查团突然降临。“没有让你睡觉？可是这里并不是疗养所呀！工作人员也跟你一起没有睡觉。”（他们白天已经睡足了。）可以说，“熬鹰”在机关军已经成了万应药剂，它由一种刑讯手段变成了国家安全部门的生活常规，因而是最省事的方法，不必设什么岗就能达到目的。在所有的侦查牢房里，从起床到熄灯，一分钟也不能睡觉（在苏哈诺夫卡，还在其他一些监狱里，为了这个目的，白天把床折到墙里，在另一些监狱里，根本就不许躺下，甚至不许坐着闭上眼睛）。主要的审讯都是在夜间进行。自动形成这种状况：谁正在受审讯，谁就在一星期内至少五昼夜没有时间睡觉（星期六夜里和星期目的夜里侦查员们自己努力争取休息）。
    　　22作为上述方法的发展——侦查员的车轮战术你不仅睡不了觉，而且接连三、四昼夜由侦查员轮流交替不断宙讯。
    　　23臭虫隔离室。上面已经提到过。在漆黑的木板钉的匣子里，繁殖了成百只、也许是成千只臭虫。关进去的人身上的外衣或军便服要扒掉，顿时间饥饿的臭虫从墙上爬下来。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纷纷落到他的身上。起初，他还猛烈同它们进行战斗，在自己身上、在墙板上掐死它们，被臭味熏得出不了气，但过了几小时后他就精疲力尽了，就乖乖地让它们吸血了。
    　　24禁闭室。监室不管怎样不好，但禁闭室总要比它更坏，从那里看，监室永远是天堂。在禁闭室里，人受到饥饿和一般是寒冷的折磨（在苏哈诺夫卡还有热禁闭室）。例如，列福尔托沃的禁闭室根本就不生暖气，暖气片只给走廊供暖，而在这“供暖的”走廊里，值班的看守还需要穿着毡靴和棉衣来回走动。囚犯被扒掉衣服，只剩内衣，有时只剩一条衬裤，他必须一动不动地（因为面积狭窄）在禁闭室里呆上三、四、五昼夜（热的烂菜场只在第三天才有）。在最初时刻你心里想，我恐怕连一小时也受不住。但某种奇迹使人挨过了五昼夜，也许从此落下一辈子的病根。
    　　禁闭室有不同类型：潮湿的，有水的。已经是战后了，在契尔诺维茨监狱里让玛莎·T光着脚在齐踝骨深的冰水里呆了两小时——招认吧！（她当时是十八岁，还多么怜惜自己的脚，还要带着这双脚活多少年呀！）。
    　　25，锁在站龛算不算关禁闭室的一个变种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对C·A·契博塔廖夫曾这样施刑：把他赤身裸体关在一个混凝土做的站龛里，在那里他既不能屈屈膝，又不能把手舒展一下换换位置，也不能转动头部。这还不算数。冷水开始一滴一滴往头顶上掉（多么高妙！……），于是一道道的小溪便顺着身子流下来。对他当然没有说明这只是二十四小时的事。可怕吗？不可怕吗？——但他失去了知觉，次日发现他好像已经死了，他苏醒过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用阿莫尼亚水、咖啡因、按摩身体才使他恢复过来。他好久想不起——一地从哪儿来，前夜发生了什么事情。整整一个月他甚至不适于受审讯（我敢于推测，这种站龛和滴水装置不是为契博塔廖夫一个人制作的。在一九四九年，我那个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同学也曾在类似的场所呆过，虽然那里没有滴水。在哈巴罗夫斯克与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之间，十六年内可能还有其他的点？）。
    　　26饥饿。在介绍配合施加影响的方法时曾经提到过。这不是什么稀见的方法：用饥饿迫使犯人招认。说实话，饥饿的因素，像利用夜间审讯一样，已经成为普遍的施加影响办法。贫乏的监狱口粮在不打仗的一九三三年是三百克，一九四五年在卢宾卡是一百五十克。因此，耍弄允许和禁止送牢饭，允许和禁止到小卖部买食物的游戏——这是使用于所有人的，是万能的办法。还有一种利用饥饿的特别强烈的办法：一个月期间只给丘利佩尼奥夫吃每天一百克的口粮——后来，把他从地坑里带出来，侦查员在他面前摆上一锅浮着一层油的红菜汤，放上半个斜着切下来的白面包（怎样切法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丘利佩尼奥夫今天仍然坚持说，切得实在太诱人了）。然而一次也没有让吃。这是多么老式、封建式、洞穴式的做法呀！只有一点是新鲜的，那就是实施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的人也讲到类似的做法，这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还要转述契博塔廖夫遭遇的一件事，因为它是配合方式的范例。把他关在侦查员办公室里七十二小时，唯一允许做的是带去上厕所。其余都不许：不许吃，不许喝（旁边就放着一瓶水），不许睡觉。在办公室里老有三个侦查员。他们分三班轮流工作。一个经常（默默地，丝毫也不打扰受侦查的人！）在写什么东西，第二个在沙发上睡觉，第三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要契博塔廖夫一打瞌睡，马上就打。然后他们换了角色（也许他们自己因工作上出了毛病正在受处分？）。突然给契博塔廖夫送来饭菜：油呼呼的乌克兰红菜汤，配有炸土豆块的煎肉排，装在水晶高预瓶里的红酒。契博塔廖夫因为一生厌恶酒类，所以不管侦查员怎样勉强（也不能过分勉强，否则就要搞坏这场游戏）还是不喝。吃过饭以后便对他说：这是你当着两名证人做的供述，现在签名吧！—一原来就是在一睡一醒的两名侦查人员在场时，默不作声地写成的那份东西。从第一页起，契博塔廖夫就看到，他同所有著名的日本将军有密切往来，并从他们那里得到间谍任务。于是他便开始一页一页地勾掉。他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了出去。而与他一起抓来的另一个中东铁路工作人员市拉吉宁，经过了相同的场面，喝了酒，迷迷糊糊地签了名——一结果被枪决了（对子饿了三天的人一杯酒就有多大力量呀！而这里是一大瓶呢）。
    　　27.不留痕迹的殴打，用橡皮棒打，用木裙子和砂袋打。打在骨头上，例如，审讯员用皮靴踢骨头几乎贴着肉皮的小腿，是很痛的。旅长卡尔布尼奇-勃拉文被接连打了二十一天（他现在说：“过了三十年，浑身骨头还都在发痛，头也痛。”），回忆亲自挨过的和别人讲的，他统计出五十二种打法。比方有这种做法：把手夹在专门的装置里——使被告的手掌平贴在桌上——用直尺边缘敲打关节——能让你嚎叫出来！是不是该把打落牙齿作为殴打的特殊形式单独提一提呢？（卡尔布尼奇给打掉了八颗牙齿。）
    　　一九四九年被捕入狱的卡累利阿省委书记r·库普里亚诺夫给打掉的牙齿有的是普通的，它们不算数，有的是金的。起初给收据，说是拿去保存。后来觉得不对头，便把收据收回了。
    　　每个人都知道，拳打腹腔神经丛能叫人暂时停止呼吸，但却留不下一点点痕迹。列福托尔沃监狱的西多罗夫上校在战后采用过用一只胶鞋向男人的睾丸发任意球的做法（被球打中过腹股沟的足球运动员会知道这种打法的分量）。这种疼痛无与伦比，一般会失去知觉。
    　　28在诺沃罗西斯克的内务人员委员部里，发明了一种夹钳手指甲的机器。后来在递解站看到许多诺沃罗西斯克犯人手指甲脱落。
    　　29还有和平衣呢？
    　　30还有折断脊椎骨呢？（也是那个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
    　　31上勒口（“燕子飞”）？这是苏哈诺夫卡监狱的方法，但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也使用它（侦查员伊夫科夫，一九四0年）。用一条粗布长巾勒住你的嘴（上勒口），再从背后把两端系在脚后跟上。就这样像个轮子似地，脊背咯吱作响，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让你肚子贴地趴上两昼夜。
    　　还需要继续列举吗？还要举很多吗？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
    　　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不过且听我往下说。无需这些刑讯，甚至无需最“轻便”的方法，就可以从大部分人取得供词，就可以把毫无防备的、挣扎着想回到自己暖窝去的羊羔用铁牙咬住。力量和处境的对比太悬殊了。
    　　啊，从侦查员的办公室里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
    　　你，甲，和你的朋友乙，彼此多年相识，彼此完全信得过，在见面时敢于谈谈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别人在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偷听你们。你们彼此也没有告发，绝没有。
    　　可是你，甲，不知怎么地被列入了计划，被揪着耳朵拉出羊群，关进监狱。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也许包括某人告了你的密，包括你为自己亲人担心，包括稍稍的缺觉，包括小小的禁闭室，你决定自己破罐子破摔了，但决不咬别人。于是你便在四个笔录上签名招认了，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你讲过关于领袖的笑话，希望第二候选人当选，所以你走进投票室里去想把选票上唯一的那个人涂掉，但是墨水瓶里没有墨水。还有，你的收音机有十六米的波长，你竭力想透过干扰从西方广播里听出一点什么。你的十年是保证木成问题了，然而肋骨却完整无缺，肺炎暂时也还没有，你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好像你应付得挺聪明。你已经在监室里表示，对你的审问想必很快就要终结了。
    　　但是你看！侦查员不慌不忙地欣赏着自己的笔迹，开始填写第五号笔录。问：你同乙是否交过朋友？是。你在政治问题上同他无话不谈吗？不，不，我不相信他。但你们经常见面吧？不很经常。嘿，怎么不很经常？根据邻居的陈述，仅仅最近一个月，某日，某日，某日，他就上你那里去过。去过吗？好吧，也许是这样。邻居注意到，你们从来不喝酒，不喧嚷，讲话很轻，走廊里都听不到（啊，朋友们，喝酒吧！打碎酒瓶吧！骂娘骂的声音响些！——这会使你们不受嫌疑！）——嗯，这又怎么啦？——而且你也上他那里去过，你在电话里说：我们俩那天过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夜晚。后来，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与他在大冷天站了半个小时，你们脸色阴沉，露出不满的表情，这里恰好有你们会见时的照片。（特务的技术，我的朋友们，特务的技术！）那末，—一你们在这次会见时谈论些什么？！
    　　谈论些什么？！……这是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想法——你忘记了你们谈论些什么。难道你非记住不可吗？好，就算忘记了第一次谈话。难道第二次也忘了！第三次也忘了？甚至那个内容充实的夜晚也忘了？还有—一在十字路口，还有同丙的谈话呢？还有同丁的谈话呢？不，你想，“忘了”—一这不是出路，这上面站不住脚。于是，你那受到逮捕的震荡的、因恐惧而受伤的、由于缺觉和饥饿而变昏沉的脑子，便上下求索，以期找到一套巧妙的比较近乎情理的说法来把侦查员蒙混过去。
    　　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们谈论了冰球（这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太平无资的，朋友们！），谈论了女人，甚至谈论了科学，那还好，可以复述一遍（科学———距冰球不远，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中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因此可能会粘上关于泄露机密的法令）。可是如果实际上你们谈论了城里最近又在抓人？谈论了集体农庄？（当然说集体农庄里不好，因为谁会说它们好呢？）谈论了降低计件工资额？瞧你们在十字路口板了半小时的面孔——你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也许，乙已经被捕（侦查员向你担保说——一是的，并且已经把你供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带来当面对质）。也许他正泰然自若地坐在家里，但马上就会从那儿给拉去审讯，并会同他核对你们那时在十字路口板着脸说了些什么？
    　　现在，事过之后，你才明白：生活是这样的，当你们每次分手时，你们都应当商量好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时，不管怎么审问，你们的供词就会口径一致。但是你们没有说好？你们毕竟没有设想到，这是怎样的热带丛林。
    　　说你们约好去钓鱼？而乙却可能说根本没有谈过什么钓鱼，说的是函授教学。你非但不会顺利通过侦查，反而会把结子系得更紧：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你闪出一个念头—一成功的还是致命的？——应当说得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当然，要磨平一切棱角，去掉一切危险的东西）——一人们不是说，谎话永远应当说得接近真实吗。也许，乙也能想到该这么办，说出些离这不远的话，双方供词在某些方面能碰上头，于是就不再纠缠你们。
    　　过了许多年你会明白过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明智的想法，装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傻瓜要正确得多：我自己过的日于一天也记不得，就是打死我也记不得。但你是三昼夜没有睡觉。你费好大劲儿才能留意自己的思想，留意在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况且不给你一分钟思考的时间。况且一下子两个侦查员（他们喜欢彼此往来串门）缠住你不放；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于是你就供述：谈到集体农庄（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很快就会上去），谈到降低计件工资额……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对降低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正常人说的话，又会搞得不像真的。要完全像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
    　　而侦查员是亲自作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将来有一天乙会责怪你：哎，笨蛋，我说的是—一我们约好了去钓鱼……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滑、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在《罪与罚》里，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出了一个非常透彻的看法，这个看法只有自身经历过这种猫捉老鼠游戏的人才能得出来—一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需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地给我端上来。是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河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然而，屠夫侦查员抓的不是这种连贯性，而只是三言两语。他是知道什么货色什么价钱的。而我们却毫无准备！……
    　　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育和培养就是如何去掌握自己的专业、履行公民义务、服兵役、练身体、端正品行、甚至养成审美能力（这方面马马虎虎）。但是，无论上课、教育、经验都一点也没有提示我们经受生活的最大考验：无缘无故的逮捕和无事生非的侦查。小说、戏剧、电影（它们的作者们自己最好去喝一喝古拉格这杯苦酒！）把坐在侦查员办公室的人给我们描绘成真理和仁爱的骑士，像我们的亲爹。——一什么题目的课没有给我们讲过呀！甚至拿它们考得我们满头大汗——一但是谁也不会讲一堂关于刑法典的真实含义和广义解释的课，而且这些刑法典在图书馆不开架借阅，在书亭里不出售，到不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手中。
    　　好像是童话，据说在三海之外的某个地方，受侦查的人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这就是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刻，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通晓一切法律的清醒头脑！
    　　我们的侦查工作原则，还在于不许受侦查人对法律有任何了解。
    　　出示起诉书……（对话：“在上面签名吧。”“我不同意起诉书。”“签名吧。”“但我什么罪过也没有呀！”）……你依照苏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第2款和第五十八条11受控诉。签名吧！——但这些条文说的是什么呀？让我看看法典！—一我没有法典。——那就上处长那里去拿来！——他也没有。签名吧！——但我请求给我看法典！—一规定不许给你看，它不是为你写的，而是为我们写的。而且你也不需要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条文说的正好是你犯的那些罪。而且现在让你签名并不是要你同意，而是证明你已经读过了，证明起诉书已经给你看过。
    　　在其中的一张纸上突然闪出一种新的字母组合：YIIK（刑诉法典）。你起了戒心：YIIK同YK（刑法典）有什么区别呀。如果碰上侦查员心情舒畅，他会问你解释：这是刑事诉讼法典。怎么？那么说，甚至不是一本，而是整整两大本法典你都一无所知，可是眼下正根据它们的规定开始了对你的惩治？！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年、后来又过了十五年。在我的少年时代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青草。刑期已经服满，甚至无期的流放也已结束。但不论什么地方—一不论在劳改营的“文比教育”处，不伦在区图书馆里，甚至在中等城市，—一我眼里没有见过、手里没有拿过、不能买到、不能搞到甚至不能询问苏联的法典！而且，我所熟识的那些经过了侦查、法院并且不止一次被劳改和流放的几百万囚徒——其中也没有一个人眼里见过法典，手里拿过法典！（深知我国的多疑气氛的人懂得：为什么不能在人民法院或区执行委员会询问法典。你对法典的兴趣将会是一种非常的现象：或者你正在准备犯罪，或者想湮灭罪迹！）
    　　只有当两个法典结束了自己的三十五年存在的最后日子，只有当它们应当被新法典代替的时候，——一只是那个时候，我才在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售货柜上看到它们，两个平装的小兄弟，yk和yllK（因为已经无用便决定把它们放出来）。
    　　我现在深受感动地阅读着。例如，刑诉法典规定：
    　　第136条—一侦查员无权用暴力和威胁的方法强迫被告
    　　供述或招认。（预见得多么清楚！）
    　　第111条——一侦查员还必须查明证明被告无罪的情节，
    　　以及减轻其罪责的情节。
    　　（“我可是在十月革命期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呀！……我枪毙了高尔察克！……我清算过富农！……我给国家节约过一千万卢布！……我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两次负伤！……我得过三次勋章！……”
    　　我们并不是为这个审判你——历史张口露出了侦查员的牙齿，——你做过好事——这与案情无关）。
    　　第139条——被告有权亲笔书写供词，并要求对侦查员
    　　书写的笔录加以修正。
    　　（哎，要是及时知道这条多好！正确些说：如果实际上真是这样多好！但是像乞求恩典似的，我们总是徒然地请求侦查员不要写上“我的卑鄙谰言”来代替“我的错误言论”，不要写上“我们的地下武器库”来代替“我的生了锈的芬兰刀”）。
    　　啊，要是给受侦查人先上一课监狱学多好！要是进行侦查工作时先排演一下，然后再来真的多好！……对一九四八年的二进狱者就没搞过这种侦查把戏—一因为那是白费劲。但初进狱者没有经验、没有知识。并且无人可与商量。
    　　受侦查人的孤独！—一这就是不公正的侦查获得成功的又一个条件！整个机关扑上去摧毁这个孤独的受压的意志。从逮捕那一刻起，以及在侦查的整个最初突击期，囚犯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在监室里，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侦查室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应当与自己的同类接触，不应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机关尽一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来，歪曲他的现在：把他的亲友都说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证说成是已经找到的。夸大自己对他及其亲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夸大自己给予饶恕的权利（机关根本没有这种权利）。把真诚“海改”同减轻判决和劳改营待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根本就不存在）。当囚犯惊魂未定、受尽痛苦并失去自制能力的短短时期内，从他嘴里尽可能多取得一些不能翻悔的供述，尽可能多牵进一些清白无辜的人（有的人精神颓丧到那种程度，甚至请求不要向他们念笔录，受不了，拿来签吧！拿来签吧！）—一只在那以后，才从单人监室放他到大监室去，在那里他将后悔莫及地发现并回味自己的错误。
    　　在这个决斗中怎能不犯错误呢？谁能不犯错误呢？
    　　我们说过“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但是在三七年（还有四五年）监狱发生人满之患的时候，这个新抓来的受侦查人的理想的孤独原则无法得到遵守。囚犯几乎从最初几小时起就处在人烟稠密的集体监室中。
    　　但这也有它的优点，可以弥补不足。监室的拥挤不仅代替了狭小的单人隔离室，它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刑讯，特别可贵的是，这种刑讯长达整整的几昼夜、几星期—一并且侦查员不用花任何精力：刑讯囚犯由囚犯自己未进行！监室中挤进了那么多的囚犯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小块的地方，人踩着人，甚至根本不能移动地方，彼此坐在脚上一例如，一九四五年在基什尼奥夫的羁押所里一个单人监室塞进一了十八个人，一九三七年在卢甘斯克——十五人，而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一九三八年在定员二十五人的布蒂尔卡标准监室中蹲在一百四十人中间。他对牢房生活描写得很好。厕所这样拥挤，以至一昼夜只让解一次手，有时甚至是半夜去，放风也这样！他在卢宾卡接收站“狗窝”里曾经计算，整整几个星期内，每一平方米的地面平均同时要摆三个人（请合计一下，请安排一下！）在“狗窝”里，没有窗和通风装置，由于体温和呼吸，温度高达四十至四十五度，大家都只穿一条村裤（冬季衣物垫在自己身下），他们的赤裸肉体挤在一起，由于别人的汗水，皮肤长上了湿疹。他们就这样几星期地蹲在那里，既不给他们空气，也不给他们水喝（除了烂菜汤和早上的一杯茶）。
    　　这一年在布蒂尔卡新被捕的犯人（已经过洗澡房和隔离间的处理）几昼夜坐在楼梯台阶上，等待起解的犯人腾出监室。特-夫早七年，即一九三一年在布蒂尔卡蹲过，他说，板铺下都塞得满满的，犯人们躺在沥青地上。我晚七年即在一九四五年蹲过——同样的情况。但不久前我从M·K·勃-契得到了一份关于一九一八年布蒂尔卡拥挤情况的宝贵的个人证明：在那年十月（红色恐怖的第二个月），挤得那么满，甚至在洗衣房里设置了七十人的女监室！那末，布蒂尔卡什么时候空过呢？
    　　如果再加上用马桶代替上厕所（或者相反，从一次上厕所到另一次上厕所之间，在监室里没有马桶，像在西伯利亚某些监狱里那样）；如果再加上吃饭四人合用一个钵子，并且还相互坐在膝盖上；如果时而拉出什么人去审讯，时而推进个挨过毒打、困倦不堪、浑身瘫软的什么人；如果这些瘫软的人们的样子要比侦查员的任何威胁更有说服力；一个等了几个月还没有传讯的人会觉得，任何一种死亡，任何一种劳改营似乎都比他们的扭曲的姿态轻松得多——这种种也许完全可以代替理想的孤独状态？并且在这样乱七八糟的人堆里，向谁讲心里话，很不好下决心，也并不是经常能找到一个能商量事情的人。因此对于刑讯和毒打，当侦查员拿它作威胁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就相信，而一看到受过刑讯的人们，你便深信不疑了。
    　　受害者会亲口告诉你，怎样往喉咙里灌盐水，然后一昼夜在隔离室里受干渴的折磨（卡尔布尼奇），或者，用擦板擦背直到出血，然后再涂上松节油（鲁道夫·平措夫旅长两者都尝到了，而且还用针插进他的指甲，灌水直到要把肚子胀破——逼他在笔录上签名，招认他想在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上把坦克旅开向政府领导人）。从全苏自然科学家协会前艺术部主任亚历山德罗夫那里，可以获知阿巴库莫夫本人是怎样打人的（一九四八年），亚历山德罗夫被打断了脊椎骨，身子向一侧倾斜，他失去了抑制眼泪的机能。
    　　是的，是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决不鄙弃这种粗活（亲临前沿的苏沃洛夫！），他喜欢有时亲手拿拿橡皮棍。他的副手留明就更乐意打人。他是在苏哈诺夫卡的“将军”侦查办公室里干这种活的。办公室有核桃木的护墙板，门窗上挂着丝绸帘子，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幅波斯地毯。为了不弄坏这件漂亮东西，给准备挨打的人在地毯上铺了一条肮脏的血迹斑斑的长垫子。在拷打时作留明助手的不是普通的看守，而是一名上校。留明抚摸着直径四厘米的橡皮棍，客气地说：“这么说来，您光荣地经受住了‘熬鹰’的考验（一个月不让睡觉，亚历山大·多尔甘是靠耍滑头才支持下来的——他站着睡）。现在我们拿棍子试试。我们这里没有人能支持两三场的。请您褪下裤子，请趴在垫子上。”上校骑在挨打者的背上。多尔甘想计算打击的次数。他还不知道，由于长期挨饿，屁股已经塌下去，橡皮棍打在坐骨神经上是什么滋味。感到痛的不是挨打的地方，而是头痛欲裂。在第一下打击后，挨打者就痛得失去理智，用指甲乱抓垫子。留明继续打，力求打到点子上。上校用他那肥胖的身躯使劲压住——这正是为权力无边的留明当助手的、肩章上有三颗大金星的人该干的工作！（在一场以后，挨了打的人就不能走路了，当然不是把他抬出去，而是在地上拖出去。臀部很快就痛得扣不上裤子，伤痕却几乎没有。发作了一场很厉害的腹泻，而多尔甘坐在自己的单人监室的马桶上却哈哈大笑，他还要去挨第二场，第三场，打得皮开肉绽，留明狠劲上来，动手朝他肚子上揍，打破了腹膜，肠子流下造成严重的疝气，他得了腹膜炎，拉进市蒂尔卡医院，强迫他干缺德事的企图也就暂时歇手了。）
    　　你也会受到这种折磨！在这种场面以后，基什尼奥夫的侦查员丹尼洛夫用通条打维克多·希波瓦尔尼科夫神甫的后脑壳，揪住发辫拉来拉去，简直像是父亲的爱抚（对神甫这样揪方便些，对普通俗人则可以揪住胡子从办公室的一角拖到另一角。而对付李哈德·阿霍拉——芬兰赤卫队员，追捕悉尼·雷利的参加者和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时的连年——一的办法是用钳子夹住他那大八字胡的一端把人提起来，一会儿又夹住另一端，各持续十分钟，不让脚着地）。
    　　但最可怕的是用下面的办法来对付你：扒掉你下身的衣服，让你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帮手们（可爱的军士们）坐在腿上、抓住你的手，侦查员——女人也不嫌弃这种事—一站到你叉开的两腿中间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个某个时候曾经使你成为男人的东西，逐渐地、有节制地、但越来越用力地往地上压，一面瞧着你的眼睛并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问题或出卖人的建议。如果他没有过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还有十五秒钟可以喊叫出来，说你一切都招认，说你决意让那些被你咬出的二十个人坐牢，或者在报刊上诋毁任何你视为最神圣的东西……
    　　让上帝而不是人们去责备你吧……
    　　派进监室来的“耳目”轻声说：“没有法子！全招了吧！”
    　　头脑清醒的人说：“简单的盘算：留得青山在……！”
    　　牙齿已经没有了的人朝你点头：“人家以后不会给你安牙。”
    　　深知底细的人作结论：“招认也罢，不招认也罢，反正要判刑。”
    　　还有什么人在角落里预言：“不签名的，他们要枪毙！为了报复，为了使他们在侦查当中干的事不留痕迹。”
    　　要是你死在审讯室里，他们就向亲属宣布：“判了劳改，剥夺了通信权。”让他们去找吧。
    　　如果你是个正统派，那末就会有另一个正统派靠过来，怀着敌意看看四周，免得局外人偷听，开始热烈地对你做工作：
    　　“我们有义务支持苏维埃的侦查工作。我们周围充满了战斗。怪我们自己：我们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有这种腐烂东西在国内繁殖起来。正在进行着残酷的秘密战争。这里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敌人，你听见他们的言论吗？党并没有必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报告——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既然这样要求，那就应当签名。”
    　　还有一个正统派悄悄凑近来说：
    　　“我签名咬出了三十五个人，所有的熟人都咬出来了。我也劝你：尽可能多说出一些姓名，尽可能多拉一些人进来！那时就会明白，这是瞎扯淡，就会把大家放了。”
    　　这正中机关的下怀！正统派的自觉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的自然地合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正需要这把姓名的折扇，正需要姓名的这种扩大再生产。这也正是他们工作质量的标志和抛出新套索用的木橛。“同谋！同谋！思想一致的同伙！”——硬逼着每一个人交代。（据说，P·拉洛夫交代说红衣主教黎塞留是他的同谋，把他写入了笔录——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恢复名誉时的那一次审讯，谁也没有感到奇怪。）
    　　正好说到了正统派就再说一点。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刊，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受惩办。而且今天头顶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大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末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那该怎么办呢？你——一个触肤知痛的、柔弱的、眷恋亲人的、毫无准备的人，怎样才能顶得住？
    　　要能够强于侦查员和整个这种圈套需要什么呢？
    　　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门口就应当对自己说：生命已经完结，稍稍早了一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永远也不会重获自由，我已注定灭亡——现在或者略迟一些，但迟些将更难受，还是早一些好。财产我再也没有。亲人们对我说来已经死了——我对于他们说来也已经死了。我的肉体从今天起对我已经无用，非我所有。只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
    　　在这样的囚犯面前——侦查机关将会发抖；
    　　只有割断一切尘念的人才会取得胜利！
    　　但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呢？
    　　例如，别尔佳耶夫小组里有的人被变成了审判庭上的傀儡，而拿他本人却没有办法。本想把他拉进这一场审判，两次逮捕，曾带到（一九二二年）捷尔任斯基那里去进行夜间审讯，加米涅夫也坐在那里（可见他也不嫌弃通过契卡来进行思想斗争）。但别尔佳耶夫没有卑躬屈膝，没有央告，而是坚定地阐述了作为他不接受俄国现政权的根据的那些宗教和道德原则，结果，他们不仅认为让他出庭没有好处，而且把他释放了。人竟出了观点！
    　　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一九三七年布蒂尔卡板铺上的邻居，一个老太婆。每夜都审讯她。两年前，一个从流放地逃跑出来的过去的大主教曾在她家借宿过。“可别说是过去的，他是现在的！不错，我有福气接待了他，”“好，那他以后从莫斯科出来到谁那里去了？”“我知道，就是不说！”（大主教通过教徒的关系逃到了芬兰）侦查员换了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在老太婆的脸前晃拳头，而她对他们说：“你们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剁成碎块也没用。其实你们害怕长官，互相害怕，甚至害怕把我杀死（“线索断了”）。可我什么也不害怕！就是马上去见上帝也行！”
    　　在三七年也有过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从审讯室回到监室来取行囊。他们选择了死亡，但没有株连任何人。
    　　不能说俄国革命者的历史给过我们坚强不屈的范例。但这里无法比较，因为我们的革命者从来也没有见识过拥有五十二种方法的这种真正的好的侦查工作。
    　　舍什科夫斯基没有摧残拉季舍夫”。拉季舍夫根据当时的惯例也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儿子们将依然会当近卫军官，并且谁也不会断送他们的前程。谁也不会去没收拉季舍夫的世袭领地。但这个卓越人物到底还是在他短短两星期的侦查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放弃了自己写的书——并请求宽恕。
    　　尼古拉一世没有这份聪明——把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抓来逼她们在隔壁公事房里尖叫或者对十二月党人本人用刑，——不过他也没有这种需要。对十二月党人的侦查完全是自由的，甚至把问题送进单人囚室让他们事先考虑。没有一个十二月党人后来回忆说他的回答被人曲解。不追究对“暴动准备”知情不报的责任。被判刑者的亲属也没受到任何牵连（关于这一点，有沙皇的特谕）。但是，甚至雷列耶夫也是“详尽坦白，毫无隐瞒”地回答问题。甚至彼斯捷尔都分裂出来了，供出受他委托埋藏《俄国法典广的诸同志，以及埋藏地点声很少一些人，像卢宁那样，显示出对侦查委员会的不屑和蔑视。大部分人表现得平平庸庸，互相攀扯，许多人低首请求宽恕！扎瓦利申把一切都推在雷列耶夫身上。E·11·奥波连斯基和C·11·特鲁别茨科伊甚至赶紧咬出格里鲍耶陀夫来——这点，连尼古拉一世也不相信。
    　　在《仟悔书》里巴枯宁在尼古拉一世面前卑躬屈节地向自己脸上吐口水，从而逃脱了死刑。精神的渺小？还是革命的狡计？
    　　好像，承担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任务的那些人应当是因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而被选中的吧？可是，格里涅维茨基与沙皇同归于尽，而雷萨科夫却活着并落到了侦查机关的手中。就在当天他已经败露了秘密接头住所和参与密谋的人，由于害怕断送自己的年轻生命，就急忙把比预期能从他那儿得到的更多的情报告知了政府！他悔恨交加，不知所云，他建议“揭穿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秘密”。
    　　在前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受侦查人如果认为所提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当即把问题撤回。——一九三八年在克列斯特监狱，老政治苦役犯泽林斯基像小孩那样被扒下裤子用通条抽打了一顿以后，回到监室痛哭流涕地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一再举一个例子。从一篇现代的研究文章中我们得知，宪兵们拿走了列宁的《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一文的手稿，但是没有能够通过它追查出作者来。
    　　“在审讯中，不出所料（这里和以后的着重点都是我加的—一作者注），宪兵们从瓦涅耶夫（大学生）处了解到的东西并不多。他总共只不过告知他们，在他那里发现的手稿是搜查前几天由一个他不愿说出姓名的人放在一个包着其他东西的大包里拿来交他保存的。侦查官毫无办法（怎么？那淹到踝骨的冰水呢？盐水呢？留明的棍子呢？……），只能把手稿送去鉴定。”结果竟是一无所获——一看来佩列斯韦托夫本人是熬过了若干年监牢生活的，他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来，如果有一个《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文稿的保存者坐在侦查员面前，侦查员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C·11·梅利古诺夫回忆：“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的回忆中的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
    　　这里有一个观念的差距，这里完全是另一种尺度。正如果戈理时代以前的盐粮贩子不能领会喷气式飞机的速度一样，不经过古拉格接收站绞肉机的人，是不能完全认识到侦查机关的一大神通的。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尤莉娅·鲁米扬采娃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内部监狱，为了查明从这个集中营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绝回答！对于不知底细的读者来说，这是英勇精神的范例。对于具有古拉格痛苦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是侦查员颟顸迟钝的范例：尤莉娅没有在刑讯下死亡，没有被逼得发疯，而是在一个月后活得好好地干脆被放了出来！
    　　这类应当使自己心如木石的想法，当时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我非但没有割断温情脉脉的尘缘的准备，连那几百支法贝尔牌的战利品铅笔在逮捕时被没收，还长久地使我耿耿于怀。后来从漫长的监狱岁月中回顾对自己的侦查阶段，我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豪。我，当然，本可表现得更坚强些。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神智昏沉，精神颓丧。这些回忆所以没有使我感到内疚，只是因为，谢天谢地，我避免了株连任何人。可是已经差一点落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与我的同案人尼古拉B）的陷入囹圄带有孩子气的性质，虽然我们已经是前线的军官了。战时我与他在两个战区作战，互相之间通信，明知部队有检查信件的制度，却忍不住在信里几乎公开地表示对最最英明的人的政治不满和责骂，该写父亲的地方，我们使用了一眼能看穿的“贼头”这个代号（后来我在监狱中讲述我的案情时我们的幼稚只是引起了讪笑和惊奇。人们对我说，这样的傻瓜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也相信这一点）。突然，我阅读关于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案的研究著作时发现，他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因不慎的通信而落网的，并且只是这个情况才于一八八七年三月救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命。
    　　暗杀小组成员安德烈尤什金寄给哈尔科夫的朋友一封坦率的信：“我坚信（我们这里）一定会发生一次最无情的恐怖行动，而且不是在遥远的未来……红色恐怖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为我的收信人担心（他已经写过好多封同样的信——作者注）……如果他遭到那个那我也会遭到那个，而这是不希望发生的，因为将牵连许多很能干的人。”根据这封信进行了五个星期的从容不迫的搜查——经过哈尔科夫，目的是打探出彼得堡的发信人。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查明了安德烈尤什金的姓名——于是三月一日，在预定的暗杀前，已经带着炸弹到达涅瓦大街的掷弹者被抓了起来！
    　　我的侦查员H·H·叶泽波夫的办公室高大、宽敞、明亮，窗户很大（“俄罗斯”保险公司大厦不是为刑讯而建造的）——于是，利用它的五米高度，挂起了威力无穷的主宰的四米高的全身立像，对这个主宰，我，一粒小砂子，献出了自己的仇恨。侦查员有时站到他面前，演戏似地发誓赌咒说：“为他我们情愿献出生命！我们为他决心躺到坦克下去！”在这幅祭坛似的庄严法像面前，我的那些什么净化的列宁主义之类的咕咕哝哝显得实在可怜，而我这个渎神者所应得到的也只能是死亡。
    　　单单我们通信的内容就已构成给我们两人判刑的充足材料；从它们开始放到军邮检查机关行动人员桌上起，我和维特凯维奇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只是让我们给他们扩大战果，多给他们带来些好处。但更无情的是：已经一年了，我们在行军挎包里每人不离身地各带着一份我们在一次前线会面中拟定的《第一号决议》，以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存，只要一个人能活下来。这个《决议》是对我国整个欺骗和压迫制度的有力而扼要的批判，接着，像政治纲领中应有的那样，大致叙述了改造国家生活的方案，并用这样一句话作结束：“没有组织，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甚至用不着侦查员的牵强附会，这已是一份成立新党的文件。和它密切相关的还有我们通信中的话——胜利后我们将如何进行“战后的战争”。因此我的侦查员不需要为我发明什么花样，他只是尽力地给我还曾写过信的或曾给我写过信的所有人套上绳索，以及查出我们这个青年集团后头有没有年长的指使者。我在书信中，对我的同龄男女大胆地、几乎是鲁莽地表达了大逆不道的思想——而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仍继续同我通信！甚至在他们的回信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可疑的用语。现在叶泽波夫也像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那样，要求我对所有这些作出有头有尾的解释：如果我们在受检查的信中都能写出这类话，那么我们私下谈话时更能说些什么呢？我总不能向他保证激烈言论完全是信里说的吧……我得用昏昏沉沉的脑子现编一些我和朋友们见面的情形（见面是信里提到的），要编得很像真的，要和信的色调一致，要沾一点政治的边——但毕竟够不上刑法典。还要把这些解释一口气讲出来，使我的老练的侦查员相信我的单纯、技穷和彻底坦白。要使—一这是最主要的———我那懒惰的侦查员不想去清理我装在自己这个该死的箱子里带来的该死的货物——许多本用黯淡的硬铅笔写成的“战时日记”，笔迹细得像针一样的、有的地方已经蹭掉了的日记。这些日记是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的奢望。我不相信我们的奇妙记忆力，因此在整个战争年代我努力记下所看到的一切（这还不算是大问题）和从人家那里听到的一切、我不谨慎地记下了我的战友们所讲的全部内容——关于农业集体化，关于乌克兰的饥荒，关于三七年，由于仔细的习惯并且因为从来没有挨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咬，所以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是谁对我讲的。从刚一被捕起，当行动人员把这些日记扔进我的提箱，用火漆封上，让我把这只箱子拎到莫斯科———把烧红的钳子就夹着我的心。你看，所有这些在火线上，在死亡面前曾是那么自然的故事，现在到达了四米高的办公室里的斯大林的脚下——并且对于我那些纯洁的、英勇的、有反叛精神的战友们散发着潮湿监狱气息。
    　　在侦查期间最使我感到压力的是这些日记。为了使侦查员千万不要在它上面多下功夫，不从那里把前线上自由的人们的筋脉抽出来——根据需要，我表示了若干次悔过，根据需要，我对自己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表示了若干次觉悟。我被这种走刀尖的把戏弄得疲惫不堪——直到看见谁也没有被押来同我对质，直到露出终结侦查的明显迹象，直到在第四个月上把我的“战时日记”全部扔进卢宾卡炉子的血盆大口，直到又一本在罗斯遭到毁灭的长篇小说的红色残渣在那里迸散，化成黑蝴蝶似的烟炱从最上面的烟囱里飞腾出来。
    　　我们放风就在这个烟囱底下——在一个混凝土匣子里，那是大卢宾卡的屋顶，和六层楼平行。耸立在六层以上的围墙，还了三个人身的高度。我们耳朵听到了莫斯科——汽车鸣笛声。而宽到的——只是这个烟囱、七层楼了望台上的哨兵，以及这一小块正好罩在卢宾卡上的天空。
    　　啊，这种烟炱呀！在战后的第一个五月里，它不断地落呀，落呀。它在我们每次放风时都是落得那么多以至我们心里想，莫非卢宾卡在烧自己三十年来的档案。我的毁灭了的日记只是瞬息即逝的一缕细烟。于是我便回忆起三月里一个寒冷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问题，记录着，歪曲着我的话。宽敞的窗户上结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我有时真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纵然一死也好一现于莫斯科，从五层楼跳到人行道上碰个粉身碎骨，像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一个顿河罗斯托夫的无名先驱者从窗户里（从“三十三号”）跳出来一样。在窗户冰冻融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见莫斯科的一个一个屋顶，屋顶上飘着一缕缕欢乐的轻烟。但我并不是往那里瞧，我瞧的是手稿，它像丘冈似地堆满了半空旷的三十平米的办公室的整个中部，刚刚堆在那里，还没有整理。在练习本里，在厚纸夹里，在自己装订的硬书皮里，一叠叠钉起来的和没有针起来的，或者只是一张张的纸，——手稿躺在那里，形成一个埋葬着人类精神的墓家，这个墓家的圆锥形的顶尖超出侦查员的写字桌，几乎使我看不到侦查员。于是我便对那个我不知道的人的劳动油然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怜悯之心，这个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凌晨已被扔在刑讯室的镶木地板上，四米高的斯大林的脚下。我坐着，一面猜想，是谁的不平常的生命在这一夜被带来遭受折磨和摧残，然后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构思和著作葬送在这幢建筑物里！——整代毁灭了的文化。啊，从一宾卡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炱呀，烟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后代子孙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无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实上却并不完全如此！……
    　　要划一条直线，总共只须标出两个点就行了。
    　　爱伦堡回忆，一九二0年契卡在他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
    　　一九五0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著名的上校福马·福米奇·热列佐夫对犯人们这样说：“我们并不打算花费力气去向他（被捕者）证明他有罪。让他向我们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吧。”
    　　在这条吃人的简单的直线之间，包容着千百万人的数不清的回忆。
    　　多么加速和简化了的侦查呀！真是以往的人类闻所未闻的。机关根本不必花费力气去找寻证据！一只被逮住的家兔，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写信、给任何人打电话，从外面带进任何东西，被剥夺了睡眼、食物，没有纸张、铅笔，甚至没有钮扣，被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光板凳上，应当自己去找寻并向无所事事的侦查员摆出证据，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如果他找不到这些证据（他从哪里能找到呢？），从而也就给了侦查机关说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证据！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个当过德国人俘虏的老人坐在这条光板凳上，摊开光秃的手指，终于做到了向恶魔般的侦查员证明他没有背叛祖国甚至没有这样的意图！真是一件丢脸的事！那怎么样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尔卡而不是在特维尔林荫路上对我讲这件事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主要的侦查员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们两人同老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回忆往事的夜晚，然后两人一起在证人陈述上签了名，证明在这个晚上，饥饿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了反苏宣传！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把老人转给第三个侦查员。这一位给他撤销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国的罪名，但一丝不苟地给他办好了同样的十年刑期的手续，因为他在侦查时进行反苏宣传。
    　　侦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对侦查员们自己来说，当他们办棘手的案子的时候，是履行刽子手义务，而在办容易的案子时，则不过是消磨时间，以便取得工资。
    　　而好办的案子始终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博罗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经常到波兰去探望父母，并且那时没有领取出国护照（爸爸和妈妈住在离他十俄里的地方，但外交家们签字把这部分白俄罗斯地方给了波兰，而在一九二一年人们还不习惯，还照老样子往来）。侦查只用了半个小时。去过吗？——去过。——怎样去的？——骑马去。——得到了十年，
    　　KP11！（反革命活动。）
    　　但这样的速度有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味道，而这个运动在蓝箍帽中间是没有追随者的。按照诉讼法典，任何案件的侦查期限为两个月，在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允许请求检察长延长几次期限，每次一月（检察长当然不会驳回）。因此，白费精力，不利用这种拖延，用工厂里的说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哄抬定额，那是愚蠢的。侦查员们认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侦查的最初突击周内，可以使使嗓子和拳头，消耗消耗意志和性格（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然后就把案件拖延起来，好多积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两个月内终结一项政治案件的侦查被认为简直是不成体统的。
    　　国家的制度由于缺乏对干部的信任和灵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惩罚。对于那些精选出来的干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这些人登记上下班时间，而对于传来讯问的犯人那更是必须进行登记，以便检查。为了保证得到附加工资，侦查员有什么办法呢？把自己的某个受侦查人传来，让他坐在角落里，提上个把吓唬吓唬人的问题———自己就忘记了他，只顾长时间看报，做政治学习笔记，写私人信件，互相往来串门（让传带员坐在那里替自己装样子）。侦查员坐在沙发上同前来的朋友安安静静地聊天，有时忽然想起来，便严厉地望着受侦查人说：
    　　“瞧这坏蛋！瞧他这个少见的坏蛋！好吧，没有关系，对他不吝惜这九克！”
    　　我的侦查员还不断打电话。例如，他打电话到家里，一面用眼睛瞄着我一面跟妻子说，今天晚上要通宵审讯，天亮前不用等他回来（我丧气了：这么说，我要通宵受审讯了！）。但马上他又拨了自己情妇的电话号码，低声细语地约定现在就到她那里去过夜（好了，可以睡点觉了！—一我的心轻松了）。
    　　这样，无缺陷的制度只能由执行者的缺陷来加以缓和。
    　　有些求知心比较强的侦查员喜欢利用这种“空白”的审讯来扩大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问受侦查人关于前线的情况（关于那些他们老是没有时间躺到下面去的德国坦克）；关于犯人去过的那些欧洲和海外国家的风俗习惯；关于当地的商店和商品；特别是关于外国冶游场所的规矩和各种有关女人的事情。
    　　依照诉讼法典，检察长应当密切注视每一个侦查案件的正确进行。但在我们的时代，谁也没有在表示侦查即将终结的所谓“检察长讯问”以前看到过他。我也被带去受过这种讯问。
    　　科托夫中校——一个平静的、保养得很好的、无个性的淡黄头发的男子，既不凶恶也不善良，一般说什么也不是，坐在桌旁，打着呵欠，第一次浏览我的案卷。他当着我的面还用了十五分钟光景的时间默默地去熟悉案情（因为这种讯问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也是要登记时间的，所以没有必要在登记的时间之外去查阅案卷，何况那样还要把案情细节在脑子里记住几个小时）。然后他抬头用冷淡的眼光瞧着墙，懒洋洋地问我对自己的供述有什么补充。
    　　他本来应当问：我对侦查的办理过程有什么意见？有否侵害我的意志和违反法制的情形？但检察长们早就不兴这样问了。要是问了呢？要知道整个这个部的上干间房间的大楼，以及分布在苏联各地的五千所它的侦查大楼、车厢、洞穴和地屋，正是靠违反法制而存在的，因此不是我与他能把这种局面扭过来的。何况所有多少高级些的检察长都是取得本应由他们加以监督的国家安全邪门的同意才占有自己的职位的。
    　　他的设精打采，他的息事宁人的神气，以及被这些无休无止的愚蠢案件造成的疲劳样子，不知怎地也传染给了我。因而我没有向他提出关于事实真相的问题。我只是请求改正一个过于明显的不合理的地方；本案控告的是我们两个人，但对我们的侦查却是分开的（我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在前线），因此，承担诉讼的是我一人，而提出的控告则是依据第五十八条11，就是说，作为集团、组织。我审慎地请求撤销第11分条的这个附加罪名。
    　　他又花了五分钟时间翻了翻我的案卷，喘了口气，摊开双手说：
    　　“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是一人，两个人——就是人们。”
    　　他按了一下铃，让把我带走。
    　　不久，在五月末的一个夜晚，我的侦查员又把我传唤到那间壁炉大理石台上放着带有雕像的青铜座钟的检察长办公室里去履行“第二百零六条”，依刑诉法典条文规定，办理让受侦查人阅看案卷并作最后签名的手续。侦查员毫不怀疑会从我这里取得签名，便坐在那里急急忙忙地写起诉书了。
    　　我打开厚夹子的封面，在封面内侧贴着一张铅印的条文，我在其中读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原来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就有权对侦查的办理不当提出申诉——而侦查员则必须把我的这些申诉依时间次序入卷！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侦查终结后……
    　　唉呀！这个权利，后来跟我一起坐牢的几千个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继续往下翻阅。我看到了自己的书信的照相复制件和不知名的注释家（如利宾大尉之流）对其中含意的完全歪曲的解释。还看到了大尉把我那小心的供词变成的夸张的谎话。最后还看到了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即我，一个单干的，却作为“集团”受控告！
    　　我不很果断地说：“我不同意，您的侦查搞得不合规矩。”
    　　“那好吧，一切从头来吧！”他不祥地咬紧了嘴唇，“我们把你弄到关伪警的地方去。”
    　　甚至好像已经伸出手来要夺走我的“案”卷（我马上用一根手指头把它按住）。
    　　落日在卢宾卡五楼窗外的什么地方放射着余辉。外头是五月。办公室的窗户，像这个部所有的外窗一样，关得死死的，连冬天的糊窗纸也没有撕掉——不许外面的热气和花香冲进这些暗室。最后一道光线已从壁炉上的青铜座钟上消失，轻轻响过一遍钟声。
    　　从头来？……看来死也比一切从头来轻松些。可是今后好歹还能希望得到某种生活（要是我当时知道竟是怎样的生活！……）。再说那个关伪警的地方是去不得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惹他生气，因为这关系到他将用什么调子来写起诉书……
    　　于是，我就签了名。连带十一分条一起签了名。当时我不知道它的份量，只是告诉我，它并不增添刑期。由于这十一分条我陷进了苦役营。由于这十一分条，我在“获释”后，没有任何判决，被发配去永久流放。
    　　但也许这样更好。没有这种种，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
    　　我的侦查员，除了用不让睡觉、撒谎和恫吓等等完全合法的方法外，没有对我采用任何手段。因此，他不需要象一些恶作剧的侦查员那样，为了保险起见，在办理第二百0六条规定的手续时塞给我一份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某某人，保证永远不向任何人讲述对我侦查的方法，否则甘愿受刑罚的制裁（不知根据何条）。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省局里，这项措施是配套地进行的：打印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连同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一起塞给囚犯（以后从劳动营释放时——还有一份不向任何人讲述劳改营制度的甘结）。
    　　又怎样呢？我们的逆来顺受的习惯，我们的被压弯（或折断）了的脊背，使我们对这种土匪式的消灭罪迹的方法既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表示愤慨。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
    　　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

    第四章　蓝滚边

    　　我们被拽着从大夜店的小齿轮间通过，心灵被磨成齑粉，皮肉一条条地耷拉着，像流浪汉的褴褛衣衫——在那里，太多的苦难，太深的痛楚，使我们不能用透彻和预见的目光瞧一瞧那些摧残我们的面色铁青的夜间刽子手。涨满胸中的苦水淹没了我们的眼睛——不然的话，我们能写出我们的磨难者的怎样的一部历史啊！—一而他们自己是不会写出自己的真相的。但是，唉：任何一个过去的囚犯都能详详细细地回忆起自己所受到的侦查，记得受过怎样的压榨，被压出些什么脏水。但是关于侦查员本人，他往往连姓名也不记得，更不用说考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也是这样。虽然我跟那个国家安全机关的叶泽波夫面对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坐过不短时间，可是要说能想起来的事，关于任何一个同室难友的也要比关于这个人的更有意思，更有内容。
    　　我们留下的一个共同的、实在的回忆就是：一群腐败的东西——一整个空间都烂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并不是发泄怒气和怨恨，但我们已经平静下来的心里仍保留着这个深信不疑的印象：他们是一些下赚的、幸灾乐祸的、居心不良的并且可能还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据记载，亚历山大二世，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皇帝，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大楼”的叔叔），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令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里有道德上的动机，是他从精神的角度观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尝试。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们的侦查员，包括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在内，其中有任何人能够即使用一小时去体验一下囚犯的处境，在单人监室里蹲蹲并寻思寻思。
    　　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成为有教养的、有广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合乎逻辑地思考——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只需要确切地执行指示和对痛苦的冷酷无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他们手里经过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觉到他们彻底丧失了一般人类观念的躯体。
    　　别人不说，侦查员心里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们除了在会上以外，在私下或扪心自问总不能认真地说他们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们不是仍然一页一页地书写坑害我们一生的笔录吗？这正是那种盗贼的原则：“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
    　　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是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
    　　谁也免不了要对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季夫尼奇那样既经历过盖世太保又经历过国家安全部的人来进行比较更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个流亡国外的俄国人。盖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状是在德国的俄国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国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秀夫尼奇作的结论是不利于国家安全部的：两处都折磨他，但盖世太保毕竟还是在查明真相，当罪名不成立时，就把秀夫尼奇放了。而国家安全部则不查明真相，并且不想对任何已经抓起来的人放开魔爪。
    　　或许这就是“先进的学说”，花岗岩的思想体系。在凶险的奥罗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马惩戒派出点），一个侦查员因未费吹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罗格联合工厂经理M·卢里耶签名同意给自己再判一次劳改刑，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卢里耶说：“你以为我们采用影响手段（这是对拷打的温和说法。）有什么乐趣吗？但是我们应当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你是个老党员——你说，如果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做？”看来卢里耶几乎同意了他的说法（也许，他这样轻易地签了名，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很有说服力，很正确。
    　　但经常是恬不知耻。蓝滚边们懂得绞肉机的运转过程，并且喜欢它。侦查员米罗年科在治达劳改营（一九四四年）对命运注定了的巴比奇说：“侦查机关和法院只是办办法律手续，它们已经不能改变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运。如果需要把你枪毙，即使你绝对无罪——反正也会枪毙你。如果需要把你开脱（这显然是对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随便你怎样有罪——你也会被洗刷干净，而宣布无罪。”他甚至以这种说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西哈萨克省国家安全局第一侦查处处长库什纳廖夫对阿道夫·茨维尔科直截挑明了：“如果你是列宁格勒人（意思是党内的老资格），那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他们当中许多人这么说着玩，这是他们的谚语。我们说是折磨人，他们说是工作好。侦查员尼古拉·格拉比辛科（伏尔加运河）的妻子感动地对邻居说：“我们科利亚”可能干了。有一个人好久不肯招认——把他交给了科利亚。科利亚同他谈了一夜——那个人就招认了。”
    　　为什么他们大家不是一心查明真相，而是热衷地一味追求被处理者和被判刑者的数字呢？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最方便，不致跟不上总的潮流。因为这些数字就是他们的安宁生活、就是他们的附加工资、奖励、升官，就是机关本身的扩大和福利。在数字完成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偷偷懒，敷衍一下工作，也可以夜里出去玩玩（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数字低，那就会遭到撤职、降级，失掉这个饭碗，——因为斯大林不会相信，在某个区里、城市里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
    　　因此，对于那些不肯被纳入数字的，“熬鹰”、禁闭、饥饿都治服不了的顽固不化的囚犯，他们不是产生恻隐之心，而是抑制不住受触犯和被激怒的感情：犯人拒不认罪，就是损害了侦查员的个人地位！他们就像是想使他本人摔筋斗！——既然如此，那就任何办法都是好的了！斗就像斗的样子！软管插进你的喉咙，请喝盐水吧！
    　　“蓝色商店”的从业员们按其工作的种类和所作出的生活选择来说，是丧失了人类存在的高级领域的，他们全副身心贪婪地生活在低级领域里。在那里掌握和指使着他们的，是低级领域最强烈的本能（除饥饿和性的本能外）：追求权力的本能和追逐暴利的本能（特别是权力。在我们生活的几十年间，它要比金钱更重要）。
    　　权力是一副毒剂，这是几千年来就知道的事。要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过支配别人的物质权力该多好呀！对于相信在我们众生之上还有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因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权力还不是致命的。但对于没有高级领域的人，权力就是尸毒。他们一旦传染上便不可救药了。
    　　记得托尔斯泰关于权力是怎样写的吗？伊万·伊里奇占有这样的职位，这使他能够毁灭任何一个他想毁灭的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任何最重要的人都可以作为被告给带到他那里去。（这不正是说我们那些蓝箍帽！这都不需要作什么补充！）他觉得对这种权力的意识（“以及使它变得温和一些的可能性”——托尔斯泰附带说明，但这对我们那些小伙子无论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是担任公职的主要乐趣和令人神往之处。
    　　何止令人神往！——简直令人陶醉！须知这足以使人昏昏然——你还年轻，说句随便的话，你还是个拖鼻涕的小家伙，没有多少日子前父母还为你伤脑筋，不知往哪里安置你，你又蠢又不爱念书，可是你在那个学校里混了三年以后——立见出息了！你在生活中的地位起了多大变化呀！你的动作变了！你的眼神、脑袋转动的姿势也变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在开会——你走进去，大家都注意，大家甚至都哆嗦了一下；你不在主席的座位上就位，让院长坐在那里去张罗吧，你在旁边坐下，但大家都明白，这里的主要人物是你——特别部门。你可以在那里坐上五分钟就走，这是你比教授们优越的地方，可能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把你叫去——但后来你对他们的决定可以动动眉毛（或者最好是动动嘴唇）向院长说：“不行。有一些意见……”到此为止！别无二话！——一或者你是个特科人员，反间谍人员，不过是个中尉，但是身材高大的老上校，部队的指挥员，见到你进来就站起来，竭力奉承你，讨好你，如果不邀请你，他同参谋长就不敢喝酒。你只有两颗小星，这没有关系，这甚至好玩：须知你的星星具有完全另外的分量，是用不同于普通军官的完全另一种标度来衡量的（有时，在执行特别任务中，允许你戴上例如少校之类的肩章，这好似假名，好似暗号）。对这个部队或这个工厂、或这个区的所有的人，你所拥有的权力，比之指挥员、厂长、区委书记，要深远得多。这些人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职务、工资、名誉，而你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自由。谁也不敢在会议上说到你，谁也不敢在报纸上提到你——不仅不敢说坏话！就是好话也不敢说！！你像隐秘的神灵一样，甚至提都不敢提。你存在着，大家都感觉到你！但你好像又不存在似的！因此，自从你戴上这顶天神的蓝箍帽时起，你就比公开的权力高出一头。你所做的事，谁也不敢去检查，但是每个人都受你的检查。因此，在普通的所谓公民（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段段木头）面前，你最适宜于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深思远虑的表情。须知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特别意见，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因此你永远是对的。
    　　只是有一点你永远也不要忘记：如果你不是侥幸成为机关—一这个像人身体里的绦虫～样寄生在国家内部的柔软的完整的生物—一的一个小环节的话，那你也会是同样的一段木头。现在一切是属于你的，一切是为了你的！—一但是你必须忠于机关！你永远会受到袒护！随时都会有人帮助你吃掉你的仇人！扫清你路上的任何障碍！但是要忠于机关！执行它命令做的一切。你的位置也会替你考虑好：今天你是特科干部，明天会坐上侦查员的交椅，以后也许会以方志学家的身份出发去谢利格尔湖（一九三一年，伊利英。）可能是顺便为了让你松弛一下神经。然后可能从你名声太大的城市调到国家的另一端去当教会事务特派员。（凶残的雅罗斯拉夫尔的侦查员沃尔科比亚洛夫后为摩尔达维亚的教会事务特派员。）或者成为作家协会的责任书记（另一个伊利英，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是前国家安全部门的中将。）。什么也不要感到惊奇：人们的真正用途和给人们的真正等级，只有机关知道，对于其余的人说来，这些只不过是让他们玩玩而已：什么功勋艺术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英雄——只要吹口气，就没有他了。（谢罗夫将军在柏林间全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季莫非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你是什么人？”手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没有张惶失措，带着那种遗传的哥萨克的大胆精神反问：“你是什么人？”谢罗夫立即更正说：“您是学者吗？”）
    　　侦查员的工作当然需要付出劳力：白天要去上班，夜里也要去上班，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那里，——但是不要为“证据”去绞脑汁（此事让受侦查人去伤脑筋吧），不要去思考什么有罪无罪——照机关所需要的去做，这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进行侦查，那就已经由你去斟酌了，搞得愉快些，不太累人，最好能捞到点什么好处，不然的话即便能寻寻开心也好。坐着，坐着，突然间想出了一种影响手段——可找到啦！——马上给朋友打电话，到各办公室去串串门讲讲——多好玩呀！来试试，伙计们，拿谁试呢？老一套可太乏味了，老是这些颤抖的手、央求的眼睛、胆怯的顺从，真没意思——找个把敢抵抗一下的！“我喜欢强的对手！高兴去折断他们的脊梁！”（列宁格勒的侦查员希托夫对格夫说。）
    　　要是碰到一个这样强的对手，他怎么也不屈服，你的一切办法都没有结果，那时该怎样呢？你气疯了吗？用不着克制狂怒！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是翱翔！——尽情发泄你的狂怒吧，不给它任何阻挡！让肩膀发痒吧！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就会往可恶的受侦查人张开的嘴里吐痰！把他的脸往满满的痰盂里按！（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书中所述瓦西里耶夫遭遇的事。）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也就会揪住神甫的发辫拖来拖去，往跪在地上的人脸上撒尿！在发泄了狂怒以后，你就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或者审讯一下“勾搭外国人的女郎”艾斯菲尔·P．一九四七。那你就跟她来两句荤的，就问问她：“怎么，美国人的那玩艺儿是有棱角的吗？光俄国人不够你用的？”你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她认这些外国人那里一定长了点什么见识。不能错过机会，这可跟到国外出一次差差不多！于是你就追根问底地仔细盘问起来：怎么搞法？都有些什么姿势？……还有些什么姿势？……详细说！每个细节都要说！（自己用得着，还要告诉哥儿们！）那丫头满脸通红，流了一脸泪水，说这跟案子没关系——“不，有关系！说！”这就显出你的权力是怎么回事了！她全都会一五一十地详细对你说。要她画出来也行，要她用身子表演表演也行，她没路可走，她的禁闭室，她的刑期，全攥在你手里。
    　　．你（侦查员波希尔科，克麦罗沃国家安全局）要一个女速记员来记录审讯——给派来了一个模样好看的，你在受侦查的男孩子（中学生米沙·B）目睹下把手伸到她怀里去——他好像不是个人，不必顾忌他。
    　　是呀，一般说来，你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如果你喜欢玩女人（谁不想玩呢？）——木利用自己的地位那就是个傻瓜。有一些因看上你的势力自己送上门来的，另一些因害怕而任你摆布。在什么地方遇见了一个姑娘，看中了——就是你的了，哪里也跑不了。任何一个有夫之妇被看上了——就是你的！因为要把丈夫摘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早就有了一个短篇小说《弄坏了的妻子》的题材。但看来是不打算去写了。它的梗概如下。在远东的一支空军部队里，在朝鲜战争前，有某个中校出差回来，得知他的妻子住了院。碰巧医生并没有对他隐瞒：她的性器官由于遭到病态的对待而受了损伤。中校急急忙忙奔到妻子那里，经过一番努力使她承认了，这是他们部队的特科人员上尉干的事（然而，看来也不是没有她这方面的垂青）。盛怒之下，中校跑到保卫人员的办公室里，抽出手枪，威胁要杀死他。但很快上尉就使他弯下腰来，垂头丧气、可怜巴巴地走了出去：上尉威胁要把他关到最可怕的劳改营里去烂掉，那时他就会央告给他一个不受折磨的好死。上尉命令他把妻子原样接受下来（某种东西无可挽回地被破坏了），同她一起生活，绝对不许离婚，绝对不许控告——这就是他不被关进去的代价！中校都—。一照办了。（这是那个特科人员的司机对我讲的人
    　　这类事件应当是不少的。这是一个最能诱引人去使用权力的领域。有一个国家安全人员曾强迫（一九四四年）一位陆军将军的女儿嫁给他，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要把她父亲关起来。姑娘有未婚夫，但为了拯救父亲，她嫁给了国家安全人员。在短短的婚后生活中，她写了日记，把它交给了心爱的人，然后就自杀了。
    　　不，这应当亲身去体会—一什么是蓝箍帽！任何东西，你看到了——就是你的！任何住宅，你暗中看好了——就是你的！任何女人——是你的！任何仇人——滚开！脚下的土地——是你的！头上的天空——一是你的！它也是蓝色的呀！！
    　　至于发财的欲望—一那是他们的普遍欲望。怎能木利用这样的权力和这样的不受监督的地位去发财致富呢？除非是个圣人！……
    　　如果我们能够探悉每次逮捕的暗中动力，我们就会惊奇地看到，尽管抓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但其个别抉择，把谁关起来，个人的选定，在四分之三的场合是出于人的贪利心和报复心，而有半数的这种场合则出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机关（当然还有检察机关，我们将不把它们分开）的私利打算。
    　　例如，B·T·弗拉索夫十九年的群岛旅行是怎样开始的呢？起因是，他是区消费合作社主任，有一次专门给党的积极分子（不是给老百姓，这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难为精）售卖布正（这种东西现在谁也不会要），检察长的妻子却没能买到：因为她不在场，检察长自己则不好意思走到售货台旁边去，而弗拉索夫也没有想起该说一声——“我给您留下。”（而且他的性格也永远不会让他这样说。）还有一次，检察长鲁索夫把一个朋友带到党员内部食堂（三十年代有这样的食堂）去吃饭，那人没有供应关系（就是说级别低了些），食堂管理员就没有允许给那个朋友供饭。检察长要求弗拉索夫惩罚管理员，而弗拉索夫却没有惩罚。还有他曾同样令人难堪地侮辱过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于是就给他戴上了右倾反对派的帽子！……
    　　蓝滚边们的打算和行动有时小气到令人惊奇的程度。行动特派员先琴科取走了被捕的带兵军官的图囊和军用包，并当着他的面使用起来。借助于笔录上的花招取去了另一个被捕者的外国手套（在我军进攻时期特别勾起他们不快的，是他们的战利品不是第一手的）——逮捕我的第48集团军的反间谍人员，对我的烟盒起了觊觎之心——其实这甚至并不是什么烟盒，而是德国人办公用的某种小盒子，但具有诱人的鲜红颜色。为了这个不值一钱的东西，他采取了一整套公务上的迂回战术：先是不把它写入笔录（“这个你可以留在自己身上。”），然后，明知口袋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还是叫人把我重新搜查一遍。“啊，这是什么？取走！”——为了使我不能抗议：“把他关到禁闭室去！”（哪个沙皇的宪兵敢于这样对待祖国的保卫者？）——每一个侦查员都拨给一定数量的烟卷，那是为了鼓励招认者和眼线用的。有些侦查员就把烟卷全部吞没了。甚至在侦查的钟点上——在付给他们加倍工资的夜间工作的钟点上，他们也搞鬼：我们曾在夜间的笔录上发觉“从”几点“到”几点的时间被拉长了。——侦查员费多罗夫（列舍塔站，二三五号信箱）在搜查自由人科尔祖兴住所时亲自偷了手表。——侦查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克鲁日科夫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公然对自己的受侦查人k·11·斯特拉霍维奇的妻子伊丽莎白·维克多罗芙娜说；“我需要一条棉被。给我带来！”她回答说：“存放冬季衣物的房间已经被查封了。”那时他就上她家去，不破坏国家安全机关的铅封，把整个门把手卸了下来（侦查员快乐地对她说：“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动手从那里取出她的冬季衣物，顺手还把一件水晶器皿塞进口袋（伊·维自己也尽力拿，自己的东西嘛。他制止说：“你拿的够了！”．而自己却还在拿）。
    　　一九五四年，这个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她的丈夫对一切，甚至对死刑判决，都原谅了，并劝阻说：别去干这事！）出庭揭发侦查员克鲁日科夫。由于克鲁日科夫干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而且违反了机关的利益，他得到了二十五年。然而在那里能呆久吗？……
    　　这类事件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有系统地问问过去的被捕者和他们的妻子，就可以出版上干本“白皮书”（从一九一八年起）。也许现在和过去都有一些从来不偷东西的、不侵吞什么的蓝滚边们—一但我断然不能想象出一个这样的蓝滚边！我干脆不明白，既有这样的思想体系，如果他看中了一件东西，有什么能制止住他呢？还在三十年代初，当我们穿着青年突击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西方贵族式的沙龙里，如像孔科尔吉娅·约塞的住宅，举办起晚会来了，他们的夫人就已经全身外国服饰打扮——这从哪里弄来的呢？
    　　请看他们的姓名——好像他们是根据姓名被挑去工作的！例如，在克麦罗沃省的国家安全机关里五十年代初期有：检察长特鲁特涅夫（俄语中有“不劳而食者”的意思——此处及以下各姓的俄语含义均为译者注），侦查处长什库尔金少校（”自私自利者”的意思），副处长巴兰京中校（“烂菜汤”的意思），他们有个侦查员叫斯科罗赫瓦托夫（“抓得快”的意思）。这连想都想不出来！一下都凑在一起了！我已不再重复提沃尔科比亚洛夫（“狼瞪眼”的意思）和格拉比辛科（“抢劫”的意思）之类了。这类的姓名又是这样地集中，难道完全没有反映出什么东西来吗？
    　　又要怪囚犯的记忆力；II·科尔涅耶夫忘掉了那个同他一起蹲过弗拉基米尔隔离所的国家安全机关上校的姓名，他是孔科尔吉娅·约塞的朋友（科尔涅耶夫也认识她）。这个上校是追求权力本能和追逐暴利本能的混合化身。一九四五年初，在最宝贵的“战利品”时期，他死气白赖要求到机关中负责监督这种抢劫的单位去工作，这些单位（由阿巴库莫夫亲自带头）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拼命捞取“战利品”（并且很得手）。我们这位英雄搜刮了整整几车厢的东西，造了好几所别墅（一所在克林）。战后，他的气派那么大，当他一抵达新西伯利亚车站时，就命令把餐厅里的全部顾客赶走，并让人把姑娘和女人们赶到一起，强迫她们光着身子在桌子＿L跳舞，以供自己和他那些酒肉朋友寻欢作乐，即使干这种事他本来也会平安无事，但是他却违背了另一条重要的戒律，像克鲁日科夫那样，触犯了自己人。那个是欺骗了机关，而这个则是专拿引诱别人妻子打赌，他引诱的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而是契卡行动工作同志的妻子。于是就没有得到原谅！——带着五十八条被关进了政治隔离所。他在牢里，一想到有人竟敢把他关起来，感到十分恼火。他毫不怀疑上头还会改变生意的（也许已经改变了主意）。
    　　这种倒霉的命运——自己坐牢，对于蓝滚边们并不是那么稀有的，避免这种命运的真正包票是没有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很少吸取过去的教训。想必又是由于缺乏高级理性的缘故，而低级理性则对他们说：情形稀见，碰上的人也很少，我会躲掉的，况且自己人也不会撒手不管。
    　　在患难中自己人确实尽力照顾，他们有一条默契：对于自己人至少在待遇上要给予优惠（马尔芬特种监狱里的H·q·沃罗比约夫上校、卢宾卡监狱里的上面已经说到过的B·H·伊利英在八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享受优待）。他们中因私人过失而个别坐牢的那些人，由于这种行帮内的照顾措施，通常过得并不坏，这使他们认识到平时工作中那种逍遥法外的感觉是有根据的。然而，也知道有几个把劳改营行动特派员扔到一般劳改营服刑的例子，他们甚至碰上了自己过去管辖的犯人，这时他们的处境就不妙了（例如，一向把盗窃犯当依靠对象并且刻骨仇恨五十八条犯人的行动人员蒙申，就被他依靠过的那些盗窃犯赶到了板铺底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探听到这些事例的详情——无法细说。
    　　但是，有失掉一切的危险的是那些落入水流中（他们也有自己的水流！……）的国家安全人员。水流——这是一种自然力量，这是一种比机关本身还要强的力量，这里谁也不会来帮你的忙，否则连自己也会被卷进这个深渊去。
    　　在最后的时刻，如果你消息灵通，有强烈的契卡人员意识，你还可逃出这个狂澜，证明你与它无关。例如萨延科大尉（不是那个以枪杀、用军刀在身体上钻眼、打断小腿、用重锤压扁脑袋和用火刑闻名的一九一八年哈尔科夫的木匠一契卡人员，——但也许是亲戚？）出于一时软弱爱上了中东铁路人员科汉斯卡哑并同她结了婚。突然，在浪潮刚一兴起时，他就打听到要抓捕中东铁路人员。他在这时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动处长。他分秒不失地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一把心爱的妻子投进监狱！——甚至不是作为中东铁路人员，而是给她炮制了一个案子。于是就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高升了，成了托姆斯克的内务局长。（又是一个题材，这种题材这里有多少呀！也许什么人能用上。）
    　　水流县依照某种神秘的更新机关的法则而产生的—一定期作点小小的牺牲，以使留下来的人们具有洗净了的样子。机关的人员更替应当比一代代人的正常生长和衰老进行得快一些：国家安全人员中一批批的鱼群应当像为给后代让位而死在河底石子上的鲤鱼那样，毫不动摇地献出脑袋来。这一条法则，具有高级理智的人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但蓝边帽们怎么也不想承认和预见这个法则。于是机关的骄子们，机关的要人和部长们本人，每当大限一到，就得把脑袋放到自己的断头台上。
    　　一个鱼群带走了雅戈达。大概有许多我们将在本书《白海运河》一章中称颂不已的光荣名字也落入了这一群中，而他们的姓名后来就从诗篇中给涂掉了。
    　　第二个鱼群很快就把昙花一现的叶若夫拖了进去。三七年的好汉们有的就在这股水流中牺牲了（但不应夸大，远非所有的好汉都进去了）。叶若夫本人在侦查时挨了打，样子看来很可怜。这次大逮捕中，古拉格也失去了爹娘。例如与叶若夫一起入狱的还有古拉格的财务局长、古拉格的卫生局长、古拉格的军警队队长，甚至还有古拉格的契卡行动处长——所有劳改营的头头们！
    　　后来就是贝利亚的鱼群。
    　　那个胖大笨重、自以为是的阿巴库莫夫则在此以前单独地摔了跤。
    　　机关历史的作者们有朝一日（如果档案不烧掉）会一步一步向我们叙述这个情况—一有数字，也有显赫的名字。
    　　我在这里只想稍稍说一点——说一点我偶尔得知的关于留明——阿巴库莫夫的历史情况（关于他们已在别的地方讲过的不再重复）
    　　靠阿巴库莫夫飞黄腾达并受阿巴库莫夫宠信的留明，于一九五二年底到阿巴库莫夫那里去报告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是医生艾廷格尔教授已经承认对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作了错误的诊治（抱着害死的目的）。阿巴库莫夫不相信这种事，他深知这类勾当，断定是留明走得太远了（而留明对斯大林的心意体会得更好！）。为了核对起见，就在当晚对艾廷格尔举行了交叉审讯，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阿巴库莫夫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医生案件”，而留明则认为是有的。早晨本来要再一次进行核对，但由于“夜店”的神奇特点，艾廷格尔于当夜死掉了！第二天早晨，留明未经阿巴库莫夫同意并背着他给中央委员会打电话，请求斯大林接见！（我想，这不是他最果断的一步。拿脑袋作赌注的最果断的一步是头天晚上不同意阿巴库莫夫的意见，说不定也包括夜里杀掉艾廷格尔。但谁知道这些宫廷秘史呢！——也许同斯大林以前就有了接触？）斯大林接见了留明，亲自交办了医生案件，而阿巴库莫夫则被逮捕了。以后留明似乎是独立处理医生案件，甚至把贝利亚都撇开了！（有迹象显示，在斯大林死之前，贝利亚已处于发发可危的状态，——也许正是通过他把斯大林收拾掉的。）新政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就是否定了医生案件。留明当即被捕（还在贝利亚掌权的时候），但阿巴库莫夫也没有获释！在卢宾卡实行了新的制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检察长跨进了它的门槛（捷列霍夫），留明显得手忙脚乱，巴结讨好，连声说“我无罪，我凭白无故地坐牢”，要求得到审讯。他照老习惯嘴里吮着一块水果糖，捷列霍夫向他指出后，他把糖块吐在手掌里说：“对不起。”阿巴库莫夫的表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哈哈大笑起来，认为是个“大骗局”。捷列霍夫拿出了授权检查国家安全部内部监狱的证件给他看。阿巴库莫夫挥了下手说：“这种东西可以做它五百份！”他，作为“本单位的热爱者”，最感到受辱的甚至不是他蹲监牢这件事，而是居然有人图谋侵害这个不受世上任何单位节制的机关的利益！在一九五三年七月，留明被判刑（在莫斯科）并被处决。而阿巴库莫夫依然坐牢。在审讯时，他对捷列霍夫说：“你的眼睛太漂亮，我将来会舍不得枪毙你！扔下我的案子走开吧，和和气气走开吧。”有一次捷列霍夫把他传来，让他读登载揭露贝利亚消息的报纸。这在当时几乎是一桩轰动宇宙的事件。而阿巴库莫夫读了后，眉毛也不动一下，翻过来读起体育运动新闻来了。另一次审讯时，有一个国家安全部的大头头在场，他不久前还是阿巴库莫夫的部下，阿巴库莫夫问他：“你们怎么能容许贝利亚案件的侦查不由国家安全部负责，而由检察机关负责呢？！”——（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老一套！）——“你也相信我这个国家安全部长会受审？！”“是的。”“那你就快卷铺盖走吧！机关再也不存在了！……”（他，一个不学无术的信差，当然把事情看得太阴暗了。）阿巴库莫夫在卢宾卡坐牢的时候怕的不是受审判，而是被毒死（毕竟是当之无愧的机关之子I），他开始完全拒绝吃监狱的饭食，只吃从小卖部买来的鸡蛋（在这上面他缺乏技术头脑，他以为鸡蛋里是不会放毒的）。从收藏极为丰富的卢宾卡监狱图书馆中，他只借阅斯大林（把他关起来的人……）的著作。但这多半是一种示威行动，或者是一种打算，心想斯大林的拥护者不会不取得上风的。他蹲了两年监狱。为什么不把他放出去呢？这不是个幼稚的问题。如果按反人道的罪行来衡量，他是浑身浸透在鲜血里的，但并不是他一个人哪！而那些人却都太平无事。这里也有秘密：有个隐约的传闻，说是过去某个时候他曾亲自毒打过赫鲁晓夫的儿媳柳芭·谢德赫——他那个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处投入惩戒营并在那里战死的大儿子的妻子。正是这个缘故，他这个被斯大林关起来的人，却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审判（在列宁格勒）并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被处决。
    　　而他的忧虑是枉然的：机关并没有因此而灭亡。
    　　但是，像民间智慧所奉劝的：要说狼的坏话，也要说出狼的道理。
    　　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是我们的。
    　　为了别那么起劲地扯起正人君子的白袍当旗子摇晃，清每个人问一问自己：如果我走了另一条生活道路，——我不会也成为这样的刽子手吗？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
    　　我回忆起一九三八年秋天，我正念大学三年级。我们这些男团员曾被叫到共青团区委会去过，第二次被叫去的时候几乎不征求同意就让我们填写履历表，说你们这些物理数学系、化学系的学生够多了，现在祖国需要你们去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永远是这样，不是某某人需要，而是祖国需要，祖国需要什么，总有个什么官儿代替她知道并代表她说话）。
    　　前一年，那个区委会还曾动员我们进航空学校。我们也顶回去了（舍不得扔了大学），但不像现在这一次那么坚决。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人们可能认为，当然馆，你们当时明白，周围正在大张旗鼓地抓人，你们知道监狱里怎样虐待犯人，他们想把你们拉去干多么肮脏的勾当。不！！。要知道“乌鸦车”是在夜间开动，而我们是白天举着旗帜游行的人。我们从何得知并且怎么能想到逮捕呢？撤换了省里的全部领导人——这对我们反正都一样。关进去了两三个教授，我们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跳过舞，而且考试起来还更容易交卷。我们这些二十岁年纪的人，迈步走在十月革命同龄人的行列里，而且，作为十月革命的同龄人，等待着我们的是最光明的未来。
    　　阻止我们同意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内在原因，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它绝不是来自我们听过的历史唯物主义课：这种课讲得很清楚，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是一条激烈的战线，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利益：当时上外省的大学，除了将来分配到偏僻边区的乡村学校教书和拿微薄的工资外，没有什么别的前途，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则保证我们将来能领到高额口粮和两三倍的工资。我们内心的感觉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如果有的话，那末互相间也不会放心地说出来）。进行反抗的完全不是头部器官，而是胸部器官。从四面八方都向你嚷嚷：“应该去，”你自己的头脑也说：“应该去！”而心里却起反感：我不愿去，讨厌！没有我怎么都可以，我不参与。
    　　这种观念是源远流长的，大约是来自莱蒙托夫吧。它来自那几十年的俄国生活，当时哪一个正派人都会公开表示，没有比宪兵的差事更坏更丑恶的了。不，还要更深远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曾祖时代的金卢布被兑换成一些烂铜板，他们用这些烂铜板把我们从那个时代赎买出来。在那个时代道德还没有被认为是相对的，而善恶是单纯地由心灵来区分的。
    　　但毕竟我们中间有些人当时应募了。我想，要是施加的压力很大——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屈服。所以现在我就想设想一下；如果在战争爆发前我已经有了蓝领章——那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然，现在可以自我安慰，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会在那里发表反对意见，我会发脾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但是，躺在监狱的板铺上，我开始又一次回顾自己真实的军官道路——我便感到害怕起来了。
    　　我不是从一个大学生一下子直接成为军官的，而是经过了半年受压抑的当兵生活，那时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随时准备服从那些也许并不值得你服从的人的精神。以后是半年军事学校的煎熬。是我活该永远当兵受苦，忍饥挨冻，体无完肤地过日子吗？不。为了安慰起见，给我在肩章上钉上了两颗小星，然后是三颗、四颗——于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么，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学生的爱好自由精神呢？可是，这种精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我们有的是爱好列队、爱好行军的精神。
    　　记得很清楚，正是从军官学校开始，我感到了一种身为军人无须思考的简单化的喜悦；尝试按一般人的习俗、按我国军界的惯例生活的喜悦；把从童年时代养成的细腻感情一概忘却的喜悦。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不饱，所以总是东张西望，想在什么地方多弄到一块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谁的手脚来得快。我们最怕的是等不到戴上军官领章（已经把没有学完的派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去7）。而训练我们要像小野兽一样：尽量使我们憋一肚子火，好让我们以后想朝谁就朝谁发泄出来。我们经常睡不够觉——在熄灯后还会迫使单独一个人（在军士的口令下）做队列动作——这是作为一种惩罚。或者半夜里把整个然叫起来列队站在一只没有擦干净的靴子周围：瞧！他这个下贱坯，现在将把靴子擦到闪闪发光——你们都得站着看。
    　　于是，在对军官领章的殷切期待中我们练就了老虎般的军官步态和发号施令的金属般的嗓音。
    　　终于给拧上了军官领章！过了个把月，在后方编组炮兵连时，我已经逼迫我手下那个懒散的小兵别尔别涅夫熄灯后在木顺从我的军士梅特林的口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几年来我把这些事真的统统忘掉了，现在写到笔头上我才想了起来……）。某个碰巧来检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数落了一顿。我（还是上过大学的！）还辩解说：在军官学校里就是这样教我们的。那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在军队里，哪里还能有什么一般人的观念？
    　　（在机关里就更不用说了……）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
    　　我向下属发出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坚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线上，处在死亡好像使我们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着听取他们“立正”站着报告。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您”）。派他们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得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干，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点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做和士兵不一样的饭食（卢宾卡的侦查员倒是没有这种通讯员，这点对他们没话可说）。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顶上铺些较粗的圆木，好让我舒服而安全。啊，对不起，在我的炮兵连里，也有过禁闭室，不错！——就是设在树林里的那东西吧？——也是一个坑，当然要比戈罗霍维茨的陷阱好一些，因为是有遮盖的，还能吃到士兵的口粮，维尤什科夫因为丢掉马在那里蹲过，还有波普科夫因为瞎摆弄卡宾枪也在那里蹲过。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机坐垫上的皮）给我缝制了一个图囊，却没有皮带。我正发愁。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适的一条皮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高人一等！（记得那个行动人员先琴科吗？）最后，还有那个鲜红色的烟盒也是我夺来的，怪不得我牢记着被人夺走的情景……
    　　瞧，肩章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祖母在圣像前的谆谆告诫都到哪儿去了呀！还有少先队员关于未来神圣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里去了！
    　　因此，当反间谍人员在旅长的指挥所里从我身上撕下这一对可诅咒的肩章，卸下皮带，连推带搡地把我带出去上他们的汽车时，尽管我整个命运已经完蛋了，我仍然为一件事不安：我在这种被罢官的状态中怎能走过电话员们的房间呢——我这副样子不应当让列兵们看到！
    　　在被捕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尔之旅。一批被抓获的人犯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发送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从奥斯特罗德押送我们步行走到布罗德尼茨。
    　　把我从禁闭室带出去列队时，那里已经站着七名囚犯，排成三对半背向着我。其中六人穿着破旧不堪的饱经风霜的俄国士兵大农，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着“SU”两个大字母。意思是“SovietUnion”（苏联），我已经知道这个标记，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带着又悲伤又抱歉的神色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解放了他们的队伍迎面走来的我们俄国战俘的背上看到过。他们被解放了，但是在这种解放中没有相互的欢乐，祖国同胞们用那种比对待德国人更阴郁的眼光斜视着他们，而在不远的后方，他们遭遇到的将是：被关进监牢。
    　　第七名囚犯是一个德国平民，穿着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他已经五十开外了，个子高高的，保养得很好，有着一张吃白净粮食养成的白净的脸。
    　　我排在第四对，押解队长鞑靼人军士用头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只贴上封条的箱子。在这只箱子里装着我的军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书面证据。
    　　怎么说——拿箱子？他，一个军士，想要我这个军官拿着箱子走？就是说，拿着新的内务条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边却空手走着六名列兵？还有——一名战败民族的代表？
    　　我没有那么复杂地向军士表达这种种想法，只是说：
    　　“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听到我的话，囚犯中没有一个转过身来：转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并排站着的那个，也是SU，惊异地瞟了我一眼（当他们离开我们军队的时候，这个军队还不是这样子的）。
    　　然而，反间谍机关的军士并没有感到惊异。虽然，我在他的眼里当然已经不是军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训练是相同的。他把那个毫无过错的德国人叫过来让他拿箱子，好在他连我们的话也听不懂。
    　　我们其余的人，都把手背了起来（战俘连一个小背包也没有，他们空手离开祖国，空手回到祖国），于是由四对人排成的我们这个纵队便出发了。我们不会和押解人员交谈，而彼此谈话，无论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时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应当像是带着无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个人都憋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头。
    　　正是变化无常的早春天气。一会地薄雾弥漫，即使在坚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烦地扑哧扑哧响着稀泥。一会儿大空明朗起来，淡黄色的柔和阳光，好像对自己的赠赐还不很有把握似的，温暖着几乎已经化了雪的丘岗，使得我们应当离开的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一会儿突然刮起一阵恶风。从黑云中撒下似乎已经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扑打到脸上、背上、脚下，湿透了我们的军大衣和包脚布。
    　　前面是六个背影，固定的六个背影。有时间去反复细看这些弯弯扭扭的丑恶烙印SU和德国人背上发亮的黑衣料。也有时间去反复思量过去的生活和认清现在。而我却不能。迎头挨了一棍后——我对现在已经认不清了。
    　　六个背影。在它们的晃动中既没有赞同，也没有责怪。
    　　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这时，和他并排的战俘，天晓得他刚刚在德国俘虏营中尝过什么滋味（或许也感受过仁慈）——自愿地拿起箱子提着走了。
    　　然后其他的战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轮流拿了箱子。然后又是德国人。
    　　但我除外。
    　　而谁也没有对我说一个字。
    　　有一次，我们遇到了长长的一列没有载货、的马车队。驭手们好奇地回头观望，有的在车上站起来，瞪大眼睛瞧着。很快我便明白了，他们的活跃和痛恨表情是冲我来的——我跟其余的人有显著的区别：我的军大衣是新的、长长的、照身材缝制的，领章还没有拆下来，没有割下的钮扣在露出云层的太阳光下闪烁着廉价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个军官，新鲜的，刚被抓起来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军官的垮台使他们感到快意的激动（正义感的某种余迹），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被政治讲话填满了的脑袋里容纳不下一个想法：他们的连长也能这样一下子被抓起来的。于是便一致断定，我是从那边来的。“弗拉索夫畜牲，落网了吧？！枪毙他，这条毒蛇！！”——驭手们怀着后方的愤怒（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总是在后方）狂热地大声叫喊，同时还夹进了许多骂娘的话。
    　　我被他们想象为一个什么国际恶棍，然而到底给逮住了——于是现在前线的进攻就会进展得更迅速，战争就会结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们些什么呢？一句话都禁止我说，而我却应当向每个人说明全部生活。我怎样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不是潜入的破坏分子，我是他们的朋友，为了他们我才在这个地方？我便微笑起来……我朝他们那边瞧，我从起解的囚犯队伍里向他们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齿在他们眼里要比嘲笑更坏，于是他们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热向我发出侮辱的喊叫，并且挥拳威胁。
    　　我微笑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偷窃，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我微笑着，因为我想要并且也许还能稍稍改正一下我们俄国的生活。
    　　然而，这个时候我的箱子却由别人拿着……
    　　我甚至对此并不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塌的脸上两星期来已长满柔软的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求助于押解人员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荣誉，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会理储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如果我们中间的七个人注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个可以被押解人员救出来——那末有什么能妨碍我喊出：
    　　“军士！救我。我是军官！
    　　请看，什么叫做军官，即便他的肩章并不是蓝色的！
    　　如果肩章还是蓝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输了他是军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输了这种想法，即他比别人更受信任，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应当让受侦查人的脑袋夹在两腿中间并在这种状态中把他塞进管道去呢？
    　　干吗不塞呢？……
    　　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于手。要是我在叶吉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帐上了。
    　　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我们准备把欺侮我们的人推进深坑，但我们在坑前停下来，我们张惶了：须知当时是他们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而不是我们，这只是形势所致。
    　　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向我们喝令一声，大概我们也会照办不误！……
    　　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那末，从恶到善也是如此。
    　　社会上关于过去那些非法行为和刑讯的回忆刚一被激发起来，四面八方就有人向我们解释，写东西反对，他们说：那里（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里）也有好人嘛！
    　　他们的“好人”我们是知道的：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向老布尔什维克们咬耳朵说“当心点！”，或者甚至暗中给放上一块夹心面包，而对其余的人则一个挨一个地用脚踢。至于超出党派之见的—一有人性的好人——那里有没有呢？
    　　一般说来那里不会有：那里不要这种人，招收时就留意了的。这样的人自己也想方设法躲掉。谁要误入到那里—一或者是随遇而安，与环境同流合污，或者受它的排挤，给撵走，甚至有自寻短见的。但毕竟—一没有剩下来的吗？
    　　在基什尼奥夫，希波瓦尔尼科夫被捕前一个月，有一个年轻的中尉——国家安全人员上他那里去说：“走吧，走吧，他们要逮捕您！”（自动前来？还是母亲派他来拯救牧师？）在逮捕后，正好赶上也是他去押解维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说：为什么您不离开呀？
    　　或者请看这件事。我部下有一个排长奥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线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了。整个战争有一半时间我与他共用一个小锅，为了不把汤放凉了，在弹雨纷飞下吃过，在两次爆炸的空隙吃过。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心灵那么纯洁，观点丝毫不带偏见，无论军官学校，无论军官职位，都一点也没有把他搞坏。他在许多方面也使我变得温和起来。他当军官只为做一件事：尽力保全手下士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的生命和体力。我从他嘴里头一次知道了农村的现状和集体农庄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激愤，没有抗议，而是随随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面映出树木的枝枝节节一样）。当我被捕入狱时，他极为震惊，尽量把我的战斗鉴定写得好些，并拿去给师长签名。复员以后，他还通过亲属找过我——尽量想帮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与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别！）。我在侦查中怕他们翻我的“战时日记”，主要就是为了他：那里记述着他的故事。——当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复名誉时，很想找到他。我记得他乡下的地址。一次两次给他写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找到了一条线索，他曾在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毕业，从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好极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里的地址给他写信——没有答复。过了几年，《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了。好吧，现在总该有回音了。没有！再过了三年，我请自己的一个雅罗斯拉夫尔的通信者亲自上他那里去一趟，并把信交到他手里。这个都照办了，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好像连《伊凡·杰尼索维奇》都没有读过……”可也是，他们干吗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后的命运呢？……这一次奥夫先尼科夫没法再沉默了，给了个回音：“学院毕业后，他们要我到‘机关’去工作，我当时觉得在那里也能干出一点成绩（什么成绩？……），结果在新的行当里搞得并不很顺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欢，但工作也还算主动，我想大概不至于叫老同志失望吧。（同志情谊！——也算是一条理由！）今后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考虑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没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见面（如果见了面——我想整个这一章我会写得更好些）。在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当了侦查员，一股脑儿给所有抓起来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这个弯子在他头脑里是怎样转过来的？他的思想是怎样变黑的？但我还记得过去那个泉水一样清澈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小伙子，难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复返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活的萌芽了？
    　　当侦查员戈尔德曼让薇拉·科尔汉耶娃按照刑诉法典第二百0六条的规定签名时，她明白了自己的权利，着手对他们的“宗教集团”全部十七名参加者的案卷详细地研究起来。侦查员心中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拒绝。为了不跟她一起受罪，便把她带到一间大办公室去，那里坐着六七个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起初科尔涅耶娃只是阅看材料，后来不知怎地，也许是工作人员们为了解闷，攀谈起来——这时薇拉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布道（她这人可不简单。这是一个头脑灵活、口才流利的光芒四射的人物，虽然在外面她只是个钳工、饲马员、家庭妇女）。大家凝神屏息地听她讲，偶尔提些问题以便加深理解。这一切，他们都是闻所未闻，出乎意外的。聚了满满一屋子人，别的房间的人也来了。尽管他们不是侦查员，而只是一些打字员、速记员、文件装订员——但总归是他们圈子里的人，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机关啊！我们无法复述她的独白，她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也说到了叛国分子——为什么在农奴制时代的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中没有这种叛国分子呢？那时出这种人才是自然的！但她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说，从前，’你们一切立足于肆无忌惮的贪欲——你们的口号是“抢劫抢来的东西”，那时候教徒对你们当然有妨碍。但是现在你们想搞建设了，要享受今世的快乐了——你们为什么要迫害自己的优秀公民呢？这一类人是你们最可宝贵的材料：因为教徒不需要监督，教徒不会去偷，不会躲避劳动。而你们却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设公正的社会？所以你们一切都搞不成器。为什么你们要亵渎优秀的人们的心灵呢？让教会有真正的分立权，别去碰它，你们不会因此而损失什么！你们是唯物主义者吗？那就依靠发展教育吧——据说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但为什么要抓人？——这时戈尔德曼走了进来，想粗暴地打断说话。但大家冲着他嚷了起来：“你住嘴！……你闭口！……说吧，说吧，妇人！”（怎样称呼她好呢？女公民？同志？所有这些都是禁止的，这是一套陈规陋习造成的难题。妇人！像基督那样来称呼是不会错的）于是薇拉便在自己的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宣讲！！
    　　请看科尔汉耶娃在国家安全机关办公室里的这些听众——为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话能打进他们的心里？
    　　前面说过的捷列霍夫到现在还记得第一个被他判处死刑的人：“很为他惋惜。”能保持这样的记忆说明他总还有点人心吧（而那以后被他判死刑的许多人他已经记不得了，而且也没有给他们记数）。
    　　这是捷列霍夫的一个插曲。当他向我证明赫鲁晓夫统治下司法制度的公正时，使劲用手劈桌面玻璃——在玻璃边缘上划破了手腕。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工作人员进来打了个立正，值班军官给他拿来了碘酒和双氧水。他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把蘸了药水的棉花在划破的地方无可奈何地按了一个来小时：原来他的血不容易凝固。老天爷通过这一点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局限性！—一而他却在审判着，把一个个死刑判决加在别人身上……
    　　“大楼”的监管人员不管怎样冷若冰霜——而心灵的内核，内核的内核，在他们身上总还应当保留着吧？H·普一娃说，有一次带她去审讯的是一个冷漠的好像既没长嘴巴又没长眼睛的女传带员——突然炸弹在“大楼”近旁接连爆炸，好像现在就要扔到他们头上。女传带员朝自己的犯人猛跑过去，在恐怖中抱住了她，寻求人的融和与同情。但轰炸过去了。于是又依然故我：“把手背起来！走！”
    　　当然，在死的恐惧中流露人性并不值得特别称道。正如舐犊情深未必证明其善良（人们常常以“他是为了顾家”为恶人解脱）。人们称赞最高法院院长戈利亚科夫：爱种花，爱读书，常去逛旧书店，对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诃夫很有研究—一但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害了多少万人呀？或者，譬如说那个上校，约塞的朋友，在弗拉基米尔的隔离所里还哈哈大笑地讲述他怎样把犹太老人们关进冰窖——他的行为放荡不羁，唯一害怕的是被他的妻子发觉：她相信他，认为他是个高尚的人，他也珍惜这点z但难道我们敢把这种感情当作他心中的善的基点吗？
    　　他们不撒手地看中了天空的颜色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是什么原故呢？在莱蒙托夫的时候就有——“你们天蓝色的制服！”，然后是蓝帽子、蓝肩章、蓝领章，后来叫他们不要那么显眼，大片的蓝色渐渐避开了人民的感恩的视线，渐渐集中到他们的头上和肩上——只剩下细滚边，厌帽箍——但毕竟还是蓝色的！
    　　这——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吗！
    　　或者这表示任何黑暗的东西偶尔也要去领受苍天的圣餐？
    　　这样想倒是很美丽的。但是，你知道雅戈达是穿着什么制服去参拜神圣的吗？……据一个目睹者（此人与高尔基过从甚密，同时和雅戈达也很接近）说：；在莫斯科近郊雅戈达的领地上，在澡堂脱衣间里，特意放着一些圣像——雅戈达及其同伴们脱衣后先要用手枪向它们射几下，才进去洗澡……
    　　这怎样理解呢，因为他是恶人吗？恶人又是什么意思？世上有这种人吗？
    　　我《已更接近于这种想法：不可能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童话里描绘恶人——说给孩子听，为了情节的明了，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当历代的世界文豪——一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的时候，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经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主要问题在于描绘这些恶人的手法。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他们干脆就这样思考：我不作恶便不能生活。让我来唆使父亲去反对兄弟！让我来享受牺牲者的痛苦吧！雅各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目的与动机是黑暗的，是由仇恨产生的。
    　　不，没有这样的事！一个人要作恶，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当作善，或当作一件有意义的合乎常规的举动。幸而人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正当理由的天性。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在一九一八——九二0年间有过一个传闻，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萨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决犯人统统枪毙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喂（活生生地）市内动物园的野兽。我不知道这是真事还是诽谤，如果有过这类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会去寻找证据：依照蓝滚边们的习惯，我想建议他们向我们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那些闲饥荒的年月，上哪里去为动物园搞食物呢？从工人阶级嘴里抢吗？这些敌人反正要死掉，干吗他们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国的养兽业，并这样来促进我们迈向未来的前进步伐呢？难道这不是适宜的吗？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学上有一种阈限量或阈限现象。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锂——它不放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子便出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十八度——就流动了，变成液体。
    　　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头，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他因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种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外千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会不复返了。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公正的概念总是包括两个方面：美德取胜，邪恶受罚。
    　　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追着咬了。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进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
    　　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甚至对《伊凡·杰尼索维奇》，退休的蓝箍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触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应当爱护他们呀！）随后棍子就上来了：“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不吝惜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我们下班后还留下来开大会和举手表决：“太少啦！八万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着干！”
    　　而在我们这里判处了（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所述）——将近三十人。
    　　在奥德河和莱茵河彼岸发生的事情——我们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区和索契附近的绿围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杀死我们丈夫和父亲的人正坐着汽车在我们街上经过，而我们还给他们让路，这种事情，我们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们无动于衷，不要“翻旧帐”嘛。
    　　然而，如果把八万六千个西德人按比例折合成我国的人数，应当是二十五万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没有找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传到法院去，我们怕触痛他们的伤处。作为他们的象征，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三号住着洋洋自得的、头脑僵化的、什么也没有想通的、浑身浸透着我们鲜血的莫洛托夫，他气度高贵地走过人行道，坐上又长又宽的小汽车。
    　　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猜出的谜是：惩罚自己的恶人的机会为了什么给予了德国，而俄国却未能得到？如果我们永无清除在我们体内腐烂的秽物之日，那末我们将面临一条怎样的绝路？俄国将给世界做出什么样子？
    　　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充满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罗斯伟大的忏悔传统他们根本不懂而且觉得可笑，那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对于承受他们给别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怀着动物的恐惧，而这种心理又压倒了他们身上任何公正倾向时，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死死抱住用死难者的鲜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实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摇绞肉机把手的人，现在都已不年轻了，他们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他们丰衣足食、舒舒服服地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时光——因此任何同等的还报都为时已晚，都已经不能对他们实行了。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
    　　“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
    　　如果这句话在我们国家只说出二十五万次（按比例，以便不致落后于西德）——一也许就够了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该翻的旧帐”！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够不舒服，够可怕的就是了！

    　　——————

    第五章　最初的监室—一最初的爱

    　　这怎样理解呢——监室怎么忽然和爱连在一起了？……噢，想必是这么回事：你是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被关进了“大楼”的吧？那就明白了，因为把你塞到了那里，你才拣了一条命。这是列宁格勒最好的地方——这不仅对住在那里、有防炮轰的地下办公室的侦查人员而言。不是开玩笑，当时在列宁格勒人们不洗脸，脸上都结了一层嘎渣，而在“大楼”里，囚犯每十天洗一次热水淋浴。不错，暖气只供看守呆的走廊，监室木供暖，但在监室里却也有可用的自来水管，也有厕所——这在列宁格勒哪里有呢？面包和外边一样，一百二十五克。而且每天还有一顿死马肉熬的场！还有一顿粥！
    　　猫儿羡慕起狗的生活来了！那——禁闭室呢？那——最高刑呢？不，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
    　　坐下来闭上眼睛仔细回想一下：在我服刑期间一共蹲过多少间监室呀！数都数不清呀！而在每一间里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监室里是两人，有的——一百五十人。有的地方只呆了五分钟，有的——呆了一个漫长的夏天。
    　　但所有的监室当中，在你的记忆中占第一位的永远是你蹲过的第一间，在那里你遇到了自己的同类，和自己的绝望的命运相同的人。你一生都将怀着大约只有回忆初恋才有的那种激动心情去回忆它。当你用新的眼光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你想起和你在这石头棺材里同睡一块地面、同吸一种空气的那些人们，如同回忆自己的家人。
    　　是的，在那些日子里，也只有他们才是你的家人。
    　　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在你以后的全部生活中，绝找不出与你在第一个侦查监室中的感受相类似的东西。就算监狱在你之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你之后还会存在多少年（但愿少些……）——但你在受侦查期间蹲过的那个监室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得的。
    　　也许它对活生生的人来说是可怕的。爬满虱子臭虫的看押所，没有窗户，没有通风装置，没有板铺——只有肮脏的地面。村苏维埃、民警所、车站或港口附设的叫做羁押室的巨子（羁押室和羁押所——它们在我国地面上分布最广，大量人犯正是集中在那里）。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的“单身监室”，那里的窗玻璃都涂着铅丹，好使被糟塌了的白昼的光亮只有变为血红色才能进入你的屋子，好使固定的十五瓦的灯泡永远在天花板下发光。或者乔巴山市的“单身监室”，那里你们十四个人一连几个月人贴人地坐在六平方米的地面上，只能按口令大家一起挪动一下蜷缩起来的腿。列福托沃的“心理”监室，如三号，整个漆成黑色，也是昼夜亮着一支二十瓦的灯泡，其余的则与列福托沃的每间监室一样：沥青地；暖气开关在走廊里，由看守掌握；而主要的是——一连好多小时的撕裂人心的啸吼声（来自邻近的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的空气动力管，但这并不是故意安排的，尽管难以置信），它使放着水杯的钵子颤振着从桌面上滑下去，在这种啸声下说话是白费劲，但可以放声歌唱，看守是听不见的——啸声一停，那真是进入了胜于自由的极乐境界。
    　　你爱上的当然不是那肮脏的地面，不是那阴沉的墙壁，不是那便桶的气味，而是那些与你接口令一起挪动腿脚的人们：是你们心灵中共同跳动过的东西；是他们有时说出的令人惊异的话；是你心中只有在那里才能产生的无拘无束遨游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无论怎样跳腾，无论怎样攀援，都达不到它的高度。
    　　在到达这个最初的监室以前，曾需要闯过多少关口啊！你被关押在地洞里，或者隔离室里，或者地下室里。谁也不对你说一句人话，谁也不用人的目光瞧你一眼——只是用铁像从你的脑子和心脏里往外掏东西，你叫喊，你呻吟——而他们却在哄笑。
    　　在一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内。你孤零零地处在敌人中间，你已经同理智与生命诀别，你已经恨不得站到暖气片上头冲下跳下来在铁铸的排水口上把脑袋碰个粉碎，——没想到你竟然活了下来，而且被带到自己的朋友中间。于是你又恢复了理智。
    　　这就叫做第一个监室！
    　　你期待过这个监室，你几乎像憧憬释放那样憧憬过它，——可是那些监狱不是火坑就是苦海，不论是列福托沃，还是传奇般的魔窟苏哈诺夫卡。
    　　苏哈诺夫卡——这是只有国家安全部才有的最可怕的监狱。侦查员发着凶险的咝咝声说出它的名字，用来恐吓我们这种人（从蹲过这个监狱的人嘴里打听不出什么来：或者是说一堆语无伦次的梦呓，或者是已经不在人世）。
    　　苏哈诺夫卡——原先是叶卡德林宁荒郊修道院，有两座楼房——一定期服刑楼和侦查楼，共六十八间小室。“乌鸦车”去那里需两个小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监狱是在离列宁的戈尔基和季娜伊达·沃尔康斯卡哑“往日的领地几公里的地方。那一带风景很优美。
    　　囚犯一进狱，先用站立禁闭室给你来个下马威——它是那么狭窄，如果你已无力站着，那就只好用膝盖顶住墙是在那里，别无他法。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有关上一昼夜多的，好使你的精神屈服下来。苏哈诺夫卡的伙食精细好吃，国家安全部门别处的监狱里都吃不到，因为这里没有单独办制造猪饲料的伙房，每天去建筑人员休养所打饭，但是供一个建筑师吃的一份饭食——无论是炸土豆，还是一小块炸肉饼，这里要分给十二个人吃。因为这个缘故，你不仅像在别处一样永远挨饿，而且胃口被调得更难受。
    　　那里的监室全是按两人一间设置的，但往往把受侦查人一个人关在那里。监室的面积是一米半乘两米。两个像树墩那样的小圆凳拧死在石头地面上，如果看守打开墙里的英国锁，从墙里便会放下两块铺板和两条适合婴儿用的填草的床垫，各搭在“树墩”上，只供夜间七个小时使用（就是说，只供侦查时间使用，那里白天是根本不进行侦查的）。白天小圆凳腾出来，但不准坐在上面。还有支在四根竖管上的象烫衣板似的桌面。通风小窗总是关着的，只有早晨看守才用钩子把它打开十分钟。小窗户的玻璃加了钢筋。从来不放风，每天唯一的一次放出去大便是在早晨六点钟。这时候谁的肚子都还没有这个需要，晚上却不让出去。每七间监室划为一个单元，每单元就有两名看守。所以一个看守只需要在三个房门前走动，每经过两个房门以后就可以通过监视孔向你屋里观察一次。这就是无声的苏哈诺夫卡的目的：不让你有一分钟睡眠的时间，不让你有一刻偷偷用来处理私人生活的时间，你永远在监视下，你永远在掌握中。
    　　但如果你通过了与发疯的搏斗，经受了孤独的考验并站定了脚跟——你就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监室！现在你可以在那里治愈精神上的创伤。
    　　如果你很快就屈服了，作了一切让步，并出卖了所有的人——现在你也具备了走进自己第一个监室的条件，虽然你倒不如不活到这个幸福的时刻，而是一张纸上也不签字，以胜利者的身份死在地下室里。
    　　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不是敌人的人。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们与你走的是一条道，你可以用“我们”这个欢乐的词把他们和自己联结在一起。
    　　是的，在外面你也许蔑视过这个词，当时人们用它代替了你的个性（“我们全体像一个人那样！……我们强烈地愤慨！……我们要求！……我们发誓！……”）——现在却使你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你在世上不是一人！还存在着有智慧的精神生物——人们！！
    　　我同侦查员进行了四昼夜的决斗以后，刚刚在电灯光刺眼的隔离室里按规定的熄灯时间躺下，看守便开始打开我的门。我都听到了，但在他说出“起来！提审！”之前，我还想有百分之三秒钟的时间把脑袋放在枕头上，想象我是在睡觉。然而看守把背熟了的话说漏了嘴：“起来！收拾铺盖！”
    　　我感到迷惑不解和遗憾，因为这是最宝贵的时间，我裹上了包脚布，穿上了靴子、军大衣，戴上了冬帽，抱起了公家的床垫，看守踢起脚跟，不断向我做手势叫我不要弄出响声，带着我通过卢宾卡四层楼的死寂的走廊，经过监楼长的桌旁，经过像镜面一样光滑的监室号牌和在监视孔上放下的橄榄色的小挡板，他给我打开了六十七号监室，我一进去，他立即就在我身后锁上了门。
    　　虽然熄灯时间只过了一刻来钟，但受侦查人的睡眠时间是那么靠不住和那么少，所以六十七号监室的房客在我来到之前就已经在铁床上睡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外面。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各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监牢里，逐步发明了各种管束办法来补充旧狱规。二十年代初在这里蹲过的人还不知道有这种办法，那时灯光在夜里也是熄灭的，像人们过日子那样。但后来开始不灭灯，这是有逻辑根据的：为了在夜里的任何时刻都可看得见犯人（但如果每次检查时临时开灯，那就更糟）。让犯人把手放在被子外面似乎是为了使犯人不能在被子下掐死自己，从而逃脱公正的侦查。经过试验性的检查后发现，人在冬天总是想把手藏起来，好暖和些——于是这个办法便最后确定下来。
    　　听到开门的声音，屋里的三个人都哆嗉了一下，刹那间抬起了头。他们也等待着提审。
    　　这三个惊恐地抬起的头，这三张没有刮脸的、委顿不堪的、苍白的面孔，在我看来是多么有人性，多么可爱，以致我抱着床垫站在那里，幸福地微笑起来。他们也都露出了笑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已经遗忘了的表情呀！——一虽然总共才过了一个星期！
    　　“从外面来？”——问我（这是对新来的人通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不是。”（这是新来的人通常作的第一个回答）。
    　　他们指的是，我一定是不久前才被捕，所以是从外面来的。我则经过了九十六小时的侦查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我是从“外面”来的，难道我还算不得一个经过考验的囚犯吗？……但我毕竟是从外面来的！于是，一个长着一双很生动的黑眉毛的、不留胡子的小老头当时就向我打听军事和政治新闻。真令人吃惊！——虽然已经是二月末了。但关于雅尔塔会议，关于东普鲁士的包抄，以及关于我军从一月中旬开始的华沙攻势，甚至关于盟军的十二月惨退，他们都一无所知。根据条令，受侦查人不应当知道外部世界的任何情况——所以他们也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愿意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全告诉他们——我怀着那样的自豪感，好像一切胜利和包围都是我亲手干的事情。但是这时看守把我的床拿了进来，应当没有声响地把它放好。给我帮忙的是一个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也是个军人：他的飞行员的制服和船形帽就挂在床栏杆上。他还在小老头以前就向我问过话，只是不是问战事，而是问有没有烟草。但是，不管我对我的新朋友们怎样敞开心胸，不管在几分钟内所说的话是多么少——我的这个同龄人及前线战友却使我感到有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于是我就对他立即并永远关上了门。
    　　（我还不知道有“耳目”这个词，也不知道在每个监室里都应当有这种“耳目”，一般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好并说出来我不喜欢格奥尔吉·克拉马连科这个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继电器、探测继电器就已经发生了作用，于是我便对这个人永远关闭起来了。这种情形如果是绝无仅有的，我就不会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怀着惊奇、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感觉到，我身子里面的那个探测继电器的功能变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岁月流逝，我同几千几百个人在一专板铺上躺过，在一个队列里走过，在一个小队里工作过，这个丝毫不是我创造出来的神秘的探测继电器总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发生作用，在一见到人的脸孔、眼睛，一听到最初的声音时就发生作用——它叫我向这个人敞开大门，或者只开一条缝，或者关得死死的。这总是那么准确无误，以致我开始觉得行动特派员们为安排眼线而费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为谁充当了叛徒的角色，总会在脸上、声音里显出来，有的似乎假装得很巧妙——但不干净。反过来，探测器还帮助我识别出对什么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脑袋的隐情和秘密向他公开。我度过了八年的监禁，三年的流放，还有六年风险丝毫不小于前者的地下写作生涯，——在这十七年里我冒失地对好几十人开诚相见——却一次也没有失误！——这类事情我未见有人写过，在这里写出来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们参考。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装置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们这些过分推崇技术和理智的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奇迹，不让它在我们身上发展起来）。
    　　我的床已经放好——这时我本应开始讲述（当然是躺着低声讲，免得马上被人从这舒适地方送进禁闭室），但我们的第三个同监难友，中年人，剃头的头顶上已经长出白色的头发楂子，不很满意地瞧着我，带着那种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严峻神气说：
    　　“明天再说。夜晚是为了睡觉的。”
    　　这是最明智的意见。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审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早晨六点钟，那时侦查员要去睡觉了，而这里却已经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我一开口向他们介绍外面的情况，便感觉到一种使我为难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东西，当时就把它明确地说出来我还没有那个能力：（从我们每个人被捕时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转过来了，或者说一切概念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我那么陶醉地开始讲述的东西，也许对于我们根本不是值得高兴的。
    　　他们转过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两百瓦的灯光，用毛巾缠住那只放在被子上面挨冻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只手臂藏起来，于是就睡着了。
    　　我却躺着，充满与人们在一起欢度节目的感觉。一小时前我还不能指望他们会把我和什么人带到一起。我可能什么人也见不到就在后脑门挨上一颗子弹而结束生命（侦查员老是这样向我许愿）。我头上依旧悬着侦查的重压，但是它已经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将讲述（当然不是关于自己的案子），他们明天也将讲述——明天将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底深渊，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转折）。
    　　监室里的每个细节都使我发生兴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当监视孔中没有人瞧着的时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来。瞧，在一面墙的上边，有一个三砖宽的不大的凹处，上面挂着蓝色纸帘。我已经打听出来：这是窗子，啊！——在监室里有窗子！——而纸帘则是防空的伪装。明天将有微弱的白昼亮光进来，在白天将有几分钟的时间关掉刺眼的电灯。这是多么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昼的亮光下！
    　　监室里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在最显眼的地方，放着茶壶、象棋、一叠书（我还木知道为什么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原来又是依照卢宾卡的规矩：时时刻刻地通过监视孔窥看时，看守应当确信，没有人滥用行政当局的这些恩赐：没有人用茶壶来凿墙，没有人甘冒自绝于人民、当不成苏联公民的危险，把棋子吞进肚里；没有人想法点着书籍企图把监狱烧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镜被认为是那么危险的武器，所以夜里不准放在桌上，看守把它们收去到早晨再发还）。
    　　多么舒适的生活呀！——象棋，书籍，弹簧床，厚厚的垫子，干净的被单。是呀，我不记得整个战争中哪天这样睡过。擦得亮亮的镶木地板。从窗到门几乎可以走四步路。这不枉是中心政治监狱——纯粹的疗养院。
    　　也没有炮弹掉下来……我一会儿记起它们在头上高高飞过时的呼呼的声音，一会儿记起越来越强的尖啸声和爆炸的轰隆声。迫击炮弹的嗖嗖声是多么温柔。而天牛产下的四个卵震得周围天摇地动。我记起伏尔姆迪特城下的烂泥，我就是从那里被抓走的，我们的人现在还在那里踩着烂泥和湿雪，不让德军从大包围圈中逃出去。
    　　见你们的鬼去吗，不要我打仗——一那就不打。
    　　在失去了的许多尺度中，我们还失去了这样一个，那就是在我们之前用俄语说过话和写作过的那些人的高度的坚定性。奇怪的是，在我们革命前的著作中，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描写。我们描写的，要不就是多余的人，要不就是脆弱的、缺乏适应能力的幻想家。单凭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几乎没法理解：俄罗斯靠什么人维持了十个世纪，是靠什么人支撑着的？而且它最近这半个世纪，还不是靠他们过来的吗？而且是更加要靠它们了。另外还有这些幻想家们。他们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选定一种。他们对崇高的事物追求得太强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车。在每一个社会衰亡之前，总会出现那么一个明智的思想者的阶层—一思想者，仅此而已。而他们受到怎样的嘲笑啊！受到怎样的戏弄啊！他们只能得到害群之马的外号。因为这些人是香味过分幽雅的早开的花朵，所以他们就落到了刈草机的刀口下。在私生活中，他们特别没有办法：既不会卑躬屈膝，又不会装模作样，也不会搞好关系，动不动就是意见、激动、抗议。这样的人正好是对草机收割的对象。这样的人正好被铡草机粉碎。
    　　这些正是他们住过的监室。但监室的墙壁——从那时起糊墙纸已几经撕掉，不止一次地抹过灰泥，粉刷过，油漆过——已经不能向我们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迹（相反，它们通过窃听器凝神地听着我们入关于这些监室的老住户，关于在这里进行过的谈话，关于从这里押上刑场、走向索洛维茨的那些思想，什么地方也没有写下来，说出来。一卷这样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车厢我国当代的著作，但是大约已经不会出现了。
    　　那些还活着的，只能告诉我们一些鸡毛蒜皮：这里过去是木床，床垫里装的是麦草。还在二十年代，在给窗户戴上笼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顶上都已经涂了白垩。而笼口在一九二三年确确实实就已经有了（我们却一致以为是贝利亚平的事）。对于敲墙打暗号对话，据说这里在二十年代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时还莫名其妙地保存着沙皇监狱的荒唐传统：一个犯人如果不和邻室敲敲打打，那他还有什么可干呢？还有：整个二十年代这里的看守都是拉脱维亚人（有从拉脱维亚步兵中来的，有的不是），送饭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脱维亚女人。
    　　固然是鸡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进这个苏联的主要政治监狱，谢谢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关于布哈林想过很多，我想体会一下当时的情景。然而，有一种感觉，好象我们已经忘乎所以了，把我们关进任何一个省的内部监牢里也够抬举的了。而这个地方——是太大的荣幸。
    　　同我在这里邂逅相遇的人们在一起，是不会感到无聊的。有可以听一听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个有着一双生动的眉毛的小老头（在六十三岁的年纪，他显得完全不像个老头）叫阿纳托里·伊里奇·法斯坚科。他，作为旧俄罗斯监狱传统的保存者和俄国历次革命的活历史，使我们的卢宾卡监室大为生色。他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好似衡量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这样的人不仅在监室中是可贵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这里，在监室里，在一本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关于一九0五年革命的书中，我们就读到了法斯坚科的姓名。法斯坚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以至于现在已经不像是这样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刑期时，还是个年轻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据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释放了。
    　　我们中间谁没有从中学历史课本和《简明教程》中知道并且背得滚瓜烂熟，说这个卑鄙挑衅的“宣言”是对自由的嘲弄，说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呢？但这句俏皮话是骗人的。根据这个宣言，允许一切政治党派的存在，召开了杜马，并且实行了诚实的极端广泛的大赦（至于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据大赦令，无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种，不多不少地释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还留下来继续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诚然，它不是被迫的）则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来继续坐牢。
    　　（他讲的关于那次大赦的情况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监狱的窗上当然还没有任何笼口，因此，在法斯坚科所坐的别洛采尔科夫监狱里，囚犯们可以从窗中自由观看监狱的院子、收进和离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从电讯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们宣布了这个新闻。政治犯开始高兴地大吵大闹起来，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门户，要求典狱长立即释放他们。他们中有人当场挨了拳打脚踢吗？被关进禁闭室了吗？罚禁某个监室阅读书籍或购买东西了吗？根本没有！手足失措的典狱长从一个监室跑到另一个监室说好话：“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要通情达理！我无权根据电讯消息释放你们。我应当从基辅我的上司那里得到直接指示。我请求你们凑合再过上一夜。”——果真把他们蛮横地又扣留了一昼夜……在斯大林的大赦令发布后，如后面还将讲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两三个月，照旧强迫他们干重活，而对此谁也木感到是非法的。）
    　　获得了自由后，法斯坚科和他的同志们当即投入了革命活动。在一九0六年，法斯坚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镣铐和四年流放。头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服刑，那里，在他目睹之下，正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越狱，这次越狱是各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从外面组织的。用炸弹在监狱墙壁上爆破开一个可供一名骑马者出入的缺口，于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谁想出去就出去，只是那些由本党批准越狱的人才能出去，他们事先在监狱中就通过某些看守配备了手枪），蜂拥至缺口处，除了一个以外都逃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指示阿纳托里·法斯坚科不越狱，而是去转移看守的注意力，并制造混乱。
    　　可是在叶尼塞的流放中他没有呆多久。把他所讲的（还有其他幸存者所讲的）情形，和我国革命者曾经成百成百地从流放地逃跑并且更多地是跑到国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为这是那么简单。法斯坚科“逃跑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随随便便离开了流放地点。他到了海参崴，指望通过某个熟人关系在那里坐上轮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于是，他照旧没有身份证，放心地坐火车穿过整个俄罗斯母亲到了乌克兰，在那里成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他又被捕入狱。从外面给他送来了一张别人的护照，于是他便向奥地利边界出发。这个图谋是那么不受威胁，而法斯坚科又是那么不感到自己后面有追捕的气息，以致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疏忽大意：到达了边境并且已经向警察官员交出了护照以后，他突然发现，没有记住自己的新姓名！怎么办呢？旅客约有四十来人，官员已经开始喊姓名了。法斯坚科灵机一动：装成睡觉的样子。他听到，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分发完了，已经有几次喊到马卡罗夫这个姓名，但这时还不能断定马卡罗夫就是他。最后，帝制的保卫者向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礼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说：“马卡罗夫先生！马卡罗夫先生！您的护照，请拿走！”
    　　法斯坚科到了巴黎。他在那里认识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在隆瑞莫的党校里担任了总务工作。同时他学法语，熟悉环境—一这时产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头。在大战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当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国住过。这些国家自由自在的稳定生活使法斯坚科感到吃惊：他得出结论，那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推论出，那里也未必需要这种革命。
    　　而这里，在俄国，却发生了——比预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于是大家都回来了，接着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坚科内心已经感觉不到先前的对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从着那个驱使候鸟迁飞的规律，他仍是回来了。
    　　在法斯坚科之后，他在加拿大的一个熟人—一逃到加拿大并在那里成了富裕农场主的前波将金号水手，随即也回到了祖国。这个波将金号水手卖光了自己的农场和牲口，带着钱，带着一部崭新的拖拉机到了故乡，帮助建设那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他参加了最早的一个公社，交出了拖拉机。这部拖拉机，谁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很快就搞坏了。至于波将金号水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他二十年来所想象的。发号施令的是一些本不应有权发号施令的人；下令做的事，对一个勤勉的农场主来说是荒诞不经的。而且，他身体也瘦了，衣服也穿破了，换成卢布纸币的加拿大金元也所剩无几了。他恳求放他全家出国去。他越过国境时不比当初从“波将金号”上逃出去时富一些。他依然像当年那样作为一名水手横渡了大洋（没有钱买船票），而在加拿大又再次作为一名雇工开始了生活。
    　　法斯坚科身上的许多东西我这时还不能理解。对我说来，他这个人最主要的和最不平常的事情莫过于他本人认识列宁，而他自己回忆起这事来却颇为冷淡（我当时的情绪是这样的：如果监室中某人对法斯坚科只称父名而不同时称名，譬如随随便便说：“伊里奇，今天该你倒马桶吧！”我便激怒、生气，我感到这是一种亵渎行为，而且问题还不仅在于把这句话连在一起说，一般地说，除了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人以外，无论把什么人称为伊里奇，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因为这种缘故，法斯坚科也还不能像他愿意地那样向我说明很多东西。
    　　他明明白白地对我说：“不要给自己制造偶像！”而我却不理解。
    　　看到我那种兴奋情绪，他执意地反复对我说：“你是个搞数学的。你不该忘了笛卡儿的话：‘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一切？”——一这怎么行呢？总不能是一切吧！我觉得我本来就已经怀疑得够了，够多了！
    　　他还说：“老政治苦役犯几乎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我是属于最后的几个人。老政治苦役犯全被消灭了。早在三十年代就解散了我们的协会。”“为什么呢？”“为了使我们不能聚会，不能讨论。”虽然这些用平静的语调说出来的普通的言词本应具有感天动地的力量，而我却把它们理解为斯大林的又一被暴行。沉重的事实，但是——没有根源。
    　　我们耳朵听到的东西并不能都进入意识，这是毫无疑问的。太不合乎我们情绪的东西就会消失——或是在听的时候，或是在听了以后，但总是会消失。虽然我对法斯坚科所讲的许多故事记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议论在我的记忆中却模糊不清。他告诉我一些书名，恳切地劝我出去以后找来读读。他自己因为年龄和健康的缘故已经不指望活着出去了，希望我将来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满意了。当时不可能做记录，要凭脑子记，可是监狱生活中要记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当时口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记住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我当时很推崇高尔基！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
    　　当他回到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时候，出于对地下工作的旧功劳的尊敬，曾大力提拔他，他本可以占据重要职位，——但是他不要，而在《真理报》出版社里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职务，后来又担任了一个更小的职务，调到“莫斯科市容设计”托拉斯，在那里做着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走这条躲躲闪闪的路？他含混地回答：“老狗已经养不成套链条的习惯。”
    　　法斯坚科明白已经不可能有所所为，便只求能像个人那样苟全性命。他已经退休领取微薄的养老金（完全不是个人特定养老金，因为那会引人想起他同许多被处决者关系接近）——他本可这样拖到一九五三年。但倒霉的是，他同寓所的一个邻居，整日醉醺醺的放荡作家工·索洛维约夫一起被捕了，因为他喝碎了酒在某处夸口说有手枪。有手枪就足以构成恐怖行为，而这个具有老社会民主党经历的法斯坚科就已然是一个惟妙惟肖的恐怖分子。侦查员现在果然给他铆上恐怖行为，当然，一并捎带上为法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服务等罪名，自然还充当过沙皇保安局的情报员。在一九四五年，吃得饱饱的侦查员，拿着充裕的工资，完全郑重其事地翻阅了各省宪兵局的档案，并写了关于一九0三年秘密工作化名、暗号、接头地点和会议的完全郑重其事的审讯笔录。
    　　老伴儿（他们没有子女）按许可每隔十天给阿纳托里一，伊里奇递送一次她能弄到的食物：一块三百克重的黑面包（它是在集市上买的，每公斤价值一百卢布！）加上十来个煮熟了剥了皮的（在搜查时还被锥子戳穿了的）土豆。看到这些贫乏的——真正是神圣的——食物，不禁使人心肝俱裂。
    　　这就是一个人的正直和怀疑的六十三年所得到的全部报偿。
    　　我们监室里有四张床，中间留下了一条放着桌子的窄过道。但在我进来后过了几天，又给我们添进第五个人，横放了一张床。
    　　新犯人是起床前一小时带进来的，这是最甜蜜的休息脑子的时刻，因此我们中间的三个人都没有抬起头来，只有克拉马连科下了床，想弄到点烟叶子（也许还能给侦查员弄到点材料）。他们开始耳语起来，我们努力不去听他们，但要不把新来者的耳语分别出来是木可能的：它是那么响、惊惶、紧张，甚至接近于号哭，可以明白，一桩不寻常的痛苦进入了我们的监室。新来人问，被枪决的人多吗？我没有转过头去，但终究还是嘘了嘘他们，叫他们声音放低点。
    　　当我们按起床时间一齐跳起来的时候（睡过头有关禁闭室的危险），我们看到了——个将军。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等级标志，甚至没有撕下或拧下的痕迹，也没有领章——但高级料子的制服，柔软的军大衣，还有整个体态和面孔！——不，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将军，标准的将军，甚至必定是一个大将军，而不是什么少将之类。他个子不高，身材结实，躯体很宽，肩膀也宽，脸则相当胖，但这种饱食所致的肥胖，没有赋予他以容易接近的温厚感，而使他具有身份重要、属于高级阶层的特征。他的脸部的前端——诚然，不是脸的上半部而是下半部——是一个叭喇狗式的下颌，这里集中表现着他的毅力、意志和权力欲，这些特性使他刚到中年就已升到了这样的官位。
    　　开始互相介绍，原来泽-夫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年轻，他今年刚要满三十六岁（“如果不被枪毙掉”）。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并不是什么将军，甚至也不是上校，并且根本不是军人，而是个工程师！
    　　工程师？！我正好是在工程界人士的环境里教育出来的，我清楚记得二十年代的工程师：他们的光彩照人的智慧，他们信手拈来无伤大雅的幽默，他们思想的灵活和宽广，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一种工程专业进入另一专业，或者一般地从技术领域转入社会，转入艺术。然后——是有教养的举止、趣味的细腻；没有秽语的条理分明的流畅动听的辞令；一个——稍稍搞点音乐；另一个—一稍稍搞点绘画；他们所有的人的脸上总是带着精神丰富的印记。
    　　从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这个环境的联系，后来就是战争。现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工程师。他是接替被消灭掉的工程师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他有一个优越性是不能否认的：他比那些要强壮得多，实感得多。他保持了结实的肩膀和双手，虽然早就用不到它们了。他摆脱了繁文缛节的束缚，眼色严峻，说话不容争辩，甚至想不到会有反对意见。他的成长过程与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亲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庄稼人。辽尼亚·泽-夫是那些蓬头垢面、愚昧无知的农家孩子中的一个，对于这些孩子的才能的埋没，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为之痛心g他不是个罗蒙诺索夫，也不会自己去进科学院，但却有才能—一如果不是发生了革命的话，他便会去种地，成为一个富裕的农民，因为他是灵活精明的，也许还会成为个小商人。
    　　照苏维埃时代的规矩，他加入了共青团，而这种共青团员的身份。便赶在其他才能的前面，把他从默默无闻中、从下层、从农村拉了出来，像火箭一样带他经过工农速成中学，上升到工业学院。他是一九二九年进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师们成群地赶到古拉格去的时候。迫切需要培养出自己的——有觉悟的、忠诚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摘专业而是掌管生产大权的人，直言之，就是苏维埃实业家。当时是这样的时机，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工业的著名制高点都空在那里。他这一批新人的任务就是要去占领这些制高点。
    　　泽-夫的生活成了一连串向顶峰上升的成功的链条。这是精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时国内战争已经不是使用“塔强卡”，而是使用警犬来进行了，那时，成群结队的快要饿死的人挣扎着走向铁路车站，希望坐车到“长粮食”的城市去，但是不让他们买票，他们也没有本事上车——这些穿着农民上衣和树皮鞋的饥民乖乖地倒毙在车站的栅栏下，——一这时候泽一夫不仅不知道城里人吃的面包是凭证配给的，而且还拿着九十卢布的大学生助学金（当时粗活工人所得是六十卢布）。对于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的农村，他是无动于衷的。他的生活已经在这里，在胜利者和领导人中间扎下根了。
    　　他没有来得及当普通的工长：马上就有几十个工程师、几千名工人归他指挥，他当了莫斯科郊区大建筑工程的总工程师。从战争一开始他当然就有免服兵役证明。他同自己的总管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图，在这里掌管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只不过现今在他手下干活的是犯人。这些灰溜溜的小人物的样子很少使他感兴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对于他所奔赴的灿烂前程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完成计划的数字，泽-夫只须指定项目、宿营地点、工地主任就够了——他们会自己想办法完成定额；至于每天的工作时间、口粮标准——这些细节他是不去深究的。
    　　在大后方度过的战争年代是泽-夫生活中最好的时光。战争有一个悠久和普遍的特性：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极上，另一极上释放出的欢乐越多。泽一夫不仅有叭喇狗的下颌，而且还有敏捷的办事才干。他立即熟练地适应了国民经济的新的战时节律：一切为了胜利，管他工人死活，战争会把一切都勾销！他只对战争作了一个让步：放弃了西服和领带，为了徐一层保护色，给自己做了一双鞣革马靴，套上了将军制服——就是到这儿来时穿的那身。这样既时髦又大众化，不致引起残废军人的气忿或招来妇女们的责备眼光。
    　　但女人们更经常是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他；她们上他那里去是为了搞点吃的、暖和暖和、寻寻开心。大批大批的钱经过他的手，他的钱包像酒桶一样起着泡沫，十卢布的票子他当成戈比用，几千块钱当成几卢布用。泽-夫不吝惜钱，不攒钱，不记帐。他只对那些经他过手的女人，特别是“开包”的女人，才记帐，这成了他的一种体育活动。他在监室里向我们担保说，在二百九十几的数上被他的逮捕给打断了，很可惜没有达到三百的数字。因为是战争时期，女人是孤独的，而他除了权力和金钱外，还有拉斯普京那种男人的力气，这点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错，他很乐意一桩艳事接一桩艳事讲给大家听，只是我们的耳朵不是为此而敞开的。虽然他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他最近几年急急忙忙把这些女人们抓到手，玩过了就甩掉。好像从盘子里抓虾吃一样，嚼开，吮空，又拿起下一个。
    　　他那么习惯于物体的可塑性，惯于像结实的野猪那样在大地上乱跑！（他在特别激动的时刻在监室里跑起来正像一只强健的野猪，它飞奔起来恐怕连橡树也撞得断吧？）他惯于认为当头头的都是自己人，什么事都好通融、都能脱身、都能遮盖！他忘记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来的嫉妒也就越多。现在他在受侦查时才知道，还从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随便说的一则笑话，已经进了档案跟着他了。以后还添加进了一些告密材料，还有情报员的证明材料（需要带女人上饭店，那里谁会看不见你呢！）。而且还有一条揭发，说他一九四一年没有赶紧离开莫斯科，是为了等德国人来（他好像为了哪个女人确实耽搁了一下）。泽-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经济上的勾当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记考虑还有五十八条。本来这块大石头很久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但他自高自大起来，有次拒绝给某个检察长修造别墅用的建筑材料。这样一来，他的案子便苏醒了，晃动了，从山头上滚下来了（蓝箍帽为私心而办案之又一例……）。
    　　泽-夫的知识范围是这样的；他认为存在着一种美国语；在监室里两个月内没有读完一本书，甚至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一页，如
    　　果总算读了一段，那只是为了撇开关于侦查的沉重念头。从谈话中可以清楚了解，他在外面读得还要少。关于普希金，他只知道是淫秽笑话的主人翁，关于托尔斯泰，他只知道大概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他是不是个百分之百的苏维埃实业家呢？他是不是为替代帕尔钦斯基和冯-梅克而特意培养的那种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工程师呢？令人吃惊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与他讨论整个战争的进程，我说，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们定将取得对德国人的胜利。他不客气地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你这是当真吗？”—一他双手抱住脑袋——“哎，萨沙-萨沙，我却相信德国人一定会得胜！我就为这事倒了霉！”原来如此！—一他是“胜利的组织者”之中的一个，却每天相信德国人必胜并且一个心眼地等待着他们！——倒不是因为喜欢他们，而只是因为太清醒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我当然是不了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们大家在监室里心情都很沉重，但谁也没有像泽-夫那样垂头丧气，没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像他那么凄惨。他在同我们一起时就已经了解到，等待着他的不会多于十年，在这些年中他在劳改营里必然是个工地主任，并且不会尝到什么痛苦，像过去没有尝过痛苦一棒。但这丝毫也没有给他安慰。如此美满生活的破灭给他的震动太大了：因为他在自己的全部三十六年中唯一对人间的这样的生活感兴趣，别样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着桌子，用自己的一只短短的胖手撑住那长着一张胖脸的脑袋，带着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眼神，低声唱了起来：
    　　自从幼年的时光，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抛弃被人忘……永远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号陶大哭起来。他把那从他身上冲决出来的、但不能帮助他打穿墙壁的全部力量，变成了对自己的怜悯。
    　　还有对妻子的怜悯。早就失欢的妻子现在每隔十天（不允许更经常）给他送来丰富的牢饭——洁白的面包、奶油、红鱼子、小牛肉、鲤鱼肉。他分给我们每人一片夹肉的面包，一根卷好的叶子烟，俯视着放在桌上的食物（与老地下工作者那些发青的土豆相比真是色香喜人），他的眼泪又加倍地流了起来。他呜呜咽咽地回忆起妻子的泪水，淌了整整几年的泪水：一会儿是因为在他裤兜里发现了情书；一会儿是由于在大衣袋里找出了他在汽车里仓猝液在那儿忘了的不知哪个女人的裤衩。当那使人变得温和的自我怜悯撕裂着他的时候，当代表凶恶力量的锁子甲卸下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个落魄的无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么能那样放声痛哭。我们的同监难友，那个长着白头发楂子的爱沙尼亚人阿尔诺德·苏济向我解释说：“残忍必定要用伤感来作衬垫。这是—一互补定律。例如，在德国人身上，这种结合甚至变成了民族性。”
    　　法斯坚科恰恰相反，在监室里是最生气勃勃的，虽然，以年龄而论，他是唯一已经不能指望熬过一切而重获自由的人。他接住了我的肩膀说：
    　　为真理挺站——算得了什么！
    　　为真理坐牢才是英雄本色2或者教我唱自己的政治苦役犯歌曲：
    　　如果需要牺牲，
    　　在牢狱和潮湿的矿井——
    　　我们的事业永远会得到
    　　后代人的响应！
    　　我相信！但愿这些篇章有助于实现他的信念！
    　　我们监室十六小时的一天缺乏外部事件，但却是那么有意思，譬如拿我来说，等十六分钟的无轨电车要比这十六小时无聊得多。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一到晚上你却会长叹一声，觉得时间又是不够，一天又飞快过去了。事件是细小的，但你第一次学会把它们放在放大镜下来观察。
    　　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是最初两个小时：一听到钥匙开锁的声音（在卢宾卡还没有“送饭口”，所以喊“起床”号令也需要开门），我们毫不迟缓地跳起来，铺好床，无聊地、无望地在电灯光下坐在床上。清早六点钟强迫起床，这时候，脑子睡得懒洋洋的，觉得整个世界都可厌，整个一生都完蛋了，监室里一口新鲜空气都没有，特别哭笑不得的是那些夜间受审讯刚眯糊了一会儿的人。但是别想耍花招！如果你要打个瞌睡试试，稍稍把身子靠在墙上，或者手托脑袋撑在桌上装做下象棋，或者脸对着放在膝上装模作样打开的书本浑身放松——那就会发出用钥匙敲门的警告声，或者更糟糕些：用有响声的锁锁上的门突然无声地打开（卢宾卡的看守受过专门训练），一个下士像无声的影子，像穿墙破壁的精灵，迅速走进监室三步，把瞌睡中的你敲一记，你也许会进禁闭室，也许会拿走全监室的书籍或者取消放风，这是对全监室的残酷的不公正的惩罚，还有写在狱规上的一条条罚则——你读去吧！它就挂在每个监室的墙上。顺便说说，你如果看东西要戴眼镜，那你在这困乏人的两小时内，无论书籍还是神圣的狱规都读不了：因为眼镜到夜间是收走的，在这两小时内让你有眼镜仍然认为是危险的。在这两小时内，决不会有人往监室送什么东西；谁也不会来这里，谁也不会问什么，谁也不会被传去——侦查员们正睡得香，监狱的长官们才醒——不眠的只有“维尔都海”，他时时拨开监视孔的小档板往里窥望声
    　　但有一项程序是在这两个小时内办理的：早解手。还在起床时，看守就要作一项重要宣布：任命你们监室里的某人今天负责端马桶（在那些各自为政的不出名的监狱里，犯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和自治权恰好足以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总政治监狱里，这种事件是不能听任自发的）。于是你们就迅速一个挨一个地排好队，前面是那位马桶负责人，他把容量八公升的带盖的洋铁桶抱在胸前。到达目的地，又把你们锁在里面，锁门以前，你们有多少人就发给你们多少有两张火车票大小的纸片（在卢宾卡没有多大意思：白的纸。有这样一些吸引人的监狱，那里发的是书本的碎页——这是一种多有意思的阅读呀！猜测是从哪儿来的，把两面从头到尾读完，领会内容，评价风格——在断章残句中去评量吧！——与同伴交换阅读。那里有时发给一度曾是进步的《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的残页，而有时说起来都害怕，是经地作家的书页，那可根本不是文艺方面的啊……。上厕所成了获得知识的行动）。
    　　但可乐的事不多。这项粗俗的需要在文学作品里是不作兴提及的（尽管这里也只是轻巧地说出了一个万古不变的道理：“清早出恭，其乐无穷……”），狱中一日的这种似乎是自然的开场，已经为囚犯的一整天设下了圈套——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圈套，气人的地方就在这儿。在监狱的不活动和食物贫乏的情况下，在虚弱的昏睡后，你怎么也不能一起床就打发掉自然需要。可是很快又要你回去并锁起来，——直到晚上六点钟（而在有的监狱里则到第二天早晨）。现在你一想起白天审讯时间快到了，一想起一天有那么多事情，心里就发毛，还要往肚里填进口粮、水和烂菜汤，可是谁也不再放你上那个美好的场所去了，自由人不懂得可以轻易进入这种场所的价值。难以忍受的庸俗需要能日复一日地在你身上产生，并且在早解手后很快产生，然后整天折磨你，压迫你，使你不能畅快谈话、阅读、思想，甚至吞不进一点食物。
    　　有时在监室里讨论：卢宾卡的狱规，以及一般的任何狱规是怎样产生的——是一种故意设计的暴行或者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我想—一各有不同。起床——这当然是出于恶意的打算，而其他许多东西起初是完全机械地形成的（同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暴行一样），后来上头看出有好处，因而批准了。交接班是在早上和晚上八点钟，因此带出去解手在交班前最方便（要是在一天中间一个个单独放出去——那就需要多余的操心和预防措施，这些活儿是拿不到报酬的）。在眼镜问题上也是这样：何必一起床就操这个心？夜班交班前还给他们就行了。
    　　现在已经听得到在分发眼镜——门打开了。可以判断，邻室有没有戴眼镜的（你的同案人不戴眼镜吗？当然我们不敢敲墙对话，对待这种事情是很严厉的）。瞧，也给我们监室里的人拿眼镜来了。法斯坚科只在读东西的时候才戴眼镜，而苏济则经常戴着。他戴上了，眼睛不再眯缝了。一戴上角质框眼镜—一眼上的框边是直线，他的脸马上就变得严厉了，有洞察力了，像我们所能想象的本世纪有教养人的脸。还在革命前，他就在彼得格勒文史学院学习，爱沙尼亚独立后二十年间保持了不带一点口音的纯粹俄语。后来在塔尔图学完了法律专科。除了爱沙尼亚国语外，他还通晓英语和德语，所有这些年代他经常注视着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注视着综合性的各种德国《学报》，研究各国的宪法和法典。在我们的监室里他当之无愧而又含蓄地代表着欧洲。他还是一个爱沙尼亚的知名律师．人们称他为“KuIdsuu”（金口）。
    　　在走廊里有了新的动静：穿着灰色长罩衫的寄生虫———一个躲在后方的壮健的小伙子用托盘给我们送来我们的五份LI粮和十块方糖。我们的“耳目”围着食物团团转：虽然现在免不了要用抓阄来决定一切，面包头和添头的多少、面包皮脱落的程度都要考虑在内，一切让命运来决定吧（哪里没有这种情形呢？这是我们多年全民挨饿的产物。在军队里分一切东西也是这样做的。德国兵在自己的战壕里听的多了，便学着逗乐说：“给谁？——给指导员！’’）——但“耳目”只要把所有的东西拿一下，便会在手掌里留下面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层。
    　　这些四百五十克的没有发起来的半生不熟的面包内瓤跟稀泥一样，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们的“拐杖”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开始了！一天开始了，这才是真正开始了！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要解决：他昨天把口粮处理得是否正确？用细线把它拉成小块？或者贪心地掰着吃？或者一块块掐下来慢慢吃？等到茶来再吃或者现在就动手干？留到晚饭时，或者只留到午饭时？留多少？
    　　但除了这些内容贫乏的犹豫外，手里这块水分多于粮食的一磅重的东西（法斯坚科说，现在莫斯科的劳动者吃的也是这样的面包），还能引起多么广泛的辩论啊！（我们的舌头现在也好用一些了，手里有了面包，我们已经是正常人了！）这种面包里到底有没有粮食呀！这里面都是什么掺合物啊？（在每个监室里总有个把对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为在这几十年内谁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开始了议论和回忆。二十年代烤的还是多好的白面包呀？——大圆面包、松软、多孔，上面的皮是红褐色的，涂了油，下面带着点炉灰和炉底的棱角。一去不复返的面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面包！朋友们，这已经是禁区了！我们约定好一句话也不谈吃的。
    　　走廊里又有了活动。送茶水来了。另一个穿着灰罩衫的大小伙子拎着水桶来了。我们把自己的茶壶拿到走廊里，凑近着他放好，他便从没有漏嘴的桶里倒到茶壶里，同时拨到道上。而整个走廊是擦得锃亮的，像在一级旅馆里那样。
    　　很快就要把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生物学家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从柏林送到这里。在卢宾卡好像给他印象最坏的莫过于把水泼到地上这件事了。他认为这是监狱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全体）玩忽职守的一个明显标志。他把卢宾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个监室——结果发现：二百一十八万八千次把开水洒在地上，加上同样的次数拿抹布来擦掉，要比做一些带漏嘴的桶容易些，他为这件事还要生很久的气呢。
    　　这就是全部干粮。至于稀的，是两顿接连着来，下午一点和四点，然后是二十一小时的回忆（也不是有意作恶：厨房需要快点煮完下班八
    　　九点钟。早点名。老早就听得见特别响的钥匙转动声，特别清楚的敲门声——前来接班的本层楼的值班中尉，像“立正”那样站得笔挺，跨进监室两步，严厉地瞧着我们这些站起来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来的，但这一点我们都不敢想）。把我们数一下对他并不费事，眼光一扫就行了，但这一瞬间是对我们的权利的考验——要知道我们也是有着某些权利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权利。我们不知道，他也必须对我们隐瞒起来。他们在卢宾卡学到的看家本领就在于完全的机械性：没有表情，没有语气，没有多余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权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医生那里——你别高兴，在那里，这种卢宾卡的机械性会特别使你感到惊奇。医生的目光中不仅没有关切，甚至连普通的注意都没有。他不是问：“你哪里不舒服？”，因为字太多，而且说这个句子不能不带语气，所以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舒服？”，如果你开始过分详细地说起病情来，他便打断你。清楚了。牙齿？拔掉。可以上点砷制剂。治疗？我们这里不治疗。（因为这会增加瞧病的人次并会造成好像有点人情味的环境）。
    　　狱医是侦查员和刽子手的最好帮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苏醒过来便听到医生的声音：“可以接着干，脉搏正常。”关了五昼夜的冷禁闭室后，医生瞧着冻僵了的赤裸身体说：“可以接着关。”毒打致死——他签署笔录：因肝硬变、血管梗塞死亡。紧急叫去抢救监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谁要表现得不一样，我们的监狱就不要。哈兹医师在我们这里是挣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们的“耳目”，对权利知道得比较清楚。（据他说，他受侦查已经有十一个月了；把他叫去审讯都在白天。）瞧，他又出来请求记下他的名字——要见典狱长。怎么，要见全卢宾卡监狱的长官？是的。于是记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灯后，侦查员们已经就位的时候，便会把他叫去，他回来时将带着马合烟。）当然，做法很粗拙，但暂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完全改用窃听器开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间监室总不能整天都窃听。那怎么行！安插“耳目”比较省钱，今后还会长时期利用他们。但克拉马连科很难对付我们。有时他使劲听我们谈话，急得出了汗，但从脸上看出来什么也没有听懂。
    　　还有一个权利——呈递申诉的自由（代替我们从外面进来以后失去的出版、集会和投票表决的自由）！每月两次，值早班的问：“谁要写申诉？”于是有求必应地把所有要写的人都登记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间隔离室去关在那里。你想给谁写就可以给谁写——可以写给各族人民的父亲，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贝利亚部长、阿巴库莫夫部长、总检察署、军事检察总署、监狱管理局、侦查处，可以对逮捕、对侦查员、对典狱长提出控诉！——在所有的情况下，你的申诉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它不会附入任何案卷，而读到它的最高级的人物就是你的侦查员，但你却证明不了这一点。而且多年连他也不会读到，因为根本谁也不可能读到它；在7X10厘米的一小块纸上，比早上给你上厕所的稍大一些，当你用笔尖开了花的或者弯成小钩的钢笔，往泡着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刚刚划上“申……”——字母已经在那可恶的纸上化了开来，于是“诉”字已经写不到行里，而纸的另一面也都已经渗透了。
    　　也许你还有另外一些什么权利，但值日官闭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这些权利也不会有多大损失。
    　　点名过去了，一天开始了。侦查员已经就位。维尔图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传唤你：他只说出头一个字母（是这样叫法：“谁是C开头的？”“谁是Q开头的？”有时还说成“谁是AM开头的？”），而你却应当表现出机智，马上把自己贡献出来。采取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看守出差错：喊出的姓名不是在这个监室里，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还有谁也在蹲监牢。但是，我们虽然同整个监狱隔离，却并没有失去监室间的信息。为了尽量多塞人，犯人经常倒换。而每一个倒换的人就把原来监室积累的全部经验带到新监室去。例如，我们只蹲在四楼，却知道地下监室的情形，知道一楼的隔离间，知道集中关着妇女的二楼的黑暗，知道五楼的双层结构，知道五楼最大的号子——百十一号。在我之前，这个监室里关过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邦达林，在此以前他在关女犯的那一层里和一个波兰记者一起蹲过一阵，而这个波兰记者更早以前曾经同保卢斯陆军元帅一起蹲过一阵，于是我们也都知道了关于保卢斯的一切详细情况。
    　　传讯时间过去了——留在监室里的人们的漫长而愉快的一天便开始了。它因有着许多好机会而生辉，却并不因有许多义务而变得过分黯淡。属于义务之列的有每月两次用喷灯烧铁床（火柴在卢宾卡是绝对禁用的，要想点火抽烟，我们必须在门上的旋转口打开时耐心地举起一根手指，请求看守给火——而喷灯却放心地委托给我们使用）。——还有一件好像是权利但又搞成很像义务的事：每星期一次单个地叫到走廊里去用钝推子推胡子，——还有一项义务，是擦亮监室里的镶木地板（泽-夫总是逃避干这种活，因为它像任何劳力活一样贬低他的身份）。我们由于饥饿很快就端起气来，不然倒是可以把这项义务算成是一种权利——它是那么愉快而有助于健康的工作：光着一只脚踩着板刷向前——而身子则往后仰，然后相反，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别苦恼，别发愁！光滑如镜的镶木地板！波将金公爵蹲的监狱！
    　　而且我们已经不再挤在以前的六十七号里了。在三月中旬又给我们增加了第六个人，因为本监狱既没有紧挨着的板铺，又没有睡在地板上的习惯，所以就把我们全体成员转到五十三号的漂亮房子去。（我竭诚劝告；谁没有在那里住过——就去住一住！）这不是监室！这是给高贵的旅行家当卧室用的宫廷内室！“俄罗斯”保险公司在建筑大楼的这一侧时不顾造价，把一层的高度提到五米（咳，方面军反间谍机关的首长就会在这里叮叮铛铛搭造四层的板铺，保证可以容纳下一百个人），还有那窗户呀！——看守站在窗台上几乎够不到上面的通风小窗，光是这种窗户的一扇就顶得上居住房间的整个窗户。只有那挡住窗户五分之四的宠口的铆接钢板，才使我们想到我们不是住在宫殿里。
    　　但是，在晴朗的日子，卢宾卡大楼内院的六层或七层楼的某一块玻璃，仍然能把一团惨淡的次生的太阳光班反射到我们窗户笼口以上的部分。对我们说来，这是真正的小白兔“——一个可爱的生物。我们温情地注视着它在墙上爬行，它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含义，它预告放风时间的到来，它报告到午饭时间还有几个半小时，到吃午饭的时候它就从我们这里消失了。
    　　总的说我们的好机会是：去放风！读书！彼此畅谈往事！倾听与学习！争论与受教育！而且作为奖励还将吃到有两个菜的午饭！真是不可思议！
    　　卢宾卡下面三层楼的放风是不愉快的：把他们放到底下潮湿的小院子里——监狱楼房之间狭窄的天井的底部。可是，四、五层楼的囚犯们却被放到雄鹰栖息的高台——五层楼的屋顶。混凝土的地面，三人高的混凝土墙，我们旁边是一个不带武器的看守，还有一个站在了望台上的持自动步枪的哨兵，——但空气是真正的，天空也是真正的！“手背起来！两人并排走！不许说话！不许停留！”——但忘了禁止仰头！而你当然会时时地把头往后仰。这里你看到的不是反射的，不是次生的，而是真正的太阳！永生不灭的太阳！或者是它透过春云洒下来的金光。
    　　春天给所有人以幸福的许诺，而对囚犯的许诺更是胜过旁人十倍。啊，四月的天空呀！我现在身陷囹圄，这没有什么关系。我，看来不会被枪毙。然而我将在这里变得更聪明。我将在这里懂得许多事情，苍天呀！我还会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是在他们面前，而是在你——苍天的面前！我在这里明白了这些错误——我定会加以纠正！
    　　像从深坑里，从遥远的低层，从捷尔任斯基广场那里，向我们传来尘世的汽车喇叭一刻不停的嘶哑的鸣笛声。对于那些在鸣笛声中奔驰而过的人来说，汽车喇叭像是胜利的号角——而从我们这里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渺小。
    　　放风总共只有二十分钟，但围绕着它有多少事要操心呀，有多少事要赶紧做呀！
    　　首先，利用放风的往返机会，摸清整个监狱的布局和这些屋顶小院的方位，以便将来出去以后，从下面的广场经过时，知道哪儿是哪儿，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路上我们要拐好多弯，我想出了一套这样的办法：从监室起开始记数，每向右拐一个弯加一，每向左拐减一。不管带着我怎样飞快地绕圈子，脑子里不要急着去想象，只要抓紧时间算出加减的结果。如果途中你还在某个楼梯道的窗口看到斜依着高耸在广场上空的柱塔上的卢宾卡女河神塑像背部，并且还能记住这时的数字，那以后你在监室中就能弄清一切方位，你便会知道你们的窗子是往哪里开的。
    　　再者，放风时要做的事就是呼吸——尽可能集中精力地呼吸。
    　　但在那里，在孤独中，在光明的天空下，也需要幻想一下自己未来的光明的、问心无愧的、无错误的生活。
    　　但那里也是谈论最尖锐的题目最方便的地方。虽然放风时禁止谈话，没关系，只要会想办法——而且只有这儿你们的话才保险不会被“耳目”和窃听器偷听了去。
    　　去放风时，我同苏济竭力凑成一对——我们在监室里也谈，但主要的东西喜欢在这里说。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接近的，我们是慢慢接近起来的，但他已经来得及向我讲了许多事情。跟他在一起，我学到一种新的特性：对于我过去从不打算了解的，而且似乎和我已经明确了的生活道路毫无关系的事情，能够耐心而认真地听取。从童年时代起，我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目标就是要去研究俄国的革命史，其余的与我完全无关。为了理解革命，除了马克思主义外，我早就什么也不需要了：其他一切缠身的东西，我一概弃之不顾。而现在命运使我同苏济碰在一起，他的生活领域与我完全不同，现在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自己的种种事情，而他的自己的事情就是爱沙尼亚和民主。虽然我以往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关心爱沙尼亚，更不用说资产阶级民主，但是我现在却在长久地聆听着他一往情深地讲述这个安详而勤劳的小民族二十年的自由岁月，在那里有强壮的男人们，他们有着慢条斯理、脚踏实地的风习；倾听着从欧洲的最好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爱沙尼亚宪法原则，一百人组成的一院制议会怎样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工作；不知为什么，但这一切开始使我喜欢起来，所有这些也开始淹留在我的经验中。（苏济后来回忆我时，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的奇怪混合物。是啊，当时在俄身上的确存在古怪的结合。）我乐意去了解他们的不幸历史：自古以来就被抛在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两把铁锤之间的一块小小的爱沙尼亚砧铁。从东方和西方轮番向它打击——而且看不到这种轮番打击的尽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结。我们在一九一八年曾想猝然间拿下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屈服。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后来尤登尼奇蔑视他们有芬兰人的血统，而我们则骂他们是白匪分子，爱沙尼亚的中学生们却志愿报名参加自己的军队。在四O年、四一年、四例年，都曾打击过它，一批子弟被俄国军队抓走，另一批被德国军队抓走，第三批逃进了森林。上年纪的塔林知识分子议论说，但愿他们能从这可恶的轮子里挣脱出来，分立出去过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假设：他们的总理将是吉甫，而国民教育部长将由苏济来担任）。但是，无论邱吉尔或罗斯福都不管他们的事，而“约叔叔”（约瑟夫）倒是关心他们的。我们的军队刚一开进，最初几夜就把所有这些幻想家们统统从他们的塔林寓所里抓走。现在他们有十五个人关在莫斯科的卢宾卡，单个地分散在不同监室里，并依照五十八条2被指控有实行自决的犯罪意图。
    　　从放风回到监室，每次都等于一次小逮捕。甚至在我们的宏伟壮丽的监室里，在放风以后空气也变得好象沉闷起来。要是在放风后能稍稍吃点东西多好呀！但不要想、不要想这事！如果什么人接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不知分寸，把自己的食物不是时候地摊在面前并动嘴吃起来，那他就要倒霉。没有关系，磨练一下自制力吧！如果哪本书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讲起吃食来——赶快把这本书扔掉！果戈理——扔掉！契诃夫——也扔掉！——讲吃讲得太多了！“他不想吃东西，但他还是吃了（狗崽子！）一份小牛肉，还唱了啤酒。”读点精神方面的东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正是囚犯们该读的！但是对不起，这是他写的吧：“孩子们挨着饿，已经有好几天他们除了面包和腊肠外什么都没有见到。”
    　　卢宾卡的图书馆是它的光彩。诚然。图书馆女管理员叫人恶心——一个淡黄头发的身材稍具马形的女郎，她尽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脸搽粉摸得象是玩偶的不动的假面具，嘴唇是紫的，而拔过的眉毛则是黑颜色的（一般说，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出现一个俊俏姑娘，我们就会愉快些——也许卢宾卡的长官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切？）。真是好极了：她每十天一次来取书的时候，还听取我们的预约！——带着那种没人味的卢宾卡的机械性听着，你弄不清楚——她听到这些作者名字没有？听到这些书名没有？甚至不知道，她听见我们的话没有？走了。我们经历了几小时又不安又高兴的时刻。他们在这几小时内一页页地翻阅和检查我们交出的书：找寻我们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制孔或圈点（有这样的狱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欢的地方划上记号。我们忐忑不安，虽然我们并没有干这种事，可是突然会来人说，发现了圈点。而且他们总是对的，而且总是不需要有什么证据的，于是我们就会被剥夺三个月的读书权，弄不好全监室还会转入禁闭待遇。这是我们还没有掉进劳改营的深坑以前，在狱中度过的最美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没有书看，真是太遗憾了！是呀，我们不仅是担心，我们心里还突突直跳，好象年青的时候发出一封情书后等待着回答：会不会有回答？将是什么样的回答？
    　　最后，书来了，它们决定着以后十天的日子如何过：是把更多的劲使在读书上，还是因为送来了一堆无聊的东西，我们多谈谈话。监室里有多少人就给送来多少本书——这是切面包人的计算法而不是图书馆管理员的计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监室就占便宜了。
    　　有时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来我们预约的书！但即使把预约置之不顾，结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大卢宾卡的图书馆本身就是稀见之珍。它的馆藏大约是没收来的私人藏书；它们的收藏者已经见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国家安全机关挨个地检查和阉割国内所有图书馆，一连搞了几十年，可是却忘了翻翻自己的怀里——所以在这里，在这个老窝里，倒可读到扎米亚金、皮利尼亚克、潘捷列伊蒙·罗曼诺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开玩笑说：我们被称作死人，所以才让看禁书。我则想，卢宾卡的图书馆管理员根本不懂得给我们看的是些什么东西——懒惰加无知）。
    　　午饭前的这几小时读得特别起劲。但书里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你跳起来，把你从窗口赶到（边，从门边赶到窗口。想告诉别人你读到的内容和你的看法，于是争论就开始了。这正是想尖锐地争论的时候！
    　　我们常常同尤里·叶夫图霍维奇发生争论。
    　　我们五个人被转移到宫殿般的五十三号的那个三月的早晨，我们屋里送进了第六个人。
    　　他进来了——像一个影子，好像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没有声音。他进来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门框上。监室里的灯已经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来的人并不睁大眼睛，他眯着眼。他沉默着。
    　　看他军衣和裤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当成苏联军人，又不能当成德国军人，也不能当成波兰或英国军人。脸型是长的，很少俄国气质。瞧他有多么瘦呀！因为消瘦看上去很高。
    　　我们用俄语问他——他不作声。苏济用德语问他——他也不作声。法斯坚科用法语、英语问他——他还是不作声。只是逐渐地在他那疲惫不堪的发黄的没有生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这样的笑容！
    　　“人们”……他微弱地说出这个字，像是从昏迷中刚刚苏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着枪决。他伸出了一只软弱枯瘦的手。手里拿着一个破布小包袱。我们的“耳目”已经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就奔过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开——那里有二百克的清淡烟叶，马上给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烟卷。
    　　这样，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图霍维奇蹲过了三星期的地下隔离室后，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起，国内流行着一支歌曲：
    　　“挺起钢铁般的胸膛把敌人扫荡，
    　　二十七师守卫着边防！”
    　　国内战争时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师炮兵团长是前沙皇军官尼古拉·叶夫图霍维奇（我记起了这个姓名，我在我们的炮兵教科书的作者中看到过它）。他同形影不离的妻子坐在宿营车里越过伏尔加和乌拉尔，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在这个宿营车里，他的儿子尤里，生于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龄人，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几年。
    　　从那遥远的时候起，他的父亲在列宁格勒定居下来，在军事学院教书，生活条件优裕，又有名气，儿子也在指挥人员学校毕丁业。芬兰战争时期，尤里争着要去为祖国打仗，但父亲的朋友们把他安插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当副官。尤里尽管没有爬向芬兰的地堡群、没有在侦察中陷入包围、没有在狙击手的子弹下趴在雪地里挨冻，但红旗勋章——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端端正正地别到了他的制服上。他就这样结束了芬兰战争，认为它是正义的，认为自己也在战争中出了力。
    　　但是，在下一个战争中他就没能这么顺利了。尤里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让他穿上被俘德国军官的制服，带上他的证件，派去进行侦察。他完成了任务，为返回部队而换上了苏军制服（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可这时自己又当了德军的俘虏。他被送到了维尔纽斯郊区的军官集中营。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对他整个的人——他的命运，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决定作用的事件。这个集中营里的两年生活使尤里里里外外变了样。这个集中营的实况，既不能用现成字眼编造，也不能用三段论法搪塞—一在这个集中营里是应当死去的，如果没有死，就应当从中做出结论。
    　　可以活下来的有营警——从俘虏中选任的营内警察。当然尤里没有去当营警。活下来的还有炊事员。翻译员也能活下来——德方搜罗这类人才。尤里的德语说得很好，但他没有露底。他懂得，当翻译就不得不出卖自己人。还可以去干挖坟的活儿来延缓自己的死亡，但那里用的是比他更结实更灵活的人。尤里自称是个美术家。确实，在他的多方面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绘画课。尤里油画画得不坏，只是因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亲，他才没有进美术专科学校。
    　　在工棚里拨给了他与另一个老年画家（可惜不记得姓名）一个小单间，在那里，尤里为德国管理人员无偿地画画——“尼禄的盛宴”、“埃尔弗神的环舞”，给他送来吃的作为酬劳。被俘军官们从早上六点钟起就带着小饭锅站队等候领取一碗浑汤，营警用棍棒打他们，厨子用长柄勺子打他们——而这碗浑汤是不足以维持人的生命的。尤里从他们那个小单间的窗里每天黄昏所看到的，是他的画笔应当描绘的唯一的画面：傍晚的薄雾笼罩在沼泽旁的草地上，草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上面燃着许多篝火，篝火周围——过去是俄国军官现在是野兽的生物们在啃着死马骨头，烤着土豆皮做的饼子，拿马粪当烟抽，被虱子咬得不断地扭动身子。这些两足动物还没有都死光。他们也还没有都失掉了讲话的能力，从篝火的深红色的反光中可以看出，为时已晚的彻悟怎样透过他们那些向着尼安德特人“退化的脸。
    　　难咽的苦水！尤里保全了生命，但生命本身对他已无足珍惜。他不是一个轻易同意忘却的人。不，他侥幸活下来了—一他就应当作出结论。
    　　他们已经知道，各国俘虏中只有苏联俘虏这样活着，这样死去，——谁也没有比苏联俘虏遭遇更坏的，问题并不在于德国人，或者不光是在于德国人。甚至波兰人，甚至南斯拉夫人得到的待遇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说英国人、挪威人了——他们身边堆满了国际红十字会寄来的东西、家里寄来的东西，他们干脆不去领取德国的口粮。在几个集中营挨着的地方，盟军战俘出于善心把施舍物扔过铁丝网送给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一哄而上，象一群狗扑去抢骨头。
    　　俄国人撑持了整个战争——而俄国人却得到这种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地得到了解释：苏联不承认旧俄在海牙战俘公约上的签字，那就是说，在战俘待遇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要求保护被俘的本国人。苏联不承认国际红十字会。苏联不承认自己的昨天的士兵：在他们当了俘虏后给予支持，对苏联没有什么好处。
    　　于是，热情洋溢的十月革命同龄人的心冷下来了。在工棚的小屋子里，他同那老年画家交锋、争吵（尤里很难理解，进行抵抗，而老头儿则一层一层地揭开）。这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个人帐上、算在他那两只短手的帐上不太多了吗？结论只做一半——等于没有做。那其余的人呢？斯大林左右的、下面的、祖国各地的——总的说祖国允许用她的名义讲话的那些人们呢？
    　　如果母亲把我们卖给了吉普赛人，或者更坏些，扔给了野狗，那该怎么办才对呢？难道依然把她当母亲吗？如果妻子上窑子去卖淫——难道我们还忠贞不渝地同她结合在一起吗？背叛了自己士兵的祖国——难道这还是祖国吗？……尤里彻头彻尾地变了！他曾非常钦佩父亲——而现在却诅咒他！他第一次想到，他的父亲实质上背叛了自己对培育了他的那个军队的誓词，——背叛了，为了去建立现在这个出卖了自己士兵的制度。尤里为什么要以誓词同这个出卖人的制度相联系呢？
    　　当一九四三年春天第一批白俄罗斯“兵团”的招募人员到集中营来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免于饿死应募去了，而叶夫图霍维奇则是抱着坚定的决心和明确的认识去的。但他在，团里没有呆多久：皮之不存，毛何足惜。他现在已经不隐瞒他通晓德语了，不久来了一个头头——一个奉命建立一所军事间谍速成学校的家住卡塞尔市郊的德国人，任用了尤里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这样就开始了尤里未预见到的堕落，开始违背初衷。尤里满怀解放祖国的热望——却被派去训练间谍——德国人有自己的计划。而界限在什么地方呢？……到哪儿为止就不可再往前走了呢？尤里成了德军的中尉。他现在穿着德国制服在德国往来，他到过柏林，访问过俄国的流亡者，读到了从前读不到的布宁、纳博科夫、阿尔丹诺夫、安菲捷阿特罗夫的作品……尤里满以为所有这些人的作品、满以为布宁的作品每页都是俄罗斯今日的创伤。但他们是怎么啦？他们把自己享有的无可估价的自由浪费到什么上头了？又是女人的肉体、情欲的爆发、落日的余辉、贵族头部的美、陈年的笑话。看他们写出的东西，好象俄国从未发生过革命或者他们太没有能力谈这件事。他们让俄国的青年们自己去找寻生活的方位。尤里就这样上下求索，急于看到，急于知道，同时照俄国的老传统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深地把自己的矛盾惶遽沉浸到伏特加酒中去。
    　　他们的间谍学校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根本不能算个正式的间谍学校。在六个月里只能教会学员跳伞技术、爆破作业和使用电台。对他们也并不太相信。把他们派遣出去是为了张扬对俄国人的信任。而对于那些奄奄待毙无人问津的俄国战俘来说，这些学校，照尤里的意见，倒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小伙子们在这里可以吃饱喝足，穿上暖和的新衣服，而且所有的口袋里还装满苏联货币。学员们（以及教员们）做出一切将如此这般的样子：他们将在苏联后方制探情报，炸毁指定目标，用无线电密码进行联系，然后回来。而他们经过一下这个学校只是为了逃脱死亡和俘虏生活，他们想活下去，但不能以在前线向自己人开枪作为代价。
    　　我们的侦查机关当然不接受这种理由。有了大写字母罪名的家属在苏联后方本来就活得够好，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想活下去呢？这些小伙子不肯拿起德国卡宾枪这个事实，也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意义。他们玩的一场间谍游戏，被安上最重的五十八条6，还加上进行破坏的图谋。这就是说：一直关到断气。
    　　他们通过战线之后，他们的自由选择就取决于他们的习性与认识。梯思梯和无线电台，他们全都马上扔掉。不同的只是：立即就向当局投诚（像我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所见到的那个翘鼻头的“间谍”那样），或者先用白得的钱来吃喝玩乐一番。只是谁也没有经过战线再回到德国人那里去。
    　　突然，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前夕，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回来了，并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你去核实吧！）。这是不寻常的。头头确信他是“死灭尔施”打发回来的，决定把他毙了。（忠于职守的间谍的命运！）但尤里坚持说，相反地应当奖励他并在学员面前抬高他的地位。归来的间谍请尤里一起喝酒，那人喝得脸通红，隔着桌子弯过身来向他吐露了真情：“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答应原谅您，如果您自己马上投到我们那边去、”
    　　尤里浑身战栗起来。一股暖流化开了已经硬如铁石、枯若死灰的心。祖国？该诅咒的、不公正的但仍然是那么亲爱的祖国呀！原谅？还可以回到家里去？漫步石岛大街”？这有什么奇怪，我们毕竟是俄国人呀！你们原谅我们，我们回去，而且还将是了不起的好人！……离开集中营后的一年半没有给尤里带来幸福。他没有后悔。但也没有看到前途。他同和自己一样惶惶不可终目的俄国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清楚地感到：脚底下没有支撑地方，反正这不是正经生活。德国人按自己的目的随意支使他们。现在，当德国人显然已经打输了战争的时候，正好尤里有了一条出路；头头喜欢他，曾吐露真情说，在西班牙他有一个留做退路的庄园，帝国完蛋时两人可以一起躲到那里去。可是桌对面坐着一个喝醉了酒的同胞，他不怕掉脑袋地向他进行劝诱：“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重视您的经验和知识，想通过您学习德国情报机关的组织经验……”
    　　叶夫图霍维奇犹豫不决了两个星期。但当苏军在维斯拉河彼岸发动进攻时，在把学校撤退到后方的途中，他下令队伍拐进一个僻静的波兰小庄园，在那里叫全校站队集合，他宣布：“我决定投到苏联方面，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于是这些又可怜又可笑的乳臭未干的间谍们，一小时以前还装作忠于德意志帝国的样子，现在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乌拉！我们一起去！”（他们向着自己未来的苦役喊“乌拉！”……）
    　　于是，他们的间谍学校便全体隐藏起来，直到苏军坦克的到来，然后是“死灭尔施”的到来。尤里再也没有看见自己的伙伴们。把他单独隔离，要他在十天之内把学校的全部历史、教学大纲、破坏任务都写出来，而他也真的以为是需要“他的经验和知识……”甚至已经讨论了回家探望亲人的问题。
    　　只是在卢宾卡他才明白过来：甚至在萨拉曼卡，离自己的涅瓦河也比现在近一些……他可以期待的是枪决或者怎么也不会少于二十年。
    　　祖国的炊烟对于人的诱惑就是这样不可抗拒。牙齿的神经没有杀死以前，总会有感觉，大约我们在吞下砒霜以前也总会响应祖国的召唤。为了治这个毛病，《奥德赛》中的洛托法吉人知道有一种莲子……
    　　尤里在我们的监室里总共只住了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同他争论。我说我们的革命是非常好的和正义的，可怕的只是在一九二九年把它歪曲了。他带着遗憾的神色瞧着我，抿了抿神经质的嘴唇说：在着手去搞革命以前，先应当在国内把臭虫弄干净！（他与法斯坚科殊途，但在某一点上却奇怪地同归了）。我说，在很长时期内我国管大事的都是具有崇高胸怀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说——同斯大林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从一开头就是（至于说斯大林是个匪徒，我与他没有分歧）。我推崇高尔基：多么聪明的人！多么正确的观点！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反驳说：一个渺小的乏味透顶的人物！虚构出一个自我，又为自我虚构出一些英雄，所有的书也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列夫·托尔斯泰——才真是我们的文学之王！
    　　由于这些每日的争论，因年青而容易急躁的争论，我同他没有能够进一步接近，彼此的否定，多于彼此的理解。
    　　他被从我们监室带走了，从那个时候起，不管我打听了多少次，也没有听说谁在布蒂尔卡同他一起坐过车，谁在递解站看见过他。连普通的弗拉索夫分子们也都无影无踪地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半是进了土，有些人至今还领不到离开北方荒僻地区的许可证。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命运在他们中间也不是平常的。
    　　这里和下面的“弗拉索夫分子”这个词，是在它在苏联语言中出现和确立时就具有的那种模糊的但牢固的含义上使用的，对它无法加以准确地定义，寻找这个定义对于非官方人士是危险的，对于官方人士是不宜的：“弗拉索夫分子”一般是指在这场战争中拿着武器站到敌人方面去的苏联人。还需要岁月和著作，以便能对这个概念加以分析，划分出不同的类别，那时剩下将是本来意义上的“弗拉索夫分子”——即弗拉索夫将军自被德国俘虏并使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冠以自己的名字之时起的拥护者或下属。在战争的某些月份，这类拥护者总共不过数百人，而具有统一指挥系统的弗拉索夫军本身实质上并未来得及建立。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德国人搞了一场宣传把戏：发表了在斯摩棱斯克举行了（从来没有举行过的）“俄国委员会”“成立会议”的消息，它似乎是想成为类似俄国政府的东西，又好象不是，消息说得含混不清，——只把弗拉索夫中将和马雷什金少将的姓名拿了出来。德国人自然可以玩这样的游戏：先宣布，然后取消，然后作出与此相反的行动，——但是传单从飞机上飘下来了，落在我们前方的地面上了，落在我们的记忆中了——－“弗拉索夫的”委员会自然就带上了一个运动的概念，一支武装力量的概念，而当德军中开始出现拿着武器的我国同胞——俄国的或者民族的部队时，我们唯一知道的那个词“弗拉索夫分子”就贴到了他们头上，我们的政治指导员们并不阻止我们这样做。整个运动就这样假借地但牢固地和弗拉索夫的姓名联在一道了。
    　　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祖国的这类武装的我国同胞究竟有多少人？“不少于八十万苏联公民加入了以反对苏维埃国家为目的的战斗组织”——一位研究者（Thorwaid——“Wensieverderbenwoiien”，Stuttgart，一九五二）提供的材料说。另一些人的估计也大致相同（如SvenSteenberg－“Wiassow－VerrateroderPatriot？”－Koin，一九六八）。判明准确数字的困难，部分是因为德国行政当局和军事指挥部门的各派之间有斗争，对战争进程抱现实主义态度的下层机构要求缩小这个数字，免得上层对反布尔什维克却非亲德的势力的增长而感到害怕。所有这些都是一九四四年末组建独立的“俄国解放军”之前很久很久的事。
    　　卢宾卡吃午饭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老早我们就听见走廊里盘碗叮铛的快乐音响，然后，像在饭馆似地用托盘端着给每人送来两个铝盘子（不是钵子）：一勺汤和一勺稀极的无油粥。
    　　在初期的焦急不安状态中，受侦查的人什么也咽不下去，有的几昼夜不碰面包，不知该把它往哪里放。但渐渐地恢复了胃口，然后是经常的饥饿状态，甚至达到贪馋的程度。以后，如果你能克制自己，胃就缩小了，适应于少食——这里的可怜的饮食甚至成为恰到好处。为此需要进行自我教育，丢掉斜视多吃一点的人的习惯，绝对不搞孕育着危险后果的那种狱中的精神会餐。尽可能地上升到高级领域去。在卢宾卡这点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允许午饭后躺两小时——这也是极妙的疗养院规则。我们背向门上的旋转口躺着，装样子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便打起盹来。睡觉本来是禁止的，看守也看到了很久不翻动的书本，但在这两小时内通常不敲门。（这种人道态度的原因是，不该睡觉的人在这时候正在受到白天的审讯。对于不肯在笔录上签名的顽固分子，这种做法甚至使他感到更强烈的对比：受审讯回来，而这里午睡时间已经结束。）
    　　睡眠——这是克服饥饿和忧愁的良药：机体也不消耗热量，脑子也不再反复思考你犯下的错误。
    　　随即就来了晚饭——又是一勺稀粥。生活急于把一切赠赐在你面前摆出来。现在，熄灯前的五六个小时，你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放进嘴里去，但这已经不可怕了，晚上易于习惯不想吃东西——军事医学上早就知道这一条，在后备团里晚上也是不开价的。
    　　随即就到了晚解手的时间，这个时刻你多半已经战栗地等待了一整天。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多么轻松了呀！世界上一切大问题一下子变得单纯起来了——你感觉到了吗？
    　　轻飘飘的卢宾卡的黄昏啊！（不过，只有你不等待着夜间提审的时候，它才是轻飘的。）轻飘飘的肉体，每天的稀粥恰好把它满足到使灵魂感觉不到它的压迫的程度。多么轻松自由的思想呀！我们好似升到了西奈的山巅，这里，真理从火焰中向我们显露了真身。普希金向往的是否就是这种境界呢：
    　　“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
    　　我们正是在受难，在思索，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抵达这个理想境界却原来是那么容易啊……
    　　我们当然在晚上也争论，丢下同苏济的棋局，扔下书籍。冲突最激烈．又是我和E，因为问题都是爆炸性的，例如——关于战争的结局。瞧，看守不说话、没有表情地走了进来，放下了窗上的蓝色伪装帘子。现在，在第二层帘子的后面，傍晚的莫斯科又放起礼炮来。我们既看不见礼花齐放的天空，又看不到欧洲地图，但试图在脑子里绘出一幅详图并猜测哪些城市已经拿下。这些礼炮特别使尤里感到不自在。象是在召唤命运来改正他所犯下的错误，他坚持说战争决不是正在结束，现在红军马上就要和英美军互相冲突，只有那时才开始真正的战争。监室里的人对这种预言非常感兴趣。结局是什么呢？尤里担保说，结局是红军轻而易举地被击溃（它意味着我们被解放？或被枪毙？）。我对此坚决不同意，于是我们就特别激烈地争论起来。他的理由——我们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失血过多、装备不良，而主要的是，对盟军作战已经不会那样坚决。我以我所熟悉的部队为例坚持说，与其说军队已疲惫不堪，不如说它已积累起了经验，现在是又强大又凶猛，因而在这种场合会比打德国人还要干脆地把盟军打个落花流水。“永远不会！”尤里喊起来（但用低嗓门）。“那么阿登呢？”我也喊起来（低嗓门）。法斯坚科插了进来并嘲笑我们，说我们两人都不理解西方，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能够迫使盟军对我们作战。
    　　但晚上毕竟不那么想争论，倒想听点什么有趣的东西，甚至调和的东西，大家和睦地说说话。
    　　监狱中最心爱的话题之一，就是谈论监狱的传统，谈论以前是怎么坐牢的。我们有法斯坚科，因此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手材料。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从前当政治犯是一种骄傲，不仅真的亲属不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装作未婚妻前来探监。从前那种每逢节日给囚犯们送物品的普遍传统呢？在俄国，不先给无名囚犯们送点东西去供他们共同享用，哪家也不会开斋。送会圣诞节的火腿、大馅饼、烤饼、甜面包。一个贫穷的老太婆也会拿去十个上色的鸡蛋，她的心里才觉得松快。这种俄罗斯的仁慈之心丢到哪里去了呢？它被自觉性所代替了！我们的人民被吓得那么厉害，那么不可救药，已经不会关心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现在这已经成为奇闻。现在你要在某个机关里建议为本地监狱的犯人举办一次节目前的捐募一一那将会被认为几乎是反苏的暴动！瞧我们野兽化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节日礼物对囚犯们意味着什么呀！难道这只是美味的食物吗？它们使人感到温暖，感到外面在想着你，关心你。
    　　法斯坚科告诉我们，在苏维埃时期也存在过一个政治红十学会，——对这件事，我们不是不相信他说的话，而是有点难以设想。他说，彼什科娃利用自己不可侵犯的身份曾多次出国去，在那里募钱（在我们这里是募不到多少的），然后在国内购买食品送给没有亲属的政治犯。给一切政治犯吗？马上说明白：不是，不结反革命分子（譬如，这意思就是不给工程师们，不给牧师们），而只给过去的政党的成员。原来如此，那就干脆直说吧！……不过，政治红十字会的成员，除了彼什科娃外，基本上也都一个个给关进去了……
    　　晚上不等待审讯时还有一个乐意谈的题目——关于释放。是呀，据说，竟有释放犯人这等怪事。泽一夫拿着东西从我们这里给带走了——说不定是释放？侦查不可能终结得这么快。（过了十天，他又回来了：把他拖到了列福托沃。看来他在那里很快就签了名，于是又把他送回这里）喂，听着，要是把你放了——你不是自己说你的案子是鸡毛蒜皮吗？——一定要上我老婆那里去一趟，见到以后，让她在送来的牢饭里头做个暗号，譬如说放上两个苹果……——现在苹果哪里也没有——那就三个面包圈吧——说不定在莫斯科面包圈也买不到——那好吧，就放上四个土豆（这样约定好了。后来果真叫H拿着东西走了，而M也在牢饭里头得到了四个土豆。惊人！绝妙！他被释放了，而他的案子要比我严重得多——那末说我也可能快了？……实际上只不过是第五个土豆掉落在M夫人的提包里，而H已经被关在轮船的底舱里运往科雷马去了）。
    　　我们就这样东拉西扯地闲聊，回忆某件可笑的事情——在这些完全不是你生活圈子里的，完全不是你经验范围内的有意思的人中间，你感到又愉快又惬意——而与此同时，已经度过了不声不响的晚点名，眼镜也收去了——电灯眨了三次服。这就是说——过五分钟就到睡觉时间！
    　　赶快，赶快，钻进被子！好像在前线，不知道炮弹会不会马上、一分钟之后将狂风暴雨般地落在你身边一样——我OJ在这里也不能预料自己是否面！闲着一个决定命运的审讯之夜。我们躺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上面，我们努力把各种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睡觉！
    　　在四月的一个晚上，在我们送走了叶夫图霍维奇以后不久，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门锁响了。心收缩了起来：叫谁呀？现在看守就会用咝咝的声音传呼：“C开头的！”，“3开头的！”。可是看守没有发出咝声。门打开了。我们抬起头。门旁站着一个新来的人：瘦瘦的，年青的，穿着一身简陋的蓝色衣服，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他没有任何东西。他仍然若失地环视四周。
    　　他不安地问：“哪一号监室？”
    　　“五十三号。”
    　　他战栗了一下。
    　　我们问：“从外面来？”
    　　他痛苦地摇摇头说：“不——是……”
    　　“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天早上。”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他有着一张稍带傻气的、很柔和的面孔，眉毛几乎完全是白的。
    　　“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不诚实的问题，不能期待对它作出回答。）
    　　“不知道……就这样，为了点小事……”
    　　人人都这样回答，人人都是为了点小事坐牢。特别是受侦查人本人总是感到案子是微不足道的。
    　　“那究竟为了什么？”
    　　“我。……写了个号召书。致俄国人民的。”
    　　“什——么？？？”（这样的“小事”我们从来还没有碰到过！）
    　　“会枪毙吗？”——他的脸拉长了。他拿住那一直没有脱下的鸭舌帽檐揪来揪去。
    　　我们安慰说；“大概不会吧；现在谁也不枪毙。十年是准的。”
    　　我们那位忠于阶级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问他：“你是工人？职员？”
    　　“工人。”
    　　法斯坚科伸出了一只手，胜利地对我感叹说：
    　　“瞧见了吧，工人阶级的情绪！”
    　　说完便回过身去睡了，以为到此为止再也没有什么可听的了。
    　　但他错了。
    　　“怎么会这样——无缘无故来个号召书？用谁的名义？”
    　　“用我自己的名义。”
    　　“你是什么人呀？”
    　　新来的人抱歉地微笑了一下，然后说：
    　　“米哈伊尔皇帝。”好像一粒火星烧穿了我们的皮肉。我们在床上坐起身来，仔细瞧瞧。他那腼腆的瘦脸丝毫也不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年龄也……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睡觉吧！”——苏济严厉地说。
    　　我们朦胧入睡了，预感到明天早上吃干粮前的两小时是不会寂寞的。
    　　给皇上也拿进了一张床和被褥，于是他便悄悄地在马桶近旁躺下了。
    　　一千九百一十六年，莫斯科火车司机别洛夫家里，进来了一个长着淡褐色胡子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儿，对司机的笃信上帝的妻子说：“佩拉格娅！你有个一岁的儿子。为上帝好好保护他。时间一到，我会再来。”说完就走了。
    　　这个老头是谁——佩拉格娅不知道，但他说得那么清楚，那么威严，他的话征服了母亲的心。于是她对这个孩子疼得比保护眼睛还厉害。维克多长成了一个安静的、听话的、虔信的人，他常常看见天使和圣母的幻影。后来少了些。老头儿再也没有出现。维克多学会了开汽车，一九三六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比罗比詹，在汽车连服役。他完全不是一个放肆的人，也许正是这种不像司机的文静性格把一个在部队里当雇员的姑娘迷住了，因而挡了追求这个姑娘的自己排长的道。在这个时候，布柳赫尔元帅前来视察他们的演习，他的司机忽然得了重病。布柳赫尔命令汽车连长给他派去一个连里最好的司机，连长把排长叫来，这个排长马上想到把自己的情敌别洛夫塞给元帅（在军队里常常这样：提拔的并不是有条件的人，而是想甩掉的人）。何况别洛夫是一个不喝酒的、干活卖力的人，不会捅漏子的。
    　　别洛夫中了布柳赫尔的意，便留在他那里了。不久，布柳赫尔被像煞有介事地召到莫斯科去（用这个办法在逮捕前把布柳赫尔和听他话的远东地区分开了），他把自己的司机也带到了那里。别洛夫失去了头头以后，进了克里姆林宫的汽车队，有时给米哈伊洛夫（共青团）开车，有时给洛佐夫斯基开车，还给什么人开过，最后是给赫鲁晓夫开车。在这里别洛夫看够了（给我们讲了好多）那些宴会、风习、警戒措施。作为普通的莫斯科无产阶级的代表，他在工会大厦旁听过对布哈林的审判。说起自己的那些主子，他只对赫鲁晓夫一个表示了一点好感：只有在他家里，让司机与全家同桌吃饭，而不是在厨房里单独吃；在那些年代只有在他家里还保留了工人的朴实作风。乐观愉快的赫鲁晓夫也喜欢上了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九三八年调到乌克兰去的时候很想带他一起走。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早知这样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赫鲁晓夫。”但有点什么事情使他在莫斯科留了下来。
    　　在一九四一年，战争快开始的时候，他工作上有一段间断，他不在政府汽车队里工作了。于是兵役局马上把他这个失去后台的人征召入伍。他由于体质弱没有上前线，而分到了工人营——先是步行到英查，在那里挖掘战壕，修筑道路。在最近几年无忧无虑的温饱生活后——这日子使他简直吃不消。他尝够了穷困和痛苦，他在周围看到，人民在战争发生前不仅没有生活得好些，反而更加穷苦了。自己好不容易保全了性命，因病退伍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又找到了差事：给谢尔巴科夫开车，后来给石油人民委员谢金开车。但谢金侵吞了公款（总共三千五百万）被悄悄地撤了，而别洛夫不知什么原因又失去了在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于是他就上汽车场当司机，空闲的时间在莫斯科与红巴赫拉之间捞点外快。
    　　但他的思想已经在考虑别的事了。一九四三年他住在母亲那里，一天她正洗着衣服，拿了桶出去到水龙头那里接水。这时，门开了，屋里走进一个长着白胡须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他对着圣像划了十字，威严地看了别洛夫一眼说：“你好，米哈伊尔，上帝祝福你。”别洛夫回答：“我是维克多。”老头儿坚持说：“你将成为米哈伊尔——神圣俄罗斯的皇帝！”这时母亲送来了，一见就吓软了，把桶里的水溅了一地：这就是那个二十七年前来过的老头儿，须发白了，但正是他。老头儿说：“让上帝保佑你吧，佩拉格娅，你把儿子保全了。”说毕就同未来的皇帝撇开旁人去密谈，像总主教扶持他登基一样。他告诉这个惊震不已的年轻人说，一九五三年将要改朝换代，他将成为全俄罗斯的皇帝。（所以五十三号监狱那么使他吃惊！）为此在一九四八年应当开始积聚力量。老头子没有接着教他怎样积聚力量就走了，而维克多也没有来得及问。
    　　现在已经没有安生日子过了！换个别人也许早就丢开了这种力不胜任的意图，但恰好维克多在那种地方，在最高层人士中间厮混过，常见到这些米哈伊洛夫们、谢尔巴科夫们、谢金们，从别的司机那里听过好多事，并且弄明白了，这里完全不需要什么不同寻常的才能，甚至是恰恰相反。
    　　刚行过登基涂油礼的皇帝是安详的，有良心的，富于同情心的，像留里克朝最后一个皇帝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那样，感到皇冠沉重地紧箍在自己头上。周围是贫困和人民的痛苦，在此以前是不由他负责的——现在却压在他的双肩上，这种状况继续一日，他便应负其咎。他感到奇怪——为什么要等到一九四八年，于是在那个四三年的秋天他就写了自己的第一个告俄国人民的宣言，并念给了石油人民委员部汽车队的四名工作人员听…………我们从早上起就把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围了起来，他态度谦和地告诉了我们一切。我们过分被不平常的故事所吸引，没有留意他那幼稚的轻信态度，因此——出于我们的过错！—一没有来得及防备“耳目”。而且我们脑子里也没有想到，他在这里对我们做的朴质的陈述，还会包含着一些侦查员不完全知道的材料！……故事讲完以后，克拉马连科不知是要“上典狱长那里去拿烟叶”，还是要去看病，要求出去，总之很快就把他传去了。他到上头去把石油人民委员部的这四个人给兜了出来，这本来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第二天，别洛夫提审回来，表示奇怪，侦查员是从哪里得知了这些人的。这才把我们惊醒了……）……石油人民委员都这几个人读了宣言，都表示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告发皇上！但他自己感到，这——过早了！过早了！于是就把宣言烧了。
    　　过了一年。维克多在汽车场车库当机修工。一九四四年秋天他又写了一个宣言，给十个人——司机和钳工读了。大家都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出卖！（十个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告密盛行的时代——真是罕见的现象！法斯坚科关于“工人阶级的情绪”的结论没有错。）诚然，皇上同时也耍了一些天真的花招：暗示他在政府里有得力的靠山；答应给自己的拥护者们出差的机会，以便去团结地方上的保皇势力。
    　　过了几个月。皇上把机密又透露给车库里的两个姑娘。这可就走了火——姑娘们原来都是有高度觉悟的！维克多的心马上像被揪住了，感到灾祸临头。在报喜节“后的星期天，他在市场上走，身上带着宣言。一个同谋的老工人碰到他，对他说：“维克多！你最好先烧了那张纸吧！怎么样？”维克多也尖锐地感到：是呀，写早了！该烧掉！“不错，现在就去烧掉。”于是他便回家去烧。但是，市场上立刻有两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叫住了他：“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跟我们坐车走一趟吧！”他们用小汽车把他带到了卢宾卡。这里是那么紧张忙乱，以至忘了按常规搜身，因而提供了一个时机——皇上差点儿没有把自己的宣言在厕所里销毁，但一想，他们会更加纠缠：藏到哪里去了？藏到哪儿去了？便作罢了。直接带他乘电梯上楼到了将军和上校那里，将军亲手从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了宣言书。
    　　然而，大卢宾卡只作了一次审讯就放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汽车场车库里抓了十个。石油人民委员部里抓了四个。接着就把侦查任务交给了一个中校，这个中校嘻嘻哈哈地分析着号召书的内容：
    　　“陛下：您这里写着：‘我将谕令我的农业大臣开春以前解散集体农庄’——但是怎样分配农具呢？您在这里没有明确规定……然后您写道：‘我要加强住宅建设，让每个人住到他工作地点附近，提高工人工资……’陛下，您哪儿来的本钱？票子全靠在机器上印吧？您又把公债废除了！……还有：‘把克里姆林宫全部平毁。’但您把自己的政府安顿在什么地方呢？譬如说，大卢宾卡的房子您还满意吗？想不想去瞧瞧？……”
    　　年轻的侦查员们也跑去嘲笑全俄的皇帝。他们除了可笑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们在监室里也不是总能克制住微笑。泽一夫向我们挤眉弄眼说：“我希望到了一九五三年您不会忘记我们吧？”
    　　大家取笑他……
    　　白眉毛的、傻里傻气的、双手长满老茧的维克多·阿列克谢维奇收到他那倒霉的母亲佩拉格哑送来的土豆，就不分你我地请我们吃：“吃吧，吃吧，同志们……”
    　　他腼腆地微笑。他很清楚，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和可笑——当全俄的皇帝。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上帝的选择落到了他的身上？
    　　不久，就把他从我们的监室里带走了严
    　　快到五一的时候，从窗上取下了灯火伪装。战争眼见得要结束了。
    　　那天傍晚，卢宾卡是从未有过的宁静。正好碰上是复活节的第二天，节日交错在一起了。侦查员们都在莫斯科游逛，谁也没有被叫去受侦查。在寂静中听得见有一个什么人在抗议什么事情。把他从监室里拉出来送进了隔离室（我们凭听觉可以感觉到所有门的位置），隔离室的门开着，在那里打了他很长时间。在一片寂静中，清清楚楚地听得见打在身上和急得说不出话来的嘴巴上的每一击。
    　　五月二日莫斯科放了三十响礼炮，这意味着——又拿下了欧洲的一个首都。还没拿下的首都只剩下两个了——布拉格和柏林，需要从这两个中间去猜测。
    　　五月九日，午饭与晚饭一起送来，在卢宾卡只有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才这样做。
    　　只是根据这一点，我们才猜到战争已经结束。
    　　晚上，又一次放了三十响的礼炮。没有拿下的首都一个也不剩了。当晚又放了一次礼炮——好像是四十响的——这已经是最终的结局了。
    　　通过我们的窗户和卢宾卡其他监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监狱窗户的笼口上面的空间，我们这些过去的俘虏和过去的前线军人，也望着那焰火纷飞的、被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的莫斯科天空。
    　　鲍里斯·加麦罗夫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反坦克手，他因为重残（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伤）而退伍复员，现在和一批大学生一起被捕入狱。这天傍晚，他蹲在一间人数众多的布蒂尔卡监室里，那间屋里有一半人是当过俘虏的人和前线军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诗，用最日常的语句，描写了这最后的一次礼炮：诗里讲他们如何已经在板铺上躺下，盖上了军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望了望笼口：噢，放礼炮，便又躺下了。
    　　“又盖上了军大衣。”
    　　就是那些沾满了战壕泥土、青火灰烬、被德国弹片撕破的军大衣。
    　　那个胜利不是我们的。那个春天不是我们的。

    　　——————

    第六章　那个春天

    　　一九四五年六月，每个早晨，每个晚上，从不远的地方——从森林街或诺沃斯洛波德街，往布蒂尔卡监狱的窗里送来一阵阵铜管乐器的声音。这全是一些进行曲，一遍一遍反复演奏的进行曲。
    　　我们站在打开了但爬不出去的监狱窗子旁边，站在暗绿色的玻璃钢筋笼口后面听着。是部队在列队行进吗？或者是劳动者们正在甘心乐意地把工休时间贡献给步伐操练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听到了传闻，说是正准备着举行胜利大检阅，预定六月二十二日——战争开始四周年在红场举行。
    　　用作基础的石头只能在下头呻吟和受压，大厦落成时却没有它们的份儿。但是，那些毫无意义地被抛弃了的、曾注定要用脑门、用肋骨去承受这次战争的最初打击从而防止了别人胜利的人们，连当一块基石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欢乐的声音对背叛者有何意义？”……
    　　一九四五年我国各个监狱中的那个春天主要是俄国被俘人员的春天。他们像大洋里的鲜鱼，聚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密密麻麻的灰色鱼群，游过苏联的各个监狱。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出现是我同这个鱼群的第一次照面。而现在我已经被它们连成一大片的，好像有固定方向的运动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
    　　通过那些监室的不光是我国被俘人员—一当时出现了一股所有到过欧洲的人员的水流：有国内战争时期的流亡者；有新德意志军中的“东方兵”；有观点太激烈太出格的红军军官，斯大林担心他们远征欧洲之后产生引进欧洲自由的念头，出现一百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做过的那种事。但最多的还是我的同龄人，甚至不是我的而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们与十月革命同时诞生，一九三七年没有受到什么牵扯，成群结队地参加过二十周年游行，他们的年龄在战争开始时正好使他们成为几星期内就被打得稀烂的那支军队的骨干。
    　　因之，胜利进行曲声中度过的那个令人疲倦的狱中之春，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受惩罚的春天。
    　　是我们睡在摇篮里就听见唱：“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我们用晒黑了的孩子的小手握住少先队铜号的把手，听到“你们要准备好！”的喊声后齐声回答“随时准备着！”是我们把武器偷偷带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现在成了黑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终于活了下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活F来的囚犯被关进我们的劳改营的理由就是：你怎样能在死亡营里活下来的？一定有问题！）
    　　当我们还在分割东普鲁士的时候，我就看到往回走的被俘人员的垂头丧气的行列——周围一片欢乐声中唯一愁眉苦脸的人们——当时他们的郁郁寡欢就已经使我感到震惊，虽然我还不明白它的原因。我从车上跳了下来，走近这些自动排成的纵队（干吗排成纵队？他们为什么要列队？要知道谁也没有强迫他们这样做，各国战俘回去的时候都是分散走的！而我们的被俘人员回国的时候却想显得更加服帖一些……）。在那里我还带着大尉的肩章。又带着肩章，又是在行军途中，对于他们闷闷不乐的原因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命运也使我转过身去跟在这些被俘人员屁股后头了。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我已经和他们同路，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我听到了他们最初的一些故事，当时我还不太懂，后来尤里·叶夫图霍维奇使我明白了，而现在，在红褐色的布蒂尔卡城堡的圆顶下，我感觉到，几百万俄国战俘的经历，像大头针钉住蟑螂一样，死死地打住了我。我本人陷入囹圄的经历，在我看来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我不再为被撕下的肩章伤心。我没有落到我的这些同龄人落到的地方，只是偶然。我明白了，我的义务是用肩膀在他们共同重负的一角上搭一把力，并一直扛到最后一口气，扛到被压垮。现在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和这些小伙子们在索洛维约夫渡口、在哈尔科夫的包围圈里、在刻赤的采石场上一起当了俘虏；双手背在后面，把苏维埃人的自豪感带进了集中营的铁丝网；在严寒中排几小时的队等待一勺卡威（咖啡的代用品），还没有挨到大锅旁边就倒卧在地上变成一具僵尸；在六十八号军官集中营（苏瓦基）里，为了不致在露天场地上过冬，用手指头和饭盒盖挖掘（口朝上的）钟形地坑；一个变成野兽的战俘向我这个垂死的人爬来，要啃我臂肘以下的还没有冰凉的肉；随着在强烈的饥饿感中度过的日子的增加，在伤寒病的工棚里，在邻近的英国战俘营的铁丝网边——个清楚的思想渗入我的濒死的大脑：苏维埃俄罗斯抛弃了自己的奄奄待毙的子弟。“骄傲的俄罗斯的儿女们”，当他们用身体抵挡坦克的时候，当还能让他们发起冲锋的时候，俄罗斯需要他们。但他们当了俘虏以后还要负责去供养他们吗？多余的人口。也是可耻失败的多余见证人。
    　　有时我们想说谎话，但语言却不让我们这样做。把这些人宣布为叛徒，但在语言上却明显地搞错了——审判员、检察长、侦查员都搞错了。被判刑的人，全体人民，所有报纸都重复了并固定了这个错误，同时却不由自主地说出了真话：本想把他们宣布为背叛祖国者，但谁都说成甚至在审判材料上也都写成“祖国背叛者”。
    　　这可是你说的！这些不是背叛了她的人，而是被她背叛了的
    　　人。不是他们这些不幸的人背叛了祖国，而是精打细算的祖国背叛了他们，而且背叛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由于无能而在战场上出卖了他们——当时受祖国宠信的政府做尽了一切为了打输战争所能做的事：先拆毁了防御工事，它把空军摆到必遭覆灭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摘掉了有见识的将领并禁止了军队进行抵抗。战俘——正是那些用自己身体承受了打击并阻挡住德国国防军的人。祖国任凭他们死在战俘营里而弃之不顾，这是第二次没有心肝地出卖了他们。
    　　而现在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爱（“祖国原谅了！祖国在召唤！”）把他们骗回来，而在国境线上就用绳索套上脖子，从而没有良心地又一次出卖了他们严
    　　俄罗斯建立国家以来的一千一百年间，卑鄙龌龊的事情好像不知干过多少，见过多少！——但是有没有过像这种对几百万人干下的下流勾当：出卖了自己的战士而又宣布他们为叛徒？！
    　　我们多么轻易地把他们从自己的帐上一笔勾掉：叛变了？——可耻！——勾掉！是呀！还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父亲就已经把他们注销了：他把装备着一八六六年制造的独子步枪（而且还是五人一枝）的莫斯科知识界的精华投进了维亚兹马的绞肉机。（有哪个列夫·托尔斯泰能向我们展示这个博罗季诺的场面呢？）而伟大的战略家用肥胖的短手指在地图上拙笨地移动一下，在四一年十二月，光为了制造一条动人的新年新闻，就把十二万我们的小伙子——几乎是投入博罗季诺战役的全部俄国军队——运过了刻赤海峡，不经战斗全部奉送给德国人。
    　　不知为什么成为叛徒的竟不是他，而是他们。
    　　（我们多么易于受先入为主的称呼的影响，我们多么轻易地同意了把这些忠诚的人算做叛徒！那年春天，在市蒂尔卡的一个监室里关着一个叫列别捷夫的老头，冶金工作者，拥有教授的称号，但看外表倒像上一世纪甚至上上世纪捷米多夫工厂的强壮工匠。宽肩膀、宽脑门，长着一把普加乔夫式的大胡子，而那张大手掌足可托起四普特重的小型钢水包。在监室里他穿着直接套在内衣．上面的褪了色的灰色工作服，很不讲究清洁，当他没有坐下读书，脸上没有显出他惯常的思想威力的光彩的时候，可能被人以为是一个狱中的杂役。人们经常聚在他身边，他很少谈论冶金，而常用那定音鼓似的低音解释说，斯大林是与伊凡雷帝一样的恶犬：“拚命地枪杀吧！勒死吧！”说高尔基是个没出息的和胡说八道的人，是刽子手的辩护人。我很赞赏这个列别捷夫：在这个有着智慧的头脑和庄稼人手脚的粗壮结实的躯体上，我仿佛看到了整个俄罗斯人民的化身。他已经思考过那么多！——我向他学习理解世界！而他突然挥动大手，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五十八条第1分条一乙——都是祖国的叛徒，不能原谅他们。而周围的板铺上却挤满着“第1分条一乙”，唉，小伙子们心里多么委屈呀！老头子是代表农民的和劳动的俄罗斯坚信不疑他郑重声明的——面对这一方面的责难，小伙子们难于并耻于为自己辩护。为他们辩护并和老头子评理的责任落到我以及两个“第十分条”的小家伙身上。但是干篇一律的国家谎言已经使人们的头脑昏乱到什么程度！甚至我们中间最有容量的人也只能容下他亲身体尝过的那一部分真理。
    　　关于这种情形，维特科夫斯基有比较概括的叙述（关于三十年代）：奇怪的是，被诬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并不是什么暗害分子，却表态说整一整军人和神甫是正确的。军人们心里明白他们并没有为外国间谍机关服务也没有破坏红军，但却乐意相信工程师们是暗害分子，而神甫们应该消灭。一个坐车的苏维埃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本人是无辜的，但对待他们，对待这些敌人，任何方法都合适。侦查的教训和牢房的教训都不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他们就是被判了刑也还保持着在外面养成的迷信：相信到处都有阴谋、放毒、暗害、间谍活动。
    　　俄国不知进行过多少次战争（还不如少些好……），——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我们听到过有许多叛徒吗？是不是发现过叛变是俄国士兵精神上根深蒂固的东西呢？现在，在世界上最正义的制度下发生了一场最正义的战争，突然普通人民中出了几百万叛徒。这怎样理解呢？怎样解释呢？
    　　与我们并肩作战反对希特勒的，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马克思对那里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痛苦曾做过雄辩的描述。为什么这场战争中他们那里只出了一个叛徒——商业家“豪豪勋爵”？而我们这里却有几百万呢？
    　　说这话连张口都觉得害怕，也许问题毕竟在于国家制度？
    　　我们有一则很老的谚语就曾为俘虏辩护：“被俘有音讯，阵亡永无声。”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皇帝的时候，为了褒奖忍受俘虏生活还授给过贵族称号！在以后的历次战争中，换回自己的俘虏，抚慰他们，温暖他们，始终是社会的一项任务。被俘者每一次从敌人手中的逃亡都被作为最伟大的英雄行为加以赞扬。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一直进行着救济我国俘虏的募捐，我们的女护士们被准许进入德国去照看我国的被俘者，每一号报纸都提醒读者们，他们的同胞正在恶劣的俘虏营中受苦。所有西方各国在这次战争中也都这样做；邮包、书信、各种形式的资助通过中立国家不受阻挠地源源送去。西方的战俘没有低三下四从德国的锅中要饭吃，他们带着瞧不起的神气同德国警卫谈话。西方政府对本国的被俘军人，都是照算军龄，照例晋升，甚至照发薪金。
    　　只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军中服役的军人是不许被俘的——条令中就这样写着（德国兵从自己的战壕中叫喊：“伊万，俘虏没有！”），是啊，谁能设想得出这一条的整个含义呢？！有战争，有死亡，却没有俘虏！——真是新发明！这就等于说，你去死吧，我们却要活着。但哪怕你是丢了腿，如果你拄着双拐活着从俘虏营回来（列宁格勒人伊万诺夫，芬兰战争中的机枪排长，后来关在乌斯特魏姆劳改营）——那我们就将审判你。
    　　只有被祖国抛弃了的、在敌人和盟友眼中最无价值的我国士兵，才会去吃第三帝国后院里发给的猪食。只有他，回家的大门被关得死死的，虽然年轻的心灵努力不去相信，有一个什么五十八条1一乙，在战时根据这一条给的刑罚没有轻于枪决的！一个士兵如果不愿死于德国的子弹，因为这事他就应当从俘虏营中出来后死于苏联的子弹！有人死于他人之手，而我们则应死于自己人之手。
    　　（话又说回来，这样说是天真的：因为这事。各时代的政府决不是道德家。他们把人关起来和处死人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关人和处死人是为了不让他们做什么事情。把所有这些
    　　被俘人员关起来，当然并不公因为他们背叛了祖国，因为傻瓜都清楚，只有弗拉索夫分子才能因为背叛祖国而受审判。把所有这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使他们不在自己的同村人中去回忆欧洲。没有看到，就不会妄想……）
    　　因此，在俄国战俘面前有些什么样的道路呢？合法的道路只有一条：躺下来让人在你身上践踏。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茎寻找出路以便活下去。而你却躺下任人践踏吧。虽然晚了些——但既然未能捐躯疆场，那就现在死掉吧，将来就不会受到审判了。
    　　战士长眠。有话已说完
    　　从此永远不受责难。你那已绝望了的脑子所能想出来的一切其他道路——都将导致你与法律发生冲突。
    　　逃回祖国——穿过集中营的封锁圈，越过半个德国，然后经过波兰或巴尔干。这个举动会把你带到死灭尔施，带上被告席：别人都逃不出来，你怎么逃出来的？有问题！说吧，毒蛇，让你带了什么任务来的（米哈伊尔·布尔纳采夫、帕维尔·邦达连科及其他许许多多人）。
    　　在我国的评论中有一种确定的看法，认为肖洛霍夫在自己的不朽名作《一个人的遭遇》中说出了关于“我们生活这一方面”的“痛苦的真实”，“揭开了”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谈谈看法。这篇总的说来很无力的短篇小说，描写战争的篇幅是苍白的，没有说服力的，（看来作者不了解最近这次战争），对德国人的描写标准化和粗俗到可笑的程度（只有主人公的妻子写得成功，但她纯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基督教徒），——在这篇关于一个战俘的命运的小说中真正的俘虏问题被掩盖了或被歪曲了：
    　　1．选择了一个最无可指摘的被俘情况——失去知觉，使它成为“无可非议”的，回避了问题的全部尖锐性。（如果像大多数人所遭遇的那样，在有知觉的状况下当了俘虏，——那该怎么办呢？）
    　　2．没有说明俘虏的主要问题是祖国抛弃、拒绝、诅咒了我们（对此肖洛霍夫只字未提），正是这样才造成没有出路的处境——一而说成是那里我们的人中间出了叛徒（如果这算是主要的，那就请刨刨根，并说明一下，这个得到全民支持的革命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些叛徒是从哪里来的？）。
    　　3．牵强附会地虚构了侦探幻想小说式的从战俘营逃跑的情节，以便不发生回来的俘虏必不可免地要经过的一套接收手续：死灭尔施——甄别审查营。索科洛夫不仅没有按照条令被关进铁丝网里去，而且——简直是笑话——他还从上校那里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就是说，得到去执行法西斯侦探机关的任务的自由？那样的话，上校也会镣铐叮铛地上那里去的！）
    　　逃往西方国家游击队那里，投奔抵抗运动的部队，这只能略微推迟的受军事法庭严厉惩办的时间，而且还会使你成为更大的危险人物：在和欧洲人自由相处的日子里，你可能沾染上了十分有害的精神，如果你竟有胆量越狱，而且继续作战，说明你这人很果敢，那你在祖国就是一个加倍危险的人物。
    　　在集中营靠出卖自己的同胞和同志活下来？成为营警、管理人员、德国人和死神的助手？斯大林的法律对此不会惩罚得比参加抵抗运动部队严厉些。（可以猜到为什么：这种人危险性小些2）但无法解释的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法律，禁止我们所有人，除了败类，走这条道路。
    　　扣除了这四个力不胜任的或不能接受的可能性，还留下了第五个：等待招募人员，等待着被什么地方叫去。
    　　有时幸运地碰到农业区的代表前来为该区的农民招募雇工；商行派人来给自己选用工程师和工人。根据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你在这种场合也应当不承认你是工程师，隐瞒你是熟练工人。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或电气技师，只有留在战俘营里挖土、受罪、在脏水坑里找吃的，你才能保持住爱国的纯洁性。这样你才能指望有朝一日能骄傲地抬着头去接受因纯洁地背叛祖国而获得的十年徒刑加五年的戴笼口。现在你为敌人做了工作，况且是做了专业工作．因而加重了背叛祖国的罪行，你就得低着头去领取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
    　　这好比是一只河马在干雕琢首饰的细活，斯大林正有这个特色！
    　　有时来的是完全另一类性质的招募人员—一俄国人，通常是不久以前的红军政治指导员，白卫军分子是不去干这种事的。招募人员在战俘营里召开大会，咒骂苏维埃政权，号召报名上间谍学校或去弗拉索夫的部队。
    　　谁没有像我们的战俘那样挨过饿，谁没有嚼过飞进集中营里的蝙蝠、煮吃过旧鞋掌，谁就未必能理解每一声召唤、每一个论据具有多大的不可抵制的物质力量，如果在他的后面，在战俘营大门外，行军伙房正冒着烟，每个同意的人马上就能用粥填饱肚子—一即使是一次！即使一生中还有这一次！
    　　但如果除了冒着热气的粥以外，在招募人员的召唤中还有着自由和真正生活的幻影——不管他号召到哪里去！到弗拉索夫的营里去。到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团里去。到劳动营去——用混凝上修筑未来的大西洋障壁。上挪威的峡湾去。到黎巴嫩的沙漠去。去当希维（hiw）——Hilfswillige——德国国防军志愿助战队（在每个德国连里有十二名希维）。最后还可以去当乡村的伪警，去追捕游击队员（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将遭到祖国的摈弃）。不管他召唤到哪里去，不管上哪里去都行——只要不在这里象被忘掉的牲畜那样倒毙。
    　　我们把一个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们自己不仅撤消了他对祖国的任何义务，而且也撤消了他对人类的义务！
    　　那些从战俘营被招募到短期间谍训练班去的小伙子们，还并没有从自己的被抛弃遭遇中作出极端的结论，还做出非常爱国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是逃出战俘营的最合算的方法。他们几乎人人都这样设想，只要德国人把他们派到苏联方面去——他们马上就向当局自首，交出自己的装备和指示，同善庭的指挥官们一起把愚蠢的德国人嘲笑一顿，穿上红军制服，精神抖擞地回到战斗队伍中去。清说说看，按人之常情而论谁能期待不同的情况呢？怎能不这样呢？这是一些淳朴的小伙子，我见过很多，——长着憨厚的圆圆的脸，说话带着使人发生好感的维亚特卡的或弗拉基米尔的口音。他们兴冲冲地去上间谍学校，只有乡村学校四、五年级的文化程度，并且没有使用罗盘和地图的任何技能。
    　　这样，好像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确的。好象招募这些人对德国指挥部说来完全是一个既浪费又愚蠢的举动。其实不然！希特勒正是与他的大国兄弟配合行动的。间谍狂是斯大林丧失理智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斯大林看来，他的国家里间谍成群。所有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人都得到了间谍罪条款五十八条6，被关进北方的劳改营并在那里死绝。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及时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几十万朝鲜人全都被怀疑是间谍而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去。所有出过国的、在“国际旅行社”旅馆旁边放慢过脚步的、被照进有外国人面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摄过城市建筑物（弗拉基米尔的“金门”）的苏联人——都被指控为间谍。对铁路线、对公路桥梁、对工厂烟囱瞧的时间过久——也被指控有间谍行为。所有滞留在苏联的为数众多的外国共产党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产国际人员，不区别个人情况，一股脑儿首先被指控有间谍行为。对拉脱维亚的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一九三七年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时，也都指控为有间谍行为！斯大林好似把风骚的叶卡捷琳娜的一句名言翻转过来并加以扩大了：宁可错杀九百九十九，决不能放过一个真正的间谍。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确实在德国侦探机关手里呆过的俄国士兵呢？！所以当成千上万个士兵从欧洲蜂拥而来并且不隐瞒他们是自愿应幕的间谍时，国家安全部的刽子手们感到多么轻松呀！最最英明的人的预言得到了多么惊人的证实！来吧，来吧，傻小子们，条文和报酬早就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里适宜于提出一个问题：毕竟有这样一些战俘，他们没有去应任何招募；也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专业方面的工作；没有当营警；整个战争时期蹲在战俘营里不露头，而终于没有死去，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像电气工程师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谢苗诺夫和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卡尔波夫那样，用金属废料做打火机，靠此增加点食物。难道祖国也没有原谅他们当了俘虏吗？
    　　没有，没有原谅！我认识谢苗诺夫和卡尔波夫是在布蒂尔卡，那时他们都已得到了自己合法的……多少？机灵的读者已经知道：十年加五年的戴笼口。他们是出色的工程师，但是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做专业工作的建议！谢苗诺夫少尉一九四一年是自愿上前线的。在一九四二年他还没有手枪，只有个空枪套（侦查员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用枪套自杀）。他曾三次从战俘营逃跑。一九四五年从集中营被解放出来后，他作为受惩戒人员坐进我军的坦克（坦克空投部队）——拿下了柏林，因此得到了红星勋章—一只是在此以后才最终给关进监牢并得到刑期。请看，这就是我们的涅墨西斯的镜子。
    　　战俘中很少有人能作为一个自由人越过苏联国境线，如果在忙乱中给漏了过去，那后来也会被抓起来，即便是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有一些是在德国境内的集合站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并没有被捕，但从边界就被装上了货车，在押解之下运到分布在全国的为数众多的甄别审查营（甄审营）中的一个去。这些甄审营和劳改营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安置在里面的人还没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须在营里得到它这一点外。所有这些甄审营都是有活干的，它们附设在工厂，附设在矿场，附设在建筑工地，因此过去的战俘们从头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时的工作日，同时，也像他们曾通过铁丝网观看德国一样，今天也是通过铁丝网观看他们失而复得的祖国。空余时间——黄昏和夜晚——就对被审查人进行讯问，为此在甄审营中配备了比一般多几倍的行动人员和侦查员。侦查照常是从一个定论开始，即你肯定是有罪的。你就必须身在铁丝网之内设法证明是无罪的。为此你只能接举证人，也就是其他的战俘，而这些人则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个甄审营里，而在遥远的省份，于是克麦洛沃的行动人员向索里卡姆的行动人员寄去质询，那里的人便讯问证人并寄回自己的答复和新的质询，你又被作为证人加以讯问。诚然，为了弄清一个人的命运可能要化上一年、两年—一但祖国于此并无损失：因为你每天都在采煤。如某个证人关于你做了不大好的陈述或者证人已经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国罪马上就定案，巡回法庭当时就在你的十年叛决书上盖戳儿。如果不管怎样翻腾，各方材料一致说明你似乎真的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事，—一而主要的你没有亲眼见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如果不是被我们而是被他们从俘虏营解放出来，那就是一个大大加重的情节）—一那末行动人员便决定你应受何种程度的隔离。对某些人规定变更居住地点（这样做必然使一个人和周围的人不易接近，使他易于受到打击）。对另一些人则体面地建议去干“沃赫拉”的工作，即营内准军事警卫工作：他好像仍保持着自由人身份，但却失去了任何个人自由，并要到穷乡僻壤去生活。对第三类人则握手告别，虽然这种人因单纯地当了俘虏本应枪毙，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不过，这种人高兴得太早！他的案卷赶在他的前面，经过保卫部门的秘密渠道已经到达了他的故乡。这种人反正永远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规模抓捕时，如四八——四九年，就会把他们接反苏宣传或别的适当条文关进监狱，我同这样的人也曾一起坐过牢。
    　　“唉，要是我早知道！……”——这就是那年春天监室里唱的一支主要歌曲。要是我知道会这样迎接我！这样欺骗我！会有这样的遭遇！——难道我还会回到祖国吗？决不干！！会闯到瑞士去，到法国去！到海外去！到大洋外去！到天涯海角去！
    　　然而，当俘虏们即使已经知道了，他们往往也还会这样做。瓦西里·亚历山大罗夫被俘后到了芬兰。某个老彼得堡商人找到了他，问清了名与父名后说：“我从一九一七年起欠令尊一大笔款子，没有合适机会偿还。现在，对不起，请收下吧！”旧债—一真是意外收获！亚历山大罗夫在战后被接纳进了俄国流亡者的社交界，在那里还找到了一个他真地爱上了的未婚妻。未来的岳父为了教育他，给他读了《真理报》的合订本——从一九一八到四一年的全部报纸，不加粉饰和修改。同时给他讲了大体上如第二章中所述的各股水流的历史经过。终究……亚历山大罗夫还是扔下了未婚妻与富足生活，回到了苏联并得了很容易猜着的那种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一九五三年在特别营里他高兴地抓住机会当了小队长……
    　　考虑周到的人纠正说：错误早就犯下了！用不着在四一年往前线钻，于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去打仗。应当从一开始就在后方安置下来，找个安安静静的活儿，他们现在都成了英雄。还有，当逃兵也不错嘛：命一定能保住，给他们的不是十年，而是八年、七年；在劳改营里也不会从什么职务上被赶下来——逃兵不是敌人，不是叛徒，不是政治犯，他是自己人，普通犯。有人愤怒地反驳说；可是逃兵必须坐满这些年，受完这些年的罪，他们是不能得到原谅的。而对我们——很快就会有大赦，我们大家都会给放出去（当时还不知道逃兵将享受到的一个主要优待条款！……）。
    　　那些犯了第10分条，从自己寓所或从红军里给抓去的——一甚至常常羡慕地说：真见鬼！反正同样的代价（同样判十年），本来可以跟这些小伙子们一样，能看见多少有趣的事呀，哪里不能走走呀Z而我们就这样断送在劳改营里，除了臭气熏天的楼梯外什么都没有见到过（然而，这些犯了第10分条的人好不容易才掩盖起兴高采烈的预感，对他们嘛，大赦将会首先适用！）。
    　　不唉声叹气地说“唉，要是我早知道！”（因为他们早知道干的是什么），不期待宽恕，不期待大赦的，只有弗拉索夫分子。
    　　还在我意想不到地和他们在监狱板铺上相遇的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他们，并对他们感到困惑莫解。
    　　起初这是一批淋湿了多次又晒干了多次的传单，它们散落在奥廖尔前沿阵地上三年没有刈割的长得者高的草丛里。传单上有弗拉索夫的照片，还有生平介绍。在模糊的照片上那张脸似乎是保养得很好，很有福气的，就像我们所有的新型将军们一样。（实际上并非如此。弗拉索夫又高又瘦。在清楚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更像是一个上了点学、戴上了角质框眼镜的庄稼汉。）这个福气在传记中好像得到了证实：在横扫一切的抓人年代，他出国去当蒋一介石的军事顾问了。但总的说传单上的传记中哪些话是可以相信的呢？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九0O年生于下诺夫戈罗德省农民家庭。在当乡村教师的兄长的照管下读完下诺夫戈罗德宗教小学，因发生革命而未能读完宗教中学。一九一九年春应召加入红军，年末已是与邓尼金作战的前线上的排长，内战结束时为连长，作为干部留在部队。一九二八年在射击训练班受训，后在司令部工作。一九三O年加入联共（布），使他在职务上步步高升。一九三八年以团长军衔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因与军队和党的高层人士无甚瓜葛，弗拉索夫成为顶替被宰掉的军长-师长-旅长的斯大林“第二梯队”的一员。一九三九年升任师长，一九四0年首次实行“新的”周日的）军衔制时被授予少将衔。根据后来的情况可以断定说，在包含许多完全没有头脑没有经验的新上来的将军们当中，弗拉索夫属于最有能力者之一。他的第九十九步兵师，原来是红军中最落后的，现在被《红星报》提作榜样，开战以后也没有被希特勒的进攻打个措手不及，相反，在我军全线东撤时它却向西挺进，夺回了佩列梅什利，并且坚守了六天。弗拉索夫很快跨过了军长职位，一九四一年在基辅城下已经指挥着第三十七集团军。他带领一支大部队从基辅的“大口袋”里突围出来。十一月接受了斯大林交给的第二十军，立即投入莫斯科郊区的希姆基保卫战，反攻至勒热夫，成为莫斯科的拯救者之一。（情报局十二月十二日战报中的将军名单排列为：朱可夫，列柳申科，库兹涅佐夫，弗拉索夫，罗科索夫斯基……）以那几个月的高速度，他很快成为沃尔霍夫方面军（梅列茨科夫）的副司令员，三月，当为突破列宁格勒包围圈而轻率发动进攻的第二突击军与后方失去联系以后，接受了陷入“口袋”的该军的指挥。最后的冬季道路尚可通行，但斯大林禁止后撤，相反地，强迫危险地突入纵深的集团军继续进攻——沿着已经化冻的沼泽地带，没有给养，没有装备，没有空中支援。军队经历了两个月的饥饿和死亡（从那里来的士兵后来在布蒂尔卡的牢房里对我讲述他们刨下腐烂的死马的蹄子，拿刨屑煮了吃）以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德军发动了对被围困军队的四面进攻（空中自然只有德国飞机）。仅在这时，开玩笑似的，才接到斯大林准许撤回沃尔霍夫一线的命令。还曾经进行过这种毫无希望的突围的尝试呢！——直到七月初。
    　　弗拉索夫的第二突击军就这样（好像重复着同样丧失理智地被扔进敌人包围圈的俄国第二萨姆索诺夫军的命运）覆灭了。
    　　这当然是有对祖国的背叛的！这当然是有残忍的叛卖行为的！但这是斯大林的。背叛不一定卖身投靠。战争准备上的无知与疏忽大意，战争开始时的惊慌失措与怯懦，仅为拯救自己的元帅服而让许多军和集团军作无谓的牺牲——对于一个最高统帅说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背叛？
    　　与萨姆索诺夫不同，弗拉索夫没有自杀，还在森林沼泽地里徘徊，七月十二日在西维尔区就俘。他很快就进入了设在文尼察的关押高级军官的战俘营，那是由后来密谋反对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伯爵组建的。弗拉索夫此后两年都是在持反对派立场的军人们（其中许多人后来在反希特勒的密谋中暴露和牺牲了）的这种庇护下生活。他头几个星期就和第四十一近卫师师长博亚尔斯基上校一起写了一份报告，说如果德国承认新俄国的平等地位，大部分苏联平民和军队都将拥护推翻苏维埃政府。（弗拉索夫的这个迅速的决定也许是受了他个人经验的影响：他妻子的父母被当做富农扫地出门了，她表面上跟他们断绝关系，暗中却在帮助他们。现在她和儿子一道又成了被俘将军新的举动的牺牲品——不知从哪天起他们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血盆大口里消失了。）
    　　手里拿着这张传单，很难忽然相信这是一个杰出的人，或者相信他为苏维埃政权忠实地服务了一辈子以后，早就在为俄罗斯感到深深的忧虑。至于后来的那些报道成立“俄国解放军”的传单，不仅是用恶劣的俄文写成的，而且还带着外国人的、显然是德国的气味，甚至对它宣布的事情本身显得无所谓，倒是粗俗地夸耀什么他们那边吃得好、士兵心情愉快等等。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这支军队。如果它真是存在的话——哪能有什么愉快心情可言呢？
    　　……只有德国人才能这样撒谎。
    　　几乎直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什么POA“俄罗斯解放军”。这些年曾有几十万志愿助战队员—一Hilflfswllige以完全的或部分的士兵身份分散编入各德军部队。倒是存在过一些志愿反苏部队——是由不久前的苏联公民组成的，但由德国军官指挥。最早支持德国人的是立陶宛人（我们在一年之内把他们整得太惨了！）。然后组成了一个乌克兰人的志愿SS师，若干爱沙尼亚人的SS支队。在白俄罗斯有对付游击队的人民警察部队（达到十万人！）。一个土耳其斯坦营。在克里米亚有一个鞑靼营。（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自己播下的种子，例如在克里米亚——是由于愚蠢地迫害清真寺，而有远见的征服者叶卡捷琳娜女皇却拨官费兴建和扩建这些寺院。希特勒来了也想到该保护清真寺。）德国人占领了我国南部以后，志愿营的数量又有增加：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北高加索各有一个，卡尔梅克人的志愿营有十六个。（而南部几乎没有出现过苏联的游击队。）大约有一万五千来人的哥萨克马车队跟着德军从顿河撤退，其中一半人是能拿枪的。一九四一年在洛克奇（布良斯克州）附近，德国人还没到以前，当地居民就把集体农庄解散了，武装起来对付苏联游击队，一九四三年建立了自治州（为首的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有一支两万人的武装部队（旗徽为胜利者格奥尔吉），自称POHA“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然而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全俄性的解放军，尽管对此有过一些幻想和企图—一它们来自急于拿起武器解放本国的俄国人自己，也来自一批德国军人，他们影响有限，处于中等职位，但有现实的眼光，认为靠希特勒的狂暴的殖民政策不可能打赢对苏战争。这些军人当中不少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其中也有曾在从前的对俄部门服务过的，对俄国的情况有特别清晰的感觉，如施特里科-施特里克费尔德大尉。这一批人徒劳地力图说服希特勒当局上层人物必须建立德俄联盟。军队的名称、未来的条例、缝在德军制服上的袖章（安德烈底色——白底蓝色斜十字），都在他们的幻想中设计出来了。一九四二年在奥尔沙附近的奥辛托尔夫村，在几名俄国流亡者（伊万诺夫，克罗米阿迪，伊戈尔·萨哈罗夫，格里戈里·兰斯道夫）的协助下建立了由苏联战俘组成的“试验部队”——穿苏联军装，拿苏制武器，但佩戴旧式肩章和民族帽徽。这支军队到一九四二年未有了七千人，四个准备扩编为团的营，他们认为自己是PHHA“俄国民族人民军”的前身。志愿者超过了这支部队能接受的数量。但是——没有信心：因为不信任德国人，而且这是对的。一九四二年二月突然收到了将部队解体的命令：化分为单独的营，穿德国军服，编入德军建制。当夜就有三百人投奔了游击队。
    　　一九四二年秋，为了统一所有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打出了弗拉索夫的名号，同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希特勒大本营否定了中级军官为使德国放弃东方殖民计划代之以建立俄国民族武装力量而进行的尝试。刚刚决心作出性命攸关的选择，刚刚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弗拉索夫已经变成仅为宣传所需要的人物了——这样一直到最终。庇护弗拉索夫的军人们想让事情运作起来增加自己主意的分量，于是便决定搞了那个“斯摩棱斯克委员会”公告（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在苏军前线上空撒下）——许诺给予一切民主自由，取消集体农庄和强迫劳动。（同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禁止了俄国部队有营以上的建制……）他们违背禁令在德军占领的各州也散发了这份公告，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和期望。游击队揭露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斯摩棱斯克委员会，什么俄国解放军，这是德国人的谎言。头一个主意现在又迈出了下一个主意——让弗拉索夫到占领区各地去作巡回宣传（又是未经请示大本营和希特勒的擅自行动；这样的自由放任是我们的准极权主义意识难以想象的，在我们这里没有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重要的一步都不能迈，不过找们的体制也要比纳粹的过硬得多，我们那时已经挺了四分之一世纪，而纳粹才十年）。弗拉索夫穿着自制的不属于任何军队的军大衣——褐色，有将军服的红色翻领，没有等级标志——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做了首次这样的旅行（斯摩棱斯克-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四月做了第二次（里加-佩乔雷-普斯科夫-格多夫-卢加）。这几次旅行鼓舞了俄罗斯居民，它们造成了俄罗斯独立运动正在诞生、独立的俄罗斯可能复活的逼真的表象。弗拉家夫在人满为患的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的剧场里发表演说，谈了解放运动的目标，同时公开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但是没有德国人也不可能推翻布尔什维主义。听众也公开地问他：德国人想要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把俄国人民变为牛马，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至今没人宣布战后俄国将会怎样？为什么德国人不准许占领区俄国人自治？为什么反斯大林志愿军只能受德军指挥？弗拉索夫回答得很拘谨，比他本人此时尚能指望的要乐观。而德国大本营对此的反应是凯特尔陆军元帅的一纸命令：“鉴于在未报告元首和我的情况下发生的战俘俄国将军弗拉索夫赴我军北方集群期间的毫无知识的无耻言论，将其立即移送战俘营。”将军的名字只许利用于宣传目的，如果他再次以个人名义讲话——即应交盖世太保处置。
    　　这是尚有成百万苏联人处于斯大林政权之外的最后几个月，还可以拿起武器反对本国的布尔什维克奴役，还能建立自己独立生活，——但是德国领导人并未发生动摇：正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库尔斯克-奥廖尔会战前夕，希特勒重申：永远不会建立俄国独立军，德国只需要俄国人作为劳动力。希特勒不懂得推翻共产主义制度唯一的历史机会就在于居民本身的运动，受折磨人民的兴起。希特勒害怕这样的俄国和这样的胜利甚于任何一种失败。甚至在斯大林格勒和失去高加索之后，希特勒仍未注意到任何新的因素。当斯大林捞取着最高的祖国卫士的角色，恢复着旧时的俄国肩章、东正教会并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希特勒下令解除所有志愿部队的武装，把他们送去挖煤，后来改为把志愿部队调往大西洋壁障，去对付同盟国军队，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斯大林。
    　　有关独立的俄国军队的整个构想的结局，实质上就是如此了。而弗拉索夫做了些什么呢？一方面是他不知道情况如何糟糕（不知道自己放行演说之后又被当做战俘，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一方面是他不可挽救地走上了对野兽抱希望做妥协的毁灭道路，而与启示录的野兽们相处，只有从第一到最后一刻都不让步才能得救。不过，俄国公民解放运动总的说来有没有过这样的一刻呢？它从最初起就注定了要作为尚未冷却的一九一七年祭坛上的一份补加的牺牲品而毁灭。消灭了几百万苏联战俘的战争的第一个（一九四——九四二）冬季就已经拉出了一条还从夏天为拯救布尔什维主义而动员手无寸铁的人们去当民兵就开始了的这些牺牲品的白骨制成的长链。
    　　这里适合拿弗拉索夫和十九集团军司令卢金少将做一个对比，那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同意为反斯大林制度而斗争，但要求保证非共产主义俄国的民族独立，在没有得到这种保证之前，他一步也没有迈出过战俘营。弗拉索夫却被无保证的希望所引诱，在这条道路上不止一次地听从了他的顾问们安抚性的论据。他进行过挣扎——想停止，退后，拒绝，但总有这样一类论据：“他们会解除所有志愿部队的武装”，“战俘们将会没有出路”，“东方工（即在德的俄国工人）的处境会恶化”。在这些论据的借口下弗拉索夫于一九四三年十月签署了致被调往西部前线的志愿部队公开信：讲这项措施的暂时性，讲必须服从……
    　　这个痛苦的志愿军运动的最后一点转瞬即逝的意义就这样完全丧失了：把他们当做炮灰送去对付同盟国军队和对付法国抵抗运动——去对付饱尝德国人的残忍和德国人的自傲的在德俄国人唯一对之抱有真诚好感的那些人。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当中怀抱的对英美人的暗藏的希望渐渐地破灭了：如果同盟国连共产党也支持，那么难道他们不会支持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俄国反对希特勒吗？……特别是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当苏联向欧洲以至全世界扩展自己的制度的压力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时候，——难道西方还会继续支持布尔什维克专政吗？这里就有一个时至今日也未能克服的俄国人和西方人观念的差异了。西方进行的仅是一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为此认为一切手段和一切同盟者，特别是苏联，都是好的。再说，非不能也，是不愿也，设想苏联各族人民可能有与共产党政府不一致的自己的任务，西方觉得麻烦，碍事。同盟军向开到西部前线的反布尔什维克志愿营散发号召书说，保证将投诚者立即送往苏联，真令人哭笑不得
    　　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在幻想和希望中把自己描绘为“第三势力”，即处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之外的势力，但是斯大林，希特勒，西方都在踢掉他们脚下的支撑：对于西方他们是某种奇怪类别的纳粹帮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真的是有俄国人在打我们，而且打得比任何党卫军分子还凶，这点，我们很快就尝到了味道。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奥廖尔附近有一个穿德军制服的俄国排防守索巴金新村。他们打得那么不要命，好像这新村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我们把一个敌人赶进了地窖，每次往那里面扔手榴弹的时候，他的枪就停了。但只要我们钻进去往下走，他就用自动步枪射击。我们往里面扔了一颗反坦克雷，才弄清楚，他在地窖里面还有一个坑，可以躲避手榴弹的爆炸。他是在多么难以想象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气浪的冲击和无希望的处境下继续进行战斗的。
    　　例如，他们还防守过图尔斯克以南打不掉的第聂伯河登陆点，在那里为争夺几百米的地面进行了两星期毫无结果的战斗，战斗是凶恶的，严寒也同样凶恶（四三年十二月）。在这场讨厌的连续多日的冬季战斗中，我方和他们都穿着遮住军大衣和帽子的伪装罩衣。我听说在小科兹洛维赤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两个人在松林中跃进时迷失了方向，并排匍匐下来，他们已经摸不清楚．但仍然朝着什么人、什么方向射击着。两个人的自动步枪都是苏式的。两人共用子弹，互相打气，因为自动步枪润滑油开始冻结而一起骂娘。最后，他们决定抽根烟，把白斗篷从头上拉下来——这时彼此就看清楚了帽子上的鹰和红星。马上跳了起来！自动步枪已经不能射击！抓起来当棍子使，开始互相追赶：这已经与政治无关，与俄罗斯母亲无关，而只不过是洞穴时代的互不信任：我要怜悯了他，他就会把我杀死。
    　　在东普鲁土，在离我几步的地方，沿路边押送着三个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公路上正好轰隆轰隆地开过一辆T－34坦克。突然一个俘虏挣脱出来，纵身一跳，像燕子飞似的扑到了坦克下面。坦克问了一下，但履带的边缘还是把他压了。被压坏的人还在扭动，鲜红的血沫流到了嘴唇上。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宁愿像士兵一样死去，而不愿在刑讯室给吊死。
    　　没有给他们留下选择的余地。他们不能有别的打法。打起仗来没有给他们留下稍许爱惜自己一些的出路。如果光是“单纯地”当俘虏我们这里就已经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背叛祖国行为，那对于拿起了敌人武器的人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宣传机构的板斧对这些人的行为用下述原因来解释：1．叛变的天性（生物学上的？在血液里流着的？）2．怯懦。用怯懦恰恰讲不通！怯懦的人寻找的是宽容、照顾。而他们去参加隶属国防军的“弗拉索夫”队伍，只能是由于事情到了极端，出于超过限度的绝望，由于不可能在苏维埃制度下凑合着活下去，由于对个人安危的轻蔑。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不必希望得到一丝一毫的宽恕！被我们俘虏后，只要听到他们嘴里清楚说出一句俄国话，就要被枪毙。（我曾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叫住一批前来就俘的人，告诉他们要改扮成农民，分激进到各个村子里去）。被俄国人俘虏也像被德国人俘虏一样，最倒霉的是俄国人。
    　　这次战争一般地向我们揭示了，当一个俄国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事。
    　　我羞愧地回想起，在打扫（就是说抢劫）博布鲁伊斯克大包围圈的战场时，我沿着公路走在打坏和翻倒的德国汽车中间，走在撒落一地的贵重战利品中间——一些大车和汽车陷在路旁的洼地里，德国的比曲格马在那里失神地踯躅，战利品堆成的篝火在冒着烟，我突然从那里听到呼救的号叫：“大尉先生！大尉先生！”这是一个穿着德国军裤，光着上身，脸上、胸上、肩上、背上鲜血淋淋的步行人用纯粹的俄语向我叫喊，请求保护——个中土特科人员骑在马上用鞭子的抽打、用马身的逼近驱赶着他走在自己前面。他用鞭子抽打他的赤裸裸的身体，不让他回过身来，不让他求助。边赶边打，在皮肤上引起一条条新的鲜红的伤痕。
    　　这不是布匿战争，不是希腊波斯战争！地球上任何一个军队的任何一个有权的军官都有义务制止私刑拷打。任何一个军队——说得对，可是我们的军队呢？……在我们那种残忍而绝对的区分两类人的原则的支配下，我们能做到吗？例如，“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们的人”——那种人就只应受到蔑视和消灭。这样，我就未敢在特科人员面前保护一个弗拉索夫分子，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装作没有听见似地去了讨会——免得我自己沾惹上这个公认的瘟疫，（说不定这个弗拉索夫分子是个超级坏蛋……？必说不定这个特科人员会对我有想法……？说不定……？）其实了解我军当时情况的人看这件事更简单，——个特科人员还会听一个陆军大尉的话？
    　　于是，面孔像野兽似的特别科人员像对待牲口一样继续抽打和驱赶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
    　　这个场面永远留在我的眼前。这几乎就是群岛的象征，可以把它印在书的封面上。
    　　所有这些，他们早已预感到，早已预先知道——但仍是在德国制服的左袖口缝上了带着白蓝红三色镶边的、安德烈底色的和POA三个字母的盾徽。
    　　来自布良斯克州洛科奇的卡明斯基旅拥有五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营。一九四三年七月该旅派出一部至奥廖尔州德米特罗夫斯克一线。秋天该旅一个团坚守谢夫斯克，在防御战中被全歼：苏军打死伤员，把团长绑到坦克上拖死。全旅从洛科奇区撤退时带着家属，辎重，人数超过五万人。（可以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赶到之后是怎样清剿这个反苏自治区的！），出了布良斯克边界之后，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跋涉，列佩利城外的屈辱的驻扎，被利用于对付游击队，然后是撤至上西里西亚，卡明斯基在那里得到镇压华沙起义的命令，不能不去，带领一千七百名无家属的人员，穿着带黄袖箍的苏军制服去了。德国人对所有这些三色帽徽、安德烈底色和胜利者基格奥尔吉就是这样理解的。俄语和德语相互是不可翻译，不可表达，不可对应的。
    　　被解体的奥辛托尔夫部队的各营也遭遇到前去对付游击队或被投入西部前线的命运。一九四三年为数几百人的“俄国解放军近卫旅”驻扎在普斯科夫郊外（在斯特列穆特卡），他们和郊区俄国居民有联系，但德国军方阻止他们扩编。
    　　志愿部队的可怜的小报是经过德国检查机关的斧子加工过的。弗拉索夫分子们只剩下拚死作战，空闲时间一瓶接一瓶地灌伏特加。命中注定——这就是他们在整个战争和流落他乡异国年代的存在，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已经在到处退却了，已经到灭亡前夕了，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仍然未能克服他们对俄国人独立建制的顽固的不信任，不敢让一个独立的、不从属于他们的俄国的影子出现。只是在最后台火的崩塌声中，一九四四年九月，希姆莱同意了组建由完整的俄国师构成的POA——俄国解放军，甚至还包括一支小小的空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最后一出戏被批准开演了：召集“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只是从一九四四年秋天起，弗拉索夫将军才获得了似乎真实的行动机会，——明摆着是为时已晚的机会。联邦制原则也没能把许多人拉进来：被德国人从狱中释放（也在一九四四年）的班杰拉避免与弗拉索夫结盟；分立主义的民族部队把弗拉索夫看作俄国帝国主义分子，不愿意落到他的控制下；克拉斯诺夫将军代表哥萨克表示了拒绝，——只是在整个德国的末日前十天，希姆莱才同意将哥萨克兵团划归弗拉索夫指挥。纳粹领导层已经发生混乱：一些长官准许将俄国志愿部队集结组成俄国解放军，而另一些人阻挠。实际上每一支正在作战的这样的部队都很难从前沿上抽出来，即使愿意参加俄国解放军的“东方工”，要把他们从后方的劳动岗位上抽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德国人也没有抓紧为弗拉索夫的军队释放战俘，干释放的活——他们的机器运转不灵。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俄国解放军第一师（一半是洛科奇区的人）总算是组成了，第二师也开始组建。以为这些师将能和德国联合作战，这种设想已经迟了；弗拉索夫领导层中早就隐藏着的对苏联与同盟国冲突的希望这时燃烧起来了。在德国宣传部的报告（一九四五年二月）里也指出了这一点：“弗拉索夫运动并不认为自己和德国有生死与共的关系，其中存在强烈的亲英情绪与该变方针的想法。这个运动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总的说他们不承认犹太人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布拉格（这是为了在斯拉夫的土地上）发表的“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也反映出这种骑墙态度。免不了说“以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其强大实力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剥削之上的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他们用保卫民主、文化与文明的口号掩盖他们罪恶的目的”之类的话——但是没有一个直接奉承国家社会主义、反犹太主义或大日尔曼的词句，仅仅是把同盟国的所有敌人称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欢迎“德国在不触及我们祖国的荣誉和独立的条件下给予的帮助。”并期待着与德国的“光荣和平”——不管是怎样的光荣和平，但一定不会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坏——它在地位上高于布列斯特和约，但仍是应根据全欧和约做修改的。宣言里还使劲宣布自己是民主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保障民族分离的自由），那种当时还完全没有成熟的、还没有自信心的准苏维埃社会思想的小爪子在字里行间小心翼翼地爬行着：什么“陈旧的沙皇制度”，什么旧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什么“一九一七年的人民革命”等等……只有反布尔什维主义是彻底的。
    　　这一切在布拉格受到了小规模的庆祝，有“波希米亚保护国”代表即三等的德国官吏们出席。我当时在前线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份宣言和配套的节目——整个的印象是：一出不适时的注定要完蛋的戏。这份宣言在西方世界根本没引起注意，没有增加一丝理解——但在“东方工”中间却有很大效果：听说参加俄国解放军的申请如雪片飞来（斯温·斯特恩贝格文章中说有三十万份）——这是在德国眼看要垮台的毫无希望的几个月，这些不幸的被抛弃的苏联人只能指望依靠自己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厌恶的力量来抵抗排山倒海而来的红军了。
    　　这支组建中的军队能有怎样的计划呢？似乎是：冲进南斯拉夫，与那里的哥萨克、俄侨军队及米哈伊洛维奇联合，捍卫南斯拉夫使其不落入共产主义手里。但是首先：难道德军指挥部在他们最困难的月份能够让在自己后方顺利地组建一支独立的俄国军队吗？他们不慌不忙地把这些部队拽到东部前线——一会儿把一个反坦克支队（伊·萨哈罗夫-兰斯道夫）调往波莫瑞，一会儿把整个第一师调到奥德河——弗拉索夫怎么样呢？一次一次乖乖地交出去，一旦采取了让步路线，这就成普遍规律了，尽管交出目前唯一的一个师就使得整个建军计划变得毫无意义了。总是有论据帮忙：“德国人不信任我们。等第一师用战绩说服了他们，俄国解放军的组建进度就会加快了。”然而进度却很差。第二师和一个预备旅，共两万人，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还是一群徒手之众——不但没有火炮，而且几乎没有步兵武器，连服装都供不上。第一师（一万六千人）被用于毫无希望的必死无疑的作战行动，只是德国已经全面瓦解才使师长布尼亚琴科得以擅自把它从前沿撤下来，冲破将军们的反抗把队伍拉进捷克。（沿途解放苏联战俘，那些人也参加了进来——“俄国人要在一起”。）五月初到达布拉格近郊。这时五月五日在首都起义的捷克人叫他们来支援，布尼亚琴科师五月六日进入布拉格，在五月七日的激战中拯救了起义和城市。这真像是开了个玩笑，以便证明最无远见的德国人的远见，第一个弗拉索夫的师用它的第一和最后一次独立的行动恰好是给予了……德国人一个打击，它发泄出了不自由的俄国人在这三年残酷的昏沉的岁月中在胸中聚集起来的对德国人的全部深仇和怨恨。（捷克人用鲜花迎接俄国人，在那些日子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否后来所有人都记得，究意是哪一些俄国人拯救了他们的城市？我们现在认为是苏联军队解放了布拉格，不错，丘吉尔按照斯大林的愿望这些日子不急于供给布拉格人武器，美国人延缓了前进速度以便让苏联人拿下布拉格，而对遥远的未来尚一无所知的当时布拉格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正在大骂叛徒弗拉索夫分子，只盼着从苏联人手里得到解放。）
    　　这几周内弗拉索夫不像个统帅的样子，而是处于心慌意乱、一筹莫展的状态。在布拉格战役中他没有指挥第一师，使第二师及一些零星部队无所适从，在飞快消逝的时间里谁也找不到预定与哥萨克汇合的兵力。弗拉索夫只是始终如一地拒绝单独逃跑（曾等待一架去西班牙的飞机），看来是在意志瘫痪的状态下束手就擒。他最后几个星期唯一的积极活动是派遣秘密代表谋求和英美人接触。司令部其他成员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对于弗拉索夫分子来说，他们长期悬在德国人绞索里因有了一种新的意义而显得光亮起来，那就是现在，到了最后时刻，他们对同盟国有用了。一直怀抱着，不，燃烧着这样的希望：战争结束了，强大的英美要求斯大林改变国内政策的时刻就要到了——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军队正在接近，它们将在被压碎的希特勒身上发生冲突！——保存和利用我们这时不是对西方有利吗？他们不是明白布尔什维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吗？
    　　不，他们不大明白！噢，西方民主的痴呆啊！什么？你们说你们是政治反对派？难道你们国家里有反对派吗？为什么它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如果你们对斯大林木满意，那么你们就回国去在头一次大选里就把他选掉，这才是正当的途径。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呢，而且还是德国的武器？不，现在我们有责任把你们交出去，不然是不体面的，而且会搞坏同英勇的盟国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捍卫自己的自由并且为自己保住了它，而把我们（和东欧）赶进更深两倍的奴役的深渊。
    　　弗拉索夫最后一个企图是发表声明说俄国解放军的领导人准备在国际法庭出庭受审，但是把该军引渡给苏联当局使其面临必定无疑的死亡，这是和引渡反对派运动成员一样违背国际法的———谁也没听到这几声吱吱叫，而且大部分美国军事长官听说还存在着一些什么俄国人，而不是苏联人，甚至感到惊讶，按照苏联属性把他们移交出去，那是自然的事。
    　　俄国解放军不是简单地对美军投降，而且是祈求他们受降，只要保证不引渡给苏联。不理解大政治的美国中级军官有时也天真地答应了他们。（后来所有这些诺言都违背了，把俘虏们欺骗了。）但是整个第一师（皮尔森，五月十一日）还有差不多整个的第二师都被美军以武力拒之门外：拒绝俘虏他们，拒绝放他们进入自己的占领区：在雅尔塔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了必须遣返所有苏联公民特别是战俘的协议，协议里没提遣返是自愿还是强迫的问题，因为地球上还有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什么样的祖国是它的儿女们．不愿意自愿返回的？在雅尔塔的签字笔里浓缩了西方的全部近视。
    　　美军不受降，而苏联坦克只差几公里就开到了。只剩下或是打最后一仗，或是……布尼亚琴科和兹维廖夫（第二师）做了相同的部署：没有打。（这也是俄国人的性格：说不定？……终归是——自己人嘛……我从狱中听来的故事里知道许多这种贸然的喝醉酒似的向——自己人投降的情形。五月十二日全副武装的全员的第一师奉命开进森林：“解散！”穿上老百姓的衣裳，撕掉等级标志，烧毁文件，开枪自杀。夜间开始了苏联军队的围捕。约一万人被击毙和活捉，其余冲入美军占领区，但其中一大部分被移交给苏联军队，第二师、空军、各独立支队的人情况也一样。另有一些人在美国战俘营里蹲了好多个月（米安德罗夫一批人）。不知道是美国人的轻蔑，还是暗示他们“自行逃散”，仍像以前德国人那样要他们挨饿，用脚踢，用枪托打——而看守得很松。有人逃跑，但很大一部分人留下了！是对美国的信任吗？相信美国人不可能出卖他们吗？他们已经被苏联的宣传员，被自我谴责，被意志消沉瓦解了，他们留着等待自己可怕的命运，——于是一批接一批地，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被移交给苏联去惩办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苏联报纸公布了最高法院军事厅对弗拉索夫及其十一名亲信的判决：处以绞刑。）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在奥地利也完成了一项忠于盟友的步骤（出于惯常的谦逊在我国没有公布）：他们把从南斯拉夫突围出来的哥萨克兵团（四至五万人）引渡给了苏军司令部。这次引渡具有符合传统的英国外交特点的阴险性。情况是，哥萨克们决心拼个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以外，哪怕到巴拉圭，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愿活活地投降。而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丰厚的军粮，发给上好的英国军服，答应可在英军中服务，已经在进行检阅。因此当他们以统一装备为借口要哥萨克们交出武器时没有引起怀疑。五月二十八日把骑兵连长以上全体军官（超过两千人）单独召集到尤登堡市，好像是去和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商议部队前途问题。在途中军官们就上了当，被严密看守起来（英国人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然后让车队一步步地被苏联坦克包围，然后在尤登堡城内开进“乌鸦车”的半圆阵，手持名单的押解队已经站在“乌鸦车”的旁边了。被引渡的将军中大部分是俄国侨民，他们是美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国内战争期间英国人没来得及酬谢他们，现在还债了。随后几天英国人照样用欺骗手段把普通士兵也引渡了——装进围了带刺铁丝网的列车。（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苏联报纸公布了将彼得·克拉斯诺夫、施库罗及另外几名将军处绞刑的消息。）
    　　与此同时，从意大利来了一支三万五千人的辎重队“哥萨克野营地”，停在德拉瓦河边的林茨山谷。那里面有参加战斗的哥萨克，但有许多老人、小孩和妇女——他们全都不愿意返回哥萨克家乡的河畔。然而英国人的心并没有颤抖，也并非他们的民主理性受到蒙蔽。英国警备司令官戴维斯少校（他的名字现在至少一定会写进俄国历史的），一个需要时亲切得酥软、需要时残酷无情的人，在用欺骗手段弄走了军官们之后，公开宣布六月一日强迫引渡。成千人用齐声呐喊回答他：“我们不去！”难民营上空出现了黑旗，在行军教堂里进行着不间断的祈祷仪式：活人们为自己作安灵弥撒！……开来了英国坦克和士兵。通过扩音器命令坐进卡车。人群唱着安灵曲，神父们举起了十字架，年轻的在老人、妇女和儿童们四周组成了人墙。英国人用枪托和棍棒殴打他们，把人们硬拽出来，扔进卡车，受伤的装进口袋扔上去。神父站的木台被后退的人群挤垮了，后来难民营的围墙也垮了，人们涌到德拉瓦河的桥上，英国坦克切断了道路，有些哥萨克全家投河自尽，英国部队在四郊抓捕和枪杀逃亡者。（在林茨保留着被打死和踩死者的墓地。）
    　　就在这几天之内，英国人同样阴险和无情地把几千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敌（他们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他们不经审判地枪毙和消灭。
    　　在有着独立报刊的自由的大不列颠，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讲述这件出卖行为，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本国被奉为政治智慧的标杆而备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国可能会布满这位伟人的纪念碑。而在我们眼里，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这两人一贯的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从四一年费劲地磨到四五年，他们怎么竟没能使东欧的独立得到任何保证？他们怎能为了四国共管的柏林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艺（他们将来的致命弱点）而把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广大地区交出去？他们有什么军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几十万坚决不愿投降的武装的苏联公民交到斯大林手里去送死？据说这是他们付给斯大林保证参加对日作战的代价。手里已经有了原子弹，却向斯大林付出代价，为了让他不拒绝占领满洲、在中国巩固毛泽东、在半个朝鲜巩固金日成！……这难道不是政治盘算上的低能吗？后来当米科瓦伊奇克被挤走，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围困，布达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灭，朝鲜硝烟弥漫，保守党从苏伊士运河溜之大吉的时候——难道他们当中记性最好的人在这时也没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萨克人的事件吗？
    　　连这些还只是开始。整个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于斯大林的西方盟国接连不断地把苏联公民违背本人意愿地交给斯大林去摧残——有以前的军人，也有纯粹的老百姓，只想把这批搞不清的人当包袱卸掉。从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挪威、瑞典，从美国占领区，都在送。在英国占领区这些年还保留着集中营，大概不次于希特勒的。（例如，奥地利的沃尔夫斯贝格集中营：命令妇女们弯着腰，但不许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束”，连干许多小时。在存在英国议会传统的情况下竟可能有这类事情发生，迫使人们思考我们文明的外壳究竟有多厚。）战后很多年许多俄国人带着假证件住在西方，生活在被交给苏联的沉重的恐惧之中，害怕英美当局犹如以前害怕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苏联特务通行无阻地四处活动，不受干扰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国家首都钢大街上，偷走活人。
    　　除了组建中的“俄国解放军”以外，还有不少俄国人的分队穿着无特殊标志的德军制服继续在德军内部混日子。他们在不同的战区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我被捕前几天我也遭受弗拉索夫分子的射击。被我军围在东普鲁士大包围圈中的也有俄国人。在一月底的一个夜里，他们的一支部队，不做炮火准备，不声不响地通过我们的防地向西突围。当时没有连续的防线，他们很快插入纵深，对我的一个凸出在前沿的听音炮兵连实行夹击，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从最后留下的一条路拉出来。但后来我又回去抢救打坏了的汽车，在黎明前看到，他们穿着伪装液在雪地里集结，突然一跃而起，喊着“乌拉”向阿德里格·施文基登附近的炮兵营（火炮的口径为152毫米）的火力阵地猛扑过去，向十二门重炮扔出手榴弹，不让它们发出一炮。我方剩下的最后一小股人在他们的曳光弹追逐下，在积雪的野地里一口气跑了三公里，撤到巴萨格河桥头。他们在那里才被堵住。
    　　不久我就被捕了，而现在，在胜利大检阅前夕，我们一起坐在布蒂尔卡的板铺上，我抽完他们的半截烟，他们抽完我的半截烟，我还跟他们之中的什么人两人一起往外抬过六提桶容量的洋铁马桶。
    　　许多“弗拉索夫分子”同那些“一小时的间谍”一样，都是年轻人，是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二年之间出生的，正是那位手忙脚乱的卢那察尔斯基用普希金的名义急于表示欢迎的“生疏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大多数是被偶然性的浪头带进新编的军队，正如邻旁集中营里的他们的同伴偶然当上了间谍一样——这就看招募人员是从哪里派来的。
    　　招募人员挖苦地向他们解释——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斯大林已经抛弃了你们！”“斯大林没把你们当回事！”
    　　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苏联法律之外以前，苏联法律就已经把他们置于自己保护之外了。
    　　于是，他们就报了名……有一些只是为了从死亡营里脱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游击队（投奔也投奔了，并且后来为游击队打了仗！—一但依照斯大林的尺度，丝毫也不能因此对他们从轻判刑）。然而总也有人是由于可耻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嘘之后所遭到的惊人失败引起的不满；总也有人是由于认为使他们落入这些非人的集中营的头号罪人是斯大林。于是他们也想显示一下自己．显示一下自己威严的经验：他们——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想影响它的未来，而不愿作别人错误的玩物。
    　　“弗拉索夫分子”这词在我们这里听起来就如同“脏东西”这．词一样，好像我们光发出这些声音来就会弄脏嘴巴，因此谁也不敢说出两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为主词的话来。
    　　但历史不是这样写法的。现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劳改营中死去，幸存下来的也都在极北地区度过残年，我想利用这几页书提起人们注意，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与祖国的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应当思考思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或者是白头发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
    　　因为，正像一则老谚语所说：槽里有饲料，马不会找食。
    　　请设想这幅景象：一片原野——些无人照料的饥饿的发疯的马在那里东奔西跑地找食吃。
    　　那年春天蹲在监室里的还有许多俄国流亡分子。
    　　这几乎像是在做梦：已结束的历史的复返。国内战争的史卷早已写完了，合上了，它的问题已经解决，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书的年表。白党运动的活动家们已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时代人，而是已经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国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脉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们苏联的观念中，如果他们还在什么地方苟延残喘，——那就是在下等饭馆里当洋琴鬼，当仆役、洗衣妇、乞丐、吗啡癌和可卡因癌患者，成为奄奄待毙的活尸。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前，从我们的报纸、高级文艺作品、艺术评论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们构成以下的概念（我们的脑满肠肥的大师们也没有帮助我们去发现），即国外俄侨——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发展着俄国哲学，那里有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弗兰克、洛斯基。俄国的艺术使世界着了迷。那里有拉赫玛尼诺夫、夏里亚宾、伯努瓦、佳吉列夫、巴甫洛娃，有扎罗夫的哥萨克合唱团，那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着深刻的研究（同时期他在国内是挨骂的），存在着一个前无古人的作家纳博科夫一西林，布宁还活着并在这二十年内也有所创作，出版着文艺杂志，上演着戏剧，召开同乡会，在那里用俄语发表演说，男俄桥还没有失去娶女俄侨为妻的能力，而女俄侨也仍有生儿育女——即生育我们的同龄人的能力。
    　　我们国内形成的关于流亡分子的观念谬误到如此程度，如果举行一次群众测验：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战争中是支持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支持谁的？——大家都会一口气回答：支持佛朗哥！支持希特勒！在我们国家里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边作战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师和冯一潘涅维茨的哥萨克兵团（“克拉斯诺夫兵团”）是由苏联公民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组成的——他们没有去投靠希特勒。因此，站到希特勒方面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乌斯在他们中间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话而又并非笑话：邓尼金曾急切地要去为苏联打希特勒，而斯大林一度差点准备把他弄回国来（显然不是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作为民族团结的一个象征）。在法国占领时期，大量俄国侨民，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参加了抵抗运动，巴黎解放后，他们蜂拥到苏联大使馆申请返回祖国。不管是什么样的俄罗斯——但它是俄罗斯！——这就是他们的口号，而他们也正是这样来证明从前说热爱它并不是撒谎（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监狱里他们几乎是幸福的，因为这些铁窗、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国人；他们瞧见苏联的小伙子们搔着后脑门说：“我们何苦要回来呢？我们在欧洲挤得难受吗？”觉得很惊奇）。
    　　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任何一个在国外住过的苏联人都应当关进劳改营，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这种命运呢？在巴尔干，在中欧，在哈尔滨，苏联军队一到，立即逮捕他们，从寓所里抓，在街上抓，像抓国内的人一样。暂时只抓男人，而且暂时还不是所有的男人，只是那些有过政治表现的人（他们的家属过了一阵子被递解到俄国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亚、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国，先是把他们接纳为苏联公民，举行隆重仪式，献花，接着条件舒适地送回祖国，到达之后才动手把他们胡噜进去——在处理上海的俄侨方面时间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还伸不到那里去。但苏联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那里，宣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宽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总不能说瞎话吧！（不管真的是否有过这一条法令，——至少它对机关是没有约束力的）。上海的俄侨高兴得不得了。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想带多少东西就带多少东西，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们带了小汽车走，这对祖国会有用的），在苏联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工作当然是完全按自己的专业。从上海把他们装上了轮船。轮船的命运就已经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轮船上不知为什么完全不供伙食。从纳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个主要递解站）下船以后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几乎把所有的人都装上了货运列车，像犯人一样，只是还没有严格的押解队和警犬。有的给运到适于居住的地方，运到城市，真的让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另一些用列车直接送到劳改营，在外伏尔加地区的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卸下来，搬着白色大钢琴和花篮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从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幸存的远东归侨一股脑儿都被关了进去。
    　　当我还是九岁的孩子的时候，对于读当时在我国书亭里随便实的B·B·舒利金的蓝皮小书的兴趣，超过读儒勒·凡尔纳。这是从那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世界来的声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象力也不能推测到，过了还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脚步会以看不见的虚线在大卢宾卡的无声走廊里交叉起来。诚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当时而是再过二十年以后，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时间仔细观察许多年老的和年轻的流亡分子。
    　　我同博尔希骑兵大尉和马里尤什金上校一起作过体格检查，他们皱巴巴的暗黄色赤裸身体的惨相永远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经不是活人的肉体而是两具干尸。他们是在快进棺材前被捕的，从几千公里以外把他们押到了莫斯科，这里，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郑重其事的方式对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苏维埃政权活动进行了侦查！
    　　侦查和审判方面的不合理现象成堆，我们对这些已经看得很习惯了，以至不再去区别它们的等级。这个骑兵大尉和这个上校是沙俄军队的基干军人。当电报传来消息说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时候，他们两人的年纪都已四十开外，他们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军队里已经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硬着头皮（也许在心里暗暗说：“滚蛋吧！垮台吧！”）又向临时政府宣了誓。此外没有旁人要求他们向别的什么方面宣誓效忠，因为军队都瓦解了。他们不喜欢当时那种撕肩章、杀军官的秩序，他们自然要同其他军官联合起来为反对这种秩序而战斗，而红军自然也就要和他们打，并把他们赶到海里。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国家里，—一有什么理由去审判他们，何况还是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期间他们一直当老百姓，马里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没做过什么事，博尔希诚然是在奥地利的哥萨克辎重队里抓到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装部队里，而是在辎重队的老人和妇女中间。）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们的司法中心，他们被控犯有；以颠覆工农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武装侵入苏维埃领土（就是说，当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国宣布为苏维埃的时候，他们没有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帮助国际资产阶级（他们梦里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在各种反革命政府任职（就是在他们一生从属的那些将军手下任职）。第五十八条的所有这些分条（l、2、4、13）都是属于一九二六年，即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六七年才通过的刑法典的内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经典的和丧尽天良的范例）此外法典第二条指明，它只适用于在苏俄领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铁手从欧亚所有国家里把十足的非公民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关于时效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时效有一条灵活规定，即它不适用于第五十八条（“为什么要算老帐呀？……”），时效只适用于那些消灭本国同胞比整个国内战争所消灭的多出许多倍的自己家里培养的刽子手。
    　　马里尤什金对过去的事情总算还记得清楚，关于从诺沃罗西斯克撤退的详细情形还能说得出来。但博尔希好似又返回了童年，他天真地嘟嚷着说，他怎样在卢宾卡庆祝了复活节：复活节前整整两星期他只吃半份口粮，把另一半留下来，逐渐用新鲜的倒换发硬的。就这样为了开斋他积蓄了七份口粮，于是复活节他就大吃了三天。
    　　今天对他们起诉和审判——丝毫不证明以往他们有什么罪行。这仅是苏维埃国家的复仇行为：为了他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曾反抗过共产主义，尽管从那时以来他们一直度着有家难归的流亡者的坎坷生涯。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亚谢维奇上校不同于这些流亡分子中的束手无策的木乃伊。对于他来说，国内战争结束后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显然并没有结束。他通过什么进行斗争，在何处和如何进行——他没有讲给我们听。但是好像在监室他仍有继续战斗的感觉。在我们大多数人脑子里，概念混乱，视线模糊而歪曲，而他对周围事物却显然有清楚明朗的观点，由于具有明确的生活立场——他的身体也经常保持着壮健、弹性、活力。他的年纪已在六十以上，脑袋完全秃了，不剩下一根头发，他熬过了侦查（像我们大家一样正等待着判决），当然从哪里都得不到帮助——却保持着年轻的、甚至红润的皮肤，在全监室中只他一个人做早操，在水龙头下冲冷水（我们大家则舍不得浪费监狱配给口粮提供的热量）。当板铺间空出一条走道时，他就抓紧时间——在这五六米的地方，用板正的步伐、板正的身姿，来回走步，手交叉在胸前，明亮而年轻的眼光好像透过墙壁望着狱外。
    　　我们大家都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惊，他却觉得周围发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内——正因如此，他在监室中是完全孤独的。
    　　我一年后才理解了他在监狱中的行为：我又回到布蒂尔卡，在七十个监室之中的一间里我遇见了亚谢维奇的一些年轻的同案人，他们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一张卷烟纸上印着他们整个集团的判决，不知何故却落在他们手中。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亚谢维奇，给他的判决是——枪决。原来他从桌子到门之间来回踱步时，用那没有衰老的眼光透过墙壁所看到的、所预见到的是这个呀！但是，忠于生活道路的毫不后悔的意识给了他以不寻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间也有我的一个同龄人伊戈尔·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两人都是衰弱的、干枯的，灰黄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当真我们为什么这样垮了下来？我想是由于精神上的惘然失措）。两个人都是瘦长条儿，在布蒂尔卡放风的院子里，一阵夏风吹来就会摇晃，我们老是在一起迈着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谈论我们生活的对比。我与他在同一年生于俄国的南方。当我们两人还在吃奶的时候，命运之神就从他的破旧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给我，而给了他一根长的。于是他的小圆球儿就滚到了海外，虽然他的“白卫分子”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贫穷的报务员。
    　　通过他的生活设想一下在国外的我这一代同胞的情况，使我感到强烈的兴趣。尽管家庭收入颇为有限甚至十分拮据，他们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导下长大的。他们都受到完美的教育，并尽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机会。他们是在不知道恐惧和镇压的环境中成长的，虽然在他们还没有壮大以前，各种白党组织的某种权威的压力曾经悬在他们头上。他们长大了，但没有染上那些笼罩整个欧洲青年的时代恶习（犯罪率高，生活态度轻率、无所用心、放荡）——这是因为他们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灭的不幸的阴影下长大的。他们生长在不同国家，但是都把俄国当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国。他们的精神教育来自俄国文学，由于他们的祖国仅止于文学，文学的背后并不存在第一性的实体的祖国，因而更受他们珍爱。他们接触的现代出版物比我们范围广泛得多，内容充实得多，而偏偏苏联的出版物他们见到的很少，他们对这个缺陷感觉得最尖锐，他们以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不能理解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而他们所获知的都是歪曲、谎话、不完全。关于我们真实的生活他们只有最贫乏的概念，但怀念祖国之情是那么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对他们发出一声召唤，他们便会纷纷加入红军，甚至会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来更为甜蜜。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并坚持了某些与年老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意见不相符合的观点。例如，伊戈尔的小组是“非预决派”。他们宣称，没有与祖国分担过以往几十年的全部复杂重负的人，对于俄国的前途便没有任何决定权，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只能前去为人民所决定的东西贡献力量。
    　　我们一起在板铺上躺过了许多时间。我尽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这个会见向我揭示了（以后其他的会见也证实了）一个观念，即内战时期相当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从我国带走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个真正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都将力求使这两个分支——本国的和国外的——重新结合起来。只有那时，它才是完全的，只有那时，它才能显示出健康发展的能力。
    　　我幻想着活到这一天。
    　　人是软弱的，软弱的。归根结底连我们中间最固执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宽恕，决意牺牲许多东西来换取一小块生命。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被告，你的最后陈述！”“送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那里有苏维埃政权！还有——阳光……”我们不会有失去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倒是有失掉阳光的危险……。谁也不愿意到最远的北极地带去，不愿意去得坏血病，去得营养不良症。在监室里不知为什么特别盛行关于阿尔泰的传说。极少数以前去过那里的人，尤其是没有去过的人，把同监难友引入一场美梦：阿尔泰可是好地方！既有西伯利亚的辽阔，又有温和的气候。小麦堆满岸，蜜糖流成河，草原和山岭，羊群、野物、鱼虾。人烟茂盛的富裕的农村……
    　　囚犯们关于阿尔泰的憧憬——是否是旧时农民对它的憧憬的继续？在阿尔泰曾经有过所谓内阁的土地，因为这个缘故，它与西伯利亚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对移民在长时间内是比较不开放的。——但农民们最向往的正是上那里去（并且不断地向那里移居）这种持久的传说是否由此而来的呢？
    　　啊，往这个安静地方躲起来吧！听听雄鸡在清新空气中的清脆响亮的歌声！抚摸抚摸善良严肃的马胜！一切伟大的问题统统见鬼去吧，让别的什么人，傻一点的人去为你们伤脑筋吧。躲开侦查员的骂娘和对你全部生活的厌人的盘诘，躲开监狱门锁的响声，躲开监室里令人窒息的闷热，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我们都只有一次生命，它是渺小短促的——而我们却作孽地把它塞到别人的机枪下面去，或者带着它，带着这纯洁无暇的生命钻到政治的肮脏垃圾堆里去。那里，在阿尔泰，似乎可以住在靠近森林的村边上最低矮最黑暗的小房子里。不是为了检树枝，不是为了摘蘑菇，而是随便往森林里走走，搂住两根树干：我的亲爱的！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
    　　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唤着人们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战争结束的春天！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我们这样的囚犯正流入监狱，还有大大超过此数的囚犯在劳改营中等着我们，取得空前伟大的世界性胜利之后，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的人留在监狱里？现在把我们关着大概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好使我们记得牢些吧。当然会颁布大赦，我们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赌咒发誓说，他亲自在报上读到过，斯大林回答美国记者（姓名吗？——我记不得了……）时说，战后我国将实行一次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大赦。侦查员也确实亲自对什么人说过很快要宣布普遍的大赦（这些传闻对侦查员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削弱我们的意志：算了，签字吧，反正不会呆久的）。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我们中间少数头脑清醒的人说什么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从未对政治犯实行过大赦——而且永远不会，我们听不进去这类丧气话。（一个熟知监牢掌故的眼线还跳出来回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所有的监狱都空了，在上面挂起了白旗！”这种监狱上挂白旗的惊人景象——为什么是白旗？——特别使人动心。）我们没有理会我们中间那些明白事理的人的解释：正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几百万人才去蹲在这里——前线再也不需要我们，对于后方，我们是危险分子，而在遥远的建筑工地上没有我们连一块砖也放不上去（我们心里还有个人利益作怪，所以不能领会斯大林的纵然不是恶毒的，至少也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打算！现在有谁在复员以后还愿意抛弃家庭、房子，到那还没有道路，还没有房屋的科雷马去，到沃尔库塔去，到西伯利亚去？这已经几乎是国家计委的一项任务：给内务部下达抓人的控制数字）。大赦！我们等待和渴望着的宽大、广泛的大赦！据说，在英国甚至在加冕周年纪念都有大赦，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大赦！
    　　在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周年纪念日曾经大赦了许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个世纪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规模的胜利后，难道现在斯大林的政府还将这样斤斤计较地记仇，还将对自己每个小小公民的每个差错和失足那么念念不忘吗？……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够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波尔塔瓦的胜利对俄国是一个不幸：它引起了两个世纪的极大紧张、破坏、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战争。波尔塔瓦的失败却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愿望后，瑞典人成了欧洲最繁荣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为我们对拿破仑的胜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个情况：正是由于这个胜利，农民的解放才没有早半个世纪发生（法国的占领对俄国并非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克里米亚战争却给我们带来了自由。
    　　那年春天我们相信大赦——这毫不新鲜。你同老囚犯们谈谈就清楚：这种对仁慈的渴望和对仁慈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监狱的灰色墙壁。十年接着十年，各种来源的囚犯总是期待、总是相信：要么会有大赦，要么会有新的法典，要么会有对案件的普遍复查（而且传闻总是得到机关的巧妙谨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个周年，列宁的纪念日和胜利纪念日，红军纪念日或巴黎公社纪念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届例会，每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会——凡是囚犯的想象力能为期待着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们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来源之广泛越是离奇荒唐，——他们也就越多产生对大赦的信仰，而不是头脑清醒的估计。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太阳相比。而太阳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同样，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与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个新来的人一进监室，大家首先就问他听到过什么关于大赦的消息没有？如果两三个人拿着东西从监室被带走——监室里的行家们马上对照他们的案情推断说，他们的案情最轻，当然是带去释放的。这就开始了！在厕所里，在洗澡房里，在囚犯的邮局里，我们的积极分子到处找寻大赦的痕和记载。突然，在布蒂尔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里，我们于七月初读到了用肥皂在比人头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砖上写的预言（说明是站在别人肩上写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乌拉！！！七月十七日大赦！”
    　　我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呀！（如果他们不确实知道，就不会写出来！）心脏、脉搏、血液，在欢乐的冲击下都停了下来，牢门快打开了……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们监室中的一个老头儿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扫厕所，在那里，看守同情地望着他的一头白发，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场他未必敢说）问他：“老爷子，犯的是哪一条？”家里老少三代为他哭泣的老头儿心里一阵高兴：“五十八条。”看守叹口气说：“不在里面。”瞎说——监室里一致断定——这个看守根本没有水平。
    　　在这监室里有一个年轻的基辅人瓦连金（姓不记得了），他有着一对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侦查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无疑是一个预见者，这个本领也许只是在当时的兴奋状态下产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监室里走一圈，指指这个指指那个：今天你和你将被带走，我梦见了。果然他们给带走了！正是他们！话又说回来，囚犯的心灵是那么倾向于神秘主义，以至见到预言的应验几乎不觉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连金走到我身边说：“亚历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着向我讲了一个带有监狱梦境一切特征的梦：混浊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桥，十字架。我开始收拾起东西，真地没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后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监室以热闹的良好祝愿欢送我们，许多人担保说，我们准是给带去释放的（从对我们的轻微案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这个，不允许自己相信，你可以说几句笑话挡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热不过的一把火红的铁钳突然夹紧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从不同的监室里提出来二十来个人，起先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每个生活的转折点上囚犯首先应当经过洗澡房）。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半小时光景的时间去猜测和思考。然后，热出了一身大汗、遍体感到舒服的我们——被带过布蒂尔卡内院的一个苍翠的小花园，那里的鸟儿（多半只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们的耳鼓，树木绿得使不习惯的眼睛感到难以忍受地鲜明。我的眼睛从来没有像在那个春天里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树叶的绿色！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布蒂尔卡小花园更接近于天堂的东西，而沿沥青小道走过这个花园从来也没有超过三十秒钟！
    　　把我们带到了布蒂尔卡“车站”（接收和发送囚犯的地方；名称很中肯，而且那里的主要前厅颇像一个不错的候车室），赶进了一间宽敞的大隔离室。里面光线半明半暗，有清洁的新鲜空气：它唯～的一扇小窗开得很高，不带笼口。它就向着那个阳光明媚的小花园开着，经过打开的气窗，卿卿喳喳的鸟叫声使我们耳朵发聋，一根碧绿的树枝在气窗孔里晃动，给我们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这样好的隔离室我们从来还没有蹲过！——这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特别庭管辖的。如此说来，我们的案子全是区区小事。
    　　三个小时谁也没有来管我们，谁也没有来开门。我们在隔离室里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砖砌面的长椅上坐下来。而树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发了狂似地对叫着。
    　　突然，门轰隆一声打开了，传唤我们中间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安静的会计出去。他走了出去，门又锁上。我们更加起劲地在我们的匣子里来回走动，像热锅上的蚂蚁。
    　　又是开门的响声，传走了另一个，送回原来那个。我们向他拥过去。但这已经不是他了！他脸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睁开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恍惚地在隔离室的光滑地板上摇摇晃晃地移动。他受到脑震荡吗？他被烫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吗？
    　　“什么？什么？”——我们屏息地问（如果他不是刚坐过了电椅，那至少已经向他宣布了死刑判决）。他用宣告宇宙末日来临的那种声调挤出了两个字：
    　　“五！！年！！！”
    　　门又响了——回来得那么快，好像上厕所去解了个小手。这个人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显然是把他释放了。
    　　我们怀着失而复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问：“怎样？怎样？”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过气来：
    　　“十五年！”
    　　这真是太荒唐了，荒唐得难以马上相信。

    　　——————

    第七章　在机器间

    　　在布蒂尔卡“车站”旁边的隔离室即著名的搜身室（在那里搜查新来的犯人，面积相当宽敞，足够五、六名看守一次处理二十个犯人）里面，现在没有什么人，粗糙的搜身台空着，只是在旁边，在一盏小电灯下，有一个衣着整洁的黑头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少校坐在一张临时搬来的小桌旁边。耐心忍受的无聊就是他脸部的主要表情。他明知道这样把犯人一个个地带进带出是白白浪费时间。凑齐犯人的签字本来有快得多的办法。
    　　他指指自己桌子对面的一张凳子让我坐下，问了问姓名。在他面前的墨水瓶的左右两面，各放着一叠只占半张打字纸的一式一样的文书，和房管所发的燃料证或机关开的购买办公用品介绍信同样大小。少校翻了翻右面的一叠，找到了与我有关的那张文书。他把纸抽了出来，用平淡的语调快速地念了一遍（我明白了给我的是八年），马上就在背面用自来水笔写上，文本已于今日向我宣读。
    　　我的心没有多跳半下事情的经过太平常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判决书我一生的决定性的转折？我想要激动一下，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时刻但怎么也办不到。而少校已经把那张文书反面朝上向我推过来。一根插着劣质笔尖、带着从墨水瓶里挂出来的毛毛的七戈比一支的学生用泊水钢笔已经放在我的面前。
    　　“不，我应当自己读一下。”
    　　“难道我会骗你吗？”少校懒洋洋地反对说。“好吧，拿去读吧。”
    　　这才勉强地松开拿着文书的手。我把它翻了过来，故意慢慢地、不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而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细看起来。它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但在我面前的不是正本，而是副本：
    　　难道我就应当这样简简单单地签上名，然后不声不响地走掉？我望了少校一眼他会不会向我说点什么，会不会作些说明？不，他没有这种打算。他已经向站在门口的看守点头示意准备带下一个。
    　　为了使这个时刻哪怕稍有一点重要色彩，我悲剧性地问他：
    　　“但这是多么可怕！八年！为了什么？”
    　　自己也感到，我的这些话听起来是虚假的：无论我无论他都没有感到什么可怕。
    　　“就在这里。”少校再一次指给我在什么地方签名。
    　　我签了名。因为我想不出来还能做什么。
    　　“那就请允许我在您这里写份申诉吧。因为判决是不公正的。”
    　　“按规定程序办。”少校机械地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一面就把我的那张文书放在左面的一叠上。
    　　“走吧！”看守向我下了命令。
    　　于是我便未了。
    　　（看来，我脑子太慢。格奥尔吉·登偌得到的诚然是二十五年，但他是这样回答的：“这不等于无期吗！先前宣判无期徒刑要打鼓，要召集众人。你们这里倒好，像领肥皂一样二十五箱，推走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拿起笔来在背面写上：“坚决抗议恐怖主义的非法判决，要求立即释放。”宣判的人起初耐心地等着他写，读了以后勃然大怒，把这张判决摘录撕个粉碎。没有关系，刑期依然是有效的：这本来只是一个副本。
    　　薇拉·科尔涅耶娃一直预料是十五年，她喜出望外地看到文书上印的只有五年。她爽朗地笑了起来，赶紧签了字，生怕被收回。军官有点疑惑：“你明白了我给你念的什么吗？”“明白，明白，非常感谢，五年劳动改造营！”
    　　对匈牙利人罗札什·亚诺什，他的十年刑期是在走廊里用俄语宣读的，并且没有翻译。他签了名，却不明白这就是判决，过后好长时间一直等待开庭审判，最后在劳改营里模糊地想起这件事来，才猜到了。）
    　　我面带笑容回到了隔离室。奇怪，随着每一分钟过去，我越来越感到愉快和轻松。大家回来都带着“十元券”，瓦连金也是。我们今天这伙人中，那个发了神经的会计（他直到现在还不懂人事地坐在那里）得到刑期最短，是幼儿园的期限，其次是我。
    　　在灿烂的阳光下，在七月的微风中，窗外的那根树枝仍在愉快地晃动。我们热闹地闲聊着。隔离室各个角落愈来愈多地爆发出笑声。我们笑一切进行得这么顺当；笑那个惊魂不定的会计；笑我们早上抱的希望；笑监室里怎样送别我们，怎样约定在送牢饭时做暗号四个土豆！两个环形小面包！
    　　某些人断定说：“大赦是会有的！这不过是走走形式，吓唬一下，让我们记得牢些。斯大林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过……”
    　　“记者姓什么？”
    　　“姓什么不知道。……”
    　　这时叫我们拿起东西，排成双行，再次把我们带过这个充满夏意的奇妙的小花园。往哪里去呀？又上洗澡房！
    　　这使我们哄堂大笑起来真有这样的糊涂虫！我们一面笑着，一面脱衣服，挂在今天早晨才挂过的钩子上，送进今天早晨才送进的蒸衣室。笑着领取了一片难闻的肥皂，走进宽敞的有回声的洗澡房去洗掉没有染上的污垢。我们溅着水，把干净的热水往自己身上倒呀，倒呀，像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后进了澡堂的小学生们似地嬉戏着。这种使人净化、使人轻松的笑声，我认为甚至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对机体的积极保护和拯救。
    　　瓦连金一面擦着身子，一面向我安慰地、舒畅地说：
    　　“没有关系，我们还年轻，我们还要生活。主要的是现在一步也不能走错。我们上劳改营去一句话也不要跟谁说，免得再给我们搞上新的刑期。我们将诚实地干活再就是沉默．沉默。”
    　　他，斯大林磨盘中间的一颗天真无邪的谷粒，曾如此相信这个纲领，曾这样抱着希望，真想同意他的看法，舒舒服服地服满刑期，然后把经过的种种从脑里一笔勾销。
    　　但是我内心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为了生活而必须不生活那又是何苦呢？……
    　　不能说特别庭是革命以后想出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了不合她心意的记者诺维科夫十五年，可以说是采取了特别庭做法的，因为没有把他交付法院审判。并且所有的皇帝都曾家长式地时而把一些不合他们心意的人不经法院审判而放逐。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行了根本性的司法改革。好像统治者和臣民都开始养成对社会的类似法制观念的东西。然而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柯罗连科还观察到一些代替司法审判的行政制裁事件。他自己就曾在一八七六年与两个大学生一起，不经审判和侦查而依国家财产副大臣的命令遭到放逐（特别庭的典型事例）。另一次他与兄弟一起不经审判而被流放到格拉佐夫。柯罗连科给我们指名道姓说出来的有费多尔·波格丹一个上告到沙皇的农民请愿代表，后被放逐；皮扬科夫，他经法院宣告无罪但奉偷令被流放；还有其他几个人。
    　　这样，传统像一条虚线似的在延续着，但是它太松散，并且只能适合那种沉睡着的而不是向前跃进的亚洲国家。再者，这是一种无人负责现象：谁是特别庭呢？一会儿是沙皇，一会儿是总督，一会儿又是副大臣。还有，对不起，如果连姓名和事件都可以—一列举的话，它的气魄还实在太小。
    　　气魄是从二十年代开始具备的，那时为了经常地绕过法庭建立了各级常设的三人小组。起初甚至骄傲地加以标榜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审理人员的名字不仅不隐瞒，而且还大肆宣扬！在索洛维茨谁不知道著名的莫斯科三人小组格列布·博基、武尔和瓦西里耶夫？！何况TPOHKA又是个多么响亮的字眼！在这个字眼里，马车轭下的小铃铛响声隐约可闻，谢肉节纵情疾驰的景象依稀可见，同时又夹杂着一种神秘感：为什么叫“三人小组”？这是什么意思？法庭也不是四人组成的呀！但三人小组却不是法庭！而更大的神秘感在于它是不露面的。我们没有到过那里，没有看到过，只给我们送来了一张文书：签字吧。实际上三人小组比革命法庭还可怕。而且后来它还与世隔离了，裹得紧紧的，关在单独的房间里，姓名也瞒起来。于是，我们就习惯于认为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不吃、不喝、不在人们中间走动的。他们一旦进入了评议室就永远留在那儿了，只是经过打字员给我们送来判决（而且阅后退回：这样的文件是不能留在手头的）。
    　　这些三人小组（为牢靠起见，我们用的是多数，好像讲到群神众仙那样，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适合以下的绝对需要：一旦抓过去就不能放出来（它类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技术检验科：不许出废品）。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而且实在没有法予审判他，那就叫他通过三人小组得到自己的“减三十二”（省会）“”或者流放两三年，再一瞧一只耳朵上的毛已经被剪光了，他已经永远打上了记号，从今以后就是“累犯”了。
    　　（请读者原谅，我们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用了“罪”的概念，什么有罪、无罪之类。不是向我们解释过了吗，问题不在于个人的是否有罪，而在于社会危险性；如果是社会异己分子，无罪也可关进监牢，如果是社会亲近分子，有罪也可释放。但是，如果我们二十五年来据以生活的一九二六年法典本身，也因“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不充分”、“依行为轻重程度量刑的资产阶级态度”而受到了批判。）那末，我们这些法律的门外汉更是有情可原的。
    　　可惜我们无缘写出这个机关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国家政治保卫局整个存在期间进行缺席定罪时是否一直有枪毙人的权利？（如像一九二七年对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帕维尔，多尔戈鲁科夫，一九二九年对帕尔钦斯基，冯·梅克和维利奇科。）是否仅在证据不足但本人显系社会危险分子的情况下才采用三人小组的方式，或许比这更随意些？后来在一九三四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悲哀地改称内务人民委员部时，白石城中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特别会议”，而各州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州法院专门庭，也就是由三名法院人员组成、没有半个人民陪审员、永远秘密开庭的那个庭。从一九三七年起在各州和自治共和国里又增添了由州委书记、州内务局局长和州检察长组成的另一种三人小组。（这些新的三人小组头上是莫斯科的由内务人民委员及苏联总检察长组成的简简单单的二人小组您得同意，总不便于请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作为第三个成员来参加会议吧？）当时从一九三八年末起，这些三人小组啊，二人小组啊，都不知不觉地消散了（须知连叶若夫也栽了）但同时我们亲爱的OCO（特别庭）却更加巩固了，把缺席的和不经审判的处分权先为十年以下，后来到十年以上，后来包括枪决接收了过来。亲爱的OCO的风光日子延续到一九五八年，直到我们的恩人贝利亚跌跤子的时候。
    　　它存在了十九年，可是你问：我们那些衮衮诸公中谁参加过这个机构；多长时间开一次庭，每次多久；有茶没茶，吃什么茶点；这种讨论本身是怎么进行的讨论时互相交谈还是连谈都不谈？我们写不出来—一因为不知道。我们只是风闻，特别庭的实质是三位一体，虽然现在说不出它那些勤恳的审理员的姓名，但知道那里派有常任代表的三个机关党中央一个，内务部一个，检察院一个。然而如果哪天我们发现根本没开过什么庭，在编的只有几个负责从不存在的笔录中编造摘录的经验丰富的女打字员，和一名领导女打字员的办公室主任，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女打字员确实会有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保证！
    　　特别庭无论在宪法上、无论在法典里都没有提到，然而却是一台最方便的绞肉机它没有己见、要求不高，而且不需添加法律的润滑油。法典是一回事，特别庭是另一回事，它很容易运转，而不需要法典的全部二百零五个条文，不使用它们，也不提及它们。
    　　正如劳改营里开玩笑说的：无法［庭]无法，有［特别]庭就行。
    　　当然，为了方便起见，它也需要有某种输入密码，因此它给自己制定了一些很便于应用的（不必伤脑筋去适应法典提法）而在数目上连小娃娃也记得住的大写字母条文（其中一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
    　　反苏宣传
    　　反革命活动
    　　反革命托洛茨基活动加上了“T”（托）这个小小的字母的犯人在劳改营中的日子难过百倍。
    　　间谍嫌疑（超出嫌疑范围的间谍行为移交给军事法庭处理）
    　　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反革命思想
    　　怀有反苏情绪
    　　社会危险分子
    　　社会有害分子
    　　犯罪性活动（对于过去的劳改犯，如果再也排不出什么毛病来，他们很喜欢给他们扣上这一条）
    　　最后，还有一个容量很大的条文：
    　　家属（依上述大写字母中任何一条被判刑的人的家属）。
    　　不要忘记，这些大写字母代表的罪名，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各种人物，分布在各个年代，而是同法典条文和法令项目所规定的犯罪一样，像流行病似的一阵阵突然发作的。
    　　还要附带声明：特别庭根本不认为自己有权给人判决！它给的不是判决！它科以行政处分，仅此而已、所以它享有法律上的自由是很自然的。
    　　但是，行政处分虽然不认为自己具备司法判决的效力，它的期限可以达二十五年，并包括；
    　　剥夺称号和奖励；
    　　没收全部财产；
    　　秘密监禁；
    　　剥夺通讯权。
    　　因此，比之简陋的司法判决，特别庭的决定使一个人从地面上消失得更加牢靠。
    　　特别庭还有一个重要优点是，对它的决定是不能申诉的没有地方可以提出申诉；既没有比它高的任何审级，也没有比它低的任何审级。它只服从于内务部长、斯大林和魔鬼。
    　　办案迅速也是特别庭的一大优点：它只受打字技术的限制。
    　　最后，特别庭不仅不需要亲眼看到被告本人（从而减轻了监狱之间运输的负担）甚至也不要求看到被告的照片。在监狱人满为患的时期，它还能提供一条方便，那就是，一终结侦查，犯人就不再占用监狱的一块地面，不再吃白给的面包，而是立即送往劳改营去诚实劳动。他可以很晚以后再读到摘录的副本。
    　　在优待的情况下，有时这样办，犯人在目的地车站下车；叫他们马上跪在路基旁边（这是防止逃跑，结果成了向特别庭祷告），当即向他们宣读判决。也有另外的做法：在一九三八年，一批递解到别列波尔的犯人既不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条文，也不知道刑期，而前来接收他们的文书却已经知道了，并且当即在名单中找到：（社会有害分子）五年。
    　　另一些人在劳改营已经劳动了许多个月，却还不知道判决。在此以后（据H·多勒里亚克所述）让他们隆重地列队不是在一个随便的日子，而是在悬挂起红旗的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宣读了斯大林省三人小组的判决（特别庭在忙不过来的时期毕竟还是。分散了）：每人各得十年到二十年。我的劳改营小队长辛汉勃留霍夫就在那个一九三八年随着一整列车的未决犯从切利亚宾斯克被送往契列波维茨。几个月过去了，犯人已经在那里工作。突然，在冬天的一个休息日（请注意利用哪些日子！看出特别庭的好处了吗？）在酷寒中把他们赶到院子里，排好队，走出一个外地来的中尉，自我介绍说，是被派来向他们宣读特别庭的决定的。他这个年轻人倒并不狠毒，斜眼瞧了瞧他们的开口鞋子，瞧了瞧冰柱上的阳光说：
    　　“其实，伙计们，干吗你们要在这里挨冻呢？你们知道，特别庭给你们大家的都是十年，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给八年。明白了吗？解散！……”
    　　但是，有了特别庭的这种露骨的机器处理还要法院干吗？已经有了使你无法跳下来的不发噪声的现代电车，还要铁轨马车干吗？是为了养活审判人员吗？
    　　这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国家完全没有法院有点不成体统而已。一九一九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纲领中写道：力求做到使个体劳动居民人人参加行使审判员的职责“人人参加”没有做到，当审判员是个细活儿，可是完全不要法院也不行啊！
    　　其实，我们的政治法庭各省法院的专门庭、军事法庭，以及所有的最高法院都一致地在向特别庭看齐，它们也没有受到公开诉讼程序和两造辩论之类的麻烦事的拖累。
    　　它们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别是不公开审理。它们为了自己方便，首先是不公开的＾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几百万几百万的人在不公开的庭上被判刑，我们已经那么安干这种情况，以至有的被判刑人的糊涂儿子、兄弟或侄子还自以为满有道理地对你嗤之以鼻：“照你说该怎么办呀？看来，案情一定关系到……会让敌人知道！绝不能……”
    　　因为怕让“敌人知道”，我们就把自己的头夹在自己的两腿中间。现时在我们祖国，除了书蛀虫以外，有谁记得，那个向沙皇开过枪的卡拉科佐夫，还被给予了一名辩护人？对热里雅鲍夫和所有的民意党人都是公开审判的，一点也不怕“土耳其人知道”？薇拉·扎苏里奇开枪射击了那个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莫斯科内务局长的人（虽然子弹从头分飞了过去没有射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在刑讯室里，不仅没有不公开地加以审判，而是由陪审员（不是三人小组）在公开的法庭上宣判无罪而她便坐上轿式马车凯旋而归了。
    　　我并不想用这些比较来说明，俄国某时曾经有过完善的法院。大概，当之无愧的法院应是最成熟的社会最晚期的产物，或者至少需要有一个所罗门皇帝出来。弗拉基米尔·达里指出，在改革前的俄国，“未曾有过一则称赞法院的谚语”！这多少说明点问题吧！好象，称赞地方行政长官的谚语也一个都没有来得及形成。但是一八六四年的司法改革毕竟至少使我们社会的城市部分走上了通向英国典范的道路。
    　　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并未忘记阳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的陪审法院的责难（《作家日记》）：滥用律师的雄辩术（“陪审员先生们！一个女人如果不杀死自己的情敌，那还算个什么女人？……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中间谁不会把婴儿扔到窗外去呢？……”），陪审员一时的冲动可以压倒公民的责任。但是，阳思妥耶夫斯基所担心的不是那种他应当担心的东西。他认为公开的审判是已经永远争取到手的东西！……（是呀，他的同代人中谁能相信会有特别庭呢？……）在另一个地方他也写道：“与其错杀人，宁可错放人。”啊，说得对，说得对！
    　　滥用雄辩术不仅是正在形成中的法院的一种弊病，而且还要更广泛些它是已经确立的民主制（已经确立，但已失去自己的道义目标）的一种弊病。仍是英国给我们提供例子：反对派的首领为了使自己党占上风，可以毫不难为情地把言过其实的国内不良状况归咎于政府。
    　　滥用雄辩术这是坏事。但对于滥用木公开审理又能用什么话来形容呢？阳思妥耶夫斯基向往的是这样一种法院，在那里，检察官应当说出为了替被告进行辩护所需要说的一切。这我们还需要等待多少世纪呢？暂时，我们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们的是存在着数不清的这样一类的辩护律师，他们干的是向被告提出指控（“作为一个正直的苏联人，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我在分析这些罪恶行为时不能不感到厌恶……”）。
    　　在不公开的法庭上多么好呀！不需要穿法官的长袍，还可以把袖子卷起来。工作起来多么轻松呀！没有麦克风，没有记者，也没有听众（不，为什么没有，有是有的，但那是侦查员们）。例如，在列宁格勒省法院，他们白天去听审案，看看他们的侦查对象的表现，然后在夜里到监狱里去拜访那些应当教训一下的人。
    　　我们的政治法院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工作中的确定性。就是说它的判决是预先决定的。
    　　还是那本《从监狱到……》对书籍硬塞给我们的资料：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是早就有的事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法院的判决就已受着统一的行政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的调节。从一九二四年起，由于国内存在失业现象，法院减少了居家劳改的判决数量，而增加了短期监禁的判决（指的当然是日常生活犯）。因此就发生了监狱挤满短期服刑犯（六个月以下的）和没有充分利用他们在劳改营工作的情形。一九二九年初，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以第五号通令指责了判处短期服刑的做法，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前夕及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的决定干脆禁止判处一年以下的刑期！
    　　审判员事先知道或者是关于他办的具体案子，或者是按照上级指示总的精神要求他怎样判决。（须知审判员房里一般还是装着电话的呀！）有时甚至照特别庭的做法，把所有的判决都事先打印好，以后只用手填上姓名。如果有个斯特拉霍维奇在审判庭上惊叫起来：“我怎么能被伊格纳托夫斯基收买呀，那时我才刚满十岁！”那时审判长（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庭，一九四二年）只需吆喝一声：“不准诽谤苏联的侦察机关！”一切早都决定好了：整个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统统枪决。只是有一个和这个集团沾一点边的利波夫；集团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他也谁都不知道。好吧，那就给利波夫十年算了。
    　　预先决定判决一它使审判员的艰难生活变得多么轻松呀！甚至与其说是脑子的轻松不用思考，不如说是道义上的轻松：它使你解除了担心在判决上出错而使自己的子女成为孤儿的苦恼。甚至像乌尔里赫那样穷凶极恶的审判员—一哪一项大规模枪决的判决不是他嘴里宣布的？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也使他变温和了。例如，在一九四五年，军事审判庭审理“爱沙尼亚分立主义者”的案件。当审判长的是矮小结实、和和气气的乌尔里赫。他不仅不放过与同事开玩笑的机会，而且不放过同犯人开玩笑的机会（这不就是人情味嘛！新的特点。哪里见过？）。他得知苏济是个律师，便微笑着对他说：“瞧，您的职业对您有用了！”是呀，他们之间有什么可争论的？干吗要发火？审判依照令人惬意的程序进行：坐在审判员席上可以抽烟，有愉快的时间—一美好的午间休息。到傍晚该去合议了。谁在夜里评议呀？让犯人们在桌旁坐一宵，而自己便各自回家。早晨来上班，一个个神清气爽，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上午九时整：“起立，现在开庭！”—一犯人各得一张“十元券”。
    　　如果有人责备说，特别庭至少不虚伪，而这里却假仁假义—一装样子在评议，不，我们将坚决反对！坚决反对！
    　　最后，第三个特点是辩证法（从前粗俗的说法是：“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有理”）。法典不应当是审判员路上固定不变的石头。法典的条文都已经有了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迅速流逝的生命，并且，正如浮士德所说：
    　　“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一切都在飞奔向前，
    　　而我却不敢违背诺言？”所有的条文都附生了一大堆的解释、指示、细则。如果被告的行为不在法典范围之内，那还可以采用下述办法判刑：
    　　类推（多方便！）
    　　干脆根据出身（刑法典第七、三十五条，属于社会危险阶层）
    　　因同危险人物有联系（天网恢恢！什么样的人是危险人物以及有什么联系这只有审判员明白）。
    　　对于颁布的各项法律，用不着在明确性上去挑毛病。例如，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颁布了一项关于恢复死刑的法令（恐怕它从来也没有在贝利亚的地下室里废除过）。写着：可以对破坏和暗害分子处以死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喜欢这样做：不把话说清楚，只做暗示。这里是否只指那些用梯恩梯去破坏铁轨的？没有写明。什么叫“暗害分子”？我们早就知道；谁生产了劣质产品谁就是暗害分子。那末，谁是破坏分子呢？譬如说，如果在电车上谈话破坏了政府的威信，算不算？或者嫁给了一个外国人难道这不是破坏了我们祖国的尊严吗？……
    　　实际上不是审判员在判案审判员只领工资，是指令在判案！三七年的指令：十年二十年枪决。四三年的指令：二十年苦役绞刑。四五年的指令；平均各判十年附加剥夺权利五年（三个五年计划的劳动力）。四九年的指令：平均各判二十五年。（因此，真正的间谍舒尔茨，柏林，一九四八年可能得到十年，而那个从来没有当过间谍的根特·瓦施考却得到二十五年。因为他赶上了浪头一九四九年。）
    　　机器在冲压。一个人一旦被捕，在国家安全机关门口被割掉钮扣，他的一切权利从此就被剥夺了，刑期是逃不了的。法律工作者们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情况，以至在一九五八年闹了个大笑话：在报纸上发表了新的《苏联刑事诉讼纲要》草案，却忘了在里面写进关于可能做出无罪判决的内容。政府报纸（参看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消息报》）温和地责备说，“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的法院只能作出有罪判决。”
    　　如果站到法学家们的立场，便会觉得：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有一名候选人，那末，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而且无罪判决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胡闹！因为这就是说，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的内部警卫、押解人员大家全都白干了！
    　　这里讲一件简单而典型的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一九四一年，在我们驻扎于蒙古的无事可为的军队里，契卡行动处需要表现出一点积极性和警惕性。正和帕维尔·丘尔佩涅夫中尉争风吃醋的军医洛佐夫斯基摸准了这个气候。他私厂向丘尔佩涅夫提出了三个问题：1．你是怎样想的为什么我们在德国人面前退却？（丘尔佩涅夫：他们的技术装备多，而且动员得早。洛佐夫斯基：不，这是一种策略，我们是诱敌深入。）2．你相信盟国的援助吗？（丘尔佩涅夫：相信他们会援助，但不是无私的。洛佐夫斯基：他们将欺骗我们，一点也不会援助。）3．为什么派了伏罗希洛夫去指挥西北前线？
    　　丘尔佩涅夫回答了也就忘掉了。而洛佐夫斯基却写了个小报告。丘尔佩涅夫被叫到师政治部，开除出共青团：罪名是抱有失败情绪，吹捧德国技术装备，贬低我国指挥部的战略。发言最激昂慷慨的是团小组长卡里亚金（丘尔佩涅夫见过他在哈勒欣战斗中的胆小鬼表现，他现在有了方便机会一劳永逸地收拾掉见证人）。
    　　逮捕。只同洛佐夫斯基作了唯一的一次当面对质。侦查员没有盘问他们上次的谈话。只提出一个问题：你认识这个人吗？认识。证人，你可以走了（侦查员怕控告被驳倒）。
    　　在地坑里蹲了一个月弄得精神沮丧的丘尔佩涅夫，在第三十六机械化师的革命法庭面前受审。出庭的有师政委列别捷夫、政治部主任斯列萨列夫。甚至没有传证人洛佐夫斯基出庭（然而，为了办好伪证手续，审判以后将会取得洛佐夫斯基和政委谢廖金的签名）。法庭提的问题是：你同洛佐夫斯基有过一次谈话吗？他问了你什么？你是怎样回答的？丘尔佩涅夫老实地作了报告，他还是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他天真地叫起来：“可是许多人也都在议论呀！”法庭反应很快：“是谁？说出姓名来。”但丘尔佩涅夫不是他们那一路货！让他作最后陈述。“我请求法庭再一次考验我的爱国感情，给我一项赴死的任务！”淳朴的勇士还说：“让我，还有那个诽谤我的人，两人一起去！”
    　　哎，不，在人民中消除这种骑上式的作风正是我们的责任。洛佐夫斯基应当发药面，谢廖金应当教育战士。你死掉或者不死掉难道有什么重要意义？重要的是我｛I］在坚决捍卫。审判员们退庭，抽了抽烟后重新入席：十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
    　　战争期间这样的案子在每个师里何止十起（否则供养军事法庭就太不合算）。一共有多少帅—一请读者算一算。
    　　……军事法庭一次次的开庭彼此相似得使人厌烦。一个个橡皮手套似地无个性无感情的审判员使人厌烦。判决都是从传送带里输出来的。
    　　大家都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演一场草台戏，那些押解队的小伙子们对这点最清楚，他们直话直说。一九四五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递解站，押解队接收一批犯人，正在依案情点名：“某某！”“五十八条1-甲，二十五年。”押解队长发生了兴趣便问“为了什么事判的？”“平白无故。”－“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当军事法庭工作紧张的时候，“合议”只占一分钟出去又进来。当军事法庭一天连续工作十六小时的时候从合议室的门里可以看见白色的桌布，放满食品的桌子，盛着水果的高脚盆。如果不很匆忙，就喜欢“利用心理学”去宣读判决：“……判处极刑！……”停顿。审判员直望着被判刑人的眼睛，这很有意思：他是什么心情？他现在有什么感觉？……“但是，考虑到……真心悔悟……”
    　　军事法庭候审室的所有墙壁上都用钉子和铅笔划满这类字样：“得了枪决”、“得了二十五年”、“得了十年”。故意不擦掉这类题词：它能起教训作用。害怕吧，低头认罪吧，不要以为你能用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什么。在空荡荡的审判厅里当着一小撮侦查员的面，你纵然用狄摩西尼的辞令来为自己辩护（奥丽加·斯辽兹贝格在最高法院，一九三六年）也丝毫帮不了你的忙。把刑罚从十年提高到枪决这则是你能做到的，如果你冲着他们叫喊：“你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为我参加过几年你们的党而感到可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达斯卡尔在亚速夫-黑海边疆区专门法庭，庭长霍利克，迈科普市，一九三七年）那就会另立新案，那就会把你毁了。
    　　察夫达罗夫讲述了一件事：在法庭上被告们突然推翻了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全部假供。这又怎样呢？如果为了交换眼色也算发生了一点停顿，那也只是几秒钟的事情。检察长不说明理由就要求休庭。侦查员们带着打手从侦查监狱飞奔而来。把被告分散到各个隔离室，重新好好痛打了一顿，还许下诺言在第二次休庭时再打个彻底。休庭结束了。审判员把所有的被告再询问了一遍现在大家都相认了。
    　　纺织科学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格里戈利耶维奇·卡列特尼科夫表现了出色的随机应变本领。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的前一刻，他通过警卫声言愿意作一些补充供述。这当然是令人发生兴趣的。检察长接见了他。卡列特尼科夫解开衣服，让他看被侦查员用凳子打断的已经在腐烂的锁骨，并声明：“我的全部口供都是在刑讯下逼出来的。”检察长只好诅咒自己贪求“补充”供述，但是，已经晚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有当他是运行中的总机器的一个不被察觉的部件的时候，他才是有恃无恐的。但只要个人的责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着他的时候，他便脸色发白，他懂得他也等于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块果皮上滑倒。这样，卡列特尼科夫就把检察长抓在手里了，而那人也就不敢把事情搪塞过去。军事审判庭开庭了，卡列特尼科夫在那里又重述了一遍……军事法庭这次可真地去合议了！现在它只能作出宣告无罪的判决，那就是说，应当立即把卡列特尼科夫释放。因此……它就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若无其事地又把卡列特尼科夫押到了监狱，稍稍给他治疗了一下，羁留了三个月。来了个新的侦查员，一个彬彬有礼的人，签发了一个新的逮捕证（如果军事庭不昧良心做事，至少这三个月卡列特尼科夫可以在外面逍遥一下！），重新向他提出第一个侦查员提过的问题。卡列特尼科夫预感到自由即将来临，表现得很坚定，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结果怎样呢？……根据特别庭的决定他得到了八年。
    　　这个例子足以表明一个囚犯能做些什么和特别庭能做些什么。杰尔查文是这样写的：
    　　“偏私的法庭比强盗还狠。
    　　法律睡觉时法官就是敌人。
    　　在你们面前站立着一个公民
    　　伸长了脖子悉听尊命。”
    　　但最高法院军事庭上是很少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的，而且一般说来，它很少擦擦自己的迷糊眼睛去瞧一下单个的“锡囚犯”。电气工程师A·江·罗曼诺夫在一九三七年由两名押解员架着跑步拖上四楼（电梯大概是开着的，但囚犯上下得那么频繁，如果让他们用，工作人员就上不了楼）。他们和迎面下楼的已判犯互相错开，一路跑进了审判厅。军事庭忙得实在不可开交，连坐也没坐下，三个人一齐站在那里。罗曼诺夫艰难地喘过一口气（要知道他已经被长久的侦查弄得精疲力尽），报了自己的姓氏、本名与父名。审判员们咕噜了几句，互相使了个眼色，于是乌尔里赫老是他！便宣告：“二十年！”又马上跑步把罗曼诺夫押走，跑步拖进了下一个。
    　　真像做梦一样，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也沿着同一座楼梯走上楼去，但却是在一名上校党支书的彬彬有礼的陪同下。在周围有一排圆柱的，据说是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开会的大厅里，放着一张巨大的马蹄形长桌，马蹄形的中间还放着一张圆桌和七把古老的椅子，在这里，曾审判过卡列特尼科夫和罗曼诺夫以及其他各色人物的军事庭的七十名工作人员听我讲话。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作为一个起初被判劳改后来被永久流放的人，却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一个审判员。现在我看到了你们大家聚集在一堂！”（他们也以擦亮了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犯人。）
    　　但是，原来他们并不是过去的那些审判员！是的。他们现在说，他们不是那些人。他们向我保证，那些人已经不在了。有一些光荣退休了，有的被撤职了（乌尔里赫这个出类拔萃的刽子手原来在斯大林时期的一九五0年就因……立场不稳被撤职了），某些人（屈指可数的几个）在赫鲁晓夫时期甚至受到了审判，而他们还从被告席上威胁说：“今天你审判我们，明天我们要审判你，瞧着吧！”但是，像赫鲁晓夫所有的创举一样，这个开头很起劲的运动不久就被他忘掉了，抛弃了，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变革的程度，那就是说，一切依然如故。
    　　这时候有几个司法战线的老兵说了点往事，无意中给我提供了写这一章的资料（如果他们自己动手公布内情，写回忆文章，情况会怎样呢？但岁月流逝，又过了五个年头，并没有变得光明一些）。他们回忆，审判员们在司法会议的讲坛上如何骄傲地说，他们是怎样避免了适用刑法典中关于减轻处罚情节的第五十一条，从而做到用二十五年代替十年的判决！他们还回想起，法院怎样屈辱地服从于“机关”！有一个审判员受理送交法院的一个案子：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公民诽谤性地断言那里有良好的公路。除此没有别的事。案卷里也再没有别的材料！审判员鼓起勇气把案件返回，要求补充侦查，目的是取得“有充分价值的反苏材料”就是说对这个犯人再用点刑，再打一顿。但是审判员的这个高贵目的没有得到理解，他得到了一个充满愤怒的答复：“你不信任我们的机关？”于是审判员被贬滴到萨哈林岛去当军事法庭的书记员（赫鲁晓夫时期处理得轻些，“犯了错误的”审判员被派去……你们猜派到哪里去？……当律师）。检察机关也一样俯首听命于机关。一九四二年留明在北海反间谍机关中滥用职权的令人发指的事实泄露了出去，检察机关不敢行使自己的职权加以干预，而只是恭恭敬敬地向阿巴库莫夭报告说他的孩子们在淘气。阿巴库莫夫完全有理由认为机关是大地之盐！（正是这次他把留明调回来提拔的，结果给自己招来一颗丧门星。）
    　　可惜时间不够，他们本来可以给我讲十倍之多的东西。但已经讲的这些，也足以深思了。如果法院和检察机关只不过是国家安全部长的小卒子那也许并不需要专辟一章来论述它们了？
    　　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讲述，我一边望着他们，一边觉得惊奇：是呀，他们是人呀！完全是人呀！瞧，他们在微笑！瞧，他们真诚地表明心迹说他们如何地只想着做好事。好吧，如果再来一次反复，他们又必须来审判我就在这个大厅里审判我（给我看的是主要的大厅），那时会怎么样呢？
    　　那又有什么，还是会审判的。
    　　什么在先呢？—一是鸡还是鸡蛋？是人还是制度？
    　　我国有一则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谚语：不怕法律只怕法官。
    　　但是，我想，法律已经超过了人，人在残酷性上落后了。应当把这则谚语倒过来：不怕法官—一只怕法律。
    　　当然是阿巴库莫夫的法律。
    　　瞧，他们一个个走上讲坛，讨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瞧，他们高兴地说，这本书减轻了他们良心上的负担（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承认，我所描写的情景还是大大冲淡了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条件更恶劣的劳改营（那么说，他们经管过？……）。坐在马蹄形桌旁的七十个人中，有几个发言的人原来是熟悉文学的，甚至是《新世界》杂志的读者，他们渴望进行改革，活跃地抨击我们社会的症结，谈论农村的荒废景象。
    　　我坐着，想着，如果最初的小小一滴真理的水珠都能像一颗心理炸弹那样地爆炸那末，当真理像瀑布一样泻落下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一定会泻落下来的，那是不可避免的。

    　　——————

    第八章　襁褓中的法律

    　　我们正在忘记一切。我们记得的不是往事，不是历史，而只是别人想用不停的敲打凿刻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一条干篇一律的点线。
    　　这是不是全人类的特性，我不知道，但说它是我们俄国人的特性，那是不错的。这是个很令人惋惜的特性。也许，它是由于善良的缘故，然而是令人惋惜的。它使我们成为撒谎家的俘获物。
    　　因此，连那些公审的案子，如果不需要我们记住——那末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大张旗鼓地做了，报纸上也写了，但是人家没有在我们脑子里凿上个坑地——所以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在脑子里留下坑儿的只是每天广播的东西）。我说的不是年轻人，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说的是那些公审案件的同时代人。你请一个普通人数数有过哪些轰动一时的公审案子——他会记起布哈林的案子，季诺维也夫的案子。再皱皱眉头也许会想起工业党。完了，再也没有别的公审案了。
    　　可是，公开审判是十月革命后马上就开始的。一九一八年已经很多。在许多法庭上都举行过。那时进行公审，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典，审判员只能参照工农政权的需要去断案。它们的详细历史，将来什么时候是否会由什么人写出来呢？
    　　然而，不作一点简短的述评也是不行的。我们毕竟有义务在当时的一片粉红色的轻柔晨雾中也来探索一下某些烧焦的废墟。
    　　在那些动荡的年代，打仗用的马刀没有插在鞘里生锈，惩罚用的左轮手枪也没有冻结在枪套里。把枪杀偷偷放在夜里、放在地下室里进行和往后脑门上开枪是以后才想出来的办法。一九一八年，有名的梁赞的契卡人员斯捷尔马赫大白天就在院子里枪杀人，所以等待处死的犯人可以从监狱的窗里看到这种情景。
    　　当时有一个正式术语，叫做非司法制裁。并非因为当时还没有法院，而是因为存在着契卡。
    　　这只嘴喙渐硬的小雏是托洛茨基孵出来的：“恐吓是政治的强大手段，只有伪君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在还没有预见到自己末日的时候也兴高采烈地说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正如全俄肃反委员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
    　　实行非司法制裁，是因为这样做效率更高，法院也是存在着，也在进行审判，也在判处死刑，但是应当记住，与它们平行地并且脱离它们而独立地，还在进行着非司法制裁。怎样设想这种制裁的规模呢？M·拉齐斯在他的一本对契卡活动的通俗介绍中，给我们提供了只是一年半时间内（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并且只是俄罗斯中部二十个省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数字远不是完全的，部分地也许是出于谦虚）：被契卡枪决的（即不经审判，越过法院）——八千三百八十九人，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四百一十二个（如果考虑到我国人民有史以来一贯缺乏组织能力，再加上那些年代的普遍各自为政和精神颓丧，这个数字是不可思议的），总共逮捕八万七千人（这个数字令人觉得有点缩小）。
    　　为了进行评价，可以拿什么来比较一下呢？在一九0七年，一群左派活动家出版了一本《反对死刑》的论文集（格尔汉特编），那里把一八二六年至一九0六年所有被判死刑的人指名道姓地开列了一个名单。编者附带声明：这个名单也是不完全的（但总不会比拉齐斯在国内战争时期汇编的资料更残缺不全）。它统计了一千三百九十七个人名，其中应当除去改判的二百三十三人和没有缉捕归案的二百七十人（主要是逃跑到西方的波兰起义者）。剩下八百九十四人。这个八十年的数字比契卡的数字少二百五十五倍，而契卡的数字包括的省份还不到总数的一半（北高加索、伏尔加下游大批的枪决数都没有包括进来）。诚然，论文集的编者同时用了一个推测性的（恐怕是有意加大的）统计资料。根据这个资料，仅在一九0六年一年内被判死刑者为一千三百一十人（也许并没有处决这么多，须知当时有多次大赦）。这正是挨骂最凶的斯托雷平反动（这是对革命恐怖活动的回应）的高潮，关于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数字：六个月内执行了九百五十起死刑（斯托雷平的战地法庭总共活动了六个月）。听起来是可怕的，但对应我们过硬了的神经来说，它也不会引起紧张：把契卡的数字换算成半年，还要比它多出两倍——而且这还只是二十个省份的，而且这还是不经过法院的，不经过法庭的。
    　　可是——法院呢？
    　　那当然有！十月革命后头一个月也建立了法院——第一，是由工农自由选举的人民法院，但是要求审判员必须具有“在党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政治经验”，经区苏维埃执委会“须先详细审查候选人是否符合任命条件”后方可就任，并随时可由该会撤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号法院法令，第十二，十三条）既然是这样——人民法院也就不实行全民选举，而直接由苏维埃执委会任命了，两者是一回事，因为谁都知道苏维埃是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
    　　第二，又可以说是第一，根据同一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法令，建立了从乡和县起的工农革命法庭。这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而设立的，不知怎么搞成了这样，革命法庭一瞬间就到处出现了，而人民法院又过了好多个月还没有露面，特别是在荒僻的角落。
    　　但是我们将安慰你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之间的差别也不那么大：晚些时候，一九一九年，出现了俄罗斯联邦的刑法原则，其中对两种法庭的定性几乎是相同的：对两者都没有规定适用刑罚的任何界限，两者应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法律对执法不规定任何批准手续，法庭在选择和采用镇压手段上享有完全的自由（如果是剥夺自由——那期限可以不确定，等接到特别指示再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一样，是仅以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为依据的。两种法庭的判决都是最终的，不能向任何一级机关上诉的。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在活动中不受任何形式条件所约束，唯一的量刑标准就是被告人行为给革命斗争利益带来的危害程度，判决应适合国防与劳动建设的利益。（起先革命法庭里甚至有可以随时由地方苏维埃指定的审判员，后来获得了比较明确的常任三人小组的形式，但三人小组的一个成员必是由当地省契卡机关派出的——这样就能实现各级革命法庭与契卡之间的具体结合。）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有了一个关于建立全俄中央执委会最高革命法庭的法令——那时人们认为这就是革命法庭建设的最终完成了。但是，嘛，离这还远着呢！
    　　原来为了维持铁路的运行，还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铁道革命法庭系统。然后是——统一的内卫部队革命法庭系统。
    　　一九一八年所有这些系统都在协调一致地工作，不给俄罗斯联邦境内反对群众革命斗争的罪行和过失任何一处避难所了——然而托洛茨基同志敏锐的眼睛看出了这一套完备系统的不完备——于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他签署了一道关于组建一个新系统——革命军事法庭系统的命令。
    　　我们这位整日忙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和从外敌手中拯救共和国的领袖和鼓舞者对自己的构想并没有作详细说明——但却极为成功地选用了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法庭的庭长——达尼舍夫斯基同志，这位同志不但辉煌地建立和发展了这些尚属新的法庭的整个系统，而且还写出了一本为它们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小册子。其中一份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且落到了我们手里。不错，封面上印有“秘密”字样——但因时间久远，我披露其中一些内容也许能得到原谅。（上面说的关于法院的情况也是从那里引来的。）
    　　十月革命后，按照它口号的精神以及二月革命后军队中形成的惯例，最初的想法是，红军中将由选举出的团级和师级法庭行使权力。但是它们的民主活动还没来得及被享受到——很快根本就不要了。反正到处都自行成立了战地法庭，三人小组之类，全俄肃委各个前方机关干自己的（枪毙人），反间谍机关——特科前身也在于自己的。在对那些对共和国十分残酷的月份里，当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俄中执委说了：“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儿子和死亡签了约，就是说也和胜利签了约”的时候——要求全体和每一个人都打起精神，履行自己的义务。
    　　“革命军事法庭——这首先是对工农祖国的敌人进行消灭、隔离、清除、实行恐怖的机关，其次才是确定某一对象有罪程度的法院”（第五页），“革命军事法庭——这是比插入了统一的人民法院的严整系统的革命法庭更加非常的法庭”（第六页）。
    　　莫非还要“更加非常”吗？气都喘不过来了，开头甚至不能相信：还有什么能比革命法庭更加非常的？它们的功勋活动家，当年许多判决书的监护人向我们解释：
    　　“与司法机关并列的，应当存在一种，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司法惩治机关”（第八页）。
    　　现在读者区别出来了吗？一方面是“契卡”，这是非司法惩治。另一方面是革命法庭，非常简化，毫不仁慈，但局部说来毕竟好像还是——法院。而在它们之间呢？您猜着了吗？而在它们之间恰恰缺少一个司法惩治机关——你瞧这就是革命军事法庭了！
    　　“革命军事法庭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是革命政权的战斗机关……立即采取了不容丝毫动摇的明确的基调和方针……我们当时需要巧妙地利用革命法庭积累的经验并且把它进一步发展。”（第十三页）——这还是在仅于一九一九年一月才发布的第一号指令之前呢。同样，为了和契卡靠拢，也吸取了它的经验，即革命军事法庭的一名成员由方面军特科指定。但是方面军存在时间有限——在它们消亡的时候革命军事法庭并没有消亡，而在各州和各区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为了在发生暴动时进行斗争及直接的惩治”。（第十九页）
    　　革命军事法庭审理“劳动脱逃行为”，这种行为“在目前形势下是与反对工农的武装暴动相同的反革命行为”（第二十一页），——这么多的起来反对工人和反对农民的家伙，究竟是谁呢？甚至——为了“对下属的粗暴态度，不认真履行职责，工作不热心，不了解自己的权利……”（第二十三页）以及其它等等。革命军事法庭完全不是仅仅为军人而设的，也包括了居住在前线地区的全体平民。它们是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机关。为了不和并列行动的革命法庭发生争执，确定了这样的职权划分：谁经办的案子就由谁去审——不许向任何人要求复审和提出申诉。对判决是依据军事形势进行调整的：一九二0年南方胜利之后，向各革命军事法庭发出了一项减少枪决的指示——该年上半年执行枪决的真的只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不算革命法庭！不算铁道法庭！不算内卫部队法庭！不算契卡！不算特科！——我们回想一下阻止了全俄谋杀狂潮的斯托雷平的九百五十名的数字，我们回想一下俄国八十年内的八百九十四人）。一九二0年开始了波兰战争——革命军事法庭单单在七月和八月之内判枪决（不算……不算……不算……）的人数就达一千九百七十六人（第四十三页。以后各月的数字没有提供）。
    　　革命军事法庭对临阵脱逃者以及对反内战的鼓动者（即和平主义者——第三十七页）有直接立即惩治的权力。它们应区分刑事谋杀（不枪毙）和政治谋杀（枪毙，——第三十八页）；向私人行窃（“法庭应当表现同情与温和”，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推动人们行窃）和盗窃人民财产（“革命的严惩”）。“编制任何惩治条例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许是不明智的”，但“也不能没有上级的指示和具体办法”（第三十九页）。“革命军事法庭常常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在那里甚至难以确定法庭是起着它本身的作用呢，还是直接起着一支战斗队伍的作用。往往……工作在法庭审判庭上和大街上同时进行”。枪决“不能被认为是惩罚，这不过是对工人阶级敌人的肉体消灭”并且“可以为达到恐吓（恐怖）这类罪犯的目的而采用”（第四十页）。“刑罚不是对于‘罪’的报复，不是赎罪……”。法庭“在依据罪犯的生活方式及其历史可能弄清的程度上……查明罪犯的身份”（第四十四页）。
    　　在革命军事法庭中“资产阶级规定的上诉权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在苏维埃制度下，这种拖拖拉拉是谁也不需要的”（第四十六页）。“实行上诉的作法是绝对不允许的”，“递交上诉书的权利是被否定的”（第四十九页）。“为了使镇压的效果尽可能强烈，判决需要几乎立即执行”（第五十页）。“革命军事法庭——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和忠实的机关，它应当穿过前所未闻的经济破坏，穿过鲜血与泪水的海洋把工人阶级带到……自由的劳动，劳动者的幸福和美丽的世界”（第九页）。
    　　还可以更多更多地引用，但是够了！让我们深入地看一眼那一段历史，沿着我国当时火焰熊熊的地图走一遍，想象一下法庭小册子没有说出地名的这些有活人居住的地区吧。
    　　在国内战争中每拿下一个城市，作为庆祝的标志不仅有契卡大院里的阵阵枪烟，还有革命法庭的通宵不眠的开庭。当时要吃一颗它的子弹，不一定非是白军军官、参议员、地主、僧侣、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不可。只要长着一双白白嫩嫩的没有老茧的手，在那些年代就完全可以被判枪决。但是，可以猜想到，在伊热夫斯克或沃特金斯克，在雅罗斯拉夫尔或穆罗姆，在科兹洛夫或唐波夫等地发生的暴乱使粗糙的手付出的代价也不会轻。如果有一天非司法制裁和革命法庭判决的案卷竟能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令人惊奇的必将是普通农民的数字。因为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发生的农民骚乱和暴动是无数的，尽管它们并没有反映在《国内战争史》的彩色插页上，没有人给那些手拿粗棍、干草叉和斧头冲向机枪，然后被绑起双手——十条命顶一条——排成横队站在刑场上的暴动群众照相或拍电影。萨波日科夫暴动只在萨波日科夫有人记得，彼杰林暴动只在彼杰林有人记得。我们从拉齐斯的这篇关于当时一年半期间内的二十个省份的综合介绍里，也看到被镇压下去的暴动的数字——共三百四十四起。（从一九一八年起就把农民暴动称为“富农暴动”，因为农民怎能起来暴动反对工农政权！但怎能解释，每次起来暴动的并不是村中的三两家，而是整个村子？为什么贫农群众不是用同样的干草叉和斧头去杀死起来暴动的“富农”，而是同他们一起冲向机枪呢？拉齐斯说；“富农用许愿、诽谤和威胁等手段强迫其余农民参加这些暴动。”但是，有什么比贫农委员会的口号许的愿更多呢！有什么比特务队（特种部队）的机枪的威胁更大呢！
    　　还有多少完全偶然的人被牵扯进这个磨盘中去，消灭这些完全偶然的人——这构成任何一次开枪的革命实质的不可避免的一半。
    　　以下就是一个目击者讲述的梁赞革命法庭一九一九年审理托尔斯泰主义者叶-夫一案开庭的情况。
    　　参加红军的总动员令发布以后（“打倒战争！把刺刀插进地里Z各回各家！”等口号提出后的一年），光是在一个梁赞省里，迄至一九一九年九月，“就有五万四千六百九十七名逃兵被抓住并送往前线。”（还有多少就地枪决示众的）叶-夫根本不是逃兵，而是国宗教信仰公开拒绝服兵役。他是被强迫动员去的，但在兵营里他不拿武器，不去操练。部队政委一怒之下把他交给了契卡，附带写了一张条子：“该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审讯。桌后坐着三个人，每人面前放着一支手枪。“你这类英雄我们见过，现在你就会下跪I马上同意去打仗，否则当场毙了你！”但叶-夫是坚定的：他不能去打仗，他是自由基督教的信奉者。他的案子移交革命法庭处理。
    　　开庭审理，大厅里有一百来人。
    　　有客客气气的老律师。有学问的公诉人（“检察长”一词在一九二二年以前是禁用的）尼科尔斯基，他也是一位老法学家。一个陪审员试图弄清楚受审人的观点（“您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怎么能和贵族托尔斯泰伯爵的观点一致？”），革命法庭庭长中途打断询问，不让弄清观点。争吵。
    　　陪审员：“你说你不愿意杀人并且劝阻别人去杀入。但是白军发动了战争，而你却妨碍我们进行防卫。现在我们把你打发到高尔察克那里，你在那里去宣传你的不抵抗主义吧！”
    　　叶-夫：“你们送到哪里，我就上哪里去。”
    　　公诉人：“革命法庭应当管辖的不是任何刑事行为，而只是反革命行为。根据犯罪构成，我要求把本案移交人民法院处理。”
    　　庭长：“哈！行为！真有你的，好个法律专家！我们遵循的不是法律，而是我们的革命良心！”
    　　公诉人：“我坚决请你把我的要求写入笔录。”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此案应该在普通法院审理。”
    　　庭长：“真是个老傻瓜！从什么地方把他找出来的？”
    　　辩护人：“我当了四十年的律师，第一次听到这种侮辱的话。请写入笔录。”
    　　庭长（哈哈大笑）：“写入！写入！”
    　　场内哄笑。退庭评议。从合议庭里传出争执声。最后出庭宣判：枪决！
    　　场内一片愤慨的喧嚷声。
    　　公诉人：“我对判决提出抗诉，我将向司法人民委员部上告！”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
    　　庭长：“全体退场！！！”
    　　押解人员把叶一夫带到了监狱，对他说：“兄弟，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什么战争都没了，没有白军，也没有红军！”押解人员回到了自己的兵营里，召集了红军士兵会议。会议谴责了判决。往莫斯科写了抗议书。
    　　叶-夫每天等待死神来临，从窗中亲眼看到枪杀，这样蹲了三十七天。改判决定下来了：十五年严格隔离。
    　　这是颇有教益的一个例子。虽然革命法制也算局部地取得了胜利，但这需要法庭庭长作出多少努力呀！思想还多么混乱，纪律性、觉悟性还多么差劲！公诉与辩护一鼻孔出气，押解人员多管闲事，把决议捅了出去。啊，无产阶级专政和新的审判机关的形成真是来之不易呀！当然，不是所有的开庭都如此稀松，但这样的开庭也不是一次！又花了多少年头，才使一条合乎需要的路线得到明确、完善和固定，才做到使辩护与检察长和法院步调一致，使受审人同他们三者步调一致，使所有群众性决议同他们全体步调一致啊！
    　　彻底考察这个多年的历程，是史学家的一项高尚任务。而我们在那一片玫瑰色的迷雾中怎样才能摸出头绪？询问谁呀？被枪毙了的人不会讲，失散了的人们也不会讲。无论被告，无论律师，无论押解人员，无论旁听者，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不会允许我们去寻找。
    　　因此，很明显，能给我们帮助的只有公诉。
    　　几位好事者惠赐我们一本没有销毁掉的书，这是激烈的革命家、第一任工农军事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司法人民委员部非常法院司的创始人（还曾给他准备了一个“保民官”的专有职位，但列宁取消了这个名词）、历次重大案件的光荣公诉人、而后来是被揭穿了的凶恶的人民公敌11·B·克雷连科的公诉词集声如果我们还是想对历次公开审判做一次简略的考察，如果我们还是想去吸一口革命后最初几年的司法空气—一我们应当读读这本开别的办法没有。凡是没有提到的，凡是外地的情况，只能靠思想去补足。
    　　当然，我们更愿意看到那些审判的速记记录，听到那些最初的被告和最初的律师的凄厉悲怆的声音，那时谁也还没有预见到，所有这一切将依着怎样的铁面无情的顺序，连同这些革命法庭工作人员一起被吞咽下去。
    　　然而，克雷连科解释说，“由于若干技术卜的老虎”不便发表这些速记记录（第四页），方便的只是出版他的公诉词以及那些当时已经同公诉人要求完全符合的法庭判决书。
    　　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的档案（一九二三年以前），据说是“远非那么井井有序…··老干案件的速记记录写得那么不清楚，以至不得不或者整页整页地抹掉，或者凭记忆来恢复原文”。（！）而“若干特大案件（其中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案、海军上将夏斯特内案）审判时根本没有作速记记录”（第四——五页）。
    　　奇怪。审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非区区小事——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起点——向治国的一党制的过渡。而且枪毙了不少人。可是却没有作速记记录。
    　　还有一九一九年的“军事阴谋”，这个阴谋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依非司法制裁程序加以扑灭的”（第七页），这就更加“证明了它的存在”（第四十四页）。（此案总共逮捕了一千人以上——难道能对所有的人都搞一次审判吗？）
    　　这样，谁有本事把那些年的司法审判有条有理地讲清楚？……
    　　但是，一些重要原则我们还是能搞清楚的。例如，最高公诉人告诉我们，全俄中执委有权干预任何一个司法案件。“全俄中执委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行决定赦免或处决（第十三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八例如，把六个月的判决改判为十年（读者明白，办这事并不要全俄中执会开会，而是例如由斯维尔德洛夫在办公室里在判决书上改几个字）。克雷连科解释说，所有这些，“使我们的制度优于虚伪的分权理论”，（第十四页）优于司法权独立的理论。（不错，斯维尔德洛夫也说过：“我们这里立法权和执法权不象西方那样截然分开，这很好。一切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特别是打电话处理。）
    　　克雷连科在那些法庭上的讲话中，对于苏维埃法院的一般任务作了更加坦率更加明确的表述：法院“同时是法的创造者（黑体是克雷连科改的）……又是政治的工具”（第三页，黑体是我改的——作者）。
    　　是法的创造者，因为四年没有任何法典，沙皇的扔掉了，自己的没有制订出来。“我不要听那种话，什么我们的刑事法院只应当依据现行的成文规范进行工作。我们生活在革命的过程中……”（第四0七页）“革命法庭不是那种使法律的奥妙和狡猾伎俩得以复活的法院……我们创造着新的法和新的道德规范（第二十二页）——不管你们在这里说多少什么权利、公正的永恒法则之类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使我们付出过多昂贵的代价。”（第五0五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可是，如果把你们的刑期同我们的刑期比一比，代价也许并不算贵吧？也许有了永恒的公正——要稍微舒服一些？……）
    　　不需要法律上的奥妙，是因为不必去弄清楚——受审人有罪还是无罪：罪的概念，这是旧的资产阶级概念，现在已经被排除了（第三一八页）。
    　　总之，我们听到克雷连科同志说，革命法庭——这不是那种法院！另一次我们还会听到他说，革命法庭——这一般说不是法院：“革命法庭是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机关，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它的活动应当“从革命利益的观点出发……念念不忘达到最符合工农群众愿望的结果。”（第七十三页）
    　　人并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不管「被告」有怎样的个人素质，对他只能适用一个评价方法：这就是从阶级适宜性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评价。”（第七十九页）
    　　这就是说，只有你的存在对工人阶级适宜的时候，你才能存在。“如果这种适宜性需要使惩罚之剑落到被告的头上，那末无论怎样……用言语解辩也都无济于事。”（第八十一页）例如律师的论据等等。“在我们的革命法院里，我们遵循的不是条文，也不是减轻处罚情节的程度；在革命法庭里，我们应当以适宜性的考虑作为出发点。”（第五二四页）
    　　在那些年代，许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活着，活着，突然间得知，他们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应当这样理解：使一个被告遭到惩罚的，不是他已经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枪毙他，他将来会做的事。“我们不仅防患于已然，而且还防患于未然。”（第八十二页）
    　　克雷连科同志的声明是清楚的，并且有普遍意义。他已经和盘托出了那一时期司法工作的真面目。透过春天的水气，突然露出了秋天的清朗。也许不需要再往下分析了？不需要一件一件地翻阅那些旧案了？到处都是坚决按照上述声明的精神办事的。
    　　只请大家眯缝起眼睛想象出一间还不是金碧辉煌的狭小审判厅、一批身穿俭朴的弗列奇式上装、体格消瘦、脸蛋上还没有长稻子的热心真理的革命法庭干部。公诉当局（克雷连科喜欢这样称呼自己）身上穿的便服上装敞开着，领子的开口处露出水兵衬衫的一角。
    　　最高公诉人用这样的俄语表达意思：“我感兴趣的是事实问题！”“请把趋向的契机具体化一下！”“我们是在作客观真理方面的分析。”有时，你瞧，忽然露一手，蹦出一个拉丁文谚语（诚然，从一个案子到另一个案子老用同一个谚语，经过几年再出现另一个谚语）。要知道在革命的奔波中念完了两个系可不是说着玩的。他引起别人好感的地方是他常把被告骂个痛快：“职业恶棍！”并且他毫不假仁假义。一个女被告的微笑使他很不受用，他在还没有作出任何判决以前便威严地对她吆喝：“对您，伊万诺娃女公民，连同您的讥笑，我们会定出价钱，我们会找到办法，做到使时远也不会再笑！”（第二九六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那末我们就着手来分析吧？……
    　　1《俄罗斯新闻》寨。这是最初和最早的一次审判——对言论的审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这家著名的“教授”报纸刊登了萨文科夫的《写自途中》。当然更乐意把萨文科夫本人逮住，但是，该死的途中，上哪儿去找他呢？于是封闭了报馆，把年迈的编辑叶戈罗夫拖上了受审席，请他解释怎敢这样做？因为新时代已经有四个月了，该习惯了！
    　　叶戈罗夫天真地辩解说，文章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的，他的意见，不管编辑部是否同意，能够引起普遍的兴趣。他接着辩解；他不认为萨文科夫以下论断是诽谤，即“不要忘记，列宁、纳坦松及其同伙是经过柏林回到俄国的，也就是说德国当局在他们返回祖国时给了他们帮助。”——因为实际上正是这样，作为交战国的德意志帝国帮助了列宁同志回国。
    　　克雷连科喊叫说，他也不会以诽谤罪提起公诉（为什么不呢？……），报纸受到审判是因为它企图影响思想（难道报纸敢于抱这种目的吗？！）。
    　　萨文科夫的下面这句话也没有当作报纸的一项罪名：“只有疯子罪犯才能认真断言国际无产阶级会支持我们。”——因为它反正还会支持我们的……
    　　因企图影响思想得到的判决是：这份一八六四年创办、熬过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反动时期——洛里斯-麦利科夫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斯托雷平的、卡索的以及还有什么人的——的报纸，从今永远封闭！而编辑者叶戈罗夫……说起来都难为情，好似在什么希腊那样……得到三个月的单独监禁（如果好好想想也不至那么难为情：须知这只是一九一八年呀！要是老头儿活下来——那又会给关进去的，而且还会好多次被关进去）。
    　　行贿和受贿在俄罗斯自古已然，在苏联将永世长存，但在这些风雷激荡的年代，也照样亲热地行贿和受贿，实在有点奇怪。向司法机关送礼之风竟然盛极一时。还要战战兢兢地补充一句——礼物也送到了契卡门上。烫金精装的大部头历史对此缄默不语，但老人们，目击者们回忆说，革命初年与斯大林时期不同，被捕的政治犯的命运大大取决于贿赂：毫不拘束地收受贿赂并在受贿后诚实地放人。克雷连科只挑选了五年内的十二起案件，就告诉了我们两起这样的审判。呜呼，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都是经过歪门邪道才挤入完美的境地，它们都曾陷进过不体面的事件。
    　　2莫斯科革命法庭三名侦查员案（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一八年三月，逮捕了一名倒卖金条的投机商贝利泽。他的妻子，按当时的惯例，开始寻找赎买丈夫的途径，她通过辗转介绍打通了和一个侦查员的关系，这个人又拉进了另外两个。在秘密会晤时，他们向她索取二十五万卢布，经过讨价还价减少到六万，讲定先付一半，通过格林律师接头。如果那个女的不是在钱上抠门，如果她如数交给格林三万预付款而不是一万五，更主要的如果不是由于妇道人家的慌乱一夜间改变了主意，认为这个律师不可靠，第二天早晨又急忙去找新的律师雅库洛夫，那末，一切本来会像几百宗同类交易那样顺顺当当过去，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案子也不会写进克雷连科的编年史，也不会写进我们的编年史（也更不至于提到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桌上）。究竟是谁决定让侦查员们吃吃苦头，书里没讲，但看来就是那个雅库洛夫。
    　　在这次审讯过程中有趣的是，全部证人，从那个倒霉的妻子起，都竭力作出有利于被告的陈述，并为他们洗刷罪状。（这在政治案件上是不可能的！）克雷连科这样解释：这是出于庸人的考虑，他们没有把我们的革命法庭当做自己的法庭。（我们也斗胆做一个庸人的设想：是不是经过了半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证人们还没有学会害怕？须知要断送革命法庭的侦查员，可得有包天的胆量。以后你会有什么下场……）
    　　公诉人的论据也很有趣。要知道一个月以前被告还是他的战友、助手，这是一些无限忠于革命利益的人，其中一个叫列斯特的，甚至是“能够对任何侵犯原则的人给予无情打击的严峻的公诉人”——现在该怎么说他们呢？往哪里去找定罪材料呢？（因为纳贿本身还不足以定罪）。很清楚该往哪儿去找；历史！履历！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个列斯特，“那就会发现极有趣的材料”。我们很想知道：这是一个老野心家吗？不是，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的儿子！并且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授，而是一个由于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在二十年内经过了历次反动时期而没有受到损害的人！（可是克雷连科本人被接受为校外学生也是在反动时期……）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是一个两面派还值得奇怪吗？
    　　波德盖斯基是一个司法官吏的儿子，父亲无疑是个黑帮分子，不然怎能为沙皇服务了二十年呢？儿子也准备从事司法工作。但是发生了革命——于是就钻进了革命法庭。昨天这还是高尚的，现在却成了丑恶的！
    　　比他们两人更卑鄙的当然是古格里。他过去是个出版商——他曾给工人和农民提供了些什么精神食粮呢？——他“供给广大读者质量低劣的著作”，不是马克思的著作，而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资产阶级教授的书（我们很快就将在被告席上看到这些教授）。
    　　克雷连科既愤慨又奇怪，革命法庭里竟混进了些什么样的人呀？（我们也莫名其妙，工农革命法庭都是由谁组成的呀？为什么无产阶级委托这样一批人去打击自己的敌人呀？）
    　　至于曾伊然以“自己人”身份出入于有权随意放人的侦查委员会的格林律师，这是“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制度吸血虫的那一类人的典型代表者”，这类人中除了所有的律师外，还包括全部宪兵、神甫以及……公证人……（第五00页）。
    　　好像，克雷连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要求不考虑“罪责的个人差别”而作出无情的判决——但永远朝气蓬勃的革命法庭这次却有点发蔫、有点发呆，它有气无力地宣布：侦查员们各处六个月的监禁，而律师——罚款（只是利用了全俄中执委的“无限处决权”，克雷连科才在大都会饭店“争取到了判给侦查员各十年徒刑，吸血虫一律师——五年徒刑附加没收全部财产。克雷连科以高度警惕性而名噪一时，并且差点儿没有得到“保民官”的称号）。
    　　我们意识到，无论在当时的革命群众中，以及在我们今天的读者中，这个不幸的案子，不能不破坏对革命法庭神圣性的信念。我们现在怀着更加惶恐的心情转入下一个案件，有关更崇高的机关的案件。
    　　3科瑟列夫塞（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科瑟列夫及其伙伴们利伯特、罗登贝格和索洛维约夫以前在东城供应委员会工作（还是和立宪会议军队打仗的时候，在高尔察克以前）。业已查明，他们在那里找到一次获利七万至一百万卢布的生财门路，骑上高头大马东游西逛，同护士小姐们吃喝玩乐。他们的委员会给自己搞到了房屋、汽车，他们的合伙人在“雅拉”饭店大吃大喝。（我们不习惯把一九一八年设想成这个样子，但革命法庭是这样证明的。）
    　　然而，案情并不在这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因在东线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审判，甚至一切都得到了谅解。但是真奇怪！他们的供应委员会刚一解散，所有他们四个人，还加上一个过去的西伯利亚流浪汉、科瑟列夫服刑事苦役时的伙伴纳扎连科，被邀请去组成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监督检查委员会！
    　　请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委员会：它有权审查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其余机关的行动是否合法，有权在任何诉讼阶段上调阅任何案卷，撤销除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外其余一切机关的决定！！！（第五0七页）权力不算小吧2——它是全俄肃反委员会里仅次于主席团的第二掌权者！——是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彼得斯-拉齐斯-明仁斯基-雅戈达的后一排！
    　　然而这伙小兄弟的生活方式还是以前的一套，他们一点也没有显傲气、摆架子，照样跟那些与共产主义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的马克西梅奇、廖尼卡、拉法伊尔斯基和马利马波尔斯基之流混在一起，在私人住宅里、在萨沃依饭店里大搞“豪华的排场……在那里打牌（一注就是上千卢布）喝酒、玩女人”。科瑟列夫还给自己置办了昂贵的陈设（价值七万卢布），而且不择手段地从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偷走食堂的银匙、银碗（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连普通的玻璃杯也拿。“瞧，他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思想方面，而是跑到这种地方去了……，他从革命运动中为自己取得的就是这种东西。”（那位高级契卡人员现在矢口否认曾经收受贿赂，瞪着眼睛撒了个谎，说他在……芝加哥银行里存着二十万卢布的遗产！……看来，他觉得这个情节和世界革命一样，都是可以想象为真事的！）
    　　怎样正确利用自己这种可以随便逮捕和随便释放的超人的权利呢？显然，应当预先选好肚里有黄金鱼子的那种鱼，而在一九一八年网里正有不少这样的鱼（因为革命搞得太仓促，未能面面俱到，因此有多少宝石、项链、手锡、戒指、耳环被资产阶级太太们藏起来了）。然后再通过一个假冒名义的人出面同被捕者的亲属接触。
    　　审讯过程中，这类人物也出场了。例如二十二岁的乌斯宾斯卡妮，她在彼得堡的中学毕了业，但没有能进入高等学校，这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一八年春天，乌斯宾斯卡娅到全俄肃反委员会自荐充当情报人员。她外表合格，被录用了。
    　　眼线工作（当时叫秘密工作）本身，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对于自己来说，“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工作事实本身不会玷污他；既然一个人承认这种工作是革命利益的需要——他就应当去做。”（第五一二页）但是，乌斯宾斯卡颁并没有政治信条！——这就可怕了。她率直地回答：“我答应的条件是，每破获一个案子给我一定的提成，”而且每次还要和革命法庭不愿提到和不让说出姓名来的那个人“对半分帐”。克雷连科用自己的话这样表达：“乌斯宾斯卡灰不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编内人员，她是做计件工作的。”（第五0七页）不过，公诉人又以人之常情，对她的行为向我们做了如下的解释：她大手大脚花惯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的可怜的五百卢布工资在她眼里算什么，因为一次敲诈（为撤除商店的铅封替一个商人出一把力）就能给她五千卢布，另一次从一个被捕者的妻子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手里得了一万七。顺便提一句，乌斯宾斯卡娅充当普通秘密人员的时间并不久，依靠契卡中大人物的帮助，她过了几个月已经成了共产党员和侦查员了。
    　　然而我们怎么也弄不清案情的实质。大工厂主麦谢尔斯基因在与苏维埃政府（尤·拉林）的经济谈判中的不让步态度而被捕。契卡人员猜想他妻子手里有贵重物品和现金，便对她进行讹诈，亲自跑到她家里去，把她丈夫的处境一次比一次说得凶险，要求越来越高的赎金。万般无奈的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自己告发了讹诈（通过那个已经搞垮了几个受贿的侦查员并且看来是对整个无产阶级司法和非司法制度怀有阶级仇恨的雅库洛夫律师）。而革命法庭庭长也犯了一个阶级错误；他本来可以给捷尔任斯基同志通个气，按家庭方式处理一下就算了，可是他偏偏叫人给麦谢尔斯卡娅一些供她行贿用的编号的钞票，并且在她家的帷幕后面安排了一个女速记员。科瑟列夫的铁哥们，一个叫戈德留克的人，来谈赎金的价钱了（要六十万卢布！）。戈德留克提到科瑟列夫、索洛维约夫以及其他委员们的那些话，他讲的全俄肃委里谁拿几千谁拿几平的那些事，统统被速记下来了，戈德留克收下做了记号的预付款也被写进了记录，他把一张由监察委员会、利伯特和罗登贝格签发的进全俄肃委的通行证交给了麦谢尔斯卡娅（下一步的交易应在契卡里继续进行）。他一出门就被扣住了！一时心慌，全招了。（而麦谢尔斯卡娅趁这时候去了监委，她丈夫的案卷已经被调到那里去“宙核”了。）
    　　但是，对不起！要知道这样揭发问题明明会给肃反委员会的圣洁外衣沾上污点！这个莫斯科革命法庭庭长精神正常吗？他干的是份内的事吗？
    　　我们冠冕堂皇的历史隐瞒了曾一度出现的一个机缘。原来，肃反委员会开始活动的第一年造成的印象，连当时还没有习惯这一套的无产阶级政党都觉得吃不消。总共才一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自己光辉的道路上才迈出了第一步，就已经发生了克雷连科用晦涩的语言写出的那个“法院及其职能与肃反委员会的非司法职能之间的争论，这次争论在当时把党和工人划分成了两个阵营”。（第十四页）科瑟列夫一案之所以能够产生（而在此以前这类事情都没有出过问题），而且甚至闹成一件全国的大事，完全是这个原故。
    　　必须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索洛维约夫请求革命法庭允许他到塔干卡监狱去和关在那儿的（哎呀，不在卢宾卡）戈德留克——谈谈话。革命法庭拒绝了。那时索洛维约夫便不管什么革命法庭私自潜入了戈德留克的监室。说来也巧；戈德留克正好从此得了重病，一点不错。（克雷连科奉承说：“未必能够说索洛维约夫怀有恶意。”）戈德留克感觉到死期已近，万分悔恨自己不该诬陷契卡，请求给他纸笔，写了一个书面的翻供声明：他对科瑟列夫和契卡其他委员的诬陷，一概不是事实！在帷幕后面速记下来的东西也不是事实！
    　　啊，多少题材呀！噢，莎士比亚在哪里呀？索洛维约夫穿墙而入，模糊的监室暗影，戈德留克用渐渐无力的手写翻供——而在戏院里、在电影院里，人家只用“仇恨的旋风”这类街头歌曲向我们描述革命年代。
    　　克雷连科坚持问：“是谁给他签发的通行证？”给麦谢尔斯卡娅的那些通行证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不，公诉人“并不想说索洛维约夫与这案子有牵连，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但是他推测，索洛维约夫可能是被目前还逍遥法外的那些“偷吃了鸡嘴上还留着鸡毛”的公民派到塔于卡去的。
    　　这时理应传讯利伯特和罗登贝格，他们也接到了出庭通知！——但没有出庭！就那么简单，没有出庭，规避了。那对不起，麦谢尔斯卡妮总可以传讯吧！真难以想象，连这个朽烂的贵族女人也胆敢不到革命法庭出庭！
    　　贿赂被截获之后，麦谢尔斯基由雅库洛夫作保获释——和妻子一起逃往芬兰。而在科瑟列夫一案开庭之前，很高兴地把雅库洛夫看押起来了，也许是为了这项担保，不然就是作为一条吸血的毒蛇。他是被押上庭来作证的，想必很快就被枪毙了。（而我们现在还在奇怪：怎么到了这么无法无天的地步，为什么谁也不斗争呢？）
    　　可是戈德留克翻了案——奄奄一息了。可是科瑟列夫什么也不承认！索洛维约夫清白无辜没人可审问……
    　　可是，却有一些什么样的证人自愿来到了革命法庭呀——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彼得斯同志——被惊动了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即捷尔任斯基——译者注）甚至也亲自来了。他那苦行者的灼人的长脸向着目瞪口呆的法庭，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证言，为清白无辜的科瑟列夫辩护，为他的高度的道德品质、革命品质和办事才干辩护。这些陈述的原文可惜没有引用，但克雷连科转述说：“索洛维约夫和捷尔任斯基都详细描述了科瑟列夫的优良品质。”（第五二二页）（哎哟，好一个冒失的准尉！”——过二十年后在卢宾卡会让你记起这个案子的！顺容易猜出捷尔任斯基能讲些什么：科瑟列夫是一个钢铁般的契卡人员，对敌人毫不留情；他是个好同志。心是热烈的，头脑是冷静的，手是干净的。
    　　于是从诽谤中伤的垃圾堆里钻出来一个青铜骑上科瑟列夫的高大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他的历史也显示出他是具有非凡意志的人。革命前他已经有几次前科——多半是因杀人罪：因（在科斯特罗马市）以欺骗方式、怀着抢劫的目的，闯入老太婆斯米尔诺娃家中，并亲手把她掐死。然后是因谋杀自己的父亲和因杀害自己的同伴以便利用他的身份证。其余几次科瑟列夫是因诈骗吃官司，总的说，服了许多年的苦役（他追求奢侈生活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每次都是沙皇的大赦救了他。
    　　这时，契卡的最高层人物的严厉而公正的声音打断了公诉人的发言，向他指出，以前那些法庭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因而他们的判决，我们新社会根本不能考虑。但是，出了什么事？胆大妄为的准尉从革命法庭的公诉席上说了一大段这样的思想上错误的话来回敬了他们，甚至我们在这里、在对革命法庭审判的严整论述中加以引用都感到不协调：
    　　“如果说在沙俄的旧法院里有什么值得我们信任的好东西的话，那只有陪审法庭……对于陪审法庭的裁决，我们始终可以信任，那里司法错误最少。”（第五二二页）
    　　从克雷连科同志口中听到这种说法特别令人遗憾，那是因为在此以前三个月，在审理那个曾经是列宁的宠儿、尽管过去有四次刑事前科而仍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并任命为杜马代表的奸细罗曼·马林诺夫斯基的案件时，“公诉当局”曾站在无可非议的阶级立场上：
    　　“在我们的眼里，每一个犯罪都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讲，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和沙皇时代的法律判定的刑事前科，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种一经沾上便永远洗不掉的污点……我们知道许多例子，我们队伍里的一些人过去有过这类事实，但我们从来也不由此作出结论，认为必须把这种人从我们队伍里清除出去。了解我们的原则的人不会担心过去有前科会使他遭受被排除干革命队伍之外的威胁……”（第三三七页）
    　　你瞧克雷连科同志多么善于按党的原则说话！而这一次，由于他的错误论断，科瑟列夫的骑上形象便黯然失色了。革命法庭上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以至捷尔任斯基同志不得不说：“我一刹那间（只是一刹那！——作者）产生了一个想法，科瑟列夫莫非是最沉时期围绕肃反委员会燃起的政治激烈情绪的牺牲品？”
    　　克雷连科突然醒悟过来：“我不想而且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使本案的审判成为不是对科瑟列夫和乌斯宾斯卡娅的审判，而是对契卡的审判。我不仅不能想这样做，而且我应当全力去反对这样做！”“领导着肃反委员会的是最负责任的、最忠诚和久经考验的同志，他们承担起打击敌人的艰巨任务，虽然也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对此，革命应当表示自己的谢意……我着重指出这个方面，是为了关于我……以后任何人都不能说；‘他成了政治背叛的工具’。”（第五0九——五一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会这样说的！……）
    　　瞧最高公诉人是踩在怎样的刀刃上行走呀！但是，看来他有一些过去地下工作时期的老关系，他从那里得知明天的风向。这在几起案件的审判上可以察觉出来，这次也是如此。一九一九年初刮过一股风——够了！该到约束一下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时候了！不错，有过这样的机缘，并且“在布哈林的一篇文章里表达得非常好，他说，应当由革命的法制取代法制的革命。”
    　　到处是辩证法！克雷连科开口也是辩证法：“革命法庭负有代替肃反委员会的使命”（代替？？……）不过“……在实现恫吓、恐怖和威胁措施方面的可怕程度，它决不应小于以前的肃反委员会。”（第五—一页）
    　　以前的？……它已经把它埋葬了吗？……对不起，你们——是来代替的，那末契卡人员往哪里去呢？充满危险的日子！你走得太快了，你把一个身穿拖到脚后跟的长军大衣的人“拉到法庭上作证也未免太匆忙了吧。
    　　不过，克雷连科同志，你所依据的材料也许不可靠吧？
    　　不错，在那些日子，卢宾卡的房顶上曾经一度乌云遮天。而这本书本来也可能写不成这个样子。但据我推测，钢铁般的费利克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一趟，谈了谈，解释清楚了。于是——天空重新明朗起来。尽管两天以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全俄中执委做出一项特别决议使契卡失去了司法权，——“但为时并不长久”！（第十四页）
    　　由于乌斯宾斯卡哑这个捣蛋家伙在法庭上表现极为恶劣，给我们这次为期一天的审理工作添了更多的麻烦。在被告席上她还“血口喷人”，把与本案无涉的其他契卡领导人甚至彼得斯同志本人都扯进去了！（原来，她曾经利用他的清白名声来干自己的讹诈勾当；在彼得斯同其他情报员谈话时，她已经可以满不在乎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现在她暗示彼得斯革命前在里加曾经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历史。请看她在八个月内变成了一条多凶的毒蛇，虽然这八个月她是在契卡人员中间度过的！拿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这时克雷连科与契卡人员的意见完全一致了：“在巩固的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以前，而达到这一点为时尚远（？？难道？）……为了保卫革命……对于女公民乌斯宾斯卡哑除了消灭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判决。”不是枪决，正是说的：消灭！可是这丫头还年纪轻轻的，克雷连科同志！得啦，给她个十年，给她个二十五年就行了吧，到那时候制度总该巩固了吧？惜哉：“为了社会与革命的利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回答——而且问题也不能有别的提法。在这种场合任何隔离措施都不会产生效果！”
    　　她把人得罪了……就是说，知道的太多了……
    　　科瑟列夫也不得不被当作牺牲品。他被枪决了。其他的人将更安稳。
    　　难道将来什么时候我们会读到卢宾卡的旧档案？不会的，会烧掉的。已经烧掉了。
    　　读者已经看到，这是一个意义不大的案件，本可不必多做分析。可是请看：
    　　4）“教会分子”秦（一九二0年一月十一至十六日），照克雷连科的说法，将“在俄国革命史册上占有适当的地位。”真地该入史册。收拾科瑟列夫只花了一天，而这些人却遭了五天罪。
    　　主要被告如下：A．从萨马林——俄国的知名人士、前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曾致力于使教会摆脱沙皇政权，拉斯普金的宿敌，曾被他赶下台。（但公诉人认为，萨马林也罢，拉斯普金也罢——有什么区别？）库兹涅佐夫，莫斯科大学教会法教授；莫斯科大司祭乌斯宾斯基和茨维特科夫（关于茨维特科夫，公诉人自己也说：“一个大社会活动家，也许是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慈善事业家。”）。
    　　他们的罪状是：他们创建了“莫斯科联合教区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建立了（由四十至八十岁的教徒组成）总主教的志愿卫队（当然是非武装的），在他的教堂宿舍固定地日夜值班，其任务是：在总主教遇到来自当局的危险时，敲警钟或打电话聚集群众，然后全体跟随总主教到他被带往的地方去，并请求（瞧，这就是反革命行动！）人民委员会把总主教放回！
    　　真是古俄罗斯的、神圣俄罗斯的传统作风！——敲警钟聚集人群并蜂拥前去叩头请愿！……
    　　公诉人表示奇怪：思主教遇到什么危险呢？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要去保护他呢？
    　　真的：无非是两年来契卡对不合意的人实行着非司法制裁；无非是不久前在基辅四名红军战士杀死了大主教；无非是对总主教已经“定了案，只待移送革命法庭了”，“只是为了爱护还处在教权派宣传影响下的广大工农群众，我们暂时不去惊动我们的这些阶级敌人。”（第六十七页）—一因此东正教徒们为总主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两年以来吉洪总主教一直没有缄默——他向人民委员们、向神职人员、向教徒群众寄发文告；他的文告（第一个私下出版社原来在这儿！）印刷厂不接受，用打字机打印；他揭发残杀无辜、毁灭国家的种种事实——因此现在为什么要为总主教的生命感到不安呢？
    　　被告的第二条罪状。全国正在查封和征用教会财产（这已经是封闭寺院、没收寺院地产以后的事，现在涉及的已经是盘、碗和技形大吊灯了），——而教区委员会则向教民散发文告：号召敲一起警钟，反抗征用。（这是自然后果！过去鞑靼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曾这样保护教堂！）
    　　第三条罪状：狂妄已极地不断向人民委员会呈递申诉，控告地方干部侮辱教会、亵渎神圣和违反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些申诉虽然没有得逞（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的陈述），但却有损于地方干部的威信。
    　　综述了被告的各条罪状后，对这些可怕的犯罪应该要求怎么处理呢？革命的良心是否也能告诉读者？只有枪决！克霍连科也正是这样要求的（对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
    　　但是，正当忙着那一套可恶的法制形式、听取为数太多的资产阶级律师的为时太长的发言（由于技术上的考虑没有引用给我们看）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死刑废除了！可真没有想到！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原来，捷尔任斯基已经在全俄肃反委员会范围内做了指示（契卡——而没有枪决？……）。人民委员会向革命法庭下达了这项决定吗？还没有。于是克雷连科就振作起来，他继续要求枪决，理由是：
    　　“即使可以认为，共和国日益巩固的形势正在排除来自这类人物的直接危险，但我依然认为无可怀疑的是，在建设工作的当前时期……消除……这些旧时代的活动家和变色龙……是革命必然性的要求。”“苏维埃政权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出废除枪决……的决定而感到自豪。”但是；这“还并不一定要求我们认为，关于废除枪决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能管苏维埃政权的千秋万代了。”（第八十——八十一页）
    　　很有预见！枪决会恢复的，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因为还有好长一串的人需要干掉！（还有克雷连科自己，以及他的许多阶级兄弟……）
    　　好吧，革命法庭听从了，把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判处了枪决，但正好赶上了大赦，改判为送往集中营监禁，直到对世界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胜利！（恐怕今天他们也还得蹲在那里……）而对“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土”则判了——十五年，后改为五年。
    　　为了多少有一点实际的罪状，这次审判还捎带进来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兹维尼戈罗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没有审判（也许已经审判过一次，现在根据需要再判一次）的几名僧侣和教师。在那年夏天，几个苏维埃干部到兹维尼戈罗德修道院找修道院长约恩，命令他（“动作麻利些！”）交出所保存的圣萨瓦的干尸。同时，苏维埃干部不仅在庙堂里抽烟（显然也在祭坛上），当然更不用说没有脱帽，而且那个把萨瓦的颅骨拿在手里的苏维埃干部还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证明神圣的虚假性。还有其他一些亵渎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就引起了鸣钟报警、民众暴动和一名苏维埃干部被杀。别的干部后来矢口抵赖说没有干过亵渎的事，没有吐过唾沫，而克雷连科有了他们的申明也就足够了。
    　　是呀，谁不记得这些场面呢？我出生以后第一个印象（我那时大概是三四岁）就是：一些尖头人（戴布琼尼军帽的契卡人员）走进基斯洛沃德斯克教堂，分开吓得目瞪口呆的做礼拜的人群，尖头帽也不摘掉就朝祭坛上闯去，打断了祈祷仪式的进行。这样现在就把这些苏维埃干部……拉来一道审判？不对，是把这些僧侣们拉来一道审判了。
    　　我请求读者自始至终记住一件事：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确定下我们的这样一种司法惯例，每一起莫斯科的审判（当然除了对契卡的不公正的审判以外）并不是对一些偶发事件的孤立的审判，不是的。这是司法政策的信号；这是橱窗里的样品，根据这种样品从仓库里发货给各省；这是典型，这是算术习题集每节前的一个示范解法，学生们按照这个示例再动脑筋去演算。
    　　因此，如果说了一个“东正教徒案件”，就应当把这个单数名词理解为大大的多数。而且最高公诉人自己也很乐意地向我们解释：“几乎在共和国的所有的革命法庭里都轰轰烈烈”地（什么词儿呀！）进行类似的审判（第六十一页）。北德维纳、特维尔、梁赞革命法庭刚刚搞过；在喀山、乌发、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对“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教会里的神甫、诵经上进行了审判。
    　　读者会觉得这里有一个矛盾：为什么这许多审判要比莫斯科的样板早呢？这只是我们叙述上的缺点。对被解放了的教会的司法的和非司法的迫害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了，据兹维尼戈罗德的案件判断，那时就已经达到了尖锐程度。一九一八年十月吉洪总主教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文告中就提出没有传道自由，他说“许多勇敢的传教土已经付出了殉道的鲜血……你们染指由世世代代的信徒们聚积的教产，不假思索地践踏他们的遗愿。”（人民委员们当然没有读到文告，而办事人员们则哈哈大笑说：真会找出名堂来责备人——遗愿！我们还想在我们祖先身上……哩！——我们只为后代工作。）“纯属无辜的主教、神甫、男女僧众被毫无道理地冠以措词模糊、定义不明的反革命罪名，横遭杀害。”诚然，由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逼近，为了使东正教徒们愿意去保卫革命，暂时住了手。但是国内战争高潮刚一过去，又拿教会开刀，各革命法庭对这类案子又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0年谢尔吉圣三一大寺院也受了打击，弄走了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这个沙文主义者的干尸，把它扔进了莫斯科的博物馆。
    　　总主教援引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一段话：“只有到我们将圣谢尔吉等俄国大长老们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精神道德宝藏糟踏净尽的那一天，圣谢尔吉寺院的大门才会关闭，他的墓穴上的神灯才会熄灭。”克柳切夫斯基没有想到，这个宝藏几乎在他有生之年，就将被糟踏净尽。
    　　总主教求见人民委员会主席，想说服当局不要触动寺院和圣者的干尸，教会不是已经和国家分离了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正忙于讨论重大事务，近B不能接见。
    　　远日也未能接见。
    　　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一条关于取缔一切圣者干尸的通令（一九一O年八月二十五日），因为正是这种东西阻碍着崭新的公正社会的光辉进程。
    　　下面我们还是按照克雷连科的选择，再看看“高庭”审理的一个案子。（高庭就是最高法庭。瞧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使用着多么好听的简称。可是对我们这些小虫着他们只是吼叫一声：起立！现在开庭！）
    　　5“策略中心’案（一九二0年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二十八名受审人，还有若干无法传唤的缺席被告人。
    　　因为掌握了阶级分析所以心明眼亮的最高公诉人，用他开始慷慨陈词时还没有沙哑的嗓子，告诉我们，除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外，“还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一个社会阶层，关于这个阶层的社会存在，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早就在进行思考……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知识阶层……我们这次审判将是一场历史对俄国知识阶层活动的审判，”和革命对知识阶层的审判。（第三十四页）
    　　我们研究的范围具有特定的狭窄性，因而我们不可能探明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对于所谓知识阶层的命运究静是怎样思考的，他们为它究竟想出了什么？然而，我们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材料已经公布，人人可以读到，可以详尽地搜集。因此，只是为了说明共和国当时的一般形势，我们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革命法庭开庭的年代发表的意见向大家提示一下。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中（此信我们已经引用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了高尔基因逮捕知识分子所作的说项，关于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主要部分（“近立宪民主党的”）他写道：“这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在另一次他对高尔基说：“如果我们把盆盆罐罐打烂得太多，那将是由于它的（知识界的）过错。”如果它寻求正义——为什么不走向我们？……“我就是中了知识分子的子弹。”（就是说中了卡普兰的子弹。）
    　　提到知识分子，他用的词总是：腐烂的自由主义的；“循规蹈矩的”；“有学识的”人所常有的“懈怠”；认为它永远是轻率的，认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业——但它什么时候宣誓效忠过？
    　　这种对知识界的嘲笑，这种对它的蔑视，被二十年代的政论家们、被二十年代的报纸、风习，最后还被知识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过去，他们咒骂了自己永远的轻率、永远的两重性、永远的无骨气和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时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听，“公诉当局”的声音在“高庭”的拱顶下隆隆作响，使我们回到座位上来：
    　　“这个社会阶层……这些年来受到了全面重新估价的考验。”重新估价，当时经常这么说。重新估价的结论是什么呢？请看：“俄国的知识阶层带着民权的口号（毕竟还是有点东西！）投入革命洪炉，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成了黑色（连白色都不是！）将军们、雇佣者们（！）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顺从代理人。知识阶层践踏了自己的旗帜，并使它沾满了污泥。”（克雷连科，第五十四页）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集团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所以才“没有必要把它的个别代表人物彻底打倒”。
    　　这是在二十世纪的开端！多么强大的预见力！啊，科学的革命家们！（然而彻底打倒还是有必要的。整个二年还在继续打呀，打呀。）
    　　现在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察看这二十八名黑将军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雇佣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面扑来——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来的各种案件，脑子里就出现各式各样的中心，一会儿是工程师中心，一会儿是孟什维克中心，一会儿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中心，一会儿是右派-布哈林中心，亏得把这些中心一个一个地粉碎了，我们大家才能活到现在）。哪里有中心，哪里当然就有帝国主义插手。
    　　诚然，当我们往下听到，现在受审判的这个策略中心并不是一个组织，它一没有章程，没有纲领，三没有会费，我们心里就稍稍轻松一些。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会过面！（不寒而栗。）会面时，他们彼此交流了观点！（浑身冰凉。）
    　　罪名十分严重，并且附有罪证：对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两件罪证。（第三十八页）这就是不在场的活动家米亚科京和费多罗夫（他们在国外）的两封来信。他们现时不在场，但在十月革命前曾与在场者同属于各种委员会，这就使我们有权把不在场者和在场者同等看待。信中讲的是：关于同邓尼金在一些小问题上的分歧，如农民问题（没有告诉我们内容，但显然是：建议邓尼金把土地分给农民），犹太人问题，民族联邦问题，行政管理问题（民主制而不是专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从这些罪证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很简单：它们证明了在场者同邓尼金有通信关系和观点一致。（哎哟，好冷呀！）
    　　但是对在场者还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苏维埃政权控制的边区（例如基辅）的熟人交换情报！那就是，比方说，从前这是俄国的土地，而后来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把这块边地让给了德国，而人们则继续有书简往返：伊万·伊万内奇，在那里生活得怎样？……而我们这里……H·M·基施金（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甚至从被告席上狂妄地辩解说：“人不想当瞎子，总是想知道各地的情况。”
    　　知道各地的情况？……不想当瞎子？？……难怪公诉人把他们
    　　的行为公正地评定为背叛！对苏维埃政权的背叛！！
    　　但是他们的最可怕的行为是：在国内战争正在炽烈进行的时候，他们……却在写著作，编写笔记、草拟方案。是呀，“国家法、财政学、经济关系、司法和国民教育的行家们”在写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们在写著作的时候丝毫也不依据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里亚列夫斯基教授——关于俄国的联邦制，斯坚普科夫斯基——关于农业问题（想必没有讲集体化……），B·C·穆拉列维奇——关于未来俄国的国民教育，H·H·维诺格拉茨基——关于经济问题。而（伟大的）生物学家H·K·科里佐夫（他在祖国的遭遇只有迫害与死刑）竟允许这些资产阶级权威们在他的研究所里聚会谈话（康德拉季耶夫也陷了进去，他在一九三一年最终因劳农党案件受到审判）。“我们的问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喂，该给这些将军的帮手们什么样的惩罚呢？只能给他们一种惩罚——枪毙！这不是公诉人的要求——这已经是法庭的判决！（可惜后来减轻了：在集中营监禁到国内战争结束。）
    　　被告的罪过正是在于他们没有蹲在自己的角落里慢慢嘬那四分之一磅面包，他们经常碰头和商谈在苏维埃制度垮台后应当建立怎样的国家制度。
    　　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说，这就叫做：他们研究代管办法。
    　　公诉人声若洪钟地讲着，但是我们听出突然有点断气，似乎他的眼珠朝讲台上乱转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张纸吗？一段引文吗？稍等一下！该说得漂亮点！还是用另一个案件里说过的那个吗？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尼古拉·瓦西里伊奇，请吧：
    　　“对于我们来说……折磨的概念已经包含在把政治犯关进监狱的这个事实的本身之中……”
    　　什么！把政治犯关进监狱——这就是折磨！而这是公诉人说的！——多么宽广的观点呀！新的司法制度诞生了！接着，
    　　“……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是他们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们不去同沙皇制度斗争是不可能的！”呼十七页）
    　　那本不去研究代替办法更是不可能的学？……也许、思想——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脚地递错了引文！真是难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已经在弹奏华彩过门了：
    　　“甚至假定被告们在这里，在莫斯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好像也正是这样……）——那反正也一样：……在这样的时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时候谈论用什么样的制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台的苏维埃政权、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动……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是犯罪……而且不作为本身也是犯罪。”（第三十九页）
    　　现在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他们一定会被判处枪决——为了“不作为”，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识分子决定：如果尤登尼奇进了城，他们应当“首先关心召开民主的市杜马”（就是说防止将军的专政）。
    　　克雷连科：——我想向他们大喝一声：“你们必须首先想——宁可战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进来！！”
    　　但他们——没有战死。
    　　（话又说回来，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也没有战死）
    　　还有这样一些被告，他们知道情况，但——没有告发（照咱们的说法是“知情不报”）。
    　　下面要说的已经不是“不作为”，而是积极的犯罪行为了：通过政治红十字会会员赫鲁晓娃（她也在席上入另一些被告向布蒂尔卡的犯人们提供金钱（可以想象这笔资金怎样流向监狱小卖部！）和衣物（瞧，还有毛料的？）的接济。
    　　他们的罪行是十恶不赦的！而且无产阶级的惩罚也将是毫不容情的！
    　　像电影放映机慢慢倾倒的时候那样，在我们眼前晃过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孔。我们没有看清他们的表情！——他们是惊呆？是轻蔑？是傲然？
    　　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回答！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最后陈述！——据说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为了补偿这个缺陷，公诉人向我们哼哼道：这是连篇的自我鞭笞和对所犯错误的悔恨。知·识阶层政治上的不坚定和中间本性……——（噢，噢，还有这个东西：中间本性！）——……在这个事实上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一向对于这个阶层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的正确。（第八页）
    　　这个一闪而过的年轻的女人是谁呀？
    　　这是托尔斯泰的女地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连科问她在进行这些谈话的时候做些什么？她回答说：“烧茶！”——三年集中营！
    　　根据境外出版物《在异乡》，我们可以判明事实的真相。
    　　还在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时期，就产生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联盟”——宗旨是支持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与社会主义派别，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相对抗。十月政变之后，许多著名成员出国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再也不能召开代表大会，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了，但是知识分子习惯于思考，评价事件，交流想法——他们很难马上放弃这种习惯。他们与学术界的接近使他们能以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聚会。那时可以讨论的事情很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退出战争，战争在欧洲继续进行的时候我国与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敌人的新关系。一些人认为为了自由和民主，也为了盟约的义务，应当继续协助协约国，而布列斯特和约是一些没有得到国家授权的人们签订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红军力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就会和德国人破裂。另一些人则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国人身上，认为他们按照条约成为了半个俄国的主人，现在就会除掉布尔什维克。（而德国人合理地认为，为立宪民主党人出力就等于为英国人出力，苏维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别的政府都会恢复对德战争。）
    　　由于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从“社会活动家同盟”里分裂出去了一个“民族中心”——它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小组，持极端亲协约国观点，成员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像怕火一样害怕恢复布尔什维克坚决禁止的政党形式。这个小组除了在科里佐夫教授的学院里举行过伪装的集会之外，什么也没做过。有时候他们派组员到库班去打听情况——但他们一去就没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们忘了。（不过协约国对志愿军显出的兴趣也极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为未来的俄国安安静静地拟定各种法律草案上。
    　　与民族中心同时建立了一个比它左的“复兴同盟”（基本上是社会革命党的——不好意思与立宪民主党联合，又恢复了习惯的党派倾向与观点），其宗旨是进行既反对德国人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但是他们觉得这种斗争也没法在布尔什维克地区进行，斗争内容只能归结为把人们输送到南方去。然而在志愿军地区也以它的反动性使他们讨厌。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个组织——社会活动家联盟、民族中心和复兴同盟决定保持经常的协作，为此各抽出了两个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组成的六人小组有时开会，后来就停顿了，不存在了。对他们的逮捕从一九二0年才开始——到那时候，在侦查期间给六人小组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员H·H·维诺格拉茨基的告密而发生的，他在放进过许多“中心”成员的特科牢房里继续充当颇有成绩的“内线”，而那些人还以克雷洛夫时代的天真在牢房里向他公开说出想瞒过侦查员的话。
    　　也落入被告之列并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组成员）的著名俄国历史学家梅尔古诺夫在流亡期间不得已地写出了一份关于这次审判的回忆——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们手头这本正是登着这篇雷鸣般的演说词的克雷连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写这篇东西的。梅尔古诺夫怀着对自己和同案人恼恨的心情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苏联侦查工作的图画：侦查者手里没有任何罪证，“案卷里没见到一份文件。起诉材料整个来自被告本人的供词……所有后来受审判的人在预审期间没有坚持沉默的策略……我觉得，采取不说话的原则，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许还有别人，遭到更大的厄运……当你面临着遭枪决的可能时，你并不总能想到历史。”
    　　在《全俄非常委员会红皮书》（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二二）里，逐字引用了被侦查人的许多供词，它们，唉，是不漂亮的。
    　　梅尔古诺夫不带幽默感地责备侦查员雅科夫·阿格拉诺夫（他把他们所有人都制住了）对他及其他被侦查人进行欺骗，巧妙的愚弄，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对我的嘲弄了”。他说：这比任何肉刑更坏。后来如此洞彻地剖析过不少俄国革命的历史人物的梅尔古诺夫这时轻而易举地掉进去了：从向他出示的书面供词中看，一些人的问题好像已经澄清了，他却证明他们参加过复兴同盟。而且总的说“开始提供比较有条理的证词”——一篇不把侦查员的问题区分出来的完整叙述。（后来这些供词被给同案人看，使他们感到吃惊和沮丧：好像他是带着难以遏制的愿望讲述这一切的。）
    　　阿格拉诺夫还用这些话把他们都“收买”了，他说，既然这是“过去的事”了，所有这些中心早已经不开会了——所以被侦查人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契卡查明一切只是着眼于历史价值。雅科夫·萨乌洛维奇用他的亲切态度迷惑了很多人。在另一些人面前，他把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之间画了一个绝对的等号，这么一来，如果你热爱后者，那么反对前者就是有罪的。就这样从某些人那里获得了真正卑躬屈节、巴结讨好的供状。（脚注中提到的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论文专门被阿格拉诺夫指定为犯人的学习材料。）
    　　在法庭上怎么样呢？梅尔古诺夫写道：“「知识分子的」革命传统要求一定的英雄主义，可是心里没有这种英雄主义所需要的激情。如果把法庭变为抗议示威——意味着有意地使不仅自己的还有别人的处境更加恶化。”
    　　在他们还没挨整的沙皇时期曾是如此爱好自由，如此不可调和，如此不能压服的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容易地上契卡的钓钩的，就是这样容易地降服和灭亡的。
    　　但比这更鲜明更可怕的是阿格拉诺夫的另一件成功之作——1921年的“塔甘采夫案”（尽管它不属于这一章，因为没有上法庭）。塔甘采夫教授在侦查的四十五天之内英勇地保持着沉默。可．是这以后阿格拉诺夫使他同意和他签了一项协议：
    　　“我，塔甘采夫，自觉地开始毫不隐讳地供出我们组织的情况……我不隐瞒与我们集团有关系的任何一个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同案受审人得到宽大处理。
    　　我，全俄肃委特派员雅科夫·萨乌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保证在塔甘采夫公民的协助下迅速结束侦查工作，并在其结束后将此案送交公开法庭审理……我保证对被告中任何一人都将不用极刑。”
    　　但就搭甘采夫一案——契卡枪毙了八十七人。
    　　我们自由的太阳就这样升起了。我们的十月革命同龄儿——法律在幼年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胖乎乎的淘气孩子。
    　　这些我们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

    第九章　法律在壮大

    　　我们的概述已经拉得很长。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哩。还有更重大的案件、更著名的案件在前面。但是基本线条已经画清楚了。
    　　我们还要伴随一下我们的处在少先队年龄的法律。
    　　提一下一个早就被遗忘了的而且甚至不带政治性的案件。
    　　6）燃料总管理局审判（一九二一年五月）因为它涉及了工程师或者当时所说的专家。
    　　国内战争的四个冬天中最残酷的一个冬天过去了，那时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可以烧的东西了、火车开不到站，在各首府，人们饥寒交迫，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现在已经从历史中一笔勾销了）。谁之罪呢？一个著名的问题：谁之罪？
    　　当然不是总的领导。而且甚至也不是地方领导！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那些“往往是外面调来的同志”（党员领导）不懂业务，那末就应当由专家来为他们“拟订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案”！这就是说，“不是领导人有过错……而是那些打算盘、拟计划（怎样靠田野吃饭和取暖）的人有罪责”。有过错的不是发号施令的人，而是草拟计划的人！计划变成吹牛专家的过错。数字不相符“这是专家的过错，而不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过错”，甚至“也不是燃料总管理局负责干部的过错”。没有煤，没有柴，没有石油这是专家们“造成的复杂紊乱局面”。他们没有顶住李可夫的紧急电话记录发给、批给了什么人计划外物资，这也是他们的过错。
    　　一切都是专家们的过错！但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们并不是毫不留情的，判决是轻的。当然，无产阶级骨子里与这些该死的专家是格格不久的然而没有他们却应付不下去，一切都处于瘫痪状态。因此革命法庭没有往死里整他们，克雷连科甚至说，从一九二0年起“谈不上有怠工现象”。不错，专家是有过错，但他们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不过是些糊涂虫，不会更好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学会做工作，或者不过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和受贿分子。
    　　所以说，在恢复时期之初划定了一条对工程师们奇妙的宽大为怀的杠杆。
    　　一九二二年第一个和平年代充满了公开的审判真是太多了，以至我们这一章几乎都用到这一年上了。（人们会感到奇怪：战争过去了—一而法院却那么活跃？但是要知道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护法神都曾格外活跃过一阵。这里是否有最简单的规律性呢？）
    　　虽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缩小全俄肃委的管辖范围”“它按照这个意图装腔作势了一番并且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但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就重新扩大了，十二月捷尔任斯基对《真理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者说：“现在我们需要特别敏锐地注意各种反苏派别和集团。国家政治保卫局紧缩了机构，但是提高了它的质量。”
    　　因此我们也不放过这一年年初的案件：
    　　7）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自杀案“（高庭”，一九二二年二月）已经谁也不记得的、微不足道的完全没有代表性的一次审判。说没有代表性，是因为它的内容只涉及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是已经完结的。如果这条生命没有完结，那末这个工程师，还有十来个人与他一起，便会组成中心而出现在“高庭”面前，那时审判就会完全有代表性的了。而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知名的党务工作者谢捷尔尼科夫，两名工农检查院干部，还有两名工会工作者。
    　　可是，在这一次对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的早期先驱者的审判中，有着某种象契诃夫所描写的远方传来的断弦声那样一种令人惆怅的东西。
    　　B·B·奥尔登博格尔在莫斯科自来水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看来从本世纪初就成了它的总工程师。他经历了艺术的白银时代、四届国家杜马、三次战争、三次革命而全莫斯科一直都是喝他的水。高峰派和未来派、反动分子和革命分子、贵族士官生和红军战士、人民委员会、契卡和工农检查院喝的都是奥尔登博格尔的洁净冰凉的水。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子女，他一辈子只有自来水。在一九0五年，他不放警备队进驻自来水公司“因为士兵们笨手笨脚可能会把水管或机器弄坏”。在二月革命的第二天，他对自己的工人们说，革命已经结束，够了，各就各位，水应当照常供应。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战斗中，他只关心一件事：保全自来水公司。他的从业人员举行罢工来回答布尔什维克政变，邀请他一起参加。他回答说：“从技术方面，我，对不起，不罢工。而在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好吧，罢工。”他从罢工委员会接受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钱，写了收据，但自己却跑出去寻找管子接头来修理坏了的水管。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他对一个工人说过这种话：“苏维埃政权连两个星期也维持不了。”（在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前夕下来了一个新精神，因此克雷连科允许自己对“高庭”稍微说点真话。）“当时不仅专家们这样想我们也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第四三九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像列宁同志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监视资产阶级专家们，我们需要有工农检查院这条警犬。
    　　在奥尔登博格尔身边安排了两只这样的警犬（其中一只原是自来水公司的滑头办事员马卡罗夫-泽姆梁斯基，他“因品行不端”被解雇，进了工农检查院，“因为那里待遇好”，后来上升到中央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因为“那里待遇更好”从那里被派来监督自己的旧上司，一心要对惹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还有工会地方委员会这个工人利益的最好维护者也没有睡大觉。共产党员当了自来水公司的领导。“我们这里一切都应该以工人为首，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掌权，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也为本案所证实，”（第四三三页）还有莫斯科党组织的眼睛也一直盯着自来水公司。（而在它的背后还有契卡）“当时我们正在建设一支我们自己的队伍，那是以阶级对立这种健康的感情为出发点的。凡是不属于我们阵营的人，都要给他们配搭上一个……政委，否则任何一个负责岗位都不能交给他们。”（第四三四页）各方面一下子都来纠正、支使、教训总工程师，不经他的同意，随便调动技术人员（“拆散了这些生意人的老窝”）。
    　　但是，自来水公司并没有得救。情况没有好转，而是变得更坏这准是有一个工程师的匪帮暗中捣鬼。更甚于此。奥尔登博格尔由于自己的知识分子中间状态的天性，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厉害话，现在却一反常态，胆敢把自来水公司新首长泽纽克（一个“因自己的内在气质”使克雷连科觉得非常可爱的人物）的行为称作瞎胡闹J
    　　这样一来就清楚了，“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有意识地背叛工人的利益，是工人阶级专政直接的公开的敌人。”于是请各方面派检查团到自来水公司来然而各检查团都认为一切没有问题，水流得也正常。工农监察员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把一份又一份的报告送到工农监察院去。奥尔登博格尔干脆是“抱着政治目的想要摧毁、破坏、打烂自来水公司”，但是他没有这个本领。我们也尽力阻碍他，阻碍他铺张浪费地去修理锅炉或用混凝土水箱来替换木制水箱。工人领袖们开始在自来水公司的大会上公开地说，他们的总工程师是“有组织的技术怠工的灵魂”，号召大家不要相信他，要在各方面去抵制他。
    　　但工作照样没有改善，而且搞得更糟了！……
    　　特别使工农监察员和工会工作者的“血统无产阶级心理”感到难受的是“沾染上小资产阶级心理”的给水塔上的大多数工人站在奥尔登博格尔一边，看不到他的怠工。而这时正好赶上莫斯科市苏维埃的选举，工人们推出奥尔登博格尔作自来水公司的候选人，党支部当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党的候选人。然而由于总工程师在工人中的虚假威信，党的候选人看来没有当选的希望。但是党支部向区委会，向各级机关送去了一份决议，并在全体大会上宣布：“奥尔登博格尔是怠工的中心和灵魂，在莫斯科市苏维埃里他将是我们的政敌！”工人们则报之以一片喧嚷和叫喊声“不对！”“撒谎！”那时党委书记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就面对面地向上千名无产阶级宣布：“我不想同你们这一群黑帮分子说话！”他表示，我们到别的地方说话去。
    　　采取了这样一些党的措施：把总工程师开除出……自来水公司管理委员会，同时给他造成经常受审查的处境，不断把他传到为数众多的各种委员会、各种小组里去进行讯问并交给他需要紧急完成的任务。他的每次不到都写入笔录，“以备未来进行司法审判”。通过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列宁同志）争取到任命一个“非常三人小组”（工农监察院、工会委员会和古比雪夫同志）来领导自来水公司。
    　　四年来水管里一直有水，莫斯科市民喝着水，什么也没有察觉……
    　　在这种情况下，谢捷尔尼科夫便在《经济生活》上写了一篇文章：“鉴于流传着一些激动社会舆论的关于自来水公司灾难性状况的传闻”，他提供了许多新的令人不安的传闻，甚至有：“自来水公司往地底下打水，有意识地冲蚀着整个莫斯科的地基”（那还是伊万·卡利达奠定的）。请来了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一个检查团。它认为；“自来水公司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技术领导是合理的”。奥尔登博格尔驳倒了所有的指控。这么一来，谢捷尔尼科夫便宽容地说：“我的任务是围绕这个问题引起议论，至于弄清这个问题，那是专家们的事。”
    　　工人领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最后的、但万无一失的手段呢？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告密！谢捷尔尼科夫就这么办了！他“看到奥尔登博格尔有意识破坏自来水公司的迹象”，他毫不怀疑“在自来水公司、在红色莫斯科的心脏存在着一个反革命组织”。而且还有：鲁勃辽夫水塔的灾难性状况！
    　　但是这时候奥尔登博格尔犯了一个很失策的错误，做出了一个懦弱的、中间状态知识阶层的举动：他购置国外新锅炉的定货被“砍掉了”（而旧钢炉现时在俄国不能修理）于是他便自杀了（对一个人来说，碰的钉子太多了，况且当时人们还没有经过锻炼）。
    　　事情没有放过去，没有这个人也可以找出反革命组织。工农监察员们担负起全面揭露这个组织的工作任务。两个月间暗中搞了一些名堂。但是正在开始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这样的：“对两边都要给点教训”。于是最高革命法庭就审起这个案子来了。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严厉，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铁面无私，他理解：“俄国工人把每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宁可看成是敌人，而不认为是朋友，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进一步改变我们的实际政策和总政策时，我们还不得不作些大的让步，不得不进行退却和迂回；也许党将被迫选择一条策略路线，这条路线将遭到忠诚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们的天真逻辑的反对”（第四五八页）。
    　　固然，革命法庭根本没有把那些出庭作证反对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和工农监察员的工人们“当作一回事”。被告谢捷尔尼科夫泰然自若地回答公诉人的威胁：“克雷连科同志！我知道这些条文；但要知道，这里审判的并不是阶级敌人，而这些条文是对待阶级敌人的。”
    　　然而，克雷连科也起劲地制造紧张气氛：你们向国家机关有意递送诬告……同时具有加重罪责的情节（私怨、个人报复）……利用职务地位……政治上不负责任……滥用权力、滥用苏维埃干部和联共（布）党员的威信……搅乱自来水公司的工作……给莫斯科苏维埃和苏维埃俄罗斯造成损失，因为这样的专家很少··，…没有人能代替……“我们已经不必去说具体的人的损失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斗争构成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习惯于很少考虑这些不可挽回的损失……（第四五八页）最高革命法庭应当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刑事惩罚应当是十分严厉的……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我的天哟，现在他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的读者已经习惯于提示：全都枪……
    　　完全正确。全都给逗乐了：鉴于被告真心悔悟，判处他们……接受社会谴责！
    　　两个真理……
    　　而谢捷尔尼科夫好像是一年监禁。
    　　请允许我不相信。
    　　噢，那些把二十年代描绘成一片欢腾的光明景象的歌手们啊！一个人哪怕只和二十年代沾过一点进，哪怕当时只是童年，也是不会忘记的。陷害工程师的牛头马面们正是在二十年代养肥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从一九一八年起就已经……
    　　下面的两次审判，我们要稍稍离开一下我们顶喜欢的最高公诉人：他正忙于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大审判的准备工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地审判，以前就有了，如一九一九年的萨拉托夫审判。）这起规模浩大的审判在欧洲事先就引起了波动，这时司法人民委员部突然想起：我们搞了四年审判，可是没有刑法典，旧的没有，新的也没有。克雷连科也一定免不了要为法典操点心：需要各方面预先配合好。
    　　眼前的那些教会案审判是内部案子，不会使进步的欧洲感兴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对付过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国家是这样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筑本身以及里面挂着的、摆着的、画着的一切，都归国家所有，而留给教会的只是圣经上规定的那种一无所有的教会。早在一九一八年，当政治上的胜利看来已经比预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时候，就着手去没收教会的财产。然而这一仓促之举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愤怒。在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再去建立一条反对教徒的内部战线，那是不明智的。共产党人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在国内战争末期，作为它的一种自然后果，在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空前未有的饥荒。因为这不很使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增光，所以我国的书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两行。然而这次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父母吃亲生子女的程度这样的饥荒甚至在大混乱时期的俄罗斯也是没有见过的（因为当时，据历史记载，一连数载都有尚未脱粒的谷垛被压在冰雪下过冬）。一部关于这种饥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们见到的和知道的关于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一切完全改观。但是，既没有电影，也没有小说，又没有统计研究这是竭力要人们忘掉的，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任何饥荒的原因推在富农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谁是富农呢？柯罗连科在《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书信集》中（尽管后者答应过，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版过这个集子）解释造成国内遍地饿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说：这是由于一切生产率的下降（劳动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于农民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丧失了哪怕给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将来会有人算清这笔帐：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从失去抗议声的俄国，甚至从未来的饥荒区，用了好多个月好多节车皮给继续在西方作战的德意志帝国供应了多少粮食。
    　　一条笔直的、短短的因果链条：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于我们当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宪会议。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于从人民的灾难中也能取得成功。这确是神机妙算须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现在让神甫们去养活伏尔加流域吧！他们是基督教徒，他们是慈悲为怀的！
    　　1．拒绝就把整个饥荒嫁祸于他们，并可以把教会摧毁；
    　　2．同意我们就把教堂彻底打扫干净；
    　　3．在两种场合都可充实货币储备。
    　　而且，这条妙计看来还是教会自己的行为给提醒的。正如吉洪总主教所陈述，还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饥荒刚发生的时候，教会就成立了救济饥民的教区委员会和全俄委员会，开始募集钱款。但是，容许来自教会的直接救济送到饥民嘴里，那就等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被查禁了，而钱款则收归国库。总主教还向罗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这也被制止了，解释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有权同外国人进行谈判。而且何必大惊小怪；报纸上写着，当局自己有一切办法来应付饥荒。
    　　而在伏尔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门框。最后，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会（国家救济饥民委员会）向教会提出建议，为饥民捐献教会的贵重物品，不是所有贵重物品，与教仪有关的物品不必捐献。总主教同意了，救委会制订了一项实施细则：一切捐献必须是自愿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总主教发表文告；允许各教区委员会捐献无关教仪的贵重物品。
    　　这样一来，一切又可能化为蒙蔽无产阶级意志的妥协。
    　　思想如迅雷闪电！思想变成法令。全俄中执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从教堂收取一切贵重物品为了饥民！
    　　总主教给加里宁写信加里宁没有答复。于是，总主教于二月二十六日发布了新的、致命的文告：从教会的观点看，这类行动是渎神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收取。
    　　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不难对总主教提出责备。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当然不该为这样一些思想分心：苏维埃政权有没有其他的资源，或者，是谁把伏尔加流域搞得没有饭吃；他们也不该抓住这些贵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复活（如果还能复活）完全不在这些东西上面。但是也应当为这个不幸的总主教设身处地想一下。他的当选已经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领导着备受排挤、迫害、处决而他又受托保存的教会。
    　　这时报纸上立刻发动了对总主教及高级教职人员的稳操胜券的围攻，说他们正利用饥荒的瘦骨嶙峋的手来枪杀伏尔加流域！总主教抵抗得越顽强，他的地位也就变得越虚弱。三月，在宗教界内部也开展了一个让出贵重物品、同当局协调一致的运动。参加救委会中央的安东宁·格拉诺夫斯基主教向加里宁表达了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担心：“教徒们感到不安的是，教会的贵重物品可能会用于与他们心灵格格不久的狭隘的其他目的。”（了解先进学说一般原则的有经验的读者会同意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共产国际和正在解放中的东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并不亚于伏尔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汉明也处于无疑的激奋状态中：“这是上帝之物，我们自己会全部交出来。”但是不要来收取，让这作为一种自愿捐献吧。他还要求建立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监督：伴随贵重物品直到它们变成供给饥民的粮食。他感到苦恼的是，与此同时又不要违背总主教对这件事的谴责态度。
    　　在彼得格勒好像是和和气气地进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会的会议上，据目睹者说，甚至出现了一种欢乐的气氛。文汉明宣告：“东正教会决意把一切都交出来救济饥民”，只是认为强制收取是渎神行为。但他这么一来，收取也就不需要了！彼得格勒救委会主席卡纳特契科夫担保说，这会引起苏维埃政权对教会的好感（焉能不如此！）。一股暖流通过心房，大家都站立起来。大主教说：“最主要的重负是不和与仇视。但俄国人汇合为一体的时候将会到来。我将亲自带领善男信女从喀山圣母身上取下金袍，流着甜蜜的眼泪把它们贡献出来。”他祝福救委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们，而他们也光着脑袋把他送到大门口。三月八日、九日、十日的《彼得格勒真理报》证实了谈判的和睦而成功的结局，赞扬了大主教。“在斯莫尔尼宫里商定，教会的樽爵、金袍将在教徒们面前重铸成金锭。”
    　　又涂抹成了某种妥协！基督教的毒气毒害着革命的意志。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们不需要这种团结一致和这种自动捐献的方式！彼得格勒救委会的立场不稳的班子被撤换了，报纸开始冲着“坏神甫”“教会公侯”狂吠，对教会代表们说明：不需要你们的什么捐献！不需要同你们搞什么谈判！一切都属于当局它认为需要什么就取走什么。
    　　于是，在彼得格勒也和各地一样，开始了伴随着冲突的强制收取。
    　　现在就有了合法理由来开始教会案的审判产
    　　8莫斯科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七日），地点在综合技术博物馆，莫斯科革命法庭，审判长别克，检察长卢宁和隆吉诺夫。十七名被控告散发总主教文告的受审人，包括大司祭们和俗人。这个罪名比交出或不交出贵重物品还重大。A·H·藻泽尔斯基大司祭把自己教堂里的全部贵重物品都交了，但原则上坚持总主教文告的看法，认为强制收取是读神行为于是就成了审判的中心人物马上就要被枪决（这也就证明：重要的不是给饥民们饭吃，而是在方便时刻把教会摧毁）。
    　　五月五日吉洪主教作为证人被传到法庭。虽然厅里的听众是挑选好的，专门安排的（在这方面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区别不大），但罗斯的老底子是那么深厚，而苏维埃的底子还那么浅薄，所以总主教一进来，半数以上在场的人都站起来接受他的祝福。
    　　吉洪把起草和分发文告的全部罪责承担在自己身上。审判长竭力追根刨底：这是不可能的！难道是自己亲手写的全部都是自己写的？你想必只是签个名吧？是谁写的呢？谁是出主意的人？还有：为什么你在文告里要提到报纸对你们的围攻呢？（人家围攻的是你们，干吗要我们听到这些呢？……）你想借此表明什么？
    　　总主教：“这应当去问那些掀起这一场围攻的人，问他们是抱着什么目的？”
    　　审判长：“但你写的这个东西与宗教毫无共同之处！”
    　　总主教：“它具有历史的性质。”
    　　审判长：“你使用了一种说法，说当你们同教委会进行谈判时‘在背后’发布了法令？”
    　　吉洪：“是的。”
    　　审判长：“这么说你认为苏维埃政权做得不对？”
    　　毁灭性的论据！在侦查员的夜间办公室里还将千百万次向我们重复提出这个问题！而我们永远也不敢那么简单地回答，像下面的回答那样。
    　　总主教：“是的。”
    　　审判长：“你是否认为国家现行法律对你有约束力？”
    　　总主教：“是的，我承认它们，如果它们不与笃信教规相抵触。”
    　　（要是大家都这样回答该多好呀！我们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反复询问教规。总主教解释说：如果教会自己交出资重物品这不是读神行为。如果违背它的意愿而取走这就是读神行为。在文告中没有说根本不交东西，而只是谴责违反意愿的交法。
    　　（这话使我们更感兴趣违反意愿！）
    　　审判长贝克同志感到惊异：“归根结底什么对你更重要些教会的戒律还是苏维埃政府的观点？”
    　　（可以预料的回答：“苏维埃政府的……”）
    　　公诉人大声疾呼：“好，就算按教规是读神行为，但从仁慈的观点来看呢！！”
    　　（这是第一次也是五十年来的最后一次在法庭上想起这个内容贫乏的仁慈两个字……）
    　　还进行了语文学上的分析。“渎神行为”这个字是从圣物-盗贼（这两个字来的。
    　　公诉人：“那就是说，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是盗窃圣物的贼了？”
    　　（厅内长时间的喧闹声。休息。法庭管理人员忙乱了一番。）
    　　公诉人：“这样说，你把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全俄中执委都叫作贼了？”
    　　总主教：“我只是引用教规。”
    　　往下讨论了“亵渎行为”这个术语。从瓦西里·凯萨里伊斯基教堂收取物品时，圣像的金袍装不进箱子去，于是就用脚踩扁了，但总主教本人没有在现场吧？
    　　公诉人：“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请把讲给你听的神甫的姓名说出来！”（=我们马上就把他关起来！）
    　　总主教没有说出姓名。
    　　那就等于撒谎！
    　　公诉人得意洋洋地追问：“不，是谁散布了这个卑鄙的诽谤？”
    　　审判长：“说出那些用脚踩扁了金袍的人的姓名来！（他们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向是留下名片的嘛）否则法庭不能相信你所说的！”
    　　总主教不能说出姓名来。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是凭空诬告！”
    　　剩下的是要证明总主教想颠覆苏维埃政权。请看这是怎样证明的：“进行鼓动就是企图准备情绪，以便将来准备实行颠覆。”
    　　法庭决定对总主教提起刑事诉讼。
    　　五月七日宣告判决：十七名受审人中十一名判处枪决（实际枪毙了五人）。
    　　正如克雷连科所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再过一个星期，总主教被停职并被逮捕。（但这还不是最后结局。暂时把他押送到顿斯科伊修道院，严加看管，直到教徒们开始习惯于他的不在。记得吧，不久前克雷连科还表示过惊讶：有什么样的危险威胁着总主教呢？……不错，当偷偷地扑上来的时候，敲钟和打电话都无济于事。）
    　　再过两个星期，文涅明大主教也在彼得格勒被捕了。他不是教会的高级官员，甚至不是任命的，像所有大主教那样。一九一七年春天从古诺夫戈罗德时代起第一次在莫斯科（选了吉洪）和彼得格勒（选了文涅明）选举了大主教。文涅明是一个大家都能接近的、性格温和的人，是工厂里的常客，在人民中和下层神职人员中颇有声望，正是他们的票数使文涅明当了选。他不理解时代，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使教会脱离政治，“因为教会在过去吃了它的许多苦头”。正是这一点把大主教牵入了下案。
    　　9彼得格勒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五日）。被告（抗拒交出教会贵重物品）有几十八，其中包括神学教授、教会法教授、修士大司祭、神甫和俗人。法庭审判长谢苗诺夫年方二十五岁（据传闻是个面包销掌柜）。主要公诉人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拉西科夫列宁的同龄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流放时期的朋友，后来是流亡国外时期的朋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听他拉小提琴。
    　　在涅瓦大街上，在从汉瓦大街拐弯的地方，每天都密密麻麻地站着一大群人，在押过大主教时，人们跪下来唱“上帝拯救众生！”（可想而知，在大街上，正像在法庭大楼里一样，一些过分热心的教徒当时就遭到逮捕。）在审判厅里大部分听众是红军战士，但是每当戴着白色僧帽的大主教进来的时候连这些人都站起来。而公诉人和法庭却称他为人民公敌（这个词儿当时已经有了，这一点要记住）。
    　　审判的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律师受压制的状况已经十分明显。这方面克雷连科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但目睹者介绍了情况。法庭大声威胁要把首席辩护人博布里谢夫-普希金本人关押起来，而这已经是当时的时尚，这已经是那么现实的事情，以至博布里谢夫-普希金赶紧把金表、钱包交给律师古罗维奇……证人叶戈罗夫教授因说了有利于大主教的话，被法庭裁决当场羁押。但是，没想到叶戈罗夫对此早有准备：他随身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里面装着食物、替换衣服甚至还有一条小被子。
    　　读者会注意到，法院是怎样逐渐地具备起我们所熟悉的形式。
    　　文汉明大主教被控为居心不良地与……苏维埃政权取得协议，借此达到了使收取贵重物品法令内容较缓和的目的。他居心不良地在人民中散发自己致救委会的呼吁书（私下出版物！）。还与世界资产阶级配合行动。
    　　克拉斯尼茨基神甫，一个主要的新生教徒，也是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作证说，神甫们串通好要利用饥荒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
    　　只听取了原告一方的证人陈述，而没有让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陈述。（啊，多么像呀，越来越像了……）
    　　公诉人斯米尔诺夫要求“十六颗首级”。公诉人克拉西科夫大声疾呼：“整个东正教会就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说实话本应把整个教会都关进监牢里去！”
    　　（纲领是很现实的，它几乎很快就办到了。它是双方对话的良好基础。）
    　　利用罕有的机会我们仅将保存下来的大主教辩护律师古罗维奇的几句话引在下面：
    　　“没有罪证，没有事实，连罪状也没有……历史将会说什么？（哎唷，真吓死人！没关系，它会忘掉的，它什么也不会说！）在彼得格勒收取教会贵重物品的经过明明是完全平静的，但是彼得格勒的宗教界现在却坐在被告席上，并且某些人的手正在把他们推向死亡。你们所强调的基本原则是苏维埃政权的利益。但是请不要忘记，教会是在殉教者的鲜血里成长的（在我们这里不会成长起来！）……我再没有更多的话，但也很难结束我的发言。当辩论在进行被告还能活着。辩论一结束，生命也将结束……”
    　　革命法庭判处十个人死刑。他们等死等了一个多月，一直等到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结束（好像是准备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枪毙）。在此以后全俄中执委赦免了六个人，四个人（文涅明大主教；修士大司祭、前国家杜马成员谢尔吉；法学教授诺维茨基及律师科夫沙罗夫）于八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夜里执行枪决。
    　　我们务请读者不要忘记“地方多数”这个原则。这里有两起教会案件，那里就有二十二起。
    　　社会革命党人案开庭之前，十分抓紧制定刑法典的工作：到了该铺好法律的花岗石块的时候了。五月十二日，按照商定的日程，全俄中执委应届例会开幕，但法典草案还是没有来得及搞好，它刚送到戈尔基去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定。法典中有六条的最高刑规定为枪决。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五月十五日，伊里奇在草案的页边上又补充了也必须实行枪决的另外六条，（其中有第六十九条：宣传与鼓动……特别是号召消极反抗政府、号召普遍不履行兵役或纳税义务……）还有一种应判枪决的情节：不经允许而从国外返回（就像先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经常来回乱窜那样）。还有一个与枪决相等的惩罚：驱逐出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预见到那个不远的将来，那时人们将从欧洲难以招架地涌向我国，但却没法强迫任何人自愿地离开我国到西方去）。主要的结论伊里奇是这样向司法人民委员说明的：
    　　“库尔斯基同志！在我看来，应当把枪决扩大适用于……（可代之以驱逐出境）孟什维克、社舍革命党人之流的各种活动；拟定一个把这些行为同国际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表述方法。”（着重点是列宁加的。）
    　　扩大枪决的适用！这还不明白吗？（驱逐出境的有几个？）恐怖手段这是一种说服手段广好像清楚了吧！
    　　而库尔斯基还是没有彻底清楚。他大约感到才尽技穷，实在不知道这个表述方法怎么拟定，这个联系怎么编造。于是第二天他就到人民委员会主席那里去请求指点。这次谈话内容，我们不知道。但紧跟着，五月十七日，列宁从戈尔基发出了第二封信：
    　　库尔斯基同志：现在给你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案，作为我们谈话的补充。……草案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政治上正确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原理，来说明镇压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答应这样作是自欺欺人，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这一点应该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一才能提出使它实施得比较广泛的条件。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对这个重要文件我们不打算进行评论。对它适宜于静静地思考。
    　　这个文件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是还没有完全病倒的列宁在尘世上所作的最后指示之一，是他的政治遗嘱的重要部分。发出这封信后过了九天，他得了第一次中风。只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天的几个月里他才局部地恢复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也许给库尔斯基的两封信，就是在二层楼角上那个光亮的白色大理石客厅兼办公室里写的，那里已经放着将成为领袖临终卧榻的那张床，在等待着。
    　　随后附着那个草案、补充条款的两种方案。这个条款过了几年后就成长为五十八条4以及我们的老妈妈整个的五十八条，你一面读着一面感到钦佩，“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原来是这个意思！实施得比较广泛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一面读着一面就会回忆起来，下面这段如此亲热的条文是多么法力无边：
    　　“……宣传或鼓动，或参加组织，或协助（客观上协助或者有能力协助）其活动具有……性质的……组织或人……”
    　　把奥古斯丁带到这里交给我，我马上就给他套上这个条文！
    　　该做的都做了，做了补充，重新打印，扩大了枪决的适用范围于是全俄中执委五月下旬的会议通过了刑法典共决定自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现在就有了最合法的根据开始为期两个月的下一审判。
    　　10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八月七日）最高法庭。办事灵活的格奥尔吉·皮亚塔科夫代替通常的审判长卡尔克林同志（审判员的好姓！）来审理这个重大案件。
    　　如果我们与读者对于任何审判中主要的不是罪状，不是所谓“罪”而是适宜性这一点还没有充分的理解，也许我们一开始对于这次审判心里会有点疙疙瘩瘩。但适宜性势如破竹地发挥着作用：与孟什维克不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还被认为是具有危险性的、还没有溃散、还没有彻底打垮的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适宜于把他们彻底打垮。
    　　要是不知道这个原则，那就可能把整个审判错误地理解为党派报复。
    　　对于在这个法庭上所提出的指控，你不由自主地会和各国漫长、悠久、连绵不断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深思。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的屈指可数的议会民主制以外，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变史和夺权史。谁能更迅速更牢靠地把政变搞成功，他就即刻受到司法之神光灿的法衣的萌庇，他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和应受颂扬的，而他那些倒霉的敌人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则都是犯罪的，应该受到审判和合法惩处的。
    　　刑法典通过才一个星期，但是他们已经把革命后五年的历史全安排进去了。二十年、十年、五年以前，社会革命党曾是一个从事于推翻沙皇制度的友邻的革命政党，它承担了（由于它那恐怖策略的特点）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遭受过的苦役的主要重负。
    　　现在指控他们的第一条罪状是：社会革命党人是国内战争的发动者！不错，是他们发动了国内战争，这是他们发动的！他们被指控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对它进行了武装抵抗。当他们所支持并且部分地由他们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被水兵们的机枪火力合法地扫荡了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非法地试图保卫这个政府（有气无力地试图了一下，马上就动摇了，马上就脱离了那就不一样。但罪也不会因此而轻些。），甚至以射击回答了射击，甚至发动那些在正被推翻的政府下任军职的士官生进行反抗。
    　　他们在武装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悔改。他们没有跪在宣布自己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面前求饶。他们继续顽固不化地认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们没有当即承认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线的破产，但曾请求赦免他们，解散他们，请求当局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政党。根据同样的理由，所有在地方上和边疆区先后出现的那些政府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萨马拉的、乌发的或者鄂木斯克的、乌克兰的、库班的、乌拉尔的或者外高加索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人民委员会以后宣布自己为政府的。
    　　第二条罪状是：他们的行动加深了国内战争的危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和六日，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因而成为反对工农政府合法政权的暴乱分子；他们支持自己非法的（普遍、自由、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反对合法地驱散那个会议与那些示威者的水兵和赤卫队员（立宪会议心平气和地开会能产生什么好结果呢？只可能引起三年国内战争的大火嘛。国内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全是因为全体居民们没有同时地和驯顺地服从人民委员会的合法法令）。
    　　第三条罪状是：他们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就是那个没有把俄国的头砍下来而只是砍下一部分躯体的合法的救命的布列斯特和约。起诉书判明，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叛国和旨在把国家拖进战争的犯罪行为的全部要件”。
    　　叛国行为！这也是可以任意颠倒的一种玩意儿。你怎么摆，它就……
    　　由此也就产生出第四条严重的罪状：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当德意志帝国勉强撑持对协约国作战的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信守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政府一列车一列车地运送粮食并每月交付黄金支持着德国进行这个艰苦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则阴险地准备（甚至不是准备，更多是照老习惯反复讨论：如果……那该……）在这样的一趟列车开出前炸毁铁路，把黄金留在祖国就是说他们“准备犯罪性地破坏我们的人民财产铁路”。（当时还不觉得害臊也没有隐瞒不错，是把俄国的黄金运到未来希特勒的帝国去，念了历史和法律两个系的克雷连科也没有想到，他的助手们也没有一个人悄悄提醒，如果钢轨是人民财产，那末也许金条也算？……）
    　　从第四条罪状中不可避免地会引伸出第五条罪状来：社会革命党人打算从盟国代表手里拿钱来购置进行这次爆破用的技术器材（为了不交黄金给威廉皇帝，他们想从协约国拿钱）而这已经是极端的叛变行为了！（以防万一起见克雷连科嘟哝说，社会革命党人同鲁登道夫的司令部也有过联系，但找错了主，就离开了。）
    　　由此到达第六条罪状就完全不远了：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当过协约国的间谍！昨日是革命者—一今天成了间谍！这在当时听来一定是爆炸性的。从那以后这条罪名层出不穷，简直叫人倒了胃口。
    　　还有第七条、第十条这是同萨温科夫、或者同费罗宁科。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复兴同盟”（它有过没有？……）或者甚至同反动大学生、或者甚至同白军进行合作。
    　　这就是检察长（在审判前给他恢复了这个名号）巧妙地拉出来的一长串罪状。是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罢，或者是坐在讲台后面突然得到的灵感也罢，他找到了一种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责备语调，在以后的各次审判中他对这种语调用得越来越熟练，味道越来越浓，这种语调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这种语调的目的就是要在审判者和受审者之间寻求一致，共同对抗其余的整个世界。这个曲调是在受审人最喜爱的那根弦上演奏的。公诉人对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与你们可都是革命者呀！（我们！你们加我们等于我们！）你们怎能堕落到去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呢？（这时你们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军官们联合呢？何苦要把你们设计的出色的秘密活动技术教给那些反动大学生？（这是十月政变的特别性格：同时向所有政党宣战，又立即禁止它们互相联合“没来抓你，别签名找麻烦。”）
    　　有些被告心里怎么能不活动呢？他们觉得自己怎么竟堕落到这个地步？须知检察长在明亮的大厅里表示的这种同情最能打动从牢房里带出来的囚徒。
    　　克雷连科还开辟出一条这样的逻辑蹊径（后来对维辛斯基控诉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很有用）：你们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你们从他们那里得到金钱接济。起初你们拿钱是用于具体活动，绝非为了党的最终目的但界限在哪里呢？谁能把这两者区分开呢？要知道具体活动不也是党派的目的吗？因此，你们陷进泥坑了：你们社会革命党不就成了资产阶级养活的政党了吗？！你们的革命自豪感到哪里去了？
    　　罪状已经积累得绰绰有余了法庭本可进去评议，给每人铆上应得的惩罚但还有一些麻烦：
    　　这里指控社会革命党的一切罪行都是属于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
    　　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决定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知是因为斗争得筋疲力尽了，还是社会主义的良心太浓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赦免社会革命党过去的一切。该党合法了，走出地下了而两个星期以后就开始了大逮捕，把所有头头们都抓了起来（这就叫：按我们的做法！）；
    　　从那时起他们在狱外没有进行斗争，蹲在监狱里面就更没有进行斗争了（该党中央蹲在布蒂尔卡里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在沙皇时期那样越狱）所以他们自赦免令直到如今一九二二年什么也没有做过。
    　　他们不进行斗争还不算，他们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就是说放弃了自己过去的临时政府，也放弃了立宪会议。）只是请求进行有各党派自由竞选的苏维埃改选。（被告中央委员亨德尔曼甚至在审庭上还说：“请给我们享受全系列的所谓公民自由我们将不会违犯法律。”给他们，还“全系列”呢！）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怀着敌意的资产阶级兽脸原来在这儿拱出来了！难道可以吗？要知道当前时局严重呀！要知道我们是在受到敌人包围呀！（过二十年，过五十年，过一百年还将这样）而你们却要各党派的自由宣传，狗患于？！
    　　克雷连科说，政治头脑清醒的人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只能耸耸肩膀。为此曾做出过公正的决定：“立即采取国家的一切镇压措施，杜绝这些集团进行反政府宣传的可能。”（第一八三页）于是就把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会（已抓到的）关进监狱！
    　　但现在向他们提出什么罪状呢？我们的检察长抱怨说：“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应有的司法调查。”
    　　然而，有一条罪状是万无一失的：也是在那个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过一项决议（但没有付诸实行，可是根据新的刑法典这反正一样）：在红军中进行秘密宣传，使红军战士拒绝参加对付农民的惩罚队。
    　　这是卑鄙阴险的叛变革命行为！劝阻参加惩罚队。
    　　还可以把所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团”那些已经溜到了欧洲的主要社会革命党人所说所写所做的（大都是说的和写的）一切，都列为国内这些人的罪状。
    　　但这一切还嫌少了一点。于是又想出一条：“坐在这里的被告中的许多人，本来不应在本案中受到起诉，如果他们没有被控告组织恐怖行动的话！”他说……当一九一九年颁布大赦令的时候，“苏维埃司法界人士谁也没有想到”社会革命党人还组织针对苏维埃国家领导干部的恐怖行动！（是呀，真的，谁能想到社会革命党人居然还会搞恐怖行动？要是想到了，那就不得不连这些活动一起赦免！当时没有想到这简直是幸运。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现在这一条罪状是没有得到赦免的（因为赦免的只是斗争）于是现在克雷连科就把它提了出来！
    　　首先是：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还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说了些什么？（这些耍嘴皮子的一生中什么没说过呀！……）被告们当前的领袖，也就是该党的领袖阿布拉姆·戈茨说过：“如果斯莫尔内的专制者们对立宪会议也要侵犯的话……社会革命党将会想起自己久经考验的老策略。”
    　　自然可以预计难以驯服的社会革命党会有这一手。确实很难相信他们放弃了恐怖手段。
    　　克雷连科发牢骚说：“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的时候”，由于是秘密活动，“证人的陈述……将会很少”。“这就使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方面某些时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第二三六页）
    　　使克雷连科的任务发生困难的还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为问题，曾于一九一八年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三次并三次遭到了否决。而现在，过了几年后，却需要证明社会革命党人仍在进行恐怖活动。
    　　社会革命党人当时决定：不在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党人实行屠杀政策之前下手。在一九二0年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杀害被捉去当人质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党将拿起武器。（而其他的人质即便给打死也罢……）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要带保留？为什么不绝对放弃？“为什么没有发表绝对否定性的意见？”该党并没有实施任何恐怖行为，这甚至从克雷连科的公诉词中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生拉硬拽地摆出这样一类事实：在一名被告的脑子里曾经有过一个要在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途中炸毁列车火车头的方案这就等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执行者伊万诺娃带着一块硝化棉炸药在车站附近守了一夜这就等于图谋颠覆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也就等于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或者：中央委员顿斯科伊曾警告卡普兰，如果她向列宁开枪，她将被开除出党。这不够！为什么没有绝对禁止呢？（或者也许会说：为什么不向契卡告发她呢？）卡普兰总归是粘得上去的：她是个社会革命党人。
    　　克雷连科从死公鸡身上拔毛，专为证明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采取制止他们那些闲得无聊的战斗队员实施个人恐怖行为的措施。（那些战斗队员们也是什么都干的。谢苗诺夫指使谢尔盖耶夫暗杀了沃洛达尔斯基但是该党中央却站在一边没受李连，甚至公开宣布与己无关。可是后来这个谢苗诺夫和他的女友科诺普廖娃带着可疑的诚意向国家政治保卫局、现在又向法庭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自愿证词，而这些最可怕的战斗队员在苏维埃法庭上是没人押送的，在休庭时间他们走回家去睡觉。）
    　　关于一个证人，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人想捏造，他也未必能捏造得这么凑巧，正好说到点子上。”（第二五一页）（很有力！对任何伪证都可以这样说。）或者（关于顿斯科伊）：难道可以“疑心他有过人的洞察力以至能供述出正好是公诉所需要的东西？”关于科诺普廖娃说的正好相反：她的供述确实可信，正是在于她所供述的并非全是公诉所必需的（但是对于判处枪决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提出问题，说所有这些全是科诺普廖娃捏造出来的……那本很清楚：捏造归捏造（他明知道呀！），你看她还不是完全凭空捏造嘛！（第二五三页）还有这样的说法：“会不会有这次见面？不排除其可能性。”不排除？那就是有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然后是“破坏小组”。关于它议论了很久，可是忽然说：“它因没有活动而被解散了。”那还要喋喋不休说它干什么？有过几起从苏维埃机关中强取钱款的事件（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活动经费，需要租房子，来往于各城市）。但从前，照所有革命党的说法，这种行动叫做漂亮而高尚的剥夺。而现在，在苏维埃法庭面前却是“抢劫和窝藏”。
    　　在本案的公诉材料中，用法律的昏黄的不眨眼的灯笼，照出了这个高谈阔论、实质上是张惶失措、束手无策甚至无所作为、从未有过像样领导的政党的全部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东拐西弯的历史。于是它的每一个决定或不决定，它的每一次翻滚、冲动或退却现在都变成了，都被认定是它的罪过、罪过、罪过。
    　　一九二一年九月，即审判前十个月，已经蹲在布蒂尔卡监狱中的被捕的中央委员会，给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写信说，它所同意的不是用任何方式去推翻布尔什维克专政，而只是通过团结劳动群众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就是说关在监狱里它还是既不同意用恐怖手段，又不同意依靠密谋求得解放！）这也成了他们的头等大罪：好啊，这意思就是你们同意推翻现政权！
    　　但如果终究还是安不上推翻现政权的罪名，安不上搞恐怖行为的罪名，强取钱物的行为几乎也役有，其他的所有问题早已被宽恕，那怎么办呢？我们亲爱的检察长便使出一件珍藏的法宝：“说到底，不检举也是一种犯罪构成，这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受审人都是适用的，并且应当认为是已经查明了的。”（第三0五页）
    　　社会革命党已经犯了不检举自己罪。这是逃不脱的！这是新法典中法律思想的新发现，这是把感恩的后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利亚去的铺好的道路。
    　　克雷连科干脆满腔愤怒地大骂被告是一批“永久的凶狠敌人”！因此不用审判就清楚该对他们怎么办。
    　　法典还那么新，甚至规定反革命罪的那些主要条文，克雷连科都没有来得及分别记住号数但他是怎样挥舞这些号数的大棒呀！怎样意味深长地加以引用和解释的呀！好像几十年来断头机的刀片一直是按照这些条文的规定起落的。特别新鲜和重要的是，旧的沙皇法典区分方法和手段的规定，在我们这里没有了！它们对定罪和量刑都没有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意图和行为都一样！作出了一个决议为它就可以进行审判。至于“这个决议是否已经付诸实行这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第一八五页）在被窝里对老婆咬耳朵说最好能推翻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在选举时进行宣传鼓动，或者扔一颗炸弹都一样！刑罚都一样！！！
    　　胸有成竹的画家只消用炭笔勾画几根粗犷的线条，一幅传神的肖像就突然出现了。从一九二二年的速写稿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三七年、四五年、四九年的全景。
    　　这是甚至对欧洲都公开的审判的第一次实验，也是“群众的愤怒”的第一次实验。“群众的愤怒”这一招搞得特别成功。
    　　情况是这样的。两个社会党国际第二和第二半（维也纳联盟）在四年间如果不说是狂喜地，那也是完全平静地观察着布尔什维克如何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在砍死人，烧死人，淹死人，枪毙人，在压制着自己的国家，这一切被理解为伟大的社会实验。但是一九二二年春天莫斯科宣布将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交最高法庭审判欧洲社会党的领导人物感到不安了，感到惊慌了。
    　　一九二二年初在柏林为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召开了三个“国际”（共产国际代表是布哈林、拉杰克）的会议，社会党要求布尔什维克放弃这次审判。世界革命很需要“统一战线”，因而共产国际代表团擅自做了保证：审判将是公开的；各个国际的代表都可以出席，做速记记录；允许被告希望的辩护人出庭；还有越过了法院管辖权的最主要的一条（对于共产党人说来这是屁大的事，但是社会党人也同意了）：在这次审判中将木作出死刑判决。
    　　社会党领导人们高兴了：他们决定亲自去当被告的辩护人。列宁（他正度过着第一次中风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但是自己还不知道）在《真理报》上作出了严厉的反应：“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怎么能许诺不会判死刑，准许社会叛徒们进入我们的法院？随后我们又将看到，托洛茨基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且布哈林很快也表示了仟悔。德国共产党的《红旗报》评论说，如果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履行承担的义务，那他们就是白痴：问题是“统一战线”在德国垮台了，所以原来的一切诺言都白给了。但是共产党人那时候已经开始明白了自己历史性手法的无限威力。审判日期临近了，五月，《真理报》写道：“我们将准确地履行义务。但是在法庭之外，这些先生们应被置于能保证我国不受这些坏蛋们煽动策略之害的条件中。”五月末，著名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德、罗森菲尔德、陶道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的卡尔的兄弟）就在这样的伴奏声中，出发前往莫斯科了。
    　　从边境车站开始，以及在所有的停车站，社会党人的车厢都遭到愤怒示威的劳动群众的冲击，要求他们交待他们的反革命企图，要王德威尔德交待他为什么要在掠夺性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要不就是砸掉车厢玻璃，扬言还要狠揍他们几巴掌。但最盛大的欢迎还是在莫斯科的温达夫车站：广场上挤满了举着旗帜，带着乐队，唱着歌曲的示威群众。大幅标语牌上写着：“国王大臣王德威尔德先生！您何时受革命法庭审判？”“该隐，该隐”，你兄弟卡尔在哪里？”外国人出站时群众叫喊，吹口哨，学猫叫，恐吓，齐声唱：
    　　来了，来了个王德威尔德，
    　　来了，来了个世界大贱货。
    　　当然欢迎来作客，
    　　朋友们，可惜呀，可惜呀，
    　　不能在这儿吊死他。
    　　（这时出了一件尴尬事：罗森菲尔德在人群中看出了正在高兴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的布哈林。）随后的几天，傀儡戏班乘着花花绿绿的彩车在莫斯科沿街表演，普希金铜像旁边的露天舞台上不间断地演出着描写社会革命党人和他们的辩护人背叛行为的话剧。托洛茨基和其他演说家们分头下厂，在煽风点火的演说中要求判社会革命党死刑，然后进行党与非党工人的投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好多办法了：在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把不同意的人开除出厂，取消他的工人供应本这还不说契卡。）投了票。各厂纷纷呈递要求死刑的请愿书，这些请愿书和签名人数占满了各报版面。（的确，不同意的人还是有的不得不抓进去几个。）
    　　六月八日开庭审判。受审的有三十二个人，其中二十二个是从布蒂尔卡押来的，十个表示了悔改的，已经不用押送了，布哈林本人和几个共产国际人员为这几个人作辩护。（布哈林和皮亚塔科夫在同一出法庭喜剧中玩得很开心，没感觉到爱留后手的命运的嘲弄。但是命运也留给了考虑的时间每人还各有十五年的寿命，克雷连科也一样。）皮亚塔科夫态度生硬，不让被告发言。卢那察尔斯基，波克洛夫斯基，克拉拉·蔡特金对起诉表示支持。（克雷连科的妻子也在起诉书上签了名，侦查是她主持的好一个全家协作。）
    　　旁听人数不少一千二百人，但其中只有二十二名被告的二十二位亲属，其余人全是共产党员、改装的契卡人员和经过挑选的听众。被告和辩护人的话常常被听众席上的喊声打断。翻译对辩护人歪曲审判庭上的话，对审判庭歪曲辩护人的话，法庭以讥笑的口吻驳回辩护人的请求，辩护方的证人不许入场，速记记录做得使人认不出自己的发言。
    　　第一次开庭皮亚塔科夫就宣布，法庭审案将不采取什么不偏不倚的态度，决心完全按照有关苏维埃政权利益的考虑办事。
    　　一周后，外国辩护人竟然不知分寸地向法院提意见，说好像违反了柏林协议最后法庭骄傲地回答说，它就是法院，是不能受任何协议约束的。
    　　社会党辩护人彻底泄了气。他们出席这个法庭仅能造成正常诉讼程序的假象，他们放弃辩护，现在只想回欧洲了但是不放他们走。这些显要的客人们只得宣布绝食！只是在这以后才准许他们于六月十九日启程。很可惜，因为他们错过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六月二十日，沃洛达尔斯基遇刺纪念日。
    　　集合了来自各工厂的队伍（有的厂子关上大门，以免工人们事前溜号，有的厂子收走出入证，有的地方白给一顿饭），旗帜和标语牌上写着“处死被告”，军人的队伍那就不用说了。红场上召开群众大会。皮亚塔科夫讲话，保证要加以严惩，克雷连科，加米涅夫，布哈林，拉杰克，共产党演说家的全体精英，都讲了话。然后游行队伍向法院大楼进发，已经回到那儿的皮达可夫命令把被告们带到面对波涛汹涌的群众的大开的窗口前。他们站在那里、辱骂和嘲笑像冰雹一样朝他们袭来，一块“处死社会革命党”的牌子砸在戈茨身上。所有这一切占用了下班后的五个小时，天已经黑下来（莫斯科的半白夜）皮亚塔科夫在大厅里宣布，群众大会代表团要求进来。克雷连科做了解释，说虽然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依据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这完全是可以的。代表团涌进了大厅，在这里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谩骂式的恐吓言论，要求判死刑，审判员们听着，握手，感谢，保证毫不留情。气氛白热化到这种程度，以至被告和他们的亲属以为当场要实施私刑了。（戈茨，同情革命的富有的茶商的孙子，这样一个沙皇时代的成绩斐然的恐怖分子，谋杀与刺死杜尔诺沃、敏、里曼、阿基莫夫、舒瓦洛夫、拉奇科夫斯基的参加者，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落到过这种地步！）但是人民愤怒的热潮到此就打住了，尽管法庭还继续审理了一个半月。一天以后连苏维埃的辩护人也离开了法庭（很快他们也该被逮捕和驱逐了）。
    　　这里能叫人看到许多我们熟悉的未来的特征，但是被告们的行动还远远没有被制服，他们还没有被迫使讲反对自己的话。左翼政党的传统的自欺欺人的概念他们是劳动者利益的卫士还在支持着他们。在白白丧失了的妥协投降的岁月之后，迟到的坚强又回到了他们身上。被告贝尔革指控布尔什维克枪杀维护立宪会议的游行者；再如利别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在于一九一八年我为推翻布尔什维克做的工作不够。”（第一0三页）叶夫根尼·拉特涅尔也说了同样的话，贝格又说：“我认为自己对俄国工人有罪的是，我没有能够用全力同所谓工农政权进行斗争、但我希望，我的时间还没有过去。”（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已经过去了。）
    　　这里还有着那种酷爱讲响亮话的老毛病—一但是也有着坚强性。
    　　检察长论证说：被告们对苏维埃俄国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认为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县好事。“也许某些受审人在安慰自己，以为将来某个时候写历史的人会称赞他们或称赞他们在法庭卜的行为。”
    　　还有全俄中执委在审判后所作的决议也指出：他们“在审判过程中保留了继续”进行以往活动的权利。
    　　被告人亨德尔曼-格拉包夫斯基（自己就是法学家）在法庭上表现得与众不同，他同克雷连科就篡改证人陈述，就“审判前对待证人的特殊方法”—一此句可读作：就证人事先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明显处理等问题进行了争论（这时全套都已经有了！全套都有了！再抓紧一把就可以达到理想境界了）。原来预审工作是在检察长（就是克雷连科）的监督下进行的，并且有意识地消除了陈述中个别不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在法庭开庭时才第一次作出的陈述。
    　　当然难免有毛糙之处。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但归根结底“我们应当完全明确和清醒地宣告……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的法庭将怎样评价我们的所作所为的问题。”（第三二五页）
    　　至于毛糙之处我们会加以考虑、加以改正。
    　　但暂时克雷连科为了设法摆脱困境大概是在苏维埃法学上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想起了调查这个字眼！在侦查之前的初步调查！瞧，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以前那种没有检察长监督的并曾被你们认为是侦查的工作那叫做调查。目前在检察长监督之下进行的扎好绳头拧紧螺钉并被你们认为是再侦查的工作这才正是侦查呀！杂乱无章的“没有经过侦查检验的调查机关的材料，比之侦查的材料”（如果指导得法），“其诉讼证据价值小得多”。（第三二八页）
    　　真巧妙，可谓天衣无缝。
    　　实事求是而论，克雷连科是应该感到委屈的，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准备这次审判，在审判中叫喊了两个月，还费了十五个小时的劲去念完自己的公诉词，而其实所有这些被告都曾“不止一两次地落入过肃反机关的手里，并且是在这些机关具有非常权力的时候；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保全了性命”。（第三二二页）而现在把合法地拉他们去枪毙的差事留给了克雷连科。
    　　当然，“判决应当只有一种一个不剩地全部枪决！”但是，克雷连科宽宏地附带声明，本案毕竟是在全世界注视之下进行的，检察长所说的，“对法庭并不是指示”，如果是指示，那法庭就“必须遵照执行”。（第三一九页）
    　　好一个法庭，如果还需要向它说明这个！……
    　　检察员提出枪决之后建议被告声明悔过和退党。全体都拒绝了。
    　　于是法庭就在自己的判决中表现得肆无忌惮了：它真的不是“全部一个不剩”地都宣告枪决，而只是给十四个人宣判枪决。其余的监禁、劳改营，还有上百人“另立专案进行审理”。
    　　读者，务请记住：共和国的所有其余的法院都在瞧着“最高法庭，[它]给他们以指示”，（第四0七页）“高庭”的判决是被“当作指示性文件”对待的。（第四0九页）各地还要拓进多少人去这只有请你们自己动动脑子了。
    　　看来全俄中执委主席团对整个这场审判行使一次改判权是值得的。法庭判决书首先送到俄共（布）代表会议上，会上有人提议以驱逐出境代替枪决。但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提议（好一个三人小组，而且意见一致）：二十四小时之内声明退党则判五年流放，否则立即枪决。通过了加米涅夫的建议，成为全俄中执委的决定；批准死刑，但暂缓执行。已决犯的命运取决于留在外面（显然包括境外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举动。如果社会革命党人继续进行哪怕是地下密谋活动，更不用说武装斗争，这十二个人将被枪决。
    　　这样就用死来对他们进行折磨：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拉去枪毙的日子。把他们从尚可接触外界的布蒂尔卡藏进了卢宾卡，剥夺了会见、通信和送交物品的权利不过若干人的妻子也马上被抓起来遣送出莫斯科了。
    　　在俄罗斯的田地里已经是第二次收割和平时期的庄稼了。除了契卡的院子外，任何地方都已经听不到枪声了（在雅罗斯拉夫尔毙了彼尔胡罗夫，在彼得格勒文涅明大主教。还将不断、不断、不断……）。这时我们的最初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们正航行在蓝天碧海之间，出国赴任。而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把终生的人质留在自己的怀抱。
    　　执政党的党员们读了六十期报道审判经过的《真理报》（他们都读报）大家都说对，对，对。谁也没有说一个不字。
    　　因此，他们后来在三七年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有什么可以抱怨呢？……难道不是已经奠定了无法无天的一切基础了吗起初是契卡的非司法制裁，革命军事法庭的司法制裁，后来是这些早期的审判和这个年幼的法典？难道一九三七年不也是适宜的吗（适宜于斯大林的目的，也许还适宜于历史的目的）？
    　　克霍连科脱。说出，他们审判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这是有预见的。
    　　只是挥起第一镰需要费点劲。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前后，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进入了苏联国境。他当即被逮捕并被解送到卢宾卡。
    　　关于这次归来有过许多猜测。但不久前一个叫阿尔达玛茨基的人（此人显然同克格勒的档案与人物有联系）发表了一篇包含着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学胡诌，但是看来还是接近真实的历史故事。（《涅瓦》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国家政治保卫局把萨温科夫的一些代理人拉了过去，又哄骗了他的另一些代理人，通过他们甩出了牢靠的钓钩：他们放出风声说，在俄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正苦于没有适当的领导人！这是最有吸引力的钓饵。何况萨温科夫决不甘心在尼斯”悄悄地结束他的动乱的一生。
    　　全部侦查只是一次讯问全是自愿的供述和对活动的评价。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经提出了起诉书。（速度之快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产生了效果。准是有什么人正确地估计到，如果逼迫萨温科夫做出可怜的假供这只会破坏可信性的印象。）
    　　在用颠倒黑白的术语精心炮制的起诉书里，给萨温科夫加上了无所不包的罪名：“最贫苦农民的彻头彻尾的敌人”；“帮助俄国资产阶级实现帝国主义意图”（意思是赞成继续对德作战）；“与盟军指挥部代表有来往”（当时他担任军事次长的职务！）；“挑拨性地参加士兵委员会”（指的是曾被士兵代表选入委员会）；还有一个叫人笑掉大牙的罪名抱有“对帝制的好感”。但这都是些老名堂。还有一些新花样所有未来的审判不可或缺的罪名：从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拿钱；为波兰充当间谍（漏掉了日本！……）；还有想用氰化钾来毒死红军（但是一个红军战士也没有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了审判。审判长是乌尔里赫（这里我们第一次遇见他），可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萨温科夫为自己辩护的话很少，辩护几句也是懒洋洋的，对罪证几乎没提出争议。以下的曲调看来非常合用，它正好能打动被告的心弦：我们和你都是俄国人！你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你爱俄国，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尊重你的爱国感情但我们难道不爱吗？难道我们现在不就是俄国的强盛与光荣吗？而你却想反对我们？悔悟吧！……
    　　但是最稀奇的是判决：“适用极刑并不为保护革命秩序的利益所需，同时认为，报复的动机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的法律意识”决定判处剥夺自由十年以代替枪决。
    　　这是耸人听闻的，这在当时使许多人莫名其妙：软化？蜕化？乌尔里赫甚至在《真理报》上对宽宥萨温科夫的原因作了解释并表示了歉意。是啊，七年来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变得多么强大！难道它还怕一个萨温科夫！（而在二十周年的时候它将会变得弱起来，请勿见怪，我们将枪毙几十万人。）
    　　继归国之谜以后，这项非死刑判决又成了第二个谜。（布尔采夫解释，他们欺骗萨温科夫，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存在着某些准备与社会革命党结盟的反对派组织，他本人将被释放并被吸收参加活动，他部分地是因此上了当，所以走上了和侦查人员勾结的道路。）审判之后，准许萨温科夫……向国外发公开信，包括给布尔采夫，其中要流亡的革命党人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立足于人民的支持之上的，进行反对它的斗争是不可容许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两个谜却被第三个谜压倒了：萨温科夫在阴郁情绪的支配下从未安装防护物的窗户跳到卢宾卡的内院，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守护天使们当时没法子截住他，结果一命呜呼。但是，萨温科夫留下了一份为他们开脱责任的凭据，以防万一（免得引起职务上的麻烦），对自杀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头头是道的说明信编写得那么可信，那么合乎萨温科夫的气质和笔法，使人们完全相信：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能写出这样的信来，他是在意识到政治破产的情况下自杀的。（见多识广的布尔采夫就这样把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萨温科夫的背叛上，就这样无论对信件的真实性，对自杀都没有感到任何可疑。任何的洞察力都是有限度的。）
    　　我们，我们这些傻瓜，卢宾卡晚来的囚犯们，也轻信地学舌说：卢宾卡楼梯并扎上的铁网是从萨温科夫在这里跳楼以后绷上的。我们被这个美丽的传说所征服而忘记了：狱吏们的经验是国际性的！在美国的监狱里本世纪之初就有了铁网苏联的技术怎能落后呢？
    　　在一九三七年，一个过去的契卡人员阿尔图尔·普留贝尔在科雷马垂死的时候向旁边的一个人说，他是把萨温科夫从五层楼窗口扔到卢宾卡院子里的四个人中间的一个！（而这是同阿尔达马茨基现在的叙述不相矛盾的；这个低矮的窗台，几乎像是阳台的门槛，而不是窗子特意选择的房间！只是在阿尔达马茨基的文章里，守护天使们在那里发呆，而依普留贝尔的说法是一齐扑了上去。）
    　　这样，第二个谜仁慈得异乎寻常的判决之谜，就被粗鲁的第三个谜解开了。
    　　这个传闻十分隐约，但我是听到了，而我在一九六七年又把它告诉了M·H·雅库博维奇，他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活跃劲头，眼睛闪闪发光地惊叫起来：“我信！正好对上头！我以前却没有相信布留姆金说的话，以为他是吹牛皮。”事情弄清楚了：在20年代末期，布留姆金曾经非常机密地告诉雅库博维奇，所谓萨温科夫的临终遗书，是他布留姆金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写的。原来，萨温科夫被关着的时候，布留姆金可以经常出入他的监室傍晚给萨温科夫“散散心”（萨温科夫是否感觉到这是死神上门一个善于讨好、态度亲切的死神，你猜不出他将会叫你怎么死法）。布留姆金靠这个办法熟悉了萨温科夫的讲话和思想的风格，掌握了他最后的一些想法。
    　　人们要问，为什么要从窗里扔出去呢？毒死不更简单吗？大概因为遗骸要给什么人看，或者事先考虑过要给什么人看。
    　　这里正好接着把布留姆金的遭遇说完。当他还是一个气焰万丈的契卡人员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过他当头一律。爱伦堡动手写过布留姆金忽然感到害臊不写了。其实是有东西可写的。一九一八年粉碎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后，他这个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不仅没有落到所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下场，反而被捷尔任斯基保护起来（正像他曾想保护科瑟列夫一样），外表上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养着他看来是为了叫他去干一些重大的湿活。有一次，在30年代初，他曾到国外去进行暗杀活动。然而，冒险主义的本性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使他跑到了太子岛去一；问问这个宗教课程教师有没有带到苏联去的任务？托洛茨基要他带给拉狄克一封信。布留姆金带回来转交了，如果正得意的拉狄克不是当时已经当了眼线，那末布留姆金去见托洛茨基的事，就会永远没人知道。但是拉狄克毁坏了布留姆金，于是这个人便被拉狄克本人曾亲手用最初的血乳喂养起来的怪物的大嘴吞了进去。
    　　然而所有主要的和著名的审判都在前面……

    　　——————

    第十章　法律成熟了

    　　但是，那些发了疯似地从西方向我国边界的铁丝网爬来，好让我们根据刑法典第七十一条“擅自返回苏俄罪”把他们毙掉的人群在哪里？与科学的预见相反，竟没有出现这种人群，因此，向库尔斯基授意的这个条文就落了空。全俄罗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怪人就是萨温科夫，但就是对他也没有用上这个条文。可是另一种相反的惩罚——代替枪决的驱逐出境，却广泛地毫不迟延地试用了。
    　　还在起草刑法典的那些日子里，列宁灵机一动于五月十九日写道：
    　　“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
    　　由于此项措施的重要性和教育意义，这个便条自然具有机密性。苏联国内一刀切似地红白分明的阶级力量配置，单单被这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轮廓不清的凝块破坏了。这个旧知识界在思想领域起着真正的军事间谍作用——因此除了把这一团思想淤血赶快刮干净并扔出国境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列宁同志本人已经病倒了，但政治局委员们显然表示了赞同，于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就实行了捕捉，一九二二年底把将近三百名知名俄国文学家装上了……驳船？……不，装上了一艘轮船送进欧洲垃圾堆（在那里站住了脚并出了名的人中有哲学家洛斯基、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斯捷朋、维舍斯拉夫采夫、卡尔萨文、弗兰克、伊林；有历史学家梅尔左诺夫、米亚科金、基泽维捷尔、拉普申等；文学家和政论家瓦尔德、伊兹戈耶夫、奥索尔金、佩舍霍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初还有分小批驱逐出去的，如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因交友不慎被牵扯进去的还有一些数学家，如谢利瓦诺夫）。
    　　然而，不断地抓——没有做到。也许是因为流亡者们大喊大叫说这是给他们送来“礼物”，反正弄明白了这个办法也不是最好的，白白地放走了枪决材料，而在那个垃圾堆里还可能长出有毒的花来。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办法。以后的清洗办法，或者是去见杜鹤宁，或者是去“群岛”。
    　　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条文拧在一起，织成一张五十八条的结实的拉网——专门用来干这种捕捞的活儿。捕捞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工程技术知识界——它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实力地位，并且单靠一个“先进学说”很难加以控制。现在明白过来了，那次为奥尔登博格尔昭雪的审判是错误的。（那时本可以揪出一个挺像样的中心！）——还有克雷连科打的那张包票：“在一九二0——二一年已经谈不到工程师的怠工”也说得太急了。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坏——是暗害行为（这个词儿好像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侦查员的发明）。
    　　刚刚明白了现在要抓暗害行为，——尽管这个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业部门、在各个生产单位，这种行为就一件一件毫不费力地揭发出来了。然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发现中还没有完整的意图，执行的技术也不够完美，而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国司法机关的侦缉部门一贯追求的目标。并且我们的法律终于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点真正完美的东西叫全世界瞧瞧了！这东西就是一次统一的、大型的、协调得很好的审判，这一次是对工程师们审判。这样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苏联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维辛斯基（当时还是第一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主要公诉人H·B·克雷连科（意义重大的相遇！好似传送法律接力棒），五十三名被告，五十六名证人。真是规模宏大呀！！！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眼看着就要迈进无阶级社会，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实现平冲突审判（反映着我们制度的内部无冲突性）的能力。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检察长、辩护人和被告都应当同心协力地奔向一个目标。
    　　何况，沙赫特案件的规模——只是一个煤炭工业，而且只是顿巴斯一地，与时代是不相称的。
    　　显然，在沙赫特案件结束之日，克雷连科马上就开始另外挖一个容量大的新坑（连他经办沙赫特案件时的两个同事——社会公诉人奥萨德奇和舍因也掉进了这个坑）。不用说，他得到已经抓在雅戈达的坚强手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机关多么热心和熟练的帮助。需要制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工程界的组织，然后再把它揭发出来。为此，需要搞出几名为首的有影响的暗害人物来。工程界里谁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就是这么一个绝对有影响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纪之初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采矿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整个俄国工业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它在战争进程中弥补了沙皇备战工作的缺陷。在二月革命后他成了工商次长。他在沙皇时代因进行革命活动受过迫害；十月革命后曾三次被捕入狱（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二）；从一九二0年起是矿业学院的教授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顾问（关于他的详细情形见本书第三部第十章）。
    　　这个帕尔钦斯基也就是被内定为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审判的主要被告。然而，轻举妄动的克雷连科，尽管已经有了十年名声响亮的检察长工作经历，在进入对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邦时，不仅不懂材料力学，而且连可能发生的心灵阻抗也一窍不通。克雷连科的选择证明是错误的。帕尔钦斯基经受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在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上签名便死去了。冯-梅克和维利奇科与他一起经受了考验，看来也没有屈服。他们是死于刑讯还是遭到枪决——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他们证明了，是可以反抗的并且是可以顶住的——从而给后来所有那些著名的被告留下了火辣辣的责难。
    　　雅戈达为掩盖自己的失败，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了一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他们三人因进行重大暗害活动而被枪决的简短公告和对其他许多不提名的人的谴责。
    　　白费了多少时间呀！——几乎整整一年！多少审讯之夜呀！多少侦查员的想象力呀！——都落空了。克雷连科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找寻一个有名望、有影响而同时又是很软弱、很容易摆布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个该死的工程界实在了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种不成功的试验品上花费了一年时间。从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连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连尼科夫没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费多托夫这个老家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个纺织工作者，一个油水不大的部门。一年又白白地过去了。全国都在等着一次包罗一切的暗害案的审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连科的好戏却迟迟不能出笼。只是在一九三0年夏天，不知道难找到并提出了一个对象：热工研究所所。长拉姆津！——于是就把他提起来，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排练并演出了一出好戏——我国司法界的真正完美杰作，世界司法界望尘莫及的范例——
    　　12）“工业党”审判（一九三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专门庭，仍是那个维幸斯基，仍是那个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仍是我们心爱的克雷连科。
    　　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妨碍读者看到我们手头拿的这本完整的速记记录或不让外国记者旁听的“技术性原因”了。
    　　意图宏伟：在受审人席上的是国家的整个工业界、它的各部门和计划机关（采矿工业和铁路运输部门从哪条缝里漏走了，这只有主办者的眼睛才看得见）。同时，节约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虑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错误）。
    　　你们会叫起来：八个人能代表整个工业界吗？能，我们甚至感到太多了！八个人当中——光代表作为最重要的国防部门的纺织业的就有三个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证人吧？总共七个，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总会有成堆的作为罪证的文件？图纸？设计方案？指示？通报？意见？检举材料？私人笔记？一概没有！就是说——一张小纸条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怎么这样马虎？——抓了那么多人都一张纸条也没有捞到？“有过许多”，但“都销毁了”。因为：“在哪里保存档案呢？”拿到审判庭上来的只是几篇公开的报纸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国的。可是怎样提起公诉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在嘛。不是第一天干这号事了。“在一切情况下最好的罪证终究还是受审人的供认。”
    　　而且，是怎样的供认呀，——不是被迫的，这时，忏悔从胸中挖掘出大段大段的独白，一心想说啊说啊，揭发呀，鞭笞呀！让费多托夫老头儿（六十六岁）坐下，已经够了！——不，他死气白赖地还要提供解释和说明！接连五次开庭甚至都轮不上提问题：被告不断地说啊，说啊，解释啊，说完了又请求发言，还要对遗漏的内容作补充。他们用演绎法把起诉所需要的一切内容说得一清二楚，无需提出任何问题。拉姆津在做了若干次长篇说明之后，为了把意思说明白，还像对蠢笨的学生讲课似的作了简要的小结。被告们最怕的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解释清楚，还有什么人没有被揭发，还有谁的姓名没有点到，还有谁的暗害意图没有说明白。而且什么难听的话都往自己头上扣！——“我是阶级敌人”，“我是被收买的”，“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检察长：“这是你的错误？”察尔诺夫斯基：“和罪行！”克雷连科干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五次开庭他只是喝茶；吃饼干，或者吃给他送上来的别的东西。
    　　但是这种感情激动的场面被告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没有磁带录音，可是辩护人奥采普描述：“被告们说话像履行公事，冷冰冰地，好像练熟了，一点也不慌张。”真是想不到！——这样强烈的忏悔的激情——怎么又像履行公事？又是冷冰冰？看来还不仅如此呢，他们各人那篇编得很顺溜的充满悔恨的词儿，也说得有气无力，含糊不清，以至维辛斯基常常请他们说得响一些，说得清楚一些，因为什么都听不见。
    　　辩护方面也丝毫没有破坏审判的严整性：检察长提出的一切建议它都同意，它把检察长的公诉词称做有历史意义的．把自己摆出来的那些理由说成是狭隘的违心之论，因为“苏维埃辩护人首先是苏联公民”，他对被辩护人的罪行“与全体劳动者一起感到愤慨”。（《工业党审判》第四八八页）在进行法庭调查时，辩护人提出一些小心翼翼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维辛斯基打断他们的话，他们就赶紧缩回去。律师们本来也只为两名没有多大问题的纺织工作者辩护，他们既不对犯罪构成进行争论，也不对行为的评定提出异议，而只是说：能否使被辩护人免于枪决？审判员同志，清考虑什么更有用些，“他的尸体还是他的劳动”？
    　　这些资产阶级工程师们所犯下的发着恶臭的罪行有哪一些呢？请看吧。做计划时降低发展速度（例如，工人群众决心每年增产百分之四、五十，而计划中年产量的增长率总共只有百分之十——三十）。放慢了地方燃料开采的速度。未能以足够速度发展库兹巴斯。利用经济理论上的争论（用不用德聂伯河水电站向顿巴斯供电？修不修莫斯科一顿巴斯的超级干线？）来拖延重大问题的解决（工程师们在争论，事情摆着不动！）。拖延工程设计的审查（没有一眨眼工夫就批准）。讲授材料力学的时候推行反苏路线。安装陈旧设备。使资金呆滞（把它们投入了造价昂贵的和旷日持久的建筑工程）。实施了不需要的（！）修理。对金属材料使用不善（钢材品种不全）。在各车间之间、在原料和加工能力之间造成比例失调（这在纺织部门特别突出：和当年棉花收获量相比，多建了一两座纺织厂）。后来又发生了从低指标一下子跳到高指标的现象。对这个倒霉的纺织工业开始实行了显然是暗害性的加速发展。最主要的是：他们制定了破坏动力工业的计划（但是无论在哪里，一次也没有实行）。因此暗害活动不是表现为个别机器的毁坏，——而是在计划上、业务上的暗害，它应当在一九三0年造成总危机甚至经济瘫痪！所以未能得逞——全是由于存在着群众自下而上的“生产财务对应计划”。（把各项数字翻了一番！）
    　　“那——那——那……”——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想说些什么。
    　　怎么？你们嫌少吗？但是，如果我们在法庭上把每一条都重复倒嚼它五次、八次，那也许就不少了吧？
    　　“那——那——那”——60年代的读者还是拖长声调想说些什么。——所以发生这种事情，会不会正是“生产财务对应计划”造成的？如果任何一个工会会员大会都可以不问国家计委随便改变任何比例，那你的比例难得失调。
    　　啊，检察长这碗饭可不好吃呀！因为决定了要把每句话都公布！那就是说，工程师们也会读的。既是名为蘑菇，就应听人采食！干是克雷连科便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对工程技术的细节问题大发议论，反复审讯！于是各大报的正页和附页便登满了小号字排的技术奥妙。算盘是这样打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傻眼，晚上时间再搭上休息日，他都不够用，这样他就不会从头到尾地读，只会注意到每隔几段重复出现的：暗害！暗害！暗害！
    　　但是，如果还是从头读呢？而且每一行都读呢？
    　　那时候，透过编得既不聪明也不巧妙的令人生厌的自我诽谤，他便看出卢宾卡的绳索担负了一件不能胜任的使命。粗拙的羁绊拴不住翅膀强健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囚犯们人虽被捉，被驯服，被压倒，但思想却不听管束。被告尽管惊恐万状，舌敝唇焦，但仍能来得及向我们吐露全部真情。
    　　请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卡林尼科夫：“我们这里造成了一种技术上不信任的气氛。”拉里切夫：“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这是上边的命令）……因为在任何条件下，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反正是办不到的。”（第三二五页）
    　　我国不幸的一代工程师的整个工作就是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热工研究所完成了一个足以自豪的主要研究项目，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系数；从这个情况出发，远景规划里减少了对燃料开采的需求——这就表示他们通过压低燃料平衡的办法进行暗害活动。——运输计划中列入了全部车厢改装成自动挂钩的措施——这是进行暗害，使资金呆滞！（自动挂钩需要一个较长期限才能全面推广和显示经济效果，可是我们要你明天就拿出结果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单线铁路，决定加大机车和车厢。这应当说是现代化吧？不，这是暗害行为！——因为这就需要花费资金去加固桥梁和线路的上部结构！费多托夫看到，在美国，设备便宜，人力昂贵，而我国情况恰恰相反，所以不能像猴子似地模仿人家，从这个深刻的经济上的判断出发，他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购买适合于传送带生产的价格昂贵的美国机器，最近十年内还是购买木那么完美的英国机器，少花点钱，多用几个工人对我们更合算。反正不管什么机器十年以后总是要更换的，那时再去买贵一些的。这是暗害行为！——他打着节约的幌子，其实是不想让苏联工业拥有先进的机器！——建设新厂不再用比较省钱的混凝土，改用钢筋混凝土，并且说明白一百年之内会显出很好的经济效果——这是暗害行为！使资金呆滞！大量耗费短缺的钢筋！（保存下来镶牙用吗？）
    　　费多托夫在受审人席上干脆痛快地让步说：“当然，如果今天每一戈比都要精打细算，你们可以把这认为是暗害行为。就像英国人说的：我还没有阔气到可以买便宜东西的程度……
    　　他企图委婉地向顽固的检察长解释：
    　　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会提出一些准则，而这些准则归根结底都是、（都将被认为是！）暗害性的……（第三六五页）
    　　是啊，一个吓怕了的被告还能怎样说得更明白呢？……对我们来说是理论，在你们眼里就是暗害行为！因为你们只要抓住今天，而毫不考虑明天……
    　　老费多托夫试图说明，由于五年计划的毫无道理的匆忙做法，几十万、几百万卢布是在什么地方白白糟踏的：棉花不是在产地拣选分级，以便给每个厂送去适合用途的品种，而是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送去。但检察长不听这些！他抱着冥顽不灵的固执态度在审判过程中上十次地回到回到回到那个比较直观的用积木搭成的问题：为什么要建造“宫殿式的工厂”——高高的楼层、宽大的走廊和太好的通讯设备？难道这不是明显的暗害行为吗？须知这是使资金呆滞，不可挽回的呆滞！！资产阶级暗害分子们向他解释说：劳动部想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为工人建筑宽敞的、空气好的房屋（那就是说，劳动部里也有暗害分子，记下来！），卫生部门要求一层的高度为九米，费多托夫降低到了六米——那为什么不降低到五米呢？这就是暗卖行为！（要是降低到了四米半——那就更是胆大妄为的暗害行为：想要给自由的苏联工人造成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可怕条件。）他们向克雷连科说明，按照包括设备在内的整个工厂的总造价，这里所涉及的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不行，他还是还是还是提出每层楼的高度问题！还有：怎么竟敢安装功率这么大的通风机？它们是为夏天最热的日子设计的……为什么要考虑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日子让工人们稍稍蒸发蒸发吧！
    　　其实：“比例失调是先天的……糊涂的组织在‘工程师中心’以前就造成了失调。”（第二0四页）（察尔诺夫斯基）“用不着采取什么暗害的行动……只要采取规定的行动就够了，那时一切会自然发生。”（第二0二页）他不能说得再明白了！要知道这是在卢宾卡蹲了许多个月之后，而且是从被告席上讲的话。采取规定的（即上级糊涂蛋所指示的）行动就够了——不可思议的计划自己就会拆垮自己的台。瞧这就是他们的暗害行为之一：“譬如说我们有生产一千吨的能力，们必须（就是说依照荒谬可笑的计划）生产三千吨，而我们却没有采取措施去完成这个生产指标。”
    　　对于当年官方的、经过审阅的、经过剔除的速记记录来说——应当选，这已经不少了。
    　　好多次，克雷连科把自己的演员们弄到懒得说话的程度——被那些硬要他们重复的胡说八道搞烦了，简直替剧作者难为情，但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再演下去。
    　　克雷连科：“你同意了？”
    　　费多托夫：“我同意……虽然一般说我不认为……”（第四二五页）
    　　克雷连科：“你确认吗？”
    　　费多托夫；“说实话……在某些部分……好像大体上……是。”（第三五六页）
    　　工程师们（外面还没有被关起来的，经过法庭上对工程师阶层的这番臭骂之后，他们还必须振作精神去工作）——他们是没有出路的。什么都不好。是也不好，不是也不好。往前不好，往后也不好。着急——是暗害性的匆忙做法，不着急——是暗害性的破坏速度。谨慎地发展某一部门——是故意延缓，怠工；服从于任意的跳跃——是暗害性的比例失调。修理、改进、大准备——是使资金呆滞；拼设备——是破坏！（并且所有这些事侦查员将从他们自己嘴里挖出来，办法是：不让睡觉——关禁闭——现在请你举出几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你可能在哪些方面进行暗害。）
    　　不耐烦的克雷连科催逼：“拿出鲜明的例子来！拿出你的暗害行为的鲜明例子来！”
    　　（会拿出来的，会给你们拿出鲜明的例子来的！总会有人在不久的将来把那些年代的技术史也写出来的！他将给你们拿出所有的例子和非例子。他将对你们发癫痫病似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种种抽搐都作出评价。我们那时就会知道，多少人民的财富和力量白白糟踏了。我们会知道，所有最好的方案是怎样被断送了的，而执行的却是一些最坏的方案，并且是用最坏的方法。是啊，如果让红卫兵来领导搞尖端的工程师们——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半瓶子醋的热心家们比昏庸的首长们干的事更加荒唐。）
    　　是啊，说得太细了——是不利的，搞得越细，罪行不知怎么的就越够不上枪毙。
    　　但是，别忙，还没有完呢！最主要的罪行还在前面！瞧，就是它，就是它，连不识字的人都觉得又浅显又易懂！！工业党：1·为外国武装干涉作准备；2．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拿钱；3．进行间谍活动；4．分配了未来政府中的席位。
    　　再没有二话了！所有的嘴都给堵上了。所有的反对者都低下头去了。于是，只听到窗外传来的游行示威的脚步声和怒吼声：“处死！处死！处死！”
    　　可是——说得稍详细些不行吗？——干吗你还要再详细些呢？……好吧，那就请吧，只是还要更可怕些。一切都是由法国总参谋部指挥的。因为法国没有自己要操心的事情，没有困难，没有党派斗争，只要哨子一吹——大军就会开来进行武装干涉！起初预定在一九二八年进行。但是没有商量好，没有协调好。好吧，那就移到一九三0年。又没有商量妥当。好吧，那就改为一九三一年吧。说实在话，法国并不是亲自要来打仗，而只是把右岸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攫为己有（作为对全面组织工作的酬劳）。美国——更不会来打仗，但答应派舰队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来进行威胁（为此给它的酬劳是高加索的石油），主要的军人是十万名流亡分子（他们早已东分西散，但一吹哨就会集合起来的）。然后是波兰（给它半个乌克兰）。罗马尼亚（大家都知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辉煌战绩，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拉脱维亚！还有爱沙尼亚！（这两个小国巴不得抛掉对自己的年轻国家体制的操心，将倾巢而出进行征服）。而尤其可怕的是主要打击的方向。怎么，已经知道了？是的！它将从比萨拉比亚开始，然后，以德聂伯河右岸为依托，直接向莫斯科推进！而在这个致命的时刻在各条铁路上……将发生爆炸？？——不，将造成阻塞！而在各发电站里，工业党也将拧掉塞子，于是全苏联就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所有的机器都将停下来，其中也包括纺织机器！到处将发生破坏（被告注意！在不公开审讯前不得说出破坏的方法！不得说出工厂的名称！不得说出地点！不得说出姓名政P国的不许说，连本国的也不行！）。请你们再加上到那时候将要实行的对纺织业的致命打击！请再补充上，有二、三个纺织工厂正在暗害性地修建在白俄罗斯境内，它们将成为武装干涉者的根据地！（第三五六页，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据有了纺织工厂之后，武装干涉者便会一往无前地冲向莫斯科！但最狡猾的阴谋是：他们想排干库班河下游的低岸和小岛地带、波列西耶的沼泽地和伊尔明湖附近的沼泽（维辛斯基禁止说出确切的地点来，但一个证人说漏了嘴）——那时便给武装干涉者们开放出最短的途径，他们将人不湿脚马不湿蹄地直达莫斯科。（当时鞑靼人为什么那么困难？拿破仑为什么没有找到莫斯科？全是由于波列西耶和伊尔明湖一带的沼泽。他们如果把沼泽排干——白石城就会暴露在他们面前了！）还要，还要请补充上，表面上修建了一些锯木工厂，其实是（地点不要说出来！）飞机库，以便武装干涉者的飞机不至于停放在露天淋雨，而可以滑行到那里面去。还建造了（地点不要说出来！）供武装干涉者居住的房屋（以前历次战争的离乡背井的占领者都是在哪里宿营呢？……）。一切有关的指标，被告都是从神秘的外国主干K和P（姓名决不可说出来，国名也不要说出来！）那里得到的（第四0九页）。而在最近时期甚至着手“准备在红军的个别部队中搞策反”。（兵种不要说出来！部队番号不要说出来！姓名不要说出来！）诚然，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曾经图谋（也没有做）在某个中央一级的军事机关里纠集一个金融家和前白军军官的小组（啊，白军？记下来，逮捕！）。还有一些抱反苏情绪的大学生小组……（大学生？——记下来，逮捕。）
    　　（不过，也要适可而止。可别使劳动者懊丧起来，以为现在一切都完蛋了，苏维埃政权过去怎么这样马虎。还要说明这个方面策划的很多，但做到的很少！哪一个工业部门都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
    　　但为什么武装干涉终究没有实现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会儿是因为彭加洛在法国没有当选，一会儿是因为我国的流亡工业家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他们过去的企业充分恢复起来——让布尔什维克再好好干一阵吧。还有，同波兰、罗马尼亚怎样也商量不好。
    　　很好，武装干涉没有成为事实，但工业党仍是事实！你们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吗？你们听到劳动群众的怒吼声吗？“处死！处死！处死！”现在上街游行的是那些“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人们”。（第四三七页，引自克雷连科的公诉词。）
    　　（看得多么透彻：正是这些轻信的示威者们将要在一九四一年用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是，检察长，你的手指头指向哪里？你的手指头指向什么地方？）
    　　那末——为什么是“工业党”呢？为什么是党，而不是工程技术中心？我们可已经习惯于——中心！
    　　不错，是有过一个中心。但我们决定改组为党。这样更像样些。这样更易于在未来的政府中争夺部长席位。这能“动员工程技术群众去争夺权力”。同谁争夺呢？——同其他政党呗！首先是同劳动农民党，要知道那个党拥有二十万人呀！其次——同孟什维克党！那末，中心呢？三个党一起本来要组成一个联合中心。但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粉碎了。好在是把我们粉碎了！（被告们都感到高兴。）
    　　（又粉碎了三个政党，对斯大林面子上多么好看！粉碎三个“中心”能添得了多少光彩！）
    　　既然有党，那就有中央委员会，不错，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诚然，无论代表会议，无论选举，一次都没有举行过。谁愿意，谁就进入，约有五个人。大家彼此相让。主席的职位大家也你推我让。会议也没有开过——无论中央（谁也不记得，但拉姆津记得很清楚，他会说出来的！），无论各工业部门小组，都没有开过会。连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察尔诺夫斯基：“工业党并没有正式成立。”那有多少党员呢？拉里切夫：“党员人数难以计算，不知道确实有多少。”那怎样进行暗害呢？怎样传达指示呢？是这样，谁跟谁在机关里碰到了——口头转告。往后每一个人就自觉地去进行暗害（拉姆津有把握地说有两千党员。既然有两千，那就抓它五千。根据法院的资料，在苏联共有三四万名工程师。那就等于每七个要进去一个，其余六个也要出一身汗）。——怎样同劳动农民党进行接触呢？在国家计委或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遇见了——就一起“策划反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有系统的行动”。……
    　　我们在哪里已经看到过这种景象呢？噢，是了，是在“阿伊达”里，欢送拉达梅斯出征，乐队奏着乐，站立着八个戴盔持矛的军人，而两千名则是画在后面的布上的。
    　　工业党就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行，能演得好的！（现在甚至不能相信，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可畏，多么严肃。）台词还要多次重复，以便加深印象。每一段情节都要在观众面前出现几遍。这样一来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为了不显得平淡无味，被告还要突然地“忘掉了”什么零碎，“企图抵赖”，——这时便会“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们就范”。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一样生动。
    　　但是克雷连科做过了头。他打算从另一方面对工业党进行剖析——揭示它的社会基础，这种对阶级本质的分析决不会出毛病，于是克雷连科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没有分配角色，转入了即兴表演：让每个人讲讲自己的生平，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堕落到去从事暗害活动。
    　　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法庭没有争辩。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被告们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被告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四十三岁的拉姆津与拉里切夫和三十九岁的奥奇金（这就是那个在一九二一年告发了燃料管理总局的人）则是活跃而无耻。关于工业党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来自他们。拉姆津是这样一个人（在少年得志的情况下），整个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满不在乎！在法庭上，对于克雷连科的暗示，只要说出四分之一个字，他就能领会，而且马上提供出明确的说法。全部起诉的罪状也正是建筑在拉姆津的记忆上的。他具有那样的自制力和坚决性，的确可以（当然是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在巴黎进行关于武装干涉的全权谈判。——奥奇金也是相当走运的：二十九岁的年纪“已经得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无限信任”。
    　　六十二岁的察尔诺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学里，一群匿名的学生在墙报上围攻他；叫他这个讲了二十三年课的老教授到学生大会上去“报告自己的工作”（没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领导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教授罢教！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就争得了学院自治权（委任职务、选举校长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选举卡林尼科夫继任校长，但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任命了一个自己选定的人。然而，教授们举行了罢教，学生也支持他们（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学生）——这样，卡林尼科夫就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当了一整年的校长（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们的自治权，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费多托夫——六十六岁，而他的工程师的工龄比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大十一岁。他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工厂里都工作过，（这样的人多么可恶，多么想把他们赶快甩掉！）在一九0五年，他放弃了莫罗佐夫手下的厂长职位，丢掉了高工资，宁可去参加抬着被哥萨克屠杀的工人们的棺材进行的“红色葬礼”。现在他体弱多病，视力很差，晚上不能出门，连看戏也不能去。
    　　是他们——准备了武装干涉？造成经济崩溃？
    　　察尔诺夫斯基接连许多年都没有空闲的晚上，他那么忙于教课和新学科研究（生产组织、合理化的科学原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保留了那些年代的理工教授的形象，他们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晚上，准备毕业论文的、搞设计的学生们、研究生们纷纷去烦扰他们，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们才能回家。要知道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只有三万个这样的人——他们恨不能分成几瓣！
    　　他们准备引起危机？他们为了得到点小恩小惠而进行间谍活动？
    　　拉姆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老实话：“暗害的道路是与工程师们的内部结构格格不入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克雷连科强迫被告躬身自责，承认自己“缺乏知识”，政治上“无知”。因为政治——这是比任何金属学或锅轮机制造学要难得多、高得多的一门学问！——因为在这方面无论脑瓜子、无论文化水平都帮不了你的忙。不，请回答吧——你是抱着什么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抱着怀疑态度。——那就是说，一开始就敌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克雷连科提出一串理论问题去难为他们——可是我们却通过他们符合人之常情的（不符合角色的台词的）几句平平常常的失言，稍稍看到一点核心的真相——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整个气泡是靠什么吹起来的。
    　　工程师们在十月变革中首先看到的是——混乱（三个年头确实只是一片混乱）。他们还看到——最普通的自由权利的被剥夺（这些自由权利后来永远没有恢复）。工程师们怎么能够接受工人的专政——接受他们在工业中的这些缺少专门技能、既不懂生产的科学规律也不懂它的经济规律的帮手们的专政呢？——但这些人却占据着领导工程师的主要地位。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该认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会事务的人来领导社会是较为自然的社会结构呢？今天的社会控制论，除了未涉及对社会的道德领导之外，——难道不正是导致这个方向吗？难道那些职业政治家们不是长在社会脖子上妨碍它的头部自由转动和双手自由动作的疖子吗？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能有政治观点呢？因为政治——这甚至不是一种科学，这是一种任何数学工具不能表述的经验领域，而且还是受到人的利己主义和盲目欲望影响的一种领域。（察尔诺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说：“政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以技术的结论为指导。”）
    　　军事共产主义的野蛮压力只能使工程师们感到厌恶，一个工程师是不会参与荒谬事情的——所以在一九二0年以前，他们大多数人无所作为，尽管过的是洞穴人似的贫苦生活。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工程师们积极地参加了工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当局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了的一种征兆。但是，客观条件变了：工程师们不仅被看成是一个可疑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甚至没有权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师们不仅得到比自己对生产的贡献低得难以计量的报酬，而且，一方面要他们对生产成效和生产纪律负责——同时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纪律的权利。现在任何一个工人不仅可以不执行工程师的命令，而且还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工人总是对的。
    　　克雷连科反驳说：“你记得奥尔登博格尔一案的审判吗？”（意思是你看我们是怎样保护过他。）
    　　费多托夫：“不错。为了引起对工程师处境的注意，当时需要丧失一条生命。”
    　　克雷连科（大失所望）：“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费多托夫：“他死了，但死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自愿死的，而许多人是被杀死的。”（第二二八页）
    　　克雷连科默不作声。可见，说的是实话。（请再翻阅一下奥尔登博格尔的案卷，想象一下那种围攻的情形。再加上这个结尾：“许多人是被杀死的。”）
    　　所以说，一个工程师在还没有犯什么过失的时候，就已经动辄得咎了！如果他在哪方面真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也是个人呀）——那时，如果同事们不替他遮盖，他就会被撕个粉碎。难道他们会看重忠诚坦白吗？……所以工程师们有时也不得不在党的首长们面前说几句谎话？
    　　为了恢复工程师们的威信和威望，他们的确需要联合起来互相救助——他们全都面临着威胁。但为了这种联合并不需要开什么代表会议，并不需要有什么党证。像思路清晰的聪明人之间任何的相互谅解一样，这种联合只要轻轻地甚至偶然地说上三言两语就可以做到，而完全不需要投票表决。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需要决议和党的棍子（斯大林也好，侦查员们也好，以及整个他们这一伙，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这种人的相互关系的经验，他们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啊，俄国工程师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一个没有文化的任性胡为者的大国里早就存在了，它已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而现在新政权察觉了它，感到惊慌不安。
    　　这时，一九二七年到来了。新经济政策的合乎情理的做法烟消云散了——原来整个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场无耻的骗局。这时提出了各种胡闹的不现实的超工业化跃进方案，宣布出各种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和任务。在这些条件下，工程师们的集体智慧——国家计委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里当头头的工程师们该怎么办呢？服从于丧失理智的做法？自动靠边站？他们自己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纸上可以写任何数目字——但“我们的同志们，实际工作者们，将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那末，就需要把这些计划尽量压缩，合理调整，最过头的任务干脆取消。因此就需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工程师的“国家计委”，它应当纠正领导人的愚蠢行为。最可笑的是，这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工业和人民的利益，因为那些倾家荡产的决定将会被取消，漏掉和撤掉的百万卢布将会从地上被拾回来。在关于数量、关于计划和改订计划的一片喧嚷中，应当坚持“质量是技术的灵魂”的原则。对学生们也要这样进行教育。
    　　这就是最微妙、最细致的真相。这就是实际情况。
    　　但是在一九三0年要把它明说出来吗？——已经够得上枪毙！
    　　可是为了激起民愤——这太少，太不显眼！
    　　因此才需要把工程师们这项讳莫如深的救国救民的密约改头换面，涂抹成为暗害行为和武装干涉的粗俗画面。
    　　在下面这个插进来的一场戏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没有形体的——也是没有结果的！——真相的影子。导演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了，费多托夫已经脱口说出他坐牢八个月中间的那些不眠之夜（！）；泄露出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个重要工作人员曾经握过他的手（？）（这是一种约定吗？你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国家政治保卫局日后会实践自己的诺言？）瞧，证人们（尽管他们的角色要小得多）也开始不知所云了。
    　　克雷连科：“你参加过这个小组吗？”
    　　证人基尔波津科：“研究武装干涉问题时参加过两三次。”
    　　这正合需要！
    　　克雷连科（勉励地）：“往下说吧！”
    　　基尔波津科（停顿）：“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了。”
    　　克雷连科启发，提醒。
    　　基尔波津科（迟钝地）：“除了武装干涉外我再也不知道什么了。”（第三五四页）
    　　同库普利扬诺夫对质的时候他连事实都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克雷连科生了气，冲着这些笨头笨脑的囚犯们叫嚷：
    　　“那就应当想办法做到使你们的回答互相一致！”（第三五八页）
    　　但是，在剧场休息时间，一切又重新弄得合乎标准。所有的被告又重新系上线，每一个都等待着扯动。克雷连科同时把八个一下子牵动起来：瞧，流亡国外的工业家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没有同拉姆津和拉里切夫进行过任何谈判，也不知道什么“工业党”，说被告的供述多半是用刑讯逼出来的。对此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老天爷！被告们多么愤慨呀！他们争先恐后地请求赶快让他们表态！几天前他们污辱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的时候的那种疲惫的无动于衷神情往哪里去了呀！流亡分子简直要把他们的肺气炸了！他们急忙要给报纸写书面声明——被告们维护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采取方法的集体书面声明！（喂，这难道不是点缀吗？这难道不是金刚钻吗？）
    　　拉姆津：“我们在这里出庭的事实，就足以证明我们没有受到刑讯和折磨！”
    　　那种把人搞得不能出庭的刑讯又有什么用呢！
    　　费多托夫：“坐牢不止给我一个人带来好处……我在监牢里甚至比在外面感觉得更好些。”
    　　奥奇金：“我也是，我也是感觉得更好些！”
    　　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完全是出于高风格才没有允许搞这种书面集体声明。要是写了才好哩！要是签上名才好哩！
    　　也许有人暗地里还抱着怀疑？那末，克雷连科同志便请他们分享一点他的逻辑的光彩：“如果对于这些人说的是不是真话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末请你回答：为什么偏偏把他们逮捕起来，为什么忽然这些人都招认了？”（第四五二页）
    　　多么有力的思想呀！——几十年来公诉人都没有猜想到：逮捕的事实本身就证明有罪！如果被告无罪——那为什么要把他们逮捕呢？如果已经逮捕了——那就说明有罪！
    　　还有，真的：他们为什么会招认呢？
    　　“刑讯的问题我们要排除！……但是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认罪？然而我要问：他们除了认罪还有什么办法？”（第四五四页）
    　　说得多么确切！多么符合心理学！凡在这类机关里蹲过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还有什么办法？……
    　　（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写道，一九三八年，在布蒂尔卡，他曾经与克雷连科同关在一个监室里，克雷连科的位置是在板铺下面。那里的情景如今我仍历历在目（自己爬过）：那里板铺是那么低，只有全身趴在肮脏的沥青地上才能爬进铺下去，但新来的人一开始不懂这个窍门，他们跪在地上爬。脑袋倒是可以塞进去，而突起的屁股就得留在外面。我想最高检察长准是特别难以掌握这个窍门，他那还没有瘦下去的屁股准是长久地极在那里为苏维埃司法增光。我幸灾乐祸地想象着这个搁浅了的屁股，实在罪该万死，但当我长久地描述这些案子时，它好似是对我的一种安慰。）
    　　不但如此，检察长还继续发挥说，即使种种（关于刑讯逼供的）说法一概属实——那仍不明白，有什么东西能迫使他们众口一致地、彼此没有任何偏差和分歧地招认？……他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实行这种大规模的串供？——要知道他们在侦查期间彼此是没有往来的！？！
    　　（过几页有一个幸存的证人会给我们说出在什么地方……）
    　　现在不是我向读者，而是请读者向我说明，臭名昭著的“三十年代莫斯科审判之谜”究竟在什么地方（人们起先是对“工业党”觉得惊讶，后来又觉得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审判是一个谜）？
    　　要知道与此案有关的人并没有两千，提交法庭公审的也并没有两三百人，而只有八个人。指挥八个人组成的合唱团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难题。而且克雷连科可以从成千人里选择，并且选作了两年。帕尔钦斯基不屈服——枪毙了（而且死后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在供述中也是这样提到他，虽然从他嘴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后来希望从赫连尼科夫那里逼出所需要的东西——赫连尼科夫没有向他们低头。故而在页末出现了一个小号字的脚注：“赫连尼科夫在侦查期间亡故。”用小号字是印给傻瓜们看的，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将用两倍大的字体写上“在侦查期间被折磨致死！”（他在死后也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但是哪怕他讲出了一件事实也罢，哪怕他为这个大合唱增添了一份供词也罢，——一概没有！因为他一样也没有提供！）突然有了一个难得的发现——拉姆津！有能量！精明强干！为了活命——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是夏末在开庭审判前不久才被捕的，但他不仅已经进入了角色。而且好象整个剧本就是他写的，他掌握了一大堆边缘材料，现编现唱，任何姓名，任何事实，要啥有啥。有时还像功勋演员那样懒洋洋地卖弄几句辞藻：“工业党的活动分布得那么广泛，以至十一天的开庭审理都不可能把它详尽无遗地揭示出来。”（意思是，找吧！继续找吧！）“我坚定地相信，一个不大的反苏阶层还保留在工程界里。”（再抓！再抓！）瞧，他的本事真不小：他知道，这是一个谜，而解释谜语是需要有一点艺术性的。于是这个无感觉的棍棒似的东西，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俄国式的犯罪特征，这样的犯罪只有通过面向全民的悔过才能清洗”。
    　　拉姆津不公道地被俄国人忘掉了。我想他完全有资格成为那种既无耻透顶又使人眼花缭乱的叛徒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叛卖行为的精彩表演！在这个时代不止他一个，但他是最显眼的。
    　　如此说来，克雷连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部困难只在人选上不要犯错误。但风险是不大的：侦查期间的废品随时可以送进坟墓。粗筛细罗都通过了的，可以治冶病，养养肥，然后押上法庭！
    　　那末这个谜在什么地方呢？对他们事先怎样加工？就这样：你想活吗？（你自己不想活了，那也该为子女、为孙子孙女着想呀。）不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院子就可以把你枪毙，这算不了一回事，你明白吗？（这毫无疑问。谁还不明白，谁就去上一学期卢宾卡的磨练课。）如果你们去演一出戏，对你我双方都有利，你们是专家，台词由你们自己写，我们这些检察长会把它背熟，还要使劲记住技术名词（在法庭上，克雷连科有时背错了词，把机车轴说成车厢轴）。出台表演对你们是不愉快的，耻辱的——应当忍耐过去！因为活着更可贵！——你们以什么保证以后木枪毙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报复你们？你们是很好的专家，什么过错也没有，我们重视你们。瞧，已经审过多少暗害案件，所有表现好的，我们都让活着（饶恕前次审判中听话的被告——是未来的审判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像沿着一根链条似的，这个希望一直传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必得全部履行我们的一切条件！审判应当发挥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于是被告们就履行一切条件……
    　　他们就把有高度智力的工程界反对派的全部精微奥妙都作为连最次的扫盲对象也能理解的肮脏的暗害行为端出来。（但还没有在劳动者的盘子里撒玻璃屑的情节——检察机关也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然后是思想动机。他们为什么搞暗害？——出于敌对思想。但是现在为什么一致认罪？——也有思想基础，他们被五年计划第三年火焰熊熊的高炉形象征服了（在监牢里）！在最后陈述中他们虽然也请求留给生路，但这对他们不是主要的。（费多托夫：“我们罪不容赦！公诉人说得对！”）对于这些现在站在死亡门槛上的奇怪的被告说来，主要的——是要使人民和全世界相信苏联政府的绝对正确和有远见。拉姆津特别颂扬“无产阶级群众及其领袖们的革命意识”，他们找到了比学者们所主张的“正确无数倍的经济政策的道路”，他们准确得多地计算出了国民经济的速度。现在“我懂得了应当实现猛冲，应当实现跃进，应当突击占领……”（第五0四页）等等。拉里切夫：“苏联是不会被一天天衰亡下去的资本主义世界所战胜的。”卡林尼科夫：“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和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融合成一个坚定目标。”顺便还说到在农村中“党的总路线、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等待死刑中他们竟然有时间去闲扯这一切……这群悔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喉咙里甚至还能通过这一类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生活应当逐渐缩小……集体意志是最高的形式。”（第五一0页）
    　　这样，经过了八套马车的努力，审判的所有目标都达到了：
    　　1．国内的种种匾乏，饥饿也好，受冻也好，没有衣穿也好，紊乱现象也好，以及明显的蠢事，统统都算到了暗害分子一工程师的帐上；
    　　2人民被迫在眉睫的外国武装干涉吓坏了，准备作出新的牺牲；
    　　3．工程界的团结一致被破坏了，整个知识界吓怕了，搞散了。
    　　为了不留下怀疑的余地，再一次由拉姆津清楚地说出审判的这一目标：
    　　“我希望经过这一次对工业党的审判，整个知识界的黑暗可耻的过去……可以认为是被彻底埋葬了。”（第四十九页）
    　　拉里切夫还加上：“这个帮派必须摧毁……在工程界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忠诚！”（第五0八页）奥奇金也说：知识界“这是一摊烂泥似的东西，正如国家公诉人所说，它是没有脊梁骨的，这是绝对的无骨气……无产阶级的嗅觉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第五0九页）（不知为什么无产阶级那里主要的总是——嗅觉……一切都是通过鼻孔。）
    　　这样的一些热心分子干嘛要毙掉？……起先判几名主犯死刑，马上改判为十年。（于是拉姆津便前去组织一个“沙拉施卡”一天堂岛了。）
    　　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几十年间就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二年的革出教门（读者还记得：“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黑将军们的同盟者”、“帝国主义的雇佣代理人”）到一九三0年的革出教门。
    　　“知识分子”一词在我国成了一句骂人话，这还值得奇怪吗？
    　　公开的法庭审判原来是这样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终于达到了理想境界。（希特勒和戈塔尔这些半瓶醋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搞的那个国会纵火案是自我丢脸……）
    　　标准已经树立了——今后许多年可以照此办理，只要总导演一句话，哪怕每个季度重复一次也行。总导演的旨意是把下一出戏定在三个月之后开演。排演期限很紧，但是没有关系。快来瞧，快来听！只此一家！首次公演。
    　　13孟什维克联盟局审判（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月）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不知为什么换了什维尔尼克，其他都是各在其位——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克雷连科、他的助手罗根斯基。导演们信心十足（涉及的材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弄熟了的政党问题）——带上舞台的有十四名被告。
    　　一切经过得不仅顺顺当当，而且顺当得令人发傻。
    　　我当时是十二岁，已经第三个年头认真阅读大《消息报》上的全部政治新闻。我一行一行地读了审理这两个案件的速记记录。在“工业党”一案中，我的儿童的心灵里已经感觉到有添枝加叶、弄虚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里至少有宏伟的布景——全面的外国武装干涉！整个工业的瘫痪！分配部长职位！而在孟什维克一案里，挂出来的还是那些布景片，但已经褪了色，演员念台词没精打采，戏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闷而平庸的重复。（莫非斯大林通过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肤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吗？怎样解释劳农党一案的撤销和几年里没有搞审判呢？）
    　　如果又是依据速记记录去分析，可能很枯燥。但我手头有这次审判的一名主要受审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博维奇的新鲜证明材料，目前，他那份历数了种种作弊手段的要求恢复名誉的申请书已经传给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私下出版物，人们已经能读到当时的情况。
    　　他恢复名誉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对他们的审判事件已经载入了我国历史的金色史册，一块石头也不能抽出来——否则整个大厦就会垮掉！给雅库博维奇留着前科，但为了安慰起见，决定发给他个人特定养老金，以照顾他的革命经历。我们这里真是无奇不有。
    　　他的叙述用实例向我们说明了三十年代莫斯科的一连串审判的真相。
    　　根本不存在的“联盟局”是怎样组成的呢？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个列入计划的任务：证明孟什维克抱着反革命的目的钻进了国家机关并夺取了许多重要职位。实际情况和这个公式不对头：真正的孟什维克没有人担任国家职务，并且这种人也没有陷进这个案子。（据说，B·K·伊科夫的确是那无声无息、什么事也不做的孟什维克莫斯科局的成员——但是审判中不知道这一情节，也就作为次要人物走了个过场，得到了八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是；要有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两名，贸易人民委员部两名，国家银行两名，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一名，国家计委一名（多么令人厌烦的老一套！一九二0年也是规定“策略中心”里要有两名是“复兴同盟”的，两名是“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两名是……）。因此，抓人是根据职务是否合适。至于他们真的是不是孟什维克——只是根据耳闻。有些被抓进去的人根本不是孟什维克，但命令他们认为自己是孟什维克。被告的真正政治观点，国家政治保卫局完全不感兴趣。被定罪的同案人有的彼此连认都不认识。把人犯凑齐了，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孟什维克当证人（后来所有的证人也都必然地得到了自己的刑期）。
    　　库兹马·格沃兹捷夫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他担任过军工委员会工人小组主席，二月革命把他从克列斯特监狱解放出来，后来使他当了劳动部长。格沃兹捷夫成了古拉格长期受难者。肃委头一次抓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但他设法溜掉了（他的家属长期受软禁，如同坐牢，也不让孩子上学）。后来撤销了逮捕令。但一九二八年最终抓进去了，一直蹲到一九五七年。那年放回了家，一身重病，不久就死了。
    　　拉姆律也作为证人出庭，做过极力效劳的、冗长噜苏的发言。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寄希望于主要被告弗拉基米尔·古斯塔沃维奇·格罗曼（声名狼藉的国家杜马活动人物）和好细彼图宁身上。
    　　现在来介绍一下雅库博维奇。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那么早，连中学都没有能毕业。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已经是斯摩棱斯克苏维埃的主席了。由于具有坚定的信仰（它总驱使他去追求什么目标），他是一个很有力的成功的演说家。在西部战线代表大会上他冒失地把那些号召继续进行战争的新闻记者称为人民公敌——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呀！他差点儿被赶下讲台，他道了歉，但是他马上把话头一转，把听众牢牢地抓在手里，所以在讲话结尾再次把他们称为人民公敌时竟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并被选进了派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团。由于当时办事手续简便，他刚一到那里就被增选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左右着任命军队政委的事务，最后他自己也到了西南战线当了集团军政委，并在文尼察亲自逮捕了邓尼金（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很后悔没有当场把他枪毙（在审判中仍是这样说）。
    　　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永远诚挚，永远被自己的正确或不正确的思想完全吸引，在孟什维克党内是个晚辈，他当时也的确年轻。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大胆地热心地向领导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他曾建议组织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有，一九一九年建议孟什维克加入共产国际（唐思等人一贯地、甚至态度傲慢地拒绝他提出的办法）。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临时政府召来军队反对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已经拿起武器出动了）一事深感痛心，并认为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十月革命刚一发生，雅库博维奇就建议自己的党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并以自己的参与和影响来改善他们正在建立的国家制度。他终于遭到了马尔托夫的诅咒，到了一九二0年，由于确信已无力使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来，他最终地退出了孟什维克。
    　　我所以要详细地讲这些是为了说明：雅库博维奇不是个孟什维克，而在整个革命期间都是布尔什维克，最真诚的和完全无私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二0年他还当过斯摩梭斯克省粮食委员（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甚至粮食人民委员部曾通报表扬他为优秀的粮食委员（他现在保证说，当时没有使用过惩罚队；我不知道真假；在法庭上他曾提到，曾经布置过阻截队）。在二十年代他主编过《商业报》，还担任过其他显要职务。在一九三0年依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需要凑集一批像这样一类“混进来的孟什维克”的时候——他也就被捕了。
    　　像大家一样，雅库博维奇也被交给了一群屠夫-侦查员，他们对他采用了全套办法——有冷禁闭室，有不透风的热禁闭室。还有打生殖器官。把他们折磨到这样程度，以至雅库博维奇和他的同案人阿勒拉姆·金兹堡在绝望中割开了静脉。在复原以后不给他们上刑了，也不打他们了，只是两个星期不让睡觉，（雅库博维奇说：“只要能睡一下！什么良心、什么名誉，都已不要了……”）同时还要同已经投降了的其他人进行当面对质，他们也撺掇你认罪，撺掇你胡说八道。连侦查员自己（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纳谢德金）也说：“我知道，我知道根本没有这些事！但是他们要求我们搞出材料！”
    　　有一次，雅库博维奇被侦查员叫去，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受尽折磨的囚犯。侦查员冷笑一下说：“这位摩西·伊萨耶维奇·捷吉里巴乌姆请你接受他参加你们的反苏组织。你们两个人随便谈谈，我暂时走开。”说完就走了。捷吉里巴乌姆果真央告说：“雅库博维奇同志！我请求你，请你接受我加入你们的孟什维克联盟局。他们控告我‘接受外国公司的贿赂’，威胁说要枪毙我。但是我宁可当一个反革命，也不愿当个刑事犯死掉！”（多半是答应他当了反革命就不杀吧？他没有上当：结果得到了一个幼儿园的刑期——五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手头多么缺少孟什维克呀，只得从自愿者中招募被告……（要知道一个重要角色在等待捷吉里巴乌姆去扮演！——同国外孟什维克和同第二国际有联系！但约定好——只判五年，说话算话。）在侦查员的赞同下，雅库博维奇接受了捷吉里巴乌姆加入联盟局。
    　　有些本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也被“列入”了。例如鲁宾。他在和雅库博维奇对质时成功地否认了这一点。后来他在苏兹达利隔离所受到长久的折磨，“补充侦查”。那里他在一牢房里遇见攀扯了他的的雅库博维奇和舍尔（他从禁闭室回到监室时，总是他们照顾他，分食物给他吃）。鲁宾问雅库博维奇：“您怎么能想出来我是联盟局成员的？”雅库博维奇回答（一个奇妙的回答，包含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整整一个世纪）：“整个人民都在受难——我们知识分子也应当受难。”
    　　但是雅库博维奇的侦查期间也有过这样的鼓舞人心的时刻：克雷连科亲自叫他去审讯。原来他们彼此很熟，因为同样在“军事共产主义”年代，克雷连科（在审判工作的间隙）同样到过斯摩棱斯克省去加强粮食工作。甚至和雅库博维奇还同睡过一间屋子。现在且看克雷连科是怎么说的：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您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很使雅库博维奇感到振奋并且挺起腰来——我不怀疑您的无罪。但是搞好这场审判是我和您的党员的义务。（克雷连科是受命于斯大林，而雅库博维奇的心却是为了思想而激烈地跳动起起来，像一匹干活卖力的马一样，自己急着把头伸进套包。）请您千方百计地协助和配合侦查工作。在法庭上如果发生没有预见到的麻烦，在最复杂的时刻我会请审判长让您发言。”
    　　！！！
    　　雅库博维奇答应了。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可能在他整个任职期间苏维埃政权还没有给过他如此重大的任务。
    　　审判前几天，在侦查组长德米特里·马特魏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孟什维克联盟局的第一次组织会议：目的是进行协调，使每个人更好地领会自己的角色。（“工业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这样开会的！这也就是克雷连科表示过不能理解的被告“能够见面”的地点。）但是不容易装进脑子的谎话堆积得太多太杂，与会者都弄迷糊了，一次排演熟习不了，所以又召开了第二次。
    　　雅库博维奇是怀着什么感情出庭受审的呢？是为了所受的痛苦，为了被塞进胸腔的全部谎话——在法庭上闹出一场震动世界的大丑剧？但是：
    　　1．这将是从背后对苏维埃政权的打击！这将是对雅库博维奇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活目标的否定，对他从错误的孟什维克主义挣脱出来转到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方面去的全部道路的否定；
    　　2．在这样的大丑剧之后，不会让你死去，不会简单地枪毙了事，而是将重新进行刑讯，这一次已经是为了报复，会把你搞得神经失常，而身体本来就已经被刑讯折磨垮了。要应付新的折磨——哪里能找到精神上的支柱呢？从哪里可以去汲取勇气呢？
    　　（我趁着他的话音未落便记录下他的这些论据——这真是一个极端稀有的机会，能够获得这种审判的当事人的类似“身后”的自白。我还认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们解释自己在法庭上表现的那种难以理解的顺从的原因，也会和这一样：同样的真心实意，同样的对党的忠诚，同样的人的弱点，同样由于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审判中，雅库博维奇不仅仅是顺从地重复那一套单调乏味翻来覆去的谎话（这是斯大林、他的徒弟们以及备受折磨的受审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还扮演了自己答应给克雷连科的充满激情的角色。
    　　所谓孟什维克国外代表团（实质上就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最高领导人）在《前进报》上刊登了自己与受审人划清界线的声明。他们写道，这是一出最可耻的审判喜剧，它是建立在奸细的假供和不幸的被告在恐怖手段逼迫下做出的供述上的；绝大多数被告早已脱党十年以上，并且从来也没有恢复过关系；在审判中令人发笑地提到巨大的经费数额——全党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
    　　克雷连科宣读了文章后，请什维尔尼克让受审人发表意见（也是像审理“工业党”一案时那样一下子牵动所有的线）。于是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大家都维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做法而反对孟什维克的中央……
    　　现在雅库博维奇回想起自己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后陈述时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决不是单单因为答应过克雷连科的要求才出来说话的，他说他当时不是随随便便地站起来的，而是像一块小木片似地被愤恨和雄辩的激流卷起来的。是对谁的愤恨？饱尝过刑讯，割过静脉，多次死去活来的他，现在真地有着满腔怒火——但不是对检察长！不是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不是！而是对国外代表团！！！这就是心理学的对立面变化！他们在国外过着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甚至最贫困的流亡生活和卢宾卡相比当然也是舒适的），不顾良心，只顾自己——对于留在国内的这些人怎么能一点不同情？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地声明脱离关系并把这些不幸的人交给他们的命运播弄呢？（回答得颇有力量，于是审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库博维奇在一九六七年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对国外代表团、对他们的出卖、声明脱离关系、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像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责难过他们那样）气愤得浑身发抖。
    　　然而当时我们手头没有审判的速记记录。过了一段时间我搞到了它：他明明在审判时声若洪钟地说过，外国代表团受第二国际的委托向他们下达进行瞻害活动的指示——对他们也声若洪钟地表示过愤慨。国外的孟什维克写的声明并不是不讲良心，只顾自己，他们正是对审判的不幸牺牲者表示同情，但同时指出，这些人早已不是孟什维克——这也是实话。雅库博维奇固执而真心地发了那么大的火，究竟是为什么呢？国外的孟什维克怎么才能不使被告们听任他们的命运播弄呢？
    　　我们喜欢对不能回答的人，那些弱一些的人发脾气。这是人身上固有的。在这种时候，证明我们有理的论据自己就会灵活地凑上来。
    　　克雷连科在公诉词中说，雅库博维奇是一个反革命思想的狂热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处枪决！
    　　雅库博维奇不仅在那天感激得热泪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转蹲了许多的劳改营和监牢之后，还感谢克雷连科在审判时没有贬低他，没有侮辱他，没有嘲笑他，而正确地把他称为任热分子（虽然是对立思想的狂热分子），并且要求给予他结束一切痛苦的干脆的、高尚的枪决！雅库博维奇自己也在最后陈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认的（他对这个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认的”赋予极大的意义。明白人应当理解：不是我所犯的）罪行理应处以极刑—一因此我不请求宽恕！不请求留我一条性命！（旁边坐着的格罗曼焦急起来了：“你发疯了！你在同志面前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呀，这对于检察机关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发现吗？
    　　一九三六——三八年的那些审判难道还没有得到说明吗？
    　　斯大林难道不是通过这次审判终于明白并且相信了，他也完全可以把那些多嘴多舌的主要敌人圈进牛栏里，他完全可以照样把他们组织进这样的一出戏里吗？
    　　请宽大为怀的读者们饶恕我！写到目前为止我的笔头没有发颤，心也没有紧缩，我们满不在乎地滑行着，因为这十五年内我们一直处在或是法制革命或是革命法制的可靠保护之下。但往后我们要感到痛心了：读者记得，从赫鲁晓夫开始，已经几十次地向我们说明：“列宁的法制准则遭到破坏大体上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的。”
    　　现在我们怎样进入这个法制荡然的深渊呢？我们怎样度过过个痛苦的深水区呢？
    　　不过，由于受审人姓名的显赫，后来的这些审判是在全世界注目下进行的。人们对这些案件的注意经久不衰，有过许多著述，做过许多分析，将来还会分析。而我们只是稍稍涉及一下它们的谜。
    　　预先说明，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出版的速记报告与审判中说的话并不完全相符。有一个作为经过挑选的听众之一旁听过审判的作家，当场做过飞快的记录，后来他确认存在着上述的不相符。所有的记者还注意到在克列斯津斯基身上发生的卡壳，当时不得不宣布休息，以便把他纳入规定好的供述的轨道（我这样想：审判前拟制了一种事故表报：第一栏——被告的姓名，第二栏——如果在法庭上离开了台词，休息时采取什么手段，第三栏——负责采取手段的契卡人员姓名。如果克列斯津斯基突然走了板，事先已经明确，谁该向他跑过去以及该怎么办）。“但速记记录的不准确并不能改变整个画面，也不使之减色。全世界接连地看了三出戏，三出规模宏大、耗资甚巨的戏，在这些戏里，曾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惊惶不安的无畏的共产党的大领袖们，出场时成了一只只垂头丧气的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们叫什么，他们就哗哗地叫什么，他们把脏东西往自己身上呕吐，卑躬屈节地贬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认自己犯下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犯的罪行。
    　　这在人类能记忆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与不久前在莱比锡对季米特洛夫的审判对照起来，这特别令人震惊：季米特洛夫像一头怒吼的狮子似地回答纳粹的法官们，而这里，和他同属一个使整个世界发抖的钢铁劲旅中的同志们（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现在却身上浇着自己的尿出现在法庭面前。
    　　虽然从那个时候起许多事情似乎已经得到了说明（做得特别成功的是阿尔图尔·凯斯勒）——关于它们的谜仍然在广泛地流传着。
    　　有人写到过能够使人丧失意志的西藏迷药，有人写到过采用催眠术。在说明问题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不值一顾的因素。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手里有这样的手段，能有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妨碍他们采用这些手段呢？为什么他们不去削弱、不去迷乱人的意志呢？有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有一些大催眠家放弃了巡回表演活动，转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工作。三十年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面有过一所催眠术学校，这是确凿的事实。加米涅夫的妻子在审判前得到允许同丈夫会见，发现他处于精神呆滞、不由自主的状态（她来得及在自己被捕前说出了这件事）。
    　　但为什么帕尔钦斯基或赫连尼科夫既没有被西藏迷药也没有被催眠术摧毁呢？
    　　不，对于这一点，必须从较高的、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说明。
    　　人们感到特别困惑莫解，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沙皇的刑讯室里没有发过抖的老革命家，都是经过锻炼、熬煎、摔打的战士。
    　　但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错误。这些人并不是那些老革命家，这个名声他们是靠继承得来的，是由于与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为邻而得来的。那些人——扔炸弹和搞密谋的人们见识过苦役，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刑期——只是他们一生未见识过真正无情的侦查（因为这样的侦查在俄国根本不曾有过）。而这一帮人则既未尝过侦查的味道，也不知道什么叫刑期。什么特别“刑讯室”、什么库页岛、什么特殊的亚库梯苦役，布尔什维克都没有经历过。都说捷尔任斯基受的罪比谁都大，说他一生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而用我们的尺度来衡量，他不过是服了正常的十年刑期，得到了一张普通的“十元券”，这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庄员都可能得到的；诚然，在这十年中有三年中心苦役监狱，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在三六到三八年的审判中牵出来给我们看的那些党的领袖，在他们的革命经历中只有过短期的轻松的监禁，为时不长的流放，连苦役的气味都没有闻到过。布哈林曾多次短期被捕，但都和开玩笑差不多；看来他在哪里也没有连续蹲过一年，只在奥涅加的流放地稍稍呆过一阵。加米涅夫从事过长时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并曾奔走于俄国各城市之间，但也只坐了两年的牢和一又二分之一年的流放。我们现在给十六岁的孩子一下还判五年呢。季诺维也夫，说来可笑，连三个月都没有蹲过！一次刑事判决都未曾有过！与我们“群岛”的一般土著相比，他们是一些小娃娃．他们等于没有见过监狱，李可夫和H·N·斯米尔诺夫曾几次被捕，各坐过五年牢，但不知怎么地他们的监牢生活过得很轻松，他们能够从所有的流放地毫无困难地逃跑，或者正好赶．上大赦。在关进卢宾卡之前，他们根本想象不出真正的监狱和不公正的侦查的铁钳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根据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托洛茨基落进这只铁钳——他会表现得不那么低三下四，他的骨头会比别人硬：他没有理由会如此。他也只经历过几次轻松的监察，没有受过任何严重的侦查，此外就是乌斯特-库特两年的流放。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的令人生畏的名声是廉价得来的，他本人并没有显示出真正的坚强性：下令枪毙别人时眼都不眨的人，自己死到临头时却会比谁都软弱！这两方面的坚强性完全是两码事。）拉迪克是当局的好细（在这三次审判中充当这个角色的不只他一人！），雅戈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刑事犯。
    　　（这个杀害几百万人的凶手不能想象他头上的那个最高杀人犯在最后时刻不会在自己心中找到共同责任感。要是斯大林坐在这个大厅里，雅戈达就会满怀信心地坚决地直接向他请求宽恕：“我向您请求！我为您修建了两条大运河！……”据在场者说，这个时刻，在大厅二层楼的一个小窗口后面的屋里，好像是隔着一层薄纱，光线昏暗，有人划着了一根火柴，当点烟的时候，显出了烟斗的影子——有谁到过巴赫奇萨莱“并记得这种东方式的花招吗？——在国务会议大厅里，在二层楼高的地方有一排钉着带有小孔的白铁片的窗户，而在窗户后面是一条没有照明的走廊。从大厅里永远猜不出；是不是有人在那里。汗是不可见的，而国务会议却好像永远是在他亲临之下举行的。根据斯大林的彻头彻尾的东方性格来判断，我相信他一定是在观察着“十月大厅”里演出的喜剧。我不能设想他会放弃观看这个场面，放弃得到这种享受。）
    　　要知道我们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这些人非同凡俗有关。当我们读到普通公民的普通审判笔录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感到莫名其妙而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人对自己和对别人说了那么多诬陷不实之词？——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是软弱的嘛，人是会顶不住的嘛。而布哈林、李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这些人，我们预先就认为是一些超人—一我们的困惑不解实质上完全是由于这个缘故。
    　　诚然，这一次，戏的导演们挑选登场演员似乎要比以往的工程师案子困难些：那时可以从四十只大桶中挑选，而这一次只有一个小小的戏班子，主要演员大家都熟悉，观众们希望一定由他们来扮演。
    　　但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无可幸免的人们中间那些最有远见和最果断的人——他们没有束手就擒，在被捕前就自杀了（斯克雷普尼克、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束手就擒的是那些想活的人。而对想活的人是可以任意摆布的！……但其中有些人在受侦查时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们清醒了，顶住了，古无声中死去了，但总算没有蒙受耻辱。没有把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叶努基泽、楚巴尔、科西奥尔还有那个克雷连科技出来公开审判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他们的名字完全可以给那些审判生色增光。
    　　带上法庭的是最顺从的！毕竟还是有过选择。
    　　选择是在小范围里进行的，可是胡子导演却对每个人都很了解。他一般地了解他们都是些弱者，而且了解他们每个人单独的弱点。这也正是他那阴森森的不凡之处，是他一生主要的心理趋向和成就：看透人们底子里的弱点。
    　　在所有落得身败名裂下场的党的领袖人物当中，年深日久之后，现在看来最有才智、头脑最明睿的，要算布哈林了。（凯斯勒的那一部很有才华的研究著作显然是献给他的。）对这个人的老底子，即人与尘世相连接的部位，斯大林也是看得很透的。他把这个人长久地死死攥在手掌里，甚至像玩小耗子一样，欲擒故纵，拿他开心。布哈林一字一句地写完了我们现行（不实行）的听起来很漂亮的宪法——此时他飘飘然如上云端，满以为赢了科巴“一局：塞给了他一个迫使他把专政搞得软化一些的宪法。殊不知他自己早已经掉进了虎口。
    　　布哈林不喜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早在基洛夫被暗杀后第一次审判他们的时候，布哈林曾对接近的人说过：“那又怎么啦？这类人很难说。也许是有点什么事……”（那些年代庸人们的经典公式：“大概是有点什么事吧……我们这里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关起来。”这就是党的第一号理论家在一九三五年说的话！……）一九三六年夏天第二次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时候，他正在天山打猎，什么也不知道。下山后来到了伏龙芝——便读到了判处他们两人枪决的判决书和报纸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布哈林作了多么毁灭性的供述。他急忙去阻止这种迫害了吗？他对正在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向党提出呼吁了吗？没有，只是给科巴发去了一份电报：请暂缓处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便……布哈林能够去作当面对质并进行辩白。
    　　迟了，科巴有了笔录就够了，他还要活人的当面对质做什么？
    　　然而，布哈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抓起来。他失去了《消息报》，失去了任何活动和党内的任何地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住宅（彼得大帝的游乐殿）里，像坐牢似的生活了半年（不过，秋天到别墅去住过——克里姆林宫的门岗还像平常一样向他敬礼）。已经没有人去看他，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这几个月里他不断地写信：“亲爱的科巴！……亲爱的科巴！……”但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音。
    　　他还在寻求同斯大林的推心置腹的接触。
    　　而亲爱的科巴眯缝着眼睛，已经在进行排练了……科巴对角色的试验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他知道布哈尔奇克“会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出色的。你瞧，他已经声明同他那些被关押和流放的学生以及追随者（虽然为数不多）脱离关系，容忍了他们的毁灭。他忍下了对他的尚未真正产生和成熟的思想路线的粉碎和辱骂。而现在，虽然仍保留着《消息报》总编辑和政治局委员的身分，但对于枪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却当做一件合法的事情忍受下来了。他既没有大声也没有低声表示愤慨。这些事情都是对他担任本来角色的试验呀！
    　　还要早些，好久前的事了，斯大林曾威胁要把他（在不同时期他曾威胁过他们大家！）开除出党——布哈林（以及他们大家！）声明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要求留在党内！这也是对角色的试验呀！如果他们还是自由的时候，还处在尊荣和权势的高峰上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表现——那末当他们的身体、饮食和睡眠都攥在卢宾卡提词人的手心里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准确无误地照本宣读台词的。
    　　在这些逮捕前的月份里布哈林最怕的是什么呢？人们确凿地知道他怕的是：被开除出党！失去党！活下来，但在党外！亲爱的科巴自从把自己变成了党的时候起，就出色地利用了他的（他们大家的！）这个特点。布哈林（他们大家！）没有自己的单独的观点，他们没有自己可以独树一帜和站定脚跟的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体系。斯大林在他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任何威力。而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求得留在党内。并且不作损害党的事情。
    　　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分派给布哈林的实质上是一个领头的角色——因此导演对他的指导、排练时间和他自己深入角色等方面，都不应有丝毫草率和疏忽。连去年冬天派他到欧洲去商购马克思的手稿，也是属于这种准备工作。不仅为了罗织他里通外国的罪状需要这样一个表面的事实，而且让他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自由地乱跑，就更明确地预示着他该回来在主要舞台上登场。现在，凶险罪名的乌云压在头顶——长时间的、看不到头的不逮捕，憋在家里受煎熬——这比卢宾卡的直接压力更能摧毁牺牲者的意志（当然卢宾卡他是躲不掉的，在那里也得呆一年）。
    　　有一次，布哈林被卡冈诺维奇叫去，当着一些高级契卡人员的面，让他同索科尔尼科夫进行对质。索科尔尼科夫供出了“平行的右派中心”（即与托洛茨基中心平行的）、布哈林的地下活动。卡冈诺维奇口气强硬地进行了审讯，然后让人把索科尔尼科夫带走，亲热地对布哈林说：“尽是瞎扯淡，妈的……！”
    　　然而，报纸上继续刊登群众的愤怒呼声。布哈林给中央打电话。布哈林写信：“亲爱的科巴！……”——他请求公开撤销对他的指控。于是登出来检察机关的一项含混的声明：“没有找到客观的证据足以对布哈林提出控诉。”
    　　拉迪克秋天给他打电话，希望见面。布哈林推托了：我们两人都是被点名的，为什么要招来新的嫌疑呢？但他们的《消息报》别墅紧挨着，一天晚上拉迪克自己走来说：“不管我以后说些什么，你要知道，我根本没有什么罪。不过——你能保住：你同托洛茨基分子又没有什么联系。”
    　　布哈林也相信自己会保住，不会把他开除出党——否则太不像话了！对托洛茨基分子他确实始终是抱恶感的：瞧，那些人把自己置身于党之外——结果怎样呢！应当抱在一起，要犯错误——也犯在一起。
    　　在十月革命节游行时（这是布哈林与红场的告别），他带着老婆凭编辑部的通行证走上来宾观礼台。突然——一个武装的红军战士向他们走来。完了！，——就在这里？就在这样的时刻？……不，红军战士举手敬礼说：“斯大林同志奇怪您为什么在这里？他请您上列宁陵墓站到您的位置上去。”
    　　整个半年就是这样把他从热到冷从冷到热地抛来抛去。十二月五日欢欣鼓舞地通过了布哈林的宪法，并把它千秋万代地命名为斯大林宪法。在十二月的中央全会上，打掉了牙的、已经面目全非的皮达可夫被押到会场上来。他的身后站立着一些一言不发的契卡人员（雅戈达的人。须知雅戈达这时也正在受审查，也正在准备扮演一个角色）。皮达可夫当场对坐在领袖们中间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了最卑鄙无耻的咬供。奥尔忠尼启则把手掌放到耳朵分（他没有完全听明白）：“请你说，所有这些供述都是你自愿作一出的吗？”（记下来了！奥尔忠尼启则也得到了一颗子弹）皮达可夫摇晃着身子说：“完全自愿。”李可夫在休息时跟布哈林说：“瞧托姆斯基多有勇气，八月份就明白了，自杀了。而你我这些傻瓜，还活下来。”
    　　这时，卡冈诺维奇（他本来愿意相信布哈尔奇克没有问题！——但在事实面前……）、莫洛托夫起来发言，怒气冲冲，充满咒骂。而斯大林！——多么宽大的胸怀！多么不忘旧情！——“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认为布哈林的罪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李可夫也许是有罪的，但不是布哈林。”（这是别人背着他加给布哈林的罪名。）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意志就这样软化了。失意英雄的角色就这样练熟了。
    　　这时，开始不断地把审讯笔录送上门来：审讯红色教授学院先前的青年们的笔录，审讯拉迪克的笔录，以及审讯所有其他人的笔录，——所有这些笔录都对布哈林的凶恶背叛提供了最严重的证据。给他往家里送材料并不是把他看成被告，噢，不是的！——而是作为中央委员，仅供他了解情况……
    　　布哈林收到新材料，常对这年春天刚给他生下一个儿子的二十二岁的妻子说：“你读吧，我读不下去！”——自己就把脑袋理到了枕头里。他家里有两支手枪（斯大林也给了他时间！）——但他没有自杀。
    　　难道他没有练熟分派给他的角色？……
    　　又过了一次公开的审判——又枪毙了一批人……而对布哈林仍是手下留情，仍是没有抓布哈林……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决定宣布家中绝食——要求中央澄清问题并撤销对他的指控。绝食是他在写给亲爱的科巴的信中宣布的——并且诚实地坚持着。那时便通知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日程是：1．关于“右派中心”的罪行。2．关干布哈林同志表现在绝食上的反党行为。
    　　布哈林这时动摇起来：也许他真的做了什么有辱于党的事情？……他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外表也已经象个囚犯，步履艰难地来到中央全会的会场。亲爱的科巴热情地问道：“你想出了个什么名堂呀？”“那该怎么办呢？已经有了这么大的罪名。他们想开除我的党籍……”斯大林听说有这等荒唐事体而皱起了眉头；“谁也不会开除你的党籍！”
    　　于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跃了起来，心甘情愿地在全会面前表示悔过，当即取消了绝食。（在家里：“喂，给我切一段腊肠！科巴说了——不会把我开除。”）但在全会的进程中，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胆敢不尊重斯大林的意见！）骂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枪毙。
    　　布哈林又泄气了，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开始撰写“致未来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来的这封信，不久前已经向全世界公布。然而它并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以及“未来的中央”的震惊。致信的对象可谓高矣！——中央，没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权威了。）因为这个敏锐的出色的理论家在自己的最后的话里决定留给后代的是什么呢？是要求恢复他党籍的又一次哀号（他为这种忠贞付出了昂贵的耻辱的代价！）。是完全赞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证。那就是说，不仅赞同以前各次冤狱，而且也赞同我们伟大的监狱下水道的各股散发出恶臭的水流！
    　　他这就等于签名画押，承认自己也应该淹进去。
    　　最后，他这个筋肉强健的人、猎人和角力土（在闹着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员们的目睹下，他曾好几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对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谅他的）。他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给提词人和助理导演了。
    　　他已经准备好到这样的程度，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对他已经不需要采用刑讯了——他的立场比之雅库博维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场有什么地方较强一些呢？他有什么地方不受那两个论据的支配呢？他甚至还要弱一些，因为雅库博维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却害怕死亡。
    　　只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维辛斯基进行一次不难的对话了：
    　　——对党采取任何反对派立场就是反党斗争，对不对？——一般说——是的。实际上——是的。——但是反党斗争必然会演变为反党战争。——按照事物的逻辑——是的。——那就是说有了反对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党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能干得出来（暗杀、进行间谍活动、出卖祖国）？——但是对不起，这种事情并没有干出来。——们早可能把？——理论上说嘛……（须知是理论家呀！……）——但对你说来最高利益依然是党的利益吧？——是，当然，当然！——那么只剩下很小的分歧了：应当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为了使今后任何反对派的思想声誉扫地，应当把只是理论上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承认早已经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来吗？—一可能……——那就应当把可能的承认为现实的，仅此而已。小小的哲学上的转化。说完了？……还要说一句，我看无须向你解释：现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缩回去，说出些别的——你要明白，你只会有利于世界资产阶级，只会损害党。而且，不用说，那时也不会让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们当然会让你活下来：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岛去，你可以在那里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过去的那几次审判，你们好像是把人枪毙掉的？——咳，你拿谁比呀——他们和你是两码事！再者，我们留下了好多人的命，只是报上说枪毙。
    　　这样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难解的谜吧？
    　　同样是那支在过去的审判中奏过多少遍的曲调，只是稍加变奏而已；要知道我们与你——都是共产党人！你怎能听信了别人的话——出来反对我们呢？悔悟吧！要知道你与我们在一起—一这就是我们！
    　　一种历史观正慢慢地在社会里成熟着。而一旦它成熟了——将却会是那么简单。无论在一九二二年，无论在一九二四年，也无论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还未能形成这样一种牢固观点，足以支持他冲着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调昂首喊出：
    　　——不，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革命者！……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俄国人！……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共产党人！
    　　好像是，只需要喊出这么一声——布景便会塌散，厚厚的一层化装便会脱落，导演便会从暗梯逃跑，提词人也会纷纷乱钻到老鼠洞里去。而外面的气候将会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连演得很成功的戏，也是十分劳民伤财的。于是斯大林决定不再利用公开审判了。
    　　准确些说，为了让群众看清反对派的凶恶灵魂，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经拉开过一个在区一级普遍开展公开审判的架势。但是找不到好导演，没有力量做这么周详的准备，况且被告们本身也没有多大意思——一结果弄得斯大林左右为难。只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很少。几次审判失败了—一整个这件事也就作罢了。
    　　恰好在这史可以介绍一下一次这类审判的经过，说的是卡德案件。这个案子的详细报告当时在伊万诺沃省报上已经登了一个开头。
    　　一九三四年底，伊万诺沃省和科斯特罗马省及下诺夫戈罗德省交界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区，古老宁静的卡德村便成了区中心。新成立的领导班子是从各地调来的，彼此在卡德才认识。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景象凄凉的穷乡僻壤，它需要得到资金、机器的支援与生产事业的合理经营，然而相反，它却被粮食采购压得气息奄奄。区委第一书记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区地政科长斯塔夫罗夫是一个祖祖辈辈的庄稼汉，出身于“集约”农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据科学原理经营产业的勤恳而又有知识的农民。（这种经营方法当时曾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鼓励；当时还没有决定把这些集约农民铲除掉。）由于斯塔夫罗夫已经入了党，他在清算富农时没有丧命（也许自己就去清算过富农？）。他们企图在新的地方为农民做点事情，但各种指示从上面滚滚而来，每一项都跟他们的创举做对；那里，在上面，好像故意发明一些办法来使庄稼人日子过得更悲惨。有一次卡德区的领导人往省里打了一份报告，说明必须降低粮食采购计划——现有计划区里不能完成，否则会使贫困化超出危险的极限。只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面（只是三十年代吗？）就可以掂量得出来这是一个对计划的多么大不敬的举动和对政权的造反行为。但是依照当时的作法，并没有由上头采取正面的措施，而是发挥地方上的主动，当斯米尔诺夫去休假的时候，他的副手第二书记瓦西里·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区委会上作了一项这样的决议：“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罗夫的干扰，区的成绩将会更加出色（？）”。开始办起了斯塔夫罗夫的“专案”（做法很有意思：区别处理！对斯米尔诺夫先吓唬吓唬，使之中立，逼他靠边，然后再去搞他——这正是具体而微的斯大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在争论激烈的党的会议上查明，说斯塔夫罗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说他是罗马的耶稣会教士。区消费合作社主任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个偶尔受过一点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种俄国人身上令人惊奇的独特才能的人，他是一个自学出来的合作社事业家，善于辞令，在辩论中能随机应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他能为之争得面红耳赤，他说服党的会议应当把区委第二书记罗曼诺夫因进行诽谤而开除出党！罗曼诺夫真地受到了警告处分！罗曼诺夫的最后发言对于他这类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们对总形势的信心：“虽然这里证明斯塔夫罗夫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党会查清楚的，对我受的警告处分也会弄清楚的。”党果然查清楚了：区内务机关几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罗夫，过了一个月又逮捕了区执委会主席爱沙尼亚人乌尼魏尔——罗曼诺夫接替他成了区执委会主席。斯塔夫罗夫被押到了省内务机关，在那里他招认：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与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他在自己的区里是地下右派组织的成员（也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一条罪状，所缺少的就是同协约国的直接联系了）。也许他并没有招认，但其中实情永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他已经死于伊万诺沃内监里的刑讯。而一页页的笔录都已写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组织的头头区委书记斯米尔诺夫、区财政科长萨布罗夫还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弗拉索夫的命运是怎样决定的。他不久前曾号召把新的区执委会主席清除出党。我们已经写过（第四章），他曾致命地得罪了区检察长鲁索夫。他曾坚持不让把自己手下两个善于经营的有才识的但社会出身有污点的合作社干部（弗拉索夫总是任用各种“过去的人”——他们熟悉业务，并且工作努力；而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新提拔起来的人，则什么也不会干，而主要的是什么也不想干）以假造的暗害活动罪名逮捕入狱，因而得罪了区内务科长克雷洛夫。尽管如此，内务机关还是愿意同合作社和解！区内务科副科长索罗金亲自来到区消费合作社向弗拉索夫建议：免费给内务机关（“以后随便想个办法注销掉”）价值七百卢布的布匹（贪小便宜的人！但对手弗拉索夫来说，这是两个月的工资，非法的东西他是分毫不取的）。“要是不给——你要后悔的。”弗拉索夫赶走了他：“你怎敢向我，一个共产党员，建议干这种交易！”第二天，克雷洛夫已经作为区委的代表出现在区消费合作社（这种假面舞会及所有这类小手段是一九三七年的灵魂！）并吩咐召开党员大会，议程是：“关于斯米尔诺夫一乌尼魏尔在消费合作社的暗害活动”，报告人——弗拉索夫同志。每一步都是绝妙的高招！暂时谁也没有点弗拉索夫的名！但只要他说上两句关于前区委书记在他弗拉索夫这个部门里的暗害活动的话，内务机关就可以插话：“当时你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你没有及时到我们这里来报告？”在这种情势下许多人就会不知所措而掉进陷阱。但弗拉索夫不是这样的人！他立即回答说：“我不作报告！让克雷洛夫当报告人吧——因为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是他逮捕的，他们的案子是他处理的！”克雷洛夫拒绝说：“我不了解情况。”弗拉索夫说：“如果连你都不了解情况——那就是说他们被捕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大会干脆就没有开成。但人们是否经常敢于进行自卫呢？（同日晚上很晚的时候区消费合作社的会计主任T某和副主任H某走进弗拉索夫的办公室，拿给他一万卢布：“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今天夜里逃走吧，必须在今天夜里，否则你就完了！”但弗拉索夫认为，逃跑是与共产党员不相称的。我们如果不提一下这件事，三七年的情势将是不完整的，我们就会忽略掉还有一些坚强的人和坚强的决心。）次日早晨，区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区消费合作社工作的措词严厉的小评论（应当说，在三七年报刊总是同内务机关携手合作的），傍晚时候，通知弗拉索夫到区委报告工作（每一个步骤——都是全苏联的型式！）。
    　　这是一九三七年，是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里Mikojan－pros－perity（米高扬繁荣）的第二个年头，现在有时可以读到一些记者和作家的回忆，说那时就已经达到了丰衣足食。这已经写入了历史，并且大有冒险在那里永远留下去之势。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即废除粮食配给制后两年，在伊凡诺沃省（以及其他省）发布了一条关于禁止面粉贸易的内部指示。在那些年代，在小城市里，特别是乡镇和农村里，许多家庭主妇还是自己烤面包。禁止面粉贸易就是意味着：没有面包吃’在区中心卡德镇形成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长得不像话的购买面包的队伍（不过，对他们也给予了打击：从一九三七年二月起禁止在区中心烤黑面包，而只许烤昂贵的白面包）。在卡德区除了区办的面包房外没有其他的面包房，现在从各村里纷纷到那里去卖黑面包。区消费合作社仓库里面粉是有的，但两道禁令堵塞了把它供给人们的一切途径！！然而弗拉索夫却找到了办法，尽管有国家的狡猾规定，在这一年他仍然喂饱了全区：他下去到各集体农庄跑了跑，和八个农庄商定，在空闲的“富农”房舍里建立公共面包房（就是说只要供给劈柴，。派几个农妇，利用现成的俄国炉子，就能办起来，这可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面包房），区消费合作社负责供应它们面粉。解决办法一旦找到，它永远是简单的！弗拉索夫并不修建面包房（他没有资金），同时却在一天之内把它们建成了。他不进行面粉贸易，同时却不断地从仓库里批发并要求省里继续供应。他不在区中心出售黑面包，却供给全区黑面包。他字面上没有违反规定，但违反了规定的精神——节约面粉、坑害人民——所以在区委会对他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受了这次批评之后他还挨过了一夜，次日就被捕了。像只厉害的小公鸡（他个子矮小，老是昂着头，总显得有些傲慢的样子），他不肯交出党证（昨天区委会没有作出开除他党籍的决定！）和苏维埃代表证（他是人民选出来的，还没有区执委会关于剥夺他代表人身不受侵犯权的决定）。但民警不懂这一套手续，他们扑了上去，强力夺走了。从区消费合作社押着他大白天走过卡德镇的街道，送往内务机关时，他手下的一个青年商品鉴定员，共青团员，从区委会的窗里看到了。当时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学会了言不由衷（特别是在农村，由于性格纯朴）。商品鉴定员叫了起来：“瞧这些畜牲！把我的头儿也抓走了！”他还没有走出房间，当时就被开除出了区委会和共青团，并且沿着一条熟知的小道掉进了深坑。
    　　弗拉索夫比自己的同案人被抓得晚，他还没有进去，案子差不多已经办好了，现在正为公开审判做些具体安排。他被带进了伊万诺沃内监，但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对他已经没有搞逼供，只简短地审讯了两次，一个证人也没有讯问，侦查案卷夹子里装满了区消费合作社的各种表报材料和区报的剪报。弗拉索夫被控告的罪名是：1．造成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2．货物品种不全（好像货物就在什么地方放着，并且有什么人主动要供给卡德镇）；3．食盐进货过剩（而这是必须的“战备”贮备——因为照俄国的老规矩，总怕遇到战争时没有盐吃）。
    　　在九月底，被告们被押回卡德去公开审判。这条路是不近的（令人不禁想起特别庭和不公开审判之类的省钱办法！）：从伊万诺沃到基涅什马乘斯托雷平车厢，从基涅什马到卡德——坐110公里汽车。汽车有十辆以上——排成不平常的行列，经行荒凉古道，它们在农村中引起惊奇、恐惧和战争的预感。克留根（省内务局处理反革命组织的特密处处长）负责整个审判的组织工作，要求做到既无可挑剔又能引起威吓作用。骑警后备队派出四十人担任警卫，从九月二十四到二十七日，每天刀出鞘枪出套地把一千人犯从区内务科带到还没有修建完工的俱乐部去，往返经过卡德镇的街道——经过这个他们不久前还是它的政府的镇子。俱乐部已经装上了窗子，但舞台还没有建成，也没有电（在卡镇德根本没有电），每天晚上法院就在煤油灯下开庭。从各集体农庄按摊派原则运来听众。整个卡德镇的居民全来了。不仅坐在长凳上和窗台上，过道里也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这样每次都装下了七百人左右（在俄罗斯毕竟是喜欢看这种场面的）。前排的长凳固定给党员坐，以便法庭始终能得到善意的支持。
    　　由省法院副院长舒平、审判员比切和扎奥焦洛夫组成了专门庭。德尔普大学的毕业生省检察长卡拉西克负责起诉（虽然被告们都放弃辩护，但强加给他们一个官方律师，为了使审判不致没有检察长参加）。庄重、严厉和冗长的起诉书归结如下：在卡德区有一个由伊凡诺沃来人组成的（换句话说——那里也等着逮捕吧！）地下布哈林右派集团在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通过暗害活动推翻卡德镇的苏维埃政权。（右派为了发难找不到比这更大一点的偏僻角落了！）
    　　检察长在法庭上提出一个申请：斯塔夫罗夫虽然已在狱中身死，但他临死前的供述应在这里宣读，并应认作是在法庭上作出的供述（而集团的所有罪名都是建立在斯塔夫罗夫的供述上的！）。法庭同意：把死者的供述，当作他还活着一样，列入法庭材料（然而却有一个优越性，被告谁也不能同他争议了）。
    　　但是，卡德镇的愚昧的群众并没有察觉出这些学问高深的奥妙，他们等待着的是往下怎么进行。在侦查中被打死的人的供述当众宣读了一遍并重新作了笔录。开始讯问被告，这时出现了难堪的局面！——他们全体拒绝承认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供认！
    　　不知道在工会大厦的十月大厅里遇到这种情形会怎样处理——而在这里则毫不害臊地决定继续进行！审判员责备说：在侦查的时候，你们怎么能那么说？已经衰弱无力的乌尼魏尔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在公开的法庭上讲出内务机关里使用的审讯方法。”（这是布哈林审判的模式。正是这点束缚着他们：他们首先要遵守的原则是不要使人民对党产生坏的想法。他们的审判员们却早已不去操这个心了。）
    　　在休息时，克留根巡视了被告的监室，对弗拉索夫说：“听到了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怎样拆烂污吗？你应当承认自己有罪，应当把实话都说出来！”还没有变衰弱的弗拉索夫痛快地表示同意：“对，说实话——说实话你们跟德国法西斯分子毫无区别！”克留根怒不可遏：“你瞧着吧，妈的……你会付出血的代价的！”从这时候起，弗拉索夫在审判中便作为集团的思想鼓舞者由第二位的角色转为第一位的角色。
    　　当出现了以下场面的时候，在塞满过道的群众眼里，事情才明朗化了。法庭理直气壮地谈论排队买面包的现象，谈论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害的事（尽管在审判开始之前当然大量地出售了面包，所以今天没有排队的现象）。向被吉斯米尔诺夫提出问题；“你知道区里排队买面包的现象吗？”“是，当然知道，队伍从商店一直排到区委会门前。”“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斯米尔诺夫尽管备受摧残，但还保持了响亮的嗓音和对正义的沉着的信心。这是一个长着一张质朴的面孔、骨骼粗大的褐色头发的人，他讲得从容不迫，大厅里听得见他的每一句话：“因为向省级机关的一切呼吁都无济于事，我委托弗拉索夫写了一份报告给斯大林同志。”“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写出来呢？”（他们还不知道！……他们马虎过去了！）“我们写了，我通过信使越过省里直接送到中央去了。副本保留在区委的档案里。”
    　　整个大厅屏住了呼吸。法庭一阵慌乱。本来可以不再往下问了，但有个人还是问道：
    　　“结果呢？”
    　　对呀，这是挂在大厅里每个人嘴边的问题：
    　　“结果呢？”
    　　斯米尔诺夫没有因理想的破灭而痛哭，而呻吟。（莫斯科的那些被告们就是缺乏这种精神！）他响亮地，镇静地回答：
    　　“没有结果，没有答复。”
    　　在他的疲乏的声音中可以听出：说实话，我也是这样预料的。
    　　没有答复！父亲和导师没有答复！公开审判到此已经达到顶峰2它已经把吃人者的狠毒心肠拿出来示众了！审判本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不，他们哪有这种分寸感和头脑，他们还硬要在这块尿湿了的地方泡上三天。
    　　检察长破口大骂起来：两面派！你们原来是这么回事！——一只手搞暗害，另一只手却胆敢向斯大林同志写信！而且还想得到他的答复？？让被告弗拉索夫回答——他是怎样想出停止售卖面粉、停止在区中心烤黑麦面包这类惨无人道的暗害行为的？
    　　小公鸡弗拉索夫不用招呼，自己就急忙跳起来冲着全厅尖声叫道：
    　　“如果你，检察长卡拉西克，离开公诉席坐到我旁边来，我同意在法庭面前对这些事作出全部回答！”
    　　简直莫名其妙。喧嚷、叫声。决维持秩序！你说什么……
    　　用这种方式抢到了发言权以后，弗拉索夫现在原原本本地把话说清楚：
    　　“禁止出售面粉，禁止烤黑面包，有省执委主席团发下来的决定。省检察长卡拉西克就是主席团常委。如果这是暗害行为——为什么你不以检察长的名义禁止呢？可见——你当暗害分子在我之前？……”
    　　检察长喘不过气来了，打击来得又准又迅速。法官也不知所措，咕咕哝哝说：
    　　“如果需要（？）——我们也会审判检察长的。今天我们审判的是你。”
    　　（两种是非标准——以等级高低为转移。）
    　　逞勇好斗、不肯罢休的弗拉索夫继续追击：
    　　“那我要求把他从检察长席上撤下来！”
    　　休息……
    　　咳，这样的审判对群众有什么教育意义呢？
    　　但他们还是坚持干下去。在审讯被告后开始讯问证人——会计付。
    　　“关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你知道些什么？”
    　　“一无所知。”
    　　“这怎么可能呢？”
    　　“我去过证人室，那里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
    　　“不需要听见！许多文件都经过你的手，你不能不知道。”
    　　“文件都没有问题。”
    　　“你瞧，这是一叠区报，甚至这里都说到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而你却什么也不知道？”
    　　“那就请去讯问那些写文章的人吧！”
    　　面包商店经理。
    　　“请你说，苏维埃政权有许多面包吗？”
    　　（喂！怎么回答呢？……谁能拿定主意说：我没有数过？）
    　　“许多……”
    　　“那为什么你们那里要排队？”
    　　“不知道……”
    　　“这是谁造成的？”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谁是你们的领导？”
    　　“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
    　　“什么他妈的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是被告弗拉索夫！这样说就是他造成的。”
    　　证人沉默不语。
    　　审判长向书记员口授：“答。尽管苏维埃政权拥有大量的面包贮备，由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造成了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
    　　检察长抑制住自己的担心，作了愤怒的长篇发言。辩护人的发言基本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强调说，祖国的利益对于他，也像对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一样，是无上珍贵的。
    　　斯米尔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也没有表示丝毫悔过。现在所能记忆起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并且过于爽直，所以就没有能够保住脑袋闯过一九三七年这一关。
    　　当萨布罗夫请求保留他一条命的时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气恼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说：“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没有放过最后的机会发表一篇毫不客气的言论。
    　　“我不认为你们是法庭，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戏子，正在按写好的台词演一出审判的闹剧。你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卑鄙挑衅勾当的执行者。不管我对你们说些什么，反正你们都会把我判处枪决。我只是相信，时间一到，你们也会站到我们的地位上来！”
    　　从晚上七点钟直到夜里一点钟，法庭一直在拟写判决书，在俱乐部的大厅里点着煤油灯，在马刀下坐着受审人，人群没有散去，嗡嗡地议论着。
    　　判决写的时间长，读的时间也长，那里面堆积着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暗害活动、联系和图谋。斯米尔诺夫、乌尼魏尔、萨布罗夫和弗拉索夫被判处枪决，有两人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结论导致在卡德镇又破获了一个共青团暗害组织（立即把有关人员提了起来；记得那年轻的商品鉴定员吗？），在伊万诺沃又破获了一个地下组织中心，它本身当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纵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里去）。
    　　在说出“判处枪决”这几个庄严的字以后，审判员作了一下停顿，好让鼓掌——但在大厅里却是一种阴森森的紧张气氛，听到的是不相干的人们的叹息声和啜泣声、亲属的叫声和昏厥，甚至从坐着党员的前两排座位上也没有响起掌声来，这已经是太不成体统了。大厅里的人们向着法庭叫喊：“老天爷呀，你们在干什么事情呀？！”乌尼魏尔的妻子放声号哭起来。这时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人群中起了骚动。弗拉索夫向着前两排喊道：
    　　“你们为什么，畜牲，不鼓掌？党员们！”
    　　警卫队的排政治指导员跑过去用手枪戳他的脸。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夺掉手枪，这时一个民警跑过来把自己的犯了错误的政治指导员推到一边。押解队长发出号令“拿起武器！”——于是民警警卫队的三十支马枪和本地内务人员的手枪一齐对准了被告和群众（群众真像是就要扑过去抢走被判刑的人们）。
    　　大厅里只点着几盏煤油灯，晦暗的光线加强了普遍的混乱和恐惧。如果没有被审判说服，那也被现在对准了他们的马枪彻底说服了的人群张皇失措地挤成一团，不仅向门口拥去，而且还从窗口往外爬。木头嘎吱作响，玻璃发出清脆的破裂声。乌尼魏尔的妻子被踩得几乎失去知觉，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声终于没有响起来……
    　　让一条小小的附注专门献给八岁的小姑娘卓娅·弗拉索娃。她没命地爱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学（别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审判后只活了一年（以前没有害过病）。在这一年里她一次也没有笑过，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老太婆们预言：“老往地里瞧，快死啦。”她死于脑膜炎，临死的时候还不断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里呀？还我爸爸！”
    　　当我们计算牺牲在劳改营里的几百万人时，我们总是忘记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仅不能立即枪决，而且现在还要保护得更好，因为他们已经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而为了执行枪决应当把他们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项任务——经过夜里的街道把他们押送到内务机关去，是这样完成的：每个被判刑的人由五人护送。一人提灯。一人举着手枪走在前面。两人架着一名死刑犯，空下来的一只手还要拿着手枪。还有一个走在后面，把枪对准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余的民警则间隔一定的距离分布，以防群众的袭击。
    　　现在每个明智的人都会同意，如果一个劲儿地搞公开的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永远完成不了自己的伟大任务。
    　　这就是公开的政治审判在我国行不通的原因。

    　　——————

    第十一章　处以“最高措施”

    　　死刑在俄国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刑律中规定有五十种情节最高可适用死刑，在彼得一世的军事条令中已经有二百个这样的条款了。伊丽莎白女皇虽然没有废除死刑，但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据说她在登基时曾许下不杀一人的誓愿。因此她在位的整个二十年间就没有处死过一个人。尽管进行了七年战争！仍是避免了死刑。对于雅各宾共和国出现以前半个世纪的十八世纪中叶说来，这确乎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例。诚然，我们已经惯于嘲笑自己过去的一切；从来也不承认过去有什么善良的行为，善良的意图。所以也完全可以给伊丽莎白女皇抹黑：她把死刑代之以——鞭笞、挖鼻、烙“贼”字和永久流放西伯利亚。但我们要为女皇说句辩护的话：她怎能违背社会观念去作更激进的改革呢？也许今天的死刑犯为了能在阳光下活下去甘愿选择上述全套的刑罚，而我们却出于人道精神不能向他提供这个办法？也许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读者还会倾向于以下的看法，即二十年，甚至十年的我国劳改营生活要比伊丽莎白女皇的刑罚更难受。
    　　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伊丽莎白女皇所抱有的是全人类的观点，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是——阶级观点（因而比较正确）。她觉得完全不处死任何人是可怕的、不安全的。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皇位和制度，在遇到发生政治叛乱的情况下（米罗维奇、莫斯科鼠疫暴乱、普加乔夫），她认为采用死刑是完全适宜的。而对于刑事罪犯，对于普通罪犯——为什么不可以认为已经废除了死刑呢？
    　　在保罗皇帝的时候，废除死刑得到了确认（有过多次战争，但团队里却没有军事法庭）。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漫长年代，只对战争中犯下的军职罪实施了死刑（一八一二年）。（马上会有人对我们说：列队鞭打致死呢？没有话说，不宣布的杀人当然是有过的，一次工会会员大会也可以置人于死地！但由司法人员表决决定你的死活的事情——从普加乔夫到十二月党人这半个世纪内，在我们国家里甚至国事罪犯都没有遇到过。）
    　　五名十二月党人的鲜血激起了我们国家的嗅觉。从那时候起直到二月革命，死刑就一直没有废除过，也没有忘掉过，它为一八四五年和一九0四年的刑法典所确认，还得到了陆军刑律和海军刑律的补充。
    　　这个时期内在俄国有多少人被处死刑呢？我们已经援引过（第八章）一九0五——一九0七年一些自由主义活动家的统计。现在再补充以俄国刑法专家H·C·塔甘采夫的经过核实的一些材料。一九0五年以前，死刑在俄国是一种非常手段。从一八七六年到一九O五年这三十年内（这正是民意党人和恐怖行动——而不是在公用厨房里谈论出来的意图——的时期，大规模罢工和农民骚动的时期；未来革命的各政党建立和巩固的时期），共处死了四百八十六人，就是说，全国一年处死将近十七人（这是与刑事死刑算在一起的）。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镇压的几年内，死刑的数字陡然上升，震惊了俄国人的想象力，使托尔斯泰为之泪下，使柯罗连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义愤填膺：从一九0五——一九O八年共处死将近二千二百人（一个月四十五人！）。塔甘采夫的书里把这称做死刑流行病（至此它就中断了）。
    　　这些话读起来都觉得奇怪，一九0六年实行战地法庭审判的时候，最难办的事情之一就是：谁来杀人？（要求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内执行。）由军队执行枪决——对军队造成不好的印象。而志愿充当刽子手的人却经常找不到。前共产主义的头脑想不出来，一名刽子手对后脑勺开枪——可以解决很多人。
    　　临时政府在其就职时完全废除了死刑。一九一七年七月，它在作战军队和前线各省里恢复了死刑——以惩罚军职罪、杀人、强奸、抢劫‘（当时在这些地区甚为猖獗）。这是断送了临时政府的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布尔什维克号召起来革命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被克伦斯基恢复的死刑！”
    　　流传下来一个说法，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夜间，在斯莫尔尼大楼里发生了一次争论：是否以最初的一个法令宣布永远废除死刑？——列宁当时公正地嘲笑了自己那些同志的空想主义，他知道，不采用死刑是不能朝新的社会方面移动一步的。然而，在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联合政府的时候，对他们的错误观念作了让步，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起还是废除了死刑。这个“慈悲”的态度当然不可能产生出什么好结果。（而且是怎样废除的呀？一九一八年初，托洛茨基下令审判新晋升的海军上将阿列克谢·夏斯特内，因为他拒绝凿沉波罗的海舰队。“高庭”审判长卡尔克林用恶劣的俄语飞快地说了一句：“二十四小时内枪决。”审判厅内激动起来：已经废除了！检察长克雷连科解释说：“你们激动什么？废除的是死刑。而夏斯特内我们不是处死刑——是枪决。”于是就枪决了。）
    　　如果拿官方文件来判断，从一九一八年六月起，死刑就完全恢复了——不，不是“恢复”，而是——作为死刑的一个新纪元确立下来了。如果确认拉齐斯不是有意缩小而只是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如果确认革命法庭完成的审判工作量至少与契卡完成的非司法制裁的工作量相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俄国的二．十个中心省份里，十六个月内（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九一九年十月），就枪决了一万六千多人，就是说一个月超过一千人产顺便说一句，被枪决的人中包括俄国第一个（一九0五年彼得堡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辽夫-诺萨利和那个设计了红军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穿的那套古代勇士式的军服的美术家。
    　　还有那些每月也是成千地杀人的革命军事法庭呢。还有铁道法庭呢（见第八章）。
    　　然而，一九一八年来临的死刑新纪元使俄国忽而浑身冰凉，忽而如醉如狂的原因，也许还不是这些宣判或未宣判的后来加起来有成千上万的个别的枪决。
    　　我们觉得更加可怕的是作战双方采用的而后来变为胜利者一方采用的时髦做法——凿沉驳船，每次都装着未计数的、没有登录的、甚至没有点名的几百个人，（特别是军官和人质，沉没在芬兰湾、白海、里海和黑海，还有贝加尔湖里）。这不包括在我们的这部狭义司法史的范围内，但这是风习史，以后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从第一个留里克起，我们的各个时代有过像布尔什维克在整个国内战争中那么残酷和杀过那么多人的那样一段时期吗？
    　　如果不提一下在……不错，在一九二0年一月曾废除过死刑，那我们就会忽略掉一个有代表性的曲折。当库班还有邓尼金、克里米亚还有弗兰格尔、而波兰的骑兵正在备鞍出征的时候，专政却丢掉了手中的惩罚之剑！有的研究者在专政的这种轻信态度和放弃防御的做法面前甚至会不知所措。但是，第一，这个法令是很明智的：它不适用于军事法庭，只适用于契卡和后方的法庭。因此将预定枪毙的人事先转移到附近地方去枪毙。例如，为历史保留下来了一份指令：
    　　“机密。通令”
    　　发至各地肃委主席，全俄肃委各特科。
    　　鉴于死刑业已废除，建议将所有因犯有所列各种罪行而应处以最高措施的人犯送至不属废除死刑法令范围的军事地带。
    　　一九二0年四月十五日
    　　第3256．756号
    　　全俄肃委特科主任
    　　／签字／雅戈达
    　　第二，已通过对各监狱进行清理为法令做好了准备（大批枪杀以后可能属“法令规定之内”的犯人）。档案中保留着一份布蒂尔卡监狱犯人一九二0年五月五日的声明：
    　　“在我们布蒂尔卡监狱中，在废除死刑的法令已签署之后，夜间枪毙了七十二人。这种行为之卑劣令人发指。”
    　　第三，最令人放心的是，法令有效期很短——四个月（到监狱再次填满为止）。一九二O年五月二十八日法令又把枪决权还给了全俄肃委。
    　　革命急于把一切都改名换性，以便使每个事物看起来都是新的。“死刑”也就改名为——最高措施并且不叫做“刑罚”的最高措施，而是所谓“社会保卫”的最高措施。一九二四年的《刑事立法纲要》向我们解释说：这种最高措施只县未经中执委官布字令废除以前的一项临时规定。
    　　一九二七年的确开始废除这项最高措施了：只留下它用来惩治反对国家和军队的犯罪（五十八条和军职罪），以及惩治武装伙匪（但是，那些年代和今天对“武装伙匪”的政治上的广义解释是大家都知道的：从巴斯马奇到立陶宛的森林游击队，任何一个不赞成中央政权的武装民族主义分子都是“武装匪徒”，没有这一条怎么行呢？还有劳改营的暴动分子和城市骚乱的参加者——也是“武装匪徒”）。至于那些有关保护私人的条文，迎接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废除了其中的枪决规定。
    　　但是，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之前，颁布了八七法，这一项社会主义即将到来时期的重要法律许诺给每一个拿了国家一星半点东西的公民一颗子弹。根据这项法律，死刑的适用范围又增加了一个内容。
    　　和历来一样，特别是在起初的时候，即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撞上这条法律的人成群结队，那时枪也开得特别勤奋。在这个和平时期（基洛夫还在世的时候……），光是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同时就有一百六十五名死刑犯在等候处决。——只拿克列斯特监狱一地来说，一整年内就能超过一千名了吧？
    　　这是些什么样的坏人呀？从哪里搜罗起那么多的阴谋分子和捣乱分子？举一个例子，那里关着六名沙皇村附近的集体农庄在员，他们犯下的罪过是：在集体农庄（用他们自己的手）割草完毕后，他们又去割过的地方把土墩上的草割来喂自己养的牛。这六个庄稼人全没有得到全俄中执委的赦免，判决付诸执行！
    　　多么凶恶的萨尔台奇哈！“最卑鄙丑恶的农奴主恐怕也不能为割点倒霉的草而杀死六个庄稼人！……只要他用树条把他们打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并在学校里诅咒开他的名字。而现在，好像石头掉进水里，扑通一声就无影无踪了。我只是还暗存着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活证人的叙述会得到文件的证实。就算斯大林此外再也没有杀死过什么人——光为这六个沙皇村的庄稼人我也会认为他是值得五马分尸的！然而竟还有人敢于向我们尖声叫喊：“你们怎么胆敢去揭露他？”“怎敢去惊扰伟大的影子？”……“斯大林是属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不错。但也是属于刑法典的。
    　　不过，还是恢复冷静和公正吧。当然，全俄中执会既然已经许下了诺言，本来一定会“完全废除”最高方法的，—一但糟糕的是，一九三六年父亲和导师“完全废除”了全俄中执委本身。至于最高苏维埃，听起来更接近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下面那个“最高枢密院”。这时枪毙已经名正言顺地称为“刑罚的最高措施”，而不再是什么不明不白的“保卫”的最高措施了。一九三七——三八年的枪声甚至斯大林的耳朵听起来也已经不能容纳在“保卫”里了。
    　　关于这些枪决——有哪个法学家，有哪个刑事史家能给我们举出核实的统计数字来呢？这个特别档案库在哪里呀？我们要能潜进去读一读数字该有多好。这些数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此我们只敢重复一下那些小道数字，一九三九——四0年在布蒂尔卡的拱形屋顶下这些数字还当做新闻传来传去，它们来自前不久住过这些监室的垮了台的高中级叶若夫分子（他们是知道的！）。叶若夫分子说，在这两年里全苏联共枪决了五十万“政治犯”和四十八万刑事犯（五十九条3，他们是作为“雅戈达的基础”被枪决的，这样一来，“老一代的高尚的盗贼世界”便被拦腰斩断了）。
    　　这些数字是否那么难以置信呢？枪决人犯前后用的时间没有两年，而只有一年半，这样计算，每月平均就应当枪决（只就五十八条而言）二万八千人。这是在全苏联范围。那末刑场有多少处呢？少算也有一百五十处（实际上当然比这多。光在普斯科夫一地，在许多教堂地下的原先的苦行僧修道室里都设置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讯和枪决场所。到一九五三年这些教堂还不让参观：有“档案”；十年没有打扫的蛛网尘封的“档案”。在修复工程开始前，用卡车从那里拉出人的骨骸）。那就是说一天中押到同一地点枪决的有六人。难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吗？这甚至是缩小了的！来自克拉斯诺达尔的材料说，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无产阶级大街上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主楼里每夜枪毙二百多人！（根据另一些资料，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前共枪决了一百七十万人。）
    　　在卫国战争时期，死刑的适用因各种理由时而扩大了范围（如铁路的军事化），时而丰富了形式（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一关于绞刑的法令）。
    　　所有这些事件稍稍推迟了原来许下的完全彻底和永远废除死刑的诺言，然而，我国人民以忍耐和忠诚终于赢得了它：一九四七年五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着镜子试用浆得笔挺的衬衣硬领时感到合意——便下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代之以新的刑期——一二十五年。发行“二十五元券”的一个好借口）。
    　　但是我们的人民是忘恩负义的、犯罪成性的、不识好歹的。因此当权者勉勉强强两年半没有用死刑，在一九五0年一月十二日就颁布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法令：“鉴于各民族共和国（乌克兰？……）、工会（这些可爱的工会总是知道该做些什么）、各农民团体（这是在梦中口授的，所有的农民团体还在大转变的一年就被大恩人践踏光了）以及文化界人士（这倒是完全可能的）提出的要求……”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叛国分子，间谍和颠覆破坏分子”恢复了死刑。（可是忘了把“二十五元券”收回，它就这样留下了。）
    　　我们所习惯的杀头既然已经开始恢复，接着就毫不费力地蔓延开来了，陆续规定适用死刑的又有：一九五四年——对故意杀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对盗窃国家财产、伪造货币、监禁场所的恐怖行为（指杀死“眼线”和恐吓劳改营管理人员）；一九六一年七月对违反金融业务规则；一九六二年二月——对企图加害（一晃手）民警和纠察队员的生命；同年——对强奸；对贿赂行为。
    　　但所有这些——都是未经完全废止之前的临时性规定。今天还是这样写的。
    　　结果是，在我国保持不用死刑最久的是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时期。
    　　在我们的称心如意、胡里胡涂的生活中，我们把死囚想象成为命41注定的，为数不多的个体。我们本能地确信，我们是永远也不会落入死牢的。进死牢的，如果不是犯有重罪，至少也得经历过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的脑子需要翻很多个儿才能设想：有许多最普普通通的人是为了一些最平平常常的事而进了死牢的，并且看谁的运气如何——他们得到的往往不是赦免，而是“到头”（囚犯们这样称呼“极刑”，他们受不了那些高深的话，总是把一切说得粗鲁些，简短些）。
    　　一个区地政局的农艺师因为对集体农庄的谷物分析上有错误（也许是分析没有中领导的意？）而得到了死刑！——一九三七年。
    　　手工业合作社（做线轴的！）主任梅里尼科夫因为工场里锅驼机迸出的火花引起了火灾而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虽然后来赦免了他，给了十年。）。
    　　一九三二年在克列斯特监狱等候处决的有：费尔德曼——因为发现他有外币；．转炉工人法吉列维奇——因为出卖了一条供制作笔尖用的钢带。犹太人的传统生意、谋生方式和游戏，也都值得判处死刑！
    　　这样，伊万诺沃的一个农村青年格拉西卡因下面的事而得到了死刑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在春天的米科技节到邻村去游逛，喝了很多酒以后，用橛子揍了一下屁股——不是民警的屁股，不是的！——而是民警的马的屁股！（诚然，他为了故意使民警生气，还从村苏维埃的墙上扯下一块板子，后来还扯断了村苏维埃电话的听筒线，并大声叫嚷：“打鬼呀！”……）
    　　我们是否会有陷入死牢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些什么—一而是决定于一个巨大车轮的转动、强大的外部因素的进程。例如，列宁格勒遭到了围困。如果列宁格勒的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样的严峻岁月处理的案子里没有死刑，那该市最高领导人日丹诺夫同志会怎样想呢？“机关不起作用”，不是吗？应当破获一些德国人从外面指挥的地下大阴谋吧？为什么一九一九年在斯大林领导下破获过这类阴谋，而一九四二年在日丹诺夫领导下却没有这类阴谋呢？有了结论——便有了结果；几起错综复杂的阴谋揭露出来了！你正在列宁格勒没有生火的自己的房间里睡着觉，而一只长着利爪的黑手已经在你头上垂下。这一切是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看中了一个什么人，比如伊格纳托夫斯基中将——他住所的窗户向着涅瓦河，他掏出一块白手帕来擤鼻涕——打信号！还有，伊格纳托夫斯基作为一个工程师喜欢跟水兵们谈谈技术。好材料！伊格纳托夫斯基被抓了起来。到了算帐的时候了！—一那么，请把你们组织的四十个成员说出来，他说出来了。如果你是个亚历山大剧院的检票员，那你被说上的机会不大，但如果你是个工学院的教授——那你准得上了名单（又是这个该死的知识阶层！）——这和你主观意志有什么关系呢！根据这种名单——统统都得枪毙。
    　　所有的人果然都被枪毙了。那么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俄国的著名流体动力学家，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国家安全部门的某个更高的领导感到不满意，认为名单太小，枪决的人也太少。于是斯特拉霍维奇就被内定为即将破获的一个新组织的合适的中心人物。阿尔特舒列尔大尉把他叫去：“你是怎么回事？是故意赶紧全招认下来，逃到阴间去，好把你们的地下政府掩盖起来？你是那个政府里的什么人？”这样，斯特拉霍维奇就继续蹲在死牢里，同时进入了另一轮侦查！他建议把他当作教育部长（想赶快结束这一切！），但阿尔特舒列尔还不满足。侦查在继续进行，同时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成员陆续在枪决。在一次审讯中，斯特拉霍维奇突然怒气上来：他不是想活下去，而是这种慢慢的死法把他搞疲倦了，更主要的是不断的扯谎使他恶心了。于是在一次交叉审讯中，当着某个大官的面，他拍桌子说：“应该把你们统统都枪毙！我再也不说假话了！我过去的一切供述都收回！”这个发作却起了作用！——不仅不再对他进行侦查，而且好长时间把他忘在死牢里了。
    　　大概，在普遍的顺从中，绝望的突然发作总是起作用的。
    　　你瞧枪毙了多少人——起初几千，后来几十万。我们加、波乘、除，叹息诅咒。但毕竟只是数字。它们使人震惊，然后就被遗忘。如果有一天被枪杀者的亲属把所有被处死者的照片交给一个出版社，如果能出版一种照相集，分为几大册的照相集——只要随便翻翻它，只要朝着照片上失去光彩的眼睛看上最后一眼，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余生汲取到许多东西。阅读这样一本无字天书，将在我们心中留下永恒的积层。
    　　在我所熟识的一个人家里，过去的犯人们有这样一种仪式：每逢三月五日，即总杀人犯的忌日，在桌子上陈列出被枪杀的和在劳改营中死去的人的相片——偶然搜集到的，有几十张，住宅中整天笼罩着一种半教堂半博物馆的庄严气氛。奏起哀乐。朋友们纷纷前来，观看相片，沉默不语，听着，轻声交谈；然后不辞而去。
    　　要是到处这样做才好哩……让这些死亡在我们心上刻下一点小小的痕迹也是好的。
    　　为了—一总不至于白白地死去！……
    　　我也有几张偶然得到的相片：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一九一八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施特罗宾德尔——一九一八年枪决于彼得格勒。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尼奇科夫——一九二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总参谋学院教授——一九三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列福尔马茨基，农学家——一九三八年枪决于奥廖尔。
    　　伊丽莎白·叶夫根尼耶夫娜·安尼奇科娃——一九四二年枪决于叶尼塞河畔的劳改营中。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曾是怎样等待的？他们曾有什么感觉？他们曾有什么想法？他们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是怎样被带走的？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所感觉到的是什么？……究竟怎么样把他们……这个……的？
    　　人们渴望钻到幕后去看看，这种想法是自然的。（尽管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当然永远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经历过的人所讲的也不是最后的时刻，这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被赦免了。
    　　往后如何，刽子手们知道。但刽子手不会说。（那个克列斯特监狱的著名的辽沙叔叔，他把犯人的手拧到后面，戴上手铐，如果被带走的犯人在夜间走廊里大声喊出“永别了，弟兄们！”便用一团东西塞进他的嘴里——他干吗要向我们叙述呢？他现在大概还衣冠楚楚地在列宁格勒大街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岛上的啤酒店里或在观看足球赛时碰到他，你就问问吧！）
    　　然而，刽子手也不彻底知道一切。在故意开动的某种机器的轰隆声伴随下，子弹无声无息地从手枪筒出来往后脑门飞去，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注定是懵懵懂懂。彻底情形连他也不知道！彻底知道的只有死者——那就是说谁也不知道。
    　　诚然，还有艺术家——对于直到射出子弹、套紧绞索前的情形，他能够模模糊糊地但或多或少知道一点。
    　　我们也就是从被赦免的人和艺术家们那里得知死牢的大体情景的。例如，我们知道，犯人们夜里不睡觉，而是等待着。只在早晨才安下心来。
    　　纳罗科夫（马尔琴科）写了一部叫做《虚量》的长篇小说，因为预先打定主意一切要像阳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去写，而且把死字写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令人心碎，令人感动，所以就把这本书写坏了，但枪决的场面，在我看来是写得很好的。不能核实，但令人相信。
    　　比较早的一些艺术家，例如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猜测，现在已经不禁散发着克雷洛夫时代的气息了。是呀，哪个幻想家能够想象得出譬如三七年的死囚牢房呢？他一定会去编织心理学的细绳：是怎样等待的？是怎样倾听的？……可是谁能预见到并向我们描述死囚们的这样一些出乎意外的感觉呢；
    　　1．死囚受寒冷之苦。只能睡在水泥地上。窗口下是零下三度（斯特拉霍维奇）。还没有枪毙，你就冻坏了。
    　　2．死囚受拥挤和憋气之苦。一间单人监室要塞进七名（从来不少于此数）、十五名或一十八名死囚（斯特拉霍维奇，列宁格勒，一九四二年）。他们就这样几星期或几个月挤压在一起！所以你那七个吊死者的恶梦又算得了什么！人们想的已经不是死刑，怕的不是枪决，而是——现在怎样伸伸腿？怎样转个身？怎样吸口空气。
    　　一九三七年，在伊万诺沃的各监狱里——内监、第一监狱、第二监狱和羁押所，同时关押的犯人达四万名，虽然这些监狱原定的总容量未必达到三、四千名——在第二监狱里，把受侦查的、已到劳改的、死囚、得到减免的死囚、还有小偷，都混合关在一起——他们一连几天在大监室里紧贴在一起站着，以至手都不能举起或放下，而被挤到板铺边的，则有可能折断膝盖。这是在冬天，为了不致憋死，犯人们挤掉了窗上的玻璃（在这个监室里，有一个已被判死刑的白发苍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八九八年的党员阿拉雷金，在等待处决，他于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纲》以后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
    　　3．死囚受饥饿之苦。他们在死刑宣判以后要等待那么久，所以他们的主要感觉已经不是枪决的恐怖，而是饥饿的折磨：什么地方能找点吃的呀？亚历山大·巴比奇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监狱的死牢里呆了七十五昼夜！他已经完全屈服了，他等待枪决，好像是等待自己那坎坷一生的唯一可能的结局。但他饿得浮肿了——这时，他由枪决被改判为十年劳改——自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一般说坐死牢的时间有什么样的最高纪录？谁知道最高纪录？……弗谢沃洛德·彼得罗维奇，死囚监室的室长（！），在那里蹲了一百四十昼夜（一九三八年）——但这是不是最高纪录呢？我国科学的光荣瓦维洛夫院士等待枪决等了几个月，差不多快有一年；他作为死囚被撤退到萨拉托夫监狱，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监室里，当一九四二年夏获准减刑而转到普通监室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了，放风时把他抬着出去。
    　　4.死刑犯受无医疗救助之苦。奥赫里缅科因长时间坐死牢（一九三八年）得了重病。他不仅没有被送入医院，而且医生好长时间都不来，来了也不过监室，不看也不问，就把药粉从栅栏门里递进去。斯特拉霍维奇的脚开始出现水肿，他向看守说明了这个情况——却派来了……一名牙医。
    　　就算医生来过问病情，他是否应当治疗死因呢，就是说是否应当延长他等待死亡的时间呢？或许医生的人道精神应当表现为坚决要求尽早处决？请看斯特拉霍维奇描述的又一个场景：医生走进监室，一边同值班员谈话，一边用手指头点着死囚说：“死人！……死人！……死人！……”（他这是挑出营养不良症患者指给值班员看，坚决反对继续这样折磨人，该到枪决的时候了！）
    　　真的，为什么要把他们留得那么久呢？刽子手不够吗？这个问题要和下述情况一并考虑：监狱当局向许多死囚提出建议甚至请求他们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如果他们过于执拗，不愿再作交易，则往往代替他们签名。而公文旅行起来起码得几个月。
    　　原因大概在这里：死牢是两个不同部门的交接点。侦查和审判部门（我们听军事庭的审判员说，这两个部门是一家）追求的是破获骇人听闻的要案，并且必须判给罪犯以应得的惩罚——枪决。但死刑判决一经宣布，一经记入侦查审判机关帐本上的资产项目下——他们对这些称为已决犯的刍狗再也不感兴趣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事，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到底是留下来活着还是死掉，对国家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就被交给了监狱部门全权处理。监狱部门是附属于古拉格系统的，它已经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待犯人了，对他们有利的数字——不是多枪毙一些，而是多给群岛送去一点劳动力。
    　　大楼内监监狱长索科洛夫就是这样来看斯特拉霍维奇的。他在死因监室里呆得实在无聊了，请求给点纸张和铅笔进行科学工作。起初他写了一本《论液体与在其中运动的固体的互相关系》、《弹射器——弹簧和缓冲装置的计算》，后来写了《稳定性理论基础》。这时，便单另把他关进一间单独的“科学”监室，伙食也改善了，从列宁格勒前线开始送来指定项目，他为他们设计了《对飞机的立体射击》——结果是日丹诺夫决定把他的死刑改为十五年劳改（但是这全怪从“大后方”来信太慢：不久就从莫斯科送来普通的减刑决定，它要比日丹诺夫的慷慨些：总共只有十年）。
    　　斯特拉霍维奇的所有狱中笔记本现在都完整无缺地保存着。而他的铁窗中的“仕途”于此刚刚开始。他不久后就开始领导一项苏联最早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设计。
    　　对于数学副教授A·H·ll·，侦查员克鲁日科夫（木错，不错就是那个小扒手）决定为私人目的在死牢里加以利用：因为他是个函授大学生！他时常把ll·从死牢里传来——让他代替自己（甚至还替别人）解算测验作业中的复变函数论习题。
    　　所以世界文学对临死前的痛苦懂得些什么呢？……
    　　最后（恰夫达罗夫的叙述），死牢可以利用来作为侦查的组成部分，作为施加影响的方法。突然把两个不肯招认的犯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传去“审判”，“判处了”死刑，转入死囚监室。（恰夫达罗夫无意中透露了一句：“对他们的审判其实是做戏。”但是，在任何审判都是做戏的情况下，该用什么词儿称呼这种假审判？舞台上之舞台？戏中之戏？）让他们在这儿饱尝一番死囚生活的滋味。然后派几个耳目，假装也是死囚，放进牢里。这些人忽然纷纷表示悔悟，说自己不该在侦查时顽固不化，请求看守转告侦查员，愿意在任何文书上签名。于是让他们签署了请求书，然后在大白天把他们带出死牢，这表示不是拉去枪毙。
    　　而那些作为这场侦查游戏的对象的真正的死因，看到别人如此悔过和被赦，心中必定会有所触动吧。这一套把戏算是导演付出的额外开支。
    　　据说，后来当了元帅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一九三九年两次被押进森林里去摘夜间的假枪毙，枪口对准了他，然后放下，又押回监牢。这是作为侦查方法采用的“最高措施”。也没有什么关系，事情过去了，照样活得不错，也没有怨言。
    　　被拉去杀头的时候，人差不多总是俯首听命的。死刑判决怎么会有这样的催眠作用呢？受赦免的人们往往回想不起他们的死囚监室里有什么人进行过反抗。但是这种情形也是有过的。一九三二年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死囚们夺下了看守们的手枪，并且用它们射击。从此以后，便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在监视孔里看准了该抓走的人以后，五个不带武器的看守一下子闯进监室，一齐扑过去抓一个人。监室里有八至十名死囚，但是每个人都已经向加里宁呈递了上诉，每个人都期待得到宽恕，因此：“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他们让开路，袖手旁观怎样把死期已到的人反绑起来，他怎样叫喊求救，怎样把儿童玩的小皮球塞到他嘴里去。（瞧着儿童玩的小皮球，难道你会猜想到它的各种各样可能的用途吗？……对于讲解辩证方法的教师是一个多好的实例呀！）
    　　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坚强还是使人软弱？如果在每个监室里死囚们都协力把前来的刽子手掐死——这不比向全俄中执委上诉能够更可靠地使死刑终止吗？已经到了坟墓的边缘——为什么不反抗呢？
    　　但是，难道在被逮捕时不是也同样没有任何指望了吗？然而，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希望的境界里，象割掉了脚似的用膝盖匍匐爬行。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弗拉索夫记得，在宣告判决后的夜里，当四支手枪从四面摇晃着把他押过黑沉沉的卡德镇时，他的想法是：千万别用陷害的方法马上把他毙了，假冒说是在他企图逃跑的时候开枪的。可见，他还不相信自己的判决！还希望活下来……
    　　现在把他关在民警所的一个房间里，让他躺在一张办公桌上，两三个民警在煤油灯光下不断在这里值班。他们彼此间议论：“一连四天，我听呀呀呀，还是没有闹明白：为了什么把他们判刑的？”——“唉，不是咱们的脑瓜子弄得清楚的事情！”
    　　在这个房间里，弗拉索夫住了五昼夜：他们在等待批准判决，以便在卡德镇就地处决：很难再往远处押解死刑犯。有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出了一封请求赦免的电报：“我不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保留生命。”没有答复。这些日子，弗拉索夫的手一直抖得厉害，以至拿不起匙子，只能用嘴直接从盘里喝汤。克留根前来嘲弄了一番（在卡德镇案件以后不久，他从伊万诺沃调到了莫斯科。在这一年，古拉格天空中的这些血红的明星上升和下坠得都很急速。他们也被抖落到那个深坑里去的时候快要到了，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无论批准死刑还是赦免的通知都没有收到，只好把四个被判死刑的人犯押送到基涅什马去。用四辆中型卡车来运他们，每辆车上装着一名犯人和七名民警。
    　　在基涅什马把他们关在修道院的地下室（摆脱了僧侣思想的修道院建筑术对我们大有用处！）。在那里又增加了另外一些死刑犯，用囚犯车辆运到了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监狱的大院里单独挑出了三名犯人：萨布罗夫、弗拉索夫和另一批中的一个，其余的立刻就被押走了——那就是说，押去枪决，免得增加监狱的负担。弗拉索夫就这样同斯米尔诺夫诀别了。
    　　留下来的三个人，在十月的阴冷潮湿的第一监狱院子里关了四个小时，这时间，一批批犯人被带走、送来和搜查。实质上还没有证据表明今天不会枪毙他们。萨布罗夫有一刻以为是来带去枪决（实际上是带到监室去）。他没有叫喊，但把旁边的人的手掐得那么使劲，使那人痛得叫了起来。警卫拉着萨布罗夫在地上拖着走，用刺刀在后面推着。
    　　这个监狱里有四间死牢——与儿童监室和病号监室同在一个走廊里！死牢有两道门——一道是带有旋转孔的普通木门，一道是铁栅栏门。每个门都有两把锁（看守和看守长各持一把，必须两人在场才能把门打开）。四十三号监室隔壁就是侦查员办公室，死囚们在等待处决的过程中，夜里还得听受折磨者刺耳的喊声。
    　　弗拉索夫进的是六十一号监室。这本是一个单人监室：长五米，宽稍多于一米。两张铁床用厚铁固着在地上，每张床上头对脚地躺着两个死囚，还有十四个人横卧在水泥地上。
    　　留给每个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来等待死亡。虽然早就知道，连死人也有权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这样，契诃夫还觉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问，是不是马上就要枪毙。“瞧我们早就蹲在这里，仍然活着……”
    　　于是开始等待—一像已经知道的那样：大家整夜不睡觉，垂头丧气地等待着押出去处死，倾听着走廊里的声（由于这种拖长的等待，人们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了……）每逢白天有什么人得到赦免，到夜里人们就特别紧张：那个人高兴得嚎啕着走了，而在监室里，恐惧的气氛变得更加浓重——因为与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驳回了什么人的请求，因此夜里会来把什么人带走。
    　　有时夜里门锁响了，人们的心吓得要蹦出来。带我吗？不是我！！而看守打开木门却是为了一件屁事：“把东西从窗台上拿掉！”这一开门不打紧，可能使所有十四个人都早死一年；也许，再这样开上五十次门——那就不需浪费子弹了！——但是多么感谢他呀，原来平安无事：“马上就拿走，首长公民！”
    　　早晨上厕所回来，解除了恐惧后，他们开始入睡。然后，看守送来一桶烂菜汤，说了声“早上好！”按照狱规，第二道门，即铁栅栏门，只有在监狱值班员在场下才能打开，但谁都知道，人们总是要比自己的规定和条令好一些，也懒一些——值班员不出面，看守总是单独走进早晨的监室，并且完全按人之常情，不，要比普通的人之常情更可贵！——向犯人们打招呼说：“早上好！”
    　　向死因们打这样一声招呼比向人世间任何人打这样的招呼更加善良！怀着对这个声音的温暖和对这桶稀汤的温暖的谢意，他们现在可能入睡，直到中午（只有早晨他们才吃得下东西！白天睡醒后，许多人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有的人收到家里送来的食物——死刑判决亲属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这些食物就成了监室里的公有物，但却放着没人碰，在恶浊潮湿的空气中腐烂）。
    　　白天，监室中还有一次小小的活跃。看守长进来——或者是阴沉的塔拉干诺夫，或者是使人有好感的马卡罗夫——供给写请求书用的纸张，问有钱的人要不要委托从小卖部代买烟抽。这些问题显得或者太野蛮，或者过分地人道：故意做出根本不把他们当做死因的样子？
    　　犯人们拆下火柴盒子的底，画上点子做成骨牌玩。弗拉索夫对别人讲述合作社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他嘴里总是带着喜剧的色彩，因而他自己也逐渐松弛下来。（他关于合作社的故事是很出色的，值得单独叙述。）有一个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的犯人，是苏多格区执委会主席，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前线入党的布尔什维克，他蹲在这里已有几十天，毫不改变姿势，两人抱紧脑袋，肘靠在膝盖上，老是盯着墙壁上的某一点（他回忆中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一定是轻松愉快的！……）。弗拉索夫的爱说话使他生气：“你怎么能这样？”——“你是在做上天堂的准备吧？”——弗拉索夫反唇相讥，即使在…一句急促的话里也还保持着北俄人的浓重地方口音。“我只拿定一个主意——我要对刽子手说：我死亡的罪人就是你一个！不是审判员，不是检察长；——就你一个，现在你背着这个包袱活下去吧！—一如果不是你们这些自愿的刽子手，也就不会有死刑判决！让他杀吧，毒蛇！”
    　　科尔巴科夫被枪决了。被处决的还有康斯坦丁·谢尔格耶维奇·阿尔卡季耶夫，前亚历山大罗夫区（弗拉基米尔省）地政局长。同他的诀别不知为什么特别沉重。半夜里警卫队来了六个人带他，厉声地催促，而他这个温和的有教养的人，久久地在手里转着、揉着帽子，拖延离别的时刻——一离别尘世最后的一些人的时刻。当他说出最后的“永别了”这句话的时候，嗓音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当点出牺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刹那间，其余的人顿觉轻松（“可不是我！”）—一但是人一被带出去，大家马上变得未必比那个被带走的人轻松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来的人注定是说不出话，也吃不下东西。
    　　然而，那个捣毁了村苏维埃的格拉西卡却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这里也按农民的方式安居下来。他好像不能相信也会被枪毙（他果然没有被枪决，换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监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内就变得须发尽白了。
    　　当这样旷日持久地等待死亡的时候——头发出长起来了，于是全监室就被带去理发，带去洗澡。监狱生活遵守着它的常规，不管有什么判决。
    　　有的人已经语无伦次，神智混乱，但他们照样还得留在这里等待自己的命运。有谁在死囚牢房里发了疯，就疯疯癫癫地被枪决。
    　　得到赦免的通知也来得不少。革命后第一次施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刑期，正好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开始的，它们代替了许多枪决。也有改判为十年的。甚至有减为五年的。在奇迹的国度里也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昨天夜里还是罪该处死的人，今天早晨——幼儿园的刑期，轻罪犯人，而且在劳改营里还有得到免看押待遇的机会。
    　　在他们的监室里，有一个六十岁的库班人、前哥萨克大尉B·H·霍缅科，他是“监室的灵魂”，如果死牢里也可能有灵魂的话：他时常说笑话，胡子里露出微笑，不让人看出心里有痛苦。一早在俄日战争以后，他已经不适于行伍生活，成了养马业的专家，在省自治局任职，到了三十年代，在伊万诺沃地政局下头担任“工农红军马匹补给督察员”，责任是注意使军队保证得到良好的马匹。他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枪决，是因为他曾暗害性地建议阉割不满三岁的马驹，从而“损害了红军的战斗力”。——霍缅科提出了上诉。过了五十五天，看守长进来向他指出，他在上诉书上写的机关不对口。霍缅科当下就把纸贴着墙用看守长的铅笔涂去了原来的机关，改写成另一个机关，好像这是一张申请买一盒香烟的条子。这张涂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诉书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缅科等死已经等了四个月。（等上一两年又有什么——我们大家不都这样成年累月地等着死神这个斜眼的家伙！难道我们的整个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结果给他的批复是——完全恢复名誉！（在这时期内，伏罗希洛夫正好下了这样的指示：在不满三岁时进行阉割。）一会儿是人头落地，一会儿是欢天喜地！
    　　赦免通知下来的不少，许多人抱着越来越大的希望。但是弗拉索夫把自己的案情以及主要是在法庭上的行为与别人对照，认为自己的情节比较严重。同时，总得枪毙些什么人吧？至少半数的死囚总该处决吧？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被枪毙。只想即使如此也决不低头。他性格中固有的那种不顾死活的气质重新聚积起来，他下定了放肆到底的决心。
    　　正好碰到了一个机会。伊万诺沃国家安全局侦查处长钦古利巡视监狱时，不知为什么（多半是为了刺激刺激神经）让人打开他们监室的门，自己站到门槛上。他说起什么事情，问道：
    　　“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
    　　他穿着一件短袖绸衬衫，这种衬衫当时刚刚出现，人们还觉得它像女人穿的。他自己身上或者是他的这种衬衫上散发出甜滋滋的香水气，直冲到监室里去。
    　　弗拉索夫敏捷地跳到床上，尖声大叫：
    　　“这是个什么殖民军官？！滚蛋，杀人犯！！”并且自上而下用力地、浓浓地往钦古利脸上啐了口唾沫。
    　　而且——啐中了！
    　　而那个人——擦了下脸，后退了。因为他只有和六个警卫人员一起才有权进入这个监室，而且也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种权利。
    　　明智的家兔是不应当这样做的。如果现在你的案子正好在他手里，而能否得到赦免也正是取决于他，那怎么办呢？须知他不是无缘无故地问：“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大概正是为此而来的。
    　　但是，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已经厌恶充当家兔。这时候家兔们的脑子亮堂了，他们懂得了所有家兔的用途只是供给肉和皮毛，因此项多只能赢得延缓死期，而不会赢得生存。这时候忍不住要呐喊：“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要枪毙就赶快！”
    　　在等待枪决的四十一天中，正是这种愤恨感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住了弗拉索夫。在伊万诺沃的监狱里曾经两次建议他写赦免请求书——他都拒绝了。
    　　但在第四十二天上，他被叫到隔离室去向他宣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他免处极刑，改判为二十年劳动改造营监禁，刑满后剥夺权利五年。
    　　脸色苍白的弗拉索夫苦笑了一下，但甚至在这种场合也还有说的：“奇怪。我被判刑是因为我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国胜利。但是，难道加里宁相信吗？如果他认为，经过二十年在我们国家里还需要有劳改营……”
    　　经过二十年——这在当时看起来是远不可及的。
    　　奇怪，就是过了三十年劳改营也还是需要的。

    　　——————

    第十二章　监禁

    　　啊，俄文中OCTPOT这个字造得好——一看就觉得结结实实！而且构造多么奇巧！让你逃不脱的那四堵墙的结实劲儿好像活现在其中。什么全有了——严厉、鱼叉、锋锐（迎着凉不了的面孔扎进眼睛的暴风雪的刺猬般的锋锐，营区围墙的尖桩的锋锐，当然还有铁丝网上的铁蒺藜的锋锐），这三个词儿紧绷绷地挤在“奥-斯-特-勒-奥-格”这六个音节里。还有“谨慎”’这个词儿也紧挨在旁边，——后面不是还带着个“犄角”吗？对了，那个犄角直挺挺地竖在那儿，向外突出着，照直对准了我们！
    　　如果对整个俄国的牢狱习俗和生活待遇做一番纵的观察，就拿这个机构的最近九十年来说——明显地看出它并非一直是同一个犄角，而是先后长出的两个犄角：民意党人碰上的是它的尖端，就是那个用来触人的地方，就是连用胸骨抵抗都吃不消的地方。——往后它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儿（这是二十世纪初）——但是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另一个基部上面很快地出现一些小骨突地。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狱方态度之日益跋扈，随着“你没有权利！”的喝斥声，它又逐渐隆起、变尖、变硬、变成犄角——到了一九三八年，它戳进了人的脖子下面锁骨上方的凹处：监禁！并且，马上发出铛……（TOH）的一声，像远方传来的深夜的警钟——它每年都发出一次轰鸣。
    　　如果只根据施吕瑟尔堡监狱（沙皇时代监狱）某一个犯人的经历来考察这条抛物线，（B·费格涅尔著《铭记不忘的劳动人）那末一开始是有点可怕的：一个囚犯只有号数，谁也不称他姓名；宪兵们——像是在卢宾卡训练出来的：私下不对你说一句话。你结结巴巴说出个“我们……”——“请您只说自己！’”死一般的寂静。牢房永远是昏暗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地面是沥青的。通风小窗每天只打开四十分钟。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不让从图书馆借学术书籍。两年看不到一个人。只是在第三年以后——才给一些编上号码的纸张。
    　　后来，慢慢地——增加了活动余地，变得圆通起来了：白面包也有了，带糖的茶送到手上；有钱还可以买东西；抽烟也不禁止；玻璃装上了透明的，气窗经常开着，墙壁改刷成浅一些的颜色；也可以凭借书证从圣彼得堡图书馆借书看了；菜园子之间装的是栅栏，可以谈话，甚至可以彼此讲演。囚犯们已经向狱方进逼了：再给我们一些土地！再给一些！已经有两个监狱院子装饰上树木花草。种的花卉和蔬菜已经有四百五十个品种！瞧，还有了科学搜集工作、木工房、锻工场，可以挣钱，可以购买书籍，甚至购买俄国的政治书籍，可以从国外订购杂志。还可以同亲属通信。放风呢？——即便整天都可以。
    　　费格涅尔回忆，逐渐地“已经不是狱吏在叫喊，而是我们冲着他叫喊了”。在一九0二年，狱吏拒绝送出她的申诉书，为此她撕下了狱吏的肩章！后果是这样的：来了一个军事侦查员，在费格涅尔面前为无知的狱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上述种种的放松和放宽是怎样发生的呢？费格涅尔认为有的事情与个别要塞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关，另外的原因是“宪兵们和被看管者”混熟了、习惯了。囚犯们的坚强、尊严和举止适当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我毕竟认为：时代的空气，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要是没有这种空气，大约只能和宪兵们一起每星期一学习一次简明教程“（但当时不会这个），再就是勒的更紧，捆得更死。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撕掉狱吏的肩章后所得到的也不会是“铭记不忘的劳动”，而是地下室里的“九克”。
    　　沙皇监狱制度的动摇和削弱当然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与革命者们一起对它尽力动摇和嘲笑的结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头枪战中而是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彻底输掉：那时富家子弟把坐牢视为光荣，而军官们（甚至近卫军的）认为与宪兵握手是一种耻辱。随着监狱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确地形成着战无不胜的“政治犯伦理学”，各革命政党的成员们也愈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本党法规的力量，而不是国家法律的力量。
    　　这时，一九一七年降临俄国，骑在它肩头的便是一九一八年。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跳到了一九一八年呢？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容许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多加逗留——从三月起。所有的政治犯（以及刑事犯）监狱（服刑监狱和侦查监狱），以及全部苦役流放地都变空了——那些监狱的和苦役流放地的看守们是怎样度过这一年的——颇值得奇怪，想必是靠菜园子、靠种土豆勉强糊口（从一九一八年起他们就好过多了，在施巴列尔监狱，直到一九二八年，他们还在为新政府服务，日子港过得去）。
    　　一九一七年最后一个月，已经开始明白，没有监狱是怎么也不行的，有些人除了关在铁窗后面没有地方可放（参看第二章）——说得干脆些，就是因为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两个特角之间的那块平地就这样摸索着走过了，开始摸到了前头的第二个犄角．
    　　当然，立即宣布了，沙皇监狱的各种惨状再也不会重复：再不会搞什么讨厌的感化、什么狱中禁止交谈、单人牢房、隔离放风和排成单行的齐步走，甚至监室也不会上锁！——亲爱的来宾们，请你们互相见面吧，尽情畅谈吧，彼此对布尔什维克发发牢骚吧。而新监狱当局注意的方向是执行外部警戒职务和接收沙皇监狱的财产（它恰恰不是那种应当打碎和重新建立的国家机器）。幸运的是，所有主要的中心监狱或牢狱在国内战争中并没有遭到破坏。只是这些弄脏了的旧字眼免不了要改换。现在把它们称为政治隔离所，把“政治”和“隔离”连在一起构成的名称表明：承认过去的革命政党的党员是政治上的敌人，并指明铁窗并不具有惩罚性质，而只是必须把这些过了时的革命者同新社会的前进过程隔离开来（而且，显然是临时的）。各个老中心监狱（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好象从国内战争时期起就已经开始）的拱顶监室就在上述条件下接受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
    　　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全都意识到自己的囚犯的权利，并带着早已经过考验的传统——如何坚持这些权利。他们把以下的待遇视为法定的权利（从沙皇那里争取到的并由革命确认了的）：领取特殊的政治犯口粮（包括一天半包香烟）；从市场购买物品（乳渣、牛奶）；一天许多小时的自由放风；监管人员对他们以“您”相称（而他们自己在监狱管理人员面前可以不站起来）；夫妻住在一个监室里；报纸、杂志、书籍、文具用品和私人物品直至刮脸刀和剪刀——都放在监室里；一月三次收发信件；一月会见一次；窗户当然是不用任何东西挡起来的（当时还没有“笼口”这个概念）；监室间走来走去不受阻碍；放风院子要有树木花草、丁香；自由选择放风同伴，并且可以把装有信件的口袋从一个放风院子扔到另一个放风院子；怀孕女犯在产前两个月从监狱送到流放地。
    　　但所有这些——只是政治犯管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们还记得某种较高级的东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监狱里便会感觉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共同体的一个环节。自治（自由选举在行政面前代表全体犯人一切利益的组长）能够削弱监狱对单个犯人的压力，因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来，并且使每一个抗议因得到全体响应而增加力量。
    　　他们就着手去坚持这一切。而监狱当局也着手去剥夺这一切。于是就开始了无声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炮弹的爆炸，只是偶尔有几声步枪的射击，而打破玻璃的声音在半俄里以外是听不到的。为维护残有的一点自由、为维护残存的一点持有观点的权利而进行着无声息的斗争，这场斗争几乎进行了二十个年头——但是关于它没有出版过带插图的巨著。它的一切起伏变化、胜利和失败的纪录——我们现在几乎是无从得悉的，因为在“群岛”上是没有文学的，口头传说也随着人们的死亡而中断。只有这场斗争偶尔迸射出来的一些水珠，在间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溅落到我们这里。
    　　何况从那时候起我们已经是几经沧桑了呀！——我们是经历过坦克战的人，我们是知道原子弹爆炸的人——如果监室上了锁，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通信权，公开敲墙打暗号、从窗口对着窗口喊话、用线系上便条从一层放到另一层楼，并坚决要求至少让各党团的组长能自由地巡视各监室……这在我们看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卢宾卡监狱的典狱长走进监室来，而无政府主义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会革命党人卡嘉·奥利茨卡娅（一九三一年）拒绝在他进来时起立（而这个野蛮家伙想出一种惩罚办法。剥夺她出监室去解手的权利……），这对我们说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两个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为抗议那种只许低声说话的压抑个性的卢宾卡命令，在监室里高声唱起歌来（唱的只不过是丁香花和春天）——那时典狱长拉脱维亚人杜凯斯便抓住她们的头发沿着走廊拖到厕所里去，这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再如在从列宁格勒开出的“斯托雷平”车厢中（一九二四年）大学生们高唱革命歌曲，为此押解人员就不给他们水喝，学生们向他们叫喊：“沙皇的押解人员都干不出这种事！”——押解人员就毒打他们；或如社会革命党人科兹洛夫在克姆递解站上骂警卫是刽子手——为此遭到了拖打；这种种都算得了什么斗争呢？
    　　因为我们习惯于把英勇精神只理解为军事方面的（噢，或者还有那种飞到宇宙去的英勇精神），那种挂满勋章的英勇精神，我们忘掉了另一种英勇精神，公民的英勇精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一九二三年，在维亚特卡监狱里，社会革命党人斯特鲁任斯基与同志们一起（他们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抗议什么事？）在监室里垒起了障碍物，在褥子上浇上煤油后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深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吕瑟尔堡监狱的传统。但当时引起了多少喧哗呀，整个俄国社会曾是多么激动阿！而现在无论维亚特卡，无论莫斯科，无论历史，都不知有过这件事。然而人肉却同样在火焰中发出咝咝的响声！
    　　最初建立索洛维茨特种营的想法就在于，这是一个半年同外界没有联系的好地方。你从这里怎么喊叫也不会有人听到，在这里你愿意自焚就自焚去吧。一九二三年，把在押的社会党人从彼尔托明斯克（奥涅加半岛）转移到了这里，并把他们分配到三个孤立的隐僧修道院。
    　　其中一个是萨瓦手修道院——包括两所过去供朝圣者住宿的房屋，湖的一部分也划进了隔离区。最初几个月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实行政治犯管理制度，有的亲属长途跋涉到这里探监，三个政党的三名组长成天同监狱长官进行各种谈判。修道院区内——是自由区，在这里面，囚犯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思考、做事。
    　　但就在当时，在“群岛”草创时期，一种令人心情沉重的固执的流言已经在人们耳边爬行了，当时这类流言还没有得到“茅房消息”的称号：政治犯管理制度要取消了……要取消政治犯管理制度了。
    　　果然，到十二月中旬，航运以及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索洛维茨特种营长官艾赫曼斯宣布：不错，收到了关于管理制度的新指示。当然不是一切都取消，决不是！——通讯次数要减少，还有点什么别的规定，但最大的一件是今天就要做的事：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禁止整天整夜地走出房屋，只准在白天的时间即晚上六时前出去。
    　　各党团决定表示抗议，从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中纠集了一批志愿者：在宣布禁令的第一天偏偏从晚上六点钟开始出去散步。但是萨瓦季隔离区的长官带枪捷夫想摸枪的手早就痒痒了，还在规定的晚上六点以前（也许是钟表没有走准？当时还不能根据无线电广播对表）看押人员就带着枪进入区内，并向着合法散步的人开起火来。放了三排枪。六人被打死，三人受重伤。
    　　次日，艾赫曼斯前来说：这是个可悲的误会，诺格捷夫将被撤职（调走高升了）。为死者们举行了葬礼。合唱队的歌声在索洛维茨的荒野上空响起。
    　　“你们在……殊死斗争中光荣牺牲”。（这是最后一次允许为悼念新牺牲者唱这支缓慢的曲调吧？）谁来一块巨大的圆石压在他们的墓上，刻上了死者的姓名。
    　　不能说报界隐瞒了这一事件。在《真理报》上用小号字刊登了一则简讯：犯人们袭击了看押人员，六人被击毙。诚实的《红旗报》“描述了索洛维茨的暴动。
    　　在萨瓦季修道院的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一个叫尤里·波德别尔斯基的。他搜集了关于索洛维茨枪杀事件的医疗文件——打算有朝一日加以公布。但过了一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进行搜查时，在他的箱子里发现了双层底，把暗藏的东西全掏出来了。俄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栽跟头的……
    　　然而管理制度毕竟是被他们维护住了。整整一年谁也没有说起改变的事。
    　　不错，整个一九二四年都没有说起。但到这年年底，一种顽固的流言又爬到耳边来了，说是在十二月份又打算施行新的管理制度。它饿坏了，它想吃新的祭品。
    　　分散在不同岛上的三个修道院——萨瓦季、三位一体和穆克萨姆一里的社会党人们竟然得以秘密商定，所有这三个修道院里的各党团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和索洛维茨行政当局提出带有最后通牒的声明：或者在航运断绝前把他们全体从这里运走，或者保持以前的管理制度不变，最后通牒的期限是两个星期，否则，各修道院将宣布绝食。
    　　这样的一致行动是能迫使当局认真考虑的。这种最后通谋是不能当作耳旁风的。在最后通谋到期的前一天，艾赫曼斯到每一个修道院去宣布：莫斯科拒绝了。于是，在预定的日子，三个修道院里（现在彼此已经失掉了联系）都开始了绝食（不是干绝食，水是喝的）。在萨瓦季绝食的约有两白人。他们主动不让病号参加绝食。囚犯中间的医生每天巡视绝食者，集体绝食总是要比个人绝食难坚持：因为它是要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强的人看齐的。只有怀着坚持到底的决心，并且要每一个人对其余的人都很了解、很信任，绝食才有意义。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党团，由于有几百个人参加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会因他人而产生精神上的苦恼。绝食了十五个昼夜以后，在萨瓦季不得不举行秘密投票表决（票箱在各房间传送）：继续坚持或者停止绝食。
    　　莫斯科和艾赫曼斯采取静观态度，因为他们是吃得饱饱的，首都各报也不忙于发表关于绝食的消息，喀山大教堂分也没有举行大学生群众大会。密不透风的封闭性坚定不移地改变着我国历史的面貌。
    　　各修道院停止了绝食。他们没有打赢，但是从结果看，也没有打输：管理制度照原样保持了一个冬天，只是增加了去林中砍伐木柴的劳动，但这也是有道理的。而一九二五年春天给人以相反的感觉—一似乎绝食赢了：举行过绝食的三个修道院里的囚犯都从索洛维茨运走！回大陆！再也不会有极地之夜和半年的与世隔绝了！
    　　但是，接收的押解队和路途的口粮配给是很严峻的（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很快就阴险地把他们骗了：借口说组长们住在“指挥部”车厢里与管理部门在一起比较方便，使犯人份失去了领导。组长们乘坐的车厢在维亚特卡被甩掉，拉到了托波尔斯克隔离所。这时才明白去年秋天的绝食输掉了：把坚强的、有影响的组长们弄走是为了便于对其余人施行严格的管理制度。雅戈达和卡塔尼扬亲自领导了把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安置到早已盖好但迄今还没有住人的上乌拉尔隔离所的牢房，这个监狱就这样由他们于一九二五年春天“揭了幕”（典狱长是杜波尔），并将在好几十年内成为吓人的庞然大物。
    　　在新的地方，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们立即被剥夺了自由行走的权利：监室都上了锁。总算又选出了组长，但他们没有权利巡视各监室。禁止在各监室间像从前那样无限制地转移钱物和书籍。他们通过窗口互相喊话——哨兵便从了望塔上在监室里开枪。犯人们回敬以故意捣乱——打碎玻璃，弄坏监狱的器具（在我们的监狱里事先还得好好考虑一番——要不要打碎玻璃，说不定一冬天都不线装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像在沙皇的时候镇玻璃工一眨眼间就跑来了）。斗争在继续进行，但已经怀着绝望的心请并且是在不利的条件下。
    　　在一九二八年光景（据彼得·彼得罗维奇·鲁宾的叙述）一个什么原因引起了整个上乌拉尔隔离所又一次全体绝食。但现在已经没有过去他们那种严肃庄重的气氛、友爱的鼓励、自己的医生。在绝食的某一天，狱吏们以占优势的人数闯进各监室去——毫不客气地用棍棒和皮靴踢打身体变衰弱了的人们。毒打完了——绝食也就结束了。
    　　对绝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们是从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文献中得来的。而绝食——是一种纯道义的武器，它是以狱吏还没有丧尽天良为前提的。或者是以狱吏害怕社会舆论为前提的。只有那时绝食才有效力。
    　　沙皇的狱吏们还是缺乏经验的：如果他们那里有一个囚犯绝食了，他们就惶惶不安、唉声叹气、服侍照顾，送医院。例子多不胜举，但这本著作不是专门讲这种事的。说来可笑，瓦连京诺夫只绝食了十二天——便争取到撤销侦查，完全释放（随后便到瑞士去见列宁），而不是什么管理制度上的优待。甚至在奥尔洛夫的中心苦役监狱里绝食者也总是取得胜利的。他们在一九一二年争得了放宽管理制度；因一九一三年争得了进一步的放宽，其中包括所有政治苦役犯的共同放风——这种放风显然是不受什么管束的，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自己的“告俄国人民书”，并把它送到了外面（这是来自中心监狱的苦役犯！）它也就发表在（真是令人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们中间有人疯了吧？）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期《苦役与流放通报》上（通报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是否也试试出版一份？）——在一九一四年，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四个同志总共只经过五昼夜的绝食，诚然，是不喝水的，就使自己为数甚多的（生活上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广
    　　在那些年代，绝食除了饥饿的煎熬外，对囚犯是没有任何其他危险或困难的。他不会因绝食而受到毒打、不会第二次判刑、不会增加刑期，不会被枪杀或者押解到别处（凡此种种都是后来的发明）。
    　　在一九0五年革命时期和革命后的年代，囚犯们感到自己简直是监狱的主人，所以已经无须费力去宣布绝食了，他们或者是捣毁公物（捣乱），或者是异想天开地宣布罢工，虽然这对于囚徒们说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一九0六年在尼古拉耶夫市，一百九十七名地方监狱的囚犯宣布了“罢工”，当然是与外面互相配合的。外面的人为他们的罢工事件印发了传单，每天在监狱旁边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囚犯们——自然通过没有笼口的窗户参加大会）人们敦促监狱当局接受“罢工”囚犯们的要求。会后，大街上的人，窗栅栏后面的人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这样持续了（毫无阻碍地！须知这是在革命后反动时期的一年）八昼夜。在第九天上，囚犯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这类事件当时也在敖德萨、赫尔松、伊丽莎白格勒发生过。瞧，当时多么容易得到胜利呀！
    　　要是能顺便比较一下临时政府时期绝食是怎样进行的，那多有意思，但是从七月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段时间内坐过牢的几个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里尼科夫坐得稍久些），看来没有找到绝食的理由。
    　　在二十年代，绝食的生气勃勃的景象变得黯谈起来了（当然这要看从难的观点来说……。采用这个众所周知并且曾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的人，当然不仅有被承认的“政治犯”而且还有不被承认为政治犯的“反革命分子”（第五十八条），以及各种偶然的分子。然而，这些曾具有强大穿透力的利箭不知怎地有点变钝了，或许是它们一发射出去就被一只铁手截获了。诚然，还接受关于绝食的书面声明7并且暂时也还不认为它们有什么颠覆性质。但是制定出了令人不快的新规则：绝食者应当被隔离在专门的单人监室里（在市蒂尔卡是关在普加乔夫塔楼里）：不仅外面的集会群众、不仅邻近的监室不应当知道绝食情形，甚至绝食者在今天以前蹲过的监室也不应当知道——因为这儿也是舆论界呀，也应当同它脱离。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监狱当局必须确知，绝食是做得诚实的——监室里其余的人没有暗中给绝食者东西吃。（以前是怎样检查的呢？是根据“君子一言……”？……）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年代还是可以通过绝食来争得至少满足一些个人的要求。
    　　从三十年代起，国家对待绝食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变。即使像这样一些被削弱、被隔离、被扼杀得半死不活的绝食——说实话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囚犯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决定，——监狱当局替他们思考和决定——这种状况不是更理想吗？大概只有这样的囚犯才能在新社会里存在。于是，从三十年代起就不再接受关于绝食的合法化的声明。“作为一种斗争方式的绝食再也不存在了！”——一九三二年向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娅这样宣布，还向许多人这样宣布过。当局已经取消了你们的绝食——别无二话。但是奥利茨卡妮没有听从，仍然开始了绝食。让她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绝食了十五昼夜，然后把她送进了医院，为了诱惑，在她面前放上牛奶和面包干。然而，她坚持下来了、并在第十九天上取得了胜利：放风时间延长了，领到了报纸和政治红十字会送来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合法的物品，要吃多少苦头！）总的说来，胜利是微不足道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奥利茨卡娅记得其他人也搞过这种荒唐的绝食：为了要求发给寄来的包裹或更换放风同伴而绝食了二十天。值得这样做吗？要知道在新型监狱里消耗掉的精力是恢复不起来的。教派分子科洛索夫绝了食——在第二十五昼夜上死掉了。一般说在新型监狱里能不能允许自己绝食呢？因为在封闭性和保密性条件下，新的狱吏们拥有了下列一些对付绝食的强大手段：
    　　1．行政当局的忍耐（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已经见得够多了）。
    　　2欺骗。这也是由于封闭性才有可能。当每一个步骤都会被记者们张扬出去的时候，欺骗是不太好搞的。而在我们这里干吗不搞欺骗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监狱里C·A·切博塔廖夫绝食了十七昼夜，要求通知家属他在什么地方（他从中东铁路回国，突然“失踪”，妻子在家惦念，这使他十分不安）。到了第十七天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扎帕德内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长来到他那里（从官衔可以看出，长时间的绝食是不那么常见的），向他出示了一张电报收据（瞧，已经通知了你妻子！）——靠这东西说服了他喝下一碗肉汤。可收据是假的1（为什么大官们毕竟沉不住气了呢？决不是担心切博塔廖夫这条命。显然在王十年代前期他们对于旷日持久的绝食还得承担一点个人责任。）
    　　3．强制人工灌食。这个方法无疑是从动物园学来的。它也只有在封闭性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到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人工灌食显然已经很为流行了。例如，社会党人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举行集体绝食时，在第十五天对他们全体实行了人工灌食。
    　　在这个行动中很多是从强奸吸取来的——正是如此：四个壮汉扑到一个弱者身上，目的就是要打破一个禁区——只需打破一次，往后它会怎么样——无关紧要。这里从强奸学来的还有——意志的扭转：不照你的办，而照我的办，乖乖躺着服从吧。用薄片把嘴撬开，撑大牙齿间的缝隙，插入一根管子：“吞吧！”如果不吞，就把管子往里推，于是有营养的流质就直接进入食道。然后还按摩腹部，使得犯人不能采取呕吐的办法。感觉是：精神上玷污，嘴里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科学没有停滞，还研制出了其他一些喂食方法：通过肛门灌肠，通过鼻孔点滴。
    　　4．对绝食的新观点。绝食是反革命活动在监狱内的继续，应当用新的刑期加以惩罚。这种观点本来可以在新型监狱的实践中创立一条极丰富的新的分支，但它更多地停留在威胁的范围。当然并不是幽默感妨碍它的实行，大概只不过是由于懒惰：既能忍耐，何必找那些麻烦？饱汉在饿汉面前的忍耐再忍耐。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中，来了一道新的指示：监狱行政当局今后对因绝食而死亡者完全不负责任！狱吏的最后的个人责任也消失了！（现在边疆区检察长已经不会再到切博塔廖夫那里去了！……）不但如此，为了使侦查员也不必担心，提出这个办法：受侦查人绝食的日子不计入侦查期限内，就是说，不仅认为绝食不存在，甚至认为犯人在这些日子里似乎是呆在外面！让囚犯的体力衰竭成为绝食的唯一可感觉的后果吧！
    　　这意思是：想死？死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不幸正好在这个指示到达时在阿尔罕格尔斯克内监宣布了绝食。他所坚持的是特别沉重的因而可能使人觉得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绝食——十三昼夜的“干绝食”（和捷尔任斯基的五昼夜的同样的绝食比较一下吧。捷尔任斯基是否在单独的监室里？——他却拉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他禁闭的单人监室里的十三昼在，只有一个医士有时来看他一下，医生没有来过，行政方面也没有任何人即便去关心一下：他实行纪合算束的具什么？就这样始终没有问过一句—…看管人员对他唯一的关注是仔细搜查了单人监室，把藏起来的马合烟和几盒火柴抖落了出来——拉波波尔特要达到的目的是制止侦查员对他的侮辱。他对自己的绝食作了科学的准备；在此之前他收到了外面送来的食物，他只吃黄油和小面包回，绝食前一星期就不再吃黑面包。他饿到手掌都透明了。脸上经常带着笑容的善良的女看守玛露霞有次跑到他的单人鉴定去轻声说：“停止绝食吧，不顶事，这样会把命送掉的！应该早一星期……”他听从了，停止了绝食，结果一无所得。但毕竟还是给了他一杯热的红酒和一个小白面包。然后几名看守把他送抬进了普通监室。过了几天后又开始了审讯（然而，绝食并没有完全白费：侦查员已经懂得，拉波波尔特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视死如归的决心，于是侦查就变缓和些了。侦查员向他说：“想不到你原来是只狼！”“是狼，”拉波波尔特承认，“而且永远不当他们的狗。”）。
    　　后来，在科特拉斯递解站上，他还宣布过一次绝食，但这次绝食的经过多半已带点喜剧味道了。他宣布要求重新侦查，拒绝起解。第三天来人通知他；“准备起解！”——“你们没有权利！我是绝食者。”那时四个壮汉又把他举起，抬出去扔进了洗澡房。洗澡后同样抬着他送到门岗。没有办法，拉波波尔特只好站起来跟着起解犯人的纵队走了——因为身后已经是狗和刺刀。
    　　新型监狱就这样战胜了资产阶级的绝食。
    　　甚至一个坚强的人也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监狱机器的办法，除非是自杀。但是，自杀——这算斗争吗？这不是服从吗？
    　　社会革命党人叶·奥利茨卡娅认为，绝食作为一种斗争方式，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随他们之后来到监狱的共产党人大大贬低了作用：他们过分轻易地宣布绝食，又过分轻易地停止绝食。她说，甚至斯米尔诺夫，他们的领袖，在莫斯科审判前绝食了四昼夜后，很快就屈服了，停止了绝食。据说，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原则上摒斥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绝食，并且从来也不支持绝食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
    　　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却总是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支持。一九三六年在由卡拉干达到科雷马的解送途中，他们把那些拒绝在他们打给加里宁的“反对把革命的先锋队（一他们）送往科雷马”的抗议电报上签名的人称为“叛徒和奸细”。（马科京斯基的叙述）
    　　让历史去评价这项指责正确到什么程度或者不正确到什么程度吧。然而谁也没有比托格茨基分子为绝食付出的代价更重了（关于他们在劳改营中的绝食和罢工我们还将在第三部中讲到）。
    　　在宣布和停止绝食方面的轻率态度，一般地说，大概是那种感情表露迅速的易冲动的性格所固有的。但是，这种性格的人在俄国老一代革命者中有过，在意大利和法国也有过——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俄国也好，在意大利也好，在法国也好，都没有能像在苏联这样，使我们厌弃了绝食这种手段。很可能，在绝食上所付出的肉体牺牲和精神毅力，在本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丝毫也不少于第一个四分之一。然而，在国内没有社会舆论工——因此，新型监狱就巩固起来了，囚犯们不再能轻易地取得胜利，而只能艰难地争得失败。
    　　几十年过去了——世殊事异。绝食——囚犯们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权利，对囚犯们自己已经成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了，愿意绝食的人越来越少。在狱吏们眼里，它成了愚蠢举动或者是恶意捣乱。
    　　一九六0年，一个普通犯根纳吉·斯梅洛夫在列宁格勒监狱宣布长时间绝食，毕竟还是有一个检察长走进了监室（也许是一般巡视），他问：“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呀？”斯梅洛夫回答说：
    　　“真理于我重于生命！”
    　　这句话以其语无伦次使得检察长大为震惊，第二天便把斯梅洛夫送进了列宁格勒犯人特别医院（疯人院），一个女医生向他宣布：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过去的中心监狱，现在的特别隔离所，到了一九三七年初，沿着螺旋形的犄角，已经上升到了它的细仄的部分。最后的松软地方，空气和光线的最后的残余，都渐渐地被排挤净尽。因而一九三七年初雅罗斯拉夫尔惩戒隔离所里寥落而疲惫的社会革命党人举行的绝食就是属于最后的绝望尝试之列。
    　　他们还是提出从前那些要求——组长制度，监室间的自由交往，他们尽管要求，但自己已经未必抱着希望。十五天的绝食，虽然以软管灌食而告终，不过好像也维护了自己的管理制度的某些部分。一小时的放风、省报、笔记本。这些他们是维护住了，但却马上收走了他们的私人衣物，扔给他们一套特别隔离所的统一的囚服。过了不久——放风时间削减了半小时，以后又减掉了十五分钟。
    　　这还是那些依照大牌阵的规则在一连串的监狱和流放地中间被拉来拖去的人们。其中有的已经十年，有的已经十五年没有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们知道的只是恶劣的监狱伙食与绝食。那些在革命前习惯于战胜狱吏的人并没有都死光。然而，当时他们是与时代结成盟友去反对日益衰微的敌人。而现在则是时代与日益强大的敌人结成盟友来反对他们。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年轻人（现在这是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一当这些党派已经被粉碎、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他们才觉悟到自己应当做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这些新加入者的前途只是蹲监牢。
    　　一年比一年更加无望的社会党人的狱中斗争，处于接近真空的孤立状态。现在不像在沙皇时期：只要监狱的门一打开，社会各界就会扔来鲜花。他们打开报纸看到的，就是对他们的谩骂，甚至泼脏水（因为斯大林觉得，正是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最危险）——而人民在沉默，因此根据什么可以大胆设想，人民对于他们不太久以前曾投票选入立宪会议的人们今天仍然同情呢？你瞧，现在报纸连骂也不骂了——俄国的社会党人已经被认为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了，没有什么价值的了，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外面的人提到他们的时候已经使用过去时态和久远过去时态。青年人都不能想象，在什么地方还存在着一些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活的孟什维克。遍历了奇姆肯特和切尔登流放地、上乌拉尔和弗拉基米尔隔离所——在窗子已经戴上笼口的黑暗的单身监室里，怎能不因发生怀疑而猛然颤抖，也许他们的纲领和领袖们全都错了，策略和实践也都是错误！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无所作为。专为承受苦难而献出的一生——是致命的迷误。
    　　笼罩在他们的头上的孤立的阴影得以扩展，部分地是由于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他们视为当然地从国家政治保卫局接收了政治犯的荣誉称号，也视为当然地同意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观点，即一切站在他们“右”边的，从立宪民主党人起，——都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历史的狗屎堆。结果那些因信仰基督而遭殃的人，也成了反革命。那些和“左”“右”都没有沾过边的（这是指将来——就是我们，我们大家！）——也将成为反革命。这样，由于半自愿半被迫地把自己孤立起来，和别人疏远，他们就给未来的第五十八条洒上了圣水，而他们自己后来也没有逃脱掉进它的火坑的命运。
    　　事物和行为总是因观察方面不同而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这一章里我们从社会党人的角度描写他们的狱中处境——因而它是被一束凄惨洁白的光芒所照亮。但是索洛维茨的政治犯们所不屑一顾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却这样回忆：“政治犯？这些家伙讨厌极了：谁也瞧不起，自己结成一伙躲在一边，老是要求特殊口粮和优待。彼此间也吵个没完。”——你能不觉得这里讲的也是实话吗？这些徒劳无益、无休无止、已经令人感到可笑的争论。这种当着饥饿困苦的人群只顾为自己而提出的增添配给口粮的要求。在苏维埃时代，政治犯的光荣称号原来只是有毒的赠赐。忽然还听到这样的责备：在沙皇时期经常满不在乎地越狱的社会党人为什么在苏维埃监狱里却发了蔫呢！哪里见到他们越狱呀？一般说，越狱事件是不少的——但其中谁记得有社会党人呢？
    　　那些比社会党人更“左”的囚犯——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他们又把社会党人当作反革命而疏远他们——因此就用一道环形的壕沟彻底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各自把自己这一派看得纯子、高于其余的派别，轻视甚至仇视那些蹲在同一座建筑的铁窗里、在同一些监狱院子里放风的社会党人（彼此之间也是一样）。叶·奥利茨卡妮回忆，三七年在瓦宁诺港的递解站上，男隔离区和女隔离区的社会党人隔着围墙互相喊话，寻找自己人，互通消息。这时，女共产党员莉莎·科吉克和玛丽亚·克鲁吉科娃深表愤慨，认为社会党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给大家招来行政当局的惩罚，她们这样说：“我们的一切灾难——都是这些社会主义坏蛋招来的——（深刻的说明，而且是多么合乎辩证法呀！）。—一把他们一个个掐死才好哩！”——而一九二五年关在卢宾卡的那两个姑娘所以唱丁香花的歌曲，只是因为其中一个是社会革命党人而另一个是反对派分子，她们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歌曲，而且一般说来反对派分子甚至不应当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抗议中联合起来。
    　　如果说在沙皇的监狱里各政党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狱中斗争（我们可以回想起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的越狱），那末，在苏维埃的监狱里每个派别都认为要保持自己旗帜的纯洁性就不能同其他派别联合。托洛茨基分子不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而单独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则根本不进行斗争，因为怎能允许自己去进行反对自己的政权和监狱的斗争呢？
    　　结果就发生这样的情形，共产党人在隔离所里，在服刑监狱里比其他人更早更厉害地受到欺凌。女共产党员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一九二八年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里放风时走在“鱼贯而行”的队列里，没有谈话的权利，而当时社会党人却还能在自己的同伴中大声喧嚷呢。已经不允许她照料小院里的花木，花木是以前进行过斗争的囚犯们留下的。当时就已经剥夺了她看报的权利。（可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政治处却允许她在监室里拥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全集。）让她几乎在黑暗中同母亲会见，心情抑郁的母亲很快就去世了。（她对于女儿所受的管理制度能有什么想法呢？）
    　　在监狱中言行表现方面的多年以来的差别，进而转化为在所得到的报偿方面的深刻差别：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社会党人也在坐牢，也在得到自己的十年。但是通常不强迫他们作自我诬陷：因为他们不隐瞒自己够得上判刑条件的特殊观点！而共产党员则从来也没有自己的特殊观点！凭什么去审判他呢？
    　　虽然巨大的“群岛”已经遍布各地——但服刑监狱丝毫也没有衰落。旧的牢狱传统仍然很有生气地延续着。“群岛”为教育群众所提供的新的则极其宝贵的东西，还是不完全的。只有加上特种监狱和一般服刑监狱，才能构成完整的系统。
    　　并不是任何一、被国家机器吞进去的人都应该同“群岛”的土著居民混在一起。常有一些显要的外国人、太知名的人士和秘密囚徒，或者被罢官的国家安全机关同僚，怎样也不能在劳改营中公开露面，他们推小车的劳动抵偿不了泄密以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损失。同样也不能容许把那些经常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社会党人与一般群众混合关押——他们被单独地看守起来，单独地受摧残，表面的理由正是说让他们享受优待和权利。在很晚以后的五十年代，我们还将看到，特种监狱还多了一个用途，就是隔离劳改营里的造反分子。斯大林晚年对“感化”小偷感到失望了，指示把各类贼头不送劳改营而判以监禁。最后，还有这样一些因犯，他们由于体弱，一到劳改营马上就会死掉，从而也就逃脱了服刑，这种人也不得不由国家白白地供养起来。另外还有这样一些怎么也适应不了犯人劳动的人，如经常坐在尤里耶维茨市（伏尔加河畔）集市上的七十岁的瞎老头科别金。他的歌曲和诙谐话按反革命活动罪给他招来了十年刑期，但是不得不用监禁来代替劳改营。
    　　从罗曼诺夫皇朝继承下来的全部老的监狱遗产按照不同的任务得到保护、更新、加强和改进。某些中心监狱，如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装备得那么牢固和方便（钉上铁皮的门，每个监室里有拧死的桌子、凳子和床），只需在窗外加上咙口、把放风院子隔成监室那么大小就行了（到了一九三七年，监狱里所有的树木都锯掉了，菜园子和草地也都翻掉了，浇上了沥青）。其他一些，如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则需要对修道院房屋进行改装，但按教义把身体禁烟在修道院里和依国家法律把它禁烟在监狱里，在实体上要完成的任务是相似的，所以建筑物总是容易适应的。苏汉诺夫修道院的一所房屋也被改装成为服刑监狱——要知道彼得保罗要塞和施吕瑟尔堡改成供参观的地方了，这些损失总需要另辟场所来补偿吧。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扩充并增建了（在叶若夫时期建成一座新的大楼），它在这几十年内有很高的使用率，吞入量很大。前面已经说过，托波尔斯克中心监狱一直在使用，从一九二五年起，上乌拉尔中心监狱也开始经常大量地使用了（所有这些隔离所如今不幸都还健在，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它们都正在工作）。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叙事长诗《山外青山》中可以作出判断，在斯大林时期，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心监狱也没有空着。关于奥尔洛夫中心监狱我们得到的消息较少：它在卫国战争中怕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离它不远的德米特罗夫斯克市（奥尔洛夫省）有一座设备完善的服刑监狱随时可以作为补充。
    　　二十年代政治隔离所里（囚犯们还把它们称为政治封闭所）伙食相当不错：午饭总有肉食，有新鲜蔬菜，小卖部里可以买牛奶。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伙食显著地变坏了，但当时在外面也不见得好些。在这个时期，坏血病和饿晕在政治封闭所里都不稀罕。后来又有吃的了，但比原来差远了。一九四七年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H·科尔涅耶夫天无感到饥饿：四百五十克面包，两块糖，两次吃不饱的热食——只有开水“管饱”（又会有人说，这不是有代表性的一年，当时外面也在挨饿。可是这一年却宽宏大量地允许从外面来喂养犯人；送吃的进来不受限制）。监室里的光城始终是限量的——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笼口和加了钢筋的不透明玻璃在监室里造成经常的昏暗状态（黑暗是使精神受压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笼口上面还经常绷上网，冬天网上盖着雪，从而断绝了光线进入的最后通路。阅读只会使眼睛酸痛并损坏视力。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白天光线的不足在夜间得到补偿：整夜开着明亮的电灯，妨碍睡眠。而在一九三八年的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H·A·科济列夫）昼夜的光亮都是来自放在天花板下吊着的一块小板子上的油灯，它耗尽了最后的空气；在三九年，出现了灯丝发红的电灯。空气也有定额规定，通风窗上了锁，只在上厕所时打开，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和雅洛斯拉夫尔监狱里的人都这样回忆（E·金兹布尔格说：面包从早晨放到吃午饭就长霉，被褥是潮的，墙发绿）。一九四八年在弗拉基米尔监狱里空气不受限制，气窗经常开着。放风时间的长短在不同监狱里和在不同年代都在十五分钟到四十五分钟之间。像在施吕瑟尔堡和索洛维茨那样与土地打交道的事情已经一点也没有了，一切植物都已拔尽、踩光、浇上了混凝土和沥青。在放风时甚至禁止抬头看天——“只许瞧着脚下！”——科济列夫和阿达莫娃（喀山监狱）都这样回忆。一九三七年禁止接见亲属后再也没有恢复。差不多历年都允许每月两次寄信给亲属并领取他们的回信，（但是，喀山监狱的做法是：读后一昼夜将信交还监管人员。）还可以用寄来的有限的钱在小卖部购买东西。家具也是管理制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阿达莫娃生动地描写出经历过白天折起的铁床和拧死在地上的椅子之后，在监室里（苏兹达尔）看到和摸到铺着干草袋的普通木床、普通木桌时的欣喜心情。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科尔涅耶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一种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从监室里不收走私人物品，白天可以躺着，看守很少在监视孔里窥望。另一种是（一九四九至五三年），监室门上两道锁（一把钥匙在看守那里，一把在值班人员那里），禁止躺着，禁止大声说话（在喀山监狱只许低声说话！），所有的私人物品都被收走，发给一套用有条纹的褥垫布料做的囚服；通信——一年两次，而且只能在典狱长突然指定的日子（错过了日子就不能写了）；而且只能写在比普通信纸小一半的纸上；全体带出去脱光衣服进行凶暴的突击搜查的次数增多了。对监室间的联系追究得如此之严，以至每次解手后，看守们总是拿着提灯到厕所里去照每一个便坑。在墙上写字，全监室都要受关禁闭定的处分。禁闭室是特种监狱里的一大祸害。咳嗽（“把被子蒙住头再咳嗽！”）；在监室里走来走去（科济列夫说：这被认为是“不老实”）；鞋子发出响声（在喀山监狱，发给女犯四十四号的男鞋）都可能成为关禁闭的理由。不过，金兹布尔格推论得不错，关禁闭并不是为处罚你的过错，而是按表格轮流，所有的人都应当挨个儿在那里蹲蹲，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在狱规里还有这样一项适用面很广的条款：“遇有在禁闭室中不守纪律（？）的表现时，典狱长有权延长禁闭期限至二十昼夜。”什么叫“不守纪律”呢？……请看科济列夫遇到的事情（所有的人对于禁闭室和管理制度上许多东西的描述都是不谋而合，所以令人感到各地的管理制度都盖着一个统一的烙印）。他因为在监室里走来走去被罚关五昼夜的禁闭。秋天，禁闭室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很冷。人家剥了他的衣裳，只剩下衬衣，鞋也被脱下，脚下是泥地和尘土（有时还是烂泥，在喀山监狱，地下是一层水）。科济列夫有一只小凳子（金兹布尔格连这也没有），他马上断定这下完了，要冻死。但是渐渐地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热气开始冒出来，救了命。学会了坐在凳子上睡觉。每天给三次开水，每次一杯，喝下去有醉酒的感觉。有一次，一个值班人员在三百克定量的面包里掖进了一块非法的方糖。根据发给口粮的次数，同时注意从那个曲溜拐弯的小窗口透进来的光亮的变化，科济列夫计算着时间，现在他的五昼夜已经到头了——但还没有把他放出去。他那变得特别敏锐的耳朵听到走廊里有人低声说话，话里带出来又像是“第六昼夜”，又像是“六昼夜”的词句。奸计就在于此：等着他提出来五昼夜已经到头，该放出去了——这样就能够以不守纪律为名给他延长禁闭期限。但是他顺从地不声不响地又蹲了一昼夜——于是就只好若无其事地把他放了出去（也许典狱长就是这样轮流考验每个人的驯服程度？禁闭室专用来制服那些还没有俯首从命的人）。——过了禁闭室的关之后，监室简直就像宫殿。科济列夫耳聋了半年，喉咙里长起脓包，和科济列夫同监室的那个人因为经常蹲禁闭室而发了疯，科济列夫同疯子两人在一起关了一年多。（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记得政治隔离所里的许多发疯的事例，她一人所知道的不少于诺沃鲁斯基根据施吕瑟尔堡编年史所计算出来的数字。）
    　　现在读者是否感到，我们已经逐渐地登上了第二个犄角的顶点——它比第一个也许更高吧？也许更尖吧？
    　　但是意见有分歧。老劳改犯们异口同声地认为五十年代的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是疗养区。从阿贝兹站被送到那里去的弗拉基米尔·博里索维奇·泽尔多维奇和从克麦罗沃劳改营转到那里（一九五六年）去的安娜·彼得罗芙娜·斯克里普尼科娃都这样认为。使斯克里普尼科娃特别感到惊异的是，每十天定期送出一次申诉书（她开始向联合国写……），有很像样的图书馆，还有外文书，它把全套目录送进监室来，你可以开列一整年的预约书单。
    　　可是再次请诸位不要忘记我们法律的灵活性：有几千名妇女（“反革命家属”）被判处了监禁。突然一声令下——一律改为劳改（科雷马还有未淘净的金砂）！就这样改了。用不着什么法院。
    　　这一切还是不是从前所说的监禁呢？或许它已经变成了劳改营的门房？
    　　我们这一章本来应当从这里写起，只应当从这里写起！它的任务应当是细致地观察被单独监禁的囚犯的心灵中将会发出的如圣者头上的光轮般的闪烁的光辉。他被迫绝对地脱离了繁琐的生活，以至当他计算光阴的流逝时，他的心也能与整个宇宙密切地联系。一个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应能涤除以往生活中使他不能达到澄清透彻的境界的一切污浊。他多么高雅地伸出手指，想要疏松和翻动菜园中的土块。（不错，可惜铺了沥青！……）他的头是怎样自动地后仰着，想要凝视永恒的上苍（不错，可惜这是禁止的……）。窗台上跳跃的小鸟引起他多少甜美的心绪（不错，可惜有笼口、铁网、上了锁的通风窗……）。他在发给他的纸上记述着多么清晰的思想，有时是多么惊人的结论。（不错，如果能从小卖部买到纸。况且填写完毕之后，交到监狱办公室，就永不复返了……）
    　　上面这一系列呼呼叨叨的假设，使我们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一章的计划面临着破产，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在新型监狱里，在特种（哪一种？）监狱里，人的灵魂是在净化？或者是在彻底地毁灭？
    　　如果每天早晨你所看到的第一样东西—一就是你那发疯了的同监难友的眼睛，——那你自己在降临的一天中何以求得解救呢？因被捕而打断了出色的天文研究之路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科济列夫求得解救的办法是，专心致志地去思考永恒与无限的问题：世界秩序及其最高精神；星座及其内部状况；什么是时间和时间的运行。
    　　这样，物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就开始向他揭开了，他在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全是赖此活了下来。但是他的推理被一些遗忘的数字卡住了。他再也不能继续构思——他需要许多数字。在这间夜里点着油灯的单人监室里从哪里去取得这些数字呢？连鸟儿都飞不进来呀！科学家祈祷起来：上帝呀！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帮助我吧！帮助我继续下去吧！
    　　在这个时期，他十天只能借阅一次书（监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这个不丰富的监狱图书馆里，有杰米扬·别德内依的《红色音乐会》的几个版本，它们反复地送到监室里来。他祈祷后过了半小时——换书的人来了，照例不问一声就扔下了一本——《天体物理学教程》！它是从哪儿来的呢？简直不能想象图书馆里会有这样的书！预感到这次相逢的好景不长，科济列夫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努力记住今天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总共只过了两天，离还书日期还差八天——突然，典狱长巡视监狱。他的锐利目光马上就发现了。“你的专业是天文学，对吗？”——“对。”——－“把这本书收走。”——但是，这本书的神秘光临已经为将来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继续进行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那末，我们现在就应当开始去写关于精神与铁窗对抗的一章了。
    　　但这是怎么回事？……看守的钥匙在门扇里无声的震响。阴沉沉的监楼长带着一张长长的名单进来：“姓什么？本名与父名？出生年月？哪一条？刑期？刑期终止时间？……收拾东西！快！”
    　　喂，弟兄们，起解！起解！……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上帝呀！祝福吧！我们的尸骨会有人收吗？……
    　　就这么办：能活着——就下次再说吧。在第四部里，我们将把一切说完。如果能活着……

    　　——————

    第二部　永恒的运动

    　　你看那车轮，车轮！
    　　滚滚向前永不停，不停！……
    　　你看磨石多沉重，沉重！
    　　隆隆旋转又跳动，跳动！……
    　　　　　　　　　　　　　　　　　——W·缪勒

    　　——————

    第一章　群岛之舟

    　　一个被妖术控制的群岛的成干个岛屿，星罗棋布于几乎从白令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广大地域。这些岛屿是不可见的，但确实存在着。人们还利用同样不可见的方式，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不间断地运送着具有血肉、体积和重量的不可见的囚徒。
    　　通过哪里运送？用什么交通工具？
    　　有专设的大型港口——递解监狱；也有简易港口——劳改营递解点；有特制的封闭式钢壳船只——“囚犯车厢”。在碇泊场上接送他们的不是舢舨和汽艇，而是同样封闭式的钢壳的运转灵便的“乌鸦车”。“囚犯车厢”是按照铁路行车时刻表运行的。另外，在需要的时候，还发出长串的运输车队——用运牲畜的红色闷罐车皮编组的列车——从一个港口拉到另一个港口，从群岛的一端沿对角线直达另一端。
    　　这是一套多么有条不紊的体系！这是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不慌不忙地建立起来的，是一群吃得饱饱的、制服笔挺、从容不迫的人们缔造起来的。每逢单日十七时正，基涅什马押解队在莫斯科北站接收布蒂尔卡、普列斯尼亚及塔干卡各监狱的“乌鸦车”运来的解犯。每逢双日早六时前，伊万诺沃押解队到达车站，从车厢里带出并负责看押前往涅列赫塔、别热茨克、博洛戈耶的中转解犯。
    　　这一切就发生在你们身边，紧挨着你们，可是你们都是看不见的（当然也可以闭眼不看）。这些贱民们上下车，在大站上是在离客运月台很远的地方，只有搬道工和巡道工才看得见。在较小的站上，也是专找两座仓库之间的僻静夹道。“乌鸦车”屁股朝着“泽克车厢”倒开过去，踏板对准踏板。囚犯投工夫扭脸看站房、看你们，看其他车厢。他只来得及看踏板（有时最低一级的踏板都有他腰那么高，连爬上去的力气也没有），从“乌鸦车”到“犯车”车厢之间的狭窄通道两旁站满了押解队员。他们一个劲儿地吼叫着：“快！快！……上！上！……”，有的还挥舞着刺刀。
    　　你们领着孩子，提着箱子、网兜，在月台上匆匆走过，自然无暇留意：这趟列车为什么多挂了一节行李车？这一节没有标记的车厢的确很像是行李车。它的窗口也是斜钉着铁栅栏。里面是黑洞洞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车里乘坐着当兵的——祖国的卫士们。而且每次停车总有两个军人吹着口哨在车厢两边巡逻，同时斜眼瞧着车底下。
    　　列车开动了。你们可知道，沿着同一条蜿蜒曲折的轨道，跟随着同一股煤烟，穿越过同一片田野，飞掠过同一排电线杆、草垛，百来个囚徒的苦厄困顿的命运，百来颗受尽熬煎的心正与你们同行。他们甚至比你们早几秒钟通过这一段道路——但是，那在你们的玻璃窗外的空气中一闪而过的苦难，比之划过水面的手指只能留下更少的痕迹。在熟悉而单调的列车生活中（开着口的卧具包，放在托盘上送来的茶水），你们难道能够领悟到有一幅多么阴郁可怖的情景仅仅在三秒钟之前通过了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欧几里得空间？你们的车厢包房里共坐了四位乘客，你们嫌挤，你们颇不满意。可是难道你们能够相信，难道你们能够相信下面这几行字吗？一瞬间之前驶过这个空间的同样大小的一间包房里坐着十四个人。而如果竟是二十五个人呢？如果竟是三十个呢？
    　　“泽克车厢”——多么令人厌恶的简称！刽子手们发明的简称无不如是。他们想说明这是运送犯人的车厢。但是这个字眼，除了在监狱的文书上，在哪里也没有站得住脚。囚犯们习惯于称它为“斯托雷乎”车厢，或者简单地叫做“斯托雷平”。
    　　随着我国铁路交通的普及，押解囚犯的方式也在逐渐变化。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发配西伯利亚的犯人还是步行或者骑马。一八九六年列宁流放西伯利亚已经是乘坐普通的三等客车（和自由人在一起）了。他还曾向列车乘务员叫嚷说车里挤得受不了呢。亚罗申科的名画《到处是生活》让我们看到的还是一节为运送囚犯而草草改装过的四等客车：一切仍是原封不动。囚犯们像普通人一样坐在里面，只是窗口内外加了栅栏。这样的车厢在俄国的铁道上跑了很多年。有人记得，一九二七年发配时，就是乘坐这样的车厢，只是男女分开了。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党人特鲁申回忆说，早在沙皇时代，他就曾经乘坐“斯托雷平”发配过，不过仍是按照克雷洛夫时代的老规矩，六人一间包房。
    　　这种车厢的历史是这样的。它真的是在斯托雷平时期首次在铁路上跑的：它设计于一九0八年，但是为了运输前往国家东部去的移民用的，当时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移民风，而车厢不够。这种类型的车厢比普通客车车厢矮些，但比货车车厢高得多，它有放家什或家禽的辅助空间（即现在的“半”包房，禁闭室）——但自然没有任何栅栏，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窗口上。栅栏是被一种善于发明创造的思想装上的，我倾向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可是这种车厢却落了个斯托雷平的名字……这位大臣曾为把绞索称为“斯托雷平领带”一事要求和杜马代表决斗，但这种身后的诽谤他却无法制止了。
    　　要知道不能指控古拉格的长官们使用了“斯托雷平”这个术语——不，从来是用“泽克车厢”这个词儿。这是我们犯人们，出于对官方名称的抵触，想按我们自己的意思给个粗野点的叫法，上当受骗地看上了前辈囚犯们（一算就知道是二十年代的囚犯）塞给我们的这个绰号。绰号的作者可能是什么人？不会是“反革命”，他们不可能把沙皇内阁总理和契卡联想在一起。这绝对只可能是自己也没想到地突然被拉进契卡绞肉机的“革命者”：或是社会革命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绰号出现在二十年代早期的话），或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的话）。过去曾以毒蛇之口杀害了这位伟大的俄国活动家，在他身后又以恶言秽语玷污他的名声。
    　　但是因为这种车厢仅在二十年代才受到偏爱，得到普遍和专门的使用是从我国生活一切都整齐划一了的三十年代起的（那时一定新制了许多这样的车厢），那么把它称作“斯大材而不是“斯托雷乎”才是公正的。
    　　所谓“泽克车厢”就是一节普普通通的包房式客车。只不过全车厢九间包房之中供囚犯乘坐的五间（这里如同群岛各处，一半设施是供看管人员使用的）不是用板壁而是用栅栏与走廊隔开。这是为了便于监视，栅栏的铁条是斜向交叉的，像车站小花园的篱笆。它的高度直达车顶，因而取消了走廊顶棚上向包房里面开门的行李橱。走廊一侧的车窗是正常的，但是也加上了斜栅栏。囚犯乘坐的包房一侧没有车窗，只是在二层铺的高度有一个用固定的百叶窗遮住的气孔，上面也钉了栅栏（我们觉得这节车皮像是行李车，正是因为它没有车窗）。包房的门向侧面推开，是铁栅栏门。
    　　这一切加在一起，从走廊里看去很像动物园：在一长排栅栏后面，一些略似人类的可怜巴巴的动物在地板上和铺板上蜷缩着，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你，要喝的，要吃的。但是动物园里从来不会把动物们这样紧地挤在一起。
    　　据外面的工程人员计算，一间“斯大林”包房，下铺可以坐六人，中铺（它整个连成一个统铺，仅仅在靠门的地方留下一个供爬上爬下的缺口）可以躺三人，上面的两个行李架可以躺二人。现在，除了这十一个之外，再捅进十一个（最后几个是看守员关门时用脚蹬进去的）。——瞧！这才是“斯大林”包房的完全正常的定员。上层，每个行李架上各有两人龇牙咧嘴地半躺半坐着，中层统铺躺着五个（这是最有福气的，这位子要动武才能抢到。如果包房里有盗窃犯，睡在那儿的准是他们），底下还剩十三名：下铺一边各坐五名，他们的腿之间的夹道里坐三名。其他地方——人缝里，人身上，人底下——放他们的东西。就这样蜷着腿紧挤在一起，一昼夜一昼夜地坐着。
    　　不，这样干并不是故意折磨人！已决犯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战士，为什么要折磨他呢？是要把他用到建设上的。但是，你们也会同意，他这不是去丈母娘家作客，总不能招待得叫外头的人都眼红吧。当前我国交通运输有困难：他们到得了目的地，死不了人的。
    　　从五十年代起，火车运行时刻正常了，囚犯们在路上的时间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么一两天、两三天。战时和战后几年，情况要糟糕一些：“斯大林”车厢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哈萨克斯坦）到卡拉干达可能走七昼夜（每间包房里头可是装了二十五个人哪！）；从卡拉干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八昼夜（每间包房二十六人）。甚至从古比雪夫到切利亚宾斯克这段距离，一九四五年八月苏济在“斯大林”车厢里面也坐了好几昼夜。他们一间包房里装了三十万个。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挣扎、搏斗。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费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里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几昼夜他悬在人丛里，脚不沾地。后来开始死人——死尸是从人们的脚底下拖出去的（诚然，不是马上拖走，而是过了一天以后）——这才松动了一些。他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个星期。（可是到了莫斯科，发生了一件奇迹之国的奇迹，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由军官们亲手抬出车厢，用小卧车接走了：原来把他搞来是为了要他推动我国科学的发展。）
    　　三十六——是极限吗？我们手头没有三十七人的证据。但是依照唯一科学的方法，经受过与“极限论分子”斗争的教育，我们应当给予这样的回答：决不！决不是极限！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是极限，可在我们这儿决不是。只要包房里，哪怕是铺板底下，哪怕是肩膀、腿、脑袋之间，还剩有几立方分米的没有被挤掉的空气，这间包房便完全适合于接收更多的囚犯！如果要设定一个极限数，那就是一间包房的全部空间所能容纳的细心垛好的未卸开的尸体的数量。
    　　B·A·科尔汉耶娃从莫斯科出发时乘坐的包房里装着三十名女犯，大多是为宗教信仰被判处流刑移住的衰弱的老太婆（这批女犯到达目的地以后，除两个人以外，全部都躺进了医院）。她们没有人死在路上，这是因为其中有几个是因为“勾搭外国人”而坐牢的年轻、丰满、漂亮的姑娘，她们一个劲儿地羞辱押解队员：“你们这样押送这些老大娘，不觉得害臊吗？她们是你们的妈！”与其说是姑娘们的道德论据，恐怕不如说是她们诱人的外貌对押解队员起了作用。几个老太婆被关进……禁闭室。而在“泽克车厢”里关禁闭不是受罚，而是享福。五间囚犯包房只有四间是集体囚室，第五间劈成两半——两个窄长的半间，各有一个下铺和一个上铺，像列车员的包房一样。这些禁闭室是做隔离犯人用的；三四人一间，又方便，又宽敞。
    　　不，这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囚犯。在车厢里的这些疲惫而拥挤的日子里，从来不供给一顿热食，只发给咸鲱鱼和干绘鲻鱼（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年年如此，冬夏如此，这种事情连例子都不需要举）。这并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他们。否则请你自己说说看，在路上用什么喂这些废物才好？在车厢里供给他们热食不合规定（诚然，“泽克车厢”里有一间包房是当厨房用，但它是专为押解队预备的）。总不能发给他们生麦屑粉吧？也不能让他们吃生鳝鱼吧？给他们肉罐头——不怕他们噎着吗？咸鲜鱼！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再加上一小块面包——他们还想要什么？
    　　你就收下吧，收下你那半条咸鲱鱼吧。只要人家发，你就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你是聪明人，这条成鱼你不要马上吃，暂且忍一忍，藏在口袋里，到递解站有水的地方再干掉它。如果给的是湿漉漉的洒了粗盐粒的亚速夫海刀鱼，那就比较难办。这东西在衣兜里是放不住的。你快用衣襟、手绢、手掌心去接住，当时就把它吃掉。刀鱼是用什么人的衣裳垫着分的，而干鲶鱼押解队员直接倒在包房的地上，然后放在座位上或人们的膝盖上分配。
    　　雅库博维奇（《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莫斯科，一九六四，第一卷）描写上一世纪的情景时说：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发配西伯利亚的途中，每人一天发给伙食费十戈比。当地一个用小麦面做的大圆面包（三公斤？）价值五戈比；一瓦罐牛奶（两公斤？）值三戈比。“囚犯们的日子颇为好过。”他写道。然而伊尔库茨克的物价就偏高些，一磅肉卖十戈比。于是“囚犯们简直在挨饿”。一个人一天才给一磅肉，这岂不跟发给半条鲱鱼一样了吗？……
    　　如果鱼已经发给了你们，那么面包也就不会宣布停发，说不定还会洒给你一撮砂糖。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押解队员走过来宣布；今天不开伙了，你们的口粮没有发下来。也可能是真的没有发下来：某监狱会计室的帐面上把数字填错了地方。也可能是这么回事：发是发下来了，可是押解队员自己的口粮不够吃（他们的肚子平时也填得不那么瓷实），决定从犯人嘴里抠出一点面包。可是如果只发给犯人半条鲜鱼，不发面包，那就会引起疑心。
    　　当然，这仍然不是故意叫犯人受罪：吃了威鲜鱼，不给饮水（从来没有给过），连生水也不给。你们要明白：押解队的编制有限，一部分在走廊里站岗，在车厢的通过台执勤，停车的时候还要在车外爬上爬下，检查哪里钻了洞没有。另一部分在擦枪。而且政治学习、战斗条令学习总要占点时间。还有一部分不当班的人要睡觉，法定的八小时睡眠是必须保证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嘛。再说，拎桶去打水要跑好远的路，心里还觉得怪憋气：一个苏维埃军人凭什么要像骡子似的驮水伺候人民的敌人？有时候因为列车编组和改挂，“泽克车厢”被拖到站外（为了避人耳目）一整天，连自家红军厨房的水都没处打呢。诚然，解决办法是有的：从火车头的煤水车里舀那又浑又黄漂着机油的水，就这水，犯人们也会挺爱喝的。反正在半明不暗的包房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那一侧没有窗户，没有灯，只从走廊一侧透来一点亮）。还有，发水要费很长时间。犯人们自己没有缸子，有也没收了，只好用两只公家的缸子饮水。这时候你就得站在那里，舀了递，递了舀，一直等到他们喝足。（犯人们自己还立了一些规矩：什么先给没病的喝，再给害结核的，最后才给害梅毒的。好像到了下一间包房不是从头来过：先给没病的……）
    　　好吧，这一切押解队就算都忍下了，那如果这群瘟猪灌饱了水不要求解手也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一天一夜不给他们水，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一次水，就要解一次手；要是可传他们。给两次水。就要解两次。这个算盘好打，还是以不给水为佳。
    　　舍不得让他们去解手并不是因为可惜厕所，而是因为此举责任重大，它甚至相当于一次战斗行动：需要用一名上等兵和两名列兵花很长的时间去完成。需要设两个岗，一个在厕所门口，一个在走廊的另一头，这是预防他们朝那边冲过去c而上等兵则负责一会儿推开一会儿关上包房的铁栅栏门。先放进一个回来的，再放走一个出去的。条令又准许一次放出一个人，以防他们一起冲出来，以防发生暴动。这么一来，一个人上厕所，本包房的三十个人和全车厢的一百二十个人都得等着，押解队值勤人员也得等着！“喂！喂！快点！快点！”他去厕所的路上，上等兵和列兵们不住口地朝他步喝。于是这个人便跌跌撞撞地往前冲，叫人看起来好像是跑着去从国家手里抢劫厕所里的那个窟窿。（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一古比雪夫的“斯大林”车厢里，一个独腿的德国人舒尔茨听懂了俄国人哈喝的意思，上厕所的时候用一条腿飞快地蹦去蹦回，引得押解队员哈哈大笑。他们要他跳得更快些。一次解手时，押解员在厕所前的过道里推了他一把，舒尔茨摔倒了。押解员火气上来，动手揍他。舒尔茨在拳打脚踢之下站不起身来，只得爬进肮脏的厕所。其他押解员看了又是哈哈大笑。）
    　　为了防止囚犯在厕所里的几秒钟之内逃跑，也为了迅速周转，厕所的门是不关的。押解员一面站在通过台观察解手的过程，一面替你使劲：“喂！喂！……行了！行了！’审时一开头就命令你：“只许解小手！”这时候在通过台站岗的那个兵决不会允许你干别的。至于手，当然从来不是能洗的：水箱里水不够，也没有时间。只要囚犯碰一碰洗脸地水管的小塞头，押解员马上从通过台吼起来：“喂，别动，快走！”（即使难谁的行囊里装着肥皂和毛巾，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这太像“福来儿”的傻样儿了。）厕所里面稀脏。“快点！快点！”囚犯脚上带着臭泥汤挤进包房，踩着别人的胳臂、肩膀爬到上铺去，然后两只脏鞋从三层铺耷拉下来，悬在二层铺上，往下滴水。
    　　女犯解手时，警卫勤务条令和一般的情理都要求照样开着厕所门，但是并非所有的押解队员都坚持这一条，有的就纵容她们，对她们说：算了，关上门吧！（事后还要叫一个女犯来打扫厕所，押解员又得站在旁边防她逃跑。）
    　　即使在这样的高速度之下，一百二十人解手也得用两个小时以上，——超过三名押解队员值勤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反正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满足！反正过半小时之后又会有个沙漏似的老头子哭鼻子要解手。当然是不会让他去的，结果他就拉在自己的包房里，这又要给上等兵添麻烦：强迫他用手收起来捧出去。
    　　归根到底：一定要他们少解手！这意思就是——要少给水喝。吃的东西也要少给，这样他们就不会闹肚子，不会毒化空气。不然还像话吗？车厢里简直没法呼吸了！
    　　少给水！可是规定的成鱼要照发！不给水是合理措施，不发咸鲱鱼可是渎职罪。
    　　谁也没有存心折磨我们！押解队的行为是合乎清理的。可是我们的处境就好像蹲在囚笼里的古代基督徒，人们用盐粒洒在我们鲜血淋淋的舌头上。
    　　同样，押解队在递解途中把属于五十八条的犯人和盗窃犯、普通犯混在同一间包房里也绝没有（偶尔的确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囚犯太多，车厢和包房太少，时间又太紧迫—一哪有工夫搞清这些事？四间包房中的一间要留给女犯，其余三间的人员即使要分类，也只能按照到达站分，以便于下车。
    　　基督被钉在两个凶徒之间难道是因为彼拉多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这几个人钉上十字架，各各他只有一个，时间紧迫，于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
    　　我甚至不敢设想，如果处于普通囚犯的地位，我可能经受到什么……押解队和递解站军官们以殷勤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和我的同伴……作为政治犯，我前去服苦役的途中是比较舒适的——在递解站，我住在和刑事犯分开的房间里，还有大车，我的一普特重的行李放在大车上……
    　　……上面一段话，我省去了引号，这是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意。因为使用引号不是为了表示讽刺，就是为了表示是别人的意思。现在去掉了引号，这此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不是吗？
    　　以上是雅库博维奇对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描写。这本书现在已经再版，目的是用那个黑暗时代来教育今天的读者。我们从书中知道了，即使在驳船上，政治犯也有专门的舱房，在甲板上辟有专门的放风区。（《复活》里描写的也一样。局外人涅赫留道夫公爵还可以到政治犯那里去和他们交谈。）只是因为在名单上推库博维奇的姓名后面“漏填了有魔力的‘政治犯’这个字眼”（这是他的原话），他在乌斯特卡拉被“苦役督察官……当做普通刑事犯接待——态度祖鲁、骄横、放肆”。不过，事后幸运地澄清了误会。
    　　多么难以置信的时代！在那时候，混淆政治犯与刑事犯几乎等于犯罪！刑事犯到车站去需要列队，丢人现眼地被沿街押送。政治犯则可以乘轿式马车前往（奥里明斯基，一八九九）。政治犯不吃大锅饭，而是领伙食费，由小饭馆送饭。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连病号口粮也不愿意接受，他嫌太粗劣。因为一个看守员用“你”字称呼了奥里明斯基，看守长便对他表示歉意说；“我们这里政治犯很少见，看守员不懂得……”
    　　布蒂尔卡里政治犯很少见！……不是做梦吗？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何况那时候还没有卢宾卡，更没有列佛尔托沃呢！
    　　拉季舍夫发配的时候戴着镣铐。时值天气严寒，解差从一个守夜人身上脱下一件“粗劣不堪的光板羊皮袄”给他披上。然而叶卡捷琳娜随即降下输旨，命令解除镣铐，把他途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派人送去。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从布蒂尔卡递解到索洛维茨的时候却戴着一顶草帽；穿着夏天的衣裳（她是夏天被捕的。她的房间从那时候起一直封着，谁也不愿意准许她从家里取出自己的冬衣）。
    　　把政治犯和刑事狠分开——这意味着把他们看做是平等的敌手而对他们表示尊重，意味着承认人们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照这样行事，连被捕的政治犯也会感到政治自由！
    　　但是，由于像你我这样一类人全成了反革命，而各类社会主义者又未能保住他们政治犯的地位，从此你如果再提抗议，再反对把你——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堆，那只能引起犯人们的哄笑和看守员的困惑。“我们这里全是刑事犯，”看守员们会诚恳地回答你。
    　　这种混合，这种惊心动魄的相遇，或者发生在“乌鸦车”里，或者发生在“泽克车厢”里。在此以前，不论在侦查中受到怎样的压迫、拷打、摧残，这全是来自蓝边帽，而你并没有把这些东西视同人类。在你的眼里，他们只是一个蛮横的机关的代表物。然而你的同监难友，哪怕他们的素养与经历和你截然不同，哪怕你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哪怕他们打了你的小报告，他们终归是同属于你在其间度过了一生的那个习惯的、罪过的、琐碎的人类。
    　　当你被推进一间“斯大林”的包房的时候，你同样以为在这里只会遇到共患难的伙伴。你的一切敌人和压迫者都留在铁栅栏的那一边，你是木会在这一边遇到的。忽然，你抬起头来，朝中铺的正方形缺口处——也就是你头顶上的唯一的天空望去，你看见那里有三四张……不，不是人脸！不，也不是猴脸，猴脸要端正得多！你看见的是一些带着贪婪和讥讽表情的残忍邪恶的兽面。一个个像蜘蛛望着触网的苍蝇似的望着你。铁栅栏就是他们的网，这下你落网了！他们咧着嘴，好像要从旁边咬你一口。他们说话的时候发出咝咝的声音。他们觉得发出这种咝咝的声音比用有无音和辅音的语言说话更舒服。他们说的话，只有动词和名词的字尾还能听出是俄语。他们讲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隐语。
    　　这些奇异的大猩猩类上身几乎只穿一件背心：车厢里面闷热难忍。他们的青筋绷起的赤红色的脖颈，他们的滚圆的肩肌，他们刺了花纹的黑胸脯从来没有受到狱中恶劣生活的影响。他们是一些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忽然从一个这样的脖颈下面耷拉下来一样东西——小十字架！不错，一个用细绳吊着的十字架。你愕然，你稍稍感到宽慰：他们当中有教徒，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看来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正是这个“教徒”忽然张口大骂十字架和信仰（他们骂人的时候多少说得像俄语），他伸出两根手指头，绷得挺直，分成两股叉，对准你的眼睛戳来——不是恫吓，而是真地要抠眼珠子。“你这个喂老鸹的死尸，我要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他们的全部哲学和信仰统统表现在这个抠眼珠的姿势里了。既然他们能像捏死一条粘虫一样捏烂你的眼珠子，那么你身上的和随身的东西还有什么他们能饶过的？十字架在晃动着，你用尚未被戳瞎的眼睛望着这一场野蛮已极的假面舞会，心里感到迷惑难解；你和他们之间，究竟谁已经发了疯？谁马上会发疯？
    　　你一生养成的与人们交往的全部习惯顷刻之间被摧毁了。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之前，甚而在被捕以后，甚而一定程度上在受侦查阶段，你用言语对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言语回答你。这些言语能产生作用，或者说服，或者拒绝，或者同意。你还记得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请求、命令、感谢。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碰上的一切都是和这些言语及关系毫不沾边的。瞧，现在这些兽面的东西派下来一名特使，这种脚色多半是一个瘪三模样的少年犯，这家伙的蛮横放肆的派头格外令人厌恶。这个小无常解开你的背囊，用手伸进你的衣袋——不是搜查，是掏腰包！从这一分钟起，你的一切已经不是属于你的，而你本人不过是裹着一些随时可以取下来的多余衣物的橡皮假人。对这条凶恶的黄鼬子，对上面那些兽面生物，根本不可能用语言解释什么，拒绝什么，禁止什么，央求什么。他们不是人类，这点你一眨眼工夫就明白了。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揍！或者把这个小把戏狠狠地接一顿，或者狠揍～顿上头的那几个大块头的野物。
    　　可是从下面对付上头的三个，怎么打法？尽管那个小把戏鼠头獐目，但是似乎打小孩总不大合适？只能轻轻地推开？……但是也推不得，因为他立刻就会咬掉你的鼻子，或者上头的立刻会让你的脑袋开瓢（他们自然也有刀子，不过不会拽出来，他们不想在你身上脏了刀刃）。
    　　你瞧着四邻，瞧着难友——咱们反抗吧，或者提出抗议吧！但是所有你的难友们，你的“五十八条”们，在你之前已经逐个被洗劫过了，他们窝着腰乖乖地坐在那里。要是他们的目光避开你，那还算好，有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瞅着你，似乎这并不是暴行，不是抢劫，而是自然现象：天要下雨，地要长草。
    　　原因是——你们错过了时机，先生们，同志们，兄弟们！当斯特鲁仁斯基在维亚特卡监狱里自焚的时候，或者哪怕在你们被宣布为“反革命”以前，你本当猛然省悟，记起自己的身分。
    　　而现在，你让人家剥掉你的大衣。一张缝在上衣里的二十卢布的票子被摸到了，连布片一起被扯下来。你的行囊被扔到上头去“检查”，你的多愁善感的妻子在宣判后为你出远门准备的一切全都留在那里了。他们把一支装在小口袋里的牙刷丢下来还给你……。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不能说每一个人，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这样服服帖帖地任人宰割。（我听到过少量这样的事例：三个（年轻力壮的）人抱成一团，顶住了盗窃犯的袭击。但是他们并不维护普遍的正义，不保护身边被抢劫的人，只保护自己。他们保持着武装的中立。）怎么会搞成这样的？男子汉们！军官们！前方的勇士们！
    　　一个人要想勇敢战斗，必须对这场战斗有所准备，要预料到它，要明白它的目的。而在这个地方，一切条件都不具备：这个人从来没有和盗窃犯打过交道，他没有预料到这场战斗，而主要的是——他原来的概念中（错误地）认为他唯一的敌人是蓝箍帽，所以完全不懂得这场战斗的必要性。他还需要受多次教育才能明白刺花纹的前胸就是蓝箍帽的屁股。他们体现着戴肩章的人们从来不说出声的“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的这句启示。新犯人想把自己认为是一个政治犯，也就是说认为自己是和人民站在一边，而国家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这时出乎他的预料地有一群手脚麻利的鬼怪从后面、从侧面向他袭来。结果一切界线都混淆了，明确的概念变得粉碎了。（这个囚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集中精力思考，才能弄清楚原来这群鬼怪跟狱吏们是一鼻孔出气的。）
    　　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一个“五十八条”犯人丧失了这一切条件。经过政治侦查的绞肉机以后，人的肉体被摧毁了：他忍受过饥饿和困乏，在禁闭室挨过冻，被毒打得瘫卧在地上。但是何止是肉体？他在精神上也被摧毁了。人们一再向他解说并且证明给他看：他的观点，他一生的作为，他与人们的关系，一概都是错的，因为它们导致了他的毁灭。在法庭的机房里碾碎以后抛出来、交付押解的那一团人肉里面剩下来的，仅仅是求生的欲望，而没有丝毫的理解力。彻底摧毁和彻底隔绝——这就是对五十八条案件侦查的任务。必须使被判罪人懂得，他们在外面最大的罪过就是企图绕过党组织和工会的负责人或行政领导，以某种方式擅自联系或结合。在监狱里这发展成为对任何集体行动的恐惧：两人提出同一内容的申诉或者两人在同一张纸上签名。这些从此永远打消了搞任何联合行动的念头的假政治犯们，现在是不准备联合一致对抗盗窃犯的。他们也根本想不到在车厢和递解站里要携带武器——小刀或短锤。第一，要它干什么？对付谁？第二，你若是使用了它，你头上的凶险的五十八条的大帽子是一个加重情节，再审时你可能得到死刑判决。第三，在使用它以前，如果在你身上搜出刀子，你受的惩罚将不同于盗窃犯：他携带对子，那是淘气。传统、觉悟低；你带刀子，就是恐怖行动。
    　　最后，根据五十八条坐牢的人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一些温顺的人（常常是老人、病人），一辈子动口不动手，现在仍和以往一样是不适宜动拳头的。
    　　可是盗窃犯们却没有经受过这样的侦查。对他们的全部侦查只包括两次讯问，再就是一次马马虎虎的审判，一个短暂的刑期。就连这样的刑期他们也无需服满。他们是能提前出去的：或者是大赦，或者自己逃跑了事。即使在侦查期间也没有人剥夺一个盗贼享用外面送进来的牢饭的权利——这是万逍遥法外的同伙们送来的丰富的食物。他一天也没有掉膘，一天也没有衰弱。在押解途中他也能靠敲诈“福来儿”补充点油水。盗窃和抢劫的刑事条款对于他不仅仅毫无压力，相反，他以犯这种罪为骄傲——他的这种自豪感得到所有蓝肩章、蓝滚边的首长们的支持：“没有什么。虽然你是强盗、杀人犯，但你不是叛国分子，你是我们的人，你是能改正的。”盗窃罪的律条里没有第十一项——“组织”。盗贼的组织是不遭禁止的。干吗要禁止？让它帮助促进我们社会如此需要的集体主义感情不好吗？搜缴他们的武器也只是做戏。不会因为携带武器而惩罚他们。他们的规则是受到尊重的（“他们非这样不行”）。杀人犯在监室里又杀了人，非但不会延长刑期，反而会给他增添光彩。
    　　这一切确有很深的根源。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指责，无非是说它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和情绪变化无常。而斯大林对盗贼则一向偏爱——是谁替他抢劫银行的？早在一九0一年他的党内和狱中的同志们就曾指责他利用刑事罪犯对付他的政敌。从二十年代起还产生了一个颇为奉承的术语：社会亲近分子。马卡连柯也有同样的论点：这类人是可以改造的。（按照马卡连柯的看法，犯罪的根源只能是“反革命的地下活动”。）那一类是不能改造的，那就是工程师、神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
    　　既然没有人管束，为什么不偷盗？三四个结伙横行的盗窃犯就能对几十名吓怕了压垮了的假政治犯称王称霸。
    　　有首长们的赞许。以先进理论为依据。
    　　但是，即使不用拳头进行反击，受害者为什么不上告呢？任何声音走廊里都是能听到的。押解队的士兵们正在栅栏外面慢悠悠地来回走动。
    　　这的确是个问题。每一个响声，每一声嘶哑的哀告都能听到，而押解员照旧来回踱他的步子——为什么他不来干涉？离他一米之遥的昏暗的洞穴——包房——里正发生一件枪案，为什么国家的卫士不出来干涉？
    　　仍是同样的原因；他也被灌输了这种理论。
    　　更甚于此的是，对盗窃犯实行了多年的优待之后，押解队本身也在朝这个方向演变。押解队本身变成了盗贼。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盗窃犯最猖狂，对政治犯欺压最深重的十年，谁也想不起押解队制止过一次在监室、车厢、“乌鸦车”里对政治犯的抢劫。相反，人们会告诉你押解队收受盗贼赃物并供给他们伏特加、（比口粮高级的）食物、烟草作为交换的大量事例。这类例子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毕竟押解队的中土也是一个穷光蛋：武器、背卷、饭盒、士兵口粮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要求他押解一个穿着贵重皮大衣或铬鞣皮靴、提着一包城里的阔气东西的人民敌人而且还要他容忍这种不平等现象——这未免太残酷了。夺取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在这方面还能有什么别的准则？
    　　一九四五——四六年，当时犯人们不是来自什么别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涌来。他们身上穿的，行囊里装的都是欧洲的稀罕物件，连押解队的军官们也抗不住了。他们的职务使他们躲开了火线，可是也使他们失去了在战争末期捞取战利品的机会——你说这公平吗？
    　　在这种情况下，押解队把盗窃犯和政治犯掺混在一起已经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仓促，不是因为空间不够，而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盗窃犯们也不辜负他们苦心：衣物从“海狸”身上剥下来，转手就进了押解队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们已经装进了车厢，列车已经开动，而盗贼却一个没有，嗯，干脆一个也没有装上车，今天沿线哪一站都没有遣送盗窃犯，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形也听说有过几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国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服刑。第一次打开箱子就显出他们有贵重物品。这时押解队亲自动手在车厢里有条不紊地挑拣东西。为了防止遗漏，他们把犯人们脱得精光，叫他nl坐在厕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队仔细地翻看和挑拣他们所有的东西。押解队没有考虑到，这批犯人不是去劳改营，而是送往一座正经八百的监狱。到达目的地，科尔涅也夫提出一份书面申诉，描写了全部经过。那支押解队被找回来了，对他们进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东西归还了原主；没有查出的，给了赔偿。据说押解人员分别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过这类事情没法核实，况且他们犯的是盗窃罪，在监狱里是蹲不长的。
    　　然而这是个例外的事件。那个押解队长如果及时克制一下自己的贪欲，本来会明白，这种事顶好不要亲自沾手。下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事例，正因为简单，所以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节从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的“泽克”车厢里（A·苏济正好在这节车里被送解）正巧一个盗窃犯也没有。旅程很长；当时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队长一点不用着急，他选好了适当的时间，宣布进行搜身，让犯人单个地带东西到走廊里来。被叫到的必须按狱规脱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因为被搜过的人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挤得满满的包房。随便什么刀子、什么违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转手。搜身的真正意图是对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里装的——进行摸底。押解队长（军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这些口袋旁边，他们对于长时间的搜身一点不感到厌烦，始终摆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罪恶的贪欲禁不住要冒到外面来，但是军官以假装的冷漠将它按捺下去。他的处境如同一个老色鬼，眼巴巴地瞧着一些小姑娘，可是顾忌在场的旁人，对小姑娘们本身也有所顾忌，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他是多么需要几名盗窃犯啊！但是这批犯人里偏偏没有。
    　　犯人里没有盗贼，可是有一些被监狱里的盗贼气氛熏染了的人。要知道，盗贼的榜样有教育作用，是会引起人们效仿的：它指出监狱中有一条轻巧的生路。两个不久以前的军官——萨宁（海军）和梅列日科夫——同关在一间包房里。他们两人都是“五十八条”，但目前已经转向了。萨宁在梅列日科夫的支持下宣布自己是本包房的室长，他通过押解员请求队长接见。（他看透了队长的傲慢神气，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纤的！）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萨宁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交谈。另一间包房里的什么人也学着萨宁的榜样求见队长。那家伙也被接见了。
    　　第二天早上发面包，不是按当时解犯口粮标准每人发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粮发完了，开始有人小声埋怨。有埋怨，可是因为害怕“集体行动”，这些政治犯没有人出来说话。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问发口粮的：
    　　“首长公民！这口粮是多少分量？”
    　　“该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说。
    　　“我要求重新过秤，否则我不接受！”那个不要命的人高声宣布。
    　　整个车厢鸦雀无声。许多人拿着口粮不往嘴里放，他们等着，说不定连他们的也会给重新过秤。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清白无假的军官走了过来。在一片静默中，他的话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是谁在这里发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
    　　众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会反驳说，这不过是很普通的手法。狱外随便一个小头头都把自己宣布为苏维埃政权，谁会去跟他当真呢！但是对于那些吓怕了的人，对于那些被定了反苏活动罪的人，这一手还是比较吓人的。）
    　　“是谁在这为口粮发动暴乱？”军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只是想……”那个闯下了大祸的造反者已经在为自己辩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吗？”
    　　（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争执？难道把这一小块口粮吃下肚子，忍过去，不吭气，不是简单得多？瞧现在“卡脖”了……．
    　　“臭死尸！反革命！应该把你这小子在绞架上过过秤，你还要给口粮过秤？！苏维埃政权供你吃，供你喝，你这毒蛇还不满意？知道你干的事该怎么处理吗？……”
    　　对押解队一声命令：“带出来！”铁锁哐啷一响。“出来，手背过去！”倒霉蛋被带走了。
    　　“还有谁不满意？还有谁要过秤的？”
    　　（还以为能把问题讲清楚吗？还以为只要告到上头，说只发了二百五十克，人家就会相信你说的而不相信中尉说的发足了五百克吗？）
    　　对于挨过痛打的狗，只要拿根鞭子给它看看就行了。其他的人全都表示没有意见。于是这种惩戒性的定量就成为这趟漫长旅程的固定口粮标准。砂糖也从此停发——押解队留下了。
    　　（这件事发生在辉映我国史册并将供后人长期研究的取得对德、日的两大胜利的那个夏天。）
    　　饿了一天、两天，人变得稍微聪明了。萨宁对本包房的人说：“伙计们，听我说，咱们这样下去都得完蛋。谁有好东西，拿出来吧，我去换吃的给你填饱肚子。”他满有把握地收下一些东西，回绝一些东西。（有人不愿意拿出来——那就随他的便！）然后，他提出要和梅列日科夫一起出包房。怪事——押解队竟放他们出去了。他们带着东西朝押解队的包房走去，从那儿带回来切成薄片的面包和马合烟。这是从每间包房一天的口粮中克扣下来的七公斤面包的一部分，不过现在不是均分给全体，而是只分给交出东西的那些人。
    　　这完全是公公道道的事：他们不是全都表示过对减少的口粮没有意见吗？从另一方面说也公道，因为人家交出的东西多少也值几个钱，总得付点报酬才是。从长远看来也公道：须知这些东西对于劳改营是过分高级了，在那里反正都会被没收或者偷光。
    　　马合烟可是押解队自己贡献的。当兵的拿出自己珍贵的马合烟和犯人们分享。但这也是公道的，因为他们也吃掉了犯人的面包，用掉了他们的砂糖（这种好东西敌人不配吃）。最后还有一件公道事；萨宁和梅列日科夫虽然没有拿出东西，可是捞到的好处比拿出东西的主儿还多——那是因为没有他俩这项交易就办不成。
    　　人们在昏暗中拥挤地坐着，一些人嚼着属于身旁的人们的面包，而那些人眼睛盯着他们。押解员不让犯人单个地借火，两个小时只给点一次烟——那时整个车厢里烟雾腾腾，好像着了火。那些起先舍不得拿东西的人现在后悔没有交给萨宁，这时求他收下他们的东西，但是萨宁表示——等下回再说吧！
    　　如果不是战后那几年的拖拖拉拉的列车，拖拖拉拉的“泽克车厢”，不是一会儿换挂，一会儿被甩在车站上，这次行动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和如此彻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那一段战后时期，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惹人眼馋的东西。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古比雪夫—一整整一个星期国家每天只发给二百五十克面包讲过这已经相当于双倍的围困时期的口粮），再加上一条风干鲜鱼和白水。其余的面包要用自己的东西去赎买。很快就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押解队已经很不愿意收受东西，他们开始桃三栋四了。
    　　他们被押进了古比雪夫递解站，洗了个澡，按原来的编队带回原来的车厢。一支新派来的押解队接收了他们。但是办理交接的时候，显然已经把搞东西的妙诀传授给下一班。于是那条赎买自己口粮的规矩又恢复了，直到新西伯利亚城。（不难设想，这条感染力极强的经验一定在各押解大队得到迅速的推广。）
    　　在新西伯利亚城下车以后，叫他们在两条线路中间的地面坐下，来了一个没有见过的军官。他问：“对押解队有申诉没有？”大家茫然，没有人答话。
    　　那头一个押解队队长的算盘打准了。
    　　“泽克车厢”的乘客还有一点不同于列车里的其他乘客：他们不知道列车的去向，不知道他们该在哪一站下车。因为他们没有车票，也看不见车厢外挂着的那块站名牌。在莫斯科，让他们上车的地方有时离月台老远，连他们当中的本市人也认不出这是八个火车站中的哪一个。囚犯们在恶臭和拥挤的车厢里等待调车头，一等就是几小时。瞧，它来了。它把“泽克车厢”拉去挂在已经编组好的列车上。如果是夏天，会传来车站广播室的喇叭声：“由莫斯科开往乌发方面的列车在第三股道发车……由莫斯科开往塔什干方面的列车在第一站台上车……”这说明是喀山车站。熟悉“群岛”地理及其线路的行家们开始向同伴们讲解：沃尔库塔、伯朝拉都排除了，去那两个地方要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出发；基洛夫、高尔基劳改营也排除了。
    　　荣誉的麦捆里也会掺杂进莠草。但这仅仅是莠草吗？毕竟没有什么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劳改营——却有高尔基劳改营，而且是怎样的魔窟啊！此外还专门有一座“以马克辛·高尔基命名的”苦役金矿（距离艾尔根四十公里）！是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同志，以您的心和您的名义……”假如敌人不投降，就……，你说出了一个满不在乎的字眼，可是瞧吧——你已经不再是文学界中的人了……
    　　莫斯科从来不往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方向送犯人，那些地方连自己的犯人也盛不下了。我们再听听。乌发方面已经发车，我们的没有动。塔什干的走了，我们还停着。“由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方面的列车离开车时间还有……，请送旅客的同志们下车……旅客们，请把车票准备好……”开动了。是我们的！这能证明什么呢？暂时不清楚。伏尔加中游为我们准备着，南乌拉尔也为我们准备着。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甘铜矿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还有泰谢特的枕木浸制厂（听说那里的杂酚油会浸入皮肤和骨头，它的蒸气会充满肺叶——这就是死亡）。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苏维埃港都在为我们准备着。科雷马是我们的。诺里尔斯克也是我们的。
    　　如果是冬天，车厢封死了，听不见广播喇叭；如果押解班子又是严守条令的——你也不会听到他们谈论解送的路线。那么，就这样出发吧。让我们在人体的夹缝里，在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中睡去吧——也不知道明日窗外将出现的是森林还是草原（我指的是走廊一侧的窗外）。睡在中铺上的人，通过栅栏、走廊、双层玻璃以及窗外的又一道栅栏，总算还能看到站内的几股侧线和在列车外飞逝的一小块空间。如果玻璃上没有结冰，有时还能认出站名——什么阿甫修宁诺或者翁多尔之类。这些车站在哪儿？……包房里没有人知道。有时候根据太阳可以判断我们这是往北还是往东。或者，在一个叫做什么图番诺沃的小站上，一个衣着破烂的普通犯被推进你们的包房。他会告诉你，他这是被押到丹尼洛夫市去受审。他担心会给判上一亩年。据此你们就能知道昨天夜晚通过了雅罗斯拉夫尔，同时这表明途中第一个递解站将是沃洛格达。这时候包房里必然会出现一些百事通，他们将板起面孔拿腔拿调地学说一遍那句有名的俗语：沃洛格达的押解队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学着北方人的口音，把每一个“O”字都念成重读。
    　　光知道方向仍然等于一无所知；你们前面的那根细线上结着许许多多的小疙瘩，那就是一个一个的递解站，在任何一个站上都可能让你们拐弯。无论乌赫塔，无论因塔，无论沃尔库塔你都不喜欢，可是你以为五0一工程——穿过西伯利亚北部的冻土带铁路——比别处甜一点吗？告诉你，它比哪儿都糟。
    　　战争结束五年以后，囚犯的各条水流终归流进了河床（或许仅仅是因为内务部扩大了编制？）。部里对数以百万计的积案进行了清理，从此每个犯人随附一包装在密封纸袋里的监狱档案，纸袋上专门为押解队做了一个切口，把押解路线露在外面。（除了押解路线，让押解人员知道更多的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档案内容对他们可能起腐蚀作用。）如果你躺在中铺上，又会倒着认字，当中士正好在你旁边停留的时候，也许你能碰巧窥认出谁谁将押往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而你则是去卡尔戈波尔的。
    　　唉，现在心里更增加了烦恼！——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怎么样？谁听说过？那儿的一般作业是什么活儿（有些一般作业是要人命的，有的稍轻一些）。那儿是个阎王殿？不是吗？
    　　你怎么搞的，怎么出发时慌里慌张地没有给家里人捎个信？他们这会儿还以为你仍是在图拉附近的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劳改营里呢。如果你确实很心急，又确实很灵活，也许你能完成这个任务：谁身上或许藏着一厘米长的一截铅笔芯，谁或许有一张揉皱了的纸片。小心别让走廊上的押解员发现。（可是又不许脚朝走廊躺着，只许头朝走廊。）你弯曲着身子，脸扭向另一边，在车厢的晃动中给家里人写封信吧。告诉他们你突然被从原地提走，现在正在途中，到新地方以后可能一年只准写一封信，叫他们有个准备。你把信叠成三角形，上厕所时带去碰碰运气：说不定正好在进站前或刚一出站后让你们去解手，说不定押解员会在通过台打瞌睡，这时赶快踩踏板，找开下粪洞，用身子做掩护，把信捅进洞口！它会沾上尿和粪，但是可能通过洞口掉在轨道中间。甚至可能干干净净地蹿出去，被车下的气流卷起，打着旋儿落到轮子下面或者竟能躲过轮子而飘到路基的堤坡上。也许它将永远留在这里，直到来一场雨，下一场雪，直到它碎烂。也许会被人的手拣起。如果碰上这个人不是思想进步的，他会把地址写清楚，把字迹描整齐，或者另装一个信封。——瞧，这封信兴许就能收到。这种信有时确有送到的——盖着欠资戳，磨破了，泡湿了，揉皱了，但是传来了清晰可闻的痛苦的心声……
    　　但更好是——你们要尽快地不要再当这种所谓的“福来儿”——可笑的新手、冤大头、牺牲品。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你们的信寄不到。就算寄到了，也不会给家里带去欢乐。既然你们进入了这个史诗的国度，就不要再用小时和昼夜衡量你们的生命。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你们越快地习惯于没有家，家里人越快地习惯于没有你们，那就越好，越轻快。
    　　尽可能少有东西，免得为它们担惊受怕。不要有手提箱，省得押解队在车厢门口把它砸烂（每间包房要装二十五个人，你处在他们的地位能想出什么别的法子？）。不要有新皮靴，不要有式样新颖的便鞋，不要有毛料外衣：这些东西或在“泽克车厢”里，或在“乌鸦车”里，或在递解站的接收室里，反正都会被偷光、拿走、抢光和换掉。自己拱手交出去——屈辱将啃啮你们的心。让人家动武抢去——你们要为自己的财物落得嘴角流血。这些厚颜无耻的嘴脸，这种侮弄嘲笑的架势，这些两条腿的畜类令你厌恶——但是因为拥有私产并且为了它们浑身发颤，你们不就丧失了观察和理解这类现象的难得机会吗？你们以为基普林和古米列夫彩笔描绘的那些海上走私贩、海盗、伟大的私掠船船长不是跟他们一类的盗贼吗？他们正是这类人……在罗曼蒂克的文学画面里他们是令人神往的，为什么在这里却令你们厌恶呢？
    　　也要理解他们！监狱就是他们的老家。不论当局怎样慰扰他们，不论怎样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不论怎样对他们实行大赦——内在的命运引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里来……。群岛立法的第一个字不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吗？在我国，私有权即使在狱外也曾一度被有效地取消了（后来取消者本人也爱上了占有）—一为什么在监狱里反倒要容忍它？你手脚太迟缓了，你没有及时地吃掉你的咸肉，你没把砂糖和烟草与朋友们分享——现在盗窃犯们便来翻你的行头，以便纠正你道义上的错误。丢给你一双穿烂了的鞋窝子，换走你的样式讲究的长筒靴。用一件油污的旧褂子换走你的绒绒衫。这些东西在他们手里也呆不久：你的靴子只能顶五次牌局的输赢。绒线衫明天就转手出去换一公升伏特加和一串香肠。一天以后他们将和你一样一无所有。这是热动力学的第二定律：一切差别都趋向均衡，趋向消失。
    　　勿有！勿有一切！佛陀、基督、斯多噶学派、西尼克学派都这样教导我们。贪心不死的我辈为什么总是不能领悟这个浅显的教诲？我们不理解财产将毁灭我们的灵魂吗？
    　　既然发了一条成鲜鱼，就让它捂在你的衣兜里直到下一个递解站吧，省得在车上央求喝的。一次发给了两天的面包和砂糖吗？那就一次吃掉吧。这样谁也偷不走了，省心了。你就会像天上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
    　　要拥有那些你永远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要懂得各种语言，要了解各国情况，要知道各种人，让记忆成为你的行囊。记住一切！记住一切！只有这些痛苦的种子也许会有一天萌动和发芽。
    　　向四周看看吧——人们在你周围。也许你今后的一生将时常回忆起其中的一个，并且将因为没有抓紧机会问清他的经历而追悔莫及。自己少说些——听到的会更多。无数人的生命的缕缕细丝从群岛的一个岛屿伸延向另一个岛屿，它们仅仅在一夜之间，在这样的隆隆作响的半明半暗的车厢里面交织，然后便永远分离。倾听它们微弱的嗡嗡声和车厢下面节奏均匀的撞击声吧——须知这是生命的纺锤在嗒嗒地转动。
    　　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听不到！有多少令人捧腹的笑话！
    　　请看栅栏旁边那个好活动的年轻法国人。他为什么老在那儿打转？他对什么那样惊奇？去对他解释解释！同时不妨详细问问他是怎么进来的。有一个人懂法国话，于是我们知道了：他叫马克斯·桑代尔，法国士兵。他在外面——他的甜蜜的法兰西——的时候也是这么爱到处钻，好奇。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不要在俄国遣返中转站旁边打转，可他偏赖在那儿不肯走。这时候俄国人便请他喝酒，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记事了。等他醒来，已经躺在飞机舱内的地板上。他发现自己穿着红军制服，押解员的皮靴踩在他身上。他们现在宣布判了他十年劳改。这……当然一定是一场恶作剧，将来能解释清楚的，是吗？哦，是的，亲爱的，能搞清楚，等着吧1（后来他在劳改营里又被判刑，二十五年，一九五七年才从奥泽尔拉格获释。）这类事情在一九四五——四六年不算希奇。
    　　以上是法俄故事，再请听一个俄法故事。不，哪里！应该说是一个纯俄国的故事，因为除了俄国人谁能捣得了这种乱？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一些“容纳不下的人”，如像苏里科夫画中的别廖佐沃的小屋容纳不下的缅希科夫那样的人。这位伊万·柯维尔钦科虽是个中等身材的精壮汉子，但仍然是哪里也容纳不下的。原因是小伙子长得白里透红，像牛奶里滴了血，偏巧魔鬼又在里面搀进了烧酒。他挺爱聊自己的事迹并且拿自己逗乐。他说的那些故事可以称为珍品，真值得一听。诚然，你好长时间也猜不出，他究竟是为什么被捕的？为什么算是个政治犯？不过也用不着把“政治犯”这块牌子当作什么光荣标记。拿什么耙子把你楼进来不都一样吗？
    　　谁都知道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偷偷地准备搞化学战争。所以，不知是军需部门哪几个笨蛋的过失，我军从库班溃退时在某地机场上留下了大堆的化学炸弹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制造一场国际丑闻。这时，上级给克拉斯诺达尔出生的柯维尔钦科上尉配备了二十名伞兵，空投到德军后方。任务是把这些极为有害的炸弹全部埋进土里。（读者已经猜到下文并且打起哈欠来：后来他被俘了，现在是叛国犯。可是你们一丁点儿也没有猜对！）柯维尔钦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带着二十号人无一损失地穿过火线回到了我方，被提名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但是报批手续一两个月才能办完。而且，如果连这“英雄”的称号也装不下你，又该怎么办？“英雄”称号一般都是授给那些军事政治皆优的乖孩子的。而你的灵魂却像是发生了火灾，必须马上灌进点什么，可是又没有什么可灌。这该如何是好？既然你是全苏联的英雄，那些龟孙子们难道还舍不得多给你一升伏特加？尽管柯维尔钦科当真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卡利古拉，他也骑着马登上了市军管会的二楼。他对城防司令说：喂，发给我点伏特加！（他觉得采取这个方式比较神气，像个英雄，不容易拒绝。）他是因为这个被抓起来的？不，哪里话？因为这事，他从英雄降格为红旗勋章荣膺者。
    　　柯维尔钦科太需要喝，可是伏特加哪能老有？非动脑筋不可。在波兰，他阻止了德国人炸毁一座桥。他于是觉得这座桥好比是他的私产。我方军管当局到来之前，他向波兰行人和车辆收缴过桥费：要不是我，你们这座桥早没了。杂种们！他收了一天一夜的过桥费（酒钱），干腻了。老在桥头上戳着也不是事儿——柯维尔钦科大尉向当地波兰人提出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把这座桥从他手里买过去。（是为这事坐牢的？不是。）他要价不高，可是波兰人抠门，凑不齐份子。大尉先生丢下桥不要了。见他妈的鬼，让你们免费通过吧！
    　　一九四九年他在波洛茨克担任伞兵团参谋长。师政治部对这位柯维尔钦科少校很伤脑筋，因为他的政治学习一塌胡涂。一次他要上头给他写一份进军事学院学习的鉴定。发下来以后，他看一眼就甩在桌子上；“带这号鉴定我甭去军事学院了，还是去投奔班杰拉吧！”（是为了这个吗？……这件事本来足可以让他蹲上十年，可是躲过了。）再加上他这时候又批准了一个士兵的不合法的假期，他本人又酗酒开车，撞坏了一辆卡车。为此总共处罚他十……天禁闭。担任看守的是他手下的兵，他们对他十分爱戴，放他从禁闭室出来到村子里去逛。这种“禁闭”本来是可以忍过去的，可是政治部又拿法庭吓唬他！柯维尔钦科这下子可恼了：噢，原来这样；埋炸弹——伊万，去吧！为一辆破中吉普就要你坐牢？夜间他爬窗跑掉，到了德维纳河边。他知道一个朋友在那里藏了．一艘摩托艇。他驾上开走了。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对他的种种损害他统统要报复。他在立陶宛弃船上岸，跑去请求立陶宛人：“哥儿们，带我去找你们游击队2把我收留下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咱们一块把他们搞个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认定他是当局派来的。
    　　伊万衣服里缝着一张银行信用证。他买了一张去库班的车票。然而火车快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餐车里已经喝迷糊了。走出车站，眯缝着眼看了看莫斯科，对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拉我去大使馆！”“去哪一个？”“管他妈哪一个，随便！”车开到了。“哪一国的？”“法国。”“好吧！”
    　　也许是他的思路发生了混乱。去大使馆的意图原来是一样，现在又是一样。可是他的机灵劲和体力丝毫没有减弱；他没有去惊动使馆大门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进一条小街，翻过两人高的光滑的围墙。在大使馆院子里面比较顺利：没有人发觉或阻拦。他走进大楼，经过一间又一间的屋子，看见一个摆好食物的饭桌，桌上东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别嘴馋，把军装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都塞满了。这时主人们进来吃晚饭。柯维尔钦科先发制人，朝他们大喊一声：“哎，你们这些法国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来法国人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你们为什么不闹革命？你们干吗要把戴高乐拉上台？还要我们把库班的小麦供你们吃？办一不一到！！”法国人吓错了：“您是什么人？您是哪儿来的？”柯维尔钦科马上有了生意，拿出一副适当的腔调说：“国家安全部少校。”法国人不知所措地说：“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闯进来。您有什么事情？”“我来X你祖宗！！”柯维尔钦科这句话已经是开门见山，打心眼里说出来的了。他在法国人面前又耍了一阵无赖，忽然听到隔壁在打电话报告他的事。他的头脑还是足够清醒的，开始撤退。可是口袋里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后头传来一阵阵的耻笑声。
    　　然而，他不仅仅还有力气安然无恙地走出大使馆，而且还能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醒来（大约是想去西乌克兰吧？），紧接着就在这儿被逮住了。
    　　侦查过程中，他遭到阿巴库莫夫亲手毒打，脊背上的伤痕肿起一巴掌厚。部长摸他当然不是为了偷梨，也不是为他对法国人义正词严的叱责，而是要他招供：受什么人收买？什么时候收买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这类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车厢里一样，到了夜间，“泽克车厢”里也沉寂下来。夜间不会发鱼，不会给水，也不会让解手。
    　　这时候，也和其他车厢一样，充满车厢的是车轮的均匀的咔哒咔哒的撞击声，它丝毫不破坏车内的寂静。这时候，如果押解员又离开了走廊，三号包房里的男犯就可以和四号包房的女犯小声对话。
    　　在监狱里和女犯对话——是异乎寻常的。它带着一种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谈的只是律条和刑期。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个通宵。情况是这样的：它发生在一九五0年的七月，女犯包房里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莫斯科医生的女儿，根据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押解队把三间包房里的全部男犯赶进两间（每间塞进多少人，就不用问了）。接着，带进来一个完全不像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没有剃光头。他的波浪式的浅黄色头发——是真正的卷毛——挑衅地覆盖着他的优美而硕大的头颅。他年轻、仪态端庄，穿着一身英军制报。押解员带他通过走廊的时候，显出恭敬的样子（写在他的档案袋上的训令使押解队有点发怵）——这一切情景那个姑娘全看在眼里。可是那个人却没有看见这个姑娘（后来他多么惋惜！）。
    　　根据乱轰轰的人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姑娘判断出这是专为这人腾出一间包房，就在她隔壁。显然是不许他和任何人来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谈。包房之间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车内寂静的时候可以互相听到。傍晚，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姑娘在长椅上紧挨着栅栏坐下，低声向他打招呼（也许是起先轻声唱歌。这个举动本应受到押解队的惩戒，但是押解队睡觉去了，走廊里没有人）。陌生人听到招呼，按她教的办法，也坐到同样的地方。现在他们背靠背坐着，紧贴着一层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对着板壁的边缘，让声音穿过栅栏，悄悄地对话。他们的头和嘴唇挨得这样近，好像是在接吻，但是他们彼此不仅不能接触至u，连看一眼也是办不到的。
    　　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听俄语的能力已经满过得去，讲话还有许多语病，不过基本上能够表达意思。他向这位姑娘介绍了自己奇异的经历（我们会在递解站里听到）。姑娘也把一个触犯了五十八河0条文的莫斯科女大学生的简单经历告诉了他。但是阿尔维德听得入神，他向这女孩子提出了好些有关苏联青年，苏联生活的问题。他所听到的和他以前从西方左翼报刊上以及他本人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所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对于阿尔维德说来，这一夜一切都汇合在一起了：一个生疏的国度里的奇特的囚犯车厢；永远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回响的夜行列车的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响声；姑娘的优美动听的嗓音、她的低语、她的近在耳旁的呼吸——近在耳旁，可是连看她一眼也不能够啊！（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见过女人的声音。）
    　　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
    　　是的，这一切就是俄罗斯：旅途中放弃申诉的囚徒，“斯大林”包房隔墙那边的姑娘，回房睡觉的押解队，衣兜里掉出的梨，掩埋起来的炸弹，登上二楼的马。
    　　“宪兵！宪兵！”囚犯们欢喜地叫起来。他们高兴的是，下一段路程将要由宪兵押送，不用押解队了。
    　　我又忘了打引号。以上的话是柯罗连科亲自说的。诚然，我们见到蓝箍帽的时候并不欢喜，但是如果你乘“泽克车厢”遇上了钟摆，无论见到谁都会高兴。
    　　普通旅客在一个中途小站上车是需要一点本事的，可是下车有什么了不起？——先把东西甩下去，再往下跳就是了。而囚犯则大不一样。如果当地监狱的警卫队或者民警不来接车或者来迟了两分钟——得！列车开动了，这个作孽的囚犯就被拉向下一个递解站。如果真有个递解站把你接收下来，那还算好，又重新会发给吃的。但有的时候一直把你拉到这条路线的终点站，他们让你在空车厢里干等十八个小时，装上新犯人以后，再把你往回拉。到达原先那个车站的时候可能又没人来接，你又进了一条死胡同，又得在另一头坐等。要知道这整个期间是不给你供应伙食的！要知道你的口粮只开到第一个递解站。当地监狱马虎了，会计室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已经转到图龙监狱的账面上去了。押解队没有义务拿自己的面包喂你。他们能把你这样晃荡六个来回（有过的！）：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到你在图龙的月台上终于看到了蓝箍帽，恨不得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我的心肝宝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在“泽克车厢”里两天时间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尽，气都喘不过来，浑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样好：是再受点罪，快点到达目的地，还是放出去进递解站，稍微松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队忙碌和奔跑起来。他们穿好军大衣走出来，用枪托敲打地板。这表示他们要全体犯人下车。
    　　他们先在车门踏板前面围成一个圆圈，你刚一从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滚下去，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震耳欲聋地朝你齐声吼叫（这是专门训练出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几个人同时朝你喊，又不让你抬头看，这种手法具有很强烈的效果。好像在挨炮轰的情形下一样，你不由自主地龇牙咧嘴，手忙脚乱（你忙着到哪里去？），低低地弓着身子，赶上先下车的人们，和他们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个很明确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个初来乍到的，你还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万诺沃车站的待避线上，我听到这个口令的时候，正抱着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劳改营里做的，而是外面的产品，它的提手总要拽断，而且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候）往前跑。我终于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没有看别人是怎么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军官大衣还不太脏，下摆还没有剪短，总不能穿着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队队长——红润的脸蛋，厚实的俄罗斯面型——大步跑来，我都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他这是为什么，要干什么，就见他显然是要用那只神圣的大皮靴惩办我的罪大恶极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担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增一脚，戳破了箱盖。“坐一下！”他给了一句解释。这时我才忽然发现我像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们中间。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该怎么坐？”的问题，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该怎么坐，于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像门前的狗、门后的猫一样，穿着我那心疼的军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这只箱子我保存了下来。现在每当看见它的时候，我惯于用手指抚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会愈合，不像身上的和心上的伤口。东西比人们更有记性。）
    　　这种坐法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两膝势必抬起，重心移到后面，这样就不容易站起来，更不可能一跃而起。而且坐下来的时候要求我们挤得更紧些，使我们互相妨碍。如果我们想全体一齐向押解队扑过去——趁我们慢慢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先开枪把我们解决掉。
    　　让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待“乌鸦车”（它分批运人，一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为了步行押送。他们尽力找隐蔽的地方安排我们坐等，为的是少让外面的人看见。但有的时候很难堪地直接把我们放在月台上或者空场上（在古比雪夫就是这样）。这对自由人是一场考验：我们倒是以毫无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着他们，可是他们该怎样看我们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许（因为只有叶尔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们坐牢是因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记下来呢？也会判上几年的；简单得很。于是我们骄傲的自由公民（“念吧，羡慕吧，我是苏联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头，竭力根本不看我们，好像这儿是一片空地。老太婆们比别人勇敢：已经没法把她们变坏了，她们连上帝都信呢。她们从不大的长方面包上掰下一块扔给我们。还有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劳改犯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没进去过的——都要进去，进去过的——不会忘记。”你看，他们扔过来一包纸烟，为的是下回坐牢时也有人扔给他们。老婆婆手没劲，面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纸烟在空中打个弧旋直接飞进人堆里。押解人员马上哗啦哗啦地拉枪栓——瞄准老太婆，瞄准善良的心，瞄准面包；“喂，老婆子，走开！”
    　　神圣的、摔成两半的面包在尘埃中静卧，直到我们被驱赶启程。
    　　一般说来，坐在车站的地上的时刻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记得在鄂木斯克，叫我们坐在两列长长的货车之间的轨枕上。这个夹缝里没有行人（一定是在两头布了岗：“不许过去！”我们的国民即使在自由的时候也习惯于服从穿军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阳光晒烫的站内的油污的卵石还没有变凉，它们烘烤着我们的屁股。我们看不见站房，可是知道它在列车后面不远的地方。电唱机放送着欢快的音乐，人群的嘈杂声连成一片。不知为什么，挤在蓬首垢面的人群当中，席地坐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并不觉得羞辱；听到我们这些人再也不会跳的属于另一世界的青年们的舞曲，也并不觉得是对我们的讥笑；想象着现在月台上有人在迎接谁，有人在送别谁，甚至手里还捧着花束。这是近似于自由的二十分钟：暮色渐渐浓了，天上的星星，线路上红的和绿的信号灯，都亮了。音乐声仍在响着。没有了我们，生活照样进行——我们甚至已经不再懊恼。
    　　爱上这样的时刻，监狱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不然，愤怒会使你爆裂。
    　　如果把犯人赶到“乌鸦车”跟前去的那一段路程包含着危险性，比如说旁边有街道和行人，那么押解条令还规定有一个很好的口令：“挽臂！”毫没有侮辱人格的意思——挽臂！老头和少年，姑娘和老太婆，健康人和残废，都挽起手臂！如果你的一只手拎着东西，你旁边的人就挽住你这只手臂，而你用空着的手去挽别人。现在你们比正常的队列紧缩了一倍。你们马上觉得行动艰难。由于东西的重量以及拿得不顺手而使身子失去平衡。你们都像瘸子一样一步一晃。你们这一群肮脏、灰暗、怪诞的生物，像一队盲人似地向前移动，互相间做出假装的温柔——这是怎样一幅人类的漫画啊！
    　　也许前面根本就没有“乌鸦车”。也许押解队队长是个胆小鬼，他害怕路上出问题，所以才叫你们这样。你们就得拖着沉甸甸的东西，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穿过整个市区，一直走到监狱。
    　　还有另一个口令，这已经是鹅的漫画了：“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喂，读者诸君，请放下书本，在屋里走走看！……如何？速度如何？能看到周围多大一块地方？怎么样逃跑？）诸位能够从旁想象出三四十只这种鹅类在一起的场面吗？（基辅，一九四0年）
    　　气候不能总是八月；还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没有“乌鸦车”，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押送你们步行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递解站。不难猜想，“泽克车厢”的押解队在到达城市之前的几小时之内没有让你们解手，免得弄脏厕所。经过侦查以后你们身体都衰弱了，又被冻得感冒了，现在几乎是一点也憋不住尿，特别是妇女。哼，那有什么？马才需要停下来放松尿道，狗才需要躲到围墙边跷起一条腿。你们是人，可以边走边解，都是自己同胞，有什么害臊的？到递解站就会干了……。薇拉·科尔涅耶娃弯下腰提一提鞋，落后了一步——押解员立刻唆使狼狗去咬她，狼狗隔着冬天的衣服咬进了她的小腿肚。不许落后！有一个乌兹别克人摔倒了，就用枪托打，用皮靴踢。
    　　没啥了不起：这些事不会拍成照片登在《DailyExPress》（《每日快报》）上。至于押解队队长，他活到老耄之年也不会遭到审判。
    　　“乌鸦车”也是从历史上传F来的。巴尔扎克描写的监狱马车有哪点不像“乌鸦车”？仅仅是拉得慢一些，里面塞得不那么紧。
    　　诚然，在二十年代还是把犯人排成纵队，押着他们徒步通过市区，甚至通过列宁格勒。他们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把交通都阻断了。（马路两旁的人们发出对他们的谴责：“这下偷够了吧？”当时还没有人理解下水道的宏伟意图……）
    　　但是，随时注意着技术新动向的“群岛”毫不迟延地采用了“黑乌鸦”——更亲热的名称是“小乌鸦”（囚车）。第一批“乌鸦车”和第一批卡车同时出现在还是铺着卵石的马路上。它们的弹簧很硬，坐在车里颠得利害，好在囚犯们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水晶制作的易碎品。然而早在一九二七年，它们的密封已经搞得很完善了：一条小缝也没有留下，一个小电灯泡也不装。既出不了气，也看不见东西。车斗子里当时也是每次都塞得满满的，只能人贴人地站着。并不是故意安排得这样挤，完全是因为车辆不够。
    　　许多年间，“乌鸦车”的外壳一直漆成铁灰色，可以说是把监狱的特征公开地亮在外面的。但是战后在我国各大首府忽然觉得这样不大对劲，决定把外壳涂上欢快的色调，写上“面包”（囚犯们本来就是供建筑工地消化的面包）、“肉类”（确切一点应当写为“骨头”）等字样，要不就写上“请饮苏联香槟！”
    　　“乌鸦车”的内部，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钢板车斗——四壁空空的畜圈，也可能四边装着长凳，不过这东西决不是为了让你舒服，而是相反；往这种车斗塞的人数决不会比全体站着的车斗能容下的人数少半个，可是在这种车斗里，人们只能像堆行李和麻包一样摞起来。“乌鸦车”的后部也可能设有一个单间——仅能容下一个人的窄长的钢匣子。也有整个车斗都隔成单间的；左右两排单人匣子，像监室一样上锁，中间给看守留一条过道。
    　　你瞧着外面手举高脚杯咧嘴大笑的女郎：“请饮苏联香槟！”，绝对想象不到里面会有这样一套复杂的蜂窝装置。
    　　把犯人往“乌鸦车”里赶的时候，站成一圈的押解队员也是不断地喝叫：“喂，喂，快！快！”目的是不给你向四面张望和考虑逃跑的时间。他们连推带搡地把你轰上车，弄得你抱着行囊卡在狭窄的车门里，弄得你的头撞上车门的横楣。车后的钢板门扇费劲地闩上了——开车！
    　　当然，在“乌鸦车”里连续乘坐几个小时是少有的事，经常只有二三十分钟。但是这半小时就能把你摇晃散架，把你骨头压断，把你身子挤扁。如果是高个儿，头还得窝着，——大概一定在回想着舒适的“泽克车厢”吧。
    　　“乌鸦车”还意味着一次洗牌——新的相逢，其中印象最鲜明的当然是和盗窃犯的相逢。也许你未曾有过跟他们同乘一间包房的缘分，也许将来即使在递解站里也不会把你们放进同一间监室，但是此时此地你是被交给他们摆布了。
    　　有时候拥挤到这种程度，连盗贼们也不好做手脚。你们的腿和胳臂钳在别人身体与背囊的夹缝甲、好像戴上了大枷。只有车子经过坑坑洼洼的地面，把所有的人都甩起来，好像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四肢才能换换位置。
    　　有时候松动一些。盗贼们在半小时之内就有办法把所有人的行囊的内容都检查一遍，把“杆菌”（好吃的食物）和较像样的“破烂”（衣服）统统收归己有。主要是你那些怯懦的和识时务的考虑（你仍然认为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事业还在前面的什么地方，所以你必须为此保全自己的身体，结果你就一点一滴地开始丧失着自己的不死的灵魂）阻止着你去和他们格斗。如果你抡起拳头去跟他们拼，那么你的肋骨之间准会吃上几刀。（不会进行侦查，即便侦查，他们也不会吃亏：顶多让他在递解站里暂时刹车，不再往远地劳改营遣送就是了。你们也会同意：社会亲近分子和社会异己分子之间发生格斗，国家是不能站在后者一边的。）
    　　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官员退休上校卢宁一九四六年在布蒂尔卡监室里说了一件事：三月八号，在由莫斯科市法院解赴塔干卡监狱的途中，一群盗窃犯在“乌鸦车”里当着他的面轮奸了一个正准备结婚的姑娘（车里面的其他人对这件事都默不作声，袖手旁观）。这个姑娘是当天早晨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自己到法院来的，还特意地打扮得漂亮一些（她以擅离职守的罪名受到审判，其实这是她的上司为了报复她不肯和他姘居而捏造的罪名）。“乌鸦车”开动前半小时，按照有关法令给姑娘判处了五年。她被推进厂“乌鸦车”，于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约在经过花园环行路的时候（“请饮苏联香槟”），被变成了一名营妓。怎么说才对？仅仅是盗窃犯干的？不是狱吏吗？不是她的那个上司吗？
    　　还有盗贼式的温存：姑娘被强奸后还遭到洗劫。他们扒掉了她今天穿来想让审判员们入迷的漂亮皮鞋和上衣，转手就给了押解员。押解人员把车停下来，下去买了优特加送回车里，因而盗窃犯们又用姑娘的钱痛饮了一场。
    　　进了塔干卡监狱，这个姑娘痛哭流涕地向当局告状。军官听完了以后打了个哈欠说：
    　　“国家不能为你们每一个人提供单独的交通工具。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错，“乌鸦车”的确是“群岛”的“瓶颈”。如果说“泽克车厢”里不具备把政治犯和刑事犯隔开的条件，那么“乌鸦车”里更是不可能把男犯和女犯隔开。而且怎么能要求盗贼们不利用两个监狱之间的空隙过一次“十足的生活”呢？
    　　如果不是有盗窃犯的话，那么应该感谢“乌鸦车”给予我们和女人们相遇的短暂的机会。在监狱生活中，除了这里，还能在什么地方见到、听到和接触到她们？
    　　一九五0年有一次把我们从布蒂尔卡运往火车站。坐得很松快，一辆有长凳的“乌鸦车”总共才装了十四个人。全坐好以后，忽然又推进一个女的。她紧挨车门坐下。起先她是很害怕的，因为和十四个男人同坐在一个黑匣子里面，在这里她是得不到一点保护的。但是说过几句话以后，她明白了这里全是自己人，全是五十八条的。
    　　她自报了姓名：列宾娜，上校的妻子。她是紧随她的丈夫之后被捕的。忽然，一个根据年纪和瘦小的外貌看起来顶多是个中尉的沉默寡言的军人开口问她：“请告诉我，你跟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在一块坐过牢吗？”“怎么，你是她的爱人奥列格？”“是。”“是伊万诺夫中校吗？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是。”
    　　这一声“是”里面包含了怎样的感受啊！它发自哽噎的喉头，它流露的更多是对音讯的恐惧而不是快乐。他移过去坐在她的身边。夏日的模糊暗淡的光斑透过两扇后车门上的两个窄小的栅孔射进车斗，随着汽车的行进在车内闪动，在这个妇女和中校的脸上闪动。“侦查期间的四个月我同她蹲在一个监室里。”“现在她在哪儿？”“那时候她一心惦记着您！她对自己的案子一点也不在乎，只是为您担心。起先怕您也被他们抓进来。后来盼望您能得到比较轻的判决。”“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怨恨自己连累了您。她太难过了。”“现在她在哪儿？”“您千万别害怕，”列宾娜已经像对待亲人一样用手贴在他胸前，“她经不起这样的紧张。他们把她送到别处去了。她有点……您明白了吗？精神失常……”
    　　在六条行车线的大马路上，一团用钢板紧紧包裹着的小小的风暴如此平静地向前行驶着。它遇到红灯就停下来，要拐弯的时候就给信号……
    　　我和这位奥列格·伊万诺夫是刚刚在布蒂尔卡相识的。经过是这样：他们把我们关进了监狱交接处的隔离室，正在把我们的东西从保管室里取到这里来。他和我同时被叫到隔离室的门口去。在开着的门外的走廊里，可以看见一个身穿灰大褂的女看守员在翻他箱子里的东西。一块不知道怎么保存下来的金黄色的中校肩章被抖落在地上。她自己也没有在意地一脚踩在那上面的两颗大金星上。
    　　她用皮鞋践踏着它，好像专门为了拍摄特写镜头。
    　　我指给他看：“请注意，中校同志！”
    　　伊万诺夫的脸色阴沉下来。要知道，他当时还保留着“公安机关是清白无瑕的”这个观念。
    　　现在又听到了关于妻子的事情。
    　　这些都是需要他在一个小时之内装进脑子里去的！

    　　——————

    第二章　群岛之港

    　　请在一张大桌上铺开我们祖国的大幅地图。请在所有的首府，所有的铁路枢纽，所有铁路线与河道、河道与土路联结处的转运站打上粗大的黑点。这像是什么呀？莫不是整张地图都落满了传播病菌的苍蝇？告诉你吧，你们得到了一张宏伟的“群岛港口分布图”。
    　　诚然，这不是亚历山大·格林招引我们去的迷人的港口，那里人们在小酒馆里喝朗姆酒，向漂亮的娘儿们献殷勤。这里也没有温暖的蓝色海洋（这里洗澡水规定一人一公升。为了方便，四个人的四公升合倒进一个盆里，请一块洗吧！）。但是其他方面的港口罗曼蒂克——肮脏、臭虫、粗话、胡闹、语言混杂、斗殴——这里是绰绰有余的。
    　　没有经历过三五个递解站的犯人是少见的；很多人能记起十来个，而古拉格之子们能够毫不费力地数出半百。只不过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混成了一团，因为它们彼此雷同：毫无知识的押解队；昏头昏脑的根据案情的点名；在烈日下面或者在秋季的严寒中的长久的等待；更长久的脱光衣服的搜身；不讲卫生的推头；冰冷溜滑的浴室；臭气熏天的厕所；散发霉味的走廊；永远拥挤憋闷并且几乎永远黑暗潮湿的监室；地上或板铺上贴在你两边的人肉的暖气；木板钉成的枕头的棱脊；夹生的、几乎是流质的面包；好像用青贮饲料煮成的菜汤。
    　　如果谁有准确的记性，能够分别回想得起每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就不必在国内旅行了，因为根据递解站他已经熟悉了全国的地理。新西伯利亚城？知道，去过。棚屋很结实，是用粗原木搭的。伊尔库茨克？那儿的窗户是分几次用砖头砌严了的，还能看出沙皇时代的老样子。每次砌的砖都不连接，中间留下了细缝。沃洛格达？对了，是一座有塔楼的古老建筑。厕所是上下间。楼板朽了，楼上厕所往下漏水。乌斯满吗？那还用说！臭烘烘的牢房，虱子都满了，是圆拱屋顶的古式结构。监室里头填的可实在啦：每当犯人起解的时候，队伍能拉半个市区长，你简直想象不出是怎么装在里面的。
    　　最好不要对这样一个行家说你们知道还有一些城市是没有递解站的，不要去惹恼他。他会向你确切地证明，这样的城市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他说得对。萨里斯克？解犯在那里是关在暂羁室，和受侦查人关在一起。每个区中心都是这样办。这跟递解站有什么不同？在索里-伊列茨克吗？有递解站！在雷宾斯克？设在修道院的第二监狱是干什么的？哦，那里可安静啦。院子是石板铺的，空荡荡的，古老的石板长满了青苔。洗澡房的水桶是木头的，挺干净。赤塔吗？第一监狱。在纳乌施基？那儿不是监狱，是个递解劳改营，都一样。在托尔日卡？也设在修道院里。
    　　你要明白，亲爱的先生，没有递解站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要知道到处都有法院在开庭。怎么样把犯人送到劳改营去？坐飞机吗？
    　　当然，递解站并不尽然相同。但是要说哪个好点，哪个坏点——那是争不出结果的。三四个犯人凑在一堆，每人必定夸奖他“自己的”那一个。
    　　“虽说伊万诺沃递解站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可是你去问问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个冬天在那儿蹲过的人。狱里不失火——可是非但冻不着，而且上层铺的人连衣裳也穿不住。为了不憋死，窗户上的玻璃全给打掉了。二十一号监室定员是二十人，实际关了三百万十三！板铺下面都是水，就在水上也搭块板子睡人。破窗户眼正好朝那地方灌寒气。板铺下面那一展完全像北极之夜：没有一点亮光。板铺上的和站在过道里的人把光线全挡住了。通往便桶的过道根本不能走人，必须踩着板铺的边缘爬过去。吃的东西不发给个人，而是十人一份。十人中有一个死了，就把死人塞到铺板下面，直到它发臭。剩下的人就吃死人的空额。这一切还可以忍受过去，但是车头们却好像是抹了松节油一样，没完没了地把犯人们从一个监室赶到另一个。刚刚安顿下来，——“起——来——！换监室！”又得去抢地盘。造成超员的原因是这样的：三个月没让洗澡，虱子大繁殖，虱子引起了腿部溃疡和伤寒病。为了防止伤寒病蔓延，递解站被宣布隔离，四个月没有发送解犯。
    　　“伙计们，问题不在伊万诺沃监狱本身，关键在年份。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是自然的。不用说犯人，就连递解站的石头也挤得哎哟叫唤了。伊尔库茨克的也一样，它也算不了什么特别的递解站。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狱医们连往监室里伸伸头都不敢，只在走廊里转悠。牢头朝监室里喊；‘昏迷过去的——快出来！”
    　　“三七年，伙计们，经过西伯利亚往科雷马去的人流没有断过，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马去的轮船一个月只能运三万。可是莫斯科不管这一套，一个劲儿地朝这边轰人。结果积压了十万。明白了吗？”
    　　“谁数过？”
    　　“该数的人数过。”
    　　“如果说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递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顶多有四万人。”
    　　“可是一卡在那儿就是好几个月。臭虫满床爬，像蝗虫一样！一天给半杯水：再多没有了！没人去运水！有一个隔离区全是朝鲜人，害痢疾死光了，一个不剩！我们的隔离区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们盖一座停尸房，叫犯人拉车运石料。今天你运料，明天人家运你。到秋天斑疹伤寒又传染开了。我们也采取这个办法，尸首不发臭味我们不交出去，照领他的口粮。药品是一点鸡没有。我们爬到隔离区边上求他们——给点药吧！了望塔上就朝我们开枪。后来把伤寒病人集中到一间单独的棚屋。也来不及全都抬进去，从里面出来的也没有几个。那儿的板铺是两层的。上头的发着高热，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铺的人身上浇：那里躺着一千五百来人。卫生员全是盗窃犯。他们从死人嘴里拔金牙。就是对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
    　　“为什么老说你们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诺湾，第五隔离区，——不想说吗？三万五千人。也是一连呆好几个月！又是因为解决不了去科雷马的运输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们每天夜里把人们从一间棚屋赶到另一间，从一个隔离区赶到另立个。就跟在法西斯那儿一样：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个不剩地出来！’而且都得跑步！干什么都得跑步！押着一百人去领面包——跑步！领菜汤——跑步！什么食具也没有。菜汤能盛在哪儿就盛在哪儿——用衣襟兜着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运来的，没东西舀，就打开口子让它自己流。谁能把嘴凑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们在水箱前头干起架来——了望塔上就朝他们开了火！和在法西斯手里一楼一样。乌斯维特勒的长官捷列维延科来到现场。一个空军驾驶员当着大伙的面向他走过去，扯开胸前的军装上衣说：‘我有七颗战功勋章！谁给你们权利朝隔离区开枪？’捷列维延科说：‘我们今天开了枪，将来还要手枪，一直到你们学会守规矩。’
    　　“不，伙计们，这些还不算递解站。基洛夫递解站才是真格儿的！不说什么情况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来说吧——基洛夫递解站监室的房门要靠两个牢头用皮靴硬把人蹬进去才能关上。九月间（基洛夫市以前叫维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边上），三层板铺上所有的人都热得脱光了衣裳坐着——说‘坐着’是因为根本没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头坐，一排人靠床脚坐。过道的地上也坐着两排，中间还有一排人站着。他们互相倒换。背包拿在手里或者搁在膝盖上，因为没有地方摆。只有盗窃犯宽宽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口的二层铺。臭虫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们直接从天花板上俯冲轰炸。人们就得这样熬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
    　　我本来也想插进去谈谈胜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可是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夜间总还能伸直腿，臭虫也还算温和，只是苍蝇整夜在强烈的灯光下把我们这些热得光着身子，汗水淋淋的人们叮得难受。不过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拿这个来夸耀实在害臊。我们一动弹就一身汗，吃完饭身上简直跟’下雨一样。在一间比普通单元房间稍大一些的监室里装了一百人。我们挤得死死的，地面上没有下脚的空当。两个小窗户被铁皮“笼口”挡着，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风，反而被太阳晒得滚烫，朝监室里散热气。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这个具有光荣的革命名称的递解站。没有人去参观。咳，哪能参观！它到今天还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着走远——它紧挨着诺沃霍洛舍夫环行铁路。
    　　正像递解站本身是没头没脑的一样，关于递解站的谈论也都是没头没脑的，所以本书的这一章也八成会写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首先抓住什么好，介绍哪一个好，开头说点什么好。递解站里积压的人越多，它就变得越加没头没脑。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对于古拉格也没有好处。可是人们仍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滞留在里面。递解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厂：口粮面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砖用的那种担架运送；冒热气的菜场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里面，用撬杠插进孔眼里抬着走。
    　　科特拉斯递解站比许多别的站更加紧张，更加开诚布公。更紧张是因为它是通往整个欧俄东北部的门户，更开诚布公是因为它已经处在群岛的腹心地带，不需要对什么人躲躲闪闪。它就是一块空地，上面用板墙分隔成许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锁。尽管一九三0年流放农民的时候，曾有过稠密的人口在这儿定居（应当设想当时在他们头顶上是没有房顶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钉成的……帆布顶的摇摇欲坠的棚屋仍是远远容纳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湿润的雪花下，或冒着开始冰冻的寒气，人们露宿在这里的地面上。诚然，人家不让他们这样直挺挺地冻僵，不断地点人数，用清查（那里同时曾达到二万人）或者夜间突然搜身的办法给他们提精神。后来在这些方格子里面支起了帐篷，有的格子里用原木搭起了两层楼高的房屋，但是为了合理地节约造价，当中不铺设楼板，而是直接搭设多达六层的板铺，板铺的两侧钉着直上直下的脚蹬子。那些只剩一口气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样踩着它们爬上爬下。（这种结构对于海船比对于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体都住进了有顶的屋子，这时候就只能容纳下七千五百人了。这些人当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尸房抬死尸的担架一会儿也歇不住。（有人会反驳说，这完全说得过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转率之下，每一个人可以拖五个月之久。不错，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机——劳改营的劳动还没有开动呢。现在这种每天百分之零点七三的损耗是纯缩水率，并非任何一个蔬菜仓库都能容许这种比率。）
    　　越深入群岛的腹地，混凝土筑成的港口越显眼地变成了木桩结构的码头。
    　　卡拉巴斯——卡拉干达附近的一个递解站——这个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在几年之内经过这里递解的犯人达到五十万（尤里·卡尔贝一九四二年经过那里的时候，登记号码已经是四十三万三千多号）。关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墙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带上东西，统统赶到屋外，由美术家在地面上刷白灰，甚至画出地毯的花样。晚上犯人们躺在地上，用身子把白灰和地毯一道蹭掉。
    　　卡拉巴斯比别的递解站更有变成博物馆的价值。可是，呜呼，已经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现在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制件厂。
    　　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递解点（北纬63
    　　）的营地是一些支在沼泽地上的窝棚！用树根扎成的骨架上盖着一块四边不着地的破帆布帐篷。窝棚里面的双层铺也是用树棍（连枝权都没有削干净）搭的，中间的过道同样用树根铺成踏脚板。白天稀泥从踏脚板缝里扑哧扑哧
    　　地往上冒，夜晚冻得梆梆硬。隔离区里各个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细脆摇颤的小树棍铺成的。由于身体虚弱而变得行动笨拙的人们时而在这里或那里闪进水里或烂泥里。一九三八年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伙食没有一天变过样：麦屑粉和鱼骨头熬的糊糊。吃这东西比较方便，因为钵子、缸子和勺子之类的东西递解站一概没有，囚犯们自己更没有；可以让他们几十人一批到大锅边排队，用长柄勺把糊糊舀在他们的便帽、皮帽、衣襟里。
    　　在同时蹲过五千人的沃格沃兹金诺递解点（它离乌斯特-魏姆几公里远。读到这一行以前，哪一位读者知道有一个沃格沃兹金诺？有多少个这类不知名的递解站！请将它们全都乘以五千吧！），供应的食物是稀汤，但是照样没有钵子。然而也想到了办法（我们俄罗斯的急中生智的本领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菜场倒在洗澡盆里，一次发十个人的，让他们你争我夺地抢着喝吧。
    　　诚然，在沃格沃兹金诺没有人蹲过一年以上（蹲一年以上的有过，是那些只剩一口气的家伙，所有劳改营都不接受）。
    　　在群岛上著的生活风貌面前，文学家的想象力实在惊人地贫乏。当他们想写出点有关监狱的最可谴责、最丑陋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拿便桶作为非难的对象。便桶在文学中变成了监狱的象征，屈辱和污秽的象征。噢，全是无知妄说！难道便桶是囚犯们的灾难吗？它是狱吏们最仁慈的发明。一切可怕的情景是从监室里没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一九三七年西伯利亚的某些监狱里面是没有便桶的，因为不够用。事先没有准备下那么多——西伯利亚的工业跟不上大逮捕的规模。仓库里发不出新建监狱需要的便桶。老监狱里倒是有便桶，可是又旧又小，这时候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把它们取消，因为在人数猛增的情况下，跟没有一样。例如，米努辛斯克监狱老早是按五百人的容量建造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进去过，因为他是以自由人身份乘车去流放地的），现在装一万人。那就是说每一只便桶应当增大二十倍！但是它并不能增大呀……。
    　　我们俄国人的笔写东西从来是粗线条的，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谓多矣，但是描写出来，揭示出来的几乎等于零。在惯于通过显微镜观察生活的微小细胞、惯于在照明器的光束下摇晃试管的西方作者们的笔下，处在超员二十倍又没有便桶而且一昼夜只许出来解一次手的监室里的人类心灵的惶乱情状，可以写出一部长篇的史诗，可以再写出十卷《追忆似水年华》！当然有许多情节是他们不知道的：在帆布风帽里小便的办法他们就想不出来；另一个犯人提出的可以把尿撒在长统靴里的忠告，他们更是完全不能理解。其实这项忠告是经验丰富的智慧的结晶，它决不是叫你毁掉皮靴，也不是把皮靴降格为提桶。它的意思是：脱下一只靴子，倒过来，把靴筒往外翻上来——于是就形成了环槽状的、你十分一需要的那个容器！而且如果西方作者们知道米努辛斯克监狱里下述的狱规的话，他们将能以多么曲折细微的心理描写去丰富他们的文学啊（而且决不会冒重复著名大师们的手笔的危险）！在这个监狱里，饭钵子四人只发一个，饮用水每天每人发一缸子（茶缸子倒够用）；可能出这样的事：四人中的一个竟然利用公共的钵子行了方便，可是在吃午饭以前又不肯交出自己保留的水去洗钵子。这将出现一场怎样的冲突！怎样的四种性格的顶撞！多少微妙的差别！（我不是说笑话，只有这时候才显露出一个人的底蕴。只不过俄国人的笔没有工夫去描写这些，俄国人的眼睛也没有时间去读它。我不是说笑话，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告诉你，在这样的监室里呆几个月就能永远毁掉一个人的健康，即便他到了叶若夫时代也没有被枪毙并且在赫鲁晓夫时代恢复了名誉。）
    　　你看，我们还幻想过在港口里休息一下，松快一下呢！在“泽克车厢”包房里挤成一团的那几天几夜里，我们是怎样地幻想着递解站啊！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伸伸腰，直直身子。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足足地喝到凉水和打到开水。想的是在这里不会再强迫我们用自己的东西向押解队去赎买自己的口粮。想的是在这里会供给我们热食。最后还想着会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热水里浸一浸，那时浑身就不会这么痒了。“乌鸦车”里我们的腰撞得生痛，从一侧摔到另一侧；押解队朝我们吼叫：“挽臂！”、“抓脚跟！”我们暗暗鼓励自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快到递解站了！到了那里就好了……”
    　　可是到了这里，即使我们一部分梦想能够变为现实，也总要被另外一些事情弄得十分扫兴。
    　　洗澡房里会遇到什么你永远说不准。忽然他们动手剃光女人的头发（红色普列斯尼亚，一九五0年十一月）。或者让清一色的女理发员给我们一长串光屁股的男人剃头。在沃洛格达的蒸气浴室里，胖大婶莫吉亚吆喝着：“男人们，排好队！”然后用蒸气管子朝整排男人们身上放气。伊尔库茨克递解站的见解不同，认为洗澡房服务人员全部是男性并且由男子汉在女人们的两腿之间涂抹焦油软膏更加符合天理人情。或者如像在新西伯利亚城递解站里那样，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里的水龙头只流凉水；囚犯们鼓起勇气要求首长来看看；来了一个大尉，他竟满不在乎地亲自伸手到水龙头下面试了试，然后说：“我告诉你们，水是热的，懂吗？”至于有的地方洗澡房里根本没有水，有的地方在烘炉里把犯人的衣服烤焦，有的地方强迫洗完澡的犯人们赤身光脚在雪地里跑到另一处去取衣物（罗德尼查，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一九四五年），我们已经说腻了。
    　　一跨进递解站，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掌握你命运的不是看守员，也不是戴肩章穿制服的，这些人不管怎么说总得遵从一点成文的法律。这里掌握你命运的是递解站的杂役。是那个前来招呼你们这批新到解犯的，脸色阴沉的洗澡房服务员：“喂，法西斯老爷们，去洗澡！”；是那个手拿一块写字用的三合板垫板，两眼在你们的行列里搜索，催你们快去干活的派工员；是那个剃光的头上留着一撮长毛、摸着一卷报纸在腿上敲敲打打，眼珠儿却瞟着你们行囊的教育员；还有另外一些你们认不出来的杂役，他们正用X光般的视线透射着你们的皮箱。他们彼此多么相像啊！在你们短短的递解途中你们好像在什么地方已经见过这一帮家伙，虽不像他们这样干净整齐，但同样是露着残忍的獠牙的畜类。
    　　是了，又是那些盗窃犯！又是那些乌乔索夫歌颂的扒手！又是那些任卡·若果里，野兽谢廖嘎和吉姆卡-基施肯尼亚……只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蹲在铁窗里面，他们已经洗干净、穿整齐，成了官方人物，神气活现地维护着纪律——只要我们遵守的纪律，如果有人带着一点想象力仔细端详这一些嘴脸，他甚至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们也是从我们俄罗斯的根上生出来的，一度曾是一些农村孩子，他们的父辈是一些名叫克里姆、普罗霍尔、古里之类的乡下人。他们的身体构造甚至和我们的都有点相似：两个鼻孔，两只眼珠上各有一片虹膜，绯红色的舌头是用来吞入食物和说出一些俄罗斯话音的，只不过用词和我们完全不同罢了。
    　　任何一个递解站的首长都会找这个窍门：所有编制内职务的工资都可以付给呆在家里不上班的亲属或者由监狱头头们私分。监狱里的差事只要你吹一声口哨，社会亲近分子中自报奋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们只图一点，就是可以在递解站系缆，从此不下矿井，不上矿山，不进泰加森林。这些派工员、文书、会计、教育员、浴室服务员、理发员、保管员、炊事员、洗碗工、洗衣工、缝补匠——全都是递解站的永久居民。他们领的是犯人口粮，算在监室的名额里，但是他们不用首长关照也自有办法从大伙房里或者解犯的包袱里捞到额外的食物和油水。这些递解站的杂役们认准了，随便哪个劳改营里也不会比他们现在舒服。我们落进他们手里的时候，还是没有被搜刮干净的，所以他们要美美地敲我们一杠子。在这里他们甚至代替看守员对我们进行搜查。搜查之前劝我们把钱交给他们保管并且像煞有介事地开列一个什么清单，可是清单和钱一起马上就不翼而飞了。“我们把钱交上去了！”“交给谁了？”走来的军官惊奇地问。“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人！”“具体是谁？”在场的杂役们都说没有见到……“你们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他？”“我们以为……”“以为个屁！少以为点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们劝我们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脱衣间里。“没人拿你们的！谁要你们这些东西！”我们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带进浴室去。回来：毛衣不见了，毛皮手套不见了。“什么样的毛衣？”“灰的……”“噢，那准是它自己跑进洗衣房了！”他们有时也很讲信义地收取我们的东西：作为替我们把箱子送进贮藏室保存、把我们关进没有盗窃犯的监室、尽快地起解、尽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务的酬劳。他们唯一不干的事是直截了当地抢劫。
    　　“这些人可不是盗窃犯！”我们当中的内行们解释给我们听。“这些人是‘母狗’．是给监狱当差的。他们是正经扒手们的敌人。正经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里的。”但是这一套对于我们这些家兔们的脑子是太难懂了。他们的派头都一样，他们身上刺的花纹也都一样。也许这一帮是那一帮的敌人，可全都不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这时候，他们叫我们在院子里紧挨监室窗户的地面坐下。窗户都有“笼口”，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有人用沙哑而善意的声音忠告我们：“乡亲们！这儿有规矩：凡是茶叶、烟末之类散装的东西，搜身的时候都要没收。谁有，快摆到这儿来，撂进我们窗户里来。我们以后还给你们。”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是“福来儿”，是家兔。说不定真地要没收茶叶和烟末。我们在伟大的文学著作里面谈到过囚犯之间普遍的团结精神，囚徒是木会欺骗囚徒的！称呼得那么亲热——“乡亲们！”。我们把烟荷包撂给他们。纯种的扒手们在里面接住，然后传出哄堂大笑：“哎，法西斯小傻瓜们！”
    　　“别想在这儿讲理！”“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这就是递解站迎接我们的标语，尽管并没有挂在墙上。“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看守员、押解员、盗窃犯全都向你重复这句话。你已经被沉重的刑期压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样松一口气，而周围的人想的是怎样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设法对本来已经精神颓丧和孤立无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层压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尔基递解站的一个看守员无能为力地摇着头说。安斯·伯恩施坦像解除负担似地把自己那件军官大衣交给了他——不是白给的，是交换两颗葱头。去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你没有看见红色普列斯尼亚所有的看守员都穿着公家从来没有发过的铬鞣革的大皮靴吗？这全是盗窃犯在监室里弄来然后转手给他们的。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如果连文教科的教育员都是盗窃犯并且由他们给政治犯写鉴定（克麦罗沃递解站）？在罗斯托夫递解站能够要求管束盗窃犯吗，如果那地方正是他们自古以来的老窝？
    　　据说一九四二年在高尔基递解站几个被捕的军官（加甫里洛夫、军事技术员谢别金等人）竟然奋起反抗，痛打盗贼，硬把他们整服帖了。但是对这种事一般都当做传奇看待：只在一个监室里整服帖了？服帖了很长时间？蓝边帽是干什么吃的，能让异己分子打亲近分子？至于有人说，四0年科特拉斯递解站小卖部旁边盗窃犯从政治犯手里抢钱，政治犯动手狠揍他们，别人制止不住，这时候警卫队带着机关枪开进隔离区来保护盗窃犯——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完全像真的。
    　　糊涂的亲人哪！她们在外面奔走借贷（因为家里没这笔钱），给你们捎进东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后的奉献。殊不知这些礼品是有毒的，因为它会把你由一个饥饿但是自由的人变成一个惊恐不安和胆小如鼠的人。它会使你丧失那刚刚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结的坚韧，这两者才是你进入深渊之前唯一需要的东西。哦，关于骆驼和针眼的睿智的寓言啊！这些身外之物不允许你走进精神解脱的天国。你在“乌鸦车”里看到，别人也带着和你一样的口袋。盗窃犯们朝我们狺狺狂吠：“带烂包袱的畜牲们！”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有五十来个，他们暂时没有动我们。现在我们在普列斯尼亚监狱交接处已经被关押了一天多。因为拥挤，两腿只得盘在身子底下，坐在肮脏的地面上。但是我们谁也无心观察周围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心都放在怎样寄存箱子上。虽然寄存东西被认为是我们的权利，然而仅仅是因为这儿是莫斯科的监狱，又看到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丧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员们才勉勉强强地答应替我们办这件事。
    　　一块石头落地！——东西收下了（这表示我们将不在这一个递解站把它们贡献出去，而是在下一站）。只剩下倒霉的食品包裹还在我们手里晃荡着。由于我们这一批“海狸”过分集中，他们把我们分散到各个监室。我和瓦连金被关进同一个监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别庭决定上签名的那个人。当时他曾经激动地提议要在劳改营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个监室还没有填满；过道空着，板铺下面空地也很多。按照传统，二层铺果然是由盗窃犯占据的：头头们靠窗口，小哥儿们稍远点。下铺躺着中立的灰色人群。没有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这两个没有经验的人事先没有好好考虑，也没有朝四面瞧瞧，扑在沥青地上就往铺底下爬。我们认为在那儿一定会很舒服。板铺很低，大块头的男人要平趴下贴着地面才能钻进去。我们爬到了。现在我们将要悄悄地躺在这儿，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层的昏暗中，传出一阵无言的蟋蟋声，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偷偷地爬过来。这些家伙还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岁，但是刑法典规定也可以抓这样的。他们已经按盗窃罪受过审判，现在来到这里向他们的贼师父们继续学艺。师父们现在放他们出来向我们袭击了！他们一言不发地爬到我们身边，十来只手同时生拉硬拽，把我们身边和身下的财物抢个精光。干这营生的时候，他们不说一句话，只是恶狠狠地喘着粗气。我们掉进了馅饼：既站不起来，又不能动作。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拽走了装着咸肉、砂糖和面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们却像傻瓜一样躺着。我们的全部给养已经不战而弃，现在虽然可以继续躺着，但是已经根本躺不下去了。我们可笑地用两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铺外面坐起来。
    　　难道我是个胆小鬼？我原来觉得并不是。在开阔的草原上我曾钻进过炮弹爆炸的火网，我曾敢于乘车通过明知埋设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当我把炮兵连带出包围圈并且再次返回去抢出一辆打坏了的“嘎斯”的时候，我始终是十分镇静的。那么我为什么不揪住一只这样的人面耗子，把他的鲜红的嘴脸按在沥青地上使劲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冲着他们的头头们去吧。不能……。在火线上有一种附加的意识（也许全然是虚假的）使我们变得坚强：是我们军人的团结感？是我个人行为的适当感？是义务感？然而此时此地却是无所适从的。没有条令。一切全要凭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来，朝他们的一个头目转过身去。在紧挨窗口的二层铺上，所有抢去的食品都摆在他面前：小耗子们一星半点也没有往嘴里放，他们有纪律。这个贼头的脑袋的前半部分，即两足类身上通常称为面孔的那个部位，是大自然怀着嫌恶与憎恨的心情捏塑出来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兽生活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歪斜松垂的脸肉，低额头，原始社会的刀疤和门牙上镶的现代的钢齿冠。他的一双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标而决不能观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这双小眼看着我，好像一头野猪注视着驯鹿，他深知随时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着。而我做了什么呢？蹦上去哪怕在这兽面上擂它一拳再跳下来回到过道里？瞎，我没有这样做。
    　　我是个卑劣的人吗？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夺、被屈辱了以后，再乖乖地肚皮贴着地爬回板铺下面，我觉得太委屈了。我恨懑地对贼头发话，我说既然你们抢走了吃的，至少该在铺上给我们腾个位子。（嗯，作为一个城里人，作为一个军官，这不是个很自然的要求吗？）
    　　结果呢？贼头同意了。要知道我这就等于自愿放弃了咸肉，等于承认了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等于暴露出与他的观点相似——他也会赶走最弱者。他命令两个灰色的中立人物离开靠窗口的下铺，把位子让给我们。那两个人顺从地离开了。我们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对于我们的损失我们还难过了一阵子（我的马裤没有引起盗贼们的兴趣，这不是他们的制服。可是一个扒手已经在摸瓦连金的毛料裤子。他看中了这东西）。只是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听到邻人的悄悄的责难：我们怎么能央求盗贼们的庇护，把两个自己人赶到铺底下去？也仅仅是在这时候我才像被针扎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脸发烧了（以后许多年，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脸红）。睡在下铺的灰色囚犯们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员。我不是在不久以前还发誓和他们共命运吗？怎么这会儿就已经把他们往铺下赶了？诚然，当盗窃犯欺侮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来替我们说话——但是既然我们自己都不战斗，他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的咸肉去战斗？足够多的残酷战斗早在战俘营里就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对高尚行为的信念。毕竟他们没有做过有损于我的事，而我却做了损害他们的事。
    　　我们就是这样像一窝小猪一样用腰，用鼻头冲撞着、冲撞着，为的是至少有朝一日我们会变成人……为了变成人。
    　　但是，即使对于一个新犯人，尽管他在递解站被剥一层皮，去一层壳，递解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它使他能够逐步地向劳改营过渡。因为一步完成这样的过渡是人的心脏经受不起的。他的意识不可能马上在这一片漆黑中判明方向。需要逐步地过渡。
    　　还有，递解站给予他一个和家庭联系的表面机会。他在这里写出第一封合法的家信：有时候是告诉家里他没有被处决，有时候是通知发配的方向。总之，是一个被侦查的，用犁头反复翻耕过的人初次写家信的时候使用的那些不习惯的字眼。在家人的记忆中，他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成为原来的那个人了——这一切会像电光一闪似地通过几行歪歪斜斜的字迹呈现在家人眼前。歪歪斜斜，这是因为递解站虽然准许写信，院子里也挂着个邮箱，但是纸和笔均不可得，更谈不到削铅笔的工具。不过总能搞到一张展平了的马合烟包装纸，或者一张包砂糖的纸。另外，监室里面总归会有人藏着铅笔。于是几行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便写成了。这几行字将成为家庭今后是合是分的契机。
    　　丧失理智的女人们有时候还会凭着这封信冒冒失失地长途跋涉到递解站来，想见到丈夫一面，尽管这里永远不会准许他们会面。她能做到的只是送去一些东西给她的丈夫添累赘。这样的妇女当中有一个，据我看，提供了为所有这些妻子们树立一座纪念像的标本，并且连建立这座塑像的地点也指定了。
    　　事情发生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间是一九五0年。这个站设在一片洼地里（然而从那里却可以看见伏尔加河上的日古里峡口）。一道杂草丛生的高峻的山梁矗立在它的近旁，环抱着洼地的东侧。山梁在隔离区以外，整个地势很高；我们从下方看不到从外面登山的道路。山梁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现，偶尔见到山羊在上面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面乱跑。在一个阴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现了一个城市打扮的妇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面我们这里观望，缓缓地转动着身体。这时候，三间拥挤的监室里的犯人们正分别在各个院落里放风。她希望在下面的这个深渊里从三百个失去个性的蚂蚁当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个！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诚之心能给她以启示呢？她一定是因为探视本能获准才攀上了这座商丘。各个院落里的人都发现了她，都凝望着她。在我们这洼地里没有风，可是那山梁高处风却吹得很疾。她的长裙、短衣、头发被疾风掀起、扇动，好像是为了披露她内心全部的爱情，全部的忧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视着递解站的山梁上，采取她站立的姿势，面朝着日古里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这样的妇女的石像，也许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稍许明白一些事情吧。
    　　不知道为什么好久没有人上去赶开她，可能是警卫队懒得爬山。后来终于有一个当兵的爬了上去，朝她吆喝，挥手，——把她赶走了。
    　　递解站还能打开囚犯的眼界，让他看到广阔的事物。俗话说，虽然忍饥挨饿，但是过得快乐。在这里的永不休止的流动中，在成十成百人的交替中，在坦率的叙述和交谈中（在劳改营里是不敢这么说话的，那里到处都害怕碰上行动人员的触须）——你渐渐耳目清新，豁然开朗，心明眼亮，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的人民甚至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开始能够更好地理解。有时候，被推进监室里来的一个古怪的犯人竟能告诉你一些在书本里永远读不到的新鲜事。
    　　监室里忽然关进来一个奇迹般的人物；一个有着罗马人脸型的高个子的年轻军人，头上仍然保留着淡黄色的鬈发，穿着一身英军制服，好像是一个直接来自诺曼底海岸的登陆部队的军官。他走进来的时候态度非常高傲，似乎预料着所有的人都会在他面前肃然起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现在走进了朋友们之中：他已经被关了两年，但是一次也没有进过监室。他被秘密地装进单独的包房里，直接运到这个递解站。现在出人意外地，不知道是由于疏忽还是故意地，关进了我们这间集体马厩。他在监室里走了一圈，见到一个穿德国军服的国防军军官，便用德语和他攀谈起来。可是没说几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看样子如果带着枪，他们马上就会动武。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年，而且人家反复向我们灌输说，西线的战争是装样子的，所以看到他们之间这么仇恨，我们甚感奇怪。这个德国人在我们当中躺了那么久，我们这些俄国佬并没有跟他发生过冲突，相反却经常在一道说笑。
    　　如果不是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幸免剃光的头发（这是全古拉格的奇迹），如果不是他那洋里洋气的派头，如果不是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瑞典语，他讲出来的事情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据他说，他是瑞典的一个不止是百万富翁而是亿万富翁（好吧，就当他吹了一点牛）的儿子，是德国英占区司令官罗伯特将军的外甥。作为一个瑞典公民，战争期间他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在英军中服役，真的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后，他成为瑞典军队的一名职业军官。然而他一直对考察社会制度怀着兴趣。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超过了对父亲的资本的留恋。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抱着深厚的同情，而且当他作为瑞典军事代表团成员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还通过亲眼所见确信了它的繁荣昌盛。主人为他们举行宴会，邀请他们到乡间别墅。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阻碍地和普通苏联公民——漂亮的女演员们——接触。她们都不忙着去工作，都很乐意陪他们消磨时间，甚至私下在一起。这样最终地确信了我国社会制度的胜利之后，艾里克回到西方就开始发表一些捍卫和盛赞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这终于成了他毁灭的祸根。在这几年，即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苏联正从各个缝隙里搜罗愿意公开和西方决裂的西方国家进步青年（似乎如果能凑足十来二十个这样的人物，西方就会发抖和崩溃）。根据艾里克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被内定为一个合适的对象。他当时在西柏林服务，妻子留在瑞典。由于可以谅解的男性的弱点，艾里克时常去东柏林和一个未婚的德国女人幽会。在一个夜间，就在她那里被人捆绑起来（“去找大娘，进了牢房”这句俄国谚语说的就是这种事儿吧？大约早已经是如此办理的，他并不是头一个）。他被带到莫斯科，葛罗米柯在斯德哥尔摩曾经在他父亲家里吃过饭，和艾里克相识。现在为了酬答他令尊大人的盛情，要求这个年轻人公开咒骂整个资本主义和他父亲。作为代价，他答应这位公子在我国立即得到终生的资本主义式的物质享受。但是令葛罗米柯吃惊的是，虽然艾里克在物质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但他却勃然大怒，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他们仍不相信他能够死硬到底，便把他软禁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别墅里面，供养得像童话中的王子（有的时候对他也实行“残酷迫害”：拒绝接受他预定的第二天的菜单，他原来点的是笋鸡，却忽然给他端上一盘煎牛排），在他周围摆满了马、恩、列、斯的著作。这样等待了一年，期望把他改造过来。奇怪的是连这也没有奏效。这时候弄来一个在诺里尔斯克服过两年刑的前中将，和他软禁到一起。大概是想要中将用劳改营里的可怕情形促使艾里克就范。但是中将执行这项任务极不得力，也许是并不想执行。在一起蹲了十个月，全部成绩只是教会了艾里克一口半通不通的俄语，再就是加强了艾里克本来已经产生的对蓝箍帽的厌恶。一九五0年夏天，再次由维辛斯基出面召见，艾里克再次表示拒绝（他竟以意识践踏了存在，这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规律的举动）。于是阿巴库莫夫亲自向艾里克宣读了决定：二十年监禁（？？为什么？）。他们自己已经后悔跟这位呆公子打上了交道，可是又决不能把他放回西方。就是在这时候他被装进一间单独的包房，押往劳改营服刑。在车上他听到隔壁的一位莫斯科姑娘的叙述。第二天清晨，他又通过车窗看到了朽烂的草屋顶的梁赞地方的俄罗斯。
    　　这两个年头使他牢固地确立了对西方的忠诚。他对西方的信任达到盲目的程度。他不愿意承认西方的弱点。他认为西方的军队是不可摧毁的，西方的政治家是不会犯错误的。我们告诉他，在他关押期间斯大林下了封锁柏林的决心并且相当顺利地实现了，他不肯相信；当我们嘲笑邱吉尔和罗斯福的时候，艾里克的乳白色的脖颈和奶酪色的面颊气得鲜红。他同样坚信西方决不会容忍对他——艾里克—一的监禁，西方情报机关马上就会根据从古比雪夫递解站得到的情报查明艾里克并没有淹死在施普累河里，而是正在苏联坐牢，一定会把他赎买或者交换出去。（相信自己的命运不同于其他犯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很像我们的思想纯正的正统派。）尽管我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舌战，他还是邀请我的朋友们和我有机会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到他家去作客（他含着疲倦的微笑说：“人人都知道我们。瑞典王室差不多全靠我父亲维持”）。而眼下这位亿万富翁的公子却没有擦脸的东西，我把一条多余的破脸巾赠送给了他。他不久就解走了。
    　　人们不断地流动—一带进来，带出去，单个地和成批地。解犯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出发。表面上如此有条理、有计划，实际上其中充满了胡闹荒唐，简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建立了特种劳改营。遵照某人的最高决定，大批女犯从苏联欧洲部分的极北地区和外伏尔加地区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迁往西伯利亚泰谢特市的奥泽尔拉格。可是到了一九五0年，某人又认为把女犯拉到奥泽尔拉格是不方便的，不如集中到莫尔多维亚捷姆尼基地方的杜布罗夫拉格。于是这同一批女犯又经过同一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逦西行，一路享受着古拉格旅行的全部舒适条件。一九五一年在克麦罗沃省建立了几座新的特种营（卡梅施拉格）——闹了半天，原来需要妇女劳动力的还是这个地方！于是这一批时运不济的女犯们现在通过同一个可诅咒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又登上了奔赴克麦罗沃特别营的苦难历程。释放犯人的时代来临了，但不是所有的人全放啊！在全面松动的赫鲁晓夫时代仍需服完刑期的女犯们又从西伯利亚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被装运到莫尔多维亚：上面认为把她们全集中在一起比较牢靠。
    　　反正这全是我们内部的业务，各岛屿全是我们自己的。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也并不那么遥远。
    　　个别倒霉的男犯有时也遇到同样的情形。申德里克——面容憨厚、乐呵呵的大块头青年，在古比雪夫的一座劳改营里从事着所谓诚实的劳动，他没有料到会有什么灾祸。但是祸从天降。营里接到一项紧急指示—一不是来自一般人物，而是来自内务部长本人（部长从哪里知道申德里克这个人？）：立即把这个申德里克送往莫斯科第十八监狱。他被提出来，拽到古比雪夫递解站，从那里毫不拖延地送到了莫斯科。但并没有把他投进什么第十八监狱，而是和别人一起关进了大名鼎鼎的红色普列斯尼亚。（申德里克本人压根不知道十八号监狱的事，因为没有向他宣布过。）可是他的劫数未尽：没过两天，他又被拉出来解送。这次是去伯朝拉。车窗外的景色愈来愈贫瘠阴郁。小伙子吓错了：他知道有部长的指示。现在这样一个劲地往北方拉，八成是部长手里有申德里克的过硬材料。路途的疲劳再加上被偷走了三天的口粮，申德里克到达伯朝拉的时候已经东倒西歪。伯朝拉的接待很不客气，饿着肚子，不让住下，就押着他们顶风冒雪去上工。一连两天连衬衣也没有机会晾干，连床垫还没有用松枝填上。一声命令又要他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往更远处遣送——去沃尔库塔。根据这一切迹象看，部长是决定把申德里克在劳改营里熬死。诚然，不是专门对付他一个，整整一批犯人都要摘掉。在沃尔库塔整一个月没有人过问申德里克。他参加了一般作业。虽然还没有从旅途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但已经开始顺从北极圈内的命运了。可是有一次忽然大白天把他从矿井里叫出来，叫他赶紧回营里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一小时以后就上了往南边开的火车。这次可有点像专门惩罚他一个人了！拉到了莫斯科。投进了第十八监狱。在监房里关了一个月。后来一个什么中尉叫了他去问：“您跑到哪里去了？您真的是机械制造工程人员吗？”申德里克说是。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天堂岛！（是的，群岛里也有这类岛屿！）
    　　这一类人物的隐现，这一类的遭遇，这一类的故事，使递解站大为生色。老劳改犯传授经验说：“躺着，别管闲事！在这儿能吃最低保证的口粮，也不需要卖牛劲。人不挤的时候，你只管足足地睡。伸直了腿，吃了睡，睡了吃。吃不饱可是能睡足。”只有尝过劳改营一般作业滋味的人才懂得递解站是休养所，是我们途中的幸福。还有一样便宜事：白天睡过去——刑期就过得快些。只要把白天消磨掉，夜晚反正是瞧不见的。
    　　诚然，递解监狱的主人们由于念念不忘劳动创造了人以及只有劳动才能改造罪犯的理论，有时由于有一些辅助性的活茬，有时由于承包了一些外活以便搞点额外财政收入，他们也驱使手头这些整日挺尸的递解劳力去干活。
    　　在上面说过的那个科特拉斯递解站里，战前时期这种性质的劳动一点不比劳改营轻。六七名身体衰弱的囚犯套着搭缚，拉一辆拖拉机的挂斗雪橇。一个冬季的白天要沿着德维纳河拉上十二公里的路程，到维切格达河口去。一会儿人陷进雪里，摔倒在地，一会儿雪橇又卡住动不了。似乎再也想不出比这更累人的活儿了。可是这还不算真干活，这不过是活动活动筋骨。在维切格达河口还要把十立方木柴装上雪橇，原班人马用原样的都具，（列宾不在了。这对于我们新时代的画家已经算不了可以发挥创造性的主题；这不过是实景的粗陋的素描）把雪橇拖回递解站的家园。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必再谈你的什么劳改营了——到不了劳改营你已经完蛋。（干这些活时的作业班长是柯鲁巴耶夫，当过拉车牲口的有电气工程师德米特里耶夫、后勤部中校别利亚耶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瓦西里·弗拉索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现在已经说不全了。）
    　　阿尔扎马斯递解站在战争期间给犯人吃的是甜菜疙瘩，而让他们干的劳动却是长期性的，它附设了缝纫厂、擀毡制靴车间（在滚烫的酸性液中擀制毛胚）。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自报奋勇地从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闷热窒息的监室里出去干活；这是为了取得一整天呼吸空气的权利，为了取得在安静的板条钉的厕所里不慌不忙、不受阻挠地蹲一会儿的权利（这可是一种常常被忽略的鼓励手段！）。八月的阳光（这正是波兹坦和广岛的日子）把厕所晒得暖洋洋，可以听到一只孤单的蜜蜂的安详的嗡嗡声。我们也是为了取得晚上多领一百克面包的权利。我们被带到正在卸木材的莫斯科河码头。我们的任务是把原木垛倒到别处，重新码起来。我们花的力气远远超过得到的报偿，可是我们仍然高兴到那儿去劳动。
    　　青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就是在那里面度过的！）的回忆常常逼得我脸红。但是凡使你沮丧者必给予你以教训。我发觉，在我肩头总共才摇颤了两个年头的那一副军官肩章，竟在我肋间那块方寸空地上抖落了大量的有毒的金粉。在河运码头上——它也是一个小型的劳改营，也划出了一个四周设有了望塔的隔离区——我们是外来人，是临时工。根本没有听说过可能把我们留在这个小型劳改营里服刑。但是，当我们第一次排好队，派工员在队前走过用眼睛物色临时作业班长的时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简直要从毛料的军便服下面蹦出来：指定我吧！我！我！
    　　没有指定我。可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那只会使我做出更加可耻的错事。
    　　哦，和权力分手是多么困难哪！这是必须懂得的。
    　　红色普列斯尼亚曾经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论到哪里去都不能绕过它，正如不能绕过莫斯科。那个时期在国内旅行，无论从塔什干到索契，还是从切尔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线是通过莫斯科。运囚犯也一样，不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沿铁路线拉着他们经过普列斯尼亚。我在那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普列斯尼亚苦于人满之患，正在盖一座新楼。只有运送反间谍机关判处的犯人的直达闷罐列车沿着环城线路绕过莫斯科，它们恰巧在普列斯尼亚旁边通过，说不定在过站时还向它鸣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从外地到莫斯科中转的普通旅客，手里总归是拿着车票的，总归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车。然而战争末期和战争结束后的普列斯尼亚，不仅被运到这里的犯人，就连最上头的人，就连古拉格的头头们，事先也说不出谁该往哪里去。监狱的秩序还没有像五十年代那样定型化，谁的档案上也没有写明途径路线和目的地。顶多有个工作上的附记：“严加警戒！”“只可使用于一般作业！”押解队的中士们把用散乱的细麻绳或者纸绳随便捆了一遭的装着监狱档案的破烂卷宗夹子一擦一棵地抱进监狱办公室的木头房子，胡乱地摔在书架上面、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椅子下面，或者干脆扔在过道的地板上（就像它们的本主地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的地面上一样）。这些公文松了捆，散乱了和混淆了。一间、两间、三间房子堆满了这些一团糟的档案。监狱办公室的女秘书们——穿着花里胡哨的连衣裙的肥胖懒惰的自由雇用人员——热得汗流浃背，成天扇着扇子跟监狱里的及押解队的军官们调情逗笑。她们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翻腾这些乱纸堆。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发出几次红色列车。每天还要用汽车运出上百号人到较近的劳改营。每个犯人的档案必须随人一同发出。这件伤脑筋的麻烦事谁来干？谁去把档案分类并且组配递解的批次呢？
    　　这种事情委托给几个派工员去完成。他们是从递解站杂役里头挑选的——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半带色的”。他们可以在监狱走廊里随意走动，随意进入办公楼。是把你的档案随手放进坏的递解批次还是费心劳神地找出你的档案以便塞进好的批次，这全要仰仗他们。（新进来的犯人打听出有一些恶劣透顶的劳改营，这个情况他们没有搞错，但是他们以为还有一些好的劳改营，那可是受骗上当了。不可能有“好的”劳改营，只可能在劳改营中谋求某类较好的命运，不过那只能就地去争取。）囚徒们的整个前途依赖着另一个跟他们身份一样的囚徒的态度。人们盘算着是不是该找机会跟这个人谈谈呢（哪怕是通过浴室服务员拉拉关系）？是不是该给他塞点东西呢（哪怕是通过财物保管员的后门）？——这可真不如听天由命的好。存在着这样一种捉摸木定的机会——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诺里尔斯克改换成纳尔契克，一公斤咸肉可能把泰谢特改换成银松林（皮外套和咸肉也可能白丢）——它徒然给已经疲惫不堪的心灵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许有人真的得到好处，也许有人真的换来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还是那些无可奉献或不愿为此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
    　　听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对自己生活前途的意志，认识到预测吉凶非但无用而且很容易导致你走出将使你遗恨终生的一步。这可以使一个囚犯获得某种程度的解脱，使得他比较安详，甚至比较高尚。
    　　这样，当囚犯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里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高如山积地堆放在监狱办公室的各个房间里，而派工员们则是从容易下脚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这个可诅咒的普列斯尼亚恭候两三个月，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以流星的速度从这里一闪而过。由于犯人的密集、办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乱，在普列斯尼亚（在其他递解站亦如是）有时竟然发生刑期替换的情形。五十八条的犯人们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他们的刑期，用高尔基的说法，是大写的刑期，天生是漫长无际的，即使看起来好像快到头了，实际上永远到不了头。但是，惯偷、杀人犯如果把自己的刑期和一个傻头傻脑的“普通犯”替换一下，倒是有一点意义。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帮手出面向这样的人凑近乎，关心地问东问西。那个人不懂得，短期犯人在递解站决不能透露自己的底细，他可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人家：他的姓名，比方说，是瓦西里·巴尔菲内奇·叶甫拉施金，一九一三年生人，住在谢米杜比耶，是当地出生的。刑期一年，一0九条，“玩忽职守”罪。过后，这个叶甫拉施金睡着了；也许没有睡着，是因为监室里太嘈杂，车门上的送饭孔旁边太拥挤，无法靠近，听不见门外走廊里宣读本批解犯名单的人嘀里嘟噜些什么。站在门口的犯人们向监室里传呼了一些姓氏，可是没有叫到叶甫拉施金，因为走廊里刚刚念到这个姓氏便有一个贼骨头立时巴巴结结地（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会这一手啦！）朝门外探出他那嘴脸，用又快又低的声音回话：“瓦西里·巴尔菲内奇，一九一三年生，谢米杜比耶村，一0九条，一年”——接着就跑去取东西。真叶甫拉施金打了哈欠，又在板铺上躺下，耐心等待明天再叫号。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这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打扰一下看守长：为什么他老是不起解？（而同时各个监室每天都呼唤着一个姓兹维亚嘎的人。）又过了一个月或者半年，当有了空闲时间用还累点名的办法对全体解犯进行了一次大清查以后，只剩下一个兹维亚嘎的案子找不到人：累犯，两次杀人，抢劫商店，十年；另有一个自称为叶甫拉施金的怯生生的囚犯找不到案卷。凭照片根本看不清，那么就暂且把他当作兹维亚嘎好了，那么就该把他关进伊甫查里惩戒劳改营去。不然的话，就得承认是递解站摘错了。（已经解出去的那一个叶甫拉施金现在已经查不到下落，名单没有留底。况且他是一年刑期，现在已经被派到营外去干免除看管的农业劳动，正享受着一天算三天的折减。也许他已经逃亡，早就在家里呆着。更大的可能是又进了监狱，正在服另一次刑期。）也能遇到这样一类怪家伙，他们为了换取一两公斤成肉，甘愿把自己的短暂的刑期卖给别人。他们估计反正以后会弄清楚的，会查明他的身份。这个主意也不完全错。
    　　有一个时期，囚犯的案卷上不注明递解目的地，在那些年代，递解站变成了奴隶市场。递解站里最受欢迎的客人是买主，这个名词在走廊上和监室里是经常挂在人们嘴上的，并不带任何讥笑的意味。正如各工厂不能坐等中央统配物资而要派出自己的催办人员一样，古拉格也有类似情况：各岛屿的土著在渐渐绝灭，他们虽然不值一文钱，但却是有统计数字的，因此需要自己设法弄进些人口来补充，以免完不成计划指标。买主须是一些精明干练、很有眼力的人。凡要带走的犯人都必须仔细过目，免得让人家塞进一些老弱病残充头数。不中用的买主才凭档案挑选犯人，正经八百的商人要求货物活生生、光溜溜地在他们眼前走过。货物这个词儿不是当笑话说的。“喂，这回运来的是什么货？”布蒂尔卡交接站上，一个买主发现了十七岁的伊拉·卡林娜，一边上下打量一边问。
    　　人类的天性即便能够变化，也不会比地球的地质面貌变得更快。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奴隶贩子在女奴市场上体验过的那种好奇、玩味、品评的心理当然也支配着一九四七年乌斯满监狱中的古拉格官员们。他们——身穿内务部制服的二十来个男人——分别坐在几张铺着床单的（这是为了显示隆重，不然总归有点不好意思）桌子后面，女犯们在旁边的隔离室脱光衣服。她们必须赤身露体、光着脚在他们面前通过，朝他们转过身，停下来，回答他们的问话。“把手放下来！”这是对那些采取古希腊雕像的遮羞姿态的女犯们发出的命令（要知道，军官们正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认真地挑选姘妇）。
    　　新囚犯到达递解站时精神上感到的一些天真无邪的快慰也会被明日劳改营中那一场苦战的浓重阴影所笼罩。
    　　普列斯尼亚监室里关进了一个专用犯人，他在我身边睡了两夜。“专用通知单”是总局开具的一张随犯人转送到各地的通知单。他就是按照这样的通知单的规定解送的，那上面写明他是建筑技术人员，各地必须按他的专业使用他。专用犯人途中乘坐普通的“泽克车厢”，拘押在递解站的集体监室，但是他心里有底：他受到通知单的保护，不会分派他进森林里去伐木。
    　　这个业已服完大半刑期劳改犯的面部表情的基本特征是残忍和果断。（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样的表情正是古拉格岛民的民族特征。有着温良柔顺的表情的人们在岛上是不能生存的）他嘲弄地观望着我们手足无措的挣扎，好像人们在看着一窝刚生下两周的狗崽子。
    　　我们在劳改营里将遇到什么？他出于怜悯之心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你们一跨进劳改营的大门，所有的人都会使劲地哄骗你们，抢劫你们。除了自己，对谁都不要相信！要瞻前顾后：提防有人偷偷过来咬你们一口。八年前我初到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的时候也是这样天真。下了列车，押解队正要带我们上路：离劳改营还有十公里，全是松软深厚的雪地、这时来三辆雪橇。一个身材虎势的大叔招呼我们说：‘弟兄们，快把东西放在雪橇上，我们替你们拉去！’押解队也不干涉。我们回想起文学书里说过囚犯的东西是用大车拉的。我们寻思，劳改营也并非那么不人道，对人还是挺关心的！我们把东西放上去，雪橇拉走了。完事。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我们的东西，连个包袱皮也没剩下。”
    　　“这怎么可能？那儿没有法律？”
    　　“别问这些傻瓜问题。法律有。法律就是泰加森林。而正义——一古拉格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这个卡尔戈波尔事件差不多是劳改营的象征。你们还必需习惯于这一条：劳改营里谁也不会白做什么事，谁也不会出于善心做什么事。一切都必须付给代价。如果有人向你们提出什么大公无私的建议，你们必须知道这是圈套，这是引你上当。最主要的：必须逃避一般作业！从头一天起就要逃避！如果头一天掉进去了，你们就完蛋了，永远完蛋了。”
    　　“一般作业？”
    　　“一般作业——这就是一个劳改营的主要作业。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干这个。他们全都得像牲口一样倒毙。全部。然后又会运来新的人去干‘一般’作业。干这种劳动，你周身力气都会使尽。永远吃不饱。永远湿淋淋。鞋也没有穿的。什么都克扣少给。住最坏的工棚。有病不给治。只有不干‘一般’的人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来。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不掉进一般劳动的火坑！从第一天起。”
    　　不惜任何代价！
    　　任何代价吗？……
    　　在红色普列斯尼亚我汲取和接受了这个残忍的专用犯人的这些丝毫不夸张的忠告，只是忘了问他一件令：代价的尺度是什么。它的最高界限在哪里？

    　　——————

    第三章　囚徒返回队

    　　“泽克车厢”使人受罪，“乌鸦车”里苦不堪言，递解站也是个折磨人的地方。顶好还是躲过这几关，乘红色闷罐车厢直达劳改营吧。
    　　在这方面也像在一切方面一样，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用直达列车道送罪犯去劳改营可以减轻市内铁路线、汽车运输和递解站人员的负担，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古拉格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做了出色的安排：编组红色列车（用运牲畜的红色车皮）运输队和驳船运输队，在既无轨道又无水道的地区组织步行的囚犯大队（不许可犯人使用马匹和骆驼）。
    　　每当什么地方的法庭的高速工作或什么地方的递解站挤得难以招架的时候，便显示出红色列车的极大优越性—一它可以一次集中遣送大量的囚犯。一九二九——一三一年曾用这个办法遣送过几百万农民。用同样的办法把列宁格勒迁出了列宁格勒。“三十年代的科雷马殖民也是靠这个办法实现的：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每天吐出一趟红色列车开往苏维埃港、瓦尼诺港。每个省府也发出这种列车，不过不是每天一趟。一九四一年用它把伏尔加河畔的日尔曼族共和国迁到哈萨克斯坦，后来对其他各民族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四五年这种列车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接回俄罗斯的浪子和浪女们，或者把自行回归的人们从西部边界上运回来。一九四九年把五十八条的犯人们集中到特别劳改营也是用这种交通工具。
    　　“泽克车厢”的运行要按照凡俗的行车时刻表，红色列车则遵照古拉格的神气的将军签署的神气的指令运行。“泽克车厢”不能停在一片旷野里，它的终点总得有一个站房，有一个尽管很不像样的小镇，有一个有房顶的羁押室。但是红色列车却可以开进哪怕是真空里面，它在哪里停下，在它旁边立刻就会从草原或森林的海洋里升出群岛的一座新的岛屿。
    　　并不是随便一节红色车厢都可以马上用来运犯人——首先要对它进行整备。整备的意思并不是如读者可能想象的：把它打扫一下，清除装人以前用于货运时剩下的煤屑和石灰，——这类事情不是每次必须做的。整备的含义也不是把车皮的缝隙填塞好，安上炉子。（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至罗普恰之间的线路刚一建成就立即投入运输犯人的工作，那时它还没有并入全国的铁路网。在这条线上使用的是既没有安炉子又没有支铺位的车皮。大冬天犯人们躺在结冰积雪的车厢底板上，而且还吃不到热食，因为列车跑完这一段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一昼夜。有谁哪怕在想象中能够躺在那里熬过这十八—一二十个小时而且还能活下来！）整备工作指的是以下这些事：要检查底板、壁板、顶板是否完整牢固；要在小窗孔上装好牢靠的铁栅栏；要在底板上打一个下水口，四周用铁皮和密钉特别加固；整个列车要均匀地、按必要的密度分布一些平台（上面设置带机关枪的押解岗哨），如果平台太少，要临时加造；要装置登上车厢顶棚的梯子；要周密安排设置探照灯的地点并保证电源的畅通；要制造长柄木槌；要加挂一节指挥部用的客车，如果没有，则准备几节设备齐全并能取暖的宿营车供警卫队长、行动特派员、押解队员乘用；要设置给押解队和给犯人做饭的厨房。待一切准备停当，便可以沿着列车首尾走一趟，用粉笔在车皮上歪歪斜斜地写上“专用设备”或者什么“易腐品”之类的字样。（叶·金兹布尔格的《第七节车厢》对红色列车的押解有很生动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列车准备工作结束之后，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把囚犯装进车厢，这是一场复杂的战斗行动。进行这件事必须达到两个重要的目标：
    　　——要使老百姓看不到上车，以及
    　　——要使犯人感到恐怖。
    　　上车必须瞒过当地居民，因为一趟列车一次要装进一千来人（至少挂了二十五节车皮），这不同于“泽克车厢”里运的那一小股，那一点人当众押送也是不碍事的。当然尽人皆知每日每时都在抓人，但是不应当让任何人看到大批犯人来在一起的情景而感到可怕。一九三八年在奥廖尔，没有一家没有人被抓，奥廖尔监狱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农村来的大车，旁边站着哭哭啼啼的农村妇女，活像苏里柯夫的《射手刑场》的画面。（啊，什么时候还会有人给我们画一幅呢！不用指望了：这已经不时髦，很不时髦……）当时当地这类事情是没有法于掩盖的。但是何必在我们苏维埃人眼前显示出一天就抓来一列车之多呢（当年的奥廖尔被抓的人一天就能凑足一列车），况且更不应该计青年们看到这些——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这事只能夜间干——每天晚上从监狱押出一支黑色的解犯队伍步行去车站（“乌鸦车”正用于新的逮捕），这样连续几个月。诚然，女人们是警觉的，女人们有法子打听出来，她们深更半夜从全城偷偷地溜到车站，紧盯着停在待避线上的列车，她们沿着列车奔跑，在枕木和轨道上磕磕绊绊，她们朝一节车厢里喊：某人在这里吗？……某某和某某在这里吗？……
    　　接着又跑向另一节车皮，然后又有另一些人跑到这节车厢来问：有某某人吗？忽然从贴了封条的车厢里传来了回话：“我！我在这儿！”或者：“快去找！他在别的车厢！”或者：“大嫂子们，劳你们的驾，我老婆就住在车站附近，请你们跑一趟告诉她！”
    　　这类有损于我们现时代荣誉的场面之所以能发生，是上车的组织工作不完善所致。当局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于是从某一夜晚起，一群狂吠乱叫的狼狗组成了一个警戒圈，远远地把列车包围起来。
    　　在莫斯科也是如此，不知是老斯列金卡递解站（这地方现在连囚犯们也不记得了）还是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把犯人装上红色列车只准许在夜间进行，这是法律规定的。
    　　然而，尽管白日的光辉对于押解队是多余的，可是他们却使用夜间的小太阳——探照灯。这东西用起来方便，因为它们的光束可以集中射向需要的地点——坐在地上的惊慌失措的囚犯的人堆。他们在那里听候命令：“下一批的五个人——起立！目标——车厢，跑步走！”（一切都是“跑步走！”，免得他们东张西望，免得他们心里打主意，要使他们觉得像被一群狗追赶着，只顾往前跑，千万别摔倒）；探照灯射向他们奔跑的坎坷不平的小路；射向他们攀登的车厢踏板。探照灯的阴森凄惨的光束不单是为了照明：它是恐吓囚犯的重要的戏剧性手段。此外还有对落后者的厉声恫吓与枪托的猛击；还有“就地坐下！”的命令（有时命令：“跪下！”例如在上面讲过的奥勒尔的车站广场上就曾如此，一千个人像现代的朝圣者一样纷纷跪倒在地上。）；还有本身毫无必要但具有很大震慑作用的向车厢的跑步前进；还有警犬的嗥叫；还有对准犯人的枪口（早年是步枪，后来是自动步枪）；这一切都属于这种手段。主要目的是压垮和摧毁囚犯的意志，使他们不能产生逃跑的念头，使他们长久地不能领悟自己新的有利条件：他们从石砌的监狱里转入了薄木板制成的车厢。
    　　但是为了能在一夜之间把成千人麻利地装进车厢，监狱当局必须头天早晨就把犯人从监室里提出来进行起解前的处理，押解队要花一整天时间在监狱里长久而严格地进行接收，对接收来的犯人还要负责看押好几小时，不过不是把他们放在监室里，而是集中在大院里，以免和留狱的犯人掺混。所以，夜间的登车对于因犯说来不过是一整天磨难的令人松一口气的结束。
    　　除了常规的点数、核对、剃头、蒸衣和洗澡，起解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总搜查。搜查不由狱方主持，而由前来接收的押解队负责。遵照红色列车押解条例并出于押懈队本身的战斗行动的考虑，搜查时要做到不给犯人留下任何有助于逃跑的物件：没收一切带尖的有刃的东西；为了防止犯人们洒迷押解人员的眼睛，必须没收各种粉末状的市西（诸如牙粉、砂糖、盐粒、烟末、茶叶之类）；任何绳索，不管是粗绳、细绳、腰带，要一律没收，因为都可以利用于逃跑。（小皮带当然也不例外！一个独腿人系义肢的小皮带也被剪掉了，这个残废人只好把假腿扛在肩上，靠旁边的人扶着往前跳。）其他东西，包括资重物品和提箱，按条例应一律送进专门的寄存车厢，到押解终点再归还原主。
    　　但是对于沃洛格达或者古比雪夫的押解队，莫斯科定的条例的权威是疲软而松弛的，而对于囚犯们，押解队的权威可是具体而实在的，这一因素便决定了登车行动的第三个目的：为了维护正义，必须没收人民之敌的一切值钱的东西，供给人民之子享用。“就地坐下！”“跪下！”“脱光！”——这几句条例中规定的押解口令体现了一种不容争辩的根本权威。要知道，一个赤身露体的人心里是发虚的，他不能骄傲地挺起胸膛和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平等地谈话。搜查开始了。（古比雪夫，一九四九年夏天。）赤条条的人们拿着自己的东西和脱下的衣服一个个地走过来，四面站着大批戒备森严的武装士兵。气氛不像是起解，而是要拉出去枪毙或者送进煤气室烧死。人在这时候已经不再关心身外之物。押解队故意把一切做得生硬、粗鲁，没有一个字是用普通人类的声音说出来的，因为目的就在于吓倒和压垮。箱子全被抖空（把东西抖在地下），然后扔进一个大堆里。囚犯们的烟盒、皮夹子以及其他一些可怜的“贵重物品”全被挑拣出来，不标姓名，一概丢进旁边的大木桶。（不用保险柜，不用木箱，不用大盒子，偏偏用大木桶——这种做法对于赤身露体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具有特殊的压力，使他们觉得反抗是无益的。）光着身子的人们只得赶紧从地面上收拾起搜查后剩余的破烂，塞进小包袱或者打进行李卷里。毡靴吗？可以寄存，扔在这一堆里，在登记表上签个名吧！（不是发给你收据，而是要你自己签字证明你往这一堆里扔了东西！）最后一辆装运囚犯的卡车开出监狱大院的时候天已昏黑了，囚犯们看见，押解人员们一拥而上，从大堆里抢光最好的皮箱，从大木箱里挑拣最好的烟盒。接着是看守员们跑来拣点便宜，随后是递解站的杂役们。
    　　这就是为了登上闷罐车在一天之内需要付出的代价！好了，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爬进来了，身子换上了扎人的铺板。但是这里哪有什么松快，这算什么取暖宿营车？！囚犯们又陷入了寒冷和饥饿、干渴和恐惧、盗窃犯和押解队的两面夹攻。
    　　如果阿罐车厢里有盗窃犯（在红色列车里面当然也不会单独把他们隔开的），他们便会占据着靠窗孔的上层铺的传统的好位置。这是夏天。我们可以猜出冬天他们在什么位置。当然是靠着炉子，紧紧围成一圈。当过小偷的米纳耶夫回忆，一九四九年的严冬，从沃罗涅日到科特拉斯全程（好几昼夜），他们那一节“取暖宿营车”统共领到三提桶煤块！这时候盗窃犯们不单是占据了炉边的位置，不单抢光“福来儿”的全部厚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甚至连他们的包脚布也不嫌弃，把这东西从他们的鞋里抖出来，缠到自己的贼脚上。“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吃饭问题更要稍微糟糕一些——全车厢的口粮全由盗窃犯负责领取，他们留下最好的或者他们需要的。洛希林回忆起一九三七年的那一次由莫斯科到佩列波尔的三天三夜的递解。因为只有短短的三昼夜，不值得在列车里面煮热食，所以只发给干粮。盗窃犯们把全部夹心糖给自己留下，面包和鲜鱼允许别人均分；这表明他们当时肚里不饿。当供给热食的时候，盗窃犯近水楼台，菜汤是由他们分配的（由基什涅夫到伯朝拉的为期三周的递解，一九四五年）。除此以外，盗窃犯们在途中也不嫌弃普普通通的小抢小劫：他们发现一个爱沙尼亚人镶着金牙，便把他撂倒，用一根火钩子把金牙敲下来。
    　　犯人们认为红色列车的最大优点是供给热食。在一个荒僻的车站上（仍是为了不让老百姓看见）把列车停下，把菜汤和稀粥送到各个车厢。但是发放的时候总要搞一些歪门邪道。他们可能（例如上面说的那趟由基什涅夫发出的列车）把菜汤倒在领煤用的提桶里。要洗也没有水呀！因为列车里饮用水是定量的，比菜汤还缺。就请你一边喝汤，一边嘎吱嘎吱地嚼煤粒吧。或者他们给一节车厢送来了菜汤和稀粥，却不给够钵子，四十个人只给二十五个，同时又命令：“快吃！快吃！我们还要往别的车厢送，不是你们一节！”请问怎么喝法？怎么分法！按钵子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只能凭眼力掌握，手紧一些，免得发过头。（先喝的人叫唤：“你搅和搅和呀！”后来的人不吭声：就让它底下稠一点吧！）头一拨喝着，第二拨等着。快点喝吧！肚子饿得发慌，桶里的粥也要凉了。外头已经在催促：“喂，完了吗？快了吗？”然后才轮到给第二拨舀粥。必须舀得不多不少，不稠不稀。发完以后，还需要估量出每个人还能添多少，这一次至少可以把两份合舀在一个钵子里分给全体了。从头到尾这四十个人简直不是吃饭，而是眼睛盯着分粥，心里受罪。
    　　不给取暖，不管束盗窃犯，水不给喝够，饭不给吃饱——再加上连觉也不让睡。白天押解员能看清楚整个列车和车后面的线路，知道有没有人跳车，有没有人卧轨。到了夜间，警惕性害得他们不得安生。夜间每到一站他们就用长柄木槌（全古拉格标准）咚咚地敲打每一块车板：可别被那些家伙锯断了吧？在某些车站上，车门猛然大开，电筒的光束，甚至可能是探照灯的光束，直射进来：“检查！”这意思是要你们立即跳起来，站好，准备听喝——全体朝左跑还是朝右跑。手持木槌的押解人员蹿进车厢（另一些手持自动步枪的在车门外面排列成半圆形），他们指示：向左！这意思是：左边的人原地不动，右边的人必须立即像跳蚤一样一个从一个头上蹦到那边去，见缝插针，能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谁的腿脚不灵便，谁在那发呆，——腰间、背上就要吃水相，这是给他握精神。同时，押解员的皮靴已经在乱踩你的叫花子窝铺，乱扔你的破衣烂裳。到处用灯光照亮和用木槌敲打——查看有没有锯缝。没有！这时候押解人员就叫你们一个个从左边走到右边，他们站在车厢当中点数：“一！二！三！……”本来只要简单地数一数，简单地用手指头点一点也就够了。可是那么办不吓人，所以还是用那个木相在你腰间、肩膀上、头顶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点”数才更直观，更精确，更提神，更迅速。点完了，共计四十名。现在轮到在左边乱扔、探照、敲打了。最后完事了，走了，车厢上锁。你们可以睡到下次停车。（不能说押解队是没事自找麻烦——有本事的人确有从红色列车里逃跑的。例如，他们敲打车板的时候，有时就发现一块已经有了锯缝，或者某天清早发菜汤的时候忽然发现：在一群胡子拉碴的面孔中间有几个刚刮过胡子的人。押解队端着自动步枪把车厢包围起来：“把刀子交出来！”这都是那些盗窃犯和靠近他们的人的臭讲究：他们“当腻了”大胡子。现在只得把刮胡刀交出去了。
    　　红色列车与其他长途直达列车不同的地方是，上了这种列车的人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车。由列宁格勒监狱发出的（一九四二年）一趟列车在索里卡姆卸车的时候，整个路基上摆满了死尸，活着到达的只有少数。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和一九四五一四六年的两个冬天，从被解放的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德国）开来的囚犯列车抵达铁路村（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时候，也和开到极北地带所有主要枢纽站的时候一样，都挂着一两节装死尸的车皮。这表示在途中他们认真地从活人车厢里把死人检出来，放进了死人车厢。实际上并不是经常这样做。在苏合别兹沃德那亚火车站（翁日拉格）有好多次是这样分清谁死谁活的：列车进站后，打开车厢的门，凡是爬不出来的就算是死人。
    　　冬季乘这种列车是可怕的，致命的，因为押解队一心用在警惕性上，实在无力为二十五个炉子拉煤炭。可是大热天乘这种车也不是那么甜蜜：四个小窗孔两个被封死，车厢顶棚晒得滚烫；至于饮水的问题，如果连一节“泽克车厢”的饮用水都供不上，却硬要押解队为一千口子去提水，岂不会把他们忙坏了？因此，囚犯们认为递解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和九月。但是，如果一趟列车需要在路上走三个月（由列宁格勒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九三五年），那么就是连最好的季度也是不够用的。预定要长期运行的列车，对于途中押解队的政治教育以及被囚禁的灵魂的精神关注都会有周密的安排：为这趟列车必定指派一位“教父”——行动特派员，他乘坐一节单独的车厢。这位行动特派员在监狱里就对这次押解做好了准备，犯人不是随随便便地而是按照他认可的名单安排进各个车厢。他批准每节车厢的室长，训练和安插每节车厢的眼线。每次较长时间的停车，他总要找一个理由把这个人或那个人从车厢里叫出来，询问人们在里面谈些什么。这类特派员要是在旅途终了仍然搞不出什么现成的结果，是没脸见人的。他保证在路上就会给什么人立案侦查，你瞧着吧，一到目的地那个人又会被套上一个新的刑期。
    　　算了，让这种可恶的红色牲畜列车，连同它的直通、直达也都见它的鬼去吧！经历过这种递解的人反正永远是忘不了的。还是快点到达劳改营吧！快点到达吧！
    　　人是希望与急躁的动物。好像劳改营的行动人员会比较有人性，好像那儿的眼线们将不会这样昧良心，（实际正好相反！）好像我们到达那里以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恫吓和同样的警犬强迫我们坐到地下，（“就地坐下！”）好像现在吹进了你们的红色车厢的大雪，在车外的地面上不会积得更厚一些。好像我们现在一下车就等于到达了目的地，而不会再把我们装上露天的平台车沿窄轨铁路继续往前拉。（可是使用没有遮拦的平台车怎么运送犯人呢？怎么看守呢？——这确是押解队的一项难题。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命令我们挤成一团躺倒，用一整块大帆布苫在上面，和“波将金”号巡洋舰上被枪决以前的水手们一样。为了苫上这块帆布，还应该对他们说声谢谢呢！）奥列涅夫和他的伙伴们在北方的十月间坐在露天的平台车上等了一整天（人已经装上了车，可是火车头没有调来。先是下了一场雨，后来上了冻，犯人们的破衣烂衫全结了冰）。小型列车开动起来猛烈颠簸，平台车的槽帮子常会裂缝和折断，一次震荡就能把什么人甩到车轮子下面去。那么烦请诸位猜一猜：由杜金卡发车，在北极的严寒中乘露天平台车沿窄轨铁路行驶一百公里，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犯坐在什么位置？答案是：在每一节平台车的正中，以便让他们四周的牲畜们捂暖他们，也护着他们免得掉到火车底下去。答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在这条窄轨铁路的终点，犯人们将会见到什么（一九三九年）？那儿会有房子吗？不，没有一间。地屋？有，可是已经挤满了．那不是给他们住的。这么说，他们首先得给自己挖地屋吗？不、因为在北极的冬天怎么能挖呢？他们不是去干这个，而是被带去开采金矿。“可是他们在哪儿住呢？”“什么？——住？……哦，对了，住……住……——住帐篷嘛”
    　　但是不会每一次都需要再乘一段窄轨火车吧？不，当然不。有乘大火车直接抵达的：叶尔佐沃车站，一九三八年二月。半夜里车厢门打开了。沿着列车的全长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在火光照耀下人们从车里下来，站在雪地里。点数，站队，又点数。气温是零下三十二度。这批犯人是从顿巴斯来的，都是同年夏天被捕的，穿着短腰皮靴、便鞋，还有穿凉鞋的。谁想在火堆旁边取暖，押解队马上把他赶开：篝火不是为这个预备的，而是为了照明，一眨眼工夫手指头就冻木了，雪填进单薄的鞋子里连化也不化。没有一丝宽容，只听见口令声：“站队！看齐！谁离开队列左右一步，我们不打招呼就开枪……齐步走！”系在铁链上的警犬被它们心爱的口令和这个兴奋的时刻激动得阵叫起来。穿着羊皮大衣的押解队员们开步走了，穿着夏季衣服的注定灭亡的人们也沿着积雪很深的完全没有踩出来的道路走向泰加森林中的某个地方。前方看不到一点灯火。北极光在闪耀。这是我们一生第一次也多半是最后一次见到北极光……云杉在酷寒中发出干裂声。没有鞋穿的人们用冻僵的脚掌和小腿测量着积雪的深度，把积雪踩实。
    　　或者以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军攻占华沙！……我军切断东普鲁士！”）到达伯朝拉的情形为例。荒凉的雪原，把人们从车厢里轰出来，叫他们坐在雪地里，排成六路横队。接着就没完没了地点起数来。一次数错了，再数一次。然后叫犯人们站起来，押着他们在没有人迹的雪原里步行六公里。这批犯人也是从南方来的（摩尔达维亚），所有的人脚上穿的都是单皮鞋。狼狗紧跟在他们后面，用前爪推着最后一排人的脊背，向他们的后脑勺子吹送着狗的气息。（走在这一排的是两位神甫——银发苍苍的年迈的费多尔·福罗利亚神父和搀扶着他的年轻的维克托·施波瓦里尼科夫神父。）使用警犬的技术如何？不，警犬显示的自制力如何？——要知道它们是多么想咬上一口啊；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劳改营的入营洗澡房；先在一座小屋里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跑过大院，在另一座房屋里洗澡。但是眼下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主要的罪已经受过了。现在总算到达了！天黑了下来。忽然听说：营里没有空位子，不能接收新犯人。于是洗完了澡以后又把解犯叫出来排队、点数，四周布置了警犬——一切再来一遍，拖着自己的东西，还是原来那六公里，他们踩着积雪重返自己的列车，只不过这一次是摸黑。他们走后的几小时内，车厢的门一直大开着，原来那点可怜的热气早已跑得一干二净。而且抵达目的地以前车上的煤炭都烧光了，现在到哪儿去找？他们挨了一夜冻，早晨发给他们干石斑鱼去嚼（谁想喝水——嚼雪去吧！），然后又沿着原路带去劳改营。
    　　这还是一个幸运的事例！因为好歹还有一个劳改营。今天不接收，明天会接收。而红色列车按照其本性说来一般是开往真空地带的。递解终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劳改营开创之时。因之列车可以在北极光的照耀下径直停在泰加森林当中，在云杉树干上钉一块小牌牌：“第一独劳点”（独立劳动点）。在这种地方，犯人们在一周之内要靠嚼风干鲻鱼、和着雪吞咽面粉维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两星期前开办的劳改营，那已经会满舒服了；已经可以煮热食了。虽然没有钵子，但是稀的和干的可以混在一起，六个人一份，盛在洗澡盆里。六个人站成一圈（桌椅都还没有），其中两个人用左手提着澡盆的把手，挨着号用右手从盆里抓饭吃。这是重复前面说过的吗？不，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尔，是据洛希林的介绍。不是我在重复，是古拉格在重复。……再接着，他们就会派来一些老劳改犯给新犯人当作业班长。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会他们如何生活、找窍门和欺骗。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为伟大时代的钟声在轰鸣，时不等人。我们这里不是沙皇时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库台，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
    　　群岛的经济日渐繁盛。新的铁路支线到处伸延，许多地点不久以前还只通水路，现在已经可以用火车运输了。但是有一些群岛的老土著还活着，他们能够告诉你，当年在伊日玛河上是如何乘着真正的古俄罗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装一百人，犯人们自己划桨；他们还能够告诉你，他们是怎样乘着平底小渔船沿着乌赫塔河、乌萨河、伯朝拉河抵达自己的劳改营。当时连去沃尔库塔也是用驳船押运的：先用大船过到阿兹瓦窝姆，那儿设了一个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中转站。从那儿出发，比方说到咫尺之遥的乌斯特乌萨，需要乘浅水驳船走十天。虱子多得能把整个驳船拱得颤动起来，押解队准许犯人们二个一个地上甲板把虱子抖落在水里。水路递解也不是直达的，一会儿要换船，一会儿要把船拖过一段陆峡，一会儿要下船步行。
    　　在这些地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递解站——那是用树棍搭的窝棚或者是帐篷（乌斯特乌萨、波莫兹金诺、谢里亚尤尔）。那里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规章，当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惩治犯人的办法。但是描写这一类异国情调显然并非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也就不着手去做了。
    　　北德维纳河、鄂毕河与叶尼塞河知道用驳船运输囚犯开始于什么时候——那是在消灭富农时期。这几条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驳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家伙，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完成把如此庞大的灰色群体从有生的俄罗斯抛到无生的权北地区的任务。人们被倾倒进像个大木槽似的驳船舱里，人摞人地躺在里面，像装在提篮里的一堆大虾一样微微动弹着。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岩上一样。有时候就这样不遮不盖地驳运这一堆东西，有时候蒙上一块大帆布——也许是为了不想看见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绝对不是为了给他们遮雨。这样的驳船押运已经不是递解，而简直是分期处决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给伙食的。把他们丢弃到冻土地带之后，就根本不给吃的了，他们被留在那里与大自然一起自生自灭。
    　　北德维纳河（以及维切格达河）上的驳船递解直到一九四0年还没有停止。奥列涅夫就经历过这样的递解。囚犯们在船舱里人贴人地站着，——而这并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里，传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这更严重一点的问题，那只好在自己裤裆里解决了。
    　　沿叶尼塞河的驳船递解变成了固定航班，几十年没有中断过。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春天，等待装运的囚犯们在那里面一连打一两昼夜的哆嗦。叶尼塞河上运囚犯的驳船有固定的结构，船舱里是没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层。只有安装着梯子的舱口能透进一点折射的光线。押解队员住在甲板上的小屋里。哨兵警戒着舱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离水逃走。他们永远不下船舱，不管里面发出怎样的呻吟和呼救的哀号。从来不让囚犯们上来放风。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递解途中没有向舱里的人们提供过任何医疗帮助（可以猜想，以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年代也是一样）。囚犯们分两排躺在每层的舱板上，一排头朝船舷，一排头朝他们的脚。要上便桶只能从人身上跨过。便桶并不是经常允许及时倒掉（应当想象一下怎样提着满满的粪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粪便溢到外面，在舱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层去，那里可也是躺满了人呀！开饭的时候，帮厨的（是从犯人中间抽的）把盛在木桶里的菜场分送到各层。在那永远黑暗的舱房里（现在也许装了电灯），在一盏“蝙蝠牌”煤油灯的光亮下给犯人们发放。到杜金卡去的这样的一趟递解有时要走一个月。（现在当然只用一个星期就够了。）由于搁浅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碍，拖长了路途的时间，携带的粮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索性一连几天不开伙。（“积欠”的这几天的口粮，以后当然是不会补发的。）
    　　说到这里，机灵的读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补充一点：盗窃犯在货舱里占据着最上面的一层，靠近舱口的地方——换句话就是靠近空气和光线的地方。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发面包的特权。如果这一趟旅程条件特别困难，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摔掉神圣的拐杖（换句话说就是夺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粮）。贼骨头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时间。赌博用的纸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赌注的本钱却是靠搜查“福来儿”搞来的。他们选定舱内某一地段，对躺在那儿的人实行逐个搜身。搜来的东西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在他们中间根据牌局的输赢反复倒手的。最后全都会“浮”到顶上去，脱手给押解队。对了，读者现在什么全能猜到：盗窃犯和押解队是挂着钩的。押解队或者把赃物留给自己，或者在码头上卖掉，然后给盗窃犯们带来吃的作为报酬。
    　　有反抗吗？有，但是很少见，流传下来一个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驳船（是一艘海船）里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往萨哈林岛的途中，七名手无寸铁的年轻的“五十八条”犯人对盗窃犯（这是一批“母狗”）进行了反抗，对方总共有八十来个人（其中照例会有人带着刀子）。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门”递解站里面，这批“母狗”就曾对犯人们实行过一次搜身。他们搜得非常彻底，一点不比狱卒们干得差劲。他们熟知一切的隐藏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搜，要发现一切公办不到的。他们明白这个，所以在船舱里面假意宣布：“有钱的可以买马合烟！”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缝在棉坎肩里的三个卢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鸹的死尸！你不交税啦？”说完就跳过去夺。可是陆军准尉帕维尔（姓氏没有传下来）一把推开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头分成“两股叉”去戳帕维尔的眼睛，帕维尔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个“母狗”拥了过来。前陆军大尉施帕科夫；谢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乌诺夫，沃洛甲·特列久兴（这两个人也是前陆军准尉）；还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维尔身边。结果如何？仅仅是互相献了几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贼骨头们祖传的真正的怯懦（他们总是用虚张声势的果敢和满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来）现了本相，还是因为附近有哨兵（事情发生在舱口下面）妨碍了他们。他们现在需要保存实力，因为他们此行负有一项更加重要的社会使命——从正经盗贼手里夺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就是契诃夫曾经描写过的那一个）以及萨哈林建设工程（夺取的目的当然木是为了建设）。总之是他们退却了，仅仅限于虚声恫吓，说：“要把你们变成一堆垃圾！”（架没有打起来，谁也没有把这几个小伙子变成“垃圾”。这帮“母狗”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遇到了麻烦：那地方已经被正经盗贼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
    　　开往科雷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驳船很相似，只是规模大一些。不管多么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号破冰船开路的“珠尔玛”、“库鲁”、“汉瓦工程”、“第聂伯工程”等几艘旧套鞋似的破船被遣送到科雷马去的那一批犯人（即有名的“克拉辛远征队勾当中，今天竟有几个人还活着。这几艘轮船的寒冷肮脏的贷舱也是分作三层，但是在每层上面又用树村搭成了双层的统铺。并不是到处一片漆黑，有的地方点了几盏油灯。允许犯人们以隔舱为单位上甲板放风。每条船装三四千人。一次航程要用一个多星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领的口粮在路上就发了霉，因而一天的口粮定量由六百克减少到四百克。还供给成鱼，至于饮用水……。是的，是的，没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在水的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与内河递解比较起来，这儿还增加了风暴和晕船。精疲力竭的人们呕吐不已，已经没有力气从呕吐物中站起来，整个舱板覆盖了一层令人作呕的秽物。
    　　旅途中还有一段政治性插曲。船队要通过拉彼鲁兹海峡”，和日本列岛距离很近。这时候轮船了望塔上面的机关枪消失了，押解队换上了便服，舱口紧闭，禁止上甲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时就早有远见地在船舶文书上注明了船内装载的……不，上帝保佑，决不是犯人，而是应募去开发科雷马的工人。许多日本小汽船和木船在部队周围转来转去，一点没有产生疑心。（另一次，一九三九年，“珠尔玛”号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盗窃犯们跑出货舱潜入了财物保管室，抢光了东西，放了一把火。这时候船恰好在日本附近。“珠尔玛”号浓烟滚滚，日本人要来救援，但是船长拒绝了他们。他甚至没有下令打开舱口！离开日本较远以后，被烟呛死者的尸体全扔进了大海，烧焦了的半腐烂食品后来移交给劳改营充当犯人的口粮。）
    　　自那以后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国际公海上运输的似乎已经不再是犯人，而是苏联公民。但是有多少这样的事例：苏联人遇到海难的时候，拒绝外国救援，原因仍是这种冒充为民族自豪感的封闭性。宁愿让鲨鱼把我们吞进肚里，也不能接受你们的援助之手！封闭性——这是我国的毒瘤。
    　　船队在马加丹港外被封冻在水里。“克拉辛”号也无能为力（还远远不到航行的季节，但是他们急于往那里输送劳力）。五月二日。犯人们被卸到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的冰上。当年马加丹的悲惨景象展示在来客们的眼前；死气沉沉的山岗，没有乔木，也没有灌木，更没有鸟类。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间小木房和一座远北建设工程局的两层楼房。然而他们却受到远建局乐队的欢迎。因为当局这时候还在继续表演着“改造”的闹剧，换句话说是做出副样子，好像他们不是运来一堆为盛产黄金的科雷马铺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将来还要回到创造性生活中去的暂时受隔离的苏维埃公民。乐队演奏着进行曲和圆舞曲。一群受尽折磨、半死不活的人们排成灰色的长队在冰上蹒跚行进。他们拖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东西（这一支庞大的政治犯队伍在路上几乎还没有遇到盗窃犯），背着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风湿病患者和失去双腿的残废（对没有双腿的人也同样判刑）。
    　　但是，我发觉我又要重复；写下去将是乏味的，读下去也将是乏味的，因为读者预先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将会用卡车把他们装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然后还要押着他们步行几十公里。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将开辟一些新的劳改点，而且到达后一分钟之内就必须出工。吃的将是鱼和面粉，是和着雪一起吞咽下去的。睡的将是帐篷。
    　　是的，不错。但是头几天他们暂时被安置在马加丹，住的也确是北极帐篷。在这里他们还要受到一次体检，也就是要他们脱光衣服，根据每人臀部的状况确定他是否适宜于劳动（检查的结果一定是全体都合格）。当然还要把他们带进洗澡房，命令他们把皮面大衣、罗曼诺夫羊皮大衣、毛线衣、高级毛料西服、毡斗篷。长筒皮靴、长筒毡靴留在洗澡房的脱衣室（要知道这一批来的人不是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而是党的上层人物—一报纸编辑、托拉斯和工厂的经理、省委负责干部、政治经济学教授等等。所有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对于高档商品已经很懂行了）。“那由谁来看管呢？”新来的客人们疑惑地问。“快去吧，谁希罕你们的东西？”澡堂服务员显出受侮辱的样子，“进去，放心洗去吧！”于是他们就进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却是另一个门。出门的时候每人在那里领到一条黑布裤子和一件军便服上衣、一件没有衣兜的劳改营棉背心、一双猪皮鞋。（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与你原先的生活的诀别——也就是和你的头衔、职位、尊荣的诀别！）“我们的东西呢？”他们哀号了。“你们的东西——留在家里了！”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朝他们大声呵叱。“劳改营里什么东西也不属于你们。我们劳改营里是共产主义！带队的，开步走！”
    　　既然是共产主义，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不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了吗？
    　　还有几种递解方式——坐大车或者干脆步行。诸位记得《复活》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一队犯人从监狱被押着走向火车站的情形吗？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们已经一整年没有放过风，已经木会走路了，不会呼吸了，不会看光亮了；一年以后，把他们带出屋子，列队，驱赶他们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来个。这件事情可没有人去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连一章也没有人写：住在坟地里，顾不上为每一个死人哭丧。
    　　徒步递解——这是火车递解、“泽克车厢”、红色列车的老祖宗。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少见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机动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让他们徒步通过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后装上红色列车（让女犯和德军俘虏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国的男犯从女犯身边赶开，免得他们抢夺女犯的面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车上）。三十年代，从科特拉斯递解站每天发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乌斯特维姆（约三百公里），有时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这种方式递解。这种徒步递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队带着一两只狗，他们用枪托于驱赶掉队的人。诚然，犯人的东西、锅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队尾的大车拉着。在这一点上，这支解犯队伍和上一世纪古典的流刑图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灭的富农的缺门少窗的残破农舍。科特拉斯递解站的会计室发给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论上的旅途时间计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诸事顺利，从来不多计算一天（这是我国会计制度的普遍原则）。如果选中发生耽搁，食物就匀开吃，只供给不放盐的黑麦面糊糊，有时候索性就停伙。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奥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驳船以后，被押送着徒步穿过泰加森林（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到齐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给饭吃。喝的是沼泽里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开来了。许多人体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们的衣裳。在伊回马河里，犯人们用裤子捞鱼，生着就吃进肚里。（最后走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当局向他们宣布：你们就在这里动手修建科特拉斯-沃尔库塔铁路吧！）
    　　我国欧洲部分极北地区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采取这个办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划定的线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乐的红色列车开来，运来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经常和大量采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递解的技术。一批犯人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出发，沿着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维斯良纳。一个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请合理地考虑一下，怎么办？你是不会让整个队伍停下来的。你也不会为每一个倒下的和掉队的人留下一名带枪的兵——带枪的兵很少，犯人很多。这说明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带枪的兵留下来和这个人稍呆一会儿，随后他一个人匆匆地赶上队伍。
    　　从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递解班次保持了很长时间。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如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因而在解犯纵队五十米之外不仅有一圈自动枪手的散兵线，而且里面还有一圈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实际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的人们居然走起来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迹般地走到目的地。他们不知道这叫做“棍棒考验”，不管你怎么打仍是躺着不动的人，将由跟在后面的大车收容起来。这是一条组织工作的经验。（可能有人提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用大车拉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足够的大车？马匹从哪儿来？我国毕竟已经普及拖拉机了。况且如今燕麦是什么价钱？……）上面说的这种递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递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当时我还是小孩，但是记得很清楚：士兵们押着犯人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过顿河罗斯托夫市的街道。顺便说说，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开枪！”在当时的说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军事装备的差异：要知道，当时的押解队往往只有马刀。所以当时是这样命令的：“凡擅自离开队列一步者，押解队即可开枪或刀劈！”多么铿锵有力：“开枪、刀劈！”马上就产生一把战刀从背后劈下你的脑袋的感觉。
    　　不错，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还押着一批从外伏尔加地区抓来的大胡子老头儿们徒步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城。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穿着桦皮鞋，包着脚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突然间，三辆小汽车正好横穿他们前面的马路，汽车上坐着全俄中执委主席加里宁。解犯队伍停下。加里宁坐在车里开过去，他对这些人没有产生兴趣。
    　　读者，请闭上眼睛。听见了吗？车声隆隆……。这是“泽克车厢”在铁轨上行驶。这是红色列车在运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刻稍停。听见了吗？水声激荡……这是囚犯驳船在破浪前进。耳边又传来“乌鸦车”马达的吼叫声。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监狱、塞进囚车、辗转递解。这一片嘈杂声又是来自哪里？它来自递解站过于拥挤的牢房。而这哭号声呢？它是被抢劫者、被奸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诉。
    　　我们考察了各种遣送方法。我们发现它们一种比一种更坏。我们环视了递解站，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甚至人们最后一个希望——下一步会好一些，在劳改营里将会好一些——也是一个骗人的希望啊！
    　　在劳改营里将会……更坏些。

    　　——————

    第四章　从岛屿到岛屿

    　　还有一种遣送方式，那就是简单地用一叶扁舟载着犯人从“群岛”的某一岛屿直接摆渡到另一岛屿。这叫做专门递解。这是一种最无拘束的遣送方式，和自由人的旅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为数不多的犯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样的机会，遇到过三次。
    　　专门递解是根据高级官员的指令实行的。请不要把它和专用通知单混为一谈，那也是由上头的什么人签署的。专用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和解犯大队一起行动，虽然他在途中也可能遇到几段奇妙的插曲（因而其效果更是令人觉得非同寻常）。例如，安斯·伯恩施坦依据专用通知单从北方被遣送到伏尔加河下游去参加完成一项农业任务。在路上他经历了我在前面描述过的全部拥挤和侮辱，警犬的狂吠，刺刀的威逼，“离队左右一步，就……”的吼叫……。忽然在一个叫作赞则瓦特卡的小站上，他被带下了车。一个不带任何武器、态度平和的看守员单独到车站来接他。看守员懒洋洋地说：“好吧。今晚你住在我这里。天亮以前你可以到处走走，明天我带你去劳改营。”于是安斯就去到处走走了。诸位可懂得，对于一个刑期十年、多少次与生活告别过、今天上午还蹲在“泽克车厢”里，而明天又要进劳改营的人，“到处走走”是什么意思？他马上随便走路，随便观看，看着几只鸡在车站的小花园里啄食，看看几个农妇正收拾着没有向旅客卖掉的牛油和甜瓜准备回家。他朝侧面走出三、四、五步，没有人喊：“站住！”，他不敢信以为真地用手指触触一棵刺槐树的叶子，几乎哭出声来。
    　　而专门递解则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奇妙经历。这一次你和解犯大队根本不沾边，不用把双手放到背后，不用脱光衣服，不用坐在地下，连搜身都不搞。押解人员待你态度友善，甚至以“您”相称。作为一般地打招呼，他先向你提出警告：如果企图逃跑，我们和平常一样是要开枪的。我们的手枪里装了子弹，就在口袋里掖着。然而我们一路要随便些，举止要自然，不要叫人看出你是犯人。（我恳请诸位注意，在这一点上也和任何时候一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如何地完全一致！）
    　　我的劳改营生活从那一天起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当时我正凄凄惶惶地站在木工班等待出工的队列里，我的手指头痉挛着（它们由于成天紧捏工具变得僵硬了，再也伸不直）。派工员把我拉到一边，带着意外的尊敬对我说：“你知道吗，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
    　　我目瞪口呆。木工班出发了。营区里的杂役们围上了我。有的说：“要给你加判新的刑期。”另一些人说：“要释放。”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这一次免不了要经过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这一关。我自己也在加判和释放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我干脆忘了，半年以前，劳改营里来过一个家伙，他分发了一些古拉格的登记卡片要我们填写（战后他们在较近的劳改营里开始搞过这项登记工作，但是看来好像没有完成）。卡片上最重要的一栏是“专长”。犯人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纷纷填写古拉格里最吃香的专业：“理发师”、“裁缝”、“仓库管理员”、“面包匠”之类。我皱了皱眉头就填上了“核物理学家”几个字。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当过核物理学家，关于这方面我只是战前在大学里听到过一点，知道原子粒子及其参数的名称，于是就这么写上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原子弹是顶顶急需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对于那张卡片并没有放在心上，干脆忘了。
    　　在劳改营里隐隐约约地能听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切的、没有得到任何人证实的传闻；在这个群岛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一些极微小的“天堂岛”。谁也没有见过。谁也没有去过。在那里呆过的人们都保持沉默，闭口不谈。据说在那些小岛上有“乳汁的河流，果羹的河岸”；吃的伙食最次是酸乳酪和鸡蛋；据说那里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永远是暖暖和和；干的都是脑力劳动，而且都是绝对机密的。
    　　我自己就登上过这样一类天堂岛并且在那上面服完了我的一半刑期。（囚犯们的俗话中把这类天堂岛称作“沙拉施卡”）我能活下来全是托它们的福。留在劳改营里我这条命无论如何也拖不到刑满。我今天能写这部考察著作也得感谢它们，虽然在这部书里我并没有考虑给它们什么篇幅（已经写了一部关于它们的长篇小说）。我在这类岛屿之间转移，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都是通过专门递解；两名看守和我。
    　　如果死者的幽灵有时候在我们之间飘过，能够看到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透我们心里的琐碎念头，而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也猜不到它们的无形体的存在，那么，专门递解就恰像这种情形。
    　　你一头扎进了自由的渊薮，在火车站候车室的人群里推推挤挤。你心不在焉地浏览着那些肯定与你没有一点关系的布告。你坐在候车室的古旧的“沙发”上，听着一些奇怪而无聊的对话：谁家的男人打老婆，或者把老婆甩啦；谁家婆媳不和啦；单元楼里的邻居私自使用走廊里的电源插座，上楼还不把靴底擦干净啦；谁和谁在工作单位里过不去啦；哪儿有个好差事要什么人去，他不想搬家——坛坛罐罐搬起来容易吗？等等，等等。你听着这一切，忽然一阵愤世嫉俗的心情使你全身不寒而栗：你分明地看透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分量，一切嗜好和情欲的分量！这是那些凡夫俗子们注定不能领会的。只有你，只有不具形体的你，才是真正地活着，实在地活着，而所有那些人只不过是误认为自己是活着的。
    　　还有—一在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无论是向他们猛喝，无论是为他们痛哭，都不可能；抓住他们的肩头把他们摇醒，这也是不可能的呀！你毕竟只是鬼魂，只是无形的幽灵，而他们却是物质的实体啊。
    　　怎样才能使他们醒悟？启示吗？显灵吗？托梦吗？——兄弟们！人们！生命给予了你们是为了什么？！在深沉的午夜，死囚的牢门砰然大开，有着伟大灵魂的人们被拖上刑场。就在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啊，在我国条条铁路线上，正有人在嚼咽下咸鲱鱼之后用苦涩的舌尖舔着干枯的嘴唇。他们梦想的是伸直一下双腿的幸福，是解过手以后的轻松。奥罗图坎的土地只是在夏天才化冻，而且仅仅化开表面的三尺，只有这时候才能掩埋冬季死亡者的尸骨。而你们，你们头上有蔚蓝的天空，有炽热的红日，你们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可以去喝水，伸伸懒腰，随意到哪里去旅行而没有人押解——什么靴底没有擦干净之类的琐事还算得了什么？还管它什么婆媳和不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它的全部奥秘——你们要知道吗？我可以马上全部抖出来。不要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财产，什么地位：赚来这些东西要耗费你们几十年的精神，而没收它们只需要一个夜晚。以平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去生活吧！——不要畏惧灾祸也不要眷念幸福，要知道终归是一样的：苦既不永久，甜亦难满盈。你们今天没有挨冻，饥渴的利爪没有撕扯你们的五脏，这也就够了。你们的脊骨没有被打断，你们的两条腿都还能行走，两只手臂还都能弯曲，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两只耳朵都能听到，还有什么人值得你们羡慕？何苦来？妒忌旁人，受害的是自己。擦亮你的眼睛，纯净你的心灵，要把那些爱你们、好心待你们的人看得比什么都贵重。不要伤害他们，不要辱骂他们，不要和他们任何一个在争吵中分手：因为你毕竟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你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个举动，而你将会以这样的形貌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但是押解人员正抚摸着衣袋里的手枪的黑色枪柄。我们三个人并排坐着，三个不喝酒的规规矩矩的哥儿们，三个文文静静的好朋友。
    　　我擦了擦额头，我合上眼睛，我又睁开眼睛——看见的仍是原来的梦境：一大片没有押解队陪伴的人群、我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我睡在监室里，明天又会回到监室。可是，几个拿着小钳子的检票员出现在我眼前：“您的票呢？”“那个同志拿着。”
    　　车厢里人很满（嗯，当然是按自由人的标准说“很满”——长椅下面，过道的地板上都还没有坐人呢）。既然他们告诉我路上要放随便点，那我就尽量随便了；我看见隔排有一个靠窗口的空位于，就坐了过去。而这个分隔里却没有押解人员坐的地方。他们只好留在原位上，从那儿像望情郎似地盯着我。在佩列波尔车站，我的小桌对面空出一个位子，可是一个脸庞粗大的青年人赶在我的押解员之前占据了这个阵地。他穿着羊皮大氅，皮帽，提着一只简陋但结实的木箱，我一眼就认出箱子是劳改营的产品，madein群岛”。
    　　“唷！……”年轻人出了一口粗气。光线虽然昏暗，但是我看得出他满脸通红，说明他上车的时候经历过一番踢打。他拿出一个行军壶：“同志，来点啤酒？”我知道我的押解员在隔排坐位上已经疲惫不堪了。规定了不许我喝含酒精的饮料，决不能喝的。可是——举止要随便。因而我就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行，来点。”（啤酒？？啤酒！！三年来我一小口也没有喝过！明天在监室里可要吹吹：我喝了啤酒！）年轻人倒酒，我喝着，浑身因幸福而颤栗。已经黑了。车厢里没有电灯。这是战后的经济破坏时期。在车厢的隔门上挂着的一盏旧罩灯里燃着一截蜡烛头，一共四个分隔统共只有这一盏灯。我和这个年轻人差不多摸着黑像朋友似地聊着天。我的押解员不管怎么伸长脖子，在车轮的隆隆声中，我们的谈话他们什么也听不见。我口袋里装着一张写给家里的明信片。我马上就要向我的这位朴质的朋友说明我是什么人，求他替我投进信箱。根据箱子判断，这个人自己也是蹲过的。但是他赶在我前头了：“你知道，我这个假好难请。两年都不给假，真不是人干的差事。”“什么差事？”“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个阿斯莫杰，蓝肩章，从来没有见过吗？”唉，见鬼，我怎么没有立刻猜想到？佩列波尔是伏尔加劳改营的中心，箱子是他强迫犯人白给他做的。这一切是怎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的？两个分隔里有了两个阿斯莫杰都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加进第三个。说不定什么地方还隐藏着第四个？或许每排座位上都有？也许这个车厢里还有跟我一样的专门递解的犯人？
    　　我的年轻伙伴继续在发牢骚，埋怨命不好。这时候我故意叫他摸不着头脑地顶了他一句：“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无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们松快吗？”他马上蔫下来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声：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见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军装——军大衣、军便服。他以为我不过是个当过兵的。可是现在鬼晓得我可能是干什么的？说不定是个行动人员？正在追捕逃犯？为什么我恰好在这节车厢？而他却当着我的面骂了劳改营……
    　　罩灯里的蜡烛头渐渐消溶，但是仍然亮着。在第三个行李架上有个小伙子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讲述着战争中的故事——真正的战争，书里不写的战争。他当过工兵，他讲的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原原本本的真实仍然能够传进一些人的耳朵，实在叫人高兴。
    　　我本来也能讲一些事情……我甚至产生了讲的愿望……不，已经没有这个愿望了。我参加战争的四个年头像是被母牛的舌头舔掉了。我已经不相信这一切是真正发生过的，不想去回忆它。在此地的两年，在“群岛”上的两年，使我对前线的道路、战友的情谊淡漠了，对一切都淡漠了。这也许叫作以毒攻毒吧。
    　　你看，在自由人中间统共才度过了几个钟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嘴不会说话了；我在他们中间十分无聊；我在这里束手束脚；我要自由地说话！我要重返家园！我要回到自己的群岛！
    　　早晨，我把明信片志在行李架上：女列车员总会来擦车厢；她会拿去投在信箱里，如果她真的是一个人……
    　　我们出了莫斯科的北站，走进广场。我的看守又是两个初次进京的，不认识莫斯科的路。我替他们决定乘“6”路有轨电车。广场中间的电车站挤了一大堆人，正是上班的时间。一个看守员上车找司机，给他看看内务部的工作证。我们一路上神气地站在司机台旁边，像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票也不打。一个老头要从前门上车，人家不许可：你又不是残废人，从后门上车吧！
    　　我们在诺沃斯洛波达广场下车。虽然我这是第四次进布蒂尔卡监狱，它的内部平面图我毫不费力就能画出来，但从外面看到它，这还是头一次。哦，好森严好高大的两个街区长的围墙！莫斯科市民见到它的铁门张开大口的时候心都发凉。可是我却毫无遗憾地把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留在身后，像回家似地穿过拱顶的门洞，含着微笑走进了监狱的前院。我认出了那座主楼的熟悉的雕花木门。现在他们将要我面向墙壁立正（瞧，已经这样站着了），将要问：“姓什么？本名和父名？哪年生人？……”，这一套我早已不当一回事。
    　　我的名字？……我叫“星际流浪者”！他们捆住了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却不受他们管束。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身体进行过几小时的不可免除的处理程序（关隔离间、搜身、发收据、填写入狱登记卡、蒸衣和洗澡）之后，将会把我带进一个监室，它必定是一个双拱顶的房间，当中有一个拱门（所有的监室都是这个结构），有两个大窗，一个长橱桌。我将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聪明、有趣、友善的人们，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知道的事，我也会讲给他们我知道的事。黑夜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不大愿意马上睡觉。
    　　而吃饭的钵子上将压印着“市监”两个字（防止起解时被犯人带走）。“市监疗养院”——我们上次就曾拿这几个字逗笑。这个疗养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脑满肠肥的官老爷们不大知道的。他们腆着大肚皮专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着规定路线做长途步行，做下蹲动作，连续出一个月的汗才能甩掉两三公斤的重量。而“布监疗养院”近在身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用做什么体操，在这里只消一周时间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这是屡试不爽的。这是绝无例外的。
    　　世界是狭小的，简直十分狭小，这是监狱生活使人确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诚然，“古拉格群岛”分布的面积虽是与苏联的国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确是远远少于苏联人口。群岛居民的确切数字当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时居住在劳改营里的人数从来没有超出过一千二百万（一些人陆续地入土，“机器”不停顿地把新的人划拉进来），其中政治犯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百万？——这已经是一个小国家，瑞典或希腊。在那一类国家里，人们很多都是互相认识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你走进任何一座递解站的任何一个监室，听一听，谈一谈，就一定会发现与同室难友有共同的熟人。（这不算什么：有一个单身囚禁了一年的江君，他蹲过苏汉诺夫卡监狱，挨过留明的殴打，住过医院，在这以后被关进了卢宾卡的监室。他进门以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灵敏的。君立刻迎上去对他说：“啊—一我知道您！”“在哪儿？”R君回避地说：“您认错人了吧。”“一点没错。您就是那个美国人亚历山大·多尔甘，资产阶级报刊造谣说您被绑架了，塔斯社辟过谣。我当时在外头，在报上看到过。”）
    　　我喜欢监室里进来新人（不是新入狱的，这种人进来的时候必然是垂头丧气和局促不安的。我指的是老资格的犯人）的那一时刻。我自己也喜欢走进一间新的监室（不过，上帝开思，可别让我再进去了）——一无忧无虑的微笑，大模大样的姿态：“嘿，哥儿们好吗？”把小行囊往板铺上一甩：“喂，布蒂尔卡最近一年有啥新闻？”
    　　开始互相介绍。有一个小伙子姓苏沃洛夫，是五十八条的。初看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可是你要抓紧打听，千万别放过：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递解站曾经有一个叫马霍特金的人跟他蹲过一个监室……
    　　“慢点，他就是那个北极飞行员吗？”
    　　“正是他。用他的名字命名过……”
    　　“……泰梅尔湾里的一个岛。可是他本人却按五十八-10的罪名坐在牢里。请您告诉我，是已经放他到杜金卡去了吗？”
    　　“不错。您怎么知道的？”
    　　好极了。这位和我素不相识的马霍特金的传记又增添了新的一节。我从未见过他，也许永远不会见到他，但是旺盛的记忆力把我所知的关于他的一切都积累起来了：马霍特金被判了十年，而那个岛屿却没有法子易名，因为已经写在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了（这可不是古拉格的岛屿）。他被送到波尔申诺的航空天堂岛。他在那里无聊得要命。全都是工程人员，就他一个飞行员，那里又不让他飞行。这个天堂岛分成两摊，马霍特金被分到塔甘罗格的那一摊。和外界的联系似乎完全掐断了。当我在雷宾斯克的那一摊里的时候，曾听说这个小伙子要求到极北地区去飞行。现在我知道已经获准了。这种新闻对我并没有什么用，但我全记下来了。十天以后在布蒂尔卡的一间小浴室里（为了不占用大洗澡间，布蒂尔卡里面专设了一些非常可爱的有水龙头和木盆的小单间）又和一位P君相遇。我和P君也不认识，但问出他在布蒂尔卡住了半年医院，现在要去雷宾斯克的天堂岛。三天以后——在雷宾斯克，关在那只隔断了与外界一切联系的匣子里的人们将会知道马霍特金现在到了社金卡，也将知道我现在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留心、记忆、相遇——这就是囚犯的无线电报。
    　　这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有吸引力的男人是谁？他在监室里漫步，一边用好听的男中音哼着舒伯特的曲子；
    　　“青春又使我烦恼忧伤,通向坟墓的道路入此漫长……”
    　　“查拉普金，谢尔盖·罗曼诺维奇。”
    　　“噢，慢点，我很熟悉您。生物学家？拒绝回国者？从柏林来？”
    　　“您怎么知道的？”
    　　“那有什么，世界是狭小的嘛。四六年我曾经跟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起……”……哦，那曾经是一间怎样的监室啊！那也许是我整个监狱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间监室了。那是在七月。他们奉了那个神秘的“内务部长指令”把我从劳改营送进了布蒂尔卡。我们午饭后就到达了，可是监狱里忙得不可开交，交接手续办了十一个小时，直到半夜三点才把在隔离室里饿得半死的我带进了七十五号监室。两个拱形屋顶下安着两盏强光灯泡，把监室照得通明。监室里人挨人地睡着，憋闷使他们不得安生：罩着“笼口”的窗户透不进七月的灼热的气流。彻夜不眠的苍蝇嗡嗡地叫着，停在睡觉的人们身上，引起他们的抽动。有人用手帕蒙在眼上遮挡刺目的光亮。便桶散发着强烈的臭味，在这样的高温下，分解的过程进行得特别迅速。监定原定容纳二十五人，现在填塞得还不算过分，总共才八十来个人。两边的板铺上躺满了，两排板铺中间的过道又搭上板子当作加铺。板铺底下东伸出一双脚，西伸出一双脚。传统的布蒂尔卡橱桌被移到了靠便桶的地方。在那附近还剩下一小块空地，于是我就在那儿躺下了。一直到天亮，凡是上便桶的人都必须从我身上跨过。
    　　从牢门的送饭口传来一声“起床！”的命令，全体立时动弹起来：拆掉临时搭的铺板，把橱桌推回窗口。犯人们走过来对我进行访问：是新入狱的还是劳改营来的？原来，这个监室里汇合了两股水流：一股是正待遣送去劳改营的新决犯的常规的水流，另一股是从劳改营来的回流，这些人是各类的专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设计工程师，他们正陆续地被送到一些地址不明的地方，但肯定是一些条件优越的科研单位（这下我放心了，部长不是要给我套上新的刑期）。一个人向我走过来，他年纪还不算老，骨骼粗大，但是消瘦得利害，鼻子稍呈鹰钩状。
    　　“我是季莫菲耶夫子u索夫斯基教授，七十五号监室科技协会主席。本会每天早饭后在左边窗口附近聚会。您能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吗？题目能定下来吗？”
    　　我遭到一次突然袭击，我呆立在他的面前，穿着我的下摆拖脏了的军大衣，戴着冬季的帽子（在冬季被捕的人注定在夏天也要穿冬装）。我的手指头从起床到现在还没有伸直过，而且满手都是擦伤。我能做什么学术报告？我正好记起来，不久前在劳改营里有一本美国国防部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官方报告，在我手里停留过两个晚上。这本书是今年春天才出版的，监室里大概还没有人见到吧？多余的问题，当然没有！这样，命运就和我开了个恶毒的玩笑，强迫我按照在古拉格里填写的卡片在原子物理学的田野上瞎闯一番。
    　　吃完口粮以后，由十人组成的科技协会聚集在左边的窗口下面。我做了一个报告，并且被接纳为全员。有一些内容我忘记了，有一些内容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懂。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虽然已经坐了一年牢，对于原子弹一无所知，但是他却能够时时补充我的报告中遗漏的部分。一个空香烟盒子做了我的黑板，我手里拿着一截非法的铅笔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这些从我手里拿过去，他又画示意图，又做插话，谈得这样有把握，好像他本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小组里的一名物理学家。
    　　他的确在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上工作过，但是工作的目的是照射果蝇。他是一个生物学家，是当代最大的遗传学家之一。当他已经坐在牢里的时候，热布拉斯因为不知道（或许明明知道）这件事，曾有勇气为加拿大的一家刊物写出过这样的话：“俄国的生物学不能为李森科负责，俄国的生物学—一这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九四八年砸烂生物学的时候，热布拉斯为这句话吃过苦头）。施廖辛格在他的那本小册子《什么是生命？》里两次引用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尽管他那时候早就进了监狱。
    　　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他对各门学科的渊博知识令人眼花缭乱。他的视野的广阔是晚辈的学者们不可企及的（也许是因为囊括知识的可能性发生了变化？）。尽管目前他被侦查阶段的饥饿拖垮了身体，以至于他从事这一类练习已经很感到吃力了。从母亲一方他出身于居住在列萨河畔的一家没落的卡卢加省贵族，从父亲一方是斯杰潘·拉辛的旁支后裔。哥萨克的犟劲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粗大的骨骼，稳健的气度，对侦查员的坚韧不拔的反抗，但也表现在另一点上，那就是饥饿给他带来的痛苦要比带给我们的强烈百倍。
    　　他的经历是：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创立了“大脑研究所”的德国科学家福格特请求给他两名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随他回国长期工作。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查拉普金就这样被派出去完成一项没有时间限制的任务。虽然他们在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然而在科学专业方面却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因而一九三七年（！）接到回国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认为按照惯性的原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既不能放弃自己研究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也不能丢开自己的仪器和学生们。他们不能回国大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国内他们必须公开地往自己在德国的十五年工作的头上泼屎泼尿。只有这样做才能取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是不是真的能取得呢？）。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拒绝回国者，虽然依旧是爱国者。
    　　一九四五年苏军进驻布赫（柏林的东北郊），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满心欢喜地迎接了他们并且献上了一座完好无损的研究所：看来一切问题都再理想不过地解决了，今后一定可以永远不必和研究所分别。来了几位苏方代表，在所里打了个转，说了声：“哼……哼，全部东西都装箱，我们要运到莫斯科去。”“那不可能！”季莫菲耶夫吓了一跳：“一切试验品都会死光！光设备就花了好多年才装置起来的。”“哼……”长官们表示惊讶。季莫菲耶夫和查拉普金随即被抓起来送往莫斯科。他们很天真。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研究所就不能工作。那有什么，宁愿它不工作，也要党的总路线的胜利！在大卢宾卡，轻而易举地就向被捕者们证明了他们背叛了祖国（嗯？），各判了十年。现在这位七十五号监室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因而总是精神抖擞。
    　　在布蒂尔卡的监室里面，支板铺用的拱形的金属架子非常非常之矮：连监狱当局也没有考虑过铺底下还要睡人。因此，第一步你要把军大衣扔给你的邻居，让他替你在铺底下铺好，然后你才能胜朝下在过道里趴下，一点点爬进去。过道里人来人往，板铺下的地面也许一个月能打扫一次，你每天只能在傍晚上完厕所以后洗一次手，而且没有肥皂。因此决不能说，你感觉自己的躯体是一个“神授的容器”“。但是我感到幸福！在这块铺下的沥青地面上，在这个不断从铺板上往我们眼睛里落下尘土和碎屑的狗洞里，我绝对地、无条件地感到幸福。伊壁鸠鲁说得对：在经历过多样的不满足以后，多样的缺乏会被感觉为一种满足。经历过好像已经永远熬不到头的劳改营、十小时的工作日、寒冷、雨淋、腰酸背痛之后，哦，这是何等的幸福啊——整天整天地躺着、睡觉，而且照样领取一天六百五十克的面包和两顿热食（用配合饲料做的，用海豚肉做的）。一句话——“布监疗养院”。
    　　睡觉是太重要了！肚皮朝下卧着，用自己的背脊当被窝，只管睡你的吧！在睡梦中你不消耗体力，不焦心，而刑期却一点点地过去，过去！当我们的生命像火炬一样劈劈啪啪迸出火星的时候，我们诅咒无所事事地昏睡八小时的必要性。而当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被剥夺了希望以后，——祝福你呀，十四小时的睡眠！
    　　但是他们把我在那个监室里一连关了两个月，我把前后两年的觉都睡足了。在这期间我从板铺下面移到靠窗口的地方，又挪回到便桶旁边，不过这次已经上升到板铺上面。上了铺以后又挪动到靠拱门的地方。我已经睡得很少，我正痛饮着生活的甘露，尽情地享受着。早晨是科技协会，然后下棋、读书（那是在犯人当中旅行的书，八十个人才有三四本，要排队）。接下去是二十分钟的放风——大调和弦！即使冒着倾盆大雨我们也不放弃放风。而更主要的是人们，人们，人们！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谢妙诺夫，第聂伯水电站的创造者之一。他在俘虏营中的好友——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卡尔波夫工程师。机智、尖刻的物理学家维克多·卡甘。音乐院作曲系学生瓦洛佳·克列姆普涅尔。像林间湖泪那样深沉的维亚特卡森林伐木工和猎手。从欧洲来的东正教传教士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基甫尼奇。他并不局限于神学，他大骂马克思主义，宣称在欧洲早已没有什么人认真看待这个学说了。这时候我出来为它辩护，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一年以前，我还会满怀信心地用语录给他以怎样的痛击啊，还会对他进行一场怎样的毁灭性的嘲讽啊！但是这头一年的囚徒生活在我内心留下了印记，——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没有留意——积累了那么多的事件、见闻和认识，以至于我已经说不出这样的话：这是没有韵事！这是资产阶级造谣！现在我只能承认，是的，是有这些事。这么一来，我的全部论据的链条立即松软下来，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得我无法招架。
    　　被俘人员仍是源源而来，源源而来，源源而来。两个年头了，这段来自欧洲的水流从来没有间断过。又是那些俄国侨民——从欧洲来的，从满洲来的。人们到俄侨当中去打听熟人的消息，先问：你们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再问：某某人您知道吗？他们当然会知道的（雅谢维奇上校被处决的事我就是从他们那里打听到的）。
    　　还有那个德国老头儿——正是我在东普鲁士（两百年以前？）曾强迫他给我拎箱子的那个魁梧的德国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病弱消瘦了。哦，世界多么狭小！……天晓得我和他怎么会又遇到一起！老头子向我微笑，他也认出了我，而且好像还为我们的相遇而高兴。他原谅了我。他的刑期是十年，可是看来绝对活不了那么久。另外还有一个德国人，一个细长条的年轻人。这个人从来不答话，也许因为他一个俄国字也不懂。你一眼看不出他是个德国人：盗窃犯扒光了他的德国衣物，给他换了一身褪了色的苏联军便服。他原是一个有名的德军王牌驾驶员。他的第一次战役是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战争，第二次是西班牙，第三次是波兰，第四次——英伦上空，第五次——塞浦路斯，第六次——苏联。既然是王牌驾驶员，那就不会不从空中扫射妇女儿童——战争罪犯！十年刑期和五年“戴笼口”“。当然，我们这个监室里也摊上了一名思想纯正的分子（如检察长克列托夫之流）：“把你们这些反革命畜牲抓进来，完全正确！历史将碾碎你们的骨头，拿你们去当肥料！”“狗杂种，你也要去当肥料！”人们朝他怒吼。“不，我的案子会重新审查，我是错判的！”整个监室咆哮、沸腾起来。一个白发苍苍的俄语教师在板铺上站立起来，赤着脚，向前伸直了手臂，好像新降临的耶稣基督：“我的孩子们，和解吧！我的孩子们！”人们向他叫喊：“你的孩子们在布良斯克森林里！我们不是谁的孩子！我们全是古拉格的孩子！
    　　吃过晚饭，上过傍晚那一次厕所以后，夜幕在窗外的“笼口”上降临，天花板下折磨人的灯泡燃亮了，白昼使囚犯们分裂，而黑夜使他们靠拢。每天傍晚从来不发生争论，而是举行报告会或者音乐会。这又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大放异彩的时候了：他整晚整晚地谈论意大利、丹麦、挪威、瑞典。俄侨们介绍巴尔干国家，介绍法国。有人作关于科布席埃的报告，有人讲解蜜蜂的习性，有人谈果戈理。这也正是烟友们大过烟隐的时光！监室里烟幕沉沉，像浓雾一样飘动，由于装了“笼口”，从窗口散不出去。柯斯佳·基乌拉和我同年，圆脸庞，蓝眼珠，动作有些笨拙可笑，他走到桌边，朗诵自己在狱中创作的诗，他的嗓音由于激动而变了调。他的诗作的标题是：《我的第一次牢饭》、《致妻》、《致子》。当你身在狱中努力通过听觉领会狱中诗的含意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注意作者的节调、重律是否有差错，每行的结尾是押半谐音还是全韵脚。这些诗句是你心中的血，是你妻子的泪，监室里在哭泣。
    　　从那个监室开始，我也产生了写狱中诗的愿望。而当时我朗诵了叶赛宁的诗篇，在战前他的诗差不多是被禁止的。年轻的布勒诺夫，一个被俘人员，原先好像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一个个的朗诵者，脸上泛着光辉。他不是专家，不是从劳改营来的，而是往劳改营去的。就凭他的纯真和性格的耿直，十之八九是要死在那儿。像他这样的人在那种地方是活不长的。对于他和另一些人说来，七十五号监室的这些傍晚是那个美好世界在他们生命的列车暂时闸住了一下的、致命的滑坡中的突然展示。那个世界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但是他们的狠心的命运却没有让他们在其中生活过短短的一年，哪怕是青年时代的短短的一年。
    　　送饭口的木挡板落下了，露出了监头的兽脸。他大声呵叱；“睡觉！”不，甚至在战前，当我同时在两所高等学校学习，靠业余教课谋生，并且有着旺盛的创作欲望的时代，我好像也未曾经历过如此充实，如此繁忙，如此充分利用了的日子，像在这一年夏天的七十五号监室。
    　　“对不起，”我对查拉普金说：“我后来从德马里，就是那个为‘反苏宣传’得了五分（当然不是学校成绩表上的）的十六岁的男孩子那里……”
    　　“怎么，您也认识他？他跟我们一批递解到卡拉干达……”
    　　“……听说让您当了医院的化验员，可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却一直被派去干一般劳动……”
    　　“结果他身体完全垮了。从车厢里拍下来运进布蒂尔卡的时候已经半死不活了。现在躺在医院，第四特别处发给他奶油，甚至还给葡萄酒。但是他还能不能起来，很难说。”
    　　“第四特别处找你们去过吗？”
    　　“找过。他们问我们，经过卡拉干达的六个月之后，我们是不是认识到把研究所在我们祖国境内建起来还是可能的。”
    　　“于是你们就热烈地赞同了？”
    　　“还用说！我们现在毕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再说，全部设备都已经被硬拆下来，装了箱，他们自己运来了。”
    　　“看，内务部多么忠诚于科学事业啊！我恳切请求您再唱几句舒伯特！”
    　　查拉普金又轻轻地唱起来，忧郁地凝望着窗口（黑色的“笼口”和窗户的明亮的上沿清晰地反映在他的眼镜片上）。
    　　托尔斯泰的愿望实现了：囚犯们不再被强迫去参加有害的宗教仪式。监狱教堂关闭了。诚然，教堂的建筑物还保留着，但是它们已经成功地适应了扩大监狱容量的需要。这样一来，在布蒂尔卡的教堂里便可以多容纳下两千名犯人，以每批的周转时间为两周计算，全年共可多通过五万人。
    　　这是我第四或第五次进布蒂尔卡。我熟悉地穿过四面由监狱楼房围绕着的院子，急急忙忙地向指定的监室走去，甚至超过看守员一肩的距离（急着回家吃燕麦的马也是这样赶路的，用不着皮鞭和缓绳的催促）。有时候我竟忘了朝那座下四方上八角的教堂建筑看一眼。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四方形大院的正中。它的窗外的“宠口”跟监狱主楼的不一样，不是用工业方法制作的，不是使用加了钢筋的玻璃，而是用灰暗的半朽烂的板条钉成的，它们标志着这座建筑物的次等地位。这地方是专为新判犯人准备的所谓布蒂尔卡的内部递解站。
    　　记得在一九四五年，我曾在那里迈出了我一生中的一个重大的步骤：特别庭判决以后，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教堂（正是时候！能祷告一下也不错）。我们被领上二楼（三楼也被分隔成监室），从八角形的前庭把我们分别塞进不同的监室。我进了东南监室。
    　　这是一间宽敞的四方形监室，当时里面关了二百人。也跟别处一样，板铺（那里是单层的）上面、板铺下面、以及干脆在过道里、花砖地上，都睡着人。不仅窗户外边的“宠口”是次等的，这里的一切待遇都好像不是为布蒂尔卡的亲生儿子，而是为它的晚子规定的。对这一堆蠕动的生物，既不给书籍，也不给棋类；铝制的饭钵和残破的木勺每次吃光饭以后都要收走，因为担心在起解时的忙乱中被犯人带走。连盛水的缸子也舍不得发给这些晚子们一只，而是要他们喝完菜汤以后洗洗钵子，再用它去喝浑浊的茶水。在监室里没有自己的盘碗可真苦了那些有幸（还是不幸？）收到家里送来的牢饭的犯人们（不管手头如何拮据，在长途发配前的最后几天，亲属们总要尽力送来一些食品）。亲属本人没有受过监狱教育，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也从来得不到好心的忠告。因此，我就是这样错过了和汽车修理工麦德维捷夫深谈的机会。一开始和他谈话，我就想起来“米哈伊尔皇帝”提起过这个姓。、果然，他真的是他的同案犯。他是最早读到《告俄国人民书》而没有向当局告发的几个人之一。麦德维捷夫得到了一个短得不可容忍、短得丢人的刑期——总共才三年！这不是按五十八条判的，如果按这一条，判五年都算是幼儿园的期限。很明显，他们毕竟是把皇帝当疯子看待的，对其余有关人犯一概从阶级观点出发加以宽宥了。但是我刚刚要探询麦德维捷夫对此事的见解，他就被通知“带东西”离开了。根据一些迹象，可以设想他是被带出去释放的。这件事证实了关于斯大林大赦的最早的传闻。这正是那一年的夏天传到我们耳朵里来的。那是一次没有对象的大赦，在那次大赦以后就连板铺底下也没有变得宽敞半分。
    　　我的邻人——一个老“保卫同盟”队员被解走了（这些“保卫同盟”队员在保守的奥地利憋得难受，跑到我们这个世界无产者的祖国来，每人被贴上了一张“十元券”终于在群岛的各个岛屿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向我靠过来，他的头发乌黑红亮，有一双女性的眼睛，眼珠像一对黑樱桃，然而宽厚扁平的鼻子把整个面孔糟蹋成一幅漫画。我和他并排躺了一昼夜，并未说话，到了第二天他找到了个话茬儿：“您看我是个什么人？”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正确，但是带着异乡口音。我拿不准：他身上好像有点外高加索的，大概是亚美尼亚的特征。他微微一笑说：“我一向很容易地冒充是格鲁吉亚人。我用过雅沙这个名字。人们经常拿我寻开心。我是负责收工会会费的。”我打量他一下，的确是个滑稽的角色：小矬个儿，不合比例的面孔，和气厚道的微笑。但是突然他的全身一紧张，他脸上的轮廓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他的双眉紧聚，目光如同一把黑色的战刀，向我劈来。
    　　“我是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谍报官！鲁考特南特·弗拉迪米列斯库！”
    　　他讲述了战时他在我国后方进行“工作”的经过。不管是不是真的，但令人觉得活龙活现。
    　　在我们这部卷帐浩繁的囚徒编年史里面，你再也遇不到一个真正的间谍。在我十一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生活中，这一类的相逢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别的人恐怕一次也未必有。然而，我国大量发行的廉价宣传读物却成天价愚弄青年，要他们相信“机关”抓的全都是这一号的人物。
    　　只要好生观察一下教堂建筑里的这一间牢房，就足以看清，当局现在捕抓的头号对象就是青年。战争临近结束，只要选定了什么人，全可以大手大脚地抓起来：已经用不着他们去当兵了。据说，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小卢宾卡（莫斯科省内务机关）审理过一起“民主党”的案子。根据传闻，这个党是由五十来个少年组成的，有党章、党证。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个莫斯科中学的十年级学生，担任“总书记”。战争最后一年，一些大学生也偶尔出现在莫斯科的监狱里。我在各处都遇到一些。当时我自己似乎还不算老，但是他们——更年轻。
    　　这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发生的？我们——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龄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当中，在后方成长起来了另外一代人。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学走廊的镶木地板上高视阔步，自认是全国、全世界最年轻最聪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苍白神态傲岸的少年踩着监室的花砖地向我们迎面走来。这时候我们愕然地发现，最年轻最聪明的已经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但是我对此毫无怨尤，这时候我已经满心喜悦地愿意为他们让路。他们要和一切人争论、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么熟悉。我懂得他们的自豪感，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个高贵的命运，并且丝毫也不后悔。每当我看到监狱的光环在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脸蛋的周围摇曳的时候，总是感到不寒而栗。
    　　在那以前的一个月，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另一间半病房性质的监室里，当我刚一跨进它的过道，还没有找到空位的时候，一个肤色淡黄、有着犹太人的柔和脸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来。尽管是夏天，他仍然裹着一件有弹洞的破旧士兵大衣，看来他冷得难受。他的神气预示着一场舌战，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着一场舌战。他叫鲍里斯·加麦罗夫。他开始向我提问题；谈话的内容一方面牵涉到各自的经历，另一方面牵涉到政治。不记得为什么我提起了我国报纸上发表的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一段祈祷词并且给了它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评语：
    　　“嗯，这当然是虚伪的。”
    　　年轻人的淡黄色的眉毛忽然抖动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圆了起来，身体好像挺得更直了。他问我：
    　　“为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一个政治领袖不可能真诚地信奉上帝？”
    　　他所说的仅仅是这些！但是你瞧这是从哪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这难道是从一个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里听到的话吗？我本来可以给他一个很坚定的回答，但是监狱已经动摇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人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最纯净的感觉，它存在于我们的诸种信念之外。这种感觉此时向我指明：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从外面加诸于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驳他，只是反问：
    　　“您信奉上帝吗？”
    　　“当然，”他从容地回答。
    　　当然？当然……是啊，是啊。共青团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却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别看他这么年轻，鲍里斯·加麦罗夫不仅曾是反坦克部队的中士，用士兵们称为“永别祖国”的四五反坦克炮打过仗，而且肺部还受过伤，至今也没有治愈。他的结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麦罗夫因伤致残，脱离了军队，考进莫斯科大学生物系。这样一来，在他身上就有两股线交织在一起：一股来自士兵生活，另一股来自战争末期决非愚昧、决非僵死的大学生生活。对未来进行着思考和议论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尽管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机关”的老练的眼睛便从他们当中选定了三个人，把他们揪了进来。加麦罗夫的父亲一九三七年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处决，现在他的儿子也正往这条道上闯。在受侦查的时候，他曾带表情地向侦查员朗读了自己的几首诗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记住，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这里引用。）
    　　短短的几个月间，三个同案人全都和我的路交汇了：还是在布蒂尔卡的一间牢房里我就遇见了维亚切斯拉夫·杜布罗沃利斯基。后来在布蒂尔卡教堂监室里，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一个——格奥尔基·英加尔也跟我凑堆了。尽管年纪还轻，他已经是作家协会预备会员。他笔头很明快，惯用奇突的对比手法。如果政治上听话，有轰动效应而又空虚的文学道路是会在他面前展开的。
    　　他写的一部关于德彪西的长篇小说已经接近脱稿。但是这些早期的成就并没有使他软化，在他的老师尤里·蒂尼亚诺夫的葬礼上，他挺身而出，公开说蒂尼亚诺夫曾受到迫害，为此便给自己赢得了八年的刑期。
    　　现在加麦罗夫也与我们会合了。在等待解往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处在他们共同观点的对立面的地位。这个冲突是我颇难招架的。当日我恪守的那种世界观，在找到现成的标签以前，对于任何新的事实都是不能认识的，对于任何新的见解都是无力评价的。这些标签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惶遽不定的两面性”，或是“落魄的知识阶层的好斗的虚无主义”等等。不记得英加尔和加麦罗夫可曾在我面前攻击过马克思，可是记得他们攻击过列夫·托尔斯泰——而且竟是从哪些方面发起的攻击！——托尔斯泰否定教会？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教会的神秘的和组织的作用！他摒弃圣经的教义？可是现代科学与圣经的内容并不矛盾，甚至与它关于创世的开宗明义也并无矛盾。他摒弃国家？但是没有国家将会是一片混乱！他主张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这将是把个人的才能毫无意义地拉平！而且，最后我们从斯大林的专横恣肆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来，个别的历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尔斯泰对于这种想法却妄加讥笑。
    　　这些男孩们把自己的诗作念给我听，也要求听我的，而当时我还两手空空。他们朗诵最多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推崇备至。我读过《生活，我的姊妹》，并不喜欢，认为它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实在太远。但是他们让我初次听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它对于我们是这么适合：
    　　对祖国的热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加麦罗夫和英加尔的心境就是这么明朗：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宽宵！坐牢并不使我们苦恼，反而使我们感到骄傲！（虽然谁能真正不苦恼呢？英加尔的年轻的妻子在他被捕几个月之后就宣布和他脱离关系，抛弃了他。加麦罗夫因为一向从事革命探索，连个女朋友也还没有。）伟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这监室的四壁中萌动？牢房不自由，但狱外世界岂非更不自由？遭苦难受欺瞒的我国人民不是正同我们一道躺在板铺底下和过道的地面？
    　　不能和祖国一同奋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
    　　今日我绝无怨尤。
    　　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广大青年群众面临的前景，还刚刚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对甜蜜生活的迷恋。在这以后，或许会从舒适的小山谷里重新爬起，开始——二十年以后？——向着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这几名年轻的“五十八一10”囚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属于未来的淡漠的深渊，生气勃勃地向刀斧手们昂然奉上自己的头颅。
    　　在布蒂尔卡的教堂监室里，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和一切都疏远了的莫斯科大学生编了一首歌曲，在黄昏之前用他们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着：
    　　一日三次为菜汤而奔波，
    　　黄昏时光在歌声中消磨。
    　　用狱中私藏的针和线，
    　　为上路快把行囊缝做。
    　　我们已不再为自己伤神：
    　　字已签——早登程！
    　　辽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他日归来有谁人？
    　　我的天啊，我们当真是未曾留意到这一切吗？当我们在桥头阵地上的泥泞中跋涉，在炮弹坑里痉挛抽搐，从灌木丛中伸出炮兵潜望镜的时候——在大后方又成长出另一类青年，他们出发了。他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了吗？……是朝着那个我们没有胆量前去的地方出发了吗？——我们受到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教育啊。
    　　我们这一代人将返回家园——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挂着叮当作响的勋章，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战斗事迹。而我们这些弟弟们将仅仅会向我们做个鬼脸说：哎呀，瞧你们这些傻瓜蛋！……

  • 图灵：计算机器与智能

    1. 模仿游戏

    我建议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机器能够思考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给出“机器”和“思考”的定义。我们可以用尽可能接近它们普通用法的方式定义这些词语。但是这种方式是危险的。如果使用这种方式，我们很可能会用盖勒普调查那样的统计方式来得出“机器能够思考么”这个问题的结论及其意义。显然，这是荒谬的。因此，我没有尝试给出一个定义，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原问题紧密相关，而且通过并不含糊的词语给出。

    这个新的问题可以通过一个游戏来描述，不妨称之为“模仿游戏”。需要三个人来玩这个游戏。一个男人（A），一个女人（B）和一个询问人（C）男女皆可。询问人呆在一个与另外两人隔离的屋子里。游戏的目标是询问人判断出外面的人哪个是男人，哪个是女人。询问人用标签X，Y代表外面的两个人，游戏结束时，他要说出“X是A，Y是B”或者“X是B，Y是 A”。询问人C允许向 A和B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

    C∶ X，请告诉我你头发的长度。

    现在假如X实际是A，那么A必须回答。A在游戏中的目标是努力使C做出错误的判断。他的回答可以是∶

    “我的头发乌黑发亮，最长的一缕大概九英寸（约23厘米）长。”

    为了排除声音帮助询问者得出结论，问题的答案可以写出来，打出来更好。理想的安排是使得两个屋子有远程打印通讯。也可以通过中间人传递答案。而 B在这个游戏中的任务是努力帮助询问者获得正确的答案。她的最优策略可能就是给出正确答案。她可以在她的答案中加入“我是女的，别听他的。”这样的词语。但是男人A同样也能做出相似的评论。所以这并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现在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用一个机器担当A的角色”，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同与两个人玩这个游戏相比，询问者判断错误的频率是否发生变化？这个问题取代了原先的“机器能够思考么?”这个问题。

    2. 对新问题的评析

    你可能会问∶“新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同样也可能问∶“这个新问题真的有研究价值么?”我们先解决第二个问题，因此不会进入一个无限的循环。

    这个新问题的优势在于它把一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完全区分开来。没有任何工程师或化学家宣称能够生产出和人的皮肤完全相同的物质。在未来的某天，这可能成为现实。但是尽管这样的发明是可能的，对于将人的皮肤赋给一个“思维机器”来让它更像人这件事来说，并不能提供更大的帮助。我们设置问题的方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让询问者无法看到，接触到或听到其它的游戏者。新的评判标准的其它优势在下面的样例问题和回答中显示了出来。

    样例问题：

    问∶请写一首以 Forth Brige（1890年建成于英国，开创现代桥梁建造的先河）为主题的诗。

    A∶我无能为力，我从来都不能写诗。

    问∶ 34957 加 70764 等于多少?

    A∶（停了三十秒钟后给出答案）105621。

    问：你玩国际象棋么?

    A∶玩。

    问∶我的王在 K1，没有别的棋子了，你只有王在K6，车在R1。该你走，你走哪步?

    答∶（十五秒钟的停顿后）车移动到 R8，将军。

    这种问答形式几乎适用于我们想要包括的人类行为的一切形式。我们不希望因为一个机器不能在选美比赛中胜出就认为它无能；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不能在和飞机赛跑的比赛中胜出就认为他无能一样。我们的游戏设定让这些无能变得无关紧要。只要参与者认为合适，他们可以吹牛。可以把自己描述成魅力无限，强壮无比，英勇无畏。而询问人无法要求他们做实际的展示。

    对这个游戏的批评可能是∶机器在游戏的成败中占有了过多的比重。如果一个人试图假装成一个机器的话，他肯定是一个蹩脚的演员。他会由于算术方面的缓慢和不准确立即暴露。机器会不会解决了一些应该是思考的问题，其解决方式却和人的方式相差甚远？这个反对意见确实很棘手。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尽管如此，机器可以被设计得可以很好的玩这个模仿者游戏。我们不需要对这个问题过分担心。

    有一种情况是机器在玩模仿者游戏时的最佳策略是做别的事而不是模仿人的行为。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并没有付出多大的努力。不管怎样，本文并不试图研究这个游戏的理论。我们假定机器的最优策略是努力提供和人一样的答案。

    3. 游戏中的机器

    在1.模仿游戏中提出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确定“机器”这个词的意义的时候才是确定的。自然，我们希望一切工程科技都允许使用在我们的机器上。我们同样希望有这样一个可能∶一个或一组工程师制造出一个可以工作，但是其工作方式却不能被它的建造者很好的描述，因为他们使用了一个基于试验的方法来设计它。最后，我们希望把通过生育诞生的人从“机器”的概念中排除出去。要让定义同时满足这三个要求是困难的。例如，你可能会要求这些工程师都是同一个性别，但是这实际上也是无法满足要求。因为通过单个人的一个（举例）皮肤细胞产生一个完整的个体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将是生物科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但是我们并不希望把它称为“建造了一个思维机器”。这就要求我们放弃允许一切的科技的打算。我们更愿意这样，因为目前“思维机器”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一种特殊的，通常被称为“电子计算机”或“数字计算机”的机器上。因此，我们仅仅允许“数字计算机”参加我们的游戏。

    第一眼看上去，这个限制过于严格。事实上并非如此。首先我们需要简要的了解一下这些计算机及其它们的一些性质。

    你可能会说∶万一数字计算机不能如我所愿，即不能在游戏中有所表现，把机器完全用数字计算机代替就只能令人失望，会像我们为“思考”定的评判标准一样。

    目前已经有许多数字计算机在工作，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不拿一台直接作实验？很容易就能满足游戏的要求。同时用许多的询问者参加游戏，然后统计出判断正确的概率”。对这个问题的简要回答就是∶我们并不是要问是不是所有的数字计算机都能在游戏中表现良好，也不是要问现在的计算机中有没有机器能够通过实验。而是要问∶是否存在一台想象中的机器能够通过游戏。这仅仅是一个简要回答，后面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4．数字计算机

    数字计算机可以被解释成能够执行一切计算人员能够进行的操作。一个计算人员应该严格遵守规则；在一切细节上，都没有一丝偏离的权力。我们可以假设这些规则写在一本书上。每次被分配新的任务的时候，将会改变执行步骤。他有无限的纸进行计算，他可以用“算盘”进行乘法和加法运算，这并不重要。

    如果使用上述解释定义数字计算机，我们可能陷入循环定义。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列出期望结果得出的方式。一个数字计算机通常由一下三个部分组成：

    （i）存储器

    （ii）执行单元

    （iii）控制器

    存储器用来存贮信息，对应于计算员的纸。纸上既记录了他的计算过程，也记录了他所遵循的计算步骤。同样，如果计算员进行心算的话，一部分存储器将对应于他的记忆。

    执行单元是一次计算中单个操作进行的场所。操作对象随着机器的不同而不同。通常一个相当长的操作可能是∶“3540675445乘以7076345687”，但是一些机器可能仅能够执行“写下0”这一类的简单操作。

    上面曾经提到计算员的“记录操作步骤的书”由机器中的一部分存储器代替。不妨把它们称为“指令列表”。控制器的职能就是保证这些指令按照正确的顺序得到正确的执行。控制器的设计使得这成为可能。

    存储器上的信息通常被分为许多的小包存放。例如，在一个机器中，一个包由十个十进制数组成。每个存储信息的包都以某种系统的方式分配了数字。一个典型的指令可以是∶“把存放在6890的数加上存放在4302的数相加并把结果存入后一个存储位置。”

    显然，机器中的指令不会用英语标示。这个指令更有可能用6809430217这样的形式来表示。这里，17指定在可以对这两个数进行的所有操作中的哪个被执行。这里的操作如上所示是“进行加法操作…”请注意，这里的指令共占用了10个数字因此正好可以放在一个存储空间中，非常方便。控制器保证指令按照它们的存储顺序被执行，但是偶尔可能碰到下面的指令∶

    “现在执行存储在5606的指令，并从那里继续执行。”或者是∶“如果4505位置是0，那么执行存储在6707的指令，否则继续”。

    后面这种指令非常重要，因为它使得我们能够反复执行一段指令直到满足一些条件。要达到这个目的，在每次执行时不要改变指令，而是一遍一遍的执行相同的指令。可以用家庭生活情况做一个类比∶如果妈妈想让汤姆每天上学时都到修鞋匠那里看看她的鞋是不是修好了。妈妈可以每天都告诉他一遍。另一种方式是，在一个汤姆每天上学都能看到的地方贴个便条告诉他到鞋匠那里去看一下，当汤姆拿回鞋的时候，撕掉那个便条。

    读者必须接受计算机可以而且事实上正是按照我们所提出的原则建造的。这些计算机几乎能够完全模仿一个计算员。

    上面我们提到的计算员要遵守的写在书上的步骤实际上仅仅是一个设想。一个实际的计算员总是能够记得他们需要做什么。如果一个人想让机器模仿计算员执行复杂的操作，他必须告诉计算机要做什么，并把结果翻译成某种形式的指令表。这种构造指令表的行为通常被称为“编程”。“给一个机器编程使之执行操作A”意味着把合适的指令表放入机器以使它能够执行A。

    一个数字计算机的一个有趣变化是让其成为“带有随机元素的数字计算机”它们有特定的指令进行拼色子或者别的等价电子过程。例如其中一个是“拼色子并把结果存入1000”。有些时候这样的机器被描述为具有自由意志（尽管作者自己并不使用这个表述）。通常并不能通过观察判断出一个机器有没有随机元素。因为一个相似的效果可以通过依据圆周率的小数部分进行选择来产生。

    绝大多数的数字计算机具有有限的存储空间，让一个计算机获得无限的存储空间并不存在理论困难。当然，在任何时候都只有有限的部分被使用。同样，只有有限的存储空间被建造。不过我们可以想象越来越多的存储空间可以根据要求添加。这样的计算机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将被称为无限容量计算机。

    有关计算机设想的很早就产生了。1828至1839年担任剑桥大学的Lucasian数学教授的 Charles Babbage（查尔斯·巴贝奇）设想了这样的机器，并称之为分析机。但是并没有完成它。尽管 Babbage有了所有的关键思想，他的机器在那个时代却没有吸引人的前景。它能够达到的运算速度肯定比一个计算员要快但是仅相当于曼彻斯特机的百分之一，而曼彻斯图机也是现代计算机中相当慢的一个。分析机的存储全部由用轮子和卡片组成的机械实现。

    事实上，全部由机械实现的 Babbage 分析机帮助我们破除了一个迷信。通常我们对现代计算机是电子的这个事实给予相当的重视。同样，神经系统也是基于电的。因为Babbage的机器是没有使用电，而所以的数字计算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等价的。我们就会明白使用是否使用电理论上并不重要性。当然，当需要高的运算速度的时候，需要使用电气结构。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地方使用电是理所当然的。在神经系统中，化学过程至少和电过程同样重要。某些计算机的存储器主要基于声学原理。计算机和神经系统都使用电仅仅是表面的相似。如果我们希望寻找这样的相似，倒不如对函数进行数学分析。

    5. 数字计算机的通用性

    上一部分给出的数字计算机可以被归类为“离散状态机”。这类机器可以从一个确定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突然跳变。为了不会有混淆这些状态的可能，它们之间要有足够的差别。严格的说，这样的机器是不存在的。一切事件实际上都是连续的。但是有许多种机器能够被看作离散状态机器。例如在照明系统中的开关，我们可以把开关看成只有开和关两个状态。它们之间肯定有转换过程，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它们。作为离散状态机器的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一个每秒嘀喑120度的轮子，这个轮子可能因一个杠杆的阻挡而停下来，在轮子上有一个发光的灯。这个机器可以被抽象的描述为下面的形式。机器的内部状态通过轮子的位置来描述可以是q1，q2和q3(输入信号是i0或i1杠杆的位置）。任何时候的内部状态可以根据上一次状态和输入信号由下表描述∶

    输出信号可以用下表描述，它是唯一能够被外部观测的内部状态指示器。

    这个例子是一个理想的离散状态机。只要它们的状态是有限的，它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表格描述。

    可以看出，只要给出初始状态和输入信号，所有的未来状态都是可以预测的。这让我们想起了拉格朗日的观点。那就是，只要给出宇宙中任意时刻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就能够预知未来的所有状态。我们考虑的预测和拉格朗日相比较更接近于实用性。因为”宇宙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所以只要初始条件的一个很小的误差，就会引起系统在一段时间以后变得完全不同。某个时刻一个电子位置的亿万分之一厘米的偏移，将决定一个人会在雪崩中死去还是逃生。我们称为”离散状态机”的机械系统的一个核心性质就是，这样的现象并会发生。即使是考虑一个实际的物理系统，而不是理想机器，只要知道了某个时刻足够精确的状态信息，就可以足够精确的预测未来的一切状态。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数字计算机属于离散状态机。但是这样的机器所能够达到的状态通常是相当大的。例如，现在在曼彻斯特工作的机器可以有2的165000次方个状态，也就是大约是10的5000次方。而在上面的嘀喀轮的例子中，仅有三个状态。找到有如此多状态的原因并不困难。计算机具有一个存储器，对应于计算员的纸。这些存储器中应该能够写入任何能够写入计算员所用纸上的符号。为了简单起见，假设仅仅实用从0到9的数字作为符号。忽略手写体的差别。假如计算机具有100张每张50行，每行 30个数字的存储空间。那么状态的数目就会是10的100×50×30次方即10的1500次方。这大约是三个曼彻斯特机状态的总和。状态数的基为2的对数通常被称为机器的“存储大小”。因此曼彻斯特机的存储大小是165000而上面例子中轮子的存储大小是1.6。如果两个机器加在一起，他们的存储大小应该是原来存储大小的和。因此我们可以说“曼彻斯特机具有64个磁带存储器每个存储器的大小是2560，还有8个电子管，每个容量为1280。各种各样存储器加在一起大约是300个，总共174380”。

    只要给出对应于离散状态机器的表格，就能够预测出机器将会做什么。这样的计算当然能够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只要执行的足够快，电子计算机就能够模拟任何离散状态机的行为。这样，模范者游戏就变成机器作被问者B，善于模拟的计算机作A，那么询问者就不能区分它们。当然，数字计算机必须有足够的存储空间，运行的足够快。而且它在模范不同的机器之前必须被重新编程。

    数字计算机可以模拟任意离散状态机器的性质被表述为“他们是通用机器”。具有这样性质机器的存在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不考虑速度，我们并不需要设计出不同的新机器来执行不同的问题。它们都可以用一个数字计算机来实现，只要根据没种情况进行适当的编程。可以看出，这表明所有的数字计算机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等价的。

    现在重新考虑在第三部分末尾提出的问题。暂时把问题“机器能够思考么?”用“是否存在假想中的机器能够在模范游戏中表现良好”代替。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问“是否存在能够表现良好的离散状态机”，但是由于通用性，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问题都等价于“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数字计算机C上。如果我们可以让它具有足够大的存储空间，足够快的计算速度，而且对它进行适当的编程。C扮演模仿游戏中A的角色，人扮演B的角色，C能不能在这个游戏中表现良好?”

    6. 主要问题的对立观点

    现在，我们认为基础已经打好，并准备就“机器能否思维?”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辩论…… 我们不能全盘摒弃最初的那个问题形式，因为在考虑代换是否恰当这个问题时，会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们至少必须考虑这方面必须说些什么。我想要是我先就这个问题阐述一个自己的看法，那么，读者就会觉得问题会更简单一点。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更确切的形式。我认为在50年的时间里，计算机的信息存储量可达到大约10的9次方，这样的话，计算机在模拟游戏中就会很顺利，一般的提问者在5分钟提问后，能准确鉴别的概率不会高于70%。原来那个“机器能够思维吗?”的问题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不值得讨论。然而，我认为本世纪末，由于词汇用法会有较大的变化，普遍的学术见解也会改变，那时候人们又能重新谈思维机器而不会自相矛盾。我还认为，如果掩盖这些看法，决不会带来任何益处。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总是从可靠的事实到可靠的事实，从来不受任何未经验证的假设的影响。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的。假如能清楚地划分哪些是经过证实的事实，而哪些又是未经验证的假设，那也没有什么害处。假设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为研究暗示了有益的研究方向。

    我现在谈谈与我的看法相对立的观点。

    （1）来自神学的反对意见。

    思维是人的不朽灵魂的一种功能。上帝赋予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以一颗不朽的灵魂，但从未将它赋予任何其他的动物或机器。因此，动物或者机器不能思维。

    尽管我不能接受这种看法，但我试图用神学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将动物和人划为一个类别，我认为这个观点更有说服力；因为，在我看来，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差别远远要比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别大得多。如果这种正统的观点出现在其他宗教社会里，它的主观武断性就更加明显了。伊斯兰教认为妇女没有灵魂，基督教对此有何感想？但是，现在暂不管这一点，让我们回到问题的焦点上来。在我看来，上面所引的论点对上帝威力的万能性有很大的限制。上帝对有些事情也是无能为力，比如，无疑他不能让1等于2；但是，我们难道不应该相信，要是上帝觉得合适，他完全可以赋予一头大象以灵魂吗？我们可以希望，上帝可以通过自己的威力造成变种，由于变种，大象有了一个较发达的大脑，可以用来满足灵魂的需求。同一形式的论点也可以用来解释机器。只是看上去也许有点不一样，因为”轻信”就不那么容易了。但这其实只能说明，我们认为上帝不太可能觉得这些环境适合于授予灵魂。关于环境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的其余部分进行讨论。在企图制造这样的机器时，我们不应该无礼地墓夺上帝创造灵魂的权力，就像不应该剥夺我们生儿盲女的权力那样；在两种情况下，我们其实都是上帝意志的工具，为他所创造的灵魂提供住所。

    然而，这仅仅是猜想而已。不管能用神学的论据来证明什么，我仍不以为然。过去已经证明这样的论据是痛洞百出的。在伽利略的时代，就有人提出，“太阳一动不动地悬着……整天都不慌不忙，不想落下”（Joshua x. 13）以及“他为大地奠定基础，叫它永远不动摇”（Psalm cv. 5）这些经文正好用来驳斥哥白尼的理论。从我们今天的知识来看，就觉得提出这种理论是徒劳的。过去没有这样的知识，情况便大不一样了。

    （2）所谓“鸵鸟政策”式的异议。

    鸵鸟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会将头埋进沙子里，以为这样别人就看不见自己了；殊不知，自己的屁股露在外面更加引人注目。事实上鸵鸟的两条腿很长，奔跑得很快，其奔跑速度足以摆脱敌人的攻击。鸵鸟政策是指政府或人们忽视、不敢正视一种风险存在的行为。

    “机器思维后果太令人恐惧了。但愿机器永远不会有思维。”这种观点不如上面的说法那样直言不讳。但它对我们许多人都有影响。我们都倾向于认为人类的某个微妙的方面比其他生物要优越。要是能证明人一定是高一等的，那再好不过了，因为那样的话，他高居一切之上的地位就不会有危险了。神学的论点那样流行，很明显是与这种情绪密切有关。这种看法在知识分子中会更普遍，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尊重思维能力，因此也就对人类思维能力的优越性更加深信不疑。

    我认为这个论点不怎么重要，不值得一驳。安慰一下也许更合乎情理；这种安慰也许能在灵魂轮回说中找到。

    （3）来自数学的异议。

    在数学逻辑里有一些结论，可以用来证明离散状态的机器的能力有一定限度。这些结论中最著名的是哥德尔定理，此定理声称，在任何一个足够有力的逻辑系统里，都能形成陈述，而所作陈述在本系统范围之内既不能被证明是对的，也不能被证明是错的，除非这个系统本身就不一致。丘奇、克利恩、罗瑟和图林等人也有别的在某些方面同哥德尔定理很相似的结论。图林的结论更容易考虑，因为它直接涉及机器，而其他人的结论相对来说是间接的∶比方说，如要使用哥德尔定理，我们还需要某些附加手段，通过机器来描述逻辑系统，而要描述机器还需要再通过逻辑系统。这个结论涉及一种机器，它实质上是一台万能的数字计算机。即使是这样一台机器，它对有些事情也是无能为力的。如果计算机被设计成能在模似游戏中回答问题的话，那么对有些问题它是无法给予正确答覆的，而对另一些问题，不管你给它多长时间，它也答不上来。当然，尽管这台机器回答不了许多问题，但另一台机器却能给予满意的解答。我们现在只假定，对这些问题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不会出现像“你认为毕加索怎么样?”这类的问题。我们知道机器必定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下述这类问题∶“这台机器有以下特点…… 这台机器会不会对任何问题作出‘是’的回答?”这里省略的是对某台标准形式机器的的描述…… 如果所描述的机器与那台被提问的机器具有某些相对简单的联系，那么，我们就能知道，答案不是错了，就是压根儿没有答案。这就是数学的结论，此结论认定机器能力有限，而人类智能则没有这种局限性。

    如果想对这个论点作一简要的答覆，我们就能指出，尽管它已经证明任何一台特定的机器都是能力有限的，但它并没有任何证据说，人类智能就没有这种局限性。但我认为这个论点不能就这么轻易了结。每当其中一台机器遇到一个合适的问题，并作出我们明知是错的回答时，我们无疑会产生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难道不会是错觉吗?这种感觉无疑是真实的，但我觉得这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自己平时也经常对问题作出错误的回答，因此，就没有权利因机器犯了错误而沾活自喜；当然，我们对付一台机器当然易如反掌，但我们无法同时对付所有的机器而且不出差错。一句话，有可能人比一台特定的机器聪明，但也有可能别的机器更聪明，如此等等。

    我认为，那些持数学异议的人大多数愿意接受模似游戏作为讨论的基点。而持前两种反对意见的人不大会对什么标准问题感兴趣。

    （4）来自意识的论点。

    这个论点在斐逊教授1949年的李斯德演说中阐述得很明确，我摘引了其中的一段话∶“若要我们承认机器与大脑是一样的，除非机器能够因为感受了思想与感情，而不是符号的偶然涂抹写出十四行诗或协奏曲来。”也就是说，它不仅写了，而且也应知道自己确实这样做了。任何机器都感觉不到（不只是属于简易发明之类的人工信号）成功的喜悦，也不会因困难而沮丧，因受奉承而沾沾自喜，因犯错误而闷闷不乐，因见异性而神魂颠倒，也不会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暴跳如雷或一蹶不振。

    这个论点看上去否定了我们测试的有效性。按照这种观点的最极端形式，你若要肯定一台机器是否能思维，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那台机器并且去感受自己的思维活动。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向众人描述他自己的感觉，当然，没有人会知道这些话是不是实话。同样，依照这个观点，要想知道某人是否在思维，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那个特定的人。这实际是唯我论的观点。这也许是符合逻辑的，但若真是这样，那思想交流就太困难了。A会说，“A在想，而B不在想。”而B会说，“B在想，而A不在想。”我们犯不着为这个观点争执不休，我们不如客客气气地认为大家都在想。

    我肯定悲逊教授不愿意采纳这样一个极端的唯我论的观点。他倒有可能愿意把这个模似游戏当作一个测试。模拟游戏（省略了游戏者B）在实际中经常采用“口试”形式，来鉴定某人的真的理解了，还仅仅是“鹦鹉学舌”，让我们看一看这种“口试”的情形∶

    提问者∶ 你的十四行诗的第一行是这样的，“我欲比君为夏日，如何?”要是将“夏日”改成“春日”，是不是也可以，或许会更好?

    见证人∶ 这样一改便不合韵了。

    提问者∶改为“冬日”怎么样? 这样也会合韵。

    见证人∶是没问题。但是有谁愿意将自己比作冬日呢？

    提问者∶你认为匹克威克先生会使你联想起圣诞节吗?

    见证人∶在一定程度上，会的。

    提问者∶但是圣诞节是在冬天，我认为匹克威克先生对这个比喻不会在意。

    见证人∶我在想你也许在开玩笑。冬日的意思是指某一个典型的冬日，而不像圣诞节那样特殊的一天。

    这里不再赘引。如果那台写十四行诗的机器在这场“口试”中能够这样对菩，杰斐教授会作何感想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认为，机器只是在“机械地通过发信号”而作出这些答复；但是，如果这些答复如上面所引那样令人满意，前后一致，我认为他不会再把机器当作“一个属于简易发明之类的人工信号”。所谓“属于简易发明的人工信号”指的是一架机器的一些设计功能，可以用来播放一个人念十四行诗的录音，只要拨动键钮，你随时都可以听到这段录音。

    综上所述，我认为大部分支持来自意识的异议的人都可以经过劝说而放弃原来的主张，不致于陷入唯我论的困境。这些人因此也就有可能愿意接受我们的测试。

    我并不想给大家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我认为意识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比方说。要想确定意识在人体中的位置，就是一个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链，还是能够回答这个与本文有关的问题的。

    （5）来自种种能力限制的论证。

    这些论证一般是这样一种说法∶“我担保，你可以使机器干任何你刚才提到的事情，可你永远也不能使一台机器有X类的行为”。这类行为包括许多特征。我在这里援引一例∶

    要和蔼、机灵、美丽、友好…… 富于首创精神、富于幽默感、善于明辨是非、会犯错误…… 会坠入情网，喜欢草莓和奶油…… 能使别人钟情于它，通达世故…… 措词得当，长于反思…… 像人一样行为多姿多彩，富于创新……

    说这些话一般都用不着证明。我认为这些话都是以科学归纳的原则为基础的。一个人在他一生中看到过成百上千台机器。他由所见所闻得出一些普遍的结论。它们形态丑陋，应用范围狭窄，只要范围略有变动，它们就束手无策。此外，它们的行为方式也非常单一，等等，等等。他很自然地认为，这就是机器大体上的必备特征。大部分机器的能力限制与机器储存里太小有关（我在设想，储存里这个概念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进行扩充，它不仅仅包括离散状态的机器，也包括其他机器。因为目前讨论还不需要讲究数学的准确性，所以定义准确问题并不要紧）。数年前，由于数字计算机在社会上还鲜为人知，要是你光说其特征而不提其构造，那么，你们就会以为你在信口开河。我想这也是因为人们使用了科学归纳原则的结果。当然，人们在使用这个原则时，大都是无意识的。一个小孩一朝被火烫，十年怕烛台，我认为他这就是在使用科学归纳（当然，我也可以用许多别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现象）。人类的行为和习惯看上去不适合运用科学归纳。如果你想获得可信赖的结果，你就要对时空的大部分进行研究。要不然的话，我们会（就像许多说英语的儿童那样）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讲英语，再去学法语真是傻透了。

    然而，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许多能力限制，还要特别说几句，说机器没有能力享受草莓和奶油，这种说法会使读者觉得有点轻率。我们有可能使机器喜欢这些美味，但任何强迫这样做的企图都是愚蠢的。值得重视的是，这种能力限制对解释其他能力限制也有影响。比如，难以使人与机器之间形成那种像白人与白人之间，或是黑人与黑人之间的友好情感。

    认为“机器不会出差错”这种想法有点令人费解。我们不禁要反问∶“它们出了错就更糟了吗?”让我们站在同情的立场上，看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可以用模拟游戏来解释这种说法，有人声称，在游戏中提问者可以向被试问几道算术题来分辨是哪个机器，哪个是人，因为机器在回答算术题时总是丝毫不差。这种说法未免太轻率了。（带模拟游戏程序的）机器并没有准备给算术题以正确的答案。它会故意算错，以蒙骗提问者。机器在做算术题时，由于对要出现什么样的错误作出了不妥当的决定，因而显示了机械的故障。我们对这种观点作这样的理解，其实也不太富有同情心。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限于篇幅不可能进一步讨论。在我看来，这个观点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错误。这两个错误我们称之为“功能错误”和“结论错误”。功能错误是由某些机械或电器故障引起的，这些故障导致机器不能够按照指令工作。在进行哲学讨论时，我们很容易忽视发生这种错误的可能性；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抽象的机器”。而这些抽象的机器与其说是实在的物体倒不如说是数学的虚构。从定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机器从不出差错”。当某一意思与来自机器的输出信号联在一起时，就会产生结论的错误。比方说，机器能够自动打出数学方程或英语句子。当机器打出一个错误的命题时，我们就认为这台机器犯了结论错误。很明显，找不到丝毫理由说，机器从不犯这类错误。一台机器有可能别的什么也不能做，只会连续打出“0=1”。举这样一个例子也许太过分了，我们可以换一个例子∶机器会想办法通过科学归纳来得出结论。这种办法有时无疑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有人说，机器不能成为它自己思维的主体。如果我们能证明机器的某些思维是有某些主题的话，我们就能驳回这种说法。尽管如此，“机器活动的主题”确实有点意义，至少对于研究它的人来说是这样的。比如，如果一台机器试图解x^2 – 40x – 11=0这个方程式，我们不禁会认为，这时，这个方式本身就是机器主题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机器无疑能够成为它自己的主题。这对编排它自己的程序，对预测因本身结构变化带来的后果都会有所帮助。机器能够通过观察自己行为的结果，修改自己的程序，以便更有效地达到某种目的。这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不久的将来可能办到的事。

    有人批评说，机器的行为比较单一。这也就是说，机器不能够有很大的存储能力。直到最近，达到1000字节的存储里都很罕见。

    我们现在这里考虑一些反对意见实际上是都是来自意识的那个异议的改头换面。通常，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一台机器有能力做完其中的一件事，并对机器所能采用的方法进行描述。那么，不会给别人多深印象。人们会认为机器所使用的方法（不管是什么方法，总是机械性的）实在太低级了。请参见前面所引悲逊演讲中括号内的话。

    （6）洛夫莱斯夫人（爱达，程序员）的异议。

    洛夫莱斯夫人的回忆录中曾对巴比奇的分析引擎作过详尽的记述。她这样写道∶“分析引擎没有任何意图要想创作什么东西。它能做我们知道该怎样去指挥它做的任何事”。（重点为她所知）哈特里引用了这段话，并补充道∶“这并不是说，就不可能制造能’独立思考’的电子设备，（用生物学的话说）在这种设备里，我们能够引起可以用来作为‘学习’基础的条件反射。从最近的一些发展情况看，这种设想从原则上说是不是有可能，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是，当时制造的那些机器并不具备这些特点。”

    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意哈特里的看法，我们会注意到，他并没有断言当时的机器还不具备这个特点，他倒是指出了，洛夫莱斯夫人所能获得的证明还不足以使她相信这些机器已具备了这个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机器已具备了这个特点，这是极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设想某些离散机器有这个特点。分析机实际上是一台万能数字计算机。因而，如果它的存储能力和速度达到一定水准，我们就能通过适当的程序使它模仿我们讨论的机器。也许伯爵夫人或巴贝奇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无论怎么说，他们不必能提什么要求，便提什么要求。

    洛夫莱斯夫人的异议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机器“永远也不能创新”。这种说法可以用一句谚语“世上无新事”抵挡一阵。谁能保证，他的“独创性成就”就不是接受教育的结果，就不是因循著名的普遍原则的结果？这种异议还有另一个稍稍好一点的说法，即机器永远也不能“使我们惊奇”。这种说法有点直截了当，我能够针锋相对地加以反驳。机器经常令我吃惊。这主要是由于我对机器能做什么估算甚少，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即使我做了估算，也匆匆忙忙，马马虎虎。我也许这样对自己说∶“我认为此处的电压应与彼处相同；不管怎么样，就当是一样吧。”我自然经常出错，结果我大吃一惊，因为一俟实验完成，这些假设早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对自己的这些错误开诚布公，但在我证实了所惊讶的事时，人们也不会认为我在信口开河。

    我的回答并不会使批评者就此缄口沉默，他也许会这样做，所谓大吃一惊都是因为我自己富于想象力的心理活动，与机器本身毫不相干。这样，我们重又回到来自意识的那个论证上去，而背离了吃惊不吃惊的话题。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论证方式是封闭式的，但是，也许值得一提的是，要将某物认作会使人惊奇的，则需要许多“富于想象力的心理活动”，不管这件令人吃惊的事件是由一个人、一本书、一台机器还是任何别的东西引起的。

    我认为，那种认为机器不会令人吃惊的观点是由这样一个为哲学家和数学家特别容易犯的错误引起的。它是这样一个假设，即心灵一接受了某个事实，由此事实所引起的一切后果都会同时涌入心灵。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假设十分有用，但是，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忘了这是个错误的假设。如果照这样做的话，其必然结果就是认为，仅仅从数据和普遍原则得出结论会豪无效力可言。

    （7）来自神经系统连续性的论证。

    众所周知，神经系统不像离散状态的机器。若是关于撞击神经原的神经脉冲规模的信息有误，那么关于外冲脉冲的规模的信息就会有很大误差。既然这样，就可以论证∶我们不可能用一个离散状态系统去模仿神经系统的行为。

    离散状态机器同连续机器肯定不大一样，这一点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严格遵循模拟游戏的条件，提问者就不可能从这个差别得到任何有利之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其他一些更简单的连续机器，有些话就能够说得更明白。一台微分分析机就足以胜任了（微分分析机是一种用作非离散状态计算的机器）。有些这样的机器能打出答案来，所以可以参加模拟游戏。一台数字计算机不可能猜准微分分析机对一个问题究竟作何答覆，但是，它倒是有能力给出正确回答的。比如，如果你要它回答π的值是多少（实际上约等于3.1416），它就会在3.12，3.13，3.14，3.15，3.16之间作随机选择，其选择概率依次分别为（比方说）0.05，0.15，0.55，0.19，0.06。这样的话，提问者就很难分辨哪个是微分分析机，哪个是数字计算机。

    （8）来自行为变通性的论证。

    我们不可能总结出一套规则来囊括一个人在所有可想象的环境中的行为。比方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条规则∶行人见到红灯止步，见到绿灯行走，但是，由于某种错误，红绿灯同时亮了，那该怎么办？我们也许会这样决定，为安全起见最好止步。但是，这个决定还会有其他问题。要想总结出一套可行囊括一切人类行为的规则，哪怕是有关红绿灯的规则，看来都是不大可能的。对这些看法我全费同。

    从这一点可以得出，我们不能成为机器。我试图重新进行论证，但又恐怕做不好。似乎可以这么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行动规则来制约他的生活，那么，人同机器就会相差无几了。但实际上不存在这种规则，因此，人不能成为机器”。这里，不周延的中项十分刺眼。我想谁也没有这样去论证过，但我相信实际上用的就是这样的论证。有人将“行为规则”和“行为规律”混为一谈，因此使这个问题有点模糊不清。所谓“行为规则”我指的是像“见到红灯止步”这样的规则。对这类规则你能服从，并能意识到。所谓“行为规律”我指的是自然律，若用在人体上的话，就像“如果你拧他，他就会叫喊”这样的规律。如果我们将上面所引证中的“制约他的生活的行为规律”改为“他用以制约自己生活的行为规律”，那么，这个论证中的不周延的中项就不再是不可克服的了，因为，我们相信，不仅是，用行为规律来制约生活意味着人就是某种机器（尽管这种机器并不一定就是一台离散状态的机器），而且反过来说，如果是这样一台机器的话，那么，它就是由这种规律来制约的。然而，我们很难像否认完整的行为规则那样轻易地否认完整的行为规律。只有通过科学的观察，才能发现这种规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说∶“我们找得够久了，这种规律实际上不存在”。

    我们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假定存在这种规律，我们肯定能够找到。对一台离散状态的机器来说，我们极有可能通过观察找到规律，预测其未来的行为，这要有一个合理的极限，比方说，在1000年之内。但事情并非如此，我曾在曼彻斯特计算机内输入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用1000存储单元，这样，这个16位数的计算机就可以在两秒钟内作出回答。我绝对不相信任何人能仅从这些回答中充分了解这个程序，并预测对未试值的回答。

    （9）来自超感官知觉的论证。

    我想读者都很熟悉超感官知觉的说法，熟悉它的四种方式即心灵感应、千里眼、先知和精神运动的意义。这些令人不安的现象似乎在与一般的科学观念作对。我们多么想怀疑它们！不幸的是统计的证据使人至少对心灵感应不得不信。人们很难重新调整自己已有的观念以接受这些新事物，我们一旦接受了这些事物，就离相信鬼怪精灵为期不远了。朝这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步是相信我们的身体除了按照已知的物理学规律运动外，还按照未知的、但相近的规律运动。

    这个论点在我看来十分有力。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许多科学理论尽管同超感知觉有冲突，但实际上还是可行的；事实上，我们要是对这些现象置之不理，依然能活得很好。这是一种甚为冷莫的安慰，恐怕思维这个现象与超感知觉有着特殊的联系。

    基于超感知觉的更具体的论证大致如下∶“让我做一个模拟游戏，让一个善于接受心灵感应的人和一台数字计算机作为证人。提问者可以想象‘我右手中的那张牌是哪个花色?’这样的问题。具有心灵感或千里眼的被问者在400张牌中可以答对130张。而机器只能随机猜对约104张，因此提问者就能作出正确的鉴定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可能性。假使这台数字计算机有一个随机数字生成程序，那么，我们很自然就能用这个程序来决定给予什么回答。但是，这个随机数字生成程序又处在提问者的精神运动的能力作用范围之内。有了精神运动，计算机猜对的次数比概率计算还要高，因此，提问者就无法作出正确的鉴别了。而另一方面，提问者也能通过千里眼，不用提问就清对。有了超感知觉，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如果允许心灵感应介入模拟游戏，我们就有必要严格规定测试方式。现在这情景就好比在模拟游戏中，提问者在自言自语，一个被问者正贴墙侧耳倾听。要是将被问者置入一间“防心灵感应室”，就能满足所有要求。

    7. 学习机器

    读者可能会错误的认为我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正面论证。否则，我就不花费那么多精力来反驳对方的观点。其实并非如此，下面我将给出这样的证据。

    先回到 Lavelace夫人（爱伦）的反对意见。她认为机器只能按我们的指示做事。你可以说，人给机器“注入”一个想法，机器以某种方式反应，最后又重新静止。就像一个被锤子敲击的钢琴弦一样。另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低于临界体积的原子堆∶输入的想法就像从原子堆外部轰击的中子。这些中子会引起一些反应但是最后将逐渐消失。但是，如果原子堆的大小变的足够大的时候，中子产生的反应很可能会持续的增加，直到原子堆解体。思维中是否存在这样的现象呢？机器中呢？这样的现象在人脑中应该是存在的。绝大多数思想都处于“亚临界”状态，对应于处于亚临界体积的反应堆。一个想法进入这样的思想中，平均下来只会产生少于一个的想法。有一小部分思想处于超临界状态，进入其中的想法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想法，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动物的头脑显然是处于亚临界状态的。由于这种相似性，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机器能不能成为超临界的?”

    “洋葱皮”的比喻很有用。研究思维的或脑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些操作完全可以用纯机械的方式解释。它们并不对应于一个真正的思维，所以把它们像洋葱皮一样剥除。但是这时，我们发现仍然有新的机械思维需要录除，一直这样下去。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是否能够达到真正的思维，或者最终发现皮里面什么也没有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整个思维都是机械的（但它不是一个离散状态机，我们已经做了说明）。

    与其说上面两段是有力的证明，倒不如称之为“为了产生信仰的背诵”。第六部分开始时提出观点的真正令人满意的证明，只能等到本世纪末出现能够通过实验的机器出现。但是我们此时此刻能够拿出什么呢？如果实验将来会成功，现在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呢？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程序的编写是关键。工程设计上的进步也是需要的，但是看上去让它们满足要求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估计大脑的存储能力在 10的10次方到10的15次方之间。我倾向于比较小的数字，因为我认为只有一个很小的部分被用来进行高级的思考。其余的大部分可能用来保存视觉影像。如果进行模仿者游戏需要的存储容量超过 10的9次方，是令人惊讶的。请注意英国大百科全书的容量为2×10的九次方。即使立足于目前的技术，10的7次方的存储容量也是非常实际的。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增加机器的执行速度。一部分模拟神经细胞的现代机器的速度比神经细胞快1000倍。这提供了一个“安全余量”，用来补偿各个方面产生的速度损失。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找到给这些机器编程的方法，以使它们能够完成游戏。现在我一天大概能编 1000字节的程序，所以如果大约60个工人在未来50年稳定的工作，并且没有东西扔进回收站，就能完成这个工作。看上去需要更快速的方法。

    在模仿一个成人思维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它是怎样达到当前状态的。可以发现以下三点∶

    （a 思维的初始状态，也就是出生时的状态；

    （b 它所接受的教育；

    （c 它所经历的，不能被称为教育的事情。

    除了尝试设计一个成人思维的，为什么不试试设计儿童一样的思维。如果它接受正确的教育，它就可能成长为一个成人的大脑。一个儿童的大脑大概就像一个刚从文具店买来的笔记本。只有简单的机制，和许多空白的纸张。（机制和字在我们看来几乎是同义的）我们希望儿童脑中的机制足够少以使它很容易的被编程·我们可以假设对机器进行教育的工作量和教育一个人类儿童基本相当。这样，问题被分为两个部分。设计一个儿童程序和对它进行教育。这两者联系紧密。我们不可能一步就找到一个好的模拟儿童的机器。必须通过对它进行实验教学来研究它的学习效果。然后试验另一个程序并判断是否更好。

    显然这个过程和进化是有联系的。因为∶

    [儿童模拟机的结构 = 遗传物质]

    [儿童模拟机的变化 = 变异]

    [实验者的决定 = 自然选择]

    这个过程应该比进化快的多。只留下最适应者是一个较慢的度量优势过程。通过结合智能的实验将会加快这一过程。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并不需要局限于随机的变异。如果能够发现一些缺陷产生的原因，就可能发现通过何种变异可以改进它。教育机器和教育儿童的过程不大可能完全相同。例如，它没有腿，因此就不会被要求去给煤球炉加煤。它也可能没有眼睛。不管聪明的工程师采取何种方法克服这些缺陷，只要这样的机器被送进人类的学校，其他的学生肯定会嘲笑它。它必须得到专门地指导。我们不需要太注意腿眼等等器官。海伦·勒女士的例子表明只要老师和学生能够以某种方式进行双向的交流，教育就能进行。

    惩罚和奖励通常是教学的一部分。在这些原则下，就可以建造或编写简单的儿童机器。如果某个行动后很立刻遭到惩罚，机器要能做到不再重复这样的行动；而接受奖励的时候，产生这个奖励的行动以后更有可能发生。我对一个这样的儿童机器进行了一些实验，而且成功的教会了它一些东西。但是教育方法有一些不正规，因此这样的实验还不能称为成功。惩罚和奖励最好能作为机器教育过程的一部分。概略的说，如果老师没有其他的方式和学生交流，教给学生的信息不会超过奖励和惩罚所给信息的总和。一个儿童学要学会说“Casabianca”，一定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只能通过”二十个问题”的方法才能发现一个词，每一个“No”都将是一个打击。因此应该寻找其他的“非感情”的交流渠道。如果能够找到，通过惩罚和奖励就能让机器学会以某种语言给出的命令。这些命令通过“非感情”的渠道传输。这种语言的使用将会大大降低需要进行惩罚和奖励的次数。

    对于什么样的复杂程度更适合儿童机器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可能会有人主张尽可能的简单以保持通用性。另一种方式是嵌入一个完整的逻辑接口系统。在后一种情况下，大多数存储空间将被用来存储定义和命题。这些命题可能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例如，确定的事实，推测，数学上证明的定理，权威给出的判断，具有逻辑形式却没有确定值的表达式等等。一些命题可以被称为“命令”。机器应该能够在命令是确定的时候立即自动执行合适的动作。例如，如果老师对机器说“现在做你的家庭作业”。这将使“老师说现在做你的家庭作业”成为确定的事实。另一个事实可能是“老师说的一切都是对的”。这两个结合到一起将使“现在做家庭作业”成为确定的事实。而根据机器的建造规则，这意味着立即开始写家庭作业。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机器的推理过程并不需要像这样遵守严格的逻辑。例如可能并没有类型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现类型谬误的几率会比我们从悬崖摔下的几率高。合理的命令（在系统内部表达，并不是系统规则的一部分），比如不要使用一个种类除非它是老师提到种类的一个子类就和“不要他接近边缘”具有相似的效果。

    一个没有四肢的机器人需要遵守的指令集中在智力层面，就像上面做家庭作业的例子那样。在这些指令中，最重要的是规定逻辑系统的规则以什么样的顺序执行。因为在使用这个系统的每个步骤中，都会有许多不同的步骤供选择，在遵守逻辑系统的规则的情况下，选择任意一个都是允许的。如何进行选择将区分聪明的推理者和一个傻瓜，而不是区分出一个推理是正确还是谬误。产生这样的命令的陈述可能是“当提到苏格拉底的时候，使用芭芭拉的三段论”者，如果有一个方法被证明比另外的方法快，不要使用慢的方法。这些陈述可能来自权威，以可能来自机器本身，例如通过科学推理得到的。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学习机器的想法有些矛盾。怎样能够改变机器遵守的规则呢？这些规则应该完全决定机器应该做出何种反应，不管他的经历是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因此应该是时不变的。确实是这样。而对这个矛盾的解释是，在学习过程中改变的规则并不是永远不变的，这样的规则仅仅在一个短时间内起作用。读者可以用美国的宪法进行类比。

    学习机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老师通常不关心其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尽管老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他学生的行为。当被教育的机器是经过试验证实的好设计或编程的时候，更应该如此。这一点和使用机器进行计算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清楚的明白在任意时刻机器的计算状态。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这样，机器只能按我们的要求做事的观点就会显得很奇怪。我们输入机器的大部分程序将引起机器执行一些我们无法完全了解的事，或者一些我们认为完全是随机的事。智能行为应该和完全服从命令的行为方式有区别，而这种区别也不能太大，不应该产生随机的行为或无限循环。通过教学的方式使我们的机器能够进行模仿着游戏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人类的不可靠”的特点很可能被相当自然的忽略，也就是不需要专门的辅导。通过学习得到的行为并不应该是百分之百的，确定的结果；否则，这些过程就不会被忘记。

    在一个学习机器中加入随机元素应该是明智的。一个随机的元素在我们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时是相当有用的。例如我们想找到一个介于50和100的数，它等于各个数字的和的二次方。我们可以从51，52开始一直试下去直到找到满足条件的数。另一个方法是随机的选数直到找到满足条件的数。这个方法的缺点是一个数可能重复试两次，但是当有多解的时候，这一点变得并不重要了。系统化的方法的一个缺点是可能存在很大一段数中并不存在解，但我们需要先验证它。现在的学习过程可以看成寻找一个行为规则满足老师的要求（或一些其他的标准）。因为可能存在大里的可能解，随机的方法可能比系统的方法更好。请注意，这和进化过程是相似的。但是系统化的方法并不是不可能的。如何能够跟踪不同的基因组合而不产生重复呢?

    我们可能希望机器能和人在所有的纯智力领域竞争。但是首先从哪里开始呢？这也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许多人可能会说一个抽象的行为，例如下国际象棋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也可能需要给机器最好的传感器。然后教它听懂英语。这将和教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它应该被指出并命名等等。我并不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我想这些方法都应该试试。

    我们的目光所及，只是不远的前方，但是可以看到，那里有大量需要去做的工作。

    We can only see a short distance ahead, but we can see plenty there that needs to be done.

  • 霍布斯《巨兽》

    霍布斯，1588年4月5日-1679年12月4日，终身未婚。原书名为《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利维坦”（Leviathan）一词，源出希伯来文Livyathan，意思 是“盘曲”。在《圣经·约伯记》中系指一种形似埃及鳄鱼的海怪。犹太神话称，上帝在创造世界的第五天创造了两个怪 物：居住在陆地上的比希莫特和居住在大海里的利维坦。犹太教宣传说，在弥赛亚降临之日，天堂的宴会上将用象征埃及法老的鳄鱼即利维坦来做佳肴，以暗示对埃及法老的报复和惩罚。 

    目录

    第一部分 论人类

    第一章 论感觉 第二章 论想象 第三章 论思维的序列或系列 第四章 论语言 第五章 论推理与科学 第六章 论激情和表达激情的术语 第七章 论讨论的终结或决断 第八章 论智慧的美德及与之相反的缺陷 第九章 论知识的几种主题 第十章 论权势、价值、地位、尊重及资格 第十一章 论品行的差异 第十二章 论宗教 第十三章 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 第十四章 论第一与第二自然律以及契约法 第十五章 论其他自然法 第十六章 论人、授权人和由人代表的事物

    第二部分 论国家

    第十七章 论国家的成因、产生和定义 第十八章 论按约建立的主权者的权利 第十九章 论几种不同的按约建立的国家和主权的继承问题 第二十章 论宗法的管辖权与专制的管辖权 第二十一章 论臣民的自由 第二十二章 论臣民的政治团体和私人团体 第二十三章 论主权者的政务大臣 第二十四章 论国家的营养和生殖 第二十五章 论建议 第二十六章 论市民法 第二十七章 论犯罪、宽恕与减轻罪行 第二十七章 续 第二十八章 论赏与罚 第二十九章 论削弱或导致国家解体的因素 第三十章 论主权代表者的职责 第三十一章 论自然的上帝国

    引言

    如果我们可以把钟表等自动机械看做人造的生命，我们也就可以 把“利维坦”看做一个人造的人。人类创造它即是用以保护每一个自 然人的。在这一人造的“利维坦”中，主权是其“灵魂”，公务员是 其“关节”，对所有成员的赏罚则是其“神经”。利维坦内所有人的 “资产”和“财富”构成了它的“实力”，人民的安全是其“任 务”，而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组合成它的“记忆”。至于“公 平”和“法律”，可以看做是它的“理智”和“意志”，“和谐”表 明着它的“健康”，“动乱”昭示着它的“疾病”，而“内战”则毫 无疑问是它的“死亡”。最后，是用来把这个政治团体的各个部分最 初建立、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契约”。

    我在本书中，将从讨论利维坦的组成材料和作为其创造者的人的 特性出发，来揭示利维坦的本质。并进而讨论人是怎样和用什么“契 约”构造了这个庞然大物，以及它本身何以维持与何以消解。

    关于人的特性，近来有这样一句话颇为时髦： “智慧”来自于对 “人的特性”的了解。或因于此，那些不能用其他方法来证明自己比 别人聪明的人，往往喜欢在人后中伤他人，以此来显示他们对于人的 特性的了解。但“认识你自己”这句不那么时髦的话，则正可以使那 些喜欢背后中伤别人的人学会相互了解。“己所欲，施予人”，“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本书正是从探查自己“内心”开始，推己及人地考查别人的意向和行为的。

    有时，虽然我们也能通过探查人们的行为发现其意向，但这种发现方式因为没有把别人的行为和我们自己的行为作比较，没有区别可 能使情况发生变化的环节，而只会使这种发现变成不明就里的猜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探查会由于对猜测者的过于信赖或过于不信而与事实大相径庭，因为从事该探查的人既可能是善良之人，也可能是邪恶之辈。

    因此，请不要完全根据人的行为来了解他人吧。这种了解他人的方法只适用于自己所熟识的为数不多的人。而国家的统治者所要统治 的乃是整个国家的人，因此他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去推己及人地洞察人 类的全部特性，而不仅仅是去了解这个或那个人。这诚然比掌握任何 一种语言或科学等具体的知识都难过千百倍，但当我系统而明晰地论 证了我探查的人性后，摆在读者面前的困难就是，对于我所描述的人性是否体认和体认多少。

    第一部分 论人类

    第一章 论感觉

    人身体之外的种种物质作用于我们的眼、舌、耳、鼻、口或身体 的其他部位，产生了不同的思维表象，如眼睛看到的五光十色，耳朵 听到的七律八音，鼻子闻到的花香鱼臭，舌头品味到的酸甜苦辣，身 体的其他部位所感知到的冷热厚薄与软硬轻重。它们就是我们所谓的 感觉。这些被我们的感觉器官所感觉到的物质的属性，存在于产生它 们的物质之中。这些属性其实是物质的不同的运动形式。因此，我们 对物质的感觉其实不过是物质的不同运动形式，而声色光电等表象对 我们来说即是幻觉。这些幻觉同我们打击自己的眼睛时所看到的亮光 的幻觉、挤压耳朵所产生的耳鸣的幻觉等并无不同。无论颜色还是声 音，都存在于产生它们的物质之中，因而就不可能同该物质分离。就 像镜子里的映象不能同原物相分离、回声不能同原声相分离的道理一 样。但无论如何，物质本身是一回事，映象或幻觉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在一切情形之下，感觉都只是原初之物的幻象，它们是由外界物 质作用于我们的眼、耳和其他相应的器官所产生的幻象。

    但基督教世界里所有大学的哲学学派，对于感觉的产生等，却根 据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文句做这样的解释：视觉的成因是物体向各个方 向散发出一种可见的物质、表象或可视的存在，眼睛接收到这些东 西，就形成视觉。至于听觉的形成，则是被听见的东西散发出一种可 闻性物质，也就是一种可以被耳朵听到的物质，耳朵听到后就形成听 觉。不仅如此，他们还说，理解的形成也是基于被理解的东西散发出 一种可理解性物质，也就是一种可以被感知的实在物，被大脑捕捉 到，形成理解。我之所以在这里说到基督教世界里大学的种种，并不 是为了否定大学的用处。在稍后，因为我将会谈到大学在国家中的地 位和作用，所以一旦有机会我决不放过对大学的批评：大学里经常出 现的鸡零狗碎和不着边际乃是需要加以补正的问题之一。

     第二章 论想象

    物体静止时，除非有外力的推动，它将永远静止；物体运动时， 除非有外力阻止，它将永远运动。对于前一句话的真理性，无人怀疑；而对于后一句话的真理性，却很少有人认同。人正是根据自己的 经验来考量其他的人和物的：人们发现自己在运动后产生一种疼痛和 疲倦感，于是便想当然地认为每一种其他东西也都会在运动后因疲倦 而想要休息。他们很少考虑到，休息的欲望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运 动。基于此，经院哲学家们才荒谬地指出，物体之所以向下落，是由 于它们也像人一样有着寻求休息并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保持其特性的欲 望。

    物体运动时，除非有外力阻止，它将永远运动。而无论是什么东 西阻止它，也只能是使它逐渐停止。如我们见到的风吹水面，风停而 水波却经久才息。同理，人体之内的运动也是如此：当我们闭上眼 帘，我们的头脑中依旧保留有我们曾经看到或梦到的某些事物的映 象，这一映象就是拉丁人认识中的“想象”，古希腊人所谓的“幻 象”。因此，“想象”在他们的词典里便不过是一种其他动物也有的 渐次衰退的感觉。

    按照对“想象”的这一定义，我们不难理解，对于我们所感知的 任何事物，经过的时间愈长，其想象也就愈弱，直至消失。如果选一 个词来描述“想象”这个随时间的延续而渐趋变弱的过程，那就是 “记忆”。而有了记忆，才有所谓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经验就是对 “想象”的“记忆”。

    梦是睡眠中的想象，和人体的感觉有关。就梦和感觉做出严格区 分是困难的，许多人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的。就我个人说来，我在做梦 时并不像清醒时那样经常想到同样的人和事，同时在睡梦中也不像在 清醒时那样可以有一系列连贯的思维；而且在清醒时我能意识到梦境 的荒谬，但在做梦时却永远也意识不到清醒时思想的乖张。我对我做 梦时以为自己很清醒，但在清醒时却知道自己并没有做梦这一点感到 满意。

    当我们了解到梦是由身体内某些部分的异动所引起的以后，我们 就理解了为什么身体的不同的异动就一定会引起不同的梦。如睡眠时 受寒会引发噩梦，在脑海中产生某种可怕事物的想象和映象。又如清 醒时，愤怒会引起身体的某些部位发热，于是，在睡眠时如果使这些 部位过度受热，便会引起睡梦中的愤怒，并在大脑中形成关于敌人的 想象。同理，人类天赋的爱情使我们在清醒时产生情欲，而情欲又使 身体的某些部位发热，于是这些部位如果在睡眠中受热，便也会在大 脑中形成关于爱情的想象。总之，梦是我们清醒时的想象的倒转，当 我们清醒时，这种倒转由此一端开始，在梦中则由彼一端开始。

    人处在似睡非睡状态下时，最难区别梦与非梦这一情况。当一个 人内心充满恐惧，良心备受折磨，而且没有上床或没有解衣就睡着 了，如同坐在椅子上打盹那样，往往不容易分清是梦是醒。这种现象 并不少见。胆小、迷信且听多了神鬼故事的人，即使在完全清醒的时 候，如果独自一个人在黑夜里，也会自以为看见了幽灵和鬼魂在墓地 里徘徊。其实那只不过是他们的幻觉或别人的捉弄而已。

    以往崇拜林神、牧神、水神等诸如此类神灵的人，他们的这种崇 拜，绝大部分是因为不能区分梦境与其他强烈的幻觉和感觉而产生 的。今天那些无知的愚夫愚妇之所以相信神仙、鬼怪、女巫等的魔 力，也是这样的原因。谈到女巫，我认为她们那种巫术根本就没有任 何真正的魔力，而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她们《醒前瞬间因一只 蜜蜂绕行石榴树而做梦》达利，这是一场醒来前不久，由一只围着石 榴飞舞的蜜蜂所引起的梦。梦中的情景荒诞不经，或许，这正是人清 醒时思想乖张的另一种映现。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不能解 释梦的形成。霍布斯在此处对梦的发生给出了他的理解。梦中的事物 尽管千奇百怪，但正如该图所显示的，它们却无一不来自于做梦者的 经验世界。在今天为自己错误的信仰和蓄意而为的巫术所受到的惩罚 是公正的。她们所从事的与其说是一种技能或知识，毋宁说是一种新 的宗教。所有的神仙、鬼怪等，我认为都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制造出 来的，目的是使人们相信符咒、十字架、圣水之类东西是灵验的。毋 庸置疑，上帝是能够显示异象的，但上帝却不会使人们对异象的恐惧 更大于对停止和改变自然过程的恐惧。然而，一些邪恶的人托辞上帝 无所不能，他们明知这纯属子虚乌有，却任意编造，欺骗人们，以达 到自己的目的。理智的人有责任根据理性对这些人所说的一切做出符 合事实的判断。如果能够消除这种种迷信，并使它们不能愚弄纯朴善 良的民众，那么人民就会远比现在更能克尽服从社会的义务。

    这种正本清源、破除迷信的事情正应该是经院哲学家们的工作， 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助长了上述种种邪说。由于他们不知 道什么是想象，什么是感觉，于是便只能人云亦云地贩售成说：比如 说想象是自发产生的；再比如说，想象最常见的是产生于意愿，且善 念、恶念分别是上帝和魔鬼注入人们心中的；又比如说，“感觉”接 收各种各样的事物，然后像手递手传递物品一样把它们传递给一般意 识、幻象、记忆、判断等。总之，这些经院哲学家们习惯于云里雾里 地说一大堆没有人能够理解的废话。

    而通常我们所说的理解，则是指在语言或其他自发的符号的激发 下所产生的想象，人类和动物都有这样的想象。至于人类特有的理 解，则不仅是指理解对方的意愿，而且还指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思想， 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思想指的是通过事物名称的顺序和关系，及其他语 言形式形成肯定或否定的看法。这个意义上的理解，我随后就要讲 到。

    第三章 论思维的序列或系列

    我所理解的思维序列或系列是指一般被称做心理讨论的一系列互 相连贯的思想。

    当一个人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由这件事情所引发的思绪并非出 于偶然，一种思绪与另一种思绪的连接并不随便。对于我们过去不曾 全部或部分感觉到的事物，我们不会产生想象。同理，由一种想象过 渡到另一种想象的过程，如果不是类似的过程曾在我们的感觉中出现 过，便也不会发生。在感觉中一个紧接一个的那些运动，在感觉消失 之后仍然会连在一起。但由于感觉中连接在同一个被感知的事物后面 的，并不确定是哪个事物，于是，对任何事物的想象，我们都没有办 法预先知道下一步将要想象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将要被想象 到的事物一定曾经与该事物相关联。 上述所说的思维系列或心理讨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一定 的方向、没有一定的目的、变化无常的，可以叫做不定向思维系列。 在这样的思维序列中，想哪儿算哪儿，所想到的事物之间并无关联。

    一个人无所事事默然独处时，一般就是这种思维状态。在这个时候， 表面上看来人们的思绪仍是互不关联，而且不会停止。然而，这些纷 乱的思绪又果真互不关联吗？事实上，我们往往能够找出这些纷乱的 思绪之间的关联。例如，在论及今日的内战时，也许没有比突然问起 “一块古罗马银币值几英镑”这样看上去更不相干的事情，但我却以 为，它们的关联也很明显–谈到内战，我们就会想到国王被俘，并进 而想到基督被出卖，再进一步，我们还会想到出卖耶稣的那三十块古 罗马银币。于是“一块古罗马银币值几英镑”的背后，便可能是要打 算向敌人献出自己的国王了。这一思维系列发生在顷刻之间，因为思 维原本敏捷，所谓一闪而过。

    相对而言，第二种思维序列所思考的问题有一定的方向性和目的 性，受某种欲望和目的的导引，可以叫做定向思维系列。一般地说， 我们渴望或惧怕的事物能给我们留下强烈而持久的印象，以至于可能 妨碍我们的睡眠。欲望会使人们想到曾经产生的满足该欲望的方法， 并进而想到获取这种方法的路径。思绪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到 达一个能够开始的起点。即使在思绪迷乱的时候，这种强烈而持久的 印象也会把它立刻拉回原来的思路。以往有人观察到这种情形，用 “熟虑终末”来称谓。意思是说，在一切行动里，都要经常反思自己 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在所做所想与该目标并不一致的时候，可以 适时调整，以指导自己最终达到预定的目标。

    定向思维系列又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指我们在探寻某种想象中的 结果时，探究它的产生原因或产生方式时所形成的思维系列，这是人 类与兽类都有的思维系列。另一种是指我们在想象某一事物时，探究 它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时形成的思维系列，即当我们想象遇到某事 后，对怎样应对该事所有可能的结果时所形成的思维系列。在我看 来，这种追本溯源、刨根问底和探究未来的思维系列是那些只具有 饥、渴、怒、情欲等肉体激情的兽类所无法拥有，而仅为人类所具备 的。总之，受某种目的支配的这种定向的思维形式无非就是一种探究 或发明的能力，它往往被称做洞察力或洞见力，也即人们探究、揭示 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过程。举例来说，当人们寻找遗失的物品时，他 的思绪会从发觉遗失时的时间与地点开始追溯，确定在什么时间、什 么地点这一物品尚未遗失，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该物品已经遗失。 通过这样的思考，确定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和有限的地点，以缩小查找 的范围，然后再推断是什么行动或什么偶然的状况让自己丢失了这一 物品。这一思维过程，就是我们所谓的记忆或回忆，在拉丁文里，它 被称做回想。

    有时候，有人为了找寻丢失的珠宝，会搜遍整个房间；一只猎犬 为了找寻猎物，会跑遍整个猎场；一个诗人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韵 脚，会翻遍整个字母表。而有时候，为了寻找思维的特定范围内的一 个确切的地点，我们的思绪会找遍该范围内的所有地方。

    还有时候，一个人想要探究一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时，他便会想 到过去类似行为产生的所有的后果，并且假定类似的行为都产生了类 似的后果。如当他预测某一个罪犯的最可能的判决结果时，他就要追 溯他以往见过的类似案例中罪犯的判决结果。他的这一连串的思维所 形成的序列是：犯罪、警察、看守所、法官和绞刑架。这样的思维过 程叫做预见，有时也叫做智慧。尽管这样预测往往因不能做到万事周 详而有失准确，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个人对过去事 物的经验越多，他的预测就越谨慎，而其预测的结果也就越准确。过 去的事情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现在的事情存在于当下的情境之 中，而将来的事情则存在于不确定的情境之中。所谓对将来的想象， 其实就是在思维中将过去的行为序列应用到现在的行为序列中而造成 的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能否应验，只有老天爷知道。对未来之事准 确预知的能力，只有能够让未来事物按其意志发展的神才具备。只有 神才能以超自然的方式预言。最好的预言家当然是最好的预测者，而 最好的预测者当然是那些对所预测事情的现在、过去都最为了解和最 有研究的人，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才可以较为准确地预知将 来。

    事物在产生结果前，往往都有先兆可循。这种结果的先兆，我们 叫迹象。迹象越是常见，结果也就越肯定。因此，在任何方面，经验 最丰富的人对用以预测结果的迹象掌握得也最多，在做出预测的结果 之前，他势必要穷尽自己记忆里或者文献记载中所有过的所有迹象， 也因此，他的预测最为审慎。他的这种审慎超过新手的程度，是新手 无法以天赋或机智的长处来弥补的，尽管也许有很多青年人并不这么 认为。

    然而，人和动物的区别却不在于审慎的有无。有些一岁的野兽比 十岁的儿童的观察力更强，并能更为谨慎地追踪它所需要的东西。

    根据事物过去的经验，而对未来事物所做出的假定是一种审慎。 根据事物过去的经验，对其他过去的事物做出假定也是一种审慎。一 个人如果曾经看到过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是怎样经内战而分崩离析成 为一片废墟的，那么当他看到另一个国家的废墟时，就会猜测该国家 也可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这种猜测，也仅仅就是猜测而已，它几 乎和所有关于未来的预测同样的不确定，因为两者都只是根据经验做 出的。

    就我所能想到的情形来说，除了上述思维序列之外，人类便再也 没有其他与生俱来的、只需使用五官就可以进行的思维活动了。那些 看似是人类所专有的能力，其实都是在语言和文字产生以后，通过后 天的勤勉学习和劳动获得并提高的。人类大脑的感觉、思维和思维序 列，依赖语言和后天习得的方法得以提高，从而使人类更加有别于其 他生物。

    因为想象是有限的，所以，没有任何来自于事物的观念或概念可 以是无限的。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无限大是多大，也没有人可以想象 得出无限的速度、时间、外力或权力有多快、多久、多强或多大。通 常意义上的无限，仅仅是说我们无法知道该事物的终极与范围。因 此，称呼“上帝”这个名字，原本不是为了去想象上帝的样子、性情 等，而是为了让我们尊敬上帝。同时，如前所述，由于我们所能想象 的一切都曾经全部或部分地被我们所感知，所以我们便不可能想象自 己未经感知的事物的思想。因此，当任何人想象某一事物时，就必须 想象它存在于某一个地方，并有确定的大小、可以分割等特征。我们 不能想象某一事物在一地方，同时又在另一地方；也不能想象两个或 更多的事物一次、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地方。这是因为上述事物不可能 进入到我们的感觉之中。换句话说，这样的事物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 是不存在的。那些以为可以这样想象的，只是从骗人的或被骗的经院 哲学家那里得来的用以欺骗的毫无意义的梦呓。不过如此。

    第四章 论语言

    文字因能使我们延续对过去的记忆，并能使散居全球的人互相沟 通，而使印刷术这一天才的发明相形见绌，然而更了不起的发明却是 语言。人类用语言记录、回忆并传播思想以互相为用或促成对话。没 有语言，人类就不会有别于动物而拥有国家、社会、契约与和平。上 帝是语言的第一个创造者，他曾找来一些生物告诉亚当怎样为他们命 名，以便使亚当掌握为更多生物命名的方法，并能够逐步将它们以一 定的方式联系起来，使自己的意思被它们理解。年复一年，亚当获得 了自己需要的足够多的语言。但亚当和他的后裔在巴比塔前又丧失了 他们的语言，并使其流散到世界各地。如今世界各地的语言的差异是 从人们需要上帝教导的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并且，这种差异随着时间 的流逝越来越大。

    语言的一般用途是将心中所思转化为口头所述，也就是将思维序 列转化为语言序列。这样做用途有二：其一是记录我们的思维序列。 这样一来，容易遗忘的思维序列一旦遗忘，便可以通过一些标记性的 语词重新回忆起来。因此，名词的首要作用就是作为记忆的标记。其 二是人们可以通过语词之间的联系与顺序来表达自己对每一事物的所 思所感。这时，我们把语言叫做符号。

    此外，语言还具有如下的特殊用途：第一，获得学术知识；第 二，向他人说明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即商讨和互相学习；第三，使别 人了解我们的意图，以便互助；第四，做语言游戏以自娱，以及娱 人。

    《圣经》上说，巴别塔是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并希望借此能 通往天堂的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 他们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这一计划因此失败。自此，人类各奔东西。 此故事试图为世界上多种语言的存在提供一种解释。相应的，语言也 有四种滥用：第一是用词不当，以致不能准确表述思想；第二是不按 既定意义使用，以致骗人误己；第三是用语词违心宣称自己的意愿； 第四是用语言来互相伤害。

    总之，语言服务于记忆原因和结果序列的方式，是通过给这些序 列命名并将这些名称连接起来而达成的。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讨论的 就是这些“冠名”后所产生的名词。

    名词中有些词是专有名词，用以表示专有事物；有一些是普遍名 词，用以表示一类事物。专有名词使我们想到独一无二的事物，如比 特、约翰、这个人、这棵树等；普遍名词则使我们想到一类事物中的 任何一个，如马、牛、羊、鸡、犬、豕等。

    普遍名词中有些词范围大，有些词范围小。较大的包含较小的， 范围相等的则相互包容。如“身体”一词在语义上便比“人”这个词 广泛，因而包含后者。“人”和“理性”这两个词语义范围相等，则 互相包容。但必须指出，某些名词有时是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多 个词语的组合，例如“行为上遵守国家法律的人”便相当于“公正” 这一个词。
    当我们用语义或大或小的名词给事物冠名之后，就可以把心中所 想的事物序列的推演转变为名词序列的推演，这是语言的一大功用。 例如，当我们把一个三角形、两个直角摆放在一个从不使用语言的聋 哑人眼前的时候，他也许可以通过默想加以比较，发现这三角形的内 角之和等于旁边的两个直角之和。但如果再拿另一个形状不同的三角 形给他看时，他如果不从头再默想一遍，就无法明白该三角形内角之 和也等于这两个直角之和。而一个能使用语言的人，当他观察到这种 相等关系与三角形的边长或任何其他具体的条件无关，而只是由于边 是直的、又有三个角就可以了之后，他就会大胆地断定：这样的相等 关系存在于所有的三角形中，并且会用“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直 角”这样的公理来表示。如此，从一个特殊事物中发现的结论就被当 做公理记录和传承下来，使我们再次遇到这类题目时不必再考虑时间、地点的影响，从而将事物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象上升到抽 象，使某时某地发现为正确的事物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运用语词表达思想最明显的地方是在数数上。没有语词，是不 能计数的。没有语词，更不能计算度量衡等等。而这类计算，关乎人 类的生存或福祉。

    如果把两个名词连结成一个序列或论断，如“人是一种生物”， 或“如果他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生物”，而后一名词“生物”又包 括了前一名词“人”所包括的一切意义，那么这一论断或序列便是真 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真实和虚假是语言的属性，而非事物的属 性。在没有语言的地方，既不存在真实也不存在虚假；错误倒是可能 有的，比如我们预计某事不会发生，或怀疑某事不曾发生过时便是这 样。但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我们都不可能说这个人不真实。

    既然真理在于论断中名词的正确排序，所以寻求真理的人就必须 记住他所使用的每一个名词的含义，并据此加以排列。否则他便会发 现自己被纷扰的词语所缠绕，就像被粘鸟剂粘在树枝上的鸟儿一样， 越挣扎就粘得越紧。因此，承蒙上帝眷顾而赐给人类的唯一科学–几 何学，便是从确定名词的意义开始的。这种确定意义的过程叫定义。 而这定义正是人类进行推演的起点。

    据此，对于那些追求真知的人来说，查验前人的定义就是必要且 重要的。如果前人的定义是随便定的，就要加以修正或重新定义。因 为定义是推演的起点，如果定义错了，结果就必然会错，甚至会大错 特错。所以正确定义名词便是语言的首要用途，这也是获取科学知识 的一种方法。

    反之，语言的首要滥用则在于错误的定义或无定义，一切虚假或 无意义的信条也都由此而来。这也使得那些不独立思考而仅仅迷信书 本的人有时候远远赶不上目不识丁的人，这正如那些无知的人只能让 位于具有真知的人一样，无知是真知与谬误的中间地带。自然的感觉 和映象是不至于荒谬的，而自然本身也不会发生错误。人们的语言越 丰富，那些掌握了知识的人就越比普通人聪明或更趋于癫狂。没有语 言，人不可能太聪明，但也不会太愚笨，因为语言是聪明人用于计算 的筹码，但却是愚笨者根据亚里士多德等权威用来估价的金钱。

    所有那些可以列入或进行计算，并可以相加成和、相减成差的一 切事物都是名词的主体。

    除此之外，名词还有四大变种：
    第一，是诸如“有生命的”、“有知觉的”、“有理性的”、 “热的”、“冷的”、“移动的”、“静止的”等所谓物质名词。
    第二，是诸如“移动”、“运动”、“热”、“长”等所谓抽象名词。
    第三，是看到的颜色或听到的声音等所谓幻象名词，如“景 色”、“颜色”等。
    第四，是诸如“一般的”、“普遍的”、“特殊的”、“歧义 的”等修饰名词的词语，和“肯定”、“疑问”、“命令”、“叙 述”、“三段论法”等语言的名词。

    上述所说的便是全部的肯定名词。它们或用来指称自然中存在的 一般事物，或用来指称人类想象中的事物，以及概括一般事物或想象 出来的事物的性质；当然，还可以表示语词和语言。

    另有一些名词称为否定名词，表示某一语词不是所说事物的名 称，如“没有事物”、“无人”、“无限”、“不可教的”、“不可 能的”等等。它们虽然不表示任何事物，但由于可以帮助人们否定那 些使用不当的名词，所以在推演、纠正推演或回忆以往的思维时仍然 很有用处。

    除了上述名词，其他所有的名词都只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可分 为两类：一类是没有定义的新词。经院学者和陷入迷津的哲学家生造 了大量这样的名词，这里不再赘述。另一类是把两个语义矛盾的名词 放在一起构造而成的名词，如“无形的物体”或“无形的实体”等。 因为无论何时，只要一个论断虚假，构成此论断的两个名词放在一起 形成的新词便根本不可能有实际意义，因而也必然是虚假的。例如， 如果“四角形是圆的”这一论断是虚假的，那么“圆四角形”这个词 只是一个可以发出来的声音，而不可能指称任何事物。同理，美德可 以“倒入”、“吹入”这一论断是虚假的，那么“倒入的美德”、 “吹入的美德”等词便和“圆四角形”同样荒谬而无意义。

    当一个人听到一种语言，懂得了构成语言的具体语词以及它们相 互联系生成的意义，就可以说他理解了这种语言。理解不过是由语言 所形成的概念。于是，如果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那么理解便也是人 类所特有的。这样说来，荒谬和虚假的断言如果是普遍的，便不可能 有人理解。至于表示人类心理的欲望、反感、激情等词语及其用途与 滥用等，我会在讨论完激情后再谈。

    在人们一般的讨论中，用于表示那些影响感情的事物的名词，也 就是使我们感到愉快或不快的事物的名词，其意义是不固定的，这是 因为，同一事物不可能使所有的人产生相同的感情，同样地，它也不 可能使同一个人在所有的时候产生同一种感情。由于所有的名词都是 用来表示概念的，而所有情感又都是概念，所以当我们对同一类事物 产生不同的感受时，就很难避免词义方面的分歧。这是因为虽然我们 所感受的事物其本质相同，但由于每个人个体的差异，在感受某一具 体的事物时便不可避免地给其烙上了我们自己的不同的情感色彩。因 此，一个人在推理时便必须注意词语的选用。我们使用的这些词语在 具备事物本身的意义以外，还会带有说话者人为的意义，比如那些表 示品德与恶行的词便是这样：彼谓惧怕，我可以称之为智慧；彼谓公 正，我可以称之为残酷；彼谓大方，我可称之为靡费；而彼谓愚笨， 我可称之为庄重等等。因此，这类名词从来就不能用做任何推理的基 础。比喻和隐喻也是这样，但相对来说，用比喻、隐喻作为推理的基 础，其危险性要小些，因为“比喻”、“隐喻”这一名称本身已经表 明它们的意义不是确定的。

     第五章 论推理与科学

    这里所说的推理，就是加减运算。如果用语言描述这个过程，加 法就是在演算者心中把各部分的名词序列连结成一个整体名词，而减 法则是从整体及一个部分的名词求得另一个部分的名词。尽管加减之 外尚有乘除，但乘除实则也是一种加减运算。乘法就是将相等的事物 加起来，而除法就是从一件事物中尽可能多次地减去同一部分。它们 不仅适用于相加减的数字，也适用于可以相加减的所有事物。如算术 是教人们数字的加减，几何是教人们线、形、角等的加减，而逻辑学 则是教人们语词系列方面的加减的。与此相类似，政治学把契约加起 来以便找出人们的义务，法学则把法律和事实加起来以便找出个人行 为中的是与非。总之，在任何事物中只要存在加减，就存在推理。反 之，加减不存在，推理也就无从存在。

    据此，我们即可确定“推理”不过就是一种“计算”，是为了 “标示”或“表明”思想而对普遍名词所构成的序列所做的加减计 算。这里所谓的“标示”是我们自己进行计算时的说法，而所谓“表 明”则是向别人说明或证明我们的计算时的说法。

    在进行算术时，未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其计算结果往往是靠不住 的，而专于此道的人的计算结果也难免出现错误。其他推理问题也是 这样，最精明、最仔细和最老练的人也可能因受骗而推导出虚假的结 论。然而推理本身，如同算术一样，却是一门确定无误的学问。但必 须明白的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些人的推理都不能构成推理的确定性标 准，这正如同一种计算结果并不能因为有许多人一致认同就认定其是 正确答案一样。因此，当推理中发生争论时，意见相左的双方应该主 动把仲裁人的意见看做正确的推理的结果，并服从他的裁决。否则， 双方的分歧将会导致争斗，或成为没有定论的悬案。上述各种情形都 会出现在任何一种辩论中。有时一些人自认为比其他人更聪明，宣称 要用正确的推理来进行裁定，但同时他们又宣称只有他们自己的推理 才是正确的。这一情况往往令人无法容忍。

    推理的用途和目的是从名词的初始定义和既定意义开始，由一个 结论推出另一个结论。因为据以推理的一切论断如果不确定，则最后 的结论也一定不确定。因此在推理中，如果我们只是盲目相信其他推 理者的结论，而不去考查从其定义出发的推理过程是否准确无误，那 么就只能是白费力气，学不到什么东西。

    推理的错误，即使是最谨慎的人也难以避免。但如果我们用一般 意义的语词进行推理并得出了一个虚假的一般推论，这个推论，虽然 我们通称之为错误，但实际上却应该说那只是一种荒谬或无意义的言 语，如“圆四角形”等。此外，在第二章中我曾经指出，人类有一种 优于其他动物的能力，即当我们想象某事物时，往往会探询事物的结 果或其可能的效果。现在我想进一步指出，人类还能够将探寻到的事 物的结果概括为定理或公理等一般法则。但请注意的是，除了这两种 能力之外，人类还有一种使用荒谬言辞的能力，这种能力仅为人类所 独有，并为哲学家所最惯常使用。西塞罗曾中肯地评价这些哲学家 说：世界上没有比哲学家的言辞更为荒谬的言辞。因为哲学家进行推 理时，没有一个是从他们采用的名词的定义或概念开始的。而这正是 几何学所使用的推理方法，也正是可以得出无可争辩的正确结论的方 法。

    造成结论荒谬的原因有以下七种。第一是不讲方法。在这种情形 下，他们的推理不是从定义出发，就好像在不懂得一、二、三就开始 计算一样。第二是将事物的名称与偶性（即偶有属性，指的是并非事 物本质属性的那些情况或特性）的名称张冠李戴，就像有人说“美德 是被吹入”那样，其实物体以外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灌入或吹入任 何另一种东西。第三是把我们身外物体的偶性名词赋予我们自身的偶 有属性，比如有些人所谓的“颜色存在于物体之中”、“声音存在于 空气之中”等便是这样。第四是将物体的名称赋予名称或语言本身， 比如有人所说的“有些事物是普遍的”、“一个生物是一个种属或一 个普遍的东西”等便是这样。第五是把偶性的名词赋予名词或语言， 比如有人所说的“一种事物的性质就是它的定义”，“一个人的命令 就是他的意志”等便是这样。第六是用隐喻、比喻或其他修辞方法来 取代原本的语词。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尽管我们知道路本身不会走， 但我们依旧可以说“这条路通往这里、那里”；尽管我们知道格言本 身也不可能言说，但我们依旧可以说“格言说这个、说那个”等。但 在进行推理或探寻真理时，类似的表达则是不容许的。第七是无意义 的名词的存在。这些名词都是以不加分辨的方式从经院学派那里学来 的，例如“体位同化”、“永恒的现在”等等。

    在推理或探寻真理的过程中，如能避免上述七种情况，一般是不 容易陷入谬误之中的，除非是这一过程太过冗长–可能会把前面的东 西忘掉。就人类的天性而言，所有人都能推理，而且在遵循一定原则 的情况下也能推理得一样好。试问谁会在推理过程中犯了错误，而一 经被指出时，还会愚蠢地坚持该错误呢？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推理能力既不像感觉和记忆那样与生俱 来，也不像审慎那样仅凭经验即可获得，它往往是通过后天的艰苦训 练得来的。在这一训练过程中，首先是给事物冠以恰当的名称，即用 名词给其下定义，其次是使用适当的方法把一个名词和另一个名词连 接起来形成论断，然后再形成三段论证，即一个论断与另一个论断的 连接，直到获得相关问题的全部因果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科学。感觉 和记忆只是关于过去的既成事实的知识，科学则是探讨事物之间真实 的因果关系的知识。依据科学知识，我们就可以知道不能做什么、能 做什么和能做到什么程度。

    虽然儿童在不会运用语言之前尚不会进行推理，但因为他们将来 会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仍然被称做理性动物。虽然大部分成年人都会 使用一些推理，如程度不同的数字计算，但在日常生活中，推理于他 们的用处却不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管理自己的事物时，并不是根 据推理和科学知识，而是根据各自的经验、记忆和习惯等，毕竟，科 学距离人们的生活太过遥远。对于几何学他们认为还可以理解，至于 其他科学，他们就不知所云了。然而与那些满脑子荒谬观念的人相 比，不懂科学、全凭经验行事的人情况还要好些，也比较高尚–不懂 事物之间真实的因果联系而使自己误入歧途，其受伤害的程度，远没 有那些信赖虚假法则，把与事实相悖的原因当做自己热心追求的东西 的人来得严重。缘木求鱼，最多是得不到鱼，却不会掉进火海被烧 死。

    一言以蔽之，清晰的语言表达是人类的心灵之光，推理则是人类 前进的步伐，科学知识的积累是人类前进的路径，而整个人类的利益 则是目的。相反，隐喻、无意义和含混不清的语词如同鬼火，建立于 其上的推理只能是在无边的荒漠中迷走，其最终结果一定是争斗、叛 乱或屈辱的产生。

    经验的积累形成审慎，科学知识的积累形成学问。审慎和学问尽 管可以统称为智慧，但拉丁人却始终对二者加以区分，他们把前者归 结于经验，把后者归于科学。

    科学知识的证据，有些是肯定的，有些则不确定。而所有审慎的 证据都是不确定的，因为要通过经验来观察事物，并记忆所有可能影 响事物的因素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缺少科学知识 的指引，而人们又放弃了自己天赋的判断力，只把所谓的权威或种种 例外情况下的陈词滥调当做指南，那么便足以证明这些人是愚蠢的， 一般都被嘲笑为迂腐。

    第六章 论激情和表达激情的术语

    动物特有的运动有两种：一种叫生命运动，如血液循环、脉搏跳 动、新陈代谢等。这种运动从出生开始，到死亡结束，无需借助于想 象。另一种叫自觉运动，即按照事先想好的方式行动，如行走、说 话、摆动肢体等。因为行走、说话等自觉运动总是依赖于运动之前关 于“去哪里”、“讲什么”等问题的思维活动，所以这种思维活动便 显然是自觉运动最初的内在开端。动物的有些运动，因其空间太小而 无法被人感知，但这却并不妨碍这种运动的实际存在。因为即使是再 小的空间也是较大空间的一部分，一个个小的空间才构成了较大的空 间和更大的空间。当运动的微小开端在人体内产生，而尚未表现为行 走、说话等可见的动作之前，我们一般称之为意向。

    当该意向趋向于引起它的某种事物时，就称为欲望或愿望。相对 而言，后者更常用一些，而前者往往只限于描述对食物的饥、渴等感 觉。当意向是要回避某种事物时，一般就称之为嫌恶。“欲望”和 “嫌恶”这两个词都来自拉丁文，分别指“接近”、“退避”两种运 动。

    人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往往称为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而嫌恶的东西 往往称为我们所憎恶的东西。因此，愿望与热爱是一回事。只是愿望 通常指的是愿望之物尚未被拥有，而热爱则是指热爱之物已经被自己 拥有。同理，嫌恶所指的是对象尚不存在，而憎恶所指的则是对象已 然存在。

    有些欲望与嫌恶是与生俱来的，如对食物的欲望，以及排泄和排 除的欲望。后两种欲望更恰当地说是对体内某种事物的嫌恶。有些欲 望则是由于经验而导致的，如对某种具体事物的欲望，是由于本人或 其他人试图尝试该事物的效果而产生的。我们对自己完全不知道或相 信不会有的事物，除了想要尝试外，不会有更多的欲望。然而，人们 不但会对伤害过自己的事物产生嫌恶，而且对于那些不确定是否会伤 害自己的事物也会产生嫌恶。

    对某一事物既不能产生拥有的“愿望”，也不会产生“嫌恶”的 情感倾向，就叫做“轻视”。任何人的欲望对象，就他本人来说，都 可以是“善”；相应的，他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可称为“恶”；而他 轻视的对象则称为“无价值”或“微不足道”。善、恶和微不足道等 词语的使用从来都和使用者相关，并且会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 从来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拉丁文中有两个词与善与恶的词义比较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 那便是“美”与“丑”。前者指那些表面看来是“善”的事物，后者 则指那些表面显示为“恶”的事物。但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相应的 词来表达这两种意义。关于美，对不同事物我们有漂亮、清秀、可爱 等等表达；至于丑，则根据具体情况用恶浊、鄙俗、恶心等等来表 达。这一切词语运用恰当时，都只是表示善或恶。所以，善有三种： 一种是暗示性的善，谓之美；一种是效果显示出来的善，谓之令人高 兴；第三种是方式、方法的善，谓之有效、有利。恶也有三种：一种 是暗示性的恶，谓之丑；一种是效果显示出来的恶，谓之令人不快； 第三种是方式、方法的恶，谓之无效、无益或有害。

    朝向或回避对象的欲望或嫌恶这种运动的表象或感觉，就是我们 所谓的愉快或不愉快心理。这种我们叫做欲望的运动，似乎强化、促 进了生命运动。因此，那些促进、强化生命运动的事物应被恰当地称 为令人愉快的事物。相反，那些阻碍或干扰生命运动的事物，则被称 为令人不快的事物，或者就叫做烦恼。

    由此可以说，愉快或高兴便是善的表现或感觉，不高兴或烦恼便 是恶的表现或感觉。所以，一切欲望和爱好都多少和高兴相关联，而 一切憎恨或嫌恶则多少伴随着一些不快和烦恼。有些愉快或高兴是基 于现实事物的感觉而产生的，可称为快感；有些愉快则基于对现实事 物的结果的预期，可称为美感。同样，有些不愉快源于对现实事物的 感觉，称为疼痛；另一些则源于对现实事物结果的预期，称为伤感。

    出于不同的考虑，我们把激情分别命名为喜、怒、哀、乐、欲等 等。接下来，我们要具体讨论一下这些激情。
    有信心去实现的欲望叫希望，反之则叫失望。害怕某事物伤害自 己而对其产生的嫌恶叫畏惧，反之则叫勇气。至于突然爆发的勇气， 就叫愤怒。常存希望叫自信，常存失望叫自卑。因强权暴行而使他人 受到巨大伤害，此时所引起的愤怒叫义愤；当这种伤害是有意为之 时，则会产生愤慨。希望他人好的欲望称为仁慈或善意；这种欲望如 果是普遍存在的，便称为善良的天性。
    对财富的欲望称为贪婪。虽然贪婪本身应加以谴责，但还是可以 容忍，这取决于追求财富的方法，但贪婪这个词却永远是一个贬义 词，因为追求财富的人，不会乐意别人和自己一样拥有对财富的支配 权。对职权或地位的欲望是野心。这一名词也由于上述同样的理由而 用于贬义。对那些达成目的没有太大帮助的事物的欲望，以及对既定 目的影响不大的事物的畏惧，都称为怯懦。
    对小利小弊的轻视称为豪迈；面对伤害和死亡所表现出来的豪迈 是勇敢；而在财富的使用上所表现出来的豪迈则是慷慨。卑微情况下 的怯懦有两种，根据其是否被人喜欢称做可怜或寒碜。
    在交往相处中表现出来的爱意，称为亲切；仅仅为了愉悦感官而 产生的对他人的爱，称为情欲；回味、回想过去的愉快从而产生的爱 称为乐趣；专爱一人而又想专受其爱，是谓爱情；专爱一人而不能专 受其爱所致的情感倾向，则是嫉妒。《亚当夏娃》丢勒在基督教故事 中，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过着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生 活，在他们的世界中，无所谓霍布斯在这里提到的种种激情。直到夏 娃在蛇的引诱下偷尝了禁果，被上帝赶走。从此，在痛苦和磨难的生 活中，人类相互支持、相濡以沫。在一天天的相处中，他们之间产生 了一种自然的爱意，也开始了经受爱情、情欲等情感折磨的人生历 程。对事物成因及具体体现形式的欲望叫好奇。好奇是一种精神层面 的欲望，由它所产生的持久的快乐超过了短暂而强烈的肉体快感，因 而这种欲望和推理一样为人类所独有。
    在头脑中假想出，或根据传说假想出的对于无形力量的恐惧是宗 教；如果这种想象不是据于公众认可的传说则是迷信；而当假想中的 力量真如我们所想象的时，那便是真正的宗教。
    不理解原因或状况的畏惧是谓恐慌。因对新奇事物的理解而产生 的快乐称为欣羡，这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情绪。因想象自己的力量与 能力而产生的快乐是自豪。如果这种情绪的产生是以自己以往行为的 经验为基础，那就是自信；但如果是基于他人的奉承，或仅仅是为哄 自己高兴而空想，便是虚荣。虚荣这种情绪最容易在青年人身上产 生，而且，还会在英雄传奇助长下继续高涨。值得安慰的是，年龄以 及实际的工作会逐渐纠正这种情绪。
    突然爆发的自豪感是让人笑的激情。伟大的人物一般没有这种情 绪，因为他们的本分之一就是帮助别人，并且他们只把自己和最贤能 的人去做比较。突然爆发的沮丧则是引起哭的激情。笑和哭都是突发 的动作，习惯之后就全都消失了。
    发现能力上的某种缺陷而悲伤，是谓羞愧。对年轻人来说，羞愧 是热爱名誉的表现，这是值得称道的；对老年人来说，羞愧同样是热 爱名誉的表现，但是并不值得表扬，因为它来得太晚。
    蔑视名誉叫无耻，因缺乏力量而产生的悲伤称为沮丧，但为他人 的苦难而悲伤是谓怜悯；想象类似的苦难也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所引 起的感同身受的情绪是同情。所以，怜悯和同情是意义相通的一对语 词。
    无视他人的灾难就是残忍。没有个人目的而幸灾乐祸，这一情况 我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
    为求在财富、荣誉或其他好的事物上超过对手而奋发图强，叫好 胜；但如果同时力图排挤或阻碍对方，则叫妒忌。
    对于同一件事情，如果在一个人心中，做与不做的各种好坏结果 连续交替出现，以致让人时而向往，时而嫌恶，时而希望能做，时而 又害怕尝试，那么直到该事情完成或被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在这一过 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欲望、嫌恶、希望和畏惧的总和，便是我们所谓的 斟酌。斟酌是指向未来的。在斟酌过程中，直接与是否付诸行动的决 定相连的最后欲望或嫌恶，便是我们所谓的意志。它是意愿的行为， 而不是意愿的能力。

    在语言表达方面，对于激情和思想的表达形式有的相同，有的不 同。首先，所有激情都可以用陈述性的语言来表达，如“我爱”、 “我怕”、“我愿意”等。但有些激情却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斟 酌一般用虚拟语气来表达，这和推理的语言没有区别，只是推理通常 选用一般性语词，而斟酌绝大部分用特定语词。欲望与嫌恶的表达是 祈使句式。如“做这个”、“不许做那个”等。如果强令对方做或不 做某事，便是命令；如果不是强制性的，则是祈求或建议。虚荣、义 愤、怜悯和报复等所用的语言是祈望式的。求知欲的表达常用疑问 式，如“这是什么”、“什么时候”、“怎么做”、“为什么这样” 等等。除上述之外，我没有发现激情的其他表达方式。有人说，诅 咒、发誓、辱骂等也是有关激情的语言。不，那不是。那只不过是舌 头习惯的动作而已。

    以上所说的喜怒哀乐等语言形式是我们表达激情的方式。但是， 我们还应该想到，在有些时候，有些表达并非出于表达者的意愿。即 便出于自愿，激情又岂是语言所能穷尽的？因此，激情的最好的表达 便在于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以及我们通过其他方式所知道的这个人内 心的情感意愿。

    在斟酌中，斟酌对象的好坏结果引起了人们的欲望与嫌恶。因为 斟酌对象的复杂使得想要获得“善于斟酌”的名声变得困难，因此， 那些最善于斟酌的人，往往能为别人提出最好的建议。

    一个人如能持续成功地获得自己向往的东西，就是人们所谓的福 气。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运动，所以心灵的永久宁静是不存在的， 而且无私无畏的生命也如同没有感觉的生命一样是不存在的。

    人们用以表达事物的善的语言形式，叫赞美；用以表达威力与伟 大的语言形式，叫推崇；用以表达自己对他人有福的论断的语言形 式，古希腊人称为μαkαρισμos，这在我们自己的语言中还找不 到相对应的词。到此为止，我已经充分讨论了目前关于激情的问题。

    第七章 论讨论的终结或决断

    所有的讨论，由于受到求知欲的限制，无论最后有无结论，都会有一个终结。

    在探求真理过程中交替出现的观点，与在斟酌善恶时交替出现的 欲望是一样的。斟酌时最后的那个欲望称做意愿，而在探求真理过程 中所形成的最后的那个观点，我们称做“判断”、“决断”等。正如 在考察善恶问题时，我们把交替出现的欲望所形成的思维链条称为斟 酌一样，在判定真假问题时交替出现的观点所形成的思维链条，我们 叫它怀疑。

    要想获得对事物的绝对认识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事实的了解最初 依赖的是感觉，此后便依赖记忆，而感觉和记忆总是存在着局限性– 我们并不能感知记忆所有事物以及事物的所有细节。在前面的有关章 节中我曾经讲过，由事物之间的真实的因果联系所构成的一系列知 识，就是所谓的科学，但这种科学知识是有条件的。在对知识的讨论 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此事物存在，则彼事物一定存在；或 者，如果此事物将会存在，则彼事物也将一定会存在。

    因此，在讨论中，当从定义出发，通过语词之间的联系形成一般 的论断、再由一般论断形成三段论法时，最后所得出的就称为结论。 这种由结论所表达的思维便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或关于语词序 列的知识。如果讨论最初的基础不是定义，或者即便是定义却没有形 成三段论法时，那么该讨论最后形成的便仍旧只是意见。这种意见是 荒谬无意义的，让人无法理解。如果两个或更多的人知道了同一事 实，便称为互相意识到，也就是共同知道这一事实，那么他们彼此或 对第三方都是最好的见证人。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违背良知做假见 证，或威胁别人做假见证，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将遭万世唾骂的恶 行，因为对良知的要求历来都是最受人关注的。后来人们把这个词用 于对自己隐私或隐秘思想的认识。于是，喜欢辞藻的人用文学的语言 说“良知是众目睽睽的见证人”。还有一些人偏爱自己貌似新奇实则 荒谬的观点，美其名曰“良知”，并顽固不化地加以坚持，尽管他们 清楚那仅仅是自己的个人想法而已。

    如果讨论不是从定义开始，那么就是从自己或另外一个人的某种 观点开始。对于这另外一个人，我们相信其认识真理的能力以及不行 欺诈的正直胸怀。此时，讨论所关涉到的更多是人而不是事，而这一 决断也就称为相信和信任。所谓信任是对于人而言的；而相信则同时 涉及人和以及人的言论的真实性。因此，“相信”一词之中便包含着 两种看法，一是对这人言论的看法，二是对这人品德的看法。信任、 信赖或相信某人，都是指认为某人诚实。但相信某人所说的话则仅仅 是对其言论是否真实的看法。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信”这种表达 方式，从来都只用在有关神的著作中。而在别的文本中，一般使用 “我相信他”、“我信任他”、“我信得过他”、“我信赖他”等表 示“我信”。

    宗教信条方面的“信”指的不是对某个人的信赖，而是对教义的 承认和相信。因此，当我们断定任何言论的真实性时，所根据的如果 不是事物本身或自然理性，而是说话者的权威及其影响，那么，我们 信赖的便是说话的这个人，我们信任的对象便是他所说出的且被我们 认可的话。因此，当没有得到上帝的直接启示，而认为《圣经》上的 文字就是上帝的言论时，我们所信赖的便是教会，我们接受并默认的 是教会的说法。那些相信先知以上帝之名对自己说话的人，所接受的 便是先知的话，所尊敬的也是先知，至于这个先知是真是假并没有什 么影响。

    同理，历史上的其他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全然不相信历史学家 有关亚历山大或恺撒的著述，那么亚历山大或恺撒泉下有知，也没有 理由认为我冒犯了他们。除了历史学家本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 理由这样想。同样地，如果李维说上帝曾使牛开口说人话，而我们不 相信牛会说人话，那么，在这里我们怀疑的就不是上帝，而是李维。 因此，问题显然是：如果我们对任何事物的信任依据的仅仅是作者及 其著作的权威性，那么，就无论他们是否是上帝的信使，我们都只是 信任这些人而已。

    第八章 论智慧的美德及与之相反的缺陷

    通常意义上的美德，是指一种卓越出众的品质，它往往是通过比 较而获得的。而这里我们所说的智力的美德，是指被人们称道、珍视 并希望自身具有的心理能力，一般被称做智慧。它可分为两种，一种 是自然的，另一种是习得的。所谓自然的并不是指与生俱来的先天性 的东西，而是指不凭借方法、培养或教导，仅仅由习惯或经验得来的 智慧。感觉是与生俱来的，但感觉在人与人，以及人与动物之间差别 不大，所以不能看做一种德性。我们这里讲的自然的智慧，包含两个 要点：第一是思维敏捷，也就是脑子灵光，转得快，整个思维过程环 环相扣，接续迅速；第二是目标明确，也就是对准既定目标，保持方 向的稳定性。

    思维的敏捷与否，是由人对于同一事物的好恶不同而产生的。正 是由于这种好恶的不同，决定了人的思维必定沿着自己喜好的一面延 展下去，并持续产生对所好事物的看法。在这种思维过程中，人对自 己所思考的事物能观察到的不外乎以下几点：它们在哪方面相似，在 哪方面不相似，有何作用，以及怎样发生这种作用等。如果别人很难 发现这些相似之处，那么能发现的人就是一个有良好的智慧的人。在 这种情况下，良好的智慧就是良好的想象力。能看到别人很难看到的 事物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能够区分、识别、判断事物的特征，那么就 是一个有良好的判断力的人。拥有这种良好的判断力的德，可称做明 辨。想象如不辅以判断，不能誉之为德，而判断与明辨则无需借助于 想象，本身就可以称为德。

    良好的想象力除了需要对时间、地点与人物的明辨以外，还需要 经常把自己的思维应用于其既定目标中。做到了这一点，拥有这种美 德的人就能够使自己的表达因匠心独运、别出心裁而令人倾倒。但如 果这种良好的想象力不能用于既定的目标中，则会使沟通因思维的旁 逸斜出而无法进行。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时是因少见而多怪，有时 是因分辨不清鸿毛之轻与泰山之重所致。

    对于好的诗歌，不论是史诗、讽刺诗，还是其他诗，想象和判断 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尤以想象为重，因为诗歌是以丰富的想象悦人悦 己的。而对于优秀的史书，则必须以判断见长，因为史书的优点就在 于方法的恰当，事件的真实性，以及所选事件是否最宜于为人所知。 对于史书，想象的作用仅限于修饰文辞。

    在颂扬或贬斥的表达中，想象的作用更为突出。因为这种表达的 目的仅仅是通过高尚或卑鄙的手段进行褒贬，而非明辨是非，追求真 知。在这里，判断能做的只是提示一下什么行为可颂扬或可贬斥。而 在劝告或请求中，如果真诚对达到劝告或请求的目的最有用，则最需 要的是判断；如果伪饰最有用，那么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在论证、商 讨以及所有探求真理的严肃文字中，最需要的是判断。比喻、想象只 是起到帮助理解的辅助作用，而隐喻则完全不适用–论证等需要的是 有明确的边界的语言。

    在讨论中，如果一个人的判断力存在明显的缺陷，那么不论想象 如何丰富，这种讨论都可以叫没有智慧。相反，当讨论者具备良好的 判断力，则其想象不论如何平庸，都不能叫没有智慧。

    一个人在私下里，或高贵，或下流，或圣洁，或淫秽，或庄重， 或轻佻，什么都可以想，也什么都可以不想，无须自己感到羞愧，更 不必担心受到谴责。但要说或写出他自己的判断，则必然要受到时 间、地点以及表达对象的限制。比如，解剖学家或医生可以谈论或书 写他们对于污秽之事的判断，因为这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为了 取悦于某个人、某些人。但如果另一个不是这种职业的人，在同一事 物上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驰骋其愉悦的想象，其间的差别就在于 是否具备清楚的判断力。再如，一个人在心情闲适时与老朋友聊天， 不妨玩玩文字游戏，甚至还可以比赛一下谁的想象更奇特、更丰富。 但在布道时，在公开场合、在陌生人面前或在应当尊敬的人面前，玩 弄文字游戏就是愚蠢的，其间的区别也只在于有没有明晰的判断力。 因此，没有智慧并不是指没有想象力，而是指缺乏判断力。于是，我 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想象的判断是智慧，缺少判断的想象不是智慧。

    一个有思想的人，在思考过大量事物以后，如果观察出这些事物 怎样有助于实现他的某一具体计划，而其观察又属难能可贵时，那么 这个人的智慧就称为审慎。审慎依赖于大量的经验以及对类似事物及 其后果的记忆。每个健全的人的审慎能力相差无几。善于治家和善于 治国并不是两种不同程度的审慎，而是两种不同的事务。这就如同一 个普通农民对于自家事务的审慎程度更甚于一个枢密大臣对别家事务 的审慎程度。

    如果在审慎的同时，又加上不诚实的手段就是狡诈。这是一种邪 恶的智慧。在拉丁文中，狡诈写作versutia，直译是便宜手段，其实 就是为了躲避眼前的危险而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危险状况，这很像依靠 高利贷来还债，或者类似于饮鸩止渴。

    而所谓习得的智慧，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或教导而获得的智慧， 也就是推理。它所根据的是语言的正确运用，它所产生的是科学。这 一点，在第五和第六章中我已经说过了。

    人的智慧的不同是因为激情的差异而产生的，而激情的差异部分 源于体质不同，部分源于教养有别。最能引起智慧差异的激情主要是 程度不同的对权势、财富、知识和荣誉的欲望。这几种欲望可以归结 为对权势的欲望，因为财富、知识和荣誉等不过是权势的几种不同的 表现形式而已。

    一个人如果对以上种种没有太大热情，就不大会有很好的想象力 或判断力，因为一切心理运动的稳定性和敏捷性都是由欲望而产生。 没有欲望意味着死亡，没有激情意味着迟钝。对每一事物都无所用 心、漠然处之，便是精神涣散；而对任何一种事物的激情都比旁人来 得激烈和持久，便是所谓的疯狂。这种激情或者是极度虚荣，或者是 极度沮丧。我们把前者一般称为骄傲自负。

    愤怒通常由骄傲引起，其过分时称为大怒或狂怒。由恨而怒直至 狂怒，由爱生妒继而大怒都比较容易理解。一个人在智慧和外表等方 面如果自视过高，对那些在以上方面超过自己的人便会产生嫉妒，这 时也会引起狂怒。当自己坚信的真理遭遇质疑时，也会引起狂怒的激 情。这些激情的产生都和骄傲有关。

    沮丧容易引发恐惧的心理，也即通常意义上的抑郁的疯狂。其表 现方式不胜枚举，比如常去荒野和墓地等。总之，产生奇怪和反常行 为的一切激情都可以总称为疯狂。至于疯狂的种类，可以列出很多 种。而对于疯狂的原因，从古到今就说法不一，有些人认为它产生于 激情，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善恶不同的鬼怪附体所造成的。但在我看 来，疯狂不过是激情的过分表露而已。 有些人言谈中的语词滥用也可以被称为一种疯狂，在第五章中我 已经讲过这种状况。这种疯狂通常发生在经院哲学家身上。普通人很 少说没有实际意义的话，并因此被一些“卓越人物”认为是愚夫愚 妇。但为了证明那些滥用词语的人所使用的词语并没有相对应的事 物，任何人如果感到有必要的话，都不妨找一个经院哲学家来做个试 验，看他能不能把有关诸如三位一体、神性、基督的本质、体位转 化、自由意志等这类著作中的任何一章翻译成让我们能够理解的任何 一种现代语言。当他们连篇累牍地写些这样的东西时，他们难道不是 发了疯或者想使别人发疯吗？所以将这类荒谬言论列为一种疯狂并无 不当。

    关于智慧的美德以及与这种美德相反的缺陷，我们就讨论到这 里。

    “疯狂是激情的过分表露”，荷兰印象派画家凡·高的这幅自画 像就是这种观点的最好注解。关于这幅画说法有二：一是说在和朋友 高更的一场激烈争执后，凡·高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竟割下了自己 的耳朵；二是说凡·高为了表达对一名女子强烈的爱恋，就割下耳朵 送给了她。总之，不管哪种说法正确，凡·高的这一举动被人们视为 疯子的行径。这一切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凡·高表面的疯狂举动 是激情的一种过分表露。

    第九章 论知识的几种主题

    知识分两种，其一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其二是关于推理的知识。 前一种知识我们叫它感觉和记忆，是绝对性的知识。例如，当我们看 见某一事实正在发生时所获得的知识，或者是回想已完成的事实所获 得的知识就属于这一类。这也是法庭上对证人要求的那种知识。后一 种知识我们叫它科学，是非绝对性的条件性知识。例如，我们知道的 “如果一个图形是圆形，那么通过圆心所做的任何直线都会将其两等 分”这种类型的知识就属于后一类。

    把有关事实的知识记录下来就是历史，也分两种：其一是自然 史，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事实或结果的历史，如金属、植 物、动物、区域之类事物的历史；其二是人文史，也就是国家中人们 的自觉行为的历史。

    将这些表示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科学知识记录下来所形成的书 籍，我们一般叫做哲学书籍。这种书籍，由于所论事物的不同而有许 多种，可按下表加以分类。

    第十章 论权势、价值、地位、尊重及资格

    一般地讲，权势是指一个人获取某种好处的现有手段。这种手 段，或者是先天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后天获得的。与生俱来的权势， 是指一个人先天具有优异的身体或心理能力，如与众不同的力气、仪 容、审慎、技艺、口才、慷慨大度和高贵的出身等。后天获得的权势 则是指借助上述与生俱来的权势或运气所获取的权势，它们也是获取 诸如财富、名誉、朋友，以及好的运气等更多权势的手段和工具。在 这一方面，权势的性质就像名誉一样，越发展越卓著；或者像自由落 体之物的运动一样，越落越快。

    人类最大的权势莫过于集中起来的权势，也即大多数人根据自愿 的原则联合起来，把自身的权势交付到一个自然人或社会法人身上， 让他实施的那种权势。该自然人或社会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实施 这种集中起来的全体的权势，国家就是如此；也可以根据每一个人的 意志使用这些权势，如党派或不同党派的联盟。在这种意义上，拥有 佣人与拥有朋友都是一种权势，因为它们都可以成为一种联合起来的 力量，这种力量往往超过单个个人的力量。

    同样，财富与慷慨相结合，也是一种权势，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朋 友和佣人。假如只有财富而没有慷慨那就不能产生权势了，因为在这 种情形下财富不仅不能保护其拥有者，反而会导致嫉妒、仇恨，从而 使拥有者成为被人敲诈掠夺的对象。此外，拥有权力带来的声誉，获 得举国人民的爱戴的声誉都是一种权势，因为它们会让远近需要保护 的人前来归附。同样地，凡是能给一个人带来众多倾慕者或畏惧者的 品质及其声誉都是权势，因为，依赖着这些东西，一个人可以获得许 多人的帮助和服务。

    已经握有一定权力的官员们，如果态度上比较谦恭、和蔼，容易 让人亲近，他的权势就会增加，因为友好、亲切是能够为他博得人们 的喜爱的。

    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那些获得做事审慎评价的人也具有一 种权势，因为我们更愿意把管理自己的权利交给一个老成持重、办事 周全、深思熟虑的人。

    出身的高贵在一个没有平等意识的国家里也算是一种权势。而良 好的口才、令人赏心悦目的仪表和渊博的学识等，都是一种可以使自 己扩大影响，博得爱戴的权势。同样地，修筑城堡、制造兵器等和公 共事务有关的技艺则因有助于战争的防御和胜利，也是一种权势。

    人的价值就是他的价格，也就是使用他的力量、才能等权势时所 获得的酬金。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一个人的身价取决于 别人的需要与评价，而不取决于自己的判断。善于带兵的人在战时或 战争将要来临时身价最高，但在和平时期则不然。学识渊博、廉洁奉 公的法官在和平时期身价最高，但在战争时期亦不然。与其他事物一 样，决定一个人价格的不是卖方而是买方，因为一个人即便把自己的 身价抬得再高，没有人出价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用尊重或轻视来表示对人的评价。对一个人评价高往往意味 着尊重，对一个人评价低则通常意味着轻视。

    一个人在公众中的价值，也就是国家赋予他的价值，我们一般称 为地位。这种国家赋予的价值要通过一定的公共职务等来确定，或者 是通过专为显示这种价值所赋予的称号或名义如将军、法官等来确 定。

    无论向他人寻求何种帮助都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这说明人们认 为他有帮助别人的力量。所帮助的事情愈困难，尊重就愈大。

    服从也是一种尊重，因为一个人如果认为别人没有力量帮助或伤 害自己，就不会服从他。因此，不服从就是轻视。

    向别人馈赠丰厚的礼物是尊重，因为这意味着要谋求他的保护， 并承认他的权势。向别人赠送小小的礼物是轻视，这说明自己所需要 的只是些小小的帮助而已。

    尽可能在一切场合宣扬别人的好处是尊重，阿谀逢迎也是尊重。 这都说明我们在寻求他人的保护或帮助。反之，无视别人的好处则是 轻视。

    在任何事情上对人退让意味着尊重，因为这就是承认对方的权势 超过自己；反之，越俎代庖则是轻视。

    喜爱或敬畏他人是尊重，因为爱或敬畏本身就是一种评价。

    颂扬、推崇或称道其福祉都是尊重，因为只有善、权势和福祉是 值得称道的。诟骂、嘲讽或怜悯则是轻视。

    和别人说话时满怀敬意、谦恭有礼是尊重，因为这是唯恐冒犯他 人的一种表示。反之，以粗鲁的态度与人说话，或在他人面前猥亵、 孟浪或放肆则是轻视。 相信、信赖他人是尊重，因为这说明自己重视他人的品德和权 势。相反，不相信和不信任则是轻视。

    倾听对方谈话是尊重，因为这说明我们认为对方有识见、口才或 很聪明。而在他人说话时打瞌睡、走开或随意讲话则是轻视。

    对别人做他自认为值得尊敬或法律与习惯视为值得尊敬的事是尊 重，因为尊重众人的尊敬，就是承认众人所承认的权势。不这样做则 是轻视。

    赞同别人的意见是尊重，因为这说明我们赞同他的判断和识见。 不赞同别人的意见则是轻视，是对其错误的谴责；如果不同意他的事 情很多，那就是谴责他的愚笨了。

    仿效别人是尊重，因为这是强烈的赞同。而仿效某人的仇敌，则 是轻视。

    尊重别人所尊重的人，就是尊重他本人，因为这表示我们赞成他 的判断。而尊重他人的仇敌，则是对他人本人的轻视。

    征求别人的意见或请别人帮助自己解决困难是尊重，因为这说明 我们相信他的识见或其他权势。相反，在同样的情形下，如果别人想 要帮助我们，而我们加以拒绝，则是轻视。

    所有这些尊重的方式都是自然的，与国家的有无没有关联。但 是，如果在一个国家中，君主或其他什么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能 够随自己的意愿把他或他们喜欢的任何事物树立为尊重的标尺，那 么，就会有一些不是出于自然的尊重方式。

    –国君用头衔、职位、任用或具体的行为等任何他认为是表示尊 敬的方式来对自己的臣民表示他所认为的尊重。这种尊重来源于国家 的人格，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因而它是尘世的，称为世俗尊荣。如官 爵、职位、封号以及某些地方的盾饰和绸带蟒袍等都属于这一类。人 们认为具有这类东西的人深受皇恩，并因而尊重他们。这种皇恩就是 权势。

    一切能成为权势的象征和证明的所有物、行为或品质都是值得尊 重的。因此，受到许多人的尊敬、爱戴或敬畏的人便是值得尊重的， 这说明了他的权势。而很少人或没有人尊敬的人便是不值得尊重的。

    统治地位和胜利是令人尊重的，因为他们均以权势获得。反之， 迫不得已或出于恐惧而处于受奴役的状况则是不令人尊重的。

    好运如果持久的话便是令人尊重的，因为这是上帝眷顾的象征； 不幸和失败则是不令人尊重的。财富是值得尊重的，因为它是权势； 贫穷则不值得尊重。慷慨、大度、希望、勇气、自信等都是值得尊重 的，因为它们产生于对权势的意识；怯懦、吝啬、畏惧、不自信等则 是不值得尊重的。

    遇事果敢是值得尊重的，这是藐视困难和危险的表示。犹豫不决 则是不值得尊重的，这表明一个人的拈轻怕重，过于计较个人得失。 因为当一个人在时间所能允许的限度内长时间权衡事物而不能决断 时，那种利害分量的差别是很小的。因此，如果他不能及时做出决 断，那只能是过分重视小事，我们把它叫做怯懦。

    一切出自或看似出自丰富的经验、学识、明辨或智慧的行为和言 辞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这些都是权势。而出自错误、无知或愚蠢的 行为或言辞则是不值得尊重的。

    沉着如果是因为内心对事物的深思熟虑，这是值得尊重的，因为 对事物有所用心是权势的象征。沉着如果是来自做作，那就是不值得 尊重的。因为前一种沉着就像是一只船满载有价值的商品所致的稳 重，而后一种沉着则像是一只船满载无用的破烂压舱所造成的稳重。

    由于财富、职位、壮举或其他杰出的善而引人关注、为人所知， 是令人尊重的，因为这是使他闻名的权势的表现。相反，默默无闻地 老死于户牖之下则是不令人尊重的。

    出自名门望族的人是令人尊重的，因为这种人更容易获得帮助， 结交朋友。相反，出身寒门则是不令人尊重的。

    为主持公道而使自己蒙受损失是令人尊重的，这是豪迈的象征， 而豪迈则是权势的一种。反之，狡诈、奸猾、有失公道则是无法令人 尊重的。

    计天下利，求万世名，是令人尊重的，因为这是获得这一切权势 的象征。反之，求一己之私利，求一己之虚名，则是不令人尊重的。

    行为伟大而艰巨，且这种行为成为巨大权势的象征时，就是令人 尊重的，至于该行为是否合乎正义并不足以改变这一点。原因是尊重 只在于对权势的推崇。在国家形成以前，人们并不以为海上或陆上的 打劫是不体面的，相反，那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并且不 仅古希腊人，所有其他民族都是这样认为的。这一点古代历史讲得很 明白。

    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封号都是令人尊重的，因为这代表了 国家意志。这些封号在古时都是职位或管辖权的名称，或来源于古罗 马，或来源于法兰西，或来源于日耳曼。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曾具 有实际管辖意义的尊荣的职位，现在大部分都变成了一个头衔，仅用 来区别一个国家中臣民地位的先后顺序。

    资格既和身价有所不同，它也有别于一个人的优点或美德。当一 个人具备胜任某一事的能力时，我们说，他具备做这件事的资格。因 此，最有资格当将领、法官或者承担其他职务的人，是指这样一些 人，他们具备良好地执行这些职务所需要的品质。同样如此，最有资 格当富翁的人也具备最善用财富所需要的品质。缺乏这种品质中的任 何一点时，一个人仍然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类似的资格和价值。此 外，一个人虽然可以拥有获得财富、职位和被任用的资格，然而却无 权要求先于他人获得，因之也就不能称为应当获得。因为应当就事先 假定了一种权利，应当获得的东西是由于允诺而成为其应得之分的。 这一点在我谈到契约时还要更详细地讨论。

    第十一章 论品行的差异

    我这里所说的品行，不是指如何漱口、如何剔牙等生活小节，而 是指人们在社群生活中和平共处、创造幸福生活所需要的品质。这里 所谓的幸福生活，也不是指对于已有的生活状态的满足，而是实现一 个又一个欲望的目标的过程。因为人类欲望的目的并不是一地一时的 享受，而是要永远享受，所以，人们所希望的便不仅仅是使眼前的生 活变得美满，而且还要长久地保持这种美满的生活状态。在这一点 上，我认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也仅仅 在于求得美满生活且长久保持这种生活的方式的不同。而该种方式上 的不同，则部分来源于人们激情的差异，部分来源于人们对欲望成因 的不同看法和认识。

    所以，我认为，对于前一章我所提到的各种权势的无休无止的欲望，乃是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行为与情感倾向。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如 果他不去谋求更多的权力，他就不可能保持住现有的美好生活，并创 造未来的更美好的生活。因此，即便是国王们也需要或通过新的征服 来赢得声望，或希望在某些艺术或智能方面出类拔萃，以此种种来博 得人们的赞扬或逢迎。

    对财富、荣誉、统治权等的竞争，使人倾向于争斗、敌对和战 争。特别是出于对好的名声的追求，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厚古而薄今。 厚古是因为古人不会与今人争抢赞誉，再怎么赞美古人都不会危害到 自己的现实利益。并且，对于古人的溢美，还可以使与自己竞争的今 人的荣耀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追求安逸与肉欲之乐的欲望使人们愿意服从一个共同的权力，因 为有了这种欲望之后，人们就会放弃那种通过自身勤奋努力可望获得 的保障。畏死惧伤也使人产生同样的倾向，其理由也相同。反之，贫 困、倔强的人则对他们的现状不满。而那些热衷于兵权的人都倾向于 保持造成战争的原因，并借此继续制造纷乱，引发战争。因为战功的 荣誉，从征战杀戮以外的地方无法获得。而要挽回败局，东山再起， 除了挑起新的事端，也没有别的办法。

    爱知识以及艺术的欲望同样使人们倾向于服从一个共同的权力， 因为这种欲望包含对安逸生活的向往，因之也就更使人希望得到他人 的权力保护。

    喜欢被别人称赞的欲望，产生了称赞他人的行为。例如我们经常 称赞自己看重的人，而对于我们轻视的人，我们也往往不把他们的称 赞放在心上。希望辞世以后人们给予自己良好评价的欲望也有同样的 作用。尽管一个人死后对于尘世间给他的任何称赞都不会再有感觉， 但这种称赞对于他活着的子孙后代却并非全无意义。因此，一个人生 前在想到自己的子孙从后人对自己的良好评价中得到切实利益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快慰的感觉。

    一个人如果从和自己的身份、地位差不多的人那里得到一种此生 此世再也没有办法报偿的恩惠，那么在他的心中，就容易产生一种隐 恨。因为无法报偿的恩惠是一种永久的羁绊，他会总是感到欠人家 的。但是，如果这种恩惠来自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那么在他的心 中，就会产生一种对施恩者的真诚的敬意。而当从和自己的身份、地 位差不多的人那里得到的恩惠是可以报偿的，那么在他的心中，也会 产生一种真诚的敬意。因为受惠者会认为，这是一种相互的帮助和服 务。往往他在回报施惠者的时候，还要多付出一些，从而在他们之间 形成了一种高贵且有益的竞争。

    如果一个人对别人造成的伤害超过了自己能够或者愿意补偿的限 度，这个时候，会使得害人者憎恨受害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摆在 害人者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遭遇受害者报复，一种是请求受 害者原谅。然而遭遇报复是令人厌恶的，请求别人原谅是难为情的， 这两者都会让人产生恨意。

    因为害怕遭受压迫和奴役，所以那些处于这种威胁下的人往往先 下手为强，或者干脆结成团伙以壮声势。这是一个人要保全自己的生 命和自由的必须的方法。

    在动乱中，更容易获得胜利的是那些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太自信 的人，而非那些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很自信的人。因为前者不自信，所 以喜欢商量计议。而后者则由于过于自信往往怕上圈套而急急忙忙动 手。

    那些喜欢把自己想象成英俊豪侠，而实际上胸无点墨的人，平日 里滔滔不绝，貌似雄才大略，但真的到了危险或困难时刻，需要他一 显身手之时，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有他的无能的全然暴露。这种人 对自己的能力其实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也因此，他们往往行事鲁莽。 而一旦遭遇危难，却又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 命自然比名誉更重要–名誉可以找一个借口来挽回，生命则是任何办 法都无以挽救的。

    在政治事务方面对自己有充分自信的人是会有野心的，因为如果 不在议会或行政方面出任公职，那么，他们所具有的智慧的荣誉就不会充分地表现出来。同样，善于言辞的人也容易有野心，原因在于滔滔不绝的口才在他们自己和别人看来也是智慧。

    怯懦往往使人犹疑不决而坐失行动的良机。

    节俭在穷人是一种美德，但当需要许多人的力量来一起完成某一 项任务时，节俭就是不合适的。因为众人的努力需要用报酬来哺育， 众人的创造力也需要用报酬来刺激。而在这一方面节俭就不是美德， 而是恶行。

    人们喜欢那些有口才而又善于逢迎的人。因为这种人给人一种聪 明而又仁爱的感觉。如果再加上善于打仗的名声，就会使人们乐于去 归附和服从具有这些品质的人，因为前二者保证了人们不必担心会被 他伤害，而后者则保证了人们不必担心会遭遇他人的伤害。

    当一个人不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也就是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不明了时，他就会因缺乏主见而不得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尤其是听从 那些没有理由欺骗自己的人的意见。当一个人不能正确地理解一些词 语的意义时，他就会不仅容易相信真理，也会轻易相信错误，甚至对 自己所信赖的人的无稽之谈也会深信不疑。

    人们也会因为自身激情的差异而给同一事物赋予不同的名称，比 如，认可某个人的观点时，就将他的观点称为观点；而不认可某个人 的观点时，则把他的观点称为异端邪说。其实异端邪说也就是个人意 见，只是这一名称的贬损色彩更大而已。

    不知道权利、公平、法律与正义的由来和成因的人，往往把习惯 和先例列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在他们的观念中，凡是习俗所惩罚的事 就是非正义的，而只要有证据表明习俗不惩罚的或习俗鼓励、赞成的 就认为是正义的。这正像未成年的孩子一样，除了从父母师长那里接 受来的训诫以外便没有其他的分辨是非的标准。所不同的只是儿童会 坚守从父母那里得来的标准，而成人则不然。成人会忽而讲习俗、忽 而讲理性，而是讲习俗还是讲理性，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需要。当自 己的利益需要时，他们会放弃习俗，而一遇到理性对自己不利时，他 们又反对理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世间的是是非非总是说不清楚，并经 常见诸笔墨、诉诸刀枪的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从来没有 为关于线与形的几何学说文争武斗过。这其中的原因倒也简单，那就是，几何学对人们的野心、欲望和利益并没有任何妨碍。

    我丝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一百八十度”这一几何 公理与具有统治权的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的话，那么即便这一说法没 有遭受争议，而面临威胁的人只要情况许可，也一定会烧掉所有的几 何学书籍。

    人们在思考事物的成因时，往往因为不知道其深层原因而把一切 结果都归之于直接原因和工具原因（事物产生的手段），因为他们所 能认识到的原因就是这些。于是在所有的地方，当人们不堪捐税之苦 时，便会向收取捐税的公务人员泄愤，并站到反政府的人一边。这样 一来，当他们向当局申诉正当理由的路径被堵死以后，他们便会由于 害怕惩罚或愧于接受宽恕而和反对政府的人一起向最高当局发难。

    对事物的自然原因的无知，容易使人轻信，以致许多时候对不可 能的事情也相信，因为这种人看不到事物之中的不可能性的存在。再 者，由于人们喜欢在公众场合让人倾听自己，于是轻信又会助长谎言 的产生。所以，尽管无知本身不算什么，但它却能使人轻信谎言而又 加以传播，甚至使人编造出谎言来。人们对未来的关切使人探求事物 的原因，因为关于原因的知识可以使人更好地以最有利的方式对现在 进行筹划安排。

    好奇心或对于事物成因的追索促使人们从考虑结果进而去探究原 因，接着再去探究这原因的原因，一直到最后就必然会得出一个某一 原因的前面再没有其他原因存在的原因，即永恒因（第一因），也就 是人们所谓的上帝。因此，要深入探究事物的成因，就一定会让人相 信一定有一个永恒的上帝存在，虽然他们谁都不知道上帝的样子。正 像一个天生的盲人，听到人家谈论烤火可以取暖，而他自己也被领去 烤火取暖时很容易认识并确信有某种东西就是人们所谓的火，这种火 正是他所感受到的热的原因，但他却始终不会想象出火的形态，而 且，他的心中也不可能具有看见过火的人对火的那种观念。同样的道 理，人们根据这个世界上可以看见的事物以及其令人惊奇、羡慕的秩 序，完全可以想象到一定有一个原因存在，即人们所谓的上帝。然而 他心中对于上帝却没有任何观念或映象。

    还有一些人很少或根本不会在探究事物的自然成因方面下工夫， 于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便没有上帝的观念。但是，他们也真的不知道究 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可以那么深刻地影响他们的生活，带给他们或好或 坏的运气，由这种无知状态所产生的畏惧使他们想象出有若干种不可 见的力量存在，他们敬畏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些东西，在遇到危难的时 候祈求它们，在称心遂意的时候感谢它们。人们给自己幻想出来的这 些东西取了个名字，叫神。因为人们的关于它们的想象千差万别，于 是也就有了无数种不同的神。这种对不可见的事物的畏惧便是宗教的 自然种子。

    很多人都看到了这种宗教的种子，其中有些人便把它加以培植和 修饰，使之成为法律，并且在解释事物的自然成因时，有意加上自己 的理由，他们认为这是掌控他人并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权力的最 好方式。

    第十二章 论宗教

    在世界所有的生物群落里，只有人类才有宗教。这和人类的以下 特性有关：第一是人类有追根问底的本性，凡事要问个究竟。第二是 人类发现事物之间有一种因果联系，而且当他不确定事物的真实原因 时，会假想出一些原因。

    人类的这种特性会使人产生一种焦虑的情绪。因为人们既然相信 以往所出现的和未来将要出现的一切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的原因， 那么，为了避免将要到来的祸端和得到自己所期望的幸福，人们就不 可能不对未来时常感到担心，被死亡、贫困或其他灾难的恐惧所侵 扰。这种对于未来的频繁出现的恐惧，和人类的无知密切相关，并始 终伴随着人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往日的一些诗人说，神起源于人 类的恐惧。这一说法，对于解释众神的产生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在过 去的确面临着多种恐惧。但同时，用它解释唯一的上帝的产生则是不 正确的。因为上帝产生于我们不间断地追溯万事万物产生的原因时所 发现的那个第一原因。

    对于这些想象出来的神明，人们最初并不知道它们是虚幻的，于 是便称之为鬼神，并认为它们是精灵，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它们 的形状和人相似，只是可以随意显形，来去无踪。

    虽然人们可以把鬼神、精灵等意义互相矛盾的语词摆在一起，但 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在自然界与它们相对应的东西。因此，那些根 据冥想而认为有一个无限、全能和永恒的上帝存在的人便只好承认， 上帝这个存在超出了自己的理解水平，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不愿用无 形的精灵来说明他的性质。至于众神及上帝的力量是怎样发生作用 的，人们最初只能通过观察和记忆，知道有一次或者几次，是什么事 件引发了什么结果，而完全看不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他们 便根据以往发生过的类似事件预期未来会出现类似的事物，并以迷信 的方式胡乱联系。而对这些不可见力量的致敬方式，与对人表示尊敬 的方式一样，不过是诸如祭献、祈求、感恩、献身、祷祝等等。至于 这些不可见的力量怎样把未来的祸福成败昭示于人，人们自然是无从 捉摸，而只能是鉴往知来。并在这一过程中，以偶然发生的事情作为 以后类似事物出现的征兆。以上所有的这些方面，便是形成宗教的种 子。

    有两种人对这些宗教的种子进行了培育。一种是根据自己的独 创，另一种则是根据上帝的命令与上帝的指示。但这两种人这样做的 目的，都是要使依附于他们的人更服从、守法、平安相处、互爱、合 群。所以前一种宗教便是人类政治的一部分，宣讲的是臣民对君王应 尽的部分义务。后一种宗教则是神的政治，包含着臣服为天国子民的 人所应守的戒律。一切异教的建国者和立法者都属于前一类，而亚伯 拉罕、摩西和基督则属于后一类。

    在前一类宗教中，只要是有名称的事物都有一个相应的神，如天 神、狗神、蛇神、花神，如山神、海神、河神、家神，如昼神、夜 神、爱神、死神，如艺术之神、邪恶之神等等。人们不仅创造了这众 多的神灵，还筑造庙宇供奉它们，以祈求获得自己所希望的幸福或免 除自己所希望的灾祸。至于供奉的方式，除了祭献、祈祷等，这些非 基督教的创立者又加上了绘画与雕刻的偶像，以便使一般的民众相信 这些偶像所代表的神就在其中，并因此对神灵更加敬畏。此外，他们 还赋予众神诸如感觉、语言、性、欲求、生育、愤怒、报复等人和动 物的官能与激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欺诈、盗窃、通奸等种种罪恶的 和不名誉的行为。

    最后，在对于未来的预测中，这些异教的创立者或根据自己的经 验，或根据其自称所受的神的启示，再加上许多迷信的占卜，有时让 人们相信自己的命运应当从一些著名的神谕和僧侣们模棱两可的答复 里去寻找；有时叫人们到著名的预言家的书中去寻找；有时则叫人们 到那些据说有神灵附体的疯子们的无意义的话语中去寻找。另一些时 候，他们或根据天象作出预言，称为占星术；或根据鸟类无意识的飞 翔或啄食作出预言，称为灵雀验证术；或根据一个人的面貌特征、手 纹特征作出预言，称为相面术、手相术等等，不胜枚举。人们对自己 信任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很容易相信的，因此这些异教的创立者便可以 巧妙地通过温和的手段，并利用人们的无知和恐惧心理，获得更多的 善男信女。

    因此，那些专以使人民顺从，以及安宁为目的的外邦开国君主与 立法者们都特别注意：首先要使人民相信他们提出的宗教信条乃是来 自神的启示；或者使人相信他们自己不是凡人，以使他们的法律更容 易让人们接受。比如，秘鲁的开国君主就自称他和皇后是太阳的子 女，而穆罕默德创教时则自称可以和化身为鸽子的圣灵交往。其次， 他们还要努力使人们相信，律法所禁止的事情也是神灵所不悦的事 情。最后，他们还规定仪式、祈祷、祭祀、牺牲与节日，使人们相信 只要按时、按规定供奉这些神灵，就可以平息它们的怒气，而不至于 降祸给人间。通过这类制度，他们使得一般平民在遭受不幸时不是归 咎于公共管理的不善，而是归咎于自己对神的不敬、自己行为的不检 点等。因此，这类制度下的民众只要吃饱了肚子，就不会造反。也因 此，举凡这类制度下的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任何宗教都采取宽容态 度，除非那种宗教中有某种成分与世俗政府不能相容。从这里我们就 可以看出，异教的宗教理念是怎样成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了。

    不同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则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王国。在这一王国 中，他为人与神之间的行为，也为人与人相互之间的行为制定了法 则。因此，在这里，世俗的政策法规都成为了宗教的一部分，世俗和 宗教统治的区别便不复存在。诚然，上帝是全世界之王，但他也可以 是某一个国家之王，这一点正如同指挥全军和指挥自己麾下的一个 连、一个团一样并不矛盾。上帝成为全世界之王是缘于权力的作用， 但成为选民之王则是由契约而来。

    从宗教的传播上看，所有的宗教最初都是建立在一群人对某一个 人的信仰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群人不但相信这一个人是不辞劳苦地为 他们谋幸福的智者，而且也相信他是秉承上帝的旨意以超自然的方式 宣布神旨的智者、圣者。相反，当掌管宗教的人不再被人们尊为智 者、圣者的时候，他们所要维护的宗教便必然会遭到质疑。这时，如 果宗教不使用世俗的武力相威慑，便一定会遭遇人们的反对和摒弃。

    那些创立宗教或是在已有的宗教上再增添新的东西的人，如果他 们本身的言行自相矛盾，那么就会失去智者的声誉；如果他们要求别 人相信的事自己倒不相信，那么就会失去诚实的声誉；如果他们暴露 了自己自私的目标，那么就会失去仁爱的声誉。

    最后，我们知道，只有奇迹、真实的预言或异乎寻常的福祉，才 可以使人们相信神的存在。因此，要想使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可某事 物，便需要昭示给他们超自然的迹象。

    上述这些削弱信仰的原因，在下述事例中可以看出来。圣经中 说，摩西原先曾凭借奇迹和自己逢凶化吉的能力成功地引导以色列人 逃出埃及这一事实向人们证明了自己所负的天命，但当他离开四十天 后，他的这些子民们就背叛了摩西给予他们的对真神的信仰，转而立 金牛犊为神，堕落到埃及人的偶像崇拜中去了。

    此外，当摩西、亚伦以及曾在以色列领略过上帝伟大事业的那一 代人死去以后，便有另外一代人兴起。后起的这代人没有见过上帝的 神迹，所以，树倒猢狲散，他们也就没有了信仰。圣经中也曾说到， 撒母耳的儿子在别士巴由撒母耳立为士师以后，收受贿赂，以公肥 私。于是以色列人民便不再要上帝做他们的国王，而是要求撒母耳为 他们选一个国王来治理他们，就像其他国家。

    据《圣经》记载，上帝的十二使徒之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逃 出埃及，渡过红海，到达西奈，在西奈山上，上帝亲授摩西“十 诫”， 并命令其颁布施行。此图即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渡红海的场景， 图中的人们随着摩西左手所指的方向行进。然而不久，正如同耶稣被 弟子犹大出卖一样，这些曾经追随摩西的人就背叛了摩西给予他们的 训诫。家一样。这说明，上帝如果不公道，也就没有了对上帝的信 仰。

    当基督教传入古罗马帝国时，原先各地假借神的名义所作的预言 完全没有成为现实，但基督徒的人数则通过使徒和福音书传布者的布 道，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都有令人惊异的增长。之所以会这样，其主 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基督教的传教者的布道，而在于当时异教僧侣的贪 婪腐败、作奸犯科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厌恶和憎恨。今天，古罗马天主 教会的宗教在英国和基督教世界的许多地方之所以被废除，部分也出 于这样的原因，他们的教士道德败坏，使人民动摇了对古罗马天主教 会的信仰。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经院学者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 别的学说引入了宗教，从而使宗教教义显露出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和荒 谬之处，这些教士们也因此在人们中间得到了无知和骗子的恶名，并 使得人民或因违抗国王的意志背离他们，或因得到国王的同意背离他 们。法国与荷兰属于前一种情形，英格兰则是后一种情形。

    最后，在古罗马天主教会宣布的为实现救赎所必备的事物之中， 有许多显然仅仅是为了教皇和教徒们的利益而设的。比如：古罗马教 会要人相信，如果国王不由主教加冕，那么他的权力就不是来自基 督；如果国王是一个教士，那么他就不能结婚；王子是不是合法婚姻 所生要由古罗马教廷裁断；如果古罗马教廷判定国王为异教徒，其臣 民就可以解除对他效忠的义务；教皇可以任意罢免国王，并将其王国 交给一个臣民；而如果传教士和修教士涉及刑事案件，则不论在哪一 国家都不受该国国王的裁判等。在古罗马教会企图让人们相信这些教 义的时候，没有人看不出它们到底是为了哪些人的利益，也没有人看 不出向教会缴纳的私人弥撒费、现世炼狱费等究竟是入了哪些人的腰 包。而所有这些都足以窒息最富于生命力的宗教信仰。所以我把世间 一切宗教的衰替兴废都归之于一个原因，那就是人们对教士们的嫌 恶。不仅天主教是如此，即便在那些最主张宗教改革的教会中也是这 样。

     第十三章 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

    人在身体和智力方面的能力没有太大的差别，以至于我们不难发 现，即使一个人体力、脑力都比另一个人好，但将这个人的体力和脑 力加起来，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这样的程度，即一个人可 以得到他想得到的任何东西，而其他人却不能。因为就体力而论，即 使是最弱小的人，也可以运用密谋或与其他处在同一种危险状况中的 人联合起来的方式，干掉最强壮的人。而就智力而言，我至今还未发 现人们之间的智力差异大过体力差异的案例。这听起来似乎不好理 解。但据我观察，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几个人觉得自己比别人笨，甚 至，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比一般人聪明。这也许是因为人们看自己 的智慧时是从近旁看的，所以看得清楚；而看他人的智慧时则是从远 处看的，所以看得模糊，甚至看不到。

    既然人们的能力是差不多的，于是自然也就产生了希望结果平等 的愿望。因此，如果任何两个人想取得同一样东西而又不能共同享用 时，彼此就会相互仇视，并力图消灭或征服对方。这时，就会出现这 样一种情形：如果一个侵犯者面对的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那么他 侵犯起这一个孤立的人来就不会有太大的顾忌；如果一个侵犯者面对 的是一个拥有强有力的地位、持有相当多的资源的人，那么侵犯者就 可能会联合其他人来剥夺这个人的劳动成果、生命抑或自由。诚然， 侵犯者本人也面临着来自别人的同样的危险。于是，这种状态下的人 们总是互相疑惧，人人自危。因而，在这种状态下保全自己的最有效 的方法就是用武力或权谋来掌控自己所能掌控的一切人，并直到没有 危害自己的足够力量的存在为止。也有一些人所追求的远远超出了自 己的安全需要，他们喜欢沉醉于征服本身所带来的权力快感之中，而 那些本来乐于安分守己，不愿以侵略扩张其权势的人们，也因此不能 长期地单纯只靠防卫而生存下去，于是，统治权的扩张便成了人们自 我保全的必要条件。

    在没有一个能够产生使所有人都敬畏的权力的地方，人们共处时 不会有快乐而只会有忧伤存在。因为这种状况下的每一个人，都希望 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至少和自己对自己的评价相同。当他人对自己的 评价高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时，一般不会有问题，但一旦别人对自己 的评价低于自己的预期时，他就会心怀不满，并会加害于人。于是， 在没有共同权力使大家平安相处的地方，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彼此互相 摧残。

    我们发现，在人类的天性中有三种造成冲突的基本原因：第一是 竞争，乃是为了利益；第二是猜疑，乃是为了安全；第三是荣誉，乃 是为了名誉。为了利益，人们使用暴力去奴役他人；而全部的猜疑都 是为了保全这些既得的利益；至于为了荣誉的争斗，则是由于他们认 为受到了轻视或冒犯。

    于是，我们看到，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敬畏的时代，人们 便处在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之中（所谓战争状态，并不一 定是指实际战斗的状态，它还包括战争倾向）。在这一状态下，将不 会有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的存在，也不会有地理、 历史、艺术和文字、文学等的发生，当然也就无法形成人类社会。而 最糟糕的是，这种状态下的人们将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威胁 中，人们的生活将因此而孤独、贫困、猥琐、残忍、短寿，充满了不 安全。

    人性真的会使我们互相分裂、侵犯和摧毁吗？我们不妨设想，有 这种疑问的人处于上述的战争状态下会有怎样的行为。当外出旅行 时，他会不会带上武器并设法结伴而行？这时，他怎样看待他的同 伴？晚上就寝时，他会不会要把门闩上？这时，他又怎样看待他的同 胞？甚至就在自己家里，是不是也要把箱子锁上？而这时，他又怎样 看待自己的家人？他在这些地方用行动攻击人类的程度和我用文字攻 击的程度并无不同。但我们这样做都没有攻击人类的天性。人类的欲 望和激情并没有罪。同样地，在不通晓法律以前，从这些激情中产生 的行为同样无罪。

    也许有人怀疑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战争状态是否真实地存在 过，我也相信整个世界绝不可能普遍出现这种状况。但在今天，有许 多地方的人们却正陷身于这种状态之中，这乃是不争的事实：美洲有 许多地方的野蛮民族除了家族的统治之外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政府， 家族之间的协调完全取决于自然欲望，他们正生活在我前面所说的那 种野蛮状态中。无论如何，我们这些经历过内战的人，从内战前后的 活生生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没有共同权力使人敬畏的地方，战争状 态会是什么样子？具体到个人来说，虽然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任何 时代都从没有真正存在过，但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却 始终是互相猜忌并保持着战争的态势的。比如在边境上构筑碉堡、派 设军队，再比如委派间谍到邻国刺探、收集情报等等。但是，这种战 争的状态保卫了他们的臣民的产业，也避免了与特定个人的自由相伴 而产生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的悲惨结果。

    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来讲，它所产生的另外一个结果，便是 没有是非、公正等价值观念，没有财产、治权、领地以及“你的”和 “我的”的区分。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 方也就无所谓公正与不公正。你也许不同意暴力与欺诈在战争中乃是 两种最主要的美德这一说法；但你一定应该知道，公正与背义是群居 的人的品质，而不属于独处者。

    以上我所描述的就是单纯的天性使人实际所处的恶劣状况。

    要超越这种状况，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 的理性。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必需 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奋使这一切梦想成真的希望。于是理 性便给出可以使多数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条件在 其他场合下也称为自然法。关于这一话题，我将在随后的两章中详细 加以讨论。

     第十四章 论第一与第二自然律以及契约法

    自然法，又称自然权利。它是指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并 使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生命的自由，也即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 判断和理性做任何事情。它是人类的理性所发现的一般法则。

    如果我们承认，在自然状态中，人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可以利用 凡是他所能利用的一切，那么，我们就应该想到，生活在自然状态中 的人终其一生，都将生活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恐惧之中。这种生活是悲 惨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被禁止的，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任意而 为。换句话说，因为没有法律限制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一个人可以 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而这，必然导致冲突的发生。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我们可以推导出以下的一般法则：每 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就应当力求和平；在不能得到和平 时，他就可以寻求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力量来保全自己。 这条法则的前半句包含着第一自然律–寻求、保持和平，可以简单地 理解为自我保存权；后半句则是对自然权利的概括–利用一切可能的 办法来保全自己，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自我防卫权。

    从寻求、保持和平的自我保存权这一第一自然律可以引申出以下 的第二自然律：在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 自卫的目的，在必要情况下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 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则满足于允许他人享有如同对自己所具有的自 由一样的对别人的自由权利。因为只要每个人都保有他自己想做任何 事情的权利，那么所有的人就将永远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但是如果别 人都不像他那样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任何人就都没有理由剥夺自己 的权利，因为那样做了就等于自取灭亡，而不是寻求和平。这就是福 音书上那条戒律“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人放弃或让出自己对任何事物的权利时，并不是给予其他人 他原本没有的权利，而只不过是退让开来，让这人不受他的限制享受 其原有的权利而已。所以一人丧失权利使另一人得到的效果只不过是 相应地减少了这人运用自己原有权利的限制而已。 权利的出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的放弃，一种是转让给其他 的人。

    当出让权利的人并不关心谁是这种权利的受让者时，就是权利的 放弃；而当他要把权利明确地赋予某一个或某一些人时，则是权利的 转让。一个人在放弃或转让出他的权利之后，就不能够再妨碍受让者 享有该项权利，这是他的责任。如果他妨碍权利的受让者享有该项权 利，那么，鉴于他已经放弃或转让的事实，这种妨碍便成为一种不公 正或损害。单纯的放弃或转让权利的方式，就是这一权利人通过某种 自愿且充分的言行，对受让者宣布或表明自己已经放弃或转让了该项 权利。这种表示有时是言词，有时是行为，而最常见的情形则是既有 言词又有行为。约束人们并让其担负义务的契约也是如此。这种契约 之所以有约束力，仅仅是由于担心背信毁约后所带来的不利于自己的 不良后果。

    一个人转让或放弃他的权利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权利的接受者可 以将另外一些权利回让给他，或者希望由此得到某种别的好处。也就 是说，转让或者放弃某种权利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理解了这一 点，我们就应该清楚，他人的一些权利不论凭什么言词或其他表示都 不能认为人家已经放弃或转让。

    这些不能放弃或转让的权利主要包括：第一，一个人不能放弃抵 抗他人以保全自己的生命的权利。第二，因为人们看不出忍受伤害、 枷锁或监禁究竟对自己有什么利益，所以人们有抵抗这种伤害、枷锁 或监禁的权利。并且，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面临上述暴力的侵犯时 他不能够预先判断施暴者是不是要置自己于死地。第三，像这样放弃 或转让权利的动机与目的，无非是保全自己的生命并保障自己拥有不 对生命感觉厌倦的手段。因此，如果一个人的言词或其他行为似乎表 示这个人要放弃上述动机与目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话，那就不能 认为那是他的真实的想法，而只能认为他对别人怎样理解他的这种言 词或行为是茫然无知的。

    放弃或者转让权利，以约定的形式表示出来，就是人们所谓的契 约。或者简单地讲，契约就是权利的相互转移。

    交付转让事物权利与交付转让事物是两回事，两者可以同时进 行，也可以分开进行，前者如现金交易、易货交易或土地交易。

    另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先行交付货物，让另一方在以后的 某一时间内履行合同义务，此契约对于他就是正式契约或法定契约。 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契约约定以后履行，将来的实际履行就是遵守契 约，不履行就是违约。

    当转让权利一方不是为了换取对方的权利，而是为了获得友谊、 服务，或者是为了获得乐善好施或宽宏大量的名声、为了表达恻隐之 心、为了死后在天堂得到报偿，这便不是契约，而是赠与、无偿赠与 或者是恩惠。

    契约的意思有时是明示的，有时是暗示的。明示的契约一般使用 给予、同意等表示承诺的词，而暗示的契约有时是对词语的推测，有 时是默示的结果，有时是作为或不作为的结果。暗示的契约在任何情 况下都是为了充分说明契约当事人的真实意图。

    如果一个词仅表示将来订立契约，那么这个词就不能充分表示无 偿赠与的意思，也不具有约束力，因为将来订立契约，就是在将来才 做出是否给予的表示，所以对现在没有影响。 契约中的意思可以用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表示。因为所有交 易都是相互的，所以一方之所以做出承诺，是因为他已经取得了承诺 的对价，这种承诺应该被理解为打算转让权利。除非他的承诺可以理 解为对方先履行义务，否则对方不会先履行合同义务。就是因为在买 卖或其他合同行为中，承诺相当于契约，所以承诺也具有约束力。

    先履行义务的一方，有权利得到相对方履行合同义务而交付的标 的。悬赏广告中的赢者与取得抛撒的钱币的人，虽然是接受无偿赠 与，但他们也有权取得这些货币的所有权，这是他们应得的。这是因 为悬赏与抛撒钱币的行为在作出时，奖金与钱币的所有权已经转让 了，只是接受方在后来的竞争中才确定下来。权利通过契约转让，与 通过无偿赠与转让的不同之处在于：契约转让在于双方的权利交换， 无偿赠与在于一方取得相对方的善意。一方得到权利在契约转让中在 于相对方应该放弃他的权利，在赠与中则不在此，而在于相对方放弃 的权利应该归属于我而不是其他人。经院学者认为，上帝让那些遵守 他的戒律的人进入天堂，不是因为这些人自身的正义或任何别的力量 的要求，而是上帝的恩泽给予了这些人这样的权利。对于这种说法， 我不作评价，但仅在此说明一点：当赠与的相对人不确定时，通过竞 争获胜的人应该得到赠与物并有权要求该赠与物为其应得物。

    如果契约订立之后不立即履行，那么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下（即人 人相互作战的状态下），任何一方当事人产生合理的怀疑，就有可能 导致契约无效。但是如果在双方当事人之上有一个共同的力量来督促 各方履行，那么契约就不会无效。在没有强制力的恐吓时，承诺的力 量不足以约束人的野心、贪婪、愤怒和其他激情，所以先履行义务的 一方当事人并不能确定相对方以后是否会履行义务。但是在文明国家 中，由于建立了一套共同的权力来约束人，所以人们就不再担心他人 违约了。而导致契约无效的事物一定是契约订立以后出现的，因为如 果一件事情不妨碍订立契约，就不会阻碍契约的履行。

    转让权利就是转让其本人行使权利的方法，例如转让土地就应该 理解为土地上的牧草及其他植物一同转让，转让主权就是让他人来征 税并指定官员进行司法裁判。同动物订立契约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 不懂得我们的语言，不懂得接受或转让权利，而没有权利的相互转让 也就没有契约。同上帝订立契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法获知我 们的契约是否被接受。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违反自然法所发 的盟誓也就是无效的。

    契约的内容和主题，一般是经过订约者深思熟虑的。于是，契约 的内容就被订约者认为是在未来约定期限内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同时 也是订约者认为可以履行的事。所以，承诺一些必定不能实现的事情 就不是契约。但如果能够证明这种承诺是可能实现的，那么，该契约 仍然有效，并具有约束力。

    人们从契约中解脱出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履行契约，一种是 被宽恕赦免。把契约中所约定的义务全部履行了，契约也就宣告终结 了，这是契约的自然终结。而宽恕则是指义务对应的权利者不追究订 约者的义务而使其恢复自由。

    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中，人们因恐惧而订立的契约是有效的。例 如，当向敌人承诺用付赎金和劳务的方式换取生命时，那么就要受到 这一许诺的约束，因为这就是一个契约。所以，战争中的俘虏如果得 到了战胜者的信任，被允许用赎金换回生命，那么俘虏就有义务交付 赎金。同样地，如果弱小国家的国王出于恐惧而和强大国家的君主订 立了不平等条约，他也有义务遵守它。甚至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被强 盗绑架，为了赎身而许诺给强盗钱，在市民法规定这一契约无效之 前，我们也有义务把钱交给强盗。

    在所订立的契约中，如果我们在第一个契约中已经把自己的某项 权利转让给了一个人，那么这一权利便不能被第二次转让。反之，则 后订的契约无效。 因为没有人能够转让或者放弃抵抗伤害、杀害和监禁的权利，所 以那些放弃这些权利的契约永远无效。

    我们避免被伤害、杀害和监禁 等正是我们放弃其他任何权利的唯一的目的，所以，任何契约中宣称 放弃抵抗暴力的许诺对于订约者而言，都不具有约束力。一个人是不 能够这样立约的： “除非我做某某事，你来杀我时，我将不作任何抵 抗。”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人的本性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而当不抵 抗一定会死，而抵抗未必就死的时候，他当然会选择后者。所以，人 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不可能放弃抵抗的权利。这一真理，举世公 认。

    在未获得赦免的保证之前而控告自己的这种契约是无效的。因为 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法官，所以原本也无所谓控告。而在文明的 国家中，与控告相伴随的就是惩罚，而惩罚既然是强制力，人们便没 有义务不抵抗。当一个人控告了他的父亲、妻子等亲人并使他们遭受 法律的制裁后，他本人陷入痛苦中的情形也是这样。因为如果这种控 告者提供的证据不是出于自愿，在本质上就应当被判定为不可信，因 此也就不能作为证据。而当一个人的证据不可信时，他也就没有义务 提供。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也不能当做证据来使用，因为刑讯只是进 一步查究和探寻案件的真实情况时所采用的一种推测与指引的手段。 在那种情形下，受刑者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或仅仅就是为了减轻受 刑的痛苦而供述某事，这样得来的证词自然不能当做充分的证据来相 信。

    因为语言不足以迫使契约的订立者履行他们的约定，所以，人们 便找到两种足以加强语言的力量：一种是对违约后果的恐惧，另一种 是一诺千金所感到的光荣或骄傲。后者是一种极其少见而不能作为依 靠的豪迈之情，它在追求酒色财气等感官快乐的人中尤其罕见，而这 种人偏偏占了人类的绝大部分。可以依靠的激情是恐惧。这种激情有 两个基本的对象，一种是不可见的神鬼力量，另一种是背约时将触犯 的人的力量。在这两种力量中，就恐惧感而言，一般是更惧于后者。 在文明社会形成以前，或在战争使文明社会中断的时代，人们所崇拜 的神鬼可能是他自己唯一惧怕的事物，人们所担心的，就是在自己背 信弃义时会遭到神鬼的报复。因此，为了增强契约的约束力，不受世 俗权力制约的订约人之间所能做的，便是彼此相约到他们都敬畏的神 面前去发誓。这种誓言是附加在契约的约定之上的一种语言形式。他 们通过这种语言形式表示，除非履行约定，否则就是背弃神的慈悲， 并请求神对自己进行报复。异教徒的誓言形式一般是这样： “如果我 不能践约，就请某某神像我杀死这兽一样杀死我。”而我们的誓言形 式则是： “我将这样这样做，愿上帝保佑我。”像这样发誓，加之人 们在自己的宗教中所惯常使用的各种仪式，它的作用就是使订约人对 背信的恐惧越发来得强烈一些。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除了根据发誓者所认可的形式或仪式做出的 誓言以外，任何其他誓言都是无效的，都不能算是誓言。发誓者对他 不认为是神的任何事物的起誓也都不是誓言。人们或出于畏惧，或出 于奉承，而往往以自己国王的名义起誓，将神的尊荣赋予了国王，但 严格地说，这仍旧不算誓言。不必要地向神起誓是对神的亵渎，而像 日常言谈中那种“我对灯起誓”之类的话，则根本不是起誓，而仅仅 是一种不虔诚的习惯。

    据此可以看出，誓言不能增加人们履行诺言的约束力。因为契约 如果合法的话，无论誓言是否存在，在神的眼中都是有约束力的。而 契约如果不合法，则无论什么样的誓言也完全没有约束力。

     第十五章 论其他自然法

    “人们必须履行自己所订立的契约”，这是根据第一、第二自然 法推导出来的第三自然法。没有这一条，所谓契约就徒具虚文，空洞 无用。如果所有的人都保留着对所有事物的权利，而不是按照约定履 行自己的义务，那么，人类就会仍然处在战争状态中。

    在这一自然法中，包含着正义的源泉。在没有契约出现的时候， 没有权利的转让，每一个人就对一切事物都具有权利，于是也就没有 什么行为是不正义的。但在订立契约之后，履约是正义的，违约就是 不正义的。所以，正义的本质就在于遵守有效的契约。那么，订立契 约的任何一方不遵守契约时怎么办？如果缔约方可以任意解除约定或 不履行约定，则这样的契约就没有意义。为了使各缔约方遵守约定， 于是，要求有一种足以强迫人们遵守契约的社会权力的建立与存在。 那么，在缔约任何一方不遵守契约时，这一强制权力就可以强制不守 约的一方继续履约或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看来，正义的性质在于遵 守有效的契约，而契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 建立以后才会产生，财产的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愚昧的人否认正义的存在，并且认为契约的订立与遵守与否完全 取决于是否对自己有利，是否达到自我保存和满足的目的。对自己有 利的，就遵守，对自己不利的，就不遵守。但是这愚昧的人分辨不出 当基于一种不正义所产生的利益使得他遭受万人唾骂的结果时，这种 利益是否还值得追求？这愚昧的人看不到追求这种眼前的利益，所带 来的必定是将来的更大利益的丧失，他看不到追求这种利益与他的理 性并非一致。

    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当一个人所做 的注定是自掘坟墓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在掘墓的过程中无论他发现了 什么样的意外之财，都不能证明他所做的事情是合理且明智的。第 二，在自然状态下，我们已经论证过，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敌人。于 是，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如果不结成联盟，则每一个个人都不用指望仅 凭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就能免于灭顶之灾。而在联盟中，那些宣称欺骗 自己人是理性的表现的人，更不会被联盟所接纳。联盟中将没有一个 人会和一个随时都可能欺骗、背叛自己的人共同战斗。这样的人存在 于联盟中，是因为别人的错误，而别人的错误是他这个信奉理性的人 所不能依赖的。于是我们看到，他这样认为、这样宣称，同样违背了 他自我保全的理性。

    于是，正义即是遵守契约，这乃是一个理性的法则。根据这一法 则，我们不能做毁坏我们生活的事情，因此，它是一条自然法。

    正义与邪恶这两个名称用于人时所指称的是人的品行是否合乎理 性；用于行为时所表示的则是人的某些具体行为是否合乎理性。因 此，正义之士便是那些尽最大可能使自己的行为完全合乎正义的人； 邪恶之徒则是不顾正义的人。在我们的语言中，把这两种人称为有正 义感与无正义感，比之称为正义与邪恶更为常见。使人们的行为具有 正义色彩的是一种罕见的高贵品质或侠义的勇敢精神，在这种精神 下，人们耻于让人看到自己为了生活的满足而做出欺诈或背信的行 为。

    此外，邪恶的品行指的是进行侵害的倾向或企图；但邪恶的行为 则必须以特定的受害人为必要条件，这一受害人就是与之订立契约的 人。

    专家们把行为的正义分成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两种。前者指订立 契约中所交换事物的价值相等，而后者则指处于同等条件下的人的利 益分配相等。前者是说买低卖高是不正义；后者的意思是说给予一个 人多于其应得的东西也是不正义。公平的价值是缔约各方愿意接受或 付与的价值。因此，交换的正义是立约者的正义，也就是在买卖、雇 佣、借贷以及其他契约行为中履行契约。分配的正义是仲裁人的正 义，也就是确定“什么是正义”的行为。在分配的正义中，一个人被 人们推为仲裁人后，如果履行了他的职责，也就是将各人应得的分配 给各个人，那么我们也把这种分配的正义叫做公平。这也是一种自然 法。

    像没有契约就没有正义一样，没有无偿的赠与也就不会有感恩。 从这里，我们推导出第四自然法： “一个人从他人那里得到恩惠时， 应努力使施惠者不因自己的好意而后悔。”不行春风，难望秋雨。一 个人如果不是为了得到好处，便不会施恩惠给别人。如果人们对自己 施恩的结果感到失望，或没有回报，或恩将仇报，则施恩行为以及与 此密切相关的互助、协调行为就不会产生。这样，人们便会仍旧处在 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敌人的战争状态当中，这跟第一自然法所主张的 寻求和平的原则是南辕北辙的。违反这条自然法就称为忘恩。

    第五自然法的内容是： “每一个人都应当努力适应其他人。”我 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一自然法：人们的社会倾向由于各人感情上的差 别而各不相同，情形有些像堆在一起的建筑高楼大厦的石块。如果有 一块七出八进，凹凸不平，且由于质地坚硬而不能稍事平整，建筑工 人就可能弃置不用。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刻薄粗暴、性格乖张， 却我行我素，依旧力图保持一些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而对他人又是 必不可缺的东西，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认为妨碍社会而被抛弃或驱逐。 我们既然看到每一个人无论是根据权利，还是根据自然的本性，都应 当尽一切可能力求取得自我保全所必需的一切，所以那些为了不必要 的东西而违反人们寻求和平的第一自然法的人，便应当对因此而造成 的战争负责。遵守这条自然法称为合群，相反的情形就称为顽固、不 合群、刚愎自用和桀骜不驯等。

    第六自然法指的是： “当有过错的人保证将来不再重犯，并请求 原谅时，就应当原谅他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因为宽恕意味着接受 和平。对保证将来不再犯错的人不宽恕，就意味着引发冲突。这显然 违反自然法。

    第七自然法是“报复”，即“以怨报怨”。这一自然法遵循第六 自然法而来，也就是要求人们在保证将来的安全这一条件下进行宽恕 的必然结论。

    一切仇恨与轻视的表示都足以引起争斗，因为大部分人宁愿冒生 命的危险都不愿含羞忍辱。于是，我们便定下这样一条戒条，作为自 然法的第八条： “任何人都不得以行为、言语、表情、手势等对别人 表示仇恨或蔑视。”违反这一条，就是侮辱。

    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下，正像第十四章开始时所说的那样，所有的 人都是平等的，根本没有谁比谁更优越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不平等状 况起源于市民法。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有些人天生适合统治别 人，有些人天生适合做学术研究，还有些人天生适合以其强健的体魄 为别人服务。在亚氏看来，好像主仆之分不是产生于人们的意愿，而 是产生于智力的差别。这种说法既违反理性，又违反经验。因为就人 的理性而论，很少有人不愿意自己管自己的事而宁愿把这种权利假手 于人。而就人的经验来说，当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与不相信他们聪明 的人以力相争时，并不能始终或经常获胜，甚至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 能获胜。因此，如果人生而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就应当予以确认。据 此，我便制定第九自然法如下： “人生而平等。”违反这一条，就是 自负。

    这第九条自然法是根据以下的自然法来的： “在和平状态下，所 有人都不应该保留他不愿意其他人保留的任何权利。”这是第十条自 然法。正如所有寻求和平的人都必须放弃某些自然权利，不能为所欲 为一样，人们也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命而保留某些权利，如支配自己的 身体，享受空气、水、运动的权利，道路通行的权利，以及一切如果 缺了就不能生活或生活得不好的东西的权利等。倘若享有上述权利为 正当，则当进入和平状态时，任何人都不应要求享有他们不赞成给予 他人的权利。如果不是这样，他便违反了“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 遵守这一条，叫谦虚，违反这一条，则叫傲慢。古希腊人将违反这一 条称做奢望。

    第十一条自然法的表述是： “一个人如果受人信托在人与人之间 进行仲裁时，那么他应该居中裁断。”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们的争 端就只有让战争来决定。这样说来，不公正的仲裁者便是在滥用职权 阻碍人们任用公正的仲裁者。这也是违反了第一自然法而导致战争的 原因。这一法则，是根据应将属于每一个人的事物平等地分配给每一 个人的法则而来的。遵守这一自然法就是公平和分配正义。违犯这一 自然法就称为偏袒。

    “不能分割的物品，如果可能和数量允许时，就应当共同分享； 否则就应当根据有权分享的人数按比例分享。”这是被称为自然法的 第十二条。因为不像这样分配就会不平均，这与第十一条的公平和分 配正义相违背。在有些东西既不能分割，又不能共享时，自然法便要 求全部权利以抽签方式决定。要不然就轮流使用，让第一次的占有权 以抽签方式决定。抽签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决定的，即由竞争者 协商同意。一种是自然决定的，如长子继承制等。

    “凡为和平斡旋奔走的人都应当被给予安全通行的保证”，是第 十三条自然法。因为自然法规定人们应以和平为目的，也规定人们应 以调解为手段，而安全通行则是达到调解的前提条件。

    第十四条自然法是： “争议各方应将其权利交付公断人裁断。” 我们假定人们愿意遵守这些自然法，但涉及到个人的行为时仍然可能 发生问题，即立约各方发生争议时应如何裁决？因此，除非有关各方 相互立约服从其他方面的裁断，否则他们仍然会和以往一样不能得到 和平。立约者愿意服从的其他方面的裁断者叫公断人（仲裁者）。

    我们既然假设每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任 何人在自己的争讼案件中都不能充当公断人，即使他十分适合。因为 公平的原则要求每一方都应得到相等的对待，如果一方被推选为裁断 人，那么另一方也应当被推选为裁断人。这样一来，争议这一战争的 原因就会违反自然法而继续存在。同理，任何人如果在争诉的一方胜 诉时所获得的利益、荣誉或快乐显然比另一方获胜时所获得的大时， 那么也不应当把他推选为公断人。像那样做的话，争端和战争状态便 仍然存在，也就违背了自然法。

    在有关事实的争执中，裁断人对一方的信任不能比另一方大，如 果他没有其他证据时，就必须信任第三方面，或第三与第四方面，或 者是更多的人，否则问题就会悬而不决，并有可能不得不听任武力任 意妄为，那也同样违反自然法。

    以上所描述的，都是在社群生活中人们以和平为手段保全自己的 自然法，它是与文明社会有关的原理。所有上述，如果用一句话来概 括，那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总则说明，要理解上述 的自然法，只需做到以下一点：当一个人把他人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 放在天平里加以权衡，如果发现他人的行为总显得太重时，就要把他 人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互换一下，这样，自己的激情与自恋就不会给 自己的行为增加分量。这时，前述的自然法在他看来就全都是十分合 理的了。

    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因为不正义、忘恩、傲慢、自傲、不公 道、偏袒等等都绝不可能合乎自然法。这就如同从来没有听说过战争 可以保全人的生命，而和平却导致生命的毁灭这样的道理一样。

    研究上述自然法，即人类社会交往中的善与恶的科学便是道德哲 学。善与恶是表示我们的欲望与嫌恶的名词，当个人的欲望就是善恶 的尺度时，人们便处在单纯的自然状况下。于是所有的人便都同意和 平是善的，因而达成和平的方式，如正义、感恩、谦虚等自然法也是 善，是美德，而其反面的恶行则是恶。道德哲学家们虽然也承认同样 的美德与恶行，但由于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美德善在哪里，也没有看到 它们是作为取得和平、友善和舒适的生活的手段而被赞誉的，于是他 们便认为美德在于激情的适度。意思好像是说，成就坚毅的不在于勇 敢无畏的动机，而在其程度；成就慷慨大度的不在于馈赠的动机，而 在于赠品的数量。

    上述这些理性的规定，人们一向不恰当地把其称做法。说不恰当 是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有关哪些事物有助于人们自我保全的结论或理论 而已。而所谓法，则是有权力正当支配他人的人所说的话。但如果我 们认为这些结论或理论出自有权支配万事万物的上帝之口，那么我们 也就可以恰当地把它们叫做法。

    第十六章 论人、授权人和由人代表的事物

    当一个人的言行所代表的是他自己的言行的时候，我们叫他自然 人。当一个人的言行所代表的是别人的言行的时候，我们叫他虚构或 虚拟的人。

    人这个词源于拉丁文，古希腊人做面貌讲。在拉丁文中，它本来 是指在舞台上演员的化装或外表，有时则更加具体地专指面具。扮演 就是代表自己或他人。其中，代表他人就是承当他人的人格或以他人 的名义行事。这种代表人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称谓，如代表、代诉 人、代理人、公诉人等。

    当上述所谓虚拟人的言行得到被代表者的承认的时候，他便称为 代理人；它所代表的人就是授权人。该授权人，在财物方面称为所有 人，正像称占有权为所有权一样。由于权力拥有者的批准，或任命而 做出任何行为的权力称之为授权。

    由此可以推知，在已被授权的情况下，当代理人与其他人订立了 一项契约时，他的这种行为的效力就等同于授权者亲自订立的契约的 效力。因此，一个人如果和别人的代理人订约，却不知道该代理人被 授予了多大的权力的话，那么他自己就要承担代理人所拥有的权力之 外的一切可能发生的风险。

    当代理人根据授权人的指令做了任何违反自然法的事情的话，那 么违反自然法的便不是代理人而是授权人。因为这行为不是他的行 为，而只是授权人的行为。相反，如果他拒绝接受授权人的指令，则 会被视为违反了他与授权人订立的契约。

    当一个人通过代理人与授权者订立契约时，如果授权是真实的， 那么所订立的契约便对授权者而不对代理人发生约束力；如果授权是 假托的，便只能约束代理人，因为除了他本人以外并没有其他授权 人。

    在政府国家建立之后，几乎没有多少事物是不能通过虚拟的方式 予以代表的。如教堂、医院、桥梁等无生命物被人格化以后，可以由 教区长、院长或监督者来代表。心智未发育健全的儿童、傻子和疯子 可以由其监护人加以代表。偶像或纯粹由人们虚构出来的东西，如异 教的神也可以由国家授权让具体的人来代表。

    上帝也可以由人代表。首先，摩西可以代表上帝，摩西所治理的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他自己的子民；他不以自己的名义进行 治理，而是以神的名义进行治理。其次，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之子，也 可以代表上帝，圣子耶稣是由圣父上帝那里派来的。第三，上帝还可 以由圣灵等代表，这圣灵是上帝和耶稣共同派遣的。

    在经过某一特定人群中的每一个人同意的情况下，这群人由一个 人代表，这样一来，这群人就有了一个单一人格。这时，该代表以群 体的名义做出的任何言行就都来自众多授权者的授权，即每一个人都 以个人的名义对这一代表者授权，且当这种授权没有其他限制时，他 们便要对代表者的所有言行负责。

    如果代表者不是一人，而是多人时，那就必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如果代表的人数是偶数，尤其是在代表的人数不多时，同意 和反对某一意见的人数通常都会相等，这时，除非一些特定的情形 下，一般将无法形成决议。在判决有罪还是无罪问题上，票数相等 时，法官们不可以断定有罪，便只能宣告无罪；而且，不能反过来说 因为法官们不能断定无罪，所以就宣判有罪。同理，在审议一些处罚 是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的问题时，如果两种意见的人数相等就不能 判定立即执行，而只能宣判缓期执行。

    如果代表的人数是奇数，任何人都有权提出反对意见来否定所有 赞成意见。奇数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在出现重 大事情时，人们会由于意见的多样性及利益的多元化而保持沉默。这 种情况不适于应用到多数人的政府方面，尤其是战争时期。

    授权者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单纯的授权者，这类授权者必须 无条件地承担被授权者的一切行为；第二类则是有条件地承担被授权 者的行为或契约的授权者。后者一般也被称做担保人。在拉丁文中， 仅仅牵涉到债务时称之为担保人，而涉及与法官或行政长官的会面时 则称之为保证人。

    第二部分 论国家

     第十七章 论国家的成因、产生和定义

    爱好自由的人类之所以要建立国家，使自己似乎受到种种限制， 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并由此得到比在自然状态下更为满意的生活。换 言之，建立国家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摆脱战争的威胁。

    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社会发生的战争是人类自然激情的必然结 果。各种诸如正义、公道、谦虚、慈爱等自然本性，如果没有某种权 威的力量使人们遵从，便会跟那些驱使我们走向褊狭、自傲、复仇等 自然本性互相冲突。在氏族部落时期，人们遵守的仅仅是有限的几个 律条，如不杀人、不夺人农具等，而诸如抢劫这一类行为曾被认为是 正当的。现在的城邦和王国只不过是扩大了的氏族部落，他们出于对 安全等因素的考虑，扩张领土，削弱邻邦，并由此而为后世所仿效和 称道。

    联合起来是不是就可以保障这种安全？不能。共同体能否安全， 不取决于它本身的强弱、大小，而取决于与敌人的力量对比。即使共 同体很大，但若该共同体内的人们各自为政，那就不能期待它能对外 御敌，对内平乱。这样一来，他们就容易被同心协力的极少数敌人征 服，并且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时候，也易于为自己的利益而相互为战。 因此，倘若人们希望能长久地保持有安全的屏障，就必须有一种共同 的权力使大家畏服。

    自然界中的某些动物，如蜜蜂、蚂蚁等，因其能群处而安，所以 也被亚里士多德列为政治动物。然而这些动物只受各自欲望、判断的 支配，同时也没有语言可以表达自己对公共事物的观点。有人也许会 想知道人类为什么不能像这些群处的动物一样相安无事，关于这一 点，我的思考如下：

    第一，人类有追求荣誉和地位的天性。并由于这一天性而导致嫉 妒、仇恨，甚至战争的产生。上述动物则没有这种情形。第二，在上 述这些动物之间没有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区分，在它们根据天性为 自己劳作的同时，也就是在为群体的利益而劳作。相反的是，人的快 乐却来自于在和同类的比较中所产生的优越感。第三，上述动物只有 本能而没有理智，它们看不到，且不认为自己能看到公共事务管理中 的优缺点。而在人类中，始终有一部分人以为自己在管理公共事务方 面比别人强，于是当有些人力图朝某一方向改革，一定会有另一些人 朝另外的方向改革，于是，便会导致政见不一的情况产生，从而使群 体陷入纷乱和争斗之中。第四，蜜蜂、蚂蚁这些动物虽然也能用一些 声音来相互表示自己的欲望和情感，但它们却不能像人类一样，可以 颠倒黑白，善恶不分，以致人心动荡，内乱纷起。第五，上述动物因 其没有理智而无法区别无形的侵害和有形的损失，所以当它们安闲 时，它们便静守安闲的状态。而人类在最安闲时则喜欢炫耀，所以当 人类安闲时，便容易陷入祸乱之中。第六，上述动物的协同一致是出 于自然，而人类的协同则是根据人为的契约而来的。因之，要使人们 之间的协议巩固而持久，便需要一种力量使大家畏服。这种力量就是 共同权力。

    在上述情况下，人类如果要建立起一种对外可以抵御外来侵犯， 对内可以制止相互侵害，并保障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丰衣足食 的共同权力，那就只有一条路，即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 一个人或一个集体，而这个人或集体能够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种共同 的意志。也就是说，指定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并在 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等事务方面，大家都服从于这个共同的意志。在 这里，请注意，每一个人和这一共同权力的关系，不是同意或协调的 关系，而是由每一个人所形成的全体真正统一于掌握这共同权力的人 格之中。这一统一是人们相互订立契约而成的，这个契约是通过如下 方式订立的，也即每个人都向其他人说： “我放弃管理自己的权利， 授权给这个人或这个议会，前提是你同样也放弃管理自己的权利，并 授权给这个人或这个议会。”

    如此，这个统一于一个人格之中的群体就是国家，在拉丁语中， 它被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产生，或更恭敬地称其为人类 的上帝的诞生，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防卫都归功于它–这个不朽的上 帝。它根据共同体中每个人的授权，利用权力的威慑力形成公众意 志，内求安定，外谋和平。这一共同人格本身就体现了国家的本质： 它是多数人通过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而产生的一个人格，因为得到了每 个人的授权，所以它的行为就是全体的行为，并且在为了大家的和平 和安全防卫利益时，可以使用来自全体的力量和手段。

    这一人格的承担者就是主权者，而其他人就都是他的臣民。

    获得主权权力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自然方式，就像一个《利 维坦》的封面“利维坦”是一个人造的人，在这里代表国家。他以大 地为基，却高居于山，这是他对大地上全部力量的蔑视。他的王冠、 利剑、权杖都是“王”的标志，证明他拥有强大的武力，掌握着宗教 权力。他的铠甲他的臣民组成。这些人都向他表示服从并祈求他的保 护。下半图的对比表明，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对峙必须得到解决， 也即将最高权力统归利维坦，由他做出评判，因为“根本不存在超越 现存国家的权力”。人通过生儿育女获得对其子女的统治权，如果这 些子女不服从他的意志，他就有权处死他们；或者是战争中的俘虏为 求免于一死而服从他的意志。二是通过契约形式，在人们认定自己会 得到保护，从而免受侵害的前提下，服从于一个人或者集体。前一种 被称为凭武力取得的国家，后一种被称为政治国家，或者按约设立的 国家。我将首先讨论以契约设立的国家。

     第十八章 论按约建立的主权者的权利

    为了和平共处并防御共同的敌人，一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同意 把他们全体的权利授予一个人或几个人，且无论其群体中的某个人或 某些人是否同意，他们都必须听从这一个人或集体的裁断。当上述契 约订立之时，就是国家按约建立之日。而这一个人或几个人，就被称 为国家的主权者。

    主权者的权力如下所示：第一，主权者不受抛弃。国家中的每一 个人都必须接受主权者的裁断，并在未经主权者允许的情况下不可另 立新的主权者。那些企图废黜主权者的行为，都是不正义的。如果说 有人因此而被主权者处决，那他也是罪有应得。如在君主政体下的臣 民，如果不得到君主的允许，便不能抛弃君主政体，返回到人自为战 的混乱状态。也许有人会借口说他们是和上帝，而不是和人订立了新 契约，并由此不服从主权者。但这种与上帝立约的说法，甚至提出该 借口的人自己也明白它只不过是一个谎言，因为人是不可能与上帝直 接订立契约的。也因此，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仅是不正义的，而且是卑 鄙和怯懦的。

    第二，主权者不会违反契约。因为，主权者本人并没有参与契约 的订立，而他被授权的事实是由人们内部相互订立的，与主权者无 关。这一权利可以由假定推导而出：如果国家中有一个或更多的人声 称契约有违反情形，而其他的人，包括主权者自己则声称没有违反 时，就没有人来裁定孰是孰非了。接下来，人们便又会重新诉诸武 力，回到国家建立前的战争状态，而这违背了人们建立国家的初衷。

    第三，主权者有权做任何事，臣民不得有异议；若有异议，则必 须甘愿接受包括死刑在内的一切处罚。因为如果臣民自愿加入一个群 体，就应以行动表明甘愿遵守大多数人都遵守的规则。否则，他就违 背了先前订立的契约，他的行为就是非正义的行为。

    第四，主权者享有不被臣民控告的权利。因为主权者的权力来自 每一个臣民的授权，所以，在逻辑上主权者所做的任何事情对臣民都 不可能构成侵害。因此，抱怨主权者进行侵害的人就是抱怨自己所授 权的事情，相当于说，你让我打你，却又怨恨我打你。诚然，主权者 的行为可能有不公道的地方，但确切地说，这不是不正义，也不等同 于通常意义上的侵害。

    第五，主权者有不受处罚的权利。既然每一个臣民都是主权者行 为的授权人，所以，要处死一个主权者，或以任何方式对主权者加以 其他惩罚都是不正义的。这是由于你授权别人可以做任何事，被授权 者去做了某事，这时你就不能因为自己断定被授权者做错了事而惩罚 他。由于这种按约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全体的和平，所以主权者有 权约定关于和平的手段，也有权审判有碍和平的事情。为了保证和平 与安全，他可以事先做出他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或在和平与安全已 失去时，做出一切他认为必要的努力来加以恢复。因此：

    第六，主权者有权判定哪些学说和意见有害或有利于和平，有权 决定对什么人讲什么话，有权决定由谁来对将要出版的书籍进行审查 等。因为思想决定行为，所以，管理好人们的思想就可以管理好人们 的行为。尽管在思想领域我们所尊重的只是真理，但这与依据和平目 的管理这些思想之间并不矛盾。因为与和平的目的相冲突的思想一定 不是真理。诚然，由于主权者的疏忽等，人们也可能普遍接受一些错 误的学说，但骤然而纷乱地把真理介绍进来也有可能会引起战争。因 此，主权者便有权审定各种意见和学说，或任命审定人，并把这作为 国家和平、安全的必要条件，以防止因观念不同而导致的混乱和内 战。

    第七，主权者有立法权。如前所述，在自然状态下，所有的人对 所有的东西都具有权利，这是战争的源泉。而为了和平，主权者必须 规定有关我的、你的（即私有财产权）以及臣民行为中的善与恶、合 法与非法的明确界限，这些法与自然法相比较是世俗世界的法律，叫 市民法。

    第八，主权者有司法权。即裁定一切有关市民法与自然法以及有 关事实的争执的权利。因为有了对争议的裁定才能保障臣民不互相侵 害，从而避免人们因相互的争端而重新回到自然状态。

    第九，主权者握有对一切政府官员的任免权。有对外宣战、媾和 的权利，如主权者有权征军征税，装备武器等。毕竟，保卫臣民的力 量在于军队，而军队的力量则在于指挥权的集中。这种指挥权是由主 权者制定并拥有的。所以，无论谁当军队的将军，最高统帅始终是主 权者。

    第十，主权者有权任命一切参议人员、大臣、地方长官等官吏。 从国家的和平与保卫这一目的出发，主权者应当具有运用他认为最适 合这些职责的手段和方法，及任免最合适的人去担当这些职责的权 力。

    第十一，主权者有根据他事先制定的法律对每一臣民进行赏罚的 权力。事先没有制定法律的地方，主权者也可以出于鼓励人们为国家 服务或防止人们危害国家这一目的，根据他认为最佳的方式去进行赏 罚。

    第十二，主权者有权对臣民授予荣誉头衔，规定每一个人的职 级、地位，并给予相应的礼遇。鉴于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对人对己都很 难做出公正的评价，并由这种评价的不同而不断出现竞争、论争、党 争乃至战争，最后造成国家防卫力量的减弱甚至毁灭的情况时有发 生，因此，一个国家必须有一套关于荣誉的具体法规，用一个公开的 尺度来衡量那些有功于国家或可能有功于国家的人的贡献，并以武力 为后盾保证这些法律的实施。

    以上所说的几点就是构成国家主权的要素，它们不可转让、不可 分割。同时，它们也是识别主权是存在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手中的 标志。如主权者可以转让铸币权、先购权等特权，但一些基本权力是 绝对不能让渡的。因为，如果他将军队交出去，司法权将由于丧失国 家强制力的后盾而无法执行法律；如果他把征税权让出去，军队也将 无法维持；要是把统治意识形态的权利让出去，人们就会因思想的混 乱而发生叛乱。因此，如果我们认真考虑一下以上所说的任何一种权 利时，马上就能明白：即使仅仅分出一种权利，一切按约建立国家的 目的就不能实现。也因此，主权者的上述权力不能分割。一旦分割， 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

    当年的英格兰的内战就是因为这些权力分散于政见不同的人之间 才发生的，接着又在宗教自由问题方面各持异议的人之间发生。这种 情形使人们对于主权的不能分割这一特点获得了极大的教训，所以目 前英国便没有多少人不理解这一点，而且也将会普遍承认这一点。

    由于上述主权者的权力不可分割，且它们又都附属在主权之上， 所以有些人所说的“就君主的权力说，虽然比每一个臣民的都大，但 比全体臣民总合起来的权力却小”的说法便没有什么根据了。因为他 们所说的全体，如果不是如同一个人一样的集体，那么“全体”一词 和“每一个人”一词所指的便是同一回事，很明显，这种说法是荒谬 不通的。但如果他们所说的全体指的是把全体臣民当成一个人看待， 而这一人格又由主权者承当，那么全体的权力就等同于主权者的权 力，在这种情形下，这话也是不通的。这种不通的情形当主权由一群 人组成的集体握有时，他们看得很清楚，但在君主身上他们却看不 到，然而主权不论操在谁手中总是一样的。如同权力一样，主权者的 荣誉也应当高于任何一个或全体臣民。因为荣誉来自主权。所有的荣 誉都是由主权者封赏的。那些被封为勋爵、伯爵、公爵的人，主权者 不在面前时他们都很显赫，但在主权者面前他们就像众星之于太阳， 黯然失色。

    也许有人会说：在这样一个主权者至上的国家里，作为臣民就太 可悲了，他们只能听任拥有无限权力之人的不正常的摆布，并因此受 到损害。一般认为，这正是君主制的缺陷所在。其实，任何政府形式 都不是完美无瑕的，即使它会对人民造成损害，但和战争以及无政府 状态下对人民造成的伤害相比较，都是不值一提的。我们也许应该看 到，最高统治者的最大压力常常来自人民的反抗情绪，他们通常在国 家安全遭遇威胁的时候，不愿意为了共同的防卫而缴纳税负。这就使 得主权者必须在平时从他们身上征集到足够应付危难状态的税负。所 有的人天生都只能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与损害，并将其不断放大，而 缺乏政治和伦理上的高瞻远瞩，不明白舍小利而绝后患的道理。

     第十九章 论几种不同的按约建立的国家和主权的继承问题

    根据主权者的不同，可以把国家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是君主制 国家。在这种国家体制下，代表主权的仅仅是君主一个人。二是民主 制国家，在这种国家体制下，代表主权的是议会的全体组成成员。三 是贵族制国家，在这种国家体制下，代表主权的是议会的一部分成 员。除此之外就不可能有其他的国家了。

    在一些历史和政治书籍中还有如僭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等的称谓， 但它们仅仅是同一类政权组织形式遭人憎恶时的名称，而并非新的政 体。对君主政体不满的人就称君主政体为僭主政体，对贵族政体不满 的人就称之为寡头政体，对民主政体感到不满的人就称之为无政府状 态。但没有人认为无政府状态也算是一种新的政体。同理，对于同一 政体，人们也不应当在自己喜欢时便认为它是某种政体，而在不喜欢 或受到压迫的时候又认为它是另一种政体。

    拥有绝对自由的人们可以授权给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使之代表 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这样授权以后，他们应绝对遵从于君主或者任 何其他的代表者。但在已经建立起主权的地方，一般地说，同一个人 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主权者，即每一个人不能由两个代理人代表自己的 人格，那样的话，就必然会使大家陷入战争状况，这与按约建立主权 的宗旨相违背。这样说来，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中，君主是主权者，每 一个臣民都称他为陛下，尊他为王，然而他却不被认为是臣民们的代 表，这一认识是荒谬的；反之，那些由臣民们选派出来向君主传递人 请求、建议的人却被认为是臣民们的代表，这对于作为人民的真正、 绝对代表者的君主而言可以说是一个训诫–他如果要履行人们的托付 的话，就必须教导人们认识这一代表职位的性质，并且要告诉人们在 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另外一个代表。

    上文提到的那三种国家的区别在于建立国家的目的，也就是在保 卫和平与安全的方法上互有差别，而不在于权力。将君主政体和其他 两种政体相比较，我们会发现：

    第一，在君主或者议员承当人民人格时，他也同时具有其本身的 自然人身份。于是，当他以其君主或议员的身份谋求公共福利时，也 会多多少少谋求他自己、家属和亲友的私人利益。当公私利益冲突的 时候，他往往先考虑的是私人的利益，毕竟激情的力量一般都会更甚 于理智。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 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在君主制国家中，对于君主来 说，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回事。然而在民主政体或贵族政体中， 对于那些贪污腐化或有野心的个人来说，公共利益的繁荣所带来的好 处往往远远不如奸诈的建议、欺骗的行为或内战所给予的那样多，也 因此，与君主政体相比较，民主政体或贵族政体可能更不利于公共利 益的实现。

    第二，君主制的好处还在于君主可以随时、随地听取任何人的建 议，而无论其阶级和身份，并且在付诸行动之前可以很好地保守秘 密。但如果是议会需要听取意见时，则仅局限于议会的范围，而议员 们大多精于谋财，拙于求知，所发表的意见大而无当者居多。同时议 会由于本身人数众多，保密性也较差。

    第三，君主的决断较之议会的决断，更加具有稳定性。因为一群 人远比一个人更加反复无常。

    第四，君主绝不可能由于嫉妒或利益而自己反对自己，但议会却 经常因意见的分歧而相互反对，甚至引起内战。

    第五，君主政体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最大的弊病在于，臣民的 全部财产最终可能被用以养肥君主左右的奸佞。但同样的事情是不是 在其他政体形式中就一定不存在呢？在主权由议会握有的地方，因为 议会也具有同样的权力，议员们也会像君主听信奸佞一样，听信游说 家的坏主意并受他们的引诱；他们还可能互相奉承，狼狈为奸，以满 足他们各自的贪欲与野心。此外，与握有权力的众多议员相比较，君 主身边宠臣的人数毕竟远远少于议员们身边那些亲信的人数。

    第六，在君主政体下，主权可能会被传到一个幼儿或不辨是非的 人手中，如此一来，主权的实践便操纵在另一个人或多人组成的议会 手中，并以君王的名义治理国家。为了理解和表达的方便，可以叫摄 政。并以他的名义治理国家。有人认为对摄政这一职位的竞争是君主 政体在该种情形（把权力交给摄政）下所有危险的来源，因此是君主 制政体的一大弊端。

    但是，这种弊端不是从君主政体这种政权形式中产生的，我们不 妨研究一下以下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前任君主已经用遗嘱明确规定了谁将享有对幼主的摄 政权。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发生了对摄政职位的竞争，那么错不在于 君主政体，而只能说是由于臣民的野心与不义。而且，这种弊端在所 有的政府形式中都可能发生。

    另一种情形是，前任君主没有规定谁享有对幼主的摄政权。在这 种情况下，根据自然法，则摄政权应该由与幼主休戚与共的人来担 当。因为人在天性上都谋求私利和个人职位的升迁，所以把摄政权交 给一个可以因杀死或损害幼主而得到利益的人手中，就不是保护幼主 而是窃国了。因此，在对有关幼主执政的所有问题都做好妥善安排之 后，如果还会发生任何妨碍公共和平的动乱，那就不能归咎于君主政 体的形式，而只能归咎于臣民的野心和他们对于自身义务的无知了。

    相对而言，当一个大国的主权掌控在一个大的议会手中时，在有 关媾和、战争以及立法等问题的咨议上，也就像政府掌控在幼主手中 的情形一样。议会对于多数的意见，无论好坏都无权反对，这情形就 像没有决断力的幼主不能反对摄政者的意见一样。这时，议会也需要 一个类似于摄政者一样的保护人，那就是独裁者。 如前所述，主权国家只有君主政体、民主政体、贵族政体三类。 但有人认为还有由这些形式派生的其他国家形式。比如，有些君主是 选任的，且只是在一个时期内握有主权；还有些君主其权力是有限 的。然而这两种政府大多数情况下仍被称为君主政体。同样，如果一 个民主制国家或贵族制国家征服了其他国家，而派一个总督加以统治 时，其统治方式也不是民主的或贵族的，而是君主式的。这是因为， 选任的君主并非拥有了主权，而只是主权者派遣的下属；同样，权力 有限的君主也只是主权者的下属，其本人也并不拥有主权。首先，就 选任的君主而言，其权力的时限有些贯穿于他的一生，有些仅限于数 年或数月享有。他们如果有权指定继位者，那就不是选任的君主，而 是世袭的君主了。其次，权力有限的君主的地位不会高于有权限制他 的人，因而，他也就不是主权者，真正的主权者是能够控制他的那些 人。这样的政府就不是君主政体，而是民主政体或贵族政体。第三， 古罗马人曾经派遣总督统治过犹太人地区，但犹太人并不因为古罗马 是民主政体而自己也就成了民主政体，因为犹太人并不是由他们自己 选出的议会进行统治的。这种议会对犹太人来说就相当于一个君主。 因此，这可以叫做是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君主政体。

    为了国家的和平和安全，一个国家的主权权力，必须有一定的连 续性，这就是所谓主权的继承。在民主政体中，除非该国的人民全都 灭亡了，否则整个议会便会一直存在，所以继承权问题在这种政府形 式中不可能存在。在贵族政体中，当议会的某一成员死亡后，议会便 会立即着手补选事宜。因此，在这一政体中，继承权问题也不大。

    在君主政体中最容易发生严重的继承权问题。因为在这一政体 中，不仅由谁指定继位者不明确，而且在许多时候，谁是继位者也不 明确。关于前者，我们要考虑的情形是：如果在位的君主没有权力决 定继承问题，那么在他死后，每一个人便都有平等的权利臣服于他认 为最能保护他的人，或者他自己保卫自己。而这将使人们重新回到自 然状态当中去，和当初建立君主国的目的相悖。显然，君主制国家一 旦按约建立，就理应由现任君主来指定继承人是谁。而关于后者，也 就是指定谁是继承人的问题，可以根据现任君主明确的言论和遗嘱决 定，也可以根据其充分的默认来决定。

    如果一个君主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明确地宣布某某人将成为其继承 人，那么这人在前任君主死后马上就具有当君主的权利。但在没有遗 嘱或明确的话语时，就要遵从其他自然迹象，比如说遵照风俗习惯。 在有的地方就是由最近的亲属继承，也可以依照具体情况或由最近的 男亲属，或由最近的女亲属继承。而在位的君主如果不愿意这样的 话，他在世时是很容易否决这种风俗习惯的。

    在事先既没有习惯又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君主本人的子女应优先 于任何其他人继位；因为人的本性倾向于提升自己的子女甚于旁人的 子女；在他本人的子女中，提升他的儿子甚于女儿，因为男子的本质 比女子更适宜于劳苦和风险；在他本人没有子嗣时，则兄弟应优先于 外人。总之，在继承问题上，总是血缘较近的人先于较远的人。

    如果君主有权用契约或遗嘱的方式处理继承问题，那么他也可以 把统治权卖给或传给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会不会压迫对他自己来 说语言不同且风俗有异的臣民？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但这不一定是由 于统治者是一个外国人而造成的，而很可能是由于统治者不善执政、 不懂得真正的政治法则而引起的。也许君主将王位传给一个外国人确 实会引起这样那样的流弊，但要知道，君主和外国人结婚也会引起同 样的流弊，然而大家却又都认为可能导致继承权旁落他人的婚姻是合 法的。

    总之，在继承权这一问题上，虽然由于许多君主的过失，它经常 被认为是一种弊端，但是，君主按其意志处理继承问题是不会对人民 造成任何伤害的。

    第二十章 论宗法的管辖权与专制的管辖权

    按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其主权来自于国民的意愿的一致；以武 力建立起来的国家，其主权来自于国民对死亡、监禁等暴力的恐惧。

    这两种主权明显的不同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选择主权者 的原因在于摆脱令他们恐惧的人自为战的自然状态，但他们不惧怕他 们所选举产生的主权者。但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所畏惧的却正是主 权者。这两种主权也有明显的相同之处，那就是，人们都是出于畏惧 而服从的。这一点值得那些认为所有出于威胁而订立的契约一律无效 的人们注意。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在任何一类国家中都将 不会有人服从契约。诚然，国家不论以上述哪一种方式建立后，如果 人们订立的契约不是出于自愿或与法律相违背，那么该契约是无效 的。因为在上述情况下所做出允诺的人对所许诺的事情并不具有权 利。反之，一个人不论在什么时候依法做出允诺后，违反允诺就是不 合法的。

    但主权的权利与结果在两种国家中却是相同的。主权者的所有权 力，未经他的允许既不能转让给他人，也不能被剥夺。

    而取得管辖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生育，另一种是通过征 服。前者是父母对于子女的管辖权，我们叫做宗法的管辖权。因为在 生育方面，上帝为男人制造了女人这个协助者，于是，对子女的管辖 权就应当平等地属于父母双方，子女也要同样地服从双方。但因为任 何人都不可能服从两个主人，于是，没有区别地服从父母就成为不可 能。

    有些人以男性在智力和体力方面比女性更优越为理由，主张管辖 权只能属于男子所有，但这种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男人与女人在体 力和智力方面的差别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一些国家中，这一问题 由市民法规定，而其中的大多数规定都有利于父方。说来不难理解， 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氏族中的父亲而非母亲建立的。然而当在没有 关于婚姻规定的自然状态中，谁来承担对子女的管辖权呢？只能是母 亲。因为这时，除非母亲宣布，否则孩子就不知道父亲是谁。此外， 我们也看到，婴儿最初是在母亲的掌管之下的。如果母亲养育他的 话，其生命便得自于母亲，因而他就有义务服从母亲而不是任何其他 人，这样一来对婴儿的管辖权就归母亲所有。但母亲如果抛弃了这个 婴儿，该婴儿又被另一个人收养下来，那么对该婴儿的管辖权便存在 于收养人身上，因为这婴儿应当服从保全他性命的人。这是因为一个 人服从另一个人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应该服 从于掌握其生杀之权的人。

    而当母亲是父亲的臣民，那么子女便处在父亲权力管辖之下。同 样地，如果父亲是母亲的臣民，那么子女就应当服从母亲。如果男女 双方各为一国的君主，所生育子女的管辖权问题便要通过订立契约加 以规定。如果没有订立契约，那就遵循属地原则，因为每一个国家的 主权者对于自己属地内的一切居民都有管辖权。对子女有管辖权的父 母，对子女的后代也有管辖权。因为他一个人若对另一个人有管辖权 时，即是对后者所具有的一切都具有管辖权。

    宗法管辖权的继承权按照王位继承权的方式处理，而王位继承权 的方式，在前一章中我已作充分说明。

    由征服或战争胜利所取得的管辖权称做专制管辖权。在战争中， 被征服者以契约的形式与征服者约定：只要能够保全其生命和自由， 他愿意征服者以其喜欢的方式使用自己。于是，被征服者变成了臣 仆。他既有别于俘虏，也有别于由俘虏变成的奴隶。他是指允诺不逃 跑，也不对主人使用暴力并得到了主人信赖的人。因此，对于被征服 者的管辖权便不是由胜利，而是由他自己的契约而来。当失败者要求 所谓的饶命时，便是通过投降来避免胜利者的杀戮。但是这种投降， 并不是以保全生命为条件的投降，而是任其处理的投降。只有当胜利 者信任并给予他自由的时候，他的生命才算有了保障。

    臣仆的主人也是臣仆所拥有的一切的主人，因为臣仆的生命，是 以其立约服从主人才得以保全的。立约服从就是承认并授权于主人的 任何行为。

    总之，宗法和专制的管辖权的权利与结果和按约建立的主权者的 权利与结果完全相同，而且原因也相同。因此，一个人如果是两个不 同国家的君主，他在其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主权是其人民按约建立的 主权，而在另一个国家中的主权则是由征服得来的，那么他如果以征 服作为理由，对该国家提出比前一个国家更多的要求时，他便是不懂 得主权权利的做法。因为主权者对两个国家来说都是绝对的。如果出 现了上述情况，那么每一个人只要可能，便可以合法地用武力来保卫 自己的生命，而那样便陷入战争状况了。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大家族如果不隶属于某个国家，就主权的权 利而言，其本身便是一个小王国，其中，父亲或家长就是主权者。但 是除非这个家族能保证其所有家庭成员的安全，否则，即使再大，都 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因为一群人如果联合起来都无力保卫自己的话， 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智自我保全。这情形就像一小队士 兵遭到一大队人马袭击时，为了免遭杀戮，士兵们可降可逃一样。

    我通过思考和演绎，根据人们建立国家并使自己臣服于君主或议 会这些足以保全自己的力量的性质、需要和目的，发现了在主权权利 方面的上述特点，这对于我们理解国家已经足够了。

    人们也许会说，像这样主权掌控在君主国家的某一人手中，或者 掌控在平民或贵族国家那样的一个议会手中，国王或者议会就好像拥 有无限的权力，而这必然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但我们应该想到的 是，如果缺乏了这种权力，后果将是人人相互为战，而这比那种由于 权力太大所带来的坏处要糟糕得多。因为在任何国家中，最大的弊端 是臣民破坏建立国家的契约，而这必将导致自然状态下的人自为战、 人人自危的状况发生。有人认为应设法削弱过大的主权，但问题是谁 有权力削弱？如果这一权力存在，那将意味着存在一个比主权更大的 权力。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最大的反对理由来自实践方面。人们会问：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 候存在过这样的臣民承认这种权力的国家呢？我们可以反问：在什么 地方或什么时候有哪个国家没有经历过长期的骚乱和内战呢？正是那 些对主权从来没有发生过争议的国家，除非遭遇外来侵略，否则便会 长期存在。无论如何，那些根据未仔细地考量国家的性质与成因并因 此经常遭受苦难的人所提出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即使全世界 的人们都把地基打在沙滩上，我们也不能说这样做就是正确的。建立 和维持国家的技巧正像算术和几何一样有一定的法则，而不像打网球 一样只在于实践。这些法则穷人没有闲暇去探究，而有闲暇的人，却 迄今为止都不具备那种追根问底的好奇心或方法去发现它们。

    第二十一章 论臣民的自由

    “自由”一词就其字面意义来说，指的是事物不受外界限制的状 况。当一事物由于受限制而只能在一定空间之内运动，我们就说该事 物没有超出这一空间的自由。因此，所有的生物当它们被墙壁阻隔或 锁链禁锢时，或是当水被堤岸或器皿挡住而不能随意流动时，我们一 般都说它们不自由。但当运动的限制来自事物本身，如静止的石头和 卧病在床的人，我们往往就不说它缺乏运动的自由，而是说它缺乏运 动的力量。

    “自由”一词和人连用，称为“自由人”的人，是指那些能够按 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受限制的人。“自由”一词如果用到人以外的 事物上，则是滥用，因为不运动的物体不会受到限制，也就无所谓自 由。当我们说赠与自由、言论自由、意志自由时，其实我们要表达的 都是人的上述行为的自由，而非赠与、言论和意志本身。

    畏惧与自由是相容的。一个人因为害怕船只沉没而将货物扔到海 里，或者因为害怕监禁而还债，这都是自由人的行为。因为他们可以 不这样做。一般说来，在国家中的人们，出于对法律的畏惧而做出的 一切行为，都有不做的自由。

    自由与必然也是相容的。比如水，不仅有流动的自由，还有顺流 而下的必然性。同样地，人们的自愿行为由于来自人们的意志，所以 便是自由的行为。但因为人出于意志的每一行为、欲望和意向都是始 于某种原因的，而这种原因又始于因果链条中的另一原因，不断地追 问下去，一定存在一个一切原因的原因。

    为了保证与生俱来的自由，为获得和平、保全生命，人们创制了 “国家”这一人造的人，并把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与他。然而，当这 一“国家”及其世俗的代表者–政府领袖或国家君主无法保证人们的 权利时，人们就可高举自由的旗帜，反抗这一代表者。法国画家德拉 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即是一幅反映1830年法国大革命时期， 法国人民奋起反抗政府、反对查理十世的创作。图中高举三色旗的 “自由女神”正带领人民的革命队伍为了自由而奋战。原因，所以这 自由的行为也是具有必然性的行为。为获得和平、保全生命的人，除 创制了国家这一人造的人外，他们也创制了一些叫做法律的人造的锁 链，并通过契约将这些锁链的一端系在主权者的个人或议会的嘴巴 上，另一端则系在自己的耳朵上。这些锁链之所以不容易断裂，不是 缘于它们的牢固，而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其一旦断裂后所可能发生的危 险。

    我下面要谈的臣民的自由便是相对于这些锁链而言的。我们知 道，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规足以规范人们的一切言行，于是，我们可 以推导出“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可以作为的”这一原则，并在遵守法 律的前提下，享有做自己的理性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的自由。因 为自由的本义指的就是不受限制，人们显然已经享有这种自由了。但 如果我们把自由看成是不受法律限制的自由则是荒谬的，法律若没有 强制力作为后盾，则其威慑力就不存在，也就没有办法保护国家中的 人们。然而我们不能认为主权者生杀予夺的主权由于臣民们的这种自 由而可以被取消或受到限制。我们已经说明，主权者对臣民所做的任 何事情都不能被称为不正义或侵害的，所以，在国家中，臣民可以、 而且往往根据主权者的命令被处死，然而双方却不能认为这是互相损 害。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哲学与历史书里，以及从它们那里承袭了 全部政治学说的人的著作和讨论中经常谈到自由，这种被频频提及和 推崇的自由不是指个人的而是指国家的自由。这种自由与没有市民法 和国家的时候个人所具有的那种自由相同，后果也一样，即永久存在 人自为战的战争状态。每一个国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绝对的自 由做任何自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也就是代表国家的个人或议会 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但同时他们却生活在永久的战争状况中， 边界上驻扎着士兵，大炮指向四邻，正像自然状态下每个绝对自由的 个人的状况一样。因此，当我们说“雅典人和罗马人是自由的”这句 话时，乃是指他们的国家是自由的，他们的代表者有抵抗或侵略其他 民族的自由，而不是说任何个人有反抗自己的代表者的自由。

    然而人们很容易被“自由”这一美好的名称所欺骗，并由于判断 力的缺乏而不能区别个人遗产、天赋权利与公众的权利等。当这种错 误得到一些所谓权威的肯定时，就难免产生骚乱，并使政权更迭。在 西方，人们关于国家的制度与权利的认识来自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 其他思想家。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中，对这些权利的论述乃是源于他 们所在国家的民主实践，其情形正像语法学家根据当时的语言实践概 括语法规则一样。为了使人们不产生更换政府的念头，亚里士多德等 教导雅典人说他们是自由的人民，而所有君主制国家中的人都是奴 隶；西塞罗等也教导古罗马人憎恨君主政体、分享古罗马主权等。人 们读了这些古希腊和拉丁著作，从小就在自由的虚假表象下养成了一 种习惯，即赞成暴乱，赞成无限地控制主权者的行为，然后控制这些 控制者，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的流血牺牲。老实说，我们学习古希腊 和拉丁文著述所付出的代价超过了任何其他事情所付出的代价。

    而真正的臣民自由是指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考虑的是：当 建立国家时，我们究竟让渡出了哪些权利？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个 人都服从代表主权的那一个人或那一个议会的所有行为时，自己究竟 放弃了哪些自由？我思考这一问题，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不能放弃保全生命的自由。如果主权者命令一个人自杀、 自戕或不抵抗攻击他的人，或是命令他不吃饭、不呼吸、不就医或放 弃任何其他不作为就不能维持生命的东西，则此人有不服从的自由。

    第二，不被宽恕，臣民就没有义务承认所犯罪行的自由。

    第三，臣民有拒绝服从无悖于主权建立的目的而来自主权者的命 令的自由。如一个人受命杀敌而予以拒绝时，主权者虽然有充分的理 由把他处死，但在许多情形下他却可以拒绝而不能称做不正义，比如 当他已经找到一个士兵代替自己时，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并没有逃 避对国家的义务；两军交锋时，无论哪一方都有临阵脱逃者，但如果 逃亡者不是出于叛逆而是出于恐惧，那就也不能认为是不正义的行 为，而只能认为是不光彩的行为。而受雇佣入伍的人，就不能以胆怯 为理由不上战场或逃跑。而当国家的防卫要求每一个能拿起武器的人 立即出征时，那么每一个人便都有义务奔赴疆场，否则就没有必要建 立国家。

    第四，一大群已经不义地反抗了主权者或犯了死罪而必死的人， 有联合起来互相协助、共同防卫的自由。因为他们只是保全自己的生 命，这一点不论有罪没罪的人都可以做。他们当初违反义务时诚然是 不正义的，随后拿起武器时虽然是支持他们已经做出的不正义行为， 但却不是一种新的不正义行为了。但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赦免时，被 赦免者就不得以自卫和自我保存为借口，帮助其他人。

    第五，在主权者没有以律令规定的地方，臣民都有根据自己的判 断采取或不采取行动的自由。所谓“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可以作为 的”自由。

    第六，当臣民根据以前的法律就债务、土地或财物的所有权、徭 役，或任何有关体刑与罚款等问题而与主权者有所争议时，他有为自 己的权利进行诉讼的自由，有要求听审自己的案件，并要求根据相关 法律裁判的自由。

    臣民所享有的自由，大致有以上六种。此外，以下的情况也值得 注意：

    第一，如果主权者授予臣民一种自由，而当这种授权成立，主权 者就不能保卫臣民的安全时，则该授权无效，除非是主权者直接声明 放弃主权或将主权让与他人。这种授予是由于不知晓所授予的自由和 主权之间的冲突而来的，因此主权便仍旧保留。同时，实行主权所必 需的一切权力，如宣战、媾和、司法、任命、遴选参议人员、征税等 便也都保留下来了。

    第二，臣民对于主权者的义务的期限，应理解为主权者能用以保 卫臣民的权力持续存在的时间。在没有其他人能保卫自己时，则臣民 们天赋自卫权力是不能根据契约放弃的。虽然从主权建立者的意图 说，主权是永存不灭的，但根据主权本身的性质，它不仅会因为外患 而有灭亡是可能，同时也由于人们的无知和激情，使得它自建立之日 起就包含着许多因内部不协调而必然走向死亡的种子。

    一个臣民如果臣服于战胜者即可获得自己的生命和人身自由时， 那么，他有臣服于战胜者的自由。但一个人如果臣服于战胜者也不能 获得人身自由时，他就有可以用任何方式逃跑的自由。

    如果一个君主放弃主权时，他的臣民就恢复了绝对的天赋自由。 如果主权者流放他的臣民，那么，被流放者在流放期间就不是他的臣 民。但如果是出使国外或经许可在国外游历，便仍然是该国臣民，但 这是根据主权者之间的契约，而不是根据服从的契约而来的。因为任 何人除非是从主权者那里获得特权，他在进入他国领土后就应当服从 那里的一切法律。

    如果一个国王臣服于战胜者，那么他的臣民就可以解除原先对他 所负的义务，而改为对战胜者担负义务。但如果他被俘或没有人身自 由，那么就不应当认为他放弃了主权，于是他的臣民也就有义务服从 于他原先任命的官员，因为这些官员不是以他们自身的名义，而是以 国王的名义在进行统治。

     第二十二章 论臣民的政治团体和私人团体

    在前面几章里，我们分别讨论了国家的产生、形式和权力，接下 来，我们要谈谈组成国家的各个部分的情况。首先要谈的是团体，它 们大约类似于我们身体的肌肉。

    我所理解的团体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或事业而联合起来的一些人 的集合。在这些集合中，凡属有某一人或多人组成的会议可以代表全 体人员，这种团体叫正规的团体，其他是非正规的团体。

    在正规的团体中，国家是绝对的和独立的，它除了服从自身的代 表外不服从任何人。而其他的团体都不是独立的，它们从属于某一主 权者，团体中的每个人，包括团体的代表都从属于这个主权者。从属 的团体中有些是政治性的，它们根据主权者的授权建立；有些是私人 的，它们或是臣民自己组织的，或是根据外国人的授权建立的。而根 据外国人的授权在另一国家中建立的团体没有公共性质，只能是私人 团体。在私人团体中，又有合法与非法之别。其中，获得国家许可 的，就是合法的；反之，则是非法的。

    非正规团体没有代表者，只是由人们汇聚而成。这种团体如果国 家不禁止、自身又不是缘于罪恶目的而形成，便是合法的团体，如为 了看戏、买东西或任何其他无害的目的而汇聚到剧院、市场的人群就 是这样。但如果非正规团体的意图是邪恶的，或是人数众多、意图不 明时，便是非法的。

    在政治团体中，代表者的权力永远是有限的，其有限的权力来自 于主权者的规定。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主权者都是全体臣民的绝 对代表，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能成为任何部分的绝对代表。换句话 说，如果准许政治团体有一个绝对的代表，那就等于放弃了国家对该 团体的统治，分裂了统治权，其结果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

    政治团体的代表的权力限度可以从两方面观察到，一方面是主权 者颁布的命令或证书，另一方面是国家的法律。

    国家的创立者在创立一个国家时，根本用不着什么证明文件，因 为主权代表者的权力除了不成文的自然法外不受任何限制。然而在其 从属的团体中，却必须有关于其业务、时间、地点等的种种规范。而 且由于这种规范并不总是容易以明文规定，甚至也不总是可能以明文 规定，所以国家法律就必须在特许状本身没有做规定的地方规定代表 者可以做些什么。因此，在一个政治团体中，如果代表者是一个人 时，他代表该团体所做出的，在特许状或法律许可范围之外的任何行 为都只是他自己的行为，但他在这些权限之内做出的行为则是其团体 每一个成员的行为，因为主权者是得到其成员授权的大家的无限代 表。

    但如果代表者是一个会议，而它所颁布的规定又没有特许状或法 律的根据，那么，这一行为就是该会或该政治团体的行为，也是参加 投票使该规定得以成立的具体投票人的行为，但却不是出席该会议而 投反对票的人和缺席者的行为，除非后者有人代替投票。这行为之所 以是该会议的行为，乃是因为会议中多数人投票赞成。如果这行为是 一种罪行时，则该团体就可能面临着解散或被吊销特许状等状况。但 是投反对票和缺席者是无罪的。如果该会议拥有公共资产，而无罪的 成员又没有人对这种资产享有所有权时，就可以对该会议处以罚金。

    如果某政治团体的人格由一个人代表，而该代表又借了该团体以 外的人的债时，这债务便是代表者个人的债务。因为他如果根据特许 状授予他的权力让团体成员偿还他所借的款项，他就会因此成为他们 的主权者了。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与国家不同的从属团体。因此，像 这样借的债，代表者本人以外的任何成员便没有义务归还。如果债务 人是由于契约或罚金而欠款时，其情形同上面一样。但如果代表者不 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会议，而所欠的又是团体之外的人的债务时，那么 那些投票赞成借款，或赞成引起债务的契约或赞成导致罚款的事实的 人，就应当，且只应当由他们对债务负责。但如果债是向会议中的一 个成员借的，那么在有公共资产时便由该会议以公共资财归还。

    这表明，在从属性的政治团体中，个人公开声明反对代表会议做 出的决议，并使反对意见记录下来或取得证据不仅是合法的，有时还 是有利的。否则，他们就可能有义务偿还他人的债务或对他人所犯的 罪行负责。但在主权议会中就没有这种自由，因为主权是绝对的，也 是正当的。

    政治团体的种类很多，有些是为了统治而设的，比如行省的设 置。一个行省可能交托给一个会议管理，其中一切决议都取决于多数 票。这种会议便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的权力限制在受委托的范围之 内。但省的政务由驻在本省的会议管理的例子很少。古罗马虽然设置 了很多省，但它始终是派总督和执政官加以管理，而不像他们对古罗 马城和附近地区一样用会议进行管辖。同样地，英国也是在每一个殖 民地区派一个总督进行管辖。但无论事实情况是怎样的，我想说的 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假设一个省或殖民地委托给会议来管 辖，这个会议无论产生什么债务、颁布什么非法的法令，都是该会议 中赞成者的行为，而不是反对者或缺席者的行为。理由如前所述。

    驻扎在境外掌管某殖民地的会议，在该殖民地以外对本殖民地的 任何人、财、物都不能行使任何权力，也不能因债务或任何其他的原 因扣留本殖民地的人、财、物。尽管该会议对于违犯它所订法则的任 何成员都有处罚，但在本殖民地以外却没有这个权力。此处所谈的一 个会议管理一个行省或殖民地的权利，对于管理城市、大学、学院、 教会的会议或任何其他管理人事的会议也同样适用。

    一般地说，政治团体中的任何成员如果认为受到本团体的侵害， 那么，该案件的审理权属于主权者和主权者所委任的法官，而不属于 该团体。但这种情形在一个主权会议中则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纵 使主权者也与案件有关，但他如果不当裁判者，就没有裁判者了。

    也有些政治团体是为了管理对外贸易而设置的。这种政治团体最 适宜的代表者，是每一个出资者只要愿意就可以参加该团体一切事务 的商讨与决议的会议。商人们组成团体的目的乃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 润，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有垄断购买和销售。所以如果允许一群商 人成为一个法人或政治团体的话，那就是允许他们在购买和销售环节 上进行双重垄断。这对商人来说有利，而对人民不利。这种法人或团 体，就是垄断公司。当它在外国市场上结成一个团体，在国内则各行 其是，每人都按自己可能订出的价格做买卖时，对国家来说便是极为 有利的。

    这样的商人团体，除了由各人投资中扣除掉 作为建造、购买船 舶，以及备办粮食与配备船员的资本外，再没有共同资本。他们结为 团体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谋求整个团体的共同利益，而是为了谋求每一 个出资者的个人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 所出款项的用途的原因，也就是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参加并审定所有款 项用途的会议，并明晰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所以这种团体的代表者 便必须是一个会议，每一个成员如果愿意的话都可以出席该会议。

    如果这一商人团体通过其代表会议向外借款时，那么该团体的每 一个成员都应当对所有债务负责。但如果是向团体中的某一个成员借 款时，那么债权人自己便又是全部债权的债务人，因而除了从公共资 金中索还外，便不得以其他方式索债。 如果国家向该团体征税，应该理解为是根据每一成员在该团体中 的投资比例向各人征收税款。因为该团体并没有其他的公共资金。如 果因为某团体的非法行为而向该团体处以罚金，则只有那些支持了该 行为的人才应付罚款。如果团体中某一个成员欠了团体的债务，该团 体可以控告他，但不能没收其财产或拘禁其个人。

    上述所描述的这些团体如果不是永久存在的，便是有明文规定的 有效期限的。还有一种团体，尽管其存在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但与 上述又有不同。比如，当一国之君或一个主权会议下令其所属各地方 派遣代表或陈述臣民的情况与需要，或为制定良法提供咨询意见等， 即让一个人代表一个整个地区，在规定的时间聚集在规定的地点，讨 论上述事物时，则这些代表成为一个政治团体。而当议题结束，这个 团体也就宣布解散。请注意，他们并不是人民的绝对代表，而仅仅是 主权者邀请来的民意代表。至于这种团体究竟能在什么限度以内代表 全体人民，则是由主权者在召集会议时已规定好了的。

    正规而合法的私人团体是指它的成员除了遵守共同的法律外，不 需要其他的特许状或书面证件，比如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团体。这种 团体有一个家长作为它的代表，所以被认为是正规的。在这种团体 中，家庭成员把父亲和家长当成直接的主权者服从。 正规而不合法的私人团体是指那些统一在一个代表者身上，但却 没有公共权力作为根据的私人团体。如乞丐、小偷等组成的帮会。根 据外国人的权力，在他国组成党派以求更便利地传播自己的学说，从 而达到反对该国权力的目的的集团也属于这一类。

    非正规团体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由于意志和意向的类似而组成的 联盟，有时则仅仅是汇聚起来的一群乌合之众。成立联盟的目的一般 是为了共同防卫，而国家就是全体臣民结合起来组成的这样的联盟， 所以臣民之间的联盟在一个国家之中绝大部分是不必要，并且带有非 法图谋的色彩，一般都称之为私党或阴谋集团。

    当主权掌握在一个人数较多的大会议中时，如果其中一部分人未 经授权便企图指挥其余的人，那便是非法的私党或阴谋集团，因为这 是用欺诈手段骗取该会议服从于他们的私利。但如果一个不是该会议 成员的人，为了将要在会议中加以辩论和审议的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广 交朋友，以求影响会议的裁定，则这种做法并没有违反正义的地方。 除了有法律明令禁止以外，他即使花钱送礼也不能算是违反正义。因 为人世间的情形就是这样，有时没有钱就谈不到正义。而在自己的事 情得到审理和裁决前，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正义的。

    在所有的国家中，私人所雇用的仆役如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便 是一种不合法的私党。因为有了国家的保障，个人就无需私人力量的 防卫。在一些蒙昧的民族中，若干不睦的大家族以家族武力互相攻 击，这种做法是不正义的。反之，他们就是没有国家。

    出于统治宗教或国家的目的而结成的私党，由于违反了人民对于 和平与安全的需求，而且夺走了主权者手中的武力，也是不正义的。 前者如教皇党、新教党，后者如古罗马的贵族党与平民党以及古希腊 的贵族党与民主党等。

    人民的集会是一种非正规的团体，其合法与否取决于集会的理由 和人数。理由合法而明确，集会就是合法的，如教堂与剧院演出时的 集会。而当参加集会的人数特别多，且不能说明集会的理由时，便会 被认为是抱有非法的、制造骚乱的目的。当特别多的人集会是为了反 对他们所责难的一个人时，这集会便是一种非法的骚乱。因为他们的 诉求只要少数几个人或一个人就可以呈递给负责的官员。一个人如果 把许多人集合在一起，而他们又提不出一个正当的理由，那便是一种 骚乱。

    关于团体和人们的集会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么多。如我开始时所说 的那样，拿它们和人体类比的话，合法的团体的合法行为，可以比做 人体的肌肉；而不合法团体的不合法行为，则可以比做人体的毒瘤、 脓包或烂疮。

     第二十三章 论主权者的政务大臣

    政务大臣是主权者任命的有权代表国家的人。具有主权的人或会 议都具有两重身份，一重是自然身份，另一重是政治身份。例如，一 国之君主不仅具有该国家的人格，而且同时具有自然人的自然人格； 一个主权议会也不仅具有它所代表的国家人格，而且具有会议本身的 人格。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那些出于本能而提供服务的人便不是政 务大臣，而只有在管理公共事务中提供服务的人才是政务大臣。因 此，无论是在贵族制还是在民主制国家中，议会的服务人员、管家、 保安等职员都不是政务大臣。在君主制国家中，王室的侍从等普通职 员也不是政务大臣。

    在政务大臣中，有些被委派负责全国或某一地区的政务。在全国 方面，如摄政大臣在幼主未成年时掌管整个国家的全部政务，而每一 个臣民都有义务服从他以国王的名义发布，且不违背于主权权力的命 令。在某一地区方面，君主或主权会议可能委派一个省长或总督管理 该地区的全部政务，而该区域的臣民也有义务服从他以主权者的名义 实施，并且和主权权力不相违背的命令。这种摄政大臣、省长或总督 所具有的权利取决于主权者的意志，而不是主权者转让的权利。这种 政务大臣类似于人体的神经与肌腱。那些掌管国家经济、军事、负责 教化事务的人之所以是政务大臣，是因为他们是以其政治身份为主权 者服务的。掌管司法的人也是政务大臣，因为他们在法庭上所代表的 是主权者的人格，所以他们的判决就是主权者的判决。由于全部司法 权在本质上都从属于主权，所以所有的法官都是具有主权的某一个或 某一些人的大臣。审判者与被审判者之间发生争议时，由于他们都是 主权者的臣民，所以在公理上这种争议应当由双方都同意的另外的人 加以审判，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那些从主权者那里 获得授权，从而执行判决的人也是政务大臣。从主权者方面取得权力 用以执行已经做出的判决、发布主权者的命令、镇压骚乱、逮捕并拘 禁犯罪分子，以及其他保卫和平的人，也全都是政务大臣，因为他们 根据这种权力所做出的每一种行为都是国家行为。他们的作用可以比 做人的双手。到国外去的政务大臣，包括大使、信使、代理人、使者 等，他们对外代表本国主权者的人格。但动荡的国家中某一党派派出 的人，即使得到外国的接待，他们也既不是国家的政务大臣，又不是 国家的私务大臣，因为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没有得到国家的授权。同 理，国王派出进行吊唁、庆贺等的使节，其权力来自于国王的自然人 身份，所以便是私臣。而一个人如果被主权者秘密派遣出使他国，从 事间谍活动，其权力尽管来自于主权者的国家身份，是国家的政务大 臣，但由于对方并不知道他的这一身份，所以他便只是一个私臣。可 以将这种大臣比做人的眼睛。被委派收受人民的请愿书或其他信访事 务的人也是政务大臣，可以将他们比做人的耳朵。

    如果我们认为参议人员或国家的参议会没有司法裁判权或管辖 权，所担当的只是为主权者进言献策的角色，那么，他们就都不是政 务大臣。因为意见仅仅是向主权者提出的，而主权者不在场时，他的 人格不能由另一人代表。但参议员所组成的团体，只有司法权，或行 政权，这些权力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中表现为：代表君主向政务大臣传 达命令。在民主制国家中表现为：参议会或议会上院则是作为参议机 构把他们的审议结果提交给民众。但当他们任命法官、审理案件、接 待大使时，则是以人民的大臣这一身份来进行这些工作。在贵族制国 家中，其参议会就是主权议会本身，除对自身外它并不向任何其他机 构和个人提供意见。

    第二十四章 论国家的营养和生殖

    国家的营养在于物资的数量与分配，物资的调理或调制，以及通 过便捷的渠道运送物资给公众使用。

    造物主将物资的数量限定在这样的商品范围之内，也即上帝通过 人类母亲的双乳–陆地和海洋无偿赠与人类，或是人类通过劳动获 得。

    存在于动物、蔬菜及矿物质中的营养品，上帝已经将其无偿地摆 放在人类面前或者地球的表面，我们只需要劳动和勤奋就可以得到。 而人类通过劳动和勤奋获得的物资数量仅次于上帝的恩惠。

    这些物资（通常被称为商品）部分来自国内，部分来自国外。除 非幅员非常辽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其国民需要的所有物资， 也很少有国家生产的某种物资不超过其国民所需，于是国家间的贸易 往来成为调剂余缺的必要手段。虽然有些国家的领土只能提供居住条 件，但他们不仅可以维持生存还可以扩张国力，其原因部分在于通过 地区之间的贸易劳动所得，部分在于购进原料加工后出售成品所得。

    这些营养物质的分配就是决定它们是“你的”，“我的”，“他 的”的制度，即私有财产制度，它在各种类型的国家内都属于主权权 力。如果没有国家，人人将处于战争状态，所有物资就都属于靠武力 获取并占有它的人，这不是私有制或公有制，而是一种不确定的状 态。这种情形显而易见，甚至热衷于捍卫自由的西塞罗在一次公开辩 论中也把私有财产权归于市民法。他说： “一旦抛弃或不积极维护市 民法（不用说压制），就没有人能够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到什么，也 不能给他的后代留下什么。”他还说： “没有市民法，人们便不可能 知道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的。”既然私有财产权是国家建立的 结果，而国家通过它的代表行使权力，因此私有财产权的设立是主权 者的行为，并在法律中予以规定。法律在古语里称为Nóuos，就是分配 的意思，而正义就是将属于个人的东西分配给他。

    这种分配中的第一个法则就是土地分配法则。在这一法则中，主 权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分配土地。以色列的子民在成为乐土的主人之前 一直缺少土地上产出的物品，是大祭司以利亚撒和将军约书亚决定了 土地的分配方式：将土地分成十二份，在十三个部落之间分配，利瓦 伊族没有得到土地，但是按照规定分到了所有产物的十分之一。很显 然，这种分配方式是人为的。而通过战争获得土地的，则是以胜利者 的身份获取并予以分配，尽管不总像以色列人那样消灭原先的居民。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一个人的土地所有权是土地的排他使用权， 这种排他不包括主权者。因为主权者代表国家，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保 护共同的和平与安全，而土地的分配也具有同样的目的：任何分配不 公都会违背臣民的意志，应归于无效。的确，如果主权君主或主权会 议的大多数人为了私利而违背良知作出一些规定，这些规定悖逆了臣 民的信任及自然法，但是臣民既不能对主权者开战，也不能控诉甚至 诅咒主权者，因为臣民已经将自己的权利授予主权者，主权者的行为 就是他们自己的行为。至于主权者的命令在什么情形下违背公正和自 然法，在此不予讨论。

    假设国家分得一份土地用以支付共同和平与必要防御的开支，这 份土地由其的代表占有并经营，但是，人性的欲望和缺点决定了这种 行为是徒劳无益的。一旦主权权力落入这些代表手中，由于他们疏于 管理，或者冒险地陷入耗时耗资的战争，那么政府往往就会崩溃。国 家的开销取决于外部的偶然事件及邻国的胃口，而公共财富的多少只 受紧急事件需求的限制。从英格兰的征服者威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威廉保留公共财产不是为了支付公务开销，而是为了维护其身份地 位，因为威廉及其继任者往往在他们自己认为必要的时候就向臣民们 征税。这就违背了立国之初划出一块公共的土地来足额支付国家经费 的初衷，这一点从王室微小的收入中也能看得出来。因此分配一部分 资产给国家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国家或其代表可以出卖或放弃这部分 资产。

    像土地分配一样，臣民外贸交易的地点和商品也由主权者决定。 因为如果由臣民自己决定的话，有些人可能会为利益所驱，进口一些 商品以满足人民的欲望，但同时却损害了国家进而也损害了自身的利 益，或者至少对臣民无益。因此，外贸的地点和商品的种类只能由主 权者决定。

    此外，由于个人拥有生存技能的有限性，几乎每个人都通过协议 与他人交换物品的所有权，于是臣民订立协议的方式、语言和形式均 由主权者规定。关于营养物质及其分配的问题，上述论述已经足够充 分了。

    我认为把当前不需要的东西保存好以备将来之需，同时不减损它 的价值，又便于携带，这种东西不是别的，正是黄金、白银、货币。 因为黄金、白银是世界上公认的贵重金属，可以作为衡量其他商品的 尺度，货币是主权者铸造的，在一个国家的臣民之间也起到价值尺度 的作用。所有的商品借助于价值尺度在臣民之间流转，这个过程就营 养了国家的各个部分：它类似于血液，其流通循环的过程为全身各部 分提供营养。

    黄金、白银由于其本身的材质，它们的价值不会被任何权力或少 数国家所改变，因此可以作为世界上通用的价值尺度。其次，它们在 必要的时候还能使国家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国外。而货币只在国内有 效，其价值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当地政府的印章，随黄金、白银等贵金 属由于其本身的材质，因此可以作为世界上通用的价值尺度。同时， 主权者授权铸造的金属货币也可作为价值尺度在一个国家的臣民之间 流通。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贵金属、金属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的历史 舞台，承担起储藏物的功用。此时，其价值尺度的角色就逐步被纸币 所替代。上图中不同形式的货币即是货币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见证。法 律的规定而波动，很多时候价格会减损，从而有损货币持有人的利 益。

    货币投入使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存入国库，二是再次发行。存 入国库包括征收、管理和出纳，再次发行包括出纳，以及指定官员支 付给公私大臣。在这里人造的人与自然人有相似之处，自然人身体的 各个部分通过血管将血液输送回心脏，完成血液交换后心脏再通过动 脉把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从而使各个部分充满生机。

    国家的后代被称之为移民地或殖民地，这些人由国家派出，定居 在人烟稀少的国外。一个殖民地建立之后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他们 自力门户，解除与原派出国的隶属关系，很多古代国家就是这样建立 的；二是他们仍保持和派出国的联合，是其下属的省。派出国被称为 宗主国或母国，殖民地除了尊重宗主国或与宗主国联合以外，其权利 完全取决于宗主国当初授予的开拓殖民地的特许状。

    第二十五章 论建议

    建议和命令在许多场合下容易混淆，因为两者的说话方式通常都 是命令式的。“这么做”这个词不仅命令者使用，建议者也使用。人 们在对话的情形下大都能区别二者，说话者的身份、对方的身份以及 场合就决定了特定的语境。但是书面语言中人们往往只按自己的推导 或喜好来理解二者，为了避免这样的错误，我在这里对命令、建议和 劝说作如下定义：

    命令者所说的“这么做，或不这么做”，只体现说话人的意志而 没有其他理由，发出命令的人往往基于自己的利益做出命令。

    建议者所说的“这么做，或不这么做”，是从被建议者的利益出 发。于是命令和建议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二者指向的利益对象不 同。另一点区别在于命令必须服从而建议可以不被采纳。第三点区别 是没有人可以自称有权建议别人，因为其中他没有自己的利益，他只 能要求被赋予建议别人的权利，借以从中了解别人的计划或得到其他 利益，这就是我前面讲到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固有的目标。 建议的性质决定了不能对建议进行谴责和控告。因此，一个人向 主权者提出建议，无论该建议是否与大多数意见符合，都不能惩罚该 建议者。通常来说，征求建议的人授予了他人建议权，根据公平原 则，他自己不能惩罚建议者，而其他人就更没有理由施以惩罚了。但 如果有人出于邪恶目的，或由于对法律的无知建议他人做违法的事 情，国家都可以对其依法予以处罚，因为不了解法律不能作为免罪的 借口。

    劝说和劝阻是强烈希望他人遵从的建议，或更简洁地定义为加压 式建议。因为劝说是鼓励被劝说人采取某种做法；劝阻则是为了阻止 他人采取某种做法。于是劝说者劝阻者运用公众的情感和观点，使用 直喻、隐喻、列举等演说工具，说明听从其劝告的好处、荣誉及正当 性。由此推论：第一，劝说和劝阻是为了建议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被 建议人的利益，这违背了建议人的义务。这一点可以通过长期的迫切 催促及虚情假意中充分体现出来。没有人向他们征求意见，他们从自 己的立场出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出建议，顺带考虑被建议人的利 益，甚至根本就不考虑被建议人的利益。

    第二，劝说和劝阻只适用于一人对多人的演说场合，因为一对一 的对话，被建议人可能打断他的话，能更严格地检验他提出建议的理 由，而在多数人的场合这种对话几乎不可能。

    第三，那些被征求建议，却进行劝说和劝阻的人是腐败的建议 者，他们类似于接受自己利益的贿赂。因为一个不好的建议者，他给 出的建议就不是好建议，就像一个为了报酬而作出判决的法官一样， 即使判决很公正但他也不能算是公正的法官。但是一个可以依法下达 命令的人，如家庭中的父亲或军队中的首领，他的劝说或劝阻不仅是 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时候的劝说或劝阻实质上是一种命令，只是 出于人道主义等原因的考虑，通过鼓励式或建议式的语气和词汇替代 严苛的命令式的口吻。

    建议和命令的区别已经从建议的性质中推导出来了，参议者称职 与否也可以同样的方式考量。因为建议只是将获取的经验告诉他人， 因此，建议的优劣就如同智力的高下。被建议者是个人时，建议者根 据自己的经验提出意见，但被建议者是国家时，建议者通常有自己特 定的目的和激情，所以他们的建议常常被怀疑。因此，一个好的建议 者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其一，他的目的和利益不能与被建议者的目的 和利益相互冲突。其二，参议者的职责是真实、清楚地反映进入审议 议程的动议，以彰显该动议的后果，即根据现有证据，以严密的推 理，有效、准确、简练的语言提出建议。那些混乱的和模棱两可的表 达以及所有隐喻式的言辞容易引发激情，使人迷失方向，与参议者的 职责相矛盾。

    其三，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精通，并深入思考和研究过的领域，才 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参议者，因为参议能力来自实践和长期的研习， 没有人具备管理庞大的国家的所有经验。一个国家的职责在于对内保 和平、对外御强敌。一方面，它需要广博的知识处理关于人性、政府 的权利、公平、法律、正义、荣誉等方面的事情，这些知识只能通过 深入研习而获得。另一方面，对于本国和邻国的国力、物资、地理环 境及所有可能侵略本国的所有势力都要充分了解。同样，没有丰富的 经验这些知识也是无法获得的。上述事情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上都需 要成年人长期的观察和深刻的研究。如前面第八章所讲的建议需要的 是判断。在这一点上人们之间的差异来自于教育背景，从事不同的研 究往往会获得不同的经验。如果说任何事情背后都存在一个法则，那 么掌握该法则的人给出的建议就是最可靠的。除此之外，只能依靠经 验的积累–在该领域最有经验的人就是最好的建议者。

    其四，能够提出有关另一个国家国事活动建议的人，必须熟悉该 国的情报、文献、条约及与其他国家的交往。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只有 被国家代表者认定为合适的人才能去做，所以，对于这类事务而言， 没有受到邀请的人是无法给予恰当的建议的。

    其五，最好单独听取而不是召集会议一起听取参议者的建议。原 因在于：第一，单独会面每个人都会提出建议，而在集中开会的情况 下有人会受他人意见左右或者不敢提出异议。第二，与公众利益相冲 突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在会议场合发表激烈的演说以吸引其 他人赞同他们的建议，尤其在攻击对方时更是激烈，这会使国家处于 危险的境地。第三，分别提取建议，通过反问或打断对方，可以检验 建议的真相、可能的原因及给出建议的根据。而在多数人的会议上， 人们会被各式各样的论述弄得晕头转向，也难免有人为了显示其雄辩 的口才及精通政治而不考虑所提议的事项。分别听取建议可以避免这 些不必要的时间浪费。第四，需要秘密商议的公共事务（很多公共事 物都应如此），集中开会讨论是很危险的。因此大的会议有必要把这 些事务交给最精通此事、最忠诚的一小拨人去处理。

    总之，在涉及到子女嫁娶、土地、管理家务或私有财产经营等事 务时，没有人会愿意在参议会议上听取建议，尤其是会议上可能还有 人不希望他过得好。一个人分别咨询有经验的建议者来经营各方面的 事务，听取谨慎的建议，是最好的办法。次优的办法是不参考别人的 建议，自己作出判断。但是如果一个人非得考虑多个人的意见，并得 经过大多数人同意才做出决定，执行起来还要受到反对方的阻碍，那 么这个方法是最糟糕的。多人的智慧胜于一人这句话不假，但是除非 最终有一个决断者，否则多个人往往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看同一个问 题。那些别有所图的人，尽管四处查看，但是最终目标只会锁定到自 己的利益上。因此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得以存续，或者是因为外敌的 压力而十分团结，或者其中德高望重的人能够号令众人，或者少数人 的秘密参议，或者有实力相当的派系相互制衡，但决不是因为议会的 公开咨议。

    第二十六章 论市民法

    市民法是指一个国家的任何成员都有义务必须遵守的法律。也因 此，市民法乃是所有人研究的对象。古罗马的法律被称为市民法，它 来自城邦一词，而城邦就是指国家。那些受古罗马帝国统治并受其法 律支配的国家，至今仍保留了他们认为适当的那部分法律，称之为市 民法以区别于他们国家原本的法律。但是我所讨论的不是各个国家的 法律是什么样的，而是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一样追问 法律的本质是什么。

    首先有一点非常清楚：法律从整体上来讲不是建议，而是命令。 这种命令，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命令，而是一个人向原来 有义务服从他的人发出的命令。至于市民法，则赋有命令发布者的名 义，即国家法人的名义。

    基于上述考虑，我对市民法做出如下定义：国家用语言、文字或 其他充分体现其意志的符号命令每个臣民区分正确与错误、合法与违 法的规则就是市民法。

    这个定义浅显易懂。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有些法律是规范所有人 的，有些是规范特定地区的，有些是规范特定职业的，还有些是规范 特定人的。因此对于被规范者是法律的，对其他人则不是法律。此 外，法律还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规则，非正义之事都是违背法律 的。同样，除了国家之外没人能制定法律，因为我们只服从国家。法 律的内容还必须充分明白地表达出来，否则人们就不可能知道如何服 从。因此，无论从市民法的定义中推导出任何结论都是真理。从中， 我推论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国家中，立法者都是主权者，这一主权者可以是君主制 下的个人，也可以是民主制或贵族统治下的议会。但是，只有国家才 能制定规则并要求人们遵守，因此国家就是立法者。需要补充的是， 国家只能通过其代表即主权者制定法律；并且，也只有通过其主权者 才能废除法律。

    第二，国家的主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议会，都无须服从市民法。 因为制定和废除法律的权力都掌握在主权者手中，他可以废除妨碍自 己的旧法律而制定新法，以保证自己不受法律的束缚。

    第三，习惯之所以可以成为法律，不是因为习惯的长期使用而是 主权者以沉默的方式对习惯表示认可，因为沉默有时候就表示同意。 当主权者不再沉默时，它就不能成为法律了。然而，法学家并不认可 所有的习惯，他们认为不好的习惯应该废除。但究竟哪些习惯是好 的，哪些习惯是不好的，决定权在主权者手里。

    第四，自然法与市民法相互涵盖，规范的对象相同。因为自然法 关注的是公平、正义、感恩以及在此之上的其他道德，正如在第十五 章末尾讲到的，确切地说在自然状态下这一切都不是法律，它们只具 有使人们追求和平和服从的性质。国家建立以后，自然法才成为法 律，因为这时它们成了国家命令，有主权者强制人们服从，于是也就 成了市民法。主权者的法令中规定了公平、正义及道德的约束力，并 规定了罚则，这种法令就是市民法中的一部分。因此，自然法在世界 各国都是市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反之亦然，市民法也是自然法的组 成部分，每个臣民都要服从市民法的规定，如履行契约并物归其主 等，该规定也是自然法的要求，因此服从市民法就是服从自然法。市 民法与自然法不是不同的部门法，而是法律的不同部分，其中成文的 部分是市民法，不成文的部分是习惯法。制定市民法的目的是剥夺和 限制人的自由的权利，没有对自由的限制，将不可能有和平。通过限 制自由，人们不相互伤害而相互帮助，并联合起来防御共同的敌人。

    第五，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者征服了其他成文法统治下的臣民， 并用该成文法继续统治他们，这些法律就成了统治者的市民法而不再 是被统治者的市民法了。因为这时的立法者并不是最初有权制定法律 的人，而是有权使其继续有效的人。一个国家内各个省的习惯法之所 以继续有效，不在于其存续的时间长短而在于主权者是否将其转变为 成文法，但是如果一种不成文法在全国各地得到普遍遵守，在实施中 也没有出现不公正的现象，那么这种法律只能是对全人类都有同等效 力的自然法。

    第六，既然所有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权威和效力来自于国家意 志，那么很多国家的杰出法学家著作中认为立法权来自于平民或下级 法官的观点来自哪里？比如“不成文法只有议会有权控制”这句话只 在议会拥有主权权力，自己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情况下是真实的。 因为如果他人有权解散议会，那么他也有权控制议会，并最终控制法 律。议会如果没有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利，那么法律的控制者就不是 议会而是王权。议会拥有主权时，无论它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而广纳人 才，都不能说它因此就获得了立法权。还有一则说法是： “国家有武 力和法律两个臂膀”，前者握在国王手里，后者握在议会手里。这好 像是说在法律无权命令、统治的地方，武力操纵在任何一人手里国家 也能存在一样。

    第七，法律绝不能违反理性，这一点法学家们一致同意。法律的 本质是体现立法者的意图而不在于表面文字。这一点是正确的，但问 题在于法律体现的是谁的理性。应该不会是平民的理性，否则法律就 会像经院学派的观点一样充满了矛盾，也不应该是柯克爵士所说的那 种经过长期研究、观察和实践得来的人造完美理性。因为长期研究可 能增加并确认错误的判断，就像在不坚实的地基上建房子，房子越高 越容易坍塌一样，在相同时间内同样勤勉地研究与观察得出的理由和 结论必然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并不是法官的审慎或智慧，而是国家- -这个人造人的理性和命令制定出了法律。国家是一个主体，不容易制 定出相互矛盾的法律，即便出现了不调和的现象，国家理性的统一性 也会通过解释和修订的方式将其消除。在法庭上，是主权者，即国家 作出判决，下级法官应当尊重主权者作出判决所依据的理性，以便在 自己作出判决时遵从相同的理性，这样他做出的判决就是主权者的判 决，否则就是他自己的判决，而他自己的判决是不公正的。

    第八，同上所述，法律是一种命令，而命令必须通过声音、文字 或其他方式来表达。因此可以这样理解：国家的命令只对有能力了解 它的人才是法律，而对于天生的傻瓜、儿童或者疯子来说就不是法 律。对后几种人不能使用正义不正义这样的标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 签订契约或理解任何契约的法律后果，所以他们不能承担授权给主权 者的任何责任。对于那些并非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失去法律认知能力的 人，如果违法办事，应免于追究。确切地说，法律对于他们根本不能 称之为法律。因此，有必要讨论认识法律的充分论据是什么，即什么 是主权者的意志。

    首先，如果一部法律对所有臣民都有规范性，且不成文，也没有 予以公布，那么它就是自然法。因为人们认识法律，如果不是通过别 人的言辞，而是根据自己的理性，那么这样的法律就是自然法。这样 说来自然法就不需要发表或公布，它包含在人皆认可的一句话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次，如果法律只规范人们的某些情况或只规范某一类人，没有 形成文字或口头发表，那它也是自然法。对于那些没有成文也没有予 以公布的法律，人们只是依据自己的理性遵从它，这样的法律不仅是 市民法也是自然法。例如，主权者任用大臣但却没有赋予大臣明确的 职责，那么这个大臣就依据理性发号施令，这就如同一个法官在判案 时依据主权者的理性，即公平进行判决一样，因此他必定受到自然法 的束缚。如果他是大使，那么对于没有书面明示的事务，就应当根据 理性采取最有利于其主权者利益的行为，其他公私大臣也都应该这 样。所有依据自然理性发出的命令都可以归在忠诚的名下，它是自然 正义的一部分。

    除自然法以外，其他所有法律的本质是主权者应该通过言辞、文 字或其他行为使有遵守义务的民众通晓法律的要求，因为通过言辞、 行为或根据其活动范围和目的，人们才能了解他人的意志，而国家的 活动范围和目的应永远符合公平和理性。在古代，普遍使用文字以 前，法律往往以民谣的形式予以公布，这样便于没有文化的人传唱、 记忆。

    法律仅仅被记录成文字公布出来是不够的，还应清楚地表明它是 主权者的意志。因为当平民有能力或自认为有能力获取不正当利益、 实现野心时，会把自己喜好的规定公布为法律，而置当局的意见于不 顾。因此，法律不仅要公布，还应充分表明其授权者和立法当局。这 里授权者和立法当局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他们是经公众认可后确 立的。同时，既然人们要求或同意接受主权者的保护并抵御外敌，那 么任何人就不得削弱主权者的权力，这是一种自然理性，也是显而易 见的自然法则。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证明权力来自主权者，这个难题 可以通过国家登记簿、公共建议、公务大臣及国家印章的证明予以解 决。

    因此，如果某人依据自然法提起伤害诉讼，法官的判决就是针对 该个案的自然法的充分证明。法律专家的意见非常重要，但那只是建 议，只有法官才能通过判决告诉人们法律是什么。

    对于成文法中有关伤害或犯罪的规定，人们可以通过查阅法律规 定事先了解自己的行为是否触犯法律，他不但可以这么做，而且必须 这么做。因为如果一个人无法确定自己将要进行的某一行为是否合法 时，他可以事先了解一下这种行为的性质。同样，如果一个人觉得自 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在查阅相关法律条文之前提起控诉也是不合法 的，因为他这样做不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是在给别人制造麻烦。

    如果涉及到是否服从官吏的问题，那么应该查看他盖有官印的委 托书，这个委托书就是他权力的充分证明，因为每个人都应尽力去了 解与自己将来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的一切成文法。

    在弄清楚了谁是立法者，而法律又得以公布的情况下，要使法律 具有约束力还需要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法律的解释。因为法律的 本质不在于表面文字而在于内在意义，即法律的权威解释。法律的解 释取决于主权当局，而解释者只是主权当局任命的人。因为如果解释 者通过诡计做出了违背主权者意志的解释，那么解释者反过来就变成 了立法者。

    无论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都需要解释。不成文的自然法对于 那些不偏激、不冲动的人来说可以运用自然理性予以解释，但是不自 恋、不冲动的人几乎不存在，他们很难理解自然法，因此需要有能力 的人对其加以解释。至于成文法，篇幅短的可能因为一两个词产生歧 义，篇幅长的可能因为很多词都有歧义而模糊不清，这就要求很好地 了解制定该法的最终目的。而法律的最终目的只有立法者最清楚，解 释者很难了解。

    一个国家中自然法的解释不取决于道德哲学书，这些书的作者的 意见如果没有国家权威的认可就不能成为法律。本书中论及的道德， 及对其在维持和平方面的必要性的阐释尽管是真理，但并不因此就成 为法律，而只因为它是世界各国市民法的一部分。虽然它具有自然理 性，但只有通过主权权力确认才能成为法律，否则称自然法为不成文 法就是天大的错误。

    自然法的解释就是经主权者授权的法官，在因自然法产生的纠纷 中听审、解决争端而作出判决，也是自然法在当前案例中的适用。因 为在审判过程中，法官需要考虑争诉一方的主张是否合乎自然理性与 公平，因此他做出的判决就是对自然法的解释。因为法官是依据主权 者的权力在做解释，所以该判决对诉讼双方当事人来说就是法律。

    每个法官或主权者在判断公平问题时都有可能犯错误，所以也可 能基于对公平的不同认识，而对类似案件做出相反的判决。所以任何 人的错误都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律，而其本人也不应受该错误的束缚。 因为自然法是上帝永恒的法律，所以从古至今所有法官的判决积聚在 一起也不能形成与自然法相悖的法律。虽然所有先例都可以证明判决 是否合理，但仍需要法官根据自然理性研究什么是公平。比如，惩罚 无辜就是违背自然法，至于什么是无辜则需要法官的认定。因此，我 认为惩罚无辜的判决在任何地方都不是对自然法的解释，任何惩罚无 辜的先例也不能形成法律。因为在最初做出这一判决时，就已经是不 公正的了。成文法规定禁止无辜的人逃跑，逃跑可能受到惩罚。但是 因害怕遭受伤害而逃跑，司法上已经判其无罪却被推定为有罪。这种 推定违反推定的本质，因为作出判决后，就用不到推定了。依据这样 的推定做出的判决，不是法律推定而只是法官的推定。同时，不允许 提出证据推翻法律推定的规定也是违法的，因为如果法官不听取证 据，就是拒绝秉公执法。不听取证据作出判决的法官，就不是公正的 法官，他的推定也只是一种偏见。尽管存在遵循先例做出错误判决的 情况，但是该判决只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并不能约束继任的法官。

    同理，评论成文法的人也不是法律的解释者。因为评论比通常的 法律文本更容易遭受批评，于是就更需要其他评论，如此反复，无穷 无尽。因此像不成文法的解释一样，成文法的解释也需要主权者授 权，下级法官不得违背。依据成文法做出的判决应被当事人在特定案 件中接受为法律，但该成文法不能保证其他法官在类似案件中做出类 似判决。因为法官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可能发生错误，但是任何下级法 官都不能改变普遍适用的法律。

    成文法中的文字与文意是不同的。如果文字仅指其字面意思，那 么就不会造成混淆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有多种不同的意义， 而在具体条文中只能有一种意义。如果使用文字的字面意义，那么法 律意义与文字意义就是相同的，这也就体现了立法意图。既然假定立 法者的意图总是公平的，那么如果法官不遵从立法者的意图，就是对 立法者的蔑视。因此依据具体法律规定不能做出合理判决时，法官就 应该使用自然法作为补充。对于疑难案件，在得到更充分的授权之 前，应暂缓判决。例如法律要求法官依据证据对以下案件做出判断， 即一个人被诬告做了某事，而法官看到是另一个人所为。本案中法官 既不能依据法律惩罚没有被起诉的人，也不能违反证据作出判决，这 种情况下，他只能请求主权者另派法官审理，而他自己则作为证人参 与此案。

    对于好的法律解释者，即好法官研究法律的能力的要求不同于辩 护律师。 法官只能通过证据了解事实，也只能通过援引成文法和命令 来了解法律。 英格兰议院中的贵族原先都是法官，他们审理过许多疑 难案件，但很少有人通晓法律，而以法律为职业的就更是微乎其微， 虽然在审理案件时他们咨询法律专家的意见，但却握有最终判决权。 同样，在一般案件的审理中，充当法官的十二名平民既做事实审理也 做法律审理。在刑事案件中，他们既判决被告是否有罪，也判决被告 是故意还是过失，重罪还是轻罪。但是他们没有义务了解法律，所以 需要有人在具体案件中告诉他们相关的法律规定。 如果他们没有按照 被告知的法律去裁判，除非有证据证明他们违背良知或接受贿赂，否 则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要想成为一个好法官或好解释者，首先需要具备的条件就是能正 确理解自然法的基本原则， 即公平。 这一点取决于是否具有善良的 自然理性和深入探讨的能力，而不在于阅读了多少他人的著作。其 次，要能正确对待身外之财和所谓的优先权。再次，在对案件做出裁 决时，能使自己超越一切恐惧、愤怒、仇恨、爱以及同情。最后，要 能耐心地集中精力听审，而且要能记住、消化并运用听审时所掌握的 一切。

    法律的区别和分类，已经被很多法学家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诠释 了。由于著述者的目的与视野不同及采用的论述方式不同，所以分类 也不同。而分类在本质上有多大区别，在这里倒显得无关紧要。查士 丁尼法典将市民法分为七类：

    1.国王的敕令、宪法、谕书，因为在国王身上集中着人民的全部 权利。现在英格兰国王的告谕也具有类似的效力。

    2.元老院提出质询时古罗马全体人民的裁决（包括元老院），这 些裁决之所以成为法律，原因在于主权起初是由人民掌握的，其中没 有被皇帝废除的，后来被王权保留了下来。英格兰的议会法案在某种 程度上与这些法律相似。

    3.护民官提出质询时古罗马全体人民的裁决（不包括元老院）， 现在英格兰下议院的法令与此类似。

    4.元老院法令，古罗马人口迅速膨胀导致召集人民举行议会非常 不方便，皇帝便认为与元老院商议比较方便，这类似于英格兰枢密院 令。

    5.执政官或某些情况下营造司的布告，类似于现在英国首席法官 的布告。

    6.法学家的解答，即他们的判决与意见。古罗马皇帝授予法学家 解释法律的权力，并咨询他们的意见，法官根据皇帝的命令遵守这些 解释。如果英国法律规定其他法官也遵守这些解释的话，这些解释就 类似于英国审判案例。因为英国普通法的法官不是正式的法官，而只 是咨询法官，他们或者是贵族或者是平民组成的十二人陪审团，就法 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

    7.不成文的习惯，经过皇帝默许，只要不违背自然法就是真正的 法律。

    另一种法律分类是自然法与成文法。自然法是永恒的法律，也被 称为道德法，包括正义、公平、和平与慈善。

    公元六世纪，以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的名字命名的《查士丁尼法 典》，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典。这部法典对以后欧洲各 国的法律有重大影响。图为查士丁尼和他的廷臣们。变的，它是根据 主权者的意志制定出来，以文字或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法律。

    有些成文法是人定法，有些是神定法。人定的成文法中有些是分 配法，有些是刑法。分配法是确权法，它规定了臣民取得土地或财产 以及行为自由或权利的依据。刑法是惩罚法，规定对违法者做出惩 罚。刑法的大部分规定都与分配法归在一起，有时被称为判例，因为 所有的法律通常意义上都是判例或立法者的判决，就像一个特定的判 决对于当事人是法律一样。

    神定成文法是上帝的戒律，由上帝授权的人宣布。但是，这个人 怎么知道自己被授权？是上帝通过超自然的方式通知他的。一个没有 得到上帝启示的人怎么确认他人得到了启示呢？他又为什么必须遵从 呢？对于第一个问题，任何人都不能通过自然理性知道另一个人得到 上帝超自然的启示，这仅仅是一种信仰，根据上帝眷顾个人的迹象大 小，每个人的信仰也有强有弱。对于第二点，如果被宣布的法律不违 反自然法，而人们承诺服从时，便受到自己承诺的约束。这里强调的 是服从而不是相信，因为人的信念或内心认识只受上帝的控制。对于 超自然法的信仰不是履行而是认可，不信仰也不会破坏神法，只是不 承认自然法以外的神法而已。关于这一点，《圣经》上有非常清楚的 例子。在国家中，人民在没有得到上帝启示时，必须遵守国家的法 律，就如同遵守上帝的启示一样。因为人们可以自由地把自己以及他 人的梦和幻想当成上帝的启示，而很少有人就什么是上帝的启示达成 一致意见。如果遵循这些梦和幻想，那么人人都可能违背法律，因此 我得出以下结论：任何事情只要不违背自然法，当国家宣布其为神法 时，所有的臣民都应尊其为神法。这也符合所有人的理性，只要不违 背自然法，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主权者的名义制定为法律，而当以神的 名义提出时，就更没有理由不遵守它了。另外，没有人有权宣称国家 承认以外的神的启示为法律。在法律没有规范到的领域，人人都有权 依据公平原则平等地享受自由。

    法律还有一种分类，即将法律分为基本法与非基本法。我没有看 到过基本法的确切定义，但这不妨碍人们理性地使用这种方式来区分 法律。基本法是这样的法律，如果被废除国家就会瘫痪，即臣民必须 遵从的，已经授权给主权者的，一经缺失国家就不复存在的力量，像 宣战、媾和、司法、任命官员等对公众有益的事情的这一切权力都属 于基本法。非基本法是废除之后不会导致国家解体的法律，如臣民之 间诉讼的法律。

    关于法律的分类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我发现人们经常混淆市民法和市民权利，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权 利就是自由，是市民法留给我们的。而市民法则是义务，它夺走了我 们天赋的自由。自然赋予每个人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防御可能遭 到侵害的权利，但市民法取消了可以保护自己安全的自由，据此，法 律和权利的区别就像义务与自由的区别一样。

    同样，法律和特许状也被混淆。特许状是国王赐予的法律豁免 权，不是法律，赐予并不是用法律强迫他人接受。法律约束所有的 人，而特许状只适用于个人或一部分人。因为如果人人自由、事事自 由，那就没有法律或者已经废除了法律。

    第二十七章 论犯罪、宽恕与减轻罪行

    罪恶不仅是指违反法律，也是对立法者的藐视，不仅包括犯罪行 为、言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而且包括违法的意图和目的。因为违反 法律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藐视要求他执行法律规定的人。只是想 象拥有他人的财产、奴仆或妻子，而没有以武力或欺诈的手段夺取的 意图，则没有违反“不可贪婪”这一戒律。因为实现幻想会使每个人 感到愉悦，这是任何其他动物共有的天性，如果把它当成犯罪，那对 人就太苛刻了，我认为宽容一些会更好。

    犯罪是一种罪恶，指违反法律的言论行为或怠于履行法律责任。 每一种犯罪都是一种罪恶，但不能说每一种罪恶都是一种犯罪。有盗 窃或杀人的意图，即使没有表现为言行，也是罪恶，因为上帝知道他 的思想，并会让他对此负责。如果这种意图以言行表现出来，就是犯 罪，则由法官对其实施判决。

    从罪恶与法律、犯罪与市民法的关系中可以推断：第一，罪恶与 法律共存亡，因为自然法是永恒的，所有违约、忘恩负义、傲慢及所 有违背道德的事都是罪恶。第二，犯罪与市民法共存，因为如果没有 市民法，人们便没有地方提起控诉。第三，犯罪与主权权力共存亡， 如果没有主权权力，就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人们只能自力保护，因 为组建主权的目的是保护人们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人们还保留自力救 济的权利。这是对于那些没有夺取主权的人来讲的，那些夺取主权的 人从一开始就是在实施犯罪。

    所有罪行的根源都来自理解瑕疵、推理错误或突然的感情冲动。 理解瑕疵是无知，推理错误会导致错误的判断。无知又可以分为三 类：对法律无知、对主权者无知、对刑罚无知。不知道自然法不是豁 免理由，因为每个有理性的人都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 理。但是如果一个人不了解陌生国家的市民法，将不被追究责任，因 为该法还没有为他所知，对他没有约束力。

    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宣布不充分，本国人不能按自己的意 愿了解到本国的市民法，在没有违背自然法的情况下，不知法就是他 不为罪的豁免理由。

    不知道主权者，不是常住臣民的豁免理由，因为他应该了解保护 他的主权权力归谁所有。

    不知道刑罚不是已经公布法律地区的豁免理由。因为没有刑罚， 法律就只是没有意义的言辞。在任何国家，受到惩罚都是违反法律的 后果。如果这种惩罚已经被法律规定下来，那么应该遵守法律规定， 如果法律没有规定，那就应该受到任意惩罚。因为根据理性原理，如 果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对他人造成损害，那么就应该受到惩罚。

    如果法律中规定了惩罚，或其他案件中已经适用了惩罚，那么同 样的行为应受同样的惩罚。如果已经知道了刑罚而仍然犯罪，这样的 法律无异于鼓励犯罪，因为人们会对犯罪的成本与守法的效果相比 较，取其最优。如果同罪不同罚，那么法律就是在引诱、欺骗大家。

    法不溯及既往，因为成文法被指定之前不为公众所知，也就不能 成为义务。但已有法律规定的，就应该同罪同罚。

    由于推理错误，人们往往从三个方面违反法律：第一，依据错误 的推理原则，即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原理，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是 否构成犯罪就取决于行为人的成败。第二，被错误的倡导者误导，这 些人曲解自然法，使其与自然法相冲突，或者把与市民义务不一致的 自己的原则、过去的传统当做法律来讲解。第三，来自正确原则的错 误推论，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轻率、急于下结论和做出决定的人身 上。然而在判断是非问题上，没有深入、长期地研究，很难得出正确 的结论。这些推论的缺陷，没有人能以处理私事为借口免除其罪行， 更不用说公务了。

    最常引发犯罪的感情是虚荣，或者是愚蠢地高估自己，由此可以 推定，适用于所有臣民的惩罚不能适用于那些贫穷、无知和简单的 人。如此一来，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情况，那就是富人可以通过金钱 贿赂或换取宽容而敢于犯罪；有权势的人可以压制司法权力而敢于犯 罪；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人会欺骗他人而犯罪。所有虚荣的人往往容易 发怒，容易把随意的谈话当成对他的蔑视。几乎所有的犯罪都是因这 种犯罪而起。激情是人和其他动物天生的弱点，只有通过理性和严厉 的惩罚才能阻止它。野心和贪婪也是长期的、迫切的激情，理性不能 完全阻止它们。欲望虽然不持久但却很强烈，它根本不把那些轻微的 或不确定的惩罚放在眼里。

    所有激情中最不会使人犯罪的是恐惧，相反，它是唯一使人守法 的激情。并不是所有的恐惧都会产生正当的行为，只有对人身伤害的 恐惧才必须以行动来予以消除。如果一个人受到言辞冒犯或轻微的伤 害，为了避免再受到类似伤害而违法，并以行动保护自己，这种行为 就是一种犯罪，因为这是一种假想的伤害。如果人人都根据梦境或幻 想而做出违法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一种犯罪，如果允许人们按照梦想 去做，法律就不可能存在，国家也就会解体。

     第二十七章 续

    这些不同的犯罪根源显示，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可以减刑。所有 的犯罪都可以归结在不法行为的名下，就像所有弯曲的线条都叫曲线 一样，但是犯罪的轻重程度不同，就像曲线的弯曲程度不同一样。这 一点古代的斯多葛学派没有观察到，他们认为杀鸡与弑父的罪恶程度 相当。

    要完全宽恕一种罪行，并对其做免罪处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除 法律的约束力。因为一旦行为触犯了法律，那么就构成了犯罪。

    没有了解法律的渠道，完全可以免罪。因为法律不为人所知，就 没有约束力。对于不想了解法律的人，或自称有足够的理性管理自己 的事务的人，就不能认为他们没有了解法律的渠道，因为只有通过他 们所谓的理性才能对自然法获得认知，只有小孩和疯子才能因违反自然法而免罪。

    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被俘虏，或处于敌人的掌控之 下，那么他对自己国家应尽的法律义务就终止了，因为他必须服从敌 人的法律，否则就会遭到杀害。这种不遵从本国法律的行为也就不构 成犯罪，因为这时本国法律已经失去了对他的保护，他有权利选择最 好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如果迫于死亡的威胁而违法，应该免罪。因为没有任何法律能够 强制人们放弃自我保护权；如果有这种法律的话，人们会这样推理： 不违法，现在死；违法，判刑以后死，违法可以延长我的生命，因此 违法。同样，在缺乏食物或生活必需品，不去抢夺或盗窃就无法自保 的情况下所做的违法之事，也应该免罪。

    受他人委托实施的犯罪行为，被委托人在此只是他人犯罪的工 具，不应对其做归罪处理。但是对于受害人来说，这一行为不应该得 到宽恕，因为无论是委托人还是被委托人犯罪，都违反了法律。因此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权者命令一个人违法办事，这个人应该得到 完全宽恕。因为主权者本人就是委托人，他不会谴责自己；同样，主 权者不能谴责的事情，其他人也不能对其实施惩罚。此外，主权者发 出的命令如果违反他先前制定的法律，那么，这一事实行为就意味着 该法律的废除。

    如果主权者放弃所必需的权力，从而增加了臣民与主权权力不相 容的自由时，臣民拒绝服从与授予的自由相违背的命令就是一种罪 恶，这违背他的遵从义务。因为主权是在臣民同意并授权的条件下建 立起来的，所以臣民应该知道什么与主权不一致，他可以通过申诉， 以和平手段解决而不是采取抵制的态度。

    罪行的轻重程度有几种不同的衡量标准，一是根源或原因，二是 案件的恶劣程度，三是损害结果，四是综合考虑时间、地点和人物。

    对于同一种违法行为而言，那些自恃权势、财富或朋友的违法比 偷偷摸摸的违法恶性更大一些。因为前者是藐视所有法律，随时都可 能因为任何诱因而发生，而后者则可能在将来更加遵从法律。明知故 犯比误认为合法的犯罪恶性大，因为明知故犯是仰仗自己的武力或其 他因素，这种犯罪容易反复，而误犯的人会知错就改。

    一个人受到法律权威或解释者的误解而犯罪，比在坚持自己的原 则和理性的前提下所犯的罪行恶性要小。因为法律权威或解释是经过 授权的，而任何犯罪只要不否定主权，也不违反法律，那么就应该得 到宽恕。而坚持自己原则的人，则根据其原则的正确与否来判断他是 否构成犯罪。

    同一种行为，如果之前经常被作免罪处理，而给予惩罚就是更严 重的罪行。因为免罪处理给那些犯罪的人以合理的预期，起到了鼓励 他们犯罪的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主权者也是犯罪行为的参与 者，让犯罪的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不合情理。

    因激情冲动而犯罪不如有预谋的犯罪恶性大，因为激情是人类共 有的弱点，可以作为免罪的理由；而有预谋的犯罪则是了解了法律规 定、相应的惩罚及危害后果以后实施的，是为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抛弃 一切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激情犯罪都可以免于处罚，因为因激情 而犯罪的人完全有时间慎重考虑，通过法律来调整自己的思维。

    如果法律已经完全公开并经过了详细解释，那么违反它的行为的 恶性就比较大。相比之下，法律解释很少，理解困难，不确定的意义 多，只为少数人所知，罪行就比较轻。有些行为法律明文禁止，但有 迹象表明立法者默许时，这种违法行为就比法律和立法者都禁止的行 为恶性小。但是如果违反法律受到惩罚，遵守法律也受到惩罚，那么 制定法律的主权者就要对违法行为承担部分责任。

    此外，如果根据危害后果比较罪行，会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 同样的行为，受害人多的比受害人少的恶性大。同样的道理，一个某 方面的专家或享有盛誉的人犯罪的危害性比普通人的危害性大。总 之，罪行造成的后果越恶劣，恶性越大。

    同样的行为，对国家实施比对个人实施恶性大，因为对国家的危 害会祸及到全体臣民。这在拉丁语中叫叛国罪，是图谋或违反基本法 的行为。

    枉法裁判比人身伤害更严重，因为枉法裁判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利 益，也会损害司法权威，从而给使用武力及个人报复提供了机会。

    抢劫和贪污公共财物，假冒公务部门，伪造公务印章比抢劫或欺 骗个人财物以及假冒个人印章的行为更严重，因为前者的危害范围 广。

    同时，针对个人实施的犯罪也会因人物、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 同，如弑父弑母比杀害其他人罪行大，抢劫穷人比抢劫富人罪行大。 同样地，在规定祈祷的时间、地点犯罪比在其他情况下所犯的罪行更 大，因为这种行为来自于对法律的更大蔑视。

    有关加重或减轻罪行的情况还有很多，但上述例子足可以看出如 何衡量其他罪行了。

    最后，因为几乎所有的罪行都既损害个人利益，也不利于国家利 益，所以，以国家名义起诉的就是公罪，以个人名义起诉的是私罪， 而相应的诉讼则被称为公诉和自诉。

    第二十八章 论赏与罚

    惩罚就是公共机构基于某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根据法律而施加的 痛苦，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服从管理。

    在展开讨论之前，首先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惩罚权来自 哪里？因为前面讲过，人们把权利通过契约方式授予了主权者，但这 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不能抵抗暴力，或说是授予了别人伤害自己的权 利。建立国家时，每个人都放弃了防御他人的权利，但是没有放弃保 护自己的权利。由此可见，国家的惩罚权并不来自臣民的让与或授 权。但是我此前也曾论述过，在国家成立前，任何人都有权做他认为 能够保护自己的事，甚至可以因此而征服、伤害以及杀人，这就是国 家行使惩罚权的根据。因为臣民没有授予主权者这项权利，而只是放 弃了该权利，这增强了主权者在认为合适时为保护全体臣民而使用这 一权利的力量。因此，这一权利并不是授予主权者而是留给他的，并 且只留给了主权者一人。

    根据惩罚的定义可以推断，第一，个人报复和个人伤害因为不是 公共机构的行为，所以不是惩罚。第二，公共机构忽略和不予考虑的 不是犯罪。第三，没有被公共机构判定为违法的，不是惩罚，而只是 敌对的行为。第四，篡夺王位的公共当局，或没有得到主权者授权的 法官作出的判决都不是惩罚，因为篡夺王位的行为没有得到受罚者的 授权。第五，不是以使人服从法律为目的的，不是惩罚，而是敌对行 为。第六，某些行为附带产生的伤害不是惩罚，因为这种伤害不是根 据人的授权施加的。第七，如果施加的损害小于违法带来的收益，那 就不是惩罚，因为惩罚是犯罪的代价，如果犯罪代价低于违法带来的 收益，就起不到让人服从法律的目的，而且可能会起相反作用。第 八，超出法律规定施加的处罚，不是惩罚，因为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 而是威慑，法律规定的惩罚已经表现出了其威慑性，因此加重处罚就 成了敌对行为。第九，法律制定前所施加的伤害不是惩罚，因为没有 法律就无所谓违法，而惩罚则是依法判决违法行为的结果。第十，对 国家代表的伤害不是惩罚，而是敌对行为，因为惩罚权只掌握在国家 代表手里。第十一，对公开敌人的侵害不是惩罚，因为法律规定的惩 罚是针对本国臣民的，敌人不受本国法的约束，所以无所谓违法。但 是公开敌对状态中，一切侵害行为都是合法的，因此如果否认国家代 表的言行，就应受到作为国家公敌的处罚。

    惩罚最初的也是最常见的分类是神的惩罚和人的惩罚，在此仅讨 论人的惩罚。

    人的惩罚是根据人的命令判处的刑罚，包括肉体刑、财产刑、名 誉刑、监禁刑、流放刑及上述罪行的并行惩罚。

    肉体刑是直接施加在人身体上的伤害，如鞭笞、打伤或剥夺其依 法享受身体上的快乐的权利。肉体刑中，有些是死刑，有些是轻刑， 如果处以轻刑而导致死亡的，这种惩罚也不能归结为死刑，因为在这 种情况下死亡只是偶然事件，不是必然发生的。

    财产刑不仅包括剥夺金钱，也包括剥夺土地，或其他通常用金钱 购买到的财物的所有权，如果某一条法律规定财产刑的目的是为了集 资，更确切地说这不是惩罚，而是特权或豁免的代价。法律并不绝对 禁止集资，但对于无支付能力的人是禁止的。如果法律判定对受害人 支付一笔钱，这是对他遭受到的伤害的一种补偿，可以使受害人撤销 指控，但并不能消除犯罪人的罪行。

    名誉刑是对犯罪人施加的使其名誉受到损害或剥夺其荣誉的处 罚。荣誉分为两种，一种是就事物本身的性质而言的，如勇敢、高 尚、权力、智慧及其他身体和思想方面的能力。一种是国家授予的， 如勋章、头衔、官职等主权者授予的特殊的标志。前一种荣誉法律不 能剥夺，因此丧失其也便不是一种惩罚。后一种可以被授予该荣誉的 公共机构收回，这是一种惩罚。

    监禁刑是被公共机构剥夺自由的处罚，目的一是羁押被告，二是 对被判刑的人施加痛苦。前一种不是惩罚，因为没有经过审判任何人 不能被假定有罪。后一种是惩罚，因为这是公共机构因其犯罪而作出 判决的处罚。我所理解的监禁是用外部障碍、一所房子（即监狱）， 或一个岛屿所设置的行动限制。

    流放刑是判处一个人在规定的期间内或永远离开本国，或离开某 一个特定区域而不得返回的惩罚。如果没有其他条件，这种刑罚就似 乎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逃避。它对于人们形成守法意识并没有帮 助，反而在很多时候会损害国家利益，因为遭到国家放逐的人已经不 是本国人，而成为国家的合法敌人了。

    无辜的人受到惩罚，无论罪行大小，都违反自然法。因为自然法 禁止所有人为了将来的利益而采取报复行为，禁止背信弃义。臣民同 意授予主权者权力的目的，是得到主权者的保护，所以惩罚无辜就是 以德报怨、背信弃义。同时，惩罚无辜也违反了正义的公平原则。

    但是，为了国家利益，在没有违反既定契约的情况下，对非本国 的无辜者的侵害不违反自然法。因为不是本国的臣民，要么是敌人， 要么就是根据先前的契约不再是本国臣民。国家有权对敌人开战，这 是合法的原始的自然权利。据此，那些蓄意反对已建立的国家的人， 报复不仅可以合法地延及到父辈，也可以延及到无辜的第三代、第四 代。因为这种罪行的本质在于拒绝服从，也就是在回到通常所谓的叛 乱的战争状态。犯这种罪的人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受惩罚，而是作为敌 人受处罚的，因为叛乱就是重新发动战争。

    奖赏是赠与或通过契约的给予。通过契约给与的，称为薪水或工 资，这是提供或承诺提供服务获得的收益。赠与是赠与人为鼓励或使 人们为其服务而给与的恩惠。国家主权者给公职人员规定薪水时，领 受薪水的公职人员就要依据契约履行职责，这是他的义务；否则他就 是在因荣誉或感激而履行职责。根据自然法或建立国家的契约，臣民 没有义务只履行职责而不领取薪水的，即使是最普通的士兵也有权要 求支付薪水。

    第二十九章 论削弱或导致国家解体的因素

    尽管没有任何人造的东西可以不朽，但是如果人们运用自认为有 的理性的话，至少可以使国家不会因为内发的疾病而导致解体。因为 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家与人类、自然法与正义一起长存，所以 当国家不是遭受到外敌入侵，而是内部混乱致使解体时，问题不在于 普通臣民而在于国家的缔造者及统治阶层。因为厌倦了战争之后，人 类便非常希望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但是一方面，他们缺乏规范各自 行为的适当的法律，另一方面也缺乏谦逊、忍耐的态度，所以这个国 家矛盾重重，摇摇欲坠。

    因此，我首先讨论国家组建之初就存在的问题，这类似于人类先 天不足而引起的疾病。

    首先，取得王权比保卫国家和平更重要，这就使得主权者在为了 保卫国家和平与安全而动用王权时，仿佛是作出了不正当的行为，结 果会使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起来叛乱。这就像从患病的父母身上得到了 遗传一样，要么夭折，要么为了清除毒素而出现生病的症状。主权者 放弃保卫国家和平的权力时，本希望将来可以随意收回，显然他们的 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外国会利用那些被主权者放弃的权力反过来侵略 他们。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君主国，在古罗马共和国中，也因为元老院 和古罗马人民不能自称具有全部权力，而造成了一系列的叛乱事件， 后来元老院和古罗马人民之间也发生了战争，直至民主制解体，君主 国建立。

    其次，我认为国家疾病是由那些煽动性的谬论造成的。其中有一 种言论是： “每一个平民都是善恶行为的法官。”这种说法在纯粹的 自然条件下，或市民法没有规范到的地方是正确的，但是在其他条件 下，区分善恶的标准显然是市民法，做出判断的显然是代表国家利益 的法官。基于这个谬论，人们就会按照个人标准判断国家命令是否合 适，决定是否服从，这样一来，就会人心涣散，国力也会削弱。

    另一种悖论是： “一个人违背良知所做的事情都是罪恶。”这一 说法是把自己作为善恶的判断者。正如判断一样，良知也可能是错误 的，而个人的良知又具有多样性，遵循个人良知，必将造成国家混 乱。而国家的法律是公众的良知，同时，任何人承诺服从时，都不会 超过其预期得到的利益的程度。

    人们还普遍接受这样的教导：信仰和圣洁不可能通过学习和理性 获得，只能来自神的启示。信仰和圣洁的确不常见，但不是奇迹，而 是上帝以他自己的方式在适当的时间通过教育、训练、纠正及其他自 然的方式传达的。

    上述三种有损国家和平与统治的观点，主要来自学识不精的神职 人员的口笔相传，他们拼凑起的圣经上的文字导致人们认为圣洁和自 然理性互不相容。

    第四种与国家性质不一致的观点是主权者要服从市民法。主权者 服从自然法，却不必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因为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 己，那这样就不是服从法律，而是不受法律的约束了。这种观点的错 误在于将法律置于主权者之上，同时也将法官及惩罚主权者的权力置 于主权者之上，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主权者。同样的道理，还会产 生第三个权力来惩罚新的主权者。这样下去永无止境，最终将导致国 家的混乱和解体。

    第五种理论是平民拥有绝对财产权。当然，平民拥有排他财产 权，但是不能排除国家的权力。因为如果没有主权者的保护，平民的 财产权就会遭到他人的侵害。同样，如果排除了主权者的权力，主权 者就不能履行攘外安内的职责了，这样一来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第六种说法认为国家主权可以分割。这一说法显然违背了国家的 实质，因为被分割的权力将相互摧毁。

    邻国政府的模式也常常使本国人倾向于改变已经形成的国家管理 模式，很多人认为要使国家富裕，只要把政府形式改成邻国的就可以 了。因为人类的天性是趋新避旧的，但是，随着混乱的持续，最终会 导致国家的毁灭。

    阅读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和历史书籍是导致发生君主政体叛乱 的最常见原因，青年和没有坚定信念的人容易受到蒙蔽，不了解书中 所讲的叛乱的原因在于当时那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完善。书中同时又 渲染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可以享受自由，而生活在君主国家中的人都 是奴隶。总之，我不能想象，如果任凭这些书随意泛滥，对君主制国 家将造成多大的损害。

    正如同一些大师认为人有三魂一样，有人认为国魂也有多个，即 主权可以分割。他们提出设立最高权力与国家主权并存，教规与法律 并存，神权与俗权并存。他们用这些没有意义的词迷惑人们，让人认 为黑暗中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王国存在。既然世俗权力与国家权力是指 同一个权力，那么最高权力、制定教规的权力、授予权力的权力都归 于同一个国家。由此可知，如果存在一个主权者和一个最高权力，那 么国家就会分裂为两个。这两个国家都要求臣民把自己的命令当做法 律来服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当这两种权力对立时，国家只会陷 入内战与解体的危机中。因为世俗权力更容易被感知，所以大部分人 依据自然理性都会选择它。但由于人们对于黑暗和鬼神的恐惧要比其 他恐惧大，所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相信神灵王国，这将导致一部分 人因害怕神灵的惩罚，或被关于神灵王国的艰涩描述所迷惑而误入歧 途，国家也会因此而解体或陷入内战。

    有时一个世俗政府中也不止一个灵魂。议会享有征税权（营养官 能），皇帝享有指挥权（运动官能），以上二者征得臣民同意制定法 律，产生立法权（理智官能）。这样不单使立法不能达成一致，而且 使国家缺乏维系生命与运动的营养。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不是一个独立 的国家，而是三个独立的派系。各个派系的意见各异，通常会破坏国 家的统一，这是一个国家不正常的现象。

    上面指出的这些都是国家最严重、最紧迫的疾病，还有一些疾病 虽不太严重，但仍然值得一提。第一是国家筹款困难，特别是战时。 这一困难产生的原因在于臣民对土地及财产享有专有权，这就导致当 权力当局预见到国家的危机时，却不能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只有在 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运用法律手段获得少量的资金；而资金短缺时， 不得不以暴力解决问题，否则国家就会灭亡。这种情况我将其比喻为 疟疾。国家还有一种类似胸膜炎的疾病，即国家财产被少数人或个人 所垄断。

    有时，有影响力且受到大家欢迎的人对国家也是一种危险。因为 人们容易受到野心家的鼓吹和声誉的迷惑，不再遵守法律而去服从这 样的人，但这些人得民心后却因其野心而制造叛乱。

    国家的另一个疾病是城市过大，这样的城市有能力组建军队，骚 扰国家。另外一点是贪婪的领土扩张欲及四处征战对国力、财力、人 力的损伤。同样地，对于那些没有统一的领土，舍弃往往比保留危险 更小。

    最后，如果在战争中失败，军队将不能保家卫国，国家就解体 了。这时臣民就有自由选择保护自己的方式。因为主权者赋予国家以 生命和活力，而它消亡后，臣民将不再受它的管制。虽然主权者的权 力不能被消灭，但是臣民服从其的义务却可以因此而不存在。不同的 是，议会一旦被压制下去之后，它的权力就完全消失了，因为作为主 体的议会本身不存在了，也就不可能再恢复主权了。

     第三十章 论主权代表者的职责

    主权者的职责在于保护人们的安全，这是人民赋予他主权权力的 目的，同时，主权者有义务对自然法的制定者–上帝负责，并且只对 上帝负责。这里所说的安全，不仅仅是指生命安全，而且还指所有生 活必需品的满足，这些必需品，只要在不危害国家的情况下，每个人 通过合法的劳动就可以获得。要实现这一目的，不是在特定的人提起 控诉时给予保护以免除伤害，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保护，主权者通过原 理和实例给予公开教导，通过制定、实施法律使每个人在具体个案中 加以运用。

    因为主权者的基本权利一旦失去，国家就会解体，人民就会回到 战争状态，所以保持基本权利的完整性是主权者的职责。下面这些做 法将违背他的职责：第一，转让或放弃任何一项权利。因为放弃手段 就意味着放弃目的。主权者放弃了权利就表明他服从市民法，放弃最 高司法权、作战媾和权、审定国家需要的权利等。第二，不让人们了 解，或让人们错误地了解基本权利的根据和理由。因为这样容易使人 们受骗，在国家需要他们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们反而会反对国家。

    这些权利的根据，非常有必要如实地教授给人们，因为这些权利 不能靠任何世俗的法律和惩罚来维持，还因为世俗法是据于自然法中 禁止背信弃义的原则而禁止叛乱的。如果人们不了解这些自然的遵从 义务，他们就不了解主权者制定的法律的权利，会把惩罚作为一种敌 对行为，而当他们自认为有足够的力量时就会采取相应的敌对行为来 对抗。

    有人说过正义不过是一句空话，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任何人通过 武力或技艺获得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的。这句话我已经证明了是错误 的。还有人认为主权权利是绝对的，而维系其的基本权利的存在既没 有根据也没有理性原理，因为迄今为止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根据，而到 目前为止，这些权利的存在既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受到任何诘难。 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国家建立以后很久，经过长期不断地 探索与思考，人们才能发现国家存在的理性原理。至于这些原理究竟 会被哪些主权者发现或者忽略，在此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 原理来自《圣经》，这一点我将在犹太人的上帝国那一章里加以论 述。

    但是人们又说，即使这些原理是正确的，普通人也没有足够的能 力理解它们。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理解这些原理的障碍与其说是内容 有多艰深，不如说是人们对它们缺乏兴趣。有权势的人很难容忍他们 的权力受到限制；有学问的人不能容忍别人揭露自己的错误，降低自 己的威信；而普通人要么受到二者的影响，要么受公共当局的影响。 难道整个民族就只接受超乎理性的伟大的基督教的教旨吗？难道人们 不能通过受法律保障的教导和布道接受那些贴近理性的东西吗？在此 我的结论是：教导人们认识这些权利没有什么困难，问题只在于主权 者及其代理人的过失。从这一点来说，主权者有责任让人们接受这样 的教导，这不仅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利益所在，同时还是防止叛乱 的安全保障。

    人们应该了解以下内容：第一，不要仰慕邻国的政府治理形式， 不要期望变革。因为国家的繁荣不在于政府采用什么样的管理形式， 而在于臣民的服从与协调。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人民不服从，不仅不 能繁荣，反而不久就会解体。期望变革则破坏了上帝的第一戒律，即 “不可奉他国的神为神”。第二，不要仰慕主权者之外的人，也不要 受他们的影响。因为如果那些受吹捧的人蛊惑人们背叛主权者，主权 者也就不能再热爱他的臣民。恰当地说，这些蛊惑行为违反了十戒中 的第二戒。第三，不要非议主权者，不要抗拒主权者的权力。这类似 于十戒中的第三戒。第四，要了解成文法的规定及其制定者。犹太人 将每个第七天定为安息日，在这一天宣读和讲解法律，并在庄严的仪 式中告诉人们他们的王是上帝。所以第一块刻着十戒的石板上不仅刻 着上帝所拥有的所有绝对权力，也刻着他作为犹太人的王所拥有的权 力。这块石板就是主权者让人们了解法律规定的一个例证。

    要教导子女孝敬父母，因为父母是子女最初的老师，所以子女在 被教养之中及之后都应该服从父母。建立国家后，父母放弃了对子女 的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类似于主权者对其臣民的权力，但是没有 放弃要求子女顺从的权利，如果从子女那里和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利益 相同的话，就不会有人尽心尽力地生儿育女了。

    要教导臣民正义之道，即不以暴力或欺诈的手段夺取他人的任何 东西。还必须教导人民认识到贿赂法官或证人造成不公正判决的恶 果，即模糊了所有权，使正义失去了意义。 最后，还要教导臣民不要有邪恶的打算或企图，不义不仅存在于 行动，也存在于意图之中。上述内容就是第十戒和第二法板的全部宗 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爱邻如爱己”。

    那些在前一章中详细论述的错误观点是怎么在有些人心目中根深 蒂固的呢？原因主要是缺乏深思，一些人或者因贪财而专心于自己的 行业不能深思，或者奢侈怠惰不愿意深思。而我们承担教育大任的大 学却没有担当起正确教育的职责，相反，到亨利八世王朝结束时为 止，正是大学始终支持着教皇的权力以反对国家权力。

    人民的安全还要求执法平等，即无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少，都能 得到同等的对待。平等包含了公正的意思，而公正指的就是从主权者 到臣民都必须服从。

    臣民地位的不平等是主权法案中规定的。而在主权者面前，即法 庭上，这种不平等是不存在的，就如同君主与臣民在上帝面前地位平 等一样。地位高的人所实施的暴行、压迫及伤害行为，不能因为其地 位高而减轻罪行，反倒应该加重处罚，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实施上 述行为。

    公平征税也属于公平的范畴。征税公平不取决于财富是否平等， 而取决于每个人因所受的保护对国家所负的债务。一个人以劳动维持 生计是不够的，还必须雇佣他人从事战斗以保护劳动成果。因为国家 征税的目的是支付军队的薪水，鉴于每个人由此所得的利益都是享受 生命，而生命没有贵贱之分，所以穷人与富人应纳的税是相等的。但 由于富人会雇佣穷人为他们劳动，所以富人要承担更多的税。因此， 税收的平等与其说是财富的平等，不如说是人的平等。

    对于那些因为偶然事故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国家应该给予救济， 否则对于他们是不公平的。而那些身强力壮的人，必须通过立法强迫 他们劳动。如果这些人数量太多就应该让他们迁徙到居民不足的地方 去，与那里的人和睦相处，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取自己的劳动果实。全 世界都人口过剩时，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战争。

    国家还应该制定好的法律。好法律不是指公正的法律，因为所有 的法律都是公正的，而是指人民的利益所需的、清晰明确的法律。法 律的用途不是约束人们的行为，而是指导和保证他们在这种自愿而为 的行动中避免因为自己的鲁莽、草率或不慎而伤害了自己。所以一条 不必要的法律就不是好法律，因为它不具有法律的真正目的，只是聚 敛钱财的陷阱。如果一条法律对主权者是必要的，对人民是不必要 的，它也可能是条好法律，因为主权者与人民的利益是分不开的。

    法律是否明确与其说取决于法律自身的词句，不如说取决于公布 法律的动机与原因，即向人民说明立法意图。因为所有的词句都可能 产生歧义，这似乎意味着，能在词句上钻空子的人就能逍遥法外。因 此，立法者有责任清楚地说明立法的本意，同时，法律条文要尽量简 洁、明了，用词要尽可能恰当、明确。

    赏罚分明也是主权者的职责。因为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或泄愤， 而是纠正错误及警示他人，所以量刑一定要适当。最严厉的刑法就要 施用在危害程度最大的罪行上，而那些因激情犯罪，或迫于当时的巨 大恐惧以及需要而犯下的罪行，在很多情况下则可以从宽处理也不至 于危害国家。同样，惩罚主谋而不惩罚被指使利用者，可以起到杀一 儆百的作用，从而使国家受益。

    国家也有责任把奖赏用在有益于国家的地方。对花费最少的财力 给国家作出贡献的人作出最好的奖赏，就达到了奖赏的目的。奖赏还 会鼓励他人尽力效忠国家。而主权者收买身负众望又有野心的人，则 不是奖赏而只是恐惧的表示，这种做法不会惠及臣民，只会带来危 害。因为其他人会效仿这种做法，企图得到同样的好处，这样国家的 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如果主权者不对那些以危害国家安全为 手段谋求显贵的人及早做出惩罚，导致危险越来越严重时，就违背了 主权者自己的职责。

    主权者的另一个职责就是选任优秀的参议员，即主权者在管理国 家事务上需要向其咨询意见的人。在民主制或贵族制国家中，因为咨 询者与被咨询者属于同一拨人，所以不存在选择参议员这样的事，所 以这项职责只在君主制国家才有。君主制国家的主权者如果没有尽力 去选择在每一方面最能干的人，就是没有尽到主权者的职责。所谓最 有能力的议员是指那些即使提供坏意见，自己受益的希望也最小，同 时在对国家保卫和平、预防外敌方面知识最渊博的人。判断谁能在公 众骚乱中获益是个难题，而判断谁在公共事务方面知识渊博就更难 了，好的意见也不是靠运气和遗传得来的。因此，一些欧洲国家有世 袭最高参议会中的席位的情况存在，这种特权与主权不相容，主权者 应该放弃这些特权，而凭借他们自己的才能选任参议员。

    参议员提供意见的方式应该是单独的、经过事先考虑的。因为他 们不必担心因为意见分歧而产生争执，并且考虑的时间会更充分。

    在只与民众的享受与福利有关，而与国家无关的事情上，最好倾 听来自各地的一般的消息和申诉。因为只有人们自己最清楚自己需要 什么，只要不破坏国家的基本权力，这些意见就应该被采纳。

    如果一个军队的统帅没有威信的话，就得不到士兵的敬畏和爱 戴，所以统帅必须勤勉、勇敢、有亲和力、心胸开阔而又幸运，给人 以能力强又关爱士兵的印象，这将使士兵为了统帅而战。

    但是对主权 者来说，这种统帅是危险的，当主权掌握在失去民心的议会手中时更 是如此。因此国家军队的统帅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同时也必须是 一个忠心耿耿的臣民。 但是在主权者本身深受民众爱戴的情况下，即使士兵同样爱戴统 帅，也不会出现不公正地站在统帅一边来推翻主权者的事情。所以， 任何以暴力手段推翻了政府的人，都要煞费苦心为自己正名，以争取 民众的支持。而主权不需要别的东西，只需要攘外安内就可以巩固， 因为对现状的不满是人类最强烈最活跃的因素，主权者不能攘外安 内，民众就会推翻他。

    至于不同主权者彼此之间的职责，属于国际法的内容，在此不 叙，因为国际法就是自然法。每个主权者在保护臣民方面的权利都是 一样的，而对于没有世俗政府管辖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同样适用于国家，即依据自然法来确定。因为自然法法庭仅存在于 良知中，这个领域属于上帝管辖。关于上帝既是上帝，又是特殊选民 的国王这部分内容，将在下面的篇章中加以讨论。

     第三十一章 论自然的上帝国

    纯自然的状态是指绝对自由、处于战争中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 人既不是君主也不是臣民。人们靠自然法的指引才能摆脱这种状态，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主权，就像一句没有意义的空话一样不能成 立。只要不违背自然法，臣民应该绝对服从主权者，这一点我前面已 经详细论述。目前在公民义务的体系中，最缺乏的是关于什么是上帝 法的认识。不了解上帝法，人们就不了解是否会因为过分地服从了世 俗权利而冒犯了上帝，或者因为惧怕上帝而违反了君权。因此接下来 讨论上帝国。

    无论是否愿意，人们都必须永远服从神权。否认神权的存在，不 是摆脱掉了束缚而是失去了安逸。上帝国是通过奖惩来统治人类的， 那些兽类、植物、非生物、无神论者及不相信上帝会管理人类的人， 要么没有理性不理解神的戒命，要么不承认上帝的言辞，也不寄希望 于他的奖赏，不惧怕他的惩罚，这些都不是上帝国中的臣民。所以， 只有那些相信上帝的统治，相信上帝为人类提供了戒命、设置了奖惩 的人才是上帝的臣民。

    现实中的法律语义明确，公开发布以便于为人所知，而上帝通过 以下三种方式公布他的戒律：一是自然理性的指令，二是神灵启示， 三是通过奇迹获得别人敬仰的人的意见，因此上帝的戒律就有三种： 理性的，感性的，先知的。相应的，听取戒律的方法也有三种：正确 的理性、超自然的感觉和信仰。

    根据理性的和先知的两种戒律，我们可以将上帝国分为自然的上 帝国和先知的上帝国。自然的上帝国统治所有那些依据正确理性承认 上帝的统治的人，先知的上帝国只统治一个特殊的民族即犹太人，上 帝不仅以自然理性，而且通过先知传达的法律来统治他们。在本章中 将论述自然的上帝国。

    上帝的自然权利不能归结为他创造了人类这一点，而只能归结为 他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根据自然理性，每个人都有权利统治其他 人，但这种权利不能通过暴力取得，只能借助统一的意见让一些人来 统治并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具有任何人都难以抗 拒的力量，那么他就有理由按照自己的意愿统治和保护所有的人，这 个人就是万能的上帝。

    上帝究竟根据什么权利降祸福于人？这个问题困扰着普通人、哲 人乃至圣人。上帝的主权只是依据自然理性而存在，那么什么是神法 或者说什么是自然理性？自然理性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义务，及 对上帝主权的自然的崇敬。前者就是我前面论述过的公平、正义、仁 慈、谦卑及其他道德。接下来讨论仅依据自然理性崇敬上帝的准则。

    崇敬是对别人的权力和善的内在认识和看法，这样说来崇敬上帝 就是对上帝做出尽可能高的评价。这种看法表现在外部语言上就是 “崇拜”，这个词常被理解为拉丁语中“栽培”一词的部分意思。 “栽培”一词的确切意思及常用语义是指一个人为了从中获益而对某 一事物投入的劳动。我们从中获得收益的事物或者是属于我们自己 的，而收益是我们投入劳动的自然产出；或者不属于我们，而是出于 自愿对我们的劳动做出的回报。在前一种意义下，投入到土地里的劳 动叫耕种，投入到孩子身上的叫心灵的培育。在第二种意义下，我们 不是以暴力，而是以殷勤的方式取悦于他人以期获得收益，这类似于 奉承、迎合。这种意义下哗众取宠就是崇敬公众，对神的培育就是在 崇敬上帝。

    从内心的崇敬中产生三种激情：一是爱慕，这与善相关，二是希 望，三是畏惧，后两种都与权力有关。另外内心的崇敬还产生三种外 在的崇敬方式：赞美、夸耀和颂扬。同理，赞美与善相关，而后两者 与权力相关。相应的，赞美的主题是善，夸耀和颂扬的主题则是权 力，目的是福祉。赞美和夸耀既可以通过语言，也可以通过行为来表 示，我们说某人好或者伟大时就是用言辞表示，我们感激某人的恩惠 时服从他的权力，就是用行为表示，而对于他人是否幸福之类问题的 看法只能用言辞来表示。

    崇敬（包括品行上的和行为上的崇敬）的标志有些是自然产生 的，如品行方面的善、公正、宽容等，行为方面的祷告、感谢、服从 等。另外一些标志是人们制定出来或者是习惯造成的，在特定的时 间、地点是崇敬，而在其他时空条件下则不是，如问候、祷告、感恩 的姿势在不同的地方及时间内就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示。

    在人为制定的崇拜方式中，也有两种区别，一种是奉命而行，一 种是自愿的。前一种遵循接受崇拜的人的要求而为，后一种则是用崇 拜者本人认为合适的方式敬拜。奉命而行的敬拜，崇拜的本身在于服 从而不在于言辞或者姿势；自愿的敬拜在于旁观者的看法，如果旁观 者认为崇拜的言辞或行为荒谬并含有轻蔑的成分，那就不是敬拜，因 为这些言辞和行为不是崇敬的标志。这是由于崇拜者本人不是，而只 有被崇敬的人才是崇敬这一行为的判断者。

    再次，崇拜还分为公众的崇拜和私人的崇拜两种。公众的崇拜是 指国家作为一个主体进行的崇拜，私人的崇拜是指个人做出的崇拜言 辞或行为。对于前者，整个国家有权决定是否行施崇拜，而个人只能 遵从国家意志；对于后者，个人在隐秘状态下的崇拜是自由的，但是 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不得不受到诸如法律、他人意见等的限制，这种限 制与自由相冲突。

    人与人之间崇敬的目的是权力，因为当一个人看见他人受崇敬 时，就以为这个人有权力而愿意服从他，这样被崇敬者的权力就更大了。但是上帝没有任何目的性，我们崇敬他是出于我们的义务，并根 据我们的地位，按照某些规则崇拜他。这些规则就是弱者对强者的崇 拜规则。

    为了弄清楚什么是自然指示给我们的对上帝的崇敬，我将从上帝 的属性开始讨论。第一，显然我们必须承认上帝的存在属性，因为不 存在就谈不上崇敬。第二，有哲学家认为世界或者世界的灵魂就是上帝，这样的认识贬低了上帝，并否认了他的存在，因为上帝应该是世 界的成因。而如果说上帝就是世界，则否定了世界的成因，也就否定 了上帝。第三，认为世界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永恒的，这也是否定了 上帝。第四，有人认为上帝是安逸的，不关心人类，这是对上帝的不 尊敬，因为这会使人们失去对上帝的爱戴和敬畏，而爱戴和敬畏是崇 敬的根源。第五，在伟大的事物或权力面前认为上帝是有限的，这是 对上帝的不尊敬。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只有上帝才是最伟大的，这是上 帝的属性，而认为上帝有限就意味着上帝不是最伟大的。

    因此，认为上帝有形象就是不崇敬上帝，因为所有的形象都是有限的。
    构想、想象出上帝的形象，或者构思出上帝的概念，也是不崇敬 上帝，因为任何想象出的事物都是有限的。
    认为上帝有部分或整体的概念也是不崇敬上帝，因为这些概念都是有限的事物的属性。
    认为上帝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也是不崇敬上帝，因为具体的地方是有限的。
    认为上帝是运动的或者是静止的同样是不崇敬上帝，因为这是将空间概念赋予了上帝。
    认为上帝不止一个也是不崇敬上帝，因为这暗示着所有的上帝都 是有限的。
    认为上帝具有忏悔、愤怒、怜悯等激情，也是不崇敬上帝，认为 上帝有欲望、希望和愿望同样也是不崇敬上帝。这样我们理解上帝的 意志之时，就不应把其视为一种像人一样的理性的欲望，而应视为是 他实现任何目的时的力量。
    同样，我们认为上帝有视觉、有知识、有理解力，也是错误的， 这些只是外物对我们的感官器官造成的影响。上帝身上没有这些东 西，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依赖自然而存在，所以不是上帝的属性。

    如果一定要对上帝的属性做出定义时，只能依据自然理性使用无 限、永恒、不可思议等否定的形容词，或者用最高、最大等最高级形 式的形容词，或是使用善、正义、神圣、造物主等不确定的词。而使 用这些词的时候，又仿佛不是为了说明上帝是什么，而是为了说明我 们如何崇敬他，如何愿意服从他。这就是谦卑并尽可崇敬上帝的表 现。因为只有一个词可以表明上帝的属性，即“存在”；只有一个词 可以说明他与我们的关系，那就是“上帝”，“上帝”包含有父王、 王和主的意思。
    敬拜神的行为应该是崇敬神的意图的表现，第一个例子就是祈 祷，那些被敬拜的木偶是祈祷的人使他们成为神的。第二个例子是感 恩，感恩与祈祷的区别在于时间的先后，祈祷在恩赐之前而感恩在 后，两者都承认上帝是之前或之后的恩惠的赐予者。第三是祭品，即 牺牲和贡品，如果祭品是最好的，就是崇敬的表现，因为这是一种感 恩。第四，只以上帝的名义起誓，因为这是承认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 心，并且承认只有上帝才有智慧和力量保护我们。第五，不妄谈上 帝，因为这说明我们畏惧上帝，而畏惧也说明了我们承认上帝的存 在。因此可以说上帝之名不是随便可以用的，也不能无目的地使用， 除非是为了起誓、发布命令肯定判决，或者为了避免国家之间的战 争。争论上帝的本质也是对上帝的不尊重，因为尽管自然理性是我们 认识事物的方法，但这种方法远远不能教导我们如何认识上帝，就像 我们不能通过这种方法认识自己的本质一样。我们所应该做的不是思 考赋予上帝的属性的哲学意义，而是对他表示崇敬的意义，因此关于 上帝本质的书出得再多也没用，这只是在滥用上帝的圣名。第六，在 祈祷、感恩、祭礼和牺牲等敬拜方式中，每一种都应该用其最好的、 最能表现对上帝崇敬的言辞和行动来表示，这是自然理性对我们的指 示，即尽我们最大可能地崇敬上帝，如祈祷和感恩的词句应该文字优 美、结构精当，不应该是临时想出来的、轻浮的或粗俗的。同时，祭 礼及其他敬拜的行为也是服从的表示，以表达对恩惠的感谢。第七， 理性指示我们崇敬上帝不仅应在私下里进行，尤其应该在公众场合 中、在众目睽睽下进行，因为如果不是公开表示对上帝的崇敬，就不 会起到影响他人崇敬上帝的作用。

    最后，服从上帝的戒律就是对上帝最大的崇敬。因为对于上帝来 说，服从比牺牲更容易接受，所以，理性使得一般民众认识到崇敬上 帝的准则就是不得轻视上帝的戒命。

    既然国家只有一个国格，那么国家崇敬上帝的方式也只能有一 种：即公共敬拜采用同一的方式。因此，如果一个地方允许平民信仰 不同的宗教，采用多种敬拜形式，就不能说这个国家存在国教。

    由于言辞的意义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得到大家认可的， 所以，描述上帝属性的形容词也都被认为具有表示尊敬的意思。普通 人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依据自己的意志做出某些行为，同样 地，国家也可以根据世俗法律，按照国家意志做出某种行为。但是国 家本身没有意志、不能制定法律，是国家的某一个或几个主权者在制 定法律，体现自己的意志，由此可以推知，主权者规定的敬拜上帝的 形容词，平民在公共敬拜中也应该使用。

    但是，并非所有的行为都以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些行为天然 地表示崇敬，有些则天然地表示轻蔑。然而有很多行为和姿势的性质 是无所谓的，只是国家规定公开、普遍使用来崇拜上帝的那些部分， 臣民都应该遵守。圣经中所说的“服从上帝比服从人好”这句话，在 根据契约建立的上帝国中适用，在自然的上帝国中则不适用。

    在简短地讨论了自然的上帝国和自然法后，再补充说明一下上帝 的自然惩罚。因为人类的每个行为都是一条长长的因果关系链条中的 一节，而人类的智慧不足以看到这链条的尽头。在这链条上悲乐并 存，那些纵情享乐的人必然遭受与之相连的痛苦，这些痛苦就是对纵 情享乐行为的自然惩罚。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放纵招致疾 病，轻率招致灾难，不义招致敌对的暴力，骄傲招致失败，懦弱招致 压迫等等。既然惩罚是破坏法律的后果，那么自然惩罚就是破坏自然 法的后果。这种后果是自然产生，而不是人为的。

    到此为止，关于主权的组成、性质、权利以及从自然理性延伸出 来的公民义务已经充分论述了。考虑到我的这些学说与世界上大部分 地区的情况如此不同，尤其与接受古罗马与雅典伦理学的西方世界的 实际情况如此不同，也考虑到主权者管理国家需要的伦理哲学如此之深，我几乎认为我的劳动与柏拉图的共和国一样毫无用处了。因为柏 拉图也认为在哲人担任主权者之前，不可能消除内战和政权更替。但 是，我又考虑到自然正义是主权者及其大臣唯一必须学习的科学，这 门科学不需要他们学得太精，只要能够制定出法律鼓励人们学习它就 够了。另外像柏拉图等哲学家也没有系统整理出治理与遵守治理的公 理，于是我又有了一点希望，希望我这本书有朝一日落到主权者手 里，这个主权者不受那些受利益支持或心怀嫉妒的解释者左右，研究 它并通过其主权保证它能公开讲授，从而把这种思维上的真理转化为实践。

    目录

    引言

    第一部分 论人类

    第一章 论感觉 第二章 论想象 第三章 论思维的序列或系列 第四章 论语言 第五章 论推理与科学 第六章 论激情和表达激情的术语 第七章 论讨论的终结或决断 第八章 论智慧的美德及与之相反的缺陷 第九章 论知识的几种主题 第十章 论权势、价值、地位、尊重及资格 第十一章 论品行的差异 第十二章 论宗教 第十三章 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 第十四章 论第一与第二自然律以及契约法 第十五章 论其他自然法 第十六章 论人、授权人和由人代表的事物

    第二部分 论国家

    第十七章 论国家的成因、产生和定义 第十八章 论按约建立的主权者的权利 第十九章 论几种不同的按约建立的国家和主权的继承问题 第二十章 论宗法的管辖权与专制的管辖权 第二十一章 论臣民的自由 第二十二章 论臣民的政治团体和私人团体 第二十三章 论主权者的政务大臣 第二十四章 论国家的营养和生殖 第二十五章 论建议 第二十六章 论市民法 第二十七章 论犯罪、宽恕与减轻罪行 第二十七章 续 第二十八章 论赏与罚 第二十九章 论削弱或导致国家解体的因素 第三十章 论主权代表者的职责 第三十一章 论自然的上帝国

  • 李奇微回忆录

    第1节

    朝鲜战争标志着“美洲堡垒”时代在美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美国再也不能仅仅通过避免与外界发生纷争来求得和平了。当战争在朝鲜爆发时，我们在预警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周的情况下便被迫仓卒参战，卷入到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我国人民既不理解又感觉不到的斗争中去了。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使我国得以诞生的第一场战争起，在以往的历次战争中，我们都有时间做好战争准备，补充兵员以及仔细研究在何处使用和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我们的军队。一七七六年，许多爱国志士是仓卒离开家园奔赴战场的。但是，即使那一次，那些“一连串的强取豪夺、欺压凌辱事件”也早已激起我国民众的义愤，使他们事先做好了拿起武器的准备。在其他战争中，我国有海洋作为屏障，远离战场，因页有足够的时间将工业纳入战时轨道，训练军队，建立物资储备以及研究兵力部署。

    然而，在朝鲜，事前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便突然燃起了战火。一九五○年，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召集会议，进行辩论，通过立法程序并慎重加以批准。敌对行动爆发时，我们于沉湎于和平之中，当我们清醒过来时，战争己全面展开。战争的爆发迫使那些经历了沉闷的战争岁月、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重新上阵，被飞快地直接运往战场。当时，我国一派繁荣，开始明显出现劳资和平的新时期，税收逐步减少，战时的种种限制正在取消，安定和平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这场战争却使我国再度出现了物资匮乏，派系斗争，流血牺牲和重重疑虑。

    朝鲜战争可能是只使用常规武器作战的最后一场战争，不用担心热核灾难威胁的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使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并就这些向题作出了决定。但是，其中有一些重大问题我国人民却一直是若明若暗。面对着是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行动，还是自已单独行动的同题，我们的结论是，我国的安全应放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之上。当我们被迫在文职权威与军职权威之间进行抉择时，我们再次强调了文职权威的最高合法地位。当突然出现必须决定是抵御侵略、还是放弃大韩民国任其遭受敌人侵略的情况时，我们选择了体面的方式，迎头抗击了侵略者。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第一次了解到“有限”战争的概念。

    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以及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使我国人民困惑不解。为什么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突然爆发了如此重大的冲突？是我们的决策人物无能，还是我们的情报力量不足？我们是不是中了蒋介石企图进犯大陆中国，或者李承晚企图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圈套？为什么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战备状况如此之差？还有，只是由于一位勇敢的总统——唯有他拥有决策权，迅速作出决定，我们才得以挽回在自由世界面前的信誉，我们是怎么落入这步田地的？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于我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打全面战争之上了。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要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战争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可是，朝鲜战争却使我们懂得，自此以后的一切战争必定是有限战争。今后，是否应该打有限战争巳不再成为问题，问题是如何避免打任何其他种类的战争。

    由于许多国家都拥有热核武器或者已经掌握了制造这种武器的技术，打无限规模的战争己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为，打这种战争就意味着交战双方同归于荆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在同朋友和潜在敌人打交道中一直受着这种看法的影响。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曾预见到了我们思想上的这一变化会引起连锁反应。人们开始认识到，单凭军事力量再也不能解决诸如我们在越南、老挝和刚果所遇到的问题，还必须辅之以能为各有关国人民所接受的、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而且应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加以贯彻实施。还有一点业已清楚，即政策不能再由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独家制定，那些分别在不同部门工作的文职政治家和军事专家都无法独自确定指导我国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的方针。有一点亦已清楚或著说应已清楚，即只有通过军政邻导人日常的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产生最理想的结果。政界领袖应该提出必须达成的目标，军界领袖则应分析判断使用军事手段能够取得多大成果以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运用这些手段。

    只有当军政双方征询并认真考虑彼此的观点时，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才有实现的可能。政界领导人如果机械地否决国家高级军事顾问们的重要建议便不能定下明智稳妥的决心。毫无疑间，根据我国宪法，文职政府仍然拥有最高统帅权。但是，如果政府不征询、倾听并慎重考虑我们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那就要招致灾难。

    我们的许多公民，他们的精力全都用在保持家庭的安康和教育子女方面，因而无暇顾及我国的情况和我们思想发生这些变化的全部意义。我们现在依然老是为那些轻率提出的“全面战争”“无条件毅降”“彻底胜利”等陈辞滥调所蒙骗，而这些口号却常常是为派系斗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无怪乎全国至今在外交政策上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进行着激烈的辩论，思想混乱，情绪沮丧。

    所幸的是，这祥的人似乎正在增多——他们对于自从朝鲜战争以来我们面临的众多变化的深刻程度和这些变化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许并不十分了解，但他们还是觉察到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提倡以新的方式思考问题和制定计划的崭新世界上。

    在那些没有头脑和思想比较锐敏的人们之间还有一类人，他们被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想派别的激烈言辞弄得晕头转向，发觉越来越难以决定究竟支持那一派。

    在本书中，我不想对任何观点妄加评论。我所希望的只是尽已所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一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的冲突。这场冲突标志着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我亦无意自诩本书是评述朝鲜战争中联合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行动的权威之作。这些作战行动已经在各个军种自己编写的史书中作了详尽的论述。本书所提及的全部战术作战行动都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地面部队的行动，所用军语亦系他们的木语，在朝鲜战争中，地面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根据这样的事实来衡量：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占美军战斗伤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七。是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决定了联合国军的成败，而联合国军的成败又决定了美国和联合国方针政策变化的方向。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地面部队被迫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那么在头两三个月之内，共产主义的浪潮就会冲击到对马海峡。另外，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作战的危急关头；如果不是海、空军竭尽全力支援地面部队，我们的损失本来会大得多，我们的事业可能要蒙受重大灾难。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对战争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勇敢的飞行员和水兵们获得的荣誉，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实施地面作战的步乒和陆战队士兵的心目中那祥崇高。但是，我还是得指出，如果本书大部分篇幅似乎都是在谈论那些在火线上熬过了那么多日日夜夜的步兵，那就请不要忘记，死神主要也是同他们打交道的。这一点步兵的伤亡人数可以证明。

    除此之外，我在本书中再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证明，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争辩的了。如前所述，本书唯一的宗旨是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在朝鲜企图干些什么，并强调一下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

    我谨向陆军部军史处处长哈尔。帕蒂森准将、著名史学家撕特森。康恩博士以及他们的助手致以谢意。我曾本受限制地采用过他们提供的宝贵史料。此外，我还获准随意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军史处于一九六二年在华盛顿市编写的珍贵资料《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作战行动，1950一53年》。

    美国陆军前上尉、朝鲜战争中曾任步兵排长、连长的柯特。安德斯给我以可贵的帮助，在此谨向他衷示我的谢意。

    为帮助我将本书手稿整理成最终定稿以供出版，罗伯特。史密斯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我愿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斯。马歇尔将军不吝宝贵时间校阅了本书清样，并就文章重点的安排和依据史实应予修正之处提出不少建议，在此谨表最衷心的谢忱。

    马修·李奇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第2节

    对于朝鲜的地理、历史、气候、整个经济状况以及朝鲜人民一无所知的人，不可能充分理解朝鲜战争。朝鲜目前分隔成南北两个部分并非自然条件所致。因自然条件而使朝鲜一分为二的情况只有一个，那就是濒临日本海、南北走向的太白山脉使得朝鲜分隔成东西两个部分。朝鲜在地理上、战略上、经济上和种族上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如一个人的双臂、双腿与身体的关系一样；它的每一个部分对于其他各个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朝鲜被三八线隔绝开来儿乎纯属偶然，仅仅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这件事对于当时的军事历史学家来说是那样微不足道，以至于今天没有哪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是谁首先提出这种以三八线为界的主张的。

    严格地讲，三八线根本谈不上是一条边界线。从军事上讲，这条线无法防守，从传统上讲，它又无任何意义可言。居住在该线以北的朝鲜人同居住在该线以南的朝鲜人一详，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吃的是同样的饭菜，喜爱的是相同的衣着和习惯，此外，还怀有相同的民族自豪感。

    历史上，朝鲜虽遭受过周围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但它在本国人民的心目中却一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着的。而且，若干世纪以来，朝鲜人一直怀有自己管理自已国家事务的愿望。由于不利的地理条件，朝鲜几乎有史以来就一直是个争战的沙场。尽管国际间有着各种禁止侵犯朝鲜的协定和条约，中国、俄国和日本仍屡次三番地想吞并朝鲜的领土，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我国政府多次提出保证，一旦朝鲜遭到进攻，就应给予援助，但是，直到一九五○年六月以前，美国从未伸出过援助之手解救过这个不幸的弱小王国，以使其免遭邻近敌国的侵占。

    长达六百英里的朝鲜半岛如同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肥胖的拇指。它直指日本四大岛屿中最南端的九州岛，很容易引起对方越过狭窄的对马海峡的入侵。从朝鲜的主要港口釜山到日本内海入口处下关，全部航程仅一百英里稍多广点。朝鲜半岛把靠近北极的日本海与靠近赤道的黄海分隔开来。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国家为何有着极为悬殊的温差。朝鲜虽位于温带地区，与我国的肯塔基州在同一纬度上，但在其北部六千英尺高的陡峭山岭上，冬季的寒冷气温可低达华氏零下五十度，而在南方的稻米之乡，炎热的夏季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步兵所头疼的各种困难这里都能碰到：深厚的积雪，泥泞不堪的道路，夏季的倾盆大雨，四处飞扬、令人难以忍受的尘土。不过，这里也有绿色的稻田。看上去是那样地青葱、明快，使人心旷神怡。

    朝鲜有一个特点，是任何作战人员都不会忘却的，那就是臭气熏天。由于用人粪来肥田，加之用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桶和破漏的大车装运这种东西，因而乡间的空气中弥漫着十分强烈的臭味，使人乍一闻到不堪忍受。

    朝鲜是个贫困的国家。在南方低地地区，自然草木植被早就遭到砍伐，被人们用作燃料、粮食和饲料。所以，那里生长的植物现在主要是一种矮小多节的灌木。这些灌木丛几乎无法让人荫蔽和栖身。这里很难见到青枝绿叶，也打不到什么柴火。南方的村民用长长的耙子在地上搂扒，收罗起每一点可供烧火的东西。他们把树根、枝条、稻草、破布头和各种杂七杂八的废物，都细心地检起来贮藏好，以备日后生炉子。在村庄里，路边的沟壕便算是敞开的下水道。这也加剧了本来到处就能闻到的恶臭。猪，是村民喂养的主要家畜，在污秽中到处乱窜。警觉的饿狗连人们丢弃的最令人恶心的腐肉、下水也能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小孩子们在茅舍外面玩耍，小小的裤子恰好在后面开了个口，为的是能随时大小便。

    南方的水稻收成很好。朝鲜人还大量种植卷心菜，不过菜常常长得很老了还不收割。他们把这种菜收进家后；就和鱼头及其他美味一起贮存在大坛子里，经烧煮之后便作为一种叫“金荠”的家常菜供食。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这种东西实在不堪入口。可是，朝鲜人却吃得津津有味；毫无疑问，他们可以从中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村庄的茅舍都很矮小，室内陈设简陋，光亮靠糊着油纸的窗户提供，这种油纸可以透光。南方平展的土地都经过精心的耕作。到处都是居民点。

    北朝鲜拥有一个工业区。工业区的粮食主要依赖于南方。北朝鲜陡峭的山峦上可以见到成片成片的高大常青树木。间或，还可看到险峻的花岗岩绝壁从六千英尺高的山岭上陡然直下。由空中鸟瞰或者信步于山间、海滨时，北方地区整个说来似乎非常秀丽。当夏季消然离去，生长着茂密阔叶林的山麓、小丘便转成了金色、黄色以及各种令入惊奇的红色和褐色。蔚蓝的天空常常万里无云。半岛两边的大海一望无涯，深邃明净。但是，最北方却是一派比较可怕的景象；尤其是冬季，在遥远的满洲荒野上形成的暴风雪常常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呼啸而至，满山遍野顿时便可覆盖十英尺厚的积雪。这一地区因山脉一直向鸭绿江延伸，所以倒是真的被分隔开来。

    在这里，军队无法越过无路可行的山脊，保持一条稳固的战线，甚至无法保持相互间的联络。在整个这一地区，道路蜿蜒曲折而且相互间隔很大。山地间大都是些羊肠小道，人员和牲畜只能一个一个地通过。这里的森林为徒步的敌人提供了极好的荫蔽条件。无数狭窄的山谷、令人头痛的羊肠小道以及刀刃一样的山岭，能使害怕进入无路可行的山地的高度机械化军队寸步难行。中国军队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少量的炮乓，他们不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所累，装备轻便，只携带手中的轻武器、他们习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习惯于忍饥挨饿。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军队在这里有许多实施机动和荫蔽的绝好机会。

    我们对地形一无所知，我们企图利用的地图则错误百出，这使敌人占了更多的便宜。熟悉地形也成了他们的一种秘密武器。我们查找的道路实际上常常都不存在，或者那些道路竟是些轮式车辆根本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

    与朝鲜险恶的地形不同，朝鲜人民十分殷勤好客，大部分地区的居民都是温顺和善的百姓。经过适当的训练，他们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士兵。他们是非常俭朴的农民，他们也是狂热的爱国者。他们对日本人怀有上百年的深仇大恨；对残暴的日本警察至今耿耿于怀。朝鲜人象爱尔兰人一样喜欢我行我素，喜欢绝对个人自由，因而也就象爱尔兰人一贯表现的那样不大可能屈服于强加给他们的政治统一。

    朝鲜人没有受过自治训练，使用现代化机械设备的训练也很差，所以，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现代化国家，他们遇到了重重的困难。他们不熟悉我们的各种习惯，我们亦无力打破坚实的语言障碍。加之在与他们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又办了那么多轻率疏忽的事情，因此，相互间进行合作极极其困难的，尤其当极大的危险迫在眉睫，来不及制定计划或拟定草约时，这种合作便更趋困难。

    美国知道朝鲜（从前，我们的地理书上写作“高丽”）的存在是相当近期的事情，外交上与之发生联系的时间则更短，一八三三年，热衷于打开日本门户进行贸易的美国人，对同朝鲜进行贸易曾表示过一定的兴趣。可是，即使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之后，朝鲜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一八六六年，法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在朝鲜被处以死刑，被触怒的法、美两国政府曾一度准备联合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幸而后来放弃了此项计划。但是，此后为能与朝鲜谈判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也都以失败告终。结果，美国海军舰艇同朝鲜海岸炮乓发生了炮战并捉到了几个朝鲜俘虏。然而，为进行谈判，我们仍坚持做出种种努力。一开始由日本居中调解，以后则改由中国担当调解人。

    一八八二年，我们与朝鲜的第一个条约终于在天津签订，从而使美国与朝鲜王国之间建立了商务关系。该条约尤其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是含有这样一项条款：保证“两国之任何一国受到他国不公正对待时，要相互支援”。究竟何为“不公正对待”，在尔后的整整七十年中，美国对这一词义的理解似乎相当地狭窄。

    在后来的儿乎所有有关朝鲜问题的条约、文件、决定和宣言中“独立”一词一再反复出现。可是，自从在天津签订条约之后，独立一直不过是个神话而己。对我们来说，独立只意味着我们强制朝鲜遵守其贸易协定，而当其他国家为占领和剥削这个”清晨静谧的国土”而相互争斗时，我们则不进行干预。

    在天津签订条约时，我们曾明确承认中国对朝鲜所拥有的主权。后来，当日本和中国都力图控制朝鲜时，我们有意识地避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当我驻朝使节对中国努力加强对朝鲜控制的做法表示不满、遭到中国驻扎官的反对时，我们甚至召回了自己的使节。一八九四年，当中日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对抗终于酿成战争时，我们又一次尽力避免站在任何一边；而将所做的一切仅仅局限于表达一种殷切的希望，希望日本不要对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近邻国家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外交上“勾销”朝鲜的政策，早在迪安·艾奇逊还不会拼写自已的姓名时就已奠定了基矗中日冲突期间，我们拒绝了英国要我们与德国、俄国和法国间它一起采取联合行动、进行干预的建议。后来，日本全面控制朝鲜之后，我们在承认日本权利的同时再一次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在后来的年月里，当俄国与日本之间为了朝鲜半岛而开始争夺时，我国国务院责成我驻汉城公使，要他告诫当地的全体美国人不得发表任何反日言论。

    在此后二十年中，朝鲜曾两次请求我们实践原定的保护其不受侵犯的誓约。但是，这两次我们都明确而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日俄战争的头一个月，当日本把朝鲜变成一个保护国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这样的话“勾销”了朝鲜：“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为着朝鲜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去反对日本人。他们（朝鲜人）依靠自己的防御力量根本无法给对方以任何打击。”这就是我们在朝鲜沦为保护国的五年和六年前对朝鲜的请求所作的答复。朝鲜的请求是要我们负责在大国间达成一项确保朝鲜完整统一的协定。通过一九○五年的塔夫脱一桂太郎协定，我们正式确定了对朝鲜的不介入政策。在协定中，我们同意日本将朝鲜置于其保护之下。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对我们在远东刚刚占领的菲律宾应放弃一切侵略意图。

    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世界各附属国人民因威尔逊的自决权宣言而感到激动时，在朝鲜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人们秘密地聚集在朝鲜式的地窖里，用手工刻制的木版印刷独立宣言。女学生们在飘垂的袖筒中藏着秘密宣言走村串巷，她们从未引起过目光犀利的日本警察怀疑，或者被无数日本奸细所发觉。这些日本奸细平时混杂在朝鲜人之中，时刻提防着这种组织公开起义的活动。

    在南方和北方的数百个乡村中，朝鲜爱国者秘密集会，研究解放之日的行动计划。总共有数万名男女参加集会，可是，他们的计划从未走漏过风声传到日本人那里去。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包括李承晚在内的三十三名朝鲜领袖人物聚集在汉城的明月饭店，举行最后一次聚餐会。他们宣读了独立宣言，挥笔签下了自已的名字，尔后把警察叫了进来。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数百万人聚集在街头巷尾聆听朝鲜领袖人物宣读独立宣言。然后，他们举着被禁止的朝鲜国旗，兴高采烈地穿过各个村庄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赤手空拳，毫无使用暴力的企图。但是，在后来的短短几周内，有数千人被日本人处死。在此期间，我国国务院曾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国驻汉城领事，要他“极其谨慎，不得助长任何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美国会帮助朝鲜民族主义者实行他们的行动计划”，也不得给日本造成一种美国政府同情朝鲜民族主义运动的印象。

    所以，杜鲁门总统的下述做法与我国对朝鲜问题的传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随着朝鲜被划分为苏联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哈里·杜鲁门总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烈要求下，于一九四八年四月批准了这样一项政策声明；“美国对朝鲜的事务不应陷得太深，以至于任何派别或国家在朝鲜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美国开战的理由”。

    美国尽管在开罗和波茨坦曾公开表示过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的愿望，但它还是回到了它那传统的不介入的立场上。在开罗，美国、大不列颠和中国一致同意朝鲜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苏联总理{应为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在德黑兰与富兰克林·罗渐福总统会见时也曾赞同这一宣言）。一九四五年，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杜鲁门和斯大林在波茨坦通过了一项声明，保证朝鲜在苏联、大不列颠和中国共同托管五年之后实现独立。托管之事没有提及美国（事后，斯大林坚持美国应包括在托管国之列）。

    日本投降后，美国意外地发觉自己掌管着朝鲜半岛的南半部，没有经过慎重考虑，没有权衡后果，只是稍作计划，美国便着手履行其从末正式获得承认的托管义务。

    结果，它几乎是立即便铸成了一个大错，失去了朝鲜入民的信任与合作。这一错误是，它曾加强了受人鄙视的日本行政官员在办公机构中的地位。这种做法顿时激起了朝鲜人的怒火，美国被这种怒火搞得张皇失措，因此又错上加错，急急忙忙地将日本人清除出去，用一些好心的却是极本不够格的美国公民来填补出现的空缺。这些人不懂当地语言，也不了解由于需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制定金融货币政策而产生的问题。当然，未能与苏联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又加剧了这一危机，并且造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相互指责。双方都指责对方从事反对自己的阴谋活动，在此期间，朝鲜人民群情激昂，开始转而激烈地反对美苏双方。他们怀疑这两个国家准备再次背信弃义，不履行那个经常兑现不了的、给朝鲜以独立的诺言。最后，美国对于争取与苏联合作建立托管之事终于感到绝望，便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这个举动引起苏联指责我们违反了原定的协议。联合国提议在双方管辖地区进行自由选举，可是苏联人拒不允许联合国临时委员会进入苏方管辖区。他们早先就坚持，只有那些曾经“全力支持”莫斯科托管协议的党派、团体才可以参加选举。这实际上取消了美方管辖区内所有党派、团体参加选举的资格。因为在美方管辖区，言论自由使人们可以对任何延误独立的做法，托管也罢，不托管也罢，公开表示不满。

    最终的结果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南朝鲜举行了一次选举；建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随后，苏联针对美国的做法制造了一个以平壤为首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此后，美国结束了自己的军事占领，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撤出全部美国军队；这一行动再次反映出我们一贯信奉不介入的理论，尽管苏联早先曾宣布打算在一九四八年将全部苏军撒离朝鲜；并且据报道，他们如期完成了撤军计划。但是，如果当时能严肃认真地分析一下后来出现的局势，我们也许能发现，我们实际上是让年幼的共和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我们对朝鲜向题的处理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在于我们没有为之奋斗的实际目标，而只有一个相当模糊的“实现朝鲜独立”的目标。确立这样的目标，可以使我们随时从朝鲜脱身，赶回国去重新一心一意地处理我们关心的各种国内问题。相反，苏联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让朝鲜半岛“独立”的计划，该计划要使朝鲜不受除苏联之外任何国家的控制。几乎从美国一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使战争胜利在握的时刻起，苏联就已经开始朝着这一目标努力了。

    首先，苏联早就开始了训练经过选拔的朝鲜干部的勾当，企图靠这些人来建立和维持一个苏联式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所有反苏团体都要被剥夺发言权。苏联还为训练和武装一支规模颇大的北朝鲜军队直接进行了准备。这支军队包括步乒、机械化师和边防警察。起初，这些部队装备的是日本人投降时所缴获的武器。后来，苏军在一九四八年撒离时将自已的武器留给了刚刚受讨训练的北朝鲜人。一九五○年的最初几个月，就在北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发动入侵之前，苏联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其中包括：重炮、T-34式坦克、卡车、自动武器和大约一百八十架新型飞机。其中约有四十架“雅克”战斗机和七十架攻击轰炸机。

    进犯南朝鲜之前，北朝群人民军已能投入使用的部队计有八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两个实力达编制数一半的步兵师、一个摩托车侦察团，一个装备T-34式。中型坦克的装甲旅和五个边防警察组成的旅，总兵力达十三万五千人。

    但是，这支军队的力量不仅在于它所拥有的人数和现代化装备，它还拥有大量日本统治时期逃往苏联并与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一起经受过战火考验的朝鲜人，此外，还有数千名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在苏联接受过为期三年训练的人员。政府职务也由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人员充任。这些人大都象金日成首相一样，从一九四三年起就在苏联接受过彻底的思想灌输。北朝鲜人民军师以上部队主要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苏联军队中担任过初级军官并立过战功的朝鲜人指挥。北朝鲜人民军每个师约有十五名苏军顾问。

    在三八线以南，为了对付这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格的现代化军队，我们留下了一支我们甚至不敢称之为军队的相当可怜的部队（美国如此醉心于从朝鲜脱身，以至不允许我们在南朝鲜的人员用“军队”这个字眼来称呼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以便在我们撤离朝鲜后维持秩序的警察部队）。三八线以南的朝鲜人对自由的热爱和为国献身的精神并不亚于北朝鲜人。况且，在我们管辖区内就有许多逃自苏方管辖区的朝鲜人。在南朝鲜方面，打仗的意愿或战斗的勇气并不缺乏，缺乏的是紧张严格的训练和优秀的指挥官。在我们未能弥补的主要不足之处中，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

    仅仅说我们当时愚蠢和缺乏预见性，这是不够的。将朝鲜战争爆发的责任归咎于迪安·艾奇逊把朝鲜作为我防御圈之外的地区而公然加以“勾销”，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迪安·艾奇逊只不过是重申了一项早已被认可的美国政策罢了，朝鲜一直处于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在与朝鲜的关系史上，我们曾数次将其“勾销”南朝鲜军队所以缺乏武器装备，缺少受过训练的指挥人员，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朝鲜在战略上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作战。因此，我们不愿充分武装南朝鲜军队，不愿采取有力措施克服其指挥人员存在的不足之处，这些指挥人员的军事知识确实太差了。

    不用说，还存在不少实际的困难。南朝鲜没有大量从满洲返回的人员，而国内经受遭现代战争锻练的人也比较少。只有少数朝鲜军官会说英语，会说朝鲜语的美国顾问则更少。美国军语在朝文中几乎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在南朝鲜军队中“面子”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南朝鲜军官感到很难接受军衔比自已低的美国顾问的建议。他们对同自已意见相反的观点常常公开表示不满。因此，他们自己的参谋人员都不大敢表示不同的意见。许多南朝鲜军官之所以得到任命系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平时期我们国民警卫队中的许多军官被任命的情形是一样的。

    所以，韩国军官的军事才能从未受到过考核。有许多部队分散在各处执行剿匪任务和其他国内治安任务；部队的训练不足，截至一九四九年年底，十六个营中完成营一级训练任务的还不足半数。南朝鲜军队没有重炮，没有坦克，没有反坦克武器，也没有空军。无怪乎李承晚和其他韩国领导人对北朝鲜加强军事力量的做法以及三八线以南在这方面的薄弱状况表示恐慌和沮丧。但是，这些情况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时对朝鲜采取的政策。一九四八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认真考虑过要帮助南朝鲜组建一支野战军，可是，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又放弃了这个方案，主要原因是“美国占领军的兵力已经缩减，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完全受到了这样一种理论的支配，即将把美国卷入其中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朝鲜的地位不太重要，而且，无论怎样朝鲜都无法防守。我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官方声明以及所有军事上的决策，从根本上说都是出自这种看法。在我们的会议中从未提起过“有限战争”的概念。我们对联合国充满了信心。原子弹又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心理上的马奇诺防线。这道防线使我国国民有更充分的理由强烈要求孩子们重返家园，军队遣散，刀枪入库和陆海空三军士兵复员。对这种举国一致强烈要求遣散我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的做法，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后来的种种情况轻而易举地加以指责。可是，任何有前途的政治家，如果当时竟极力主张国家继续保持战备状态，继续在距本国八千英里之外的地方驻扎大批部队，那他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不错，在分析朝鲜形势时，我们过于相信我们自己对敌人意图的主观判断，面对我们所了解的敌人的实力情况却过于轻视。北朝鲜有着强大的突击力量，在南、北朝鲜的边界附近则集结着北朝鲜的军队。这些情况对我们的情报机构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问题在于我们的分析判断出了毛病。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认定，世界上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并不想冒原子战争的风险去诉诸武装侵略。如前所述，有限战争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

    我们所熟悉的有限战争只是从下述意义上来理解的，即所有战争都要受参战国是否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这个条件的限制。

    鉴于这样一些情况，人们当然可以指责迪安·艾奇逊的讲话时机（一九五○年一月）不对。在这次讲话中，他将朝鲜排除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南朝鲜军从力量薄弱，美国政府又受到本国民众要求将全部美军撤回国内的强大压力。这些情况苏联人当然非常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艾奇逊这种我们无意防守朝鲜的明显表示是丝毫也无助于动摇敌人采取行动的决心的。将朝鲜划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并非迪安·艾奇逊所发明，亦非杜鲁门政府所独创。早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海、艾森豪威尔、尼米兹和期帕茨）曾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进行过研究，最后向国务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这样写道：“……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鲜的军队和基地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无怪乎这四位军事上的权威人物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看法会获得总统的同意。

    一九四九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分别接受两名记者的采访，首先是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尔后是亚利旁那州《明星日报》记者沃尔特·马修斯。据报道，麦克阿瑟将军在接见记者时曾勾划了一个显然把福摩萨（台湾，下同——译注）排除在外的防御圈。这件事并未引起特别的哄动，因为，我们的军事当局认为，福摩萨不日落入中共之手几乎是必定无疑。美国有关远东问题的应急计划也没有将朝鲜或福摩萨的防御考虑进去。究竞采取何种口径来弥补福摩萨沦陷后给美国威信造成的损失，当国务院就这个问题向各驻外使领馆发出简要指示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群情激昂，强烈要求美国保卫这个岛屿。但是，没有人提出动议要求改变我们的对韩政策。显然，对朝鲜采取的传统“勾销”政策依然在起着作用。如何解释我们在情报的理解上所犯的大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对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有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经过了一九四九年的总动员并补充了数千名应征入伍者，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增长了一倍。同时，我们也了解自己的弱点。其实，一九四七年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就不断就威胁着远东的各种危险情况发出过警告，并且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部队的实力。然而，当时政府正处于要求削减军费的巨大压力之下，因而三军各兵种都“挨了手术刀”。海军的战斗舰艇、各型登陆舰艇、扫雷舰艇以及进行水雷战的各种装备器材，缺少到了可悲的程度。空军一开始没有喷气式战斗机，一般作战飞机和输送部从的运输机也不足。空军的照相侦察能力被削弱，照片判读人员奇缺。这给地面部队的行动带来了严重困难。在国内，武器和装甲车辆的储备削减到少得可怜的地步，生产设备则有的拆除，有的绝对加以封存。我们对于联合国阻止任何重大侵略行动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战争已经厌倦，还认为共产党“不准备”使自己卷入大规模核屠杀之中。此外，我们煞费苦心地避免引起潜在敌人与我们发生重大争执。我们对在敌人入侵前夕获得的情报作出错误的判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上述一厢情愿的想法。就在北朝鲜人民军大规模越过边界的前六天，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战地情报机构曾报告，发现三八线以北“敌部队在广泛凋动”，同时还发现：“三八线北侧的全体居民转移至距该线两公里外的地区，元山至铁原铁路的民运业务己经停止，该线仅用作军用物品的运输专线，武装部队正向边界地区运动，大枇军械和弹药正运往边界地区”。怎么人们看到了这份报告居然还没有想到敌人的进攻，实在令人费解。

    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东京盟军总部的情报部门没有从这份情报中得出任何结论，而是按例行方式，在没有标明急件的情况下便将其转呈给了华盛顿。总部后来企图推卸对这种近乎典型的作战准备活动未能加以说明的全部责任，并坚持说，他们曾向华盛顿“转呈过全部事实材料”。

    但是，这井不能开脱他们的如下错误做法，即北朝鲜军队发动突袭的前六天，总部曾向华盛顿、呈送过一份解释性的报告，报告指出，“显然，苏联顾问们认为，现在利用政治手段制服南朝鲜政府比较适宜，特别是鉴于北朝鲜在南朝鲜进行的游击战遇到了严重的挫折。”

    所以，总部的责任是无法开脱的。我从为，问题很明显，总部象我们在国内外的许许多多美国人一样受到一种信念的影响，即认为，所有这些动向和零星入侵事件，只不过是对方向我们展开心理上的‘冷战’时所采取的一种很正常的做法。这种‘冷战’不仅在朝鲜，而且在我们认为重要得多的其他地区也在进行着。除此之外，东京还有一种不信任亚洲谍报人员的倾向，认为南朝鲜人有一种特别的毛病，还未看到狼就惊呼“狼来了！”还有一个实际情况，即北朝鲜军队的这种调动一九四七年也曾发现过。当时，三八线与后方地区全副武装的北朝鲜部队之间已开始进行一年一度的换防。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未能恰如其分地估计北朝鲜人民军所具有的强大的战斗力。这一错误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战争爆发时，总部对于阻止侵略者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敌人的实力。

    正当南北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明显加剧时，我们开始从朝鲜撤出最后一批战斗部队。有人硬说我们是遵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这样做的。可是，要求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的决议是美国自己起草并提出的。美国是在不顾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和李承晚警告的情况下起草并提出这一决议的。他们的警告是。朝鲜正濒于“残酷内战”的边缘。当时，我们的国策已定，决心摆脱这种烦人的军事义务。因此。当最后一批美国部队即将乘船回国时，我们对沿边界发生的武装冲突有意置之不理。我们正视当时实际局势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了一项决定，即完成六万五千人保安部队（南朝鲜当局很快将决议中的这个词改换成了“军队”一词）的装备任务，并向四千人的海岸警卫队提供缉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盗和敌人海上渗透所必需的船只。这支军队的‘装甲部队’是由少数侦察车辆和一些半履带车辆组成的。这支军从的步兵师中有四个师每师仅编有两个步兵团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团。整个陆军只有九十一门105毫米榴弹炮（按美国陆军的编制，师属炮兵应有四百三十门火炮，并可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缓）。

    我们自己在南朝鲜的部队最初削减到只有一个团战斗队，最后则只留下一个大约由五百名官兵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其缩称即人们所熟知的KMAG，读作“凯马格”）。由威廉·罗伯茨准将指挥。该团负责向南朝鲜营以上单位派遣军事顾问。这就是北朝鲜人为发动入侵而进行最后阶段的炮击和轰炸时我们留在朝鲜的全部人马。一九四九年六月，沿三八线发生一系列小规模袭击事件之后，北朝鲜军队侵入大韩民国领土瓮津半岛。几乎在同一时刻，最后一批美军战术部队却正在撤离南朝鲜。直到七月份，边界才恢复到原先的态势。就在同一月，三八线以南的开城遭到北朝鲜步兵和炮乒的攻击。后来在八月份，瓮津半岛再度遭受入侵，经过激战，北朝鲜人终于被赶了回去。一九五○年五月，开城再次遭到北朝鲜炮火的猛烈袭击。此时，我们自己却正在飞快地撤离南朝鲜。

    不过，决不应当认为我们的军事当局乃至政府当局都一致要求从朝鲜撤军，或者对那个不幸国家的事务只愿看光明的一面。早在一九四八年，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人的观点是，朝鲜“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任何在朝鲜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布菜德雷认识到北朝鲜人入侵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建议，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侵略行动，则应迅速疏散美国侨民，并且毫不迟疑地向联合国安理会说明事实真相。他还极力主张，在我战斗部队撒离之前，应重新分析朝鲜局势。布莱德雷的观点遭到了否决。

    此外，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中的一名高级军官约翰·贝尔德上校也曾独自一人提出过警告。他对当时刚刚任命为驻朝大使的约翰说，南朝鲜军队所用武器装备的类型与质量不足以保证维持边界的现状。他报告说，人数上处于劣势的韩国军队在火力上也让北朝鲜军队完全占了上风。北朝鲜军队拥有122毫米火炮，射程约为十七英里，而美国提供的105毫米火炮有效射程大约只有七英里。他还强烈要求送给韩国军队一些防空武器，建议向他们提供F-51飞机，但是他的这些主张没有引起重视。

    包括杜鲁门在内的文职官员们早先也曾大声疾呼反对立即拆除我们的战争机器，关闭我们的军工生产部门。但是，正如如杜鲁门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这些呼声“被国会和报刊淹没了”。因此，最后当大炮终于宣告朝鲜爆发全面战争时，我们创建的幼小共和国发现它处于毫无抵抗准备的状态，而我们也发现自己在军事上毫无准备，无法履行相互支援的协定。

    第3节

    一九五O年六月，沿整个三八线对峙的南、北朝鲜军队在实力和战备程度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可是，北朝鲜军队旨在侵占南朝鲜全境的大规模进攻居然为南朝鲜军队所阻滞，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异。北朝鲜军队拥有装甲部队，而南朝鲜军队却没有。北朝鲜军队拥有的火炮在数量和射程上都大大超过了我们提供给南朝鲜的火炮。南朝鲜炮兵的大多数火炮已经多中未曾使用。北朝鲜人民军可以得到飞机的掩护，而南朝鲜军队甚至连高炮部队都感到不足。南朝鲜军队也没有任何可以抗击对方坦克的火炮。这种情况同以往少数童子军企图以手中的轻武器阻止德军装甲部队的情形很相似。

    要想有效地发挥火炮的作用，必须做到能集中火力于重要的军事目标。这就意味着必须标定出集火射击的诸元，训练好炮手，并且对火炮进行试射。而这一切，南朝鲜军队基本上都未能做到。可是，北朝鲜人民军的榴弹炮几个月来却一直瞄准着在南朝鲜境内的重要目标，并且在此之前已经对开城市进行过两次炮击。北朝鲜人民军不仅为这次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拟制了详细周密的计划，甚至连派某些部队混杂在难民之中潜入南朝鲜境内、破坏交通、散布恐怖言论以及摧毁坚固工事等问题都考虑到了。

    进攻是在一九五０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发起的。这是一个雨水淅沥的夏日之晨。敌人对各个进攻地带亦即通往汉城和春川的的山谷间的主要公路或曰“走廊”实施了猛烈的炮火袭击。尔后，敌人沿着这些谷地实施了主要突击。T—34式坦克在前面隆隆地开进，步兵一遇到抵抗就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为配合这些进攻，敌人侵占了整个瓮津半岛，并且沿东海岸实施了一次两栖迂回行动。这次迂回行动的目的，在于切断那些守护南北走向的海岸公路和通往西南方向之洪川、原州和堤川的公路的南朝鲜军队退路。任何—个在手头没有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抗击过敌坦克的人，都能理解数量上居于劣势的韩国军队中笼罩着的恐怖气氛。

    当时，韩国军队正面临敌人在坦克支援下对汉城实施的钳形进攻。在这些韩国军队中，除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曾参加过反游击战的部队之外，很少有什么部队参加过实际战斗。许多人几乎根本没有受过训练，他们不熟悉自己手中的武器，对指挥官(某些指挥官在开战头几天就丢下部队开了小差）缺乏信心，不知道如何对付一个对自己的翼侧实施包围的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部队几乎没有为实施纵深防御或者建立补给系统而进行过任何准备。南朝鲜军队基本上是为了应付国内治安而进行装备和训练的，因此，许多士兵感到无法抗击大批有组织的蜂拥而至的凶恶敌人。

    在美国军队参战之前，竟然有许多南朝鲜部队未作任何抵抗。其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如何进行抵抗菌素和完全丧失了组织纪律性。

    然而，也有一些英勇作战的例外情况。如果不是少数几支进行了适当作战准备的韩国军队英勇奋战，可能还会丧失一两天极其宝贵的时间，也就有可能遭到彻底的失败。南朝鲜第6师是在北朝鲜入侵前做好战斗准备的一支部队。

    驻韩国军事顾问团的托马斯·麦克费尔中校曾担任该师的高级顾问。他很快便征得了该师师长金将军的同意，着手实施一项紧张的训练计划。第6师负责防守通向春川的接近路，经常要对付通过春川与江陵之间几条固定路线穿越三八线的成帮的游击队。就在北朝鲜军队大举入侵前的几个星期，南朝鲜第6师经常与这些穿越边界的、人数多少不等的成帮入侵者进行战斗，所以，他们在激烈的战斗中经受了一定的锻练。

    第6师的炮兵分队和工兵分队也进行了训练。长期闲置不用的榴弹炮进行了一定的试射，集火射击的诺元进行了测定和标定，发射阵地也进行了改善。根据麦克费尔中校很明智的指示，情报分队得到了加强和训练，并且被频繁地派到三八线以北执行任务。他们从那边返回时所带的情报有力地证明，敌人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发现了敌军伪装良好的坦克，新调来的部队，以及高炮连。所有这一切都使麦克费尔中校感到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他曾将这些情报呈报上级，但未引起重视。)。他说服师长取消了六月二十三日的所有周末通行证，充分加强了防御阵地上的兵力。因此，当敌军果真发起进攻时，南朝鲜第6师已经作好了抵抗的准备。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阻滞了北朝鲜人民军向汉城发动的大规模强攻，争取了三天的宝贵时间。如友邻部队对这次进攻也能作好同样的准备，则这次进攻受阻的时间可能会长得多，那样便会有足够的时间沿汉江组织起某种抵抗，其结果也就大不相同了。

    南朝鲜第6师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以精确的集火射击打得敌人惊慌失措，陷于混乱，而且，用预备队削弱了最初突入的政部队。但是，此后却传来了两翼友邻部队已经仓皇逃跑的消息。这使得第6师两翼暴露，有可能很快为敌人所包围。因此，除撤退外别无出路。在春川以南，已经构筑了防御阵地，第6师准备在那里进一步组织抵抗。

    但是，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此时接到了撤离汉城的命令。麦克费尔中校接到指示，令其动身前往大邱，再由那里乘飞机转移出去。待他能够返回来帮助重新组织丧魂落魄的南朝鲜部队时，汉城已落入敌手，退却已经变成了溃逃。

    在首都防御战中，南朝鲜第l师也进行了同样英勇的战斗。该师的一个步兵连在汉城以北某高地坚持抵抗，直到最后一人战死为止。然而，其他各处却是一派惊慌失措的景象。瓮津半岛于第二天黄昏完全被敌人占领。于是，敌人进攻瓮津半岛的部队便腾出手来加入了对汉城的强攻。残存的南朝鲜部队不得不借助登陆舰撤了出来，以便加强首都毫无希望的防御。开城，该国的一座古城，在第一天拂晓进攻发起后仅仅四个小时就落入北朝鲜人民军手中。翌日黄昏，敌军在坦克支援下，沿狭窄的走廊地带挺进至议政府城下，并包围了该城，打通了直接通往汉城的道路。平民百姓、溃不成军的部队、装满坛坛罐罐的大车、小马驹、大车中，无所不有，都在逃难，形成了一股逃难的人流。在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中，这股人流喧闹嘈杂，然而却又显得出奇地耐心。零星的反冲击几乎无法降低敌人向首都前进的速度。

    但是，在北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市郊之前，南朝鲜军队参谋总长就已经集合起全体随员越过汉江南逃了。据南朝鲜方面称，“在本人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蔡将军“被送上了一辆吉普车，送到汉江以南”。究竟他是以何种形式表示反对，又是哪一级迫使他上的吉普车，我们在汉城的美国人是无从了解的。据美国陆军在朝鲜作战的正式史料记载，在没有通知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情况下，整个南朝鲜陆军司令部便转移至汉城至水原半途的始兴。当美国人获知此事之后，在场的美国高级军官威廉·赖特上校(后晋升为中将)遂召集其参谋人员出发往南，企图说服南朝鲜人返回来。可是，他们费尽口舌未能成功。结果，仍在汉城以北作战的南朝鲜部队同司令部失掉了联络。不久，老百姓便恐慌不安起来，大规模逃难开始了。(三天之后，即六月三十日，南朝鲜政府解除了蔡将军的职务，由钟日昆将军接替了他。钟将军在指挥上堪称楷模。他后来成为骏美国大使。现在，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任外交部长。)六月二十八日凌晨，北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城内早已大火熊熊，到处悬挂着共党的旗帜。随着新生的共和国的文化、政治、交通和精神上的中心汉城的丢失，全部有效的抵抗行动均以彻底失败告终。南朝鲜军队连同大批身穿白色服装的难民(其中混杂着许多在北方受过训练的渗透者)一窝蜂地涌过了汉江。可是，东京的总部却一度认为，可以依托这条河流形成的障碍进行一番抵抗。

    然而，六月二十九日，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象他以往经常所做的那样，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现场察看了一番。通过察看，他认识到，如果得不到大规模增援，就不可能阻挡故人进攻的势头。麦克阿瑟和他的七名高级参谋，其中包括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和乔治·斯特技特迈耶将军，由东京飞抵位于汉城以南二十英里的水原，并在前进指挥所听取了驻韩国军事顾问团两名刚从汉城返回的军官所作的简要汇报。总司令和他的参谋人员与这两名军官一道分乘两辆征用的吉普车向汉江进发，他们在这股由难民、大车、行李、部队和车辆组成的南逃的洪流中奋力穿行。在一个可以俯瞰汉江谷地的高地上，麦克阿瑟观察了逃难的混乱景象。不久，他便在一份电报中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南朝鲜部队正处于混乱之中，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缺乏指挥……他们无力夺取主动权……”。

    麦克阿瑟在朝鲜的地面只停留过五个小时，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听取情况介绍和旅途上，直接用于观察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小时。但是，他就南朝鲜军队的抗击行动所作的刻薄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公正的：南朝鲜军队被打败了。因此，除非我们迅速投入巨大的兵力，否则整个半岛很快就会沦陷。

    (下面的趣闻可以说明麦克阿瑟眼中所观察到的情况。在其《回忆录》一书中，麦克阿瑟曾把退却描绘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被击败的、溃散的军队形成了一股可怕的逆流。南朝鲜军队完全是在狼狈溃逃。”从可以俯视汉江的高地上，他看到了“从汉城的废墟上冉冉上升的冲天烟柱”和“正在撤退的、溃不成军、气喘吁吁的队伍”，看到这些队伍“常常为满身尘土、挤来挤去的逃难人群所阻塞而不能举步”。但是，当时站在麦克阿瑟身旁观看同样情景的阿尔蒙德将军所描绘的景象却不是这样地令人绝望。他所见到的部队既不是气喘吁吁，也不是溃不成军。相反，尽管追击炮弹不时地落下——当然，还没有近到危险的程度——“所有的人却仍然谈笑风生，他们仍然荷枪实弹、武装整齐，仍然顾得上向我们致意”。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在断断续续地下了十二小时雨的情况下，“人群”怎么还会“满身尘土”。可是，在麦克阿瑟许多由别人代为捉刀的报告中，一些看问题比我敏锐的人也发现存在言过其实的倾向。)美国为避免即将发生的灾难而拟制的计划，此时不得不一小时一小时地重新修定，估计必须投入朝鲜的兵力也几乎是在成几何级数地增加。我们的情报部门事先曾提供过充分的事实情况，本来可以作为我们采取相应步骤的依据。但是，我们未能对这些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北朝鲜人民军是这样一支训练有素、军纪严整、具有高度战备程度的军队。结果，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实际规模和样式毫无思想准备。现在，我们才如梦方醒，才被迫想起了我们遭到严重削减的军队，才不得不仓促上阵，以便从就要降临的大灾大难中抢救出我们所能抢救的一切。

    我们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将入侵所危及的美国国民安全地转移出去。为此，我们事先曾港备了一份“油煎饼计划”。这是一年前在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和美国大使馆协助下由东京的总部拟制的。莫西奥大使负责在发生重大的紧急情况时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现在，紧急情况出现了，这项计划也就毫不迟疑地付诸实施了。海军、空军和美国使馆都行动起来，干得十分顺利、迅速而且有效，结果，全部有关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也没有丢下，甚至没有一个人受到重伤。我们的驻远东部队所取得的这个小小的胜利，很快就为重大的不幸和灾祸掩盖了，以至于华盛顿本应拍发的“干得好”的电报一直都没有发来。

    现在，总司令的当务之急是拼凑足够的兵力和弹药来进行一场比我们预计的规模要大四倍的战争。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定下决心和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刻。在作出反应的问题上，我们的总统和军事领导人没有产生片刻的犹豫和怀疑，这是值得赞扬的。从汉城发出的宣布南朝鲜领土遭受北朝鲜军队入侵的电报，于六月二十四日①(星期六)下午九时三十分左右传至华盛顿。下午十时之前，电报的副本就交到了国务卿艾奇逊手中。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总统，总统正打算在那里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星期日凌晨的头几个小时，政府各部门的值班官员一直在忙着确定他们必须通知的人员名单，以便向那些需要首先知道战争已在朝鲜爆发的人发出通告。

    美国在长期采取让朝鲜任凭命运摆布的政策之后，这次是否会作出什么不同的反应，那是很难肯定的。我们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我们这些最先听到从世界另一面传来的不祥消息的人，内心里大都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如果总统在确定应该首先采取何种行动之前能够先与自己的所有顾问郑重其事地进行磋商，那就不会有人对他提出批评了。可是，面对这样的挑战，优柔寡断、瞻前顾(华盛顿时间比汉城和东京时间早十四个小时。——作者)后并不符合杜鲁门总统的性格。数小时之内，他就命令使用“美国空、海军力量为南朝鲜政府军提供掩护和支援。”

    六月三十日，他批准了麦克阿瑟使用一个团战斗队的请求。此后不久，他又授予麦克阿瑟“使用其所属地面部队的全权。”

    这些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当时在美国并没有立即为人们感受到。我认为，我们的绝大多数公民，由于深受报刊和政客的影响，由于本身强烈的主观愿望，觉得朝鲜战争的爆发只不过是发生了一场火灾，不久就会被我们留在那里专门负责这类事务的人所扑灭。可是，各处的军人听到这一消息却深感不安。他们对于国会减少预算将我们的军事力量砍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情况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们长期所关心的并不是苏联的什么意图，而是苏联的实力。此时，大部分军人感到担心的是共产党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消息是如何传给我的，它对我的影响又是多么地深刻。一九五O年六月，我作为陆军副参谋长在五角大楼值班。当时，我刚刚结束了对宾夕法尼亚州国民警卫队第28步兵师的视察。那一夜，我象其他许多正在酣睡的人们一样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惊醒。当我听到来自午夜华盛顿的一个镇定而准确的声音告诉我莫西奥大使发来的消息时，越来越感到惴惴不安。我将能体谅人的妻子叫醒，把我的忧虑告诉了她，并且让她赶快穿好衣服，作好回首都的准备。当我们走向自己的汽车时，卡莱尔兵营的重要人物住宅区沉浸在乡间的静谧气氛之中。当整个乡村仍在酣睡之际，我们在夜暗中上了路。一路上，我们很少交谈，但彼此心照不宣，纳粹投降以来我们所享受的这个短暂的和平时期现在已经结束，在很长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将再也享受不到这种和平了。我不禁想到了这条道路两旁乃至全国各地正在熟睡的千千万万的人们，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多么突然而剧烈的变化。

    不用说，我们能够投入朝鲜的首批部队只有海军和空军，他们已经担负了将那里的全体美国公民和少数外国人转移至安全地区的任务。以海军中将阿瑟·斯特鲁布尔指挥的第7舰队为主力的海军，赋予其主要作战部队第77特混舰队以这样的任务：在消灭敌人所有的海军力量之后，封锁朝鲜的海岸线。朝鲜战争编年表中所记载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地面部队的艰苦战斗，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因为地面部队曾被迫与一个足智多谋、数量上占优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的敌人日以继夜地进行过殊死的战斗。

    但是，美国海军的全体舰上人员以其特有的勇敢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斗。他们沿朝鲜海岸执行封锁任务，不顾一切地从事排除航道中水雷的艰苦而危险的工作，他们还要执行水下爆破任务，这项工作常常要在零度以下的寒冷天气里进行。至于说到飞行员，如果没有他们，这场战争可能在六十天之内就会告终，整个朝鲜也就会落到共产党手中。由于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照片判读人员，飞行人员执行侦察任务受到了影响。但是，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在各种气象条件下昼夜不停地工作，从狭小的跑道或光滑的甲板上起飞作战，因而仍得以在战争之初消灭北朝鲜的空军，摧毁其大部分装甲车辆，并将急需的人员和补给运往最危急的地点。海军控制着航道并防止了任何规模的敌部队由两侧的海岸登陆，同时输送了迅速加强第8集团军所必需的补给品和装备器材。空军则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地面部队才能在朝鲜夺得一个不太稳固的立足点，并能在援军到达之前进行固守。

    由于批准使用的那个团战斗队(一个加强步兵团)无法及时从夏威夷赶到作战地带，麦克阿瑟将军遂命令立即空运一个步兵营到朝鲜应急，命令该营尽可能靠前地与敌人建立接触，并通过迟滞行动争取时间以使更多的部队能运至朝鲜。该营预定飞往当时仍在己方部队手中的水原机场，但是由于为恶劣的天气所耽搁，最后只得降落在釜山机场。他们从釜山出发，沿公路和铁路向前机动，去迎击正在稳步推进的敌人。

    这支部队就是史密斯特遣部队，是根据其指挥官史密斯中校的名字命名的。在那艰苦奋战的几天之中，这是唯一的一支在地面作战的美国部队。这支部队只有五百人：两个步兵连、两个4．2英寸追击炮排(不得不全部作为野战炮兵使用)、一个75毫米无后座力炮组，以及六个2．36英寸火箭筒小队。他们的对手是数量上为他们一百多倍的、装备有T—34式坦克和野战火炮的敌军。史密斯特遣部队没有预备队，没有可击毁装甲很厚的敌坦克的武器，也没有可与敌之榴弹炮相抗衡的武器。(史密斯特遣部队倒是辖有第52野炮营的A连，但是，在向前方机动时该连掉队，七月五日战斗打响时未能赶到。)谈起这一小股装备低劣的部队的情况是令人伤心的：他们过去所受的训练只是为了适应执行守备任务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打仗。他们刚刚失去了在平静的日本所享受的那种悠闲、安逸的生活。在日本，他们吃惯了丰盛佳肴，与女友一起消磨时光，甚至连擦自己的皮鞋也要找人代劳。

    在朝鲜，他们毫无怨言地施着沉重的脚步向前开进，到一些既无掩蔽又无荫蔽的山岗上或污泥齐腿深的、臭气熏天的稻田里去迎接死亡。他们所进行的抵抗看起来也许徒劳无功，毫无希望。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至多不过是在一些高地上坚守阵地，直到敌军几乎完全把他们包围或者自己弹尽粮绝为止。尔后，他们通过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每个居民都可能是敌人的地区实施后撤，并拼命设法在某个地点重新集合部队，进行另一次毫无希望的抵抗。在进行第一次战斗时，特遣部队有些恐慌，显得非常混乱。七月五日上午八时，敌人以三十辆坦克和一支强大的步兵部队向乌山附近发起了进攻。史密斯特遣部队不久便被迫在退却与被歼之间进行抉择。他们坚守阵地，一直打到弹药告专罄才开始有些混乱地撤退。撤退中遭到很大损失。

    在此后的数周之内，部队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战斗的。

    敌人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发起进攻，不断对暴露的两翼进行试探，并且还机动其装甲部队，象对付玩具枪一样对付我们的火力。没有预备队的第24步兵师几乎在不断地与敌人进行战斗。他们有时在行军中就打起盹来，常常是多日吃不上一顿热饭，但是，他们却能顽强地坚持，以争取极其宝贵的时间。七月五日晚，第21步兵团战斗队第l营全体人员投入了战斗，与此同时，第24师剩余部队开始在大田地区建立防御阵地。

    麦克阿瑟将军从一开始就拟制了范围广泛、森罗万象的计划：他打算尽可能靠前地与敌人建立接触；投入他能迅速运送到那里的各种部队，阻止敌人的进攻；直接利用宽阔的汉江这一天然障碍(汉江是朝鲜为数甚少的几条河水很深、难以徒涉的河流)进行抵抗。他准备迅速集结起两个美军师的兵力。这支部队加上南朝鲜军队便足以(根据麦克阿瑟最初的判断)迟滞敌人的进攻，并保证在半岛上保持足够的立足地区。尔后，在获得足够的兵力之后(总司令估计，这要花两个月的时间)，他将首先以两个师组成的军实施一次两栖突击，从而转入进攻，夺占仁川——汉城地区，控制敌交通与补给线，尔后全歼敌军。

    可是，这个计划是在总部了解敌人的实力之前制定的。

    所以，战斗一打响，麦克阿瑟将军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便急剧地增加。汉江几乎没有降低敌人进攻的速度，南岸的南朝鲜步兵在猛烈的、无法回击的炮火打击下很快便士崩瓦解。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了这道天然障碍，开始向南迅猛突击。第24师的前方分队沿汉城至釜山的主要公路和双轨铁路的总轴线主动实施退却。我空军摧毁了敌军大量坦克，杀伤了许多徒步步兵，并且不断地在近距离上阻止敌军前进。但是，在那里与敌人争夺阵地的却只是一个师的残余部队。该师本来就人员不足，已遭受沉重打击，并且在火力上也弱于对方。

    在十七天的艰苦战斗中，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们进行了五次大的迟滞作战行动，后撤了七十英里。七月五日和六日，他们在乌山附近进行了首次阻击；八日，他们又于天安附近再次组织抵抗；十一日，在全义和鸟致院之间的地区作战；尔后，从七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他们沿锦江抗击敌人达三天之久。也许，他们最艰苦的战斗是在大田市及其周围进行的，这次战斗使他们失去了勇敢的指挥官威廉·迪安少将(在那儿被俘)。就是在这个地区，他们冒着街巷两侧房顶上敌人狙击手和自动枪手的火力，经过苦战才穿过了危险的街巷。

    敌人利用坦克突破我军防御之后，常以步兵从两翼对我实施迂回，包围炮兵分队，尔后向后方实施卷击。因此，每个成员(炮手、宪兵、甚至卫生兵)到时都得拿起卡宾枪或步枪仓促建立起环形防御圈，并作好夺路撤至后方的准备。

    在游击队和受过训练的共产党破坏分子袭扰下，我们的补给线不断遭到破坏，后方地区也没有安全保障。这些人都是混在无数难民中渗入我方的。到处是无休止的战斗，无休止的退却，无休止的危险。巡逻兵被派出去寻找同部队失掉联系的人员时常常发现这些人员反剪着双臂死在地上，每个人后脑勺上都有一个枪眼。这段时间，有时大雨如注，有时夏日的骄阳蒸烤着人们的衣服和皮肤，一个个口干舌燥。

    七月二十日，大田弃守。此后不几天，因获得从第？步兵师(现为我留驻日本的全部战斗守备部队)抽调的部分兵力而勉强可以作战的第25师和第1骑兵师，在一百英里宽的战线上的各个地点进入了战斗。这条战线由大田——大邱公路和铁路以西一直延伸到浦项洞以北的日本海海域。第24师伤亡惨重，病苦、疲惫而且肮脏，他们四处寻找喘息的机会，然而希望落空，他们被迅速调至洛东江西部和南部地区，准备在那里阻止敌军对我军南翼实施迂回。

    敌人对我得到加强的防线的压力在继续增大。不久，问题就很清楚：我们必须进一步缩小防御正面，以便形成足够的防御纵深，防止敌人达成突贯。值得庆幸的是，在此关键时刻，又有增援部队在釜山上陆，从而加强了我军前线的力量。陆军第5团战斗队于八月一日由夏威夷赶到朝鲜，第3步兵师于同一天开始在釜山登陆。第二天，第l暂编陆战旅上岸。他们到达的时间几乎分秒不差，因为，当时的情况已十分危急。

    五角大楼的观察员们早就知道一场灾难威胁着南方，因为，通过空中侦察，我们不断得到敌军一支队伍沿西海岸向半岛顶端的马山运动的情况。如果敌军在这个地点达成突破，就可能出现十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整个半岛就要放弃，我们拼凑起来的部队在夺路逃跑的过程中就会遭到血腥屠杀。

    但是，指挥第8集团军的沃尔顿·沃克中将已经宣布，巴丹岛那样的事情决不会重演。七月二十九日晋州陷落之后，在第8集团军的处境仍在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沃克宣布：“决不能再后撤了！我们必须战斗到底！我们要守住这条防线！我们要赢得胜利！”

    他们果然赢得了胜利，这是通过殊死的战斗和出色的机动赢得的胜利。首先，沃克急速以加强后接近战斗编制实力的架子部队来对付最严重的威胁——正在由南面迫近的敌军纵队。这支队伍有可能席卷沃克的整个防线。第25师巧妙、快速地实施机动，从敌军兵力当时还比较薄弱的北面转移到南面，那里，马山——晋州防线正濒于崩溃。

    刚口上陆的第１暂编陆战旅也立即投入到那一地段，从而大大加强了那里的力量。爱德华·克雷格准将指挥的这个旅下辖第5陆战团和第33陆战队航空大队。该旅到达时，实力不足编制数，缺编的单位与第8集团军所属其他部队差不多(一个步兵营只有两个步兵连，而不是三个；炮兵连只有四门炮，而不是六门)。该旅的兵力总共六千五百人，能够在M—26“潘兴”式坦克的支援下加入战斗。这种坦克装备有90毫米火炮，比T—34式坦克强。这支部队使南部转危为安，阻止了敌人的前进。(由于敌人是在夜间行进，我们的飞机在此之前未能降低故人的前进速度。)现在，第8集团军已建立了自己的最后防线，即后来的所谓“釜山环形防御圈”。防御圈是一个三面临敌的宽大防线，保护着连接大邱、马山、釜山、庆州的铁路四边形地区。这个铁路四边形是为我们分散配置的部队提供补给的生命线。为避免这条生命线被敌人切断和遭到炮火袭击，沃克决定尽量扼守洛东江一线，尽管当时敌人已经在洛东江的好几个地点远远地突入江南地区。

    这并不是一条绵亘的防线。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建立一条坚固的防线。这道防线是由一些分散的支撑点组成的。我们的部队可以由这些支撑点向外出击，如同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将军所形容的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扑灭大火”。疲惫不堪的部队没有休息的机会，没有预备队。在六个星期当中，敌人不断向两翼实施强大的突击，同时在中央发起旨在查明薄弱点的试探性进攻。无论何时，拂晓或是午夜，都经常要迅速召集起一切可以抽调出来的人员(譬如，由某师抽调的一个营，从另一师抽调的一个连，从某个其他的部队抽调的五十或一百名士兵)去应讨一些十分危急的情况。一堆火刚被扑灭，不知什么地方又会突然冒出火苗，出现危急情况，又不得不采取零零星屋的办法加以应付。

    参加这次为期六周战斗的部队计有：第8集团军所属四个不满员的师、英军第27旅、南朝鲜军队残存的所有部队(五个师)、第l暂编陆战旅以及陆战队、空军和海军所能提供的所有作战飞机。在进行仁川登陆的准备时，陆战队被抽调了出去。这使沃克陷入缺少兵力和补给的绝境。但是，他还是坚持下去了，这反映出他坚韧不跋的精神和所属部队的勇猛顽强作风。沃克本人象第8集团军的许多军官一样，认为由于总部偏向由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指挥的、正在准备实施仁川登陆的第10军，所以，第8集团军的实力受到了影响。但是，他们没有以实力不足作为向敌人退让的借口。沃克经过艰苦的努力果断地在最需要兵力的地方集中起自己的一点点可怜的兵力。尔后，当估计仁川登陆使敌军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时，他又奋力突出了环形防御围。但是，他那在战斗中已大大损耗的部队由于缺乏应有的器材，根本无法强渡洛东江。虽然，随着仁川登陆的消息传来，我们轰炸了敌人的战线，但是，敌人有好几天似乎并不知道已方部队在北部遭到了痛击。在洛东江一线，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空军的攻击已经“将北朝鲜人民军打得屈膝投降”(这是空军正式史料中的说法)。隔着宽阔的、难以跨越的洛东江天堑与沃克对峙的，仍然是一个军纪严明、装备精良、决心坚定的敌人。

    “我们是后娘养的”，沃克在电话里向总部说(指他们未能得到所需要的工兵器材)，“……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我会因此裹足不前”。他果然没有裹足不前。然而，敌人仍然象仁川登陆之前一样疯狂地在战斗。敌人认为，沃克将军当时根本无法将自己的装甲部队弄到对岸。沃克曾受命于九月十五日发起进攻，由防御圈出击。后来，麦克阿瑟又同意他推迟一天行动，以便在仁川登陆的次日再开始出击。二十一日，沃克仍然未能打开突围之路，敌人毫无撤退的迹象。麦克阿瑟对自己的计划遭受的这一挫折甚为关切，要他的参谋人员着手制定一个短期的速决作战方案——在汉城正南一百英里处、位于西海岸的锦山实施一次登陆。可是，在这个方案的最后阶段尚未制定出来之前，敌人终于表现出无心恋战的迹象。仁川登陆成功了，北朝鲜人民军处于被消灭的危险境地。九月二十三日，艾伦将军通过电话向东京总部说：“肯定要出什么事了。我们已经有一整天没有遭到反击了。”不久，位于最南部的那些很可能被切断退路的敌军部队开始北撤。沃克立即命令实施追击，指示各路纵队置两翼安危于不顾，毫不迟疑地向汉城方向发起猛攻。部队执行了沃克的命令，他们象所有作好战斗港备、终于看到胜利曙光的部队一样全力投入了这次追击。

    九月二十七日，向北卷击的第1骑兵师的士兵们在水原附近与向南突击的美第7师的先头分队会合。口袋终于扎了起来。这时，北朝鲜人民军开始土崩瓦解，数万人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了由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临时建立起来的许多战俘营。

    麦克阿瑟又表现出他那一贯过于乐观的情绪，在没有真正赢得胜利之前就认为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九月二十五日，他和阿尔蒙德将军都宣布，汉城“已再次掌握在我们手中”。可是，第10军所属部队，尤其是陆战师所遇到的情况却不一样。他们在这之后还进行了三天激烈的巷战，战斗人员和居民又遭到一些伤亡。直到九月二十八日，该城的所有残敌才最后肃清。接着，在一次简短而激动人心的庆典上，麦克阿瑟将军正式将朝鲜的都城转交给李总统。

    参加这次作战的所有部队都得到了荣誉，而这次作战的卓越组织者麦克阿瑟将军则获得了特殊的荣誉。在我们军界领导人中，差不多唯有他独具慧眼，看到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做了之后又能得到些什么。但是，随着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许多人的心中更是对史密斯特遣部队堪称英勇的作战行动，当然还有第24师的作战行动，充满了感激之情。史密斯特遣部队是一支装备不足、人数甚少、几乎被人忘却的弱小美国战斗部队，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年轻新兵。正如杜鲁门总统在赞扬他们的抵抗行动时所说的，他们确实“进行了一次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后卫战斗”。总统说，“由于几位杰出的将军指挥的一小批英勇的年轻人能力挽狂澜，我们才得以集结起反突击的兵力。”

    确实，由于我们的空中力量不断给北朝鲜人民军以沉重打击，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抵抗。但是，事情并不象某些正式材料肯定的那样，我认为，粉碎北朝鲜人民军、使我地面部队能比较容易地吃掉他们的真正原因，既不是这种沉重的打击，也不是被一枚地雷炸死的北朝鲜人民军最得力的领导人姜健中将(美国人称之为金空)之死。沿釜山环形防御圈与北朝鲜人民军对抗的士兵们发现，这是一个凶猛、狡诈、残忍和坚决的敌人，他们不得不通过地面战斗来战胜这个敌人。

    第4节

    仁川登陆作战即“铬铁行动”，从发起到整个行动的实施都是一次典型的麦克阿瑟式的作战行动。这次大胆的五千比一的冒险，使我们在朝鲜的部队恢复了主动，没有被敌人赶入大海。当我们这些人差不多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国已处于战争之中时，麦克阿瑟就已经开始拟定这次两栖包围计划了。这次行动集中反映了他整个太平洋战略的特点。按照这一计划，麦克阿瑟将在敌人最难预料的地点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使其腹背受敌。当其他人在考虑如何平安地撤出我们的军队时，麦克阿瑟却在为取得胜利而拟定计划。

    起初，没有多少人支持他。我知道，当他就这一计划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扼要说明时，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他的计划是否可行表示怀疑。有些人直到这次行动的成功既成事实之后才放弃自己的看法。但是，麦克阿瑟将军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他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能言善辩的人。他能很雄辩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以至那些决心反对他的人都能被他争取过来，转而对他表示热情的支持。

    正当我们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经过浴血奋战的军队撤往釜山环形防御圈的时候，正当麦克阿瑟急切地要求给他补充越来越多的兵员和物资的时候，在国内有许多人发出了冷静面又合乎情理的呼声，提醒我们不要把已经缩减的兵力过多地投入到这次行动中去，因为这次行动可能仅仅是一场小规模冲突的序幕，而这场小规模冲突可能又会很快蔓延到欧洲，并且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在其他战区，我们还有比朝鲜更加重要、更便于防御的地点需要保卫，况且，我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兵力可以抽调到朝鲜。在远东地区，我们有一支重要的野战部队：第8集团军。这支占领军实际上并不负有防守朝鲜的任务。为了完成其在日本的占领任务和治安任务，该集团军分散地驻扎在整个日本。它只有很少的几个训练地域；也许，通过在这些地域进行训练，其所属部队能保持战备状态。可是，这些部队助战备训练任务早巳降至次要地位。

    尽管麦克阿瑟告诫说远东确实存在着危险，他还是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断地被削减。第8集团军所属四个步兵师(含第1骑兵师)中的任何一个师，实力都低于规定的中二万二千五百人的临时编制数，即使这个数字也大大低于一万八千九百人的战时满员编制数。每个师都缺少一千五百支步枪和应有的全部90毫米反坦克烟，每师九个步兵营缺少三个，师属炮兵的三个炮连缺少一个，此外，团属坦克连一个也没有。仅第1骑兵师保留有一个建制的中型坦克营。集团军下面没有军部及军部掌握的中型和重型炮兵、工兵以及通信兵等重要的军属部队。

    海军和空军同样不足编制数额。海军的作战舰艇、各型登陆舰艇、扫雷舰艇与器材等都低于规定的数量。空军最初根本没有喷气式战斗机，其他作战飞机和运载部队的飞机亦很少。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空中目视侦察与照相侦察能力均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兵力单薄的状况不只表现在远东地区。在国内，整个总预备队只有被精打细算的人们搞得仅剩下骨架的第3架子师，加上第82空降师。

    这就是遣散军队给我们造成的状况。此外，遣散军队还使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除了那些后备役人员亦即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复员的老兵之外，我们已无处搜寻受过训练的兵员了。这些老兵大都刚刚安顿下来，已经有了他们在整个战争年代梦寐以求的称心工作和家庭。这些人已经流血流汗，备尝艰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都不愿意重返军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再重新吃一次苦头。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是可以理解的。政府也不愿意再征召他们入伍。可是，此外还能到哪里去寻求所需要的人员呢？如果征召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入伍，并使他们具备参加实战的能力，那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可是，眼前的战斗是如此紧迫，以至于不得不把部队空运到前方去。所以，除非让退伍的军人再次服投，否则别无它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急切地要求抽调越来越多的部队投入战斗。开始，他要求上级投入一个团战斗队，后来又估计需要两个齐装满员的师。七月七日，他要求派出四至四个半满员的师并加强一个空降团战斗队和一个由四个中型坦克营组成的装甲群。两天之后，他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还需要马上获得一个“至少由四个师组成并带有全部建制兵种勤务部队的野战集团军”。不难理解，他对五角大楼的上司是很不耐烦的。他的上司们对于把我们当时的全部军事力量用于一个我们并未选择过的也许还是非常次要的战区感到犹豫不决，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更何况这些军事力量当时还没有在那个战区展开。

    对于远东方面请求的兵力是否过大也有人感到怀疑。

    有的人还担心，我们这样地消耗手中现有的军用物资和军事实力，也许花一两年的时间都补充不上。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就是杜鲁门先生的方针(迫切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在我们没有作好准备的被动情况下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被东京的麦克阿瑟完全理解了。因此，决定派总统的特别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专程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谈。拉里．诺斯塔德将军和我奉命随同前往。

    当我们离开华盛顿时，五角大楼内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见，我也有这种意见，反对批准麦克阿瑟抽调第3师的请求。该师实力严重不足，毫无战斗准备，而且、抽调了该师，总预备队就会只剩下唯一一支主力部队：第82空降师。至于说抽调第82空降师，或者为了向麦克阿瑟提供他们所要求的空降团战斗队而削弱该空降师的战斗力，我是准备坚决反对的。但是，正象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还没有获得机会亲身感受麦克阿瑟那很强的说服力、自信心、雄辩的口才以及提出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时那种高超的技巧。

    会议在东京从六日开到八日，这次会议是麦克阿瑟个人的一次胜利。他用了两个半小时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朝鲜问题的总计划以及完成这项计划所必需的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只有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阿尔蒙德将军和我。在他说完之后，他的观点赢得了我们一致的支持。

    通过麦克阿瑟这次出色的解释，以及在我对“铬铁行动”计划亦即仁川登陆计划进行研究之后，我自己的疑虑已大部消除。在乘飞机回国的途中，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和我都同意回国后支持麦克阿瑟的请求，因为其他方案看来危险性太大。

    麦克阿瑟主要论述了在冬季到来并压倒我们之前在南朝鲜迅速取胜的必要性。他指出，朝鲜严酷的冬季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可能会超过进行一次短期战役所造成的战斗减员。他警告我们说，到十一月中旬，大雪和寒风就会向我们袭来。同时，他现在一天要损失一千人，而补充的人数甚至还不能使他的部队保持现有的实力水平。他强调说，如果迟迟不能获胜，还会增加中国和苏联军队进行公开干涉的危险性。但是，为了歼灭在南朝鲜的敌军，必须在九月二十五日发起这次攻势，而且，为能稳操胜券还要以足够的兵力发起这次攻势。否则，在敌人巩固阵地并得到增援之后，我们就会在更加不利的时机进行一场更为困难、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战争。

    当然，我们的远东司令煞费苦心提出的那套详尽而令人信服的论据远不止这些。

    在这次会议的始终，以及在开会前一天我在午餐桌边坐在麦克阿瑟将军身旁所度过的那段时光，都可以明显看出，他是尊重上级、按自己的指挥系统办事、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的，而且也是忠于政府的。

    对此，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在这次会议之后，当我第一次与哈里曼先生和诺斯塔德将军单独在一起时，我曾几乎用同样的话谈到过这种印象。他俩都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哈里曼还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他说：“应当把政治问题和个人考虑撇在一边。我们的政府应当把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一大国宝加以器重，他确实是个国宝。”

    我们回国后都准备做些说服工作，争取尽快满足麦克阿瑟的请求，立即把第3师调拨给他(第3师已得到一定的补充，来自波多黎各区的第65步兵团和当时还在巴拿马的第33步兵团的一个营均已编入该师)。

    我的有关东京会议的笔记(这些笔记从未复制过，至今仍归我个人保存)表明，那是一次内容广泛的坦率的会谈。会谈不仅涉及到当时朝鲜的形势问题，而且涉及到总司令关于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个人打算。好在这些意外情况从未发生过。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负责指挥，“使他们遭受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这将是他们的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将震撼亚洲，可能还会击退共产主义的浪潮”。至于红色中国是否会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他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断言，他这种降伏共产党巨龙的勇士的梦想，是否就是促使他后来不顾后果地向满洲边境进攻的原因。但是我想，这一点确曾促使他幻想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在当时，正如我早先说过的，麦克阿瑟尊重上级的态度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提出自己的方案时丝毫也没有对上级不忠诚的表示。当时，也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那种不同意志的冲突。那种近乎于不服从上级的冲突，后来使这位勇敢的老兵被突然解除了职务。他自信、乐观、骄傲，善于雄辩，无所畏惧——可是，他当时给人的印象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似乎随时准备不讲价钱地去执行上级下达的任何命令。

    至于仁川登陆计划，由于该计划很高明，构思合理，对极细微的问题都考虑得非常周密，因而我立即就对这一计划表示了支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权作出决定；必须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争取过来才能使这次行动计划获得批准。

    对这个计划能否成功表示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才能在仁川取得胜利，那就是要正确地选择时间，要有极好的运气、密切的协同、完全的突然性和极其勇敢的精神。在朝鲜整个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再没有比仁川更难突击的地点了。仁川的天然防御条件使敌对的一方几乎无法从海上接近。退潮时，三十英尺高的潮水在近一英里宽的泥滩上留下一条难以通过的弯曲水道。这块泥滩好象是专为使我们的坦克登陆舰搁浅并使其成为炮兵的目标而形成的。一个在我看来坚不可摧的小岛瞰制着水道。通向港口的唯一接近路水道本身肯定已经布雷，小岛上也一定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此外，登陆作战时间选择在台风季节，狂风很可能把我们的登陆部队吹散，使他们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被消灭掉。

    因此，无怪乎抱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仍坚持怀疑的态度。象詹姆斯·多伊尔海军少将和奥利弗·史密斯陆军少将这些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丰富登陆作战经验的老将都没有对这种方案引起兴趣。不少其他的方案也提了出来，其中包括在东海岸的元山实施登陆，或者在远在仁川以南的群山实施登陆。在群山登陆可以更快地给釜山当面之敌造成压力。但是，麦克阿瑟拒绝采纳所有这些方案，尽管他后来很感谢参谋人员准备了一份在元山登陆的详细计划。

    唯有在仁川登陆才是可行的，因为，只有实施仁川登陆才能给敌人以必要的沉重打击，从而在冬季到来之前将其歼灭——通过这种打击，可以切断敌主要补给线和交通线，井能获得同由釜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会合的机会，消灭夹在登陆部队和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之间的敌军。

    八月中旬，为了审查这个仅仅作为一种设想提出的计划是否可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派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上将去东京会见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全体主要军官包括多伊尔上将和史密斯将军在内都出席了会议。会上，麦克阿瑟将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不仅提出了应当采劝铬铁行动”的理由(他指出，除军事上的好处外，仁川登陆的胜利还能使南朝鲜人收获稻米，并能为解放这个新生国家的首都在精神上产生重要的鼓舞作用)，尤其还表明了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巨大信心。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多伊尔海军上将发言说，这个作战行动至少“不是不可能成功的”。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则感到自已的担忧已不复存在。甚至在所有的人中疑虑最甚的谢尔曼海军上将，按乔伊的说法，“也几乎被说服了”。总司令又花了一天的时间私下与谢尔曼进行了一次长时闯的讨论，终于说服了谢尔曼。在与麦克阿瑟私下讨论之后，谢尔曼说，“但愿我也有同那个人一样的信心。”

    当然，仅仅有信心还是不太够的。现在还必须争取政府的赞同，使其允许我们把整个总预备队拿去孤注一掷。

    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到了。九月十五日(登陆行动开始的日期)只有两小时的涨潮期，超出这段时间，登陆舰艇就会在泥滩上搁浅丧失战斗力；暂编第1陆战旅必须从处境十分危急的釜山撤出来补充第l陆战师；运输舰船不足；这次靠北面采取的包围迂回行动过于深远，不大可能很快解除南部战线的部队受到的压力；一次台风也许正在形成——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几乎肯定能达成突然性，而这又是一切两栖登陆行动必不可少的要素。北朝鲜人决不会料到美国人会于出这种“无法做到、愚蠢透顶的”事情(可笑的是，那一年还没有结束，麦克阿瑟自己也忽视了中国人派遣大量部队越过鸭绿江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指挥官”会干出那种事情)。

    国防部长路易斯·纳翰逊很快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计划。“铬铁行动”这次五千比一的赌博，终于获准付诸实施了。正当釜山环形防御圈里被围困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设法避免近在咫尺的灾难时，战区司令开始了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这次行动将彻底击溃敌人，保证我们对朝鲜的控制。这次行动与一七五九年詹姆斯·沃尔夫在魁北克的突击非常相似，那次突击指向了敌人“以为”不可能遭到进攻的地点。

    “铬铁行动”的第一个步骤是对港湾附近的岛屿进行侦察，这些岛屿控制着狭窄的海峡。九月一日夜间，一位名叫尤金·克拉克的青年海军上尉被送到仁川附近助岛上。他进行了两周的侦察活动，以确定敌人的火炮阵位，测量沿海堤岸的高度。这些活动大部分是在夜暗掩护下进行的。他干得很成功，在九月十五日拂晓前甚至还打开了一座灯塔上的指示灯，引导第一批突击舰船驶入仁川港。

    战斗在破晓时打响了，美军驱逐舰以及英、美的巡洋舰进行了猛烈的轰击。驱逐舰的舰长们在敌人炮口之下勇敢地沿海峡向上行驶。第一项任务是压制月尾岛。这个小岛正好横卧在海峡当中，穿过海峡的所有船只都在其火炮直射距离之内。不过，该岛并未象我们担心的那样已经坚固设防。在我海军的轰击之下，岛上的火炮很快就哑巴了。海军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向小岛的滩头进行了猛烈的扫射。六时半，第5陆战团所属第3营向滩头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粉碎了晕头转向的敌人，并且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占领该岛。此后，岛上配置了火炮，以便支援部队向海堤冲击。陆战队员们在好几处使用梯子登上了比登陆舰船头还要高出四英尺的海堤。在其他地点，则干脆用坦克登陆舰在海堤上撞出缺口，或者由陆战队员用炸药炸开缺口，让冲击部队由这些缺口涌过去。白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巩固阵地。天黑时，第1陆战师的先遣分队终于在滩头阵地站住了脚，作好了抗击敌人反冲击的准备。但是，由于完全达成了突然性并迅速取得了胜利，敌人以后再也没有发起过反冲击。翌日，经过一场激烈的坦克战斗，我们夺取了汉城的金浦机常一天之后，第7步兵师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在仁川上陆，并迅速插向内陆以切断当时还在洛东江一线作战的北朝鲜人民军的主要退路。

    然而，重新夺占汉城的战斗还是很艰苦的。尽管麦克阿瑟报告说该城在二十五日巳中中“掌握在已方部队手中”，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却仍然在冒着敌人的机枪、反坦克炮和狙击手火力进行逐街逐屋的战斗，一直打到二十八日，直到最后一个北朝鲜士兵从熊熊燃烧的掩体中张皇逃走、全城到处硝烟弥漫为止。

    这次作战行动从构思的大胆、制定特种作战计划的才干以及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锐势和艺术，在军事史上都是很突出的。象每次获得重大胜利时一样，仁川登陆的胜利也带来了突如其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预先未充分估计到。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之前，按照惯例，应召集全体主官和参谋人员进行图上兵棋演习。各部队指挥官都应扼要说明如何处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从彻底的失败到重大的胜利都应考虑到。可是这一回，就算预先针对这次了不起的胜利制定过什么计划，那这个计划也是考虑得很不充分的。联合国军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由于这个原因，大量的北朝鲜人民军得以逃走，继续有组织地在北方与我军作战，或者在南方我军战线的后方，以大规模游击战行动坚持战斗。

    华盛顿方面在制定扩张战果的详细行动方案这一问题上，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为了弄清诸如中国人对我们的胜利会有何种反应、俄国人又会作出何种反应等一些难以猜测的问题，华盛顿迟迟没有定下决心。

    大多数参谋人员以及沃克将军本人都认为，当时直属东京总部指挥的第10军在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之后，会转隶第8集团军指挥。这样，第10军可以更有效地实施机动和得到补给。但是，麦克阿瑟却坚持把第10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那种认为第8集团军再度受到轻视、第10军受到偏爱的看法就变得更加强烈了。两支部队之间虽然从未发生过公开表示妒忌的事情或不愿合作的情况，但是他们缺乏密切协同时相互间不可缺少的信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仁川登陆的胜利带来的一个更加微妙的后果，是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

    就连他的上级也好象开始怀疑自己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心提出疑问是否应该了。结果，麦克阿瑟失去了得到坦率而有见识的批评的机会，而每一个指挥官本来是应该获得这种机会的，尤其当他打算在七百英里之外“指挥战争”时。

    许多军事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如果谁能站在自己的上级面前，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自己认为他的计划是错误的，那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浩然之气(我认为，这比匹夫之勇更难能可贵)。这就象乔治·马歇尔将军常说的那样，这个时候正是你“拿自己的职位在冒险”的时候。但是，每一个军事领导人，不论职位高低，为了对那些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的人负责，当他感到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将发生的时候，应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少数人对麦克阿瑟的新决定(在东海岸的元山采取另一次具有麦克阿瑟风格的仁川式登陆作战行动)稍有一些不满。可是，尽管该计划的某些缺陷很明显，很严重，却没有人表示坚决反对。然而，这次作战行动却显然是麦克阿瑟为什么要把第10军置于总部指挥之下的理由。尽管计划本身的问题非常严重，这种直接控制第10军的做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完成在元山登陆的任务，需要从仁川和釜山把第10军的大部分人员运出去(第l陆战师要经仁川拉出去，第7师则要从陆上由铁路和公路进至釜山)，从而在极其紧要的时刻增加铁路和这两个设备不足的港口的负担，严重干扰对第8集团军持续不断的补给。这种补给，第8集团军不久便失掉了，这使他们很恼火(由于撤退堵塞了公路和铁路，甚至连炮弹都不得不空运到汉城)。

    不论在元山实施另一次仁川式的突击有多么好的理由，都比不上迅速封闭针对逃跑的北朝鲜人设下的包围圈重要。在陆上，有一条从汉城至元山的良好公路和一条铁路(诚然，公路和铁路遭受过轰炸)穿过朝鲜半岛一个比较平坦的地区。在仁川上陆的部队本可以沿着这条路线迅速机动，往北尔后往东向元山进击，与沿着东海岸一直向北突进的部队会合。这样便可关上大门，阻止正在迅速逃跑的敌军并使其没有时间重整部队。

    然而，直到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汉城街头的战斗停止前的两天，才开始认真拟制扩张仁川登陆战果的计划。麦克阿瑟要求拟制一个“在陆上追击配合下、以一次新的两栖包围行动歼灭北朝鲜人”的计划。当时提出了两个方案。按照第一个方案，第8集团军应该向北尔后向西北朝敌人首都平壤方向进攻，同时，应实施一次两栖突击，夺占黄海上的重要港口———镇南浦。按照另一个方案，第8集团军应沿汉城——元山走廊地区向北尔后转向冻北实施突击，与此同时，应同样以一次两栖突击进攻元山。沃克将军原以为第10军会由他指挥，因而赞同派第10军迅速由陆上进击元山。但是，事实并不象他所想的那样。

    也有一些人主张从蜂腰部或者说狭窄的部位切断朝鲜半岛，使联合国军占据平壤、元山一线。这种主张从理论上讲似乎完全行得通。然而，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地形情况，后勤专家们就会胆战心惊；那里有许多非常崎岖狭窄的关口要隘，铁路线千转百回且隧道密布(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曾对铁路进行过无休止的轰炸)。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的理由能说明第10军应该由总部直接指挥，那就是在一切补给事务均由在几乎无法通行的陡峭山脉另一边的一位指挥官负责的情况下，要想满足这个军对粮秣、弹药和油料的需求极端困难。

    并没有人否认我们需要有一个象元山这样的港口。有了这样的港口，成千上万吨粮食、弹药和汽油便可以运来满足那些将要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作战的部队的需要。其实，问题的实质是应该从陆上还是由海上接近元山。麦克阿瑟将军赞成由海上实施突击。在场的海军领导人和全部有关的师长都反对实施两栖包围，但却没有人强烈地表示出来。这仅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个人的判断力或预见能力感到怀疑，他刚刚创造了一个军事上的奇迹。那怕他建议由一个营从水面上走到元山大概也会有人愿意试一试的。

    越过三八线全歼朝鲜半岛上敌军的计划当然要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因为这样做牵涉面很大。赤色中国几乎每天都在通过无线电进行威胁，说如果北朝鲜遭受入侵，它就要参战。还有人认为，一旦我们越过这条象征性的界限，也可能会招致苏联的参战。然而，问题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歼灭北朝鲜人民军，而让它爬回庇护所去医治创伤，那么，要不了多久它还会进行入侵的。因此，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杜鲁门政府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进入北朝鲜作战。但是，附带有一个条件。也许正是这个条件才影响了麦克阿瑟，反而使他后来令人费解地拒不承认已有大批中国军队参战。因为，九月二十七日通过无线电授予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的极力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使，那就是“苏联或中共主力部队未进入北朝鲜作战，对方没有决心参战的声明，也没有发出威胁要在朝鲜与我们进行军事较量”。除此之外，国防部长马歇尔告诉麦克阿瑟：“我们希望你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在战术和战略上不会遇到障碍。”

    现在，彻底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它象一只金色的苹果，将代表着麦克阿瑟那光辉军事生涯中的鼎盛功业，已经成功在望，麦克阿瑟是不会迟误或接受别人劝告的。他不顾朦朦胧胧预示着一场灾难的坏兆头，向北猛插过去，追击正在消失的敌人。为了加快进攻速度，他一周又一周地改变着自己的计划。

    第5节

    麦克阿瑟原先那个利用仁川登陆的胜利、分兵两路越过三八线进军的计划倒是十分简单合理。但是，其效果却要取决于天候、地形和中国人的反应这三今未知因素。而且，后来还出现过一些其他的情况，促使总司令将基本计划修改得面目全非，最后使第10军分散地部署在朝鲜的整个崎岖地形上，造成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直接联络，而且极易遭受游击队的骚扰或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所包围。

    至于中国人的干预，麦克阿瑟对他们的威胁简直是置若罔闻，面且，他显然忽略了中国军队已大批越过鸭绿江的最初的明显迹象，或者对这些迹象没有引起重视。他计划赶在季节的前面，在大雪降临之前打到鸭绿江边，结束战争。但是，他没有看到，地形却成了他的敌人，而且，对这个敌人的力量，他根中没有充分估计到。崎岖的地形使左路(西线)和右路（东线)部队无法保持哪怕很脆的联络。

    麦克阿瑟将右翼第10用留归自已直接指挥，而将左翼(或称西段)交给沃克将军及第8集团军。这也许会使人觉得，麦克阿瑟已经预料到，那些无法逾越的山脉和无路可通的峡谷会把部队分隔开来。但是，事实上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他让沃克同时负责所属部队和第10军的后勤补给就是明证。把这个沉重的担子压在沃克身上面又不让他负责对第10军的作战指挥(这种作战指挥不会给沃克增加什么负担)，这实际上只能使人对麦克阿瑟抓住第10军不放的做法更加困惑不解，而且还会增加两位指挥官之间的隔阂。

    最初，计划规定，第8集团军于A日(十月十七日，D日的前三天)沿开城——沙里院——平壤轴线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总的矛头指向平壤。

    第10军第l陆战师定于D日以一次两栖突击夺占元山。尔后，两支部队沿东西轴线实施向心突击。一旦会合，就会封闭半岛，从而切断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于是，这两支部队便可以协调一致地向定州一宁远一兴南一线推进。

    执行该计划有两个明显的障碍。第一，第10军由汉城、仁川地区后撤会使第8集团军无法使用港口和输送设施，从而在数周内得不到补给物资。第二个障碍研究一下地形也很清楚，即两支部队无法沿东西轴线实施进攻以达成会合。我现在仍然认为，合理的打法是，派一个美军师，象第8集团军由釜山环形防御圈出击时那样，携带必需的补给品，置两翼于不顾，由陆路进攻元山，这样，该师就会有夺取元山地区并肃清该地区之敌军的绝好机会，其效果和速度都会比实际采用的打法好得多。当时，相距最近的中共部队仍然在鸭绿江以北。

    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重大事情，促使计划进一步作了修改，那就是几乎被总部制定计划的人们忘却的南朝鲜第l军，甚至在海军还未来得及在布雷区为第l陆战师开辟一条通路之前，就已经派遣所属第3师沿海岸公路急速北上夺取元山了。如果当时有部队由汉城经陆路实施突击并迅速与南朝鲜第3师取得会合，则有可能很快肃清整个这一地区的敌军，北进的行动也会大大提前。

    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并下令执行麦克阿瑟计划才九天，南朝鲜军队便拿下了元山。

    然而，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以后，海军才得以在元山港敌人布设的两千枚水雷中间开辟出一条通道。于是，第l陆战师实施了所谓“非战斗”登陆，亦即未遭抵抗的登陆。这样，南朝鲜第l军便可以脱身开赴北方，去夺取北朝鲜重要的工业区——兴南、威兴联合企业所在地。

    但是，此时，战事的进展已超出原先的计划；于是，又确定了许多新的目标。十月十七日，麦克阿瑟指示以满洲边界线以南四十至六十英里左右的一条线作为新的最终目标。不久，他又指示下属指挥官仅仅把这一目标看作中间目标。尽管国务院规定的方针是不在满洲边界附近使用除南朝鲜部队以外的任何部队，而且，还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中国人一旦派出部队大举越过边界，麦克阿瑟的部队肯定无力在那条遥远曲折战线上坚持下去，可麦克阿瑟仍决心将部队推进到鸭绿江边。用以提供补给的港口大约在八十至一百二十英里之外，其间道路婉蜒曲折、陡峭狭窄，有些地方不过是些羊肠小道。若想把兵力单薄的部队沿这样遥远的战线分散配置，又要使他们不断获得粮食弹药补给，或者让他们坚决顶住一个差不多是依靠本国基地作战的顽强敌人，那么，连麦克阿瑟这样的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当然，如果我们的飞机曾获准摧毁敌满洲基地，这个方案或许能够成功。但是，范登堡将军认为，如果我空军当真接受了这样的任务，那就意味着我空军实力会因自然消耗和战斗损失而消耗掉，从而会使我驻欧部队大约在两年的时间内暴露在敌空军面前。五角大楼决定坚决反对这一行动。麦克阿瑟也知道这一决定。可是他无视五角大楼反对在那样远的前方使用美军的禁令，仍然极力催促部队向满洲边缘推进。

    南朝鲜第l军第3师拿下元山之后，沃克将军飞往那里了解形势，并与那些还属于他指挥的南朝鲜部队取得联系。此时，在沃克的右翼，南朝鲜第2军已经在开城东北方的铁原附近沿着通往元山的道路占领了阵地。沃克赶紧拟定了计划，让该军向元山挺进，同南朝鲜第l军会合，以便一旦夺占平壤就能象最初计划的那样，横贯半岛，将两处海岸连成一气。但是，麦克阿瑟毫不客气地否决了这个计划，并且通知沃克，美海军陆战队一上岸，南朝鲜第l军(南朝鲜王牌军)将从沃克那里抽走，转归美第10军指挥。

    就在这个关头，麦克阿瑟提出了新的目标线，放弃了原定横穿半岛蜂腰部会合的计划。在沃克的部队拿下平壤之后，麦克阿瑟在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之间划定了分界线，并命令所属指挥官把那条“目标线”仅作为“最初目标”。现在，剩下的唯一目标就是边界了。

    十月二十六日，亦即第l陆战师最后在元山登陆的那一天，南朝鲜第2军催促其第6师先遣分队直奔鸭绿江。

    在沃克的左翼，美第24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清川江，正朝着鸭绿江推进，当时距鸭绿江仅七十英里。

    在其他地区，联合国军也在沿多条不同的路线朝鸭绿江运动。他们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保持地面巡逻联络。美策7师最初计划继陆战队之后在元山登陆，后来改为在元山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处的利原登陆。该师于十月二十九日在那里登陆后，继续向鸭绿江边的惠山推进。南朝鲜第1军预定沿海岸公路北上向苏联边境推进。海军陆战队打算沿仅有的一条狭窄道路越过中部高原进抵江界，尔后向鸭绿江边的满浦推进。第3师则留在后面守卫元山—兴南——咸兴地区。

    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一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由冰天雪地的山脊传到东北方向。南朝鲜第6师第7团（最先到达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在遭到一支占绝对优势的中国部队打击后已掉头向南退却。这支中国部队当时就象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以很凶猛的近战几乎全歼该团。根据以后的情况来看，该团大概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闯人了中国军队正在集结、准备由那里发起进攻的地区。中国人当时尚未作好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决心不暴露目标，因此几乎把这支先头部队全部消灭掉。

    十月二十六日，紧靠东部地区，南朝鲜第1军第26师由咸兴向长津运动时，在水洞庭遇到顽强抵抗，抓到十八名俘虏，这些俘虏分属中共第124师的两个团。数天之后，海军陆战队赶来解救南朝鲜部队，遇到并击毁一些中国坦克（这大概是第10军碰到的唯一一批坦克)，并从一个新锐中国师(第126师)抓到一些俘虏。第124师和第126师均属中国第42军。

    可是，整个这段时间，官方报道却显得很乐观。华盛顿被告知，报刊广为传播的两万中共部队进入北朝鲜的消息“未被证实”。十月二十八日，华盛顿获得如下保证：仍然“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人会进行公开的于预。

    两天之后，远东司令部报告说：尽管有报道，它仍然认为，中国第39军和第40军的任何据称已到朝鲜的部队实际上并未越过边界。少数几个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仅仅被当成了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不会马上对联合国军总部产生影响。

    中国人一开始也采取了小心谨慎的试探行动，因为他们显然无法估计美国会作出何种反应——是否会进攻中国本士或者用原子弹对付他们。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或村落进行荫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他们怕做饭的火光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四、五天之后，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

    我们整个部队甚至较低级的军人都对中国人的威胁掉豫以轻心。十月底，驻扎在云山及其周围的部队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典型的例证。云山位于清川江正北、鸭绿江以南约六十英里处。从好几个不同的渠道传来了中国部队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一个朝鲜老百姓报告说：云山西南九英里的一个山谷里有二千名中国人，力图切断该城向南延伸的主要补给线。后来又有一名朝鲜治安队员报告说，在云山西南六英里处发现三千名中国人。十一月一日中午，在城东南八英里处发现敌一支小部队，我空军和炮兵将其击溃，公路上丢下约一百匹死马和数目不详的尸体。后来，我空军观察员报告，发现敌人有大量的队伍在云山北面和南面运动；一次空中突击击中了其中的一支队伍，并且据报告，还在距云山仅九英里曲地方击毁了二十一辆敌运载部队的车辆。当天下午，正在一架L—5型飞机上引导炮兵射击的观察员报告，在距云山不到七英里处的狭窄小路上，“敌步兵两支大队伍正在向南运动”。

    但是，美统帅部仍然不愿承认这些不断增多的证据。

    南朝鲜人早些时候曾抓到过中国俘虏，但是，情报部门的人员对俘虏关于中国进入朝鲜的实力和意图的供述很自然地采取了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个普通的士兵不可能知道这样高级的情报。甚至当第l军情报参谋珀西·汤姆森上校警告刚调到云山的第1骑兵师说他们可能碰上中国部队时，这些人还采取不相信和不在乎的态度。第1骑兵师曾克服敌人的顽强抵抗向平壤推进，并且经过一夜激战拿下了这座城市。从那以后，北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行动似乎已不复存在，只是偶尔有一些旨在阻滞第1骑兵师前进速度的零星行动。其实，第8集团军当时补给不足，无力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而且，他们也不想承认在北朝鲜还会有什么人能够同他们较量一下。计划扼守云山北部和西部阵地的第8骑兵团的参谋机构，也未注意下面的部队以及指派给南朝鲜第l师的美国军事顾问组军官(这些人曾在云山附近与中国人遭遇，但未能把中国人赶走)提供的情况。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由北向南运送的可能只是些准备让北朝鲜人民军接收的增援物资。指挥第l骑兵师的霍巴特·盖伊将军请求允许他将第8骑兵团撤至云山以南数英里的一个阵地上，但遭到第1军司令部的拒绝。对这些令人不安的任何报告感到忧虑的军官，实在少得可怜。

    负责警卫平壤的部队又开始幻想着快乐的驻防生活了。这些人对为在东京举行“回国检阅”而作的安排所流露的关切程度，远在不断传来的中国人干预一事之上。

    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中国人首先攻击了南朝鲜第6步兵师，该师驻防云山以东约十五至三十英里的温井一熙川地区。中国人将该师消灭得如此彻底，以至到十一月一日午后不久，沃克将军便通知美第l军军长弗兰克·米尔伯思将军：南朝鲜第2军已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部队，美第1军右翼也因此暴露给敌人。米尔伯思急速赶到驻扎在云山以南约二十英里处的军隅里的南朝鲜第2军军部。第2军军长说：他已同所属部队完全失去联系，在军隅里附近仅有南朝鲜第7师的三个营还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下午五时许，中国人在迫击炮火力和由卡车上发射的苏制“中秋莎”火箭炮(这次战争中威力很大的新式武器)火力掩护下，开始对防守云山北部的第8骑兵团发动试探性进攻，并在黄昏以后集结了力量，尔后逐步由东向西展开。许多美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军号的啸鸣，这种铜号看上去就象足球赛巡边员用来表示犯规的喇叭，其粗野的音调夹杂着发狂的吹哨声，似乎在通知新的战斗阶段的开始。这至少有助于使许多自认为中国大规模介入是十足的无稽之谈的人清醒过来。

    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不时发生近战，其激烈程度是以往战争中所没有的。午夜之前，不少美军部队发觉弹药几乎告罄。夜间十时，美第l军自脱离釜山环形防御圈以来首次转入了防御。那一夜，扼守云山的第8骑兵团三面受敌。南朝鲜第15步兵团在东面坚守阵地，但在其他三个方向上，美军却面临着中国部队。可是，直到接到撤退的命令，美军才发觉退路巳被切断。一支很强的中国部队在那天中午以前就封锁了主要道路。他们牢牢地控制着阵地，使第5骑兵团为把他们赶走以便前去增援云山的第8骑兵团而发起的多次进攻未能成功。十一月二日凌晨，从云山撤退的部队在主要道路上遭到伏击。结果，那里很快就塞满了毁坏的车辆，坦克乘员和步兵在慌乱中四散奔逃。

    美军部队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施带着伤员，一边战斗一边朝山上转移。一些人绕过路障向东转移，尔后往南进入山中，另一些人干脆隐入黑暗之中向南进发，终于到达了后方。许多人被俘，伤亡人数当时未能立即查清。

    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第3营当时以为西面肯定没有敌人活动。十一月一日下午较晚的时候，有些部队曾发现我方飞机在南面某处我主要补给线附近扫射敌人阵地，但谁也没有介意。部队指挥官接到撤退命令以后，首先撤出了火炮，同时命令第3营掩护骑兵团后撤。第3营配置在南永河上一座桥的北端，以两个班守桥。早晨三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该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干部狠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敌人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摔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的吵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他们在等待撤退信号时睡着了，所以爬出各自的散兵坑就投入了短兵相接的战斗，有时要一对一地将敌人摔倒在地，有时得用手枪的抵近射击来回击对方。部队在该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杀：有的躲在吉普车后；有的跑去帮助同敌人扭打在地的自己人；有的则企图找到适合抵抗的场所，最后，当迫击炮炮弹开始在他们中间开花时，他们便夺路向南，穿过南永河，进入黑暗的山地寻找己方部队去了。他们三五成群(其中许多人还受了伤)，向南面和东面进发；夜愈来愈深，碰到的失散人员也愈来愈多。

    留在河谷里的人集结到一起，分头进入若干孤立的支撑点，其中一些支撑点一直坚持到翌日拂晓才在空军的支援下获得喘息的机会。那一夜，被困在指挥所工事里的二十人有十五人被中国人的手榴弹炸死。天明以后，只剩下六十六名军官和二百名士兵还能战斗。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被过了桥的敌军扔进指挥所的第一枚手榴弹炸成致命伤。在工事周围方圆五百码的环形防御圈内，发现有一百七十名伤员，阵亡人数没有计算。

    冲进去解救第3营剩余人员的努力都白费了。敌人掘壕固守，而我方又没有炮火支援。由于浓烟大雾遮住了目标，空中突击也无法实施。第3营剩余人员虽然进行了殊死搏斗，也无法突破中国人牢固的包围圈。美国人在白天精心挖掘了一个壕沟网，因而能获得并贮备大量补给品和弹药。但是，他们逃出包围圈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最后，一架师的联络飞机空投了一个通知，命令该营在夜暗掩护下撤退。援救部队被迫停止援救行动，第三营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突围了。步兵与坦克部队商定，在环形防御圈内再坚持一夜。但是，猛烈的追击炮火迫使坦克手将坦克开出防御圈，以吸引敌人火力。最后，他们只好决定独自到西南面去寻找安全的地方。事情很清楚，由于每辆坦克都被击中过两三次，它们对步兵已毫无用处。步兵祝愿坦克手们好运气，尔后便缩了回去准备抗击敌人的下一次进攻、中国人在夜暗中以猛烈的追击炮火和步兵进攻袭击了被围部队，被围部队首先将周围无用的车辆点燃，照亮附近地区，尔后撂倒大批冲锋的中国人。中国人以大约四百人的兵力发起六次冲锋，但均被击退。荫蔽在山里的第3营士兵被友邻部队嘈杂的射击声所吸引，也突人防御圈参加了防御战斗。弹药愈来愈少。每次冲锋过后，防御圈里的人就爬出去，越过成堆的中国人的尸体；取回敌人的武器和弹药。指挥所工事有一处被突破，我们的许多伤员被中国人带到射程以外。中国人也不得不爬过他们自己人的成堆尸体去寻找安全的地点。

    天亮了，仍然得不到空中支援。剩下的口粮全都分给了伤员。伤员的现有人数是二百五十人，而能打仗的部队却只有二百人了。十一月四日凌晨，幸存者决定逃出去，让伤员留下来向中国人投降。营的军医克技伦斯·安德森上尉自愿留下来照顾伤员和接洽投降事宜。一个侦察小组发现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由路边壕沟向前延伸，穿过北面的一个树庄，尔后通到一个渡口，于是幸存的人就出发往东去了。没想到中国人进攻前发射的白磷弹为幸存者提供了一些掩护，使他们很快撤离了防御圈，穿过一片开阔地，中国人在那里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彻夜冒着倾盆大雨前进，先是向东向北，最后转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最后眼看就要到达立石村了，那里的己方部队正等待着他们。但是，还未到达己方战线，他们就遭到中国部队的包围，被迫分散逃跑。最后，只有少数人回到我方战线，死伤和被俘人数究竟有多少，未能准确统计。一些被俘人员几天之后又重新逃回团队，一些伤员，包括营长奥蒙德少校，在被俘期间死去，被中国人掩埋了。数周之后，被友好的朝鲜人藏匿的或从看押处逃脱的我方人员，陆续回到我方战线。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释放了二十七人，其中大都是在云山附近被俘的。因此，损失人数最后估计为六百人左右，最初曾担心损失人数会超过一千人。

    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

    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我们在夺回汉城时发觉，中国人并未恣意毁坏我们运到汉城准备用以修复这座遭到轰炸的城市的建筑材料。但是，他们由永登浦向水原推进时，有计划地点燃了沿途村庄的房屋。

    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其中有十二门105毫米榴弹炮、九辆坦克、一百二十五辆以上的卡车和十二门无座力炮。后来弄清，在这次战役中，与南朝鲜第l师和美军第5和第8骑兵团在云山及其附近地区交战的部队，系中国策39军115和116师的大部队以及第347团。打完这一仗，敌人向北撤退了一段距离，这是中国式的打法。而且，到十一月十一日，第5和第7骑兵团克服了轻微的抵抗，在清川江以北建立并掘守了一个纵深浅近的桥头堡。但是，沃克将军很清楚，他的兵力和装备都不足，无法对一个现在看来显然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敌人发起一次持久的攻势。他直截了当地向东京发电，承认遭到敌人“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新锐部队的伏击和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共部队。”

    然而，东京最后的反应却是对沃克未能按计划向前推进感到恼火和焦躁。尽管第l骑兵师深信中国人已大规模参战，总司令仍执意采取乐观态度。他曾提到灾难一事，那是他发电抗议取消轰炸鸭绿江大桥的命令时说的。他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如果跨过鸭绿江，“就会使我军有被最终消灭的危险”。可是，十一月九日，总部又充满了振奋而乐观的情绪。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发电中，总部表示相信，空军有能力阻止敌增援部队越过鸭绿江，联合国部从能够挫败他们目前面临的全部武装抵抗。这就是麦克阿瑟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历提醒的关于中国的干预现在看来已经既成事实的回答。这种人类所共有的对自己讨厌的事实将信将疑或置之不理的弱点，在麦克阿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他自己的情报机构曾估计，中国部队平均每月可以将二十万人送过鸭绿江。麦克阿瑟也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面临着一支新锐部队，这支部队有可能得到大量预备队和足够的补给品的支持”。但是不到两个星期，麦克阿瑟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可以取得彻底胜利，并且肯定，如放弃原定消灭一切在北朝鲜进行抵抗的部队的计划，则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十一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到朝鲜，发出“开始”向鸭绿江进攻的信号。他当时断言，“中国人不会大规模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这就是这次进攻被称为“圣诞节回国攻势”的由来。

    向鸭绿江推进被麦克阿瑟称作“进攻”，面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接敌运动。在未弄清敌人位置以前，在末证实敌人是否真的存在之前，在敌军部队根本就未与你的部队接触之前，你是无法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很多野战部队指挥官都深信，中国的强大部队一定在什么地方埋伏着，而且，有一两位指挥官还对不顾翼侧安全、不与两翼友邻部队取得联络而盲目向前推进的做法是否明智，明显表示怀疑。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不前，而且许多人还表现出总司令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沃克完全应该意识到在清川江以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可是，连他也急急忙忙地向总部保证，一旦获得充足的补给便向前推进，尽管他的种种疑虑，当时根本没有打消。

    五角大楼看到麦克阿瑟把部队分散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高兴的，尤其是在中国大规模干预目前看来非常可能、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可是，在五角大楼同在战场上一样，人们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非同凡响的军界人物。因为，在别人都错了的时候，他往往是正确的。他虽然从未承认有过判断上的错误，但这方面的错误也确实很少。所以，有些人认为，想要劝阻这样一个人，不仅徒劳无功，反面会使他更加固执而狂热地一意孤行，以此来回敬对他的批评。

    五角大楼不久就意识到，麦克阿瑟故意不服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道具体的命令。这道命令是一九五O年九月二十七日下达的，指示总司令不要在与苏联交界的省份或沿满洲边境使用除南朝鲜以外的军队。在最后向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时，麦克阿瑟撤消了不许使用非南朝鲜部队的全部禁令，而且，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他询问时，他却说，他的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后来，柯林斯将军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五角大楼当时是感到担心的，唯恐麦克阿瑟今后还会不服从其他的命令，招致更严重的后果。

    但是，不管麦克阿瑟的上级私下来取何种态度，却无人对麦克阿瑟正式提出反对意见。我说无人，是说除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倒是提出了个人的强烈反对意见，但除此而外，我无权做更多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十二月三日那个阴郁的星期天我那焦躁的情绪。当时，我们正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室，进行着长达数小时之久的冗长讨论，研究在北朝鲜出现的不祥情况。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大部分时间都参加了讨论，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向灾难发展的糟糕事态。然而，责任和权力分明就在这个房间里。于是，我的良心终于战胜了我那谨小慎微的心理。获准发言后，我脱口而出(也许过于直率但却充满了感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我坚持认为，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以及上帝，我们是负疚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应该对士兵的生命负责，停止空谈，付诸行动。可是，从二十个坐在宽大桌子四周的人以及后面绕墙而坐的另外二十个人那里，我所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沉默——但是，我倒是从坐在我后面的一个海军同僚那里收到了一张匆忙写就的“结识你很荣幸”的潦草纸条，我也回了一张表示感激的纸条。

    会散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离开了房间，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留下来商量了片刻。我凑到霍伊特·范登堡跟前。在他还是西点军校学员、我任教官时，我就认识他了。同他谈话，我无须摸棱两可、含混其辞。

    我问道：“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范登堡摇了摇头。

    “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发火了。

    “谁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么，怎么不行？”我大声质问道。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在这种冗长的讨论中，让一己之感情占据上风而无法自持，这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有一次我曾提出，为何不用行动代之以空谈。那一次，我也是除沉默之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总觉得，一个指挥官，对于把生命暂时托付给他的人是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的，就如这些人对指挥官负有同样的责任一样——而且，指挥官的这种责任的部分内容就是保证这些人的生命不至于白白地葬送掉。

    好几位在朝鲜的野战指挥官在向鸭绿江接近时很清楚前面的危险。因此，他们一面继续不拆不扣地服从麦克阿瑟的命令，一面尽力防备灾难的发生。事实上，若不是其中某些指挥官深谋远虑，譬如故意降低前进速度，则后来遭到的失败倒真的会象报纸企图描绘的那种样子——彻底的土崩瓦解。

    沃克将军也许较之其每个同僚更加清楚这样的事实，即在人数上享有巨大优势的中共部队可能就在他和中朝边界之间。其他的人虽则感到不安，但却被如下情况弄得有些乐观：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可是，我们当时的情报并不少。

    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情报相当接近实际情况。我们的错误仍在于对情况的分析而不是对情况的收集。早在十一月十日，总部的情报机构就已经报告，在咸兴以北的高原水库地区集结的中国都队“也许现在就能夺取主动权，向南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进攻，切断兴南北面和东北面的联合国军部队”。

    但是，麦克阿瑟就象曾经在小大霍恩河一带同印地安人作战的卡斯特将军（美国将军，在美国小大霍恩河一带与印地安人作战时被打死）一样，对可能阻止其迅速实现自己目标的情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目标是，消灭最后一批残存的北朝鲜人民军，平定整个半岛。

    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就是第8集团军准备在第10军“抵达一个用以实施包围的关键位置、将北部敌区一切两段”后，达成一次“大规模压缩式包围”，并“合拢老虎钳”。

    为执行麦克阿瑟的命令，沃克将军鼓着勇气，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在此之前，由于缺乏足够的装备和专门的预备队，沃克曾不得不将部队撤至清川江以南。经过整编，部队实力勉强达到可以凑合的水平，沃克这才驱遣部队北上，朝调整线进发。他始终警惕着暴露的右翼，那里的荒凉山地使他根本无法同第10军相互支援。他更不放心的是，在其先头部队与鸭绿江之间可能有一支强大的敌军。一句话，沃克对自己的弱点和敌人的实力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他不敢无视两翼的安全，而象巴顿那样长驱直人。鉴于沃克同麦克阿瑟的关系不佳，我觉得沃克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沃克希望能始终牢牢地控制第8集团军。他的战斗序列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美第1军(含美第24师、英第27旅和南朝鲜第l师)，美第9军(含美第2和第25师、土耳其旅)，南朝鲜第2军（含南朝鲜第6、第7和第8师)以及集团军预备队的第1骑兵师。

    朝鲜半岛向北陡然加宽，这意昧着沃克本来就单薄的部队变得愈加分散，同时也意味着第8集团军与右路第十军之间愈来愈宽的间隙地暴露无遗。所以，活克本来就很危险的暴露的右翼只能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右翼部队完全由南朝鲜第2军组成，这大概是沃克所属部队中最靠不住的部队，因此活克放心不下。此时，沃克正在为他与总部的关系而深感烦恼，这种情绪从他不幸殒命前不久的一些私下谈话中流露出来。在同某报记者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沃克极力解释，他所以在二渡清川江时从容不迫——这曾使他从上级那里招来内容严厉的电文——是因为他想努力为他认为以后可能需要采取的撤退行动做些准备。他深信，这些准备使他挽救了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从而使该集团军可以再度投入战斗。就在这时，沃克对记者说，他相信，由于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的攻击面前后撤，他很快就会被撤消指挥权。

    正对着沃克右翼的是奥利费。史密斯将军指挥的第l陆战师，该师奉命朝江界北部与西北部的朝鲜屋脊和鸭绿江畔的满浦推进。陆战队前进时可选择的唯一道路是一条泥土砾石小径，道路狭窄曲折，蜿蜒于险恶的悬崖峭壁和山岭之间，尔后攀上了同朝鲜其他地区一样荒无人烟的地带。其中有一段叫赴战岭关，绵延十英里长，这段崖路狭窄、可怕，徐徐上升达二千五百英尺，一侧是无法逾越的悬崖，另一侧是万丈深渊。道路尽头长津水库的西南隅是一个叫柳潭里的穷树庆；就在这块满目冰凌、阴冷多风的地方，我方部队险遭掺败。但是，道路还未延伸到柳潭里之前，却艰难地盘旋升高，越过了高达四千英尺的德洞岭，那里的气温同阿拉斯加很相似。

    史密斯将军同沃克一样，对前面的危险很清楚，而且，在开始推进时他就明白，为完成受领的任务所必需的补给和兵员他都没有。因此，在向前运动时，他时刻注意着部队的安全，而不顾第10军军部催促他加速推进的命令。进攻开始之前，史密斯已听说南朝鲜第2军在沃克右翼的德川附近土崩瓦解，尽管他还不知道严重的程度如何。出事地点距史密斯先遣分队的西南面纳七十英里。史密斯的先遣分队是位于柳潭里的第5团战斗队，该战斗队本身距师的第一目标武坪里还有五十五英里远。从柳潭里到德川和武坪里，整个夹在中间的地带荒凉崎岖，几乎无路可行。

    现在，史密斯暴露的右翼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尽管如此，史密斯仍然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而不顾由于自己对敌军兵力的判断和对穿过几乎无法通行的这一地区的路程情况的了解而产生的疑虑。他不无苦衷地向军长报告说：他已将自己的师“集中到一个适合的地区”；已“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施展和守护主要补路线”(仅有一条！)；已经在长津水库南端构筑起一个简易机场，以备空军输送重要装备和后送伤员；已“保证能够始终控制师前进路线上的高地”。后来证实，该师所以能杀出包围圈，实施了美国军事史上十分成功的后撤行动，全在于采取了教科书上规定的预防措施。

    再往右，在朝鲜的东北地区，第7师计划由利原出发，赂鸭绿江边的惠山开进，南朝鲜军队的王牌第l军则计划顺海岸公路往北向苏联边界开进。美第7师师长大卫·巴尔少将象第1陆战师一样，也只有一条陡峭狭窄、婉蜒曲折的道路可循，但未遇到史密斯将军所遇到的那种猛烈的抵抗。在这些部队之间，都是不能通行的山区，这使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进行巡逻联络。

    麦克阿瑟想尽快完成任务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根据已经掌握的敌人实力情况、麦克阿瑟自己的补给情况、地形以麦克阿瑟所属部队分散部署的情况(即使齐装满员，也不应这样部署，何况部队远未达到齐装满员的程度)，很难说他的计划和命令有什么道理。

    这里有一个关于政府的“精打细算的人们”究竟为我们武装部队干了些什么的例子。例子或许并不典型，但至少值得注意。这就是第7师团第17团战头队的状况，这远不是该战斗队人员和补给最少时的状况。一开始，打算将这支部队由海上运至元山——兴南地区，尔后令其向西运动与第8集团军取得联系。无疑，他们过这样就得穿过令人讨厌的荒凉地区和危险莫测的很少几条狭窄的道路，但是，倘若他们只是横穿湃，而不最后遵照命令由西北方向朝鸭绿江运动，情况还不至更坏。第17团战斗队在鲍威尔上校(后来成为美国驻新西兰大使)指挥下于十月二十九日在利原登陆，准备加入向鸭绿江挺进的部队的行列，而全然不顾南朝鲜部队三天前在西北边远地区的鸭绿江边遭到的痛打。第17团的人员穿着皮战靴，但只有少数人有御寒橡胶套鞋，根本没有保暖鞋袜，许多人没有手套，而冬装也普遍告缺。弹药补给似乎还能满足任务需要，尽管后来也有些不足。口粮补给刚能满足要求。团战斗队本身的实力仅为编制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他们的目标是鸭绿江边的惠山，约在一百英里以外，途中也得通过一条遭到破坏的士路。路越升越高，尔后穿过山区。那里唯有低矮的灌木可资荫蔽，由满洲刮来的寒风使气温降至华氏零下32度。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四人组成的小组自告奋勇要在一条湍急的溪流上为他们的营队找到渡河地点。他们冒着严寒，跳进齐腰深的水中，但几乎马上周身都冻上了冰，只好很快把他们送进一顶温暖的帐篷，并被迫用刀把他们全身的衣服砍了下来。

    同第l陆战师后来遇到的抵抗相比，他们还算幸运，遇到的只是微弱的零星抵抗。因此，尽管严寒冻住了车辆，并且在夜间靴内的汗水结冰，尽管部队几乎是不断忍受冬装不足、手指冻伤和口粮不足之苦，他们还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成功地抵达鸭绿江，成为终于到达那条江的唯一美国部队。然而，他们也只有几天的功夫能放眼那无垠的冰天雪地。不久，第10军因各处军情迅速恶化而为该团的安全担忧，遂命该团火速撤退。

    为逃脱罗网而进行的后撤，虽说仓促但并不混乱。该团日夜兼程，并得益于最好的指挥所具有的聪明才智、主动精神和战术素养，因而平安地摆脱了困境，仅受到轻微的损失。有段时间，他们在本地域内夺取一条窄轨铁路，将人员和装备从高地迅速运了下去。还有—次，他们巧妙地利用大战前日本人架设的高架矿斗缆线，运送团的重型装备，从而通过了丛山之中一道十英里宽的峡谷。

    中共小股游击部队对该团的后撤行动进行骚扰，但不断受到陆战队航空兵近距离空中突击的牵制。营长们第一次在作战中可以直接同头顶上嗡嗡作响的航空兵小队通话，及时召唤他们进行定点攻击，阻止敌人集结。中共部队造成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其他地区，这倒是事实。但是，如果不是指挥上的勇敢、老练和灵活，该团或许会因为恶劣的天气和敌人的袭击而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来，他们撤至一个桥头堡地区，只受到比较轻微的伤亡，而且大部分装备都完好无损。

    第1陆战师以及第7师两个营的经历要惨痛得多。但是，这一次还是由于史密斯将军的勇敢指挥和深谋远虑，他们才幸免于彻底瓦解。我已说过，史密斯不顾第l0军的压力，在率部进入长津水库附近的不毛高原的同时，从容不迫地设法保持了后撤路线的畅通与安全。他沿途贮备了弹药、油料和其他补给物资，控制了一切可以控制的高地，修建了后送伤员用的简易机场，并且在对远处的情况有一定把握时才向前推进。一路上，只是间或遇到敌人打了就跑的抵抗。从抓到的俘虏来看，都是中国人中的。按船上救护所医生们的说法，突然出现的严寒较之敌人的火力更加可怕。现在，史密斯探信，敌军在他后撤路上的什么地方埋伏着一支强大曲部队，他觉得自己正在被逼进陷阱。然而，第10军军部在麦克阿瑟的众所周知的愿望驱使下，仍催促他继续朝他的目标——长津水库西岸的一簇泥顶小屋推进。抵达目标已是十一月下旬，朝鲜的严冬已经降临，而中共正如其无线电广播早就威胁的那样，已准备进行最强有力的打击。

    在西线，沿着黄海，第8集团军再次渡过清川江。头两天，他们仅遇到轻微的抵抗。总部的乐观看法好象是对的。但是，沃克仍然坚决反对向边界冒进，果然他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部队又一次凶猛地全力扑向第8集团军。他们首先从右翼攻击南朝鲜第3军，几乎将沃克的右翼部队消灭干净，只几小时的功夫，他们就肃清了残存的南朝鲜部队。尔后，中国部队就没完没了地吹着军号，开始攻击美第2师。在后来的战斗中，美第2师这支英勇的部队一共损失四千多人以及大量火炮、信号器材和工兵器材。唯有保罗·弗里曼上校的第23团战斗队经师长同意向西海岸方向撤退才完整地逃脱。沃克向东京报告，发起进攻的中国人估计有二十万，情况已接近绝望的境地。沃克提醒说，这不是一次反攻，而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知道，联合国军应该往回缩手了。

    第8集团军右翼崩愦的消息，越过花岗岩峭壁和阴郁的山谷传到了东边的第l陆战师。该师正伸展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道路由柳潭里穿过下碣隅里和古土里，一直延伸到南面四十英里外的真兴里。雷蒙德·默里中校的第5陆战团一直作为师的先头部队，在其后跟进的是霍默·利曾伯格上校(后晋升为中将)的第了陆战团。这两个团奉命向西进攻，徒劳地企图解除沃克受到的压力。史密斯指示他们要谨慎小心地向前推进，要提防埋伏。当这两个团向外运动时，遭到埋伏已久的中国人迅猛攻击。此时，因估计到这种牵制性进攻不会有什么结果，默里与利曾伯格未与史密斯商量，并且不顾阿尔蒙德的命令，就自行决定取消进攻，转人防御。

    陆战队对这种打击早有思想准备，因此能够牢牢守住村边的高地。中共第79师和第89师的两个突击营在迫击炮火力支援下发起的进攻，入夜发展成三个中国师的全面强攻，企图压倒两个陆战团。由于是在夜间进攻，中国人得以避开我空军的攻击，并能调遣众多的兵力对付陆战队。

    他们成纵队在狭窄的正面上发起进攻，一进入手榴弹投掷距离，便马上展开队形。陆战队的才智、斗志和优势火力，对于弥补陆战队人数上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仗打得十分艰苦。零下十八度的严寒使许多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无法使用，但大多数伽兰得步枪和勃朗宁机枪没有冻住，仍可射击。早晨二时半，陆战队某排点着了当地一所茅屋，把周围照得通明，因而使进攻的中国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中国人被打垮一批，又冲上一批，越过尸体往上攀援，继续冲锋。

    这一次进攻以及后来对陆战队发起的进攻，向南发展到不少村庄，这是最残酷的战斗。这些进攻使陆战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并未使其愦乱或遭到惨败。在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师长预先贮备了六天的补给，而且飞机还空投了轻武器弹药、武器、药品、口粮甚至还有饮用水。但是，严阵以待的陆战队最为感激的，是工兵一营Ｄ连的勇士们，他们在泛光灯下苦干通宵，在冻土之上辟出了一个简易机场，从而使伤员得以后送。他们在十二小时内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有时不得不中断工作，拿起步枪支援前面远处的地面部队。战斗越演越烈，但压路机照常轰鸣，直到机场修好为止。

    情况万分危急，有九个中国师可以向陆战队突击，因此，阿尔蒙德将军就象几天前催逼史密斯将军加速推进那样，又催促他加快撤退速度。阿尔蒙德将军授权史密斯可以丢弃一切妨碍后撤速度的装备。但是，史密斯不打算扔掉他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他说，后撤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后送伤员的速度。史密斯想杀出一条退路，因此他需要全部装备，况且，他也想将大部分装备带回去。这些打算他都实现了。他把沿途负伤的人用卡车载运出去，只丢下了那些在柳潭里战斗中被打死的人员。撤退以前，为在那里阵亡的八十五名官兵举行了战场葬礼。

    陆战队秩序井然地撤退，后面跟着不少难民。原先有一块平板横过一个水电厂的溢水道悬吊在峭壁之上，下面是无底深渊，现在平板已被中国人毁掉。但史密斯已预见到这种情况，及时让飞机分段空投了一座“踏板桥”，使部队以及压路机等全部人员装备得以通过。来自真兴里的第l陆战师两个连，夺取并扼守着瞰制这一关口的高地，击退了敌人企图切断后撤队伍的所有进攻。

    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当先头部队抵达这条道路最南端的村庄真兴里时，末尾的部队还在北面中英里外的古土里。

    实际上，这次退却还不如说是一次进攻，因为每支部队都必须克服优势之敌，往回杀出一条路，与真兴里的陆战队会合。这意味着，部队需要经常发起进攻，夺取制高点，使敌炮兵无法对沿途撤退的队伍集中火力。在柳潭里曲部队很艰难地回到了长津水库下端的夏古里。陆战队不得不从这里杀出去，到水库冰面上解救第7师“麦克利恩特遣队”的残存人员，这支特遣队被中国人的一次突然袭击切成了两半，几乎被消灭掉。在这里，第23步兵团的小唐·弗思中校荣获了“国会荣誉勋章”，他曾很英勇地解救一个装有五百多伤员的车队，但为此失去了失命。

    在经过古土里和真兴里往回撤的路上，陆战队同一些步兵和少数英国突击队员一起匍匐，攀援，奋力夺路。他们摧毁路障，击退道路两侧的进攻，攻占沿途的山头。陆战队航空兵和第5航空队不断给他们以近距离空中支援，并空投了必需的补给物资。从夏古里简易机场人有四千多名被打伤和严重冻伤的人员被空运到安全的地点。

    十二月十一日，严峻的考验结束了。史密斯将军这支经过战斗考验、冻得半死的坚强队伍仍然斗志昂扬，拥有大部分装备。他们在史密斯的带领下进入兴南附近桥头堡地区的一个环形防御圈；只要有海军和空军的支援，他仍可以在那里一直坚持下去。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第10军和第8集团军指挥官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答应沃克将军，为避免从东面被敌人迂回包围，他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自行撤退。第8集团军已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损失严重，十一月底已宣布失去战斗力，因而撤到了南朝鲜进行整编补充。

    现在，第8集团军已撤过清川江。他们接着又从容不迫、秩序井然地继续向南撤退。十二月五月，沃克放弃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并撤离该地区。中国久已脱离接触，看来不想马上追击。也许这是因为，中国人通常一次向部队提供的补给仅够几天战斗之用。但是，中国人仍保持以每天六英里左右的速度向前推进。他们自己的补给线现在越拉越长，并且毫无疑问，不断引起我虎视眈眈的空军的注意。

    第8集团军正在向三八线撤退，第10军则开始从兴南周围的桥头堡阵地撤退。此时的新闻报道或者至少是要闻简报，给人的印象是联合国军吃了大败仗，而实际上，他们是在绝对优势之敌的不断进攻之下实施了一次了不起的撤退，并且，由于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战斗，尤其是美第l陆战师和第2师，故而损失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路上，部队遭到严重损失，尤其是南朝鲜第2军。

    有些部队几乎大部被歼。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十二月初，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亲自调查在朝鲜的部队时发觉，他们“沉着自信”，第8集团军正出色地按计划撤退，第10军正毫不慌乱地撤离桥头堡地区。

    海军在兴南干得很出色，他们把整个第10军及其装备全部由海上运走。这件事尽管没有作为头条新闻刊登，但是，从敌人领土上撤出十万零五千部队，九万一千名朝鲜难民，一万七千多各类车辆和几十万吨物资，这本身在军事上就是不小的胜利。无法运载的装备和补给物资在岸滩上销毁，所以什么也没有留给敌人。

    另外也应该记住，为了让第8集团军剩余人员通过清川江面在那里担任守卫的美第3师，虽遭重创，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重新在朝鲜中部投入战斗。第l陆战师由朝鲜屋脊往下夺路撤退时，至少遭到六个中国师的沉重打击，但是也在不到三十天的时间就重新投入了战斗。

    尽管如此，这次失败还是严重的，损失也是惨重的，尤其是，这次失败和损失本来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减轻的。现在回过头去说，总司令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失着，这个或那个决定本不应保留，这项或那项命令根本不该下达等等，那是再容易不过了。也有人争辩说，如果麦克阿瑟不被捆住手脚，获准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并轰炸敌满洲的基地，则整个结局也许会比现在好一些。但是，我认为追究责任没有多大益处，除非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在今后避免犯同类错误。

    如前所述，麦克阿瑟急切地要完成受领的亦即他自己请求的任务——消灭半岛上全部敌对的武装力量，这是很好理解的。不应把过多的责任推到他的上级和同僚身上；由于取得了仁川登陆这一辉煌的胜利，这些人不愿意对麦克阿瑟作出的判断乃至拿军队冒险的明显做法提出疑问。

    麦克阿瑟无疑是我们最伟大的将军之一，而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界人物。

    但是，麦克阿瑟身上那种很典型的人类的弱点(这说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半仙）似乎有时显得过于突出了。没有一个军事指挥官是不犯错误的，而且，许多指挥官也许在以往的这个或那个场合犯过使我们民族付出过很大代价的错误——任何无谓的牺牲都是极高的代价，尽管如此，承担犯错误的责任，井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仍然是一个军人的职责。麦克阿瑟却拒绝这样做。可是任何人都清楚，我们的部队所以不顾后果地分散部署在朝鲜全境，主要原因就在于麦克阿瑟对中国人大规模介入的越来越多的证据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

    也许，麦克阿瑟明显采取的如下看法有某些道理。他认为：中国是纸老虎，中国在无线电广播里的警告是讹诈恫吓，甚至少数志愿军的出现也是那种讹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倘若一个人不是被荣誉迷住了心窍，他怎么能对详细的情报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坚持错误的理解呢？实际情况是：抓到了大量显然属于中共军队战斗序列中某些部队的中国俘虏；一个美军团战斗队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一个南朝鲜师几乎被歼灭。麦克阿瑟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补给过于缺乏，即使抵达鸭绿江和图们江也无法抗击已知在那里集结着的大量敌军并守住鸭绿江、图们江一线。这个司令官怎么就看不到这些情况呢？后来有人替他辩解，如果让他放手轰炸满洲基地，他的兵力本来是够用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根本无法肯定。即便如此，可他在进攻开始前就已经知道是不会准许他冒全面战争的危险去轰炸那些基地的。而且，他本来也不难弄清范登堡的观点：如果我们这样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迫使其空军(而且可能还有部分苏俄空军)参战，那么，我方空军就会因战斗损失和自然消耗而削弱到需要两年时间方能恢复的程度。

    在此期间，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的义务也就无法履行了。

    一些评论家已经忘记，某些不成文的协议使我们在朝鲜和日本的机场避免了中国人的攻击，这样，我们才在朝鲜享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权。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庇护所”，否则，朝鲜战争的情况会悲惨得多。

    事实上，朝鲜战争充分说明，幻想单靠空军“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而且，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敌人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

    因此，我们确实摧毁了敌人许多沿途运送的装备和补给物资，而且毋庸置疑，使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在生命财产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是，敌人在地面依旧很强大，而我们又不得不同他们在那里作战，敌部队并未遭到损失，仍然控制着关键的地形地物。

    那些远离战场的人总是想借助海上封锁和饱和轰炸这类省钱、省力的办法解决问题。但是，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海空军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地面战斗才能消灭敌武装力量——当然，用核武器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则另当别论。

    在北朝鲜这样荒凉的国家或者在丛林国家，“卡断”补给线这类事情根本无法做到。而且，在敌士兵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譬如在亚洲，他们将自己的补给和武器背在身上，并且能在夜间运动或者在白天沿空中发现不了的人行小径穿行)，如果认为扔炸弹就可把敌人打败，那是痴心妄想。即使能通过不停的轰炸迫使他们老实一段时间，要想征服他们并使他们屈服，还得在地面上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战斗。

    当然，还有这样一些人，主张在即将出现僵持局面时立即使用核武器，声称要把敌人国土化为灰烬，“迫使敌人回到石器时代”。如果是为了进行报复，或者说为了国家的生存，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是为了最根本的原因而主动使用核武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朝鲜问题上。分析麦克阿瑟无视预示着灾难的各种迹象、坚持向鸭绿江推进的顽固做法时，我不得不认为，这同卡斯特在小大霍思河一带的做法如出一辙，指挥官卡斯特刚愎自用，当时听不进一点意见。说麦克阿瑟不知道存在中国部队或不了解中国部队的能力，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为获准摧毁鸭绿江桥梁和轰炸满洲基地，麦克阿瑟自己就曾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鸭绿江一带的中国部队“很可能使我的部队遭到覆灭”。说麦克阿瑟不了解地形造成的困难，也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地形使我军在北朝鲜被隔离开来的两支部队无法相互支援。尽管麦克阿瑟早先就提议，将朝鲜蜂腰部连成一条巩固的防线，而且，被他置于总部直接指挥之下的第10军一度还打算向西进攻，以解除第8集团军右翼受到的压力，但是，恰恰是麦克阿瑟自己在中国人的介入再也不能否认时争辩说，他无法使第8集团军和第10军横穿北朝鲜达成会合。

    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遭到中国人沉重打击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麦克阿瑟将两军会合，以便封闭两军之间的间隙，并建立一道绵亘的防线。但是，麦克阿瑟坚决反对。他把那些本来完全可以用来反对他向鸭绿江猛冲的全部理由拿来为自己所用。这些理由是：他的部队兵力太少，无法照顾这样宽大的正面；距离拉得太长，无法靠严个港口向两支部队提供补给；将半岛一分为二的太白山脉无法逾越等等。

    十二月三日，他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非马上采取积极的行动(以便支持他的部队或在其他地区箝制敌人)，否则，指望取得胜利“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可以认为，这样不断地消耗下去可能最终会导致毁灭”。某些批评他的人曾私下议论，麦克阿瑟曾希望把我们置于一种只有进攻中国大陆才能挽救局势的境地，以迫使政府同意采取行动。我以为这种猜测是没有道理的。我倾向于认为，由于麦克阿瑟眼看胜利在望，而且认定红色中国是只纸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劝告。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赢得了一场一比五千的赌博。现在，他还想再来一次，不过这次的赌注下得更大一些。

    我以为，最后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就是麦克阿瑟动辄压制批评他的人，斥责他们根本“不懂得东方人的思想”，而他自己在判断敌人意图时，却完全误入歧途。

    当然，我作这些评论有如下的有利条件。我能够回顾并分析一九五O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经过，丽这一点其他人是办不到的。即使在我同少数几个认为部队被危险地分散开来的人都感到不安时，即使在我因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直接向麦克阿瑟下达命令而几乎按捺不住时，我对麦克阿瑟的能力、勇气和卓越的战术素养也还是深表钦佩的。我最初认识他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那时，我是西点军校的一个年轻上尉，他是该校的校长。自那时起，我就很敬佩他的领导能力，他的敏捷的思想和他那立即抓住问题的要害并迅速加以说明、以致反应最迟钝的人也能弄懂的能力。不管麦克阿瑟有什么弱点，他都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伟大的政治家和勇敢的领导者，在命运突然决定我将在朝鲜直接归他指挥时，我为有机会再度与我有幸结识的这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共事而感到高兴。

    第6节

    每一个军人到时候都会懂得，打仗是件需要由个人作出决断的事情。你进行学习，进行各种训练，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会突然肩负这样的重任，就是由你一个人来决定究竟是原地坚持，后撤，还是发起一场置几千名士兵于突然死亡威胁之下的进攻。

    让我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一事来得非常突然。一天，正当我在一位朋友家里呻着威士忌，聊着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朋友告诉我，柯林斯将军(当时任陆军参谋长)有电话找我。柯林斯将军传来的消息把我那天晚上的兴致打消无遗。消息的内容是沃克将军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遇难身亡。根据麦克阿瑟将军早就拟定好的名单顺序(我事先并不知道)，应该由我来接替沃克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

    由于往东方去的旅途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在近午夜时分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把第二天同麦克阿瑟会见时所需要的笔记匆匆归拢到一起便上床就寝。这时，我才感到，在国内的整个工作总算告一段落，才感到自已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对付黑洞洞的对马海峡那一边可能等待着我的一切了。

    翌日上午九时半，我在“第一大厦”的总司令办公室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在座的只有道尔·希凯，在“突出部战役”的初期，他曾经英勇地指挥过我那个军的第3装甲师“希凯特遣部队”。希凯热情地参加会见使我感到高兴，但是，我的全部注意力却集中在戏剧性的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身上。不用说，我从担任西点军校的教官起就认识麦克阿瑟。但是，我仍旧象每一个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一样，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他那强烈的个性。能够同他一起坐下来商量问题，这种事是很少有人能够碰得上的。麦克阿瑟还是位了不起的演员，具有演员演戏的天资——在语气上和姿态上都可以这样说。可是，他的解说和分析是那样地明确、深刻，所以，抓住听众的是他的思想、见解，而不是他的仪表、风度。

    我的记录证明，那天上午的谈话详细、具体，坦率而明白，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在我到达此地的数星期之前，麦克阿瑟曾通知过陆军部，他当时的计划是“依托多道阵地向釜山地区撤退”。但是，同我见面之后，他却立即指示，“依托你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坚守住的最前方的阵地”，尽可能靠前地坚持下去。我必须尽量长久地坚守汉城，这主要是出诸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是，如果该城变成了避难所，则再无坚守之必要。坚守汉城、抗击敌人一次全面进攻的可能性当时已不复存在，可是我那时并不知道。

    麦克阿瑟对我说，美军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我不久就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还说，部队对预防严寒的气候不够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在这次会见中竭力贬低战术空军的支援作用。他直言不讳地说，战术空军不能孤立战场，无法阻止敌人源源不断地输送部队和补给品。我以为，这大概是某些现役军官以及他们的文职上司们仍须记住的教训。

    在这次会见中，麦克阿瑟最担心的好象是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当时在战场上处于一种他所说的“无所事事”的状况，而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寻求出路。他说，“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地位”。

    他指出，共产党中国南部的大门敞开着，在福摩萨的部队如果发起进攻，会大大减轻我们在朝鲜的部队的压力。

    他告诉我，他曾经建议发动这样一场进攻，但是华盛顿未予同意。不过，在谈及此事时，他根本没有说过批评华盛顿的话语，也没有流露出丝毫批评的味道。在他来说，那不过是上级的决定，而他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了这项决定。

    他特别告诫我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他提醒我说：“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沃克曾报告，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中国的整个军事机器都投入了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在谈到自己的目标时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使敌人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失败，从而保住南朝鲜并使其得到巩固”。

    最后，麦克阿瑟对我说，“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要自己做出判断。我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我对你是完全放心的。

    接着，轮到我来提一些问题了。但是，我准备的问题麦克阿瑟大部分都已经谈到，只剩下几个问题还需要问一下。如果发生苏联参战这种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麦克阿瑟会命令第8集团军采取何种行动？他说，那样，他将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即使这样做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接着又问，他是否认为，万一敌人继续南进，南朝鲜人有背叛的危险。他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显然存在着这种危险，不过，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危险。我建议，如果再采取任何重大的后撤行动，我们应当努力打消南朝鲜人的疑虑，使他们相信，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麦克阿瑟表示同意我的建议。最后，我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发觉战局于我有利，你是否反对我发起进攻？”他的如下回答使我深受鼓舞，十分满意：“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于吧。”

    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同有关的人员坐在一起，由他们交待我面临的任务的细节情况，并且回答我需要了解的、有关整个部队状况的主要问题。多伊尔·希凯把总部各参谋部门的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在一张桌子旁边等着我。

    在座的还有驻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技特迈耶中将。不到中午，我头脑里就装满了我所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复和他们认为我所需要的全部情报资料。中午十二时，我已经动身前往羽田机场，准备乘飞机到朝鲜去。那天下午四时，我走下了飞机，踏上了大丘的停机坪，在冬季的灿烂阳光下微微有些打颤。

    我向前来迎接我的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少将打招呼问好。

    在离开东京以前，我拟就了两份电报，那是发给第8集团军的。第一份在东京就发出了，内容仅限于表达我对沃克将军的景仰之情，对于他的死我深感痛惜。第二份电报打算一到达朝鲜就发出去，仅限于通知我即刻便要担负起指挥的责任。

    到达朝鲜的当天，有好几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有不少琐碎的事务需要考虑，此外，还有一些电报需要发出。

    在此之后，我决定亲自视察一下部队，以弄清究竟需要多久我们才能尽快恢复进攻态势。但是，在视察部队之前，我就得设法使我们的南朝鲜陆军盟友相信，我们是不会突然撤离朝鲜而让他们去单独对付共产党的、。

    我必须立即对莫西奥大使和李承晚总统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以借机同他们磋商后撤行动所带来的问题。莫西奥大使也一直在为我们新近采取的后撤行动对南朝鲜官方产生的影响而感到十分担忧。因此，在我拜访李承晚时，我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位坚定的斗士相信，我到朝鲜来不是为了带领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他很冷淡地同我打了招呼，但我立刻伸出手去说：“见到您很高兴，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下来的。”我说这些话完全发自内心，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些客套话。

    这位老先生似乎一直在期待着的就是我的这么一句话。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象“东方的”太阳一样温暖的笑容。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双手握住了我伸出的手。接着，他领着我去见他可爱的妻子。我一边同他们亲热地喝着茶，一边竭力使李承晚相信，我们决不撤离朝鲜半岛，而且，一旦集结好部队，述要转入反攻。

    早些时候，我曾与美国陆军的两位军长弗兰克·米尔本将军和约翰·库尔特将军以及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威廉·科利尔上校一起进行过一次讨论。在这次会上，我所关心的问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提高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

    因为，我决心一旦实力允许便立即恢复攻势。我们讨论了反坦克地雷与防步兵地雷的使用问题；充分运用探照灯实施战场照明的问题；改善军与军之间尤其是第9军与其右翼的南朝鲜第3军之间的横向通信联络问题；可供使用的架桥器材问题；以及坚守汉江以北由两个师占领的桥头堡的问题。我说，我希望美国这两个军之间能尽量做到协调一致地拟制计划和采取行动。

    但是，第8集团军在恢复进攻态势之前，首先需要恢复斗志，恢复自尊心，要信任自己的领导，要树立完成任务的信心。这些情况靠第二手资料是无法掌握的。因此，我决计立即到前线巡视一下，同前进指挥所里的野战指挥官见见面，聊一聊，凭着自己的眼睛和感觉估计一下第8集团军的斗志。斗志不象某些事情，很难用语言来向你描述或阐述。不过，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官却可以凭着自己的各种感官，透过前线士兵的姿势、举止、言谈乃至一举一动感觉到它的存在。

    在同莫西奥大使(通过接触，他的勇气和才干使我深感钦佩)一起仔细研究作战形势时，我发觉，我们的右翼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突击的威胁之下，敌人可以穿过原州向南突击，尔后转向西南方向，切断我通往釜山的“主要补给线”和铁路线。我知道，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遭到重创之后尚未恢复元气。但是，形势十分紧迫，我不得不命令该师立即开往原州，封锁通向我右后方的接近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们只是比敌人稍稍抢先了一步，及时阻止了敌人的突进)。然而，除此而外，在后来的好几天中，我还忙于调查第8集团军进攻的准备情况。

    我借助一架轻型飞机、一架直升机和一辆吉普车会见了美第l军、英第29旅、美第25师、美第27步兵团以及南朝鲜第l师的指挥官。不出两天，我便会见了各军军长和除南朝鲜首都师之外的各师师长(首都师当时远在平静的东海岸地区)，并且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的看法。他们认为，我军此时无论实施何种进攻都会归于失败，而且，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我也发觉，部队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说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实施我一直计划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他们依然具有很大的勇气，随时准备接受我交给他们的一切任务。但是，部队过于瞻前顾后，这里看不到一支信心十足、决心取胜的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热情、活力和朝气。在乘坐吉普车巡视前方地域时遇到的第一名宪兵的那副样子，使我深感这支部队与我以往所了解的在欧洲作战的部队大相径庭。这个宪兵的姿态、举止都很正常，无论怎么说都很正常，但是在精神面貌上却有些反常。那种敬礼时特有的麻利劲，那种机敏、泼辣的言谈举止，那种咧嘴而笑时很自信的表情，这一切都不见了。我始终认为，这种精神面貌一直是经受战火锻炼的美国士兵所特有的标志。

    我沿途遇到了一些士兵，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听取了他们的不满意见。从他们的身上我也深源感到，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领导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已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要想使这支军队恢复斗志显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工作我是可以立即着手进行的。我听着他们抱怨(他们发牢骚时没有情绪高昂的得胜之师所惯用的那种忿激的腔调，而是带有一种不满的、犹豫不定的语调)：食品供应经常不足，有时不能按时送达而且不热；往家里写信没有信笺；服装不适合这里的气候条件。这些问题我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我让直升机送来了信笺；命令将厨房挪到部队附近，以便大量供应热餐。而且，还要求提高口粮的标准和质量。

    (当地食品严禁部队食用，因为，有许多食品很容易使那些还不适应当地饮食的人罹患肠胃玻)我亲眼看到许多部队没有手套，他们的双手在十二月凛例的寒风中冻得通红、皲裂。我从切身的体会中知道，遗忘一只手套或者射击时将手套扔在一旁再也找不到的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在欧洲作战时，我有一个习惯，到部队巡视总是在吉普车中额外捎带一些手套，以便送给路上遇到的、缺少手套的人员。

    于是，我立即采取措施，发放了足够数量的手套，以保护作战人员的双手。

    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应当指出，编有三个师［第３师、第７师和第１陆战师］的第10军当时还示纳入第8集团军的编成）。军士以上的指挥人员都好象很冷淡，不愿回答我的问题，即使想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牢骚意见也不容易。他们闷闷不乐地提供着情况，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情绪高昂的部队所具有的那股机敏劲。他们的精神面貌不禁使我联想到了一个英军中尉。那个中尉认出我吉普车上的军阶标志后，从一座小山丘上一溜小跑地下来欢迎我。

    他很精神地敬了礼，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军衔和所属部队。

    听说英国旅只有为数甚少的一点人马防守着前线的一个宽大的地段，而且，几乎每隔一小时中国军队就要发动一次进攻，于是，我便问他对这种形势是怎么看的。

    “非常好，先生”。他立即回答，接着又令人愉快地笑着补充说，“不过，我们这儿就是有点太通风了。”“通风”一词便是他对形势的概括，因为，战线上有许多宽大的间隙地完全可以让一支军队成连横队通过。

    然而，我不能责备我们的部队，他们表现出那样的精神状态是有其原因的。他们在兵力极其不足、武器严重缺乏、服装和食品不够的情况下被派到了这个不幸的国家，分散地配置在一个过于宽大的地域内，无法构成有效的战线。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来到朝鲜，打算让他们干些什么，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说我们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人们似乎忘记了军队的首要目标——随时准备有效地作战。由于削减军费，我们的武装部队落到了无法有效作战的地步。可是，我们却让他们用陈旧过时的武器去对材敌人现代化的装甲部，让他们穿着在美国只适合秋季作战的服装到近似北极气候条件的天地里去作战。

    我多次发觉部队缺乏领导的现象很严重，并为此而大声疾呼过。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我们的部队不久便在火力上压倒了敌人，并在空域和周围海域占了上风)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士兵们的过错，而应归咎于政府当局的最高决策人物。我在指出这些问题时恐怕有许多话讲得不很客气。

    我实际上是想告诉野战指挥官们，他们的步兵老祖宗倘若真能看到这支军队目前的状况是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这支军队是这样地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意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愿意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谈到通信联络，我要指挥官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祖辈的一些老办法——在无法进行无线电通信和有线通信时，就利用传令兵来送信；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烟幕信号这种联络手段。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无法横贯整个半岛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可是，我却不明白，这些部队为什么相互间不进行支援，如师与师之间，军与军之间。

    我们装备的榴弹炮射程达数英里之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可以向友邻部队提供相当大的支援，尤其是翼侧部队之间完全可以连成一气，以便在必要情况下相互提供一定的炮火支援。

    不错，敌人通常在夜间轻装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于这里的气候条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能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中车、骡马甚至骆驼等运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

    这些运输手段不少是中国人从国内带来的。他们也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地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变得对公路这样地依赖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愿意放弃舒适的条件，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提醒野战指挥官，我们可以进山搜寻敌人并将其箝制在阵地上。我一再向他们提起陆军的这样一句古老的口号：“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

    在我放弃了立即转入进攻的打算之后，当务之急便成了做好准备，以对付中国几乎肯定要在元旦发起的攻势。

    我们原以为这次攻势会在圣诞节发起，结果至今尚未开始。

    中国军队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们的装甲部队现在比他们强多了，而且不用说，我们还握有制空权。我们防兵力不足，无法阻止敌人的夜间进攻。但是，我们采取如下办法曾获得一次很好的机会，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这个办法是，在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昼间，则以步坦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因此，我极力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占领一系列有利的高地，而且，为诱使敌人在夜间实施突破还要适当配置部队。

    这样，我们便能依靠优势的炮火支援和空中火力支援在昼间将敌人消灭。

    我很清楚，我们将被迫放弃一些阵地。但是，我希望部队能在周密地勘察并精心构筑后方阵地之后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在这个问题上，李总统派给我的当地劳工大队帮了大忙，他们构筑了供我们后撤时占领的阵地。

    我还知道，为了使部队恢复斗志，必须让部队明白指挥人员对他们的安全是关心的，不会用他们的生命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丢下被敌人切断的部队不管。所以，我极力向军长、师长说明：不允许丢下任何部队让敌人压垮和消灭；要奋力解救被切断的部队，除非主要指挥官本人通过分析认为，解救这些部队会损失同样多的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

    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所采取的做法。我听说，某军长在给一位师长的指示中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某个阵地。于是，我命令马上把这段话勾销。只有集团军司令本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我对他们说，除非我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的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我决不下达死守阵地的命令。

    军长和师长们对于我的有关配置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昼间实施反冲击的指示还是遵照执行的，但是，我发觉他们助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我们失掉了许多重创敌军的好机会。我知道，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失败情绪，但是，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十二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在中国的新年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满洲的基地；不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我从不认为敌人能把我们赶出朝鲜，也不同意从朝鲜撤退。当然，我是随时准备遵照上面的命令将这支军队带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过“三八”线。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决定，都应尽量提前作出。这样，如果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准备，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队顺利地由港口运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决定实施预先毫无计划的撤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没有时间搜集足够的船只尽快将部队顺利转移出去；无法预先周密地部署防御圈；无法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动。如果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并过早地泄露出去，甚至仅仅出现有关这种决定的谣言，这会对南朝鲜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强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严防走漏风声。

    此外，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即如何来安置南朝鲜的军队、地方官员以及战俘。我们决不可将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又很差的南朝鲜士兵(在以往的艰苦岁月中，他们一直很英勇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李总统及其政府弃置不顾，丢给虎视耽既的敌人。我们只能坚决履行我们的义务，保障这些人员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全体人员的安全，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当时估计，这一类人员的总数接近一百二十万，并且就此向上面作了汇报。

    战俘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要撤退，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我还没有现成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就得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还必须强调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为了看管这些战俘，我们要派出很多的部队，并且要为战俘拨出大量的食品和物资。

    这个问题以后究竟会棘手到何种程度，我那时当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撤出朝鲜的问题很快就定了下来。

    杜鲁门总统以其一贯具有的洞察力做出决定：只有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军才撤离朝鲜半岛。他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迫不得已时，可以自行将部队撤出朝鲜，以便确保部队的安全，或者完成其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们仍须做好实施远距离后退的准备，我们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关于敌人的实力情况，我们此时了解得仍然不够。敌人每天都在广播上吹嘘，决心要把我们赶人大海。这一回，我不想组织临时性的防御圈，也不想组织间隙很多的防御。所以，我指定加里森·戴维森准将(后晋升为中将和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获得将军军衔之前曾是工兵军官)在遥远的南面设置一道防线，以保卫釜山港地区。于是，戴维森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朝鲜劳工，开始规划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地域，构筑大部分堑壕体系，选择炮兵阵地，甚至还设置铁丝网。我乘坐飞机由低空沿着选定的防线走向飞过，感到很满意。因为，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占领这一防御地域，我们将可以在这里牢固地坚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检查该地区工作情况的几周之后，我再次乘飞机飞越“戴维森防线”，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和效率绘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未占领过这些位于我们后方大约二百英里处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检验过这些工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说这项工作没有起到丝毫作用。附近贫困的农夫几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为自己垒墙、垫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铁丝网，对于他们，这些铁丝网就象市场上任何畅销的商品一样，是很宝贵的东西。

    在中国军队的进攻迫使我们撤过汉江之后，前面提到的大部分问题才引起我的重视。在我担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的最初日子里，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敌人即将发起的这次攻势上。不出所料，在进行大规模炮火准备之后，敌人中除夕这天伴随着刺耳的中国军号声、用不堪入耳的蹩脚英语尖声威胁着发起了进攻。这一通宵送交给我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敌人的这次进攻动用了很大的兵力，我们大概无法抵御。好在我们的后方阵地已经设置就绪，所以，我此时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就是通过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

    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追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我连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愦逃，那是枉费心机。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

    于是，我跳下吉普，站到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停下。另一头的几辆卡车没有减速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南朝鲜军官的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了。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深远的后方设立许多哨卡，由我们自己的宪兵在军官带领下在那里值勤，以恢复对部队的控制。这种办法果然发挥了作用。混乱不堪的队伍重新编成了许多分队，装备了武器，补充了口粮，并且在各自的指挥宫带领下派往新的防御地段。此后，这些人大都象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大多数勇敢士兵一样，仗打得很好。（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南朝鲜部队被敌人的坦克吓跑了，但我丝毫也不责怪这些未经考验的部队。很少有什么东西乍看上去能比敌人坦克更吓人的了。坦克的炮口冒着硝烟，似乎正对着你的脑袋。它轰轰隆隆地越过了一切障碍想要追上你，把你消灭掉。我甚至还见到过美军部队在坦克轰鸣着向他们迫近时吓得丢掉步枪、逃进树林的情景——这还是在己方领土上举行演习时发生的事情，而且，坦克使用的只是些空包弹。)美第19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友邻的南朝鲜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了无秩序的退却。那天上午，我在师的伤员后送站找这个营的一些伤员谈了话，发觉他们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伤势不太严重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重返部队的迫切心情。问题很清楚，要想使部队鼓起所需要的斗志，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完成。

    总的说来，第8集团军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几乎带上了全部的武器装备。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在我们的背后，是无法徒涉的汉江。江面上充塞着大块大块的浮冰，有可能把我们仅有的两座浮桥冲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汉城以北某处江面仍未消退的汹涌潮水波及这里的冰块，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十多万联合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连同他们的全部重装备(包括英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和美国的8英寸榴弹饱)拥挤在汉江北岸的一个狭小的桥头堡内。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的问题是，有可能很快出现这种情况，即数千名惊慌失措的难民会冲倒我们的守桥警卫，令人绝望地将桥梁阻塞——而敌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护，果断地将其阵地向前推移，便能很快将我渡口置于其射程之内。

    在与美军的两位军长、南朝鲜陆军参谋长和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研究讨论之后，我们发觉，如果敌军一面对我实施正面进攻，一面对我敞开的东部侧翼(这里的南朝鲜军队已仓皇逃走)实施深远包围，就会使我全军处中危险的境地。我还找不到充分的根据证明部队能守住各自的阵地，即使下达死命令他们也未必能坚守得佐。因此，一月三日，我要求我国驻朝鲜大使通知李总统：我们要再次撤离汉城，由前进阵地实施的撤退行动即将开始。

    我还通知我国大使和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自下中三时起，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车辆必须于下午三时以前撤离汉城，三点以后，民间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

    当然，发布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为人所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贯彻这道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我同意加强一般性的宪兵交通管制。我对第l骑兵师师长助理、查尔斯·帕尔默准将(后晋升为将军)很信任，让他亲自在大桥一带全权负责交通管制，以我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第8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如果让数十万胆战心惊的难民离开通往安全地带的唯一公路和桥梁，他们究竟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是无从预料的。因此，我特别命令帕尔默准将，要他指示手下的宪兵，如果难民拒绝离开公路，就向他们的头顶上方鸣枪；如果还不能阻止潮涌般的人群，就要诉诸最后手段，直接向不听招呼的人开枪射击。

    朝鲜人是个温驯的民族，早就学会了适应艰苦的条件。

    他们默默地服从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队去吓唬他们一下都毫无必要了。

    我留在现场，在主桥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观看着由徒步士兵、卡车、坦克、自行火炮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组成的漫长的队伍缓缓通过。当庞大的8英寸榴弹炮和“百人队长”式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咙上；浮桥深源地陷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悬在那里。我知道，拥有战斗装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重量超过了这座桥规定的负载能力。但是，浮桥还是经佐了坦克的重量，最后一辆沉重的坦克总算顺利地开到了南岸。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乘坐吉普车过了桥，挤进各色各样的车辆之中，朝着设在永登浦的只打算过一夜的临时指挥所进发。此时，在我的背后，耐心等待的成群难民象古老传说中的一只苏醒过来的野兽一样动弹起来。

    武器装备完好无损的第8集团军在汉江以南有了实施机动的余地，他们占领了坚固的防御阵地。集团军所属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个军(美第10军此时尚在南面集结兵力)和两个南朝鲜军，依托有利地形扼守着一道防线。不久，第10军便可加入战斗。美第1陆战师和第2、第3、第7师也将齐装满员地重返前线，随时准备给一切敢于继续推进之敌以严厉的惩罚。

    但是，在转入进攻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还要克服薄弱环节，总结教训，纠正错误的做法，以及恢复部队的自尊心。设在东京的总部、美国国内的整个军事机构以及设在日本的后勤支援司令部，现在都在十分紧张地工作，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强，我们的部队也开始为训练有素的士兵所充实。

    口粮的标准和质量有了提高。战地内科和外科医疗条件达到了第一流水平，成为所有军队中最好的战地内外科医疗。

    经过选拔的优秀军官接替了营、团指挥职务，不久便克服了我们在训练上存在的基本弱点。

    当我接管第8集团军的时候，集团军前进指挥所由于在当时来说很合理的原因而设在最西侧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挥所则位于交战地区后方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作为直接指挥战斗的指挥所是不应当设在大城市的大楼内助，这种地点容易从身体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员与部队人员隔离开来。上级司令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会因此而很难同他们所服务的部队打成一片。结果，上级机关与部队之间也就无法做到相互尊重与信任；而这种尊重与信任则是军事上取胜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被迫撤出汉城以后的头几个星期，我把随同我行动的前进指挥组的人数压缩到最少的程度。这些人中有我的两位杰出的助手：一位是沃尔特·温顿，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后来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职期间，我们都曾一道共事；一位是乔·戴尔，他已在我之先到达朝鲜，我深感幸运。再就是我的一个勤务兵、一个专车司机以及一个无线电吉普车司机兼报务员。我知道，第l军的米尔本将军对集团军司令始终碍手碍脚地呆在身边是不会感到高兴和舒服的。但是，我认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的小小的指挥组最好还是同他的前进指挥所一起宿营。米尔本将军对我们还是宽宏大量的。采用了这种办法，我们便无须再从兵力本来就十分不足的战斗部队抽调任何人员了，我们可以省去警卫人员和炊事人员，还可以随时使用军的通信手段和情报网。

    在我那天下午看着最后一辆“百人队长”式坦克冒险缓缓开过汉江约六星期之后，我们已经将电话和其他通信器材全部安装就绪，而且，我还在骊州一座光秃秃的绝壁之上开设了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其位置大约在朝鲜半岛西海岸至东海岸之间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处于美第9军的后方，介于西部美第l军的前进指挥所与东部美第10军的前进指挥所正中央，当时，两军处在一条直线上。在我后来指挥第8集团军的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简单。我们拥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队都有，只有很少一点东西才是那些与敌人实际接触的部队才有的。我们有两顶8×12英尺的帐篷，两顶帐篷头尾相连，形成了两间一套的房子。一顶帐篷里放着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张小桌子、一把折叠椅、一个洗脸盆以及一只小的汽油取暖炉，我在吉普车上颠簸一天之后，常常靠这只小炉子舒服一下冻得半僵的手脚。另一顶帐篷里也放着一张小桌子，小桌边上紧靠着两把折叠椅，桌上放着的胶合板托着一张高质量的作战地域地形图，这是美军工程兵的陆军制图局为我准备的一个无价之宝。

    在一个被战争搞得疮痍满目的国家，集团军前进指挥所设立的地点就其位置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我们的帐篷曾经架设在光秃秃的汉江堤岸上，下面是快要干涸的河床；在飞机声和枪炮声沉寂下来之后，只能听到活泼的小动物发出的声响。那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附近也没有村庄向空气中散发腐烂的卷心菜和人粪的浓重怪味。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研究地图，审阅报告，同助手们一道全神贯注地研究作战计划，以及努力设法改善士兵们的处境，提高他们的斗志。在河滩宽大的沙砾凸出部，我们不久便修筑了一个轻型飞机简易机常后来，工兵又扩建这个机场，以便使我的四引擎B—17型飞机能够在这里着陆，载着我作较长距离的飞行，如飞往设在大丘的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所(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的整个阶段，基本指挥所一直设在那里)。

    也许，新设立的前进指挥所与周围隔绝的主要好处是，使我有很多时间安安静静地认真研究地图，集中精力制定第8集团军的作战计划。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一个头脑清醒的指挥官应能确切地了解他的部队会在何种环境下作战，尤其是那里的地形会造成何种障碍，或者提供何种有利的条件。因此，我在地图上消磨了不少时间，对于有疑问的地区还辅之以低空侦察。总之，一直到我感到自己在夜间也能摸清作战地域的道路才肯罢休。这样，对于我们正在作战的和打算控制的地区内的每条公路、每条大车道、每座山头、每条溪流，以及每条山脉，我都象熟悉自己家的后院一样了如指掌。所以，在我考虑派部队进入某一地段时，我便知道步兵是否要背负武器、弹药和口粮攀登二千英尺高的山岭，是否能把重装备运进去，是否能渡过江河—以及能否找到可供轮式车辆行驶的道路。

    我这时才发觉，就所担负的责任而言，在我的一生中哪一次也不能与现在相比。在我参加欧洲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始终都在上级部队的编成内行动。在诺曼底登陆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绝无仅有的军事行动中，我是乔·柯林斯第7军的一个师长，而第7军又是布莱德雷第l集团军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突出部战役中，我指挥一个军。

    可是，这个军也仅仅是考特尼·霍奇斯将军第1集团军编成内数个军中的一个军。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则先后是蒙哥马利元帅的第21集团军群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这两次战役中，我都拥有在局部范围内机动处置问题的充分权利；但是，总是有上级指挥官紧紧地靠在我后面支持着我，他拥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并且有权利用这些资源来推动我的整个部队的行动。如果我陷入困境，我总是可以求助于上级，要求立即给予支援。

    在朝鲜，我当然也有一位上级——麦克阿瑟将军。他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我的地面部队以及太平洋战区的海、空军部队握有全权。但是，如果我当真请求增援，他却拿不出部队前来支援我。他本人则在七百英里之外的东京。最初，由于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又是这样地紧迫，我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自己所面临的形势。只是在紧张地忙碌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彻底明白了麦克阿瑟十二月二十六日对我说的那句话，即“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

    我知道，海军将继续控制着我们周围的海上通道。空军、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将继续掌握着制空权。

    但是，不管天气是好、是坏，是昼间还是夜间，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些地面部队(美军、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安全还是要靠我自己来负责。在朝鲜，派不出预备队对我进行支援；上级亦无法由其他战区抽调兵力。现有的部队便是我的全部家当，再不会得到更多的部队了。

    麦克阿瑟将军赋予我充分的作战指挥权(这个指挥权他一直没有收回)和一个军事指挥官可望得到的全部权利。

    我想，这样重大的责任(也是很宝贵的机会)大概是每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所梦寐以求的东西。我知道，这种责任给我带来了很高的荣誉，但是，我决不会因此沾沾自喜，以致看不见这副担子的全部份量。

    我给自己规定的第一项任务是恢复部队的斗志。这意昧着，不仅要让部队相信，各级指挥官是关心每个士兵的安全的，而且还要使他们相信，最高指挥官的决策是正确、合理的。

    我还过问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其中有些事情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这些事情如果都能处理好，就会有助于部队团体精神的培养。譬如，我第一次在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所用膳时，桌上的台布和餐具使我大吃一惊：台布用的是一条床单，盛饭的餐具则是存放食物的十美分一个的便宜瓦罐。我倒不是为是否要我吃掉这些台布或油布而伤脑筋。但是，食堂(世界各地的要人、大员肯定要参观这个地方)里的这种景象却反映了部队在这次作战中完全丧失了荣誉感，同时也证明，这场战争确实是国内所称呼的那种“被遗忘的战争”，这才是我感到吃惊的原因。我立即让人把那块令人不快的床单换成了合用的台布，把那件陶器换成了摆得出来的瓷器。

    我还采取了一项措施(不过后来有一些更为重大的原因妨碍了这一做法)，以便让各个军种都能较好地了解兄弟军种为完成各自的任务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我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行)是：让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士们相互间进行一次人员交流，让水手们在地面部队待上一段时间，体验一下背负着自己的全部补给品在敌火下攀登崎岖的山颠是何种滋味，在苦寒的黑夜里彻夜坚守前沿阵地是何种滋味；让陆军的士兵们亲自看一下，当每个浪头都可能把你打翻在地时在寒冷的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情景，了解一下当波涛汹涌的海面使甲板不停地颠簸倾斜时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清除飞行甲板上的积雪是多么地危险，或者我们的飞行员在各种天候条件下遂行遮断任务和武装侦察任务会遇到哪些危险。我们未能完全实行这个计划，因为战事极其频仍，妨碍了计划的实行。但是，那些确实参加了这些人员交流的军士，懂得了各军种要彼此尊重。这种相互尊重对于培养整个部队的团体精神起到了应有的促进作用。

    但是，需要树立必胜信心、培养进取精神的不仅仅是基层的部队。一月底的某一天，参谋部门一份应我的要求拟制的研究报告使我大为吃惊。这是一份关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第8集团军的理想配置位置”的报告。你们应该知道，我当时考虑的是发起进攻，从一开始我就有这种考虑。到三月份，冬季最恶劣的天气便会过去；而六、七、八三个月通常会出现的暴雨和乌云，会使大片大片的地区变成烂泥坑，使许多道路无法通行，使山地的涵洞和桥梁被冲跨，而且，还会影响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效果。我们需要大大改善现有的阵地，以便重新打回“三八线”去。

    但是，我收到的经作训部门核准的文件，却主张部队分阶段地撤至太白山脉以南的阵地。据称，这份文件还获得了情报部门、后勤部门、工兵部门、驻远东海岸司令的代表以及第5航空队的气象部门等方面的认可，其实，这份研究报告(我现在还保存着)是在极力要求我们彻底打消转入进攻的念头，要我们在冬季结束之前坚守现有阵地，尔后，在夏日的暴雨到来之前撤至那个立足地区(仁川登陆的成功曾使我们得以脱离这个地区)——原先的釜山防御圈。如果批准这份报告，我们就要丧失全部主动权，此案根本不能考虑。于是，我断然否决了这份建议。

    我知道我不会得到增援部队，也清楚此时要在汉江以北地区坚守阵地是极端困难的。但是，我还是立即拟定了由美军的两个军(第1军和第9军)协调一致地分阶段向前推进的计划，旨在查明两军正面的敌情(美第10军此时尚未开到前方地域)。这两个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一接到命令便推进至汉江并在那里坚持下去。

    当时估计，在我们的正面有十七万四千中国军队。但是，他们配置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企图，甚至在我们的正面是否真的有这些部队存在，这些情况我们都难以确定。

    我们积极地进行巡逻，不断地实施空中侦察，但是，这一纫都未能使我们发现这支庞大军队的踪迹。由于我们收到的情报太少，因而我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查明敌大规模集结的部队是否存在，尔后方可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遭受挫折以来的首次攻势。帕特·帕特里奇为我准备了一架飞得很慢的AH—6型老式高级教练机，他坐在前面驾驶飞机，在后面为我留了座位。于是，我们便开始在己方先头分队至敌占区纵深二十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

    我们有时在树梢高度上飞行，并且还常常在山岭的下方飞行。可是，我们几乎连个人影都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有大量部队集结的营火烟雾、车辙，甚至雪地上睬过的痕迹。显然，如果真想查明敌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深人敌境。但是，这次推进同上次毫无计划、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突进大不一样。这一回，所有的地面部队将统一由一个司令部指挥，所有的大部队都必须相互支援，此外，我对整个第8集团军的行动也将严加控制。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开始向前推进。第8集团军不久便证明自己是一支我国迄今为止最能征善战的野战军，我早就知道它会成为这样一支军队。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不少由东京和华盛顿发来的贺电。但是，哪一份贺电都不如我的勇敢的飞机驾驶员尤金·林奇的评价使我感到满意，这是在我们的一次日常飞行中作的评价。我们正看着下方由徒步步兵、炮兵、坦克、卡车和吉普车组成的许多长长的纵队源源不断地再次开往北方，去支援前线的部队，尤金·林奇说，“您显然使这支军队在为您作战了，将军”。他们确实又在作战了，但不是为我在作战。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战，他们是怀着重新激起的自豪感在作战，决心避免再次遭受一个月以前的那种沉重的打击。他们这次重返前线是要采取美军一贯的做法：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而给敌人以加倍的惩罚。

    后来的情况证明，更为艰苦的战斗还在后头。林肯诞辰前后，中共军队发起了第四阶段的攻势，企图象他们电台每天广播的那样把我们撵入大海。我们被迫又放弃一些地区，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第2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8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第2师的翼侧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

    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使南朝鲜军队树立起抗击敌军夜间进攻的信心。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八日这个阶段，美第2师在作战中继承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优良传统。在这三个星期中，打了许多硬仗，但是，哪一次也不如保尔·弗里曼上校(现晋升为将军)指挥的第23团战斗队(配属有勇敢的蒙克拉尔指挥的法国营)打得巧妙、英勇和顽强。在中共部队发动第四阶段攻势的整个过程中，第23团战斗队一直在原州西北大约二十英里处的双洞—砥平里地区作战。

    中共的五个师包围了这支部队，连续发起了攻击，以图突破防御圈并消灭这支部队。第23团战斗队粉碎了敌军的全部进攻，使敌军遭到极其重大的损失。据报告，倒在第23团战斗队阵地前的敌人尸体达两千具之多。在第l骑兵师的一支装甲特遣部队夺路进入防御圈、中共部队突然中止全部进攻行动之后，我立即乘直升机飞抵第23团战斗队的阵地，看到了数百具尚未掩埋的敌军尸体。

    尽管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敌人的决心显然也很大，但是，我对这一仗必定打胜是毫不怀疑的。无论是在地面上同前沿分队呆在一起，还是在他们的上方飞行以更全面地观察情况，都使我深信，他们肯定能够坚持得祝一旦敌人的这次攻势受到遏制，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发动一次强大的有限目标进攻，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汉城以东强渡汉江，旨在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包围在西部地区集结的敌部队。原先，我认为，收复汉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感到，背靠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我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战斗。但是，麦克阿瑟向我指出了重新使用金埔机场和仁川港的重要价值，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我们的空中支援，并能减轻我们在补给上存在的困难。他也认为，汉城几乎毫无军事意义，但他却告诉我，如果我们能重新夺得汉城，便能在精神上和外交上取胜。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将这些建议考虑到我的计划之内。但是，我的基本指导思想依然未变，即某一地区本身对于我无足轻重，除非占领这一地区有助于消灭敌军，保存自己。

    一月底(此时，我们正全力向前推进)至二月二十日这段时间，麦克阿瑟将军曾三次光临我的部队进行视察，每次都对我们的作战行动和作战计划表示十分满意。在他进行第三次视察期间，我们曾于二月二十日在原州会面。我让他看了一份标有“仅供参阅，不许抄录”字样的备忘录，这是我那天拟就、打算送给所有军长和南朝鲜军队参谋长参阅的。在备忘录中，我概略地介绍了制定计划的事实根据和全部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当时正在酝酿的、派两个师再次渡过汉江的主要目的。在敌情方面，据报告位于平壤一带的中共的四个军，在实力、武器状况、士气，以及作战企图等方面的情况依然不明。但是，几周来，敌增援部队很可能在源源不断地由该地区南下，以加强我当面之敌。他们几乎每天都可能出现在战线上。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情报，我本人也没有掌握其他指挥官所不知道的情况。至于我们的意图则仍然是：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同时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保持各主要部队建制的完整性；小心谨慎，避免因敌之诡计或我之贸然行动而陷入敌人包围，被其各个击破。我们的追击要有限度，只能在仍可获得强大支援的情况下才继续追击，或者至少要在部队能及时与敌脱离接触、进行局部后撤的情况下才实施追击。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我制定了即将实施的代号为“屠夫行动”的进攻计划。我是在二月十八日(星期日)夜晚、总司令视察的前两天亲自动手拟定的这份行动计划，并且已向美第9、第10军军长和第1陆战师师长作了扼要介绍。

    可以说，这次恢复攻势使我的计划终于见诸行动。从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而且，可以说，计划的酝酿工作是在包括总司令在内的各级指挥官普遍存在撤退思想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你们可以想见，在二月二十日亦即目标日期前夕，当我听到麦克阿瑟将军对聚集在他面前的记者发表的声明时是何等地吃惊，甚至震惊。当时，麦克阿瑟站在聚集在第10军作战指挥所的十几名记者面前，我靠着后面的一张桌子。他很镇定地宣布：“我刚刚命令恢复攻势”。

    他在提到“我”宇时并没有特别加重语气，不过含意是清楚的，即他刚从东京飞抵这里，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并且就这个问题与下属进行过讨论，尔后才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不用说，设在东京的远东美军司令部或曰联合国军总部从未发布过任何有关这次作战的命令。自然，关于我的作战意图，麦克阿瑟曾得到过详细的通报。但是，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参谋人员在“屠夫行动”计划的构想或拟制过程中均未发挥过任何作用。

    问题倒不在于这项突如其来的声明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于它又使我很不愉快地想起了我以往所了解的、但几乎已经忘却的那个麦克阿瑟。事情刚过不久，我就不得不注意起总司令另一次企图使其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永放光辉的做法。这一次，我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干预，因为，这种做法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的后果。麦克阿瑟有这样一个老习惯，即每当一次大规模进攻快要发起之时，他总是要视察他的部队中担负进攻任务的那些部队，并且，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打响发今枪。一般地说，这是个值得称道的做法。指挥官亲自到各处走一定对部队是一种鼓舞。

    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指挥官对士兵的情绪必然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指挥官的这种视察通常很少为敌人所知，一直到事情过去很久才会透露出去。

    但是，这里说的是，每当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之时，麦克阿瑟就会由东京飞来，在前线抛头露面，这已成为一种定规。而且，他在空中飞行时的那种讲究排场的阵势本身，就几乎肯定会把他的每次飞行暴露给敌人。

    这种情报是否会很快传到敌人那里从而使他们能够采取对策，这使我十分重视。因为，我们即将开始第二阶段的总攻“撕裂者行动”。这次作战如能成功，我们就能打回“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我非常清楚，以我这样的身份向麦克阿瑟提出反对他现在视察的意见可能被当成一种无礼行为、不欢迎上级的行为或者侵犯上级权利的行为。可是，我认为，必须把问题直言不讳地讲出来，所以就召集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斟酌辞句，尔后，将长长的电文发了出去，表明了我的看法。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总司令表现出他那非凡个性的另一个侧面。他收到电报后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没有误解电文的精神实质，所以，立即将这次视察的时间推迟到全面发起进攻之后。

    这里，我想插一段有关“屠夫行动”的趣闻。当我选定的“屠夫行动”的代号通知五角大楼之后，乔·柯林斯马上(但很有礼貌)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屠夫”一词肯定会给公众造成一种不舒服的印象。我不明白承认战争就在于杀死敌人这样一个事实有什么可反对的。好几年以后我才听说，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于共和党的指控引起的，他们指控杜鲁门政府在朝鲜的目的就是屠杀中国人。据认为，鉴于美军会付出重大的伤亡，因而以杀敌作为作战的目标在政治上缺乏“魅力”。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杀中国人对于第8集团军司令来说也许是很有吸引力的目标，但是，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样做并不能防止北京在今后发动侵略战中。麦克阿瑟在参院听证会上曾经提出，要想防止北京今后发动侵略，唯有“现在就消灭其发动战争的力量”。其潜台词就是“现代战争的特点表现在武器装备上面不是人力上”。

    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应当告诉国内的人民，战争就意昧着杀人。对于任何企图使人民相信打仗是件流血甚少、只是稍微有些令人不快的做法，我是从内心反对的。

    为了打回并渡过汉江，为了再次包围汉城，第8集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坚持如下方针，则损失还会大得多。这些方针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伤亡；避兔采取一切不顾后果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使我们被人数上居优势的敌人所包围。推进过程中，有一些推进行动居然伤亡很校有一两次营规模或稍大一点规模的推进行动，部队甚至没有任何伤亡，因为，这一两次行动有周密的计划，时机得当，部队之间能密切配合，尤其是步兵、炮兵和空军采取了老式的协同方法。

    中国军队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联合国军，他们能够大规模地增援己方前线部队。但是，我们的火力优势能够压倒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然面，在以前，我们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采取的追击战术分散了兵力，而且，变得越来越依赖公路，因而一直未能发挥这种火力上的优势。一九五一年二月，在美国经过集中训练、早就计划用于朝鲜战场的许多野战炮兵营，开始编入第l军和第9军，从而使这两个军的部队得以重新采用标准的老式协同战术。

    我们的火力在集中使用时确实具有令人胆寒的威力，在“屠夫行动”中，第9军成功地肃清横城——原州地区之敌便是明证。这两座城市基本上位于半岛东、西海岸之间的正中位置，在汉江以北，地处对沟通南北交通起重要作用的主要公路线与铁路线。第9军沿杨平——胡津一线发起了进攻。七天时间内，估计在这一地区打死五千名中国人，我们牢牢地控制了这一地区。

    这次重新采取的攻势有一个特点，就是南朝鲜军队的作战技能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有些南朝鲜分队在作战上可以同第8集团军的任何部队婉美。南朝鲜军队得力的指挥人员仍然非常缺乏，我们后来不得不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那些指挥得当的南朝鲜部队总能取得显著的战果。在“撕裂者行动”(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开始实施)期间，南朝鲜第2团第1营歼灭敌军一个营，自己则无一伤亡。该营一支巡逻队发现第l连的前方集结着敌人部队。

    营长李洪顺少校遂命令首先发起突然袭击，尔后实施两翼包围。第l连由正面实施攻击，第2连和第3连分别由左、右两翼发起攻击。敌军发觉上述行动后企图撤退。于是，李少校命令立即发起攻击。这次进攻速度之快，就连南朝鲜部队本身都感到不胜惊讶。他们顽强地向前推进，毫不留情地将敌人扫倒在地，自己无一伤亡。战斗结束之后，战场上躺下了二百三十一具敌军尸体，此外，第1营还缴获大批完好的装备，其中有四门火炮和七门迫击炮。

    尽管后来有不少是小部队行动，而且，推进时往往是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但是，部队还是又打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胜仗。三月中旬，第8集团军在汉城以东出敌不意地渡过了宽阔的汉江，并夺取了一座瞰制着汉城地区之敌主要补给线与交通线的、南北走向的山岭。这次作战行动的计划是由我亲自拟制并命令付诸实施的，而且，在开始实施这一行动时，我还亲临现场加以监督。最初，我在地面上与美第25师所属先头步兵分队待在一起，后来，则乘坐我的L—19型轻型座机进行监督。象以往一样，飞机照例由勇敢而不知疲倦的麦克·林奇驾驶。

    当我们的步兵艰难地沿北汉江河谷向前推进时，麦克和我在天上忽高忽低地飞行，最后，总算在平坦、干涸的砾石河滩上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降下了飞机。于是，我走下飞机，来到这次进攻的先头部队士兵中间。这样做，总是使我从心底感到愉快，而且，我认为，这还会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因为，当作战不顺利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老头子”能前来同他们待在一起。这样做还可以使我有机会分析作战的进展情况，直接了解到我能够帮部队做些什么事情。

    这次作战行动很快便取得了彻底胜利，几乎无一人伤亡。我们达成了预定的目标(前一个夜晚，我曾向聚集在一起的随军记者扼要地介绍过这一目标)：在敌人心脏，其实就是在敌司令的头上，插上一把匕首，迫使其作出两种选择，要么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因为我们控制了制高点)对我发起进攻，要么放弃南朝鲜首都。三月十四日，南朝鲜第1师的一支巡逻队奉命由西面越过汉江，查明汉城的防御情况。这支巡逻队向北走出好几英里远才遭到敌人射击。

    那天夜间，另有一支巡逻队侦察了汉城的外围防御工事，结果发觉，这些工事几乎完全被放弃。三月十五日上午，第8集团军开进汉城，重新在这座疮痍满目的古城上空升起了大韩民国的国旗。城里剩下的居民衣着槛褛，饥肠辘辘，疾病缠身而且慌恐不安，他们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些人也许有二十万左右，而汉城的人口原先却是一百五十万。商业区因空袭和炮击而遭到毁坏，所有的电灯都不复存在，电线杆倾倒在地，电线则在摇曳不定，有轨电车早已停止运行。可是，不到两个星期，一个新的市政府便宣告成立，这座城市又充满了生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其《受命变革》一书中说，汉城是在詹姆斯·范弗里特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后收复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在我们收复汉城一个多月之后，范弗里特将军才接替指挥职务，而且，汉城收复后一直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撕裂者行动”的目的不仅在于收复首都或者占领新的地区。其主要目的在于俘虏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缴获和摧毁其武器装备。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因为，敌军迅速向北撤退时只实施了阻滞战斗。天气和地形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比敌军行动造成的困难还要大，特别是在中部地区，那里的山峰直插云雷，陡峭的山坡则直落几乎连大车也无法通过的峡谷。对敌人高踞于荒凉山头上的坚固工事，我们不得不加以包围并发起冲锋攻占之。

    春季消融的冰雪和雨水使公路变得象稻田一样泥狞不堪，以致补给品只得靠士兵们肩扛手提来运送。前线部队靠极少的一点必需品勉强在那里维持，直到向他们空投了补给物资为止。直升机也发挥了作用，用以将伤员空运出去，否则，这些人要用担架运送两天的时间才能送到吉普救护车上，尔后，还得由救护车运往医院。

    敌人在我后方地区的活动也影响了我们的推进速度，北朝鲜第10师的残余部队还在位于我战线后方大约十英里处的、崎岖的春邦山脉一带活动。整个三月中旬，不断有该师的小股部队从后方进入我军阵地，夺路逃往北方。

    “撕裂者行动”的一个额外收获是夺取了春川。这是个重要的补给站和交通枢纽，座落在一个良好道路纵横交错的盆地中央。我们根据得到的情报曾断定，敌人在该城贮备了大量补给物资，因为，该城恰好位于对我中部地区发动二月攻势的敌部队主力后方。我们预计，夺取该城要经过一番苦战，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敌人在战场上的其他地点做法不同，在那些地点，我们往往只遇到位于敌主要防线大前方、兵力又很小的敌屏护部队的抵抗；而这里的敌军则依托深深挖进山坡的、飞机与火炮几乎无法摧毁的永备工事进行抵抗。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往往不得不通过白刃格斗迫使敌人放弃阵地。起初，我们计划空投187空降团战斗队夺取春川。但是，“撕裂者行动”在其他战场进展迅速，敌人仓促撤退，所以，我们很快就认识到，采取这次空降行动不会带来什么收获。我巡逻队于三月十九日开始进入春川。巡逻队进入该城时，麦克·林奇和我正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飞行。春川虽遭战火洗劫，但看上去却相当完好。街道上没有弹坑，仅有一些碎砖烂瓦杂乱地堆在路上。麦克和我在上空盘旋，最后，发现一条长而直的街道完全可以用作飞机着陆的跑道。唯一的困难是，在街道的一头，高高的电线杆上仍然悬挂着一些电话线。来回飞行三次之后，麦克认准，可以顺利地由电线下方穿过，让飞机安全着陆。我们总算降了下来，虽然停止在这座被遗弃的城市当中。我们在上空盘旋时曾发现一支乘坐吉普车的巡逻队，因此，我立即动身徒步去寻找他们。后来搞清这是第１骑兵师工兵的一支巡逻队。当我朝他们走过去时，他们正在检查一座重要的桥梁，以便排除敌人可能安放在那里的爆破装药。他们惊奇地发现，桥梁未遭破坏，周围也没有设置铁丝网。但是，当他们回头发觉集团军司令正在背后默默地看着他们工作时，他们才真的感到不胜惊讶，几乎是不知所措。麦克和我很有兴致地打量了一会他们那种慌乱不安的表情。我们很失望地发现，敌人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而且，最终未遭我军任何打击便安全撤退了。

    “撕裂者行动”原先的目标是汉城东北面的一个宽大突出部“爱达荷线”，左翼第1军和最右翼的南朝鲜部队主要是坚守各自的阵地，第9军和第10军则强渡汉江，进入可以对首都汉城形成包围的位置。由于已经达成了上述目标，而我们却未能做到大量歼敌，因而我扩大了这次作战的规模，令第1军以临津江为目标，向西运动。临津江往南流经“三八线”，尔后婉蜒曲折地流向西南，注入黄海。

    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将第187团战斗队和两个别动连空投到汉城西北约二十英里处的一座城镇波山的附近，希望通过阻止敌军沿汉城——开城公路运动来包围敌军的大部队。第l军一支装甲特遣部队被作为“铁锤”派往前方，以便在空降部队提供的“铁砧”上将敌人砸垮。然而，敌军已经撤走，我们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进至临津江。接着，我们的下—步行动便是往东派出空降部队，夺占美第3师当面之敌背后的高地，以图在另一次行动中将敌大部队夹在“铁锤”与“铁砧”当中。这一回是天气坏了我们的大事。大雨和融雪使我军坦克陷入泥潭。我们只得将坦克撤回汉城。

    另外，当第187团战斗队抵达制高点时，敌人已经撤往更远的北方了。

    现在，我们抵近了“三八线”，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是否要再次越过那条莫名其妙的界线(这条线既不能防守，战略上也不重要)。这一次，华盛顿认为，这是纯军事性的问题。因此，在获得麦克阿瑟将军同意后，我决定继续向前推进。对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我仍然感到不太满足，而且，我还想使敌人得不到变更部署、补充兵员的时间。整个迹象表明，敌人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春节攻势，忙于在其当前阵地的大后方集结兵力。有鉴于此，最好还是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而不能坐等敌人采取行动。

    所以，我们采取了代号为“狂暴行动”的新的进攻行动，以进抵一条新的目标线——“堪萨斯线”。该线基本上与“三八线”平行，在“三八线”以北，但是，在左侧，它却沿着婉蜒曲折的临津江延伸至海边。

    这条新划定的目标线包括了十英里宽的水障华川水库。以前，汉城的用水和供电依靠这座水库。但是，这座水库对我军北汉江下游的阵地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敌人有可能炸毁水库大坝，使北汉江江水泛滥。我们朝新的目标线推进时遭到敌激烈程度不同的抵抗。当地形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掘壕固守；当地形便于我快速推进时，他们就很快溜之乎也。右翼的地形条件极差，道路稀少，有许多悬崖绝壁。但是，我方部队还是得以在各个地段稳步向前推进。四月九日，我左翼部队全部抵达“堪萨斯线”。

    在右翼，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极力克服险恶的地形和补给线不足造成的困难，还在朝着目标线推进。这时，敌人打开了华川水库基部的好几个水闸。一开始，敌人的这一招似乎真要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江面一小时之内便上涨了好几英尺，冲垮了我们一座由工兵架设的浮桥，并迫使我们把另一座浮桥拖回岸边，以免冲垮。我们立即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去夺取大坝，关闭闸门。但是，由于能见度很差，地形崎岖，敌人顽抗，以及登陆工具不足，这次尝试没有成功。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炸毁水闸可以大大降低水库的水位，使水库的威胁减小到最低限度。炸毁大坝工程量很大，看来，敌人获得炸毁大坝所需时间和炸药的可能性极校但是，看着第1陆战师以及第l骑兵师一部搭乘外装马达推进的突击舟穿越宽阔的水库，我们还是感到松了一口气。突击舟费了很大的劲才由卡车运抵水库；从而使陆战队的士兵们在远离水库的地区战斗数周之后重新回到了适合他仍作战的环境中。但是，一直到四月十六日、范弗里特来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之后，大坝才落入我们手中。

    在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我们发觉，各处的敌人都处于一种防御态势。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表明，敌人的一次攻势已迫在眉睫。所以，我十分重视对第8集团军严加控制，十分重视防止部队采取任何可能使我军落入圈套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我们的部队信心十足，积极主动。有些地段，部队的推进速度太快，以致出现了有可能因自己的冒进而自食其果的危险。我一再向野战指挥官们指出我们的根本目的——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损失。

    较早一些时候，在“撕裂者行动”结束前夕召集的指挥官会议上，我曾经向所有的军长和师长强调指出：递交集团军司令的正式报告应具体写明己方各分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如果报告的意思含混不清，措辞大而化之，不注明日期和具体时间，不写明诸如天气、观察哨数目等细节情况，那就会把事情弄糟，其严重程度有时不亚于敌人行动造成的任何危害。我向与会的指挥宫举了这样一个实例。

    我曾观察过几架己方飞机对紧靠议政府北边的一座高地发起猛烈攻击。我在附近空域观察的整个那段时间，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大约持续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左右。可是，我回到指挥所后看到的第l军的一份报告却说，整个下午，那座高地一直掌握在第187降空团战斗队的手中。

    我还记得第9军第25师递交的一份报告，大意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的分队遭到了反冲击，尔后撤了下来。”详细情况则一概阙如。可是在我了解实情之后，却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情，即实际上不是什么反冲击，而仅仅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一支连规模的分队对一座高地发起了进攻，尔后，师长要对高地上的敌军实施炮兵和航空兵突击，便亲自下令让这支分队在敌火下撤了下来。

    我在书中对这种报告是毫不宽宥的，它反映了我们的自满情绪，反映了我们对部队督促不够，参谋人员深入前线部队调查不够。我如果想很好地掌握第8集团军，就得要求送交司令部的报告做到全面、真实并且明确，杜绝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并且能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使我迅速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还极力强调，发起进攻必须果断，进攻发起后则要立即报告进攻发起的时间。要想充分地做到协同动作，就得十分严格地按照正式规定的时间和方向实施进攻。这就象足球教练训练自己的足球前锋一样，强调要同时向对方球门发起攻势。我坚决要求所属指挥官严格按计划行事，并始终保持进攻方向。我知道，我们的进攻之所以失败大多是不重视保持进攻的方向造成的。将兵力用在错误的方向上会使整个行动归于无效。这就象一个摔跤手力量用错了方向一样，非但没有给对方造成多大损失，反倒使自己深受其害。

    在我制定各种计划时，通信联络也是我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不想再收到关于任何部队长时间“失去联络”的报告。我们拥有联络飞机，并且配备了受过专门训练、可以钩取和空投信件的人员。我再一次催促部队恢复我们的先辈采用过的一些老办法，即采用徒步传令兵或者烟幕信号进行通信联络。我命令指挥宫们仔细分析一下各自有关传递文电的指示，看看是否妥当。

    我们还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以防敌人在我后方地区实施伞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威胁，中国军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这种形式的进攻，各级指挥官必须在其受领的地域内做好应付的准备，就如在所属军、师防御地带内仔细划分的地段上负责对付各种地面进攻一样。我命令各个大部队将责任地域划分成若干小块，一直划分到后方分界线为止，以便使各级指挥官都能明确哪个地区是自己必须防守、抗击敌人各种进攻的地区。

    这些准备工作在即将采取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由于采用了与支援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按调整线推进以及在夜间收缩以防止敌人渗透等办法，我们没有落入敌人设置的圈套，而且，在敌人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突击时，我们还得以削弱敌军的进攻力量。我要求各级指挥官注意学会正确处理大胆前进、歼灭敌军与小心谨慎、保存自己的关系。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在所有的前进运动中，都曾出现过需要迅速扩张意外战果的机会。要做到既能抓住这些战机，又能使部队始终可以对付因敌军行动或天气变化而突然出现的严重威胁，这就需要指挥官善于随机应变并具有高度的预见性。

    我们最初在朝鲜取得胜利时，对于扩张意外的战果不够重视。因此，为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调遣部队、切断并消灭逃跑的北朝鲜军队，我们失去了很宝贵的时机。从现在起，我要求，实施大的推进行动必须拟制十分周密的计划，使各级指挥官不仅知道如何处理灾难性的意外情况，而且还要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意外的胜利。

    在“狂暴行动”中，当我们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果然打了不少意料之外的胜仗。胜仗如此之多，以致使我不得不对消除部队中的自满情绪引起重视。第8集团军重整旗鼓、回击敌人的那股劲头一时又使国内充满了信心。一些持乐观情绪的人竟然认为，彻底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希望消除部队中的这种自满情绪，以免“圣诞节回国攻势”(或曰“七月四日回国攻势”)的那种劲头再度使前线部队对敌人还可能实施的打击毫无准备。我们的责任是防止部队的自满情绪发展成莽撞、蛮干。为此，我于四月一日会见了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位军长，以争取他们同意我如下的坚定看法：第8集团军迄今尚未遇到过的、最艰苦的战斗和最严重的关头还在后面。根据敌军的现有能力和公开的企图，我认为，几天之后，将需要我们的每一名士兵拿出最大的勇气投入一场战斗。野战指挥官首先要具有这种精神面貌，并通过各级指挥系统来影响下面的部队。对共军发起的小规模进攻都有可能酿成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

    因此，我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以对付从未遇到过的、更大的威胁。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对敌人保持压力，以便在我抵达一个可据以发起最强大的攻势的地区之前，使敌人得不到重整部队的机会。

    由于轻而易举地抵达了临津江，我起先甚至想进而推进至临津江与礼成江(礼成江从临津江西面、开城的附近注入黄海)之间的广阔沿海平原。然而，新近得到的情报说明，这一地区，敌军兵力较我预想的要小得多。这里仅有北朝鲜军的一个师；而在开城以北却发现了中国军队两支以前未投入战斗的生力部队第63军和64军。如果我军越过临津江，则这些新锐部队会对我之右翼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我通知联合国军总司令，我打算改变原计划，准备以第1军以及第9军的左翼部队朝铁原方向运动。(铁原是位于“铁三角”西南角的一座城镇。“铁三角”是敌军兵力集结的中心，它的北部以“三角形”的顶点平康为界，东南以金化为界，西南则以铁原为界。)这意味着在“堪萨斯线”的北面要划定一条新的目标线即“犹他线”。其实，“犹他线”不过是“堪萨斯线”向北延伸出来的一个突出部，它可以使我们处于进攻“铁三角”的有利地位。随着我军的推进，敌军的抵抗也越来越顽强。敌军沿其整个正面点燃了树丛和森林，企图遮蔽自己的行动，并阻碍我军对已方地面部队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但是，在夺取了华川水库大坝以及南朝鲜第1军拿下东海岸的城镇大浦里之后，敌人的抵抗行动就逐步停止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未遭任何抵抗便进至“犹他线”。

    尽管我们的许多前线部队未能与敌人建立接触，但是却不断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正准备发起进攻。炮兵与空军观察员报告，在第9军控制的那段防线北面，发现敌军的一支约四、五千人的队伍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中国人在北面不再构筑防御阵地，而且，他们正在填掉预先在我前进路线上构筑的防坦克陷阱。

    我并不相信中国人真能实现他们吹嘘的目标，即把我们赶入大海或者在战场上击败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支经受考验、坚强不屈而且信心十足的军队，他们已经掌握了进行这种战斗的经验，适应了各种恶劣的天气变化，而且，拥有的火力在强度上也大大超过了以往打击敌人的一切火力。我深信，唯有发生苏联大规模干预的事态才可能迫使我们撤离朝鲜半岛。在一九五一中春节，这种干预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果然，总部在三月底向我提供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似乎证实了我收到的一些从最近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总部这份报告的根据据说来自某欧洲国家的前驻土耳其大使。这位大使是个很诚笃的人，一再表明他有可靠的情报，大致内容是：一个以可怕的维·米·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远东委员会打算于四月底在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根据我总部的这份报告，苏联将打着志愿军的旗号，动用大量的飞机和蒙古血统的苏军正规部队入朝作战；苏联远东军区则受命，要不惜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保证赢得胜利。

    这类情报我是无法证实的。于是我向总部提出建议，由战区和国家的情报部门加紧查明实情。我还极力要求，毫不含糊地向苏联提出严重警告：对朝鲜的一切干预行动，不管打着何种旗号，都将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我的建议究竟产生什么结果，一直无从知晓。不过，在敌人终于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苏军以任何形式加入战争的证据。

    但是，尽管有苏军可能参战的情报，我还是不希望第8集团军瞻前顾后、畏缩不前。因此，我在前面提及的指挥官会议上明确表示，只有那些实际负责制定进攻已知之敌的推进计划的指挥官才有权考虑或研究后退行动。我告诉与会的军长和师长，仅仅在下述情况下我才亲自下令立即撤退：一、苏联人以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干预；二、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和北朝鲜人民军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三、敌人采取所有这些行动所选择的时机便于其充分利用天候条件；我相信，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会完全赞同撤离朝鲜。

    事实上，即使我不这样做，政府也会命令我这样做的。通过与海军和空军协商，陆军参谋机构已拟就一份应付这些紧急情况的计划草案。一旦经我同意，该计划便会以统一的代号迅速下达部队，付诸实施。计划一经初步批准，就要交给各军军长进一步加以充实和完善。届时，各军军长经慎重考虑可以吸收各师师长和一些专门指定的师一级军官一道参加研究，以便使这些人对撤退行动也能有所准备。

    但是，除专门指定的军官外，不再允许扩大讨论此项计划甚至知道此项计划的人员的范围。

    如果我们竟然已打算撤退的消息当真走漏出去，则南朝鲜军队有可能背叛我们。但是，谁也不能因为他们打算在我们一手给他们造成的环境中苟且偷生而责怪他们。我还认为(麦克阿瑟也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万一我们因苏联直接出兵干预而做出了撤离朝鲜的决定，则应等到第8集团军撤至小白山脉以南之后再下达撤离朝鲜的命令。否则，南朝鲜军队的背叛有可能使我两翼暴露，从而使我军为敌军所包围并遭受严重损失。

    当然，在此期间，我们并没有消极地等待敌人发起攻势。我们继续朝东北方向推进，首先抵达“犹他线”，尔后抵达“犹他线”向东延伸的部分“怀俄明线”。下一步，我们要夺取瞰制铁原的高地。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这一行动，敌人便苏醒过来，阻止了我军的快速推进。敌第五阶段攻势即将开始。然而，政治事态的发展突然压倒了战场上的一切战事。

    第7节

    麦克阿瑟将军被罢免了。事情是这样地突然，这样地不可抗拒，而且，还这样毫无必要地以粗鲁的罢免方式来公然伤害将军的自尊心，这在全国上下激起了一阵抗议的怒潮。一位把一生都献给祖国的伟大军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职务，这引起了一种深刻的意见分歧(诚然，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公众难以认清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些极端分子，无疑今天还有这种人，他们硬说参加这场争论的双方怀有极其邪恶的动机。譬如，他们说，在政府的高级领导层中有一个简直是卖国的“无须取胜”集切(不知怎么与不久前叛逃到苏联的两名英国外交机构的成员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麦克阿瑟成心要把我们卷入亚洲大陆的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想，正如我们的大多数公民后来历弄清的那样，这两种非难和中伤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仍，不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的爱国和忠诚是不应受到丝毫怀疑的。杜鲁门政府并不是要迎合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想避免一场世界性的浩劫。麦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对在亚洲大陆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真正的、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杜鲁门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在扩大朝鲜战争的看法上存在鸿沟，也不是这两个人的强烈个性格格不入。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某委员会的证词中所指出的，无非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表示不赞同上级曾以最明确的语言一再向他传达的方针罢了。

    我本人对麦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这是通过密切交往丽逐步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追溯到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担任校长的那些日子。当时，我负责体育课，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由于他对体育运动兴趣甚浓，因而，那几年我有幸常常见到他。后来，直到我到朝鲜赴任之前，与他会面的次数就相当少了。但是，我对他的情况一直很关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复杂性格中为一般人所认识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玻他追求对自己的颂扬，这导致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这常常使他在所属地面部队参加每次登陆作战时和参加的重大进攻行动发起时伊然以现地实际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在东京，他的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个性倔强(这种个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曾成功地强行通过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这使他有时不顾一切所谓常理而坚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这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后导致他发展到几乎不服从领导的地步。

    我认为，其中一些毛病的产生应当归咎于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在得克萨斯军校时，他的这些才能就已经使他在所参加的几乎所有活动中显露头角。他在西点学校时的学术造诣、体育运动水平和领导成就，他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他的胆略和魄力，他那乐于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确目标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最后使得人们不愿意否决他的看法，甚至不愿意在他面前提出有力的反驳。他那雄辩的口才以及阐述自己论据时那种生动的样子，也往往能使反对意见烟消云散，使本来怀疑他的那些人转而怀疑他们自己。他堪称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

    所谓他成心想把我们卷进亚洲的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与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他倒是一直认为，“没有哪个神智正常的人”会主张把地面部队派往大陆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大声疾呼，反对在朝鲜以外的地方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他一再郑重其事地主张，用我们强大的海、空力量来封锁共产党中国，并且摧毁她“在一代人物时间内”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

    政府领导人，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所进发出来的爱国热忱并不亚于麦克阿瑟将军。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参议院听证会(此时，麦克阿瑟在离开祖国十余年之后重返故土，在为期七周的对证中面对着自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辩论中某些激烈争论的情况透露出来之后，真正的分歧点才普遍为世人所了解。由于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分歧最后得到了解释，因而大多数公众对总统的批评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对于匆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做法普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将军本人直到报社记者告诉他才获悉自己被解职一事)。

    诚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想在亚洲进行一场地面战争，但是，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却根本不同意麦克网瑟封锁和压垮中国的方案。坦率地说，麦克网瑟所寻求的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即不借冒使苏联卷人这场冲突并最终导致苏联入侵欧洲的风险来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潜力。麦克阿瑟声称，鉴于我们已经与红色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采取这一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按照他的看法，欧洲已经丢失，现在只不过是苏联人的一个工业后院罢了。麦克阿瑟相信，世界未来的命运将在亚洲决定。

    然而，麦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时，却把国家所面临的抉择描绘成是“胜利”与“僵持”之间的抉择。由于把这种抉择说得那样简单，因而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应该作出那种抉择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个由高手绞尽脑汁、极其巧妙地提出的“胜利”方针证明是难以反对的。

    这一直是麦克阿瑟的口号。

    “胜利，迅速而彻底地赢得胜利！”任何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把麦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目标。二十年后，他老调未改，在对美国国会所作的演讲中，他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班发表演说时又重申：“你们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变的，明确的，神圣的。那就是要打赢我们的战争……要有取胜的决心，要切实认识到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

    这些话当然是每个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的美国士兵的信念，也许找不到更好的战斗口号来激发美国人的满腔热血了。它表达了“决死一战”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经鼓舞着我们的军队经历了八年的独立战争，征服西部地区的长期战争，痛苦的国内战争，以及他们所参加过的每一场其他的冲突和战争。按美国人的性格是不愿打有限战争的。就象在拳击场上一样，他们所想的就是将对手狠狠地击倒在地。象取胜这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哪个朝气蓬勃的美国人会反对呢？反对这种思想就象支持邪恶、反对美德一样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鲜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样，获得一次“胜利”有时还需要另一次胜利来保障。夺取一个高地之后，为了巩固战线或者防止敌人观察，似乎总需要再拿下一个高地才行。而当时在我们大多数公民心目中的所谓“胜利”，可能只不过是打赢麦克阿瑟宏伟计划中的初战而已。

    可是，麦克阿瑟所说的胜利不仅仅是指在朝鲜的胜利，即不仅仅要在朝鲜半岛消灭全部敌军并建立一个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的统一的国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给共产主义以“狠狠一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打击将标志着红色浪潮历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仅包括向鸭绿江实施大规模进攻，而且还包括摧毁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工业体系，封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破坏其工业中心。为蒋入侵大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国民党中国的部队运往朝鲜以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地面力量。他真的以为这些行动会打破共产党对大陆的控制。他深信中国的老百姓随时都欢迎蒋打回去，而且还自以为苏联不会介入他所设想的这种冲突。但是，在向红色中国发动这场预防性战争的过程中，倘若苏联的干涉威胁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则我认为，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就会极力要求进而向苏联发动进攻(他认为，苏联实力日益增长，使时间对苏联有利)。这只不过是他的最终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因此，如果实行他的计划，就要承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西欧就会遭受蹂躏，紧接着，我们肯定会失去一些久经考验的、最忠实的盟友。还应当记住，在冒这些风险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将会处于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我们的总预备队削减得只剩下一个处于战备状态的陆军师。

    这就是麦克阿瑟高喊战争时在其心目中的所谓“胜利”。这是个需要全国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满风险的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并没有立即为麦克阿瑟的上级所否决。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会的领袖)仔细研究讨论了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他们首先结合远东战区司令部组建的背景、职责以及亚洲的局部形势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了审查。尔后，又根据全世界的形势、美国当时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欧的防务状况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情况进一步考虑了每个问题。

    这些官员对麦克阿瑟的全部建议进行了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和周密细致的研究。

    他们认为，我们的空军不可能通过轰炸迫使红色中国屈服。我已提到过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想法。他认为，如果我们真要想摧毁满洲的基地，我们“本钱很少的空军”就会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消耗和损失，以至于我们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来重建这支空军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点出现挑战时能有效地应付之。除此之外，范登堡将军对于轰炸满洲这种“一点一点地啄击皮毛”的办法毫无兴趣。因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回来的只不过是敌人军事力量极轻微的损失。五角大楼也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会象麦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样能够那么快就被摧毁。如果进行轰炸，无疑会使成千上万的无辜遭到屠杀；如果使用原子弹，那么牺牲者将会是数以百万计。除非我们炸毁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否则，共产党中国还能照样通过这条铁路接受军事补给，而苏联则丝毫不受触动。可是，炸毁西伯利亚铁路需要采取持久作战行动，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这样做肯定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杜鲁门政府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清楚，任何攻击满洲基地甚至鸭绿江上的桥梁的行动，都将结束那个保证我们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的心照不宣的协议。

    至于封锁中国沿海，这将构成一种战争行动。封锁，只有在确实奏效的情况下才能为各个中立国家所承认。然而，除非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以及大连港、旅顺港都包括在封锁之列，否则这一行动无法奏效。如果我们果真封锁这几个港口，英国和苏联所作出的反应是不会让我们轻松的。

    在五角大楼看来，利用蒋军入侵中国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们能得到大规模的美国海、空军支援以及后勤方面的支援。这些支援，麦克阿瑟当然认为蒋军是应该得到的。

    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抽出的力量已所剩无几，而且，我们所拥有的这点力量如果用于朝鲜，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陆能迫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从而减轻那里的压力，但蒋的地面部队却很可能遭受几次挫折便大批倒戈，这种情况在他们最后与共产党正面交锋时就曾出现过。

    五角大楼对蒋军的作战能力不抱什么希望，麦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说道对这些人的战备程度缺乏信心。他们的训练水平很低。我们必须首先向他们提供诸如火炮、装甲车辆等全部重型武器，并且对他们进行使用这些武器的训练，然后才敢将这些部队投人战斗。但是，从已经在战场上作战的部队那里抽调这类紧缺助武器装备是不妥当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李承娩坚决反对在他的国家使用中国军队。因为，在他看来，—朝鲜还有人力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政府也不赞同麦克阿瑟的西欧不太重要的观点。西欧的工业技能、人力、技术、各类工厂、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军基地，尤其是西欧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华盛顿感到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遭到孤立。如果真的发生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五角大楼对于在南面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考虑，但还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对于英国和英联邦其他诸国来说，使用蒋军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敌对行动扩大到福摩萨地区将大大加重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担负的任务。同时，我们为进行朝鲜战争而一手撮合的、本来就勉强维系着的联盟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麦克阿瑟将军与政府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是坚持我们在联合国中的集体安全政策呢，还是单独干？很显然，麦克阿瑟决心已定：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挑起全付重担。然而，美国早就承诺了集体安全的义务。尽管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那些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期间，这些结论再次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于众。这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论是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们的人强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攻击政府的炮弹，当时，拒绝批准麦克网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须取胜”政策才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明，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我认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昧着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中攻势所造成的刨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中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多)，因为我们要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

    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衡。我认为，只是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这条战线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战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地面战争。

    相反，他们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美洲堡垒”理论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停止进一步向欧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项建立在退出欧亚大陆基础之上的全球政策(这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建议)；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国的利益(在麦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将这一战略运用到了远东地区)。总之，应该建立一种美国强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护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护，就象在英国强制下的两个世纪的和平时期所做的那样。

    在麦克阿瑟被免除职务很久之后，这个方案才得以强行贯彻。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军力量来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弹进行“大规模报复”相威胁，来维持现存的疆界。此时，人们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向海外输送大批地面部队了，所以，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财政部长说，我们的财力只能支持我们打一种战争，即中场大战。国防部长则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如果爆发战争，那一定是一场大战。

    最后，杜鲁门—麦克阿瑟之争使当时人们尚未普遍认识的一个问题变得突出了，那就是在决定国家政策的问题上，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于军事当局的统帅权。

    就我记忆所及，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总统的权威受到现役军官无论何种形式的挑战的先例只有那么一次。那就是在林肯执政期间，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公然无视总司令的命令。杜鲁门先生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写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麦克莱伦(当时任整个联邦军的司令)下达命令，可是，这位将军却不予理睬。

    全国有半数的人都知道麦克莱伦怀有政治野心，并且知道反对林肯的那些人企图利用这种野心。林肯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后，他终于被迫解除了联邦军最高司令的职务。”（关于对麦克莱伦和麦克阿瑟的详细评论见附录1)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再次重演。据杜鲁门先生说，甚至在一九五O年以前，麦克阿瑟就不尊重总统的权威。

    起初，他还有所收敛，后来便越来越放肆了。最后，他即使没有故意蔑视上级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对这些命令明显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杜鲁门先生把麦克阿瑟的行动归纳为“违抗命令”。其他的人则使用了一些比较文雅的字眼，从“蔑视”到“公开反抗”等等无所不有。

    就象国际舞台上古往今来的一些其他伟大人物一样，麦克阿瑟似乎常常以为，他那天生的、常常为其军事成就所证明的才华，使他的判断能力远在他所有的同级乃至上级之上。可是，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军事领导人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判断能力更高一筹，而在于以总统为代表的文职政府和以战区司令为代表的军事当局哪一个有权决定美国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在作出决定之前，麦克阿瑟当然有权也有责任就某个预案是否正确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他个人的建议。但是，在总统的决定向他宣布之后再与总统争辩，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权，也不是他的职责所能允许的了。在政治派别自私狭隘的偏见表现最烈的时刻，在为一九五O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败感到羞耻和灰心的时刻，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似乎忘却了这些基本常识。

    这些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舞台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争论的主要问题，而政府当局与军事当局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是这次战争引起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则就象我们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则一样，是早巳存在、牢固确立了的。

    如果只是这么一条原则而没有那些有意无意地缠绕着它的虚构的问题和琐事，那么，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本来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总统的。可是，这场争论与其他令人伤脑筋的问题纠缠得太深了，那些问题又没有一个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其中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政策问题。其他的问题则是：原子武器的正确使用问题；有限战争的最新思想问题；以及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助前提下对主权的含义作必要修改的问题等等。

    可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决定我们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对此事作证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是由于司令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作为司令官，其使命仅限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对材一个特定的敌人；而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则要对美国的整个安全负……并且必须处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利益和目标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利益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我们的军事史上，这种分歧并不新奇，”马歇尔将军接着说，“要说有什么新奇的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还应当允许他继续行使一个战区指挥官通常所拥有的那种作出决定的权力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下述情况对国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问题毕竟暴露出来，而且，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完全由于他个人内在的恢弘气魄和高度勇气而不是由于来自政界或军界的任何压力，对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总统的决定可以说是一项有力的预防措施，能够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今后某个重大的危急关头，其他人也会跃跃欲试，企图向宪法赋予总统及其顾问们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挑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拟制一份总统声明，大意是，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三月二十四日，这项声明即将最后定稿。声明将表明，我们愿意在撤回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一项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我们的盟友，而且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了解实情的人都不会天真到认为：麦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声明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没有任何公开反对总统的企图。三个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体官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下达了一项专门指示，禁止发表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任何公开声明。

    但是，专门下达这项指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根据我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向来就不是军人份内的事情。那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特有的、专门的和正当的职责，这个规定不会因为有谁评论现行政策“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军事领导人才能独断专行，由他一个人决定在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时本国应采取何种方针。

    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

    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定改变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对方投降(麦克阿瑟的话中包含了这个内容)，也会给人以联合国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会使我们丢丑，那就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界与政界之间摊牌的背景。摊牌的时刻立即就到来了。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个民主国家总会出现的那样。行政当局享有最高权力面且必须享有这种权力。此外，这也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两种思潮之间酝酿已久的一次摊牌。一派坚决主张争劝彻底的胜利”；具有同样真挚感情和爱国热忱的另一派则坚决主张停战，以便赢得时间来扩充我们的实力并加强盟国的力量。

    这次摊牌并没有终止那场主张停火的人们与拥护“军事胜利”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谓“大辩论”。

    问题本身随着麦克阿瑟的职务被撤销而得到解决。但是，辩论仍在继续，这主要是因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坚决反对进行任何谈判，并常常大肆宣传这一立场。他的以武力实现朝鲜统一的强烈主张，大大增加了双方在进行旷日持久的停火谈判时我国政府遇到的困难，而且，也使我感到大伤脑筋。可是，我在内心对这位勇敢的老者还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对自己所憎恨的共产主义从不妥协，他对自己的人民极其偏爱，他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总是楔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够使他为之所动的却只有他那对自己国家的深沉的爱。正是为了自己国家的事业，他多年流亡在外，并且一踏上自己的国土就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虑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内心燃烧着的炽热感情，我认为他采取现在这种坚决反对谈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们这些必须处理军事上实际事务的人往往感到他碍手碍脚。他一再坚持说，朝鲜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只要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就能为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十分清楚在中国人发动的每次攻势中某些南朝鲜军队逃跑时究竟丢弃了多少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李还坚持说，他之所以将自己的部队投入了战斗，是因为考虑到联合国全力承担了“统一朝鲜并严惩共产党侵略者”的义务。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同意葬送统一大业的停战协定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意味着“朝鲜民族的灭亡”。由于联合国为防止朝鲜战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决心停战，李最终作出了让步。

    但是，我相信，这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老人决没有真的放弃他所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谈判开始之前，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他那些美国的支持者们起劲发出的叫嚷，有时甚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发出的叫嚷，却给我们的谈判增添了许多障碍，使我们许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远远地走开。联合国从未承担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义务。只是在仁川登陆之后第一次出现乐观情绪的高潮时，人们才对为全歼敌军而越过三八线作战的问题多少作了点认真的考虑。中国人一加入战争，联合国军实际上几乎再没有认真研究过向鸭绿江发动新攻势助问题。当第8集团军再次开始向北推进时，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完成指定的任务，“击退敌人的侵略行动，在朝鲜恢复国际和平”，这基本上就是恢复战前的态势，维持一种必然要出现的对峙局面。

    就在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前几天，情况似乎已经表明，战场不久将出现相持局面。我们的攻势还在向前发展。但是，我闪所计划的全部进攻行动都是目标有限的行动，进攻的目标经过精心的选择，通过的地形预先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进攻都十分小心谨慎，注意防止因积极性过高而不顾后果地实施追击，以致造成不应有的甚至是惨重的损失。我们已经运用了全部现在兵力，除非我们能得到强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鸭绿江——图们江—线推进(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出现)，否则，我们打算继续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麦克阿瑟作了，汇报，他亦表示赞同。

    敌人似乎仍处于防御态势，但我还是提醒各军军长，敌军在部署上既适于防御，又适于进攻，他们能够随时发起全面攻势。这时，我已接到在东京任职的新任命，詹姆士·范弗里特中将则正在去第8集团军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闻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传播出来的，我突然晋升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新闻也是这样传到我耳中的。

    事实上，在这条新闻传到我这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含意，因为，这个消息是一位战地记者以提问的方式传出来的。我已无法想起这位记者的姓名，可是，我记得他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他的祝贺。这个问题，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当时已经知道麦克阿瑟将军被兔去了职务，并且知道我已被选定接替他的职务。我只是回过头去盯着那位记者，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不懂他谈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正陪同陆军部长费兰克·佩斯视察前线，领他参观第936野战炮兵营(原为国民警卫队的一支部队，来自他的家乡阿肯色州)和其他一些单位。我当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这次参观，而不是什么神秘问题的隐晦含意。

    第936野炮营是一个155毫米榴炮营，刚刚通过了最后的训练考核，被批准投入战争。当时，他们受领了一项射击任务。营长和各连连长邀请佩斯部长牵动技火绳，发射首发炮弹。一些士兵在这发炮弹上用粉笔画上猥亵的东西表示对弹着地区中国人的“问候”。部长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请，发射了首发炮弹，然后很得意地退到一边等候射击结果。这时，陪同部长的两位军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赫尔中将和特德·布鲁克斯中将决定嘲弄他一下。

    “您难到没有想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作为一名文职的非战斗人员您是不应该开炮的吗？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国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丝惊楞的表情在部长那张平时相当平和的脸上大约只停留了半秒钟的时间便一掠而过。我们都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他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其他单位。几小时之后，当我了解到那位记者向我提出的那个我曾觉得很荒谬的问题的真实含意时，又轮到我感到惊讶了。

    我接到命令，让我去东京赴任，接替那个一直是我上级的人的职务。

    我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图书馆里。这是一次我不愿提起的会见。在我以前撰写的一本书中，我曾对这次会见作过详细说明(见附录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件事，这件事当时绘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那就是麦克阿瑟显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满的情绪。他象往常一样镇静和彬彬有礼，而且，我认为，他在接受这项决定时似乎表现出较高的涵养，大多数人处在同样情况下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不用说，正如我当时记录的那样，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看来丝毫没有减退。

    我之所以说“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因为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其实，我在机场还见过他一面，为他举行了一次简朴的告别仪式。他握着我的手，诚心诚意地说：“我希望你在离别东京时能当上陆军参谋长。如果允许我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我本来也是会选上你的。”这句充满真情实意的简短的话语，体现了这位伟大军人政治家极其宽阔的胸怀。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它证明了早在四个月之前当我就要离开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接管第8集团军时他对我表示的信任。就在不久以前，当联合国军再度向三八线挺进时，他曾再次表示过这种信任。当时，他对我说：“你已经做到了人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十三年之后，由于公布了一则麦克阿瑟将军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会见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吉姆·卢卡斯的报道，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据卢卡斯先生说，在这次会见中(会见记录一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去世之后才得以公开)，麦克阿瑟将军把我列在其待选的野战指挥官名单末尾。考虑到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对我谈过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后来在华盛顿对参议员哈里·凯恩的谈话(内容如下)，这则报道使我迷惑不解，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答。

    参议员凯恩：“在我看来，应该提一提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李奇微将军极其敬重的态度。在答复我最近的一次询问时，麦克阿瑟将军说：‘在那位非凡的军人沃克将军死后，是我提议并挑选李奇微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我认识李奇微将军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认为，在远东地区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将军更为合适的人选取了。我对他极其敬佩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位很有修养的人和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他们间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诚能超过李奇微将军与我之间的这种关系。’”(摘自《国会记录》——美利坚合众国——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程序与辩论。第97卷，华盛顿，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号)对于麦克阿瑟回答参议员凯恩时所说的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我深表赞同。——作者］我是与弗兰克，佩斯一道乘其“星座号”飞机到的东京。当晚，他又将飞机借给我返回朝鲜，因为他的飞机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飞机快得多。这次飞行几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驾驶员是一个不熟悉朝鲜机场的人。凌晨一时，他把我们降落在一个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上，错把这个机场当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机常不知道是由于罕见的好运道还是上天有眼，驾驶员躲过了一座他根本没有发现的山头，这座山头矗立在机场的一侧，只差几码就碰上了我们的翼尖。接着，驾驶员突然发觉自己正倾侧着在一条至多可供C—4F运输机作临时着陆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防止飞机一头扎在稻田里。飞机向左歪斜着停了下来。可是，飞机地勤组组长那些最好的瓷器却全部摔得粉碎，飞机的四只轮胎也爆裂了。这意昧着，在从数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轮胎并运到朝鲜之前，弗兰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的专机办事了。

    在我临起飞之前，弗兰克·佩斯曾很亲切地对我说了些赞誉的话，这次事故则加深了我对这些话的记忆。他说：“马特，你使这支军队不仅在军事上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土气上也创造了奇迹。”而现在，在侥幸绕过机场边上的山峰、在这条小得可怜的跑道上令人胆战心惊地着陆几分钟之后，我想，我们的驾驶员又创造了一个机械上的奇迹，使我们大家都得以安然无恙地在这里着陆。

    我们在战场上的下一步行动是“无畏作战”行动，即穿过“犹他线”继续向“怀俄明线”实施进攻。我们十分清楚敌军在其后方地域尤其在铁三角地区的集结情况。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讨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我们加进了一个向“堪萨斯线”撤退的方案。几天的坏天气就会使许多道路变得无法通行，并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响，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被迫停止进攻，而且，如果敌军实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强大，我们甚至还需要将部队撤回到适当的位置上。

    我通知诸位军长，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应当按照事先规定的多道调整线进行撤退。不应采取消极防御，而应采取旨在给敌人以最大限度杀伤的机动的、积极的防御。

    然而，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里特将军，我则飞往东京去接受新的职务了。但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我坚持不住在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他最后离开了东京，我才住进帝国饭店。

    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八天之后，中共军队发起了他们第五阶段的钳形攻势，企图最后一次竭尽全力将我们赶人大海。

    这是一次以强大的兵力发动的进攻。其实，如果中国人早先能诱使我们任何一支为数可观的部队实施无计划的追击，他们本来也许会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除某些南朝鲜军队迅速溃散并丢弃大批装备和大片土地外，我们的部队很出色地进行了防御———我早就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由于一个南朝鲜师的溃败，其他联合国军部队的翼侧便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使这些部队也被迫放弃了阵地。这件事还迫使我于四月二十六月从我的参谋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赖的军官保罗·史密斯中校(现为少将)向范弗里特将军转达了一项建议，即请范弗里特派一位将军去见莫西奥大使，催促他在除摩尔特将军之外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李总统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其军队能有得力的领导。这一点李根本就没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从他的国防部长起，各级指挥官都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严重问题，南朝鲜大部队在战斗中一再失利便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他们已经毫无道理地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其中有些压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过美国报刊施加的)，要求武装“朝鲜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经验的人员”。他坚持说，他们始终都拥有这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小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我实在不忍心抱怨这位老斗士为建立一支由自由战士组成的士气高昂、勇于献身的典型军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希望，这支军队会一心期待着他发出将入侵者赶出朝鲜最后一寸土地的号令。

    接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职务之后，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处理好我本人与范弗里特将军以及战场上其他军长们的关系。我无意象麦克阿瑟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之前所做的那样大权独揽。而且，对于一位远离战场的指挥官来说，在有他自己所信赖的能干的下属指挥官在现地指挥的情况下还企图抓住作战指挥权不放，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相反，我决计要采取在欧洲战场司空见惯的办法实施指挥，即我将根据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的声望和出色才干给他以适当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对他的主要作战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权与否决权。在分析这些作战方案时，我打算每次不仅要亲自与集团军司令本人商讨，而且还要亲自分别与第8集团军的各个军长、师长进行商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体负责实行这些计划的军官一样，切实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亲自了解到这些人的看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这种决心，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传达的带政策性的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扩大战争规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明确指示保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犹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在任何情况下，我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都是：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领的任务。我不想采取麦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麦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军官都要丰富得多。他曾经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的强烈反对意见，结果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所以，他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远远超过对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挥官的信任，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鲜战争最初六个月内，他对自己所属的两名地面部队指挥员中的一名实际上本来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会认为，应该对所属指挥宫严加约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战行动的决心，而仅仅给下级以执行具体任务的处置权。

    可是，我对有勇有谋的野战指挥官范弗里特将军是完全信赖的。此外，我始终认为，对于下级野战指挥官提出的看法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处理那个任何部门的最高长官，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都会常常遇到的很难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正确处理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下级指挥官以足够的行动自由，以便其执行比较原则的上级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对整个工作的成败负有最终责任的领导人那样，对下级的行动进行适当的监督。我在东京任职的整个期间，一直力求处理好这种关系。

    当时有两项亟待完成的任务。一项是全面掌握和领会我在华盛顿的上级赋予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卫日本。这意味着我必须立即重新审查目前的计划，并使之适合于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虽则可能性不大)进攻。另一项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贯彻杜鲁门总统坚定而明确地指出的方针，即防止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为完成这两项任务，我认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对前几个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的或者说由总统和国务卿发表的政策派生出来的许多指示作一扼要说明。除了在遭受进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这一任务之外(这是由我国政府一方赋予我的任务)，我作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还负有其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是：维护联合国军的完整；继续在朝鲜打下去(我认为，只要胜利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就会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局势，如被迫放弃朝鲜，则撤往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任务仍然列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但由于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采取了后退行动，这些任务已毫无意义。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须就范弗里特将军今后作战时行动自由的限度问题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这两件事情，又得同时采取两个行观。

    第一个行动是，在起草出措词严谨的指示信之前，要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加以适当限制(这些指示信不仅要送给范弗里特将军，而且还要送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这些信件将扼要而明确地规定我们的各项目标和方针)。我立刻采取了这一行动，重申了范弗里特到达的当天我曾下达过的口头指示，并补充了这样一条规定：“我希望，未经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临津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如你认为局势有利，则你在犹他线’(离‘怀俄明线’有相当一段距离)以外地区发动进攻之前，务请预先向我报告。”

    针对两件事情须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草拟指示信。尽管在接到来自华盛顿的有关当前任务和方针的扼要指示之前这些信件也许无法最后定稿，但我还是指示立即着手指示信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我还与三位司令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当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下达这些信件时，各位司令对信件内容都早已表示了自已完全赞同的态度。

    随指示信还附有一份备忘录。这样做的目的，我解释说，是为了提供某些与指示信密切相关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本身就是同指示信一样极为重要的指示。下面是备忘录和给范弗里特将军的指示信的摘录。在附录3和附录4中，刊载了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技特迈耶将军的内容不同的指示情摘录。

    备忘录摘录

    “进行目前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使敌对行动规模扩大，进而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这种危险性是严重的，始终存在的。它使本战区的所有部队，尤其是那些具有进攻能力的部队，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在执行赋予我们的任务的过程中，这种责任是始终存在的。它不仅要求我们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且要求我们责无旁贷地对美国人民负责。要履行这一职责，每个指挥官就得充分注意自己助行动可能招致的后果；就必须使所属部队对自己的行动同样充满责任感；就必须建立起经过反复检验、自己感到满意的有效机构来保证对所属部队的进攻行动及所属部队对敌人的行动作出的反应实施控制。归根结蒂，指挥官本人必须下决心杜绝所属部队可能使目前冲突扩大的任何行动。除非完全符合指示信的精神，否则不得采取此类行动。

    “因此，我期望每个担负主要责任的指挥宫，不论职位高低，每日，实际上每时每刻，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都必须牢记：履行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以上内容对地面部队不象对我所统辖的海空军部队那样适用，海军一艘舰艇或空军一架飞机的行动都可以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正如我后来视察范弗里特将军的司令部时向他口头指出的那样，这些内容却能促使他们对这一关键问题引起高度的重视。

    给第8集团军司令的指示信摘录

    (一)

    1．除非情报部门证明需要采取新的方针，否则，你必须根据如下分析作战：１与你对抗之敌决心将你赶出朝鲜半岛或者将你就地消灭。

    ２苏联随时都可能以其陆、海、空军之现有实力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在本战区与联合国军作战。如苏联进行此类武装干涉，则中共和北朝鲜人民军之军事力量将发动攻势与之相配合。敌军的所有这些行动都将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实施，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天候条件及其对地形所产生的影响。

    2．此外，你还应当根据以下前提作战：１你的部队将补充到并维持在接近编制装备表规定的实力水平上。但是，你不会得到大量战斗部队或勤务支援部队的加强。

    ２目前尚无法预料你们的作战行动会持续多久。

    ３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撤至某个便于防守的地区，并在那里不定期地坚守下去。

    ４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主动撤退，以便及早撤离朝鲜半岛。

    (二)

    1．你的任务是击退敌军对你目前所占据的大韩民国领土(及那里的人民)进行的侵略，并且应与南朝鲜政府合作，在韩国土地上共同建立并维护秩序。执行此任务时，你有权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地面作战，以及采取登陆和空降作战等各类军事行动，但不得违反2.1之规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你所属任何部队，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越过韩满边界或韩苏边界。你所属非南朝鲜部队，甚至不得在靠近上述边界的地区作战。

    2．执行该任务时，你应按下列规定行事：１只有接到我的命令，你的大部队才可在发起进攻时越过临律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一线(即“怀俄明线”)。

    ２你应该指挥部队集中力量使在朝鲜的敌军人员与装备遭到最大损失，同时，应始终保持你所属各大部队建制的完整，保障部队的安全。采取零敲碎打、不断削弱中共和北朝鲜军队进攻能力的办法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此举还可破坏中国的军事威望。

    ３你应在后勤保障和地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尽可能减少人员和装备损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施火力机动，以使你的集团军保持进攻精神，掌握主动权。

    ４你应利用敌人的每一弱点，并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向世界表明与你对抗的敌人战斗力的真实水平。

    ５(略)

    ６仅以占领地域为目的之行动本身意义不大或者毫无意义。

    ７驻远东海、空军司令执行受领之任务时，你应向他们提供支援。

    (三)

    1．这些指示(你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的副本，只能提供给你手下“应该了解情况”的美国军官。但是，指示中旨在防止扩大朝鲜战争的限制性规定，应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传达，以保证你所属部队人人皆知，都能照办。

    2．(略)

    3，如你要求澄清指示中之任何一项内容或建议，对指示的某些条文进行修改，欢迎你随时与我商讨。

    美国陆军中将马修·李奇微

    可是，我的新职务所负的责任远远超出了在朝鲜行动的范围。所以，我有时都怀疑自己是否因重视一项任务而忽视了另一项任务。国务卿约翰·福期待·杜勒斯在东京访问我时曾就我新近增大的责任表示了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说，“你不要认为你在签订条约的问题上所担负的责任是你所担负的责任中较次要的责任。”(日美条约当时正处于高级谈判阶段，杜勒斯是该条约的主要发起人)我向他保证不会这样做，并补充说，我将尽快全力以赴地投入这项工作。我指出，在这第一周内，我已有意识地将保卫日本的有关问题放到了优先的地位，因为，苏联具有这样的能力，即可以在我们得不到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将其远东的军队投入这一战区与我军作战(国防部曾这样通知过我)，而且，他们走这步棋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苏军的这种能力给我造成的问题较之我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都要紧迫。

    我知道，要想成功地保卫日本，我必须熟悉这里的地形情况以及我们在日本的部队和设施的现状。因此，我很快便开始对关键的地区进行一系列的侦察飞行和地面现地勘察。这种活动在后来的一个阶段，几乎把我每天的时间都占得满满当当。与此同时，我决心竭尽全力来防止在日本的某些军营中仍然盛行的那种只作守备打算的思想再度抬头。我还希望知道我们的部队驻在何处，他们的实力如何，他们的指挥官水平怎样，以及如果苏联果真发动突袭我们如何采取最佳作战方案对付之。到达东京后不几天，我便围绕北海道的整个边缘进行了一次侦察飞行。我觉得，北海道很可能是俄国人进犯的第一个目标。在这次飞行中，我尽可能飞抵接近苏联领土的地方——隔着拉彼鲁兹海峡，距苏联只有几英里。我还乘坐自己的B—17型飞机对其他地区进行了侦察。有时，我让驾驶员贴着树梢飞行，这样，我便可以对有朝一日我们的部队可能作战的地区的地形情况仔细地作一番调查。(一次，我带上夫人，请她进入轰炸员座舱尽情观赏就在我们脚下飞旋的山丘和森林。

    她立刻得出结论说，在飞机有机玻璃罩里掠树梢飞行还不如在楼上有趣。在楼上，地面看上去距我们还要远一些。)尽管我知道苏联未必会发动进攻，而且，我也决心贯彻杜鲁门总统的指示，避免发生可能把我国卷入一场世界战争的任何行动，但我还是全力以赴地设法使我的部队保持战备状态，准备对付敌人能够采取的行动，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会采取的行动。

    保卫日本是由我自己的国家赋予我的责任。作为驻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我还有其他的新任务：只要我认为战争还有希望给我们带来胜利，就继续在朝鲜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的局势，或者如果被迫放弃朝鲜，就把联合国军撤往日本。我接替新职务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其中一件我以为非常满意的事，就是我纠正了我认为对一位杰出的军官多伊尔·希基少将虽属无意但却是不重用的做法。一九五O年九月，阿尔蒙德少将离开东京去指挥第10军参加仁川作战之后，希基少将被指定为“总部代理参谋长”。此后，显然出于个人的某种癖好，麦克阿瑟将军在公文中仍然称阿尔蒙德为“总部参谋长”和“第10军军长”。他对阿尔蒙德才干的这种赏识(我知道，对于这种赏识，阿尔蒙德是当之无愧的，我表示完全赞同)，实际上使希基(一个主要司令部参谋长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好象成了一个临时补缺的人物。我相信，这种安排无论阿尔蒙德还是希基都不怎么中意。但是，要对此类事情提出异议，作为部属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在麦克阿瑟将军离开东京之后不久，我毫不犹豫地发布了命令，任命希基接替阿尔蒙德为总部参谋长。阿尔蒙德被免去这一职务，继续担任第10军军长。

    当然，尽管这类杂七杂八的事情可能牵涉我一小部分精力，但我们大家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联合国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问题和命运问题上。我知道，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特别是由于一天天恶化的气象条件削弱了我们的火力优势。然而，对我军对付中国军队任何威胁的能力，我仍旧抱有充分的信心，这一点，甚至在中国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都从未发生过丝毫的怀疑。

    只是南朝鲜军队的所作所为使我感到苦恼。实施进攻的中国军队再次将一支又一支的南朝鲜部队追赶得抱头逃窜。溃逃之中，这些部队又丢弃了大量贵重且难以补充的武器装备。中国人又采用了他们惯用的办法，借助月光，在各种轻重火炮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发起了进攻。这次攻势开始于朝鲜中部的山区，拂晓时在整个朝鲜半岛全线展开。我们曾估计，敌人这次可能会广泛使用坦克作战，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没有使用过任何坦克。相反，敌人采取了我们所熟悉的而南朝鲜军队却非常不适应的战术：以大量步兵实施夜间进攻，不顾伤亡，一边几乎是在距炮兵弹幕近在咫尺的地方跟进，一边猛投手榴弹。战线上又四处响起狂乱的军号声和粗野的吼叫声，敌人的步兵则穿着胶鞋悄悄地爬上黑暗的山坡，渗入我方阵地。

    我们的防线各处都守得很牢固，除中央地段，各处均顶住了敌人的首次冲击。在中央地段，位于中间的阵地由南朝鲜第6师扼守，美军第24师控制着左翼阵地，第l陆战师控制着右翼阵地。中国人狠狠打击了南朝鲜军队，迫使其仓皇逃回“犹他线”以南。以后，敌人进入了这一缺口，力图包围两翼的美军部队。第24师和第1陆战师守住了阵地，但是，范弗里特将军立即命令第1军和第9军在这一威胁面前逐步撤往“堪萨斯线”，放弃新近夺取的全部阵地，换取宝贵的时间并严惩敌军。其他部队则迅速封闭了由退却的南朝鲜第6师留下的缺口，防止了敌人进一步利用其突然取得的有利地位。

    战斗在全线都十分激烈，中国人损失重大。我们针对这次进攻所进行的周密准备工作开始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前几周轻而易举的推进行动也许现在已经使我们陷入了敌人的陷阱。因为，大量中国军队突入、穿过或者包围了我中央地段的阵地。第一天下午十时，在第9军阵地后方一千码处出现了中国军队。这些部队向当天下午刚刚前出到此处的我炮兵分队开了火。但是，组织严密的环形防御使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这样一个例子。第92装甲野战炮兵营阵地周围的战斗打得特别艰苦，破晓以前，阵地上到处是中国军队。可是，莱昂·拉瓦中校预先已考虑到防御问题，所以他们没有为之惊慌失措。

    中国人被击退之前被打死了一百七十九人，而第92炮兵营仅损失十五人。在三天的战斗中，仅第9军就发射了一万五千发炮弹。

    四月二十六日，敌人切断了连接汉城与朝鲜中部的春川及东海岸杆城的宽阔公路。范弗里特立即将第9军撤至洪川江。中国军队已经在一个午夜涉过了水深很浅的临律江，企图在南岸建立一些不大的桥头堡。与此同时，其他中国部队则沿铁原与汉城之间的公路向南运动。第1军有条不素地一直撤到“堪萨斯线”，打算在那里坚持下去。

    撤退中，他们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可是，敌人以一次突然的打击把南朝鲜第1师赶到了“堪萨斯线”以南，从而暴露了英军第29旅的左翼。尽管第1军一再设法援救格洛斯特郡团的第1营，但该营仍为敌军所切断和打垮。卡恩思中校(他在该团服役已达二十年之久)和他的部队在自己的阵地上英勇顽强地坚守了好几天，直至弹药全部告罄。

    该营仅有少数士兵设法回到了联合国军一边。

    中国人一切断汉城以东东西走向的主要公路，就集结兵力，准备向首都发起大规模突击。他们事先就吹嘘该城不久就要回到他们手中。当位于汉城正北的议政府受到中国人威胁时，我们被迫将其放弃。接着，范弗里特着手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以固守汉城，并将敌人阻止在汉江以北。美军第3师在距该城四英里的地方中牢地坚守着阵地。

    中国人对汉城最危险的一次突击是在四月二十九日。

    六千名中国士兵企图乘小舟在汉城西面渡过汉江，尔后由此沿金浦半岛南下，对汉城实施迂回包围。正是在此处，我们的制空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敌人还在江面上强渡时，我们的飞行员突然向他们猛袭过去，将进攻之敌大部歼灭。到达南岸的零星残敌根本不是南朝鲜第5陆战营的对手，该营当时正负责防守这个半岛。敌人的另一次行动是企图在汉江与北汉江汇合处打开一条通路，越过汉江，迂回汉城。这次行动被美军第24师和25师所粉碎。

    随着敌人强渡汉江的行动以失败告终，我军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称作“无名防线”，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给该线命名)。该线横穿整个朝鲜半岛，由紧靠汉城以北的地区，经朝鲜中部的萨班古，一直延伸到日本海海边、三八线以北的一座海滨小镇大浦里。在敌军距目标很远时，其疯狂进攻就被我军所阻止。在阻止这一进攻的过程中，炮兵和空军的轰炸给地面部队以巨大的支援。从四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九日，联合国军的飞行员们执行了七千四百二十次飞行任务；我军大炮持续不断的轰击则使整个地面布满了弹坑。

    范弗里特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利用火与铁而不是血和肉同敌人作战，因此，他的部队充分利用了我们在空中力量和多种口径的火炮上所拥有的绝对优势。敌人刚刚明显丧失进攻的势头，第8集团军就立即恢复了攻势，不给敌人以变更部置、补充装备的时机。我们知道，敌人的补给品还在源源不断地由满洲运往铁三角地区。铁三角这一坦荡的平原完全被嶙峋的花岗岩山岭所包围，其顶端是平康，底线则从铁原伸向金化。我们的计划是：如果可能，我们就推回到“堪萨斯线”，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夺占该地区，而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充分利用较为有利的防御地形。五月初，我们的坦克巡逻队曾插入“无名防线”以北十二英里的敌纵深地区，在那里袭扰了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突入金浦半岛的许多小股敌部队很快被我肃清，于是，南朝鲜第1师奋力朝临津江推进。第1骑兵师重新夺回了议政府，封闭了通向汉城的接近路。其他部队则由北部和东部将敌人赶出了汉城。在通往春川的道路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在那里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进行了顽强抵抗。

    在重新夺占春川之前，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不得不采取近战来肃清该地区的敌人。远处的右翼部队也同时向前推进。所以，有一度情况似乎表明，我们也许可以发动一次攻势，重返“堪萨斯线”。可是，五月的第二周，敌人原先那种零星的抵抗在各处变得顽强起来。据观察员报告：敌人正在修建新的机场，估计其空军的实力大约为一千架飞机。尽管我们进行了空袭，但是正运送补给的队伍仍在一步步南下。同时，每天都能发现敌人大部队运动的情况。因此，范弗里特将军决定推迟进攻，加强自己的防御，以抗击敌人这一新的进攻。沿着“无名防线”设置了五百多英里长的铁丝网，埋设了地雷，并在雷场安放了装有汽油和凝固汽油、能够电发火的圆桶。射界进行了周密的测定，我们准备让敌人好好尝一下在朝鲜战争中还未实施过的密集火力射击的苦头。

    中国于五月十五日黄昏之后恢复了进攻。他们动用了大约二十一个师的兵力，在翼侧还有北朝鲜的九个师。进攻的矛头指向防线中央，尤其是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的防御地段。在进攻发起后的第二天较晚的时候，防守春川右侧高地的南朝鲜第5师和第7师在中国人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在一片混乱中仓卒撤退。所以，需要进行一番激烈的争夺来封闭防线上的这一缺口。范弗里特遂将美第2师和第1陆战师调至右翼，以抗击实施突破之敌的西半部分部队，同时令第9军向右延伸防线，以便把第2师和陆战师留下的防御任务也担负起来。他命令两个步兵团进入阵地，阻击敌大规模进攻中位于最前端的敌军，与此同时，命令一个团战斗队和美第2师迅速北上，抗击敌进攻形成的突出部西半部之敌。这是一次历时二十四小时的极其紧张的战斗，因为中国人大批涌入了突出部，并且企图包围我方阵地。第2师的士兵们曾一度在主要补给线被切断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前后方和翼侧与中国人和北朝鲜人顽强战斗。然而，美军第9步兵团仍然向北进击；美第2师的法国营和荷兰营加上美第23和第38步兵团，为恢复对主要补给线的控制则向南进击。此后，第2师便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朝鲜战争中最强大的炮击行动之一，是第38野炮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发射了一万多发105毫米炮弹。这次炮击支援步兵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并且使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五月十八日，中国发动新攻势的第三天，阿尔蒙德将军命令第2师撤至南面约五英里处的一道新的阵地。该师师长克拉克·拉夫纳将军成功地实施了后撤。在三天的战斗中，第2师伤亡和失踪者共计九百人，而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损失估计为三万五千人。

    敌军对防守中央防区东段和沿海地区的其他南朝鲜部队形成的强大压力，迫使这些部队远远地撤到“无名防线”以南地区，防守在日中海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后撤了大约三十五英里，被赶到了江陵村。在西部防区，敌人企图沿北汉江向南突击，迂回汉城。但是，美第25师和南朝鲜第6师经过三天的苦战，将中国人阻止在南朝鲜首都以东约二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磨石隅里的南面。敌人还直接向汉城发动了若干次小规模进攻，但很快即被击退。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距自己所吹嘘的目标很远的情况下再一次停下来喘息。在东部防区和中央防区，他们得以向南推进，占领了大片地区，为此，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中国人诱歼我军任何部队的企图均末得逞。除了从南朝鲜军队手中夺取大量武器装备外，他们能够炫耀的用鲜血换来的东西仅有大片崎岖不平的但抖地狱篇》中所描述的那种土地，以及一些遭受猛烈轰炸、几乎是片瓦不留的村庄。然而，对退却的南朝鲜军队所丢弃的这些武器装备不可等闲视之。这些武器足可装备好几个完整的师。可是，在华盛顿的报刊上和美国国内其他地方还是出现了许多无稽之谈，对我的司令部与南朝鲜政府之间存在的摩擦表示不满。但是，这些摩擦是由喋喋不休的无稽之谈造成的，而这些无稽之谈又产生于李的办公室。他们说什么南朝鲜现有大量受过训练的兵源，只要美国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武装，就能减少在朝鲜的联合国军的数量。这种前景对美国国内的读者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可是，这纯粹是建立在幻觉的基础之上的。除非李能使已经武装起来的南朝鲜军队在战场上打得好一些，或者激烈的战事能够缓和下来，否则，既不会有多余的人员，也不会有多余的资源能用于为实现那种预想的扩充计划而进行的监督和训练。

    五月九日，承莫西奥大使和范弗里特将军的陪同，在除李本人之外无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我拜会了南朝鲜总统，并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需要改善南朝鲜军队的领导状况。我们对南朝鲜陆军参谋长钟将军一直是十分信任的。

    然而，由于作战要求很高，加之文职当局在政治上对他进行干预，没有全力加以支持，因而，他几乎无法培养出南朝鲜军队所需要的和理应拥有的那种高水平的野战指挥官。

    我认为，那天下午我们与那位老斗士所进行的开诚布公的谈话毫无模棱两可之处。我甚至可能过多地向他透露了军事形势方面的问题。可是，他的司令部还是在顽固地制造这类所谓我们拒绝利用取之不尽的兵源的谎言。这件事已成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了。因此，我要求范弗里特注意，他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他的参谋长和三位美军军长)，除纯军事问题之外，不要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其他问题的言论。以后一定会有机会把南朝鲜所有的师从战线上撤下来进行训练、使之成为第一流的作战部队。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在我们政治战线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上火上浇油。

    现在，中国人的进攻又一次停止了，是我们再次发动攻势的时候了。联合国军两个新到达的营即将完成最后的战前训练，编入第8集团军。因范弗里特的炮兵饱和轰击战术而暂时造成的弹药“短缺”（炮连从未短缺过弹药。实际情况是，由于弹药消耗突然大幅度增加，在朝鲜的弹药贮备曾一度低于规定标准。——作者）已不再是个问题。但是此时，关于后勤方面的情况，无论敌人的还是我们的，我们一定得时刻留意。进攻作战推进得太远就会使我们的补给线拉得过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相应地缩短，同的，还会使我们遭到重大伤亡。南朝鲜仍然只有一个第一流的港口可供装卸军用物资，这就是釜山港。可是现在，这一港口已远在南面，而这是唯一可供吃水深的舰船停泊的港口。

    汉城的港口仁川受到黄海潮水大落差的限制，物品需要从远离海滩的大船上卸到登陆艇上才能运上岸。

    但是，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可能时夺取该地区，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案。这里过去曾是一条良好铁路线的终点，现在也是敌人能够不断向前线运输粮秣弹药和其他补给品的许多良好公路的枢纽。人们也许还记得，“怀俄明线”亦即“堪萨斯线”的突出部是针对铁三角的底线而划定的。对我们来说，控制华川水库也极其重要，汉城的水电供应以前依靠华川水库，而且，这里还是敌人补给线上的重要地点。因此，发动这次新攻势的目的是，不再顾及三八线的限制，重新打过三八线去，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之潜在力量。

    五月十九日，我飞往朝鲜，在靠近萨马的第10军指挥所会见了范弗里特、阿尔蒙德和第9军军长霍格。这几位指挥官作了简要汇报之后，我将自己对这次谈话的理解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第8集团军应于五月二十日发起进攻，各军任务如下：1．第10军应制止敌人在其右翼达成突破，并协同第9军右翼部队发起进攻，第9军右翼也由第10军负责保障。

    2.第9军应进攻并夺占春川盆地以西的高地。

    3．第1军应沿汉城——铁原轴线发起进攻，并负责保障第9军的左(西)翼。第8集团军司令应密切注意这次进攻的进展情况。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我视察了所有其他的美军军、师指挥所和部分南朝鲜军的军、师指挥所。我在前线巡视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拜会了钟将军。我再次强调，他必须保证所属各级指挥官都能认清形势的严重性，并做出特殊的努力使南朝鲜部队能象支真正的部队那样在战场上作战。

    那天晚上，我在第5航空队指挥所会见帕特·帕特里奇时，获悉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当天下午心脏病发作的坏消息。他这次病得很厉害，被迫离职住了几个星期的医院。此后，只好将他送回国内，后来他退出了现役。他是一位极其勇敢、经验丰富和足智多谋的军人。然而，突然的变化是战争中常有的现象。我对他的这次重大转折深感痛惜。但是，能得到奥托(奥佩)韦兰空军中将我还是相当满意的，空军果断地指定由他来接替斯特拉特迈耶的职务。我早就认识韦兰，曾与他在泛美防务委员会共过事，并一同参加过里约热内卢公约的谈判工作。

    我在远东任职的后一段时间，大概再没有比他更乐于合作、更得力能干的战友了。

    发动攻势前决定变更部署，因而使华川水库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划给了第9军，而在此之前，第9军的作战地带分界线是划在水库边缘上的。第10军已实现其最初目标，所以，现在便可以插向东北方向，阻击沿海岸北撤的敌人。

    南朝鲜第1军将沿海岸北进，尔后向偏西北方向进攻，粉碎它与第10军之间的敌人。在中国人进攻时遭受沉重打击的南朝鲜第3军被撤销了建制，其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

    联合国军于五月二十日开始进攻，在不断得到美国空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克服敌人越来越弱的抵抗向前推进。这次进攻并不打算推进到鸭绿江，诚然按我们当时的兵力大概能够打到那里。但是，范弗里特仍指挥其部队向前挺进，穿过了第一道调整线，即“托皮卡线”(该线从西部黄海潮汐平原上的坟山，经鳞蹄，延伸到濒临日本海的杆城以南约十英里的黄浦里)。尔后，他们继续向“堪萨斯线”和对着铁三角底边的、北面的“怀俄明线”前进。同往常一样，敌人在如下一类地区的抵抗是很顽强的，那就是地形对他们有利的地区，道路狭窄或者无路可行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补给品不得不依靠肩扛手提运上山岭的地区。

    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天气也来给敌人帮忙，降低了我装甲部队的前进速度，使许多道路几乎完全被毁，而且还使我们的飞机无法起飞。结果，敌人再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在其大批部队和补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然而，到该月底，南朝鲜全境毕竟差不多再次肃清了敌人的部队。估计被我打死的敌军为一万七千人，另外，还俘获相同数目的敌军俘虏。在这次进攻中，南朝鲜军队伤亡异常惨重，死伤、失踪或病倒者达一万一千人左右。

    随着我军打回甚至越过“堪萨斯线”，又轮到我们采取肪御了。范弗里特再次着手采取措施，以尽可能使防线变得坚不可摧。整个防线设置了一层层铁丝网，阵地前布满了地雷和燃烧桶。只要可能各处都挖掘了带顶盖的掩蔽部。此外，还设置了路障，并测定了炮兵集火射击的诸元。

    尽管大雨不断，并且敌人顽强地进行抵抗，向铁三角底边实施的进攻作战仍然一直持续到六月份。美军第3师和第25师向前猛打、猛攻，他们用火焰喷射器把中国人从圆木构筑的掩体中赶了出来。铁三角西端的铁原于六月十一日为我夺占，东端之金化，敌人未继续抵抗便放弃了。此后，两支步坦协同的特遣部队迅速穿过铁三角地区进至平康，平康守敌亦全部撤光。可是，我军发觉敌人占据着城北的制高点。于是，这两支特遣部队又撤了回来。从此以后，双方都不再采取大规模行动去夺占三角地区的平原了。

    敌人很重视的另一个地区是一个我们称作“大钵”的古老火山口。火山口在麟蹄以北大约二十五英里处，距东岸也有二十五英里，靠近美第10军与南朝鲜第1军的分界线。火山口的周边犹如刀刃一般锋利，陡然拔地面起，高出火山口底部数百英尺，上面覆盖着密密的树林。敌人在周边山坡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并且配置了大量的火炮和追击炮。为了夺占这一地区，我们在以后几个月中付出了很大伤亡。第8集团军占领这一地区，便可以缩短我们的防线，使我们更好地观察敌人，而且还可以减少敌人对这一方向发动强大的突然进攻的可能性。我们一旦夺占了这一地区，便决不会再把它放弃掉。

    现在，第一年的战斗已经结束，联合国军实现了早先的目标——将南朝鲜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并扼守分界线。横贯整个半岛，最西部除外(因为，这里南流的临津江是最有利的防线)，我军在三八线以北建立了巩固的阵地，足以抗击敌人的任何进攻，除非敌人能得到大规模增援。

    但是，为夺占和扼守关键地区附近的制高点，部队遭到了敌人不顾伤亡的顽强抵抗。敌人和我们一样，建立了坚固的防线，井在前沿前构筑了屏护阵地。这道防线，敌人是打算坚守下去的。因此，我在六月二十五日收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可能即将与共产党进行停火谈判的消息，是很受欢迎的。我立即派我的参谋军官小瑟莱斯中校前去与范弗里特商议。他随身带了一张我的幕僚们准备的地图。图上显示了我军当前的前沿阵地的位置、“堪萨斯线”的位置、预想的“堪萨斯线”警戒线的位置，以及可以保障“堪萨斯线”阵地的预想的停火线的位置。我要求范弗里特告诉我，让第8集团军夺占其当前的前沿阵地与预想的停火线之间的制高点是否可行，有无必要。

    根据范弗里特后来的言论(大意是我阻止了他夺取彻底胜利)，我认为回顾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答复还是很有意思的。他当时的看法是：此时此刻他不赞成让第8集团军发动进攻去夺占制高点。他认为，在东部前线发动进攻会使美军付出很大伤亡，而所得到的却只是一些土地。在西线发动进攻虽则比较容易，可是，范弗里特认为，这会使他过于暴露给敌人，易遭对方进攻。他认为：发动进攻要付出很大伤亡，并会使第8集团军变得较易遭受敌人攻击，这样做代价太大，不应为实现停火而冒这样的风险。他还竭力要求，如果当真进行停火谈判，那么应考虑到礼成江以西、三八线以南的那部分朝鲜领土。我们无意占领这一地区，但该地区有可能成为我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换取我们想获得的东部那块地方。他还说，第1陆战师的当面之敌(北朝鲜两个军)占据着坚固的防御阵地，他们作战顽强，齐装满员，似较中共军队更能作战。

    他的这些看法我都赞同，于是，我们决定原地坚守，等待谈判的结果。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首次提出了停战的要求。这使政治和宣传方面的活动大大增加，并给我带来了一批重要的人物。中共很快表示赞同马立克的建议。同时，在我国也有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和平的呼声。六月二十九日，我在东京非常高兴地将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迎到了总部。在他之后到达的是阿奇·亚历山大，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他是陆军部副部长，我与他有过多次令人愉快的交往。不久之后，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也飞来向我们宣传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一些强烈看法。

    六月三十日，遵照我在华盛顿的上级的指示，我向中国最高统帅部广播了一则声明：如果象报道的那样，他们准备停火，联合国军将乐意派出代表讨论停战问题。双方建立接触和协商会谈地点仅花了几天的工夫。会谈地点设在紧靠三八线南面的西部沿海城镇开城。我指定由特纳·乔伊海军中将率领联合国军代表团。敌军的主要谈判人是北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中将。但是，共党方面的实权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手中。

    我还是熟悉共产党的手法的，那就是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毫无内容的争论把对手拖得精疲力竭。我在联合国任职的两年半中，对此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我却根本没有料到这种毫无成果、令人疲惫的谈判后来会拖那样长的时间。双方很快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谈判期间，敌对行动还得继续下去。然而我觉得，在停火的希望依稀可见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尽量减少我方的损失。因此，我通知所届指挥官：不要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而要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局部进攻旨在夺占可以扩大我方观察范围、缩小敌方观察范围的关键地形。

    在开战一周年之际，我以为和平可能即将来临。可是，又过了两年的时间并且付出了很大伤亡，每个士兵的这一夙愿才得以实现。

    第8节

    战争的第二个夏天，在开城一座与十九世纪新英格兰高级中学的建筑非常相似的洛可可式“茶馆”中，谈判代表们正在无休止地进行着单调乏味的谈判。与此同时，我们的步兵则在许多无路可行的山头上作战，而且，为了夺取或收复敌人固守的阵地，他们正艰难地在花岗岩的山岭上攀登。这些在广大地区内进行的战斗，大都集中在“大钵”地区亦即铁三角地区。为夺占并扼守瞰制着“大钵”谷地的那些高地面进行的战斗，也许打得最为残酷。

    在这个宽阔、肥沃的谷地西部，山峦重叠，草深林密。

    最高峰是我们称作1179高地的一个山峰，朝鲜人称之为断山。山顶挥圆，犹如小孩画的图画，坡面陡峭，山脊几乎象刀刃一般锋利。当时，这个海拔三千九百英尺的1179高地由北朝鲜人的大约一个团扼守着。范弗里特将军认识到，为防止敌人对“堪萨斯线”进行观察，同时迫使中国炮兵退至不能威胁我方阵地的地方，他必须把敌人从这一高地赶走。当南朝鲜陆战队把敌人赶出这个竟相争夺的地点的行动归于失败之后，范弗里特遂命令第2师所属部队在近距离空中支援和炮兵支援下拿下这一高地。这是一场浴血的苦战。士兵们不得不顺着长满树林的山坡迂回而上。最后，为了接近敌人，他们只得用双手攀援陡峭的石壁。汗流挟背的朝鲜劳工是运送弹药、装备和食品的唯一运输手段。

    他们用古老的A字形背框运送重量足以压垮一匹小马的物品。步兵们自己携带了全副装备器材，以便在山坡上架设无后座力炮，敷设通信线路和建立救护所。经过四天寸士必争的激战，敌人终于动摇，1179高地落入我们手中。

    “大钵”西部还有一个称作“血岭”的山岭。从敌人手中夺取并扼守这个山岭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便是“血岭”一名的由来。第一次拿下“血岭”是在八月份，以后由南朝鲜第5师所属的一支部队扼守着。一天夜间，中国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击，把南朝鲜人赶出了“血岭”。接着，美军第2师第9步兵团向该地发起了猛攻，与依托工事并得到炮兵有力支援的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战斗。美军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又一点一点地被压了回来。敌人在这个阵地上整整坚持了五天，直到美军第1陆战师和第2师沿着“大钵”的边缘同时向北发起进攻时，敌人才被迫放弃了“血岭”。

    这年夏季，敌人的防御力量明显增强。尽管我们总是不断地炸毁敌人的铁路和桥梁，破坏其铁路编组车场和公路交通，但是，他们的补给物资仍然源源不断地从满洲运来。中国炮兵的活动大大增加，这也迫使我们的全部地面作战行动放慢了速度。敌人的高炮火力愈来愈猛，我们的轰炸机开始遭到某些损失。无论把空中力量的作用说得多么大，它都根本无法阻止敌人运进必要的武器装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空中力量的支援，我们的许多进攻行动本来肯定是无法实施的)。空中力量可以降低敌人的运输速度，迫使敌人只能在夜间行动，但并不能孤立战场。“血岭”战斗和毗邻的“伤心岭”上的战斗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为残酷、最为紧张的战斗。这些战斗需要我们消耗极大的体力，需要我们具有无限的耐力和勇气。步兵象印第安人那样作战，他们在山坡上匍匐前进，吃力地拖带着自己的步枪、弹药以及追击炮弹。有时，他们还被迫抵近敌人进行爆破，迫使敌人钻出地下工事。

    敌人以东方人所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的工事。有时，他们甚至依靠人力来挖掘从山的反斜面一直通到正斜面的坑道，以便在遭到空袭和炮击时能撤离正斜面阵地，躲进空袭火力或重型榴弹炮火力难以打击的反斜面工事内。敌人构筑的坑道有时长达三千英尺。这样，他们既能迅速躲避轰炸，又能很快向前运动抗击地面进攻。

    通常，前斜面的坑道出口都经过精心巧妙的伪装，必须很仔细地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出口。不过，这些出口一旦被发现就会为我榴弹炮的直瞄火力所摧毁。我们的炮兵在使用8英寸榴弹炮(是由推土机推进发射阵地的)摧毁这些坚固目标时，达到了较高的命中精度。直瞄射击可以说是这些宝贵武器的一种既新颖又有效的使用方法。

    截至七月一日，敌人集结的总兵力估计已达到四十六万人，其进攻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时，我要求范弗里特拟制一份向朝鲜半岛蜂腰部即平壤——元山一线进攻的作战计划。在我们首次越过三八线后的那几周，我们曾考虑过此案。这就是所谓“势不可挡行动”。然而，我迟迟没有批准这一计划，因为我认为，最好还是等着看一看停战谈判的结果再说。七、八两个月，地面部队的战斗伤亡大大下降。这是因为，地面部队各级指挥官不愿奋力去夺取新的阵地，倘若早日达成停战协定，这些阵地可能又得放弃。

    与此同时，范弗里特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行动，尤其在“大钵”周围地区，那里还有很多高地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在朝鲜作战如同在以往的许多次地面作战中一样，为了可靠地保障当前的阵地，总是还得拿下一个阵地。在“大钵”周围，连绵的山岭象是为了俯视一下古老火山口内部的情况而在那里争先恐后地向前拥挤。“大钵”正西方的那些山丘亦即后来的所谓“血岭”，组织了严密的防御，由北朝鲜的好几个师顽强地扼守着。美第10军第2师历属步兵分队在这里遭到了整个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抵抗。他们常常是刚刚夺取一个山头就又被赶了下来，接着几小时之后，又被迫重新再打回去。第2师在连续二十四小时之内曾先后向一个山头发起过整整十一次冲击，但是仍不能肃清那里的敌人。不过，到九月底，“血岭”和整个“大钵”地区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在争夺山岭期间，我曾收到范弗里特的一份作战计划，提出在一统一的地段发动一次更为大胆的进攻，以进一步缩短我们的战线。这就是“魔爪行动”。我立即批准了这个方案。但是，新近的伤亡(小规模作战引起的)情况显然使范弗里特认识到这一行动得不偿失。于是，他改变计划，将第8集团军的进攻重点转向属于美第1军的西部地带。

    如果一切顺利而停战谈判又毫无进展，则他将要求在大约介于其右翼与元山之间正中央的那一片东海岸地区实施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我虽然没有批准两栖登陆计划(范弗里特手下的诸位军长都不赞同这一计划)，但还是准许他发动夺占重要地形、地物的有限目标进攻。结果，范弗里特制定了一份计划，旨在夺取并扼守“大钵”以西约四英里的那一带山岭亦即后来的所谓“伤心岭”。

    美军第2师奉命赶走固守在这里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队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永备工事，各种掩蔽部和兵器掩体都进行了周密的伪装。要在夏末的浓密树叶中发现这些坚固的工事真是难之又难。而且，北朝鲜军队作战还极其顽强。对“伤心岭”的进攻一开始采取的是小部队零敲陈打的战术。所以，尽管第2师所属部队作战非常英勇，他们的进攻不久还是受到了阻碍，在遭受重大伤亡之后，他们仍然无法接近目标。

    第2师蒙受的损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我曾找机会与当时指挥该师的拉夫纳将军研究过这个问题，也与范弗里特谈过。九月中旬，我又对接任第2师师长的罗伯特·杨格少将说，希望他亲自过问此事。

    此后不久，詹姆斯·亚当斯上校直截了当地向杨格将军报告说，继续按目前的规模进行战斗就意味着自杀。对于一位野战指挥官来说，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向自己的上级表明这种看法，这在精神上是需要有高度的勇气的。我一向认为，在一个指挥官的身上，这种精神上的勇气甚至比单纯的作战勇敢更为重要。

    因此，杨格将军重新分析了面临的情况，并且看到，采用零敲碎打的小部队进攻战术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改为以整个师实施协调一致的进攻。这次进攻实施了充分的炮火准备，并获得了强大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结果，第2师终于在十月十五日夺占了“伤心岭”，此后，该师再也没有丢失过这块阵地。

    在整个这次进攻作战中，采取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投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的做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知道，步兵时常对空军弟兄那种勇猛无畏的支援行动坦率而热情地表示感谢，空军弟兄似乎只要有起码的气象条件就会积极配合步兵作战。

    在朝鲜，夏日的天气就象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变幻莫测。突如其来的暴雨常常会冲毁沿峭壁盘旋的狭窄道路的整个路肩，从而使汽车辆重队处于进退不得的境地。骤发的山洪往往会冲走浮桥，迫使士兵光着身子气喘吁吁地抓着救生索在奔腾咆哮的洪水中奋力抢救某些宝贵的装备器材。

    正当实施这些作战行动时，范弗里特向总部呈送过一些作战方案，主张以美第1军和第9军发动大规模攻势，紧接着在东海岸实施一次两栖突击。如果这样的行动得到批准并且能够成功，那第8集团军的先遣分队本来是有可能前出至平壤——库底一线的。库底是座落在东海岸的一个小镇，位于元山以南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范弗里特要我对定名为“棍棒行动”和“牧马者行动”的两个方案迅速定下决心。可是，几天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两个方案，转面赞同另一个在美第9军作战地域内实施的、胃口和风险小得多的进攻方案。这次进攻定名为“突击队行动”，是于十月十三日批准并发起的。进攻所遇到的顽强抵抗和频繁的反冲击同第2师在东部地区曾面临过的情况一模一样。

    不过，我们还是于十月十九日进抵并夺取了此次进攻的目标，建立了“詹姆斯敦线”，亦即“堪萨斯线”的一块新添的突出部，并且解除了敌人对铁原——汉城铁路线的威胁。

    由美军第2师和第9军实施的这些进攻行动增加了美军的伤亡，结果，在国内，尤其在国会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国会，人们认为，总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不得不写信将“国内战线”的这种情绪和看法告诉我。可是，事实上，这些行动大大改善了我们的防御态势，同时也使当时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共产党人深深感到，还是回到谈判桌上为好。

    此后，战役重又变得比较平静。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的阵亡人数较十月份下降一半左右，十二月份较十一月份又下降三分之二左右。

    停战谈判恢复之后，我指示范弗里特采取积极的防御行动，允许他沿着战线的总走向夺取有利地形，但同时规定，进攻作战行动仅限于夺取对方的警戒阵地，而且投入的兵力至多不得超过一个师。由于谣传(总是靠不住)说共产党现在希望早日停火，因而作战行动就变成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和巡逻行动。双方现在都占领了成纵深配置的坚固防御阵地。哪一方都不愿发动全面进攻。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个良好时机，可以着手解决一个长期令人烦恼的问题，那就是在南朝鲜，尤其在晋州西北的山区，有大量游击队在活动。共产党退却之后，游击队一直把晋州西北的山区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范弗里特把代号为“灭鼠者行动”的任务交给了指挥两个南朝鲜师的朴顺玉中将，旨在消除这一危险的隐患。截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底，近两万名流寇(土匪和有组织的游击队)被击毙或俘虏，令人恼火的问题总算彻底获得解决。

    范弗里特在此期间提交的若干份有限目标进攻计划，我都命令暂时搁置起来。停战谈判取得进展的种种迹象，促使我没有批准这些会使伤亡急剧增大而又不能赢得相应战果的作战计划(我曾向范弗里特的部属们征求过意见，他们对其中的大部分计划都不赞同)。

    不过，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在进行一次称作“绞杀战”的大规模空中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显然是阻止敌人沿通向北方的铁路和公路进行补给。但是，事情变得很明白，我们的空军根本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那种为了炸毁敌人铁路并使之始终无法重新使用而必须实施的轰炸。尽管空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干得极为出色，敌人还是在继续增强着自己的力量。韦兰将军和我终于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使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迫使敌人急剧增加其补给与弹药的消耗，则春季到来时，敌人就会处于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的有利地位。

    我方空军的作战行动，加上沿海地区海军战列舰和驱逐舰的舰炮火力，倒是至少使敌人未能取得火力上的优势。所以，这些行动即使谈不上削弱敌人的能力，起码也是抑制了敌人的能力。敌炮兵的实力一直在危险地增长着。

    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对这种增长趋势加以抑制的重要性：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六月，落在我方的火炮和追击炮炮弹数量由二千三百发增加到大约六千八百余发。

    但是，在我任职的最后这个冬季，当停战谈判还在拖拖拉拉地进行时，整个朝鲜半岛基本上处于一种相持状态。

    所以，我这才有时间处理一些形势危急时没有顾得上处理的事情。

    不过，还有一件十分紧急的工作我前面尚未提到。当我还在指挥第8集团军时，我曾收到过当时的美军第25师师长威廉·基恩少将慎重提出的一项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混合编组白人和黑人部队。和平时期在本宁堡工作期间，以及在朝鲜期间，基恩都曾有充分的机会观察了解黑人部队的情况。在朝鲜，全部由黑人编成的第24步兵团是他所指挥的一部分部队。这一建议与本人见解完全一致。

    于是，我在一九五一年的三月中旬拟制了计划，以便取得麦克阿瑟将军的同意，立即着手混合编组的工作。当然，麦克阿瑟将军也得试探一下华盛顿的意思。由我指挥的美军第9步兵团和第15步兵团都编有一个黑人营。此外，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战斗部队和保障部队除军官之外全都由黑人编成。由于当时我们正忙于进行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因而，在我到总部任职之前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改编行动。那时，我曾有机会与当时主管作训的陆军助理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讨论过此事。他是以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的双重代表身份来东京作正式访问的。我对他说，如果我能得到上级批准，就准备将黑人部队彻底混编，首先从全部由黑人组成的最大的战斗部队第24步兵团以及分别隶属于第9和第15步兵团的两个步兵营开始。此后，我们可以把规模较小的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炮兵和装甲兵战斗部队拆散混编。最后，我们再如法炮制部署在朝鲜和日本的无数编制很小的补给勤务分队。与基恩将军一样，我深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部队具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所需具有的那种精神面貌：每个士兵都能不依赖他人而自立并为此感到自豪；每个士兵都相信，较之周围的伙伴自己并不逊色，较之敌人则更胜一筹。

    泰勒将军对此举深表同意，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是实行这种办法的绝好时刻，从此以后，它必将对整个正规陆军产生深远的影响。六月上旬，在国防部长马歇尔访问朝鲜和东京期间，我与他讨论了自己的计划。他将这份计划带回了华盛顿。计划终于获得批准。于是，我立即在自己的战区将其付诸实施。此后，美国陆军全部实行了这项早该实行的改革，并在提高士气上和国民的反应上达到了全部预期的效果。

    由于战线趋于相对稳定，我和范弗里特还得以将精力转向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了我们好几个月，但由于在军事上多次出现危急的局面，我们被迫将这些问题搁置起来。头号的问题也许是南朝鲜军队缺乏领导的情况十分严重；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条约的规定，我们无法对这种领导彻底加以充实。现在，由于压力已经减轻，我们便可以着手实施一项全面的训练计划了。通过这个计划，可以造就出朝鲜人自己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又能把朝鲜士兵力训练得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优秀。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和为了巩固个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而进行的错综复杂的争斗，使朝鲜军人的许多突出的优点荡然无存，以至于为了提高这些军人的素质，我们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朝鲜军队一直是根据各种政界人物一时的念头面随意调来调去，一直是被用作剿灭“土匪”，或者维护某些土皇帝利益的。年轻的军官们发觉，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上级进行批评，表示反对，甚至提点不同的看法都不可能。在敌人的压力下，那些受到的“训练”百分之百是政治训练的指挥宫往往最先垮掉。他们自己的恐慌情绪又总是立即传染给下面的部队。部队中许多士兵自己也未受过必要的训练，无法在危急情况下本能地、积极地作出反应。

    特别缺乏的是使用火炮的训练。火炮的广泛使用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得不以火力来弥补人力的不足。长期以来，远东司令部一直不赞同增加南朝鲜军队的炮兵部队。他们认为：朝鲜地形复杂，通过崎岖的道路和陡峭的山岭进行弹药补充极其困难，加之南朝鲜军队缺少受过训练的炮兵，火炮数量也不足，这些情况充分证明应该反对扩充南朝鲜炮兵。可是，随着战斗进程的放慢和武器装备补充的增加，我们便有了时间也有了装备来加强南朝鲜军队炮兵的实力。而且，我深深感到，南朝鲜部队必须拥有远程火炮，以便在我兵力薄弱的防线上使师与师之间做到相互支援。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命令在年底以前正式组建四个南朝鲜155毫米榴弹炮营。各炮营一旦组建完毕，将分别隶属美军的一个军，进行八周的紧张训练。此后不久，我又批准组建三个105毫米榴弹炮指挥连以及六个105毫米榴弹炮营。组建工作也要在一九五一年年底以前完成。我的目的在于：最终能组建足够数量的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连，以便使十个南朝鲜师每个师都能配齐四个炮兵营(三个105毫米榴弹炮营和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营)。一九五二年初，我收到华盛顿同意我继续实施该计划的答复。

    此时，在美国炮兵学校学习的南朝鲜军官即将回国，这更坚定了我扩充南朝鲜炮兵的决心。

    重新对南朝鲜军官进行认真训练所收到的效果在战场上愈来愈明显。现在，我们在东部地段和中东部地段的许多进攻行动几乎完全是由南朝鲜部队实施的。当我在西部的部队派出战斗巡逻队牵制敌预备队、海军以重炮提供火力支援时，在“大钵”的两侧，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l军进至更为有利的防御地区。这些作战行动几乎都是由南朝鲜部队独立实施的。这一年稍晚一些时候，在西部地段，在第9军把战线向前推进三至四英里的过程中，南朝鲜第1师打得十分英勇。

    南朝鲜劳工服务队也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我曾授权范弗里特将这支劳工队伍增至六万人。这些劳工勇于身背满载补给品的A字形背框攀登陡峭的山坡，勇于承担构筑地堡、装填沙袋和加固堑壕与坑道的工作。总之，他们勇于从事运送食品、补给以及在枪林弹雨中为作战部队修筑防御工事这类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们能重新夺取并固守“堪萨斯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劳工的艰苦工作。

    人们提起进行谈判的那段漫长的日子，一股总把它作为一个相持的阶段，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那一阶段的仗，打得不那么激烈。每天都有新的伤亡。感谢上帝，与发动几次大规模攻势时相比，现在的伤亡还是小得多了。

    但是，这些伤亡在当时仍然可以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谈判桌上赢得什么东西，我们都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我们展开在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较短的战线上。但是，我们的兵力仍然太少，只能分散地部署在这条战线上。这时，我们的兵力不足六十万，其中美国人占二十三万。敌人的兵力自然大大超过了我们。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则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是大炮给我们以优势，我们能够集中无数炮弹打击整个战线上的任何一点。在利用地形上和摆脱狭窄曲折的道路、伸入荒山峻岭的行动上，我们新近也摸索出一套巧妙的办法。这当然也是我们取得对敌优势的一个原因。但是，范弗里特此刻的目的却在于，一旦控制了制高点，他便将敌人驱赶到开阔地带去，以便用大炮将其歼灭。

    当然，中国人是喜欢在夜间发起进攻的，因为，到了夜间，我空军只能停留在地面上，观察员亦无法进行观察。

    我们实际上没有做到“成纵深”部署我们的防御，因为，防御阵地分散而且配备的兵力也很单保不过，我们倒是有屏护部队警戒着距主要抵抗线约有步枪射程那么远的一道防线。正是这些士兵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将大批敌人吸引至我们能以强大的炮兵将其消灭的地点上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守卫在孤零零的碉堡(碉堡四周堆放着沙袋，设置着铁丝网，可以在各个方向上对付敌人的攻击)中的士兵往往吃惊地发现，敌人在夜暗中已悄然无声地出现在我方阵地上，还常常发现，四、五个穿着胶底鞋的中国人已不声不响地潜入他们与前哨警戒线之间的地带。这时，信号弹就会从敌人战线那边升起，疯狂的军号声就会把我方哨兵吓进碉堡，几乎来不及发出口令，战斗就打响了。

    我还记得，为了获得更多的战场照明器材以便在夜间也能瞄准敌人射击，我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照明弹使用得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试用了各种可用以照明的器材，其中包括大功率探照灯。这种大功率探照灯可以借助低垂的云层将光线反射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在欧洲战场就曾采用过这种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之，这些措施减轻了防守在孤零零的前哨警戒线上的士兵们的负担。因为，他们常常要一连熬上好几个小时凝视着夜暗中影影绰绰、不可名状的东西，而且，他们有时在花岗石山岭上所得到的防护较之几个松垮无用的碎石堆好不了多少。中国人的夜间进攻特别神秘莫测，不可思议。首先听到的是中国军号独特的哭丧调，要么就是由五十来个中国人用英语发出的粗野叫喊声，再就是用以吓唬西方人的以死相威胁的喊话声或其他吵吵嚷嚷的声音。但是，我们久经沙场的部队此时已习惯于这种“音乐的伴奏”了。有时，他们还出去缴获中国军号，尔后，用缴获的军号把敌人的指挥信号搅乱。

    与此同时，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不过，曾中断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敌人坚持要我们对一些捏造的“事件”负责，而我们则反驳说这些所谓的“事件”从未发生过。谈判令人厌倦地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往后拖延着，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底眼看就要实现的停火象磷火一样变得越来越渺茫了。我知道，国内许多公民已开始认为：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正白白地牺牲在战场上，而我们死硬的谈判人员却非要想在谈判桌上捞到什么便宜。但是，谈判桌上的斗争正是战场上作战的继续。无论最终达成何种协议，这种协议都必然会是军事上实际情况的反映。再者，尽我们之所能抗击敌人的一切进攻行动，以阻止其进一步将战线向南报移，这本来就是士兵们的艰苦任务。

    谈判确实是件耗费精力的事情。在谈判桌上，人们不断重复已经说过的观点，象演说家似地玩弄华丽的词藻，令人讨厌地谩骂与攻击，有时简直让人宁愿回到战场上去作战。但是，我还是决心除证明我们的坚定立场之外，还证明我们的谈判诚意。我打定主意，在谈判中决不失掉耐心或自制，同时，也决不屈服于敌人停止谈判的恐吓或威胁。关于谈判本身的情况人们已多次作过说明，并且谈得也很详细。不过，还有一些与谈判有关的问题有必要再提一下。

    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犯了不少严重错误，这是不容否认的。我认为，所有这些错误都产生于两种主要的错误看法；而这两种错误看法的根源又都一方面在于我们天真无知，一方面在于我们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乔伊直至停火一、两年之后才指出的如下事实：“共产党人既不贸然出席会议，也不仓促地进行谈判。他们往往首先进行一番精心的布置。他们关心如何保全‘面子’，并且重视通过有利的谈判地位取得实惠，这就使共产党人总是预先对进行谈判的客观条件进行周密的考虑。”

    他们抓住我们的各种失误所进行的宣传，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在亚洲人之中进行这种宣传，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就更大。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武官员们总该有了前车之鉴，总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了。当然，我指的是这样的官员，即那些今后有可能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听任敌人散布简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长篇谎言与诽谤的官员。

    谈判之初，我曾在给海军上将乔伊的信中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你的客气就等于是让步，而让步则又是虚弱的明证。我建议你掌握好发言的分寸，使用奸诈助共产党人不会产生误解的语言和方式，建议你不要轻易表示谅解和尊重。”

    对于从未领教过共产党谈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说，要想事先想象出事实真象被歪曲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共产党谈判要有极大的耐心，而这一点就连约伯（圣经里的希伯来族长，吃苦耐劳的典型人物。——译者）也会感到无法忍受的。

    谈判伊始，我们就作了一次让步。不久，我们又为此感到懊侮。在我第一次提出开始会谈时，我们曾建议将会谈地点设在一艘预定在元山港停泊、悬挂着丹麦国旗的“日德兰迪亚”号医院船上。当时看来，这种“中立区”虽则处在双方大炮射程之内，还是能够为双方欣然接受的。可是，共产党根本没有理睬这项建议。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把开城(从理论上讲，开城是一座位于三八线以南“无人区”日城市)作为会谈地点。华盛顿指示我立即接受这项建议，以便为早目结束战争并证明我们的诚意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谈判开始后，根本就没有中立的气氛。开城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的武装警卫人员布满了谈判区。

    肩挎汤姆式冲锋枪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对我方使节指手划脚。我方代表坐在插有白旗的吉普车中的样子被对方拍摄下来，作为投降的镜头供亚洲的新闻界发表。可是，我方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却被排斥在现场之外。我立即纠正了这种不平等的现象，采取的办法是；通知中国人，除非谈判区真的成为中立地区，并且我方记者也能到现场来访，否则，我方代表不再回来谈判。敌方谈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产党的方式同我们磨时间，要我们等着他们上级的决定。但是，当他们得知，在我方新闻记者获准采访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让代表团返回谈判桌的消息后，他们立即作出了让步。

    即使如此，这个谈判地点的气氛还是从未令人满意过。

    有一次，我们被迫对突然出现一支中国武装部队一事提出严重抗议。这支部队携带的又是枪又是60毫米追击炮，他们径直从我们的吉普车前穿过。在这以前，我曾中止过谈判，直到赤色分子答应使谈判地点周围实现非军事化我才恢复谈判。所以，这次事件是对协议的公然破坏。海军上将乔伊立即提出了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违反协议的那支部队只不过是个宪兵连。要我们相信宪兵连必须配备机枪和60毫米追击炮进行巡逻，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因此，我立即广播了一份声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谈判，直到我们能达成一项有关非军事化的、令人满意的协议为止。

    共产党人坚持了五天，最后，还是答应采取适当警卫措施，要我们恢复谈判。可是，我很快又获知，他们的英语广播报道的是“请求”我们恢复谈判，而其日语广播用的却是“要求”我们恢复谈判。于是，我宣布，我发觉他们的答复含糊其辞，因此拒绝授权恢复谈判。这样一来，反而使共产党的请求变得越加客气，并使双方达成了一项专门协议。

    然而，此后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八月十七日，中国的一支警戒巡逻队在中立区遭到伏击，队长被打死。赤色分子坚决要求我们惩治肇事者并赔礼道歉。

    我方调查的结果表明：这次伏击确有其事，但开枪的部队着装杂乱，未戴钢盔，显然是不受联合国军控制的非正规游击部队。我们拒绝了赤色分子的要求，于是，谈判又接着进行。刚过五天，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深夜，中国人又要求我方联络官立即前去核实一架联合国军飞机轰炸中立区的事件。我方的首席联络官美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敌联络官前往遭受所谓轰炸的现场，并借助手电检查了证据。金尼发现地上有一些象是由埋没的手榴弹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还发现一些看上去象是飞机机体的金属碎片以及一个可能是飞机副油箱的扭曲变形的金属物体。然而，地上并没有弹坑，也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使用过凝固汽油弹是会留下这种痕迹的。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还发现一枚火箭的尾翼。总之，没有伤亡，没有损失，也没有侥焦的痕迹，有的只是曾经有一架飞机用着陆灯对准下方照射、“袭击”了该地区的谎言。联合国军的飞机没有到过这个地区，而且，对方所用的证据也实在不值一驳，根本不能作为抗议的凭据。可是，共产党代表却拒绝等天亮再作较深入的调查。他要我们马上“认罪”和道歉，企图向全世界表明联合国军的“罪行”。这一要求被我方拒绝，谈判遂突然中断。当最终又恢复谈判时，我拒绝让代表返回开城，而坚持今后的会谈在板门店举行。

    板门店确实是个位于中立区的小村庄，距我方战线较近。

    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少的障碍。但是，我方谈判人员依靠集体的智慧，以很幽默的方式顺利地克服了这些障碍。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一个不足挂齿但却有可能使整个会谈还未开始就得告吹的障碍：共产党的首席联络官就是不愿商量谈判开始的日期。他说，这个问题已由上级军官定了下来，他这一级无权讨论，已经定了的日期无法再行更改。正在主持双方联络官最初谈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没有商定过什么日期。但是，他无法使对方承认这一点。

    共产党方面的首席联络官、北朝鲜军的张上校说，日期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可是，没有日期便没有会谈的可能，金尼被搞得进退两难。于是，金尼的一位助手悄悄地告诉他，只需随便说出个日子就行，就说是双方已经商定了的。金尼真的这样做了，张果然接受了这个日期。于是，联络官之间的谈判又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级别较低的这一级人员在谈判中似乎要现实得多。显然，共产党的校级军官们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处处都为了“记录在案”而发言，也没有必要为了本国新闻部门的需要而在发言中恣意辱骂对方。因此，他们这一级的会谈总是更为实际、更为现实一些。可惜，这种作风一点也没有传到上面。

    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论中占了便宜时有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很明显，没有哪个共产党谈判代表敢于放声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坐的椅子被压垮了，人摔倒在地板上，这些共产党的代表们也末敢大声笑出来。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鲜人之中，没有欢声笑语。他们显然决心要比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更加共产党化。但是，中国的联络官柴上校却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的笑声。当美国军官突然一屁股坐空时，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得最有自制力的人无疑是北朝鲜的李相朝将军，他那铁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级军官看得入神。一天，几只苍蝇落到了李的脸上，其中有一只爬过了他的眉间，尔后继续顺着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无反应。“他到底想显示什么呀？”我们的军官相互问道。李也许象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印第安人一样，是想向白种人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不过，现今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变得非常老练，再也不会为之所动了。

    十月十日，敌人终于对我恢复谈判的提议作出了响应。其时，我们在全线所有战略地区取得了夺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胜利。我相信，我们的胜利促使敌人认识到，他们一时无法将我们推回原地，最好还是准备坐下来解决问题。可是，敌人在谈判桌上却一如既往，还是那样地毫不让步，他们显然指望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

    谈判几乎刚一恢复就被联合国军飞机对扳门店的一次空袭破坏了。这一次不是编造的空袭，而确实是一次误炸事件。为此，我们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了歉意。然而，这事件还是使谈判中断了两周之久，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我们的困难。我们谋求的协定是个相当简单的协定：停火；粗略地沿当前战线建立一条横跨整个朝鲜半岛的缓冲地带；签署一项协议，规定各方只能停留在缓冲地带已方一侧，并且不得进入距对方海岸三英里以内的地区；停止向朝鲜境内调入军队与军用物资，不得增加现有部队数量；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停火，该委员会不一定非要归联合国领导。

    可是，赤色代表对和解或谈判不感兴趣。他们是想在宣传上捞到好处。而我们也许并未估计到，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是捏造的、欺骗性的东西，在亚洲人眼里却可能完全成为另一回事情。我认为：赤色分子还相信，通过使我们失去耐心，通过煽动，尤其是在战俘中进行煽动，他们可以为谈判桌上的宣传提供炮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谈判之初，我就提醒过在耐性上已经受到过严峻考验的海军上将乔伊，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气礼貌的语言看作是让步的表现，看作是对其恐吓手法屈服的表现。我要求乔伊在与赤色分子打交道时也要象他们一样采取强硬的措辞。从那以后，他在谈判桌上压倒了说话态度强硬的共产党人，并且未让对方抓住一点可供宣传的把柄。

    谈判之初，如同当时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令人棘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来划分停火线。共产党代表坚持以三八线为界，而我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则坚持停火线更应符合当前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我们准备放弃临津江以北、礼成江以西地区。该地区无法防守，位于三八线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区，我们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战线的位置建立缓冲区。如果把我们的部队撤至三八线，并且沿着这条根本无法防守的线来部署兵力，那将无异于投降。看来，唯有根据当前的战线划分停火线才比较现实。我们还认为，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我海、空军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只有在实现停火和撤军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放弃。

    当谈判还在没完没了地拖延时，赤色军队采取了一些行动，企图把我们推向三八线，从而使他们提出的停火线较实际军事控制线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御体系已经十分坚固，敌人已无法突破。后来，在谈判双方仍在举行会晤期间虽发生过几次这场战争中极其惨酷的战斗，但我在东京任职的最后这段时间，战线位置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当时仍然有人强烈要求我们再次向鸭绿江挺进，将侵略者全部从朝鲜赶出去，不过，范弗里特不在此列。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后来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签字一年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从未得到过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能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能成功地实施小规模出击，并保持由此所赢得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敌人，就要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作战师和能够提供支援的海、空军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伤亡，就要打破我们自己规定的不得进攻鸭绿江以北敌人庇护所的禁令”。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一旦打破这道禁令，就会置日本于敌人攻击的威胁之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立即使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没有哪个肩负重任的美国领导人在当时能够使美国公众赞同这种做法。

    我在远东司令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所关心的主要是与共产党方面的谈判。这些谈判单调乏味，罗嗦重复，气氛沉闷，令人生厌和恼火。所以，我很快便对早日结束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丧失了信心。设在汉山(临津江畔距板门店仅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庄)郊外一个苹果园内的基地兵营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设施。那里有一个—排球场，一个棒球场，几个掷蹄铁游戏场，甚至还有一个飞靶射击常有一顶演电影的帐篷，一所社交俱乐部，还有几所分别供士兵、初级军官和高级军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个直升机简易机场和一顶供会议使用的帐篷。新闻记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铁路侧线上的“新闻列车”上。有时，人们觉得，这些设施大概会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战俘骚乱(后来成为整个战争中除作战问题外最使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与停战谈判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问题有一度险些毁掉了整个谈判。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共产党蓄意策划的一个长远阴谋的组成部分，旨在向亚洲人民表明美国是残暴的压迫者，而只有中国的力量能与之抗衡。因为发生这些骚乱时正值我在东京的任职行将期满，所以，我深感需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以免将问题全部推给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将军。但是，这些问题难以很快得到解决。战俘骚乱事件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中国与北朝鲜的最高统帅部制定的一项阴险毒辣的计划中可憎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战俘问题对我方谈判代表施加压力并达到重要的宣传目的。

    第9节

    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就曾谈及如何处置我们所收容的战俘的问题。当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也是我本人所担忧的问题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任务，就占用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们几乎抽不出来)。为了运送物品满足他们的吃、穿、住之需，我们还要动用大量在当时已经十分紧缺的运输工具。如果我们被迫撤离朝鲜半岛，那么还要为转移这批人费神。如果在朝鲜坚持下去，那么我们相当一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的吃、穿、医疗，甚至用水之需。

    在复信中，麦克阿瑟告诉我，他已经建议将战俘转移到美国本土。这些战俘不能送往日本。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日本可能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而且因为把他们长期放在那里可能会引起人们谴责日本好战成性。华盛顿并没有就转移战俘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最后，打算将战俘关押在朝鲜南部沿海较大岛屿上的集中营里。选择的第一个岛屿是济州岛。但是，该岛居住着大约二十五万人。如果象原先计划的那样把战俘转移到这个岛上，那么，战俘以及南朝鲜的各类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再加上担任集中营监管任务所必需的部队，总人数会比该岛人口还多出一倍以上。

    不消耗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经费，该岛根本无力支持这种突然流入的大批人员。因此，我竭力反对向济州岛转移战俘。

    后来，又决定将战俘运往巨济岛。这个岛比较小，位于釜山西南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选择该岛也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根据巨济岛本身的情况，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大概不会选它作为建立营地的场所。岛上山石满布，几乎没有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平地。结果，巨济岛很快就塞满了人，这些人大大超出了大自然允许该岛所负担的数量。除不断增加的成千上万名战俘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警卫和其他看守人员。集中营里战俘的数量要比进行正常的监管所规定的数量多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实行一些我们当时毫无察觉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煽动群众性示威，组织骚乱、反抗和越狱，以及控制、压服非共产党员战俘等等。我们能够抽调出来负责战俘营工作的人员不称职，没有必要的警觉性，不能及时察觉这些阴谋活动，或者识别并孤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济岛建立了四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场地又划分成八个临时集中营，每个集中营计划收容六千名俘虏。但是，到一九五二年，战俘数量已经超出该岛所能容纳的数量，不得不把他们关押到另一个靠南的小岛峰岩岛上。尽管关押俘虏的这些营地相互挨得很近，容易出事，而且，担任看守的士兵又不敷调用，但是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哪个集中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起的乱子。

    后来，在我们对这些阴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由一个叫南日的人策划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在亚洲人民面前损害联合国军的形象。

    为能顺利地制造这些事件，并掌握好事件发生的时机，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组成的完整的组织系统。这支“队伍”将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执行各项命令。

    这就要求有一个严密的联络系统。毫无疑问，由于监禁战俘的场地非常狭小，场地与场地之间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战俘营里的共产党领导人(许多是故意投降的，以便能将其上级的指示传下去)想尽各种办法将纸条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由刚刚投降的俘虏带进来的他们最高统帅部的各项命令和指示，会拴在石头上从一个营地扔到另一个营地。有时，为把命令传到较远的地方，他们会采用唱歌的形式传递，将命令偷偷藏在供给品中传递，或者利用其他信号进行传递。总的说来，这个联络系统组织得十分周密，差不多可以克服任何障碍将命令传达下去。

    医院的病房成了共产党上层领导分子举行会议的理想场所。这些上层领导分子为了与其下级或同僚碰头，制定新的具体的骚乱方案，常常会装病住院。为了保证他们的“队伍”内部能做到服从命令，他们正式规定了一套纪律，成立了袋鼠法庭（在美国，系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行事的非正式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组织的模拟法庭），制定了刑法(甚至包括死刑在内)，以便对付那些背弃党的路线的人。这样一来，非共产党分子就完全被吓住了。比较有影响的或难以控制的非共产党分子则被他们除掉。

    正当谈判在帐篷内艰难地进行时，战俘营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响应南日的指示，同时也是为了配合谈判中几乎天天都有的对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罪行的谴责。这种谴责我方代表早已听腻了(但是，共产党的记者却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些内容，很忠实地刊登在赤色报刊上)。

    第8集团军管辖的战俘营都是严格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进行管理的，按照由于俘虏们已不再继续作战、因而他们应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一个明确的精神进行管理的。同时，日内瓦公约还规定，俘虏不管自愿与否都应服从“收容国武装部队中各项有效的法律、规定和命令”。“在战俘违反这类法律、规定和命令的情况下，”收容国“采取法律性或纪律性措施被认为是正当的。”不论北朝鲜还是共产党中国都从未宣布过他们愿意遵守这一公约，也没有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进行监督和视察。

    我们已经注意到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态度。他们常常反剪俘虏的双臂，尔后向俘虏后脑勺开枪将其打死。我发现中国人要讲人道得多(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但是，关于他们对待被我们收容的俘虏的态度，我们却很不了解。也许，我们事先就应想到：按共产党的那套逻辑，他们会认为这些俘虏完全可以牺牲掉，会认为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大概还能为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做出点贡献。但是，我们事实上并未预见到这种情况。日内瓦公约主要涉及的是俘虏的权利问题。我们没有想到需要专门考虑收容国的权利问题，即采取有力步骤对付战俘营内中坚分子的叛乱问题。

    由于我们企图将俘虏区分为同意和拒绝遣返回国这两种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现了发生真正麻烦事情的第一个征候。在这之前的一年，为了把受共产党压力而被迫服役当兵或当劳工的朝鲜平民区分出来，曾经进行过一次审查。

    当时，我们不曾遇到任何抗拒行动。三万八千名俘虏因此而被划为平民予以释放。

    以往，集中营里也曾不断发生各种未经组织的闹事行为，但看守人员都能够处理这些事件。然而，一九五二年初，谈判双方正在讨论俘虏的遣返问题。华盛顿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决不同意将任何不愿意回去的俘虏遣送回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讨论这一问题，他们需要知道有多少俘虏能够送回国去，有多少俘虏会取得某种避难权。为此，我们又着手进行另一次审查。

    这一次，战俘们进行了暴力抵抗。后来我们得知，这是根据来自板门店的直接命令采取的行动，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加强他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地位，需要制造一个能有力地证明战俘们赞成遣返回国的事件。

    在一个营地里，犯人们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临时凑合的武器(镐把、带刺的铁丝做的连枷状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属碎片磨制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帐篷撑杆做成的长矛)武装起来，袭击了美军第27步兵团的一个营。该营是派进来在南朝鲜审查委员会调查情况时维持秩序的。鉴于避免造成任何死亡十分重要，士兵们仅使用震荡手榴弹来阻止暴乱分子(如果造成死亡，共产党方面就能将其夸大成大屠杀)。最后，指挥官不得不命令部队向暴徒们开枪。直到这时，战俘们才撤了回去。在这场骚乱中，一个美国人被杀害。犯人中有好几个被打死，另有一百多人受伤。

    正是在这次暴乱之后，我们才决定将战俘营疏散到济州岛和峰岩岛，并决定增加看守和警戒人员。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阴谋的复杂性和深刻背景。

    整个春季，战俘营中的骚乱事件不断增多。他们举行群众大会，打着写有反美口号的大幅标语，升起北朝鲜的旗帜，并且组织各种各样的挑衅和反抗行动。

    到四月底，在巨济岛上的十七个战俘营中还有七个没有完成调查工作。这七个战俘营闹得最凶。事情很清楚，只有在双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价、我们强行进入战俘营并对战俘严加管束之后，才能正常地统计同意和反对遣返的人数。范弗里特又将美军一个营调进去协助平息这几个战俘营的骚乱。同时，他还命令另外几支战斗部队进驻釜山，准备在突然发生严重骚乱时迅速开进巨济岛。当时，他就可能出现的事态提醒我说，如果在进行反抗的集中营中动用武力，那么已经完成调查工作的集中营肯定会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去。

    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重新总结这段历史，人们可能会说，如果当时使用武力来了结这桩倒霉的事情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完成的，尽管会造成许多伤亡。也许，如果我们的情报部门在当时能象不久之后那样，发现这一周密利用这些战俘中反抗情绪的、涉及面很广的复杂阴谋，那我或许就会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立场了。但是，我当时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共产党方面为取得宣传上的胜利究竟准备牺牲他们自己人多少生命。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停战谈判的情况看来有了好转，我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暂时停止调查活动，干脆把几个采取抗拒行动的集中营中所有的人都算作赞成遣返回国的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表示同意，认为，这些战俘里任何强烈反对遣返的战俘，在实际交换战俘之前，甚至在交换开始之后都还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

    共产党失去了一次嫁祸于联合国军的机会，而且，在和平即将来临之际，一次无谓的牺牲得以避免，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要集中营放松纪律或管理。战俘问题最终还是我的事情，尽管具体的处置权已授予集团军司令。处理战俘问题是集团军司令的主要职责，因此我不久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五月初，我所辖部队的宪兵司令视察了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并向我递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指出那里的管理很不得力。曾发生过好几起战俘短期扣押联合国军军官作为人质的事件。在某些抗拒最坚决的集中营里，战俘们甚至不让将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和用品送进去，我立即给范弗里特发出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提醒他，尽管放弃了调查计划，但仍须保持正常的管理。而从范弗里特的反应来看，他关心的好象是这样的事情，即宪兵司令竟然在通知他范弗里特之前就将在集中营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总部。

    根据这份报告，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对后来很快又发生的惊人事件就不能有所预见，有所准备。五月七日，共产党战俘扣压了联合国军战俘营司令弗兰克·多德准将，并且扬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把他杀绰。

    这位准将是在没有适当警卫跟随的情况下去会见共产党俘虏的。这些俘虏诡称要与他就一些不满的事情进行谈判。

    他们一将他抓到手就宣布说，如果我方人员开枪，他们就结果他的性命。多德本人则传出口信，要求当晚(当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五点钟之前不要派部队去解救他。范弗里特指示，除非第8集团军司令亲自批准，否则，不得使用部队解救多德。因为，问题不单单是多德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一场大规模的越狱行动好象已迫在眉睫。如果动用部队，看来肯定要在双方引起一场恶战，在战俘中将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结果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次危机差不多就是在我预定启程赴欧洲的前夕发生的。我奉命到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当时正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在多德将军遭到劫持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已经到达东京。我立即让我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召集我的主要参谋人员举行一次晨会(五月八日)来研究这一事件。我准备会后立即启程前往朝鲜。由于这件事四天之内(我已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要我于五月十二日离任)将全部交给克拉克将军负责，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但是，我还是决心自己和范弗里特一起先制定一个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案，而不想如此草草地将问题丢给克拉克将军，增加他的负担。

    在我们到达东京之前，范弗里特已命令增援部队由釜山开往巨济岛，并且派美第l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多德统管战俘营。多德的职务则被范弗里特正式解除。科尔森于五月八日到达巨济岛，他立即通知共产党人多德已不再担任战俘营司令职务，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能不加伤害地释放多德，联合国军部队将开进战俘营以武力解救他。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多德则同意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起初，他们要求对战俘联合会予以承认，并要求在几个营地之间建立电话和摩托车通讯联络。

    当克拉克将军和我抵达朝鲜时，范弗里特告诉我，他打算与战俘就释放多德的问题进行谈判。这意昧着，问题的解决至少要拖延四十八个小时。对我来说，这种拖延就意昧着失败，因而是全然不能接受的。但是，我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到停战谈判。所以我觉得，在下达任何命令之前我都应当首先与我方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进行磋商。我们一行飞到了汉城。在那里，海军上将乔伊真心诚意地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拖延和姑息都会被共产党人看作是投降的表示。他还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要求释放多德，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

    于是，我写信指示范弗里特将军，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内，立即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并将这种秩序一直保持下去。范弗里特立刻命令美第3师的一个坦克营从他们在北部的阵地出发，由陆路行驶二百英里，然后再由登陆舰输送到巨济岛。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自然，我明白，我的命令可能会使共中党人将他们威胁要对多德采取的行动付诸实施。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准备承担一切责任。

    我对范弗里特和其他人想拯救一位朋友生命的心情是深表同情的，但我认为，多德会象每一位其他的职业军人一样，在他决定选择自己的这项职业时，已经做好了横死敌手的准备。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否认对共产党人犯过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坚持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立场，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军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在战争中，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为了捍卫祖国的安全、自由和荣誉，要求每一个人随财都得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士兵们所献身的事业，那么我们对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是一种背叛和犯罪。

    这不是一般的维护安全和秩序的问题。这些无视战俘营所有合法规章制度的共产党人显然还认为自己是战斗人员，他们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企图压倒我们的部队。这是另外一场战斗。这种战斗与那些在过去两年中士兵们为不使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遭受损害而宁愿每时每刻冒生命危险进行的战斗是一样的。这些就是当我下达可能使多德将军送命的命令时所联想到的一切。

    然而，范弗里特拖延了命令的执行。坦克营没有按时到达是一个原因，还有其他我不大清楚的原因。在干完中间人的事情之后，多德从共产党人那里收到一份指控战俘营管理机构杀害和摧残战俘的长长的罪状。同时，他向他们承认(据赤色分子称)，在某些事件中，战俘营管理机构是有罪的。科尔森已经指示部队做好准备，如果多德在五月十日上午十时前不能获释，便强行开进战俘营。当部队和坦克最后作好采取行动的准备时，共产党人又送出一份比以往提交的任何一份要求都更为苛刻的要求。他们差不多是要联合国军当局彻底丢丑。他们要当局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所犯的罪行还要野蛮。下面是从战俘提交的译文(译得很草率)中摘录的部分内容：1．立即停止你们军队的野蛮暴行、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威胁、监禁、大规模屠杀、枪杀和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用战俘进行原子弹实验。

    2．立即停止对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毫无道理的所谓志愿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调查(甄别)。

    总之，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对赤色电台一直针对我们所进行的全部疯狂的、毫无根据的诽谤表示服罪。这样，板门店的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一直采取坚定立场的遣返政策就等于要被迫放弃。这种失败使我们蒙受的耻辱和损害不亚于在流血的战争中遭到的任何失败。科尔森与其直接上司保罗·扬特将军进行了磋商，尔后起草了一份答复，除一条不太重要的问题外全部拒绝了赤色分子的指控，但同意不再进行甄别。互换信件、起草答复信以及进行枯燥乏昧的文字翻译耗费了许多时间，所以，当第一次超出时限时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这时，战俘用粗野的语言提出的新的要求已传到我的司令部。我立即电告范弗里特，要他制止科尔森对战俘进行答复，以免联合国军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害。同时，我向范弗里特指出，我仍然不能准确而迅速地得到为执行我的命令战俘营司令采取过何种行动的详细报告。我还告诉范弗里特，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还没有执行我五月八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

    五月十日下午八时，即“限期”过后十小时，科尔森和多德起草了一份赤色分子很乐于接受的答复。这份答复的确很容易让对方接受，因为，在答复的第一段中，前战俘营司令对战俘领导人捏造的最恶毒的罪状之一表示认罪。

    下面就是答复的第一段内容：

    “1．关于你方信中的第一项内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遭到伤亡。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的准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的对待。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共产党还想迫使我方作出更具体的表示悔过的答复，因此将摊牌的时间一直推迟到那天深夜。后来，由于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们显然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刺激我们使用武力了。于是，他们在五月十一日下午九时三十分释放了多德。我从羽田机场启程的时间预定在第二天下午三时左右。很明显，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彻底平定战俘营中的骚乱。但是，这需要由克拉克将军作出决定，几小时之后就要由他来担负全部责任了。于是，我建议在第二天早晨八时将指挥权移交给克拉克将军，他亦表示同意。

    克拉克将军为了恢复对巨济岛战俘营的控制，在以后的几天中采取了断然措施。他命令海登·博特纳准将(后晋升为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于是，博特纳迅速而有力地采取了行动。他立即下令让所有的老百姓撤离该岛，并且改组了战俘营的管理班子。他让工兵重建集中营营地，以便使每个营地容纳的人数不超过五百人。卫兵们奉命随时准备开进任何一个有反联合国标语或有北朝鲜旗帜的战俘营中，并且可以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来消除这些标记。

    共产党领导决定抵制我们分散他们力量的做法。他们秘密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原始武器，包括利用本来供他们烧饭用的汽油制成的莫洛托夫燃烧瓶。有一个战俘营，他们甚至在大门前挖掘了一条堑壕，决意在那里进行抵抗。范弗里特命令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前往巨济岛增援博特纳的部队。六月十日，他们开进了那些共产党领导人拒绝让其人员分编成小组以重新分配关押地点的集中营。联合国军部队使用催泪弹(使战俘秘密贮藏的汽油着了火)和步枪，有条不紊地平定了进行抵抗的集中营。一个半小时之后，抵抗终于停止。一百五十多名战俘被打死、打伤。一名美国人丧生，十三人受伤，兵营被大火烧毁。但是，从那以后，尽管暴力行动和违抗行为偶有发生，但战俘营还是被控制住了。非共产党俘虏被区分出来并分别安置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共产党分子则被分成若干大队，每队人数为五百或略少于五百，所以，后来发生的骚乱都很快被催泪弹所平息。

    当停战谈判继续进行时，在各个集中营中还发生过一些其他的危险事件。但是，唯一的一次重大骚乱事件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发生在峰岩岛的事件。当时，死硬的共产党员战俘企图组织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结果造成八十五名战俘被打死，一百多名被打伤。这一行动发生不久，共产党分子准备的一份关于这次暴乱的手抄的总结落到我们手中。这份总结清楚地暴露了共产党人为达到宣传目的而不惜牺牲这些战俘生命的冷酷心肠。

    “我们的战友，”总结写道，“决心光荣地死去……他们在战斗中失去的只是自己蒙受耻辱的生命。献出这些生命是为了获得解放和光荣的胜利……祖国朝鲜的儿子们和伟大的斯大林的光荣战士们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非人道的、兽性的、残忍的屠杀暴行，使世界和平的人民、祖国、党和一切民主国家发出了复仇的呼声。”

    如果更早一点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是否能防止赤色分子得到这次宣传的机会，这一点令人怀疑。可以肯定，只要他们还能制造出亚洲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控诉美国人为杀人凶手，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因为在更无希望的斗争中流出更多的鲜血而缩手不干。然而，我确信，如能按我的指示迅速、果断地粉碎巨济岛上的反抗，本来是可以使赤色分子得不到有力的证据的，甚至会更快地实现停战。

    不过，在朝鲜的作战现在已不再归我直接负责了，因为，五月十二日，我移交了指挥权，离开了远东。海军上将乔伊在最后提出一项共产党方面后来表示同意的建议之后，亦请求上面免除其进行谈判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达十六个多月，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和耐心。这样，五月二十二日，曾由我指派担任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小威廉·哈里逊中将接替了他。哈里逊是因蒂普卡努之战而闻名于世的第九位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的直系后裔。他担任谈判工作一直到签订停战协定为止。

    这时，战场的情况变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颇为相似：挖掘了许多深深的掩体、堑壕，设置了防护铁丝网，警戒阵地绵亘不断，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警戒阵地上。

    随着敌人加强其炮兵的力量并不断提高其炮兵的数量和效率，夺占可用以观察的制高点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沿警戒阵地进行的战斗常常打得很残酷，很顽强。七、八月间，由于暴雨的缘故，曾出现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平静。

    但是，在此期间，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敌人就会发起猛烈进攻以夺占并固守我方警戒阵地，尤其是“铁三角”左右两角铁原和金化附近的警戒阵地。

    现在，南朝鲜人占半数以上的联合国军几乎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坚守我方重要的警戒阵地，或者以反冲击重新夺回丢失的阵地，而且，在好几个地点，他们甚至插入中国军队防御纵深，夺占并据守一些制高点。在这些发生在警戒阵地上的战斗中，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中国人撤退之后，常常可以在战场上发现他们的好几百具尸体。深秋时节，敌人在东部地段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企图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但是，敌人刚刚取得突破就被击退，我防线随即又恢复了原先的态势。由于敌人仍然依靠其惯用的战术，所以又一次付出了重大伤亡。这种战术使部队不顾伤亡地向我阵地冲击，因而敌人在我炮火之下尸横遍野。

    在我空军和海军不断进行猛烈而准确的轰炸的情况下，敌炮兵仍得到了加强。从落在我方前线阵地上的各种口径的炮弹数量不断增加这一点可以看到其加强的程度。

    一九五二年九月的某一天，有四万五千余发炮弹落在第8集团军的阵地上。十月份，在联合国军防线上创造了一天落下九万三千发炮弹的纪录。敌人还提高了射击精度，改进了战术。这时，他们已能做到集中火力打击一个单独的目标，尔后不时地转移火炮，以避免被我测出其发射阵地的位置。

    由于实施了范弗里特新制定的紧张的训练计划(这是一项他完全可以引以自豪的计划)，南朝鲜军队已经发展成一支能打仗、有信心的战斗部队。这样，范弗里特才得以将他们使用到各个防御地段上。到一九五二年年底，前线部队总数的四分之三几乎都成了南朝鲜部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部署在前线进行防御的十六个师中，南朝鲜师占十一个，美国陆军师占三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师一个，再就是英联邦的一个师。还有一些南朝鲜部队曾用于加强美军的一些师，如美军第1陆战师得到了一个南朝鲜陆战团的加强。范弗里特掌握的预备队中有一个南朝鲜师和三个美军师。

    一九五三年一月又调整了部署，在前线增加了十二个南朝鲜师和联合国军的八个师。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放到了铁三角底边的第9军防御地带内。在这里，敌人曾不顾一切发动过一次进攻，企图突破主要抵抗线，夺取我制高点上的警戒阵地。此时，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七十六万八千人，其中包括勤务部队和警卫部队。沿着犬牙交错的战线与他们对峙的是将近一百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在前线，部署有中国七个集团军和北朝鲜两个军，总兵力为二十七万人；预备队由十一个中国集团军和一个北朝鲜军(共五十三万一千人)组成。

    一九五二年的空战达到了朝鲜战争中前所未有的规模。八月二十九日，第5航空队对平壤进行突袭时出动了数百架飞机，其中包括陆战队、空军、海军以及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飞机。在这次大规模突袭之后，作为敌补给中心、维修基地、铁路枢纽、部队集结地域以及军事首脑机关所在地的北朝鲜首都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敌人对这次升级的轰炸所作出的反应是急剧增加了米格截击机的出动数量，以对付我们的“佩刀”式喷气机。但是，我们受过优越训练的飞行员保持了制空权。一九五二年九月，第5航空队的飞行员击落了六十四架米格—15飞机，自己仅仅损失了七架“佩刀式”喷气机。

    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全线的战事变成了小规模的巡逻行动和袭扰性进攻。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敌人似乎专门采取一些伏击行动。我们的巡逻队常常发现敌人埋伏在深谷和山坡的丛林中。尽管双方明显处于相持状态，但整个战线仍不断发生伤亡。在防御作战中，要想坚守阵地而又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根本不行的。敌人过于强大，我们增加这点有限的兵力不可能迫其向北后退。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实施积极防御，仍须将敌人阻止在距我主要防线适当距离之外，而且，还须限制敌人加强其防御力量。在这种战斗中，还必须保持作战部队的进击精神，因为一旦斗志松懈，就会使部队完全丧失警惕，部队在遭受突然袭击时就会迅速瓦解。因此，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战线的某些地段总要发生一些激烈的战斗。我们顽强地守卫着自己的警戒阵地，使敌人无论得到什么东西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夏季，整个战线的许多关键性高地曾数次易手。当时，为夺回一些被敌人暂时夺走的阵地，我们在此次战争中最强大的炮火集中支援下，在猛烈的空中突击配合下，曾坚决地实施了多次反冲击。有几个警戒阵地我们认为不值得花费代价再重新夺回来。不过，总的来说，从黄海之滨富庶的平原到日本海的崎岖海岸，我们的整个防线防守得很牢固，有些地段甚至还得以稍稍向前推移。我们逐渐使中国人体会到，他们用任何部队都无法使停火线向南推移。

    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季，战斗的规模再次缩小，变成了双方沿警戒阵地巡逻的、双脚冻僵的巡逻队之间的冲突，只是第8集团军为防止敌工事构筑得过于坚固才偶尔对中国和北朝鲜阵地发起十分猛烈的袭击。在突然同时实施集中的炮火袭击和密切协同的近距离空中突击之后，位于各个地带的联合国军小部队就会立即出动，捕捉、击毙和赶走敌人，然后将其工事破坏。春天的气息刚刚返回大地，敌人便开始反击(在朝鲜，春天并不总是充满了鲜花和烟草)。这时，第8集团军换了一位新的司令，即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他替换了范弗里特。范弗里特即将退出现役。

    战斗首先在西部地段重新打响。中国人力图通过进攻美第2师和第7师控制的高地在西部地段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他们穿过了地雷场和铁丝网，把防御者赶下了山头，几乎在这一地区达成突破。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是在我们的多次反击下他们才撤了回去。我们以密集的炮火猛烈轰击了他们的退路，使他们又遭受了重大伤亡。

    在第7师防御地段上，即铁原西北，中国人在付出大约七百五十人生命的代价后夺占了一个设在一座山头上的主要防御阵地。再往西，他们为迫使第1陆战团由警戒阵地南撤也发动了一次进攻。可是，经过数日的反复争夺、彻底战斗以及用猛烈的炮火孤立战场，陆战队员们终于重新建立并牢固地控制了警戒阵地。与此同时，敌人继续伏击我巡逻队和袭击小分队，在交战中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伤亡。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十二月份视察了朝鲜，保证要早日求得和乎。可是，在整个战线上，和平仍然象幻梦一样遥远。

    春意盎然的时节，积雪溶化，稻田里的粪肥散发出水果般的清新气味，战场又出现了短暂的宁静。这是因为，道路泥泞无法通行，河溪水源流急无法徒涉。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板门店的谈判代表们终于静下心来，相互间开始作出让步了，尤其在遣返战俘的问题上。

    因此，甚至总是对停战的传闻持怀疑态度的前线士兵们也开始相信停战大概真的指日可待了。四月十一日，终于达成了一项以六百零五名联合国军战俘交换十倍于此的敌军战俘的协议。我军士气高昂，这应归功于许多因素：我们已具备了抗击敌进攻的能力，我们有日益增强的空军，这支空军向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机动性有了提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实行了轮换制度，使许多服役到规定期限的老兵获得了回国探亲的机会。这时，联合国军除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与我们一起战斗的澳大利亚和英联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部队之外，还包括有来自许多国家的部队：荷兰、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挪威、瑞典、哥伦比亚、法国、印度、甚至还有泰国的部队。为了满足食物、服装、宗教信仰诸方面的独特习惯，我们的后勤补给部队遇到了许许多多很伤脑筋的小问题。荷兰人想喝牛奶，而法国人却要喝酒。穆斯林不要猪肉，印度教徒则不吃牛肉。东方人希望多食用一些大米，但欧洲人却想得到更多的面包。为了适合土耳其人的特点，鞋子必须做得特别地肥大。而对于泰国人和菲律宾人，鞋子又不得不做得特别地瘦校对于身材矮小的东方人来说，美国的衣服显得太大。只有加拿大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比较容易适应美国的食物和服装。尽管如此，我第2后勤部还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满足了全部要求。

    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主要是地面部队的士兵。但是，海、空军亦不断勇敢地而且常常是默默无闻地作出他们的贡献。沿着北朝鲜海岸有一些岛屿，上面有亲南朝鲜政权的游击队在活动。他们需要补给和我方炮火的支援。这些只有我们的海军可以提供。敌元山港几乎不断处于我舰炮火力轰击之下。我们的大小舰艇紧靠朝鲜海岸线进行巡逻，以保持对敌人的严密封锁，并防止敌军沿我东西海岸的两翼实施机动。

    空军、海军陈战队以及海军的飞机不间断地监视敌人的防线，狠狠打击敌军运送部队和补给品的车队。使北朝鲜工业体系很大一部分遭到破坏和摧毁，此外还在陆上和海上担负了极其危险的救援任务。虽然当时直升机的运用无论在效率上和数量上均未达到迄今在东南亚战场所达到的水平，但是，我们当时已开始采用从直升机上用缆绳将出事的人员从海上救起并运往安全地带的方法了。我们还用直升机将身受重伤的士兵在一两小时内从被孤立的高地上运往后方外科医院，否则，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将伤员运到医院。此时，我们的飞行员执行低空轰炸任务就如炮兵执行任务一样习以为常。有时，他们在执行低空轰炸任务时根据地面指挥官的直接命令与部队行动进行协同，取得的效果甚至超过了炮兵。

    泰勒将军象范弗里特和我以前一样，在和平似乎就要来到时，并不愿意为换取朝鲜的土地而眼看着牺牲许多的生命。但是，一九五三年四月，当敌人认为必须以“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时，泰勒对他们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的。

    四月底，第8集团军的观察人员报告，敌人的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正在由北面不断调部队占领靠近战线的许多阵地。敌炮兵和坦克也都进入了阵地，以便提供近距离支援。此外，我方巡逻队在执行巡逻任务时，在双方警戒阵地之间与敌部队的遭遇远较过去频繁。

    一九五三年，将近五月底时，中国人开始了最后一次攻势，发起了一系列进攻行动，这些行动一直持续到差不多就要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时为止。他们首先突击了处于铁三角底边的第9军防御地段。象以往一样，他们将首次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南朝鲜人的阵地。敌榴弹炮、追击炮炮火异常猛烈，而且，中国人以团规模的部队发起了进攻。

    可是，这一次南朝鲜人稳稳地守住了阵地。在军、师炮兵的集中射击下，中国人撤退时遭到严重杀伤。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军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大大加强，从而使这段防线变得几乎坚不可摧。

    中国人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对第1军防区内的五个警戒阵地发起了一次进攻，这些阵地是由第25师的土耳其旅负责防守的。这里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国人显然决心要不借一切代价夺取这几个阵地。土耳其人与中国人进行了白刃格斗。当敌人直接穿过他们自己的迫击炮和火炮弹幕发动进攻时，土耳其人与中国人展开了交手战。

    在被敌人的第一次冲击压回去之后，土耳其人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并夺回了他们曾坚守的两个警戒阵地，但是，在其他几个警戒阵地上，他们无法将中国人赶走。在两天的战斗中，敌军为夺取这三个阵地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估计约有二千二百人被打死，一千零七十五人受伤。士耳其人损失四百七十一人，其中一百零四人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

    这些进攻后来证明只是一些牵制性的行动。敌人一直寄予希望的主要攻势显然要降临到某一其他的地段上。终于，到了六月十日，就在战争行将结束的六周以前，中国人为使战线向南推移发动了主要攻势。这是自一九五一年春季攻势以来敌军对我军进行的一次最强大的打击。同春季攻势一样，这次攻势是在黄昏时分首先以猛烈的炮火准备开始的。战斗首先在南朝鲜第2军控制的地带打响。这里靠近金城，位于铁三角和“大钵”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联合国军防线在这里由北汉江两侧向北突出。中国人首先以营、团规模的协同进攻攻击了由南朝鲜第5师防守的北汉江东岸的阵地。他们很快便迫使南朝鲜人从其主要抵抗线向南后退了半英里。南朝鲜人发动的反冲击未能恢复防线原先的态势。中国人第二天又恢复了攻势，迫使南朝鲜人在此后的五天中不断后撤，直到从他们的原阵地向南后撤了大约三英里左右。与此同时，在北汉江西岸，中国人的另一个师突破了南朝鲜第8师的防线，在两天之内便包围了右翼的那个团，迫使该师向深远地区后撤。另外还有一支中国部队以有限兵力在第10军控制地区的左冀实施了一次牵制性进攻。这次进攻本来是很容易阻止的，可是，南朝鲜第5师撤退后接着又发生了第8师的退却，使第10军左翼受到威胁，迫使该军在这一地区稍稍后撤了一段距离。后来，由于南朝鲜第5师在北汉江突然向东转折的地方(这在南朝鲜人和敌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障碍)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同时，由于南朝鲜第8师在中国人发动攻势时该师所处位置以南大约四英里处建立了新的防线，整个防线总算稳固下来。

    中国人在西线进攻第1军时还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

    在东段，他们迫使第10军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小的后撤。但是，不到十天，这些攻势就被迫停了下来。大约就在此时，泰勒将军得到了从日本调来的大量增援部队。他们是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和第34团战斗队(欠一个步兵营)以及随后调来的第24师所属两个步兵团。这支新的力量使他稳稳地顶住了中国人在这次攻势中于七月开始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进攻。在六月份的进攻中，中国人夺取了几个制高点，并且在八英里宽的正面上夺占了不少地区。但是，他们为此损失了大约六千六百人。在这些战斗中，南朝鲜第2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伤亡、失踪人数超过了七千三百人。

    中国人在七月份发动的攻击矛头指向南朝鲜首都师。

    该师当时负责防守第9军右翼的地段，这一地段在铁三角的右侧顶点金化附近。中国的三个师突破了首都师的防线，形成对该师的合围之势，几乎将该师吃掉。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师在一片混乱中向后撤退。再向东，是南朝鲜第2军的左翼，由于首都师的撤退，这里已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在这一地段，中国的一个师向南朝鲜第6师发动了进攻，并迫其逐渐向南撤退。这一退却所危及的南朝鲜第3师和第8师有组织地撤至金城江南岸一道新的主要抵抗线上。新近补充给南朝鲜第2军的南朝鲜第7师将中国人赶出了沿江的高地，从而为建立这条新防线助了一臂之力。这时，我们沿战线已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本可以重新恢复过去的防线。但是，板门店的双方谈判代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而且，付出许多生命去夺取对第8集团军的安全来说毫无价值的地区，也未免太愚蠢了。

    七月十九日，正好是南朝鲜第3军建立起新防线的前一天，在板门店达成了最后协定。后来，联络军官和参谋军官们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划分非军事区分界线。这个星期，整个战线比较平静。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哈里逊将军代表联合国军，南日将军代表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协定书上签了字。当晚十时，双方停止射击。没有出现其他战争结束时所能看到的那种狂欢和向对方表示友善的场面。士兵们只是相视而笑，或者疲倦地坐倒在地上，要么围着一大壶威士忌，分享着欢乐。在被炮火削得光秃秃的山脊上，人们只是因为能够从地下的洞穴中爬出来，在不用担心遭到射击的情况下放眼乡村田野，便感到几乎是十分惬意了。

    从战争爆发到此时，经历了三年一月又两天的时间。

    从史密斯特遣部队，这支人数不足、火力很弱、缺乏准备，但却由一批勇敢的普通士兵组成的部队，采取我们近代军事史上最了不起的但宣扬也是最少的迟滞行动到此时，则恰好经历了整整三年左右的时间。

    第10节

    为了换得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诫全国时指出的，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这种和平“只不过是单独在一个战场上实现的停火”)，我们失去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人们本指望在此之后能很好地吸取和运用我们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所有经验教训。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陈辞烂调至今仍不绝于耳。而那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辩论中(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在参议院受到了苛评)明确提出的宏伟国家目标，却竟然好象被我们的许多公民给忘记了。

    当时，参议员理查德·技塞尔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讲稿：“我们对于在远东实行何种合理政策可能存在着分歧。我们对于战略问题可能各执己见。我们在个性上可能相互有别。但是，在为自由和正义献身时，我们会团结一致；我们维护我们的制度和法规的决心将始终不渝。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法规得到维护，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法规固然要维护，美国人民的目标却不应为这场考验人的严峻论战中暴露出来的任何问题所动摇”这些目标过去当然是，而且今后仍将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坚持国家的道义和基本原则。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交往活动必须着眼于最终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如果说我们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别的东西，那么我们至少懂得了在这种强硬政策受到挑战时，企图以兵力单薄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来贯彻这种政策，那将是愚蠢的做法。更确切地说，朝鲜战争使我们再一次尝到了我们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尝到过的那种教训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恐怕当时活着的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政界人物能够说服我们厌战的人民同意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去当兵打仗。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反对这样轻率地不顾后果地拆除我们庞大的军事机器，而他们的警告又很快为报刊、电台、官迷以及各处老百姓的呼声所淹没。军队复员一旦开始，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股洪流。就象对待我们手中的刀剑一样，我们的军舰，任其锈蚀，我们的飞机，任其损坏，我们各种强大的战时工业，则任其转变为平时工业或干脆废弃。我们精神上的马奇诺防线(我们对联合国以及对我们原子弹的威慑力量充满了信心)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因此，我们的心思就转向了挣钱、球赛、新式的汽车和崭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种新设备、度假，以及购置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享用过的无数生活必需品。作为各军兵种骨干力量的千千万万有技术、有经验舱士宫和技术人员很愉快地认为，自己已完全尽到了对祖国的义务，因而脱下了身上的戎装。如果他们能早几年预见到，自己又得匆匆地返回军队，急速地准备行装，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被仓促地运往(而且常常采取空运的方式)一个新的战场，那么，当初就连他们也会要求国家停止单方面裁军的。可是，在那些日子里，谁要是认为我们可能还要打一场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外的其他什么战争，那就会被人觉得荒谬到极点，而爆发世界大战看来又极不可能。有限战争这个概念还有待今后被人们所认识。我们的人民当时总喜欢认为，不用踏上敌人的国土而完全通过海、空力量和核弹就可以进行任何战争并赢得任何战争。

    我们对未来情况所作的可悲的错误判断，丝毫也不能归咎于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情报不足。不，我们只是未能对手中掌握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分析。我们对事先可以预见到助很可能要发生的意外情况未能拟定相应的方案。我们忘记了我们外交地位的强弱要取决于作为其后盾的军事实力。我们在远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陆军部队。而我们在那里的那点部队，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又只适于担负占领军的任务而不是作战任务。在欧洲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把那些参加过长期战争、刚刚安顿下来的士兵们重新投入战火纷飞的前线未免太不近人情。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当时来不及将新征召的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空运到前线去，阻止敌人把我们在朝鲜的那点十分弱小的部队赶人大海。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开这场冲突呢？我们是否可以象以往常常所做的那样放弃朝鲜，让这个幼小的共和国夭折呢？

    问题就这样直接摆到了唯一可以使其得到解答的地方——白宫面前。以往，从来没有那一位美国总统在如此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碰到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孕育着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往的对外战争都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生的。这些事件已经为战争做了很充分的舆论准备，因而使最高决策人能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导致我们与西班牙作战的对古巴长期残酷压迫的历史；促成我国人民在第一次对德战争前作好思想准备的我们那三中的敌对行动和违反中立原则的行动；突然将我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在珍珠港发生的背信弃义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麦金莱总统、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能比较容易地作出重大决定。

    然而，一九五Ｏ年六月，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战争便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一事件爆发之突然可与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采取何种对策却没有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那样清楚。一九四一年，我们唯有采取一种体面的行动。而在一九五Ｏ年，杜鲁门总统本来或许可以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的做法，这样，社会压力就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总统采取了断然措施迎接对方的挑战。他决定，我们必须战斗。这一决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们的人民获得分析形势的时间之后，他们没有多久便同意了总统的决定。美国从道义上讲决不会容忍朝鲜遭到蹂躏。真正的威胁是好战的共产主义，他们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进行扩张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这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挑战。如果任凭其一意孤行而毫无反应，那我们就会一步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我们对敌人的回答虽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内部以及联合国内部还是经过周密考虑和认真研究的。因为，眼前的问题还牵涉到另一个充满了我们几乎无法估量的危险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呢，还是单独进行这场战争？

    战争期间，当我们考虑要扩大海上封锁和空袭规模时，这个问题又使我们感到非常棘手。但是，杜鲁门总统一开始就坚信，如果我们能在我们赞同其原则的联合国旗帜下作战，我们决定在朝鲜使用武力的正义性就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维护。采取这样一个步骤要求我们在战略上与盟国进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应。或许可以说，这个要求妨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而事实上它也确实对我们的作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否则，我们有可能因此而越来越深地陷进亚洲的泥潭之中。

    当然，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情，即当仁川登陆的胜利使我们处于可以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的有利态势时，我们最初的目标(抗击侵略，将侵略者赶出南朝鲜并恢复南朝鲜的和平)曾发生过急剧的变化。我们当时悄悄地将自己的任务改变成占领和统一整个朝鲜。这是李承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对麦克阿瑟诱惑力很大的目标。

    中国的参战迫使我们对目标又进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后我们再次决定，只要能使南朝鲜保持独立，不受共产党的控制就算达到了目的。但是，除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不久和从鸭绿江撤退之后这两次外，我们从未在任务不明或者没有具体的政治或军事目标的情况下作过战。我们总是将目标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限制在我们认为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最高当局从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冲突升级，或者可以在没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目标的情况下使冲突升级。我们不曾追求过概念含混、大小不明的胜利。我们之所以同意在恢复战前状况或类似状况的前提下维持一种相持局面，完全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给朝鲜带来和平。我们清楚，我们当时所能调动的兵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了，我国人民不会同意进行一场有可能波及大半个亚洲并且需要我们付出千万条性命的战争。我们终于在最后认识到，军事上的胜利已不再是以往那种东西。如果我们借以赢得胜利的手段给世界带来浩劫，或者使我们走进与国际道德准则背道而驰的死胡同，那么，军事上的胜利甚至会永远与我们无缘。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了解的，是由文官政府还是军界来控制我国的对外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决定对外交政策时军界应处于何种地位，似乎通过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较量已经得到了解决。当人们头脑冷静下来之后，当真相大白之后，当有时间进行清醒的分析、总结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宪法中关于文官政府拥有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高权力的明确规定是会得到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统任期届满时还是感到，需要告诫全国提防可能出现一个军事与工业结合的集团，这个集团有可能在我国人民尚未察觉之际夺取制定与执行我国对外政策的权力。一九六四年总统竞选期间，居然还出现过军事领导人不应受文官政府干预的建议。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点只能得到极个别美国人的支持。但是，在君主制国家，在实行寡头政治的国家以及在其他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军人夺得统治权的情况是很多的。除军人之外，我们自己的一些普通公民也一再主张，仗一旦打起来，就应当由军事当局单独计划和指挥。这表明，军人控制我国事务的事情(尽管从目前看这种事还不大可能发生，而且，这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是“有可能在这里发生的”。

    为防止出现这类悲剧，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官政府在战时应象在平时一样掌握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不过，在今天的条件下，由于人们掌握着能够使世界沦为一片废墟的武器，军政目标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免由于某些失误而突然使我们丧失拯救我们许多文明业绩的机会。因此，文官当局在确定可达到的目标时，在选择实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手段时，需要与军事当局密切合作。没有目标的战争是极端危险的；一场只有某些诸如“胜利”、“免遭侵略”、“人民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一类模糊目标的战争，也是很危险的。这类笼而统之的东西听起来很响亮，但今天的当局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具体面准确地提出我们准备达到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打算付出的代价。否则，战争的整个指挥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到这样一些人的手中，他们认为只有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他们从未用全世界人民所理解的乎直明白的语言给胜利一词下过定义。

    从前，军人的目标常常只是彻底消灭战场上的敌人，他们无权制定我们力求通过军事行动来取得的政治目标。

    可是，考虑到今天的复杂战争，必须给他们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在我国的最高会议上就文职领导人所考虑的方针政策问题大胆地直抒己见。不过，政策一旦确定，一个格守誓言、忠于职守的军人要么应坚决贯彻这种政策，要么就退出军队。

    麦克阿瑟将军则采纳了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信条。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对马萨诸塞州法院(州的立法机构)的一次讲演中，他试图说明，一个军人对自己统帅表示忠诚和服从与对“国家和宪法”表示忠诚这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发觉，”他说，“存在着一种新的、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危险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武装部队的成员主要应该忠于暂时掌握行政大权的人，而不是他们誓死要保卫的国家及其宪法。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主张了。再没有什么主张更能使人们对武装部队的忠诚表示怀疑了。”

    我们不妨将这段讲话与他在被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时向杖鲁门总统所作的保证作一比较。当时，亦即一九五Ｏ年七月十一日，他给总统发了如下电文：“我已收到您任命我为联合国军司令的通知——我谨再次向您保证：我本人对您绝对忠诚(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对您为争取世界和平与亲善所进行的卓越斗争我将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和期望。”

    使我惊讶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将军本人采取了一种“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看法，”一种不仅与文官政府的而且与武装部队的最基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看法。陆军军官们立誓要捍卫的国家宪法没有任何关于忠于某个人的内容，倒是在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我国人民支持文职政府拥有统帅权的决心。宪法规定，总统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应在考虑参议院的建议并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之后任命各军种的所有军官。每个军官在接受任命时都规定要服从总统或其继任者的命令，而决不要求对总统个人表示效忠。宪法丝毫也没有暗示过，除“那些暂时掌握行政大极的人”之外，还允许有什么部门或个人行使授予总统的权力和职责。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追随者们似乎就是这么干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统帅权的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以至于连最狡猾的诡辩家对此也无可挑剔。由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这种巨大无比的权力伴随着中种相应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我们手中掌握着一种能在一瞬间使数亿人消亡、数亿人无家可归和贫困落魄的武器，因而这种责任十分令人敬畏。可是，责任不同于权力，它不能委托给其他的个人，不论此人是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有关我们武装力量的许多决定，如它的编成、维持、部署、任务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给人类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允许任何人面却不允许我们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制定这类决策，这种理论还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崭新理论。它带有极大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不管某些公众对麦克阿瑟的行为是如何地迁就，我们军官团要求每个成员遵循的原则，却是不允许象将军在波士顿州议会会堂中发言时那样将忠诚置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在军队，职责这个概念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服从合法当局的领导则是履行职责的起码要求。征何一个军人，不论是小兵还是五星上将，都无权擅自判断一项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诚然他对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要绝对服从的。

    此外，我决不同意有位作者的无稽之谈，说麦克阿瑟曾面临“一个军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他怎能做到既忠于自己对宪法立下的誓言并为美国的最大利益服务，又忠于当权的政府——他无法做到在同时服务于宪法和政府的情况下对两者都承担义务。”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第234页，约瀚。斯帕尼尔著，哈佛大学贝尔克纳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作者）从麦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干脆的讲演中或许可以看出他最终还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时向西点军校全体学员发表的这次讲话。他说：“让公众去评论我国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绩吧……这些国家大事不是你们应当参与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发誓，“只要我认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经常地大声疾呼”。正是这个声音加入到了有关“我们的经济战线”、我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平”、“国家通货的价值和私人所得日益减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公开辩论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劝自己的年轻听众敬而远之、切勿涉足的“国内外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那么，他在指出军官不应涉政时是不是把自己作为一种例外情况看待了呢？是不是由于这些年来有了冷静地进行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确实象詹姆斯·赖斯顿一九五O年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天生的唯我独尊、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人”呢？

    与久负盛名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们今天这些不出名的小人物以及明天的无数其他无名之辈，必须继续根据历史的事实耐心地探求伟大人物的是非功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人类的命运得到改变，才能指望避免或减轻人类的灾难。麦克阿瑟的事例有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从这件事应该汲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军政当局之间应建立这种新的正常关系。

    如果在麦克阿瑟一再拒不执行指示之后，在将军对批准通过的方针、政策公开制造舆论、表示不满之后，总统还不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那总统本人就要犯玩忽职守的错误。就连麦克阿瑟早先也曾说过，作为一个总统，把自己的职权交给任何一个下级(例如麦克阿瑟本人)都“不能算是委托，而是放弃责任”。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总统并没有这样做。

    甚至在今天还有人提出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关于实现停火应采取的手段等其他问题。这是一些与我们当前在亚洲面临的困难有明显联系的问题。譬如：难道真的只有在停战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吗？对我军加入战争的规模加以限制的战略是正确的战略吗？我们未能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全部力量对中国人的干预作出反应，是否应归咎于毫无根据的恐惧心理？我们的子孙后代今后是否会被迫为这种悲剧性的让步付出代价？停战谈判是不是只是共产党人把我们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抢走的一个花招？其中的一些问题将有待历史来作出判断。不论我们如何认真严肃地搜索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们都不可能准确地预言，如果不是作出了过去那种选择而是作出了别的什么选择，我们会得到何种结局。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今日的某些误解是由于情况了解不够造成的，某些所谓朝鲜战争的“教训”总结得并不正确。我十分尊重许多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我决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当真以为朝鲜战争是一次军事、政治和精神上的可耻失败，以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采取了不折不扣的姑息态度，丧失了国家的尊严。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说明的那样，我当时的确很清楚：第8集团军的全体官兵深信，他们在一九五一年夏季是能够向前推进的，至少可以推进到鸭绿江西部流域，还深信，在联合国海、空军支援下，他们能够在战术上击败任何企图阻挡第8集团军前进的中共或北朝鲜地面部队。但是，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如果这样做，那就只会在我们的军事史上写下完全不同的一页。因为，这样做，我们可能还得面临无休止的游击战，而且，我们很清楚，南朝鲜地面部队是无力单独控制这些地区的。也许，美国人最后将被迫同意在亚洲大陆保持一支庞大的部队，执行遥遥无期的绥靖任务。无疑，今天还有某些人认为，我们当时应该封锁中国沿海，轰炸满洲基地，甚至投掷原子弹。

    但是，不仅是我，其他人也认为，这类行动并不能保证我们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记录表明，总统、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都认为，我们暂时可能得到的东西根中无法补偿我们今后要长期失掉的东西。

    当共产党中国在一九五０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秘密派出大量军队向我在北朝鲜的部队发起突然进攻时，本来是有充分的理由向他们公开宣战的，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向其位于鸭绿江以南的部队和江北的军事基地投放原子弹。但是，我们对是否采取这类行动进行了慎重的辩论，最后，负责制定这种决策的美国政府否决了这个方案。最终的决定是，仍坚持最初规定的那些在朝鲜的目标(这些目标在仁川登陆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有过变化)，即粉碎侵略行动，赶走侵略者，恢复朝鲜这一地区的和平，以及防止冲突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联合国中绝大部分非共产党成员国对这些决策都表示坚决赞同。

    至于停战本身，我坚信(正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杂志所记载的那样)，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很希望停战，而且五角大楼也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地面战争从六月份开始就处于一种相持状态。双方都以远远超出军事需要的代价沿静止不变的战线保持着庞大的军队集团。双方都面临一种很简单的选择：或者决心扩大战争，或者设法停战。我已经谈过本人的如下看法，即向鸭绿江发动进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伤亡，而军事上却又得不到多少好处。中国人无意把战争扩大到其他地区，也不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土遭受我空、海军的轰炸、炮击。很明显，停战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

    事实证明，停战谈判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内心始终坚信，除进行谈判之外，再无其他合理的办法。武装侵略被阻止。侵略者被赶走。我军牢牢地占领和控制了一个更有利的防御地带，这个防御地带大部分处于三八线的北朝鲜一方，而不是南朝鲜一方。不错，在经过数次谈判之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之际，中国曾发动过一次强大的攻势。但是，它根本不象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攻势。这次攻势只不过占领了几个警戒阵地和一些没有多大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且，所有这些地方都完全位于三八线以北。这次攻势只不过是敌人最后的一次徒劳的尝试，旨在将我们推向一道比较难以防守的停战线上，以某种所谓的“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牢牢地守住了坚固的防线，而没有采取有人提出的直接打击中国的对策。鉴于上述所有情况，加之中国人也希望停止战争，难道这还不是进行谈判、停止战争的时机吗？

    我们是否应该参加谈判姑且不谈，有一个情况是肯定的，即从华盛顿发出的许多指示增加了我们整个谈判的困难，并且大大推迟了最后协定的达成。这类指示曾不止一次地打乱我谈判代表的计划，使他们失去了唯一可以博得共产党尊重的那种有力的支持。有这样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方代表已表示坚持要在停战条款中写进禁止修建新机场和修复老机场的内容之后，华盛顿还指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当时，由于我们的轰炸，在整个北朝鲜已经不存在一个可供作战使用的机场了。如果没有上述限制，共产党人就能够将其战斗机从满洲调至北朝鲜(停战协定一签定，他们立即就这样做了)。这样，他们便能打击南朝鲜的深远后方。华盛顿的这一命令实在让人有苦难言。

    华盛顿还命令我们改变自己的如下立场(其理由是苏联没有参战)，即反对苏联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立常这场战争是苏联怂恿、挑起的，对方作战的坦克、飞机、大炮也是由苏联提供的。把这样一个国家也算成是中立国实在是天下奇闻，因此我们竭力反对将其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可是，华盛顿命令我们仅仅把苏联与朝鲜有一条共同边界作为反对其担任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理由。这个态度上的变化肯定会使共产党觉得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另外，我并不认为由于举行停战谈判就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什么尊严。我不相信我们国家的独立遭到了任何损害，也不相信深深扎根于我们心中的道德观念、对上帝的信仰和为公理的最后胜利而献身的精神已淡漠下来。

    五十年前，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时期(许多人对这个时期至今仍记忆犹新)：在一个国家明确表示采取一项方针之后，即使军队土崩瓦解，人们也不考虑进行谈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尼维尔之战和其后十月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挥的法兰德之战，使得千千万万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健儿们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然而，不管为了何种原因，获得何种好处，付出这样惨重的牺牲是否值得，历史肯定是要提出疑问的。这种极其重大的损失当时确曾使某些政界人物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但是，那一年虽然有进行谈判的好机会，他们却缺乏应有的眼光和勇气采取其他合适的步骤，而继续在那里追求所谓“胜利”。结果，形成了军事上的相持局面，双方的鲜血几乎流失殆荆其实，稍有头脑的人在当时都会采取行动停止这场战争的。

    劳埃德·乔治在视察前线之后说：“如果人民真能了解到实情，那么战争明天就会停止。可是，他们自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实际情况。记者们是不会报道的，新闻检查也不会让真相透露出来。战场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是人们精神上所不能忍受的。我感到我再也不能继续干这种流血的买卖了。”(引自利昂。沃尔夫所著《在法兰德战撤一书。——作者)可是，几乎在同一时刻，英国政府却正式要求美国派出五十万青年归英国指挥，进行“为期七周的堑壕战训练——尔后到法国进行七天的测向洲练，再作为步兵投入战斗。”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领导人拒绝让我们的青年人遭此厄运，没有把他们派到战场上去当外国人的替死鬼。

    他们坚决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不受协约国领导人随意支配的军队。

    此时，“全面胜利”的诱惑力在法兰德仍然是那样令人无法抗拒。直到十万条性命换得一小块深不可测的泥潭的愚蠢行为震动了将军和政客们之后，直到苍天有眼、让冬季的大雪阻止了这一疯狂的行为之后，这场大屠杀才告结束。

    然而，在朝鲜，一出现可以停止相互杀戮的机会，我国政府便立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那种破坏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而让美国自己单干的企图遭到了破产。在实现停战之际，在朝鲜派有战斗部队的十六个盟国再次庄严声明：如果对方再度采取侵略行动，他们将决心迅速作出回答，而且，那时，他们的作战范围就不一定局限于朝鲜半岛了。

    尽管我们失去了在朝鲜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如果在朝鲜真有过这样一个可以创造这类丰功伟绩的机会)，我们还是使国际共产主义遭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我们也证明了集体安全的方针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联合国不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迎头痛击了共产党人的挑战，那么，它本来会变得分崩离析，软弱无力。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在东京接任联合国军最高指挥职务之后，曾发表过这样一个谈话：“我相信，在军事史上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的盟国这样和谐地并肩战斗，而且相互间又这样完全信任、尊重和合作的先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些部队(联合国军)的参战大大提高了联合国军的战斗力。”

    最后，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七月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共产党人向南朝鲜的突进遭到了抗击并被阻止，侵略军几乎全部被歼。从元旦开始的共产党人的攻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即被迫停止。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第二次撤出南朝鲜首都之后刚刚三周的时间，联合国军便转入了进攻。这次进攻，除受过几次短时的挫折外，一直持续到侵略者被统统赶出南朝鲜为止——只有一小块很难防守的南朝鲜领土仍为敌军占领。但是，有一块北朝鲜领土则为南朝鲜所控制，而且直到今天还在其控制之下。

    一九五一年五月，我作为联合国军司令和美国驻远东部队司令报告了自己的如下分析判断：敌人“再不会具有发动四月二十二日和五月十五日那样强大攻势的能力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给第8集团军及其当时的司令范弗里特将军发出了下面这封信：“我认为，历史有一天很可能会这样记录：……这支军队向最邪恶的势力进行了挑战，抗击并击退了这股势力。

    它一直威胁着人类争取个人尊严和自由的长期斗争。我相信：很可能，共产主义洪流的浪头已被你们有力的双臂和坚强的意志所粉碎，这股危险的潮水……已开始消退。”

    我希望这就是历史作出的评价。

    第11节

    ——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寻求和平的意义如果不认真地将自己在以往战争中汲取的教训运用于解决今天的军事问题，那么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些教训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真细致地分析这些教训，以避免以无法估量的代价重犯我们曾经为之付出昂贵学费的错误。

    有关朝鲜战争的重大错误之一是，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分析敌人企图的基础之上，而未能对我们所掌握的敌人的实力情况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麦克阿瑟和他的支持者们知道，红色中国完全能够迅速采取在朝鲜进行干预的威胁行动，但他们还是低估了中国人的这一威胁。而我们的错误则在于，我们采取行动时依据了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当时“没有一位神志清醒的司令官”会向鸭绿江以南派兵作战。

    今天，我们在东南亚同日益增多的困难作斗争时，令人满意的是，我们似乎更重视我们知道敌人能够于些什么，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准备干些什么。约翰逊总统曾经说过，他相信红色中国说的话——而我们在朝鲜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深信我们的决策者十分清楚，如果红色中国人的领导下定了决心，那么红色中国人是能够激怒我们与他们打仗的。他们的公开言论已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待人类生命的态度，甚至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生命的态度，与我们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我没有参预当前各项计划的研究与制定。但我相信，我们正在进行准备，以应付红色中国动用其威胁力极大的力量的可能性。只是当我听到有影响的人物向我们担保中国“不敢”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时，我才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共产党中国人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

    也许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教训，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错误至少我们的部分公民似乎还要执意坚持下去。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些人认为，以空军来切断已投入战斗的敌军所有增援和补给，就可以创造截断敌人的奇迹。空军并不能创造这种奇迹。这个事实本应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曾在朝鲜参加过地面战斗的人都不会轻视我空军在那里创造的业绩。空军不仅使我们免于灾难，而且，如果没有这支力量的支援，联合国军是不可能完成其使命的。在越南，空中力量与地面作战的成败同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空中力量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是，甚至就连某些身居高位的人至今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些局限性从未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当时，德国人不顾盟军掌握着无可争议的空中优势，照样利用少数几个山口向自己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大约二十六个师提供补给达两年之久，从而使这些师得以维持下去。在朝鲜，我们实际上掌握着整个半岛的制空权，但是，就连麦克阿瑟本人也承认，我们无法依靠空中轰炸来孤立战场或切断对方的增援和补给。在越南，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情况再次证明了这个教训：轰炸之后，在短短几天之内，敌人的铁路和桥梁就可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渗透路线也未被切断。可是，我们至今仍然还可以听到要求进行饱和轰炸的论调。这种论调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饱和轰炸可以切断越南北方与南方的联系。

    我还怀疑，我们是否从朝鲜战争中汲取了更深一层的教训，即除非协议中带有能够在今后付诸实施的制裁条文，否则，与共产党签订的各种协议都毫无价值。在朝鲜进行的两年的艰苦谈判告诉我们：只有在履行协议明显对共产党有利时，或者他们遭受报复的威胁十分明显、不可忽视时，他们才会履行协议。在东南亚，不论最终能与共产党人达成何种协议，要将各种具有约束力的制裁条文加进去肯定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我们仍须做好必要时推迟最终协定的签订、直到将这类条文写进协定的准备。

    我们在朝鲜得以避免的一个错误，是坚持在进行谈判之前实现“全面胜利”、“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乃至“制止侵略行动”。可是，从当前四处可以听到的并且充斥各类公开刊物的许多口号来看，我不禁怀疑我们的公民是否都已经懂得了有限战争的概念。一场有限战争并非只是一场尚未全面开展的小规模战争。它是一种根据我国的利益和现时的实力对各种目标作出具体规定的战争。“无限”的战争，亦即除“胜利”之外没有明确规定地理、政治和军事目标的战争，可能会无限制地升级，就象那些取得一个胜利之后还需要赢得另一个胜利来保障前一个胜利的战争一样。坚决要求全力以赴地打赢战争听起来可能很有大丈夫气概，“捍卫自由”的号召也可能象救世主的福音一样会使我们的热血沸腾。可是，在今天这种时代，一场全面战争的结局是不可想象的。它很可能意昧着数千年文明的毁灭，连一个能庆祝胜利的人都不能幸存下来。

    我们在确定军事目标时，首先需要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最基本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并不适宜用纯军事的办法来解决的。我们与那些嘲弄人的尊严、否认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寻求解决办法。这个世界不可能平静、安定下来，因为占世界总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过着相当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仅仅只知道贫困、肮脏和幻想。

    因此，我们确定对外政策的目标必须考虑到这些基本的现实，而且必须明确地阐述这些目标，以免使这些目标成为隐藏我们自私和唯利是图的目的的十足战争叫嚣。譬如，我很怀疑某些政府官员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们进行越南战争的目标还是表里如一的，即使存在着外交上很少有诚实可言或者难得赤诚相见这样明显的现象。约翰逊总统所阐述的目标，亦即本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所列举的他的目标，在我看来似乎不存在模棱两可、闪烁其词之处，而且，这些目标也是我国政府在不与对方妥协的情况下能够体面地达成的目标。但是，对于一些掌权的和有影响的其他人士的辩解，即我们在越南的战争目的毫无利己之心，只是一心要保证那里的人民获得“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自由”，我是很怀疑的。不久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将越南的丧失引述为“失去了宝贵的锡矿以及大量的橡胶、稻米供应”。

    也许人们可以认为，正是这些东西，而不是“自由”，才是某些人的眼睛死死盯着的真正目标。那些说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河内停止侵略行径”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北京的支持与补给，河内是不能长久坚持下去的。

    如果我们相信关于我们目标的后一种说法，实际上就等于认为，我们的目的是迫使河内和北京不仅要停止支持武装入侵和颠覆越南的行动，而且要停止支持武装入侵和颠覆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的行动。根据东南亚条约，美国对所有这些国家都承担有义务。这样，美国自然就得要么公开地，要么通过秘密的外交途径向共产党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停止支持活动。对于向红色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的任何办法是否明智，我是深表怀疑的。我相信，目前的中国领导人会拒绝以任何方式向他们提出的任何最后通牒。如果我们被迫扩大军事行动，以挫败旨在推翻东南亚条约保护之下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侵略阴谋，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大大增加派往那里的军队。以我之见，如不使用战术核武器，那无论我们向那里派出多么大的我们自认为能满足需要的兵力都仍将证明是不敷使用的。而如果使用战术核武器，后果如何就只能凭主观推断了。最后，我认为，除非某个敌人首先使用核武器打击我们的国土或军队，否则，使用这种武器打击敌工业中心和人口中心将会引起自由世界舆论的极大反感，很可能使我们处于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敌对世界中。

    因此，我们应该自己决定我们世界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应该仔细地规定这些目标的具体内容，保证这些目标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劲用之不竭的。

    为了追求一些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将我们的资源消耗殆尽，可能会使我们无力对付最终的考验。我感到，这种考验确实在向我们迫近。

    至于我们在越南的直接目的，阿瑟·戈德堡大使一九六六年九月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扼要阐述是很有权威性的，可能说的完全是真话。这些目的是：我们并不谋求在越南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也不谋求在亚洲建立一个“势力范围”；我们并不谋求北越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或将其推翻；我们不排斥“任何一部分南越人民”和平地参与关系到他们国家未来的事务；我们随时准备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美国愿意，他说，将越南统一问题留待双方人民“自由选择”，并愿意接受选择的结果，最后，还准备在得到对方私下的或通过其他方式所作出的如下保证之后停止对北越的一切轰炸。

    这一保证应当是迅速采取使战争逐步降级的相应行动。如果北越能同意一个从南越分阶段撤出一切外来军队(美国和北越的军队)的计划，那么美国将同意在联合国或其他机构监督之下进行这种撤军。这些目标看来虽不能立即实现，但与确保我们对该地区锡、橡胶和稻米的控制的目标却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些目标与我国人民在世界面前长期保持的道德形象，与我们长远的根本利益要一致得多。

    我们总的世界目标，即那些明显属于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目标，则更有待于研究讨论。不过，我认为有一些目标是明确的。它们包括以下各点，但并不仅限于以下几点：1．防止铁幕之外的西欧落入克里姆林宫手中。

    2．防止西半球出现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操纵的政府(由于古巴已为克里姆林宫操纵，这一目标已暂时被我们忘记，但毕竟还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坚持我们在远东的前沿防线，即日本列岛、南朝鲜、琉球群岛、福摩萨、菲律宾群岛一线(其中应包括东南亚全部还是一部，依我看，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4．继续支持在联合国宪章原则指导下的联合国，尤其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有这样的诺言：“拯救子孙后代于战争的苦难……”(许多美国人可能不同意将此点作为属于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是应当在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按我的想法，从战争的苦难中拯救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下一代这个目标，不仅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动战争，例如故意挑起一场核战争，决不是拯救他们的办法。在我看来，联合国宪章前言中的这句话确实提出了联合国最根本的目的。

    从罗马帝国称雄的时代到现在这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欧洲人民由于战祸而不时地被浸泡在血泊之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战争变得日趋残酷，使得更加广大的地区沦为一片片荒原。现在，人们已掌握了毁灭性的破坏手段，如果进行一场新的世界战争，人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人类价值丧失的程度，都将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种有可能发生的灾难虽令人恐怖，但还是应当相信，政治家们将会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找到防止这种灾难的办法。我们不能允许眼前的障碍和可以预见到的困难(当然还包括人类对极力的贪求)破坏或削弱为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而共同采取的行动。如果不考虑固有的道义方面的因素，那么，与这一目标的利害关系没有哪个国家集团能够超过西欧人民和美国人民，也没有哪个国家集团能比他们更需要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因为：欧洲长期因战争而饱受死亡和破坏之苦；美国与这些欧洲国家有相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二者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都极易遭受破坏。

    越南问题是对政治家们的智慧和勇气进行考验的核心问题。正如解决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时一样，我们将面临一些重大抉择。这些抉择对我国人民的精神和意志将是一个考验。我认为，众多的美国人民充满了可以给任何国家以精神力量的活力和正义感。我相信他们能够经受住这种考验。

    我坚信，我们的西方文明是根据某些崇高的虽则令人费解的目的在这个星球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个目的并不要求美国人民在地球上比较不幸的人民中间充当救世主，而是要求他们在充分认识我们的局限性，对自己的能力有自知之明以及无意将我们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的前提下，作为不幸的人民坚强勇敢、胸怀宽广的伙伴。我们的物质力量加上我们的精神力量，足以使我们实现这一祟高的目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发择聪明才智，担负起我们的责任。

    至于在当前，我认为没有比维护我们的自由更崇高的责任了。这要求我们必须节约使用自己的力量而不能让其自白浪费，以便我们在面临最大的考验时能使用这些力量。但是，空谈目的是毫无价值的。目的必须转换成具体、实际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应当象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与国家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应当从属于国家的根本利益。

    坦率地说，我们在东南亚确定的目标是否与此相符，我是表示怀疑的。象我这样一个公民，接触不到政府的高级情报，当然也就不可能断然消除这种怀疑。然而，在我们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能了解的情况对我们面临的对外政策进行评论，提出自己恳挚的意见，并对不久前华盛顿宣布的关于东南亚问题的许多错误估计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我已说过，我根本不相信我们在东南亚的政治目标与国家利益是真正一致的。这些政治目标就象我们的政府官员提出的那些目标一样，面面俱到、空洞无物而且含混不清。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过多地放在这些表里不一的言辞中，相反，我们现在应当问一问自己：在这场无休止的冲突中，我们是不是过度地消耗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以至当需要在世界上其他更关键的地区应付新的挑战时我们会感到十分虚弱。因为，今后肯定还会出现与我国真正的利益关系更大的威胁。

    如果我们能想出节约力量的良策以防备有一天会出现这些威胁，那我对美国的未来，对我们的领导应付这些威胁的能力，以及对我们武装力量全力支持这种领导的能力将充满信心。

    第12节

    [[一九五０年]]

    六月二十五日北朝鲜人民军大举入侵南朝鲜。

    六月二十八日北朝鲜人民军夺占大韩民国首都汉城。

    七月五日史密斯特遣部队在乌山附近首次与共军接触。

    七月二十日联合国军放弃大田。

    七月三十一日晋州落入北朝鲜人民军手中。沃尔顿·沃克将军宣布：“决不后退了！”

    八月一日联合国军进入釜山环形防御圈。

    八月六日至八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与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诺斯塔德、阿尔蒙德和李奇微将军商议仁川登陆问题。

    九月十五日仁川登陆。联合国军夺占仁川港和港口附近岛屿。

    九月十八日联合国军夺占金浦机场。

    九月二十二日沃克所属部队由釜山环形防御圈出击。

    九月二十七日北进联合国军与南下联合国军于水原附近会合。

    九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军收复汉城。

    九月三十日南朝鲜第3师越过三八线。

    十月七日至九日美军第1骑兵师越过三八线。

    十月十一日南朝鲜第3师占领元山。

    十月十九日第8集团军占领北朝鲜首都平壤。

    十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指示其所属司令官率所有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他将除南朝鲜军队以外其他联合国军不许向前推进的禁令置于脑后。

    十月二十六日南朝鲜第3军第6师抵达鸭绿江。南朝鲜第1军第26团于水洞抓获中国俘虏。

    十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发动第一阶段攻势。

    十月二十七日南朝鲜第6师第7团在鸭绿江附近遭强大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

    十月三十日美军第24师先遣分队进抵鸭绿江四十英里范围之内。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强大的中国军队在云山进攻第8集团军，迫使其撤过清川江。

    十一月六日麦克阿瑟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的行动“使我之所属部队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

    十一月二十三日感恩节

    十一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往朝鲜，发出向鸭绿江发动大规模强攻的信号。他宣布：“中国人尚未进入朝鲜。”美7师第17团进抵鸭绿江畔的惠山镇。第8集团军开始向鸭绿江挺进。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九日中国发动第二阶段攻势。

    十一月二十五日位于朝鲜中央、德川附近的韩国第2军为中国之进攻所击溃。

    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万中国军队进攻位于清川江以北的第8集团军，使其遭受重大伤亡。

    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军第24师、第25师和第2师撤过清川江。第8集团军开始撤退。中共军进攻位于长律水库西侧之第1陆战师和位于水库东侧之美7师所属部队。

    十二月五日第8集团军放弃平壤。

    十二月九日第1陆战师完成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的突围行动。

    十二月十一日美军第1陆战师和第7师撤至兴南环形防线内。

    十二月十五日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撤至三八线以南。

    十二月二十三日沃克将军死于吉普车事故。李奇微被指定接替其指挥。

    十二月二十四日第10军完成撤离兴南滩头阵地和北朝鲜的行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奇微将军正式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

    十二月三十

    一日至一月五日中国发动第三阶段攻势。

    [[一九五一年]]

    一月三日至四日联合国军撤出汉城，撤至平泽、原州、三陟一线并进行整编。

    一月七日为重新与中共军队建立接触，第8集团军向北部发起强大的试探性进攻。

    一月十五日一支加强的团战斗队实施侦察行动即“狼狗行动”，在乌山附近与敌重新建立接触。

    一月二十五日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采取攻势行动。第1和第9军向汉江北进，“霹雷行动”开始。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七日美第2师投入激战。其第23团战斗队及其加强的蒙克拉尔法国营在磔平里粉碎中共军队五个师的进攻，中共军队攻势突然终止。

    二月五日美第10军之进攻，即“围捕行动”于东线开始。

    二月十一日至十七日中国发动第四阶段攻势，主攻方向为美第2师防御地段。

    二月二十日“屠夫行动”，即美第9军和第10军发动的一次总攻开始。

    二月二十八日敌军在汉江以南最后之抵抗行动陷于瓦解。

    三月七日在中部和东部地带，“撕裂者行动”开始，第9和第10军越过汉江。

    三月十四日至十五日第8集团军重新夺占汉城。

    三月三十一日联合国军进抵“爱达荷线”，夺取全部地理目标。

    四月五日向“堪萨斯线”全面出击的“狂暴行动”开始。

    四月十一日麦克阿瑟将军被免除最高司令官职务，李奇微将军被指定接替其职务。

    四月十四日范弗里特将军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联合国军所有部队进抵“堪萨斯线”。

    四月十九日美第1军和第9军进抵“犹他线”。

    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发动第五阶段攻势的第一次进攻。

    四月三十日在撤至新防线后，联合国军将中国之攻势阻于汉城和汉江以北地区。

    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发动第五阶段攻势的第二次亦即最后一次进攻。

    五月二十日中国的攻势遭到阻止。联合国军恢复攻势。

    五月三十日第8集团军再次进抵“堪萨斯线”。

    六月一日第1和第9军所属部队向“怀俄明线”挺进，“打桩机行动”开始。

    六月十五日夺取了“打桩机行动”所规定之地形目标。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副外长马立克建议停火。

    六月三十日奉华盛顿之命令，李奇微将军向中国人广播说联合国军准备讨论停战问题。

    七月十日联合国军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在开城开始。

    八月十日共产党人要求对在开城附近发生的所谓伏击事件表示道歉。要求为我拒绝。

    八月二十二日共产党人要求我对“空袭”事件表示认罪道歉。要求遭拒绝后谈判中断。

    八月三十一日第1陆战师在“大钵”地区发起攻击。

    九月二日美第2师向“伤心岭”和“血岭”发起进攻。

    九月三日陆战队和第2师抵达最初目标。

    九月十八日陆战队向“大钵”以北之照阳河挺进。

    十月十二日第9军向“詹姆斯敦线”挺进。

    十月十五日美第2师夺占“伤心岭”。

    十月二十五日在联络官之间进行为期两周的商议之后，停战谈判重新恢复。

    十一月十二日李奇微命令范弗里特停止攻势，开始实施积极的防御。实施“灭鼠者行动”。

    [[一九五二年]]

    一月一日对共产党阵地的炮击战和空袭战开始，持续整一个月。

    一月至四月开始进行战俘甄别时，战俘营中发生骚乱。

    五月七日巨济岛战俘营中的战俘将多德将军扣作人质。

    五月十一日多德将军获释。

    五月十二日李奇微将军离任，前往驻欧盟军最高司令部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职务，担任北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克拉克将军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与日本签订条约后，执行占领任务的盟军最高司令一职不复存在)。

    六月六日为占领十一个巡逻基地，开始了“回击行动”。

    六月十四日“回击行动”的全部目标均由第45师占领。

    十二月峰岩岛战俘的越狱行动被镇压。

    [[一九五三年]]

    二月范弗里特将军退役回国。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奉命指挥第8集团军。

    三月二十五日中国夺占警戒阵地266高地。五个警戒阵地。

    五月二十九日中国人占领三个警戒阵地。

    六月十日中国人开始向金城附近的南朝鲜第2军发起进攻。

    六月十六日南朝鲜第2军被压回到新的主要抵抗线，大约向南后退了四千码。

    六月十五日至三十日中国人向美第1军防区实施进攻，攻占两处警戒阵地。

    七月十三日中国发起最后的攻势，以三个师进攻第9军右翼，以一个师进攻南朝鲜第2军左翼。

    七月十九日板门店双方谈判代表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协议。

    七月二十日由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沿金城江南岸建立起新的防线。

    七月二十七日停火协定签字，为时三年的冲突结束。

  • 人物历史记忆

    倪匡：不辨南北，东来西去

    倪匡（1935年-2022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是日下午在香港辞世，算是东来西去了！
    倪匡兄弟姊妹7人，香港作家亦舒就是其六妹。
    1949年，倪父带部分家庭成员去香港，倪大哥倪亦方决定留下，倪匡当时也选择了留下。
    1951年，16岁的倪匡初中辍学，只身从上海去苏州，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 自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成为江苏省公安厅干警。此后，倪参与了苏南的土地改革[1957年10月27日，倪曾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相关小说《活埋》]和苏北洪泽湖的治淮工程、南潮河水闸工程，之后被派去内蒙古，专职管理劳改农场的犯人，足迹远至大兴安岭。当时的内蒙古保安沼是第三劳改管教支队所在地。倪匡二十岁到内蒙古，二十二岁离开。

    倪匡，不知道自己已然再次惹下大祸。
    此时，批评会矛头陡然转向。会上批评不再提水平仪和测量员，而劈头盖脑冲着倪匡而来，他稀里胡涂被扣上“在严肃场合竟然纵笑”的罪名，不到十五分钟，有了更具体的结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生命线，嘲笑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反对党的生命线，就是反对党的政策，就是反党。”
    倪匡据理力争，一一反驳。那个领导官大，却不善口才，几番争辩，那个领导文化水平不高，结结巴巴不知如何回应，但很显然他再度记恨之心。

    内蒙古的冬天冰天雪地。倪匡和战友住的房子，冬天一旦没有燃料，就和冰窖差不多。一次，受大风雪封阻，燃煤运不到，燃料中断，不到二十四小时，本来身贴上去暖烘烘的墙上，出现了厚厚冰花，冻得人都没法坐，这样下去，人都会冻死的。
    倪匡想起不远处有一道小河，河上有一道简陋小木桥，是粗糙地随意搭成的，河水早已冻到了底，过河可以不必用桥。于是，倪匡带了工具，找了几个人，把那座木桥拆了，化成一堆木柴，搬了回来，烧了三四天。煤运来了，就此渡过难关。
    本来，他认为那是小事一桩，来年春暖花开，再去砍几株树，把桥搭起来就是了，谁知总队知道后，又上纲上线变成政治事件。倪匡背上一大罪名：“破坏交通”就是“反革命罪行”。批评会、批判会、批斗会，逐级升级。

    在一次批斗会上，那个总队领导竟拉起衣袖，展示手背疤痕，大声宣布：“此人早就对革命同志怀有仇恨，故意蓄养凶狼，残害革命同志。在战场上，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没能伤了我，我是给他养的狼狗咬伤的。这是早有预谋的反革命行为！”

    会场上群情激愤，倪匡只好唯唯诺诺，低头认错。会后，写上几万字检讨，承认自己“潜存的反革命思想”。

    不久，倪匡被隔离在十里方圆没人烟的一间小屋子里。农场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彻查他。

    五月初的一天，倪匡在总队部政治处的一位朋友，悄悄跑来倪匡那间小屋。这位朋友是蒙古族人，来自托克托县。原先与倪匡一起工作，两人不久就成了好友。朋友对他说：“情况不对劲，看来你有危险了。听说要组一个法庭审判你。”

    朋友对倪匡说：“你已触犯破坏交通罪。”

    倪匡不解：“这怎么能算‘破坏交通’呢？不就拆了一座小木桥吗？到夏天再重新铺上去。”

    朋友说：“依我看，事情会很麻烦，一旦特别成立法庭，那即便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

    倪匡惊呆了：“那怎么办？”

    那朋友说：“你赶快逃跑，远离这里。”

    沉默了好一阵。倪匡疑惑，问那朋友：“怎么逃？”

    那朋友说：“从草原腹地走，要朝北跑，那里游牧民族多，有蒙古人村落，蒙古人会收留你的，他们正需要劳动力，住上两三年再说。”他接着说：“我帮你去偷一匹马，骑上它逃亡，越远越好。”

    翌日早上，那朋友牵来一匹马。马又老又瘦，没有马鞍，只披着两个麻布袋。那朋友说：“你快跑吧，兄弟。”

    倪匡握着他的手臂：“我跑了，你们怎么办？”

    “你别管那么多了。记住，往北走。”

    几十年后，倪匡还记着这个蒙古人，认他是恩人。但可惜的是，虽珍藏着与他的合影，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倪匡骑着马逃跑，他不辨方向，无法认路，好在这匹老马识途，只好听天由命，由马慢慢走。下午时分，又开始下雪，田野茫茫，雪花飞舞，极目所望，不见人影，似乎天地之间，只是他一个人。

    入黑时分，到了一个小村庄，居然有小吃店，倪匡要了一大碗热豆浆，两只大馍。他的手已冻得无力端起碗，只好俯首就着碗喝，热腾腾的豆浆，化成一股暖气，身子哪一部份先暖和，可以清楚感觉，到了脚趾，吸一口气，竟有死而复苏的感觉。休息了一阵，雪也止了，倪匡继续上路。

    此时，倪匡心情落寞，这一去，何去何从，虚空无着，莫此为甚。入夜，骑着马，朝北？往南？朦朦胧胧的焦虑中，全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个方向。放眼四周，黑夜下的茫茫草原，皑皑白雪，世界只剩下黑色和白色。

    五月初，刚下过一场大雪，看不到北斗星，他在马背上，发现一条火车轨道。倪匡任随胯下的马无意识循着铁轨前行，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火车站。车站里没有人影。他将马拴在一条木柱上。他走进破陋的车站小屋。站里很冷。没有灯光，他在黑暗中，只见到奄奄的火炉。他将墙角损坏的半条板凳拆成木条，扔进火炉里燃烧取暖。

    倪匡就这样靠着一把椅子，他混混沌沌，睡意袭来。不知过了多久，火车撞击轨道咣当声由远而近。他惊醒了：前路茫茫，上车再说。转身走出屋，走向那匹带着他到此的老马，捋了一下马颈上的鬃毛，又轻轻拍了两下老马的脸，向它道别。随后跳上车卡。那是一列载货火车。

    倪匡这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逃离这里，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内蒙古。敞开露天的载货车厢，倪匡倚靠在杂货箱边，在刺骨的寒风中，随着火车缓缓前行。载货的火车停站，他就混上客车，客车停了，他又扒上货车。货车缓缓行驶，再次进入一个车站，停靠的是黑龙江泰来县车站。倪匡跳下火车走向车站候车室，候车室墙上一幅辽宁省地图，倪在地图找到了泰来，而后往南寻觅，白城、通辽、沈阳、辽阳、鞍山，倪匡在“鞍山”停顿了。他哥哥倪亦方就在鞍山，任辽宁省鞍山钢铁厂任工程师。

    倪匡决定去鞍山找哥哥。他口袋里还有点钱，但没花钱买火车票。跟着一帮盲流，见火车就上，查票了，就被赶下火车，在车站睡觉，有火车了，就再上。一路往南。经一番周折，他找到了鞍山钢铁厂，找到了哥哥。

    倪匡父亲倪纯壮和母亲王静娴1950年去了香港，倪纯壮在香港荷兰好实洋行保险部任业务经理。父母生了五男二女，倪匡是家中老四，本名倪聪。大姐大哥，从小由亲戚抚养长大，都改了姓。老三倪亦方、老五倪亦平、老六倪亦舒（即作家亦舒），老七倪亦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
    倪亦方的经历是另一条路。他先后被授予鞍山市特等劳模、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荣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委曾作出向倪亦方学习的决定。2008年4月病逝。

    1957年，倪匡在哥哥倪亦方家住了一个多月。哥哥也不敢长期收留他。倪匡自己也明白，他不可能报进户口，此地不宜久留。他最后决定：先去上海，再寻找机会去香港找父母。
    倪匡坐船去了上海，他住在舅公家里。亲友也都不敢收留他太久，有的甚至见他都怕。
    一天，倪匡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能帮忙去香港定居，实质就是“偷渡”。倪匡按广告所示，找到那家机构，那里拥挤着很多人。
    半小时的面谈，沟通。他们总共要收倪匡四百五十元人民币。倪匡回家筹措这笔资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好在亲朋好友最后一起出钱帮倪匡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

    偷渡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静待逃亡的倪匡，终于接到启程通知。他听从安排，先坐火车去广州，三天后偷渡去澳门。他在澳门住了几天。1957年7月，由澳门偷渡香港。
    当时倪匡乘坐的是一艘运菜的船。曾经有人撰文说，倪匡在偷渡路上“吃棉花”、“吃老鼠”什么的，全是胡编乱造。偷渡安排，一路上很周到。倪匡跟随他们到了香港九龙，就在一个码头偷偷上岸。
    香港边境的关卡，其实是时紧时松的。1956年，当时国内放宽言禁，一时间局势似乎平定下来。于是不少港人遂要求港府重开关卡，并指离开香港的人定必比进入香港的人多。
    有见及此，港督葛量洪决定在1956年2月重开关卡，但是，由于重开关卡再度吸引大量难民到港，葛量洪又在同年9月宣布关闭关卡。
    在开放关卡的短短七个月的时间，港府就录得有6万人进入香港，而没有人返回内地。

    1957年，倪匡伪造多种公章、证件、介绍信由内蒙古逃至广州，7月间偷渡至澳门，再逃进英控香港。初至香港时曾在夜校读书，结识夫人李果珍女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香港报业与影视的黄金时代。倪匡最初在染厂里做杂工，并开始写作投稿，先后任工友、校对、助理编辑、记者与政论专栏作家（笔名为衣其）。后开始写武侠小说，笔名为岳川。
    1962年，开始用笔名“卫斯理”写作科幻小说。
    倪1992年离开香港，赴旧金山居住，2006年又返回香港。
    有人称他是“带给人间快乐的顽皮孩子”。

    孙志刚：生命或可收容

    2003年3月17日，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男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殴打，并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治站。这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先被带至派出所，后被送往收容站，再被送往收容人员救治站，最后不治身亡。

    事发时孙志刚27岁，来广州才20多天。2001年，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此前20多天，他应聘为广州达奇服装公司的一名平面设计师。从深圳跳槽进入达奇公司，当时处于试用期，月薪2000元。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喜欢上网的孙志刚离开与朋友合租的住房，准备到附近一家网吧去玩。因为刚来广州，还没办理暂住证，他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走到天河区黄村大街上时，孙志刚突然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的警察拦住了去路。当时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事后已无处查实，因而也无法判断警察拦住他，是否因为“他不修边幅”。

    孙志刚并不知道，此时广州市公安机关正在开展“严打”的统一清查行动，三无人员是重点清查对象。当天下午，天河公安分局刚开了动员大会。由于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孙志刚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当晚，将近110人先后被带进这个派出所，其中30多人被收容。

    孙到派出所后，由两名“辅警”做了笔录。这是一份有点奇怪的笔录，上面孙志刚被问及有无固定住所、稳定生活来源和合法证件时，所答已无可考，填写的竟均为“无”。当晚负责甄别“三无”人员的，是34岁的黄村街派出所专区中队长李耀辉。李有十余年的警龄，曾经立过二等功，多次受过嘉奖。

    晚11点左右，与他同住的成先生（化名）接到了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孙志刚在电话中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在一份《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孙志刚在电话中让成先生“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于是，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到达时已接近晚12点。

    出于某种现在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那里，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但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但并没解释原因。成先生说，其中一个警察还让他去看有关条例，说他们有权力收容谁。

    成先生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诉他，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成先生回忆说，他后来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孙回答说“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成先生说：“他（孙志刚）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警察随后让孙志刚写材料，成先生和孙志刚从此再没见过面。

    据广东省有关部门事后调查，当天晚上，孙志刚的两位朋友舒某某、杨某某曾来到派出所，说明孙有身份证和工作单位，提出为其补办暂住证，并予以保领，但均被李耀辉以“没有进行核实必要”的理由予以拒绝。

    3月18日凌晨2时左右，孙志刚被送到天河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该所值班民警罗侨安对其进行了询问。治安协管员罗东升参照黄村街派出所移送的询问笔录，“制作”了询问孙的笔录，并在笔录上填写了孙志刚的身份证号码及“无暂住证”、“无正当职业”、“无正常居所”等内容，然后让孙签字。民警罗侨安则代替待遣所所长签下了“同意收容遣送”的意见。后来的调查报告说，正是由于待遣所民警极不负责任，才导致孙志刚“被错误地作为被收容遣送人员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当时，根据之前公安机关填写的内容，中转站工作人员判定孙的情况符合《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审批手续齐备，便将孙志刚收入站内。

    9个小时后（即18日上午），孙志刚向中转站护师殷孝玲报告自己有心脏病，因为紧张而心慌、失眠，要求放他出去或住院治疗。中转站遂以“心动过速待查”为由，将孙送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后来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孙进入救治站时身体正常，脱衣检查未发现有外伤。医生对他的诊断是“焦虑症”。

    广州市一份调查报告针对外界的怀疑特别说明，“经询问派出所、分局收容待遣所和收容遣送中转站的有关民警和工作人员，均称孙志刚没有与民警、工作人员发生过顶撞、争吵或被民警、工作人员殴打”。但据孙的父母说，孙志刚虽然身材较瘦，身体却一向很好，从没听说有心脏病。孙何以声称自己有心脏病无从得知。他的一位朋友猜测说，或许是他以为医院的待遇会更好一些。

    当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2003年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在护理记录上，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成先生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

    收容人员救治站

    2003年3月18日，孙志刚因称心脏病被送往了救治站。

    孙志刚本以为利用称病会被送到医院，可以换取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亦或是想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自我拯救。可是他做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决定。

    这个救治站位于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的一个角落，是一幢三层小楼，每间病房门窗都有铁栅栏。救治站由张耀辉分管。

    救助站内还配有医生、护士、护工，专门负责各类人员的救护和医治。应该说这里面配备了一整套的医疗体系，是能够起到基础的医疗作用的。

    根据救助站的病人描述，救助站里护工实际上就是保安，因为雇佣保安须向派出所交一笔钱。救治站为了省这笔钱，就给保安改了称呼。实际上保安们并没有护工的资质。

    救助站内不仅仅收治“三无”人员，还包括精神病、艾滋病、各种涉案人员。所以为了维护救治站的秩序，护工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救助站的这些护工们除了维护秩序外，也经常随意殴打和勒索病人。根据资料显示，救治站前几个月每个月死亡人数都在10人以上。而这些病人到底是如何死亡的，已经不得而知了。

    孙志刚在被送到救治站先是被关进了201房。在这里据说被同病房的人打了两次。后来有人出院，孙志刚对着外面大喊，说明自己是有工作、有学历的人。

    他的意图是想通过别人拯救自己。但是他这一举动惹恼了护工乔燕琴。

    乔燕琴想教训一下孙志刚，告知206房的收治人员，孙志刚太闹，呆会儿把他弄过来让你们玩玩

    随后，乔燕琴等人将孙志刚调到206房。

    2003年3月20日凌晨1点，206房内的八人在乔艳琴的授意下先后两度对孙志刚轮番殴打。

    他们对孙志刚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又把其抬起来往地上摔。即便孙志刚跪地求饶，仍然没有停止。

    206领头的李海婴吩咐说，打得保安不满意。保安交待的事不办好，大家都有麻烦。再打半个小时。

    后来孙志刚被带到了205房，依然遭到了护工的殴打。

    当天晚上，一名值班护士邹丽萍在值班护理记录上，为孙志刚做的记录是本班睡眠六小时。

    显然，她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知她这个六个小时是自己随意写上去的，还是真的去查看了孙志刚的状态，我相信此时的孙志刚应该已经昏迷了。

    2003年20日上午9时50分，护士查房，发现孙志刚趴在水泥床上一动不动，通过查验呼吸微弱，脸色发紫，意识到不妙护士立刻将其拉到救助室。

    值班医生任浩强立即开展常规抢救，然而回天乏术，十分钟后宣布孙死亡。

    值班医生向病区区长彭红军知会后，在死亡证明上填写了死亡原因为心脏病猝死。并且声称孙志刚除趾部有异样外没有明显伤痕。

    后面，孙志刚的尸体经过法医鉴定，其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位于远郊，距市中心一个多小时车程。这里本来属于广州市精神病院，后来改称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2002年8月1日，这个巨大院子的一个角落被划为特殊病区，由广州市民政局和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指定为收容人员救治站，专门为收容人员中的病患者提供基本治疗。救治站占用了三幢小楼。与普通医院不同的是，每一个病房的门窗都有铁栅栏。救治站由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分管。31岁的彭红军是病区区长，他手下有3名医生，护士若干和10名护工。彭后来被控玩忽职守，但早在今年年初，他就对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急切的改革建议。当时他说，“这里场地拥挤、设施简陋，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管理混乱，几无规章制度可循。”31岁的彭和其他3名医生都是精神科大夫。但是，他们要负责的是近200名的各种病员的治疗。在法庭上，公诉人的举证也证实了彭红军医生的诸多忧虑。举证调查发现，这里经常发生病人间打架斗殴事件，有人被打断肋骨，有人被打成重伤。

    而护工是救治站内的特殊角色。乔志军，在武警上海总队服役五年后，回到家乡山西。2002年中，通过保安公司推荐来到广州，经培训后，被推荐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当保安。乔燕琴，同为山西人，去年年底通过熟人介绍来到救治站。胡金艳，河南姑娘，与乔志军是一对恋人。没过多久，这里的保安们都被改称为护工——要雇用保安必须向当地派出所交一笔钱，救治站为了省这笔钱，就给他们改了名。但事实上，这些护工从未接受过任何护理培训。病人仍然称他们为保安，“他们穿着迷彩服，提着警棍”，一些病人当庭指证说。警方后来还从救治站搜出了两支塑胶警棍和一支电警棍。乔燕琴在法庭作证时这样表述护工的职责，第一是“防止病人闹事和暴动”，其次才是协助护士拿药、打针、派饭。

    在由医生、护士和护工构成的层级中，护工位次最低。但在这里的病人眼中，他们却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份护工的笔录证实，因为208房女病人汤凤珍一直在哭，护工何某某去制止时被汤咬伤，何立即提了根棍子对其殴打。医生彭红军也发现了这一点。其他医生曾多次要求开除一些殴打勒索病人的护工，但均不了了之。彭红军辩解说，他没有人事权。彭后来被指控对救治站管理不善负责。直至他被捕，数份规章制度仍在草拟中。而他在建议中指出的诸多问题，此时已不幸言中。据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从2002年8月10日到2003年1月20日，救治站里共收治病人多达877人，其中外科病人280余人（包括脑外伤、骨外伤和普外伤），精神科病人280人，内科病人210人及传染病人105人。这里还经常收治特殊病人，包括一例艾滋病确诊者、15例自缢未果者、20例吞刀片者、1例自制凶器者和一名身带匕首者。此外还有约30名各类涉案人员。

    4名专治精神病的医生显然难以应付如此繁杂的病人。而那份材料还披露了救治站内发生的令人吃惊的死亡现象：在去年10月、11月、12月和今年1月的头20天，这个救治站均有相当数量病人死亡，死亡人数分别为16、15、15和12。但材料没有说明他们的死亡原因。此外，在孙志刚案庭审时，一位病人检举说，他亲眼看见209房有人被打死。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证实，从3月16日到3月19日，救治区共有3人死亡。其中两人属于病死，一人是“头部挫伤，颅内出血”。这个死亡名单中尚不包括孙志刚。

    同时被抓

    几乎与孙志刚同时，23岁的张明君正在广州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抓住了。张明君是四川南部县人。几年前，因种地无以糊口，全家四口人，包括父母和弟弟撂下田地到了成都。父亲做些装修活，母亲背建筑材料，弟弟去年初中毕业，进了一家饭馆当服务员。早在1998年，小学毕业的张明君就来到广东，进入鞋厂和服装厂打工，很快就成为针工熟手，还当过干部。张明君和四川南充老乡李芳在广东认识，前年结了婚，有一个7个月大的儿子。今年3月17日下午，夫妇二人从东莞到广州找工作。当天下午，张明君又让李芳先回东莞，说找到工作后再去接她。后来张告诉妻子，那天晚上他出去吃宵夜，买了个面包正坐在台阶上啃时，被巡警叫住了。当时张莫名所以，他怀疑是因为自己把腿搁在台阶上，才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警察要他出示证件。张明君身上带有身份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和工作牌，但他没带暂住证，他告诉警察，暂住证是厂里办的，被扣在厂里。由于没有广州市的暂住证，他仍然被收容了。按照后来一份调查材料的叙述，当晚7时，张明君因腹痛、胃炎和消化道出血被送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但据张明君称，当天晚上，他就遭到了毒打，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救治区的很多病房都关有精神不太正常的人，而206房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那里关的都是基本正常的人——精神病人一般不打人，206房就不同了。发生孙志刚惨案的这间206房，中间是一道铁门，两旁有窗，南北向过道的两侧是水泥砌成的铺位，大约有十一二个。房间尽头是用水泥板隔开的厕所。靠窗的两个铺位是“大哥”专用，靠厕所的则属于新来者。在这里，病房被叫做“仓”。这种叫法甚至在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公安分局的逮捕申请书上都能得到证实。206房被称为“206仓”，调房被称为“调仓”。

    3月19日晚，206仓关了8名病人。李海婴和钟辽国当时是206仓的两名“仓头”。“仓头”是由护工指定的。据李的朋友说，李海婴以小买卖为业，在番禺市汀沙村二大街文魁巷租房住，2001年办过暂住证。他为何在朋友的房内被带走收容，尚不清楚。3月7日，李海婴因患皮肤病和性病被送到救治站。刚来时也挨过三次打。3月8日，一名男护工用自己的手机让李打电话叫朋友送钱过来。在朋友花了70多块钱请两名护工吃了顿饭并塞了150块钱后，李没再挨过打，并且当上了“仓头”。不只是李海婴，206仓的8个人都挨过打——救治站每个新来者都要挨打，这似乎是规矩，叫“过仓规”。另一名病人韦延良说，他3月11号进来，到18号的一周内已经挨了5次打。李海婴说，“206就是专门打人的地方，打完了，就把被打的调出去。”3月18日晚9时50分，当孙志刚进来时，张明君刚被打得爬不起来，只能躺在床上休息。孙志刚在救治站的第一个落脚点，其实是二区201仓，里面关着10个精神病人。为什么把“心脏病人”孙志刚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这是一个疑问。一位医生说，“部分精神病人难以控制或经常糊屎糊尿”。

    而孙志刚此时至少已挨过两次打。据张明君说，他亲眼看到孙志刚在201仓被“贵州人”和“大胡子”两人殴打。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服装设计师孙志刚，显然并不甘心自己的命运。20日凌晨时分，病人罗小海要出院，他的7名亲属来接他。孙志刚摇动着铁窗大叫：“我叫孙志刚，达奇服装公司职工，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在里面挨打！”由于孙记不清老板的电话号码，他的呼救并未奏效，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山西籍护工乔燕琴，首先被惹恼了。此人身体高大精壮，一份调查报告形容他“一贯霸道，脾气暴躁，其余护工因惧怕而畏服”。“仓头”李海婴也在庭上作证说，乔曾告诉他，孙志刚向上面下来检查的人打小报告，说这里经常打死打伤人，要修理他一下。当晚，乔燕琴来到206门外，对李海婴等人说，“孙志刚太闹，呆会儿把他弄过来让你们玩玩。”

    晚上12点半，护工交班时间。乔燕琴和乔志军该下班了，由另外两名护工胡金艳和吕二鹏接班。乔燕琴提出要把孙志刚调房。胡金艳后来在法庭上辩解说，她当时在办交接班记录，没有听清乔说什么，也没有表示过同意或不同意。乔志军则辩解说，当时他并没有告诉吕二鹏调房就是为了要教训孙。但后来法院认定，这三人均属于“认同”乔燕琴的用意和行为。

    值班护士办理手续后，乔燕琴和乔志军上楼了。胡金艳说，她听到要将孙调到206，就担心他们会干坏事。她不希望男朋友乔志军参与，便跟了上去。乔燕琴来到206后，就对里面的人说，“那小子过来后，过半个小时，给我狠狠地打。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反正打死也没事。”“这里死一个人像死个蚂蚁一样！”（据乔燕琴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记载）然后，乔燕琴来到201，叫孙志刚出来，见孙没动，“我进去用右脚往孙志刚的小腹部踹了好几脚，再上去用右脚往他的肩膀和背部踹了好几脚，这时孙志刚便跪在地上，求我不要打他，我不理他，再往他的肩部及背部踹多几脚(据乔燕琴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记载)，然后将孙拉了出来。

    孙被换到206仓后，走到厕所旁的床位倒头睡下。而此时，乔燕琴等人下楼去煮玉米当宵夜。

    “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

    半个小时后，李海婴说：“时间到了，开始！”此时张明君说了句话：“为什么要打人家？”当即遭到李海婴的喝斥：“你不打就收拾你！”张明君后来在法庭上说：“我不愿意打人啊。因为我们也是受害者，与孙志刚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打？”206仓8个人事后都说：我们是被逼的。如果我们不打，护工就要打我们。“我们就可能成为第二个孙志刚！”他们作证说，护工曾经告诉他们，这里随时可以让不听话的人“站着进来抬着出去”。结果，8个人围住孙志刚，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又把孙抬起来往地上摔。

    “孙只能抱着头蹲在地上，就像我以前被打一样。”张明君在法庭上回忆说。他跳到孙志刚背上跺，后来被指控为故意伤害孙的主犯。张说，他打了几下后，假装摔伤了，回到床上躺下。另一名病人回忆说：“孙跪在地上求我们别打了。他受不了了。”

    此时，值班护士曾伟林在楼下的监控录像上发现了这里发生的一切，胡金艳立即上去，对李海婴说：“你再闹，还想不想出去了！”但跟上来的乔燕琴阻止说：“别管她（指胡金艳），继续打，打得还不够狠。”乔燕琴（另一份供词里说是吕二鹏）还向里面挥了两下拳头，按房内人理解，意思是打得更狠一点。护工走后，仓头李海婴吩咐说：“打得保安不满意。保安交待的事不办好，大家都有麻烦。再打半个小时。”

    几分钟后，胡金艳在监控室发现206仓内有人再度殴打孙志刚，便跟着曾伟林又来到206。孙跪在地上，直请求换一个房间。孙抱着被子，跟着吕二鹏来到对门的205房，一头钻进了厕所。这里面有大约15个精神病人。但胡金艳说，他们一般是不打人的。然而很快，206房的病人们又听到了孙志刚的叫声，“非常凄惨”。他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吕二鹏提着警棍隔着门在捅孙志刚。也有人称，他们看见吕进入了205，打从厕所里露出头来的孙志刚。

    大约1点半左右，乔燕琴吃完了玉米，上楼回宿舍去了。此后未再听到孙志刚的动静。当天晚上，另一名值班护士邹丽萍在值班护理记录上，为孙志刚做的记录是“本班睡眠六小时”。

    20日上午9时50分，护士查房，发现孙趴在水泥床上一动不动，且呼吸微弱，脸色发紫，赶忙把他送到救治室。值班医生任浩强做了常规抢救。十分钟后宣布孙死亡。他在向区长彭红军知会后，在死亡证明上填写了“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 并且声称孙志刚除趾部有异样外没有明显伤痕。但在广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法医学鉴定书上，孙志刚的伤痕是这样被描述的，“身体有多处表皮擦伤和表皮脱落，背部在60×50cm范围内大片皮下出血，其中在左侧背中部可见四处条形皮内出血，宽0.3cm,长分别为16、12、8.7、7.5cm。而解剖还查明，孙双肺表面淤黑，胃内有褐色水样物160cm。法医解释说：“被害人孙志刚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背部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206房的两次殴打“共持续了约9分钟”，而孙背部的出血区几乎覆盖满了整个背部，其状惨不忍睹。

    法庭上

    4月4日，张明君被送到湖南省怀化市收容中转站。此时他已在收容机构里“中转了”了17天。其间，他借用别人的手机给妻子李芳打电话，叫她送1500元钱来，然后就被放了出来。中转站给了他三块五毛钱让他回家。身在湖南的张明君用这些钱给妻子打通电话，李芳立即汇了100块钱，让张回到了东莞。但“失踪”多日的张明君已丢掉了工作。在寻职无着之后，5月8日，夫妻俩回到成都。 刚下火车，张的朋友就告诉他，家乡的公安在找你。张明君还以为是由于自己从“疫区”广东回来，要到医院检查。在家人怀疑的眼光中，急于洗清的张明君四处打电话到家乡和成都的“110”询问警方为何找他，最后他问到了成都市公安局的一名巡警朋友。5月9日，朋友说请他吃火锅。在成都金牛山庄门口，赴约的张明君被广州来的警察抓获。他这才想起，当时在广州收治人员救治站里“自己曾经打过一架”。

    6月5日，身穿黄背心的张明君站在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在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的12名被告中，他是排名第五的主犯。李芳此时在成都已全然束手无策。她四处借钱无果，并且在SARS尚未解除警报之前，难以及时赶赴广州。张明君和同案9名被告都没有请律师，其中8人由政府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两人未要律师。律师们大多对公诉方指控的主要事实未持异议，而均对被告作减罪辩护。身材瘦小的张明君在庭上失声痛哭，多次抢着发言，强调自己完全没有故意打孙志刚，是受胁迫的，因为如果他不动手，就会成为第二个孙志刚。

    李海婴的辩护人梁国雄指出，根据《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得有体罚、虐待、侮辱、被收容人员”，第十五条规定：“被收容人员的人身及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但我们遗憾而震惊的发现，该救治站根本就没有做到上述规定的要求，而是变成了一张被收容救治人员的噩梦之床。”梁国雄当庭辩护说，“李海婴等被起诉的被收容人员，因不想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杀死的蚂蚁，在求生的本能支配下，惧于护工的淫威，不得不选择听从护工吩咐而保全自己的方法，除此以外，他们能有其他选择吗？在这样充斥着暴力的地方，他们不过是护工手里的一个伤害他人的工具而已。”8名收容人员及其代理人均强调殴打孙志刚是被迫为之，希望法庭能以“被胁迫”而减轻处罚。

    梁国雄等多名律师还特别提出，尸检结果不能证实206仓的打击是造成孙志刚死亡的直接原因，因为尸检提到“背部可见多处条形下出血”，这样的伤痕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器械的收容人员打击形成。律师强调，“可能有其他共同导致孙志刚死亡的打击”。孙志刚在两次被打后，自己抱着被子走到205室，还能自己上厕所。但是，此后直到其死亡的八九个小时内还发生了什么，至今无法查证。而且，孙在进入201前就曾被打，这方面的查证也不清晰。事实上，这一切只要播放当时的监控录像就可以清楚。此前，有关方面也强调案发当时有录像为证。但是，这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并未出现在公诉方出示的证据中，律师也未当庭提出展示请求。

    6月9日下午3时30分，当张明君听到自己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时，再度痛哭失声：“我还有9个月的儿子啊！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进了监狱，一家人就都完了！”

    （以上报道除已注明来源处，均来自庭审当天出示的经过质证的证言和相关法律材料）

    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

    医院让孙志刚的朋友去殡仪馆等着。孙的朋友赶到殡仪馆后又过了两个小时，尸体运到。护理记录上，孙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3月20日10点25分。

    2003年5月14日三名法学博士俞江（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腾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撤销。 2003年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但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事件发生及学者上书后，并未给予任何形式的违宪审查或调查程序甚至是回应，同年6月20日，在未公布详细程序的情况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6月22日，经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并将于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身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这是孙志刚墓志铭中的一段摘录。

    马发泉：记忆与访谈

    1951年3月，18岁的马发泉不顾母亲的反对，在父亲的支持下，与哥哥、堂兄、姐夫、外甥、妻子的叔叔及两个远房亲戚等七位亲属一同加入志愿军。他在辽宁本溪集中参加新兵训练后，先编入31军，后被编入12军第四团，担任机枪手。1951年5月，随部队渡过鸭绿江，经阳德前往金城。
    1952年8月，金城541防御战打响。当时，马发泉的大哥是侦察班长，奉命执行排摸541高地美军火力配系任务。而马发泉所处的第四连，则埋伏在美军附近，与侦察班进行接应。出发前，许多人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一天晚上，马发泉的大哥带队，摸黑潜进了美军的前沿。他们将铁丝网剪开了一个口子，悄悄地钻了进去。正当侦察完毕准备回撤时，突然，探照灯突然亮起，随后弹如雨下。马发泉大哥中弹倒下。这一幕，被藏在隐蔽点的马发泉看得真切。
    “我当时我说我去救，连长说不行，因为我被发现了，不得了，我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因为我是机枪手，我想掩护他们，他说不行，不能过去，我也没办法。他（大哥）也很勇敢了，他一个班基本上都牺牲了，就没能过来。”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马发泉所在的志愿军12军一个连队一天要补充三四次新兵，战士们的名字都叫不上来。
    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1954年，马发泉回到家中，当年一起出去的家族兄弟都牺牲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

    　　主持人：跨过鸭绿江踏上朝鲜的土地之后，你看到的朝鲜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马发泉：当时的情景有点可怕，因为丹东的晚上到处都是黑的，探照灯突然一下子照过来，警报器也会突然响起来。因为我们都是才开始参军，都有点怕。
    　　我们原来是有手电筒的，排长都给收走了，到处都是黑压压的。我们当时看到鸭绿江桥被炸掉了，后来是搭个浮桥过去的。
    　　主持人：朝鲜那边的建筑被破坏了吗？
    　　马发泉：都被打得没什么房子了，空洞洞的。
    　　我们第一天行军过了新义州以后，有一个驾驶员开车，没注意，把车灯亮了一下，飞机一下就来了。那个炸弹就甩下来了，炮怦怦地爆炸了，把我的帽子炸飞掉了。

    　　我第一天就差点牺牲了，那个时候帽子弄掉以后，我头上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想找一找，连长就说小马你走呀，你还要帽子干什么，命要紧呀，保存自己要紧。

    　　主持人：从入朝开始到进入前线，这个路程你们走了有多长时间？

    　　马发泉：大概有十来天，脚上的泡都很大了。

    　　第一天就走了大概有90里到100里路，快天亮了，就是不走了，上级后来命令休息一天。走到封锁线那里，敌人飞机不停地飞。

    　　之后就到釜山了，我就分到12军了。

    　　主持人：到了前线之后，就直接投入战斗了吗？

    　　马发泉：到了釜山前线以后，一个副指导员来带我们去了。

    　　上去到了阵地以后，当时那个心情确实非常激动，感觉有点害怕。敌人的飞机不停地投炸弹，我们的副指导员走在前面，一发炮弹把他的头打掉了，就在我的面前。

    　　主持人：当时离你有多远呀？

    　　马发泉：离我有20、30公尺呀。

    　　主持人：那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了？

    　　马发泉：很清楚呀。后来我们去找他的头，但是找不到了。当时有点害怕的，死人这么多，我以前都没看到过这个场面的。

    　　主持人：到了前线之后呢，您参加的第一次比较激烈的战斗是在哪里？

    　　马发泉：是金城反击战。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打541高地。

    　　那次战斗很激烈，团里召集一个加强营，大概有256个人，之后团长牺牲了，有七、八个营长也都牺牲了，那次我们的损失是最大的。后来我们都打急眼了，我们拿起枪咚咚就打，都不瞄准了，要为团长报仇。

    　　主持人：当时你们进攻的541高地，是多大的一个山呢？

    　　马发泉：山不大，我们10来分钟就攻上去了。
    　　后来我姐夫冲上去了。在冲上去之前，我姐夫把他的一块纪念章和一支钢笔给我了，那个是祖国人民慰问团送给我们的。我姐夫还给我十块钱，他说我们上去一定回不来了，要我照顾好我姐姐。还有个小鬼，也是我的同乡，他说他一定会死的，要我把他的骨头找回来，给他家里捎回来。
    　　两个小时以后就开始冲了，200多号人就上去了，下来的时候只剩了30来个人。我姐夫当时是班长，他受了重伤下来了。我大哥到敌人阵地下面那个山头，把敌人的钢炮背过来了，一发炮弹打在身上，就死敌人阵地那边了。我的外甥也负重伤了，我二哥的脚被打瘸了，打了好几个洞，他们就回国了。
    　　后来不知怎么搞得，我母亲以为我也死在了战场上，就给我设了一个灵堂，在外面的天井下烧香、拜佛，给我烧了两年。
    　　主持人：马老，当时在朝鲜前线，您第一个牺牲的亲人是谁？
    　　马发泉：我大哥。
    　　主持人：他当时是在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牺牲的？

    　　马发泉：执行侦察任务。541这个阵地一带是有很多敌人的火力点，我大哥摸过去了，回来的时候，一发炮弹就打在他背上了。

    　　主持人：他当时是夜间摸过去的吗？

    　　马发泉：是夜间，白天不好行动的。

    　　主持人：他是一个人，还是带着其他人一块儿去的？

    　　马发泉：他们是一个班。

    　　主持人：他们当时已经进入到敌人前沿了吗？

    　　马发泉：已经进入里面了，他们把敌人的铁丝网都剪了一个洞爬进去了。我听到我大哥牺牲的消息以后，我想去把他尸体找回来的。后来大家都觉得要顾大局，首先要保证自己，就是这样我大哥的尸体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主持人：当时一起去的一个班的战士，回来了几个？

    　　马发泉：很少。敌人的火力点很凶呀，他们的炮、机枪，就象下雨一样的，能回来真是要碰好运气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主持人：侦察任务完成了吗？

    　　马发泉：侦察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把敌人的炮都拆过来了。

    　　主持人：当时的541高地战斗，持续了多长时间？

    　　马发泉：10几分钟，冲上去是6、7分钟，第一次还没成功，冲了好几次了，一个副连长还滚下来了。
    　　最后阵地是拿下来了，快到天亮的时候，就剩下30多人。后来我们就跟敌人反复争夺，我们打的是消耗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们不冲锋，就是挖工事，挖防空洞，保证自己。敌人炮弹打的得密、飞机轰炸得再猛烈，我们就躲在洞里，我们在里面唱歌。
    　　主持人：当时阵地工事的里面是怎样的情况？

    　　　马发泉：当时我们都是用手挖的，一夜不停地挖。我们睡觉就在地上，这个地上很潮湿，还有水，里面还有蛇。但是那个时候谁也不怕了。

    　　我们的一个班长，他带着我们四个人到了靠近敌人前沿的一个工事里。当时我们带了一挺机枪，两支冲锋枪，再有两个爆破筒，十来个手榴弹。我们到了最前面的一个阵地，只有30来公尺，就是一道沟，几乎就是和敌人面对面了，连里面讲话、咳嗽声都听到了。

    　　我们的班长那天晚上他再防空洞里面穿上了他的一套新衣服。我说班长你穿这个衣服干什么？他说我要准备。准备什么？他就没有讲了。他是准备死的。结果后来敌人的机枪打过来，把工事出口封锁牢了，再后来一炮弹打过来，把他两个腿都打没有了。他跟我说马发泉你要坚持战斗，要坚持下去，不要失守。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难过，他快要死了。我给他包起来，那个血都流了2、3米，我的身上都是血呀，我还想把他背上来。就从那时开始，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就背着班长的尸体，后来他牺牲了。

    　　主持人：当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们对敌人的杀伤有多大呢？

    　　马发泉：敌人的兵力也损失了不少的。我们是打游击战一样的，一下弄一个小组，三个人打一下，在某一个交通沟上挖一个洞，再打一下；有些同志一个棍子，上面支起一件衣服，在棍子上面再顶一个帽子，就像一个人一样的，放在那个地方。敌人看到了就猛打，我们就看到了他们藏身的地方，他们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打过去。

    　　后来敌人给我们弄的没办法，我们是能打能躲的游击战，非常灵活，当时敌人也吃了不少苦头。

    　　主持人：当时在前线能够看到被我们打死的敌人的尸体吗？

    　　马发泉：都能看到。

    　　我们在高地上的时候，如果敌人爬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打。因为当时弹药很紧张，我们就把石头滚下去，就可以把敌人打下去。所以说这个战斗很可怕的，枪一响就要死人，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死。

    　　敌人的飞机也很有意思，他们竟然在飞机上唱京戏，敌人说12军你们投降吧，你们的妈妈等你们过年呢。

    　　当时快过年的时候，我们的指导员就跟我们说，你们的妈妈爸爸在家里肯定很想念你们的，我们也在战场上过个好年。然后我们就一起包饺子。那个时候的饺子都是大个一点儿的，肉馅就是我们祖国人民给我们的罐头。等到了快好的时候，一发炮弹打下来，打在炊事班长身上，他当场就牺牲了，把一锅的饺子全打光了，还有几个同志负重伤。当时我就想一下子把那个敌人打死，都消灭掉。可是没办法，过不去呀。

    　　主持人：当时我们在上甘岭，感觉最困难的是什么？

    　　马发泉：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水了。有一次连长说，小马去背一桶水，大家喝。

    　　当时山下有一桶水，可能没有放毒细菌，大概有300、400米。我背着一个装汽油的那种铁桶，走到半山腰，一发炮弹打到这个桶，整个都打掉了，我身上摸摸这里也没有负伤，又摸摸这个脚还是好的。回来以后，我说连长，任务完不成了，他也没批评我。

    　　连里的同志没吃到这个水。所以当时我们吃水很困难的，别人可能都想象不到的。有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喝同志的小便，真是没办法了，因为嘴肿起来，都不能讲话了。晚上在洞里，就把舌头贴在洞里的石头上，弄一点湿气，这个水就这么困难了。
    　　到现在我都很节约水的，我刷牙、洗脸就是一杯水，我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主持人：当时住在坑道里的部队，主要都要靠下山去背水吗？
    　　马发泉：没办法，后方送不上来呀，飞机封锁得很牢的呀。
    　　主持人：取水的地方离咱们的坑道大概有多远呢？
    　　马发泉：不一定，有的是在山下面一个孔里，那是没有放细菌的，放了细菌就不能去吃了。
    　　到了1951年冬天，又下了很厚的雪，但是因为地上有细菌，所以落地就不能吃了。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一个白被单，大家一起拿着，可以接一点雪。那个雪下得很大，我们的政委用装子弹的铁盒子，把这个雪弄起来放在这个子弹盒里，保存起来，保存一点水。然后就和糙米一起吃，还有一些压缩饼干。这个饼干很难吃，很硬的。我们每个人还有一瓶100 粒的维他命，这个吃下去一天打仗不睡觉都没有关系的。

    　　主持人：马老，我看您所在的这个12军，是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那您当时参加过这次战役吗？

    　　马发泉：有。

    　　主持人：当时上甘岭前线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马发泉：当时上甘岭打了以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志愿团，写血书，主动报名去前线。写完了血书以后，领导再批准。支援团的意思就是说牺牲是光荣的，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朝鲜人民。

    　　主持人：当时您也是自愿参加的志愿团？

    　　马发泉：我也是自己报名的。

    　　主持人：当时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您知道您守卫的这个上甘岭阵地，在整个战争当中的地位吗？

    　　马发泉：当然知道，上甘岭就是要塞，是要害的军事基地，有很大的战斗意义的。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是在537.7高地，原来1号阵地。上面就是上甘岭，就是两个连守的。

    　　后来敌人组织6万人，它三门大炮，178辆坦克，撂下来5000枚炸弹呀，炮弹飞过来190万发。

    　　主持人：那么这两个小山头大概有多大呢？
    　　马发泉：面积是3.7平方公里，就这么一个很小的范围了。
    　　主持人：当时您所在的部队，进入到上甘岭前线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马发泉：大概是10月份去的，快到冬天了。后来我被调去做通信员了。
    　　主持人：当时您所在的部队进入到前线之后，是首先打反击呢，还是打防御呢？

    　　马发泉：开始是在阵地上打防御。
    　　主持人：当时您在哪一个高地？
    　　马发泉：537.3高地，也就是1号阵地。
    　　主持人：您上去这个阵地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马发泉：都是光秃秃的。朝鲜那些20几米的树，全部都被打光了，打得一塌糊涂的，石头都打下去很深了。
    　　敌人的穿甲弹打过来，都是先钻进去然后才爆炸的，很厉害呀。还有烟雾弹和燃烧弹，把树木全部烧掉。所以那个时候交通过道就很难挖了，我们当时都是边挖边牺牲。但是没有交通过道我们就过不去呀，敌人都封锁得很牢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拼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人在阵地在，一个人也要守。
    　　上甘岭战役最大的特点就是阵地反复地得失，一次又一次地打回来又丢失，然后再抢回来。牺牲真的很多。
    　　当时我们牺牲了1万1千人，敌人死了2万5千人，3.7平方公里的地方，3万6千人死那里。
    　　主持人：马老，我听您说您当时给家里寄回了一张照片？
    　　马发泉：开始没有寄的，后来我二哥写了一封信，说大哥牺牲了，说我也牺牲了。我二哥在战场上受伤了，有一天我碰到他，他说兄弟你怎么没死？他说他写信回去讲我已经死掉了。我说不好了，我就赶快写信，给母亲寄了照片。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在家给我烧香、烧纸烧了两年，一直烧到1954年4月份我回国，我母亲才相信，原来我没有死。后来我缴获了一把卡宾枪。一个美国兵冲上来，我把他打死了，我就跑下去 50来米捡起来，很轻的，装15发子弹的。
    （马发泉的二哥马荣根因腿部负伤，回到丹东治疗。听战友说弟弟牺牲了，便写信回家告诉了母亲。半年后，马荣根伤势渐好回到战场，与马发泉相遇。马发泉让翻译官给他照个相，照片上写着“妈妈，我还活着”，用信寄了回去）
    　　主持人：当时跑到阵地前50来米？那应该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吧？
    　　马发泉：是很危险呀，但是我们基本上胜利了，那个阵地我们占领了，他人就倒在那里，那个枪还在那里冒烟呢，我就去捡了起来。战争实在是很残酷，不是讲讲空话的，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

    陆家羲：人生的奇异组合

    1935年6月10日，陆家羲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小商贩，母亲在家靠给别人缝补衣服有些微薄的收入。即使家庭如此困难，陆家羲的父母仍然坚持让他上了学，他从小对数学是情有独钟。

    上完初中，以卖酱油为生的父亲去世了，陆家羲不得不去当学徒挣钱补贴家用。

    1951年，16岁的陆家羲告别家人，只身来到沈阳，考入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办的统计训练班。半年后，他顺利毕业并被分配到哈尔滨电机厂工作。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月薪64元，在当时是比较高的。

    在工厂里，陆家羲一干就是5年多。但他利用业余时间，仍持续的学习着。

    与数学问题的一次邂逅，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就是他偶然间看到孙泽瀛所著的《数学方法趣引》一书，这本书里介绍的妙趣横生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深深的吸引了他。

    没有人能想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会改变他的一生，为他带来遗憾、光荣甚至灭亡。

    世事就是如此，一句话、一本书，甚至一个眼神，都能改变一个有心人的人生轨迹。

    1850年，在英国的一本名为“女士和先生们的日记”（Layd’s And Gentleman’s Diary）的杂志中，登载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数学题：15个女生每天出去散步一次，每次散步三人一组。请问如何安排散步方案，可以使得一周七天内任何两个人恰好一起散步一次？

    这就是“寇克曼女生问题”，题目本身并不难解，但其一般化之后，就成为了一个100多年悬而未决的组合数学难题。

    有趣的难题激发了他继续学习深造的念头，然而当时他的学习申请遭到了厂里相关领导的拒绝。

    陆家羲并没有放弃，他毅然决然抛下饭碗，选择了考大学。那个时代，考大学是困难的，而初中毕业的陆家羲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在1957年考入吉林师范大学物理系。

    不多的助学金支持了他大学生活。

    毕业时，他基本攻克了“寇克曼女生问题”。

    1962年，陆家羲将完成的论文《寇克曼系列和斯坦纳系列制作方法》寄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然而数学所并没有理解他，次年才给了他回信，回信希望他能够自己去核实论文，然后将其投给相关领域的学术报刊并发表。

    陆家羲对自己的证明充满信心。于是1963年，他将重写后的论文发给了《数学通报》。不过，一年的等待收到的回复只有一句话：建议改投其他刊物。

    1965年冬，他把“寇克曼系列”推广到四元组，投给《数学学报》。等了一年，他收到了退稿信，退稿意见是：论文没价值。

    此后，陆家羲又多次给相关报刊投稿，然而每次都是被退回。

    1966年之后的十年是段特殊的时期，几乎所有科学研究都陆续陷于停滞。

    陆家羲被当成“疯子”，被扣上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送到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给他的精神造成了很大伤害，也使他中断了一切思考。

    不过，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1972年陆家羲结了婚，还育有一女，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又过了7年，1979年，陆家羲借到了两本1974年和1975年出版的美国组合数学刊物《组合论》（Combinatorics），发现Ray-Chaudhuri and Wilson已经在1971年和1975年分别解决了柯克曼三元系存在性的充要条件问题以及推广到n元组的情况。

    虽然这一时间比他做出研究成果的时间要迟7-10年左右，但直到此时他投出去的论文仍渺无消息。

    这个打击非常大，但他没有灰心。

    陆家羲在国外研究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问题，将研究目光转向了组合数学中另一问题——“斯坦纳问题（Steiner Triple Systems）”——寇克曼问题更一般化的研究。

    1980年，他完成了“斯坦纳系列”论文，但稿件寄出之后仍是石沉大海。

    不过，这次幸运的是论文稿件被苏州大学朱烈教授看到了。朱烈找到陆家羲，建议他把文章直接寄给《组合论》。

    马上，陆家羲把相关6篇论文相继寄往美国。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全部的回复。

    1982年5月，陆家羲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书籍出版的版权签约书。

    1983年3月，陆家羲的前3篇论文正式发表；4月，后3篇论文一并发表。

    此时陆家羲是包头一所中学的物理老师。

    这些论文也没有引起国内数学界的关注。

    1983年有关单位邀请加拿大组合数学专家门德尔逊来中国讲学，而门德尔逊却对此感到很疑惑，他对大会组织者说，你们中国在组合数学领域有陆家羲博士，为什么还要邀请他去讲学呢？

    门德尔逊的话是有分量的。

    主办方马上邀请陆家羲来参加学术会议。

    但陆家羲凑不齐参加学术会议的400元路费，好在妻子帮他筹借到了。

    1983年10月，他终于来到了在武汉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数学年会。会上，陆家羲宣布自己解决了“斯坦纳问题”。会议结束后，他随即返回包头家中，对妻子說“这次可见过大世面了”。

    10月30日晚饭后，陆家羲和家人聊了一下便說“太累了太累了，明天再讲，早些休息吧”。这大约是48岁离世的陆家羲的最后一句话，还留下了400多元外债，以及抽屉里尚未完成的“斯坦纳系列”最后一篇论文。

    在他去世当天，妻子收到中国科学院寄来的45元钱：28元是从大连到合肥的路费；9元是他买的一部数学新作报销款；剩下的8元，是他为人代审稿件的酬劳——这大约是他一生中唯一从出版部门换来的报酬。

    1987年，陆家羲的《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研究成果被追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由其妻子代为领取。

    这样看，陆家羲的研究大概是正确的吧。

    张铁生：长生如铁

    张铁生是谁？

    他曾是“白卷英雄”。

    也曾是《人民日报》特别发文表扬的“洋溢着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的年轻人。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辽宁省兴城县知识青年、农村生产队队长张铁生因考试交白卷而写的一封信。

    《辽宁日报》加上了“编者按”——“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加了一段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封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的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人民日报》发文如下：
    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
    这封信洋溢着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废除了旧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实行了新的大学招生制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选拔大学生。招生制度的这个重大改革，向工农兵敞开了高等院校的大门，在教育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在前进的道路上，都会碰到阻力。新的大学招生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也必然会有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在群众评议、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为了了解被推荐对象的实践经验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把这种文化考核同过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入学考试制度混为一谈，当作一道“关卡”，以“分数”为录取入学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一种表现。
    在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面前，张铁生同志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这个下乡锻炼已经五年、现在担任着生产队长的知识青年，采取的是反潮流的态度：对物理化学的试题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一八八九年，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一封信中，就曾经提倡过反潮流的精神。他说：“如果我们不去阻挡暂时陷入愚蠢举动的民众潮流，那末，真是活见鬼，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三十四年前，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在青年运动中有一股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的潮流。毛主席说：“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社会潮流，也是如此。有革命的潮流，有反动的潮流；有进步的潮流，有落后的潮流。马列主义倡导的反潮流，就是要反对反动的、落后的潮流，也就是要反对形形色色的逆流。
    反潮流，要有眼力。要善于识别两种不同的潮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反动的、落后的潮流，又往往是乔装改扮成革命的、进步的潮流的模样出现的。因此，没有尖锐锋利的眼力是不行的。
    反潮流，要有胆略。当错误路线、错误倾向和资产阶级思潮，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声势，形成为一股潮流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给以迎头痛击，这是需要胆量的。
    这眼力，这胆略，归根到底，也就是路线斗争的觉悟。具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才能善于识别潮流，才能敢于反潮流。
    眼力从何来？胆略从何来？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同工农相结合，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在革命的、进步的洪流奔腾向前的时候，反动的、落后的潮流，总是要冒出来抵制、干扰和捣乱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最“发人深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有反潮流的精神，都要坚持反潮流的斗争。

    没多久，《红旗》杂志再次转载了这封信，这一次，直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观点：称考大学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指责高校招生进行文化考试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是“复辟回潮”。
    由此，1973年9月，张铁生顺利进入了辽宁农学院，成为该学院畜牧医系1973级大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辽宁省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员，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英雄”。辽宁农学院宣传部、共青团曾为他撰写的《张铁生同志事迹简介》中，首先称赞他是“敢于斗争的青年人”。

    张铁生的经历

    （张是黑五类出身。原姓刘，父亲是做生意的，与伪满保安司令是把兄弟。抗战胜利后，伪保安司令投了国军，后来因反共被毙。张的爹受其把兄弟牵连，也被判了刑。刘铁生后随了母亲的姓，改姓张。）

    张铁生本姓刘，1950年出生在辽宁锦州市兴城县。

    上初中时，张铁生是劳动积极分子，学校每次组织学生下乡劳动，他都干得很踏实认真，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他还乐于助人，学校里评助学金，同学们照顾他，但他坚决不要，硬让给其他同学。

    1968年10月，初中毕业前夕，张铁生“响应国家号召，愿意去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把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革命的大字报贴到学校礼堂，不久，他被分配到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

    1969年秋天，张铁生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城镇人口下乡的运动，从城里回到老家——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

    张铁生跟随母亲到这里继续插队。半年后，被当地农民推选为大队仓库保管员。

    1971年，张铁生被推选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并加入共青团。

    刚下乡时，有个“好心人”对张铁生说:“到农村，多栽花，少挑刺，好好劳动，就能早走。”听了这话，小张当即给顶了回去:“我到农村不是来镀金，而是来革命。人活着不能为了个人私利，革命者的一生应该是斗争的一生!”厂子沟大队有个家伙，经常为非作歹，破坏集体经济。有一次，他故意捣乱，不服从队里分配给他的活计。张铁生觉得有责任维护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便当场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事后，这个家伙怀恨在心，装疯卖傻，对小张进行威胁恫吓。张铁生识破了他的花招，继续进行斗争。在大队党组织的领导下，小张到群众中调查了解，掌握了这个家伙偷窃公家食盐等犯罪行为，和群众一起对他进行了批判。不久，这个犯罪分子就受到了法律制裁。张铁生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革命精神，给贫下中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据一份记录，张铁生在1972年全年，出勤天数超过340天。

    张铁生成为大学生后，学习积极刻苦。但是，那时他已是全国闻名的“大人物”，对于他来说“读书”早就不是主要任务。

    1975年，25岁的张铁生，已经是沈阳农学院的领导班子成员了。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名列新一届人大常委名单中。

    后来，他被称为“反革命打手”，被称为“一个臭蛋”“一个假典型”“黑典型”。

    1977年，张铁生被打倒、开除。

    后来，被捕入狱。

    后来，又成为了一个亿万富翁。

    张铁生与高考变革

    张铁生在1973年高考时写的那封信是这样的：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 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 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 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 坚持始终， 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 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 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 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 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 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 但那样做， 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 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 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 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那一年高考，张铁生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他并没有交“白卷”。
    1973年7月15日，张铁生接到了县招生办的通知，让他再去补考一次。在那次补考中，除了一般性的考题外，张铁生还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大学门，向谁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人民日报》刊登“改革”，通告取消高考。1966至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学生升学路被阻断。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3年3月10日，国务院批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此后，举行了一次实行文化课考试的“高考”。但因张铁生的这封信，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了。

    1975年11月29日，《辽宁青年》上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文章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趁我们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机，趁全国各条战线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要在教育战线上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这篇文章的署名，是“张铁生”。

    1976年1月6日，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这成为张铁生交出的一份“新答卷”，此时张铁生25岁，是沈阳农学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副组长、党委书记。

    1976年10月 10日，张铁生大学毕业，回到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继续插队务农。10月17日，张铁生吃过早饭，一辆吉普车开到村里，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和组织部的一位干部从车上下来，以到锦州开会的名义将他带走。张铁生开始了他牢狱生涯。

    有关部门先是将张铁生安置在兴城县当地驻军军营里。到部队后，一位军代表向他传达了中央文件。张铁生十分震惊，当即说：“这是政变，右派上台了。”军代表对张铁生的话做了记录。有关部门将张铁生安置在军营主要是希望他思想转弯子，一个多星期后，他始终转不过弯，又被带到沈阳，继续到学习班转弯子，还是转不过来。张铁生对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说：“希望组织上尽快给我一个结论，我好早点回农村去，改变生产队的落后面貌，实现我的理想。”这位领导劝张铁生赶紧表态，赶紧转弯子，赶紧揭发，晚了就来不及了，但张并未领会到其中的涵义。

    11月18 日，《山西日报》刊登了《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 揭露了张铁生1976年2月在山西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行，拉开了对他揭批的序幕。

    12月，张铁生被押到沈阳市郊陈相屯，单独关在某防化部队的院子里。警卫战士一个小时换一次岗，张铁生每天24小时都在监视之下。

    对张铁生的批斗会也随之展开，第一站就是铁岭农学院。在批斗会上，张铁生知道自己被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12月14日，在锦州开完批判会后，晚上8点多钟，张铁生被关进沈阳看守所。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制度，重新恢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最终法庭判处张铁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出狱后

    在服刑期间，张铁生采过矿，做过兽医，也做过医生，还做过护士。期间，生父已过世，养父病瘫。

    1991年10月16日清晨，张铁生服满刑期，当走出监狱大门、回望身后的高墙时，他很想拍张照片以作留念，但因提前出狱，家人未到，只能作罢。他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等待家人，等了他15年的董礼平把他接回了家。

    后来，张铁生与董礼平结婚。

    此前张铁生有个恋人叫小侯。入狱后，小侯家悔婚，小侯坚决不同意，甚至从家里搬了出来。可是，她不知道张铁生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会怎样，来找她外调的人接连不断，赤脚医生也不让她干了，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张铁生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她：不要等了，我是没有指望的人。小侯26岁时嫁给了县城里的一位工人。

    而董礼平是张铁生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1977年，董礼平是1973级唯一一位留校毕业生，1991年成为沈阳农学院讲师。

    婚后，由于一直没有能被安排工作，1992年，张铁生被董礼平推荐给其曾经的学生金卫东，因金卫东引荐而走上从商之路。
    1995年，张铁生的“天地”牌饲料已经占据沈阳半壁江山。
    2014年7月30日，张铁生作为“禾丰牧业”的七位发起人之一，持3244万股，以发行价计算，张铁生身价1.89亿。

    他现在在哪儿

    目前，张铁生已退休，董礼平已因病去世。
    他拥有新西兰永居权，生活在新西兰奥克兰市。
    张铁生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王申酉：有罪的日记

    王申酉的一些思想：
    “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 1963年；
    “思想独裁” 1964年；
    “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 1965年；
    “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 1966年；
    “十年前划了30万（原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 1967年；
    ……

    但他的观点只是写在日记中，写在给女友的书信里。
    王申酉在1976年9月7日至9日用三天工夫给女朋友写了封长信，信分八个问题。除了他谈到与女朋友的结识及双方关系发展前景的外，主要阐述了他的世界观；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对苏联历史的看法；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美的看法；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他全面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恶果，提出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王申酉这份写给女朋友信中的内容，是他十年探索形成的真知灼见。
    当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已宣布结束。他给父母写信，要求他们用他的工资代买《资本论》1-3卷、《剩余价值学说史》1-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传》、《论一元唯物史观的发展》、《没有地址的信》、《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书送来，还准备在牢中再次攻读马恩著作。但无人理会他的要求，这封家书也被扣压。

    他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都给公安局当作“罪证”收缴，在内蒙做工的弟弟也被关了起来。
    一个多月20次审讯，预审员反复要求王申酉承认所谓“恶毒攻击罪”。而王申酉认为这不是攻击，他是讲真理，讲人所共识的客观事实。
    1976年11月18日，办案人员要王申酉重写一遍给女友的那封没有写完的长信内容，作为一份他全面的“亲笔供词”。
    原来的那封信已被他丢到水池中毁掉了。再重复写这封信时，靠他多年生活的观察积累和深入思考的透彻分析，下笔一泻千里，从11月18日到23日，6天中写了6万多字。但他的这封信，被当时的审查者们当成了“恶毒攻击罪”的罪状供词。

    “供状”
    警车飞快越过上海闹市区，驶向普陀区拘留所。当晚即开始审讯，紧紧围绕着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而展开。
    问：“你的矛头针对谁？”
    答：“我主要写的是现在的社会情况。”
    问：“我们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我想有很多情况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不能高速度增长；科技水平不是高速发展；文学艺术也不能达到高水平。我们社会是闭塞的，不是如马克思所讲的和国际交往密切。”
    问：“为什么你的攻击在1976年？”
    答：“我感到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中国有了希望，我的思想是和他完全合拍的。1976年批判邓小平以后，我情绪抵触，认为国家没指望了，自己也失望了。这在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上都讲了……”

    1977年年初，北京传来中央文件和通知，再一次强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凡是恶毒攻击……者，必须严厉镇压，决不手软。
    1977年3月，上海市革委会决定在“五一”节前要召开“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要求法院上报案例。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核组”人员立即到各区、县选择公判典型，王申酉不幸被选中。
    “全面专政机器”飞速开动。时间紧迫，连表面上的法律程序也顾不得了。按规定，公安局向法院起诉后，法院才能受理审讯、判刑。可是，王申酉一直关在公安局，并未移交法院审讯。为了赶在3月20日前向市委上报公判案例，3月8日，市、区两级法院审判员联合突击审讯王申酉。此时，他们还没有接到公安局的起诉书。普陀区公安局的起诉书是在3月9日才正式送到区法院的，而在头一天法院却已开始审讯。
    3月8日、9日、10日、16日上下午，普陀区法院和上海市高级法院联合提审王申酉五次，围绕“攻击罪”整理出了“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反右派运动”、攻击“反右倾运动”、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运动”、攻击“批林批孔”、攻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九项恶毒“攻击罪”。
    3月14日，普陀区法院党组和普陀区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决定：对王申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月17日，普陀区区委书记董镇同志认为王申酉只是动嘴，没有动手，写信没有扩散，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批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
    区法院党组将原报批“死刑，立即执行”和区委书记的批示“死刑，缓期两年”两种意见一并上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
    3月25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开会讨论，一致意见：判处王申酉死缓。
    4月5日，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1977年中央五号文件精神，开展几次大的打击，抓住典型案例，坚决打击，决不手软！”
    参加会议的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开完会回来，睡不着觉。他想自己过去曾被市委领导批评“太右”，今天会上的精神是对政治案件判刑要从严，王申酉的案子我们判“死缓”是否轻了？如果上报市委审批时，市委意见是“死刑，立即执行”，岂不说明自己真的“右”了？想来想去，他决定将王申酉案改为“死刑，立即执行！”
    4月6日上午，他召集党组开会，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建议立即改变上次党组判处王申酉死缓的决议，改判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王申酉的命运就此决定了！
    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查组、刑一庭以及所有党组成员都没有看过王申酉写的六万言的“供状”，他们判刑的根据只是区法院整理的几百字的“九条罪状”。
    1977年4月7日，在一间布置得十分幽雅的会议室里，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市高级法院上报的公判案件。这一天他们共讨论了58个案件，决定了68个罪犯的判刑，每个常委都分到了一袋装有“罪犯”“罪行”的材料。他们在讨论这决定人命关天的大事时，包括汇报时间，平均每六分钟就讨论决定一个死刑案！王申酉的案子，排在第12名。高院刑一庭同志同时汇报了普陀区委建议“死缓”和高级法院党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种意见。市委的决定性意见是“杀”！
    1977年4月27日下午，普陀区体育场上，召开了一万六千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王申酉被押赴刑场枪决。
    但上海市高级法院的书面批文，在王申酉被枪决后的第二天才送到普陀区法院，而区法院却在没有见到批复件之前就宣布判决了。
    1981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庄重的追悼大会，为王申酉正式平反。受他株连坐牢的弟弟和朋友也都同时平反。

    沈元：夭折的历史

    沈元原籍浙江义乌，1938年生于上海。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当时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

    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

    1956年，沈元从美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长篇“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原先在他心目中老大哥的光辉形象瞬间被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暴虐无情、杀人如麻的恶魔。在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而这些是北大的同学们在《联共（布）党史教程》里看不到的。

    当时，沈元就“秘密报告”发表了许多问题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
    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却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
    赫鲁晓夫仅归结为个人崇拜，而沈元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

    1957年，中央和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沈元除了和同学创写“鸣放”的宣传报外，也发起创办了《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北大“五一九”事件后，他虽同意“左派先锋”林希翎（人大）、谭天荣（北大）的观点，但却反对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却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之后，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沈元被打为“右派”， 上级更认为“他早就是右派”，认定他的《准风月谈》是向党进攻，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私下的评论，指控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年代”，将其定性为“极右”。

    1958年，沈元被北大开除学籍，送北京西郊农场劳动改造3年，据他同学雷光汉著文回忆：被打成右派后，雷光汉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沈元因此大受刺激，痛不欲生，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

    1961年，沈元摘“右派”帽，被允许返回北京在街道上劳动。虽已摘帽，但由于被取消了学籍，已不能再回北大继续学业。于是他一头钻进北京图书馆自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写出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当时，恰巧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正在寻觅一位称职的助手，当他读到由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推荐的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后，十分欣赏沈元的才华，认定沈元就是自己要找的助手，遂录用沈元为近代史所实习研究员。

    1962年，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的黎澍，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选出《急就篇研究》在杂志上发表。《急就篇》原是汉代的蒙学课本，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超越了大学问家王国维（仅为考订，不指学术水平）。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凭借在史学、文学、音韵学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视角，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

    1963年，沈元完成文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多字，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从中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发了整整一版（整版摘录极其罕见）。沈元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

    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有人控告，有人赞叹，闹得沸沸扬扬，这就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在当时情况下为保护沈元，息事宁人，不再发表其文章是唯一办法。

    但之后沈元又写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副主编丁守和在看后认为文章颇佳，便用署假名“张玉楼”的方法把它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正好这时《人民日报》让他们推荐文章，丁守和便将沈元的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起送往《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辑不知“张玉楼”系何人何背景，只以文章质量取胜，最终采用了沈元的文章。但有人知晓内情，知道“张玉楼”为何人，便把揭发“沈元事件”的材料寄到了毛那里，虽被秘书田家英暂时压下，但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再次派人来调查，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但建议以后少发他的文章。

    1964年，沈元利用故宫的材料，写了《中国历代尺度概述》。这次丁守和说不发了，但经不住沈元恳求，而丁守和也看出他在此文中功夫下得很深，再说是一篇关于科技史方面的，有很大实用价值，无关政治，不忍心埋没这样的优秀文章，还是发表了，这回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

    结果还是有人发觉了，研究所党委书记找丁谈话，下了最后通牒：“中宣部刚发通知，你们怎么又发沈元的文章了？以后不要再发了，免得给你们也给我们都带来麻烦。”这篇文章遂成了沈元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1966年，28岁的沈元被列为要打倒的“历史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之外，其他9人都是史学界知名人物。

    沈元在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一来，便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轻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1968年，沈元选择用油彩乔装成黑人闯入马里驻华大使馆（郭罗基《哀沈元》中说他进入苏联驻华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结果大使不敢收留，通报中国政府逮捕了他。

    1970年，为了给中央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树立“样板”，北京市当局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所谓“反革命”罪犯。2月11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通知》，开列了以顾文选为代表的55名罪犯，交群众讨论。沈元名列其中的第19位。3月5日北京当局召开全市公判大会，对这份《通知》所附等55人予以判决。其中顾文选等18人加上前份《通知》名单上因故留下的遇罗克等共19人被处决。名单上的其他人，如闻佳、张朗朗、周七月等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然而，只有沈元一人是没杀也没判。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3月5日那批当局预定的被处决人数已满，而且超出。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或北京市革委高层，对沈元是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存在某种分歧，所以暂被“刀下留人”。

    但沈元这次侥幸并没维持多久，其校友顾文选与遇罗克等被处决后仅过了19天，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又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此类通知。沈元在《通知》中“榜上有名”。《通知》上，关于沈元的“罪行简介”全文如下：
    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其母系右派分子。
    沈犯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积极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份文本上，在沈元的简介文字之后，批注有“死。张死缓”字样，表明曾有位张姓人士，认为对沈元可以“刀下留人”，处以“死缓”判决。可惜的是，这个意见最终未被采纳。最终，沈元于4月18日被处决，时年32岁。

    文革过去，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内容为：
    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沈元老母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沈元的一包文稿，在文革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幸亏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保存下来。之后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

    方忠谋：不可认定为文物

    1970年的春天，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医生方忠谋，以“不忠于毛主席”的罪名被押往了刑场。
    检举和揭发这名医生“罪行”的，是方的长子张红兵和丈夫张月升。

    1926年出生的方忠谋，23岁时参军成为解放军卫生员，曾参与了渡江战役，荣获过二等功，转业后曾任蚌埠市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的父亲方雪吾曾是一名地下党员，土改运动时，方家因有田有地有草屋，又加上方雪吾还有些文化，便被划为了地主。最后方雪吾被以“地主分子”“反革命”等，被处以极刑。作为方雪吾的女儿，方忠谋也受到了牵连，身份遭到怀疑，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忠心，方忠谋便主动跟家里划清界限。
    1967年，方的大女儿张芳作为当地的学生代表去北京受到最高领导的接见。回来还没有一个礼拜的时间，14岁的张芳就因染上流行性脑膜炎不幸去世。
    女儿离世没多久，就在同一年，张月升被扣上“走资派”的名号。
    张月升此前是固镇县卫生科科长、党总支书记，被打倒后成为固镇县里卫生系统的头号“走资派”，常被戴着高帽押送着游行，接受批斗。
    据张红兵回忆，“文革”刚开始的两年，张月升被批斗最多，方忠谋也被“陪斗”，张红兵本人还写过批判自己父亲的大字报。

    1953年，张红兵出生，原名张铁夫。1966年，张铁夫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红兵”。
    到1970年，对张月升的批斗逐渐冷却，但方忠谋由于被固镇县医院造反派认为是出身地主家庭，有“国民党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很久后，一直持续了一年，才允许回家。
    方忠谋的精神方面可能也出现了问题。
    方忠谋返家后依然要被家人批斗。当时，遵照最高领袖的倡导，家庭辩论、家庭批斗是常见现象。
    张红兵回忆说，当时主要是他这个16岁的中学红卫兵在斗母亲，父亲和其他家人则说话不多。
    1970年2月13日晚，方忠谋当晚在家人面前说了些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话。张红兵记得，当晚方忠谋将卧室里的毛主席画像等烧毁，张月升发现后喊“打反革命分子”。
    当时“一颗红心”的张红兵马上意识到这是“现行反革命”，张月升则让方忠谋把自己说的话写下，然后拿着字条出去报案。
    张红兵担心父亲没有真去报案，又写了个纸条，将方定义为“反革命的罪犯”，和自己的红卫兵胸章放在一起，塞在同住一大院的“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家的门缝里。晚年的张红兵回忆道：“我知道当时这么做的后果，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共六条，1979年2月17日被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规定，肯定是这个结果。”
    当晚，军代表赶到张红兵家中，红卫兵们揪着她的头发将方忠谋押走。
    没过多久，身为方忠谋亲属的张红兵、张月升二人也被要求写材料，这些材料后都被作为审判方忠谋的证据。张红兵在材料的最后写道，应“判处现行反革命方忠谋死刑，立即执行”。1970年4月8日，张月升与方忠谋离婚。同一天，方忠谋被固镇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判处死刑。
    三天过后，方忠谋便被批准押往安徽省固镇县的郊外执行死刑，当时固镇县的许多民众都来到了行刑的现场，其中也包括方忠谋的儿子：张红兵。据晚年的张红兵回忆称，当时的行刑人按住母亲方忠谋的头，让她把头低下面朝地，但她只是把头朝左偏了一个位置。

    检举信

    方忠谋被执行枪决后，张红兵的事迹被作为“大义灭亲”的典型，在县里教育革命展览中展出，被当地宣传成“榜样”和“楷模”，其照片和故事也被陈列在博物馆内进行展览，这让张红兵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最典型的红卫兵青年学生之一。
    张红兵在被当作“正面榜样”宣传没过多久，因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作为当时“罪大恶极”的“罪犯”，张红兵本人也脱离不了干系。高考之后，张红兵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收到自己想要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是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被下放到了乡村，接受劳动改造。
    张月升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一直是正科级干部，但在方之案发生后，离开了固镇县卫生科调动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行政职务从科级变成了副科级，直到退休。
    方的妹妹方佩兰、兄弟方梅开均下放农村劳动，方家和张家断绝了关系。
    1978年，张红兵已经返城成为一名工人，已经和张红兵断绝关系的小姨找到他，表示希望他能够出庭作为人证，帮助方忠谋平反，恢复名誉，张红兵同意了。1980年，固镇县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在搜集人证、物证之后，方忠谋被认定无罪。同年7月，安徽宿县地区中级法院作出《关于方忠谋现行反革命一案的批复》，指出“此案是一冤案，应予以平反昭雪”。
    1982年，张红兵及其亲属在确认方忠谋遗骸掩埋地的大致位置后，向当地生产队购买了这块土地，建起一座土坟作为方的墓地。
    张红兵后来产生了将方忠谋墓申请认定为省级文物的想法，多次请求把方忠谋墓地（遇难地）列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范围，作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调查、登记，依法将其确定为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
    张红兵在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经历时，总会说自己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孩子。

    张志新：被告密的思想

    张志新（1930年12月-1975年4月4日），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天津市人，生前系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在“文革”期间，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受了残酷迫害。她坚持真理，公开揭露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四人帮”一伙定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5年4月4日惨遭“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杀害，年仅45岁。1979年3月21日，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常委认真听取了有关调查组的汇报。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说：“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

    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平反大会，宣读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时任省委书记徐少甫同志讲了话，高度评价张志新烈士的革命品质，号召全省党员向她学习。

    4月4日，是烈士殉难4周年的日子，省委宣传部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四周摆满了花圈。烈士的母亲在墓碑上题词：“探求真理，贵在实践，忠骨毁灭，浩气长存”。

    1969年9月18日，有着“人大才女”美誉的张志新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原本只要她老实“认罪”，组织上也不会如何为难她，可能被关个几年就会放出来。但张志新始终坚称自己无罪，并且多次公开发表在当时不被允许提及的言论，此举彻底葬送了她生还的希望。

    起初张志新只是接受简单的劳教，但后来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再后来直接被判处死刑。入狱6年后，受尽折磨、精神几乎失常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当时的她才年仅45岁。

    1930年12月5日，张志新出生在天津。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各路军阀中原大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去，中华大地的上空总笼罩着挥散不去的阴云。当时的人们没有自由和安全可言，看似平静的生活随时可能被打破，拥有的一切也随时可能会失去。

    幸运的是，张志新出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她的父亲张玉藻是一名老革命家，早些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算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到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她的母亲郝玉芝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在父母的熏陶下，张志新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展现出了极强的音乐天赋。

    在张志新出生前，她的父母已经先后生了三个儿子，如此一来她自然成了全家人的“掌中宝”。在这样一个充满关怀的大家庭里，张志新得以自由的学习她喜欢的一切，她也因此养成了开朗大方、爱憎分明的性格。

    1950年，20岁的张志新从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毕业，随后进入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深造。值得一提的是，她的母亲也曾毕业于师范学校，想必母亲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一定给她树立起了极佳的榜样形象。

    就在张志新进入天津师范学院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便爆发了，无数爱国青年纷纷向国家请缨上前线参加战斗。张志新也不例外，她积极响应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第一时间就提交了报名表。

    刚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新中国自然不缺乏骁勇善战的将士，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人才却是国家所急需的。毕竟当时我们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必须在每一环上都做足功课，才能争取最终战争的胜利。

    当时我们的志愿军部队急需俄语翻译，为了尽早做好万全准备，国家随即从报名参军的年轻人中筛选出一批开始接受俄语培训。就这样，20岁的张志新被保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那里她的人生将迎来重大转变，同时也邂逅了人生中第一段感情。

    仅仅2年后，张志新便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提前毕业的资格，而抗美援朝战争也以我国的胜利而宣告进入了尾声。张志新顿感“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为了不让2年间的学习成果埋没，她选择留在学校任职，此后便一直在俄语资料室负责翻译工作。

    不久后，张志新结识了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曾真，两人很快便确立了恋爱关系。张志新生性热烈而浪漫，而曾真则沉稳踏实，这对俊男靓女的组合在当时人大的校园里成为了一桩美谈。

    1955年国庆，张志新和曾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选择在祖国的生日这天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足可看出他们的满腔爱国情怀。婚后第二年，张志新便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从此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诞生了。

    那段时间的张志新特别满足，她觉得生活一下子就多姿多彩起来。在丈夫曾真的引荐下，张志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的爱国之情更加坚定且纯粹。1957年，夫妻俩双双被选调到沈阳工作，此后便一直在中共辽宁省委机关任干部。后来因为专业特殊性，张志新又被调到宣传部担任干事。

    几年之后，夫妻俩又生育了一个儿子，之后便一直在沈阳生活。但好景不长，在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蓄意推动下，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逐渐蔓延开来。一时间，所有人都紧张起来，生怕被扣上各种“反革命”的帽子。

    张志新和丈夫起初并未有太多顾虑，他们多年来一直在高校和政府机关任职，轻易不会被卷入任何政治风波。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志新目睹了太多惨无人道的暴行，社会上的种种乱象引发了她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思考与批判。

    1968年的一个星期天，张志新拜访了一位朋友，希望能从朋友那里得到江青等人发表讲话时的资料。在两人谈话过程中，朋友不止一次提出让张志新加入他们的阵营，声称他们的阵营代表着正义和革命。可张志新当即就一口回绝，她表示自己所追求的是革命的真理，而不是所谓的任何派系。

    这本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可张志新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让朋友感到很不舒服，那位朋友随即将此事写成报告交给了上级。没有人知道所谓的上级到底是谁，也没有人知道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但这件事却给张志新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张志新便同沈阳3万多名机关干部一道，前往盘锦的干校接受学习。张志新本以为在这里可以听到更多正义的声音，但结果却令她失望至极，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说出心底的想法。

    张志新的内心渐渐被愤怒和悲伤所充斥，她开始为那些蒙冤之人叫屈，同时也对部分人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批判和嘲讽。结果张志新的行为很快就被组织上给发现并揪了出来，为了彻查她的种种反动行为，组织上甚至专门为此设立了专案组。

    其实张志新的很多言论都是在同朋友闲聊时无意间表露出来，虽然言辞多有激烈之处，但从没有要公开或者传播的意思。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从未跟外人提及，甚至连丈夫都没有透露过半分，可还是有人拿她的部分言论“大做文章”。

    被组织上关押起来后，张志新拒绝承认错误，坚持认为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合理的宣泄和批判。很快，专案组便以“反革命罪”对她进行了多次提审，甚至多次在内部开大会对她的行为进行批斗。

    为了逼张志新承认错误，负责审讯的人员不仅经常动用私刑，还多次对张志新的住处进行搜查，企图从中发现一些能证明她罪行的文稿等证据。但无论他们使用何种手段，张志新就是不服软，并且还当众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

    “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无论面对任何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你们想强迫我把真理说成错误是行不通的。人活着，就要光明磊落，我不想奴役别人，但也绝不允许别人奴役自己。”

    张志新的一番话慷慨激昂、振聋发聩，台下许多人听完都开始默默流眼泪，但始终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她说几句公道话。其实每个心怀正义的人都清楚背后的真相，但在大环境的趋势下，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其实只要张志新能有个积极的“认罪”态度，她最多只会在牢里被关上几年，根本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但她始终拒绝承认错误，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公开批斗，张志新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起来。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抵挡不住精神上的压力，被迫交代了很多深埋心底的想法。

    张志新说得越多，那些人认为她的罪行就越重，从而便会变本加厉的挖掘她内心深处的想法。1970年5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志新一案进行了初步审理，看到张志新被判死刑后，一位姓高的处长眉头紧皱。

    他表示：“毛主席已经下达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而且张志新并未给社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破坏，只是在党员内部会议上发表了她的部分看法，这构成犯罪吗？”

    高处长的发言引发了大家的深思，但很快“军管会”便以执行不力为由撤了高处长的职，新上任的处长只好加重对张志新的处罚。

    他本想判处张志新两年刑期，但又怕组织上指责他“办事不力”，最后把刑期改为了15年。

    其实早在辽宁省初步实行“军管”之时，张志新就曾对这种举措提出过质疑。她认为军队并不熟悉地方的情况，贸然介入很可能会产生问题，没想到“问题”偏偏就出在了她身上。

    当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初审意见稿被送到“军管会”之后，为首的军代表暴怒不已，他坚持认为像张志新这样的行为应该判处死刑，随即下达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指令。更可悲的是，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居然一致通过了死刑的决议，当真叫人心寒不已。

    好在当时辽宁省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及时拦下了此事，他提议将张志新当作反面教材，不杀为好，这才让张志新多活了几年。后来张志新被关进沈阳监狱接受劳教，当时她整个人已经被摧残的不成样子，有时候连说话都不受大脑控制。

    被关押期间，张志新多次谩骂监狱长，并多次在监狱内大喊各种“反动”口号，此举也直接导致她被判处无期徒刑。等到1973年年末的时候，张志新的精神已经彻底失常，她经常会自顾自的胡言乱语，有时候还会止不住的狂笑。

    不久之后，监狱内部召开了一次批林批孔大会，结果精神失常的张志新再次当众喊出了一些极端的“反动”口号，这次无意识下的行为彻底葬送了她的性命。随后张志新被认定“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中又构成重新犯罪”，监狱方面提请加刑后被判处死刑。

    当张志新的死刑判决公布后，监狱里有人提出是否对她的量刑过重，是否需要考虑她的“精神失常”问题。但上级对张志新的杀意已决，做出了“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的批示，之后便不再参考任何人提出的质疑和意见。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押送到沈阳大洼刑场，随即被执行枪决，当时的她年仅45岁。这本该是一名共产党干部为国家和人民做实事的最佳年龄，可张志新却遭受迫害，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她的死在当时引发了巨大反响，想必除了对她个人的惋惜，也包含了许多人们对于那个黑暗时代的无声控诉。

    纵观张志新的一生，她是人人交口称赞的“人大才女”，是怀着赤诚爱国之情的“女战士”。她后来的一些“反动”言论固然有不妥的地方，但归根结底，她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张志新当年的一些言论充满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依然令人震惊。

    直到1978年10月16日，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才撤销了对张志新的判决，宣告张志新无罪。次年3月9日，辽宁省委常委就此事召开了专题会议，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说了这样一番话：“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

    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公开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得到平反后，张志新被安葬在了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她的墓碑上刻了这样一句话：“探求真理、贵在实践、忠骨毁灭、浩气长存。”

    林昭：红楼梦里 来去匆匆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笔名。出生于苏州，其父彭国彦曾任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中学毕业即追随其兄许金元参加革命。景海中学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
    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在随着的反右运动中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事后，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她又被认定在对抗组织、 “态度恶劣”，于是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因其体弱多病为之说情，林昭得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 “监督改造”。

    1959年，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并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
    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期间她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狱中，没有笔和纸，林昭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计有二十万字之多。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等待中接到了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即由二十年有期徒刑加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后林昭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36岁。
    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过复查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严凤英：痴迷是一道光

    “戏子”是传统社会对艺术从业人员极度侮辱性的称呼，现在也还被人偶尔用起，这是一种有逆文明的话语。

    严凤英正是出生于传统社会，那个时代，但凡家里有点办法，都不会让孩子去学唱戏的。

    然而，后来几乎正是借助严凤英一人之力，黄梅戏在现代中国众多民间戏曲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剧种。

    1930年4月13日，严凤英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县西南部山区一个小山村——罗家岭。父亲严司明年轻时在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城里一家印刷所当抄写生，善拉能唱，是个很讨周围人喜欢的京剧票友。严凤英3岁那年，母亲与父亲闹翻后离家而去。严凤英便离开安庆城，回到故乡大龙山下罗家岭，依附祖母生活。

    严凤英四五岁时，认识了同族中曾唱过两天戏的严云高，由此对黄梅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还拜严云高为师，偷偷学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撤出安庆，城中居民也纷纷外出逃难，严司明回故乡罗家岭暂居，一有空闲就教7岁的女儿学唱京戏，当女儿学会一些京剧流行唱段后，又为女儿拉琴伴奏。此后不久，父亲又外出教书谋生去了。

    1945年春，严凤英不顾祖父的反对打骂，加入了严云高的戏班子。罗家岭是个思想极为传统的地方，当时社会的宗族对于其族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因为登台唱戏的缘故，严凤英触犯了族规，族人便把她绑起来沉河，年仅15岁的严凤英差点就被淹死。虽然后来严凤英保住了一条命，却也无法在家乡立足，只能背井离乡，另寻生路，到安庆市唱戏。

    1945年，严凤英出演《二龙山》，这是她第一次登台唱戏，扮演了一个小丫环。

    善于表演或许是一种天赋，严凤英登台不久就以主演黄梅戏《小辞店》中的柳凤英一举成名，成为安庆一带最红的旦角。她的《小辞店》《游春》两出戏曲轰动了整个安庆城。

    但时代烙在底层人身上的印记决定了这样一个抛头露面而又独具艺术气质的年轻女子的命运。

    1945年冬天，安庆府怀宁县国民党自卫大队长盯上了严凤英。大队长率领百多人围住剧场，气势汹汹架起枪，将才满15周岁的严凤英掳去。在其家中，严凤英犹如囚犯，失去了人身自由。她就装疯，不梳头、不洗脸，整日披头散发，将床单披在身上演戏，又哭又唱。不久，大太太将她赶出了家门。

    1946年夏天，严凤英避祸远离安庆，搭戏班子到长江下游的安徽铜陵一带演出，后又受到当地权势人物的骚扰，不得不在一个深夜乘小船过江出逃。

    1948年，严凤英随戏班来到江南的青阳县唱戏。未演出几场，当地一陈姓人士起了歹意，领着四个带枪的打手，撵走戏班子，将严凤英抓回家中，逼她做小妾。严凤英拼死不从，被扔进一个门窗紧闭的黑屋里。她曾几度欲吞金戒指自尽，后却逃了出来，但再已不敢去寻找戏班子登台演戏了，只能只身四处漂泊流浪。

    1949年4月下旬，渡过长江的解放军队伍在铜陵县大通镇的江心洲上发现一位衣着破旧的卖唱青年女子，经询问知道其曾是位演员，现已无家可归，这就是严凤英。军人动员她参军做医务工作，她摇摇头，说自己从小就爱唱戏。一位苏姓解放军告诉她，现在已经解放了，可以放心回家乡演戏了。可严凤英并不懂解放的含义，在家乡的遭遇仍让她心有余悸。

    离开大通镇后，她流浪到芜湖，于1950年春辗转来到解放后的南京。，严凤英初到南京，生活无着落，寄住在南京一家做木材小生意的桐城老乡家中。她先是在秦淮河、夫子庙一带卖唱，后经人介绍在南京米高梅舞厅做伴舞，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严黛峰。

    南京没有黄梅戏，但京剧和昆曲很流行，严凤英加入了南京市影响最大的由一批京剧票友组成的演出社团——友艺集。友艺集的组织者之一是出身于南京知名京昆世家甘家的子弟甘律之。甘家是金陵大族，住宅俗称甘家大院，坐落在南京城南南捕厅街道上，府内宅院众多有“九十九间半”之称。民国时期，甘家第二十五代甘贡三热衷诗词、书画、戏剧、音乐，尤好昆曲，家里就有一个“传”字辈昆曲艺人组成的演出班子，还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溥侗等在家中组织了昆曲“紫霞社”，吸引了梅兰芳、马连良、俞振飞、奚啸伯等戏曲名家来往。甘家大院内长年绵竹之声悠扬，甘贡三子女皆与京昆戏曲有缘， 友艺集就是其子甘南轩、甘涛、甘律之三兄弟于建国初期组成。

    严凤英进入友艺集后，向甘律之求教京剧，两人很快便相恋同居。甘律之是甘贡三的小儿子，兄妹排行第四，此前其妻子因冬日在屋内烧炭取暖不慎中毒亡故。由于严凤英是流落风尘的女子，而甘家是南京的名门望族，加上妻子新逝，按照家族风俗，丈夫续弦需三年之后。甘律之没有将消息告诉家里，借朋友的房子在外与严凤英同居。由于甘贡三是个昆曲戏痴，严凤英随甘律之来到甘家大院学戏，甘贡三十分高兴。甘律之小妹甘纹轩回忆父亲曾对四哥说：“家中的房子这么多，你们还住在外面干吗？”就这样，严凤英因京昆戏曲结缘甘家，成为甘家一员。

    严凤英在甘家的安定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位意外的访客打乱了。

    1950年底，安庆市“群乐剧场”的黄梅戏班派一位姓陈的职员到苏州购置演出行头，路过南京时顺道前往甘家大院拜访，不经意间见到了严凤英。陈某回安庆后将严凤英的消息传了出来，此时“群乐剧场”的老板正为演出生意不好而犯愁，听到严凤英的下落，忙派人去南京相请。

    也许是甘律之理解严凤英的艺术前途在黄梅戏的舞台上，就劝说严凤英返回安庆，并亲手张罗为其添置了一套演出的衣箱行头。数年之后，甘律之曾向甘纹轩透露过自己同意严凤英离开的另一番苦心：严凤英在甘家生活期间，妯娌们之间情谊很好，可几位堂嫂喜好抽鸦片烟，严凤英也禁不住她们的劝说时常来上一口。甘纹轩说：“我们甘家兄妹因喜好京昆艺术，律己甚严，从不沾染这种东西。四哥因担忧严凤英在甘家禁不住诱惑，万一染瘾，她那天生唱戏的嗓子非毁了不可。”

    1951年初，严凤英终于踏上了返乡的归途，乘江轮回到安庆。3月17日，她在安庆的“群乐剧院”（后称“解放电影院”）正式登台演出黄梅戏传统剧《小辞店》，受到观众的欢迎。

    1951年底，严凤英在排演现代戏《柳树井》的过程中，结识了部队文工团出身的作曲家王兆乾。王兆乾军区的业务骨干，二人不久后便同居了。一次两人偶然间遇见了甘律之，严凤英大大方方的为双方作了介绍，可谁知王兆乾伸出手掌打到了她的脸上。严凤英毅然同他分了手，虽然这时她已有孕在身。

    甘律之后来闻讯曾专程到安庆看望她。甘纹轩回忆到：“那年夏天，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放暑假回家，见四哥要去探望严黛峰，临行前四哥特意买了糖果，说是带给她孩子吃的。我当时心里挺纳闷，严黛峰已有孩子了？但是我不敢向四哥询问详情。”严凤英后来带着孩子和甘律之结了婚，可这段婚姻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年便以失败而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艺术从业者的地位极大提高。1953年春，中共安徽省委决定从安庆市调集一批黄梅戏演员到合肥，成立省黄梅戏剧团，严凤英第一个报了名。

    1953年4月30日，私营公助性质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正式成立。严凤英是团里的主要演员，剧目有《蓝桥会》、《春香闹学》、《送绫罗》、《柳树井》、《夫妻观灯》、《打猪草》等。后来，严凤英最终成为黄梅戏的“一代宗师”，甚至被誉为“黄梅戏里的梅兰芳”。 《天仙配》、《女驸马》成为她的代表之作，也是黄梅戏中的珍品。黄梅戏也从一个地方小戏，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皆知的剧种。

    1954年春，原在安庆“民众”黄梅戏剧团演出的王少舫也被调往省团，严凤英和王少舫正式合作，加工排练新编黄梅戏传统剧《天仙配》，准备参加年内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戏曲观摩会演。对这次会演，严凤英极其看重。

    梅兰芳在合肥演出时，严凤英曾登门求教。梅让严凤英在舞台先跑一个圆场，严凤英跑了一个圈子下来，梅笑道：你的舞台基本功几乎没有。为更好的塑造《天仙配》中的七仙女一角，1954年夏，严凤英重返南京甘家学习。对于严凤英的到来，甘家上下极为友善和重视。甘律之请其大姐夫汪剑耘予以指导。汪为梅兰芳入室弟子，得其梅派青衣真传。汪下场示范，向严凤英传授舞台身段和表演诀窍。甘律之又让小妹甘纹轩将昆曲《孽海记》中《思凡》一折戏从头至尾教授给严凤英，这是一场20多分钟一个人在舞台上的身段和内心表演，极其考验一个演员的舞台基本功，其部分手法后被严凤英成功地运用到《天仙配》的表演中。

    1954年9月25日，华东地区戏曲观摩会演在上海开幕。严凤英将甘贡三老人接到上海，观看自己的演出。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在上海会演获得巨大成功，赢得剧本、演出、音乐、导演等多项大奖，严凤英更是获得演员一等奖。得奖后的严凤英十分高兴，胸佩演员一等奖奖章，分别同甘贡三、甘纹轩在上海公园内留影。甘家保留的严凤英照片在文化革命期间因抄家而流失，仅留下了一张严凤英与甘纹轩的合影。

    严凤英获奖后不久，回到南京与甘律之正式登记结婚，并在南京碑亭巷曲园饭店举行了婚礼，由当时南京文化界的名人郑尚尊为严凤英和甘律之担任证婚人。

    1956年2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上映后引起极大反响，严凤英由此名扬全国。而就在此时，甘家的祖居房屋甘家大院被当地政府没收，举家搬出住入一处平房。

    严凤英返回安徽省黄梅剧团，在现代戏《王金凤》的排练中认识了刚从部队转业到剧团的年轻导演王冠亚，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严凤英随即与甘律之离婚，解除了婚约，和王冠亚正式结婚。

    文化革命期间，严凤英过去的个人感情经历被剧团的造反派视为生活作风问题，本人还被指控为特务，时常受到批斗。

    1968年4月7日深夜，严凤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第二天凌晨在医院告别了她短暂的人生。

    时年38岁。

    后来，王冠亚曾回忆起严凤英之死：“我把医生找来，又去找军代表，但他来了以后还想搞口供，严还是讲自己不会反党，边讲边哭，他们还不让医生进来。我去借板车，送到医院，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点钟死了。军代表马上要牛鬼蛇神表态，谁也不能流眼泪，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后来为了转移视线，说严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我几乎要疯了，要我签字，我不干，我走后，听说当众将严开膛，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胸骨一直劈到耻骨，把肠子翻出来，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药，又拿去化验。军代表在现场。”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这位军代表的名字叫刘万泉。

    而甘律之也被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关进监牢９年，直到文化革命结束后才被平反。出狱后的甘律之仍积极从事京剧活动，先后创办了南京京剧艺术研究会，中山业余京剧培训班，曾担任江苏省老年京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90年，71岁病逝于南京。

    方先觉：等待救援

    1944年5月26日，日军向湘北发起全面攻势，目标直指长沙。这是日军第四次进犯长沙，前三次不但都无功而返，还被薛岳的第九战区打出个世界闻名的“天炉战法”，让日军吃尽了苦头。因此，日军这次集中了10个师团20万兵力，超过前三次进犯长沙兵力的两倍还多。第九战区仍然采用“天炉战法”来应对，后退决战，等日军顿兵于长沙坚城之下，再发动反击，截断其补给和退路。可惜的是，“天炉”的炉底长沙仅仅守了4天，于6月18日被攻陷，炉底被凿穿了，“天炉战法”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守城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日军此次进犯的真正意图是打通与广东日军的联系。长沙失守后，衡阳便成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详细记载着：18日长沙陷落当晚，一个长途电话直接要到衡阳方先觉的寓所。王副官一听，对方先觉说：“是重庆打来的电话。”
    方先觉刚刚躺下，不以为然地说：“我被军委会撤职当老百姓了，重庆还有谁找我？你就说我不在！我要睡了。”王副官捂住电话：“是蒋委员长的电话。”方先觉急忙起身趿拉着鞋子接过话筒：“报告校长，我是方先觉。”
    方先觉原本是第10军的军长，因为得罪了薛岳而被撤职，新任军长尚未到任，所以蒋介石才会打电话来安抚一下这位黄埔三期生，让他重新执掌第10军守卫衡阳。蒋介石的计划是在衡阳重铸“天炉”炉底，围歼日军于衡阳城外。
    方先觉遂开始布置衡阳城防工事，第10军下辖第3师、第190师和预备第10师，其中第190师只有一个团满编，全军总兵力1.7万人，不及日军一个师团。

    6月22日，日军抵达衡阳外围，随即发起进攻。次日拂晓，日军强渡耒水河，第190师第568团一营用战防炮和重机枪趁敌半渡而击之，被打死的日军连同溺毙者多达300余人。

    首战得胜，第10军士气大振，方先觉主动收缩兵力，将战斗力最强的第3师布置在城内，作为预备队及巷战主力，第190师和预10师进入城西南的主阵地，准备抗击日军的重点突破。

    衡阳是座大城，1.7万守军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集中兵力于日军主攻方向，而方先觉的判断完全正确，城西南的丘陵正是日军的主攻方向。

    事实上，城西北方向一马平川，更有利于日军进攻，但中美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日军无法在平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只能选择城西南的丘陵。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指出：衡阳之所以能苦撑这么久，除了归功于地面部队以外，空军日夜鏖战的劳绩，更是不可埋没的。

    日军绕远路渡过耒水河后，首先夺取五马归槽据点，第570团团长贺光耀身负重伤，然后日军攻进衡阳机场。第190师师长容有略亲自指挥第569团逆袭，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消灭突入机场的400多日军。由于日军后续部队赶到，容有略破坏机场设施后，退回主阵地。

    第10军有一个特点，非常善于修筑工事，把丘陵朝向敌人的一面改造成90度峭壁，用铁丝网、地雷和木栅墙予以保护，无法改造的地段就挖出5米宽5米深的壕沟，壕沟底部还有暗堡火力点，让日军下得来却上不去。

    各阵地之间以交通壕相连，可以在不暴露的情况下相互增援。使这些工事在战斗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使第10军能用很少兵力顶住大批日军的进攻。衡阳百姓积极帮助第10军修筑工事，尤其几个木材加工厂捐赠了120万根圆木，使防御工程的修筑事半功倍。

    衡阳会战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历时47天，守城的第十军将士伤亡达一万余人，攻城的日军伤亡达四万八千多人。1944年12月20日 《救国日报》 曾发表社论 “抗战8年,战死疆场之英雄烈士,至少数10万人;而保卫国土,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为衡阳守军。”衡阳会战中最为惨烈悲壮的,当属1944年6月28日至7月14日,中日生死大搏杀的衡阳南郊张家山战役。

    张家山地处衡阳西南1公里的位置,是衡阳西南城郊战场的一把钥匙,为确保衡阳西南防线的关键所在。其整个阵地,分别由它和相距约50公尺的东 南面227.7高地、西北面211高地3个小高地组成,为机枪、步枪组成的交叉火力网最佳射程。而比上述两小高地稍高的张家山在东北方向,位于它们的正后方, 相距约150米。整个张家山阵地 呈互为犄 角的 “品”字排列,可互相支援、互相掩护。在日军第一次总攻关键期间,张家山阵地曾经被日军发起猛攻不下20次,均被我守军击退。虽然期间部分阵地被日军冲入或占领, 但旋即就被我守军反复冲锋逆袭夺回,如此反复竟达13次之多。
    衡阳会战前夕，日军116师团最精锐的133联队就做好了攻击衡阳西南张家山的准备。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计划在6月27日日落之后开始行动,次日天明前到达前沿阵地,并在拂晓以步炮火力开始攻击,最终夺取张家山阵地。
    方先觉在战斗打响前就准确判断出日军的主攻方向是衡阳西南方向,因此对张家山阵地不仅加固工事,而且还激励守军誓死坚守阵地。因为张家山阵地一旦丢失,衡阳城便失去了屏障。对日军而言,拿下张家山就意味着攻克衡阳只剩下一步之遥,所以张家山阵地成为日军总攻衡阳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阳保卫战中两军激战最惨烈的地方。日军第一次总攻关键期的1944年6月28日到7月2日,为连续五昼夜的全面进攻。除了战况稍微沉寂停顿一两个小时外的黄昏、拂晓和中午时段,其余时间双方均无休止地战斗。由于日军采取车轮战术,中国守军前线各处纷纷告急。而被日军突入的我军阵地,我守军均成功组织了猛烈地反攻逆袭,并且将失去的阵地夺回。但守军亦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
    张家山主阵地位于火车西站背后,只是一个高出地平面约六十余公尺的山包和一些土丘,由第10军30团长陈德坒上校守备。作为敌我争夺激烈地区之一,全阵地之中央突出点,张家山既没有险峻的山势屏障,也没有来得及构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永久性工事。 但就是这不起眼的山包, 这些固若金汤、坚若磐石的土丘,却成为了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日本陆军的坟场,成为了日军精锐师团的葬身地。刚经历了长沙和常德会战,作战指挥经验十分丰富的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作为守卫张家山的总指挥,为了目力所及全师各阵地,特意将师指挥所设在离张家山主阵地仅700米、离30团团指挥部仅300米之处, 以此调配兵力指挥张家山一带的防守,负责确保张家山阵地万无一失。
    日军对张家山的攻击,一开始首先集中优势炮火对我守军阵前的障碍物实施破坏式射击,同时实施空袭和毒攻。而我守军则不顾炮火猛烈和毒气威胁,沉着镇定地坚守工事,以大力扫射、手榴弹轰击和刺刀白刃,铸就守卫张家山的钢铁长城。此战,敌我全属近战白刃战。枪声哒哒,炮声隆隆,杂以密集手榴弹爆炸等,喊声、杀声、 负伤痛苦哀鸣声,混成一片,声动九霄,日夜无休无止。夜间于高处视之,全阵地有似一条火龙翻腾滚转,其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敌机以十余架为一组之机群,日夜临空投弹,因敌我处于近战白刃战之胶着状态,敌机不敢轰炸我阵地,乃向我阵地后方轰炸。并以烧夷弹轰炸城内外民房,当即起火燃烧,城内外烈焰冲天,我官兵日夜处于火海之中,既要拒敌又要灭火,还要抢救火中伤兵。军长令辎重兵团团长李绶光上校以辎重兵二营扑灭火势,抢救伤兵,另外一营则川流不息运送弹药至阵地。

    蒋鸿熙、王选、卢华磊著《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 中,这样记载了6月28日至7月1日张家山阵地的战况：
    28日拂晓,日军68师团和116师团一起向阵地进攻。午时、15点、黄昏后,日军再一次发起进攻。15点,先以大炮向守军阵地射击,日军带云梯,欲攀登阵地南端断崖,被击退。29日午后、黄昏、午夜,29团1、2营227.7高地和221高地三次被日军突破。第三次突破时,日军以自己伙伴的尸体为掩护,当阶梯,向前冲锋。夜,30团2营接防。30日中午,221高地两次被日军突入,均为守军击灭。黄昏,221、227.7两高地同时为日军突入,30团2营伤亡70%。30团1营营长 (萧维) 率两个连增援,大部击灭突入日军。7月1日清晨5点,日军开始向我炮击,我守军以炮弹反击。日军架云梯攻击我张家山阵地,被我守军用手榴弹击退,日军约一个中队的官兵全部被炸死。
    战斗中最为悲壮的,是第十军一个平时有点憨头憨脑、外号叫 “ 傻子 ” 的士兵 。他的臂力非常强,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当时在战斗中被爆炸震昏醒来后,连队阵地上除他以外其他战友全部壮烈牺牲。后续部队让他下去休息,而他则含着眼泪,大义凛然地说:“我的兄弟们都死在这里了,我是不会下去的,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接着抱起一捆手榴弹,发了疯似地冲出阵地。然后人们听到一声巨响,亲眼看见他与日军抱在一起同归于尽,壮烈殉国!

    《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抗战回忆录》一书中,对张家山战役的叙述：
    据点,乃主阵地外面,形成一点之独立作战,据点工事,以步兵一连固守者,称之为连据点。本师三十团阵地前方,约四百公尺远,有一良好地形可资利用。阵团长指定第三营营长萧维少校,派第七连连长张德山上尉,率全连构筑坚强工事固守。战端开始,该连据点首当其冲,敌人想安然接近我三十团主阵地,非首先攻占此据点不可。
    自六月二十七日始,该据点官兵经数昼夜之奋战,虽伤亡重大,阵地却稳如山岳,而敌之伤亡则数倍之。有一天拂晓后,敌以重兵向连据点攻击,这时该连官兵仅存三十余人。敌前仆后继,势在必得,主阵地火力,惟恐误伤自己人, 不能支援乃以迫击炮超越标点,向进犯之敌猛烈轰击。敌虽伤亡枕藉,仍猛攻不休。
    连据点张德山连长直接电话报告战斗状况。 张连长行伍出身,我任团长时,被任团部中士传令班长,因其作战勇敢,又善于带兵,一级一级提升至现职。他在电话中报告战况毕,继以凄凉语气道:“本连官兵决计在此据点,与敌拼个同归于尽。此后,我再也不能聆受教诲,目睹尊颜了。”
    “张德山!你要听我的话,倘若敌势太强, 可放弃据点,撤回主阵地,我即电话团长以火力掩护。” “师长不必了。我之死,一则以报国, 一则以报答师长这些年来爱护栽培之恩,自认以此结束此生公私咸宜。我母早故,老父有二胞弟赡养,我应去阴曹地府侍奉母亲。再则,只因敌人太多,我弹无虚发。杀个痛快。我宁愿敌人刺刀插入胸膛,而不愿意在撤回途中,敌弹由背后射入。就算能撤回主阵地,还是要与敌拼个偕亡。两种方式,一个结果,那又何必舍近求远呢!本连官兵之死不会无代价的,敌人必须付出数倍于我之死亡。刻下,我只有一个愿望,我这支木壳枪还有六十发子弹,希望子弹能全数射出而后死!师长!敌人快冲上来了,官兵枪支上已上好刺刀,正在投掷手榴弹,我要去加入战斗, 师长保重!”带着哭泣尾音!我的泪水盈眶,连叫了两声张德山,没有反应。“总机,接三十团陈团长讲话。”“陈团长, 张德山连据点目前战况怎样?”“正在激烈战斗中,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密如连珠。”“张德山连,我曾命令放弃据点撤回, 如有官兵撤回同时,主阵地以火力掩护,该据点之演变随时报告。”二十分钟后,三十团陈团长报称,连据点枪声已停止,敌人已在上面活动,张德山连官兵无一人退回者,谅必全连殉职矣。
    我全身颤抖,火冒千丈!“很好!死得壮烈。陈团长,你即令团迫炮连,以猛烈火网,截断占据连据点敌归路,不让其撤走。我即令炮兵营,用炮弹将该据点地皮全面翻过来。张德山连阵亡官兵全部‘铁葬’,也要占据之敌悉数‘陪葬’。”炮兵指挥所设在师指挥所。炮兵营张营长未待我通知,当即命令炮兵阵地,以猛烈炮火向连据点射击。霎时间,炮声隆隆震耳欲聋,连据点烟尘迷漫,冲入九霄,遮天蔽日,结束了连据点战斗。炎夏似火的7月衡阳,激战后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腐烂起蛆,奇臭无比。日军打破了前几日的战规,不论白天黑夜、黄昏正午,只要缓过劲来就疯狂地轮番进攻,把张家山阵地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国民党将领葛先才抗战回忆录》 中记载：
    “敌人经五昼夜之猛烈攻击,皆未能越我阵地雷池一步,惟造成我重大伤亡,敌之伤亡则数倍于我。第六日黄昏后,七月二日,敌因累攻不能克,乃使用国际公约所禁用之毒气炮弹,大量向我军阵地射击,配合其步兵强攻。又经两昼夜之血战,敌攻势顿挫,无功而退,遗留下遍地敌尸。”“我军防毒设备极劣,现有防毒面具尚不敷军官分配。在此种情况下的紧急措施,乃立即通知各部队,敌人使用毒气,无防毒面具者尽速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浸湿捆在面部,这样岂不成为瞎子?激战中,各种武器岂能稍停,或盲目射击,乃将湿毛巾的眼睛部位剪二小孔,庶不致妨碍视线,并严令各战斗部队镇静处之。再报请军长,将军直属部队所有防毒面具收集,即送阵地应用,仅先发给炮手及轻机枪射手使用。第六七两昼夜之激战中,敌发射之毒气炮弹在千发以上,我即时做适当之处置,遭其害者甚微。足见敌人两个师团,皆已使出其全身解数,但均未能得逞,亦未丝毫动摇我斗志,打击我军心,其奈我何。”

    7月2日上午8时,日军在数十门大炮和空军的狂轰滥炸的掩护下,向张家山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仅日军冲锋的第一波兵力就达200多人, 旋即突入了我军227.7和211高地。尽管我军将士殒身不恤、前仆后继地不断奋起抗争,但经过反复冲杀后终因伤亡过大,无力克复阵地。师指挥所里,师长葛先才密切审视着战局的进展和变化。眼看张家山阵地告急,他立马亲率师直属工兵连、搜索连向前线支援。由于天气酷热,他跑得大汗淋漓后索 性脱下上 衣,亲自赤膊指挥冲锋陷阵。顿时, 师长赤膊上阵、挥刀杀敌的消息传遍全军,使得我军官兵们豪气如云,士气大振。一时间奋起喊杀,排山倒海般冲上两高地。历经一小时鏖战后,被日军突入的我阵地终于夺回。

    葛先才在 《抗战回忆录》 中的 《决战张家山》 部分中写到：
    “张家山麓距师指挥所,在横方向只不过约六百公尺,因工兵连为特种兵,战斗经验较少。我带着该连向张 家山急急 行进,集合连排长在我身边,一面急走,一面告知连之攻击部署及攻击要领。一直送他们至张家山脚下,散开就攻击准备位置,看他们攻击。”“师长亲送官兵至战场,比千言万语之鼓励都有效。在连长口令下,高喊一声冲,官兵们大叫一声杀,无不争先恐后,一口气冲上山头与敌肉搏,勇敢的官兵令人敬爱。瞬间,将占据之敌全数歼灭,该连亦伤亡十五人,而我并未参与冲锋,因我还有重任。这时我指挥五个步兵团及军部特、工、炮三个独立营作战,我不能自已将自己当作一个士兵使用。”
    “还有两次夜间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冲上张家山。我官兵无一后退者,敌我混杂其间,谁也看不见谁,无枪声无叫声,彼此维恐暴露位置,不敢弄出一点音响,敌我皆用手摸穿棉布军衣者为自己人,穿卡机布军衣者为敌人,是敌人则以刺刀刺杀,一阵阵枪枝碰击声,乒乒乓乓通宵达旦,惨叫声时有所闻。敌之后续部队被我左右翼猛烈交叉火网,及密集迫炮弹封阻,不能进入缺口。而我增援部队,亦停止于半山之间,因天暗分不出敌我,不能加入战斗。俟天将拂晓,微有阳光时,才冲上山头,将敌人悉数歼灭。张家山小小高地,十余次拉锯战中,敌我伤亡共计约在七千人左右。”

    张家山血战,尽管我10师第30团官兵损失70%以上,但是日军却付出了四千多人的伤亡代价。日军连续五昼夜冲击张家山阵地,除了在阵前留下大批尸首以外,其他均一无所获。7月11日黄昏,在炮火掩护下,日军以100人为一梯队分别向守军221和227.7高地冲锋。阵地四次陷落,又四次被守军逆袭夺回。午夜,张家山阵地 第一次失 守 。 30团两个连 约130余人趁日军立足未稳、后续部队被守军隔断,连夜奋勇杀上阵地,于天明前将阵地恢复。12日中午,日军又一次突入张家山。 我守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无一人退却, 浴血奋战,最后全部壮烈殉国。后葛先才令师部防毒连、30团直属队组成突击队,向日军展开逆袭。双方血战至黄昏, 我军终于将张家山阵地夺回。不久日军又厉行反扑,我守军将士奋战不退,全部战死,壮烈殉职。
    12日午夜,我守军军部工兵营陆伯皋营长指挥两个工兵连,于张家山阵地与日军反复进行争夺,双方在层层堆积的尸体丛中你来我往、跌跌撞撞地打开了拉锯战。后日军由于心怯而渐渐地向山下溃退,余下日军则被守军全歼。13日清晨,我守军赶往张家山,整顿工事已破坏殆尽的阵地。由于战况紧迫,守军只好以里三层外三层那些惨不忍睹的积尸,重新垒筑避弹墙。然而工事修筑未完,日军新一轮进攻又接踵而至。午后,鏖战又起。221和227.7高地的我军部工兵营两连官兵战至黄昏,全部壮烈牺牲。后军长方急速调第3师第8团第1营增援,1营营长李恒彰少校急率2连、3连跑步赶到张家山。葛先才忙令李营长立即前往张家山速作反攻,战斗至午夜打起,双方反复冲杀,互有进退。

    14日天明前,张家山三次失而复得。其阵地上伤亡枕籍,伏尸没胫,惨状非常人所能想象。 后张家山两侧的221和227.7高地失守,使张家山主阵地受到极大的钳制。无奈之下葛先才只好报请方先觉军长批准,将张家山阵地于拂晓前放弃。

    1946年2月,蒋介石指派葛先才赴衡阳收集阵亡将士尸骸,仅在张家山就含着热泪收集到3000多具守军将士忠骨,堆积如一丈多高的山岭。葛先才为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民族英烈怆然泣下,故特请了一位摄影师拍照留存,并吩咐部下在张家山修了一个巨大的墓穴,将3000多具忠骸移入安葬,墓前竖碑“陆军第十军衡阳保卫战阵亡将士之墓”。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里有这样的战例：停兵山守军一个连和高岭守军一个排，构成掎角之势。日军在26日上午同时向两个阵地发起攻击，飞机大炮轮流轰击后，步兵发起冲锋。

    每次日军一靠近，两个阵地里便飞出成片的手榴弹，轻重机枪一起开火，将日军打得尸横遍野。即使碉堡被炸掉五分之三，官兵伤亡过半，阵地仍屹然不动。

    战至27日凌晨，高岭守军李建功排长以下全部壮烈殉国，阵地才被日军占领。而日军在高岭阵地前遗尸200多具，在停兵山阵地前，也遗尸400多具。

    在丘陵地带的主阵地前，日军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宽大的外壕既不能藏身（底下有火力点），又无法作为下一步冲锋的依托（太深太宽），只能用梯子跨过去。

    等日军越过外壕，却被重直峭壁拦住了路，他们只好想办法攀爬。峭壁顶上的守军只要不停地往下扔手榴弹，就能轻易把日军炸得人仰马翻。更可怕的是，峭壁前的日军一旦聚集得足够多，便是守军侧射火力发挥威力的最佳时刻，日军因此死伤无数。

    在付出数千人的代价后，日军终于攻到衡阳城下，他们以为噩梦即将结束时，哪知此时才是噩梦真正的开始。第3师已经把衡阳城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堡垒，每一间房屋、每一条街都是让侵略者丧胆的战场。

    起先进攻衡阳的日军是第68和第116师团，经过6月28日和7月11日的两次总攻后，这两个师团伤亡超过8000人，战死1名联队长、6名大队长和几乎所有中队长。日军让更加强悍的第13和第58师团加入衡阳攻坚，使总兵力超过9万人。

    蒋介石对方先觉和第10军的要求是坚守10-15天，为外围反攻争取时间。蒋介石这一次并不打算食言，除了命令第九战区各军向衡阳增援外，还从第四和第七战区各抽调一个军，加强第九战区的力量。

    以衡阳为核心的上千平方公里地域内，数十万中日两国军队绞在一起，互相攻防，竟然没有了完整的战线，双方统帅部都无法完全弄清楚交战状况，只好任由前线各军各师随机应变。

    中国军队尽力往衡阳突进，日军则拼命阻挡。7月28日，第79军的一个团攻至衡阳外围的杨梅岭，但是遭到日军侧击，全团伤亡四分之三，不得不放弃杨梅岭。

    第62军也从另一方向攻进衡阳市郊，同样被日军两面夹击，伤亡惨重，只得撤出战斗。这是外围援军与衡阳守军靠得最近的两次机会，但都没有能够与衡阳守军会合。

    第79军与第62军连日苦战，伤亡惨重无力继续攻击。衡阳城内的第10军官兵能够听到郊外的枪炮声，却总是看不到援军的身影。随着阵地的日益缩小，空投物资越来越困难，守军的弹药和粮食越来越少。

    方先觉将城市划分成几个防区，由各团分别防守，军和师的机关后勤人员全部武装起来，补充到战斗部队。巷战打了一个月有余，第10军逐屋逐街地与日军进行争夺，伤亡总数将近1.6万人，只剩下1200多人完好无损。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记载：时值盛暑，打死的尸体无法清除，臭不可闻，伤员得不到医治，伤口恶化，治疗的器械、药品根本谈不上，棉花、纱布都没有了，不少伤兵伤口生蛆流脓，活活受死。有的重伤员开枪自杀，还有的央求医护人员发发善心，“给我一枪吧”。

    8月7日，方先觉召开紧急会议，让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突围、死守，还是投降？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议暂时投降，以待将来。方先觉默然，回到自己屋里放声大哭。

    守城最惨烈之时，有人建议突围，方先觉说：“不能突围！如果我们走了，伤兵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日本鬼子不遵守国际公约，他们会屠城的！”
    衡阳城被攻破时，方向蒋介石发了“最后一电”：“……来生再见！”开枪自杀时，被手下阻止而未果。
    后方先觉接受日军有条件投降，其受降条件要点有：保证我官兵生命安全；收容治疗伤兵，埋葬阵亡者；保留第10军建制，就地驻防。
    这些条件日方因确有困难而救治伤兵没有做到。

    当晚，第3师首先放下武器，方先觉命令开炮，却发现炮弹用光了。周庆祥带着日军联络官来到军部，第10军在坚守47天后，最终向日军投降，日军承诺妥善救治第10军伤兵，使很多战士有机会活下去。

    此时的蒋介石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在8月8日，出动战车（坦克）部队企图救援衡阳，却因炮兵协同不利，攻势再次失利，衡阳保卫战结束。第10军被俘人员在1万左右，其中8000多是伤员，日军承认的伤亡是2.9万，中方的伤亡统计是击毙2万，伤6万，第10军自身伤亡1.6万人。

    此次，日军未像战争初期那样虐待战俘，第10军的幸存官兵大部分逃脱。
    方先觉得到救援逃离衡阳，于当年12月11日到达重庆。陪都出现热烈“欢迎抗战的灵魂归来”的热潮。《大公报》12月13日发表了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救国日报》12月20日发表社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称：“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及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分，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方先觉受到蒋介石接待，并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举行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颁发训词：“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7日之久(蒋起先令方固守待援两周，军委会预估至多能坚持7天)，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盟军对第10军的顽强和功绩也颇为认可。

    方先觉于1969年元旦以陆军中将的官阶退役，1983年病逝于台北。

    沈崇：她的名字已更改

    当事人简况：

    沈崇，生于1927年，福建闽南人。她是林则徐外玄孙女，沈葆桢（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孙女，林琴南外孙女，其父是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沈劭，其兄系国民政府驻法公使。

    1946年，沈崇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先修班的学生经过考试才能成为大学的正式学生，不过与普通的高中生比，先修班的学生考中的几率要大得多）学习，1946年12月24日平安夜发生“沈崇事件”。

    事件发生之后，沈崇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后考入复旦大学，改名为沈峻。

    沈峻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中联部，之后又进入外文局工作到退休。工作期间因同学丁薇——丁聪之妹，结识时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的漫画家丁聪，1956年二人成婚。

    1957年反右派运动期间丁聪被打成“右派”先后发配到“北大荒”和另几个农场劳动多年，沈峻怀有一子，后此子留学美国。

    2009年丁聪去世。

    沈峻2014年12月11日晚因病去世。

    事件：

    1946年12月24日平安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其表姐家，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就在那里，沈崇自己说，遭到皮尔逊强奸。沈崇拼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告，当警察到出事地点查看时，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察局询问。

    晚上8点多，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修理班工人孟昭杰从修理班出来，打算去隔壁的平安电影院（今东方广场）门口买包烟。

    孟昭杰一出门，就听见电影院对面东单练兵场旁的树林里有女人的哭声。黑灯瞎火的，他不敢贸然行动，于是回到修理班叫来同事强志新、赵泽田、马文彬、赵玉峰四人。这五个人打着手电筒，进入小树林一探究竟。后来，孟昭杰在法庭上作证说，他们看见距自己一丈多远，有一个美国兵站着。距离他一二尺处，有一个美国兵与一个女人躺在地下。由于手里没有武器，对方又是美国兵，所以一干人决定去平安电影院报警。

    当时，电影院最后一排座位是“弹压席”，专供持枪军警执勤、维持电影院内的治安。孟昭杰等人跑进电影院，向警察报告，东单练兵场旁的小树林里，有美军士兵在强奸中国妇女。正在执勤的警察唐文华、王桐二人，手执步枪，随5人又一次来到小树林。

    他们眼前的情景与之前一模一样。看见警察来了，把风的美国兵迎面走过来，居然要夺唐文华手里的枪。虽然警察手里有枪，但也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于是，一群人又退了出来，打算去王府井路口找交警帮忙。

    正巧，他们碰上了正在巡逻的士兵关德俊、刘志平。众人带着关、刘二人再一次来到事发现场。美国兵与那名女子仍躺在地上，不过把风的美国兵已经跑了。关、刘二人见状，喝令美国兵站起来。那美国兵态度十分蛮横，挥手就向关德俊打来。众人一拥而上，才将他制服。他们押着美国兵和中国女子走到东单路口，恰好遇到一辆正在巡逻的中美警宪联络室的巡逻车。根据1943年中美双方签订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规定，美国军人在中国犯罪，归美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于是，肇事美国兵被巡逻车带回了美海军宪兵司令部。经讯问，这名行凶的美国兵名叫皮尔逊，受害的中国女子名叫沈崇。

    简单录过口供后，沈崇被美军移交给北平市警察局，此时沈崇的表姐夫杨振清也闻讯赶到了。为了取证，警察将沈崇送到医院检查。经过一夜的检查身体、录口供，沈崇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8点了。

    这起案件当时知情人并不多，但还是让媒体发现了。

    北平一家民办新闻机构——亚光新闻社总编辑王柱宇写了篇名为《女生看电影 归途被侮辱》的稿子：

    大学女生某，年十九岁。昨晚九时，赴平安电影院看最后一场《民族至上》影片。散场后，忽见身后有美兵二人尾随。迄行至东单大操场地方，该二美兵即对该女施以无礼。该女一人难敌四手，大呼救命。适有行路人闻知，急赴内七分局一段报告。有警士电知中美警宪兵联络室，派员赴肇事地点查看。美兵已逃去其一，当将余一美兵带走，该女生被强奸后，送往警察医院，检查后，转送警局办理。

    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亚光新闻社由于他是从一名洋车夫口中得知此事的，所以报道中有不少细节与事实有出入。

    亚光新闻社刚把这篇电稿发给北平各报纸。

    事件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游行，并迅速席卷全国。

    北京、天津、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数十座城市爆发了共有50万学生相继参加的游行抗议活动。 

    各地的学生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严惩凶手，二、美军赔礼道歉，赔偿受害人损失，三、慰问受害者。

    1947年1月6日，上海市总工会致电蒋介石，提出惩凶、赔偿、道歉等4项要求。同日，15个民主团体强烈要求“立即驱逐美军出境”。

    1947年1月30日，北京东交民巷的一个临时法庭受理此案，媒体也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连续报道。

    几经波折后，法庭判处威廉斯·皮尔逊强奸罪，劳动监禁15年；判处普利查德监禁劳役10个月。

    1947年，美方改判两人无罪释放。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对此多次致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不断与国民党教育部进行交涉，以无果告终。

    此事件，最后导致美国撤军、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军援。

    媒体反应：

    彼时北京的社会治安并不好，《北京日报》在平安夜当天曾发出过警告：“今晚是洋人的狂欢，妇女们勿出门。“

    警方对涉及美军的事务也高度敏感。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曾给国民党的中央社打电话，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中央社当即以警察局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声称：“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察局当更发专稿。”

    得知亚光通讯社将发稿的消息，汤永咸将亚光总编辑王柱宇和一些报社记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们具结，保证不发表此消息。

    但亚光通讯社还是在12月25日发出了新闻。

    12月26日北平的《北平日报》、《世界日报》、《经世日报》、《新生报》、《新民报》5家报纸都刊登了亚光社的新闻。

    《新民报》更是把中央通讯社发来的禁令也登了出来，其当班编辑是方奈何。

    这一消息引发了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活动。

    但12月28日，《新民报》刊登了一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稿。文中写道：“该女二十余岁，似系良家妇女，仅云曾在本市某学校就读……经检查后，只判断其曾受强暴之胁迫，尚无显著被奸污之迹象……”

    后又有几家媒体抛出了“受害者身份可疑”论。有报纸称：“美兵是否与沈女士认识须加以调查”，“沈系在影院和美兵搭过话”，“少女勾引，彼系狎游，并言定夜渡资”等。

    12月27日，有人在北京大学壁报中发现一则名为“情报网”的壁报。壁报以知情人的口吻写道：“最近延安曾派若干女工作人员赴各地，专门以各种技术诱惑美军，造成事件。”

    北京大学学生找北大训导长陈雪屏，陈雪屏看法是：“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该女生亦有不是处，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还是一个人？”陈雪屏恰是管理沈崇的先修班委员会主任委员，说话似非口误或措辞不当。

    为了搞清楚受害者的真实身份，《益世报》记者刘时平展开了调查。他在北大注册组刘姓主任的协助下，在学校的注册卡片上找到了受害人名字：“沈崇，十九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文法组新生。永久通讯处：上海古拔路二十五号。”并找到了其寄住地址：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14号，其表姐杨振清家。

    1946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石美浩（后成为中共党员）去访问了作为同乡的沈崇的表姐夫妇和沈崇本人，完成文章《沈崇女士访问记》。

    文章说，1947年元旦早晨九时，“记者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跨进了沈小姐现在住着的杨公馆。这是十分难得的访问。假如不是记者与杨府熟悉的话，这个访问怕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两天杨府已被包围监视。美浩遂请杨太太的外甥、他的老友来到胡同口等候，这样他才进了杨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沈崇的表姐夫杨先生说，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便有美军方带领译员并美军医官五、六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杨公馆，要求检查沈崇被污情况。时为我国资源委员会华北电厂主要负责人、沈崇的表姐夫杨先生说，事情发生后已经检查过，乃拒绝。美方来人说，如不愿再检查，则美方不负责。这些美方来人态度蛮横，十分无礼。但杨先生镇静地说，在美国，黑人污辱了白人，一定会受严惩；还说按美国军法，美军人员犯了强奸罪，不处死也会判无期徒刑。美军来员凶狠地问：“你怎么会了解这些情况？”杨先生回答说：“我在你们国家读书多年，对你们美国的风土人情很了解。”美军来人听后立刻变得非常客气礼貌了。他们说，美方已考虑对肇事美军由中、美双方会审，又表示了他们可以赔款。杨先生声言中国人被污辱绝不是赔款可了结，必须先严惩凶犯，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石美浩又问北平警察局调查情况如何？

    　　杨先生说，沈崇被污之后，来了一个警察。那天夜里漆黑，警察来到出事地点，看到美军暴行和沈小姐，马上打了这个少女一耳光，喝道：“你赚了他几块美金？”“谁赚了他的美金？我不认识他，他侮辱了我。我是大学生。”沈小姐悲痛地回答。

    　　“既然你是大学生，他说的话你给我翻译一句。”警察回身恭敬地叫美军说一句英语。

    　　狡猾的美兵懒懒地说：“She is my friend．”

    　　“她是我的朋友。”她只好照着翻译。

    　　啪！警察又打了沈一耳光。说：“妈的，你说不认得他，他不是说你是他的朋友？”

    　　“这是我翻译他说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警察问。

    　　“八面槽甘雨胡同杨公馆。”

    　　“呸，你配住那儿？你只配住八大胡同。”警察还是非常恶毒地侮蔑沈小姐，随后又把她带去警察局，最后同意用电话通知了杨公馆。杨先生星夜赶至，并作了检查等手续后，次日清晨五时才带沈小姐回到杨家。

    　　这次，石美浩见到沈崇，说她脸色很苍白，但态度镇静严肃，穿的是蓝布旗袍，绒布鞋，毫无奢侈浮华之气。这篇访问记很快在《燕京新闻》上发表了。

    法庭：

    1947年1月18日，被害人沈崇出庭作证，讲述了自己的被害经过。据她描述，她一个人在北京求学，住在姐夫家。1946年12月24日晚，她本想去平安影院看电影，但走到对面树林旁时，突然被两个美兵架走，她想喊救命，却被一个美兵掩住了嘴巴，两个美兵把她架到南大地墙根强奸，这时发现了手电光，强奸后，美兵又把她拉向东，仍在南墙根下，又发现手电光，所以此次强奸未遂。后来她又被拉到东大地空房内，她曾脱身逃出，但又被抓住，并滑入沟中，后又被拉到东大地空房内被强奸，此时她已经没有力气哭喊，脖子也被掐住，后又在东空地被强奸。这时忽然有人以枪喝令美兵起来，三人似乎有争斗，这时人也越来越多……法医给沈崇做检查，发现她腿上及下身都有伤痕。

    被告辩护：

    1947年1月21日，双方展开辩护，被告辩护指出：在事发当晚，事发地点周围行人多在百人以上，都未听到沈的叫喊，又有中国兵士七人往观，都没听到沈呼喊。前后三小时之久之性行为，而臀部等处都没有伤痕，可见未有挣扎。

    皮尔逊的辩护律师约翰·马斯特斯不能证明沈崇是个妓女，但他长时间地使劲争辩说，沈同意和皮尔逊发生性行为。马斯特斯声称，所谓强奸发生的地方交通通常很繁忙。如果沈大声呼救，就会有更多的人更早地前来援救她。

    马斯特斯还说，如果沈像被强奸时那样挣扎，其私处就会受到更多瘀伤和伤害，缺乏激烈的体力抵抗提示那是合奸。关于沈崇在警察局提出强奸指控一事，马斯特斯声称，沈崇这么做只是因为她在合奸中被捉到了，因此觉得说那是强奸更有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皮尔逊的律师很可能没有看过《大清律》中强奸罪的严格条文（其中的僵硬的证据要求给受害人施加了沉重的证明犯罪的负担），他的辩护却是按照类似的路线走的。根据《大清律》的强奸条，为了确立强奸犯罪，受害人必须提供证据，以证明她在那折磨中自始至终都在反抗，“此类证据须包括：甲、目击犯罪或听到受害人呼救的证人。乙、身有瘀伤或伤口。丙、撕破的衣服。”如果那女子在性攻击的过程中停止反抗，则该案须断为“非法合奸”。换言之，如某个学者所言，如果不是受害人的死亡，起码必须是严重受伤，才能让判案官员认定强奸指控的真实性。在沈崇案中，她实际上已经满足了中国传统的强奸罪的三条标准，但马斯特斯还要争辩说，为了强奸案得以确立，她应该受更多的瘀伤和叫喊得更响亮。

    原告辩护：而被害人称被扼住颈部，但颈部也没有伤痕。而膝盖小腿上的伤痕，是在当天11小时后才发现，也不能算是理由。所以可能是沈同意与被告发生性行为的。而当天她并没有向值勤美国宪兵控诉被强奸，可能是她的姐夫计划好后才控诉的。

    检察官：

    检察官驳斥沈未喊叫，但中国兵作证称听到三次。扼住颈部不一定就有伤痕，所以不能认为同意性行为。而当日没有控诉强奸，原因不确，可能是语言不通……

    检察官保尔·斐茨格若尔德中校指出了两个陆战队员的强大的躯体（皮尔逊身高六英尺，手“又大又有力”）给一位只重125磅的18岁女大学生带来的震慑效应。他进一步争辩说，法律并不要求一个女孩去作超过“她的年龄，力气，周围的事实以及环境允许她做的事，来表示她的反对”。他最后说，很难解释一位出身于良好家庭、受过出色教育的年轻姑娘(注：沈崇出身福建名门，清代名臣沈葆桢之曾孙女，林则徐之外玄孙女，为世家之女、名门大家闺秀)，为何会愿意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一个空旷的操场上，与一个她刚刚偶然遇到的醉汉度过三小时。唯一的解释就是她因为别无选择不得不呆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审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记录已经解密。

    据在美国的周启博介绍，当时沈崇案由军事法庭审理，案卷存军方档案库。因涉外国公民，管外交的国务院也有相同的一套案卷。他从国家档案馆取得国务院这套案卷的复制件，全部为英文记录，共150张。因年久有些词和字母不太清楚，需从上下文猜出。据周介绍，沈崇事件发生以后，1947年 1月6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加强师）司令下令于中国北平第五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举行审判，前后经过多次审理。

    当时法庭组成情况是：

    1、律师开场白。2、有关人员，法官和记者入庭，宣誓。3、提出控告。4、辨方抗辩。5、控方发言结束。6、辩方发言结束。7法庭调查结果。8、判决。

    同时法庭还出示了相关证据：

    1、黑板上地图的照片。2、 手套的描述。3、 1946年12月24和25日气象纪录。4、1947年1月13，14和15日气象纪录 。5、大衣的描述。6、内裤的描述。7、上衣的描述。

    最初对皮尔逊的控罪共有五项。 控罪1、强奸。控罪2、企图强奸而攻击。控罪3、自愿性行为。控罪4、有害秩序和记律的行为。控罪5、可能损害士气风纪的不道德行为。

    1947年1月7日，对案件中的控罪3和5 及说明予以撤销。1947年6月11日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案的审判记录显示：控罪3和控罪5已经撤诉；控罪2和控罪4被宣判无罪。控罪1，他被判有罪。他被判决降为列兵军阶，监禁十五年， 受不名誉退伍和其他有关处分。下令审判的有关当局已经批准了审判过程，调查结果和判决。

    据档案记录显示，原告是19岁的在北平国立大学读书的学生。她的证言内容如下：

    强奸发生的那天晚上，大约８点，她一个人沿公共街道走向亭台电影院。在照明良好，行人众多的街上，被告和另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普利卡德）忽然一左一右把她挟持，“护送”她走向与她目的地几乎相反的方向，穿过一个狭窄的街区（那里显然有树），到了东（长安）街，又穿过东（长安）街，走了约60码，进入一个叫作“跑马场”或“阅兵场”的地方，到达“南墙”（前奥地利公使馆墙）附近的一个地点。根据原告所说（被告和他的同伴都没有这样说），她喊叫了一次，此后她的嘴就被捂住了。她反抗却没能挣脱。到达墙边时，被告和普利卡德强制她倒在地上。因为她反抗，所以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要合力才能按住她并脱掉她的内裤。然后被告趴在她身上，尽管她反抗和力图并拢两腿，被告还是完成了性交行为。原告看到手电光束后喊叫，但她的喉咙马上被扼住了。为引起注意，她挥舞在她身旁的她的白色内裤。显然是怕引起别人干涉，被告沿着墙“拖”她向东走，紧抓住她怕她逃脱。被告再次试图性交，她激烈反抗使被告未能得逞，她又看到手电光，但她因怕被告杀她，没敢喊叫。被告带她绕过墙角向南，到达检阅台，在那里她从被告手中挣脱，随即又被抓住。在检阅台附近，在离交通繁忙的哈德门街约80到90步的地方，被告再次性交进入原告身体获得成功。原告因与被告挣扎多时已经筋疲力尽。她又喊叫了一次，并挥舞她的衬裤。这时有８个中国人，带着手电和枪，来到现场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救了原告。一辆宪兵巡逻吉普把被告和原告带走。

    据法庭记录，一个中国军队人员是原告的证人，他作证说：在事发那个晚上 8点左右， 他看见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在亭台电影院附近“带走”一个姑娘。 她在哭，“声音不响也不太弱”， 但她什么话也没说。他没有进一步调查就回他的总部去了，把此事告诉4名中国军人。

    这个证人由这些中国军队人员陪同，其中两人有手电，来到离领事馆南墙边一个位置约20尺处，在那个位置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姑娘在地上，一人在另一人身上。第二个海军陆战队员站在离地上的两人约2尺处。不但这个证人，而且他这一组人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听到任何喊叫，也没看到任何挣扎。这组人中有一个听到女人哭泣，其他人没听到任何声音。这5个人被站在旁边的并没带枪的海军陆战队员赶走了。过了一会，又有两个带枪的中国人加入这组人，现在这组人共7个人，他们又往回走，只到了那条街，又被那个海军陆战队员赶走。被告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此时还在南墙下原来地点，离这组人有大约60码远。这组人取得了附近一个中国交通警察的协助之后又向那个地点进行了第3次行动。（这时距离两个海军陆战队员第一次被看到“带走”那个姑娘已有两个半小时。）这次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已经不在那里了。在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呆过的地点，这组人发现了一条围巾和一支有血迹的手套。 姑娘发出哭声并挥舞她的衬裤，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在检阅台附近找到了卧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他们强迫被告站立起来。这组人作证说，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都是满身尘土，衣着凌乱，他们的外衣都穿在身上，姑娘臀部是湿的，被告对警察态度粗暴，被告试图搂抱姑娘，姑娘一直在哭。刚才提到的交通警察作证说，大约晚10点半时他接到关于此事的报告，他去了跑马场，看到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两个人都站了起来。警察说姑娘告诉他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但是，那一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听到姑娘的这一投诉。在法庭盘问时，警察被问到姑娘向谁宣称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警察回答“她告诉我了，因为我问她了”。而且，这个警察第一次见到在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时，姑娘没有说她正在被强奸。

    第2天凌晨大约2点半，姑娘由一个中国医生做了检查。医生作证说，他在阴道入口下部中间发现了一小块新鲜伤痕，只有生殖器进入阴道才能达到那个部位。他说“正常性交”通常不会产生这样的伤痕。除了这一小块伤痕之外， 医生说姑娘的“身体”是正常的，外生殖器没有可见伤痕，没有发现精子细胞，而且“难以确定是不是真的强奸”。记录显示这个事件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那天夜间很黑，无风，气温在华氏15到 20度。

    辩方证人作证说，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夜之后大约3个星期里，他们两次在所说的强奸发生的地点观察行人和交通情况。他们在黑暗程度，风速，时间和气温都和所说的强奸的那个夜晚很相似的条件下研究了那个地点的行人和交通。总括地说，他们作证指出，每小时通过东长安街的行人和车辆数目有几百，那条街离被告第一次攻击原告的地点距离在60码以内。哈德门大街上行人车辆数目就更大些，而哈德门大街在第2次攻击的地点和被告被抓起来的地点以东不到100 码。证词进一步指出，如果谁在第一次攻击地点“大声说话，不必喊叫”，那么在60码以外的东长安街上的人能清楚地听到。

    据法庭记录显示，有数名宪兵到了中国警察逮捕被告的现场。他们作证说在现场被告用手臂搂住原告，原告显然是同意的。一个证人作证说被告和原告试图一同离开跑马场，另一个证人作证说他认为那个中国姑娘看来“完全放松”，不像“受到刺激或者哭过的样子”，而是“对整个事件表现平静”。早些时候和被告一同喝过酒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说，被告被酒瓶割伤了手指节，这可以解释现场发现的手套上的血迹。

    所说强奸案次日下午，一个美国医生检查了原告。这个医生作证说，在原告的臀部，大腿内侧，脸和脖子上都未发现伤痕。原告阴道入口处小的割伤在正常性交时也可能发生。这个医生在所说事件次日早晨也检查了被告，在被告性器官上没有发现伤痕。当夜值班的宪兵军官作证说，被告被从阅兵场带来时，对被告没有任何控告。假如有强奸的指控，被告就会被关起来，而不会作为嫌疑人释放听候传讯。原告在所说的攻击那天晚上穿的衣服和衬裤都列入了证据。原告陈述她交出衣服以后，衣服被割了几个小口子，除这些小口子之外，这件衣服没有其他损坏。和衣服一样，她的衬裤也没有暴力的痕迹。

    法庭记录认定，仔细考察举出的证据后即可发现，原告没有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做出足够的反抗来支持她对性交不自愿的说法。虽然证据显示 1946年12月24日晚事件开始时她不是自愿跟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走的，但是除了她自己的证词以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她哭过或者反抗过。与此相反，其他控方证人作证说，在她和被告呆在一起的那么长的时间里，证人既没听到她哭叫，也没看到她挣扎反抗。如果说这些要干预被告和姑娘的证人相信姑娘正在被强奸，而他们无力援救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同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事件长达几乎3小时，所说的几次攻击就发生在交通繁忙行人众多的街道附近，竟然没人听到呼救声。她并没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被殴打，也一直没有失去知觉。虽然她宣称被告几次扼住她的喉咙和捂住她的嘴，医生在次日检查时在她脸上和脖子上没有发现伤痕。她作证说她的衬裤是被强力脱下来的，但在当庭展示证据时，却没有任何污迹和撕破之处。她的衣服也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在整个争执过程中她都没脱下她的手套。她的阴道口有轻伤，这种轻伤与自愿性交的情况相符合。她争辩说她做了当时环境条件下她力所能及的反抗，可是除了这点轻伤以外，所有其他事实都不支持她的说法。在警察拘押被告和她两人时，也没有见到他们精神歇斯底里和身体筋疲力尽的证据。对于被告违背原告意志和原告性交的说法，本案证据不能消除对此说法的合乎常识的怀疑。

    军事法庭最后认定，根据事实和上述法律， 对控罪 1 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 , 予以撤消。根据对控罪2和控罪4的调查结果，对法庭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 予以撤消。总军法官认为，下令审判的机关根据以上陈述和建议采取的司法程序和行动是合法的。

    这个陈述和建议后来得到了海军部长苏利文的批准。因此，对控罪1 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予以撤销。根据对控罪 2 和 4 的调查结果，审判的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也予以撤销。

    对撤销皮尔逊强奸案判决，当时国内反映非常强烈。（但许多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认为，虽然在道义上这很不公道，但不能说这个案子不合法。）

    时代背景与成为公共事件：

    沈崇事件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美军驻华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对于抗战以后获得一时声誉的国民党来说，种种社会问题使得民众不满情绪长期积累，“沈崇事件”或成为国民政府垮台的导火索之一。

    沈崇事件恰好为国人，特别是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产生巨大反感的机会，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沈崇事件就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振荡。

    沈崇事件的发生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是这一事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青年学生愤怒的主要原因。

    在沈崇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在华驻军引发的类似社会问题非常之多，其中有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

    1946年9月22日晚上，在上海黄浦滩的一条路上，一个驻华美军（也是海军部的），把一个黄包车夫臧大咬子给打死了。

    按说这样的事件应该比沈崇事件更令人发指，因为人命关天。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证明中国的青年学生在人命和贞洁方面，后者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或者说后者更具备诱发他们愤怒的因素。

    至少在如下几条原因中，沈崇事件是一个恰好的导火线。

    1、沈崇本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严格说不是正式学生），也就是说，她的受害就是青年学生直接受害；中国人在判断社会是非时有一种心理，就是他们总是关心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事，远处的事，他们通常都很冷漠。

    2、沈崇是一个女学生，还是一个富家子女。她的出身和四十年代多数青年大学生的出身背景相近。对美军示威抗议者的阶级偏见很明显。有一个对蒋介石颇有微词的美国领事馆官员， 当他问一个抗议者，中国士兵是否也对妇女行为不轨时， 抗议者告诉他：“是的，可是中国士兵只去搞中国农村女人， 不会性侵犯中国女知识分子。”这些学生决心保卫自己的同类，因此他们虽然联想起以前发生的“暴行”，但认为沈崇强奸案与那些攻击底层中国人的案件不同。 北平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中地，比其他城市受西方影响相对小些， 强奸案发生在北平就使问题更复杂。 许多有教养的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优于西方人， 现在这种态度就公开化了。此外，对日战乱中逃离北平，刚刚返回中国学生渴望生活正常化， 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北京一所医学院无疑使他们不快。
    3、沈崇是被强奸的，在中国人心理中，这是比人命还要大的事。
    4、沈崇是被外国人强奸的，特别是当时的美国人，这更让当时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可以设想，如果皮尔逊是直接拔枪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强奸，事情恐怕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
    5、沈崇是被美国人强奸的。

    像沈崇事件这样的事，在海外驻军当中是最容易发生的，近年来美国在日本冲绳的驻军也时常发生强奸案，这是海外驻军中常见的问题。但对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传统上，他们还是很难摆脱中国人常有的思维。

    1947年1月11日《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过记者写的文章《中国学生抗暴运动》。文章认为，典型的中国骂人的话是永远和性关系相连的。比如说有“王八蛋”“混帐”，“小舅子”，“娘个操匕”“狗养的”，“丢那妈”等等之类，在英文里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同类语是：“Son of bitch , Son of gun，Bloody bastard”，一般地这些在社交中都是使人蹙额或是甚至加以禁止的。

    中国人对于性关系上的失检是认为极其严重的，而这些常常为外国人视为单纯的“私事”而已。这是北平强奸案之所以为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所特别重视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还因为这个罹难者是中国第一流最高学府的一个有高等身份的女学生。进一步说，更重要的是这案的政治主义。在平时，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已经一声不响地过去了，或者已经毫无困难地被掩饰过去，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势形下，当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成了各方抨击的对象，强烈的反美暗流已经存在多时，北平强奸案就必然使小事酿成大祸了。

    在中国人看来，强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种罪恶。就法律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为，就道德观点说这是一种卑鄙，同时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同时在许多情形中，旧式的中国人特别是重视其社会性远超过其法律性。一个很有名的中国格言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以诽谤加之于一个男人的女亲的贞节或其个人的正直恐怕是你对一个自尊的中国人所能加的最大的侮辱。

    此点就是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也不讳言，他们在事后的回忆中说：“那时我们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的要求，但多数同学对这要求的了解是因为只有美军退出中国，才可以不再发生类似沈崇的事件。若在当时强烈的指出美国政府与中国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有缘的关系，恐怕是不能为多数同学接受的。当时是感情多于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们得承认民族自尊心和贞操观念是运动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虽然美军在华侵犯中国主权，间接直接屠杀中国人民是这个运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时是潜伏的。能明显如此自觉的并不多，那是远没有今夏‘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大家所表现的高度的自觉和认识的深邃的。”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
    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
    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
    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
    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
    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
    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
    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

    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作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
    1946年12月31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

    四、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

    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

    邵燕详曾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选择：“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

    1948年初，一个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学生的认识也很有代表性，这个女生名叫杨静远，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在和自己恋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许多史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

    信中说：“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 ’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

    当时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有诱惑力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杨静远在她的信中说：“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情共产党罗！’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

    对于沈崇案，在当时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上做了分析，这些人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就对此事发表过许多评论，《观察》的态度大体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

    吴世昌在《论美军事件》中认为“这次因美军暴行而引起的学生运动，除了抗议暴行，要求道歉，惩凶、赔偿保证以外，全国学生第一次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也有人要求废止中美商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虽不是全体的意见，但要求美军撤退是一致的。这个运动截至现在为止，中国官方除通令劝止外，尚未有公开指为受中共策动者。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沪市长称，应付此事，决以民主作风。渝党政军联合会议，决定准许学生游行，各地学生游行秩序亦佳。只有联合社的报道，却拾了旧中国政府的牙慧，说是受中共策动，以侮辱学生游行的价值，图减轻美国舆论的指摘。”

    吴世昌在他的文章中还对胡适和傅斯年认为沈崇事件是法律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吴世昌当时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观点，他也认为美军驻华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所以即使美军在华相安无事，而国人提出请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为‘越轨’。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和去年反对苏军在东北延不撤退，同样正确。连清华大学美籍教授Winter都赞同北平学生的运动，联合社至少不能指Winter也是受中共指使罢？”

    “至于中国需要美国的友谊与协助，则为另一问题，与此案无关，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运动。所幸各地学生游行，尚无此现象。现在必须弄清楚：第一，敦睦交，不必也不可牺牲一国主权，容许外兵在平时长久驻留。第二，反对美军驻华，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的友谊，正如因反对苏军驻东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谓反苏排外一样。反对美军驻华只是反对其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某种政策。一个人民尚且可反对其本国政策，何况一国政策侵及别国主权，被侵国人民岂有不能反对此政策之理？第三，美军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为此政策之结果，则二者显然不能分开。第四，抗议暴行，反对侵害主权，美国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时仍不可不诉诸理智。万不可因此损害邦交及友谊。我们不愿受人侮辱，自己也不可侮辱别人。”

    《观察》还发表了费青《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和周子亚《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权问题》。

    费青和周子亚都是法学家，他们虽然在感情上非常认同学生的行动，在道义上也谴责美军的暴行，但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对美军的暴行及后来美国海军部对皮尔逊案的翻案，却表示出了相当的理性。

    费青就说过：“这个复核结果当然是不当，从而违反了公道，但是狭义地或严格地讲，不能说它是违法。我并非在替美国辩护，更不是在反讥美国以违法为合法。”

    周子亚从国际法角度对于美军暴行做了分析。他在立场上也和学生一样，但他的观点却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华驻军的法律失之过宽，让美军在中国领土行使审判权，有损国体。

    沈崇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重新观察沈崇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却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他们后来的命运。任何历史都有延续性，半个世纪前，一次偶然事件中所映现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各方的行动：

    为能顺利平息案件，蒋介石委派宋美龄来处理该案件。

    据陈廷一所著的《宋美龄传》记载，宋美龄一天晚上先是来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董务室与沈崇（已经被提前转移到这里）会面。

    宋美龄刚问“你是沈崇姑娘吗？”沈崇点点头，就失声痛哭起来。宋美龄掏出白手帕给沈崇擦眼泪，并对她进行了安慰。

    然后，宋美龄对沈崇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会满足你的。”

    沈崇只提了一个要求，“为了天下姐妹免再遭痛苦，请夫人严惩皮尔逊之流！”

    宋美龄离开金陵女子大学后转向远郊的特别军事囚禁处。

    宋美龄与皮尔逊在接待室会面，皮尔逊对其的到来很吃惊，还开玩笑地问，“我的第一夫人，什么屁事能够使你跑到这里关心我？”

    宋美龄没有发火，她认为冷静更具有威慑力。于是，她笑容可掬地说道，“我的皮尔逊上士，看来没有给你铐上手铐，倒过得挺痛快呀！”

    宋的态度让皮尔逊害怕起来，他赶紧问，“夫人，我可能判多少年？”

    宋美龄伸出手做了一个抹头的动作，意思就是直接处死。皮尔逊吓得尖叫起来，“不能按你们中国的法律办事，在我们美国强奸最多判3年。我是美国人，应该按照美国的法律办事。”

    宋美龄，说你这不是一般的强奸罪，你强奸了美国的援华政策，强奸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且惊动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国总统。

    皮尔逊顿时被吓瘫了，认为自己肯定是死定了。宋美龄见时机已到，就对他说，“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可以救你！”

    已经被吓傻的皮尔逊连忙求饶，“只要夫人能救我一命，夫人要我干什么都行。”

    这个时候，宋美龄拿出一卷纸说，“只要你写一份认罪书，我一定在美国总统面前说清，最多判你15年的徒刑，决不会处死你！”

    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共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没有确切证据。

    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

    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

    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是，沈崇案发生后，当时中共有一些对策。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指出：

    “（一）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通知特别提出利用妇女对沈崇案的愤怒，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

    王汉斌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一文曾详细讲述过当时的情况。

    当时南系北上后，由袁永熙、王汉斌、洪德铭组成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学委，并立即在北大、清华等校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他说：“这时党面临着在学校里迅速扎下根子，占领学校阵地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也是极其细致深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计划非常周密。

    王汉斌说：“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党员徐裕荣同志当选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由此，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即为我党所掌握了。第三种是北大。——地一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想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

    中共对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汉斌回忆：“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极大努力弄清沈崇真实身世，向社会公布真相的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当时各方态度：

    毛泽东称其开辟了解放全中国的“第二条阵线”。

    美军高层悍然否决这是一起强奸案，并裁定罪犯无罪开释。

    国民党前政府要员则称沈崇是中共的女特工，色诱美兵制造事端以打击美军和政府当局，是中共地下党蓄意制造的一起假案。

    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飞机抵平。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

    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格蕾蒂斯·艾伟德在中国

    1902年，艾伟德出生在英国的伦敦郊区，她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她的家境仅仅能够维持温饱，她也仅仅只能上几年学，毕竟家中的条件无力支撑她的学业，于是当她长大后，她便去了富人家庭去当了女佣。

    她也因为家境贫寒以及长时间的劳作，导致了长期的营养不良，身高仅仅只有1.45米。

    在艾伟德27岁的时候，她和大部分英国人一样信仰基督教，同时，她申请参加对华传教的内地会，却因为受教育经历而被拒之门外。

    得到消息的她，积极参加了神学培训班，却因为基础差学习进度并不理想而被淘汰。但她并没有气馁，一边打工一边攒钱，终于抓住了一个好机会。她听说在中国传教的珍妮女士因为年龄大了，想要退休，但是没有人愿意接替她。

    艾伟德得知后立即提笔写了信，她表达了自己愿意前去接替珍妮女士的愿望，希望她能给自己这个机会。

    在几个月之后，她得到了珍妮的回信，珍妮愿意接纳她，但是希望她能先到达中国的天津，她会派人前去接她。

    收到信后，艾伟德辞去原本的工作，并和父母家人告别，简单地收拾行囊，用自己打工多年的积蓄购买了前去荷兰的船票，准备在荷兰乘坐前往俄罗斯的火车，从西伯利亚中转进入中国，沿着中东铁路南下大连，最后从大连坐船到达天津。

    其实有直接从英国直达天津的船票，但是坐船的费用比她原定的路线所花费的总钱数贵了2倍，此时的艾伟德并没有那个经济实力，买好去荷兰的船票后，她身上仅仅只剩下了2英镑9便士，这还不一定够她后面的车资，而且她的旅程也并不顺利。

    当她在荷兰坐上前往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火车时，这趟列车居然被迫转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车站的许多劳改犯登上了这趟列车。

    随着火车再次行驶，列车终于到达西伯利亚，可是还没有到达终点站，艾伟德等乘客就被赶下车，要乘客们向前走一站，而艾伟德无奈之下只能到前面的赤塔转车。

    可在她艰难地到达之后，当地的官员却告诉她，直接前往中国东北的铁路已经不通行了。

    原来日苏矛盾升级，去往中国东北的满洲铁路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已经暂不通行了。在当地一位夫人的帮助下，她坐上了前往海参威的火车，从那里搭上了日本人的商船，跟着商船去了日本。又从日本，乘船到了中国天津。就这样，她跨越了一万多公里来到了中国，在这里开启了她人生的新篇章。

    艾伟德在天津宣教中心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到达了山西晋城。在这里她遇到了司米德夫人，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司米德夫人为她准备了中式的旗袍，又派人将她送到了阳城。

    当她到达阳城后才发现，教堂的地理位置似乎并不符合教义。

    在阳城的教堂是在一所民房里面，恰好处于县城的大街旁，来来往往的人和车队络绎不绝，并不清净。

    所幸的是，教堂租金低廉，每年只需一英镑，而且面积足足有百余平方米，还有专门的厨师做饭。在这样的条件下，地理位置的不利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

    此时的珍妮已经七十三岁了，在中国传教也有五十余年了。对于来接替她的艾伟德表现得十分友好，亲切地握着她的手，为她展示教堂里的一切，还手把手地教她如何处理教堂的日常事务。

    于是，艾伟德就在这里留下了，她将教堂打扫得干净整洁，对于在中国的将来生活也充满期待。

    艾伟德在这里住下后，发现教堂的院落十分空旷，她想要在教堂的闲置院落开一个客栈，就专门用来接待那些路过的骡队，同时还可以趁着他们进来歇息、吃饭的时候，给他们传播教会的福音，客栈的房费还可以作为传教的经费。

    在与珍妮商议后，珍妮欣然同意，在两人给客栈起名字的时候，珍妮提出建议，希望能叫做“八福客栈”，这是取自圣经里面的《登山宝训》中的八福训导，艾伟德欣然同意了。

    客栈开门之后经营惨淡，艾伟德觉得厨子是当地人，口味不会偏差，只能是中国人看着是外国人开的，有些害怕，但这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她毫无办法。

    面对没有客人登门的状况，珍妮建议让艾伟德在门口招揽客人，可作为一名传教士，珍妮的建议让艾伟德有些犹豫。

    就在艾伟德陷入两难之地的时候，或许是基督的福音让她得到了某些启示，她开始走向门口，只不过由于语言不通，她的揽客计划行不通。但是她依旧坚持，总有人好奇地看上两眼，有的人看到干净的用餐环境和便宜的价格也会进店吃饭。

    珍妮与艾伟德两人招待细致，慢慢地口碑就传了出去，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吃饭、休息。

    她们学习当地的方言，将《圣经》变成一个个小故事讲给过往的人们听，人们将其当做神话故事也愿意听一听，解除自己的劳累，还自发地定下规矩，在艾女士讲故事的时候，不准发出声响随便打断。

    受到艾伟德传教的影响，慢慢地她发现来用餐的人们都有了一些改变，大家不再是以前那种拍桌子骂娘的凶悍模样了，都能相互谦让，礼貌交谈了。

    就在这个时候，噩耗传来了，在一次外出传教的时候，珍妮从楼梯上摔下，不治身亡。艾伟德只好自己承担起了八福客栈的经营责任。

    由于八福客栈的名气越来与响亮，甚至吸引来了县长。县长前来是带着目的，希望艾伟德能支持自己推行“天足运动”，废除缠脚的陋习。面对县长的请求，艾伟德欣然同意。就这样，艾伟德代表政府游走在附近的乡里，向他们普及缠脚的危害，并用自己做例子，告诉人们缠脚后女性的脚会是一种病态的现状，她也趁机宣传圣经里的故事劝导人们向善。

    在这件事情后，艾伟德在阳城一代彻底出名。

    监狱暴乱，监狱长还请她前去劝说，面对暴徒沾满鲜血的刀刃，她十分平静地向暴徒承诺，只要他放下武器，不会受到惩罚的。还为那名暴徒讲述圣经里耶稣的故事，最后暴徒在她的劝导下放下了武器。

    在1938年，日军将战火蔓延到阳城，派出两架飞机对阳城地区进行轰炸。

    日本战斗机在阳城投下了二十四枚炸弹，八福客栈也被投下的炸弹轰成了废墟。艾伟德被压在了房子下面，庆幸地只是受了轻伤。

    但是不久后，日军就快到达阳城。艾伟德为了避开战火，带着人转移到了山区。

    在山区中，她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将不多的急救药品全部用在了临时医院，专门用来救治受伤的中国军民，对于伤者的来历，她并不多问。

    看着百姓受苦失去生命，艾伟德对于日本人的行径十分憎恨。这也是她第一次直面日本人的残暴。

    1932年，艾伟德前往了泽州内地会，与同胞们短暂相聚。却没想到喝多了的日本人像是发了疯一样，闯进了他们的屋子里。

    她上前去劝阻的时候，被日军用枪给砸晕了，醒来后的几天里面，她还一直头痛不已。

    日军的残暴行为让本来中立的她渐渐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1936年艾伟德加入了中国国籍。

    《时代》杂志的创始人也十分同情中国人的遭遇，得知了艾伟德对中国人的援助行为，对她进行了采访。

    艾伟德公开表示：作为宗教人士对于战争持中立态度，但是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她十分憎恨日本的残暴，因为她受到了日军的多次无理由伤害，而且她已经是一名中国人了。

    五、千里迁移

    艾伟德还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

    有一次她在阳城的市集上闲逛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个满脸沧桑的妇女在卖自己的女儿，孩子十分瘦弱。

    她于心不忍便与那位妇女讨价还价，从两个银元砍到了九毛，最后将女孩带回了八福客栈。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又接连收留了流浪的八岁男孩、失去父母的婴儿等等，在她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时，她计划建立一个救助站收容这些孩子。

    1940年，在泽州暂住时，她的艾伟德的救助站终于建成。她建立的救助站收纳了两百余名孤儿、一千余名难民。

    救助站的规模有些庞大，在战争即将来临之际，出于安全考虑，她决定将这些孩子们分两批转移到西安的救助站和阳城山区，她留下来照顾这一千多名难民们。

    她派遣助手率先将一百多名孤儿护送到了西安救助站，在准备转移剩下的一百名孤儿的时候。

    她得到了日军春季扫荡的情报，日军要对她和她的宣教站下手，并且重金悬赏一百美元想要抓住她。

    艾伟德得知此消息后，她带着一百名孩子连忙出了泽州赶往阳城，在回去的路上，她没有躲过日军的战斗机扫射，肩膀上受了伤，在简单地处理过后，她没有暂歇，而是依旧坚持赶回阳城。

    随着日军逐渐迫近，艾伟德感受到严峻的形势，她只得再次规划撤退路线，决定去往西安。

    她可以随便走，可孩子们怎么办？

    一百名孩子人数太多了，没有办法藏匿在老乡们的家里，而且自己一旦离开他们应该如何生存？

    可是从阳城去西安地区足足有一千多公里路，人多了目标也就大了，何况带着孩子们可怎么走啊。

    但是艾伟德害怕留下的孩子成为日军泄愤的工具，于是一咬牙就决定带着孩子们进行转移，大路走不通就从山里面绕。

    在他们转移出城的时候，县长闻声赶来，送给了他们几袋小米，还派人送到了黄河边。

    这次转移最难的地方在于，一千公里的路上有近一半路程都是崎岖难走的山路，别说孩子们，就是她一不小心也会摔倒。

    她考虑到这一点，就让孩子们走到中间，前后都是大人们。

    一方面，在前面的大人可以及时地查看道路，在后面的大人可以兼顾到孩子们，让孩子们不会落下；

    另一方面，中间的孩子们相互搀扶着，最小的几个孩子被大人们用箩筐担着，有的孩子累了走不动了，就由大人抱着走一段路，稍微休息再接着自己走。

    等到孩子们大多都喊累的时候，队伍就会停下来歇息。

    由于物资不够，每天就吃一顿小米粥，到了晚上，找个防风的地方就地睡觉。

    孩子们走的鞋子都磨破了，衣服也没好到哪里去，被树枝刮得一条一条的，最让艾伟德心疼的是，好多孩子的脚因为高强度的行走，出现了肿胀的现象。

    有一次，他们在山里面遇到了一支游击队，游击队的士兵们陪伴着这群孩子走了一段路，临走前还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食物。

    这才让他们得到了物资的补给。就这样不断地赶路，他们一行人终于在十二天之后看到了黄河。

    黄河波涛汹涌，如何安全渡过黄河，成为艾伟德思虑的重要问题。

    想要找船，但是附近压根就没有能够容纳这些大人、孩子的大船，而小船在河面上也并不安稳，好几天都没有进展，让她苦恼不已。

    这时候，对岸的国军士兵划着船来到了艾伟德身边，这群难民国军已经观察很久，在他们确定不会对国军士兵产生威胁的时候才划船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当国军士兵得知她就是艾伟德后，纷纷向她表示敬意。

    在山西，艾伟德的事迹被很多人所知晓，于是，国军派了一艘船将这群孩子分了十余次运送过黄河。就在艾伟德得知自己来到了国军防区的时候，她终于不在提心吊胆了。

    在军人们的帮助下，艾伟德一行人搭上了前往西安的火车，一路上他们发现沿途有很多的难民救济点，这也让一行人的吃饭问题得到保障。

    当火车到了中条山中部的时候，因为桥梁被战火波及而炸毁，火车只能原地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艾伟德决心带领孩子们继续徒步向前，但是前进的路线无论是当地的村民还是火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无人知晓。

    她只能根据大概地走向硬着头皮往前走，孩子们面对一座座的山峦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面对这样的状况，艾伟德既要耗费大量精力在前进探路上，又要分出精力安慰这些孩子们。

    孩子们绝望的哀嚎声，让她也有一瞬间只想要躺下去放空自己，什么都不管，可是这不行，委屈的她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她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她哭，直到好久之后才停下来。

    哭过后，艾伟德又打起精神继续赶路，在几天过后，她发现前面有了房屋，在向屋主人进行简单的询问后，艾伟德知道自己终于到了潼关。

    从这里的人口中得知，这里距离西安已经只剩下一百四十公里了。

    在当地人的指导下，艾伟德一行人坐上了运送黑炭的车，然后又转乘了几次火车，终于到达了西安，但是却得知西安已经不再接收难民。

    她在多方询问之下，得知扶风县的保育院能够接受他们，他们便动身前往宋美龄创办的保育院，到达后，艾伟德在数完人数发现一个都不少之后，松了口气就晕倒了。

    医生告诉保育院的负责人，艾伟德已经高烧很久了，但是由于精神紧绷她自己并没有发现，已经发展为肺炎了，脑部也有被重物击打过的痕迹，肩膀上竟然还有一颗子弹。

    医生十分感叹，本来艾伟德就存在营养不良，现在各种情况混在一起，非常糟糕，随时都有去世的风险。奇迹发生了发生了，即便情况如此危急，艾伟德还是醒了过来，她醒来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开口询问自己一百个孩子的情况。得知他们在扶风县的保育院，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又彻底地昏迷过去了。经过医生的救治，艾伟德保住了性命，但是她在孤儿院整整治疗了一年才恢复了过来。

    在1940年带领一百个孩子们离开阳城之后，她就再也没能回去阳城。原本是因为那里是日军占领地区，回去并不安全，她便去往兰州和成都传教。抗日战争结束后，局势并不平稳，她的阳城之行只能被搁浅。内战爆发，阳城又成为了国民党的管辖区，由阎锡山驻守，身在共产党辖区的她，因为战乱又无法成行。

    离开前，她去同孩子们告别便动身前往成都，在那里她救助了很多的贫苦百姓和麻风病人。但是好景不长，她又在1948年病倒了，这次的她需要长时间的休养，但是当时的中国，并不能给她良好的休养环境。在朋友们的劝说下，艾伟德在次年她回到了英国，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团聚。

    在艾伟德回国后，伦敦记者为她专访，将她的英雄事迹都记录下来，让世界都知道了这位勇敢、善良的女性。她的故事还被编写成《小妇人》一书，其后，又被改编为广播剧。1957年，她的故事被美国的福克斯公司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

    1957年，艾伟德前往中国香港地区，在这里她遇到了她救助过的孤儿，和他们一起救助香港的难民，无奈的是因为自己的签证到期，艾伟德只好离开香港前往了台湾。在台湾她建立了“艾伟德孤儿院”，救助台湾的孤儿群体。她还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接见，并给她的孤儿院捐款。

    1970年元旦，艾伟德不幸患上了流感，因为病情凶猛转为了肺炎，随着病情恶化已经无力回天，艾伟德去世了，她被葬在台北，按照她的遗愿头朝大陆。

  •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目录

    前言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第一篇 经济行动的社会学基本范畴 第一章 经济行动 第二章 市场经济原理 第三章 分工的类型 第四章 资本计算的合理性 第五章 货币制度 第六章 经济与政治的相互渗透

    第二篇 经济与社会团体 第一章 经济与社会秩序 第二章 共同体的经济关系 第三章 共同体关系与结合体关系的类型，及其与经济的关系 第四章 种族的共同体关系

    前言

    以下这段导论式、不宜省略的概念定义（Begriffsdefinitionen）方 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抽象以及脱离现实的印象，但它并无意宣称是一 种新的方法。相反的，它只希望使用更具体、更精确的概念来表达（因 此或许显得有点咬文嚼字似的）任何经验的社会学（empirische Soziologie）在处理相同问题时，实际上所想陈述的那些意见。即使我 们有时运用了似乎不寻常的或新的名词，其目的仍是如此。与作者1913 年在《逻各斯》（Logos）[1]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对照起来，这些名词 已经适度地简化，并有相当的改变以便更容易理解。比较通俗化的需求 与尽可能让概念精确化的需求当然不会完全一致，所以在有些情况下只 好牺牲掉前者。

    关于“理解”（Verstehen）[2]，请参阅雅斯贝尔斯的《普通心理病理学》（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同时，李克特在他的《自然科学 概念建构的界限》（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 1913）第二版中所作的若干附注，以及齐美尔（G. Simmel）于《历史 哲学之问题》（Problemen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中的讨论亦可一 并参考。方法上我愿在此——正如我已多次提起——介绍戈特（F. Gottl）《言辞的支配》（Die Herrschaft des Wortes）一书的进路，虽然 他的书不易了解而且并未在每个论点上皆透彻地思虑周详；内容上，我 则推荐滕尼斯（F. Tönnies）优美的大作：《共同体与社会》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以与下面的论述作比较。另外，施 塔姆勒（R. Stammler）极易误导读者的《唯物史观下的经济与法律》 （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一书，我曾著文批评（请参见《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Vol. 24, 1907），本章的许多基本 理念当时即已成形。至于齐美尔在《社会学》（Soziologie）和《货币哲 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此处不同：我是通过 清楚地区分开主观意向的“意义”（gemeinter Sinn）与客观有效的“意 义”（objektiv gütiger Sinn）而和他分道扬镳；齐美尔本人不只没有严守 这两者的分际，甚至时常有意地混淆了“意义”的这两种面向。

    一 社会学与社会行动的定义 社会学（这个词具有多重含义，下面仅以我们所理解的方式予以定 义），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 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所谓“行动”（Handeln） 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不论外显或内隐，不作为或 容忍默认。“社会的”行动（“Soziales” Handeln）则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 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3]

    A. 方法论的基础[4]

    1. “意义”（Sinn）在这里可以有两种含义：（a）事实存 在的意义，是指某个行动者在历史既定情况下的主观意义，或诸 多事例中行动者平均或相类似的意义，（b）纯粹类型的意义， 是指以概念建构的方式被当作一种或多种行动者的类型来想象其 可能的主观意义。[5]此处并不牵涉到客观正确的或是形而上学式 的“真正”的意义。这中间存在着关于行动之经验科学的区别， 例如社会学与史学相对于其他具备“正解”的学科领域，如法 学、逻辑、伦理学、美学，它们的企图都是想确立其考察对象 的“正确”及“有效”的意义。

    2. 有意义的行动和不具主观意义赋予的反射性行为 （Sichverhalten）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有一大部分与 社会学相关的行为，尤其是纯粹的习惯性行为，是介于两者之间 的。在有些心理物理（psychophysische）过程，并不易发现有 意义的亦即可理解的行动，有时候或许根本是没有意义的。在另 一些情况下，只有心理学家才能发现什么是有意义的行动。许多 无法以语言妥当表达的神秘经验，对没有类似经验的人来说，是 没办法完全理解的。同时，从事相同的行动，并不是理解的必要 先决条件：“要理解恺撒，不必然要成为恺撒。”“再体验的可 能性”（Nacherlebarkeit）对理解的精确性是重要的，但不是 意义诠释的绝对条件。一个过程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部分经常是 互相混合而相关联的。

    3. 如同所有科学的观察，任何对意义的诠释，都是追求一 种“确证性”（Evidenz）[6]。理解的确证可以有两种特质： （a）理性的（逻辑的或数学式的）；（b）拟情式的再体验（情 绪的或艺术欣赏式的）。理性的确证，主要适用于其主观意义关 联（gemeinter Sinnzusammenhang）能够以知性清楚理解的行 动。拟情的确认（Einfühlend evident），则适用于那些可以 完全再体验当事者所经历的情感关联（Gefühlszusammenhang） 的行动。理性的理解在这里是指以知性直接而清楚可对意义掌握 的理解，在最极致的情况下表现为与数学公式或逻辑命题相联系 的意义关联。譬如当某人引用2×2=4此命题或是以勾股定理作推 论，或当他依据我们一般接受的思考模式推演出逻辑上的“正 确”结论时，我们可以完全清楚理解其意义关联。同样的，当某 人根据我们熟知的“经验事实”，以一定手段达到既定目标并产 生一定行动结果，其行动便可以理性地理解。任何对这类理性倾 向的目的行动（Zweckhandeln）的诠释，在理解其手段选择上具 有高度的确证性。就一种较不精确但尚可以满足一般对解释的需 求的确证程度而言，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些自己会涉入的或对其原 因可拟情式体验的某些“错误”（Irrtümer），包括对问题的 混淆掩饰（Problem verschlingungen）。

    另一方面，人们行动所倾向的一些终极“目标”和“价 值”，我们可能常常无法确证式地去理解。在一定条件下，我们 虽然对这些目标价值可以知性的掌握，然而当它与我们自己所相 信的价值偏离得越远，我们就越无法以拟情式的体验去理解。依 个别的情况我们必须满足于：对这些价值只作知性的诠释；或当 这种尝试也失败时，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既成事实来接受，而在此 基础上，尽可能地去知性地诠释或达到拟情体验最近似的程度， 以便对受这些动机驱使的行动过程多少能有所理解。就此而言， 像那些对宗教的或慈善德行的热情无动于衷的人，或那些不赞成 极端理性式狂热主义者（如“人权斗士”）的行动的人，往往甚 至是畏避去从事任何理解的努力，或只以上述方式来面对这类行 动。我们自己越涉入以下这些的情感性反应，如焦虑、愤怒、野 心、羡慕、嫉妒、爱、狂热、骄傲、仇恨、忠诚、奉献和各种不 同欲望以及所衍生的非理性行为时，我们越能够同情地去理解。 即使当感情强烈的程度完全无法拟情式理解，并且无法知性地计 算情感对行动方向和手段的影响时，亦是如此。

    不过，对一种以类型建构为目的的科学分析而言，所有非理 性的、由情感决定的行动要素，都可以视作与目的理性行动的概 念式纯粹类型的“偏离”（Ablenkungen）部分加以研究与描 述。例如，在解释“证券市场的恐慌”时，就可以如此分析：首 先试图决定，假若没有受到非理性影响，行动过程将会如何；然 后，便可以引进非理性的成分，以说明偏离上述假设所观察到的 现象。同样的，在分析政治或军事行动时，可以事先假定：行动 者根据我们拥有所有参与者意图和相关情境的知识下的有效经 验，可能如何在严格的目的理性的意义下选取他的手段。在评估 因果关系时，将那些偏离纯粹类型的事物归之于非理性因素。此 种情况下所建构出的严格的目的理性式的行动，对社会学来说， 基于它明确的可理解性和它的清晰度，可以作为“类型”（理念 型），以便将实际上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如情感、错误等）影 响到的行动，当作与纯粹理性行动的“偏离”现象来理解。

    也只有出自于上述这种方法论上的考虑，“理解社会学”的 方法才称得上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tisch）的。这种方 法不应视为社会学理性主义式的偏见，而只是一种方法上的工 具，也不应被扩大解释为对理性可以在生活中支配一切的信仰。 因为在社会学中根本并未提到：在现实中，理性的目的和手段衡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的行动，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影 响（不容否认的，这种理性主义式的诠释还是有被误置在不适宜 场合的危险。不幸的，过去的所有经验证实这样的危险的确存 在）。

    4. 所有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也必须计及那些缺乏主观意 义的过程及对象，如：行动的起因、结果和促发或阻碍行动的现 象。“缺乏意义的”（Sinnfremd）[7]并不等同于“不生动 的”（unbelebt）或“非人类的”（nichtmenschlich）（即仍 可属于人类的行动范围）。每一种人造物，例如机 器，其意义只能根据它的制造以及既有的或企图有的功用来理 解。意义可能得自许多相关的目的，若没有论及意义的话，这样 一个客体就全然无法理解。所谓的理解，因此是关系到行动者对 行动或作为手段或作为目的的选择，而且也常牵涉到行动的指 向，只有在这样的范畴中，才谈得上对这种对象的理解。

    从而，缺乏意义的过程和情境（无论生动或不生动、人类的 或非人类的）是指那些无法关联到主观意义内涵的动作。换言 之，如果这些动作不能与手段或目的建立关联，而只表现为行动 的刺激、促发或阻碍，那么它们就缺乏意义。譬如说：1277年多 拉特地方（Dollart，靠近德、荷边界的埃姆斯河口）的大泛 滥，作为促使有历史重要影响的大迁移，因此（可能）有其“历 史”意义；而人类的死亡和生命的必然有机循环（从无助的婴幼 儿到老年）自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学意义，因为人们会通过许 多不同的方式来指向此种事实。 又有一些概念范畴，是指精神或心理的现象中缺乏意义、不 可理解的过程，如疲劳、习惯、记忆等；还有禁欲苦修的情境下 典型的狂喜状态（Euphorien），或个人对时间、方式、精确程 度等反应模式上的典型差异。总归而言，对实际行动者及理解式 的观察而言，这些是必须接受“资料”（Daten）来参考的。

    未来的研究或可找出与特定意义的行动有相关的、那些无法 理解的规律现象（unverstehbare Regelmässigkeiten），虽然 至今此目标很少完成。例如遗传生物构造上的差异（像“种 族”），如果而且唯有在统计上，若能证明它对社会学相同的行 动有所影响——特别是在社会行动的意义关联上有其影响，将会 被社会学视作既存事实来接受。正如营养需求或衰老对行动的影 响的生理学事实。对这些因素的因果重要性的认知，当然不至于 改变社会学或其他行动科学分析的特殊任务，即清楚地去理解及 诠释具有主观意义的行动。这样的结果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已注意 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尝试找出可理解的动机组合中，一些已经 存在的无法理解的事实（例如：存在于某种行动取向的频率或其 理性的程度，以及头盖骨大小、肤色或任何其他生理上遗传特征 之间的典型关系）。

    5. 理解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对既有的行动（包括其所表 达出）的主观意义作直接观察的理解（aktuelle Verstehen）。 因此，当我们听到或看到2×2=4这个命题时，我们能借着直接观 察而理解它的意义，这是对概念的直接理性理解的例子。我们也 可以理解表情所显示的愤怒、暴动、叫喊或非理性的运动，这是 非理性情绪反应的直接观察的理解。我们亦可以用相似的观察方 式了解伐木者的行动，或者某人伸手关门或拿枪对准动物的行 动，这是对行动的理性观察的理解。然而，理解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称之为解释性理解（erklärendes Verstehen）。当我 们根据“动机”（motivationsmässig）来理解一个行动者陈述 或写下2×2=4这个命题的意义时，通常可以理解到他为什么在这 个时候及这些情境下如此做。如果我们知道他正在结账或作科学 论证，或者从事其他工作，而此命题是从属于这些行动的一部分 时，我们便可获致一个可理解的及更概括的意义脉络（这是理性 的理解动机［rationales Motivationsverstehen］）。[8]

    因此，我们对砍伐木材或举枪瞄准的行动，不仅可以直接地 观察，也可以由动机去理解：如果我们知道伐木者是为薪水工作 或为了他自己燃火之用或者可能只是一种消遣活动而已（这是理 性的例子）；但是，他可能也是为宣泄因愤怒而生的冲动（这是 非理性的例子）。相同的，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瞄枪的动机： 如果我们知道他是行刑队员而被命令射击或者他与敌人作战（这 是理性的行动）或者他只为了泄恨，后者是被情感所决定的，因 此在某种意义来说是非理性的。最后，我们对愤怒的爆发，亦可 以有一个动机的理解：如果我们知道它是被忌妒、尊严受伤害或 被侮辱所引起的话，这些例子全都是由感情所决定的，因此是源 自非理性的动机。从以上所有的例子看来，只要行动在一个可理 解其动机的意义关联[9]中，我们的理解可以视作是对实际行为 过程的一个解释。因此，对一个涉及行动意义的学科而言，“解 释”意味着能够掌握到根据行动者自己的主观意义，他的行动所 系属其中（hineingehört）的意义关联（关于这种“解释”的因 果诠释问题，请参见第6点）。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包括那些极 度情感性的过程、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以及其行动所属的意义关 联，将被视为“主观意向的”意义（“gemeinter” Sinn）（这 与惯常的用法不同——意向性在此只指涉理性的、有目的的行 动）[10]。

    6.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理解”意味着对下列意义的诠释 性掌握：（a）在历史探究中，对具体个别行动的真正意向的意 义；或（b）在社会学大量观察中，平均或近似于实际意向的意 义；（c）经常出现的现象的纯粹类型（理念型），亦即以科学 方法建构的（理念型的）意义或意义关联，纯经济理论的概念 和“法则”是这种理念型的例子。它们论证如果人是非常理性、 不被错误或感情因素所影响的话，人类会以何种方式行动；进一 步而言，如果行动是完全且清楚地指向单一目的的话，则会极大 化其经济利益。事实上，只有在少数事例中（如股票交易），人 们的行动过程才会如此，甚至在这类情况下，实际的行动往往也 只是近似于理念型（这种建构的目的，参见我的论文《社会科学 知识的“客观性”》，及下面第11点）。

    每个诠释都企图获致清楚的确证。但无论如何清楚，这样一 个从有意义的观点所得出的诠释，仍不能基于它的确证性，即宣 称它在因果上是有效的诠释。在这个层次上，它始终只是一种有 几分确证基础的因果性假设（kausale Hypothese）。其理由 是：首先，即使对行动者本身而言，他可能隐藏了许多（不愿承 认的）“动机”和“压抑”，或许这些才是其行动的真正驱动 力，因此，即使主观诚实的自我告白（Selbstzeugnisse）也只 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已。这种情况下，察觉这些动机的情境并描述 及分析之，是社会学家的任务，即使它并未实际成为行动者有意 识的意图的具体部分（或许完全不是，但至少不是完整的），这 是意义诠释的边界性事例（Grenzfall）。其次，那种对观察者 而言似乎是相同或相似的行动过程，可能出自于实际行动者很多 种动机的组合；同时即使情境表面上非常相似，我们也必须以非 常不同的方式来实际理解或诠释它们，因为这些行动在意义取向 上可能是彼此对立的（齐美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之问题》中给了 许多例子）。最后，在任何既定情境下的行动者，经常会处于敌 对或冲突的刺激之下，这些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经验 大多数的事例不可能完全掌握（即使只是近似的估计）相冲突的 动机的相对强度。虽然它有些规则性，但我们通常无法确定我们 的诠释，只有实际冲突的结果可以给予可靠的判断基础。一般说 来，以结果来控制可理解的意义诠释，正如每个假设需要通过实 际过程来验证，是不可或缺的。但很不幸的，这种类型的证明只 在少数特殊设计的心理实验中才能达到相对的精确性。另外，对 某些（有限的）可以计数及确定因果关系的大量现象而言，也可 能通过统计获得不同近似程度的精确性。除此之外，只剩下尽可 能地比较大量的历史资料或日常生活一途，这些资料看起来千篇 一律，但在关键的一点上：即它们有待考察的、个别特殊情境下 的“动机”与“诱因”，却又各有千秋。我们时常只能靠着“思 想实验”（gedankliche Experiments）的不确定方法，亦即持 续思索着动机联系的元素以及建构出行动的可能步骤，以达成因 果归属的判断。[11]

    例如，称为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的通则，是对于在某种情境及预设下的人类 行动的理性清楚地诠释，它基于纯粹目的理性式行动的理念型前提上。任何符合于此的实际行动过程，只有借着对从流通中低估 的货币单位的实际消失的有效统计证据才可以被证明。在此事件 中，我们提供了论证高度正确性的信息。经验事实是在通则之前 就已被知道，此通则是后来才形成的。但是，若没有这个成功的 诠释，则我们对因果解释的需要显然无法满足；另一方面，若在 此可以被假定具有理论上妥当性的诠释，并没有在某种程度上也 与一些实际行动过程相关联的话，那么任何一个“法则”，无论 它在理论上的论证多么完全，对于真实世界的行动的理解而言， 也将是毫无价值的。在此例子中，对动机的理论诠释与它的经验 证明之间的一致性完全相符，并且这些个例相当充分，因此可以 建立起证明。但是，拿另一个例子来看，迈尔（E. Meyer）曾经 提出一个关于马拉松、萨拉米斯（Salamis）和普拉太亚 （Platea）等战役对希腊文化（更普遍地说是西方文明）的特殊 发展之因果重要性的精致假设，这是得自于他对某种具有症候的 事实的有意义诠释（如希腊祭司与预言家对于波斯人的态 度）。[12]这种假设只能经由波斯人在耶路撒冷、埃及、小亚细 亚等地战胜的结果作为验证的参考，而这样的验证必然在许多方 面是十分不完全的。就上例而言，其假设本身条理清楚的理性推 论显然有助于获得证据来支持。但在多数情况下，看来似乎十分 明白的历史因果归责问题却欠缺任何加以验证的可能，即连迈尔 应用过的这种方法也不可行。如此一来，这类的因果归责或历史 诠释便终究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次了。

    7. “动机”是主观意义的复合体，意指行动者本身——或 是从观察者来说——对于行为所提供的有妥当意义的“理由”。 所谓行为过程的关联乃是“主观上妥当的”或“意义上妥当 的”（sinnhaft adäquat），意指在关系中的各要素，根据我们 感情和思考的习常模式，可被认为构成了“典型的”[13]——通 常我们称其为“正确的”——意义关联。相对的，事情前后序列 的诠释，如果我们根据经验的规则发现它始终以同样的方式进 行，便是“因果上妥当的”（kausal adäquat）。诠释在意义上 妥当的例子可见于算术问题的正确解法，如果它和我们所接受的 推理原则、计算规律相符合。另一方面，因果上妥当的诠释—— 就统计的范围而言——是指那些根据经验检视过的发生机率，并 参酌我们认定的规范，来判断某个问题的“正确”或“不正 确”的解决方式，亦即将典型的“误差”（Rechenfehler）或典 型的“问题混淆”都考虑在内。因此因果的解释意味着：根据任 何可被计算的、在理想情况下可被量化的机率规则，一个被观察 的特定过程（精神的或物质的）会依序跟随（或伴随）另一个特 定过程而发生。

    一个具体行动的正确因果诠释意味着：行动的外在过程及动 机可以被如实地（zutreffend）把握，并同时达到对其一切关联 的有意义的理解。而对一个典型的行动（可理解的行动类型）所 作的因果性诠释，意指其被宣称是典型的过程，既可以在意义上 妥当地展示出来，又可以因果妥当地（不论何种程度）确认。不 管我们处理的是外在的或心理的过程，也无论这种过程的规律性 在精确估算下的机率有多高，只要是缺乏意义的妥当性，它就仍 然是个不可理解的统计机率而已。另一方面，对社会学的知识而 言，即使有着明确意义妥当性的行动，还仍须证明此一有意义的 过程会以可给定的频率或近似的方式发生——这种“机 会”（Chance）的存在，才得以让我们作出正确的因果性陈 述。[14]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往往必须应用平均或“纯粹”的类 型来加以探讨。只有在那些和某种社会行动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 相吻合的统计规律上，我们方可建构出可理解的行动类型，亦即 ——“社会学规则”（soziologische Regeln）。而只有那些对 可理解的有意义行动进行的理性建构（rationale Konstruktion），才算得上是在现实中多少可以趋近观察的社会 学类型。

    这并非主张：行动表现出的意义妥当性一定是随着其过程实 际发生的机会的频率而增长。这种情形是否为真，只有依据外在 的经验来告诉我们。统计数字（如死亡率、疲劳的统计、机器的 生产率、降雨量等）既可以用来表示有意义的现象，亦可以用于 缺乏主观意义的过程。但是只有当现象有意义时，我们方能说它 是社会学上的统计数字。这些例子像是犯罪率、职业分配、价格 统计及每英亩收获量的统计（自然的，又有许多例子包含了这两 种情形，就如同收获量的统计数字）。

    8. 那些在此处因无法理解而没有指称为“社会学的事 实”的过程或规律，当然并不因此就不重要。根据我们所采用的 社会学定义——这种局限于“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的用法绝非是要强迫他人接受的主张，这类过程或 规律只是被移到可理解的行动以外的另一种位置：即当作行动 的“条件”、“刺激”、“阻碍”或“促成”的因素，而在方法 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做法。

    9. 行动，从行为主观可理解的方向来看，只存在于当它是 一个或是更多个个人的行为时。为了其他的认知目的，将个人视 作是细胞的集合，或复杂的生理反应，或者不同的元素构成他的 心理生活等，不管怎么定义，可能是有用甚且必要的。因为毫无 疑问的，这些说法提供了有价值的（因果关系的）知识，但这些 元素的行为，当以这样的统合方式表现时，则并非主观上所能理 解的。即使从心理元素看来，这点也可以成立。因为当他们越是 精确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被掌握时，则越难被主观地理解。相反 的，从现在的社会学和历史学两者来看，认知的客体或对象 （Objekt）是行动的主观意义关联。而生理学的实体的行为如细 胞或任何种类的心理元素，原则上可以被观察，且有可能从中导 出某种规律（法则），靠着它们的帮助，以获得一个关于个别现 象的因果“解释”，此即将现象包含在统一的规律下。但是对行 动的主观理解只在一定的范围内会关照到这类的事实与规律，就 像其他那些客观存在的事实（例如，物理的、天文的、地质的、 气象的、地理的、植物的、动物的及解剖学上的事实，以及那些 欠缺主观意义的心理——病理学事实，或那些技术过程的自然条 件等）。

    为了其他的认知目的——例如，法律的——或实际的目的， 则从另一方面来说，可能是方便甚至是不可避免地会将社会的构 成体（Gebilde），像政府、会社、股份公司、基金会等，视同 如个人般地来对待，譬如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或与法律有关行动 的当事人（如“法人”）。但从社会学对于行动主体理解性的诠 释来说，这些集体构造必须被视为只不过是特殊行动的组织模式 和结果，因为这些个人是主观可理解性行动唯一的承载者 （Träger）。尽管如此，社会学家为了他的目的，并不能忽略这 些从其他观察角度所得出的集体概念，因为行动的主观诠释与这 些概念至少有三个重要关联：

    第一，为了获得一个可理解的专门术语，使用相似的共同概 念甚至相同的词语有时是必要的。譬如在法律的术语及日常的言 谈中，“国家”这个词语被用来表达一个法律概念和与法律规章 相关的社会行动。但就社会学目的而言，“国家”这现象并非一 定只能指涉那些与法律相关的元素，且社会学中并没有像个人的 集合体去“行动”这类的东西。当社会学论及如政府、国家、民 族、公司、家庭或军团等类似的集体构造时，毋宁只在指称某些 种类的个人实际或可能的社会行动的过程而已。社会学常基于精 确性或习惯的理由沿用了法律概念，但在使用上却赋予其完全不 同的意义。

    第二，对行动的主观理解必须考虑一个基本的重要事实。集 体实在的概念既可在常识中也可在法律及其他学科的思想形式中 被发现，其意义在个人的心灵里，半是某些实际存在的事，半是 某些“应然”的想象（Vorstellung）。这些不仅对于法官和官 员是这样，对寻常百姓而言亦是相同。据此，行动者在导引其行 动倾向时，诸如此类的想象具有强大的、通常是决定性的、对于 真实个人行动的因果性影响。尤其是当这些想象涉及（应然的） 规范命令或禁制时更特别明显。例如，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存在 面向是：作为个人间社会互动的复合体，它的存在乃基于不同的 个人行动是朝向相信政府存在或应该存在，如此任何具法律倾向 的秩序方能有其效力（稍后将进一步探讨）。虽然看起来极端卖 弄学问且惹人生厌，但若只涉及社会学术语的目的，完全消除这 样的字眼，以全新的名词取而代之亦是可能的——即使通常使用 的“国家”这个词，不仅指涉法律的概念且也包含实际行动的过 程。但从以上重要的关联看来，至少这种情形在一般状况下自然 是不会发生的。

    第三，一种称作“有机的”（organische）社会学派的方法 ——其古典实例为谢弗尔（Schäffle）的名著《社会之树和生 命》（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n Korpers）——意图以“整 体”为出发点（如将“国民经济”视作一个“整体”），来理解社会互动的问题。在这整体中，对个人行动和行为的诠释，有点类似于生理学家把身体的“器官”视为在有机体的“家计经 营”（Haushalt）中有一定的位置，亦即从有机体“维持生存”的角度来思考[15]（试比较一个著名生理学家的意见：“第 十小节，脾脏，关于脾脏，各位，我们一无所知。脾脏是如此复 杂。”当然，他了解脾脏非常多——它的位置、大小、形状等； 但他无法说明它的功能，乃至于他将自己的无能宣称为“不知 道”）。其他学科中，这类关于“部分”到“整体”关系的功能分析，究竟应该被决定到何种程度，并非这里所要讨论的内容； 但可知的是，生化和生理模型的有机体分析必定反对讨论在这里停止。

    就理解社会学的分析而言，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这一种 功能参考架构是为了方便于实际说明的目的和准备探讨的方向。 由此观之，则它不仅有用且不可或缺。但同时如果它的认知价值 被过于强调且其概念被不恰当地“物化”[16]时，都是高度危险 的。其二，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以找出那些社会 行动的过程对于解释某一现象关联乃是重要的，但这里所了解 的，只是社会学分析的开始而已。就“社会构成体”（soziale Gebilde）的例子而言，这和“有机体”完全不同，我们有能力 超越仅止于证明功能的关系和规律、法则。我们可以完成某些在 自然科学中永远无法达成的东西，即对参与其中的个人能够“理 解”其行动的主观意义。在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由于受限于追求 客体及事件中因果一致性的法则，并应用这些法则来“解释”个 别事实，便做不到这点。我们并不能“理解”细胞的行为，而只能观察那些有关的功能和以这些通则来确认其运作过程。这种诠 释性理解的解释，相对于观察性的解释，不啻是一项额外的成就 （Mehrleistung）。当然其获得是有代价的——即其结果在本质 上的假设性质和知识上的片段性。尽管如此，主观意义的理解仍 是社会学知识的根本特质。

    想要讨论动物的行为能让我们有意义地“理解”多深，或者 反过来讨论，这些都离题太远；在两者之中，“理解”这个词语 的意义和其应用的范围皆可能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也不关心理论 上是否有可能去建构一个人和动物（无论是家饲或野生的）关系 的社会学，即使许多动物“理解”命令、生气、爱意、敌意，且 对这些有所反应，这显然绝非仅是纯粹直觉的和机械式的反应， 某些程度上既是在意识上有意义且受经验所影响的。事实上，我 们分享原始人类感受的能力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我们没有任何可 靠的方法以兹决定一种动物的主观心灵的状态，即使有也不是很 令人满意。众所周知的动物心理学的问题，虽然有趣，却是十分 棘手的。在动物之间的社会组织，有许多特别的变化形式：单婚 制的、多婚制的、“家族式”的、群聚的，最后像“国家”一 样，有基本的社会分工的（在这些动物社会里所发现的功能分化 的程度，绝非完全平行于物种的有机或形态上的分化程度。因 此，在白蚁间所发现的功能分化和其社会活动产生的结果，是比 蜜蜂和蚂蚁的例子更为进步）。

    在此领域，不用说，一个纯粹功能性的观点通常是最能（至 少目前如此）达成目的，研究者必也能满意它。因此，去研究物 种如何维系自己的生存是可能的，如觅食、防卫、再生产及重新 建构其社会单位。作为承担这些功能的动物，个体的分化类型可 被区别为：“国王”、“皇后”、“工人”、“军人”、“懒惰 者”、“宣传者”、“皇后的替代品”等。逾越这些分析则仅仅 是推论而已，或者说只是企图去决定何种程度下遗传因素和环境 因素所能和这些“社会”发展倾向的关联范围。这正如哥特 （Götte）和魏斯曼（Weismann）的争论[17]，后者在《自然选择 的全能》（Die Allmacht der Naturzüchtung）书中大量基于 全然非经验式的演绎法。但所有认真的学者皆同意，由于我们现 今的无知，对于功能层次的分析所得有限，诚属必然，虽然我们 希望那无知只是短暂的（举关于白蚁的知识为例，可参看艾立许 ［K. Escherich］的研究《白蚁或白色的食蚁兽》［Die Termiten oder Weissen Ameisen, 1909］）。

    事实上，生物学及生理学研究者所希望明了的，不只是关于 这些变化多端的分化类型的残余功能，同时也欲了解遗传理论的 诸多不同面貌，或反过来拿它去研究分化现象是如何发生的。进 一步，他们想知道，从未分化的原始物种的类型变成特殊分化类 型的因素是什么。再来，研究促使分化的个体实际上会按组织化 群体自我保存的利益来行为的原因为何。不管作研究的人在解决 这些问题时有何种进步，它必然是由实验来证明（或推测）化学 刺激或生理的过程（如营养期、寄生期的阉割效应等）在个别有 机体上的作用。但怎样才能使“主观的”或“有意义的”取向在 实验上可能证明其存在，即使今日的专家也不敢多言。这些社会 动物心灵状态要想在有意义地去“理解”的基础上来把握，即便 设定为理想的目标，也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可能达成。

    即使这样，要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很难期望以此方式达成。 而是相反的，在动物心理学的领域中与人类类比是必须做的事。 可以期望的是，有一天也许这种生物模拟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亦即，应该如何来评价人类社会分化的早期阶段中，纯粹机械式 —本能方面的分化与个别有意义的理解性，以及发展到有意识的 理性行动，其间的关系究竟为何？社会学家必须了解的事实是：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其被给定的发展诸因素是最重要的。即 使在后期也必须考虑它们和其他因素的持续互动，而这些先决条 件通常是决定因素。这对于所有“传统的”行动和“卡理斯 玛”（Charisma）[18]型行动的许多面向特别为真，因为他们包 含了某些心理“传染”的种子，且因此往往是新的社会发展的激 素。这些类型的行为非常接近那在生物学层次而无法或只能不完 全理解的反应过程，其界限也相当模糊。但所有这些事实并不能 使诠释社会学免除责任，这种责任在意识到它的限制之下，仍然 尽力去完成只有它才能做得到的任务。

    斯潘（O. Spann）的诸多作品中，时常充满不错的想法，虽 然他也同时免不了偶尔的误解，特别是那些建立在无法经验验证基础上的纯价值判断的议论。但他毫无疑问是对的，当他强调功 能性观点作为社会学的先行问题（Vorfragestellung），有其显 著意义（他称此为“普遍的方法”）。去了解什么样的功能对 于“生存”而言是功能上必需的，确实很关键（但我们也该问什 么是对文化的独特性有其功能）。我们还必须知道哪种社会行动 的类型继续地朝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十分的重要，如此才能追问： 这种行动如何产生出来？其动机为何？换言之，了解一个“国 王”、“官员”、“企业家”、“皮条客”或一个“魔术师”在 做什么是必需的。亦即，在做分析之前，要先知道哪些典型 的“行动”对分析有益且是所观察的对象（这就是李克特所说 的“价值关联”［Wertbezogenheit］）。也只有这分析本身， 能成就社会学对于典型的已分化了的人类个体行动的理解。因 此，这就构成了社会学的特殊任务。

    如果认为“个人主义式”（individualistische）的方法即 包括任何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判断（Wertung），那真是莫 大的误解；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避免下面相关的错误，即把社 会学概念中不可避免地会含有某种理性特质，与信仰理性动机的 主导、甚至给予“理性主义”正面评价此两者混淆了。社会主义 的经济在社会学的理解中，一样要以“个人主义”的方式进行， 即要从个人的行动——如其中“干部”的类型——来诠释性地理 解，就像用边际效用理论来分析市场交换过程的例子一般（或者 可用其他“更好”的类似理论）。实际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以下列 这个问题开始：是什么东西决定且导致个人和在此“共同体”中 的参与者，能以这种合群的方式出现且持续这样存在？任何功能 分析的概念形式（企图从整体出发），只能作为像这类研究的先 期准备而已——这准备，若被适当地运用，其效用及不可避免 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10. 通常我们习称社会学中各式各样的概括性推论为某 些“法则”，如（说明劣币驱除良币现象的）“葛氏定理”，它 们事实上是由观察在既定状况下、某种社会行动被预期可能发生 的典型机会后所得出的通则，同时这种社会行动又得以通过行动 者典型的动机与典型的主观意义而获得理解。[19]若那些被观察 的典型行动过程乃是基于纯粹目的理性式的动机，或是（观察 者）所建构的类型在方法上能达到启发的效果，因此在行动的目 的—手段联系上根据经验有着明确的关系——尤其当手段的选择 清楚到“无可避免”时——此类法则便能够获致高度的可理解性 与明确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如果人们严 格地依目的理性来行动，那么便必须只能如此而没有其他可能的 选择。因为当事人既然有着确切的目的，则从“技术”的理由来 看，他只有一种而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供运用了。

    上述的例子同时也表明：想把任何一种“心理学”用来当作 是理解社会学的终极“基础”的企图，是多么的错误。在今天， 每个人所理解的“心理学”各有不同，为了方法上的特定目的， 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对某些过程区分出“物理的”和“心理 的”事实，但在此意义上的区分，对于有关人类行动的学科而言 并不搭调。就像所有其他任何科学的研究成果一般，一种真正仅 只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之下，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从事研究的“心 理学”，即使它对诠释人类行为中的主观意义并不感兴趣，当然 还是在个别情况下可以提供社会学一定的帮助，甚至这方面的助 益不算小。但是，社会学和这种心理学之间并不存在着较社会学 和其他学科间更为普遍而紧密的关系。其实会引起误会的错误来 自“心理”的概念本身：似乎凡不属于“物理”现象，便算 是“心理”的范围。然而当某个人在解一道数学演算题目时的意 义，却不能归诸到“心理”层面上。同样的，一个人理性地考虑 是否某一种行动对于想达到期望中的有利结果会有所帮助而依此 考虑作了相关的决定，那么就算纳入“心理学式”的衡量，此一 过程也不会变得更容易理解。事实上，社会学（包括经济学在 内）的大部分“法则”正是建立在这一类理性的前提之上。至于 在另一方面，当我们希望针对行动的非理性层面进行社会学解释 时，理解性的心理学（verstehende Psychologie）则无疑可以 有其决定性的重要贡献。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方法论上最基本的 真实状况。

    11. 社会学——正如我们时常理所当然地预设着——乃是建 立类型概念，并追求经验事实的普遍规律的一门学科。相对的， 历史学则致力于对那些个别的、具有文化显著性的行动、结构和 人格进行因果分析与解释。社会学在建构概念时所需引用的资 料，尤其是充作典范性的资料，和由历史学观点看来有其相关性 的行动的实际过程经常是相一致的，虽然这绝非其资料的唯一来 源。事实上，社会学的概念建构与寻求通则，主要也是基于下列 的考虑：即它（社会学）是否能因此对于有文化显著性的现象的 因果归责问题有所贡献。[20]就像所有追求通则的科学一样，社 会学概念的抽象特质和具体的历史现实相比较下，必然是相对地 缺乏实质内容（inhaltsleer），并以此作为其成立的条件。而 它的长处则是得以提供更为明确的概念工具，这种明确性的提 高，有赖于社会学的概念建构尽可能地追求最适程度的意义妥当 性（Optimum von Sinnadäquanz）。我们曾不断地强调，此一尝 试在涉及理性的（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的）概念和规则时特别有 希望取得成功。但是社会学同时也寻求将非理性的（如神秘的、 预言的、捉摸不定的和情感性的）现象借着理论性的而且是意义 妥当的概念加以掌握。

    在所有事例中，不论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对象，社会学和现 实之间都保持着距离，并以下列的形式获取对现实的认识：它可 以显示出某个历史现象和一个或多个社会学概念间的近似程度究 竟如何，再据以安置这一现象。譬如说，同样的历史现象可能有 某一部分接近于“封建”的制度，在另一部分是“家产制”，然 后又有“官僚制”和“卡理斯玛”的成分。为了让这些字眼起码 能够有其明确的含义，社会学必须勾勒出每一种结构形态的“纯 粹”类型（理念型），而使它们成为一个个尽可能展现完备之意 义妥当性的概念单位。正因为如此，这些理念型的绝对纯粹形 式，就像那基于绝对真空的前提所计算出来的物理反应一般，不 太可能会在现实中存在。社会学的决疑论（［Kasuistik］，即 判断事件的因果归责问题的推论方法。——中译按），唯有在纯 粹类型或理念型的基础上方有可能做到。至于社会学除此之外不 时会用上具有经验—统计性质的“平均”类型，这种方式的应用 不太需要方法论上的特别讨论，自不待言。但是当提及社会学上 所谓的“典型”事例时，通常是指理念型；无论理念型是关涉到 理性的或非理性的现象（如在国民经济学理论中它们全都是理性 的），重要的是它们始终在意义的层次上是依循妥当性观点而被 建构出来的。

    我们必须明白，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平 均”（Durchschnitte）以及“平均类 型”（Durchschnittstypen）唯有关联到那些质上相同、只在程 度上有所差异的有意义行为时，方才能够较明确地建构起来。这 样的例子确实存在。但是与历史学和社会学相关的人类行动，大 部分却是受到十分异质的动机所影响，而很难以真正意义上 的“平均”概念来掌握。社会行动的每一种理念型建构，若以经 济理论为例，它们在处理下列问题时基本上都有着“脱离现 实”（wirklichkeitsfremd）的性质，如问道：在理想的情况下 或在纯粹经济倾向的目的理性主导下，人们会如何行动呢？这可 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当实际的如受到传统阻碍的、情感的、错误 的或那些非经济目的和顾虑等因素至少共同决定了行动的取向 时，究竟会有什么结果。

    这类的分析有两种方式：（a）探讨在具体的事例中，我们 能够理解多少一部分由经济的目的理性所决定（或一般看来理应 如此）而实际上又由其他因素共同影响的种种情况；（b）还有 便是正可以通过现实过程与理念型的距离，使我们更容易获得关 于行动者真实动机的知识。相应的，某种完全彻底的、神秘主义 及普度众生式的生活态度，以及譬如这种人生观对于政治和经济 的态度，也可以按照上述方式被建构成一个理念型。理念型愈是 尖锐而明确地被建构出来，意味着它愈远离真实的世界，但在这 层意义下反而愈能够善尽其责，达成它在型塑专门概念、进行分 类和启发上的功能。在对于个别事件具体地从事因果归责的工作 时，历史学家们采取的方法本质上和前面所说的并无不同。譬如 为了解释1866年普奥战争的经过，史学家必须首先——正如他们 一直在做的工作一般——（在脑海中）推估：无论是对普鲁士的 毛奇（Moltke）将军或是对奥国的贝纳德克（Benedek）将军而 言，双方如果各能够完全获悉己方和敌军的情报，那么在最理想 的目的理性情况下，交战的双方将应该如何地进行部署。接下来才得以比较：这场战役实际的部署又是如何，而因果地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理想和实际之间的）差距——不管这是通过何种原 因，如不正确的信息、确实发生过的错误、思虑上的疏失、领导 者的个性或战争策略以外的考量等所致。就在这里，历史学也（隐然地）应用了目的理性行动的理念型建构。

    另一方面，社会学概念的理念型特性不仅只反映在建构客观 外在的对象上，它同时还可以适用于主观内在的过程。在大部分 的例子中，实际的行动往往是在其“主观意义”处于模糊的半意 识或根本无意识状态的情形下进行。行动者对自己行动的主观意 义经常只有不清楚的一份“感觉”，而非知道或“确切明白”； 他的行动很多时候是被本能冲动或习惯所制约。只是偶尔的并且 在大量同样的行动中常只有个别的几件事例，行动的意义（不论 是理性的或是非理性的）才能够被提升到意识的层面上来。真正 有其效果的，即被完全清楚意识到的有意义的行动（sinnhaftes Handeln），在现实中始终只是一种边界性事件（Grenzfall）。 任何社会学和历史学对现实的分析研究都不应该忽视这项事实。 但是这并不妨碍社会学可以由对主观意义的可能形式加以分类来 建构概念，好似行动真的是在有意识的意义倾向下进行。当社会 学涉及处理现实的具体问题时，这些概念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必须 纳入考虑，并在程度上和形式上加以定位。就方法论而言，我们 经常只能在不清楚的定义或是清楚但抽象的理念型概念这两者中 选择其一，而后者无疑在科学研究上有着较优先的位置（关于这 些问题请参考《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一文）。

    B. 社会行动的概念

    1. 社会行动（包括不作为和容忍的行动）可以指向他人过 去的、现在的或未来预期的行为，例如对过去攻击的报复、对目 前攻击的防卫或对未来可能攻击的预防等。所谓“他人”，可以 是个人是熟人是不确定的多数人或完全陌生的其他人。譬如“货 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行动者接受它，乃因为他的行动指向一 定的期望，即有众多他不认识也不确定的个人会在未来的交换中 愿意接受这种媒介物。

    2. 并非每种行动都可算作此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 动，外在的行动如果只是指向事物性对象引起的行为期望，便称 不上是“社会的”。至于内在的行为意念也只有在指向他人行为 时，才属于社会行动的范畴。譬如像仅止于冥想或孤独祷告的宗 教行为不能算是社会行动。而个别的经济行动则唯有当行动者一 并考虑到其他人的行为时，方才符合社会行动的定义。形式上一 般的说法是：当行动者假定其他人会计及到自己对于经济财货的 实际支配权，那么其行动便有社会含义。就实质而言：如果行动 者在消费上同时考虑到其他人未来的需求，并将此列入自己的储 蓄方式所要顾及的一环，或在生产上以其他人的未来需求作为其 行动取向的基础等情形，皆可纳入社会行动之列。

    3. 并非每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都具有社会性的特征， 而只限于那些行动者有意义地将自己行动指向他人的情况。譬如 两辆脚踏车突然相撞，这本身是像自然现象一样的某个事件。但 是这两位骑车者如果试图相互规避，或在相撞发生后接着对骂互 殴或是礼貌地道歉，它们便都是“社会行动”。

    4. 社会行动并不等同于：（a）许多人同样一致的行动；或 （b）受到他人影响的每个行动。兹说明如下：（a）当街上的一 群行人在开始下雨的时候，同时撑开雨伞，通常他们的行动并不 指向其他人，只是基于每个人同样都有不想被淋湿的需要而行 动；（b）众所皆知，一个人只要是处在“群众”聚集的场所， 他的行动便会受到此一事实本身的强烈影响，这也是如勒朋（Le Bon）所倡导的“群众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称此 为“群众所制约的行动”。另外，即使是分散的群众仍可能由某 种同步的或连续的影响来源（例如通过报纸），而让个人的行动 带有群众制约的性质，某些特定的反应模式会因为个人感觉到自 己属于“群众”的一部分而被激发出来，另一些模式则被压抑下 去。从而一个事件或某种举动在群众中可能会激起各式各样的情 绪反应：狂欢、暴怒、鼓舞、沮丧和激情等，这些是当个人独处 时并不容易产生的行为——与此同时，在很多情况下个别行动者 的这些反应往往和他所处的群众情境缺乏一种“有意义”的联 系。类似像这些只因为受到了“群众”的影响，而使个人的行动 过程不是关联到有意义的层次，却几近于只是反射性地制约反 应，在概念上并不适用此处定义的“社会行动”。当然，前述差 别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因为不仅如（政治上的）煽动家们，即连 集会群众本身亦在关系到“群众”的事态上，可以有不同程度和 不同诠释的意义关联存在。

    再者，若只是对他人行动加以“模仿”（塔德［G. Tarde］ 曾正当地强调过它的重要性）而且纯粹基于反射作用，缺乏有意 义地指向他人行动的进一步结果，那么在概念上不能说它是一种 特殊的“社会行动”。由于这方面的行动界限如此模糊，往往根 本不可能厘出差异所在。不过，当某人从他人那里学习到对自己 有用的一些技巧，就我们的定义而言，并非社会行动。因为此时 行动者所指向的不是他人的行动，而是通过观察这些技巧，使他 学习到了特定的事务，他所指向的实际上是这类客观的机会。他 的行动乃是受他人作为因果地决定着，却非有意义地相互联系 着。另一方面，若某人去模仿其他人的行动，是基于“流 行”（Mode），无论这些流行是传统式、领先风潮还是符合其身 份地位或类似的理由，它们的意义关联性不是指向被模仿的对 象，便是指向第三者——或是两者兼具。前面提到的这两种模仿 之间，自然又有着许多过渡情形。

    总之，群众制约的行动和模仿处在社会行动的边缘范围，我 们在下面谈到传统型行动时仍会经常遇见这类问题。一般说来， 这种种行动界限有模糊性的理由，乃是因为针对他人行动的倾向 和个人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绝非一直是可以清楚设定的，即便只 是去“意识”到这些也已不容易，而完全有意识地掌握行动意义 的情形则更是少见。因此像仅止于“影响”和有意义地“指 向”之间便很难予以精确的划分。但是在概念上我们仍需要将其 区分开来，即使我们也明白，所谓“反射性”的模仿，在社会学 上的重要程度一样不亚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动”。社会学绝 不是只去研究“社会行动”，然而它对于这里所欲发展的社会学 乃是一个中心主题，也可说是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建设 性”要素。这样的陈述并不涉及任何有关社会行动和其他对象相 比较之下何者更具有“重要性”的问题。

    二 社会行动的类型

    如同所有行动一般，社会行动也可以依下列的方式分类：（a）目 的理性式（zweckrational），是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客体行为的期待 所决定的行动，这种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 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b）价值理性式（wertrational），是通 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的——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或其他任 何形式——自身价值（Eigenwert），无关于能否成功，纯由其信仰所决 定的行动；（c）情感式（affektuell），尤其是情绪式（emotional）， 是通过当下的情感和感觉状态所决定的行动；（d）传统式 （traditional），是通过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决定的行动。[21]

    1. 严格的传统式行动，就像上节所提纯粹反射性的模仿 般，完全是处在我们可称之为“有意义地”行动指向的边缘地 带，而且经常会落到另一边，因为它们常只是一种含糊的对于习 惯性刺激以重复其固有态度作出的反应。所有我们习以为常的日 常行动都接近此一类型。从而，传统式行动类型不仅仅属于概念 体系中的边界情况而已，我们还会看到，由于和习惯的联系在不 同程度与意义下可以被有意识地加以维持，此时这种类型便接近 于第二种类型（价值理性式行动）。

    2. 同样的，严格的情感式行动也常处在我们意识到的“有 意义地”行为的边缘，或是落在其范围之外；比如说，它可以是 对于一种非日常性的刺激无从控制的反应。而当受情感制约的行 动乃是有意识地使情绪状况得以纾解，便成为一种“升 华”（Sublimierung）：这时候，情感式行动通常——但不是一 定如此——已朝着“价值理性化”（Wertrationalisierung）、 朝着目的性行动或两者兼有的方向移动。

    3. 行动的情感式倾向和价值理性式倾向之间的差别，在于 后者是通过对行动的终极立场的有意识揭橥，和始终一贯地按部 就班朝向其信奉的价值。除此之外，它们俩有着共同的特色：即 行动的意义对它们而言，不是那种看得见的成功，而纯粹以作出 这些特定形式的行动为其依归。总之，情感式行动是为了满足那 些直接的报复、享受、热爱、喜乐和对抒发直接感情的需要—— 无论它们是以何种被动或升华的方式出现——作出反应的行动。 纯粹的价值理性行动，是当一个人不顾及他可预见的后果，只求 维护他对其义务、荣誉、美感、宗教情操、忠诚或某件“事 务”（Sache）重要性的信念而义无反顾的行动。在我们的概念 定义中，价值理性行动是一种始终依循着“诫命”（Geboten） 或“要求”（Forderungen）的引导，并以此为己任的行动。只 有当人类行动是指向这类要求时，我们才将其归为价值理性行动 ——即使这些指向常呈现为不同程度的大多数时候也相当分散的 片段情况。下面还会看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把它（价值理性 行动）视作一种特殊的类型，不过在此必须再度重申，这里并没 有尝试要对行动的类型给予任何一种完全周延的分类。

    4. 目的理性行动的成立，是行动者将其行动指向目的手段 和附带结果，同时他会去理性地衡量手段之于目的、目的之于附 带结果，最后也会考量各种可能目的之间的各种关系。无论如 何，它既非情感式（尤其不是情绪式），亦非传统式的行动。对 于彼此竞争或相冲突的目的与结果间作抉择，在另一方面可以是 带有价值理性的指向的：这时候，行动只有其手段部分属于目的 理性的范围。或者行动者可以在面对竞争和冲突的目的时，不涉 及对“诫命”和“要求”的价值理性指向，只单纯地将其视作给 定的主观需求，并在量表上排列出他自己有意识地衡量后的轻重 缓急顺序，如此他便可以按照这一顺序尽可能地满足他的需求 （所谓的“边际效用”原则）。价值理性式和目的理性式的指向 之间因此可以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关系。但是，从目的理性的观点 而言，价值理性始终是——而且当它愈将所指向的价值提高为绝 对价值，则愈益表现为——非理性的。因为人们愈只一味顾及行 动的自身价值（纯洁的信念、美感、绝对的善、绝对的义务 等），那么便愈不会去计较行动的后果为何。不过，绝对的目的 理性行动基本上一样也只是一种建构出来的边界情况。 5. 行动，特别是社会行动，很少会只指向上述讨论中的单 一方式。同样的，行动的这些指向也绝不是穷尽所有方式的分 类，它们仅仅是为了社会学的目的所创造出来的概念上的纯粹类 型。实际的行动或多或少地接近于这些类型，或者更常见的是行 动中混杂着来自不同类型的要素。至于这些类型是否能符合我们 所设想的目的，完全只能由成果来加以判断了。

    三 社会关系的概念

    所谓“社会关系”，依它的意义内容而言，乃是由多数行动者互相考 虑对方，因此指向彼此联系的行为。是故，社会关系基本上完全建立在 人们可以就一种（有意义的）特定方式从事社会行动的机会（Chance） 上。首先要了解，这些机会的基础为何。

    1. “社会关系”这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行动者和他人间 存在着某种最低限度的相互关联，它的内容或许十分的分歧：冲 突、敌对、爱情、友谊、忠诚或市场的交换等，它也可以是对于 协议的履行、规避或破坏，是经济上、性欲上或其他形式的“竞 争”，是身份的、民族的或阶级的共同体（假若这些事项超过单 纯的共同性，而能导致社会行动的话——后面还会详述）。所 以，这概念本身并未涉及行动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合作”或“对 立”的关系。

    2. “意义”在这个脉络下所指的始终是：在种种具体情况 中，由参与者主观认定的意义内涵的“纯粹”类型，这些类型可 以是实际发生的、平均的或理念建构出的，但绝非规范上“正确 的”或形而上学“真理的”意义。即使在像“国家”、“教 堂”、“社团”、“婚姻”等“社会构成体”（soziale Gebilde）的例子中，其社会关系也只存在于参与者依其行动的 意义内涵相互发生过、发生着或未来会发生一定关联的机会里。 持续澄清此点对于避免“物化地”使用这些概念是重要的。譬如 说，一个“国家”设若丧失了以特定方式进行有意义的社会行动 的机会，那么它便不再具有社会学上关于“国家”的含义。这种 机会可能很高，也可能低得近乎消失。但只有当它确实存在时， 相关的社会关系才得以发生。我们不可能找到其他更清楚的表达 方式，来宣称一个特定的“国家”仍然在那里或已经“不存 在”了。

    3. 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关系中，相互指向的所有参与者并不 必然赋予此关系相同的主观意义内涵，这种关系也不必然要 有“互惠”的性质。友谊、爱情、忠诚、信守契约、民族情感 等，在一方是如此，但在另一方可能会遇到完全迥异的反应。因 为参与者和其行动间有着种种不同意义的联系，就此而言，社会 关系在任何一方看来都是客观上“单向式”的（einseitig）。 不过，社会关系在下述情况中可能是相互指向的，即参与者一方 预设对方有着（也许是全然或部分误解的）特定的态度，而将其 行动导向这种期望。这通常对行动及其关系形式有一定的后果， 当然，一种客观上“双向式”的（beiderseitig）社会关系，唯 有在双方的意义内涵——依据每位参与者平均的期望——完全相 互“符合”时，才能成立，例如当孩子对父亲的态度非常接近父 亲（在具体的平均的或典型的情况下）所期望的一样时。在现实 中，真正建立在双方面意义完全一致之上的社会关系十分少见。 但是欠缺双向的互惠性，依我们的定义而言，只有当它确实使参 与者行动的相互关联全然断绝时，方才会导致社会关系的消失。 像本文其他地方一般，此处提到的所有（行为方式间的）过渡情 形在现实中都是正常规则的现象，而非例外。

    4. 社会关系可以具有极为易逝的性质或可以有持续下去的 性质，就后者而言，它指的是某种意义相互符应——即双方皆期 望如此——的行为、有持续地重复发生的机会存在。为了避免错 误的印象，我们必须一再强调唯有在这种机会之中——也就是说 让意义相符应的行动有或多或少的“机率”能够发生——才谈得 上社会关系的“存在”或“维持”。因此，所谓存在着一种“友 谊”或一个“国家”，其意思不过是：我们作为观察者，判断是 否有或以前有过某种机会，使得一些人根据他们特定的态度而会 作出一般意义下（相关的）、特定类型的行动（请比较上述第二 点）。由法律观点不可避免会提出的选择：究竟一条法规是否具 备着特定意义的法理，或一种法律关系究竟存在与否，并不适用 于社会学式的观察角度。

    5. 社会关系的意义内涵可能会有所改变，譬如一个曾基于 团结（Solidarität）的政治关系可以发展为利益冲突。在这类 例子中，我们说“新”的关系已经出现，或说持续存在的旧关系 有了新的“意义内涵”，都只是措辞上和程度上如何界定变迁中 的“连续性”（Kontinuität）问题。事实上，意义内涵也可以 一部分改变了，一部分仍维持不变。

    6. 社会关系的意义内涵中保持相对不变者，可以形成所谓 的“准则”（Maximen），其平均的和大略的内在态度是参与者 期望于他的同伴，并将自己的行动指向这类准则的基础。当所涉 及的行动就其一般特质而言愈理性（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便 愈合乎此种情况。例如性爱上或纯粹情感式的关系（如某种“忠 诚”的关系）中，参与者将其主观意义予以理性表达的可能性自 然远较像订立商业契约时来得小。

    7. 社会关系的意义内涵可以由相互的共识而形成，这意味 着参与者彼此承诺着将来的行动（不管是相互间或是对其他第三 者）。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参与者——只要他理性地考量——通 常会怀着不同程度的信心，假定对方会朝向他所理解的经过同意 的方式行动。他自己的行动也一方面目的理性式地指向这种（或 多或少有意义地“忠于”的）期望，另一方面价值理性式地指向 于“信守”他所理解的承诺内容的“义务”。我们先行解释至 此，进一步的讨论请参见下面第九节与第十三节。

    四 行动取向的类型：习俗、风俗

    在社会行动的范畴中，某些实际上的规律性（tatsächliche Regelmässigkeiten）可被观察到，那就是：同一个行动者或许多人的行 动过程会在一种典型地相似的主观意义引导之下重复地发生。社会学即 是要考察这些典型的行动模式，它和历史学寻求对那些重要的——即曾 影响人类命运的——事件的个别关联作出因果归责（kausale Zurechnung）是有所不同的。 当一种社会行动取向的规律性有实际存在的机会时，我们称它 为“习俗”（Brauch）。如果这种机会在一群人中仅仅是由于反复操练 （Übung）而产生的。假若这类操练是基于长期习以为常 （Eingelebtheit）的结果，习俗将称之为“风俗”（Sitte）。否则，行动取 向的规律性可被视作是“受利害状况所制约的”（interessenbedingt），如 果其存在的机会只是通过行动者纯粹目的理性地指向同样的期望从而被 如此制约的话。[22]

    1. 习俗也包括“流行”（Mode），当和风俗区分开来且直 接同它相对时，习俗将被称为“流行”，这是基于相应行为的花 样翻新乃是行动取向基础的事实。其发生场所常和“常 规”（Konvention）相距不远[23]，因为二者通常皆源于对身份 地位（Ständisch）声望的欲求。在此，我们对流行不作进一步 的探讨。

    2. 与“常规”和“法律”不同，“风俗”指称那些没有外 在保证的规则。行动者自由自在地实际上顺应着规则，不管他的 动机是出于单纯的“无心”，或是为了“方便”，还是有什么其 他理由。总之，他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他所属群体的其他 成员也会依这套风俗行事。 在此意义下，风俗并非有强制“效力”的规定[24]：没有人 会去“要求”他人一定得如此。当然，从风俗到有其效力的常规 再到法律之间的过渡是相当模糊的。我们随处可见到流传下来的 传统会变成强制效力的重要来源。今天，早上以差不多同样的方 式吃早餐是一种风俗，但这中间没有任何“约束 力”（Verbindlichkeit）可言（除了对旅馆客人以外），也不 见得一定会成为风俗。相对的，我们现在的穿着方式，虽然部分 源于风俗，但今天往往不仅止于此，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常规（或 惯例）了。

    3. 社会行动过程中许多特别明显的规律性，尤其是（但不 仅只是）经济行动，并非决定于任何有效的规范取向，也非基于风俗，而是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社会行动方式依其特质而言， 乃是尽量配合他们主观的正常估算下的利益，并将行动倾向于这 种主观的想法和知识。譬如在“自由”市场中价格形成的规律 性，便是一个例子。市场交易的当事人视他自己的行动为“手 段”，指向自己典型的经济利益此一“目的”，同时也指向他预 期中其他人典型的期望，作为可能满足其目的的“条件”。当他 们愈严格地依目的理性来行动，则会愈同样地对既定情境作出反 应，因此便出现了行动和态度上的一致性、规律性与持续性，这 些性质甚至常比指向规范和义务的行动还要稳定，即便上述的规 范在一个群体中有着实际上的“约束”效力。这一现象：对于赤 裸裸的自身及他人利益状况的倾向，常常有着使人们行动一致的 影响力——规范化的强制努力在这方面还时常徒劳无功——特别 在经济领域受到了广泛的注意。事实上，对这些的观察正是国民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来源。但是同样的情形适用在所有其 他类似的行动领域中，这种（利益倾向的）行动类型基于它的自 觉意识和内在的不受拘束（Ungebundenheit），形成了对立于受 到习以为常的“风俗”所拘束的行动，也对立于服膺所信仰的规 范而献身于价值理性式行动的另一个极端。行动的“理性 化”（Rationalisierung）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便是把内 在未经思索地接受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替换成深思熟虑地有计 划地适应于利害状况（die planmässige Anpassung an Interessenlagen）。此一替换过程当然不足以穷尽行动“理性 化”概念的所有含义。因为除此之外，理性化可以有着不同方向 的变化：它可以积极地朝向有意识的“价值理性 化”（Wertrationalisierung），消极地却也可以朝着牺牲风俗 习惯、牺牲情感式行动甚至最后不利于价值理性式行动，而只为 了成全一种弃绝任何价值信念的纯粹目的理性式行动的方向前 进。关于“理性化”概念的多重含义，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经常 还会提及[25]（进一步的概念分析则留待最后[26]）。

    4. 仅止于风俗习惯的行动的稳定性，基本上立足于下列事 实：即那些不将自己行动倾向它的人，便会“不自在地”行动， 也就是说，他必须忍受大大小小的各种不方便和不愉快，而只要 他周围的大多数人仍旧依循着固有的风俗行事，这种情形便不会 消失。同样的，利害状况的稳定性也来自：若有谁不将自己行动 指向对方的利益——他不去“估计”它们——那么他会受到对方 的强力抵制，或得到他不愿见到和不在预期中的后果，换言之， 他因此而承担了伤害自己利益的风险。

    五 正当的秩序

    行动，特别是涉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指向参与者相信存在 的正当秩序。这种行动真正会出现的机会，即称作此一秩序的“效 力”（Geltung）。

    1. 因此，秩序的效力意含着比那些只被习俗或自利心所决 定的规律性社会行动更多的东西。如果家具搬运公司通常在租约 期满时登广告招徕顾客，这一规律性是被自利心所驱使。如果一 个推销员按月或按星期的特定日子去拜访特定的顾客群，其行为 不是习俗所致就是自利心的结果。然而，当一个公务员 （Beamter）每天在固定的时候上班，他并非只基于他可置之不 理的习俗或自利心的基础而行动；在一般原则下，他的行动也被 秩序的效力所决定（如：公务员规章），这为他所信守执行，一 方面是因为不服从将对其私人不利，另一方面也因违反规定对他 的责任感（当然，这可多可少）而言是有害的。

    2. 那么，只有当一种社会关系的内容是指向可决定的“准 则”才能被称为是一种“秩序”。只有这样一种秩序才被认为有 效，朝向这些准则的情形发生，多少也因为这秩序对行动者而言 是义务性或视为楷模的。当然，在具体的例子中，朝向秩序的行 动包括了极为不同的动机，但情况是伴随着其他顺应的来源。秩 序的产生，至少部分是操在行动者自己定义的行为模式或将自己 局限在律法中，这自然大幅增加了行动在实际上顺应秩序的机 会。一种秩序若和纯然权宜的动机相连，是较已成为习惯的全然 习俗动机还不稳定，后者往往是诉诸内在的态度；但即使这种秩 序也较联系于带有模范或义务的尊荣，即可称之为“正当性”的 秩序来得不稳定。其中的变化，从传统或纯粹目的理性的动机到 朝向一种正当性信仰的秩序，在现实中的界限自然是十分模糊 的。

    3. 某人将他的行动“指向”一种秩序的效力，并不意味着 只有依循行动者所理解的秩序本身的意义。甚至在规避或不服从 的例子中，作为必须遵守的效力仍可以产生规范性的影响。首 先，这可以在全然目的理性的行动观点下发生。一个小偷会指向 于刑法的效力而隐匿他自己的行动。事实上，秩序在他的社会中 被视为有效即表现在他不敢公然违犯的明证上。但不谈这边界性 的例子，通常秩序的违犯仅限于某些部分，而有时候违犯者还会 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也是正当的。从而，同时会存在着对秩序的不 同意义的诠释。以这些例子而言，为了社会学的目的，每种皆可 被视为在决定行动的过程中确实有其效力。事实上，在相同的社 群中，承认有相互矛盾的秩序存在，对于社会学的取向而言并不 太困难。因为甚至在同样一个人行动时，有可能也会朝向矛盾的 秩序系统，这不只是可能发生在不同时间的每天生活中，甚至也 会在相同的具体行动中发生。一个人依荣誉感而与人决斗；但同 时他可采行或者秘而不宣，或是相反把自己交给警察处理，接受 法律裁判。然而，当规避或违犯那些已被普遍理解的秩序成为规 律时，秩序的“效力”便只在有限的范围，或在极端的例子中已 完全消失。因此，在社会学的用法中，在已知秩序的有效和缺乏 效力之间，并不存在像法律那样严格清楚的区分。相反的，在此 两极间有个渐进的转变过程；而像前面已经指出的，矛盾秩序的 系统是可能同时存在的。在那些例子中，每种秩序都是有效的， 只要行动实际上有指向它们的机会存在。

    ［附记］对此主题的文献熟悉的人，会记得施塔姆勒书中有 关“秩序”概念的章节部分，我们在序文注释中曾提及此书。像 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他的定义看似繁复，但基本上误导了问题并 引起严重的困扰（读者可以比较作者前文中对于它的批判式讨 论，因为作者对施塔姆勒的含混亦感不耐，所以批评起来有时就 不免过于辛辣）。施塔姆勒无法把“效力”的规范意义和经验意 义区分开来。进一步，他也无法认识到社会行动不是只有朝向秩 序的。尤其他视秩序为社会行动的“形式”，然后他企图把它带 进一个“内容”的关系类型中；这是和知识论中形式与内容的说 法类似，但他却以一种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观点来论述（先暂时 不谈他论证中的其他缺点）。

    譬如说，经济行动是基于可利用手段的相对稀少性的概念来 满足需要，而关联到自己的需求状态及对于别人的适切行动，后 者对同样的资源也有所考量。当然，行动者在选择其经济过程时 自然地会朝向他所理解的常规和法律的规则，这些秩序有其效 力，即他知道自己若违犯它们的话，会引起其他人特定的反应。 施塔姆勒却以一种无助的困惑状态来理解这非常简单的经验情 境，特别是他竟然宣称在“秩序”和经验性行动这两者之间无法 在概念上建立一种因果关系，在这层脉络中，只能询问被正确诠 释而具法理含义的秩序，是否能“应用”到经验的情境之中，即 规范的意义能被视为有效吗？若能的话，此情境下的规范法则的 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事实上，在对一般理解下的秩序效力有所想 象（Vorstellung）并使行动朝向于此一秩序理念的机会，以及 与其相关的经济行动之间，的确（在特定情况下）存在着惯用意 义上的“因果关系”（Kausalverhältnis）。就社会学而言，光 是这种朝向（秩序的）想象的机会本身，便构成了所谓的有效秩 序。

    六 正当秩序的类型：常规和法律

    秩序的正当性可以由两种主要的方式来保证：[27]

    Ⅰ. 该保证是纯粹内在的，可以是：（a）情感的：源于情绪上的顺 从；或（b）价值理性的：由一种信仰而决定，它相信秩序的终极价 值，且视之为伦理的、审美的或任何其他类型的终极价值的表现；或 （c）宗教的：通过对依赖于某种拥有救赎资源者（Heilsgüterbesitze） 方能得救的信仰来保证。

    Ⅱ. 秩序的正当性也可以（或只是）由对特殊的外在效果的期待， 像利害状况等所保证。

    某种秩序将被称为：

    a. 常规（Konvention），其效力是由一种机会而外在地被保证，也 就是若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群体中偏离了它，则将导致一个相对普遍且实 际感受得到的不同意（Missbiligung）的反应的机会。

    b. 法律（Recht），若它的外在保证是通过下列机会，即靠着一群 执行人员（Stabes）为了集体承诺或对违规的惩戒，而可能运用对个人 生理或心理的强制。

    1. 常规，所指的是风俗的一部分，它在既定社群之中产 生，而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共同意见，并以不同意的方式来对 抗偏差。拿来和此处所讨论的“法律”区分开看时，它并非被一 群执行人员所强制。施塔姆勒把习俗从法律中区别出来以说明它 有彻底自发顺从的特质，但这与一般用语不符，而他所举的例子 也不恰当。对习俗的顺从，如打招呼的通常形式、服饰款式被赞 为恰当得体和各式各样对社交的规范等，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 皆十分期待个人视其为严肃且有约束力的。这并非像准备食物的 特殊方式例子，只是一种“风俗”，对常规的顺从没有那么的自 由。对于常规法则的违犯——如“体面”（Ständessitte）的标 准——通常会导致一个人所从属的地位团体里的部分成员相当严 格且有效的非正式杯葛与制裁，这事实上常比法律的惩罚更为严 厉。其唯一欠缺的是有维系秩序的特定功能的同僚群，如法官、 检察官、行政官员、首长等。这两者的界限其实很模糊。介于常 规对秩序的保证与法律保证之间的边界例子是在形式上的威胁及 组织化的杯葛上。就我们的专有名词而言，这当然被视为法律强 迫的形式。常规法则除了仅止于不同意的手段外，还可以有其他 的方法来执行，如利用权威驱逐违犯该地惯例的人离开。但这并 非现在要谈的重点，因为归根究底，这仍是个人基于常规上的不 同意而动用这种（时常相当激烈的）强制手段，并不是为此目的 而设的执法人员在执行其任务。

    2. 对于我们此处所用的“法律”概念而言，为了其他目 的，它可能会被赋予不同的定义。有这么一种随时准备强制处理 的执行人员的存在是最为关键的。这些人的特质自然并不需和现 在所知完全相似，特别是它并不一定需要有“法 官”（Richter）机构存在。氏族（Sippe）可以在复仇与决斗的 争执中作为执法者，如果他们的反应方式确有任何一种秩序实际 发生着效力，但这是我们所说的“法律强制”（Rechtzwang）最 外缘的极限了。众所周知，国际法常常会被否认是法律，就是因 为在各国的权力范围之上并没有一个超国界的法理权威在那里。 在现在使用的词汇中，任何只通过对不同意与受害者自己报复的 期望，即外在上只靠习俗力量或利害状况来保证而缺乏一批执行 人员来维护的秩序，都不能称之为“法律”。但是就法律的专有 名词用法而言，完全相反的说法亦可能成立。至于强制的手段为 何，则是不相干的，甚至像“兄弟爱的告诫”，这在各宗教派别 广为使用，并被作为初级对犯戒者的温和惩罚，从它是一种设定 出来的秩序而由特定人员加以执行来看，可说是种“法律”。同 样的情况如［罗马的］监察惩戒是保证行为遵循“公序良俗”的 手段，而教会的训育手段所造成的心理强制也包括在内。是 以“法律”既可以被神职权威也可被政治权威所保证，可以由志 愿性结社或家长权威或由合作社或其他的结合方式来保证。（德 国学生的）兄弟会的规则在我们的概念定义上也是法律，就像德 国民法第二节888条所提及的不可强制执行的事项（如同居义务 的履行等、由婚姻引起的责任）亦属于法律。“法律的不完美 性”（leges imperfectae）和“自然义务”的范畴是法律语汇 的形式，其表现了间接的限制或使用强制的条件。同样的，强迫 性参与的“交易习惯”（Verkehrssitte）亦是法律，可看民法 157、242条。亦请比较“善良风俗”（gute Sitte）的概念，就 因为是可欲的，所以是值得以法律维系的风俗。[28]

    3. 并非每一种有效的秩序都必然具有普遍而抽象的性质。 法理规范和在具体实例中的法律裁决之间的区分，并非总像现今 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清楚。一种“秩序”因此也许只是对单一具体 情境的支配而已，其中细节属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但是为 了现在的目的，除非有特殊状况，我们将以现代区分法理规范 （Rechtssatz）及法律裁决（Rechtsentscheidung）的理解方式 来讨论。

    4. 被外在强制所保证的秩序，同时也可能还被内在的主观 态度所保证。而法律、常规及“伦理”间的关系并不会构成社会 学上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种“伦理”的标准是指一 个人的态度朝向某类型的价值，且借由此信仰，他视之为支配其 行为的有效规范。因此，像审美的标准可说什么行动是美的，我 们也可以说什么是伦理上的善的行动。这种样态的伦理规范的信 仰，即使欠缺外在的任何保证，亦能对行动产生巨大影响，这类 例子出现在当其他人的利益并不会因行动违犯而受影响的时候。 另一方面，这种伦理的信仰通常是被宗教的动机所保证。但同时 它们也可以由（此处用语意义上的）习俗——即通过对规范的不 同意与杯葛，或由法律——通过刑法、警察的反应与民法上的后 果——来加以保证。社会学意义上的每种实际的有效的“伦 理”，大致上总是由存在着不同意义的可能性而能保证其不被违 犯，即有常规的成分在。但相反的，并非所有的常规或法律秩序 都能宣称具有伦理规范的特质，法律经常以目的理性的方式规 定，其伦理的性质更远低于某些常规。在人群中流传的效准想象 （Geltungsvorstellung）是否能称作“伦理”（因此便不仅 是“常规”，或不仅是“法律”），对经验取向的社会学来说， 只能视这群人实际应用的“伦理”概念内涵究竟为何来判断，而 无法一概而论。

    七 正当性的基础：传统、信仰及成文规定

    行动者可以由下列方式去赋予某种秩序正当性的效力：

    a. 由传统（Tradition）：其效力在于原先便已被接受的。

    b. 基于感情上（尤其是情绪的）信仰（Glauben）：新的宣誓与被 认为是值得仿效的模范所形成的效力。

    c. 基于价值理性的信仰：被视为绝对价值者所具有的效力。

    d. 基于被相信具有合法性的成文规定（Satzung），这些合法性被 参与者视为正当，是因为：（a）那些利害关系者会自愿地同意并接受 此种形式；（b）某些人对其他的人拥有正当的权威，因此便强制其服 从。

    除了一些仍须定义的概念外，上述部分的细节都可算是法律 社会学及支配社会学的范畴。在此只作若干必要的陈述。

    1. 权威正当性最古老和普遍的形式，便是植根于传统的神 圣性。对于巫术惩罚的畏惧，强化了存于心中抑阻改变行为惯常 模式的力量。那些与既存的秩序相结合的多种利益，也使得权威 的持续得以巩固。

    2. 有意识地创造一种新的秩序，就起源而言，差不多全是 由于先知的预言，或者至少被认为是先知的宣示。我们可以从希 腊的“仲裁者”（Aisymnetac）的地位上[29]，看到这样的情 形。此种顺服乃依附于对先知正当性的信仰。在严格的传统主义 时代中，新秩序的建立——被视为确实是新的——若非通过先知 的宣示，那么便只有将此新秩序当作是过去即存在却尚未被真正 认识到的真理，或是此真理一度被蒙蔽，现在又重新被发现。

    3. 通过“自然法”（Naturrecht），我们可以看到价值理 性式正当性的原则。即使自然法在事实的发展上，并不总是与其 宣示的理想相一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的严整逻辑对行为仍 有其影响，而这使它与神意法、成文法和传统法律都有所不同。

    4. 今天正当性最普遍的形式，便是对合法性的信仰，也就 是服从形式正确的以一般方式通过的成文规定。在这方面，所谓 自愿同意的秩序，或强制规定所形成的秩序之间的区分，只有相 对的意义。因为，即使是自愿同意形成的秩序，其效力亦非立足 于完全一致的同意，在过去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正当性所必备的条 件，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特定群体的秩序，所依赖的多是那些持有 异议者的默认。另一方面也很普遍的便是：少数借由武力或更为 激烈的方式来强制一种秩序，使得原先抗拒者逐渐承认其正当 性。另外，如果是以投票来确立或更改秩序的合法手段，那么也 经常发生少数意见取得形式上的多数，而使原先的多数来服从。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多数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而由自愿同意所 建立的秩序，其合法性的信仰起源甚早，有时在我们所谓的原始 部落中亦可以发现，在这些情况下，差不多都会以神启的权威来 做补充。

    5. 服从那种由一个人或一群人所强制的权威，如果不是只 基于畏惧或是目的理性的动机，那么就一定会有对于合法性的想 象，所预设的总是对于这些人所拥有的正当的支配权力 （Herrschaftsgewalt）的信仰。这些主题我们将在下面分别处 理，可参看十三及十六节，及第三章。

    6. 对于秩序的服从，通常除了由各种不同的利益情况来决 定外，也会受到一种对传统的坚持及合法性信仰的混合物所制 约，除非它是一种完全新规定的案例。在大部分的例子上，服从 秩序的行动者当然不是完全知道是受习惯、习俗或法律的影响。 在这些情形下，社会学家必然要对各种效力的典型方式加以说 明。

    八 斗争、竞争和选择

    当行动是企图贯彻行为者的意志以抵挡其他团体的抗拒时，此种社 会关系可被视为“斗争”（Kampf）。所谓“和平的”斗争手段，是指那些 不诉诸直接暴力的方法。当企图形式上和平地达成对机会和利益控制的 范围而此种机会亦是他人极想获得时，“和平的”斗争便是所谓的“竞 争”（Konkurrenz）。而当一种竞争的过程，其目的和手段朝向一种秩 序时，便是“规则化的竞争”。为了利益和生存，那些发生在个人或社会 类型之间（潜在的）斗争，因为欠缺明确的冲突意图，此将称为“选 择”（Auslese）。凡属于生活中有关个人的相对机会的事务，称之为“社 会选择”，而就关于遗传特性所决定的生存机会来说，则是“生物选 择”。

    1. 从毫不顾及规则、目标放在消灭敌对者的血腥冲突，到 受传统习俗所制约、具有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对抗和有着明确游戏 规则的运动竞赛之间，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斗争类型的）过 渡。在战争中传统规定的典型例子是，前锋必须站在行伍前 喊“Messieurs les Anglais, tirez les premiers”[30]。其他 的过渡例子，譬如说从毫无规则、为取得女性欢心的献殷勤者的 竞争，到为争取交换机会、在市场秩序下的竞争，到艺术领域规 则化的竞争或像“选举”等，也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过渡类型。 和平和暴力斗争在概念上的区隔，是由于各有其自己的方式及特 殊意义的社会学结果（可参见下文及第三章）。

    2. 所有大规模发生的典型斗争和竞争模式里，就长期来 说，愈拥有成功的个人特质的人愈会被拣选出来，虽然在许多个 别的例子上偶然及幸运也具有决定的重要性。什么特质是重要 的，视斗争或竞争发生的情境而定。这特质有可能是形体的力 量，或者是种机诈取巧，可能是心灵的力量和煽动群众的技巧， 或是对长者的忠诚，或是取悦大众的能力，可能是原创的创造 力，或者是善于调适的能力，更有可能是些不寻常的特性，或平 凡大众所拥有的东西。在这些决定性的因素中，我们不可忘记， 这是由团体所导引的行为的秩序系统，不论是传统的、价值理性 的或是目的理性的。每一种秩序的型式都会影响到不同社会选择 过程中的机会。以此处的意义而言，并不是每一种社会选择的过 程都是斗争的情况。相反的，社会选择在起初只是意味着行为的 特定类型、与相应的个人特质在某些角色上较容易成功的可能 性，像“爱人”、“丈夫”、“国会议员”、“官员”、“承包 人”、“经营者”、“成功的商人”等。这样的想法并未指明这 种社会上优势的机会是不是必须由斗争来实现或甚至是否可以改 善生物性的生存机会。

    只有在真正竞争的情形下，“斗争”的概念才会被使用（也 就是说，当规则原则上可以被建立的时候[31]）。根据我们的经 验，只有在“选择”的意义下，斗争实际上才一定会发生；更进 一步来说，只有在生物选择的情况下，斗争才是原则上无法排除 的。选择“持续存在”（ewig），乃因为明显地并没有一个方式 可以完全排除它。即使是最严厉的要求和平的秩序，也只能部分 地排除斗争的工具、对象及促成斗争的动力。这表示有其他争取 成功的斗争手段，是在开放竞争的过程中可资运用。但是即使是 根据乌托邦式的假设，所有的竞争将会被完全排除，环境仍然会 形成潜在的选择过程，不管是生物的或社会的都将有利于适者生 存，而最适应环境的重要特质主要是由遗传或环境来决定。社会 选择在实际上，而生物选择在原则上，同样都对排除斗争设下其 限制范围。

    3. 在社会关系中发生的“斗争”和“选择”过程，自然可 以和个人为了生存及成功所展开的斗争区分开来。只有以隐喻的 方法，这些概念才能适用于社会关系。因为社会关系只以具有特 定主观意义的人类行动的方式存在。因此一个“选择”的过程或 是人们之间的“斗争”只代表着某种行动类型已由其他所取代， 不论这是同样的人或是其他人的行动。这可能表现为许多不同的 形式。人类行动首先可能有意识地指向改变某些社会关系——即 去改变相应的行动，或是它可能导向去阻止它们的发展或持续。 举例来说，“国家”可通过战争或革命来破坏，或是一场阴谋叛 变可借血腥的镇压而解散，卖淫亦可由警察来查禁，“诈欺 的”商业行为则可通过撤销法律保障或刑罚来制止。进一步来 说，社会关系可能会因为差别待遇的存在而受到影响，这有利于 一种类型压倒另一种类型。不管是对个人或有组织的群体而言， 去追求这样的目的，都是可能的。

    其次，在不同情况下，社会行动和其相关的条件也可能产生 非预期的结果，而某些社会关系的类型（当然是指那些相关的行 动），在它们持续与否的机会上，会被行动的相反结果所影响。 所有自然及社会情境的改变，都会对各种社会关系存续的不同机 率产生影响。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将此种例子视为选择的过程。 譬如，他可以说在几个国家中“最强的”（以“最适者”的意义 而言）将取得胜利。然而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所谓的“选择”和 在社会上及生物上某种类型的人的选择并无关系。在每一个例子 上，去探究产生改变的原因是很必需的，这包括许多复杂因素， 并不适宜用单一观点来解释。当硬要用单一观点来指称时，总是 有个危险，那便是介绍未经批判的价值判断到实证调查中同将碰 巧遇到的“偶然”和个别特例通则化的风险。不幸的，这类型的 议论在近年来已日渐增多。特定的社会关系经常是在相当具体的 理由下才会被排除，而这种事实根本还不足以证明其一般性 的“适应度”（generelle “Angepasstheit”）究竟如何。

    九 共同体关系和结合体关系

    所谓的“共同体”关系（Vergemeinschaftung），是指社会行动的指 向——不论是在个例、平均或纯粹类型中——建立在参与者主观感受到 的互相隶属性（Zusammenangehörigkeit）上，不论是情感性的或传统性 的。所谓的“结合体”关系（Vergesellschaftung），是指社会行动本身的 指向乃基于理性利益的动机（不论是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的）以寻求利 益平衡（Interessenausgleich）或利益结合（Interessenverbindung）。特 别的是，通常这种结合体的关系型态是基于双方认可的理性同意，虽然 这绝非唯一的形式。在这种情形下，相应的行动，就理性的极端例子而 言，可价值理性式地指向对自己责任义务的信仰或目的理性式地指向其 伙伴的忠诚度的期待。

    1. 这个用词和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所作的区 分相类似。但就滕尼斯的目的而言，他赋予这个区分特别的意 义，而不完全适用于此处的论述目的。[32]结合体关系的最纯粹 类型有：（a）目的理性的自由市场交换，这构成了相互对立却 互补的利益妥协；（b）纯粹的，依自由协议而组成的“目的结 社”（Zweckverein），其意图与手段完全是在追求成员实际的 （sachlich）利益（如经济或其他事项），并为此同意进行长期 持续的行动；（c）基于价值理性动机而成立的“信念结 社”（Gesinnungsverein），例如“理性的”教派，假若其不计 情感上和情绪上的利益，完全只是为了服务一件“实 际”（Sache）而存在（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例子只有发生在相 当纯粹的类型中）。

    2. 共同体关系可能建立在许多不同的情感性、情绪性或传 统性的基础之上，例如宗教上的兄弟情谊、性爱关系、个人忠诚 关系、“民族”共同体、军队的团队精神等。最容易举证的便是 家庭。但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多少都有这类的特质，同时也有某些 程度是受结合体的因素所决定。不论社会关系的主要考虑是如何 冷静的可计算性或目的理性（如同商人对待顾客般），皆有可能 涉入情绪性价值，并超越功利性的原始目的。每种超越立即性共 同目的的追求的社会关系，若持续一段时间让同样一群人交往， 而且不是一开始便限定只在技术性的范围之内结合，多少会出现 共同体的连带关系。因此，在相同的军队单位、相同的学校班 级、相同的工厂或办公室的结合情况中，总是有这样的趋势，当 然其程度上的变异相当大。[33]相反的，一种通常被视为主要是 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可能会有部分甚或全体成员在行动上或多或 少地指向目的理性式考虑。例如，家庭团体的成员究竟是以“共 同体”的感觉去面对它，抑或以“结合体”方式利用这种关系来 达到自身的目的，这之间的变异可能性很大。“共同体”关系的 概念，在此被有意地界定为非常一般性的术语，因此也就包含了 非常异质的各种现象。

    3. 根据主观意义上的通常诠释，“共同体”关系是与“斗 争”最极端对立的例子。然而，不容隐瞒的事实是：加诸较弱一 方身上的各式各样的强迫，即使是在最亲密的共同体关系中，仍 是相当普遍的事情。更甚者，导致生活机会和生存机会不同 的“选择”（Auslese）过程，持续地在这些关系中进行，就像 在其他地方一样。另一方面，结合体的关系经常只存在着敌对利 益之间的妥协，在此仅有部分斗争目标或斗争手段被排除，或者 至少有想要这样做的企图。在妥协范围之外，参与者之间的利益 冲突本身与对机会的竞争仍然俱在。“斗争”与共同体关系是相 对的概念。斗争依据采用的手段而有很大的变异，特别是暴力的 或和平的，以及它们是如何毫不顾忌地被使用。这已指出，社会 行动的任何一种秩序形式，在某些方面皆预留了空间给不同类型 的人（Menschentypen），以各种方式在竞争中为生活机会而进 行事实上的“选择”。

    4. 并非有着任何特质、共同情境或行为的共同模式，便意 味着一个共同体关系的存在。例如，因为拥有共同生物性遗传， 而归类为属于相同“种族”的人群，并不意指他们之间有任何的 共同体关系。通过对互通有无和通婚权利的限制，人们可能发现 他们是处于相似的情境，一种相对于外在环境使人们互相隔离的 情境。但即使他们对这种情境皆有相同的反应，也不构成共同体 的关系。光靠他们对这情境及其结果有共同的“感 觉”（Gefühl），共同体关系仍尚未存在，只有当这感觉导致 彼此行为的相互指向时，一种社会关系方才在他们之间产生，而 不仅仅是每个单独个人对环境的关系。甚至只有当这样的关系包 含了相互隶属的感觉时，才算是一种“共同体”的关系。这可以 犹太人为例，除了犹太复国者集团和为了提升特殊利益而有的特 定结合行动外，犹太人之间只存在一种相对而言很低程度的共同 体关系；事实上，犹太人经常是排斥犹太“共同体”存在的。他 们有着一种起源于相似的传统、通过家庭和周遭社会环境而发展 出的共同语言，这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并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 所有的社会关系。但就本身而言，它并不足以充分形构出共同体 的关系，而是促发了团体内所关心之事的沟通，即有了结合体关 系的发展。这发生在个人之间，并不是因为他们说相同的语言， 而是因为他们有着其他类型的利害关系。指向共同语言的规则首 先只是充作沟通的工具，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内容。只有当说相同 语言的两者意识到与说不同语言的第三者之差异时，那分享共同 情境的面向便可使他们有共同体的感觉产生，及有意识地出现基 于分享共同语言而存在的结合体关系。参与“市场”是另一种形 态，它促成交换伙伴之间的结合，以及个别参与交换者（特别是 竞争双方）的社会关系，使他们不得不彼此指向对方的行为。但 市场中更进一步的结合方式发展，则除非某些参与者为了在价格 竞争中取得成功或所有参与者为了规则及确保交易之目的而订定 协议，否则不会出现。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和基于其 上的竞争性经济（Verkehrswirtschaft）形成了由赤裸裸的利害 状况而导致行动相互影响的最重要类型，正如现代经济生活所具 备的特质。

    十 开放关系和封闭关系

    一种社会关系，不管在任何的特质上是共同体或结合体的，只要其 秩序体系不排斥任何想加入者的参与（通常这些人实际上也有能力就此 加入），便可称作是对外“开放的”。另一方面，根据行动者主观意义和 具约束力的规则，使特定人的参与被排除、限制或限定于某些条件，那 么相对于局外人而言，这便是一种“封闭的”关系。不论开放的或封闭的 关系，可能是传统的情感之价值理性地或目的理性地被决定。在下列情 境中，特别可能基于理性的理由而导致封闭：社会关系可能提供参与者 精神上和物质上利益满足的机会，不论这种满足是其目的或是其结果， 或者不论是由合作的行动或由利益的妥协所达成。假若参与者期待他人 的认可，将导致满足机会在程度上、方式上、安全性上或价值上的改 善，他们的兴趣将在于保持这种关系为开放性的。另一方面，假若他们 期待以独占的策略改善其地位，那么他们的兴趣便在于对外封闭的关 系。

    对封闭的社会关系而言，有许多方式可能保证其团体的独占利益： （a）这样的利益可以开放给团体内自由竞争；（b）它们可能在数量或 种类上受规制或定额配给；或者，（c）它们可能被个人或团体依恒久 的基础所占用，而变得越来越不让与（对内封闭）。在此，占有的机会 将称之为“权利”（Rechte）。依相关的秩序决定，占有可能是（a）为了 特殊共同体或结合体团体成员的利益，例如家族团体；或者（b）为了 个人的利益：亦即（a）个人可以在纯粹个人性的基础上享受他的权 利，或者（b）万一他死亡，一个或多个因出生（血缘）而与权利拥有 者相关的人，或由于一些其他的社会关系，便可能继承这些权利；或者 拥有者会特别将权利指派给一个或更多的人，这些都是继承占有的例 子；最后，（c）也有可能拥有者多少被完全授权，而可以自愿同意让 渡权利，或者给特定的人，或者给任何一个他所选择的人，这是让渡性 的占有。作为封闭性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将称为“成员”（Genosse）； 如果他的参与是受制于为了保证其占有利益的方式，即称之为“有特权 的成员”（Rechtsgenosse）。个人由继承或由继承团体（不论是共同体 的或结合体的）而享用的占有权利，可称之为个人或团体的“财产”，而 只要是可以让渡的便是“自由的”财产（freies Eigentum）。

    上述概念的详细定义，表面上有着不必要的冗长，事实上这 个例子说明了我们经常忽略仔细去思考那些“自明之理”，只因 为在直觉上已习以为常。

    1. （a）在传统的基础上倾向于封闭的共同体关系或成员资 格是受家庭关系决定的那些例子。（b）在情感上经常是封闭的 个人情感性关系，例如性爱关系或常见的个人忠诚关系。（c）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相对的）封闭关系，经常形成分享着一种 明确宗教信仰的共同体（Glaubensgemeinschaften）。（d）以 目的理性为基础的典型封闭关系，如具有独占或财阀性的经济性 结社团体。

    下面再随意地举几个例子：一个语言沟通社群 （Sprachvergesellschaftung）是开放性或封闭性的，取决于其 意义内容。一般性的对话较倾向于开放性的，而与亲密的对话或 商业资讯的传达有显著的不同。市场关系则至少大部分时候是开 放性的。在许多包括共同体和结合体关系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观 察到扩张与封闭之间的转换。例如古代和中世纪的行会和民主的 城邦国家，有时这些团体为了巩固他们权利地位的安全性，便试 图尽可能增加他们的成员人数，但另一些时候，则限制成员资格 以保护他们独占性地位的价值。相同的现象在修道院和宗派中并 不普遍，他们已由宗教信仰宣传阶段过渡到一种为了维持伦理标 准或为了物质利益的理由而向外封闭的阶段。在市场关系中为了 增加成交量的扩张做法，和为了独占利益而加以限制的考量往往 并行不悖。语言统一的提倡在今天是出版者和作者利益的自然结 果，这与以前（并非不普遍）为了地位团体而维持语言特殊性或 甚至出现隐匿性语言（Geheimsprachen）的情形正好相反。

    2. 与局外人有关的规定及排他性的范围和方法可能有很大 的变异，所以由开放性的状态到规定和封闭性的转变是渐进的。 不同的参与条件有如：检定测验、试用期、可在特定条件购买的 股份持有资格、以投票选举新成员、以出生或由成就决定的成员 资格或被选举资格等。最后，如果存在着对内的封闭性和权利的 占有，那参与便得取决于占有性权利的获得。封闭性和参与条件 的等级区分（Abstufungen），有各式各样的变异。亦因此，所 谓的“规制”和“封闭性”都是相对的概念。从排他性俱乐部、 买票即可进入的戏院、通过海报广告招揽群众参加的政党集会、 人人可自由加入的教堂礼拜一直到某种（有资格限制的）教派或 秘密组织的神秘仪式之间，存在着人们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各种 不同程度的过渡，其间的界限并不明显。

    3. 相同的，在团体内的封闭性也可能包含了各种变异形 式。例如，种姓（Kaste）、行会或股票交易中介者团体（对局 外者而言是封闭的），视其本身为完全独占性的团体，可能会允 许其成员彼此自由竞争所有的利益机会；或者可能会严格地指派 每一成员享有特定的利益，例如对顾客群或者特殊事业目标的限 制，常是一辈子可享有或基于（如印度所特有的）种姓继承制 度，或可让渡的占有机会上的安排。同样的，日耳曼传统中的马 克共同体（Markgenossenschaft）结社不是允许其成员自由使用 其领域的资源，便是指定每一个别家族严格地限制在一小地区 上。而对外封闭的移民团体可允许自由使用土地，或同意并保证 个别所有物的永久性占有。在这种种情况中，可发现所有想像得 到的过渡和中间形式。历史上而言，采邑、俸禄和官职的继承请 求权乃是对内封闭的，其占有的形式相当复杂且多变化。

    就请求权的发展来说，（现代的）“工厂议 会”（Betriebsräte）也可以声称工人有权拥有工作位置，其形 态由“封闭性的工作场所”（closed shop）到对特定位置 有“权利”占有，这是工人争取自身权利的第一步，但并非必然 如此（这个发展的前一阶段则是禁止在无工人代表的同意下解雇 工人）。[34]所有细节将保留至以后再分析。永久性占有的最终 极形式可见之于个人或如家族、氏族、家庭等个人组成的特定群 体的受保障，即（a）万一死亡，（其财产）会依一定的秩序交 予特定的继承者，或者（b）权利拥有者能够将权利任意自由地 让渡给任何其他人，从而他也成为社会关系的当事人之一。所 以，当占有在群体内达到这样的极端时，便成为与局外者有关 （相对）的开放性关系。只要成员资格的获得不是系于其他特权 成员的认可，这种情形便可能发生。

    4. 封闭性关系的主要动机有：（a）维持素质，这经常结合 了对声望的兴趣，享有荣誉的必然机会，甚至和利润有关：例如 苦行者、修道士（特别如印度的托钵僧）、清教徒的教派等社 团，也有如组织化的武士群体、部会首长和其他官员、希腊城邦 的市民集团、工匠行会；（b）相对于生存空间 （Nahrungsspielraum）呈现机会紧缩的压力[35]：例如消费的垄 断，以自给自足的马克共同体为其典型；（c）营利机会 （Erwerbsspielraum）的日渐缺乏：这可在商业独占中发现，例 如行会、古代捕鱼权利的独占等。通常（a）是结合了（b）和 （c）。

    十一 社会行动的责任归属：代表和相互责任

    不论是依传统或法律秩序所维系的社会关系，其参与者都可能将某 种特定的行动类型（a）归责于（zugerechnet）所有在社会关系中的参 与者，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互有责任的成员”（Solidaritätsgenossen）； 或是（b）将特定的参与者（代表者）的行动归责于其他的参与者（被 代表者）。

    这两种情况中的成员都会共同承担由行动机会和后果所带来的利益 或损失。按照现行的规则，代表者的权力（Vertretungsgewalt）可能 是：（a）完全占有所有的形式，如自行全权代理（Eigenvollmacht）； （b）根据一定特质予以持续地或有期限地获得授权；（c）通过参与者 或第三者的特定文件而持续地或限期地获得授权，如正式的委任代理 （gesatzte Vollmacht）。关于社会关系（共同体或结合体）可被视作互 有责任的团结关系或代表关系的基本条件，一般而言，只能说最具决定 性的考虑是看行动指向以暴力斗争或和平交易为目的的程度究竟为何， 但除此之外，尚有相当多只在具体分析中方能确定的特殊状况也极为重 要。自然的，上述的发展在那些以和平手段追求纯粹理念目标的团体中 较不显著。通常这类团结和代表权的现象会随着对外界封闭的程度而平 行发展，但并非总是如此。

    1. “责任归属”（Zurechnung）实际上意味着（a）主动与 被动的团结式相互责任：对任一参与者的行动，所有其他成员就 像他本人一样必须负责，同时其他人也和他本人一样可以正当享 用行动所带来的有利机会。这种责任的对象可能会是精灵或神明 也就是宗教倾向的，或者可能是对人们的责任如受到习俗或法律 所规制的情形。受习俗规制的例子有针对氏族成员或由氏族挑起 的“血仇”（Blutrache），和打击城市居民与罪犯故乡的报复 手段。而受法律约制的例子则有对亲属、家人和共同体成员的处 罚，以及为家族成员和商业合伙者相互间的个人偿债义务。对于 神明的团结盟约，在历史上（如古希伯来、古基督教和早期清教 徒社区）也有极重要的后果出现；（b）另一方面，责任归属可 能只意味着：依据传统或法律秩序规定，一个涉入封闭性关系的 参与者，对于代表者的决策权力——特别是经济机会的处分权上 ——承认其为合法的代理。例如一个“社团”的“董事会”在决 策上的“效力”，以及一个政治或经济组织的责任代理人对那些 依规定乃服务于“组织目标”的资源加以处分的“效力”。

    2. 相互责任式的“团结”（Solidarität），其基础典型地 建立在（a）传统的血缘或生活共同体上，如家庭与氏族类型； （b）以武力维持独占性机会的封闭性关系中，其类型是政治性 团体，尤其在过去，但就更广的层面而言——如在战争期间—— 它也出现在今天；（c）以利润为导向的结社形式中，往往由参 与者个人主导着事业经营，典型的例子是开放性的公司组织； （d）某些情况下，可以建立在工作组织中，如（苏联的）工农 合作社。至于“代表”的基础典型地奠立于目的社团 （Zweckvereinen）与依法成立的组织中，尤其当为了共同目的 的资产（Zweckvermögen）已经筹集且需要管理时，特别可能发 生。这将在法律社会学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3. 所谓根据一定的“特质”来归责，是指代表的权力譬如 说以长幼的顺序或相类似的规则来授予。

    4. 这些事实的细节不可能概括性地陈述，而唯有以社会学 式的具体分析来探究。在此领域中最古老和最普遍的现象是报 复，指复仇或是对人质取得控制的手段，或其他防御下一步伤害 的方法。

    十二 组织的概念与种类

    一种对外封闭或限制局外者加入的社会关系，当它的规则是由特定 的个人如领导者，以及可能是管理干部（他们通常同时具有代表性权 力）来执行时，称之为组织（Verband）。决策地位的拥有或对幕僚作 业的参与形构成“执政权”（Regierungsgewalt）。这些位置可能是（a） 被据为己有；或（b）由根据有效的组织规章或一定特质或基于特定形 式选出来的人所占有，其任期可能为永久或暂时，或只在某些情况下被 指派。“组织行动”（Verbandshandeln）意指（a）为贯彻组织秩序，由 管理干部本身凭借其执政权或代表权的正当性而执行的行动；（b）组 织成员们接受管理干部依据规章所指导的（和组织有关的）行动。[36]

    1. 对组织的概念而言，成员间的关系究竟是共同体或结合 体，在起初并不重要。一个“领袖”的存在，如一家之主、协会 的董事会、经理、君主、总统和主教等，他们的行动是关切组织 秩序的贯彻，这样便足够了：因为这类特殊的行动不仅指向既定 的秩序，而且还有强制成员服从的意思。以社会学来说，这添加 了实际上相当重要的特质到封闭的“社会关系”现象中。因为绝 非每一个封闭的共同体或结合体关系就是一个“组织”，例如性 爱关系或缺乏领袖的血缘群体便算不上。

    2. 组织是否“存在”，主要看领袖或管理干部的存在与 否。更精确地说：它的存在有赖于某人可以从事下列行动的机 会，即以他的方式将组织秩序予以贯彻；换言之，当情况发生 时，可被期待以如此方式行动的个人能够出现。为了定义上的目 的，什么是相关期待的基础并不重要，不论是传统的、情感的或 价值理性的信仰（如对封建诸侯的效忠、对官职或业务的义务） 或基于目的理性的利益（如薪俸利益等），都无损其运作。因 此，以社会学的概念意义而言，组织的“存在”并不能和这类行 动倾向存在的机会相分离。如果在特定的人群或个人身上欠缺了 这种行动类型的机会，那么它便只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已，还 称不上是“组织”。另一方面，只要存在着这种行动的机会，即 使其中的个人可能完全更换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仍“存 在”。此处的定义方式便是企图将上述现象立即地牵涉进来。

    3. （a）除了管理干部本身的行动或在其指导下发生的行动 之外，可能会有其他的情形出现——参与者的行动意图保证秩序 的贯彻，例如献金或个人性的各种服务工作：如担任陪审员、服 兵役等。（b）既定有效的秩序也可能包含某些规范，以期待组 织成员的行动会指向其他性质的事务，例如在国家组织中，“私 营经济”的规范并不强迫私人服从整体秩序，而鼓励符合个人利 益的行动，“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即其例证。第一 种情形（a）可称作“组织的相关性行动”（verbandsbezogenes Handeln），而第二种情形（b）则可称作“组织所规制的行 动”（verbandsgeregeltes Handeln）。只有管理干部们本身的 行动，以及由他们有计划加以引导的、与组织有相关性的行动， 才能够称之为“组织行动”。“组织行动”包括由国家所“领 导”的战争、由董事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或由掌权者缔结 的“契约”，其效力可强加于组织成员并归责于他们身上（比较 第十一节）。再者，所有的司法行政过程和行政程序皆隶属于这 个范畴（比较第十四节）。

    一个组织可以是（a）自律的（autonom）或他律的 （heteronom），（b）自治的（autokephal）或他治的 （heterokephal）。自律意指组织的秩序是由组织成员凭借自身的特质建 立起来的，不管其如何达到这一步。在他律的情况下，秩序则是由组织 以外的人所强加的。自治意指领袖和管理干部皆是依据组织自己的秩序 规章所产生，而不是像他治的情况，完全由外人指派（也不管这种指派 是以什么方式进行）。

    他治的一个例子是加拿大各省的省长完全由中央政府所指派。他治的组织也可以是自律的，就像一个自治性组织可以是他律的一样。而一个组织在这两种层面上，也有可能一部分是自律 和自治，另一部分却是他律和他治。德意志邦联的会员国虽然有 其独立自治性，但在帝国的权责范围里却是他律的，只有在它们内部（如宗教和教育事务）才是自律的。阿尔萨斯—洛林省在 1918年以前属于德国，它有某种有限程度内的自律性，但却是他治的（其省长乃由德意志皇帝所指派）。所有这些元素有可能部分地出现。一个既是完全他律又完全他治的组织，通常不妨视作 是某个更大组织的“一部分”，如一般将“军团”当作是军队组 织的一个部分。究竟实际上是否真正如此，取决于在具体情况下其行动倾向的独立性的真实程度为何。在修辞上应如何称呼，则纯粹是视目的而定的问题。

    十三 组织中的共识秩序与强制秩序

    一个结合体内明文化的秩序（gesatzte Ordnungen）可由两种方式订 立：（a）自由协议，或（b）强制与服从。组织中的领导者可以声称他 对新规则的强制施行，具有合法正当的权力。所谓组织的“宪 法”（Verfassung），意指成员对于既存的领导阶层所拥有的强制权力， 就其范围、方式及前提加以同意服从的实际机会。一般而言，其成立的 前提包括了特定团体或部分成员对规则的听证与同意，除此之外当然还 有许多其他的条件需要一并考虑。

    一个组织的秩序除了对其成员有强制力外，也有可能强加于具备某 些条件的非成员身上。特别是对那些有地域关系的人们，如居民、在当 地出生者或其行动与当地有关者，此处的秩序便具有“地域主 权”（Gebietsgeltung）。若组织的强制秩序是以地域范围为原则，可称 其为“地域组织”（Gebietsverband）。这个概念的用法无关于秩序及于成 员的宣称有多远，而仅着眼于地域主权的存在。组织对成员只拥有地域 主权的情形是可能的，[37]至少在有限制的条件下曾经出现过。

    1. 在我们的专门术语中，凡是没有经所有成员志愿同意而 建立的秩序，都属于一种“强制”。从而这也包含了少数必须服 从的“多数决定原则”。因此，多数决定的正当性有很长一段时 间经常不被承认或被加以质疑，如在中古时代的身份制与俄罗斯 的Obschtschina都是实例（这些在《法律社会学》和《支配社会 学》中还会再谈到）。

    2. 即使在形式上“自由”的同意，如众所周知，常常在实 际上却是强制性的（上述俄罗斯的Obschtschina便是如此）。碰 到这种情形，社会学只重视事实上的状况。

    3. 此处所用的“宪法”概念，拉萨尔（F. Lassalle）在别 处也使用过。它和“成文”宪法或法学上的宪法概念并不相 同。[38]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仅止于：何时，为了什么目的，在 何种限制之下和——最后——在那些特殊的前提下（如神明或教 士的允许、选民的同意等），组织成员会愿意服从领导。尤其当 领导者颁布规则而强令遵行时，管理干部及组织行动在何种情况 下愿意供其差遣。

    4. 强制性的“地域主权”的主要典型表现在：政治组织中 的刑法规范及其他“法条”的规定，其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的居 所、出生地、犯罪场所、行为完成地点处于此组织管辖范围之内 （请比较Gierke与Preuss所提出的：“地域法人团 体”［Gebietskörperschaft］概念）。[39]

    十四 行政秩序与规约式秩序

    一种导引管理组织行动的秩序，可称作“行政秩 序”（Verwaltungsordnung）。而一种规范约束其他的社会行动，并保证 行动者享有由此一规则所开启的机会的秩序，则称为“规约式秩 序”（Regulierungsordnung）。一个组织若仅仅指向第一种型态，便属 于“行政组织”，若以第二种型态为主，则称之为“规约式组织”。

    1. 理所当然的，大部分的组织兼有两种特征。一个纯粹只 有规约性任务的组织，或将类似于理论上可想象的、在绝对自由 放任政策（laissez-faire）下的“法治国家”（Rechtsstaat） （即其任务完全仅在依法维持公共秩序的国家组织——中译 按），此一情况自然预设了就连对货币金融的规制也完全由私营 经济来掌理的前提。

    2. 关于“组织行动”的概念见第十二节第3点。在“行政秩 序”的概念下，包含了所有既对行政幕僚的行为又对一般成员在 他与组织的关系上有其效力的规则。因此，就组织秩序的达成而 言，其目标是通过它的行政幕僚和成员们采取有明文规定并有计 划执行的行动来保证的。在一个绝对的共产主义经济组织中，几 乎所有的社会行动都臣属其下。另一方面，在一个绝对的法治国 家中，则只有司法、警察、陪审员、军队的功能和立法与选举的 活动属于其范围。普遍地来说，行政秩序与规约式秩序的界限正 好同“公法”与“私法”的概念分界相一致，但在具体事项上并 非一定如此（进一步的细节将在《法律社会学》一章中处理）。

    十五 经营、经营组织、社团与机构

    一种特定方式的持续性目的行动（Zweckhandeln）可称作“经 营”（Betrieb），而一个拥有持续的目的行动式行政幕僚的结合体则称 为“经营组织”（Betriebsverband）[40]。

    一个基于同意的组织，若其明文秩序的效力仅及于那些依个人志愿 参与的成员，则称之为“社团”（Verein）；而一个组织的秩序若在其既 定的影响范围内，能够（相对的）有效强制所有行动符合特定的标准， 则可称作“机构”（Anstalt）。

    1. 在“经营”的概念之下，自然也涵盖了政治性和宗教性 的经营管理以及志愿性社团的经营活动，只要它们具备了目的导 向的持续性这个特质。

    2. “社团”和“机构”皆是有理性的（有计划的）明文秩 序的组织，或更精确地说：凡是当一个组织有着理性的明文规则 时，它便可称作社团或机构。“机构”的类型主要是国家与其周 遭的所有非自主性组织，以及教会——只要其规则乃理性建立 的。一个机构的秩序常宣称对于具备一定特质（如出生、居留、 对特定设施的使用等）的人员有其效力，不论当事者个人是否 ——如在社团中——愿意加入，也不顾及他是否有参与过规则的 制定。这种秩序因此是特殊意义下的强制性秩序。机构也可以是 地域组织。

    3. 社团与机构的区别乃是相对的。社团规则可能会触及第 三者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对于此一秩序的妥当性的承认常会 强行加在非成员身上，其手段可能通过社团本身的篡夺和影响 力，也可能由合法的规章秩序（如证券法）。

    4. 在此不用特别强调：社团和机构绝没有将所有可能想象 的组织完全纳入。此外，这两个概念只是“极端”的对立类型， 就像在宗教领域中“教派”与“教会”的两极之别一样。

    十六 权力与支配

    “权力”（Macht）意指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 贯彻其意志的机会，而不论这种机会的基础是什么。“支 配”（Herrschaft）[41]，是指一项特定内容的命令会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 机会；“纪律”（Disziplin）则是经由反复练习的态度，使一群特定的人 对于命令有着即刻执行、自动与依循固定模式服从的机会。[42]

    1. “权力”的概念在社会学上是无定形的。一个人所有的 可想象特质与所有可能的环境组合，都可以让他置于一个能够贯 彻自己意志的情境之中。社会学的“支配”概念因此必须更加明 确，它只能意味着命令会被服从的机会。

    2. “纪律”的概念包括了大众顺从（Massengehörsam）的 那种不批评、不反抗的“习惯性”特征。

    支配的事实只存在于个人成功地向他人发号施令，但并不必然要系 于有行政幕僚和组织的存在；不过至少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它总是会和 两者的其中之一发生关联。一个组织若其成员乃从属于既定秩序的支配 关系之下，可称为“支配组织”（Herrschaftsverband）[43]。

    1. 家长在家庭中的支配不需要有行政幕僚。贝都因人 （Bedouin）的首领，向所有经过他领地的商队、个人和货物征 收贡品，他所控制的是一群不断改变、不特定、并不属于同一组 织的众多个人。这些人只要当他们是处在一特定的情境下时，经 首领的命令有时还会被迫成为侍从首领的行政幕僚。理论上可想 象的是：这种支配也可以由完全没有行政干部的单独个人来行 使。

    2. 若一个组织有行政管理人员存在，它基本上总是某种程 度的支配组织。然而支配组织的概念是相对的。一个常态的支配 组织通常也是一个行政组织（Verwaltungsverband）。其组织的 特点由几个因素所决定：行政管理的方式、人员的特质、管理的 对象以及有效支配的范围。前两项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通过 支配的“正当性基础”（Legitimitätsgrundlagen）的各种方式 而确立的（请参见《支配社会学》一章）。

    十七 政治组织与神权组织

    一个支配组织，如果在既定的地域范围内，它的存在与秩序是持续 地由其管理干部应用及威胁使用“暴力”（physischer Zwang）而获得保 证，可称作“政治性组织”。一种政治性“经营机构”（Anstaltsbetrieb）， 如果而且唯有当此机构的管理干部成功地宣称：其对于为了施行秩序而 使用暴力的“正当性”有独占的权利，则称之为“国家”。一种社会行动， 特别是组织行动，如果它的目的在于对政治组织的领导发生影响，尤其 是有关执政权的占有、强征、重新分配与指派等事项，可称作“政治倾 向”的行动。

    一个支配组织可看作是“神权组织”（hierokrtischer Verband），如 果且唯有当它使用分派或取消救赎资源（Heilsgüter）来确保其心理强制 式的秩序——即所谓“神权式强制”（hierokratischer Zwang）。“教会”则 是一种神权式的经营机构，其管理干部宣称对神权式强制的使用具有正 当性的独占权。

    1. 理所当然的，对政治性组织而言，暴力的使用既非唯一 的更不是正常的管理手段。相反的，其主管毋宁会使用一切可能 的其他方法来达成目的。但是，当其他方法行不通时，暴力的威 吓与最后武力的动用毕竟是政治性组织特有的最后手段 （ultimaratio）。并不是只有政治性组织才会将暴力视作正当 的手段予以应用，其他的团体：如氏族、家庭、联盟以及中古时 代在某些情况下所有准予携带武器的人，同样也会如此。在这种 （至少也可以）用暴力来保证“秩序”的情形之外，政治性组织 的特点则是：它宣称其管理干部和其规则的支配效力及于一整个 领域，而且还有暴力作为后盾。任何时候，只要符合了上列特质 的组织——无论是乡村社区、单一的家族群体、行会或劳动组织 （如“苏维埃”）——都必须纳入政治性组织的界定范围之内。

    2. 想以组织行动的目的来定义包含“国家”在内的政治性 组织，是不可能的。从粮食供给到艺术保护，任何政治性组织都 有可能会偶尔去从事；至于从人身安全的保障到司法裁判，则是 每一个政治组织都必须满足的目标。因此，要去定义一个组织 的“政治性”特点，唯有从“手段”的角度来考虑：亦即暴力的 使用。这并非政治性组织所专有，但却是它的特点，而且就其本 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会提升为自身存在 的目的（Selbstzweck）。这种用法不一定与日常语言的使用相 一致，但没有这样的精确化则无法符合需要。我们日常说话时会 提到中央银行的“外汇政策”[44]、社团的“财务政策”或地方 上的“教育政策”，这都意味着有计划地处理和领导特定的事 务。基本上，我们分得清楚一项事务的“政治性”层面与权限范 围，或知道“政治”官员、“政治”报纸、“政治”革命、“政 治”社团、“政治”党派和行动的“政治”影响，都与其他领域 ——如经济、文化、宗教等——的人物、事务和过程并不相同。 一般所谓“政治的”现象，是所有那些和政治性组织（如“国 家”）中的支配关系有关的情形，是去促成、阻挠或帮助它的维 系、转移或消失。这和与政治无关的人物、事务及过程是相对立 的。在这些用语中，它们都指涉同样的“手段”：即“支配”， 并且主要着眼于公共权力对支配关系的作用，而无视其目的究竟 为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上面的定义对于日常用语仅在一点上 予以精确化，即尖锐地强调（实际上或作为后盾的）暴力的运 用，而这也是政治性组织真正的特点所在。当然，日常用语中 的“政治组织”并非只用在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承载者（Träger） 身上，同时也指原则上以非暴力方式企图影响政治性组织行动的 团体，如政党与政治俱乐部等。但为了本文的目的，我们将这类 社会行动划归为“政治倾向”的行动，以区别于真正的“政治行 动”——政治组织的组织行动（见第十二节第3点）。

    3. 由于“国家”的概念只在现代才达到完全的发展，因此 最好对它下个配合于现代类型的定义，但同时此定义仍须从我们 当下经历的、不断在改变中的具体内容抽象出来。现代国家的形 式特征主要是：它拥有一个行政管理和法律的秩序，由立法程序 可予以改变，管理干部的组织行动在经营运作时——这亦通过明 文规定来控制——即以此秩序为依归。这个秩序系统宣称它的效 力不仅及于其组织成员（大部分是基于出生而成为国民），同时 也及于在其管辖领土内发生的所有行动。国家因此是个以地域为 基础的强制性机构（gebietsanstaltmässig）。另外，在今天所 谓“正当”的暴力只能够来自国家秩序的允许或规定。譬如说， 家长拥有（法律规定上的）“监护权”，这是一项过去自我立法 （eigenlegitim）的残留物，那时家长对子女或奴隶仍拥有使用 暴力的生杀大权。国家支配暴力在这方面的独占性格，正如它理 性的“机构”与持续的“经营”特色，都属于它在今天所表现出 的根本特征。

    4. 对“神权组织”的概念而言，不可能用它所提供的救赎 资源——此世的、彼世的、物质的、精神的——来作为其根本的 特质，而是要注意下列事实：即它对神圣事物的分派 （Spendung）构成了以精神力量支配人类的基础。相对的，“教 会”的概念依照一般的用法，其特征乃在于它的秩序与管理干部 具有外在的、理性的机构和经营性格，并且宣称拥有一种独占式 的支配关系。通常教会机构极力争取神权式的地域性支配，以及 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至于它通过何种手段来达成这种独占的 要求，则是因具体事例不同而有很多种答案。但是历史上看来， 教会在实际上达到对地域性支配加以独占的地步，远不及政治性 组织来得彻底，在今日更是如此。“教会”作为一种强迫性机构 的相应特征，特别是因出生便可成为教会成员的此一情境，使得 它与“教派”（Sekte）有所区别。“教派”的特征正在于它是 一种“社团”，而且唯有具备特殊的宗教品质的个人才能够获准 加入（更进一步的讨论已属于《宗教社会学》的范围）。

    [1]《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Über einige Kategorien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首刊于Logos，1913，253ff；重印 于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pp.427—474。然 而读者应注意的是，英译本《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分文章，也就是手稿 较旧的部分，其中的许多概念其实是根据上述这篇文章的专有名词。 ——中注 [2]韦伯在使用Verstehen一词时，其意义比德文或英文的日常用法 都狭窄得多。本文中它首先指涉的是对行动者主观的“心智状 态”（states of mind）加以观察和理论上的诠释。但它也扩展到去掌 握逻辑的或其他象征体系的意义，通常这类意义被视作是人类心智的某 种“意向”（intended）反映。对编者来说，关于此概念最重要的一点 乃是：当现象在上述的技术性含义下被“理解”时，其相关事实皆被纳 入了“行动”（action）的参考架构来予以陈述和分析。在此我们应该 特别注意这个参考架构所使用的各种“主观范畴”（subjective categories）。这些范畴在操作上的应用不同于一般经验性的问题，诸 如行动者是否意识到外在赋予他的意义，或他是否真正具有某种行动 的“意向”。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chaps. ii/xix。在英文中似乎并不宜 用单一的概念来直译韦伯提及“Verstehen”的所有场 合，“understanding”会最普遍地被应用，其他如“subjectively understandable”、“interpretation in subjective terms”、“comprehension”等，皆在前后文脉络有此需要时权宜地用 来翻译“Verstehen”。——英注 Verstehen在中文里一般译作“理解”，但也有译成“了 悟”、“诠释”、“了解”等名词。本书会因应不同的行文脉络考虑这 些译法，如在表示方法上的含义时，“理解”一词较为适合，因此 verstehende Soziologie我们译为“理解社会学”，以强调韦伯使用此 专有名词时，特别着重在方法上与其他社会学研究取向的不同。——中 注 [3]韦伯所用的许多重要名词是需要讨论的。除“理解”已说明 外，另有四个重要名词：诠释（Deuten）、意义（Sinn）、行动 （Handlen）和行为（Verhalten）。“Deuten”通常译 为“interpret”，韦伯在行文中指的是主观心灵状态以及可被归结为 行动者所意图的意义诠释。“诠释”（interpretation）这个词的其他 意义都是与韦伯的讨论无关的。“Sinn”通常译为“meaning”（意 义），而它的几个形容词变异：如sinnhaft（带有意义的）， sinnvoll（富有意义的），sinnfremd（缺乏意义的），多少都是在修 饰“意义”这个名词。而所指涉的也是主观心灵状态或象征系统的意 思。Handlen和Verhalten这两个名词是有直接关联 的。“Verhalten”意义较广，指的是人类行为的任何形式，无论根据 什么参考架构来分析这些形式，“behavior”（行为）是比较恰当的英 译。另一方面，就韦伯的技术性用法，“Handlen”是指那些从主观范 畴向度而言，可被充分理解的人类行为的具体表现。而“action”（行 动）是比较恰当的英译。这样翻译是和帕森斯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中的用法相一致，且似乎已被公认。类似译法 如“conduct”（行动），有时也会使用。在这个特别意义之 下，“Deuten”、“Verstehen”、“Sinn”通常只用在能构 成“action”、“conduct”的人类行为上。——英注 [4]韦伯《经济与社会》的第一部分乃是以当时德国学术著作常见 的体裁来组织章节，亦即首先提出概念的基本定义，再一一加以评述。 这些评述文字似乎并不是让读者以一般的方式去“读”它，而是作为对 理论概念及其引申含义之厘清与系统化有所帮助的参考资料。（英译 本）循德文本编辑惯例，将此部分以小字排版，但在关于“社会学与社 会行动的定义”这一部分，韦伯详尽地讨论了方法论的问题，英译本此 处便也以正常大小的字体付印。——英注 在中译本中则以仿宋字体代表德文版本中小号字体的部分。——中 注 [5]关于韦伯所指的纯粹类型是理念型方法论的应用，读者可参阅 韦伯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Erkenntnis）一文（此文中译见黄振华等 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台北时报出版社，1991）。原英译注所列 Schelting、Parsons、Abel与Aron等人的参考著作，因属于较早资料， 兹不赘译。有关“理念型”方法的讨论，新近的专著有：T. Burger, Max Weber’s Theory of Concept Formation, Durham, 1987；S. T. Hekman, Max Weber and Contempory Social Theory, Oxford，1983； W. Mommsen，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Oxford，1989等。——中注 [6]这是德文“Evidenz”不完整的翻译，可惜的是，英文并无同义 字，因此有许多不同的翻译，随不同情境而有所差异。其最原始的意义 指的是科学家或思想家对确定性的满意或对命题的可接受性所依赖的基 础。就如韦伯本人所指出的，这有两种原始意义：一方面指由既有前提 而生，而通过逻辑的、数理的或其他可能的意义关联形式获得的可见结 果，在此意义下，便是可“看见”数理问题的解答或几何定理证明的修 正；另一方面，则关涉到实证的观察，若一个观察的行动被适当地完 成，其相同的意义，即是“看见”了相关描述命题的真 实。“Evidenz”一词并不是指观察的过程，而是指结果的性质。借 此，观察者可感觉确定既有陈述的正当性。因此，“确 定”（certainty）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适当的翻译，“清 晰”（clarity）与“正确”（accuracy）则分别适用于其他情 况。“直观”（intuition）则不适用，因其所指涉的是过程而非结 果。——英注 [7]德文是“sinnfremd”，这不应译成“无意义 的”（meaningless），而必须放在韦伯使用理解和意义诠释等概念的 脉络中来看待。其最根本的判定标准是：如果我们在意义的层次上，无 法为所考察的对象寻找到它与其他事项的关系，那么它便是“缺乏意义 的”。——英注 [8]韦伯使用“aktuelles Verstehen”这个词，与“erklärendes Verstehen”相对照，后者被视同为动机的理解。“Aktuell”在本文中 译作“观察的”（obervational）。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从韦伯的讨论 中看到，其首要判准是从直接的观察中得出行动或符号表达意义的可能 性，而不参考任何更广的脉络。另一方面，“erklärendes Verstehen”中，特殊的行动必须放在一个更广的意义脉络里来看，其 涉及的事实无法从一个特殊的行动或表现的直接观察所导出。——英注 [9]德文的词是“Sinnzusammenhang”（“意义关联”），它涉及 多种的元素，而在意义的层次上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在这些诸多元素 之间存在着许多有意义的关系的可能模式，例如，逻辑的一致性、审美 上风格的和谐或对一个目标的适当手段。然而，归根结底，意义关联必 须与因果互赖的元素体系区分开来，在此似乎没有单一的英文单词是适 当的。根据内容的不同，可翻成：“意义的脉络”（context of meaning），“意义的复合体”（complex of meaning），有时也使 用“意义的体系”（meaningful system）等译法。——英注 [10]德文是“gemeinter Sinn”，韦伯将它从一般用法中突显出 来，不只是增加其概念的含义而已。在前面对于方法论讨论的最后，他 并没有严格限制此概念仅能使用于那些具有清楚自我意识取向而且如此 知觉到的意义可以被引申至单独行动者身上的例子。事实上，韦伯只是 在建构一种操作性概念而已。问题并不在于一般人能否察觉到某种意向 上的意义“确实存在”，而在于此种概念是否能提供一个逻辑的分析架 构，俾使科学性的观察得以进行。这类观察的验证也不是系于所探究的 现象是否立刻能明白易懂，而主要看所得到的结果能否纳入彼此相关的 知识体系（a systematic body of knowledge）之中。——英注 [11]上面的一段是韦伯对于证明因果关系的逻辑条件所作的理论性 阐述，他在这方面的看法于《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一文中发展 得最为完整。二手诠释则以Alexander von Schelting, Max Weber’s Wissenschaftslehre, 1934，为佳。——英注 [12]见Eduard Mey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1901）, Vol. Ⅲ, 420, 444ff。亦请参阅韦伯自己的“Critical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the Cultural Science”，收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 ——英注 此文另有黄进兴的节译，见《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台北允晨出 版社，1992，291—312页。——中注 [13]在有关韦伯用词的翻译上，“sinnhafte adäquanz”是在表达 上极困难的。在许多处都会使用到这不方便的词：“意义层次上的妥当 性”。从韦伯提及，为了在知识层次上满足行动者主观心灵的特定目的 的讨论开展中已是清楚了。然而他很仔细地指出因果上的妥当性，这包 括主观上及客观上，都相对地令人满意的结果对应性，也就是说，行动 公然方式的观察可以无须参考行动者的心灵状况而被达成。在这儿所涉 及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可参看T. Parsons，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1937，Chaps. Ⅱ, Ⅴ。——英注 [14]在韦伯论述中经常使用的“Chance”，这是第一次出现。这儿 翻译为“probability”，因为他将其视为是 和“Wahrscheinlichkeit”可交互转变的。然而，若 将“probability”这词用在算术数学及统计上，它指数量状态上的可 能性。在许多地方韦伯使用了“Chance”这词是无疑的，然以一个较高 或较低的可能性谈到亦有可能。为了避免和算术数学上的写法相混淆， 在翻译时“likelihood”亦会被使用。韦伯借此想法很巧妙地在意义的 诠释及公开行动的复杂事实上衔接起来。——英注 这个关键性词，过去的中译通常随英译本译为“可能性”，但韦伯 特别选择了这个表达方式，应该有他的考虑。与“可能性”相同意义的 德文是“Möglichkeit”，其较有客观存在的指涉，而“Chance”则偏 向个人主观认定，这也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所一再强调的重点。因 此，我们乃使用“机会”一词来直译“Chance”，事实上，它不只包含 了“或然”与“可能”的意思，同时还顾及行动者对情境的评估。—— 中注 [15]一个最能够由这种功能的观点来讨论生理问题的例子，可参见 W. Cannon, The Wisdom of the Body, 1938。在生理学的层次上，其 参照点并非如达尔文的演化论般先去考虑物种的存续价值，而是注重个 别有机体在其典型的生命循环中须不断关切的功能维持问题。至于什么 是“生命循环”，对生理学者而言纯粹属于经验观察的事。——英注 [16]“物化”（reification）这个词，Morris Cohen教授在他的 书《理性和自然》（Reason & Nature）中的用法，似乎恰好合韦伯的 胃口。一个概念或概念的系统，其批判的分析若表现成绝对 （abstract），是“物化”的，当它被直接使用且表现得宛如给予具体 的现象问题一个适当而完整的描述。“物化”之谬误是另外一个名字， 在怀德海（Whitehead）教授所说的“对实在误置的谬误”中提及。请 参阅其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一书。 [17]参阅August Weismann, Die Allmacht der Naturzüchtung（Jena: Fischer，1893）；他的对手可能是Alexander Götte（1840—1920）的Lehrbuch der Zoologie（1902）和 Tierkunde（1904）诸书的作者。——英注 [18]“卡理斯玛”一词在社会学上的含义，是韦伯自己由其他领域 引进，我们在英文中不作任何转换，直接保持原文。韦伯是从希腊文的 早期基督教经典里借用了这个名词，其意义原为“恩宠之赐礼”。进一 步的讨论请参阅《经济与社会》第三章。——英注 中文亦以音译“卡理斯玛”来保存其特殊含义，相关诠释请参见康 乐等编译《支配的类型》，台北远流出版社，1991。——中注 [19]在这里需要请读者特别注意韦伯使用“法则”一词时的科学含 义。他本人十分强调理念型在社会科学各种可能的普遍概念中的角色， 因此，就“法则”或他更常用的德文“一般经验规则”（generelle Erfahrungsregel）而言，似乎比较接近“类型式通则”（type generalization）的意义。这不是平常所谓的经验性通则，因为它并不 适合用来描述具体事件，而只和理念型一样是抽象的。当基于理念型分 析可以不仅仅导出结构形式，还在特定条件下能够预测事件的发生与 否，那么便有可能得出这种通则。这些概念化的通则在方法上绝不等同 于物理法则，特别是它们的分析机能完全不同。物理法则不会陈述具体 事例，只提出两个或数个变量值之间的一致性关系。韦伯甚至从未想过 以后面这种方式来发现法则的可能性，因为他的社会理论并没有朝着想 设定相关变量的系统（a system of inter-dependent variables）的 方向发展，而试图在理念型的层次获得解决。——英注 [20]这乃是韦伯在他的方法论著作中所关心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他 坚持研究者在决定其兴趣方向时，必然会考虑一种现象对其时代究竟具 有何种重要的文化意义。他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社会科学概念中的“价值 关联”（Wertbeziehung）。关于韦伯的立场，请参阅他《社会科学知 识的“客观性”》一文。——英注 [21]“zweckrational”和“wertrational”这两个德文概念在韦 伯理论中有着核心的地位，但同时也是译者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或许 两者间的区别主要是以“价值理性”中蕴含价值的绝对性作为判准。在 绝对的要求下，行动者唯一的考虑是实现这种价值。纵使其中包含了对 手段选择的衡量，然而这并非是在不同的目标中再作抉择，也不会去计 较为了达成绝对目标要花费多大的“成本”。相对的，在“目的理 性”的例子中，韦伯所构想的行动可能朝向多元的目标，没有一个是绝 对的。因此，理性一方面意味着考量这些目标在实现上的轻重缓急，另 一方面必须顾及行动后果的利弊得失，避免会出现得不偿失的情形。英 文里似乎找不出相应的对等概念。 此处还应该指出，韦伯在他的分析过程中有逐渐转移这两个概念含 义的倾向，“价值理性”于是用来泛指一套终极目标的价值体系，而不 论其绝对性究竟如何；“目的理性”则指称一切有关选择目的与手段的 考虑，即使某种目的（如获取金钱）又会是其他目的的手段。关于韦伯 这种理念型概念分析与行动结构元素的关联，请参阅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chap. xvi。 至于另两个概念“affektuell”和“traditional”，在翻译上没 有任何困难。“情感式”一词在英美心理学上的用法，大部分是受到德 国心理分析的影响。——英注 中译“Zweckrationalität”除了“目的理性”一词外，坊间亦有 不少使用“工具理性”的译法。衡诸德文原意，韦伯认为理性的行动者 对于行动目标亦有估量，并非仅只于手段本身。“目的理性”因此含摄 了两层关系：一是目的设定的合宜程度，一是目的和手段间的联 系。“工具理性”则仅偏重手段的选择，这样的用法可能来自法兰克福 学派的影响，因为霍克海姆（M. Horkheimer）曾著有《工具理性批 判》（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Frankfurt, 1967）一 书，此后便多少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事实上，“工具理性”只呈现 了“目的理性”较化约的一个面向，两者的意义还是有所差别。——中 注 [22]上述的分类和以下所要提及的若干概念，无论在德语或英语中 皆尚未标准化。因此正如韦伯的定义不免有些模糊，英译中也有同样的 问题。必须牢记的是：它们皆属于包含规范元素在内的行动取向类 型，“习惯”（usage）是德语“Brauch”最适当的翻译，根据韦伯的 定义，其意指“顺从模式的行事态度”。而将德文“Sitte”翻成“风 俗”（custom）也还恰当。若对比于流行（fashion），如韦伯一开始 所下的评论，其实这些用法在两种语言（德语和英语）中有着相同的含 义。“Interessenlage”这个单词较难翻译，它包括两个部分：自利的 动机及在此情境下权衡有利机会的倾向，这似乎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英 语词来表明原意，我们也仍须研究是否有更精确的表达方式。——英注 [23]韦伯使用“常规”（Konvention）的概念时，其词义要比“习 惯”（Brauch）更为狭隘。这之间的差别在于：“常规”的行动取向通 常只涉及某些已被视作是合法秩序之一部分的规范模式，而“习惯”则 和顺从行为的合法性或道德义务上的问题并不十分相干。两者的区别也 近似于W. G. Summer对“mores”和“folkways”的划分，但最好还是 能在翻译中保持接近韦伯自己用法的词语。——英注 [24]翻译成“效力”（Validity）的德文是“Geltung”。这原来 是用在法律的场合，因此此处“效力”的意义并不是经验上或逻辑上的 有效，而是在法律规范上的有效。一条法律规范之所以“有效”，乃在 于它对于承认此法律秩序的正当性的人们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英注 [25]此种陈述（指理性化的概念——中译按）在经验方面的相关验 证，事实上构成了韦伯宗教社会学系列研究的核心主题。由于他发现有 可能赋予理念（ideas）因素在行动决定上的重要作用，这时候不同的 理念系统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理性化程度上的差异，倒不如看作个别 的理性化过程在方向上的差异。此系列研究到韦伯去世仍未完成，但其 资料中适合发表的部分已收集在他的三卷《宗教社会学论文集》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GAzRS］）。—— 英注 [26]这提示所指为何已经无从认定，很可能它是指韦伯设想要写但 却从未完成的结论部分。——英注 [27]读者也许看了下列的分类后会觉得困惑，尤其当将其与第七节 比较时。第一种分类涉及维持正当的秩序的不同动机，而第二种是将正 当性附加至秩序上的不同动机。这解释了自利动机是存在第一种而非第 二种分类之中。例如，无宗教信仰的人有可能会去支持君权神授的说 法，因为他们觉得依靠此权力而生的秩序一旦被破坏，其后果实不堪设 想。而这并非使个人以道德义务的直接感受去顺从秩序的基础，这两种 动机因此是可以加以区分的。——英注 [28]韦伯此处提及的德国民法157与242条，即交易习惯中的“诚信 原则”条款，这和法律有关“善良风俗”的规定，我国学者通称为一般 条款或概括条款，在我国民法亦有类似条文（如第2、17、36、72、 148、184、219、930条等）。一般条款的最主要功能在于通过这类概括 性的规定，可在具体个案中引进所涉及的社会价值观念，作为法官裁判 的标准。韦伯尝试清楚地区别习俗、风俗、常规等“社会规范”与法律 之间的差异，因为它们的“效力”基础并不尽相同。进一步可参考《经 济与社会》第七章部分。——中注 [29]在希腊早期的城邦，当国家内部有危难时，就会指派一名“仲 裁者”，给予他最高权力来解决问题。见康乐等编译《支配的类型》， 台北远流出版社，1991，226页，注7。——中注 [30]这句口号的大意是“英国先生，请先开火”。其所根据的史实 乃是在1745年，尽管萨克森伯爵（Maurice de Saxe）受到对方片面发 动攻击时损失惨重，他仍然谨守规矩，并击败了在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指挥下的英军。——中注 [31]这儿有个值得注意的备注：在韦伯作为一位“权力政治 家”（power politician）的讨论中，他对冲突或斗争（Kampf）及权 力的定义（第十六节）常被曲解。不过，现在这个部分是在定义冲突的 种类，从极端的暴力、未受节制和未经调节的斗争到和平的和受调节的 竞争。事实上，韦伯主要关心的并非是单纯的冲突和权力，他关心的是 各种已调节的和已合法化的行动和它的团体脉络。——英注 英译本基于某种理由，倾向将“Kampf”译成更广义的“冲 突”（conflict），我们在考量其行文的原意后，认为“斗争”一词较 能符合此处的意旨，因此只在出现德文“Konflikt”时，才用“冲 突”来译，“Kampf”则一律译作“斗争”。——中注 [32]韦伯继续解释，他使 用“Vergemeinschaftung”和“Vergesellschaftung”是连续性而非二 分的意义。而这也是他和“Tönnies”对 比“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的决定性差异。相同的，韦伯 亦拒斥Gierke对立“严峻”的罗马法与“共同体”的日耳曼法。虽然他 的生涯开端是以日耳曼法学者而非罗马法学者自居。——英注 [33]韦伯在即使像工厂的正式组织中仍强调共同体关系的重要性， 这种看法现在得到经验研究的证实。就这个层次而言，如 Roethlisberger & Dickson的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一书便报道 了非正式社会组织在工厂工人间的重要性。——英注 英译者在1947年加此注时，组织理论中的“人群关系学派”正逐渐 兴起，这个学派以“霍桑实验”为基础，专门研究非正式团体在组织中 的作用。不过，韦伯在《支配的类型》中对科层制的理念型分析，似乎 更常被认为是他对组织研究的主要贡献。——中注 [34]关于“工厂议会”的讨论，涉及德国于1918—1919年革命时在 工厂中推行的制度，魏玛宪法承认了这项制度，并给予其成员派代表出 席“联邦经济委员会”的权利。请参阅英文方面的标准著作：W. C. Guillebaund, The Works Counci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英注 [35]韦伯用的是“生存空间”（Nahrungsspielraum），这个概念 指涉个体或群体的生计水准所依赖的经济资源和机会的范畴。与此相对 照，“Erwerbsspielraum”则是作为利润来源的可能性角色的观点来看 资源和经济机会。这个对比所暗示的基本差别对韦伯后面的分析是很重 要的（见《经济与社会》第二章，Sec.Ⅰ）。——英注 [36]罗斯认为，以法人团体（corporate group）来翻 译“Verband”，如帕森斯所主张，在一般常识及历史层面上都将引起 误会，因为韦伯用语的含义远超过经济团体和专业的自治体。英文组织 一词在字面上应理解为具有机构（organ）的团体，但并不必然是理性 化后的型态，后者将使组织变成一种经营或正式组织 （formalorganization）（参见第十五节）。关于韦伯对组织及组织行 动较早期的定义可参考《经济与社会》英译本的Appendix Ⅰ。若以字 面意义来看，“Verband”泛指一切有组织的团体，但中文里的团体一 词不及组织来得明确，且为了配合下面的论述，我们原则上皆译成“组 织”，于其他的译本中，“团体”仍经常被使用，还望读者查鉴。—— 中注 [37]客观可能性（Objektive Möglichkeit）的概念在韦伯的方法 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他的用法，某件事若能使人想象到它是实 际存在的客体并有所启发（make sense），那么它便是客观可能的。这 是一个涉及与形式的、逻辑的条件加以配合的问题。至于是否在此意义 下客观可能的现象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并有其显著程度的可能性或近似 性，则是逻辑上另一个层次的问题。——英注 [38]参见Ferdinand Lassalle，“Über Verfassungswesen”（1862），in 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 Eduard Bernstein, ed.（Berlin: Cassirer, 1919）。 [39]参阅Otto Gierk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örperschaftsbegriffs（Berlin: Weidmann，1873）, 829; Hugo Preuss, Gemeinde, Staat, Reich als Gebietskörperschaft （1889）。Preuss是Gierke的一名学生，他对魏玛宪法的制定有着决定 性的影响。韦伯本人对魏玛宪法亦有贡献，就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 韦伯也正在进行本节的定义工作。——英注 [40]英译本将此名词译为“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以有别于前者，但此处仍直译德文原意以存真。—— 中注 [41]1947年的翻译本中，帕森斯表示：“Herrschaft这个词在英文 里并没有令人满意的对等概念。不过，N. S. Timasheff在他的《法律 社会学导论》里用的‘imperative control’一词，算是较能接近韦伯 意思的译法。”（Parsons, ed., op. cit., 152）因此，他借用了这 个名词，“为了最一般的目的”。后来，帕森斯又指出他现在较倾向使 用“leadership”这个词。但在更特定的目的上，他用到 过“authority”。对于“domination”（如Bendix和 Rheinstein/Shils使用的译法），帕森斯表示了不同意的态度，他 说：“‘Herrschaft’此词，在最一般意义下我将译 成‘leadership’，这意味着领导者有加诸其追随者的权力。但 是‘domination’指称此一事实较诸集体的整合，以及其对组织有效运 作所带来的利益（尤其在重要组织和法人团体中的整合），对韦伯的观 点而言更为关键。我不相信前者的诠释表达了韦伯思想的主要方向，虽 然他在分析权力时是有着‘现实主义’的色彩。在我看来，较好的诠释 应该表达出他对于‘正当性’重要性的再三强调。我因此决定 将‘legitime Herrschaft’一词——这对韦伯而言是一般结构分析最 为显著的例子——译成‘authority’。”（见帕森斯对R. Bendix，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一书所写的书评，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5, 1960, 752） 1968年罗斯的译本则较偏向使用“domination”一词，因为他认为 韦伯特别强调对命令服从的一面，这可能源自习惯、正当性信念或便宜 行事的考虑。无论如何，韦伯在这里如同他稍后一般，强调除了行动主 体本身对命令的自愿服从外，通常还有一批幕僚人员也是基于习惯、正 当性与自利因素而行动。就社会学而言，一种支配便是上级与下级、领 导与被领导、统治与臣属的一组结构：它们乃奠基于相当不同的动机和 施行手段之上。罗斯同时指出，于《支配社会学》的专章中，韦伯处理 了正当性支配的类型学，在那儿“权威”（authority）这个名词是合 宜的。值得提醒读者的是，“domination”和“authority”两种英文 译法都算是正确的，虽然它们各自强调了支配的不同元素。更进一步， 在《经济与社会》的初稿里，“支配”一词是特别用来指称中古世纪 的“seigneurie”或庄园或家产制中类似的结构。这亦是此一概念在历 史上的衍生应用。至于“支配”一词的中译问题，请参考康乐编译的 《支配的类型》，台北远流出版社，1991，页165。——中注 [42]对其最早的讨论，见英译本《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分，第十四 章中有关“纪律的意义”一节。——英注 [43]英译本以“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group”来 译“Herrschaftsverband”，理由是任何团体或组织的成员都会受到规 章的控制，因此存在着强制统合关系。达伦道夫（R. Dahrendorf）日 后主张整个社会系由许多这种类型的支配组织共同组成，并引申出社会 学的“冲突理论”。详见他的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 Stanford, 1959, pp.157—205。——中注 [44]德文是“Devisenpolitik”。在此脉络下的翻译，因为德文中 政治（politics）和政策（policy）之间并没有区分，而显得更为困 难。德文的“Politik”一词具有上述两种意义。这表示韦伯如果是以 英文来写作的话，他对不同种类的政策所作的解释可能便没有必要性 了。——英注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第一篇 经济行动的社会学基本范畴

    *下列讨论并不欲提出任何“经济理论”，而只希望将某些经常使用的概 念加以定义，同时分析经济面相中若干最基本的社会学关联。此处，概 念确定（Begriffsbestimmung）的方式和上一章相同，亦即纯粹取决于 特定的论述目的。备受争论的概念如“价值”（Wert）或可完全避免—— 而对于毕赫（Karl Bücher）曾使用的专有名词，本篇仅在关于“分工”的 部分做了必要的修正；任何涉及“动态”的问题亦暂时先不考虑。 本篇译自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erster Teil.，kapitel ii，Soziologische Grundkategorien des Wirtschaftens，S. 31—121。——译注

    第一章 经济行动

     一 经济行动的概念

    行动可称作“经济取向”（wirtschaftlich orientiert）者，乃行动者依 其主观意义，将行动指向以效用（Nutzleistungen）形式来满足其需 求。“经济行动”（Wirtschaften）则意谓行动者和平地运用其控制资源的 权力，而“理性的经济行动”则主要以目的理性的——亦即有计划的—— 方式来达成经济目标。“经济”应属于一种自主的行动领域，而“经济经 营”（Wirtschaftsbetrieb）则专指以经营体形式所组织的持续性经济行 动。

    1. 如前所述[1]，经济行动本身不必然即是社会行动。

    2. 经济行动的定义必须尽量广泛，并且也必须表明所 有“经济的”过程与对象莫不是通过人类行动中所赋予的特定意 义——作为行动的目的、手段、阻碍或副产品——而呈现。但我 们不应视经济行动为一种“心理”现象，即或人们有时会如此认 为。因为在产品制造、价格或甚至对商品的“主观评价”方面， 其实际过程绝不仅止于“心理”层面。在此一易令人误导的名词 中却也包含若干正确信息：即所有“经济行动”皆有特殊的主观 意义存在，正是此种意义建构了相关过程的统一性，使得行动因 而得以理解。 进一步，“经济行动”的定义必须包容现代式的营利经济 （Erwerbswirtschaft）。这表示我们不能纯由“消费需求”及 其“满足”出发，而必须一方面正视效用的渴求——包括赤裸裸 的赚钱欲望在内——的存在事实；另一方面顾及下列情况：即使 在纯粹的、最为原始的需求满足经济 （Bedarfdeckungswirtschaft）中，人们为着迎合对效用追求的 欲望，也会试图发展出一套供给方式（Fürsorge）以确保需求 的满足（不论这套方式是多么原始和立基于传统之上）。

    3. 相对于“经济行动”，“经济取向的行动”意指：a）行 动虽然主要是以其他目的为取向，但在过程中仍然考虑到“经济 事项”，即主观上承认经济打算的必要性；或b）虽然以经济为 首要目的，却使用真实的暴力（Gewaltsamkeit）作为遂行的手 段。换言之，所有并非主要以经济为目的，或并非以和平方式达 成经济目的的行动概称为“经济取向”的行动。准此，“经济行 动”是一主观上以及首要以经济为考虑的行动——所谓主观意 识，完全取决于行动者相信经济打算的必要性，而非客观上是否 真属必要。关于上述概念所强调的“主观”特征，李夫曼（R. Liefmann）虽曾明确指出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为经济行动的重要内 涵，却不当地以为所有其他作者皆代表相反的看法[2]。

    4. 任何行动类型，包括暴力的使用（如战争），皆可能属 于经济取向的范畴，例如掠夺战争、贸易战争。奥本海默 （Franz Oppenheimer）特别将“经济”与“政治”手段加以区 分[3]，而事实上我们亦有必要划清后者与“经济”的不同。一般 而言，运用暴力乃是十分强烈地对立于经济的精神，经济行动因 此不能用来指称直接以暴力方式攫取物品，以及通过斗争对他人 的胁迫行为。至于交换当然不是惟一的经济手段，而只是其中最 重要的一种。再者，形式上以和平方式来对那些未来意图于暴力 之行使的手段加以补给，如武器军备、战地经济等，则是像所有 类似行动般仍从属于“经济”的领域。

    任何理性的“政治”在其手段考虑上皆具有经济取向的成分，而任何政治亦可用来为经济目标服务。理论上并非每一种经济形式皆需要，但在现代条件下的经济体系的确有赖于国家以法 律强制来保障资源的处分权（Verfügungsgewalt），亦即通过 最终的强制性威胁来确保形式“合法”的处分权得以维护和执 行。不过，此种由国家公权力保护的经济，本身并不意味着暴力 的真正使用。

    将经济（不管怎么定义）在概念上仅仅视为“手段”，而与 譬如“国家”等概念对立起来，这样的要求有多么的谬误，可于 以下事实中明显洞视，亦即：国家本身只可能以如今为其垄断的 手段（暴力）来加以定义。若超越此限，经济行动最基本的面相 只能说是目的间的慎重选择，惟此种选择的取向是手段——对不 同目的而言可运用或可取得的手段——的稀少性。

    5. 并非每一种理性考量手段的行动皆可称为“理性的经济 行动”或“经济行动”。“经济”一词尤其不可等同于“技 术”。行动的“技术”，正相对立于行动实际上（最终而言）所 趋向的意义或目的，指的是其所使用的手段。所谓“理性的”技 术乃手段在应用上有意识且有计划地按照行动者之经验和反省 ——在理性的最高层次即为科学知识——来设计。现实情况 中，“技术”的界定亦因此而显得模糊：终极意义上的具体行 动，可被视作在行动的整体关联中的一个“技术性”环节，亦 即，在更广泛脉络下所采行的手段。因而，对此一具体行动而 言，“意义”（由整体脉络来看）在于其所提供的技术性功能； 相反，实际应用来达成此目的的手段又是它的“技术”。依此用 意，技术存在于所有行动之中：祈祷技术、禁欲的技术、思想、 研究、记忆、教育的技术、政治支配或教权制支配的技术、行政 技术、性的技术、战争技术、（譬如某位大师的）音乐技术、雕 塑家或画家的技术、立法技术……这一切技术更包含有极为不同 的理性程度。“技术问题”的提出始终意味着：对于什么是最理 性的手段有所怀疑。在许多方法当中，技术理性的标准常以著名 的“最小努力”原则表达出来，亦即在结果与所应用手段的比较 之下，找出最适成果（并非要选择绝对最少量的手段）。

    同样的原则自然亦适用于经济行动，一如其适用于任何类型 的理性行动。只不过，在另一层意义上。若行动保持上述之纯 粹“技术”性质，则它完全指向在既定且不容置疑的目标下，选 取最恰当的手段。换言之，在预见成果具有同等品质、确实与持 久程度的情况下，行动者会选择相比较而言最为“经济的”手 段。既云比较，表示达到目标的不同途径间至少存在直接可予比 较的投入元素。基于纯粹技术性的考量，技术以外的其他需求可 以略而不顾。譬如说，一部机器的零件究应使用铁或白金来制 造，只需计算何者最能够完美得出成果，而且就可予比较的其他 花费（如劳动力）最为节省，便可做出决定。假使行动者尚需计 及铁和白金在稀少性上的不同——像今日任何化学实验室的“技 术员”习惯性地列入考虑那样——那么其实行动已不再是“纯粹 技术”取向，而是同时有经济性的取向了。从“经济行动”的角 度来看，凡属“技术性”问题都牵涉到“成本”的考虑——一个 对经济而言始终是最基本的问题。不过，这项问题在其相关脉络 中还意味着：当为了满足某种需求而运用某种手段时，其他的需 求（包括目前在质的方面不同，或未来同质性的需求）将如何得 到供给？[4]

    归根究底，询问不同手段在比较上对某一技术性目的的“成 本”为何，仍需扣紧在手段（尤其是劳动力）可能应用来达成那 些不同目的的分析上。“技术性”的问题是比如说：应该使用什 么装备以移动某一重物，或从深穴中取出矿产品，而来考量哪一 种技术最“符合目的”，也就是找出相对以最少之实际工作量可 获致成果的方法。“经济性”的问题则是：在市场交换经济 （Verkehrswirtschaft）下，诸如此类的装备费用可否经由产品 销售后的金钱利得来支付？在计划经济（Planwirtschaft）下， 必需的劳动力与生产工具可否不影响其他更重要的需求供应而顺 利取得？事实上，这两类问题皆同样指向目的间的比较：经济主 要关联到想运用各种方法的目的何在，技术却是在既定目的下考 量可运用的手段。就技术理性的层次而言，技术性活动是否立基 于一定的使用目的上，原则上可以丝毫不去关心（理论上如此， 实际上又另当别论）。理性的技术依上述定义，可以服务于完全 没有需求存在的一些目的，譬如有人能够只为了“技术性”的爱 好，以最现代的工厂设施制造出人工空气。纯从技术理性观点来 看，这项过程毫无可议之处，但从经济的观点看，这种做法一开 始便是非理性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根本没有对此一产品的需 求[5]。

    今天所谓的科技发展莫不含有追求利润的经济取向，而这也 是技术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诚然，此种经济取向相当重要，但 并非惟一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力量，其他如游戏和不切实际的思 想意识——部分来自各式各样的幻想，部分来自艺术方面与非经 济性的创作动机——同样有其影响。不过技术发展的经济条件向 来是、而且今天尤其是重点所在。若缺乏理性计算作为经济的基 础，亦即缺少了极为具体的经济发展史背景，那么理性的技术也 无法产生。

    在我们先前的定义中，与技术相对立的经济取向特征并未明 显地纳入定义范围，此乃因为我们是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就社 会学而言，目的之间的权衡以及“成本”的考量乃是经济行 动“持续性”的实际结果（而成本在此并不表示为了更急迫的目 的可以放弃某一原来的目的）。相反地，一个经济理论必然当下 强调这些特征。

    6. “经济行动”的社会学概念必不可缺少有关处分权的提 示，因为营利经济的形式是完全建立在交易契约，也就是处分权 的有计划取得之上（也借此而与“法律”发生关系）。但任何其 他形式的经济组织同时也意味着处分权的某种实际分配类型，只 不过其原则完全不同于现今的私营经济体制 （Privatwirtschaft），亦即以法律保障自主、独立的各别经营 单位握有此种权力。

    无论是领导人（社会主义下）或个别成员（无政府主义 下），都必须仰赖对一定劳动力与效用的处分权行使。他们顶多 在名义上能够变换花样，但无法将确有处分权存在之事实抹煞 掉。另一方面，处分权的保证究竟是通过惯例或是法律，或甚至 全无外在力量的保证，而纯靠实际上的习俗或利害关系来维系， 这与概念上的定义并无直接关联，即使对现代经济而言，法律的 强制保证是如此的不可或缺。但在考察社会行动的经济面相时， 类如处分权的概念有其必要性，只不过这并不表示法律秩序必须 含摄在定义之中，无论我们在经验上视此为多么不可或缺[6]。

    7. “处分权”的概念在此亦包括对行动者自身劳动力加以 支配的可能性，不论这是通过某种强制或仅仅是单纯的事实而 已。从奴隶的例子可看出此种可能性并非理所当然的。

    8. 对经济行动的社会学理论而言，尽早引介“财 货”（Güter）的概念乃是必要的（如第二节所示），因为此种理论所考察的行动类型，会由深思熟虑后的行动结果赋予其特定 的意义，而思虑本身只可能在“理论”上孤立出来（而无法具体 观察到）。经济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或许）能另辟蹊径，至于经济社会学则根本奠基于经济学的理论见解上，但亦有必要发展 出属于自己的理论架构。

    二 效用的概念

    所谓“效用”（Nutzleistungen）应指一个或多个经济行动者视之为可 获致当前或未来处分权的具体机会。此（真实或想像的）机会个别地成 为关切的对象，乃因处分权可被估算为经济行动者用来完成他（或他 们）的经济目的所需的手段。

    效用可以是由非人类（或由事物）所提供的服务，也可以是人类的 劳务。下面定义凡是任何事物性的效用皆称为“财货”，而凡由人类于积 极行动中提供之效用，概称为“劳务”（Leistungen）。经济关心的对象 却也包括可被视为当前或未来、可能的效用处分权（mögliche Verfügungsgewalter Nutzleistungen）的社会关系。习惯、利害状况或 ——由因袭传统或法律所保障的——秩序，当其有利于某种在经济上被 重视的机会时，可称作“经济机会”（ökonomische Chancen）。

    有关本节内容，可参阅本姆—巴弗克（E. von Böhm-Bawerk）所著 之《经济学的财货理论观点下的法律与诸关联》（Rechte und Verhältnisse vom Standpunkt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Güterlehre， Innsbruck，1881）。

    1. 对一个经济行动者而言，外界环境中属于重要且为他所 关心的对象，并不仅限于财货与劳务。如“商誉”或对可能妨碍 其商业关系之经济措施的容忍，或众多其他形式的行为方式等 等，皆可以是经济行动者重视且关心、或与之订立契约的对象。 但是，若我们欲将此类关系置于（财货或劳务）两种范畴之下 时，便会导致概念的不精确。上述的概念构成 （Begriffsbildung）亦完全取决于论述之特定目的。

    2. 同样地（如本姆——巴弗克所正确强调的），若我们将 生活中所有可见的和日常语言中所有指称的物品，一律不分彼此 地叫做“财货”，并将财货概念视作和其相当的事物性效用，那 么就会混淆上述概念的含义。严格用语中，“财货”指称的效用 意义并非“马”或“铁棒”本身，却是其个别的、被估算为有追 求价值（begehrenswert）并且被相信有使用可能性——如当成 牵引或搬运力或其他用途等——的部分。此一专门术语亦不能涵 盖那些充作潜在机会之基础（在购买、出卖等情况下）的经济交 换标的物（Verkehrsobjekte），如“客户关系”、“抵押 权”或“财产权”等物品。这类特殊的效用，主要通过（传统的 或法制的）秩序来促使或保障经济行动者对事物与人身取得效用 支配权的机会，我们化繁为简地称其为“经济机会”——而在不 易引起误会的场合，更可以径称为“机会”。

    3. 基于特定的理由，我们只把积极性的行动纳入“劳 务”考虑范围之内（不包括“容忍”、“允许”、“坐视”等消 极性行动）。因此，“财货”与“劳务”并不是穷尽所有经济上 可估算为效用的分类，关于“工作”的概念请参照第十五节。

    三 行动的经济取向

    经济取向（wirtschaftlich orientiert）可以是传统式的或目的理性 的。即使在行动不断理性化的情况下，传统取向的成分仍具有相当程度 的重要性。大体上，理性取向主要突显在管理行动（leitende Handeln） 之中，不论是哪一种管理方式皆不例外（见第十五节）。理性经济行动 的开展，即脱离束缚于本能反应的觅食行动，或局限于固有技术和社会 关系的传统习性，相当程度上亦受到非经济的、非日常的事件与行为所 影响，同时还受着生计空间（Versorgungsspielraum）在日益绝对或（通 常）相对狭窄情况下的匮乏压力所左右。

    1. 对科学而言，原则上并不存在任何一种“经济的原初状 态”。人们可以约定同意，以某一种技术水准的经济状态，如 （就我们已知的）最低的工具使用程度，来作为分析讨论的起 点。但我们光凭观察幸存至今的、鲜少使用工具的原始 民族，并不足以认定以往在同一技术阶段下的人类团体，完 全是像维达族（Weddah）[7]或某些巴西内陆的部落一样地求生 （亦即处于同样的经济状态下）。因为即使在这一阶段，纯就经 济来看，不但有以大团体进行大规模劳动累积的可能性（见下面 第十六节），也有相反地以小团体行分散孤立之行动的可能性存 在。两者之间的取决除了自然制约的经济条件外，也有着经济以 外的（如军事的）情况可以产生种种不同的驱动力。

    2. 战争和迁徙虽然本身并非经济过程（但在古代大都是基 于经济取向而发生），不过一直到最近，这两者经常导致经济的 剧烈改变。对于给养空间（Nahtungsspielraum）日益的绝对减 少（由于气候或通过土地砂质化，或森林砍伐过度所引起），人 类团体曾依其不同之利害状况结构与非经济因素涉入之方式，而 有相当不同的反应。典型的情况自然是需求满足程度之萎缩，以 及人口数之绝对下降。同样地，对于生计空间相对地紧缩（多半 是由于供给水准和营利机会分配固定在一个既定标准之下），虽 然也会有十分不同的反应，但大致上比前一种情形更常以经济理 性化的提高来解决问题。我们很难下过于普遍的论断。若中国 的“统计”数字可信的话，那儿自十八世纪初开始，有着巨大的 人口膨胀现象，其结果却正好与同时发生在欧洲之类似现象所引 致的发展完全相反（至于为何如此的原因，多少有蛛丝马迹可 寻，见第十一节）[8]。另外，阿拉伯沙漠地区长期性的给养不 足，则只在若干时期造成过经济上与政治结构上的转变，最剧烈 的变化是在非经济因素（如宗教）的共同作用下产生。

    3. 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取向，例如近代初期劳工阶层 之生活样式（Lebensführung）中强大的传统主义，并没有阻碍 由资本主义主导之营利经济理性化的强劲发展；同样的情况也没 有阻碍古埃及在国家财政上国库—社会主义式的 （fiskalsozialistische）理性化。无论如何，西方对于传统主 义态度至少做到了相对性的克服（relative überwindung）， 这才使得西方有可能进一步形成特殊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理性经 济。

    四 理性经济行动的典型措施

    理性的经济行动有以下这些典型的措施：

    1. 经济行动者对于其当前及未来（如储蓄）不论基于何种理由都自 信可以处分的效用，加以有计划地分配。

    2. 将可处分的效用，按其被估算的重要性顺序——如根据边际效用 的大小，有计划地分配于不同的可能用途。 这两种（最严格意义上的“静态的”）情况，在和平时期里可以相当 广泛地得到实现，现今则多半是以货币所得之经营管理 （Geldeinkommensbewirtschaftung）的形态出现。

    3. 在经济行动者本身握有所有必要筹措手段（Beschaffungsmittel） 之处分权的情况下，有计划地筹措——制造或运输——这类效用[9]。这 类行动之符合理性要求，即在于：根据行动者的估量，其对于行动所期 望的结果，在欲求的急迫性上，超过了成本费用。此时，费用包括： 1）所必须付出的劳务代价（按：花费心血），2）财货配置上转用于其 他可能的用途（按：即机会成本的概念），也就是技术上其他可能制造 出的产品（此处所指的是广义的生产，包括运输在内）。

    4. 借着和目前的处分权拥有者或结合体关系 （Vergesellschaftung），有计划地取得下列效用可靠的处分权或共同处 分权：

    1）效用本身；

    2）此项效用的筹措手段处于他人的处分权之下；

    3）此项效用为他人所欲取得，并因此而使行动者本身的供给受到 危害。 与目前拥有处分权的其他人进行结社的方式，可概括为：

    a）通过设立一个旨在筹措或使用效用的团体（Verband）；

    b）通过交换。

    对于a）而言，团体规章可具有两层意义：

    α. 对效用的筹措、使用或消费加以配给（Rationierung），以限制 筹措竞争，此为规制团体（Regulierungsverband）；

    β. 构组一个统一的处分权，以便将前此分散处分的效用加以有计划 地管理，此为管理团体（Verwaltungsverband）。

    对于b）而言，交换乃是交换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妥协，借此，财货 和机会被视为相互间的报偿而让渡给予。交换可以是：

    1）传统的或因袭的[10]，因此（主要指后者的情形）不是经济理性 的行动；

    2）经济理性取向的，不管在心态上或结果上。任何理性取向的交 换，都是先前公开或潜在的利益斗争通过妥协而促成。此种以妥协为终 局的利害当事人之间的交换斗争，一方面总是针对着被视为交换对手的 竞购者的价格斗争（Preiskampf，典型的手段：议价），另一方面有时 候是针对真实或可能存在的（当前或将来预期会出现的）第三竞购者 ——因其加入而展开筹措竞争——的竞争斗争（Konkurrenzkampf，典 型手段：竞标）。

    1. 效用（财货、劳务或其他资源）可以说是在经济行动者 的自行处分范围内，当其使用方式事实上（至少相对而言）不受 第三者干扰而听任行动者自由决定，不论此种机会是奠定于法 律、惯例、习俗或利益状态上。光是法律上对处分权的保障，并 非概念上（亦非事实上）的最要件，尽管现今此种保障已成为经 济行动者（实事求是的）筹措手段在经验上不可或缺的先决条 件。

    2. 消费财货与消费地点的远离，可能导致消费上的困难。 财货的运输（自然不同于财货的买卖，后者意味着处分权的转 移）在此因而可视为“生产”的一部分。

    3. 在欠缺自行处分效用的情况下，经济行动者是否因法律 秩序、惯例、利害状态或有意识地遵循道德观念等因素，而（典 型地）无法对他人的处分权加以暴力侵害，原则上并不重要。

    4. 筹措竞争可在极为多样的条件下产生。其中特别是占有 式的给养，例如狩猎、渔捞、森林采伐、畜牧和开垦等。也可能 发生在对外封闭的团体内。抑止此种竞争的方法通常是：对筹措 加以配额限制，一般而言与下面这个办法相联系，亦即，对一定 数量的个人或家计团体（多半是后者），保证其所能占有的筹措 机会。所有马克（Mark）共同体[11]和渔业共同体里，对共有地 和荒地的开垦、放牧及森林采伐等权利的规制，以及阿尔卑斯山 草原地带的“捡肥权”等，都具有此种特色。各式各样对有利用 价值的土地具备世袭“所有权”的说法，无不借此而被反复宣 传。

    5. 凡是处分权由某人（不管以什么方式）手中“转移”到 另一人手中，而这人愿意给予报偿的情况下，皆可成立交换关 系。交换因此并不局限于“财货”和“劳务”，而是包括任何形 式的经济机会，例如纯粹基于习俗或利害关系而成为处分对象、 除此之外并无任何保障的“商誉”亦属之。这自然也可以适用到 任何一种可由某种秩序保障的机会上。因此，交换对象并不只限 于现实可见的效用。

    就我们目前的论述目的而言，可将交换最广义地定义为：任 何一种以形式上自愿的协定为基础，而提供任何一种现实的、持 续的、当前的或未来的效用，以换取某种相对报酬的行动。因 此，诸如：将财货或金钱的效用，有偿地交付或让渡，以期将来 收回同样的财货；或是对某物的“利用”权利收取“租 金”或“佃租”，而准许或听任他人使用；或是以工资或薪俸雇 用任何形式的劳务。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上述最后一个例子牵 涉到（下面第十五节所说的）“劳动者”之进入某个支配团体， 在此我们暂且不予考虑，一如此处先撇开“借贷”与“购买”的 区别不谈。

    6. 就条件而言，交换可以是传统的或（于传统有据之）因 袭的，也可以是理性的。因袭式的交换行为诸如朋友、英雄、首 领或王侯间的馈赠交换（例如Diomedes和Glaucos之交换武器装 备）[12]，有不少时候这类交换已是高度理性取向和理性控制的 （特莱尔—阿玛那文书即其一例）[13]。理性的交换则只有在下 列情况下方才可能：要不是双方都希望获益，就是一方基于本身 的需求或另一方的经济势力而处于被强制的情况。此种交换可以 是为了现物供给的目的，也可以是为了营利目的（参见第十一 节），也就是说：目的在于提供某种财货给交换当事者个人使 用，或者是以市场利得机会为取向（同样参见第十一节）。前者 在交换条件上大多随个人喜好而定，因此在这层意义下是非理性 的：例如家计剩余物的重要性，会以各个（家计）经济体中个别 的边际效用为依据来加以估算，因而有时便会便宜地被拿来交换 他物，而某一时刻下偶然的欲望常相当程度地决定了想要交换之 财货的边际效用，于是经由边际效用来决定的交换界限终将十分 摇摆不定。理性的交换斗争，事实上仅在上市的财货那儿得到发 展（关于此一概念，见第八节），极端而言，只发展于营利经济 中可资利用或交换的财货上（概念见第十一节）。

    7. 上述a）——α.所指称的规制团体之介入，并非惟一可 能的形式，只不过因其乃需求满足受到威胁时最直接的反应，故 而特别被强调。关于市场销售的规制，将表述于后[14]。

    五 经济团体的类型

    经济取向的团体各依其与经济的关系，可分为：

    a）从事经济行动的团体（wirtschaftender Verband）：当团体行动 在其组织规章上主要是以非经济领域为取向、但亦包含经济考虑在内者 属之；

    b）经济团体（Wirtschaftsverband）：当组织规章所规制的团体行 动主要是一定种类的自主性经济行动；

    c）经济规制团体（wirtschaftsregulierender Verband）：当团体成员 的自主性经济行动，实质上是他律性地以团体规章为取向时；

    d）秩序团体（Ordnungsverband）：当团体的规章仅在形式上以规 则来规范团体成员之自主性与自律性的经济行为，并保障其因此而获得 的机会。

    实质的经济规制有其现实上的限制，亦即当某一特定的经济活动之 持续进行，和受规制的经济行动之维持生存的给养利害，仍然相一致 时，尚能实行，越此则难以实现。

    1. 从事经济行动的团体是指（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的）“国家”[15]和本身拥有财政经济的所有其他团体（如教 会、协会等），但也包括像教育机构等主要并不是经济性的共同 体（Genossenschaften）[16]。

    2. 经济团体就其当前的字义而言自然不只包括一般泛指的 营利（股份）公司、消费协会、公社（Artjel）[17]、合作社、 卡特尔等，还包括由若干人组成经济“经营体”的所有行动在 内，其范围可从两个手工师傅所组成的工场共同体，直到可以想 象的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联盟。

    3. 经济规制团体指的是诸如马克共同体、公会、行会、工 会、雇主协会、卡特尔和任何以实质手段规制经济行动之内容与 目标的团体，亦即：遂行“经济政策”的管理机构，因此中世纪 的村落和城市自治体，以及当代遂行此种政策的国家，皆属此一 类型。

    4. 纯粹的秩序团体可以法治国家为例，在其中，个别的家 计与经营体的经济行动实质上完全得以自主运作，国家仅在形式 上以争议调停者的身份处理自由契约中交换义务的履行。

    5. 经济规制团体和秩序团体的存在，原则上是以经济行动 者的自律性（尽管大小不同）为前提。换言之，原则上经济行动 者拥有行使处分权的自由，而只受到（行动所趋向的秩序）各种 不同程度的节制。这也意味着经济行动者对其可以自主处分的经 济机会（至少相对）的占有。秩序团体的最纯粹类型因此是：当 所有人类的（menschlich）行动在内容上皆自主进行，并且仅仅 遵从形式的秩序规范，同时效用之一切实际的（sachlich）承载 者皆完全地被占有，使得个人可以，特别是通过交换，来加以处 分，就像近代的财产秩序所呈现的形式。对于占有和自律性加以 限制的其他任何形式，都意味着经济规制，因为这约制了人类行 动的取向。

    6. 经济规制团体和纯粹的秩序团体间的划分其实是模糊不 定的。因为“形式”秩序的方式自然可以（而且必然）会实质地 （有时甚至深刻地）影响到行动。近代许多的法律规定，本身虽 仅止于纯粹的“秩序”—规范，但就其实际形态而言，却是在于 行使此种实质的影响力（参见《法律社会学》）[18]。除此之 外，一种真正严格限定在纯粹形式规章上的秩序，只有在理论上 可能而已。许多“强制性的”法规——此种法规向来是不可或缺 的，对于实质的经济行动方式多少皆有着重要的限制。在某些情 况下（例如公司法），对于“委托权”的法律规定即具有对经济 自律性明显可见的限制。

    7. 实质的经济规制在效果上有其局限性，可表现在：a）经 济行动者停止某些特定方向的行动（例如在高额的价税下会仅为 了满足自身需要才愿意购买土地），或b）实际上的脱法行为 （如走私）。

    [1]即《经济与社会》的第一部第一章当中的第一条目第二节。中 译见顾忠华译，《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台北：远流，1993），49页。 ——译注 [2]Robert Liefmann，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ol. Ⅰ，3rd ed. （Stuttgart，1923），p. 74 ff. [3]Franz Oppenheimer，System der Soziologie，Part Ⅲ，Theorie der reinen und politischen Ökonomie，5th ed. （Jena，1923），pp. 146-152. [4]类似的立场见Frei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Part Ⅱ，2；详尽 且异常精彩的论述见R. Liefmann，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vol. Ⅰ（3rd ed.），p. 322 ff.。试图将 一切“手段”都压缩成“劳动的最终损耗”，毕竟是错的。 [5]关于这点，参见v. Gottl-Ottlilienfeld，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Part Ⅱ，p.2。 [6]韦伯所欲说明的是经验上对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法律保障，在 更普遍的概念抽象层次上不见得是定义“处分权”的必要内涵。——译 注 [7]维达族是锡兰岛上的原住民，现在住在岛上东部的族人不过两 千人。——译注 [8]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指出，中国直到清朝初期为止， 并未见人口的显著增加，换言之，从秦始皇时代到清初的一千九百年 间，人口一直在六千万上下，但是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的三百 年间，人口却一举增加到三亿五千万至四亿之多。此一事实，加上中国 人的经济经营竞争取向，以及十八世纪以来贵金属增加的事实，韦伯认 为这三者实为中国当时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然而，历史发展的 结果却迥异于西方，自然另有其他非物质（如社会结构、法律、精神、 宗教等）的因素。参见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尤其是第一篇第二章第四节中，问题的提 出。——译注 [9]Beschaffung一词在韦伯的用法里有广狭二义：在狭义上，相当 于我们平常所说的“生产”；在广义上，则超出生产的狭窄范围，而泛 指让财货、劳务、货币等事物可以有效行使的一切行动，诸如运送、交 易、赁贷等，我们译为“筹措”。——译注 [10]在此，帕森斯（T. Parsons）指出：特别是原始社会，极大部 分具有经济意涵的交换形式上是出之以礼物的交换；回赠价值相当的礼 物，毋宁是一种义务，然而纯粹经济理性的交换特质，换言之，讨价还 价，不止不得而见，并且特别是被禁止的。其实，此种因袭性的礼物交 换所具有的种种经济与非经济意涵，莫斯（M. Mauss）曾作过全面性的 田野研究，此项研究成果即其人类学上的经典之作：The Gift：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London，Cohen Press，1954），中译见汪珍宜、何翠萍译，《礼物：旧社会中交换的 形式与功能》（台北：远流，新桥译丛17，1989），何女士在导言中， 亦本此脉络而针对台湾传统社会中的礼物交换行为（尤其是联姻关系中 的礼物交换）详细地举证说明，值得参考。——译注 [11]“马克”是指村落与村落之间的边界地及森林区。这些边界地 及森林区并非为某个村落共同体所专有，而是属于包含数个村落的一个 更大的共同体。此一较大的共同体即马克共同体。——译注 [12]此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故事。Diomedes（狄俄墨得斯） 为希腊军中的勇士，仅次于阿基里斯的大英雄；Glaucos（格劳卡斯） 是特洛伊友军书西亚人的领袖。由于两人为代代世家好友，因此在战场 上对阵前以交换武器作别。——译注 [13]特莱尔—阿玛那（Tell-el-Amarna）是埃及法老伊肯纳顿 （Iknnaton，前1369—前1353年在位）的新都Akhet-Aton的今名。埃及 首都原在底比斯，艾克阿顿为了崇拜阿顿神而迁都至此。特莱尔—阿玛 那文书为1887年于此处发掘出来的书简，共有约360封从巴比伦、亚 述、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的国王那儿发送给埃及法老的私信，从中我 们可以获得当时外交关系的大量信息。——译注 [14]即第五节中的“经济规制团体”。——译注 [15]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即成为“经济团体”。——译注 [16]Genossenschaft是指十九世纪以来盛行于欧洲的“合作社”， 亦即由社员出资成立而共有共管的团体。——译注 [17]Artjel应该就是由俄语的aptepb转译而来，意指作为生产团体 的“合作社”。苏联自1927年实行“集体农场”（kolkhoz）制度，其 后按合作程度而分为土地耕作、农业生产（即Artjel）、生产消费等三 种合作社，但自1929年全面性的集团化运动开始后，多半是采行Artjel 的形态，此即大陆的人民公社之所本，故而此处译为公社。——译注 [18]“Rechtssoziologie”，见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第二部第七 章。——译注

    第二章 市场经济原理

    六 交换手段、支付手段与货币

    某种实物的交换对象，在下述情况下可被称为交换手段，亦即：其 收受者在进行交换时，依典型方式主要考虑到长期间（即可见的未来） 有机会将它们——在符合切身利益的交换关系下——换取其他物品，不 管是能换取到任何物品（一般交换手段），或仅能换取特定物品（特殊 交换手段）。交换手段因为和其他（特别指定的）物品有一种可估算的 交换关系而被接受的机会，称之为交换手段的实质效力（materiale Geltung），相对的，光是使用本身，则称为形式效力（formale Geltung）。

    某一种典型的对象可被称为支付手段，若它的给予可满足约定或强 制的给付义务，且其效力受到习俗或法律的保障（此为支付手段的形式 效力，同时亦可意指作为交换手段的形式效力）。

    某些交换手段或支付手段可称为钞券（Chartal）[1]，当它们是人造 品，且基于被赋予的形式而在一群人或一地区中有着习俗的、法律的、 约定的、强制的、不同形式的效力，同时可被定额等分，亦即分成特定 的名目价值（Nennbeträge），或此价值的数倍或部分，使得纯粹机械地 计算它们是可能的。

    货币是同时亦为交换手段的钞券式支付手段。

    某一团体可称为交换手段团体、支付手段团体或货币团体，当此团 体相关于交换手段、支付手段和货币，并在其秩序规章有效的范围内， 强制使其相当程度地发挥习俗上或法律上（形式的）效力，此即内部货 币（Binnengeld），或内部的交换手段、内部的支付手段。与非团体成 员进行交换时所使用的交换手段，称之为外部交换手段（AuβenTauschmittel）。

    自然的交换手段或支付手段，是指那些非钞券式的交换手段或支付 手段，可根据下述方法来分类：

    a）技术性的：

    1. 根据其为实物（Naturalgut）的性质，特别是饰物、衣物、必需 品和器具；

    2. 根据其是否以秤量的形式来使用；

    b）经济性的：根据其用途

    1. 主要是在于交换目的或在于身份上的目的（坐拥此种手段的威 望），

    2. 主要作为内部或外部的交换手段与支付手段。

    交换手段与支付手段或货币，当其除了作为交换手段或支付手段来 使用之外，主要并不具有（通常是不再具有）本身的价值时，即为名目 表征性的（zeichenmäβig）；另一方面，若其实质上的评价会受到其可 作为实物使用的影响，或有受此影响的可能，那么即为物质材料性的 （stoffmäβig）。

    货币要不是a）铸币，即硬币，就是b）纸币（notal Geld）[2]，即证 券。纸币在其形式上往往契合于铸币本位的面额，或在名目价值上和此 类铸币有历史关联。

    铸币的形式可分为：

    1. “自由货币”或“流通货币”：货币发行处将任何铸币材料拥有者的 自动供应，转铸为不拘数量的“硬币”形式，因此，货币的发行实质上端 视交换当事者的支付需求而定。

    2. “限定货币”或“管理货币”：将质料转铸为钞券的形态，在形式上 是自由的，实质上主要是以团体的行政管理当局之支付需求为归依，因 此，货币的发行完全取决于行政管理当局的意思。

    3. “规制货币”：转铸虽受到限定，但（铸币的）发行在形态和规模 上则受到一定规范的有效规制。

    所谓流通手段（Umlaufsmittel），是指一种具纸币机能的证券，当 其于正常情况下被当作“暂时的”货币而接受时，可预期在任何时候都能 兑换成“确定的”货币，亦即铸币或一定重量的金属交换手段；当其受到 规制而要求具有全额的铸币准备或金属准备时，则称为凭证 （Zertifikat）。

    所谓交换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尺度，是指在一个团体内部，各个实物 的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在惯例上或法律规定上的相互兑换率 （Tarifierung）。

    无限制通货（Kurantgeld）[3]是指由一货币团体在种类及数量上皆 保证无限制通用的货币式支付手段；货币材料（Geldmaterial）指货币 的制造材料；本位金属（Währungsmetall）指流通货币的此种材料；货 币兑换率（Geldtarifierung）指对不同材质的纸币或铸币式管理货币加 以评价，据此而决定面额划分和面额大小的基准；本位关系 （Währungsrelation）指材质不同的流通货币之间的这种兑换率。

    本位之间的支付手段（intervalutarisches Zahlungsmittel）乃不同货 币团体之间为平衡支付差额而最终使用的手段——若非通过宽限而准予 延期支付的话[4]。

    团体秩序在货币制度上的任何改革都必然要顾虑到以下事实，亦 即：一定的支付手段已被用来偿付债务。新秩序的设定要不是满足于此 种支付手段之法制化为新的支付手段，就是创设新的支付手段，也就是 将以往实物的、秤量的或钞券的单位，以新的单位来换算（此亦货币作 为支付手段的所谓“历史定义”的原则；至于此一定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 上回溯到货币——作为换取财货之支付手段——的交换关系，我们无法 在此详加讨论）。

    这里要郑重声明：此处并非打算介绍“货币理论”，而只是 对下面常常会用到的一些专门术语作最为简洁的定义。此外，这 里首先是关系到货币使用上某些最基本的社会学结论。对我而 言，最可以接受的实质货币理论是冯·米塞斯（L. von Mises） 的主张[5]。科纳普的《国家货币论》（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6]是此领域中最具规模的著作，以独树一帜的方式精彩 地解决了形式上的课题，不过对实质的货币问题而言却有所不 足，这点我们下文会谈到。至于其良有贡献且在专门术语上颇具 价值的决疑分判，此处姑且不予讨论。

    1. 在历史上，交换手段与支付手段尽管相当一致，但并非 总是如此，尤其是在原始阶段。诸如赠礼、纳贡、义务性献礼、 罚金和杀人偿金等的支付手段，通常有惯例上或法律上的明文规 定，然而却不计及实际流通的交换手段。冯·米塞斯在《货币与 流通手段理论》一书中的主张，只有在货币经济的团体家计的情 况下是正确的，亦即：即使国家也企图使支付手段仅止于是交换 手段。当某种支付手段的拥有主要是作为身份性象征时，此一主 张即不适用。关于这点，参见舒兹的《货币成立史概要》[7]。从 国家有其货币政策开始，支付手段即为法律概念，而交换手段为 经济概念。

    2. 乍看之下，一项仅仅因为着眼于其未来的出售机会而被 购买的“商品”，与一项“交换手段”之间的分界，似乎是模糊 不清的。然而实际上，即使在较原始的情况下，特定的这类东西 往往会倾向于独占其作为交换手段的功能，以致其作为交换手段 的地位毋庸置疑。（在主观意念上，“期货小麦”意味着终会找 到一个最终的买主，因此既非一种“支付手段”或“交换手 段”，也绝非“货币”）。

    3. 只要是在钞券尚未出现的情况下，交换手段的种类主要 是决定于交换伙伴彼此同意采纳的习俗、利害状态和形形色色的 因袭惯例。至于这些特定物为何会被选取为交换手段的主要理 由，分歧实在相当多端，此处无法一一细述，不过总和交换的类 型有着重大关联。并非任何交换手段都必然（即使是在采用此种 交换手段的人群内部）可以普遍地通用于各个种类的交换（例 如“贝币”就不是用来换取女人和牛只的特定交换手段）。

    4. 那些并非一般“交换手段”的“支付手段”，在货币取 得其特殊地位的发展上，扮演了显眼的角色。如科纳普指出的， 债务存在的这个“事实”，诸如纳贡的债务、嫁妆与买卖婚姻的 债务、惯例上献给国王的献礼债务或国王彼此间的馈赠债务、杀 人偿金债务等，以及这些债务经常（并非一向如此）以特定典型 的财货种类偿付（有其惯例上或法律强制的理由），使得这些财 货种类（常因其特殊加工的形式）有了特殊地位。

    5. “货币”（就目前对这个术语的用法）可以是指在巴比 伦文献中出现过的“五分之一钱”，其上有着商家店号的印记， 但前提是曾经用作交换手段。相反的，以“秤量的”方式使用、 而非分铸的金属条块，在此不称为“货币”，而称为秤量的交换 与支付手段。不过，可秤量性对于“可计算 性”（Rechenhaftigkeit）的发展确实极具重大意义。两者间的 过渡现象（诸如只依重量来接受铸币等）自然是不一而足。

    6. “钞券”是科纳普在其《货币的国家理论》中所用的语 汇。凡经法规或协定而保证通用、且经分铸而印有面额大小的所 有货币种类，不管金属或非金属，皆属之。不过令人费解的是， 为何他只强调国家的约束力，而不将惯例上或实际上的强制接受 方式也包括在此一概念之内。此外，只要有决定货币形式的规范 存在时，货币的制造是否以国营方式或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 （中国曾好几度完全缺乏此种条件，欧洲中世纪也十分有限）， 自然不是关键所在。相信科纳普也会同意这点。在政治团体的权 力领域之内，支付手段的效力，以及流通上作为交换手段的正式 用途，都可以经由法律秩序来加以强制。下面会谈到。

    7. 实物的交换手段与支付手段，有时主要用作交换手段， 有时主要用作支付手段，有时多半用于内部，有时多半用于对外 交易。细节的分辨且不在此处理。关于货币之实质的效力问题， 暂且留待稍后再论。

    8. 同样的，与价格有关的实质货币理论也不适合在此提及 （假定这还可以算是经济社会学的主题的话）。这里的首要任务 只在于确认货币使用（就其最重要的几种形态）的事实，因为这 样一种由经济观点看来纯粹是形式而已的事实，却有其相当普遍 性的社会学结果。目前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是：“货币”从未只是 一种无伤大雅的“凭证”，或只是一种光具名目意义的“计算单 位”。既为货币，其价值（即使在极为复杂的形式下）也总是凭 着“稀少性”来评估（或在“通货膨胀”下则是以过剩来评 估）；这在今日尤为如此，过去的任何时候亦莫不如是。

    社会主义当局为偿付一定量的（被承认为有用的）“劳 动”而发行某种得以购置特定财货的“凭证”，是可以成为积聚 或交换的对象，但这终究是依循着实物交换的规则（尽管可能是 间接的方式）。

    9. 工艺性货币素材之货币或非货币使用之间的关系，在经 济上所造成的广泛影响，我们可以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得到最显著 的例证，因为中国所采取的是铜本位制，不但（铜币的）制造成 本高，而且本位材料（铜）的开采亦十分不稳定，这样的条件下 所突显出的问题再明确不过[8]。

    七 典型的货币使用之初步结果；信用

    典型的货币使用有下列初步结果：

    1. 作为消费者满足需求所采用的所谓“间接手段”。换言之，借着货 币的使用，等待换出的特定财货与被期待换得的财货之间，有可能在 a）空间上，b）时间上，c）人和人之间，以及很重要的一点：d）数量 上，分隔开来，从而使得既有的交换可能性大大地提高。

    2. 对于延迟支付的劳务，尤其是因交换而产生的相对义务（即债 务），可以用货币数额来计算。这当然与第1点密切相关。

    3. 所谓的“价值储藏”，意即：将货币以现金或随时可以获得给付的 债权形式保存，作为一种手段以确保未来对于交换机会的处分权。

    4. 以自由处分货币数额的能力来增益经济机会的变迁。

    5. 对货币、货币债权或货币收益机会具有处分权者的需求满足在质 的方面日趋个人化，并借此而间接地扩大此种需求满足的范围。换言 之，可以用货币来取得任何的财货和劳务。

    6. 因应着种种货币数额的边际效用而创造出效用来，成为现今的典 型取向。此时，企业经营者认为：在他所洞见的未来里，大有可能将此 种创造出来的效用置于自己的处分权之下。

    7. 从而产生追求任何可能机会的营利取向，亦即追求那些经由时、 地、人、事而大量激增的交换可能性（见第1点）所提供的机会。以上 各点莫不是基于下面这个原则上最重要的契机，亦即：

    8. 所有被考虑换出或换入的财货与劳务，一切皆以货币来评价的可 能性，此即货币计算。

    实质上，货币计算首先意味着：财货并不只是依其此时、此地或在 某人手上的效用而被评价有多少重要性。而是同时要考虑到：财货被使 用于各种用途时（不论是当作消费手段或生产手段），将来被利用和评 价的所有机会，这包括不特定的许多第三者为其本身的目的对财货所作 的利用和评价，同时也表现于财货处分权拥有者可能到手的货币交换机 会。这在典型的货币计算中所呈现的形式便是：市场状态。

    以上所述不过是关于“货币”的论述中最简要且众所周知的 基本要素，所以没有特别加以诠释的必要。至于“市场”社会 学，我们还不想在此讨论（关于其形式概念，见第八节和第十 节）。

    “信用”的最普遍意涵，是指现在的财货拥有者承诺将来会把处分权 让渡给他人的任何一种交换。信用的提供首先意味着，以此种未来的让 渡确实会实现的机会为取向。在此意义上，信用主要是指某一经济单位 将目前对财货或货币有所不足的、但预期将来会生出剩余的处分权，拿 来和别人现有但不自己利用的一定处分权进行交换。在理性的情况下， 双方都相信，比起目前尚未进行交换的分配状况来，这样的交换会给自 己带来更有利的机会。

    1. 现下考量的机会并不必然是经济机会。信用可以为了一 切能够想到的目的（诸如慈善或军事）而提供和接受。

    2. 信用可以以实物形式或货币形式来提供和接受；无论何 种形式皆可以实物给付或货币给付来担保。不过若以货币的形 式，则意味着信用授予和信用领受的一切结果皆以货币计算为基 准。

    3. 同时，信用的此种定义亦与一般通用的相一致。信用存 在于各式各样的团体之间，尤其是存在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 团体之间，乃是不证自明之事（许多在经济上无法自给自足的此 种团体共存的情况下，此种信用更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在完 全缺乏货币使用的情况下，理性的计算基础是否可能，还是个问 题[9]。因为，即以“实物交易”之为可能的这个简单（且不容置 疑的）事实而言，特别是在长期信用的情况下，交易双方根本未 触及各种被保证的条件之合理性的问题。情形或许就像过去的庄 宅经济（Oikenwirtschaft，见后文）[10]那样，双方将剩余物资 拿来交换所需的物品。不同的是，现今存在着庞大的群众利益， 长期看来，对那些生活贫困的大众而言，立即的需求满足的边际 效用特别地高。换言之，被急切需求的财货，不利于交换的可能 性大增。

    4. 信用可能为了满足（目前尚未获得充分供应的）生活需 求的目的而发生（消费信用）。在经济理性的情况下，此种信用 只有在当事人认为这有好处时才会成立。然而（就消费信用，尤 其是急困信用的历史起源而言）这并非原初的情况——起初毋宁 是诉诸兄弟爱的义务（参见第五章关于邻人团体的论述）[11]。

    5. 有偿性的实物信用或货币信用之最常见的基础是：信用 提供者比信用的领受者有较佳的生活条件（不过要注意到这是个 相对的问题），因此，其未来期望的边际效用也高于后者。

    八 市场状态、市场性、市场自由与市场规制

    交换对象的市场状态（Marktlage）是指，对于以价格斗争和竞争斗 争为取向的交换当事人而言，所能够认知到的、以金钱来换出与换入的 机会整体。

    市场性（Marktgängigkeit）是指任一物品成为市场中之交换对象的 规律性程度。

    市场自由（Marktfreiheit）是指个别的交换当事人在价格与竞争斗 争中自主性的程度。

    市场规制（Marktregulierung）与前者相反，是指市场性（对可能的 交换对象而言）或市场自由（对可能的交换当事人而言）、实质上受到 秩序之有效限制的情形。市场规制可于种种条件下成立，包括：

    1. 传统的规制：习惯上接受前人传袭下来的交换限制或交换条件；

    2. 因袭性的规制：社会否认某些特定效用的市场性，或否认某些交 换物品或某些特定的人际圈子里的价格与竞争斗争；

    3. 法律的规制：对于交换本身或对价格斗争与竞争斗争的自由，加 以有效的法律限制，无论其为一般性的，或针对特定的人群团体或特定 的交换对象物。这样的交换规制旨在：影响交换对象物的市场状态（价 格规制），或者限制特定人际圈子对财货处分权的拥有、取得与交换 （受法律保障的独占，或经济行动自由的法律管制）；

    4. 自发的规制：借着利害状态的权衡，在形式的市场自由下进行实 质的市场规制。此种规制的发生通常是在：特定的利害当事人基于其事 实上完全或几近完全占有对特定效用之处分权的拥有或取得机会（独占 状态），而借着实际上切断他人之市场自由来影响市场状态。尤其是， 这些利害当事人可能为此目的而彼此或（有时并行不悖地）与典型的交 换伙伴订定出规制市场的协定（自发性的独占与价格卡特尔）。

    1. 为了方便起见（而不是非得如此），我们仅就货币交换 的场合来谈论市场状态，因为惟有这样才可能有统一的数量表 示。实物的“交换机会”也借此才能较清楚地显示出来。各式各 样的交换物品，即使是在典型的货币交换存在的情况下，也有其 市场性——过去是，现在也是，此处无法一一详论——只是其市 场性的程度极为多样且浮动。一般而言，大量生产且大量消费的 物品，市场性最高；偶尔有需求的个别物品，市场性最低；使用 期限长且耐久的消费手段，以及使用期限长且收益也费时的生产 手段，尤其是农业用或林业用的不动产，比起日常所需的消费性 成品和消耗得快或只能使用一回或收益快的生产手段来，市场性 就要小很多。

    2. 带有经济理性意味的市场规制，在历史上乃是随着形式 的市场自由之增长与市场性之普遍扩大而发展起来的。原始的市 场规制受到形形色色的制约，诸如：传统与巫术的、氏族支配 的、身份性的、军事性的、社会政策的，以及最后，来自团体之 支配者所要求的各种制约。但是，无论是在上述哪一种情况下， 支配性的利害取向往往都不在于极大化市场中、利害当事人基于 纯粹目的理性、且符合市场要求的营利机会与财货供给机会，情 形毋宁是恰好相反。此种原始的市场规制有以下各种形态： （1）将某些特定的对象物永久或暂时地排除于市场性之外，诸 如巫术性规制下的禁忌品、氏族支配规制下的世袭财产、身份性 规制下的骑士采邑，即被永久地排除于市场交易之外，而饥馑时 的政策性规制则将谷物交易暂时地排除出去。或者，对这些特定 物品的贩售加以种种限制，诸如限定优先顺序（给近亲、身份团 体或同业公会的成员、市民同胞等）、最高价格（如战时价格管 制）、最低价格（如付与巫师、律师、医师的身份性报酬）。 （2）将一定范围的人群（如贵族、农民，有时是手工业者）排 除于一般或针对特定物品的营利性市场活动之外。（3）通过消 费规制（如身份性的消费秩序、战时经济或饥馑对策的配给制 度）来限制消费者的市场自由。（4）为了特定身份者（例如自 由业者）或基于消费政策、营利政策或社会政策（譬如“工会保 护政策”）的理由，而对相互竞争的业者之市场自由加以限制。 （5）将某些经济机会的利用保留给政治权力（王权独占）或由 政治权力授予许可者（典型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独占）。

    在这些市场规制的形态当中，第5项的市场合理性最高，第1 项最低。换言之，第5种市场规制能够促进各阶层——在市场的 财货买卖上具有利害关系的各个阶层——的经济行动以市场状态 为取向，而其他四种市场规制则对此种取向有所妨害，妨害程度 从4到1依次升高。面对这些市场规制，举凡在财货的市场性达到 最大程度时，必定有有利可图的交换当事人（无论其为买方或卖 方），即为市场自由的利害关心者。自发性的市场规制，只有在 营利性利害极高度发展时，才会出现且持续下去。自发性的市场 规制只有在以下四种情况下才会成为独占性的利益，亦即（1） 规制贩卖与购买机会（其典型是广泛可见的商业独占），（2） 掌控运输的营利机会（海运和铁路独占），（3）控制财货的生 产（生产者独占），（4）掌握信用认可和金融（银行条件的独 占）。后两种情况多半意味着以团体形式来进行独占，不过，与 原始而非理性的市场规制相反的，这也意味着经济的规制愈来愈 是有计划地以市场状态为取向。本质上，自发性市场规制的出发 点通常是基于：某些利害关系者，他们事实上压倒性地一手掌握 着生产手段的处分权，因而想利用形式的市场自由径行独占。相 反地，消费者的自发性团体（例如消费者团体、购买协会等）， 则通常是从经济上的弱势者出发，因此特别以减省参与者的费用 为关照点，不过，就其为有效的市场规制而言，也只限于地方上 和个别案例。

    九 经济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

    所谓经济行动的形式理性（formale Rationalität），在此是指经济行 动中，不仅技术上可能且实际上真正运用的计算程度。反之，所谓实质 理性（materiale Rationalität），是指一定的群体（不论范围多小）通过 经济取向的社会行动所进行的种种财货供给总是（将是或应该是）从某 种价值判准（wertender Postulate，无论其性质为何）的观点出发，且受 此一判准检验。这里头包含着极为分歧的涵义。

    1. 上述的表述方式只不过是想让“理性的”这个语汇在此 问题领域中用法更为明确，而这也不过是更加精确地表达我们关 于“社会化”、“货币”计算与“实物”计算等一再成为问题焦 点的讨论。

    2. 一项经济行动之所以是形式理性的，乃在于其能够以计 量的、“可计算的”权衡思虑，表现出任何理性经济固有的“事 前准备”，并且实际上如此表现出来的程度（首先，这与此种计 算在技术上的外形完全无关，换言之，无论这是用货币计量或是 用实物计量来达成的）。至少就以下这点而言，亦即货币形态表 现出形式的可计算性之极致，此一概念是清楚明确的（当然，这 也是相对而言，其他事情不也都是如此？）

    3. 相反，实质理性的概念就显得相当含混不清。此一概念 不过是表达这样的通性，亦即：光是考察纯粹形式上（相对而 言）明确无误的事实——目的理性的、在技术上最为适切的方 法，的确已被计算在内——是不够的，另外还得设定诸如伦理 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快乐主义的、身份的、平等主义的和 其他不管怎样的一种要求，并且借此来衡量经济行动的结果（无 论其于形式上是多么“理性的”，换言之“可计算的”）是否为 价值理性的（wertrational）或实质目的理性的。在此意义下， 理性的价值判准原则上无可限量，即使本身亦不明确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判准（但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伦理的、平等主义 的），自然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其他诸如身份顺位、政治权力 的成就，特别是战争目的实际的达成，以及所有能够想象到的其 他观点，在此意义上都是“实质的”）。不过，除了针对经济行 动的结果所做的这种实质的批判之外，还必须认真考虑到另一种 独立的可能性存在，亦即针对经济行动的信念 （Wirtschaftsgesinnung）与经济行动的手段所做的伦理的、禁 欲的、美学的批判。对所有这些取径而言，货币计算这种“光是 形式上的”做法，可能不过是次要的，或者根本就是与其判准相 敌对的（更别说是近代特有的计算方式所造成的结果）。此处并 不是要做出结论，而只是要确定与界定何谓“形式的”。所 谓“实质的”，在此也可说是一种“形式的”，意思是一种抽象 的类型的概念（Gattungsbegriff）。

    十 货币计算的理性

    纯就技术观点而言，货币是“最完美的”经济计算手段，亦即，在经 济行动的取向中形式上最为理性的手段。

    因此，货币计算而非实际的货币使用，才是目的理性的生产经济之 固有手段。不过，在完全符合理性的情况下，所谓货币计算主要是指：

    1. 为了某种生产目的，按照（当时或被期待的）市场状况，对一切 的效用或生产手段以及所有相关的经济机会进行评估。换言之，所评估 的包括现在或将来被视为必要的、实际上可处分或有可能加以处分的、 或可经由他人的处分权而生产出来的、会遭受损耗或毁坏的一切效用、 生产手段和经济机会；

    2. 计量地调查（a）任何意图下的经济行为的机会，以及（b）任何 已完成之经济行为的事后计算成果。其方式是以货币计算“成本”与“收 益”来比较检讨其中种种的可能性，并且借着此种计算而比较测试种种 可能的做法下所预估的“净收益”；

    3. 将某一经济期间所能处分的财货与机会总额，和期间之始所能处 分者，做出比较——前后计算皆以货币为准；

    4. 事前评估与事后确定哪些以货币形式呈现或可以货币估算的收入 与支出。在维持住所有可能处分的手段（上述第3项）之货币估算总额 的情况下，经济体即有机会在一定期间内使用此项收支总额；

    5. 需求满足以这些（1—4项）数据为取向，意思是：借着使用计算期间内所能处分的货币（如第4项之规定），在边际效用的原则下，取 得所需要的效用。

    为了（1）本身的生计，或为了（2）取得他人财货以供自身使用的 目的，而持续地使用与取得财货（无论是通过生产或交换），我们称此 为家计（Haushalt）[12]。在理性的情况下，无论是为了个人，或为了以 家计为经济取向的群体，家计的基础在于家计预算（Haushatsplan）。 此项预算中表明了：一定的家计期间里，预料中的需求（对效用的需 求，或对本身必须使用的生产手段的需求）是以何种方式而能够被预期 中的收入所满足。

    家计的收入是指以货币估算的财货总额，而此项总额不外乎是：依 前述第4项的原则，理性地计算出前期收支可供此一经济体处分的总 额，或者，就着这项处分可能性，此经济体有机会为现今或下一期进行 理性估算的总额。 在家计的处分力当中，一般而言被持续且直接使用或成为收入来源 的财货（依第3项市场机会来估算的）总额，称为家计的资产 （Vermögen）。

    纯粹的货币家计计算的前提是：收入和资产是以货币构成，或者以 财货构成、但（原则上）任何时候皆可通过交换而变成货币，换言之， 其财货具有绝对高度的市场性。

    家计与（理性情况下的）家计预算亦有可能在实物计算的情况下达 成（关于实物计算下面还会详谈）[13]。在实物计算的情况下，既没有 用货币来估算的所谓统一的“资产”，也不见统一的（亦即货币估算 的）“收入”。其计算方式毋宁是，实物财货的“拥有”和（仅限于以和平 方式营运来获取）具体的“收益”——代价是耗费可处分的实物财货与劳 动力，而这些财货与劳动力则是被当作获取需求满足之最适切可能的手 段来加以管理。在需求既定固有的情况下，此种运作方式不过是一种相 对而言简单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只要生计状态并不要求精确地计算出效 用的最适值，亦即去比较各个极为异质性的需求满足手段之运用所能产 生的最佳效用值。否则的话，即使是自给自足的单纯家计也得面对几乎 不可能以（形式上精确的）计算来解决的难题，而实际上的解决方式通 常不外乎依循传统或依凭相当粗略的估算；就其相对典型且一目了然的 需求与筹措条件而言，这样做当然也就十分足够了。倘若所谓的“拥 有”是由异质性的财货所构成（自给自足的经济行动必然是如此）的，那么若要对某一家计期间的开始和末尾的财产，做出会计上形式精确的 比较，或者同样地要对收益机会做出比较，则只有在同质性的财货范围 内方有可能。此时，典型的结果是汇整出一份实物的总资产，并且开列 出实物消费与实物给付（Deputate）的项目，假定这样做并不会使这些 资产有所减损而可供持续不断的处分。生计状态的任何变化（譬如收获 量减少），或需求的任何变化，皆会引发新的处置办法，因为边际效用 也随着这些变化而有所推移。在情况单纯且易于了解的情形下，适应是 不难达成的。否则，技术上就会比采行纯粹货币计算的情况更加困难。 因为若采行货币计算，价格机会的任何变动（原则上）只会影响到要靠 最终货币所得单位来满足的边际需求的紧急程度。

    除此之外，当实物计算完全合理时（也就是不再受到传统的束 缚），边际效用的计算便陷入极为复杂的状态；反之，当经济体所处分 的是货币资产与货币收入时，边际效用的计算由于仅凭需求的紧急程度 而定，故而相对而言较为简单。使用货币时，浮现的仅止于“边际”的问 题，换言之，只需考虑到是否投入更多的劳动，或者是否因其他某种 （或许多）需求而满足或牺牲某项需求（因为在纯粹的货币家计里，边 际问题最终不过就是“成本”问题）。在实物家计的情况下，除了需求的 紧急程度外，还必须考虑到以下这些问题：（1）生产手段——包括至 今被投入的整体劳动量在内——的种种用途，亦即，因应种种不同的用 途，需求满足与财货耗费之间（可变的）关系；因此，（2）为了获得 新的收益，家计当事者即有必要重新衡量新的劳动量与劳动方式；以及 （3）实物原料的种种不同用途，如果财货生产将具多样形态的话。对 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的合理解决办法进行分析，毋宁是经济理论的最重 要课题之一，同样地，对于实物家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实际上是 以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做一番通史性的探察，亦为经济史的 一大课题。基本上，我们可以说：（1）形式理性的程度实际上（一般 而言）尚未达到现实经验中可能的水准，更不用说理论上的要求，绝大 多数的实物家计计算仍然得紧紧地依持着传统的解决办法；因此， （2）在大型家计里[14]，正因为并没有出现日常需求之扩大与精练的情 形，家计的剩余便易于落入非日常性的（尤其是艺术的）用途（此乃实 物经济时代之艺术的、样式化的文化的基础）。

    1. “资产”所涵盖的当然不止物财，而是包括所有的经济 机会，家计单位对这些机会握有十足受到保障的处分权，而无论 此种保障是来自习俗、利害状态、法律或其他任何可以信赖的力 量（营利经营——无论其为医师、律师或小卖业主的经营—— 的“主顾关系”亦属于业主的“资产”，如果此种关系不论基于 什么理由而处于稳定情况的话；设若资产是被合法地占有，那么 根据上一章（即《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前言》）第十节的定 义[15]，亦可被视为“财产”）。

    2. 货币计算也可以发生在没有实际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或 货币使用仅限于交换双方无法以实物来偿付多出的交换余额时； 这样的货币计算可以典型地见之于埃及与巴比伦的文献。以货币 计算作为实物偿付的衡量标准，典型的例子诸如汉谟拉比法典和 通俗的罗马法与中世纪早期的法律中，允许债务人偿付一笔以货 币计算的金额，“无论用什么方法皆可”（in quo potuerit）。此时，只能够在传统的或法定的境内价格的基础上 进行换算。

    3. 除此，本文的陈述不过如寻常所见的仅在于将理性 的“家计”这个概念，与理性的营利经济（这个我们即将讨论到 的）对立概念相比对，使之清楚无误地呈现出来。目的不外乎明 白地指出：二者皆能采取理性的形态，“需求满足”（在理性的 情况下）并不比“营利”来得“幼稚”，“资产”也不必然就是 比“资本”更“原始”的一个概念，而“收入”也不比“收 益”来得落伍。无论如何，不论就历史观之，或就经济领域里过 去曾占优势的形式而言，“家计”毕竟是走在前头的。

    4. 无论谁为“家计”的担纲者，都无关紧要。国家的“家 计预算”（Haushaltsplan）和劳动者的家计“预 算”（Budget），皆同属一个范畴。

    5. 家计与营利之间并非排他性的选择。例如“消费者团 体”的经营（通常）是在于家计的维持，而不是家计的经营，但 若就其活动的形态而言，则是一种不带实质营利目的的营利经 营。在个人的行动中，家计与营利如此地纠结在一起（而这也是 过去的典型情况），因此惟有最终的举措（或是贩售，或是消 费），才能够判定其行动的意义（小农尤其是这种典型）。家计 性的交换（换入消费财，换出消费剩余）亦是家计的一部分。 （王侯或庄园领主的）家计也包括以下诸节论述意义上的营利经 营，并且也是过去的典型方式：所有的工业莫不是庄园领主、修 道院或王侯等利用自己的森林和耕地的产物来营运的他治性与他 律性“兼业经营”。现今，各式各样的“经营”已构成地方自治 体，甚或国家的家计的一部分。能够算是“收入”的，当然只有 这些经营在理性计算下可供家计处分的“净利”。反之，营利经 营也可以，譬如说为了旗下奴隶或薪资劳动者的给养，而将零碎 的他律性“家计”（诸如“福利设施”、住家、食堂等）收编进 来。所谓“净利”是指（参照第2点）扣除所有货币成本后的货 币剩余。

    6. 关于实物计算对于一般文化发展的意义，此处所能提供 的不过是最基本的一些提示。

    十一 营利的概念与形态，资本计算

    倘若行动的取向在于争取机会以获得（某次或一而再有规律的、持 续不断的）对财货的新处分权，此即营利（Erwerb），而活动倘若至少 部分而言是以营利机会为取向，则称为营利活动。所谓经济性的营利， 指的是以和平的机会为取向的营利，而市场性的营利则是指以市场状态 为取向。举凡对经济性的营利有用的财货与机会，称为营利手段，为了 营利目的而以市场状态为取向所进行的换入或换出，称为营利交换，相 对于为了需求满足的目的所进行的交换（家计性的交换）。为了获取对 营利手段之处分权而被授予或收受的信用，称为营利信用。

    理性的经济性营利所特有的一种货币计算形式是资本计算。所谓资 本计算，是指对营利机会与营利损益所作的估算与监控，换言之，个别 的营利企业在决算之际，将开始时的全部营利财货（实物或货币）与结 尾时（尚在手边和新产生的）营利财货，以货币估算总额的方式做出比 较，倘若是永续经营的营利企业，则是比较其某段会计期间里，期初与 期末的资产负债表。而所谓资本，是指企业营运目的下所能处分的营利 手段、在资本计算时为了资产负债的决算而切结出来的货币估算总额。 对照期初的资产负债表，期末的资产负债表中所呈现的估算总额之多余 或不足额，即为利得或损失，而资本风险是指在资产负债表中出现损失 的机率。所谓经济事业（Unternehmen），乃是自动以资本计算为取向 的行动，而此种取向则是借由计算（Kalkulation）而产生，换言之，对 于以适当方法预料的风险与利得加以事前计算，继之则事后计算以掌控 实际产生的利得或损失结果。收益性意指（在合理性的情况下）： （1）在企业家的策略运作下想要致力达成、并经由事前计算而经算出 的可能利得；或者，（2）经由事后计算，实际上所获致的利得，也就 是在无损于未来之收益机会的情况下，企业家的家计所能处分的当期利 得；收益性通常是对照资产负债表上的期初资本而以比率（现今以百分 比）表示出来。

    以资本计算为基础的企业营运，可以是以市场营利机会为取向，也 可以是以其他的营利机会为取向，例如通过权力关系而来的包税和官方 买办等。

    理性的企业所采取的一切个别策略，莫不是以计算估量下的收益性 结果为取向。在市场性的营利里，资本计算是以以下数端为前提的：1. 营利企业所生产出来的财货存在着十分宽广且确实的、可以经由计算评 估出来的销售机会，亦即（通常说来）存在着市场性；2. 同样地，营利 手段也是如此，换言之，物材的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相当确实，并且能够 以计算评估出来的“成本”在市场上购得；最后，3. 从生产手段到最终销 售的过程里所采取的措施（运输、加工、贮藏等）之技术条件与法律条 件，原则上皆可归之于可供计算的（货币）成本。作为最适的资本计算 之基础，最适的可计算性（Berechenbarkeit）所具有的极端重大意涵， 是我们在研讨经济之社会学条件时所要一再面对的课题。此处非但不仅 只限于考量经济的要因，而毋宁是要探讨种种极为不同的外在与内在的 障碍之导致资本计算——作为经济计算的基本形式——仅于西方形成的 问题。

    在市场上活动的企业家的资本计算和其他种种计算，与家计计算相 反，并不是以“边际效用”为取向，而是以收益性为取向。收益性本身最 终是取决于收入的情况，并且借此而受到边际效用之配置的制约，换言 之，受制于消费财之最终消费者所能处分的货币收入（亦即我们普通所 说的对该项商品的“购买力”）的边际效用配置情形。不过，就技术上而 言，营利企业的计算与家计计算是根本不同的，其根本差异性正如前者 之目的在于营利，而有别于后者所追求的需求满足。在经济理论上，边 际消费者被视为生产方向的领航员。现实中，就权力的实际运作而言， 上述理论在现代仅具有限效力，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 被“企业家”所“唤起”与“带领”——虽然他们尽可处于购买的立脚点上。

    在市场性的营利里，任何理性的货币计算，因此特别是任何的资本 计算，无不以价格机会为取向，而价格机会则是借着利害斗争（价格斗 争与竞争斗争）和利害妥协而于市场上形成。在收益性计算当中，这会 特别清楚地呈现在簿记形式上——（截至目前）技术上最高度发展的形 式，亦即所谓的“复式”簿记；换言之，通过一种会计制度来制造出这样 的假象，亦即企业里的不同部门或独立的各运算单位彼此之间进行着交 换事宜，因而据此出现一种可能性，亦即在技术上最完美地统御任何个 别策略运作的收益性。故而，资本计算在其形式上最为理性的形态下是 以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为前提。况且，这又牵涉到一个极为特殊的前提条 件。没有任何经济体系能够将主观上的“需求感”直接化为有效的需求， 亦即，化为可以经由财货生产来满足的、纳入计算当中的需求。因为， 主观的欲求是否得到满足，一方面取决于其紧急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 于若要满足此种欲求、估计尚属可能处分的（手头上的，或一般而言可 说是才要生产的）财货。欲求是有可能得不到满足的，倘若此一需求满 足所需的效用被转移到其他更具紧急性的需求上，或者一来根本无法生 产出来，二来惟有牺牲劳动力或物财来生产，以至于将来更紧急的（而 现在就能评估出来的）需求无法获得满足。对任何消费性经济而言，实 情莫非如此，即使是共产主义的经济也没有两样。

    在运用资本计算的经济里，也就是在个别经济主体专有生产手段的 经济里，换言之，在“私有”经济里（参见《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前言》 第十节）[16]，上述实情意味着：收益性乃是取决于“消费者”（相应于其 收入而依据货币的边际效用）所能和所愿支付的价格。生产若要有收益 性，那么只能为那些（同样依上述原则）拥有相当收入的消费者而生 产。需求无法获得满足的情况，不只发生在个人（自己）有较为紧急的 需求时，也发生在（他人）有强大的购买力出现时（为了一切可能的需 求）。人与人之间在市场上的斗争，作为理性的货币计算之存在条件， 有个绝对的前提，亦即，经济运作的结果是决定性地受到以下这两种可 能性的影响：1. 货币收入丰沛的消费者，比他人高价买入货品的能力； 2. 财货生产上占有有利地位的——尤其是对于重要的生产财货或者货币 拥有充沛处分权的——生产者，比他人低价售出货品的能力。而这又要 以有效的价格与有效的货币为前提：价格之所以为有效的，是以其并非 习惯上纯粹为了技术的目的而虚拟的价格；而所谓有效的货币，是指作 为必要的交换手段而流通的货币，而不只是为了技术上企业决算目的的 符号。因此，以货币价格机会和收益性为行动取向，尚有以下两大条 件，亦即（1）只要生产是在营利的目的下进行，个别购置者拥有财产 （货币或可在市场上交换的财货）的不同程度，便成为决定财货生产方 向的关键所在，因为惟有“具购买力的”需求才会且有可能获得满足；因 此，（2）哪些需求该通过财货生产来满足的问题，全然取决于财货生 产的收益性，但收益性本身在形式上确实是个理性的范畴，故而并不在 乎实质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无法在市场上以十足的购买力显现出来的 话。

    资本财（Kapitalgüter），与光是财产的拥有或部分资产的占有相 反，是指在以资本计算为取向的情况下所能处分的一切财货。资本利息 （Kapitalzins），与各种可能形态的赁贷利息相反，是指：1. 在收益性 的计算里，物质性的营利手段在正常结算下的最低收益性机会；2. 营利 企业为筹措货币或资本财而发生的利息。

    以上所述不过是用较为精确点的方式提出一些不证自明的道 理。关于资本计算的技术面问题，请参考一般的会计学教科书， 其中也有些是出色的作品，例如赖特纳（Leitner）、薛尔 （Schär）等人的著作。

    1. 为了符合我们此处的目的起见，资本的概念在此是严格 地参照私人经济与“会计”运作的模式来定义。比起一般学术书 上经常使用而又非常不统一的语汇来，这些术语和日常用语的距 离是小得多了。为了检验如今又再度广为学术所用的、严谨界定 的私人经济日常用语的有用性，我们只需问问以下这些简单的问 题：1）当某个公司具有百万“资本额”（本金， Grundkapital）时，2）当这些资本额被“贬低”，3）当法律规 定可以用什么，以及要如何来“填补”时，这都是些什么意思？ 答案是：（1）在进行利润分配时，财产清单上“资产”比“负 债”多出的总额，经一定程序的货币估算，超过一百万，超出的 部分在账面上被记为“利润”而分配给股东任意使用（若在个人 企业里，这些余额则可供家计消费），此时称公司具有百万资本 额。（2）在遭受巨大损失时，不等再获利润并累积（或许要经 历数年）到超过百万，而宁愿在较低的总额下分配“利润”，为 此则必须“贬低”资本额，而这也就是操作的目的。（3）关于 资本额如何通过填入而“补足”，以及何时与如何来“减 资”或“增资”的法律规定，目的在于给予债权人和股东保证： 利润分配会按照理性的经营计算规则而“正确地”进行，换言 之，保证（a）收益性会长期维持，（b）债权人的权利不会受到 损害。对于“填补”的规定，总之不外乎是对作为“资本”的对 象加以“勘定”。（4）当我们说“资本（因低收益而）转向其 他投资”时，是什么意思？此时，指的或者是“资产”，因 为“投资”是个资产管理的范畴，而不是营利经营的范畴；或者 （较少）是指资本财有时通过被像废铁或旧货卖掉那样，失去其 作为资本的性质，有时则变个样又重新获得这种性质。（5）当 我们说到“资本力”时，指的又是什么？我们是指对于（营利经 营中被当作资本财来使用的）营利手段与经济机会拥有处分权 者，由于此种处分权，并且由于经济行动是以资本主义的营利计 算原则为取向，所以相较于他人而占有一种独特的权力地位。

    早在理性的营利行动最初开始的阶段时，资本（当时还不是 这么称呼）即以货币计算总额的姿态出现，譬如在康曼达 （Commenda）里的情形[17]：各式各样的商品委托给行商带到国 外市场去贩卖，时而也为国内市场之所需而购买当地的商品回 来，其间的利润与损失则由行商与提供资本的业主依一定的比率 来均分。不过，要做到这点，财货就必须以货币来估算，换言 之，必须做出企业在期初与期末的资产负债表。康曼达（或海上 贸易公司）的“资本”，就是此项估算总额，仅仅供当事者间的 决算目的之用，别无其他。

    当我们说到“资本市场”时，又是什么意思？这是指财货， 尤其是货币，成为需求对象，以其可作为资本财来使用，并且存 在着这样的营利企业（尤其是特定形态的“银行”），为了此种 目的而以营利的方式来筹措这些财货（特别是货币），以赚取利 润。所谓“借贷资本”是指交付货币而后可收回同样金额，不论 是否附加“利息”，此时，惟有当此项借贷成为营利经营的对象 时，方才称作“资本”，否则只能称为“贷款”。日常用语中说 到“资本”时，总是指要付“利息”的情况，因为利息通常是被 算作总金额的一部分，换言之，正是由于此种计算上的功能，贷 款或借款的金额才被称为“资本”。当然，这倒真是这个用语的 来源：（在拉丁文中）capitale意指赁贷的总额，口头上（但无 法证明的）表示家畜借贷契约中的“头数”。不过，这无关紧 要。早在历史之初，实物财货的收授即以货币计算总额来换算， 并以此计算出利息，故而自此之后“资本财”与“资本计算”即 以典型方式彼此密切相关联。仅作为资产管理当中之一环的单纯 的贷款，若只供家计之用，那么就贷方而言并不构成所谓“借贷 资本”。当然，在贷款收受人一方亦是如此。

    “企业”的概念与日常用语所指并无二致，只不过以资本计 算为取向这点——多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特别凸显出 来，为的是借此表明：并非任何营利的企求都可称为“企业活 动”，而是惟有当其能够以资本计算（无论是大资本或“零 细”资本）为取向时，方可称为“企业”。至于此种资本计算是 否切实理性地被执行，以及是否依循理性原则所进行计算，都无 关紧要。同样地，“利润”与“损失”的概念也只能在资本计算 取向的企业活动里才适用。无资本的营利行为（诸如作家、医 师、律师、官吏、教授、职员、技术人员、工人等），我们当然 称之为“营利”（Erwerb），但其所得就不能称为“利润”（日 常用语也不这么说）。“收益性”的概念则适用于：任何借着商 业计算技术的运用而能够自主进行计算的营利行为（诸如一定劳 动者的雇用、一定机械的装设、休息时间的设定等）。

    以附带条件的贷款利息为出发点来界定资本利息的概念，并 不是个合宜的做法。倘若有人愿意以谷物种子来帮助一个农人， 但要求归还时要多附加一些，或者，以同样的条件发生在某个家 计需求货币时，我们恐怕还不至于称此为“资本主义的”过程。 归还附加（即“利息”）——在理性行动的情况下，成为条件的 理由在于：就贷款的领受者而言，相较于放弃此项贷款所预见的 生计状态，他期待运用此项贷款来改善其生活机会的利益高于其 所付出的利息；另一方面，贷款的授予者深知此种状态，并着眼 于此而善加利用，亦即，针对所贷出的财货，其现有之处分力的 边际效用，会被将来附加利息归还时预估的边际效用所超越。这 里关系到的是家计与资产管理的范畴，而与资本计算的范畴无 涉。即使有人因自身需求的目的而从“高利贷 者”（Geldjuden）那里取得紧急贷款，我们都无法说他是“支 付”（此一术语所意味的）“资本利息”，贷予者所收到的也不 是“资本利息”，而无非是贷款的清偿罢了。经营贷款活动的人 （在理性的经济行动下）本身会将其营业资本的“利息”也计算 在内，并且，要将贷款回收时没有达到此一收益率的情况算作营 业的“损失”。此种利息即为我们所说的“资本利息”，而前面 提及的那些单只是“利息”。就此术语的意涵而言，资本利息所 指的总是从资本而来的利息，而不是为资本所付的利息，往往与 货币计算相联结，因此也与这样的社会学事实相关联，亦即，对 于营利手段（无论其是否公开于市场）的处分力，掌握在“私 人”手中，也就是说被占有。若非如此，“资本”计算，因而连 同“利息”计算，都是无可想象的。

    在理性的营利经营里，簿记的借方中被记作“资本”所应付 的利息，就是收益性的最低限额，是否达到这一最低限额，便成 为评量当时使用资本财的方式是否得宜的基准（是否“得宜”当 然是就营利的观点，亦即收益性的观点而言）。此种收益性最低 限度的机率，如众所知，只不过差不多等于是当时信用在“资本 市场”上能够获取利息的机会；当然，资本市场的存在仍旧是采 用此种基准来计算的原因所在，正如同市场交换的存在成为运用 簿记来计算的原因所在一样。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现象之一，就 是企业家总是愿意一再地为清偿“借贷资本”而支付利息。要了 解这样的现象，惟有通过以下问题的解答，换言之，为什么企业 家一般而言总是能够不断地这么期待：在支付这种贷款清偿之 余，还会有收益性存在？或者，在哪些一般条件下，以现在的 100来交换将来的100+x，被视为平常合理的事？

    对此问题，经济理论是以未来相较于现在的财货的边际效用 关系来作答。好！那么，社会学家可要进一步关心：这样的一种 关系将表现在人类的哪些行动上，换言之，是否拿这些（前后期 财货之）不同估算的结果，以“利息”的形式，来作为其运作的 基准。因为这绝非无论何时何地皆然的事。事实上，众所周知， 这只发生在营利经济里。不过，这里头的关键在于：一方是营利 企业，另一方是家计——家计不但消费被提供的财货，同时也提 供某种生产手段（尤其是劳动）——这两者之间，经济的权力分 配状态（Machtlage）。惟有当“资本利息”的最低限度让人可 以指望时，企业经营才得以建立，并永续地（资本主义地）经营 下去。（本身可以是极为多样化的）经济理论很可以这么说：权 力状态的那种榨取利用——生产手段与生产品私有化的结果—— 惟有这样一类的经济行动者才做得到，也就是说，他们“以利息 为准”来采取经济行动。

    2. 资产管理与营利经营从表面上看来可能类似到被视为一 体的地步。事实上，前者惟有在经济行动之具体的终极意义上， 才和后者有所区分，换言之，一方是在于提高与维持企业的收益 性和在市场上的权力地位，另一方则在于确保与提高资产和收 入。然而，在真实的情况里，此种终极的意义所指并非总是要排 他性地区隔为这个或那个方向，或者根本无法做此区分。譬如某 个经营管理者的资产与其对经营手段的处分力完全重叠，而其收 入也与企业的利得全无二致，在此情况下，资产管理和营利经营 看起来似乎是完全携手并进的。然而，各式各样的私人关系都可 能使得经营管理者将经营之道引到（从经营的合理性取向来看） 非理性的方向上去。尤其，资产与对经营的处分力往往并不一 致。再说，诸如拥有者个人的债务、他对高于目前收入的个人需 求、遗产的分配等，经常会对经营管理产生（从经营的角度来 看）极为非理性的影响。的确，这往往导引出种种措施，以一举 扫除此种影响（譬如家族企业的公司化）。

    这种将家计与经营区分开来的倾向并不是偶然的。以下情形 亦造成此种结果，亦即：资产及其命运，从经营的观点上看来， 是非理性的，而拥有者对其当下收入的关怀，从收益性的观点看 来，亦是非理性的。经营的收益性计算和个人——无论其作为劳 动者或消费者——的生计机会之间，很少有什么一致性，同样 地，对于经营具有处分力的个人或团体之资产和收入的相关利 害，也未必和经营的最适收益或市场的权力状态之永续运作，走 在同一个方向上（当然，当营利经营是在一个“生产者法人团 体”的处分控制下时，并且往往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情便是 如此）。近代的理性经营管理实际的（sachlich）利害，和处分 力的所有者（们）的个人的（persönlich）利害，不仅绝非一 致，而且往往恰相对立。此一事实意味着“家计”与“经营”之 原则性的区别，即使两者在处分权的拥有者及其处分对象上是一 致的。

    “家计”与“营利经营”的区别，不论就目的而言，或在用 语上，都必须要明确地坚守贯彻。坐食者（Rentner）为了享受 货币利得的目的而购入有价证券，这并不是一种“资本”投资， 而是资产投资。私人为了赚取利息的目的而贷款给他人，与银行 贷款给同一个人，从贷出者的观点看来，是不同的；贷款给一个 消费者，和贷款给一个企业家（作营利之用），从借款者的观点 看来，也是不同的。前一种情形是银行的资本投资，后一种情形 是企业家的资本借贷。不过，在前一种情形里，贷出者的资本投 资可能只是借方作为家计之用的款项，而后一种情形里，借方所 得的资本借贷也不过是贷出者的“资产投资”罢了。确立资产与 资本、家计与营利经营之间的区别，不可谓不重要，因为若无此 清楚分疏，则特别是古代的发展状况以及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发展 限制，就无法获得了解。关于这点，罗德贝图斯（Rodbertus） 的著名论文，尽管多有错误且不完全，仍是重要的，并且尚可参 照毕赫（Bücher）的阐述[18]。

    3. 绝非所有进行资本计算的营利经营都是“双重”市场取 向的，意思是不但在市场上购入生产手段，也在市场上出售生产 品（或最终劳务）。包税和各式各样的金融都是以货币计算来运 行，但并没有产品出售。这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果，将在后面讨 论。那是一种资本主义取向的、而非市场取向的营利。

    4. 为了论述的目的，在此我们区分开营利活动 （Erwerbstätig-keit）与营利经营（Erwerbsbetrieb）。营利 活动指的是以某种方式、至少是用来获取现在尚未拥有的财货 （货币或实物财货）的任何活动。因此，企业家的活动固然是营 利活动，而官吏与劳动者的活动亦不稍逊。然而，市场的营利经 营则是特指某一种营利活动，此种活动持续性地以市场机会为取 向，并且在市场上利用财货来作为营利手段，以达到：a）借着 生产与销售被需求的财货，或b）借着提供被需求的劳务，来交 换货币。而交换的形态，如前面第十节所提示的各种情形，不论 其为自由的交换，或是利用所占有的机会来榨取。任何一种坐拥 财产的坐食者，无论其如何理性地“营运”其财产，都不能算是 我们此处用语上所谓的“营利活动”。

    5. 财货生产—营利经营的收益性方向，乃取决于最终消费 者根据收入所做成的边际效用评估，这在经济理论上自然是确立 不移的定论，不过，在社会学上，亦不可忽略了以下事实，亦 即：资本主义的需求满足，a）“唤起”了新的需求而听任旧有 需求凋萎；b）借着掳掠人心的广告，大大影响了消费者之需求 满足的方式与程度。这确实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质。不错， 这里头牵涉到的需求多半不是那紧急程度最高者，但在资本主义 经济里，即使是饮食与居住的方式，都大半决定于生产销售者。

    十二 实物计算与实物经济

    实物计算可以以极为不同的组合出现。当我们说到货币经济时，意 思是指一种以货币使用为典型、并且因而是以货币估算的市场状态为取 向的经济；而实物经济则是指没有货币使用情形的经济。因此，出现在 历史上的各种经济形态，可依其货币经济程度强或实物经济程度强的办 法来加以区分。

    实物经济其实并不是个定义明确的概念，而是可以具有相当不同的 结构。它可以意指：

    a）绝对没有交换的经济；

    b）进行实物交换，但并不使用货币来作为交换手段。

    在a）的情况下，有可能是个：

    （α）完完全全共产主义的，或者伙伴团体的（genossenschaftlich， 计算持份的）经济行动主体；无论是前者或后者，其个别组成部分完全 不具自主性或自治性，我们称此为封闭性的家内经济（geschlossene Hauswirtschaft）。

    （β）具有自主性和自治性的许多不同个别经济主体的组合，而每 个个别经济皆对一个（因应支配之需要或伙伴团体之需要而成立的）中 央经济主体负有实物给付的义务，我们称此为实物给付经济 （Naturalleistungswirtschaft）——“庄宅”（Oikos），或严格的赋役政治 团体。

    在a）的以上这两种情形下，如果类型纯粹（或达到类型的程 度），那么惟有实物计算存在其中。

    在b）的情况下，有可能是：

    （α）伴有纯粹实物交换的实物经济，但无货币使用，也无货币计 算；此即纯粹的实物交换经济。

    （β）伴有（偶然或典型的）货币计算的实物交换经济（典型见于 古代东方，但亦散见各地）。

    对于实物计算的问题，值得注意的只有a—α）的两种形态，以及赋 役是在理性的经营单位中进行的a—β）的形态，正如在所谓“完全社会 主义化”的经济里，近代技术的维持之不可或缺一样。

    一切的实物计算，就其最内在本质而言，是以消费，亦即需求满 足，为取向。当然，在此基础上出现某些完全对应于“营利”的事物也是 有可能的。这可能是：a）在没有交换的实物经济的情况下：将可供处 分的实物生产手段与劳动力，有计划地用来生产财货或运送财货，但总 是基于以下这样的计算，换言之，必须判断，以此方式来达成的需求满 足状态，相较于不利用这些生产手段与劳动力，或以其他方式来加以利 用所达成的状态，何者对于家计较为有利；b）在实物交换经济的情况 下：借着严格的实物交换（有时是不断地换入换出），有计划地致力于 财货的供给，这和未采取此种措施的先前状态相较之下，被评价为一种 较为充裕的需求供给。不过，此时惟有对同样的财货做过质方面的区分 后，才可以正确无误地达成数字上的比较而避免全然主观的评断。当 然，这也可以用来构成典型的消费财—实物报酬（Deputate）体系，正 如其为（尤其是东方的）实物薪给与实物俸禄体制之基础（正如我们的 国家债券也可以成为交换买卖的对象一样）。极具同质性的典型财货 （例如尼罗河谷的谷物）以票据交换的办法来贮运（如在埃及），在技 术上是可能的，正如在银行本位的情况下使用银块一样[19]。更重要的 是，用数字来表明某一特定生产过程的技术成果，并且与另外一种技术 过程相比较，同样也是可能的。要做到这点，在最终产品相同的情况 下，必须比较生产手段之需求的种类与数量，或者，在生产手段相同的 情况下，比较（经由不同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各种不同产品。以此，在 重要的一些（部分而非全面的）问题上，进行数字的比较，往往（虽非 必然）是可能的。然而，若要将不同种类的生产手段及其各式各样的使 用方式，以及不同素质的最终产品等因素统统考虑进去，那么所谓单纯 的“计算”就大成问题了。

    无论如何，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总是不断在操演着实物计算的作 业，诸如：若投入某种构造的纺织机，该会有怎样品质的纺织品，同时 也要确定若在某种机械效率、某种空气湿度、某种煤炭、润滑油、加工 材料等使用量的配备下，每小时每个劳动者的生产量，尤其是个别劳动 者在单位时间内尽其所能可获致的生产量。同样地，会产生典型的废物 或副产品的产业，其生产量亦不以任何的货币计算来算定，并且实际上 就这么算定。此外，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就其技术生产力的衡量） 目前对于原料正常的年需求量有多少，建筑物与机械的耐用期限为何， 因老旧或其他损耗而导致的典型损失和原料损失又是如何，也同样可以 实物计算的方式来确定，并且确实如此。然而，若要将不同种类的生产 过程和不同种类的生产手段及各式各样的用途相互比较，则现代的经营 里就得依据货币成本来做出收益性的计算，因为实物计算在此面临了无 法做到“客观”的难题。况且——尽管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必要——现代 的企业经营即使在未面临此种难题的情况下，事实上也于其资本计算当 中采用了货币计算。不过，至少部分而言，这并非纯属偶然。譬如 在“折旧”（Abschreibung）的情况下就得运用货币计算，因为此乃为企 业生产的未来条件做事前考虑的方式，依此，最大的弹性适应自由度便 会与最大的确实性结合在一起（若无此管制手段，则自由调适在任何实 际的库存储备或其他纯粹实物的事前准备措施上，便会显得非理性而大 受打压）。在实物计算里，很难看出没有明列细节的“预备”要怎么呈现 出来。进一步，企业内部总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亦即：若纯就技术— 实物的观点而言，是否有非理性运作（=没有收益性）的部门在其中， 是哪个部门，又是为什么？换言之，哪些部分的实物耗损（在资本计算 中即为“成本”），若就目的而言是可以减省的，或者，更可说是能够移 为其他合理用途的？以货币额来事后计算出簿记上的“利益”与“成本”关 系——会计上的资本利息负担亦是其指标之一——是比较容易且确实 的，但是若要以实物计算来弄清楚同样的事情就极为困难，即使行得通 也不过非常地粗浅疏陋。

    （此处所牵涉到的可能已不只是偶尔借着计算方法的“改进”所能解 决的难题，而是任何企图实际上进行正确的实物计算都要遭遇到的根本 限制。这当然还有争论的余地，更不用说是出自泰勒系统（Taylor System）的议论，或者关于不借货币使用而通过任何一种奖金或点数计 算就能达到“进步”的可能性的议论。问题毋宁是在于：要怎样才能发 现，如何适时地将这类方法引进企业的哪个部门才好，因为正是在这个 部门里存在着必须去除的非理性。换言之，这也就是要去确切地查明， 实物计算所遭遇到的——但在货币计算的事后计算里却不会发生的—— 困难所在。）

    在企业经营里采用实物计算作为计算的基础（此处所想的是一种计 划经济式的财货生产管理里的他律的、他治的经营），必将在归属问题 （Zurechnungsproblem）上发现其理性的限制[20]。对实物计算而言，归 属问题确实无法采取簿记上之事后计算的单纯形式，而是要采取“边际 效用论”所引起的高度争议性的形式。为了使生产手段能够合理地持续 运作下去，实物计算必得为各个对象找出“价值指标”，而以此指标来担 负起现代会计中“决算价格”的功能。然而，一方面，各个企业（依其各 自立场）各有不同的价值指标；另一方面，在将“社会性效用”，换言 之，将（现在以及未来的）消费者需求纳入考量后又会有个统一的价值 指标出现。此事若未能分辨清楚，那么上述那样的指标究竟如何方能发 展出来？并且，又如何才能被加以掌控？

    若假定：只要坚决地掌握住非货币经济的问题，那么某种计算体 系“即已存在”或者就会被发明出来，这是一点也无济于事的。因为此乃 一切“完全的社会化”所具有的根本问题。并且，倘若在所有那些关键点 上，找不到任何手段足以筹算出纯粹理性的“计划”，那么无论如何也说 不上是一种理性的“计划经济”。

    实物计算的困难会更加显著，如果必须对下面这些问题有所抉择的 话，亦即：拥有具体生产方针的某特定企业，到底是该以这个地方为合 理的地点呢，还是——通常从某特定人群团体的需求满足观点来看—— 选择另外的可能地点？此外，某个特定的实物经济团体，若从其可能处 分的劳动力与原料之最理性利用的观点看来，到底是该以和其他企业进 行“实物交易”来获得某特定产品为适当呢，还是自行生产较为适当？当 然，决定地点的根本判准自属纯粹自然的考量，而其最单纯的原则亦可 依自然的既存事实而被表述出来（关于这点，参见阿尔弗雷德·韦伯的 著作）[21]。然而，相应于其特定地点的适切环境，产业该是有既定的 生产方针好呢，还是该将生产方针做这样那样的修正才算是合理的呢？ 就具体的决断而言——除了因独占性的原料产地而造成绝对的地点限制 之外——在实物计算的情况下，只能以极为粗略的估算来应付，不过若 采用货币计算，则计算上的问题——尽管存在着不得不将未知的条件计 入的困难——原则上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亦即针对各式各样特定的财货种类——不管 哪一种，在既有的条件下都同样可能自行生产或交换取得——的重要 性，换言之，需求度，做种种比较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任何个别的经 营计算里最终都要做出结论来。若用货币计算，则一概取决于收益性， 并依此定出企业经营之财货生产的方针，但在实物计算的情况下，原则 上只能采取两种办法来解决：要不是遵照传统，就是借着独裁式的命令 来管制消费（不管是按身份等差或一律平等）、并且要求令出必从。不 过，如此一来，仍旧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事实，亦即：关于经营的整体供 给如何诉诸各别“要素”与策略的问题，实物计算并无法以货币的收益性 计算已经应付得了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也因此，现今通过大型经营来进 行的大量供给，会极力地拒斥实物计算。

    1. 实物计算的问题，由于最近的“社会化”倾向，特别是 诺伊拉特（Otto Neurath）为数甚丰的著作[22]，而引起活络的 讨论。对所谓“完全的社会化”（Vollsozialisierung）而言， 亦即预想有效价格的消失，实际上始终是以实物计算的问题为中 心点。（显而易见，此一问题之无法获得合理的解决，只说明了 采取这样一种社会化所必须付出的一切——包括纯粹经济层面的 ——“代价”，然而却无法“反驳”此种努力［走向社会主义］ 的“道理”——只要此种努力并不是基于技术性的判准，而是像 所有的信念型社会主义［Gesinnungs-Sozialismus］一样立基于 伦理的或其他绝对的判准上。做这样的“反驳”，非科学之力所 能及。不过，若纯就技术观点而言，以下这种可能性必须纳入考 量，亦即：设若某个地区只有在精确计算的基础上方能维持一定 的人口密度，那么社会化在形态和范围上的可能程度就会因有效 价格的维持而受到限制。当然，这不是我们此处所要探讨的问 题。不过，还是得注意到：“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在概念 上的区别，如果有的话，正是要在此澄清的。）

    2. 如下的指陈自然是完全正确的：“光是”货币计算，无 论其所指涉的是个别企业或大多数企业，甚或所有的企业，甚至 连同以货币来表现的种种无所不包的商品流通统计在内，根本一 点也没有透露出，某个人群团体是如何被供给其终极所需的物品 （也就是“实物财货”）；此外，被谈论很多的、以货币额进行 的“国富”（Volksvermögen）估算，只有当其为财政目的效劳 时（也就是在其确定可资课税的资产时），才有重要性可言。对 于以货币额来表示的所得统计而言，亦是如此，然而若财货的货 币价格在统计上是已知的情况下，那么从实物的财货供给观点上 看来，上述的指陈就不是那么妥当了。只不过，如此一来，也就 失去了在实质理性观点下进行规制的可能性。此外，正如希斯蒙 第（Sismondi）和桑巴特（W. Sombart）在罗马的坎佩尼亚 （Campagna）的例子上所做的精彩论证[23]，所谓高收益性（例 如坎佩尼亚的粗放农业对于其所有成员而言即是收益性最高 的），从既有的财货生产手段之最佳利用的观点来看，多半和满 足某一人群团体之财货需求的经济形态一点关系也没有；况且， 种种形态的占有（Appropriation），特别是土地的占有——在 这点上不得不对奥本海默（F. Oppenheimer）有所感谢[24]，尽 管事实上当然不只这一点——导致各式各样的收益与利得机会， 而这类机会可能会对生产手段在技术上的最适利用造成长久的发 展阻碍（无论如何，这和资本主义的固有特色还距离相当遥远， 特别是为了收益性之故而径行生产限制的这种屡屡被提及的现 象，正全面性地支配了中世纪的经济体制，而现代的劳动阶级之 扩张权力地位亦可能导致类似的现象。不过，无可反驳，这样的 事实的确存在于资本主义里）。货币流通的统计或以货币来估算 的事实，如某些人引经据典所相信的，并未妨碍到实物统计的发 展，然而总还是有人要从理念上的判准来批判此种发展的现状与 实绩。我们的统计十分之九以上都不是货币统计，而是实物统 计。过去一整个世代的著作无非全都是在批判经济——为了支持 实物的财货供给——的纯粹收益性取向。所谓“讲坛社会主义 者”（Kathedersozialisten）的著作最后莫不着落于此，而且 还是相当有意识地[25]。只不过，他们毕竟只是把社会政策—— 意指相对反于实物计算经济，而以有效价格持续运作的经济—— 取向的社会改革看做是价值判断的基准，而不是以完全的社会化 为目标，并且视那样的社会改革为（不管是现在或某个特定时代 的）大量生产经济里惟一可能的改革。论者自然可以认为此种立 场不过是“半吊子”，但是，立场本身却不尽然是荒谬的。事实 毋宁是：实物经济的问题，尤其是理性地进行实物计算之可能性 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一般而言，人们总是将之视 为历史的问题来处理，而不认为那是个现实的问题。然而，第一 次大战——就像过去所有的战争一样——却强将此一问题卷入战 时战后的经济问题里。（无疑地，我们要归功于诺伊拉特，因为 他早早就处理了这个问题，并且还相当透彻，尽管他的分析无论 在细节处或原则上的确都有待商榷。“学界”对他的论述没什么 回应，并不足为奇，因为截至目前为止，他所提供的不过是极为 诱人但属天马行空的预测，难以据之进行认真的“分析”。当其 ［至今］公开的议论截止处，问题才开始。）

    3. 战时经济的成果与方法，只有在极为小心谨慎的情况下 方能用来作为经济制度之实质理性的判准。战时经济（原则上） 是以单一的明确目的为取向，并且处于利用绝对权力的状态，此 种绝对权力在承平时期的经济里，惟有当“子民”是“隶属于国 家”的情况下方能行使。再者，战时经济就其最内在本质而言， 不过就是一种“破产者经济”：专注于至高无上的目的，而几乎 完全无视战后经济的顾虑。计算惟有在技术上是精准的，但在经 济上，一切无惧于消耗殆尽的物资以及劳动力，只经粗略地估 算。因此，计算主要是（而非全然）带着技术的性格；只要是计 算带着经济的性格，换言之，考虑到各种目的的竞争，而不只是 考虑某一种目的的手段，那么此时的计算（从任何精确的货币计 算的观点看来），也仅限于依据边际效用原则而做的相当初步的 考量与估计，在类型上属于“家计”计算之流，并且丝毫也不意 味着保证劳动与生产手段之选择分配合乎理性且持续下去。因 此，尽管战时经济与战后经济对于认识经济的“可能性”而言， 极具启发性，但若从适合于战时战后的实物计算形态出发，就遽 下推断说其亦适于承平时期的永续性经济，那就很值得怀疑了。 我们无疑得承认：（1）在生产手段没有任何市场价格的情 况下（这特别是在农业会计里所常见的），即使是货币计算也必 须做出恣意的假定；（2）程度稍弱，但差不多类似的情形，特 别是在多角经营的企业里，关于“一般杂费”在计算时的摊派上 亦是如此；（3）任何一种卡特尔的形成，无论是多么理性（亦 即以市场机会为取向）的一种，马上会将奠基于资本计算的精确 计算的诱因压低下去，因为精确的计算惟有在其必要性显现出来 的情况下才会进行。但是，若为实物计算，那么（1）所描述的 情形是普遍成立的；在（2）方面，“一般杂费”的任何精确计 算都是不可能的（而资本计算总算是进行着）；（3）任何带动 精确计算的诱因都被排除，而必须借着效果可疑的手段人为地制 造出那样的诱因来（如上述）。有人曾这么想：可以将从事计算 业务的大量“商业白领阶层”员工转换为从事一般统计业务的职 员；因此，相信商业计算与实物计算之间的转换是可行的。然 而，此种想法不仅未看清“统计”与“计算”之间在诱因上的根 本不同，同时也没有分清楚两者之根本不同的功能。其间的差距 犹如官僚与企业家之不同。 4. 实物计算与货币计算两者皆为理性的技术。然而二者绝 非瓜分完了一切经济行动的整体。除了二者之外，的确还存在着 事实上是以经济为取向但不知有所谓计算的行动。经济行动可以 是以传统为取向的，也可以是取决于感情的。人类早期的一切食 物探索行动，和动物受制于本能的食物探索行动相去不远。即使 是完全有意识的行动，但奠基于宗教皈依、军事冲动、恭顺之情 或类似的感情性取向的行动，在计算可能性的程度上都少有发 展。“兄弟间”（无论是亲族、行会或信仰的兄弟间），是不会 讨价还价的，家族、同僚和门人之间也没有所谓计算，顶多是在 紧急的情况下采取极为融通的“配给”——可谓初现端倪的计 算。关于计算方式之渗透到原始的家族共产主义里的过程，参见 第五章[26]。不论何处，货币皆为计算的担纲者，而这也说明 了，实物计算在实际的技术层面上比起其本质上所被要求做到的 还要落后许多（在这点上，诺伊拉特毋宁是对的）。 本文付印期间，米塞斯（L. Mises）发表了有关此一问题的 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里的经济计算》（“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vol. 47， 1920），另参见其著作《共同体经济》第二部第三章（Die Gemeinwirtschaft，2. Aufl. 1932，S. 91 ff.）及附录（S. 480 ff.）。

    十三 货币计算的形式理性的条件

    货币计算的形式“理性”，事实上是和极为特殊的实质条件联结在一 起的。这些条件即为我们此处的社会学关心所在，尤其是：

    1. 自律的（至少相对而言）经济行动间的市场斗争。货币价格乃斗 争与妥协的产物，因此也就是权势配置下的结果。价格原就背负着人与 人之间的斗争所打造出来的性格，而“货币”绝不是无害的“不确定效用 的指示器”——不在原则上斩断价格的这种性格就能随人任意改变。“货 币”毋宁是斗争手段与斗争价格，虽然作为计算手段，但也不过是利害 的斗争机会在计量的估算上的表现形态。

    2. 作为经济行动在计算上的指标手段，货币计算，在资本计算的形 态下，达到理性的最高点，此时，其实质的前提条件是彻底的市场自 由，亦即没有独占的情形，无论其为上面强制的、经济非理性的独占， 或是自发的、经济理性的（换言之，以市场机会为取向的）独占。与此 相联结的，为了贩售产品的竞争斗争，造成莫大的支出，特别是在销售 组织及广告宣传上（最广义而言），若无此种斗争（也就是在计划经济 或理性的完全独占的情况下），便无从发生这样的支出。此外，严密的 资本计算根本上是和“经营纪律”以及物资性生产手段的占有，亦即支配 关系的成立，这样的社会条件相关联的。

    3. 并非“需求”本身，而是对于效用的有效需求，通过资本计算的媒 介，实质地规制着营利企业的财货生产。然而，财货的生产方向乃是依 据当时的财产分配形态，而最终由所得阶层的边际效用配置所决定，此 一阶层对于一定的效用具有典型的购买力与购买性向。资本计算在形式 上最完全的理性——于市场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对于一切特定的实质 要求是绝对一律等同视之的，然而潜藏于货币计算本质当中的此种性 质，却造成其理性的根本限制。毕竟，这正是纯粹形式的性格。形式理 性与实质理性（无论其价值取向为何），原则上总是分道扬镳的，尽管 在许多个别情况下（就理论上的，亦即在极为非现实的前提下所构成的 可能性而言，甚至是所有的情况下），两者在经验上是一致的。因为货 币计算的形式理性本身，对于实物财货的实质分配方式，未尝有丝毫的 指陈。这两者往往必须分别加以论述。然而，若从以最小限度的物资供 给最大多数的人来作为理性指标的这个观点看来，根据最近数十年来的 经验，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具有相对高度的一致性，其原因在于诱因的 种类：此种诱因促成了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动、采取只适合于货币计 算的方式。无论如何，事实毋宁是：形式理性惟有在与所得分配的形态 相联结时，才会对实物供应的状态有所说明。

    十四 流通经济与计划经济

    所谓“流通经济的”需求满足，是指纯粹基于利害状态而一切以交换 机会为取向，并且只因交换而伴生的经济性需求满足。“计划经济的”需 求满足则是指在一个团体内部，有体系地以法律所制定的、根据契约或 上面强制下来的、实质的秩序为取向的所有需求满足。

    流通经济的需求满足通常并且在理性的情况下，是以货币计算为前 提，若在资本计算的情形下，则是以家计和经营在经济上的分离为前 提。计划经济的需求满足，究终而言，是以实物计算（相应于其规模而 有各种不同的意涵和种种程度）为经济的实质取向之基础，但是在形式 上，经济主体此时是按计划经济所不可或缺的行政干部之指令而活动。 在流通经济里，自律性的个别经济主体的行动是自主性的，亦即：家计 是以自己所持有的货币或预期中的货币所得的边际效用为基准，投资业 者是以市场机会为取向，而营利企业则是以资本计算为判准。在计划经 济里，所有的经济行动——只要是计划被贯彻到底的话——全都带有严 格的家计性质，并且他律性地取决于被要求的指令或禁令，或者视报偿 与制裁而定。在计划经济里，倘若特别的收益机会被用来作为唤起自利 心的手段，那么因此而被奖偿的行动，至少在其方式和方向上，是实质 地受到他律性的规范。同样的事情确实也可能发生在流通经济里，只不 过形式上是自动自发的。换言之，举凡财产、特别是资本财分配不均之 处，无产者为了获取因他们所提供的效用而可能被回报的任何一点酬 劳，而被迫不得不服从他人的指令的情况下，事实即是如此，无论这指 令是从富有资产的家长而来，或是从一个以资本计算为取向的资本财拥 有者而来（或被委托运用其资本财的管理者）。此即纯粹资本主义企业 经济里，全体劳动者阶层的宿命。

    在流通经济的条件下，一切经济行动的决定性诱因通常不外乎以下 这些：（1）对无产者而言，强制性因素来自：a. 他们冒着完全丧失衣 食之道的危险，包括他们自己的衣食，以及他们典型负有供养责任的个 人“亲属”（子女、妻子，有时包括父母）；b.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发自内 心地将经济性的营利劳动视为生活方式。（2）对那些因拥有资产或教 育（亦是以资产为背景）而事实上享有特权的人而言：a. 因营利而获得 高收入的机会；b. 名利心；c. 将高尚的（心智的、艺术的、专门技术 的）劳动价值评断为“天职”的心态。（3）对参与营利企业机会的人而 言：a. 自身的资本风险和利得机会；b. 对理性的营利所抱持的“职业”心 态，并将之视为a）自身成就的“证明”，b）对那些依自己指令而动的 人，自身所行使的自主性支配形态，c）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在文化上 或生活上实属重要的）生计机会所行使的支配形态，要言之，权力。 以需求满足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在激进贯彻的情况下至少必须将此种 因害怕丧失衣食之道而被迫从事劳动的诱因减弱下来，因为，在供给乃 依实质理性而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听任劳动者的亲属去承受劳动者遭 到不足待遇时的一切可能损失。此外，计划经济，在同样激进贯彻的情 况下，必然大幅地（最终，完全地）排除生产经营管理上的自律性，举 凡资本的风险、通过形式上自主的命令而展示的证明，以及对从业者和 生活上重要的生计机会所进行的自主性处分，一概都不存在，或者即使 存在也极为有限。因此，计划经济除了（视情况而定）制造出纯粹物质 性的利得机会外，同时也要求一种本质上理念性的、（最广义之）“利 他”性格的动机，为的是在计划经济的需求满足之道上，获得相当于流 通经济所撷取的成果，后者是在营利经营当中，以营利机会为其自主的 取向，且针对财货的有效需求进行生产所达成的。以此，计划经济，在 激进贯彻的情况下，也就不得不忍受形式上计算合理性的降低，正如 （在此情况下）无可避免地要废弃货币计算和资本计算一样。实质理性 与（精确计算意味下的）形式理性，终究是无可避免地要分道扬镳。此 种根本的、毕竟无以摆脱的经济非理性，乃是一切“社会”问题，尤其是 一切“社会主义”问题的根源。

    以下是十三节与十四节的注解：

    1. 以上所述显然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只不过稍加明确地指 陈出来（见第十四第二章第四节的结论部分）。流通经济是 以“利害状态”为取向的、典型且普遍的一切社会行动中最重要 的一种类型。以需求满足为目的的这种经济行动，乃是经济理论 的研究对象，此处原则上是以对它已有所认知为前提。使用“计 划经济”这个词汇，当然一点也不意味着承认德国前经济部长所 提出来的著名方案[27]。然而此处之所以选用这个名称，是因为 其本身并不拗口，且自官方使用以来，已广被接受（因而取代诺 伊拉特原来也不错的用语“管理经济”）。

    2. 举凡以营利机会为取向的所有经济团体或经济规制团体 （无论其为行会、卡特尔或信托单位）的经济行动，都不包括在 此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概念中。其中毋宁只包括以需求满足为 取向的经济团体的经济行动。以营利机会为取向的经济行动，无 论是受到严密规制，或在处于一个团体干部的统制之下，不管正 式与否，皆以有效“价格”为前提（在泛卡特尔制的边际情况 下，价格是依卡特尔之间的妥协而定，或依“劳动共同体”所协 商出来的薪资标准而定），因此也就是以资本计算和资本计算取 向为前提。“完全的社会化”——意指纯粹家计性的计划经济， 和仍然维持资本计算的部分社会化（各生产部门的社会化），尽 管目标一致，也尽管有许多混合形态，但在技术层面原则上是走 向不同的方向。家计性计划经济的前阶段，是消费财的配给制， 或采取措施以影响财货之实物分配为首要目的之处。财货生产的 有计划统制，不管是通过自发性或强制性的卡特尔，或是由国家 来进行，首先都必须是以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理性利用为第一目 的，因此不能欠缺价格，至少（就其本义而言）还不能。因 此，“配给制”社会主义与“经营协会”社会主义很能够两相契 合，亦不足为怪。（后者违反其理性社会主义倡导者的意志，不 免要与劳动者的占有欲相结合）[28]。

    3. 关于卡特尔、公会、行会之类的经济团体的成长过程， 亦即关于营利机会的规制或独占式利用的过程——无论是强制性 的或经过协定的（一般而言，即使有正式的协定，也通常是出之 于强制的办法），在此无法一一详述。参见《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前言》第十节（极为提纲挈领）的讨论[29]，以及本章里关于 经济机会之占有的讨论（第十九节以下）。演化论式的、以生产 问题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主义，相对 于以分配问题为核心、现今再度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理性的 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两种形态的彼此对立，在马克思发表《哲 学的穷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尤其是《国际丛 书》德文普及版第38页，及前后文）后，至今尚未止息。俄国社 会主义内部的对立，特别是显现于普列汉诺夫（Plekhanov）与 列宁之间颇为激烈的论争，终究而言，仍旧是要归结到这个问题 上。社会主义现今的分裂状态，根本在于领导权之争（以及俸禄 之争），然而在此背后，原因还是在于同样的问题点上。此外， （一次大战的）战时经济一方面有利于计划经济思想的扩张，另 一方面却又促进了占有性利益的发展。

    是否应该采用“计划经济”（无论其意涵与范围为何）的问 题，在此形态下，自然不是科学的问题。依科学的标准，我们只 能问：计划经济（在既有的形态下）比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结 果，也就是，倘若此事得以实现，那么必须承受什么代价。此 时，保持公正是绝对必要的，亦即所有的方面都必须观照到，不 只是某些已知的因素要加以考虑，部分未知的要素也同样要善加 思量。此处实在无法依此方式对此一问题的细节做出什么实质的 定论，而只能在几个要点上做片断的处理，并且也只限于和团体 形态（尤其是国家）有所关联的部分。因此本文也只不过是就初 步的技术问题简短地（也不得不如此简短）做个讨论。关于被规 制的流通经济现象，由于本节开头所陈述的理由，此处尚未论 及。

    4. 将经济行动于流通经济的模式下组织起来的先决条件， 一则为效用之物资来源的占有，一则为市场自由的存在。市场自 由的程度，随着（1）物质性效用来源的占有，特别是筹措手段 （生产手段与运输手段）的占有程度之升高而升高。因为，市场 性的极致，意味着经济行动极高度地以市场状态为取向。但是， 市场自由程度的提升，亦取决于（2）占有被限制在物质性效用 来源上的程度。举凡人的占有（奴隶、农奴）或经济机会的占有 （主顾关系的独占），都会限制住以市场状态为取向的人类行 动。费希特在其《封闭性的商业国家》里[30]，将“财产”的概 念限制在物质资源上（同时亦伴随着所有权当中处分力之自主性 成分的扩张），并视之为现代流通经济里财产秩序的特征，毋宁 是对的。市场中的利害当事者无不欢迎这样的所有权形态，因为 这有利于他们随意地针对市场状态所给与的利得机会采取行动， 因而此种财产秩序的发展，毋宁是要归功于他们的影响。

    5. 一般常用的“共同经济”（Gemeinwirtschaft）一词， 我们在此刻意避免使用，因为其中假装“共同利益”或“共同体 感情”的存在是正常的事，这在概念上实无必要。换言之，相对 于流通经济，无论是赋役制领主或大王（如埃及“新王朝”法老 王那样）的经济，就像家族的家计式经济，实属同一范畴。

    6. 对于“流通经济”的概念而言，经济行动是否为“资本 主义的”，亦即是否以资本计算为取向，或者达到何种程度，全 都无关。况且，货币经济式的需求满足亦属流通经济的正常类 型。倘若假定，资本主义经济必定随货币经济式的需求满足之增 长而等比例地发展出来，那就错了，更谬误的是，假定此一发展 必定朝向它在西方开展的相同路线。事实刚好相反。货币经济范 围的扩大，可以与（1）因王侯的庄宅而独占巨大利得机会的情 形，携手并进，例如托勒密王朝时代的埃及，货币经济即有相当 广泛的发展（可证之于保存至今的家计簿），然而这也还是家计 式的货币计算，而不是资本计算；货币经济范围的扩大，也可以 随着（2）财政机会的“俸禄化”而展现出来，此乃经济因传统 主义式的固定化所造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将在他处别有所 论）；（3）货币资产的资本主义式利用可以在这样的营利机会 当中得其端倪，此种营利机会既不以自由的财货市场之交换机会 为取向，亦不以财货生产为取向。（基于下文将论及的理由，上 述情况几乎遍及于近代西方经济圈之外的所有地区）。

    [1]“Chartal”这个字是科纳普（G. F. Knapp）所造，并非一般 用语。由于科纳普一直强调货币乃是在国家保证下通用的一种“记 号”，故而从拉丁文中意指“记号”的Charta一词，而创造 出“Chartal”这个字。——译注 [2]Notalgeld或notal Geld亦是科纳普所造的字。帕森斯原本译为 paper meoney，后来Roth和Wittich重编《经济与社会》时改译为note （document） money，日译者认为前者的译法并不足以涵盖韦伯所意指 的内容，所以译note为“券”，因而称此为“券货”。此处权译为“纸 币”，但读者可由下文的内容得知其内容泛指“证明票券”，而不只是 一般所称的纸币。——译注 [3]此为第三二节的主题。 [4]详见第三二节。 [5]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München， 1912）。英译本见：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trsl. H. E. Batson （London，1934；2nd rev. ed.，New Haven，1953）。——译 注 [6]英文节译本为：The State Theroy of Money，trsl. H. M. Lucas & J. Bonar，publ.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ondon，1924）。——译注 [7]H. Schurtz，Grundriβeine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Geldes，1898. [8]韦伯关于中国货币的研究，参见《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 教》第一章。此外，本书第三二节的货币论中，亦谈及中国的货币史。 ——译注 [9]这样的情况就像上一节的第8点注译所说的，在完全的社会主义 经济下，货币消失了，只有换取一定财货的“凭证”存在。 韦伯跟当时许多人一样（包括俄国共产革命的领导人），都认为所 谓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即是不使用货币，譬如说，不以货币 计价、不以货币计薪等等。然而，我们晓得，共产国家尽管没有真正的 自由市场存在，在许多情况下却也还是得以货币作为计价的手段，其原 因乃在于：为了国内的经济交换，以及（尤其是）与其他共产国家交换 物资时，能计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译注 [10]“Oikos”在希腊文里是指“家”的意思，亦是“经济”一词 的字源：Oikonomia（家计的管理）→Economy。 [11]见本书第二篇第三章第二节。 [12]“家计”与“营利”（Erwerb）在韦伯的词汇里是两个对立的 概念，“家计”在韦伯的定义里（基本上与亚里士多德一致），即 为“家的经营管理”。——译注 [13]见第十二节。 [14]所谓大型家计是指诸如庄园领主或王侯所拥有的“庄宅”。 [15]见《社会学的基本概念》，82页。 [16]见《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页80。 [17]韦伯在《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一书里，对“康 曼达”与“海外贸易公司”（Societas maris）有如下简短的叙 述：“外出营商者（Tractator）负责将本地货物运到东地中海沿岸地 区的市场销售，至于购买本地货物与海运的资金则全部（或部分）由当 地资本家提供（外出经商者当然也有可能是空船而往的），用销售所得 再采购东方货物回本地贩卖，最后的经营所得则由外出商人与资本家依 契约条款分享（8页）。”简而言之，即由资本家提供资金，经营者 （出海者）执行业务（有时也提供部分资金），最后再根据所定比率来 分享利润的一种契约。中世纪时流行于地中海一带。一般而言，“康曼 达”指的是经营者完全不出资的一种契约，如果他出部分资本，则称之 为“海外贸易公司”，实际上的用法却没有如此严格区分。——译注 [18]Johann Karl Rodbertus，“Untersuchungen auf dem Gebie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Statistik，vols. Ⅳ，Ⅴ， Ⅷ，（1865—1869）；Karl Bücher，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1893。尤其后者有关交换形态之发展阶段的论述。 ——译注 [19]银行本位，参见Economic History，189 f.，Egyptian “grain deposit banks”，ibid. p. 59。 [20]此处所谓归属问题即下文明确说出的：关于经营的整体供给如 何诉诸各别“要素”与策略的问题。 [21]Alfred Weber，in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Part Ⅳ，英译本：The Theroy of Location，trsl. C. J. Friedrich， Chicago，1929。——译注 [22]此处指的主要是诺伊拉特所著的《社会化的本质与方法》 （Otto Neurath，Wessen und Weg der Sozialisierung，München， 1919）一书中诸篇论稿。诺伊拉特（1882—1945，生于维也纳，是经济 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1934年移民荷兰，1943年移民英国），其他 著作尚有：Bayerische Sozialisierungserfahrungen（Vienna， 1920）；id.，Vollsozialisierung. Von der Nächsten u. übernächsten Zukunft（Deutsche Gemeinwirtschaft，vol. 15； Jena，1920）；以及Modern Man in the Making（1939）。基于第一次 大战中计划经济的经验，诺伊拉特认为中央政府可以不靠货币计算而以 实物计算为基础来实行经济计划，并且坚持全面废除货币以实现“完全 社会化”的可能性。在一战后的1919年春天，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革命政 权的议会共和（Räterepublik）及“苏维埃”运动期间，诺伊拉特曾任 主导社会化计划的单位“中央经济局”（Zentralwirtschaftsamt）的 领导人。尽管韦伯并不赞同诺伊拉特的经济主张（这在本文中是相当明 显的），但当革命被弭平后，韦伯仍在法庭上力证诺伊拉特的政治清 白。相关事件，参见Marianne Weber，Max Weber（Tübingen， 1926），pp. 673，677；Ernst Niekisch，Gewagtes Leben（Köln， 1958）；A. Mitchell，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 1919（princeton，1965）。——译注 [23]J. C. L. Simonde de Sismondi，“De la condition des cultivateurs dans la Campagne de Rome”，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vol. Ⅱ（Paris，1838）；W. Sombart，Die römische Campagna（Leipzig，1888）. 坎佩尼亚是意大利南部那布勒斯港所在的大平原。——译注 [24]奥本海默在土地的占有上看到资本主义的终极基础，他本人亦 是某个“土地解放”运动的创建者。——译注 [25]所谓“讲坛社会主义者”是指史摩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和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 等主张实行种种社会改良主义以解决劳动问题的著名社会经济学者；他 们于1872年之后创建“社会政策学会”（Vereinfür Sozialpolitik） 以大力倡导社会改革，与其敌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遂给他们奉上带有 责难意味的绰号“讲坛社会主义者”。虽然各有各的社会改革张本，但 其共同的主张则为：国家乃实现“分配之正义”的社会改革的主体，借 由国家掌控的“社会政策”方能达成上述目标。以此，“讲坛社会主义 者”认为以利润为取向的私人企业乃是“恶”的，而经济学则理应成为 克服此种“恶”的、“伦理的”科学。韦伯著名的“价值中立”学说， 即表明对此种“伦理的”社会科学观的强烈质疑。——译注 [26]《经济与社会》的第一部第五章最后并没有写成，不过关于此 一论题可参见第二篇第三章，家计共同体之渐增的“计算性”部分。 ——译注 [27]第一次大战后，德国为了抑止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经济混乱与调 整贫富不均的现象，由社会民主党的经济部长维塞尔（Rudolf Wissell）和次长默伦多夫（W. von Möllendorff）于1918年开始提 出“计划经济”方案。根据此一方案，先由资本、劳动、消费者和一般 大众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然后再由这个委员会来拟定生产的基本路线， 生产过程虽仍由原来的经营者负责，但他必须听从委员会的命令。由于 此一方案实际上有其实行的困难，所以在通货膨胀的情况稍获疏解后， 即失去效力。维塞尔亦于1919年夏季辞职，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案随后 登场。参见Authur Rosenberg，A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public， trsl. I. F. D. Morrow and M. Sieveking（London，1936），108 ff.。方案的文本包含在维塞尔为其职位所作的证词中：Prakt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Unterlagen zur beurteilung einer fünfmonatlichen Wirtschaftsführung （Berlin，1919），部分亦 刊载于Deutsche Gemeinwirtschaft，vols. 9，10（Jena，1919）。 ——译注 [28]“经营协会”（Betriebsrat）是一战后魏玛体制下法制化的 劳动者参与经营的机构。此一制度是根据1920年国会所通过的“经营协 会法”而施行，规定员工在20人以上的企业皆有义务设置经营协会。协 会是由员工票选出来的经营协会委员所构成，委员人数根据企业员工数 依比例定于3人（50人以下的企业）到30人（15 000人以上的企业）之 间。协会的职能在于就以下事项和经营者进行协议，换言之，1. 关于 促进效率和引进新机器的问题，2. 促使劳资关系的和谐，3. 督促经营 者实行团体的决议，4. 若经营者违反上述事项则上诉调停委员会，5. 和工厂主管协力防止事故和改善卫生状态，6. 提升员工的福利。在经 营协会法里，仍将有关经营事项的最终决定权保留给经营者，故而此一 制度实乃劳资协议制，而非劳资合议制，这点和二战后所制定的“共同 决定法”（Mitbestimmungsrecht）相异。经营协会法随着魏玛政权的 崩溃而失效，在二战前不过施行了十年。韦伯将“经营协会”制的社会 主义和“配给制”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是因为两者皆限制了市场的自 由，换言之，若彻底施行经营协会制，则得以在劳动市场的机制之外进 行劳动机会的分配，若彻底施行配给制，则得以在消费财市场的机制之 外进行消费机会的分配。——译注 [29]译文见《开放关系和封闭关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第十 节，81—86页。——译注 [30]Fichte，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Tübingen， 1800）.

    第三章 分工的类型

    十五 分工的类型

     在人群团体里，每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动与经济性的结合体 关系（Vergesellschaftung）的典型形态，多多少少都意味着人类劳务 （Leistung）为了财货生产的目的所做的分配与结合。乍见之下，经济 行动的实际情况不外乎各式各样的人担负着各式各样的劳务，并且为了 求取共同目的而被结合在一起，同时以极为多样的方式联结于物质性的 生产手段上。尽管此一现象有着无尽的多样性，然而还是可以从中区分 出某些类型来。

    人的经济性劳务可区分为：

    a）管理的行动；

    b）被管理的行动，亦即劳动（Arbeit，以下即在此一意涵上使 用）。

    倘若“劳动”同样是用来指时间与劳力的运用，那么管理的 行动毫无疑问地自然也是劳动。以下使用劳动一词以与管理行动 相对举，是因为此一词汇基于社会因素现今已广被接受，所以我 们将在此一特殊意义下使用它。不过，一般情况下则使用“劳 务”一词。

    在人群团体内部，劳务与劳动被遂行的形态，可区分为以下数种典 型：

    1. 在技术层面上：就生产方式的技术性过程而言，分类的标准在 于，两人以上的共同工作者的劳务，是以何种方式被分配开来与结合起 来——不止彼此间的结合，还有与物质性生产手段的结合。

    2. 在社会层面上：

    A）可以根据个别的劳务、成为或不成为自律性与自主性经济主体 的对象，来做类型的划分，同时也可以根据此种经济主体的经济性格来 划分。与此密切关联的是：

    B）按照a. 个别劳务、b. 物质性的生产手段、c. 经济性的营利机会 （作为营利的泉源或手段）、以何种方式或在何种程度上，是否被占有 来划分，以及据此而被决定的a. 职业分化形态（社会现象），b. 市场组 织形态（经济现象）。

    3. 在经济层面上：关于劳务相互间的结合及其与物质性生产手段的 结合、劳务被经济主体所分配与被占有等等，不管属于何种类型，重要 的是：它们是被使用在家计上，或是被使用在营利上。

    关于本节及以下各节，特别要参考毕赫（K. Bücher）长久 以来即为权威性的论文《工业》（收于《国家学辞典》），及其 著作《国民经济学的成立》[1]。这些都是根本大作。我们所使用 的词汇与分类架构和他并不一致，除非某些地方为了方便起见有 此必要。至于引述其他材料，也不见得有什么必要，因为以下所 论并非什么新的成果，只不过提出一个适用于本文论题的分析架 构罢了。

    1. 首先必须特别强调，此处将尽可能简短地概述这些现象 的社会学层面（只要和文本有关的话），至于经济学的层面，则 仅限于可以在形式上的社会学范畴内加以表达的范围。实质地进 行经济学的讨论，只限定在价格条件与市场条件——从来都只是 从经济理论的观点来加以讨论——被导引进来的情况下。不过， 将问题做这种实质的处理，也只能做到纲领式的一般性导论，结 果将是相当片面性的。所以，纯粹经济学的解释法，尽管诱人， 但也同样令人怀疑。譬如，关于中世纪虽受团体规制但却是“自 由的劳动”，其成立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是十世纪至十二世纪 的“黑暗”时代，但也可以说是特别显现于熟练的（农业、矿 业、手工业）劳动者所处的状态：他们是以土地领主、人身领主 和司法领主的收益机会为劳动取向（而这些支配者则各自分散地 竞相争取这些机会）。再者，关于资本主义之兴起的关键时期， 可以说是十六世纪长期的巨大价值革命。这意味着，此一时期 （几乎）所有（西方的）土地产物之绝对及相对的价格上扬，以 此（同时也根据众所周知的农业经济学的基本法则），促成了销 售企业兴起的可能性，以及部分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在英国）， 部分是赋役式的大型经营（在易北河与俄国之间的地带）的兴 起。不过，这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亦即，此一时期重要的工业 产品，部分而言（多半）发生绝对的价格上扬，而非（一般说 来）相对的价格上扬；反之，典型地发生相对的价格下跌，以 此，只要经营上和其他外部、内部的前提条件充足的话——在德 国，由于这个时期正值经济的“没落”，故而未具充足的条件 ——就能创造出竞争性的市场经营形态。后来继之而起的，便是 资本主义的工业经营。其先决条件应该就是大量市场的形成，而 此种市场真正形成的一个征兆，可见之于英国在商业政策上的某 些改变（其他现象姑且不论）。

    为了证实有关经济结构的发展之实质的经济条件在理论上的 铺陈，上述这种主张和类似的主张，实属不得不然。然而，这是 行不通的。这些和无数类似的、极具争议性的论断，即使并不全 然错误，也无法将之采入此处的文本来——此处我们有意地仅限 于社会学概念的讨论。随着放弃这样一种企图，我们在本章后续 的讨论里，也断然弃绝任何“说明”具体事实的想法（连同价格 理论与货币理论的发展也一概摒除），而（暂且）只限定在社会 学的类型学上。这是特别要加以强调的。因为，即使是社会学上 重大的发展，其过程的具体说明，仍有赖于经济的事实来赋予血 肉。此处所能做的，仅只是提供一副骨架，以期使分析能以还算 明晰且确定的概念来进行。

    很自然地，在此，也就是在此种图式的分类学当中，不只没 道理去做经验的—历史的考察，即使对各个可能形态的类型—发 生论的一连串现象，也必得略而不谈。

    2. 经常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国民经济学的术语中“经 营”（Betrib）与“企业”（Unternehmung）往往没有被区分开 来，而这种指责毋宁是对的。所谓“经营”，指的是在以经济为 取向的行动领域里，一种表示技术性内涵的范畴，代表某种劳动 服务相互之间及其与物质性的生产手段之间持续性相连结的方 式。相对的则是a）断断续续的行动，或b）在技术上不连贯的行 动，正如在所有经验事实上的家计里所见的。反之，所谓“企 业”，是指（以利得为）经济取向的方式，相对反的概念则 是“家计”（以需求满足为取向）。然而，“企业”与“家 计”的对比下，并未穷及一切。因为还有些营利行为并未落 入“企业”的范畴里：所有单凭劳动本事而营利者，诸如作家、 艺术家和官僚的营利，既不属于企业，也不属于家计。然而，定 期金（按：诸如租金或年金）的取得与消费，则明显的是“家 计”。

    尽管有这样的区别，我们在前文里所提到的“营利经 营”（Erwerbsbetrieb），指的是举凡被连贯结合起来且持续运 作的企业活动发生之处，事实上若无“经营”的构成，就根本不 可能有这样的活动（虽然有时候也会出现完全没有协力干部的独 力经营）。在此，最要加以强调的莫过于家计与经营的分离。不 过，惟有在技术性的经营单位与企业单位结合在一起的最简单状 况下，适合（因为明确，正如此处所确定的）用“营利经营”一 词来取代持续性的营利企业。然而，在流通经济里，情形也可能 是数个技术上独立的“经营”、结合到一个“企业单位”里。后 面这个情形，当然不是通过企业家们私人的结合就能够建构起来 的，而是要通过一个将计划（不管怎样被统一架构出来的计划） 达成以遂行营利目的的单位（因此有过渡的形态）。若单只论 及“经营”，那么这总是意指技术上——在设备、劳动手段、劳 动力和（有时是他律、他治的）技术管理上——的个别单位，这 样的单位即使在（我们现今常说的）共产主义经济里也是有 的。“营利经营”一词，尔后仅在技术单位与经济（企业）单位 合二为一的情况下使用。

    “经营”与“企业”的关系，在我们分析到“工 厂”（Fabrik）和“家内工业”（Hausindustrie）这类范畴 时，特别产生术语上的困难。后者，很清楚地，是个企业的范 畴。从“经营的”观点看来，商业经营和作为劳动者家计之一部 分的经营（并非工厂劳动之类，亦即除了师傅间的组织之外别无 组织），是并存的，劳动者家计对商业经营，以及商业经营对劳 动者家计，彼此间相互提供一定的劳务。故而此一过程并非单就 纯粹经营的观点所能理解，而必须加入诸如市场、企业、（个别 劳动者的）家计、有偿劳务的营利式利用等范畴。对此，一如经 常被提到的，我们尽可以将“工厂”定义得与经济无关，譬如劳 动者是哪种类型（自由或不自由）、分工的形态如何（内在的技 术专门化是否存在）、所使用的劳动手段是何种性质（是否为机 器）等等，都可以置之不论。换言之，可以单单定义成工场 （Werkstatt）劳动。不过，除非将工场与劳动手段（在一个所 有人手中）的占有方式也纳入定义里，否则这个概念就会和“作 坊”（Ergasterion）的概念一样模糊不清。但如此一来， 将“工厂”与“家内工业”标记成资本计算企业里的两个严密的 经济学范畴，原则上似乎更为有效。以此，在完全的社会主义秩 序底下就不太可能会出现“工厂”或者“家内工业”，而只有物 质性的工场、设备、机器、工具和各式各样的工场劳务与家内 劳务。

    3.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下面就不再提，除非有 绝对的必要，也只是顺带说说。目前仅先提提这些也就够了：

    最近，人们严格区分经济的形态与经济政策的形态，诚属正 确。由勋伯格（Schönberg）首倡其端、而经史摩勒 （Schmoller）集其大成并加以修正的发展阶段说[2]，亦即，家 内经济、村落经济——加上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庄园领主与 家产制君主的家计经济——城市经济、领域经济与国民经济等阶 段的区分，依其用语，莫不是依据经济规制团体的种类来加以界 定。但这并不是说，这种以团体为依止的经济规制形态会随着团 体的大小不同而不同。譬如，所谓德国的“领域经济政策”，有 一大部分不过是采取了城市经济的规制，而其新的措施也与家产 制特有的“重商主义”政策没什么特别不同（尽管当时已可说是 较为合理的国家团体，也因此，照普通的说法，可称之为“国民 经济政策”，只是，并不怎么妥当）。此外，这也不是说，经济 的内在结构，诸如劳务明细化、专门化与结合起来的形态，以及 这些劳务分配给各个自足经济主体的方式，还有关于劳动力利用 的占有、生产手段与营利机会的占有等等，会与作为经济政策之 （可能！）担纲者的团体所具有的规模大小同步发展，尤其不能 宣称，那些内在结构总会因应着这样的规模而有同等内涵的变 化。将西方与东方拿来比较，或将西方近代拿来和西方古代比 较，都明白显示出此种（阶段论）想法的谬误。虽然如此，经济 学的考察对于实质的经济规制团体（当然，不只如此，还包括政 治团体）之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及其规制之根本意义的问题， 也不能全然置之不理。实际上，营利的形态相当程度地取决于这 些因素。

    4. 此处，我们的研究目的也特别在于：确定经济的形式理 性之最适条件，及其与实质的“要求”之间的关系。

    十六 技术层面的分工类型（Ⅰ）

    Ⅰ. 在技术层面上（第十五节谈到的第1点）[3]，劳务编派的形态可 以做如下的区分：

    A. 依照劳务的分配与结合的形态来区分。特别是：

    1. 由同一个人来承担劳务的形态

    （a）诸事皆由同一个人经手而完成，其中又可区分为

    i. 管理的事和被管理的事都是同一个人，

    ii. 只做管理的事或被管理的事。

    对于（a）的说明：ⅰ和ⅱ的区别自然是相对的。因为平常 专事管理的人有时候也会变成“共事者”（譬如大农场主）。其 他诸如小作农、手工业者或小船夫等，皆属ⅰ类型。

    （b）同一个人负责以下诸事的情形，亦即

    i. 负责技术多样且产物多种的劳务（劳务的组合），其中又可做以 下三种区分

    i—1）由于在技术的区分上所谓劳务的专门化根本付之阙如，

    i—2）在季节性交替的情形下，

    i—3）未被主要劳务所需求的劳动力之利用（副业劳务）。

    ii. 只负责特定种类的劳务，其中又有以下两种区别：

    ii—1）因最终产物而产生的特定化，换言之，为了做出某种特定产 品，同一个劳动者始终必须同时且相继地进行技术上相互异质的劳务 （在此意义上可说是劳务的组合），此即：劳务的明细化 （Leistungsspezifizierung）；

    ii—2）因劳务的种类而发生技术上的专门化，因此，必要的时候最 终产品惟有通过许多人（视情形而定）同时的或相继的劳务方能做成， 此即：劳务的专门化（Leistungsspezialisierung）。 此种区别或许只是相对的，不过原则上是存在的并具有历史的重要 性。

    对于（b）之ⅰ的说明：ⅰ-1）的形态典型见于原始的家内 经济，在其中——除了典型的性别分工（见第五章）[4]——每个 人不过是各依其欲求而活动。

    ⅰ-2）的情形典型见于夏季从事农耕而冬季从事手工业劳动 的季节性交替。

    ⅰ-3）的情形见于城市劳动者之从事农耕的副业，以及其他 许多的“副业劳动”，这是因为——即使是近代的办公室——有 闲暇时间的缘故。

    对于（b）之ⅱ的说明：ⅱ-1）的形态典型见于中世纪的职 业结构。中世纪时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手工业，每一行业皆特定 生产某一种最终产品，而毫不在乎其中往往包括了技术上异质的 劳动过程，亦即构成了劳务的组合。ⅱ-2）的形态包含了整个近 代的劳动发展。当然，从严格的精神物理学观点看来，即使是极 高度的“专门化”劳务，实际上都未曾被极端地孤立化；其中总 还掺杂着点劳务明细化的要素，只不过不再像中世纪那样以最终 产物为取向。

    劳务的分配与结合的形态（见上述A），可进而区分为：

    2. 两个人以上的劳务为了达到某种成果而结合起来的形态，可能的 是：

    a）劳务的累积：为了达到某种成果而将两个人以上的同质性劳务 在技术上结合起来，其中又分为两种方式，亦即：

    i. 将技术上相互独立进行的平行劳务排整顺序，

    ii. 在技术上将（同质的）劳务组织起来形成一种整体的劳务。

    ⅰ的情形可见之于平行作业的伐木工或铺路工，ⅱ的情形以 古埃及大规模（动用数千名强制劳工）进行的巨石搬运劳动为具 体实例，换言之，驱使许多人一起完成同一种劳务（牵拉绳 索）。

    b）劳务的结合：为了达到某种成果而将异质性的，亦即专门化的 劳务在技术上结合起来，其间又可分为以下形态：

    ⅰ. 结合技术上相互独立的，

    ⅰ-1）同时，亦即平行进行的专门化劳务，

    ⅰ-2）相继进行的专门化劳务。

    ⅱ. 在技术上将专门化的劳务组织起来（于技术上互补）以同时作 业。

    1. 关于ⅰ-1）的形态，最简单的例子见之于经线与纬线端 平行作业的织布工作，相当类似的还有许多劳务过程，虽然在技 术上相互独立进行，但最终全都致力于共同的终端产物。

    2. 关于ⅰ-2）的形态，最简单且普遍的例子见之于纺、 织、晒、染、浆等作业间的关系，所有的产业都可见到同样的例 子。

    3. 关于ⅱ.的形态，从铁匠由一人持铁片而另一人打铁的最 简单例子开始（这在所有近代的铸造厂里都大规模地一再进行 着），到近代的工厂里各种“手工劳动”相互间的关系——虽非 近代工厂所特有，却是其重要特征之一——都是典型。在工厂之 外，最高度发展的一个类型究属交响乐团的演奏或剧团的演出。

    十七 技术层面的分工类型（Ⅱ）

    （继续Ⅰ.，参照第十六节）在技术层面上，劳务编派的形态还可 以做如下的区分：

    B. 按照其与补充性的物质生产手段之间，结合的程度与方式来区 分。首先， 1. 按照劳务的内容来区分：

    a）纯粹是人的劳务；

    实例：洗衣匠、理发师、演员的演出等。

    b）物财的制造或改造，亦即，“原料”的加工或搬运。进一步区分 为：

    i. 装置的劳务，

    ii. 财货制造的劳动，

    iii. 财货搬运的劳务。不过这三种区别完全是变动不居的。

    i.的实例：油漆匠、装潢师、灰泥匠等。

    2. 按照劳务将原料做成消费财的阶段来区分：

    例如：从农地或矿物的原料到消费成品，以及被搬运到消费 地点的产品。

    3. 按照劳务之逐行所必须利用者来区分：

    a）“设备”，换言之

    i. 动力设备，作为手段以获取可供应用的能源，包括

    i-1）自然力（水力、风力、火力），

    i-2）机械力（特别是蒸气力、电力、磁力）；

    ii. 特别陈设的作业场地。

    b）劳动手段，特别是：

    i. 工具，

    ii. 装备，

    iii. 机器。

    有时候，这些生产手段的范畴里只有某一种被利用到，或者全都不 用。纯粹的“工具”是指：为了改善手工劳动的精神物理学条件而制造出 来的劳动手段；“装备”是指人的劳动中欲使动作成为“效用”的手 段；“机器”则是指机械化的装备。这些区别尽管相当浮动，但用来指称 工业技术的某些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特色，倒还管用。

    现代的大工业乃是以机械化的动力设备与机器的使用为其特征，在 技术层面上则取决于：a）高效率与人类劳动的节约，b）工程在质与量 上均具同一规格与可计算性。因此，机械化生产惟有在某种产品具有相 当大的需求量时，才算是合理的。换言之，若在流通经济的条件下，只 有当市场上对某样商品的购买力十足时，也就是相对应的有货币所得形 成时，方才是合理的。

    关于工具与机械的技术与经济发展理论，此处自无置辞的余 地（即使是最提纲挈领的方式）。所谓“装备”，是指譬如用脚 踩踏而动的织机和其他许多类似的劳动设备。这在机械工技的固 有法则性（相对于人类——有时候是动物——的有机体）中即可 看出；并且，若无此种装备的存在（特别是在矿场中的各种“采 掘设备”），则具有现今之机能的种种机械将无法出现。

    李欧纳德（Lionardo）所说的“发明”，不过是“装备”。

    十八 分工的社会形态

    Ⅱ. 在社会的层面上（第十五节谈到的第2点）[5]，劳务分配的形态 可作以下的分类：

    A. 根据质方面多样性的、特别是互补性的劳务是以什么方式被分 配于自主的与（或多或少）自律的经济主体中来区分，而经济主体在经 济上又可区分为a）家计，b）营利企业。这有两种可能性：

    1. 单一经济体，在其中，劳务的专门化（或明细化）与劳务的结合 纯粹是内在的，换言之，全然是非自主的、他律性的、纯粹取决于技术 的（此即：单一经济的分工）。在经济上，单一经济体可以是a）家 计，b）营利企业。

    单一的家计，在最大的规模下，可以是个共产主义的国民经 济，在最小的规模下，则为总摄一切或大部分财货生产活动的原 始家族经济（封闭性的家计经济）。径行内在的劳务专门化与劳 务结合的营利企业典型，自然要属连锁性的大企业，此种企业体 对外全然是以单一的交易者姿态出现[6]。这两种区别（暂且）可 视为自律性“单一经济体”之发展的起点与终点。

    2. 自主性经济体之间的劳务分配。这可以是：

    a）劳务的专门化或明细化进行于他律性但自主的个别经济主体之 间，这些经济主体乃是以经过协定或强制制定的秩序为取向。

    此种秩序本身，实质上又有以下各种取向：

    i. 以上级经济主体的需求为取向，譬如

    i-1）领主的家计（庄园的劳务分配），

    i-2）支配者的营利经济。

    ii. 以伙伴团体（genossenschaftlicher Verband）的成员之需求为取向 （团体经济的劳务分配），就经济而言，此种伙伴团体可以是：

    ii-1）家计的，

    ii-2）营利经济的。 在上述所有的情况里，团体的性质可以界定为：

    （Ⅰ）单只（在实质上）规制经济，

    （Ⅱ）同时也是经济团体。

    b）流通经济的劳务专门化进行于自主且自律的经济主体之间，这 些经济主体实质上只以秩序团体的利害状态为取向，而形式上只以其秩 序为取向（参见第一章第五节d.）。

    1. 在（Ⅰ）的情况下，亦即在单只规制经济的团体中，带 有伙伴团体且为家计之性格者（亦即ⅱ-1）的类型：印度的村落 手工业团体（“establishment”）[7]。在（Ⅱ）的情况下，亦 即作为经济团体，且以领主的家计需求为取向者（亦即ⅰ-1）的 类型：王侯、庄园领主或人身领主的家计需求（有时候是王侯的 政治需求）皆由（全世界无处不有的）臣民、庄民、隶农、奴 隶、农场雇工或公共的（demiurgische，见下段）村落手工业者 的个别经济主体来分摊。若团体单只规制经济（Ⅰ），则通常是 因庄园领主的禁制权（在ⅰ的情况下），或因城市的禁制权（在 ⅱ的情况下），而被迫提供工业劳务（只要，如常见的，这并非 基于实质目的，而单只是基于财政目的）。营利经济（a， ⅰ-2）的情况则譬如：家内工业的劳务之分摊于个别家计中的情 形。

    经济团体（Ⅱ）的ⅱ-2）类型，在某些非常古老的小工业里 常见的强制性劳务专门化皆是。索林根（Solingen）的金属工业 原本是在伙伴式的协定之下成立的，后来才带有支配的（批发制 家内工业的）性格。

    单指规制经济的团体（Ⅰ）的ⅱ-2）类型，例如所有“村落 经济的”或“城市经济的”商业秩序皆是，只要它们在实质上涉 入财货生产的方式。

    b）是近代流通经济的形态。

    2. 属于a），ⅱ-1的（Ⅰ）类型的团体秩序是以下面这种特 殊的方式而为家计经济的取向，换言之，它是以各个伙伴成员的 预期需求为取向，而不是以（村落）团体的家计目的为取向。我 们称此种取向下的明细化劳务义务为圣役制的实物赋役 （demiurgische Naturalleiturgie），此种需求供给的方式为 圣役制的需求满足（demiurgische Bedarfsdeckung）[8]。此时 重点所在通常是以团体的方式来规制劳动分配与（有时候）劳动 结合的问题。

    相反，在a）的（Ⅰ）类型下，当团体本身（无论其为支配 团体或伙伴团体）拥有自己的经济而专门化的劳务是被摊派于此 一经济时，上述的概念即不适用。此种情况的典型，如庄宅的、 庄园领主制的、或其他大型家计的专门化或明细化的实物赋役秩 序。不过，被摊派于支配者（如王侯）和团体（如政治团体、地 域团体或其他原先并非以经济为取向的团体）的家计上的劳务， 亦属之。农民、工匠、商人的那种在质方面被明细化的徭役义务 与捐输义务，在收受者是个人的大家计的情况下，称为庄宅的实 物赋役，在收受者是团体家计的情况下，称为团体的实物赋役。 从事经济行动的团体基于此种原则来满足其家计之所需，称为赋 役制的需求满足[9]。

    此种需求满足的方式在历史上扮演了非比寻常的角色，往后 势必经常谈论到。在政治团体里，它具有近代的“财政”的地 位，在经济团体里，它则意味着大家计在需求分派上的“分散 化”，换言之，分摊需求供给者不再于共同的家计内被扶养与被 驱使，而是各自照管各自的家计，但对于团体家计负有劳务义 务，也就是说隶属于这个团体，诸如必须负担徭役和实物地租的 农民、农场的匠人和各式各样的劳务义务负担者。最先使用“庄 宅”一词来表述古代的大型家计者为罗德贝图斯 （Rodbertus）[10]，其概念基准为：借着家成员或隶属于家的劳 动力来达到需求满足（原则上）的自给自足，而物质性的生产手 段是在非交换的基础上提供给劳动力使用。实际上，古代庄园领 主的家计，特别是王侯的家计（尤其是埃及的“新王国”），都 是在大小极为不同的程度上类似于此一类型（纯粹类型则不多 见），换言之，大家计的需求之筹措皆分摊于从属的劳务义务者 （赋役义务者与纳税义务者）身上。

    同样的情形有时也见之于中国与印度，以及较小程度地见于 我们的中世纪时期——从庄园管理条例（capitulare de villis）开始[11]。尽管大半情况下大家计与外部进行交换的情 形并不是完全没有，但总带有家计式交换的性格。同样地，以货 币来纳付的情形也时而有之，不过在需求满足上只是个配角，并 且还受到传统的束缚。负有赋役重担的经济主体也同样有进行对 外交换的机会。但关键在于：这些经济主体的需求满足主要是借 由实物财货——作为其提供赋役的补偿而授予的实物报酬或土地 俸禄——来兑现。其中当然还有许多变动不拘的过渡形态。不 过，事情总是牵涉到：在劳动的分配与结合的方式上，劳务取向 受到团体经济式的规制。

    3. 在a）的ⅱ-（Ⅰ）的情况下（经济规制团体），属于类 型ⅱ-2（具有营利经济取向）者，诸如在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团 体、中国和印度的行会与种姓里所出现的经济规制，都是相当纯 粹的典型，换言之，诸如师傅地位的数目与种类、劳动的技能、 因此包括手工业里劳动取向的形态等等，都受到团体的规制。所 谓规制，并不是指以手工业者的效用来供应消费需求，而是—— 虽非总是，但经常是——确保手工业者的营利机会，特别是维持 劳务品质的高水准和客户的划分。然而，和任何的经济规制一 样，此种规制自然也意味着市场自由的限制，因此也就是对手工 业者之自律性的营利经济取向的一种限制。换言之，此种规制的 目的在于维持既存的手工业者的“糊口之资”，就此而言，尽管 其表面上仍具营利经济的形式，但内在实质上的确与家计经济的 取向较为贴近。

    4. 在a）的ⅱ-（Ⅱ）的情况下，属于类型ⅱ-2者，除了已 提及的家内工业的纯粹类型外，特别是我们（德国）东部的领主 制农场（Gutswirtschaft）中一切以秩序为取向的隶农经济 （Instmanns-Wirtschft）[12]，以及西北部领主制农场中的雇农 经济（Heuerlings-Wirtschaft）。领主制农场和代工制经济 （Verlagswirtschaft）分别是物财领主与批发商的营利经营； 隶农与家内工业劳动者的经济经营，无论在强制性的劳务分配与 劳务结合的形态上，或是在其一般的营利活动的形态上，主要都 是以物财团体的劳动秩序及家内工业的隶属性所强加在他们身上 的劳务义务为取向。除此之外，他们的经济活动即为家计。其营 利性的劳务并非自律的，而是为物财领主与批发商的营利经营服 务的他律性劳务。此种取向在实质上的规格化程度越高，就越接 近单一经营的内部里——如“工厂”里所见的——纯粹技术性的 劳务分配形态。

    十九 劳务利用的占有

    （Ⅱ.的延续，参照第十八节）劳务分配的形态从社会的观点看 来，还可以作如下的分类。

    B. 依据被视为特定劳务之报酬的经济机会被占有的方式来分类。占 有的对象可以是：

    1. 劳务利用的机会，

    2. 物质性的生产手段，

    3. 通过管理劳务而获得利润的机会。

    关于“占有”的社会学概念，参见上述第一章第十节[13]。

    关于劳动利用机会的占有，包括下面两种可能的情形：

    I. 劳务提供给个别的受领者（领主）或团体，

    II. 劳务被出售到市场上。

    无论哪一种（Ⅰ.或Ⅱ.）情形下，都存在着以下四种彼此极端对立 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a）个别劳动者对劳务利用机会的独占性占有（“行会式的自由劳 动”），又可分为：

    i. 世袭且可让渡的，

    ii. 个人所有且不可让渡的，

    iii. 世袭但不可让渡的。所有这些情形下的占有，要不是无条件 的，就是带有物质性条件的。

    i.的情形下，就（Ⅰ）而言可举印度的村落手工业者为例， 就（Ⅱ）而言可举中世纪的“不动产”的工业权为例。ⅱ- （Ⅰ）的例子为所有的“任官权”，iii-（Ⅰ）及（Ⅱ）的例子 为某些中世纪的、但特别是印度的工业权，以及中世纪种种极尽 不同的“官职”。

    第二种可能性——

    b）劳动者的拥有人对劳动力利用的占有（“不自由劳动”），分 为：

    i. 自由占有，换言之，世袭且可让渡的（完全奴隶），

    ii. 世袭的，但不可能或无法自由让渡，而只有在附有物质性劳动手 段（特别是土地）的条件下才能让渡（农奴、世袭的子民）。

    领主对劳动利用的占有也可能受到实质上的限制（例如ii. 的农奴）。劳动者固然无法单方面抛开自己的地位，但其地位亦 不可能被（领主）擅自剥夺。

    拥有人对此种劳动利用的占有权，可以如下方式来利用：

    a）家计式的利用：

    i. 作为实物年金或货币年金的来源，

    ii. 作为家计中的劳动力（家奴或农奴）；

    b）营利式的利用：

    i. 作为商品的供应者，或将（提供给他们的）原料加工以便销售的 加工业者（不自由的家内工业），

    ii. 作为经营里的劳动力（奴隶营业或农奴营业）。

    此处以及下面所说的“拥有人”本身并不必然是劳动过程当 中的参与者，不管是作为管理者或劳动者。作为拥有人，他可以 是个“管理者”，但这并非必要条件，而且多半不是如此。

    奴隶与农奴（任何种类的隶属民）的家计式利用：并不是作 为营利经营当中的劳动者，而是作为年金的来源，典型见于古代 和中古早期。楔形文书中可以见到关于某个波斯王子的奴隶的记 载，他们被送出去学艺，为的是将来或许留作家计中的劳动力 用，或许实质上自由地为顾客服务而上缴年贡（即希腊文中 的“áapophorha”，俄文中的“obrok”，德文 的“Halszins”或“Leibzins”）给主人。希腊的奴隶正是通例 如此（当然并非全无例外），在罗马，以特有财产（peculium， merx peculiaris）[14]自行独立经济活动的情形（当然，要缴付 年贡给主人），甚至是形诸法律的制度。中世纪时，人身支配往 往低落到仅向几乎可说是自由人课取地租权的地步，譬如西德与 南德普遍见到的情形；在俄国，农奴事实上有移动的自由（尽管 在法律上身份并不确定），而领主实际上仅收取年贡金的情形是 相当常见的（虽然不见得普遍如此）。

    不自由劳动的营利式利用，特别是发生在庄园领主的家内工 业里（除此当然也为某些王侯的家内工业所采用，因此法老的家 内工业或许也是如此），其所采行的方式可能是：

    a）不自由的供货营运：实物年贡，原料（如亚麻）由劳动 者（隶农）自行生产与加工。

    b）不自由的变现营运：加工处理领主所提供的物资。产品 通常（至少其中一部分）由领主弄成现金。不过，在相当多的情 形下（譬如古代），此种市场变现营运仅限于即兴式的营利活 动。近代初期，特别是在日耳曼与斯拉夫边界地带，情形便不是 如此：在此（当然不止此处）兴起的是庄园领主与人身领主的家 内工业。人身领主的营利可以下列两种方式来达到持续性经营的 境地：a）不自由的家内劳动，b）不自由的工场劳动。两者在 各处都可见到实例（后者是古代各式各样的作坊当中的一种）， 诸如：法老与寺院的工场、（墓石壁画中所见证的）私人人身领 主的工场、古代与希腊（例如雅典的狄摩西尼）[15]、罗马的农 场副业（参见Gummerus的著作）[16]、拜占庭、卡洛林王朝 的“genitium”（=Gynaikeion）[17]以及近代例如俄国的人身依 附关系下的农奴工厂（参见M. v. Tugan-Baranowskij关于俄国 工厂的著作）[18]。

    第三种可能性——

    c）没有任何占有（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劳动乃根据形式上双 方在自由意志下所签订的契约。此时，契约在实质上会因为有关劳动条 件的因袭性规则或法律所强制的规定，而受到各式各样的规制。

    自由的契约劳动可以有以下各种典型的利用方式，

    a）家计式的利用：

    i. 作为临时性的劳动（毕赫称之为“雇佣劳动”，Lohnwerk）[19]

    i-1）在雇主的家计当中进行：住宿佣工（Stör）；

    i-2）在劳动者自己的家计中进行（毕赫称之为“家内劳作”， Heimwerk）；

    ii. 作为永久性的劳动

    ii-1）在雇主的家计当中进行（家仆）；

    ii-2）在劳动者自己的家计中进行（典型的是部曲，Kolone [20]；

    b）营利式的利用：

    i. 作为临时性的劳动；

    ii. 作为永久性的劳动；——两种情形皆包括：

    1. 在劳动者的家计中进行的（家内劳动），

    2. 在所有人之封闭的经营内进行（农场劳动者或工场劳动者，尤其 是工厂劳动者）。

    在a）的情形下，劳动者是基于劳动契约而服务于一个“管 理”劳动的消费者，在b）的情形下则是服务于一个营利企业。 两者在法律上往往无甚差别，但在经济上却是一种根本的区分。 部曲可以任属其中的一种，但典型而言却是庄宅劳动者。

    第四种可能性——

    d）最后，劳动者团体对劳动利用机会的占有。此时，个别劳动者 并不具有占有权，并且也无法自由地享有。此种占有

    1. 对外绝对或相对地闭锁；

    2. 排除或限制管理者在未得劳动者的同意下即剥夺其劳动营利机 会。

    举凡劳动者的种姓、矿山劳动者的“矿山共同体”（例如中 世纪的矿山）、庄园法下的家士团体 （Ministerialenverband）[21]或农场团体的“打谷 人”（Dreschgärtner）等等的占有，皆属此类（第1类）。这类 型的占有，以其不胜枚举的各种形态，遍布于全世界各处的社会 史当中。第2类同样也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占有形式，其近代的形 态可以工会的“会员工厂”（closed shop）为例，特别是“经 营协会”。

    举凡劳动者对营利企业之劳动地位的占有，或者相反，拥有者对劳 动者（“不自由”劳动者）之利用的占有，都同样意味着劳动力之自由汰 换的一种限制，亦即无法只依据最佳的技术效率来筛选劳动者，因此也 就对经济行动的形式理性化造成了限制。此外，实质上这亦对技术的合 理性造成限制，

    I. 当劳动生产品的营利利用为拥有人所占有时：

    a）由于限定劳动分量的倾向（不管是基于传统、因袭或契约），

    b）由于降低或——当劳动者为拥有人自由占有时，亦即奴隶—— 完全取消劳动者本身在最佳效率上的利益。

    II. 当其为劳动者所占有时：由于劳动者在传统生活方式上的自身利 害，与雇主想要a）逼出劳动最佳效率，或b）改换技术性生产手段以替 代劳力的做法，相互冲突。对雇主而言，将劳动力的利用转换成单纯的 年金来源，往往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劳动者对生产品之营利利用的 占有，在适当的情况下，会有利于将拥有者或多或少完全排除于管理之 外的情势。不过，事情的发展通常是：劳动者实质上不得不依附于具有 市场优势的交易对手（批发商）并奉其为管理者。

    1. 这两种形式上相对反的占有形态，亦即劳动者对劳动地 位的占有以及拥有人对劳动者的占有，实际上造成极为类似的效 果。这一点也不足为怪。首先，两者在一般情形下即互相有着形 式上的结合。譬如庄园法下的团体，即可见到领主对劳动者的占 有与劳动者之闭锁性团体对营利机会的占有两相配合的情形。在 此情形下，劳动者的利用方式自然会大幅地定型化，因此也必然 发生劳务分量的压制与劳动者本身在此事上的利害关系下降，结 果造成劳动者成功地抗拒任何技术的“改革”。即使情况不至于 此，但拥有者对劳动者的占有事实上即意味着他有义务要运用此 种劳动力，而且无法像近代的工厂那样根据需要来筛选，而不得 不接受无从选择的事实。这尤其发生在奴隶劳动的情形下。企图 逼使被占有的劳动者，做出超乎传统上惯有的劳务来，无不遭遇 到传统主义的障碍，因此，除非采取最无顾忌的手段，否则别无 他法，然而，就主子本身的利益而言，这也不无危险，因为其领 主地位的传统基础可能因而发生动摇。以此，被占有的劳动者的 劳务，几乎无处不显示出僵固化的倾向。即使是此种倾向因领主 的权力而被破除之处（近代初期的东欧尤其如此），技术最适化 的发展也都由于筛选的付之阙如和被占有的劳动者之缺乏自我利 益和自雇风险的要素而遭受阻挠。劳动者对劳动地位的形式占 有，依然会造成同样的结果，只不过速度更快。

    2. 上面最后提到的这个情形，尤以中世纪早期（十至十三 世纪）的发展为典型。卡洛林王朝时期的“圈 地”（Beunden）[22]和所有其他农业上的“大土地经营”的萌 芽，不是萎缩就是消失了。土地拥有者和人身领主的年金被固定 化，并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而实物生产品（农业和矿业）及货 币营利利得（手工业）的增加部分则流入劳动者的手中。这样的 发展形态，只出现在西方，而其“有利因素”则为：1. 拥有者 阶层在政治—军事活动上忙得分身乏术，2. 缺乏有能力的管理 干部，因而除了让劳动者成为年金来源之外别无其他有效利用的 办法，与此相关联的，3. 事实上很难防止劳动者在竞相争取其 服务的潜在雇主间自由流动，4. 新矿山和地方市场的成立与开 发机会大大地增加，5. 技术传统的古老。劳动者对营利机会的 占有愈是取代了拥有者对劳动者的占有（典型的情况是矿山与英 国的行会），拥有者的榨取就愈来愈转变成单纯的年金收入（即 便是在当时，情势早已一步步朝向年金义务的解脱或逃离的方向 发展：“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也几乎就在同时，赚取市场 利得的机会，也从他们（劳动者）自己当中（以及他们之外的商 人那儿），开始分化。

    二十 生产手段的占有

    （Ⅱ.B的延续，参照第十八、十九节）关于上一节的第2点：对于 劳动具有补充作用的特质性生产手段的占有。可能的形态是：

    a）被个别劳动者或劳动者团体所占有，

    b）被拥有者所占有，

    c）被作为第三者的规制团体所占有。

    在a）被劳动者所占有的情形下，可能是：

    i. 被“拥有”物质性生产手段的个别劳动者所占有，

    ii. 被从事劳动的人所组成的绝对或相对封闭性团体（伙伴团体）所 占有，以此，拥有物质性生产手段者并非劳动者个人，而是劳动者团 体。而这样的团体可以是：

    ii-1）（共产主义式的）单一经济主体，

    ii-2）（伙伴团体式的）个人占有持份，来进行经济行动。

    在以上所有的这些情形下，占有可被加以1）家计式的，或2）营利 式的利用。

    属于i者，可能是在流通经济下完全不受束缚的拥有物质性 生产手段者，诸如小农或手工业者（即毕赫所说的“价格劳动 者”）、船夫或车夫等。或者也可能是受经济规制团体所支助 者。属于ⅱ者，包括相当异质性的各种现象，端视其为家计式的 经济行动或者营利性的经济行动。家内经济（Hauswirschaft） ——原则上，不必然是“原本如此的”或事实上共产主义的（参 见第二篇第三章）——可以是纯粹以内部的需求满足为取向。或 者，也许起先是一时的，可将其剩余的生产品——因地点的优势 （譬如特种原料的产地）或特殊的专门技术而得以独占性地制作 出来的生产品，通过需求交换而贩售出去。此种一时性的贩售则 可进一步地转变成规则性的营利交换。如此一来，通常是促成 了“部族工业”的发展——与部族间的专门化和部族间的交换相 结合，因为部族工业乃奠基于贩售机会的独占与（多半的情形 下）家传秘密的独占。接下来则是转变成行商和贱民工业，或 （与一政治团体相结合的情况下）转变成种姓（基于部族间在仪 式上的排他性），如印度所见的情形。ii-2）所指的是“生产伙 伴团体”的形态。家内经济可能因货币计算的渗透而与之相近。 否则，作为一时的现象，此一形态亦可呈现为劳动者团体。典型 且颇具重要性的一个例子是：中世纪早期的矿业。

    在b）拥有者及其团体占有的情形下，由于我们已讨论过劳动者团 体占有的情形，所以此处只意味着：剥夺劳动者——不只是个人，而是 整体劳动者——的生产手段。此时，

    1. 拥有者所占有的可能是以下诸项目的全部或一部分或其中之一： a. 土地（包括河川），b. 地下资源，c. 动力来源，d. 劳动场所，e. 劳动 手段（工具、设备、机器），f. 原料。

    在个别情况下，所有这些可能是由某一个人所占有，也可能为不同 的拥有者所占有。

    拥有者对于其所占有的生产手段的利用方式，可以是：

    a. 家计式的：i）作为满足本身之需求的手段，ii）作为年金的来源 ——借着将之出借给别人的方式。借得者则可以将之作为i）家计的利 用，或ii）利用其为营利手段：在没有资本计算的营利企业里，或作为 资本财（于他人的企业里）；

    b. 作为本身的资本财（在自己的企业里）。

    2. 生产手段为经济团体所占有的情形，其占有的方式则诸如1.所列 举的各项。

    3. 生产手段为经济规制团体所占有。此时，生产手段既不被利用为 团体本身的资本财，亦不被作成年金的来源，而是提供给团体中的伙伴 来使用。

    Ⅰ. 土地的占有，最初是行之于个别的经济主体。可能的情 况有三种：

    a）占有期限定在直到收获为止的实际耕作期间，b）因为垦 荒或灌溉，土地作为加工品时，占有期为持续性的耕作期间，直 到土地的稀有性被注意到时，c）土地的耕作、放牧和伐木等权 利才会被限定在定居团体的伙伴之内，并且使用量也会被限定在 一定的范围内。此时，占有的当事者，可能是：

    （1）团体。团体的大小则依土地利用的方式（诸如园地、 放牧地、耕地、草地、林地）而不同（依次从个别的家计到“部 族”而增大）。典型的是：

    a）氏族团体（或者，与其相并列的）

    b）邻人团体（通常是村落团体）之占有耕地、放牧地与草 地，

    c）在性格上和范围上都相当不同但基本上属于大型的马克 体之占有林地，

    d）个别家计之占有园地和住宅周边地，并且以份额的方式 分配到耕地与牧草地。此种依份额分配的方式，见诸以下两种形 态：

    i. 在移动耕作的情况下，依经验事实来等分新开垦地（草 野式耕作法，Feldgraswirtschaft），

    ii. 在定居耕作的情况下，理性且有体系地再分配：通常是 基于以下的理由，亦即1）伴随着村落成员（伙伴）的连带责任 而来的财政要求，或者2）伙伴的政治平等要求。

    经营的主体通常是家族共同体（参见第二篇第三、四章）。

    （2）庄园领主。此时，领主地位的主要根源，无论是来自 可要求劳动的氏族长地位或酋长权威（见第二篇第四章）、财政 或军事上的强制，或是有组织地进行开垦或灌溉，都无妨（后面 还会加以讨论）。

    庄园领主制对土地的利用，可以是：

    a）在使用不自由（奴隶或农奴的）劳动的情况下，

    i. 家计式的利用：借着实物贡租，或经由劳动服务，

    ii. 营利式的利用：亦即大规模耕作地制 （Plantage）[23]；

    b）在使用自由劳动的情况下，

    i. 家计式的利用：亦即“年金庄园 制”（Rentengrundherrschaft）[24]；借着佃农所缴付的实物年 金（实物的分益性作物，或实物贡租），或佃农的货币地租。不 管所缴付的是什么，两者都可能是1）使用自己的农具（营利佃 农），或2）使用庄园领主的农具（部曲）；

    ii. 营利式的利用：亦即理性的大型经营。 在a）-ⅰ的情况下，领主在利用的方式上通常受到传统的束 缚，无论是对劳动者的人事（换言之，无从筛选），或对其劳动 内容。a）-ⅱ的情况，只发生在古迦太基、古罗马、殖民地和北 美的大规模耕作地制。b）-ⅱ的情形，只出现在近代西方。庄园 领主制的发展形态（尤其是其崩坏的形态），决定了近代占有关 系的样式。此种近代形态的纯粹类型，只有下面三种人：a）土 地所有者，b）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租地人，c）无产的农业劳动 者；不过，这样的纯粹类型只不过是（出现在英国的）例外。

    Ⅱ. 可作矿业利用的地下资源，可能有以下的占有形态：

    a）为土地所有者所占有（在过去多半是庄园领主），

    b）为政治上的支配者（君主）所占有，

    c）为任何采到矿物的“发现者”所占有（“采掘的自 由”），

    d）劳动者团体所占有，

    e）为营利企业所占有。

    庄园领主与君主可以自行管理其所占有的资产并进行采掘 （就像中世纪早期时而见到的情形），也可以将之利用为年金的 来源，换言之，租借出去，譬如出租给1）一个劳动者团体（矿 业团体），如前述d）所说的；或出租给2）任何一个（或属于某 个特定团体的）发现者，譬如中世纪“被解放的矿山”即属之， 而所谓采掘的自由亦自此始。

    中世纪时，劳动者团体所采取的典型方式，是团体成员握有 持份的伙伴团体占有形态。此时，团体成员（对于收取年金的矿 山领主或彼此休戚相关的伙伴）负有采掘的义务，且享有分配到 自己份额内之矿产品的权利。此外，亦有依份额及追加出资来摊 分矿产的纯粹的拥有者“伙伴团体”。矿山领主愈来愈倾向于由 劳动者来占有的形态，然而，由于对设备的需求愈来愈大，劳动 者本身则有愈来愈依赖拥有资本财的工会团体的倾向，于是，占 有的最终形态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工会”（或股份有限公司）。

    Ⅲ. 具有“设备”之性格（参见第十七节3—a）的生产手段 （动力设备，特别是水力设备，不管哪一种使用目的的“水 碾”，工场——有时具备固定的装置），在过去，特别是中世 纪，常见的占有形态是：

    a）王侯或庄园领主（作为经济主体），

    b）城市（作为经济主体或单单是经济规制团体），

    c）劳动者团体（行会、工会或作为经济规制团体），

    但无论为何者所占有，统一的经营在当时尚未形成。

    实际的情形毋宁是：譬如在a）和b）的占有情况下，此种生 产手段被利用为年金的来源，方式是收取报偿才准许使用，并且 往往是借着独占的禁制权和强制力。个别经营者或者依顺序或者 依照需要来使用这些设备，但有时候设备的使用本身亦会为某个 封闭性的规制团体所独占。烤炉、各种磨碾（磨谷用与榨油 用）、漂洗机、研磨器、屠宰场、染色缸、漂白设备（譬如修道 院的）、冶炼场（多半是租借给经营者）、酿酒场、烧酒蒸制场 及其他设备，特别是造船场（汉萨同盟的城市所拥有的）和各式 各样的贩卖场所，所有这些都以此种前资本主义的方式、在有偿 地许可下交给劳动者利用。以此，就拥有者而言（无论其为个 人、团体或特别是城市），这些设备是被当作他们的资产，而不 是资本财，来加以利用。作为个人或团体之年金来源的这种生产 和家计式的利用，或者生产者伙伴团体的生产，是转变成自家经 营的“固定资本”之前行阶段。设备的使用者本身，有的是将之 作家计式的利用（譬如使用烤炉、酿造或烧酒蒸馏设备时），有 时则作营利经济的利用。

    Ⅳ. 就海运而言，过去典型所见的是船舶为许多拥有者所占 有的方式（船舶共同所有者），他们与海上劳动者渐次分离。于 是，海上事业有必要与货主发展出一种分摊风险的结合体组织， 而船主、船长与船员也和货主一样共同参与这样的组合，然而， 此一发展并未创造出任何基本上特殊的占有关系，而只不过是做 出一些在计算上以及因此在营利机会上有些特色的事情罢了。

    Ⅴ. 所有的生产手段，包括（任何种类的）设备与工具，都 被同一个人所占有，就像现今的工厂所显现的基本特征，在过去 毋宁是例外的情形。尤其是希腊—拜占庭的作坊 （Ergasterion，亦即罗马的ergastulum），其经济性格是极为 含混不清的，而历史学家却始终拒绝正视这个事实。它是个工场 （Werkstatt），又可分为以下各种形态：

    1. 作为家计的一部分，

    a）由奴隶做出一定的劳动以供应领主本身的需求（例如领 地农场经济，Gutswirtschaft），

    b）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于此处进行以贩卖为目的的“副 业经营”。

    2. 作为年金来源的一部分：拥有此处的私人或团体（城市 —例如在Peiraieus的作坊），将之出租给个人或劳动者伙伴团 体以换取年金报酬。

    因此，当我们提到作坊的劳动时（尤其是城市的作坊），即 有必要问个清楚：这个作坊属于谁？谁又是劳动所需的生产工具 的拥有者？自由劳动者在此工作吗？他们是否自业自得？或者是 奴隶在此劳动？那么，到底谁拥有这些奴隶？他们是（以上缴年 贡ápophorha的方式）为自利计算而劳动，或直接为领主的利基 而劳动？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不同的答案便会得出实质上极为不 同的经济组织模式来。大半的情形下，作坊——就连拜占庭和伊 斯兰的类型所示——似乎是用来作为年金收入的来源，因此和任 何一种“工厂”或其先驱形态根本上就是两回事，而就其经济性 格上的歧异多端而言，实在和中世纪时的“磨坊”最为相近。

    Ⅵ. 即使工场和经营手段为同一个人所占有，并由他来雇用 劳动者的情况下，就经济的观点而言，都还称不上我们现今普通 所说的“工厂”，因为除此之外，还得加上以下条件，亦即使用 1）机械的动力来源，2）机器，以及具备3）内部的劳动专门化 与劳动的结合。“工厂”如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范畴。此一 概念在此也只适用于以下这种形态的经营，亦即：足以成为具有 固定资本的企业之对象，因此，也就是拥有工场经营的形式，包 括内部的分工、所有物质性生产手段的占有以及机械化的劳动 ——以动力马达和机器为取向的劳动等等。十六世纪时，为诗人 所传诵一时的“纽伯瑞的杰克”（Jack of Newbury）的大工场 [25]，丝毫见不到以上所说的这些特征，尽管据说那儿置备着数 百架他个人拥有的手动织机，织工们并排着工作，不过却像在家 里一样，独自操作机具，业主则购入原料，并备办了种种“福利 设施”。由领主所拥有的（不自由）劳动者来进行生产的作坊， 诸如埃及、希腊、拜占庭和伊斯兰教等地区的作坊，也可能会有 内部的劳动专门化与劳动结合的情形存在（就前述几个地区而 言，则毋庸置疑）。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希腊的史料 中明白显示的）领主通常还是满足于从每个劳动者那儿收取年贡 的方式（若从工头那儿收取，则可能数额更高）。这就足以提醒 我们不可将此种作坊在经济上视同为“工厂”，况且这连“纽伯 瑞的杰克”式的工场都算不上。王侯的制作场（Manufaktur）， 譬如中国皇室的陶瓷场和仿效它而来的、欧洲为供应宫廷的奢侈 品需求、尤其是为了军队需求而成立的工场经营，最贴近一般语 义下的“工厂”。称之为“工厂”，可谓殆无疑义。使用人身奴 隶的俄国工场经营，表面上甚至更接近现代工厂的形态。生产手 段的占有，在此，又加上劳动者占有的问题。 不过，基于前述理由，我们此处所说的“工厂”，仅限于下 列条件下的工场经营：1）拥有者完全占有物质性的生产手段， 但并未占有劳动者，2）内部有劳动的专门化，3）使用必须由人 来“照料”的机械动力和机器。其他的任何一种“工场经营”， 都将以附加适当前称的这个名词来标示。

    二一 管理劳务的占有

    （Ⅱ.B的延续，参照第十八、十九节），关于第十九节的第3点： 管理劳务的占有。典型分为：

    1. 在传统的家计管理的情形下，进行管理劳务者为：a）管理者 （家长、氏族长）本身，b）受命管理家计的管理干部（家内官吏的服 务采邑）。

    2. 在营利经营的情形下，又可区分为：

    a）当管理与劳动完全（或近乎完全）一致时，如此一来，则与劳 动者之占有物质性生产手段的情形并无二致（参照第二十节，B，2. a）。这又有以下的可能性：

    i. 无限制的占有，亦即保证个人可以世袭或转让的占有，其中又有 保证市场出路及无保证的分别。

    ii. 团体的占有，此时，个人的占有仅只于个人本身并受到实质的规 制，换言之，有着各种条件与前提的约束。同样地，亦有市场保证有无 的分别。

    b）当管理与劳动分离时，管理劳务则表现为企业机会的独占性占 有，其中又有各种可能形态，包括：

    i. 伙伴团体式的—行会式的独占，

    ii. 由政治权力所授予的独占。

    3. 在管理的形式上占有并不存在的情形下，生产手段的占有——或 者筹措资本财所必须的信用手段——在进行资本计算的企业经营里，实 际上，即等同于企业拥有者对于管理位阶之处分力的占有。此一拥有者 可以通过

    a）自行经营，

    b）遴选经营管理者（在拥有者为两人以上时，则共同进行选拔） 来行使此种处分力。

    以上各点不证自明，故而无须再加注释。

    对于补充性的物质生产手段的占有，实际上通常也就意味着对于管 理者的遴选至少握有决定性的共同决定权，并且也意味着（至少相对而 言）排除劳动者于此事之外。然而，个别劳动者被排除，并不必然意味 着劳动者全体一般地被排除在外。劳动者团体，尽管形式上是被排除 的，实质上还是可能有效参与管理或管理者的选拔。

    二二 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Ⅰ）

    个别劳动者之所以与物质性生产手段的拥有相分离，纯粹是基于技 术性的条件，诸如：

    a）当劳动手段必须要靠许多劳动者同时或接续地运作时，

    b）当动力设备惟有在同时供应许许多多规格化运作的相同劳动步 骤的情况下，才算是合理地利用时，

    c）当劳动过程在技术上的合理取向，惟有与置于整体且持续性监 督下进行的各种互补性劳动过程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达成时，

    d）当相互关联的劳动过程的管理必须有特定的专门训练，并且劳 动过程本身惟有在大规模运作的情况下才算是充分合理利用时，

    e）在统一管理劳动手段与原料的情况下，严格的劳动纪律以及因 此而来的工程管理和产品规格化皆有可能实现时。

    不过，这些契机仍是对劳动者团体（生产伙伴团体）的占有开放 的，因此，只不过意味着个别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

    整体劳动者（包括受过商业与技术训练的劳动者）之所以与生产手 段的拥有分离，主要是基于经济性的条件，诸如：

    a）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于选拔和劳动者的利 用方式，管理者的自由裁量会使经营的合理性较高。技术上的非理性障 碍和经济的非理性，可能因劳动职位或共同管理权的占有而产生，这其 中特别是与经营异质的小家计和生计观点为害尤甚。

    b）在流通经济里，经营管理若未受制于劳动者之固有权利，反而 在实物信用（担保）的基础上拥有丝毫不受限制的处分权，那么即可确 立压倒性的信用状态。尤其是当企业经营者熟悉事业活动，并因长期的 事业经营而赢得“可靠”的口碑时，情况更是如此。

    c）从历史上来看，此种分离的形成是由于自十六世纪以来因外延 性和内延性的市场扩充所导致的经济里，存在着两大因素：一方面，具 有个人主义市场取向性质的管理，取得绝对的优势和事实上的不可或缺 性，另一方面，则是纯粹的权力关系配置使然。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情况之外，企业以市场机会为取向的事实也以下 述方式促成了此种分离，亦即：

    a）高举资本计算的大纛——惟有在企业拥有者完全占有的情况下 方可能达成技术上的最合理状态——以抵制任何计算可能性上较为不合 理的经济营运。

    b）在管理上，强调纯粹的商业能力，而非技术能力，并且力求保 持技术与商业秘密。

    c）鼓励投机性的经营管理，而这又是以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 为前提。

    d）姑不论技术合理性的程度为何，此种分离亦因以下两点事实所 促成：

    i. 在劳力市场上，不管何种拥有，本身即较其交换对手（劳动者） 具有优势。

    ii. 在财货市场上，运用资本计算、资本财装备与营利信用的营利经 济，比起计算合理性较低、装备与信用状态较差的交换竞争对手，具有 优势。

    资本计算的形式理性之极致，惟有在劳动者被压制于企业家的支配 之下时，方有可能，而这又显示出经济秩序之极为特殊的实质非理性。

    e）最后，在自由劳动与生产手段完全占有的情况下，纪律最高。

    二三 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Ⅱ）

    所有的劳动者皆与生产手段分离的情况，实际上可能意味着：

    1. 由团体的行政干部来进行管理：任何理性的、社会主义的单一经 济亦是（并且正是）使所有的劳动者与生产手段分离，只不过是借着排 除私有财产的方式来完成。

    2. 因拥有者之占有生产手段，而由其本身或其指定者来进行管理。 当拥有者的当事人占有管理的人事处分权时，这可意味着：

    a）由某个（或多个）企业家、同时又是拥有者，来进行管理，此 即企业家职位的直接占有。不过，这并不排除将管理方式的处分权，因 信用提供力或资金调度之故，而事实上交在经营之外的营利关系者（例 如提供信用的银行或金融业者）手中的可能性（参见第二九节）。

    b）企业管理与被占有资产的分离，特别是借着限制拥有者在任命 管理者上的权限，以及按照计算资本的持分（股份、矿业股）来分摊拥 有者的自由（也就是可让渡的）占有。此种状态（借着各式各样的过渡 形态而与纯粹的私人占有相关联）在形式上是合理性的，只要最合适的 管理者（从收益性的观点看来）能经由筛选产生——相对于因为偶然继 承资产而终身且世袭性地占有管理本身。不过，实际的情形又有以下各 种可能形态：

    i. 基于占有，企业家职位的处分权掌握在经营之外的资产关系者手 中，特别是追求高利润的股东手中；

    ii. 基于暂时性的市场营利，企业家职位的处分权掌握在经营之外的 投机关系者（通过买断而惟利得是求的持股者）手中；

    iii. 基于市场支配力或信用提供力，企业家职位的处分权掌握在经 营之外的营利关系者手中（银行或个人利害关系者，例如“金融业者”， 他们往往只在意本身的营利而置身于个别企业之外）。

    此处，所谓“经营之外”，指的是那些并非以企业之持续且恒常的收 益性为首要取向的利害关系者。这可能出现在任何一种资产利害形态 中，但尤占大宗者，是那些利害关系者并不将他们所能处分的设备和资 本财资产或部分拥有（股份、矿业股）当作是永续性的投资，而只不过 是一种手段，以从中求取纯粹投机性的营利利得。相对而言，最切合于 实事求是的经营利害（此处是指以真正且永续的收益性是求）的，是 （上述第ⅰ项）纯粹的利润求取者。

    在管理职位的处分方式上，此种“经营之外”的利害之介入，即使是 筛选已达形式理性的最极致程度，仍然构成近代经济秩序上广泛特有的 一种实质非理性（因为，这么一来，要不是全然私人的资产利害，就是 全然以另一个目标为取向且与经营丝毫无关的营利利害，或是，最后， 纯粹的赌博性利害，都在在左右着被占有的企业持分，并且决定了管理 者的人事，尤其是掌控了因此而被强制执行的经营管理方式）。市场机 会，尤其是资本财产、以至于营利性财货生产的取向，受到经营之外 的、纯粹投机性的利害之介入干扰，乃是近代流通经济中著名的“恐 慌”现象的一个泉源（详情即不赘述）。

    二四 职业与职业构成方式

    职业是指个人各种劳务的明细化、专门化与结合，并且以此为一种 持续性的生计机会与营利机会的基础。职业的划分可以

    1. 借着经济规制团体的内部，对于劳务的他律性分配，和对于生计 手段的提供而作成（不自由的职业划分），或者通过对职业劳务的市场 状态作自主性取向来达成（自由的职业划分），

    2. 根据劳务的明细化或劳务的专门化来达成，

    3. 意味着职业担纲者将职业劳务，在经济上作独立自主的使用或非 独立自主的使用。

    典型的职业和典型的收入—营利机会形态是相互关联的，当我们谈 到“身份”与“阶级”时，将会对此种状态有所说明。

    关于“职业身份”与阶级之间的一般情形，参见第Ⅳ章 [26]。

    1. 不自由的职业划分，例如：赋役制或庄宅式的强制征 召，亦即发生于王侯、国家、庄园领主和地方自治体等各团体内 部的职业分派。自由的职业划分则是由于职业劳务在劳动市场上 充分有效的提供，或者对于自由“职位”的有效谋求。

    2. 劳务的明细化，例子正如第十六节所说的，中世纪时期 手工业的职业划分，而劳务的专门化则如近代的理性经营里的职 业划分。流通经济里的职业划分，就其划分的方法而言，可以说 是在技术上极为非理性的劳务明细化，而不是理性的劳务专门 化。这是因为它本身乃是以销售机会为取向，亦即一切以买方的 利害、也就是消费者的利害为取向，如此一来，便促使某个企业 所提供的劳务整体偏离了劳务专门化的轨道，并且也使得劳务的 结合必然要采用不合理性的方法。

    3. 独立自主的职业专门化，例如（手工业者、医师、律师 和艺术家的）个人经营。非独立性的职业专门化，例如工厂劳 工、官吏。

    在既定的人群团体里，职业构成的形态极为多样，诸如：

    a）根据典型且安定的职业之一般发展的程度而定。决定性 的要素特别是：

    i. 需求的开发，

    ii. （尤其）工业技术的发展，

    iii. 大型家计的发展（为不自由的职业划分），或市场机 会的发展（为自由的职业划分）。

    b）根据经济行动里职业明细化或专门化的程度与方式而 定。决定性的要素特别是：

    i. 专门化的经济行动下的劳务所具有的市场状态——由购 买力所决定，

    ii. 资本财的处分权之分配方式。

    c）根据职业的持续性或变动的程度与方式而定。决定性的 要素特别是：

    i. 教育程度，此乃专门化劳务的前提，

    ii. 营利机会之稳定或变动的程度，而这又须视所得分配的 稳定性及其形态而定，另一方面则视技术而定。

    最后，对所有的职业构成而言诚属重要的因素为身份结构， 及其为某些需要熟练技术的职业所创造出来的与身份相联结的机 会与教育形态。

    当劳务至少要求一定程度的教育并且具有持续性的营利机会 时，方能成为独立且安定的职业之对象。职业可能是继承传统 （世袭）而来，也可能是出于目的理性（尤其是营利）的考量， 或者基于卡理斯玛的因素，或感情性、特别是身份性（“威 信”）利害的作用。原先，非个人莫属的职业，全都是卡理斯玛 （巫术）性格的，而其他所有的职业构成——只要有这么一种职 业分化现象稍现端倪的话——无不由传统所决定。非个人特属的 卡理斯玛资质，则是伙伴团体内部的传统训练对象，或世袭传承 的对象。不具严格卡理斯玛性格的个人职业，首先是在赋役制的 基础上出现于王侯和庄园领主的大家计里，其次则在流通经济的 城市里。不过，与此同步发展的，往往还有与巫术、仪式、圣职 的职业训练相关联的文书教育，和素负高贵评价的身份教育形 态。

    依据先前所说的，职业上的专门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持续性的劳务， 无论这是以赋役的方式提供给某个团体（例如王侯的家计或工厂），或 是提供给完全自由的“市场”。较为可能且常见的情形毋宁是：

    1. 职业专门化的无产劳动者仅仅是按实际需要而被雇用为临时劳动 力，而雇用者则为相对较为安定的群体中的

    （Ⅰ）家计型顾客（消费者），

    （Ⅱ）雇主型顾客（营利企业）。

    （Ⅰ）在家计的劳动方面：劳动者至少是被排除于原料生产之外， 也因此被排除于生产品的处分权之外。这又可区分为以下两种形态：

    a）“住宿佣工”（Stör），可能是纯粹游走四方的劳动者，或是虽然 居有定所，但在地方上一定的家计范围内巡回走访的劳动者。

    b）“雇佣劳动”（Lohnwerk），定居于自己的工场（或家内）为顾 客的家计而劳动。

    以上两种情况皆由顾客的家计提供原料，然而工具却是劳动者自己 占有的（刈草者自有镰刀、针线工自有针线、工匠自有形形色色的工 具）。

    住宿佣工可说是暂时性地被纳入消费者的家计行列里。

    相对于上述情况，毕赫称劳动者完全占有一切生产手段的情 形为“价格劳动”[27]。

    （Ⅱ）职业专门化的劳动者被营利企业临时雇用的情形：劳动者至 少是被排除于原料生产之外，也因此被排除于生产品的处分权之外。这 又可区分为以下两种形态：

    a）在不同雇主的不同职务上迁移劳动，

    b）在自己的家计里为某个雇主进行临时的或季节性的家内劳动。 a）的例子是从东欧地区移动到萨克森来的农业劳动者，b） 的例子为任何临时被补充到工场劳动的家内劳动者。

    2. 经济主体占有生产手段，情形也是一样，亦即：

    （Ⅰ）拥有者进行资本计算，并且部分地占有生产手段，特别是在 设备方面只是有限地占有，例如雇佣劳动经营（雇佣工厂）与（尤其 是）代工制工厂，前者早已存在，而后者则为晚近所常见。

    （Ⅱ）劳动者完全占有生产手段，又可分为：

    a）没有资本计算的小经营：若是为了家计，则为顾客价格劳动 者；若是为了营利经营，则为没有被剥夺生产手段的家内工业，因此也 就是形式上未受束缚，但实际上仅销售给某个独占性购买圈子的营利经 营；

    b）进行资本计算的大经营：为固定的购买圈子而生产。这通常是 （尽管并非总是）卡特尔的销售机制所造成。

    最后，必须确认清楚的是：

    （Ⅰ）并非任何的营利行动皆是职业性营利的一部分，

    （Ⅱ）同时并非任何的营利行动（无论如何频繁），在概念上必然 属于某种首尾一贯的、持续性的专门化。

    就（Ⅰ）而言，除了职业性的营利之外，尚有一时性的营利，例 如：

    a）将家内劳作的剩余部分拿出去交换的家内经济。同样地，还有 许多与此情形相当的大家计式的、特别是庄园领主的一时性营利交换。 由此出发，即可发展出一连串可能的“一时性营利行动”，诸如：

    b）年金收入者的一时性投机、非职业作者的一时出版论文或诗集 以及类似的近代现象，以至于因此而构成的“副业”。

    就（Ⅱ）而言，必须注意的是：在所有的一时性营利形态之间，总 是可以相互变换的，所以绝对是不稳定的，有时候即使是正常的营利行 动，和乞食、强盗、偷窃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变换的种种维持生存的形 态。

    除此，还有一些别具特殊地位的项目：

    a）纯粹慈善性的营利，

    b）非慈善性的（尤其是惩罚性的）设施之维持，

    c）合法的暴力性营利，

    d）通过暴力或欺诈的、破坏秩序的（犯罪性）营利。

    b）项和d）项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此处的关怀重点。a）在教权制 团体里所扮演的角色（托钵修道），以及c）在政治团体里所扮演的角 色（战利品），往往对其经济活动产生极为重大的作用。两者的特出之 处在于其皆为“经济之外的”。因而，此处实不宜再进一步加以分类。其 种种形态将于他处别有申述。基于部分（不过仅只于部分）类似的理 由，官职营利（包括亦为其中一部分的军官的营利）将于下面（第三十 八节）提及，不过，目的仅仅是为了“有系统地指示出”其作为劳动营利 的次类型的位阶罢了，而不是要深入追究其原由。因为，若要深究，那 么必得论及此一范畴所属的支配关系类型。

    二四 占有与市场关系的主要形态

    根据我们从第十五节到目前为止所推展出来的理论架构，技术性 的、在经营上的占有关系和市场关系，可真是层出不穷。

    实际上，在这些不胜枚举的可能性当中，只有某些个扮演着支配性 的角色。

    1. 在农地方面：

    a）移动耕作，亦即当地力竭尽之后即变更场所的耕作，此为部族 占有土地的家内经济，土地使用权——一时或永久地——为邻人团体所 占有，而个别家计仅一时地占有土地使用权。

    家计团体的大小，一般常见的无非是：ⅰ）大家族共同体，ⅱ）组 织化的氏族经济，ⅲ）大型的家族家计，或ⅳ）小型的家族家计。

    农耕之为“移动的”，通常仅只于耕作的土地，房宅的移动 不仅少见并且间隔的期间也长。

    b）定居耕作，（通常是）小型的家族家计拥有耕地、牧地、草 地、林地和水利的使用权，但受到马克共同体和村落共同体的规制。房 宅和庭园为小家族所占有，耕地、牧地（多半）、草地为村落共同体所 占有，林地则为马克共同体所占有。土地的再分配原先可能是按法律而 行，然而并未被有条理地贯彻下去，所以多半是徒具条文。经济大抵是 受到村落秩序的规制（原始的村落经济）。

    氏族共同体作为经济共同体的情形，毋宁是个例外（见之于中 国）[28]，一旦如此，即以理性化团体的形态出现（氏族的结合体 化）。

    c）土地领主制与人身领主制，包含领主的庄园以及依附其上的隶 农经营之劳务（实物财货与劳动）。土地本身和劳动者为领主所占有， 而土地的使用和劳动权则为农民所占有（单纯的庄园领主制实物给付团 体）。

    d）庄园领主制的或财政的土地独占，农民公社团体在连带的基础 上负担财政。因此，这是一种耕地共同体，并且，土地是根据规则而有 系统地一再重新分配，换言之，农民公社团体，而非个别家计，在连带 的租税负担上，被允许永久地占有土地；个别的家计惟有在重新分配的 前提下才一时地拥有土地使用权。经济行动则在庄园领主或政治支配者 的规制之下（前者为庄园领主的耕地共同体，后者为财政的耕地共同 体）。

    e）自由的庄园领主制，处于隶属地位的农民被当作定期金收入来 源的家计式利用，换言之，土地为庄园领主所占有，而经营的担纲者则 为ⅰ）部曲，ⅱ）分益佃农，或ⅲ）货币地租农民。

    f）大规模耕作地制，领主自由地占有土地与劳动者（被购买的奴 隶），并将此种不自由的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经营里的营利手段。

    g）财货经济，土地占有者为：ⅰ）将土地出租给大型的租佃者以 收取租金的地租收入者，或ⅱ）将土地作为营利手段的农业经营者。两 者皆利用自由劳动者，而劳动者的家计可以是自行负担或由领主所提 供，并且可能自行处理农业生产品或——极少数情况下——根本不自行 处置。

    h）庄园领主制之阙如，此即土地占有权在经营者（农民）手里的 农民经济。此种占有权实际上意味着：ⅰ）土地事实上仅仅是世袭而来 的，或者，ⅱ）相反的，土地是分割买卖的。前者典型见之于分散居住 和大农的场合，后者则见于村落聚居和小农的情形下。

    对e-ⅲ）和h-ⅲ）项而言，通常是以农地产物有着十足的地方性市 场机会为条件。

    2. 在工业与运输方面（包括矿业与商业）：

    a）家内工业，主要是作为不定期交换的手段，其次才是作为营利 的手段。这牵涉到：ⅰ）部族间的劳务专门化（部族工业）。从中（有 时候）又发展出ⅱ）种姓工业。不管哪种情形，原料来源的占有，因此 也就是原料的出产，方为首要的现象，至于原料的购买或雇佣加工业， 都是次要的。在ⅰ）的情形下，往往没有形式上的占有，而ⅱ）的情形 通常是氏族团体或家族团体世袭性地占有劳务明细化的营利机会。

    b）限定顾客的工业，以劳务的明细化提供给某个消费者团体，这 可能是：ⅰ）支配者团体（庄宅、庄园领主），ⅱ）伙伴团体（圣役制 的）。其中毫无市场营利可言。若是ⅰ）的情形，则为家计性的劳务结 合，有时是在领主的作坊内进行的工场劳动。若是ⅱ），则为世袭性的 （有时是可让渡的）占有劳动地位，提供劳务给被占有的顾客（消费者 团体）。罕见的后续发展形态，见诸以下两种特殊案例：

    Ⅰ. 劳务明细化的工业从事者，以下列形态（形式上不自由的）被 占有：

    1）作为领主的年金收入来源，然而也因此而（多半）成为实质上 自由的（尽管形式上不自由）、拥有顾客的生产者（年金奴隶），

    2）为了营利目的而劳动的、不自由的家内工业劳动者，

    3）为了营利目的而在领主的作坊中工作的工场劳动者（不自由的 家内工业）。

    Ⅱ. 为了财政目的的、赋役制的劳务明细化，这和种姓工业（a- ⅱ）是同一种类型。

    在矿业方面，形态也大致如此，亦即：使用不自由劳动者（奴隶或 隶农）的王侯或庄园领主的经营。

    在内陆运输方面，亦有相应的形态：ⅰ）庄园领主占有运输设备作 为年金来源，圣役制的劳务摊派给某些特定的小作农；ⅱ）伙伴团体规 制下的小型内陆商队，商品为其所占有。

    在海上运输方面，ⅰ）庄宅、庄园领主或贵族拥有船只，进行他们 自己的商业；ⅱ）以伙伴团体的方式建造及拥有船只，船长和船员都以 自营商的身份参与营运，来往于地区间的小商人也作为托运者加入他 们，所有的利害关系者共组分摊风险的结合体，严格规制商船队伍。以 此，所谓“商业”，无异于地区间的贸易，亦即运输。

    c）自由工业，以住宿佣工或雇佣劳动的方式，为不受限定的顾客 从事生产，原料为顾客（消费者）所占有，而劳动工具则为劳动者所占 有，若有设备，则为领主所占有（作为年金来源）或为团体所占有（以 供轮流使用）。若是以“价格劳动”的方式来进行生产时，原料、劳动工 具以及管理皆为劳动者所占有，若有设备，则（多半）为劳动者团体 （行会）所占有。以上，无论何种生产方式，典型的情况是：营利皆受 到行会的规制。

    在矿业方面，矿产为政治支配者或庄园领主所占有，以作为年金收 入来源；采矿权则为劳动者团体所占有；在行会的规制下，采矿不仅是 对矿主（作为年金关怀者）的义务，而且也是对矿产共同体（作为休戚 与共地依附于矿主，并与收益深具利害关系者）的义务。

    在内陆运输方面，船主与托运者组成行会，以确定旅次顺序并规制 营利机会。

    在海上航路方面，船只的分摊拥有、海上商船队和航商康曼达，都 是常见的。

    朝向资本主义的发展：

    a）企业家事实上独占货币经营手段，以作为预付劳动者的办法。 以此，企业家基于生产信用和对生产品的处分权而握有财货生产的管理 权，尽管劳动者在形式上仍然持续占有营利手段（在工业和矿业方面皆 如此）。

    b）企业家基于先前对市场知识的独占，因而占有生产品的贩卖 权。并且，根据被赋予的独占性（基尔特）团体秩序或政治力特权（以 年金或贷款来交换），因而占有市场机会与货币经营手段。

    c）附属于家内工业的劳动者发生内在的纪律化：企业家提供给他 们原料与装备。 特殊的情况则为：家内工业根据在财政利害和国民（生计维持的） 利害上所被赋予的特权，朝向合理的、独占性的组织化发展。劳动条件 的规制因营业上的特许而受到认可。

    d）在企业家占有整个物质性生产手段的情形下，发展出工场经营 的形态——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合理性的劳动专门化。在矿业方面，矿 物、坑道与装备等皆为矿主所占有。在运输上，造船企业落入大户的手 中。普遍的结果是：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

    e）生产经营朝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最后阶段：制造与运输的机械 化。其次是：资本计算。所有的物质性生产手段皆成为（“固定”或经 营）资本。所有的劳动力都变成“手（段）”。由于有价证券持有者的结 合体关系化而使得企业变质，因而管理者也与生产手段分离而在形式上 变成“官僚”，企业拥有者实质上则成为信用提供者（银行）的代理人。

    从以上的各个类型当中可以发现出各种实例：

    1. 在农业方面，类型（a）移动耕作，是到处可见的，但其下的家 族共同体和氏族经济，在欧洲只零星可见，但在东亚（中国）则为典 型。类型（b）村落共同体和马克体，是欧洲与印度的本土形态。类型 （c）约制性的庄园领主制，在各地皆为本土性的，而东方至今仍部分 存在着此种类型。类型（d）将土地有系统地不断重新分配给农民的土 地支配与财政支配，较着重于土地支配形式的是俄国与印度（在印度， 意思不同，指的是土地租金的转换），较着重于财政支配形式的是东亚 和近东—埃及。类型（e）小佃农经营的自由的庄园领主制，典型见于 爱尔兰，也出现在意大利、法国南部、中国和古代希腊化世界的东部。 类型（f）使用不自由劳动的大规模耕作地制，出现在古代的迦太基— 罗马、各殖民地和美国南部各州。类型（g）财货经济，在土地所有与 经营分开的形态上，英国属之，在土地所有者从事经营的形态上，德国 东部、奥地利某部分、波兰、俄国西部属之。类型（h）农民为所有者 的农业经济，见诸法国、德国南部与西部、意大利部分地区、斯堪的那 维亚诸国、甚至（有条件地）俄国西南部、特别是近代中国与印度（只 不过有所修正），都是本土自发性的。 以上这些（最终形态的）农业制度的高度多样性，只有部分能归诸 经济因素（森林开垦耕作和灌溉耕作的对比），其他就得归诸历史的命 运，特别是公共赋役和军事制度的形态。

    2. 在工业方面（运输和矿业制度方面资料尚不足以作全盘的说 明），

    a）类型（a）-ⅰ的部族工业，普遍可见。

    b）类型（a）-ⅱ的种姓工业，惟有在印度普遍可见，其他地方存 在的只是为社会所蔑视的（“不净的”）工业。

    c）类型（b）-ⅰ的庄宅式工业，存在于以前所有的王侯家计里， 最为显著的是埃及，而全世界的庄园领主制里莫不存在着此种类型。类 型（b）-ⅱ的圣役制工业，世界各处都有个别零星的例子（西方亦不例 外），只有在印度方为典型广布。特殊案例（Ⅰ）作为年金来源的人身 领主制，盛行于古代；特殊案例（Ⅱ）赋役制的劳务明细化，盛行于埃 及、希腊化世界、古罗马晚期，中国和印度有时也看得到。

    d）类型（c）的自由工业，作为压倒性类型的古典所在为西方中世 纪，并且仅此一处。尽管其他地方亦曾出现，尤其行会是普遍存在的 （特别是中国与近东）。然而，古代的“古典”经济里，此种类型却全然 付之阙如。在印度，种姓取代了行会。

    e）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上，西方之外的工业惟有类型b）是普遍 分布的。发生此种差异的道理，单就纯粹的经济因素是无法加以厘清 的。

    [1]Karl Bücher，“Gewerbe”，im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wissenschaften；以及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英译本（译自德文第3版，1900）：Industrial Evolution，trsl. S. Morley Wickoff（New York，1901）。 [2]韦伯此处是站在毕赫（Bücher）这一边，反对以史摩勒为主的 德国历史学派所倡导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参见 Schmoller，“Städtische，territoriale und staatliche Wirtschaftspolitik，”Jahrb. f. Gesetzgebung，Verwaltung u. Volkswirtschaft，Ⅷ （1884），4 ff. and Ⅱ（1904），668 ff.； Bücher，“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Industrial Evolution，op. cit.，pp.83-149。关于史摩勒与毕赫之间的争论，参 见Jb. f. G.，V. & V.，ⅩⅦ and ⅩⅧ（1893—1894）。——译注 [3]在前面第十五节里已明白指出关于“劳务分配”（最广义 的“分工”）形态的基本划分法，亦即（1）技术层面的劳务编派，与 （2）社会层面的劳务编派，这两大区分。以下第十六、十七节所处理 的即为技术层面，十八至二一节处理社会层面。所谓“技术的”与“社 会的”，韦伯并未特别加以说明。不过，就内容上看来，“技术的”层 面指的是工场或工厂的内部当中，劳动的分化与统合，而“社会的”层 面所指的则是包含个别工场或工厂在内并作为其构成要素的全体社会当 中，劳动的分化与统合。然而，所谓“技术的”应该不只是人与工具或 机器之间那种狭义的“工厂的技术性组织”，而是包括工厂内“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在内。——译注 [4]第五章并未写出，可参考第一篇第三章。——译注 [5]以下十八至二一节是关于“劳务分配的社会形态”的分类学。 在这个分类表之中又有诸如第二十节的注释中所列的：土地（农地）占 有的类型、矿山占有的类型、设备占有的类型、海运里的占有类型、作 坊与工厂的占有类型等个别项目。——译注 [6]所谓“对外全然是以单一的交易者姿态出现的连锁性大企 业”，是指借着卡特尔或托拉斯的形成而支配市场占有率、且价格与生 产量皆依己意操作的巨大企业连合体。因“独占”而进行市场统制（依 韦伯的用语即借着经济规制团体的形成所造成的市场规制），并非近代 资本主义所固有，中世纪的商人与职工团体即明显印证，这点韦伯也经 常提及；不过，此处已限定“进行内在的劳务专门化与劳务结合的营利 企业”，则显然是指近代资本主义里的现象。参见前述第八节。——译 注 [7]在印度村落里，“所有的手工业者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一种世袭 的劳工（Instleute），用英文术语来说，是在某种‘编 制’（establishment）下的一员，并非个人的奴仆，而是村落共同体 的仆役，世袭地拥有村落佃贷给他们的土地”（《印度的宗教》，第一 篇第八章，86—87页）。——译注 [8]demiurgoi一词原指古希腊的公共匠人（“为公众服务者”）， 至于他们真的是领取年金者，还是领取个人劳务报酬，尚有争议（参照 M. I. Finley，The World of Oddyseus，New York，1959，51 f.）。 韦伯通常是引印度村落的公共工匠为例：“凡手工业者、寺院僧侣、理 发匠、洗衣匠及其他村落中的手艺劳动者都居住于此（指村落园地， Wurt）。他们根据一种‘神意的’基础，对于他们的工作不支付工资， 除受土地或收获分额外，无其他报酬（郑太朴译，《社会经济史》，44 页）。” “圣役”（Demiurgie）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赋 役”（Leiturgie）。换言之，当上级团体向下级团体或个人课以劳务 义务，而这个上级团体并非“经济团体”或“从事经济行动的团体”， 而单只是“规制经济的团体”时，被课征的劳务义务即称之为“圣 役”。在此情况下，由于上级团体并没有本身的独立经济，课征劳务义 务的目的并不在于维持团体本身的家计，而是为了团体个别成员的需 求。——译注 [9]赋役制（Leiturgie）一词在古希腊雅典时代（公前四、五世 纪），指的是由富人（自愿或强制的）提供金钱或劳役来支持一些公共 事务的制度。例如“trierarchy”，是由富裕的市民提供资金来建造三 层桨的战舰（trireme），并须负担此战舰的一切开销（包括水手、修 补等）；另外如“choregia”则是提供酒神祭典所需的合唱团、戏剧 等。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被提名到的市民如果觉得还有人更有能力负 担，则可提出抗辩，对方可以接下此一职务，也可以拒绝，条件是必须 与被提名人交换财产，要不然就得诉诸法庭。此一制度后来为罗马所承 袭，例如被选为“市议员”（decuriones）者即需负担当地的公共支 出，并负责税收，不足则必须补齐。古埃及亦有类似制度。 Leiturgie（liturgy）中文辞典一般皆译为圣礼崇拜，此为后出之义， 此处译为“赋役制”。参见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 613；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p.1642。韦伯借用此一名词来说明 古代团体——包括家（household）、氏族、家产制国家或者像雅典那 样的古代城邦——解决其公共事务（即国家财政）所采取的手段。其特 点为实物贡赋及徭役，然而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其义务也各自不 同。——译注 [10]K. Rodbertus，“Zur 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Tributsteuern seit Augustus，” Jahrbücher f. Nationalök. u. Statistik，Ⅳ（1865）；另参照M. Weber，Economic History，p. 108。 [11]此为卡洛林王朝所施行的庄园管理条例，是中世纪的这类条例 中最著名者，一般认为是由查理曼所颁布（794或795）。另参照《支配 社会学（Ⅰ）》，95页。——译注 [12]Gutswirschaft是指由物财领主（Gutsherr）所经营的大农 场。自近代初期以来，庄园领主制在德国东西部各有不同发展。在西 部，领主的土地支配、人身支配和司法支配渐次式微，最后只剩光是收 取租税的地租领主制；在东部，情形正好相反，物财领主集土地、人 身、司法领主制之大权于一身，并未产生支配权分裂的现象，甚至更强 行没收农民的土地以扩大其领地。韦伯在《一般社会经济史要论》中， 曾举此种领主制农场为“资本主义的大经营”之例，这是就其生产物着 眼于市场的情况而言，若就支配形态而言，则与“资本主义的——近代 的”雇佣形态相去甚远。另参见《支配社会学》。 Instmann（复数为Instleute）是与上述物财领主订定雇佣契约、 领取实物报酬与些许土地、拥有家和主要农具而为物财领主的土地耕作 的农业劳动者。他们固然隶属于物财领主并与之有永续性的雇佣关系， 但亦不同于中世纪时处于人身支配之下的农奴，譬如他们有自己的家 庭，并且可以贩卖自己饲养的牲畜。韦伯在其早期著作《德国易北河东 岸的农业劳动者现状》中，所讨论的对象即是此种隶农。——译注 [13]中译文见《社会学的基本概念》，81—86页。——译注 [14]在罗马法里，惟有家长具有财产所有权，家长权服从者（家 子、奴隶）所取得的财产，全都归家长个人所有。然而事实上，在父亲 或主人的财产中，有特定的财产是委之于家子或奴隶来自由管理与收益 的。此一惯习自帝政时代以来即渐次受到法律的保障。此种委托给家子 或奴隶管理、收益（后来包括处分）的财产，称为特有财产 （peculium，merx peculiaris）。——译注 [15]狄摩西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希腊著名雄辩 家），在雅典有两个从他父亲手中继承过来的作坊。——译注 [16]H. Gummerus，Der römische Gutsbetrieb als wirtschaftl. Organismus nach den Werken des Cato，Varro und Columells（Leipzig，1906）. [17]genitium为西方中古时期一种大家族的形态。 [18]M. v. Tugan-Baranowskij，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Fabrik，trsl. B. Minzes （Berlin，1900）. [19]韦伯根据毕赫的用语而做出“雇佣劳动”（Lohnwerk）、“雇 佣劳动者”（Lohnwerker）与“价格劳动”（Preiswerk）、“价格劳 动者”（Preiwerker）的区别。两者共同的是皆为不从属于领主的自由 工人，以此，其与顾客的关系乃是根据“自由契约”且临时性的（非永 久性的）。他们没有固定资本，但拥有自己的工具。两者的不同之处在 于：雇佣劳动者是为富裕阶级而工作，产品多半并不供应市场，因而成 为顾客生产者；价格劳动者则反之是为多数的民众而从事生产，因而是 市场生产者。就此而言，价格劳动者这一方是较接近资本主义的形态。 ——译注 [20]“部曲”起于晚期罗马帝国，其身份介于自由农与农奴之间。 惟关于其确切性格，至今仍为西洋上古史学争论重点。参见A. H. M. 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Oxford，1964） Vol.Ⅱ，pp.795—803。类似身份之农民亦普遍见于中国中古时期（东 汉末至南北朝），当时称为部曲或佃客。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 拾遗·魏晋南北朝时的客和部曲》，124页。——译注 [21]所谓“家士”是指非自由人出身而被其主人用来担任重要家职 或军事职务者。他们因为工作的性质，无法参与直接的生产劳动，原则 上从主人那里接受土地（“服务领地”，Dienstland），由之得到收 入。因本非自由人，他们的任免或领地的收还，理论上主人可自由为 之。此点——与独立性强而出身自由人的封建家臣不同——是他们会被 任命为某些官吏的因素。无论如何，他们既被授予土地，即具有领主的 地位。当他们的主人是一国之君时，他们所担任的家职也可能包括“宫 宰”等最高的官职，因此地位逐渐升到一般自由人之上。到了十三世纪 左右，他们更明确地占有下层“贵族”的地位，所谓“骑士”大部分便 来自此一阶层。——译注 [22]Beunden是指在村落马克体的开垦规则（轮作、放牧权等）限 制之外的耕地，相对于一般的农地，它们是可以围起来的。领主所有的 圈地（Herrenbeunden）有专门的官员（Beundehofmann）来管理。—— 译注 [23]“大规模耕作地制，系以强制劳动来经营者。此种经营，专为 贩卖而劳动，所生产者为园圃生产物。大凡在征服的地方，征服者成为 领主阶级，同时有精耕的可能者，都可有此种经济发生。它是殖民地的 一种特征。”（郑太朴译，《社会经济史（上）》，104页）——译注 [24]所谓“年金庄园制”，是指庄园领主在土地支配、人身支配或 司法支配等各方面的消退，领主成为单纯的地租与年赋的受领者，而农 民实际上已获得自由。近代初期以来，德国西部地区的庄园制即走向此 种形态。——译注 [25]“纽伯瑞的杰克”，本名为John Winchcombe，16世纪的纺织 业者；他的大工场部分仍现存于纽伯瑞。参见W. J. Ashley，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Ⅱ（London，1893），p. 229 f.，255 f.。 [26]这部分仅有尚未完成的断简残篇。——译注 [27]以上区别，参见注19。 [28]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将这点视为中 国社会异于其他社会的决定性特征。——译注

    第四章 资本计算的合理性

    二五 劳务的计算可能性之条件：适应性、劳动熟练、劳动欲等

    Ⅰ.

    在三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团体当中，经济之外的动机扮演着重大的角 色（参见第二六节）。在此领域之外，实际进行的劳动（此处指一般意 义上的劳动）若要达到计算可能性的最适状态，则必须符合以下三大条 件：

    1. 最高的劳务适应性，

    2. 最高的劳动熟练，

    3. 最高的劳动欲望。

    就1.而言，适应性（不管来自遗传的素质，或受到教育和环境的影 响）只能够通过测试来加以确定。在流通经济体制下的营利企业里，这 通常是以“培训”测试的方式来进行。泰勒体系（Tylor-System）为的就 是要合理地达成此一目标。

    就2.而言，劳动熟练惟有通过理性的、持续的专门化，才能达到最 佳状态。至今，这仍然仅限于经验层次的劳务专门化，亦即出自节约成 本的观点（为了收益性，并且受限于此）。合理性的（生理学上的）专 门化方才开始（泰勒体系）。

    就3.而言，劳动的意欲和其他任何的行动类型一样（参见《社会学 的基本概念》第一章第二节）[1]，可以是各种不同取向的。不过，劳动 意愿（就实行自己本身的策略或其他管理者的指令，这个特定的意涵上 而言），要不是取决于自己对于结果的强烈的利害考量，就是取决于直 接或间接的强制力量——当劳动是在于实行他人的指令时，强制面毋宁 是较高的。所谓强制，可能是：

    1. 以肉体暴力或其他不利的方式进行的直接威胁，

    2. 当表现不能令人满意时，有失去职务的可能。

    由于第二种方式（对流通经济来讲是基本的）远为强烈地诉诸个人 的利害，并且要求根据成果（无论质或量）来自由淘汰（当然是从收益 性的观点出发），所以比任何直接的劳动强制更能达到（就技术上的最 佳状态而言）形式合理性的效果。其前提条件在于：劳动者与生产手段 的分离，以及劳动者竞相争取工资收入机会的事实，换言之，也就是对 拥有者之占有生产手段的强制保护。相对于直接的劳动强制，这是除了 再生产（家族）的顾虑之外，再将部分对于淘汰（根据适应性）的顾虑 转嫁到谋职者身上。除此之外，相对于使用不自由劳动，这也缩减了资 本的需求与资本的风险，并且更有可能加以计算，最后，通过大量的货 币薪资供给，也扩大了大众消费财货的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积极的劳动欲并不会因此而像不自由劳动那样受到阻碍。当然，当 技术的专门化走上极为单纯的（泰勒化的）单调劳动时，劳动欲自然会 被局限于纯粹对物质性薪资机会的追求。在此情况下，惟有采取凭成果 论工资（按件计酬）的方式，方能激发出较高的劳动欲。在资本主义的 营利秩序里，按件计酬的利得机会和被解雇的危机，乃是劳动意欲的首 要条件。

    在自由的、与生产手段分离的劳动的情况下，可以观察到以下诸事 项：

    1.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感情性的劳动意欲发生在劳务明细化 的形态下的机率，要比在劳务专门化的形态下来得高。因为在劳务明细 化的情形下，个别的劳务成果对于劳动者而言是确切可见的。其次，所 有讲求高品质的劳务本质上亦是如此。

    2. 传统性的劳务意欲特别是典型地发生在农业与家内工业里（一般 而言也就是在传统的生活条件下），其特色如下：劳动者对于其劳务的 考量，若不是以质和量上都已被定型化的劳动结果为取向，就是以传统 的劳动工资为取向（或者两者皆是），因此，很难合理地运用其劳动， 并且难以用绩效奖励（按件计酬）的方式来提高其效率。相反，经验显 示，对于主子（拥有者）的传统家父长制的关系，反而能维持高度的感 情性劳动意欲。

    3. 价值理性的劳动意欲典型地是出于宗教的考量，要不然就是因为 特定的劳动本身具有高度的社会评价。除此以外的其他诱因，根据经 验，都只不过是过渡现象。 劳动者对于自己家族的“利他主义式的”顾虑，乃是使劳动意欲带有 义务的典型要素，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Ⅱ.

    生产手段的占有，以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不管多么形式）， 乃是无限的劳动欲的最强烈来源之一。这就是农业的小经营，更正确地 说，小农地经营者（无论是小所有者，或是希望将来能够晋升为土地所 有者的小佃农）之所以异常重要的最终根源。此种土地所有形态的古典 所在是中国。在学有专精的、劳务明细化的手工业领域里，则以印度首 屈一指。其次，所有亚洲地区，以及西方中世纪时期，也不无同样的事 例。在西方，为了争取（形式上的）自行管理权而引发了最根本性的斗 争。小农民（往往如同园丁那样，所从事的是劳务的明细化，而非劳务 的专门化）将极大量的劳动剩余投注于经营当中，并削减自己的生活水 准以维持其形式上的独立自主，同时，将农业上无法拿来作营利用途的 东西，亦即，在大经营当中无法利用的副产品和各式各样的“废物”，都 拿来作家计式的利用。正因为这种欠缺资本计算，以及家计与经营合而 为一的情形，而使得其存在成为可能。根据一切可能获得的消息显示 （参照我在第24届德国法学会议上所发表的数字）[2]，农业上基于资本 计算的经营（在所有者自行经营的情况下），远比小经营更加敏锐地感 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

    在工业方面，相应的现象直到机械化及严格专门化的劳动结合的经 营时代，仍然持续存在。甚至到了十六世纪时，即使像“纽伯瑞的杰 克”那样的经营都可能（如同在英国实际发生的）径直被禁止而未严重 危及劳动者的利得机会。因为，将拥有者所占有的许多纺织机结合在一 个工场内而由劳动者个别加以操作，本质上并不会提升劳动的专门化与 结合，因此，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这绝不足以增加企业家作此打算的 机会，亦即能够借此确实地补偿愈来愈大的风险和工场成本。尤其是， 在工业里为设备投下大量资本（“固定”资本）的经营，不止像在农业那 样对景气循环相当敏感，而且还对任何行政或司法上的非理性（不可计 算性）——如同普遍发生在近代西方以外各地区的情形——具有最高程 度的敏锐性。分散化的家内劳动于此，正如同其与俄国的“工厂”的竞争 和其他各处的情形一样，仍然可以保有优势的地位，直到以下这样的时 代来临（甚至尚未导入机械动力来源和机器工具的时代）：为了充分利 用已扩大了的市场机会，而需求精确的成本计算和产品的规格化；随着 技术上合理性的装置出现（使用水力或马力的轧棉机），跟着也发展出 具有内在专门化的经营，而借此也才有机械马达和机器的登场。在此之 前，世界各处时而出现的大型工场经营，就算再度消失无踪，也不会对 所有参与者的利得机会产生任何重大的妨害，并且也不会迫切危及民众 的需求满足。直到“工厂”出现，情形才有所改变。不过，工厂劳动者的 劳动意欲主要是取决于将生计的风险转嫁于劳动者身上、因而连带产生 的异常强烈的间接强制（例证：英国的强制劳动所！），并且，持续不 断地指向所有制度的强制保证。这明白显示于当今此种劳动意欲的低落 ——由于革命破坏了强制力所造成的结果[3]。

    二六 与计算异质的劳务共同体关系：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因此也就是与计算异质的劳务共同体关系或结合体关 系，并非奠基于经济的最适值计算，而是奠基于直接被感受到的连带 感。因此，就历史所见，直到当今，此种形态仍旧是建构在根本是非经 济取向的心志态度的基础上。其主要类型有三：

    1. 家族的家共产主义——奠立于传统的、感情性的基础上，

    2. 军队的袍泽共产主义，

    3. （宗教）共同体的博爱共产主义。后两者（第2与3）主要是奠定 在特定感情的（卡理斯玛的）基础上。

    不过，共产主义的组织化经常又有以下三种形态的分别：

    a）恰与外界环境——采取传统的或目的理性的、也就是计算的劳 务分配的经济行动——相对立，此时，团体若非自立劳动，即是恰好相 反的纯粹仰赖资助（或者两者皆是）；

    b）作为拥有特权者的家计团体，支配着不包含在其团体之内的其 他家计，并且受到后者的自愿资助或赋役式的供养；

    c）作为消费者家计团体，与营利经营分离，但借着与营利经营建 立关系，亦即结合体关系，而从中取得收入。

    类型a）是基于宗教信仰的或具有某种世界观的共产主义经 济的典型（诸如逃离现世的或共同劳动的僧侣共同体、教派共同 体、乌托邦的社会主义）。

    类型b）是军国主义的（全然或部分）共产主义共同体的典 型（诸如男子集会所、斯巴达的同桌共食、利久立海的盗贼共同 体、哈里发奥玛的扈从团、各时代的战场上之消费的、部分而言 强征的共产主义）。同时，这也是权威主义的宗教团体里典型所 见的（巴拉圭的耶稣会州郡、印度和其他以托钵维生的僧侣共同 体）。

    类型c）是流通经济里所有的家庭家计的典型现象。

    这些共同体内部的劳动意愿和不管计算的消费，是非经济取向的信 念所造成的结果，并且，在第2和第3种类型里，多半是奠基于与“现 世”秩序对立和战斗的热情上。所有近代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它 们所谋求的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群众组织，必然要向其门徒诉之以价值理 性的论证，然而其宣传却必须仰赖目的理性的论证，但不论针对何者， 都必须基于特别是理性的考量，并且——和军国主义的、宗教的非日常 性的共同体关系化相反——也必须基于日常的考量。因此，这种共产主 义在日常情况下可能成功的机会，相较于非日常性的或主要是非经济取 向的共同体，可说是奠基于内在本质上迥然相异的条件上。

    二七 资本财与资本计算

    资本财起先典型地是以地区间或种族间被交换的商品为其萌芽形态 出现，而其前提条件（参见第二九节）则在于“商业”之与家计式的财货 生产分离。因为家计的自营商业（剩余品的贩卖）是不可能进行独立的 资本计算的。种族间所贩卖的、家族或氏族或部族工业制品，都是商 品，而其生产手段，倘若仍为自制品的话，只不过是工具与原料，而非 资本财。农民和庄园领主所贩卖的产品及其生产手段亦是如此——只要 其经济行动并非基于资本计算（不管是多么原始的形式）；至于资本计 算，在卡图（Cato）的著作里已具雏形[4]。举凡在庄园和庄宅的范围内 所发生的内部财货变动，连同生产品之时或发生的或典型内部的交换， 在在皆与资本计算经济背道而驰，这是不证自明的。庄宅（例如法老的 庄宅）所进行的商业即便本身不是纯粹为了内部的需求，亦即不只是家 计式的交换，而是部分带有营利的目的，但是若不能以资本计算为取 向，特别是在事先即以货币估算出获利机会，那么，就我们此处的术语 意涵而言，即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的。反之，四出行旅的职业商人却正是 如此，无论他们所贩卖的是自己的商品或基于康曼达契约的商品，或基 于结合体关系所推出的商品。在此，借着临时企业的方式，我们发现资 本计算与资本财性质的泉源。

    在人身领主和庄园领主制下被利用为年金来源的人（奴隶、隶农） 或各种设备，当然只是带来年金收入的资产罢了，而不是资本财，正如 同现今会给人带来年金与红利的有价证券（指的是那些以年金机会和一 时性投机为取向的私人——恰与营利经营资本之适时的投资于有价证券 相对反）。庄园领主或人身领主，凭借其领主权而从他们的隶属民那 儿，（作为义务贡租）取得并带到市场上的商品，在我们的术语里就叫 商品，而不是资本财，因为其中原则上（不只是实际上），并没有合理 性的资本计算（成本！）。相反，若是在经营中使用奴隶为营利手段 （尤其是当奴隶市场和典型的买卖奴隶存在的情况下），那么这就可称 为资本财。以无法自由买入和卖出的（世袭）子民为劳动力的赋役经 营，我们并不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经营，而只称之为带有被束缚劳动的营 利经营（关键还在于支配者也受到劳动者的束缚！），而不论其为农业 经营或不自由的家内工业。

    在工业领域里，“价格劳动”属于“小资本主义的”经营，而家内工业 则为被分散化的经营，事实上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的工场经营都是集权化 的资本主义经营。各式各样的住宿佣工、雇佣劳动和家内劳动，都只不 过是劳动形态上的区分，前两者被使用于雇主的家计利益，而后者被使 用于雇主的营利利益。

    因此关键并不在于经验事实，而在于实质的资本计算原则上 的可能性。

    二八 商业的概念与形态（Ⅰ）

    除了上述提及的各种明细化或专门化的劳务之外，在任何的流通经 济（通常甚至同时是一种受到实质规制的经济）里，还存在着将自己的 处分力卖给他人或将他人的处分力买入的交换媒介。发挥此种媒介功能 的，可能是：

    1. 经济团体的行政干部的成员，而其所获得的是固定的或按业绩等 差发放的实物或货币报酬。

    2. 伙伴团体，此种团体的产生，在于因应成员本身的买卖需求。

    3. 中介业者，作为营利职业，在于收取手续费而不是取得自己的处 分力。其法律上的形态甚为多样。

    4. 自营商业，作为资本主义的营利职业：当下买进，因为预期将来 会在有利可得的情况下再度卖出，或者将先前预期有利可图而买进的财 货于将来一定的期限前卖出。这可能是：a）完全自由地在市场上进 行，或者b）受到实质的规制。

    5. 强制商业，政治团体在持续规制下有偿地取用财货并且有偿地 ——无论自愿或强迫——出售。

    6. 职业性的货币提供或信用创造，以因应营利支付或通过信用提举 来获取生产手段，其对象可能是营利企业或团体（特别是政治团体）。 信用业务，在经济上，可能是用于支付的信用，或用于资本财之筹措的 信用。

    以上，第4和第5项（并且惟此两项）可称之为“商业”，前者为“自 由的”商业，后者为“强制独占性的”商业。

    类型1：家计性的，诸如王侯、庄园领主、修道院的“交涉 者”和“代理人”；营利性的，例如“售货员”。

    类型2：从事买卖的伙伴团体（包括“消费协会”）。

    类型3：掮客、代理商、货运商、保险和其他业务的“代理 人”。

    类型4：a）近代的商业，b）他律强制或自动协商下的分配 市场（向交易对象买进或卖出），特定种类商品的买卖，在某个 政治团体或伙伴团体的秩序规范下，对交换条件的实质规制。

    类型5：例如国家的谷物贸易独占。

    二九 商业的概念与形态（Ⅱ）

    自由的自营商业（类型4）——惟此一项是目前首先要加以讨论的 ——往往是“营利经营”，而绝非“家计”，并且因而在所有正常的情况下 （即使并非必然如此），是以买卖契约的形式来进行货币交换营利。不 过，这可以是：

    a）家计的“副业”；

    例如：特定的家计成员自负盈亏地贩售家内工业的剩余品。 假如担当这样经营的成员并不固定，那么就不能称作“副业”。 但是当特定的成员自负盈亏地惟此贩售（或购入）是任，那么即 属于类型4（尽管有所修正），倘若他是为全体成员负责，则属 于类型1。

    b）整体劳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借着自己的劳动整备（地方的） 需求满足。

    例如：挨户兜售者，以及类似的自负商品行旅的小商人—— 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地方的移动以寻求市场所在，因此在前文中 置于“运输”的项目里讨论。行旅的“康曼达商人”有时是转向 类型3的过渡形态。运输劳务是否为“首要的”，而“商业利 得”为次要的，或者恰好相反，是完全没定准的。无论如何，凡 属此一范畴者，皆为“商人”。

    自营商业（类型4）往往是在占有生产手段的基础上来经营的，尽 管其处分力可能是通过信用筹措而来。自营商人总是将资本风险当作自 己的风险，并且总是由于占有生产手段的缘故而占有利得机会。

    自由的自营商业（类型4）内部的明细化与专门化，可以从许多不 同的观点上来探讨。从经济的观点看来，目前最紧要的在于根据商人媒 介交易的两造属于何种经济类型来加以区分，亦即：

    1. 剩余品家计与消费家计之间的交易。

    2. 营利企业（“生产者”或“商人”）与家计——“消费者”，当然，包 括所有的团体在内，尤其是政治团体——之间的交易。

    3. 营利企业与其他营利企业之间的交易。

    第1类与第2类相应于“零售商业”的概念，意指：销售给消费者（而 不问从何购得），第3类相当于“批发”或“批售”的概念。

    商业的进行方式可以是：

    a）市场取向的，又分为ⅰ）消费者的市场，一般而言是将商品陈 列于市场上（市场小卖商业），ⅱ）营利企业的市场，商品可能面市 （大型市场商业），或不面市（交易所商业）。

    大型市场商业多半，虽不至于必然，是季节性的。交易所商 业同样多半，亦不至于必然，是常设性的。

    b）顾客取向的，换言之，在于供给固定的顾客，特别是ⅰ）家计 （顾客小卖商业），或ⅱ）营利企业，可能是生产者（批货商）、贩售 者（批售商）或其他“第一手”或“第二手”等盘商（中间批发商业）。

    若根据财货被贩售的地理关联，则可区分为：a）地区间的商业， 和b）地方商业。

    商业可以实质上决定，a）特定的销售者为其买方（批发制商 业），b）特定的购入者为其卖方（销售独占商业）。

    类型a）类似工业经营的批发制形态，并且多半正是如此。

    类型b）为实质上“被规制的”商业（第二八节类型4—b）。

    贩卖自己的财货自然是任何市场性营利经营的一部分，即使经营本 身主要是作为“生产者”。但是此种（生产者企业所进行的）贩卖，若没 有专门为贩卖而雇用的特定行政干部成员（例如售货员），亦即固定的 职业性“商人”劳务活动，那么就不是我们上述定义下的“媒介”。当然， 这当中仍存在着许多过渡形态。

    商业的计算到达以下这种程度时，就叫做“投机”，换言之，当其取 向在于：实现机会是“偶然的”，因此，被评断为“无法计算的”，亦即意 味着承担“偶然的风险”时。从合理性的计算到（此种意味下的）投机性 的计算，存在着相当流动不居的过渡形态，因为，任何针对未来的估 算，在面对无法预期的“偶然”时，皆难以客观地确定。因此，这种区分 也只不过是合理性程度的不同。

    商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劳务专门化与明细化，并未显示出任何 （异于其他范畴的）特殊现象。“百货公司”即相当于“工厂”，亦即将内 在的劳务专门化做最为充分的利用。

    二九 商业的概念与形态（Ⅲ）

    银行是指职业性的管理或供给货币的营利性商业经营形态。

    货币的管理可分为：

    1）为私人家计（家计存款，资产存放），

    2）为政治团体（对国家的现金出纳），

    3）为营利企业（企业存款，企业的现款估算）。

    货币的供给可分为：

    1）为家计需求：ⅰ. 私人（消费信用），ⅱ. 政治团体（政治信 用），

    2）为营利企业：ⅰ. 在对第三者的支付目的上（货币票据，转账或 银行汇兑），ⅱ. 作为顾客将来会到期支付的预借款，主要是票据贴 现，ⅲ.在资本信用的目的上。

    形式上，银行可以种种方式进行业务，亦即：

    1. 银行从自己的所有当中预借、预支或许诺支借货币，以应需求 （“活期账款”），无论有没有货币需求者的抵押或其他担保，

    2. 银行通过担保或其他方式，诱使他人来信用贷款。

    事实上，银行的营利活动一般说来目的不外乎：将本身借着信用所 贷来的资产再借贷出去以获得利润。

    银行可以从以下各方面取得信用贷与的款项：

    1. 从称重的贵金属库存，或从银行以信用取得的、现行铸币当局的 货币库存；

    2. 银行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证券（银行通货）或流通手段（银行钞 券）；

    3. 他人的存款，亦即私人因信任而贷予银行的货币手段。

    无论是基于本身的信用取得款项，或是自行创造流通手段，银行在 理性经营的情况下必然是以下述事项为第一要务，亦即借着“支付准 备”以达到“流通性”，换言之，手边必须准备好极为大量的货币现款以 应支付，或者与此相应地，限定清楚自己的信用流通期限，以便拥有应 付正常支付请求的能力。

    创造货币的银行（纸钞发行银行），通常（虽非总是）要遵守团体 （商人行会或政治团体）强制规定下的流动性规范。同时，此种规则通 常是以如下的目的为取向，亦即：尽可能维持住某个货币领域里一旦被 选定的货币秩序，以防止货币的实质效用发生变化，并且因此而确保家 计、尤其是政治团体、还有营利企业的（形式）理性的经济计算，以免 受到（实质）非理性的“干扰”；特别是，此种规制往往也致力于尽量维 持住本国的货币种类、在面对其他货币领域的货币种类时——借此，贸 易关系和信用关系得以存在或期望——的稳定价格（“固定汇率”“比 价”）。此种针对货币领域的非理性所采取的政策，科纳普称之为“支付 手段政策”（lytrische Politik）[5]。此一政策，在纯粹的“法治国家”（自 由放任主义的国家）里，是国家所可能采用的典型经济政策当中，最为 重要的一种。就其理性的形式而言，此种政策全然是近代国家所特有 的。

    关于中国的铜货和纸币政策以及古罗马的铸货政策，将在适 当之处提及。两者皆非近代的支付手段政策。惟有中国行会的银 行通货政策（汉堡银行通货政策的范本）[6]才合乎我们此处意涵 下的理性。

    所谓金融业务（Finanzierungsgeschäfte），是指业务之目的在于对 企业的营利机会行使带来利得的处分，而无论此种业务是由“银行”或由 其他机构来经营（诸如一时性的或私人的副业，或某个“金融业者”的投 机政策的一部分）。业务的进行方式可能是：

    a）通过对有价证券的营利机会的占有权之变更（“商业化”），直 接或借着c）项所提的“融资”企业而取得有价证券。

    b）通过有系统地提供（有时是拒绝）营利信用。

    c）通过强制向来互相竞争的企业相结合（无论是在必要的情形下 或出于期望），这意味着：

    ⅰ. 处于同一阶段的诸企业之独占性的规制（卡特尔化），

    ⅱ. 前此相竞争的各企业被独占性地结合于单一的支配之下，目的 在于淘汰收益性最低者（合并），

    ⅲ. 阶段相连续的专门化企业（并不必然是独占性的）相结合于一 个“组合”，

    ⅳ. 借着有价证券的操作而使众多企业听命于某个支配中心（托拉 斯化），并且（出于期望）有计划地创设出目的在于利得或纯粹只是为 了权力的新企业（金融的支配）。 “金融业务”当然往往是由银行来经营，并且通例而无可避 免地要借助于银行。不过，操支配大权的往往是证券商（像 Harriman），或从事生产的个别大企业（Carnegie），同样地， 在卡特尔化的情形下则为巨型企业（如Kirdorf等），托拉斯化 时则为个别的“金融业者”（如Gould，Rockefdller， Stinnes，Rathenau）。详见下文。

    三十 资本计算的最高形式合理性的条件

    生产企业若要达到资本计算之形式理性的最高点，则必须符合下列 的前提条件：

    1. 所有者完全占有一切物质性的生产手段，并且，市场上完全没有 营利机会被形式上占有的情形发生（财货市场的自由）。

    2. 所有者可以完全自主地选择管理人，亦即，管理上完全没有形式 占有的情形发生（企业的自由）。

    3. 完全没有劳动者占有劳动地位和营利机会的情形，反之，所有者 占有劳动者的情形亦付之阙如（自由劳动，劳动市场自由及劳动者筛选 的自由）。

    4. 完全没有实质的消费规制、生产规制与价格规制，也没有其他限 制交换条件之自由协定的秩序存在（实质的经济契约自由）。

    5. 技术性的生产条件具有完全的可计算性（机械性的合理技术）。

    6. 行政秩序与法律秩序的功能运作具有完全的可计算性，并且，一 切协定都有来自政治权力的可靠且纯粹形式的保证（形式理性的行政与 形式理性的法律）。

    7. 经营及其（成败）命运尽可能彻底地与家计和资产的运势相分 离，特别是，资本装备与资本关联要清楚彻底地与所有者的资产装备和 资产的继承关系分别开来。一般而言，此一条件将可为下面这些大企业 带来形式上的最适状态：1. 原料加工业、交通业和矿业，如果它们是采 取公司的形态，并且股份可以自由让渡而资本无关个人责任地受到保 证；2. 农业，如果是采取（比较上）长期大规模租借契约的形态。

    8. 货币制度具有最大可能程度的形式理性。

    只有少数几点必须加以说明（尽管这几点前面已经提过）。

    1. 关于第3点：对于劳动者的处分权，不自由劳动（尤其是 完全奴隶）比起以薪资来雇用劳动，提供了形式上较无限制的空 间。只不过，a）拥有活生生的人所必须投入的资本需求额，亦 即购买奴隶并供养他们的投资额，要比雇用劳动来得大，b）活 人资本的风险，特别的非理性（这是因为要面对各种非经济性的 情境，尤其是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达到最高点），c）由于奴 隶市场及相应的奴隶价格波动不定，因此奴隶资本的投资负债计 算是非理性的，d）同理，奴隶的补充与募集（尤其是在政治条 件下）也是非理性的，e）当奴隶被允许拥有家庭的情况下，使 用奴隶的成本必然大为增加，因为必须给养他的妻子又扶养他的 小孩，然而往往又无法合乎经济理性地用之为劳动力，f）奴隶 劳务的充分利用，惟有在不允许奴隶成家和无情的训练之下，方 有可能，不过如此一来，又加大了d）所提示的非理性的程度， g）将奴隶劳动使用在必须具备高度自我责任和关系自我利害的 工具与设备上，经验显示是不可能的，h）不过尤其重要的还在 于：筛选的不可能，换言之，依测试而雇用，以及因应景气的衰 退或个人的不中用而予以解雇，是不可能的。

    奴隶经营惟有在下述情况下方为有利可图：a）可以很便宜 地畜养奴隶，b）奴隶市场稳定地提供货源，c）农业生产上采取 大规模耕作地制，或工业上仅限于极简易的操作。此种利用方式 的最重要几个例子是：迦太基和罗马的几个殖民地、北美的大规 模耕作地制农场以及俄罗斯的“工厂”。奴隶市场的枯竭（由于 帝国的和平化）造成古代大规模耕作地制的萎缩；北美也基于同 样的情况而趋向不断地寻求便宜的新土地，因为除了奴隶成本之 外已无法同时再支付土地租金；在俄国，奴隶工厂几乎无以招架 Kustar（家内工业）的竞争，而且根本竞争不过自由的工厂劳 动。早在奴隶解放之前，就不断地有诉请准许解放劳动者的呼 声，而随着自由工场劳动的引进，奴隶工厂也就瓦解了。

    在薪资劳动者的雇用方面，a）资本风险与资本花费较小， b）再生产与养育子女的负担全都落在劳动者自己身上，他们的 妻儿也必须自行“寻觅”工作，c）因此，在解雇威胁下使劳动 的效能有达到最适值的可能，d）也能够根据劳动能力与劳动意 欲而进行筛选。

    2. 关于第7点：在英国，具备资本计算的借地经营与限嗣继 承的土地所有相分离绝非偶然之事，而是当地数百年来（由于农 民保护之阙如——岛国环境所造成）自行发展的表现。土地所有 与土地耕作一旦结合，将使土地转化为农业的资本财，这不但会 升高资本需求额与资本风险，而且有碍于家计与经营的分离（继 承财产形成经营所必须承担的负债），也限制了经营者运用资本 的自由，最后则为资本计算导入种种非理性的因素。因此，就形 式而言，土地所有与农业经营的分离提高了资本计算经营的合理 性（此一现象的实质评价当然又是另一回事，而评价的结果又随 着价值观点之不同而千差万别）。

    三一 “资本主义的”营利取向之典型方向

    “资本主义的”（换言之，在合理性的情况下：合乎资本计算的）营 利取向有着种种相互不同的典型方向：

    1. a）以借着自由交换（形式上并非强制的，实质上至少相对而言 是基于自由意志的），在市场上持续地买入卖出（“商业”）的收益机会 为取向，b）以运用资本计算的持续性财货生产经营里的收益机会为取 向。

    2. 以下面各种营利机会为取向：a）在不同种类的货币上做交易或 投机，承接各式各样的支付业务和创造各种支付手段；b）职业性的信 用授予，（ⅰ）或为消费目的，（ⅱ）或为营利目的。

    3. 以政治团体或政治取向的团体或个人之掠夺性的营利机会为取 向，例如战争资金或革命资金的筹措，或借着贷款和供给对政党首脑的 融资。

    4. 以依恃暴力的、政治权力所保证的支配而进行的持续性营利之机 会为取向：a）殖民地的营利（借着强制供输或强制劳动的大型耕作地 制而进行的营利，或借着独占性和强制性的商业来营利），b）国家财 政的营利（借着承包租税和承包官职来营利，无论是在本国或殖民 地）。

    5. 以提供政治团体非日常性需求的营利机会为取向。

    6. 以下列的营利机会为取向：a）在规格化的商品或有价证券式的 企业股票上，做纯粹投机性的交易；b）执行公共团体之持续性的支付 业务；c）将有价证券出售给募集而来的投资者，以此方式而对企业的 创设进行融资；d）在获取致利的营利规制或获取权力的目的下，对资 本主义企业和形形色色的经济团体进行融资。 第1和第6项大多是西方所特有的。其余几项（2—5项）数千年来即 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不管是交换的可能性和货币经济（第2项）或货 币融资（3—5项）。作为营利手段，这几项在西方很少具有如其在古代 那样显著的重要性，除了某些地区和短暂时期（尤其是战时）。在大地 出现和平化的地方（如中国和罗马后期那样的统一帝国），这些类型无 不萎缩，只有商业与货币业务（第2项）以资本主义的营利形态留存下 来。因为，政治性的资本主义融资无处不是a）国与国之间权力竞争的 产物，以及b）因此而来的资本竞争的产物——这些资本本来就在彼此 之间自由流动。直到统一的帝国出现才为此画下休止符。

    就我记忆所及，此一观点迄今就数普伦格（J. Plenge）表 达得最为清楚（参见其《从贴现政策到货币市场支配》）。前 此，只有我的一篇论文《古代农业情况》提及[7]。

    惟有西方认知了具备固定资本、自由劳动、理性的劳动专门化与劳 动结合、纯粹流通经济的劳务分配、并且建立在资本主义营利经济基础 上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换言之，只有在西方，我们发现到形式上纯 粹自愿的劳动组织的资本主义形态（作为广泛大众之需求满足的典型与 支配形态），以及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和有价证券持有者之占有企 业。惟有在此处才有公债（出之以发行定期金证明的形式）、商业化、 发放业务与融资业务（作为理性经营的对象）、商品与有价证券的交易 所买卖、“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以及作为营利经济上之合理组织来 进行企业化财货生产（而不只是贩卖）的独占性团体。 此种差异需要说明，但此项说明不能仅仅基于经济的理由。前述第 3—5类型在此将总括为“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下面的整个论述也特别 是在于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而言，目前所能指出的只有下列几点： 1. 显而言易见地，举凡以政治为取向且提供此种营利机会的事情， 就经济观点而言，换言之，就以市场机会（亦即家计的消费需求）为取 向的角度而言，都是非理性的。 2. 同样，纯粹投机性的营利机会（2a、6a）和纯粹的消费信用（2b —ⅰ），从需求满足和财货生产之经济行动的角度而言，也是非理性 的，因为两者皆取决于偶发性的拥有机会或市场机会，而企业创设机会 和融资机会（6b，c，d）有时候也是如此，不过，倒不是必然如此。 近代经济的独特之处，除了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之外，就数（1） 货币制度的样式，及（2）企业股份借着有价证券的方式而商业化的形 态。两者的特色有必要再加以说明，首先，从货币制度开始。

    [1]参见顾忠华译，《社会学的基本概念》，52页。——译注 [2]这是韦伯在关于是否应为小土地所有者的耕地诉请法律保护的 议题上所作的备忘录（Deutscher Juristentag ⅩⅩⅣ 1897），Verhandlungen，Ⅱ，pp.15—32。 [3]此处所说的革命是指德国在一次大战战败后，于1918年建立共 和政体的革命。——译注 [4]卡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 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雄辩家，历任执政官与监察官。韦伯此处所指的 是他所著的《农业论》（De agricultura），在其中，他描述了葡萄 酒、橄榄油、水果与放牧等等的农业经营，尤其是为贩卖而生产的“资 本主义经营”的方式。另参见韦伯所著的《古代农业情况》 （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1909），pp. 243—248。——译 注 [5]此处所谓的“支付手段”即货币。科纳普在其《货币国定论》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当中提出货币的“支付手段理 论”（Lytrologie），此即韦伯此处用语的根源。“lytrisch”一词源 于希腊文“lytron”，意指支付手段，特别用以指和支付有关的或规制 支付工具的机构或机关。 此前的货币学说认为货币的价值在于作为素材的金银等金属本身的 价值，而科纳普的理论要旨则在于说明货币的价值乃是其作为支付手段 而为社会所承认的事实。以金属块因称重而被使用为货币的历史事实为 起点，货币金属论者主张货币单位所根据的乃是金属本身的价值，并 且，从称量货币转移到铸造货币，原因不过是支付的便利，上述情况并 无基本改变，即使从铸货转移到纸币，也不过是兑换受到保证而已，亦 不动摇上述主张。然而，在科纳普看来，即使在金属称量制下，倘若国 家选定了异于此前的金属作为货币，那么货币价值即与以前的金属分 离，并且，铸货若因磨损而未具备实质价值时，以及进一步以纸而非金 属来当作证券时，这些铸货与纸币皆是以被指定的面额而通行。这在在 说明了货币乃是名目上的支付记号（Zahlmarke）这个事实。总之，科 纳普的结论是：货币乃是通过国家的法制来保证其通用力的、名目的支 付手段。——译注 [6]韦伯认为中国提供了汇兑银行的范例，其方式是商人在确定重 量单位后，先将银两寄存钱庄，然后在清结债务时，用钱庄的票据支付 给对方。因此这种银行货币是以商人存入钱庄的贵金属为准备金，作为 对于和钱庄有往来的人的专用支付手段。虽然这只是一种并不经营信用 业务的汇兑银行（Girobank），但韦伯视此为银行纸币的起源处。关于 银行通货本位制的成立与发展，以及中国是否为其起源范本，详见《经 济与历史》，147页；有关汉堡的银行通货（Hamburger MarkBanko），详见《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译注 [7]J. Plenge，Von der Diskontpolitik zur Herrschaft über den Geldmarkt，Berlin，1913；M. Weber，“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 Handwä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3. Aurl. Bd. I，1909.

    第五章 货币制度

    三二 近代国家的货币制度与货币种类：无限制通货

    1. 近代国家

    a）彻底地通过法律独占货币秩序，

    b）几乎毫无例外地独占货币制造（货币发行）——至少就金属货 币而言。

    1. 这两种独占起先完全是基于纯粹国家财政的因素（铸币 利差和其他铸造利得）。因此，禁用外国货币（此处姑且不 论）。

    2. 货币制造的独占直到当今未必各处皆然，例如不来梅 （Bremen）直到货币改革（1871—1873）前仍使用外国货币为无 限制通货[1]。

    进一步，近代国家

    c）随着租税和国营企业的重要性愈来愈高，于是借着国家本身的 财务或借着以国家预算来经营的财务（两者统称为“统治的财务”）[2]， 而成为：i. 最大的（社会）支付收受者，和ⅱ. 最大的支付承担者。 若撇开a）和b）不谈，就c）而言，由于国家在金融上举足轻重的 地位，因此国库对于货币的态度便成为货币制度的关键所在，尤其是针 对以下的问题：何种货币是国库事实上（“统治业务上”）—ⅰ）能够使 用，也就是能够付出的？ii）何种货币是强制公众作为法定货币的？此 外，何种货币是国库事实上（统治业务上）—ⅰ）接受的，ⅱ）全然或 部分拒绝的。 部分拒绝的例子是纸币——当关税支付所要求的是金子时； 全然（至少最终）被拒的例子诸如：法国革命时期的阿西尼亚纸 币（Assignaten）[3]、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同盟各州的货币、 太平天国之乱时期中国政府发行的货币[4]。 货币若为法定的（legal），那么将可以定义其为：任何人——因此 也包括（并且尤其是）国库——皆“有义务”要接受与给付的“法律上的 支付手段”，不管是在一定限度内或是无限的。货币若为统治的 （regiminal），那么其定义为：国库所接受与强制的货币——国库强制 的货币特别称之为法定的强制货币。 “强制”的发生，可以是：

    a）基于既已存在的法律权限，为的是要达到本位政策的目的，例 如停止银币铸造后（其实，如众所知，并没有成功！）的塔勒（Taler） 与五法郎银币[5]。

    b）因为无力以其他的支付手段来支付，如此则导致下列情况：

    i）必须借着既存的法律权限来开始国定化使用此种货币的局面，

    ⅱ）创制一种形式的（法律的）权能以强制使用新的支付手段（这 是朝向纸币本位的发展多半必须采行的措施）。 在最后这一种情况下（b—ⅱ），事情的发展通常是：迄今所用的 （法律上或事实上）可兑换的流通手段，无论前此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强 制力，但今后则成为被有效强制且事实上不可兑换的纸币而继续通用。 国家可以在法律上指定任何一种对象为“法定的支付手段”，以及指 定任一种钞券对象为意指“支付手段”的“货币”。对于这些支付手段，国 家可以设定任意的价值交换率，并且就流通货币而言，设定任意的本位 关系。

    法定货币制度的某些形式上的骚动是国家很难以防止或根本无能为 力的，诸如：

    a）就管理货币而言：伪造——多半是非常有利可图的；

    b）就一切的金属货币而言：

    ⅰ）将金属拿来作货币之外的用途——当金属原料的制品拥有很高 的价值时；特别是当此种金属处于不利的本位关系时（见ⅲ），情况更 是难以避免；

    ⅱ）金属货币流出到具备更有利的本位关系的其他地方去（当其为 流通货币时）；

    ⅲ）法定的本位金属提供于货币铸造——与无限制通货（铸币或纸 币）相较之下，当金属货币的比价被压低设定且低于市场价格时。 当流通手段的兑换被停止时，名目金属与纸币的比价若是以等同于 相同面额的名目纸币来设定时，往往是不利于金属货币的，因为正是在 无法以金属货币来支付时，才发生兑换停止的事。

    多种金属流通货币之间的本位关系，可以借着下述方式来决定： 1. 根据个别情况下与国库之间的交换价率（自由平行本位制）， 2. 根据定期性的价率评定（定期价率的平行本位制）， 3. 根据永久的法定兑换率（复金属主义，例如：双金属本位制）。

    第1与第2项下，通常只有一种金属是统制性与有效的本位金 属（中世纪时是银），其他则为与国库行情比价下的商业通货 （Friedrichsd’or，Dukaten）[6]。彻底区分各种流通货币的特 殊使用性，在近代的货币制度里是罕见的，但从前却是所在多有 （如中国、西方中世纪）。

    2. 将货币定义为法定的支付手段与管理（支付手段）的产物，就社 会学角度而言，是未尽其义的。此一定义（用科纳普的话来说）是 从“有债务存在的这个事实”开始[7]，特别是对国家的租税负债与国家的 利息负债。就债务在法律上的履行而言，重要的是货币名目的恒定维持 （尽管货币材料在其间有所变换），或者，当名目变更时，更要顾及货 币之“历史定义”的原则[8]。现今，个人已超乎此而视货币名目单位为其 货币名目收入的一定比率部分，而不是钞券式的铸币或纸币。 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及行政干部在其实际的（统治的）活动上，真正 于形式上支配住在其支配之下的货币领域里的有效“通货”。 我们假设这是国家拥有现代行政手段的情形。例如中国就一 直不曾如此。在中国古代，“中心支付”与“中心收 受”（“从”国库支出和支付“到”国库）[9]在整体流通量上是 微不足道的，即使到晚近，中国似乎也还是无法让银成为金本位 下的限定货币（Sperrgeld）[10]，因为政府的权力手段并不足以 对付当时确实已经流行的滥铸。 然而，问题不止牵涉到（既存的）债务，同时也牵涉到债务实际上 在未来偿还时的交换与契约重订。不过，也因此而直接导致使货币成为 交换手段的取向（见第六节），换言之，也就是以货币在将来被不特定 的许多其他人取用为（在或许是预估的价格关系上）、交换人们所认为 的特定或非特定财货的可能机会为取向。 1.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以这样的机会为主要取 向，亦即对国家或私人的紧急债务可以用营业额来清偿的可能机 会。不过，此处我们姑且置之不论，因为这只发生在“紧急情 况”下。 2. 正是在这一点上，科纳普的《国家货币论》显现出其不 足之处，尽管在其他方面他的论述是完全“正确”又十足精彩且 具深远的根本价值。 进一步，国家本身之需求货币——不管是从租税或从其他方面收取 而来——不只是作为交换手段，而是往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以货币来 支付债务利息。不过，国家的债权者所真正想要的是利用货币为交换手 段，并且因此而追求货币。而国家本身对货币的需求几乎总是，有时甚 至一直是仅仅以之为将来在市场上（相应于流通经济的方式）满足国家 效用需求的交换手段。因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这个属性，尽管在概 念上确实有加以厘清的必要，然而此一性质终非是那么紧要的。 根据其与市场财货相较下所得的评价，货币对于其他特定财货的交 换机会，称之为实质的效用（1. 相对于其作为支付手段的形式的、法定 的效用，2. 相对于其作为交换手段且因形式上的使用而往往发生的法律 强制力）。原则上，作为一种可确认的事实，“实质的”评价惟有在下面 两种情况下才会产生：1. 相较于特定种类的财货，2. 每个人基于货币对 他自己的边际效用（依其所得而定）所做出的评价。此种评价——同样 对个人而言——自然会随着个人所能够处分的货币数量的增加而有所变 化。因此，首先，对货币发行当局而言，货币的边际效用会往下低落， 特别是（而不只是）当其创造出管理货币，并且用以作为“中心支付”时 的交换手段或强制使之为支付手段；其次，对国家的交换伙伴而言，由 于其意下的价格上扬（相应于国家行政当局之下滑的边际效用评价）， 致使货币大量落入其袋中。以此，在他们当中形成的“购买力”——换言 之，对这些货币拥有者而言如今更加滑落的货币边际效用——可能反而 造成他们在进行购买时更加上扬的价格，等等诸如此类。相反，如果国 家“回收”部分岁入时的钞券，换言之，不再流通使用（并且销毁），那 么相应于其货币库存量下降而使得边际效用评价上升的结果，国家必然 要紧缩其岁出，并且因而适当地调降其供给价格。如此一来，结果刚好 相反。因此，就流通经济而言，特别是（当然不只是）管理货币便有可 能在个个货币领域里产生出价格变动的作用。 至于是哪些财货，以及变化的缓急，此处姑且不予讨论。

    3. 普遍说来，在本位金属的筹措上，举凡价格的滑落和供给的增 加，或者反过来，价格的上扬和供给的缩小，若有任何的变动，都会对 所有具有流通货币的国家造成类似的结果。金属的货币使用和非货币使 用之间，有着紧密的依存关系。然而，非货币使用会对货币评价产生决 定性影响的惟一情况，就是铜货（在中国的情形）。若是金，那么很明 显地，只要金是作为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11]，并且一如现今的情况 那样，作为主流商业国家的货币领域里的流通货币，那么其价值即等同 于扣除了铸造成本后的名目金币单位。银的情况在过去也是如此，而现 在若仍保有金一样的地位，则亦可能如此。 某种金属，若其本身并非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然而却是某些货 币领域里的流通货币，那么自然会享有和这些领域里的名目货币单位相 同的评价——不过，此一货币单位本身却会相应于附加费用与流通量， 以及因应所谓的“国际收支”（Zahlungsbi Lanz）[12]，而在其本位相互间 的关系上发生（“泛轴式的”）变化[13]。 最后，倘若贵金属普遍被用来铸造规制下的（亦即有限的）管理货 币，不过并不是流通货币（而是限定货币，详见下面几段），那么此种 贵金属的价值便会全然根据其非货币的评价而被断定。问题总是在于： 这样一种贵金属的生产是否有利可图，以及有利到什么程度？如果它被 完全非货币化，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变成：根据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所 评估出来的货币成本，和非货币的需求之间，关系如何？相反，如果普 遍被用来作为流通货币和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那么问题主要便在于 其成本和货币需求间的关系。最后，如果被长期地使用为特殊的流通货 币或管理货币，那么这样的“需求”是否十足地超乎其以本位相互间的支 付手段来表示的成本，便成为评价的关键所在。若仅作为特殊的流通货 币使用，长期而言，这样的局面不太可能出现，因为特殊的流通货币领 域相对于其他货币领域的汇兑率，长期看来是往下滑落的趋势。这情形 只有在完全闭关自守的情况下（从前的中国和日本，现在则为因大战而 事实上相互断绝往来的各国），才不会影响到国内的价格。同样地，若 仅使用之为受规制的管理货币，那么此种被牢牢限制住的、使用为货币 的机会，只有在铸造率非常高的情况下，才会（对该金属的价值）扮演 决定性的角色，然而，基于同样的道理，其结果，和上述使用为特殊货 币的自由铸造情形，大同小异。 对货币金属的整个生产和（货币性或非货币性的）加工的独 占（在中国一度实现过），是理论上的极端情况，即使在有许多 货币领域相竞争以及使用雇佣劳动者的情况下，这也不比或许是 想象中的那样可以开创出什么新的展望。因为，假使所有的中心 支付都采用此种金属，那么限制铸币或国库进行高度兑换的一切 努力（想必会获致相当大的利得），也只是得到同样的结果，就 像在中国高度的铸币利差下所展现的情形。首先，与金属相较之 下，货币非常“贵”，所以（使用雇佣劳动的）矿业生产就变得 非常不划算。随着铸币限制的逐步增高，则反而出现“逆通货膨 胀”（KontraInflation，Kontration）的作用，而此一过程 （如中国那样有时导致全盘的铸币自由化），甚至演变成货币代 替品的出现和实物经济（就像中国实际发生的情形）。即使在流 通经济继续维持下去的情况下，支付管理手段，就长期而言，基 本上亦无它法可循，尽管“自由铸造”是合法的——只不 过，“营利的”经营方式不再是上选的途径，其中的意义下面再 谈。另一方面，全然社会化之处，“货币”问题并不存在，而贵 金属亦不为生产对象。

    4. 贵金属之所以占有正规本位金属与货币材料的地位，纯粹是由于 其作为装饰品、并且因此而成为典型的赠品之机能的历史因素，不过， 除了纯粹技术性的缘故之外，此一地位尚取决于其特别是依称量而作为 交换财货的特质。贵金属至今仍能保有此种机能并非自明之理，而是另 有重要的诱因，因为当今任何人在支付超出一百马克（以战前的本位货 币计）时，平常都会以钞券来作为支付手段（尤其是银行纸币），并且 希望收到的是此种支付手段。

    5. 在所有的近代国家里，钞券的发行不仅受到法律的规制，并且为 国家所独占。国家可能自行来经营，或者交由某个（或某些）国家赋予 特权的发行所来进行，但必须服膺于国家的规范监管之下（钞券发行银 行，Notenbanken）。

    6. 统治的无限制货币（regiminales Kurantgeld）是指国库实际上总 是强制发行的货币。另一方面，事实上不为国库所强制者，相反的是在 私人相互间的交易上根据形式法律而被确立的本位货币，此乃辅助的本 位货币（akzessorisches Währungsgeld）。凡是在私人交易里惟有达到法 规上的某种最高额度时方才确立者，称为限制货币 （Scheidegeld）[14]。

    以上的术语是承接科纳普的概念而来。以下所述更是如此。

    “确定的”（definitiv）货币是指统治的无限制货币，而“暂定 的”（provisorisch）货币则是指所有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窗口）有效 地变现或兑换成前者的货币[15]。

    7. 长期而言，统治的无限制货币自然同样必须是有效的货币，而不 是自外于此种条件的“官方的”、单只于法律上通用的无限制通货。然 而，如先前所说的（第六节），“有效的”无限制通货要不是1）自由的 流通货币，就是2）非规制性的管理货币，或是3）规制性的管理货币。 国库在进行支付时并非完全依照自由意愿，换言之，一以对其而言似乎 是理想的货币秩序为取向，而是取决于1）其本身的财政状况，2）有力 的营利阶级的利害。

    依其票面形态，有效的本位货币可能是：

    A. 金属货币。惟有金属货币才可能是自由流通货币。然而并非必 然是。

    Ⅰ. 金属货币之为自由流通货币，是当支付手段管理当局将各色质 量的本位金属铸造成货币或将之转换成票面硬货（铸币）时，换言之， 当素材价格制（Hylodromie）成立时[16]。然后相应于良质本位金属的种 类而得出支配性的金、银或铜之类的有效的自由流通本位货币。支付手 段管理当局是否能让素材价格制有效地运作下去，并非一意孤行即可成 事，而是要取决于人们是否对铸造货币有兴趣。 a）素材价格制的维持可以是“官方的”，而不计其是否为“有效 的”。在下述的情况下，素材价格制即为官方所维持的但并非有效的： aa）当多种金属被制定交换价率的、法定的素材价格制存在时（复 金属制），不过，此时其中的某种（或某些）金属的官方价率比起生金 属的时价来是过低的。其所以不是有效的，在于如此一来，惟有比起时 价有着过高价率的金属会被私人拿来铸造货币，并且被支付者使用于支 付上。倘若国库拒斥此种金属，那么有着过高价率的货币便会一直“壅 塞”到国库里，直到连国库也没有其他支付手段可用为止。假如价差一 直被冻结住，那么以过低价率的金属所铸造的货币便会被熔解，或者被 当作商品那样按照重量卖出以换取有着过高价率的金属铸币。 bb）当支付者，特别是处于紧急状态下（如aa所见）的国库，持续 且大量地运用其形式上所属的或篡夺而来的权利，强行其他种类的金属 或钞券式支付手段时。此种被强行的支付手段不只是暂定的货币，而 且，要不是1）先前的辅助货币，就是2）先前的暂定货币，但由于兑换 当局之丧失支付能力而目前已不再是能兑换的。 在aa）的情况下，先前的素材价格制往往停摆，同样地，在bb）的 1）以及特别是2）的情况下，当辅助货币或不再有效的暂定货币被大规 模且持续地强制运用时，先前的素材价格制也会停摆。 在aa）的情况下，惟独有着过高价率的金属（如今成为惟一的自由 流通货币）的素材价格制出现在台面上，因此，也就是成立了新的金属 （流通货币）本位制。在bb）的情况下，则“辅助的”金属货币或不再有 效的暂定的钞券货币成为本位货币（第1种情况为限定货币本位，第2种 情况为纸币本位）。 b）另一方面，素材价格制也可以不用是“官方的”——由于法规之 故——而为“有效的”。 例如：中世纪的货币铸造权保有者，竞相尽其所能地打造铸 币，此乃一种纯粹取决于国库之铸币利差关怀的竞争。尽管当时 尚未有一种形式上的素材价格制形成，然而实际的情形至少倒颇 为相似。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定义如下：当某一种金属（无论其为金、 银或铜）是处于法定的素材价格制之下时，我们称之为单一金属本位 制，当处于法定的素材价格制下的是多种（无论其为两种或三种）金 属，且彼此间有着固定的本位关系时，我们称之为复金属本位制，若彼 此间没有固定的本位关系，我们称之为平行本位制。惟有那些处于有效 的素材价格制之下的，亦即作为有效的“流通货币”的，方可称之为“本 位金属”和“金属（金、银、铜、平行）本位”（当其为有效的流通货币 时，即为流通货币本位）。

    在拉丁货币同盟的所有国家里[17]，直到随着德国的货币改 革而停止银货铸造之前，“法定的”是两金属制。然而有效的本 位金属通常只是那种在市场关系当中有着较高价率的金属，因此 也就是单独享有素材价格本位制的金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本位）关系的安定化如此强而有力，以至于人们往往根本没有 察觉到这种变化，还以为真正支配局面的是有效的“两金属 制”。另一种金属铸币就变成“辅助货币”。（此事与科纳普所 述相当吻合）。因此，“两金属制”——至少在两个以上的自律 与自主的铸币发行机关相互竞争的情况下——之为有效的本位制 度，往往不过是过渡的形态，除此以外一般而言这仅仅是一种纯 粹“法定的”而非有效的事体。

    被过低评价的金属之所以不受铸币发行机关的青睐，自然并 非“统治的”（通过行政管理策略）导向使然，而是（我们假定 变化不居的）市场状态和继续坚持既有本位关系的结果。当然， 货币管理当局是可以亏本地铸造这种货币为“管理货币”，然而 在金属的非货币利用价值较高的情况下，可就没办法使它保持流 通了。

    三三 限定货币

    Ⅱ. 在金属货币为无限制通货的情况下，凡是非素材价格制的金属 货币，即称为限定货币。

    限定货币是以下列的几种形态流通，亦即：

    1）作为“辅助的”货币，换言之，和同一货币领域里的另一种无限 制通货有着一定交换价率的货币，亦即和a）另一种限定货币，b）纸 币，c）流通货币，有着一定交换价率的货币。

    2）作为“以本位相互间为取向的”限定货币。这特别是当其为自身 之货币领域里惟一流通的无限制货币时，为了准备用来作为在其他货币 领域里之支付时也可以使用的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无论是以条块或 以铸货的方式），此即本位相互间的准备基金，而这就是本位相互间 的限定货币本位制。

    a）当其为惟一的无限制货币，但并非以相互本位间为取向时，称 之为特殊的限定货币。

    如此，限定货币的交换价率可由一次次之购入本位相互间的 支付手段或“外汇”之际来当下决定，或者，可能的话，一般统 治性地订定出其作为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之交换价率。 （就1与2而言）：塔勒银货（Taler）是与本位货币评比下 决定其交换价率的限定货币，而五法郎银货则至今仍是如此，两 者皆为“辅助的”（货币）。荷兰的基尔德银币（Gulden）则 是“以本位相互间为取向的”（金本位的）货币，（其后，随着 铸币的限制，曾一度成为“特殊的货币”，但后来又成为一般货 币），印度的卢比亦是如此。中国的“元”在1910年5月24日的 铸币章程之后，只要法规上并未提及的素材价格制实际上亦不存 在的话，即是“特殊的”货币（美国委员会所提议的国际金本位 取向被拒绝了）。 就限定货币而言，素材价格制对于贵金属拥有者的私人经济方面是 非常有利的。虽然如此（并且，毋宁因此），限定措施依旧实行下去， 若不然，则随着目前的限定货币金属之导入素材价格制，恐怕会使得其 他愈来愈因之而被贬低交换价率的金属的素材价格制成为无利之途而被 放弃，并且以此种金属所铸造出来的、如今愈来愈受阻的（见下一段） 限定货币的库存，就会被拿来作货币之外的更有利的运用。就合理性的 支付手段管理而言，之所以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理由在于：另外的 这种金属是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 b）限定货币（因此也是无限制通货）在此种情况下称为受阻的流 通货币：和a）的情形下相反，自由铸造制虽然是法定的，但就私人经 济面而言却是无利可图的，因此事实上根本行不通。之所以无利可图， 理由在于：和市场价格相较之下，金属的本位关系相对于1）流通货 币，或2）纸币，是相当不利的。此种货币也曾一度是流通货币，但在 1）复金属制的情况下，由于市场价格关系的改变，在2）单金属制或复 金属制的情况下，由于金融恐慌——致使国库无法以金属货币来支付而 必须强行发放纸钞并禁行兑换——导致有效的素材价格制之私人经济面 的可能性归于零。这样的货币（至少在理性的情况下）就不会再被流通 运用了。 c）除了限定的无限制货币（Sperrkurantgeld）——此处惟其称 为“限定货币”——之外，尚有一种被限定的金属限制货币 （Scheidegeld），此乃一种在某一“临界”额度之上方被强制接受为支付 手段的货币。此种被限定的限制通货，虽非必然，但通常是有意地比本 位铸币要更“低价地”被铸造出来（以免被熔解的危险），因此多半是 （虽非总是）暂定货币，亦即在特定的窗口上可以兑换的货币。 此乃日常经验，故而此处别无特加申述的必要。 所有的限制货币和相当多种类的金属限定货币在货币制度里占有和 纯粹的券货（如今的纸币）相去不远的地位，其不同之处端在于前者的 货币素材尚有某些重要性的其他用途。金属素材的限定货币，当其 为“暂定货币”时，亦即当其被兑换成流通货币的处置有着十足的准备 时，即相当接近于流通手段。

    三四 钞券

    B. 钞券（Notales Geld）当然通常是管理货币。就社会学理论而 言，“货币”通常正是指具有一定的票面形态（包括表现出一定的形式意 义的）证券，而非现实上后者所可能（并非必然）代表的“诉求”（实际 上，就纯粹无法兑换的纸币而言，这样的诉求即完全不存在）。 在形式和法律上，钞券作为官方承认可兑换的持有者债券，可以是 由下述的单位发行：a）私人（例如17世纪时英国的一个金匠），b）被 赋予特权的银行（银行券），c）政治团体（国家证券）。若其为可 以“有效”兑换的，亦即只作为流通手段，亦即“暂定货币”，那么它可以 是：1）被保证全额兑换——此时，其为凭证，2）只有对国库提出要求 时才保证被兑换——此时，其为流通手段。兑换的完成可以通过：a） 特殊称量规制的金属成色（银行通货），b）金属货币。 钞券原先总是作为暂定的（可兑换的）货币而被发行出来，特别是 在现代，典型的都是作为流通手段，且几乎都是银行券，因此通常即为 金属本位制下具有现行票面金额的债券。 1. 与上一段的第一句有所乖隔的情形，是当某种钞券由另 一种钞券来取代时，譬如由银行券来取代国家证券，或者反之。 不过，这就不是原先发行的情形了。 2. 针对本节开头所言：当然还有其他既非票券，亦非铸 币、证券或其他实物的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存在，这是毋庸置疑 的。然而，我们并不称此为“货币”，而是视情况而定称其 为“计算单位”或类似的名称。“货币”的特征正在于它是与一 定量的票面加工品联结在一起的意涵，而这绝不是“无关紧 要”和单只“表面的”特质。 如果目前的暂定货币事实上被停止兑换，那么重要的是要分别出这 对利害当事人而言是：a）一时的权宜之计，或b）在可见的将来是确定 不移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金属货币或金属条块成为因应所有本位相互 间之支付的需求对象，所以通常是钞券支付手段相对于相同面额的金属 货币之间出现了“贴水”（Disagio）的现象。当然，情况也不是必然如 此，而且贴水额也不见得就很大（不过情形也可能相反，因为对于金属 的需求可能是相当迫切的）。 在第二种情况下，不久就会发展出确定的（“自生的”）纸币本位制 度。如此一来，就说不上是什么“贴水”了，而是（就历史而言！）“贬 值”。 因为情形也可能是：先前的流通货币——如今已成为受阻的 通货，但钞券原先即据此而发行——的本位金属，基于相同的理 由，其市场价格，相对于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大幅滑落，但 本位纸币的跌幅却未如此之遽。结果必然是（如奥地利与俄国所 发生的）：最后，原先的名目重量单位（银）可以用其间“自然 生成的”钞券以“较少的”名目量购买进来。这是再明白不过的 事。所以，尽管在纯粹纸币本位的初期阶段，纸币相对于相同面 额的银货在本位相互间毫无例外地被较低下地评价——这通常是 因为在现实上无法用以支付的结果，然而正如奥地利与俄国的情 形，后续的发展仍取决于以下三点：1）本位相互间发展出来的 所谓“国际收支”，这决定了国外对本国支付手段的需求，2） 纸币发行量，3）发行当局是否成功取得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 （所谓的“外汇政策”）。在这三个契机的作用下，可以（而且 实际如此）使得纸币在“国际市场流通”里，亦即在其与本位相 互间的支付手段（如今是金）的关系里，评价愈来愈趋稳定，有 时甚至愈来愈高；然而，先前的本位金属却由于a）银产量的增 加与价格下跌，b）银货之逐渐停止使用，所以价格（比起金 来）渐次滑落。一种真正的（“自生的”）纸币本位毋宁就是， 从前根据金属的兑换关系之有效的“恢复”，根本不再有任何指 望。

    三五 货币的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

    国家现今的确是可以借着法律与行政，而使得某种作为“本位”的货 币在其强制力所及之处，具有形式上的法律效力与形式上的统治效力， 如果国家本身一般也能够以此种货币来因应支付的话。然而，当国家的 法秩序听任当前的“辅助”货币或“暂定”货币转变成自由流通货币（当其 为金属货币）或自生的纸币（当其为钞券），那么，法秩序将不再能保 证那样的效力。因为如此一来，这些货币种类将壅塞于国库里[18]，直 到惟有这类的货币可供处置，故而不得不强行用它们来支付。

    科纳普正确地指出这是“受阻的”本位变更所呈现的正常形态。

    以上自然尚未论及货币的实质效力，亦即其与另外的实物财货之间 有着何种交换关系，也就是并未言及货币管理当局是否、并在何种程度 上能够对此种实质效力产生影响。经验显示，政治力是可以通过消费分 配、生产控制与最高（当然也包括最低）价格的订定，大大发挥出它对 货币实质价值的影响力——至少就关于国内既有的或国内生产的财货 （以及国内的劳动效能）而言；同样不证自明的是，此种影响力也自有 其极为明确的限度（关于这点，他处再谈）。不过，无论如何，这类措 施显然都不属于货币管理的范畴。 事实上，近代理性的货币管理另有其全然不同的目标，亦即：试图 影响国内本位货币在国外本位货币比对下的实质价值，也就是被称 为“本位汇兑牌价”的、外国货币种类的交易所价格，并且通常是要使 之“固定化”，亦即尽量使之持恒（有时候尽可能使之持高）。能够对此 产生决定性作用的，除了具有名望和政治势力者的利害之外，尚有财政 上的利害（着眼于将来的对外借款），此外还包括极为强而有力的营利 事业者的利害——例如输入业者、从国外输入原料来加工的国内制造业 者，以及最后需求外国产品的各阶层的消费利害。实际上，“支付手段 政策”（Lytrische Politik）在现今最主要的就是本位相互间的汇兑政 策，这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这点和以下所论，与科纳普的《国家货币理论》并无二 致。这本书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是德文写作与科学敏锐度方 面最首屈一指的杰作之一。然而，几乎所有的专业评论者却都紧 盯住他所置而不论的一些问题（相当少，当然也不尽然是完全不 重要的）。 当英国在那时恐怕还是不甘不愿地走上金本位制时——由于被希望 当作本位材料的银在本位关系上的交换兑率太低——所有其他的现代组 织化与秩序化的国家却无疑因此而走向纯粹的金本位制，或以银货为辅 助性限定货币的金本位制，或者走向限定银本位制或规制性的钞券本位 制（后二者皆附加金准备的支付手段政策以因应国外支付所需），为的 是要与英国的金货维持一种尽可能稳定的本位相互间的关系。走向纯粹 的纸币本位制通常只是政治崩盘的结果——作为一种抢救政策以弥补本 身无力以当前的本位货币来支付的困境；这现象正大规模地展现开 来[19]。 为了达到上述那种本位相互间的目的（固定汇兑牌价制，现今以金 为基准），而在本国实行有效的金的素材价格制（金材价格制， Chrysodromie）[20]并非惟一可能的手段，这看来是对的。在金材价格制 下，各种铸货之间的比价实际上有可能变动得相当厉害——尽管有时候 借着金的输出与改铸来获取（国际贸易时所需的）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 段的机会，也会因本国采行金材价格制而大为提高，而且，只要金材价 格制还存在，惟有自然的贸易障碍或金的禁止输出，才可能一时大大地 阻碍这样的机会。然而，另一方面，经验显示，在正常的和平状态下， 一个法律秩序相当良好、生产条件又顺畅、为因应国际支付的金准备也 有着计划性的支付手段政策的纸币本位地区，也可能达到某种堪称稳定 的“外汇行市”——尽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会给财政当局和 金的需求者带来相当大的负担。（同样的，假设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 是银，因而世界各主要贸易国所采行的是“银材价格制”，那么情形和以 上所述的当然也一模一样）。

    三六 货币政策的手段与目的

    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政策（lytrische Politik）之典型最根本的手 段有以下数种（至于其个别的措施则无法在此详述）： I. 在金材价格制的国度里： 1. 主要以商品票据来支付而非以现金来支付的流通手段之背书保 证，亦即，对于被贩售的商品而言，其贩售者被要求保证是个“可靠”的 人（可信赖的企业家）。据此，自行负担风险的票据发行银行的业务将 尽可能地限定在此种票据业务和商品担保业务、存款接受业务，以及与 此相关联的转账支付业务和最后的国家财政支纳业务。 2. 票据发行银行的“贴现政策”，亦即，万一当对外支付形成一种对 金货的需求，而此种需求又连带地因金的输出而威胁到国内的金存量， 特别是票据发行银行的金存量时，即可提高被买去的票据的利息，以借 此而刺激国外的货币拥有者来利用此一利率机会、并提高国内借贷的难 度。 Ⅱ. 在非金材的限定货币本位制国度，以及在纸币本位制的国度 里： 1. 和（Ⅰ-2）相同的贴现政策，以防止太过强烈的信用扩张； 2. 金的贴水政策，这在以银货为辅助性限定货币的金本位制地区里 也是常用的一种办法； 3. 有计划的金买入政策，以及借着买卖国外的票据而有计划地影 响“外汇行市”。 这些政策原先纯粹是以“支付手段”为取向，不过却也可能使得实质 的经济规制有所转变。 票据发行银行在提供信用的诸银行当中最具权势，这是由于诸银行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仰赖票据发行银行的信用之故。于是，票据发行银 行便能够利用此种权势来主导诸银行而达到统一规制“货币市场”的目 的，亦即，统一规制短期信用（包括支付信用与经营信用）的条件，并 且，据此进而能够有计划地规制营利信用，也因此而能够有计划地规制 财货生产的方向。这在形式上虽是自愿自发的，但在该政治团体统治的 领域里，却是经济行动之资本主义的实质秩序下，最为接近“计划经 济”的一种阶段。 一次大战前的这个典型措施，总之是着眼于以下这种货币政策，亦 即：首要目标在于力图本位相互间之汇兑率的“固定化”，也就是稳定 化，即使在希望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在实行限定货币本位或纸币本位的 国度里），最少也要使其缓慢地扬升，换言之，最终总是以诸大贸易国 度的素材价格制货币为标的。然而，在货币供给当局之外，还存在着有 力的利害关系者，而他们所追求的却是与此全然对立的目的。他们所希 冀的毋宁是如下这种支付手段政策： 1. 降低本国货币的本位相互间汇兑率，以便为企业家创造出口机 会， 2. 并且借着货币发行的扩增，亦即在金材价格制之外另采银材价格 制（也可能意味着取而代之），甚至有计划地发行纸币，来降低货币相 对于国内财货的交换价值，也就是提高国内财货的货币价格（名目价 格）。其目的在于增加这些财货的营利生产的获利机会，而财货价格的 上涨（以国内名目价格来计算），恐怕就是国内货币之扩增的最直接结 果，并且因而使得财货价格在本位相互间关系里下滑。此种有意的过程 即称之为“通货膨胀”。 值得注意的是： 1. 一方面，（就实际结果所见）虽非毋庸置疑，但相当可能的是： 在（任何一种）素材价格制下，倘若贵金属的生产非常急遽地增加而价 格暴跌（或者如同便宜的贵金属来自战利品那样），那么在采取贵金属 为本位的领域里，便会发生（至少）许多生产品的价格上扬的趋势（或 许所有的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扬的趋势）。 2. 另一方面，可以确定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在实行（自生性）纸 币的领域里，支付手段管理当局在财政困窘时（尤其是战争时期），通 常会仅就战时需要的财政支出来做出因应的货币发行政策。同样可以确 定的是：在实行素材价格制或金属限定货币制的国家里，如果遇到同样 的情形，则不但会停止钞券流通手段的兑换（这并不必然会导致长久性 的本位变更），而且会更进一步借着纯粹因应财政需求（当然还是战时 财政）的理由而发行纸币，从而走向明确不移的纯粹纸币本位制。此 时，原先的金属货币就变成辅助货币，然而由于其相对于纸币名目额的 兑换率当中的贴水被忽略了，因此很可能只具有非货币性的价值，从而 在货币流通上消失踪影。最后，还可以确定的是：走向纯粹的纸币本位 制并且无限制地发行纸币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事实上无可避免的是后果 空前沉重的通货膨胀。 比较过以上这些（1和2）过程后，明白显示出： A. 只要自由的金属流通货币存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会被紧紧 地限制住。理由在于： 1. “物理上的”理由：使用于货币目的上的贵金属可能到手的量，尽 管当中还有弹性存在，但终究确实是有限的。 2. 经济上的（通常的）理由：货币的生产端赖私人利害关系者的主 动而达成，因此，货币铸造的需求会以市场导向的经济主体之支付需求 为取向。 3. 通货膨胀惟有在目前的金属限定货币（例如现在在金本位制国家 里的银）转变为自由流通货币时才可能发生，不过，在此形态下，亦即 限定货币金属的大量生产和价格的滑落，通货膨胀的效应将会非常可 观。 4. 因流通手段的扩增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只有在因为信用支付的延 期而导致的相当长期且缓慢的流通膨胀下，才会浮现出来。虽然流通量 的多寡极富弹性空间，但最后仍会因票据发行银行必须顾虑到支付能力 的关系而被严格限制住。以此，急性通货膨胀惟有在银行无力支付的情 况下才可能发生，通常这又是指战时条件下的纸币本位施行时。 瑞典因战时的物资输出所导致的金的“通货膨胀”，可说是 特殊环境下所造成的独特事例，因此可以撇开不谈。 B. 自生的纸币本位制一旦成立，通货膨胀本身或许并非总是必然 的（因为在战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很快地走向纸币本位制），然而通货 膨胀的结果却多半总是大大扩展开来。财政困难的压力、由于通货膨胀 的价格所导致的薪资与报酬要求提高的压力，以及其他种种费用的压 力，都在在促使财政管理当局更倾向于继续通货膨胀，即使并非绝对必 须如此，或者存在着付出重大牺牲以回避种种压力的可能性。各国在这 方面的差别——正如见诸（一次大战期间及其后的）协约国、德国以及 奥地利和俄国等三大类的情形——当然仅只于程度上的不同，然而总是 显而易见的。 因此，支付手段政策，特别是在实行辅助性金属限定货币制或纸币 本位制的情况下，也可能是通货膨胀政策（无论其为复金属主义政策或 纸币主义政策）。对于本位相互间的汇兑率并不是那么在意的国家，如 美国，即使在毫无财政动机的承平时期里，也是实行这样一种政策。现 今，在战时忍受过支付手段通货膨胀的不少国家，战后仍持续处于必须 如此的压力之下。此处姑且不去推究通货膨胀的理论。总之，通货膨胀 经常是创造特定利害关系者的购买力的一种特殊方法。我们只须认清， 支付手段政策在计划经济的实质理性的导向下，借着管理货币尤其是纸 币似乎特别容易得到发展，然而却也特别容易为（从汇率稳定的观点看 来）非理性的利益效劳。 原因在于，支付手段政策及相关的货币制度，在流通经济下的形式 理性——相应于我们至此对形式理性一贯坚持的看法——仅仅意味着排 除以下的种种利益：1. 不以市场为取向的利益，例如财政利益，2. 利益 所趋并不在于尽其所能地保持本位相互间关系的稳定以作为理性计算的 最适基础，相反，以通货膨胀和保持通货膨胀为手段（即使在没有财政 当局的强制下），致力于创造某些利害关系范畴的“购买力”。后面这种 过程是该受赞扬还是该受谴责，自然并非经验所能决断的问题，不过， 其经验性的存在则殆无疑义。另一方面，以实质的社会理想为取向的立 论者，倒恰好可以借着以下这个事实来伸展其批判，亦即：在流通经济 里，货币与流通手段的创造，正是惟“利润”是求的利害经营，而并不着 意于追究“正确的”货币量和“正确的”货币种类为何的问题。他们可能据 理力争说：惟有管理货币，而非流通货币，才是我们所能“操控”的。因 此，管理货币，特别是无论在量方面或种类方面都可以随意地便宜制造 出来的纸币，就实质理性（无论其目的为何）的观点看来，才是我们所 应该创制的特殊手段，一般说来，也就是货币。此种立论在形式上确实 是合乎逻辑的，不过，相对于下面这个事实，亦即：支配世界的，在未 来，一如其于今日那样，是个人的“利害”，而非经济管理的“理念” [21]， 此一立论的价值自然有其限制。不过，也因此，形式理性（就我们此处 所坚持的意涵而言），与实质理性（就其对于在任何素材价格制下都考 虑到与金属之完全兑换的支付手段管理当局来说，在理论上可以成立而 言）之间的可能争论，正好在这一点上呈现出来；我们的问题也仅限于 此。 以上这整个论述很明显地是对科纳普的杰作《货币国定论》 所做的一番讨论，只不过这番讨论仅限于此处有关的范围，并且 极为简约而舍弃掉所有的精微之处。此著作出版后，与作者原意 相反（不过该作者或许也无法尽卸其责），马上被各种价值评断 所肆意利用，其中，奥地利“发行纸币的”支付手段管理当局当 然是特别热烈地加以欢迎。整件事无论在哪一点上都说不上科纳 普的理论“有误”，然而却也明确显示出他的理论在货币的实质 效力这方面是有所不足的。以下必须针对这点再加检讨[22]。

    [1]无限制通货（Kurantgeld）是指由一货币团体在种类及数量上 皆保证无限制通用的货币式支付手段（此项定义见前述第二章第六 节），其对反概念为限制通货（Scheidegeld），定义见本节第6点。两 者皆为科纳普的用语。 [2]所谓“统治的财务”（regiminale Kassen），是指国家的财务 当局。Kasse在此即“国库”，以下视行文所需译为“财务当 局”或“窗口”；regiminale则为科纳普的用语，译为“统治的”，用 意在于点出其与“市场的”（marktmäβig marktgängig）和“市场状 态”（Marktlage）等概念的相对比。——译注 [3]阿西尼亚纸币从法国革命初期的1789年开始发行，一直持续到 1797年为止。当时国民会议为了应付财政困难，遂没收教会土地为国有 地然后再将之卖出，所得款项则成为发行计息债券（即阿西尼亚纸币） 的兑换担保。后来利息既付不出，纸币又不断加量发行，最终则因通货 膨胀而成为无法兑换的纸币，遂以废止收场。——译注 [4]太平军兴，清廷财政困难，乃于咸丰三年（1853）发行银票， 到了年底继之以大量的钱票，由于没有完整的回收计划，到了咸丰十一 年（1861），纸币几乎已成废纸。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833 —838页。——译注 [5]塔勒与五法郎银币分别为十九世纪时，德国与拉丁货币同盟的 本位货币，这是建立在复本位制度之上的一种货币。其后由于银货对金 货的价值滑落，导致银货只能流通于境内，对外贸易则须使用金货的问 题，塔勒与五法郎银币遂告没落。——译注 [6]Friedrichsd’or是德国在以塔勒（taler，银本位货币）为正 货的同时自然发生的通用金货，因此有必要订定两者之间的交换价率。 Dukaten是每次都要称量通用的金板，然而这又不是生金原料所铸 造出来的，所以科纳普称之为“称量的定型支付用具”。——译注 [7]G. F. Knapp，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Ⅱ. [8]所谓“历史定义”的原则，见第二章第六节。 [9]“中心支付”（apozentrische Zahlung）与“中心收 受”（epizentrische Zahlung）相对举的概念，出于科纳普。前者为 从国库支出货币，后者为货币流入到国库。 [10]“限定货币”（Sperrgeld）的概念，详见后文第三三节的叙 述。此一概念易与“限制货币”（Scheidegeld）相混淆，两者间的关 系亦见第三三节的说明。 [11]“本位相互间”（intervalutarisch）乃科纳普的用语，由 于“valutarisch”是用来表示某特定货币领域里的本位制，而其“相 互间”则为不同货币领域的结算关系。由于具有本位制的货币领域的单 位通常是“国家”，所以此一用语事实上亦不妨解读为“国际 的”或“国家间的”。——译注 [12]“Zahlungsbilanz”意指针对本位相互间所进行的货币流通情 形，而将本国对他国的支付及他国对本国的支付做出结算对照，故而译 为“国际收支”。——译注 [13]“泛轴式的”（pantopolisch），此字为科纳普所造。他认 为，在两国之间，本位相互间的汇兑率乃是随着其间时有所见的“商业 心理现象”而变动的，故而以“泛轴式的”这个用语来表示出此一见 解。科纳普强调，在金属主义的货币理论里，未有说明此一泛轴式现象 的余地，因而也成为批判金属主义的一个论据——因为若就金属主义的 解释，汇兑率也不过就是两国货币的金属纯度相比较之下就了然的了。 ——译注 [14]限制货币和上述的无限制货币是相对反的概念。一般都将 Scheidegeld译成“辅助货币”，然而在科纳普的用语体系里，“本位 的”（valutarisch）与“辅助的”（akzessorisch）才是相对概念， 而“无限制货币”（Kurantgeld）则与“限制货币”（Scheidegeld） 为相对概念。韦伯全然承接了这样的用语法。——译注 [15]所谓确定的货币就是本位金属货币，而暂定的货币则为其相对 概念，是指国家负有将其兑换成确定货币之义务的货币。当支付是以确 定货币进行时，交易也就此完结，但支付若是以暂定货币来进行时，由 于持有者还须向国家请求同一金额的确定货币，所以交易不算完结。以 此，“确定的”所代表的是已经不用兑换的意思。——译注 [16]“Hylodromie”按字面解是本位金属（hyle=材料）的兑换率 （dromos=行情），按科纳普的说法是以一定的本位金属为素材而赋予 确定的价格，此种素材的拥有者则以此价格无限地提供给铸币局以铸造 成硬货的一种制度。帕森斯曾将之译为“自由铸造”（free coinage），但韦伯除了Hylodromie之外，另外也有freie Ausprägung 的用语，为避免混淆，此处参考日译者的说明，径译为“素材价格 制”。——译注 [17]1865年12月，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及瑞士四国在巴黎商定铸 造同质量的金币、银币，拉丁货币同盟即以此开始（希腊在1868年加 盟）。不过，随着五法郞银币的停止铸造（详见注7），此一同盟也就 名存实亡了。——译注 [18]“壅塞”（Stauung，aufstauen）是科纳普的用语。例如，当 金是本位金属，而银货作为辅助货币通用时，国家通常有意地将银货的 名目价格压低于其实质价值之下，如此，比起银作为金属的非货币用途 来，银货是较为有利的，因此银将流入国库。另一方面，由于将这种银 货的名目价格定得比实质价值低的是国家，因此其名目价格在国内固然 受到保证，但在对外支付时便不能通用，于是银就只有被“壅塞”于国 库之中了。——译注 [19]我们可别忘了这是写于1919—1920年间的论述，情况至今已有 剧烈的变化。 [20]科纳普将金的素材价格制（Gold-Hylodromie）称为“金材价 格制”，这是指：在把金的价格固定之下，准许金货之自由铸造的制 度。同样地，银的素材价格制即下面将要提及的“银材价格 制”（Argyrodromie）。——译注 [21]人类的行动乃是以“理念”（Idee）和“利 害”（Interesse）的相互关联为依据，这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所针对 的主题。其要旨可以被广为征引的一段话表现出来：“直接支配人类行 动的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害，而不是理念。但是，通过‘理 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铁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 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害的动力推进着行动。”（《世界诸宗教之经 济伦理》）——译注 [22]在原著中，韦伯以“对货币国定论的附记”为题而插入数页对 科纳普的批判，本书在此略去不赘述。这番批判的要旨端在于：科纳普 相当强调，对于维持对外汇率而言，并非金本位制，而是管理通货制度 才是达到目的的最适手段；然而他却无视于后者经常与通货膨胀的可能 性纠缠不清的事实，这是偏颇之所在。——译注

     第六章 经济与政治的相互渗透

    三七 政治团体对经济所具的非货币意义

     自主的政治团体之存在的这个事实，对于经济而言（撇开货币制度 不谈），其意义端在于以下这几方面： 1. 政治团体通常，在其他条件几乎都相同的情况下，偏爱以自己的 从属者来担任提供自己所需效用的御用商人。当此种团体的经济行动愈 是独占性的，或愈具有家计式需求满足的性格时，此一事实的意义就愈 是深远，并且至今不绝； 2. 可能就越境的交换流通在实质的观点上加以有计划的促进、阻碍 或规制（亦即实施“商业政策”）； 3. 相应于这些团体的大小与种类而可能或分别实行形式和实质的经 济规制； 4. 支配结构的极端多样性，连带地，决定营运方式的各阶层在行政 上及身份上之构造的多样性，以及因应以上种种多样性而来的、对于营 利态度的多样性，都会对经济产生种种反作用； 5. 政治团体相互间会为了自身的权力，和为了以消费手段及营利手 段（以及借此手段所获得的营利机会）来给养在其支配之下的团体成 员，而发生领导权的竞争； 6. 这些政治团体有着种种不同的自我需求满足方式，详见下节。

    三八 政治团体的财政行为

    经济和（主要是）非经济取向的团体之间，最直接的关系在于团体 行动所需效用的筹措方式，亦即此种团体的行政干部的行动和在其领导 下的行动（见第一章十二节）本身（包括实物筹措在内的、最广义 的“财政行为”）。 “财政行为”，亦即团体行动在被管理的效用方面的调度，若就最单 纯的类型来加以考虑，可以有下列的组织方式： Ⅰ. 不定型的，奠基于纯粹自愿的效用上，或奠基于强制性的效用 上。就前者而言，又可分为： 1）赞助性的，来自大规模的赠与或捐献，这对慈善的、学术的和 其他主要并非以经济或政治为目的的团体而言，是典型的方式。 2）来自乞讨，这对特定种类的禁欲的共同体而言是典型的方式。 在印度诚然有世俗性的乞食种姓存在，而其他地区（特别是 中国）亦有乞食的团体。 以此，乞食可能因而被广泛（辖区式的）垄断且体系化，并 且基于被乞求者之义务感或功德心，结果实质上从不定型的方式 走向贡纳的性格。 3）来自形式上自愿的赠与，对象是在政治或社会上被承认为上位 者的首领、王侯、护主、人身领主和庄园领主等。此种赠与由于习惯性 而实质上接近贡纳的性格，不过一般说来并非目的理性的作为，而是随 机而行（譬如在特定的节日、家族或政治有事之时）。 不定型的财政行为也可能是奠基于强制性的效用上。 属于这个类型的，譬如南意大利的卡摩拉（Camorra）[1]、 西西里的黑手党（Mafia）、印度类似的团体（仪式上被区隔开 来的所谓“小偷”和“强盗”种姓）、在中国有着类似经济给养 形态的教派和秘密结社。效用的提供，由于形式上是“不合法 的”，所以主要是不定型的，然而事实上，由于相对地可以换取 某些机会效用，特别是安全保证，所以常常带有“预约期付”的 性格——大约二十年前，那不勒斯的一个制造业者在顾虑到卡摩 拉对经营所产生的影响时，告诉了我下面这样一段话：“卡摩拉 每个月从我这儿拿走X里拉，但保证我安全无恙；国家每个月拿 走的是十倍数额，但什么保证也没有。”非洲典型的秘密集团 （昔日“男子集会所”[2]的残余）发挥了（和日耳曼中世纪时秘 密法庭）同样的功能，并且也提供安全保证。 政治团体（例如利久里海的海盗国家）可能主要是奠基于纯 粹的掠夺利得上（但从未长期仅限于此）。 Ⅱ. 财政行为也可以是具有定型秩序的，其中又可分为： A. 没有经济性的自家经营的情形： a）通过实物财货的贡纳： 1）纯粹货币经济的：以货币贡纳为调度手段，并且借着货币来购 买必要的效用（纯粹货币贡纳团体经济）。行政干部的所有薪给都以货 币来支付。 2）纯粹实物经济的（参见第十二节）：以实物捐输义务的明细化 的方式来摊派租税（纯粹实物给付经济团体经济）。这又有下面两种可 能性：ⅰ）以实物俸禄的方式来支付行政干部，并且以实物来满足团体 的需求。或者，ⅱ）以实物方式征收来的贡纳全部或部分卖出以换取货 币，在此情况下，是以货币经济的方式来满足需求。 贡纳本身，不管是货币还是实物，在以上所有的情况下，无非是以 下这些最基本的经济类型之一： 1）租税，换言之，贡纳的取得是奠基于： i. 一切的所有（在货币经济里则为资产）， ii. 一切的收入（在货币经济里则为所得）， iii. 仅限一定种类的生产手段的所有，或一定种类的营利经营（所 谓的“收益贡纳”）。 2）规费，因准许使用或利用团体设施、团体所有或团体的效用而 取得的效用； 3）特别税，对象为： i. 特殊种类的使用或消耗， ii. 特殊种类的交易行为，尤其是：a. 财货运输业务（关税），b. 财 货贩卖业务（消费税、营业税）。 此外，所有的贡纳可能的征收方式为： 1）经由自己的行政来征收， 2）发包出去， 3）出让或抵押。 包税的方式（以换取整笔货币额）可以对国库财政产生合理的作 用，因为可能惟有如此才能促成预算编列。 出让或抵押的方式，就财政的观点而言，多半是不合理的，特别是 缘于：1）财政的窘境，或2）行政干部的权力篡夺——缺乏可靠的行政 干部的结果。 当贡纳机会被国家债权人、军事和租税事务的私人保证者、无给的 佣兵队长和士兵，以及“最后”官职候补者所永久占有时，我们称之 为“俸禄化”。俸禄化的形式可能是： 1）个人占有， 2）集体占有（来自集团占有圈子里的人自由地更新补位）。 在没有经济性的自家经营的情况下（Ⅱ A），财政行为的遂行也可 以是： b）通过个人劳务的课赋：以实物效用明细化的方式直接向个人课 以实物劳役。 相对于Ⅱ A，定型的财政行为还可以是： Ⅱ B. 通过经济性的自家经营： 1）家计的（庄宅、直辖领地）， 2）营利经济的，其形态又分为： i. 自由的，亦即与其他的营利经济相互竞争， ii. 独占性的。 同样的，收益可以是来自自家经营，或通过税赋的发包、出让及抵 押而取得。最后，除了Ⅱ A及Ⅱ B之外，还可能是： Ⅱ C. 赋役式的，借着和特权相联结的负担为手段： 1）优势特权：对特定的人群团体免除一定的给付负担，或（可能 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2）劣势特权：对特定的人群团体课以一定的给付负担，特别是ⅰ. 某些身份阶层，或ⅱ.资产阶级。 3）交互作用：将被特定化的独占和被明细化的劳务或供输义务的 课征联结起来。可能的组织形态有： i. 身份性的，亦即将团体成员强制性地整编为以财产或职业为根据 的、（通常是）世袭且封闭性的赋役制团体； ii. 资本主义的，亦即创造出伙伴团体式的行会或卡特尔，赋予独占 权及连带地课以缴纳货币税赋的义务。 关于Ⅱ： 这些（相当粗糙的）归类论断适用于所有的团体种类。此处 我们只针对政治团体加以举证。 关于A.a-1）：这是近代国家的租税秩序，此处当然连轮廓 的分析都无法谈到。不过，首先必须考究的是足以典型促成某种 贡纳形式（例如规费、附加税或租税）的支配关系类型的“社会 学定位”。 实物贡纳，即使是用来缴交规费、关税、消费税或营业税， 在整个中古时期都是常见的方式，其货币经济的取代方式是较为 近代的。 关于A.a-2）：实物捐输的典型方式是对附属经济团体课以 生产品作为贡纳。实物输送只有在小团体或方便的交通条件（例 如尼罗河、中国的大运河）下，方有可能。否则，即必须将贡纳 转换成货币以使其能送达最后的收取者（古代多半是这种情 形），或者是必须按距离之远近而将之转换成具有特殊价格的各 色物品呈送出去（听说中国古代就是如此）。 关于A.b）：诸如军政义务、审判义务、陪审人义务、道路 工程义务、架桥义务、堤防工程义务、矿山劳动义务以及各类团 体的团体劳动义务。徭役国家的典型，诸如古埃及（新王国时 期）、中国的某些时期、印度（规模较小），以及程度更低一些 的后期罗马帝国和西方中古早期的许多团体。 俸禄化的典型：1. 官职候补者集体占有俸禄：中国；2. 军 役及租税的私人保证者占有俸禄：印度；3. 无给的佣兵队长和 士兵占有俸禄：后期的伊斯兰教哈里发制和马穆鲁克王朝[3]；4. 国家债权人占有俸禄：到处都有的官职买卖。 关于B.1）：例如直辖领地内的经济活动以供应家计所需的 自家经营；利用子民的徭役义务以创造出需求满足经营体来达到 宫廷或政治目的（埃及），近代的例子如国家的军用品工厂和军 服制造局。 关于B.2）：ⅰ的情形只有一例（海外贸易公司之类）[4]。 ⅱ的情形贯穿所有历史时期，例子不胜枚举，西欧在十六至十八 世纪达到顶点。 关于C.1）：例如中国的士人阶层之免于徭役、全世界优势 阶层之免于一般国家义务、许多国家的教育资格拥有者之免于军 事义务。 关于C.2）：一方面是古代民主政体里对资产所课征的赋 役；另一方面是C.1）各阶层之外没有被免除负担的各种群体。 关于C.3）：ⅰ的情形，这是奠定在另一种（并非“租税国 家”）基础上、有系统地满足公家需求的最重要形式。诸如中 国、印度、埃及等最古老的（灌溉）官僚体制国家，即以赋役组 织来担负起实物赋役的任务，由此，希腊化世界和后期罗马帝国 也（部分）加以利用，当然后者基本上仍为货币经济的租税赋 役，而不是实物负担的赋役。赋役制通常带有以职业身份来编排 组织的意味。即使现今，赋役制仍有可能以此形式而再度出现 ——当租税国家式的官方需求满足办法不再被采用，并且资本主 义式的私人需求满足被置于国家的规制之下时。迄今，近代国家 的公共需求满足在遭遇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即适用ⅱ的方式：以 赋予营利独占的方式来发放营业许可和课税（最单纯的例子是西 班牙对火药工厂的强制性管制——对新厂的建立给予独占保护， 但要向国库缴纳高流动性的税金）。这和下面这个想法相当类 似，亦即：将营利经营的个别部门加以“社会化”，方法是利用 强制性卡特尔或强制性托拉斯来担负起国库财政税收的重责，因 此也不会影响到财货生产的（形式）理性的价格取向。

    三九 对私人经济的负作用

    政治团体（以及教权制团体）的团体需求满足方式，会对私人经济 的形态产生极为强烈的负作用。自行征税（并且仅限于征税这一项）、 且征调个人劳务于（仅限于）政治与司法目的的纯粹货币贡纳国家 （Geldabgabenstaat），会给理性的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带来最佳机会。 包税制的货币贡纳国家会助长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助长市场取 向的营利经济。贡纳的出让和俸禄化，通常会因为造成既得利益（致力 保持现有的规费来源与贡纳来源），而导致经济的定型化与传统化，以 至于妨碍资本主义的成立。

    纯粹的实物捐输团体无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由于其结果事实 上和非理性的经济生产方向（从营利经济的角度看来）结合在一起，反 倒阻碍了资本主义。 纯粹的实物劳役团体由于劳动力的征发而妨碍了自由劳动市场的形 成，故而有碍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至于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此种团体 亦因拔除了其成立的典型机会而造成滞碍。 独占性的营利经济的财政行为、将贡纳财货转化为货币的实物贡纳 担负、对个人所有课以赋役的需求满足方式等等，不但无助于自律性市 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反倒因为财政措施，亦即特权的释出和不合市场理 性的货币营利机会的制造，而阻挡了市场营利机会。相反，这倒（看情 形而定）有利于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 拥有固定资本和精确资本计算的营利经营，形式上特别是以租税之 可计算性为前提，实质上则在于资本利用尤其是市场买卖方面没有任何 强烈的劣势特权的拘束。投机性的商业资本主义则反之可与任何并非直 接（而是通过与赋役制的联结）阻碍财货之商业转化为商品的制度相结 合。 公共负担制度的样式对于经济行动的取向而言，尽管极具重要性， 然而并不尽然能够决定经济行动的发展方向。在广大地区和长久的时期 里，尽管公共负担制度这方面（从表面上看来）完全没有任何典型的阻 碍存在，但理性的（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并未得到发展；另一方面， 尽管公共负担制度这方面（从表面上看来）往往存在着极为强烈的阻 碍，但理性的（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却始终有所发展。除了经济政策 的实质内容——很可能带有极为强烈的非经济目标取向——和精神上 （科学和工技方面）的发展形态之外，心态上（伦理、宗教方面）的阻 碍因素，亦在近代资本主义的自主发展的地区性限制上，扮演了显著的 角色。同样不可或忘的是，经营与企业形态，如同技术产物，必须 被“发明”出来，此外，就历史角度而言，仅只是“负面的”或“正面的”条 件，亦即对那样的思考方向而言会造成困难、形成阻碍或是有所助长， 并不足以显示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因果关系，正如同对于不管具 有什么特性的、严格个别性的事务而言亦是如此[5]。

    1. 关于结论部分：即使是纯粹自然的个别事象，也只有在 极为特殊的条件下，方能正确地还原为个别的因果要素。其中并 不存在着行动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分野[6]。

    2. 关于这一整节：政治团体的组织与管理形态和经济之间 的根本重要关联，在此只能暂时提示一些。

    1）在历史上，通过贡纳的俸禄化而对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 发展造成妨碍的最重要例子是中国[7]，通过贡纳的出让化的例子 （在许多方面和前例极为类似），则为哈里发王国以来的近东地 区（将于适当处论及）[8]。贡纳的包税化的例子见于印度、近东 和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时期，不过，在西方古代，贡纳的包税方式 对资本主义的营利取向形态（例如罗马的骑士身份阶层），产生 决定性的影响，而在近东与印度较重要的影响却是资产的形成 （庄园领主制）。

    2）在历史上，由于赋役制的需求满足方式，而对资本主义 发展造成阻碍的最重要例子，见于西方古代后期，或许佛陀时代 以后的印度和中国的某些时期亦是如此[9]。

    3）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独占性偏向发展的最重要例子诸如希 腊化时期（托勒密王朝）的先驱者之后、近代初期王侯的独占营 利和独占认可营利的时代（其序幕为：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岛的 某些措施[10]——或许是以拜占庭为范本；原则上最后的挣扎是 在斯图亚特王朝）。

    此处的这整个论述，以此种抽象的方式，只不过是为了要多 少正确地提出问题。在回头讨论经济的发展阶段与经济的发展条 件之前，必须要先对非经济的因素进行纯粹社会学的探讨。

    四十 经济对团体形成的影响

    经济会对任何的团体形成产生全面性的社会学影响，如果，就像通 常发生的情形那样，领导与管理干部是有给职的。在此情况下，团体的 存续便会与一种极为强烈的经济利害关心结合在一起，尽管因此而尽失 其可能是首要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无疑是个日常现象：尽管在参与者眼中已然是“无意义 的”，但各式各样的团体就是这么继续生存下去，因为“团体职 员”或其他官员“（物质上）借此维生”，否则便无以为继。

    任何被占有的（但有时候也包括形式上并不是被占有的）机会，都 可能发挥出定型化社会行动之既有形态的作用。在（和平的、以日常生 活用品为目标的）经济营利机会的范围里，一般而言，惟有营利企业家 的利得机会是自发性的、理性的革命性力量。然而，并不尽然是。

    例如银行家在中介抽头上的利害关心，即长期阻碍了对支票 背书的承认[11]。与此类似的，我们也经常碰到同样是基于资本 主义的利得利害关心，而对形式合理性的制度造成阻碍的例子。 然而比起其他的障碍来，尤其是俸禄的、身份性的和经济上非理 性的种种障碍，这基本上罕见得多。

    四一 经济行动的原动力

    在流通经济里，所有的经济行动无不是个别的经济行动者，为了满 足自己的理念上或物质上的利害而加以企划和遂行。即使经济行动是以 从事经济行动的团体或经济团体，或经济规制团体的秩序为取向（参见 第五节），也是如此。奇怪的是，这点却经常为人所误解。

    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组织下的经济里，这也不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决策之事自然是掌握在团体的领导中枢手中，而财货生产线上的个人即 被限定在光是“技术性的”劳务上（即所谓的“劳动”，参见第十九节）。 于此，他们真的是处于“独裁的”、也就是专制的管理之下，而不在过问 之列。任何的共同决定权都足以立刻在形式上导致利害斗争的发生，诸 如决策管理方式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要有多少“积蓄”（不再投入生产的 公积金）的问题。不过，关键点并不在此。关键点在于，个人在此情况 下，首先会问：分派给他的分量和劳动方式，比起别人来，是否与他个 人的利益相符合。然后，据此以调整个人的行为，而暴力性的权力斗争 毋宁是正常的结果，用以变更或维持现有的分派份额（例如重劳动的特 别津贴）、占有或去除占有符合心意的（就报酬分配与合宜的劳动条件 而言）劳动地位、停止劳动（罢工或强制撤离劳动场所——停工）、限 制财货生产从而强制改善特定部门的劳动条件、杯葛或驱逐不受欢迎的 劳动监督者；一言以蔽之，各式各样的占有过程和利害斗争。这些过程 和斗争，多半是以团体的方式开打，在其中，据有优势的会是那些掌握 特别“攸关生死的”劳动项目者，和纯粹是肉体上最为强而有力者，这不 过是既有形势的反映。然而，涵藏于一切行动背后的总是个人的利害 ——有时候是同质性的、但相互相克的许多个人的利害。一旦利害的构 成形势有所转变，确保利害的手段便会不同，然而这样的契机依旧如 前。可以确定的是，纯粹在意识形态上以他人的利害为取向的经济行动 确实存在，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大众并不那样行动，并且，一切 经验显示，他们不可能如此，并且将来也不会。

    在一个纯然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经济）里，仅有如下的发挥空 间：

    a）根据配给式的需求计划来进行实物财货的分配，

    b）根据生产计划来进行这些实物财货的生产。

    “所得”（Einkommen），这个流通经济的范畴，在此必然消失，而 配给下的收入（Einkünfte）则是可能的。

    在流通经济里，对于所得的追求是一切经济行动必然的终极原动 力。因为任何的处分，只要是所要求的财货或效用尚未完全达到经济行 动者可以随意处分的程度的话，无不是以获得和处分未来的所得为前 提，而几乎所有的现有处分力都是以过去的所得为前提。所有营利经济 的经营利得，都会在不特定的某个阶段，或以不特定的某一种形式，转 化成经济行动者的所得。在规制经济里，规制秩序的目的通常是在于做 出所得分配的样式。（在实物经济里，并没有我们此处确切使用的术语 下的所谓“所得”，而不过是实物财货与实物效用的收入，而这些实物财 货与效用皆无法以某种统一的交换手段来估算）。 所得与收入，从社会学角度看来，可能有下述几个主要形态，并且 来自下述几种典型的主要源头：

    A. 效用所得与效用收入（与明细化或专门化的劳务相联结）。

    Ⅰ. 薪资：

    1）自由约定的固定薪资所得和薪资收入（根据劳动期限来计 算）； 2）等级化的固定所得和固定收入（官吏的俸给、实物配给）； 3）雇佣劳动者在约定下的按件计酬工资； 4）完全自由的劳动报酬。

    Ⅱ. 利得：

    1）从货物或劳务的企业式调度当中获得的自由交换利得； 2）同上的规制性交换利得。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扣除了“成本”后，即为“纯利”。 3）掠夺性利得； 4）基于支配权之占有的支配利得、官职规费利得、赠贿利得、包 税利得和其他类似的利得。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成本扣除的问题除非是在长期营利经营的情况 下才会发生，否则不一定存在。

    B. 财产所得与财产收入（与对于重要生产手段的处分力之利用相联 结）。

    Ⅰ. 通常是扣除了成本后的“纯粹定期金”（Reinrenten）： 1）人身拥有的定期金（例如拥有奴隶、隶属民或解放奴隶），以 实物或货币的形式收取，可能是固定的或是以营利分成的方式（扣除扶 养成本）； 2）支配权占有的定期金（扣除管理成本）； 3）土地拥有的定期金（分益性佃作或固定的期约佃作，以实物或 货币的形式来收取的庄园领主制定期金收入——扣除土地租税成本和维 修成本）； 4）房屋租金（扣除维修成本）； 5）占有独占权的定期金（例如强制使用权、特许权——扣除手续 费）；

    Ⅱ. 通常是无须扣除成本的情况：

    6）设备租金（为了取得“设备”的效用，而交给家计或营利经济的 所谓“利息”，参见第十一节）； 7）牲畜租金； 8）实物赁贷“利息”和约定的实物报酬定期金（皆以实物的方 式）； 9）货币赁贷“利息”； 10）抵押利息，以货币形式； 11）有价证券利息，以货币形式，可能是a）固定利息，或b）按获 利率而浮动（典型的所谓股利）； 12）其他的利得份额，可能是a）临时性的利得份额和理性的投机 性利得份额，或b）在各种企业里理性投资的、长期性的获利率的利得 份额。 所有基于有价证券而来的“利得”与“利息”，并不是事先约定好的所 得，或者仅仅是基于某些前提条件（例如交换价格、出件量）而约定的 所得。固定的利息与薪资、地租、房租等，是约定所得，而支配利得、 人身拥有利得、庄园领主制利得和掠夺利得等，是暴力占有的所得或收 入。财产所得可能是不劳而获（非职业）的所得——当所有者将其财产 交给他人利用时；薪资、俸给、劳动利得、企业经营者利得，皆是职业 所得；其他方式的租金与利得，可能是前者，亦可能是后者（此处并不 打算再详加论断）。 在所有这些所得样式中，流露出优越能动性的——经济革新力的 ——性格者，是企业经营者利得（A. Ⅱ. 1）和约定的或自由的劳动收 益（A. Ⅰ. 3&4），此外，还有自由的交换利得，以及，有时候、另一 种方式下的利得——掠夺利得（A. Ⅱ. 3）。 具有较强的静态——经济保守性的——性格者，是等级性的所得 （俸给）、工时报酬、官职权力利得、（一般而言）各种定期金。 （在流通经济里）所得的经济性来源，多半出于货物和劳动市场里 的交换形势。究极而言，也就是消费者的评价——与营利活动者多多少 少强烈的自生性或强制性的独占状态相联结。 （在实物经济里）收入的经济性来源，一般是出于机会——有偿地 利用财产或效用的机会——的独占性占有。 隐藏在所有这些所得背后的，别无其他，正是以暴力来保卫占有机 会的可能性（参见第一节4.）。掠夺和类似的营利样式的利得，就真正 是基于确实的暴力。再进一步的论断，实非此处这番极为粗略的纲要所 能及的了。 我认为李夫曼（R. Liefmann）的著作当中[12]，尽管在某些 方面和我的见解大相径庭，但关于“所得”的那个部分却是最具 价值的。关于经济问题，此处根本无法再更进一步地进行讨论。 至于经济动态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联，将会适时地一再加以论 述。

    [1]卡摩拉是十九世纪初到一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于意大利那不勒 斯的一个黑社会组织，曾有“世界最大的犯罪组织”之称，不过由于它 与十九世纪意大利的国家复兴运动有密切关系，因此在政治上亦有相当 的影响力。——译注 [2]根据韦伯，为了防卫或进行掠夺而行使的武力，如果逐渐由临 时性而发展为持续性的组织时，“具有武装者只将其他亦具有军事能力 者，在政治上给予平等对待。其他未接受军事训练者或无力从军者，都 被视为女性，实际上在许多原始语言中，的确也明白称之为‘女人’。 在这种战士组合（Vergesellschaftung der Krieger）中，自由与武装 同义。舒兹（Heinrich Schurtz）曾深入研究过，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世 界各处的‘男子集会所’（Männerhaus），就是源自上述的这种战士组 合——舒兹称之为‘男子联盟’（Männerbund）——的一个构成物。当 战士专业性高度发展时，‘男子集会所’在政治行为的领域里，扮演着 几乎与宗教领域内修道院的僧侣组合完全相似的角色。只有那些证明具 有军事能力，完成修炼而被接受加入战士团体的人，才属于‘男子集会 所’。未通过试炼者，则被视为‘女人’而留在女子与小孩之间，失去 军事能力的人亦一样……属于战士团体的人，从妻子或家中分离出，过 着共产制度的团体生活。借着战利品或对外界的人——特别是女性（女 性提供农业劳动）——所课租税过活”，参见Economy and Society， p. 906。——译注 [3]Mameluke在阿拉伯语中意指“被拥有者”，主要指土耳其或亚 美尼亚裔的白人奴隶，他们被买来后原本组为奴隶军，后来从上级将领 处获赠土地及人民，而逐渐转化为领主。最后，土耳其奴隶出身的Izz al-Din Aybak推翻了Ayyüb王朝（1169—1251），建立前马穆鲁克王朝 （1252—1390）。接着，亚美尼亚奴隶出身的Al-zähir Barqüq建立了 后马穆鲁克王朝（1382—1517），而自前马穆鲁克王朝独立出来。—— 译注 [4]关于“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亦即“普鲁士国家银 行”Preussische Staatsbank的前身）这个机构的复杂历史，参见W. O. Henderson，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russia，1740—1870（Liverpool，1958），pp.119—147。由普鲁士 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创建于1772年的海外贸易公司，根本 上说来是个国营的海外贸易代理商，最后则转变成真正国营的商业银 行，用来发行国家债券和对期望中的工业发展进行融资。——译注 [5]此处所触及的方法学上的问题，韦伯在《学术论文集》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的许多篇章里有详 细的讨论。最根本的观点是韦伯认为任何科学分析，不管是在自然的领 域或是社会领域里，都不足以穷尽经验世界里的具体个别事务。科学的 概念架构和运用此种架构所获得的因果解释，在许多重要的层面上仍然 是抽象性的。——译注 [6]参见韦伯的论文“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nomie”，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2nd ed, 1951, 56, 64 ff.。 [7]这一点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第二章的主题。—— 译注 [8]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里，众所周知，包括了《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和《古犹太 教》等世界各大宗教的讨论，但未专章论及伊斯兰教。按此处括弧所 记，韦伯原本是预定要另辟专篇处理的。——译注 [9]西方古代的赋役制国家见诸希腊化时代、埃及和罗马帝政时 期，韦伯的讨论见《古代社会经济史》，Ⅱ-5和Ⅱ-7，参见康乐编译， 《经济与历史：韦伯选集（Ⅳ）古代城市》；关于中国的赋役制，同注 ⑧；印度方面，参见《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第1章。——译 注 [10]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94— 1250年在位），由于其母为西西里公主，所以兼任西西里国王。他采取 国库收入政策，赋予富裕商人以独占特权（尤其是关税特权）。——译 注 [11]关于中世纪以来的票据发展，至十七世纪前之所以无法背书转 让，韦伯的说法是：“事实上，票据仅为贴现者，可向汇兑银行或商人 团体兑现，这对参与决算的商人有利，可独占汇兑的手续费，故每每反 对背书转让的方式。即使到了十六世纪时，任何交易每次皆用新签票 据，而不用背书转让之法。”（郑太朴译，《社会经济史》［下］， 285页）——译注 [12]Robert Liefmann，Ertrag und Einkommen auf Grundlage einer rein subjektiven Wertlehre（Jena，1907）； Liefmann，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Stuttgart， 1919），vol. Ⅱ，parts Ⅷ-Ⅸ，esp. pp.636-710.

     第二篇 经济与社会团体 *

    第一章 经济与社会秩序

    一 法秩序与经济秩序

    （1）法秩序的社会学概念与法学概念

    当我们提到“法律”（Recht）“法秩序”（Rechtsordnung）与“法 规”（Rechtssatz）时，必须特别注意到法学观点与社会学观点的差异。 从法学观点而言，问题在于，何者真正具有法概念的妥当性？换言之， 如何以逻辑严谨并兼具规范意味的语言，来陈述一个法规？然而，从社 会学观点而言，则问题毋宁是：在一个团体里，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乃是，那些介入共同体行动（Gemeinschaftshandeln）的人，尤其是那些 拥有相当重要的社会权力的人，不仅主观上认为某种规范具有妥当性， 并且实际依此而行——换言之，他们自己的行为即以这些规范为准则 ——的可能性（Chance）究竟有多大？此一差异也决定了法律与经济的 基本关系。

    从法学——或更精确地说，法诠释学（dogmatische Rechtswissenschaft）——的观点而言，其目的乃在探求法规的正确意 义，这些法规的内容形成某种秩序，理论上应当可以规范某个确定团体 的成员的行为；换言之，它企图界定此一秩序适用的事实及方式。从法 诠释学的角度来说，法规的经验妥当性是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尚待确定 的只是其逻辑的严整性——所有这些法规应该能形成一套逻辑上首尾一 贯的体系，换言之，没有任何内在矛盾之处。这样的一套体系，用法学 词汇来说，即为“法秩序”。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学则认为，人类的实际行为乃受到需求的制 约，因此必须考虑到“经济生活的情况”。对于财货与经济性劳务之分配 的实际处分力，我们称之为“经济秩序”（Wirtschafts-ordnung），由于对 利益均衡的一致要求，在任何场合都会有分配的需要。此外，对于财货 与劳务——基于实质的共识（Einverständnis）——实际上被这些处分力 所利用的情况，我们也称之为“经济秩序”。

    显然这两种研究方法处理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而且它们的“对 象”彼此也无接榫之处。法理论的“法秩序”观念与实际的经济行为世界 并无任何直接的关联，因为两者的层次不同：一个存在于观念上的“应 然”（Geltensollen），另一个则为现实里的“实然”（Geschehen）。当人 们说经济秩序与法秩序相互间有紧密的关系时，他们并非以法学的观点 来理解法秩序，而毋宁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换言之，将之视为经验性的 妥当。在这样的场合里，“法秩序”被赋予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指的并 不是一套可以用逻辑来验证其“正确”的规范，而是一个人类行为之决定 性因素（Bestimmungsgründe）的汇结。这点须要进一步地说明。

    某些人认为必须遵照法规所界定的范围来行事，这当然是“法秩 序”得以实际产生并持续运作的基本因素。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前言》第五节）[1]讨论合理秩序之“存在”的意义 时所曾提到过的，并非所有（或大多数）采取此一方式行动的人，都是 基于此种动机。实际上，这种情况从来也没出现过。广大的群众参与者 虽然遵照法律规范行事，但是这并不是一种被视为法律义务的服从，而 是因为整个周遭环境认可这种行为并非难相反的行径，或者仅仅是对规 则性生活一种无自觉的、惯性的反应，换言之，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Sitte）。后面这种态度如果普遍的话，法律就失去其主观的性格，而 仅被视为一种习惯。然而，如果在某个场合里，有一个强制机构 （Zwangsapparat）迫使人们遵从上述的秩序，我们还是得将这些秩序视 之为“法律”。

    同样的，根据我们上面所言，也并不是所有相信行为之某种规范的 人，在现实生活里都会一直遵照这些规范来行事。这种现象从来就没有 存在过，实际上亦无此必要。因为，根据我们一般的定义，决定秩序 之“妥当”与否的，乃是秩序与行动之间的“导向”关系（Orientiertheit）， 而非对秩序的“遵守”（Befolgen）。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只不过是一 种“秩序”，只是这个秩序的经验妥当性之得以实现的机会，还得到某些 特别的保障而已。

    “客观保障的法律”意味着一个“强制机构”的存在（“强制机构”的定 义如前所述）[2]；换言之，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人随时准备使用强 制手段，这些强制手段（法强制，Rechtszwang）是为了维持秩序而特 别提供给他们的。强制手段可以是物理性，也可以是心理性的；可以直 接或间接方式为之。如果情况需要，这些手段可以针对视此秩序为经验 性妥当的感情共同体（Einverständnisgemeinschaft）、结合体关系 （Vergesellschaftung）、团体（Verband）与机构（Anstalt）的成员；也 可以针对外人。这些强制手段乃是我们正在讨论中的共同体关系的“法 秩序”。

    然而，并非所有为共同体所认可的秩序皆为“法秩序”，这点我们稍 后还会论及。同样的，在一个共同体里，也并不是负责强制机构的人的 所有“官方功能”就都与法强制有关；其实，我们不如将法强制限定在那 些企图迫使一个秩序被遵行的官方行为，因为，这个秩序已正式被视为 具有约束力。不过，当行为之遵从一个秩序仅是出于一种权宜性或其他 物质性的考量，即不适用“法强制”一词。一个秩序之妥当性得以实现， 其间无疑涉及许多复杂的动机。只有在为了“秩序本身”而有采用强制手 段（“法强制”）之可能性时，我们才称此一秩序为“法律”。

    我们当然也会发现，并非所有（客观的）“法律”皆为“被保障”的法 律。在下述这些场合，我们也会用“法律”一词，不管是称之为“间接受 保障的法律”或是“无保障的法律”：一个规范是否妥当乃取决于，以此 规范为行动取向的方式、具有不管怎样的一种“法律效果”；换言之，与 主要规范之被“遵守”或“违反”相关联的是、其他一些规范实际存在的情 况，亦即，被认可的行为由法强制所保障的某种可能性。这种情况在法 律生活里其实相当普遍，后面我们还有机会再加阐述。然而，为了避免 把问题弄得太过复杂，当我们在本书用“法律”一词而不加定义时，指的 就是直接受到法强制所保障的规范。

    这种（客观的）“受保障的法律”，绝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以“暴 力”（Gewalt）——亦即物理性的强制力——的方式来维持。在我们的 词汇里，法律（包括“受保障的法律”）之社会学的决定性特征，并非暴 力，更不是私法里现代的诉讼技巧——到“法庭”提起“诉讼”，以及随之 而来对判决的强制执行。至于“公法”的领域，指的是规范国家机器及与 其相关的各种行为的秩序，同时涉及许多主观的权利与客观的法规，一 旦这些权利或法规受到侵犯，只有通过“申诉”或某些特定人士的“谏 疏”，才会促使强制机构采取行动，不过通常也没有附带任何物理性的 强制手段。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一个“受保障的法律”是否能存在于这 样的一种环境，取决于是否能有一个有组织的强制机构，以非暴力的方 式来执行法强制。由于对这样一种法强制的依赖还很强，事实上规范被 遵守的可能性也相当大，这个机构也因此而有其分量。

    今天国家已垄断了以暴力来执行法强制的权力。所有其他还能以暴 力来执行法强制的共同体，皆被视为他律的（heteronom），而且多半 也是他治的（heterokephal）。这是历经某些发展阶段的结果。

    只有在法强制是经由政治共同体特有的——通常都是直接诉诸物理 性的——强制手段来执行时，换言之，即由国家来加以保障时，我们才 会用“国家法”（staatliches Recht）一词。因此，在“国家法”的范畴 里，“法规”的存在即意味着下述的现象：当某个事件发生时，大家都有 个共识，亦即期待政治团体的某个机关会采取行动；对于这种行动的期 待则会导致对指令的遵从，只要这些指令是基于上述法规、并符合一般 人对这些法规的解释；就算指令不可能被遵从时，至少也可以得到“补 偿”或“赔偿”。导致这种后果——也就是由国家来行使法强制——的事 件，可能包括一些人们的行为，例如签订契约、违约或犯法。不过，这 只是一些特殊的事例，因为，基于法规之某种经验妥当性，适用于人与 物的政治权力之强制手段，也可以用来对付例如超过水位上限的河川。

    我们当然并不认为，“法规”的妥当性，换言之，人们之服从与否， 仅是因为有上述那种强制机构的存在，虽然通常的看法都如此。服从的 动机其实是形形色色的。在大多数的例子里，主要的动机有出自功利性 的、伦理性的或主观习惯性的考量——也就是说，顾忌周遭人们的非 议。这些动机的本质，对于决定法规本身之妥当性的样式与程度，极具 关键性。不过，就目前我们所讨论的、受保障的法律之形式社会学的概 念而言，尚未涉及心理学的层次。就此种法律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是 否可能有一群特定的人、基于一种纯粹形式上的理由、而强力介入那些 仅是纯然事实性的违反规范的案例。

    （2）法秩序对个人之社会学与经济的影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

    成为一种“法规”的秩序，其经验“妥当性”对个人的利益有许多影 响。特别是，它可以给予个人对其拥有的经济财货或者在某些前提下可 在将来取得的财货，某种计算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或机会的开创或保 障，无疑是那些同意一个法规范或者想以此规范来指使他人的人，会想 去制定法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或“机会”也许带有下述的两种性格。它可以仅只是某一规范之经验妥当性的一个“副产品”：在此例子里，规范并不是用来保障属于某个个人的机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规范也有可能是 特别用来提供给个人这样一种保障的，换言之，给予他一种“主观的”权 利。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当我们说，在国家的法秩序之下，某人有此权利时，通常意指下列的情况：在一个具有共识之基础的法规范下，他 的机会可以得到实质的保障，换言之，由于有一个为此目的而设置 的“强制机构”的协助，他的理念或物质的利益得以确保。

    至少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协助可能出之以下列的形式：一些特定 的、（构成强制机构的）人会随时准备帮助他，只要他能通过适切的管 道提出要求；由此看来，提供给他的“协助”确实是因为“法规”的存在而 得到保障。这样的保障纯粹是基于法规的“妥当性”，而与权宜、自由裁 量、恩宠或个人好恶无关。只要在此意味下的法律协助能从适切的管道 获得，甚至不必诉诸物理性或其他的严峻手段，我们即认为这个法律的 妥当性是存在的。就算是“无保障的法律”，如果受到侵犯（例如选举时 违反了选罢法），基于一些经验性妥当的规范，会导致某种法律效果 （例如宣告选举无效），并且为了执行此种法律效果而设置具有强制力 的一个机构时，这个法律的妥当性也可说是存在的。

    为了单纯化起见，我们暂且搁下那些仅为“副产品”形式的“机会”问 题。以“国家”为其前提条件的“主观的权利”，乃是由政治权力的强制力 所保障的。当构成“法律”之保障的强制手段，是由政治以外的权力—— 例如教权制（Hierokratie）——所提供时，我们即称之为“非国家 法”（Auβerstaatlichen Recht）。有关非国家法之各种范畴的讨论，并非 此处主题。

    我们要提醒注意的是，在暴力手段之外，尚有非暴力性的强制手段 存在，而且可能发挥如暴力一样，或者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甚至比暴力 手段更为强大的影响力。例如从团体中开除某人、杯葛等等威胁的手 段，出自巫术观念的现世的好处或坏处，或是来世的赏罚，在特定的文 化情境里，比起政治性的强制机构而言，有时——在某些地区更可说是 司空见惯——更能导引出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政治强制机构的作用并 不一定就都那么可靠。政治共同体里强制机构以暴力执行的法强制，效 果通常比不上其他的——例如宗教力量——强制手段。一般说来，其效 用实际所及的范围，得视个别具体的情况而定。然而，在社会现实层面 里，只要政治强制机构的暴力手段仍能发挥重要的社会性效果，则“法 强制”就会继续存在。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我们也不能就此归结出，“国家”之所以“存 在”，乃是因为政治共同体的强制手段比起所有其他共同体的强制手段 来得更为有力。尽管与“国家法”有所冲突，“教会法”依然还是“法律”。 这种冲突过去曾不断发生，而且在近代国家与某些教会——例如天主教 会——目前的关系情况下，注定还是会再度出现的。奥地利帝国境内斯 拉夫人的“家族”（zadruga）[3]，不只得不到国家的任何法律保障，它的 一些规范根本就与官方法律有所抵触。由于这种“家族”是建立在具有共 识的行为基础上，因此它有自己的强制机构以保障其本身的规范，以此，这些规范亦可被视同为“法律”。只有在向国家提起申诉时，国家才 会拒绝承认此种（家族的）法律，并通过其强制机构予以撤销。

    此外，在欧洲大陆法系以外的地区，近代的国家法也经常被其他团 体明白接受为“有效的”规范，并以此来检证团体自身具体的判决。例 如，美国法律既保护工会产品的“商标”（label），并且也会订定出各政 党所提名的候选人资格是否“有效”的条件。英国的法官如果接到申诉的 话，也会干涉一个社团的判决程序。即使是在欧陆，德国的法官如果碰 到名誉毁谤的诉讼时，也会研究一下对于申请决斗的驳回是否合乎“惯 例”，尽管法律根本就禁止任何决斗。只是此处我们并无意深入探讨， 有关这些规范是否就此转化成“国家法”，其间所涉及的决疑性的问题。

    基于上述的理由，特别是考虑到所用词汇的首尾一贯性，我们并不 认为“法律”一词在范畴上仅在法强制受到政治权力所保障的情况下才适 用。也没有任何实际的理由可以支持这样的用法。我们似乎可以这么 说，“法秩序”的存在与否乃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人随 时准备在事件发生时行使强制手段——不管这个强制手段是物理或心理 性的；换言之，这个组织特别是为了执行“法强制”的目的而设置的。为 了执行物理性的强制手段而设置这样的一个机构，并不是只有政治共同 体才有的。如果将心理性的强制手段一并列入考量的话，那么即使是在 今天，政治共同体也都还做不到这一点——这一类的法律实际上是由教 会来保障的。

    我们已经说明过，由一个强制机构所直接保障的、（客观的）法律 与（主观的）权利，仅只是“法律”与“权利”之存在的一个特殊例子。然 而，即使是在这样有限的一个范畴内，强制机构的形式也是形形色色 的。举个极端的例子，当现存妥当的秩序受到威胁时，强制机构可能意 味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会基于共识而一起强制介入。然而，除非参与 此种性质的强制介入已被视为一种义务，且有明确规定，否则我们还是 很难称之为一个“强制机构”。当法律是由政治权力的机关来加以保障 时，强制机构尚可从压力（利害关系者）团体得到支援：例如，债权者 与地主团体所发挥的严格规范，特别是他们所提供的信用不佳的债务人 与佃户的黑名单，往往比提起法律诉讼还更为有效。这种类型的强制力 当然可能会扩张其诉求范围，甚至到达国家法律未曾保障的领域；而 且，尽管这些诉求是受到国家之外的力量所保障，它们仍然是基于主观 的权利。

    国家经常会设法阻挠其他团体的强制手段，英国的“毁谤法”（Libel Act）即以不承认事实证明的办法（换言之，即使所言皆为事实亦不能 免责），从而迫使黑名单无法出现。只是国家所采取的这些手段并非永 远都能成功。在这一点上，有些团体比国家还更为有力，例如依靠决斗 之“荣誉法典”以解决彼此争端的身份制团体。这些团体以荣誉法庭与杯 葛为其强制手段，通常都能成功地迫使当事人履行其义务（“荣誉债 务”，例如赌债或决斗）；这种义务与当事团体的共同体目的有其内在 本质上的密切关系，然而，就国家的立场而言，却是不被承认的，或甚 至是被禁止的。只是，国家也常常被迫做某种程度的妥协。

    主张将决斗这类性质特殊的犯罪以单纯的“杀人未遂”或“伤害罪”来 起诉，显然是扭曲了法律的本意。这些罪行具有相当特殊的本质。不 过，即使是在今日的德国，随时准备决斗仍然是国家加之于其军官的一 项法律义务，虽然刑法上明明白白写着禁止任何决斗。当一个军官拒绝 遵照荣誉法典履行决斗义务时，国家即会课以法律责任。不过，对于军 官团以外的其他人，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私人”组织对付其捣蛋成员的典型强制手段，即是将他们排除于团 体及其一切物质性与观念性的利益之外。像医生、律师等职业团体，以 及其他社会与政治性的社团，莫不以此为其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近代的政治组织大致上已将这些强制手段纳入监控。例如在德 国，医生与律师团体已不准再采取此一最后手段；英国的法庭也有权在 当事人申诉的情况下，重新审查被除名的案例；美国的法庭则有监督政 党的权力，并有权在接受申诉的情况下，审查一个“商标”的使用是否合法。

    各种团体强制手段相互间的冲突，正如法律本身一般的古老。而在 过去，并非总是政治团体的强制手段获得最后的胜利，即使是在今天， 政治力也并非就一直都能占上风。例如在今天，一个违反垄断协定的商 人，还是无法得到政治力的支持，以对抗有组织地利用削价竞争将其逐 出市场的企图。同样的，当某个投机客借口证券交易不合法而拒绝支付 款项以从中牟利时，政府也无法保护他不被列入拒绝往来户的黑名单 里。中世纪时，宗教法庭明令禁止的一些事项，却明载于某些商人行会 的会规，尽管从教会法的观点而言，这些会规显然是无效的，它们却还 是延续下去。

    国家不得不相当程度地容忍其他团体拥有类似的强制力量，即使这 种力量除了直接用来对付自己的成员外，有时还会用来对付圈外人—— 迫使他们遵照这个团体的规范。例如卡特尔会努力迫使圈外人加入其组 织，或是债权人团体对债务者所采取的行动。

    强制保障的“法律”之一个——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相当重要的 极端例子，可见之于近代的政治共同体（拥有自己“法律”的宗教共同体 也一样），此即法律的保障者乃是一个“法官”或某些其他的“机关”，原 则上必须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仲裁者，而非一个与当事人某方有“个人”关 系的人物。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则是，强制手段乃是由那些与当事者某 方有紧密个人关系的人物——例如当事者“氏族”的成员——所提供。就 像在近代国际法之下的“战争”，在上述情况里，“血族复仇”与“械 斗”（Fehde）[4]乃是惟一或至少是正常的、执行法律的形式。在这个例 子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权利”能得到多少保障，纯粹基于 下述的可能性：亦即，其氏族的成员对于支援他的械斗与血族复仇的义 务，愿意承担到什么程度（这种义务原初是由于对超自然力量之愤怒的 恐惧所保障的）；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是否足以支持他所要求的权 利，虽然不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

    “法律关系”一词将用来指涉下述情境：一个权利的内涵乃是由关系 所构成，换言之，由具体的人——或者是能由具体标准所界定的人—— 所采取的实际的行动或可能的行动。一个法律关系中所包含的权利，可 能会依实际发生的行为而有所变化。就此而言（即使是在一种假设性 的、极端的例子里），就算支配者个人被视为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利，而 所有其他人的机会皆萎缩至仅仅是支配者之“行政规则”（Reglement）[5] 的反射，“国家”仍可被视为是一种“法律关系”。

    二 法秩序，习律与习俗

    （1）惯习在法律形成中的意义

    法秩序、习律（Konvention）与习俗（Sitte）的领域乃是连续不 断、难以截然划分的。我们将“习俗”界定为一种典型的、一致性的行 为，这种行为固守在既定的常轨上，仅仅因为人们“习于”如此，而且也 由于下意识的“模仿”导致如此。这是一种“群众行 为”（Massenhandeln），个人之所以会继续采取如此一种行为，并非出 自任何人的“要求”。反之，我们所谓的“习律”是指某种行为的发生、特 别是引发此种行为者，绝非出自物理的或心理的强制，并且，至少一般 说来，除了形成行为者之特殊“情境”的人群圈内的赞同或指责之外，不 会直接受到任何其他方面的影响。

    有必要严加区别的是“习律”与“习惯法”（Gewohnheitsrecht）。对于 这个不太管用的概念，我们此处姑且不论。按照通常的术语用法，习惯 法的妥当端在于，强制机构为了妥当的规范——其之所以妥当并非由于 法规的制定，而仅仅是由于共识（Einverständnis）——得以落实，而介 入运作的可能性。相反，习律这方面就正好是没有“强制机构”，换言 之，没有（至少相对而言）明确限定的一群人随时准备好要执行法强制 的特殊任务（即使法强制只是作为“心理的”手段）。

    光是单纯的“习俗”，换言之，并未成为习律，就足以在经济上产生 广泛的影响。特别是经济上的需求状态——一切“经济”的基础，极为广 泛地取决于单纯的“习俗”，尽管个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无视于习俗 而不会受到任何的非难，然而，实际上个人多半是很难逃离它，并且， 习俗惟有在朝向模仿其他群体的另外一种“习俗”的道路上才会缓缓地产 生变化。我们将会看到[6]，单是“习俗”的共有，就足以对社会的交际共 同体（Verkehrsgemeinschaften）和对通婚产生重大影响，并且通常会 在“种族的”共同感情的形成过程中注入一定程度的刺激（尽管有效程度 难以确定），并进而促成共同体的形成。不过，正由于遵循这样一种事 实上已“惯习化”的东西是一切行为、因此也是一切共同体行为的一个极 为强大的要因，所以法强制在其将“习俗”变成一种“法律义务”（例如 按“惯例”而行）之处，通常也不会给习俗添加上什么效力，并且，当法 强制与习俗有所违拗时，其试图影响实际行为的举措就会遭受挫败。另 一方面，由于个人在不可胜数的生活关系里乃是依存于其周遭环境之完 全自发的善意（这善意既不是由世俗的、也不是由超世俗的权威所保 证），因此，对于个人的行止而言，“习律”的存在往往比法强制机构的 存在更远具有决定性。

    从单是“习俗”转变成“习律”的过程自然是非常流动不居的。越是往 历史回溯，我们发现行为的样式、特别是共同体行为的样式就越是广泛 而全面地取决于这种已“惯习化的”心态，并且，一旦有所偏离，就会引 发极大的不安，这对于一般人在心理上的影响恐怕就像身体机能的障碍 所导致的结果一样。以此，似乎也就更坚定了惯习化事务的继续保持。 从这个阶段转进到共同体行为的“共识”性格（此种共识一开始无疑只是 模模糊糊地被感受到），也就是转进到认为一定种类的惯习化行为是一 种“义务”的观念，若就此种转进所涵括的范围和其所具有的内容而言， 根据民俗学的研究，至今所知仍然极为不明确，所以此处即置而不论。

    至于人们在此一过程中的哪个阶段里，会在主观意识上认定“法律 义务”的存在，则完全是术语上和权衡上的问题。在客观上，以实力来 回应一定种类的行为，就像动物，而人类也一样，实际发生的机会是亘 古以来就存在的。不过，至少我们绝不能这么认为：在此情况下，主观 上即存在着一种所谓“共识的妥当”，或者引导该妥当行为的是一种可以 明确把握的“意念”（gemeinter Sinn）。比起“原人”来——如果在此可以 不致引人误解地使用这个极有问题的概念的话——某些家畜的行为，恐 怕是更为广泛地受制于初步的“义务”观念。然而，我们对于“原人”的意 识里的主观过程一无所知，至于“法律”或习律之所谓的绝对原始性，或 者根本具备其“先天性”等，这些经常一再反复出现的说法，对于经验的 社会学而言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原人”对外，尤其是对其同类，在举止上表露出实际的“规则性”， 并不是因为某种“规则”或“秩序”被视为是“具有约束力的”，而是因为， 相反的，被有机制约的规则性——我们必得接受这是精神物理上的真实 情形——与所谓“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的观念相结合的缘故。人类内在精 神上对于这种规则性所抱持的“意向”，本身——正如现今任何人在日常 生活上都可以经验到的——就包含着对于革新的明显阻碍，这乃是我们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正好给予那种认为规则“具有约束力”的 信念，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持。

    （2）借着“启示”与“移情”形成新秩序

    借此机会，我们要问：在这个有志于趋向“规则性”且认定其具 有“妥当力”的世界里，任何的“革新”是如何产生的？从外在，亦即借着 外在生活条件的改变（而产生革新），这是殆无疑义的。然而，这一点 也不能保证，回应生活条件之改变的是新秩序的形成，而不是生活的破 灭。特别是外在的改变绝非革新之不可或缺的条件，更何况在许多极为 重大的案例里，外在的改变根本算不上是形成新秩序的一个因素。一切 的民俗学经验在在显示出，新秩序的最重要泉源毋宁是来自个人的影 响，这样的人能够体验一定性质的“异常”状态（从今日的治疗学的立场 看来，不少——但绝非总是或通常——被认为是“病态的”），并且基于 此种体验而影响到他人。此处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体验——因其“异常 性”而显得是“新的”的那种体验——以何种方式形成的问题，而是此种 体验有什么影响的问题。

    足以克服惯习化之“惰性”的这种影响，可以循着各种极为不同的心 路历程而进行。这些心理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许多过渡的形式，而在其中 做出两种对立的形式并且在术语上加以明确的厘清者，是黑尔帕赫 （Hellpach）[7]。这两种对立形式，其一是“启示”（Eingebung），亦 即：以猛烈的手段突然唤醒被影响者认定其某种行动乃是“当为”的观 念。其二是“移情”（Einfühlung），亦即：让被影响者共同体验施与影 响者本身的内在态度。通过此种媒介而引发的行为，在个别的情况下， 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种类型。不过，多半的情况是引发了以影响者及其体 验为取向的、群众性的“共同体行为”，并且，也可能因此而发展出内容 相应的“共识”来。若此种共识“适合”于外在的生活条件，那么便会继续 维持下去。“移情”，特别是“启示”——这两者多半被总括于“暗 示”（Suggestion）这个含糊歧义的名词下——的种种作用，乃是革新在 事实上被实现的一个主要泉源，而革新之“成熟”为规则性，则反过来很 快就会再度加强（时而伴随着革新而来的）“约束性”的感觉。不过，这 种“约束感”本身——一旦有发展成有意义之观念的迹象——即使是在革 新的情况下，无疑也会呈现出其为根本的、始源的性格，特别是作 为“启示”的一个心理上的要素。

    倘若将新行为方式的“模仿”视为普及办法的初步与基本过程，那就 不对了。模仿当然极具重要性，然而，这通常是次要的，并且多半只不 过是特殊情形。如果狗——人类最古老的伴侣——的动作是由人所“启 示”的，那么我们绝不能说是狗在“模仿”人类。

    不过，在极大部分的情 况下，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间的关系却正是如此。这种关系有时候会是 比较类似“移情”的类型，有时候则类似“模仿”——不管是出自目的理性 的考量，或是由于“群众心理”的缘故。 不过，无论如何，既已形成的革新——如果是源自经久持续的“启 示”或强烈的“移情”作用的话——最容易走上形成“共识”和最终成为“法 律”的道路。以此，革新的结果是创造出“习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 是直接创造出基于共识的强制行为以对付反抗者。如果宗教的信仰够强 烈，那么一切历史经验无不显示，“习律”、亦即周遭的赞同或非难，便 会一再地产生出这样的期望与信念，亦即超感官的力量也会对周遭所赞 同或非难的任何行为予以报偿或惩罚。不只如此，在适当的条件下，习 律也可能会更进一步产生出这样的想法，亦即不仅是行为者本身，而是 连同其周遭的人，都有可能遭到上述超感官力量的报复，因而，有必要 由每个人个别地或者通过团体的强制机构，来（对此行为）加以反制。 或者，由于某种行为模式一再反复发生，结果在特定的秩序担保者身上 便产生出这样的想法，亦即如今所面对的不只是习俗或习律的问题，而 是有必要加以强制的法律义务。这样一种实际上妥当的规范，我们称之 为习惯法。或者，最后，利害关系者也可能基于理性的考量而做出这样 的要求，亦即为了确保习律上或者习惯法上的义务以免动摇起见，应该 明白地将之置于一个强制机构的保障之下，亦即将之转化为制定法。尤 其是在一个有制度的目的团体的、“各个机关”之间的内部权力分配的这 个领域上，经验显示，只受到习律所保障的行为规则的内容是不断地往 法律所要求并保障的那个领域移动。英国的“宪法”的发展，便是个首要 的例子。

    最后，任何对习律的违反都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亦即周遭会以不 利的方式针对违犯者行使其受到强制保障的主观权利。例如：家长针对 那些违犯群体生活上纯粹是习律性的规则者，行使其家长权，武将针对 违犯荣誉法典者，行使其免职权。在此情况下，习律规则事实上是间接 受到强制手段的支持。这和“未受保障的法律”之间的区别在于：此一强 制手段的介入毕竟是违犯习律的事实上的结果，而不是“法律上的结 果”。尽管家长在法律上是拥有“家长权”，然而未直接受到保障的法规 之所以具有效力，是因为若无视此一法规，则会遭受到某种基于受保障 的“法律规范”发挥出来的效果所约制。另一方面，当法规所援引的 是“善良风俗”（guten Sitten）、亦即值得赞同的习律时[8]，那么遵从习 律的义务便就此成为法律义务（间接受到保障的法律）。

    此外，还有许多这类的中间形态存在，例如：昔日普罗旺斯地区在 恋爱事件上被托以“裁决权”的、吟游诗人的“爱情法庭” [9]；原本是居于 仲裁者地位、只担任敌对双方之调解角色、有时也作出判决、但本身并 无强制权力的“法官” [10]；或者如今日的国际“仲裁法庭”等。在这类情况 下，周遭人士的无形赞许或责难便转化成具有权威性的命令、禁令和许 可，也就是转化成具体组织起来的心理强制。以此，我们将可称之 为“法律”，除非这不过是种游戏（像“爱情法庭”那样），或者判决的背 后只不过是判决者个人算不上权威的见解，换言之，相反的，至少某个 人群组织（如氏族或被害国家）所进行任一种“自力救济”式的杯葛，是 人们所期待的正常结果，一如上述的后两种情形。

    就我们对概念的定义而言，光是某种行为被诸多个人所“赞同”或者 相反的行为被“非难”，并不足以构成“习律”的概念，而必须是在行为 者“特定的周遭”里——在此自然不是指地理上的周遭——存在着抱持这 样一种态度的机会。换言之，构成此一“周遭”的人群圈子必须有某种被 界定出来的特色，不论这一特色是职业的、血缘的、邻人的、身份的、 人种的、宗教的、政治的或其他什么性质的，也不管其归属性是松或 紧。相反，我们所谓的习律并不以这种人群圈子形成（我们定义下 的）“团体”（Verband）为其前提条件，其实，习律恰好多半不是如 此。反之，我们所指的“法律”之妥当，由于在我们的定义下法律乃是 以“强制机构”为其前提，所以往往是（真实的或潜在的）“团体行为”的 一个要素——当然，如我们所知的，这并不是说只有“团体行为”（甚或 只有“共同体行为”），才受到团体在法律上的规制（而成为“团体规制 下的”行为）。在此意义下，我们可以说“团体”是法律的“担纲者”。

    然而，另一方面，共同体行为、共识行为或结合体行为、团体行 为、体制行为——类此本身就已经是社会学上重要的事象、表现和行为 的剪影——正如我们一再举例说明的，绝不能说是主观上惟（我们此处 定义下的）“法律规则”是从。如果团体的“秩序”指的是行为举止在事实 上可以被确认的规则性，而此种规则性又是（构成团体本身或在团体影 响下的）共同体行为的实际经过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或必备的条件，那么 此种意义上的“秩序”只能微乎其微地算是以“法律规则”为取向的结果。 只要规则性是有意识地以“规则”为取向（而不是单纯从无意的“习惯”里 蹦出来），那么这不过是“习俗”或“习律”的规则性，或者，这往往绝大 部分是参与者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之余所表现出来的、主观上合于目的 理性的行为准则的规则性——参与者本身或其他人无不冀望于此种行为 所能发挥出来的效果。不只如此，人们还会借着特殊的——尽管不受法 律强制所保护的——结合体关系或共识，而在客观上有所期待于此种行 为准则。法强制的可能性，一如先前所说的，对于行为者的“合法”作为 而言只发生很有限的作用，在客观上，也不过是共识行为的实际经过中 零星小节上的一点保障。

    （3）习律、习俗与法律之间的流动过程

    就社会学而言，从单纯的“习俗”转变成“习律”，再从习 律转变成“法律”的过程，显然是流动不居的。

    1. 倘若强将“法律”与“伦理”（Sittlichkeit）之间的 差别，区分为法律规范在于规制“外在”举止，并且仅只于此， 而伦理规范则相反地“仅仅”在于规制心志（Gesinnung），那 么，即使就非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此种区分法也还是错误的。的 确，法律未必总是将行为背后的心志看得那么重要，并且，有些 法规和法律秩序，其包括刑罚在内的法律效果，只是和外在的因 果关系有关联。然而，这绝非通例。法律效果牵涉到的包括“善 意”或“恶意”（bona oder mala fides）、要从心志内部来究 明的行为之“败德”或其他种种纯粹心志所趋的事实。并 且，“伦理的”命令所针对的，正是在于“克服”实际行为里的 那些反规范的欲望，而这些欲望事实上也是“心志”的一部分并 且油然而现于外。因此，以规范的观点来说，伦理与法律之间的 区别，自然不能着眼于其为“外在的”或“内在的”，而是要从 两者在规范性上的品位高低（normative Dignität）来着手。

    不过，就社会学的观点而言，“伦理的”妥当性和基于“宗 教上的理由”或“由于习律”的妥当性，通常是一致不二的。反 之，惟有当行为的抽象准则，被主观地感受到是从终极的妥当原 理那里开展出来的时候，才算是“纯然的”伦理规范，而且此一 主观观念还得为行为取得实际的意义才行。事实上，此种观念往 往极具真实意义。果真如此，那么此种观念也不过是哲学思维上 比较新近的产物。以往，犹如当今，在日常生活的现实里，“伦 理命令”，相对于“法律命令”，在社会学看来，通常无非是基 于宗教或习律的行为准则，并且和法律之间并无一清二楚的界 限。从来没有任何社会学上重要的“伦理”命令不是有时或为法 律命令的。

    2. 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以规范的履行是否出于个 人的自由意志来区分“习律”与法律规范[11]，这种办法根本行 不通。若说履行习律上的“义务”，例如社会的礼仪规则，并不 是个人所“被要求”的，而不履行则仅仅只会招来自愿、而且随 时都可任意脱离自由结社关系的结果，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 同意有这样一种性格的规范存在，不过，这种规范绝不仅仅是存 在于“习律”的领域里，而是也同样存在于法律的领域里 ——“事情变更条款”（clausula rebus sic stantibus）事实 上往往带有这种意思。无论如何，在施塔姆勒自己的社会学里， 将习律规则与法律规范区分开来的重点所在，自然不应该是在这 样一种规范上。

    不只是在理论上可以建构起来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 施塔姆勒已借助其学院式的概念来开展这种社会的“理 论”与“批判”——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 会，根本就废弃其习律秩序的法律性格，原因在于它们认为：对 于侵害习律秩序者而言，光是社会的非难这个事实，加上极为现 实的间接后果，就足以并且必然足以构成制裁。因此，就社会学 而言，法律秩序与习律秩序绝非根本对立的，因为，姑且不论那 些当然存在的过渡现象，习律不但部分是由心理强制所支撑的， 而且部分，至少间接地，是受到物理强制的支援。法律秩序与习 律秩序之间的区别关键，端在于强制的社会学结构这一点上，换 言之，习律秩序这方面并没有随时准备好行使强制权力的人（亦 即“强制机构”：“教士”、“法官”、“警察”、“军队”等 等）。

    然而，施塔姆勒首先特别是将“规范”在理念上的“妥 当”和规范之为妥当的观念，相互混同起来。前者可经由法律理 论学者和伦理学者在学理上演绎而得，而后者则对经验行为产生 真实影响，并且应该是经验性考察的对象。此外，他又将行为在 规范下的“规律性”——借着大多数人事实上所认为是“应 然”的规则而表现出来——和人类行为事实上的规则性，互相混 同起来。这两者必须在概念上严加区隔。 行为上单只是事实上的规则性，亦即只是“习俗”，转化为 具有约束力的、起先多半是基于心理强制而受到保障的“规 范”形式，通常是以习律规则作为媒介，换言之，借此而形成传 统。某些事象光凭有规则地一再发生这个事实，就足以赋予这些 事象类似规范命令的权威，不管这些事象是自然现象或是生物官 能所致，或者是无意识地模仿或适应外在生活环境的行为。譬如 被认为是神力控制下的星辰恒动或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或不自由 劳动者惯常接受酬劳的方式——他们在法律上是无条件地臣属于 领主的权力之下。

    一旦习律取代了行为的规则性，换言之，从“群众行为”转 变为“共识行为”——因为在我们的术语用法下，这正是整个过 程的意义所在——，我们称之为“传统”。单是掌握住习惯性的 行为方式和一心一意地保持住这种习惯，便足以对法律秩序的维 系发挥强而有力的影响力——即使此一法律秩序原先是通过法规 的制定才固定下来的。更不用说传统所能产生的作用了。这可比 针对预期的强制手段和其他结果所做的任何反省，都要有力得多 了，更何况至少某些遵循“规范”而行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些 手段和后果的存在。从单是无意识地形成一种习惯，到有意识地 接受应该遵奉规范而行的准则，总是流动不定的。行为单只是事 实上的规则性，造就出具有相应内容的伦理信念和法律信念，同 样的，另一方面，物理和心理的强制手段号令着一定的行为这件 事，也造就出行为事实上的习惯和因此而来的行为的规则性。

    法律与习律，作为原因与结果，被夹缠在人类共同的、并立 的和对立的行为之中。若将法律与习律视为行为的“形式”而与 行为的“内容”（亦即行为的“素材”）相对置——就像施塔姆 勒所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12]。相信某种行为是法律或习律 上所命令的，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只不过是一种提高或然率的 附加品，借此或然率，行为者可以计算出其行为的一定后果。因 此，经济理论好歹是有道理完全撇开不管规范性格的分析。

    就经济理论而言，某人“拥有”某物，只不过意味着：他算 得到别人一点儿也不会妨害到他对此物实际上的处置。对于处分 力的这种相互尊重，是如何产生出来的？是出于习律或法律规范 的考量，还是基于所有参与者对自身利益的某种衡量，对经济理 论而言，这本来就是无关紧要的。某人“积欠”他人某物，在社 会学看来，意味着下面这样一种机会存在。亦即：某人基于一定 的事实，不管是承诺或是侵权行为，或其他什么缘故，让他人产 生一种期待，期待基于上述事实在一定期限内某人会将上述某物 的实际处分权转交出来，而此种期待被实现的机会是存在的。对 经济理论而言，此事所涉及的心理动机为何，并不重要。财货 被“交换”，意味着：根据协议，某人对某物的实际处分权被转 移到他人手中，而此种财货的移转，是因为某人考虑到另一种物 品的实际处分权会被或者应该被从他人那儿转移到自己的手上。

    投入债务关系或交换的人无不怀抱着这样的期待，期待对方 会以相应于自己的意图的方式来行动。此时，在双方当事人之外是否存在着某种“秩序”用以保障、命令、通过强制机构或社会 责难来强制实现这点，并不是概念上必要的前提，同时，是否在主观上承认有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存在，或者相信对方也 是这么认定的，这也并不是当事者之间必要的前提。例如，在交换之际，交换当事人可以相信，对方基于保持未来和他之间的交 换关系的那种利己的利害关心，会抑制住其毁弃承诺的倾向，就 像未开化的部落里的“沉默交换（stummen Tausch）”所明白显 现出来的[13]，而在所有近代的交易里，尤其是交易所里，这更 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或者信赖有此作用的其他类似的动机。

    在纯粹目的理性的情况下，事实上，参与者任一方都会计算 到、而且通常可以计算到这样的可能性：对方将会表现得“有 如”承认他必须“信守”既有承诺的这样一种规范，对他而言 是“具有约束力的”。在概念上，这已具足无疑。然而，毋庸赘 言的，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之预期对方会这么表现，是否能以 下列方式而得到保证，恐怕更具实际意义，亦即：1. 主观上相 信这样一种规范具有客观的妥当性，这一点在其周遭环境里是普 遍的（此即共识）；2. 更进一步，基于社会的赞同或非难而有 习律的保障，或基于强制机构的存在而有“法律的保障”产生出 来。

    确实，若无法律保障，近代那种私人的经济性交易形态也不 能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反之，在大多数的商业交易里，人 们想都没想过可能采取法律行动的事情。例如交易所里的协定， 职业商人之间是以这么一种方式进行的，而这种形式在绝大多数 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针对对方的恶意提出任何“证明”的，亦 即：口头的方式，或者在（自己的）记事簿上作下记号或记录。 尽管如此，实际上未曾有过争议。同样地，也有些纯粹追求经济 目的的团体，其秩序完全或几乎完全不受国家法律的保障。某些 类型的“卡特尔”也曾是这样的团体。

    另一方面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亦即：团体本身所缔结的、 在私法上有效的约定，借着团体的解散而丧失效力，因为如此一 来，具有形式正当资格的原告即不存在。以此，此种团体乃是具 有自己的强制机构的、某种“法律”的担纲者，只是此种法律在 遂行法强制上却完全无能为力，或者，惟有当团体存在的情况 下，方有可能。不过，由于参与者内在主观的态度使然，卡特尔 契约往往缺乏有效的习律保障，虽然如此，这样的结合关系却因 为全体参与者共同一致的利害、而长期且极为有效地运作下去。

    尽管如此，对这样的组织而言，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保障，特 别是国家的法律保障，当然不能说是无关紧要的。现今，交易根 本是少有例外地受到法强制的保障。交换行为通常是意图获得主 观的“权利”，用社会学的说法则是：在于获得国家以强制机构 来支援自身处分力的机会。“经济财”如今同时也就是正当取得 的主观权利，而“经济秩序”的“世界”即由这样的素材所构 成。

    虽然如此，即使现今，交换目标的整体也不是全由以上这些 所构成。不受法律秩序所保障、甚至基本上是法律秩序所拒绝保 障的经济机会，仍旧是交易的对象，而且不仅不是“不当的”， 反而是完全正当的。例如商人之有偿地让渡其“字号”即属之。 字号的买卖在现今通常会产生出某些私法上所赋予买方对于卖方 的权利，例如卖方应停止某些特定的行为，或者进行其他的行动 （譬如“引介”买方给顾客）。不过，这样的权利并不及于第三 者。

    然而，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形，亦即：政治 权力的强制机构预备行使直接的强制以利于销售机会的拥有者和 取得者（例如“行会禁制权”[14]，或受到法律保护的“独 占”）。反之，众所周知，正如费希特（Fichte）在其《封闭性 的商业国家》里视之为近代法律发展之特色的，现今基本上只有 对于具体有用的财货或劳动服务的要求权，才是国家法律保护的 对象。所谓的“自由竞争”，就法律而言，正是在此一事实上表 现出来。因此，尽管此处（字号的买卖里），第三者不再受法律 所保护的机会即使仍旧是经济交易上的财货，然而，法律保障的 阙如显然还是铸成了重大的经济后果。不过，从经济学和社会学 的观点看来，在概念上确立不移的是：原则上，法律保障的介入 不过是提高了稳定性，以此可以预先估算出与经济相关的重要事 象。

    某一事实之合于法律秩序，总是意味着：有个人群机关存 在，当该档事实出现之际，此一机关即被视为得以按照某种规范 观念（原则上）指示出什么是“依法”所当为的。只不过，这从 来没有被彻底无余地实现过。就像我们先前谈论过的，任何理性 的结合体关系，也就是包括共同体行为和共识行为的秩序在内， 比起这些行为本身来，通常都是后发的。不过，这点此处且应略 而不谈。另一点，共同体行为和共识行为的发展总是不断地制造 出全新的情境来，而新的问题根本不是被认为妥当的规范和其他 法律学上的逻辑手段所能解决的，或者也只能作表面上或以似是 而非的方式来解决（此即“自由法”运动的主题），而这点亦非 此处的问题所在。

    此处，我们所要谈论的毋宁是：尽管法律秩序在极为彻底理 性化的情况下，其最为“根本的”问题却往往从未受到法律的规 制。此一现象的两种独特类型，举以下实例说明：

    1. 倘若一个“立宪”君主罢免了他的责任大臣，然而并不 任命其他任何人来取代这个职位，换言之，没有任何人来副署君 主的行为，那么，“依法”该当如何？这个问题，在世界任何地 方的任何“宪法”里，都未曾有法律的规制。可以确定的不过 是：某些统治行为不再是“有效的”。2. 至少就大部分的宪法 而言，当“国家预算”应该由相关人等基于自由协议来确定，然 而却无法做出协定时，那么又该当如何？

    关于第一个问题，耶利内克（Jellinek）认为这实际上是 个“无谓”的问题，倒是不错[15]。只是，对我们而言，必须加 以了解的是：到底为什么这根本就是个“无谓的”问题。反之， 第二种“宪法的漏洞”，如众所知的，就极为实际了[16]。如果 我们将社会学意义上的“宪法”理解为共同体内部的权力的实际 分配，亦即此种权力的分配足以决定以命令来影响共同体行为的 可能性，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做出以下的论断来，亦即：社会学 意义上的宪法，其特色全在于“宪法”在法学上以何种方式、在 何处，显现出这样的“漏洞”——特别是在此种根本问题上的缺 陷。像第二类型的这种漏洞，在根据共识或指令而理性地制定出 来的宪法里，有时完全是故意被保留下来的。道理端在于：在宪 法制定上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利害关系者（们），希望拥有十足 且最终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掌控那些在法律上并不具备既 定规范、但不可避免地必须继续进行的共同体行为，正如上述所 举的例子，他们希望能施行无预算的统治。

    反之，上述第一种类型的漏洞通常并不需要去加以填补，因 为，人们相信：利害关系者（在我们的例子里为君主）本身的利 益随时都足以约制住他们的行为，而使得法律上可能出现的“荒 谬”事情——譬如没有责任大臣的情形——实际上并不会发生。 尽管有那样的漏洞，但基于共识，任命大臣无疑是君主应尽 的“义务”。并且是个“受间接保障的”义务。因为，违反此种 义务的法律结果是：某些行为将不再是“有效的”，换言之，获 得强制机构之保障的机会等于零。然而，一旦君主并不履行此项 义务，那么国家行政应该如何持续下去，则无论是法律上或习律 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由于至今尚未发生过此种现象，所 以也未曾有一种“习俗”来作为断定的根源。此事在在明白显示 出，法律、习律或习俗绝非吾人所能赖以保证他人履行其被期 待、或自己许诺的行为、或被认为是应尽之义务的惟一力量，反 倒是他人想让一定的共识行为持续下去的自身利益，才特别是一 种保证。吾人预期君主将履行其（被认为乃妥当之前提的）义务 的确定性，确实是比下述这种确定性来得高的（尽管其间之不同 只是程度的问题），亦即，在我们先前的例子里，交易之一方在 没有任何规制或强制保障存在的交易里，（并且即使继续交易下 去通常也无任何法律保障可言的情况下），预期对方的行为将会 符合自己的打算的确定性。

    此处，重要的只是在确认：共识行为或共同体行为在法律上 以及习律上的规制，原则上只把握住行为的一部分，并且在某些 情况下根本是有意如此的。共同体行为之以某种秩序为取向，对 于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形成而言，无不具有组织构成上的意义， 然而强制机构对于所有稳定的、在组织秩序规范之下的团体行为 而言，却不具有此种意义。前述第一例的荒谬情况一旦发生，必 然马上引发法学上的思辨活动，并且甚而导致习律规则或连同法 律规则的制定。不过，其间，相应于情况之不同，或许极为形形 色色的共同体行为或共识行为或社会行为早已实际上解决了具体 的问题。规范性的律则诚然是共识行为的一种重要的因果成分， 但并不是——如施塔姆勒所宣称的——共识行为的普遍“形 式”。

    三 法强制对于经济的意义及其界限

    对于以经验法则和类型为探究目标的一门学科而言，例如社会学， 法律保障和作为法律保障之基础从而全面或部分地创制出此种保障、且 成为其诠释和运用之动机的规范观念，可以同时被视为某种规则性的结 果和特别是此种规则性的原因或部分成因，这样的规则性包括：社会学 所直接关注的人类行为的规则性，以及由人类行为所引发出来的、成为 社会学间接关怀对象的自然事态的规则性。

    行为事实上的规则性（“习俗”），如我们所见的，可能成为施加于 行为上的规则（“习律”、“法律”）之所以成立的泉源。不过，反之亦 然。规则性也可能经由（习律规范或）法律规范而产生（或连带产 生），然而不仅限于直接实现规范内容的那些规则性，同样地也可以产 生出其他种类的规则性。

    例如一个官员每天规律地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这就是实际上被视 为“妥当”的法律规范当中的命令所直接促成的结果。反之，工厂的“外 勤售货员”为了获取订单而每年规律地出现在“零售商”的面前，则仅只 是法律规范间接促成的结果——因为自由竞争客户事实上是被许可的， 并且由于此种许可而促成竞争的必要性。又如，哺乳期的母亲不工作这 件事被视为习律或法律“规范”而使得较少的婴儿死亡，这当然是此种规 范之为妥当的结果。如果这是个明文的法律规范，那么，此种结果当然 也是规范创立者的理性目的之一。不过，立法者的“命令”自然仅限于哺 乳母亲的不工作，而不是死亡率的降低。甚至就直接被命令或被禁止的 行为而言，强制规范的妥当性在实际上有多少效力还是个问题，因为强 制规范之被遵守，只是因其为“合宜的”，而不是在于其毫无例外。在强 烈的利害关系的运作下，很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亦即：尽管有强制机 构的存在，但基于此种强制之随时准备实行而为“妥当”的法律规范，却 可能被违犯，而且不只是零星的，而是压倒性且长期地在不受惩罚的情 况下违犯下去。此种情形一旦成为常态，并且参与者也因而取得其行径 ——而不是企求妥当的法规所要求的行为——乃合乎规范的认定，那么 担当保障的强制力最后即不再强制执行前述法规，此时，法学教条者即 称之为“习惯法下的废法”（Derogation durch Gewohnheitsrecht）。

    受政治权力的强制机构所保障的法律规范，和习律规则彼此皆妥当 存在并处于长期斗争状态的情况——就像决斗乃私人复仇在习律下的转 化——是可能的，并且先前也叙述过。为了改变既有的“习俗”与习律而 理性地制定出法律规范的情形绝不在少数，然而，尽管如此，情况通常 是：法秩序在现实里之所以为经验“妥当的”，并不是由于强制机构存在 的缘故，而是因为其妥当性已被视为“习俗”般的习以为常且“耳熟能 详”了，而且，习律对于明显背离法秩序所规定的行为多半会加以非难 之故。

    对于法学教条者而言，法律规范的（观念上的）妥当性，在概念上 是先验的。法律并未（直接）规制的行为，对他而言就是法律所“容 许”的行为，因而，也就等于是（至少在观念上）连带受到法秩序所规 制的行为。对于社会学者而言，相反地，行为的法律规则，尤其是理性 制定下的规则，经验上不过是共同体行为的动机里的一个要因，并且多 半是历史上较后出的一种要因，其效力的强弱也极为不同。共同体行为 的事实上的规则性和“习俗”，其开端在任何地方都是隐晦不明的，在社 会学者看来，如我们先前所见的，是人类“适应”既有的生活所需的行 为、基于冲动与本能不断演练才生成的，并且，此种行为起初绝非依存 于制定秩序，而且也不会借此秩序而有所改变。制定秩序之不断的介 入，就我们的观察而言，不过是理性化过程和结合体组织化过程里的一 个——尽管是极具特征性的一个——要素，而此一过程之不断地渗透到 所有的共同体行为里这件事，我们必须将之视为发展的最基本动力而全 面地加以考察。

    总的来说，此处所关切的不过是法律与经济之间最为一般性的关 系，大致如下：

    1. 法律（在社会学意涵下）所保障的，绝非仅只于经济的利益，而 是涵盖所有极为不同的利益，从保护个人人身安全的这种通常是最为基 本的利益，到保护个人甚或神 力量的“名誉”这种纯粹理念财的利益。 尤其是，法律还保障政治的、教会的、家族的和其他种种的权威地位， 以及一般说来各式各样的社会优势地位。这些地位可能在极为不同的方 式下受到经济的制约，并且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然而其本身既非经 济，同时亦非必然或主要是出于经济理由而为人们所追求。

    2. 在某些情况下，“法秩序”可能一成不变，尽管各种经济关系已有 了激烈的变革。理论上（我们不妨举个极端的例子以达理论思辨的目 的），如果国家权力通过自由契约的方式渐次取得生产手段，那么即使 不用变更任何一条法规，都可以让“社会主义的”生产秩序实现出来—— 这当然是个极不现实的想法，但绝非毫无意义（因为理论上足以做如是 想）。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法秩序就必须准备好它的强制机构用以奥援 情况的需求，亦即强制执行私人经济的生产秩序里蔚为特色的那些义 务。只不过，这样的情形实际上绝不会发生。

    3. 事实的法律状态，从法学思考范畴的立场看来，可能根本极为不 同，然而，经济关系并不因此而受到明显影响的情形也是有的。换言 之，在经济上通常可说是重要的那些点上，倘若法秩序的实际效果，对 于利害关系者而言并无不同，那么情形正是如此。这样的情形，不仅是 可能的，而且实际上也很广泛，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法律构成上的任何 一点不同都可能在不管哪一点上产生出某种经济效果来。例如，“采矿 权”在法律上到底是构成“租赁”还是“买卖”，在古罗马即必须因应其法 律构成之不同而采用完全不同的诉讼方案。不过，对于经济秩序而言， 此种法律构成的差异性在实际上的效果，自然是极为有限的。

    4. 当然，法律保障在极大程度上是直接为经济利益而服务的。即使 是在表面或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直接的情况下，经济的利害关系在在都是 法律形成上最为强而有力的因素。因为，任何受法秩序所保障的权力， 都必须借着相关社会团体的共识行为才可能存在，而社会团体的形成，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仰赖于物质性的利害状态。

    5. 法秩序背后的强制力量，特别是在经济行为的领域上，所能发挥 的效果是有限的，这固然是其他外在环境使然，但也是由于经济行为之 特质的缘故。如果只是断言：法律对一定的经济行为根本毫无“强制”可 言，这就沦为言辞之争了。因为，就法律所有的强制手段而言，“强制 尽管强制，意志毕竟是意志”（coactus tamen voluit）。此一命题，对于 不将被强制者当作是没生命的自然物的一切强制而言，毫无例外地都能 成立。当关系人等抵死不从时，再怎么严厉的强制和惩罚手段也是枉 然。在许多领域里，此种情形多半意味着：这些人没有被“教育”去做这 种顺从。随着治安的逐渐强化，这种服从性——服从于当时为妥当的法 律——的教育，一般而言也会显著提升。因此，对于经济行为的强制可 能性，原则上似乎也必然会随之提升。然而，尽管如此，法律之于经济 的力量，比起早先的情形来，在许多方面却不见增强，反倒减弱。例 如，公定价格的实际效力从来也就不怎么卓著，但在现今的条件下，整 体而言，其成功的机率比起从前来更是要小得多了。

    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施加影响的可能程度，并不单只是一般服从 于法强制的情形的一项函数。法强制在经济领域上的实际成效的限制， 毋宁是来自两方面，其一是关系人等的经济能力的限度。换言之，不只 财货的贮存本身有其限度，财货可能的利用方式也会受到限制。因为利 用方式和经济单位相互间的交易模式，是取决于习惯，倘若要去顺应他 律性的秩序，惟有将所有的经济处置都调整到新的方向上才有可能—— 当然困难重重，而且必然遭受损失，亦即，摩擦是免不了的。这样的摩 擦，会随着某种特定形态的共识行为之逐渐发展和愈来愈普遍化——亦 即各个经济单位之编整到市场关系里并且因此相互依存于他人的行为的 情况——而扩大开来。

    法强制在经济领域上的实际成效，另一方面是取决于两种利害关心 的相对强弱关系，一则为私人经济的利害关心，一则为支持法规之遵守 的利害关心。只是为了依法而行、于是放弃经济机会的这种倾向，在缺 乏极为有力的习律来对规避形式法律的行为予以强烈非难之处，自然是 很有限的。而且，如果由于立法革新而蒙受损失的利益相当广泛，那么 以习律来强烈非难法律的规避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规避法律，特别是 在经济的领域，往往不易隐瞒。然而，经验显示，法律的影响几乎完全 无法伸展到那些从经济行为的究极根源里产生出来的作用，诸如：财货 的经济价值的评断，以及相关联的，价格的形成。特别是当价格的形成 在生产与消费上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存在于这样的一个共识行为者圈子 里时，亦即一个完全透明化的、并且可以直接控制得住的范围内的共识 行为者圈子。此外，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持续地参与市场交易者， 比起单是从观念的关怀出发来创制和执行法规者，对于市场状况与利害 状况的理性知识一般而言自然是广泛得多了。

    尤其是，在一个以全面性的市场相互依存关系为基础的经济里，附 随着法规所产生出来的、不在预期中的可能结果，必然远超出法规创制 者先前的预测。因为这些附随的结果乃是操之于私人利害关系者的手 中。正是这些人，如一般常见的，力足以将法规原先所欲的目的扭转成 正好相对反的结果。面对这种种困难，法律在现实里对于经济到底能发 挥多少实际力量，是无法做概括性论定的，只能就个别情形来加以探 讨，也因此属于社会经济学的个案研究留待解决的问题。

    一般而言，我们只能说：纯就理论的观点看来，市场的完全垄断， 亦即市场状况的一目了然，通常在技术上是有助于法强制之掌控经济的 相关部分。倘若事实上此种掌控的机会并未因此而提高，那么，原因通 常不外是：

    一、由于相互竞争的政治团体之存在而引起法律上的分门别 派（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再谈到），二、在垄断者支配之下的私人利害 关系力量强大，足以反抗法律的运作。

    6. 纯就理论的观点看来，法律的“国家”保障，对任何基本的经济现 象而言，都不是不可或缺的。连财产的保护，都有赖于氏族的援助。对 于债权的保护，宗教共同体（通过教会破门律的威吓）有时都比政治共 同体更为有力。即使是“货币”，几乎不管是出之于什么形态，也可以在 没有国家保障的情况下被接受为支付手段。连同“钞券”货币，亦即并非 根据货币素材的实质价值，而是将支付手段的各种单位以记号来表示所 制作出来的货币，即便是没有国家保障，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有时候， 也可以看到在国家的法律保障之下、却非源于国家的钞券。例如古巴比 伦时代，并没有所谓的“铸币”，亦即为了支付债务而借着政治权力赋予 强制通用力的支付手段存在。为此，似乎出现了某种契约，据此契约， 必须（譬如）利用带有特定“商号”（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的印记的五 分之一谢克尔（shekel）铸货来进行支付。于此，根本没有任何由国家 所“宣示”的保障存在。同时，被选用的“价值单位”，并非起源于国家， 而是源自契约。虽然如此，此种支付手段的确属于“钞券”性质，并且， 种种具体协议的背后，至少还存在着国家的强制保障。

    纯就“概念上”而言，“国家”对于经济来说，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不是 必要。然而，不管怎样，一个经济体系，特别是近代形态的经济秩序， 若缺乏具有极为特殊性质的法秩序（而且实际上只可能是一种“国家 的”秩序），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现今的经济乃奠基于借契约而获得 的机会。确实，个人本身对于“契约合法性”的利害关心，以及有产者对 于彼此的财产保护的共同关切，实在相当可观，并且，习律与习俗在同 样的意义上（亦即对于契约合法性和财产保护的尊重这点上），至今仍 有力地规范着个人的行动。然而，由于传统的动摇——一方面是基于传 统而有条有理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是对于传统之神圣性的信仰，产生 动摇——习律与习俗的影响力几乎丧失殆尽，而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却又 比以往更加尖锐地分歧对立。故而，以近代交易的急速性而言，确实需 要一种迅速且确实运作的法制，亦即在最为强而有力的强制力保障下的 法律。尤其是，近代经济，由于其特质之故，业已消灭了曾作为法律担 纲者、亦即提供法律保障的其他团体。这就是市场发展所衍生的结果。 市场结合体关系（Marktvergesellschaftung）的全面性支配，一方面需要 一种按照理性规则而具有可计算性功能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伴随着 此种支配而来的特殊倾向，亦即，市场的扩大，基于其内在的因果逻 辑，将有助于一个普遍主义的强制机构（国家）、借着解散一切分立 的、多半奠基于经济独占而来的身份性强制组织或其他强制组织，而独 占与规制所有“正当的”强制力。

    [1]韦伯在此处所用的是“rationale Ordnung”，不过，在《经济 与社会》第一部第一章第五节（详见顾忠华译，《社会学的基本概 念》，63—66页），韦伯则用“正当秩序”（legitime Ordnung）一 词。——译注 [2]《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前言》第六节，66—70页。——译注 [3]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Kroatia）等地的南斯拉夫人之经济单 位，并非村落共同体，而是大家族（zadruga），其出现的年代至今仍 无法确定。它是一种扩大的家庭，在家长的指挥之下，包含直至曾孙的 亲人，连已婚者亦一起同居。整个家族的人数由四十人至八十人。经济 生活以共产制为基础。——译注 [4]古日耳曼人的一种惯习，当某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等遭到 伤害时，当事人的氏族有义务为被害人向加害人的氏族寻仇。这是在政 治公权力出现之前，一种合法的自力救济的手段。类似的现象其实也曾 存在于中国东南一带，包括台湾地区。——译注 [5]详见Economy and Society，pp.641—642。——译注 [6]详见Economy and Society第二部第四章第二节。——译注 [7]Willy Hellpach（1877—1955），德国心理学家，自1911年起 历任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海德堡等大学教授，并曾任巴登州的 首相，以其极为原创性的研究气象与地理现象对于心灵的影响而称世。 参见氏著“Die geistigen Epidemien”，Die Gesellschaft，Ⅺ， 1906。——译注 [8]例如德国民法第138条：“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是无效 的”；第826条：“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故意使他人遭受损害者，负 有赔偿他人此一损害的义务。”——译注 [9]“爱情法庭”（Liebeshof，cour d’amour）是骑士与吟游诗 人的高潮时期（十二到十三世纪）上流社会的娱乐之一。据说当时的上 流社会仕女们组织成法庭的形式，对于宫闱恋情与求爱的礼仪态度加以 月旦论衡并鉴赏评议，以此，爱情法庭并非正规的法庭。此风盛于南 法，尤其是普罗旺斯地区。其后，随着普罗旺斯社会因“十字军”之对 抗阿尔比异端（Albigenses）而瓦解，爱情法庭也就消失了。至中古晚 期，勃艮第宫廷里，爱情法庭据说还风行了好些年。——译注 [10]古罗马时期在仇对的事件上，若当事者愿依审判而和平地解决 问题，首先由彼此缔结“诉讼契约”（Streitgedinge，仲裁契约）。 召唤亦由原告自身来召唤被告，而无所谓根据职权而召唤的手续存在。 原告提起告诉之时，法庭方才开始活动（“无原告即无法官”，Kein Kläger，Kein Richter）。在诉讼过程中，完全没有职权主义的要素存 在；判决也未包含履行命令，因此宣判后，当事人改而订立“判决履行 契约”，但仍无强制执行之事，而只由原告自行扣押。——译注 [11]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1856—1938），德国法哲学 家，历任马堡、哈勒、柏林等大学教授，是站在新康德学派的立场上开 展法哲学理论的代表学者。与本文相关联的著作，见氏著：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4. Aufl.，1921，S. 120。——译注 [12]关于这一点，韦伯对施塔姆勒的批判，参见“R. Stammler ‘Überwindung’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Nachtrag zu dem Aufsatz über R. Stammlers‘Überwindung’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1. Aufl.，S. 291 ff.；S. 556 ff.。—— 译注 [13]这是流行于初民社会一种极为普遍的交易模式，提供者将物品 放下后即离去，对方若感到满意，即可取得此物，并放下依照传统协定 的交换物品，否则即离去。——译注 [14]韦伯认为行会的对外政策纯属独占政策，其策略有四，行会禁 制权（Zunftbann）即其中之一：“行会多半都获得行会禁制权。它大 抵均要求此项权利，然而只有在德国是完全做到，英国则全未实行，法 国和意大利处于两者之间。行会禁制权即意指某一地域的独占权。在一 行会占有绝对权力的地域内，除该行会外，不许其他分子经营任何工 业。此法在于对付业已普遍衰微的流动性手工业以及农村工业。行会一 旦在城市里掌握权力，便试图消灭农村方面的竞争者。”（M. Weber，Wirtschaftsgeschichte，S. 131 f.）——译注 [15]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1851—1911），德国法学者，属 新康德学派。担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期间（1891—1911）和韦伯是同事， 对韦伯大有影响，而韦伯对他也有高度评价。参见其著作Gesetz und Verordnung，1887，S. 295；Verfassungsänderung und Verfassungswandel，1906，S. 43。——译注 [16]实际情形发生在普鲁士1860年代的“宪法斗争”时期，当时自 由派占多数的议会反对增强军备的议案，故而拒绝承认预算。国会被解 散后，自由派在改选的国会里势力反而增强。此时，国王为免退位，反 而任命俾斯麦为首相总揽政权来对抗国会的多数派。对于这个问题，韦 伯有如下的说法：“立宪制的权力划分是一种特别不稳定的结构。如果 一个宪政上需要达成的协调无法做到时，如预算，将会有什么变化？此 一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决定实际权力结构的因素中去发掘。英国国王如果 在今日还想不依靠预算来统治，那么他就得冒着失去王冠的危险；而普 鲁士国王则不然，因为在革命前的德意志帝国里，具支配性的是王朝权 位。”（引文见《韦伯作品集（二）：支配的类型》，436页）另外， 一次大战前的奥地利亦不断发生国会与王室之间的预算之争。——译注

    第二章 共同体的经济关系

    一 经济的本质，经济共同体、从事经济行动的共同体、经济规制共同体

     绝大多数的共同体关系都与经济有所关联。此处，所谓经济，并不 是指所有目的理性规制下的行为。这样的用法，将不合我们的题旨。谨 遵某种宗教教义而目的明确地祈求内在“（宗教）财”的行为，对我们而 言，绝不是一种经济行动。同样的，依循俭约的原则而活动造作，也不 是。不只在概念形成之际如此自觉运作的思维经济化，算不上是经济行 动，即使是美学上“手段的经济”原则之实行，也与经济行动无关——那 样的实行，亦即一再不断更新以求单纯化的制作劳动，就收益性的尺度 而言，往往是极为不经济的产物。同样的，固守“最适条件”的技术格言 ——以最少的花费取得相对上最丰硕的成果——也还不是经济行为，而 是目的理性取向的技术。至少，我们此处所谓的经济，毋宁只是：某种 需求或需求整体，比起满足需求的可能行为或手段上的准备，依行为者 的估算，相对而言较为稀少，而此种稀少性的事实正是行为者特别加以 估量后采取行动的原因。就此种目的理性的行动而言，决定性的关键自 然在于：此种稀少性是出于主观的认定，而行动亦以此前提为取向。所 有更细部的决疑论断或术语，此处即不予讨论。

    人们可以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上从事经济行为。其一是为了满足自己 现有的需求。这可能是任何可以想见的需求，从饮食之类一直到宗教信 仰，而情况是财货和可能的服务比起需求量要来得稀少。谈到经济，我 们习惯上是褊狭地只考虑到日常需求的满足，亦即所谓的物质性的需 求。事实上，祈祷与弥撒同样可能是经济的对象，如果有资格主持这些 仪式的人不够，因而只有在付钱才能得到的情况下，就像日常面包一 样。常被认为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南非洲）布西门族（Bushmen）的 图案，并非经济对象，就经济意义而言，甚至连劳务产品都算不上，然 而有些评价远为不如的艺术产品，仅因其相对于需求的稀少性，却可视 为经济对象。相对于为了自身需求满足的经济，还有第二类经济行动， 那就是为了营利的经济，亦即：在特殊的经济情况下，利用被需求财货 的稀少性，亦即借着处分这些财货而从中求取利润。

    社会行动有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而与经济产生关联。

    结合体行动（Gesellschaftshandeln），依其参与者的主观认定，有 可能导向纯粹经济的结果——需求满足或营利。以此，即可建构起经济 共同体（Wirtschaftsgemeischaft）。或者，将经济行动当作是达成其所 欲之其他目标的手段，此时，我们称之为从事经济行动的共同体 （wertschaftende Gemeischaft）。或者，共同体行动的遂行当中，有时 也会出现经济之外的成果与经济结果相结合的情形。最后，也可能不属 于上面任何一种情形。最前面提到的那两个范畴，其间的界限并不怎么 分明。严格说来，最先提到的那种情形只出现在致力于利用特殊的经济 情境以图利得的共同体，也就是营利经济共同体。因为，无论何种需 求，凡以需求满足为其取向的共同体，惟有在供求关系紧张而必要时， 才会采取经济行动以应急。以此，举凡家族、慈善基金、军事行政、为 共同开垦山林或共同狩猎而组成的结合体关系等，其经济活动在这一点 上并无不同。然而其间似乎自有其相异之处：有的共同体行动之所以存 在，本质上是为回应特殊经济情况下需求满足的必要，譬如山林的开发 就是个例子；或者主要是为了其他的目的（例如军事训练），但仅仅由 于匮乏之故，而必须采取经济行动。事实上，其间的区别极为模糊，且 仅在无任何匮乏——亦即能够对事实上毫无限制的财货准备和任何可能 行动的准备进行处理分配的情形——而共同体行动的性质仍然不变的情 况下，两者才能有个明白的分殊界定。

    不过，既非构成经济共同体、亦非构成从事经济共同体的共同体行 动，在其生成、存续的过程中与结构的样式上，可能也会受到（溯源于 经济匮乏状态的）经济因素的某些制约，因而在此一程度上取决于经 济。反之，共同体行动本身也可能成为经济行动在样式和过程上极为重 要的形成契机，换言之，具有经济的作用。多半的情况是两者交互发 生、彼此影响。既非构成经济共同体、亦非构成从事经济共同体的共同 体行动，绝非罕见。一起散步即为一例。与经济无关的共同体行动，同 样也不在少数。然而，在与经济相关联的共同体当中，有一种类型较为 特殊，但其本身绝非“经济共同体”，换言之，其组织并非通过固有的协 作、或通过具体的指令、命令、禁令而持续地决定着经济的过程，然而 其秩序规范却约制着参与者的经济行为，我们称之为“经济规制共同 体”（wirtschaftsregulierende Gemeischaft）。所有类型的政治共同体、许 多的宗教共同体，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共同体皆属之，譬如专为经济规 制的目的而组合起来的渔民合作社或马克体等。

    如前所述，无论如何也不受经济所制约的共同体，可谓绝无仅有。 反之，各种共同体取决于经济的程度，也有着极大的差异，毕竟，共同 体行动并非一以经济契机为基准而纯然由经济所决定，这和所谓唯物史 观的假设恰好相反。在经济分析里应该被视为“常数”的各种现象，往往 可以相容并蓄地与各式各样的共同体相结合，尽管这些包含各种现象或 与各种现象并存的共同体（诸如经济共同体或从事经济行动的共同 体），从社会学观点言之，有着相当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因此，认为社 会结构与经济有“功能性”相关联的看法，并不妥当，即使假定两者间有 一明确的相互依存关系，此一观点亦无法视为历史通则。因为，正如我 们将会一再见识到的，共同体行动的结构形式自有其“固有法则 性”（Eigengesetzlichkeit），即使撇开这点不论，其总体形态在一定情 况下也总是会受到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所共同制约。虽然如此，经济状 态，对于几乎所有的共同体尤其是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共同体的结构 而言，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都有着因果关系上的重要性，甚至往往是 决定性的；反之，经济通常也会受到其所置身的共同体行动的自律性结 构所影响。此种情况何时及如何发生，无法归纳出有意义的通则来。不 过，共同体行动的具体结构形式和经济的具体形式之间，存在着何等选 择性亲和力的程度，则是可以归纳出来的，换言之，一般说来他们彼此 之间究竟是互益、互阻或互斥，亦即，究竟其彼此是“相配”或“不相 配”？我们此后得经常检讨此种配合的关系。再者，至少我们可以归纳 出一些经济利益促成某种共同体行动的方式。

    二 “开放的”经济关系与“封闭的”经济关系

    在所有的共同体形式里，相当常见的一个经济决定因素是经济机会 的竞争，诸如：官职、主顾关系、优先的利得机会或劳动机会等等。当 竞争者的数目相对于营求空间有所增长时，参与竞争者便会在利益的驱 使下，想办法限制住这种趋势。通常的方式是：一群竞争者会以其他 （实际或潜在的）竞争者外在可见的特征——种族、语言、宗派、地方 或社会出身、血统、住区等——作为排斥的借口。在个别情况下，究竟 选择何种特征并不重要，最容易达成的即可。以此而形成的共同体行 动，可能会激起受制的对手采取相对应的行动。

    共同体行动的竞争者，尽管彼此间仍继续竞争，但对外而言如今则 变成是个“利益共同体”（Interessentengemeinschaft），以此，更有进一 步朝向以合理的秩序形成“结合体关系”（Vergesellschaftung）的倾向， 如果独占的利益继续下去，那么此一结合体本身，或者其中的利害关系 者所能影响的其他共同体（例如政治共同体），便会借由正式的垄断建 立起限制竞争的秩序，从此，某些人士即充任保护独占的“机构”，必要 时并得使用暴力。如此一来，该利益共同体就变成一个“法制性特权共 同体”（Rechtsgemeischaft），而参与者则成为“特权伙 伴”（Rechtsgenossen）。共同体的这种“封闭化”（如我们一般通称者） 的过程，典型地一再重演，并且是土地“所有权”和所有行会及其他团体 独占的起源。

    在迈向独占化——独占某些特定机会，而且通常是经济机会——的 趋势当中，扮演着推动力角色者，正是“伙伴团体式的组 织”（genossenschaftliche Organisation），此种组织总是意味着对外封闭 的独占者的结合，诸如：特定水域里依出身地来区分的渔捞利益组合， 或者，试图排挤没有学位者而强行为其成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独占某些 特定位置的“工学士团体”（Verband der Diplomingenieure）[1]，或者如 村落之排除外人拥有村里的耕地、牧草地、共有地的持分，或者商店职 员的“爱国”组织[2]，某地区出身的家士（Ministerialen）、骑士、学士、 工匠文官候补者等等——他们起先是采取共同体行动，后来干脆发展成 结合体关系。这种独占的倾向，目的在于抵制他人的竞争，亦即在某种 范围内牢牢封闭住外围竞争者的社会与经济机会，而其手段则是借着他 人可资辨识的集体特征，无论此种特征为正面的或负面的。此种封闭性 一旦确立，结果亦可能有极为不同面貌。特别是当被独占的机会确实是 可以分配给各个参与者时——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情况尤其如此。在 这样的情况下，一切机会有可能是对独占特权圈子内部的人全面“开 放”的，以此，他们得以进一步自由竞争。譬如机会是限定给具有一定 教养资格者的情况：考试合格的任官候补者竞争官职，师傅考试合格的 工匠竞争顾客和徒弟。然而，机会亦有可能是对圈内人“封闭”的，方法 不一而足，诸如：1. “轮替”的方式：多数官职俸禄保有者的短期任命， 就其目的而言，即属之；2. 个别机会惟有基于撤销才授予个人的情况， 譬如在“严密的”耕作共同体里（如俄国的密尔），耕地处分权之授予个 人；3. 权益的终身授予：所有的俸禄、官职、工匠师傅的独占、共有公 地权等等形态所通见的方式，尤其见于早期大多数耕作共同体的村落内 部的耕地分配形态；4. 权益永远授予个人及其子孙，而各个继承者的处 分权或者完全不许让渡给他人，或者只准许让渡给共同体伙伴的圈内 人：例如古代的战争俸禄[3]、家士的服务采邑、世袭官职和世袭手工业 的独占等皆属之；5. 最后，惟有权益的数量是受到封闭的情况：例如股 份公司的持股人可以自由处分其股份而毋须通知其他成员或得到他们的 允许。这些在共同体内部所发生的、较为明确的封闭性或较为不稳定的 封闭性的各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共同体所独占的社会经济机会的占有阶 段。

    被占有的独占机会若完全对外开放交易，亦即走向完全“自由的”私 有制（Eigentum），这自然是意味着旧有的独占性共同体关系的解体。 如此一来，被占有的处分力——不过是解体后的残骸——在财货交易里 便成为“既得权利”而掌握在个人的手中。在历史上，实物财货的“私 有”，毫无例外地全都源于被独占的伙伴持份之逐渐的占有化，而占有 的对象，和现今不同，不只是具体的实物，而是包括所有想象得到的各 种社会与经济机会。当然，占有的程度与方式，以及共同体内部推行占 有化过程的难易度，依对象与机会的技术性质而有极大差异，可能适于 占有的程度亦大为不同。例如，在特定的耕作区域里耕作以获得生计用 或营利用的财货的机会，是受到可明白无误地划定的物质对象所约制， 亦即被限制在无法增加的具体耕作地上。这和“主顾关系”的情形有所不 同[4]。另一方面，若是对象本身只有经过改良方能带来收获，亦即在某 种意味上可说是利用者的“劳动产品”，那么并不能导致占有。被取得 的“主顾关系”，则在另一种方式上更加是如此。纯就技术而言，“主顾 关系”并不是像一块地产那样容易——比方说——“登记”的。以此，占 有的程度自然是极为不同的。虽然如此，可以确定的是：所谓占有，意 即被独占的社会与经济机会之“封闭”，即使对内、亦即对团体伙伴也是 如此。此一过程，原则上不管在哪一种情形里都同样贯彻，差别只在于 推进之际的难易程度。要言之，共同体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对外与 对内“开放”或“封闭”。

    三 共同体的形态与经济利益

    当共同体是由一群具备共同特质的人所组成，而此特质又是经由教 育、传授与训练才能获得时，以上这种独占的倾向便会呈现出特殊的形 态。这些可资与他人有所区别的特征，譬如：得以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 资格、担任相同或类似的官职、采取骑士的或禁欲的或某种独特的生活 方式等等。倘若共同体行动本身产生出某种结合体关系时，“行会”的形 态通常便因应而生。具有完全资格的那个圈子，会将独占处分该种理念 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资源、义务与生活地位，作为其“职业”。只有符 合以下条件的人才准许无碍地从事此项职业，亦即：1. 以规定的预备教 育为目的的修业期（Noviziat）修满者；2. 证明自己已够资格者；3. 有 时得经历待用期且符合其他要求者。从少年同学会、骑士同盟、手工业 行会，一直到近代官员及雇员的资格要求，都在在依循典型的模式发 展。在此情形下，确保素质良好的利害关心，也都普遍地扮演着一定的 角色，因此，所有参与者，尽管彼此间可能持续不断竞争，但对于确保 素质良好这点，无论在理念上或物质上都有着共同的关怀，例如：地方 性的手工业者在意其商品的名声，特定同盟下的家士与骑士在意其技艺 的评价——当然，最为关切的端在于军事上的安全；禁欲共同体所关切 的，莫过于避免因错误的做法而招致鬼神迁怒于所有的参与者（例如在 几乎所有的“原始民族”里，凡是歌舞祭典里唱错歌者，早期皆马上处死 以赎罪）[5]。不过，一般而言，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对候补者——期望获 得伴随该种职业地位而来的俸禄与荣誉者——的员额加以限制的利害关 心。修业期和待业期，正如同“杰出作品”和其他要求（特别是团体伙伴 间阔绰的社交往来）一样，对于候补者而言，经济上的要求比起原来的 资格要求，往往更加重大。

    历史上，此种独占化的倾向及与其类似的经济考量，在阻碍共同体 之扩张一事上，往往扮演着显要的角色。例如，雅典的民主制之采行公 民权政策，亦即设法逐渐缩小能够分享市民权的圈子，因此也限制了其 政治势力的扩展。与此有别、但究极而言是相类似的、经济上的利益安 排，导致教友派的传道陷于停顿。伊斯兰教的传教热诚，原本是宗教命 令，最后也因身为征服者的武士阶层希望能有一些非伊斯兰教徒——因 此不具完全资格——的人口，以便能负担贡纳与劳役来供养他们这些资 格具足的伊斯兰教徒而受到限制。这是许多类似现象的一个典型。

    另一方面，还有下面的这种典型。有些人“借着”利益代表的职 位[6]，或以其他方式，“借着”共同体的存在，在理念上或者连同经济上 维持其生计。其结果是共同体行动之对外扩张、继续保持、进而发展成 结合体关系——若无这些人，则情况或许就不会发生。理念上，此种利 害关心可能基于极为不同的各种理由，例如：浪漫主义的观念论者及其 追随者，在十九世纪时唤醒了无数“具有利害关系的”民族之业已衰微的 语言共同体，开始自觉地保存其本身的语言。德国的文科中学教师及大 学教授即曾帮助弱小的斯拉夫语言共同体以免其衰亡，他们不仅热心参 与，并感到理念有必要写书来讨论它们。然而，共同体的这种纯粹观念 上的“存活”，显然并没有经济利害关心那样强的推动力。特别是，当一 个人群团体支付某人，令其有计划地随时（像“机关”那样）准备好维护 所有的共同利益，或者当这样的利益代表在其他方式下直接或间接地接 获报酬，那么结合体关系就得以成立，并且以此，共同体行动的持续进 展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会得到强而有力的保障。不管要对外宣扬的是 （遮遮掩掩的或明白赤裸的）性别利益[7]，或其他“理念上的”利益，或 者最后，经济利益（工会、雇主团体和类似的组织），这宣扬的工作都 是有报酬给付的，因此，总是会有一批人“职业性地”关注着现有成员的 维持和新进成员的招揽，至于报酬的给付是采取按工计酬的演讲人形态 或固定支薪的“书记”形态，都无关紧要。有计划且理性的“经营”，取代 了间歇且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即使参与者原先对于其理念的狂热已渐次 消散，此种经营仍将持续运作不已[8]。

    纯粹“资本家的”利害关心，可以所有可能的不同方式关注于某一定 共同体行动的宣扬上。例如，德意志帝国时，德文“哥特”式铅字版的所 有人就专注于此种“国族的”字母之继续使用（而不肯用拉丁字体）。又 如，旅馆主人尽管在军队的杯葛下，仍然提供场地给社会民主党的集会 使用，他所关心的是党员人数的多寡。对任何一种共同体行动而言，这 样的类型多得不胜枚举，例子信手可得。

    此种经济的利害关系性，不管是雇员这一边或是资本家权力的这一 边，所有的案例皆具共同的特点，亦即：对成员之共同理念的“内涵”的 利害关心，必然退居于对共同体之存续与扩张的利害关心之后，无论其 行动的内涵为何。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政党意识形态内涵的消失，不 过，其中最受人瞩目的自然莫过于长久以来资本家的利益与政治共同体 的扩张两者之间的典型结合。一方面这些共同体能够对经济生活发挥极 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资本家则借着强制力获取巨大的收益来源及其 处分力，或间接通过共同体而生财致富，直接的方式是承接有偿的劳务 或用收益来源抵押贷款，间接方面则是剥削政治性占取的对象。古代与 近代初期，资本家的营利重心即在于这种与政治权力相联结所获取 的“帝国主义式的”利得，而如今又再次朝着此一方向渐进。此时，政治 共同体权势领域的任何扩张，无不带给相关利害关系者更大的利得机 会[9]。

    有利于共同体之扩张的这种经济利益，有时候会遭遇到其他利害关 系的对抗——除了先前所说的独占性倾向之外，还有因为共同体之封闭 化与排他化所导致的利害关心。我们前面已概括论断过，任何依自由意 愿而加入的目的团体，一旦超越当初结合体行动所致力的成果，那么通 常会在参与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有时候会成为目标完全不 同的共同体行动之基础，这往往是一个与结合体关系相联结的、“包含 性的”共同体关系（übergreifende Vergemeinschaftung）。当然，这也只 不过是在结合体关系的一部分里，其中的共同体行动则是以某种并非纯 粹业务性的、而是“个人性的”社会接触为其前提。譬如“股东”资格的取 得，既无需顾虑个人人格的特质，一般也不待共同参与者的会知与同 意，纯粹只靠股票的经济性交换行为即可。类似的方针也通行于那些纯 粹依据形式条件或成就而非考验个人特质来决定其成员资格的所有结合 体关系里。特别是常见于某些纯粹的经济共同体，以及纯粹以政治为目 的的团体，并且一般而言，无论何处，结合的目的愈是理性与专门化， 通常此种形态的结合体关系就更为明显。

    然而，有许多结合体关系，一方面明示或暗喻许可加入是以某种专 门资格为前提，另一方面通常又具有包含性的共同体关系。当任何新成 员的加入皆需经由共同体成员加以测试且同意才会被接纳时，则自然更 显露出这种结合体关系的特性。以此，各个参与者一般而言至少不但要 就其功能与其对团体所致力的外在目的能够有多少贡献能力来接受检 验，同时连同其“存在”（Sein），亦即其他成员对其整体人格的评价， 也要被检验一番。

    至于按照此种筛选契机的作用有多强或多弱来对个别的结合体关系 加以分类，则不是此处所要做的。总之，这确实是存在于极为不同种类 的结合体当中。不仅是宗教教派，就连社交团体，如老兵协会，甚至保 龄球俱乐部，通常是不会让那些整体人格不为其他成员所接受的人加入 的。这个事实对于“正当化”新进成员之面对外部第三者的重要性，远超 过团体目标所要求的才能。通过共同体行动的参与，同时也会给参与者 带来远超过团体特殊目标范围外的有利关系（“门路”， Konnexionen）。因此，我们便日常惯见有些人加入某个宗教团体或学 生团体或政治之类的团体，然而一点也不关心团体的利害关怀所在，只 是一味地追求会员资格所带来的那种经济上可资利用的“正当性”与“门 路”。尽管此种动机似乎包含有促使人加入的强烈诱因，而且也似乎可 以因此而促进共同体的扩张，然而实际上却会将参与者的利害关心导引 到完全相反的途径上，亦即为了独占成为会员的好处以及扩大此种经济 的效用价值，而将与会资格限制在尽可能缩小和排外的圈子里。圈圈愈 小且愈排外，会员资格所带来的直接效用价值就愈大，因而社会声望也 就更水涨船高了。

    最后，还有一种经济与共同体行动间常见的关系必须简短讨论一 下，亦即：基本上并非经济性的共同体，为了自身的存续与扩张，有意 识地许诺具体的经济利益。当几个相近似的共同体互相争取成员时，此 一情况尤其常见。特别是政党与宗教共同体。例如美国的各教派即通过 安排艺术和其他活动及包括体育在内的各种娱乐而相互竞争，并且降低 离婚者获得再婚祝福的条件（此种无止境降低再婚祝福条件的情况，直 到最近才借着正规的“卡特尔”运作而扼止住）。除了郊游和类似的活动 之外，宗教与政治党派还创办各种“青年会”、“妇女会”等，四处热切地 参与纯地方自治的事务或其他本质上并非政治性的事业，并借此而有机 会竞相给予地方的利害关系者经济上的好处。这类政治、宗教和其他团 体之入侵自治体或伙伴团体或其他共同体，在极大程度上全然直接地受 到经济的制约，换言之，这样的入侵可以使（入侵的）共同体的职员直 接受到官职俸禄的供养和享有社会声望，同时借此而将自身的经营成本 转嫁到其他的共同体上。合于此一目的的对象包括：自治体或伙伴团体 或消费团体的职位，以及疾病医疗基金会、工会和类似组织里的职位。 更大范围的话，自然算得上政治的官职与俸禄，以及其他经由政治权力 所赋予的社会地位或被评价为生计机会的种种地位，包括大学教授一职 在内。在“议会”政体里，各式各样的共同体，如果成员数目够大的话， 皆有机会像政党那样，为其领导人和成员取得这样的供养手段，而这本 来就是政党一般的本质。

    就我们此处的脉络而言，目前特别要指陈出来的一个普通事实是： 非经济性的共同体，特别是为了扩张的目的，也会直接成立经济性组 织。近代的宗教共同体所从事的慈善经营，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此一目 的。“基督教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爱国的”工会与抚恤 基金之成立，储蓄与保险机构之存在，更是为此。再扩大来看，还有消 费团体和合作社组织的设立，譬如意大利的某些合作社组织里，在雇用 工人之前，要求其提供表白信仰的证书。1918年以前在德国的波兰人即 前所未有地大规模发展出信用、抵押与移民的组织，而俄国在革命时期 （1905—1906）的各党各派也立刻有系统地走上类似的、极为现代的路 途。营利的经营体，诸如银行、旅馆（像社会党在奥斯坦德的“人民旅 社”）[10]的设立，甚至工业生产经营体（在比利时）的设立，也都出现 了。在政治共同体当中那些掌握权力的集团，因此特别是官职阶层，为 了保有自己的权力地位，通常会走上同样的路线，从筹组经济上有利可 图的各种“爱国”结社与活动，到创设官僚体系所统制的信用基金（普鲁 士银行）等等。至于有关此种宣传扩张手段的技术枝节问题，此处不拟 深论。

    在所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共同体当中，都可看到一方是往扩张的方向 发展、另一方是往独占方向发展的经济利益在相互牵引和彼此对立，我 们在此只想概括地陈述出来，并以某些典型的例子加以阐明。至于个案 的检讨，则不得不放弃，因为这必须以所有类型的结合体关系之各别研 究为前提。

    四 “从事经济行动的”共同体满足其需求的类型与经济形态

    我们仍有必要对共同体行动与“经济”之间最紧密联结的样式做个简 要的讨论，亦即：事实上，为数极多的共同体乃是“从事经济行动的”共 同体。一般说来，要成为这样的共同体，条件是本身已达到某种合理性 的结合体关系的程度。不过，这也未必如此，像我们后面所要谈到的、 从家共同体所发展出来的种种形态，便不具备合理性的结合体关系。然 而，普通还是以此一要件为准。

    当共同体行动朝向合理性的“结合体关系”发展时，若必须为结合体 行动筹措足够的经济财货与劳务，则必得有个成文法规足以遵循。原则 上，筹措的方式不外乎以下五种“纯粹”类型（我们尽量借用政治共同体 生活当中的例子，因为政治共同体具备了筹措这些资源最为发达的体 系）：

    1. 纯粹集体经济与纯粹实物经济的“庄宅”（Oikos）型：共同体成 员按照确定的规则直接付出个人劳动力，这可能是全体一般的（有战斗 能力者“共同”负担防卫义务）、或专业性的（“庄宅手工业者”担负专业 化的军事义务），并以固定的义务实物贡纳方式分摊物质性的需求用品 （例如提供领主的餐桌所需或军事管理上的必需品）。其运作形态是非 为市场销售而劳动的一种集体经济形态，而这也是共同体行动的一部分 （例如纯粹自给自足的庄园领主或王侯的家计——“庄宅”的纯粹典型； 或者，特殊事例如全然仰赖体能劳役和实物贡纳的军事管理秩序，类似 古埃及那样）。

    2. （特别是市场导向型的）贡纳：共同体成员有义务按特定规则以 货币方式缴纳租税、（定期）规费或因特定事由而来的临机税赋，用以 筹措需求满足手段，以便到市场上购买物质性的经营手段，雇用劳工、 官吏与士兵。贡纳也因此而带有摊付费（Kontribution）的性格。符合下 列条件的所有人，包括那些并未参与共同体行动者，皆得分摊此种费 用：a）蒙受共同体所提供的某些好处和权益，特别是得利于共同体所 创设的社会机构（如土地登记所或其他“官厅”）或经济财货（由共同体 建造的公路）所带来的便利者，原则是针对特殊的便利付出相对的代价 （技术上来讲，就是使用费）；b）纯粹只因身处共同体实际的权力领 域内者（领内居民本身的贡纳，通过支配领土的人和物所缴的关税）。

    3. 营利经济型：本身是共同体行动一部分的经营体，将其产品或效 用拿到市场上贩卖，并将利润提供为团体目的所用。这可以是没有形式 上独占保障的“自由的”经营（普鲁士的海外贸易公司，沙特勒兹 酒）[11]，也可以是个独占性的经营，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胜枚举（如 邮局）。

    显然上述这三种概念上最为一贯的类型间，各种的结合方式皆有可 能。譬如，实物给付可以被货币形态所“消解”，天然产物可以在市场上 转化为货币，营利经营用的财货可以直接通过实物贡纳来筹措，或在市 场上使用货币贡纳所征集的手段来筹措。事实上这三种类型的构成要素 通常都彼此混合。

    4. 赞助型（Mäzenatisch）：经济上有能力者，或者对于共同体的目 的有着物质上或理念上的利害关心者，纯粹自发性地提供经援，而不论 这些赞助者是否为共同体的参与者（宗教共同体和政党因应需求满足的 典型方式：为了宗教目的的捐献、大金主对政党的资助；此外，托钵修 道会、早期历史上对王侯的“乐捐”亦可算上）。这里头并没有固定的规 则与义务，捐献和参与其他的共同体行动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赞助 者可以完全置身于参与者的圈子之外。

    5. 特权化的负担分配：这可分为优势特权与劣势特权两种。

    a）优势特权的负担分配：不只是、但主要是发生在特定的经济独 占和社会独占受到保障的情况下，此时，某些特权阶层或独占的集团， 非但说不上分摊负担，反而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贡纳。贡纳和劳务因此 并不是依一般的原则来课征，亦即按个人的财产和收入程度，或（原则 上至少）按自由流通的产业种类和营利种类来课征；反之，是根据共同 体所赋予个人或团体的某些特殊经济、政治或其他权力地位与独占的种 类来决定（骑士领地产业、行会和身份团体的租税特权和特别捐）。更 精确地说，贡纳与劳务不过是作为这些特权化的保障与独占的“连带 品”或“代价”。以此，需求满足的方式，在各个阶层的社会与经济机会 皆“封闭化”的基础上，造作出或固定住共同体参与者之间的一种独占性 的顺序。

    一个重要的特殊案例，在概念上亦属于这种需求满足形态，亦 即：“封建的”或“家产制的”需求满足方式，用以满足政治权力手段相关 的需求——为了遂行结合体行动，政治当局有必要以权力地位的占有来 交换。此种方式本身可以极为不同的各种形态表现出来（在身份制的组 织体里，原则上就连王侯也必须从其家产制的财产中拨出政治共同体行 动所需的费用，同样，政治权势或家产制权势与社会荣誉的封建分享 者，如封臣与家士，也必须以自己的手段来支应战斗上和官职上的需 求）。

    此种需求满足方式所牵涉的，多半是实物的贡纳与劳务（身份—— 实物的特权化需求满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亦可能出现完 全类似的特权化需求满足的过程：例如政治权力以明示或间接的方式保 障某个企业家集团某种独占，以此而向他们直接或以贡纳的方式课征摊 付费。在“重商主义”时代通行的这种基于特权的负担分配方式，如今 （1914年以前）又再度逐渐浮上台面（如德国的烈酒税）[12]。

    b）劣势特权的负担分配：经由劣势特权以满足需求的方式，称为 赋役制（Liturgie）。当经济上耗资巨大的特殊负担是与一定水准以上 的财产相联结，而这些财产所有者并未拥有任何独占的特权，最多只能 轮流负担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阶级赋役制（Klassenleiturgie），例如 雅典的trierarchoi [13]与choregoi [14]，以及大希腊化时代各国的强制义务性 包税者。如果经济上耗资巨大的特殊负担是与特定的独占共同体联结在 一起，并且为了社会的需求满足之故，义务负担者不许单方面离开此一 独占共同体，而是被（连带责任地）系缚于其中。此种情形我们称之为 身份赋役制（Standesleiturgie）。古埃及与西洋古代后期的强制性行 会；在俄国，被课以租税连带责任的村落共同体之于农民的世袭性束 缚；历史上各时代的部曲与农民惯见的土地束缚（尽管系缚性或大或 小），以及其社群对于租税和（有时）征兵的连带责任制；古罗马的市 镇议员（decuriones）对于贡纳之征集所负的连带责任制[15]，以上皆为 例证。

    最后（第五项）所举的这种共同体需求的征集样式，就其本质而 言，通常只限于带有机构性质的强制共同体（尤其是政治共同体）。

    五 共同体满足需求和分配负担的影响，经济规制的秩序

    需求满足的种种样式，通常都是利害斗争的结果，并且往往会产生 超越其直接目的的深远影响。因为，需求满足的方式可能导致相当程度 的“经济规制的”秩序（尤以上面最后一种方式为然），并且，即使并非 直接出现此种情况，也还是会非常强烈地影响到经济行动的发展与方 向。例如，身份赋役制极有助于社会与经济机会的“闭锁”、身份架构的 固定，并因此而消除私人营利资本的形成。进而，举凡包罗全体的公有 经济的需求满足、营利经济的需求满足或独占所形成的需求满足等种种 样式，莫不如此。前面两种方式总是会往消除私人营利资本的方向推 动，而后一种则视各种极为不同的状况而游移在刺激或阻碍私人资本的 利得机会之间。全赖国家所支持的独占主义之程度、样式和方向而定。 罗马帝国逐步走向身份赋役制的（以及部分而言公有经济的）需求满足 路线，从而扼杀了古代的资本主义。

    现今，自治体和国家的营利经济经营，部分是直趋资本主义，部分 则排除之：德国证券交易所自从铁路国有化后，即不再报价铁路股票， 此一事实不但对其地位，并且对财产形成的方式皆甚为重要[16]。与国 家课征摊付费相联结的独占（像德国的烈酒税之类），愈是得到助长和 稳定化，资本主义的扩展便愈是受到限制（例如纯属产业性质的烈酒蒸 炼厂之设置）。反之，中古时期和近代初期的商业独占和殖民地独占， 起先是有助于资本主义之兴起的——因为在当时条件下，惟有通过独占 方能保证资本主义企业有充分的利润幅度。不过，接下来（例如英国是 在十七世纪），这样的独占却反而和追求最适投资机会的资本之收益性 利害相抵牾，因此招来严厉的抨击而终至废除。由此观之，取决于租税 的独占特权化所起的作用，常是双关的。反之，纯粹以贡纳为本位并以 市场的方式来满足需求，则无疑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最极端的 样式是，包括行政在内的一切可能的需求皆取之于自由市场的满足方 式。譬如甚至连军队的招募和“训练”全都委托给私人的企业家（就像近 代初期的佣兵队长），而所有的手段则全赖货币租税来征集。当然，此 一体系的前提条件在于：发展成熟的货币经济，并且进而，纯就行政技 术而言，一个极为理性且精确运作的、亦即“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系 统。

    这对于“动产”的课税而言，尤其如此。无论何处，特别是在“民主 体制”下，对动产的课税，无疑是个难题。我们必须在此简短讨论一 下，因为在欧洲文明的既有条件下，此一难题深切影响到近代特有的资 本主义之发展。就算在无产者掌握支配力之处，只要有产者有自由脱离 共同体的可能，个人动产的课税就会受到某种限制。此种可能性的程 度，不只取决于有产者之为此一共同体成员的不可或缺性到底有多强， 同时也取决于因财产的性质而在经济上被共同体所束缚的程度有多大。 在带有机构性质的强制共同体里，尤其是政治共同体，财产的利用深受 土地资产的限制，故而其产生利得的任何方式大都动弹不得，这恰巧相 对反于“动产”，亦即：货币形态的财产，或极易于转换成货币且不受场 域之限制的财产。有产者阶层脱离共同体且一走了之，不仅让仍然留在 共同体里的人贡纳负担大为增加，并且也会使得奠基于市场交换、特别 是劳动市场交换的共同体里的无产者在直接的营利机会上（特别是其劳 动机会）蒙受极大的损失。针对此一直接的影响，共同体不得不放弃鲁 莽地强迫有产者加入共同体负担的任何企图，甚而全然有意地给予特 权。至于此种情况是否真会发生，端视该共同体的经济结构而定。在民 主制的雅典，向有产者直接课征摊付费的强烈冲动，超乎上述的动机与 顾虑之上，盖因雅典城邦主要是赖臣民的贡纳而活，并且在其经济体制内，（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市场也还未发展到能决定大众的阶级状况的 程度。

    在近代，事情却多半相反。在无产者发挥决定性影响力的共同体 里，常见他们对有产者采取相当宽大的措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党派掌 权的自治体里，例如卡塔尼亚市（Catania），制造业者即被赋予广泛的 特权，因为支持社会主义的大众对更大的劳动机会和直接改善其阶级状 况的兴趣，要超过对“公道地”分配财富和课税的兴趣。同理，尽管在个 别情况下存在着各种利害冲突，然而举凡房屋出租者、建地所有者、零 售业者、乃至于各类工匠，通常倾向于优先考虑他们切身的、直接由阶 级状况所制约的利益，因此，在所有类型的共同体中，各式各样的“重 商主义”皆为惯见现象，尽管其间有甚大差异。那些关切自身在共同体 内相对（于其他共同体）的权力地位的人，也强烈关注自己的共同体内 部之“缴税能力”的保持，和足以提供他们信用贷款的大量财富之存在， 因此不得不对一切的“动产”采取类似的措施。以此，即使是在无产者掌 权之处，“动产”不只经常拥有直接的“重商主义的”特权，而且更是被广 泛地豁免赋役的或贡纳的负担，如果有许多共同体为了使动产选择其为 投注对象而彼此竞争，那么上述拥有特权和豁免负担的机会就更上一 层。美国各州即为一例：其分离主义的独立性，正是所有真正想要把日 常消费取向的资本主义利益统合起来的企图终归挫败的根本原因。或 者，情形较为有限，但仍能让人感受到上述此种状态的是：一国内的各 自治体，或相互间全然独立并存的各政治体。

    至于负担分配的方式，自然是极端取决于共同体内各个不同团体的 相对权力地位，以及经济秩序的种类。实物经济的需求满足方式愈是繁 盛和占优势，就愈是走向赋役制。因此，埃及的赋役制起自法老时代， 而仿自埃及的晚期罗马赋役制国家，则是因为新征服的内陆地区带有强 烈的实物经济的性格，以及资本主义阶层所具的意义与重要性相对式 微；而这些阶层之所以式微，乃在于罗马帝国的支配结构和行政管理的 转变，排除了包税者和（高利贷资本对）臣民的剥削。

    反之，若是“动产”的影响力占优势，则不论何处都将会使依赖有产 者负担的赋役制满足方式遭到废除，从而转变成由大众来负担的劳役 ——贡纳体系。在罗马，原先是按照财产定出赋役制等级、责成有产市 民自备武装来担负起防卫义务，后来，被评断为有产骑士阶层者事实上 从兵役中解放出来[17]，而代之以由国家装备的无产阶级军队，其他地 区则代之以佣兵队，其费用则来自一般大众的税捐。中世纪时，原先是 借着财产税与无息的强制借贷来应付非常的需求，亦即，以有产者的赋 役责任来担保共同体经济的紧急需求，后来到处都出现了以付息贷款、 土地抵押、关税和其他贡纳来应付需求的方式，亦即，利用有产者为利 得与租税的来源以应付共同体经济的紧急需求。此种情况有时候几乎使 得城市的行政管理及其赋税能力，带有护卫国家债权人制度的性格。热 那亚有一段时期就是这样。

    最后，在近代初期，卷入权力斗争的各个政治组织，由于政治原因 和货币经济的扩大，需要更多的资金，结果导致新兴国家与被追求且具 特权的资本家之间令人侧目地结盟。此乃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最为重要的 接生婆，因此，为此一时代的政治冠上“重商主义”的名号，至为妥当。 尽管，我们也已了解到，无论古代或近代，许多独立并存的强制组织， 借着提升本身成员的赋税能力和具有提供信用能力的资本力而彼此竞 争，这种对“动产”给予事实上的保护和特权的“重商主义”，从来就不 缺，且于今犹存。近代初期的这种“重商主义”之所以有其特殊性格且产 生特殊的作用，原因部分在于当时相互竞争的政治组织之支配结构及其 共同体经济的特性（此点容后再述），部分在于逐渐出现的近代资本主 义不同于古代资本主义的异质结构，特别是长期受到特权的庇护而为古 代所不知的近代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如何，从那时起，大体上实 力相当的纯粹政治性组织（近代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竞争性斗争， 这种向外扩张的政治势力，如我们所知的，实为资本主义对特权保护的 最重要的、一股特殊的推动力。当时形成的这种情势，至今仍以不同的 形式延续着。无论就其起源或其经过，若不了解欧洲各国之间近五百年 来的这种相当独特的政治竞争和“均势”状态（兰克在其处女作中即直指 此一独特状态乃欧洲在世界史上展现的特异性）[18]，即无从了解近代 国家的贸易政策与金融政策，亦即，最与现今的经济形态之核心利益息 息相关的、经济政策的方向。

    [1]这是指技术学院出身的工学士所组成的校友会。他们的出身比 不上古老的综合大学毕业的工学士，故而一直努力向上抵挡这些拥有综 合大学学位的工程师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努力向下与其他专科毕业而没 有学士学位的工程师清楚划分开来。韦伯使用Verband der Diplomingeieur一词来指称这个努力固守门户的校友会时，无不隐含着 某种讽刺的意味。——译注 [2]“商店职员爱国总会”乃白领雇员的工会，他们借着鲜明的国 家主义以强调自己与劳动阶级的社会距离。该总会于魏玛共和国时期仍 为著名的右翼组织。——译注 [3]此即古希腊称为“克里娄”（Kleros）的战士持份地。——译 注 [4]“主顾关系”（jajmani）一词来自印度，对此韦伯有一简单的 描述：“然而顾客保障的原则，换言之，主顾关系的确保，还不止于 此，现今仍有许多手工业种姓坚决地贯彻这个措施。我们在婆罗门那儿 已看到这个原则，从字义上（jajmani=Opfergeber，供物奉献者）可以 了解此一概念源自与婆罗门种姓的关系，而且或许还可以把它译成‘个 人的管区’。在婆罗门，此种关系是靠身份礼节来保障，在其他许多种 姓则是靠着种姓组织，以及特别是——印度惯见的——世袭性（氏族卡 理斯玛）。制革的种姓代代从某些家族收受死亡的牛只，并且代代提供 这些家族皮靴及其他皮制品，同时他们的妻子也代代成为这些顾客的产 婆。乞丐种姓有其一定的乞食区域，类似我们的烟囱扫除人（只不过前 者是世袭的）；Nei种姓是其世袭顾客的理发师、修指甲师、修趾甲 师、沐浴师与牙医师；Bhangi是一定区域的清道夫。根据报导，某些种 姓——例如Dom（家仆、乞丐）——的顾客是可以被转让的，并且往往 是嫁妆的一部分。凡在主顾关系实行之处，侵害到别人的顾客权至今仍 是被破门逐出的一个原因。”（《印度的宗教》，台北：远流出版社， 1996，158页）——译注 [5]韦伯在《经济与社会》第八章第一节里亦提及此事（参见康 乐、简惠美译，《宗教社会学》，9页），认为此乃美洲印第安人的习 俗。Fischoff 的英译本则译为“印度”。在此，《经济与社会》的英 译编纂者提出另一学者Ralph Linton的说法，认为此习俗乃来自波利尼 西亚，参见The Tree of Culture（New York：Knopf，1955）， p.192。——译注 [6]Interessenvertretung，在此应该是指：一个组织中的某些成 员（即“代表”）的行动，对其他成员（被代表者）具有约束力，或为 其他成员视为正当的及义务的，而加以接受。参见《支配的类型》第十 一章，及《社会学的基本概念》，86页。——译注 [7]韦伯此处提到的可能是当时的事件。鼓吹自由恋爱与私生子权 利的女性宣传者和主张“性共产主义”的弗洛伊德派精神病学者，都出 现在海德堡并激怒了韦伯。不过，韦伯绝非反女性主义者。当他的妻子 玛丽安娜（Marianne Weber）于1910年在海德堡组织“德国妇女联 会”（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会议时，某教授在报纸为文抨 击此会议为老处女、寡妇、犹太女人和不孕妇女之大杂烩，最后一类显 然是把玛利安娜都骂进去。韦伯替他的妻子写公开答辩，不过这又导致 人家批评他只会躲在玛利安娜背后，却不敢为她挺身而战，结果又是另 一场官司。此外，韦伯亦曾帮助他的第一位博士班女学生Else von Richthofen成为巴登邦的第一位女性工厂监督，该学生的姊妹即为著名 小说家D. H. Lawrence的妻子。参见Marianne Weber，Max Weber，pp. 429—430。——译注 [8]参见本书第一篇第六章第四十节《经济对团体形成的影响》。 ——译注 [9]参见本书第一篇第四章第三一节《“资本主义的”营利取向之 典型方向》与第六章第三七节《政治团体对经济所具的非货币意义》。 ——译注 [10]“Hôtellerie du Peuple” in Ostende，奥斯坦德是位于比 利时西北部的一个小港都。——译注 [11]Grande Chartreuse，以阿尔卑斯山所产的芳香植物为原料所 制成的酒，有绿、黄、白三种成色，是法国境内最高级的烈酒。由于是 在沙特勒兹修道院所制造出来，故得其名。沙特勒兹修道院乃中世纪圣 伯纳所创。——译注 [12]1909年所制定的烈酒税（Branntweinsteuer），是帝国会议里 自由派与保守派结束其联合阵线并导致首相Bülow辞职的主要因素。争 论的要点在于税制改革，希望借此改革可以筹措到遽增的军费，并使社 会各阶层的税赋更公平。——译注 [13]trierarchoi（trierarchy）是古代雅典人为了建立海军的一 种制度。为了建造三层桨的战舰（trireme），雅典人从公元前第五世 纪初开始，每年自富裕的市民中挑选若干人，责成他们建造战舰、招募 桨手，并负担此一战舰的一切开销，包括桨手的费用、船舰的修补等 等，出钱的人即成为此一战舰的“司令官”（trierarch），而此制度 即称为“trierarchy”（于公元前四世纪末废止）。参见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 1094。——译注 [14]choregoi（choregia）也是古雅典人为了提供酒神Dionysia祭 典的娱乐节目而推行的制度。为了提供祭典所需的合唱团、悲剧与喜剧 节目的演出，自公元前五世纪开始，每年自富裕的市民中挑选若干人， 责成他们负担一切的开销。参见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p.230—231。——译注 [15]decuriones是指古罗马时期地方自治市镇的“议员”。各自治 市镇依其大小选出若干名额的终身职议员，选取的标准相当严格，主要 来自当地富有的望族。他们的权力相当大，例如协助当地首长 （Magistrate）处理公务，负责与中央或省区总督交涉，因此实际上控 制了当地社区的一切公共事务，此外，他们也负责税收，不足时得负责 补足（这是为何需要富人充任的缘故）。早期罗马帝国强盛时，各自治 市镇皆相当繁荣，出任“议员”是非常荣耀之事，等到帝国晚期，内乱 外患频仍，人民负担过重，不得不流亡他乡，赋役的短缺日形严 重，“议员”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最后罗马皇帝索性下令“议员”世 袭，以便巩固政府赋役的来源，“议员”一职遂由荣耀转变成义务，从 一个统治阶级下降为负责税收的阶级，自治市镇的制度亦告崩溃。参见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318。——译注 [16]到1875年止，迅速发展的德国铁路，还有一半控制在私人手 中。在1873年的大恐慌以前，铁路股票始终是投机的主要对象。普鲁士 自1847年开始建筑铁路，1878年以后即考虑大规模收归国有。不过，国 有化的主要考量，与其说是为了防止股票投机，毋宁说是为了军事目 的。——译注 [17]在罗马，骑士阶层原先是由拥有社会——政治特权的地主和官 僚贵族所独占，随着对外的征服，“有志于政治的”资本家也跟着加入 这个行列。后来，提比留（Tiberius）为了打压地主与官僚贵族的势 力，禁止元老院的议员成为骑士，以此，“骑士”遂尽失其与军制相对 应的意义，转而意指资本家阶层，亦即此处所说的“被评断为有产骑士 阶层者”（Leute vom Ritterzensus）。——译注 [18]Leopold von Ranke，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Teuton Nations：1495—1514（London，1909）。兰克（1795—1886）出版于 1824年的这本处女作，以其严密的史料批判而奠立了近代史学，深植历 史主义的立场。——译注

    第三章 共同体关系与结合体关系的类型，及其与经济的关系

    一 家共同体

    有关共同体的需求满足方式之独特且往往极为错综复杂的影响，不 在本章一般性的考察之列，至于具体个案则仅引为例证。

    此处，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根据共同体行动的结构、内容与手段 来对各种共同体做一番有系统的归类——此乃一般的社会学的课题[1] ——而是要对那些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共同体类型做个简要的说明。 不过，所要说明的并不是经济与个别的文化内涵（文学、艺术、学术 等）的关系，而毋宁只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此处，我们所谓的社 会是指人类共同体的一般结构形式。因此，惟有当共同体行动的内容与 方向足以产生出特殊种类、同时又与经济相关联的结构形式时，方在讨 论之列。不过，借此而画出的界线，却又显得弹性相当大；无论如何， 我们所在意的不外乎少数几个极为普遍的共同体类型。以下所述只不过 是些一般的特性，至于其发展形态，则只有当后面讨论到“支配”的范畴 时，才会有较精确的讨论。

    在我们今天看来，借着两性的永久共同体关系所建立起来的，父 亲、母亲与子女间的关系，似乎特别是“天生自然的”。然而，若将其与 经济上的扶养共同体、亦即（至少在概念上有所区别的）整体“家计”分 隔开来，那么夫与妻之间纯粹性的关系，以及父亲与子女建立在生理上 的关系，是极为不稳定的，会持续多久很令人怀疑。若无父与母之间稳 定的扶养共同体存在，就不会有父子关系，即使有这样的共同体存在， 父子关系并不必然就更为重要。在奠立于性交基础上的共同体关系里， 惟有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才是“天生自然的”，因为这是个扶养共同体，会 自然而然地持续到子女有能力独自觅食供养自己为止。

    其次是兄弟姊妹间的养育共同体（Aufzuchtsgemeischaft）。“共乳 伙伴”（homogalaktes）是对最亲近的亲属的特别称呼[2]。在此，同样 的，关键并不在于同母所生这个自然事实，而是在于经济的扶养共同 体。无论是何种共同体关系，惟有当“家族”出现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 时，才会与性关系和生理关系有所交错。在历史上极为多义的这个概 念，只有在个殊意涵被一一解明后方才有用。我们后面再谈。

    即使将“母子集团”（母与子）[3]视为在现今意义下最为原始的“家 族”共同体形式，但这并不是说、而且也完全不可想象，除了彼此并存 的母子集团之外，再也没有他种人群的存在形式。就我们所知，在以母 子集团作为“家族形态”普遍占优势之处，通常还可以看到男性的（经济 和军事的）共同体关系，以及男性和女性的（性和经济的）共同体关 系。不过，“纯粹”的母子集团作为正常的、但显然是次发性的共同体形 态出现并不少见，而且正是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亦即：男性的日常存 在，首先是为了军事目的，其次是为了其他目的，而被收营归队在“男 子集会所”的永久共同体里[4]。此种形态见之于各个不同地区的许多民 族，乃是一种军事发展的特殊形态，因而亦即是次发的一种形态。

    在概念上，我们不能将“婚姻”当作是父、母、子女间单纯基于性与 抚育关系的结合。因为，“婚姻”的概念惟有在上述共同体关系之外还照 应到其他关系的情况下，才有定义的可能。无论何处，“婚姻”之所以成 为一种社会制度，必然是借着和另外的性关系——不被视为婚姻的性关 系——的对照，方始成立。婚姻的存在意味着：（1）违反女方氏族的 意愿、或违反已拥有女方的男方氏族的意愿，换言之，违反某个团体的 意愿，所成立的关系，是不被容许的，而且有时候会遭到复仇，就像远 古时代，女方或男方或男女双方的氏族所采取的态度。此外，特别是 （2）惟有特定的、永久的性共同体的子孙，在父母亲的一方（或双 方）所属的一个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宗教或其他方面的共同体里，由 于其出身而被视为天生地位同等的团体伙伴（无论此一团体是家族、马 克体、氏族、政治团体、身份团体或祭祀团体），反之，其他的性关系 之一方的子孙则没有这种待遇。“婚姻”与“非婚姻”的区别，除此之外别 无其他意涵，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婚姻关系”有哪些前提条件，哪些圈 子的人不能相偕进入妥当的永久共同体里，为了得到妥当性，必须要有 哪些氏族或其他团体伙伴的什么同意，又有哪些形式是必须被履行的， 所有这些规则，都被认为是神圣的传统，或其他更包含性的团体所制定 的秩序。因此，婚姻往往是从这种秩序，而不是单纯的性和抚育共同 体，获得其具有世袭权利（Lehen）的特殊资格。关于此种秩序在民族 学上有其独特重要性的发展，我们并不打算在此陈述，而仅关心其最为 重要的经济层面。

    性关系和借着共有双亲或其一方而建立的子女间的关系，惟有在其 成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团体——家共同体（Hausgemeischaft）——的正常 基础时（即使不是惟一的基础），才会对共同体行动的产生有其一般的 意义。

    家共同体并不是那么自然原始的。其前提并非我们今日所谓 的“家”（Haus），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有计划的农耕收获。在纯粹掠取式 的觅食条件下，似乎还没有家共同体存在的情形。不过，即使在农耕技 术已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家共同体也往往只是一种次发性的组合，因 其先行阶段，一方面，比起父母、子女、子孙和兄弟姊妹的共同体来， 付与氏族和邻人团体等较包容性的共同体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也给 予个人较大的自由度。对于此种推测能够予以指证的事实，特别是在社 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情形下，男性与女性的财货与营求活动通常几乎完全 分隔开来，同时，常见的习惯是男性与女性原则上背对背、甚或完全分 开来进食，而且，在政治团体里，拥有女性首领的独立女性组织与男性 组织相并立。不过，我们可不能就以上种种事实遽下结论，说这可看出 个人主义的“原始状态”。因为以上种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往往是基于某 种军事组织形态，男性在其“兵役其间”必须离家在外，而由女性与母亲 来管理家计的一种次发性的状态。此种状态尚可见其残存于斯巴达的家 族结构里，其基础即奠定于男性之离家在外和财货的男女分离。

    家共同体的规模大小并非普遍一致。然而它却是最为普遍分布的一 种“经济共同体”，并且含摄了相当持续且紧密的共同体行动。家共同体 是恭顺与权威的原始基础，也是其他许许多多人类共同体的基础。“权 威”掌握于（1）身强力壮者，（2）经验丰富者之手，诸如：男人对女 人与小孩的权威、有战斗力与劳动力者对无此能力者的权威、成年人对 未成年人的权威、年长者对年少者的权威。“恭顺”是指权威承受者对权 威拥有者，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恭顺。由于对祖先的恭顺，家共同体遂 走上宗教的关系，由于家产制官吏、扈从、封臣的恭顺，家共同体遂转 化为这些原本具有家的性格的种种关系（家产制与封建制）。就经济与 人际关系面而言，家共同体在其“纯粹的”——如上所示，或许不一定 是“原始的”——特性上，乃是奠基于严格的人际恭顺关系上的一个牢不 可破的统一体，对外团结一致，对内则是日用财货之共产主义式的使用 ——消费共同体（此即家共产主义）。对外团结一致的连带原则，甚至 到了中世纪时在定期契约的规制下、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家共同体 里，仍见其纯粹的发展形式，尤其是见之于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北部与 中部意大利城市里的那些家共同体：举凡家族成员，有时也包括根据契 约而被纳入共同体的伙计与学徒，都要对债权人负起财产和人事（有时 包括刑事）的连带责任。这就是对近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形式发展颇为重 要的连带责任制——商业公司的拥有者们对公司的负债负有连带责任 ——的历史起源[5]。

    古老的家共同体里，并没有和我们现代的“继承权”相对应的东西。 取而代之的，毋宁是个简单的想法：家共同体是“不朽的”。假若有成员 因死亡、放逐（由于宗教上罪不可赎的冒渎）、过继到另一个共同体 （收养）、解放（“emancipatio”）或自愿退出（如果被允许的话），而 离开共同体时，就其“纯粹”型而言，根本再没有要求“持分”的余地。活 着离开者，即因其分离之举而放弃其持分，若有死者，仍然存活者的共 产经济也就这么持续下去。直到今日，瑞士的“共同耕作 制”（Gemeinderschaft）仍然这么运作着[6]。

    并非个人（与共同体）的“决算关系”，而是个人尽其所能、取其所 需（只要财货供应还够）的家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至今仍为我们所 谓“家”（Familie）的家共同体之最为根本的特质，当然多半已缩小到仅 限于家庭消费的层面。

    以纯粹类型而言，共有居处乃是家共同体的本质。随着成员的增 加，引起家共同体的分割和形成别的共同体。不过，为了保持劳动力和 产业的完整，采取不分割但将场所分散开来的中间路线，也是有可能 的。此种办法的必然结果，是要赋予个个各别家计某些特别权利。这样 的一种分解可能导致经营管理方面在法律上的完全分离与独立，然而， 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规模家共产主义却也同时能保持下去。尽管家共同体 和家权威，就字义的表面上看来，是完全消失了，但其余荫仍在，虽然 不过是一种风险与成果的共产主义，亦即仅仅共同承受利润和亏损，至 于其他方面则是完全独立的事业经营。此种情形见诸欧洲，尤其是阿尔 卑斯山地区，例如瑞士的旅馆经营者家族，同时也发生在其他地方，诸 如家族世代相传的大规模世界贸易业者。据我所知，收益上百万的世界 贸易家族的情形是：资本大部分（虽非完全）属于许多等级的亲戚，而 事业的营运则压倒性地（虽非尽然）掌握在家族成员的手中。个别的经 营体在极为不同且不特定的产业线上活动，拥有规模差异相当大的资本 与劳动张力，所得收益也极尽不同。虽然如此，所有出现在借贷损益表 上的年度利得，扣除了一般的资本利息之后，全都汇集在一起，然后再 按照简单得让人吃惊的分配办法（通常是按照人头）重新派分。在此一 阶段之所以要维持家共产主义，为的是彼此的经济奥援，换言之，如此 则能确保事业间资本需求与资本过剩的均衡，并且借此而减省向外人恳 求信用之举。因此，越过借贷损益表，“计算可能性”便戛然而止，惟其 仍支配着获取利得的“经营”内部：无论是如何的一个近亲，若无资本而 只是个雇员，就不能比其他人拿得更多，因为这牵涉到必须计算的经营 成本，若是随意图利某人，必然招致其他人的不满。然而，在借贷损益 表之外，有幸可以分一杯羹者就踏入“平等与友爱”的王国了。

    二 邻人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与社群

    家是一种满足一般日用的财货需求与劳动需求的共同体。在自给自 足的农业经济里，遇到紧急的状态、极端的匮乏与危机而有非常需求 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必须仰赖超越家共同体之上的共同体行动，亦 即“邻人”（Nachbarschaft）的援助。所谓“邻人”，我们所指的并不单只 是因为农村聚落的邻居关系，而形成的那种“原始的”形式，而是所有因 空间上的接近，换言之，基于长期或暂时的居住或停留而形成近邻关 系，从而产生出一种长期慢性或昙花一现的共同利害状态。当然，除非 进一步有所界定，我们所指的多半是家共同体比邻而居所形成的那 种“邻人”。

    以此，按聚居方式之不同，“邻人共同体”在表面上看来自然极为形 形色色，诸如：散居的农家、村落、城市街坊或“贫民窟”；其呈现出来 的共同体行动也因之有极为不同的强度，特别是在现代的城市生活里， 共同体行动的强度有时甚至等于零。诚然，现今住在贫民窟里的租屋者 之间，仍旧可以看到相互扶助和牺牲奉献的情形，而且其程度足令首次 接触到的人咋舌不已，然而，事实清楚显示，不只是电车、火车或旅馆 的过客之间，即使是长期赁屋而居的房客之间，都倾向于尽量保持距离 的原则——尽管（或者正是因为）身体上是这么接近，而只有在发生共 同的危险时，或许才有某种程度的共同体行动可言。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在现代的生活条件下——而且是基于现代生活而培植出来的“个人体面 感”这种特殊性向所造成的结果——特别触目地凸显出来，在此无法多 加说明。我们所要确认的毋宁只是：即使连农村聚落里那种稳定的邻人 关系，自古以来便显现出同样的分裂性——个别的农夫根本不愿让他人 插手自己的事，不管是多么的好意。

    因此，“共同体行动”并非通则，而是例外，尽管典型地一再发生。 这比起家共同体的共同体行动来，总是不那么密集而且不连贯得多，更 别说间或参与共同体行动者的范围是大为不确定的。因为，一般说来， 邻人共同体只不过是奠基于实际上持续住得接近这个单纯的事实上。在 早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里，典型的邻人共同体是“村落”，亦即一群 紧紧比邻而居的家共同体。不过，邻人性质亦可越过其他（例如政治） 架构的固定边界而运作下去。实际上，这意味着急难时的相互依存，特 别是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邻人是典型的急难救助者，因此，“邻 人关系”便成为“兄弟爱”（Brüderlichkeit）——全然冷静且非关感情的、 主要是经济伦理意味下的“兄弟爱”——的担纲者。“一如汝之待我，我 亦将如此待汝”，这是见诸全世界、全然非感情性的民俗伦理的原始原 则，特别是当自身的家共同体在手段方面有所短缺时，在邻人关系的范 围内，借着“志愿借贷”（Bittleihe）的方式无偿借予使用工具和无息贷 予消费财货，或者在遇到紧急需求时，借着“志愿劳动”的方式提供无偿 的劳动援助，换言之，援助给付以相互扶助的形式自邻人关系中生长出 来（无息贷款的罗马用语“mutuum”，生动地表现出这点）。因为每个 人都可能陷入需要他人援助的困境。若是提供报酬，则出之以宴飨“志 愿劳动者”的方式，这是广见于村落里帮助邻人建造住屋的典型方式， 譬如在我们（德国）东部也见得到。若是采取交换的方式，那么有效的 是“兄弟间不讲价”这句格言，排除了价格决定的理性的“市场原则”。

    “邻人关系”并不只行于同等者之间。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志愿劳 动”不只提供给经济上的穷困者，同时也提供给经济上强而有力者，特 别是当收成时节，大土地所有者最为需要这种自愿的劳动力。相对地， 大家也希望他们出面代表共同的利益来对抗其他势力的威胁，同时也提 供无偿的、或以平常的志愿劳动援助为代价的剩余土地借贷（志愿借 贷：“precarium”），还有在饥馑时发放储粮，以及其他慈善的给付。经 济的有力者本身，由于不时要仰赖周遭的善意，所以也乐于应允他们。 有利于名门望族的这种纯粹习惯性的志愿劳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里， 有可能变成支配性庄园经济的泉源，亦即形成一种家产制的支配关系， 条件是领主的权力及其对外防卫的不可或缺性升高，并且成功地将（志 愿劳动的）“习俗”转化成“法则”。

    邻人共同体乃“兄弟爱”的典型坐落点，这并不意味着邻人之间必然 保持着“兄弟”关系。相反，当民俗伦理所要求的行为被个人的恩怨或利 害冲突打翻时，一旦形成的对立，往往升高到极点并且持续下去，因为 对立双方都自觉到这是与民俗伦理所要求的相反而试图自我辩解，并且 也由于他们的人际关系实在太紧密与频繁所致。

    邻人共同体可能呈现出一种不定型的、参与者流动不居的、因此 是“开放的”、间歇性的共同体行动。惟有当“伙伴式的”结合体关系出现 时，邻人共同体才会就其范围有个清楚的界限，而这通常发生在邻人关 系被结合体化为“经济共同体”或经济规制共同体之时。就我们所熟知的 典型方式，是在经济的因素下，造成这样的结果，例如：当牧地与林地 狭小时，关于其开发利用的问题，就会采取“伙伴式”的规制方式，换言 之，独占性的规制方式。不过，邻人共同体并不必然就是经济共同体或 经济规制共同体，倘若果然是，其间的差异程度也极为不同。邻人共同 体规制其成员行为的秩序，要不是通过本身的结合体关系来制定（例 如“耕作强制”的秩序），就是由外来者（个人或组织）强行制定，通过 这外来者将邻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加以结合体化（例如出租屋所有者所 制定的秩序）。但所有这些并不必然是邻人共同体行动的本质。即使在 早期纯粹自足式的家经济的情况下，邻人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特别是 村落）的林地开采秩序、经济领域团体（例如马克体）和政治团体等， 也不必然是合而为一的，它们彼此之间可能有着非常不同的关联方式。 经济领域团体所掌握的范围大小，会根据其所包含的对象而极为不同。 耕地、牧地、林地、狩猎地，往往处于完全不同的许多共同体的处分力 之下，这些共同体不仅彼此交错，同时也与政治团体相交错。举凡将生 计给养的重心置于和平的劳动之处，家共同体即为共同劳动的担纲者， 若重心在于借征服而猎取，则政治团体厥为处分力的担纲者，并且，比 起草地与耕地来，愈是粗放利用的财货，就愈是如此，譬如较大型共同 体的狩猎地与林地。

    进而，一般也连同发生以下事态。在极为不同的发展阶段里，拥有 土地的个别类型比起需求来变得稀少，因而成为规制土地利用的结合体 关系的对象，换言之，当牧草地和可耕地已成为“经济”财时，林地可能 还是“自由”财，因此可以规制其利用方式而“占有”之。以此，对于所有 这类的土地，极为不同的领域团体便成为占有的主体。

    邻人共同体是“社群”（Gemeinde）的原始基础，所谓社群，我们在 后面城市类型学当中会加以讨论，究其实，必得与包含多数邻人关系的 政治共同体行动有所关联时，方能建构出来。邻人共同体本身也进而能 成为政治共同体行动的基础，倘若其支配某个“领域”，如同“村落”那 样。再进一步迈向结合体关系时，就可能会将各式各样的活动纳入共同 体行动里（从学校教育和宗教任务的履行，到有系统地安置必要的工 匠），或者由政治共同体强定为义务。然而，就其一般本质而言，邻人 共同体独自特有的共同体行动，不过就是急难时冷静的、经济的“兄弟 爱”（及其连带的特殊归结）。

    三 家共同体里的性关系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家共同体——对外“封闭”的、最原始自然的 共同体行动。从古老的完全自足的家共产主义出发，典型的发展恰与我 们曾经举过的范例相反：先前我们提到，纵使在外表上与家计分离，但 仍然保持着损益与共的共同体关系的情形，但典型的情况却是共产主义 之内在的松动化，亦即纵使维持着家在外表上的统一性，但共同体内部 却走向“闭锁化”。

    原本牢不可破的共产主义的家权力，最初走向深度弱化的原因，并 不是直接出自经济的动机，而显然是由于家成员对于臣服于共同家权威 之下的女性做出排他性的性要求所致。此一发展导致一种极为决疑论式 的、但通常又相当严格要求的性关系准则，特别是当其他方面的共同体 行动并不是那么理性时。性的权力有时候确实是“共产主义式的”（一夫 多妻制）。即使如此，这种一夫多妻的分割权力，在所有已知的事例 里，也不过是一种相对的共产主义：由于共同获得一名女子，特定范围 内的男人圈子（兄弟或“男子集会所”内的成员）排外性地共同拥有之。

    即使是在兄弟姊妹间的性关系被承认为一种制度的情况下，我们都 不曾发现任何地方存在着家内部里毫无秩序章法可言的性的乱婚现象。 至少，绝无依规范如此的事。相反的，一切资财皆共产的家内，正是共 产主义式的性交自由被完全禁断之处。由于子女一同成长而减弱了性的 刺激，故而培养出此种可能性与习性。不过，有意识地以之为“规范”而 贯彻到底，显然是为了确保团结和家内和平免于渔色斗争。倘若家成员 经由“氏族外婚制”（Sippenexogamie）而分属于不同的氏族，那么在氏 族外婚制原则下的家内性交是被许可的，然而相关的家成员之间就必须 彼此回避，因为相对于氏族外婚制，家外婚制（Hausexogamie）毋宁是 更古老的，并且相互并存。家共同体之间，以及经由家共同体分割出来 而衍生的氏族共同体之间，借着交换女子的整体安排来实行家外婚制， 这或许就是有规制的外婚制之起源。总而言之，即使是氏族结构的血统 谱系里并不加以排斥的近亲性交，习惯上仍是不被赞同的（例如排他性 的母系外婚制里，和父方的近亲之间）。反之，制度性的兄妹婚和近亲 婚，通常仅限于名门望族，特别是王室，目的在于结合家的经济权力手 段，以及排除政治的继承者之争，最后，保持血统的纯正；因此，这样 的婚姻形态毋宁是后起的。

    那么这可说是完全正常的：当一名男子将他掠夺而来的女子带进自 己的家共同体，或者，当其手段不足以如此，所以为此女子而进入女方 的家共同体时，这名男子即获得对此女子之排他性的性权利。实际上， 这种排他性，相对于家权力的专制掌握者而言，往往是十分不可靠的。 例如，直到近代，俄国大家族里的公公所能行使的权限，就是众所周知 的。尽管如此，家共同体正常说来，仍是在内部分化成各个包含子女在 内的长久的性共同体。父母及其子女所组成的共同体，加上私人的仆 役，顶多再加上父方或母方的未婚亲戚，构成了我们现今一般家共同体 的范围。不过，较早时代的家共同体也绝非一直是大门大户。相反，如 果粮食取得方式有必要分散开来，那么通常就必得是小的家计单位。只 不过，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大家族”，尽管是以父母子女关系 作为核心基础，但远远涵盖了包括孙子、兄弟、堂表兄弟，甚至非血缘 关系者，范围广大到至少现今的文化民族里极少见的程度。此种大家族 普遍盛行之处，一则是要用到大量集结的劳动，亦即劳动密集的农业耕 作处，另外是为了保有社会——经济的权力地位而必须集结资产，亦即 在贵族制与金权制的阶层那里。

    撇开性交在家共同体内部很早就被排除这点不谈，性的领域，特别 是在其他方面都呈现低度发展的文化里，通过对家权力多所掣肘的社会 结构之运作，往往有着特别严格的规制。我们可以说：原则上，正是由 此展开了决定性地破除家权力之无所制约性的第一步。近亲相奸的概 念，随着家的“血缘凝聚”之逐渐获得重视，而扩展到家外血缘者的更大 范围里去，终至成为通过氏族加以决疑禁制的对象。

    四 氏族与性关系的规制；家、氏族、邻人与政治诸共同体

    氏族并不是像家共同体和邻人团体那么“原始的”共同体。氏族所呈 现的共同体行动通常是不连贯的，并且也没有结合体化的情形。这正是 个好例子，足以证明：即使参与者彼此之间并不认识，而且也没有积极 的行动，而光是想制止某事（例如性交），就会有共同体行动的存 在。“氏族”的前提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共同体里有另外的氏族存在。氏 族团体是一切“信赖”（Treue）的原始担纲者[7]。友谊最初原是一种人为 的拟血缘关系（Blutsbrüderschaften）[8]。而封臣，就如同今日的将官， 不只是领袖的下属，同时也是其弟兄与“同志”（Kameraden，原义为家 人）。就其共同体行动的内容而言，氏族是个在性的领域上及对外的连 带性上和家共同体相竞争的防卫共同体——取代了我们现今的治安和风 纪警察；同时，氏族通常也是个由先前的家成员——因为分割或结婚而 离开家共同体——及其子孙所组成的财产继承共同体。因此，氏族即为 家外的“传衍”开始发展之处。借着血仇义务，氏族建立起成员间面对第 三者的个人连带关系，并且以此而在其领域里奠立恭顺义务的基础—— 有时比起对家权威的恭顺义务来，还要更加强韧。

    不可或忘的是，氏族一般而言并不是个较扩大的或被分权化的家共 同体，或是个将数个家共同体结合为一体而加以支配的社会组织。有可 能是，但并非惯常如此。因为，就个别情况而言，某个氏族在范围上是 否和家共同体纵横交错，或是否涵盖家人整体，乃取决于其结构，而按 照氏族的构造原理，父子有时候会被分派为不同的氏族，这点我们稍后 会谈到。共同体的作用有可能仅限于禁止成员之间通婚（氏族外婚 制），而为了此一目的，氏族伙伴们或许就有了共同的辨识表征，并且 相信彼此都是有此表征作用的自然物（多半是动物）的后裔，而氏族伙 伴通常不准吃食之（此即图腾信仰）。

    接下来是禁止彼此斗争，以及相互间负有血仇义务和血仇责任（有 时候仅限于特定的近亲）。以此前提，当凶杀事件发生时，必须共举复 仇行动，若要以“人命金”（Wehrgeld）来赎罪，则关于其收受与给付， 亦是氏族伙伴的权利与义务。由于氏族在诉讼过程中担当起宣誓辅助者 （Eideshelfer）的角色[9]，所以一旦出现伪证，氏族就如同面对人间的 复仇一般，也必须连带地负起面对神之复仇的责任。以此方式，氏族保 障了个人的安全与法律妥当性。

    如此一来，因为定住而产生的邻人团体（村落、马克体）有可能与 氏族共同体的范围重叠在一起，而事实上家共同体便成为较广阔的氏族 里的一个较为狭小的范围。即或没有重叠的情形发生，面对家权力，氏 族成员也往往长期拥有非常明确的权利，诸如：对于家财让售的否决 权、卖女出嫁的参与权和出嫁金额的分润权、担当监护人的权利等等。

    氏族求偿受损权益的最根本形式是团结一致的自力救济。类似“诉 讼”之类的最古老办法，一则是调停强制共同体内部的纷争——家内是 由家权力的掌握者，氏族内则是由最懂风俗习惯的“长老”来执行；二则 是许多的家和氏族之间彼此协商来裁决。靠着结拜兄弟关系而实际或虚 拟或人为地建立起来的血统世系，氏族衍生出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与 恭顺关系，这些人有时不只是分属不同的家，而且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政 治单位和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因此，氏族得以独立自主地与政治团体处 于既竞争又交叠的对峙状态。氏族可能毫无组织，好比威权指导下的家 的一种被动的对照体。氏族没有必要为其正常的运作而设定具有任何支 配权的永久领导者，而且实际上通例是没有臣服于此种领导者的事，它 所形成的毋宁是人际间的一个无形的圈子，其外部的共同表征，无非是 积极地表现于祭祀共同体（kultgemeinschaft）的属性上，要不就是消极 地回避吃食或伤害共同的神圣事物（禁忌，Tabu）——其宗教原由容后 再述[10]。认为持续有某种统治行之于其上的组织化氏族乃是较古老的 形式，如纪尔克（Gierke）的看法[11]，按理是几乎不可能的，反之，通 常可见的情形毋宁是：氏族惟有在它想要以对外“闭锁”的方式来进行社 会或经济的独占时，才会“结合体化”起来。如果有了氏族长，而氏族又 如同政治团体般的运作，这往往不是出自氏族团体内在的条件，而是氏 族利用其原本陌生的政治、军事或其他共同经济目的的结果，并且因此 而成为异于其本质的社会组织的一个下属单位（正如“gens”是“curia”的 下属单位[12]，而“氏族”成为军事单位等等）。

    特别是在共同体行动尚未有所发展的时代里，家、氏族、邻人团体 和政治共同体相互间呈现出特有的交错情形，诸如家和村落成员属于不 同的氏族，氏族成员属于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甚至不同的语言共同体， 因此，邻人、政治伙伴甚至家共同体成员间，有时不免陷入彼此必须血 仇相向的处境中。直到政治共同体逐渐垄断了肢体的暴力行使之后，方 才拔除掉此种尖刻的“义务纠纷”。然而，当政治的共同体行动在急剧的 危机下只能断断续续地有所表现，或者只是热切掠夺者的一种目的团 体，那么氏族的重要性及其结构与义务的理性化程度，往往发展成一种 近似学院的决疑论断（就像在澳洲的情形）。

    重要的是氏族关系呈现出何种秩序，以及借此而规制的性关系又是 如何。因为这会影响到家共同体的人际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发展。子女乃 依其算入母亲的氏族（“母系制”）或父亲的氏族（“父系制”）而归属于 家权力之下，因而在另一家共同体的财产中有其持分，特别是对此一共 同体在其他（经济的、身份的、政治的）共同体当中所占有的营利机会 拥有其持分。因此，其他的这些共同体必然会关注家成员归属的规制方 式，而此种对所有个别案例率皆有效的归属秩序，毋宁是所有其他共同 体之利害关心（首先是经济的考量，再加上政治的考量）共同作用下的 结果。重要的是起头就必须弄清楚，在个别的家共同体之外，一旦有将 它包含在其中、并且得以处分经济权益及其他机会的另外团体存在，那 么各个家共同体便会失去其决定成员归属方式的自主性，并且，权益机 会愈是稀少，此种自主性就愈是稀薄。是父系制或母系制的问题及其种 种归结，乃是由极多方面的利害所决定，此处碍难详加分析。如果是母 系制，子女的保护与监督权，除了父亲之外，乃系于母亲的兄弟，并且 也从他们那儿取得继承权（“Avunculat”）[13]，因为，由母亲正式行使 家支配权的情形不是没有，但属于特殊条件下的例外。如果是父系制， 则除了父亲之外，子女是服属于父系的亲属，并从他们那儿获取继承 权。现今的文化里，亲属与继承顺位一般是“双系的”，换言之，父母双 方对子女有着同等的作用，但家权力通常是在父亲手中，如果父亲不 在，多半（虽非必然）由公权力委任最近亲的一人为监护人并受公权力 的统制，不过，（父系制或母系制）这两个原则在过去总是处于二选一 的激烈排斥状态中。然而这也未必尽然是指，在一个共同体当中，惟有 其中的一个原则贯通于所有的家共同体里，有可能部分的家共同体适用 这个，部分的适用那个，但任何个别的情况下自然只能贯彻其中之一。 两个原则相互竞争的最单纯情况，无非是由于财产的分殊化。女儿，和 其他的小孩一样，乃是其所从出的家共同体的有用资产。家共同体可以 自由处置其去处。家长可令之为其客人提供性服务，如同他的妻子，亦 可能允许她们以暂时或长期的性关系来代偿贡纳或劳役。女性家成员这 种卖春妇的利用方式，是所谓“母权制”这个暧昧的总称下诸多事端的一 个可观部分：在此情形下，夫与妻各自待在自己的共同体里，子女则属 于妻的共同体，父亲与他们无关，只提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赡 养费”给对方的家长。因此，并没有由夫、妻与子女所构成的共同体存 在。

    若以父系制或母系制为基础，便可能形成这样的共同体。有能力付 现钱购买妇女为妻的男人，便将她带离原属的家和氏族，而纳入自己 的。此时，这名妇女及其子女便完全为夫家的共同体所拥有。反之，没 有此种支付能力的男子，若得到女方家长的同意结成家室，则得永久或 暂时进入女方的家共同体，以便偿付娶妻的代价（“劳役婚”），而妻家 的共同体则仍保有对其妻及子女的权力。因此，拥有财富的家共同体的 首领，一方面从较无资财的其他共同体为自己及其子弟买入妻子（所 谓“抵价婚”，Digaehe），另一方面则强迫追求其女儿的无产者加入自 己的家团体（“宾纳婚”，Binaehe）[14]。如此，父系制（归属于父亲的 家与氏族）与母系制（归属于母亲的家与氏族）、父家长制 （Vaterhausgewalt，夫家的权力）与母家长制（Mutterhausgewalt，妻家 共同体的权力），便可能因人而异地并存于同一个家共同体里。此时， 最单纯的一种形态往往是：父系制与父家长制结合，母系制与母家长制 结合。但情况也可能变得复杂起来：当男人将妻子带进自己的家共同 体，也因而形成父家长制时，母系制却仍然存在，亦即子女完全以母亲 的氏族为氏族外婚制的性关系团体、为血仇共同体和惟独从那儿获得继 承权的共同体，而排他性地归属于母亲的氏族。就专门术语而言，“母 权制”应该是限制在这样的景象上。在父亲对子女的地位被紧缩到最小 程度的这种状态里，父亲尽管拥有家权力，但其与子女在法律上却是彼 此不相干的，就我们所知，这样的状态未曾出现过。不过，其间确实还 有许多中间阶段，例如：妻子是交给了夫家，但母系家族这边仍保留了 对妻子及其子女特定的部分权力。由于对近亲相奸产生牢不可破的迷信 式恐惧，所以子女一以母系为基准的氏族外婚制也往往继续保持下去， 并且，母系的继承顺位关系亦因而程度不等地大部分保留下来。特别是 在继承的这个部分，父和母的氏族易于争斗不休，其结果则系于土地所 有关系、尤其是来自村落邻人团体的影响，以及军事制度等诸条件。

    五 与防卫——经济制度的关系， “夫妇财产法”与继承权

    可惜的是，关于氏族、村落、马克体及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至今 仍属民族志学与经济史领域里最为隐晦和最欠缺研究的一环。能够真正 彻底说明这些关系的例子从未出现过，无论是关于文化民族的原始状 态，或是关于所谓的原始民族，甚至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尽管有了摩尔 根（Morgan）的著作[15]。某个村落的邻人团体有可能因家共同体在继 承过程中的分裂而形成。从游牧生活转变到定住农业的时期里，土地的 分配有可能是以氏族的组织架构为基准，因为这通常要考虑到军事编整 的问题，于是村落境内的领域（Dorfgemarkung）就被认为是氏族所 有。这在古日耳曼似乎并不少见，因为史料上曾说到“genealogiae” [16]是 村落领域的所有者，即使那土地看来并不是被某个名门氏族及其扈从所 占有。不过，很难说规则就是如此。从个人的结合组织转化成领域团体 的军事团体（千人组、百人组）[17]，就我们所知，和氏族之间的关系 绝非了然可见，而氏族与马克体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

    可作为通论的不过下面几点：

    1. 土地可能首要是作为劳动场所。在此情形下，只要农耕主要是依 赖妇女的劳动，那么所有的土地收成和土地资产通常是归属于众氏族里 的女性氏族。以此，父亲便无法留给其子女任何的土地资产。关于土地 所有的继承，全然通过母亲本家和母亲的氏族来进行。从父亲那儿继承 到的不外是军事用品、武器、马匹和男性劳动用的工具。此种情形的纯 粹样式自然是很少见的。

    2. 或者反之，土地可能是用武力取得并加以确保，因而为男性所 有，无武装能力者，换言之特别是妇女，不能拥有土地持分。因此，父 亲所属的地区性政治团体便可能有兴趣将其子女当作是其军事后继者而 纳入其中，于是儿子就此进入父亲的武装共同体，而土地便由父亲相传 给他们，惟有动产方从母系继承。

    3. 村落或马克体之类的邻人团体往往掌握了经由集体开垦而来、亦 即依靠男性劳动而获得的土地，并且不许那些无论如何未曾长期善尽团 体义务者的子女来继承土地。 凡此种种（有时甚至更为复杂的）决定性因素之间的斗争，衍生出 极为多端的结果。

    4. 不过，下面这种情况似乎就不能算是个通则，亦即：共同体一切 以军事为要的性格，必然直接地促使自己往父家长制和纯粹父权的 （“男系的”）血亲归属和财产归属的方向发展。反之，这完全取决于军 事组织的形态。具有武装能力的男子依年龄层长期排外地结合在一起， 进而形成一种营居的或军营形式的共同体——舒兹（Schurtz）[18]所描 绘的典型“男子集会所”，以及斯巴达的“食桌共同体”（Syssitein）[19]， 正是其最纯粹类型——如此一来，很可能而且往往导致男性脱离出因此 而形成“母子集团”的家计生活，因而造成子女与资产归属于母亲本家， 或主妇获得相对自主地位的结果（就像在斯巴达的情形）。许多专门用 来威吓和掠夺女性的迷信手段（例如“杜克—杜克”的定期出现和掠夺队 伍）[20]，即表现出离家而居的男子对于此种危害到其威权情况的反 动。

    相反，举凡军事种姓的成员作为庄园领主而占有土地且分散而居之 处，家共同体与氏族几乎是毫无二致地走向家父长制与男系制的结构。 就史料所及，诸如远东、印度、近东、地中海与北欧等地，凡建立起大 帝国的民族，无不走向完全是以男系亲族与财产归属为主轴的父系制 （和经常被假定的相反，埃及也不外是父系制，但并不采行男系的亲族 ——财产归属）。道理主要在于：大型政治组织的建立，长期而言并不 是干部群居式的独占性小型战士共同体（像“男子集会所”那样）所能够 支撑的，反之，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通常是以家产制和庄园领主制的 领土支配为其前提，即使这是以紧邻而居的战士团为出发点的情况，例 如古代，也不例外。庄园领主制及其官职机构的发展，自然是从以父亲 为家长进而组织起支配结构的家共同体为起点，因此无论何处皆是从父 权制里孕生孳长而成。

    因此，绝无有力的证据足以支持这样的论调，认为那些民族的此种 以“父权制”为优势的状态之前，尚有另一个以法律来规制家族关系的先 行阶段。尤其无谓的是“母权制婚姻”（Ehe nach Mutterrecht）这个曾经 风靡一时的假设。这个假设混淆了两个全然异质的现象：其一是，在未 开化时代，根本没有任何亲子关系的法律规制，因为子女本来就会和喂 养抚育他们的母亲较为亲密；其二是，真正值得称为母权制的法律状 态。同样错误的是，认为从普遍为母系制的“原始”状态到以“父权制”为 妥当的过程中，尚有一个“掠夺婚”状态的中间阶段。女性（妻子）可以 光靠交换或购买而合法地自他家获得。掠夺女子会招来械斗与赔罪。被 掠夺的女子，就像敌人的头皮一样，的确是可用以装饰英雄的战利品， 因此结婚仪式倒往往是一种掠夺女性的模拟，然而这并不表示实际去掠 夺女子就是个法制史上的“阶段”。

    由于家父长权限的绝对优势，在建立起大帝国的民族里，家共同体 内部的财产法结构，是朝着不断弱化家父长权力的方向发展。尤其 是“正当的”与“非正当的”儿子（嫡子与庶子）之间毫不加以区别，正是 父权原本无所限制的一个结果，其遗习尚可见之于中世纪北欧的法律当 中：家父长可以完全恣意地决定谁是“他的”儿子。此种情形直到政治或 经济共同体的介入，方有了决定性的改变。这些团体对于其自身成员的 认定，乃诉诸“正当的”婚配传承，换言之，与自己圈子出身的女子永久 结合。不过，对“正当的”与“非正当的”子女加以区分，并且确保前者的 继承权，此一原则的确立，最为重要的一步多半有待于，有产阶层或身 份特权阶层内部不再光是将女性评断为劳动力之后，开始留意以契约的 方式来保障其依婚嫁而卖出的女儿、尤其是其女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亦即依契约抵制女儿买主原始的全然恣意，而要求其财产应归于且只能 归于此一婚姻所出的子女。因此，迈向此一大道的推动力，并不是丈夫 的需求，而是在于妻子之欲求其子女的“正当性”。

    在婚嫁当中被卖出去的女子，如今已不再是劳动力，而毋宁是奢侈 品，为了因应水涨船高的生活水准及“符合身份”的家计生活所需，也逐 渐自其本家带来一份“妆奁”，这可说是其在本家共同体的财产中应得的 持分（在东方古代和古希腊的法律中，此种方式展现得特别明确），同 时也是用来对抗购买她的丈夫不得恣意而行的“物质基础”，因而若要离 婚，丈夫必须将之退还。此一目的是在极为不同的程度上渐次达成的， 并且也不一定是通过明文规定的方式，不过，往往也有十足达到此种目 的的情形，换言之，惟有附带妆奁的婚姻才算是完全的婚姻（正如埃及 之“登记有案的婚姻”，engraphos gamos）。关于“夫妇财产 权”（eheliches Güterrecht）的后续发展，此处不便再多加讨论。

    无论何处，决定性的转折点端在于人们不再以军事的观点来看待土 地资产，换言之，不再将之视为抢夺而来的物资或作为培养具有武装能 力者的经济基础，转而——特别是在城市的处境下——多以经济的眼光 为主来评量土地资产，并且女儿也能够继承土地时。生活的重心是要仰 赖家族的共同协力经营，还是反之，主要在仰赖于所继承财产的租金收 入上，这两种生存基础决定了夫与妻及其氏族三者间，在利害考量的周 旋妥协上极为多样的面相。

    在欧洲中古时期，前一种情形往往朝向“共同财产 制”（Gütergemeinschaft）发展，而后一种则是衍生出所谓的“财产共同 管理制”（Verwaltungsgemeinschaft，由丈夫来管理与利用妻子的财 产）。不过在封建阶层，则由于不愿让土地从家族里释出，遂产生 出“寡妇婚”（Wittumsehe，寡妇依靠家族土地所孳生的租金来养活，典 型的发展是在英国）。此外，尚有许多歧异多端的决定性因素介入。罗 马与英国的贵族制在社会状态方面显示出某些类似性。然而，在古罗 马，由于随时都可取消的“自由婚姻”的发展，已婚妇女在经济上和人格 上可说是完全的解放，代价是成为寡妇后衣食全然无靠，而且相对于父 亲对于子女的无限权力，作为母亲是处于完全无权利的状态。在英国， 已婚妇女无论在经济或人身方面，皆处于完全泯灭其法律人格的“受夫 保护之妻的身份”（coverture）下，但同时却保有终身不易的封建“寡妇 婚”。罗马贵族的城市定居倾向较强，而英国则受到基督教婚姻家父长 制的影响，可能是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在英国，封建婚姻法持续存 在，而法国的婚姻法则在小市民和军事动机下形成（拿破仑法典乃基于 创制者个人的影响），然而，官僚制国家（奥地利，特别是俄国）却在 婚姻法里强烈地齐平化了性别的差异。此种齐平化通常是在统治阶级最 为压制军国主义之处，得到最为长足的进展。此外，婚姻的财产结构， 在财货交易发达的情况下，基本上也受到保障债权人之需求的制约。关 于此种发展契机所带来的种种极为五光十色的结果，就不是此处所能论 及的了。

    基于妻子的利害关心所形成的“正当的”婚姻，并不一定即刻导致一 夫一妻制的全面支配。在子女的继承权方面享有特权的妻子，有可能会 被突出为其他妻妾群中的“正妻”，就像在东方、埃及和大体上亚洲文化 地区里的情形。当然，这种形态的一夫多妻制（“半一夫多妻制”）也是 世界各处的有产阶级的特权。因为拥有众多妻室在农耕尚以女性劳动力 为主的地方毋宁是划算的，尤其是女性的纺织工作特别有利可图之处 （《犹太法典》中还以此为前提）。例如卡芬族[21]的酋长就认为拥有 广大的妻室是一种有用的投资，不过，这要以男性拥有买妻的必要手段 为前提。

    在男性的劳动具有绝大重要性的情况下，尤其是某些社会阶层，妇 女只不过插花式地从事一些自由人所不屑一顾的工作或奢侈品的生产， 一夫多妻制所需的花费，对于所有的中产阶级而言毋宁是敬谢不敏的。 在城市贵族阶层兴起进而统治的过程中，一夫一妻的制度方始由希腊人 和罗马人加以贯彻（虽然如此，希腊的王侯阶层直到分裂时期，仍未尽 然谨守此制）[22]，原因是此制与城市贵族阶层的家计形态相切合。随 后，基督教更基于禁欲的理由而将一夫一妻制推高到绝对规范的境地， 以与其他的（原始）宗教相对峙。一夫多妻制的延续，主要仍在于政治 权势的严格家父长制结构有助于保持家长的恣意行事之处。

    妆奁婚姻的发展从以下两方面影响着家共同体的发展：一、作为父 亲财产之“正当”继承人的子女，以其在家内所占有的特殊法律地位，而 与其他妾室的子女区隔开来；尤其是，二、依娘家贫富之不同，随着新 嫁娘带入夫家的妆奁亦有多寡，这样的差距当然也会产生使其丈夫的经 济地位有所区隔的趋势。嫁妆在形式上通常确实是落入家主人的处分之 下（特别是在罗马法中），然而实质上当事人之妻的妆奁却往往是以某 种方式另外归入一个“特别的户头”。“计算”即借此而开始介入共同体成 员的关系中。

    不过，家共同体趋向解体的这种发展，在此阶段，通常早有另外的 经济动力在推波助澜。未分殊化的共产主义因经济条件的制约而弱化的 倾向，极早已见端倪，甚至其完整的样态都可说是历史上的边际存在。 种种制品，如工具、武器、装饰品、衣物等用具，个别的制作者原则上 有权以之为个人劳动产物，而独自或优先使用，在其死后，也未必为全 体共有，而毋宁是委之于特别有资格来加以利用的特定个人手中（例 如：坐骑与刀剑，中世纪时的“Heergewäte”、“Gerade”等等）[23]。个 人“继承权”的这种初步形态，早在威权的家共产主义内部便有所发展， 甚至有可能是源自家共同体发展之前的状态，并且遍布于举凡工具由个 人所制作之处。某些器具，例如武器，有着同样的发展，或许是由于军 方在意最适从军者的武装经济能力而介入其中之故。

    六 家共同体的解体：功能的改变与“可计算性”的增长；近 代商业公司的形成

    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促使紧密一体的家权力趋向衰微的内在与外 在动因不断增强。自内而起的解体动因在于：能力与需求的开展与分 化，而这与经济手段在量方面的增加相关联。随着生活可能性的多样 化，个人愈来愈不能忍受共同体先前所硬性规定的、未分化的生活形 态，从而愈来愈倾向于以一己之力来形塑自己的生活，并且自由享受但 凭个人能力所创造出来的成果。外在的解体因素则是来自竞争性社会组 织的介入：例如国库有意要更加密集地榨取个人的赋税能力，而这和共 同体意欲集结财富以利于军事武装能力的遂行恰好反其道而行。

    此种解体趋势的一般结果，首先是家共同体在面临继承或子女结婚 之际逐步被加以分割。在早期，也就是相对而言较少使用工具的农耕时 代，集约式的劳动乃是提高生产收益的惟一方法，因此家共同体的规模 一度扩大，然而随着个人主义营利方式的发展，家共同体的规模即整体 不断地缩小，这样的历史发展至今，由双亲和子女所构成的家庭遂为正 常的大小。正因为家共同体的机能状态发生了如此根本的变化，对个人 而言，将自己委身于一个大型的共产家计里的诱因，委实愈来愈少。

    姑不论个人的安全保障不再来自家和氏族，而是来自政治当局的机 构性团体这个事实，“家”与“职业”也在空间上分开来，而且家计不再是 共同生产的处所，而是共同消费的地方。更甚者，个人整体的谋生训练 和人身教育，愈来愈取自于家以外的地方，提供教育手段的不再是家， 而是种种“经营”，诸如：学校、书店、剧场、音乐厅、社团与集会等。 个人不再承认家共同体是其所要献身的客观文化财的担纲者，而这并非 所谓“主观主义”——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增长， 而是促使家共同体缩小化的客观形势，此种形势决定了那种观念的增 长。

    不过，我们也不可忽略了尚有抑制此种发展的事实存在，尤其正是 在以经济的尺度而言“最高”的阶段上。在农耕地区，自由分割土地的可 能性，尚有种种技术——经济条件的牵绊。例如，一块完整的农地，上 头有价值不菲的设施，甚至还是个大农场，那么一旦分割起来就损失不 赀。技术上容易分割的，是混合制耕地（Gemengelage）[24]和农村聚 落，孤立的坐落则难以分割。因此，散居制和资本密集的较大资产倾向 于单独的继承制，而混合耕地制与劳动密集的较小资产则有愈来愈被细 分化的倾向。此外，以长期抵押和抵押债券这种适于我们今日的投资方 式而言，从债权人的角度看来，集中而未分割的地产无疑是在债务催缴 上——因握有动产（长期抵押和抵押债券）而据有的债务催缴权——更 为适合的对象，因此更加促成了散居制和大所有制的单独继承倾向。

    相对于小农耕地不过是劳动场所，大地产尚且是拥有社会地位、甚 至成为社会担纲者的要因，以此之故，更有被集结于家族手中的倾向。 领主式的生活水准及其谨守于固有习律上的生活样式，对于大型家共同 体的维持有着主观上的助益，因为，譬如说在一个像城寨那样广大的空 间里，即使是最亲近的亲属间也不免有着“内在的距离感”，所以个人所 期望的自由领域也不会被家共同体压缩到那样无可奈何的景况，而不像 拥有同样多数成员、但空间较为有限、从而剥除了贵族式距离感的小市 民家计，在其中，个人的自由限度不大，而生活关怀所在也多半远为分 化得多。除了领主式的生活形态外，大型的家共同体如今也只有对最为 理念性的共同体——无论其为宗教派别、或社会——伦理派别、甚或艺 术家流派的共同体——而言，方是个合适的生活形态：相当于过去的修 道院，和有如修道院似的共同体。

    即使在外表上家的统一性仍然维持不坠之处，家共产主义的内在解 体过程还是会因为逐渐增强的“可计算性”、而随着文化发展的脚步义无 反顾地进行下去。我们在此不妨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此一动因所带来的 影响。

    在中古城市（例如佛罗伦萨）的资本主义大家族共同体里，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户头”。也有可供自由处置的零用钱（danari borsinghi）。 特定支出（例如邀请客人留宿）亦有最高上限的规定。此外，家成员也 必须像近代贸易公司里的出资者那样结算个人的账目。他在共同体和财 产“当中”（fuori del corpo della compagnia）拥有资本持分，但将之委托 于共同体手中，并从中领取利息，不过这种持分并不被算作资本，因而 不能分享利润。换言之，理性的结合体关系取代了个人得以“天生自然 地”参与共同体行动的利益与义务。个人的确是被“生入”家共同体当 中，然而即使是孩提时便已是家共同体所理性规制经营的事业里的一名 潜在的“伙计”和“员工”。显而易见，此种做法惟有在纯粹货币经济的基 础上方有可能，因此，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家共同体的内在解体上毋宁是 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货币经济一方面为个人在自己的营利成果和消费上 提供了客观的可计算性，另一方面，通过货币媒介的“间接交换”的发 展，方才开启了自由满足个人需求的可能性。

    货币经济与家权威的弱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容或成立，但绝非绝对如 此。相对于当时的经济条件，而且尽管这些条件的重要性如此巨大，家 权力与家共同体毋宁是独立的、从经济条件看来非理性的结构体，而且 往往通过其历史所赋予的结构而对经济关系产生强烈的影响。罗马的家 族长所拥有的家父长权力，一直无可动摇地持续到生命的终点，这有赖 于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条件（名门望族的财产聚合、以 氏族和大概是家为基准的军事安排、父亲的家族祭司地位）。这样的家 父长权力经历了所能想见的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而屹立长存，直到帝政时 代的政治条件下方见没落之象（连同对子女的权力亦趋如此）。在中 国，同样的状态依存仰赖于恭顺的原则，此一原则借着义务法则而被强 调到极点，并且是国家权力和儒教官僚制身份伦理所要求于臣民的，部 分也是出于政治驯服的目的。恭顺原则的贯彻，部分而言（例如服丧的 规定），导致不只是经济上、也连同政治上无法实行且很成问题的结果 （大量的官职空缺，由于对过世父亲的恭顺——起初是畏惧死者的嫉妒 ——一如不使用其他物品般，也要求其放弃官职）。

    同样的，家主人死后到底是要采行单独继承（或一子继承）或要分 家，此一问题的答案，如同上面所述，起初是极为强烈地取决于经济因 素，其变动亦受经济的影响，然而，绝对不是单从经济面就可推敲得 到，尤其无法从现今的经济条件下归结出来（关于这点，特别是泽林等 人的近作已有所指陈）[25]。因为，即使种种条件相同而且又比邻相 接，光是由于种族属性的关系（例如波兰与德国），就出现了完全相异 的体系。因此，从经济观点看来往往极为非理性的因素——可能一开始 就是非理性的，或者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变而成为非理性的——所产生出 来的这种不同的结构，是会带来经济上非常深远的结果。

    尽管如此，经济现实要素仍以有力的方式介入。尤其，营利到底是 算作共同劳动的成果，还是仰赖共同财产所获得，这其中存在着特征性 的差别。在前一种情况下，家权力通常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管本身 依然是多么专制。光是为了建立一己的家计而从父母的家里分离出来， 就足以脱离家权力。原始农耕民族的大型家共同体，大抵便是如此。日 耳曼法律里所谓的“萨克森法上的父权免除”（emancipatio legis Saxonicae）[26]，显然有其经济上的根据，亦即在法令成立之时，个人 的劳动绩效已具有十足的重要性。相反，举凡牲畜的拥有，以及这类的 财产构成重要的生活基础之处，家权力显得特别牢固。尤其是当土地资 产从过剩转变成稀少之时。一般而言，门阀氏族的紧密结合，基于前述 多次提及的理由，乃是土地贵族特有的属性。至于没有土地或仅有少量 土地的人，则欠缺此种门阀氏族团体。

    不过，直到资本主义的阶段也还是出现同样的差异。在佛罗伦萨及 北意大利的大型家共同体显示出连带原则和财产结合原则的同时，地中 海和特别是西西里与南意大利的商业地区却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任何 成年的家成员，随时都可以在被继承者在世之时要求拨出其应有的持 分，从而，一致对外的个人连带关系也不存在。在北意大利的家族经营 里，作为经济权势之基础者，继承而来的资本远远超过参与者个人的营 利劳动。南部的情形则恰好相反，共同的财产被视为共同劳动的成果。 随着资本的重要性之提高，前者（共同财产）益形紧要。若以共同体行 动是否分化为测量的基准，那么在理论上得以建构出的发展阶段序列里 属于“较后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于此却造就出理论上“较初期 的”结构，亦即对家成员较大的束缚性和家权力之较大的一体性。

    不过，与此同时，在这些佛罗伦萨家族里，以及和他们一样进行资 本主义营利事业的中世纪家共同体里，却也进行了另一番更加重要的、 并且是西欧所特有的家权力与家共同体的变革。这些大型家共同体的整 个经济生活，皆定期通过契约而安排妥当。原先对“零用钱”的规制和对 营业组织的规制并无二致的情形也慢慢产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的营利事 业如今成为一种持续不息的“经营”（betrieb），并且是独立于其他事项 的一种“职业”（Beruf），经由独特的结合体化的过程而一步步地与家共 同体行动分离开来，其结果则是：在完整的家共同体里，以及在（我们 后面要讨论到的）“庄宅”（Oikos）里，原先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家计、 工场与营业所的一体性，终归崩解。首先，现实里的家共同体不再是共 同事业所需的结合体化之必要的基础。合伙人也未必是（或通常是）家 人。因此，免不了要将经营的产业和各合伙人的私人财产分隔开来。同 样的，营业人员自亦有别于私人的家庭佣人。尤其是，商场上的债务必 须与各合伙人的私人家计债务严加区分，而合伙人的连带义务仅限于前 者，前者则被认定是与事业经营的名义——“公司”（Firma）联结在一 起的。

    所有这些显然与支配领域里的发展过程有着明确的相应关系，譬如 我们分析过“支配”领域里官僚制的官职作为“职业”而与私人生活分 离，“官厅”（Büro）与官吏的私人家计分离，官职上的资产负债与其私 人的财产分离，官职上的作为与其私人业务分离。总之，自家共同体内 生长出来、继而又从那儿挣脱离开的资本主义“经营”，打从一开始就 与“官厅”有着亲近性，尤其是表现于私人经济生活里现今明白可见的官 僚化现象。

    不过，此种发展的决定性契机，可不在于家计与工场和店面的空间 上的分离。因为空间上的分离毋宁是东方的市集体系所惯见的，根本上 是奠基于伊斯兰教城市所特有的要塞军营（Burg，Kasbah）与市场 （Bazar，Suk）和住处的分离[27]。具决定性的是“家”和“经营”在“会计 账簿上”与法律上的分离，以及导向此种分离的法律的发展，诸如：商 业注册、商社与公司之解除家族的束缚、独资或合资公司的特别财产 [28]，以及与此相应的破产法的成立等。

    此种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发展，乃是西方所特有的，并且惟于此处， 如今仍为妥当的商法的法律形式，几乎全都在中世纪时即已发展出来 ——尽管古代有时在量的方面显示出比中世纪更为蓬勃的资本主义发 展，然而此种形态的商法则几乎全然付之阙如。此一事实乃是最足以标 示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在质方面的独特性的诸多现象之一。

    实际上，为了经济上的相互扶助而将家族的财产加以结合，或者以 家族名称来作为“商号”的发展，譬如在中国也见得到。在那儿，个人债 务的背后也有家族连带责任的支撑。此外，在商业交易中为商店所使用 的名称更不曾透露出其实际拥有者的任何信息：在此，与“商号”相联结 的，同样也是事业经营，而非家计。然而，像西欧那样的特别财产法及 相应的破产法之首尾一贯的发展，在中国似乎是没有的。这与以下两点 尤有关联：1. 结社组织与信用，事实上至今仍与氏族共同体极为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2. 富裕氏族里的财产结合及氏族内部相互间的信用授受， 其目的全然别有所指——主要并不在于获取资本主义的利润，而在于筹 措家族成员准备科举考试及尔后为其买得一官半职的费用。一旦就任官 职，亲族戚属们便有机会利用官职所提供的合法或非法（这方面恐怕更 多些）收入而连本带利地取回先前的花费，并且得以依恃任官者所给予 的特别庇护。在中国，促使家族，尤其是经济力十足的家族，走向“资 本主义式的”结合者，是取决于政治而非取决于经济的营利机会。

    至少在形式上完全自氏族和私人的系缚中解脱出来的资本主义结社 组织，相当于我们现今的合股公司，其先行者在古代基本上仅见于政治 取向的资本主义这个领域，换言之，由包税者所成立的公司。在中世 纪，这类组织首先同样是为了殖民地利益的企业（例如热那亚的大型股 份公司Maona）[29]，以及为了汲取国家信用（例如热那亚的债权人集 团，他们实际上接收了城市的财政）[30]。在私人营业的领域里，纯粹 商业性和纯粹资本主义的组织首先仅以如下的形式展开：为了远程贸易 而成立临时公司（康曼达）——完全相应于随机行动的方式，出资者提 供资本给一名行商作特定的旅程，并以此分享利润或分摊损失。此种形 式早已见诸巴比伦法典，随后即普遍出现于各处。从政治权力获取独占 特权的企业，特别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出现的殖民地企业，成为纯粹的 私人营业领域里亦循此道而行的渡板。

    七 走向“庄宅”的发展

    此种企业形态——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基础，且意味着自家共 同体原始的一体性当中最彻底地跳脱出来的形态——在此并无特加留意 的必要。此处，我们所要处理的毋宁是家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这过程显 示的是与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在决定性关键点上截然对立的类型。家权 力与家共同体由于（就最广义而言）“与外界进行交换”而内在崩解，以 至于诞生出资本主义的“经营”，这一连串的过程背面还有另一种截然相 反的发展方式存在，亦即家共同体的内在编整，形成“庄宅”——罗德贝 图斯（Rodbertus）对我们此处所要描述的现象的称呼[31]。

    就专业术语而言，“庄宅”绝不仅仅是个“大型”的家共同体或自家生 产种种物品诸如农产品或工业制品的家共同体，而是在王侯、庄园领主 或贵族的威权领导下的大型家计，其终极的主导动机并非资本主义的货 币增殖，而是有组织地以实物来满足主人的需求。为此，庄宅尽可大量 采取各种可能手段，包括对外交换。就其构成原理而言，决定性关键在 于“财产使用”，而非“资本利用”。“庄宅”的最根本特质是组织化的需求 满足，为此目的，即使将营利经济的个别经营归并到旗下也不为过。当 然，在这两种原则（庄宅与营利）之间，尚有许多难以察觉的转换阶 段，并且不断地从这翻转到那。

    在现实经验里，“庄宅”无论是处于多么发达的特质文化里，都必然 难以真正纯粹的共同经济的形貌出现。因为，所谓纯粹的（共同经 济），换言之，从长期排除交换营利的角度来看，惟有在经济上“自给 自足”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亦即，至少就努力的方向而言，做一个尽 可能无交换的自家经济体。如此一来，便由一个以从属于家的劳动力所 构成的机制——通常有着相当高程度的劳动专门化——来供应主人对于 财货和人身服务上的整体需求，而且不只经济方面，还包括军事上和祭 祀上的需求；同时，由自己的土地来提供所有必要的原料，以自己所属 的劳动力在自己的工场里生产出所有其他的货物，由自己所属的家仆、 官吏、家祭司和战士来执行其他的劳务；因此，交换的发生，也只有当 临时有剩余要抛出，或者再怎么样也无法自己生产而需要补充时。

    事实上相当接近此种状态的，是东方的王室经济，尤其是埃及，规 模较小的则如荷马时代的贵族与王侯经济，而波斯与法兰克王国的宫廷 也极为类似。罗马帝政时期的庄园领主制也随着规模的扩大、奴隶流入 的逐渐稀少、资本主义营利愈来愈被官僚制和赋役制所压制，而渐次朝 此方向发展。反之，中世纪的庄园领主制整体而言，却随着财货交易、 城市与货币经济的重要性普遍增长，而显示出正相反的发展倾向。不 过，以上所举的这些例证中的庄宅，没有一个是纯粹的自足经济。法老 是从事海外贸易的，而地中海古时的君王与贵族亦大多如此。他们的宝 藏多半要靠海外贸易来获取。早在法兰克王国时期，庄园领主的收入即 有很可观的一部分是由货币或具有货币价值的各种贡纳和租税所构成。 国王的敕令里，也将王领地产物里非宫廷与军队所需的剩余物资贩卖出 去，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在所有较为知名的事例里，附属于大地主和人身领主的不自由劳动 力，只有部分是完全被系缚于其领主经济里。较受严格束缚的，是私人 仆役和那些为了满足主人的实物需求，而被编入整体经济行列里、且全 由主人给养的劳动力，此即劳动力之“自家经济的利 用”（eigenwirtschaftliche Verwendung）；另一方面，这类被严格束缚的 不自由劳动者，也有被主人役使于其市场取向的固有经营里的情形，例 如，迦太基、西西里和罗马的庄园领主在其大农场里役使其军营管理下 的奴隶，或如狄摩西尼（Demosthenes）之父使用其奴隶于两个作坊里 [32]，至于近代则如俄国的庄园领主之利用其农民于其“工厂”，此即劳动 力之“营利经济的利用”（erwerbswirtschaftliche Verwendung）。不过这 类大农场和作坊所用的奴隶，绝大部分是购入奴隶，亦即由市场购得， 因此并非自家所能生产的生产手段。在自家里生产出不自由劳动者的前 提是要有不自由的“家庭”存在，而这也意味着主家束缚的弱势化，以及 一般而言部分放弃对劳动力的尽情榨取。此外，这类世袭的不自由劳动 力多半也因而不再被利用于集权化的经营里，而是仅提供其部分的劳动 力供主人使用，或者上缴多多少少恣意而定或传统固有额度的贡纳给主 人，不管是实物或货币。

    至于主人偏好将不自由民利用为劳动力或利用为年金收入来源，则 端视何种用途获利最丰而定。以无家庭的营居奴隶之利用而言，在补充 劳动者的考量下，前提便在于奴隶供应的大为便宜与稳定，换言之，要 经常有掳人的战争和廉价的奴隶供养成本——南方的气候。此外，世袭 性的附属农民惟有在他能够将其生产品运出去卖的情况下，换言之，一 般是有个地方性市场存在且发展出地区性城市的情况下，方能缴交货币 租税。举凡城市得以发展，并且农作物也因而只能借着输出才能得到充 分利用之处，例如近代初期的德国东部和东欧（相对于西欧）及十九世 纪俄国的“黑土地带”，将农民利用为领主自营的赋役经济里的劳动力， 是在农民身上获取货币收入的惟一办法，也因此在“庄宅”内部发展出农 业的“大经营”。利用不自由劳动力来建立起自己的大型工业经营，或者 利用（无论是作补充性的利用或完全利用）租借来的不自由劳动力、甚 或自由的劳动力为自己的或租来的大农场劳作，将使得纳入这类经营的 庄宅的领主极为近似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甚或完全转化成这种企业家， 譬如西里西亚（Schlesien）的“地方贵族工业”（Starosten-Industrie）的 创建者便是典型的例子[33]。

    究其极，惟有让手边的财富成为带来租金收入的利用方式，方 为“庄宅”的精义所在，而这和企业家资本首要的价值利害取径，事实上 不分泾渭，甚至骨子里根本是同一回事。例如，在西里西亚的地方贵族 工业里，足以让人想起其庄园领主制之源头的，究属其种种企业的结合 方式：巨大的山林经营里有砖瓦厂、酿造厂、制糖厂和煤矿坑等，这样 的经营系列与近代的企业统合方式并不相同。在近代的“结合”或“混 合”的方式里，是由各个企业分占同一种原料的不同加工阶段（包括副 产品和废物的利用在内），要不然就是紧紧依存于种种市场条件，以此 而统合于整个经营系列。不过，庄园领主也可以在煤炭采掘上结合冶金 业或钢铁业、在山林经济里结合锯木厂和造纸厂，如此一来，实际上也 呈现出近代的结合样式。此时，两者的分别，并不在于结果，而端在于 其出发点。事实上，借着材料的拥有而带来某种结合，早在古代的作坊 里已见其端倪。出身于雅典商人家族的狄摩西尼之父，是个象牙进口 商，他一方面将象牙出售给任何想要买的人，同时也利用象牙来镶嵌刀 剑柄和家具。起先他让训练有素的奴隶在自己的工场里制造刀剑，并且 还得从破产的家具师傅那儿将其作坊——基本上指的是在那里劳动的奴 隶——接收过来。然后他把这些资产结合成一座刀剑冶锻作坊和一座家 具作坊。古代作坊的发展，从希腊化时代，特别是亚历山大时代，一直 延续到伊斯兰教早期时代为止。

    利用不自由的工业劳动力来作为租金来源，普遍通行于整个古代 （无论东方或西方）、中世纪早期以及人身仆役制废止前的俄国。主人 可以将其奴隶租借给别人当作劳动力，例如尼基亚士（Nikias）[34]即尽 可能地将没有技术的奴隶租借给矿场拥有者。主人有时候也会为了提高 利用价值的目的，而将奴隶训练成精练的工匠，这通见于整个古代，从 坎比塞斯王子[35]所用的一纸契约——契约里提到他是个工匠师傅的拥 有者，到查士丁尼法典里，都可见到，而俄国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都还 有此种情形存在。主人也可以让奴隶在训练完成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工 匠，代价是必须偿付主人定期金（希腊称之为apophor，巴比伦称之为 mandaku，德文为Halssteur，俄文为obrok）。也有主人顺带为他们安置 劳动场所，并且提供他们经营手段（peculium）和营利资本（merx peculiaris）。事实上，从几乎可以完全自由行动，到丝毫动弹不得地集 体聚住于主人的自营产业里，历史上出现的是各种可能想见的转介形 态。至于细部讨论自庄宅的沃土当中孳生出来的种种“经营”——无论其 为主人所把持，或为附属民所掌握——有何经济特色，则属于另一个问 题群。相反，从“庄宅”发展成家产制支配的过程，我们将在关于支配形 态的分析里加以讨论[36]。

    [1]原文编者指出，韦伯曾公开表示要为第一部的“社会学范畴理 论”另辟专章（第5章）来讨论共同体关系与结合体关系之类型的归类 研究，然而并没有实现。——译注 [2]在希腊安提阿的法律用语里，homogalaktes是指“同吸一乳 者”。——译注 [3]Muttergruppe，是指将父亲排除在外，子女只与母亲一起生活 的群体。——译注 [4]韦伯在其《经济通史》中对“男子集会所”另有如下的描写： 除了女子的经济劳动处所，亦即家族共同体之外，还存在着男子集会 所。它是由二十五至三十岁的男子，在家庭外的共同居处生活，以此为 经营狩猎、魔术及制造武器或其他重要铁器的中心。年轻人常常用共同 掠夺的方式来获得妻子，但也有购买的。全体男子恒以年龄分成等级， 到达一定年龄后，他们即脱离男子集会所，回到村中移入妻的住所。男 子集会所一般也被认为是男子的修业制度，儿童到一定年龄，即离开家 庭而受魔术的手术（特别是割礼）及成人礼，进入男子集会所。此种集 会所整体而言是一种兵营性质的东西，一种军事制度，它的崩坏，引起 了各方面的发展。（参见郑太朴译，《社会经济史》上册，63—64页） 另参见本书第一篇第六章注2。——译注 [5]关于家共同体与近代公司制度（尤其是股份公司制）的关系， 见本章第六节。另详见韦伯的博士论文：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Stuttgart，1889），后来 收入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r，pp.312—443。——译注 [6]当耕地所有者死亡时，委托其所有继承人共同耕作的制度。参 见Eugen Huber，System und Geschichte des Schweizer Privatrechts（1893），vol. Ⅳ，以及Max Huber，Gemeinderschaften der Schweiz（Breslau，1897）。——译 注 [7]“Treue”的用法有时候和“Pietät”（恭顺）几乎同义，但若 就（以西方中世纪为典型的）“采邑封建制”乃是以“忠诚关 系”（Treuebeziehungen）为基础这点而言，这两个词汇则显示出对比 的作用。此时，“Treue”一词带有个人之间互惠平等的契约性权利义 务的人际关系之意涵。参见《支配社会学（Ⅰ）》，196页。——译注 [8]依字面可译为“歃血为盟的兄弟关系”，指人与人之间为了建 立起兄弟般的关系，故而共饮彼此混同之血以示相互间的交融，此即所 谓的“结拜兄弟”关系。——译注 [9]在古代，氏族间的诉讼事件所采取的是非理性的赌咒证实方 式，亦即被告宣誓自己是无罪且无责任的，另由数名宣誓辅助者也做同 样的宣誓，以此而免去被告的罪责。此时，宣誓辅助者所宣誓的并非某 件“事实”为真，而是以自身可能招致神的报复为赌注，来确证其当事 人的宣誓“纯正不伪”，以补强被告的宣誓，故与“证人”的性质不 同。详见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5.，rev. Aufl.，1976），zweiter Teil，K. Ⅶ，“Rechtssoziologie”，S. 447，S. 469。——译注 [10]参见康乐、简惠美译，《宗教社会学》，第三章《神概念、宗 教伦理与禁忌》。——译注 [11]Otto Friedrich von Gierke（1841—1921），德国法学者， 日耳曼主义的代表人物。对德意志固有的团体法有历史和理论上的研 究。详见其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特别是第一卷。 ——译注 [12]二者原为区分罗马市民团体的名称。curia原来是祭祀上和行 政上的单位，兼具征兵机关等机能，而gens则仅限于贵族的组织。这两 种起源相异的组织，随着贵族——平民统合国家的形成，而重新被形式 主义地区分为符合国家需求的上下层市民团体（3 tribes→10 curia→ 诸gens）。另参见《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译注 [13]在韦伯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里，亦即主张从乱婚→群婚→ 母权制→父权制→一夫一妻制的发展阶段学说，主要是以“母权制的普 遍性”为假设，而印证此一假设的，就是“被男性化的母权 制”（Avunculat）这个制度。参见郑太朴译，《社会经济史 （上）》，51—53、58—60页。——译注 [14]Digaehe和Binaehe这两种相对反的婚姻形态，是英国有名的人 类学家麦克雷南（John F. McLennan，1827—1881）根据Forbes 的“Ceylon”一文推衍而得：“在锡兰，有一妻多夫制的高次与低次形 态并存。在那儿的婚姻，是根据妻住到夫的家或村落（Deega），或者 一夫或多夫住到妻的本家或本家旁边（Beena），区分为两种形态 （John F. McLennan，Primitive Marriage，1865，p. 186）。”韦伯 依此而作成购买婚的分类：Binaehe是妻家占优位而将夫取纳进来的形 态（可能是劳役婚的长期化所致），基本上是母系制与母子集团， Digaehe是夫家占优位而将妻取纳进来的形态，基本上是父系制与父子 集团。就本文以下的叙述观之，富裕的家共同体若同时保守住子与女， 则这两种婚姻形态便有可能同时并行。——译注 [15]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民族学者。对印第安人 作科学性研究的第一人，被称为美国的人类学之父，代表作为《古代社 会》（1877）。——译注 [16]韦伯曾做过这样的说明：“我们平常用‘Sippe’一词来翻译 的共同体，在什么程度上和以下用‘genealogia’一词所称呼者是同一 回事，以及，这两者与定住单位和军事单位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不 得不放弃讨论的问题。”（世良晃志郎译，《古日耳曼的社会组织》， 46页）——译注 [17]Tausendschaften，Hundertschaften，古日耳曼的军事与审判 团体。关于其起源与实际状态，则众说纷纭。——译注 [18]Heinrich Schurtz（1863—1903），德国民族学者，提倡父权 说，主要著作为Altersklassen und Männerbünde（1902）。 [19]在斯巴达，市民皆属于同进每日正餐、名为syssitia的共食伙 伴团体。各个syssitia约有十五名会员，会员资格的取得是经由会员的 选举而加以认定。为了获得完全的市民权，市民必得成为某个食桌共同 体的成员。参见《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译注 [20]杜克—杜克（Duk-Duk）意译为“恐怖行列”，在美拉尼西亚 的新不列颠岛与新爱尔兰岛上有名为Duk-Duk的男子结社。男子结社在 未开化的社会中是常见的一种只限男性参加的秘密结社，进行的是特殊 的祭仪与活动。Duk-Duk应该是此种结社的社神或守护精灵，由他来规 制岛上居民的社会生活及维持其间的秩序。参见《宗教社会学》。—— 译注 [21]这是欧洲移民对南非Caffraria地方土著民族的称呼。——译 注 [22]所谓分裂时期（Diadochenzeit）是指亚历山大大帝（前356— 前323）死后，其部下大将之间的继承人之争（Diadochen即希腊文的继 承人之意）。至公元前301年，终于确定分裂为四个王朝。——译注 [23]这是指在日耳曼的法律中，相应于继承物品的机能而有专归男 性继承的遗产（Heergewäte，例如男人的武器要复归封主或家主人）、 和专归女性继承的遗产（Gerade，例如衣物、饰品等）及其继承办法。 对于遗产的权利，很早便以财产权的方式来表现，尤其是在不动产和动 产区分开来的情况下，对于动产的个别所有权，由于更早形成而得以分 割继承。——译注 [24]混合耕地制是指在庄园里，领主直营和农民托营的地条互相混 合在一起的制度。耕地被分为几个耕作区，农民在这个或那个耕作区里 拥有地条。因此，各农民的保有地并不是一块完整的地方，而是相互混 杂在一起，边界不过是犁剩的畦，往往要跨越过他人的地条才能到达自 己的地条。——译注 [25]Max Sering et al.，Die Vererbung des ländlischen Grundbesitzes im Königreich Preussen，Berlin，1908. Ditto，Erbrecht und Agraverfassung in Schleswig-Holstein， Berlin，1908. [26]日耳曼人的父权并没有罗马那么强。在古代，一旦建立自己独 立的世系，便可脱离父权。进入中世纪后，儿子在达到一定年龄时即可 诉诸法庭而得到同样的结果，然而，日久生习，人们也就不动声色自然 而然地脱离了父权。不过，在南德仍根深蒂固地以这个名称来称呼此一 制度。——译注 [27]详见《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译注 [28]所谓特别财产（Sondervermögen）是指为特定的目的而集结， 但与其所有者的其他财产保持某种独立性的财产，又称为目的财产。其 单一性与独立性有种种强弱程度之不同。——译注 [29]Maona为热那亚的殖民地企业和殖民地特权团体所成立的组织 （于1346年正式组成）。他们为了获得殖民地的特权而建造舰队远征海 外，所需费用则通过股份公司的形态来筹措募集，类似近代荷兰与英国 的东印度公司。——译注 [30]此种债权人团体多半被称为Compera，为了确保投下资本可获 利息和偿还，而向国家取得租税的征收权。除了征税业务之外，也进而 获得诸如贸易、银行等种种特权。是较Maona更早出现的公司形态。 ——译注 [31]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1875），德国社会思想家、 经济学者，国家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之一。不只专精于古代史研究，经济 理论方面亦甚杰出。其提示出“庄宅”概念的论文为：“Zur Geschichte der römische Tribusteuern seit Augustus”，Jahrb. f. Nationalökonomie u. Statistik，IV（1865），p. 343 ff。—— 译注 [32]狄摩西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虽以雅典的雄辩家 而著称，但韦伯所经常引用的是此人之父，以其为商人及作坊经营者的 一个典型人物。——译注 [33]starost为波兰昔日的地方长官之称。在易北河以东的东南地 区，特别是上西里西亚地区（当时为德国领地），可以见到以庄园领主 制的支配关系为基础而结合耕地所有、山林所有和矿业经营这三者的大 贵族经营。此处所指即其中的一个类型。另参见郑太朴译，《社会经济 史》（上），110页以下，特别是116——118页；Arthur Salz，Geschichte der böhmischen Industrie in der Neuzeit（München：Duncker & Humblot，1913），pp. 365—383。 ——译注 [34]尼基亚士（Nikias，前470—前413），雅典的政治家、将军， 家境富裕且崇尚民主。他主张和斯巴达亲善而缔结和平，曾一度调停伯 罗奔尼撒战争，然而终究功败垂成，继而战死沙场。——译注 [35]坎比塞斯王子（Kambyses Ⅱ），波斯国王（前530—前522年 在位）。即位后远征埃及而将之据为波斯领土，而后再远征埃塞俄比亚 和迦太基等地，结果失败。——译注 [36]参见《支配社会学》第三章《家父长制支配与家产制支配》。 ——译注

    第四章 种族的共同体关系

    一 “种族”的归属性

    比起前述的种种情况来，关于共同体行动还有一个严重得多的争议 性来源，那就是“种族归属性”的问题。所谓种族归属性是指：真正是根 植于共同的源头而具有遗传而来和可遗传的相同特性。当然，要从种族 的归属走向一个“共同体”，惟一之途是必须让人在主观上感觉到它乃是 个共同的标识，而惟有当地方性的邻人团体或不同的种族人群结合起 来，采取共同的（多半是政治的）行动时，或者相反的，当同一种族的 成员的某些共同的历史经验，与他们对显然不同族群者所产生的某种敌 对，两者相互联结时，才会达到这个目的。由此而形成的共同体行动通 常只是消极性的：躲避和蔑视那些颇为碍眼的异族者，或者反之，畏之 为鬼神。那些外表奇异的人，不管他们“成就”了什么或“实质”上如何， 反正就是会遭受歧视，或者相反，如果一直显得强而有力，那么便会被 人们畏为鬼神。总之，反感是最初和正常的反应。不过，这种“反感”， （1）不独是人类学上具有共同特色者对于异类者才会如此，而且反感 的程度也绝不是取决于人种相近的程度，同时，（2）尤其不只是与遗 传的特性相关联，而是同样牵涉到其他外在可见的明显差异。

    如果种族的客观差异程度可以纯就生理上来测度，看看混血儿本身 是否可以接近正常的程度再行复制，那么，种族间主观上的相互吸引和 排斥，也就可能借着其间的性关系是多是寡、是一般长期进行的还是基 本上暂时且随兴的来加以断定。如此一来，所有发展出“种族”意识的共 同体是否有和外界通婚，自然是种族间相互吸引或排斥的一个正常的结 果。以严密的观点来考察不同的种族共同体之间相互的性吸引或排斥关 系，现今不过刚起步。不过，起码令人怀疑的是，种族的因素，换言 之，诉诸同源同种的因缘，也在性交往的密切程度和通婚共同体的形成 上扮演了某种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相对于种族间“天生自然的”排拒性 关系的这种看法，即使在差异性最大的种族之间，例如美国数百万的黑 白混血儿，便已作了最好的说明。除了南部各洲直接的婚姻禁令之外， 现今双方都极为厌恶彼此间有任何一丁点的性关系，然而，这不过是打 从黑奴解放开始，继而黑人要求享有平等民权之后，才造成的结果，换 言之，这是社会性的制约，其所凭借的便是我们早已熟知的模式（刚好 在这个节骨眼上牵连上种族）：独占社会势力与婚姻的倾向。

    所谓“通婚”，意味着：出身于持久性的性关系共同体的后代，可以 参与父亲的政治、身份或经济团体里的共同体行动和分享各种利益。以 此，通婚与否，视种种情况而定。在无可动摇的家父长权势支配下，我 们曾在他处言及，父亲可以恣意地让他和奴隶所生的子女享有同等的权 利。英雄人物掠夺妇女的光彩，更是让种族混融成为支配阶层里司空见 惯的事。直到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模式，亦即政治、身份或其他类型的共 同体，倾向于采取垄断性的对外封闭及独占婚配机会的做法，才逐渐限 制了这种家父长的权力，并且，将通婚对象紧紧限制在自己的（身份、 政治、宗教或经济）共同体内部、经由性关系的长期维系而产生的后裔 里。不过，这同时也极力促成了近亲繁殖的现象。共同体的“内婚制”可 说无处不是在此种倾向触发下所衍生出来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单是将 之理解为以下这个单纯的事实，亦即两性的长期关系几乎完全是建立在 特定团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上，同时也理解到共同体行动的过程因此而表 现出来的特色，亦即惟有内婚制出身的后代才会被接受为具有完全资格 参与共同体行动的伙伴。（此处不应使用“氏族”内婚制一词，除非我们 是用以指称叔嫂婚和出嫁女继承权等现象，不过，这些现象有其后起的 源头，诸如宗教或政治的缘由）。人类学类型上的纯种，往往是上述那 种封闭取径下衍生的结果，例如（印度的）种姓和“贱民”，同样是受到 社会歧视的共同体，然而却由于独占了不可或缺的特殊技艺而被企求为 邻人。

    真正的血缘关系之受到重视的事实及程度，与其说取决于客观的种 族亲近性，倒不如说是基于其他种种因素。在美国，一丁点的黑人血统 就足以让人丧失资格、二话不说地宣告出局，然而混杂了可观的印第安 血统，却不至于如此。纯种黑人在美学上比起印第安人无疑更令人感到 碍眼，不过，更重要的是人们记得黑人曾是奴隶，也就是被剥夺了身份 资格的族群。比起人类学类型的差异来，身份性的差异，换言之，后天 习得的、特别是（就最广义而言）“教养”的差异，更是惯习性通婚上的 一大障碍。撇开极端的美学拒斥不谈，光是人类学上的差异，影响实在 微不足道。

    二 种族共同性信念的形成，语言共同体与祭祀共同体

    就其对种族间相互吸引或排斥的影响而言，被明显感到乖隔的差异 性是否基于“遗传”或“传统”的问题，一般说来根本是无关紧要的。不仅 对内婚制婚配共同体的发展而言如此，对其他“交往”上的吸引或排斥而 言，自然更是如此。换言之，这些族群在友善的、交际的或经济的交往 关系上和各种共同体形成上，是否容易且奠基于彼此的信任与相互尊 重，或者困难重重且维系在彼此设防与不信任呼之欲出的底线上，这些 问题实在无关先天与否。

    社交共同体（soziale Verkehrsgemeinschaft，就其最广义的层次而 言）之成立的难易度，的确和外在生活习惯基于历史偶然因素所造成的 差异（即使是最为表层的皮相的差异）相关联，而且丝毫不亚于其与种 族遗传特性间的关联。不同的习俗除了让人感到不习惯之外，关键还在 于不同的“风俗”在其主观的“意义”上无法让人透视，因为少了开启的钥 匙。不过，并非所有的反感都是基于缺乏“共识”共同体（VerständnisGemeinschaft），我们稍后将会谈到。举凡胡须、发式、衣冠、饮食方 式的差异，以及两性习惯上的分工和所有可以眼见的差异，都可能在某 种情况下引起反感和轻蔑，至于这些差异到底“重要”或“不重要”，很少 反映在直接的好感或反感上，正如天真的游记描述和希罗多德的史记或 较古老的前科学时代的人种论中所呈现出来的态度。不过，若就其积极 的面相上来看，这些差异倒是会引发出同类的共同意识，而此种意识很 可能就会成为走向共同体化的担纲者，就像各式各样的共同体，从家族 和邻人团体到政治和宗教共同体，通常便是共同习俗的担纲者。“习 俗”上的任何差异点都可能会为其实行者带来一种特殊的“荣誉”感或“尊 严”感。生活习惯的差异性之所以形成的原始动机已被遗忘，而彼此的 对比则成为“习律”留传下来。以此方式，任何共同体皆可打造出自己的 习俗，同样的，也以此而影响到人类学类型上的选择，而且在某种情况 下，极具关键性的影响。办法是：将种种较有利的存活和再生产机会注 入各个遗传特质里。无论是内在的同化，抑或对外的分化，率皆如此。 任何文化特性，无论是多么浮面性的，都可能是走向我们所熟知的 模式——对外闭锁独占的一个契机。就像人类学类型借着种族混融而逐 渐改变那样，普遍性的“模仿”力量所能发挥的影响，一般而言也不过是 使传统习俗一步步地慢慢产生变化。外在可见的生活习惯的扩散领域之 间，之所以会形成明确尖锐的界限，要不是由于有意识的独占性封闭 ——从小小的差异开始，然后再加以培养和深化——就是由于共同体的 和平或武装迁徙，原先居住在相当遥远之处，尔后在其传统里适应了异 地的生存条件。同样的，在孤立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显然不同的种族 类型，也可能借着独占性的封闭或迁徙而彼此泾渭分明地比邻而居。习 性和生活习惯的雷同与对比，不管是来自先天遗传或传统承袭，原则上 无论就其形成或改变而言，都是处于共同体生活的相同条件影响之下， 并且同样可以在其各自共同体的形成上显现出来。差别在于，一方面， 先天习性和生活习惯两者的变易性本就有极大差异，另一方面，要产生 出新的遗传特质，有其一定的（往往还是不为人所知的）限制。相对 的，尽管传统的可传承性总是此歧彼异，但“习俗”的“同化”却大有施展 空间。

    几乎任何一种习性和习惯的雷同或对比，都可以引发主观的信念， 亦即相信彼此吸引或排斥的团体之间存在着同种性 （Stammverwandtschaft）或异种性（Stammfremdheit）。不过，并不是 所有的同种信念皆奠基于习俗与习性的相同上。即使在这个领域上差别 极大，这样的信念仍有存在的可能，而且可以发展出共同体形成的力 量，只要支撑此一信念的是实际迁徙的记忆——无论是殖民或个别的播 迁。因为故习和儿时记忆仍有其后续影响，而成为移民者“故国情怀”的 根源，即使是他们已全然适应了新的环境，甚至连迁返故乡都无法忍受 （譬如大多数的德裔美国人便是如此）。

    在殖民地，殖民者即使和当地住民相当密切地混融在一起，而且无 论是传统特色或遗传类型都有了显著的改变，然而其与祖国的内在联系 仍然维持着。若是政治性殖民，造成此种情形的关键因素在于政治支援 的需求；除此之外，一般而言尚有借着婚配而形成的姻亲关系之联系， 以及最后，销售关系之维系——只要“习俗”仍维持不变。倘若要保持此 种生活需求水准，特别是当殖民者处于几乎绝对是陌生的环境下和置身 于一个陌生的政治领域里时，祖国与殖民地间的销售关系就可能会益形 密切。

    同种的信念——当然，无论其是否有任何客观的凭据——对于政治 共同体的形成，尤其可能造成重大影响。以下这些人群团体，若非“氏 族”，我们将称之为“种族”团体，亦即：基于外在习性或习俗或两者之 故，或基于殖民与迁徙之故，因而怀有彼此乃同源同种的主观信念的人 群团体；此种信念对于共同体形成的宣传而言毋宁是重要的，反之，共 通的血缘关系是否客观存在全然无关紧要。“种族”归属与“氏族共同 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过是（主观认定的）“一 体”（Gemeinsamkeit），而不是氏族那样的“共同体”（Gemeinschaft） ——本质上可具体化为实际的共同体行动。种族归属（就我们此处所指 而言）本身并非共同体，而不过是促使共同体形成的一个契机——无论 其为何种共同体，但根据经验，当然尤有助于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另一 方面，无论何处，唤起种族归属信念的，首推政治共同体（不管它是多 么的后天人为组合而成），而且此种信念即使在后者瓦解之后仍将存 在，除非抱持此一信念的成员之间在习俗和习性上，或者特别是语言 上，有着南辕北辙的重大差异。

    形成种族归属信念的这种“人为的”方式，完全相应于我们所熟知的 模式：从理性的结合体关系转化为私人的共同体关系。在理性而切事的 社会行动尚未大幅展开的条件下，几乎所有的（甚至最为理性的）结合 体关系都会创造出一种全面性的共同体意识，其形式是奠基于“种族”归 属信念的个人之间的兄弟爱。直到希腊时代，即使像城邦那样恣意的分 割组合形式，对于希腊人而言，却成为一种至少具有祭祀共同体性质、 且往往连带有一位虚拟祖先的团体。以色列的十二个部族是政治共同体 的下属分支，每个月轮流执行勤务，希腊的部族（phyle）及其下属分 支亦是如此。不过后者亦被认为是同源同种的一个单位。当然，原始的 划分或许是由于政治的或固有的种族差异所造成，不过，当旧有的团体 瓦解而地方性凝聚也废弃之后、再以非常理性的方式按部就班地做出划 分——正如克利斯梯尼（Cleisthenes）所做的[1]，即使如此，新的划分 仍走上种族归属之路。因此，这并非意味着希腊城邦实际上或起源上是 个部族国家或世系国家，反之，这样的种族虚拟反倒是希腊的共同体生 活理性化程度相当有限的一个表征。另一方面，罗马的政治共同体理性 化程度较高的一个表征，反而是其古老的有计划的往下区分 （curiae），仅让宗教的、虚拟性种族起源的重要性占据极小的发挥空 间。

    “种族的”归属信念通常是（虽非总是）“社交共同体”的障碍，尽管 后者并不一定等同于内婚制的通婚共同体，因为两者内部所包含的圈子 可能极为不同。其间的亲近性端在于两者奠定于相同的基础：其成员对 于某种特殊且不为外人所分享的“荣誉感”——“种族荣誉感”——的信仰 （这和“身份”荣誉有其相似性，我们后面会讨论到）。就此，我们提出 以上这些论点也就够了。比起我们此处就有限的目的所做的论断，真正 的社会学研究，还必须对此等概念有更加精细严密的耙梳。共同体本身 会产生出自体的认同感，而且即使在共同体消失之后，此种类同的感受 仍将延续下去，而让人觉得好像“种族”似的。政治共同体尤其是能产生 这样的影响。然而，最为直接不过的，究属语言共同体，它不但是独特 的“大众文化资产”（Massenkulturgut）的担纲者，而且更能奠立彼此相 互“理解”（Verstehen）的基础，或者使之更容易些。

    举凡通过分离或迁徙（“殖民”，ver sacrum，等等之类）而自外于 其母体的共同体，仍基于某种缘故而鲜活地保有其起源的记忆之处，无 疑必有某种极为独特且往往强烈无比的“种族”归属感存在。不过，这其 中尚有某些促成因素，诸如：政治共同体的记忆，或者在早期更为重要 的、与古老的祭祀共同体的持久联系，此外，氏族团体持续不断的强 化，新旧共同体历久弥新的加强共同体化，以及其他不断可感受到的关 系之持续不坠。一旦这些联系消失或断绝，“种族”归属感亦复不存，无 论血缘多么相近。

    若我们撇开语言共同体（和客观的或被主观认定的血缘关系不一定 相干），也撇开宗教信仰的共同性（同样亦独立于上述血缘关系），同 时也暂时撇开纯粹政治命运的集体影响及其记忆——至少客观上与血缘 关系毫不相干；一般而言，“种族”差异仍然存在于：一方面，诚如我们 先前提及的，由外在习性所显现出来的、美学上刺眼的差异，另一方 面，比重丝毫不相上下的，日常生活样式（Lebensführung des Alltags） 里明显可见的差异。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在“种族”区分的理由 上，牵涉的往往是外在可见的剧烈差异，尽管这些因素表面上看来并没 有什么社会作用。

    显然，语言共同体，以及借着类似的宗教观而形成的生活礼仪规制 的共同性，无论何处皆是构筑“种族”亲近感的强大因素，尤其是因为， 对他人的所作所为赋予意义的“理解力”，本是共同体化最为根本的前 提。不过，在此我们将姑且不谈这两个因素，那么，还有些什么？必须 承认，至少强烈的方言差异和宗教差异本身并不绝对排除种族共同感。 除了经济的生活样式上真正强烈的差异之外，以下这些外在的反映也无 时无刻地在种族认同信念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诸如：服饰的类型、住家 和饮食的模式、两性分工和自由人与非自由人分工的方式等等，换言 之，在这些事上，牵涉到什么是“合宜的”，尤其，什么是会触及个人的 荣誉感与尊严感的。所有这些，仍将是我们后面会再加以探讨的对象， 只不过换个词汇：“身份性的”差异。事实上，相信自己的习俗优越而他 人的习俗拙劣，本就是支撑“种族荣誉”的一种信念，与“身份性的”荣誉 概念完全可相比拟。

    “种族”荣誉是一种特殊的群众荣誉（Massenehre），因为凡属于主 观被认定的同源同种共同体的一员，都能感受到。“白色的穷光 棍”（poor white trash）——美国南部各洲里无产的、在欠缺自由劳动机 会时生计无着的穷困白人，在奴隶时代里是种族敌视真正的担纲者，因 为他们的社会“荣誉”正是建立在黑奴的社会贬抑上。

    在所有的种族歧异背后，总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着“选民”的念头，这 种想法只不过是“身份”差异的对等物被转移到水平线上并置罢了。然 而，它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任何相互鄙视的团体里的任何成员都可 以借此想法而在主观上觉得彼此不相上下，不像身份差异总是建立在主 从关系上。因此，种族排斥总是紧紧抓住“礼节”观念上所有可以想见的 差异不放，并且将之转变成“种族的习律”。

    除了前述那些或多或少与经济秩序密切关联的因素之外，诸如发式 和胡须样式之类，几乎无一不被涵括在习律化（Konventionalisierung） ——它处将有所说明的概念——之内，并且继而产生“种族”排拒的作 用，因为这些差异被视为种族归属性的象征。当然，排拒性并非总是仅 仅建立在区别标志的“象征”性格上。斯基泰人（Scythian）的妇女用奶 油来涂抹她们的头发（而发出乳臭味），希腊女人则是使用香水，根据 古老的传说，这使得双方的贵族妇女断绝了彼此社交往来的企图。奶油 的气味确实比最为强烈的种族差异发挥出更加剧烈的分离效果，甚至 ——就我所知——比寓言里的“黑人味”还要厉害。“种族性质”对于同源 同种信念的形成而言，一般说来仅具边缘作用，诸如极端相异的、美学 上无法接受的外在类型，皆非共同体形成的积极因素。

    对于种族共同体感情和血缘相近性观念的建立，“习俗”和遗传的习 性扮演着全然不分上下的角色，而“习俗”的强烈差异，也和语言及宗教 的差异一样，常常是由各种不同的经济或政治条件——各族群所适应的 生存条件——所造成的。如果我们将断然明晰的语言界线和泾渭分明的 政治或宗教共同体视为“习俗”差异的奥援——事实上这在非洲与美洲大 陆的广袤领域里并不存在——那么，仅剩的不过是“习俗”的缓缓转变， 而根本没有固定不变的“种族界限”，除了那些受制于强大的空间区隔者 之外。在没有政治、经济或宗教因素介入的情况下，“种族”相关习俗行 之有效的地区之所以彼此断然划清界限，通常都是由于迁徙或扩张所造 成——先前长期或时而相互隔绝的人群团体，在适应了异地极为不同的 生存条件后，彼此比邻而居。结果，生活样式的明显对比，往往使双方 都唤起彼此乃“无血缘关系”（Blutsfremdheit）的想法，而全然无视于客 观的实际状态。

    （在此有其特殊意涵的）“种族”因素，换言之，基于个人的外在特 征及其生活样式而产生血缘关系的信念（或者恰巧相反），对于共同体 的形成到底有多大影响，一般而言自然是非常难以断定，即使就个别情 况而论，其重要性也不无疑问。与“种族”相关的“习俗”所能发挥的作 用，和一般的习俗并没有两样（关于习俗的本质将在他处讨论）。同源 同种的信念，再加上习俗的近似，倒是可能有利于部分“种族”成员所接 受的共同体行动在其他人当中扩展开来，因为共同体意识会促进“模 仿”。宗教共同体的宣传尤其如此。不过，逾越了以上这种模糊的论断 可就不妥了。

    在“种族的”基础上可能产生的共同体行动，内容为何，仍旧无法确 定。与此相应的，某些似乎隐含着所谓“种族”共同体行动——亦即基于 血缘关系的信念而来的共同体行动——的概念，诸如“种 族”（Völkerschaft）、“部族”（Stamm）、“民族”（Volk）等，也同样 是隐晦不明的。这些概念常被排比起来，指称前一个乃其次一个的种族 下属分支（虽然前两个也尽有被倒用的情形）。在使用这些词汇的时 候，人们想到的要不是当前的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多么的松散），就是 对先前存在的政治共同体的记忆（譬如各种英雄传说所提及的），或者 是语言或方言共同体，以及最后，祭祀共同体。特别是，任何一种祭祀 共同体在过去无不是（奠基于血缘关系信念的）“部族”或“民族”意识的 典型伴随现象。不过，倘若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当前的或过去的）付之 阙如，那么共同体范围的外在界限多半相当模糊。日耳曼部族的祭祀共 同体直到勃艮第时代（六世纪）都还是政治共同体的遗绪，因此界限显 得相当明确。反之，德尔菲（Delphi）神谕无可怀疑地是全希腊而非某 个“民族”的祭祀象征[2]。神 同样会透露信息给野蛮人并接受他们的崇 拜，不过，另一方面，组织化的崇拜祭典却只有一小部分的希腊人遂 行，而最强大的几个城邦并未得与。因此，祭祀共同体，作为“部族认 同感”的表征，整体而言要不是个（曾经强健存在后因分裂或殖民而陨 落的）共同体的遗绪，就是——如德尔菲的阿波罗——“文化共同体”的 产物；此种文化共同体虽由纯粹“种族”之外的条件所促成，但本身倒也 能塑造出血缘共同体的信仰。人类历史在在显示，政治共同体行动是多 么容易产生出“血缘共同体”的观念，除非人类学类型上的极端差异硬是 从中作梗。

    三 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 “部族”与“民族”

    当“部族”（Stamm）是个政治共同体的下属分支时，其对外的界限 自然分明。不过，此一界限多半是由政治共同体人为地制造出来的。部 族通常以整数出现的现象即透露出这点，譬如先前提过的以色列民族划 分为12个部族，同样的，三个多利安（Doric）“部族”（phyle）和希腊 其他地区的许多不同的部族[3]。当政治体新建立或重新组织时，这些部 族即被人重新分割，就此，“部族”便是政治共同体的人为产物，尽管它 马上就接收了血缘共同体的整个象征，特别是部族崇拜的象征。至今， 纯粹人为结界的政治体，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拟血缘似的共同体感，情 形仍不少见。最最机械式构成的政治体，譬如按照纬度划成方块区的美 国各“州”，显示出一种相当成熟的特殊意识：一家人从纽约旅行到里士 满（Richmond），然后在那儿生下待产的小孩，成为一个“弗吉尼亚 人”，这事儿倒也不少见。

    这样的人为划界并不排除以下的可能：例如希腊的部族原先曾一度 独立存在于某时某地，当其为某个政治团体吞并后，城邦再井井有条地 重新加以划分。不过，先于城邦而存在的那些部族（如此一来也不叫 做“Phyle”，而是“Ethnos”），要不是等同于相应的政治共同体——他们 亦因此而被统合到“城邦”里，若非如此，就是一如可能已上演过多少回 的情形：仍为政治上未组织化的部族，借着以下的记忆，亦即，曾经是 某种政治共同体行动的担纲者（多半是随机性的，譬如某次的掠夺迁 徙，或者反之，某回的防卫抵御），而被认定为“血缘共同体”，以此， 这样的政治记忆就构成了“部族”。一般而言，“部族意 识”（Stammesbewuβtsein）首要的形成条件是政治的共同命运，而非“起 源”（Abstammung），此一事实可能最后反倒常常成为同源同种信仰的 泉源。

    当然，这并不是惟一的来源：共同的“习俗”可能有极为不同的起 源，并且，究极而言，大多来自对外在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向邻人的模 仿。不过，实际上，“部族意识”的存在也通常带有特殊的政治意涵：在 有外来的战争威胁，或有足够诱因发动对外战争时，特别容易提供政治 共同体行动上演的舞台，换言之，主观上感觉彼此乃是血缘相亲的“部 族伙伴”（Stammesgenossen）或“族人”（Volksgenossen），很容易因此 而采取政治共同体行动。想要采取政治行动的潜在激昂火苗，乃是隐藏 于“部族”与“民族”等意涵模糊的概念背后的一件实情（虽非惟一）。此 种政治的临机行动，即使在完全没有达到结合体化的情况下，也特别容 易发展成一种“习俗的”规范，换言之，成为民族或部族伙伴在面临战争 攻击时的团结义务；破坏此种规范，便会使当事的政治共同体遭致和西 格斯特（Segestes）或英贵摩（Inguiomer）氏族相同的命运（被逐出领 地），尽管部族本身并没有任何共同的“机关”（Organ）存在。部族一 旦发展到这种阶段，事实上就已经变成持久性的政治共同体，无论在承 平时期是多么的潜伏不动——因此当然显得松散。在此领域里，从单纯 的习惯到惯习、也就是“应然”（Geltensollen）的转变过程，即使在有利 的条件下，也极为浮动不定。总而言之，我们在“种族”条件约制下的共 同体行动里，发现其中包含了某些现象，这些现象是切切实实的社会学 研究所必须——虽然此处无法做到——仔细详加厘清的，诸如：由天生 禀赋所决定的和由传统所决定的“习俗”，实际上的主观影响为何；“习 俗”的所有不同的个别内容，各具何种效用；语言、宗教、政治共同体 （不管过去的或现在的），对于习俗形成的反馈作用；这些个别因素对 于吸引与排斥、特别是对于血缘共同体信仰或不同血缘的信念，影响到 多大程度；种种不同的结果，对于行动，特别是对于奠基于习俗共同体 或血缘关系信念上的种种不同的共同体行动，和对于各种性关系，又有 何发展上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一一详加研究。就此，“种 族”这一整个概念当然是要彻底抛到脑后。因为，对任何真正精确的研 究而言，这个集合词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过，我们也不是为了社会学本 身的缘故而努力，因此，简要地显示出有哪些相当歧异的问题潜藏在这 个看似统一的现象里，也就够了。

    在概念精确要求下消失无踪的“种族”共同体概念，某种程度上与我 们会感情用事的、因此也是最令人焦灼的概念——“民族”（Nation）共 同体——恰相应对，一旦我们试图加以社会学定义的话。

    四 民族与文化优越

    “民族”（Nationalität）和“民族”（Volk），在普通的“种族”意味 上，一般而言至少共同包含着以下这种含糊的意思：举凡“同体的”感 受，都必然是以诉诸同源的共同体为基础，虽然实际上自认为是民族同 胞的人们，比起属于不同且敌对民族的人们，不只有时，而是往往，在 起源上更加不同得多。民族的分别，可能只是因为不同的宗教追求，尽 管在起源上彼此无疑是相当亲近的，例如塞尔维亚人（Serben）与克罗 埃西亚人（Kroaten）。相信“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以及相信立基于此而 形成的共同体行动，其真正的理由极为形形色色、诸多纷纭。

    现今，在语言冲突的这个时代里，“语言共同体”尤其被认为是民族 的一般基础。若是在内容上有所超越，而不单只是个“语言共同体”，并 且可以在其共同体行动的特殊目标上自然明白显现出来的，当然自非特 殊的政治团体莫属。确实，“民族国家”（Nationalstaat）如今已基于语 言的统一性而在概念上等同于“国家”（Staat）。实际上，除了在（此种 语言的意味下）“民族的”基础上所建构出来的、具有近代特色的政治团 体之外，尚有许许多多包含了数种语言共同体的政治团体，它们多半 （虽非总是）选定某种语言为官方语言。因此，语言共同体本身并不足 以成就所谓的“民族感”（Nationalgefühl）——在此我们暂且不加以定 义。除了上面提到的例子（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埃西亚人）之外，爱尔兰 人、瑞士人和说德语的阿尔萨斯人（Elsässer）等，都证实了这一点； 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其语言所表征的“民族”之一员（至少并非完全的成 员）。另一方面，语言的差异也绝非“民族”共同体感情的绝对障碍：说 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先前——而且大多数人即使现在也还是如此——觉得 自己是法语“民族”的一部分，虽然也不完全等同于说法语的法国人。所 以，在“民族”认同的信仰上仍存在着资格明确性的“等级”。

    说德语的阿尔萨斯人之所以大多具有与法国人认同的感觉，除了某 些共同的“习俗”和共通的“感官文化”（Sinnenkultur）——特别是如维提 胥（Wittich）所指出的——之外，政治记忆亦是一大因素。任何人只要 走一趟科尔玛（Kolmar）博物馆，就可以了解到这点，里头充满了形形 色色的遗物（诸如三色旗、消防盔与军盔、路易·菲力浦的敕令，特别 是法国大革命的纪念品），这些对外人而言或许无甚意义，但对阿尔萨 斯人却是很有感情性的价值[4]。共同的政治（以及间接的，社会）经 历，被群众高度珍视为封建制度崩溃的标记，以此而建立起这个共同 体，而历史故事则取代了原始民族的英雄传说。这“泱泱大国”（La grande nation）是封建奴役制的解放者，是“文化”的担纲者，他的语言 是真正的“文化语言”，而德语不过是日常用的“方言”。因此，攀附依恋 那些说文化语言的人，很明显地近似于一种奠基于语言共同体的、特殊 的共同体认同感，不过，并非二而一而是基于局部的“文化共同体”和基 于政治记忆而来的心态。

    居住在上西里西亚地区的波兰人，直至最近[5]，未曾显著地（至少 在相对的程度上）发展出波兰的“民族感”，亦即感觉自己与建立在德语 共同体基础上的普鲁士这个政治团体相对立。他们是忠诚的（即使是消 极的）“普鲁士人”，尽管他们并不是如何关心“德意志帝国”这个民族政 治团体是否存在的“德国人”，至少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性的或强烈的需 求要和说德语的市民伙伴分隔开来。因此，这儿根本没有基于语言共同 体而发展出来的“民族感”，更别说是“文化共同体”，因为共同的文化亦 付之阙如。

    住在波罗的海的德国人，一方面对于和德国人之间的语言共同体关 联并没有正面的评价，另一方面也没有和“德意志帝国”达成政治统一的 渴望，而且毋宁是相当厌恶[6]，因此也无所谓的“民族感”。然而，他们 和斯拉夫周遭环境、特别是俄国人，却也严格地区隔开来，部分（而且 最主要）是由于“身份性的”对立，部分则是因为双方的“习俗”和文化价 值各自不同，而且不仅彼此无法沟通了解，还相互歧视。虽然，部分而 言正是因为，他们通常是极端效忠沙皇且占多数优势的封臣，并且和任 何“俄罗斯民族”的成员一样关注沙皇所统治的政治共同体之权势地位： 由他们来提供官员照料官府，而官府也反过来提供经济支援照料他们的 后代。在此同样也没有近代意味下的，亦即以语言或连同文化为取向 的，“民族感”可言。这情形，就像纯粹无产阶级的波兰人那样，对政治 共同体的忠诚，和受“身份性”强烈影响且修正的共同体感情（虽然局限 于此一地方性语言共同体内部），两者相互融合在一起。当然，波罗的 海的德国人已不再是身份性如此统一的一个群体，因为彼此的对立也不 再是那么极端，不像美国南部各州的白人内部里的情形。面对语言共同 体的整体威胁，内部的身份性和阶级对立方才消退。

    最后，民族这个词汇也有其不适用之处，譬如瑞士人、比利时人、 卢森堡人或列支敦士登人（Liechtensteiner）[7]的共同体感情。并不是政 治团体在量方面的“小”，使我们有所顾虑——若是荷兰人，我们便称之 为“民族”——而是这些“中立化的”政治体有意地放弃其“权力”，才使我 们不觉浮现这样的疑虑。瑞士人本身并不是个“民族”，如果我们是以语 言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意指文学或艺术等文化财的共同性）来评量。 虽然如此，也尽管最近才出现的种种松动现象，散布在他们当中的强烈 共同体感情，不只是由于对政治体的忠诚所促成，同时也是因为他们主 观上集体充分体认的“习俗”特性使然；这些“习俗”的形成，绝大部分是 取决于社会结构上的对立，特别是与德国，不过也包括所有其他 的“大”国，亦即军国主义的政治体——有鉴于其对内在支配结构所造成 的影响，瑞士人觉得惟有独立存在，方足以保全自己的习俗。

    今日，加拿大的法国人对于英国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同样是由于 （而且特别是如此）他们对其近邻——美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状态及其 习俗怀有深刻的反感；因此，成为加拿大的一员，意味着对其传统特色 的保障。

    这样的决疑论断不难推展，而且所有精确的社会学研究也都必须这 么做下去。这其中显示出：以“民族”这个集合词来指称的认同感，绝非 单纯明确，而是可能得自于非常不同的来源。社会与经济结构上的差异 及内在支配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习俗”的影响，都可能扮演某种角色， 不过，也未必尽然——德意志帝国内部就包含了极尽可能之不同的习 俗。共同的政治记忆、信仰与语言共同体，都可能是民族感的泉源，最 后，当然也包括种族遗传的习性。后者往往有其独特的影响。从美国白 人的观点看来，结合黑人与白人的自然不是共同的“民族感”，但黑人至 少借其有权要求而拥有一种美国的“民族感”。另一方面，瑞士人对其本 身特色的高傲自觉，及其义无反顾地随时准备捍卫此种特色的精神，不 仅在质的诉求上，而且在量的深广上，一点也不输给任 何“大”而“强”的“民族”。

    周而复始地，我们发现“民族”这个概念总是将我们牵引到其与政 治“权力”的关系上。因此，所谓“民族的”（如果尚有一致之意涵的 话），显然是指某种特殊的激昂之情（Pathos），此种情感交织于借着 语言、信仰、习俗或命运共同体而凝聚在一起的人群团体所建立起来的 政治权力组织里（无论其为固有的或想望的），而且，“权力”愈是被强 调，其间的维系就愈是独特。对于自己的共同体拥有抽象的政治“权 力”（或热切想要拥有）的这种激昂的骄傲感，也许在量方面较“小”的 共同体里——例如现今的匈牙利、捷克、希腊等语言共同体——比起其 他实质方面并无不同而量方面较大的共同体，例如一百五十年前的德 国，更加深广得多；后者当时基本上同样是语言共同体，但绝非“民 族”。

    [1]克利斯梯尼（Cleisthenes）为公元前六世纪雅典的政治家。他 于公元前508年推翻了前僭主的政权之后，发动彻底的行政变革，被誉 为雅典民主的真正创建者。克利斯梯尼的改革首先是扩大“公民大 会”的权限，但是由所有公民组成的这个机构太过庞大，无法执行例行 公事，因此托付地方单位，也就是克利斯梯尼改革的枢纽——区 （demos）——代表所组成的“五百人会议”来处理。在此之前，每个 雅典公民属于四个传统的部族之一，每个部族有其自身的地方基础—— 海岸、平原或山区。地方和党派以牺牲全城邦的利益为代价而欣欣向 荣。为此，克利斯梯尼扫除原有的地理的部族区分，建立十个新部族， 每一部族包括若干分散于雅典境内的“区”。在此种全新的划分组合 下，部族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区”本身。这种“区”约有二百个，大 概相当于现代的教区、乡镇、选举区等。克利斯梯尼不但以此摧毁了贵 族势力的旧有部族基础，并且准许“区”有地方自治权利：区内公民不 但得以直接自决地方事务，还可以借“五百人会议”间接参与中央政府 的事务。克利斯梯尼的改革，事实上完成了雅典政治的民主化。——译 注 [2]德尔菲神庙在希腊中部的帕纳舍斯山（Parnassus），供奉阿波 罗。此一神庙在希腊人之间拥有极大威信，阿波罗时常通过一个女先知 来指点迷津（即被称为“德尔菲神谕”的），指点的范围极广，上至军 国大事、小至家产买卖无所不包，公元前480年雅典人就曾经听从神谕 而在海上击败波斯人的入侵。——译注 [3]在《城市类型学》里，韦伯对古希腊的“phyle”（phylai）有 如下的说明：“在通过一种兄弟盟约关系而形成的各种城市祭祀团体 里，phylai与phratriai两种团体可说是最为重要的，它们的地位在极 早时期即已非常显著，并持续到相当晚期，任何人都必须是这两种团体 的成员才会被接受为市民。phratriai的出现确定可以追溯到城市兴起 之初。后来基本上成为一个祭祀团体，不过还带有其他一些功能，例如 在雅典，它们负责评定年轻人的军事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继承权。因 此它们必然是源自军事性团体，就像我们前面曾提到过的‘男子集会 所’（Männerhaus）一样……在稍后的城市制度里，phratriai被视为 phylai（罗马则为三个古老的人民‘里区’，tribus）的次级组织，希 腊的城市通常都依此划分。phylai（部族）一词是用在城市的，至于非 城市的‘部族’，则使用ethnos而不用phylai。进入历史时期后， phylai不管在哪儿都成为一个人为的、城市的次级单位，其功能则有下 列多项：轮派公共负担，投票顺序，分派官职，军队的组织，分配国家 企业的收益，分配战利品与征服地（例如罗德岛的土地）。它们同时也 是个祭祀团体，正如所有早期的团体一样——尽管其形成是纯粹理性 的。多利安人的典型的三个phylai也是人为构成的。”（pp. 112— 113）——译注 [4]参见Werner Wittich，Deutsche und französische Kultur im Elsass（Strassburg：Schlesier und Schweikhafdt，1900），38 ff.。 [5]本文写于一次大战之前，当时波兰的西部仍为德国领土的一部 分（十八世纪末，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协议瓜分波兰）。——译注 [6]所谓“波罗的海的德国人”指的是今日的“波罗的海三小 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亦为德国领土，战后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为苏联所并吞，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才重获自由。——译注 [7]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位于前东德的卡尔·马克思城 区。——译注

  • 孔飞力《叫魂》

    第一章中国窃贼传奇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①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官邸均受波及。②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又有着什么意义？

    ①关于这一案例的原始文件，已于1930一1931年由北平古官博物院在《史辩旬刊》中编辑出版（1963年台北国风出版社重印）。有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参见参考书目中所列：德·格鲁特、恩特曼、孔飞力、以及谷井俊仁等人的著作。②清代中国的一个省往往拥有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多的人口。受到1768年妖术恐慌影响的十二个省分的人口的总和超过两亿。有关1787年的官方人口数据，参见何炳（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哈佛大学出版杜1959年版，第283页。鉴于何炳棒认为当时中国人日往往登记不足（第58页），因而，对1787年的人口的估计，大约不会远过于1768年之人口实数。

    这是一个看上去正值盛世的时代。但它的种种状况，是否已在黑色妖术的掩饰下发出了非如此便不能为人感知的关于未来的警告？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联想到中国人自那时以来的经历，我们对他们生活于十八世纪的祖先竟会因当时的情形而产生鬼魂附体的可怖念头，是否便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

    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车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断，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

    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德清县的石匠们

    浙江省的丝绸产区，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桑园”，也是地势平坦的水乡择国。那里沟渠与运河纵横交错，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人们居住的村落。在一位来访者的限中，“这些村庄好像是把守在这广阔平原上的卫士，其踪迹东达滨海，西抵丘陵”。①在我们的故事开始前的百年间，这里的居民已在从事着丝绸业，以至于“无处无桑树，春夏之际，无人不事育蚕”。正如一位十七世纪的观察者所描述的，居民们日夜劳作，收集生丝，“以抵付税款，并为衣食之靠”。他们的生计完全依赖于丝绸市场，达到了“若不能获利，则须售房市产”的地步。②在这个已经彻底商品化了的地区中央，即位于历史名城杭州以北约六十余里处，坐落着德清县城，南条河在流人太湖途中，正好从它的四围城墙中穿过。1768年，亦即清朝第四位皇帝弘历（乾隆帝）③在位之三十三年，东面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了，待重修。

    ①德清县志（1673年版）。第4卷第3页。孙任以都曾在（清代中国的养殖业和丝织业）一文中对十八世纪的丝绸工业作过探讨，载威尔莫特主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9一108页。②清朝第四位皇帝境治时期（1736一1796年）的正式称谓是“乾隆时期”什（参见第三章中对“乾隆”一词的讨论）。皇帝本人则通常被历史学家称为“乾隆皇帝”，简称“乾隆”，但本书则以他的本名弘历来称呼他。对任何因当时无人称他弘历（他的名字是避讳的）而反对这一叫法的意见，我只能说，当时亦无人称他为“乾隆”为强调满族的种族背景，我以满族名字来称呼所有的满族人物（包括弘历），并以莫兰多夫体系拼写（除非其诸如弘历一类的满族名字已被汉化。若如此，则其拼法应是分开的，以代表个别的汗字，并保持拼法上的一致）。书后并附有所有满族名字的拼音及相应的汉字对照表。③此节关于1768年1月至4月同德清、杭州和肖山所发生事件的描述，均取自《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中一批同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有关的口供。口供的原稿与经编辑的文本均保管丁下来，两者之闻差异不大。这些口供显然是遵照皇帝1768年8月的诏令而收集在一起的。亦请参见《朱批奏折》，第853卷第2号和第853卷第4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一日和十七日（永德）：《宫中延寄》。乾隆朝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这些文件均有永德处理这些事件的记载。为方便那些可能希望参照原文的专家，本书注解中一概以阴历来注明所引文件的日期。

    阮知县从邻近的仁和县雇佣了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1月22日，吴石匠和他的班子开始了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工作。水位甚高，工匠们奋力赶工以完成任务。①截至3月6日，木桩终于打到了河底，吴石匠一班人开始安装新的水门。到了3月26日，吴石匠发现米的储备已不足以供他的一班人食用，便赶回三十里外自己的家乡——运河岸边的商业重镇塘栖采备供给。当他回到家中时，人们告诉他，曾有一个陌生人问起过他的行止。一位名叫沈士良的农夫，为一件蹊跷吓人的事，要找他帮忙。

    ①《德清县续志》（1808年版），第10卷第6页。吴石匠后来否认水位问题曾给他造成任何特别的困难。但考虑到对他的指控。他是不得不这么说的。

    沈士良四十三岁，与他已经亡故的同父异母长兄的两个儿子同居一院。②这两个侄子为人苛刻暴戾，不仅折磨他，拐骗他的钱财，还殴打虐待他的母亲。当他觉得在阳间再无希望讨得公道时，便决定诉诸于阴间的力量。他在土地庙的供案前焚烧了一张黄纸，正式向土地爷告状。③2月间，过路人带来了关于德清水门工程的消息，也给沈农夫带来了新的希望。据他们说，石匠们需要将插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沈农夫怀着重新燃起的希望，在纸片上写下了可恶的侄儿们的名字（因为他本人是个文盲，这名字是他好不容易从侄儿们保存的渔业商行的帐册上描下来的）。此刻，沈农夫取出卷着的纸片同吴石匠：这东西有用吗？你们有这个法儿没有？

    ②本书中凡提到年龄，均按中国习惯计算，也就是说，当某人出生时，已为一岁。按照西方的算法，则应年轻一岁。③有关告阴状这一民间习俗的知识，我应感谢李时岳教授在与我的私人通信中给予的指点。

    吴石匠其实什么也不会。他知道，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石匠同木匠及其他工匠一样，拥有凶险不祥的魔力（对此，我将在第五章中予以解释）。他无疑是知道沈农夫重述的那些流言的；但他更怕自己被牵扯进叫魂的罪恶勾当。于是，他立即召来了当地保正，将沈农夫扭送德清县里盘问。阮知县下令将沈农夫打了二十五大板后才许开释。然而，妖术问题给吴石匠带来的麻烦却井未就此结束。过不多久，他就会被卷入一场公众歇斯底里的大爆发中。①早春的一个傍晚，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正在一位新近过世的邻居家中帮着料理丧事。在回家的路上，他喝了几杯酒。

    ①我不清楚为什么沈案是由德清县而不是由事发所在地的仁和县审理。也许是因为德清县是罪案的起源处。

    回到家里时已经筋疲力尽。叔叔疑心他是在外面赌了钱，便打了他一顿。计兆美既羞又怕，从家里进了出去，走了六十多里路到了省府杭州，打算在这里靠乞讨为生。4月3日的三更时分，他不知怎么来到了离杭州有名的西湖不远的静慈寺前。一个路人对他的口音起了疑心。当计兆美承认自己是来自德清的时候，已被一大帮人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声喝道：“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人们的怒火被煽动起来，他们抓住这个外乡人，拳脚相加地殴打他。打过一一阵后，他们又把他拖到当地保正的家中。

    保正将计兆美捆在一张板凳上，恐吓他道，如果再不讲实话，就还要拷打他。计兆美已是伤痕累累，又被这一切吓坏了，便胡诌出一个故事，说他确实是来叫魂的。“你既是叫魂的，身上必有符咒，”保正厉声喝道，“从实招来，共叫过多少魂？”计兆美说，他身上本有五十张纸符，但已将其中的四十八张扔进了西湖。他用剩下的那两张咒死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胡编出来的。

    第二天，计兆美先被带到了营里，又从那里被带到了坐落于同一城市的杭州府钱塘县衙门。在那里，一位姓赵的县官向计盘问：“你是从哪里得了这符咒的？又是谁在指使你干这叫魂的勾当？”计兆美曾经听说过有关德清县城桥工程的种种谣传，诸如木桩很难打到河底，石匠们需要借用活人的名字，以其灵魂精气来为他们的大锤助力，等等。他也听说过，为首承办的石匠是一个叫吴什么的，并隐约记得此人的名字中有一个“明”宇，便回答说：“是吴瑞明给我的。”石匠吴东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钱塘县衙门。当他被传唤时，其中隐含的凶险不祥定然已搞得他惶惶不安。所幸的是，计兆美未能从一干人中将吴东明辨认出来，他胡乱编造的故事因而也就不攻自破了。用刑后，计兆美承认他的全部故事都是出于害怕而编造出来的。

    此时，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已经引发了好几起扰乱人心而又希奇古怪的事情。除了上述沈士良和计兆美事件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吴石匠的副手郭廷秀的遭遇。3月25日，一位现年三十五岁、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找到了郭石匠，企图诱使他将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人河里，这样，穆方周便可以把他当作术士交出去，向当局避功请赏。郭石匠大怒，揪住穆，把他拖到了县衙门。在那里，这位失风的告密者因为无事生非而受到重杖，并带枷示众。

    这些事件搞得人心惶惶，省当局因而决定举办一次质询，让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以便将此事作个了结。巡抚熊学鹏命令地方长官设立了一个由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组成的法庭。计兆美又一次未能从一千人中将吴石匠辨认出来。当局暗中搜查了吴石匠的家，没有发现任何与妖术有关的器物。阮知县早已在造桥的工匠中进行过个别调查，亦没有发现有将人名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证据。原来所谓的妖术竟是如此！姓穆的采药人、沈农夫以及倒了大霉的计兆美都被置于杭州城门口带枷示众，作为对于盲目迷信的大众的一种警告。说到底，又有谁见过有人因叫魂的缘故而生病或死去呢？恰恰相反，倒是人们的轻信已经扰乱了民间的秩序。后来担任浙江巡抚的永德在给皇上的奏折中，就是得出了这种否定性的结论的。①可是，要真正将对于妖术的恐惧从民众的记忆里驱除出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①《朱批奏折》第853卷第2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一日。

    萧山事件

    1768年4月8日傍晚，在与杭州隔河相望的浙江省萧山县，四名男子聚会于一家乡村茶馆。深色的袍服和光头表明了他们的和尚身份。他们都来自杭州地区的寺庙，在附近各个村庄里化缘。后来的供词可以为他们每人勾勒出一幅简图。②巨成（这是他剃度为和尚时所取的法名），四十八岁，俗姓为洪，本为萧山人氏。他在父母与妻子亡故后，于四十一岁时进了杭州的崇善庙，接受了剃度。③在庙里，他和另一位比他年轻的和尚正一拜在同一位师父门下。按照出家人的规矩，他们便互称为师兄弟。然而，巨成在寺里的地位还未达到可被授予僧职的地步。因为寺里无法供给衣食，巨成便回到本乡萧山化缘。

    ②《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③1784年版的《杭州府志》未能为在口供中提到的任何寺庙提供确切的方位考证。该书指出，这些寺庙都很小。它们也许属于第五章中将要讨论的那种“世袭”寺庙一类。接受剃度（剃光头发）则是出家的第一步。

    正一，二十二岁，杭州府仁和人氏，俗姓王，是巨成的师弟。因为他幼年多病，十九岁时被母亲送到城门外的关帝庙接受剃度。后来，他与巨成同在杭州修行。但亦末被授予僧职。他便与师兄一起到河对岸的萧山以化缘为生。

    净心，六十二岁，来自江苏省大运河边的无锡。俗姓孔，五十一岁时，他的双亲、妻子及孩子均已亡故，便来到杭州，在一个小佛寺接受了剃度，并在那里居住。后来，他在朝庆寺得到了一个僧职。当他云游四处在各个寺庙修行时，遇到了一位名叫超凡的和尚。他邀超凡与他同行，当他的侍僧。超凡，四十三岁，来自位于安徽省贫痛山区的太平县，俗姓黄，是净心的侍僧。十八岁时，他便在家乡当地的一座寺庙接受了剃度，后来又在祖光寺（所在地不详，可能是在杭州）得到了一个僧职。从1756年起，他开始跟随净心。

    杭州，这个伟大的文化与宗教中心，吸引了这四个人。他们中的两个决定抛弃世俗生活，是因为当他们进入当时人所认为的老年时，由于家人亡故而变得孤苦伶仃。而在年轻时便接受了剃度的其他两位，其中一人是因为生病（对家人来说，这是经济上的一种负担）。另一人则是由于不得而知的原因。他们中有两人持有为政府所批准的身份证明（度牒），另两人则没有。现在，四个人都从事着对和尚来说最为普通的一项职事外的活动：化缘。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可以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这表明他们已抛弃了一切俗念），也因为他们所属的寺庙无法负担他们的生活。杭州地区乞僧的活动范围到底有多大，尚难确证，但萧山与杭州城毕竟只是一河之隔。在茶馆里，四人决定第二天还在那里碰头后出发。巨成与年迈的净心将在各村化缘，两个年轻和尚则将把各人的行李带到萧山西门外的老关帝庙去。

    在村里的一条街上，巨成和净心遇到了两个男孩。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二岁，正在一所住宅前玩耍。一个男孩看到巨成所携的古铜化缘钵上刻着名字，便大声地将它读了出来。巨成吃了一惊，微笑着对孩子说：“小官人，原来你识字！你再学几年，定然可以谋个一官半职。”他接着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等你当官以后，可不要忘了我。”巨成想的是通过取悦于孩子，他们的父母会从屋里出来施舍他。可是，男孩却无动于衷。看看周围没有大人，两个和尚只得跚跚上路。

    他们在路上走了片刻，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从后面追了上来。“你们为什么打听我们孩子的名字？”他们责问道，“你们一定是来叫魂的！”这对夫妇想的是，一旦让某个术士得知了某人的名字，谁知道他会拿它来干什么？巨成竭力解释说，他们只是来化缘的：“因你家阿官认得字，所以说了几句话，如何是叫魂的呢？”

    焦虑不安的村民们很快便围了上来。他们中有些人早就听说，这些天从外地来了一批叫魂的术士，四处游荡，在孩子们身土施展法术，使他们或者生病或者死去。“这两个和尚肯定不是好人！”人们怒不可遏，将两人捆绑起来，上上下下地搜了一通。尽管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们还是开始殴打他们。骚乱的人群越聚越大，有人叫道“烧死他们！”还有人吼道“在河里淹死他们！”

    人群中有一位当地的保正设法使狂怒的人们慢慢安静了下来。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严重了，他不敢擅自处理，便将他们带到官办的驿站（这是离这里最近的官方机构）去让驿官审理。在那里，两个和尚又被搜了身，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叫魂的证据（这究竟该是些什么样的证据呢？妖书？或是作法的器具？）为保险起见，那个识字的孩子被带到驿站，经仔细检查，他身体健康、并无异兆。然而，孩子的父母却坚信，唯有白纸黑字才有真正的效力，他们因而要求驿官出具一份正式文书，担保孩子无事。驿官不愿承担这个责任，便给县府送了一份文书。不久，知县的差人便将巨成和净心带往萧山令人生畏的县衙门，在那里，两个和尚发现他们的另两个伙伴也巳被拘捕，并受到了刑讯拷问。

    是那些挥之不去的有关“叫魂”的谣传使厄运也降临到了正一和超凡的头上。在周围各县，民众的恐惧心理正与日俱增。在萧山县，一个名叫蔡瑞的捕役得到了上司的指令，对那些来自外县、有“剪人发辫”之嫌的游方憎人应予拘捕。因为，一个掌握了正确“技艺”的术士，可以对着从某人辫子末端剪下的头发念读咒语，而将那人的魂从身上分离出来。

    尽管与和尚一案有关的人们并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此案的背后却隐含着头发的政治意义问题。统治中国的满人的发式，是在剃光的前额后面留着辫子。根据统一的法令，即便需要忍受极大的心灵痛苦，汉族男子也一概要留这样的发式，以作为效忠于当今皇朝的象征。

    那天，蔡捕役正在西门外巡逻，听人说起有两个从“远方”来、带有异乡口音的和尚住在老关帝庙。根据他后来对知县的报告，他随后便走进庙里，对超凡和正一进行盘问。因为他们的回答未能使他满意，他便搜查了他们的行李。在超凡的包裹里，他翻出了一些衣物，一只讨饭用的铜碗，几件僧袍，以及两张度牒。他用了石块才砸开了正一的行李箱，在里面发现了三把剪刀，一顶猪皮的防雨披肩，一把锥子，还有一根用来扎辫子的带子。

    人们情绪激忿，开始围拢过来。“和尚身上带这些东西干嘛？这两个人肯定不是好东西。”人群中有人叫道“揍他们！”“烧死他们！”据蔡捕役后来的报告，他当时壮着胆了告诉大家不能这么做。因为超凡是一个持有度牒的正式和尚，蔡捕役认为没有理由拘捕他。但是，正一的情况不同，他不仅没有度牒（这表明他的身份不过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根容易取得的见习和尚）况且，他还带着巨成的行李箱，里面又有那些可疑的物品。蔡捕役将正一戴上锁链，送往县衙。超凡找到了衙门告状，竟也被抓了起来，同另几位和尚一起被带到知县面前。

    在大堂上，巨成他们戴着手铐脚镣，跪在知县面前。知县坐在一张高高的公案后面，两旁坐着他的师爷们。①审讯开始了：“从实招来，你到底剪了多少发辫？”

    ①1785年，一位曾被囚禁的耶稣教士记述了他在北京受到审讯的情况：“犯人们被带到公案前，当他们受到讯问时。手、脚和脖子分别戴着镣铐，并必须光头跪在官员面前的地上。”韦勒克《帝国政府与1784-1785年间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纽约1948年版，第138页。

    巨成已是饱受惊吓，他争辩道，自己并没有剪人发辫。知县随后向巨成出示了蔡捕役带来的证据：四把剪刀，一根扎辫子的绳子，两小段辫子。“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剪人发辫的证据？难道它们不是吗？”巨成答称，那四把剪刀中有三把是他已死去的当皮匠的儿子的。他全然不知道第四把剪刀是从哪里来的。那根扎头发的绳子是他在剃顶削发前用过的。当了和尚后，扎发绳没有用了，他把它和其它用品放在一起。至于那两段辫子，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巨成是一个已被预先设定有罪的疑犯，他的招供当然不会令人满意。于是，法庭上惯常使用的刑讯便开始了。衙役们将巨成拖过去上夹棍。我们不知道，这里用的是否是那种可调节的踩骨夹棍，亦即一种慢慢地将骨头压碎的装置；或是一种同样可怕，会在胫骨上造成多处裂缝的刑具。一位十九世纪的观察者曾将踝骨夹棍称之为“一种双料的木制夹具”，有着三条直棍子，其中靠外面的两条是当作杠杆来用的：

    主刑者渐渐地将一根楔子插入两者之间，交替地变换方位。通过对棍子上部不断扩张施压，使得辊子下部不断向中间那根固定在厚木凳上的笔直棍子靠去，于是，受刑者的踝骨便极痛苦地受到压迫，甚至被完全压碎。如果不幸的受害者坚信自己是无辜的，或者顽固地不肯认罪，因而使这一可怕的过程得以完成的话，到头来，他的骨头就会变成一滩稀浆。

    最后，大概实在是熬痛不过，巨成招供道，所有对他指控之事均属真实。然而，知县并未因此而感到满足，因为这痛苦不堪的和尚所讲的故事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夹棍又两次被收紧，但并未带来更令人满意的结果。净心也受到了同样的刑罚，三天过去了，知县从四个和尚那里都得到了某种相当于认罪的东西已经身受重伤的囚犯们，大概是被装在通常用来运送犯人的带轮囚车里，送到了东面六十多里处的绍兴知府衙门，亦即再上一级的官府，受到进一步的审同。这一次，鉴于巨成的骨头已断，便未再对他使用夹棍，而代之以用木条对他掌嘴十次。正一又一次被夹棍伺候，净心和超凡此时已被视为不那么有价值的犯人，因而未被进一步用刑。

    到这个时候，供词已变得空前混乱，犯人们也就被送到了再上一级的官府。这一次，他们到达了刑讯的最后一站——杭州的巡抚衙门。就在那里，事情有了惊人的发展。

    自从在萧山县衙门的第一次过堂后，正一和超凡便固执地坚持一种说法：他们是因为拒绝给蔡捕役塞钱，才被他栽脏而受到逮捕的，这在当地社会本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谁又会听信这些衣杉褴楼的和尚们的说词呢？难道公众因妖术而引发的歇斯底里是完全无根无据的？再说，巨成包里的那些证物中，到底又有什么是蔡捕役栽的赃呢？无论是在县衙还是在府衙，人们都不相信和尚们的说法。现在，省按察使曾日理又循着同样的路子发问：

    曾按寨使：巨成，你们既是化缘的，就该专化斋粮，如何又问人家孩子姓名？这明明是你们叫魂的凭据。你到了这里，初供并不肯说出问过孩子姓名的话，明是你你怕追究你叫魂的事，故此隐瞒。

    巨成：……当日在县里，因为说了问过名字的话，县官再三追究叫魂的事，并指使人把我夹过三夹辊，如今腿子还没有好，实在害怕。所以到这里，大人们审问，不敢说出问过孩子名字的话。

    曾按查使：……你们做这样事，若无实在凭据，何至众人要把你们烧死淹死，动了众怒？

    巨成：……当日见我们被男女二人拉住，就都疑我们是实在叫魂的人，所以嚷说要烧要淹，其实不过是空话。后来保正把我们送到驿里，众人也就散了……

    比起县里的官员来，省里衙门的官员们显然不那么倾向于依赖衙役之类的走卒，对于前者来说，他们要靠着蔡捕役之流来从事每天的公务。当这几个犯人蜷缩在省里的判官面前时，正一又重述了自己受到敲诈的故事。他坚称，蔡瑞那天在庙里告诉他们几人，他是奉命前来抓捕“游方僧”的，但只要他们给他“几个规矩钱”，他就会放他们走路。正一当时回答他说：我们是讨饭的和尚，哪里会有钱给你？”

    在正一的故事中，有某种东西让曾日理觉得听来有理。像蔡捕役这样的人其实并非职业警捕，而是通常被人称为“衙役”的地方上的跑腿。他们要干很多既令人生厌又低人一等的地方上的杂务，例如：拷打疑犯，送递传票，催讨税款，以及在官府衙门内外打杂。像蔡捕役这种从事警捕工作的人，在别人看来地位不高，也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薪俸微薄，不得不通过向同自己打交道的百姓讨取“规矩钱”来过活。有些衙役甚至不在官府名册上，因为他们太穷，所以不得不作为编外人员而依附于人。他们根本没有薪俸，而只能在众人头上讨食。人们一般都说，衙役属于下等人，必须常常对他们进行检查。可是，出于衙役提供的服务是官员们须臾难离的，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①

    此刻，蔡捕役被带上堂来，并被喝令跪下。虽然曾按察使对他的说词一再查究，蔡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整整一天，他就一直跪在那里。最后，蔡捕投已是精疲力竭，并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戏已经玩完了。他于是招供道，自己确实曾向和尚们要过钱。当他们拒绝给他钱时，他便一边搜查他们的包裹，一边威胁他们：“你们既是正经憎人，如何有这东西？你们得给我几千钱，才放你去。不然送到县里，就算是剪辫子的人。”

    当蔡捕役在和尚的行李里找到了剪刀和绳子等说不清楚的东西时，事情变得严重起来。随着蔡的吼声越来越响，人们纷纷围拢了上来。众人歇斯底里般的反应使蔡捕役意识到，麻烦已经超出了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他于是逮捕了正一，并说服众人散开。让他把正一拉了出去。然而，他并未将正一一直接带往衙门，而是把他，连同他那装有犯罪疑物的包裹，带到了座落于城墙下一条死胡同里的自己家中，超凡已被激怒，一直跟着蔡捕役，想讨回自己的行李箱。蔡捕役说：“你得找了那两个和尚来，才会给你。”超凡万般无奈，只好上衙门告状去了。

    蔡捕役继续招供道，当他带着戴上镣铐的正一回到家里时，便对他说：“现在没有人了，你就随便吐出几吊钱来吧，我就放你走。”可是，已经怒不可遏的正一却坚持说，他要正式去官府告状。蔡捕役开始殴打正一，但也没有什么用。他意识到，除非能证明和尚们真的剪了别人的发辫，否则他自己的麻烦就大了。

    不巧的是，巨成的箱子里只有一缕头发，而且，那头发还是直的，根本不像是从辫梢上剪下来的。于是，蔡捕役便在自己家里找到一撮旧头发，走到弄堂里正一看不见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将头发编成辫予。为了使证据更充实一些，他又从自己的帽檐上剪下了一些纤维，把它们编起来，看上去就像两条小辫子似的。他又将这些匆匆伪造出来的证物，连同他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到了和尚的行李里（这样，包里就有四把剪刀了）。然后，他便押着自己的犯人前往衙门。

    在衙门里，正一尽管遭到了刑讯，却仍然不改他受到敲诈的说法。知县自作聪明地指出，正一和蔡捕役原本互不相识，两人之间并无芥蒂，所以，在蔡捕役身上找不到诬陷正一的动机。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虽然经过了府衙的复审，亦未受到怀疑。

    现在，鉴于蔡捕役已招出此事是他作弊：曾按察使便将这个案子退回了萧山县衙门。蔡捕役被打了一顿，又被带枷示众，但最后还是被开释了——或许就此他便成了一个更为谨慎的公共秩序卫护者亦未可知。和尚们也获得开释，每人还分得了三千二百钱，以使他们在被打断的骨头未愈合前得以过活。

    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司法上的一桩大错。公堂上的用刑虽能逼人招供，却往往会因为受到指控的被告在上一级官府翻供而使供词难以作数。当某件案子达到省一级时，官员们因为远离肮脏的县府大堂上的种种压力与诱惑，对于被告的偏见也就小得多。谁说这是一件涉及妖术的案件？更有可能的是，这是由容易轻信的民众，受到贪婪的地方捕役中的恶棍以及无能的县府官员们的挑动，而造成的又一桩早已司空见惯的丑事。现在，省里的官员们很乐意于销掉这个案子。

    然而，公众恐惧的浪潮比之曾按察使及其同僚们所意识到的来得更为汹涌。就在巨成及其朋友被捕的当天，在萧山的另一地点，人们打死了一名走街穿巷的白铁匠，只因为他们相信在他身上发现的两张护符是用于叫魂的咒文。官员们后来发现，这只不过是两张用来向土地爷赎罪的普通符文，这位不幸的白铁匠则是在自己的祖坟砍树时才带上它们的。此前一周。在与德清交界的安溪县（这也是叫魂恐惧蔓延的中心地区），村民们怀疑一个带有生僻口音，来历不明的陌生人是来叫魂的，便用绳子把他绑在树上，殴打至死。①

    ①这两个事件中以私刑杀人者都被逮捕并以杀人定罪。我只是找到了安溪这一案例的初审与复审判决文件。见《刑科史书》，第2772卷，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第2781卷，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不到两个星期，浙江省叫魂的种种谣言便流传到了江苏。人们相信，以剪人发辫为手段的叫魂事件均是来自浙江的游方乞僧所为，而他们进入邻省就是来从事这种可恶勾当的，各地官府已处于戒备状态。过不多久，人们便发现了同样的怀疑对象。

    苏州的乞丐们

    苏州是中国最优雅的城市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首富江苏省省府所在地。1768年5月3日，当地的捕役抓到了一个外貌“可疑”的老年乞丐。抓他的理由是他为叫魂而剪人发辫。②然而，地方当局并未宣称偷剪发辫的妖术与辫子作为一种政治意象之间有什么联系。

    ②《江苏按察使司录呈长州县捕获乞丐陈汉如等一案全卷抄册》，载《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八月。这一本九十页的小册子登录了整个苏州事件，是省当局就陈汉如等人的案件全部记录向军机处提呈的报告。军机处及刑部对疑犯的翻查则在《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中作了小结。除非另外标明出处，本书关于苏州事件的所有赞料均来自这些文件。差不多同时，省内发生了另三个相近的案件：在昆山（4月30日）、苏州（s月14日）、安通（5月28日），所有被怀疑剪人发辫的人都遭到了暴民的攻击，并都被逮捕，但后来又都获得释放。因篇幅关系，我未将它们罗列于此。有关这些案件的概要，参见《朱批奏折》，第855卷第4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高晋）。

    在5月的这天早晨被押人捕房的这个衣衫槛褛的家伙名叫丘永年，苏州府人氏。他今年五十八岁，是一个失业的伙夫，一直“在外边走江湖”乞讨。4月26日，他流浪到了坐落于长江南岸的县城常熟，投宿于一处驿所。他在那里遇到了另两个像他一样靠沿路乞讨为生的无业游民：一个是陈汉如，二十六岁，本为苏州人氏，是失业的掸帚帽沿制作工；另一个是张玉成，四十一岁，从前是个卖咸鱼干的小贩。三人中，唯有张玉成来自外省，是从近四百里外的浙江绍兴沿着运河来到常熟的。在清中叶的盛世间，这三人都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小民。他们发现自己都要朝南往苏州而去，便于5月2日结伴同行。

    第二天，他们到了陆墓，这是苏州城北、大运河边的一个商业闹市。丘永年盘腿坐在路边，他的两个伙伴则到一家当铺乞讨。这时，驻防于苏州的两个捕役，在另两个从常州县衙门来的捕役的陪同下，把他抓了起来。他们发现，他的身上藏有一把刀子以及一些纸符。当捕役们盘问他时，人们围了上来。在旁观者中，有一个名叫顾正南的十岁男童，只要有人愿听，他便对人说，当天早些时候，他感到自己的辫子被人拉了一下，却没有看见是谁拉的。对捕役们来说，这就足够了。张、陈两个乞丐很快也被找到，并同丘永年一起被抓了起来。三人都按惯例受到了夹棍的伺候。面对着在自己身上被发现的同此事有牵连的证据，丘永年仍然坚持道，那把刀子是用来做兰花豆以供出卖的，纸符（每张上都印有“太平”两字）是用来贴在市场街道的各家门道上，再请人予以施舍的。三人都坚决否认犯有剪人发辫的罪行。那个男孩被带进来接受询问，叉重复了他的故事：

    小的今年十岁，在学馆读书。三月十七日（此处为阴历；阳历应为5月3日），小的回家往北走路，有一个人在小的背后把小的发辫扯了一扯。小的急回头看，那人已飞跑去了。小的辨子未曾剪去。适逢营里拿获这些人，叫小的去认。其时，小的在前走，那人在背后，没有看见他面貌。如今这到案穿黑服的陈汉如，好像是那人，但认不清切的。

    后来，疑犯们又被带到了县衙门，再次受到夹棍的刑讯。陈汉如表示，他对于“以药迷人”及剪人发辫这类的事一无所知：

    那孩子也供认不清。前蒙营里把小的踏过杠子，不敢妄认。现在膝伤未愈，况那兵快拿获小的细细查搜，并无带有违禁东西，就再夹死小的，也供不出什幺，求饶刑。

    最后，屠知县只好释放了他们。他在结案奏折中写道，这三人“均系无籍之徒，结伴求乞，并非善类。但各加刑鞫，俱无剪辫确据，即顾正男亦指认不清。所获纸符，验非镇压迷人之物，且未另有受害之人首报，似非扯辩正犯。①侯将丘永年、陈汉如、张玉成递回各原籍，交保安插，仍俟另缉正犯可也”。

    ①在官方文件中，被怀疑或指控犯有罪行的人通常被称为“犯”。为了保留中国司法制服中对于被告这种带有歧视的味道，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引语，凡在中文原文使用了“犯”一词时，我均相应地甩“cnminal”（罪犯）一词来表达。

    然而，公众情绪受到的干扰极为深广，使得屠知县不能认为案子就此已经了结。5月9日，他发布告示称：“本县访有剪辫匪徒，为害不法。”调查仍在继续。尽管乞丐们的罪行未获证实，但屠知县的告示要求那些也许曾受他们之害的人们不应畏惧可能会受到骚扰，而应挺身而出，对害人者及其谎言予以揭发。

    然而，人犯之一却未能获得释放。5月5日，那两个最初捕人的捕役（他们因而也在人犯被拘在县的整个期间负有看管他们的责任）报告说，张姓人犯正在发高烧，并已不能进食。屠知县立即下令找来医生为他看病。如果人犯在狱中死去，那便意味着繁琐的发文填表。同时，要是知县被发现有玩忽职守或虐待人犯的过错的话，还会受到罚俸的处分。可是，捕役们又报告道，张姓人犯的情况继续恶化，到了5月20日，他已经只剩一口气了。医生发现，他脉息微弱，皮肤燥热，舌胎发黄。捕役们还报告说，虽经使用草药，却未见效果。当天晚上，病人就死了。

    一个乞丐死在狱中自然不会惊动什么人。虽然清代的牢房大概不会比当时其他地方的牢房糟糕多少，但即便对一位意志坚强的英国人来说，1860年在刑部牢房被短暂关押的经历，也算得上是一种考验了：监狱的纪律本身并不十分严厉。如果不是因为饥饿，臂上和腿上有镣铐与绳索之处引起的疼痛，脊骨上受到铁制颈珈的重压，爬来爬去的臭虫弄得到处感染，再加上犯人们不时会被带走遭到殴打用刑（当被送回来时，他们腿上和身上总是鲜血淋淋，虚弱得连爬都爬不动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狱中就没有什么别的太大的痛苦了。①一位中国文人曾在同一监狱被关押过一年（1712～1713年），他对同狱难友们的遭遇作过这样的描述：“他们原先的寝食习惯均被忽略，如果得病，亦得不到医药。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容易死亡的原因所在。”②现在，刚才提及的苏州这个张姓乞丐的案卷被人小心翼翼地塞进了各种证词，用以证明他的死因。证词中有来自狱卒的（“小的并没有把他凌辱”），有来自同狱囚犯的（狱卒“实无凌辱他的，情愿具结”），有来自县医的（“不治之症”）。还有来自验尸官的（“生前患病身死”）县里出资为他买了一口棺材，同时，他的原籍所在县也得到了通知，以备他的亲属会提出认尸的要求。

    ①洛赫的叙述，转引自博德：《十八世纪北京的监狱生活》，载《美国东方协会杂志》，第89卷第2期（1969年），第329页。②转引自博德：《十八世纪北京的监狱生活》，第320页。

    一个囚犯死了，另两个则因缺乏证据而获开释，这实在算不得是一件值得记忆的司法案例。然而，因为这样一件颇令人棘手的事终于得到了解决，屠知县却免不了感到如释重负。虽然为使自己不致在今后受到玩忽职守的指责，他必须发布那道关于这一剪发公案的公告，但他并不因此便认为有理由继续关押丘、陈两个乞丐。这只不过是一件荒谬的小事，只不过是一些在愚昧百姓中流传的迷信谣言而已。至于那个令人讨厌的孩子，也许只是在胡思乱想。

    死了一个囚犯？——可是囚犯死亡是什么时候都会发生的事。会因为此事而惹出别的麻烦？——可能性实在不大。

    胥口镇奇事

    浙江省湖州府的法云庵是净庄和尚居住并从事法事的地方，它正好座落在离吴石匠遭遇妖术事件处不远的南条河下游。①1768年春，又到了要到苏州为庙里补充供给（例如采备焚香之类的供品）并探亲访友的时候。净庄雇用了一位桃姓的船民，送他和六个同行的和尚乘船顺太湖东岸去苏州城。净庄和侍僧大来随身共携带了一千文铜钱。其他人身上则带钱不等。

    ①《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傅恒）。

    他们是5月4日（亦即乞丐们在苏州被逮捕的第二天）出发的。

    第二天下午，他们的船停泊于湖边的商镇胥口镇。净庄和尚与船夫上岸去置办食物时，在胥王庙歇脚休息。一位名叫张子法的渔夫进得庙来，问净庄是不是从湖州来的。

    近来，恐怖的谣言已使当地人相信，湖州来的和尚们正在当地剪取人们的发辫。难道净庄和尚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吗？张子法威胁说，他要抓住他们探个究竟，吓得净庄和船夫逃出庙来。张以为自己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也大喊大叫地尾随他们追出庙来。

    市场上的人群将这两人团团围住，并开始对他们拳打脚踢，使姚姓船夫受了重伤。

    一个匆匆赶来调查此事的捕役收缴了净庄的物品，对之并连同姚姓船夫船上的行李物品一起，进行了搜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件（诸如剪刀等剪人发辫的工具，或是用来害人的迷魂药粉，等等）。然而，周围的人们是如此激愤，使他实在不敢擅自放走这些人。于是，他押着净庄、姚姓船夫、原告张渔夫以及其他和尚上了船，启程前往位于去苏州水路中途的木渎镇上的县丞衙门。

    天黑后，船停泊在木渎镇码头。捕役将其他人留在船上。自己押着净庄和尚去衙门。路上，他曾停下来向当地的兵营报到。到了衙门，他发现县丞出去了，便又押着净庄回到了营房。此时，在当地市场上，人们已得知剪人发辫的和尚被逮捕的消息，于是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地聚集到了码头上。一批以唐华和李三为首的当地泼皮发现船上还有几个和尚，便将他们和船夫一起拖上岸来，带到了兵营。，当天深夜，几个不明身份的人上了船，偷走了那几个过路和尚的钱财衣物，姚船夫的船也被毁坏了。

    现在，捕役开始担心，如果这几个嫌犯在木渎镇停留更久，恐怕会惹出大麻烦来。于是，他另雇了一条船，连夜将这批可怜的人送往苏州，让吴县知县亲自审理。因为缺乏剪人发辫的确切证据，知县判定，净庄及其同伴不过是几个守规守矩的和尚。他还进一步判定，张子法作为此事的肇始者，应对整个事件负责。可是，和尚们对自己仅仅获得了开释却并不感到满足。他们又越过知县，直接向知府衙门告状。要求对他们失落的钱财与衣物进行赔偿。尽管并无证据表明张子法本人偷过任何东西，知府仍命令昊县知县将他扣押起来，并强令他归还和尚们的钱物。

    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

    1768年蔓延于中国东部与中部的大恐慌是以各地有关妖术的种种信念为丰富的养料滋生而成的。从细微末节来看，地区间的情况并不相同，但各地的信念中都包含有以下一些要素：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若要偷取别人的魂（亦即“叫魂”），可以通过施展妖术来实现，或者可以对着已从受害者身上分离出来的某种实物（例如男人的辫梢或女人的衣襟）念咒，或者可以把受害者的名字放在一根将要打入地下的桩子的上面或底下，并在打桩时念诵受害者的名字；通过向受害者撤出粉状的迷药，可以使他在被剪去发辫时无法抵抗；受害者极可能是男性孩童；受害者会得病或死去。

    在一个通过父系继承，婴儿死亡率又极高的社会里，对孩子（尤其是男童）的保护，是生活中唯此为大的事情。在清代，人们对大多数疾病的原因还不甚清楚或存有误解，因此，当孩子患病的时候，便不能排除这是否因妖术引起的可能。那些本来便与超自然事物打交道的人（如和尚与道士），在人们按情理的推想中掌握着操纵超世俗事务的种种手段（例如，大概是从密书中抄录下来的符文咒语），也就最有可能是妖党术士一流了。

    那么，省里的官员们对这一切究竟是如何看待的呢？这里存在着三种可能。官员们可能相信，关于叫魂妖术的种种流言纯属胡说八道，根本不曾发生过这种事；他们也可能认为，尽管一些犯罪分子也许真的会剪人发辫，或会将人名打人桥桩。但这充其量只是民间的一种迷信行为，并不真能达到叫魂的效果；最后一种可能是，官员们不仅相信有人在从事叫魂妖术，而且也相信这种妖术确已害过人或可以害人。

    通过省里官员们处理春天的妖术事件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既因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要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使他们颇感棘手。当叫魂的疑犯被带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必须进行细致的调查。归根结底，面对这种为民众所深恶痛绝的罪行，又有哪个知县或按察使敢抱一种玩世不恭的嘲笑态度呢？正如读者在本书第四章将看到的那样，一系列在形式上相似的妖术行为均为刑典所禁，这就使情况更是如此。同时，也许妖术真的是存在的，尽管可能性很小，可又有谁敢担保这样的事绝不会发生呢？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肯定还是因此而引发大恐慌的可能性。如果坏人试图施行妖术。他们实际上便已经在民众中触发了危险的恐惧感，因而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到头来，所有的妖党疑犯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反倒是那些对他们提出指控的原告却因为成了笨蛋或作假者而陷于难堪。当官员们在审讯大堂里站起身来时，一定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在他们退堂后下去用茶时，一定感到自己对于无知大众的轻蔑态度本来就是有道理的。

    可是，民间的恐惧难道就此便止息了吗？这实在不太可能。

    不管判案的官员对妖术的存在信与不信，受到惩罚的是原告而非被告这一点，已使他看上去是对妖术手软。不管特定的官吏有着怎样的精神状态，官府在面对困妖术而引发的歇斯底里时，其反应总足要把案子从街上转移到官府大堂上来。若在某人的管辖范围内发生了公众动乱，那便是此人无能或无知的铁证。这比之未能完粮纳税更确定地会摧毁一个人的仕途生涯。虽说以私刑处死一个陌生人可能会使一大群人平静下来，但没有哪个官员愿意让自己的业绩中染上这样的污点。当然，根据《大清律例》，某些弄神弄鬼的行为是杀头之罪，一个妖党疑犯因而是可以被起诉的。但是，既然所有判处死刑的案子都要受到直到最高一级官府的复查并最终要由皇帝本人过目，那么，证据还是要充实一些才好。如果在这些复查中发现了作假或毁谤的情况，唯一的补救办法便是惩罚原告与释放被告，以此对民众中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无法无天的暴行提出警告。然而，要阻止公众为对付妖术而大动干戈，也许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根据其他文化所提供的例证，如果政府因为认为妖术不可知或不可信而禁止老百姓以暴力来对付它，则其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纳瓦霍人曾抱怨说，白人当局不仅禁止他们杀害巫师，甚至“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已犯下了最严重罪行的人们也不予以惩罚”。①在现代，东非的一些政府曾对民间某些对付妖术的措施（例如通过毒物进行裁决）予以压制，其付出的代价则是被指责为“同罪恶站到一起去了”。②从维护政府公共形象的角度来看，最聪明的也许是乌干达的那种解决方案。在英国的管辖下，那里有一个法律，对为了威胁对手或为了制造一种使别人展惧自己的名声而“假冒”为巫师的人，要予以惩罚。在这个事例中，政府并不承认自己相信巫术实有其事，但却表明自己是在同假冒从事巫术的行为作斗争。可是，普通乌于达人却并无能力分辨什么是假冒的巫术，什么是真正的巫术。结果，那些有巫师嫌疑的人便被强行带到当局关押起来。③正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大清律例》中有关反妖术的条款同乌干达的不可知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①克拉克杭：《瓦瓦霍的巫术》，波士顿1967年重印本，第116页。②米德尔顿和温特编：《东非的巫术与妖术》伦敦1963年版，第21页。参见该书《序论》③倍蒂：《班洋罗的妖术》同上书，第27～55页。

    由于事情大概本来就该是那个样子，省里的官僚们一定觉得自己的公堂在处理1768年初的这几个案子时还是相当顺手的。吴石匠受到的诬陷以及蔡捕役的贪赃枉法不是都被揭穿了吗？那几个在胥口镇和苏州事件中受刭诬告的人不是也都被开释了吗？还有，民众不是也都受到了恰当的警告，即他们不应匆忙不迭地对别人提出控告吗？虽然说，当皇帝在循例审阅因杀人而被定罪的案子时，那种对形迹可疑的流浪者动用私刑的情况最终是会引起北京的注意的，但至少在当时，还没有什么真正与妖术有关的案子值得劳动皇帝的大驾。

    然而，对于妖术的恐惧依然深深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难道竟没有什么办法能保护人们不受这一灾祸的危害？公众所得到的保障实在是太少了！到6月21日，大恐慌已经越出长江下游的各个省份而扩散到了近千里外的上游城市汉阳府。在那里，一大群在街头观剧的人抓住了一个可疑的“妖人”，将他殴打至死，然后叉焚烧了他的尸体。①

    ①《朱批奏折》，第865卷第1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定长）。读者也许会对我用“大恐慌”一词感到不解。我使用这一词是经过考虑的，因为这是西方的观察者们在其他的场台看到这种现象时所用的词。《字林西报》的一个记者曾在1876年亲眼目睹了一件由剪人发辫而引起的恐慌（参见第十章），他写道：“从上星期五起人们在这里（武昌）看到的骚乱”是由一种认为剪人发辫者就在户外，而受害者在三天内就会死去的信念引起的。“消息的流传使大恐慌蔓延全城……可以看到，人们脸色凝重，在街上行走时，有人将辫子由肩上拖到胸前，有人则将辫子小心翼翼地握在手里，遇到外国人或任何看上去可疑的人时，都会显得相等不安……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衣领上挂有一个装有符咒的红袋，或者将符咒写在一块黄布上，再系在头发上。”（《字林西报》，1876年8月4日，第119页）

    第二章盛世

    当妖术大恐慌冲击到大清帝国的时候，这个中国的末代王朝尚未露出衰败的迹象，而仍然处于为人称道的“盛世”的顶端（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然而，关于世间存在着妖术的可怕意念，却从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反映出来。在妖术恐慌所波及到的省份，居住的人口比当时整个欧洲的总和还多，不少人被搞得丧失生命或身败名裂。可是，从总体上来看，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又远不及十六、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巫术大恐慌。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正如同这场恐慌究竟因何发生一样，这是一个颇值得深究的问题。

    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就不尽相同。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国内和平为基础的。此前，中国本土发生大的战争还要回溯到1681年。亦即弘历的祖父玄烨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1683年，当清军征服台湾之际，中国的沿海地区也安定了下来。和平孕育了中国历史上就人口增长与商业扩展而言最为伟大的时期，然而，要追溯这一时期的渊源，却必须回到满清征服中国以前的年代。当十七世纪到来的时候，由美洲引进的各种新作物（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适于在干燥高地上生长的作物）早已由那些打破了中国种种内部疆界束缚而迁徒他乡的人们移植到难以灌浇的山坡地上。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征战年代人口锐减的现象已经扭转，导致现代人口激增的环境已经形成。有人认为，在整个十八世纪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数翻了一番。以人数不断增加的大众百姓为服务对象，一个稠密的农村市场网络应运而生。虽然还谈不上城市化，但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的区域性小市镇却不断扩散发展，并在实际上使得每一个中国农民都接触到了地区性的交易体系。人们处处都在使用货币：来自西属美洲的白银推动了土地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当时，西方人自己的工业革命尚处于起始阶段，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商业活力与人口增长正在创造出一个既生机勃勃又相当稳定的社会。①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黑色妖术的阴影正在1768年早春蔓延开来。

    ①韩书瑞和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该书对关于这些趋势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出色的概述。

    一个令人鼓舞的故事

    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描述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比之探讨进入十九世纪后中国的衰落、破败、孱弱以及无所作为，是一种令人更为振奋的经历。②生活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在一个稳固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之下表现出了经商办厂的天才，因而受到了整个世界的称道。中国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段杜会史时。其基调是明快的，有时甚至是歌功颂德的。西方历史学家对探讨这一“经济活动的新的与更高的形式”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③

    ②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目，在中国帝制晚期经济发展的类别下（有一个时期，这被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共列出了中国大陆地区1951至1984年间发表的565篇论文，26本专著，7部资料集。参见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车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016～1063页。③韩书瑞和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第100页。

    确实，研究者们为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描绘了一幅繁荣昌盛的图景。十八世纪蓬勃发展的商业活动早在满洲征服前便已打下根基：中国的货币当时由银、铜两种金属构成，而两者的供应量均不断扩大，从而为持续扩展的国内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使之不再局限于中国的主要经济地区。国外贵金属的进口和国内贵金属生产的增加都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白银和铜源源不断地从国外流人中国，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外部世界所需的其他产品。交换过程变得更有效率，从而使得农民能够专职从事商品化的作物生产，并促使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政府则利用货币流通的加速来推行大规模的税制改革。①这种发展图景，早在十六世纪末便可以看到，而当整个国家从明朝的崩溃与满清的征服中恢复过来时，又在更大的规模上出现。随着白银的输入，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升。但一般来说，这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它不仅使农民在出售农产品时更有利可图，而且也增强了他们的纳税能力。在十八世纪的长期通胀过程中，投资者十分活跃。②这就是我们能够为这个充满活力却又闹闹烘烘的时代描绘的图景。那么，这一切究竟对人们的社会态度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为了对1768年这场大危机的背景有更好的理解，对此进行探讨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对这一点实在是知之太少了。我们的探讨将从长江下游地区开始，因为这里正是叫魂危机最初发生的地方。

    ①艾特韦尔的著作为人们理解晚明经济中白银货币所起的作用打开了通路。尤其请参见他所著《关于中国与日本“十七世纪危机”的一些观察》，载《亚洲研究杂志》，第45卷第2期（1986年），第224页；以及他的《关于白银，对外贸易以及晚明经济的笔记》，载《清史公报》，第3卷第8期（1977年），第5页。关于货币供应及其在十七世纪的影响，参见魏斐德《中国与十七世纪的危机》。载《帝制晚期的中国》，第7卷第1期（1986年），第1一26页。关于清代货币供应的一般情况，参见傅格尔：《清初中国的中央货币政策与云南的铜矿生产，1644-1800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林满红：《货币与社会：十九世纪初中国的货币危机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哈佛大学1989年博士论文。②韩书瑞和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第222页。

    长江下游社会

    这个地区位于中国的东部与中部，通常被称为江南地区，是现在被我们称为长江下游的大地区的繁华核心。在分省地图上。这一核心区域包括江苏南部，安徽东部的一角，以及浙江北部。①人们常常以这个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为背景，对十八世纪中国的商业扩展进行论述。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经济已在这里存在了七八百年；诸如商品化的农作物生产以及专门化的市场之类构成中国帝制晚期经济的特点，也在这里最清楚地表现出来。事实上，由于这个地区内各地的经济都达到了高度的专门化，以至于粮食产量过低，难以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于是，江南的许多城镇成为大规模地区间谷物交易的集散地。进入十八世纪后，每年都有足够为三四百万人食用的稻米从长江中上游各省运往苏州、松江和太仓周围的各个商镇。②这些稻米最终将抵达遍布华东的各个缺粮地区。

    ①由施坚雅所提出的地区性体系的分析方法，是当代影响最大的方法上的尝试，其目的在于能够对中国经济作功能上的区分，同时将这种区分同政治行政体系联系起来。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性城市化》，载施坚雅与艾尔文编：《帝制晚期中国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杜1977年版，第211～252页。②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88年版，第61页。

    据十八世纪初叶一个观察者称：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取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镇集于苏郡之枫轿，而枫挢之米，间有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岁虽频裢，而米价不腾。①在制造业方面，江南财富的基础是纺织业。长江下游生产的纺织品在全国均有市场。丝绸是领衔的出口产品，为生活日益奢华的官僚及学界与商界上层人士所穿用。这一规模宏大的工业是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家庭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江南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其市场网络则与农民的家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说那里存在着“与世隔绝的”或“单个的”地方经济（这里指的是过去人们对于中国乡村的一些错误看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极而言之，乡村与市镇的结合，也意味着它受到了手工业的某种支配。在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要使得依然不断增长的人口能够在一再缩小的耕地面积上生存下来，家庭的每个成员都不能闲着，而必须为市场生产一点什么东西。

    ①蔡世远认为，政府应当放开对于福建稻米出口的限制。令人遗憾的是，米价的稳定并未能持久。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63页。

    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十五世纪就有人对于纺织业的生活作过这样的记载：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妇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之间。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不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②

    ②《正德华阳县志》，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7页。

    中国帝制晚期这种乡村与市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社会特点，不仅反映在已经高度商业化的江南，也在其他一些并没有那么发达的地区表现出来。①在这一时期的经济中，白银与铜钱之类的货币充溢，这不仅使得进出城市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甚至还成为一种必要。事实上，每个农民家庭都在当地市场上从事交易，同时又通过当地市场与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对处于前现代的中国工业来说，这意味着，即便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人们仍能从事广泛的、高度理性化的生产活动。虽然，在像南京这样的地区性大都市里，确实有着不少大工场和大批城市劳工，但普遍存在于各地的，则是一种复杂精细的外包工制度，其基础则是由缺地农民的妻子儿女们所从事的手工劳动。他们可以居住在自己的村子里！，同时却直接参与大生产体系的运作。

    ①对于“标准的市场化社区”的经典描述，是以施坚雅在成都平原所作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的。虽然其他地区的情况肯定会有所不同，但“市场化社区”作为一个概念已为关于较早时期的历史研究所证实。参见施坚骓：《乡村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第一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4卷第1期（1964年）。第3～43页。

    劳动力的解撤

    十六世纪以来的商业发展是伴随着一个更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而来的。土地的租赁正朝着地主与佃户之间长期契约关系的方向变化。到十八世纪，永久租佃权已在一些地区出现（在一种双重产权制度下，不同的人可以分剐拥有田面与田底的产权）。明朝初年曾实行过一种世袭身份制度，数以百万计的人均需特别注册，并被迫在特定的行业中为政府工作。满清征服中国后不久，这种制度便被正式废除了。最重要的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税制改革，通过特地税与劳役税合并、统一以土地为基础收税，完全废除了平民百姓的强迫劳役义务，政府则转而通过雇佣劳力来获得劳役服务。确实，到了十八世纪，挣取工资的劳动力已成为商品化经济的一种既显而易见又必不可少的基础。

    这种形式上平等的精神，本已受到了经济的强大推动，又在清政府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宣布实行“除贱为良”并推行百姓平等的一般性政策时进一步体现出来。我在上句话中强调“百姓平等“，这是因为十八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等级差别极大的社会，高高在上的权贵们同其他人是相互脱离的。可是，通过这些法令而获自由身份的人数虽然很少，但由于其象征性的意义，却使得采取这一行动显得相当值得。很显然，“除贱为良”的目的在于通过废除平民中的“贱人”身份，使得“臣民”这一群体不因其中特殊下层社会集团的存在而显得杂乱无章。对于这些法令为什么会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发布的确切原因，我们仍不很清楚。但从更一般性的角度来看，这肯定同满人对汉人上层地主的不信任有关（这些被解放的奴仆正是依赖这些上层地主为生的）；同时，这样做既是对汉人长期以来划分社会等级的做法的一种嘲弄，也表达了征服者的某种“仁慈”，从而使得满清政权能够更好地高居于相对来说已无显著差异的芸芸众生之上。给予平民以形式上平等的做法。同清代第三位皇帝——弘历的父亲胤禛的专权行为与理性思维风格是一致的。“除贱为良”法令所使用的语言暗示，诸如山陕乐户或安徽伴当之类的奴役状态的存在，并没有历史上的特殊依据，因而，在宏大的清帝国面前，所有的平民本来便是平等的。在写到广东省被人视为卑贱的船民胥户时，胤禛宣布道：“胥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屏弃之理。”

    新近的一本研究著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重要的是”，当这些人获得自由身份后，“便可以利用扩大的劳工市场，并且随意改换雇主”

    在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不受约束的劳工市场，以及个人依赖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都是极富号召力的现象，并与“自由”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对于一个生活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人的心态所发生的影响，却可能不尽相同。勿庸置疑，对于那些正为能在小块土地上生存下去而挣扎奋斗的家庭来说，它们亟需出卖多余劳力以使家人不受饥饿之苦，因而对此是欢迎的。对于无地的农民来说，这使他们有了在自由市场上通过被雇为农工而生存下去的希望。对于一部分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无家可归者来说，这甚至使得他们有可能摆脱卑贱地位，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这本来是不对“贱人”开门的）而获得上流人士的身份（1771年的一个法令对这种新贵的情况作出了规定，“以报告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代”，“方准报捐应试”）。然而，使人怀疑的是，那些奴仆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获得了自由”？甚歪在半个世纪以后，徽州地区形同农奴的佃农要拥有这种由皇上所准给予的自由，仍然会遇到麻烦。

    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用金钱赎身的条款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大大超出了佃农们的能力，况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一旦赎身也就失去了生计。

    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于十八世纪经济“自由劳工”现象背后的是买方市场这一事实。在江南这个人口日益拥挤的地区，对工资劳工来说，“自由”意味着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家庭同本书刚刚叙述过的江南地区棉布生产的体系挂起钩来；“自由”意味着他们可以离开某个压榨人的地主去寻找另外的雇用机会；大概，“自由”还意味着他们可以加入政府为完成各种工程而雇佣的劳-工大军，或可以在内河船埠以及外贸海运码头找到工作。但是，在这个经济成长的时代，又有多少人根本找不到买主来购买他们的劳力？这些人又该干些什么？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乾隆年闯的中国，经济确实是生气勃勃。然而，它对社会意识有着怎样的影响，却是一个实际上未经探讨的问鼯。社会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密集的商业网络在十八世纪的全景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几乎使每个人都同某一市场有着固定的关系。关于各种地区性与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也沿着连接各个村庄与各个市镇的商路，随着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传开去。那种在今天的中国作为对于由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的补充而显得特别重要的“小道消息”，在帝制晚期便已经有了发展。而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各地的“小道”即便在那个时代便已同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联系在一起。关于别的地方存在着什么机会、或有着什么危险的消息，是当时中国村民（更不必说城里人了）的日常生活中须臾难离的。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同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谈到十八世纪晚期的意识，又带出了两个更大的问题：第一，不管中圉的经济成长从绝对值来看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它是否能够抵消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第二，存在于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又对人们关于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人口、物价与金钱

    1748年稻米价格的猛涨向全国性的官僚机构敲响了警钟，并立即对民间的秩序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在苏州和长江下游其他一屿向来从上游进口稻米的城市发生了暴乱。然而，帝国各地的官员们对于米价上涨与人口压力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无所知。陕西巡抚陈宏谋写道，米价上涨的根源在于人口与土地之间比例的长期变动。“米价日增，原非一时顿长，实由生齿日繁。……各省沃土皆已开垦，山坡水滨，旷土尚多，但地气浅薄，种一年，需歇一二年。”一位有经验的官员汪辉祖曾就这些情况对他的家乡萧山（毗邻杭州，二十年后将成为叫魂大恐慌爆发的地方）所产生的影响作过评论：“忆十余岁时，米价斗九十，或一百文，间至一百二十六文，既讶其贵。乾隆十三年，价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树皮具尽。地中产土如粉，人掘之以资生，名日观音土，有食之死者。”

    这不是一个短期性的问题；稻米价格在十八世纪的整个下半叶持续上涨。然而，它对地方社会的冲击却显然困货币供应的增加而得到缓和。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国业主开始在安南开采银矿；同时，作为对中国货币的支付手段，墨西哥银币加速流入，扩大了白银的供应量。根据一个权威性的估计，在1752～1800年间，中国的白银供应量增加了大约二亿七千四百万墨西哥银元。然而，正如下表所示，白银流入的急剧增加发生在进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乾隆初年，白银供给的减少可能使得要在人口增长的压力面前维持生计变得更为困难。而白银供给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突出增长，以及在整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力量聚集，又使得当时的人口虽十分密集，却仍有可能出现繁荣。然而，由白银所带来的利益只是缓慢地渗入到地方社会中去。就长江下游而言，转折点看来出现于1780年左右。至少，对这个关键性的地区来说，与质量有关的证据显示，十八世纪为人称道的“盛世”的开始不可能大大地早于这一时间。使我们了解到肖山方面情况的汪辉祖写道：“十余年来，此（米价昂贵）为常，或斗二百钱，则以为贱矣……夏间，米一斗钱二百三四十文。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对此应作何解释？汪辉祖认为，这是因为大约在1780年以后，通货膨胀已不仅仅局限于人们对之很敏感的稻米价格，而是扩展到了所有的商品上：过去，稻米价格虽高，其他商品的价格却不受影响，“今则鱼虾蔬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对这种转变的一种解释，便是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当每个人手里都有更多钱时，商品出售者就可以对所自有种类的商品都开出更高的价格了。虽然证据尚不很多，但汪辉祖的记述为根据白银供应的数据作出推断提供了可信的地方性实例。要更全面地理解十八世纪的经济变化（尤其是人口增长和钱币的较易获得）怎样决定人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认识，必须要从事更多的研究。首先我们必须做到分期准确：是周围发生的哪些变化使得识到他们生话中的机会发生了变化？如果汪辉祖对于时间问题的感觉是对的，那么，我们在1780年以后所看到的便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幸事。“盛世”的真正繁荣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延伸到了十九世纪的头五年（其时，世界性的白银短缺降低了国外购买中国货物的能力——而大约与此同时，鸦片的进“又导致了白银的灾难性外流，并造成了我们历来将之与近代的开端联系在一起的全国性的心理沮丧）①。如果情况正是这样的话，叫魂危机恰恰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货币供应的增长已开始缓解人口压力的前夕。在长江下游人口过于密集的地区，稻米的价格对普通平民百姓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在1768年，外部世界还只是刚刚开始在为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支付账单。

    ①虽然据彭信威的图表（参见第45页）所示，白银输入的负增长始于1821～1830）年间，但这一数字（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未将当时时正勃勃发展德鸦片走私包括在内，因此，白银的倒流也许在至少十年前便已开始了。

    不平衡发展

    如果说，就连高度发达的杭州地区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前亦已经历了某种程度上的困难时期，那么，偏僻的山区又如何呢？人们无需远离已经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便可以看到赤贫、失业与秩序的混乱。距叫魂危机的发源地德清县大约一百三十里处，恰恰是在长江下游的核心苏杭地区的边缘，两个相互毗邻的政区代表着两种形成鲜明对照的情况。广德是安徽省的一个州，坐落于距太湖西岸大约百里处。②浙江安溪县是广德的东邻，有水道与大运河相连，丝绸工业极为发达，甚至使桑蚕的养殖扩展到了该县的山区各乡。然而，除了长江下游各山区县份所共有的人口流入现象以外，经济发展却绕过广德而去。1739年，李姓知县奏请皇上豁免当地的粮贡，以便将之用于补给当地的赈济粮仓。他写道：“窃照广德一州，僻处万山之中，与徽郡接壤，可耕之田无几，兼以水少潍汇，田皆瘠薄。而生长其地者，既无车牛服贾之人，又乏百工期口之术，所赖存活惟望岁耳。休养日久，生齿浩繁，岁丰一年之收，仅支一年之食。上年偶值偏灾，？粥不敷。”由于用于运输的道路失修，难以及时从别处购来粮食。如果官方从当地购粮以充实赈济粮仓，则会给当地人造成极大的困难。就在当年夏天，人们便曾因为洪水的威胁而陷入一片恐慌，并将谷物囤积储藏起来。李知县的结论是，在整个江南地区，没有哪个政区在为民觅食上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

    ②一个州可以被视为一个县级单位，尽管在行政体制中，它的地位要稍微高一些。

    此外，我们还知道，尽管官方一再禁止，广德溺杀女婴的比例仍然高得异乎寻常。这一长期遭受灾害的地区是否与别处有特别的不同？虽然这可能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个案，但广德的生态环境却并非独一无二。层层叠叠的小山脉在北边构成了一道长达五百余里的屏障，处于丘陵地区的各县东北起自太湖附近，西南抵达江西省界。颇有意思的是，社会史家们通过来自位于这一地区西南角的徽州商人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成功，来说明清代的商业生活是何等生气勃勃。然而，徽州本地的经济，却与我们刚刚作过描绘的广德的情况非常相近：这里地处丘陵，土地贫癣，因沿海地区过于拥挤而离乡背井的无地农民来这里安身立命，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尚未商业化的农业地区。在徽州，存在于那些长期定居此地、以务农为生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近于农奴制的体系之上的，这同平原地区自由发展的农庄经济形成了生动的对照。从整体上来说，由于受到将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的移民浪潮的影响，这一地区的人口数目大大膨胀。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名士汪士铎曾作为难民生活于这一地区（徽州府绩溪县），他对当地的情况作过这些的描述：长期贫困，人口过多，基本商品缺乏。尽管女婴被溺杀的比例甚高，由于人们成婚的年龄极早（甚至达到了男子“三十即可为祖”的程度），人口增长仍在继续。他所记述的这个县份，出口茶叶、术材制品，偶尔还出口贵金属和铅。但这里的基本状况却是糟糕之极：“环县皆山，力农者层累而上，尺耕而寸刈之。旱则忧槁，雨则忧冲。虽终岁勤勤而衣牛马之衣，食犬颞之食。”④虽然绩溪是地区性市场的一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核心地区的商业化发展，才使得绩溪的少数出口商品有可能得到出售——但绩溪及其周围的地区却同苏州与杭州所处的那个世界形成了惊人的对照。当那些大都市受到困难时期的冲击时，绩溪一类的内地县份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①1843年的一份报告提及，来自更为贫穷的浙江西南各府的流民，正大批涌入广德～徽州的丘睦地区，成为生荒地上的“棚民”。许多流入此地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也许便如我们以下将要叙述的那样，构成了那一大群在十八世纪的广德四处游荡的乞丐暴民《大清会典事例）。第158卷第296页。

    在论述十八世纪的经济时，没有人能够抹煞存在于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以及富庶的三角洲与贫瘠的山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与经济地图上这一倾斜趋势同时而来的则是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人们外出旅行，有的是为了雄心勃勃的事业，有的是基于献身精神，有的则是出于绝望与无奈。由旅行者汇集而成的人流，不能不对人们的意识发生影响。①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最有可能沦为暴民私刑和官府堂上刑罚受害者的，是和尚和乞丐。如果我们考虑到和尚其实也是一种乞丐，那就可以说，被怀疑从事叫魂的人都是乞丐。他们究竟从何而来？

    ①谷井俊仁在当时主人的笔记文章基础上，就十八世纪旅行者们拥塞于中国道途的情况描绘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画。他的主要观点是，剪人发辫者很容易地便可以四处走动，而官方要发现并抓住他们却难上加难。参见各井梭仁：《乾隆时期一桩影响广泛的犯罪事件及国家的对应——关于削辫案的社会史素描》，载《史林》，第70卷第6期（1987年44月），第33—72页。

    为什么他们会使人产生恐惧？

    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变化。十八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这一增长的前提，是中国发展出新的方式，或是开发出新的地区使得人们能生存下去。在这些方式中，包括从新世界引进的诸如玉米和甜薯一类的作物，从而使得山地也能为移居那里的人提供生计。这还包括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尤其是人口向着因征服时期的内战而人数锐减的四川地区迁徒。人口还移往处于长江与汉江流域的高地，移往满洲，移往很大程度上仍由土著居民居住的台湾，以及移往海外。在中国各地，人们都存向上或向外移动。曾经长满树木的山丘被开发成为勃勃发展的甜薯和玉米农场，直至山地因水土流失而变得不可耕种。十八世纪期间，可耕种土地到底有多大扩展，还难以计量。但有人认为，直到1800年这种扩展仍在全国范围内同人口增长保持着平衡。所有这一切，可以看作是人们意志与行为的成功，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的灾难——因为，中国山地的泥土都渐渐地被冲刷到江河中去了。

    我们应该把乾隆年间的商业看作是汲取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蓄水池。它使得只有小块土地的家庭能通过出售家中妇女与孩童的手工作品而得以生存。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建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徒，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我们尚未掌握什么可靠的方法，能够对时值盛世而离乡背井的人数及其背景情况作出精确的判断。对当时人口进行登记。

    的种种措施，并没有将无家可归者包括在内。过了一个世纪后，在十九世纪的经济危机期间，不少观察家理所当然地看到了有很多人四处流浪。相形之下，十八世纪看上去就像是黄金时代。①然而，尽管对流浪人数的看法不同，早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便意识到流浪者存在的情况仍然使我感到惊奇。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兴趣，是因为，有着各种不同背景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俗人——在妖术大恐慌中部成了被人怀疑的对象。②

    ①十九世纪中叶清朝的安徽巡抚王直回忆道，他曾从自己直隶家乡（保定府）的年长者那里听说，“往时，一乡一集，其游惰之业者，率不过百人，众皆非笑，无所容身。今（亦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孔飞力所加注）则数百家之聚，数十人不等，习以为常。”转转自彭泽盏：《鸦片战争后十年间银贵钱贱被动下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第63页。这种情况，是由这一时期因白银短缺而引起的经侪危机所造成的。②在本书中，我使用“僧道”或“僧道的”这两十词，以避免使用“礼仪职事人员”这个表达方式（尽管我有时也会使用它）。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大多数礼仪职事人员同西方神职人员的区别在于，他们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他们也并不全都以从事礼仪活动作为一种“职业”或以此来排斥其他的各种追求。就那些从广义上被认为是“佛教徒”的人而言，其中有很多新参加者居于佛门内外之同，并不是完全的佛门弟子，而且除非他们接受正式的剃度，大概也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佛门弟于。大多数的“和尚”并不居住在规矩严密的正式的大寺庙中，而是住在地处普通杜区、或位于普通社区附近的小庙中。至于大体上遵循道教传统的“道士”们，他们的大多数既不以自己的全部时间从事这一活动，也不居住在任何一类道观中。许多“和尚”与“道士”只在自己村中三教九流兼容并蓄的庙宇中从事职事话动，而并不从属于专一的佛寺或道规。总之，比起另一些人来，一些僧人道士所过生活受到的控制要严密得多。在人数甚少、素养甚高的僧道上层人士与广大未受过多少训练的“和尚道士”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在官方文件中，常用“僧”、“尼”或“道”等词，来简称一大批形形色色、通过衣着、剃光了的头以及行为举止来表明自己从属于某种主要宗教的人们。对官员们来说，他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区分，而我们却不能对此仅从字面上来看待。在旧中国，“僧道”与“俗人”之间的差别远远没西方“僧侣”与“平民”之间的差别那么明显。

    下层道士僧人。当妖术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个名叫李英的年迈道士因涉嫌剪人发辫而被直隶省当局逮捕。后来又被送往承德的夏官，交由军机处审理。①李英招供如下：我系定州人，②今年五十七岁，父母妻子已身故，一向在外佣工度日。于（乾隆）三十一年在房山县做工后，因贫乏难过，发愿出家，在黄莲洞跟道士傅月砍柴挑水。傅月因庙中穷苦，不肯留住。有石堂寺僧人广善，亦系定州人，修理庙宇，我遂往投他做工。后来，李英又从别人处听说了“立志修行，从不下山”的大道士王来水的名字。王来水的一个徒弟带他去见师傅，可是王来水“因粮米短少，亦不肯留住”他。十天后，在下山的路上，李英跌伤了腿。“遇民人韩俊发扶我至村中，养活数月。今年二月腿好了，才出来募化度日。七月初七日，至小井地方，遇总督大人经过，我去观看，即被拿获。”③处于社会边缘的下层和尚道士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四川省一位按察使曾指出，有越来越多的失业男女，未经削发，便以“带发修行”为名，“潜居庵观”。他们既非僧道又非俗人，在寺庙庵观中过着地下生活，“勾引为匪，花消寺产”。④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视为民众的一种虚伪的宗教虔诚，也可以把这些人看作难以为当时经济所吸纳的多余部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在关注安全问题的官员们看来，这些人都是一种威胁。当然，当时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手段来统计他们的人数。

    ①《上谕档方本》，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博恒）。②定州座落在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位于北京西南约三百余里处。③军机处的官员们将此案发还直隶，省当局对李英供词中提及的所有庙宇道观都进行了搜查，除找到了“佛道经典”外，并无发现药品、符咒或妖术指南之类的东西。在李英故事中提到的每个人均被逮捕，带往承德审讯。最后李英和其他人均被宣告无罪，释放回家。④《清实录》，第790卷第10页，乾隆三十二年闰日七月一十七日。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尽管皇帝本人对于和尚道士深持怀疑，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那套用来对他们进行登记的体制已经残破不堪。在一位经验丰富的省级官员高晋（曾任两江钦差总督）看来，政府中没有什么人在费心收集有关和尚道士的准确情报。高晋曾亲自检查过属下一些县的登记名册，发现误差甚大，不仅对僧道总人数未作统计，就连发放度牒的体制也已经停止运作。根据高晋的报告，因为无人认真执行有关僧人每收一个新徒弟（亦即每剃度一个人）都必须上报当局的规定，只有“十之二三”的僧人道士持有度牒。其结果令人吃惊，大批人冒充僧人道士，以至于“奸良莫辨”。这些人不仅“罔遵戒律，蔑弃清规”，而且“甚有异言邪术，煽惑愚民，干犯法纪，大为风俗人心之害”。①高晋的担忧，同反映在《大清会典》中的官方对于僧道人员的普遍成见是相当一致的。然而，十八世纪中叶的情况是不是使这种焦虑变得更加迫切了呢？高晋写道，“私行削发”（亦即未在寺庙中经过正式的剃度仪式）、“漏造人册”的流浪者如此众多，如果将他们统统圈起并强迫他们恢复世俗生活，就会使他们“失业无依”，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高晋指示其下属对没有登记在册的僧人道士进行彻底清查，列入名册。然而，他奏报皇帝，这样做还只是一种治标的措施。他提议，除奏报当年的人口及收成情况外，还应当恢复在年底向皇帝奏报当年在册僧道人员的做法，从而使控制他们的努力多少具有一种紧迫性。②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就像“道士”李英那样）因为生活无着而四处流浪。“僧道”生活显然正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吸引过来，去从事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未必得到官方批准）的乞讨活动。

    ①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处理这些报告的一般程序（报告由省政府转送礼部，而不是省里的官员奏报皇帝），给地方官员留下了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走走过场的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一般程序是1674年根据弘历的黄祖父的诏令而设立起来的。通过将皇帝这个因素从这一程序中取消（亦即皇帝不再过问这些情报），也就意味着整个体系已形同虚设。《朱批奏折》，第864卷第6号，乾隆三十年八月十三日。②弘历反对这一意见。他朱批道：“此亦治标而非正本澄源之论。”（然而，究竟什么是他的“正本澄源之论”，却不甚清楚。）更何况，此事“此时更不可行”（弘历显然是担心在反妖术运动正开始扎下根的时候，这会造成僧道人员中的混乱）。弘历决定：“俟事后再讲。”浙江省按察使曾日理也观察到当时只有少数僧道持有度牒，因而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建议，要求所有的僧道人员必须持有路照《朱批奏折》，第864卷第12号，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日）。同高晋的一样，这一建议是来自省级官僚的一个典型的反应：比组织有力的侦缉来得更快、也更有利的，是通过通常的文案处理而把整个问题纳入常规。对于这种反应，本书第九章将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官僚们的心目中，不管是什么人，凡四处流浪的乞丐都是对于公共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些居无定所、没有家室的人也是无法纳入控制的人。②当剪人发辫的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湖北布政使闵鹗元在一份奏折中写道，过去对僧道人员登记在册并

    ②今天，在官方对于行乞者的态度中，仍然充满着对于公共安全的关切以及道德上的说教。在此，我要感谢韩书瑞使我注意到了《中国日报》一篇题为《乞丐对杜会秩序构成威胁》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尽管乞丐人数有所下降，但据估计中国全国在1987年仍有67万名乞丐，比起1979年，下降了37%。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乞丐“扰乱了社会秩序，因而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在乞丐中。只有20%是因自然灾害或家庭变故的原因而以乞讨为生的。大多教人则把乞讨视为赚钱的捷径。还有人则或是为了逃学，或是为了逃避由父母包办的暗姻。还有人是被家庭抛弃的精神病人……1987年，广州市35%的乞丐是罪犯。”载1988年5月16日《中国日报》。

    加以控制的制度已不足以应付当前的情势。现在，成千上万的游方僧道（其中有些人同僧道只有极表面的关联）已成为煽动叛乱和从事法外活动的可悲温床，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通过法令而实施的控制，只是对那些定居一地并受当局管辖的僧道人员才有效力。而现在，数以千计的“游方僧道”却在法律不及之处流浪。他们“每托朝拜名山、访隶师友为词，暮北朝南，行踪莫测”。每当经过收留游方僧道的寺院，他们便以“挂褡”为名，居住下来。“其中奸盗诈伪之徒，依草附水，偕影藏身。”每年，各省奉命查缉的人犯数以千计，但能够捉拿归案的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大多数被通缉的人犯都换上了僧道服装，销声匿迹，远遁外地。这就是为什么“至如妖言妖书等重大案件，每案必有外来奸僧邪道主持，煽惑良由”。因为这些人居无定所，要追寻他们的踪迹也就极为困难。

    闵鹗元对于下层僧道人员的看法，表明了这样一种意见：很多“僧人”和“道士”其实同僧道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披着僧人道上的袍服来逃避法律的制裁。虽然在剪辫大恐慌中被捕的大多数僧人道士并没有经过正式程序入教，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既非真正的僧道，又非假冒者，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新近削发者（对于他们的情况，我将在第五章中作进一步的探讨）。不管怎么说，他们更像是乞丐，而不是罪犯。他们中的有些人（如肖山的巨成和定州的李英）是全家经历悲剧后孤独的幸存者。然而，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任何人不受其控制的行动都带有某种危险性。冈鹗元建议，朝廷应作出新的规定，禁止僧道人员投靠本人没籍处以外的寺庙道观，也不准其外出时超出本人所属寺庙道观百里以外。如有触犯，则地方官员可以将其逮捕，“究明有无犯事脱逃图谋”。即便没有发现犯罪情节，也要根据《大清律例》中那条奇妙的、涵盖万事的“不应，重”（不遵守法规为重罪）条款，对其罚以重杖，并“勒令还俗”。所有的寺庙道观都必须将这些“云游僧道”驱逐回籍，并向官府具结保证本处不再收留这类人员（皇帝批注道：“此事可缓，知道了”）。①诸如此类的警告大大触动了皇帝本来就敏感的神经。弘历从来就对佛教僧人有着根深蒂周的怀疑（这同他对于佛教大事声张的赞助是很不一致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和尚及他们的行动使得当局难以对之加以管束。正如弘历本人在另一场合所表露的那样，他的这种态度还反映了儒教对于那些“甘心剃发为僧，并不顾父母妻子，则行踪可疑”的人们所持有的更一般性的鄙视。②在这方面，僧人的情况与受人歧视的太监相似——太监为了饭碗的缘故，而摒弃了生养后代这一最重要的尽孝的义务。

    ①然而，我并不知道闵鹗元的计划最终是否获得批准并得到了实行。②《清实录》，第813卷第15页，乾盛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如果说，闵鹗元关于四处流动的下层僧道人员的描述并不仅仅揭示了官方受到刺激的神经的话，那么，对其作为清中叶一种社会现象的重要性应如何看待？有人会推测，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人口的压力已开始侵蚀很多地区平民家庭的经济基础。热而，我们所掌握的关于下层阶级的资料是如此之少，以至于除了他们的赤贫状态以外，我们对于他们的社会背景全然没有系统性的了解。乞讨作为应付饥荒的一种手段，以及游方僧道作为乞丐的一类，当然都不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现象。③然而，对于妖术的恐惧并不是因为卷入其中的人数多少，而是由于人们对此的想象而产生的。闵鹗元以官方的常用习语所表达的，正是因那些无根无基的人们不受控制的流动而产生的焦虑。在一般民众中，是否也存在着相似的焦虑？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极可能是通过与妖术恐惧有关的种种习语而表达出来的。在一般民众中，可能正发生着这样的情况：也许，因为有更多四处流动的陌生人出没于自己的社区，人们对他们的恐惧才不断增加；也许，不管四处流动的人数有多少，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始终在发生变化；也许，两种情况都存在，即便没有这一类的社会变化，如同我在第五章中将要解释的，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恐惧本来就是根深蒂固的。

    ③谷井俊仁引用了1721年孙家康游记中关于穷人出家以求生存的记述。

    平民乞丐。几乎所有写到乞丐的人在开始时都要列举他们的类型（瞎子，身体畸形的人，在市场上卖唱或卖艺的人，本地乞丐，以及随季节变化而来的外地乞丐，等等）。他们具有一些看上去相当普遍的特征（例如，只有乞丐才唱的曲调，或流落街头的乞丐常用的“职业性哀号”，等等）。现在已很清楚，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僧道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形形色色的乞丐。不管官方对此如何加以反对，以僧道的衣衫举止在外行乞，是人们所熟悉的，甚至还为民众所尊重。一位十八世纪的观察者指出，那些鄙视一般乞丐，连一个铜板都不会给他们的富人，却会把自己兜里的每个铜板都扔进乞僧的碗中。以便为来世积德。毫无疑问，一般乞丐的身上有着僧道人员所没有的某些特征。仅仅是他们的外表（例如，肮脏得令人生厌，头发板结，衣衫褴楼，等等）便与通常身着袍服的僧人形成了对照。即便如此，在大众的心目中，僧人与一般乞丐之间的区别并非一清二楚。北京人很久以来便习惯于将一般乞丐叫做“叫化子”，这种叫法便是来自于“募化”一词——指的是佛教僧人宗教性的募化乞讨活动。在种种为乞丐特有并通常扮演的角色中，和尚也许是最能为人所接受的一种。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角色看作是在十八世纪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某种社会模板，每当时势变得艰难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便能够将自己依附上去。这种模板仍然保有塑造改变人们行为的力量，这也许正反映了十八世纪状况的实质：那些被清代社会的经济压力挤压出来的人们，在社会符号的领域里，仍然能够找到可为人接受的通向生存之路。

    在后来的那个社会走向崩溃的时代，人们将会发现，在大众一贫如洗所产生的压力之下。这种模板也开始破裂了。

    从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后没有标明日期的那些资料来看（这些资料在民俗学家徐珂极有价值的关于清代逸闻及社会掌故的集子中可以看到）。乞丐在各地社会种种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些人为县府服役担任递送令状的差使。有些人的角色随季节而变：从安徽北部来的行乞者每年冬天（亦即村里的农闲季节）都要在江浙两省边界上的小城镇集中，整个冬天都以乞讨为生，到春天再回家乡。这些人看来是普通的农民，他们无法在两季收成之间找到活计生存下去。那么，就理解十八世纪情况的需要而言，徐珂提供的信息又有多大的帮助呢（这些信息中的很大一部分肯定是来自十九世纪后期或更晚的时候）？尽管一个世纪后的经济状况更为恶化，人口过密以及社会解体的情况也更加严重，但当时人们对于下层僧道阶级发展的种种看法，至少能使我们不会放过十八世纪中叶流动人口实际增长的证据。

    有关清代外向性移民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人们向人口密度相对来说不高的边远地区与海外的移动。由于这是一个地方官员所必须处理的问题，也由于国家有时会对此予以鼓励，这种外向性移民在帝国的档案文件中有着很完善的记载。然而，要对人口向下移动的情况——即对人们被迫抛弃固定职业而四处飘泊乞讨的情况一作出判断，就要困难得多。当行乞者变得失去秩序时，这个问题偶尔也会在文献资料中有所反映：在前文提及的广德山区中，到1767年，乾隆中期的“盛世”孕育了一帮“丐匪”，他们出没于这一地区，以武力强取豪夺，并以棍棒石块与捕役交锋。后来，当这些乞丐被抓到时，才发现，其中有十人先前曾因同样的案由在邻近的徽州与秀宁被捕过，但他们只是挨了一顿打，然后便被释放了。这一次，弘历下诏给他们以更为严厉的惩处。然而，他却完全没有提及广德经济上的问题。

    妖术、敌意与焦虑

    虽然上述信息具有启发意义，但我们并不能因此便断定，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然而，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人们的观念是起作用的：在妖术恐慌发生的前后，司法记录中出现了一些关于民众敌视乞丐的案子，颇能够引人联想。在一件案子里，一个姓黄的乞丐到一家姓黄的家门口乞讨（两人或属同宗，但并非五服之内）。黄家人要他以后再来。乞丐已是饥肠辘辘，便一面怒吼，一面试图挤进门去。黄家人使用粗木棍打他，把他打死了。在另一件案子里，当一群邻人正散坐着吃喝时，三个乞丐走来同他们搭话。他们得到了一小捧吃食，却大声抱怨说东西太少，并把讨饭碗捧碎了。这群邻人便攻打他们，结果，两人逃走，一人被打死。两个案子中的杀人者均判为绞监候（对于杀人罪一般都作此判决）。①如果有办法证明，这种导致杀人的敌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那就可能说明，或者是下层阶级正越来越侵入社区生活，或者是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②

    ①《刑科史书》，第2773卷，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三日和四日。第一件案子发生于广西，第二件发圭于山西。②这一研究将需要对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刑部编年记录《刑科史书》进行大规模的纵向分析。只通过较少的研究便已证明，美国社会对于乞丐的敌意正在上升。考虑一下这十1988年发生于纽约市的故事：“在过去一年里，街头行乞者的数目增加了好几倍，其行乞方法也越来越变得咄咄逼人、甚至吓人。”一个纽人承认，乞丐们“为我杀人的想像力提供了新的目标”。甚至连那些习惯上对乞丐不予理会的没有同情心的城里人，也在“付出某种心理上的代价……内心发生着一场小型争斗，有时并外露而成为愤怒。”

    我们能否以种种社会的或经济的焦虑为理由，来解释人们对于妖术的恐惧？有人曾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我对之并不感到满意。不管事实本身多么清楚（对于妖术的恐惧，社会中的紧张，等等），但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却是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的。我当然会乐于宣称，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之所以害怕妖术，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也许是人口的过度增长，或者是担心市场力量上下浮动的影响力会“偷走”他们的生计）。然而，这样的说法尽管迷人，却永远无法得到证明。但清楚的是，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它们也许并不涉及经济发展对于生存的无形威胁，但却可以肯定，它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随着叫魂故事的逐步展开，我们将会看到，某些人对于妖术的恐惧很明显地是与他们的社会经历有联系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国家政治领域中种种有关十八世纪生活的晦暗不明的观念进行探讨。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当画师为他画像时，人到中年的弘历笑得并不由衷——在我看来，甚至还显得有点勉强。也许，这略带凄凉的微笑中含有这样的认识：一宗伟大的事业，往往会因为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们本身的卑下而变得不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难以抗衡多数人的卑下；乐到极点，往往会转而生悲。

    如果说，历史上曾有过哪位君主为登基作过细致入微的准备，弘历便是一人。当弘历还是幼童之时，他的皇祖父玄烨便因为他的沉稳勇气和聪慧才智而对他恩宠有加。他的父亲胤禛在于1723年继承皇位后，便立即将他立为皇储——？本人刚刚经历并赢得了一场异常残酷的皇位之争，他不希望这样的事在自己身后再度发生。

    确实，胤禛继位时面临的局面是严酷的：皇子们争权夺利，他们随从之间的派系斗争，使得帝国的政治运作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自身地位的安全，胤禛剥夺了许多满洲王亲贵族的兵权，并通过严肃纲纪而使官僚体制得以摆脱派系斗争之累。

    从加强安全及巩固帝国中央集权的考虑出发，他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咨询机构——军机处，通过它来控制帝国的秘密通讯体系。为了使地方政府的财政合理化并进而减少腐败，他以一种公开征税的新制度取代了非正式的加额征税。胤禛矢志不移地使事物趋于合理化，并颇具匠心地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机制。当二十五岁的弘历于1735年10月继承大统时，胤禛将自己的所有成就都留给了儿子。同父亲继位的过程相比较，弘历的帝国简直是放在一个托盘上奉送给他的。①即位之初，弘历将自己的年号定为“乾隆”。帝国的一份诏喻曾经解释道（但并非提供正式的文字诠释）：新继位的君主从上天（“乾”）得到了不可胜数的支持（“隆”），他将以自己的全副身心（乾惕）使得父皇留下的“丰功盛德”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但事实上，在弘历在位的几十年间，胤禛留下的遗产却渐渐地被耗损殆尽了。若说弘历没有尽心尽力，那对他是不公平的。这是由这一时代的种种特殊问题所造成的。胤禛面临的是对于自身安全的直接挑战，而弘历所要面对的挑战却要微妙得多。尽管他不必再同一个时时觊觎皇权的贵族阶层相抗衡，但却每天都要同一个很懂得以无声的方法保护自己、维护自身利益的官僚体制打交道。这一时期，从表面上看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已能和睦相处，由于皇帝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炫耀卖弄，亦由于他对于书画的爱好，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满族上层人士已学会了对中国精英文化的因应之道，而汉族上层人士则默认了满人的霸权地位。然而，文化差异的这种缩小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弘历有时甚至怀疑，他的满族同胞现在有能力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所提供的只是某种微不足道的支持了。满洲威权正缓慢而平静地消退。这是一种不能不予以正视，但同时却又难以有效应对的威胁。更何况，在政治的表象背后，还有着商业的勃勃发展与人口的繁衍增长这些造成伟大历史性变化的杠杆在起作用。

    ①例如，在财政事务方面，曾小萍（MadeleineZelin）在她关于胤禛推动各省时财政合理化的研究中指出，诸如通货膨胀之类的新因素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新问题，而这是征收附加税的新税制所无法解央的。

    关于弘历生平的各种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可能最终亦无人有能力为他作传。要透过他的许多代笔人而真正认识他本人，就必须阅读皇帝审阅奏折时用朱笔写下的评论、诏谕和各种随心所欲的批语（它们都保存在清官档案里），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以事件为背景。如果与叫魂危机有关的种种事件能对弘历传记的写作有所帮助，那就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弘历自己经手的各种文件来揭示他对于在他看来特别棘手的某竖问题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在这些问题中，有两个至关重要，那就是：谋反与汉化。

    关于谋反罪的看法

    自十三世纪以后，中国所有的王朝都是在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没有官廷政变，也没有禁军的反戈，有的是大规模的征战。所有这些用征服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就其本质而言，都是通过军事手段而强加到全国老百姓头上的。但对于清王朝来说，如同走在它前头的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一样，征服者的异质文化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不管征服者使用多么巧妙的语言为王朝更替辩解（通常的说法是，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尊从天命而取代了一个腐败的政权），却无法消除这种危险性：可怕的种族感情始终会对构成新王朝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种族意象提出挑战。人们会宣称，既然这些新统治者是外来人，他们也就是篡权者。正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得清统治者始终保持着对于谋反的警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清皇帝对于谋反问题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

    到了弘历当政的时候，满清大一统帝国为自身存在所作的装点与辩解看来已大体完成。到了此时，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关系已没有什么新奇特别之处；对于谋反行径，也已经可以用通常的说法来予以解释了：在这一对抗关系中，一方是因具有儒家德行而赢得了上天佑护的合法王朝，另一方则是一群无孔不入、堕落败环的阴谋分子。可是，在这一表象的背后，旧有的种族敌对情绪是否还存在于深层？这是一个我们永远也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的问题。当发式这一尖锐的种族问题因发生于1768年的种种事件又重新突出起来时，要理解这些事件，我们便不能不对征服初年的气氛稍加探讨。这是因为，那时发生问题还是非常突出的。发生于清初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剃发事件也许能揭示，在弘历的微笑里可以包含着多么阴暗的含义。

    对于征服年代的回顾

    1645年，当长江流域各地的战鼓还变相呼应之时，刚刚即位的满清皇室已在为建立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连接纽带而进行准备。

    皇帝福临只有九岁，年纪尚幼，完全由他的叔父多尔衮主事。虽然多尔衮颇懂得如何赢得汉人的支持，但在一个问题上他却绝不作任何妥脚：满族文化的一个简明而一目了然的特征，将成为汉人无条件臣服的标志，那就是，他们必须剃光前额并在后面蓄辫。①削发令。甚至在满洲军队入关前，投降满人的汉人便以采纳满人发式表明臣服之意。有关征服的历史记载一般都强调，剃光前额是臣服的不可或缺的象征。从进入北京之日（1645年6月5日）起，多尔衮就下了明确的决心，要对每个人都强制施行满洲式的削发。在征服南方的过程中，发式问题成为汉人在对满人的绝望抵抗中得以团结起来的一个焦点，并使得满人对于南方的征服比之没有这个问题不知要血腥多少倍。可是，在征服北京后的第一年里，多尔衮甚至对于是否要在宫中推行削发也发生过动摇。但最后，他还是通过由政府机构正式下令的形式发布了削发的要求。

    ①满族男子究竟自何时开始采纳其特有的前额削发、后面留辫发式，尚不得而知。推想起来，这是一个需在马背上作战的民族为方便起见而采用的发式，以便在射击时不致让前面的头发挡住视线。

    削发令的起因在于，当朝中官员们征引已亡明朝的“礼乐制度”（祭天仪式）对满人发式提出讥讽反对时，多尔衮被激怒了。

    尽管明朝的制度将成为满人征服中国后重建帝国政府机制的基础，多尔衮却决不愿意在有关满人风俗的问题上被人嗤笑。他指出，这种说法“甚属不伦，率朝何当无礼乐制度？今不尊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当问题涉及到剃光前额时，多尔衮承认，因为人的发肤受之父母，不敢予以损伤，儒生们的反对多少还有点道理。但他又强调说：“若谆谆言礼乐制度，此不通之说。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

    1645年7月8日，削发令送达礼部（该部管理的事务包括有为所有重要典礼仪式制定服式），但却披上了儒家语言的外衣。文中说，天下既已大定，因而也是普及削发之制的时候了。既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则“父子一体，岂可异违”。如果君民的生活方式不予以统一，则他们最终可能会趋于“二心”。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又回到了这一明喻的政治方面），他们不就几乎成了“异国之人”了吗？此事本来是不需由皇帝本人提出，而是应由其他人自然而然便想到的。现在，自法令在北京颂布的十日之内（或法令颁布后抵达某一省份的十日之内），所有人都必须遵照执行。不服从者将“视同逆命之寇”。官员人等若为那些主张“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件的人说项，亦将格杀勿论。

    在衣冠问题上，多尔衮采取的是一种不那么具有强制性，也较为宽松的态度；但他同时表明，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仍将颁定统一的政策。可以肯定，使用上述语言的用意在于将剃发问题。与处理谋叛的法律常用语对应起来。在《大清律例》中，“谋叛”归在“十恶”条款之下，列为第三项。而对这个范围广泛的罪项所作出的唯一澄清是：这指的是“谋背本国，潜从他国”。对于“叛徒”的处罚，则开列于《大清律侧》的惩罚部分：所有参与阴谋者，不论主从，均一律斩首。罪犯的妻妾儿女则发配给有功官员之家为奴，其父母、兄弟和祖父母则流放二千里外。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削发令本身并未作为单独的条款或于目出现在《大清律例》或《大清会典》的任何一个版本中。也许，对于新政权的统治者们来说，不管他们推行这一法令的态度多幺坚定，却仍希望把它留在正式成文的法律文本之外。对削发令的实行，或者将不涉及《大清律例》和《大清会典》，或者将以《大清律例》中关于谋叛的一般条款为依据——这些条款的绝大部分都是从以前各朝的律例中继承下来的，因而也具有更为深厚的合法性。

    在满清征服中国的年代里，各地以抵制削发令为中心意象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在很多地方社区，要让人们团结起来，与其呼吁他们去效忠已经濒临灭亡的明朝政治秩序，毋宁召唤他们以抵制剃光前额来表现出捍卫自身文化尊严的决心。发生于长江流域的那些闻名天下的抵抗事件，显示了在公众心目中削发问题与人的自尊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个文化的焦着点对于满洲人侵者也有着重要意义，促使他们在武力的使用上直指抵抗运动最顽固的中心。

    这样一来，削发令又成了一项极为精明的行动：与其让那种不温不火对待新政权的消极态度得到滋养生长，毋宁让这种抵抗一下子爆发出来而迅速予以荡平。

    可是，挑战削发令的个案在已被征服的省份不断被查获，对此又应当如何看待？满人征服者在处置各地蓄发者时表现出的狂热与残忍表明，他们相信，若稍稍放松对削发令的执行，便可能酿成民众的抵抗运动。削发令因而便成了衡量官员们对于为新政权服务热衷到何种程度的一把尺子。在下面的这些案子里，几个单独个人纯因偶然因素而被发现有偏离法令的行为。

    这些案子表明，满人征服者不但极注意要在普通臣民中统一发式，也下了很大决心促使官员们顺从地为新政权服务。从这些事件中，可以让人感觉到清朝初年因削发令而产生的那种肃杀血腥的气氛。时至1768年，难道满人因汉人违反削发令而绷紧的神经就会完全松弛下来了吗？在一般民众中——按照“种族记忆”理论设想——每当到了要剃头的时候，父辈也许偶尔仍会向儿辈提及当年这件事曾有过的灭族危险？

    儒生的方巾。时届1647年3月上旬，距满族征服者大规模入侵华北、占领北京已有三年。即便已是残冬，遥远的西北仍然干燥明冷。汉军旗人出身的甘肃巡抚张尚刚刚接获北京要他外出巡视的敕谕。3月4日，他到达了位于长城内的边城永昌城外。县学的所有生员都跪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两旁迎候他。张巡抚骑在马背上，颇为满意地注意到每个学子都戴着满族风格的暖帽。然而，正如他后来所奏报的那样：中有一人，臣默窥其蓄发。及至公署，随唤通学进试，亲自去帽验看。本生吕可兴，果然全发未剃。张尚大怒，命令地方官员对此进行调杳。他们报告说，根据张尚的命令，关于削发令的告示曾在这一地区广泛张贴，因而这个不幸被捉住的武生员吕可兴虽来自农村，却实在是没有什么借口可寻的。张尚将吕系狱，并上奏皇帝，要求将他“立刻枭首，已彰国法”。皇帝下诏日（可以设想，这是由严厉的多尔衮代笔的）：吕可兴即就彼正法。这不剃头的该管，地方官并家长、乡约地保、邻佑，应得罪名，又有成例，如何不遵？着察奏再通行申饬该部知道。钦此。

    结果，吕可兴未经剃发的头颅被砍下，公开示众。吕氏家长与当地保头及邻居亦受到廷杖的惩处。当地知县则被罚了三个月的薪俸。

    市场上的骚动。同年晚些时候，在离湖北省省会武昌不远的华中商镇余镇，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一个名叫郭尚贤的农夫来到了镇上卖鸡，因区区小事而肝火中烧，与人发生了口角。有人召来了兵丁，对郭来说很不巧的是，兵丁发现他前额的头发已有寸把长了，便把他抓了起来。兵丁又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张有某个姓尹的人签过字的纸条，而当地一个已经死去的盗贼正好也姓尹。郭农夫因被疑为贼党而带到了县衙门。在那里，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纸条原来是郭农夫的尹姓地主所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审理此秦的是汉阳府通判、代知县章文登，他显然没有把郭农夫蓄留头发当作什么大事，因而把他释放了。可是，郭不久又因头发的事再次被镇上的差官逮捕，并卫被送到了县衙门。这一次，章文登为他剃了头，然后又像上次那样释放了他。然而，那个差官也许是为了谋求升迁，不肯让事情就此平息下去。他直接向省里告了一状，不仅针对主犯郭农夫，还将矛头指向了章通判，说他“包庇叛逆”。

    省里的按察使重新把郭抓了起来，并把他及镇上的差官和章通判带到一起当面对质。结果，按察使发现这个案子确实是判得过于宽大了。不仅郭农夫和章通判，就连尹姓地主和郭的邻居们，也都统统应该受到惩罚。然而，他又认为，应当把有意蓄发的行为（就像长江下游一些城市蓄意抗命的义兵们的所作所为）同无意中忽略及时剃头区分开来。他提议，对郭农夫应在责打后予以开释。

    这一温和的判决被潮广钦差巡抚所推翻。在签署意见时，巡抚指出，削发令早已经三令五申。郭农夫只是一个无知的乡巴佬，但他的作为却使自己一再甚同一罪名被捕。为什么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惩一瞢百的例子呢？他只是在事情败露之后才被迫剃了头，显然是故意再犯。至于章通判，他未能控制住一个蓄意反抗的臣民的行为，这已是不可原谅的了；更有甚者，当此人被捕后，章通判先是对此案姑息因循，而后又纵容他“将发顿削”，从而销毁了他头发长短的证据。皇帝批准了更为严厉的处置决定：郭农夫予以斩首，章通判予以革职。结果，巡抚又奏报道，韩农夫已在狱中因病死亡，此为“天刑……信王法之丝毫不爽也”。

    满清征服中国的最初几年是危险的。这不仅仅对那些献身成仁的烈士们来说是如此，任何人——不管是出于懒惰还是因为无知——只要未能达到新政权对于发式具有象征意义的规定，便都会受到制裁。这些人并不是效忠明朝的激进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因为某个偶然机会而被逮住的个人。而每当有一个“逆叛之徒”被正法时，至少也会有一个官员相应地受到纪律制裁。压力便由此而产生了。在这片已被征服的土地上，即便是在最为偏远的角落，对于政治犯罪的容忍也可能意味着某人为官生涯的终结。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得汉人百姓，也使得主管他们的汉人官员，都必须要对不彻底执行削发令的行为承担责任。削发令本身由此成了满清皇帝用来测试臣民的一块试金石。

    头发，羞耻与归顺。在早期的削发案件中，蓄留辫子本身从未成为满人强制施行的目标。这似乎是由满人与汉人两方面的态度所决定的。削发令一旦公布后，征服者便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到剃光前额的问题上，而忠于前朝的汉人对这一点的抵抗也最为顽固。个中原因，显然是由于前额削发比之背后蓄辫包含着更大的耻辱。当时人也许曾由削发而联想到阉割——这上面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因为在旧体制下，男子的人格（也是男子社会上层人士的地位）是以精心蓄留的长发为象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满族勇士看来意味着阳刚之气的东西，在汉人的跟里却是娇弱妇道的象征。更有可能的是，如果艾德蒙·李奇关于头发礼仪性意义的说法是对的，满人的削发便是一种自制战胜放纵的象征。①

    ①李奇认为：“从礼仪上来说，长发表示不受限材的性征；短发、或部分剃发，或紧紧扎住的头发表示受到限制的性征；完全剃光的头表示独身生活。”李奇为使这个观点更为合理，征引了十七世纪英国在过个问题上的精神病专家查尔斯·伯格的看法。骑士们蓄长发，性征突出，缺乏自我约束；而圆颅党人却留短发，性征受到限制，并有严格的自我行为约束。霍尔帕克反对李奇将短发与性抑制联系起来的看法，但他自己的假设对头发与社会纪律关系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剪发表示社会控制（在象征的意义上同社会控制有联系）。

    还有一种在当时即为儒生们所接受的更为稳妥的解释是，损伤受之于父母的发肤是一种亵渎。关于汉人抵抗前额剃发行为的另一个解释，则在于剃发在历史上同耻辱和惩罚的联系。例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一部刑典中，便将枷发（包括剃去头发与胡子）同纹面、残肢并列一起，作为对于奴仆与已定罪犯人的羞辱。剃发的这种涵义很可能贯穿中国整个帝制时期而一直存在下来。在清代，让已定罪犯人遵守剃发规定的问题也受到了关注。典狱长必须让所有待决人犯在秋决前保持剃光前额。对那些被流放的人犯，则每个季度都会对他们进行一次检查，以确保他们剃光自己的前额（但辫子问题却从未提及）。于是，汉人对于前额剃发的恐惧正好把满人对于削发令的强制推行集中到这一点上来；而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蓄辫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引起满人关注的问题。然而，当某人已经留起局所要求的发式以后，除非割去他的辫子，便难以通过他的发式对当局提出突然并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挑战（因为前额头发的生长是需要时间的）。很显然，要迫使别人因发式而卷入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抗命，最容易的办法便是割去他的辫子。①再则，当某个人并非出于自愿而被别人割去辫子时，他的心中又会作何感想？由于别人的行动，他的全家却陷入了被政府满门抄斩的危险境地！当我们试图对1768年人们为什么对割辫的妖党术士怀有那么大的恐惧作出解释时，不能排斥这种焦虑所起的作用。

    ①有过这样的事：反清志士强行割断遵从满请法令的农民的发辫。

    然而，迄至妖术大恐慌爆发之时，作为削发令要求之一的蓄留辫子，其实一直远不如剃光前额那么重要。②弘历面对谋叛弘历的盛世，看上去离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相去甚远。如果剪人发辫确实是一种谋叛的行为，亦即是对满人统治地位的一种象征性的反抗，那么，这是一件无论是北京或省里的官员们都不愿公开与之发生对抗的事情。那些种族间充满仇恨的日子不是已经为一个平静和谐的大一统帝国所取代了吗？与这种情绪相适应，在叫魂危机发生的头六个星期里，弘历在与各省官员的秘密通信来往中没有一处提到剃发这件事。他所一再提及的只是妖术问题。在这个大一统帝国，这是一个不管由谁担任统治者都会遏到的古老问题。然而，剃发问题决不会长久地被埋没。

    ②近代一个与满洲剃发要求相近的事件是1949年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对人们的服式所作的改变。“中山装”（西方人误称为“毛装”）与俄国式的劳动帽明白无误地提醒人们：被征服者必须以遵从征服者的风格来表明自己的服从。

    到一定的时候，皇帝的另一副面孔也会展现出来：在对其外来异己性质的象征性挑战面前，这个外来人的政权从来便是极为敏感的。

    满清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既表现了大一统帝国宽广的普世主义，又反映了他们作为少数种族狭隘的防卫心理。身为一个统治着庞大帝国的少数种族，满清朝廷必须两者兼备——既必须从普世主义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来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要解决满清政权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既需要以具有合法性的皇族身份来统治这个大帝国，同时也需要维护征服者精英层本身的凝聚力与活力。作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性，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但是，要作为一个握有权力的少数种族而生存下去，他们自己的种族特性不仅需要得到保护，还需要受到颂扬。弘历相信，正是由于满人可贵的种族传统，他们其实能比汉人更好地统治中国，也特别有资格将儒家的道德箴言融人帝国的统治之中。满清朝廷因而需要两个展现言辞的舞台，一个用于表现政权的普遍性，另一个则用于捍卫政权的种族特性。然而，谋叛的行为却使满清朝廷面临微妙的选择。谋叛者对于满清王朝提出的挑战往往会突出种族问趣，强调因为满人是外来人，他们的统治也就是不合法的。因此，谋叛的案子并没有为颂扬满人特性提供一个特别有利的舞台。

    弘历的风格，是尚武的满人种族特性与普世主义文化的一种不太和谐的混合物。他希望将满族特性变为帝国机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君权既要成为满人文化完整性的保护者，又要成为多种族霸权的一种象征，其正当性则应通过普遍性的儒家言辞得到证明。作为满族德行的捍卫者，弘历采用的方法有二：第一，他要在种族问题的真正细节或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处均让汉族文人感到惊恐不安；第二，他要通过向自己的满族同胞宣讲本族尚武的传统和优越的品质，来激励起他们的种族意识。

    可是，一旦涉及到真正的谋叛阴谋事件时，再提及种族问题便不但危险，甚至还带有刺激性。弘历处理乾隆十六、十七年间两个严重谋反事件时的态度便生动地表明，当他真的相信满清皇朝面临危险时，他会多么小心翼翼地对具有种族象征意义的问题——尤其是对极为棘手的削发问题——保持沉默。

    伪稿案。当弘历年届四十，已是一个在位十六年的老练君主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场危机，其根源十分复杂，以至于我们至今仍不能完全理解。1748年春天，他所钟爱的孝贤皇后去世了。同年，传来了征服四川金川土司之役用兵失利的消息，从而揭示了满清军事机制存在着无可质疑的弱点（弘历极为震怒，下令将两名最高级的官员斩首）。然后，在1751年，他像自己的皇祖父那样，以炫耀宏大的皇家仪态首次出发南巡。悲哀、沮丧、加上华丽浮夸，为他统治中的这个关节点带来了一种充满火药味的特殊气氛。应在这前后，弘历遭遇了他治下第一场煽动叛乱的严重危机。

    这一危机包括两个不祥的事件，一个与上层文人有关，另一个牵涉到的则是普通百姓。但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可疑地接近。所谓“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的相像之处，只在于这两个案子最终均未破获。然而，它们明显地向朝廷敲响了警钟，因而会使人设想，当这两个事件发生时，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一定极不稳定，绝不可能处在历史上最为成功与繁荣的政权统治的中期。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个事件之间存有联系，但在弘历的心目中，两者却肯定是被连到了一起的。这两个事件结合在一起，动摇了弘历关于“外人统治”问题已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的信心。在处理这两个事件中的任何一个时，弘历即便在秘密通信中也不敢无所顾忌地提及其中所涉及的种族问题。

    那是在1751年8月，一份奇怪的文件引起了贵州一位地方驿传官员的注意。这是一份据称由时任工部尚书的高级官员孙嘉淦（1683年生，1753年卒）所拟奏折的抄件。在其官僚生涯的早期，孙嘉淦即以敢于向弘历的父亲胤禛提出直谏（而胤禛则不落俗套地对之予以褒奖）并对官吏的不法行为提出尖刻的批评而闻名于世。云贵总督将这份在贵州发现的“奏折”上送北京。根据他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奏折”中充满了“诬谤”与“虚捏”之语；在其末尾，甚至还有皇帝赞同的御批（而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皇帝又接到了来自大清帝国相距甚远的不同地方的许多报告，在那里出现了其他的抄件。到年底，搜寻“伪稿”始作俑者的大网巳在全国张开。数以千计的人被捕入狱。令人吃惊的是，近在京师的学衙，远至西南边疆，伪稿抄件均有发现。因拥有或转抄伪稿而受到指控的人，则从高级的省级官员到商人、僧道、绅士无所不包，甚至还有旗人。逼供产生了许多虚假的线索，但最后，江西巡抚于1753年1月宣布将一个名叫卢鲁生的千总逮捕归案。不久，军机处的一个审议庭便宣布他即是该案正犯，在卢被凌迟处死后，弘历便宣布此案已经结案。然而，漏洞百出的证据以及“正犯”的匆匆就刑，使这个案件的“解决”充满疑点。可是，伪“奏稿”的实质内容及其广泛传播，却为我们理解弘历在谋叛问题上的困惑提供了线索。到那个时候，虽然连“街上的脚夫”都知道伪稿中写的是些什么了，它的抄件却未能保存下来。弘历对所有被发现的抄件进行了彻底的焚毁，甚至连军机处的档案中都没有一份抄件留档存底。对弘历来说，伪稿的内容一定是太羞辱而太难以容忍了。其他有关的证据表明，这份“奏稿”列举了“五不解十大过”，对弘历本人及与他接近的官员们进行了严厉的个人攻击。

    它似乎也间接提及了因弘历的首次南进而带给各地的沉重财政负担。它可能还抨击了弘历对几位高级官员，特别是对汉军旗人出身的将领张广泗的严厉处置——1749年，张因为在征伐金川之役中“处置乖张”而与另一大臣纳亲同被斩首。最后，马朝柱一案（对此我在下面还要讨论）的证据表明，它甚至还对满清皇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难。可以肯定，弘历在追寻伪稿始作俑者，惩罚拥有或转抄伪稿者、以及有效地销毁伪稿的所有抄件上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揭示了伪稿的抨击令他感到多么害怕。

    而这种恐惧的根源，决不仅仅在于由这个案件所表现出来的文人之中对于满清的广泛敌意。由弘历的性格特点所决定，他很快便怀疑到这是针对大清帝国的一项根深蒂固的明谋的反映——伪稿案不仅同发生在他父亲统治时期的文人谋反事件有牵连，也与神秘的马朝柱事件有联系。①马朝柱谋反案，我们之所以设想伪稿案对于满人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是因为，甚至连弘历也逐渐相信，这件事是同1752年春天露头的马朝柱公然反清的阴谋有关联的口。马朝柱事件是弘历首次遭遇以复明为号召的运动。为对付这一运动而采取的血腥报复行动，则成了弘历统治上半段后期一个耸人听闻的序幕。

    ①陈东林。徐怀宝：《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第4页，这一恶名昭彰的案子与一位湖南文人曾静有关。他于1728年曾阴谋推翻朝廷，但却为弘历的父亲赦免。弘历登基后，即将他凌迟处死。参见海默尔：《清代名人录》第747页；《清实录》，第9卷笫10页。

    据称，马朝柱本系农民，来自位于长江流域，坐落于湖北省会武昌下游约一百三十里处的蕲州。当他越过省界来到安徽西部时，受到了一个僧人的影响，并从那人那里（根据政府的调查）获得了一种自己将担当大任的幻想。马朝柱开始宣称，自己同居住于“西洋国”、以明室楚王后裔“幼主”为首的明朝遗族有联系。据说，被清廷打败的西南军阀吴三桂的后代也在西洋国居住，同时驻扎在那里的还有三万六千名兵丁。住在那里的还有李开花，这是一个在民间很有名的据说将来要做皇帝的人。还有一位“娘娘”（这是百姓用来称呼送子神的）也住在那里。马朝柱自称是西洋国的一位将军。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们说，一种名为“遮天伞”的飞行器可以在几个时辰里把他的军队从西部的据点带到华中，而他们对于长江流域的进攻已是迫在眉睫了。①当警惕的官员们在武昌东北大约二百四十里处的罗田县东面山中发现了新铸的刀剑及号召反叛的檄文时，所有这一切都暴露了出来。这个贫穷困苦的地区，恰好座落在高度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以外，在那里定居的人们靠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勉强为生。虽然马朝柱本人脱逃，但他的许多部众，包括他的一些亲戚却都被捉拿归案。在武昌的监狱里关押着人数众多的要犯，以至于当局因为害怕这会引起公众的骚动，不大愿意同时对他们进行审判。然而，弘历下令，审判应照常进行。

    ①以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案中的许多“供词”为依据，铃木中正为马朝柱事件描绘了这幅图画。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也曾看到过关于这一事件的许多文件。

    罗田县的发现使弘历为之震惊。他下达谕旨，将先前未对马朝柱一伙进行镇压的罗田知县“即行正法”——在同类案子中，这种处罚是一种很少见的情况。②对马朝柱本人的疯狂追捕造成了数以百计的嫌疑犯被捕入狱，并将持续多年。然而，马朝柱却一直未被捉到（如果他这个人确实存在的话）。③到头来，正如同当局对于伪稿案主犯的狂暴追捕一样，马朝柱案件显然令弘历相信，清廷已成为一场大阴谋的目标。

    ②《清实录》，第414卷第2页。当地知县曾报告说马朝柱等人均属“勤苦农民”，在山中谋生。考虑到官方为得到“供词”而使用的手段，我们对这种说法不能完全置之不顾。对此，本书以下还有进一步论述。③在北京故宫档案中，我接触到了一份行省官员给皇帝的奏折，标明的日期则是17年以后，内称，仍未发现马朝柱的踪迹。很显然，这样的奏折是每年都要提交的。《刑科史书》，第2771卷，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五日。

    毫无疑问，罗田县那些阴谋造反的人是将满人当作外来者看待的，因为他们对满清削发令的违反是蓄意的。根据两个曾经“受诱惑”而变卖土地加入马朝柱一伙的人的供词，当人们进人马朝柱的据点“天堂寨”时，要用嘴舔血（这是为了表明他们会忠诚于自己的誓言），也要吞服纸符。同时，他们还让自己的头发任意生长。并不再剃光前额。①然而，弘历的反应却在措辞上极为谨慎，不管这些人对盛世构成的威胁辱他多么不快和震惊，他却始终用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标准来对待这种威胁，强调这些谋反者只是在造一个大一统皇朝的反，而不是在反对一个外来人的政权。在不得不承认这里存在着削发问题时，他有意突出的是谋反者冒犯了“列祖列宗”：我大清百余年，深仁厚泽，不意竟有此等覆载不容之枭，獐虺蝮酰，潜毒一至于此。

    ①《朱批奏折》，第836卷第1号，乾隆十七年四月八日（永常）。湖广总督永常在奏折中似乎是在宣摧引用供词。无论是审讯者还是永常本人，都不至于故意在供词中加入这些言辞。相反，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史常常会对直接向满人统治提出挑战的证据持大事化小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弘历与行省官员的秘密通信中更不必说在公开的诏谕中了——他却从未提及巡抚报告中关于谋反者对于削发令的违抗。然而，弘历极度愤怒的反应却不可避免地将他的内心世界暴露了出来。他下令，对那些被捕的疑犯要“备极严刑”，但暂时又不要处死他们，以便获得他们的供词。甚至在同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他也明显地希望避免提及种族问题。看来弘历刻意保守秘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不使公众的信念受到动摇。他写道，虽然这些微不足道的叛逆之徒本来“不足为虑”，但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他们仍需迅速地予以弹压。而对这一案子本身的情况（他在这里指的是这一案子的反清象征性意义）则必须予以保密。不管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任何人若提及剃发一事，便都是在自寻麻烦。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我所谓的“恐慌因素”：弘历其实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作出暴力的反应。在我们的故事中，弘历的这种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并决定了他那种只要有可能便避免承认存在着谋反与妖术的政策。这种信念甚至还影响到了官方内部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仅仅提及某一罪恶便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这一罪恶的发生。于是，作为一种常规，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对那些最不寻常的威胁，也不能不用最寻常的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可以从弘历的恐惧中判断出公众的情绪的话，则我们不能不说，这种情绪是变化多端极不稳定的。在1768年妖术大恐慌发生的过程中，弘历的恐惧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妖术大恐慌初起时，弘历甚至在与清廷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也避免提及削发令遭违反一事的原因所在。不论是在处理伪稿案还是在对付马朝柱起义时，弘历都没有提及种族问题。尽管富有挑衅性的剃发问题在这两个事件中都出现了，但弘历在处理它们时的最初动向却与处理1768年叫魂危机时非常相似：他知道，不管“种族层次”的问题对于征服者政权的生存有多么重要，对此却只能经由其他的场合来处理。

    那样的一个场合很快便为弘历抓到了，那就是文字狱：通过揪住他所谓文人们影射攻击“满人根基”的种种文字上的偏差，而对他们大开杀戒。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这更成为他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一种手段。弘历对于剃发一类公然威胁到满人统治的问题固然不愿公开提及，但在对充其量只是对满人名誉造成了微不足道损伤的文字表达问题上，他却是一触即跳。在涉及种族时，甚至某种几乎完全让人觉察不到的文字偏差，也会让一个文人丧命。同那些有可能造成群众性骚乱的大规模谋反案件相比较，弘历在处理文字狱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事件的范围与节奏。在对付此类“谋叛”案件时，他尽可以大声颂扬满人的种族尊严，却不必担心因此会引发出什么意外。

    文字狱的预兆。我们刚刚叙述过的这些事件过去仅仅三年，弘历便看到了通过言辞而大兴文字狱的有用之处。1755年，汉人学者胡中藻被指控利用诗作煽动对满人的种族仇恨（即便在当时，这看上去也显得是在强词夺理）。胡中藻是已故大学士鄂尔泰（鄂是弘历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两个大学士之一）的门生与派系中的骨于成员，并与鄂尔寨的侄子鄂昌常有诗文往来应酬。弘历对于胡中藻的凶猛攻击（说他“尚有人心者乎？”），曾被认为是对于官场派系活动的一种抨击。然而，这个案子让我感到惊奇之处在于：弘历大骂胡中藻“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的行为使他不配当一个满人，并把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这就说明，只有把胡鄂案件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考察，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所在：在弘历的认识中，谋叛与汉化其实只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在对鄂昌矫揉遗作的诗文予以痛斥时，弘历极为愤怒地写道：“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但是，弘历宣称，近来因与汉人文化的接触，已使得很多满人因能在诗文上故作风雅而自得其乐，而这对于他们的品质是极为有害的。先时，满人虽“未经读书”，却懂得“尊君敬上之大义”。尽管孔门儒生亦通过诗书传学，但他们也将忠孝之道视为上德。如果读书只知“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则这种学问又有何用？弘历因而警告道，他将对数典忘祖的满人予以惩罚，并将严禁他们与汉人发生诗文上的应酬往来。如果要对弘历的警告发表评论，则可以说，这种警告也许确实对当时的朋党活动起了某种抑制作用，因为满汉官员之间的诗文应酬是文人结为朋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里所包含的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那就是，它同谋叛与汉化是有关联的。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既勇敢又富有生气，既诚实又不吝豪华，这就是满族上层人士宣称自己作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经精心加工后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应有的形象。这些品质不仅在作战中是致胜的因素，而且也适用于统治这个被败亡的明朝搞得一团糟的大帝国。然而，为了要统治这个大帝国，满人却又不能不借用汉人的制度并获得汉人的协助，这就又从一开始便使得上面这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产生了漏洞。

    在满人还没有越过长城之时，满人贵族的内部斗争便促使满清朝廷采纳汉人施政及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在那以后，为了赋予征服者的政权以一种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满清朝廷需要对官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予以推广——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德行而非种族特性。但与此同时，它又必须保持满族本身的特质。征服者没有与被征服者同处，也没有被腐化，这一点必须保持下去。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征服者又怎能将一种异质文化与他们自己的文化嫁接在一起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满人还必须“进入到”汉人的世界中去（更不必说享受其中的乐趣了），那么，我们对十八世纪满人所面临的问题便开始有所了解了。对于弘历来说，谋反与汉化是互有关联的危险。然而，汉化的危险更为隐蔽，因而也可能会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对于满族上层人士来说，乾隆时期（1736～1796）是一个痛苦的转折时期，他们面临的汉化威胁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部更为明显——但却还没有明显到无论做什么都已无法使之改变的地步了。

    八旗精英

    当弘历在位在时间上达到中点时，他在一个统治全国的少数种族集团中高踞于权力的顶端。但这个集团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在一小批上层精英与大批穷困群众之间，已经出现了分裂。那个于1644年征服了中国的军事群体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除了满人以外，还有在满人入关前便已降服他们并加入八旗组织的居住关外的汉人，以及同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在这个拥有三十四万七千名男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群体中，满人本身只占大约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这一群体中体格强健的男人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而满人则大约占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帝国的总人口中，这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少数（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到十八世纪中叶可能仍少于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虽然他们中有数千人担任着收入丰厚的文武官职，但大多数人则陷于“贫穷、负债与失业”的境地。那些专门留给他们的土地，此刻大部分已落到了汉人土地经营者的控制之下，旗人自己则几乎全部居住在位于都市的兵营里，而在那里，那些禁止他们与周围汉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效用。在军事技能不断衰退的同时，征服者上层人士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他们的满语能力——也日益退化。对于普通旗人来说，他们既缺乏一种建立在坚实经济基础之上的自我尊严，又没有军事威胁而带来的促人清醒的挑战，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用来支撑自己作为征服民族的骄傲了。然而，对于弘历来说，弘扬满族的骄傲却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他显然知道，要保持自己对于官僚体制的影响力——更不必说要保持自身政权对于被征服的汉人的控制了——就必须以满人能够继续维护自身的种族特征为前提。在这个满人正在被汉化的时代，弘历成了满族语言和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尽管如此，同时他也是中国文化的热烈拥护者。要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这却是任何一个统治王朝——不管是由本族人或外来人所建立的——都必须要做到的。领导统治一个国家同官僚们日常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同的。正是这一点，将征服者与成千上万管理国家的文职官僚区分了开来。要作为一个统治者集团生存下去，征服者必须保持自己先前的活力和与众不同之处。然而，为了将文职官僚带入征服者的阵营，同一征服者又必须以儒家文化合法分享者的面目出现。要将排他性与汉化完全孤立区分开来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弘历作为满族首领，同时也作为大一统中华帝国皇帝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对他来说，如何将这两个角色合为一体是一件头等大事。他统治下的政治史正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

    文化的传播

    弘历在表达自己对于满人素质退化的恐惧时，一般来说，会讲到他们正在失去些什么（如武功、文化资源及个人品质，等等）；但同时，他在讲到这些时也会表露出对腐化堕落的汉人上层分子的蔑视，并担心满人会向他们看齐。旗人应当在勇气、俭朴、坚毅等方面成为具有超高水准的典范，而这种水准应是任何汉人（甚至包括那些其先辈早在满人征服中国前就已开始为其服役的汉军旗人）所难以想象的。然而，一个接一个的事例却向弘历表明，那些旧日的美德正在渐渐褪色。

    一个出身显赫的满人武弁通过与兵部书役的小心勾搭，向那些颇有野心的旗人出售官位。弘历把他当作一个例子问道：“我满洲中，岂有此臣仆？”而更令他感到厌恶的是，满人中竞有人会刻意寻求这种舒适的职位：朕前令八旗人员，简用外任，原以为伊等克受满洲淳朴素风，共知自爱。且人材弓马，均有可观，足为外省绿营表率，并非仅为伊等疏通进用之选。弘历强调，再不能对于满人中的无赖之徒表现出特别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个伟大的时代，道德水准要高得多，这样的人似乎还值得改造。但随着满人人口数目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这些人“希图安便”，已经“几与汉人无异”一个甚至更令人震惊的案子，发生在一位临时服役于绿营的旗人身上。这个旗人未能平息一场地方叛乱，又不愿面对制裁，便悬梁自尽了。皇帝为之大怒。他宣布，录用满族人于绿营，是因为他们骑射精进，也因为需要依靠他们“整顿绿营庸劣之习”这个自杀的人，“身系满洲世仆竹，他本来应该带兵平息地方上的叛乱，即使因此殉职亦在所不惜：即偶固拒捕致伤，虽非阵亡可比，朕亦必念其因公身殒，格外加恩。似此畏惧自缢，究属一死。……满洲世仆内，又岂应有此庸劣之人乎？此风甚陋。着通行晓谕各省绿旗满洲官员，嗣后凡一切事务，惟勇往奋勉，以蕲复满洲旧习，痛戒懦弱怯惧之风。在弘历看来，满人的堕落从他们的语言能力上颇为不祥地表现出来。除了朝中使用双语的规定外（据此，一定等级文件均需由译馆译成满文），一个更为广泛的假设前提是，旗人对于自身语言传统的掌握成当如同对于骑射功夫一样蚋娴熟。满语是大清朝在中亚地区权力的象征。如果边防卫所的满人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就会受到穆斯林旧民与廓尔喀部落的嘲笑。可是，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防卫所，满人的语言水准正在急遽下降。地方上的一位八旗总兵就曾为所在行省用满文写就的文件中充满文法与用辞的混乱而发出哀叹。虽然满文是“旗人根本”，但他们的写作中却是“错中添错¨。这种腐化甚至也在满人家园内部扩散看来。有一次，弘历发怒道，在满洲任职的官员本来主要是应以满文来撰写奏折的，但他们却只是使用汉文。“如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尽意，必须汉文者，亦应兼缮清文。”弘历因而指责这些满人“竞染汉人习气，有失满洲旧风”。在他看来，虽然目前满文也许还不能完全满足政府治国的全部需要，但它却是测试满人文化完整性的一把尺子。

    弘历很自然地将自己推出来作为一个榜样。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纠正某一翻译上的错误，或直接用满语向某一候选官员提问。对于有关军事事务的满文诏渝的汉文译文，弘历极为挑剔。准噶尔之役编年史的编撰者在处理译文时过于自由发挥，使满文原文“意义尽失”，便受到了弘历的严厉申斥。在这个问题上，弘历对于忠实于满文原文的强调，当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而更是将之当作驱邪护身的一种法宝。

    除了只有驱邪护身的力量外，在敏感的国家事务，尤其是军事事务上，满语还可作为机密语言使用。1767年，弘历派遣为自己所信任的皇族成员福灵安（弘所的连襟福恒的长子）就远征缅甸之役停滞不前之事进行调查，，福灵安送会的奏折系用满文写成，揭露了此役统帅杨应琚和李时升的奏报全系“虚捏”。杨、李两人后来均被逮捕处死。在这里颇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以汉人统帅为调查目标的案子中，使用满文为一个本来就相当机密的通讯体系又加上了一层保密因素。①

    ①弘历讲到，他曾对杨应琚寄于极大的信任，但却从他奏折中的种种“不合之处”发现了问题。他担心的是，杨应琚因有疾在身而受到下属欺瞒。弘历因而派遣福灵安及一名御医，同往前方探查杨的身体状况。“降旨福灵安，就近亲赴军营，将彼处实在情形，查明具奏。”福灵安的调查显示，缅人确实蒙骗了杨应琚，并乘机侵入大清境内；而李时升的战报则完全事虚构的。弘历在自己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后，又加上了颇富色彩的一笔，以贬低福灵安所从事的侦查活动的重要性。杨的欺罔之言之败露，“实由天意昭彰”“先前并没有人对杨的行为提出指摘，而福灵安又故意等到回京后才当面作出报告，“朕复传旨询问，伊始将所知彼处实情一一入告。此皆抑赖上苍默佑，启迪朕衷，得以先凡烛其情伪，不致于贻误，并非因福灵安此奏折”。福灵安的奏折原系用满文写成，此刻又“俱着译发，并谕中外知之”。《清实录》第781卷18页，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江南问题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由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踞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但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所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丁自己的看法。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

    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

    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皇帝本人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在访问江南后，弘历将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满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祟。但除了精巧与优雅外，江南也意味着堕落与汉化。江南颓废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里就任的优秀官员们，不管他们本是旗人还是汉人。①长江下游的社会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刘墉（这当然是北方的一个好家族）在刚刚担任了一任江南学使后，于1762年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份措辞严峻的奏折。他对江南已经商业化的富绅在力量与影响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况作了描述。“生监中滥事妄为者，府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

    ①弘历喜欢向江南官员们指出，在进入江南这十高度腐化的环境“以前”，他们还都是有良知的官员。甚至连两江总督高晋这样深受信任的老臣，也受到过“实属昏惯糊涂”的苛责。《清实录》，第751卷第6页（1766年）。

    官吏们“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吏”，结果使枉法的人得到开释，而官府则对极端的行为熟视无睹。由于地方上层人士势力强大，府县官吏为明哲保身，学会了对麻烦睁一眼用一眼的精妙技巧。弘历批示道：刘墉“所奏实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历接着写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为甚，此固非刘墉一人之私言也。”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陈宏谋便是不好的样板。这两人在这一地区任职时间最长（尹继善六年，陈宏谋四年），但两人均以“无事为福”为信条。两人都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上和下睦”已成为他们为官的习惯。再加“其下属又大半往年旧属”，他们已惯于为之文过饰非。上司对下属酌监督极为松散，以至于那些贪官污吏敢于串通一气，”有意延搁公事一。尹、陈两人对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难逃其咎。如果像他们这样的高官能身为表率，其下属又怎敢为非作歹？他们必须对“怠玩相沿如刘墉所奏”的官吏“据实参处”。如果他们只是以此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则“更难逃联洞察”。

    江南的堕落甚至侵蚀了诸如尹继善这样的满族中坚分子，更不必说像陈宏谋这样的汉族资深官僚了。江南的乌烟瘴气渗入了各个层次，从省级大员到县级官员，无不为之波及。为使官员们避免受到地方影响而设计的回避制度，也难以抵制在道德风气败坏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期为官而受到的侵蚀。如果说，江南文化对满人来说是一个陷阱，那么，素质本来就差一些的汉族官吏（甚至是最优秀的汉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官员们在与皇帝的通讯中战战兢兢、谎话连篇。这就是对满清政权的完美健全构成了威胁的江南陋习。当我们对1768年官员们在皇帝反妖术运动的巨大压力下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时，就会对这些陋习有更多的了解。弘历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到弘历统治中期，从他的言论中似乎透出了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弘历可以用极为轻蔑的语言为那些威胁到或背叛了满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记号。以此来廓清并捍卫这种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为丑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党术士，通过对他们的镇压来去除江南的堕落腐败。①但就在这个当口，妖术之风却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发源地，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出来。

    ①仍然存在的一个令人难以解释的问题是，弘历对于汉文化的“真实”看法究竟是什么？他是一个热衷于中国艺术的鉴赏家，是汉文诗词的多产作家（不管这些诗词是他本人的作品或是他人的代笔），是浙江式亭台楼阁的模仿修建者，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学术的庇护人。难道对江南的腐化咬牙切齿到这种地步的，就是这同一个弘历吗？也许，可以简单地将这一切归咎于他的虚伪。但我认为，真正的答案并不在此。弘历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既以中国的礼仪方式担当着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集团的首领。这里可以使人联想到，当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进入白宫后，他便立即会发现，自己必须越出那个使他竞选成功的派别的利益，而已“全体人民的总统”的面目出现。而他的言辞变得越来越超脱的时候，他的形象也就越来越显得常规化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弘历“实际上”是某种人，却假装以另一种人的形象出现？或者说，由于担任皇帝这一角色心理上的需要，他的两种身份已混合到一起，并已经被吸收为他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了呢？当然，因应形势的需要，他仍可以从策略考虑出发由使用一种语言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

    第四章罪的界定

    1768年7月下旬，炎酷的暑热笼罩着北京城。紫禁城里，人们开始为一年一度向夏都承德的转移做准备。在那里，在长城外曾是满族人旧日家园的山丘丛林之间，有着一片按照江南——亦即弘历如同他祖父那样喜欢出游的长江下游地区——的风格与神韵巧妙设计而成的园林。在近八千亩的土地上，坐落着富有南方情调的豪华宫殿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四周是柳树环绕的幽静湖泊。它的轮廓设计颇具匠心，未留下丝毫人工斧凿的痕迹。位于满洲的这一小小的江南胜景，由弘历的祖父康熙皇帝于1702年开始建设，并经弘历之手大大扩展而成。在承德度过夏天的几个月，并不仅仅是为了摆脱北京城恼人的酷热。通过到这里来避暑，皇帝也将满洲贵族们带回到了自己的旧日家园，召唤他们重上战马，统率他们以当年的粗犷形式从事大规模的狩猎与操练活动。整个夏季，生活中的幽雅会在这里被勇武刚烈所取代；同时，不管多么短暂，定居生活的积尘也会在这里被这些征服者抖落于足下。但在这通向北方草原森林的大们口，上层政治活动仍在进行。来自亚洲内陆各藩属的王公酋长在这里拜见大清皇帝，重申他们对大清帝国的依附。还是在这里，弘历大事铺张地对于亚洲内陆的喇嘛教信仰予以赞助，而这对于大清帝国控制蒙古与西藏是至关重要的。为对喇嘛们示好，弘历在这里修建了西藏风格的宏伟寺庙。当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弘历已开始建造那座以拉萨布达拉官为原型的庞大宫殿，以备两年后中亚各国王公酋长来此庆祝他六十寿辰时的朝拜活动之需。这个大清帝国奇特的夏都，这个集满族阳刚气概、江南矫揉风格以及中亚外交活动为一体的合成物，距北京城只有四百里；两天的时间，便足以让一位信使将留守北京的军机处的报告送达承德，再将皇帝的诏谕带回北京。大清帝国的种种公务仍在不间断地继续进行。

    源于南方的罪恶

    这一年，正当朝廷的夏季活动将要开始之际，弘历收到了几份机密情报。关于他究竟是如何发现山东的情势的，在7月25日的那份上谕（他就是在其中首次提到山东的案子的）模糊混沌的开头中，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起来。这一上谕，是由大学士傅恒、尹继善和刘统勋起草，并下达给浙江、江苏（包括地涵三省的两江总督）及山东省的官员的。上谕中写道：闻江浙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辨、衣襟等物，稽垫桥椿，以为厌胜之用者，流传井厦山东地面，其言甚为荒诞，或系市井剪绺匪徒，借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窃伎俩，亦未可定。但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着传谕各该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孥重治其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孥一二，严加惩治，以僦其余。并须不动声色，妥协查办，不得任听胥彼人等，从中借端滋事，致暴闾阎。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文件。读了它，我们对于皇帝陛下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仍然不甚了了。尽管他认为种种路途流言“甚为荒诞”，但他仍然相信，可能有人在恶意散布这些流言。那么，他是否相信真是有人在从事妖术活动呢？不管他可能相信些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亦即在他的脑子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恐慌这一因素。百姓是轻信的，最容易受到“煽惑”。因此，官员们不仅需要对流言的散布者予以弹压，更需要在这样做时不使百姓受到惊吓。这个文件的最后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它把普通百姓关于妖术的说法中有关“建桥座”与“割发辫”的概念联系到了一起。不管弘历在南方的消息来源是谁，那人是听说过德清石匠与肖山和尚的故事的同时，这也是大清帝国第一份将妖术与削发问题联系起来的文件。

    信息是一种权力与力量，但也与妄全有关。正如同弘历有着从山东获得信息的途径一样，山东巡抚富尼汉看来也有着从朝廷获得信息的渠道。就在弘历批准关于妖术案首份上谕的前一天，即7月24日，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割发辫的第一份奏折。

    这看来不大可能仅仅是出于巧合。更有可能的是，这份奏折是一份争取先机的报告。掩盖信息，是发生于皇帝与官僚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要使地方上那些令人烦恼的妖术事件不为皇帝所知，就要冒皇帝会从流言的网络获知这些事件发生的某种风险。一旦富尼汉获知弘历已经知道了这些事件，只有迅速作出报告才能使他免于欺君罔上的罪名。①结果，富尼汉奏折中的故事越出了有人散布“荒诞”流言的范围：世间竟然真的有人在尝试妖术。

    ①我们必须假设，富尼汉在宫中的眼线不迟于7月6日便传话给他：弘历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情况。弘历信上的日期是7月25日，但信实际上是26日才发出的。北京可能直到7月29日才收到富尼汉7月24日关于此事的奏折，弘历就是在这一天看到奏折的。《随手登记》，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我未能确定谁是富尼汉在宫中的眼线。

    发生在山东的案例

    富尼汉一直在为执行皇上布置的在自己辖区内确保安全的任务而奔忙。他在阴历五月（阳历6月中旬到7月中旬）听说，省府济南发生了“剪人辫发，其人即昏迷之事”。他认为，这是一种“邪术”，应当迅速对之采取行动。于是，他立即下令要地方官秘密进行调查，并撒下了捕捉正犯的天罗地网。后来，富尼汉到山东南部城市兖州阅兵，又从他治下的两个县的地方官那里得知，有姓蔡与姓靳的两个乞丐因剪人发辫而被逮捕。这两个县西临大运河（南方的粮食就是经由它而运往京城附近的大粮仓的），东靠从杭州通往北京的大道。富尼汉下令将这两个人连同他们的受害者一起带到充州衙门，他要亲自审讯他们。他后来在绐弘历的奏折中报告说，这两个人作了我们将在下面引用的招供。他们的供词为官员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使他们得以窥见那个妖术猖獗的黑暗世界。在这些供词里，妖党主犯的身份第一次被揭露出来；政府采取大规模镇压妖术的行动，也正是以这些供词为基础的。

    蔡廷章初识魂魄之力

    乞丐蔡廷章来自四川。他的奇特的历险记是从他远离家乡暂住北京时开始的。在北京城，他居于西四牌楼隆长寺，依靠卖字勉强度日。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名叫通元的僧人。后来，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他离开了北京去南方。3月末或4月初，他在大运河边的扬州城外卫遇到了通元。和通元在一起的还有另三个和尚，即他的徒弟怡兴、怡德和怡安。通元告诉蔡说，他知道浙江省仁和县有几个术师，一个姓张，一个姓王，还有一个是名叫吴元的僧人，精通神奇法术。，他们先以迷药弹人之而，当那人昏迷之际，便乘机剪去那人的发辫。然后，对着被剪下的发辫口念咒语，即可摄得那人的灵魂。再将剪下后带有灵魂精气的发辫扎在纸人纸马上，便可以用它们来获取别人的财物。通元还告诉蔡乞丐，在浙江，僧人吴元已经集合起了十六名同党，有的是僧人，有的则是俗人，每个人都经常外出发展更多的人入伙，参加剪人发辫。显然，一个规模颇人的地下网络正在南方扩散发展，按蔡乞丐们供词所术，通元说服客蔡乞丐也加入他们一伙，并教给他如何使用谜药的方法——这是中国妖术的一个基本特点：妖术的力量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学到手的技巧。通元、蔡廷章以及通元的徒弟怡安又一起上路北行，希望能在路上剪人发辫。

    当他们到达山东省邹县的一个小镇中山店时，蔡乞丐从通元那里得到了一些迷药。他随后便去了一家小饭铺，看到一个当地人郝国坦正在那里买饭。蔡乞丐将谜迷药弹向郝的面部，并取出小刀企图割取他的发辫。可是，郝却并没有被谜倒。他和一群愤怒的当地人追上了蔡，并召来县役将其逮捕。可是，僧人通元却在一片混乱中失踪了靳贯子路遇算命先生乞丐靳贯子原籍山东省济南府属下的章丘县。不久前，在附近的一个道观里，他遇到了过去便认识的来自江南的算命先生张四儒。伴随着张先生的还有三个山东人。张先生告诉靳贯子，在安徽宿州有个石庄镇，镇上有座青龙寺，寺里往着一位名叫玉石的僧人。此人懂得割人发辫的法术，能够将发辫与纸人纸马扎扎在一起，用来取人钱财，张四懦随后便邀请靳贯子入伙，并给了他一把刀和一包迷药，要他转走四处割取幼孩的发辫。

    在这帮人分手后，靳贯子一路走到自己家长章丘县属下的商镇百庄集，在那里迷拐了一个名叫靳玉子的幼童，并强行鸡奸了他，7月1日，他到了择县，又剪了一个名叫李狗儿的幼童的发辫。过不多久，他便被县里的差役拿获了。

    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富尼汉注意到了一种不祥的可能性：妖术的源头虽然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却可能是产生于同一根源。也许，一个危险的密谋巨魁正潜藏在这一地区的某个地方。

    在他心中隐隐产生了一种怀疑：术师们将自己手下的一帮人派往各处，并迷诱或煽惑人们加入妖党一伙，也许并不仅仅是为了谋取财物。于是，这位小心谨慎的巡抚又分别向浙江、江苏。安徽各省巡抚以及两江总督送去了密信。他还下令将人犯押往济南，由省里按察、布政两司再行审讯。同时，同报告逮捕这些人犯的奏折一起，他还附上了对他们进行初审时录下的供单。

    富尼汉并未将这些人犯的罪行仅仅当作妖术来处理。他关于这些罪行所涉及的远不止偷取财物的建议表明，在他看来，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也许还会佐之以在公众中制造混乱。事实上，维护公共秩序正是《大清律例》中禁止妖术的明显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身为旗人的富尼汉对于发辫所包含的政治象征意义却从未有过任何提及。这是否因为只有剃光的前额才被认为是削发令的关键性象征？以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背景，我认为不能这样来看持这个问题。富尼汉肯定知道，任何事情只要涉及到削发令便具有了爆炸性。可是，他并不想自找麻烦。种族的问题最好还是让别人去谈吧！如果说，甚至连弘历本人在同各省官员的秘密通信中对此都缄口不提，那么，一个区区巡抚又何必要提及这一点呢？

    拿获蔡廷章和靳贯子还只是事情的开端。富尼汉属下的知县们很快便报告道，又有更多剪人发辫的案子发生在山东乡村地区。这些案子又更清楚地显示出，确有妖党潜藏在长江下游的各个省份。富尼汉于8月11日奏报道，有五名剪人发辫者被捕，每个人的供词都在江南引出一个不同的大术士。一个穷极潦倒的读书人韩沛显在被捕后引起了官府莫大的兴趣。

    韩沛显拜请术士为师

    韩沛显告诉拘捕他的人说，他今年四十一岁，是与山东相邻的直隶省一位举人的儿子。因家中贫穷，他被迫来山东找寻生计。在过去这几年里，他一直在离省府大约二百里的沂州青州一带行医教书。1767年，时值初秋，他听人说起江南有个明远和尚，医道甚好。他便远途跋涉，到地处江苏省滨海地区的海州三教堂去拜访和尚。见面后，明远和尚对他表示欢迎，并告诉他，自己颇有法术，要他也拜师人伙。

    “他善使障眼法，”韩沛显继续招供道，“他在铜盆里放了水，加上药末，给小的洗脸，又给小的一块白布擦了擦眼，就看见高堂华屋，……金银财宝，都是富贵气象。”就这样，韩沛显完全被迷住了。几天后，明远和尚对韩说，他要“叫人去剪一万个人的发辫，取万人魂，造万魂桥”。他又向韩作了示范，教他如何将药末弹到别人身上，便可令那人着迷。然后，只需要割下那人两三指长的辫梢，贴在用五色纸剪成的纸人纸马上，“用七只缸盛着，念咒祭他七七四十九天，再用活人血点了”，纸人纸马就变活了。再然后，便可以将他们派出去取人财物。到1767年11月下旬，明远和尚指派韩沛显和自己的另一门徒法孔一起外出，并给他们每人发了五百大钱和一包迷药，要他们另找几个朋友帮着一道剪人发辫。明远和尚还和他们约定，第二年的8月底再回到庙里碰头。

    韩沛显和法孔出发后，向北朝山东一路走来。但他们却因“怕人查拿¨，而迟迟不敢下手。两人在山东境内走了两百多里，到了沂水县，还是什么都没有于成。他们在那里分手后，韩沛显一个人往西北方向走去，到了博山一带，叉重操旧业靠行医为生，而他那施展法术的任务看来则被放到了一边。1768年6月4日，他在当地的一所道观遇上了法孔。法孔马上就追问他，剪发辫的事进行得如何了。韩只得应承他说，自己立即就去做这件事。6月7日，他“在莱芜县城南剪了一个十四五岁孩子的发辫”，六天后，他又如法炮制，剪了一个正往田头送饭的孩子的发辫。6月16日，，他去泰山脚下的泰安县城，将剪下的辫稍交给了法孔。7月19日，他遇到了另一个十四五岁的秧子，正站在一棵槐树下，便“近前用药弹了一弹，他就迷了”。可是，正当韩将剪下的辫梢放入随身的褡子时，村民们赶来将他抓住，又把他送往县衙门处置。

    李绍舜沧于妖人为奴

    李绍舜州十三岁，是一个穷雇工。有一次，主人派他送一百五十两银子给东昌府的一一位粮食商人，以归还所欠购买黄豆的款项。李绍舜遵照主人的吩咐办了此事，并在城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身背钱褡的男子询问他的姓名住处。说话之间，那个陌生人转身取出一些粉末向李的脸上撒去，李顿时便“糊糊涂涂”地跟着那人走了，当他的脑袋略为清醒时，他意识到自己是着了迷魂药，便开始求那人饶命。那个陌生人要李绍舜拜他为师，并对天发誓，若是他敢反悔的话，便会遭到天打雷劈。那人随后又在李的背上拍了一把，李便清醒过来了。那个术士还告诉李绍舜说，他的法力很大，如果李“胆敢逃走”或“说出情由”，他便会作法勾魂，要去李的性命。他给了李一把月牙形的小刀，叫李夹在右手，同时，又从包中取出一把黄色的药末给李。李绍舜赶上一个正在行路的年轻人，从背后用药末撒他，又用刀于割去了他的辫尖。那位受害人竟对此毫无知觉，李绍舜因而得以完命而返。

    邢位术士随后与李绍舜到一棵大树下休息，他这才告诉李说，他姓刘，是江南卞桥人。可是，他并来说出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头是秃的，李便称他为“刘秃了”）。他还告诉李，自己是在江南学得的法术，同他一伙的还有四五个人。他奉人扮作一个过路医生，到山东来的一路上割了好几个人的发辫。李又问他：“割辫子何用？”他叫李“只管跟他割了，日后自有好处”。走不多久，这两人又在路上遇到了刘秃子的两个同伙，他们四人便在一块高粱地里歇下避暑休息。一会儿刘秃子又命李进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割取村里正在街上歇晌的人们的发辫。然而，李绍舜进到村里后，却害怕了。当他转身离开时，一位村民喝问着赶了上来。李怕不能脱身，便回身用手里的药末向那人撒去，那人跌倒在地上。李扔掉手中的刀子，仓惶逃去。可是，他很快便被追上来的村民们抓住了。他马上就将自己被人迷住为奴的事告诉了他们，又引着他们到高粱地里去抓刘秃了。刘还想用刀子抵抗，但还是被制服丁（那另两个同伙则逃走了）。村民们随后将刘、李二人押到村里的庙中，整整看守了他们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村民们将两人捆上，用车子推往长清县城报官。一路上，村民们未让他们喝水。当天下午，还未到达目的地，刘秃子竟在路上热死了。李绍舜在受到审讯时申辩道，自己并非术士，而是被迫拜刘秃子为师，以求活命。

    除了将韩沛显与李绍舜被拘捕之事报告给皇帝之外，富尼汉在8月11日的一份奏折中还说，他属下的地方官员们又抓住了另外三个剪人发辫的家伙，而他则要将他们的案子一一向皇帝报告，并附上了他们的供单。一个名叫张成先的化缘道士一次遇上了另一道士，那人要他割人发辫，说每割一条就给他三百钱，并教他说：“把药放在指甲缝里，向人面上吹去，人就迷了。”

    另一个乞丐，名叫张玉。一次，一个坐在槐树下乘凉的人让他吃了一口烟，便把他给迷住了。等他醒来后，那人正对他念诵咒语，他万般无奈，只得听从那人的指派。还有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人称胡瘸。一个和尚让他去割人发辫，每次付他一百钱。富尼汉在奏折中指出，这些人犯中，除韩沛显外都是穷人。他们或是被强迫，或是收受了钱财，而入了妖党。他们中只有韩一人到过长江下游地区，而这些可恶的勾当正是在那里开始发生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一个跨越省份的犯罪团伙正在各地通过吸收当地人从事活动。事实上，从现有的材料中已经可以得出不少线索。在山东被遭捕的几个正犯，都是由术师召纳入伙的，并大都来自南方。三名名字已可确定的术（不包括已死的刘秃子），都同神鬼世界有特殊的关联。他们的身份或为和尚，或为算命先生（如张四儒）。其中两个召人人伙的术师（和尚通元和算命先生张四儒），叉都是由潜藏于南方的大术师召纳入伙的，那就是浙江的吴元和皖北的玉石。他们在山东所吸纳的人员大都是从事此类勾当的门外汉，只学到了足以用浓烈的迷药来剪人发辫的某些手段，但却从未被允许接触大术师们的深层秘密。很明显，当局对此事的处置决不能仅仅满足于逮捕这几个小喽？，而必须追踪逮捕那几个大术师本人，从而挖出罪恶的报源。通过对于山东这几个人犯的审讯，已经得到了其中两个大术师（吴元和尚和玉石）相当详实的地址。对于算命先生张四儒，只知道他是来自江南。而通元和尚，则最后是在江北大运河边的扬州为人所见。

    至此已可知道，这些阴谋分子分为三个等级：剪人发辫者蔡廷章靳贯子韩沛显处于中间的术士通元张四儒明远大术师吴元玉石

    7月29日，弘历向各省总督巡抚发出了一份紧急诏谕，宣布山东逮捕了若干人犯，命令对大术师予以追捕。弘历现在认为，在山东所发生的妖术案件并不仅仅对长江下游各省，也对整个帝国构成了威胁。根据这种看法，弘历的命令是发给全国各地总督巡抚的。那么，弘历对于叫魂事件的威胁究竟是如何理解的呢？他又是以什么为基础对各省官僚机构进行动员以应付这种威胁？这些罪犯“行踪诡秘”，利用妖术来“迷诱善良”，因而构成了地方上之大祸。在这里，弘历描绘了一幅皇帝保护百姓免受鬼怪力量之害的图画。在这一说法的背后，右着颇为坚实的法律基础，那就是《大清律例》中不少针对妖术的条款。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

    清政府在帝国礼法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可是，它竟还会将妖术视为一种威胁，这实在令人感到奇怪。然而，正如刑律在这一问题上的严厉条款所证明的那样，清廷确实是将妖术当作威胁的。毫无疑问，礼法的首要使命既是要确证清廷是因上承天命而得以统治天下的，也是要在所有层次上使得清廷的国家权力神圣化。正是由于这一点，清廷便需要对自己同天国进行交流的特殊权利予以特别的保护，同时也下决心对别人与神鬼世界发生交流的行为进行控制。然而，《大清律例》却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及关于妖术的恐惧。妖术并未被单独到为一项，而是放置到了有着广泛含义及联系的许多条款与于条款之下。下面，我将对《大清律例》中同处理神怪世界有关的条款内容作一概括。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于1768年的哪些案子究竟触犯了哪些条款。①《大清律例》中包括有禁止妖术内容的条款如下：

    十恶——不道礼律（办即在礼部管辖权限下的犯罪行为）

    ——祭祀

    ——仪制

    刑律（亦即在刑部管辖权限下的犯罪行为）

    ——贼盗

    一一人命

    “十恶”条款下的妖术

    “十恶”先是在《大清律律》的序文中被提及，而后又在其它条款中重复出现。所谢“十恶”，是一些有关人原则的声明，而并不是直接让执法者援用办案的。由于这种特殊地位，“十恶”是中国法制思想中最为深刻的文化层面的一种象征，其内容则几乎完全足从公元653年颁布的《唐律》中吸纳而来的。被我们称之为“妖术”（或“邪术”）的行为，在《大清律例》中归在惩罚各种“不道”行为的子目之下：“采生折割人”——亦即“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也”；以邪术“造蛊”杀人（这同使用有毒草木之类的毒药杀人是有区别的）；以及“造厌魅符书”，以之咒诅杀人，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个人而非国家为对象的阴谋活动。①如果说，人们对于妖术的反感应当在《大清律例》的序文反跌得最为强烈，那么，在读到《大清律例》以下的内容时便会发现，这种反感具有惊人的非政治性质。

    ①《唐律》中包括有除“采生折割”以外（这是在明代才增加的条款）的所有各条。在《大清律例》设有“采生折割”条款处，《唐律》设有禁止“肢解”人体的条款，将之视为一种针对受害人灵魂的罪行。参见薛允升：《读例存疑》，第17页；林咏荣：《唐清律的比较及其发展》，国立编译馆（台北）1982版，第546页。德-格鲁持将“厌魅”随成足“人们的灵魂受到征服”或“人们的灵魂受刊到术师法力的控制”。这是术师通过将“写就的命令送往神灵世界”（亦即通过符咒）而召唤出来的妖魔鬼怪。参见《中国的宗教体系》E.J.比尔出版社（荷兰莱登）1892～1910年版，第5卷第887、906页。

    礼律条款下的妖术

    在礼律条款下，针对“妖术”的司法活动大都被归到了“祭祀”名目之下。在其中的第一六二号案例中，应予禁止的“师巫”（“巫”是一个与萨满教有关的名词）及“邪术”包括：（一）“假借邪神”；（二）“书符咒水”；（三）“扶鸾祝圣”；（四）“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旁门之术”；（五）“隐藏图象，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蛊惑人民”。那些反对官方祭祀活动的罪行也同“祭祀”条款放在一起，这就清楚地表明，凡以祭祀为手段而追求不同于官方的神灵崇拜、或同未经官方批准的神灵发生交往的行为，都是“祭祀”条款的打击目标。那么，“祭祀”条款的制订者对于上述礼仪性冒犯行为的恐惧究竟有多探？他们是否真是因为民间存在着同神灵世界交往的不同渠道而感到恐惧？十八世纪早期的一位辑注者沈之奇的看法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他写道，“祭祀”条款所强调的是“煽感人民”这一因素：小民百姓若是受惑于异端邪说，便可能会产生思想“摇动”，从而引致“蔓延生乱”。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国家的关注中心其实是在于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毫不奇怪，¨祭祀”条款提供了一种法律的标尺，从而为针对左道旁门行径的一系列子条款提供了依据。在中国帝制晚期——尤其是在1813年八卦教叛乱后——当局在对所谓颠覆性的民间组织残酷无情地起诉定罪时，便都是以汇集在此的这些子条款为依据的。虽然《刑索汇览》的编纂者选择案例的依据是案子在法律上的重要性，而不是某一种案子发生的频率，但在二十四个人选案例中仍有二十个涉及到左道异端行径。这是颇能说明问题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便认定，“条祀”条款仅仅与国家安全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早期，这一条款曾经被用于对两起涉及和尚改扮异性的性变态行为起诉定罪。第一个和尚身着女子服装，而骗得一位已婚女子与他通奸（他还试图欺骗另一女子，但未得手）。第二个和尚则卷入了一场三角同性恋，此事最后以一位恋人向官方举报他而告终。两个和尚都因以妖术手段“惑人”而被定罪。这就表明，审案者认为这种改扮异性从事性诱惑的行为极不合人之常情，已足以使其适用针对妖术的条款。①在“祭祀”名目下对妖术定罪的做法传递了一种复杂的信息：在清廷看来，凡未经授权便与神灵发生交往便是对于公共秩序的一种威胁，因而需要动用“祭祀”条款来对付此种邪行。然而，在涉及到个人受到伤害的案子时，“祭祀”条款又被认为有助于使受害者得到某种补偿——至少，当被告使用不合人情的性诱惑手段时情况便是如此。在这两个方面，国家对于非法与神灵交往的行为究竟是否存在或是否有效所持的是一种不可知的立场，这从有关案卷中“惑众”说法占有突出地位这一点上表现出来。在对妖术案件起诉定罪时，官方称其抨击的主要目标是这种行为的社会后果。然而，对这些邪行定罪实际上又被归到了“祭祀”的名目之下。这就表明，大概正是与神灵世界的非法联系这一点（不管这种联系是真实的还是假冒的），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①《刑案汇览》，第10卷第22-23页。这一条款被援用于这两个案子时，薜没有用类比的方法。第二个案子中的被告后来被减刑，因为他的性“妄想”涉及到的只是一个和尚，而不是真正的女人。

    同“祭祀”条款将重点放在与神灵交流上的做法形成对照，“仪制”条款所强调的是人的具体的礼仪行为。这一条款对官员们在正式典礼中的行为举止及冠服、并对宫廷星相家们所应遵守的规则作出了规定。在这些规定中，有一条是禁止术士居于“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并从事预卜活动——尤其是禁止他们预言“国家祸福”。官方辑注者批道，这种行为构成了“于涉国家之事”，会造成“凡人即起趋避之念”虽然《刑案汇览》中并未包括这方面的任何案例，但康熙时期的一项子条款明文禁止无官方身份之人“习学天文”，妄言祸福，并以此“惑众”。这就说明，这决不是一条时效已失的条款。“惑众”的说法在这里再次成为一种掩护，不致使《大清律例》看上去是承认术士们实际上同神灵世界存有联系的。

    刑律条款下的妖术

    根据“仪制”条款对试图预卜未来的术士的惩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微的，只是用杖责一百下而已。但当我们进入《大清律例》中处置“谋反”和“贼盗”的部分时，同样的行为便可遭致死刑的惩处。《大清律例》中。在¨谋反”与¨谋叛”后有这么一条，“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制定于1740年的一项条款又将处罚大大提高为“斩立决”，这就同对于谋反的处罚一样了。①据称，这里的区别在于意图。为“仪制”条款所禁的术师只是骗子，他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也只带有随机的性质，但因为具有“煽惑人民”，阴谋煽动判乱的意图，他们仍然受到了“谋反’’的指控。问题看上去非常严重，但实际上这一条款似乎只被用于起诉一些微不足道的案子——大多数涉及的只不过是未经许可便拥有用于治病或自保的符咒。而当这一条款被用于这些案子时，往往也只是比照援用，而不是直接引用。我们只能猜想，所有煽动叛乱的重案都是根据“祭祀”名目下对付左道异端行为的条款来处理的：而陈旧的“仪制”条款（最早可追溯副公元七世纪）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

    在“杀人”这一部分，与处置妖术有关的有三项条款，其中前两项是“十恶’’有关条款的重复。第一项是“采生折割人”。这罪行的极度恐怖性质通过对它的惩罚——“凌迟处死”——而体现出来。这样的惩罚，同杀死自已的父母与祖父母是相同的，甚至同对谋反的处罚也是～样的（对谋叛的处罚仅为斩首）。如果受害人只是受伤而来死，惩罚依然相同。如果罪行“已行而未曾伤人”。则惩罚仅仅为斩首。官方的“批语”将“采生折割人”同杀人后再肢解尸体作了区分。后者只是出于对受害者的仇恨，而前者则是“杀人而为妖术以惑人，故特重”。

    看到“惑众”的说法甚至被用于恐怖到如此地步的罪行，似乎令人感到奇怪。这一条款是否是用来抵消妖术的社会效果的？或者，它是用来对抗通过妖术散布社会混乱的行为的？《刑案汇览》中提供的唯一案例，说明问题的答案并不在此。这是发生在浙江的一个案子，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因为汲取了十六名女婴的“精髓”（其中十一名女要因而死去）而被定罪。很显然，老头汲取“精髓”时实际上并没有使用什么妖术，这可能便是法官审讯此案时以类比方法援引了“采生折割人”条款的原因。就这一案子对人们情绪的影响而言，它同我们前面叙述过的其他性犯罪案子是相似的，只是这个案子甚至更令人作呕。这件事完全是反常的，因而只有处置妖术的条款才能提供最接近于合适的惩罚。嘉庆皇帝在关于此案的一份言词激昂的诏谕中使用了“人妖”一词（即是将用来形容术士的“妖人”两字颠倒了过来）。①人们这么做时完全投有想到“煽惑人民”或社会混乱，而只有对于这起超乎一切常理的罪行的极度反感——只有用处置妖术的条款才足以对如此具有非人性质的罪行作出惩罚。

    ①在当代，台湾普通人使用“人妖”一词特指男妓。我未能断定，清代人们使用这一词时是否有特别的性方面的含义。

    《大清律例》的编纂者们还征引了一些相关的案件，其中包括，用符咒“骗诱子女”以汲取他们的身体精髓，以及觅取孩童的尸体后“煮灸台药”，等等。在发生于十八世纪的一个案件中，一名男子杀死了某人，以便取用他的胆囊来调制治疗麻疯病的药物。

    “采生折剖人”条款便被援用对此人定罪。关于这一案子的文件并未提及此案涉及妖术，而援引的法规条款看上去却是用来对付妖术的。这些罪行非人的、甚至近于食人生番的性质显示出犯案人已触犯了一系列基本的人间禁忌。那么，这是否又反过来暗示，这些罪行同超自然世界其实是有联系的，因而依据妖术条款对它们定罪也就是正当的昵？虽然官方处置这些案子时曾用“惑人”的说法来抵消妖术的效力，但就案子对公众的影响而言，官方也认为，这些案子同那些妖党术师为纳入人伙而大肆“煽惑人民”并因而依“仪制’’条款被定罪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在那些案子里，黑暗世界的力量很明显地是在起作用的。第二八九款所处置的罪行包括：制造和使用从有害昆虫处获得的邪毒（“造畜蛊毒”）、以符咒害人以及将被迷惑之魂强加于人（“厌魅”）。官方的“批语”对这些罪行所涉及的“技巧”有专门的说明，其中包括：描画或制作仇人的人形，而后再刺其心目：在印章上刻上符咒再予以掩埋，以此来“招鬼”，等等。批语还特别指明，此类罪行均应依据预谋杀人的条款来起诉定罪。但《刑案汇览》事实上并未提供依据这一有关妖术的特别条款起诉定罪的案例。①在《大清律例》批语中所提及的下毒案子涉及使用的都只是普通的化学毒物，而不是超自然的毒品，因而这些案子实际上均是依据其他条款被起诉定罪的。根据这方面案例资料明显不足的情况来判断，到中国帝制晚期，有关用邪术害人的古老法律条款（它同“十恶”第五项“不道”是相呼应的）已经不被使用了。虽说显然仍有人相信为这一条款所禁止的妖术行为是存在的，但这种行为已不再是官员们在审案时会加以考虑的问题了。

    ①批语还特别指出，对于将桃片和臭椿片塞进别人坟墓以破坏其风水的行为，应参照本条款的第三条（即“诅咒杀人害人”）予以惩罚。

    国家与超自然力量

    国家与妖术对抗时目标模糊不清的情形，反映了它在对待超自然力量的问题上的立场暖昧不明。一方面，国家本身通过许多途径建立了与神灵世界的种种联系。它有着自己的天地崇拜，并在为自然神灵归类的同时，也为那些已被融入自身宗教体系的民间神灵归类。国家一直通过宫廷星相家从事着解读天象的活动。因此，国家很难全盘否认人与神灵之间存在着联系的现实。另一方面，国家若公开加入同那些与之处于竞争地位的不同天地崇拜的争斗，那就只能意味着它承认了它们同神灵世界存在着有效联系，从而会大大提高它们的地位。《大清律例》所使用的语言及其中包括的各种批注和案例，都无可置疑地表明，确有人在从事妖术活动。然而，这在实践中又不能不被说成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那些人呼唤神灵而神灵不至，他们的目的只是在于“诱惑”民众加入非法团体或参与谋反。

    在所有涉及到妖术的条款中，关于“惑众”的说法始终占有突出的地位。我们只能推断，这种刻板做法意在表明，国家既否认那些与之处于对抗地位的神灵存在的事实，也否认它们的力量。可是，国家将针对妖术的法规明确地置于“祭祀”名目之下，这就又揭示，若同普通人看待人类活动时精神世界深刻的内在分裂相比较，这种否认其实是多么脆弱。在《人清律例》中，以“谋反”罪名对于妖术所作的指控最为严重，但这其实只是一种认识观念上的罪行（试图预卜未来）——更何况，即使是这种指控也被上述“惑众”说法加上了一道冠冕堂皇的保护色。

    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种将叫魂行为归之于“惑众”的说法中发现恐慌因素的最重要的根源——这种因素在这个关于弘历如何同时应付妖术和削发问题的故事中是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的。普通百姓在上苍与实际政治之间起着一种调停联接的作用。一个没落王朝若是失去了天命，其信号便是民间的动乱。

    反之，一个王朝若属天命所系，其象征便是百姓的安居乐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妖术可被视为帝王上天崇拜的一种“黑色”对立物。合法的祭祀会使百姓产生国家稳固并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信念；同样，妖术会给人造成不稳定和大难临头的印象。问题的表述与它所代表的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有人问起：妖术实践是否“真的”会削弱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这实在是不得要领。真正作数的应是百姓对于妖术的反应。民间的动乱如同天象，是上天不快的迹象和手段。既然言词可以既是迹象又是手段，那么，我们对于政府为什么连在内部通信中都要小心翼翼地对待恐慌因素便不会感到惊奇了！确实，如同《大清律例》的编注者所注意到的，正是这种场合会导致“凡人即起趋避之念”。

    然而，国家之所以关注妖术问题，却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于自身政治安全的考虑。“妖术”这个词也被用作一种比喻，以便将特别残忍恐怖并涉及到某些最大禁忌（如食人生番）的罪行突出地表达出来。中国的执法者们在这里所碰到的是难解的纽伦堡悖论：某些罪行是如此不人道，以至于人间已无合适的手段能对之予以惩罚了；但这些罪行仍需受到惩罚。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不管妖术的存在是否能被确证，人们都会援用刑典中处置妖术的法规来对付那些最令人憎恶的罪行。某些法律——例如“十恶”中有关妖术的条款——是很难被用于实际案例的，因而在事实上也就没有产生任何案卷。但是，这些条款仍被保留在《大清律例》中。这本身就进一步证明，尽管帝制时代中国的执法者们曾一再对此予以否认，他们其实相信，某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是有可能在人与神灵之间发生的。这种人与神灵世界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基础都是一种威胁——而这两者在皇帝的言论中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我们思考1768年的大恐慌时必须记住，对于弘历大肆反妖术的行动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便了事的。

    对“叫魂”应如何处置？

    在对叫魂事件问罪时，上述精心设计的律倒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发生于1768年的特殊案例又适用于《大清律例》中的哪些条款？在处置叫魂事件时，所有官员以世弘历本人肯定是知道《大清律例》中禁止“邪术”条款的多样性及广泛性的。当弘历提到叫魂事件会对百姓造成大害”时，他同时一定也会想到依据《大清律例》是可以对之问罪的。可足，对于一位十八世纪的执法者来说，在律法的各种定义与禁条中究竟应当用什么具体条款来治叫魂之罪？《大清律倒》中并没有“叫魂”这一条，所以，要对之定罪也就必须采用类比套用的办法。在法律罚则未能涵盖某一特殊罪行时，这种做法是很普通的。

    用同“邪神”交往（第一六二款）对叫魂事件问罪似乎是不恰当的，因为这里所涉及的“神”是受害者的灵魂。一种看来更站得住脚的做法，是在起诉时援用第二八八款（其对象是以“折割”手段侵害人体的妖术活动）和第二八九款第三子款（其对象以符咒伤人的行为）。如果头发正如本书第五章所提示的那样是包含着人的生命力的，那么，剪人头发或将头发用于巫术的行径，便可能像前文述及的残杀人命的行为一样引起人们的强烈反感。要是普通人如同执法者一样对这种行为心存恐惧，那么，根据上述条款起诉妖党就能起到使所有关注此事者均得到安抚的作用。说到这里，读者诸君也许会问：难道我们不可以直接找到当时为叫魂妖党定罪的案卷，并从那里知道当时对叫魂案件是如何定性的吗？这个问题提得很公平。可是，事情的困难之处在于当时对叫魂事件的起诉定罪并没有留下任何判决记录。随着我们故事的进一步展开，这一奇特情形的产生原因将会逐渐明朗起来的。但至少我们确实知道，弘历决定对剪人发辫的行为发起扫荡是为了对付妖术，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事件开始时，他就极力回避提及大清削发令的政治意义，而单纯简单地将矛头集中指向妖术问题。弘历的坚定立场是同十八世纪官方对于削发问题的态度完全一致的：削发是一个早已过去的问题，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再把它翻出来。恰恰相反，由于担心会造成恐慌，弘所在有关通信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此时此刻，削发一事暗中所包含的对于满清统治合法性的威胁是如此敏感，以至于连在秘密的宫廷通信来往中私下提及此事也是不适宜的。

    1752年马朝柱事件便清楚地表露了弘历对于发生恐慌的担忧。当时，凡涉及到违反削发令的报告便被认为是不应提及的。甚至在对妖术起诉定罪时，也必须持极度谨慎的态度。下面列举的这个例子是在叫魂危机爆发之前六年发生的。在位于南京西南约一百三十里的安徽省含山县，有个名叫道省的丐僧，惯于“用符咒叫人生魂”。据报，道省曾经吸收过几名门徒，其中有人被捕获。弘历发现，地方官吏所采取的措施既笨拙又带有刺激性。人民当然应当受到保护，以使他们免受“蛊毒厌魅”的妖术之害。但是，安徽巡抚所采取的大事声张并布下天罗地网的做法，却肯定会引起大众对此事的注意。那些“不知事理缘由”的“无知愚民”也因而会产生恐慌，从而造成民间的混乱。因此，调查要既严密又慎重，以免使民众产生惊恐情绪。这里使用的“蛊毒”和“厌魅”两词直接来自大清刑律，是官方在接获有关妖术行为的报告时极平常的公开反应。为什么官方不干脆对乡下的流氓恶棍来一个清扫，然后再公开对他们起诉定罪呢？

    其原因就在于担心这会引起恐慌。于是，谨慎小心在这里压倒了司法正义。由妖术而产生的危险既有其超自然的一面（国家因而有责任保护普通百姓免遭罪恶邪术之害），也有其政浩性的一面（因妖术而导致的公众歇斯底里具有爆炸性）。前一方面要求国家采取行动，而后一方面却又要求国家谨慎行事。六年过去了。在本章述及的发生于山东的这些案子中，妖术问题同剪人发辫纠缠到了一起，这就更需要予以谨慎对待了。确实，正是造成恐慌的潜在危险会直接触及大清帝国的权力结构。这就使得弘历有更充分的理由对削发问题保持沉默——甚至在同自己官吏的秘密通信中亦是如此。结果，在清剿妖术的头六个星期里，皇帝在诏谕中对于削发问题只字未提。对于叫魂妖党的追踪也是在极端谨慎中进行的。

    在这里，皇帝和普通百姓似乎分别抓住了一个爆炸装置的两个把手。对于弘历来说，产生公众动乱的潜在危险（不管是因削发或妖术而造成的）关系到他的政权的安全。他可以通过对于术士们的起诉审讯来安抚平息公众的恐惧，但这样做对公众的情绪最终会产生什么效果却是不可预见的。然而，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妖术带来的危险却是直接的，并涉及到了他们个人：种种邪恶势力正威胁着他们，要将他们的躯体与灵魂分割开来勺剪剖发辫的妖党搞得他们不得安宁。随着妖术从浙江无情地蔓延开去，关于有人被剪割发辫的报告也继续在各地官吏的公案上出现。倒如，在福建南部，一个受害者告诉知县说，一天他正在县学读书，暮色将临之时。他在凳上睡着了。当书童将他推醒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辫精已被剖下，放在旁边一座香炉上。另一位受害者，有一次走出城门去买柴火时听到背后有声响，他回转身去，没有看到有人。突然间，似乎有什么东西打到了他的背上，他感到一阵晕眩，而他的辫子已被剪掉了。第三位受害着，有一次正在一座寺庙的门道上与一位村民聊天，感到一阵“怪风”吹来，便失去知觉地摔倒在地上。当他醒来时，才发现半条辫子已经不见了。

    第五章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康熙初年，两个术士前往投靠吴三桂叛乱。途中，他们在一个县城停下来过夜。其中一个面对西墙躺下睡觉。另一个说：“不要睡在那里，今晚亥刻（九时）这墙会塌下来的。”那一个说：“你的法术还不深，这墙不会往里倒，而是会往外塌。”时辰到时，墙果然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往外倒塌了。

    十八世纪初年，常熟有个归隐林下的官员，是个会鉴别巧技奇术的行家。所有当时有点名气的术士都来拜访他。有一次，来了一个和尚，能够在自己的化缘僧钵里制造幻象，让那里看起来一派鱼龙出没的景象。和尚邀请官员一起进山旅行。他们在一所庙宇前停下休息时，和尚突然消失了。官员便向庙里的其他和尚询问。他们回答他说：“他说你应该剃度后留在此地。永不回家。”官员大窘，向和尚再三哀乞，他们才答应，如果他能为修建庙里的正殿捐献十万两金子，他们就会放了他。官员无奈，只好给他们写了一张十万两金子的欠条。和尚此刻竟然又出现了，客客气气地向他致谢，并向他出示了那神奇的僧钵。官员在那里看到自己的全家都聚集在家中大门口。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真的是站在了自家大门前，而和尚则已无影无踪了。当他进去找到自己的钱袋时，发现里面少了十万两金子，却多了那张欠条。有人说，这大概是白莲教干的。十八世纪，长治一个姓陈的居民有个才貌双全的女儿。一天，一个靠乞讨为生的游方道士看到了她，便带着自己的讨饭碗在陈家门口附近停留下来。当道士看到一个盲人走出来时，便问他是干什么的。盲人说，他是应召来给这家人算命的。道士声称，有人托他当媒人来给这家姑娘说亲，所以，他需要知道她的生辰八字（即她出生的年、月、日及钟点）。得到这些后，道士使走了。几天后，姑娘感到双腿渐渐麻木，而后便陷入了昏睡状态。她莫名其妙地被带出家去，发现自己在一条渺无人迹的路上由道士领着走。道士将她带到了一所看上去颇像她自己家的房子里，拔出刀来向她的心口刺去。她感到自己的魂从体内飞出，并看到道士一面口中念念有词、一面将她心上滴下的血涂到一个木偶上。她感到自己已与木偶混为一体。道士命令道：“从此后你须听从我的差遣，不得违误！”（这是《清稗类抄》和《聊斋》的故事）

    这些故事，或者希奇古怪，或者隐晦曲折，是中国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中成千上万有关妖术故事中的几例。我所指的“妖术”，在这些记述中，便是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的力量。这也是我对“妖术”的一般定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术士”就是那些据称拥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强化力量的人，包括认识上的强化力量（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尤其是能够预言未来），遥控事物的强化力量（能够穿越空间移动物体），驾驭生死的强化力量（能昭操纵生命，或将之从活着的生灵那里取走，或将之赋予没有生命的事物）。这些力量一般被称之为“术”，这意味着我们应把它们视为¨妖术”（sorcery），而不是“巫术”（witchcraft）。根据伊文斯—普里查德（Evans-Ptitchard）的区分，有关“妖术”的知识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而对“巫术”的掌握却是与生俱来的。在中文中，没有哪个单词包含有英文中的“sorcery”一词所包含的各种意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①那些反对人们私下与精神世界发生交往的正统力量，往往会使用“妖术”、“邪术”或“左道异端”等词语来稚呼这样的行为。在刑典的语言中，上述词语亦有出现。同时被使用的还有“妖人”和“妖书”两词。普通百姓则会根据实际情况使用不那么难听的说法。一个“妖人”（sorcerer）可以是一个“术士”（从字面上说，就是一个掌握术法的受过教育的人），而能与精神世界发生关系的中介人，则可被称之为“巫”——这个词早在古代便被用来特指与鬼神世界打交道的人了。

    ①“宗教”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中国的环境下就不能对宗教进行研究了——如果我们相信这对理解中国或是理解宗教都是很重要的话。当然，我们应当非常仔细，避免掺入违反证据的解释。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用任何语言对中国的妖术进行过综合研究。在这里，我也只是从同1768年事件有关的几个角度对这一庞大课题进行探讨。我将涉及到有关于人的灵魂的看法，有关通过法术而使无生命的物体获得生命的看法，以及有关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避免受到妖术之害的看法。我将向读者揭示，叫魂的幽灵如何因一些信念而产生，而这幽灵竟如此可怕，它不仅迫使普通臣民去残杀生灵，也驱使一位皇帝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破坏性甚大的除妖运动。

    躯体与灵魂 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

    有关一个人的灵魂可从躯体中分离出去的看法。是以一种有关灵魂构成的复杂信念为基础的。中国人相信，灵魂本来就有着多种层次。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看法是，在一个活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及代表躯体之灵的“魄”。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这种关于灵魂两重性的认识便已存在；而且，当时这一认识已经与“阴”“阳”双重构成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阴阳相依，方有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的存在。同阴阳相对共存一样，当人活着的时候，灵魂的两个部分和谐地共存于人体内；而当人死去时，它们便分开了。“魂”与“阳”相对应（并与男性、轻质和动态相联系）；“魄”则与“阴”相对应（并与女性、重质和静态相联系）。“魂”所控制的是较为高级的机制（脑与心），而“魄”所管理的则是有形的感觉和身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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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科恩曾指出，中国人的信念要求灵魂具有多样性是由于在有关死的同题上两种看法重叠的结果，一是祖先崇拜，一是同最后审判和转世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报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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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本书的讨论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要将轻巧、易变的“魂”从一个活着的人身上分离出来，竟可以是一件惊人的易事。通常在人睡觉的时候“魂”便是与人体分离的。当然，它通常会回到人体。但如果“魂”离开人体的时间延长，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异状和反常情况，包括人会生病、昏昏沉沉、发疯，或者死去。在荷兰汉学家德一格鲁特居住过的一个中国东南部社区（厦门），他发现“人们的惊恐、焦虑和失眠状态可能是同魂较长时间与身体分离有关联的。”②失魂状态在解释儿童的病因时似乎显得特别重要。在德。格鲁特的著作中这样的十九世纪的资料来源，也得到了现代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的田野研究的呼应。在当代台湾，当孩子没精打采、烦躁不安以及生病时，人们会将之归咎于失魂，认为孩子的魂可能是被“吓”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孩子带回到他被吓着的地方召回他的魂，他的病也就会好了。

    关于可以将已从体内分离出去的魂再“召唤”回来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看法。这是同人死后的礼仪活动以及从病中痊愈康复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公元前三世纪初期，这似乎就已成为中国中南地区萨满教葬仪的一部分。到了汉代，这又成为一种叫做“复”的仪式的一部分。有关这种仪式的图画在公元前二世纪的马王堆墓葬中被发现：当某人死后，死者家中一名成员便立即担任起“召魂人”的角色，爬上东边的屋檐，面向北方，挥舞着死者的衣服，大声叫道：“嗔！某某（死者的名字）回来吧！”这里的假设是，死者的魂只是在他睡觉或失去知觉时暂时离开了他的躯体，因此，用他所熟悉的衣服等物便有可能将他召唤回来。从事这种仪式是为了“将死者的‘魂’召回来与他的‘魄’，团聚”。这里的前提则是，“魂”是“魂魄”中更轻飘易逝的组成部分，比较容易与躯体相分离，也很快便会消失。相形之下，“魄”在入土时便走得慢多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必须召唤的是“魂”而不是“魄”。（十八世纪的叫魂术也是以“魂”为目标的。）

    自愿与非自愿的灵魂丧失

    中国人相信，灵魂是既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又可以通过非自愿的手段而与躯体分离的。同死者的交往可以经由“魂游”或“夺魂”来实现。在发生魂游时，魂游者的“魂”被送往地下访问死者。从魂游者在回魂时有时会遇到麻烦的许多故事来判断，这被人们看作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①这样的故事揭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焦虑。那就是，“魂”可能会在试图回到躯体时迷失方向；或者在此期间，躯体会因为人们误认为人已死去而遭到损坏（也许，这是同人们担心因睡着而被误认为已经死去的恐惧是有关联的）。②然而，关于人们会在并非自愿的情况下便失去灵魂的说法更令人担忧。除了“惊恐”或其他创伤③有可能刺激魂脱离躯体外，魂实际上还可能会被其他人或某种超自然力量偷走。人们可能让“复仇鬼魅”和妖魔为此承担责任。德-格鲁特在厦门的采访对象曾向他叙述过“某些喜欢从人身上汲取精气的恶鬼”的情况。人们称这些鬼怪为“走马天罡”或“半天秀才”。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知觉，人们会把他送到一个“师公”那里，由师公为他举行一种叫做“抢精神”的仪式，以便从偷去了他的魂的“冥物”那里将魂找回来。人们知道，从事偷魂的鬼怪夜间出没于路边。在许多故事中，“不幸的人被这些人类天敌夺去了生命，身上没有丝毫受伤的痕迹，却被发现横尸路边，只是他们的魂已被勾走了”。勾魂的鬼怪尤其喜欢单独在路边的人，因为他们“在那里孤零零无处求助”。似乎因为仅仅有这种勾魂的“冥物”还不够吓人，人们还认为坏人也是有偷魂的能力的。术士们便可以通过在纸上画符来对受害人施行妖法。

    ①哈瑞尔；《灵魂概念》，第525页，转引荷恩：《一个中国村庄的死亡崇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丹尼斯对广东的一个“魂游”事件作了详细叙述，参见《中国的民间传说及其同雅利安与闪族传说间的类同之处》伦敦1876年版，第59～61页。德格鲁特争引用小说资料显示，有能力的人可以使自己的魂离开躯体，“特别是为了达到看到隐形事物的目的”。②席文指出，中国人认为在死和睡着之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区别。死去只不过是未醒来而已。“死”这个字也被广泛地用于“失去知觉”的状况。私人通信，1988年12月24日。③《聊斋志异》第234页有一个故事。患上了相思病被认为是一个年轻公子失魂的原因。

    “招魂”既可被用之于葬仪，也可被用作医治孩子疾病的一种手段。这表明，活着的人们在死者（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刚刚死去的情况下还不愿接受这已是最后的事实；这也表达了他们不愿让死者离去，如还有可能便还要将他召唤回来的情感。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当死者是孩子时，人们会将孩子的种种病状归之于也许是惊吓造成的暂时失魂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父母便会求助于招魂仪式。这种仪式一般称之为“招魂”或“叫魂”，两者都意味着“对魂的召唤”。需要记住的是，“叫魂”有时和“偷魂”是同一意思。挚爱孩子的父母和邪恶的术士都在对魂进行“召唤”——一个是要将魂唤回到体内，另一个则是要将魂从体内唤走。亨利·多尔（Henry Dore）曾在长江流域的社区对晚清的招魂进行过观察。下面记述的是发生在安徽的一场仪式：在为孩子招魂时，使用的方法如下：先是提到孩子的名字，然后招魂的的人说：“你在哪里玩啊，你快回家吧。”或者说：“你在哪里吓着了，回家吧。”……如果孩子的名字叫乃喜，招魂的人就会说：“乃喜啊，你在哪里吓着了？你在哪里玩？回家吧！”另一招魂的人会跟在后面答应道：“回来啦。”当他们四处喊叫时，一个人会在屋里将死去孩子的衣服放到房子附近或门道上的一根扫帚柄上，然后注意地观看是否有树叶或小草之类的在近处移动，或者是否有小虫子在近处飞动任何这种情况，都是魂已经回来了的迹象。术士以谋命为目的的作法程序竟然同挚爱孩子的父母所从事的礼仪活动有着相同的语言表述方式，这正是这整个事情令人特别感到憎恶的地方。正如在本书第四章中所揭示的，《大清律例》所使用的语言表明了妖术活动所具有的奇怪的渗透性特点：如同欧洲魔法活动中的黑色弥撒一样，它将正统社会生活中平常的礼仪活动颠倒了过来，成为对这种礼仪活动的一种嘲弄。

    有关失魂的恐惧是从人们认为术士拥有侵害人身法力的一般想像中派生出来的——这些术士有本事从远处窃得活人的精气，使得没有生命的物体获得生命，再通过替身来对人造成危害。由于侵害人身的妖术活动是1768年大恐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有必要在这里稍作讨论。被术士们赋予侵人魔力的物品可以有各种各样，但最普通的似乎是通过妖术而获得生命的纸人。各种“奇事异闻”中充满着有关这种纸人的故事。

    明朝的一个故事讲到，广东有一个姓李的术士，会一种名为“先天神算”的预卜未来的法术。据他宣称，他会让“纸人纸马”变活，还会用“纸剑斩人首级”。他甚至还懂得让死人复活的法术。这位多才多艺的术士最后被一帮属于白莲教一个支派的造反者网罗去了。①湖北有一个姓吴的书生，有一次当众嘲弄了当地一个颇受人尊敬，被认为有本事偷魂的张姓术士的法力。吴书生料到张术士会对他进行报复，便在当天晚上拿着一本《易经》当武器，坐着等侯。②一个身穿盔甲的鬼怪撞进屋里，对他发起攻击，但当吴书生用《易经》向那鬼怪猛打过去时，那鬼怪竟然仆地而倒。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53页。发生于十六世圮的一次叛乱是由一位名叫唐赛儿的妇女领导的，她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的成员，据信能通过操纵活生生的“纸人”施行妖术。②经书可以拥有与其论学教诲内容完全不相干的魔法力量。参见德-格鲁图特关于以《易经》和其它经书为护身符对付妖魔的讨论。《中国的宗教体系》，第6卷第1011页。

    吴书生发现地上只有一个纸人，便把它捡起夹在书中。过后，又有两个黑脸的小妖精闯了进来，也被他用同样的办法对付掉了。过不多久。一个哭哭啼啼的妇人出现在门前，宣称她是那个术士的妻子。她哀求吴书生放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因为他们的魂都附到纸人的身上去了。地呜咽着说，现在她家里只剩下了三具尸体，一等到凌晨鸡鸣，他们的魂就回不来了。吴书生教训邢妇人道，她们一家人做尽了害人的事。是罪有应得。但出于怜悯之心，他还是还了一个纸人给她。第二天早晨，他才知道张术士和他的大儿子都死了，只有小儿子活了下来。①人们对于术师以纸人为工具所普遍存在的恐惧，肯定是与纸制物品（纸俑、纸马、纸房子、纸工具以及其它纸制物品）在殡葬礼仪中的广泛使用有关的。德-格鲁特指出，厦门地区便有人使用人形物品的妖术来伤害自己的仇人：[人形物]大多是用两段交叉捆在一起的竹片粗粗割成的，在一片竹片的一端粘着代表人体的纸。这竹片像手那般走小，男人同女人的区别则在于两团据说是鞋子的碎纸。这被叫做“替身”，是用来替代某人的，可以在任何一家制作并出售用于祭祀死人和神是的物品的店铺里用现钱买到。它们是被当作奴婢焚烧后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使唤的。

    ①袁枚：《子不语》

    纸人纸马可被用来为死者的福祉服务，供他们在转入鬼神世界后使用；也可被当作仇人的替身，用作对他们施行邪恶魔法的手段；还可能被别的什么人用来伤害自己。很显然，人们是很容易看到纸人纸马这些不同用途之间的联系的。施行侵害人身的法术的另一途径，则是借用受害者“身上的某些部分或所穿的衣衫”。此外，术士还可以通过象征性地借用受害者身体的某些部分、取得侵害其生命的魔力。“术士所用的工具或是人的灵魂、或是灵魂的一部分。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则在于掌握活人躯体的某些部分，尤其是掌握同精神力量和生命力量的产生有关的器官。此后，便可将受害者的魂安置于术师所创造的某一幻象中，任由术师通过符咒让那人的魂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意愿。”

    头发与邪术

    正如我们在禁止妖术活动的刑律中所看到的那样，侵害人体的妖术可以促使人们基于懦家教义而因体肤受损产生害怕，也可以导致人们因这种嗜血野蛮的行为而陷入文化上的深刻恐惧。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普通百姓的心目中都有这样的印象：术士们能够利用人的头发来汲取他人的精气，然后再将这种精气转移到纸人纸马身上。德清的石匠们便被认为是有这种本事的人（即汲取他人的精气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即便受害者是个陌生人，一个经过适当训练的术师仍能够以其头发为中介物质而攫取其灵魂。我们在1768年所遭遇的大多数叫魂案子中见到的便确确实实地是这种情况。术士不一定需要知道受害者的姓名和生日之类的个人资料。明代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从蛋里生出来的和尚的故事，无人知道他的生辰八字，一位颇好“师巫邪术”的公子希望在这个“蛋子和尚”本人不知不觉之中对他作一次偷魂的试验。一个术士满有把握地说，以他的本事，并不一定需要知道和尚的生辰八字便可办成此事。“若没有生辰，须得本人贴身衣服一件，及头发和爪甲也是一般”，再对着这些东西念诵咒语便可以成事。①而如果单凭这几样东西就能够施行法术，那么甚至在只知道某人名字的情况下，也许也是可以对之施行法术的。一个术士在自己居住的杜区里，是知道周围亲戚朋友或邻居的名字或生辰八字的，那么，他不必通过个人物品的中介作用，就能够对别人造成伤害。这就是在本书第一章中农夫沈士良想要做的：他将自己所探恶痛绝的侄儿们的名字写在纸片上，让吴石匠放在桥桩的顶端撞击。

    ①罗贯中和冯梦龙：《平妖传》（1830年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这也是本章开头长治的那个恶道士所干的勾当：通过得到受害女子的生辰八字而令她着魔。然而，对那些来自外地的陌生人术士来说，他们就必须在不能就近得知这一切的情况下从事自己的肮脏活动了。正是在这里，剪割发辫和衣襟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使得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被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所左右。即便对一个不认识的人，术士也能通过妖术而使得那人无生命的排泄物和衣物之类的东西着上魔法。这样的看法，自然加深了人们对于陌生人所怀有的恐惧。

    在很多文化中，人们都相信头发有着神奇的魔力。我在本书第三章中，曾对为什么满人征服中国后颁布的削发令受到了汉人顽强抵抗的原因作了探讨。在这里对妖术进行探讨时，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头发、权力和死亡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艾德蒙·李奇关于人们在潜意识的层次上是将头发与生殖器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在我看来似乎过于具体，超越了人种学在这方面所能提供的证据。①我更倾向于接受的是詹姆斯·佛朗泽等被李奇称为“老派人类学家”的更一般性的看法，那就是：“头发在礼仪上象征着某种极为深刻的抽象性事物，如繁殖能力、冤魂一类的东西，个人的力量，等等。”②由旁遮普文化所提供的证据表明，正是由于人们认为头发能够汲取并储存生殖能力，它才在施行妖术时被人使用。一个不能生育的妇女，便可以通过剪取新生婴儿的头发而使得这婴儿在她的子宫里再生。神汉长而缠结的头发尤其可贵，则是因为头发的主人在性生活上的长期节制使其头发中积蓄了极大的生育能力。③在中国，无疑也可以看到有关头发汲取并储存精神力量的证据。

    ①李奇的假设是：‘头发是无形的性心理的一种有形的象征性替代物。”②李奇；《魔法搬的毛发》③荷西蒙：《头发，性和脏物》，载《人杂志》。荷西蒙在该文第275页写道，一种符号是通过深刻的心理上的联系而“取得自身力量的”（倒如，头发等于性心理），但随后便在礼仪的场合变成了一个在意义上漂浮不定的东西。在某种礼仪背景下，信号的意义虽同最初的意义有关联，但并不一定完全相同。

    在广东地区举行的丧事中，头发似乎具有汲取丰富的生育能力的精神实质，人们因而希望，死者的已婚女儿和儿媳妇“在死者的棺材从村里被移进出去时在棺材上摩擦她们松散的头发”。詹姆斯·沃森认为，人们相信可以用这种有意吸收死亡污染的行为来加强生育能力和家系延续，好像死者的灵魂正在通过妇女的头发而重新进入到家系中来。①叫魂事件还不断使人们注意到头发在和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剃度仪式等使得和尚失去头发的场合。人们常常发现和尚随身带有头发，其原因之一便在于：师父们通常会在为弟子施行剃度后将那些受教于他们的弟子的头发保存起来。但很明显的是，保存头发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不同辈份的和尚之间。人们还知道，和尚们也会沿路相互交换头发，以便彼此“结缘”。也许，这样做的目的也在于扩展自身灵魂力量的多样性——因而也扩展灵魂力量的效力？——从而加强自己同所有和尚作为一个整体的联系。②妖术预防法1768年的叫魂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普通百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或者通过对可疑的妖党施行私刑，或者通过诉诸于法术来进行补救——以便同妖术凶险不祥的影响力进行对抗。正如湖北那个用《易经》猛击妖魔的莽书生的行为所表明的，法术是可以用法术制服的。事实上，处于近代前夜的中国（同时也是今天的中国——只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我们还不知道）就像是个巨大的角斗场。在这里，超自然力量在伤害的同时也在补救，而在这两者之间发生着一场无情殊死的争斗。用德-格鲁特的话来说，人类为对付那些邪恶的精灵，“每天都在从事着一场使人不得安宁的攻防之战”。参加这场战争的当然有职业人士。那些关于礼仪问题的专家们从事着施行法术，主持丧事，测定房屋风水走向之类的活动。然而，参与这场战争的普通士兵却是一大帮门外汉。他们凭藉着一大堆或者写了字，或者没有写字的咒语、护符以及有关行为举止的一套公式，便要以此为武器为自己“辟邪”。

    ①沃森：《事关骨肉：广东社会对于死亡污染的处理》，还未搞清楚的是为什么让已婚的女儿来做这件事？除非这是为了加强姻亲之间的联系。②有大量史科证据表明师父保存着弟子的头发。《朱批奏折》，第858卷第3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刘统勋等），便是一个例子。关于“结缘”，参见《朱批奏折》第866卷第6号，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要增加自身的灵魂精气，取决于从很多人那里获得头发，而并不仅仅取决于头发分量的多少——大术士明远建造“万魂桥”的计划表明了造一点（参见本书第四章）。

    利用咒语和护符“辟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项保护性行动大都是以构成灵魂“阳”端的“鬼”为防备对象的，其产生的原因则在于死者的灵魂没有得到很好的关照。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对付妖党的邪恶魔法。鉴于德清县的石匠们是由于人们对于建造工匠的怀疑而成为目标的，我将在这里通过对建造工匠法术的叙述，就如何通过符咒去邪的问题进行探讨。根据传教士民俗学家丹尼斯（N.B.Dannis）在广东所进行的研究：“广东有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说的是一个造房工匠被一位妇人叫去整修厨房时，对那位妇人挟嫌报复之事……整修工程按时完工了。但不知怎么搞的，妇人每次进厨房就会得病。她相信，厨房的地基一定已被人动过了手脚，于是便让人将厨房的墙推倒。果然不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空洞，其中放着‘一个生病模样的泥人’。原来这就是妇人生病的原因。”

    为什么人们会将建造工匠同妖术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相信，房屋的风水状况会对居住者生活中的吉凶产生影响。既然如此，建造房屋的工匠自然就有责任在建房时施行“好的”法术。

    建房的时间选择，房屋的结构走向，以及建房时所遵循的礼仪程度，等等，都被人们认为对于房屋建成时将邪气排斥在外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当然，既有办法施行“好的”法术，也就有本事施行“坏的”法术。因此，有一本在清代很流行的名为《鲁班经》的木工手本，便不仅包括有建房时所应遵循的恰当的礼仪规则，也有着种种恶毒的符咒，供建房工匠藏在屋粱上面或地板下面。

    但为平衡起见，《鲁班经》中也包括有用来对付施行妖法的坏木匠的符咒。下面是几则木匠以符咒害人的例子。①一幅封有“冰消”两字的竹片图：

    一幅破瓦一断锯，藏在粱头合缝处，夫丧妻嫁子抛谁，奴仆逃亡无处置。

    藏正粱合缝中。

    一幅牛骨的图画：

    房屋中间藏牛骨，终朝辛苦忙碌碌，老来身死没棺材，后代儿孙压肩肉。

    埋屋中间。

    ①午荣和章严编纂，局言编：《鲁班经匠家经》，上海1909年版，第4卷，第3～4页。这里引用的资料来自题为“秘诀仙机”的附录，但书中未注明此附录的出处。全书始自公元五世纪中期，但也包括有更早的资料。关于该书的历史和特点，参见鲁藤比克《传统中国木匠业的营造方式和礼仪》，载《中国科学》第7卷，（1986年12月），第13～16页。此书被认为具有极大的魔力，以至于书商在卖书时从来不会将脸对着书。一旦看到此书，使必定要对别人实施魔法，否则自己就会遭殃。

    一幅一团头发中裹有一把刀的图画：

    头发中间裹把刀，儿孙落发出家逃，有子无夫常不乐，癣寡孤独不相饶。

    藏门槛下地中。

    但是，符咒也为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术保护，以使他们不会受到混迹建造房屋者中的妖党之害：凡造房屋，木石泥水匠作诸色人等，蛊毒压魅，殃害主人。上粱之日，须用三牲福礼，横扁一架，祭告诸神。将鲁班先师密符一道念咒，云：恶匠无知，直毒厌魅，自作自当，主人克伤。暗诵七遍，本匠遭殃，吾奉太上老君敕令，他作吾无妨，百物化为吉祥。急急律夸。

    即将符焚于无人处，不可四眼见。取黄黑狗血暗藏酒内，上粱时，特此酒速递匠头三杯，余者分饮众匠。

    凡有厌魅，自受其殃，诸事符解。

    此符用碲砂书符贴正梁上。

    这些关于法术正反作用的看法，暴露了无时无刻均困扰着大多数普通百姓的种种焦虑；早夭，草草下葬，失去子女，死后得不到恰当祭扫，等等。尽管这些焦虑集中在建房妖术上，但反映的却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认识，那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其实是很容易受到超自然力量的破坏伤害的。在神鬼之间进行的那场永无休止的对抗中，人的生话需要得到“术”或“法”的保护——不管使用“术”或“法”的是宗教职事人员还是有这方面知识的俗人。①对于僧道的怀疑在对叫魂的清剿镇压中，僧人（有时还有道士）从一开始便是受到怀疑的主要对象。为什么弘历那么快地就相信了有关大术士均为僧人道士的说法、并动用国家的力量资源来对付他们？

    ①在《中国的咒法》一书第213～237页，迟田瑞穗从小说笔记中引用了关于如何对付造房工匠妖术的一系列忠告。在该书第218页有这么一个例子：如在卧室中发现有害之物，”且不可触及此物，需将其投入滚油煎炸，再投入大火中，则（造房）木匠非死即病。”有时祸害并非有意造成。例如，某一房屋的居住者开始“咳血”。事后发理，原来是因为木匠在上梁时碰伤了手，血渗到木头里去了（第230页）。

    为什么每当普通百姓心中因妖术而产生恐惧时，他们那么快地便会朝着离自己最近的和尚猛扑过去？

    官方对于僧道的处置

    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同邪术的抗争，也在社会最高层从清廷的种种关注中反映出来。就在国家查禁妖术的同时，它仍然不断地在同神灵世界打交道。在官方的各个层次——上从皇帝的官邸，下到最肮脏不堪的县衙门——国家的各种机构都在人与神灵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所起的作用如同西方宗教中的祭司一样：它们代表着人类与神柢交往，以此来保障人世间的适当秩序，尤其是保障帝国范围内的农耕兴旺与国泰民安。在国家的最高层。皇帝本人每年一度都要主持祭拜天地的仪式；在下层，知县们（他们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也是一个个小皇帝）则将城隍爷（这是神鬼世界的知县）当作自己施政时不可或缺的助手。

    普通百姓虽被禁止对帝王和官僚所崇拜的各种神灵进行祭祀活动，却可以分享对于这些神灵的信仰。正式的上天崇拜为帝王所垄断，但上天在人间的力量却为普通百姓所信仰。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受到上天力量的支配（“五行”交替运作，阴、阳相互影响），人们很容易地便会认为帝王对上天的崇拜与人间的福祉是相通的。又因为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的命运取决于城嚏隍老爷的判断，普通百姓便相信地方官员祭祀城隍爷是在为整个社区造福。如果国家要使民众对于自己在精神上所起作用的信心能够持续下去，它就必须认真防备在这方面出现潜在的竞争对手。

    国家既然以包揽一切的态度宣称只有它才有资格掌管人与神灵世界之间的交往关系，它使精心设计出一系列规则条例，以便对有组织的僧人道士进行管理。自然，在国家为他们所制定的规则中也就不无荒唐之处。从形式上来说，即使从事礼仪活动的大多数僧道人员其实并不“从属于”任何僧道机构，官方却仍可能要这些机构对他们的活动负责，至于民间宗教的职事人员，以我们在西方背景下所养成的眼光来看甚至算不上专职宗教人员，但他们却主宰并支撑着那个无所不包并探探植根于民间社区的宗教活动体系。国家若想制止这种暖昧不清的状态，是否可以坚持要所有僧人道士都明确表明自己的师徒关系？或要求所有从事宗教活动者都登记注册？从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想法是荒谬可笑的。大多数宗教职事人员注定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的（根据国家对社会地位的边际性质的界定）。如果国家一定要将那些规则（对此，我将予以概要说明）强加于他们身上，也就等于把民间宗教本身也给取消了。在那个时代，这对于国家来说当然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这个简单的事实为学界关于“国家对宗教的控制”的讨论带来了一个不甚真实却极为有趣的侧面。

    不管怎么说，国家还是做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尝试。我们必须将这种尝试视为国家在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不是国家的一体制”正在按照自己本来的思路行事。根据规定，所有寺庙庵观及其僧道人员都必须登记注册并获政府批准方可进行活动。除非获礼部正式批准，建造寺庙是非法的。根据同一精神，国家几百年来便一直要求和尚道士必须取得度牒。那么，为什么国家在中国帝制晚期对于宗教职事人员的登记注册及控制他们的问题会耿耿于怀到如此地步？公元九世纪，当大唐帝国大批没收寺庙财产并迫令成千上万的和尚还俗时，其部分原因在于经济上的考虑：当一个人隐入寺庙之时，也意味着他不再负有缴赋税与服劳役的义务，因而也就使国家失去了一份收入。但到了明清时代，劳役义努已可换算为钱币并可与田赋一并估算支付，劳役实际上也已为雇工所取代，上述经济目的也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我们对清代国家为控制僧道的努力细加考察，便可以看出，其中另有企图。早在明代，便已有过要僧道人员登记注册并为他们发放度牒的情况。但是，直到1674年皇帝才发布了将僧道人员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的第一道一般性诏谕。为对僧人道士进行督察，清政府在北京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各由十六名和尚或道士组成。

    这些成员最初显然系由礼部选拔产生，以后的替补则由京城的僧道人员通过选举决定。这些成员的名单还需向吏部报备。①皇帝还诏令各省建立起一个平行的体系，由选举产生的僧人道士所组成的督察机构分别在各道、各州与各县建立起来。②他们通过通常的官僚统治管道向上提出报告。

    ①这些官员若是和尚则叫做“僧录司”，若是道士则叫做“道录司”。见《大清会典事例》，第501卷第5页。1773年，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这些官员转归内务府监督掌管。②在这些部门任职的人员由各省总督或总兵向礼部通报，再由礼部将人员明单转呈吏部登记造册。这里的整个体系均与由各省衙门及礼吏两部委任操纵。明代将人员名单奏报皇帝的旧制在清代已废止不行。所以这一切显然是为了使这里的程序常规化，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呈送皇帝的文书。见《大清会典事例》第501卷第6页。

    建立这些督察机构是为了对和尚、道士、尼姑的品行举止予以控制约束，以便通过适当的纪律措施而保证使他（她）们按出家时的誓愿行事。然而，除这些机构外，最重要的还是发放度牒这一措施。在这里，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保持僧道人员队伍本身的纯洁性，而是在于确保不让那些不可靠的俗人以僧道的面目出现。皇帝所担心的是，“不法之徒”会假借僧道习俗，冒用“祖师”名义从事占卦预卜之事。此种“交通鬼神’’及预卜朱来的能力会产生种种“异说”“野谈”，从而吸引无知民众成为他们的门徒并非法结党。在这里，皇帝所谓的“异说”“野谈”，并不仅仅是指他们假称具有魔力，而更是指他们假称有能力预知现存政治秩序的未来命运。在皇帝的上述诏谕中所显示出的，是一种对于在帝国权力中心北京所发生的宗教活动的特殊敏感。位于京城的寺庙庵观均“不许设教聚会，男女混杂”（这是民间宗教的标志；而在皇帝的心目中，这也正是民间道德堕落的进一步的证据），同时，亦“不许建设高台，演剧敛钱，酬神赛会”。

    弘历尤其因僧道人员身份含糊不清的状况而感到沮丧，并因而试图将本来用于管制有组织的僧道人员（即属于主要寺庙道观的人员）的那些办法，扩展使用到生活于平民杜区的广大民间宗教职事人员的身上。他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同那些大概可被称为“在俗僧道”（secularclergy）的人有关。这些人实际上构成了宗教礼仪职事人员的大多数，他们始终居住在寺庙道观之外，拥有财产，甚至还结了婚。他们为葬仪和驱邪仪式提供服务，或以其他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在礼仪上的需要，因而在杜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既不受宗教纪律的约束，也不服从国家的控制管辖。弘历对于僧道在道德及学识上的这种腐败现象大加鞭挞，并诏令各地或强迫“在俗僧道”居住到寺庙道观中去，或强迫他们彻底还俗。对他们的财产，除一小部分生活基本必需品外，均应予以没收或散发给穷人。当这一诏谕看来不仅在一般僧道人员中造成了恐慌也在各省引起了混乱时，弘历又辩解道，他从来就不打算伤害那些循规蹈矩的僧道人员。

    他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共秩序。那些在俗僧道“窃二氏之名，而无修持之实，甚且作奸犯科，难以稽察约束”。他之所以要求他们必须获得度牒，是为了使“无赖之徒不得窜人其中，以为佛老之玷”。这位当时登基还不久的皇帝显然因人们对他的严厉措施的反应而感到震惊。他因而从先前没收财产的诏谕立场退让下来：“究竟国家养济穷民，岂需此区区之财物？”这一诏谕亦就此废止未行。然而，令皇帝不能释怀的是：尽管他十分厌恶，社会上依然存在着一大批不受到国家任何控制的礼仪职事人员。①弘历对于和尚的看法受到了新儒家在性问题上假正经态度的很大影响。当然，和尚自己的内部戒律便有着纯洁俭朴的要求；《大清律例》则对引诱已婚妇女与之发生奸情的和尚规定有特殊的罚则。但弘历对和尚通奸的行为似乎特别痛恨，并决心对之予以惩戒。1768年，南京附近的一个和尚被控与几个已婚农妇发生性关系。江苏巡抚高晋注意到南京地区“每易藏奸”，其原因则在于该地区寺庙甚多，使得追踪奸僧的行止极为困难。

    据此，高晋要求各县官员均需对和尚的不轨行为予以警惕。南京附近的地方官府发现了一个“淫僧”，多年来便一直有不规行为，甚至还贿赂地方保头对他的恶行藏匿不报。通过将寺院的土地出租给佃农，这个和尚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高晋奏报道：“查淫僧厚积资财，恣为不法，大为风俗地方之害。”对这样一个罪犯，《大清律例》中一般规定的惩罚看来已经不够，高晋因而建议将他发配伊犁军中为奴。弘历批复道，甚至这样的惩罚仍属“轻纵”；“此等淫恶劣僧久为地方风俗之害”，因而，对此罪犯“一经败露，即当立即仗毙，以示惩儆，何得更为宽待”。高晋再次奏报道，他确实应该为提出这样一个过于轻微的惩罚建议而受到指责。这一罪犯不仅应予以殴毙。还应在南京地区所有和尚在场的情况下这么做，以示做戒。寺庙三分之二的财产则将予以没收。

    ①《大清会典事例》，第501卷第8～11页。这里，用于在俗和尚的是“应付僧”一词，本身含义不甚明确并可能只在局部地区使用。德-格鲁特在《中国的宗教派别和宗教迫害》一书第127页将这个词同瑜伽派联系了起来。但是，我遍查了关于佛教的各种标准参考资料，却不能肯定这种说法。用于在俗道士的则是“火居道士”一词。弘历下达反对在俗僧道的诏谕，可能是受了400年前明代的一项公告的触动。

    弘历与高晋这位皇家姻亲之间这番相互攀比的血腥对话表明，对于那些将大多数僧道人员视为虚伪与腐败的社会渣滓的统治者们来说，对和尚狠狠地予以惩罚简直是他们的一种道义满足的源泉。既然他们对于僧道的行为有着这样的看法，他们当然也会觉得完全有理由把僧道人员同包括施展妖术在内的种种有害及不道德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了。当官员们看到下层僧道人员人数激增并因此发出警报时，正如本书第二章所叙述的那样，皇帝对于僧道的恐惧也大大加深，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妖党进行追踪围剿。除乞丐外，和尚道士——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小寺庙道观中以及外出在途的和尚道士——便成了中国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社会群体。这是因为，他们既得不到亲属的庇荫也得不到杜区的保护。但问题还在于，为什么一般民众会那么热衷地参与1768年这场对于妖觉的迫害围剿呢？

    僧道、乞丐与普通百姓

    和尚是1768年大恐慌的主要嫌疑对象。但多少有点让人惊奇的是，十八世纪有关谈神说鬼的两本主要的集子（著者为蒲松龄和袁枚）对和尚的描述却相对来说十分友善。大量的妖术行径都被归到了像本章开头所叙及的谋财害命的道士头上。相形之下，和尚遭到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虚伪或不道德的行为，尤其是他们在性生活上的放纵（在欧洲，这也是人们对僧侣发起攻击时通常会涉及到的一个主题）。此中奥妙，为“妖道淫僧”一词所道尽。①对我们来说，则必须超越那些出色的小说家们的叙事水准，发掘出百姓对和尚产生恐惧的原因究竟何在。②在一个对陌生人存有恐惧的社会中，和尚由于自己生活中的若干侧面而让人看上去便觉得不甚安全。其中一个侧面，便是他们长期地，有时甚至竭其终生只是处于见习修行的地位，即他们虽然削发出家，却并无僧职。一个和尚若要获授僧职，通常需要从属于某座有地位的“官寺”，在一位资深师父的指导下经历并完成很长的学习过程。而如果只是当一名见习和尚，就相对要容易随便得多。他只需表明自己摒弃世俗生活的意愿，由师父削发（师父则将负责他的修行）并开始遵从“十戒”（诸如禁欲、素食等等）便可以了。这样的出家人离开了自己的家而以寺庙为家，师父便成了父亲，其他同师门下的和尚则成了师兄弟。

    ①蒲松龄：《聊斋志异》，第131页。在这本流传甚广的鬼怪故事集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和尚使用妖术来伤害吝啬的施主，这同其它的故事都不一样，因而十分突出。②关于佛教在帝制晚期的实际活动以及佛教僧人的生活，仍旧研究。在以下的讨论中，我所借助的田野调查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情况。这样的做法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他的好处在于，我们是在同实际活动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打交道。而且，我想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许是很少发生的。

    和尚中有很多人从少年时起便已出家，通常在一些由代代相传的和尚“世家”所掌管的“家传”小寺庙中修行。如果确有机会的话，一个和尚也要经过很多年以后才能够在某个规模很大的“官寺”里获授僧职。

    与此同时，一个见习修行的和尚则是一大批未获僧职、处于过渡状态的和尚的一员。这种身份得之固然不困难，失之也很容易。虽然国家以及社会大众将他们归入“僧人”一类，但他们却不得栖身于任何一所有地位的大寺庙。这样的“和尚”大约构成了佛教僧人的大多数。事实上叫魂的疑犯（包括本书第一章所述肖山事件中的两个和尚）大都出自于这些人，政府的疑问也集中于他们身上。毫不奇怪，我们看到普通百姓的恐惧也为同样的看法所左右：这些人既没有正统的家庭背景，又不是注册在案的有地位的僧侣，而只是一批社会边缘人。这一事实不能不导致我们对“僧人”这一称谓到底有多大用处发生疑问，因为政府的文件实际上是将所有穿僧袍、剃光头的人都一概称为“僧人”的，而全然不顾及他们皈依宗教及受到教育的程度。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难被归人为官方所认可的各类臣民的范畴，而官员们正是靠着这些范畴的存在而自信整个社会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的。

    这些和尚的另一个可疑之处在于他们无根无底。他们往往一经削发便开始了在路上飘泊的生活。他们之所以旅行，或是为寻访讲经之处，或是前往祭扫本家“祖师”的坟墓以示尊敬，等等。这些都是很普通的原因。另一个也许更为普通的原因，便是乞讨。一般来说，小寺庙既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养活庙里的人，又缺乏通过举行佛事而得到的捐款与收人，于是化缘乞讨便成了和尚们唯一的生路。对和尚来说，化缘活动并非到处都可进行，有些寺庙便禁止和尚化缘。同时，人们对于乞僧的态度常常无异于他们对一般乞丐的态度。从十八世纪的文献资料来看，乞僧是随处可见的。

    普通百姓对于和尚的态度也许受到了下述两种情况的制约。一是见习修行和尚身份本身的模糊性（他们既是佛门一员又不在佛门之中）；二是一般人对于乞讨者的暖昧态度（这被认为是一种无根无底的懒人的职业，但它又因为僧人实在太贫穷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对于道士，普通百姓的态度也许就是一种更为直截了当的恐惧了。

    人们习惯上常常将道士的活动同各种各样的法术联系在一起（如炼丹术，以符咒驱邪，以及寻求长生不老，等等）。因此，当“邪术”成为问题时，道士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怀疑对象。尽管道士在社区里通常从事的是诸如以符咒为人治病之类的有益的活动，但他们在人们想象中的妖魔形象却表明，在人们看来，法术是很容易转化而成为邪术的。由于和尚在社区中所从事的主要活动是协助死者的魂顺利通过阴间，他们便不是与道士同一意义上的术士。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百姓的故事传说中和尚相对来说温厚善良的原因。但我们仍然想要知道的是，当僧道等从事礼仪话动的各种职事人员作为陌生人出现在某一社区时，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是否还会对他们有着如此清晰的区分？例如，本地寺庙中的和尚是每个人在邻里的葬仪上都会碰到过的，同他们相比较，随处飘泊的和尚便可能显得既让人难以捉摸也难以理解。同时，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想像力使能够意识到某一“游方道士”的威胁。相形之下，本地道士作为礼仪职事人员就比较“安全”，因为人们是知道他们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个在本乡邻里间驱邪的法师大概不会比一个家庭医生更具有威胁性。但如果他是外来人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外来者还拥有特殊法力时，人们对他们的疑心自然也就更深了。

    如果说，普通人是由于僧道等礼仪职事人员可能会施行法术而产生对他们的恐惧的话，那么士绅则是由于他们懒惰而鄙视他们。根据在浙江收集的一组“家训”的说法，每一种职业——不管是文人、农夫、手工业者，还是商人——都有自己的“生理”（即求生之道）。“惟是懒惰飘荡、游手好闲为僧、为道、为流民、光棍、身名无籍之徒，便是不安生理。不安生理而能偷生于天地同者，无此理也。”

    由死亡而产生的污染。一位研究广东社会的权威曾写道，那些在葬仪中担任祭司的人物（在这里，笼统地来说就是道士），“由于其工作的性质”，就像我们自己杜会里承办丧葬的人员那样，在社会上的名声肯定是不好的。“当他们在场时，邻居们从来就不会感到舒服。”这里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由死亡而产生的污染会附在死者的躯体上。尽管道士们“会尽可能地避免直接触及尸体或棺木”，但他们却不可能将自己同自身职业中具有产生污染危险的那一面完全分割开来。社区中的礼仪职事人员尤其需要依靠葬礼为生，而这一工作使得他们必须不断地接近新近死去者的棺木。我们尚无法肯定，在华南地区十分明显的人们对于死亡污染的恐惧，是否也在其他地区助成了人们对僧道人员的暖昧态度，但我们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作为外来者的术士。普通百姓对于礼仪职事人员的态度是既尊敬又恐惧，这一点在帝制晚期的下层僧道人员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身为流浪者，又拥有特别的弄鬼弄神的力量，这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危险。如果闵鹗元的说法是对的，则这种危险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大概已变得日益清晰可见。对于其他文化所作的研究表明，人们常常会将妖术同外来者连在一起。艾伦·麦克法林（Alan Macfarlane）便曾以非洲和荚格兰的资料为基础而注意到，“在乡下四处游荡的男人”自然而然地便会成为妖术指控的目标。①妖术与巫术不同，它并不依赖于天生的内在力量而只需要使用魔法技艺，因而本质上是不以人性人格为转移的。

    ①麦克法林的看法是：“人们更可能指控他们为术师而非巫师，因为他们并不对某一部分人群构成反复发生的、秘密的、与内在的挑战，他们构成的只是一时的威胁。”他在这里所作的区分涉及到了“巫术”所有的一种天生的恶意，亦即对特定的人加以伤害的动机，而这种恶意只有长期生活在一起后才能产生。

    由此而产生的恶行更像是野蛮的破坏行为而不是血亲间的复仇行径。因此，四处飘泊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平民）由于在社区内缺乏联系纽带便很自然地成为可疑分子。他们固然不会有个人恩怨之类的犯案动机，但他们也同样缺乏社会的制约以及对于社区的责任感。除此之外，农夫村民在见到任何外来人时的那种排外情绪也会起作用。害怕他们会施行妖术就是一种很合理的情绪了。①在中国的民间宗教中，人们对于外人所普遍感到的恐惧是通过举行对“鬼”予以安抚的严肃礼仪活动而表达出来的。人们认为，“鬼”是一些缺乏家庭联系的无根无基的游魂。否则的话，家人便会为它们提供祭祀，从而减轻它们的痛苦并消除它们的敌意。那些在阳间（或在世俗世界中）没有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人是危险的，而其危险性又是同那些在阴间（或在神鬼世界中）最有地位的危险精灵（即鬼蜮）密切相关的。

    ①关于巫术恐慌源于社区的紧张的看法，对于理解妖术事件并没有什么帮助。正如在中国发生的妖术事件所显示的，受到人们怀疑的术士是外来人，对受他们之害的人来说，他们则完全是陌生人。

    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当人们第一次见面时，这种外来性常常会因口音差异而被人们注意到，陌生人也就立刻便会被识别出来。

    在广东的一些社区，担任巫师的人必须是在当地社会中已有建树的成员，因为要达成将种种邪神从未得到安息的死者身上除去的任务，就必须对村里的社会关系有深入的了解，否则是办不好此事的。由此看来，“好的”或“安全可靠的”礼仪职事人员（为社区服务的僧道及巫师等）必须是社区的一员；而“坏的”或“危险的”职事人员（妖人术士）则不会从属于社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要么人们的恐惧心理很自然地是同外来人联系在一起；要么因为在社区内部对别人提出妖术指控会对社会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因而提出这种指控根本就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不能想象的。既然如此，那么怀疑就只有落到陌生人头上去了。①乞丐的社会恐怖活动从某一意义上来说，游方僧比之一般乞丐在面对妖术指控时处于更为软弱的地位。在人们的眼里，那些以同神灵世界打交道为职业的人也能很容易地用鬼神的力量为自己服务，这就是妖术。然而，在发生妖术大恐慌的过程中，关于妖术的指控也落到了很多一般乞丐身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为那些施展妖术的恶僧们跑腿（为他们剪人发辫）。可是，人们对于乞丐的恐惧同他们是否掌握礼仪“技巧”并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危险性正是在于无人能在礼仪上非议他们。

    ①一个重大的例外看来是在墓前占卦的巫术，有时这会在社区冲突中被人们当作武器使用：某一方面的亲属会将祖先的骨骸排列起来，使之产生有利于家系中自己这一支而不是另一支的魔法效应。

    在中国社会中，和尚和乞丐是最贫穷也最无力自卫的人。

    他们得不刭有影响力的亲属的支持，也很少或根本最有经济实力。正如同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和尚在社区的礼仪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乞丐们在面对人们公开鄙视和憎恶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呢？这里的原因看来在于，不管他们在那个体面的社会中显得多么无助，他们却有力量使公众对他们产生恐惧。人们害怕乞丐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带来的污染，另一个是他们通过礼仪活动所造成的破坏。而这两者事实上又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污染。乞丐们正是利用人们害怕遭到污染的心理，使得人们出钱来同他们保持距离。所有的观察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有着相同的看法，那就是，一种细心作成的（但也是平常的）龌龊与衣衫褴褛的外表——即乞丐们通常的衣着——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怜悯，但也可能会激起人们的强烈反感。人们是绝不会让一个乞丐来碰摸自己的。这不仅是出于避免染上疾病的实际考虑（如乞丐们会几近卖弄地展示的流脓痴疮），与此紧密相连的还有着因此会在精神上受到污染的恐惧。如果某一乞丐死于某家的地面，则于“天地命理上影响极大”，盖因为只有付出一定代价才能驱走该乞丐的鬼魂，且效果如何亦难以肯定。①通常由乞丐担任的抬棺木一职，也会使他们沾上死人的晦气，而这也是需要避之而唯恐不及的。与其让自己的身体接触这样的人，实在还不如让钱“接触”他们的好。

    ①沙克：《中国乞丐“窝”》。这一极为出色的人种学研究专著资料极为丰富，既包括有十九至二十世纪观察者留下的记录，也包括有作者本人在台湾从事田野调查的记录。

    用礼仪活动造成的破坏。在这里，我们已经很接近于触及妖术恐慌的核心了。一个体面的社会在什么事情上最容易受到攻击？世界上所有的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最容易受到那些最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的攻击。因此，乞丐们照例会在婚礼丧事等场合大发利市，便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如果不让乞丐们得到应得的好处，一帮衣杉破烂、肮脏不堪的人便可能会（有时他们真的会）闯进仪式的现场。而他们的出现本身就会让主人极为难堪。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将婚丧仪式的礼仪功效破坏殆尽。这种危险对于一场婚礼来说就已经够坏的了，而对于一场丧事来说则可以成为礼仪上的灾难。在十九世纪的一则记述中，恼怒的乞丐们甚至跳进了墓穴，以阻止下葬的进行。人们在面对这种可怕行为时是相当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会感到自己抵御超自然力量伤害的能力极为有限，而在行善的神灵与作恶的鬼怪之间进行的又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同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躯体和灵魂之间的联接又是很容易受到邪恶力量攻击的另一个危险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们便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力量。正事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肮脏得无可再肮脏、不幸得无法更不幸，他们似乎再也不在乎社会的“脸面”，也不在乎是凶是吉或是祸是福。仅仅让剪割发辫衣襟的乞丐“触摸’一下，便足以引起人们对这会造成致命污染的警觉。再进一步来看，一个乞丐的发怒也会向人们鸣响警报，因为他的污浊本质同使用妖术的恐怖主义根本就是一回事。一个乞丐因为有人拒绝施舍而对那人发出的赌咒，其中包含的力量远远超出了语言本身。

    我们对中国妖术所作的探讨揭示了两种互有联系的产生恐惧的机制，两者都涉及到了灵魂——躯体联系脆弱性的问题。普通人害怕的是自己的魂会失去。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联接是脆弱的，这意味着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力量是可以将它们分开的。做梦、生病，当然还有恶毒的法术，都对灵魂——躯体联接纽带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皇家的恐惧则不仅同个体也同群体有关。君权神授的完整性与持久性需要通过皇家不断从事的礼仪活动而反复得到验证；同时，君权神授本身也可以因为自然的机制（如只有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出现其它征兆时才可以看到的宇宙力量），或由于巴望让国家遭难的煽风点火者的行动而发生断裂。

    国家不仅需要坚决否认这些妖人同神灵世界存在着任何交流关系，也要对他们的行为无情地予以禁止。皇家的祭祀官员们对于除了自己以外其它任何同神灵世界的联系都采取嘲弄态度，这种做法其实证明了他们对于自己的“神授”地位能否持久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对普通百姓来说，术士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联接；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向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究竟是何种力量同时在社会结构的底层和上层造成了这样的恐惧，这在我们对叫魂的故事作进一步的考察以后，是值得加以考虑的。面对叫魂的罪恶行径，皇帝将要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清剿。在此过程中，存在于妖术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将会更为清晰地显示出来。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在全国范围内对妖术的清剿触发了弘历与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这场暗斗悄然隐蔽，但激烈的程度并不亚于清剿本身。它的燃料刚来自于官僚的责任制度：官员若让罪犯逃脱会受到北京吏部的制裁，该官员的上司则有责任对下属的失职加以弹劾，失于弹劾又会构成更上级官员弹劾失察者的理由。到了总督、巡抚这一层，行政上的失误则会在皇帝对其个人的宠信上出现裂痕。

    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一项罪行如果未经官方确认已经发生，那么，一个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罪行失察而受到惩罚。这一极为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弘历与其官僚之间在叫魂案中的紧张关系。虽然清政府没有职业的秘密警察，皇帝在各省还是有自己的耳目的。通过这一个人情报来源，弘历得知了山东的那些案件；还是通过这一情报来源，他也发现了春天被各省巡抚隐瞒的妖术案件。这种隐瞒是出于官方对大众迷信的蔑视（即上层人士视妖术为不可知的态度），还是因为苏州和胥口镇事件所牵涉的剪辫案对巡抚来说太过棘手，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弘历相信，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的官员们畏难裹足：法庭案件会打乱他们优游从容的日常节奏，弹劾属下则会危及他们官官相护的权力网络。我们或许应该原谅他的猜疑，整整两个月来，没有一个省级官员（不论满汉）主动向他报告过妖术案件。当他要求各省报告情况并采取行动时，各省的初始反应证明这种猜疑是有道理的。

    弘历的行省官僚

    让我们先来考察弘历的各省执法官员的工作效率。1768年中国的行省官僚是一个由六十三个人组成的很小的精英圈子。我使用“行省官僚”一词，特指省以上的行政长官，其责任包括：第一，总揽一省（巡抚）或两三省（总督）的全部行政事务；①第二，专司一省的特别政务（如布政使和按察使）；第三，无守土之责的特任官员，如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这无疑是世界上最为排外的圈子。进入这个圈子意味着得到皇帝的特别宠信并能与其直接对话。督抚官僚与在北京的部级官员一样，可以并被要求同皇帝直接并秘密地联络。虽然这个圈子里既没有老朋友间的那种默契，也没有坐在皮靠椅里的那种舒适安乐（也就是说，这个圈子的内部凝聚力很弱），但进入这个圈子还是能给人一种超越了低级官僚群的特殊自我感觉。

    ①京师所在的直隶除外，该省只有总督一人。

    肱股心腹

    弘历在清剿妖术案中所依靠的是一个由中老年官僚组成的经验丰富的群体。其中每个人都有在数省任职的经历，资深者担任省级官员已有十年左右。①满人极不相称地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百分之三十八）的比例，而在总督、巡抚这个层次，其比倒更高达百分之五十八口和乾隆初年相比，行省官僚的种族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1736年以来，满人人数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四；汉军旗人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虽然其实际人数微不足道）；而汉人则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一。总督的种族结构无甚变化，但满人在巡抚中的比例急剧上升，其代价则是汉军旗人比例的下降。满人任布政使职位的人数也大幅上升，而汉人的任职人数则显著下降。此外越来越多的满人司法官员正通过正常的升迁渠道进入行省官僚圈。上述变化可被视为满人汉化程度提高和统治汉人低级官僚能力增强的结果，但也是帝国为加强满人在地方政府中的权力而制定的一项处心积虑的政策。

    ①在1768年行省官僚任期的平均年数与他们的级别成正比并反映了常规的升迁模式：总督，11年；巡抚，9.5年；布政使，5年；按察使，2.5年。

    按照十八世纪世界的标准，弘历的行省官僚在1768年统治着庞大的人口。如两江总督治下的三省人口有七千万，比当时法国人口的两倍还多。而三省中最大、也是全国人口最多的江苏省，其巡抚治下的人口有三千万，是当时英国人口的三倍。即使是叫魂案所牵涉到的最小省份山西，也有八百万人口，大约与大不列颠减去苏格兰的人口相当。显然，这一官僚机器的严密程度不能和我们（以及中国人）所熟知的现代官僚制度相比较。

    这样巨大辖区的执政者必须握有便宜行事的实权，但他们的权力还是受到许多制度规定的制约。不仅如此，机密的廷寄制度防止了督抚间的冲突，谁都无法知道邻省的督抚向皇帝报告了什么。最后，皇帝通过频繁调动来防止行省长官在一省坐大。①频繁调动意味着行省长官几乎不可能对自己辖区内的特殊情况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因而将大多数的行政事务诿之于长期留任的胥吏。②这个高度流动的精英集团的成员在各省首府之间频繁调动，但他们被两条铁索同帝国的中心绑在一起：同其他官员一样，他们的黜陟考绩保存在吏部的个人档案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皇帝间维系着效忠尽责的个人纽带。

    ①以1768年在位的总督和巡抚为例，平均在一个职位（从获得巡抚级别开始）上的任期是总督3.5年，巡抚2.2年。总督的平均年数被直隶总督方观承特别长的任期（19年）提高了，我对官员任期的统计都是根据钱实甫的全面完整的《清代职官年表》。②在乾隆三十三年这一年平均每省有2.5个巡抚。有些省的巡抚走马灯一样撤换：如这一年山东有四位巡抚，福建有五位。在十八世纪中叶，一个省一年里有三十巡抚轮换并非稀奇。1768年的撤换特别频繁，部分原因是由于叫魂危机的干扰。

    虽然我们习惯于把行省官员称之为官僚，在美国的政治格局中这样的人会被称为“政治委任官员”。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循着常规的升迁渠道进入行省官僚圈的（或起于掌管几个州县的道台；或出自六部的低级侍郎），但一旦升为省级官僚便标志着他们同皇帝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以忠诚和依靠为特征的特殊关系。对这一群荣宠的仆人，皇帝期待他们既可信用又怀有热忱：他们不仅应准确地报告地方上发生的事件，而且应该进一步为皇上分忧解难。迭种素质比存放在吏部的人事档案记录更为重要，它关系着皇帝对他们的宠信，并因而会决定他们宦海仕途的未来。

    这一特殊关系是如何影响一个巡抚的表现的呢？他的职责中令我们最关心的是构成中国法律制度核心的一个阴暗的纽结，即一个官员在自己的辖区同时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事实上，就任何官员的权限而言，司法权只是从属于行政权的一个方面。在县里，知县同时拥有逮捕、起诉和审判的权力。超出仗责的案子均应移送巡抚审理，而所有死刑案则都要经由皇帝御批。

    因为《大清律例》将多种形式的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巡抚则应该要求下属清查各州县的妖人，并亲自审理抓获妖人的案件。

    当弘历在镇压“邪术”一事上的压力增加时，各省巡抚作为检察官的功能就大大地超过了其作为法官的功能。在1768年，大多数行省长官都有一定的司法经验，这通常来自于将他们带人行省官僚圈的按察使一职。但他们中仅有少数几人是法律学家或声名远播的能吏，我怀疑其余的多数人在司法上并不具备足够坚定的自我意识来抗衡与其职位相随的政治压力。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

    信息系统

    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对十八世纪的清王朝来说这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明确区分紧急情况和日常事务，从而使各种问题能在适当的层次上根据合理的次序得到解决；第二，确保地方官能及时而准确地提出报告。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从未使弘历感到满意。①在第一个问题上，弘历从父祖那里继承了一套由常规渠道和机要渠道组成的文案报告制度。诸如税收报表、刑事审判、公共工程和日常人事调动之类的常规事务，都用题本经由掌管六部、由高层部级官员组成的内阁这一槊道送达御前。这类报告的格式有严格的规定，违反格式可以成为弹劾的理由。虽然今天的杜会史学家可以从这些“常规”奏折中看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况，但要处理包括谋反在内的紧急机密的非常情况，这一渠道却无法胜任处置此类敏感而急迫的信息需经由机要渠道，即皇帝和各省长官之间直接的个人通讯热线。上行奏稿通常由奏告人的私人仆从或驿卒迅速而慎重地送交皇帝御前。皇帝则用朱笔直接在奏章上批示，然后再送回奏告人。这些密封的文件最后都会收回并保存在皇宫里，称之为朱批奏折。②朱批奏折是一种私人文件。除了地方的紧急事务外，这些文件还处理由官员与皇帝间个人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各种问题。它们的格式比较简单（比如，奏告人头衔的复杂全称可以省略，只需简单地报告现职）。这种经由机要渠道进行的交流是一种互惠：奏告人通过向主人递进机要情报来表达其忠诚和感恩；而皇帝则应之以父执般的严厉（偶尔也有温暖）。常规奏折体现了官僚制的形式，而朱批奏折则反映了个人间的礼数。常规奏折是官与官之间的对话，而朱批奏折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①对于通讯制度的权威研究是费正清和邓嗣禹。②根据规定，所有朱批奏折最后都要送回宫中归档，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在北京和台北看到它们。

    皇帝对官员奏报的回应以及他个人的动议，也经由常规和机要这两种途径下达。常规回应通常只是形式上认可内阁的票拟，或是指示六部中的相关部门执行，或是简单地批示将该文件存档。对更为重大的事情或正式的文告则通过明发上谕，发往全国诏告天下。而机要的回应通常总是由皇帝通过“朱批”将自己的指示或意见直接写在奏稿上。写有朱批的奏稿一般通过军机处又回到奏报人手中。有时候发还的责折上写有多处朱批，这是皇帝对奏稿中具体意见的直接批示。但更为常规的做法是军机姓根据皇帝对奏稿的原始意见所撰的敕令，然后作为廷寄或字寄发还地方。“明发”是传达给官僚全体的信息，而“朱批”和“廷寄”则是迅速、机密而准确的行动文件，用以向特定的官员发出指示或提出告诫。朱批对于理解弘历在叫魂案中的作用——实际上也对于理解他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至为关键。奏稿上的朱批文字向我们揭示了弘历在阅读来自地方的报告时的直接反应。虽然廷寄文字是由军机处的大臣或章京捉刀，但最后总是由皇帝本人定稿，并常常加上他本人的朱笔评语批注。然后这改定的文字才发还地方。接旨者因而清楚地知道什么问题是皇帝特别重视的，朱红的批示明白无误地提醒他整个廷寄所忠实反映的是皇帝本人的想法。

    江南的隐情 一些尴尬的发现

    两江总督掌管着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是满清帝国的第一肥缺和要缺。这三省的核心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相邻的浙江省的一部分，是江南地区叫魂案的发源地。在这一敏感职务上任职的是名声显赫的高晋。他曾任河道总督，叫魂案发生时已六十二岁。若不是他的背景和关系，他是爬不到这个位置的。他出身于上三旗之一的正黄旗，与清皇室同出一旗。他的祖先世代为皇室包衣，系已经满人化的汉人。他的一个叔父是内阁大臣，一个堂姐是皇妃（皇帝因此降旨解放了他们家族的包衣身份）。不像一般旗人通过内部路线上升到高位，高晋的仕途从二十九岁时担任低级的知县开始，直到十四年以后才第一次升任省级官员。①当高晋不紧不慢地回答弘历对两江地区妖术案的询问时，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这样做是安全的。他在八月初奏报道，春天当他暂时在苏州代理巡抚时确实听到过浙江发生叫魂事件的谣传。地方官员告诉他谣言来自杭州地区，而江苏本身并没有割辫事件发生。一旦谣传者被抓获、谣言的传播遭到禁止，地方上就安静了。但是弘历的朱批显示他对这些话一句也不信：既然别省都报告了割辫事件，“江苏岂能独无其事？”江南的官僚表现差劲，而他们的“化有为无之术实属可恶”。

    ①当高晋于1779年去世时，弘历的挽诗特别称赞了他的低级职位出身。

    弘历然后把愤怒对准了高晋的下属江苏巡抚彰宝，因为根据山东获得的口供，好几个重要的妖术人犯躲藏在江苏。彰宝是一个经验丰富、狡诈并擅长暗斗的满族官僚，他从行省的职位稳步上升，因有效处理1766年山西的一个舞弊案而获得弘历的信任。当他于1768年到苏州就任江苏巡抚时，碰到了又一桩舞弊丑闻。这一丑闻牵涉到扬州的盐政。高衡是案中臭名昭著的被告，他有着令人难以下手的背景，因为他的堂兄不是别人，正是彰宝的顶头上司高晋，而他的姐姐则是以其美貌为本家族赢得自由的皇妃。正当彰宝着手处理这一棘手案件时，对叫魂案的全力清剿开始了。彰宝很快便发现，自己成了来自北京不断升温的廷寄上谕的目标。来自山东的最新情报（乞丐蔡廷章和斩贯于的口供，其中包括妖党首领的姓名）分发到了东部各省的督抚们手中。然而直到8月中旬，弘历发现他的督抚们并未根据已有的线索抓到大术士玉石和尚（江苏）和吴元（浙江）。虽然直隶和山东已逮捕了不少嫌犯（富尼汉又抓到了五个割辫案犯），但在叫魂案发源地的江南各省还不曾抓到一个案犯。

    令彰宝难堪的是，他现在不得不承认关于割辫妖术的某些谣言早在春天使已从浙江传人了江苏。因为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有人被剪掉辫子的任何真凭实据，他当时觉得没有必要报告这一情况，不过到了8月初，来自苏北运河附近州县的报告表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早在春末，安东县有个叫刘五的人剪了一个邹姓男子的辫子，现在他被关押起来。在沛县的一个市集上，据报一个姜姓的山东男子将一位杨姓农民的母亲“近身一碰”，即造成了她的“昏迷”。而在郅州，一个王姓男子藏匿在灌木丛中，然后在同去大丰的妻子搭话时剪去了她的一片衣襟。后面这两个案犯，一个被众人当场殴毙，另一个被迫逐而自杀。安东那个案犯刘五是个狡猾的恶棍：他让县当局相信，自己割辫的目的只是为了在随后的骚动中趁机摸别人的钱袋。彰宝向弘历保证他要亲自审问这个案犯。他同时派出干员赶往海州缉拿大术师明远——按照他的徒弟韩沛显的供词，明远将于8月26日到那里接头。他还指示地方官员，要严密注意据张四儒口供正躲藏在邻省安徽宿州的大术师玉石的行踪，以防他窜人江苏。

    弘历批评彰宝的表现极不妥当：那些县官怎能信赖一个小偷的滑头供词，而将这样重要的案件置之不理达几个月之久？朱批：此举不解事矣。）如果对春天的谣传积极加以调查，小民就不至于对案犯处以私刑，而会像山东那样将他们扭送官府。山东和江苏相比较吏治之优劣一目了然。彰宝在追捕玉石时未越界进入安徽是官僚渎职的又一证明：虽然在通常的刑案追捕中跨越省界显得有点过分，但对于这样的案子怎能有此顾忌呢？①为了挽回影响，彰宝兴奋地向弘历报告扬州的盐务舞弊案已查出明显的证据，不久当可结案。弘历无动干衷，斥责彰宝主次不分：盐务“不过地方公事之一，况已查有端倪，无甚棘手。若匪徒潜匿肆其鬼蜮伎俩，扰害间阎，民生之害最距要。”彰宝显然是“轻重倒置”。②虽然彰宝声称他没有放过任何线索，来自山东的情报不断将他引入一个又一个新的死胡同。他无法找到海州的三教堂庙，大术师明远据说会等在那里收集他的徒众剪来的辫子。

    ①《宫中廷寄》，第27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曰。彰宝急忙向弘历保证他要弹劾所有封锁今春剪辨事件消息和释放割辫案犯的属下。弘历再经思考后回答说，弹劾最好等案情解决以后再说，不然没有人再肯报告因自己先前失职而发生的事件。这里我们看到整顿官僚时一个典型的局限：对隐匿下情的惩罚只会导致更为严重的隐瞒。②《宫中廷寄》，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九日。虽然人们可能怀疑弘历利用叫魂危机来转移人们对皇室姻亲卷入的丑闻的注意，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高衡和其他的案犯已经被移交军机处受审，最后被定罪和处死。

    他也找不到和韩沛显所描述的那个明远哪怕有丝毫相像之处的和尚。在安徽被捕的一个流民提供了一条令人鼓舞的线索，说苏州有一个雇人割辫子的朱姓石匠。但是这个消息实际上毫无价值，因为苏州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最后，山东乞丐靳贯子，供中提到的那个算命先生张四儒本应躲在邳州附近的某个村庄，但这个村庄纯属子虚。不过在弘历看来，关于石匠的线索只证明了那些官员们喜欢掩盖真相。浙江的石匠们也卷入了妖术案，但可恶的地方官们试图隐瞒案情，“化有为无”。显然江苏的官员们也在玩弄同样的花招。结果，妖术案才在各省蔓延，愈演愈烈。弘历批道：“汝二省殊堪痛恨。”

    备受斥责的巡抚该怎么办？山东的口供会不会有诈？彰宝给富尼汉去信请他重审案犯。山东的案犯因此又受了一遭皮肉之苦，并改变了他们的故事。大术师吴元和通元根本不是江南人，而是北京西郊的宛平县人！根据这一惊人的消息，弘历发出了荒唐的命令。将京畿地区所有可疑的僧人都彻查一遍，不要拘泥于名字是否与口供中的相符。难道那些和尚就不会改他们的法号吗？

    以下的对话（弘历的朱批保留在彰宝8月29日奏折的字里行间）显示了这一案件成了弘历和各省之间更形紧张的关系的导火线。彰宝将小偷刘某带到扬州审讯。刘坚持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窃贼。某个药店老板魏胡子要他剪三条辫子来，每条给他一百五十钱，但刘很快就被抓获了。彰宝立刻派人去查办魏胡子是否实有其人。（朱批：扯先有此语，即系欲无其事之意，属员必卫以为妄供了事矣。”）

    彰宝：查外省咨孥之犯或有住址姓名而现在查无踪迹，或仅开姓名而井无乡贯住址。总由匪徒狡黠隐匿真线，混以游供抵饰，希图延展之计。

    朱批：此固有之。汝等尚如此，何怪匪徒？

    彰宝：此等……重犯巨魁一日不获，……而地方亦无能宁谧。

    朱批：所以督催汝等，正为此也。其奈汝等上下模棱之习牢不可破何？

    彰宝：畀任封疆凡讼师棍徒机衙蠢积贼等匪不过为害一处者，无刻不行察访，以冀肃法安良。安敢将此等奸宄邪恶稍致怠忽疏纵？

    朱批：大不是矣。将现在情形速奏来。

    追查妖术案碰到了一个在清代制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任何一个以地方官员为地方情况主要信息来源的制度都会遇到的问题。虽然朱批奏折制度具有广泛监督的潜在功能（即一个官员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举告别人），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皇帝的假设是，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手边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他失职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常规的监察系统（例如对税收报告的监察）变得毫无作用，因为并没有什么常规的制度可以用来审核妖术案犯的人数。

    对于罪犯的这种紧急而非常规的清剿立刻使皇帝与官僚处于掌控信息的竞争之中，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形尖锐紧张。但是皇帝并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在江南官僚机器中有自己的眼线。

    现场的眼线

    苏州织造的位置向来是由内务府的可靠官员来充任的。织造府位于政治敏感的长江下游地区的中心，织造的职责不仅在于向皇上供应奢侈的丝织品，而且也在于及时提供地方上的有关情报。其时就任织造一职的是旗人萨载（死于1786年），他出于皇族的旁支，又是将门贵胄之后。他通过满语特考成为举人。这种考试不过是方便满人进入高级职位的一种特殊政策，以当时的标准，萨载从文化背景上来说称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满人。当叫魂案发生时，萨载在江南任上已至少有五年之久，算得上是一个江南通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是皇帝在江南地区的最好耳目。

    可以想象，当看到萨载关于叫魂案的奏报不过寥寥数笔时，弘历有多么生气。“织造有奏事之责。”苏州人烟稠密，萨载在那里岂能毫无见闻？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奸匪扰累事件，他岂能漠然置之、不关痛痒？

    岂畏惧督抚声势，恐将地方官底里显出，致招嫌怨耶？抑以政务非其专责，遂视如隔膜，有心缄默耶？果尔，则是许织造之专折陈奏徒属有名无实，岂仅寻常雨水粮价等事，循例列牍遂可为塞责乎？①像高晋和彰宝一样，萨载现在也必须向弘历陈奏春天发生的令人难堪的妖术谣传。更为难堪的是，5月份的那些事件，即我在第一章所述及的苏州乞丐被捕和胥口镇事件，就发生在苏州，而弘历竟毫无所闻。萨载报告了嫌犯如何因缺少证据而被释放，以及地方官如何禁止百姓仅因怀疑有人叫魂便滥抓无辜。

    ①《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降雨和粮价是特别敏感的情报，因为它们是民众情绪的索引，因而会影响国家的安定。

    萨载说他未听说地方官继续捕获这类案犯，但也未听说有何人真的被割去辫子。接下来他必须报告他的同僚的情况：其时督臣高晋在苏兼暑抚篆，曾向奴才言及此事。据云现在获解到案之人，县审皆无实据。至四月间抚臣彰宝到任后向奴才问及地方事务有无见闻，奴才亦曾将此事说知。据云只在严密查孥，不在出示晓谢等语，其因何不先行具奏之处，奴才实不知其固。

    弘历现在抓住了高晋和彰宝隐瞒实情的例证。他们的陈奏从未提及苏州或胥口镇的事件，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谣言”。虽然彰宝直到5月13日才抵苏州就任，但他从萨载那里得知这个案件不会晚于6月14日（如果萨载是可信的话），完全来得及立刻奏报朝廷。可他当时又怎会料到这案子会变成现在这样呢？无论失于奏报是出于对此事真实性的怀疑还是因为害怕引起事端，反正弘历的怀疑完全得到了证实。高晋、彰宝两人均受到严厉的训斥。那些“是非倒置”、不许百姓捉拿妖术嫌犯的恶劣地方官员本应受到上级督抚的纠参。但“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之习，各省皆所不免，而江南实为尤甚。”弘历还写道：“高晋既习于闻冗，毫不振作。彰宝前任藩司日久，原不免沾染积习。嗣在晋抚任内，诸事尚知奋勉。意其痼习以悛。乃自调任江苏以来，故智复萌。”

    因此，所有在5月间被捕旋又释放的案犯应再抓起来并立刻移送承德行官受审（这包括苏州的乞丐和胥口镇那几个几乎被殴毙的和尚）。案犯若有逃脱，或地方官若有“教供”，一切后果均由高晋和彰宝承担，决不宽赦。

    彰宝恳求弘历责罚：他的失职导致了属下玩忽重情要案，而他本人也多少染上了官场积习。他请求弘历让吏部弹劫和处罚自己（朱批：“弹劾为时尚早，朕欲看汝有何能耐缉捕案犯。”）

    从实际出发，彰宝只能根据犯人的口供追捕妖党。要不了几天，小偷刘某的师傅魏胡子就被抓获了。彰宝亲自审问，魏胡子承认招募了刘某，但供称他本人也系受雇于原为商店伙计的某人，其人用割来的辫子和药。至此，案情变得令人沮丧。

    浙江的撇清

    永德是满族小贵族，他跻身行省官僚似乎是太容易了一点。这位皇族的旁支①只在刑部短期任职见习就发往浙江任道台，负责杭州地区沿海防务幸在任职十年无过失后，他于1765～1766年间升任省布政使。他或许是因改进行政的一些琐细建议而赢得了弘历的欢心，在1768年4月25日被晋升为浙江巡抚。

    ①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叔父的子孙在他们的名字前冠有觉罗二字。他们与皇室直系的关系比宗室更远。

    山东巡抚富尼汉于7月24日左右通知永德，据蔡、靳两个乞丐疑犯供称，浙江是现今已在山东露头的神秘剪辫案的发源地，这定然使新上任的永德大惊失色。他知道，尽管当初对浙江叫魂案件的处理看上去干脆利落，没有惊动朝廷，但皇上现在一定已经知道了这个案件。永德不得不准备应付朝廷不可避免的询问。8月4日和6日，弘历的谕旨果然到达了杭州的巡抚衙门，要求永德报告情况并立刻采取行动。永德奏称，今年初春关于叫魂的谣言确实曾突然在当地流传。当时还是布政使的他立刻意识到妖术是一项严重的罪行。

    他立刻向巡抚熊学鹏做了“面禀”（当然，这是无案可查的）。经调查，很快便带出了德清和萧山的妖术恐慌事件，而这些事件的起因原来在于无知乡民的以讹传讹，误信惑听，“是以前抚臣熊学鹏未经奏”。当他本人就任巡抚后，“诚恐尚有匪徒潜行不法滋事”，因此他要地方官加以警惕。

    永德继续奏称，现在山东案件的供词揭露出叫魂妖党的首犯隐蔽在浙江。他在全省派出了便衣侦探，但未查到吴元，只找到了一个名字同音不同字的和尚，但他与妖术罪犯扯不上任何关系。而且，即使在最偏远的山区寺庙，也找不到山东罪犯所供出的张四儒（即靳贯子所供之算命先生）或其他人。永德说他将继续查处，并饬令州县认真缉拿罪犯，若有疏忽纵漏，定将严参，决不宽贷。弘历的朱批对这种空泛的保证不以为然：“不意汝竟如此无用。”

    有了这样的朱批，整个故事就必须继续下去。永德把今春以来审理过的所有罪犯——包括吴石匠、沈农夫、肖山的和尚以及县役蔡瑞——的案卷统统送到了北京。①弘历越读越生气。浙江的官僚显然在“纵恶养奸”。很明显，对德清石匠的指控不可能毫无根据。而惩罚原告（例如县役蔡瑞）是“颠倒是非”。如此一来，“小民尚何敢再首，差役复何敢拿人？”至于永德本人则根本没有理由把责任推到前任巡抚身上。作为布敢使，他就有责任直接向皇帝奏报。如果布政使仅仅报告钱谷浮词，而按察使仅仅报告刑名陈案，“搪塞敷陈，遂为尽奏事之责，又岂朕许令封函径达之本意乎？”对于这样的紧要罪犯，所有的官员都有追缉之责。那些今春被逮捕又释放的罪犯（石匠们与和尚们），则应将他们即行解往承德行官，这里的官员自有办法从他们身上榨出事实真相。

    ①我们不知道这些文件呈送的确切日期，但可以肯定是在9月1日前到达御案的。

    来自山东的进一步线索

    回过头来再说江苏。彰宝还在为小偷刘某的案件头痛，又碰到了新的问题。邻省山东的搜捕已经抓获了一大批妖党疑犯，现在又有了新的线索。巡抚富尼汉于9月12日报告说，早在7月3日，一个衙役在某县城抓住了一个形迹可疑的和尚通呆。因为充州知府还只是刚刚向他报告了这个案子，因此罪犯已在监狱里迁延了两个月。罪犯抗议说，他并不是割辫犯，而只是去直隶探望亲戚。但在直隶的询查发现他并无这些亲戚，他因此被送到府衙受审。他供称自己是在河南受的剃度，后拜了一个名叫悟成的和尚为师。悟成住在南京的一个叫紫竹林的庙里。他是一个术师，能用咒语迷药割人发辫，再从辫端设取精气，便可使纸人纸马变成“阴魂”，为主子取人财物。悟成派通呆和另外八个徒弟带着剪刀和迷药去割取为施行妖术所必需的辫子。通呆供出了他的两个受害者的名字，地方官报告说受害者证实了这些罪行。早先在逃跑的路上，通呆扔掉了迷药、剪刀和辫子，所以法庭无法提供这些作案证据。尽管如此，他的罪行是难以否认的，因为他的供词有充分的间接证据。

    所有这些现在对警觉的富尼汉来说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他猜想这些罪犯不是别人，就是第一个案犯乞丐蔡廷章的同伙，他们改名换姓以逃避追捕。但通呆不肯承认他知道算命先生张四儒、和尚明远或其他案犯先前已供出的另几个妖术犯。富尼汉通知江南督抚缉捕悟成和他的八个徒众。江南的官员现在有了充分的线索。彰宝急忙派出干员去南京捉拿悟成，但不知如何事先走漏了风声，悟成业已潜逃。这时，一个更为棘手的案子又缠上了彰宝。

    张四儒的厄运

    江南算命先生张四儒的名字最初出自富尼汉在山东抓获的割辫和鸡奸犯乞丐靳贯子的口供。靳供称，张四儒曾向他提及大术师玉石和尚，并网罗他加入了割辩妖党。现在，缉捕张四儒成了整个江南地区官府的头等大事。因为江南官员从7月末就开始得到山东巡抚的情报，他们已经知道妖术阴谋的中心就在他们的辖区。整个炎热的8月，他们都在根据山东所获口供中提供的姓名地址无情地追缉罪犯。总督高晋向弘历报告说他命令宿州官员秘密搜查了据信为大术师玉石所潜藏的黑龙庙。虽然他们找到了一个同名的寺庙，但那里并无名叫玉石的和尚（朱批：“此何言耶？彼不可改名乎？”），也没有找到有关妖术的书籍和器物。其它地方的同音寺庙也都查而无获。高晋建议，既然勒贯子说他是从算命先生张四儒口中听到玉石的名字的，那么要抓获妖党主犯玉石便应先抓获张四儒。

    但问题是这个狡猾的算命先生既无地址，也无籍贯。他来自江南，但江南有三个省七千万人。总督高晋请求山东重审案犯以得到更确切的细节。回馈而来的口供称张来自一个名叫五乐户庄的村子，该村位于邳州城南，在苏北近山东边界的大运河附近。但当地并无这样一个村庄。虽然当地户籍上有三个人姓名与张四儒音近，但都与张的情况不符。高晋根据山东口供所做的广泛搜捕因此一无所获。

    在8月的最后一周，案情忽然有了突破。宿州知府报告说他们抓获了一个名叫张四的乞丐，他携有小刀、药末和一段辫尖。宿州在淮北，离搜捕张四儒的地方只有三百余里。虽然张四的名字和被追捕的张四儒有一字之差，并且还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姓名，但那些罪证还是给了焦头烂额的江南官员一线希望。①高晋奏报说他将亲自审问案犯。（朱批：“此人即可踪迹，当设法详同，若一用刑彼反不实供矣。”）

    ①《朱批奏折》第854卷第2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高晋）。高晋在准备自己的奏报时显然已经接到了宿州的报告，并附于自己的奏折之后，使这个不然令人失望的故事有了一个愉快的结尾。

    弘历当然也松了一口气，割辫案中的一个重要案犯终于落网了。安徽巡抚冯钤已经奏报了宿州的斩获，并说宿州知府已经确知该犯就是他们一直在缉捕的张四儒，即山东割辫案的祸首、大术师玉石和尚的同谋。弘历再次提醒高晋不要用刑；要获得确实的口供显然很困难，但他并没有建议应如何从顽冥不化的案犯口中获得消息。相反，弘历的廷寄里充满了隐隐的压力，要求获得确切的口供。不仅如此，如果地方上不能得到可靠的结果，案犯就应严密护送到两千余里外长城以北的承德行官来。

    虽然冯钤作为安徽巡抚是高晋的下属，但他也有责任直接向弘历奏报。因此，他所居的特殊地位本应使他能首先向弘历报告张四儒案的进展。但是他显然不清楚自己的成果有多么重要：令弘历生气的是，冯的奏章是通过寻常途径由他的私人信差，而不是通过更快捷的军事驿卒递进的。因此该奏章在路上耽搁了两个多星期，直到9月6口才到达承德行宫。这份姗姗来迟的奏章报告了案犯的下列口供。

    三十六岁的张四是鲁西南运河附近的金乡县人。他和十一岁的儿子秋儿是流浪乞丐，他们以唱“莲花落”（一种乞丐唱的民歌）向路人行乞。父子俩于7月26曰来到徐州东门，碰到了一个来自胡广地区的赵三，高个汉人，五十上下。赵问他们何以为生，然后要他们替他割辫，每条五百文。他告诉他们，若用迷药，使可轻易将人迷倒割辫。赵未告诉他们辫子有何用，但给了张一把剪刀，一包迷药，然后约定以后在铜山县边界碰头。（这里根本没有提到术师玉石和尚——迄至此时，这个故事与富尼汉从山东乞丐处所获得的供词并没有什么不同。）张四说他和儿子于8月12日到达宿州的赵家楼，在一赵姓人家门前唱曲讨乞。唱完后人都散去，唯有赵家雇工费永年留在那里。张走上去用迷药迷倒了他，然后割下他的辫梢，逃走了。后来他们趟过一条溪流，他的迷药浸湿了。张在儿子身上试了迷药，发觉药已失效。不久县役赶来抓住了他们（受害者醒来后向县役报了案），并搜出了辫尖、迷药和剪刀等犯罪证据。

    冯钤奏报说，他的属下正在尽极大的努力控寻赵三，他本人则将亲自审问张四以确认他是否就是山东案犯所供称之算命先生张四儒，并进一步追缉罪魁玉石和尚。然而，就在江南的案子看来即将破获之际，京畿的官员却发现威胁正逼近京城。

    接踵而来的危机

    妖术正在向北蔓延。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妖术并不局限于乡村社会，而可能牵涉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8月初，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报弘历，妖术已经越过山东侵入他的省份。而这也是京畿所在的省份。

    一个防范妖术的案件

    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有各种方法可用来防止妖术的危害，如咒语、护身符和其他礼仪上的手段。自6月份叫魂谣言从江南传播开来后，在长江沿岸到处可以听列这样一首咒人的歌谣：

    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

    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

    早早归家去，自己顶桥粱。

    这样的歌谣对神经过敏的官僚的耐心是一种考验，他们害怕这种防范妖术的符咒会煽起对妖术的更大恐慌。督抚们警告州县僚属，谁让这些谣言反复流传就将弹劾谁。但是小民百姓并不会理会这些而轻易放弃自我保护。不久，更为警觉的防范手段在京畿附近流传开来。

    四十岁的农夫孟士会住在位于南直隶与山东交界的景州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在暑热的7月18日晚上，他睡在自家茅屋的后房，而他的妻子则与孩子们睡在前屋，前门敞开着以图凉快。孟对官府说，天快亮的时候，“我身上发颤，就昏迷了。我女人叫我不醒，忽见我的辫子没了四五寸。”被惊醒的孟妻听说过，把割剩的辫子都剃净并洗一下头，就能躲过灾难（6月下旬关于割辫妖术的谣言已从山东传到了直隶。山东民间传说要防止妖术伤害，就要把全部辫子剪掉，然后用艾草、稻秸、金银花和大蒜洗头）。因此她叫来理发匠把昏迷的丈夫的头剃了并洗了头。

    直到中午时分孟农夫才渐渐醒来。不久，人们又发现另外两个同样的案子，一个是二十九岁以卖饼为生的夏葛白，另一个是十五岁的邻县男孩王然。

    妖术的警报迅速通过各村的流言网络传到了县城，张知县把被害者召到县衙门讯同。最后他的发现上奏到了承德行官，警觉的弘历命令将这些受害者立刻进北京交军机处审问。然后他们将被释放，因为把这些无知乡愚同剃发出家的和尚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那些不肖的和尚更容易串通罪犯。当时弘历和大学士傅恒正在承德消夏，京城的事务由军机大臣刘统勋和刘纶负责。他们检查了受害者，没有发现行为可疑的证据（除了辫子被剪掉外），于是建议将他们释放。

    但是弘历并不满意。虽然这些乡愚为防范妖术伤害而剪掉辫子不能算违反剃发令，但这些案子十分可疑，因为张知县按总督的指示亲自陪送被害者进京，而不是由手下人护送。他是否受命如此办理以便在路上教供，以掩盖他自己的疏忽、或更为严重的过错？最好还是把这些受害者由刑部官员护送带到承德来。

    于是，孟农夫和其他人被护送的承德行宫作证。大约是清洗过一番后，他们跪在大学士傅恒面前。傅恒是弘历的妻舅，他将亲自审问他们如何丢掉了辫子。弘历的这位忠心而能干的仆人是一位杰出将领的曾孙，也是一位最为康熙皇帝信赖的大臣的孙子。傅恒在1749年率军征服了金川，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但他与弘历的密切个人关系是建立在一种更为有力的感情基础之上的，那就是弘历对死去才一年的傅恒的妹妹、他的第一位皇后的记忆。当叫魂案发生时，博恒还不到五十岁，但在军机大臣任上已二十多年了，弘历关于妖术案的大多数上谕和廷寄都是由他起草的。

    跪在傅恒面前的三个人正好处在中国社会阶梯的另一端。

    他们三人都坚持原供：那男孩王然，是在街上行走的时候被人割去辫子的；夏葛白的辫子则是睡在母亲家的外屋时被割的；但是孟的案子仍有疑点，目为他是睡在里屋，割辫犯进入里屋怎会不被发觉呢？孟坚持说，他妻子睡得很熟，所以什么也没听见。他对傅恒抗辩道，他妻子“若果知道，哪有当时不叫喊，直至天亮后才叫我呢？”至于弘历怀疑张知州教供一事，孟和夏都坚持说，在来北京的路上，“一路吃饭都是张太爷的，张太爷并不同我们说别的话。”

    傅恒认为孟等三人的话大致可信。王然系幼童无知，孟士会和夏葛白都是乡愚村民。虽然他们暂时剪掉了残留的发辫，但现已长出，仍旧留辫，其中似无暗通匪党情事，应照刘统勋所奏将他们送回原籍。弘历在傅恒的奏折上简单地批道“知道了”，表明他同意所奏但保留他对案子的看法。这意味着三个自行割辫者虽可释放，但大臣们却要对他们负责。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将要决定的是这个案子是以平民百姓为对象的妖术案还是剃发案。前者是清律中相当严重的罪行，后者则是谋反。

    与此同时，弘历不断接到北京来的警急报告，说妖术把已潜入北京并有割辫和剪衣案情发生。虽然还没有罪犯被捕获，但他们活动的证据却源源而来，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许多人受害严重，当场晕倒瘫痪在地；其余则失去知觉直到辫子被割。有的人甚至整条辫子被偷割，还有的则像孟士会那样自己割掉剩下的辫子以避祸。不论是受害人还是旁观者谁也没看到妖人。在最近这些案子中有两个涉及到妇女：一个车夫的妻子突然被入迷倒并被割去衣襟。另一个是兵丁的妹妹，她晚上和母亲睡在一起时被人剪去头发，扔在后院。虽然“不甚昏迷”，但她抱怨说她“但觉心中发恋，情形尤为可异”。为了保护自己，许多住家都在门上和墙上贴上了防妖术的符咒。紧张的民众又因有关“怪虫”的谣言变得更为惊恐。据说这种怪虫来自邻省山西，能咬人致命。许多公共场所都张贴了匿名人所画的这种虫子的图像。北京市民们还传阅着预言饥荒、瘟疫和鬼怪横行的传单。

    弘历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罪犯能在北京出入无忌，那么由托恩多掌管的北京巡防卫兵就是饭桶。他写道，北京人烟稠密，入夜以后街道都有栅栏设防。如果这些恶徒能自由出入，迷人割辫，那卫兵和栅栏有什么用？不仅如此，他的私人情报告诉他许多受害者都是在易于受害的情况下被剪去发辫的，如在偏僻的小巷面壁解手时。如果北京的卫兵确在履行职责，这些罪犯怎可能逃脱呢？托恩多的职位相当于提督，他到底在做什么？

    应付这些情况的最好办法是在提升戒备的同时加强克制。街道的巡查要加强，同时民众的情绪要安抚。地方当局对谣言应处之漠然，不要去讯问受害者，甚至不必要求每个剪辫事件都报告官府。门上贴符咒虽属愚蠢，但不必管它。弘历提醒道，如常言所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至于怪虫的谣言则是另一回事。这显然是恶徒所为，目的在于乘妖术恐惧之危。保安力量应追查缉捕那些印发图像传单的人。同时，北京的军机大臣奏报承德向弘所保证，由于加强了戒备，北京的剪辫案已渐减少。弘历批示：“此非潜踪所可完事也。今热河亦渐有之，大家不可不上紧严缉。”此时，妖术正悄悄越过长城，进人满人的家园。

    河南的执法

    鉴于京畿周围的事态发展，也许还因为据报湖北发生民众大恐慌而感到震惊，弘历在热河行官的辅臣建议在地处要冲的河南做一次大规模搜捕。弘历表示首肯并让军机处发谕旨给河南巡抚阿思哈。这个善于逢迎又庸碌无能的旗人立刻行动起来。①他奏报说，确实，关于妖术的谣言早在7月中就传到了河南。他曾经口头命令省按察使让各州县保持警惕。几天以后，有三个人在黄河北岸、安阳古都附近的彰德府城被剪了辫子。他们当时并没有觉得什么，只是事后发现辫子被剪。虽然人们相信被害人会丧命（三人都说他们感到头晕发抖），但他们后来都没事。据说用朱砂、雄黄、鸡血（朱砂鸡血的蘸色都是象征好运的红色，在丧葬时可以用采抵御秽气）来清洗割剩的头发就可以避害。

    阿思哈的手下不知这种说法“起自何处”，也没有逮到任何罪犯。

    ①阿思哈（约1710～1776）的仕途经历可以告诉我们满洲贵族是如何让他们的平庸之才得到行省高位的，尽管他们的无能众所周知。阿思哈出自上三旗（此三旗直接依附皇室，君主对他们寄托客特别的信任）。1726，可能在十八九岁时，他在北京一个专为旗人子弟开设的官学学习，并直接从内阁得到一个中书职位。在京城官场低级职位上见习以后，1745年他被派往甘肃任布政使。四年以后，他升任江西巡抚的高位，据说他在任上的一些改善军事训练的琐细建议赢得了皇上的欢心。第二年他调任山西巡抚，在那里他强迫受灾地区的富户缴纳“赈济”款给地方官府，从而毁了自己的前程。山西的地方士绅的公愤显然影响了弘历，他非常愤怒，指出阿思哈的做法是“卑鄙错？”的，“不胜巡抚”。他被撤职，改任吏部员外郎。到1755年，他以布政使衔派往准噶尔军前经理粮运。一年之内，他以军功受荐，在1757年再次成为江西巡抚，回到了十一年前开始担任此职的地方。三年后，军机处的调查确实他受贿和勒索，判他绞刑，但是弘历很快给他减刑，让他以三品顶戴去乌鲁木齐赎罪。两年以后他再次升到巡抚的职位，先在广东、然后在河南任职，即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职位。后来，弘历认为阿思哈的一个奏章愚蠢可笑，终于认定他缺乏旗人的勇气、诚恳和纯正、并不能指望他会有所改变。于是，他被贬往伊犁赎罪。四年以后，他被召回北京在军机处幕僚任职，并很快改任都察。1775年他被派去协助镇压王伦起义，因胆怯而受到谴责，再次受辱，但被允保留职位。同年，弘历赐予他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这一荣誉通常只赐予年高而杰出的京城官员）。1776年他代理吏部尚书，旋改任漕运总督。同年底去世，谥“庄恪”。参见《清史稿》。

    不久，在邻近的汤阴县，一个申某在路上碰到一个和尚问路。回家后发现自己的辫子被剪。因为这和尚是他碰到的唯一陌生人，自然是最大的嫌疑犯。一群村民在县役带领下抓到了罪犯。他们发现他的扁担尖上挂着十余条用头发编成的辫子，每根有六七寸长。申某的发辫不在其中。巡抚阿思哈怕案犯逃脱，命令将他解到开封省庭，亲自对他进行了刑讯。

    和尚的法号叫海印，俗姓任，家住黄河下游五百里处的徐州城西门附近。他十五岁在当地上兴寺剃度出家，拜性元和尚为师。师父死后，他成了游方和尚。他否认割辫和从事其他邪术。那些挂在扁担上的头发是他前些年收集来的。在反复审讯中他坚守自己的口供，说如果那些头发真是偷来的，他怎么会把它们挂在扁担上呢。阿思哈报告说这个和尚十分狡猾。在扁担头上挂短绳并不奇怪，但这个和尚为何要用头发做短绳呢？罪犯只是一味咕哝：“并非偷剪。”和尚日复一日地受审，但始终咬定不认。阿思哈非常怀疑，他写到：“此等奸徒偷剪发辫，应有首谋主使之人。必须严加刑讯，方得根底。”但是，这和尚历经审讯，已是形容委顿。“若急用刑夹，恐或致毙，反至无可根究。”（朱批：是）阿思哈让地方官继续在各州县仔细搜查，并将察看情形，再继续刑讯案犯。他还奏报道，河南的割辫案仅限于彰德和开封地区，民间的恐慌已平息下来。“臣缘正犯未经就获，即所获之僧，亦未经确供，是以尚未具奏。”弘历发回一封紧急旨谕说，碰到这种情况用刑只会坏事。

    “此等奸徒，类多诡异，虽踪迹显然而事发到官，每每茹刑狡柢，希图毙于夹仗，转无从得其底细。”而各地“奸匪鬼蛾伎俩大略相同”。因此，阿思哈应继续审问，但“不可徒事刑求”。同时，应“不拘僧道人众”继续搜捕妖党疑犯。在重刑之下，海印挺不住了，他的故事混乱起来。缉查人员发现徐州既无上兴寺，亦无任姓居民在西门附近居住。海印现在改口说他是河南永城县人，但阿思哈奏报道，他仍“狡赖”，不肯说出所居住的寺庙。然而他顽固地坚持自己无罪，只是说“于我担头查有辫绳，就是我该死了”。这样的抵赖无非是为了“庇伊伙党”。阿思哈说审问本应继续，但是“该犯适患时气病症，兼有疮发，饮食亦减，难以审讯。现饬选医加谨调治，容侯痊日再行严究”。此外他已命令所属各地方官加紧搜查嫌犯。“但得续有弋获，与该犯互质，究其根底似当较易，现在尚无缉获。近日亦无被剪发辫之人。”（朱批：“京师此风未熄，而热河亦有之，岂汝省独无耶？足见汝不实力严缉，大不是矣。”）

    仅仅在直隶一省，官府便接获了十七起剪辫案的报告，抓住了三个嫌疑僧道。阿思哈说剪辫案在河南已经匿迹显然不可能。弘历回答说：“此语不实。”这是弘历的帝王手段，暗示除了官僚系统以外，他还有自己的其它情报来源。在这样的淫威下，阿思啥不得不想方设法从海印口中榨出东西来，尽管这个狡猾的和尚并不合作。虽然海印一味抵赖，但证据很明白地摆在那里。可麻烦的是他的病情日甚一日。医药已不起作用，海印躺在那里奄奄待毙。阿思哈小心翼翼地奏报道：“此等害民奸匪人人痛恨。若听其庾毙狱中，既无以彰国法而快人心，且愚民无知间有讹言。”惊恐愤怒的民众会把海印的失踪看作是官府的失控，或对妖术漠然置之。所以，“宜显戮以释众疑。兼使奸徒戚知鬼域伎俩终难悻进。”阿思哈因而“不揣冒昧，……恭请王命，将该犯押赴市曹正法，悬首示众”。

    这样不仅海印解脱了痛苦，阿思啥也得以摆脱困境。让一个囚犯瘐死狱中只是行政上的小小过失（对巡抚来说只是一点罚款而已）。但是，让海印这样的重要案犯死掉而没有获得他的口供，则意味着主管官员的无能或隐瞒真情（比如，人们会怀疑案犯可能供出了一个大阴谋，但地方官员们长期以来一直被蒙在鼓里）。阿思哈的建议是以巡抚所拥有的迅速处决罪犯的权力为依据的——虽然这种权力通常只用于谋反叛乱。在这个案件上，把一个奄奄待毙的和尚拉到市曹斩首示众是一种强有力的信息，表明了国家镇压妖术的决心，虽然罪犯并最有口供认罪。但是，这并不是弘历想得到的结果（朱批：“更不成事矣！”）。

    河南的斩获如此之步，这使得弘历不能不怀疑阿思哈的属下有另外一层隐情：他们一定对巡抚有所隐瞒，为的是绕开麻烦或逃避对他们自己早先疏忽的处罚。处决海印后，阿思哈显示出了热忱，报告了省内发现的十六起割辫案件。（朱批：“果不出朕所料。”）三个形迹可疑的和尚被逮捕，但未发现任何可信的犯罪证据。全省的搜捕使民众确信了官府的决心，现在客店和寺庙都拒绝游方和尚入宿。阿思哈奏报皇上道，即便如此严厉的措施仍未收到效果，这是因为这些罪犯都是妖人，“行踪诡秘，出褴不常，必有隐身邪术，故能肆行其恶，使人人莫得其踪。”（朱批：“此何言耶？有此理乎？汝存此心，无怪属员缉拿不力且欺汝！”）。

    阿思哈谦卑地回奏说：“诚如圣谕，其中自有阴谋不逞之犯。”（朱批：“无用废物！”）阿思哈说：“臣至愚。”（朱批：“竟是至愚。”）阿思哈接着说省科举考试时（考官）例用蓝笔，但他带着墨笔以“备缮折奏”，随时报告妖术案情。（朱批：“有何关系！”）不管怎样，弘历十分生气，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阿恩哈应该让布政使代理考试事宜。阿思哈“平日尚属实心办事之人，不意其亦染外省模棱恶习”。至此，清剿在皇帝和官僚之间已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官员的无能本身也成了目标。

    阴谋的升级

    整个8月，弘历在承德避暑山庄收到了一大堆关于妖术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案情从南方蔓延到北方，又从北方发展到西方，案犯行动之迅速远远超出了各省督抚们的反应。虽然抓获了无数嫌犯，但弘历知道他们都是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和尚和乞丐，为隐匿的妖党首领所雇佣。到9月初，弘历已经确信，妖术威胁并不仅仅限于地方社会，很可能也是冲着王朝本身而来。由于大臣们的建议，他宽赦了农夫孟士会等人。但是，民众可能会因此认为被割辫后可以连根剪去辫子以避妖祸。那么，接下来会是什么呢？

    9月7日，弘历给七省督抚发出了一道上谕，终于将剪辫妖术与剃发联系起来。他指出，迄令为止所有抓获的罪犯显然都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工具。一方面，阴谋家们雇募乞丐和流浪汉为他们偷辫子，而不告诉他们这辫子作何用。关于叫魂和造桥的信念固然属于“荒唐不经”，这本身就应受到严厉的追究。但是有谁能说剪掉整条辫子以避祸的谣言不是妖人奸党制造出来，以便让人们在惊恐之余剪掉辫子，象征性地和满清王朝作对呢？妖人们自然知道，男子“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然而，此等不轨之徒大抵不在北省而在南方，“其人非系奸僧即读书先志之徒”，其罪恶亦甚于割辫匪徒“不啻什倍”。虽然江浙地区为此案发端之始。但湖广“人心狡险，索尚左道邪术”，尤恐逆犯潜匿其间。该数省督抚务必将逆犯搜寻出来。

    不过，搜捕妖人的方法与通过士兵和巡卒追缉割辫匪犯不同。搜捕妖人当严密查访，不露主角，以免奸逆闻风避匿，更难搜寻根线。弘所用他在讨论要事时才喜欢用的语句结束了他的瑜旨：“勉之，慎之。”这样迫切的言词在仅仅讨论妖术问题时不曾出现过。行省官僚中无人怀疑清剿正在升温，而清朝的底蕴也发生了变化：它所涉及的不再仅仅是妖术，而是谋反。

    救世的追求

    与此同时，在直隶省荒原通往蒙古的路上，民众也受到了妖术恐慌的影响。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恐慌是产生于对妖术的恐惧，或是受惑于剪辫的反满暗示，或是出自于对朝廷控制明显减弱的担心。但是一些人已经急急忙忙地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了。他们属于民间佛教的一支，叫做无为教，也叫做收元教，这个名称与相信世界末日将临的千福年信仰有关。这个教派的始祖据说是罗清（活动于1509—1522年）。该教一直为官府所禁。

    但现在被一个名叫孙嘉谋的人复活了。这一教派应归人“诵经派”，他们吃斋守戒，通过早期教派领袖传下的宝卷寻求拯救。

    在北京西北两百里处的保安州（今涿鹿县），一一个邪教信徒供称孙嘉谋“造作逆词”，意欲重兴邪教。省按察使亲自前往调查。弘历立刻警觉起来，发密旨命将所有案犯绕过省法庭，直接解往承德审讯。①整个法律机器迅建地转动起来。一个星期后，承德的军机大臣们向皇帝报告了他们对保安邪教徒审判的结果。邪教主崔有法宣称，他从明代的普明那里继承了五个字（普福养显德），作为教徒取名次序。孙嘉谋于1750年入教，法名显富。崔有法于1753年被保安州拿获，在具结改过后被释放。但在暗中继续奉行邪教，并称有普光老母告知他人间祸福。②他并假造“金丹蜜酒”当药出售。近年来，他的门徒孙嘉谋编造字帖，写入“逆词”，计划在教徒中散发。在刑讯中，孙供出这些逆词有两段：“前半段是说崔有法种种骗钱的事”（可能是以攘灾为名向人敛钱），后半段是普明所传下来的“九莲赞”。阴历七月间，崔有法听说外面有剪辫之事，就劝众人禳解以消灾。伴随政朝换代而起的暴力意味着混乱和百姓的灾难，也是邪教复兴教派和吸收教徒的机会。，当教徒在保安城散发字帖时被官府差役抓获，接着官府又抓获了替崔有法敛钱和收藏经卷的人。

    ①《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九日。这是一份给军机处的机密的宫中旨令，廷寄则发给直隶官员。保安属宣化府，故文件中有时说邪教发生在宣化。②“祸福”是清律中用语，指的是对重大政治事件做非法预言。

    审判官建议以“大逆罪”对案犯从严惩处：崔有法和孙嘉谋凌迟处死，他们的主要门徒或者斩首，或者杖责流放；鉴于该州民众为邪教所惑，“几于牢不可破”，应将崔孙等传首示众，以昭炯戒。在第九章中我们会看到十五年前对崔有法从轻发落的官员也受到了惩处。

    弘历对保安邪教的无情打击是他9月7日谕旨所得结论的自然延续。在他看来，叫魂妖党故意挑起剃发所包含的意象问题，意在谋反。从逻辑上来说，邪教对割辫棠的反应正是割辫妖党所期望的。不管叫魂妖党的策略是什么，事实上保安的邪教徒很有可能是把割辫的威胁看作是末世来临的征兆。民众对改朝换代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的恐惧正好被崔有法和他的教派所利用。犬恐慌的因素猖獗肆虐——至少对身处承德的朝廷来说是如此。蔓延到京城和各省的妖术已使朝廷为之震动。

    第七章妖党的踪迹

    到了初秋，弘历已将蔓延到华北的割辫妖术看作对满清王朝更为广泛的威胁的开始。一旦意识到妖术背后的政治危险，他便开始对那些迄今还未发现妖术的省份发出警告，以便控制妖术的蔓延。9月22日，他给山西和陕西两省的逃抚发出上谕，敦促他们严密戒备。弘历写道，妖党“用药迷人偷割发辫之事”起自江南，渐次延及山东、河南、直隶数省。京城地面已发生数起，热河亦“间有犯者”。现在直隶查拿严紧，那些奸徒“畏惧潜逃”，“知山陕尚未查办，（奸徒）就近窜入亦未可定。”

    妖术西行

    陕西巡抚明山精明圆滑。虽然这个皇室的旁支当巡抚才七年，在此之前他在省行政的中层已任职七年。他有恰当的分寸感，1762至1763年他在亚热带的广东任巡抚时，曾建议朝廷容许当地的地方官不必穿戴厚重的绣蟒官服跪迎省府官员。他对陕西的风土很熟悉，当妖术危机发生时，他任该省巡抚已经五年（除了当中曾有一年在长江流域任职）。

    明山在10月3日奏报说，山东妖术案刚发生他就听说了，并密令地方预为防缉。因乡村集市易于“藏奸’’，所以他饬令地方官派员选役密切观察。在10月18日、19日和20日，有三人报案说他们在街上被生人偷剪了辫子，其中两人是附近兵营的兵丁，一人是学童。但是县官检查了他们的辫梢后，井未发现被剪的痕迹。明山本人也传唤了报案人并亲自检查了他们的辫子，发现辫梢完好无损。

    经进一步讯问发现，学童郭兴利因在街上贪看戏法误了上课，惧怕先生责罚，跑回家对母亲谎称辫子被剪。明山因其年仅十二，故免于深究。至于那两个兵丁，他怀疑其中一个是为了找借口延期还债，另一个则是为当值班期迟到找借口。明山认为他们两人都应杖惩，但考虑到“小民未识其故，或有实在被割办不举报”，所以决定放他们回去各交本营管束惩戒。

    另外两个案子则值得注意。一是民人刘德因恐“被割受害”，要剃头匠陈起风替他割去辫子以避祸。虽然这个人“甚呆蠢”，但他的行为实属“滋事惑人”。另一个棘手的案子牵涉到一个七岁的孩童赵王保。他在剃头匠王福有的铺子前玩耍吵闹。王适闻前一日有割辫之事，就恐吓说要割赵的辫子，赵不理，王就上前用剃刀割去赵的“些许辫梢”。赵害怕起来跑回家告诉其母。县府派员调查并将王福有拘拿。知县审查认为其中并无别情，但省按察使命将王送省审讯并施以夹棍。王坚持原供。官府搜查了他的铺子亦未发现任何“不法之物”。巡抚明山亲自审问了案犯，认为王的所为只是一个玩笑，但在这样的时候开这样的玩笑即是“滋事不法”。王因而同刘德和陈姓剃头匠一起被枷号示众。明山奏报说，自此以后十余日寂然无事。他“益将督率密查”，“断不敢少容松懈”。（朱批：“恐属空言，不可不实力，慎之戒之。”）

    运河上的妖术

    9月7日，河运总督杨锡绂随船停泊在山东西北的查盐都司，在那里碰到了一桩叫魂案。在一个运粮船帮自北方空返途中，旗丁周某向船帮千总报告说，他的侍女在8月21日“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当场昏迷，经医治才苏”。2日，她又“被乞婆上船剪去夹衣一角”。这次罪犯被拿获，并从她身上搜出剪刀一把，衣角一块，看上去与侍女被剪部位相符。案犯及证物被送交德州知州石之坷。石审讯案犯后，向杨锡绂报告了以下案情。乞婆供称她夫姓张，本姓王，来自邻省直隶的吴桥县，现与儿子张银和儿媳王氏同住景州玉采庄。张王氏年七十二，以乞讨度日。“有个翟狗子看见小的，许给小的一千钱，要割十个女人衣襟写他。”张王氏供称她已割了两个女人的衣服，包括周姓旗丁的侍女，她就是在那时被抓获的。她还供称：“翟狗子给了小的一包药。叫捏一点放在口里一喷，那人就不看见。还剩下些药，塞在玉泉庄道上车棚墙孔里。”翟狗子也是吴桥人，此外张王氏还说了另外两个是桥人的姓名和住址。

    差役立刻赶往景州去查缉张王氏供出的人名，但一无所获，也没有找到她所说的迷药。不过他们把张王氏的儿子张银、儿媳王氏及其孙小黑带回了德州。五十一岁的张银说他母亲借住在隔壁的韩寡妇家，与一李婆子同住同讨饭吃。他对母亲的犯罪情事一无所知。重新审问后，张王氏说昨天她所供的人名都是捏造的，这次她供出了七个名字，说他们同属一伙，都是剪辫子的。“他们原在泊头一带做事，听见总爷拿人，都惊散了。”剩下的药可能让小孩拿走了。这一次差役们又白跑了一趟，没有找到任何切实的证据。张王氏的讨饭同伴李婆子也有七十多岁了，她供称知道所有割衣襟的勾当，并且试用过迷药。问她是谁给的药，她则“随口混供”。知州见两位老妇“眼色俱有邪气”，前言不搭后语，遂命用“香火烧颊”，再灌以甘草朱砂汤烧朱印黄纸灰。一会儿，两犯醒了，于是将她们分开审讯。李乞婆供称迷药是本村庙里的两个和尚给的。当两个和尚被带来审问时，他们说“平日只知念经锄地”。张乞婆的供词也被拆穿了，因为当四五个衙役被叫来排成一行时，她竞将其中的一个指为翟狗子。

    虽然知州的报告表明此案充满疑点难以相信，杨锡绂别无选择，只能对案情紧迫不舍。和其他督抚官员一样，他也受到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他因而向山东巡抚富尼汉详细通报了情况（案犯已经押送到富尼汉那里去了），还向张乞婆供词中提到的所有同伙所在州县发出了通报。弘历也确实对此案的细节深感兴趣。他对扬锡绂奏折的批语表达了他对案情的怀疑：此案背后”必有深谋远虑之人，不可以寻常谣言视之”。

    作为德州知府的上司，山东巡抚富尼汉当然也收到了石知府关于张乞婆等偷剪衣襟案的报告。由于他正忙着其他的案子，便命人重新审讯了两个老妇，结果两人都翻了供。张乞婆说，她去那条运粮船只是为了乞讨，但船丁的侍女突然叫起来说自己衣襟被剪掉了，人们于是把她当作嫌疑犯抓了起来。审讯的官员们实在找不出什么犯罪证据，甚至认为那块割下的布片是栽赃。富尼汉决定把案犯调来亲自审讯，但手下人报告说张乞婆刚刚病死在县牢里。

    不管案情多么荒唐，富尼汉还是盯着两个老妇的原供和她们所供出的那些同伙不放。在朝廷的压力下，他只能对案子追踪不休。他向弘历担保，自己已将该案涉及到的一些人名通知了邻省直隶，根据张乞婆的供词，这些人就躲在那里。但富尼汉的勤勉并未给弘历留下任何印象。在一份上谕中，弘历问道，为什么富尼汉没有亲自比较一下从张乞婆布袋里搜出的布片和被剪的外衣？女人的衣服是特别容易辨认的，根据颜色的深浅，布料的长短以及“布帛之粗密”应能够很容易辨出证据的真伪来。如果他身为天下之主尚能注意到这些细节，一个认真负责的官员又怎会没有想到这些呢？在承德当值的军机大臣傅恒和尹继善密切关注着此案。他们注意到杨锡绂原奏中提到的两个和尚没有出现在富尼汉的奏折里，就起草了一份上谕给山东。“既然这两个和尚为该案嫌犯，就应上紧严查”，富尼汉怎能轻易放过他们呢？富尼汉的回答是，虽然张乞婆原供中曾提到过他们，但她随后就翻供了，进一步的调查则证明这两个和尚井无犯罪嫌疑。至于衣服，则明显地是被锋利的剪刀剪过的，而张乞婆的那片布则不是；而且，布的剪口曲折弯环，显然不可能是在匆忙仓猝间完成的。尽管有这些“疑点”，富尼汉还是不得不向承德行官奏报了所有涉案人的姓名。

    我们无法知道是否对两位老妇用了刑，法律的规定是不准对妇女用刑的。她们的糊涂和昏迷在档案里有明确的记录，而张乞婆的瘦死狱中则透露出狱卒并没有因她们的性别和高龄而待她们好些。

    她们的供词虽然在许多地方被拆穿了，但仍提供了新的、被看作很有价值的线索。相应地，七个新的名字被列入了缉捕名册。

    对嫌犯的围捕

    至此为止，浙江的官员还未抓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妖党，尽管这里是妖术案的发源地。但永德在经历了两个月来弘历朱批的压力后，至少已找到了一种说得过去的办法来从事这场清剿。

    他在10月4日奏报说，浙江已逮捕了许多嫌犯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审查。寺庙和朝圣场所都派出了巡兵和差役以缉捕嫌犯，许多州县已经抓获了一批。从弘历的朱批已经停止对永德的苛责来看，这样的成绩显然使他感到满意。让我们对永德在浙江的清剿稍作考察，看一看他用以对付剪辫妖术的办法以及他所缉拿的各色人等。

    9月30日傍晚，永德离开了乡试考场，第二天就会同省臬藩两司及绍兴道台去审讯罪犯广参。这个游方卖卜的和尚没有固定落脚的寺庙，因面目可疑并携有符书而被捕。他说，本年3、4月间他借住于觉皇寺僧人德操处，在那里看到一本占病符书，便说服德操将书借给了他。德操还给了他二十余张“镇宅保蚕之符”。广参否认做过任何为匪不法之事，并且显然说服了他的审判官。然而，圆滑的永德又向弘历报告说，广参“所携符书均属荒诞不经，亦有应得之罪”。遵照弘历若剪辫案犯经“反复推求，审无实据，可随时省释”的上谕（引用弘历9月14日的批复）。永德只将广参和德操（亦已被捕）两人定了“藏匿占验推测妄诞不经之书、不行销毁”之罪，将两人杖一百，并送回原籍，严加管束，不许出境。①永德报告说另一个罪犯是道士王大成，他供称是浙江西部严州府桐庐县人，以堪舆风水为业。因无生意，即“假扮道士，描画纸符”，采用“九老仙都金印”六字②及五雷镇法术戳，各刊刻一个盖用符上，“捏称可镇宅保蚕，骗取乡民钱物”。当地的道纪司证明他所用的符印确系道士通常所用之物。虽然王大成坚称他并无剪辫迷人邪术，永德仍依照“阴阳术士妄言祸福例”，③对他“杖枷发落”。

    ①改条例（《大清律例》162.04）也禁止《地亩经》之类的书预言自然灾害。弘历曾在1744年将此书列为妖书，因为自然灾害被认为是王朝崩溃的征兆。②在道教神话中，神仙都住在汪洋中的一个岛上。③这里，实际上不应是“例”，而是“律”，为《大清律例》第178条，属“礼律”。王的案件并不十分适用这条律，因为该律讲的是术士“在官员的……宅邸内”作法。这条律特别将“根据五经预言未来”的行为排斥在外。1646年，清廷对这条继承自明律的条文做了注解，强调预言“祸福”严格来说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它关系到王朝的合法性和长远命运。

    永德还殷勤地奏报道，案犯曹子云“系仁和县人，求乞度日”。本年春天他行乞到苏州时患了病，“因辫内生虱，旋即剃去”。到了夏末，头发长出后重新蓄发。永德“因各省剪辫匪徒现有恐喝愚人连根尽去之事”，觉得曹所言难以相信。但是“再四穷研”，曹仍然坚持他的所为与剪辫妖术无关。“该犯现在患病沉重，已发令地方官交属收领调理管束”。

    永德名单上的下一个罪犯是和尚通元。这是个更为复杂的案子，因为案犯的名字和山东供词中所提到的妖首同音。通元俗姓曹，在各处化缘度日。他不仅形迹可疑（“似痴非痴”），而且身上所刺文字亦可疑。他胸前刺有一个“？”字（他说见过佛像上塑有此字），右臂则刺有“西方接引”。他的化缘贴内则有写着令人堆以理解的“山东礼佛嫩搜搜”等词语。看来终于找到了与山东有关的案犯。经过讯问，和尚说这些字是嘉兴的一个刻字匠金某替他刻写的，其中山东两字系同音字三冬的错写（南方人发音没有翘舌音，故“三计与“山”不分）；同样，嫩在南方口音中与冷也是同音（许多长江流域地区的居民讲话n与1不分，也无后鼻音ng）。通元坚持说这段话实际上应为“三冬礼佛冷嗖嗖”。他写这句话的目的是使人怜其苦志，乐于施舍。至于说他的可疑的名字，他说他的名字是化缘的“缘”，而非“元”，即山东剪辫犯蔡乞丐所供之名字（通元）的那个元，他也从未碰到过蔡乞丐。

    但是令人极为怀疑的是嘉兴根本就没有姓金的刻字匠。和尚又供说这些字是他自己写的，于是叫他当场写对笔迹，他又不会写。永德注意到，“三冬”两字并非探文奥义，何以写成“山东”？

    “冷”尤其是个常用宇，又何以写成“激”宇？所有这些都令人甚难相信。总之，这个和尚“并非善类”。（朱批：“将此人严解来京。”）

    可以想象这些衣衫不整的流浪汉与审判他们的官员之间的文化差距有多大！当永德和他那些穿着锦缎官袍的同僚们面对民间宗教的日常用语时，显然非常吃惊和困惑：谁能保证这些怪诞的语句不是用来掩盖妖术和反叛的密语暗号呢？那些出现在法庭上的文盲和半文言们日常所使用的错别字一旦被象形会意的书写文字所解读，就很可能被看成是一种秘密语言——如果不是别有意图，谁会把冷写成嫩？

    不管怎么说，官方体系拥有充分的手段来对付形形色色的异端。《大清律例》中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案例，如果必要的话，足可以将任何民间文字定为异端和非法。持有这些文字材料便是一种罪过，更不要说写下这种文字了。这样的禁条可以有选择地用来对付那些没有其他更严重罪名可套的社会边缘分子。到了最后一步，《大清律例》还有可以一网打尽所有嫌犯的第三八六例：“不应为，重。”犯者为此可受到重笞。永德在浙江的围捕显然使他得到解脱。他的详细奏报没有再受到朱批的苛责，相反甚至得到了略带赞许的批语“知道了”，这比起都个毫无表情的“览”字要进了重要的一小步（“览”字是弘历用来批示最无聊奏折的用语）。毕竟，永德已经尽了力了，他亲自审问了许多案犯，并把一个嫌犯送到了北京，在那里军机处会设法让案犯开口的。①两心相悦的奸情弘历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他教促湖广的官员要特别警惕，因为那里的居民“人心狡险”，索尚“左道邪术”，很可能让逆犯潜匿其间。正如他所料，一个月后从湖南发来的奏章报告道，在祁阳县发现有传贴，预言灾难。更有苗头的是，一个三十岁的游方和尚觉性和他的四个同伴因剪辫嫌疑被抓获。在觉性的身上搜出了一个红绸包，其中包有一络头发和两枚明朝铜板。经地方官员审讯，觉性供称有个叫茂远的和尚教过他如何用人的头发和旧铜钱一起施展魔力诱骗妇女。但他抗辩说，他只是应人请求才会为人剃发。湖南巡抚方世携命令将一干人犯解往省府长沙严加看管。

    ①对和尚、乞丐和其他可疑人物的同样围捕也在江苏进行，由备受折腾的高晋和彰宝直接指挥。这一次，他们用大量名字和细节来堵住弘历的口。

    时任湖广总督者为定长，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满洲官僚，在行省督抚的职位上已有二十年。他是皇室的旁支，其父又是弘历特别信任的一个总督，所以他在满洲上层权贵中地位稳固。当他接到诡诈的和尚觉性的供单时，便觉得将这样一个敏感的案件完全交给下属湖南巡抚来办不妥，因而决定立刻动身去长沙与方世携“会办”这个案子。由于这个谋反案的案情重大，定长和方世信会同省按察使和地方道台在省府大堂逐一审查了案犯。而在承德行官的弘历正引颈翘首等待着审讯的结果。

    但是和尚觉性让大家都吃了一惊，他推翻了原供，说那是他畏刑妄供。这次，他说出了以下的故事：觉性因写师友争吵被逐出庙门，遂在湖南南部流浪募化。在府城衡阳他投宿在刘三元所开的客店。刘的年轻老婆陈氏为他递送茶饭，故尔相识。他后来又来住店，成了刘家的好朋友，刘的父亲还曾借给他一千钱。某天，他与陈氏调戏成奸，但无人知晓。本年正月，他去刘家拜年，与刘三元发生了口角。陈氏吓坏了，叮嘱他离去后不要再回来。觉性遂向陈氏讨一信物，陈氏当时未给。后来，觉性要一挑夫去刘的客店代取陈氏为他所做之布鞋。陈氏即剪下自己的一络头发，缚上两枝铜钱塞进从自己衣襟上剪下的一块红绸里，然后把这些东西塞进布鞋交挑夫带回。觉性即将这些信物一直带在身上。

    审判官们将信将疑，他们把所有涉案者带来审问。有一个疑点是，这络头发里有两根白发。不太可能是来自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然而，陈氏被带到堂上，跪在巡抚的面前解开了头发，经查验她确有一缕头发被剪，稍短数寸，且此络发根内恰有两根白发。不仅如此，经过反复讯问，陈氏坚持觉性未曾对她用过迷药，她之委身于觉性是两情相悦。

    官府的判决是，所有嫌犯（包括那些张贴传单者）都不是真正的剪辫妖党（手里握着这样有价值的证据，本来应该是很容易讨好焦虑的弘历，让他感到满意的！）。和尚觉性按“和奸有夫之妇”律，“杖一百徒三年”（他的罪行因妄供别人授其进药而加重——虽然是因畏刑而妄供）。陈氏被判枷号一个月，但允许折赎。本夫刘三元有权决定陈氏的去留。觉性的同伴均无罪释放。

    到了10月2日，失望的弘历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叫魂案犯遍布各地，但是跃党的核心却不断地从一省转移到另一省。他们从江苏北移到山东、直隶和热河以后，现在看来显然正西行到山西、陕西和长江中游地区。他们的踪迹从一省消失后，又从另一省冒出来。不仅如此，现在已很明显，这些妖党还妄图通过恐吓民众自割发辫来挑起一场剃发的政治危机。弘历之所以确信这一点，是因为一旦官府正式发布禁令，人们自割发辫以防范剪辫妖木的做法实际上就停止了。这表明，防范剪辫妖术的做法“本自无稽”（即在民间信仰中原来并不存在这样说法），“必系奸徒造作邪说，诱惑愚民”。迄今为止抓获的案犯都是些小喽罗，一定还有预谋反叛的角色躲在后面，他们的目的则在于“破坏国家定制”（即剃发制度）以逞其逆谋。

    三天后，弘历又在给各省督抚的一份不同寻常的上谕中从新的角度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诛心的论断，强调妖党可能企图通过挑起百姓对官府的仇恨，来发动一场大叛乱。地方官府的严厉措施则会引起百姓的警恐，“或致激而生变”。而奸党则可以作壁上观，坐收渔翁之利。虽然不能因为害怕激怒民众而停止清剿，但各省官员应“毋纵毋苛”，既确保无辜者不受伤害；又不让罪犯逃脱。对各省围捕的和尚和乞丐则应审慎处理。在初审案犯时，应力求不带偏见。审判官既“不可轻事刑求”，亦“不得滥行锁禁”。如果“确有可疑情状”，自当动用一切手段进行审讯。否则，就应开释案犯。看来，弘历在这里为确定案子的“可能缘由”，定下了一个原则，审案的过程分两个阶段，在对案子的早期调查中，不应对案犯使用刑罚和长时间监禁。不过，应有的谨慎并不意味着放松对正犯首恶的追缉。这些人一定还在江南，其人“非系奸僧肆恶。即属读书失志之人，其心甚险，而其违甚秘”。对这些奸党“务须严密侦寻”，不仅对太湖一带的传统匪巢，而且对“幽僻村居、荒废庵宇”均应彻底搜查。至于在这样一场凶猛全面的清剿中如何才能避免伤及无辜，弘历把这个问题留给他的各省官员去伤脑筋了。

    一个冥顽不化的嫌犯

    下面这个关于大术师明远的案子很快就会使我们看到，弘历这些自相矛盾的指示对各省督抚们来说是多么难以贯彻。按照我们已在第四章中看到过的明远九徒韩沛显的供词，明远本应在海州三教寺等待替他割辫的门徒，但迄今为止他一直在同官府捉迷藏。在浙江，巡抚永德的手下把全省的寺庙都篦了一遍，终于找到一个法名明远的和尚，并迅速将他解往承德审问。但是，真正的明远好像直到10月9日才在安徽的台肥附近被抓获。在当地一个小庙有个叫玉明，但法名又叫明远的和尚因剪辫而被拿获。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个木偶，一块写有符咒的布，两枚可疑的术戳，一个奇怪的招牌和一把剪刀。但他身上并无发辫。明远告诉审判官，他依靠化缘和看病（正如韩沛显供词所说）为生07月26日，他携一毛驴驮载行李出外化缘，走到离所住寺庙西北一百六十余里处寿州附近的一个村庄，他停下来在一口井边喝水。因为没有水桶无法打水，他便走向一村屋，那儿有三个小孩在门口玩耍。他同他们借水桶，但没有人理他，他随手拍了下一个小孩的头，忍渴赶路。走不出二三里，他被几个村民逮住。他们指控他偷割了小孩的辫子。

    不由分辩，将僧人拴拿，即将行李搜检，并无辩尖。又拿到刘鸣奇家中，将僧人吊打，并用锥扎，追无辫尖。要僧人包他孩子不死。僧人被殴扎无奈，遂画符给他保佑。……实无剪辫情事。这些人放掉了受伤的和尚，让他回自己的庙去。县府的差役听说此事后赶去调查，刘鸣奇让他们看了明远写的符咒和保证字据。差役立刻将此事通知了合肥官府，由官府派人拿获了明远。

    在初审中，案犯试图就从他行李中搜出的那些可疑物品作出解释（在官府的眼中，这些物品无疑就是“邪术”的证据）。两杖木戳是用来“使人敬重，肯出银钱”的。其中一个刻着“五王爷替僧”的文字，①另一个则刻着“阴袭州同”的文字。明远说，他的祖父曾任总兵，因此他刻戳假称自己有世袭官职。那么，那个招牌（它看上去是行医人竖在路旁的招牌）上所写之可疑文字——“察院恩慈京都明远”——又代表着什么呢？明远解释道，这只是为了让病人相信他的药方是从京都来的，曾为大官们使用过。而布符则是用来镇邪的（如同第五章中所讨论过的镇邪物那样）。在一个江湖郎中的行囊中找到这些骗人的玩意本是意料中事，但对明远的审判官来说。这就是邪术的证据，表明他明远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案犯。即使是在重刑之下，他仍一口咬定他没有剪人发辫。审讯他的官员们包括巡抚冯钤和当地的知州知县，他们竭尽全力想得到他的供词，但不知他们是如何竭力的，一个星期后明远死了。弘历知道后龙颜大怒，质问明远是否死于溢刑，或是因疏于防范而让他自杀身亡。冯钤坚持说并无此等事情发生。囚犯是在狱中“冒寒得病”而死，官员们决没有滥刑，这一点狱医和忤作可以作证。他们所做的只是让他跪铁链三日，其间并未施用夹棍，只是夹了一次手指。然后他们又轮番审问了他两天两夜，“不许其打盹，见其闭目，即行喝醒。”

    冯钤因他连日受审，恐其疲惫，便令停审数日。但还未来得及再审，狱卒便报告说明远已毙命狱中（朱批：“知道了。”）

    ①“五王爷替僧”可能是到黑的一个民间信仰崇拜，起源于台南（台湾当时是福建的一部分），然后流传到其他许多地方。

    这就是该案结局时的情况：军机处不得不亲自对所有的证据进行复查。三个月来，军机大臣们作为不屈不挠的弘历的工具，忠实地推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从文献资料来看，他们除了全力以赴从事这种清剿外，绝无其他的想法。然而，当他们最后来收拾残局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不关心他们面对迄至10月中旬为止的清剿记录会有什么想法：这是些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实为正犯无疑”。接下来，就应该用重刑来逼他供出真相了。

    第八章 终结

    当东北的秋凉开始侵袭承德行官的时候，朝廷也开始准备打点回京。但是大学士傅恒仍在为那些押送到他这儿来的叫魂嫌犯大伤脑筋，力图从他们茫无头绪的供词中理出些许线索来。我们还记得，一旦发现山东剪辫犯的供词已搞得江苏的官员们疲于奔命时，弘历便命令将山东的所有案犯都押解到北京或承德，交由军机大臣们审理。此外，军机处还将重审卖唱乞丐张四父子和所有牵涉到春天叫魂案的嫌犯：石匠吴东明、肖山的和尚们、苏州乞丐陈汉如以及几乎在胥口镇被打死的和尚净庄和他的同伴们。一些嫌犯已被带到热河，其余的仍关押在北京，由留在那里、待在紫禁城内的军机大臣们审理。现在，这些全国最有权力的大臣们将要清理这一近三个月来让朝廷伤透了脑筋的事件。当他们正要着手行事的时候却发现。最近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快的情况使得本来就晦暗不明的案情更早上了一层明云。

    民间的诬告 家内的谋反

    9月初，一个生员从远在两千里外的山西为揭发一桩谋反大事而来到北京。他携带了一份“反书”和一份揭发反书为其叔父所作的状纸，呈递给都察院。虽然官方记录没有披露它们的内容。但是当都察院循例将此案报告给弘历的时候，这些充满敌意的文字让皇帝大发雷霆。军机处迅速派员前往山西，会同巡抚苏尔德进行调查。一队身着锦缎官服的命官搜查了叔父的住宅，但没有发现任何“悖逆字迹”。对生员所揭发的那些同谋的搜查也毫无结果。生员叔父极口呼冤，甚至连生员的父亲也对其子的揭发茫然无知，认为毫无根据。官员们重新审问了生员张廷瑞，报告了如下结果：（张廷瑞）始犹语言支吾，及反复质讯，伊唯俯首痛哭，供称张如召夫妻独霸家产，伊父母为人懦弱。多年受其凌逼。伊欲以实情赴官控告，又恐不能准理，反受其毒。昼夜寻思饮泣，忿不欲生。因自捏逆词，赴京具控。如今悔之无及。官员们无法相信，张生员会为家产争执这样的细故便捏造逆词指控叔叔，并牵扯进那么多的人。或许，他的叔叔确实有什么不法情事？他们因而决定继续调查。但是，弘历却洞察到了事情的真相。他朱批道：“大约诬告是实，按律严拟，处以极刑。”

    一个顽固的债主

    直隶人关德麟被张二指控为剪辫犯，因为张在关的衣物里发现一段剪下的辫梢。这个案子很快从省府衙门移交到了承德的军机大臣们手里。这些大老爷们一定对涉案各方用尽了手段，因而得以于9月20日向弘历报告了与原先不同的案情。关德麟原是北京附近兵营的设军旗人，由于朝廷裁汰汉旗，他出旗为民，并搬到离北京西北七十里的昌平居住，租种村民张二的地亩。后来他又搬回北京地区，住在自家坟园，以挑担卖杂货为生。他曾借给张二六千文钱，屡次催讨未得。后来他又去张家要债，张因一时无钱，便留关德麟住宿。关多次吵闹，并要与张的妻子同宿。张心存怨愤，与关口角后，去隔壁刘三家买烧酒吃。看到刘家儿媳梳头掉下的头发，就拣回编了三条辫尖。乘关不在，张把这些发辫连同自己老婆的一把剪刀一起塞进关的包袱，然后赴邻近千总衙门报案。

    弘历觉得这个案子很棘手，这主要是因为此时各省的剪辫证据大概已引起了他的怀疑。他一方面同意对可恶的张二处以绞监侯，另一方面提醒他的官员们：“不可因有此诬捏之案，遂心存游移，于蹰缉割辫匪徒，稍有怠玩，俾正犯得以漏网。”

    虽然就军机大臣们的记忆所及而言，上述案子是最突出的，但其他种种奇怪现象也已引起了各省官员的注意。比如在河南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刁徒私将父财妻物花用无存，遂自行剪辫假称被人所割，钱物亦被人夺去。子骗其父，夫赫其妻者；更有顽生逃学，自行割辫捏称被割致病，以冀不至书馆者，情事百出。”江苏的情形也是一样，不过直到11月末才奏报到北京：“汀苏各属详报有民人自割辫梢挟嫌图赖及贪赏诬指等案。”

    虽然民间诬告的全部情况要到几个星期以后才会清楚，但军机处在10月中讨论妖术案时已对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在这样的气氛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审判官们是如何重新审理那几个最恶名昭著的叫魂案犯的。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张四儒的坦白

    卖唱乞丐张四和他的十一岁儿子被关在安徽宿州的大牢里，被指控在赵庄偷割了辫子。代理知县刘某报告说，张在用刑之后承认他受高个陌生人赵三雇佣割辫。但是刘知县无法让他承认他就是山东乞丐靳贯子所供称之张四儒。对高个赵三的搜寻也毫无结果。乞丐张四和他的儿子被塞进囚车，押送到凤阳府衙，在那里他承认自己就是张四儒。这一下，终于找到了追踪迄今一直追遥法外的妖首玉石的线索。两江总督高晋正在邻近的徐州指挥黄河治水，他命令将案犯带来由自己亲审。看来，这件麻烦的案子终于可以有结果了。

    在当地府道官员的簇拥下，高晋命令将乞丐张四和其子秋儿带上大堂。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案犯推翻了原供并极口呼冤，坚称是庄首赵某对他栽诬。因为张四两腿脚踝的殴夹伤痕正在溃烂，高晋觉得不便刑求，便将庄首赵某传唤到堂，严加讯问，赵某说出了如下的故事。

    张四和其子在庄首赵某门前卖唱乞食，另外两个乞丐得到一个馒头，张四只得到半个。这点东西只能引起这些饿汉们的愤怒，他们因嫌东西太少而辱骂赵某。赵警告他们说：“近日这里有剪辫犯，你们最好快滚！”（言外之意是不要叫我把你们当作剪辫犯抓起来。）张四又骂了一回，乞丐们这才离去。赵被骂不甘，又怀疑他们是外来的坏人，便令雇工将他们提回。在一个乞丐的身上搜出了一小包药，在另一个身上搜出了一把刀。这些人是不是就是大家都在谈起的割辫妖党？

    但在他们身上并未找到割下的发辫，因而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于是，赵某等人便开始威胁拷问秋儿，逼他承认是偷辫匪徒。但是张四和另外两个乞丐还是否认偷辫。赵某便将他们绑在树上，用铁鞭殴打，将他们打成重伤。赵某害怕他们被放后会到官府去控告自己，于是就让天生秃头、素佩假辫的雇工费某从自己的假发辫上取下一络做成伪证。有了这件可怕的证物，再加上小刀和药粉，就拥有了指控张四等人从事叫魂妖术所需的全部证据。赵某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县府告发这些罪犯了。

    总督高晋发现，其他证人也证实了所有这些细节。他还发现，那把刀很钝，根本无法用来割辫，而那包药也不能用来迷人。但因为州县当局先前已坚持原判，高晋别无选择，只能把案犯送到北京去与山东来的案犯乞丐靳贯子当面对质。此时，靳已被押送北京，由军机大臣来清理他那混乱的供词。因为张四儒的名字是靳贯子首先供出的，当靳看到张时，当然应能认出他来。

    张四和他的儿子于10月11日到达北京，以刘统勋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亲自审问了他们。张四的两腿已发炎化脓，经过长途押送，已是奄奄一息。他全身“黄肿”，兼患痢疾，但却坚持自己的故事：他和儿子来自直隶南部的威县（而不是来自江南），因为贫穷而出外乞讨。他否认曾辱骂庄首赵某，但是证实了受到诬陷的所有细节。

    军机大臣们转而讯问跪着的男孩秋儿：“你父亲若果不是张四儒，你何以供认呢？”

    秋儿答道：“本府问我，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张四。

    本府说，明是张四儒，你怎么不实说？就将夹棍撩下吓我。又说，你若供明是张四儒，给你东西吃。就叫人拿了一个梨给我吃。我看了夹棍害怕，又不知道张四儒是什么样人，所以随口承认的。实在我父亲并不叫张四儒。”

    军机大臣们然后命将山东案犯乞丐靳贯子带上大堂，但他辨不出张四为何人。靳贯子现在供称，张四儒的名宇是他捏造的，其实并投有这个人。他在本县认识一人叫张四，当时因受逼供，便在这个名字后面加了个“儒”宇。这一供词令军机大臣们心生怀疑。虽然卖唱乞丐张四否认自己叫张四儒，却不能否认他叫张四（如前所述，这一名字的意思是“张家的第四个儿子”，在中国取这样名字的人一定很多）。这两个罪犯是否故意互不相认？

    审讯官员们再次转向张四：“你与靳贯子平日素系一伙，如今到案时何难对面直说全不认识？有何指证叫人凭信呢？”

    张四只是将先前说过的故事又重复了一遍。

    这些供词相互矛盾，使得军机大臣们无法得出结论。他们只能等待各省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对庄首赵某诬陷他人的审讯尚在进行中，而军机大臣们对省里官员作出的判断是不能不予考虑的。同时，对靳贯子本县的那个“张四”也要寻找查证。然而，阎王爷却不肯等待，张四于10月25日死于狱中。军机大臣们报告说，鉴于他的病情，“臣等一面讯问，一面饬医加谨调治”。

    仵作查验张四尸体后证明，看守并无凌虐情弊。知县刘某是负责将张四押送北京的官员，他也证实，张四在行将押赴北京时已经身患重病。所以，北京方面无人需对他的死负责。军机大臣们现已认定，张四并非他们所要追缉的剪辫案犯。他将由官府出资备棺埋葬，其子秋儿则交原解官带回。①剪辫首犯的故事北京的官员们现在又必须从头做起。10月中旬，当山东的剪辫始作俑者蔡廷章在北京重新受审时，这个乞丐已病得很厉害。虽然他现在咬定他最初的供词是在重刑逼迫下编造出来的，军机大臣们并不敢轻易相信他。

    ①为了节省篇幅，我将对张四几天审讯的记录集中在一起叙述。所有的翻译都是完整的。

    审判官：你在东省供称在扬州吴姓饭店住宿，今果查有开饭店之吴连到案。可见你从前并不是捏饰的。

    蔡：我在东省供说本年二月（译注：这里的月日系引自原始档章，故均为阴历）在扬州吴胜饭店与怡安吴元分路剪辩的话，原都是随口谎供的。实在我于本年四月二十一日方才出京，现有在京亲戚朱然、王云等先后到案实对明白。是我二月内正住在京城，且不能到山东，如何能到扬州？我从前供出开饭店的吴胜原系谎供，这如今到案之吴连，实在不知何人，叫我如何认得？

    审判官：你从前在山东为何妄供？

    蔡：我在山东时起初原供说自京下去的，因县官不信，说我必是从江南上来。我受刑不过，只得就应了。县官要我说出在江南实在下落。我说不出来，又怕受刑，……所以供称在扬州。

    从山东出现第一个案例时起，地方官员就确信妖党来自江南。弘历通过私人耳目而听到的那些谣言同样也传到了各县官员们的耳中——正是这些谣言促使弘历发出了7月25日的那份上谕，开始在各省进行清剿。军机大臣们究竟应把这一切看作是对整个叫魂案的强化或是弱化？那个拜术士为师的韩沛显的出现，只是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他现在也一口咬定，他在山东的所有供词都是在重刑下编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妖僧“明远”这个人。但是，他的原供具体人微，因而仍然令军机大臣们感到困惑：他怎么会对施行妖术的细节有那么多的了解呢？

    不久后在承德对僧人通果的审讯将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

    一个愚蠢的错误

    10月25日，大学士傅恒向弘历报告了令人头痛的通杲之案——正是这个在山东捕获的和尚的供词导致了对江苏寺庙的全面搜捕。法网所及，捕获了通杲的师傅妖僧悟成以及通果供出的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关在承德的刑部大牢里。弘历对这个悟成抱有极大希望，想从他身上弄清整个叫魂阴谋的内情。然而，悟成坚持他对妖术一无所知，并说他与徒弟通杲自两年前在南京紫竹林庙分手后就再没有见过面。本来，除通果后来又翻供的事实外，像这样的一口否定是不值得记录在案的。但由于通果原供中情节颇有荒谬可疑之处，连傅恒也对他产生了怀疑——比如说，“割辫系乘人不备仓猝之事，何暇问人姓名始行动手？”重审通杲的场面可能会使最铁石心肠的审判官亦为之震动。当这个衣衫褴楼的囚犯被拖到傅恒面前时，已是“两腿溃烂，刑伤种种，神气惨沮，略加驳诘则畏惧求死”。这个半死的和尚起先仍坚持原供，不过当刑具抬出来以后，他又改口说以前的供词都是假造的。虽然他的祖籍是安徽，但从小在直隶长大。

    后来他在河南剃度，接着成了悟成的徒弟并随悟成去了南京。

    1766年师徒分手，通果决定回乡还俗，因此他开始蓄发并往直隶走去。当他走到山东泗水县时，他的外地口音和半长的头发引起了县役的注意，井将他当嫌疑犯抓了起来。

    泗水知县无法从通果口中得到什么，于是兖州知府决定会同邹县知县孔传睡？亲自审问通果。孔系孔子六十八世孙，曾成功地让山东第一个剪辫犯乞丐蔡廷章招供。孔知县先用铁链将通果缚吊于树上，继用铁锁盘地加以炭渣，令其跪上，再用木棍踩踏腿弯，复以桑条鞭其背后，又用夹棍严夹。重刑之下，通果编造了他的故事。他所供的咒语是他受戒时念诵的佛教经文，僧众皆知。那么，那些割辫受害人的名字又是从何而来？这其实是一些他在路途上遇到的人。所谓的“同党”，俱系平日“会过相熟之人”，因孔知县逼问，故尔“妄扳”出来。至于迷药、纸人、纸马等施行妖术的工具手段，则系在监狱“风闻旁人闲论，附会其说”。①

    ①中国把大批囚犯关在同一牢里的做法肯定造就了一个生动的囚犯文化，囚犯们在其中分享他们的悲惨遭遇。各色故事——包括巫术传说——都是囚犯们通常用于消磨痛苦的牢狱生活的方法（参见本书第一章傅德对于大批囚犯共囚一室做法的描述）。“迷药”也一定是囚犯闲聊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可能有某些方法可以调制让人迷幻的药物。哈佛医学院药学系教授戈德曼博士写道（1989年6月13日的私人通信）：“当代使用可卡因粉剂的经验表明药物可以通过鼻腔接触很快发生效果。”他的一个在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朋友写信告诉他，某种药粉可能是从含有番茄精或食筵硷的各种花卉或其种子中提炼出来的。这位中国专家还回忆道，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父亲常常警告他不要在夜晚出去，“因为我可能会碰上一些术士”，他们会“对我撒一些药粉而把我拐走”。后来他才知道，这种药粉系由茄类植物的花（含麻醉剂的草药）提炼而成。但是，戈德曼博士又指出：“仅仅对这种传说作出纯粹药物学的解释还是不够的，除非你还能解释术士如何能把药粉塞入一个不情愿的受害者的鼻子，而自己却不受到药物的麻醉。”

    傅恒斗胆提出，这个案子“似属冤抑”。但是既然原供言之凿凿，孔知县可能另有所见，因此才对人犯叠加刑讯。如果简单地释放通果和悟成，则“不足以服原问官之心”。弘历接受了傅恒的建议，命孔知县暂时解任，迅速来京接受质询，通果和悟成两犯则暂行羁押在狱。

    整个案子怎么会变得这样荒谬离奇呢？对山东巡抚富尼汉的质询揭示，这整个事件竟是个愚蠢的错误。富尼汉后来解释说，孔知县其实是遭到了他的衙役的蒙骗。那些衙役受命去寻找通果所供的剪辫受害者，他们必须在五天之内向孔知县报告结果，而据通果所供，那些所谓的受害者都住在几百里远的外县。衙役们怕误了五天的期限受罚，就撒谎说他们找到了受害者，这样就坐实了通杲的原供。①旅途横祸犯有剪辫鸡奸罪的乞丐靳贯子在原供中扯进了张四儒。10月的第三个星期，他的案子受到了仔细重审。他改口声称，他的原供完全是在重刑逼供下编造出来的；而从他已经残废的双腿来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靳贯子现在把什么都讲了出来。他和被控受他鸡奸的族弟靳玉子来自山东省府济南附近的一个村子。玉子的父亲靳宽去年秋天出外佣工，一直未回。本年夏天，一个村民告诉玉子，他听说其父靳宽已在外发财。玉子的母亲便要玉子去寻找，但因玉子才十七岁，她央求玉子的族兄贯子陪同往寻，以免使玉子途中遇到麻烦。兄弟俩出发向南走去，于6月25日到达了玉子的表兄赵丙如家，借得一些盘缠。他们寻找靳宽多日未遇，因钱已用尽，只得沿途乞讨。6月30日中午，他们来到邻近江苏的峄县，走进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当时，县刑书李昆正在村里为其子李狗儿辫子被剪而吵嚷。靳贯子兄弟发现村子里有麻烦，便转身离去。但是他们已被愤怒的李昆看到，他因他们面生可疑，便与一伙村民将两人抓获。他们在靳贯子的搭连里并未搜到刀药发辫之类的犯罪证物，但还是把不幸的兄弟俩带回村子捆绑起来。

    ①刑部建议，鉴于衙门胥吏在该案中牵连无辜，应对他们判处绞刑。这与最近做出的对蔡瑞和张二的判决是相符合的，蔡诬告了无辜的肖山和尚，张则试图诬陷他的债主。富尼汉提出异议说，这两个案件并非出于丑恶的意图，而两个胥吏也与通果没有过节。他们因而应受较轻的杖责流徒惩罚。《朱批奏折》，第856卷第12号，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富尼汉）。我没有找到最终解释这个争议的文件。

    两人均被捆绑吊打。到头来，玉子受不了毒打，承认偷割了狗儿的辫子藏在村外。李昆威胁道，他若是不交出偷割之辫尖。

    即用斧头将他砍死心玉子畏惧无奈，只得用口咬下自己的辫尖，藏在手中，假称是在一棵树下发现的。第二大早上，李昆得意地将这两个流浪汉押到县衙门。

    县衙门动用了夹棍，逼迫靳贯子供认他将一把刀子和两包迷药丢弃在山坡上。衙役们去山坡寻找证物，只找到了一个小磁瓶。在知县一定要找到刀子的压力下，县役头目让手下人偷偷地买了一把小刀。小刀上有一个铁匠的标记，县役便教唆靳玉子，要他说出曾看见他族兄的刀子上有这样的标记。为了润饰案情，县官对靳贯子反复刑讯，要他诬认除割辫外还诱拐并鸡奸靳玉子。玉子起先不认，县役们便威胁他，如果他不附和这一故事就要夹断他的双腿。在这个当口，靳贯子被迫编造出了有关他师傅算命先生张四儒的故事。整个案子经过这样一番打点，才由知县报告上去。

    军机大臣们传唤了证人，包括已被找到的玉子母亲和在外流浪的玉子父亲，玉子的表兄，以及李昆和他的儿子。然而，玉子的父母却说不认识贯子。经过反复讯问，才发现他们曾受到济南一个县役头目的威胁：“你们到京后若说出认得靳贯子的话，回来时就都该死了。”这些情况已足以使军机大臣们相信靳贯子是被冤枉的，而张四儒的故事则统统是胡编乱造。但是他们的奏报还是做了自我保护：李昆还未与靳玉子对质，对涉案的县役也还未及质讯，再加军机处在审讯人犯时没有用刑，审讯结果也就“不尽不实”。所以，对该案的最后判决还需等待。他们没有明说的是，这一判决必须等待最高权威的回心转意。

    说服弘历

    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这通过他在各地呈递来的奏章以及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上谕上的朱批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军机大臣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他们可能与弘历一样对谋反心存忧虑；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从各省衙门送来的备受折磨的囚犯，以及这些人血肉模糊的躯体和颠三倒四的故事。当疑问在他们头脑中不断增生时，他们手中捏拿着的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个案子不仅关系到危险的剃发意象，还可能暗藏着阴谋玄机，更被押上了皇帝的无上权威。面对此案，他们怎样才能既显示出自己对皇帝的效忠与热忱，同时又避免制造冤狱的丑闻呢？

    有一件事可以引起弘历的注意，那就是法庭的刑讯。清律规定，对刑事犯定罪必须以口供为凭据。弘历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认为，要让一个显然有罪的案犯供出犯罪的细节，刑讯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语言同这样的做法是合拍的。正如“囚犯”和“罪犯”这两个概念难以明确区别一样（两者都叫做“犯”），“刑讯”和“刑罚”用的是同一个“刑”字。但是，用刑又受到法律上的限制。使用非法刑具和将囚犯拷打致死都是要受到惩罚的，通常为行政上的制裁。①虽然用刑并无道德上的障碍，却常常会遇到实践中的问题。

    ①《钦定吏部刑例》卷43是特别针对官员滥刑的惩罚。所有惩罚都在行政处罚范围之内（撤职、降职或罚俸）。唯一会受到刑事处罚的是使用一种特别的“匣床”来逼供犯人。

    刑讯使用恰当，可以导致正确的口供并产生合乎正义的判决。

    刑讯若被滥用，则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如果审判官想“钓鱼”，也就是想看看备受折磨的案犯会吐出些什么的话，情况更会是如此。这样的做法等于是还未对嫌犯起诉便搜集原始证据（或者说，是在嫌犯尚未受到传讯时便对他进行拷问），而并非从一个已受到正式指控的罪犯口中得出真实的供词。这样的“刑求”

    虽然未被《大清律例》明文禁止，但也未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做法。弘历所担心的是，从这种钓鱼式刑讯中所获得的假供会扰乱案情。毕竟，审问这些无名小卒的目的是要挖出隐藏在他们后面的妖首。如果一个受酷刑逼供的囚犯为了逃避皮肉痛苦而编造名字地址，官府又能得到什么呢？因为有具体的细节，这种编造出来的供词看起来会很可信，但这些细节或是像通果的案子那样是由囚犯根据牢里的道听途说而虚构出来的，或是来自审判官员的诱供。然而，官府需要的是可靠的信息。用弘历的话来说，就是“夹杖所取之供，亦未必尽可皆信”。当案情开始露出破绽时，通过重刑逼供所得口供的虚假性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一旦军机处开始对案情产生了怀疑，那么皇帝的清醒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在官僚机构的最高层，人们普遍对案情发生了怀疑。8月中旬，根据愤怒的官员们的请求（因为他们发现山东第一个剪辫犯乞丐蔡廷章提供的线索毫无用处），蔡廷章重新受审，却改变了自己的故事。这时，弘历仍相信狡猾的剪辫犯是在施放烟幕以混淆清剿的线索，或者根本就是想以此结束自己的痛苦。不过，他们当初的供词究竟是逼供出来的，还是自己招认的？虽然富尼汉向弘历保证没有使用刑讯，但朝廷已开始对此产生了怀疑。9月29日，弘历命令山东将案犯进到承德由军机大臣直接审理。

    回过来再看江南。当9月10日两江总督高晋听了乞丐张四的故事并查看了他残废的双腿后，他已清楚地知道对这个卖唱乞丐的审讯已陷入僵局。他在上奏时重复了弘历自己的话：“诚如圣谕，一用夹杖，鞍于事无益。”他进而审问了举发张四的原告，得到了我们已在上面叙述过的那个故事。高晋没有因指出案情的不实而受罚，因为他的囚犯很快便被传唤到北京。

    在那里军机大臣们自会看个明白。

    直到军机大臣们于9月中旬提出自己的审讯报告前，由于廷寄制度的运作，我们很难了解他们（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作为个人）究竟是如何看待叫魂案的。9月15日，刘统勋和他的同僚们从北京向承德行宫报告说，来自山东的供词每天都有新的破绽。山东最初的两个剪辫犯靳贯子和蔡廷章跪在军机大臣们面前，推翻了自己的原供。大臣们诘问道：“通元、张四儒在江省现已就获，不日解京对质，更复何从狡赖？”因为蔡廷章腿膝刑伤未愈，他们便在审讯时夹压他的手指，他重复了在山东的原供。但是一将他的手指松开，他又再次翻供，诉说自己的冤枉。显然应从山东传唤更多的证人来北京。（朱批：“速行文提犯。”）军机大臣们表示，在证人未到达前，“臣等将该犯暂停严訇，待伤痕稍愈”再加研诘。与此同时，他们“不敢稍有懈弛，稍为淆惑”）

    但是，案子本身现在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如果说，现有的新证据已使得整个叫魂案建筑于其上的那些供词发生了动摇；那么，即将从各省送来北京的诸多案子又会造成怎样的新困窘呢？人们如何才能将这种尴尬局面转报给弘历？——在这个案子上，他不仅已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到了9月21日，弘历已经对坏消息做出了反应。他抱怨各省的口供均属“荒唐无据”。这不是因为奸徒撒谎，就是因为“问官锻炼成招”，而“两者皆不足信”。他问道：“似此浮光掠影，真犯何由就获，重案何由结清？”但是，弘历反对将嫌犯无限期关押的建议：“人犯一经拿获，应即详晰讯问，若审明确系无辜，应急为省释。”

    甚至在热情的皇上看来，冤狱的肆虐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到了10月5日，弧历在一份经由机密渠道发给各省督抚的不寻常的上谕中推论说，整个叫魂案很可能是由阴谋家们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则在于挑动人们对官府的仇恨并煽动造反。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防患于未然，在注意不要伤及无辜的同时将所有嫌犯一同打尽。对于那些倍受压力的各省官僚来说，这是一个自相矛盾而无法实现的指示。

    在北京，供词中的矛盾愈益山积。蔡廷章和韩沛显的口供已经彻底翻转过来。卖唱乞丐如何被裁赃陷害的故事已及时地报告给了弘历。不仅如此，当靳贯子这个最初的信息提供者面对自已供出的“张四儒”时，竟不知他为何许人。然而，弘历仍然扮演着一个鹰瞬虎视的检察官的角色。他在10月7日写道，这些罪犯很可能有不在法庭相认的默契，以便掩，饰他们的阴谋。因此，刘统勋应更为仔细地讯问案犯，只要在他们言词行为中发现任何一点疑问，就应穷追到底，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线索。此外，必须特别注意和尚通果，弄清那些发辫到底有什么用。但是，正在承德的大学士傅恒已看到整个案情中有着太多的矛盾，也开始对案情产生了怀疑。10月17日，他命江苏巡抚彰宝把江苏的所有嫌犯送到北京，以便对他们进行交叉审讯。

    此刻，军机大臣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机会：大学士刘统勋正动身从北京来承德。现年六十八岁的刘统勋是北京高层官僚中的佼佼者，在军机处已任职十二年，官声清廉。他敢于报告坏消息，并不惮坚持犯难招怨的政策。虽然弘历有时会觉得他讨厌，却对他抱有不可动摇的尊敬。有一次他曾因刘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建议而将其监禁，但很快便原谅了他，并继续委以要职，包括命他为首席太子太傅。弘历对这个耿直的臣仆深为感激，当刘统勋于1773年辞世时，他对刘家亲加慰勉。

    作为资深的当值军机大臣，刘在酷暑的北京挥汗办公，而他的皇上主子则在承德避暑消夏。在妖术恐惧攫住京城的当口，刘统勋所面对的是一个微妙棘手的难题：他一方面必须查清案情，但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民众中引起恐慌。随着各省的叫魂案犯不断地移送来京，他对地方官所报告的拙劣失实的案情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呈递给弘历的奏报件件都是机智巧妙的杰作，这些奏报罗列出案情中的种种漏洞，包括大量翻供的原话。不过，刘将所有这些信息都包装在一种极度热心的外表之下——他只是不肯照单全收这些“狡猾”和“回避”的供词而已。至少，这些奏折不会让他受到对叫魂案犯手软的指责。当卖唱乞丐于10月15日在北京翻供后，刘觉得已到了采取行动以避免使皇上陷入更大窘境的时候。但这必须等到皇上在场时与他一起采取行动。

    作为刑部尚书，刘统勋有责任每年去承德协助皇帝处理秋审案件，即对那些已定案的死刑犯重新审理一次。当秋审案呈送御前时，弘历必须用朱笔对行将处死的案犯“勾到”。按照常规，刘统勋每年夏天留守北京处理军机处事务，大约10月中旬去承德，然后陪同弘历回京。在秋高气爽从容回京的路上，弘历将根据刘的意见，在每个待决案犯的名字上用朱笔打勾。这一年，刘大约在10月18日离京，于21日抵承德。接下来的五天，他和傅恒随侍皇上左右。

    根据傅恒后来的几份审讯报告来判断，军机大臣们一定在10月25日前开过会。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回避可能的冤案，对接受翻供也不再感到勉强。10月26日，刘随同弘历回京，傅恒则留在承德完成对叫魂案犯的审讯。弘历一行于11月1日回到北京。两天后，他就降旨停止了对叫魂案的清剿。

    停止清剿并非简单地收回成命。由于皇上已对此案投入了这么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需的。首先，傅恒、尹继善和刘统勋向各省督抚发出廷寄指出，剪辫案之所以“蔓延数省”是因为江浙官员没有及时报告情况，地方官员玩忽职守，对朝廷叠降谕旨掉以轻心。结果，那些受审的案子“不无刑求者”（这句话是弘历用朱笔加上去的——虽然他在清剿的初期就知道这种情况，但他显然为这种情况所困扰）。弘历因而命令将叫魂案犯移送北京，结果并未发现首恶正犯，却发现多有累及无辜者。这都是“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之所致也”。任何进一步的清剿只会滋扰地方，“于政体殊为未协”。因此，清剿必须立即停止。

    奇怪的是，廷寄又强调地方官并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警觉惕厉”仍然是地方安靖的保障。任何官员若能抓获“正犯”，就可以“自赎”前愆。①同一天，一份明发上谕把所有的责任都算在行省官僚身上。

    叫魂恐惧首先发生在江苏、浙江，然后蔓延到山东和其他省份。

    如果行省官僚们一听到这一案件就积极追剿，要地方官员查个水落石出，“自可得其端绪，正犯不致漏网”。但是，地方有司虚应故事，“始则因循贻误，不即据实人告，希冀化有为无”。只是当朝廷严切训喻之后，他们才“饬属查办”。

    现在，虽然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都有案犯抓获，“朕恐中有刑求屈抑者”，因此命令将案犯移送北京让由军机大臣、刑部和京畿步军统领组成的特别法庭审理。审讯结果表明原供是不可靠的，其中确有畏刑屈招者。很明显，“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卫塞责于后”，除了派出差役“滋扰闾阎”外一无所获，导致首恶正犯漏网。这一切，“与政体殊未允协”。弘历不得不自食其果：“此案现在竟可无庸查办。”

    秘密廷寄的用词模棱两可，明发上谕的调子则相当严厉，我们对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应如何看待？从弘历的朱批中可以看出，由刑求而得到的口供使他感到愤怒和尴尬。但他仍然通过廷寄的秘密渠道坚持要各省保持警惕，并在廷寄和明发上谕中都强调，尽管“正犯”无一落网，却确实存在。这就表明，这不过是一种挽回面子的说法。弘历的心态在他对富尼汉一个奏折极不寻常的批语中最清楚地表现出来。山东巡抚用被告的话气回答11月3日的廷寄。他说，他督饬文武，实心侦缉而“不遗余力”，虽未获有首恶正犯，但山东省自8月中旬以后“亦不闻复有被割发辫之事”。弘历朱批遭：闻。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适从。然栽赃刑求足非正道。①弘历又警告富尼汉说，他不可因求公正而“稍懈”。然而，朝廷既已露出了懊悔的口风，行省官僚们对这种大气候自然特别敏感。弘历知道，要维持朝廷的尊严，就只能坚持阴谋确实存在，并对清剿不力的官员予以惩罚。但另一方面，做为一种妥协，他也不能不对那些溢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进行弹劫。

    ①《朱批奏折》，第860卷12号，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五日。考虑到弘历早先就因为得到的供词不可靠而怀疑有“刑求”迹象存在，这里的话并非仅仅是一种虚伪。

    与官僚机器算总帐

    迄今为止，朝廷并未承认叫魂案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它始终坚持首恶正犯确实存在，而他们的逍遥法外则是由于各省的失职。现在已是惩罚失职官员的时候了。弘历指出，“江浙督抚养病遗患”，应由吏部“从严议处，以正纲纪”。这是他对官员们掩盖案情的报复。因玩忽职守而被罚的有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前江苏巡抚明德（时为云南巡抚）和山西巡抚苏尔德。一批州县官员也因年初释放了叫魂嫌犯而遭革职。作为一种平衡和妥协，一些低级官员也由于对无辜嫌犯溢刑逼供而遭到弹劫。不少杰出官员（尤其是低级官员）的宦海前程因此毁于一旦。比如，徐州知州邵大业以善于治水著称，他的治水工程便当地百姓在他任内的七年中免受洪涝。为了对他在卖唱乞丐案中负有的责任予以惩罚，他被贬到一个边远的军职，不几年便死于任所。

    但是，整个叫魂案件的关键角色是山东巡抚富尼汉正是他的奏折及所附的供词使整个叫魂案持续炒作了三个月。日复一日，当军机大臣们在承德和北京重审叫魂案犯时，也看着那些肢体残败的囚犯从山东省衙被移送过来。但富尼汉却始终坚持他审讯人犯时没有用刑，这一说法大大加强了那些供词的可信度。军机大臣们问道，那么，对那些囚犯迄今未愈的遍体鳞伤又该作何解释呢？和尚通果纵然不死也将落个终身残废。如果他们是在州县衙门受的刑，富尼汉在审问他们时会对他们的伤残视而不见吗？他们因此请旨令富尼汉对此做出明白解释。①富尼汉回答说，当他初次看到乞丐蔡廷章和靳贯子时，发现他们虽曾受刑，但“尚能行走”。他并未对他们用刑，只是细加审问，他们就供出了首犯和同党的姓名。至于残废了的通果，则是在他寄出“未用刑”的奏折之后才提解到省府。富尼汉然后谦卑地提醒弘历，正是皇上本人8月5日的谕旨要他“尽法质讯，与其疏纵，无宁认真”。既然有这样的旨谕，“承审官即果用刑，亦不妨据实具奏，何必代为讳饰？”对这个近乎张狂的回答，弘历在朱批中轻蔑地驳斥“此奏更属文怖”，井下令将富尼搜交由吏部议处。考虑到山东巡抚给官僚系统制造的麻烦及给朝廷带来的羞辱，吏部对他的惩罚是相当温和的。他的过错当然不在于对囚犯用刑（对此弘历已经表达了某种同情与理解），而在于他在这一问题上对皇帝撒谎。富尼汉被贬为山西布政使（朱批：“革职留任”），但这对他或许是一种开释，因为弘历井未将他交由刑部论罪——而他的前任准泰巡抚十六年前在犯下大致相同的过错时便曾受过那样的处罚。考虑到叫魂案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富尼汉所受到的惩罚只不过是在手腕上被轻轻责打一下而已。毫无疑问，这也是对弘历本人所犯错误的开释。②

    ①《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768年12月31日）。富尼汉直到审讯结束两个月后才被传唤去做解释。为了叙事的清晰，我把这些事件同10月份的审讯放在一起。②与此相似的一个案件是伪稿案。在该案中，当时的山东巡抚准泰也因匿报物证而犯了“诳奏”罪。《宫中廷寄》，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弘历的谕旨“尽法质讯”见《清实录》。

    终结

    一旦弘历明确表示要停止清剿，军机处承审官员们就知道可以了结这些令人难堪的案子了。嫌犯的释放迅速而干脆。首先获释的是在胥口镇几遭刑残的和尚们和苏州的那几个乞丐。

    10月8日，傅恒维持了吴县知县的原判：净庄及其同伴均系“老实本分僧人”，应立即予以释放。渔夫张子法在庙里无端盘诘僧人，又将他们追逐到街上，应对所有的麻烦负责。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张的所作所为是企图勒索（像肖山县役蔡瑞之所为），军机大臣们仍认为仅仅对他罚以杖责是不够的。除被责令赔偿和尚们损失的行李和钱财外，张子法还将被枷示两个月，以儆效尤日李三和唐华等参与抢劫和尚船只的无赖，则参照“不应为，重”的禁律，每人杖责八十。

    至于苏州那三个最初涉案的乞丐，只有陈汉如还活着（张玉成已庾死狱中，丘永年后来也病死了）。在这桩案子上，军机处官员们也维持了县官的原先的判决。十岁男孩顾正男的口供罗织了乞丐们的割辫罪，他和其父一起被传唤到承德。现在他供认说，“当日营官令其指认，原只称服色近似”那个拉扯他发辫的人，却“并不能辨别面貌”。这样的证言当时便未能说服县官，现在也不足以让傅恒信服。

    傅恒奏道：乞丐陈汉如“并非割辫匪犯无疑，应即令原解员役带回（苏州）保释”。

    弘历朱批道：“行如所奏。”苏州案件也就此了结。

    我们应该还记得，石匠吴东明和肖山的和尚们在9月初重新被捕，并遵照朝廷的旨令解往长城以北的承德行官。这趟旅行历时一个多月。当他们于10月1日初抵达承德时，弘历立刻任命了一个由军机处官员组成的审判法庭，由傅恒负责。所有案犯——包括已坦白提供了伪证的衙役蔡瑞——都重新受审，蔡瑞并被过堂受刑。为慎重起见，审判官员们问道：浙江承审各官是否欲隐瞒真正的割辫案件，因而嘱令蔡瑞“承认捏陷”，以使军机处官员相信整个案件只不过是一桩诬陷案？

    蔡瑞已知大限临头，便台乎情理地反驳说：“我如今已知命且不保，现在又受严刑，岂肯贪图将来的好处舍了现在性命。”军机处承审官员们觉得他的话在理。他们判处他绞监候，待秋后处决。

    11月19日，军机处法庭维持了浙江省庭的判决：和尚们是被县役蔡瑞诬陷，他们的口供是重刑逼供的产物。经过仔细比验，那些所谓偷割的辫尖长短颜色质地均皆如一（“若果偷割两人辫尖，断不能如此相似，其为编造无疑”）。大学士傅恒还留心查看了巨成和其他和尚的举止形状，发现他们“并无妖异狡恶之处”。和尚们被遣返原籍释放。

    然而，军机处承审官员仍须弄清石匠吴东明本年春天在德清叫魂案中的作用。正当他们开始对此着手调查时，从浙江传来了一些关于春天那些怪诞事件的新情报，为廓清叫魂恐惧的起因提供了新的线索。

    坐落在丝绸之乡德清的慈相寺里住着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该寺“香火冷落”，很少有信徒来烧香或做法事，因此施舍也很少。在县城附近的健圆山有一座香火鼎盛的观音殿，当地居民们更喜欢上这个寺庙烧香拜佛。1768年初春，妒忌和私欲使慈相寺的穷和尚们萌生了不道德的念头。和尚们有一个徐姓的俗人朋友，颇有智巧，他认为时下人们对叫魂的恐惧可以善加利用。和尚们只须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

    故事的材料是现成的。在山脚下的县城根，石匠吴东明和他的一班工匠们正在修筑水门。像往常一样，吴石匠是通过与一伙外县来的石匠竞争而赢得这个工程的。那些包工不遂的石匠难道就不会用妖术来暗害自己的对手吗？当地的习俗相信，只要在对手经过的路上“作法埋丧”，就能置对手于死地。其方法很简单，只要埋下一只杀死的公鸡就足以成事。徐某建议道，和尚们只需散布谣言，说那些包工不遂的石匠巳在通往观音殿的路上“作法埋丧”。于是，一个“略通诗字”的和尚写下了大意如下的招贴：健圆山“为吾邑进香之地”，闻前月中“有石匠埋丧于山，经过之人遭其毒害”。慈相寺“素称清净佛门”，能助人“趋吉避害”。徐某在车县四处散布了这个谣言，为自己惹下的麻烦得到了五百文铜钱的酬谢。

    有了案头的这个故事，军机处的承审官员们便讯问吴石匠，他是否知道有关与他竞争失利的石匠阴谋用妖术伤害他的谣传。这是又一次诬陷，又一个以不光彩的妖术伤害对手的图谋，看上去很像是春天杭州地区叫魂大恐慌爆发的起因。但是，本分实在的是石匠并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细节：昊石匠：去年，海宁县石匠郑无巨、毛天成来德清包揽建造城桥。因价钱谈不托，回去了。

    承审官员：你是否闻说“埋丧”之谣言？

    吴石匠：今年我们并未见过郑、毛，也未听说他们对我们有何怨恨。

    是否就是这个事件煽起了民间对于石匠叫魂的恐惧？军机大臣们不能作出确定的回答。但慈相寺事件证实了他们的一种怀疑：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这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无论如何，吴石匠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和巨成及其他和尚、乞丐计兆美、农夫沈士怠等人一起被遣回乡里释放。至此，本书故事中最初出现的那些角色——慨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讲的是流传于普通百姓中的妖术恐惧，一个说到了皇帝如何逐渐确信妖术其实是谋反的烟幕，还有一个述及到对妖术不置可否的官僚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力图应付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却无法使任何一方满意。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在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另外一个最难解读的故事，那就是：包括妖术恐慌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

    在整个政治制度中，妖术所扮演的是某种我称之为“政治罪”

    的角色。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因为政治罪所危及到的是王朝制度的基础，所以它与无所不在的腐败不同，后者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这个制度的效率而已。但如果情况确实是如此，为什么官僚们对这种政治罪却并不像君主那样感到忧心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制度也是他们的制度。如同我们在中国的例子中已看到的那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从官僚君主制的核心中去寻找。妖术危机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政治罪是君主的而不是官僚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

    对中华帝国后期政治制度的研究产生了两种大异其趣的学术研究传统：一种着眼于行政官僚制的结构、人事和价值，另一种则注重于帝国的机制，特别是帝国通讯制度的发展。结果，我们对官僚体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有了更为复杂的认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君主是帝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非一个既远离这一制度又权力无限的专制者。但是，我对于我们是否了解专制权力和官僚常规是如何在同一体制内长期互动的，仍然存有怀疑。①我们仍然倾向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消长排斥的：其中一种权力的增长膨胀意味着另一种权力的萎缩削弱。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的社会分析一直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但我相信，在中国的制度下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扦格不人，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

    ①在分析这样一个完整的“制度”时（如果这一制度确实存在的话），我们必须避免过分强调以下几点而把君主专制中的专断因素给推理掉了：（1）认为所谓的“专断”不过是君主的常规活动，而君主本人不过是规章制度或传统价值的一个工具；（2）认为君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顾问班子的操纵，而他们为他提供的独立行动的空同非常有限；（3）认为君主和官僚是同一个社会制度的产物，因而他们之间任何表面的冲突都是一种假象。

    在韦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著名研究中。他实际上回避了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相反，他把中国的君主制度刻画为一种不完全的中央集权，其运作规则是不成文的。

    由于贷料上的局限，韦伯对于专制权力和法典化常规（codifiedroutine）的认识受到了妨碍。在韦伯对中国官僚制度的分析中，皇帝只是一个晦暗不明的影子。在“中人之君”治下，权力并不是“中央集权”的。然而，韦伯大概相信，由于中国的官僚制度并不是一个专业化的制度，它在面对一个并非“中人之君”的君主时，就可能会一筹莫展（他认为，只有现代专业化的官僚才能够有效地与专制君主扰衡，因为他们可以无视专制君主这样一个“业余官僚”）。虽然韦伯在讨论中国的制度时用的是“官僚制”这个词，但他并不认为中国的制度属于“官僚制”。他的官僚制”只能专用于“现代”型的制度，而中国的制度则是盾于“父系家长和世袭统治”一类的。同样晦暗不明的是韦伯关于“法典化常规”的概念——中国的官僚也受到了这一常规的制约与控制。虽说“君主如父”，他能够通过对于官员的频繁调动来防止他们发展地方性的权力基础，从而对他们建立起一种“专制的与内在的控制”，但由于“这样的政治联系具有父系家长的性质……它便同任何正式的法律的发展格格不入”接照韦伯的观点，所谓“正式法律”必须包括制约官僚本身的行政法规在内。虽然韦伯因这些想法而不能以中国国家为背景尖锐清晰地提出问题，但他的历史逻辑却表明，他认为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是相互冲突的。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将会通过常规化与合理化而使后者取代前者。

    汉斯·罗森伯格（HansRosenber）在对普鲁士国家的经典分析中，对“王朝专制主义”和“官僚专制主义”作了区分。按照罗森伯格的定义，“专制主义”指的是未经宪政制衡或与有影响的社会阶级分享的权力；而“王朝”则强调君主个人对整个社会（他称弗列德里克·威廉一世为“一个王家恶霸”）、以及对应召来执行他命令的“王家仆从”的支配。罗森伯格还把“王朝专制主义”

    制度刻画为一种“君主独裁政治的实验”。尽管他并朱对“独裁君主”与其官僚之间的关系作详细的描述，但他却暗示，弥漫于普鲁士社会的那种“出于恐惧而屈从于权威的丑恶性格”正是官僚们自身思想状况的投影。然而，罗森伯格又断言，即使是在霍亨佐伦王朝早期，君主的控制仍需依赖于条理慎密的程序，也就是依赖于既统治官僚又统治民众的“公共法”但罗森伯格并未告诉我们，“独裁政治”或专制王朝是如何在规章的体系中仍得以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的——制订这些规章的目的正在于使政府的运作受到经精细调试的常规的制约。

    如果在这个制度中有纯粹的“专制”成分，它便会是不稳定的和短命的。它会在“以法治取代专制君主权力的不间断的斗争中”成为牺牲品。即使在腓特烈大帝时代，独裁者的权力还是被官僚们大打折扣，因为他们拥有真正的权力，可以通过操纵信息和采用其他的“破坏”行动来“阻挠和歪曲”独裁者的意志。到了腓特烈大帝的软弱继承者时代，通过在官僚人事制度中引进终身制和正当程序，官僚们成功地保护了他们自己不受专制权力的制裁。其结果是，如罗森伯格所描述的，后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成了由职业官僚统治的国家（“官僚专制主义”），君主本人则成了“最高行政长官”。专制和常规权力在这里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亦即韦伯所说的“常规化”与“合理化”的过程。在罗森伯格对普鲁士的个案研究中，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是不能长期共存的。

    “官僚君主制”听起来似乎是白相矛盾的。就其是官僚制而言，它给霸主留下了多大的余地？就其是君主制而言，它又如何才能使个人的专制权力与普遍规则的体系共存？在这里，君主和官僚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并都对已经形式化的行政程序抱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君主不得不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万为他服务的官僚，以确保他们每个人都按照体现他的利益与安全的行政程序行事。与此同时，他对于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官僚权力和自主性，也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关切。结果，他不得不持续斗争挣扎，以避免自身的官僚化。清代君主的大多数日常行政事务，涉及到的是认可军机处为他所草拟的谕旨，或批准吏部所拟定的官员任命。面对他的文件起草人所提供的有限选择，繁忙的君主会发现自己的“作用”只不过是文件处理机中的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他怎样才能挣脱这个陷阱，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主子而非臣仆？①就官僚本身而言，他们始终受到琐细的规章条倒的制约，包括形式、时效、文牍、财政和司法上的限期，以及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他们若对这些规章条例有任何违反，便会受到弹劾、罚俸、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但是这些繁琐的规章条倒至少也为他们的职责划定了某种边界，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对抗来自上司或君主本人的专制要求。②君主对官僚的控制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同时，规则也限制了运用规则的人们的自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规则起到了使人们的身份地位极大地趋于平等的作用：那些运用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的人同那些受规则支配的人一样会受到规则的制约。

    ①克罗齐关于官僚制度中权力关系的经典描述可以说明中国的情况：“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圈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他的量好的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规则的扩展和会限制他的权利，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利。”②城如克罗齐所指出，官僚们对中央集权的抗争不是为了帮助这个制度去适应环境的挑战，而是为了捍卫和发展某种制度刚性来保护自己。”

    出于同样的道理，清代君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常规方式和专制方式的统治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当规则失去效用时，补救的方法不仅包括制订更多的规则，也包括诉诸于依赖专制权力的手段。从在位初期起，弘历便对不起作用的规章条例表现得极不耐烦。他的因应之道是，一方面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到这一机器的运作中去。这种努力从他对官员的考评中最清楚地表现出来。

    效率的监督和指导

    君主控制的核心是对官员的考绩：考量他们是否有资历担任某一官职，调查他们在职位上的表现，并定期对他们是否称职进行评定。弘历在位的历史表明，要官僚机器做到自我制约是极为困难的。出于对自己所继承下来的官僚体系的失望，弘历开始寻找替代性的途径来实现对官僚们的控制。

    要做到对官僚的控制，其精髓在于对犯罪和行政失误作出区分。对腐败或更为严重的罪行，要由刑部在案犯被弹劾并撤职后处以刑事惩罚。行政处分则由吏部掌管，用于处罚各种失误，特别是用于逾期或未能完成定额指标（如侦破刑案或收税），隐瞒消息以及其它违反规章程序的行为。处分的内容则包括降级，调任到更差的职位，罚俸，等等。没有哪个官员的考绩单是没有处分记录的。这里是从1749年编的《吏部则例·处分篇》中摘录的一些典型的行政失误和相应处分的例子：官员将漕船沉溺情由不申报者，降一级调任。

    地丁钱粮经征州县官欠不及一分者，停其升转，罚俸一年。欠一分者，降职一级。欠二分者，降职二级。欠五分以上者革职。

    如有地方官畏疏防承缉处分，借端吓阻事主，抑勒该供，讳盗不报者，核实题参。照讳盗倒革职。

    虽然中国政府机制中很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调查弹劾官员的渎职或错误，但自从中世纪以来，这些机构的功能就衰落了。从历史上来看，政府中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在清代叫做都察院）有责任对皇帝提出诤谏并对百官予以监察。但早从公元七世纪起，这一机构对下的监察功能使超出了它对上的诤谏功能。不仅如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甚至连这一机构独立监察百官的功能亦受到了侵蚀。满洲征服者从明代继承下来的那个监察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已丧失了对于地方行政的监察能力。到十六世纪后期，各省按察司行使的只是省里的司法职能。满清政府终于将之并人了省官僚机制，我们在提到各省按察使时则称呼他们为“省法官”。虽然在京城仍有监察官员对京官予以监察，但他们的主要工作变成了梳理文件，以发现其中违规情况。虽然各行省也设有“省御使”负责监视省里的行政话动，但这些人实际上驻在北京，这意味着所谓皇帝的“耳目”在京城以外是又聋又瞎的。因此，京城和备省的监察工作主要由官僚们自己来做，每个人都有责任注意其下属的行为。

    要知道行政和监察机制融合到了什么程度，只须看一省巡抚同时拥有御使台副贰的头衔就可以了，这表明他负有监察其下属行为的特殊责任。实际上，官僚机器是在自己监视自己。

    官僚体制的这种自我监督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渎职和犯罪就事论事的弹劾；另一种是对所有官僚三年一次的定期考绩（这一考绩也是对劣等官员弹劾的根据）。这两种方式的监察主要都由官僚本身、而非监察机构进行。发生于乾隆朝的五千一百五十一件弹劾案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八的案件系由监察机构提出，其余均由京城或各省的官僚提出。虽然弘历认为这两种方式都不行，但只是在三年考绩报告中他才把这个问题最为明确地点了出来。

    三年考绩

    对官员定期考绩的历史和中国政府体制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满清从明朝继承了这个制度，并在入关以前就建立了这一制度。到十八世纪中期，对文官考绩的基本程序包括京察（即对上三品以外所有京官的考察）和大计（即对除总督、巡抚、布政使及按察使以外所有地方官的考察）。

    在京查和大计这两项制度中，最为吃重的程序是上级官员每年对其属下的定级考成。这种考成构成了三年考绩的原始材料。在京城，三年考绩的登记由六部长官总其成，在各省则由巡抚负责。这些登记册（通常用明黄包扎）然后进交由吏部官员、都察院官员和满汉大学士各一名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审查登记册，并决定官员的升迁、贬降或留任。吏部要向皇帝分别奏报升迁和贬降官员的情况。皇帝奏准因“卓异”而获升迁的官员仍然要由他们的上司专门加以推荐。这种因政绩而擢升的个案特别是强调推荐的可靠性。对低级官员的推荐必须说明他是否有财政积欠或司法积案，因为这会妨碍其升迁。这种情况若在其升迁以后发现，推荐者本人将会受贬职或调离的处分。

    如果我们对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具体文件认真加以考察，则这一制度表面上的话力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首先，文件的格式是非常呆板的。登记册有时被称之为“四柱册”，因而每个人都占有包括四个项目的一页，其秩序为：“操守”、“政事”、“才具”和“年力”。每一项目下又分为三等：

    根据他们的评分，官员们被分为三等。分等的标准是看一个官员在几项中获得了高于平均的分数。比如，一个官员如在前三项中得到清、勤、长的评语，便会被列为第一等（年力在考成中好像并不重要。如果年龄和疾病使一个官员不能胜任，对他的弹劾是通过另一程序进行的）。那些得到两项中以上评分的为第二等；若只有一项评分高于中等或没有，则列为第三等。①所有这三等都属于胜任。那些被列为第一等的可以得到升迁，但要有专门的奏报推荐他们的“卓异”表现。同样，那些低于标准不能胜任的则会经专门奏报后受到纠劾。各省三年大记的格式基本相同，但每个官员会得到一个总结他们表现的四字或八字的考语。

    ①在北京第一历史馆保存的大量的常规考绩的黄册中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运作。比如，1753年的京察名单，黄册，第3861卷，第3～5页。

    这些呆板固定的报告为评价官员所提供的余地是多么有限！靠这个评分格式要对官员素质做出精细的区分是远远不够的。放在每个官员大记档案中的四字或八字评语，也不见得更能说明问题。只要稍微检视一下十八世纪的许多黄册，我们就可以看到考评官都是从一些标准词汇中选用评语的。这样的评语当然是语焉不详，言不中的。以下是从1751年直隶被评为二等知县的一份名单上摘取的几个例子。这会使人联想到，一个教师在为她的三年级学生准备成绩报告单时，挖空心思地想使她写的每一评语都具体实在（如“课堂表现积极，书写整洁”）：

    才情教练，精详慎重。

    清慎勤谨，治政有方。

    精敏强干，办事干练。

    沉稳持重，办事教练。

    实心任事，办事干练。

    人们会希望在接下来的升迁推荐中会有更详实的内容，确实，升迁的评分内容更为全面，但是其格式同样是拘谨和浮面的：

    才识明敏，办事干练。

    明白谙练，办事勇往。

    老成淳谨，办事勤谨。

    才情明练，办事实心。

    才具优长，办事勇往。

    我们在各省的考评报告中可以发现措辞略有差异（这说明各省衙门有自己的标准词汇本），但它们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虽然？选官员们竭力试图对表现大致上还过得去的下属作出甄别，但他们却对这些下属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了解。

    这种拘谨呆板的程序是官僚生态的自然产物，也反映了运用这些程序的人们的心态。首先，人们需要回避风险。推荐一个日后表现令人失望（或甚至更为糟糕）的官员，会使推荐者本人受到处罚。或许，考评标准越是严格狭窄，官员们在推荐别人时所承担的风险可能就越大。作为一种原则，话应该越少越好。更进一步说，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描述行为比分析人品更容易搪塞。第二，考评或许适宜用于官僚们自己认为是“好的”官员。在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里，最好的官员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付视为美德的人。在任何一个官僚体制中，表现卓异都是有风险的。同样，告密者和惹麻烦的人也不为人欣赏。过分热情的官员比规行矩步者更容易犯规。因此，在日常考评中，谨慎、小心和勤勉成为最突出的品德。

    常规控制的制度障碍 弘历对常规控制的失望

    弘历对这样一个常规考评制度本身并无不满。相反，他认识到这个制度关系到的是国之“大典”。在他看来，问题在于这一制度的滥用和误用。登基七年后，他抱怨各省的大计只是“一纸空文”、虚应故事——或贤员不行举荐，或劣员不受纠察。人事考评只注重眼前的具体事件，而很少提及一贯的操守。对一个现任官员的评价取决于总督或巡抚是否喜欢他，而不必与他的官声相符。举荐官员悉出个人喜好，对丑闻秽行也一味迁就，“只将教职及佐杂微员草草填注以充其数”。这样的欺瞒行为使君主遭到架空：“督抚受朕脓肱股心膂之寄，于此等切要政务等诸泛常，朕将何所倚赖？”①弘历认为，京察也只是在敷衍塞责。

    ①《大清十朝圣训》，第91卷第4页（1742年）。年轻的皇帝形式上仍在其父亲临死时任命的四个顾命大臣的指导之下。这个谕旨和这一时期的其他许多谕旨一样，可能是由顾命大臣起草的。但是它的口气和弘历以后关于同一问题的谕旨的口气相当一致，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它不代表弘历本人的看法。对于弘历祖父的同样抱怨，参见《大清会典事例》，第80卷第10页（1697）。

    在考绩官员的手中，三年一次的大计同样是虚应故事。弘历抱怨说，那些不合格候选人的升迁和留任考评也未被别出，竟能一路上报到御前：月官人材之优劣，年力之衰健，可一望而得。而拱默观望，诿之吏部，吏部又诿之九卿。九卿吏部交相诿，实诿之于朕耳。

    弘历知道，官员们与其做出个人判断而招致可能的怨恨，当然不如将这件事踢给他，让他一个人去受过。

    对弘历来说，当一个候选人从两个考绩官员那里得到大相径庭的评价，或当一个以庸碌出名的角色得到出色的评语时，考语的普遍贬值便是再清楚不过了。云南巡抚推荐他手下的一个道台时，所用的考语是“老成持重”。但是弘历复查道台的记录时发现，前任巡抚对他的评语是“年老体衰”，这是一个很难被时间治愈的缺点。他抱怨说：（该新任巡抚摺内对）其衰老之处并未奏及。其他所注属员考语，赤俱有优无劣。夫人才原属不一，或朴实有余而才情不能肆应，或于事干练而居心未能意诚。

    ……今伊所奏属员一摺，笼统开载，漫无区别，竟似通省官员并无一人可訾议者！

    某个台湾道台的考语说他“年力强壮，居心诚朴，才具明白，办事切实”。弘历批评道：朕深知其人，系小有聪明，居心并非诚实，办事亦不过循分塞责，初无干练之才，且年力亦不甚强壮矣。

    ……可见外任大员不留心人才之明验。

    虽然弘历知道，这种情况的产生与懒惰和懈怠有关；但他也知道，可靠的日常人事管理是受到制度上某些问题的制约的。

    庇护对抗纪律

    各省巡抚既是现任行政首长又是考评官。因此，他们在行动上会因其职务而有身不由己之处。其中之一，便是树立某种个人形象的强烈欲望，用官场的话来说就是“宽大”。这是一个好长官所应有的基本品质，它软化了督抚与属下之间原本是冷冰冰、公事公办的官僚关系。对一个长官来说，宽大意味着对部属个人需要的关切。虽然长官会因此而得到部属效忠的实际回报，但他的象征性收获却是由此而能建立起某种个人形象。

    每当长官对属下严加斥责、把属下当作官僚机器中一颗错置的齿轮而非血肉之躯时，他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上司的尊严和属下的前程都会受到损害。

    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把地方官看作是巡抚的属下和扈从呢？一般来说，答案当然要到体现了整个中国官僚制特征的家长制中去寻找。但具体地来说，答案又在于督抚在部属任职、转任和升迁问题上提出举荐的权力。除了少数地方职务由于特别繁剧而由军机处推荐任命，以及一部分职位由吏部直接任命以外，巡抚拥有推荐官员出任本省具体职位的特权。如果一位巡抚觉得属下中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时，他还可以推荐本省以外的人选。甚至对于按行政法规定在他们举荐范围以外的领域，巡抚们也会为扩张自己的任命而不遗余力，因为这种权力对他们建立个人的权力庇护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各省人事调动的频率，这种关系网络可以迅速地成为全国性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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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节省引文起见，我将用巡抚来包括总督和巡抚；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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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会典事例》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从道台到知县的所有职位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是可以经由巡抚的推荐而得到任命的。①除了形成派系和朋党的危险外，弘历还必须不断地同督抚们沽名钓誉的倾向做斗争，因为这使得他们难以公正地从事人事考评。当高晋在安徽巡抚任内为一个被撤职后正面临重新任命的属下作出难以置信的评价时，弘所斥责道：“……而已离任之人，不妨周旋以邀属员称誉，此向来督抚中沽名习气，殊属不合。”当然，在弘历看来，当这样的宽大来自于制度的顶端、即出自于他本人时，那就是完全恰当的了。确实，在官僚的实践中这或许可视为一条规律，即每一个官员都试图给自己（或其上司）保留宽厚品格的名声，而要求他的属下严格遵守制度。

    ①乾隆期的《大清会典》没有按照任命的方式来对职位分类，但是接下来的嘉庆朝版本是这样做的。《大清会典》中有一类将某些督抚职权范围内的职位和范围外的职位混在一起，我没有将这一类计入这百分之三十内。在乾隆早年，弘历不得不发布特别禁令来反对基于同乡和同年关系的各省人事关系网，这是一个传统的问题，但显然发自内心：“朝廷官职岂能专为自己保留？”王先谦《东华续景》。

    一个巡抚一旦为某官员举荐了一个职位，要他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就会很尴尬。因此，举荐就倾向于一以贯之：没有一个巡抚愿意轻易改变对所举荐的属下的意见，除非该属下的表现好得或坏得出格以致使他别无选择。弘历抱怨说，如果一个庸碌之才获荐得到一个轻松的职位，他的上司很少会说他曾有超群的成就；而如果一个前程看好的官员被推荐到一个繁剧的职位，那么他的上司也很少会报告他的缺点。

    揣摩上司的意思

    另一个窒息人事考评的制度性问题是所谓的“迎合”，即通过修饰自己的评语来迎合揣摩到的上司意图并讨好上司。结果，这使得官员们根据皇帝的喜好对自己的考评标准加以修饰，从而对日常的考评制度造成了可笑的扭曲。这个问题在京城和各省的最高官僚群中都普遍存在。弘历因而指出：“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而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而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表面上看来，这好像是“风过草偃”，即对君主权威的一种必需的敬畏。但事实上，弘历警告说：“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于自私自利之念。”他们不识大体，妄为揣度，不顾是非对错，这难道是升官进爵的正当途径吗？京城部院衙门若有过错，自当“面加指示，令其更改”。但各省督抚系“专任封疆”之人，“若务为迎合，毫无定见，为属吏者又群然迎合，以取悦上官，则公事之颠倒舛错，非浅鲜矣”。

    弹劾的障碍

    与任何责任制度一样，人事考评过程中有一个自我否定机制，却没有人懂得如何运用它。对考评官来说，报告属下的错误是一种危险，不报告同样也是一种危险。行政法规包括一系列对“失察”的处罚——对属下失职的失察会使自己受到行政处分。但是如果上司官员真的举报了失职的属下，则可能会引出一系列丑闻（包括牵扯到他对同僚的不实之词，即他也对他们负有“失察”的责任），从而导致更为不利的后果。弘历知道，对失察的处罚使他无法得到地方上的信息。例如，奏报邪教可能会祸及一个官员的仕途。因为事件在该官员的辖区内发生，因而会对他是否称职发生影响，他就可能会隐匿不报。

    下面是《吏部则例》行政法规中对官员“失察”的处罚条例：其因事受财劣迹未著，同城之知府失于查察，降一级留任，司道罚俸一年。①其不同城在百里以内之知府罚俸一年，司道罚俸九个月。遇有失差题参，该督抚即于疏内将里数声明，以凭察核，倘有里数声明失实：将转详各官各降二级调用。

    ①一个官员的名义俸禄只占其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养廉。养廉与名义俸禄的比例在道台一级根据其辖区的大小可以高于四十比一。参见《中国绅士的收入》张仲礼。

    在敏感的案子中，故意包庇属下会带来严重的灾难而非象征性的处分。1766年，当弘历发现他所信任的一个行省长官庄友恭在一个弹劾案中隐瞒信息时，便抱怨说自己被出卖了：“庄友恭受朕深恩，特加擢用。乃敢为此，巧于市恩之术。是有心欺朕矣！”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不仅被撤职，而且对他的惩罚从行政处分变成了刑事起诉。庄被正式逮捕，押送北京交军机处审查，其家产被查抄，本人系狱候斩。当然这种处罚的目的不在于杀人，而在于惩戒。几个月以后弘历特赦了庄，并命他代理福建巡抚。

    弘历清楚地知道，官场文化使得他的各省督抚们不愿弹劾属下，他因此对各省奏章阅读得十分仔细，不令自己轻易受骗。

    他发现了一个官官相护的体系，其中巡抚们为了保护直接下属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名声免受失察的指控，会在弹劾奏章中写道：“（臣）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访闻无异云云。”

    弘历嘲讽道：“若谓一面缮疏，一面揭报适相符合，或千百中偶有一二，安得事事如此？”

    自此，每当一个巡抚弹劾其属下，他就必须说明信息是出于自己的调查还是来自下级的报告，并具体说明信息是如何报告上来的。既然对弹劾中的违规行为所进行的弹劾可能会产生新的违规，难道弘历还会对通过常规程序达到健全的人事考评抱有信心吗？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着的是这样一个制度，省级官僚间垂直网络在其中的形成使得他们不可能自我约束。高层官僚和他们的下属“上下通同，逢迎挟制诸弊，皆所不免”。弘历指出：“此等恶风断不可不严加做治。”然而，他也知道，通过常规的官僚控制程序是不大可能扫除这些弊端的。①特殊的考评制度来自现场的机要报告目睹常规考评制度的失败，弘历自然要抓住一切机会以专制权力直接介入这一制度。要做到到一点，他就必须全面而可靠地掌握信息。从一即位开始，弘历就力图从各省获得秘密的人事评定。如果督抚们因害怕引起不满而不愿在公开的渠道对自己的属下做实事求是的评价，或许通过宫廷奏折提出秘密报告会使他们感到更安全。即位初年，弘历就曾这样指示过他们。“朕即位之初，各省道府诸员，皆不深知其人。汝等可将属员贤否事迹，各摺奏前来，务须秉公甄别，以各朕录用。”但即使是机密渠道，督抚们仍然感到不可靠。三年以后，弘历抱怨说他最初的谕旨已被忘诸脑后。所有的督抚们只“陈奏一次”，从此就没有了下文。他指出，由于督抚们在任的时间通常长于他们的属下，人员进出他们辖区的调动也就为他们对属下作出新的评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所有督抚们都应时时通过“密奏”向上提出报告。可是，要实现这一要求，弘历就必须不停地与督抚们作斗争。1759年，弘历十分震惊但却并不意外地发现，两江总督通过机密渠道送来了敷衍了事的公文：昨偶检阅尹继善所奏属员贤否。摺内卫哲治尚为淮安知府，定长尚为徐州知府。计其时距今已十数年！自后何以竟无续奏？此系密陈之事，并无损宽大之名。尹继善复何所顾忌，而疏略若此？

    ①在弘历看来，清代政治的特点是清政府大大优越于明代被宗教分裂的政府。1769年，当一个巡抚建议建造一个特别的安全监狱来关押犯罪官员时（以便为那些在职任上犯罪的人提供更多的舒适），弘历十分愤怒。这些犯罪官员不仅不应该得到优待，他们比平民犯罪更为可恶。他斥责这一官员竟毫无顾忌地追随前明官官相护的可恨恶习。《宫中上谕》，乾隆三十一年一月十三日。

    现场的勾结共谋也同样败坏了机要报告制度。弘历沮丧地发现，他的行省官僚们在考评属下时会碰头会商以弥合异见，这样就剥夺了他本人获知不同意见的机会。这样的做法，是弘所在比较两份分别来自总督和巡抚有关人事的密奏时发现的：“伊等所注属员考语，大略相同。因复将伊等上次所奏两相比较，亦毫无参差之处，殊属可异。”弘历指出，遮些密奏是人事任命的关键依据。“是以一此等清折朕皆留中，时时披览。亦不令在廷诸臣与知。”相应地，督抚们“自当个就所见，据实人告。初不会彼此会同，以示意见画一。且正惟不必画一，而朕于其间，参互审量。”若督抚们协调会商，统一口径，“奚事密摺具奏乎？”

    弘历本来指望通过另一条渠道来获得秘密情报，以打破人事考评中的常规，但结果显然叫他失望。同题在于，机要渠道和常规渠道一样，是由同一批官僚具体操作的。显然没有人对官廷奏折的机要性有多大的信心。事实表明，这个制度并不足以打破行省官僚对人事考评的控制。

    弘历对新常规的拒绝

    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使考评过程更为制度化和精确化，但弘历对之不感兴趣。一位御使曾批评督抚们写的人事考语充满了陈词滥调、空言套语，如“精明、能干、谨慎、实在”，却很少提到他们的具体政绩。这位御使希望考语能反映官员的具体表现，按统一格式列举他们具体做了些什么。如果被举荐人的表现与推荐不符，他的荐主要承担责任。

    弘历回应说，这个方案表面上来看不是没有道理，但什么是具体政绩呢？该御使所建议的“兴学、强化保甲”等项同样是“空言”。说到底，如果保甲确实曾得到过加强，地方官为什么不能及时抓获土匪和逃犯呢？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人治而非法治的重要原则不可能通过只会产生俗套公文的程序来实现。弘历因而否决了任何进一步制度化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否决了为使政府仪式化和形式化而制造出更多文牍的方案。然而，一日君主否定了更为有效的制度常规，答案是什么呢？显然只能是君权对官僚机器的直接介入。

    宫中陛见制度

    清朝继承了前朝的尊贤制度，除了所有高官在三年大计时进宫觐见外，还要求所有官员在分发上任前要“带领引见”。文官赴任前，由吏部带领引见，武官则由兵部带领引见。宫中的《起居注》每天录下接受陛见的大批官员。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觐见只不过是一种集体跪拜和君主赐恩的空头仪式，但君主与每个官员谈话的细节却令我们吃惊——弘历真的希望接受陛见的官员能同他交谈。①在这样的场台，人君借助的是自己的眼光而不是耶些固定呆板的考语。关于这一程序，我们所能看到的证据包括帝王本人对受觐官员的简短评语，以及受觐官员的引见单或履历单。

    ①一个来自云南驻防的年迈总兵在这样的紧张关头呆若木鸡，“始终竞不声明，则昏愦已甚”，让弘历感到厌烦。该总兵的上司，云贵总督爱必达很快奏告说这个将军“年老有丧”，应该退休。对爱必达在知道皇上已亲见此人的不胜任后才做这样的奏报，弘历十分震怒。《大清十朝圣训》。

    弘历的父亲胤禛显然认为自己有着品鉴人物的卓越能力。即使是很简短的交谈，他也能写出犀利的品鉴评语，这是圣明君主品鉴人物能力的证明。虽然弘历的评语相对来说要简短而温和，它们对一个官员的仕途前程同样有着巨大的褒贬力量。人君得自面对面考核的印象，自然要超过督抚们在下面所做的例行公事式的评价。因此，一个考语优秀的官员的仕途很可能毁于一次糟糕的陛见。一位倒霉的浙江按察使在受觐时给弘历留下了“不懂规矩”的粗俗印象。当弘历要他就浙江的事务提出报告时，这位官员却从表袖中抖落出一份以“五刑”图示来恐吓百姓的布告。弘历认为他举止粗野，就对该官员的上司发出质询。得到的回答是该按察使并无过失，虽然他的举止欠雅，但居官方正，胜任其职。但是弘历还是在第二年将其革职①虽然弘历在位六十年间一定留下了成千上万这样的评语，我只找到了写于不同年代的十九件。②把这些御评同经由常规程序产生的敷衍考语做一比较是很有启示的。

    ①《大清十朝圣训》，第92卷第2页（1747年）。顺便提一下，这位官员并非操马上生涯的粗鲁的满洲军人，而是一个中年汉旗官僚，弘历肯定在以前召见过他。②我可能看到了所有弘历的现存陛见评语，以朱笔批写在史部为他准备的官员简历上的文字。它们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宫中档案》“履历单”中，共两箱。朱批没有注明日期，为方便起见，我使用官员简历上的最近日期。君主个人评价的证据当然不限于陛见评语。除此之外，弘历也在刚接受任命官员的谢恩奏折上批字。我注意到在北京宫廷奏折档案的“内政，职官”部分有几十份这样的批语，但这样的批语如果没有上千份的话，至少可能有几百份。其中一份批语的口气和内容与陛见评语没有多大差别。在一位刚刚被任命为知府的谢恩奏上，弘历朱批道：对何流管理知之甚多，长处应有所用。（译注：此处引文未找到中文原文，系根据英文译同中文。）《朱批奏折》，内政，职官。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五日。除了指出他们的专长和将来的专任以外，这些评语有时表明弘历对该官员的最高评分：“中人之才。只堪简职”；“知府足矣，局面小些。”

    礼山：人似忠厚，还可用，然器质只可胜道台而已（1747年）

    屠用中：人亦可，有出息。（1751年）

    周元理：精干晓事之材。（1758年）

    孔继洞：不如先所记，似图安逸自止之物。（1758年）

    姚立镰：结实，有出息。（1761年）

    兆麟：似有良心，当可用者，或略短于才事。（1761年）（1762年）

    谭尚忠：明白，似有出息。喀薄。（1762年）

    杨重英：似可用，但恐过聪明有心。（1762）

    马腾蛾：结实可用，将来有出息。（1762年）

    单？：似可用。（1764年）

    吴兆基：伶俐，当可造就，再看。（1764年）

    狱咏簇：人似聪明。（1764年）

    粱兆榜：此任似可，妥当，非大器。（1766年）

    额鲁礼：忠厚本分，人似结实。（1768年）

    李豫：妥当，不繁要之道似可去得。（1770年）

    顾学潮：未免苏州派，非甚大嚣。（1773年）

    德尔炳阿：去得。（1780年）

    张廷桂：亦可。（1781年）

    沈荣勋：尚可。（1783年）

    这些御评所用词语中，囊语有：忠厚，有出息，精干晓事，结实，有良心，明白，聪明，本分，等等。贬语有：图安逸，短于才事，薄，非大器，等等。

    弘历当然是根据面对面的印象做出判断的，因而或许会受到偏见（如他对江南士人的特别猜疑）或先人之见（许多人以前就觐见过他）的影响。但他所判断的是品格而非职务表现（他尽自己所能这么做——值得肯定的是他经常用“似”字来缓和语气）。在品格褒语中最上等的是“有出息”（这在今天的汉语口语中很常用），我一般把它译成“有才干”（hasgumption），而如果讲到的是将来，则译成“会有所成就”（willmakesomethingofhimself）这个评语似在暗示，依靠自己才干者和仰赖他人庇荫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它显然把领导才具和仅仅力图保住官位的政客区分了开来。

    其他的褒语反映出弘历所赞赏的是实在稳重的品格：“结实”指的是坚毅、稳重，能够在繁剧的职位上坚守原则的人。“忠厚”和“本分”与官僚评价中所用褒语意思接近。对弘历来说，这两个词也许将坚持操守的人和那些利用官职谋取私利的宵小之徒区分了开来。与上述坚实品格相对的是“薄”，意为浅薄，指的是表面上的能力并没有坚实深厚的基础。“明白”、“聪明”是一种只需恰到好处的品格。弘历对一个“过聪明”的家伙便感到反感，认为他想用自己的小聪明来遮掩其品德上的缺陷。

    至少从这些零星的样本中，弘历好像始终没有发现他所谓的“大器”，即那种风毛麟角真正能堪大任之器。他常以否定的方式用这个评语以说明某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杰出德性。这样的才具显然是缺时多、有时少。对于一个显然缺乏独创性的人来说，“非大器”是一个贴切的评语。甚至连周元理这样的人也不是弘历心目中的大器——至少在我所引述的那次受觐时是如此——尽管他在同时受觐的官员中是唯一完美无缺的人才，并将在二十年后升任尚书。

    确实，同日常考评制度中的俗套用语一样，弘历对品格才具是重视的。然而，觐见评语对理想官员的描述却与常规考评大相径庭。这一形象应包括坚毅、真诚与精力充沛，同样重要的还有勇气和雄心，这就是所谓的“才干”。这是自豪而奋发努力的成功者的标志；这是一个领袖人物，而非拘泥规章的胥吏。在弘历看来，谨慎和勤勉只是一部可靠的文书处理机所需的品质，而不因此就使人能胜任高级行省官员和部院京官的职位。

    上层制度：“政治任命”

    职位越高，其任命程序受常规制肘也就越少，这是所有官僚体系的一个共通原则。如所周知，“政治任命”为最高长官提供了让自己的朋友或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同者出掌权要的机会，弘历明确表示，各省督抚和京城部院堂官的职位太为重要，不能通过常规处理。他也拒绝将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归入大计考核的建议，因为他知道，要对这种敏感职守上的错误予以惩罚就不能等待三年一次的常规考绩。虽然各省督抚和京城部院堂官免于三年大计，但他们仍有责任向皇上“自陈”。弘历对这种冗长而充满陈词滥调的文字根本就已厌倦了。便在1752年取消了官员“自陈”的要求。他宣布，他将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亲自奖励或处罚这一级的官员；卿贰职赞机务，督扼任寄封疆，朕量才筒擢，日复于怀。其有不副委任，或克称简畀者，率已随时黜陟，断无远待三年之理。①然而，将这样繁重的职责揽到自己身上仍不足以确保对高官的考绩，六年以后，弘历似乎又在回归常规。虽然“自陈”只会制造一堆没有实际价值的文牍，但没有任何别的考绩手段能使得高级官僚们自律。现在，史部在京察时必须为京城三品以上官员和各省督抚们各准备一份登记单，并附上每人的最近履历，以供皇帝审阅。但是，弘历并未丝毫放松对政治任命的控制，他只是在警告获得任命的官员：他不会让他们的仕途变成舒适写意的陈规滥俗，使之在无所事事中陷人常规化：（朕对）其人贤否优劣，呈已均在洞鉴，然其间亦不乏旅进旅退，苟图持禄恋栈之人。若以平时既无大过，足干吏议，又不按例甄核，任其迥朔日久，必致职业不扬，甚非澄叙官联之道。

    ①这与其父亲的坚持常规形成对照；在其在位后期雍正恢复了自1685年中止的京查制度，并把间隔从六年减为三年。“自陈”的要求不变。

    对政治任命的挑选和考评既是一种正式的制度，也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其运作要服从一套不同于常规的原则。虽然吏部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但君主的专制权力打断其日常运作的任何环节。官员的职越位高，他的任命和监督就越不受常规程序的制约，直接受到君主个人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虽然这在人们意料之中，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种个人专制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礼仪行为

    君主对“政治任命官员”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与他们的个人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它由君主所规定，而为官僚们所认可。在官方文献中，随处可以看到君主通常会反复地将他们称之为“心腹手足”。官僚的认可使这种在依赖一方与控制一方之间的对话完成了循环。这一认可在一个官员觐见皇上并接受任命之后的仪式中及时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新获任命的官员呈上的“谢恩表”。

    在令人看来，谢恩表似乎是一种极为卑屈的文字，表达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依附。应该成为士大夫性格表征的“高贵气节”在这里已是荡然无存。如果还看得到个人“才具”的话，也只是蛛丝马迹而已。这是一种体现“东方专制”的文字，是一种文字形式的叩头长跪。以下是1769年的一份谢恩表，颇值得予以全文征引：

    湖广总督臣吴达善跪奏为恭谢天恩事。窃臣质本凡庸，至愚极陋。仰蒙皇上隆恩，生成教养，叠畀封疆，愧消埃之莫报，惟舛谬之日增。乃何格外惑宥，恩命特颁湖广总督，且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赴嗣叩觐天颜，跪聆圣训，感铭肺腑，更沐赏赐，稠叠恩施逾分，宠荣已极。虽犬马尚如报主，臣具有人心，敢不殚竭丹诚，以图报效。惟有实心实力，恪遵训诲，整饬地方，无欺无隐，以冀仰报高厚殊恩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悃理合恭摺，叩谢天恩，伏祈皇上睿鉴，谨奏。（朱批：“览。”）

    所有的谢恩表都重复着这种只有些微不同的语言，仅仅把它看作一种礼仪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一个基本政治事实的象征形式。它不断地被重复，使之像其他的仪式一样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正是这种有关赏赐和表达感激的仪式维持着君主与高级官僚之间的关系。

    即使在日常的公务中，表达依附关系的象征符号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就连平常的公文也以礼仪的形式包装起来。例如，在回答君主旨谕的奏章里，君主的话必须全文照录。这不仅仅是一种良好的官僚实践，以便使文书往返时有一条清楚的备查线索。作为一种礼仪，奏报人所录的君主的文字经常大大地多于他本人谦卑的应答。另一种通常的文字叩头形式，是奏报人谦卑地照录君主在他被退回来的奏章字里行间所写的训斥性的朱批。

    文书中的这种礼仪强化了官员与君主间通过政治任命而建立起来的个人纽带。如同我们刚刚在谢恩表中所看到的那样，强化的动力则是互惠。那种礼仪性的羞辱不是一种贬抑的标记，而是特殊身份的象征：用儒家的语言来说，官员们并非君主的工具。君主可以训斥他们，嘲弄他们或处罚他们，如同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他犯错的儿子。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卑猥，因为他们是有“人心”的，有能力像人那样行动，而不是机器或蠢笨的动物。他们不像那些低级胥吏，既不是规章的傀儡也不是为日常程序所牵动的机械。

    君主要实现对官僚更有效的控制，就必须超越常规程序。

    觐见制度，机要考评系统，以及把高级官员同常规制度部分地分离开来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弘历的官僚系统中，他所面对的官员级别越高，常规因素所起的作用就越弱。在这一制度的硬端（即由行省长官和各部院首脑组成的那个“俱乐部”），对话的规则是高度个人化的。在日常公文和谢恩表之类的礼仪性文书中，这种个人关系都一再得到重申。玩忽职守被看作是对君主本人的冒犯，君主因此而出现对臣下的信任裂痕则是由于臣下的忘恩负义。结果，行省和京城的高级官员是根据两套规则行事；在形式上，他们仍然受到行政处分则例的制约，君主可以据此将他们交吏部议处。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又受到了君主的直接注意——他可以通过用繁琐礼仪包装起来的个人关系来激励他们，责备他们和恐吓他们。

    个人关系同时在礼仪和事件的领域里发挥作用。某些事件——特别是我先前界定过的“政治罪”——是最有效的媒介物，使得那把中国官僚君主制的最上层捆绑在一起的个人纪律得以滋生成长。这是那种弘历可以利用的机会，以防止他的高级官员们偏离他个人的控制而滑入常规节奏和裙带关系。

    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

    叫魂危机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建立在如此荒谬的基础之上的案件。君主的愤怒可以发泄在行省官员身上，因为他们未能抓获妖党首犯。然而，这样的失职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的妖首并不存在。叫魂案件虽如此荒谬，但弘历在当时却对此并无察觉。不过，说弘历“利用”了政治罪并不见得比说政治罪“利用”了他更接近真实。

    政治罪为君主的某种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大背景，而这种行为的塑造则应归之于官僚君主制的一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特点。弘历将各省官员们在缉捕妖首问题上的失职归咎于他们的怠情、迟疑、对无能属下的姑息，也归咎于江南的腐败以及官员个人的忘恿负义。这些问题正是君主常年关注的焦点。我们已经看到，弘历要在常规环境里对付这些问题有多么困难。像叫魂案这样一桩政治罪所造成的最大冲击，就在于它动摇了官僚们用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

    严饬属下

    我们已经看到，弘历对督抚们整饬属下时的失职有多么失望。在君主看来，狡猾的地方官对纵容和轻信的督抚们隐匿下情是一种典型的官场陋习。弘历相信，他的督抚们既怠情又易受骗。河南巡抚阿思哈试图让其主子相信，术士们有隐身秘术故得以逃脱，弘历在朱批中嘲笑说：“浊存此心，无怪属员缉孥不力，其欺汝无用废物矣！”弘历认为，向上封锁消息是州县官员逃避责任的典型做法，春天的剪辫恐慌迟迟未得上奏便证明了这一点。在羞辱了高晋和彰宝对今春剪辫事件的失于奏报之后，弘历又斥责了他们对地方官员督饬不严。长州、元和、吴县的知县报告说他们县没有剪辫事件，这是“极为荒谬和不实”的。

    弘历命令高晋查清三县剪辫案的数目，然后参劾这三县的知县。但过不多久，他又改变了想法。彰宝应该参劾这些知县，但要让他们先缉拿案犯。弘历所担心的是，不然他们就会在极度惊恐之下隐匿一切。虽然地方官肯定有隐瞒情事，督抚也有包庇地方官的情形，彰宝在此时应暂缓参劾下属。弘历朱批道：“如此，则谁肯报公耶？此时但督其察挈，获正犯后查挚……不解事矣，恐不能获正犯矣。”不过弘历已经把话点明了，各省对地方官的督饬必须加强。

    重申官场规范

    对地方官来说，没有什么比辖区的边界对他是更为确切的保护了。他对自己辖区内发生的一切负有全责，这也意味着辖区外的任何事情当然都是别人的问题了。但是，这样的常规与行省官僚职责的非常规方面形成了冲突：他的主子的公务是不分畛域的，当发生的事件危及王朝的安全时，作为其主子的个人臣仆，他也不能以辖区界限为由来逃避责任。弘历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强调这一点。妖术大师玉石据说躲在安徽宿州。

    江苏巡抚彰宝抱歉地奏道，因为宿州不在江苏，超出其管辖范围，因此他对越出省境的缉捕颇觉踌躇。弘历指斥说，即使在追缉普通罪犯时，官员们亦不妨越境会协邻省缉拿。若此等匪魁潜匿他境，“岂可尚存畛域之见，视同膜外”，以省界为借口而逃避责任呢？督抚受封疆重寄，当以“国家公事”为重。若顾虑越境“或伤同官和气”，“皆非公忠任事之道”。若所有官员，“相率如此，则各省将扦格不通，尚成何政体乎？”

    在发生政治罪的情况下，官僚们发现职务的界定并不比辖区的边界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保护。当浙江巡抚冯钤报告说他让省臬司去调查妖术嫌犯时，在寻常情况下这本是很合理的做法，弘历却呵斥他推诿卸责：“此何等事，而汝按例交臬司？汝不当每日亲市详讯乎？外省习气实在可恶！”

    强化个人关系

    除了极为严重的渎职要受到刑事处分外，君主有两套缰绳来控制他的督抚们。其一是常规的行政则例，君主可以将官员交由吏部赏罚。另一套则是行使非常规的专制权力。使用这种权力所导致的制裁，可以是丧失宠信，也可以是丧失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可以相信，后面的这种情况在官员的心目中并非仅为臆测想象：无论在处罚发生于战场上或是镇压谋反时的严重渎职时，弘历的残酷和严厉都是出名的。①在弘历用以进行个人控制的言词中，玩忽职守就是忘恩负义。当江苏省按察使吴坛承认自己未及时向朝廷报告今春的叫魂案件时，弘历在朱批中斥骂道：汝在刑部时，表现出色。然一任外省，即染模棱腐败之陋习。殊堪痛恨……汝空耗时日，奏报但无一宇是实。汝实有负朕之信任，不知恩之物！

    ①在1749年对金川土著的战役中以贻误战机的罪名处决张广泗，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决定。在1767年对缅甸的战役中，弘历因谎报军情处死了两个官员。关于这些案例，见第三章。在1751年的伪稿案中，弘历因山东巡抚准泰匿报物证而监禁了他，并查抄了他的家产。《宫中廷寄》，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这样的语气在比较温和时，实际上是对谢恩表的一种对应，是君臣之间礼仪交换的一部分。来自于被斥官员的回答通常是“悚惧难安”或“愧报无地”之类表示惊恐羞愧的套语，为成百上千的行省奏章增添了色彩。对帝王宠信的漫读会带来真正的恐怖。山东巡抚富尼汉肯定还记得，他的前任准泰在十六年前因隐匿1751一1752年伪稿案件的证据而被举发。准寨未将一份在奉省发现的伪稿抄本奏报上去。因为伪稿攻击的是弘历的个人行为（并可能指斥王朝的台法性），毫不奇怪，弘历把自己的盛怒发泄在这个倒霉的旗人身上，指责准泰：“平日一味取巧因循，已不能称职。及见此诬谤悖逆之词，竟至忍心隐匿，实出朕意料之外……置君臣大义于不问。”弘历囚禁了忘恩负义的准泰，并查抄了他的家产。政治罪将官僚生涯中的整洁有序的后院置于专制权力的严厉狂暴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当叫魂案发生时，它是君主的问题而非官僚们的问题。

    官僚的抵制

    关于官僚机器如何回应君主的淫威，我们必须在档案文件里细心地寻找。好像有几种不同的抵制情况存在。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抵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些是由于官僚程序的颟顸阻止了对紧急事件的及时因应；再有一些可能是某些官员因不可知论而产生的轻视使他们不把叫魂案件当作一回事；还有一些可能是害怕清剿会危及自己的仕途；最后，则可能有一些耿直的官员拒绝根据诬告之词迫害无辜民众。

    抵制无疑是存在的。在北京，风闻春天在江南发生的事件以前，抵制就开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件根本就未向朝廷报告。

    当对信息先发制人的控制未能达到息事宁人的结果时，各种补救过失的措施便应运而生了。我将要讨论的每一项抵制措施都可用其他的理由来解释，但把它们综台在一起来考虑，我相信它们所展示的便是对专制权力谨慎而广泛的抵制。这些行动不像是协调一致的，说它们深思熟虑也没有证据。但是，要抵制专制权力并不需要通同作弊或苦心经营。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权的诡计得逞。

    忙而不动：吴绍诗在江西

    在叫魂危机发生的前一年，有人告诉弘历说，江西巡抚吴绍诗被人唤做“老菩萨”。弘历很担心，这个老菩萨会太消极无为而耽误公事。①吴当时已七十岁，是一个著名的法律世家的大家长。弘历对这个世家十分尊重，吴和其子吴焕与吴坛曾两次被任命同时在刑部供职，而按照回避原则，同一家族的成员通常是不允许在这样的衙门同时任职的。

    江西东面的信江河谷是连接邻省浙江的便捷通道，叫魂的谣言早在6月中旬就从这里悄悄地传人了江西。吴绍诗并未奏报这一情况。他后来报告弘历说，他曾口头命令属下对可疑的行旅保持警觉。但没有人被捕，也没有在本省发现剪辫情事。弘历对这位年高誉隆的巡抚表现了出乎意料的克制，只是温和地驳斥了他：对谣言来加奏报是“汝误矣”。但到了10月初，吴绍诗报告说他在省内安下了一张比任何别省都要严密的警网，挑选了干员“改装易姓”分往各县密行查缉，并每旬一次报告有无可疑人物。此外，他还令各府州委派精细强干之人查访“庵观寺院祠堂书馆及深山密箐等处”。吴绍诗审慎地提醒他的主子（《清实录》，第780卷第23页，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七日。吴绍诗的健康也有问题。但弘历就此事问及两江总督高晋时，高晋说他没有听说任何事情证明吴的不称职。高晋并答应继续观察，随后报告，但我无法找到这份后续报告。不管怎样，弘历相信吴是一个经验丰富，诚实可靠的官员，所以继续让他留任。），那些从事“左道邪术”之人，以“创立烧香好善会（为）名，阳则聚集乡愚男妇，阴则勾结亡命棍徒”；他们又以避灾防盗为名，“造作妖言，制备军器，诱人归附”。无论僧道诸色人等，凡面生可疑、神气沮丧、迁徙无定、畏于见人者，都要立即报告地方官。（朱批：“恐属空言，实难信矣口”）

    确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六个星期以后，吴绍诗（在弘历中止了清剿以后）在反复谦卑的谢罪后报告说江西没有发现一起剪辫案。没有档案文字证明江西曾像邻省那样搜捕过可疑嫌犯。应该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要么是吴的警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动用过，要么就是这样的警网根本就捕捉不到嫌犯。

    在江西我们看不到其他省份的那种刑求和伪证。据此，我们只能相信，巡抚吴绍诗根本就不打算查缉这个他认为是误传的案子，他在先前奏报中提出的忧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布置的查缉都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吴绍诗安然度过了这一危机：弘历不但没有斥责他，反而在第二年任命他为刑部尚书。由于他在法律方面的造诣，也可能由于他的顶头上司、弘历的姻亲高晋的袒护，要对他不愿加入这场集体游戏的行为予以惩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转移视线：对苏州教派的迫害

    吴绍诗的次子吴坛是邻省江苏的按察使。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学者。像他的上司一样，他也未向朝廷报告今春发生的叫魂案件。如我们前面已看到的，他后来也因织造萨载对叫魂案件的密报而蒙羞，并遭到弘历的痛斥怒责。

    但是不久，这个“不知恩之物”便为主子送去了更为可信的情报。

    9月28日左右，即受到弘历朱批斥骂的三个星期后，吴坛奏报说虽然他来抓获叫魂案犯，但经过查访却发现苏州城外有十一座由俗人建造的佛教经堂。①有两个相关联的教派——大乘教和无为教——卷入了这些活动。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几个星期以前，无为教在保安受到严厉镇压。无为教（或许大乘教也一样）奉罗清为教主，自1727年起就被朝廷所禁。现在，大约有七十人被吴坛逮捕。他们的供词让人吃惊地发现，这些教派自1677年起就在本地活动，最早的经堂就建于那一年。

    在这里，我们必须来考虑一下事件的背景。我推测（虽然我无法证实），在苏州这样一个繁忙的城市里，上述规模的教派不可能长期隐蔽活动而不为地方政府所知悉。县衙的胥吏很有可能多年来便一直向他们勒索保护费。这些教派并非一定是秘密宗教团体，它们为运河上的漕船水手提供精神安慰和栖身之所，而某些栖身经堂的人显然是退休的水手。省按察使受到上面的压力要抓获叫魂案犯，必然对其属下施压，底层经办人员因此决定用教派信徒来交差。拘捕这些无事但易欺的信徒可以暂时满足朝廷清剿的胃口，而蒙羞的吴坛也可藉此来表现他的责任感。弘历正如所料，对这些教派的反应十分严厉。他命令严惩这些教徒以做效尤，并仔细审问他们同叫魂案可能有的联系。吴坛则必须特别警惕，看看能否找到曾在保安发现的那种“逆词”。

    对苏州教派的迫害触发了一轮对失职官僚的弹劫。因为这些教派早在1677年第一座经堂建立后就开始在苏州及其周围地区活动，一大批过去在苏州几个县任职的官员以及他们的上司都因未及时采取镇压行动而负有实际的责任。最后的结果很可笑。在一大批事后受罚的官员中，包括六十八个知县，二十二个知府，十四个道台，三十二个按察使，二十九个布政使，二十六个巡抚，以及十四个总督。其中许多人当然早已死了，有些因在此任职不到六个月而得到豁免，还有一些则因参与破案而不予追究。另有一些人以后升到了更高的职位。前江苏巡抚尹继善现为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被罚俸九个月。但对一个像他这样地位的人来说，这只相当于一张停车罚单。虽然一些低级官员受到降职或调职的处分，大多数人得到的只是象征性的处罚。这个大张旗鼓的弹劾过程是一幕令人难堪的闹剧，但在吴坛和江苏省的其他官员们看来，这可能是用来应付来自弘历的无情压力的一种适当代价。

    统一步调：觉性案件

    在湖南那个多情和尚觉性的案子中（我在第七章讨论了该案），湖广总督定长让他的主子欲怒还休。觉性在翻供以后和盘托出了他和刘姓店主年轻媳妇的奸情，对他的叫魂指控于是撤销，他被判通奸，杖责流徙。定长回到武昌的官署后，于10月31日向弘历奏报妖术清剿段有进展。弘历龙颜大怒，他现在懂得了定长为何要旅行六百多里去亲自审讯该案犯。他在朱批中呵斥道：“以汝伎俩恶术，不过又皆审处完事。汝安守汝总督养廉耳？不知耻无用之物，奈何？”

    没有一条规章则例要求在省府的审判必须有总督在场。和弘历一样，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该省官员在弘历面前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如果弘历不满意他们的清剿结果，他就必须惩罚一大批官员。像这样由多个官员同时出场审讯的例子存档案中还有很多，官员们显然是在用人数来赌安全。一份由省高级官员共同上奏的联合报告，显然比由一个官员单独奏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盛怒的惩罚，并把因同其他人意见不一致而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

    卡尔·曼海姆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官僚没有能力超越他们“有限的社会眼界”和理性化的工作范围，去认识发生在更大的政治世界中的非理性的利益冲突。我要给清代官僚们的眼界和权术打更高的分数，并假定他们在有目的地将政治问题定义为行政问题上是很有本事的。

    叫魂案中的许多例子表明，官僚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人习惯的、日常的轨道。无论如何，尽管在办案中未能获得具体的结果，但恪尽职守总可以差强人意了。对一个勤勉的官僚来说，他可以用许多日常公务来搞得自己忙碌不堪，却不必承担什么风险。比如，从理论上说保甲制早就建立了，但实际上永远有整顿和强化的必要。在清剿妖术时，南京布政使就曾一本正经地建议整顿保甲以清查在南京地区的每一个人。

    弘历对此建议的目的一目了然：这只不过是装模作样以逃避吃力不讨好的搜索叫魂案犯的责任。他因而朱批道：“此属空言，汝外省官员习气实属可恶。”高晋则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对僧道重新登记。他说，大多数僧道都是失意文人，其异言邪术大为风俗人心之害。高晋并向弘历保证，他不敢以空言来搪塞。弘历朱批道：汝多年来未抓获一个案犯，岂能说“非空言”？要对一群软弱易欺的僧道发动一场常规性的清查是再容易不过了。弘历清楚地知道这样做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浙江按察使也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建议，对没有度牒的僧道外出旅行要检查其有无路照。

    通过把缉拿叫魂案犯变成日常公事，地方官员们便回到了既为他们所熟悉又不受短期考评约束的方法（如保甲制）。一个官员可以指望，在使用这些方法的结果还未经考核前就被调任，案件于是也从紧急渠道转入了对地方官员更为安全的常规渠道。但是，这个策略并未成功地让警觉的弘历改变他的初衷。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叫魂危机的文献记录所折射出的是一种双重的图像。其中那幅粗线条图像勾勒出的是每日进行的对妖术的清剿。而那幅比较隐晦不彰的图像则透露了文献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从这重叠的图像中，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帝制国家的两个侧面：它既是一种工具（其功能是根据满清皇室和满汉精英层的利益需要来管理国家），也是一种制度（其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间实行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国家作为一种工具（我将之称为“政府”），同我们对于政府的常识性理解是相符的：它是为完成诸如征税、治安和战争之类的任务而建立起的组织机构。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我将之称为“官僚君主制”），则是由那些生活于等级秩序之中，其生涯取决于声望和权力、黜陟和安全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所构建而成的。当我们解读由“事件”而产生的文件时（不管这文件是关于税收的常规公文还是关于叛乱的紧急奏报），都必须要么把它们当作关于外在现实的描述，要么将它们视为文件作者政治需要的反映。（所谓“政治需要”，当然并不一定是狭隘的私利，也可以是文件作者从原则出发对部门利益的捍卫。）人们在制度中的相互关系同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绝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事件”使得国家作为工具和制度的两个侧面各自因对方而具有了意义。

    虽然“事件”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并无确切的定义，但在中国的官僚实践中，它却是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用词。“事件”有一个开端（当有人首先引起事端）和一个结尾（当某人因处理事端的方法而受到赏罚）。一个官员的仕途取决于他的表现，而他的表现则取决于他处理具体事务的优劣。赋税是否已经征齐？

    罪案是否被及时破获？造反是否被阻止或平息？水患是否获得了治理？灾民是否得到了赈济？等等。就可叙述性而言，一次明显的成功或失败就是一个“事件”。一般来说，是“事件”给了官员以机会去弹劫他人，也是“事件”使官员得以因自己的长处而受到赞助。“事件”作为一种机会，不仅可以为一个人带来幸运，也可以同时服务于上司和下属的需要，并编织起使一个人得以在公共生活中立足的人际关系。

    所以，除了维持帝国的秩序以外，政府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即为官僚君主制的运作提供象征性的资源。正如官僚君主制靠中国社会的经济剩余为生一样，它要以社会中的“事件”为原料来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系的运作。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则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加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和地位。

    像官僚君主制下的任何其他关系一样，这一制度的主轴——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也从“事件”中汲取养料。君主需要具体的机会来强调他对官僚的支配，来惩罚为他讨厌的人物和褒奖受他宠信的官员。一个行省官员并不仅仅只是这一制度的具体办事员：他的每次公开行动，都受到了他同君主之间个人关系的影响；而这种个人关系则始于他被任命时的朝廷觐见，并在其后的常规觐见中一再被强调。这种个人关系的质量，以及它同正式的、“客观的”官僚政府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官僚们所参与的“事件”得到界定的。只有通过“事件”，这种关系才会成为档案文献的一部分。

    但是，官僚君主制并不仅仅只是消极地对以“事件”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作出反应。恰恰相反，人们对自己所希望处理的“事件”也有一定的选择权力，并能够决定如何对这些事件作出界定。官僚君主制下的一个行为者可以塑造“事件”，可以重新对“事件”作出界定，甚至可以制造“事件”，从而增进自己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利益。同样，人们也可以剔除那些可能危及自己利益的“事件”。当然，这样的选择权力是有其限度的一场重大的民众造反便是无法捏造或剔除的。但是，君主和官僚都可以通过文献的制作来影响人们对某个事件的界定和看法。

    对叫魂危机当然也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加以操纵。民众的恐慌迫使这一危机浮到了社会生活的表面。但是，官僚君主制对妖术意义的界定则明显地受到了体制内不同角色的需要的影响。

    所有人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显然都以一只眼睛盯着官僚世界中的权力和地位。

    我想说明的是，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而且对弘历来说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说弘历故意利用叫魂危机来整饬官僚可能超出了证据的许可。但已有的证据确实表明，当弘历看待官僚体制时，他的习惯用语产生于他内心最深层的忧虑，即常规化和汉化。

    而这一语言的力量——它对事件作出界定和为行动提供动力的力量——则在政治罪的环境中获得了急剧膨胀。

    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进从他的朱批中反映了出来。这些朱批不用草稿，也并非别人起草，是弘历的当下反应。这因而是他自己想法的不假思索的表露，是他对眼前问题的直接感受。这些朱批文字的背景是对妖术的清剿，但其内容则涉及到对官僚的控制。弘历憎恶妖术，并对其社会影响怀有恐惧。但他对妖术的反应却受到了他对其政权所患顽疾的看法的左右：常规化，汉化，江南文化的毒化——所有这些都在嘲弄帝王的权力。他用以刺激官僚投入妖术清剿的语言，不仅在语气上也在词汇上与长期来他因官僚制度而产生的挫折感是相通的。只有通过具体的事件，他才能发泄自己的挫折与不满。现在，以叫魂案这一政治罪为背景，他所使用的语言是同官僚们的行为有关的。

    但是君主究竟能够利用这样一个破绽百出的案子走多远，而不致引起人们对他本人行为的怀疑呢？当这个案子的基础最终崩溃时，君主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伤害。恼羞成怒的弘历以在官僚中寻找替罪羊来结束对叫魂案的清剿。但这样做时，他仍意图一箭双雕。巡抚富尼汉关于叫魂案犯供词并非出自刑求逼供的说法误导了他，所以富尼汉必须降级并受罚。

    但是，其他官员没有积极参与对叫魂案的清剿，辜负了他的信任，而这种失职则导致了妖术在全国的蔓延。只有通过处罚这些官员的失职，他才能向世人和后代昭告，他的清剿是正确的。

    作为最后的一幕，皇上的盛怒指向了新任山西巡抚苏尔德——他刚刚从已任六年的江苏布政使职位获得升迁，并已因未能及时奏报妖术案而受到攻击。直到弘历把叫魂案提到桌面上来时，他才报告了山西的叫魂案。弘所在朱批中斥骂他道：“此足证汝仍未改在江南染上之欺骗恶习。”当叫魂案最后收场时，苏尔德被单独挑出来受到特别惩处。他在“江苏最久”，“渐染恶派，痼习尤深”。当叫魂案在苏州刚发生时，他没有陈奏（当时他仍在苏州任上）。其后作为山西巡抚，尽管该省案犯累累，他仍“复踵其故智，不知悛改”，“清剿阻挠尤甚”。弘历将他贬为省按察使发往遥远荒僻的新疆。①要让一个旗人灵魂中的江南腐朽恶习曝晒于阳光之下，还有什么地方会比那儿更合适呢？

    ①《清史稿》，第819卷第16页，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苏尔德完全从传记里消失了，可能是由于在当时看来不错的原因。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像叫魂危机这样让全社会卷入的事件——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这一经验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绣服蟒袍的法官和衣衫槛楼的囚犯之间的文化差距。但是，人们在社会等级上存在距离并不意味着他们互相之间不能理解。这种距离有时意味着人们对于种种相同的符号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尽管“邪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这就是为什么像妖术大恐慌这样一个“事件”会同时“发生”在王公贵族和农夫平民身上，而“发生”的条件则是因人而异的。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表达，取决于人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及生活经历。从这一角度来看，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演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君主：真实和幻影

    为了探讨弘历的思路，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1768年后，叫魂恐慌又于1810年和1876年至少两次出现，但这两次朝廷都未大做文章，发动全国性的清剿。1810年时在位的是弘历的儿子颇琰（即嘉庆皇帝），他不愿对剪辫妖术的谣言神经过敏。他写道：同样的怪异在1768年发生过，他的父皇曾命令对之“严加清剿”，但这些怪异却渐渐自行销声匿迹了。因此颐璇明确禁止地方当局“株连根究”（以免像1768年和后来镇压1813年八卦教叛乱时那样强迫嫌犯招供同伙，造成广泛株连）。相反，地方当局应进行秘密调查并秘密奏报，以免“衙门胥吏滥及无辜”，扰乱地方（如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爆发时的情况那样）。结果，这一事件无疾而终。

    1876年的事件发生时，光绪皇帝年幼，其时慈禧太后摄政，日渐权倾朝野，清政权正面临着内乱外患。其中特别令人头痛的是基督教民和地方民众之间的社会冲突，有时并会酿成暴力事件。这些因素构成了那年春天起源于南京并蔓延波及长江沿岸数省的剪辫恐慌的大背景，地方当局奏报说，某些被捕嫌犯承认他们是民间教派或秘密社团的成员。他们的“邪术”包括把人的发辫粘在木人或纸人上，然后施行法术把它们变成活人，使之成为主人的打手。有人还相信发辫是被术士们遣派的株儒割去的。两江总督洗葆桢则相信这些术士来自白莲教派。那些罪行得到“确证”的案犯被处斩首（这是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行省权力大为扩张的一个方面），以便“安定人心”。像往常一样，地方当局面临的难题是要在清剿妖术（其风险是法律的滥用）和任其消声匿迹（其风险是引用民间的愤怒）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

    民众的情绪被传教士的活动煽动起来。许多人相信天主教士和中国教民积极卷入了妖术活动，民间的反妖术活动于是带上了反洋教的倾向。根据沈葆桢的报告，由于某些术士和歹徒皈依基督以逃避清剿，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在当时的情况下，朝廷所要竭力避免的是反洋教暴乱，因为这会引起列强的干涉，当局于是警告民众不要“捕风捉影”。来自京城的指令要官员们不得听任事态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暴民作乱。①在这两次事件中，朝廷每次都出于很充分的理由而没有像1768年的弘历那样对妖术大事清剿。但除了有不事清剿的理由以外，这些后来的统治者显然也缺乏站得住脚的理由从事清剿。我们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何种看法或何种形势，导致了弘历对妖术作出这样的回应？

    ①按照官方的观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邪术”是和武装匪徒的叛乱活动有关的，所以对“邪术”的清剿也是镇压叛乱的一部分。教民并未受到镇压，不仅是因为对外的条约保护了他们的信仰自由，而且也因为列强（特别是法国）正在寻找借口派遣炮舰来保护教民。

    弘历对异端的两次最严厉清剿都发生在清政府军事行动受挫，他因此对其军队的表现深为不满的当口，这大概并不是偶然的。1751至1752年的危机——包括伪稿案和对马朝柱的疯狂搜捕——恰好发生在镇压川两金川土著的漫长军事行动之后。

    在这场战役中，清军对金川土著的损失如此惨重、进剿如此不利，以至于弘历以贻误战机为由处决了清军的两名最高将领。

    而当1768年的危机发生时，征伐缅甸之役正毫无指望地被困在瘴疬肆虐的热带丛林里，弘历则以无能和谎报军情为由撤换了他的战地指挥官。当清军陷于困境时，难道弘历不会将震怒和沮丧发泄到国内事务中来吗？

    然而，虽然这种沮丧可能会给弘历对妖术的清剿加温，但清剿的实际进程却有着自己的逻辑。弘历的优惧亦真亦幻。真实的部分在于，他难以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

    君主要维护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于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幻影的部分（但谁能说幻影非真呢？）则在于，他对于无法为他所见的势力心存恐惧。妖术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势力，但还有来自谋反和汉化的双重威胁。即便像弘历这样一位已经汉化的满洲君主，也无法将谋反与种族因素区分开来，而当一个案子牵涉到辫子的象征意象时，便足以成为使他疑虑爆发的导火索。与谋反危险相伴随的是汉化问题，这一威胁虽然并不急迫，但却更为险恶。弘历的反应是文化的（推崇满族语言和历史，通过发动全国范围的文字狱来清除反满意识），同时也是政治的（清除已成为汉族官僚体系特征的种种“恶习”）。

    江南是问题的关键。危险来自富庶文明的长江三角洲，并正沿着运河两岸向北蔓延。在弘历看来，南方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强健的旗人可能会陷入江南的魔咒；弘历会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受到江南文化蛊惑的满洲官员。现在，某种罪恶又从江南向外蔓延，那就是官场中的腐败习气和社会上的妖术阴影。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弘历“真正相信”的不是第一种、而是第二种危险。确实，弘历在公开场合是妖术的嘲笑者，说妖术是荒诞不经的迷信。但是，他在许多奏稿上的批示又显示，他对妖术的细节与目的有着浓厚的兴趣。①他究竟是否“相信”妖术的存在？最好还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对他来说，术士的妖术比之汉文化的蛊惑是否就更不可信？术士们窃取人们的灵魂，腐败的汉文化则窃取满洲的品德，哪一种危险对他更为真实呢？

    ①例如，弘历在彰宝一份奏报中提到关于某些罪犯割人发辫时在旁朱批道：“如何？”。那些含有同样暗示的文件似乎表明，他对妖术有一种病态的好奇。

    知识阶层和大众对妖术的看法

    普通百姓的妖术信仰和君主视妖术为谋反的认识是有区别的。这使我们联想到，在殴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乡村巫术和出现在宗教法庭上的“博学的”或“魔鬼横行的”巫术之间同样存在着区别。在理查·基彻弗对欧洲巫术迫害的研究中，他写道，大多数村民指控邻居使用巫术是因为他们相信邻居用巫术伤害他们，但并不一定认为邻居这么做时与撒旦有任何约定。

    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关于巫术中魔鬼作用的看法显然是神学家和法学家们的臆测——除非在巫婆和受害者之间加上魔鬼这个环节，他们便无法对巫术作出解释。……即使在当代的民间巫术信仰中，人们也认为有关魔鬼在巫术中所起作用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只有在英国的审判中，这种情况才偶尔发生。而当它发生时，则显然是受到知识界影响的结果。

    正是审判官和其他“专家”们把“魔鬼契约”的概念强加到了村民们单纯的对巫术的恐惧之上。这些人以“邪恶的眼光”嘲笑民间的信仰，并以自己充分理性化的、将人生视为上帝和撒旦之间斗争的观念来取代这种信仰。

    和欧洲教廷的法官们一样，弘历也将一种因自己的恐惧而产生的意义注入到民间妖术中去。这是又一个例子，揭示出妖术如何得以在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社会里跨越阶级的界线而传播①（基克赫弗：欧洲的巫术审判：其在雅俗文化中的基础，加刊福尼亚大学出版杜1976年版，第36～37页。关于魔鬼信仰，参见托马斯（Kei山rhomas）：<宗教和魔法的衰落>）开去。对妖术的看法可能同时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版本。皇家的版本以对满洲统治、归根结蒂也是对整个政体的威胁为中心，农民的版本所集中关注的则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困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的死亡。但是，君主和农民使用的并不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对弘历来说，阴谋家们也是外人（所谓“奸狡僧徒”和“失意文人”），即儒教秩序的放逐者。他们没有确定的文化归宿，要么不受懦教家庭制度的限制（如那些违背父母，拒绝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僧徒），要么不理会正统科举官僚制度的约束（如那些科举考试失败转而反对科举官僚制的文人）。弘历在叫魂危机中的政治行为对我们进一步认清“专制”这一概念或许会有所帮助，而“专制”正是后期帝国的特征。在弘历的行为中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他本人的个性。即位之初，他就立誓要在他过于仁慈的祖父和过于严厉的父亲之间寻找出一条中庸之道。他确实找到了这样一条中庸之道，但其方式却是奇怪的：他在宽容和严厉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因此，他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一种常态，而只是一种均衡。这种行为是否表明了他的专制的有效性？从他的朱批中流露出来的，却是他的愠怒和急躁。面对真实的或只存在于他想象之中的威胁，他的反应看上去不仅过分而且满怀恶意。由于满清王朝这第四位，也是最荣耀的君主身上的这些品质，他要实行个人控制，也许就非要诉诸于“政治罪”不可。

    但是，我也常常禁不住设想：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帝国制度本身是否已达到了非使“政治罪”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此时此刻，任何一个君主要想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固、有序和可靠的控制，都已变得十分困难。弘历的父亲胤禛是最后一位为此作出了认真努力的皇帝。他整顿财政体系，建立对边疆地区的行政控制，强化弹劾制度，井加强帝国通讯体系的机密性。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胤禛都做了不遗余力的尝试。但是到了弘历手里，这些制度建设不是停顿了，就是出现了倒退。这或许并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弘历缺乏他父亲的那种耐力。到弘历的时候，官僚体制已是盘根错节，征服者已不可逆转地进一步汉化，以至于君主对官僚的常规控制已捉襟见肘。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么政治罪可能便为弘历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替代性手段：它既可以像1751年和1768年时的情况那样，让他围绕着谋反危机对官僚体制实行动员；也可以像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时的情况那样，让他通过文字狱对文人骚客进行恐吓。弘历并未蓄意这么做，但可能是在他睚眦必报的个性和好大喜功的政治趣味的引导下，他依赖于这样的手段来达到非如此便不能达到的目标，即君主对于有权有势的官僚精英的控制。

    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我们已经检讨了民间叫魂信仰的根源，但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切地知道是什么“导致了”1768年的叫魂大恐慌——如果这本身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的话。要找到为什么大恐慌在这个时刻、以这种方式发生的线索，我们就必须如我在第二章中所建议的那样，对清中叶社会状况对普通民众心态的影响进行探讨。

    我们在研究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时，必须考虑到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则受到隐蔽势力威胁的看法。

    但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由妖术所揭示的丑陋的社会现实，而不是由它所引起的社会恐慌。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图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一场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除了丑恶的妒嫉，还有无耻的贪婪：县役蔡瑞为从肖山和尚们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出了可信的罪证。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争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①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其实，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弘历相信，妖术谋反阴谋是邪恶妖僧之所为，而乞丐则是他们雇佣来的跑腿。对于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弘历动用国家权力对他们大张挞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再次强化了社会对于背弃儒家秩序、因而在政治上是危险的那部分人本来就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这些人也成为弘历的谋反恐惧的最佳陪衬。至于普通民众，他们早已把叫魂妖党的帽子套到了和尚的头上。他们也有自己的成见：和尚是危险的外来者，由于为死人做法事而受到了污染，并常常同鬼魂世界发生交往。当弘历对这些易受政击的外来人进行迫害时，村民是不会不对之表示欢迎的；否则的话，在抵御邪术的问题上，他们就只有指望对妖术持不可知态度的官僚们为他们提供徽不足道的保护了。

    ①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杜会的例子。我还记得1987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利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这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society）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莱斯特·瑟罗（Lester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但是，两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在瑟罗笔下的后工业化的美国，人们被出卖的感觉是由于进步和经济成长的信念而产生并得到强化的——这种进步和经济成长一度曾使西方世界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会屈服于人类的努力，从中某些人会得益却不会有任何人受到损害。与此形成对照，在帝制后期的中国从未有人设想人的努力能够（或应该）产生无限的进步和成长。同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相比较（不管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多大），“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当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社会拥挤、贫穷，人们对于正在侵蚀着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则几乎完全没有了解。

    “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

    在叫魂故事的三个不同版本中，最不精彩的是我们故事中的非英雄角色官僚的那个版本。①如果说，这些实际而持不可知论的人们会对什么未见势力感到害怕的话，那就是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这两者都对让他们感到自在的现存体制构成了威胁。他们试图通过恐吓那些提出妖术指控的人来击败前者，通过对君主封锁消息来挫败后者。但是，这两个计策都未奏效。他们不得不以并不可靠的证据为基础，勉强从事对妖术的清剿。

    ①我在这里尽量不用“精英”这个词，因为叫魂档案中看不到没有官职的文人的活动，“地方士坤”的出场要在一个世纪以后才变得显著起来。在叫魂危机过程中，这些士绅们始终谨慎地置身事外，反映士绅利益的地方志对此也鲜于置评。显然，官府并没有求助于士绅，而他们也不愿自找麻烦去追缉妖术案犯，保护无辜民众，或调解争端。士绅活动的黄金时代还未到来。

    弘历的武库里缺乏一件武器——他没有能力找到一个可与臣民共享的目标。君主和村民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都对叫魂妖党怀有恐惧；他们都很快便从易受攻击、处于太平盛世边缘的人们中找到了替罪羊。但是，弘历头脑中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暴民蜂起的现象。正是恐惧这个因素制约着他在危机初期谨慎行事，并促使他一直通过机密渠道进行通讯联络。旧政权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特征，便是普通民众对政治抱消极态度。那种由睚眦必报的领导人和狂热激动的民众勾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狂暴结合（这正是现代政治“运动”的表征），还是一件要到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十八世纪的官僚们还没有受到这样的致命夹击。虽然他们中的个别人可能会被盛怒的君主挑出来加以惩罚，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地位仍然相当稳固。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

    虽然各省督抚们不断要弘历相信他们正在积极地追缉妖术案犯，弘历却清楚地知道，情况恰恰相反。清剿结束前两个星期，河南巡抚阿思哈在10月21日的奏报中附上了一份完整的全省捕人名单（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这样的名单），向我们揭示了真情。他对河南在三个月的清剿中所逮捕的全部叫魂案犯按县分列作了说明。

    这里面都是些通常的嫌犯，下层社会的乌合之众，如流浪汉、乞丐、游方僧道等，即当时中国每天络绎道途的各色人等。①

    ①《朱批奏折》，第861卷第10号，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阿思哈）。阿思哈关于河南在三个月所逮捕的所有叫魂案犯的完整名单如下：祥符县：卖膏药湖广游僧一名。

    南阳县：在境强讨江南游僧一名。虽无匪迹，但据供伊师兄通元系扬州人，查与山东剪辫匪犯蔡廷章章内通元籍贯名字相同。

    信阳州：剪割衣襟江南乞丐同其妻及另外四名乞丐。另有江南匪犯一名据报携有辫尖剪刀等物，现移进省府做进一步审讯。

    鲁山县：江南游僧一名，其名字与山东割辫匪犯案内僧名相类。

    泌阳县：湖广游僧两名。

    封丘县：湖广游僧一名。

    南阳府：面生游民一名为本省人氏，另有湖广游僧三人和火居道士一名。

    固始县：本县观音庙僧一名，系山东匪徒通果供出之人。

    彰德府：山东游僧三名，山东乞丐一名。

    在全部二十五名嫌犯中（此外还有可怜的和尚海印，他的案子我已在前面讨论过，阿思哈微妙地没有把他列入这份名单），有八名因证据不足而在清剿过程中先后被释放了，剩下的十七名仍在押以待进一步审讯。对一个有两千万人口的省份来说，三个月清剿所达到的这个结果真是微不足道。弘历斥骂他们的督抚们清剿不力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①如果说，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那么构成这些路障的恰恰是最令他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但是我们知道，叫魂案最后得以翻案并非取决于普通官僚的一般素质，而是依赖于少数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的作为——他们敢于告诉弘历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根据的是虚假的供词，如不停止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我并非建议，在这里存在着对于专制权力的某种“宪政”制衡。没有任何可靠的途径可以使清代君主受制于法律，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法律可以让一个君主必欲惩罚的人得到保护。在清代，甚至连一个知县都可以在自己的公堂上为所欲为，而几乎没有被绳之以法的危险。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仁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 Classical Proses

    Francis Bacon

    Of Studies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For expert men can exe-cute, and perhaps judge of particulars, one by one; but the general counsels, and the plots and marshalling of affairs, come best, from those that are learned. 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 to use them too much for ornament, is affectation; to make judgment wholly by their rules, is the humor of a scholar. They perfect nature, and are perfected by experience: for natural abilities are like natural plants, that need proyning, by study; and studies themselves, do give forth directions too much at large, except they be bounded in by experience. Crafty men contemn studies, simple men admire them, and wise men use them; for they teach not their own use; but that is a wisdom without them, and above them, won by observation. Read not to contradict and confute; nor to believe and take for granted; nor to find talk and discourse; but to weigh and consider.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that is, some books are to be read only in parts; others to be read, but not curiously; and some few to be read wholly, and with diligence and attention. Some books also may be read by deputy, and extracts made of them bothers; but that would be only in the less important arguments, and the meaner sort of books, else distilled books are like common distilled waters, flashy things.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有一技之长者鄙读书，无知者羡读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者，不可尽信书上所言，亦不可只为寻章摘句，而应推敲细思。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换言之，有只须读其部分者，有只须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读时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书亦可请人代读，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

    Reading make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And therefore, if a man write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great memory; if he confer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psent wit: and if he read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much cunning, to seem to know, that he doth not. 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s witty; the mathematics subtitle; natural philosophy deep; moral grave; 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 Abeunt studia in mores. Nay, there is no stand or impediment in the wit, but may be wrought out by fit studies; like as diseases of the body, may have appropriate exercises. Bowling is good for the stone and reins; shooting for the lungs and breast; gentle walking for the stomach; riding for the head; and the like. So if a man’s wit be wandering, let him study the mathematics; for in demonstrations, if his wit be called away never so little, he must begin again. If his wit be not apt to distinguish or find differences, let him study the Schoolmen; for they are cymini sectors. If he be not apt to beat over matters, and to call up one thing to prove and illustrate another, let him study the lawyers’ cases. So every defect of the mind, may have a special receipt.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笔记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人之才智但有滞碍，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一如身体百病，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滚球利睾肾，射箭利胸肺，慢步利肠胃，骑术利头脑，诸如此类。如智力不集中，可令读数学，盖演题须全神贯注，稍有分散即须重演；如不能辨异，可令读经院哲学，盖是辈皆吹毛求疵之人；如不善求同，不善以一物阐证另一物，可令读律师之案卷。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

    Chief Seattle

    1854 Oration

    The President in Washington sends word that he wishes to buy our land. But how can you buy or sell the sky, the land? The idea is strange to us. If we do not own the presence of the air and the sparkle of the water, how can you buy them? Every part of his earth is sacred to my people. Every shining pine needle. Every sandy shore. Every mist in the dark woods. Every meadow. Every humming insect. All are holy in the memory and experience of my people.

    总统自华盛顿传话来，说他想要买我们的土地。但您怎么能够买卖苍穹与土地的温馨！假如我们并不拥有空气的清新与流水的光彩，您怎能买下他们呢？对我们人民而言，大地的每一部分都是圣洁的。每一枝闪亮的松针，每一处沙州，每一片密林中的雾霭，每一只嗡嗡作响的昆虫，在我人民的记忆与经验中都是神圣的。

    We know the sap that courses through the trees as we know the blood that courses through our veins. We are a part of the earth and it is part of us. Perfumed flowers are sisters. The bear, the deer, the great eagle, these are our brothers. The rocky crests, the juices in the meadow, the body heat of the pony, and man, all belong to the same family. The shining water that moves in the streams and rivers is not just water but the blood of our ancestors.

    树中流动着的汁液，载负着红人们的记忆。我们属于大地，而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芬芳的花儿是我们的姐妹。熊儿、鹿儿和老鹰都是我们的兄弟。怪石嶙峋的山峰、草原上的露水、小马温暖的身体以及我们人类。都是一家人。小溪河川里波光粼粼的流水，对我们而言，不只是水，而是先祖们的血液。

    If we sell you our land you must remember that it is sacred. Each ghostly reflection in the clear water of the lakes tells of events an memories in the life of my people. The waters’ murmur is the voice of my father’s father. The rivers are our brothers. They quench our thirst. They carry our canoes and feed our children. So you must give to the rivers the kindness you would give any brother.

    倘若我们把土地卖给你们，你们必须记住，这是神圣的土地。每一片清彻湖水的朦脓倒影里，都埋藏着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河水喃喃的低徊，是我祖先的声音。河水就如同我们的兄弟，满足了我们的干渴。河水载运了我们的独木舟，并养育了我们的子孙。所以你们一定得像善待弟兄那样对待这些河流。

    If we sell you our land, remember that the air precious to us. That the air shares its spirit with all the life that it supports. The wind that gave our grandfather his first breath also receives his last sigh. The wind also gives our children the spirit of life. So if we sell you our land, you must keep it apart and sacred as a place where man can go to taste the wind that is sweetened by the meadow flowers.

    倘若我们把土地卖给你们，你们必须记得，大气对我们而言是珍贵的，它与它所养育的万物共享着这份灵气。风，送来了我们祖先的第一口气，也带走了他们最后一声的叹息。风也赋于我们下一代以生命的精神。因此，假如我们将土地卖给了你，你们必须维持它的独特于庄严，使它成为一块使人们品尝被花草所熏香的风的地方。

    Will you teach your children what we have taught our children , that the earth is our mother? What befalls the earth befalls all the sons of the earth. This we know. The earth does not belong to man. Man belongs to the earth. All things are connected like the blood that unites us all. Man did not weave the web of life, he is merely a strand in it. Whatever he does to the web he does to himself.

    你们要让你们的孩子知道，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向来如此教育着我们的子孙。任何发生在大地上的，必将同样地降临在它的子民身上，假如人们唾弃了大地，其实他们就是唾弃了自己。我们知道，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大地。每一件事物都是有关联的，就好像血缘紧紧结合着一家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有着关联的，现在发生在大地的事，必将应验到人类来。人类并不主宰着生命，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他对大地做了什么，都会回应到自己身上。

    One thing we know, our God is also your God. The earth is precious to him. And to harm the earth is to heap contempt on its creator. Your destiny is a mystery to us. What will happen when the buffalo are all slaughtered? The wild horses tamed? What will happen when the secret of many men and the view of the ripe hills is blotted by talking wires? Where will the thicket be? Gone. Where will the eagle be? Gone. And what is it to say goodbye to the swift pony and the hunt, the end of liv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survival?

    我们知道一件事：终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大地对他是珍贵的，对大地的伤害，是对造物主的轻蔑。这样的命运对我们来说真是难解。尤其当野牛被屠杀了、野马被驯服。当森林中最隐秘的角落也充满了人味，原始的山林景观被电话所破坏时，我们真是不安明白啊！丛林哪儿去了？消失了！雄鹰哪儿去了？不见了。和神速的小马驹，和诸多猎物告别意味着什么？——是生命的结束，还是存活口的开始呢？

    When the last red man has vanished with his wildness and his memory is only the shadow of a cloud moving across the prairie, will these shores and forests still be here? Will there be any of the spirit of my people left? We love this earth as a newborn loves its mother’s heartbeat. So if we sell you our land, love it as we have loved it, care for it as we have cared for it . hold in your mind the memory of the land as it is when you receive it. Preserve the land for all children, and love it as God loves us all. As we are part of the land, you too are part of the land. This earth is precious to us, it is also precious to you. One thing we know, there is only one God. No man, be he red man or white, can be apart.

    当最后一位红人连同他的荒野消失的时候，有关他们的记忆如同飘过草原的一片云影。这些海岸、这些幽林还会存在吗？我们民族的精神还在吗？我们热爱这片大地就像新生儿热爱母亲的心跳。所以，要我们出卖我们的土地，你们也得像我们这样热爱它，像我们这样关心它。你们在接受土地的同时也要接受这片土地的记忆，要为所有的子孙保管好这片土地，要像上帝爱我们一样爱惜这片土地。我们只是土地的一部分，你们也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这片土地对我们说来无比珍贵，对你们说也是一样。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只有一位上帝。印第人也好，白种人也好，人类不能分开。

    We are brothers , after all.
    我们毕竟都是弟兄。

    给美国政府的答复

    西雅图（1786-1866），是美国临太平洋的西北地区六个印第安人部落的酋长，本文是西雅图酋长对美国政府（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要求原著民出让土地、迁徙到“保留地”去的答复。该文是亨利·阿·史密斯博士所作，他是1854年西雅图酋长发表演说时的翻译。文章优美如诗，情深意切，体现了作者内心的无奈和感伤。

    数不尽的世代以来，渺渺苍天曾为我族洒下多少同情之泪；这个在我们看来像是永恒不变的苍天，还是会变的。今天天色晴朗，明天又阴云密布。但我说的话却似天空的星辰，永不坠落。

    ……

    白昼与黑夜不能相遇。红种人（黄种人）对白种人从来就是敬而远之的，就像朝雾在旭日升起前就要消散一样。然而，你们的建议看来是公道的，我想我的人民会接受建议，退居到你们给他们的保留地。这样我们就能分处两地、和平共存，因为白人大酋长（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对我的人民所说的话，有如大自然从沉沉黑暗中发出的声音。

    我们在什么地方度过余年已无关紧要。我们的来日不多了。这原本比你们更强大、更有希望的民族，曾经人丁兴旺，受大神的庇护，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幸福的安居乐业。再过几个月，再过几个冬，这个民族再也不会有一个后裔留下在其墓前哀悼了。但我又何必为我民族的夭折哀叹呢？一个部落没落，另一个部落就会兴起，一个民族衰亡，另一个民族便会崛起，像大海的浪涛一样。这是自然的法则，悲叹又有何用。你们衰落的时间可能还很遥远，却必定到来。……

    我们会考虑你们的建议的，等我们作出决定，就会通知你们。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项建议，现在，在这里我就要提出一个保留条件：我们要求有权随时不受干扰的祭扫我们祖先、朋友和子孙的坟墓。

    这里每一寸土地对于我的人民都是神圣的。永逝岁月中的悲伤与欢乐，使得每一片山坡、每一个河谷、每一块平原、每一丛小树都如此神圣。……较之于你们，地上的尘土在我们脚下更柔软可亲，因为这上面浸满我们祖先的血液，我们赤裸的双足触及时是如此深情。……即便只是在这里短暂居住、嬉戏过的孩子也会热爱这暗淡的荒野，他们会在暮色来临之际，迎接那些幽暗朦胧的魂灵归来。

    当最后一个红种人死去，白人对这个部落的记忆已经成为神话之时，我部落的那些看不见的亡灵，仍将密密的聚集在这片土地上。当你们的子孙以为他们是独自在田野、仓库、商店、公路或寂静的无路可通的森林中时，也不会是四下无人。……夜深人静，你站在已成为你们的城市或村镇的街道上时，不要以为这里空无一人，这里将满是归来的故主，他们过去曾生活在这里，他们仍热爱着这美丽的土地。这土地永远不会只属白人。

    愿他能公正、善良的对待我的人民，因为逝者并没有失去力量。我说的是逝者吗？不，逝者并没有消亡，只不过到另一个世界了。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In Congress, July 4, 1776, 大陆会议（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

    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十三个州一致通过的宣言

    When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ents,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one people to dissolve the political bonds which have connected them with another, and to assume among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the separate and equal station to which 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 entitle them, a decent respect to the opinions of mankind requires that they should declare the causes which impel them to the separation.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接受自然法则和自然界的造物主的旨意赋予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such principles and organizing its powers in such form, as to them shall seem most likely to effect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Prudence, indeed, will dictate that Governments long established should not be changed for light and transient causes; and accordingly all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mankind are more disposed to suffer, while evils are sufferable, than to right themselves by abolishing the forms to which they are accustomed. But when a long train of abuses and usurpations, pursuing invariably the same Object, evinces a design to reduce them under absolute Despotism, it is their right, it is their duty, to throw off such Government, and to provide new Guards for their future security.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Such has been the patient sufferance of these Colonies; and such is now the necessity which constrains them to alter their former Systems of Government.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King of Great Britain is a history of repeated injuries and usurpations, all having in direct obj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bsolute Tyranny over these States. To prove this, let Facts be submitted to a candid world.

    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不得不改变政府制度的原因。大不列颠国在位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

    He has refused his Assent to Laws, the most wholesome and necessary for the public good.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He has forbidden his Governors to pass Laws of immediate and pressing importance, unless suspended in their operation till his Assent should be obtained; and when so suspended, he has utterly neglected to attend to them.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迫切而极为必要的法律，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暂不生效，等待他的同意；而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他对它们就完全置之不理。

    He has refused to pass other Laws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large districts of people, unless those people would relinquish the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Legislature, a right inestimable to them and formidable to tyrants only.

    他拒绝批准便利广大地区人民的其它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且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

    He has called together legislative bodies at places unusual, uncomfortable, and distant from the depository of their public Record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fatiguing them into compliance with his measures.

    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异乎寻常的、极为不便的、远离它们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旨。

    He has dissolved Representative Houses repeatedly, for opposing with manly firmness his invasions on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它们以无畏的坚毅态度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He has refused for a long time, after such dissolutions, to cause others to be elected; whereby the Legislative powers, incapable of Annihilation, have returned to the People at large for their exercise; the State remaining in the mean time exposed to all the dangers of invasion from without, and convulsions within.

    他在解散各州议会之后，又长期拒绝另选新议会；但立法权是无法取消的，因此这项权力仍由一般人民来行使。其实各州仍然处于危险的境地，既有外来侵略之患，又有发生内乱之忧。

    He has endeavored to prevent the population of these States; for that purpose obstructing the Laws of Naturalization of Foreigners; refusing to pass others to encourage their migrations hither, and raising the conditions of new Appropriations of Lands .

    他竭力抑制我们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它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He has obstruct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y refusing his Assent to Laws for establishing Judiciary powers.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藉以阻挠司法工作的推行。

    He has made Judges dependent on his Will alone, for the tenure of their offices, and the amount and payment of their salaries.

    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He has erected a multitude of New Offices, and sent hither swarms of Officers to harass our People, and eat out their substance.

    他建立新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物质。

    He has kept among us, in times of peace, Standing Armie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ur legislatures.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的立法机关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常备军。

    He has affected to render the Military independent of and superior to the Civil power.

    他力图使军队独立于民政之外，并凌驾于民政之上。

    He has combined with others to subject us to a jurisdiction foreign to our constitution, and unacknowledged by our laws; giving his Assent to their Acts of pretended Legislation:

    他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于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那些人炮制的各种伪法案来达到以下目的：

    For quartering large bodies of armed troops among us:

    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

    For protecting them, by a mock Trial, from Punishment for any Murders which they should commit on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States:

    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他们杀害我们各州居民而仍然逍遥法外；

    For cutting off our Trade with all parts of the world:

    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

    For imposing Taxes on us without our Consent:

    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For depriving us in many cases, of the benefits of Trial by Jury: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制的权益；

    For transporting us beyond Seas to be tried for pretended offences:

    罗织罪名押送我们到海外去受审；

    For abolishing the free System of English Laws in a neighboring Province, establishing therein an Arbitrary government, and enlarging its Boundaries so as to render it at once an example and fit instrument for introducing the same absolute rule into these Colonies:

    在一个邻省废除英国的自由法制，在那里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该省的疆界，企图把该省变成既是一个样板又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进而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极权统治；

    For taking away our Charters, abolishing our most valuable Laws, and altering fundamentally the forms of our Governments:

    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且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

    For suspending our own Legislatures, and declaring themselves invested with power to legislate for us in all cases whatsoever.

    中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He has abdicated Government here, by declaring us out of his Protection and waging War against us.

    他宣布我们已不属他保护之列，并对我们作战，从而放弃了在这里的政务。

    He has plundered our seas, ravaged our Coasts, burnt our towns, and destroyed the Lives of our people.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He is at this time transporting large armies of foreign mercenaries to complete the works of death, desolation and tyranny, already begun with circumstances of Cruelty & perfidy scarcely paralleled in the most barbarous ages, and totally unworthy the Head of a civilized nation.

    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老勾当，这种勾当早就开始，其残酷卑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都难以找到先例。他完全不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He has constrained our fellow Citizens taken Captive on the high Seas to bear Arms against their Country, to become the executioners of their friends and Brethren, or to fall themselves by their Hands.

    他在公海上俘虏我们的同胞，强迫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成为残杀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刽子手，或是死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手下。

    He has excited domestic insurrections amongst us, and has endeavored to bring on the inhabitants of our frontiers, the merciless Indian Savages, whose known rule of warfare, is an undistinguished destruction of all ages, sexes and conditions.

    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律令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

    In every stage of these Oppressions We have Petitioned for Redress in the most humble terms: Our repeated Petitions have been answered only by repeated injury. A Prince, whose character is thus marked by every act which may define a Tyrant, is unfit to be the ruler of a free people.

    在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中，我们都是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愿改善；但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复是屡次遭受损害。一个君主，当他的品格已打上了暴君行为的烙印时，是不配作自由人民的统治者的。

    Nor have We been wanting in attention to our British brethren. We have warned them from time to time of attempts by their legislature to extend an unwarrantable jurisdiction over us. We have reminded them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our e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here. We have appealed to their native justice and magnanimity, and we have conjured them by the ties of our common kindred to disavow these usurpation, which would inevitably interrupt our conn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They too have been deaf to the voice of justice and of consanguinity. We must, therefore, acquiesce in the necessity, which denounces our Separation, and hold them, as we hold the rest of mankind, Enemies in War, in Peace Friends.

    我们不是没有注意我们英国的弟兄。我们时常提醒他们，他们的立法机关企图把无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曾把我们移民出这里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形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雅量呼吁，我们恳求他们念在同种同宗的份上，弃绝这些掠夺行为，以免影响彼此的关系和往来。但是他们却对于这种正义和血缘的呼声一直充耳不闻。因此，我们实在不得不宣布和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战即为敌；和则为友。

    We, therefo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General Congress, Assembled, appealing to the Supreme Judge of the world for the rectitude of our intentions, do, in the Name, and by Authority of the good People of these Colonies, solemnly publish and declare, That these United Colonies are, and of Right ought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at they are Absolved from all Allegiance to the British Crown, and that all poli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State of Great Britain, is and ought to be totally dissolved; and that as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ey have full Power to levy War, conclude Peace, contract Alliances, establish Commerce, and to do all other Acts and Things which Independent States may of right do. And for the support of this Declaration, with a firm relia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Divine Providence, we mutually pledge to each other our Lives, our Fortunes and our sacred Honor.

    因此，我们，在大陆会议上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是而且有权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独立国家有权去做的一切行动。为了支持这篇宣言，我们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

    JOHN HANCOCK, President

    约翰·汉考克，主席

    Attested, CHARLES THOMSON, Secretary

    鉴定无误，查尔斯·汤姆森，秘书

    New Hampshire: JOSIAH BARTLETT, WILLIAM WHIPPLE, MATTHEW THORNTON

    新罕布什尔州：乔赛亚·巴特利特、威廉·惠普尔、马修·桑顿

    Massachusetts-Bay: SAMUEL ADAMS, JOHN ADAMS, ROBERT TREAT PAINE, ELBRIDGE GERRY

    马萨诸塞州：塞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罗伯特·特里特·佩因、埃尔布里奇·格里

    Rhode Island: STEPHEN HOPKINS, WILLIAM ELLERY

    罗得岛州：斯蒂芬·霍普金斯、威廉·埃勒里

    Connecticut: ROGER SHERMAN, SAMUEL HUNTINGTON, WILLIAM WILLIAMS, OLIVER WOLCOTT

    康涅狄格州：罗杰·谢尔曼、塞缪尔·亨廷顿、威廉·威廉姆斯、奥利弗·沃尔科特

    Georgia: BUTTON GWINNETT, LYMAN HALL, GEO. WALTON

    佐治亚州：巴顿·格威内特、莱曼·霍尔、乔治·沃尔顿

    Maryland: SAMUEL CHASE, WILLIAM PACA, THOMAS STONE, CHARLES CARROLL OF CARROLLTON

    马里兰州：塞缪尔·蔡斯、威廉·帕卡、托马斯·斯通、卡罗顿的查尔斯·卡罗尔

    Virginia: GEORGE WYTHE, RICHARD HENRY LEE, THOMAS JEFFERSON, BENJAMIN HARRISON, THOMAS NELSON, JR., FRANCIS LIGHTFOOT LEE, CARTER BRAXTON.

    弗吉尼亚州：乔治·威思、理查德·亨利·李、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哈里森、小托马斯·尼尔森、弗朗西斯·莱特富特·李、卡特·布拉克斯顿

    New York: WILLIAM FLOYD, PHILIP LIVINGSTON, FRANCIS LEWIS, LEWIS MORRIS

    纽约州：威廉·弗洛伊德、菲利普·利文斯顿、弗朗西斯·刘易斯、刘易斯·莫里斯

    Pennsylvania: ROBERT MORRIS, BENJAMIN RUSH, BENJAMIN FRANKLIN, JOHN MORTON, GEORGE CLYMER, JAMES SMITH, GEORGE TAYLOR, JAMES WILSON, GEORGE ROSS

    宾夕法尼亚州：罗伯特·莫里斯、本杰明·拉什、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莫顿、乔治·克莱默、詹姆斯·史密斯、乔治·泰勒、詹姆斯·威尔逊、乔治·罗斯

    Delaware: GEORGE READ, THOMAS MCKEAN, CAESAR RODNEY

    特拉华州：乔治·里德、托马斯·麦肯、凯撒·罗德尼

    North Carolina: WILLIAM HOOPER, JOSEPH HEWES, JOHN PENN

    北卡罗来纳州：威廉·霍珀、约瑟夫·休斯、约翰·潘

    South Carolina: EDWARD RUTLEDGE, THOMAS HEYWARD, JR., THOMAS LYNCH, JR., ARTHUR MIDDLETON

    南卡罗来纳州：爱德华·拉特利奇、小托马斯·海沃德、小托马斯·林奇、亚瑟·米德尔顿

    New Jersey: RICHARD STOCKTON, JOHN WITHERSPOON, FRANCIS HOPKINSON, JOHN HART, ABRAHAM CLARK

    新泽西州：理查德·斯托克顿、约翰·威瑟斯庞、弗朗西斯·霍普金森、约翰·哈特、亚伯拉罕·克拉克

    亚伯拉罕·林肯

    Gettysburg Address

    葛底斯堡演说

    Delivered on the 19th Day of November, 1863 Cemetery Hill, Gettysburg, Pennsylvania  1863年11月19日，美国，宾夕法尼亚，葛底斯堡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它受孕于自由的理念，并献身于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

    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 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 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so dedicated, can long endure. 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field of that war. 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nation might live. 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如今我们正在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我们或任何一个受孕于自由并献身于上述理想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生存下去。现在，我们聚集在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的战场上，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土地的一部分奉献给那些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烈士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是非常恰当的。

    But, in a larger sense, we can not dedicate — we can not consecrate — we can not hallow — this ground. The brave men, living and dead, who struggled here, have consecrated it, far above our poor power to add or detract. 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 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 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不是我们奉献、圣化或神化了这块土地，而是那些活着的或者已经死去的、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英雄们使得这块土地成为神圣之土，其神圣远非我们的渺小之力可增减。世人不会注意，也不会记住我们在这里说过什么，但是他们永远无法忘记那些英雄们的行为。这更要求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去继续那些英雄们所为之战斗的未尽事业。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保佑下得到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马丁·路德·金：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

    I am happy to join with you today in what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greatest demonstration for freedom in the history of our nation.

    Five score years ago, a great American, in whose symbolic shadow we stand today, signe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This momentous decree came as a great beacon light of hope to millions of Negro slaves who had been seared in the flames of withering injustice. It came as a joyous daybreak to end the long night of bad captivity.

    一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之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长之夜。

    But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still is not free.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life of the Negro is still sadly crippled by the manacles of segregation and the chains of discrimination.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lives on a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is still languished in the corner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finds himself an exile in his own land. And so we’ve come here today to dramatize a shameful condition.

    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之于众。

    In a sense we’ve come to our nation’s capital to cash a check. When the architects of our republic wrote the magnificent word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y were signing a promissory note to which every American was to fall heir. This note was a promise that all men, yes, black men as well as white men, would be guaranteed the “unalienable Rights” of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t is obvious today that America has defaulted on this promissory note, insofar as her citizens of color are concerned. Instead of honoring this sacred obligation, America has given the Negro people a bad check, a check which has come back marked “insufficient funds.”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时，曾以气壮山河的词句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不可剥夺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But we refuse to believe that the bank of justice is bankrupt. We refuse to believe that there are insufficient funds in the great vaults of opportunity of this nation. And so, we’ve come to cash this check, a check that will give us upon demand the riches of freedom and the security of justice.

    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上“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We have also come to this hallowed spot to remind America of the fierce urgency of Now. This is no time to engage in the luxury of cooling off or to take the tranquilizing drug of gradualism. Now is the time to make real the promises of democracy. Now is the time to rise from the dark and desolate valley of segregation to the sunlit path of racial justice. Now is the time to lift our nation from the quicksands of racial injustice to the solid rock of brotherhood. Now is the time to make justice a reality for all of God’s children.

    我们来到这个圣地也是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是非常急迫的时刻。现在决非侈谈冷静下来或服用渐进主义的镇静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的诺言的时候。现在是从种族隔离的荒凉阴暗的深谷攀登种族平等的光明大道的时候，现在是向上帝所有的儿女开放机会之门的时候。

    It would be fatal for the nation to overlook the urgency of the moment. This sweltering summer of the Negro’s legitimate discontent will not pass until there is an invigorating autumn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Nineteen sixty-three is not an end, but a beginning. And those who hope that the Negro needed to blow off steam and will now be content will have a rude awakening if the nation returns to business as usual. And there will be neither rest nor tranquility in America until the Negro is granted his citizenship rights. The whirlwinds of revolt will continue to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our nation until the bright day of justice emerges.

    如果美国忽视时间的迫切性和低估黑人的决心，那么，这对美国来说，将是致命伤。自由和平等的爽朗秋天如不到来，黑人义愤填膺的酷暑就不会过去。1963年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有人希望，黑人只要撒撒气就会满足；如果国家安之若素，毫无反应，这些人必会大失所望的。黑人得不到公民的权利，美国就不可能有安宁或平静；正义的光明的一天不到来，叛乱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

    Bu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 must say to my people, who stand on the warm threshold which leads into the palace of justice: In the process of gaining our rightful place, we must not be guilty of wrongful deeds. Let us not seek to satisfy our thirst for freedom by drinking from the cup of bitterness and hatred. We must forever conduct our struggle on the high plane of dignity and discipline. We must not allow our creative protest to degenerate into physical violence. Again and again, we must rise to the majestic heights of meeting physical force with soul force.

    但是对于等候在正义之宫门口的心急如焚的人们，有些话我是必须说的。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The marvelous new militancy which has engulfed the Negro community must not lead us to a distrust of all white people, for many of our white brothers, as evidenced by their presence here today,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ir destiny is tied up with our destiny. And they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ir freedom is inextricably bound to our freedom.

    现在黑人社会充满着了不起的新的战斗精神，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不信任所有的白人。因为我们的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他们今天参加游行集会就是明证；他们的自由与我们的自由是息息相关的。

    We cannot walk alone.

    我们不能单独行动。

    And as we walk, we must make the pledge that we shall always march ahead.

    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向前进。

    We cannot turn back.

    我们不能倒退。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asking the devotees of civil rights, “When will you be satisfied?”

    现在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满足？”

    W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the Negro is the victim of the unspeakable horrors of police brutality.

    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难以形容的野蛮迫害，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W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our bodies, heavy with the fatigue of travel, cannot gain lodging in the motels of the highways and the hotels of the cities.

    只要我们在外奔波而疲乏的身躯不能在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和城里的旅馆找到住宿之所，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We cannot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the Negro’s basic mobility is from a smaller ghetto to a larger one. W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our children are stripped of their self-hood and robbed of their dignity by signs stating “for whites only.”

    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是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小贫民区转移到大贫民区，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We cannot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a Negro in Mississippi cannot vote and a Negro in New York believes he has nothing for which to vote.

    只要密西西比仍然有一个黑人不能参加选举，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认为他投票无济于事，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No, no, we are not satisfied, and we will not be satisfied until “justice rolls down like waters,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 mighty stream.”

    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

    I am not unmindful that some of you have come here out of great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Some of you have come fresh from narrow jail cells. And some of you have come from areas where your quest — quest for freedom left you battered by the storms of persecution and staggered by the winds of police brutality. You have been the veterans of creative suffering.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faith that unearned suffering is redemptive. Go back to Mississippi, go back to Alabama, go back to South Carolina, go back to Georgia, go back to Louisiana, go back to the slums and ghettos of our northern cities, knowing that somehow this situation can and will be changed.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参加今天集会的人中，有些受尽苦难和折磨；有些刚刚走出窄小的牢房，有些由于寻求自由，曾在居住地惨遭疯狂迫害的打击，并在警察暴行的旋风中摇摇欲坠。你们是人为痛苦的长期受难者。坚持下去吧，要坚决相信，忍受不应得的痛苦是一种赎罪。让我们回到密西西比去，回到阿拉巴马去，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回到佐治亚去，回到路易斯安那去，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去，要心中有数，这种状况是能够也必将改变的。我们不要陷入绝望而不可自拔。

    Let us not wallow in the valley of despair, I say to you today, my friends. And so even though we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I still have a dream. It is a dream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

    朋友们，今天我对你们说，在现在和未来，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s and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it down together at the table of brotherhood.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n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 state 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injustice, 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oppression,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an oasis of freedom and justice.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I have a dream today!

    今日，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down in Alabama, with its vicious racists, with its governor having his lips dripping with the words of “interposition” and “nullification” — one day right there in Alabama little black boys and black girls 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with little white boys and white girls as sisters and brothers.

    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

    I have a dream today!

    今日，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an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vealed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it together.”

    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

    This is our hope, and this is the faith that I go back to the South with.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怀着这种信念回到南方。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hew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transform the jangling discords of our nation into a beautiful symphony of brotherhood.

    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从绝望之嶙劈出一块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把这个国家刺耳争吵的声，改变成为一支洋溢手足之情的优美交响曲。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to pray together, to struggle together, to go to jail together, to stand up for freedom together, knowing that we will be free one day.

    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会自由的。

    And this will be the day — this will be the day when all of God’s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sing with new meaning: My country ’tis of thee, sweet land of liberty, of thee I sing.Land where my fathers died, land of the Pilgrim’s pride,From every mountainside, let freedom ring!

    在自由到来的那一天，上帝的所有儿女们将以新的含义高唱这支歌：“我的祖国，美丽的自由之乡，我为您歌唱。您是父辈逝去的地方，您是最初移民的骄傲，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个山冈。”

    And if America is to be a great nation, this must become true.

    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梦想必须实现。

    And so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prodigious hilltops of New Hampshire.

    让自由之声从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峰巅响起来！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mighty mountains of New York.

    让自由之声从纽约州的崇山峻岭响起来！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heightening Alleghenies of Pennsylvania.

    让自由之声从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山的顶峰响起来！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snow-capped Rockies of Colorado.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curvaceous slopes of California.

    But not only that:

    Let freedom ring from Stone Mountain of Georgia.

    Let freedom ring from Lookout Mountain of Tennessee.

    Let freedom ring from every hill and molehill of Mississippi.

    From every mountainside, let freedom ring.

    And when this happens, when we allow freedom ring, when we let it ring from every village and every hamlet, from every state and every city, we will be able to speed up that day when all of God’s children, black men and white men, Jews and Gentiles, Protestants and Catholics, 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and sing in the words of the old Negro spiritual:

    Free at last! Free at last!

    Thank God Almighty, we are free at last!

  • 泽连斯基的演说

    This is a terror that has not seen for 80 years

    2022年3月16日，乌克兰总统Volodymyr Zelensky在美国国会发表视频演讲，演讲约18分钟。

    非常感谢。议长女士（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国会议员，女士们、先生们，美国人们，朋友们，我自豪地在乌克兰、在我们的首都基辅向你们问好，这座城市每天都在遭受俄罗斯军队的导弹和空袭。但它没有放弃，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过这一点。
    Thank you very much. Madam Speaker, members of the Congress, ladies and gentlemen, Americans, friends, I’m proud to greet you from Ukraine, from our capital city of Kyiv, a city that is under missile and airstrikes from Russian troops every day. But it doesn’t give up, and we have not even thought about it for a second.

    就像我们美丽国家的许多其他城市和社区一样，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战争。我很荣幸代表乌克兰人民向你们致意，他们是勇敢的、热爱自由的人民，八年来一直在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他们为阻止俄罗斯的全面入侵派出了最棒的儿女。

    Just like many other c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our beautiful country which found themselves in the worst war since World War II. I have the honor to greet you on behalf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brave and freedom-loving people who for eight years have been resisting the Russian aggression. Those who give their best sons and daughters to stop this full-scale Russian invasion.

    现在，我们国家的命运正在被决定。我们人民的命运，乌克兰人是否会获得自由，他们是否能够维护他们的民主。俄罗斯不仅攻击了我们、攻击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城市；它还对我们的价值观——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进行了残酷的攻击。它用坦克和飞机反对我们的自由，反对我们在自己国家自由生活、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反对我们对幸福的渴望，反对我们的民族梦想，就像你们美国人、像在美国的其他任何人拥有的梦想一样。

    Right now the destiny of our country is being decided. The destiny of our people, whether Ukrainians will be free, whether they will be able to preserve their democracy. Russia has attacked not just us, not just our land, not just our cities; it went on a brutal offensive against our values, basic human values. It threw tanks and planes against our freedom, against our right to live freely in our own country choosing our own future. Against our desire for happiness, against our national dreams, just like the same dreams you have, you Americans. Just like anyone else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记得你们在拉什莫尔山的国家纪念碑，那些杰出总统的面庞，那些为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奠定了基础，为民主、独立、自由和关怀每个勤奋工作、诚实生活、尊重法律的人奠定基础的总统。我们乌克兰人也希望我们的人民拥有这些。所有这些都是你们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

    I remember your national memorial in [Mount] Rushmore, the faces of your prominent presidents, those who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it is today — democracy, independence, freedom and care for everyone, for every person, for everyone who works diligently, who lives honestly, who respects the law. We in Ukraine want the same for our people. All that is a normal part of your own life.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美国人们，在你们的伟大历史中，有几页可以让你们理解乌克兰人。现在，就是我们需要你们理解的时候。

    Ladies and gentlemen, friends, Americans, in your great history, you have pages that would allow you to understand Ukrainians, understand us now when you need it right now. When we need you right now.

    记得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7日那个可怕的早晨，你们的天空被飞机的袭击染成一片漆黑。请记住它。记得9月11日，2001年可怕的一天，恐怖分子企图把你们的城市、独立的领土变成战场。当无辜的人遭受空袭时，就像没人能预料到的那样，你们无法阻止它。

    Remember Pearl Harbor. Terrible morning of December 7, 1941, when your sky was black from the planes attacking you. Just remember it. Remember September 11th, a terrible day in 2001 when evil tried to turn your cities, independent territories in battlefields. When innocent people were attacked from air. Just like nobody else expected it, you could not stop it.

    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此时此刻，三个星期以来的每个夜晚，乌克兰的各个城市……俄罗斯已经把乌克兰的天空变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之源。俄罗斯军队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近一千枚导弹，无数的炸弹，他们使用无人机来精确地杀死我们。这是欧洲80年来从未见过的恐怖，我们要求全世界对这种恐怖做出回应。

    Our country experienced the same every day. Right now, at this moment, every night for three weeks now, various Ukrainian cities……Russia has turned the Ukrainian sky into a source of death for thousands of people. Russian troops have already fired nearly 1,000 missiles at Ukraine, countless bombs, they use drones to kill us with precision. This is a terror that Europe has not seen, has not seen for 80 years and we are asking for a reply, for an answer to this terror from the whole world.

    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以拯救民众，这个要求是否过高？这个要求是否太过分？建立人道主义禁飞区将使俄罗斯将无法恐吓我们的自由城市。

    Is this a lot to ask for, to create a no-fly zone over Ukraine to save people? Is this too much to ask? Humanitary, no-fly zone, something that Russia will not be able to terrorize our free cities.

    如果这要求太过分的话，我们提供一个替代方案。你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防御系统，S-300以及其他类似的系统。你们知道在战场的胜败有多取决于使用飞机的能力，强大的、有力的航空能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自由和土地，能够帮助乌克兰，帮助欧洲。你们知道有这样的飞机，你们也拥有这样的飞机，但它们在地面上，不在乌克兰的天空，它们没有保卫我们的人民。

    If this is too much to ask, we offer an alternative. You know, what kind of defense systems we need, S-300 and other similar systems. You know, how much depends on the battlefield, on the ability to use aircrafts, powerful, strong aviation to protect our people, our freedom, our land. Aircraft that can help Ukraine, help Europe. And you know that they exist, and you have them, but they are on earth, not in the Ukrainian sky. They do not defend our people.

    “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今天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可以说，“我有一个需要”。我需要保护我们的领空。我需要你们的决定，你们的帮助，这句话和你们听到”我有一个梦想”时的感受是一样的。

    I have a dream, these words are known to each of you today. I can say, I have a need. I need to protect our sky. I need your decision, your help, which means exactly the same, the same you feel when you hear the words, “I have a dream.”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乌克兰感谢美国的大力支持，感谢贵国政府和人民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为我们提供武器弹药，提供培训，提供资金，你们在自由世界发挥的领导作用，帮助我们在经济上向侵略者施压。

    Ladies and gentlemen, friends, Ukraine is grateful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overwhelming support for everything that your government and your people have done for us, for weapons and ammunition, for training, for finances, for leadership in the free world, which helps us to pressure the aggressor economically.

    我感谢拜登总统的亲自参与，感谢他对保卫乌克兰和全世界民主的真诚承诺。我感谢你的决议，承认所有对乌克兰、对乌克兰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是战犯。然而现在，确实是我国和整个欧洲最黑暗的时候，我呼吁你们做得更多，每周都出台新的一揽子制裁措施，直到俄罗斯的军事机器停止。

    I’m grateful to President Biden for his personal involvement, for his sincere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Ukraine and democracy all over the world. I am grateful to you for the resolution which recognizes all those who commit crimes against Ukraine, against the Ukrainian people as war criminals. However, now, it is true in the darkest time for our country, for the whole Europe, I call on you to do more. New packages of sanctions are needed, constantly, every week until the Russian military machine stops.

    需要对这个不公正的政权所基于的个人进行限制。我们建议美国制裁俄罗斯联邦的所有政治家，从国家杜马成员到最后一个缺乏勇气去打破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官员。他们仍然坐在办公室里，不与那些对侵略乌克兰负有责任的人断绝联系。所有美国公司必须离开俄罗斯市场，立即离开，因为那里充斥着我们的血液。

    Restrictions are needed for everyone on whom this unjust regime is based. We propo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anction all politicia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ho remain in their offices and do not cut ties with thos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From State Duma members to the last official who has lack of morale to break the state terror. All Americans company must leave Russia from their market, leave their market immediately because it is flooded with our blood.

    女士们，先生们，国会议员们，请带头行动起来，如果你们所在的地区有资助俄罗斯军事机器的公司，你们应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我要求确保俄罗斯人不会得到一分钱用来摧毁乌克兰人民，摧毁我们的国家，摧毁欧洲。所有美国港口都应该对俄罗斯货物关闭。和平比收入更重要，我们必须在全世界捍卫这一原则。

    Ladies and gentlemen, members of Congress, please take the lead. If you have companies in your districts who finance the Russian military machine leaving business in Russia, you should put pressure. I am ask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 Russians do not receive a single penny that they use to destroy people in Ukraine. The de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 All American ports should be closed for Russian goods. Pea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ncome and we have to defend this principle in the whole world.

    我们已经成为反战联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联合了几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反战联盟。这些国家在原则上对普京总统入侵我国的决定作出了反应。但我们需要继续推进，做得更多。我们需要创造新的工具，以迅速对这场始于2月24日的战争作出反应，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如果它在一天内结束，在24小时内结束，那将是公平的，邪恶将立即受到惩罚。但如今的世界没有这样的工具。过去的战争促使我们的先辈们建立了保护我们免受战争伤害的机构，但不幸的是，这些机构并没有发挥作用。我们看到了，你们也看到了。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机构，新的联盟，而我们提供这些。

    We already became part of the anti-war coalition, a big anti-war coalition that unites many countries, dozens of countries, those who reacted in principle to President Putin’s decision to invade our country, but we need to move on and do more. We need to create new tools to respond quickly and stop the war, the full-scal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which began on February 24th. And it would be fair if it ended in a day, that in 24 hours, that evil would be punished immediately. Today the world does not have such tools. The war of the past have prompted our predecessors to create institutions that should protect us from war, but they unfortunately don’t work. We see it, you see it, so we need new ones, new institutions, new alliances and we offer them.

    我们提议创建一个为和平而联合起来的24国（U-24）联盟，一个由负责任的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些国家有力量和意识来立即停止冲突，在24小时内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如果有必要，甚至提供武器、制裁、人道主义支持、政治支持、财政支持，所有需要的一切来维持和平，迅速拯救世界，拯救生命。

    We propose to create an association U-24 united for peace, a union of responsible countries that have the strength and consciousness to stop conflicts immediately, provide all the necessary assistance in 24 hours, if necessary, even weapons if necessary, sanctions, humanitarian support, political support, finance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eep the peace and quickly save the world, save lives.

    此外，这样的联盟还将向那些遭受自然灾害、人为灾难、成为人道主义危机或流行病受害者的人提供援助。你们记得吗，对世界来说，做最简单的事情是多么困难——只是提供针对新冠的疫苗以拯救生命，防止新的菌株，世界就花了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时间。我们需要更迅速地采取行动，以确保没有人员损失，没有受害者。

    In addition, such associations such a union could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ose who are experiencing natural disasters, man-made disasters who fell victim to humanitarian crisis or epidemics. Remember how difficult it was for the world to do the simplest thing just to give vaccines, vaccines against COVID to save lives to prevent new strains. The world spent months, years, doing things like that much faster to make sure there are no human losses, no victims.

    女士们，先生们，美国人们，如果今天有这样的联盟，也就是U-24，我们将能够拯救我国数以万计的生命，拯救世界上许多国家那些需要和平、遭受非人道破坏的人的生命。

    Ladies and gentlemen, Americans, if such alliance would exist today, that is U-24, we would be able to save thousands of lives in our country. In many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ose who need peace, those who suffer inhumane destruction.

    我请你们看一段关于俄罗斯军队在我们国家、我们的土地上所做事情的视频。我们必须阻止它，我们必须阻止每一个试图征服其他国家的侵略者。请观看视频。

    I ask you to watch one video, video of what the Russian troops did in our country, in our land. We have to stop it. We must prevent it, preventably destroy every single aggressor who seeks to subjugate other nations. Please watch the video.

    最后，总结一下，今天，仅仅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不够的，还要成为世界的领导人。成为世界的领导人意味着要成为和平的领导人。你的国家的和平不再只取决于你和你的人民，还取决于你身边的国家和那些强国。强并不意味着“大”，而是指勇敢并准备好为本国公民和世界公民的生命而战，为自由，为人权，为体面地生活的权利而战，为可以在大限到来时赴死而非邻国想要你死的时候死去而战。

    [IN ENGLISH] And in the end, to sum it up today, today, it’s not enough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nation they tak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Being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means to be the leader of peace. Peace in your country doesn’t depend any more only on you and your people. It depends on those next to you and those who are strong. Strong doesn’t mean big. Strong is brave and ready to fight for the life of his citizens and citizens of the world. Of human rights for freedom, for the right to live decently and to die when your time comes and not when it is wanted by someone else, by your neighbor.

    今天，乌克兰人民不仅在捍卫家园，也在为欧洲和世界的价值观而战，以未来的名义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人民不仅在帮助乌克兰，更是在帮助欧洲和世界，以保持地球的活力，让历史保持正义。如今，我快45岁了。今天，我的生命在一百多个孩子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也一同停止了。

    [IN ENGLISH] Today, the Ukrainian people are defending not only Ukraine, we are fighting for the values of Europe and the world, sacrificing our own lives in the name of the future. That’s why today,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helping not just Ukraine, but Europe and the world to keep the planet alive, to keep justice in history. Now I’m almost 45 years old. Today, my age stopped when the hearts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children stopped beating.

    我认为如果不能阻止死亡，生命就毫无意义。这是我作为伟大的乌克兰人民的领导人的主要使命。作为我国的领导人，我想对拜登总统说，你也是国家领导人，是你们伟大国家的领导人。我希望你能成为世界的领导人，这意味着成为和平的领导人。

    I see no sense in life if it cannot stop the deaths. And this is my main mission as the leader of my people, great Ukrainians. And as the leader of my nation, I’m addressing the President Biden. You are the leader of the nation, of your great nation. I wish you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Being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means to be the leader of peace.

    Thank you.

    [IN UKRAINIAN] Glory to Ukraine.

    来源：CNN 编译：Schnappi

    你们的钱不是慈善，是对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投资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21日晚，到访美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非常感谢你们，非常感谢，谢谢你们，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伟大的人民，再次感谢各位。

    亲爱的美国人民，所有的州、城市和社区，所有珍视自由和正义的人们，像我们乌克兰每个城市和家庭里一样，珍惜自由和正义的人们。我希望，这些尊重和感激之词，能在每个美国人心中产生共鸣。副总统女士，我感谢你帮助乌克兰的努力，议长女士，您在全面战争期间勇敢地访问了乌克兰，非常感谢你，荣幸之致，谢谢你。

    来到这里，我有幸与你们—亲爱的国会议员们，你们中间有访问过基辅的两党代表，我相信，更多尊敬的两党众议员和参议员们将来会访问乌克兰，亲爱的国外乌克兰人的代表们，他们也在这个会议厅里，并遍布全美各地，还有亲爱的记者们，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美国国会，向你们和所有美国人讲话。在困难和悲观之下，乌克兰没有倒下，仍然生机勃勃。这要感谢你们。这让我有充分的理由，与你们分享我们第一个联合取得的胜利，我们在思想的世界战场上打败了俄罗斯。乌克兰没有被吓倒，世界上的任何人也不应该被吓倒，乌克兰人赢得了这场胜利，这给了我们勇气，同时激励着整个世界。

    现在战斗仍在继续，这场战斗不只是关乎领土，为了欧洲的这个或另一个某一个地方，这场战斗也不只是关乎乌克兰人，它将决定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还有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这将决定乌克兰人民的民主，这场战斗不能暂停或推迟，不能被忽视。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美国人，在来到华盛顿特区之前的一天，我在巴哈姆特前线。这是我们位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据点。俄罗斯军队和雇佣兵自5月以来一直在不停的试图占领巴赫穆特，日以继夜地想要夺取它，但巴赫穆特仍在乌克兰手中。去年有7万人住在巴赫穆特，住在这个城市里，现在只有少数平民。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泡在血泊中，每小时都有轰鸣的炮声。在激烈的战斗中，顿巴斯的战壕经常每天易手数次，甚至徒手肉搏，但乌克兰的顿巴斯屹立不倒。俄罗斯人在弹药方面有优势，导弹和飞机比我们多得多，这是事实，但我们的国防军屹立不倒，而且足以让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们有了大炮，是的，谢谢你们，我们终于有了。这够吗？说实话，并不尽然。巴赫穆特的战斗不应该只是为了挡住俄军前进，而应该是为了让俄军彻底离开，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大炮和炮弹。真能如此，就像萨拉托加战役一样，对巴赫穆特的争夺，将改变我们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战争进程，你们的爱国者导弹能全力以赴地捍卫我们的自由。当大炮无法轰击我们的城市时，俄罗斯就试图用导弹攻击来摧毁这些城市，乌克兰从未要求美国士兵代替我们在我们的土地上作战。我向你们保证，乌克兰士兵完全可以自己操作美制的坦克和飞机。

    财政援助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已经为我们提供的一揽子财政计划，以及你们愿意提供的其他援助。请相信，你们的钱不是慈善，是对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投资，你们可以加速我们的胜利，我深知这一点。

    我很高兴地说，拜登总统今天表态支持我们的和平倡议。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提供帮助，两院和两党的领导们，谢谢你们，真的，你们有能力帮助我们。

    女士们，先生们，美国人，两天后乌克兰也将庆祝圣诞节。也许只是烛光，并非为了浪漫。不是的，而是因为没有电。数百万人将既没有暖气，也没有自来水，但我相信，我们乌克兰人，也将带着尊严和成功，经历我们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战争，我们会庆祝圣诞节。即使没有电，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之光也不会被扑灭，乌克兰人仍然会坐在节日的餐桌前，互相鼓励，我们不需要，也没有必要知道每个人的愿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人，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愿望：胜利，只有胜利，现在，在这个特殊的圣诞节期间，我想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所有人。

    我感谢每一个美国家庭，因为他们珍惜自己家的温暖，并希望其他人也能得到同样的温暖。我感谢拜登总统和参众两院两党，感谢你们的宝贵援助。我感谢你们的城市和你们的公民，一年来他们支持了乌克兰，接待我们的人民，挥舞我们的旗帜，采取行动帮助我们。感谢你们所有人，这些感谢也来自每一个在前线的人，来自每一个等待胜利的人。

    昨天我在巴赫穆特的时候，我们的英雄们给了我一面旗帜，一面战旗，一面代表正在以生命为代价，捍卫乌克兰的旗帜，他们要求我把这面旗帜带给你们，带给美国国会，带给众议员和参议员们，女士们，先生们，让这面旗帜留在你们身边，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胜利的象征，我们昂首，我们战斗，我们会赢，因为我们团结。

    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取得胜利。

    荣耀归于乌克兰。

  • ARISTOTLE：POETICS

    A TRANSLATION BY S. H. BUTCHER

    [Transcriber’s Annotations and Conventions: the translator left intact some Greek words to illustrate a specific point of the original

    discourse. In this transcription, in order to retain the accuracy of this text, those words are rendered by spelling out each Greek letter

    individually, such as {alpha beta gamma delta …}. The reader can distinguish these words by the enclosing braces {}. Where multiple words

    occur together, they are separated by the “/” symbol for clarity. Readers who do not speak or read the Greek language will usually neither gain nor

    lose understanding by skipping over these passages. Those who understand Greek, however, may gain a deeper insight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distinctions expressed by Aristotle.]

    Analysis of Contents

    I ‘Imitation’ the common principle of the Arts of Poetry.

    II The Objects of Imitation.

    III The Manner of Imitation.

    IV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oetry.

    V Definition of the Ludicrous, and a brief sketch of the rise of Comedy.

    VI Definition of Tragedy.

    VII The Plot must be a Whole.

    VIII The Plot must be a Unity.

    IX (Plot continued.) Dramatic Unity.

    X (Plot continued.) Definitions of Simple and Complex Plots.

    XI (Plot continued.)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Recognition, and

    Tragic or disastrous Incident defined and explained.

    XII The ‘quantitative parts’ of Tragedy defined.

    XIII (Plot continued.) What constitutes Tragic Action.

    XIV (Plot continued.) The tragic emotions of pity and fear should spring out of the Plot itself.

    XV The element of Character in Tragedy.

    XVI (Plot continued.) Recognition: its various kinds, with examples.

    XVII Practical rules for the Tragic Poet.

    XVIII Further rules for the Tragic Poet.

    XIX Thought, or the Intellectual element, and Diction in Tragedy.

    XX Diction, or Language in general.

    XXI Poetic Diction.

    XXII (Poetic Diction continued.) How Poetry combines elevation of language with perspicuity.

    XXIII Epic Poetry.

    XXIV (Epic Poetry continued.) Further points of agreement with Tragedy.

    XXV Critical Objections brought against Poetry, and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they are to be answered.

    XXVI A general estimate of the comparative worth of Epic Poetry and Tragedy.

    I

    I propose to treat of Poetry in itself and of its various kinds, noting

    the essential quality of each; to inquire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plot

    as requisite to a good poem; into the number and nature of the parts of

    which a poem is composed; and similarly into whatever else falls within

    the same inquiry. Following, then, the order of nature, let us begin with

    the principles which come first.

    Epic poetry and Tragedy, Comedy also and Dithyrambic: poetry, and the

    music of the flute and of the lyre in most of their forms, are all in

    their general conception modes of imitation. They differ, however, from

    one: another in three respects,—the medium, the objects, the manner or

    mode of imitation, being in each case distinct.

    For as there are persons who, by conscious art or mere habit, imitate and

    represent various objects through the medium of colour and form, or again

    by the voice; so in the arts above mentioned, taken as a whole, the

    imitation is produced by rhythm, language, or ‘harmony,’ either singly or

    combined.

    Thus in the music of the flute and of the lyre, ‘harmony’ and rhythm

    alone are employed; also in other arts, such as that of the shepherd’s

    pipe, which are essentially similar to these. In dancing, rhythm alone is

    used without ‘harmony’; for even dancing imitates character, emotion, and

    action, by rhythmical movement.

    There is another art which imitates by means of language alone, and that

    either in prose or verse—which, verse, again, may either combine

    different metres or consist of but one kind—but this has hitherto been

    without a name. For there is no common term we could apply to the mimes

    of Sophron and Xenarchus and the Socratic dialogue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to poetic imitations in iambic, elegiac, or any similar

    metre. People do, indeed, add the word ‘maker’ or ‘poet’ to the name of

    the metre, and speak of elegiac poets, or epic (that is, hexameter)

    poets, as if it were not the imitation that makes the poet, but the verse

    that entitles them all indiscriminately to the name. Even when a treatise

    on medicine or natural science is brought out in verse, the name of poet

    is by custom given to the author; and yet Homer and Empedocles have

    nothing in common but the metre, so that it would be right to call the

    one poet, the other physicist rather than poet. On the same principle,

    even if a writer in his poetic imitation were to combine all metres, as

    Chaeremon did in his Centaur, which is a medley composed of metres of all

    kinds, we should bring him too under the general term poet. So much then

    for these distinctions.

    There are, again, some arts which employ all the means above mentioned,

    namely, rhythm, tune, and metre. Such are Dithyrambic and Nomic poetry,

    and also Tragedy and Comedy; but between them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n

    the first two cases these means are all employed in combination, in the

    latter, now one means is employed, now another.

    Such, then, 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rts with respect to the medium of

    imitation.

    II

    Since the objects of imitation are men in action, and these men must be

    either of a higher or a lower type (for moral character mainly answers to

    these divisions, goodness and badness being the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moral differences), it follows that we must represent men either as

    better than in real life, or as worse, or as they are. It is the same in

    painting. Polygnotus depicted men as nobler than they are, Pauson as less

    noble, Dionysius drew them true to life.

    Now it is evident that each of the modes of imitation above mentioned

    will exhibit these differences, and become a distinct kind in imitating

    objects that are thus distinct. Such diversities may be found even in

    dancing,: flute-playing, and lyre-playing. So again in language, whether

    prose or verse unaccompanied by music. Homer, for example, makes men

    better than they are; Cleophon as they are; Hegemon the Thasian, the

    inventor of parodies, and Nicochares, the author of the Deiliad, worse

    than they are. The same thing holds good of Dithyrambs and Nomes; here

    too one may portray different types, as Timotheus and Philoxenus differed

    in representing their Cyclopes. The same distinction marks off Tragedy

    from Comedy; for Comedy aims at representing men as worse, Tragedy as

    better than in actual life.

    III

    There is still a third difference—the manner in which each of these

    objects may be imitated. For the medium being the same, and the objects

    the same, the poet may imitate by narration—in which case he can either

    take another personality as Homer does, or speak in his own person,

    unchanged—or he may present all his characters as living and moving

    before us.

    These, then, as we said at the beginning, are the three differences which

    distinguish artistic imitation,—the medium, the objects, and the manner.

    So that from one point of view, Sophocles is an imitator of the same kind

    as Homer—for both imitate higher types of character;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of the same kind as Aristophanes—for both imitate persons

    acting and doing. Hence, some say, the name of ‘drama’ is given to such

    poems, as representing action.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Dorians claim the

    invention both of Tragedy and Comedy. The claim to Comedy is put forward

    by the Megarians,—not only by those of Greece proper, who allege that it

    originated under their democracy, but also by the Megarians of Sicily,

    for the poet Epicharmus, who is much earlier than Chionides and Magnes,

    belonged to that country. Tragedy too is claimed by certain Dorians of

    the Peloponnese. In each case they appeal to the evidence of language.

    The outlying villages, they say, are by them called {kappa omega mu alpha

    iota}, by the Athenians {delta eta mu iota}: and they assume that

    Comedians were so named not from {kappa omega mu ‘alpha zeta epsilon iota

    nu}, ‘to revel,’ but because they wandered from village to village (kappa

    alpha tau alpha / kappa omega mu alpha sigma), being excluded

    contemptuously from the city. They add also that the Dorian word for

    ‘doing’ is {delta rho alpha nu}, and the Athenian, {pi rho alpha tau tau

    epsilon iota nu}.

    This may suffice as to the number and nature of the various modes of

    imitation.

    IV

    Poetry in general seems to have sprung from two causes, each of them

    lying deep in our nature. First, the instinct of imitation is implanted

    in man from childhood, one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other animals being

    that he is the most imitative of living creatures, and through imitation

    learns his earliest lessons; and no less universal is the pleasure felt

    in things imitated. We have evidence of this in the facts of experience.

    Objects which in themselves we view with pain, we delight to contemplate

    when reproduced with minute fidelity: such as the forms of the most

    ignoble animals and of dead bodies. The cause of this again is, that to

    learn gives the liveliest pleasure, not only to philosophers but to men

    in general; whose capacity, however, of learning is more limited. Thus

    the reason why men enjoy seeing a likeness is, that in contemplating it

    they find themselves learning or inferring, and saying perhaps, ‘Ah, that

    is he.’ For if you happen not to have seen the original, the pleasure

    will be due not to the imitation as such, but to the execution, the

    colouring, or some such other cause.

    Imitation, then, is one instinct of our nature. Next, there is the

    instinct for ‘harmony’ and rhythm, metres being manifestly sections of

    rhythm. Persons, therefore, starting with this natural gift developed by

    degrees their special aptitudes, till their rude improvisations gave

    birth to Poetry.

    Poetry now diverged in two dir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 of the writers. The graver spirits imitated noble actions, and

    the actions of good men. The more trivial sort imitated the actions of

    meaner persons, at first composing satires, as the former did hymns to

    the gods and the praises of famous men. A poem of the satirical kind

    cannot indeed be put down to any author earlier than Homer; though many

    such writers probably there were. But from Homer onward, instances can be

    cited,—his own Margites, for example, and other similar compositions.

    The appropriate metre was also here introduced; hence the measure is

    still called the iambic or lampooning measure, being that in which people

    lampooned one another. Thus the older poets were distinguished as writers

    of heroic or of lampooning verse.

    As, in the serious style, Homer is pre-eminent among poets, for he alone

    combined dramatic form with excellence of imitation, so he too first laid

    down the main lines of Comedy, by dramatising the ludicrous instead of

    writing personal satire. His Margites bears the same relation to Comedy

    that the Iliad and Odyssey do to Tragedy. But when Tragedy and Comedy

    came to light, the two classes of poets still followed their natural

    bent: the lampooners became writers of Comedy, and the Epic poets were

    succeeded by Tragedians, since the drama was a larger and higher form of

    art.

    Whether Tragedy has as yet perfected its proper types or not; and whether

    it is to be judged in itself, or in relation also to the audience,—this

    raises another question. Be that as it may, Tragedy—as also Comedy –

    was at first mere improvisation. The one originated with the authors of

    the Dithyramb, the other with those of the phallic songs, which are still

    in use in many of our cities. Tragedy advanced by slow degrees; each new

    element that showed itself was in turn developed. Having passed through

    many changes, it found its natural form, and there it stopped.

    Aeschylus first introduced a second actor; he diminish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orus, and assigned the leading part to the dialogue. Sophocles

    raised the number of actors to three, and added scene-painting. Moreover,

    it was not till late that the short plot was discarded for one of greater

    compass, and the grotesque diction of the earlier satyric form for the

    stately manner of Tragedy. The iambic measure then replaced the trochaic

    tetrameter, which was originally employed when the poetry was of the

    Satyric order, and had greater affinities with dancing. Once dialogue had

    come in, Nature herself discovered the appropriate measure. For the

    iambic is, of all measures, the most colloquial: we see it in the fact

    that conversational speech runs into iambic lines more frequently than

    into any other kind of verse; rarely into hexameters, and only when we

    drop the colloquial intonation. The additions to the number of ‘episodes’

    or acts, and the other accessories of which tradition; tells, must be

    taken as already described; for to discuss them in detail would,

    doubtless, be a large undertaking.

    V

    Comedy is, as we have said, an imitation of characters of a lower type,

    not, however,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 bad, the Ludicrous being

    merely a subdivision of the ugly. It consists in some defect or ugliness

    which is not painful or destructive. To take an obvious example, the

    comic mask is ugly and distorted, but does not imply pain.

    The successive changes through which Tragedy passed, and the authors of

    these changes, are well known, whereas Comedy has had no history, because

    it was not at first treated seriously. It was late before the Archon

    granted a comic chorus to a poet; the performers were till then

    voluntary. Comedy had already taken definite shape when comic poets,

    distinctively so called, are heard of. Who furnished it with masks, or

    prologues, or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actors,—these and other similar

    details remain unknown. As for the plot, it came originally from Sicily;

    but of Athenian writers Crates was the first who, abandoning the ‘iambic’

    or lampooning form, generalised his themes and plots.

    Epic poetry agrees with Tragedy in so far as it is an imitation in verse

    of characters of a higher type. They differ, in that Epic poetry admits

    but one kind of metre, and is narrative in form. They differ, again, in

    their length: for Tragedy endeavours, as far as possible, to confine

    itself to a single revolution of the sun, or but slightly to exceed this

    limit; whereas the Epic action has no limits of time. This, then, is a

    second point of difference; though at first the same freedom was admitted

    in Tragedy as in Epic poetry.

    Of their constituent parts some are common to both, some peculiar to

    Tragedy, whoever, therefore, knows what is good or bad Tragedy, knows

    also about Epic poetry. All the elements of an Epic poem are found in

    Tragedy, but the elements of a Tragedy are not all found in the Epic

    poem.

    VI

    Of the poetry which imitates in hexameter verse, and of Comedy, we will

    speak hereafter. Let us now discuss Tragedy, resuming its formal

    definition, as resulting from what has been already said.

    Tragedy, then, is an imitation of an action that is serious, complete,

    and of a certain magnitude; in language embellished with each kind of

    artistic ornament, the several kinds being found in separate parts of the

    play; in the form of action, not of narrative; through pity and fear

    effecting the proper purgation of these emotions. By ‘language

    embellished,’ I mean language into which rhythm, ‘harmony,’ and song

    enter. By ‘the several kinds in separate parts,’ I mean, that some parts

    are rendered through the medium of verse alone, others again with the aid

    of song.

    Now as tragic imitation implies persons acting, it necessarily follows,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Spectacular equipment will be a part of Tragedy.

    Next, Song and Diction, for these are the medium of imitation. By

    ‘Diction’ I mean the mere metrical arrangement of the words: as for

    ‘Song,’ it is a term whose sense every one understands.

    Again, Tragedy is the imitation of an action; and an action implies

    personal agents, who necessarily possess certain distinctive qualities

    both of character and thought; for it is by these that we qualify actions

    themselves, and these—thought and character—are the two natural causes

    from which actions spring, and on actions again all success or failure

    depends. Hence, the Plot is the imitation of the action: for by plot I

    here mea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incidents. By Character I mean that in

    virtue of which we ascribe certain qualities to the agents. Thought is

    required wherever a statement is proved, or, it may be, a general truth

    enunciated. Every Tragedy, therefore, must have six parts, which parts

    determine its quality—namely, Plot, Character, Diction, Thought,

    Spectacle, Song. Two of the parts constitute the medium of imitation, one

    the manner, and three the objects of imitation. And these complete the

    list. These elements have been employed, we may say, by the poets to a

    man; in fact, every play contains Spectacular elements as well as

    Character, Plot, Diction, Song, and Thought.

    But most important of all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incidents. For Tragedy

    is an imitation, not of men, but of an action and of life, and life

    consists in action, and its end is a mode of action, not a quality. Now

    character determines men’s qualities, but it is by their actions that

    they are happy or the reverse. Dramatic action, therefore, is not with a

    view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aracter: character comes in as subsidiary

    to the actions. Hence the incidents and the plot are the end of a

    tragedy; and the end is the chief thing of all. Again, without action

    there cannot be a tragedy; there may be without character. The tragedies

    of most of our modern poets fail in the rendering of character; and of

    poets in general this is often true. It is the same in painting; and here

    l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Zeuxis and Polygnotus. Polygnotus delineates

    character well: the style of Zeuxis is devoid of ethical quality. Again,

    if you string together a set of speeches expressive of character, and

    well finished in point of diction and thought, you will not produce the

    essential tragic effect nearly so well as with a play which, however

    deficient in these respects, yet has a plot and artistically constructed

    incidents. Besides which, the most powerful elements of emotional:

    interest in Tragedy Peripeteia or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and

    Recognition scenes—are parts of the plot. A further proof is, that

    novices in the art attain to finish: of diction and precision of

    portraiture before they can construct the plot. It is the same with

    almost all the early poets.

    The Plot, then, is the first principle, and, as it were, the soul of a

    tragedy: Character holds the second place. A similar fact is seen in

    painting. The most beautiful colours, laid on confusedly, will not give

    as much pleasure as the chalk outline of a portrait. Thus Tragedy is the

    imitation of an action, and of the agents mainly with a view to the

    action.

    Third in order is Thought,—that is, the faculty of saying what is

    possible and pertinent in given circumstances. In the case of oratory,

    this is the function of the Political art and of the art of rhetoric: and

    so indeed the older poets make their characters speak the language of

    civic life; the poets of our time, the language of the rhetoricians.

    Character is that which reveals moral purpose, showing what kind of

    things a man chooses or avoids. Speeches, therefore, which do not make

    this manifest, or in which the speaker does not choose or avoid anything

    whatever, are not expressive of character. Thought, on the other hand, is

    found where something is proved to be. or not to be, or a general maxim

    is enunciated.

    Fourth among the elements enumerated comes Diction; by which I mean, as

    has been already said, the expression of the meaning in words; and its

    essence is the same both in verse and prose.

    Of the remaining elements Song holds the chief place among the

    embellishments.

    The Spectacle has, indeed, an emotional attraction of its own, but, of

    all the parts, it is the least artistic, and connected least with the art

    of poetry. For the power of Tragedy, we may be sure, is felt even apart

    from representation and actors. Besides, the production of spectacular

    effects depends more on the art of the stage machinist than on that of

    the poet.

    VII

    These principles being established, let us now discuss the proper

    structure of the Plot, since this is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ragedy.

    Now, according to our definition, Tragedy is an imitation of an action

    that is complete, and whole, and of a certain magnitude; for there may be

    a whole that is wanting in magnitude. A whole is that which has a

    beginning, a middle, and an end. A beginning is that which does not

    itself follow anything by causal necessity, but after which something

    naturally is or comes to be. An end, on the contrary, is that which

    itself naturally follows some other thing, either by necessity, or as a

    rule, but has nothing following it. A middle is that which follows

    something as some other thing follows it. A well constructed plot,

    therefore, must neither begin nor end at haphazard, but conform to these

    principles.

    Again, a beautiful object, whether it be a living organism or any whole

    composed of parts, must not only have an orderly arrangement of parts,

    but must also be of a certain magnitude; for beauty depends on magnitude

    and order. Hence a very small animal organism cannot be beautiful; for

    the view of it is confused, the object being seen in an almost

    imperceptible moment of time. Nor, again, can one of vast size be

    beautiful; for as the eye cannot take it all in at once, the unity and

    sense of the whole is lost for the spectator; as for instance if there

    were one a thousand miles long. As, therefore, in the case of animate

    bodies and organisms a certain magnitude is necessary, and a magnitude

    which may be easily embraced in one view; so in the plot, a certain

    length is necessary, and a length which can be easily embraced by the

    memory. The limit of length in relation to dramatic competition and

    sensuous presentment, is no part of artistic theory. For had it been the

    rule for a hundred tragedies to compete together, the performance would

    have been regulated by the water-clock,—as indeed we are told was

    formerly done. But the limit as fixed by the nature of the drama itself

    is this: the greater the length, the more beautiful will the piece be by

    reason of its size, provided that the whole be perspicuous. And to define

    the matter roughly, we may say that the proper magnitude is comprised

    within such limits, that the sequence of ev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probability or necessity, will admit of a change from bad fortune to

    good, or from good fortune to bad.

    VIII

    Unity of plot does not, as some persons think, consist in the Unity of

    the hero. For infinitely various are the incidents in one man’s life

    which cannot be reduced to unity; and so, too, there are many actions of

    one man out of which we cannot make one action. Hence, the error, as it

    appears, of all poets who have composed a Heracleid, a Theseid, or other

    poems of the kind. They imagine that as Heracles was one man, the story

    of Heracles must also be a unity. But Homer, as in all else he is of

    surpassing merit, here too—whether from art or natural genius—seems to

    have happily discerned the truth. In composing the Odyssey he did not

    include all the adventures of Odysseus—such as his wound on Parnassus,

    or his feigned madness at the mustering of the host—incidents between

    which there was no necessary or probable connection: but he made the

    Odyssey, and likewise the Iliad, to centre round an action that in our

    sense of the word is one. As therefore, in the other imitative arts, the

    imitation is one when the object imitated is one, so the plot, being an

    imitation of an action, must imitate one action and that a whole, the

    structural union of the parts being such that, if any one of them is

    displaced or removed, the whole will be disjointed and disturbed. For a

    thing whose presence or absence makes no visible difference, is not an

    organic part of the whole.

    IX

    It is, moreover, evident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that it is not the

    function of the poet to relate what has happened, but what may happen,—

    what is possible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probability or necessity. The

    poet and the historian differ not by writing in verse or in prose. The

    work of Herodotus might be put into verse, and it would still be a

    species of history, with metre no less than without it. The true

    difference is that one relates what has happened, the other what may

    happen. Poetry, therefore, is a more philosophical and a higher thing

    than history: for poetry tends to express the universal, history the

    particular. By the universal, I mean how a person of a certain type will

    on occasion speak or act,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probability or

    necessity; and it is this universality at which poetry aims in the names

    she attaches to the personages. The particular is—for example—what

    Alcibiades did or suffered. In Comedy this is already apparent: for here

    the poet first constructs the plot on the lines of probability, and then

    inserts characteristic names;—unlike the lampooners who write about

    particular individuals. But tragedians still keep to real names, the

    reason being that what is possible is credible: what has not happened we

    do not at once feel sure to be possible: but what has happened is

    manifestly possible: otherwise it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Still there

    are even some tragedies in which there are only one or two well known

    names, the rest being fictitious. In others, none are well known, as in

    Agathon’s Antheus, where incidents and names alike are fictitious, and

    yet they give none the less pleasure. We must not, therefore, at all

    costs keep to the received legends, which are the usual subjects of

    Tragedy. Indeed, it would be absurd to attempt it; for even subjects that

    are known are known only to a few, and yet give pleasure to all. It

    clearly follows that the poet or ‘maker’ should be the maker of plots

    rather than of verses; since he is a poet because he imitates, and what

    he imitates are actions. And even if he chances to take an historical

    subject, he is none the less a poet; for there is no reason why some

    events that have actually happened should not conform to the law of the

    probable and possible, and in virtue of that quality in them he is their

    poet or maker.

    Of all plots and actions the epeisodic are the worst. I call a plot

    ‘epeisodic’ in which the episodes or acts succeed one another without

    probable or necessary sequence. Bad poets compose such pieces by their

    own fault, good poets, to please the players; for, as they write show

    pieces for competition, they stretch the plot beyond its capacity, and

    are often forced to break the natural continuity.

    But again, Tragedy is an imitation not only of a complete action, but of

    events inspiring fear or pity. Such an effect is best produced when the

    events come on us by sunrise; and the effect is heightened when, at the

    same time, they follow as cause and effect. The tragic wonder will thee

    be greater than if they happened of themselves or by accident; for even

    coincidences are most striking when they have an air of design. We may

    instance the statue of Mitys at Argos, which fell upon his murderer while

    he was a spectator at a festival, and killed him. Such events seem not to

    be due to mere chance. Plots, therefore, constructed on these principles

    are necessarily the best.

    X

    Plots are either Simple or Complex, for the actions in real life, of

    which the plots are an imitation, obviously show a similar distinction.

    An action which is one and continuous in the sense above defined, I call

    Simple, when the change of fortune takes place without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and without Recognition.

    A Complex action is one in which the change is accompanied by such

    Reversal, or by Recognition, or by both. These last should arise from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plot, so that what follows should be the

    necessary or probable result of the preceding action.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whether any given event is a case of propter hoc or post hoc.

    XI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is a change by which the action veers round to

    its opposite, subject always to our rule of probability or necessity.

    Thus in the Oedipus, the messenger comes to cheer Oedipus and free him

    from his alarms about his mother, but by revealing who he is, he produces

    the opposite effect. Again in the Lynceus, Lynceus is being led away to

    his death, and Danaus goes with him, meaning, to slay him; but the

    outcome of the preceding incidents is that Danaus is killed and Lynceus

    saved. Recognition, as the name indicates, is a change from ignorance to

    knowledge, producing love or hate between the persons destined by the

    poet for good or bad fortune. The best form of recognition is coincident

    with a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as in the Oedipus. There are indeed

    other forms. Even inanimate things of the most trivial kind may in a

    sense be objects of recognition. Again, we may recognise or discover

    whether a person has done a thing or not. But the recognition which is

    most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plot and action is, as we have said,

    the recognition of persons. This recognition, combined, with Reversal,

    will produce either pity or fear; and actions producing these effects are

    those which, by our definition, Tragedy represents. Moreover, it is upon

    such situations that the issues of good or bad fortune will depend.

    Recognition, then, being between persons, it may happen that one person

    only is recognised by the other-when the latter is already known—or it

    may be necessary that the recognition should be on both sides. Thus

    Iphigenia is revealed to Orestes by the sending of the letter; but

    another act of recognition is required to make Orestes known to

    Iphigenia.

    Two parts, then, of the Plot—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and Recognition—

    turn upon surprises. A third part is the Scene of Suffering. The Scene of

    Suffering is a destructive or painful action, such as death on the stage,

    bodily agony, wounds and the like.

    XII

    [The parts of Tragedy which must be treated as elements of the whole have

    been already mentioned. We now come to the quantitative parts, and the

    separate parts into which Tragedy is divided, namely, Prologue, Episode,

    Exode, Choric song; this last being divided into Parode and Stasimon.

    These are common to all plays: peculiar to some are the songs of actors

    from the stage and the Commoi.

    The Prologue is that entire part of a tragedy which precedes the Parode

    of the Chorus. The Episode is that entire part of a tragedy which is

    between complete choric songs. The Exode is that entire part of a tragedy

    which has no choric song after it. Of the Choric part the Parode is the

    first undivided utterance of the Chorus: the Stasimon is a Choric ode

    without anapaests or trochaic tetrameters: the Commos is a joint

    lamentation of Chorus and actors. The parts of Tragedy which must be

    treated as elements of the whole have been already mentioned. The

    quantitative parts the separate parts into which it is divided—are here

    enumerated.]

    XIII

    As the sequel to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we must proceed to consider

    what the poet should aim at, and what he should avoid, in constructing

    his plots; and by what means the specific effect of Tragedy will be

    produced.

    A perfect tragedy should, as we have seen, be arranged not on the simple

    but on the complex plan. It should, moreover, imitate actions which

    excite pity and fear, this being the distinctive mark of tragic

    imitation. It follows plainly,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the change, of

    fortune presented must not be the spectacle of a virtuous man brought

    from prosperity to adversity: for this moves neither pity nor fear; it

    merely shocks us. Nor, again, that of a bad man passing from adversity to

    prosperity: for nothing can be more alien to the spirit of Tragedy; it

    possesses no single tragic quality; it neither satisfies the moral sense

    nor calls forth pity or fear. Nor, again, should the downfall of the

    utter villain be exhibited. A plot of this kind would, doubtless, satisfy

    the moral sense, but it would inspire neither pity nor fear; for pity is

    aroused by unmerited misfortune, fear by the misfortune of a man like

    ourselves. Such an event, therefore, will be neither pitiful nor

    terrible. There remains, then, the character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that of a man who is not eminently good and just,-yet whose misfortune

    is brought about not by vice or depravity, but by some error or frailty.

    He must be one who is highly renowned and prosperous,—a personage like

    Oedipus, Thyestes, or other illustrious men of such families.

    A well constructed plot should, therefore, be single in its issue, rather

    than double as some maintain. The change of fortune should be not from

    bad to good, but, reversely, from good to bad. It should come about as

    the result not of vice, but of some great error or frailty, in a

    character either such as we have described, or better rather than worse.

    The practice of the stage bears out our view. At first the poets

    recounted any legend that came in their way. Now, the best tragedies are

    founded on the story of a few houses, on the fortunes of Alcmaeon,

    Oedipus, Orestes, Meleager, Thyestes, Telephus, and those others who have

    done or suffered something terrible. A tragedy, then, to be perfec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art should be of this construction. Hence they

    are in error who censure Euripides just because he follows this principle

    in his plays, many of which end unhappily. It is, as we have said, the

    right ending. The best proof is that on the stage and in dramatic

    competition, such plays, if well worked out, are the most tragic in

    effect; and Euripides, faulty though he may be in the general management

    of his subject, yet is felt to be the most tragic of the poets.

    In the second rank comes the kind of tragedy which some place first. Like

    the Odyssey, it has a double thread of plot, and also an opposite

    catastrophe for the good and for the bad. It is accounted the best

    because of the weakness of the spectators; for the poet is guided in what

    he writes by the wishes of his audience. The pleasure, however, thence

    derived is not the true tragic pleasure. It is proper rather to Comedy,

    where those who, in the piece, are the deadliest enemies–like Orestes

    and Aegisthus—quit the stage as friends at the close, and no one slays

    or is slain.

    XIV

    Fear and pity may be aroused by spectacular means; but they may also

    result from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piece, which is the better way,

    and indicates a superior poet. For the plot ought to be so constructed

    that, even without the aid of the eye, he who hears the tale told will

    thrill with horror and melt to pity at what takes place. This is the

    impression we should receive from hearing the story of the Oedipus. But

    to produce this effect by the mere spectacle is a less artistic method,

    and dependent on extraneous aids. Those who employ spectacular means to

    create a sense not of the terrible but only of the monstrous, are

    strangers to the purpose of Tragedy; for we must not demand of Tragedy

    any and every kind of pleasure, but only that which is proper to it. And

    since the pleasure which the poet should afford is that which comes from

    pity and fear through imitation,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quality must be

    impressed upon the incidents.

    Let us then determine what are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strike us as

    terrible or pitiful.

    Actions capable of this effect must happen between persons who are either

    friends or enemies or indifferent to one another. If an enemy kills an

    enemy, there is nothing to excite pity either in the act or the

    intention, —except so far as the suffering in itself is pitiful. So

    again with indifferent persons. But when the tragic incident occurs

    between those who are near or dear to one another—if, for example, a

    brother kills, or intends to kill, a brother, a son his father, a mother

    her son, a son his mother, or any other deed of the kind is done–these

    are the situations to be looked for by the poet. He may not indeed

    destroy the framework of the received legends—the fact, for instance,

    that Clytemnestra was slain by Orestes and Eriphyle by Alcmaeon but he

    ought to show invention of his own, and skilfully handle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 Let us explain more clearly what is meant by skilful handling.

    The action may be done consciously and with knowledge of the persons, in

    the manner of the older poets. It is thus too that Euripides makes Medea

    slay her children. Or, again, the deed of horror may be done, but done in

    ignorance, and the tie of kinship or friendship be discovered afterwards.

    The Oedipus of Sophocles is an example. Here, indeed, the incident is

    outside the drama proper; but cases occur where it falls within the

    action of the play: one may cite the Alcmaeon of Astydamas, or Telegonus

    in the Wounded Odysseus. Again, there is a third case,—<to be about to

    act with knowledge of the persons and then not to act. The fourth case

    is> when some one is about to do an irreparable deed through ignorance,

    and makes the discovery before it is done. These are the only possible

    ways. For the deed must either be done or not done,—and that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But of all these ways, to be about to act knowing the

    persons, and then not to act, is the worst. It is shocking without being

    tragic, for no disaster follows. It is, therefore, never, or very rarely,

    found in poetry. One instance, however, is in the Antigone, where Haemon

    threatens to kill Creon. The next and better way is that the deed should

    be perpetrated. Still better, that it should be perpetrated in ignorance,

    and the discovery made afterwards. There is then nothing to shock us,

    while the discovery produces a startling effect. The last case is the

    best, as when in the Cresphontes Merope is about to slay her son, but,

    recognising who he is, spares his life. So in the Iphigenia, the sister

    recognises the brother just in time. Again in the Helle, the son

    recognises the mother when on the point of giving her up. This, then, is

    why a few families only, as has been already observed, furnish the

    subjects of tragedy. It was not art, but happy chance, that led the poets

    in search of subjects to impress the tragic quality upon their plots.

    They are compelled, therefore, to have recourse to those houses whose

    history contains moving incidents like these.

    Enough has now been said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incidents, and

    the right kind of plot.

    XV

    In respect of Character there are four things to be aimed at.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it must be good. Now any speech or action that manifests

    moral purpose of any kind will be expressive of character: the character

    will be good if the purpose is good. This rule is relative to each class.

    Even a woman may be good, and also a slave; though the woman may be said

    to be an inferior being, and the slave quite worthless. The second thing

    to aim at is propriety. There is a type of manly valour; but valour in a

    woman, or unscrupulous cleverness, is inappropriate. Thirdly, character

    must be true to life: for this is a distinct thing from goodness and

    propriety, as here described. The fourth point is consistency: for though

    the subject of the imitation, who suggested the type, be inconsistent,

    still he must be consistently inconsistent. As an example of motiveless

    degradation of character, we have Menelaus in the Orestes: of character

    indecorous and inappropriate, the lament of Odysseus in the Scylla, and

    the speech of Melanippe: of inconsistency, the Iphigenia at Aulis,—for

    Iphigenia the suppliant in no way resembles her later self.

    A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plot, so too in the portraiture of character,

    the poet should always aim either at the necessary or the probable. Thus

    a person of a given character should speak or act in a given way, by the

    rule either of necessity or of probability; just as this event should

    follow that by necessary or probable sequence. It is therefore evident

    that the unravelling of the plot, no less than the complication, must

    arise out of the plot itself, it must not be brought about by the ‘Deus

    ex Machina’—as in the Medea, or in the Return of the Greeks in the

    Iliad. The ‘Deus ex Machina’ should be employed only for events external

    to the drama,—for antecedent or subsequent events, which lie beyond the

    range of human knowledge, and which require to be reported or foretold;

    for to the gods we ascribe the power of seeing all things. Within the

    action there must be nothing irrational. If the irrational cannot be

    excluded, it should be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tragedy. Such is the

    irrational element in the Oedipus of Sophocles.

    Again, since Tragedy is an imitation of persons who are above the

    common level, the example of good portrait-painters should be followed.

    They, while reproducing the distinctive form of the original, make a

    likeness which is true to life and yet more beautiful. So too the poet,

    in representing men who are irascible or indolent, or have other defects

    of character, should preserve the type and yet ennoble it. In this way

    Achilles is portrayed by Agathon and Homer.

    These then are rules the poet should observe. Nor should he neglect those

    appeals to the senses, which, though not among the essentials, are the

    concomitants of poetry; for here too there is much room for error. But of

    this enough has been said in our published treatises.

    XVI

    What Recognition is has been already explained. We will now enumerate its

    kinds.

    First, the least artistic form, which, from poverty of wit, is most

    commonly employed recognition by signs. Of these some are congenital,—

    such as ‘the spear which the earth-born race bear on their bodies,’ or

    the stars introduced by Carcinus in his Thyestes. Others are acquired

    after birth; and of these some are bodily marks, as scars; some external

    tokens, as necklaces, or the little ark in the Tyro by which the

    discovery is effected. Even these admit of more or less skilful

    treatment. Thus in the recognition of Odysseus by his scar, the discovery

    is made in one way by the nurse, in another by the swineherds. The use of

    tokens for the express purpose of proof —and, indeed, any formal proof

    with or without tokens —is a less artistic mode of recognition. A better

    kind is that which comes about by a turn of incident, as in the Bath

    Scene in the Odyssey.

    Next come the recognitions invented at will by the poet, and on that

    account wanting in art. For example, Orestes in the Iphigenia reveals the

    fact that he is Orestes. She, indeed, makes herself known by the letter;

    but he, by speaking himself, and saying what the poet, not what the plot

    requires. This, therefore, is nearly allied to the fault above

    mentioned:—for Orestes might as well have brought tokens with him.

    Another similar instance is the ‘voice of the shuttle’ in the Tereus of

    Sophocles.

    The third kind depends on memory when the sight of some object awakens a

    feeling: as in the Cyprians of Dicaeogenes, where the hero breaks into

    tears on seeing the picture; or again in the ‘Lay of Alcinous,’ where

    Odysseus, hearing the minstrel play the lyre, recalls the past and weeps;

    and hence the recognition.

    The fourth kind is by process of reasoning. Thus in the Choephori: ‘Some

    one resembling me has come: no one resembles me but Orestes: therefore

    Orestes has come.’ Such too is the discovery made by Iphigenia in the

    play of Polyidus the Sophist. It was a natural reflection for Orestes to

    make, ‘So I too must die at the altar like my sister.’ So, again, in the

    Tydeus of Theodectes, the father says, ‘I came to find my son, and I lose

    my own life.’ So too in the Phineidae: the women, on seeing the place,

    inferred their fate:—‘Here we are doomed to die, for here we were cast

    forth.’ Again, there is a composite kind of recognition involving false

    inference on the part of one of the characters, as in the Odysseus

    Disguised as a Messenger. A said <that no one else was able to bend the

    bow; … hence B (the disguised Odysseus) imagined that A would>

    recognise the bow which, in fact, he had not seen; and to bring about a

    recognition by this means that the expectation A would recognise the bow

    is false inference.

    But, of all recognitions, the best is that which arises from the

    incidents themselves, where the startling discovery is made by natural

    means. Such is that in the Oedipus of Sophocles, and in the Iphigenia;

    for it was natural that Iphigenia should wish to dispatch a letter. These

    recognitions alone dispense with the artificial aid of tokens or amulets.

    Next come the recognitions by process of reasoning.

    XVII

    In constructing the plot and working it out with the proper diction, the

    poet should place the scene, as far as possible, before his eyes. In this

    way, seeing everything with the utmost vividness, as if he were a

    spectator of the action, he will discover what is in keeping with it, and

    be most unlikely to overlook inconsistencies. The need of such a rule is

    shown by the fault found in Carcinus. Amphiaraus was on his way from the

    temple. This fact escaped the observation of one who did not see the

    situation. On the stage, however, the piece failed, the audience being

    offended at the oversight.

    Again, the poet should work out his play, to the best of his power, with

    appropriate gestures; for those who feel emotion are most convincing

    through natural sympathy with the characters they represent; and one who

    is agitated storms, one who is angry rages, with the most life-like

    reality. Hence poetry implies either a happy gift of nature or a strain

    of madness. In the one case a man can take the mould of any character; in

    the other, he is lifted out of his proper self.

    As for the story, whether the poet takes it ready made or constructs it

    for himself, he should first sketch its general outline, and then fill in

    the episodes and amplify in detail. The general plan may be illustrated

    by the Iphigenia. A young girl is sacrificed; she disappears mysteriously

    from the eyes of those who sacrificed her; She is transported to another

    country, where the custom is to offer up all strangers to the goddess. To

    this ministry she is appointed. Some time later her own brother chances

    to arrive. The fact that the oracle for some reason ordered him to go

    there, is outside the general plan of the play. The purpose, again, of

    his coming is outside the action proper. However, he comes, he is seized,

    and, when on the point of being sacrificed, reveals who he is. The mode

    of recognition may be either that of Euripides or of Polyidus, in whose

    play he exclaims very naturally:—‘So it was not my sister only, but I

    too, who was doomed to be sacrificed’; and by that remark he is saved.

    After this, the names being once given, it remains to fill in the

    episodes. We must see that they are relevant to the action. In the case

    of Orestes, for example, there is the madness which led to his capture,

    and his deliverance by means of the purificatory rite. In the drama, the

    episodes are short, but it is these that give extension to Epic poetry.

    Thus the story of the Odyssey can be stated briefly. A certain man is

    absent from home for many years; he is jealously watched by Poseidon, and

    left desolate. Meanwhile his home is in a wretched plight–suitors are

    wasting his substance and plotting against his son. At length, tempest-tost, he himself arrives; he makes certain persons acquainted with him;

    he attacks the suitors with his own hand, and is himself preserved while

    he destroys them.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plot; the rest is episode.

    XVIII

    Every tragedy falls into two parts,—Complication and Unravelling or

    Denouement. Incidents extraneous to the action are frequently combined

    with a portion of the action proper, to form the Complication; the rest

    is the Unravelling. By the Complication I mean all that extend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action to the part which marks the turning-point to good

    or bad fortune. The Unravelling is that which extend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ange to the end. Thus, in the Lynceus of Theodectes, the

    Complication consists of the incidents presupposed in the drama, the

    seizure of the child, and then again extends from

    the accusation of murder to the end.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Tragedy, the Complex, depending entirely on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and Recognition; the Pathetic (where the motive

    is passion),—such as the tragedies on Ajax and Ixion; the Ethical (where

    the motives are ethical),—such as the Phthiotides and the Peleus. The

    fourth kind is the Simple <We here exclude the purely spectacular

    element>, exemplified by the Phorcides, the Prometheus, and scenes laid

    in Hades. The poet should endeavour, if possible, to combine all poetic

    elements; or failing that, the greatest number and thos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re so, in face of the cavilling criticism of the day.

    For whereas there have hitherto been good poets, each in his own branch,

    the critics now expect one man to surpass all others in their several

    lines of excellence.

    In speaking of a tragedy as the same or different, the best test to take

    is the plot. Identity exists where the Complication and Unravelling are

    the same. Many poets tie the knot well, but unravel it ill. Both arts,

    however, should always be mastered.

    Again, the poet should remember what has been often said, and not make an

    Epic structure into a Tragedy—by an Epic structure I mean one with a

    multiplicity of plots—as if, for instance, you were to make a tragedy

    out of the entire story of the Iliad. In the Epic poem, owing to its

    length, each part assumes its proper magnitude. In the drama the result

    is far from answering to the poet’s expectation. The proof is that the

    poets who have dramatised the whole story of the Fall of Troy, instead of

    selecting portions, like Euripides; or who have taken the whole tale of

    Niobe, and not a part of her story, like Aeschylus, either fail utterly

    or meet with poor success on the stage. Even Agathon has been known to

    fail from this one defect. In his Reversals of the Situation, however, he

    shows a marvellous skill in the effort to hit the popular taste,—to

    produce a tragic effect that satisfies the moral sense. This effect is

    produced when the clever rogue, like Sisyphus, is outwitted, or the brave

    villain defeated. Such an event is probable in Agathon’s sense of the

    word: ‘it is probable,’ he says, ‘that many things should happen contrary

    to probability.’

    The Chorus too should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actors; it should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hole, and share in the action, in the manner not of

    Euripides but of Sophocles. As for the later poets, their choral songs

    pertain as little to the subject of the piece as to that of any other

    tragedy. They are, therefore, sung as mere interludes, a practice first

    begun by Agathon. Yet what difference is there between introducing such

    choral interludes, and transferring a speech, or even a whole act, from

    one play to another?

    XIX

    It remains to speak of Diction and Thought, the other parts of Tragedy

    having been already discussed. Concerning Thought, we may assume what is

    said in the Rhetoric, to which inquiry the subject more strictly belongs.

    Under Thought is included every effect which has to be produced by

    speech, the subdivisions being,— proof and refutation; the excitation of

    the feelings, such as pity, fear, anger, and the like; the suggestion of

    importance or its opposite. Now, it is evident that the dramatic

    incidents must be treated from the same points of view as the dramatic

    speeches, when the object is to evoke the sense of pity, fear,

    importance, or probability.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the incidents

    should speak for themselves without verbal exposition; while the effects

    aimed at in speech should be produced by the speaker, and as a result of

    the speech. For what were the business of a speaker, if the Thought were

    revealed quite apart from what he says?

    Next, as regards Diction. One branch of the inquiry treats of the Modes

    of Utterance. But this province of knowledge belongs to the art of

    Delivery and to the masters of that science. It includes, for instance,—

    what is a command, a prayer, a statement, a threat, a question, an

    answer, and so forth. To know or not to know these things involves no

    serious censure upon the poet’s art. For who can admit the fault imputed

    to Homer by Protagoras,—that in the words, ‘Sing, goddess, of the

    wrath,’ he gives a command under the idea that he utters a prayer? For to

    tell some one to do a thing or not to do it is, he says, a command. We

    may, therefore, pass this over as an inquiry that belongs to another art,

    not to poetry.

    XX

    [Language in general includes the following parts:- Letter, Syllable,

    Connecting word, Noun, Verb, Inflexion or Case, Sentence or Phrase.

    A Letter is an indivisible sound, yet not every such sound, but only one

    which can form part of a group of sounds. For even brutes utter

    indivisible sounds, none of which I call a letter. The sound I mean may

    be either a vowel, a semi-vowel, or a mute. A vowel is that which without

    impact of tongue or lip has an audible sound. A semi-vowel, that which

    with such impact has an audible sound, as S and R. A mute, that which

    with such impact has by itself no sound, but joined to a vowel sound

    becomes audible, as G and D. These are distinguished according to the

    form assumed by the mouth and the place where they are produced;

    according as they are aspirated or smooth, long or short; as they are

    acute, grave, or of an intermediate tone; which inquiry belongs in detail

    to the writers on metre.

    A Syllable is a non-significant sound, composed of a mute and a vowel:

    for GR without A is a syllable, as also with A,—GRA. Bu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se differences belongs also to metrical science.

    A Connecting word is a non-significant sound, which neither causes nor

    hinders the union of many sounds into one significant sound; it may be

    placed at either end or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Or, a non-significant sound, which out of several sounds, each of them significant,

    is capable of forming one significant sound,—as {alpha mu theta iota},

    {pi epsilon rho iota}, and the like. Or, a non-significant sound, which

    marks the beginning, end, or division of a sentence; such, however, that

    it cannot correctly stand by itself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as

    {mu epsilon nu}, {eta tau omicron iota}, {delta epsilon}.

    A Noun is a composite significant sound, not marking time, of which no

    part is in itself significant: for in double or compound words we do not

    employ the separate parts as if each were in itself significant. Thus in

    Theodorus, ‘god-given,’ the {delta omega rho omicron nu} or ‘gift’ is not

    in itself significant.

    A Verb is a composite significant sound, marking time, in which, as in

    the noun, no part is in itself significant. For ‘man,’ or ‘white’ does

    not express the idea of ‘when’; but ‘he walks,’ or ‘he has walked’ does

    connote time, present or past.

    Inflexion belongs both to the noun and verb, and expresses either the

    relation ‘of,’ ‘to,’ or the like; or that of number, whether one or many,

    as ‘man’ or ‘men ‘; or the modes or tones in actual delivery, e.g. a

    question or a command. ‘Did he go?’ and ‘go’ are verbal inflexions of

    this kind.

    A Sentence or Phrase is a composite significant sound, some at least of

    whose parts are in themselves significant; for not every such group of

    words consists of verbs and nouns—‘the definition of man,’ for example –

    -but it may dispense even with the verb. Still it will always have some

    significant part, as ‘in walking,’ or ‘Cleon son of Cleon.’ A sentence or

    phrase may form a unity in two ways,—either as signifying one thing, or

    as consisting of several parts linked together. Thus the Iliad is one by

    the linking together of parts, the definition of man by the unity of the

    thing signified.]

    XXI

    Words are of two kinds, simple and double. By simple I mean those

    composed of non-significant elements, such as {gamma eta}. By double or

    compound, those composed either of a significant and non-significant

    element (though within the whole word no element is significant), or of

    elements that are both significant. A word may likewise be triple,

    quadruple, or multiple in form, like so many Massilian expressions, e.g.

    ‘Hermo-caico-xanthus who prayed to Father Zeus>.’

    Every word is either current, or strange, or metaphorical, or ornamental,

    or newly-coined, or lengthened, or contracted, or altered.

    By a current or proper word I mean one which is in general use among a

    people; by a strange word, one which is in use in another country.

    Plainly, therefore, the same word may be at once strange and current, but

    not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people. The word {sigma iota gamma upsilon nu

    omicron nu}, ‘lance,’ is to the Cyprians a current term but to us a

    strange one.

    Metaphor is the application of an alien name by transference either from

    genus to species, or from species to genus, or from species to species,

    or by analogy, that is, proportion. Thus from genus to species, as: ‘There

    lies my ship’; for lying at anchor is a species of lying. From species to

    genus, as: ‘Verily ten thousand noble deeds hath Odysseus wrought’; for

    ten thousand is a species of large number, and is here used for a large

    number generally. From species to species, as: ‘With blade of bronze drew

    away the life,’ and ‘Cleft the water with the vessel of unyielding

    bronze.’ Here {alpha rho upsilon rho alpha iota}, ‘to draw away,’ is used

    for {tau alpha mu epsilon iota nu}, ‘to cleave,’ and {tau alpha mu

    epsilon iota nu} again for {alpha rho upsilon alpha iota},—each being a

    species of taking away. Analogy or proportion is when the second term is

    to the first as the fourth to the third. We may then use the fourth for

    the second, or the second for the fourth. Sometimes too we qualify the

    metaphor by adding the term to which the proper word is relative. Thus

    the cup is to Dionysus as the shield to Ares. The cup may, therefore, be

    called ‘the shield of Dionysus,’ and the shield ‘the cup of Ares.’ Or,

    again, as old age is to life, so is evening to day. Evening may therefore

    be called ‘the old age of the day,’ and old age, ‘the evening of life,’

    or, in the phrase of Empedocles, ‘life’s setting sun.’ For some of the

    terms of the proportion there is at times no word in existence; still the

    metaphor may be used. For instance, to scatter seed is called sowing: but

    the action of the sun in scattering his rays is nameless. Still this

    process bears to the sun the same relation as sowing to the seed. Hence

    the expression of the poet ‘sowing the god-created light.’ There is

    another way in which this kind of metaphor may be employed. We may apply

    an alien term, and then deny of that term one of its proper attributes;

    as if we were to call the shield, not ‘the cup of Ares,’ but ‘the

    wineless cup.’

    A newly-coined word is one which has never been even in local use, but is

    adopted by the poet himself. Some such words there appear to be: as

    {epsilon rho nu upsilon gamma epsilon sigma}, ‘sprouters,’ for {kappa

    epsilon rho alpha tau alpha}, ‘horns,’ and {alpha rho eta tau eta rho},

    ‘supplicator,’ for {iota epsilon rho epsilon upsilon sigma}, ‘priest.’

    A word is lengthened when its own vowel is exchanged for a longer one, or

    when a syllable is inserted. A word is contracted when some part of it is

    removed. Instances of lengthening are,—{pi omicron lambda eta omicron

    sigma} for {pi omicron lambda epsilon omega sigma}, and {Pi eta lambda

    eta iota alpha delta epsilon omega} for {Pi eta lambda epsilon iota delta

    omicron upsilon}: of contraction,—{kappa rho iota}, {delta omega}, and

    {omicron psi}, as in {mu iota alpha / gamma iota nu epsilon tau alpha

    iota / alpha mu phi omicron tau episilon rho omega nu / omicron psi}.

    An altered word is one in which part of the ordinary form is left

    unchanged, and part is re-cast; as in {delta epsilon xi iota-tau epsilon

    rho omicron nu / kappa alpha tau alpha / mu alpha zeta omicron nu},

    {delta epsilon xi iota tau epsilon rho omicron nu} is for {delta epsilon

    xi iota omicron nu}.

    [Nouns in themselves are either masculine, feminine, or neuter. Masculine

    are such as end in {nu}, {rho}, {sigma}, or in some letter compounded

    with {sigma},—these being two, and {xi}. Feminine, such as end in vowels

    that are always long, namely {eta} and {omega}, and—of vowels that admit

    of lengthening—those in {alpha}. Thus the number of letters in which

    nouns masculine and feminine end is the same; for {psi} and {xi} are

    equivalent to endings in {sigma}. No noun ends in a mute or a vowel short

    by nature. Three only end in {iota},—{mu eta lambda iota}, {kappa

    omicron mu mu iota}, {pi epsilon pi epsilon rho iota}: five end in

    {upsilon}. Neuter nouns end in these two latter vowels; also in {nu} and

    {sigma}.]

    XXII

    The perfection of style is to be clear without being mean. The clearest

    style is that which uses only current or proper word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mean:—witness the poetry of Cleophon and of Sthenelus. That

    dic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lofty and raised above the commonplace

    which employs unusual words. By unusual, I mean strange (or rare) words,

    metaphorical, lengthened,—anything, in short, that differs from the

    normal idiom. Yet a style wholly composed of such words is either a

    riddle or a jargon; a riddle, if it consists of metaphors; a jargon, if

    it consists of strange (or rare) words. For the essence of a riddle is to

    express true facts under impossible combinations. Now this cannot be done

    by any arrangement of ordinary words, but by the use of metaphor it can.

    Such is the riddle:—‘A man I saw who on another man had glued the bronze

    by aid of fire,’ and others of the same kind. A diction that is made up

    of strange (or rare) terms is a jargon. A certain infusion, therefore, of

    these elements is necessary to style; for the strange (or rare) word, the

    metaphorical, the ornamental, and the other kinds above mentioned, will

    raise it above the commonplace and mean, while the use of proper words

    will make it perspicuous. But nothing contributes more to produce a

    clearness of diction that is remote from commonness than the lengthening,

    contraction, and alteration of words. For by deviating in exceptional

    cases from the normal idiom, the language will gain distinc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ial conformity with usage will give

    perspicuity. The critics, therefore, are in error who censure these

    licenses of speech, and hold the author up to ridicule. Thus Eucleides,

    the elder, declared that it would be an easy matter to be a poet if you

    might lengthen syllables at will. He caricatured the practice in the very

    form of his diction, as in the verse: ‘{Epsilon pi iota chi alpha rho eta

    nu / epsilon iota delta omicron nu / Mu alpha rho alpha theta omega nu

    alpha delta epsilon / Beta alpha delta iota zeta omicron nu tau alpha},

    or, {omicron upsilon kappa alpha nu gamma / epsilon rho alpha mu

    epsilon nu omicron sigma / tau omicron nu / epsilon kappa epsilon iota nu

    omicron upsilon /epsilon lambda lambda epsilon beta omicron rho omicron

    nu}. To employ such license at all obtrusively is, no doubt, grotesque;

    but in any mode of poetic diction there must be moderation. Even

    metaphors, strange (or rare) words, or any similar forms of speech, would

    produce the like effect if used without propriety and with the express

    purpose of being ludicrous. How great a difference is made by the

    appropriate use of lengthening, may be seen in Epic poetry by the

    insertion of ordinary forms in the verse. So, again, if we take a strange

    (or rare) word, a metaphor, or any similar mode of expression, and

    replace it by the current or proper term, the truth of our observation

    will be manifest. For example Aeschylus and Euripides each composed the

    same iambic line. But the alteration of a single word by Euripides, who

    employed the rarer term instead of the ordinary one, makes one verse

    appear beautiful and the other trivial. Aeschylus in his Philoctetes

    says: {Phi alpha gamma epsilon delta alpha iota nu alpha eta

    mu omicron upsilon sigma alpha rho kappa alpha sigma / epsilon rho

    theta iota epsilon iota / pi omicron delta omicron sigma}.

    Euripides substitutes {Theta omicron iota nu alpha tau alpha iota}

    ‘feasts on’ for {epsilon sigma theta iota epsilon iota} ‘feeds on.’

    Again, in the line, {nu upsilon nu delta epsilon mu /epsilon omega nu

    / omicron lambda iota gamma iota gamma upsilon sigma tau epsilon

    kappa alpha iota / omicron upsilon tau iota delta alpha nu omicron sigma

    kappa alpha iota alpha epsilon iota kappa eta sigma, the difference

    will be felt if we substitute the common words, {nu upsilon nu / delta

    epsilon mu epsilon omega nu mu iota kappa rho omicron sigma tau

    epsilon kappa alpha iota alpha rho theta epsilon nu iota kappa

    omicron sigma kappa alpha iota alpha epsilon iota delta gamma sigma}.

    Or, if for the line, {delta iota phi rho omicron nu / alpha epsilon iota

    kappa epsilon lambda iota omicron nu / kappa alpha tau alpha theta

    epsilon iota sigma / omicron lambda iota gamma eta nu tau epsilon tau

    rho alpha pi epsilon iota sigma omicron lambda iota gamma eta nu tau

    epsilon / tau rho alpha pi epsilon zeta alpha nu),} We read, {delta iota

    phi rho omicron nu mu omicron chi theta eta rho omicron nu kappa

    alpha tau alpha theta epsilon iota sigma mu iota kappa rho alpha nu

    tau epsilon / tau rho alpha pi epsilon zeta alpha nu}.

    Or, for {eta iota omicron nu epsilon sigma / beta omicron omicron omega

    rho iota nu, eta iota omicron nu epsilon sigma kappa rho alpha zeta

    omicron upsilon rho iota nu}

    Again, Ariphrades ridiculed the tragedians for using phrases which no one

    would employ in ordinary speech: for example, {delta omega mu alpha tau

    omega nu alpha pi omicron} instead of {alpha pi omicron delta omega

    mu alpha tau omega nu}, {rho epsilon theta epsilon nu}, {epsilon gamma

    omega delta epsilon nu iota nu}, {Alpha chi iota lambda lambda

    epsilon omega sigma / pi epsilon rho iota} instead of (pi epsilon rho

    iota / ‘Alpha chi iota lambda lambda epsilon omega sigma}, and the like.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such phrases are not part of the current idiom

    that they give distinction to the style. This, however, he failed to see.

    It is a great matter to observe propriety in these several modes of

    expression, as also in compound words, strange (or rare) words, and so

    forth. But the greatest thing by far is to have a command of metaphor.

    This alone cannot be imparted by another; it is the mark of genius, for

    to make good metaphors implies an eye for resemblances.

    Of the various kinds of words, the compound are best adapted to

    Dithyrambs, rare words to heroic poetry, metaphors to iambic. In heroic

    poetry, indeed, all these varieties are serviceable. But in iambic verse,

    which reproduces, as far as may be, familiar speech, the most appropriate

    words are those which are found even in prose. These are,—the current or

    proper, the metaphorical, the ornamental.

    Concerning Tragedy and imitation by means of action this may suffice.

    XXIII

    As to that poetic imitation which is narrative in form and employs a

    single metre, the plot manifestly ought, as in a tragedy, to be

    constructed on dramatic principles. It should have for its subject a

    single action, whole and complete, with a beginning, a middle, and an

    end. It will thus resemble a living organism in all its unity, and

    produce the pleasure proper to it. It will differ in structure from

    historical compositions, which of necessity present not a single action,

    but a single period, and all that happened within that period to one

    person or to many, little connected together as the events may be. For as

    the sea-fight at Salamis and the battle with the Carthaginians in Sicily

    took place at the same time, but did not tend to any one result, so in

    the sequence of events, one thing sometimes follows another, and yet no

    single result is thereby produced. Such is the practice, we may say, of

    most poets. Here again, then, as has been already observed, the

    transcendent excellence of Homer is manifest. He never attempts to make

    the whole war of Troy the subject of his poem, though that war had a

    beginning and an end. It would have been too vast a theme, and not easily

    embraced in a single view. If, again, he had kept it within moderate

    limits, it must have been over-complicated by the variety of the

    incidents. As it is, he detaches a single portion, and admits as episodes

    many events from the general story of the war—such as the Catalogue of

    the ships and others—thus diversifying the poem. All other poets take a

    single hero, a single period, or an action single indeed, but with a

    multiplicity of parts. Thus did the author of the Cypria and of the

    Little Iliad. For this reason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each furnish the

    subject of one tragedy, or, at most, of two; while the Cypria supplies

    materials for many, and the Little Iliad for eight—the Award of the

    Arms, the Philoctetes, the Neoptolemus, the Eurypylus, the Mendicant

    Odysseus, the Laconian Women, the Fall of Ilium, the Departure of the

    Fleet.

    XXIV

    Again, Epic poetry must have as many kinds as Tragedy: it must be simple,

    or complex, or ‘ethical,’ or ‘pathetic.’ The parts also,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ng and spectacle, are the same; for it requires Reversals

    of the Situation, Recognitions, and Scenes of Suffering. Moreover, the

    thoughts and the diction must be artistic. In all these respects Homer is

    our earliest and sufficient model. Indeed each of his poems has a twofold

    character. The Iliad is at once simple and ‘pathetic,’ and the Odyssey

    complex (for Recognition scenes run through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ethical.’ Moreover, in diction and thought they are supreme.

    Epic poetry differs from Tragedy in the scale on which it is constructed,

    and in its metre. As regards scale or length, we have already laid down

    an adequate limit:—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must be capable of being

    brought within a single view. This condition will be satisfied by poems

    on a smaller scale than the old epics, and answering in length to the

    group of tragedies presented at a single sitting.

    Epic poetry has, however, a great—a special—capacity for enlarging its

    dimensions, and we can see the reason. In Tragedy we cannot imitate

    several lines of actions carried on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we must

    confine ourselves to the action on the stage and the part taken by the

    players. But in Epic poetry, owing to the narrative form, many events

    simultaneously transacted can be presented; and these, if relevant to the

    subject, add mass and dignity to the poem. The Epic has here an

    advantage, and one that conduces to grandeur of effect, to diverting the

    mind of the hearer, and relieving the story with varying episodes. For

    sameness of incident soon produces satiety, and makes tragedies fail on

    the stage.

    As for the metre, the heroic measure has proved its fitness by the test

    of experience. If a narrative poem in any other metre or in many metres

    were now composed, it would be found incongruous. For of all measures the

    heroic is the stateliest and the most massive; and hence it most readily

    admits rare words and metaphors, which is another point in which the

    narrative form of imitation stands alon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ambic

    and the trochaic tetrameter are stirring measures, the latter being akin

    to dancing, the former expressive of action. Still more absurd would it

    be to mix together different metres, as was done by Chaeremon. Hence no

    one has ever composed a poem on a great scale in any other than heroic

    verse. Nature herself, as we have said, teaches the choice of the proper

    measure.

    Homer, admirable in all respects, has the special merit of being the only

    poet who rightly appreciates the part he should take himself. The poet

    should speak as little as possible in his own person, for it is not this

    that makes him an imitator. Other poets appear themselves upon

    the scene throughout, and imitate but little and rarely. Homer, after a

    few prefatory words, at once brings in a man, or woman, or other

    personage; none of them wanting in characteristic qualities, but each

    with a character of his own.

    The element of the wonderful is required in Tragedy. The irrational, on

    which the wonderful depends for its chief effects, has wider scope in

    Epic poetry, because there the person acting is not seen. Thus, the

    pursuit of Hector would be ludicrous if placed upon the stage—the Greeks

    standing still and not joining in the pursuit, and Achilles waving them

    back. But in the Epic poem the absurdity passes unnoticed. Now the

    wonderful is pleasing: as may be inferred from the fact that every one

    tells a story with some addition of his own, knowing that his hearers

    like it. It is Homer who has chiefly taught other poets the art of

    telling lies skilfully. The secret of it lies in a fallacy, For, assuming

    that if one thing is or becomes, a second is or becomes, men imagine

    that, if the second is, the first likewise is or becomes. But this is a

    false inference. Hence, where the first thing is untrue, it is quite

    unnecessary, provided the second be true, to add that the first is or has

    become. For the mind, knowing the second to be true, falsely infers the

    truth of the first. There is an example of this in the Bath Scene of the

    Odyssey.

    Accordingly, the poet should prefer probable impossibilities to

    improbable possibilities. The tragic plot must not be composed of

    irrational parts. Everything irrational should, if possible, be excluded;

    or, at all events, it should lie outside the action of the play (as, in

    the Oedipus, the hero’s ignorance as to the manner of Laius’ death); not

    within the drama,—as in the Electra, the messenger’s account of the

    Pythian games; or, as in the Mysians, the man who has come from Tegea to

    Mysia and is still speechless. The plea that otherwise the plot would

    have been ruined, is ridiculous; such a plot should not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 constructed. But once the irrational has been introduced and

    an air of likelihood imparted to it, we must accept it in spite of the

    absurdity. Take even the irrational incidents in the Odyssey, where

    Odysseus is left upon the shore of Ithaca. How intolerable even these

    might have been would be apparent if an inferior poet were to treat the

    subject. As it is, the absurdity is veiled by the poetic charm with which

    the poet invests it.

    The diction should be elaborated in the pauses of the action, where there

    is no expression of character or thought. For, conversely, character and

    thought are merely obscured by a diction that is over brilliant.

    XXV

    With respect to critical difficulties and their solutions, the number and

    nature of the sources from which they may be drawn may be thus exhibited.

    The poet being an imitator, like a painter or any other artist, must of

    necessity imitate one of three objects,—things as they were or are,

    things as they are said or thought to be, or things as they ought to be.

    The vehicle of expression is language,—either current terms or, it may

    be, rare words or metaphors. There are also many modifications of

    language, which we concede to the poets. Add to this, that the standard

    of correctness is not the same in poetry and politics, any more than in

    poetry and any other art. Within the art of poetry itself there are two

    kinds of faults, those which touch its essence, and those which are

    accidental. If a poet has chosen to imitate something, <but has imitated

    it incorrectly> through want of capacity, the error is inherent in the

    poetry. But if the failure is due to a wrong choice if he has represented

    a horse as throwing out both his off legs at once, or introduced

    technical inaccuracies in medicine, for example, or in any other art the

    error is not essential to the poetry. These are the points of view from

    which we should consider and answer the objections raised by the critics.

    First as to matters which concern the poet’s own art. If he describes the

    impossible, he is guilty of an error; but the error may be justified, if

    the end of the art be thereby attained (the end being that already

    mentioned), if, that is, the effect of this or any other part of the poem

    is thus rendered more striking. A case in point is the pursuit of Hector.

    If, however, the end might have been as well, or better, attained without

    violating the special rules of the poetic art, the error is not

    justified: for every kind of error should, if possible, be avoided.

    Again, does the error touch the essentials of the poetic art, or some

    accident of it? For example,—not to know that a hind has no horns is a

    less serious matter than to paint it inartistically.

    Further, if it be objected that the description is not true to fact, the

    poet may perhaps reply,—‘But the objects are as they ought to be’: just

    as Sophocles said that he drew men as they ought to be; Euripides, as

    they are. In this way the objection may be met. If, however, the

    representation be of neither kind, the poet may answer,—This is how men

    say the thing is.’ This applies to tales about the gods. It may well be

    that these stories are not higher than fact nor yet true to fact: they

    are, very possibly, what Xenophanes says of them. But anyhow, ‘this is

    what is said.’ Again, a description may be no better than the fact:

    ‘still, it was the fact’; as in the passage about the arms: ‘Upright upon

    their butt-ends stood the spears.’ This was the custom then, as it now is

    among the Illyrians.

    Again, in examining whether what has been said or done by some one is

    poetically right or not, we must not look merely to the particular act or

    saying, and ask whether it is poetically good or bad. We must also

    consider by whom it is said or done, to whom, when, by what means, or for

    what end; whether, for instance, it be to secure a greater good, or avert

    a greater evil.

    Other difficulties may be resolved by due regard to the usage of

    language. We may note a rare word, as in {omicron upsilon rho eta alpha

    sigma mu epsilon nu pi rho omega tau omicron nu}, where the poet

    perhaps employs {omicron upsilon rho eta alpha sigma} not in the sense of

    mules, but of sentinels. So, again, of Dolon: ‘ill-favoured indeed he was

    to look upon.’ It is not meant that his body was ill-shaped, but that his

    face was ugly; for the Cretans use the word {epsilon upsilon epsilon iota

    delta epsilon sigma}, ‘well-favoured,’ to denote a fair face. Again,

    {zeta omega rho omicron tau epsilon rho omicron nu delta epsilon

    kappa epsilon rho alpha iota epsilon}, ‘mix the drink livelier,’ does not

    mean `mix it stronger’ as for hard drinkers, but ‘mix it quicker.’

    Sometimes an expression is metaphorical, as ‘Now all gods and men were

    sleeping through the night,’—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poet says:

    ‘Often indeed as he turned his gaze to the Trojan plain, he marvelled at

    the sound of flutes and pipes.’ ‘All’ is here used metaphorically for

    ‘many,’ all being a species of many. So in the verse,—‘alone she hath no

    part . . ,’ {omicron iota eta}, ‘alone,’ is metaphorical; for the best

    known may be called the only one.

    Again, the solution may depend upon accent or breathing. Thus Hippias of

    Thasos solve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lines,—{delta iota delta omicron

    mu epsilon nu (delta iota delta omicron mu epsilon nu) delta epsilon /

    omicron iota,} and { tau omicron mu epsilon nu omicron upsilon

    (omicron upsilon) kappa alpha tau alpha pi upsilon theta epsilon tau

    alpha iota / omicron mu beta rho omega}.

    Or again, the question may be solved by punctuation, as in Empedocles,—

    ‘Of a sudden things became mortal that before had learnt to be immortal,

    and things unmixed before mixed.’

    Or again, by ambiguity of meaning,—as {pi alpha rho omega chi eta kappa

    epsilon nu delta epsilon pi lambda epsilon omega / nu upsilon xi},

    where the word {pi lambda epsilon omega} is ambiguous.

    Or by the usage of language. Thus any mixed drink is called {omicron iota

    nu omicron sigma}, ‘wine.’ Hence Ganymede is said ‘to pour the wine to

    Zeus,’ though the gods do not drink wine. So too workers in iron are

    called {chi alpha lambda kappa epsilon alpha sigma}, or workers in

    bronze. This, however, may also be taken as a metaphor.

    Again, when a word seems to involve some inconsistency of meaning, we

    should consider how many senses it may bear in the particular passage.

    For example: ‘there was stayed the spear of bronze’—we should ask in how

    many ways we may take ‘being checked there.’ The true mode of

    interpretation is the precise opposite of what Glaucon mentions. Critics,

    he says, jump at certain groundless conclusions; they pass adverse

    judgment and then proceed to reason on it; and, assuming that the poet

    has said whatever they happen to think, find fault if a thing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ir own fancy. The question about Icarius has been

    treated in this fashion. The critics imagine he was a Lacedaemonian. They

    think it strange, therefore, that Telemachus should not have met him when

    he went to Lacedaemon. But the Cephallenian story may perhaps be the true

    one. They allege that Odysseus took a wife from among themselves, and

    that her father was Icadius not Icarius. It is merely a mistake, then,

    that gives plausibility to the objection.

    In general, the impossible must be justified by reference to artistic

    requirements, or to the higher reality, or to received opinion. With

    resp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rt, a probable impossibility is to be

    preferred to a thing improbable and yet possible. Again, it may be

    impossible that there should be men such as Zeuxis painted. ‘Yes,’ we

    say, ‘but the impossible is the higher thing; for the ideal type must

    surpass the reality.’ To justify the irrational, we appeal to what is

    commonly said to be. In addition to which, we urge that the irrational

    sometimes does not violate reason; just as ‘it is probable that a thing

    may happen contrary to probability.’

    Things that sound contradictory should be examined by the same rules as

    in dialectical refutation whether the same thing is meant, in the same

    relation, and in the same sense. We should therefore solve the question

    by reference to what the poet says himself, or to what is tacitly assumed

    by a person of intelligence.

    The element of the irrational, and, similarly, depravity of character,

    are justly censured when there is no inner necessity for introducing

    them. Such is the irrational element in the introduction of Aegeus by

    Euripides and the badness of Menelaus in the Orestes.

    Thus, there are five sources from which critical objections are drawn.

    Things are censured either as impossible, or irrational, or morally

    hurtful, or contradictory, or contrary to artistic correctness. The

    answers should be sought under the twelve heads above mentioned.

    XXVI

    The question may be raised whether the Epic or Tragic mode of imitation

    is the higher. If the more refined art is the higher, and the more

    refined in every case is that which appeals to the better sort of

    audience, the art which imitates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manifestly

    most unrefined. The audience is supposed to be too dull to comprehend

    unless something of their own is thrown in by the performers, who

    therefore indulge in restless movements. Bad flute-players twist and

    twirl, if they have to represent ‘the quoit-throw,’ or hustle the

    coryphaeus when they perform the ‘Scylla.’ Tragedy, it is said, has this

    same defect. We may compare the opinion that the older actors entertained

    of their successors. Mynniscus used to call Callippides ‘ape’ on account

    of the extravagance of his action, and the same view was held of

    Pindarus. Tragic art, then, as a whole, stands to Epic in the same

    relation as the younger to the elder actors. So we are told that Epic

    poetry is addressed to a cultivated audience, who do not need gesture;

    Tragedy, to an inferior public. Being then unrefined, it is evidently the

    lower of the two.

    Now,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censure attaches not to the poetic but to

    the histrionic art; for gesticulation may be equally overdone in epic

    recitation, as by Sosi-stratus, or in lyrical competition, as by

    Mnasitheus the Opuntian. Next, all action is not to be condemned any more

    than all dancing—but only that of bad performers. Such was the fault

    found in Callippides, as also in others of our own day, who are censured

    for representing degraded women. Again, Tragedy like Epic poetry produces

    its effect even without action; it reveals its power by mere reading. If,

    then, in all other respects it is superior, this fault, we say, is not

    inherent in it.

    And superior it is, because it has all the epic elements—it may even use

    the epic metre—with the music and spectacular effects as important

    accessories; and these produce the most vivid of pleasures. Further, it

    has vividness of impression in reading as well as in representation.

    Moreover, the art attains its end within narrower limits; for the

    concentrated effect is more pleasurable than one which is spread over a

    long time and so diluted. What, for example, would be the effect of the

    Oedipus of Sophocles, if it were cast into a form as long as the Iliad?

    Once more, the Epic imitation has less unity; as is shown by this, that

    any Epic poem will furnish subjects for several tragedies. Thus if the

    story adopted by the poet has a strict unity, it must either be concisely

    told and appear truncated; or, if it conform to the Epic canon of length,

    it must seem weak and watery.

    if, I mean, the poem is constructed out of several actions, like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which have many such parts, each with a certain

    magnitude of its own. Yet these poems are as perfect as possible in

    structure; each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attainable, an imitation of a

    single action.

    If, then, Tragedy is superior to Epic poetry in all these respects, and,

    moreover, fulfils its specific function better as an art for each art

    ought to produce, not any chance pleasure, but the pleasure proper to it,

    as already stated it plainly follows that Tragedy is the higher art, as

    attaining its end more perfectly.

    Thus much may suffice concerning Tragic and Epic poetry in general;

    their several kinds and parts, with the number of each and their

    differences; the causes that make a poem good or bad; the objections of

    the critics and the answers to these objections.

  • William Shakespeare：THE SONNETS

    I

    From fairest creatures we desire increase,
    That thereby beauty’s rose might never die,
    But as the riper should by time decease,
    His tender heir might bear his memory:
    But thou, contracted to thine own bright eyes,
    Feed’st thy light’s flame with self-substantial fuel,
    Making a famine where abundance lies,
    Thy self thy foe, to thy sweet self too cruel:
    Thou that art now the world’s fresh ornament,
    And only herald to the gaudy spring,
    Within thine own bud buriest thy content,
    And tender churl mak’st waste in niggarding:
    Pity the world, or else this glutton be,
    To eat the world’s due, by the grave and thee.

    II

    When forty winters shall besiege thy brow,
    And dig deep trenches in thy beauty’s field,
    Thy youth’s proud livery so gazed on now,
    Will be a tatter’d weed of small worth held:
    Then being asked, where all thy beauty lies,
    Where all the treasure of thy lusty days;
    To say, within thine own deep sunken eyes,
    Were an all-eating shame, and thriftless praise.
    How much more praise deserv’d thy beauty’s use,
    If thou couldst answer ‘This fair child of mine
    Shall sum my count, and make my old excuse,’
    Proving his beauty by succession thine!
    This were to be new made when thou art old,
    And see thy blood warm when thou feel’st it cold.

    III

    Look in thy glass and tell the face thou viewest
    Now is the time that face should form another;
    Whose fresh repair if now thou not renewest,
    Thou dost beguile the world, unbless some mother.
    For where is she so fair whose unear’d womb
    Disdains the tillage of thy husbandry?
    Or who is he so fond will be the tomb,
    Of his self-love to stop posterity?
    Thou art thy mother’s glass and she in thee
    Calls back the lovely April of her prime;
    So thou through windows of thine age shalt see,
    Despite of wrinkles this thy golden time.
    But if thou live, remember’d not to be,
    Die single and thine image dies with thee.

    IV

    Unthrifty loveliness, why dost thou spend
    Upon thy self thy beauty’s legacy?
    Nature’s bequest gives nothing, but doth lend,
    And being frank she lends to those are free:
    Then, beauteous niggard, why dost thou abuse
    The bounteous largess given thee to give?
    Profitless usurer, why dost thou use
    So great a sum of sums, yet canst not live?
    For having traffic with thy self alone,
    Thou of thy self thy sweet self dost deceive:
    Then how when nature calls thee to be gone,
    What acceptable audit canst thou leave?
    Thy unused beauty must be tombed with thee,
    Which, used, lives th’ executor to be.

    V

    Those hours, that with gentle work did frame
    The lovely gaze where every eye doth dwell,
    Will play the tyrants to the very same
    And that unfair which fairly doth excel;
    For never-resting time leads summer on
    To hideous winter, and confounds him there;
    Sap checked with frost, and lusty leaves quite gone,
    Beauty o’er-snowed and bareness every where:
    Then were not summer’s distillation left,
    A liquid prisoner pent in walls of glass,
    Beauty’s effect with beauty were bereft,
    Nor it, nor no remembrance what it was:
    But flowers distill’d, though they with winter meet,
    Leese but their show; their substance still lives sweet.

    VI

    Then let not winter’s ragged hand deface,
    In thee thy summer, ere thou be distill’d:
    Make sweet some vial; treasure thou some place
    With beauty’s treasure ere it be self-kill’d.
    That use is not forbidden usury,
    Which happies those that pay the willing loan;
    That’s for thy self to breed another thee,
    Or ten times happier, be it ten for one;
    Ten times thy self were happier than thou art,
    If ten of thine ten times refigur’d thee:
    Then what could death do if thou shouldst depart,
    Leaving thee living in posterity?
    Be not self-will’d, for thou art much too fair
    To be death’s conquest and make worms thine heir.

    VII

    Lo! in the orient when the gracious light
    Lifts up his burning head, each under eye
    Doth homage to his new-appearing sight,
    Serving with looks his sacred majesty;
    And having climb’d the steep-up heavenly hill,
    Resembling strong youth in his middle age,
    Yet mortal looks adore his beauty still,
    Attending on his golden pilgrimage:
    But when from highmost pitch, with weary car,
    Like feeble age, he reeleth from the day,
    The eyes, ’fore duteous, now converted are
    From his low tract, and look another way:
    So thou, thyself outgoing in thy noon:
    Unlook’d, on diest unless thou get a son.

    VIII

    Music to hear, why hear’st thou music sadly?
    Sweets with sweets war not, joy delights in joy:
    Why lov’st thou that which thou receiv’st not gladly,
    Or else receiv’st with pleasure thine annoy?
    If the true concord of well-tuned sounds,
    By unions married, do offend thine ear,
    They do but sweetly chide thee, who confounds
    In singleness the parts that thou shouldst bear.
    Mark how one string, sweet husband to another,
    Strikes each in each by mutual ordering;
    Resembling sire and child and happy mother,
    Who, all in one, one pleasing note do sing:
    Whose speechless song being many, seeming one,
    Sings this to thee: ‘Thou single wilt prove none.’

    IX

    Is it for fear to wet a widow’s eye,
    That thou consum’st thy self in single life?
    Ah! if thou issueless shalt hap to die,
    The world will wail thee like a makeless wife;
    The world will be thy widow and still weep
    That thou no form of thee hast left behind,
    When every private widow well may keep
    By children’s eyes, her husband’s shape in mind:
    Look! what an unthrift in the world doth spend
    Shifts but his place, for still the world enjoys it;
    But beauty’s waste hath in the world an end,
    And kept unused the user so destroys it.
    No love toward others in that bosom sits
    That on himself such murd’rous shame commits.

    X

    For shame! deny that thou bear’st love to any,
    Who for thy self art so unprovident.
    Grant, if thou wilt, thou art belov’d of many,
    But that thou none lov’st is most evident:
    For thou art so possess’d with murderous hate,
    That ’gainst thy self thou stick’st not to conspire,
    Seeking that beauteous roof to ruinate
    Which to repair should be thy chief desire.
    O! change thy thought, that I may change my mind:
    Shall hate be fairer lodg’d than gentle love?
    Be, as thy presence is, gracious and kind,
    Or to thyself at least kind-hearted prove:
    Make thee another self for love of me,
    That beauty still may live in thine or thee.

    XI

    As fast as thou shalt wane, so fast thou grow’st,
    In one of thine, from that which thou departest;
    And that fresh blood which youngly thou bestow’st,
    Thou mayst call thine when thou from youth convertest,
    Herein lives wisdom, beauty, and increase;
    Without this folly, age, and cold decay:
    If all were minded so, the times should cease
    And threescore year would make the world away.
    Let those whom nature hath not made for store,
    Harsh, featureless, and rude, barrenly perish:
    Look, whom she best endow’d, she gave thee more;
    Which bounteous gift thou shouldst in bounty cherish:
    She carv’d thee for her seal, and meant thereby,
    Thou shouldst print more, not let that copy die.

    XII

    When I do count the clock that tells the time,
    And see the brave day sunk in hideous night;
    When I behold the violet past prime,
    And sable curls, all silvered o’er with white;
    When lofty trees I see barren of leaves,
    Which erst from heat did canopy the herd,
    And summer’s green all girded up in sheaves,
    Borne on the bier with white and bristly beard,
    Then of thy beauty do I question make,
    That thou among the wastes of time must go,
    Since sweets and beauties do themselves forsake
    And die as fast as they see others grow;
    And nothing ’gainst Time’s scythe can make defence
    Save breed, to brave him when he takes thee hence.

    XIII

    O! that you were your self; but, love you are
    No longer yours, than you your self here live:
    Against this coming end you should prepare,
    And your sweet semblance to some other give:
    So should that beauty which you hold in lease
    Find no determination; then you were
    Yourself again, after yourself’s decease,
    When your sweet issue your sweet form should bear.
    Who lets so fair a house fall to decay,
    Which husbandry in honour might uphold,
    Against the stormy gusts of winter’s day
    And barren rage of death’s eternal cold?
    O! none but unthrifts. Dear my love, you know,
    You had a father: let your son say so.

    XIV

    Not from the stars do I my judgement pluck;
    And yet methinks I have astronomy,
    But not to tell of good or evil luck,
    Of plagues, of dearths, or seasons’ quality;
    Nor can I fortune to brief minutes tell,
    Pointing to each his thunder, rain and wind,
    Or say with princes if it shall go well
    By oft predict that I in heaven find:
    But from thine eyes my knowledge I derive,
    And constant stars in them I read such art
    As ‘Truth and beauty shall together thrive,
    If from thyself, to store thou wouldst convert’;
    Or else of thee this I prognosticate:
    ‘Thy end is truth’s and beauty’s doom and date.’

    XV

    When I consider every thing that grows
    Holds in perfection but a little moment,
    That this huge stage presenteth nought but shows
    Whereon the stars in secret influence comment;
    When I perceive that men as plants increase,
    Cheered and checked even by the self-same sky,
    Vaunt in their youthful sap, at height decrease,
    And wear their brave state out of memory;
    Then the conceit of this inconstant stay
    Sets you most rich in youth before my sight,
    Where wasteful Time debateth with decay
    To change your day of youth to sullied night,
    And all in war with Time for love of you,
    As he takes from you, I engraft you new.

    XVI

    But wherefore do not you a mightier way
    Make war upon this bloody tyrant, Time?
    And fortify your self in your decay
    With means more blessed than my barren rhyme?
    Now stand you on the top of happy hours,
    And many maiden gardens, yet unset,
    With virtuous wish would bear you living flowers,
    Much liker than your painted counterfeit:
    So should the lines of life that life repair,
    Which this, Time’s pencil, or my pupil pen,
    Neither in inward worth nor outward fair,
    Can make you live your self in eyes of men.
    To give away yourself, keeps yourself still,
    And you must live, drawn by your own sweet skill.

    XVII

    Who will believe my verse in time to come,
    If it were fill’d with your most high deserts?
    Though yet heaven knows it is but as a tomb
    Which hides your life, and shows not half your parts.
    If I could write the beauty of your eyes,
    And in fresh numbers number all your graces,
    The age to come would say ‘This poet lies;
    Such heavenly touches ne’er touch’d earthly faces.’
    So should my papers, yellow’d with their age,
    Be scorn’d, like old men of less truth than tongue,
    And your true rights be term’d a poet’s rage
    And stretched metre of an antique song:
    But were some child of yours alive that time,
    You should live twice,–in it, and in my rhyme.

    XVIII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d,
    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 dec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d: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st,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er’st in his shade,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XIX

    Devouring Time, blunt thou the lion’s paws,
    And make the earth devour her own sweet brood;
    Pluck the keen teeth from the fierce tiger’s jaws,
    And burn the long-liv’d phoenix, in her blood;
    Make glad and sorry seasons as thou fleets,
    And do whate’er thou wilt, swift-footed Time,
    To the wide world and all her fading sweets;
    But I forbid thee one most heinous crime:
    O! carve not with thy hours my love’s fair brow,
    Nor draw no lines there with thine antique pen;
    Him in thy course untainted do allow
    For beauty’s pattern to succeeding men.
    Yet, do thy worst old Time: despite thy wrong,
    My love shall in my verse ever live young.

    XX

    A woman’s face with nature’s own hand painted,
    Hast thou, the master mistress of my passion;
    A woman’s gentle heart, but not acquainted
    With shifting change, as is false women’s fashion:
    An eye more bright than theirs, less false in rolling,
    Gilding the object whereupon it gazeth;
    A man in hue all ‘hues’ in his controlling,
    Which steals men’s eyes and women’s souls amazeth.
    And for a woman wert thou first created;
    Till Nature, as she wrought thee, fell a-doting,
    And by addition me of thee defeated,
    By adding one thing to my purpose nothing.
    But since she prick’d thee out for women’s pleasure,
    Mine be thy love and thy love’s use their treasure.

    XXI

    So is it not with me as with that Muse,
    Stirr’d by a painted beauty to his verse,
    Who heaven itself for ornament doth use
    And every fair with his fair doth rehearse,
    Making a couplement of proud compare.
    With sun and moon, with earth and sea’s rich gems,
    With April’s first-born flowers, and all things rare,
    That heaven’s air in this huge rondure hems.
    O! let me, true in love, but truly write,
    And then believe me, my love is as fair
    As any mother’s child, though not so bright
    As those gold candles fix’d in heaven’s air:
    Let them say more that like of hearsay well;
    I will not praise that purpose not to sell.

    XXII

    My glass shall not persuade me I am old,
    So long as youth and thou are of one date;
    But when in thee time’s furrows I behold,
    Then look I death my days should expiate.
    For all that beauty that doth cover thee,
    Is but the seemly raiment of my heart,
    Which in thy breast doth live, as thine in me:
    How can I then be elder than thou art?
    O! therefore love, be of thyself so wary
    As I, not for myself, but for thee will;
    Bearing thy heart, which I will keep so chary
    As tender nurse her babe from faring ill.
    Presume not on thy heart when mine is slain,
    Thou gav’st me thine not to give back again.

    XXIII

    As an unperfect actor on the stage,
    Who with his fear is put beside his part,
    Or some fierce thing replete with too much rage,
    Whose strength’s abundance weakens his own heart;
    So I, for fear of trust, forget to say
    The perfect ceremony of love’s rite,
    And in mine own love’s strength seem to decay,
    O’ercharg’d with burthen of mine own love’s might.
    O! let my looks be then the eloquence
    And dumb presagers of my speaking breast,
    Who plead for love, and look for recompense,
    More than that tongue that more hath more express’d.
    O! learn to read what silent love hath writ:
    To hear with eyes belongs to love’s fine wit.

    XXIV

    Mine eye hath play’d the painter and hath stell’d,
    Thy beauty’s form in table of my heart;
    My body is the frame wherein ’tis held,
    And perspective it is best painter’s art.
    For through the painter must you see his skill,
    To find where your true image pictur’d lies,
    Which in my bosom’s shop is hanging still,
    That hath his windows glazed with thine eyes.
    Now see what good turns eyes for eyes have done:
    Mine eyes have drawn thy shape, and thine for me
    Are windows to my breast, where-through the sun
    Delights to peep, to gaze therein on thee;
    Yet eyes this cunning want to grace their art,
    They draw but what they see, know not the heart.

    XXV

    Let those who are in favour with their stars
    Of public honour and proud titles boast,
    Whilst I, whom fortune of such triumph bars
    Unlook’d for joy in that I honour most.
    Great princes’ favourites their fair leaves spread
    But as the marigold at the sun’s eye,
    And in themselves their pride lies buried,
    For at a frown they in their glory die.
    The painful warrior famoused for fight,
    After a thousand victories once foil’d,
    Is from the book of honour razed quite,
    And all the rest forgot for which he toil’d:
    Then happy I, that love and am belov’d,
    Where I may not remove nor be remov’d.

    XXVI

    Lord of my love, to whom in vassalage
    Thy merit hath my duty strongly knit,
    To thee I send this written embassage,
    To witness duty, not to show my wit:
    Duty so great, which wit so poor as mine
    May make seem bare, in wanting words to show it,
    But that I hope some good conceit of thine
    In thy soul’s thought, all naked, will bestow it:
    Till whatsoever star that guides my moving,
    Points on me graciously with fair aspect,
    And puts apparel on my tatter’d loving,
    To show me worthy of thy sweet respect:
    Then may I dare to boast how I do love thee;
    Till then, not show my head where thou mayst prove me.

    XXVII

    Weary with toil, I haste me to my bed,
    The dear respose for limbs with travel tir’d;
    But then begins a journey in my head
    To work my mind, when body’s work’s expired:
    For then my thoughts–from far where I abide–
    Intend a zealous pilgrimage to thee,
    And keep my drooping eyelids open wide,
    Looking on darkness which the blind do see:
    Save that my soul’s imaginary sight
    Presents thy shadow to my sightless view,
    Which, like a jewel hung in ghastly night,
    Makes black night beauteous, and her old face new.
    Lo! thus, by day my limbs, by night my mind,
    For thee, and for myself, no quiet find.

    XXVIII

    How can I then return in happy plight,
    That am debarre’d the benefit of rest?
    When day’s oppression is not eas’d by night,
    But day by night and night by day oppress’d,
    And each, though enemies to either’s reign,
    Do in consent shake hands to torture me,
    The one by toil, the other to complain
    How far I toil, still farther off from thee.
    I tell the day, to please him thou art bright,
    And dost him grace when clouds do blot the heaven:
    So flatter I the swart-complexion’d night,
    When sparkling stars twire not thou gild’st the even.
    But day doth daily draw my sorrows longer,
    And night doth nightly make grief’s length seem stronger.

    XXIX

    When in disgrace with fortune and men’s eyes
    I all alone beweep my outcast state,
    And trouble deaf heaven with my bootless cries,
    And look upon myself, and curse my fate,
    Wishing me like to one more rich in hope,
    Featur’d like him, like him with friends possess’d,
    Desiring this man’s art, and that man’s scope,
    With what I most enjoy contented least;
    Yet in these thoughts my self almost despising,
    Haply I think on thee,– and then my state,
    Like to the lark at break of day arising
    From sullen earth, sings hymns at heaven’s gate;
    For thy sweet love remember’d such wealth brings
    That then I scorn to change my state with kings.

    XXX

    When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I sigh the lack of many a thing I sought,
    And with old woes new wail my dear time’s waste:
    Then can I drown an eye, un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s hid in death’s dateless night,
    And weep afresh love’s long since cancell’d woe,
    And moan the expense of many a vanish’d sight:
    Then can I grieve at grievances foregone,
    And heavily from woe to woe tell o’er
    The sad account of fore-bemoaned moan,
    Which I new pay as if not paid before.
    But if the while I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All losses are restor’d and sorrows end.

    XXXI

    Thy bosom is endeared with all hearts,
    Which I by lacking have supposed dead;
    And there reigns Love, and all Love’s loving parts,
    And all those friends which I thought buried.
    How many a holy and obsequious tear
    Hath dear religious love stol’n from mine eye,
    As interest of the dead, which now appear
    But things remov’d that hidden in thee lie!
    Thou art the grave where buried love doth live,
    Hung with the trophies of my lovers gone,
    Who all their parts of me to thee did give,
    That due of many now is thine alone:
    Their images I lov’d, I view in thee,
    And thou–all they–hast all the all of me.

    XXXII

    If thou survive my well-contented day,
    When that churl Death my bones with dust shall cover
    And shalt by fortune once more re-survey
    These poor rude lines of thy deceased lover,
    Compare them with the bett’ring of the time,
    And though they be outstripp’d by every pen,
    Reserve them for my love, not for their rhyme,
    Exceeded by the height of happier men.
    O! then vouchsafe me but this loving thought:
    ‘Had my friend’s Muse grown with this growing age,
    A dearer birth than this his love had brought,
    To march in ranks of better equipage:
    But since he died and poets better prove,
    Theirs for their style I’ll read, his for his love’.

    XXXIII

    Full many a glorious morning have I seen
    Flatter the mountain tops with sovereign eye,
    Kissing with golden face the meadows green,
    Gilding pale streams with heavenly alchemy;
    Anon permit the basest clouds to ride
    With ugly rack on his celestial face,
    And from the forlorn world his visage hide,
    Stealing unseen to west with this disgrace:
    Even so my sun one early morn did shine,
    With all triumphant splendour on my brow;
    But out! alack! he was but one hour mine,
    The region cloud hath mask’d him from me now.
    Yet him for this my love no whit disdaineth;
    Suns of the world may stain when heaven’s sun staineth.

    XXXIV

    Why didst thou promise such a beauteous day,
    And make me travel forth without my cloak,
    To let base clouds o’ertake me in my way,
    Hiding thy bravery in their rotten smoke?
    ’Tis not enough that through the cloud thou break,
    To dry the rain on my storm-beaten face,
    For no man well of such a salve can speak,
    That heals the wound, and cures not the disgrace:
    Nor can thy shame give physic to my grief;
    Though thou repent, yet I have still the loss:
    The offender’s sorrow lends but weak relief
    To him that bears the strong offence’s cross.
    Ah! but those tears are pearl which thy love sheds,
    And they are rich and ransom all ill deeds.

    XXXV

    No more be griev’d at that which thou hast done:
    Roses have thorns, and silver fountains mud:
    Clouds and eclipses stain both moon and sun,
    And loathsome canker lives in sweetest bud.
    All men make faults, and even I in this,
    Authorizing thy trespass with compare,
    Myself corrupting, salving thy amiss,
    Excusing thy sins more than thy sins are;
    For to thy sensual fault I bring in sense,–
    Thy adverse party is thy advocate,–
    And ’gainst myself a lawful plea commence:
    Such civil war is in my love and hate,
    That I an accessary needs must be,
    To that sweet thief which sourly robs from me.

    XXXVI

    Let me confess that we two must be twain,
    Although our undivided loves are one:
    So shall those blots that do with me remain,
    Without thy help, by me be borne alone.
    In our two loves there is but one respect,
    Though in our lives a separable spite,
    Which though it alter not love’s sole effect,
    Yet doth it steal sweet hours from love’s delight.
    I may not evermore acknowledge thee,
    Lest my bewailed guilt should do thee shame,
    Nor thou with public kindness honour me,
    Unless thou take that honour from thy name:
    But do not so, I love thee in such sort,
    As thou being mine, mine is thy good report.

    XXXVII

    As a decrepit father takes delight
    To see his active child do deeds of youth,
    So I, made lame by Fortune’s dearest spite,
    Take all my comfort of thy worth and truth;
    For whether beauty, birth, or wealth, or wit,
    Or any of these all, or all, or more,
    Entitled in thy parts, do crowned sit,
    I make my love engrafted, to this store:
    So then I am not lame, poor, nor despis’d,
    Whilst that this shadow doth such substance give
    That I in thy abundance am suffic’d,
    And by a part of all thy glory live.
    Look what is best, that best I wish in thee:
    This wish I have; then ten times happy me!

    XXXVIII

    How can my muse want subject to invent,
    While thou dost breathe, that pour’st into my verse
    Thine own sweet argument, too excellent
    For every vulgar paper to rehearse?
    O! give thy self the thanks, if aught in me
    Worthy perusal stand against thy sight;
    For who’s so dumb that cannot write to thee,
    When thou thy self dost give invention light?
    Be thou the tenth Muse, ten times more in worth
    Than those old nine which rhymers invocate;
    And he that calls on thee, let him bring forth
    Eternal numbers to outlive long date.
    If my slight muse do please these curious days,
    The pain be mine, but thine shall be the praise.

    XXXIX

    O! how thy worth with manners may I sing,
    When thou art all the better part of me?
    What can mine own praise to mine own self bring?
    And what is’t but mine own when I praise thee?
    Even for this, let us divided live,
    And our dear love lose name of single one,
    That by this separation I may give
    That due to thee which thou deserv’st alone.
    O absence! what a torment wouldst thou prove,
    Were it not thy sour leisure gave sweet leave,
    To entertain the time with thoughts of love,
    Which time and thoughts so sweetly doth deceive,
    And that thou teachest how to make one twain,
    By praising him here who doth hence remain.

    XL

    Take all my loves, my love, yea take them all;
    What hast thou then more than thou hadst before?
    No love, my love, that thou mayst true love call;
    All mine was thine, before thou hadst this more.
    Then, if for my love, thou my love receivest,
    I cannot blame thee, for my love thou usest;
    But yet be blam’d, if thou thy self deceivest
    By wilful taste of what thyself refusest.
    I do forgive thy robbery, gentle thief,
    Although thou steal thee all my poverty:
    And yet, love knows it is a greater grief
    To bear love’s wrong, than hate’s known injury.
    Lascivious grace, in whom all ill well shows,
    Kill me with spites yet we must not be foes.

    XLI

    Those pretty wrongs that liberty commits,
    When I am sometime absent from thy heart,
    Thy beauty, and thy years full well befits,
    For still temptation follows where thou art.
    Gentle thou art, and therefore to be won,
    Beauteous thou art, therefore to be assail’d;
    And when a woman woos, what woman’s son
    Will sourly leave her till he have prevail’d?
    Ay me! but yet thou mightst my seat forbear,
    And chide thy beauty and thy straying youth,
    Who lead thee in their riot even there
    Where thou art forced to break a twofold truth:–
    Hers by thy beauty tempting her to thee,
    Thine by thy beauty being false to me.

    XLII

    That thou hast her it is not all my grief,
    And yet it may be said I loved her dearly;
    That she hath thee is of my wailing chief,
    A loss in love that touches me more nearly.
    Loving offenders thus I will excuse ye:
    Thou dost love her, because thou know’st I love her;
    And for my sake even so doth she abuse me,
    Suffering my friend for my sake to approve her.
    If I lose thee, my loss is my love’s gain,
    And losing her, my friend hath found that loss;
    Both find each other, and I lose both twain,
    And both for my sake lay on me this cross:
    But here’s the joy; my friend and I are one;
    Sweet flattery! then she loves but me alone.

    XLIII

    When most I wink, then do mine eyes best see,
    For all the day they view things unrespected;
    But when I sleep, in dreams they look on thee,
    And darkly bright, are bright in dark directed.
    Then thou, whose shadow shadows doth make bright,
    How would thy shadow’s form form happy show
    To the clear day with thy much clearer light,
    When to unseeing eyes thy shade shines so!
    How would, I say, mine eyes be blessed made
    By looking on thee in the living day,
    When in dead night thy fair imperfect shade
    Through heavy sleep on sightless eyes doth stay!
    All days are nights to see till I see thee,
    And nights bright days when dreams do show thee me.

    XLIV

    If the dull substance of my flesh were thought,
    Injurious distance should not stop my way;
    For then despite of space I would be brought,
    From limits far remote, where thou dost stay.
    No matter then although my foot did stand
    Upon the farthest earth remov’d from thee;
    For nimble thought can jump both sea and land,
    As soon as think the place where he would be.
    But, ah! thought kills me that I am not thought,
    To leap large lengths of miles when thou art gone,
    But that so much of earth and water wrought,
    I must attend time’s leisure with my moan;
    Receiving nought by elements so slow
    But heavy tears, badges of either’s woe.

    XLV

    The other two, slight air, and purging fire
    Are both with thee, wherever I abide;
    The first my thought, the other my desire,
    These present-absent with swift motion slide.
    For when these quicker elements are gone
    In tender embassy of love to thee,
    My life, being made of four, with two alone
    Sinks down to death, oppress’d with melancholy;
    Until life’s composition be recur’d
    By those swift messengers return’d from thee,
    Who even but now come back again, assur’d,
    Of thy fair health, recounting it to me:
    This told, I joy; but then no longer glad,
    I send them back again, and straight grow sad.

    XLVI

    Mine eye and heart are at a mortal war,
    How to divide the conquest of thy sight;
    Mine eye my heart thy picture’s sight would bar,
    My heart mine eye the freedom of that right.
    My heart doth plead that thou in him dost lie,–
    A closet never pierc’d with crystal eyes–
    But the defendant doth that plea deny,
    And says in him thy fair appearance lies.
    To side this title is impannelled
    A quest of thoughts, all tenants to the heart;
    And by their verdict is determined
    The clear eye’s moiety, and the dear heart’s part:
    As thus; mine eye’s due is thy outward part,
    And my heart’s right, thy inward love of heart.

    XLVII

    Betwixt mine eye and heart a league is took,
    And each doth good turns now unto the other:
    When that mine eye is famish’d for a look,
    Or heart in love with sighs himself doth smother,
    With my love’s picture then my eye doth feast,
    And to the painted banquet bids my heart;
    Another time mine eye is my heart’s guest,
    And in his thoughts of love doth share a part:
    So, either by thy picture or my love,
    Thy self away, art present still with me;
    For thou not farther than my thoughts canst move,
    And I am still with them, and they with thee;
    Or, if they sleep, thy picture in my sight
    Awakes my heart, to heart’s and eye’s delight.

    XLVIII

    How careful was I when I took my way,
    Each trifle under truest bars to thrust,
    That to my use it might unused stay
    From hands of falsehood, in sure wards of trust!
    But thou, to whom my jewels trifles are,
    Most worthy comfort, now my greatest grief,
    Thou best of dearest, and mine only care,
    Art left the prey of every vulgar thief.
    Thee have I not lock’d up in any chest,
    Save where thou art not, though I feel thou art,
    Within the gentle closure of my breast,
    From whence at pleasure thou mayst come and part;
    And even thence thou wilt be stol’n I fear,
    For truth proves thievish for a prize so dear.

    XLIX

    Against that time, if ever that time come,
    When I shall see thee frown on my defects,
    When as thy love hath cast his utmost sum,
    Call’d to that audit by advis’d respects;
    Against that time when thou shalt strangely pass,
    And scarcely greet me with that sun, thine eye,
    When love, converted from the thing it was,
    Shall reasons find of settled gravity;
    Against that time do I ensconce me here,
    Within the knowledge of mine own desert,
    And this my hand, against my self uprear,
    To guard the lawful reasons on thy part:
    To leave poor me thou hast the strength of laws,
    Since why to love I can allege no cause.

    L

    How heavy do I journey on the way,
    When what I seek, my weary travel’s end,
    Doth teach that ease and that repose to say,
    ‘Thus far the miles are measured from thy friend!’
    The beast that bears me, tired with my woe,
    Plods dully on, to bear that weight in me,
    As if by some instinct the wretch did know
    His rider lov’d not speed, being made from thee:
    The bloody spur cannot provoke him on,
    That sometimes anger thrusts into his hide,
    Which heavily he answers with a groan,
    More sharp to me than spurring to his side;
    For that same groan doth put this in my mind,
    My grief lies onward, and my joy behind.

    LI

    Thus can my love excuse the slow offence
    Of my dull bearer when from thee I speed:
    From where thou art why should I haste me thence?
    Till I return, of posting is no need.
    O! what excuse will my poor beast then find,
    When swift extremity can seem but slow?
    Then should I spur, though mounted on the wind,
    In winged speed no motion shall I know,
    Then can no horse with my desire keep pace;
    Therefore desire, of perfect’st love being made,
    Shall neigh–no dull flesh–in his fiery race;
    But love, for love, thus shall excuse my jade,–
    ‘Since from thee going, he went wilful-slow,
    Towards thee I’ll run, and give him leave to go.’

    LII

    So am I as the rich, whose blessed key,
    Can bring him to his sweet up-locked treasure,
    The which he will not every hour survey,
    For blunting the fine point of seldom pleasure.
    Therefore are feasts so solemn and so rare,
    Since, seldom coming in that long year set,
    Like stones of worth they thinly placed are,
    Or captain jewels in the carcanet.
    So is the time that keeps you as my chest,
    Or as the wardrobe which the robe doth hide,
    To make some special instant special-blest,
    By new unfolding his imprison’d pride.
    Blessed are you whose worthiness gives scope,
    Being had, to triumph; being lacked, to hope.

    LIII

    What is your substance, whereof are you made,
    That millions of strange shadows on you tend?
    Since every one, hath every one, one shade,
    And you but one, can every shadow lend.
    Describe Adonis, and the counterfeit
    Is poorly imitated after you;
    On Helen’s cheek all art of beauty set,
    And you in Grecian tires are painted new:
    Speak of the spring, and foison of the year,
    The one doth shadow of your beauty show,
    The other as your bounty doth appear;
    And you in every blessed shape we know.
    In all external grace you have some part,
    But you like none, none you, for constant heart.

    LIV

    O! how much more doth beauty beauteous seem
    By that sweet ornament which truth doth give.
    The rose looks fair, but fairer we it deem
    For that sweet odour, which doth in it live.
    The canker blooms have full as deep a dye
    As the perfumed tincture of the roses.
    Hang on such thorns, and play as wantonly
    When summer’s breath their masked buds discloses:
    But, for their virtue only is their show,
    They live unwoo’d, and unrespected fade;
    Die to themselves. Sweet roses do not so;
    Of their sweet deaths, are sweetest odours made:
    And so of you, beauteous and lovely youth,
    When that shall vade, by verse distills your truth.

    LV

    Not marble, nor the gilded monuments
    Of princes, shall outlive this powerful rhyme;
    But you shall shine more bright in these contents
    Than unswept stone, besmear’d with sluttish time.
    When wasteful war shall statues overturn,
    And broils root out the work of masonry,
    Nor Mars his sword, nor war’s quick fire shall burn
    The living record of your memory.
    ’Gainst death, and all-oblivious enmity
    Shall you pace forth; your praise shall still find room
    Even in the eyes of all posterity
    That wear this world out to the ending doom.
    So, till the judgment that yourself arise,
    You live in this, and dwell in lovers’ eyes.

    LVI

    Sweet love, renew thy force; be it not said
    Thy edge should blunter be than appetite,
    Which but to-day by feeding is allay’d,
    To-morrow sharpened in his former might:
    So, love, be thou, although to-day thou fill
    Thy hungry eyes, even till they wink with fulness,
    To-morrow see again, and do not kill
    The spirit of love, with a perpetual dulness.
    Let this sad interim like the ocean be
    Which parts the shore, where two contracted new
    Come daily to the banks, that when they see
    Return of love, more blest may be the view;
    Or call it winter, which being full of care,
    Makes summer’s welcome, thrice more wished, more rare.

    LVII

    Being your slave what should I do but tend,
    Upon the hours, and times of your desire?
    I have no precious time at all to spend;
    Nor services to do, till you require.
    Nor dare I chide the world-without-end hour,
    Whilst I, my sovereign, watch the clock for you,
    Nor think the bitterness of absence sour,
    When you have bid your servant once adieu;
    Nor dare I question with my jealous thought
    Where you may be, or your affairs suppose,
    But, like a sad slave, stay and think of nought
    Save, where you are, how happy you make those.
    So true a fool is love, that in your will,
    Though you do anything, he thinks no ill.

    LVIII

    That god forbid, that made me first your slave,
    I should in thought control your times of pleasure,
    Or at your hand the account of hours to crave,
    Being your vassal, bound to stay your leisure!
    O! let me suffer, being at your beck,
    The imprison’d absence of your liberty;
    And patience, tame to sufferance, bide each check,
    Without accusing you of injury.
    Be where you list, your charter is so strong
    That you yourself may privilage your time
    To what you will; to you it doth belong
    Yourself to pardon of self-doing crime.
    I am to wait, though waiting so be hell,
    Not blame your pleasure be it ill or well.

    LIX

    If there be nothing new, but that which is
    Hath been before, how are our brains beguil’d,
    Which labouring for invention bear amiss
    The second burthen of a former child!
    O! that record could with a backward look,
    Even of five hundred courses of the sun,
    Show me your image in some antique book,
    Since mind at first in character was done!
    That I might see what the old world could say
    To this composed wonder of your frame;
    Wh’r we are mended, or wh’r better they,
    Or whether revolution be the same.
    O! sure I am the wits of former days,
    To subjects worse have given admiring praise.

    LX

    Like as the waves make towards the pebbled shore,
    So do our minutes hasten to their end;
    Each changing place with that which goes before,
    In sequent toil all forwards do contend.
    Nativity, once in the main of light,
    Crawls to maturity, wherewith being crown’d,
    Crooked eclipses ’gainst his glory fight,
    And Time that gave doth now his gift confound.
    Time doth transfix the flourish set on youth
    And delves the parallels in beauty’s brow,
    Feeds on the rarities of nature’s truth,
    And nothing stands but for his scythe to mow:
    And yet to times in hope, my verse shall stand.
    Praising thy worth, despite his cruel hand.

    LXI

    Is it thy will, thy image should keep open
    My heavy eyelids to the weary night?
    Dost thou desire my slumbers should be broken,
    While shadows like to thee do mock my sight?
    Is it thy spirit that thou send’st from thee
    So far from home into my deeds to pry,
    To find out shames and idle hours in me,
    The scope and tenure of thy jealousy?
    O, no! thy love, though much, is not so great:
    It is my love that keeps mine eye awake:
    Mine own true love that doth my rest defeat,
    To play the watchman ever for thy sake:
    For thee watch I, whilst thou dost wake elsewhere,
    From me far off, with others all too near.

    LXII

    Sin of self-love possesseth all mine eye
    And all my soul, and all my every part;
    And for this sin there is no remedy,
    It is so grounded inward in my heart.
    Methinks no face so gracious is as mine,
    No shape so true, no truth of such account;
    And for myself mine own worth do define,
    As I all other in all worths surmount.
    But when my glass shows me myself indeed
    Beated and chopp’d with tanned antiquity,
    Mine own self-love quite contrary I read;
    Self so self-loving were iniquity.
    ’Tis thee,–myself,–that for myself I praise,
    Painting my age with beauty of thy days.

    LXIII

    Against my love shall be as I am now,
    With Time’s injurious hand crush’d and o’erworn;
    When hours have drain’d his blood and fill’d his brow
    With lines and wrinkles; when his youthful morn
    Hath travell’d on to age’s steepy night;
    And all those beauties whereof now he’s king
    Are vanishing, or vanished out of sight,
    Stealing away the treasure of his spring;
    For such a time do I now fortify
    Against confounding age’s cruel knife,
    That he shall never cut from memory
    My sweet love’s beauty, though my lover’s life:
    His beauty shall in these black lines be seen,
    And they shall live, and he in them still green.

    LXIV

    When I have seen by Time’s fell hand defac’d
    The rich-proud cost of outworn buried age;
    When sometime lofty towers I see down-raz’d,
    And brass eternal slave to mortal rage;
    When I have seen the hungry ocean gain
    Advantage on the kingdom of the shore,
    And the firm soil win of the watery main,
    Increasing store with loss, and loss with store;
    When I have seen such interchange of state,
    Or state itself confounded, to decay;
    Ruin hath taught me thus to ruminate–
    That Time will come and take my love away.
    This thought is as a death which cannot choose
    But weep to have, that which it fears to lose.

    LXV

    Since brass, nor stone, nor earth, nor boundless sea,
    But sad mortality o’ersways their power,
    How with this rage shall beauty hold a plea,
    Whose action is no stronger than a flower?
    O! how shall summer’s honey breath hold out,
    Against the wrackful siege of battering days,
    When rocks impregnable are not so stout,
    Nor gates of steel so strong but Time decays?
    O fearful meditation! where, alack,
    Shall Time’s best jewel from Time’s chest lie hid?
    Or what strong hand can hold his swift foot back?
    Or who his spoil of beauty can forbid?
    O! none, unless this miracle have might,
    That in black ink my love may still shine bright.

    LXVI

    Tired with all these, for restful death I cry,
    As to behold desert a beggar born,
    And needy nothing trimm’d in jollity,
    And purest faith unhappily forsworn,
    And gilded honour shamefully misplac’d,
    And maiden virtue rudely strumpeted,
    And right perfection wrongfully disgrac’d,
    And strength by limping sway disabled
    And art made tongue-tied by authority,
    And folly–doctor-like–controlling skill,
    And simple truth miscall’d simplicity,
    And captive good attending captain ill:
    Tir’d with all these, from these would I be gone,
    Save that, to die, I leave my love alone.

    LXVII

    Ah! wherefore with infection should he live,
    And with his presence grace impiety,
    That sin by him advantage should achieve,
    And lace itself with his society?
    Why should false painting imitate his cheek,
    And steel dead seeming of his living hue?
    Why should poor beauty indirectly seek
    Roses of shadow, since his rose is true?
    Why should he live, now Nature bankrupt is,
    Beggar’d of blood to blush through lively veins?
    For she hath no exchequer now but his,
    And proud of many, lives upon his gains.
    O! him she stores, to show what wealth she had
    In days long since, before these last so bad.

    LXVIII

    Thus is his cheek the map of days outworn,
    When beauty lived and died as flowers do now,
    Before these bastard signs of fair were born,
    Or durst inhabit on a living brow;
    Before the golden tresses of the dead,
    The right of sepulchres, were shorn away,
    To live a second life on second head;
    Ere beauty’s dead fleece made another gay:
    In him those holy antique hours are seen,
    Without all ornament, itself and true,
    Making no summer of another’s green,
    Robbing no old to dress his beauty new;
    And him as for a map doth Nature store,
    To show false Art what beauty was of yore.

    LXIX

    Those parts of thee that the world’s eye doth view
    Want nothing that the thought of hearts can mend;
    All tongues–the voice of souls–give thee that due,
    Uttering bare truth, even so as foes commend.
    Thy outward thus with outward praise is crown’d;
    But those same tongues, that give thee so thine own,
    In other accents do this praise confound
    By seeing farther than the eye hath shown.
    They look into the beauty of thy mind,
    And that in guess they measure by thy deeds;
    Then–churls–their thoughts, although their eyes were kind,
    To thy fair flower add the rank smell of weeds:
    But why thy odour matcheth not thy show,
    The soil is this, that thou dost common grow.

    LXX

    That thou art blam’d shall not be thy defect,
    For slander’s mark was ever yet the fair;
    The ornament of beauty is suspect,
    A crow that flies in heaven’s sweetest air.
    So thou be good, slander doth but approve
    Thy worth the greater being woo’d of time;
    For canker vice the sweetest buds doth love,
    And thou present’st a pure unstained prime.
    Thou hast passed by the ambush of young days
    Either not assail’d, or victor being charg’d;
    Yet this thy praise cannot be so thy praise,
    To tie up envy, evermore enlarg’d,
    If some suspect of ill mask’d not thy show,
    Then thou alone kingdoms of hearts shouldst owe.

    LXXI

    No longer mourn for me when I am dead
    Than you shall hear the surly sullen bell
    Give warning to the world that I am fled
    From this vile world with vilest worms to dwell:
    Nay, if you read this line, remember not
    The hand that writ it, for I love you so,
    That I in your sweet thoughts would be forgot,
    If thinking on me then should make you woe.
    O! if,–I say you look upon this verse,
    When I perhaps compounded am with clay,
    Do not so much as my poor name rehearse;
    But let your love even with my life decay;
    Lest the wise world should look into your moan,
    And mock you with me after I am gone.

    LXXII

    O! lest the world should task you to recite
    What merit lived in me, that you should love
    After my death,–dear love, forget me quite,
    For you in me can nothing worthy prove;
    Unless you would devise some virtuous lie,
    To do more for me than mine own desert,
    And hang more praise upon deceased I
    Than niggard truth would willingly impart:
    O! lest your true love may seem false in this
    That you for love speak well of me untrue,
    My name be buried where my body is,
    And live no more to shame nor me nor you.
    For I am shamed by that which I bring forth,
    And so should you, to love things nothing worth.

    LXXIII

    That time of year thou mayst in me behold
    When yellow leaves, or none, or few, do hang
    Upon those boughs which shake against the cold,
    Bare ruin’d choirs, 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In me thou see’st the twilight of such day
    As after sunset fadeth in the west;
    Which by and by black night doth take away,
    Death’s second self, that seals up all in rest.
    In me thou see’st the glowing of such fire,
    That on the ashes of his youth doth lie,
    As the death-bed, whereon it must expire,
    Consum’d with that which it was nourish’d by.
    This thou perceiv’st, which makes thy love more strong,
    To love that well, which thou must leave ere long.

    LXXIV

    But be contented: when that fell arrest
    Without all bail shall carry me away,
    My life hath in this line some interest,
    Which for memorial still with thee shall stay.
    When thou reviewest this, thou dost review
    The very part was consecrate to thee:
    The earth can have but earth, which is his due;
    My spirit is thine, the better part of me:
    So then thou hast but lost the dregs of life,
    The prey of worms, my body being dead;
    The coward conquest of a wretch’s knife,
    Too base of thee to be remembered.
    The worth of that is that which it contains,
    And that is this, and this with thee remains.

    LXXV

    So are you to my thoughts as food to life,
    Or as sweet-season’d showers are to the ground;
    And for the peace of you I hold such strife
    As ’twixt a miser and his wealth is found.
    Now proud as an enjoyer, and anon
    Doubting the filching age will steal his treasure;
    Now counting best to be with you alone,
    Then better’d that the world may see my pleasure:
    Sometime all full with feasting on your sight,
    And by and by clean starved for a look;
    Possessing or pursuing no delight,
    Save what is had, or must from you be took.
    Thus do I pine and surfeit day by day,
    Or gluttoning on all, or all away.

    LXXVI

    Why is my verse so barren of new pride,
    So far from variation or quick change?
    Why with the time do I not glance aside
    To new-found methods, and to compounds strange?
    Why write I still all one, ever the same,
    And keep invention in a noted weed,
    That every word doth almost tell my name,
    Showing their birth, and where they did proceed?
    O! know sweet love I always write of you,
    And you and love are still my argument;
    So all my best is dressing old words new,
    Spending again what is already spent:
    For as the sun is daily new and old,
    So is my love still telling what is told.

    LXXVII

    Thy glass will show thee how thy beauties wear,
    Thy dial how thy precious minutes waste;
    These vacant leaves thy mind’s imprint will bear,
    And of this book, this learning mayst thou taste.
    The wrinkles which thy glass will truly show
    Of mouthed graves will give thee memory;
    Thou by thy dial’s shady stealth mayst know
    Time’s thievish progress to eternity.
    Look! what thy memory cannot contain,
    Commit to these waste blanks, and thou shalt find
    Those children nursed, deliver’d from thy brain,
    To take a new acquaintance of thy mind.
    These offices, so oft as thou wilt look,
    Shall profit thee and much enrich thy book.

    LXXVIII

    So oft have I invoked thee for my Muse,
    And found such fair assistance in my verse
    As every alien pen hath got my use
    And under thee their poesy disperse.
    Thine eyes, that taught the dumb on high to sing
    And heavy ignorance aloft to fly,
    Have added feathers to the learned’s wing
    And given grace a double majesty.
    Yet be most proud of that which I compile,
    Whose influence is thine, and born of thee:
    In others’ works thou dost but mend the style,
    And arts with thy sweet graces graced be;
    But thou art all my art, and dost advance
    As high as learning, my rude ignorance.

    LXXIX

    Whilst I alone did call upon thy aid,
    My verse alone had all thy gentle grace;
    But now my gracious numbers are decay’d,
    And my sick Muse doth give an other place.
    I grant, sweet love, thy lovely argument
    Deserves the travail of a worthier pen;
    Yet what of thee thy poet doth invent
    He robs thee of, and pays it thee again.
    He lends thee virtue, and he stole that word
    From thy behaviour; beauty doth he give,
    And found it in thy cheek: he can afford
    No praise to thee, but what in thee doth live.
    Then thank him not for that which he doth say,
    Since what he owes thee, thou thyself dost pay.

    LXXX

    O! how I faint when I of you do write,
    Knowing a better spirit doth use your name,
    And in the praise thereof spends all his might,
    To make me tongue-tied speaking of your fame!
    But since your worth–wide as the ocean is,–
    The humble as the proudest sail doth bear,
    My saucy bark, inferior far to his,
    On your broad main doth wilfully appear.
    Your shallowest help will hold me up afloat,
    Whilst he upon your soundless deep doth ride;
    Or, being wrack’d, I am a worthless boat,
    He of tall building, and of goodly pride:
    Then if he thrive and I be cast away,
    The worst was this,–my love was my decay.

    LXXXI

    Or I shall live your epitaph to make,
    Or you survive when I in earth am rotten;
    From hence your memory death cannot take,
    Although in me each part will be forgotten.
    Your name from hence immortal life shall have,
    Though I, once gone, to all the world must die:
    The earth can yield me but a common grave,
    When you entombed in men’s eyes shall lie.
    Your monument shall be my gentle verse,
    Which eyes not yet created shall o’er-read;
    And tongues to be, your being shall rehearse,
    When all the breathers of this world are dead;
    You still shall live,–such virtue hath my pen,–
    Where breath most breathes, even in the mouths of men.

    LXXXII

    I grant thou wert not married to my Muse,
    And therefore mayst without attaint o’erlook
    The dedicated words which writers use
    Of their fair subject, blessing every book.
    Thou art as fair in knowledge as in hue,
    Finding thy worth a limit past my praise;
    And therefore art enforced to seek anew
    Some fresher stamp of the time-bettering days.
    And do so, love; yet when they have devis’d,
    What strained touches rhetoric can lend,
    Thou truly fair, wert truly sympathiz’d
    In true plain words, by thy true-telling friend;
    And their gross painting might be better us’d
    Where cheeks need blood; in thee it is abus’d.

    LXXXIII

    I never saw that you did painting need,
    And therefore to your fair no painting set;
    I found, or thought I found, you did exceed
    That barren tender of a poet’s debt:
    And therefore have I slept in your report,
    That you yourself, being extant, well might show
    How far a modern quill doth come too short,
    Speaking of worth, what worth in you doth grow.
    This silence for my sin you did impute,
    Which shall be most my glory being dumb;
    For I impair not beauty being mute,
    When others would give life, and bring a tomb.
    There lives more life in one of your fair eyes
    Than both your poets can in praise devise.

    LXXXIV

    Who is it that says most, which can say more,
    Than this rich praise,–that you alone, are you?
    In whose confine immured is the store
    Which should example where your equal grew.
    Lean penury within that pen doth dwell
    That to his subject lends not some small glory;
    But he that writes of you, if he can tell
    That you are you, so dignifies his story,
    Let him but copy what in you is writ,
    Not making worse what nature made so clear,
    And such a counterpart shall fame his wit,
    Making his style admired every where.
    You to your beauteous blessings add a curse,
    Being fond on praise, which makes your praises worse.

    LXXXV

    My tongue-tied Muse in manners holds her still,
    While comments of your praise richly compil’d,
    Reserve their character with golden quill,
    And precious phrase by all the Muses fil’d.
    I think good thoughts, whilst others write good words,
    And like unlettered clerk still cry ‘Amen’
    To every hymn that able spirit affords,
    In polish’d form of well-refined pen.
    Hearing you praised, I say ‘’tis so, ’tis true,’
    And to the most of praise add something more;
    But that is in my thought, whose love to you,
    Though words come hindmost, holds his rank before.
    Then others, for the breath of words respect,
    Me for my dumb thoughts, speaking in effect.

    LXXXVI

    Was it the proud full sail of his great verse,
    Bound for the prize of all too precious you,
    That did my ripe thoughts in my brain inhearse,
    Making their tomb the womb wherein they grew?
    Was it his spirit, by spirits taught to write,
    Above a mortal pitch, that struck me dead?
    No, neither he, nor his compeers by night
    Giving him aid, my verse astonished.
    He, nor that affable familiar ghost
    Which nightly gulls him with intelligence,
    As victors of my silence cannot boast;
    I was not sick of any fear from thence:
    But when your countenance fill’d up his line,
    Then lacked I matter; that enfeebled mine.

    LXXXVII

    Farewell! thou art too dear for my possessing,
    And like enough thou know’st thy estimate,
    The charter of thy worth gives thee releasing;
    My bonds in thee are all determinate.
    For how do I hold thee but by thy granting?
    And for that riches where is my deserving?
    The cause of this fair gift in me is wanting,
    And so my patent back again is swerving.
    Thy self thou gav’st, thy own worth then not knowing,
    Or me to whom thou gav’st it, else mistaking;
    So thy great gift, upon misprision growing,
    Comes home again, on better judgement making.
    Thus have I had thee, as a dream doth flatter,
    In sleep a king, but waking no such matter.

    LXXXVIII

    When thou shalt be dispos’d to set me light,
    And place my merit in the eye of scorn,
    Upon thy side, against myself I’ll fight,
    And prove thee virtuous, though thou art forsworn.
    With mine own weakness, being best acquainted,
    Upon thy part I can set down a story
    Of faults conceal’d, wherein I am attainted;
    That thou in losing me shalt win much glory:
    And I by this will be a gainer too;
    For bending all my loving thoughts on thee,
    The injuries that to myself I do,
    Doing thee vantage, double-vantage me.
    Such is my love, to thee I so belong,
    That for thy right, myself will bear all wrong.

    LXXXIX

    Say that thou didst forsake me for some fault,
    And I will comment upon that offence:
    Speak of my lameness, and I straight will halt,
    Against thy reasons making no defence.
    Thou canst not love disgrace me half so ill,
    To set a form upon desired change,
    As I’ll myself disgrace; knowing thy will,
    I will acquaintance strangle, and look strange;
    Be absent from thy walks; and in my tongue
    Thy sweet beloved name no more shall dwell,
    Lest I, too much profane, should do it wrong,
    And haply of our old acquaintance tell.
    For thee, against my self I’ll vow debate,
    For I must ne’er love him whom thou dost hate.

    XC

    Then hate me when thou wilt; if ever, now;
    Now, while the world is bent my deeds to cross,
    Join with the spite of fortune, make me bow,
    And do not drop in for an after-loss:
    Ah! do not, when my heart hath ’scap’d this sorrow,
    Come in the rearward of a conquer’d woe;
    Give not a windy night a rainy morrow,
    To linger out a purpos’d overthrow.
    If thou wilt leave me, do not leave me last,
    When other petty griefs have done their spite,
    But in the onset come: so shall I taste
    At first the very worst of fortune’s might;
    And other strains of woe, which now seem woe,
    Compar’d with loss of thee, will not seem so.

    XCI

    Some glory in their birth, some in their skill,
    Some in their wealth, some in their body’s force,
    Some in their garments though new-fangled ill;
    Some in their hawks and hounds, some in their horse;
    And every humour hath his adjunct pleasure,
    Wherein it finds a joy above the rest:
    But these particulars are not my measure,
    All these I better in one general best.
    Thy love is better than high birth to me,
    Richer than wealth, prouder than garments’ costs,
    Of more delight than hawks and horses be;
    And having thee, of all men’s pride I boast:
    Wretched in this alone, that thou mayst take
    All this away, and me most wretchcd make.

    XCII

    But do thy worst to steal thyself away,
    For term of life thou art assured mine;
    And life no longer than thy love will stay,
    For it depends upon that love of thine.
    Then need I not to fear the worst of wrongs,
    When in the least of them my life hath end.
    I see a better state to me belongs
    Than that which on thy humour doth depend:
    Thou canst not vex me with inconstant mind,
    Since that my life on thy revolt doth lie.
    O! what a happy title do I find,
    Happy to have thy love, happy to die!
    But what’s so blessed-fair that fears no blot?
    Thou mayst be false, and yet I know it not.

    XCIII

    So shall I live, supposing thou art true,
    Like a deceived husband; so love’s face
    May still seem love to me, though alter’d new;
    Thy looks with me, thy heart in other place:
    For there can live no hatred in thine eye,
    Therefore in that I cannot know thy change.
    In many’s looks, the false heart’s history
    Is writ in moods, and frowns, and wrinkles strange.
    But heaven in thy creation did decree
    That in thy face sweet love should ever dwell;
    Whate’er thy thoughts, or thy heart’s workings be,
    Thy looks should nothing thence, but sweetness tell.
    How like Eve’s apple doth thy beauty grow,
    If thy sweet virtue answer not thy show!

    XCIV

    They that have power to hurt, and will do none,
    That do not do the thing they most do show,
    Who, moving others, are themselves as stone,
    Unmoved, cold, and to temptation slow;
    They rightly do inherit heaven’s graces,
    And husband nature’s riches from expense;
    They are the lords and owners of their faces,
    Others, but stewards of their excellence.
    The summer’s flower is to the summer sweet,
    Though to itself, it only live and die,
    But if that flower with base infection meet,
    The basest weed outbraves his dignity:
    For sweetest things turn sourest by their deeds;
    Lilies that fester, smell far worse than weeds.

    XCV

    How sweet and lovely dost thou make the shame
    Which, like a canker in the fragrant rose,
    Doth spot the beauty of thy budding name!
    O! in what sweets dost thou thy sins enclose.
    That tongue that tells the story of thy days,
    Making lascivious comments on thy sport,
    Cannot dispraise, but in a kind of praise;
    Naming thy name, blesses an ill report.
    O! what a mansion have those vices got
    Which for their habitation chose out thee,
    Where beauty’s veil doth cover every blot
    And all things turns to fair that eyes can see!
    Take heed, dear heart, of this large privilege;
    The hardest knife ill-us’d doth lose his edge.

    XCVI

    Some say thy fault is youth, some wantonness;
    Some say thy grace is youth and gentle sport;
    Both grace and faults are lov’d of more and less:
    Thou mak’st faults graces that to thee resort.
    As on the finger of a throned queen
    The basest jewel will be well esteem’d,
    So are those errors that in thee are seen
    To truths translated, and for true things deem’d.
    How many lambs might the stern wolf betray,
    If like a lamb he could his looks translate!
    How many gazers mightst thou lead away,
    if thou wouldst use the strength of all thy state!
    But do not so; I love thee in such sort,
    As, thou being mine, mine is thy good report.

    XCVII

    How like a winter hath my absence been
    From thee, the pleasure of the fleeting year!
    What freezings have I felt, what dark days seen!
    What old December’s bareness everywhere!
    And yet this time removed was summer’s time;
    The teeming autumn, big with rich increase,
    Bearing the wanton burden of the prime,
    Like widow’d wombs after their lords’ decease:
    Yet this abundant issue seem’d to me
    But hope of orphans, and unfather’d fruit;
    For summer and his pleasures wait on thee,
    And, thou away, the very birds are mute:
    Or, if they sing, ’tis with so dull a cheer,
    That leaves look pale, dreading the winter’s near.

    XCVIII

    From you have I been absent in the spring,
    When proud-pied April, dress’d in all his trim,
    Hath put a spirit of youth in every thing,
    That heavy Saturn laugh’d and leap’d with him.
    Yet nor the lays of birds, nor the sweet smell
    Of different flowers in odour and in hue,
    Could make me any summer’s story tell,
    Or from their proud lap pluck them where they grew:
    Nor did I wonder at the lily’s white,
    Nor praise the deep vermilion in the rose;
    They were but sweet, but figures of delight,
    Drawn after you, you pattern of all those.
    Yet seem’d it winter still, and you away,
    As with your shadow I with these did play.

    XCIX

    The forward violet thus did I chide:
    Sweet thief, whence didst thou steal thy sweet that smells,
    If not from my love’s breath? The purple pride
    Which on thy soft cheek for complexion dwells
    In my love’s veins thou hast too grossly dy’d.
    The lily I condemned for thy hand,
    And buds of marjoram had stol’n thy hair;
    The roses fearfully on thorns did stand,
    One blushing shame, another white despair;
    A third, nor red nor white, had stol’n of both,
    And to his robbery had annex’d thy breath;
    But, for his theft, in pride of all his growth
    A vengeful canker eat him up to death.
    More flowers I noted, yet I none could see,
    But sweet, or colour it had stol’n from thee.

    C

    Where art thou Muse that thou forget’st so long,
    To speak of that which gives thee all thy might?
    Spend’st thou thy fury on some worthless song,
    Darkening thy power to lend base subjects light?
    Return forgetful Muse, and straight redeem,
    In gentle numbers time so idly spent;
    Sing to the ear that doth thy lays esteem
    And gives thy pen both skill and argument.
    Rise, resty Muse, my love’s sweet face survey,
    If Time have any wrinkle graven there;
    If any, be a satire to decay,
    And make time’s spoils despised every where.
    Give my love fame faster than Time wastes life,
    So thou prevent’st his scythe and crooked knife.

    CI

    O truant Muse what shall be thy amends
    For thy neglect of truth in beauty dy’d?
    Both truth and beauty on my love depends;
    So dost thou too, and therein dignified.
    Make answer Muse: wilt thou not haply say,
    ‘Truth needs no colour, with his colour fix’d;
    Beauty no pencil, beauty’s truth to lay;
    But best is best, if never intermix’d’?
    Because he needs no praise, wilt thou be dumb?
    Excuse not silence so, for’t lies in thee
    To make him much outlive a gilded tomb
    And to be prais’d of ages yet to be.
    Then do thy office, Muse; I teach thee how
    To make him seem long hence as he shows now.

    CII

    My love is strengthen’d, though more weak in seeming;
    I love not less, though less the show appear;
    That love is merchandiz’d, whose rich esteeming,
    The owner’s tongue doth publish every where.
    Our love was new, and then but in the spring,
    When I was wont to greet it with my lays;
    As Philomel in summer’s front doth sing,
    And stops her pipe in growth of riper days:
    Not that the summer is less pleasant now
    Than when her mournful hymns did hush the night,
    But that wild music burthens every bough,
    And sweets grown common lose their dear delight.
    Therefore like her, I sometime hold my tongue:
    Because I would not dull you with my song.

    CIII

    Alack! what poverty my Muse brings forth,
    That having such a scope to show her pride,
    The argument, all bare, is of more worth
    Than when it hath my added praise beside!
    O! blame me not, if I no more can write!
    Look in your glass, and there appears a face
    That over-goes my blunt invention quite,
    Dulling my lines, and doing me disgrace.
    Were it not sinful then, striving to mend,
    To mar the subject that before was well?
    For to no other pass my verses tend
    Than of your graces and your gifts to tell;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in my verse can sit,
    Your own glass shows you when you look in it.

    CIV

    To me, fair friend, you never can be old,
    For as you were when first your eye I ey’d,
    Such seems your beauty still. Three winters cold,
    Have from the forests shook three summers’ pride,
    Three beauteous springs to yellow autumn turn’d,
    In process of the seasons have I seen,
    Three April perfumes in three hot Junes burn’d,
    Since first I saw you fresh, which yet are green.
    Ah! yet doth beauty like a dial-hand,
    Steal from his figure, and no pace perceiv’d;
    So your sweet hue, which methinks still doth stand,
    Hath motion, and mine eye may be deceiv’d:
    For fear of which, hear this thou age unbred:
    Ere you were born was beauty’s summer dead.

    CV

    Let not my love be call’d idolatry,
    Nor my beloved as an idol show,
    Since all alike my songs and praises be
    To one, of one, still such, and ever so.
    Kind is my love to-day, to-morrow kind,
    Still constant in a wondrous excellence;
    Therefore my verse to constancy confin’d,
    One thing expressing, leaves out difference.
    ‘Fair, kind, and true,’ is all my argument,
    ‘Fair, kind, and true,’ varying to other words;
    And in this change is my invention spent,
    Three themes in one, which wondrous scope affords.
    Fair, kind, and true, have often liv’d alone,
    Which three till now, never kept seat in one.

    CVI

    When in the chronicle of wasted time
    I see descriptions of the fairest wights,
    And beauty making beautiful old rime,
    In praise of ladies dead and lovely knights,
    Then, in the blazon of sweet beauty’s best,
    Of hand, of foot, of lip, of eye, of brow,
    I see their antique pen would have express’d
    Even such a beauty as you master now.
    So all their praises are but prophecies
    Of this our time, all you prefiguring;
    And for they looked but with divining eyes,
    They had not skill enough your worth to sing:
    For we, which now behold these present days,
    Have eyes to wonder, but lack tongues to praise.

    CVII

    Not mine own fears, nor the prophetic soul
    Of the wide world dreaming on things to come,
    Can yet the lease of my true love control,
    Supposed as forfeit to a confin’d doom.
    The mortal moon hath her eclipse endur’d,
    And the sad augurs mock their own presage;
    Incertainties now crown themselves assur’d,
    And peace proclaims olives of endless age.
    Now with the drops of this most balmy time,
    My love looks fresh, and Death to me subscribes,
    Since, spite of him, I’ll live in this poor rime,
    While he insults o’er dull and speechless tribes:
    And thou in this shalt find thy monument,
    When tyrants’ crests and tombs of brass are spent.

    CVIII

    What’s in the brain, that ink may character,
    Which hath not figur’d to thee my true spirit?
    What’s new to speak, what now to register,
    That may express my love, or thy dear merit?
    Nothing, sweet boy; but yet, like prayers divine,
    I must each day say o’er the very same;
    Counting no old thing old, thou mine, I thine,
    Even as when first I hallow’d thy fair name.
    So that eternal love in love’s fresh case,
    Weighs not the dust and injury of age,
    Nor gives to necessary wrinkles place,
    But makes antiquity for aye his page;
    Finding the first conceit of love there bred,
    Where time and outward form would show it dead.

    CIX

    O! never say that I was false of heart,
    Though absence seem’d my flame to qualify,
    As easy might I from my self depart
    As from my soul which in thy breast doth lie:
    That is my home of love: if I have rang’d,
    Like him that travels, I return again;
    Just to the time, not with the time exchang’d,
    So that myself bring water for my stain.
    Never believe though in my nature reign’d,
    All frailties that besiege all kinds of blood,
    That it could so preposterously be stain’d,
    To leave for nothing all thy sum of good;
    For nothing this wide universe I call,
    Save thou, my rose, in it thou art my all.

    CX

    Alas! ’tis true, I have gone here and there,
    And made my self a motley to the view,
    Gor’d mine own thoughts, sold cheap what is most dear,
    Made old offences of affections new;
    Most true it is, that I have look’d on truth
    Askance and strangely; but, by all above,
    These blenches gave my heart another youth,
    And worse essays prov’d thee my best of love.
    Now all is done, save what shall have no end:
    Mine appetite I never more will grind
    On newer proof, to try an older friend,
    A god in love, to whom I am confin’d.
    Then give me welcome, next my heaven the best,
    Even to thy pure and most most loving breast.

    CXI

    O! for my sake do you with Fortune chide,
    The guilty goddess of my harmful deeds,
    That did not better for my life provide
    Than public means which public manners breeds.
    Thence comes it that my name receives a brand,
    And almost thence my nature is subdu’d
    To what it works in, like the dyer’s hand:
    Pity me, then, and wish I were renew’d;
    Whilst, like a willing patient, I will drink,
    Potions of eisel ’gainst my strong infection;
    No bitterness that I will bitter think,
    Nor double penance, to correct correction.
    Pity me then, dear friend, and I assure ye,
    Even that your pity is enough to cure me.

    CXII

    Your love and pity doth the impression fill,
    Which vulgar scandal stamp’d upon my brow;
    For what care I who calls me well or ill,
    So you o’er-green my bad, my good allow?
    You are my all-the-world, and I must strive
    To know my shames and praises from your tongue;
    None else to me, nor I to none alive,
    That my steel’d sense or changes right or wrong.
    In so profound abysm I throw all care
    Of others’ voices, that my adder’s sense
    To critic and to flatterer stopped are.
    Mark how with my neglect I do dispense:
    You are so strongly in my purpose bred,
    That all the world besides methinks are dead.

    CXIII

    Since I left you, mine eye is in my mind;
    And that which governs me to go about
    Doth part his function and is partly blind,
    Seems seeing, but effectually is out;
    For it no form delivers to the heart
    Of bird, of flower, or shape which it doth latch:
    Of his quick objects hath the mind no part,
    Nor his own vision holds what it doth catch;
    For if it see the rud’st or gentlest sight,
    The most sweet favour or deformed’st creature,
    The mountain or the sea, the day or night:
    The crow, or dove, it shapes them to your feature.
    Incapable of more, replete with you,
    My most true mind thus maketh mine untrue.

    CXIV

    Or whether doth my mind, being crown’d with you,
    Drink up the monarch’s plague, this flattery?
    Or whether shall I say, mine eye saith true,
    And that your love taught it this alchemy,
    To make of monsters and things indigest
    Such cherubins as your sweet self resemble,
    Creating every bad a perfect best,
    As fast as objects to his beams assemble?
    O! ’tis the first, ’tis flattery in my seeing,
    And my great mind most kingly drinks it up:
    Mine eye well knows what with his gust is ’greeing,
    And to his palate doth prepare the cup:
    If it be poison’d, ’tis the lesser sin
    That mine eye loves it and doth first begin.

    CXV

    Those lines that I before have writ do lie,
    Even those that said I could not love you dearer:
    Yet then my judgment knew no reason why
    My most full flame should afterwards burn clearer.
    But reckoning Time, whose million’d accidents
    Creep in ’twixt vows, and change decrees of kings,
    Tan sacred beauty, blunt the sharp’st intents,
    Divert strong minds to the course of altering things;
    Alas! why fearing of Time’s tyranny,
    Might I not then say, ‘Now I love you best,’
    When I was certain o’er incertainty,
    Crowning the present, doubting of the rest?
    Love is a babe, then might I not say so,
    To give full growth to that which still doth grow?

    CXVI

    Let me not to the marriage of true minds
    Admit impediments. Love is not love
    Which alters when it alteration finds,
    Or bends with the remover to remove:
    O, no! it is an ever-fixed mark,
    That looks on tempests and is never shaken;
    It is the star to every wandering bark,
    Whose worth’s unknown, although his height be taken.
    Love’s not Time’s fool, though rosy lips and cheeks
    Within his bending sickle’s compass come;
    Love alters not with his brief hours and weeks,
    But bears it out even to the edge of doom.
    If this be error and upon me prov’d,
    I never writ, nor no man ever lov’d.

    CXVII

    Accuse me thus: that I have scanted all,
    Wherein I should your great deserts repay,
    Forgot upon your dearest love to call,
    Whereto all bonds do tie me day by day;
    That I have frequent been with unknown minds,
    And given to time your own dear-purchas’d right;
    That I have hoisted sail to all the winds
    Which should transport me farthest from your sight.
    Book both my wilfulness and errors down,
    And on just proof surmise, accumulate;
    Bring me within the level of your frown,
    But shoot not at me in your waken’d hate;
    Since my appeal says I did strive to prove
    The constancy and virtue of your love.

    CXVIII

    Like as, to make our appetite more keen,
    With eager compounds we our palate urge;
    As, to prevent our maladies unseen,
    We sicken to shun sickness when we purge;
    Even so, being full of your ne’er-cloying sweetness,
    To bitter sauces did I frame my feeding;
    And, sick of welfare, found a kind of meetness
    To be diseas’d, ere that there was true needing.
    Thus policy in love, to anticipate
    The ills that were not, grew to faults assur’d,
    And brought to medicine a healthful state
    Which, rank of goodness, would by ill be cur’d;
    But thence I learn and find the lesson true,
    Drugs poison him that so fell sick of you.

    CXIX

    What potions have I drunk of Siren tears,
    Distill’d from limbecks foul as hell within,
    Applying fears to hopes, and hopes to fears,
    Still losing when I saw myself to win!
    What wretched errors hath my heart committed,
    Whilst it hath thought itself so blessed never!
    How have mine eyes out of their spheres been fitted,
    In the distraction of this madding fever!
    O benefit of ill! now I find true
    That better is, by evil still made better;
    And ruin’d love, when it is built anew,
    Grows fairer than at first, more strong, far greater.
    So I return rebuk’d to my content,
    And gain by ill thrice more than I have spent.

    CXX

    That you were once unkind befriends me now,
    And for that sorrow, which I then did feel,
    Needs must I under my transgression bow,
    Unless my nerves were brass or hammer’d steel.
    For if you were by my unkindness shaken,
    As I by yours, you’ve pass’d a hell of time;
    And I, a tyrant, have no leisure taken
    To weigh how once I suffer’d in your crime.
    O! that our night of woe might have remember’d
    My deepest sense, how hard true sorrow hits,
    And soon to you, as you to me, then tender’d
    The humble salve, which wounded bosoms fits!
    But that your trespass now becomes a fee;
    Mine ransoms yours, and yours must ransom me.

    CXXI

    ’Tis better to be vile than vile esteem’d,
    When not to be receives reproach of being;
    And the just pleasure lost, which is so deem’d
    Not by our feeling, but by others’ seeing:
    For why should others’ false adulterate eyes
    Give salutation to my sportive blood?
    Or on my frailties why are frailer spies,
    Which in their wills count bad what I think good?
    No, I am that I am, and they that level
    At my abuses reckon up their own:
    I may be straight though they themselves be bevel;
    By their rank thoughts, my deeds must not be shown;
    Unless this general evil they maintain,
    All men are bad and in their badness reign.

    CXXII

    Thy gift, thy tables, are within my brain
    Full character’d with lasting memory,
    Which shall above that idle rank remain,
    Beyond all date; even to eternity:
    Or, at the least, so long as brain and heart
    Have faculty by nature to subsist;
    Till each to raz’d oblivion yield his part
    Of thee, thy record never can be miss’d.
    That poor retention could not so much hold,
    Nor need I tallies thy dear love to score;
    Therefore to give them from me was I bold,
    To trust those tables that receive thee more:
    To keep an adjunct to remember thee
    Were to import forgetfulness in me.

    CXXIII

    No, Time, thou shalt not boast that I do change:
    Thy pyramids built up with newer might
    To me are nothing novel, nothing strange;
    They are but dressings of a former sight.
    Our dates are brief, and therefore we admire
    What thou dost foist upon us that is old;
    And rather make them born to our desire
    Than think that we before have heard them told.
    Thy registers and thee I both defy,
    Not wondering at the present nor the past,
    For thy records and what we see doth lie,
    Made more or less by thy continual haste.
    This I do vow and this shall ever be;
    I will be true despite thy scythe and thee.

    CXXIV

    If my dear love were but the child of state,
    It might for Fortune’s bastard be unfather’d,
    As subject to Time’s love or to Time’s hate,
    Weeds among weeds, or flowers with flowers gather’d.
    No, it was builded far from accident;
    It suffers not in smiling pomp, nor falls
    Under the blow of thralled discontent,
    Whereto th’ inviting time our fashion calls:
    It fears not policy, that heretic,
    Which works on leases of short-number’d hours,
    But all alone stands hugely politic,
    That it nor grows with heat, nor drowns with showers.
    To this I witness call the fools of time,
    Which die for goodness, who have lived for crime.

    CXXV

    Were’t aught to me I bore the canopy,
    With my extern the outward honouring,
    Or laid great bases for eternity,
    Which proves more short than waste or ruining?
    Have I not seen dwellers on form and favour
    Lose all and more by paying too much rent
    For compound sweet; forgoing simple savour,
    Pitiful thrivers, in their gazing spent?
    No; let me be obsequious in thy heart,
    And take thou my oblation, poor but free,
    Which is not mix’d with seconds, knows no art,
    But mutual render, only me for thee.
    Hence, thou suborned informer! a true soul
    When most impeach’d, stands least in thy control.

    CXXVI

    O thou, my lovely boy, who in thy power
    Dost hold Time’s fickle glass, his fickle hour;
    Who hast by waning grown, and therein show’st
    Thy lovers withering, as thy sweet self grow’st.
    If Nature, sovereign mistress over wrack,
    As thou goest onwards, still will pluck thee back,
    She keeps thee to this purpose, that her skill
    May time disgrace and wretched minutes kill.
    Yet fear her, O thou minion of her pleasure!
    She may detain, but not still keep, her treasure:
    Her audit (though delayed) answered must be,
    And her quietus is to render thee.

    CXXVII

    In the old age black was not counted fair,
    Or if it were, it bore not beauty’s name;
    But now is black beauty’s successive heir,
    And beauty slander’d with a bastard shame:
    For since each hand hath put on Nature’s power,
    Fairing the foul with Art’s false borrowed face,
    Sweet beauty hath no name, no holy bower,
    But is profan’d, if not lives in disgrace.
    Therefore my mistress’ eyes are raven black,
    Her eyes so suited, and they mourners seem
    At such who, not born fair, no beauty lack,
    Sland’ring creation with a false esteem:
    Yet so they mourn becoming of their woe,
    That every tongue says beauty should look so.

    CXXVIII

    How oft when thou, my music, music play’st,
    Upon that blessed wood whose motion sounds
    With thy sweet fingers when thou gently sway’st
    The wiry concord that mine ear confounds,
    Do I envy those jacks that nimble leap,
    To kiss the tender inward of thy hand,
    Whilst my poor lips which should that harvest reap,
    At the wood’s boldness by thee blushing stand!
    To be so tickled, they would change their state
    And situation with those dancing chips,
    O’er whom thy fingers walk with gentle gait,
    Making dead wood more bless’d than living lips.
    Since saucy jacks so happy are in this,
    Give them thy fingers, me thy lips to kiss.

    CXXIX

    The expense of spirit in a waste of shame
    Is lust in action: and till action, lust
    Is perjur’d, murderous, bloody, full of blame,
    Savage, extreme, rude, cruel, not to trust;
    Enjoy’d no sooner but despised straight;
    Past reason hunted; and no sooner had,
    Past reason hated, as a swallow’d bait,
    On purpose laid to make the taker mad:
    Mad in pursuit and in possession so;
    Had, having, and in quest, to have extreme;
    A bliss in proof,– and prov’d, a very woe;
    Before, a joy propos’d; behind a dream.
    All this the world well knows; yet none knows well
    To shun the heaven that leads men to this hell.

    CXXX

    My mistress’ eyes are nothing like the sun;
    Coral is far more red, than her lips red:
    If snow be white, why then her breasts are dun;
    If hairs be wires, black wires grow on her head.
    I have seen roses damask’d, red and white,
    But no such roses see I in her cheeks;
    And in some perfumes is there more delight
    Than in the breath that from my mistress reeks.
    I love to hear her speak, yet well I know
    That music hath a far more pleasing sound:
    I grant I never saw a goddess go,–
    My mistress, when she walks, treads on the ground:
    And yet by heaven, I think my love as rare,
    As any she belied with false compare.

    CXXXI

    Thou art as tyrannous, so as thou art,
    As those whose beauties proudly make them cruel;
    For well thou know’st to my dear doting heart
    Thou art the fairest and most precious jewel.
    Yet, in good faith, some say that thee behold,
    Thy face hath not the power to make love groan;
    To say they err I dare not be so bold,
    Although I swear it to myself alone.
    And to be sure that is not false I swear,
    A thousand groans, but thinking on thy face,
    One on another’s neck, do witness bear
    Thy black is fairest in my judgment’s place.
    In nothing art thou black save in thy deeds,
    And thence this slander, as I think, proceeds.

    CXXXII

    Thine eyes I love, and they, as pitying me,
    Knowing thy heart torment me with disdain,
    Have put on black and loving mourners be,
    Looking with pretty ruth upon my pain.
    And truly not the morning sun of heaven
    Better becomes the grey cheeks of the east,
    Nor that full star that ushers in the even,
    Doth half that glory to the sober west,
    As those two mourning eyes become thy face:
    O! let it then as well beseem thy heart
    To mourn for me since mourning doth thee grace,
    And suit thy pity like in every part.
    Then will I swear beauty herself is black,
    And all they foul that thy complexion lack.

    CXXXIII

    Beshrew that heart that makes my heart to groan
    For that deep wound it gives my friend and me!
    Is’t not enough to torture me alone,
    But slave to slavery my sweet’st friend must be?
    Me from myself thy cruel eye hath taken,
    And my next self thou harder hast engross’d:
    Of him, myself, and thee I am forsaken;
    A torment thrice three-fold thus to be cross’d:
    Prison my heart in thy steel bosom’s ward,
    But then my friend’s heart let my poor heart bail;
    Whoe’er keeps me, let my heart be his guard;
    Thou canst not then use rigour in my jail:
    And yet thou wilt; for I, being pent in thee,
    Perforce am thine, and all that is in me.

    CXXXIV

    So, now I have confess’d that he is thine,
    And I my self am mortgag’d to thy will,
    Myself I’ll forfeit, so that other mine
    Thou wilt restore to be my comfort still:
    But thou wilt not, nor he will not be free,
    For thou art covetous, and he is kind;
    He learn’d but surety-like to write for me,
    Under that bond that him as fast doth bind.
    The statute of thy beauty thou wilt take,
    Thou usurer, that putt’st forth all to use,
    And sue a friend came debtor for my sake;
    So him I lose through my unkind abuse.
    Him have I lost; thou hast both him and me:
    He pays the whole, and yet am I not free.

    CXXXV

    Whoever hath her wish, thou hast thy ‘Will,’
    And ‘Will’ to boot, and ‘Will’ in over-plus;
    More than enough am I that vex’d thee still,
    To thy sweet will making addition thus.
    Wilt thou, whose will is large and spacious,
    Not once vouchsafe to hide my will in thine?
    Shall will in others seem right gracious,
    And in my will no fair acceptance shine?
    The sea, all water, yet receives rain still,
    And in abundance addeth to his store;
    So thou, being rich in ‘Will,’ add to thy ‘Will’
    One will of mine, to make thy large will more.
    Let no unkind ‘No’ fair beseechers kill;
    Think all but one, and me in that one ‘Will.’

    CXXXVI

    If thy soul check thee that I come so near,
    Swear to thy blind soul that I was thy ‘Will’,
    And will, thy soul knows, is admitted there;
    Thus far for love, my love-suit, sweet, fulfil.
    ‘Will’, will fulfil the treasure of thy love,
    Ay, fill it full with wills, and my will one.
    In things of great receipt with ease we prove
    Among a number one is reckon’d none:
    Then in the number let me pass untold,
    Though in thy store’s account I one must be;
    For nothing hold me, so it please thee hold
    That nothing me, a something sweet to thee:
    Make but my name thy love, and love that still,
    And then thou lov’st me for my name is ‘Will.’

    CXXXVII

    Thou blind fool, Love, what dost thou to mine eyes,
    That they behold, and see not what they see?
    They know what beauty is, see where it lies,
    Yet what the best is take the worst to be.
    If eyes, corrupt by over-partial looks,
    Be anchor’d in the bay where all men ride,
    Why of eyes’ falsehood hast thou forged hooks,
    Whereto the judgment of my heart is tied?
    Why should my heart think that a several plot,
    Which my heart knows the wide world’s common place?
    Or mine eyes, seeing this, say this is not,
    To put fair truth upon so foul a face?
    In things right true my heart and eyes have err’d,
    And to this false plague are they now transferr’d.

    CXXXVIII

    When my love swears that she is made of truth,
    I do believe her though I know she lies,
    That she might think me some untutor’d youth,
    Unlearned in the world’s false subtleties.
    Thus vainly thinking that she thinks me young,
    Although she knows my days are past the best,
    Simply I credit her false-speaking tongue:
    On both sides thus is simple truth suppressed:
    But wherefore says she not she is unjust?
    And wherefore say not I that I am old?
    O! love’s best habit is in seeming trust,
    And age in love, loves not to have years told:
    Therefore I lie with her, and she with me,
    And in our faults by lies we flatter’d be.

    CXXXIX

    O! call not me to justify the wrong
    That thy unkindness lays upon my heart;
    Wound me not with thine eye, but with thy tongue:
    Use power with power, and slay me not by art,
    Tell me thou lov’st elsewhere; but in my sight,
    Dear heart, forbear to glance thine eye aside:
    What need’st thou wound with cunning, when thy might
    Is more than my o’erpress’d defence can bide?
    Let me excuse thee: ah! my love well knows
    Her pretty looks have been mine enemies;
    And therefore from my face she turns my foes,
    That they elsewhere might dart their injuries:
    Yet do not so; but since I am near slain,
    Kill me outright with looks, and rid my pain.

    CXL

    Be wise as thou art cruel; do not press
    My tongue-tied patience with too much disdain;
    Lest sorrow lend me words, and words express
    The manner of my pity-wanting pain.
    If I might teach thee wit, better it were,
    Though not to love, yet, love to tell me so;–
    As testy sick men, when their deaths be near,
    No news but health from their physicians know;–
    For, if I should despair, I should grow mad,
    And in my madness might speak ill of thee;
    Now this ill-wresting world is grown so bad,
    Mad slanderers by mad ears believed be.
    That I may not be so, nor thou belied,
    Bear thine eyes straight, though thy proud heart go wide.

    CXLI

    In faith I do not love thee with mine eyes,
    For they in thee a thousand errors note;
    But ’tis my heart that loves what they despise,
    Who, in despite of view, is pleased to dote.
    Nor are mine ears with thy tongue’s tune delighted;
    Nor tender feeling, to base touches prone,
    Nor taste, nor smell, desire to be invited
    To any sensual feast with thee alone:
    But my five wits nor my five senses can
    Dissuade one foolish heart from serving thee,
    Who leaves unsway’d the likeness of a man,
    Thy proud heart’s slave and vassal wretch to be:
    Only my plague thus far I count my gain,
    That she that makes me sin awards me pain.

    CXLII

    Love is my sin, and thy dear virtue hate,
    Hate of my sin, grounded on sinful loving:
    O! but with mine compare thou thine own state,
    And thou shalt find it merits not reproving;
    Or, if it do, not from those lips of thine,
    That have profan’d their scarlet ornaments
    And seal’d false bonds of love as oft as mine,
    Robb’d others’ beds’ revenues of their rents.
    Be it lawful I love thee, as thou lov’st those
    Whom thine eyes woo as mine importune thee:
    Root pity in thy heart, that, when it grows,
    Thy pity may deserve to pitied be.
    If thou dost seek to have what thou dost hide,
    By self-example mayst thou be denied!

    CXLIII

    Lo, as a careful housewife runs to catch
    One of her feather’d creatures broke away,
    Sets down her babe, and makes all swift dispatch
    In pursuit of the thing she would have stay;
    Whilst her neglected child holds her in chase,
    Cries to catch her whose busy care is bent
    To follow that which flies before her face,
    Not prizing her poor infant’s discontent;
    So runn’st thou after that which flies from thee,
    Whilst I thy babe chase thee afar behind;
    But if thou catch thy hope, turn back to me,
    And play the mother’s part, kiss me, be kind;
    So will I pray that thou mayst have thy ‘Will,’
    If thou turn back and my loud crying still.

    CXLIV

    Two loves I have of comfort and despair,
    Which like two spirits do suggest me still:
    The better angel is a man right fair,
    The worser spirit a woman colour’d ill.
    To win me soon to hell, my female evil,
    Tempteth my better angel from my side,
    And would corrupt my saint to be a devil,
    Wooing his purity with her foul pride.
    And whether that my angel be turn’d fiend,
    Suspect I may, yet not directly tell;
    But being both from me, both to each friend,
    I guess one angel in another’s hell:
    Yet this shall I ne’er know, but live in doubt,
    Till my bad angel fire my good one out.

    CXLV

    Those lips that Love’s own hand did make,
    Breathed forth the sound that said ‘I hate’,
    To me that languish’d for her sake:
    But when she saw my woeful state,
    Straight in her heart did mercy come,
    Chiding that tongue that ever sweet
    Was us’d in giving gentle doom;
    And taught it thus anew to greet;
    ‘I hate’ she alter’d with an end,
    That followed it as gentle day,
    Doth follow night, who like a fiend
    From heaven to hell is flown away.
    ‘I hate’, from hate away she threw,
    And sav’d my life, saying ‘not you’.

    CXLVI

    Poor soul, the centre of my sinful earth,
    My sinful earth these rebel powers array,
    Why dost thou pine within and suffer dearth,
    Painting thy outward walls so costly gay?
    Why so large cost, having so short a lease,
    Dost thou upon thy fading mansion spend?
    Shall worms, inheritors of this excess,
    Eat up thy charge? Is this thy body’s end?
    Then soul, live thou upon thy servant’s loss,
    And let that pine to aggravate thy store;
    Buy terms divine in selling hours of dross;
    Within be fed, without be rich no more:
    So shall thou feed on Death, that feeds on men,
    And Death once dead, there’s no more dying then.

    CXLVII

    My love is as a fever longing still,
    For that which longer nurseth the disease;
    Feeding on that which doth preserve the ill,
    The uncertain sickly appetite to please.
    My reason, the physician to my love,
    Angry that his prescriptions are not kept,
    Hath left me, and I desperate now approve
    Desire is death, which physic did except.
    Past cure I am, now Reason is past care,
    And frantic-mad with evermore unrest;
    My thoughts and my discourse as madmen’s are,
    At random from the truth vainly express’d;
    For I have sworn thee fair, and thought thee bright,
    Who art as black as hell, as dark as night.

    CXLVIII

    O me! what eyes hath Love put in my head,
    Which have no correspondence with true sight;
    Or, if they have, where is my judgment fled,
    That censures falsely what they see aright?
    If that be fair whereon my false eyes dote,
    What means the world to say it is not so?
    If it be not, then love doth well denote
    Love’s eye is not so true as all men’s: no,
    How can it? O! how can Love’s eye be true,
    That is so vexed with watching and with tears?
    No marvel then, though I mistake my view;
    The sun itself sees not, till heaven clears.
    O cunning Love! with tears thou keep’st me blind,
    Lest eyes well-seeing thy foul faults should find.

    CXLIX

    Canst thou, O cruel! say I love thee not,
    When I against myself with thee partake?
    Do I not think on thee, when I forgot
    Am of my self, all tyrant, for thy sake?
    Who hateth thee that I do call my friend,
    On whom frown’st thou that I do fawn upon,
    Nay, if thou lour’st on me, do I not spend
    Revenge upon myself with present moan?
    What merit do I in my self respect,
    That is so proud thy service to despise,
    When all my best doth worship thy defect,
    Commanded by the motion of thine eyes?
    But, love, hate on, for now I know thy mind;
    Those that can see thou lov’st, and I am blind.

    CL

    O! from what power hast thou this powerful might,
    With insufficiency my heart to sway?
    To make me give the lie to my true sight,
    And swear that brightness doth not grace the day?
    Whence hast thou this becoming of things ill,
    That in the very refuse of thy deeds
    There is such strength and warrantise of skill,
    That, in my mind, thy worst all best exceeds?
    Who taught thee how to make me love thee more,
    The more I hear and see just cause of hate?
    O! though I love what others do abhor,
    With others thou shouldst not abhor my state:
    If thy unworthiness rais’d love in me,
    More worthy I to be belov’d of thee.

    CLI

    Love is too young to know what conscience is,
    Yet who knows not conscience is born of love?
    Then, gentle cheater, urge not my amiss,
    Lest guilty of my faults thy sweet self prove:
    For, thou betraying me, I do betray
    My nobler part to my gross body’s treason;
    My soul doth tell my body that he may
    Triumph in love; flesh stays no farther reason,
    But rising at thy name doth point out thee,
    As his triumphant prize. Proud of this pride,
    He is contented thy poor drudge to be,
    To stand in thy affairs, fall by thy side.
    No want of conscience hold it that I call
    Her ‘love,’ for whose dear love I rise and fall.

    CLII

    In loving thee thou know’st I am forsworn,
    But thou art twice forsworn, to me love swearing;
    In act thy bed-vow broke, and new faith torn,
    In vowing new hate after new love bearing:
    But why of two oaths’ breach do I accuse thee,
    When I break twenty? I am perjur’d most;
    For all my vows are oaths but to misuse thee,
    And all my honest faith in thee is lost:
    For I have sworn deep oaths of thy deep kindness,
    Oaths of thy love, thy truth, thy constancy;
    And, to enlighten thee, gave eyes to blindness,
    Or made them swear against the thing they see;
    For I have sworn thee fair; more perjur’d I,
    To swear against the truth so foul a lie!

    CLIII

    Cupid laid by his brand and fell asleep:
    A maid of Dian’s this advantage found,
    And his love-kindling fire did quickly steep
    In a cold valley-fountain of that ground;
    Which borrow’d from this holy fire of Love,
    A dateless lively heat, still to endure,
    And grew a seeting bath, which yet men prove
    Against strange maladies a sovereign cure.
    But at my mistress’ eye Love’s brand new-fired,
    The boy for trial needs would touch my breast;
    I, sick withal, the help of bath desired,
    And thither hied, a sad distemper’d guest,
    But found no cure, the bath for my help lies
    Where Cupid got new fire; my mistress’ eyes.

    CLIV

    The little Love-god lying once asleep,
    Laid by his side his heart-inflaming brand,
    Whilst many nymphs that vow’d chaste life to keep
    Came tripping by; but in her maiden hand
    The fairest votary took up that fire
    Which many legions of true hearts had warm’d;
    And so the general of hot desire
    Was, sleeping, by a virgin hand disarm’d.
    This brand she quenched in a cool well by,
    Which from Love’s fire took heat perpetual,
    Growing a bath and healthful remedy,
    For men diseas’d; but I, my mistress’ thrall,
    Came there for cure and this by that I prove,
    Love’s fire heats water, water cools not love.

  • George Gordon Byron《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Contents
    To Ianthe
    Canto the First
    Canto the Second
    Canto the Third
    Canto the Fourth

    TO IANTHE. {1}
    Not in those climes where I have late been straying, Though Beauty long hath there been matchless deemed, Not in those visions to the heart displaying Forms which it sighs but to have only dreamed, Hath aught like thee in truth or fancy seemed: Nor, having seen thee, shall I vainly seek To paint those charms which varied as they beamed –

    To such as see thee not my words were weak; To those who gaze on thee, what language could they speak?

    Ah! mayst thou ever be what now thou art, Nor unbeseem the promise of thy spring, As fair in form, as warm yet pure in heart, Love’s image upon earth without his wing, And guileless beyond Hope’s imagining!

    And surely she who now so fondly rears Thy youth, in thee, thus hourly brightening, Beholds the rainbow of her future years, Before whose heavenly hues all sorrow disappears.

    Young Peri of the West!—‘tis well for me My years already doubly number thine; My loveless eye unmoved may gaze on thee, And safely view thy ripening beauties shine: Happy, I ne’er shall see them in decline; Happier, that while all younger hearts shall bleed Mine shall escape the doom thine eyes assign To those whose admiration shall succeed, But mixed with pangs to Love’s even loveliest hours decreed.

    Oh! let that eye, which, wild as the gazelle’s, Now brightly bold or beautifully shy, Wins as it wanders, dazzles where it dwells, Glance o’er this page, nor to my verse deny That smile for which my breast might vainly sigh, Could I to thee be ever more than friend: This much, dear maid, accord; nor question why To one so young my strain I would commend, But bid me with my wreath one matchless lily blend.

    Such is thy name with this my verse entwined; And long as kinder eyes a look shall cast On Harold’s page, Ianthe’s here enshrined Shall thus be first beheld, forgotten last: My days once numbered, should this homage past Attract thy fairy fingers near the lyre Of him who hailed thee, loveliest as thou wast, Such is the most my memory may desire; Though more than Hope can claim, could Friendship less require?

    CANTO THE FIRST.

    I.

    Oh, thou, in Hellas deemed of heavenly birth, Muse, formed or fabled at the minstrel’s will!

    Since shamed full oft by later lyres on earth, Mine dares not call thee from thy sacred hill: Yet there I’ve wandered by thy vaunted rill; Yes! sighed o’er Delphi’s long-deserted shrine Where, save that feeble fountain, all is still; Nor mote my shell awake the weary Nine To grace so plain a tale—this lowly lay of mine.

    II.

    Whilome in Albion’s isle there dwelt a youth, Who ne in virtue’s ways did take delight; But spent his days in riot most uncouth, And vexed with mirth the drowsy ear of Night.

    Ah, me! in sooth he was a shameless wight, Sore given to revel and ungodly glee; Few earthly things found favour in his sight Save concubines and carnal companie, And flaunting wassailers of high and low degree.

    III.

    Childe Harold was he hight: —but whence his name And lineage long, it suits me not to say; Suffice it, that perchance they were of fame, And had been glorious in another day: But one sad losel soils a name for aye, However mighty in the olden time;

    Nor all that heralds rake from coffined clay, Nor florid prose, nor honeyed lines of rhyme, Can blazon evil deeds, or consecrate a crime.

    IV.

    Childe Harold basked him in the noontide sun, Disporting there like any other fly, Nor deemed before his little day was done One blast might chill him into misery.

    But long ere scarce a third of his passed by, Worse than adversity the Childe befell; He felt the fulness of satiety:

    Then loathed he in his native land to dwell, Which seemed to him more lone than eremite’s sad cell.

    V.

    For he through Sin’s long labyrinth had run, Nor made atonement when he did amiss, Had sighed to many, though he loved but one, And that loved one, alas, could ne’er be his.

    Ah, happy she! to ‘scape from him whose kiss Had been pollution unto aught so chaste; Who soon had left her charms for vulgar bliss, And spoiled her goodly lands to gild his waste, Nor calm domestic peace had ever deigned to taste.

    VI.

    And now Childe Harold was sore sick at heart, And from his fellow bacchanals would flee; ‘Tis said, at times the sullen tear would start, But pride congealed the drop within his e’e: Apart he stalked in joyless reverie, And from his native land resolved to go, And visit scorching climes beyond the sea; With pleasure drugged, he almost longed for woe, And e’en for change of scene would seek the shades below.

    VII.

    The Childe departed from his father’s hall; It was a vast and venerable pile;

    So old, it seemed only not to fall,

    Yet strength was pillared in each massy aisle.

    Monastic dome! condemned to uses vile!

    Where superstition once had made her den, Now Paphian girls were known to sing and smile; And monks might deem their time was come agen, If ancient tales say true, nor wrong these holy men.

    VIII.

    Yet ofttimes in his maddest mirthful mood, Strange pangs would flash along Childe Harold’s brow, As if the memory of some deadly feud Or disappointed passion lurked below: But this none knew, nor haply cared to know; For his was not that open, artless soul That feels relief by bidding sorrow flow; Nor sought he friend to counsel or condole, Whate’er this grief mote be, which he could not control.

    IX.

    And none did love him: though to hall and bower He gathered revellers from far and near, He knew them flatterers of the festal hour; The heartless parasites of present cheer.

    Yea, none did love him—not his lemans dear –

    But pomp and power alone are woman’s care, And where these are light Eros finds a feere; Maidens, like moths, are ever caught by glare, And Mammon wins his way where seraphs might despair.

    X.

    Childe Harold had a mother—not forgot, Though parting from that mother he did shun; A sister whom he loved, but saw her not Before his weary pilgrimage begun:

    If friends he had, he bade adieu to none.

    Yet deem not thence his breast a breast of steel; Ye, who have known what ‘tis to dote upon A few dear objects, will in sadness feel Such partings break the heart they fondly hope to heal.

    XI.

    His house, his home, his heritage, his lands, The laughing dames in whom he did delight, Whose large blue eyes, fair locks, and snowy hands, Might shake the saintship of an anchorite, And long had fed his youthful appetite; His goblets brimmed with every costly wine, And all that mote to luxury invite,

    Without a sigh he left to cross the brine, And traverse Paynim shores, and pass earth’s central line.

    XII.

    The sails were filled, and fair the light winds blew As glad to waft him from his native home; And fast the white rocks faded from his view, And soon were lost in circumambient foam; And then, it may be, of his wish to roam Repented he, but in his bosom slept

    The silent thought, nor from his lips did come One word of wail, whilst others sate and wept, And to the reckless gales unmanly moaning kept.

    XIII.

    But when the sun was sinking in the sea, He seized his harp, which he at times could string, And strike, albeit with untaught melody, When deemed he no strange ear was listening: And now his fingers o’er it he did fling, And tuned his farewell in the dim twilight, While flew the vessel on her snowy wing, And fleeting shores receded from his sight, Thus to the elements he poured his last ‘Good Night.’

    Adieu, adieu! my native shore

    Fades o’er the waters blue;

    The night-winds sigh, the breakers roar, And shrieks the wild sea-mew.

    Yon sun that sets upon the sea

    We follow in his flight;

    Farewell awhile to him and thee,

    My Native Land—Good Night!

    A few short hours, and he will rise

    To give the morrow birth;

    And I shall hail the main and skies,

    But not my mother earth.

    Deserted is my own good hall,

    Its hearth is desolate;

    Wild weeds are gathering on the wall,

    My dog howls at the gate.

    ‘Come hither, hither, my little page:

    Why dost thou weep and wail?

    Or dost thou dread the billow’s rage,

    Or tremble at the gale?

    But dash the tear-drop from thine eye,

    Our ship is swift and strong;

    Our fleetest falcon scarce can fly

    More merrily along.’

    ‘Let winds be shrill, let waves roll high, I fear not wave nor wind;

    Yet marvel not, Sir Childe, that I

    Am sorrowful in mind;

    For I have from my father gone,

    A mother whom I love,

    And have no friend, save these alone,

    But thee—and One above.

    ‘My father blessed me fervently,

    Yet did not much complain;

    But sorely will my mother sigh

    Till I come back again.’ –

    ‘Enough, enough, my little lad!

    Such tears become thine eye;

    If I thy guileless bosom had,

    Mine own would not be dry.

    ‘Come hither, hither, my staunch yeoman, Why dost thou look so pale?

    Or dost thou dread a French foeman,

    Or shiver at the gale?’ –

    ‘Deem’st thou I tremble for my life?

    Sir Childe, I’m not so weak;

    But thinking on an absent wife

    Will blanch a faithful cheek.

    ‘My spouse and boys dwell near thy hall, Along the bordering lake;

    And when they on their father call,

    What answer shall she make?’ –

    ‘Enough, enough, my yeoman good,

    Thy grief let none gainsay;

    But I, who am of lighter mood,

    Will laugh to flee away.’

    For who would trust the seeming sighs

    Of wife or paramour?

    Fresh feeres will dry the bright blue eyes We late saw streaming o’er.

    For pleasures past I do not grieve,

    Nor perils gathering near;

    My greatest grief is that I leave

    No thing that claims a tear.

    And now I’m in the world alone,

    Upon the wide, wide sea;

    But why should I for others groan,

    When none will sigh for me?

    Perchance my dog will whine in vain

    Till fed by stranger hands;

    But long ere I come back again

    He’d tear me where he stands.

    With thee, my bark, I’ll swiftly go

    Athwart the foaming brine;

    Nor care what land thou bear’st me to,

    So not again to mine.

    Welcome, welcome, ye dark blue waves!

    And when you fail my sight,

    Welcome, ye deserts, and ye caves!

    My Native Land—Good Night!

    XIV.

    On, on the vessel flies, the land is gone, And winds are rude in Biscay’s sleepless bay.

    Four days are sped, but with the fifth, anon, New shores descried make every bosom gay; And Cintra’s mountain greets them on their way, And Tagus dashing onward to the deep, His fabled golden tribute bent to pay; And soon on board the Lusian pilots leap, And steer ‘twixt fertile shores where yet few rustics reap.

    XV.

    Oh, Christ! it is a goodly sight to see What Heaven hath done for this delicious land!

    What fruits of fragrance blush on every tree!

    What goodly prospects o’er the hills expand!

    But man would mar them with an impious hand: And when the Almighty lifts his fiercest scourge ‘Gainst those who most transgress his high command, With treble vengeance will his hot shafts urge Gaul’s locust host, and earth from fellest foemen purge.

    XVI.

    What beauties doth Lisboa first unfold!

    Her image floating on that noble tide, Which poets vainly pave with sands of gold, But now whereon a thousand keels did ride Of mighty strength, since Albion was allied, And to the Lusians did her aid afford A nation swoll’n with ignorance and pride, Who lick, yet loathe, the hand that waves the sword.

    To save them from the wrath of Gaul’s unsparing lord.

    XVII.

    But whoso entereth within this town, That, sheening far, celestial seems to be, Disconsolate will wander up and down, Mid many things unsightly to strange e’e; For hut and palace show like filthily; The dingy denizens are reared in dirt; No personage of high or mean degree

    Doth care for cleanness of surtout or shirt, Though shent with Egypt’s plague, unkempt, unwashed, unhurt.

    XVIII.

    Poor, paltry slaves! yet born midst noblest scenes –

    Why, Nature, waste thy wonders on such men?

    Lo! Cintra’s glorious Eden intervenes In variegated maze of mount and glen.

    Ah me! what hand can pencil guide, or pen, To follow half on which the eye dilates Through views more dazzling unto mortal ken Than those whereof such things the bard relates, Who to the awe-struck world unlocked Elysium’s gates?

    XIX.

    The horrid crags, by toppling convent crowned, The cork-trees hoar that clothe the shaggy steep, The mountain moss by scorching skies imbrowned, The sunken glen, whose sunless shrubs must weep, The tender azure of the unruffled deep, The orange tints that gild the greenest bough, The torrents that from cliff to valley leap, The vine on high, the willow branch below, Mixed in one mighty scene, with varied beauty glow.

    XX.

    Then slowly climb the many-winding way, And frequent turn to linger as you go, From loftier rocks new loveliness survey, And rest ye at ‘Our Lady’s House of Woe;’

    Where frugal monks their little relics show, And sundry legends to the stranger tell: Here impious men have punished been; and lo, Deep in yon cave Honorius long did dwell, In hope to merit Heaven by making earth a Hell.

    XXI.

    And here and there, as up the crags you spring, Mark many rude-carved crosses near the path; Yet deem not these devotion’s offering –

    These are memorials frail of murderous wrath; For wheresoe’er the shrieking victim hath Poured forth his blood beneath the assassin’s knife, Some hand erects a cross of mouldering lath; And grove and glen with thousand such are rife Throughout this purple land, where law secures not life!

    XXII.

    On sloping mounds, or in the vale beneath, Are domes where whilom kings did make repair; But now the wild flowers round them only breathe: Yet ruined splendour still is lingering there.

    And yonder towers the prince’s palace fair: There thou, too, Vathek! England’s wealthiest son, Once formed thy Paradise, as not aware When wanton Wealth her mightiest deeds hath done, Meek Peace voluptuous lures was ever wont to shun.

    XXIII.

    Here didst thou dwell, here schemes of pleasure plan.

    Beneath yon mountain’s ever beauteous brow; But now, as if a thing unblest by man, Thy fairy dwelling is as lone as thou!

    Here giant weeds a passage scarce allow To halls deserted, portals gaping wide; Fresh lessons to the thinking bosom, how Vain are the pleasaunces on earth supplied; Swept into wrecks anon by Time’s ungentle tide.

    XXIV.

    Behold the hall where chiefs were late convened!

    Oh! dome displeasing unto British eye!

    With diadem hight foolscap, lo! a fiend, A little fiend that scoffs incessantly, There sits in parchment robe arrayed, and by His side is hung a seal and sable scroll, Where blazoned glare names known to chivalry, And sundry signatures adorn the roll, Whereat the urchin points, and laughs with all his soul.

    XXV.

    Convention is the dwarfish demon styled That foiled the knights in Marialva’s dome: Of brains (if brains they had) he them beguiled, And turned a nation’s shallow joy to gloom.

    Here Folly dashed to earth the victor’s plume, And Policy regained what Arms had lost: For chiefs like ours in vain may laurels bloom!

    Woe to the conquering, not the conquered host, Since baffled Triumph droops on Lusitania’s coast.

    XXVI.

    And ever since that martial synod met, Britannia sickens, Cintra, at thy name; And folks in office at the mention fret, And fain would blush, if blush they could, for shame.

    How will posterity the deed proclaim!

    Will not our own and fellow-nations sneer, To view these champions cheated of their fame, By foes in fight o’erthrown, yet victors here, Where Scorn her finger points through many a coming year?

    XXVII.

    So deemed the Childe, as o’er the mountains he Did take his way in solitary guise:

    Sweet was the scene, yet soon he thought to flee, More restless than the swallow in the skies: Though here awhile he learned to moralise, For Meditation fixed at times on him, And conscious Reason whispered to despise His early youth misspent in maddest whim; But as he gazed on Truth, his aching eyes grew dim.

    XXVIII.

    To horse! to horse! he quits, for ever quits A scene of peace, though soothing to his soul: Again he rouses from his moping fits, But seeks not now the harlot and the bowl.

    Onward he flies, nor fixed as yet the goal Where he shall rest him on his pilgrimage; And o’er him many changing scenes must roll, Ere toil his thirst for travel can assuage, Or he shall calm his breast, or learn experience sage.

    XXIX.

    Yet Mafra shall one moment claim delay, Where dwelt of yore the Lusians’ luckless queen; And church and court did mingle their array, And mass and revel were alternate seen; Lordlings and freres—ill-sorted fry, I ween!

    But here the Babylonian whore had built A dome, where flaunts she in such glorious sheen, That men forget the blood which she hath spilt, And bow the knee to Pomp that loves to garnish guilt.

    XXX.

    O’er vales that teem with fruits, romantic hills, (Oh that such hills upheld a freeborn race!) Whereon to gaze the eye with joyaunce fills, Childe Harold wends through many a pleasant place.

    Though sluggards deem it but a foolish chase, And marvel men should quit their easy chair, The toilsome way, and long, long league to trace.

    Oh, there is sweetness in the mountain air And life, that bloated Ease can never hope to share.

    XXXI.

    More bleak to view the hills at length recede, And, less luxuriant, smoother vales extend: Immense horizon-bounded plains succeed!

    Far as the eye discerns, withouten end, Spain’s realms appear, whereon her shepherds tend Flocks, whose rich fleece right well the trader knows –

    Now must the pastor’s arm his lambs defend: For Spain is compassed by unyielding foes, And all must shield their all, or share Subjection’s woes.

    XXXII.

    Where Lusitania and her Sister meet, Deem ye what bounds the rival realms divide?

    Or e’er the jealous queens of nations greet, Doth Tayo interpose his mighty tide?

    Or dark sierras rise in craggy pride?

    Or fence of art, like China’s vasty wall? –

    Ne barrier wall, ne river deep and wide, Ne horrid crags, nor mountains dark and tall Rise like the rocks that part Hispania’s land from Gaul XXXIII.

    But these between a silver streamlet glides, And scarce a name distinguisheth the brook, Though rival kingdoms press its verdant sides.

    Here leans the idle shepherd on his crook, And vacant on the rippling waves doth look, That peaceful still ‘twixt bitterest foemen flow: For proud each peasant as the noblest duke: Well doth the Spanish hind the difference know ‘Twixt him and Lusian slave, the lowest of the low.

    XXXIV.

    But ere the mingling bounds have far been passed, Dark Guadiana rolls his power along

    In sullen billows, murmuring and vast, So noted ancient roundelays among.

    Whilome upon his banks did legions throng Of Moor and Knight, in mailed splendour drest; Here ceased the swift their race, here sunk the strong; The Paynim turban and the Christian crest Mixed on the bleeding stream, by floating hosts oppressed.

    XXXV.

    Oh, lovely Spain! renowned, romantic land!

    Where is that standard which Pelagio bore, When Cava’s traitor-sire first called the band That dyed thy mountain-streams with Gothic gore?

    Where are those bloody banners which of yore Waved o’er thy sons, victorious to the gale, And drove at last the spoilers to their shore?

    Red gleamed the cross, and waned the crescent pale, While Afric’s echoes thrilled with Moorish matrons’ wail.

    XXXVI.

    Teems not each ditty with the glorious tale?

    Ah! such, alas, the hero’s amplest fate!

    When granite moulders and when records fail, A peasant’s plaint prolongs his dubious date.

    Pride! bend thine eye from heaven to thine estate, See how the mighty shrink into a song!

    Can volume, pillar, pile, preserve thee great?

    Or must thou trust Tradition’s simple tongue, When Flattery sleeps with thee, and History does thee wrong?

    XXXVII.

    Awake, ye sons of Spain! awake! advance Lo! Chivalry, your ancient goddess, cries, But wields not, as of old, her thirsty lance, Nor shakes her crimson plumage in the skies: Now on the smoke of blazing bolts she flies, And speaks in thunder through yon engine’s roar!

    In every peal she calls—‘Awake! arise!’

    Say, is her voice more feeble than of yore, When her war-song was heard on Andalusia’s shore?

    XXXVIII.

    Hark! heard you not those hoofs of dreadful note?

    Sounds not the clang of conflict on the heath?

    Saw ye not whom the reeking sabre smote; Nor saved your brethren ere they sank beneath Tyrants and tyrants’ slaves?—the fires of death, The bale-fires flash on high: —from rock to rock Each volley tells that thousands cease to breathe: Death rides upon the sulphury Siroc, Red Battle stamps his foot, and nations feel the shock.

    XXXIX.

    Lo! where the Giant on the mountain stands, His blood-red tresses deepening in the sun, With death-shot glowing in his fiery hands, And eye that scorcheth all it glares upon; Restless it rolls, now fixed, and now anon Flashing afar,—and at his iron feet Destruction cowers, to mark what deeds are done; For on this morn three potent nations meet, To shed before his shrine the blood he deems most sweet.

    XL.

    By Heaven! it is a splendid sight to see (For one who hath no friend, no brother there) Their rival scarfs of mixed embroidery, Their various arms that glitter in the air!

    What gallant war-hounds rouse them from their lair, And gnash their fangs, loud yelling for the prey!

    All join the chase, but few the triumph share: The Grave shall bear the chiefest prize away, And Havoc scarce for joy can cumber their array.

    XLI.

    Three hosts combine to offer sacrifice; Three tongues prefer strange orisons on high; Three gaudy standards flout the pale blue skies.

    The shouts are France, Spain, Albion, Victory!

    The foe, the victim, and the fond ally That fights for all, but ever fights in vain, Are met—as if at home they could not die –

    To feed the crow on Talavera’s plain, And fertilise the field that each pretends to gain.

    XLII.

    There shall they rot—Ambition’s honoured fools!

    Yes, Honour decks the turf that wraps their clay!

    Vain Sophistry! in these behold the tools, The broken tools, that tyrants cast away By myriads, when they dare to pave their way With human hearts—to what?—a dream alone.

    Can despots compass aught that hails their sway?

    Or call with truth one span of earth their own, Save that wherein at last they crumble bone by bone?

    XLIII.

    O Albuera, glorious field of grief!

    As o’er thy plain the Pilgrim pricked his steed, Who could foresee thee, in a space so brief, A scene where mingling foes should boast and bleed.

    Peace to the perished! may the warrior’s meed And tears of triumph their reward prolong!

    Till others fall where other chieftains lead, Thy name shall circle round the gaping throng, And shine in worthless lays, the theme of transient song.

    XLIV.

    Enough of Battle’s minions! let them play Their game of lives, and barter breath for fame: Fame that will scarce reanimate their clay, Though thousands fall to deck some single name.

    In sooth, ‘twere sad to thwart their noble aim Who strike, blest hirelings! for their country’s good, And die, that living might have proved her shame; Perished, perchance, in some domestic feud, Or in a narrower sphere wild Rapine’s path pursued.

    XLV.

    Full swiftly Harold wends his lonely way Where proud Sevilla triumphs unsubdued: Yet is she free—the spoiler’s wished-for prey!

    Soon, soon shall Conquest’s fiery foot intrude, Blackening her lovely domes with traces rude.

    Inevitable hour! ‘Gainst fate to strive Where Desolation plants her famished brood Is vain, or Ilion, Tyre, might yet survive, And Virtue vanquish all, and Murder cease to thrive.

    XLVI.

    But all unconscious of the coming doom, The feast, the song, the revel here abounds; Strange modes of merriment the hours consume, Nor bleed these patriots with their country’s wounds; Nor here War’s clarion, but Love’s rebeck sounds; Here Folly still his votaries enthralls, And young-eyed Lewdness walks her midnight rounds: Girt with the silent crimes of capitals, Still to the last kind Vice clings to the tottering walls.

    XLVII.

    Not so the rustic: with his trembling mate He lurks, nor casts his heavy eye afar, Lest he should view his vineyard desolate, Blasted below the dun hot breath of war.

    No more beneath soft Eve’s consenting star Fandango twirls his jocund castanet: Ah, monarchs! could ye taste the mirth ye mar, Not in the toils of Glory would ye fret; The hoarse dull drum would sleep, and Man be happy yet.

    XLVIII.

    How carols now the lusty muleteer?

    Of love, romance, devotion is his lay, As whilome he was wont the leagues to cheer, His quick bells wildly jingling on the way?

    No! as he speeds, he chants ‘Viva el Rey!’

    And checks his song to execrate Godoy, The royal wittol Charles, and curse the day When first Spain’s queen beheld the black-eyed boy, And gore-faced Treason sprung from her adulterate joy.

    XLIX.

    On yon long level plain, at distance crowned With crags, whereon those Moorish turrets rest, Wide scattered hoof-marks dint the wounded ground; And, scathed by fire, the greensward’s darkened vest Tells that the foe was Andalusia’s guest: Here was the camp, the watch-flame, and the host, Here the brave peasant stormed the dragon’s nest; Still does he mark it with triumphant boast, And points to yonder cliffs, which oft were won and lost.

    L.

    And whomsoe’er along the path you meet Bears in his cap the badge of crimson hue, Which tells you whom to shun and whom to greet: Woe to the man that walks in public view Without of loyalty this token true:

    Sharp is the knife, and sudden is the stroke; And sorely would the Gallic foemen rue, If subtle poniards, wrapt beneath the cloak, Could blunt the sabre’s edge, or clear the cannon’s smoke.

    LI.

    At every turn Morena’s dusky height

    Sustains aloft the battery’s iron load; And, far as mortal eye can compass sight, The mountain-howitzer, the broken road, The bristling palisade, the fosse o’erflowed, The stationed bands, the never-vacant watch, The magazine in rocky durance stowed, The holstered steed beneath the shed of thatch, The ball-piled pyramid, the ever-blazing match, LII.

    Portend the deeds to come: —but he whose nod Has tumbled feebler despots from their sway, A moment pauseth ere he lifts the rod; A little moment deigneth to delay:

    Soon will his legions sweep through these the way; The West must own the Scourger of the world.

    Ah, Spain! how sad will be thy reckoning day, When soars Gaul’s Vulture, with his wings unfurled, And thou shalt view thy sons in crowds to Hades hurled.

    LIII.

    And must they fall—the young, the proud, the brave –

    To swell one bloated chief’s unwholesome reign?

    No step between submission and a grave?

    The rise of rapine and the fall of Spain?

    And doth the Power that man adores ordain Their doom, nor heed the suppliant’s appeal?

    Is all that desperate Valour acts in vain?

    And Counsel sage, and patriotic Zeal, The veteran’s skill, youth’s fire, and manhood’s heart of steel?

    LIV.

    Is it for this the Spanish maid, aroused, Hangs on the willow her unstrung guitar, And, all unsexed, the anlace hath espoused, Sung the loud song, and dared the deed of war?

    And she, whom once the semblance of a scar Appalled, an owlet’s larum chilled with dread, Now views the column-scattering bayonet jar, The falchion flash, and o’er the yet warm dead Stalks with Minerva’s step where Mars might quake to tread.

    LV.

    Ye who shall marvel when you hear her tale, Oh! had you known her in her softer hour, Marked her black eye that mocks her coal-black veil, Heard her light, lively tones in lady’s bower, Seen her long locks that foil the painter’s power, Her fairy form, with more than female grace, Scarce would you deem that Saragoza’s tower Beheld her smile in Danger’s Gorgon face, Thin the closed ranks, and lead in Glory’s fearful chase.

    LVI.

    Her lover sinks—she sheds no ill-timed tear; Her chief is slain—she fills his fatal post; Her fellows flee—she checks their base career; The foe retires—she heads the sallying host: Who can appease like her a lover’s ghost?

    Who can avenge so well a leader’s fall?

    What maid retrieve when man’s flushed hope is lost?

    Who hang so fiercely on the flying Gaul, Foiled by a woman’s hand, before a battered wall?

    LVII.

    Yet are Spain’s maids no race of Amazons, But formed for all the witching arts of love: Though thus in arms they emulate her sons, And in the horrid phalanx dare to move, ‘Tis but the tender fierceness of the dove, Pecking the hand that hovers o’er her mate: In softness as in firmness far above Remoter females, famed for sickening prate; Her mind is nobler sure, her charms perchance as great.

    LVIII.

    The seal Love’s dimpling finger hath impressed Denotes how soft that chin which bears his touch: Her lips, whose kisses pout to leave their nest, Bid man be valiant ere he merit such: Her glance, how wildly beautiful! how much Hath Phoebus wooed in vain to spoil her cheek Which glows yet smoother from his amorous clutch!

    Who round the North for paler dames would seek?

    How poor their forms appear? how languid, wan, and weak!

    LIX.

    Match me, ye climes! which poets love to laud; Match me, ye harems! of the land where now I strike my strain, far distant, to applaud Beauties that even a cynic must avow!

    Match me those houris, whom ye scarce allow To taste the gale lest Love should ride the wind, With Spain’s dark-glancing daughters—deign to know, There your wise Prophet’s paradise we find, His black-eyed maids of Heaven, angelically kind.

    LX.

    O thou, Parnassus! whom I now survey, Not in the frenzy of a dreamer’s eye, Not in the fabled landscape of a lay, But soaring snow-clad through thy native sky, In the wild pomp of mountain majesty!

    What marvel if I thus essay to sing?

    The humblest of thy pilgrims passing by Would gladly woo thine echoes with his string, Though from thy heights no more one muse will wave her wing.

    LXI.

    Oft have I dreamed of thee! whose glorious name Who knows not, knows not man’s divinest lore: And now I view thee, ‘tis, alas, with shame That I in feeblest accents must adore.

    When I recount thy worshippers of yore I tremble, and can only bend the knee; Nor raise my voice, nor vainly dare to soar, But gaze beneath thy cloudy canopy

    In silent joy to think at last I look on thee!

    LXII.

    Happier in this than mightiest bards have been, Whose fate to distant homes confined their lot, Shall I unmoved behold the hallowed scene, Which others rave of, though they know it not?

    Though here no more Apollo haunts his grot, And thou, the Muses’ seat, art now their grave, Some gentle spirit still pervades the spot, Sighs in the gale, keeps silence in the cave, And glides with glassy foot o’er yon melodious wave.

    LXIII.

    Of thee hereafter.—Even amidst my strain I turned aside to pay my homage here; Forgot the land, the sons, the maids of Spain; Her fate, to every freeborn bosom dear; And hailed thee, not perchance without a tear.

    Now to my theme—but from thy holy haunt Let me some remnant, some memorial bear; Yield me one leaf of Daphne’s deathless plant, Nor let thy votary’s hope be deemed an idle vaunt.

    LXIV.

    But ne’er didst thou, fair mount, when Greece was young, See round thy giant base a brighter choir; Nor e’er did Delphi, when her priestess sung The Pythian hymn with more than mortal fire, Behold a train more fitting to inspire The song of love than Andalusia’s maids, Nurst in the glowing lap of soft desire: Ah! that to these were given such peaceful shades As Greece can still bestow, though Glory fly her glades.

    LXV.

    Fair is proud Seville; let her country boast Her strength, her wealth, her site of ancient days, But Cadiz, rising on the distant coast, Calls forth a sweeter, though ignoble praise.

    Ah, Vice! how soft are thy voluptuous ways!

    While boyish blood is mantling, who can ‘scape The fascination of thy magic gaze?

    A cherub-hydra round us dost thou gape, And mould to every taste thy dear delusive shape.

    LXVI.

    When Paphos fell by Time—accursed Time!

    The Queen who conquers all must yield to thee –

    The Pleasures fled, but sought as warm a clime; And Venus, constant to her native sea, To nought else constant, hither deigned to flee, And fixed her shrine within these walls of white; Though not to one dome circumscribeth she Her worship, but, devoted to her rite, A thousand altars rise, for ever blazing bright.

    LXVII.

    From morn till night, from night till startled morn Peeps blushing on the revel’s laughing crew, The song is heard, the rosy garland worn; Devices quaint, and frolics ever new, Tread on each other’s kibes. A long adieu He bids to sober joy that here sojourns: Nought interrupts the riot, though in lieu Of true devotion monkish incense burns, And love and prayer unite, or rule the hour by turns.

    LXVIII.

    The sabbath comes, a day of blessed rest; What hallows it upon this Christian shore?

    Lo! it is sacred to a solemn feast:

    Hark! heard you not the forest monarch’s roar?

    Crashing the lance, he snuffs the spouting gore Of man and steed, o’erthrown beneath his horn: The thronged arena shakes with shouts for more; Yells the mad crowd o’er entrails freshly torn, Nor shrinks the female eye, nor e’en affects to mourn.

    LXIX.

    The seventh day this; the jubilee of man.

    London! right well thou know’st the day of prayer: Then thy spruce citizen, washed artizan, And smug apprentice gulp their weekly air: Thy coach of hackney, whiskey, one-horse chair, And humblest gig, through sundry suburbs whirl; To Hampstead, Brentford, Harrow, make repair; Till the tired jade the wheel forgets to hurl, Provoking envious gibe from each pedestrian churl.

    LXX.

    Some o’er thy Thamis row the ribboned fair, Others along the safer turnpike fly; Some Richmond Hill ascend, some scud to Ware, And many to the steep of Highgate hie.

    Ask ye, Boeotian shades, the reason why?

    ‘Tis to the worship of the solemn Horn, Grasped in the holy hand of Mystery, In whose dread name both men and maids are sworn, And consecrate the oath with draught and dance till morn.

    LXXI.

    All have their fooleries; not alike are thine, Fair Cadiz, rising o’er the dark blue sea!

    Soon as the matin bell proclaimeth nine, Thy saint adorers count the rosary:

    Much is the Virgin teased to shrive them free (Well do I ween the only virgin there) From crimes as numerous as her beadsmen be; Then to the crowded circus forth they fare: Young, old, high, low, at once the same diversion share.

    LXXII.

    The lists are oped, the spacious area cleared, Thousands on thousands piled are seated round; Long ere the first loud trumpet’s note is heard, No vacant space for lated wight is found: Here dons, grandees, but chiefly dames abound, Skilled in the ogle of a roguish eye, Yet ever well inclined to heal the wound; None through their cold disdain are doomed to die, As moon-struck bards complain, by Love’s sad archery.

    LXXIII.

    Hushed is the din of tongues—on gallant steeds, With milk-white crest, gold spur, and light-poised lance, Four cavaliers prepare for venturous deeds, And lowly bending to the lists advance; Rich are their scarfs, their chargers featly prance: If in the dangerous game they shine to-day, The crowd’s loud shout, and ladies’ lovely glance, Best prize of better acts, they bear away, And all that kings or chiefs e’er gain their toils repay.

    LXXIV.

    In costly sheen and gaudy cloak arrayed, But all afoot, the light-limbed matadore Stands in the centre, eager to invade The lord of lowing herds; but not before The ground, with cautious tread, is traversed o’er, Lest aught unseen should lurk to thwart his speed: His arms a dart, he fights aloof, nor more Can man achieve without the friendly steed –

    Alas! too oft condemned for him to bear and bleed.

    LXXV.

    Thrice sounds the clarion; lo! the signal falls, The den expands, and expectation mute Gapes round the silent circle’s peopled walls.

    Bounds with one lashing spring the mighty brute, And wildly staring, spurns, with sounding foot, The sand, nor blindly rushes on his foe: Here, there, he points his threatening front, to suit His first attack, wide waving to and fro His angry tail; red rolls his eye’s dilated glow.

    LXXVI.

    Sudden he stops; his eye is fixed: away, Away, thou heedless boy! prepare the spear; Now is thy time to perish, or display The skill that yet may check his mad career.

    With well-timed croupe the nimble coursers veer; On foams the bull, but not unscathed he goes; Streams from his flank the crimson torrent clear: He flies, he wheels, distracted with his throes: Dart follows dart; lance, lance; loud bellowings speak his woes.

    LXXVII.

    Again he comes; nor dart nor lance avail, Nor the wild plunging of the tortured horse; Though man and man’s avenging arms assail, Vain are his weapons, vainer is his force.

    One gallant steed is stretched a mangled corse; Another, hideous sight! unseamed appears, His gory chest unveils life’s panting source; Though death-struck, still his feeble frame he rears; Staggering, but stemming all, his lord unharmed he bears.

    LXXVIII.

    Foiled, bleeding, breathless, furious to the last, Full in the centre stands the bull at bay, Mid wounds, and clinging darts, and lances brast, And foes disabled in the brutal fray: And now the matadores around him play, Shake the red cloak, and poise the ready brand: Once more through all he bursts his thundering way –

    Vain rage! the mantle quits the conynge hand, Wraps his fierce eye—‘tis past—he sinks upon the sand.

    LXXIX.

    Where his vast neck just mingles with the spine, Sheathed in his form the deadly weapon lies.

    He stops—he starts—disdaining to decline: Slowly he falls, amidst triumphant cries, Without a groan, without a struggle dies.

    The decorated car appears on high:

    The corse is piled—sweet sight for vulgar eyes; Four steeds that spurn the rein, as swift as shy, Hurl the dark bull along, scarce seen in dashing by.

    LXXX.

    Such the ungentle sport that oft invites The Spanish maid, and cheers the Spanish swain: Nurtured in blood betimes, his heart delights In vengeance, gloating on another’s pain.

    What private feuds the troubled village stain!

    Though now one phalanxed host should meet the foe, Enough, alas, in humble homes remain, To meditate ‘gainst friends the secret blow, For some slight cause of wrath, whence life’s warm stream must flow.

    LXXXI.

    But Jealousy has fled: his bars, his bolts, His withered sentinel, duenna sage!

    And all whereat the generous soul revolts, Which the stern dotard deemed he could encage, Have passed to darkness with the vanished age.

    Who late so free as Spanish girls were seen (Ere War uprose in his volcanic rage), With braided tresses bounding o’er the green, While on the gay dance shone Night’s lover-loving Queen?

    LXXXII.

    Oh! many a time and oft had Harold loved, Or dreamed he loved, since rapture is a dream; But now his wayward bosom was unmoved, For not yet had he drunk of Lethe’s stream: And lately had he learned with truth to deem Love has no gift so grateful as his wings: How fair, how young, how soft soe’er he seem, Full from the fount of joy’s delicious springs Some bitter o’er the flowers its bubbling venom flings.

    LXXXIII.

    Yet to the beauteous form he was not blind, Though now it moved him as it moves the wise; Not that Philosophy on such a mind

    E’er deigned to bend her chastely-awful eyes: But Passion raves itself to rest, or flies; And Vice, that digs her own voluptuous tomb, Had buried long his hopes, no more to rise: Pleasure’s palled victim! life-abhorring gloom Wrote on his faded brow curst Cain’s unresting doom.

    LXXXIV.

    Still he beheld, nor mingled with the throng; But viewed them not with misanthropic hate; Fain would he now have joined the dance, the song, But who may smile that sinks beneath his fate?

    Nought that he saw his sadness could abate: Yet once he struggled ‘gainst the demon’s sway, And as in Beauty’s bower he pensive sate, Poured forth this unpremeditated lay, To charms as fair as those that soothed his happier day.

    TO INEZ.

    Nay, smile not at my sullen brow,

    Alas! I cannot smile again:

    Yet Heaven avert that ever thou

    Shouldst weep, and haply weep in vain.

    And dost thou ask what secret woe

    I bear, corroding joy and youth?

    And wilt thou vainly seek to know

    A pang even thou must fail to soothe?

    It is not love, it is not hate,

    Nor low Ambition’s honours lost,

    That bids me loathe my present state,

    And fly from all I prized the most:

    It is that weariness which springs

    From all I meet, or hear, or see:

    To me no pleasure Beauty brings;

    Thine eyes have scarce a charm for me.

    It is that settled, ceaseless gloom

    The fabled Hebrew wanderer bore,

    That will not look beyond the tomb,

    But cannot hope for rest before.

    What exile from himself can flee?

    To zones, though more and more remote, Still, still pursues, where’er I be,

    The blight of life—the demon Thought.

    Yet others rapt in pleasure seem,

    And taste of all that I forsake:

    Oh! may they still of transport dream,

    And ne’er, at least like me, awake!

    Through many a clime ‘tis mine to go,

    With many a retrospection curst;

    And all my solace is to know,

    Whate’er betides, I’ve known the worst.

    What is that worst? Nay, do not ask –

    In pity from the search forbear:

    Smile on—nor venture to unmask

    Man’s heart, and view the hell that’s there.

    LXXXV.

    Adieu, fair Cadiz! yea, a long adieu!

    Who may forget how well thy walls have stood?

    When all were changing, thou alone wert true, First to be free, and last to be subdued.

    And if amidst a scene, a shock so rude, Some native blood was seen thy streets to dye, A traitor only fell beneath the feud: Here all were noble, save nobility;

    None hugged a conqueror’s chain save fallen Chivalry!

    LXXXVI.

    Such be the sons of Spain, and strange her fate!

    They fight for freedom, who were never free; A kingless people for a nerveless state, Her vassals combat when their chieftains flee, True to the veriest slaves of Treachery; Fond of a land which gave them nought but life, Pride points the path that leads to liberty; Back to the struggle, baffled in the strife, War, war is still the cry, ‘War even to the knife!’

    LXXXVII.

    Ye, who would more of Spain and Spaniards know, Go, read whate’er is writ of bloodiest strife: Whate’er keen Vengeance urged on foreign foe Can act, is acting there against man’s life: From flashing scimitar to secret knife, War mouldeth there each weapon to his need –

    So may he guard the sister and the wife, So may he make each curst oppressor bleed, So may such foes deserve the most remorseless deed!

    LXXXVIII.

    Flows there a tear of pity for the dead?

    Look o’er the ravage of the reeking plain: Look on the hands with female slaughter red; Then to the dogs resign the unburied slain, Then to the vulture let each corse remain; Albeit unworthy of the prey-bird’s maw, Let their bleached bones, and blood’s unbleaching stain, Long mark the battle-field with hideous awe: Thus only may our sons conceive the scenes we saw!

    LXXXIX.

    Nor yet, alas, the dreadful work is done; Fresh legions pour adown the Pyrenees: It deepens still, the work is scarce begun, Nor mortal eye the distant end foresees.

    Fall’n nations gaze on Spain: if freed, she frees More than her fell Pizarros once enchained.

    Strange retribution! now Columbia’s ease Repairs the wrongs that Quito’s sons sustained, While o’er the parent clime prowls Murder unrestrained.

    XC.

    Not all the blood at Talavera shed,

    Not all the marvels of Barossa’s fight, Not Albuera lavish of the dead,

    Have won for Spain her well-asserted right.

    When shall her Olive-Branch be free from blight?

    When shall she breathe her from the blushing toil?

    How many a doubtful day shall sink in night, Ere the Frank robber turn him from his spoil, And Freedom’s stranger-tree grow native of the soil?

    XCI.

    And thou, my friend! since unavailing woe Bursts from my heart, and mingles with the strain –

    Had the sword laid thee with the mighty low, Pride might forbid e’en Friendship to complain: But thus unlaurelled to descend in vain, By all forgotten, save the lonely breast, And mix unbleeding with the boasted slain, While glory crowns so many a meaner crest!

    What hadst thou done, to sink so peacefully to rest?

    XCII.

    Oh, known the earliest, and esteemed the most!

    Dear to a heart where nought was left so dear!

    Though to my hopeless days for ever lost, In dreams deny me not to see thee here!

    And Morn in secret shall renew the tear Of Consciousness awaking to her woes, And Fancy hover o’er thy bloodless bier, Till my frail frame return to whence it rose, And mourned and mourner lie united in repose.

    XCIII.

    Here is one fytte of Harold’s pilgrimage.

    Ye who of him may further seek to know, Shall find some tidings in a future page, If he that rhymeth now may scribble moe.

    Is this too much? Stern critic, say not so: Patience! and ye shall hear what he beheld In other lands, where he was doomed to go: Lands that contain the monuments of eld, Ere Greece and Grecian arts by barbarous hands were quelled.

    CANTO THE SECOND.

    I.

    Come, blue-eyed maid of heaven!—but thou, alas, Didst never yet one mortal song inspire –

    Goddess of Wisdom! here thy temple was, And is, despite of war and wasting fire, And years, that bade thy worship to expire: But worse than steel, and flame, and ages slow, Is the drear sceptre and dominion dire Of men who never felt the sacred glow That thoughts of thee and thine on polished breasts bestow.

    II.

    Ancient of days! august Athena! where, Where are thy men of might, thy grand in soul?

    Gone—glimmering through the dream of things that were: First in the race that led to Glory’s goal, They won, and passed away—is this the whole?

    A schoolboy’s tale, the wonder of an hour!

    The warrior’s weapon and the sophist’s stole Are sought in vain, and o’er each mouldering tower, Dim with the mist of years, grey flits the shade of power.

    III.

    Son of the morning, rise! approach you here!

    Come—but molest not yon defenceless urn!

    Look on this spot—a nation’s sepulchre!

    Abode of gods, whose shrines no longer burn.

    E’en gods must yield—religions take their turn: ‘Twas Jove’s—‘tis Mahomet’s; and other creeds Will rise with other years, till man shall learn Vainly his incense soars, his victim bleeds; Poor child of Doubt and Death, whose hope is built on reeds.

    IV.

    Bound to the earth, he lifts his eyes to heaven –

    Is’t not enough, unhappy thing, to know Thou art? Is this a boon so kindly given, That being, thou wouldst be again, and go, Thou know’st not, reck’st not to what region, so On earth no more, but mingled with the skies!

    Still wilt thou dream on future joy and woe?

    Regard and weigh yon dust before it flies: That little urn saith more than thousand homilies.

    V.

    Or burst the vanished hero’s lofty mound; Far on the solitary shore he sleeps; He fell, and falling nations mourned around; But now not one of saddening thousands weeps, Nor warlike worshipper his vigil keeps Where demi-gods appeared, as records tell.

    Remove yon skull from out the scattered heaps: Is that a temple where a God may dwell?

    Why, e’en the worm at last disdains her shattered cell!

    VI.

    Look on its broken arch, its ruined wall, Its chambers desolate, and portals foul: Yes, this was once Ambition’s airy hall, The dome of Thought, the Palace of the Soul.

    Behold through each lack-lustre, eyeless hole, The gay recess of Wisdom and of Wit, And Passion’s host, that never brooked control: Can all saint, sage, or sophist ever writ, People this lonely tower, this tenement refit?

    VII.

    Well didst thou speak, Athena’s wisest son!

    ‘All that we know is, nothing can be known.’

    Why should we shrink from what we cannot shun?

    Each hath its pang, but feeble sufferers groan With brain-born dreams of evil all their own.

    Pursue what chance or fate proclaimeth best; Peace waits us on the shores of Acheron: There no forced banquet claims the sated guest, But Silence spreads the couch of ever welcome rest.

    VIII.

    Yet if, as holiest men have deemed, there be A land of souls beyond that sable shore, To shame the doctrine of the Sadducee And sophists, madly vain of dubious lore; How sweet it were in concert to adore With those who made our mortal labours light!

    To hear each voice we feared to hear no more!

    Behold each mighty shade revealed to sight, The Bactrian, Samian sage, and all who taught the right!

    IX.

    There, thou!—whose love and life together fled, Have left me here to love and live in vain –

    Twined with my heart, and can I deem thee dead, When busy memory flashes on my brain?

    Well—I will dream that we may meet again, And woo the vision to my vacant breast: If aught of young Remembrance then remain, Be as it may Futurity’s behest,

    For me ‘twere bliss enough to know thy spirit blest!

    X.

    Here let me sit upon this mossy stone, The marble column’s yet unshaken base!

    Here, son of Saturn, was thy favourite throne!

    Mightiest of many such! Hence let me trace The latent grandeur of thy dwelling-place.

    It may not be: nor even can Fancy’s eye Restore what time hath laboured to deface.

    Yet these proud pillars claim no passing sigh; Unmoved the Moslem sits, the light Greek carols by.

    XI.

    But who, of all the plunderers of yon fane On high, where Pallas lingered, loth to flee The latest relic of her ancient reign –

    The last, the worst, dull spoiler, who was he?

    Blush, Caledonia! such thy son could be!

    England! I joy no child he was of thine: Thy freeborn men should spare what once was free; Yet they could violate each saddening shrine, And bear these altars o’er the long reluctant brine.

    XII.

    But most the modern Pict’s ignoble boast, To rive what Goth, and Turk, and Time hath spared: Cold as the crags upon his native coast, His mind as barren and his heart as hard, Is he whose head conceived, whose hand prepared, Aught to displace Athena’s poor remains: Her sons too weak the sacred shrine to guard, Yet felt some portion of their mother’s pains, And never knew, till then, the weight of Despot’s chains.

    XIII.

    What! shall it e’er be said by British tongue Albion was happy in Athena’s tears?

    Though in thy name the slaves her bosom wrung, Tell not the deed to blushing Europe’s ears; The ocean queen, the free Britannia, bears The last poor plunder from a bleeding land: Yes, she, whose generous aid her name endears, Tore down those remnants with a harpy’s hand.

    Which envious eld forbore, and tyrants left to stand.

    XIV.

    Where was thine aegis, Pallas, that appalled Stern Alaric and Havoc on their way?

    Where Peleus’ son? whom Hell in vain enthralled, His shade from Hades upon that dread day Bursting to light in terrible array!

    What! could not Pluto spare the chief once more, To scare a second robber from his prey?

    Idly he wandered on the Stygian shore, Nor now preserved the walls he loved to shield before.

    XV.

    Cold is the heart, fair Greece, that looks on thee, Nor feels as lovers o’er the dust they loved; Dull is the eye that will not weep to see Thy walls defaced, thy mouldering shrines removed By British hands, which it had best behoved To guard those relics ne’er to be restored.

    Curst be the hour when from their isle they roved, And once again thy hapless bosom gored, And snatched thy shrinking gods to northern climes abhorred!

    XVI.

    But where is Harold? shall I then forget To urge the gloomy wanderer o’er the wave?

    Little recked he of all that men regret; No loved one now in feigned lament could rave; No friend the parting hand extended gave, Ere the cold stranger passed to other climes.

    Hard is his heart whom charms may not enslave; But Harold felt not as in other times, And left without a sigh the land of war and crimes.

    XVII.

    He that has sailed upon the dark blue sea, Has viewed at times, I ween, a full fair sight; When the fresh breeze is fair as breeze may be, The white sails set, the gallant frigate tight, Masts, spires, and strand retiring to the right, The glorious main expanding o’er the bow, The convoy spread like wild swans in their flight, The dullest sailer wearing bravely now, So gaily curl the waves before each dashing prow.

    XVIII.

    And oh, the little warlike world within!

    The well-reeved guns, the netted canopy, The hoarse command, the busy humming din, When, at a word, the tops are manned on high: Hark to the boatswain’s call, the cheering cry, While through the seaman’s hand the tackle glides Or schoolboy midshipman that, standing by, Strains his shrill pipe, as good or ill betides, And well the docile crew that skilful urchin guides.

    XIX.

    White is the glassy deck, without a stain, Where on the watch the staid lieutenant walks: Look on that part which sacred doth remain For the lone chieftain, who majestic stalks, Silent and feared by all: not oft he talks With aught beneath him, if he would preserve That strict restraint, which broken, ever baulks Conquest and Fame: but Britons rarely swerve From law, however stern, which tends their strength to nerve.

    XX.

    Blow, swiftly blow, thou keel-compelling gale, Till the broad sun withdraws his lessening ray; Then must the pennant-bearer slacken sail, That lagging barks may make their lazy way.

    Ah! grievance sore, and listless dull delay, To waste on sluggish hulks the sweetest breeze!

    What leagues are lost before the dawn of day, Thus loitering pensive on the willing seas, The flapping sails hauled down to halt for logs like these!

    XXI.

    The moon is up; by Heaven, a lovely eve!

    Long streams of light o’er dancing waves expand!

    Now lads on shore may sigh, and maids believe: Such be our fate when we return to land!

    Meantime some rude Arion’s restless hand Wakes the brisk harmony that sailors love: A circle there of merry listeners stand, Or to some well-known measure featly move, Thoughtless, as if on shore they still were free to rove.

    XXII.

    Through Calpe’s straits survey the steepy shore; Europe and Afric, on each other gaze!

    Lands of the dark-eyed maid and dusky Moor, Alike beheld beneath pale Hecate’s blaze: How softly on the Spanish shore she plays, Disclosing rock, and slope, and forest brown, Distinct, though darkening with her waning phase: But Mauritania’s giant-shadows frown, From mountain-cliff to coast descending sombre down.

    XXIII.

    ‘Tis night, when Meditation bids us feel We once have loved, though love is at an end: The heart, lone mourner of its baffled zeal, Though friendless now, will dream it had a friend.

    Who with the weight of years would wish to bend, When Youth itself survives young Love and Joy?

    Alas! when mingling souls forget to blend, Death hath but little left him to destroy!

    Ah, happy years! once more who would not be a boy?

    XXIV.

    Thus bending o’er the vessel’s laving side, To gaze on Dian’s wave-reflected sphere, The soul forgets her schemes of Hope and Pride, And flies unconscious o’er each backward year.

    None are so desolate but something dear, Dearer than self, possesses or possessed A thought, and claims the homage of a tear; A flashing pang! of which the weary breast Would still, albeit in vain, the heavy heart divest.

    XXV.

    To sit on rocks, to muse o’er flood and fell, To slowly trace the forest’s shady scene, Where things that own not man’s dominion dwell, And mortal foot hath ne’er or rarely been; To climb the trackless mountain all unseen, With the wild flock that never needs a fold; Alone o’er steeps and foaming falls to lean: This is not solitude; ‘tis but to hold Converse with Nature’s charms, and view her stores unrolled.

    XXVI.

    But midst the crowd, the hum, the shock of men, To hear, to see, to feel, and to possess, And roam along, the world’s tired denizen, With none who bless us, none whom we can bless; Minions of splendour shrinking from distress!

    None that, with kindred consciousness endued, If we were not, would seem to smile the less Of all that flattered, followed, sought, and sued: This is to be alone; this, this is solitude!

    XXVII.

    More blest the life of godly eremite, Such as on lonely Athos may be seen, Watching at eve upon the giant height, Which looks o’er waves so blue, skies so serene, That he who there at such an hour hath been, Will wistful linger on that hallowed spot; Then slowly tear him from the witching scene, Sigh forth one wish that such had been his lot, Then turn to hate a world he had almost forgot.

    XXVIII.

    Pass we the long, unvarying course, the track Oft trod, that never leaves a trace behind; Pass we the calm, the gale, the change, the tack, And each well-known caprice of wave and wind; Pass we the joys and sorrows sailors find, Cooped in their winged sea-girt citadel; The foul, the fair, the contrary, the kind, As breezes rise and fall, and billows swell, Till on some jocund morn—lo, land! and all is well.

    XXIX.

    But not in silence pass Calypso’s isles, The sister tenants of the middle deep; There for the weary still a haven smiles, Though the fair goddess long has ceased to weep, And o’er her cliffs a fruitless watch to keep For him who dared prefer a mortal bride: Here, too, his boy essayed the dreadful leap Stern Mentor urged from high to yonder tide; While thus of both bereft, the nymph-queen doubly sighed.

    XXX.

    Her reign is past, her gentle glories gone: But trust not this; too easy youth, beware!

    A mortal sovereign holds her dangerous throne, And thou mayst find a new Calypso there.

    Sweet Florence! could another ever share This wayward, loveless heart, it would be thine: But checked by every tie, I may not dare To cast a worthless offering at thy shrine, Nor ask so dear a breast to feel one pang for mine.

    XXXI.

    Thus Harold deemed, as on that lady’s eye He looked, and met its beam without a thought, Save Admiration glancing harmless by: Love kept aloof, albeit not far remote, Who knew his votary often lost and caught, But knew him as his worshipper no more, And ne’er again the boy his bosom sought: Since now he vainly urged him to adore, Well deemed the little god his ancient sway was o’er.

    XXXII.

    Fair Florence found, in sooth with some amaze, One who, ‘twas said, still sighed to all he saw, Withstand, unmoved, the lustre of her gaze, Which others hailed with real or mimic awe, Their hope, their doom, their punishment, their law: All that gay Beauty from her bondsmen claims: And much she marvelled that a youth so raw Nor felt, nor feigned at least, the oft-told flames, Which, though sometimes they frown, yet rarely anger dames.

    XXXIII.

    Little knew she that seeming marble heart, Now masked by silence or withheld by pride, Was not unskilful in the spoiler’s art, And spread its snares licentious far and wide; Nor from the base pursuit had turned aside, As long as aught was worthy to pursue: But Harold on such arts no more relied; And had he doted on those eyes so blue, Yet never would he join the lover’s whining crew.

    XXXIV.

    Not much he kens, I ween, of woman’s breast, Who thinks that wanton thing is won by sighs; What careth she for hearts when once possessed?

    Do proper homage to thine idol’s eyes, But not too humbly, or she will despise Thee and thy suit, though told in moving tropes; Disguise e’en tenderness, if thou art wise; Brisk Confidence still best with woman copes; Pique her and soothe in turn, soon Passion crowns thy hopes.

    XXXV.

    ‘Tis an old lesson: Time approves it true, And those who know it best deplore it most; When all is won that all desire to woo, The paltry prize is hardly worth the cost: Youth wasted, minds degraded, honour lost, These are thy fruits, successful Passion! these!

    If, kindly cruel, early hope is crossed, Still to the last it rankles, a disease, Not to be cured when Love itself forgets to please.

    XXXVI.

    Away! nor let me loiter in my song,

    For we have many a mountain path to tread, And many a varied shore to sail along, By pensive Sadness, not by Fiction, led –

    Climes, fair withal as ever mortal head Imagined in its little schemes of thought; Or e’er in new Utopias were read:

    To teach man what he might be, or he ought; If that corrupted thing could ever such be taught.

    XXXVII.

    Dear Nature is the kindest mother still; Though always changing, in her aspect mild: From her bare bosom let me take my fill, Her never-weaned, though not her favoured child.

    Oh! she is fairest in her features wild, Where nothing polished dares pollute her path: To me by day or night she ever smiled, Though I have marked her when none other hath, And sought her more and more, and loved her best in wrath.

    XXXVIII.

    Land of Albania! where Iskander rose; Theme of the young, and beacon of the wise, And he his namesake, whose oft-baffled foes, Shrunk from his deeds of chivalrous emprise: Land of Albania! let me bend mine eyes On thee, thou rugged nurse of savage men!

    The cross descends, thy minarets arise, And the pale crescent sparkles in the glen, Through many a cypress grove within each city’s ken.

    XXXIX.

    Childe Harold sailed, and passed the barren spot Where sad Penelope o’erlooked the wave; And onward viewed the mount, not yet forgot, The lover’s refuge, and the Lesbian’s grave.

    Dark Sappho! could not verse immortal save That breast imbued with such immortal fire?

    Could she not live who life eternal gave?

    If life eternal may await the lyre,

    That only Heaven to which Earth’s children may aspire.

    XL.

    ‘Twas on a Grecian autumn’s gentle eve, Childe Harold hailed Leucadia’s cape afar; A spot he longed to see, nor cared to leave: Oft did he mark the scenes of vanished war, Actium, Lepanto, fatal Trafalgar:

    Mark them unmoved, for he would not delight (Born beneath some remote inglorious star) In themes of bloody fray, or gallant fight, But loathed the bravo’s trade, and laughed at martial wight.

    XLI.

    But when he saw the evening star above Leucadia’s far-projecting rock of woe, And hailed the last resort of fruitless love, He felt, or deemed he felt, no common glow: And as the stately vessel glided slow Beneath the shadow of that ancient mount, He watched the billows’ melancholy flow, And, sunk albeit in thought as he was wont, More placid seemed his eye, and smooth his pallid front.

    XLII.

    Morn dawns; and with it stern Albania’s hills, Dark Suli’s rocks, and Pindus’ inland peak, Robed half in mist, bedewed with snowy rills, Arrayed in many a dun and purple streak, Arise; and, as the clouds along them break, Disclose the dwelling of the mountaineer; Here roams the wolf, the eagle whets his beak, Birds, beasts of prey, and wilder men appear, And gathering storms around convulse the closing year.

    XLIII.

    Now Harold felt himself at length alone, And bade to Christian tongues a long adieu: Now he adventured on a shore unknown, Which all admire, but many dread to view: His breast was armed ‘gainst fate, his wants were few: Peril he sought not, but ne’er shrank to meet: The scene was savage, but the scene was new; This made the ceaseless toil of travel sweet, Beat back keen winter’s blast; and welcomed summer’s heat.

    XLIV.

    Here the red cross, for still the cross is here, Though sadly scoffed at by the circumcised, Forgets that pride to pampered priesthood dear; Churchman and votary alike despised.

    Foul Superstition! howsoe’er disguised, Idol, saint, virgin, prophet, crescent, cross, For whatsoever symbol thou art prized, Thou sacerdotal gain, but general loss!

    Who from true worship’s gold can separate thy dross.

    XLV.

    Ambracia’s gulf behold, where once was lost A world for woman, lovely, harmless thing!

    In yonder rippling bay, their naval host Did many a Roman chief and Asian king To doubtful conflict, certain slaughter, bring Look where the second Caesar’s trophies rose, Now, like the hands that reared them, withering; Imperial anarchs, doubling human woes!

    God! was thy globe ordained for such to win and lose?

    XLVI.

    From the dark barriers of that rugged clime, E’en to the centre of Illyria’s vales, Childe Harold passed o’er many a mount sublime, Through lands scarce noticed in historic tales: Yet in famed Attica such lovely dales Are rarely seen; nor can fair Tempe boast A charm they know not; loved Parnassus fails, Though classic ground, and consecrated most, To match some spots that lurk within this lowering coast.

    XLVII.

    He passed bleak Pindus, Acherusia’s lake, And left the primal city of the land, And onwards did his further journey take To greet Albania’s chief, whose dread command Is lawless law; for with a bloody hand He sways a nation, turbulent and bold: Yet here and there some daring mountain-band Disdain his power, and from their rocky hold Hurl their defiance far, nor yield, unless to gold.

    XLVIII.

    Monastic Zitza! from thy shady brow, Thou small, but favoured spot of holy ground!

    Where’er we gaze, around, above, below, What rainbow tints, what magic charms are found!

    Rock, river, forest, mountain all abound, And bluest skies that harmonise the whole: Beneath, the distant torrent’s rushing sound Tells where the volumed cataract doth roll Between those hanging rocks, that shock yet please the soul.

    XLIX.

    Amidst the grove that crowns yon tufted hill, Which, were it not for many a mountain nigh Rising in lofty ranks, and loftier still, Might well itself be deemed of dignity, The convent’s white walls glisten fair on high; Here dwells the caloyer, nor rude is he, Nor niggard of his cheer: the passer-by Is welcome still; nor heedless will he flee From hence, if he delight kind Nature’s sheen to see.

    L.

    Here in the sultriest season let him rest, Fresh is the green beneath those aged trees; Here winds of gentlest wing will fan his breast, From heaven itself he may inhale the breeze: The plain is far beneath—oh! let him seize Pure pleasure while he can; the scorching ray Here pierceth not, impregnate with disease: Then let his length the loitering pilgrim lay, And gaze, untired, the morn, the noon, the eve away.

    LI.

    Dusky and huge, enlarging on the sight, Nature’s volcanic amphitheatre,

    Chimera’s alps extend from left to right: Beneath, a living valley seems to stir; Flocks play, trees wave, streams flow, the mountain fir Nodding above; behold black Acheron!

    Once consecrated to the sepulchre.

    Pluto! if this be hell I look upon,

    Close shamed Elysium’s gates, my shade shall seek for none.

    LII.

    No city’s towers pollute the lovely view; Unseen is Yanina, though not remote, Veiled by the screen of hills: here men are few, Scanty the hamlet, rare the lonely cot; But, peering down each precipice, the goat Browseth: and, pensive o’er his scattered flock, The little shepherd in his white capote Doth lean his boyish form along the rock, Or in his cave awaits the tempest’s short-lived shock.

    LIII.

    Oh! where, Dodona, is thine aged grove, Prophetic fount, and oracle divine?

    What valley echoed the response of Jove?

    What trace remaineth of the Thunderer’s shrine?

    All, all forgotten—and shall man repine That his frail bonds to fleeting life are broke?

    Cease, fool! the fate of gods may well be thine: Wouldst thou survive the marble or the oak, When nations, tongues, and worlds must sink beneath the stroke?

    LIV.

    Epirus’ bounds recede, and mountains fail; Tired of up-gazing still, the wearied eye Reposes gladly on as smooth a vale

    As ever Spring yclad in grassy dye:

    E’en on a plain no humble beauties lie, Where some bold river breaks the long expanse, And woods along the banks are waving high, Whose shadows in the glassy waters dance, Or with the moonbeam sleep in Midnight’s solemn trance.

    LV.

    The sun had sunk behind vast Tomerit, The Laos wide and fierce came roaring by; The shades of wonted night were gathering yet, When, down the steep banks winding wearily Childe Harold saw, like meteors in the sky, The glittering minarets of Tepalen,

    Whose walls o’erlook the stream; and drawing nigh, He heard the busy hum of warrior-men Swelling the breeze that sighed along the lengthening glen.

    LVI.

    He passed the sacred harem’s silent tower, And underneath the wide o’erarching gate Surveyed the dwelling of this chief of power Where all around proclaimed his high estate.

    Amidst no common pomp the despot sate, While busy preparation shook the court; Slaves, eunuchs, soldiers, guests, and santons wait; Within, a palace, and without a fort, Here men of every clime appear to make resort.

    LVII.

    Richly caparisoned, a ready row

    Of armed horse, and many a warlike store, Circled the wide-extending court below; Above, strange groups adorned the corridor; And ofttimes through the area’s echoing door, Some high-capped Tartar spurred his steed away; The Turk, the Greek, the Albanian, and the Moor, Here mingled in their many-hued array, While the deep war-drum’s sound announced the close of day.

    LVIII.

    The wild Albanian kirtled to his knee, With shawl-girt head and ornamented gun, And gold-embroidered garments, fair to see: The crimson-scarfed men of Macedon;

    The Delhi with his cap of terror on, And crooked glaive; the lively, supple Greek; And swarthy Nubia’s mutilated son;

    The bearded Turk, that rarely deigns to speak, Master of all around, too potent to be meek, LIX.

    Are mixed conspicuous: some recline in groups, Scanning the motley scene that varies round; There some grave Moslem to devotion stoops, And some that smoke, and some that play are found; Here the Albanian proudly treads the ground; Half-whispering there the Greek is heard to prate; Hark! from the mosque the nightly solemn sound, The muezzin’s call doth shake the minaret, ‘There is no god but God!—to prayer—lo! God is great!’

    LX.

    Just at this season Ramazani’s fast

    Through the long day its penance did maintain.

    But when the lingering twilight hour was past, Revel and feast assumed the rule again: Now all was bustle, and the menial train Prepared and spread the plenteous board within; The vacant gallery now seemed made in vain, But from the chambers came the mingling din, As page and slave anon were passing out and in.

    LXI.

    Here woman’s voice is never heard: apart And scarce permitted, guarded, veiled, to move, She yields to one her person and her heart, Tamed to her cage, nor feels a wish to rove; For, not unhappy in her master’s love, And joyful in a mother’s gentlest cares, Blest cares! all other feelings far above!

    Herself more sweetly rears the babe she bears, Who never quits the breast, no meaner passion shares.

    LXII.

    In marble-paved pavilion, where a spring Of living water from the centre rose, Whose bubbling did a genial freshness fling, And soft voluptuous couches breathed repose, Ali reclined, a man of war and woes: Yet in his lineaments ye cannot trace, While Gentleness her milder radiance throws Along that aged venerable face,

    The deeds that lurk beneath, and stain him with disgrace.

    LXIII.

    It is not that yon hoary lengthening beard Ill suits the passions which belong to youth: Love conquers age—so Hafiz hath averred, So sings the Teian, and he sings in sooth –

    But crimes that scorn the tender voice of ruth, Beseeming all men ill, but most the man In years, have marked him with a tiger’s tooth: Blood follows blood, and through their mortal span, In bloodier acts conclude those who with blood began.

    LXIV.

    Mid many things most new to ear and eye, The pilgrim rested here his weary feet, And gazed around on Moslem luxury,

    Till quickly wearied with that spacious seat Of Wealth and Wantonness, the choice retreat Of sated Grandeur from the city’s noise: And were it humbler, it in sooth were sweet; But Peace abhorreth artificial joys, And Pleasure, leagued with Pomp, the zest of both destroys.

    LXV.

    Fierce are Albania’s children, yet they lack Not virtues, were those virtues more mature.

    Where is the foe that ever saw their back?

    Who can so well the toil of war endure?

    Their native fastnesses not more secure Than they in doubtful time of troublous need: Their wrath how deadly! but their friendship sure, When Gratitude or Valour bids them bleed, Unshaken rushing on where’er their chief may lead.

    LXVI.

    Childe Harold saw them in their chieftain’s tower, Thronging to war in splendour and success; And after viewed them, when, within their power, Himself awhile the victim of distress; That saddening hour when bad men hotlier press: But these did shelter him beneath their roof, When less barbarians would have cheered him less, And fellow-countrymen have stood aloof –

    In aught that tries the heart how few withstand the proof!

    LXVII.

    It chanced that adverse winds once drove his bark Full on the coast of Suli’s shaggy shore, When all around was desolate and dark; To land was perilous, to sojourn more; Yet for awhile the mariners forbore, Dubious to trust where treachery might lurk: At length they ventured forth, though doubting sore That those who loathe alike the Frank and Turk Might once again renew their ancient butcher-work.

    LXVIII.

    Vain fear! the Suliotes stretched the welcome hand, Led them o’er rocks and past the dangerous swamp, Kinder than polished slaves, though not so bland, And piled the hearth, and wrung their garments damp, And filled the bowl, and trimmed the cheerful lamp, And spread their fare: though homely, all they had: Such conduct bears Philanthropy’s rare stamp –

    To rest the weary and to soothe the sad, Doth lesson happier men, and shames at least the bad.

    LXIX.

    It came to pass, that when he did address Himself to quit at length this mountain land, Combined marauders half-way barred egress, And wasted far and near with glaive and brand; And therefore did he take a trusty band To traverse Acarnania forest wide,

    In war well-seasoned, and with labours tanned, Till he did greet white Achelous’ tide, And from his farther bank AEtolia’s wolds espied.

    LXX.

    Where lone Utraikey forms its circling cove, And weary waves retire to gleam at rest, How brown the foliage of the green hill’s grove, Nodding at midnight o’er the calm bay’s breast, As winds come whispering lightly from the west, Kissing, not ruffling, the blue deep’s serene: Here Harold was received a welcome guest; Nor did he pass unmoved the gentle scene, For many a joy could he from night’s soft presence glean.

    LXXI.

    On the smooth shore the night-fires brightly blazed, The feast was done, the red wine circling fast, And he that unawares had there ygazed With gaping wonderment had stared aghast; For ere night’s midmost, stillest hour was past, The native revels of the troop began; Each palikar his sabre from him cast, And bounding hand in hand, man linked to man, Yelling their uncouth dirge, long danced the kirtled clan.

    LXXII.

    Childe Harold at a little distance stood, And viewed, but not displeased, the revelrie, Nor hated harmless mirth, however rude: In sooth, it was no vulgar sight to see Their barbarous, yet their not indecent, glee: And as the flames along their faces gleamed, Their gestures nimble, dark eyes flashing free, The long wild locks that to their girdles streamed, While thus in concert they this lay half sang, half screamed: Tambourgi! Tambourgi! thy larum afar

    Gives hope to the valiant, and promise of war; All the sons of the mountains arise at the note, Chimariot, Illyrian, and dark Suliote!

    Oh! who is more brave than a dark Suliote, To his snowy camese and his shaggy capote?

    To the wolf and the vulture he leaves his wild flock, And descends to the plain like the stream from the rock.

    Shall the sons of Chimari, who never forgive The fault of a friend, bid an enemy live?

    Let those guns so unerring such vengeance forego?

    What mark is so fair as the breast of a foe?

    Macedonia sends forth her invincible race; For a time they abandon the cave and the chase: But those scarves of blood-red shall be redder, before The sabre is sheathed and the battle is o’er.

    Then the pirates of Parga that dwell by the waves, And teach the pale Franks what it is to be slaves, Shall leave on the beach the long galley and oar, And track to his covert the captive on shore.

    I ask not the pleasure that riches supply, My sabre shall win what the feeble must buy: Shall win the young bride with her long flowing hair, And many a maid from her mother shall tear.

    I love the fair face of the maid in her youth; Her caresses shall lull me, her music shall soothe: Let her bring from her chamber the many-toned lyre, And sing us a song on the fall of her sire.

    Remember the moment when Previsa fell,

    The shrieks of the conquered, the conqueror’s yell; The roofs that we fired, and the plunder we shared, The wealthy we slaughtered, the lovely we spared.

    I talk not of mercy, I talk not of fear; He neither must know who would serve the Vizier; Since the days of our prophet, the crescent ne’er saw A chief ever glorious like Ali Pasha.

    Dark Muchtar his son to the Danube is sped, Let the yellow-haired Giaours view his horsetail with dread; When his Delhis come dashing in blood o’er the banks, How few shall escape from the Muscovite ranks!

    Selictar! unsheath then our chief’s scimitar: Tambourgi! thy larum gives promise of war.

    Ye mountains that see us descend to the shore, Shall view us as victors, or view us no more!

    LXXIII.

    Fair Greece! sad relic of departed worth!

    Immortal, though no more; though fallen, great!

    Who now shall lead thy scattered children forth, And long accustomed bondage uncreate?

    Not such thy sons who whilome did await, The hopeless warriors of a willing doom, In bleak Thermopylae’s sepulchral strait –

    Oh, who that gallant spirit shall resume, Leap from Eurotas’ banks, and call thee from the tomb?

    LXXIV.

    Spirit of Freedom! when on Phyle’s brow Thou sat’st with Thrasybulus and his train, Couldst thou forbode the dismal hour which now Dims the green beauties of thine Attic plain?

    Not thirty tyrants now enforce the chain, But every carle can lord it o’er thy land; Nor rise thy sons, but idly rail in vain, Trembling beneath the scourge of Turkish hand, From birth till death enslaved; in word, in deed, unmanned.

    LXXV.

    In all save form alone, how changed! and who That marks the fire still sparkling in each eye, Who would but deem their bosom burned anew With thy unquenched beam, lost Liberty!

    And many dream withal the hour is nigh That gives them back their fathers’ heritage: For foreign arms and aid they fondly sigh, Nor solely dare encounter hostile rage, Or tear their name defiled from Slavery’s mournful page.

    LXXVI.

    Hereditary bondsmen! know ye not

    Who would be free themselves must strike the blow?

    By their right arms the conquest must be wrought?

    Will Gaul or Muscovite redress ye? No!

    True, they may lay your proud despoilers low, But not for you will Freedom’s altars flame.

    Shades of the Helots! triumph o’er your foe: Greece! change thy lords, thy state is still the same; Thy glorious day is o’er, but not thy years of shame.

    LXXVII.

    The city won for Allah from the Giaour, The Giaour from Othman’s race again may wrest; And the Serai’s impenetrable tower

    Receive the fiery Frank, her former guest; Or Wahab’s rebel brood, who dared divest The Prophet’s tomb of all its pious spoil, May wind their path of blood along the West; But ne’er will Freedom seek this fated soil, But slave succeed to slave through years of endless toil.

    LXXVIII.

    Yet mark their mirth—ere lenten days begin, That penance which their holy rites prepare To shrive from man his weight of mortal sin, By daily abstinence and nightly prayer; But ere his sackcloth garb Repentance wear, Some days of joyaunce are decreed to all, To take of pleasaunce each his secret share, In motley robe to dance at masking ball, And join the mimic train of merry Carnival.

    LXXIX.

    And whose more rife with merriment than thine, O Stamboul! once the empress of their reign?

    Though turbans now pollute Sophia’s shrine And Greece her very altars eyes in vain: (Alas! her woes will still pervade my strain!) Gay were her minstrels once, for free her throng, All felt the common joy they now must feign; Nor oft I’ve seen such sight, nor heard such song, As wooed the eye, and thrilled the Bosphorus along.

    LXXX.

    Loud was the lightsome tumult on the shore; Oft Music changed, but never ceased her tone, And timely echoed back the measured oar, And rippling waters made a pleasant moan: The Queen of tides on high consenting shone; And when a transient breeze swept o’er the wave, ‘Twas as if, darting from her heavenly throne, A brighter glance her form reflected gave, Till sparkling billows seemed to light the banks they lave.

    LXXXI.

    Glanced many a light caique along the foam, Danced on the shore the daughters of the land, No thought had man or maid of rest or home, While many a languid eye and thrilling hand Exchanged the look few bosoms may withstand, Or gently pressed, returned the pressure still: Oh Love! young Love! bound in thy rosy band, Let sage or cynic prattle as he will, These hours, and only these, redeemed Life’s years of ill!

    LXXXII.

    But, midst the throng in merry masquerade, Lurk there no hearts that throb with secret pain, E’en through the closest searment half-betrayed?

    To such the gentle murmurs of the main Seem to re-echo all they mourn in vain; To such the gladness of the gamesome crowd Is source of wayward thought and stern disdain: How do they loathe the laughter idly loud, And long to change the robe of revel for the shroud!

    LXXXIII.

    This must he feel, the true-born son of Greece, If Greece one true-born patriot can boast: Not such as prate of war but skulk in peace, The bondsman’s peace, who sighs for all he lost, Yet with smooth smile his tyrant can accost, And wield the slavish sickle, not the sword: Ah, Greece! they love thee least who owe thee most –

    Their birth, their blood, and that sublime record Of hero sires, who shame thy now degenerate horde!

    LXXXIV.

    When riseth Lacedaemon’s hardihood,

    When Thebes Epaminondas rears again, When Athens’ children are with hearts endued, When Grecian mothers shall give birth to men, Then mayst thou be restored; but not till then.

    A thousand years scarce serve to form a state; An hour may lay it in the dust: and when Can man its shattered splendour renovate, Recall its virtues back, and vanquish Time and Fate?

    LXXXV.

    And yet how lovely in thine age of woe, Land of lost gods and godlike men, art thou!

    Thy vales of evergreen, thy hills of snow, Proclaim thee Nature’s varied favourite now; Thy fanes, thy temples to the surface bow, Commingling slowly with heroic earth, Broke by the share of every rustic plough: So perish monuments of mortal birth, So perish all in turn, save well-recorded worth; LXXXVI.

    Save where some solitary column mourns Above its prostrate brethren of the cave; Save where Tritonia’s airy shrine adorns Colonna’s cliff, and gleams along the wave; Save o’er some warrior’s half-forgotten grave, Where the grey stones and unmolested grass Ages, but not oblivion, feebly brave, While strangers only not regardless pass, Lingering like me, perchance, to gaze, and sigh ‘Alas!’

    LXXXVII.

    Yet are thy skies as blue, thy crags as wild: Sweet are thy groves, and verdant are thy fields, Thine olives ripe as when Minerva smiled, And still his honeyed wealth Hymettus yields; There the blithe bee his fragrant fortress builds, The freeborn wanderer of thy mountain air; Apollo still thy long, long summer gilds, Still in his beam Mendeli’s marbles glare; Art, Glory, Freedom fail, but Nature still is fair.

    LXXXVIII.

    Where’er we tread, ‘tis haunted, holy ground; No earth of thine is lost in vulgar mould, But one vast realm of wonder spreads around, And all the Muse’s tales seem truly told, Till the sense aches with gazing to behold The scenes our earliest dreams have dwelt upon: Each hill and dale, each deepening glen and wold, Defies the power which crushed thy temples gone: Age shakes Athena’s tower, but spares gray Marathon.

    LXXXIX.

    The sun, the soil, but not the slave, the same; Unchanged in all except its foreign lord –

    Preserves alike its bounds and boundless fame; The battle-field, where Persia’s victim horde First bowed beneath the brunt of Hellas’ sword, As on the morn to distant Glory dear, When Marathon became a magic word;

    Which uttered, to the hearer’s eye appear The camp, the host, the fight, the conqueror’s career.

    XC.

    The flying Mede, his shaftless broken bow; The fiery Greek, his red pursuing spear; Mountains above, Earth’s, Ocean’s plain below; Death in the front, Destruction in the rear!

    Such was the scene—what now remaineth here?

    What sacred trophy marks the hallowed ground, Recording Freedom’s smile and Asia’s tear?

    The rifled urn, the violated mound,

    The dust thy courser’s hoof, rude stranger! spurns around.

    XCI.

    Yet to the remnants of thy splendour past Shall pilgrims, pensive, but unwearied, throng: Long shall the voyager, with th’ Ionian blast, Hail the bright clime of battle and of song; Long shall thine annals and immortal tongue Fill with thy fame the youth of many a shore: Boast of the aged! lesson of the young!

    Which sages venerate and bards adore, As Pallas and the Muse unveil their awful lore.

    XCII.

    The parted bosom clings to wonted home, If aught that’s kindred cheer the welcome hearth; He that is lonely, hither let him roam, And gaze complacent on congenial earth.

    Greece is no lightsome land of social mirth; But he whom Sadness sootheth may abide, And scarce regret the region of his birth, When wandering slow by Delphi’s sacred side, Or gazing o’er the plains where Greek and Persian died.

    XCIII.

    Let such approach this consecrated land, And pass in peace along the magic waste: But spare its relics—let no busy hand Deface the scenes, already how defaced!

    Not for such purpose were these altars placed.

    Revere the remnants nations once revered; So may our country’s name be undisgraced, So mayst thou prosper where thy youth was reared, By every honest joy of love and life endeared!

    XCIV.

    For thee, who thus in too protracted song Hath soothed thine idlesse with inglorious lays, Soon shall thy voice be lost amid the throng Of louder minstrels in these later days: To such resign the strife for fading bays –

    Ill may such contest now the spirit move Which heeds nor keen reproach nor partial praise, Since cold each kinder heart that might approve, And none are left to please where none are left to love.

    XCV.

    Thou too art gone, thou loved and lovely one!

    Whom youth and youth’s affections bound to me; Who did for me what none beside have done, Nor shrank from one albeit unworthy thee.

    What is my being? thou hast ceased to be!

    Nor stayed to welcome here thy wanderer home, Who mourns o’er hours which we no more shall see –

    Would they had never been, or were to come!

    Would he had ne’er returned to find fresh cause to roam!

    XCVI.

    Oh! ever loving, lovely, and beloved!

    How selfish Sorrow ponders on the past, And clings to thoughts now better far removed!

    But Time shall tear thy shadow from me last.

    All thou couldst have of mine, stern Death, thou hast: The parent, friend, and now the more than friend; Ne’er yet for one thine arrows flew so fast, And grief with grief continuing still to blend, Hath snatched the little joy that life had yet to lend.

    XCVII.

    Then must I plunge again into the crowd, And follow all that Peace disdains to seek?

    Where Revel calls, and Laughter, vainly loud, False to the heart, distorts the hollow cheek, To leave the flagging spirit doubly weak!

    Still o’er the features, which perforce they cheer, To feign the pleasure or conceal the pique; Smiles form the channel of a future tear, Or raise the writhing lip with ill-dissembled sneer.

    XCVIII.

    What is the worst of woes that wait on age?

    What stamps the wrinkle deeper on the brow?

    To view each loved one blotted from life’s page, And be alone on earth, as I am now.

    Before the Chastener humbly let me bow, O’er hearts divided and o’er hopes destroyed: Roll on, vain days! full reckless may ye flow, Since Time hath reft whate’er my soul enjoyed, And with the ills of eld mine earlier years alloyed.

    CANTO THE THIRD.

    I.

    Is thy face like thy mother’s, my fair child!

    Ada! sole daughter of my house and heart?

    When last I saw thy young blue eyes, they smiled, And then we parted,—not as now we part, But with a hope. –

    Awaking with a start, The waters heave around me; and on high The winds lift up their voices: I depart, Whither I know not; but the hour’s gone by, When Albion’s lessening shores could grieve or glad mine eye.

    II.

    Once more upon the waters! yet once more!

    And the waves bound beneath me as a steed That knows his rider. Welcome to their roar!

    Swift be their guidance, wheresoe’er it lead!

    Though the strained mast should quiver as a reed, And the rent canvas fluttering strew the gale, Still must I on; for I am as a weed, Flung from the rock, on Ocean’s foam, to sail Where’er the surge may sweep, the tempest’s breath prevail.

    III.

    In my youth’s summer I did sing of One, The wandering outlaw of his own dark mind; Again I seize the theme, then but begun, And bear it with me, as the rushing wind Bears the cloud onwards: in that tale I find The furrows of long thought, and dried-up tears, Which, ebbing, leave a sterile track behind, O’er which all heavily the journeying years Plod the last sands of life—where not a flower appears.

    IV.

    Since my young days of passion—joy, or pain, Perchance my heart and harp have lost a string, And both may jar: it may be, that in vain I would essay as I have sung to sing.

    Yet, though a dreary strain, to this I cling, So that it wean me from the weary dream Of selfish grief or gladness—so it fling Forgetfulness around me—it shall seem To me, though to none else, a not ungrateful theme.

    V.

    He who, grown aged in this world of woe, In deeds, not years, piercing the depths of life, So that no wonder waits him; nor below Can love or sorrow, fame, ambition, strife, Cut to his heart again with the keen knife Of silent, sharp endurance: he can tell Why thought seeks refuge in lone caves, yet rife With airy images, and shapes which dwell Still unimpaired, though old, in the soul’s haunted cell.

    VI.

    ‘Tis to create, and in creating live A being more intense, that we endow

    With form our fancy, gaining as we give The life we image, even as I do now.

    What am I? Nothing: but not so art thou, Soul of my thought! with whom I traverse earth, Invisible but gazing, as I glow

    Mixed with thy spirit, blended with thy birth, And feeling still with thee in my crushed feelings’ dearth.

    VII.

    Yet must I think less wildly: I HAVE thought Too long and darkly, till my brain became, In its own eddy boiling and o’erwrought, A whirling gulf of phantasy and flame: And thus, untaught in youth my heart to tame, My springs of life were poisoned. ‘Tis too late!

    Yet am I changed; though still enough the same In strength to bear what time cannot abate, And feed on bitter fruits without accusing fate.

    VIII.

    Something too much of this: but now ‘tis past, And the spell closes with its silent seal.

    Long-absent Harold reappears at last; He of the breast which fain no more would feel, Wrung with the wounds which kill not, but ne’er heal; Yet Time, who changes all, had altered him In soul and aspect as in age: years steal Fire from the mind as vigour from the limb; And life’s enchanted cup but sparkles near the brim.

    IX.

    His had been quaffed too quickly, and he found The dregs were wormwood; but he filled again, And from a purer fount, on holier ground, And deemed its spring perpetual; but in vain!

    Still round him clung invisibly a chain Which galled for ever, fettering though unseen, And heavy though it clanked not; worn with pain, Which pined although it spoke not, and grew keen, Entering with every step he took through many a scene.

    X.

    Secure in guarded coldness, he had mixed Again in fancied safety with his kind, And deemed his spirit now so firmly fixed And sheathed with an invulnerable mind, That, if no joy, no sorrow lurked behind; And he, as one, might midst the many stand Unheeded, searching through the crowd to find Fit speculation; such as in strange land He found in wonder-works of God and Nature’s hand.

    XI.

    But who can view the ripened rose, nor seek To wear it? who can curiously behold The smoothness and the sheen of beauty’s cheek, Nor feel the heart can never all grow old?

    Who can contemplate fame through clouds unfold The star which rises o’er her steep, nor climb?

    Harold, once more within the vortex rolled On with the giddy circle, chasing Time, Yet with a nobler aim than in his youth’s fond prime.

    XII.

    But soon he knew himself the most unfit Of men to herd with Man; with whom he held Little in common; untaught to submit His thoughts to others, though his soul was quelled, In youth by his own thoughts; still uncompelled, He would not yield dominion of his mind To spirits against whom his own rebelled; Proud though in desolation; which could find A life within itself, to breathe without mankind.

    XIII.

    Where rose the mountains, there to him were friends; Where rolled the ocean, thereon was his home; Where a blue sky, and glowing clime, extends, He had the passion and the power to roam; The desert, forest, cavern, breaker’s foam, Were unto him companionship; they spake A mutual language, clearer than the tome Of his land’s tongue, which he would oft forsake For nature’s pages glassed by sunbeams on the lake.

    XIV.

    Like the Chaldean, he could watch the stars, Till he had peopled them with beings bright As their own beams; and earth, and earth-born jars, And human frailties, were forgotten quite: Could he have kept his spirit to that flight, He had been happy; but this clay will sink Its spark immortal, envying it the light To which it mounts, as if to break the link That keeps us from yon heaven which woos us to its brink.

    XV.

    But in Man’s dwellings he became a thing Restless and worn, and stern and wearisome, Drooped as a wild-born falcon with clipt wing, To whom the boundless air alone were home: Then came his fit again, which to o’ercome, As eagerly the barred-up bird will beat His breast and beak against his wiry dome Till the blood tinge his plumage, so the heat Of his impeded soul would through his bosom eat.

    XVI.

    Self-exiled Harold wanders forth again, With naught of hope left, but with less of gloom; The very knowledge that he lived in vain, That all was over on this side the tomb, Had made Despair a smilingness assume, Which, though ‘twere wild—as on the plundered wreck When mariners would madly meet their doom With draughts intemperate on the sinking deck –

    Did yet inspire a cheer, which he forbore to check.

    XVII.

    Stop! for thy tread is on an empire’s dust!

    An earthquake’s spoil is sepulchred below!

    Is the spot marked with no colossal bust?

    Nor column trophied for triumphal show?

    None; but the moral’s truth tells simpler so, As the ground was before, thus let it be; –

    How that red rain hath made the harvest grow!

    And is this all the world has gained by thee, Thou first and last of fields! king-making Victory?

    XVIII.

    And Harold stands upon this place of skulls, The grave of France, the deadly Waterloo!

    How in an hour the power which gave annuls Its gifts, transferring fame as fleeting too!

    In ‘pride of place’ here last the eagle flew, Then tore with bloody talon the rent plain, Pierced by the shaft of banded nations through: Ambition’s life and labours all were vain; He wears the shattered links of the world’s broken chain.

    XIX.

    Fit retribution! Gaul may champ the bit, And foam in fetters, but is Earth more free?

    Did nations combat to make ONE submit; Or league to teach all kings true sovereignty?

    What! shall reviving thraldom again be The patched-up idol of enlightened days?

    Shall we, who struck the Lion down, shall we Pay the Wolf homage? proffering lowly gaze And servile knees to thrones? No; PROVE before ye praise!

    XX.

    If not, o’er one fall’n despot boast no more!

    In vain fair cheeks were furrowed with hot tears For Europe’s flowers long rooted up before The trampler of her vineyards; in vain years Of death, depopulation, bondage, fears, Have all been borne, and broken by the accord Of roused-up millions: all that most endears Glory, is when the myrtle wreathes a sword Such as Harmodius drew on Athens’ tyrant lord.

    XXI.

    There was a sound of revelry by night, And Belgium’s capital had gathered then Her Beauty and her Chivalry, and bright The lamps shone o’er fair women and brave men; A thousand hearts beat happily; and when Music arose with its voluptuous swell, Soft eyes looked love to eyes which spake again, And all went merry as a marriage bell; But hush! hark! a deep sound strikes like a rising knell!

    XXII.

    Did ye not hear it?—No; ‘twas but the wind, Or the car rattling o’er the stony street; On with the dance! let joy be unconfined; No sleep till morn, when Youth and Pleasure meet To chase the glowing Hours with flying feet.

    But hark!—that heavy sound breaks in once more, As if the clouds its echo would repeat; And nearer, clearer, deadlier than before!

    Arm! arm! it is—it is—the cannon’s opening roar!

    XXIII.

    Within a windowed niche of that high hall Sate Brunswick’s fated chieftain; he did hear That sound, the first amidst the festival, And caught its tone with Death’s prophetic ear; And when they smiled because he deemed it near, His heart more truly knew that peal too well Which stretched his father on a bloody bier, And roused the vengeance blood alone could quell: He rushed into the field, and, foremost fighting, fell.

    XXIV.

    Ah! then and there was hurrying to and fro, And gathering tears, and tremblings of distress, And cheeks all pale, which but an hour ago Blushed at the praise of their own loveliness; And there were sudden partings, such as press The life from out young hearts, and choking sighs Which ne’er might be repeated: who would guess If ever more should meet those mutual eyes, Since upon night so sweet such awful morn could rise!

    XXV.

    And there was mounting in hot haste: the steed, The mustering squadron, and the clattering car, Went pouring forward with impetuous speed, And swiftly forming in the ranks of war; And the deep thunder peal on peal afar; And near, the beat of the alarming drum Roused up the soldier ere the morning star; While thronged the citizens with terror dumb, Or whispering, with white lips—‘The foe! They come! they come!’

    XXVI.

    And wild and high the ‘Cameron’s gathering’ rose, The war-note of Lochiel, which Albyn’s hills Have heard, and heard, too, have her Saxon foes: How in the noon of night that pibroch thrills Savage and shrill! But with the breath which fills Their mountain-pipe, so fill the mountaineers With the fierce native daring which instils The stirring memory of a thousand years, And Evan’s, Donald’s fame rings in each clansman’s ears.

    XXVII.

    And Ardennes waves above them her green leaves, Dewy with Nature’s tear-drops, as they pass, Grieving, if aught inanimate e’er grieves, Over the unreturniug brave,—alas!

    Ere evening to be trodden like the grass Which now beneath them, but above shall grow In its next verdure, when this fiery mass Of living valour, rolling on the foe, And burning with high hope, shall moulder cold and low.

    XXVIII.

    Last noon beheld them full of lusty life, Last eve in Beauty’s circle proudly gay, The midnight brought the signal-sound of strife, The morn the marshalling in arms,—the day Battle’s magnificently stern array!

    The thunder-clouds close o’er it, which when rent The earth is covered thick with other clay, Which her own clay shall cover, heaped and pent, Rider and horse,—friend, foe,—in one red burial blent!

    XXIX.

    Their praise is hymned by loftier harps than mine; Yet one I would select from that proud throng, Partly because they blend me with his line, And partly that I did his sire some wrong, And partly that bright names will hallow song; And his was of the bravest, and when showered The death-bolts deadliest the thinned files along, Even where the thickest of war’s tempest lowered, They reached no nobler breast than thine, young, gallant Howard!

    XXX.

    There have been tears and breaking hearts for thee, And mine were nothing, had I such to give; But when I stood beneath the fresh green tree, Which living waves where thou didst cease to live, And saw around me the wild field revive With fruits and fertile promise, and the Spring Come forth her work of gladness to contrive, With all her reckless birds upon the wing, I turned from all she brought to those she could not bring.

    XXXI.

    I turned to thee, to thousands, of whom each And one as all a ghastly gap did make In his own kind and kindred, whom to teach Forgetfulness were mercy for their sake; The Archangel’s trump, not Glory’s, must awake Those whom they thirst for; though the sound of Fame May for a moment soothe, it cannot slake The fever of vain longing, and the name So honoured, but assumes a stronger, bitterer claim.

    XXXII.

    They mourn, but smile at length; and, smiling, mourn: The tree will wither long before it fall: The hull drives on, though mast and sail be torn; The roof-tree sinks, but moulders on the hall In massy hoariness; the ruined wall

    Stands when its wind-worn battlements are gone; The bars survive the captive they enthral; The day drags through though storms keep out the sun; And thus the heart will break, yet brokenly live on: XXXIII.

    E’en as a broken mirror, which the glass In every fragment multiplies; and makes A thousand images of one that was,

    The same, and still the more, the more it breaks; And thus the heart will do which not forsakes, Living in shattered guise, and still, and cold, And bloodless, with its sleepless sorrow aches, Yet withers on till all without is old, Showing no visible sign, for such things are untold.

    XXXIV.

    There is a very life in our despair, Vitality of poison,—a quick root

    Which feeds these deadly branches; for it were As nothing did we die; but life will suit Itself to Sorrow’s most detested fruit, Like to the apples on the Dead Sea shore, All ashes to the taste: Did man compute Existence by enjoyment, and count o’er Such hours ‘gainst years of life,—say, would he name threescore?

    XXXV.

    The Psalmist numbered out the years of man: They are enough: and if thy tale be TRUE, Thou, who didst grudge him e’en that fleeting span, More than enough, thou fatal Waterloo!

    Millions of tongues record thee, and anew Their children’s lips shall echo them, and say, ‘Here, where the sword united nations drew, Our countrymen were warring on that day!’

    And this is much, and all which will not pass away.

    XXXVI.

    There sunk the greatest, nor the worst of men, Whose spirit anithetically mixed

    One moment of the mightiest, and again On little objects with like firmness fixed; Extreme in all things! hadst thou been betwixt, Thy throne had still been thine, or never been; For daring made thy rise as fall: thou seek’st Even now to reassume the imperial mien, And shake again the world, the Thunderer of the scene!

    XXXVII.

    Conqueror and captive of the earth art thou!

    She trembles at thee still, and thy wild name Was ne’er more bruited in men’s minds than now That thou art nothing, save the jest of Fame, Who wooed thee once, thy vassal, and became The flatterer of thy fierceness, till thou wert A god unto thyself; nor less the same To the astounded kingdoms all inert, Who deemed thee for a time whate’er thou didst assert.

    XXXVIII.

    Oh, more or less than man—in high or low, Battling with nations, flying from the field; Now making monarchs’ necks thy footstool, now More than thy meanest soldier taught to yield: An empire thou couldst crush, command, rebuild, But govern not thy pettiest passion, nor, However deeply in men’s spirits skilled, Look through thine own, nor curb the lust of war, Nor learn that tempted Fate will leave the loftiest star.

    XXXIX.

    Yet well thy soul hath brooked the turning tide With that untaught innate philosophy, Which, be it wisdom, coldness, or deep pride, Is gall and wormwood to an enemy.

    When the whole host of hatred stood hard by, To watch and mock thee shrinking, thou hast smiled With a sedate and all-enduring eye;

    When Fortune fled her spoiled and favourite child, He stood unbowed beneath the ills upon him piled.

    XL.

    Sager than in thy fortunes; for in them Ambition steeled thee on to far too show That just habitual scorn, which could contemn Men and their thoughts; ‘twas wise to feel, not so To wear it ever on thy lip and brow, And spurn the instruments thou wert to use Till they were turned unto thine overthrow: ‘Tis but a worthless world to win or lose; So hath it proved to thee, and all such lot who choose.

    XLI.

    If, like a tower upon a headland rock, Thou hadst been made to stand or fall alone, Such scorn of man had helped to brave the shock; But men’s thoughts were the steps which paved thy throne, THEIR admiration thy best weapon shone; The part of Philip’s son was thine, not then (Unless aside thy purple had been thrown) Like stern Diogenes to mock at men;

    For sceptred cynics earth were far too wide a den.

    XLII.

    But quiet to quick bosoms is a hell, And THERE hath been thy bane; there is a fire And motion of the soul, which will not dwell In its own narrow being, but aspire

    Beyond the fitting medium of desire; And, but once kindled, quenchless evermore, Preys upon high adventure, nor can tire Of aught but rest; a fever at the core, Fatal to him who bears, to all who ever bore.

    XLIII.

    This makes the madmen who have made men mad By their contagion! Conquerors and Kings, Founders of sects and systems, to whom add Sophists, Bards, Statesmen, all unquiet things Which stir too strongly the soul’s secret springs, And are themselves the fools to those they fool; Envied, yet how unenviable! what stings Are theirs! One breast laid open were a school Which would unteach mankind the lust to shine or rule: XLIV.

    Their breath is agitation, and their life A storm whereon they ride, to sink at last, And yet so nursed and bigoted to strife, That should their days, surviving perils past, Melt to calm twilight, they feel overcast With sorrow and supineness, and so die; Even as a flame unfed, which runs to waste With its own flickering, or a sword laid by, Which eats into itself, and rusts ingloriously.

    XLV.

    He who ascends to mountain-tops, shall find The loftiest peaks most wrapt in clouds and snow; He who surpasses or subdues mankind, Must look down on the hate of those below.

    Though high ABOVE the sun of glory glow, And far BENEATH the earth and ocean spread, ROUND him are icy rocks, and loudly blow Contending tempests on his naked head, And thus reward the toils which to those summits led.

    XLVI.

    Away with these; true Wisdom’s world will be Within its own creation, or in thine, Maternal Nature! for who teems like thee, Thus on the banks of thy majestic Rhine?

    There Harold gazes on a work divine, A blending of all beauties; streams and dells, Fruit, foliage, crag, wood, corn-field, mountain, vine, And chiefless castles breathing stern farewells From grey but leafy walls, where Ruin greenly dwells.

    XLVII.

    And there they stand, as stands a lofty mind, Worn, but unstooping to the baser crowd, All tenantless, save to the crannying wind, Or holding dark communion with the cloud.

    There was a day when they were young and proud, Banners on high, and battles passed below; But they who fought are in a bloody shroud, And those which waved are shredless dust ere now, And the bleak battlements shall bear no future blow.

    XLVIII.

    Beneath these battlements, within those walls, Power dwelt amidst her passions; in proud state Each robber chief upheld his armed halls, Doing his evil will, nor less elate

    Than mightier heroes of a longer date.

    What want these outlaws conquerors should have But History’s purchased page to call them great?

    A wider space, an ornamented grave?

    Their hopes were not less warm, their souls were full as brave.

    XLIX.

    In their baronial feuds and single fields, What deeds of prowess unrecorded died!

    And Love, which lent a blazon to their shields, With emblems well devised by amorous pride, Through all the mail of iron hearts would glide; But still their flame was fierceness, and drew on Keen contest and destruction near allied, And many a tower for some fair mischief won, Saw the discoloured Rhine beneath its ruin run.

    L.

    But thou, exulting and abounding river!

    Making thy waves a blessing as they flow Through banks whose beauty would endure for ever, Could man but leave thy bright creation so, Nor its fair promise from the surface mow With the sharp scythe of conflict,—then to see Thy valley of sweet waters, were to know Earth paved like Heaven; and to seem such to me Even now what wants thy stream?—that it should Lethe be.

    LI.

    A thousand battles have assailed thy banks, But these and half their fame have passed away, And Slaughter heaped on high his weltering ranks: Their very graves are gone, and what are they?

    Thy tide washed down the blood of yesterday, And all was stainless, and on thy clear stream Glassed with its dancing light the sunny ray; But o’er the blackened memory’s blighting dream Thy waves would vainly roll, all sweeping as they seem.

    LII.

    Thus Harold inly said, and passed along, Yet not insensible to all which here Awoke the jocund birds to early song In glens which might have made e’en exile dear: Though on his brow were graven lines austere, And tranquil sternness which had ta’en the place Of feelings fierier far but less severe, Joy was not always absent from his face, But o’er it in such scenes would steal with transient trace.

    LIII.

    Nor was all love shut from him, though his days Of passion had consumed themselves to dust.

    It is in vain that we would coldly gaze On such as smile upon us; the heart must Leap kindly back to kindness, though disgust Hath weaned it from all worldlings: thus he felt, For there was soft remembrance, and sweet trust In one fond breast, to which his own would melt, And in its tenderer hour on that his bosom dwelt.

    LIV.

    And he had learned to love,—I know not why, For this in such as him seems strange of mood, –

    The helpless looks of blooming infancy, Even in its earliest nurture; what subdued, To change like this, a mind so far imbued With scorn of man, it little boots to know; But thus it was; and though in solitude Small power the nipped affections have to grow, In him this glowed when all beside had ceased to glow.

    LV.

    And there was one soft breast, as hath been said, Which unto his was bound by stronger ties Than the church links withal; and, though unwed, THAT love was pure, and, far above disguise, Had stood the test of mortal enmities Still undivided, and cemented more

    By peril, dreaded most in female eyes; But this was firm, and from a foreign shore Well to that heart might his these absent greetings pour!

    The castled crag of Drachenfels

    Frowns o’er the wide and winding Rhine.

    Whose breast of waters broadly swells Between the banks which bear the vine, And hills all rich with blossomed trees, And fields which promise corn and wine, And scattered cities crowning these, Whose far white walls along them shine, Have strewed a scene, which I should see With double joy wert THOU with me!

    And peasant girls, with deep blue eyes, And hands which offer early flowers, Walk smiling o’er this paradise;

    Above, the frequent feudal towers

    Through green leaves lift their walls of grey, And many a rock which steeply lours, And noble arch in proud decay,

    Look o’er this vale of vintage bowers: But one thing want these banks of Rhine, –

    Thy gentle hand to clasp in mine!

    I send the lilies given to me;

    Though long before thy hand they touch, I know that they must withered be,

    But yet reject them not as such;

    For I have cherished them as dear,

    Because they yet may meet thine eye, And guide thy soul to mine e’en here, When thou behold’st them drooping nigh, And know’st them gathered by the Rhine, And offered from my heart to thine!

    The river nobly foams and flows,

    The charm of this enchanted ground,

    And all its thousand turns disclose

    Some fresher beauty varying round;

    The haughtiest breast its wish might bound Through life to dwell delighted here; Nor could on earth a spot be found

    To Nature and to me so dear,

    Could thy dear eyes in following mine Still sweeten more these banks of Rhine!

    LVI.

    By Coblentz, on a rise of gentle ground, There is a small and simple pyramid, Crowning the summit of the verdant mound; Beneath its base are heroes’ ashes hid, Our enemy’s,—but let not that forbid Honour to Marceau! o’er whose early tomb Tears, big tears, gushed from the rough soldier’s lid, Lamenting and yet envying such a doom, Falling for France, whose rights he battled to resume.

    LVI.

    Brief, brave, and glorious was his young career, –

    His mourners were two hosts, his friends and foes; And fitly may the stranger lingering here Pray for his gallant spirit’s bright repose; For he was Freedom’s champion, one of those, The few in number, who had not o’erstept The charter to chastise which she bestows On such as wield her weapons; he had kept The whiteness of his soul, and thus men o’er him wept.

    LVIII.

    Here Ehrenbreitstein, with her shattered wall Black with the miner’s blast, upon her height Yet shows of what she was, when shell and ball Rebounding idly on her strength did light; A tower of victory! from whence the flight Of baffled foes was watched along the plain; But Peace destroyed what War could never blight, And laid those proud roofs bare to Summer’s rain –

    On which the iron shower for years had poured in vain.

    LIX.

    Adieu to thee, fair Rhine! How long, delighted, The stranger fain would linger on his way; Thine is a scene alike where souls united Or lonely Contemplation thus might stray; And could the ceaseless vultures cease to prey On self-condemning bosoms, it were here, Where Nature, not too sombre nor too gay, Wild but not rude, awful yet not austere, Is to the mellow earth as autumn to the year.

    LX.

    Adieu to thee again! a vain adieu!

    There can be no farewell to scene like thine; The mind is coloured by thy every hue; And if reluctantly the eyes resign

    Their cherished gaze upon thee, lovely Rhine!

    ‘Tis with the thankful glance of parting praise; More mighty spots may rise—more glaring shine, But none unite in one attaching maze The brilliant, fair, and soft;—the glories of old days.

    LXI.

    The negligently grand, the fruitful bloom Of coming ripeness, the white city’s sheen, The rolling stream, the precipice’s gloom, The forest’s growth, and Gothic walls between, The wild rocks shaped as they had turrets been In mockery of man’s art; and these withal A race of faces happy as the scene,

    Whose fertile bounties here extend to all, Still springing o’er thy banks, though empires near them fall.

    LXII.

    But these recede. Above me are the Alps, The palaces of Nature, whose vast walls Have pinnacled in clouds their snowy scalps, And throned Eternity in icy halls

    Of cold sublimity, where forms and falls The avalanche—the thunderbolt of snow!

    All that expands the spirit, yet appals, Gathers around these summits, as to show How Earth may pierce to Heaven, yet leave vain man below.

    LXIII.

    But ere these matchless heights I dare to scan, There is a spot should not be passed in vain, –

    Morat! the proud, the patriot field! where man May gaze on ghastly trophies of the slain, Nor blush for those who conquered on that plain; Here Burgundy bequeathed his tombless host, A bony heap, through ages to remain, Themselves their monument;—the Stygian coast Unsepulchred they roamed, and shrieked each wandering ghost.

    LXIV.

    While Waterloo with Cannae’s carnage vies, Morat and Marathon twin names shall stand; They were true Glory’s stainless victories, Won by the unambitious heart and hand Of a proud, brotherly, and civic band, All unbought champions in no princely cause Of vice-entailed Corruption; they no land Doomed to bewail the blasphemy of laws Making king’s rights divine, by some Draconic clause.

    LXV.

    By a lone wall a lonelier column rears A grey and grief-worn aspect of old days ‘Tis the last remnant of the wreck of years, And looks as with the wild bewildered gaze Of one to stone converted by amaze,

    Yet still with consciousness; and there it stands, Making a marvel that it not decays,

    When the coeval pride of human hands, Levelled Aventicum, hath strewed her subject lands.

    LXVI.

    And there—oh! sweet and sacred be the name! –

    Julia—the daughter, the devoted—gave Her youth to Heaven; her heart, beneath a claim Nearest to Heaven’s, broke o’er a father’s grave.

    Justice is sworn ‘gainst tears, and hers would crave The life she lived in; but the judge was just, And then she died on him she could not save.

    Their tomb was simple, and without a bust, And held within their urn one mind, one heart, one dust.

    LXVII.

    But these are deeds which should not pass away, And names that must not wither, though the earth Forgets her empires with a just decay, The enslavers and the enslaved, their death and birth; The high, the mountain-majesty of worth, Should be, and shall, survivor of its woe, And from its immortality look forth

    In the sun’s face, like yonder Alpine snow, Imperishably pure beyond all things below.

    LXVIII.

    Lake Leman woos me with its crystal face, The mirror where the stars and mountains view The stillness of their aspect in each trace Its clear depth yields of their far height and hue: There is too much of man here, to look through With a fit mind the might which I behold; But soon in me shall Loneliness renew Thoughts hid, but not less cherished than of old, Ere mingling with the herd had penned me in their fold.

    LXIX.

    To fly from, need not be to hate, mankind; All are not fit with them to stir and toil, Nor is it discontent to keep the mind Deep in its fountain, lest it overboil In one hot throng, where we become the spoil Of our infection, till too late and long We may deplore and struggle with the coil, In wretched interchange of wrong for wrong Midst a contentious world, striving where none are strong.

    LXX.

    There, in a moment, we may plunge our years In fatal penitence, and in the blight Of our own soul, turn all our blood to tears, And colour things to come with hues of Night; The race of life becomes a hopeless flight To those that walk in darkness: on the sea, The boldest steer but where their ports invite, But there are wanderers o’er Eternity Whose bark drives on and on, and anchored ne’er shall be.

    LXXI.

    Is it not better, then, to be alone, And love Earth only for its earthly sake?

    By the blue rushing of the arrowy Rhone, Or the pure bosom of its nursing lake, Which feeds it as a mother who doth make A fair but froward infant her own care, Kissing its cries away as these awake; –

    Is it not better thus our lives to wear, Than join the crushing crowd, doomed to inflict or bear?

    LXXII.

    I live not in myself, but I become

    Portion of that around me; and to me, High mountains are a feeling, but the hum Of human cities torture: I can see

    Nothing to loathe in Nature, save to be A link reluctant in a fleshly chain, Classed among creatures, when the soul can flee, And with the sky, the peak, the heaving plain Of ocean, or the stars, mingle, and not in vain.

    LXXIII.

    And thus I am absorbed, and this is life: I look upon the peopled desert Past, As on a place of agony and strife,

    Where, for some sin, to Sorrow I was cast, To act and suffer, but remount at last With a fresh pinion; which I felt to spring, Though young, yet waxing vigorous as the blast Which it would cope with, on delighted wing, Spurning the clay-cold bonds which round our being cling.

    LXXIV.

    And when, at length, the mind shall be all free From what it hates in this degraded form, Reft of its carnal life, save what shall be Existent happier in the fly and worm, –

    When elements to elements conform,

    And dust is as it should be, shall I not Feel all I see, less dazzling, but more warm?

    The bodiless thought? the Spirit of each spot?

    Of which, even now, I share at times the immortal lot?

    LXXV.

    Are not the mountains, waves, and skies a part Of me and of my soul, as I of them?

    Is not the love of these deep in my heart With a pure passion? should I not contemn All objects, if compared with these? and stem A tide of suffering, rather than forego Such feelings for the hard and worldly phlegm Of those whose eyes are only turned below, Gazing upon the ground, with thoughts which dare not glow?

    LXXVI.

    But this is not my theme; and I return To that which is immediate, and require Those who find contemplation in the urn, To look on One whose dust was once all fire, A native of the land where I respire The clear air for awhile—a passing guest, Where he became a being,—whose desire Was to be glorious; ‘twas a foolish quest, The which to gain and keep he sacrificed all rest.

    LXXVII.

    Here the self-torturing sophist, wild Rousseau, The apostle of affliction, he who threw Enchantment over passion, and from woe Wrung overwhelming eloquence, first drew The breath which made him wretched; yet he knew How to make madness beautiful, and cast O’er erring deeds and thoughts a heavenly hue Of words, like sunbeams, dazzling as they past The eyes, which o’er them shed tears feelingly and fast.

    LXXVIII.

    His love was passion’s essence—as a tree On fire by lightning; with ethereal flame Kindled he was, and blasted; for to be Thus, and enamoured, were in him the same.

    But his was not the love of living dame, Nor of the dead who rise upon our dreams, But of Ideal beauty, which became

    In him existence, and o’erflowing teems Along his burning page, distempered though it seems.

    LXXIX.

    THIS breathed itself to life in Julie, THIS

    Invested her with all that’s wild and sweet; This hallowed, too, the memorable kiss Which every morn his fevered lip would greet, From hers, who but with friendship his would meet: But to that gentle touch, through brain and breast Flashed the thrilled spirit’s love-devouring heat; In that absorbing sigh perchance more blest, Than vulgar minds may be with all they seek possest.

    LXXX.

    His life was one long war with self-sought foes, Or friends by him self-banished; for his mind Had grown Suspicion’s sanctuary, and chose For its own cruel sacrifice, the kind, ‘Gainst whom he raged with fury strange and blind.

    But he was frenzied,—wherefore, who may know?

    Since cause might be which skill could never find; But he was frenzied by disease or woe To that worst pitch of all, which wears a reasoning show.

    LXXXI.

    For then he was inspired, and from him came, As from the Pythian’s mystic cave of yore, Those oracles which set the world in flame, Nor ceased to burn till kingdoms were no more: Did he not this for France, which lay before Bowed to the inborn tyranny of years?

    Broken and trembling to the yoke she bore, Till by the voice of him and his compeers Roused up to too much wrath, which follows o’ergrown fears?

    LXXXII.

    They made themselves a fearful monument!

    The wreck of old opinions—things which grew, Breathed from the birth of time: the veil they rent, And what behind it lay, all earth shall view.

    But good with ill they also overthrew, Leaving but ruins, wherewith to rebuild Upon the same foundation, and renew

    Dungeons and thrones, which the same hour refilled, As heretofore, because ambition was self-willed.

    LXXXIII.

    But this will not endure, nor be endured!

    Mankind have felt their strength, and made it felt.

    They might have used it better, but, allured By their new vigour, sternly have they dealt On one another; Pity ceased to melt

    With her once natural charities. But they, Who in Oppression’s darkness caved had dwelt, They were not eagles, nourished with the day; What marvel then, at times, if they mistook their prey?

    LXXXIV.

    What deep wounds ever closed without a scar?

    The heart’s bleed longest, and but heal to wear That which disfigures it; and they who war With their own hopes, and have been vanquished, bear Silence, but not submission: in his lair Fixed Passion holds his breath, until the hour Which shall atone for years; none need despair: It came, it cometh, and will come,—the power To punish or forgive—in ONE we shall be slower.

    LXXXV.

    Clear, placid Leman! thy contrasted lake, With the wild world I dwelt in, is a thing Which warns me, with its stillness, to forsake Earth’s troubled waters for a purer spring.

    This quiet sail is as a noiseless wing To waft me from distraction; once I loved Torn ocean’s roar, but thy soft murmuring Sounds sweet as if a sister’s voice reproved, That I with stern delights should e’er have been so moved.

    LXXXVI.

    It is the hush of night, and all between Thy margin and the mountains, dusk, yet clear, Mellowed and mingling, yet distinctly seen.

    Save darkened Jura, whose capt heights appear Precipitously steep; and drawing near, There breathes a living fragrance from the shore, Of flowers yet fresh with childhood; on the ear Drops the light drip of the suspended oar, Or chirps the grasshopper one good-night carol more; LXXXVII.

    He is an evening reveller, who makes His life an infancy, and sings his fill; At intervals, some bird from out the brakes Starts into voice a moment, then is still.

    There seems a floating whisper on the hill, But that is fancy, for the starlight dews All silently their tears of love instil, Weeping themselves away, till they infuse Deep into Nature’s breast the spirit of her hues.

    LXXXVIII.

    Ye stars! which are the poetry of heaven, If in your bright leaves we would read the fate Of men and empires,—‘tis to be forgiven, That in our aspirations to be great, Our destinies o’erleap their mortal state, And claim a kindred with you; for ye are A beauty and a mystery, and create

    In us such love and reverence from afar, That fortune, fame, power, life, have named themselves a star.

    LXXXIX.

    All heaven and earth are still—though not in sleep, But breathless, as we grow when feeling most; And silent, as we stand in thoughts too deep: –

    All heaven and earth are still: from the high host Of stars, to the lulled lake and mountain-coast, All is concentered in a life intense, Where not a beam, nor air, nor leaf is lost, But hath a part of being, and a sense Of that which is of all Creator and defence.

    XC.

    Then stirs the feeling infinite, so felt In solitude, where we are LEAST alone; A truth, which through our being then doth melt, And purifies from self: it is a tone, The soul and source of music, which makes known Eternal harmony, and sheds a charm,

    Like to the fabled Cytherea’s zone,

    Binding all things with beauty;—‘twould disarm The spectre Death, had he substantial power to harm.

    XCI.

    Nor vainly did the early Persian make His altar the high places and the peak Of earth-o’ergazing mountains, and thus take A fit and unwalled temple, there to seek The Spirit, in whose honour shrines are weak, Upreared of human hands. Come, and compare Columns and idol-dwellings, Goth or Greek, With Nature’s realms of worship, earth and air, Nor fix on fond abodes to circumscribe thy prayer!

    XCII.

    The sky is changed!—and such a change! O night, And storm, and darkness, ye are wondrous strong, Yet lovely in your strength, as is the light Of a dark eye in woman! Far along,

    From peak to peak, the rattling crags among, Leaps the live thunder! Not from one lone cloud, But every mountain now hath found a tongue; And Jura answers, through her misty shroud, Back to the joyous Alps, who call to her aloud!

    XCIII.

    And this is in the night: —Most glorious night!

    Thou wert not sent for slumber! let me be A sharer in thy fierce and far delight –

    A portion of the tempest and of thee!

    How the lit lake shines, a phosphoric sea, And the big rain comes dancing to the earth!

    And now again ‘tis black,—and now, the glee Of the loud hills shakes with its mountain-mirth, As if they did rejoice o’er a young earthquake’s birth.

    XCIV.

    Now, where the swift Rhone cleaves his way between Heights which appear as lovers who have parted In hate, whose mining depths so intervene, That they can meet no more, though broken-hearted; Though in their souls, which thus each other thwarted, Love was the very root of the fond rage Which blighted their life’s bloom, and then departed: Itself expired, but leaving them an age Of years all winters—war within themselves to wage.

    XCV.

    Now, where the quick Rhone thus hath cleft his way, The mightiest of the storms hath ta’en his stand; For here, not one, but many, make their play, And fling their thunderbolts from hand to hand, Flashing and cast around: of all the band, The brightest through these parted hills hath forked His lightnings, as if he did understand That in such gaps as desolation worked, There the hot shaft should blast whatever therein lurked.

    XCVI.

    Sky, mountains, river, winds, lake, lightnings! ye, With night, and clouds, and thunder, and a soul To make these felt and feeling, well may be Things that have made me watchful; the far roll Of your departing voices, is the knoll Of what in me is sleepless,—if I rest.

    But where of ye, O tempests! is the goal?

    Are ye like those within the human breast?

    Or do ye find at length, like eagles, some high nest?

    XCVII.

    Could I embody and unbosom now

    That which is most within me,—could I wreak My thoughts upon expression, and thus throw Soul, heart, mind, passions, feelings, strong or weak, All that I would have sought, and all I seek, Bear, know, feel, and yet breathe—into one word, And that one word were lightning, I would speak; But as it is, I live and die unheard, With a most voiceless thought, sheathing it as a sword.

    XCVIII.

    The morn is up again, the dewy morn, With breath all incense, and with cheek all bloom, Laughing the clouds away with playful scorn, And living as if earth contained no tomb, –

    And glowing into day: we may resume The march of our existence: and thus I, Still on thy shores, fair Leman! may find room And food for meditation, nor pass by Much, that may give us pause, if pondered fittingly.

    XCIX.

    Clarens! sweet Clarens! birthplace of deep Love!

    Thine air is the young breath of passionate thought; Thy trees take root in love; the snows above The very glaciers have his colours caught, And sunset into rose-hues sees them wrought By rays which sleep there lovingly: the rocks, The permanent crags, tell here of Love, who sought In them a refuge from the worldly shocks, Which stir and sting the soul with hope that woos, then mocks.

    C.

    Clarens! by heavenly feet thy paths are trod, –

    Undying Love’s, who here ascends a throne To which the steps are mountains; where the god Is a pervading life and light,—so shown Not on those summits solely, nor alone In the still cave and forest; o’er the flower His eye is sparkling, and his breath hath blown, His soft and summer breath, whose tender power Passes the strength of storms in their most desolate hour.

    CI.

    All things are here of HIM; from the black pines, Which are his shade on high, and the loud roar Of torrents, where he listeneth, to the vines Which slope his green path downward to the shore, Where the bowed waters meet him, and adore, Kissing his feet with murmurs; and the wood, The covert of old trees, with trunks all hoar, But light leaves, young as joy, stands where it stood, Offering to him, and his, a populous solitude.

    CII.

    A populous solitude of bees and birds, And fairy-formed and many coloured things, Who worship him with notes more sweet than words, And innocently open their glad wings, Fearless and full of life: the gush of springs, And fall of lofty fountains, and the bend Of stirring branches, and the bud which brings The swiftest thought of beauty, here extend, Mingling, and made by Love, unto one mighty end.

    CIII.

    He who hath loved not, here would learn that lore, And make his heart a spirit: he who knows That tender mystery, will love the more, For this is Love’s recess, where vain men’s woes, And the world’s waste, have driven him far from those, For ‘tis his nature to advance or die; He stands not still, but or decays, or grows Into a boundless blessing, which may vie With the immortal lights, in its eternity!

    CIV.

    ‘Twas not for fiction chose Rousseau this spot, Peopling it with affections; but he found It was the scene which passion must allot To the mind’s purified beings; ‘twas the ground Where early Love his Psyche’s zone unbound, And hallowed it with loveliness: ‘tis lone, And wonderful, and deep, and hath a sound, And sense, and sight of sweetness; here the Rhone Hath spread himself a couch, the Alps have reared a throne.

    CV.

    Lausanne! and Ferney! ye have been the abodes Of names which unto you bequeathed a name; Mortals, who sought and found, by dangerous roads, A path to perpetuity of fame:

    They were gigantic minds, and their steep aim Was, Titan-like, on daring doubts to pile Thoughts which should call down thunder, and the flame Of Heaven, again assailed, if Heaven the while On man and man’s research could deign do more than smile.

    CVI.

    The one was fire and fickleness, a child Most mutable in wishes, but in mind

    A wit as various,—gay, grave, sage, or wild, –

    Historian, bard, philosopher combined: He multiplied himself among mankind, The Proteus of their talents: But his own Breathed most in ridicule,—which, as the wind, Blew where it listed, laying all things prone, –

    Now to o’erthrow a fool, and now to shake a throne.

    CVII.

    The other, deep and slow, exhausting thought, And hiving wisdom with each studious year, In meditation dwelt, with learning wrought, And shaped his weapon with an edge severe, Sapping a solemn creed with solemn sneer; The lord of irony,—that master spell, Which stung his foes to wrath, which grew from fear, And doomed him to the zealot’s ready hell, Which answers to all doubts so eloquently well.

    CVIII.

    Yet, peace be with their ashes,—for by them, If merited, the penalty is paid;

    It is not ours to judge, far less condemn; The hour must come when such things shall be made Known unto all,—or hope and dread allayed By slumber on one pillow, in the dust, Which, thus much we are sure, must lie decayed; And when it shall revive, as is our trust, ‘Twill be to be forgiven, or suffer what is just.

    CIX.

    But let me quit man’s works, again to read His Maker’s spread around me, and suspend This page, which from my reveries I feed, Until it seems prolonging without end.

    The clouds above me to the white Alps tend, And I must pierce them, and survey whate’er May be permitted, as my steps I bend To their most great and growing region, where The earth to her embrace compels the powers of air.

    CX.

    Italia! too, Italia! looking on thee Full flashes on the soul the light of ages, Since the fierce Carthaginian almost won thee, To the last halo of the chiefs and sages Who glorify thy consecrated pages;

    Thou wert the throne and grave of empires; still, The fount at which the panting mind assuages Her thirst of knowledge, quaffing there her fill, Flows from the eternal source of Rome’s imperial hill.

    CXI.

    Thus far have I proceeded in a theme Renewed with no kind auspices: —to feel We are not what we have been, and to deem We are not what we should be, and to steel The heart against itself; and to conceal, With a proud caution, love or hate, or aught, –

    Passion or feeling, purpose, grief, or zeal, –

    Which is the tyrant spirit of our thought, Is a stern task of soul: —No matter,—it is taught.

    CXII.

    And for these words, thus woven into song, It may be that they are a harmless wile, –

    The colouring of the scenes which fleet along, Which I would seize, in passing, to beguile My breast, or that of others, for a while.

    Fame is the thirst of youth,—but I am not So young as to regard men’s frown or smile As loss or guerdon of a glorious lot; I stood and stand alone,—remembered or forgot.

    CXIII.

    I have not loved the world, nor the world me; I have not flattered its rank breath, nor bowed To its idolatries a patient knee, –

    Nor coined my cheek to smiles, nor cried aloud In worship of an echo; in the crowd

    They could not deem me one of such; I stood Among them, but not of them; in a shroud Of thoughts which were not their thoughts, and still could, Had I not filed my mind, which thus itself subdued.

    CXIV.

    I have not loved the world, nor the world me, –

    But let us part fair foes; I do believe, Though I have found them not, that there may be Words which are things,—hopes which will not deceive, And virtues which are merciful, nor weave Snares for the falling: I would also deem O’er others’ griefs that some sincerely grieve; That two, or one, are almost what they seem, –

    That goodness is no name, and happiness no dream.

    CXV.

    My daughter! with thy name this song begun –

    My daughter! with thy name this much shall end –

    I see thee not, I hear thee not,—but none Can be so wrapt in thee; thou art the friend To whom the shadows of far years extend: Albeit my brow thou never shouldst behold, My voice shall with thy future visions blend, And reach into thy heart, when mine is cold, –

    A token and a tone, even from thy father’s mould.

    CXVI.

    To aid thy mind’s development,—to watch Thy dawn of little joys,—to sit and see Almost thy very growth,—to view thee catch Knowledge of objects, wonders yet to thee!

    To hold thee lightly on a gentle knee, And print on thy soft cheek a parent’s kiss, –

    This, it should seem, was not reserved for me Yet this was in my nature: —As it is, I know not what is there, yet something like to this.

    CXVII.

    Yet, though dull Hate as duty should be taught, I know that thou wilt love me; though my name Should be shut from thee, as a spell still fraught With desolation, and a broken claim: Though the grave closed between us,—‘twere the same, I know that thou wilt love me: though to drain MY blood from out thy being were an aim, And an attainment,—all would be in vain, –

    Still thou wouldst love me, still that more than life retain.

    CXVIII.

    The child of love,—though born in bitterness, And nurtured in convulsion. Of thy sire These were the elements, and thine no less.

    As yet such are around thee; but thy fire Shall be more tempered, and thy hope far higher.

    Sweet be thy cradled slumbers! O’er the sea, And from the mountains where I now respire, Fain would I waft such blessing upon thee, As, with a sigh, I deem thou mightst have been to me!

    CANTO THE FOURTH.

    I.

    I stood in Venice, on the Bridge of Sighs; A palace and a prison on each hand:

    I saw from out the wave her structures rise As from the stroke of the enchanter’s wand: A thousand years their cloudy wings expand Around me, and a dying glory smiles

    O’er the far times when many a subject land Looked to the winged Lion’s marble piles, Where Venice sate in state, throned on her hundred isles!

    II.

    She looks a sea Cybele, fresh from ocean, Rising with her tiara of proud towers At airy distance, with majestic motion, A ruler of the waters and their powers: And such she was; her daughters had their dowers From spoils of nations, and the exhaustless East Poured in her lap all gems in sparkling showers.

    In purple was she robed, and of her feast Monarchs partook, and deemed their dignity increased.

    III.

    In Venice, Tasso’s echoes are no more, And silent rows the songless gondolier; Her palaces are crumbling to the shore, And music meets not always now the ear: Those days are gone—but beauty still is here.

    States fall, arts fade—but Nature doth not die, Nor yet forget how Venice once was dear, The pleasant place of all festivity, The revel of the earth, the masque of Italy!

    IV.

    But unto us she hath a spell beyond

    Her name in story, and her long array Of mighty shadows, whose dim forms despond Above the dogeless city’s vanished sway; Ours is a trophy which will not decay With the Rialto; Shylock and the Moor, And Pierre, cannot be swept or worn away –

    The keystones of the arch! though all were o’er, For us repeopled were the solitary shore.

    V.

    The beings of the mind are not of clay; Essentially immortal, they create

    And multiply in us a brighter ray

    And more beloved existence: that which Fate Prohibits to dull life, in this our state Of mortal bondage, by these spirits supplied, First exiles, then replaces what we hate; Watering the heart whose early flowers have died, And with a fresher growth replenishing the void.

    VI.

    Such is the refuge of our youth and age, The first from Hope, the last from Vacancy; And this worn feeling peoples many a page, And, may be, that which grows beneath mine eye: Yet there are things whose strong reality Outshines our fairy-land; in shape and hues More beautiful than our fantastic sky, And the strange constellations which the Muse O’er her wild universe is skilful to diffuse: VII.

    I saw or dreamed of such,—but let them go –

    They came like truth, and disappeared like dreams; And whatsoe’er they were—are now but so; I could replace them if I would: still teems My mind with many a form which aptly seems Such as I sought for, and at moments found; Let these too go—for waking reason deems Such overweening phantasies unsound, And other voices speak, and other sights surround.

    VIII.

    I’ve taught me other tongues, and in strange eyes Have made me not a stranger; to the mind Which is itself, no changes bring surprise; Nor is it harsh to make, nor hard to find A country with—ay, or without mankind; Yet was I born where men are proud to be, Not without cause; and should I leave behind The inviolate island of the sage and free, And seek me out a home by a remoter sea, IX.

    Perhaps I loved it well: and should I lay My ashes in a soil which is not mine, My spirit shall resume it—if we may Unbodied choose a sanctuary. I twine My hopes of being remembered in my line With my land’s language: if too fond and far These aspirations in their scope incline, –

    If my fame should be, as my fortunes are, Of hasty growth and blight, and dull Oblivion bar.

    X.

    My name from out the temple where the dead Are honoured by the nations—let it be –

    And light the laurels on a loftier head!

    And be the Spartan’s epitaph on me –

    ‘Sparta hath many a worthier son than he.’

    Meantime I seek no sympathies, nor need; The thorns which I have reaped are of the tree I planted,—they have torn me, and I bleed: I should have known what fruit would spring from such a seed.

    XI.

    The spouseless Adriatic mourns her lord; And, annual marriage now no more renewed, The Bucentaur lies rotting unrestored, Neglected garment of her widowhood!

    St. Mark yet sees his lion where he stood Stand, but in mockery of his withered power, Over the proud place where an Emperor sued, And monarchs gazed and envied in the hour When Venice was a queen with an unequalled dower.

    XII.

    The Suabian sued, and now the Austrian reigns –

    An Emperor tramples where an Emperor knelt; Kingdoms are shrunk to provinces, and chains Clank over sceptred cities; nations melt From power’s high pinnacle, when they have felt The sunshine for a while, and downward go Like lauwine loosened from the mountain’s belt: Oh for one hour of blind old Dandolo!

    The octogenarian chief, Byzantium’s conquering foe.

    XIII.

    Before St. Mark still glow his steeds of brass, Their gilded collars glittering in the sun; But is not Doria’s menace come to pass?

    Are they not BRIDLED?—Venice, lost and won, Her thirteen hundred years of freedom done, Sinks, like a seaweed, into whence she rose!

    Better be whelmed beneath the waves, and shun, Even in Destruction’s depth, her foreign foes, From whom submission wrings an infamous repose.

    XIV.

    In youth she was all glory,—a new Tyre, –

    Her very byword sprung from victory, The ‘Planter of the Lion,’ which through fire And blood she bore o’er subject earth and sea; Though making many slaves, herself still free And Europe’s bulwark ‘gainst the Ottomite: Witness Troy’s rival, Candia! Vouch it, ye Immortal waves that saw Lepanto’s fight!

    For ye are names no time nor tyranny can blight.

    XV.

    Statues of glass—all shivered—the long file Of her dead doges are declined to dust; But where they dwelt, the vast and sumptuous pile Bespeaks the pageant of their splendid trust; Their sceptre broken, and their sword in rust, Have yielded to the stranger: empty halls, Thin streets, and foreign aspects, such as must Too oft remind her who and what enthrals, Have flung a desolate cloud o’er Venice’ lovely walls.

    XVI.

    When Athens’ armies fell at Syracuse, And fettered thousands bore the yoke of war, Redemption rose up in the Attic Muse, Her voice their only ransom from afar: See! as they chant the tragic hymn, the car Of the o’ermastered victor stops, the reins Fall from his hands—his idle scimitar Starts from its belt—he rends his captive’s chains, And bids him thank the bard for freedom and his strains.

    XVII.

    Thus, Venice, if no stronger claim were thine, Were all thy proud historic deeds forgot, Thy choral memory of the bard divine, Thy love of Tasso, should have cut the knot Which ties thee to thy tyrants; and thy lot Is shameful to the nations,—most of all, Albion! to thee: the Ocean Queen should not Abandon Ocean’s children; in the fall Of Venice think of thine, despite thy watery wall.

    XVIII.

    I loved her from my boyhood: she to me Was as a fairy city of the heart,

    Rising like water-columns from the sea, Of joy the sojourn, and of wealth the mart And Otway, Radcliffe, Schiller, Shakspeare’s art, Had stamped her image in me, and e’en so, Although I found her thus, we did not part, Perchance e’en dearer in her day of woe, Than when she was a boast, a marvel, and a show.

    XIX.

    I can repeople with the past—and of The present there is still for eye and thought, And meditation chastened down, enough; And more, it may be, than I hoped or sought; And of the happiest moments which were wrought Within the web of my existence, some From thee, fair Venice! have their colours caught: There are some feelings Time cannot benumb, Nor torture shake, or mine would now be cold and dumb.

    XX.

    But from their nature will the tannen grow Loftiest on loftiest and least sheltered rocks, Rooted in barrenness, where nought below Of soil supports them ‘gainst the Alpine shocks Of eddying storms; yet springs the trunk, and mocks The howling tempest, till its height and frame Are worthy of the mountains from whose blocks Of bleak, grey granite, into life it came, And grew a giant tree;—the mind may grow the same.

    XXI.

    Existence may be borne, and the deep root Of life and sufferance make its firm abode In bare and desolate bosoms: mute

    The camel labours with the heaviest load, And the wolf dies in silence. Not bestowed In vain should such examples be; if they, Things of ignoble or of savage mood, Endure and shrink not, we of nobler clay May temper it to bear,—it is but for a day.

    XXII.

    All suffering doth destroy, or is destroyed, Even by the sufferer; and, in each event, Ends: —Some, with hope replenished and rebuoyed, Return to whence they came—with like intent, And weave their web again; some, bowed and bent, Wax grey and ghastly, withering ere their time, And perish with the reed on which they leant; Some seek devotion, toil, war, good or crime, According as their souls were formed to sink or climb.

    XXIII.

    But ever and anon of griefs subdued

    There comes a token like a scorpion’s sting, Scarce seen, but with fresh bitterness imbued; And slight withal may be the things which bring Back on the heart the weight which it would fling Aside for ever: it may be a sound –

    A tone of music—summer’s eve—or spring –

    A flower—the wind—the ocean—which shall wound, Striking the electric chain wherewith we are darkly bound.

    XXIV.

    And how and why we know not, nor can trace Home to its cloud this lightning of the mind, But feel the shock renewed, nor can efface The blight and blackening which it leaves behind, Which out of things familiar, undesigned, When least we deem of such, calls up to view The spectres whom no exorcism can bind, –

    The cold—the changed—perchance the dead—anew, The mourned, the loved, the lost—too many!—yet how few!

    XXV.

    But my soul wanders; I demand it back To meditate amongst decay, and stand A ruin amidst ruins; there to track

    Fall’n states and buried greatness, o’er a land Which WAS the mightiest in its old command, And IS the loveliest, and must ever be The master-mould of Nature’s heavenly hand, Wherein were cast the heroic and the free, The beautiful, the brave—the lords of earth and sea.

    XXVI.

    The commonwealth of kings, the men of Rome!

    And even since, and now, fair Italy!

    Thou art the garden of the world, the home Of all Art yields, and Nature can decree; Even in thy desert, what is like to thee?

    Thy very weeds are beautiful, thy waste More rich than other climes’ fertility; Thy wreck a glory, and thy ruin graced With an immaculate charm which cannot be defaced.

    XXVII.

    The moon is up, and yet it is not night –

    Sunset divides the sky with her—a sea Of glory streams along the Alpine height Of blue Friuli’s mountains; Heaven is free From clouds, but of all colours seems to be –

    Melted to one vast Iris of the West, Where the day joins the past eternity;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meek Dian’s crest Floats through the azure air—an island of the blest!

    XXVIII.

    A single star is at her side, and reigns With her o’er half the lovely heaven; but still Yon sunny sea heaves brightly, and remains Rolled o’er the peak of the far Rhaetian hill, As Day and Night contending were, until Nature reclaimed her order: —gently flows The deep-dyed Brenta, where their hues instil The odorous purple of a new-born rose, Which streams upon her stream, and glassed within it glows, XXIX.

    Filled with the face of heaven, which, from afar, Comes down upon the waters; all its hues, From the rich sunset to the rising star, Their magical variety diffuse:

    And now they change; a paler shadow strews Its mantle o’er the mountains; parting day Dies like the dolphin, whom each pang imbues With a new colour as it gasps away,

    The last still loveliest, till—‘tis gone—and all is grey.

    XXX.

    There is a tomb in Arqua;—reared in air, Pillared in their sarcophagus, repose The bones of Laura’s lover: here repair Many familiar with his well-sung woes, The pilgrims of his genius. He arose To raise a language, and his land reclaim From the dull yoke of her barbaric foes: Watering the tree which bears his lady’s name With his melodious tears, he gave himself to fame.

    XXXI.

    They keep his dust in Arqua, where he died; The mountain-village where his latter days Went down the vale of years; and ‘tis their pride –

    An honest pride—and let it be their praise, To offer to the passing stranger’s gaze His mansion and his sepulchre; both plain And venerably simple, such as raise

    A feeling more accordant with his strain, Than if a pyramid formed his monumental fane.

    XXXII.

    And the soft quiet hamlet where he dwelt Is one of that complexion which seems made For those who their mortality have felt, And sought a refuge from their hopes decayed In the deep umbrage of a green hill’s shade, Which shows a distant prospect far away Of busy cities, now in vain displayed, For they can lure no further; and the ray Of a bright sun can make sufficient holiday.

    XXXIII.

    Developing the mountains, leaves, and flowers And shining in the brawling brook, where-by, Clear as its current, glide the sauntering hours With a calm languor, which, though to the eye Idlesse it seem, hath its morality,

    If from society we learn to live,

    ‘Tis solitude should teach us how to die; It hath no flatterers; vanity can give No hollow aid; alone—man with his God must strive: XXXIV.

    Or, it may be, with demons, who impair The strength of better thoughts, and seek their prey In melancholy bosoms, such as were

    Of moody texture from their earliest day, And loved to dwell in darkness and dismay, Deeming themselves predestined to a doom Which is not of the pangs that pass away; Making the sun like blood, the earth a tomb, The tomb a hell, and hell itself a murkier gloom.

    XXXV.

    Ferrara! in thy wide and grass-grown streets, Whose symmetry was not for solitude, There seems as ‘twere a curse upon the seat’s Of former sovereigns, and the antique brood Of Este, which for many an age made good Its strength within thy walls, and was of yore Patron or tyrant, as the changing mood Of petty power impelled, of those who wore The wreath which Dante’s brow alone had worn before.

    XXXVI.

    And Tasso is their glory and their shame.

    Hark to his strain! and then survey his cell!

    And see how dearly earned Torquato’s fame, And where Alfonso bade his poet dwell.

    The miserable despot could not quell The insulted mind he sought to quench, and blend With the surrounding maniacs, in the hell Where he had plunged it. Glory without end Scattered the clouds away—and on that name attend XXXVII.

    The tears and praises of all time, while thine Would rot in its oblivion—in the sink Of worthless dust, which from thy boasted line Is shaken into nothing; but the link Thou formest in his fortunes bids us think Of thy poor malice, naming thee with scorn –

    Alfonso! how thy ducal pageants shrink From thee! if in another station born, Scarce fit to be the slave of him thou mad’st to mourn: XXXVIII.

    THOU! formed to eat, and be despised, and die, Even as the beasts that perish, save that thou Hadst a more splendid trough, and wider sty: HE! with a glory round his furrowed brow, Which emanated then, and dazzles now In face of all his foes, the Cruscan quire, And Boileau, whose rash envy could allow No strain which shamed his country’s creaking lyre, That whetstone of the teeth—monotony in wire!

    XXXIX.

    Peace to Torquato’s injured shade! ‘twas his In life and death to be the mark where Wrong Aimed with their poisoned arrows—but to miss.

    Oh, victor unsurpassed in modern song!

    Each year brings forth its millions; but how long The tide of generations shall roll on, And not the whole combined and countless throng Compose a mind like thine? Though all in one Condensed their scattered rays, they would not form a sun.

    XL.

    Great as thou art, yet paralleled by those Thy countrymen, before thee born to shine, The bards of Hell and Chivalry: first rose The Tuscan father’s comedy divine;

    Then, not unequal to the Florentine, The Southern Scott, the minstrel who called forth A new creation with his magic line,

    And, like the Ariosto of the North,

    Sang ladye-love and war, romance and knightly worth.

    XLI.

    The lightning rent from Ariosto’s bust The iron crown of laurel’s mimicked leaves; Nor was the ominous element unjust,

    For the true laurel-wreath which Glory weaves Is of the tree no bolt of thunder cleaves, And the false semblance but disgraced his brow; Yet still, if fondly Superstition grieves, Know that the lightning sanctifies below Whate’er it strikes;—yon head is doubly sacred now.

    XLII.

    Italia! O Italia! thou who hast

    The fatal gift of beauty, which became A funeral dower of present woes and past, On thy sweet brow is sorrow ploughed by shame, And annals graved in characters of flame.

    Oh God! that thou wert in thy nakedness Less lovely or more powerful, and couldst claim Thy right, and awe the robbers back, who press To shed thy blood, and drink the tears of thy distress; XLIII.

    Then mightst thou more appal; or, less desired, Be homely and be peaceful, undeplored For thy destructive charms; then, still untired, Would not be seen the armed torrents poured Down the deep Alps; nor would the hostile horde Of many-nationed spoilers from the Po Quaff blood and water; nor the stranger’s sword Be thy sad weapon of defence, and so, Victor or vanquished, thou the slave of friend or foe.

    XLIV.

    Wandering in youth, I traced the path of him, The Roman friend of Rome’s least mortal mind, The friend of Tully: as my bark did skim The bright blue waters with a fanning wind, Came Megara before me, and behind

    AEgina lay, Piraeus on the right,

    And Corinth on the left; I lay reclined Along the prow, and saw all these unite In ruin, even as he had seen the desolate sight; XLV.

    For time hath not rebuilt them, but upreared Barbaric dwellings on their shattered site, Which only make more mourned and more endeared The few last rays of their far-scattered light, And the crushed relics of their vanished might.

    The Roman saw these tombs in his own age, These sepulchres of cities, which excite Sad wonder, and his yet surviving page The moral lesson bears, drawn from such pilgrimage.

    XLVI.

    That page is now before me, and on mine HIS country’s ruin added to the mass Of perished states he mourned in their decline, And I in desolation: all that WAS

    Of then destruction IS; and now, alas!

    Rome—Rome imperial, bows her to the storm, In the same dust and blackness, and we pass The skeleton of her Titanic form,

    Wrecks of another world, whose ashes still are warm.

    XLVII.

    Yet, Italy! through every other land Thy wrongs should ring, and shall, from side to side; Mother of Arts! as once of Arms; thy hand Was then our Guardian, and is still our guide; Parent of our religion! whom the wide Nations have knelt to for the keys of heaven!

    Europe, repentant of her parricide,

    Shall yet redeem thee, and, all backward driven, Roll the barbarian tide, and sue to be forgiven.

    XLVIII.

    But Arno wins us to the fair white walls, Where the Etrurian Athens claims and keeps A softer feeling for her fairy halls.

    Girt by her theatre of hills, she reaps Her corn, and wine, and oil, and Plenty leaps To laughing life, with her redundant horn.

    Along the banks where smiling Arno sweeps, Was modern Luxury of Commerce born,

    And buried Learning rose, redeemed to a new morn.

    XLIX.

    There, too, the goddess loves in stone, and fills The air around with beauty; we inhale The ambrosial aspect, which, beheld, instils Part of its immortality; the veil

    Of heaven is half undrawn; within the pale We stand, and in that form and face behold What Mind can make, when Nature’s self would fail; And to the fond idolaters of old

    Envy the innate flash which such a soul could mould: L.

    We gaze and turn away, and know not where, Dazzled and drunk with beauty, till the heart Reels with its fulness; there—for ever there –

    Chained to the chariot of triumphal Art, We stand as captives, and would not depart.

    Away!—there need no words, nor terms precise, The paltry jargon of the marble mart, Where Pedantry gulls Folly—we have eyes: Blood, pulse, and breast, confirm the Dardan Shepherd’s prize.

    LI.

    Appearedst thou not to Paris in this guise?

    Or to more deeply blest Anchises? or, In all thy perfect goddess-ship, when lies Before thee thy own vanquished Lord of War?

    And gazing in thy face as toward a star, Laid on thy lap, his eyes to thee upturn, Feeding on thy sweet cheek! while thy lips are With lava kisses melting while they burn, Showered on his eyelids, brow, and mouth, as from an urn!

    LII.

    Glowing, and circumfused in speechless love, Their full divinity inadequate

    That feeling to express, or to improve, The gods become as mortals, and man’s fate Has moments like their brightest! but the weight Of earth recoils upon us;—let it go!

    We can recall such visions, and create From what has been, or might be, things which grow, Into thy statue’s form, and look like gods below.

    LIII.

    I leave to learned fingers, and wise hands, The artist and his ape, to teach and tell How well his connoisseurship understands The graceful bend, and the voluptuous swell: Let these describe the undescribable: I would not their vile breath should crisp the stream Wherein that image shall for ever dwell; The unruffled mirror of the loveliest dream That ever left the sky on the deep soul to beam.

    LIV.

    In Santa Croce’s holy precincts lie

    Ashes which make it holier, dust which is E’en in itself an immortality,

    Though there were nothing save the past, and this The particle of those sublimities

    Which have relapsed to chaos: —here repose Angelo’s, Alfieri’s bones, and his,

    The starry Galileo, with his woes;

    Here Machiavelli’s earth returned to whence it rose.

    LV.

    These are four minds, which, like the elements, Might furnish forth creation: —Italy!

    Time, which hath wronged thee with ten thousand rents Of thine imperial garment, shall deny, And hath denied, to every other sky, Spirits which soar from ruin: —thy decay Is still impregnate with divinity,

    Which gilds it with revivifying ray; Such as the great of yore, Canova is to-day.

    LVI.

    But where repose the all Etruscan three –

    Dante, and Petrarch, and, scarce less than they, The Bard of Prose, creative spirit! he Of the Hundred Tales of love—where did they lay Their bones, distinguished from our common clay In death as life? Are they resolved to dust, And have their country’s marbles nought to say?

    Could not her quarries furnish forth one bust?

    Did they not to her breast their filial earth entrust?

    LVII.

    Ungrateful Florence! Dante sleeps afar, Like Scipio, buried by the upbraiding shore; Thy factions, in their worse than civil war, Proscribed the bard whose name for evermore Their children’s children would in vain adore With the remorse of ages; and the crown Which Petrarch’s laureate brow supremely wore, Upon a far and foreign soil had grown, His life, his fame, his grave, though rifled—not thine own.

    LVIII.

    Boccaccio to his parent earth bequeathed His dust,—and lies it not her great among, With many a sweet and solemn requiem breathed O’er him who formed the Tuscan’s siren tongue?

    That music in itself, whose sounds are song, The poetry of speech? No;—even his tomb Uptorn, must bear the hyaena bigots’ wrong, No more amidst the meaner dead find room, Nor claim a passing sigh, because it told for WHOM?

    LIX.

    And Santa Croce wants their mighty dust; Yet for this want more noted, as of yore The Caesar’s pageant, shorn of Brutus’ bust, Did but of Rome’s best son remind her more: Happier Ravenna! on thy hoary shore, Fortress of falling empire! honoured sleeps The immortal exile;—Arqua, too, her store Of tuneful relics proudly claims and keeps, While Florence vainly begs her banished dead, and weeps.

    LX.

    What is her pyramid of precious stones?

    Of porphyry, jasper, agate, and all hues Of gem and marble, to encrust the bones Of merchant-dukes? the momentary dews Which, sparkling to the twilight stars, infuse Freshness in the green turf that wraps the dead, Whose names are mausoleums of the Muse, Are gently prest with far more reverent tread Than ever paced the slab which paves the princely head.

    LXI.

    There be more things to greet the heart and eyes In Arno’s dome of Art’s most princely shrine, Where Sculpture with her rainbow sister vies; There be more marvels yet—but not for mine; For I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entwine My thoughts with Nature rather in the fields Than Art in galleries: though a work divine Calls for my spirit’s homage, yet it yields Less than it feels, because the weapon which it wields LXII.

    Is of another temper, and I roam

    By Thrasimene’s lake, in the defiles Fatal to Roman rashness, more at home; For there the Carthaginian’s warlike wiles Come back before me, as his skill beguiles The host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the shore, Where Courage falls in her despairing files, And torrents, swoll’n to rivers with their gore, Reek through the sultry plain, with legions scattered o’er, LXIII.

    Like to a forest felled by mountain winds; And such the storm of battle on this day, And such the frenzy, whose convulsion blinds To all save carnage, that, beneath the fray, An earthquake reeled unheededly away!

    None felt stern Nature rocking at his feet, And yawning forth a grave for those who lay Upon their bucklers for a winding-sheet; Such is the absorbing hate when warring nations meet.

    LXIV.

    The Earth to them was as a rolling bark Which bore them to Eternity; they saw The Ocean round, but had no time to mark The motions of their vessel: Nature’s law, In them suspended, recked not of the awe Which reigns when mountains tremble, and the birds Plunge in the clouds for refuge, and withdraw From their down-toppling nests; and bellowing herds Stumble o’er heaving plains, and man’s dread hath no words.

    LXV.

    Far other scene is Thrasimene now;

    Her lake a sheet of silver, and her plain Rent by no ravage save the gentle plough; Her aged trees rise thick as once the slain Lay where their roots are; but a brook hath ta’en –

    A little rill of scanty stream and bed –

    A name of blood from that day’s sanguine rain; And Sanguinetto tells ye where the dead Made the earth wet, and turned the unwilling waters red.

    LXVI.

    But thou, Clitumnus! in thy sweetest wave Of the most living crystal that was e’er The haunt of river nymph, to gaze and lave Her limbs where nothing hid them, thou dost rear Thy grassy banks whereon the milk-white steer Grazes; the purest god of gentle waters!

    And most serene of aspect, and most clear: Surely that stream was unprofaned by slaughters, A mirror and a bath for Beauty’s youngest daughters!

    LXVII.

    And on thy happy shore a temple still, Of small and delicate proportion, keeps, Upon a mild declivity of hill,

    Its memory of thee; beneath it sweeps Thy current’s calmness; oft from out it leaps The finny darter with the glittering scales, Who dwells and revels in thy glassy deeps; While, chance, some scattered water-lily sails Down where the shallower wave still tells its bubbling tales.

    LXVIII.

    Pass not unblest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If through the air a zephyr more serene Win to the brow, ‘tis his; and if ye trace Along his margin a more eloquent green, If on the heart the freshness of the scene Sprinkle its coolness, and from the dry dust Of weary life a moment lave it clean With Nature’s baptism,—‘tis to him ye must Pay orisons for this suspension of disgust.

    LXIX.

    The roar of waters!—from the headlong height Velino cleaves the wave-worn precipice; The fall of waters! rapid as the light The flashing mass foams shaking the abyss; The hell of waters! where they howl and hiss, And boil in endless torture; while the sweat Of their great agony, wrung out from this Their Phlegethon, curls round the rocks of jet That gird the gulf around, in pitiless horror set, LXX.

    And mounts in spray the skies, and thence again Returns in an unceasing shower, which round, With its unemptied cloud of gentle rain, Is an eternal April to the ground,

    Making it all one emerald. How profound The gulf! and how the giant element

    From rock to rock leaps with delirious bound, Crushing the cliffs, which, downward worn and rent With his fierce footsteps, yield in chasms a fearful vent LXXI.

    To the broad column which rolls on, and shows More like the fountain of an infant sea Torn from the womb of mountains by the throes Of a new world, than only thus to be Parent of rivers, which flow gushingly, With many windings through the vale: —Look back!

    Lo! where it comes like an eternity, As if to sweep down all things in its track, Charming the eye with dread,—a matchless cataract, LXXII.

    Horribly beautiful! but on the verge, From side to side, beneath the glittering morn, An Iris sits, amidst the infernal surge, Like Hope upon a deathbed, and, unworn Its steady dyes, while all around is torn By the distracted waters, bears serene Its brilliant hues with all their beams unshorn: Resembling, mid the torture of the scene, Love watching Madness with unalterable mien.

    LXXIII.

    Once more upon the woody Apennine,

    The infant Alps, which—had I not before Gazed on their mightier parents, where the pine Sits on more shaggy summits, and where roar The thundering lauwine—might be worshipped more; But I have seen the soaring Jungfrau rear Her never-trodden snow, and seen the hoar Glaciers of bleak Mont Blanc both far and near, And in Chimari heard the thunder-hills of fear, LXXIV.

    The Acroceraunian mountains of old name; And on Parnassus seen the eagles fly Like spirits of the spot, as ‘twere for fame, For still they soared unutterably high: I’ve looked on Ida with a Trojan’s eye; Athos, Olympus, AEtna, Atlas, made

    These hills seem things of lesser dignity, All, save the lone Soracte’s height displayed, Not NOW in snow, which asks the lyric Roman’s aid LXXV.

    For our remembrance, and from out the plain Heaves like a long-swept wave about to break, And on the curl hangs pausing: not in vain May he who will his recollections rake, And quote in classic raptures, and awake The hills with Latian echoes; I abhorred Too much, to conquer for the poet’s sake, The drilled dull lesson, forced down word by word In my repugnant youth, with pleasure to record LXXVI.

    Aught that recalls the daily drug which turned My sickening memory; and, though Time hath taught My mind to meditate what then it learned, Yet such the fixed inveteracy wrought By the impatience of my early thought, That, with the freshness wearing out before My mind could relish what it might have sought, If free to choose, I cannot now restore Its health; but what it then detested, still abhor.

    LXXVII.

    Then farewell, Horace; whom I hated so, Not for thy faults, but mine; it is a curse To understand, not feel, thy lyric flow, To comprehend, but never love thy verse, Although no deeper moralist rehearse Our little life, nor bard prescribe his art, Nor livelier satirist the conscience pierce, Awakening without wounding the touched heart, Yet fare thee well—upon Soracte’s ridge we part.

    LXXVIII.

    O Rome! my country! city of the soul!

    The orphans of the heart must turn to thee, Lone mother of dead empires! and control In their shut breasts their petty misery.

    What are our woes and sufferance? Come and see The cypress, hear the owl, and plod your way O’er steps of broken thrones and temples, Ye!

    Whose agonies are evils of a day—

    A world is at our feet as fragile as our clay.

    LXXIX.

    The Niobe of nations! there she stands, Childless and crownless, in her voiceless woe; An empty urn within her withered hands, Whose holy dust was scattered long ago; The Scipios’ tomb contains no ashes now; The very sepulchres lie tenantless

    Of their heroic dwellers: dost thou flow, Old Tiber! through a marble wilderness?

    Rise, with thy yellow waves, and mantle her distress!

    LXXX.

    The Goth, the Christian, Time, War, Flood, and Fire, Have dwelt upon the seven-hilled city’s pride: She saw her glories star by star expire, And up the steep barbarian monarchs ride, Where the car climbed the Capitol; far and wide Temple and tower went down, nor left a site; –

    Chaos of ruins! who shall trace the void, O’er the dim fragments cast a lunar light, And say, ‘Here was, or is,’ where all is doubly night?

    LXXXI.

    The double night of ages, and of her, Night’s daughter, Ignorance, hath wrapt, and wrap All round us; we but feel our way to err: The ocean hath its chart, the stars their map; And knowledge spreads them on her ample lap; But Rome is as the desert, where we steer Stumbling o’er recollections: now we clap Our hands, and cry, ‘Eureka!’ it is clear –

    When but some false mirage of ruin rises near.

    LXXXII.

    Alas, the lofty city! and alas

    The trebly hundred triumphs! and the day When Brutus made the dagger’s edge surpass The conqueror’s sword in bearing fame away!

    Alas for Tully’s voice, and Virgil’s lay, And Livy’s pictured page! But these shall be Her resurrection; all beside—decay.

    Alas for Earth, for never shall we see That brightness in her eye she bore when Rome was free!

    LXXXIII.

    O thou, whose chariot rolled on Fortune’s wheel, Triumphant Sylla! Thou, who didst subdue Thy country’s foes ere thou wouldst pause to feel The wrath of thy own wrongs, or reap the due Of hoarded vengeance till thine eagles flew O’er prostrate Asia;—thou, who with thy frown Annihilated senates—Roman, too,

    With all thy vices, for thou didst lay down With an atoning smile a more than earthly crown –

    LXXXIV.

    The dictatorial wreath,—couldst thou divine To what would one day dwindle that which made Thee more than mortal? and that so supine By aught than Romans Rome should thus be laid?

    She who was named eternal, and arrayed Her warriors but to conquer—she who veiled Earth with her haughty shadow, and displayed Until the o’er-canopied horizon failed, Her rushing wings—Oh! she who was almighty hailed!

    LXXXV.

    Sylla was first of victors; but our own, The sagest of usurpers, Cromwell!—he Too swept off senates while he hewed the throne Down to a block—immortal rebel! See What crimes it costs to be a moment free And famous through all ages! But beneath His fate the moral lurks of destiny; His day of double victory and death

    Beheld him win two realms, and, happier, yield his breath.

    LXXXVI.

    The third of the same moon whose former course Had all but crowned him, on the self-same day Deposed him gently from his throne of force, And laid him with the earth’s preceding clay.

    And showed not Fortune thus how fame and sway, And all we deem delightful, and consume Our souls to compass through each arduous way, Are in her eyes less happy than the tomb?

    Were they but so in man’s, how different were his doom!

    LXXXVII.

    And thou, dread statue! yet existent in The austerest form of naked majesty, Thou who beheldest, mid the assassins’ din, At thy bathed base the bloody Caesar lie, Folding his robe in dying dignity,

    An offering to thine altar from the queen Of gods and men, great Nemesis! did he die, And thou, too, perish, Pompey? have ye been Victors of countless kings, or puppets of a scene?

    LXXXVIII.

    And thou, the thunder-stricken nurse of Rome!

    She-wolf! whose brazen-imaged dugs impart The milk of conquest yet within the dome Where, as a monument of antique art, Thou standest: —Mother of the mighty heart, Which the great founder sucked from thy wild teat, Scorched by the Roman Jove’s ethereal dart, And thy limbs blacked with lightning—dost thou yet Guard thine immortal cubs, nor thy fond charge forget?

    LXXXIX.

    Thou dost;—but all thy foster-babes are dead –

    The men of iron; and the world hath reared Cities from out their sepulchres: men bled In imitation of the things they feared, And fought and conquered, and the same course steered, At apish distance; but as yet none have, Nor could, the same supremacy have neared, Save one vain man, who is not in the grave, But, vanquished by himself, to his own slaves a slave, XC.

    The fool of false dominion—and a kind Of bastard Caesar, following him of old With steps unequal; for the Roman’s mind Was modelled in a less terrestrial mould, With passions fiercer, yet a judgment cold, And an immortal instinct which redeemed The frailties of a heart so soft, yet bold.

    Alcides with the distaff now he seemed At Cleopatra’s feet, and now himself he beamed.

    XCI.

    And came, and saw, and conquered. But the man Who would have tamed his eagles down to flee, Like a trained falcon, in the Gallic van, Which he, in sooth, long led to victory, With a deaf heart which never seemed to be A listener to itself, was strangely framed; With but one weakest weakness—vanity: Coquettish in ambition, still he aimed At what? Can he avouch, or answer what he claimed?

    XCII.

    And would be all or nothing—nor could wait For the sure grave to level him; few years Had fixed him with the Caesars in his fate, On whom we tread: For THIS the conqueror rears The arch of triumph! and for this the tears And blood of earth flow on as they have flowed, An universal deluge, which appears

    Without an ark for wretched man’s abode, And ebbs but to reflow!—Renew thy rainbow, God!

    XCIII.

    What from this barren being do we reap?

    Our senses narrow, and our reason frail, Life short, and truth a gem which loves the deep, And all things weighed in custom’s falsest scale; Opinion an omnipotence, whose veil

    Mantles the earth with darkness, until right And wrong are accidents, and men grow pale Lest their own judgments should become too bright, And their free thoughts be crimes, and earth have too much light.

    XCIV.

    And thus they plod in sluggish misery, Rotting from sire to son, and age to age, Proud of their trampled nature, and so die, Bequeathing their hereditary rage

    To the new race of inborn slaves, who wage War for their chains, and rather than be free, Bleed gladiator-like, and still engage Within the same arena where they see Their fellows fall before, like leaves of the same tree.

    XCV.

    I speak not of men’s creeds—they rest between Man and his Maker—but of things allowed, Averred, and known,—and daily, hourly seen –

    The yoke that is upon us doubly bowed, And the intent of tyranny avowed,

    The edict of Earth’s rulers, who are grown The apes of him who humbled once the proud, And shook them from their slumbers on the throne; Too glorious, were this all his mighty arm had done.

    XCVI.

    Can tyrants but by tyrants conquered be, And Freedom find no champion and no child Such as Columbia saw arise when she

    Sprung forth a Pallas, armed and undefiled?

    Or must such minds be nourished in the wild, Deep in the unpruned forest, midst the roar Of cataracts, where nursing nature smiled On infant Washington? Has Earth no more Such seeds within her breast, or Europe no such shore?

    XCVII.

    But France got drunk with blood to vomit crime, And fatal have her Saturnalia been

    To Freedom’s cause, in every age and clime; Because the deadly days which we have seen, And vile Ambition, that built up between Man and his hopes an adamantine wall, And the base pageant last upon the scene, Are grown the pretext for the eternal thrall Which nips Life’s tree, and dooms man’s worst—his second fall.

    XCVIII.

    Yet, Freedom! yet thy banner, torn, but flying, Streams like the thunder-storm AGAINST the wind; Thy trumpet-voice, though broken now and dying, The loudest still the tempest leaves behind; Thy tree hath lost its blossoms, and the rind, Chopped by the axe, looks rough and little worth, But the sap lasts,—and still the seed we find Sown deep, even in the bosom of the North; So shall a better spring less bitter fruit bring forth.

    XCIX.

    There is a stern round tower of other days, Firm as a fortress, with its fence of stone, Such as an army’s baffled strength delays, Standing with half its battlements alone, And with two thousand years of ivy grown, The garland of eternity, where wave

    The green leaves over all by time o’erthrown: What was this tower of strength? within its cave What treasure lay so locked, so hid?—A woman’s grave.

    C.

    But who was she, the lady of the dead, Tombed in a palace? Was she chaste and fair?

    Worthy a king’s—or more—a Roman’s bed?

    What race of chiefs and heroes did she bear?

    What daughter of her beauties was the heir?

    How lived—how loved—how died she? Was she not So honoured—and conspicuously there, Where meaner relics must not dare to rot, Placed to commemorate a more than mortal lot?

    CI.

    Was she as those who love their lords, or they Who love the lords of others? such have been Even in the olden time, Rome’s annals say.

    Was she a matron of Cornelia’s mien, Or the light air of Egypt’s graceful queen, Profuse of joy; or ‘gainst it did she war, Inveterate in virtue? Did she lean

    To the soft side of the heart, or wisely bar Love from amongst her griefs?—for such the affections are.

    CII.

    Perchance she died in youth: it may be, bowed With woes far heavier than the ponderous tomb That weighed upon her gentle dust, a cloud Might gather o’er her beauty, and a gloom In her dark eye, prophetic of the doom Heaven gives its favourites—early death; yet shed A sunset charm around her, and illume With hectic light, the Hesperus of the dead, Of her consuming cheek the autumnal leaf-like red.

    CIII.

    Perchance she died in age—surviving all, Charms, kindred, children—with the silver grey On her long tresses, which might yet recall, It may be, still a something of the day When they were braided, and her proud array And lovely form were envied, praised, and eyed By Rome—But whither would Conjecture stray?

    Thus much alone we know—Metella died, The wealthiest Roman’s wife: Behold his love or pride!

    CIV.

    I know not why—but standing thus by thee It seems as if I had thine inmate known, Thou Tomb! and other days come back on me With recollected music, though the tone Is changed and solemn, like the cloudy groan Of dying thunder on the distant wind; Yet could I seat me by this ivied stone Till I had bodied forth the heated mind, Forms from the floating wreck which ruin leaves behind; CV.

    And from the planks, far shattered o’er the rocks, Built me a little bark of hope, once more To battle with the ocean and the shocks Of the loud breakers, and the ceaseless roar Which rushes on the solitary shore

    Where all lies foundered that was ever dear: But could I gather from the wave-worn store Enough for my rude boat, where should I steer?

    There woos no home, nor hope, nor life, save what is here.

    CVI.

    Then let the winds howl on! their harmony Shall henceforth be my music, and the night The sound shall temper with the owlet’s cry, As I now hear them, in the fading light Dim o’er the bird of darkness’ native site, Answer each other on the Palatine,

    With their large eyes, all glistening grey and bright, And sailing pinions.—Upon such a shrine What are our petty griefs?—let me not number mine.

    CVII.

    Cypress and ivy, weed and wallflower grown Matted and massed together, hillocks heaped On what were chambers, arch crushed, column strown In fragments, choked-up vaults, and frescoes steeped In subterranean damps, where the owl peeped, Deeming it midnight: —Temples, baths, or halls?

    Pronounce who can; for all that Learning reaped From her research hath been, that these are walls –

    Behold the Imperial Mount! ‘tis thus the mighty falls.

    CVIII.

    There is the moral of all human tales: ‘Tis but the same rehearsal of the past, First Freedom, and then Glory—when that fails, Wealth, vice, corruption—barbarism at last.

    And History, with all her volumes vast, Hath but ONE page,—‘tis better written here, Where gorgeous Tyranny hath thus amassed All treasures, all delights, that eye or ear, Heart, soul could seek, tongue ask—Away with words! draw near, CIX.

    Admire, exult—despise—laugh, weep—for here There is such matter for all feeling: —Man!

    Thou pendulum betwixt a smile and tear, Ages and realms are crowded in this span, This mountain, whose obliterated plan The pyramid of empires pinnacled,

    Of Glory’s gewgaws shining in the van Till the sun’s rays with added flame were filled!

    Where are its golden roofs? where those who dared to build?

    CX.

    Tully was not so eloquent as thou,

    Thou nameless column with the buried base!

    What are the laurels of the Caesar’s brow?

    Crown me with ivy from his dwelling-place.

    Whose arch or pillar meets me in the face, Titus or Trajan’s? No; ‘tis that of Time: Triumph, arch, pillar, all he doth displace, Scoffing; and apostolic statues climb To crush the imperial urn, whose ashes slept sublime, CXI.

    Buried in air, the deep blue sky of Rome, And looking to the stars; they had contained A spirit which with these would find a home, The last of those who o’er the whole earth reigned, The Roman globe, for after none sustained But yielded back his conquests: —he was more Than a mere Alexander, and unstained With household blood and wine, serenely wore His sovereign virtues—still we Trajan’s name adore.

    CXII.

    Where is the rock of Triumph, the high place Where Rome embraced her heroes? where the steep Tarpeian—fittest goal of Treason’s race, The promontory whence the traitor’s leap Cured all ambition? Did the Conquerors heap Their spoils here? Yes; and in yon field below, A thousand years of silenced factions sleep –

    The Forum, where the immortal accents glow, And still the eloquent air breathes—burns with Cicero!

    CXIII.

    The field of freedom, faction, fame, and blood: Here a proud people’s passions were exhaled, From the first hour of empire in the bud To that when further worlds to conquer failed; But long before had Freedom’s face been veiled, And Anarchy assumed her attributes:

    Till every lawless soldier who assailed Trod on the trembling Senate’s slavish mutes, Or raised the venal voice of baser prostitutes.

    CXIV.

    Then turn we to our latest tribune’s name, From her ten thousand tyrants turn to thee, Redeemer of dark centuries of shame –

    The friend of Petrarch—hope of Italy –

    Rienzi! last of Romans! While the tree Of freedom’s withered trunk puts forth a leaf, Even for thy tomb a garland let it be—

    The forum’s champion, and the people’s chief –

    Her new-born Numa thou, with reign, alas! too brief.

    CXV.

    Egeria! sweet creation of some heart Which found no mortal resting-place so fair As thine ideal breast; whate’er thou art Or wert,—a young Aurora of the air, The nympholepsy of some fond despair; Or, it might be, a beauty of the earth, Who found a more than common votary there Too much adoring; whatsoe’er thy birth, Thou wert a beautiful thought, and softly bodied forth.

    CXVI.

    The mosses of thy fountain still are sprinkled With thine Elysian water-drops; the face Of thy cave-guarded spring, with years unwrinkled, Reflects the meek-eyed genius of the place, Whose green wild margin now no more erase Art’s works; nor must the delicate waters sleep, Prisoned in marble, bubbling from the base Of the cleft statue, with a gentle leap The rill runs o’er, and round, fern, flowers, and ivy creep, CXVII.

    Fantastically tangled; the green hills Are clothed with early blossoms, through the grass The quick-eyed lizard rustles, and the bills Of summer birds sing welcome as ye pass; Flowers fresh in hue, and many in their class, Implore the pausing step, and with their dyes Dance in the soft breeze in a fairy mass; The sweetness of the violet’s deep blue eyes, Kissed by the breath of heaven, seems coloured by its skies.

    CXVIII.

    Here didst thou dwell, in this enchanted cover, Egeria! thy all heavenly bosom beating For the far footsteps of thy mortal lover; The purple Midnight veiled that mystic meeting With her most starry canopy, and seating Thyself by thine adorer, what befell?

    This cave was surely shaped out for the greeting Of an enamoured Goddess, and the cell Haunted by holy Love—the earliest oracle!

    CXIX.

    And didst thou not, thy breast to his replying, Blend a celestial with a human heart; And Love, which dies as it was born, in sighing, Share with immortal transports? could thine art Make them indeed immortal, and impart The purity of heaven to earthly joys, Expel the venom and not blunt the dart –

    The dull satiety which all destroys—

    And root from out the soul the deadly weed which cloys?

    CXX.

    Alas! our young affections run to waste, Or water but the desert: whence arise But weeds of dark luxuriance, tares of haste, Rank at the core, though tempting to the eyes, Flowers whose wild odours breathe but agonies, And trees whose gums are poison; such the plants Which spring beneath her steps as Passion flies O’er the world’s wilderness, and vainly pants For some celestial fruit forbidden to our wants.

    CXXI.

    O Love! no habitant of earth thou art –

    An unseen seraph, we believe in thee,—

    A faith whose martyrs are the broken heart, But never yet hath seen, nor e’er shall see, The naked eye, thy form, as it should be; The mind hath made thee, as it peopled heaven, Even with its own desiring phantasy, And to a thought such shape and image given, As haunts the unquenched soul—parched—wearied—wrung—and riven.

    CXXII.

    Of its own beauty is the mind diseased, And fevers into false creation;—where, Where are the forms the sculptor’s soul hath seized?

    In him alone. Can Nature show so fair?

    Where are the charms and virtues which we dare Conceive in boyhood and pursue as men, The unreached Paradise of our despair, Which o’er-informs the pencil and the pen, And overpowers the page where it would bloom again.

    CXXIII.

    Who loves, raves—‘tis youth’s frenzy—but the cure Is bitterer still; as charm by charm unwinds Which robed our idols, and we see too sure Nor worth nor beauty dwells from out the mind’s Ideal shape of such; yet still it binds The fatal spell, and still it draws us on, Reaping the whirlwind from the oft-sown winds; The stubborn heart, its alchemy begun, Seems ever near the prize—wealthiest when most undone.

    CXXIV.

    We wither from our youth, we gasp away –

    Sick—sick; unfound the boon, unslaked the thirst, Though to the last, in verge of our decay, Some phantom lures, such as we sought at first –

    But all too late,—so are we doubly curst.

    Love, fame, ambition, avarice—‘tis the same –

    Each idle, and all ill, and none the worst –

    For all are meteors with a different name, And death the sable smoke where vanishes the flame.

    CXXV.

    Few—none—find what they love or could have loved: Though accident, blind contact, and the strong Necessity of loving, have removed

    Antipathies—but to recur, ere long, Envenomed with irrevocable wrong;

    And Circumstance, that unspiritual god And miscreator, makes and helps along Our coming evils with a crutch-like rod, Whose touch turns hope to dust—the dust we all have trod.

    CXXVI.

    Our life is a false nature—‘tis not in The harmony of things,—this hard decree, This uneradicable taint of sin,

    This boundless upas, this all-blasting tree, Whose root is earth, whose leaves and branches be The skies which rain their plagues on men like dew –

    Disease, death, bondage, all the woes we see—

    And worse, the woes we see not—which throb through The immedicable soul, with heart-aches ever new.

    CXXVII.

    Yet let us ponder boldly—‘tis a base Abandonment of reason to resign

    Our right of thought—our last and only place Of refuge; this, at least, shall still be mine: Though from our birth the faculty divine Is chained and tortured—cabined, cribbed, confined, And bred in darkness, lest the truth should shine Too brightly on the unprepared mind, The beam pours in, for time and skill will couch the blind.

    CXXVIII.

    Arches on arches! as it were that Rome, Collecting the chief trophies of her line, Would build up all her triumphs in one dome, Her Coliseum stands; the moonbeams shine As ‘twere its natural torches, for divine Should be the light which streams here, to illume This long explored but still exhaustless mine Of contemplation; and the azure gloom Of an Italian night, where the deep skies assume CXXIX.

    Hues which have words, and speak to ye of heaven, Floats o’er this vast and wondrous monument, And shadows forth its glory. There is given Unto the things of earth, which Time hath bent, A spirit’s feeling, and where he hath leant His hand, but broke his scythe, there is a power And magic in the ruined battlement,

    For which the palace of the present hour Must yield its pomp, and wait till ages are its dower.

    CXXX.

    O Time! the beautifier of the dead,

    Adorner of the ruin, comforter

    And only healer when the heart hath bled –

    Time! the corrector where our judgments err, The test of truth, love,—sole philosopher, For all beside are sophists, from thy thrift, Which never loses though it doth defer –

    Time, the avenger! unto thee I lift

    My hands, and eyes, and heart, and crave of thee a gift: CXXXI.

    Amidst this wreck, where thou hast made a shrine And temple more divinely desolate,

    Among thy mightier offerings here are mine, Ruins of years—though few, yet full of fate: If thou hast ever seen me too elate, Hear me not; but if calmly I have borne Good, and reserved my pride against the hate Which shall not whelm me, let me not have worn This iron in my soul in vain—shall THEY not mourn?

    CXXXII.

    And thou, who never yet of human wrong Left the unbalanced scale, great Nemesis!

    Here, where the ancients paid thee homage long –

    Thou, who didst call the Furies from the abyss, And round Orestes bade them howl and hiss For that unnatural retribution—just, Had it but been from hands less near—in this Thy former realm, I call thee from the dust!

    Dost thou not hear my heart?—Awake! thou shalt, and must.

    CXXXIII.

    It is not that I may not have incurred For my ancestral faults or mine the wound I bleed withal, and had it been conferred With a just weapon, it had flowed unbound.

    But now my blood shall not sink in the ground; To thee I do devote it—THOU shalt take The vengeance, which shall yet be sought and found, Which if I have not taken for the sake –

    But let that pass—I sleep, but thou shalt yet awake.

    CXXXIV.

    And if my voice break forth, ‘tis not that now I shrink from what is suffered: let him speak Who hath beheld decline upon my brow, Or seen my mind’s convulsion leave it weak; But in this page a record will I seek.

    Not in the air shall these my words disperse, Though I be ashes; a far hour shall wreak The deep prophetic fulness of this verse, And pile on human heads the mountain of my curse!

    CXXXV.

    That curse shall be forgiveness.—Have I not –

    Hear me, my mother Earth! behold it, Heaven! –

    Have I not had to wrestle with my lot?

    Have I not suffered things to be forgiven?

    Have I not had my brain seared, my heart riven, Hopes sapped, name blighted, Life’s life lied away?

    And only not to desperation driven,

    Because not altogether of such clay

    As rots into the souls of those whom I survey.

    CXXXVI.

    From mighty wrongs to petty perfidy

    Have I not seen what human things could do?

    From the loud roar of foaming calumny To the small whisper of the as paltry few And subtler venom of the reptile crew, The Janus glance of whose significant eye, Learning to lie with silence, would SEEM true, And without utterance, save the shrug or sigh, Deal round to happy fools its speechless obloquy.

    CXXXVII.

    But I have lived, and have not lived in vain: My mind may lose its force, my blood its fire, And my frame perish even in conquering pain, But there is that within me which shall tire Torture and Time, and breathe when I expire: Something unearthly, which they deem not of, Like the remembered tone of a mute lyre, Shall on their softened spirits sink, and move In hearts all rocky now the late remorse of love.

    CXXXVIII.

    The seal is set.—Now welcome, thou dread Power Nameless, yet thus omnipotent, which here Walk’st in the shadow of the midnight hour With a deep awe, yet all distinct from fear: Thy haunts are ever where the dead walls rear Their ivy mantles, and the solemn scene Derives from thee a sense so deep and clear That we become a part of what has been, And grow unto the spot, all-seeing but unseen.

    CXXXIX.

    And here the buzz of eager nations ran, In murmured pity, or loud-roared applause, As man was slaughtered by his fellow-man.

    And wherefore slaughtered? wherefore, but because Such were the bloody circus’ genial laws, And the imperial pleasure.—Wherefore not?

    What matters where we fall to fill the maws Of worms—on battle-plains or listed spot?

    Both are but theatres where the chief actors rot.

    CXL.

    I see before me the Gladiator lie:

    He leans upon his hand—his manly brow Consents to death, but conquers agony, And his drooped head sinks gradually low –

    And through his side the last drops, ebbing slow From the red gash, fall heavy, one by one, Like the first of a thunder-shower; and now The arena swims around him: he is gone, Ere ceased the inhuman shout which hailed the wretch who won.

    CXLI.

    He heard it, but he heeded not—his eyes Were with his heart, and that was far away; He recked not of the life he lost nor prize, But where his rude hut by the Danube lay, THERE were his young barbarians all at play, THERE was their Dacian mother—he, their sire, Butchered to make a Roman holiday –

    All this rushed with his blood—Shall he expire, And unavenged?—Arise! ye Goths, and glut your ire!

    CXLII.

    But here, where murder breathed her bloody steam; And here, where buzzing nations choked the ways, And roared or murmured like a mountain-stream Dashing or winding as its torrent strays; Here, where the Roman million’s blame or praise Was death or life, the playthings of a crowd, My voice sounds much—and fall the stars’ faint rays On the arena void—seats crushed, walls bowed, And galleries, where my steps seem echoes strangely loud.

    CXLIII.

    A ruin—yet what ruin! from its mass Walls, palaces, half-cities, have been reared; Yet oft the enormous skeleton ye pass, And marvel where the spoil could have appeared.

    Hath it indeed been plundered, or but cleared?

    Alas! developed, opens the decay,

    When the colossal fabric’s form is neared: It will not bear the brightness of the day, Which streams too much on all, years, man, have reft away.

    CXLIV.

    But when the rising moon begins to climb Its topmost arch, and gently pauses there; When the stars twinkle through the loops of time, And the low night-breeze waves along the air, The garland-forest, which the grey walls wear, Like laurels on the bald first Caesar’s head; When the light shines serene, but doth not glare, Then in this magic circle raise the dead: Heroes have trod this spot—‘tis on their dust ye tread.

    CXLV.

    ‘While stands the Coliseum, Rome shall stand; When falls the Coliseum, Rome shall fall; And when Rome falls—the World.’ From our own land Thus spake the pilgrims o’er this mighty wall In Saxon times, which we are wont to call Ancient; and these three mortal things are still On their foundations, and unaltered all; Rome and her Ruin past Redemption’s skill, The World, the same wide den—of thieves, or what ye will.

    CXLVI.

    Simple, erect, severe, austere, sublime –

    Shrine of all saints and temple of all gods, From Jove to Jesus—spared and blest by time; Looking tranquillity, while falls or nods Arch, empire, each thing round thee, and man plods His way through thorns to ashes—glorious dome!

    Shalt thou not last?—Time’s scythe and tyrants’ rods Shiver upon thee—sanctuary and home Of art and piety—Pantheon!—pride of Rome!

    CXLVII.

    Relic of nobler days, and noblest arts!

    Despoiled yet perfect, with thy circle spreads A holiness appealing to all hearts—

    To art a model; and to him who treads Rome for the sake of ages, Glory sheds Her light through thy sole aperture; to those Who worship, here are altars for their beads; And they who feel for genius may repose Their eyes on honoured forms, whose busts around them close.

    CXLVIII.

    There is a dungeon, in whose dim drear light What do I gaze on? Nothing: Look again!

    Two forms are slowly shadowed on my sight –

    Two insulated phantoms of the brain: It is not so: I see them full and plain –

    An old man, and a female young and fair, Fresh as a nursing mother, in whose vein The blood is nectar: —but what doth she there, With her unmantled neck, and bosom white and bare?

    CXLIX.

    Full swells the deep pure fountain of young life, Where ON the heart and FROM the heart we took Our first and sweetest nurture, when the wife, Blest into mother, in the innocent look, Or even the piping cry of lips that brook No pain and small suspense, a joy perceives Man knows not, when from out its cradled nook She sees her little bud put forth its leaves –

    What may the fruit be yet?—I know not—Cain was Eve’s.

    CL.

    But here youth offers to old age the food, The milk of his own gift: —it is her sire To whom she renders back the debt of blood Born with her birth. No; he shall not expire While in those warm and lovely veins the fire Of health and holy feeling can provide Great Nature’s Nile, whose deep stream rises higher Than Egypt’s river: —from that gentle side Drink, drink and live, old man! heaven’s realm holds no such tide.

    CLI.

    The starry fable of the milky way

    Has not thy story’s purity; it is

    A constellation of a sweeter ray,

    And sacred Nature triumphs more in this Reverse of her decree, than in the abyss Where sparkle distant worlds: —Oh, holiest nurse!

    No drop of that clear stream its way shall miss To thy sire’s heart, replenishing its source With life, as our freed souls rejoin the universe.

    CLII.

    Turn to the mole which Hadrian reared on high, Imperial mimic of old Egypt’s piles, Colossal copyist of deformity,

    Whose travelled phantasy from the far Nile’s Enormous model, doomed the artist’s toils To build for giants, and for his vain earth, His shrunken ashes, raise this dome: How smiles The gazer’s eye with philosophic mirth, To view the huge design which sprung from such a birth!

    CLIII.

    But lo! the dome—the vast and wondrous dome, To which Diana’s marvel was a cell—

    Christ’s mighty shrine above his martyr’s tomb!

    I have beheld the Ephesian’s miracle—

    Its columns strew the wilderness, and dwell The hyaena and the jackal in their shade; I have beheld Sophia’s bright roofs swell Their glittering mass i’ the sun, and have surveyed Its sanctuary the while the usurping Moslem prayed; CLIV.

    But thou, of temples old, or altars new, Standest alone—with nothing like to thee –

    Worthiest of God, the holy and the true, Since Zion’s desolation, when that he Forsook his former city, what could be, Of earthly structures, in his honour piled, Of a sublimer aspect? Majesty,

    Power, Glory, Strength, and Beauty, all are aisled In this eternal ark of worship undefiled.

    CLV.

    Enter: its grandeur overwhelms thee not; And why? it is not lessened; but thy mind, Expanded by the genius of the spot,

    Has grown colossal, and can only find A fit abode wherein appear enshrined Thy hopes of immortality; and thou

    Shalt one day, if found worthy, so defined, See thy God face to face, as thou dost now His Holy of Holies, nor be blasted by his brow.

    CLVI.

    Thou movest—but increasing with th’ advance, Like climbing some great Alp, which still doth rise, Deceived by its gigantic elegance;

    Vastness which grows—but grows to harmonise –

    All musical in its immensities;

    Rich marbles—richer painting—shrines where flame The lamps of gold—and haughty dome which vies In air with Earth’s chief structures, though their frame Sits on the firm-set ground—and this the clouds must claim.

    CLVII.

    Thou seest not all; but piecemeal thou must break To separate contemplation, the great whole; And as the ocean many bays will make, That ask the eye—so here condense thy soul To more immediate objects, and control Thy thoughts until thy mind hath got by heart Its eloquent proportions, and unroll In mighty graduations, part by part, The glory which at once upon thee did not dart.

    CLVIII.

    Not by its fault—but thine: Our outward sense Is but of gradual grasp—and as it is That what we have of feeling most intense Outstrips our faint expression; e’en so this Outshining and o’erwhelming edifice

    Fools our fond gaze, and greatest of the great Defies at first our nature’s littleness, Till, growing with its growth, we thus dilate Our spirits to the size of that they contemplate.

    CLIX.

    Then pause and be enlightened; there is more In such a survey than the sating gaze Of wonder pleased, or awe which would adore The worship of the place, or the mere praise Of art and its great masters, who could raise What former time, nor skill, nor thought could plan; The fountain of sublimity displays

    Its depth, and thence may draw the mind of man Its golden sands, and learn what great conceptions can.

    CLX.

    Or, turning to the Vatican, go see

    Laocoon’s torture dignifying pain –

    A father’s love and mortal’s agony

    With an immortal’s patience blending: —Vain The struggle; vain, against the coiling strain And gripe, and deepening of the dragon’s grasp, The old man’s clench; the long envenomed chain Rivets the living links,—the enormous asp Enforces pang on pang, and stifles gasp on gasp.

    CLXI.

    Or view the Lord of the unerring bow, The God of life, and poesy, and light –

    The Sun in human limbs arrayed, and brow All radiant from his triumph in the fight; The shaft hath just been shot—the arrow bright With an immortal’s vengeance; in his eye And nostril beautiful disdain, and might And majesty, flash their full lightnings by, Developing in that one glance the Deity.

    CLXII.

    But in his delicate form—a dream of Love, Shaped by some solitary nymph, whose breast Longed for a deathless lover from above, And maddened in that vision—are expressed All that ideal beauty ever blessed

    The mind within its most unearthly mood, When each conception was a heavenly guest –

    A ray of immortality—and stood

    Starlike, around, until they gathered to a god?

    CLXIII.

    And if it be Prometheus stole from heaven The fire which we endure, it was repaid By him to whom the energy was given

    Which this poetic marble hath arrayed With an eternal glory—which, if made By human hands, is not of human thought And Time himself hath hallowed it, nor laid One ringlet in the dust—nor hath it caught A tinge of years, but breathes the flame with which ‘twas wrought.

    CLXIV.

    But where is he, the pilgrim of my song, The being who upheld it through the past?

    Methinks he cometh late and tarries long.

    He is no more—these breathings are his last; His wanderings done, his visions ebbing fast, And he himself as nothing: —if he was Aught but a phantasy, and could be classed With forms which live and suffer—let that pass –

    His shadow fades away into Destruction’s mass, CLXV.

    Which gathers shadow, substance, life, and all That we inherit in its mortal shroud, And spreads the dim and universal pall Thro’ which all things grow phantoms; and the cloud Between us sinks and all which ever glowed, Till Glory’s self is twilight, and displays A melancholy halo scarce allowed

    To hover on the verge of darkness; rays Sadder than saddest night, for they distract the gaze, CLXVI.

    And send us prying into the abyss,

    To gather what we shall be when the frame Shall be resolved to something less than this Its wretched essence; and to dream of fame, And wipe the dust from off the idle name We never more shall hear,—but never more, Oh, happier thought! can we be made the same: It is enough, in sooth, that ONCE we bore These fardels of the heart—the heart whose sweat was gore.

    CLXVII.

    Hark! forth from the abyss a voice proceeds, A long, low distant murmur of dread sound, Such as arises when a nation bleeds

    With some deep and immedicable wound; Through storm and darkness yawns the rending ground.

    The gulf is thick with phantoms, but the chief Seems royal still, though with her head discrowned, And pale, but lovely, with maternal grief She clasps a babe, to whom her breast yields no relief.

    CLXVIII.

    Scion of chiefs and monarchs, where art thou?

    Fond hope of many nations, art thou dead?

    Could not the grave forget thee, and lay low Some less majestic, less beloved head?

    In the sad midnight, while thy heart still bled, The mother of a moment, o’er thy boy, Death hushed that pang for ever: with thee fled The present happiness and promised joy Which filled the imperial isles so full it seemed to cloy.

    CLXIX.

    Peasants bring forth in safety.—Can it be, O thou that wert so happy, so adored!

    Those who weep not for kings shall weep for thee, And Freedom’s heart, grown heavy, cease to hoard Her many griefs for One; for she had poured Her orisons for thee, and o’er thy head Beheld her Iris.—Thou, too, lonely lord, And desolate consort—vainly wert thou wed!

    The husband of a year! the father of the dead!

    CLXX.

    Of sackcloth was thy wedding garment made: Thy bridal’s fruit is ashes; in the dust The fair-haired Daughter of the Isles is laid, The love of millions! How we did entrust Futurity to her! and, though it must Darken above our bones, yet fondly deemed Our children should obey her child, and blessed Her and her hoped-for seed, whose promise seemed Like star to shepherd’s eyes; ‘twas but a meteor beamed.

    CLXXI.

    Woe unto us, not her; for she sleeps well: The fickle reek of popular breath, the tongue Of hollow counsel, the false oracle, Which from the birth of monarchy hath rung Its knell in princely ears, till the o’erstrung Nations have armed in madness, the strange fate Which tumbles mightiest sovereigns, and hath flung Against their blind omnipotence a weight Within the opposing scale, which crushes soon or late, –

    CLXXII.

    These might have been her destiny; but no, Our hearts deny it: and so young, so fair, Good without effort, great without a foe; But now a bride and mother—and now THERE!

    How many ties did that stern moment tear!

    From thy Sire’s to his humblest subject’s breast Is linked the electric chain of that despair, Whose shock was as an earthquake’s, and oppressed The land which loved thee so, that none could love thee best.

    CLXXIII.

    Lo, Nemi! navelled in the woody hills So far, that the uprooting wind which tears The oak from his foundation, and which spills The ocean o’er its boundary, and bears Its foam against the skies, reluctant spares The oval mirror of thy glassy lake;

    And, calm as cherished hate, its surface wears A deep cold settled aspect nought can shake, All coiled into itself and round, as sleeps the snake.

    CLXXIV.

    And near Albano’s scarce divided waves Shine from a sister valley;—and afar The Tiber winds, and the broad ocean laves The Latian coast where sprung the Epic war, ‘Arms and the Man,’ whose reascending star Rose o’er an empire,—but beneath thy right Tully reposed from Rome;—and where yon bar Of girdling mountains intercepts the sight, The Sabine farm was tilled, the weary bard’s delight.

    CLXXV.

    But I forget.—My pilgrim’s shrine is won, And he and I must part,—so let it be, –

    His task and mine alike are nearly done; Yet once more let us look upon the sea: The midland ocean breaks on him and me, And from the Alban mount we now behold Our friend of youth, that ocean, which when we Beheld it last by Calpe’s rock unfold Those waves, we followed on till the dark Euxine rolled CLXXVI.

    Upon the blue Symplegades: long years –

    Long, though not very many—since have done Their work on both; some suffering and some tears Have left us nearly where we had begun: Yet not in vain our mortal race hath run, We have had our reward—and it is here; That we can yet feel gladdened by the sun, And reap from earth, sea, joy almost as dear As if there were no man to trouble what is clear.

    CLXXVII.

    Oh! that the Desert were my dwelling-place, With one fair Spirit for my minister, That I might all forget the human race, And, hating no one, love but only her!

    Ye Elements!—in whose ennobling stir I feel myself exalted—can ye not

    Accord me such a being? Do I err

    In deeming such inhabit many a spot?

    Though with them to converse can rarely be our lot.

    CLXXVIII.

    There is a pleasure in the pathless woods, There is a rapture on the lonely shore, There is society where none intrudes, By the deep Sea, and music in its roar: I love not Man the less, but Nature more, From these our interviews, in which I steal From all I may be, or have been before, To mingle with the Universe, and feel What I can ne’er express, yet cannot all conceal.

    CLXXIX.

    Roll on, thou deep and dark blue Ocean—roll!

    Ten thousand fleets sweep over thee in vain; Man marks the earth with ruin—his control Stops with the shore;—upon the watery plain The wrecks are all thy deed, nor doth remain A shadow of man’s ravage, save his own, When for a moment, like a drop of rain, He sinks into thy depths with bubbling groan, Without a grave, unknelled, uncoffined, and unknown.

    CLXXX.

    His steps are not upon thy paths,—thy fields Are not a spoil for him,—thou dost arise And shake him from thee; the vile strength he wields For earth’s destruction thou dost all despise, Spurning him from thy bosom to the skies, And send’st him, shivering in thy playful spray And howling, to his gods, where haply lies His petty hope in some near port or bay, And dashest him again to earth: —there let him lay.

    CLXXXI.

    The armaments which thunderstrike the walls Of rock-built cities, bidding nations quake, And monarchs tremble in their capitals.

    The oak leviathans, whose huge ribs make Their clay creator the vain title take Of lord of thee, and arbiter of war; These are thy toys, and, as the snowy flake, They melt into thy yeast of waves, which mar Alike the Armada’s pride, or spoils of Trafalgar.

    CLXXXII.

    Thy shores are empires, changed in all save thee –

    Assyria, Greece, Rome, Carthage, what are they?

    Thy waters washed them power while they were free And many a tyrant since: their shores obey The stranger, slave, or savage; their decay Has dried up realms to deserts: not so thou, Unchangeable save to thy wild waves’ play –

    Time writes no wrinkle on thine azure brow –

    Such as creation’s dawn beheld, thou rollest now.

    CLXXXIII.

    Thou glorious mirror, where the Almighty’s form Glasses itself in tempests; in all time, Calm or convulsed—in breeze, or gale, or storm, Icing the pole, or in the torrid clime Dark-heaving;—boundless, endless, and sublime –

    The image of Eternity—the throne

    Of the Invisible; even from out thy slime The monsters of the deep are made; each zone Obeys thee: thou goest forth, dread, fathomless, alone.

    CLXXXIV.

    And I have loved thee, Ocean! and my joy Of youthful sports was on thy breast to be Borne like thy bubbles, onward: from a boy I wantoned with thy breakers—they to me Were a delight; and if the freshening sea Made them a terror—‘twas a pleasing fear, For I was as it were a child of thee, And trusted to thy billows far and near, And laid my hand upon thy mane—as I do here.

    CLXXXV.

    My task is done—my song hath ceased—my theme Has died into an echo; it is fit

    The spell should break of this protracted dream.

    The torch shall be extinguished which hath lit My midnight lamp—and what is writ, is writ –

    Would it were worthier! but I am not now That which I have been—and my visions flit Less palpably before me—and the glow Which in my spirit dwelt is fluttering, faint, and low.

    CLXXXVI.

    Farewell! a word that must be, and hath been –

    A sound which makes us linger; yet, farewell!

    Ye, who have traced the Pilgrim to the scene Which is his last, if in your memories dwell A thought which once was his, if on ye swell A single recollection, not in vain

    He wore his sandal-shoon and scallop shell; Farewell! with HIM alone may rest the pain, If such there were—with YOU, the moral of his strain.

    Footnotes:

    {1} Lady Charlotte Harley, daughter of the Earl of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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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rcus Aurelius《MEDITATIONS》

    CONTENTS

     INTRODUCTION
 FIRST BOOK
 SECOND BOOK
 THIRD BOOK
 FOURTH BOOK
 FIFTH BOOK
 SIXTH BOOK
 SEVENTH BOOK
 EIGHTH BOOK
 NINTH BOOK
 TENTH BOOK
 ELEVENTH BOOK
 TWELFTH BOOK
 APPENDIX
 GLOSSARY

    INTRODUCTION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was born on April 26, A.D. 121. His real name was M. Annius Verus, and he was sprung of a noble family which claimed descent from Numa, second King of Rome. Thus the most religious of emperors came of the blood of the most pious of early kings. His father, Annius Verus, had held high office in Rome, and his grandfather, of the same name, had been thrice Consul. Both his parents died young, but Marcus held them in loving remembrance. On his father’s death Marcus was adopted by his grandfather, the consular Annius Verus, and there was deep love between these two. On the very first page of his book Marcus
    gratefully declares how of his grandfather he had learned to be gentle and meek, and to refrain from all anger and passion. The Emperor Hadrian divined the fine character of the lad, whom he used to call not Verus but Verissimus, more Truthful than his own name. He advanced Marcus to equestrian rank when six years of age, and at the age of eight made him a member of the ancient Salian priesthood. The boy’s aunt, Annia Galeria Faustina, was married to Antoninus Pius, afterwards emperor. Hence it came about that Antoninus, having no son, adopted Marcus, changing his
    name to that which he is known by, and betrothed him to his daughter Faustina. His education was conducted with all care. The ablest teachers were engaged for him, and he was trained in the strict doctrine of the Stoic philosophy, which was his great delight. He was taught to dress plainly and to live simply, to avoid all softness and luxury. His body was trained to hardihood by wrestling, hunting, and outdoor games; and though his constitution was weak, he showed great personal courage to encounter the fiercest boars.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kept from the extravagancies of his day. The great excitement in Rome was the strife of the Factions, as they were called, in the circus. The racing drivers used to adopt one of four colours–red, blue, white, or green–and their partisans showed an eagerness in supporting them which nothing could surpass. Riot and corruption went in the train of the racing chariots; and from all these things Marcus held severely aloof.

    In 140 Marcus was raised to the consulship, and in 145 his betrothal
    was consummated by marriage. Two years later Faustina brought him a daughter; and soon after the tribunate and other imperial honours were conferred upon him.

    Antoninus Pius died in 161, and Marcus assumed the imperial state. He at once associated with himself L. Ceionius Commodus, whom Antoninus had adopted as a younger son at the same time with Marcus, giving him the name of Lucius Aurelius Verus. Henceforth the two are colleagues in the empire, the junior being trained as it were to succeed. No sooner was
    Marcus settled upon the throne than wars broke out on all sides. In
    the east, Vologeses III. of Parthia began a long-meditated revolt by
    destroying a whole Roman Legion and invading Syria (162). Verus was sent
    off in hot haste to quell this rising; and he fulfilled his trust by
    plunging into drunkenness and debauchery, while the war was left to his
    officers. Soon after Marcus had to face a more serious danger at home in
    the coalition of several powerful trib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Chief
    among those were the Marcomanni or Marchmen, the Quadi (mentioned in
    this book), the Sarmatians, the Catti, the Jazyges. In Rome itself there
    was pestilence and starvation, the one brought from the east by Verus’s
    legions, the other caused by floods which had destroyed vast quantities
    of grain. After all had been done possible to allay famine and to supply
    pressing needs–Marcus being forced even to sell the imperial jewels to
    find money–both emperors set forth to a struggle which was to continue
    more or less during the rest of Marcus’s reign. During these wars, in
    169, Verus died. We have no means of following the campaigns in detail;
    but thus much is certain, that in the end the Romans succeeded in
    crushing the barbarian tribes, and effecting a settlement which made the
    empire more secure. Marcus was himself commander-in-chief, and victory
    was due no less to his own ability than to his wisdom in choice of
    lieutenants, shown conspicuously in the case of Pertinax. There were
    several important battles fought in these campaigns; and one of them has
    become celebrated for the legend of the Thundering Legion. In a battle
    against the Quadi in 174, the day seemed to be going in favour of
    the foe, when on a sudden arose a great storm of thunder and rain the
    lightning struck the barbarians with terror, and they turned to rout.
    In later days this storm was said to have been sent in answer to the
    prayers of a legion which contained many Christians, and the name
    Thundering Legion should be given to it on this account. The title of
    Thundering Legion is known at an earlier date, so this part of the story at least cannot be true; but the aid of the storm is acknowledged by one of the scenes carved on Antonine’s Column at Rome, which commemorates these wars.

    The settlement made after these troubles might have been more
    satisfactory but for an unexpected rising in the east. Avidius Cassius,
    an able captain who had won renown in the Parthian wars, was at this
    time chief governor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By whatever means induced,
    he had conceived the project of proclaiming himself emperor as soon as
    Marcus, who was then in feeble health, should die; and a report having
    been conveyed to him that Marcus was dead, Cassius did as he had
    planned. Marcus, on hearing the news, immediately patched up a peace and
    returned home to meet this new peril. The emperors great grief was that
    he must needs engage in the horrors of civil strife. He praised the
    qualities of Cassius, and expressed a heartfelt wish that Cassius might
    not be driven to do himself a hurt before he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rant a free pardon. But before he could come to the east news had
    come to Cassius that the emperor still lived; his followers fell away
    from him, and he was assassinated. Marcus now went to the east, and
    while there the murderers brought the head of Cassius to him; but the
    emperor indignantly refused their gift, nor would he admit the men to his presence.

    On this journey his wife, Faustina, died. At his return the emperor
    celebrated a triumph (176). Immediately afterwards he repaired to
    Germany, and took up once more the burden of war. His operations were followed by complete success; but the troubles of late years had been too much for his constitution, at no time robust, and on March 17, 180, he died in Pannonia.

    The good emperor was not spared domestic troubles. Faustina had borne
    him several children, of whom he was passionately fond. Their innocent
    faces may still be seen in many a sculpture gallery, recalling with odd
    effect the dreamy countenance of their father. But they died one by
    one, and when Marcus came to his own end only one of his sons still
    lived–the weak and worthless Commodus. On his father’s death Commodus,
    who succeeded him, undid the work of many campaigns by a hasty and
    unwise peace; and his reign of twelve years proved him to be a ferocious
    and bloodthirsty tyrant. Scandal has made free with the name of Faustina
    herself, who is accused not only of unfaithfulness, but of intriguing
    with Cassius and egging him on to his fatal rebellion,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se charges rest on no sure evidence; and the emperor,
    at all events, loved her dearly, nor ever felt the slightest qualm of suspicion.

    As a soldier we have seen that Marcus was both capable and successful;
    as an administrator he was prudent and conscientious. Although steeped
    in the teachings of philosophy, he did not attempt to remodel the world
    on any preconceived plan. He trod the path beaten by his predecessors,
    seeking only to do his duty as well as he could, and to keep out
    corruption. He did some unwise things, it is true. To create a compeer
    in empire, as he did with Verus, was a dangerous innovation which could
    only succeed if one of the two effaced himself; and under Diocletian
    this very precedent caused the Roman Empire to split into halves. He
    erred in his civil administration by too much centralising. But the
    strong point of his reign was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Marcus
    sought by-laws to protect the weak, to make the lot of the slaves
    less hard, to stand in place of father to the fatherless. Charitable
    foundations were endowed for rearing and educating poor children. The
    provinces were protected against oppression, and public help was given
    to cities or districts which might be visited by calamity. The great
    blot on his name, and one hard indeed to explain, is his treatment
    of the Christians. In his reign Justin at Rome became a martyr to
    his faith, and Polycarp at Smyrna, and we know of many outbreaks of
    fanaticism in the provinces which caused the death of the faithful. It
    is no excuse to plead that he knew nothing about the atrocities done in
    his name: it was his duty to know, and if he did not he would have been
    the first to confess that he had failed in his duty. But from his own
    tone in speaking of the Christians it is clear he knew them only from
    calumny; and we hear of no measures taken even to secure that they
    should have a fair hearing. In this respect Trajan was better than he.

    To a thoughtful mind such a religion as that of Rome would give small satisfaction. Its legends were often childish or impossible; its
    teaching had little to do with morality. The Roman religion was in fact of the nature of a bargain: men paid certain sacrifices and rites, and the gods granted their favour, irrespective of right or wrong. In this case all devout souls were thrown back upon philosophy, as they had been, though to a less extent, in Greece. There were under the early empire two rival schools which practically divided the field between them, Stoicism and Epicureanism. The ideal set before each was nominally much the same. The Stoics aspired to the repression of all emotion, and the Epicureans to freedom from all disturbance; yet in the upshot the one has become a synonym of stubborn endurance, the other for unbridled licence. With Epicureanism we have nothing to do now; but it will be worth while to sketch the history and tenets of the Stoic sect. Zeno,
    the founder of Stoicism, was born in Cyprus at some date unknown, but
    his life may be said roughly to be between the years 350 and 250 B.C.
    Cyprus has been from time immemorial a meeting-place of the East and
    West, and although we cannot grant any importance to a possible strain
    of Phoenician blood in him (for the Phoenicians were no philosophers), yet it is quite likely that through Asia Minor he may have come in touch with the Far East. He studied under the cynic Crates, but he did not neglect other philosophical systems. After many years’ study he opened his own school in a colonnade in Athens called the Painted Porch, or Stoa, which gave the Stoics their name. Next to Zeno, the School of the Porch owes most to Chrysippus (280–207 b.c.), who organised Stoicism into a system. Of him it was said, ‘But for Chrysippus, there had been
    no Porch.’

    The Stoics regarded speculation as a means to an end and that end was, as Zeno put it, to live consistently omologonuenws zhn or as it was later explained, to live in conformity with nature. This conforming of the life to nature oralogoumenwz th fusei zhn. was the Stoic idea of Virtue.

    This dictum might easily be taken to mean that virtue consists in
    yielding to each natural impulse; but that was very far from the Stoic
    meaning. In order to live in accord with nature,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what nature is; and to this end a threefold division of philosophy is made–into Physics, dealing with the universe and its laws, the problems of divine government and teleology; Logic, which trains the mind to discern true from false; and Ethics, which applies the knowledge thus gained and tested to practical life. The Stoic system of physics was materialism with an infusion of pantheism. In contradiction to Plato’s view that the Ideas, or Prototypes, of phenomena alone really exist, the Stoics held that material objects alone existed; but immanent in the material universe was a spiritual force which acted through them, manifesting itself under many forms, as fire, aether, spirit, soul, reason, the ruling principle.

    The universe, then, is God, of whom the popular gods are manifestations; while legends and myths are allegorical. The soul of man is thus an emanation from the godhead, into whom it will eventually be re-absorbed. The divine ruling principle makes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but for the good of the whole. The highest good of man is consciously to work with God for the common good, and this is the sense in which the Stoic tried to live in accord with nature. In the individual it is virtue alone which enables him to do this; as Providence rules the universe, so virtue in the soul must rule man.

    In Logic, the Stoic system is noteworthy for their theory as to the test
    of truth, the Criterion. They compared the new-born soul to a sheet of paper ready for writing. Upon this the senses write their impressions,
    fantasias and by experience of a number of these the soul unconsciously
    conceives general notions koinai eunoiai or anticipations. prolhyeis
    When the impression was such as to be irresistible it was called
    (katalnptikh fantasia) one that holds fast, or as they explained it,
    one proceeding from truth. Ideas and inferences artificially produced by
    deduction or the like were tested by this ‘holding perception.’ Of the
    Ethical application I have already spoken. The highest good was the
    virtuous life. Virtue alone is happiness, and vice is unhappiness.
    Carrying this theory to its extreme, the Stoic said that there could
    be no gradations between virtue and vice, though of course each has
    its special manifestations. Moreover, nothing is good but virtue, and
    nothing but vice is bad. Those outside things which are commonly called
    good or bad, such as health and sickness, wealth and poverty, pleasure
    and pain, are to him indifferent adiofora. All these things are merely
    the sphere in which virtue may act. The ideal Wise Man is sufficient
    unto himself in all things, autarkhs and knowing these truths, he will
    be happy even when stretched upon the rack. It is probable that no Stoic
    claimed for himself that he was this Wise Man, but that each strove
    after it as an ideal much as the Christian strives after a likeness to
    Christ. The exaggeration in this statement was, however, so obvious,
    that the later Stoics were driven to make a further subdivision of
    things indifferent into what is preferable (prohgmena) and what is
    undesirable. They also held that for him who had not attained to the
    perfect wisdom, certain actions were proper. (kaqhkonta) These were
    neither virtuous nor vicious, but, like the indifferent things, held a
    middle place. Two points in the Stoic system deserve special mention.
    One is a careful distinction between things which are in our power and
    things which are not. Desire and dislike, opinion and affection, are
    within the power of the will; whereas health, wealth, honour, and other
    such are generally not so. The Stoic was called upon to control his
    desires and affections, and to guide his opinion; to bring his whole
    being under the sway of the will or leading principle, just as the
    universe is guided and governed by divine Providence. This is a special
    application of the favourite Greek virtue of moderation, (swfrosuum) and
    has also its parallel in Christian ethics. The second point is a strong
    insistence on the unity of the universe, and on man’s duty as part of a great whole. Public spirit was the most splendid political virtue of the ancient world, and it is here made cosmopolitan. It is again instructive to note that Christian sages insisted on the same thing. Christians are taught that they are members of a worldwide brotherhood, where is neither Greek nor Hebrew, bond nor free and that they live their lives as fellow-workers with God.

    Such is the system which underlies the 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 Some knowledge of it is necessary to the right understanding of the book, but for us the chief interest lies elsewhere. We do not come to Marcus Aurelius for a treatise on Stoicism. He is no head of a school to lay down a body of doctrine for students; he does not even contemplate that others should read what he writes. His philosophy is not an eager intellectual inquiry, but more what we should call religious feeling. The uncompromising stiffness of Zeno or Chrysippus is softened and transformed by passing through a nature reverent and tolerant, gentle and free from guile; the grim resignation which made life possible to the Stoic sage becomes in him almost a mood of aspiration. His book records the innermost thoughts of his heart, set down to ease it, with such moral maxims and reflections as may help him to bear the burden of duty and the countless annoyances of a busy life.

    It is instructive to compare the Meditations with another famous book,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There is the same ideal of self-control in
    both. It should be a man’s task, says the Imitation, ‘to overcome
    himself, and every day to be stronger than himself.’ ‘In withstanding of
    the passions standeth very peace of heart.’ ‘Let us set the axe to the
    root, that we being purged of our passions may have a peaceable mind.’
    To this end there must be continual self-examination. ‘If thou may not
    continually gather thyself together, namely sometimes do it, at least
    once a day, the morning or the evening. In the morning purpose, in the
    evening discuss the manner, what thou hast been this day, in word, work,
    and thought.’ But while the Roman’s temper is a modest self-reliance,
    the Christian aims at a more passive mood, humbleness and meekness,
    and reliance on the presence and personal friendship of God. The Roman
    scrutinises his faults with severity, but without the self-contempt
    which makes the Christian ‘vile in his own sight.’ The Christian, like
    the Roman, bids ‘study to withdraw thine heart from the love of things
    visible’; but it is not the busy life of duty he has in mind so much as
    the contempt of all worldly things, and the ‘cutting away of all
    lower delectations.’ Both rate men’s praise or blame at their real
    worthlessness; ‘Let not thy peace,’ says the Christian, ‘be in the
    mouths of men.’ But it is to God’s censure the Christian appeals, the
    Roman to his own soul. The petty annoyances of injustice or unkindness
    are looked on by each with the same magnanimity. ‘Why doth a little
    thing said or done against thee make thee sorry? It is no new thing; it is not the first, nor shall it be the last, if thou live long. At best
    suffer patiently, if thou canst not suffer joyously.’ The Christian
    should sorrow more for other men’s malice than for our own wrongs; but the Roman is inclined to wash his hands of the offender. ‘Study to be patient in suffering and bearing other men’s defaults and all manner infirmities,’ says the Christian; but the Roman would never have thought
    to add, ‘If all men were perfect, what had we then to suffer of other
    men for God?’ The virtue of suffering in itself is an idea which does
    not meet us in the Meditations. Both alike realise that man is one of a great community. ‘No man is sufficient to himself,’ says the Christian;
    ‘we must bear together, help together, comfort together.’ But while
    he sees a chief importance in zeal, in exalted emotion that is, and
    avoidance of lukewarmness, the Roman thought mainly of the duty to be done as well as might be, and less of the feeling which should go with the doing of it. To the saint as to the emperor, the world is a poor thing at best. ‘Verily it is a misery to live upon the earth,’ says the Christian; few and evil are the days of man’s life, which passeth away suddenly as a shadow.

    But there is on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ooks we are
    considering. The Imitation is addressed to others, the Meditations
    by the writer to himself. We learn nothing from the Imitation of
    the author’s own life, except in so far as he may be assumed to have
    practised his own preachings; the Meditations reflect mood by mood the mind of him who wrote them. In their intimacy and frankness lies their great charm. These notes are not sermons; they are not even confessions. There is always an air of self-consciousness in confessions; in such revelations there is always a danger of unctuousness or of vulgarity for the best of men. St. Augus-tine is not always clear of offence, and John Bunyan himself exaggerates venial peccadilloes into heinous sins. But Marcus Aurelius is neither vulgar nor unctuous; he extenuates nothing, but nothing sets down in malice. He never poses before an audience; he may not be profound, he is always sincere. And it is a lofty and serene
    soul which is here disclosed before us. Vulgar vices seem to have no
    temptation for him; this is not one tied and bound with chains which
    he strives to break. The faults he detects in himself are often such as
    most men would have no eyes to see. To serve the divine spirit which
    is implanted within him, a man must ‘keep himself pure from all violent passion and evil affection, from all rashness and vanity, and from all manner of discontent, either in regard of the gods or men’: or, as he says elsewhere, ‘unspotted by pleasure, undaunted by pain.’ Unwavering courtesy and consideration are his aims. ‘Whatsoever any man either doth or saith, thou must be good;’ ‘doth any man offend? It is against himself that he doth offend: why should it trouble thee?’ The offender needs pity, not wrath; those who must needs be corrected, should be treated with tact and gentleness; and one must be always ready to learn better. ‘The best kind of revenge is, not to become like unto them.’ There are so many hints of offence forgiven, that we may believe the notes followed sharp on the facts. Perhaps he has fallen short of his aim, and thus seeks to call his principles to mind, and to strengthen himself for the future. That these sayings are not mere talk is plain from the story of Avidius Cassius, who would have usurped his imperial throne. Thus the emperor faithfully carries out his own principle, that evil must be overcome with good. For each fault in others, Nature (says he) has given us a counteracting virtue; ‘as, for example, against the unthankful, it hath given goodness and meekness, as an antidote.’

    One so gentle towards a foe was sure to be a good friend; and indeed his pages are full of generous gratitude to those who had served him. In his First Book he sets down to account all the debts due to his kinsfolk and teachers. To his grandfather he owed his own gentle spirit, to his father shame fastness and courage; he learnt of his mother to be religious and bountiful and single-minded. Rusticus did not work in vain, if he showed his pupil that his life needed amending. Apollonius taught him simplicity, reasonableness, gratitude, a love of true liberty. So the list runs on; every one he had dealings with seems to have given him something good, a sure proof of the goodness of his nature, which thought no evil.

    If his was that honest and true heart which is the Christian ideal, this
    is the more wonderful in that he lacked the faith which makes Christians
    strong. He could say, it is true, ‘either there is a God, and then all
    is well; or if all things go by chance and fortune, yet mayest thou use
    thine own providence in those things that concern thee properly; and
    then art thou well.’ Or again, ‘We must needs grant that there is a
    nature that doth govern the universe.’ But his own part in the scheme
    of things is so small, that he does not hope for any personal happiness
    beyond what a serene soul may win in this mortal life. ‘O my soul, the
    time I trust will be, when thou shalt be good, simple, more open and
    visible, than that body by which it is enclosed;’ but this is said of
    the calm contentment with human lot which he hopes to attain, not of a
    time when the trammels of the body shall be cast off. For the rest, the
    world and its fame and wealth, ‘all is vanity.’ The gods may perhaps
    have a particular care for him, but their especial care is for the
    universe at large: thus much should suffice. His gods are better than
    the Stoic gods, who sit aloof from all human things, untroubled and
    uncaring, but his personal hope is hardly stronger. On this point he
    says little, though there are many allusions to death as the natural
    end; doubtless he expected his soul one day to be absorbed into the
    universal soul, since nothing comes out of nothing, and nothing can be
    annihilated. His mood is one of strenuous weariness; he does his duty as
    a good soldier, waiting for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which shall sound
    the retreat; he has not that cheerful confidence which led Socrates
    through a life no less noble, to a death which was to bring him into the
    company of gods he had worshipped and men whom he had revered.

    But although Marcus Aurelius may have held intellectually that his soul
    was destined to be absorbed, and to lose consciousness of itself, there
    were times when he felt, as all who hold it must sometimes feel, how
    unsatisfying is such a creed. Then he gropes blindly after something
    less empty and vain. ‘Thou hast taken ship,’ he says, ‘thou hast sailed,
    thou art come to land, go out, if to another life, there also shalt
    thou find gods, who are everywhere.’ There is more in this than the
    assumption of a rival theory for argument’s sake. If worldly things
    ‘be but as a dream, the thought is not far off that there may be an
    awakening to what is real. When he speaks of death as a necessary
    change, and points out that nothing useful and profitable can be brought
    about without change, did he perhaps think of the change in a corn of
    wheat, which is not quickened except it die? Nature’s marvellous power
    of recreating out of Corruption is surely not confined to bodily things.
    Many of his thoughts sound like far-off echoes of St. Paul; and it is
    strange indeed that this most Christian of emperors has nothing good
    to say of the Christians. To him they are only sectaries ‘violently and
    passionately set upon opposition.

    Profound as philosophy these Meditations certainly are not; but Marcus
    Aurelius was too sincere not to see the essence of such things as
    came within his experience. Ancient religions were for the most
    part concerned with outward things. Do the necessary rites, and you
    propitiate the gods; and these rites were often trivial, sometimes
    violated right feeling or even morality. Even when the gods stood on the
    side of righteousness, they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act more than with
    the intent. But Marcus Aurelius knows that what the heart is full of,
    the man will do. ‘Such as thy thoughts and ordinary cogitations are,’ he
    says, ‘such will thy mind be in time.’ And every page of the book shows
    us that he knew thought was sure to issue in act. He drills his soul, as
    it were, in right principles, that when the time comes, it may be guided
    by them. To wait until the emergency is to be too late. He sees also the
    true essence of happiness. ‘If happiness did consist in pleasure,
    how came notorious robbers, impure abominable livers, parricides, and
    tyrants, in so large a measure to have their part of pleasures?’ He who
    had all the world’s pleasures at command can write thus ‘A happy lot and
    portion is, good inclinations of the soul, good desires, good actions.’

    By the irony of fate this man, so gentle and good, so desirous of quiet
    joys and a mind free from care, was set at the head of the Roman Empire
    when great dangers threatened from east and west. For several years he himself commanded his armies in chief. In camp before the Quadi he dates the first book of his Meditations, and shows how he could retire within himself amid the coarse clangour of arms. The pomps and glories which
    he despised were all his; what to most men is an ambition or a dream, to
    him was a round of weary tasks which nothing but the stern sense of duty
    could carry him through. And he did his work well. His wars were slow and tedious, but successful. With a statesman’s wisdom he foresaw the danger to Rome of the barbarian hordes from the north, and took measures to meet it. As it was, his settlement gave two centuries of respite to the Roman Empire; had he fulfilled the plan of pushing the imperial frontiers to the Elbe, which seems to have been in his mind, much more might have been accomplished. But death cut short his designs.

    Truly a rare opportunity was given to Marcus Aurelius of showing what the mind can do in despite of circumstances. Most peaceful of warriors, a magnificent monarch whose ideal was quiet happiness in home life, bent to obscurity yet born to greatness, the loving father of children who died young or turned out hateful, his life was one paradox. That nothing might lack, it was in camp before the face of the enemy that he passed away and went to his own place.

    Translations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the chie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 (1) By Meric Casaubon, 1634; (2) Jeremy Collier,
    1701; (3) James Thomson, 1747; (4) R. Graves, 1792; (5) H. McCormac,
    1844; (6) George Long, 1862; (7) G. H. Rendall, 1898; and (8) J.
    Jackson, 1906. Renan’s “Marc-Aurèle”–in his “History of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which appeared in 1882–is the most vital and original book to be had relating to the time of Marcus Aurelius. Pater’s “Marius the Epicurean” forms another outside commentary, which is of service in the imaginative attempt to create again the period.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THE ROMAN EMPEROR

    HIS FIRST BOOK

    concerning HIMSELF:

    Wherein Antoninus recordeth, What and of whom, whether Parents, Friends, or Masters; by their good examples, or good advice and counsel, he had learned:

    Divided into Numbers or Sections.

    ANTONINUS Book vi. Num. xlviii. Whensoever thou wilt rejoice thyself, think and meditate upon those good parts and especial gifts, which thou hast observed in any of them that live with thee: as industry in one, in another modesty, in another bountifulness, in
    another some other thing. For nothing can so much rejoice thee, as
    the resemblances and parallels of several virtues, eminent in the
    dispositions of them that live with thee, especially when all at once,
    as it were, they represent themselves unto thee. See therefore, that
    thou have them always in a readiness.

    THE FIRST BOOK

    I. Of my grandfather Verus I have learned to be gentle and meek, and to refrain from all anger and passion. From the fame and memory of him that begot me I have learned both shame fastness and manlike behavior. Of my mother I have learned to be religious, and bountiful; and to forbear, not only to do, but to intend any evil; to content myself with a spare diet, and to fly all such excess as is incidental to great wealth. Of my great-grandfather, both to frequent public schools and auditories, and to get me good and able teachers at home; and that I ought not to think much, if upon such occasions, I were at excessive charges.

    II. Of him that brought me up, not to be fondly addicted to either of
    the two great factions of the coursers in the circus, called Prasini,
    and Veneti: nor in the amphitheatre partially to favour any of the
    gladiators, or fencers, as either the Parmularii, or the Secutores.
    Moreover, to endure labour; nor to need many things; when I have
    anything to do, to do it myself rather than by others; not to meddle
    with many businesses; and not easily to admit of any slander.

    III. Of Diognetus, not to busy myself about vain things, and not easily
    to believe those things, which are commonly spoken, by such as take upon them to work wonders, and by sorcerers, or prestidigitators, and impostors; concerning the power of charms, and their driving out of demons, or evil spirits; and the like. Not to keep quails for the game; nor to be mad after such things. Not to be offended with other men’s liberty of speech, and to apply myself unto philosophy. Him also I must thank, that ever I heard first Bacchius, then Tandasis and Marcianus, and that I did write dialogues in my youth; and that I took liking to the philosophers’ little couch and skins, and such other things, which by the Grecian discipline are proper to those who profess philosophy.

    IV. To Rusticus I am beholding, that I first entered into the conceit
    that my life wanted some redress and cure. And then, that I did not
    fall into the ambition of ordinary sophists, either to write tracts
    concerning the common theorems, or to exhort men unto virtue and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by public orations; as also that I never by way of
    ostentation did affect to show myself an active able man, for any kind
    of bodily exercises. And that I gave over the study of rhetoric and
    poetry, and of elegant neat language. That I did not use to walk about
    the house in my long robe, nor to do any such things. Moreover I learned
    of him to write letters without any affectation, or curiosity; such as
    that was, which by him was written to my mother from Sinuessa: and to be easy and ready to be reconciled, and well pleased again with them that had offended me, as soon as any of them would be content to seek unto me again. To read with diligence; not to rest satisfied with a light and superficial knowledge, nor quickly to assent to things commonly spoken of: whom also I must thank that ever I lighted upon Epictetus his Hypomnemata, or moral commentaries and common-factions: which also he gave me of his own.

    V. From Apollonius, true liberty, and unvariable steadfastness, and not to regard anything at all, though never so little, but right and reason: and always, whether in the sharpest pains, or after the loss of a child, or in long diseases, to be still the same man; who also was a present and visible example unto me, that it was possible for the same man to be both vehement and remiss: a man not subject to be vexed, and offended with the incapacity of his scholars and auditors in his lectures and expositions; and a true pattern of a man who of all his good gifts and faculties, least esteemed in himself, that his excellent skill and ability to teach and persuade others the common theorems and maxims of the Stoic philosophy. Of him also I learned how to receive favors and kindnesses (as commonly they are accounted:) from friends, so that I might not become obnoxious unto them, for them, nor more yielding upon occasion, than in right I ought; and yet so that I should not pass them neither, as an unsensible and unthankful man.

    VI. Of Sextus, mildness and the pattern of a family governed with
    paternal affection; and a purpose to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 to be
    grave without affectation: to observe carefully the several dispositions
    of my friends, not to be offended with idiots, nor unseasonably to set
    upon those that are carried with the vulgar opinions, with the theorems,
    and tenets of philosophers: his conversation being an example how a man
    might accommodate himself to all men and companies; so that though his
    company were sweeter and more pleasing than any flatterer’s cogging and
    fawning; yet was it at the same time most respected and reverenced: who
    also had a proper happiness and faculty, rationally and methodically to
    find out, and set in order all necessary determinations and instructions
    for a man’s life. A man without ever the least appearance of anger, or
    any other passion; able at the same time most exactly to observe the
    Stoic Apathia, or unpassionateness, and yet to be most tender-hearted: ever of good credit; and yet almost without any noise, or rumor: very learned, and yet making little show.

    VII. From Alexander the Grammarian, to be un-reprovable myself, and not reproachfully to reprehend any man for a barbarism, or a solecism, or any false pronunciation, but dextrously by way of answer, or testimony, or confirmation of the same matter (taking no notice of the word) to utter it as it should have been spoken; or by some other such close and indirect admonition, handsomely and civilly to tell him of it.

    VIII. Of Fronto, to how much envy and fraud and hypocrisy the state of a tyrannous king is subject unto, and how they who are commonly called [Eupatridas Gk.], i.e. nobly born, are in some sort incapable, or void of natural affection.

    IX. Of Alexander the Platonic, not often nor without great necessity to say, or to write to any man in a letter, ‘I am not at leisure’; nor in
    this manner still to put off those duties, which we owe to our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every one in his kind) under pretence of urgent affairs.

    X. Of Catulus, not to contemn any friend’s expostulation, though unjust, but to strive to reduce him to his former disposition: freely and heartily to speak well of all my masters upon any occasion, as it is reported of Domitius, and Athenodotus: and to love my children with true affection.

    XI. From my brother Severus, to be kind and loving to all them of my
    house and family; by whom also I came to the knowledge of Thrasea and Helvidius, and Cato, and Dio, and Brutus. He it was also that did put me in the first conceit and desire of an equal commonwealth, administered by justice and equality; and of a kingdom wherein should be regarded nothing more than the good and welfare of the subjects. Of him also, to observe a constant tenor, (not interrupted, with any other cares and distractions,) in the study and esteem of philosophy: to be bountiful and liberal in the largest measure; always to hope the best; and to be confident that my friends love me. In whom I moreover observed open dealing towards those whom he reproved at any time, and that his friends might without all doubt or much observation know what he would, or would not, so open and plain was he.

    XII. From Claudius Maximus, in all things to endeavour to have power
    of myself, and in nothing to be carried about; to be cheerful and
    courageous in all sudden chances and accidents, as in sicknesses: to
    love mildness, and moderation, and gravity: and to do my business,
    whatsoever it be, thoroughly, and without querulousness. Whatsoever he said, all men believed him that as he spake, so he thought, and whatsoever he did, that he did it with a good intent. His manner was, never to wonder at anything; never to be in haste, and yet never slow: nor to be perplexed, or dejected, or at any time unseemly, or
    excessively to laugh: nor to be angry, or suspicious, but ever ready to
    do good, and to forgive, and to speak truth; and all this, as one that
    seemed rather of himself to have been straight and right, than ever to have been rectified or redressed; neither was there any man that ever thought himself undervalued by him, or that could find in his heart, to think himself a better man than he. He would also be very pleasant and gracious.

    XIII. In my father, I observed his meekness; his constancy without
    wavering in those things, which after a due examination and
    deliberation, he had determined. How free from all vanity he carried
    himself in matter of honour and dignity, (as they are esteemed:) his
    laboriousness and assiduity, his readiness to hear any man, that had
    aught to say tending to any common good: how generally and impartially
    he would give every man his due; his skill and knowledge, when rigour
    or extremity, or when remissness or moderation was in season; how he did
    abstain from all unchaste love of youths; his moderate condescending to
    other men’s occasions as an ordinary man, neither absolutely requiring
    of his friends, that they should wait upon him at his ordinary meals,
    nor that they should of necessity accompany him in his journeys; and
    that whensoever any business upon some necessary occasions was to be put
    off and omitted before it could be ended, he was ever found when he
    went about it again, the same man that he was before. His accurate
    examination of things in consultations, and patient hearing of others.
    He would not hastily give over the search of the matter, as one easy to
    be satisfied with sudden notions and apprehensions. His care to preserve
    his friends; how neither at any time he would carry himself towards them
    with disdainful neglect, and grow weary of them; nor yet at any time
    be madly fond of them. His contented mind in all things, his cheerful
    countenance, his care to foresee things afar off, and to take order for
    the least, without any noise or clamour. Moreover how all acclamations
    and flattery were repressed by him: how carefully he observed all things
    necessary to the government, and kept an account of the common expenses,
    and how patiently he did abide that he was reprehended by some for this
    his strict and rigid kind of dealing. How he was neither a superstitious
    worshipper of the gods, nor an ambitious pleaser of men, or studious of
    popular applause; but sober in all things, and everywhere observant of
    that which was fitting; no affecter of novelties: in those things which
    conduced to his ease and convenience, (plenty whereof his fortune
    did afford him,) without pride and bragging, yet with all freedom and
    liberty: so that as he did freely enjoy them without any anxiety or
    affectation when they were present; so when absent, he found no want
    of them. Moreover, that he was never commended by any man, as either a
    learned acute man, or an obsequious officious man, or a fine orator; but
    as a ripe mature man, a perfect sound man; one that could not endure to
    be flattered; able to govern both himself and others. Moreover, how much
    he did honour all true philosophers, without upbraiding those that were
    not so; his sociableness, his gracious and delightful conversation, but
    never unto satiety; his care of his body within bounds and measure,
    not as one that desired to live long, or over-studious of neatness, and
    elegancy; and yet not as one that did not regard it: so that through his
    own care and providence, he seldom needed any inward physic, or outward
    applications: but especially how ingeniously he would yield to any that
    had obtained any peculiar faculty, as either eloquence, or the knowledge
    of the laws, or of ancient customs, or the like; and how he concurred
    with them, in his best care and endeavour that every one of them might
    in his kind, for that wherein he excelled, be regarded and esteemed: and
    although he did all things carefully after the ancient customs of his
    forefathers, yet even of this was he not desirous that men should take
    notice, that he did imitate ancient customs. Again, how he was not
    easily moved and tossed up and down, but loved to be constant, both in
    the same places and businesses; and how after his great fits of headache
    he would return fresh and vigorous to his wonted affairs. Again, that
    secrets he neither had many, nor often, and such only as concerned
    public matters: his discretion and moderation, in exhibiting of the
    public sights and shows for the pleasure and pastime of the people: in
    public buildings. congiaries, and the like. In all these things,
    having a respect unto men only as men, and to the equity of the things
    themselves, and not unto the glory that might follow. Never wont to
    use the baths at unseasonable hours; no builder; never curious, or
    solicitous, either about his meat, or about the workmanship, or colour
    of his clothes, or about anything that belonged to external beauty.
    In all his conversation, far from all inhumanity, all boldness, and
    incivility, all greediness and impetuosity; never doing anything with
    such earnestness, and intention, that a man could say of him, that
    he did sweat about it: but contrariwise, all things distinctly, as at
    leisure; without trouble; orderly, soundly, and agreeably. A man might
    have applied that to him, which is recorded of Socrates, that he knew
    how to want, and to enjoy those things, in the want whereof, most men
    show themselves weak; and in the fruition, intemperate: but to hold out
    firm and constant, and to keep within the compass of true moderation and
    sobriety in either estate, is proper to a man, who hath a perfect and
    invincible soul; such as he showed himself in the sickness of Maximus.

    XIV. From the gods I received that I had good grandfathers, and parents,
    a good sister, good masters, good domestics, loving kinsmen, almost all
    that I have; and that I never through haste and rashness transgressed
    against any of them, notwithstanding that my disposition was such,
    as that such a thing (if occasion had been) might very well have been
    committed by me, but that It was the mercy of the gods, to prevent such
    a concurring of matters and occasions, as might make me to incur this
    blame. That I was not long brought up by the concubine of my father;
    that I preserved the flower of my youth. That I took not upon me to be
    a man before my time, but rather put it off longer than I needed. That
    I live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my lord and father, who would take
    away from me all pride and vainglory, and reduce me to that conceit and
    opinion that it was not impossible for a prince to live in the court
    without a troop of guards and followers, extraordinary apparel, such
    and such torches and statues, and other like particulars of state and
    magnificence; but that a man may reduce and contract himself almost to
    the state of a private man, and yet for all that not to become the more
    base and remiss in those public matters and affairs, wherein power and
    authority is requisite. That I have had such a brother, who by his own
    example might stir me up to think of myself; and by his respect and
    love, delight and please me. That I have got ingenuous children, and
    that they were not born distorted, nor with any other natural deformity.
    That I was no great proficient in the study of rhetoric and poetry, and
    of other faculties, which perchance I might have dwelt upon, if I had
    found myself to go on in them with success. That I did by times prefer
    those, by whom I was brought up, to such places and dignities, which
    they seemed unto me most to desire; and that I did not put them off with
    hope and expectation, that (since that they were yet but young) I would
    do the same hereafter. That I ever knew Apollonius and Rusticus, and
    Maximus. That I have had occasion often and effectually to consider and
    meditate with myself, concerning that life which is according to nature,
    what the nature and manner of it is: so that as for the gods and such
    suggestions, helps and inspirations, as might be expected from them,
    nothing did hinder, but that I might have begun long before to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 or that even now that I was not yet partaker and
    in present possession of that life, that I myself (in that I did not
    observe those inward motions, and suggestions, yea and almost plain and
    apparent instructions and admonitions of the gods,) was the only cause
    of it. That my body in such a life, hath been able to hold out so long.
    That I never had to do with Benedicta and Theodotus, yea and afterwards
    when I fell into some fits of love, I was soon cured. That having been
    often displeased with Rusticus, I never did him anything for which
    afterwards I had occasion to repent. That it being so that my mother was
    to die young, yet she lived with me all her latter years. That as often
    as I had a purpose to help and succour any that either were poor, or
    fallen into some present necessity, I never was answered by my officers
    that there was not ready money enough to do it; and that I myself never
    had occasion to require the like succour from any other. That I have
    such a wife, so obedient, so loving, so ingenuous. That I had choice of
    fit and able men, to whom I might commit the bringing up of my children.
    That by dreams I have received help, as for other things, so in
    particular, how I might stay my casting of blood, and cure my dizziness,
    as that also that happened to thee in Cajeta, as unto Chryses when he
    prayed by the seashore. And when I did first apply myself to philosophy,
    that I did not fall into the hands of some sophists, or spent my time
    either in reading the manifold volumes of ordinary philosophers, nor in
    practising myself in the solution of arguments and fallacies, nor dwelt
    upon the studies of the meteors, and other natural curiosities. All
    these thing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e gods, and fortune, could not
    have been.

    XV. In the country of the Quadi at Granua, these. Betimes in the morning
    say to thyself, This day I shalt have to do with an idle curious man,
    with an unthankful man, a railer, a crafty, false, or an envious man; an
    unsociable uncharitable man. All these ill qualities have happened unto
    them, through ignorance of that which is truly good and truly bad. But I
    tha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at which is good, that it only is to
    be desired, and of that which is bad, that it only is truly odious and
    shameful: who know moreover, that this transgressor, whosoever he be, is
    my kinsman, not by the same blood and seed, but by participation of the
    same reason, and of the same divine particle; How can I either be
    hurt by any of those, since it is not in their power to make me incur
    anything that is truly reproachful? or angry, and ill affected towards
    him, who by nature is so near unto me? for we are all born to be
    fellow-workers, as the feet, the hands, and the eyelids; as the rows of
    the upper and under teeth: for such therefore to be in opposition, is
    against nature; and what is it to chafe at, and to be averse from, but
    to be in opposition?

    XVI. Whatsoever I am, is either flesh, or life, or that which we
    commonly call the mistress and overruling part of man; reason. Away with
    thy books, suffer not thy mind any more to be distracted, and carried to
    and fro; for it will not be; but as even now ready to die, think little
    of thy flesh: blood, bones, and a skin; a pretty piece of knit and
    twisted work, consisting of nerves, veins and arteries; think no more of
    it, than so. And as for thy life, consider what it is; a wind; not one
    constant wind neither, but every moment of an hour let out, and sucked
    in again. The third, is thy ruling part; and here consider; Thou art an
    old man; suffer not that excellent part to be brought in subjection, and
    to become slavish: suffer it not to be drawn up and down with
    unreasonable and unsociable lusts and motions, as it were with wires and
    nerves; suffer it not any more, either to repine at anything now
    present, or to fear and fly anything to come, which the destiny hath
    appointed thee.

    XVII. Whatsoever proceeds from the gods immediately, that any man will
    grant totally depends from their divine providence. As for those
    things that are commonly said to happen by fortune, even those must be
    conceived to have dependence from nature, or from that first and general
    connection, and concatenation of all those things, which more apparently
    by the divine providence are administered and brought to pass.
    All things flow from thence: and whatsoever it is that is, is both
    necessary, and conducing to the whole (part of which thou art), and
    whatsoever it is that is requisite and necessar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general, must of necessity for every particular nature, be good and
    behoveful. And as for the whole, it is preserved, as by the perpetual
    mutation and conversion of the simple elements one into another, so
    also by the mutation, and alteration of things mixed and compounded. Let
    these things suffice thee; let them be always unto thee, as thy general
    rules and precepts. As for thy thirst after books, away with it with all
    speed, that thou die not murmuring and complaining, but truly meek and
    well satisfied, and from thy heart thankful unto the gods.

    THE SECOND BOOK

    I. Remember how long thou hast already put off these things, and how often a certain day and hour as it were, having been set unto thee by the gods, thou hast neglected it. It is high time for thee to understand the true nature both of the world, whereof thou art a part; and of that Lord and Governor of the world, from whom, as a channel from the spring, thou thyself didst flow: and that there is but a certain limit of time appointed unto thee, which if thou shalt not make use of to calm and allay the many distempers of thy soul, it will pass away and thou with it, and never after return.

    II. Let it be thy earnest and incessant care as a Roman and a man to
    perform whatsoever it is that thou art about, with true and unfeigned
    gravity, natural affection, freedom and justice: and as for all other
    cares, and imaginations, how thou mayest ease thy mind of them. Which
    thou shalt do; if thou shalt go about every action as thy last action,
    free from all vanity, all passionate and wilful aberration from reason,
    and from all hypocrisy, and self-love, and dislike of those things,
    which by the fates or appointment of God have happened unto thee. Thou
    seest that those things, which for a man to hold on in a prosperous
    course, and to live a divine life, are requisite and necessary, are not
    many, for the gods will require no more of any man, that shall but keep
    and observe these things.

    III. Do, soul, do; abuse and contemn thyself; yet a while and the time
    for thee to respect thyself, will be at an end. Every man’s happiness
    depends from himself, but behold thy life is almost at an end, whiles
    affording thyself no respect, thou dost make thy happiness to consist in the souls, and conceits of other men.

    IV. Why should any of these things that happen externally, so much
    distract thee? Give thyself leisure to learn some good thing, and cease
    roving and wandering to and fro. Thou must also take heed of another
    kind of wandering, for they are idle in their actions, who toil and
    labour in this life, and have no certain scope to which to direct all
    their motions, and desires. V. For not observing the state of another
    man’s soul, scarce was ever any man known to be unhappy. Tell whosoever
    they be that intend not, and guide not by reason and discretion the
    motions of their own souls, they must of necessity be unhappy.

    VI. These things thou must always have in mind: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what is mine–in particular: This unto that what
    relation it hath: what kind of part, of what kind of universe it is: And
    that there is nobody that can hinder thee, but that thou mayest always
    both do and speak those things which are agreeable to that nature,
    whereof thou art a part.

    VII. Theophrastus, where he compares sin with sin (as after a vulgar
    sense such things I grant may be compared:) says well and like a
    philosopher, that those sins are greater which are committed through lust, than those which are committed through anger. For he that is angry seems with a kind of grief and close contraction of himself, to turn away from reason; but he that sins through lust, being overcome by pleasure, doth in his very sin bewray a more impotent, and unmanlike disposition. Well then and like a philosopher doth he say, that he of the two is the more to be condemned, that sins with pleasure, than he that sins with grief. For indeed this latter may seem first to have been wronged, and so in some manner through grief thereof to have been forced to be angry, whereas he who through lust doth commit anything, did of himself merely resolve upon that action.

    VIII. Whatsoever thou dost affect, whatsoever thou dost project, so do, and so project all, as one who, for aught thou knowest, may at this very present depart out of this life. And as for death, if there be any gods, it is no grievous thing to leave the society of men. The gods will do thee no hurt, thou mayest be sure. But if it be so that there be no gods, or that they take no care of the world, why should I desire to live in a world void of gods, and of all divine providence? But gods there be certainly, and they take care for the world; and as for those things which be truly evil, as vice and wickedness, such things they have put in a man’s own power, that he might avoid them if he would: and
    had there been anything besides that had been truly bad and evil, they
    would have had a care of that also, that a man might have avoided it.
    But why should that be thought to hurt and prejudice a man’s life in
    this world, which cannot any ways make man himself the better, or the
    worse in his own person? Neither must we think tha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did either through ignorance pass these things, or if not as
    ignorant of them, yet as unable either to prevent, or better to order
    and dispose them. It cannot be that she through want either of power or
    skill, should have committed such a thing, so as to suffer all things
    both good and bad, equally and promiscuously, to happen unto all both
    good and bad. As for life therefore, and death, honour and dishonour,
    labour and pleasure, riches and poverty, all these things happen
    unto men indeed, both good and bad, equally; but as things which of
    themselves are neither good nor bad; because of themselves, neither
    shameful nor praiseworthy.

    IX. Consider how quickly all things are dissolved and resolved: the
    bodies and substances themselves, into the matter and substance of the world: and their memories into the general age and time of the world. Consider the nature of all worldly sensible things; of those especially, which either ensnare by pleasure, or for their irksomeness are dreadful, or for their outward lustre and show are in great esteem and request, how vile and contemptible, how base and corruptible, how destitute of all true life and being they are.

    X. It is the part of a man endowed with a good understanding faculty, to
    consider what they themselves are in very deed, from whose bare conceits
    and voices, honour and credit do proceed: as also what it is to die, and
    how if a man shall consider this by itself alone, to die, and separate
    from it in his mind all those things which with it usually represent
    themselves unto us, he can conceive of it no otherwise, than as of a
    work of nature, and he that fears any work of nature, is a very child.
    Now death, it is not only a work of nature, but also conducing to
    nature.

    XI. Consider with thyself how man, and by what part of his, is joined
    unto God, and how that part of man is affected, when it is said to be
    diffused. There is nothing more wretched than that soul, which in a kind
    of circuit compasseth all things, searching (as he saith) even the very
    depths of the earth; and by all signs and conjectures prying into the
    very thoughts of other men’s souls; and yet of this, is not sensible,
    that it is sufficient for a man to apply himself wholly, and to confine
    all his thoughts and cares to the tendance of that spirit which is
    within him, and truly and really to serve him. His service doth consist
    in this, that a man keep himself pure from all violent passion and
    evil affection, from all rashness and vanity, and from all manner of
    discontent, either in regard of the gods or men. For indeed whatsoever
    proceeds from the gods, deserves respect for their worth and excellency;
    and whatsoever proceeds from men, as they are our kinsmen, should by us
    be entertained, with love, always; sometimes, as proceeding from their
    ignorance, of that which is truly good and bad, (a blindness no less,
    than that by which we are not able to discern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with a kind of pity and compassion also.

    XII. If thou shouldst live three thousand, or as many as ten thousands
    of years, yet remember this, that man can part with no life properly,
    save with that little part of life, which he now lives: and that which
    he lives, is no other, than that which at every instant he parts with.
    That then which is longest of duration, and that which is shortest, come
    both to one effect. For although in regard of that which is already past
    there may be some inequality, yet that time which is now present and
    in being, is equal unto all men. And that being it which we part with
    whensoever we die, it doth manifestly appear, that it can be but a
    moment of time, that we then part with. For as for that which is either
    past or to come, a man cannot be said properly to part with it. For
    how should a man part with that which he hath not? These two things
    therefore thou must remember. First, that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from
    all eternity, by a perpetual revolution of the same times and things
    ever continued and renewed, are of one kind and nature; so that whether
    for a hundred or two hundred years only, or for an infinite space of
    time, a man see those things which are still the same, it can be no
    matter of great moment. And secondly, that that life which any the
    longest liver, or the shortest liver parts with, is for length and
    duration the very same, for that only which is present, is that, which
    either of them can lose, as being that only which they have; for that
    which he hath not, no man can truly be said to lose.

    XIII. Remember that all is but opinion and conceit, for those things
    are plain and apparent, which were spoken unto Monimus the Cynic; and as
    plain and apparent is the use that may be made of those things, if that
    which is true and serious in them, be received as well as that which is
    sweet and pleasing.

    XIV. A man’s soul doth wrong and disrespect itself first and especially,
    when as much as in itself lies it becomes an aposteme, and as it were an
    excrescency of the world, for to be grieved and displeased with an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is direct apostacy from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part of which, all particular natures of the world, are.
    Secondly, when she either is averse from any man, or led by contrary
    desires or affections, tending to his hurt and prejudice; such as are
    the souls of them that are angry. Thirdly, when she is overcome by any
    pleasure or pain. Fourthly, when she doth dissemble, and covertly and
    falsely either doth or saith anything. Fifthly, when she doth either
    affect or endeavour anything to no certain end, but rashly and without
    due ratiocination and consideration, how consequent or inconsequent it
    is to the common end. For even the least things ought not to be done,
    without relation unto the end; and the end of the reasonable creatures
    is, to follow and obey him, who is the reason as it were, and the law of
    this great city, and ancient commonwealth.

    XV. The time of a man’s life is as a point; the substance of it ever
    flowing, the sense obscure; and the whole composition of the body
    tending to corruption. His soul is restless, fortune uncertain, and fame
    doubtful; to be brief, as a stream so are all things belonging to the
    body; as a dream, or as a smoke, so are all that belong unto the soul.
    Our life is a warfare, and a mere pilgrimage. Fame after life is no
    better than oblivion. What is it then that will adhere and follow? Only
    one thing,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doth consist in this, for a man to
    preserve that spirit which is within him, from all manner of contumelies
    and injuries, and above all pains or pleasures; never to do anything
    either rashly, or feignedly, or hypocritically: wholly to depend from
    himself and his own proper actions: all things that happen unto him to
    embrace contentedly, as coming from Him from whom he himself also came;
    and above all things, with all meekness and a calm cheerfulness, to
    expect death, as being nothing else but the resolution of those
    elements, of which every creature is composed. And if the elements
    themselves suffer nothing by this their perpetual conversion of one into
    another, that dissolution, and alteration, which is so common unto all,
    why should it be feared by any? Is not this according to nature? But
    nothing that is according to nature can be evil, whilst I was at
    Carnuntzim.

    THE THIRD BOOK

    I. A man must not only consider how daily his life wasteth and
    decreaseth, but this also, that if he live long, he cannot be certain,
    whether his understanding shall continue so able and sufficient,
    for either discreet consideration, in matter of businesses; or for
    contemplation: it being the thing, whereon true knowledge of things both
    divine and human, doth depend. For if once he shall begin to dote,
    his respiration, nutrition, his imaginative, and appetitive, and other
    natural faculties, may still continue the same: he shall find no want of
    them. But how to make that right use of himself that he should, how
    to observe exactly in all things that which is right and just, how to
    redress and rectify all wrong, or sudden apprehensions and imaginations,
    and even of this particular, whether he should live any longer or no, to
    consider duly; for all such things, wherein the best strength and vigour
    of the mind is most requisite; his power and ability will be past and
    gone. Thou must hasten therefore; not only because thou art every day
    nearer unto death than other, but also because that intellective faculty
    in thee, whereby thou art enabled to know the true nature of things, and
    to order all thy actions by that knowledge, doth daily waste and decay:
    or, may fail thee before thou die.

    II. This also thou must observe, that whatsoever it is that naturally
    doth happen to things natural, hath somewhat in itself that is pleasing
    and delightful: as a great loaf when it is baked, some parts of it
    cleave as it were, and part asunder, and make the crust of it rugged and
    unequal, and yet those parts of it, though in some sort it be against
    the art and intention of baking itself, that they are thus cleft and
    parted, which should have been and were first made all even and uniform,
    they become it well nevertheless, and have a certain peculiar property,
    to stir the appetite. So figs are accounted fairest and ripest then,
    when they begin to shrink, and wither as it were. So ripe olives, when
    they are next to putrefaction, then are they in their proper beauty. The
    hanging down of grapes–the brow of a lion, the froth of a foaming wild
    boar, and many other like things, though by themselves considered, they
    are far from any beauty, yet because they happen naturally, they both
    are comely, and delightful; so that if a man shall with a profound mind
    and apprehension, consider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even among all those
    things which are but mere accessories and natural appendices as it were,
    there will scarce appear anything unto him, wherein he will not find
    matter of pleasure and delight. So will he behold with as much pleasure
    the true rictus of wild beasts, as those which by skilful painters and
    other artificers are imitated. So will he be able to perceive the proper
    ripeness and beauty of old age, whether in man or woman: and whatsoever
    else it is that is beautiful and alluring in whatsoever is, with chaste
    and continent eyes he will soon find out and discern. Those and many
    other things will he discern, not credible unto every one, but unto them
    only who are truly and familiarly acquainted, both with nature itself,
    and all natural things.

    III. Hippocrates having cured many sicknesses, fell sick himself and
    died. The Chaldeans and Astrologians having foretold the deaths of
    divers, were afterwards themselves surprised by the fates. Alexander and
    Pompeius, and Caius Caesar, having destroyed so many towns, and cut
    off in the field so many thousands both of horse and foot, yet they
    themselves at last were fain to part with their own lives. Heraclitus
    having written so many natural tracts concerning the last and general
    conflagration of the world, died afterwards all filled with water
    within, and all bedaubed with dirt and dung without. Lice killed
    Democritus; and Socrates, another sort of vermin, wicked ungodly men.
    How then stands the case? Thou hast taken ship, thou hast sailed, thou
    art come to land, go out, if to another life, there also shalt thou find
    gods, who are everywhere. If all life and sense shall cease, then shalt
    thou cease also to be subject to either pains or pleasures; and to serve and tend this vile cottage; so much the viler, by how much that which ministers unto it doth excel; the one being a rational substance, and a spirit, the other nothing but earth and blood.

    IV. Spend not the remnant of thy days in thoughts and fancies concerning other men, when it is not in relation to some common good, when by it thou art hindered from some other better work. That is, spend not thy time in thinking, what such a man doth, and to what end: what he saith, and what he thinks, and what he is about, and such other things or curiosities, which make a man to rove and wander from the care and observation of that part of himself, which is rational, and overruling. See therefore in the whole series and connection of thy thoughts, that thou be careful to prevent whatsoever is idle and impertinent: but especially, whatsoever is curious and malicious: and thou must use thyself to think only of such things, of which if a man upon a sudden should ask thee, what it is that thou art now thinking, thou mayest answer This, and That, freely and boldly, that so by thy thoughts it may presently appear that in all thee is sincere, and peaceable; as becometh one that is made for society, and regards not pleasures, nor gives way to any voluptuous imaginations at all: free from all contentiousness, envy, and suspicion, and from whatsoever else thou wouldest blush to confess thy thoughts were set upon. He that is such, is he surely that doth not put off to lay hold on that which is best indeed, a very priest
    and minister of the gods, well acquainted and in good correspondence
    with him especially that is seated and placed within himself, as in
    a temple and sacrary: to whom also he keeps and preserves himself
    unspotted by pleasure, undaunted by pain; free from any manner of wrong,
    or contumely, by himself offered unto himself: not capable of any evil
    from others: a wrestler of the best sort, and for the highest prize,
    that he may not be cast down by any passion or affection of his own;
    deeply dyed and drenched in righteousness, embracing and accepting with
    his whole heart whatsoever either happeneth or is allotted unto him. One
    who not often, nor without some great necessity tending to some public
    good, mindeth what any other, either speaks, or doth, or purposeth: for those things only that are in his own power, or that are truly his own,
    are the objects of his employments, and his thoughts are ever taken
    up with those things, which of the whole universe are by the fates or
    Providence destinated and appropriated unto himself. Those things that are his own, and in his own power, he himself takes order, for that they
    be good: and as for those that happen unto him, he believes them to be so. For that lot and portion which is assigned to every one, as it is
    unavoidable and necessary, so is it always profitable. He remembers
    besides that whatsoever partakes of reason, is akin unto him, and that
    to care for all men generally, is agreeing to the nature of a man: but
    as for honour and praise, that they ought not generally to be admitted
    and accepted of from all, but from such only, who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 As for them that do not, what manner of men they be at home, or abroad; day or night, how conditioned themselves with what manner of conditions, or with men of what conditions they moil and pass away the time together, he knoweth, and remembers right well, he therefore regards not such praise and approbation, as proceeding from them, who cannot like and approve themselves.

    V. Do nothing against thy will, nor contrary to the community, nor
    without due examination, nor with reluctancy. Affect not to set out thy thoughts with curious neat language. Be neither a great talker, nor a great undertaker. Moreover, let thy God that is in thee to rule over thee, find by thee, that he hath to do with a man; an aged man; a sociable man; a Roman; a prince; one that hath ordered his life, as
    one that expecteth, as it were, nothing but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sounding a retreat to depart out of this life with all expedition. One
    who for his word or actions neither needs an oath, nor any man to be a witness.

    VI. To be cheerful, and to stand in no need, either of other men’s help or attendance, or of that rest and tranquility, which thou must be beholding to others for. Rather like one that is straight of himself, or has ever been straight, than one that hath been rectified.

    VII. If thou shalt find anything in this mortal life better than
    righteousness, than truth, temperance, fortitude, and in general better than a mind contented both with those things which according to right and reason she doth, and in those, which without her will and knowledge happen unto thee by the providence; if I say, thou canst find out anything better than this, apply thyself unto it with thy whole heart, and that which is best wheresoever thou dost find it, enjoy freely. But if nothing thou shalt find worthy to be preferred to that spirit which is within thee; if nothing better than to subject unto thee thine own lusts and desires, and not to give way to any fancies or imaginations before thou hast duly considered of them, nothing better than to withdraw thyself (to use Socrates his words) from all sensuality, and submit thyself unto the gods, and to have care of all men in general: if thou shalt find that all other things in comparison of this, are but vile, and of little moment; then give not way to any other thing, which being once though but affected and inclined unto, it will no more be in thy power without all distraction as thou oughtest to prefer and to
    pursue after that good, which is thine own and thy proper good. For it is not lawful, that anything that is of another and inferior kind and
    nature, be it what it will, as either popular applause, or honour, or
    riches, or pleasures; should be suffered to confront and contest as it
    were, with that which is rational, and operatively good. For all these
    things, if once though but for a while, they begin to please, they
    presently prevail, and pervert a man’s mind, or turn a man from the
    right way. Do thou therefore I say absolutely and freely make choice of that which is best, and stick unto it. Now, that they say is best, which is most profitable. If they mean profitable to man as he is a rational man, stand thou to it, and maintain it; but if they mean profitable, as
    he is a creature, only reject it; and from this thy tenet and conclusion
    keep off carefully all plausible shows and colours of external
    appearance, that thou mayest be able to discern things rightly.

    VIII. Never esteem of anything as profitable, which shall ever constrain
    thee either to break thy faith, or to lose thy modesty; to hate any man,
    to suspect, to curse, to dissemble, to lust after anything, that
    requireth the secret of walls or veils. But he that preferreth before
    all things his rational part and spirit, and the sacred mysteries of
    virtue which issueth from it, he shall never lament and exclaim, never
    sigh; he shall never want either solitude or company: and which is
    chiefest of all, he shall live without either desire or fear. And as for
    life, whether for a long or short time he shall enjoy his soul thus
    compassed about with a body, he is altogether indifferent. For if even
    now he were to depart, he is as ready for it, as for any other action,
    which may be performed with modesty and decency. For all his life long,
    this is his only care, that his mind may always be occupied in such
    intentions and objects, as are proper to a rational sociable creature.

    IX. In the mind that is once truly disciplined and purged, thou canst
    not find anything, either foul or impure, or as it were festered:
    nothing that is either servile, or affected: no partial tie; no
    malicious averseness; nothing obnoxious; nothing concealed. The life of
    such an one, death can never surprise as imperfect; as of an actor, that
    should die before he had ended, or the play itself were at an end, a man
    might speak.

    X. Use thine opinative faculty with all honour and respect, for in
    her indeed is all: that thy opinion do not beget in thy understanding
    anything contrary to either nature, or the proper constitution of a
    rational creature. The end and object of a rational constitution is, to
    do nothing rashly, to be kindly affected towards men, and in all things
    willingly to submit unto the gods. Casting therefore all other things
    aside, keep thyself to these few, and remember withal that no man
    properly can be said to live more than that which is now present, which
    is but a moment of time. Whatsoever is besides either is already past,
    or uncertain. The time therefore that any man doth live, is but a
    little, and the place where he liveth, is but a very little corner of
    the earth, and the greatest fame that can remain of a man after his
    death, even that is but little, and that too, such as it is whilst it
    is, is by the succession of silly mortal men preserved, who likewise
    shall shortly die, and even whiles they live know not what in very deed
    they themselves are: and much less can know one, who long before is dead
    and gone.

    XI. To these ever-present helps and mementoes, let one more be added,
    ever to make a particular description and delineation as it were of
    every object that presents itself to thy mind, that thou mayest wholly
    and throughly contemplate it, in its own proper nature, bare and naked;
    wholly, and severally; divided into its several parts and quarters: and
    then by thyself in thy mind, to call both it, and those things of which
    it doth consist, and in which it shall be resolved, by their own proper
    true names, and appellations. For there is nothing so effectual to beget
    true magnanimity, as to be able truly and methodically to examine and
    consider all things that happen in this life, and so to penetrate
    into their natures,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is also may concur in our
    apprehensions: what is the true use of it? and what is the true nature
    of this universe, to which it is useful? how much in regard of the
    universe may it be esteemed? how much in regard of man, a citizen of the
    supreme city, of which all other cities in the world are as it were but
    houses and families?

    XII. What is this, that now my fancy is set upon? of what things doth
    it consist? how long can it last? which of all the virtues is the proper
    virtue for this present use? as whether meekness, fortitude, truth,
    faith, sincerity, contentation, or any of the rest? Of everything
    therefore thou must use thyself to say, This immediately comes from God,
    this by that fatal connection, and concatenation of things, or (which
    almost comes to one) by some coincidental casualty. And as for this, it
    proceeds from my neighbour, my kinsman, my fellow: through his ignorance
    indeed, because he knows not what is truly natural unto him: but I know
    it, and therefore carry myself towards him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law
    of fellowship; that is kindly, and justly. As for those things that of
    themselves are altogether indifferent, as in my best judgment I conceive
    everything to deserve more or less, so I carry myself towards it.

    XIII. If thou shalt intend that which is present, following the rule of
    right and reason carefully, solidly, meekly, and shalt not intermix
    any other businesses, but shall study this only to preserve thy spirit
    unpolluted, and pure, and shall cleave unto him without either hope
    or fear of anything, in all things that thou shalt either do or speak,
    contenting thyself with heroical truth, thou shalt live happily; and
    from this, there is no man that can hinder thee.

    XIV. As physicians and chirurgeons have always their instruments ready
    at hand for all sudden cures; so have thou always thy dogmata in a
    readiness for the knowledge of things, both divine and human: and
    whatsoever thou dost, even in the smallest things that thou dost, thou
    must ever remember that mutual relation, and connection that is between
    these two things divine, and things human. For without relation unto
    God, thou shalt never speed in any worldly actions; nor on the other
    side in any divine, without some respect had to things human.

    XV. Be not deceived; for thou shalt never live to read thy moral
    commentaries, nor the acts of the famous Romans and Grecians; nor those
    excerpta from several books; all which thou hadst provided and laid
    up for thyself against thine old age. Hasten therefore to an end, and
    giving over all vain hopes, help thyself in time if thou carest for
    thyself, as thou oughtest to do.

    XVI. To steal, to sow, to buy, to be at rest, to see what is to be done
    (which is not seen by the eyes, but by another kind of sight:) what
    these words mean, and how many ways to be understood,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 body, the soul, the understanding. As the senses
    naturally belong to the body, and the desires and affections to the
    soul, so do the dogmata to the understanding.

    XVII. To be capable of fancies and imaginations, is common to man and
    beast. To be violently drawn and moved by the lusts and desires of the
    soul, is proper to wild beasts and monsters, such as Phalaris and Nero
    were. To follow reason for ordinary duties and actions is common to them
    also, who believe not that there be any gods, and for their advantage
    would make no conscience to betray their own country; and who when once
    the doors be shut upon them, dare do anything. If therefore all things
    else be common to these likewise, it follows, that for a man to like and
    embrace all things that happen and are destinated unto him, and not to
    trouble and molest that spirit which is seated in the temple of his own
    breast, with a multitude of vain fancies and imaginations, but to keep
    him propitious and to obey him as a god, never either speaking anything
    contrary to truth, or doing anything contrary to justice, is the only
    true property of a good man. And such a one, though no man should
    believe that he liveth as he doth, either sincerely and conscionably,
    or cheerful and contentedly; yet is he neither with any man at all angry
    for it, nor diverted by it from the way that leadeth to the end of his
    life, through which a man must pass pure, ever ready to depart, and
    willing of himself without any compulsion to fit and accommodate himself
    to his proper lot and portion.

    THE FOURTH BOOK

    I. That inward mistress part of man if it be in its own true natural
    temper, is towards all worldly chances and events ever so disposed and
    affected, that it will easily turn and apply itself to that which may
    be, and is within its own power to compass, when that cannot be which at
    first it intended. For it never doth absolutely addict and apply itself
    to any one object, but whatsoever it is that it doth now intend and
    prosecute, it doth prosecute it with exception and reservation; so that
    whatsoever it is that falls out contrary to its first intentions, even
    that afterwards it makes its proper object. Even as the fire when it
    prevails upon those things that are in his way; by which things indeed a
    little fire would have been quenched, but a great fire doth soon turn to
    its own nature, and so consume whatsoever comes in his way: yea by those
    very things it is made greater and greater.

    II. Let nothing be done rashly, and at random, but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most exact and perfect rules of art.

    III. They seek for themselves private retiring
    places, as country villages, the sea-shore, mountains; yea thou thyself
    art wont to long much after such places. But all this thou must know
    proceeds from simplicity in the highest degree. At what time soever thou
    wilt, it is in thy power to retire into thyself, and to be at rest, and
    free from all businesses. A man cannot any whither retire better than
    to his own soul; he especially who is beforehand provided of such
    things within, which whensoever he doth withdraw himself to look in, may
    presently afford unto him perfect ease and tranquillity. By tranquillity
    I understand a decent orderly disposition and carriage, free from
    all confusion and tumultuousness. Afford then thyself this retiring
    continually, and thereby refresh and renew thyself. Let these precepts
    be brief and fundamental, which as soon as thou dost call them to mind,
    may suffice thee to purge thy soul throughly, and to send thee away well
    pleased with those things whatsoever they be, which now again after this
    short withdrawing of thy soul into herself thou dost return unto. For
    what is it that thou art offended at? Can it be at the wickedness of
    men, when thou dost call to mind this conclusion, that all reasonable
    creatures are made one for another? and that it is part of justice to
    bear with them? and that it is against their wills that they offend?
    and how many already, who once likewise prosecuted their enmities,
    suspected, hated, and fiercely contended, are now long ago stretched
    out, and reduced unto ashes? It is time for thee to make an end. As for
    those things which among the common chances of the world happen unto
    thee as thy particular lot and portion, canst thou be displeased with
    any of them, when thou dost call that our ordinary dilemma to mind,
    either a providence, or Democritus his atoms; and with it, whatsoever we
    brought to prove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as it were one city? And as for
    thy body, what canst thou fear, if thou dost consider that thy mind and
    understanding, when once it hath recollected itself, and knows its own
    power, hath in this life and breath (whether it run smoothly and gently,
    or whether harshly and rudely), no interest at all, but is altogether
    indifferent: and whatsoever else thou hast heard and assented unto
    concerning either pain or pleasure? But the care of thine honour and
    reputation will perchance distract thee? How can that be, if thou
    dost look back, and consider both how quickly all things that are, are
    forgotten, and what an immense chaos of eternity was before, and will
    follow after all things: and the vanity of praise, and the inconstancy
    and variableness of human judgments and opinions, and the narrowness of
    the place, wherein it is limited and circumscribed? For the whole earth
    is but as one point; and of it, this inhabited part of it, is but a very
    little part; and of this part, how many in number, and what manner of
    men are they, that will commend thee? What remains then, but that thou
    often put in practice this kind of retiring of thyself, to this little
    part of thyself; and above all things, keep thyself from distraction,
    and intend not anything vehemently, but be free and consider all things,
    as a man whose proper object is Virtue, as a man whose true nature is
    to be kind and sociable, as a citizen, as a mortal creature. Among
    other things, which to consider, and look into thou must use to withdraw
    thyself, let those two be among the most obvious and at hand. One, that
    the things or objects themselves reach not unto the soul, but stand
    without still and quiet, and that it is from the opinion only which is
    within, that all the tumult and all the trouble doth proceed. The next,
    that all these things, which now thou seest, shall within a very little
    while be changed, and be no more: and ever call to mind, how many
    changes and alterations in the world thou thyself hast already been an
    eyewitness of in thy time. This world is mere change, and this life,
    opinion.

    IV. If to understand and to be reasonable be common unto all men, then
    is that reason, for which we are termed reasonable, common unto all. If
    reason is general, then is that reason also, which prescribeth what is
    to be done and what not, common unto all. If that, then law. If law,
    then are we fellow-citizens. If so, then are we partners in some one
    commonweal. If so, then the world is as it were a city. For which other
    commonweal is it, that all men can be said to be members of? From this
    common city it is, that understanding, reason, and law is derived unto
    us, for from whence else? For as that which in me is earthly I have from
    some common earth; and that which is moist from some other element is
    imparted; as my breath and life hath its proper fountain; and that
    likewise which is dry and fiery in me: (for there is nothing which doth
    not proceed from something; as also 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 be reduced
    unto mere nothing:) so also is there some common beginning from whence
    my understanding hath proceeded.

    V. As generation is, so also death, a secret of nature’s wisdom: a
    mixture of elements, resolved into the same elements again, a thing
    surely which no man ought to be ashamed of: in a series of other fatal
    events and consequences, which a rational creature is subject unto,
    not improper or incongruous, nor contrary to the natural and proper
    constitution of man himself.

    VI. Such and such things, from such and such causes, must of necessity
    proceed. He that would not have such things to happen, is as he that
    would have the fig-tree grow without any sap or moisture. In sum,
    remember this, that within a very little while, both thou and he shall
    both be dead, and after a little while more, not so much as your names
    and memories shall be remaining.

    VII. Let opinion be taken away, and no man will think himself wronged.
    If no man shall think himself wronged, then is there no more any such
    thing as wrong. That which makes not man himself the worse, cannot
    make his life the worse, neither can it hurt him either inwardly
    or outwardly. It was expedient in nature that it should be so, and
    therefore necessary.

    VIII. Whatsoever doth happen in the world, doth happen justly, and so if
    thou dost well take heed, thou shalt find it. I say not only in right
    order by a series of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but according to justice
    and as it were by way of equal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 true worth
    of everything. Continue then to take notice of it, as thou hast begun,
    and whatsoever thou dost, do it not without this proviso, that it be a
    thing of that nature that a good man (as the word good is properly
    taken) may do it. This observe carefully in every action.

    IX. Conceit no such things, as he that wrongeth thee conceiveth,
    or would have thee to conceive, but look into the matter itself, and see
    what it is in very truth.

    X. These two rules, thou must have always in a readiness. First, do
    nothing at all, but what reason proceeding from that regal and supreme
    part, shall for the good and benefit of men, suggest unto thee. And
    secondly, if any man that is present shall be able to rectify thee or to
    turn thee from some erroneous persuasion, that thou be always ready to
    change thy mind, and this change to proceed, not from any respect of any
    pleasure or credit thereon depending, but always from some probable
    apparent ground of justice, or of some public good thereby to be
    furthered; or from some other such inducement.

    XI. Hast thou reason? I have. Why then makest thou not use of it? For if
    thy reason do her part, what more canst thou require?

    XII. As a part hitherto thou hast had a particular subsistence: and now
    shalt thou vanish away into the common substance of Him, who first begot
    thee, or rather thou shalt be resumed again into that original rational
    substance, out of which all others have issued, and are propagated.
    Many small pieces of frankincense are set upon the same altar, one drops
    first and is consumed, another after; and it comes all to one.

    XIII. Within ten days, if so happen, thou shalt be esteemed a god of
    them, who now if thou shalt return to the dogmata and to the honouring
    of reason, will esteem of thee no better than of a mere brute, and of an
    ape.

    XIV. Not as though thou hadst thousands of years to live. Death hangs
    over thee: whilst yet thou livest, whilst thou mayest, be good.

    XV. Now much time and leisure doth he gain, who is not curious to know
    what his neighbour hath said, or hath done, or hath attempted, but only
    what he doth himself, that it may be just and holy? or to express it in
    Agathos’ words, Not to look about upon the evil conditions of others,
    but to run on straight in the line, without any loose and extravagant
    agitation.

    XVI. He who is greedy of credit and reputation after his death, doth
    not consider, that they themselves by whom he is remembered, shall soon
    after every one of them be dead; and they likewise that succeed those;
    until at last all memory, which hitherto by the succession of men
    admiring and soon after dying hath had its course, be quite extinct.
    But suppose that both they that shall remember thee, and thy memory with
    them should be immortal, what is that to thee? I will not say to thee
    after thou art dead; but even to thee living, what is thy praise? But
    only for a secret and politic consideration, which we call oikonomian or
    dispensation. For as for that, that it is the gift of nature, whatsoever
    is commended in thee, what might be objected from thence, let that now
    that we are upon another consideration be omitted as unseasonable. That
    which is fair and goodly, whatsoever it be, and in what respect soever
    it be, that it is fair and goodly, it is so of itself, and terminates in
    itself, not admitting praise as a part or member: that therefore
    which is praised, is not thereby made either better or worse. This I
    understand even of those things, that are commonly called fair and
    good, as those which are commended either for the matter itself, or for
    curious workmanship. As for that which is truly good, what can it
    stand in need of more than either justice or truth; or more than either
    kindness and modesty? Which of all those, either becomes good or fair,
    because commended; or dispraised suffers any damage? Doth the emerald
    become worse in itself, or more vile if it be not commended? Doth gold,
    or ivory, or purple? Is there anything that doth though never so common,
    as a knife, a flower, or a tree?

    XVII. If so be that the souls remain after death (say they that will not
    believe it); how is the air from all eternity able to contain them? How
    is the earth (say I) ever from that time able to Contain the bodies
    of them that are buried? For as here the change and resolution of dead
    bodies into another kind of subsistence (whatsoever it be;) makes place
    for other dead bodies: so the souls after death transferred into the
    air, after they have conversed there a while, are either by way of
    transmutation, or transfusion, or conflagration, received again into
    that original rational substance, from which all others do proceed:
    and so give way to those souls, who before coupled and associated unto
    bodies, now begin to subsist single. This, upon a supposition that the
    souls after death do for a while subsist single, may be answered. And
    here, (besides the number of bodies, so buried and contained by the
    earth), we may further consider the number of several beasts, eaten
    by us men, and by other creatures. For notwithstanding that such a
    multitude of them is daily consumed, and as it were buried in the bodies
    of the eaters, yet is the same place and body able to contain them, by
    reason of their conversion, partly into blood, partly into air and fire.
    What in these things is the speculation of truth? to divide things into
    that which is passive and material; and that which is active and formal.

    XVIII. Not to wander out of the way, but upon every motion and desire,
    to perform that which is just: and ever to be careful to attain to the
    true natural apprehension of every fancy, that presents itself.

    XIX. Whatsoever is expedient unto thee, O World, is expedient unto me;
    nothing can either be ‘unseasonable unto me, or out of date, which unto
    thee is seasonable. Whatsoever thy seasons bear, shall ever by me be
    esteemed as happy fruit, and increase. O Nature! from thee are all
    things, in thee all things subsist, and to thee all tend. Could he say
    of Athens, Thou lovely city of Cecrops; and shalt not thou say of the
    world, Thou lovely city of God?

    XX. They will say commonly, Meddle not with many things, if thou wilt
    live cheerfully. Certainly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for a man
    to confine himself to necessary actions; to such and so many only, as
    reason in a creature that knows itself born for society, will command
    and enjoin. This will not only procure that cheerfulness, which from the
    goodness, but that also, which from the paucity of actions doth usually
    proceed. For since it is so, that most of those things, which we either
    speak or do, are unnecessary; if a man shall cut them off, it must needs
    follow that he shall thereby gain much leisure, and save much trouble,
    and therefore at every action a man must privately by way of admonition
    suggest unto himself, What? may not this that now I go about, be of the
    number of unnecessary actions? Neither must he use himself to cut off
    actions only, but thoughts and imaginations also, that are unnecessary
    for so will unnecessary consequent actions the better be prevented and
    cut off.

    XXI. Try also how a good man’s life; (of one, who is well pleased with
    those things whatsoever, which among the common changes and chances of
    this world fall to his own lot and share; and can live well contented
    and fully satisfied in the justice of his own proper present action,
    and in the goodness of his disposition for the future:) will agree with
    thee. Thou hast had experience of that other kind of life: make now
    trial of this also. Trouble not thyself any more henceforth, reduce
    thyself unto perfect simplicity. Doth any man offend? It is against
    himself that he doth offend: why should it trouble thee? Hath anything
    happened unto thee? It is well, whatsoever it be, it is that which
    of all the common chances of the worl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n the
    series of all other things that have, or shall happen, was destinated
    and appointed unto thee. To comprehend all in a few words, our life is
    short; we must endeavour to gain the present time with best discretion
    and justice. Use recreation with sobriety.

    XXII. Either this world is a kosmoz or comely piece, because all
    disposed and governed by certain order: or if it be a mixture, though
    confused, yet still it is a comely piece. For is it possible that in
    thee there should be any beauty at all, and that in the whole world
    there should be nothing but disorder and confusion? and all things in it
    too, by natural different properties one from another differenced and
    distinguished; and yet all through diffused, and by natural sympathy,
    one to another united, as they are?

    XXIII. A black or malign disposition, an effeminate disposition; an
    hard inexorable disposition, a wild inhuman disposition, a sheepish
    disposition, a childish disposition; a blockish, a false, a scurril, a
    fraudulent, a tyrannical: what then? If he be a stranger in the world,
    that knows not the things that are in it; why not be a stranger as well,
    that wonders at the things that are done in it?

    XXIV. He is a true fugitive, that flies from reason, by which men are
    sociable. He blind, who cannot see with the eyes of his understanding.
    He poor, that stands in need of another, and hath not in himself all
    things needful for this life. He an aposteme of the world, who by being
    discontented with those things that happen unto him in the world,
    doth as it were apostatise, and separate himself from common nature’s
    rational administration. For the same nature it is that brings this
    unto thee, whatsoever it be, that first brought thee into the world. He
    raises sedition in the city, who by irrational actions withdraws his own
    soul from that one and common soul of all rational creatures.

    XXV. There is, who without so much as a coat; and there is, who without
    so much as a book, doth put philosophy in practice. I am half naked,
    neither have I bread to eat, and yet I depart not from reason, saith
    one. But I say; I want the food of good teaching, and instructions, and
    yet I depart not from reason.

    XXVI. What art and profession soever thou hast learned, endeavour to
    affect it, and comfort thyself in it; and pass the remainder of thy life
    as one who from his whole heart commits himself and whatsoever belongs
    unto him, unto the gods: and as for men, carry not thyself either
    tyrannically or servilely towards any.

    XXVII. Consider in my mind, for example’s sake, the times of Vespasian:
    thou shalt see but the same things: some marrying, some bringing up
    children, some sick, some dying, some fighting, some feasting, some
    merchandising, some tilling, some flattering, some boasting, some
    suspecting, some undermining, some wishing to die, some fretting and
    murmuring at their present estate, some wooing, some hoarding, some
    seeking after magistracies, and some after kingdoms. And is not that
    their age quite over, and ended? Again, consider now the times of
    Trajan. There likewise thou seest the very self-same things, and that
    age also is now over and ended. In the like manner consider other
    periods, both of times and of whole nations, and see how many men, after
    they had with all their might and main intended and prosecuted some one
    worldly thing or other did soon after drop away, and were resolved into
    the elements. But especially thou must call to mind them, whom thou
    thyself in thy lifetime hast known much distracted about vain things,
    and in the meantime neglecting to do that, and closely and unseparably
    (as fully satisfied with it) to adhere unto it, which their own proper
    constitution did require. And here thou must remember, that thy carriage
    in every business must be according to the worth and due proportion of
    it, for so shalt thou not easily be tired out and vexed, if thou shalt
    not dwell upon small matters longer than is fitting.

    XXVIII. Those words which once were common and ordinary, are now become
    obscure and obsolete; and so the names of men once commonly known and
    famous, are now become in a manner obscure and obsolete names. Camillus,
    Cieso, Volesius, Leonnatus; not long after, Scipio, Cato, then Augustus,
    then Adrianus, then Antoninus Pius: all these in a short time will
    be out of date, and, as things of another world as it were, become
    fabulous. And this I say of them, who once shined as the wonders of
    their ages, for as for the rest, no sooner are they expired, than with
    them all their fame and memory. And what is it then that shall always be
    remembered? all is vanity. What is it that we must bestow our care and
    diligence upon? even upon this only: that our minds and wills be just;
    that our actions be charitable; that our speech be never deceitful, or
    that our understanding be not subject to error; that our inclination be
    always set to embrace whatsoever shall happen unto us, as necessary,
    as usual, as ordinary, as flowing from such a beginning, and such a
    fountain, from which both thou thyself and all things are.
    Willingly therefore, and wholly surrender up thyself unto that fatal
    concatenation, yielding up thyself unto the fates, to be disposed of at
    their pleasure.

    XXIX. Whatsoever is now present, and from day to day hath its existence;
    all objects of memories, and the minds and memories themselves,
    incessantly consider, all things that are, have their being by change
    and alteration. Use thyself therefore often to meditate upon this, tha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delights in nothing more, than in altering
    those things that are, and in making others like unto them. So that we
    may say, that whatsoever is, is but as it were the seed of that which
    shall be. For if thou think that that only is seed, which either the
    earth or the womb receiveth, thou art very simple.

    XXX. Thou art now ready to die, and yet hast thou not attained to
    that perfect simplicity: thou art yet subject to many troubles and
    perturbations; not yet free from all fear and suspicion of external
    accidents; nor yet either so meekly disposed towards all men, as thou
    shouldest; or so affected as one, whose only study and only wisdom is,
    to be just in all his actions.

    XXXI. Behold and observe, what is the state of their rational part; and
    those that the world doth account wise, see what things they fly and are
    afraid of; and what things they hunt after.

    XXXII. In another man’s mind and understanding thy evil Cannot subsist,
    nor in any proper temper or distemper of the natural constitution of thy
    body, which is but as it were the coat or cottage of thy soul. Wherein
    then, but in that part of thee, wherein the conceit, and apprehension
    of any misery can subsist? Let not that part therefore admit any such
    conceit, and then all is well. Though thy body which is so near it
    should either be cut or burnt, or suffer any corruption or putrefaction,
    yet let that part to which it belongs to judge of these, be still at
    rest; that is, let her judge this, that whatsoever it is, that equally
    may happen to a wicked man, and to a good man, is neither good nor evil.
    For that which happens equally to him that lives according to nature,
    and to him that doth not, is neither according to nature, nor against
    it; and by consequent, neither good nor bad.

    XXXIII. Ever consider and think upon the world as being but one living
    substance, and having but one soul, and how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are
    terminated into one sensitive power; and are done by one general motion
    as it were, and deliberation of that one soul; and how all things that
    are, concur in the cause of one another’s being, and by what manner of
    connection and concatenation all things happen.

    XXXIV. What art thou, that better and divine part excepted, but as
    Epictetus said well, a wretched soul, appointed to carry a carcass up
    and down?

    XXXV. To suffer change can be no hurt; as no benefit it is, by change to
    attain to being. The age and time of the world is as it were a flood and
    swift current, consisting of the things that are brought to pass in
    the world. For as soon as anything hath appeared, and is passed away,
    another succeeds, and that also will presently out of sight.

    XXXVI. Whatsoever doth happen in the world, is, in the course of nature,
    as usual and ordinary as a rose in the spring, and fruit in summer. Of
    the same nature is sickness and death; slander, and lying in wait, and
    whatsoever else ordinarily doth unto fools use to be occasion either
    of joy or sorrow. That, whatsoever it is, that comes after, doth always
    very naturally, and as it were familiarly, follow upon that which was
    before. For thou must consider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not as a loose
    independent number, consisting merely of necessary events; but as a
    discreet connection of things orderly and harmoniously disposed. There
    is then to be seen in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not a bare succession,
    but an admirable correspondence and affinity.

    XXXVII. Let that of Heraclitus never be out of thy mind, that the death
    of earth, is water, and the death of water, is air; and the death of
    air, is fire; and so on the contrary. Remember him also who was ignorant
    whither the way did lead, and how that reason being the thing by which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are administered, and which men are continually
    and most inwardly conversant with: yet is the thing, which ordinarily
    they are most in opposition with, and how those things which daily
    happen among them, cease not daily to be strange unto them, and that
    we should not either speak, or do anything as men in their sleep, by
    opinion and bare imagination: for then we think we speak and do, and
    that we must not be as children, who follow their father’s example;
    for best reason alleging their bare successive tradition from our
    forefathers we have received it.

    XXXVIII. Even as if any of the gods should tell thee, Thou shalt
    certainly die to-morrow, or next day, thou wouldst not, except thou wert
    extremely base and pusillanimous, take it for a great benefit, rather
    to die the next day after, than to-morrow; (for ala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so, for the same reason, think it no great matter to die
    rather many years after, than the very next day.

    XXXIX. Let it be thy perpetual meditation, how many physicians who
    once looked so grim, and so theatrically shrunk their brows upon their
    patients, are dead and gone themselves. How many astrologers, after that
    in great ostentation they had foretold the death of some others, how
    many philosophers after so many elaborate tracts and volumes concerning
    either mortality or immortality; how many brave captains and commanders,
    after the death and slaughter of so many; how many kings and tyrants,
    after they had with such horror and insolency abused their power upon
    men’s lives, as though themselves had been immortal; how many, that
    I may so speak, whole cities both men and towns: Helice, Pompeii,
    Herculaneum, and others innumerable are dead and gone. Run them over
    also, whom thou thyself, one after another, hast known in thy time
    to drop away. Such and such a one took care of such and such a one’s
    burial, and soon after was buried himself. So one, so another: and all
    things in a short time. For herein lieth all indeed, ever to look upon
    all worldly things, as things for their continuance, that are but for a
    day: and for their worth, most vile, and contemptible, as for example,
    What is man? That which but the other day when he was conceived was vile
    snivel; and within few days shall be either an embalmed carcass, or mere
    ashes. Thus must thou according to truth and nature, throughly consider
    how man’s life is but for a very moment of time, and so depart meek and
    contented: even as if a ripe olive falling should praise the ground that
    bare her, and give thanks to the tree that begat her.

    XL. Thou must be like a promontory of the sea, against which though
    the waves beat continually, yet it both itself stands, and about it are
    those swelling waves stilled and quieted.

    XLI. Oh, wretched I, to whom this mischance is happened! nay, happy I,
    to whom this thing being happened, I can continue without grief; neither
    wounded by that which is present, nor in fear of that which is to come.
    For as for this, it might have happened unto any man, but any man having
    such a thing befallen him, could not have continued without grief. Why
    then should that rather be an unhappiness, than this a happiness? But
    however, canst thou, O man! term that unhappiness, which is no mischance
    to the nature of man I Canst thou think that a mischance to the nature
    of man, which is not contrary to the end and will of his nature? What
    then hast thou learned is the will of man’s nature? Doth that then which
    hath happened unto thee, hinder thee from being just? or magnanimous? or
    temperate? or wise? or circumspect? or true? or modest? or free? or from
    anything else of all those things in the present enjoying and possession
    whereof the nature of man, (as then enjoying all that is proper unto
    her,) is fully satisfied? Now to conclude; upon all occasion of sorrow
    remember henceforth to make use of this dogma, that whatsoever it is
    that hath happened unto thee, is in very deed no such thing of itself,
    as a misfortune; but that to bear it generously, is certainly great
    happiness.

    XLII. It is but an ordinary coarse one, yet it is a good effectual
    remedy against the fear of death, for a man to consider in his mind the
    examples of such, who greedily and covetously (as it were) did for a
    long time enjoy their lives. What have they got more, than they whose
    deaths have been untimely? Are not they themselves dead at the last?
    as Cadiciant’s, Fabius, Julianus Lepidus, or any other who in their
    lifetime having buried many, were at the last buried themselves. The
    whole space of any man’s life, is but little; and as little as it is,
    with what troubles, with what manner of dispositions, and in the society
    of how wretched a body must it be passed! Let it be therefore unto thee
    altogether as a matter of indifferency. For if thou shalt look backward;
    behold, what an infinite chaos of time doth present itself unto thee;
    and as infinite a chaos, if thou shalt look forward. In that which is
    so infinite, what difference can there be between that which liveth but
    three days, and that which liveth three ages?

    XLIII. Let thy course ever be the most compendious way. The most
    compendious, is that which is according to nature: that is, in all both
    words and deeds, ever to follow that which is most sound and perfect.
    For such a resolution will free a man from all trouble, strife,
    dissembling, and ostentation.

    THE FIFTH BOOK

    I. In the morning when thou findest thyself unwilling to rise, consider
    with thyself presently, it is to go about a man’s work that I am stirred
    up. Am I then yet unwilling to go about that, for which I myself was
    born and brought forth into this world? Or was I made for this, to
    lay me down, and make much of myself in a warm bed? ‘O but this is
    pleasing.’ And was it then for this that thou wert born, that thou
    mightest enjoy pleasure? Was it not in very truth for this, that thou
    mightest always be busy and in action? Seest thou not how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besides, how every tree md plant, how sparrows and ants,
    spiders and bees: how all in their kind are intent as it were orderly to
    perform whatsoever (towards the preservation of this orderly universe)
    naturally doth become and belong unto thin? And wilt not thou do that,
    which belongs unto a man to do? Wilt not thou run to do that, which thy
    nature doth require? ‘But thou must have some rest.’ Yes, thou must.
    Nature hath of that also, as well as of eating and drinking, allowed
    thee a certain stint. But thou guest beyond thy stint, and beyond that
    which would suffice, and in matter of action, there thou comest short of
    that which thou mayest. It must needs be therefore, that thou dost not
    love thyself, for if thou didst, thou wouldst also love thy nature, and
    that which thy nature doth propose unto herself as her end. Others,
    as many as take pleasure in their trade and profession, can even pine
    themselves at their works, and neglect their bodies and their food for
    it; and doest thou less honour thy nature, than an ordinary mechanic
    his trade; or a good dancer his art? than a covetous man his silver, and
    vainglorious man applause? These to whatsoever they take an affection,
    can be content to want their meat and sleep, to further that every one
    which he affects: and shall actions tending to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 society, seem more vile unto thee, or worthy of less respect and
    intention?

    II. How easy a thing is it for a man to put off from him all turbulent
    adventitious imaginations, and presently to be in perfect rest and
    tranquillity!

    III. Think thyself fit and worthy to speak, or to do anything that is
    according to nature, and let not the reproach, or report of some that
    may ensue upon it, ever deter thee. If it be right and honest to be
    spoken or done, undervalue not thyself so much, as to be discouraged
    from it. As for them, they have their own rational over-ruling part, and
    their own proper inclination: which thou must not stand and look
    about to take notice of, but go on straight, whither both thine own
    particular, and the common nature do lead thee; and the way of both
    these, is but one.

    IV. I continue my course by actions according to nature, until I
    fall and cease, breathing out my last breath into that air, by which
    continually breathed in I did live; and falling upon that earth, out of
    whose gifts and fruits my father gathered his seed, my mother her
    blood, and my nurse her milk, out of which for so many years I have
    been provided, both of meat and drink. And lastly, which beareth me that
    tread upon it, and beareth with me that so many ways do abuse it, or
    so freely make use of it, so many ways to so many ends.

    V. No man can admire thee for thy sharp acute language, such is thy
    natural disability that way. Be it so: yet there be many other good
    things, for the want of which thou canst not plead the want or natural
    ability. Let them be seen in thee, which depend wholly from thee;
    sincerity, gravity, laboriousness, contempt of pleasures; be not
    querulous, be Content with little, be kind, be free; avoid all
    superfluity, all vain prattling; be magnanimous. Doest not thou
    perceive, how many things there be, which notwithstanding any pretence
    of natural indisposition and unfitness, thou mightest have performed and
    exhibited, and yet still thou doest voluntarily continue drooping
    downwards? Or wilt thou say that it is through defect of thy natural
    constitution, that thou art constrained to murmur, to be base and
    wretched to flatter; now to accuse, and now to please, and pacify thy
    body: to be vainglorious, to be so giddy-headed., and unsettled in thy
    thoughts? nay (witnesses be the Gods) of all these thou mightest have
    been rid long ago: only, this thou must have been contented with, to
    have borne the blame of one that is somewhat slow and dull, wherein thou
    must so exercise thyself, as one who neither doth much take to heart
    this his natural defect, nor yet pleaseth himself in it.

    VI. Such there be, who when they have done a good turn to any, are ready
    to set them on the score for it, and to require retaliation. Others
    there be, who though they stand not upon retaliation, to require any,
    yet they think with themselves nevertheless, that such a one is their
    debtor, and they know as their word is what they have done. Others again
    there be, who when they have done any such thing, do not so much as
    know what they have done; but are like unto the vine, which beareth her
    grapes, and when once she hath borne her own proper fruit, is contented
    and seeks for no further recompense. As a horse after a race, and a
    hunting dog when he hath hunted, and a bee when she hath made her honey,
    look not for applause and commendation; so neither doth that man that
    rightly doth understand his own nature when he hath done a good turn:
    but from one doth proceed to do another, even as the vine after she hath
    once borne fruit in her own proper season, is ready for another time.
    Thou therefore must be one of them, who what they do, barely do it
    without any further thought, and are in a manner insensible of what they
    do. ‘Nay but,’ will some reply perchance, ‘this very thing a rational
    man is bound unto, to understand what it is, that he doeth.’ For it
    is the property, say they, of one that is naturally sociable, to be
    sensible, that he doth operate sociably: nay, and to desire, that the
    party him self that is sociably dealt with, should be sensible of it
    too. I answer, That which thou sayest is true indeed, but the true
    meaning of that which is said, thou dost not understand. And therefore
    art thou one of those first, whom I mentioned. For they also are led by
    a probable appearance of reason. But if thou dost desire to understand
    truly what it is that is said, fear not that thou shalt therefore give
    over any sociable action.

    VII. The form of the Athenians’ prayer did run thus: ‘O rain, rain, good
    Jupiter, upon all the grounds and fields that belong to the Athenians.’
    Either we should not pray at all, or thus absolutely and freely; and not
    every one for himself in particular alone.

    VIII. As we say commonly, The physician hath prescribed unto this man,
    riding; unto another, cold baths; unto a third, to go barefoot: so it is
    alike to say,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th prescribed unto this man
    sickness, or blindness, or some loss, or damage or some such thing. For
    as there, when we say of a physician, that he hath prescribed anything,
    our meaning is, that he hath appointed this for that, as subordinate
    and conducing to health: so here, whatsoever doth happen unto any, is
    ordained unto him as a thing subordinate unto the fates, and therefore
    do we say of such things, that they do happen, or fall together; as of
    square stones, when either in walls, or pyramids in a certain position
    they fit one another, and agree as it were in an harmony, the masons
    say, that they do (sumbainein) as if thou shouldest say, fall together:
    so that in the general, though the things be divers that make it, yet
    the consent or harmony itself is but one. And as the whole world is made
    up of all the particular bodies of the world, one perfect and complete
    body, of the same nature that particular bodies; so is the destiny of
    particular causes and events one general one, of the same nature that
    particular causes are. What I now say, even they that are mere idiots
    are not ignorant of: for they say commonly (touto eferen autw) that is,
    This his destiny hath brought upon him. This therefore is by the fates
    properly and particularly brought upon this, as that unto this in
    particular is by the physician prescribed. These therefore let us
    accept of in like manner, as we do those that are prescribed unto us our
    physicians. For them also in themselves shall We find to contain many
    harsh things, but we nevertheless, in hope of health, and recovery,
    accept of them. Let the fulfilling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ose things
    which the common nature hath determined, be unto thee as thy health.
    Accept then, and be pleased with whatsoever doth happen, though
    otherwise harsh and un-pleasing, as tending to that end, to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the universe, and to Jove’s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For this whatsoever it be, should not have been produced, had it not
    conduced to the good of the universe. For neither doth any ordinary
    particular nature bring anything to pass, that is not to whatsoever
    is within the sphere of its own proper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ment
    agreeable and subordinate. For these two considerations then thou must
    be well pleased with anything that doth happen unto thee. First, because
    that for thee properly it was brought to pass, and unto thee it
    was prescribed; and th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by the series and
    connection of the first causes, it hath ever had a reference unto thee.
    And secondly, because the good success and perfect welfare, and indeed
    the very continuance of Him, that is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whole,
    doth in a manner depend on it. For the whole (because whole, therefore
    entire and perfect) is maimed, and mutilated, if thou shalt cut off
    anything at all, whereby the coherence, and contiguity as of parts, so
    of causes, is maintained and preserved. Of which certain it is,
    that thou doest (as much as lieth in thee) cut off, and in some sort
    violently take somewhat away, as often as thou art displeased with
    anything that happeneth.

    IX. Be not discontented, be not disheartened, be not out of hope, if
    often it succeed not so well with thee punctually and precisely to do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right dogmata, but being once cast off,
    return unto them again: and as for those many and more frequent
    occurrences, either of worldly distractions, or human infirmities, which
    as a man thou canst not but in some measure be subject unto, be not thou
    discontented with them; but however, love and affect that only which
    thou dust return unto: a philosopher’s life, and proper occupation after
    the most exact manner. And when thou dust return to thy philosophy,
    return not unto it as the manner of some is, after play and liberty as
    it were, to their schoolmasters and pedagogues; but as they that have
    sore eyes to their sponge and egg: or as another to his cataplasm; or
    as others to their fomentations: so shalt not thou make it a matter of
    ostentation at all to obey reason but of ease and comfort. And
    remember that philosophy requireth nothing of thee, but what thy
    nature requireth, and wouldest thou thyself desire anything that is
    not according to nature? for which of these sayest thou; that which is
    according to nature or against it, is of itself more kind and pleasing?
    Is it not for that respect especially, that pleasure itself is to so
    many men’s hurt and overthrow, most prevalent, because esteemed commonly
    most kind, and natural? But consider well whether magnanimity rather,
    and true liberty, and true simplicity, and equanimity, and holiness;
    whether these be not most kind and natural? And prudency itself, what
    more kind and amiable than it, when thou shalt truly consider with
    thyself, what it is through all the proper objects of thy rational
    intellectual faculty currently to go on without any fall or stumble?
    As for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their true nature is in a manner so
    involved with obscurity, that unto many philosophers, and those no
    mean ones, they seemed altogether incomprehensible, and the Stoics
    themselves, though they judge them not altogether incomprehensible,
    yet scarce and not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comprehensible, so that
    all assent of ours is fallible, for who is he that is infallible in his
    conclusions?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 pass now unto their subjects
    and matter: how temporary, how vile are they I such as may be in the
    power and possession of some abominable loose liver, of some common
    strumpet, of some notorious oppressor and extortioner. Pass from thence
    to the dispositions of them that thou doest ordinarily converse with,
    how hardly do we bear, even with the most loving and amiable! that I may
    not say, how hard it is for us to bear even with our own selves, in such
    obscurity, and impurity of things: in such and so continual a flux both
    of the substances and time; both of the motions themselves, and things
    moved; what it is that we can fasten upon; either to honour, and respect
    especially; or seriously, and studiously to seek after; I cannot so much
    as conceive For indeed they are things contrary.

    X. Thou must comfort thyself in the expectation of thy natural
    dissolution, and in the meantime not grieve at the delay; but rest
    contented in those two things. First, that nothing shall happen unto
    thee, which is not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Secondly,
    that it is in thy power, to do nothing against thine own proper God, and
    inward spirit. For it is not in any man’s power to constrain thee to
    transgress against him.

    XI. What is the use that now at this present I make of my soul? Thus
    from time to time and upon all occasions thou must put this question to
    thyself; what is now that part of mine which they call the rational
    mistress part, employed about? Whose soul do I now properly possess? a
    child’s? or a youth’s? a woman’s? or a tyrant’s? some brute, or some
    wild beast’s soul?

    XII. What those things are in themselves, which by the greatest part are
    esteemed good, thou mayest gather even from this. For if a man shall
    hear things mentioned as good, which are really good indeed, such as are
    prudence, temperance, justice, fortitude, after so much heard and
    conceived, he cannot endure to hear of any more, for the word good is
    properly spoken of them. But as for those which by the vulgar are
    esteemed good, if he shall hear them mentioned as good, he doth hearken
    for more. He is well contented to hear, that what is spoken by the
    comedian, is but familiarly and popularly spoken, so that even the
    vulgar apprehend the difference. For why is it else, that this offends
    not and needs not to be excused, when virtues are styled good: but that
    which is spoken in commendation of wealth, pleasure, or honour, we
    entertain it only as merrily and pleasantly spoken? Proceed therefore,
    and inquire further, whether it may not be that those things also which
    being mentioned upon the stage were merrily, and with great applause of
    the multitude, scoffed at with this jest, that they that possessed them
    had not in all the world of their own, (such was their affluence and
    plenty) so much as a place where to avoid their excrements. Whether, I
    say, those ought not also in very deed to be much respected, and
    esteemed of, as the only things that are truly good.

    XIII. All that I consist of, is either form or matter. No corruption can
    reduce either of these unto nothing: for neither did I of nothing become
    a subsistent creature. Every part of mine then will by mutation be
    disposed into a certain part of the whole world, and that in time into
    another part; and so in infinitum; by which kind of mutation, I also
    became what I am, and so did they that begot me, and they before them,
    and so upwards in infinitum. For so we may be allowed to speak, though
    the age and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be to some certain periods of time
    limited, and confined.

    XIV. Reason, and rational power, are faculties which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hemselves, and their own proper operations. And as for their first
    inclination and motion, that they take from themselves. But their
    progress is right to the end and object, which is in their way, as it
    were, and lieth just before them: that is, which is feasible and
    possible, whether it be that which at the first they proposed to
    themselves, or no. For which reason also such actions are termed
    katorqwseiz to intimate the directness of the way, by which they are
    achieved. Nothing must be thought to belong to a man, which doth not
    belong unto him as he is a man. These, the event of purposes, are not
    things required in a man. The nature of man doth not profess any such
    things. The final ends and consummations of actions are nothing at all
    to a man’s nature. The end therefore of a man, or the summum bonum
    whereby that end is fulfilled, cannot consist in the consummation of
    actions purposed and intended. Again, concerning these outward worldly
    things, were it so that any of them did properly belong unto man, then
    would it not belong unto man, to condemn them and to stand in opposition
    with them. Neither would he be praiseworthy that can live without them;
    or he good, (if these were good indeed) who of his own accord doth
    deprive himself of any of them. But we see contrariwise, that the more a
    man doth withdraw himself from these wherein external pomp and greatness
    doth consist, or any other like these; or the better he doth bear with
    the loss of these, the better he is accounted.

    XV. Such as thy thoughts and ordinary cogitations are, such will thy
    mind be in time. For the soul doth as it were receive its tincture from
    the fancies, and imaginations. Dye it therefore and thoroughly soak it
    with the assiduity of these cogitations. As for example. Wheresoever
    thou mayest live, there it is in thy power to live well and happy. But
    thou mayest live at the Court, there then also mayest thou live well and
    happy. Again, that which everything is made for, he is also made unto
    that, and cannot but naturally incline unto it. That which anything
    doth naturally incline unto, therein is his end. Wherein the end of
    everything doth consist, therein also doth his good and benefit consist.
    Society therefore is the proper good of a rational creature. For that we
    are made for society, it hath long since been demonstrated. Or can any
    man make any question of this, that whatsoever is naturally worse and
    inferior, is ordinarily subordinated to that which is better? and that
    those things that are best, are made one for another? And those things
    that have souls, are better than those that have none? and of those that
    have, those best that have rational souls?

    XVI. To desire things impossible is the part of a mad man. But it is a
    thing impossible, that wicked man should not commit some such things.
    Neither doth anything happen to any man, which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as natural unto him doth not happen. Again, the same things
    happen unto others also. And truly, if either he that is ignorant that
    such a thing hath happened unto him, or he that is ambitious to be
    commended for his magnanimity, can be patient, and is not grieved: is it
    not a grievous thing, that either ignorance, or a vain desire to please
    and to be commended, should be more powerful and effectual than true
    prudence? As for the things themselves, they touch not the soul, neither
    can they have any access unto it: neither can they of themselves any
    ways either affect it, or move it. For she herself alone can affect and
    move herself, and according as the dogmata and opinions are, which she
    doth vouchsafe herself; so are those things which, as accessories, have
    any co-existence with her.

    XVII. After one consideration, man is nearest unto us; as we are bound
    to do them good, and to bear with them. But as he may oppose any of our
    true proper actions, so man is unto me but as a thing indifferent: even
    as the sun, or the wind, or some wild beast. By some of these it may be,
    that some operation or other of mine, may be hindered; however, of my
    mind and resolution itself, there can be no let or impediment, by reason
    of that ordinary constant both exception (or reservation wherewith it
    inclineth) and ready conversion of objects; from that which may not be,
    to that which may be, which in the prosecution of its inclinations, as
    occasion serves, it doth observe. For by these the mind doth turn and
    convert any impediment whatsoever, to be her aim and purpose. So that
    what before was the impediment, is now the principal object of her
    working; and that which before was in her way, is now her readiest way.

    XVIII. Honour that which is chiefest and most powerful in the world, and
    that is it, which makes use of all things, and governs all things. So
    also in thyself; honour that which is chiefest, and most powerful; and
    is of one kind and nature with that which we now spake of. For it is the
    very same, which being in thee, turneth all other things to its own use,
    and by whom also thy life is governed.

    XIX. That which doth not hurt the city itself; cannot hurt any citizen.
    This rule thou must remember to apply and make use of upon every conceit
    and apprehension of wrong. If the whole city be not hurt by this,
    neither am I certainly. And if the whole be not, why should I make it
    my private grievance? consider rather what it is wherein he is overseen
    that is thought to have done the wrong. Again, often meditate how
    swiftly all things that subsist, and all things that are done in the
    world, are carried away, and as it were conveyed out of sight: for both
    the substance themselves, we see as a flood, are in a continual flux;
    and all actions in a perpetual change; and the causes themselves,
    subject to a thousand alterations, neither is there anything almost,
    that may ever be said to be now settled and constant. Next unto this,
    and which follows upon it, consider both the infiniteness of the time
    already past, and the immense vastness of that which is to come, wherein
    all things are to be resolved and annihilated. Art not thou then a
    very fool, who for these things, art either puffed up with pride, or
    distracted with cares, or canst find in thy heart to make such moans as
    for a thing that would trouble thee for a very long time? Consider the
    whole universe whereof thou art but a very little part, and the whole
    age of the world together, whereof but a short and very momentary
    portion is allotted unto thee, and all the fates and destinies together,
    of which how much is it that comes to thy part and share! Again: another
    doth trespass against me. Let him look to that. He is master of his own
    disposition, and of his own operation. I for my part am in the meantime
    in possession of as much, as the common nature would have me to possess:
    and that which mine own nature would have me do, I do.

    XX. Let not that chief commanding part of thy soul be ever subject to
    any variation through any corporal either pain or pleasure, neither
    suffer it to be mixed with these, but let it both circumscribe itself,
    and confine those affections to their own proper parts and members.
    But if at any time they do reflect and rebound upon the mind and
    understanding (as in an united and compacted body it must needs;) then
    must thou not go about to resist sense and feeling, it being natural.
    However let not thy understanding to this natural sense and feeling,
    which whether unto our flesh pleasant or painful, is unto us nothing
    properly, add an opinion of either good or bad and all is well.

    XXI. To live with the Gods. He liveth with the Gods, who at all times
    affords unto them the spectacle of a soul, both contented and well
    pleased with whatsoever is afforded, or allotted unto her; and
    performing whatsoever is pleasing to that Spirit, whom (being part of
    himself) Jove hath appointed to every man as his overseer and governor.

    XXII. Be not angry neither with him whose breath, neither with him whose
    arm holes, are offensive. What can he do? such is his breath naturally,
    and such are his arm holes; and from such, such an effect, and such
    a smell must of necessity proceed. ‘O, but the man (sayest thou) hath
    understanding in him, and might of himself know, that he by standing
    near, cannot choose but offend.’ And thou also (God bless thee!) hast
    understanding. Let thy reasonable faculty, work upon his reasonable
    faculty; show him his fault, admonish him. If he hearken unto thee, thou
    hast cured him, and there will be no more occasion of anger.

    XXIII. ‘Where there shall neither roarer be, nor harlot.’ Why so? As
    thou dost purpose to live, when thou hast retired thyself to some such
    place, where neither roarer nor harlot is: so mayest thou here. And if
    they will not suffer thee, then mayest thou leave thy life rather than
    thy calling, but so as one that doth not think himself anyways wronged.
    Only as one would say, Here is a smoke; I will out of it. And what a
    great matter is this! Now till some such thing force me out, I will
    continue free; neither shall any man hinder me to do what I will, and
    my will shall ever be by the proper nature of a reasonable and sociable
    creature, regulated and directed.

    XXIV. That rational essence by which the universe is governed, is for
    community and society; and therefore hath it both made the things that
    are worse, for the best, and hath allied and knit together those
    which are best, as it were in an harmony. Seest thou not how it hath
    sub-ordinated, and co-ordinated? and how it hath distributed unto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its worth? and those which have the pre-eminency
    and superiority above all, hath it united together, into a mutual
    consent and agreement.

    XXV. How hast thou carried thyself hitherto towards the Gods? towards
    thy parents? towards thy brethren? towards thy wife? towards thy
    children? towards thy masters? thy foster-fathers? thy friends? thy
    domestics? thy servants? Is it so with thee, that hitherto thou hast
    neither by word or deed wronged any of them? Remember withal through how
    many things thou hast already passed, and how many thou hast been able
    to endure; so that now the legend of thy life is full, and thy charge is
    accomplished. Again, how many truly good things have certainly by thee
    been discerned? how many pleasures, how many pains hast thou passed over
    with contempt? how many things eternally glorious hast thou despised?
    towards how many perverse unreasonable men hast thou carried thyself
    kindly, and discreetly?

    XXVI. Why should imprudent unlearned souls trouble that which is
    both learned, and prudent? And which is that that is so? she that
    understandeth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and hath the true knowledge of
    that rational essence, that passeth through all things subsisting, and
    through all ages being ever the same, disposing and dispensing as it
    were this universe by certain periods of time.

    XXVII. Within a very little while, thou wilt be either ashes, or a
    sceletum; and a name perchance; and perchance, not so much as a name.
    And what is that but an empty sound, and a rebounding echo? Those things
    which in this life are dearest unto us, and of most account, they are in
    themselves but vain, putrid, contemptible. The most weighty and serious,
    if rightly esteemed, but as puppies, biting one another: or untoward
    children, now laughing and then crying. As for faith, and modesty, and
    justice, and truth, they long since, as one of the poets hath it, have
    abandoned this spacious earth, and retired themselves unto heaven. What
    is it then that doth keep thee here, if things sensible be so mutable
    and unsettled? and the senses so obscure, and so fallible? and our souls
    nothing but an exhalation of blood? and to be in credit among such,
    be but vanity? What is it that thou dost stay for? an extinction, or a
    translation; either of them with a propitious and contented mind. But
    still that time come, what will content thee? what else, but to worship
    and praise the Gods; and to do good unto men. To bear with them, and
    to forbear to do them any wrong. And for all external things belonging
    either to this thy wretched body, or life, to remember that they are
    neither thine, nor in thy power.

    XXVIII. Thou mayest always speed, if thou wilt but make choice of the
    right way; if in the course both of thine opinions and actions, thou
    wilt observe a true method. These two things be common to the souls, as
    of God, so of men, and of every reasonable creature, first that in their
    own proper work they cannot be hindered by anything: and secondly, that
    their happiness doth consist in a disposition to, and in the practice of
    righteousness; and that in these their desire is terminated.

    XXIX. If this neither be my wicked act, nor an act anyways depending
    from any wickedness of mine, and that by it the public is not hurt; what
    doth it concern me? And wherein can the public be hurt? For thou must
    not altogether be carried by conceit and common opinion: as for help
    thou must afford that unto them after thy best ability, and as occasion
    shall require, though they sustain damage, but in these middle or
    worldly things; but however do not thou conceive that they are truly
    hurt thereby: for that is not right. But as that old foster-father
    in the comedy, being now to take his leave doth with a great deal of
    ceremony, require his foster-child’s rhombus, or rattle-top, remembering
    nevertheless that it is but a rhombus; so here also do thou likewise.
    For indeed what is all this pleading and public bawling for at the
    courts? O man, hast thou forgotten what those things are! yea but they
    are things that others much care for, and highly esteem of. Wilt thou
    therefore be a fool too? Once I was; let that suffice.

    XXX. Let death surprise rue when it will, and where it will, I may be a
    happy man, nevertheless.

    For he is a happy man, who in his lifetime dealeth unto himself a happy
    lot and portion. A happy lot and portion is, good inclinations of the
    soul, good desires, good actions.

    THE SIXTH BOOK

    I. The matter itself, of which the universe doth consist, is of itself
    very tractable and pliable. That rational essence that doth govern it,
    hath in itself no cause to do evil. It hath no evil in itself; neither
    can it do anything that is evil: neither can anything be hurt by it. And
    all things are done and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its will and prescript.

    II. Be it all one unto thee, whether half frozen or well warm; whether
    only slumbering, or after a full sleep; whether discommended or
    commended thou do thy duty: or whether dying or doing somewhat else; for
    that also ‘to die,’ must among the rest be reckoned as one of the duties
    and actions of our lives.

    III. Look in, let not either the proper quality, or the true worth of
    anything pass thee, before thou hast fully apprehended it.

    IV. All substances come soon to their change, and either they shall
    be resolved by way of exhalation (if so be that all things shall be
    reunited into one substance), or as others maintain, they shall be
    scattered and dispersed. As for that Rational Essence by which all
    things are governed, as it best understandeth itself, both its own
    disposition, and what it doth, and what matter it hath to do with and
    accordingly doth all things; so we that do not, no wonder, if we wonder
    at many things, the reasons whereof we cannot comprehend.

    V. The best kind of revenge is, not to become like unto them.

    VI. Let this be thy only joy, and thy only comfort, from one sociable
    kind action without intermission to pass unto another, God being ever in
    thy mind.

    VII. The rational commanding part, as it alone can stir up and turn
    itself; so it maketh both itself to be, and everything that happeneth,
    to appear unto itself, as it will itself.

    VIII.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all things particular are
    determined, not according to any other nature, either about compassing
    and containing; or within, dispersed and contained; or without,
    depending. Either this universe is a mere confused mass, and an
    intricate context of things, which shall in time be scattered and
    dispersed again: or it is an union consisting of order, and administered
    by Providence. If the first, why should I desire to continue any longer
    in this fortuit confusion and commixtion? or why should I take care for
    anything else, but that as soon as may be I may be earth again? And
    why should I trouble myself any more whilst I seek to please the Gods?
    Whatsoever I do, dispersion is my end, and will come upon me whether I
    will or no. But if the latter be, then am not I religious in vain;
    then will I be quiet and patient, and put my trust in Him, who is the
    Governor of all.

    IX. Whensoever by some present hard occurrences thou art constrained to
    be in some sort troubled and vexed, return unto thyself as soon as may
    be, and be not out of tune longer than thou must needs. For so shalt
    thou be the better able to keep thy part another time, and to maintain
    the harmony, if thou dost use thyself to this continually; once out,
    presently to have recourse unto it, and to begin again.

    X. If it were that thou hadst at one time both a stepmother, and
    a natural mother living, thou wouldst honour and respect her also;
    nevertheless to thine own natural mother would thy refuge, and recourse
    be continually. So let the court and thy philosophy be unto thee. Have
    recourse unto it often, and comfort thyself in her, by whom it is that
    those other things are made tolerable unto thee, and thou also in those
    things not intolerable unto others.

    XI. How marvellous useful it is for a man to represent unto himself
    meats, and all such things that are for the mouth, under a right
    apprehension and imagination! as for example: This is the carcass of a
    fish; this of a bird; and this of a hog. And again more generally; This
    phalernum, this excellent highly commended wine, is but the bare juice
    of an ordinary grape. This purple robe, but sheep’s hairs, dyed with
    the blood of a shellfish. So for coitus, it is but the attrition of an
    ordinary base entrail, and the excretion of a little vile snivel, with
    a certain kind of convulsion: according to Hippocrates his opinion. How
    excellent useful are these lively fanci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ings,
    thus penetrating and passing through the objects, to make their true
    nature known and apparent! This must thou use all thy life long, and
    upon all occasions: and then especially, when matters are apprehended
    as of great worth and respect, thy art and care must be to uncover
    them, and to behold their vileness, and to take away from them all those
    serious circumstances and expressions, under which they made so grave
    a show. For outward pomp and appearance is a great juggler; and then
    especially art thou most in danger to be beguiled by it, when (to
    a man’s thinking) thou most seemest to be employed about matters of
    moment.

    XII. See what Crates pronounceth concerning Xenocrates himself.

    XIII. Those things which the common sort of people do admire, are most
    of them such things as are very general, and may be comprehended under
    things merely natural, or naturally affected and qualified: as stones,
    wood, figs, vines, olives. Those that be admired by them that are more
    moderate and restrained, are comprehended under things animated: as
    flocks and herds. Those that are yet more gentle and curious, their
    admiration is commonly confined to reasonable creatures only; not in
    general as they are reasonable, but as they are capable of art, or of
    some craft and subtile invention: or perchance barely to reasonable
    creatures; as they that delight in the possession of many slaves. But
    he that honours a reasonable soul in general, as it is reasonable and
    naturally sociable, doth little regard anything else: and above all
    things is careful to preserve his own, in the continual habit and
    exercise both of reason and sociableness: and thereby doth co-operate
    with him, of whose nature he doth also participate; God.

    XIV. Some things hasten to be, and others to be no more. And even
    whatsoever now is, some part thereof hath already perished. Perpetual
    fluxes and alterations renew the world, as the perpetual course of time
    doth make the age of the world (of itself infinite) to appear always
    fresh and new. In such a flux and course of all things, what of these
    things that hasten so fast away should any man regard, since among all
    there is not any that a man may fasten and fix upon? as if a man would
    settle his affection upon some ordinary sparrow living by him, who is no
    sooner seen, than out of sight. For we must not think otherwise of our
    lives, than as a mere exhalation of blood, or of an ordinary respiration
    of air. For what in our common apprehension is, to breathe in the air
    and to breathe it out again, which we do daily: so much is it and no
    more, at once to breathe out all thy respirative faculty into that
    common air from whence but lately (as being but from yesterday, and
    to-day), thou didst first breathe it in, and with it, life.

    XV. Not vegetative spiration, it is not surely (which plants have) that
    in this life should be so dear unto us; nor sensitive respiration, the
    proper life of beasts, both tame and wild; nor this our imaginative
    faculty; nor that we are subject to be led and carried up and down by
    the strength of our sensual appetites; or that we can gather, and live
    together; or that we can feed: for that in effect is no better, than
    that we can void the excrements of our food. What is it then that should
    be dear unto us? to hear a clattering noise? if not that, then neither
    to be applauded by the tongues of men. For the praises of many tongues,
    is in effect no better than the clattering of so many tongues. If then
    neither applause, what is there remaining that should be dear unto thee?
    This I think: that in all thy motions and actions thou be moved,
    and restrained according to thine own true natural constitution and
    Construction only. And to this even ordinary arts and professions do
    lead us. For it is that which every art doth aim at, that whatsoever it
    is, that is by art effected and prepared, may be fit for that work that
    it is prepared for. This is the end that he that dresseth the vine, and
    he that takes upon him either to tame colts, or to train up dogs,
    doth aim at. What else doth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and all learned
    professions tend unto? Certainly then it is that, which should be dear
    unto us also. If in this particular it go well with thee, care not for
    the obtaining of other things. But is it so, that thou canst not but
    respect other things also? Then canst not thou truly be free? then canst
    thou not have self-content: then wilt thou ever be subject to passions.
    For it is not possible, but that thou must be envious, and jealous, and
    suspicious of them whom thou knowest can bereave thee of such things;
    and again, a secret underminer of them, whom thou seest in present
    possession of that which is dear unto thee. To be short, he must of
    necessity be full of confusion within himself, and often accuse the
    Gods, whosoever stands in need of these things. But if thou shalt
    honour and respect thy mind only, that will make thee acceptable
    towards thyself, towards thy friends very tractable; and conformable
    and concordant with the Gods; that is, accepting with praises whatsoever
    they shall think good to appoint and allot unto thee.

    XVI. Under, above, and about, are the motions of the elements; but
    the motion of virtue, is none of those motions, but is somewhat more
    excellent and divine. Whose way (to speed and prosper in it) must be
    through a way, that is not easily comprehended.

    XVII. Who can choose but wonder at them? They will not speak well of
    them that are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m, and live with them; yet they
    themselves are very ambitious, that they that shall follow, whom they
    have never seen, nor shall ever see, should speak well of them. As if
    a man should grieve that he hath not been commended by them, that lived
    before him.

    XVIII. Do not ever conceive anything impossible to man, which by thee
    cannot, or not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be effected; but whatsoever in
    general thou canst Conceive possible and proper unto any man, think that
    very possible unto thee also.

    XIX. Suppose that at the palestra somebody hath all to-torn thee with
    his nails, and hath broken thy head. Well, thou art wounded. Yet thou
    dost not exclaim; thou art not offended with him. Thou dost not suspect
    him for it afterwards, as one that watcheth to do thee a mischief. Yea
    even then, though thou dost thy best to save thyself from him, yet not
    from him as an enemy. It is not by way of any suspicious indignation,
    but by way of gentle and friendly declination. Keep the same mind and
    disposition in other parts of thy life also. For many things there be,
    which we must conceit and apprehend, as though we had had to do with an
    antagonist at the palestra. For as I said, it is very possible for us to
    avoid and decline, though we neither suspect, nor hate.

    XX. If anybody shall reprove me, and shall make it apparent unto me,
    that in any either opinion or action of mine I do err, I will most
    gladly retract. For it is the truth that I seek after, by which I am
    sure that never any man was hurt; and as sure, that he is hurt that
    continueth in any error, or ignorance whatsoever.

    XXI. I for my part will do what belongs unto me; as for other things,
    whether things unsensible or things irrational; or if rational, yet
    deceived and ignorant of the true way, they shall not trouble or
    distract me. For as for those creatures which are not endued with reason
    and all other things and-matters of the world whatsoever I freely, and
    generously, as one endued with reason, of things that have none, make
    use of them. And as for men, towards them as naturally partakers of the
    same reason, my care is to carry myself sociably. But whatsoever it is
    that thou art about, remember to call upon the Gods. And as for the time
    how long thou shalt live to do these things, let it be altogether
    indifferent unto thee, for even three such hours are sufficient.

    XXII. Alexander of Macedon, and he that dressed his mules, when once
    dead both came to one. For either they were both resumed into those
    original rational essences from whence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are
    propagated; or both after one fashion were scattered into atoms.

    XXIII Consider how many different things, whether they concern our
    bodies, or our souls, in a moment of time come to pass in every one of
    us, and so thou wilt not wonder if many more things or rather all things
    that are done, can at one time subsist, and coexist in that both one and
    general, which we call the world.

    XXIV. if any should put this question unto thee, how this word Antoninus
    is written, wouldst thou not presently fix thine intention upon it, and
    utter out in order every letter of it? And if any shall begin to gainsay
    thee, and quarrel with thee about it; wilt thou quarrel with him again,
    or rather go on meekly as thou hast begun, until thou hast numbered out
    every letter? Here then likewise remember, that every duty that belongs
    unto a man doth consist of some certain letters or numbers as it were,
    to which without any noise or tumult keeping thyself thou must orderly
    proceed to thy proposed end, forbearing to quarrel with him that would
    quarrel and fall out with thee.

    XXV. Is it not a cruel thing to forbid men to affect those things, which
    they conceive to agree best with their own natures, and to tend most
    to their own proper good and behoof? But thou after a sort deniest them
    this liberty, as often as thou art angry with them for their sins. For
    surely they are led unto those sins whatsoever they be, as to
    their proper good and commodity. But it is not so (thou wilt object
    perchance). Thou therefore teach them better, and make it appear unto
    them: but be not thou angry with them.

    XXVI. Death is a cessation from the impression of the senses, the
    tyranny of the passions, the errors of the mind, and the servitude of
    the body.

    XXVII. If in this kind of life thy body be able to hold out, it is a
    shame that thy soul should faint first, and give over, take heed, lest
    of a philosopher thou become a mere Caesar in time, and receive a new
    tincture from the court. For it may happen if thou dost not take heed.
    Keep thyself therefore, truly simple, good, sincere, grave, free
    from all ostentation, a lover of that which is just, religious, kind,
    tender-hearted, strong and vigorous to undergo anything that becomes
    thee. Endeavour to continue such, as philosophy (hadst thou wholly and
    constantly applied thyself unto it) would have made, and secured thee.
    Worship the Gods, procure the welfare of men, this life is short.
    Charitable actions, and a holy disposition, is the only fruit of this
    earthly life.

    XXVIII. Do all things as becometh the disciple of Antoninus Pius.
    Remember his resolute constancy in things that were done by him
    according to reason, his equability in all things, his sanctity; the
    cheerfulness of his countenance, his sweetness, and how free he was from
    all vainglory; how careful to come to the true and exact knowledge of
    matters in hand, and how he would by no means give over till he did
    fully, and plainly understand the whole state of the business; and how
    patiently, and without any contestation he would bear with them, that
    did unjustly condemn him: how he would never be over-hasty in anything,
    nor give ear to slanders and false accusations, but examine and observe
    with best diligence the several actions and dispositions of men. Again,
    how he was no backbiter, nor easily frightened, nor suspicious, and in
    his language free from all affectation and curiosity: and how easily he
    would content himself with few things, as lodging, bedding, clothing,
    and ordinary nourishment, and attendance. How able to endure labour, how
    patient; able through his spare diet to continue from morning to evening
    without any necessity of withdrawing before his accustomed hours to
    the necessities of nature: his uniformity and constancy in matter of
    friendship. How he would bear with them that with all boldness and
    liberty opposed his opinions; and even rejoice if any man could better
    advise him: and lastly, how religious he was without superstition. All
    these things of him remember, that whensoever thy last hour shall
    come upon thee, it may find thee, as it did him, ready for it in the
    possession of a good conscience.

    XXIX. Stir up thy mind, and recall thy wits again from thy natural
    dreams, and visions, and when thou art perfectly awoken, and canst
    perceive that they were but dreams that troubled thee, as one newly
    awakened out of another kind of sleep look upon these worldly things
    with the same mind as thou didst upon those, that thou sawest in thy
    sleep.

    XXX. I consist of body and soul. Unto my body all things are
    indifferent, for of itself it cannot affect one thing more than another
    with apprehension of any difference; as for my mind, all things which
    are not within the verge of her own operation, are indifferent unto her,
    and for her own operations, those altogether depend of her; neither
    does she busy herself about any, but those that are present; for as
    for future and past operations, those also are now at this present
    indifferent unto her.

    XXXI. As long as the foot doth that which belongeth unto it to do, and
    the hand that which belongs unto it, their labour, whatsoever it be, is
    not unnatural. So a man as long as he doth that which is proper unto
    a man, his labour cannot be against nature; and if it be not against
    nature, then neither is it hurtful unto him. But if it were so that
    happiness did consist in pleasure: how came notorious robbers, impure
    abominable livers, parricides, and tyrants, in so large a measure to
    have their part of pleasures?

    XXXII. Dost thou not see, how even those that profess mechanic arts,
    though in some respect they be no better than mere idiots, yet they
    stick close to the course of their trade, neither can they find in
    their heart to decline from it: and is it not a grievous thing that
    an architect, or a physician shall respect the course and mysteries of
    their profession, more than a man the proper course and condition of his
    own nature, reason, which is common to him and to the Gods?

    XXXIII. Asia, Europe; what are they, but as corners of the whole world;
    of which the whole sea, is but as one drop; and the great Mount Athos,
    but as a clod, as all present time is but as one point of eternity. All,
    petty things; all things that are soon altered, soon perished. And all
    things come from one beginning; either all severally and particularly
    deliberated and resolved upon, by the general ruler and governor of all;
    or all by necessary consequence. So that the dreadful hiatus of a gaping
    lion, and all poison, and all hurtful things, are but (as the thorn and
    the mire)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s of goodly fair things. Think not
    of these therefore, as things contrary to those which thou dost much
    honour, and respect; but consider in thy mind the true fountain of all.

    XXXIV He that seeth the things that are now, hath Seen all that either
    was ever, or ever shall be, for all things are of one kind; and all like
    one unto another. Meditate often upon the connection of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and upon the mutual relation that they have one unto another.
    For all things are after a sort folded and involved one within another,
    and by these means all agree well together. For one thing is consequent
    unto another, by local motion, by natural conspiration and agreement,
    and by substantial union, or, reduction of all substances into one.

    XXXV. Fit and accommodate thyself to that estate and to those
    occurrences, which by the destinies have been annexed unto thee; and
    love those men whom thy fate it is to live with; but love them truly. An
    instrument, a tool, an utensil, whatsoever it be, if it be fit for the
    purpose it was made for, it is as it should be though he perchance that
    made and fitted it, be out of sight and gone. But in things natural,
    that power which hath framed and fitted them, is and abideth within them
    still: for which reason she ought also the more to be respected, and we
    are the more obliged (if we may live and pass our time according to her
    purpose and intention) to think that all is well with us, and according
    to our own minds. After this manner also, and in this respect it is,
    that he that is all in all doth enjoy his happiness.

    XXXVI. What things soever are not within the proper power and
    jurisdiction of thine own will either to compass or avoid, if thou shalt
    propose unto thyself any of those things as either good, or evil; it
    must needs be that according as thou shalt either fall into that which
    thou dost think evil, or miss of that which thou dost think good, so
    wilt thou be ready both to complain of the Gods, and to hate those men,
    who either shall be so indeed, or shall by thee be suspected as the
    cause either of thy missing of the one, or falling into the other. And
    indeed we must needs commit many evils, if we incline to any of these
    things, more or less, with an opinion of any difference. But if we mind
    and fancy those things only, as good and bad, which wholly depend of our
    own wills, there is no more occasion why we should either murmur against
    the Gods, or be at enmity with any man.

    XXXVII. We all work to one effect, some willingly, and with a rational
    apprehension of what we do: others without any such knowledge. As I
    think Heraclitus in a place speaketh of them that sleep, that even they
    do work in their kind, and do confer to the general operations of the
    world. One man therefore doth co-operate after one sort, and another
    after another sort; but even he that doth murmur, and to his power doth
    resist and hinder; even he as much as any doth co-operate. For of such
    also did the world stand in need. Now do thou consider among which of
    these thou wilt rank thyself. For as for him who is the Administrator
    of all, he will make good use of thee whether thou wilt or no, and make
    thee (as a part and member of the whole) so to co-operate with him,
    that whatsoever thou doest, shall turn to the furtherance of his own
    counsels, and resolutions. But be not thou for shame such a part of the
    whole, as that vile and ridiculous verse (which Chrysippus in a place
    doth mention) is a part of the comedy. XXXVIII. Doth either the sun take
    upon him to do that which belongs to the rain? or his son Aesculapius
    that, which unto the earth doth properly belong? How is it with every
    one of the stars in particular? Though they all differ one from another,
    and have their several charges and functions by themselves, do they not
    all nevertheless concur and co-operate to one end?

    XXXIX. If so be that the Gods have deliberated in particular of those
    things that should happen unto me, I must stand to their deliberation,
    as discrete and wise. For that a God should be an imprudent God, is a
    thing hard even to conceive: and why should they resolve to do me hurt?
    for what profit either unto them or the universe (which they specially
    take care for) could arise from it? But if so be that they have not
    deliberated of me in particular, certainly they have of the whole in
    general, and those things which in consequence and coherence of this
    general deliberation happen unto me in particular, I am bound to embrace
    and accept of. But if so be that they have not deliberated at all (which
    indeed is very irreligious for any man to believe: for then let us
    neither sacrifice, nor pray, nor respect our oaths, neither let us any
    more use any of those things, which we persuaded of the presence and
    secret conversation of the Gods among us, daily use and practise:)
    but, I say, if so be that they have not indeed either in general, or
    particular deliberated of any of those things, that happen unto us
    in this world; yet God be thanked, that of those things that
    concern myself, it is lawful for me to deliberate myself, and all my
    deliberation is but concerning that which may be to me most profitable.
    Now that unto every one is most profitable, which is according to his
    own constitution and nature. And my nature is, to be rational in all my
    actions and as a good, and natural member of a city and commonwealth,
    towards my fellow members ever to be sociably and kindly disposed and
    affected. My city and country as I am Antoninus, is Rome; as a man, the
    whole world. Those things therefore that are expedient and profitable to
    those cities, are the only things that are good and expedient for me.

    XL. Whatsoever in any kind doth happen to any one, is expedient to the
    whole. And thus much to content us might suffice, that it is expedient
    for the whole in general. But yet this also shalt thou generally
    perceive, if thou dost diligently take heed, that whatsoever doth happen
    to any one man or men…. And now I am content that the word expedient,
    should more generally be understood of those things which we otherwise
    call middle things, or things indifferent; as health, wealth, and the
    like.

    XLI. As the ordinary shows of the theatre and of other such places,
    when thou art presented with them, affect thee; as the same things still
    seen, and in the same fashion, make the sight ingrateful and tedious;
    so must all the things that we see all our life long affect us. For all
    things, above and below, are still the same, and from the same causes.
    When then will there be an end?

    XLII. Let the several deaths of men of all sorts, and of all sorts of
    professions, and of all sort of nations, be a perpetual object of thy
    thoughts,… so that thou mayst even come down to Philistio, Phoebus,
    and Origanion. Pass now to other generations. Thither shall we after
    many changes, where so many brave orators are; where so many grave
    philosophers; Heraclitus, Pythagoras, Socrates. Where so many heroes of
    the old times; and then so many brave captains of the latter times; and
    so many kings. After all these, where Eudoxus, Hipparchus, Archimedes;
    where so many other sharp, generous, industrious, subtile, peremptory
    dispositions; and among others, even they, that have been the greatest
    scoffers and deriders of the frailty and brevity of this our human life;
    as Menippus, and others, as many as there have been such as he. Of all
    these consider, that they long since are all dead, and gone. And what do
    they suffer by it! Nay they that have not so much as a name remaining,
    what are they the worse for it? One thing there is, and that only, which
    is worth our while in this world, and ought by us much to be esteemed;
    and that is, according to truth and righteousness, meekly and lovingly
    to converse with false, and unrighteous men.

    XLIII. When thou wilt comfort and cheer thyself, call to mind the
    several gifts and virtues of them, whom thou dost daily converse with;
    as for example, the industry of the one; the modesty of another; the
    liberality of a third; of another some other thing. For nothing can so
    much rejoice thee, as the resemblances and parallels of several virtues,
    visible and eminent in the dispositions of those who live with thee;
    especially when, all at once, as near as may be, they represent
    themselves unto thee. And therefore thou must have them always in a
    readiness.

    XLIV. Dost thou grieve that thou dost weigh but so many pounds, and not
    three hundred rather? Just as much reason hast thou to grieve that
    thou must live but so many years, and not longer. For as for bulk and
    substance thou dost content thyself with that proportion of it that is
    allotted unto thee, so shouldst thou for time.

    XLV. Let us do our best endeavours to persuade them; but however, if
    reason and justice lead thee to it, do it, though they be never so much
    against it. But if any shall by force withstand thee, and hinder thee in
    it, convert thy virtuous inclination from one object unto another, from
    justice to contented equanimity, and cheerful patience: so that what in
    the one is thy hindrance, thou mayst make use of it for the exercise of
    another virtue: and remember that it was with due exception, and
    reservation, that thou didst at first incline and desire. For thou didst
    not set thy mind upon things impossible. Upon what then? that all thy
    desires might ever be moderated with this due kind of reservation. And
    this thou hast, and mayst always obtain, whether the thing desired be in
    thy power or no. And what do I care for more, if that for which I was
    born and brought forth into the world (to rule all my desires with
    reason and discretion) may be?

    XLVI. The ambitious supposeth another man’s act, praise and applause, to
    be his own happiness; the voluptuous his own sense and feeling; but he
    that is wise, his own action.

    XLVII. It is in thy power absolutely to exclude all manner of conceit
    and opinion, as concerning this matter; and by the same means, to
    exclude all grief and sorrow from thy soul. For as for the things and
    objects themselves, they of themselves have no such power, whereby to
    beget and force upon us any opinion at all.

    XLVIII. Use thyself when any man speaks unto thee, so to hearken unto
    him, as that in the interim thou give not way to any other thoughts;
    that so thou mayst (as far as is possible) seem fixed and fastened to
    his very soul, whosoever he be that speaks unto thee.

    XLIX. That which is not good for the bee-hive, cannot be good for the
    bee.

    L. Will either passengers, or patients, find fault and complain, either
    the one if they be well carried, or the others if well cured? Do they
    take care for any more than this; the one, that their shipmaster may
    bring them safe to land, and the other, that their physician may effect
    their recovery?

    LI. How many of them who came into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when I
    did, are already gone out of it?

    LII. To them that are sick of the jaundice, honey seems bitter; and to
    them that are bitten by a mad dog, the water terrible; and to children,
    a little ball seems a fine thing. And why then should I be angry? or
    do I think that error and false opinion is less powerful to make men
    transgress, than either choler, being immoderate and excessive, to cause
    the jaundice; or poison, to cause rage?

    LIII. No man can hinder thee to live as thy nature doth require. Nothing
    can happen unto thee, but what the common good of nature doth require.

    LIV. What manner of men they be whom they seek to please, and what to
    get, and by what actions: how soon time will cover and bury all things,
    and how many it hath already buried!

    THE SEVENTH BOOK

    I. What is wickedness? It is that which many time and often thou hast
    already seen and known in the world. And so oft as anything doth happen
    that might otherwise trouble thee, let this memento presently come to
    thy mind, that it is that which thou hast already often Seen and known.
    Generally, above and below, thou shalt find but the same things. The
    very same things whereof ancient stories, middle age stories, and fresh
    stories are full whereof towns are full, and houses full. There is
    nothing that is new. All things that are, are both usual and of little
    continuance.

    II. What fear is there that thy dogmata, or philosophical resolutions
    and conclusions, should become dead in thee, and lose their proper
    power and efficacy to make thee live happy, as long as those proper
    and correlative fanci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ings on which they
    mutually depend (which continually to stir up and revive is in thy
    power,) are still kept fresh and alive? It is in my power concerning
    this thing that is happened, what soever it be, to conceit that which is
    right and true. If it be, why then am I troubled? Those things that are
    without my understanding, are nothing to it at all: and that is it only,
    which doth properly concern me. Be always in this mind, and thou wilt be
    right.

    III. That which most men would think themselves most happy for, and
    would prefer before all things, if the Gods would grant it unto them
    after their deaths, thou mayst whilst thou livest grant unto thyself; to
    live again. See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again, as thou hast already seen
    them. For what is it else to live again? Public shows and solemnities
    with much pomp and vanity, stage plays, flocks and herds; conflicts
    and contentions: a bone thrown to a company of hungry curs; a bait for
    greedy fishes; the painfulness, and continual burden-bearing of wretched
    ants, the running to and fro of terrified mice: little puppets drawn up
    and down with wires and nerves: these be the objects of the world among
    all these thou must stand steadfast, meekly affected, and free from all
    manner of indignation; with this right ratiocination and apprehension;
    that as the worth is of those things which a man doth affect, so is in
    very deed every man’s worth more or less.

    IV. Word after word, every one by itself, must the things that are
    spoken be conceived and understood; and so the things that are done,
    purpose after purpose, every one by itself likewise. And as in matter of
    purposes and actions, we must presently see what is the proper use and
    relation of every one; so of words must we be as ready, to consider of
    every one what is the true meaning, and signification of it according to
    truth and nature, however it be taken in common use.

    V. Is my reason, and understanding sufficient for this, or no? If it be
    sufficient, without any private applause, or public ostentation as of an
    instrument, which by nature I am provided of, I will make use of it for
    the work in hand, as of an instrument, which by nature I am provided of.
    if it be not, and that otherwise it belong not unto me particularly as
    a private duty, I will either give it over, and leave it to some other
    that can better effect it: or I will endeavour it; but with the help
    of some other, who with the joint help of my reason, is able to bring
    somewhat to pass, that will now be seasonable and useful for the common
    good. For whatsoever I do either by myself, or with some other, the
    only thing that I must intend, is, that it be good and expedient for
    the public. For as for praise, consider how many who once were much
    commended, are now already quite forgotten, yea they that commended
    them, how even they themselves are long since dead and gone. Be not
    therefore ashamed, whensoever thou must use the help of others. For
    whatsoever it be that lieth upon thee to effect, thou must propose it
    unto thyself, as the scaling of walls is unto a soldier. And what if
    thou through either lameness or some other impediment art not able to
    reach unto the top of the battlements alone, which with the help of
    another thou mayst; wilt thou therefore give it over, or go about it
    with less courage and alacrity, because thou canst not effect it all
    alone?

    VI. Let not things future trouble thee. For if necessity so require that
    they come to pass, thou shalt (whensoever that is) be provided for them
    with the same reason, by which whatsoever is now present, is made both
    tolerable and acceptable unto thee. All things are linked and knitted
    together, and the knot is sacred, neither is there anything in the
    world, that is not kind and natural in regard of any other thing, or,
    that hath not some kind of reference and natural correspondence with
    whatsoever is in the world besides. For all things are ranked together,
    and by that decency of its due place and order that each particular
    doth observe, they all concur together to the making of one and the same
    [“Kosmos” ed] or world: as if you said, a comely piece, or an orderly
    composition. For all things throughout, there is but one and the same
    order; and through all things, one and the same God, the same substance
    and the same law. There is one common reason, and one common truth, that
    belongs unto all reasonable creatures, for neither is there save one
    perfection of all creatures that are of the same kind, and partakers of
    the same reason.

    VII. Whatsoever is material, doth soon vanish away into the common
    substance of the whole; and whatsoever is formal, or, whatsoever doth
    animate that which is material, is soon resumed into the common reason
    of the whole; and the fame and memory of anything, is soon swallowed up
    by the general age and duration of the whole.

    VIII. To a reasonable creature, the same action is both according
    to nature, and according to reason.

    IX. Straight of itself, not made straight.

    X. As several members in one body united, so are reasonable creatures
    in a body divided and dispersed, all made and prepared for one common
    operation. And this thou shalt apprehend the better, if thou shalt use
    thyself often to say to thyself, I am meloz, or a member of the mass and
    body of reasonable substances. But if thou shalt say I am meroz, or
    a part, thou dost not yet love men from thy heart. The joy that thou
    takest in the exercise of bounty, is not yet grounded upon a due
    ratiocination and right apprehension of the nature of things. Thou dost
    exercise it as yet upon this ground barely, as a thing convenient and
    fitting; not, as doing good to thyself, when thou dost good unto others.

    XI. Of things that are external, happen what will to that which can
    suffer by external accidents. Those things that suffer let them complain
    themselves, if they will; as for me, as long as I conceive no such
    thing, that that which is happened is evil, I have no hurt; and it is in
    my power not to conceive any such thing.

    XII. Whatsoever any man either doth or saith, thou must be good; not for
    any man’s sake, but for thine own nature’s sake; as if either gold, or
    the emerald, or purple, should ever be saying to themselves, Whatsoever
    any man either doth or saith, I must still be an emerald, and I must
    keep my colour.

    XIII. This may ever be my comfort and security: my understanding, that
    ruleth over all, will not of itself bring trouble and vexation upon
    itself. This I say; it will not put itself in any fear, it will not lead
    itself into any concupiscence. If it be in the power of any other to
    compel it to fear, or to grieve, it is free for him to use his power.
    But sure if itself do not of itself, through some false opinion or
    supposition incline itself to any such disposition; there is no fear.
    For as for the body, why should I make the grief of my body, to be the
    grief of my mind? If that itself can either fear or complain, let it.
    But as for the soul, which indeed, can only be truly sensible of either
    fear or grief; to which only it belongs according to its different
    imaginations and opinions, to admit of either of these, or of their
    contraries; thou mayst look to that thyself, that it suffer nothing.
    Induce her not to any such opinion or persuasion. The understanding
    is of itself sufficient unto itself, and needs not (if itself doth not
    bring itself to need) any other thing besides itself, and by consequent
    as it needs nothing, so neither can it be troubled or hindered by
    anything, if itself doth not trouble and hinder itself.

    XIV. What is rv&nfLovia, or happiness: but a7~o~ &d~wv, or, a good
    da~rnon, or spirit? What then dost thou do here, O opinion? By the Gods
    I adjure thee, that thou get thee gone, as thou earnest: for I need thee
    not. Thou earnest indeed unto me according to thy ancient wonted manner.
    It is that, that all men have ever been subject unto. That thou camest
    therefore I am not angry with thee, only begone, now that I have found
    thee what thou art.

    XV. Is any man so foolish as to fear change, to which all things that
    once were not owe their being? And what is it, that is more pleasing and
    more familiar to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ow couldst thou thyself
    use thy ordinary hot baths, should not the wood that heateth them first
    be changed? How couldst thou receive any nourishment from those things
    that thou hast eaten, if they should not be changed? Can anything
    else almost (that is useful and profitable) be brought to pass without
    change? How then dost not thou perceive, that for thee also, by death,
    to come to change, is a thing of the very same nature, and as necessary
    for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XVI. Through the substance of the universe, as through a torrent pass
    all particular bodies, being all of the same nature, and all joint
    workers with the universe itself as in one of our bodies so many
    members among themselves. How many such as Chrysippus, how many such
    as Socrates, how many such as Epictetus, hath the age of the world
    long since swallowed up and devoured? Let this, be it either men or
    businesses, that thou hast occasion to think of, to the end that thy
    thoughts be not distracted and thy mind too earnestly set upon anything,
    upon every such occasion presently come to thy mind. Of all my thoughts
    and cares, one only thing shall be the object, that I myself do nothing
    which to the proper constitution of man, (either in regard of the
    thing itself, or in regard of the manner, or of the time of doing,)
    is contrary. The time when thou shalt have forgotten all things, is
    at hand. And that time also is at hand, when thou thyself shalt be
    forgotten by all. Whilst thou art, apply thyself to that especially
    which unto man as he is a mart, is most proper and agreeable, and that
    is, for a man even to love them that transgress against him. This shall
    be, if at the same time that any such thing doth happen, thou call
    to mind, that they are thy kinsmen; that it is through ignorance and
    against their wills that they sin; and that within a very short while
    after, both thou and he shall be no more. But above all things, that he
    hath not done thee any hurt; for that by him thy mind and understanding
    is not made worse or more vile than it was before.

    XVII.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of the common substance of all things
    as it were of so much wax hath now perchance formed a horse; and then,
    destroying that figure, hath new tempered and fashioned the matter of it
    into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a tree: then that again into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a man: and then that again into some other. Now every one
    of these doth subsist but for a very little while. As for dissolution,
    if it be no grievous thing to the chest or trunk, to be joined together;
    why should it be more grievous to be put asunder?

    XVIII. An angry countenance is much against nature, and it is oftentimes
    the proper countenance of them that are at the point of death. But were
    it so, that all anger and passion were so thoroughly quenched in thee,
    that it were altogether impossible to kindle it any more, yet herein
    must not thou rest satisfied, but further endeavour by good consequence
    of true ratiocination, perfectly to conceive and understand, that all
    anger and passion is against reason. For if thou shalt not be sensible
    of thine innocence; if that also shall be gone from thee, the comfort of
    a good conscience, that thou doest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reason: what
    shouldest thou live any longer for? All things that now thou seest,
    are but for a moment. That nature, by which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are
    administered, will soon bring change and alteration upon them, and then
    of their substances make other things like unto them: and then soon
    after others again of the matter and substance of these: that so by
    these means, the world may still appear fresh and new.

    XIX. Whensoever any man doth trespass against other, presently consider
    with thyself what it was that he did suppose to be good, what to be
    evil, when he did trespass. For this when thou knowest, thou wilt pity
    him thou wilt have no occasion either to wonder, or to be angry. For
    either thou thyself dust yet live in that error and ignorance, as that
    thou dust suppose either that very thing that he doth, or some other
    like worldly thing, to be good; and so thou art bound to pardon him if
    he have done that which thou in the like case wouldst have done thyself.
    Or if so be that thou dost not any more suppose the same things to be
    good or evil, that he doth; how canst thou but be gentle unto him that
    is in an error?

    XX. Fancy not to thyself things future, as though they were present
    but of those that are present, take some aside, that thou takest most
    benefit of, and consider of them particularly, how wonderfully thou
    wouldst want them, if they were not present. But take heed withal, lest
    that whilst thou dust settle thy contentment in things present, thou
    grow in time so to overprize them, as that the want of them (whensoever
    it shall so fall out) should be a trouble and a vexation unto thee. Wind
    up thyself into thyself. Such is the nature of thy reasonable
    commanding part, as that if it exercise justice, and have by that means
    tranquillity within itself, it doth rest fully satisfied with itself
    without any other thing.

    XXI. Wipe off all opinion stay the force and violence of unreasonable
    lusts and affections: circumscribe the present time examine whatsoever
    it be that is happened, either to thyself or to another: divide all
    present objects, either in that which is formal or material think of the
    last hour. That which thy neighbour hath committed, where the guilt of
    it lieth, there let it rest. Examine in order whatsoever is spoken. Let
    thy mind penetrate both into the effects, and into the causes. Rejoice
    thyself with true simplicity, and modesty; and that all middle things
    between virtue and vice are indifferent unto thee. Finally, love
    mankind; obey God.

    XXII. All things (saith he) are by certain order and appointment. And
    what if the elements only.

    It will suffice to remember, that all things in general are by certain
    order and appointment: or if it be but few. And as concerning death,
    that either dispersion, or the atoms, or annihilation, or extinction,
    or translation will ensue. And as concerning pain, that that which is
    intolerable is soon ended by death; and that which holds long must needs
    be tolerable; and that the mind in the meantime (which is all in all)
    may by way of interclusion, or interception, by stopping all manner of
    commerce and sympathy with the body, still retain its own tranquillity.
    Thy understanding is not made worse by it. As for those parts that
    suffer, let them, if they can, declare their grief themselves. As for
    praise and commendation, view their mind and understanding, what estate
    they are in; what kind of things they fly, and what things they seek
    after: and that as in the seaside, whatsoever was before to be seen,
    is by the continual succession of new heaps of sand cast up one upon
    another, soon hid and covered; so in this life, all former things by
    those which immediately succeed.

    XXIII. Out of Plato. ‘He then whose mind is endowed with true
    magnanimity, who hath accustomed himself to the contemplation both of
    all times, and of all things in general; can this mortal life (thinkest
    thou) seem any great matter unto him? It is not possible, answered he.
    Then neither will such a one account death a grievous thing? By no
    means.’

    XXIV. Out of Antisthenes. ‘It is a princely thing to do well, and to be
    ill-spoken of. It is a shameful thing that the face should be subject
    unto the mind, to be put into what shape it will, and to be dressed by
    it as it will; and that the mind should not bestow so much care upon
    herself, as to fashion herself, and to dress herself as best becometh
    her.’

    XXV. Out of several poets and comics. ‘It will but little avail thee,
    to turn thine anger and indignation upon the things themselves that have
    fallen across unto thee. For as for them, they are not sensible of it,
    &c. Thou shalt but make thyself a laughing-stock; both unto the Gods and
    men, &c. Our life is reaped like a ripe ear of corn; one is yet
    standing and another is down, &c. But if so be that I and my children be
    neglected by the gods, there is some reason even for that, &c. As long
    as right and equity is of my side, &c. Not to lament with them, not to
    tremble, &c.’

    XXVI. Out of Plato. ‘My answer, full of justice and equity, should be
    this: Thy speech is not right, O man! if thou supposest that he that is
    of any worth at all, should apprehend either life or death, as a matter
    of great hazard and danger; and should not make this rather his only
    care, to examine his own actions, whether just or unjust: whether
    actions of a good, or of a wicked man, &c. For thus in very truth stands
    the case, O ye men of Athens. What place or station soever a man either
    hath chosen to himself, judging it best for himself; or is by lawful
    authority put and settled in, therein do I think (all appearance of
    danger notwithstanding) that he should continue, as one who feareth
    neither death, nor anything else, so much as he feareth to commit
    anything that is vicious and shameful, &c. But, O noble sir, consider
    I pray, whether true generosity and true happiness, do not consist in
    somewhat else rather, than in the preservation either of our, or other
    men’s lives. For it is not the part of a man that is a man indeed, to
    desire to live long or to make much of his life whilst he liveth: but
    rather (he that is such) will in these things wholly refer himself unto
    the Gods, and believing that which every woman can tell him, that no man
    can escape death; the only thing that he takes thought and care for is
    this, that what time he liveth, he may live as well and as virtuously
    as he can possibly, &c. To look about, and with the eyes to follow the
    course of the stars and planets as though thou wouldst run with them;
    and to mind perpetually the several changes of the elements one into
    another. For such fancies and imaginations, help much to purge away
    the dross and filth of this our earthly life,’ &c. That also is a fine
    passage of Plato’s, where he speaketh of worldly things in these words:
    ‘Thou must also as from some higher place look down, as it were, upon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as flocks, armies, husbandmen’s labours,
    marriages, divorces, generations, deaths: the tumults of courts and
    places of judicatures; desert places; the several nations of barbarians,
    public festivals, mournings, fairs, markets.’ How all things upon earth
    are pell-mell; and how miraculously things contrary one to another,
    concur to the beauty and perfection of this universe.

    XXVII. To look back upon things of former ages, as upon the manifold
    changes and conversions of several monarchies and commonwealths. We
    may also foresee things future, for they shall all be of the same kind;
    neither is it possible that they should leave the tune, or break the
    concert that is now begun, as it were, by these things that are now done
    and brought to pass in the world. It comes all to one therefore, whether
    a man be a spectator of the things of this life but forty years, or
    whether he see them ten thousand years together: for what shall he
    see more? ‘And as for those parts that came from the earth, they shall
    return unto the earth again; and those that came from heaven, they
    also shall return unto those heavenly places.’ Whether it be a mere
    dissolution and unbinding of the manifold intricacies and entanglements
    of the confused atoms; or some such dispersion of the simple and
    incorruptible elements… ‘With meats and drinks and divers charms, they
    seek to divert the channel, that they might not die. Yet must we needs
    endure that blast of wind that cometh from above, though we toil and
    labour never so much.’

    XXVIII. He hath a stronger body, and is a better wrestler than I. What
    then? Is he more bountiful? is he more modest? Doth he bear all adverse
    chances with more equanimity: or with his neighbour’s offences with more
    meekness and gentleness than I?

    XXIX. Where the matter may be effected agreeably to that reason, which
    both unto the Gods and men is common, there can be no just cause of
    grief or sorrow. For where the fruit and benefit of an action well begun
    and prosecuted according to the proper constitution of man may be reaped
    and obtained, or is sure and certain, it is against reason that any
    damage should there be suspected. In all places, and at all times, it is
    in thy power religiously to embrace whatsoever by God’s appointment is
    happened unto thee, and justly to converse with those men, whom thou
    hast to do with, and accurately to examine every fancy that presents
    itself, that nothing may slip and steal in, before thou hast rightly
    apprehended the true nature of it.

    XXX. Look not about upon other men’s minds and understandings; but look
    right on forwards whither nature, both that of the universe, in those
    things that happen unto thee; and thine in particular, in those things
    that are done by thee: doth lead, and direct thee. Now every one is
    bound to do that, which is consequent and agreeable to that end which
    by his true natural constitution he was ordained unto. As for all other
    things, they are ordained for the use of reasonable creatures: as in all
    things we see that that which is worse and inferior, is made for
    that which is better. Reasonable creatures, they are ordained one for
    another. That therefore which is chief in every man’s constitution, is,
    that he intend the common good. The second is, that he yield not to any
    lusts and motions of the flesh. For it is the part and privilege of the
    reasonable and intellective faculty, that she can so bound herself,
    as that neither the sensitive, nor the appetitive faculties, may not
    anyways prevail upon her. For both these are brutish. And therefore over
    both she challengeth mastery, and cannot anyways endure, if in her right
    temper, to be subject unto either. And this indeed most justly. For
    by nature she was ordained to command all in the body. The third
    thing proper to man by his constitution, is, to avoid all rashness and
    precipitancy; and not to be subject to error. To these things then, let
    the mind apply herself and go straight on, without any distraction about
    other things, and she hath her end, and by consequent her happiness.

    XXXI. As one who had lived, and were now to die by right, whatsoever is
    yet remaining, bestow that wholly as a gracious overplus upon a virtuous
    life. Love and affect that only, whatsoever it be that happeneth, and is
    by the fates appointed unto thee. For what can be more reasonable? And
    as anything doth happen unto thee by way of cross, or calamity, call
    to mind presently and set before thine eyes, the examples of some other
    men, to whom the self-same thing did once happen likewise. Well, what
    did they? They grieved; they wondered; they complained. And where are
    they now? All dead and gone. Wilt thou also be like one of them?
    Or rather leaving to men of the world (whose life both in regard of
    themselves, and them that they converse with, is nothing but mere
    mutability; or men of as fickle minds, as fickle bodies; ever changing
    and soon changed themselves) let it be thine only care and study, how to
    make a right use of all such accidents. For there is good use to be made
    of them, and they will prove fit matter for thee to work upon, if it
    shall be both thy care and thy desire, that whatsoever thou doest, thou
    thyself mayst like and approve thyself for it. And both these, see,
    that thou remember well, according as the diversity of the matter of
    the action that thou art about shall require. Look within; within is the
    fountain of all good. Such a fountain, where springing waters can never
    fail, so thou dig still deeper and deeper.

    XXXII. Thou must use thyself also to keep thy body fixed and steady;
    free from all loose fluctuant either motion, or posture. And as upon thy
    face and looks, thy mind hath easily power over them to keep them to
    that which is grave and decent; so let it challenge the same power over
    the whole body also. But so observe all things in this kind, as that it
    be without any manner of affectation.

    XXXIII. The art of true living in this world is more like a wrestler’s,
    than a dancer’s practice. For in this they both agree, to teach a man
    whatsoever falls upon him, that he may be ready for it, and that nothing
    may cast him down.

    XXXIV. Thou must continually ponder and consider with thyself, what
    manner of men they be, and for their minds and understandings what is
    their present estate, whose good word and testimony thou dost desire.
    For then neither wilt thou see cause to complain of them that offend
    against their wills; or find any want of their applause, if once
    thou dost but penetrate into the true force and ground both of their
    opinions, and of their desires. ‘No soul (saith he) is willingly bereft
    of the truth,’ and by consequent, neither of justice, or temperance, or
    kindness, and mildness; nor of anything that is of the same kind. It is
    most needful that thou shouldst always remember this. For so shalt thou
    be far more gentle and moderate towards all men.

    XXXV. What pain soever thou art in, let this presently come to thy mind,
    that it is not a thing whereof thou needest to be ashamed, neither is it
    a thing whereby thy understanding, that hath the government of all,
    can be made worse. For neither in regard of the substance of it, nor
    in regard of the end of it (which is, to intend the common good) can
    it alter and corrupt it. This also of Epicurus mayst thou in most pains
    find some help of, that it is ‘neither intolerable, nor eternal;’ so
    thou keep thyself to the true bounds and limits of reason and give not
    way to opinion. This also thou must consider, that many things there be,
    which oftentimes unsensibly trouble and vex thee, as not armed against
    them with patience, because they go not ordinarily under the name of
    pains, which in very deed are of the same nature as pain; as to slumber
    unquietly, to suffer heat, to want appetite: when therefore any of these
    things make thee discontented, check thyself with these words: Now hath
    pain given thee the foil; thy courage hath failed thee.

    XXXVI. Take heed lest at any time thou stand so affected, though towards
    unnatural evil men, as ordinary men are commonly one towards another.

    XXXVII. How know we whether Socrates were so eminent indeed, and of so
    extraordinary a disposition? For that he died more gloriously, that he
    disputed with the Sophists more subtilty; that he watched in the frost
    more assiduously; that being commanded to fetch innocent Salaminius, he
    refused to do it more generously; all this will not serve. Nor that he
    walked in the streets, with much gravity and majesty, as was objected
    unto him by his adversaries: which nevertheless a man may well doubt of,
    whether it were so or no, or, which above all the rest, if so be that
    it were true, a man would well consider of, whether commendable, or
    dis-commendable. The thing therefore that we must inquire into, is this;
    what manner of soul Socrates had: whether his disposition was such; as
    that all that he stood upon, and sought after in this world, was barely
    this, that he might ever carry himself justly towards men, and holily
    towards the Gods. Neither vexing himself to no purpose at the wickedness
    of others, nor yet ever condescending to any man’s evil fact, or evil
    intentions, through either fear, or engagement of friendship. Whether of
    those things that happened unto him by God’s appointment, he neither did
    wonder at any when it did happen, or thought it intolerable in the trial
    of it. And lastly, whether he never did suffer his mind to sympathise
    with the senses, and affections of the body. For we must not think that
    Nature hath so mixed and tempered it with the body, as that she hath not
    power to circumscribe herself, and by herself to intend her own ends and
    occasions.

    XXXVIII. For it is a thing very possible, that a man should be a very
    divine man, and yet be altogether unknown. This thou must ever be
    mindful of, as of this also, that a man’s true happiness doth consist
    in very few things. And that although thou dost despair, that thou shalt
    ever be a good either logician, or naturalist, yet thou art never the
    further off by it from being either liberal, or modest, or charitable,
    or obedient unto God.

    XXXIX. Free from all compulsion in all cheerfulness and alacrity thou
    mayst run out thy time, though men should exclaim against thee never so
    much, and the wild beasts should pull in sunder the poor members of thy
    pampered mass of flesh. For what in either of these or the like cases
    should hinder the mind to retain her own rest and tranquillity,
    consisting both in the right judgment of those things that happen unto
    her, and in the ready use of all present matters and occasions? So that
    her judgment may say, to that which is befallen her by way of cross:
    this thou art in very deed, and according to thy true nature:
    notwithstanding that in the judgment of opinion thou dust appear
    otherwise: and her discretion to the present object; thou art that,
    which I sought for. For whatsoever it be, that is now present, shall
    ever be embraced by me as a fit and seasonable object, both for my
    reasonable faculty, and for my sociable, or charitable inclination to
    work upon. And that which is principal in this matter, is that it may be
    referred either unto the praise of God, or to the good of men. For
    either unto God or man, whatsoever it is that doth happen in the world
    hath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its proper reference; neither is
    there anything, that in regard of nature is either new, or reluctant and
    intractable, but all things both usual and easy.

    XL. Then hath a man attained to the estate of perfection in his life and
    conversation, when he so spends every day, as if it were his last day:
    never hot and vehement in his affections, nor yet so cold and stupid as
    one that had no sense; and free from all manner of dissimulation.

    XLI. Can the Gods, who are immortal, for the continuance of so many ages
    bear without indignation with such and so many sinners, as have ever
    been, yea not only so, but also take such care for them, that they want
    nothing; and dust thou so grievously take on, as one that could bear
    with them no longer; thou that art but for a moment of time? yea thou
    that art one of those sinners thyself? A very ridiculous thing it is,
    that any man should dispense with vice and wickedness in himself, which
    is in his power to restrain; and should go about to suppress it in
    others, which is altogether impossible.

    XLII. What object soever, our reasonable and sociable faculty doth meet
    with, that affords nothing either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reason, or for
    the practice of charity, she worthily doth think unworthy of herself.

    XLIII. When thou hast done well, and another is benefited by thy action,
    must thou like a very fool look for a third thing besides, as that
    it may appear unto others also that thou hast done well, or that thou
    mayest in time, receive one good turn for another? No man useth to be
    weary of that which is beneficial unto him. But every action according
    to nature, is beneficial. Be not weary then of doing that which is
    beneficial unto thee, whilst it is so unto others.

    XLIV.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did once certainly before it was
    created, whatsoever it hath done since, deliberate and so resolve upo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Now since that time, whatsoever it is, that is and happens in the world, is either but a consequent of that one and first deliberation: or if so be that this ruling rational part of the world, takes any thought and care of things particular, they are surely his reasonable and principal creatures, that are the proper object of his particular care and providence. This often thought upon, will much conduce to thy tranquillity.

    THE EIGHTH BOOK

    I. This also, among other things, may serve to keep thee from vainglory;
    if thou shalt consider, that thou art now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the
    commendation of one, who all his life long, or from his youth at least,
    hath lived a philosopher’s life. For both unto others, and to thyself
    especially,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ou hast done many things contrary
    to that perfection of life. Thou hast therefore been confounded in thy
    course, and henceforth it will be hard for thee to recover the title and
    credit of a philosopher. And to it also is thy calling and profession
    repugnant. If therefore thou dost truly understand, what it is that is
    of moment indeed; as for thy fame and credit, take no thought or care
    for that: let it suffice thee if all the rest of thy life, be it more or
    less, thou shalt live as thy nature requireth, or according to the true
    and natural end of thy making. Take pains therefore to know what it is
    that thy nature requireth, and let nothing else distract thee. Thou
    hast already had sufficient experience, that of those many things that
    hitherto thou hast erred and wandered about, thou couldst not find
    happiness in any of them. Not in syllogisms, and logical subtilties, not
    in wealth, not in honour and reputation, not in pleasure. In none of all
    these. Wherein then is it to be found? In the practice of those things,
    which the nature of man, as he is a man, doth require. How then shall
    he do those things? if his dogmata, or moral tenets and opinions (from
    which all motions and actions do proceed), be right and true. Which be
    those dogmata? Those that concern that which is good or evil, as that
    there is nothing truly good and beneficial unto man, but that which
    makes him just, temperate, courageous, liberal; and that there is
    nothing truly evil and hurtful unto man, but that which causeth the
    contrary effects.

    II. Upon every action that thou art about, put this question to thyself;
    How will this when it is done agree with me? Shall I have no occasion
    to repent of it? Yet a very little while and I am dead and gone; and
    all things are at end. What then do I care for more than this, that my
    present action whatsoever it be, may be the proper action of one that
    is reasonable; whose end is, the common good; who in all things is ruled
    and governed by the same law of right and reason, by which God Himself
    is.

    III. Alexander, Caius, Pompeius; what are these to Diogenes, Heraclitus,
    and Socrates? These penetrated into the true nature of things; into all
    causes, and all subjects: and upon these did they exercise their power
    and authority. But as for those, as the extent of their error was, so
    far did their slavery extend.

    IV. What they have done, they will still do, although thou shouldst hang
    thyself. First; let it not trouble thee. For all things both good and
    evil: come to pas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and general condition of the
    universe, and within a very little while, all things will be at an
    end; no man will be remembered: as now of Africanus (for example) and
    Augustus it is already come to pass. Then secondly; fix thy mind upon
    the thing itself; look into it, and remembering thyself, that thou art
    bound nevertheless to be a good man, and what it is that thy nature
    requireth of thee as thou art a man, be not diverted from what thou art
    about, and speak that which seemeth unto thee most just: only speak it
    kindly, modestly, and without hypocrisy.

    V. That which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doth busy herself about, is;
    that which is here, to transfer it thither, to change it, and thence
    again to take it away, and to carry it to another place. So that thou
    needest not fear any new thing. For all things are usual and ordinary;
    and all things are disposed by equality.

    VI. Every particular nature hath content, when in its own proper course
    it speeds. A reasonable nature doth then speed, when first in matter of
    fancies and imaginations, it gives no consent to that which is either
    false uncertain. Secondly, when in all its motions and resolutions it
    takes its level at the common good only, and that it desireth nothing,
    and flieth from nothing, bet what is in its own power to compass or
    avoid. And lastly, when it willingly and gladly embraceth, whatsoever is
    dealt and appointed unto it by the common nature. For it is part of it;
    even as the nature of any one leaf, is part of the common nature of all
    plants and trees. But that the nature of a leaf, is part of a nature
    both unreasonable and unsensible, and which in its proper end may be
    hindered; or, which is servile and slavish: whereas the nature of man is
    part of a common nature which cannot be hindered, and which is both
    reasonable and just. From whence also it is, that accord ing to the
    worth of everything, she doth make such equal distribution of all
    things, as of duration, substance form, operation, and of events and
    accidents. But herein consider not whether thou shalt find this equality
    in everything absolutely and by itself; but whether in all the
    particulars of some one thing taken together, and compared with all the
    particulars of some other thing, and them together likewise.

    VII. Thou hast no time nor opportunity to read. What then? Hast thou
    not time and opportunity to exercise thyself, not to wrong thyself; to
    strive against all carnal pleasures and pains, and to aet the upper hand
    of them; to contemn honour and vainglory; and not only, not to be angry
    with them, whom towards thee thou doest find unsensible and unthankful; but also to have a care of them still, and of their welfare?

    VIII. Forbear henceforth to complain of the trouble of a courtly life,
    either in public before others, or in private by thyself.

    IX. Repentance is an inward and self-reprehension for the neglect or
    omission of somewhat that was profitable. Now whatsoever is good, is also profitable, and it is the part of an honest virtuous man to set by it, and to make reckoning of it accordingly. But never did any honest virtuous man repent of the neglect or omission of any carnal pleasure: no carnal pleasure then is either good or profitable.

    X. This, what is it in itself, and by itself, according to its proper
    constitution? What is the substance of it? What is the matter, or proper use? What is the form or efficient cause? What is it for in this world, and how long will it abide? Thus must thou examine all things, that present themselves unto thee.

    XI. When thou art hard to be stirred up and awaked out of thy sleep,
    admonish thyself and call to mind, that, to perform actions tending to the common good is that which thine own proper constitution, and that which the nature of man do require. But to sleep, is common to unreasonable creatures also. And what more proper and natural, yea what more kind and pleasing, than that which is according to nature?

    XII. As every fancy and imagination presents itself unto thee, consider (if it be possible) the true nature, and the proper qualities of it, and reason with thyself about it.

    XIII. At thy first encounter with any one, say presently to thyself:
    This man, what are his opinions concerning that which is good or evil?
    as concerning pain, pleasure, and the causes of both; concerning honour,
    and dishonour, concerning life and death? thus and thus. Now if it be
    no wonder that a man should have such and such opinions, how can it be
    a wonder that he should do such and such things? I will remember then,
    that he cannot but do as he doth, holding those opinions that he doth.
    Remember, that as it is a shame for any man to wonder that a fig tree
    should bear figs, so also to wonder that the world should bear anything,
    whatsoever it is which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it may bear.
    To a physician also and to a pilot it is a shame either for the one to
    wonder, that such and such a one should have an ague; or for the other,
    that the winds should prove Contrary.

    XIV. Remember, that to change thy mind upon occasion, and to follow him that is able to rectify thee, is equally ingenuous, as to find out at the first, what is right and just, without help. For of thee nothing is required, ti, is beyond the extent of thine own deliberation and jun. merit, and of thine own understanding.

    XV. If it were thine act and in thine own power, wouldest thou do
    it? If it were not, whom dost tin accuse? the atoms, or the Gods? For to do either, the part of a mad man. Thou must therefore blame nobody, but if it be in thy power, redress what is amiss; if it be not, to what end is it to complain? For nothing should be done but to some certain end.

    XVI. Whatsoever dieth and falleth, however and wheresoever it die
    and fall, it cannot fall out of the world, here it have its abode
    and change, here also shall it have its dissolution into its proper
    elements. The same are the world’s elements, and the elements of which thou dost consist. And they when they are changed, they murmur not; why shouldest thou?

    XVII. Whatsoever is, was made for something: as a horse, a vine. Why
    wonderest thou? The sun itself will say of itself, I was made for
    something; and so hath every god its proper function. What then were then made for? to disport and delight thyself? See how even common sense and reason cannot brook it.

    XVIII. Nature hath its end as well in the end and final consummation of anything that is, as in the begin-nine and continuation of it.

    XIX. As one that tosseth up a ball. And what is a ball the better, if
    the motion of it be upwards; or the worse if it be downwards; or if it
    chance to fall upon the ground? So for the bubble; if it continue, what it the better? and if it dissolve, what is it the worse And so is it of a candle too. And so must thou reason with thyself, both in matter of fame, and in matter of death. For as for the body itself, (the subject of death) wouldest thou know the vileness of it? Turn it about that thou mayest behold it the worst sides upwards as well, as in its more ordinary pleasant shape; how doth it look, when it is old and withered?
    when sick and pained? when in the act of lust, and fornication? And
    as for fame. This life is short. Both he that praiseth, and he that is
    praised; he that remembers, and he that is remembered, will soon be dust
    and ashes. Besides, it is but in one corner of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hat thou art praised; and yet in this corner, thou hast not the joint
    praises of all men; no nor scarce of any one constantly. And yet the
    whole earth itself, what is it but as one point, in regard of the whole
    world?

    XX. That which must be the subject of thy consideration, is either the
    matter itself, or the dogma, or the operation, or the true sense and
    signification.

    XXI. Most justly have these things happened unto thee: why dost not
    thou amend? O but thou hadst rather become good to-morrow, than to be so to-day.

    XXII. Shall I do it? I will; so the end of my action be to do good unto
    men. Doth anything by way of cross or adversity happen unto me? I accept
    it, with reference unto the Gods, and their providence; the fountain of
    all things, from which whatsoever comes to pass, doth hang and depend.

    XXIII. By one action judge of the rest: this bathing which usually takes
    up so much of our time, what is it? Oil, sweat, filth; or the sordes of
    the body: an excrementitious viscosity, the excrements of oil and other
    ointments used about the body, and mixed with the sordes of the body:
    all base and loathsome. And such almost is every part of our life;
    and every worldly object.

    XXIV. Lucilla buried Verus; then was Lucilla herself buried by others.
    So Secunda Maximus, then Secunda herself. So Epitynchanus, Diotimus;
    then Epitynchanus himself. So Antoninus Pius, Faustina his wife; then
    Antoninus himself. This is the course of the world. First Celer,
    Adrianus; then Adrianus himself. And those austere ones; those that
    foretold other men’s deaths; those that were so proud and stately, where
    are they now? Those austere ones I mean, such as were Charax, and
    Demetrius the Platonic, and Eudaemon, and others like unto those. They
    were all but for one day; all dead and gone long since. Some of them no
    sooner dead, than forgotten. Others soon turned into fables. Of others,
    even that which was fabulous, is now long since forgotten. This
    thereafter thou must remember, that whatsoever thou art compounded of,
    shall soon be dispersed, and that thy life and breath, or thy soul,
    shall either be no more or shall ranslated (sp.), and appointed to some certain place and station.

    XXV. The true joy of a man, is to do that which properly belongs unto a
    man. That which is most proper unto a man, is, first, to be kindly
    affected towards them that are of the same kind and nature as he is
    himself to contemn all sensual motions and appetites, to discern rightly
    all plausible fancies and imaginations, to contemplate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both it, and things that are done in it. In which kind of
    contemplation three several relations are to be observed The first, to
    the apparent secondary cause. The Second to the first original cause,
    God, from whom originally proceeds whatsoever doth happen in the world.
    The third and last, to them that we live and converse with: what use may
    be made of it, to their use and benefit.

    XXVI. If pain be an evil, either it is in regard of the body; (and that
    cannot be, because the body of itself is altogether insensible:) or in
    regard of the soul But it is in the power of the soul, to preserve her
    own peace and tranquillity, and not to suppose that pain is evil. For
    all judgment and deliberation; all prosecution, or aversation is from
    within, whither the sense of evil (except it be let in by opinion)
    cannot penetrate.

    XXVII. Wipe off all idle fancies, and say unto thyself incessantly; Now
    if I will, it is in my power to keep out of this my soul all wickedness,
    all lust, and concupiscences, all trouble and confusion. But on the
    contrary to behold and consider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ir true
    nature, and to carry myself towards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its true
    worth. Remember then this thy power that nature hath given thee.

    XXVIII. Whether thou speak in the Senate or whether thou speak to any
    particular, let thy speech In always grave and modest. But thou must
    not openly and vulgarly observe that sound and exact form of speaking,
    concerning that which is truly good and truly civil; the vanity of
    the world, and of worldly men: which otherwise truth and reason doth
    prescribe.

    XXIX. Augustus his court; his wife, his daughter, his nephews, his
    sons-in-law his sister, Agrippa, his kinsmen, his domestics, his
    friends; Areus, Maecenas, his slayers of beasts for sacrifice and
    divination: there thou hast the death of a whole court together. Proceed
    now on to the rest that have been since that of Augustus. Hath death
    dwelt with them otherwise, though so many and so stately whilst they
    lived, than it doth use to deal with any one particular man? Consider
    now the death of a whole kindred and family, as of that of the Pompeys,
    as that also that useth to be written upon some monuments, HE WAS THE LAST OF HIS OWN KINDRED. O what care did his predecessors take, that they might leave a successor, yet behold at last one or other must of
    necessity be THE LAST. Here again therefore consider the death of a
    whole kindred.

    XXX. Contract thy whole life to the measure and proportion of one single
    action. And if in every particular action thou dost perform what is
    fitting to the utmost of thy power, let it suffice thee. And who can
    hinder thee, but that thou mayest perform what is fitting? But there may
    be some outward let and impediment. Not any, that can hinder thee, but
    that whatsoever thou dost, thou may do it, justly, temperately, and
    with the praise of God. Yea, but there may be somewhat, whereby some
    operation or other of thine may be hindered. And then, with that very thing that doth hinder, thou mayest he well pleased, and so by this gentle and equanimious conversion of thy mind unto that which may be, instead of that which at first thou didst intend, in the room of that former action there succeedeth another, which agrees as well with this contraction of thy life, that we now speak of.

    XXXI. Receive temporal blessings without ostentation, when they are sent and thou shalt be able to part with them with all readiness and facility when they are taken from thee again.

    XXXII. If ever thou sawest either a hand, or a foot, or a head lying by
    itself, in some place or other, as cut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body,
    such must thou conceive him to make himself, as much as in him lieth, that either is offended with anything that is happened, (whatsoever it be) and as it were divides himself from it: or that commits anything against the natural law of mutual correspondence, and society among men: or, he that, commits any act of uncharitableness. Whosoever thou art, thou art such, thou art cast forth I know not whither out of the general unity, which is according to nature. Thou went born indeed a part, but now thou hast cut thyself off. However, herein is matter of joy and exultation, that thou mayst be united again. God hath not granted it unto any other part, that once separated and cut off, it might be reunited, and come together again. But, behold, that GOODNESS how great
    and immense it is! which hath so much esteemed MAN. As at first he
    was so made, that he needed not, except he would himself, have divided himself from the whole; so once divided and cut off, IT hath so provided and ordered it, that if he would himself, he might return, and grow together again, and be admitted into its former rank and place of a part, as he was before.

    XXXIII. As almost all her other faculties and properties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th imparted unto every reasonable creature, so this in
    particular we have received from her, that as whatsoever doth oppose itself unto her, and doth withstand her in her purposes and intentions, she doth, though against its will and intention, bring it about to herself, to serve herself of it in the execution of her own destinated ends; and so by this though not intended co-operation of it with herself makes it part of herself whether it will or no. So may every reasonable creature, what crosses and impediments soever it meets with in the course of this mortal life, it may use them as fit and proper objects, to the furtherance of whatsoever it intended and absolutely proposed unto itself as its natural end and happiness.

    XXXIV. Let not the general representation unto thyself of the
    wretchedness of this our mortal life, trouble thee. Let not thy mind
    wander up and down, and heap together in her thoughts the many troubles and grievous calamities which thou art as subject unto as any other. But as everything in particular doth happen, put this question unto thyself, and say: What is it that in this present matter, seems unto thee so intolerable? For thou wilt be ashamed to confess it. Then upon this presently call to mind, that neither that which is future, nor that which is past can hurt thee; but that only which is present. (And that also is much lessened, if thou dost lightly circumscribe it:) and then check thy mind if for so little a while, (a mere instant), it cannot hold out with patience.

    XXXV. What? are either Panthea or Pergamus abiding to this day by their masters’ tombs? or either Chabrias or Diotimus by that of Adrianus? O foolery! For what if they did, would their masters be sensible of It? or if sensible, would they be glad of it? or if glad, were these immortal? Was not it appointed unto them also (both men and women,) to become old in time, and then to die? And these once dead, what would become of these former? And when all is done, what is all this for, but for a mere bag of blood and corruption?

    XXXVI. If thou beest quick-sighted, be so in matter of judgment, and
    best discretion, saith he.

    XXXVII. In the whole constitution of man, I see not any virtue contrary to justice, whereby it may be resisted and opposed. But one whereby pleasure and voluptuousness may be resisted and opposed, I see: continence.

    XXXVIII. If thou canst but withdraw conceit and opinion concerning that which may seem hurtful and offensive, thou thyself art as safe, as safe may be. Thou thyself? and who is that? Thy reason. ‘Yea, but I am not reason.’ Well, be it so. However, let not thy reason or understanding admit of grief, and if there be anything in thee that is grieved, let that, (whatsoever it be,) conceive its own grief, if it can.

    XXXIX. That which is a hindrance of the senses, is an evil to the
    sensitive nature. That which is a hindrance of the appetitive and
    prosecutive faculty, is an evil to the sensitive nature. As of the
    sensitive, so of the vegetative constitution, whatsoever is a hindrance
    unto it, is also in that respect an evil unto the same. And so likewise,
    whatsoever is a hindrance unto the mind and understanding, must needs
    be the proper evil of the reasonable nature. Now apply all those things
    unto thyself. Do either pain or pleasure seize on thee? Let the senses
    look to that. Hast thou met with Some obstacle or other in thy purpose and intention? If thou didst propose without due reservation and exception now hath thy reasonable part received a blow indeed But if in general thou didst propose unto thyself what soever might be, thou art not thereby either hurt, nor properly hindered. For in those things that properly belong unto the mind, she cannot be hindered by any man. It is not fire, nor iron; nor the power of a tyrant nor the power of a slandering tongue; nor anything else that can penetrate into her.

    XL. If once round and solid, there is no fear that ever it will change.

    XLI. Why should I grieve myself; who never did willingly grieve any
    other! One thing rejoices one and another thing another. As for me, this is my joy, if my understanding be right and sound, as neither averse from any man, nor refusing any of those things which as a man I am subject unto; if I can look upon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meekly and kindly; accept all things and carry myself towards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true worth of the thing itself.

    XLII. This time that is now present, bestow thou upon thyself. They that rather hunt for fame after death, do not consider, that those men that shall be hereafter, will be even such, as these whom now they can so hardly bear with. And besides they also will be mortal men. But to consider the thing in itself, if so many with so many voices, shall make such and such a sound, or shall have such and such an opinion concerning thee, what is it to thee?

    XLIII. Take me and throw me where thou wilt: I am indifferent. For there also I shall have that spirit which is within me propitious; that is
    well pleased and fully contented both in that constant disposition, and with those particular actions, which to its own proper constitution are suitable and agreeable.

    XLIV. Is this then a thing of that worth, that for it my soul should
    suffer, and become worse than it was? as either basely dejected, or
    disordinately affected, or confounded within itself, or terrified? What
    can there be, that thou shouldest so much esteem?

    XLV. Nothing can happen unto thee, which is not incidental unto thee, as thou art a man. As nothing can happen either to an ox, a vine, or to a stone, which is not incidental unto them; unto every one in his own kind. If therefore nothing can happen unto anything, which is not both usual and natural; why art thou displeased? Sure the common natureof all would not bring anything upon any, that were intolerable. If therefore it be a thing external that causes thy grief, know, that it is not that properly that doth cause it, but thine own conceit and opinion concerning the thing: which thou mayest rid thyself of, when thou wilt.
    But if it be somewhat that is amiss in thine own disposition, that doth
    grieve thee, mayest thou not rectify thy moral tenets and opinions. But if it grieve thee, that thou doest not perform that which seemeth unto thee right and just, why doest not thou choose rather to perform it than to grieve? But somewhat that is stronger than thyself doth hinder thee.
    Let it not grieve thee then, if it be not thy fault that the thing is
    not performed. ‘Yea but it is a thing of that nature, as that thy life
    is not worth the while, except it may be performed.’ If it be so, upon
    condition that thou be kindly and lovingly disposed towards all men,
    thou mayest be gone. For even then, as much as at any time, art thou in a very good estate of performance, when thou doest die in charity with those, that are an obstacle unto thy performance.

    XLVI. Remember that thy mind is of that nature as that it becometh
    altogether unconquerable, when once recollected in herself, she seeks no other content than this, that she cannot be forced: yea though it so fall out, that it be even against reason itself, that it cloth bandy. How much less when by the help of reason she is able to judge of things with discretion? And therefore let thy chief fort and place of defence be, a mind free from passions. A stronger place, (whereunto to make his refuge, and so to become impregnable) and better fortified than this, hath no man. He that seeth not this is unlearned. He that seeth it, and betaketh not himself to this place of refuge, is unhappy.

    XLVII. Keep thyself to the first bare and naked apprehensions of things, as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unto thee, and add not unto them. It is reported unto thee, that such a one speaketh ill of thee. Well; that he speaketh ill of thee, so much is reported. But that thou art hurt thereby, is not reported: that is the addition of opinion, which thou must exclude. I see that my child is sick. That he is sick, I see, but that he is in danger of his life also, I see it not. Thus thou must use to keep thyself to the first motions and apprehensions of things, as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outwardly; and add not unto them from within thyself through mere conceit and opinion. Or rather add unto them: hut as one that understandeth the true nature of all things that happen in the world.

    XLVIII. Is the cucumber bitter? set it away. Brambles are in the way?
    avoid them. Let this suffice. Add not presently speaking unto thyself,
    What serve these things for in the world? For, this, one that is
    acquainted with the mysteries of nature, will laugh at thee for it; as a
    carpenter would or a shoemaker, if meeting in either of their shops with some shavings, or small remnants of their work, thou shouldest blame them for it. And yet those men, it is not for want of a place where to throw them that they keep them in their shops for a while: bu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th no such out-place; but herein doth consist the wonder of her art and skill, that she having once circumscribed herself within some certain bounds and limits, whatsoever is within her that seems either corrupted, or old, or unprofitable, she can change it into herself, and of these very things can make new things; so that she needeth not to seek elsewhere out of herself either for a new supply of matter and substance, or for a place where to throw out whatsoever is irrecoverably putrid and corrupt. Thus she, as for place, so for matter and art, is herself sufficient unto herself.

    XLIX. Not to be slack and negligent; or loose, and wanton in thy
    actions; nor contentious, and troublesome in thy conversation; nor to
    rove and wander in thy fancies and imaginations. Not basely to contract thy soul; nor boisterously to sally out with it, or furiously to launch out as it were, nor ever to want employment.

    L. ‘They kill me, they cut my flesh; they persecute my person with
    curses.’ What then? May not thy mind for all this continue pure,
    prudent, temperate, just? As a fountain of sweet and clear water, though she be cursed by some stander by, yet do her springs nevertheless still run as sweet and clear as before; yea though either dirt or dung be thrown in, yet is it no sooner thrown, than dispersed, and she cleared.
    She cannot be dyed or infected by it. What then must I do, that I
    may have within myself an overflowing fountain, and not a well? Beget thyself by continual pains and endeavors to true liberty with charity, and true simplicity and modesty.

    LI. He that knoweth not what the world is, knoweth not where he himself is. And he that knoweth not what the world was made for, cannot possibly know either what are the qualities, or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Now he that in either of these is to seek, for what he himself was made is ignorant also. What then dost thou think of that man, who proposeth
    unto himself, as a matter of great moment, the noise and applause
    of men, who both where they are, and what they are themselves, are
    altogether ignorant? Dost thou desire to be commended of that man, who thrice in one hour perchance, doth himself curse himself? Dost thou desire to please him, who pleased not himself? or dost thou think that he pleased himself, who doth use to repent himself almost of everything that he doth?

    LII. Not only now henceforth to have a common breath, or to hold
    correspondency of breath, with that air, that compasseth us about; but
    to have a common mind, or to hold correspondency of mind also with that
    rational substance, which compasseth all things. For, that also is of
    itself, and of its own nature (if a man can but draw it in as he should)
    everywhere diffused; and passeth through all things, no less than the
    air doth, if a man can but suck it in.

    LIII. Wickedness in general doth not hurt the world. Particular
    wickedness doth not hurt any other: only unto him it is hurtful,
    whosoever he be that offends, unto whom in great favour and mercy it is granted, that whensoever he himself shall but first desire it, he may be presently delivered of it. Unto my free-will my neighbour’s free-will, whoever he be, (as his life, or his bode), is altogether indifferent.
    For though we are all made one for another, yet have our minds and
    understandings each of them their own proper and limited jurisdiction.
    For else another man’s wickedness might be my evil which God would not have, that it might not be in another man’s power to make me unhappy: which nothing now can do but mine own wickedness.

    LIV. The sun seemeth to be shed abroad. And indeed it is diffused but not effused. For that diffusion of it is a [-r~Jo-tc] or an extension.
    For therefore are the beams of it called [~i-~m’~] from the word
    [~KTEIVEO-Oa,,] to be stretched out and extended. Now what a sunbeam is, thou mayest know if thou observe the light of the sun, when through some narrow hole it pierceth into some room that is dark. For it is always in a direct line. And as by any solid body, that it meets with in the way that is not penetrable by air, it is divided and abrupted, and yet neither slides off, or falls down, but stayeth there nevertheless: such must the diffusion in the mind be; not an effusion, but an extension. What obstacles and impediments soever she meeteth within her way, she must not violently, and by way of an impetuous onset light upon them; neither must she fall down; but she must stand, and give light unto that which doth admit of it. For as for that which doth not, it is its own fault and loss, if it bereave itself of her light.

    LV. He that feareth death, either feareth that he shall have no sense at all, or that his senses will not be the same. Whereas, he should rather comfort himself, that either no sense at all, and so no sense of evil; or if any sense, then another life, and so no death properly.

    LVI. All men are made one for another: either then teach them better, or bear with them.

    LVII. The motion of the mind is not as the motion of a dart. For
    the mind when it is wary and cautelous, and by way of diligent
    circumspection turneth herself many ways, may then as well be said to go straight on to the object, as when it used no such circumspection.

    LVIII. To pierce and penetrate into the estate of every one’s
    understanding that thou hast to do with: as also to make the estate of thine own open, and penetrable to any other.

    THE NINTH BOOK

    I. He that is unjust, is also impious. For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ving made all reasonable creatures one for another, to the end that they should do one another good; more or less according to the several persons and occasions but in nowise hurt one another: it is manifest that he that doth transgress against this her will, is guilty of impiety towards the most ancient and venerable of all the deities. For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is the nature the common parent of all, and therefore piously to be observed of all things that are, and that which now is, to whatsoever first was, and gave it its being, hath relation of blood and kindred. She is also called truth and is the first cause of all truths. He therefore that willingly and wittingly doth lie, is
    impious in that he doth receive, and so commit injustice: but he that
    against his will, in that he disagreeth from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in that striving with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he doth in his
    particular, violate the general order of the world. For he doth no
    better than strive and war against it, who contrary to his own nature
    applieth himself to that which is contrary to truth. For nature had
    before furnished him with instincts and opportunities sufficient for the attainment of it; which he having hitherto neglected, is not now able to discern that which is false from that which is true. He also that pursues after pleasures, as that which is truly good and flies from pains, as that which is truly evil: is impious. For such a one must of necessity oftentimes accuse that common nature, as distributing many things both unto the evil, and unto the good, not according to the deserts of either: as unto the bad oftentimes pleasures, and the causes of pleasures; so unto the good, pains, and the occasions of pains.
    Again, he that feareth pains and crosses in this world, feareth some of those things which some time or other must needs happen in the world.
    And that we have already showed to be impious. And he that pursueth after pleasures, will not spare, to compass his desires, to do that which is unjust, and that is manifestly impious. Now those things which unto nature are equally indifferent (for she had not created both, both pain and pleasure, if both had not been unto her equally indifferent): they that will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 must in those things (as being of the same mind and disposition that she is) be as equally indifferent.
    Whosoever therefore in either matter of pleasure and pain; death and life; honor and dishonor, (which things natur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world, indifferently doth make use of), is not as indifferent, it is apparent that he is impious. When I say that common nature doth indifferently make use of them, my meaning is, that they happen indifferently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ings, which by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whether as principal or accessory, come to pass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at first and ancient deliberation of Providence, by which she from some certain beginning, did resolve upon the creation of such a world, conceiving then in her womb as it were some certain rational generative seeds and faculties of things future, whether subjects, changes, successions; both such and such, and just so many.

    II. It were indeed more happy and comfortable, for a man to depart out of this world, having lived all his life long clear from all falsehood, dissimulation, voluptuousness, and pride. But if this cannot be, yet it is some comfort for a man joyfully to depart as weary, and out of love with those; rather than to desire to live, and to continue long in those wicked courses. Hath not yet experience taught thee to fly from the plague? For a far greater plague is the corruption of the mind, than any
    certain change and distemper of the common air can be. This is a plague
    of creatures, as they are living creatures; but that of men as they are
    men or reasonable.

    III. Thou must not in matter of death carry thyself scornfully, but as
    one that is well pleased with it, as being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nature hath appointed. For what thou dost conceive of these, of a boy to
    become a young man, to wax old, to grow, to ripen, to get teeth, or a
    beard, or grey hairs to beget, to bear, or to be delivered; or what
    other action soever it be, that is natural unto man according to the
    several seasons of his life; such a thing is it also to be dissolved. It
    is therefore the part of a wise man, in matter of death, not in any wise
    to carry himself either violently, or proudly but patiently to wait for
    it, as one of nature’s operations: that with the same mind as now thou
    dost expect when that which yet is but an embryo in thy wife’s belly
    shall come forth, thou mayst expect also when thy soul shall fall off
    from that outward coat or skin: wherein as a child in the belly it lieth
    involved and shut up. But thou desirest a more popular, and though not
    so direct and philosophical, yet a very powerful and penetrative recipe
    against the fear of death, nothing can make they more willing to part
    with thy life, than if thou shalt consider, both what the subjects
    themselves are that thou shalt part with, and what manner of disposition
    thou shalt no more have to do with. True it is, that, offended with them
    thou must not be by no means, but take care of them, and meekly bear
    with them However, this thou mayst remember, that whensoever it happens
    that thou depart, it shall not be from men that held the same opinions that thou dost. For that indeed, (if it were so)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ight make thee averse from death, and willing to continue here, if it
    were thy hap to live with men that had obtained the same belief that
    thou hast. But now, what a toil it is for thee to live with men of
    different opinions, thou seest: so that thou hast rather occasion to
    say, Hasten, I thee pray, O Death; lest I also in time forget myself.

    IV. He that sinneth, sinneth unto himself. He that is unjust, hurts
    himself, in that he makes himself worse than he was before. Not he only that committeth, but he also that omitteth something, is oftentimes unjust.

    V. If my present apprehension of the object be right, and my present
    action charitable, and this, towards whatsoever doth proceed from God, be my present disposition, to be well pleased with it, it sufficed.

    VI. To wipe away fancy, to use deliberation, to quench concupiscence, to keep the mind free to herself.

    VII. Of all unreasonable creatures, there is but one unreasonable soul;
    and of all that are reasonable, but one reasonable soul, divided betwixt
    them all. As of all earthly things there is but one earth, and but one
    light that we see by; and but one air that we breathe in, as many as
    either breathe or see. Now whatsoever partakes of some common thing,
    naturally affects and inclines unto that whereof it is part, being of
    one kind and nature with it. Whatsoever is earthly, presseth downwards
    to the common earth. Whatsoever is liquid, would flow together. And
    whatsoever is airy, would be together likewise. So that without some
    obstacle, and some kind of violence, they cannot well be kept asunder.
    Whatsoever is fiery, doth not only by reason of the elementary fire tend
    upwards; but here also is so ready to join, and to burn together, that
    whatsoever doth want sufficient moisture to make resistance, is easily
    set on fire. Whatsoever therefore is partaker of that reasonable common
    nature, naturally doth as much and more long after his own kind. For by
    how much in its own nature it excels all other things, by so much more
    is it desirous to be joined and united unto that, which is of its own
    nature. As for unreasonable creatures then, they had not long been, but
    presently begun among them swarms, and flocks, and broods of young ones,
    and a kind of mutual love and affection. For though but unreasonable,
    yet a kind of soul these had, and therefore was that natural desire of
    union more strong and intense in them, as in creatures of a more
    excellent nature, than either in plants, or stones, or trees. But among
    reasonable creatures, begun commonwealths, friendships, families, public
    meetings, and even in their wars, conventions, and truces. Now among
    them that were yet of a more excellent nature, as the stars and planets,
    though by their nature far distant one from another, yet even among them
    began some mutual correspondency and unity. So proper is it to
    excellency in a high degree to affect unity, as that even in things so
    far distant, it could operate unto a mutual sympathy. But now behold, what is now come to pass. Those creatures that are reasonable, are now the only creatures that have forgotten their natural affection and inclination of one towards another. Among them alone of all other things that are of one kind, there is not to be found a general disposition to flow together. But though they fly from nature, yet are they stopt in their course, and apprehended. Do they what they can, nature doth prevail. And so shalt thou confess, if thou dost observe it. For sooner mayst thou find a thing earthly, where no earthly thing is, than find a man that naturally can live by himself alone.

    VIII. Man, God, the world, everyone in their kind, bear some fruits.
    All things have their proper time to bear. Though by custom, the word itself is in a manner become proper unto the vine, and the like, yet is it so nevertheless, as we have said. As for reason, that beareth both common fruit for the use of others; and peculiar, which itself doth enjoy. Reason is of a diffusive nature, what itself is in itself, it
    begets in others, and so doth multiply.

    IX. Either teach them better if it be in thy power; or if it be not,
    remember that for this use, to bear with them patiently, was mildness and goodness granted unto thee. The Gods themselves are good unto such; yea and in some things, (as in matter of health, of wealth, of honour,)are content often to further their endeavours: so good and gracious are they. And mightest thou not be so too? or, tell me, what doth hinder thee?

    X. Labour not as one to whom it is appointed to be wretched, nor as one that either would be pitied, or admired; but let this be thine only care and desire; so always and in all things to prosecute or to forbear, as the law of charity, or mutual society doth require.

    XI. This day I did come out of all my trouble. Nay I have cast out all
    my trouble; it should rather be for that which troubled thee, whatsoever it was, was not without anywhere that thou shouldest come out of it, but within in thine own opinions, from whence it must be cast out, before thou canst truly and constantly be at ease.

    XII. All those things, for matter of experience are usual and ordinary;
    for their continuance but for a day; and for their matter, most base and filthy. As they were in the days of those whom we have buried, so are they now also, and no otherwise.

    XIII. The things themselves that affect us, they stand without doors,
    neither knowing anything themselves nor able to utter anything unto
    others concerning themselves. What then is it, that passeth verdict on them? The understanding.

    XIV. As virtue and wickedness consist not in passion, but in action; so
    neither doth the true good or evil of a reasonable charitable man
    consist in passion, but in operation and action.

    XV. To the stone that is cast up, when it comes down it is no hurt unto it; as neither benefit, when it doth ascend.

    XVI. Sift their minds and understandings, and behold what men they be, whom thou dost stand in fear of what they shall judge of thee, what they themselves judge of themselves.

    XVII. All things that are in the world, are always in the estate
    of alteration. Thou also art in a perpetual change, yea and under
    corruption too, in some part: and so is the whole world.

    XVIII. it is not thine, but another man’s sin. Why should it trouble
    thee? Let him look to it, whose sin it is.

    XIX. Of an operation and of a purpose there is an ending, or of an
    action and of a purpose we say commonly, that it is at an end: from
    opinion also there is an absolute cessation, which is as it were the
    death of it. In all this there is no hurt. Apply this now to a man’s
    age, as first, a child; then a youth, then a young man, then an old man; every change from one age to another is a kind of death And all this while here no matter of grief yet. Pass now unto that life first, that which thou livedst under thy grandfather, then under thy mother, then under thy father. And thus when through the whole course of thy life hitherto thou hast found and observed many alterations, many changes, many kinds of endings and cessations, put this question to thyself What matter of grief or sorrow dost thou find in any of these? Or what doest thou suffer through any of these? If in none of these, then neither in the ending and consummation of thy whole life, which is also but a cessation and change.

    XX. As occasion shall require, either to thine own understanding, or to that of the universe, or to his, whom thou hast now to do with, let thy refuge be with all speed. To thine own, that it resolve upon nothing against justice. To that of the universe, that thou mayest remember, part of whom thou art. Of his, that thou mayest consider whether in the estate of ignorance, or of knowledge. And then also must thou call to mind, that he is thy kinsman.

    XXI. As thou thyself, whoever thou art, were made for the perfection and consummation, being a member of it, of a common society; so must every action of thine tend to the perfection and consummation of a life that is truly sociable. What action soever of thine therefore that either immediately or afar off, hath not reference to the common good, that is an exorbitant and disorderly action; yea it is seditious; as one among the people who from such and such a consent and unity, should factiously divide and separate himself.

    XXII. Children’s anger, mere babels; wretched souls bearing up dead
    bodies, that they may not have their fall so soon: even as it is in that
    common dirge song.

    XXIII. Go to the quality of the cause from which the effect doth
    proceed. Behold it by itself bare and naked, separated from all that is
    material. Then consider the utmost bounds of time that that cause, thus and thus qualified, can subsist and abide.

    XXIV. Infinite are the troubles and miseries, that thou hast already
    been put to, by reason of this only, because that for all happiness
    it did not suffice thee, or, that thou didst not account it sufficient
    happiness, that thy understanding did operate according to its natural constitution.

    XXV. When any shall either impeach thee with false accusations, or
    hatefully reproach thee, or shall use any such carriage towards thee,
    get thee presently to their minds and understandings, and look in them, and behold what manner of men they be. Thou shalt see, that there is no such occasion why it should trouble thee, what such as they are think of thee. Yet must thou love them still, for by nature they are thy friends. And the Gods themselves, in those things that they seek from them as matters of great moment, are well content, all manner of ways, as by dreams and oracles, to help them as well as others.

    XXVI. Up and down, from one age to another, go the ordinary things of the world; being still the same. And either of everything in particular before it come to pass, the mind of the universe doth consider with itself and deliberate: and if so, then submit for shame unto the determination of such an excellent understanding: or once for all it did resolve upon all things in general; and since that whatsoever happens, happens by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and all things indivisibly in a manner and inseparably hold one of another. In sum, either there is a God, and then all is well; or if all things go by chance and fortune, yet mayest thou use thine own providence in those things that concern thee properly; and then art thou well.

    XXVII. Within a while the earth shall cover us all, and then she herself
    shall have her change. And then the course will be, from one period of eternity unto another, and so a perpetual eternity. Now can any man that shall consider with himself in his mind the several rollings or successions of so many changes and alterations, and the swiftness of all these rulings; can he otherwise but contemn in his heart and despise all worldly things? The cause of the universe is as it were a strong torrent, it carrieth all away.

    XXVIII. And these your professed politicians, the only true practical
    philosophers of the world, (as they think of themselves) so full of
    affected gravity, or such professed lovers of virtue and honesty, what
    wretches be they in very deed; how vile and contemptible in themselves?
    O man! what ado doest thou keep? Do what thy nature doth now require.
    Resolve upon it, if thou mayest: and take no thought, whether anybody
    shall know it or no. Yea, but sayest thou, I must not expect a Plato’s
    commonwealth. If they profit though never so little, I must be content;
    and think much even of that little progress. Doth then any of them
    forsake their former false opinions that I should think they profit? For
    without a change of opinions, alas! what is all that ostentation, but
    mere wretchedness of slavish minds, that groan privately, and yet would make a show of obedience to reason, and truth? Go too now and tell me of Alexander and Philippus, and Demetrius Phalereus. Whether they understood what the common nature requireth, and could rule themselves or no, they know best themselves. But if they kept a life, and swaggered; I (God be thanked) am not bound to imitate them. The effect of true philosophy is, unaffected simplicity and modesty. Persuade me not to ostentation and vainglory.

    XXIX. From some high place as it were to look down, and to behold
    here flocks, and there sacrifices, without number; and all kind of
    navigation; some in a rough and stormy sea, and some in a calm: the
    general differences, or different estates of things, some, that are now
    first upon being; the several and mutual relations of those things that
    are together; and some other things that are at their last. Their lives
    also, who were long ago, and theirs who shall be hereafter, and the
    present estate and life of those many nations of barbarians that are
    now in the world, thou must likewise consider in thy mind. And how many
    there be, who never so much as heard of thy name, how many that will
    soon forget it; how many who but even now did commend thee, within a
    very little while perchance will speak ill of thee. So that neither
    fame, nor honour, nor anything else that this world doth afford, is
    worth the while. The sum then of all; whatsoever doth happen unto thee,
    whereof God is the cause, to accept it contentedly: whatsoever thou
    doest, whereof thou thyself art the cause, to do it justly: which will
    be, if both in thy resolution and in thy action thou have no further
    end, than to do good unto others, as being that, which by thy natural
    constitution, as a man, thou art bound unto.

    XXX. Many of those things that trouble and straiten thee, it is in thy
    power to cut off, as wholly depending from mere conceit and opinion; and then thou shalt have room enough.

    XXXI. To comprehend the whole world together in thy mind, and the whole course of this present age to represent it unto thyself, and to fix thy thoughts upon the sudden change of every particular object. How short the time is from the generation of anything, un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ame; but how immense and infinite both that which was before the generation, and that which after the generation of it shall be. All things that thou seest, will soon be perished, and they that see their corruptions, will soon vanish away themselves. He that dieth a hundred years old, and he that dieth young, shall come all to one.

    XXXII. What are their minds and understandings; and what the things that they apply themselves unto: what do they love, and what do they hate for? Fancy to thyself the estate of their souls openly to be seen. When they think they hurt them shrewdly, whom they speak ill of; and when they think they do them a very good turn, whom they commend and extol: O how full are they then of conceit, and opinion!

    XXXIII. Loss and corruption, is in very deed nothing else but change and alteration; and that is it, which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doth most delight in, by which, and according to which, whatsoever is done, is well done. For that was the estate of worldly things from the beginning, and so shall it ever be. Or wouldest thou rather say, that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have gone ill from the beginning for so many ages, and shall ever go ill? And then among so many deities, could no divine power be found all this while, that could rectify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Or is the world, to incessant woes and miseries, for ever condemned?

    XXXIV. How base and putrid, every common matter is! Water, dust, and from the mixture of these bones, and all that loathsome stuff that our bodies do consist of: so subject to be infected, and corrupted. And again those other things that are so much prized and admired, as marble stones, what are they, but as it were the kernels of the earth? gold and silver, what are they, but as the more gross faeces of the earth? Thy most royal apparel, for matter, it is but as it were the hair of a silly sheep, and for color, the very blood of a shell-fish; of this nature are all other things. Thy life itself, is some such thing too; a mere exhalation of blood: and it also, apt to be changed into some other common thing.

    XXXV. Will this querulousness, this murmuring, this complaining and
    dissembling never be at an end? What then is it, that troubled thee?
    Doth any new thing happen unto thee? What doest thou so wonder at? At the cause, or the matter? Behold either by itself, is either of that weight and moment indeed? And besides these, there is not anything. But thy duty towards the Gods also, it is time thou shouldst acquit thyself of it with more goodness and simplicity.

    XXXVI. It is all one to see these things for a hundred of years together or but for three years.

    XXXVII. If he have sinned, his is the harm, not mine. But perchance he
    hath not.

    XXXVIII. Either all things by the providence of reason happen unto every
    particular, as a part of one general body; and then it is against reason
    that a part should complain of anything that happens for the good of the
    whole; or if, according to Epicurus, atoms be the cause of all things
    and that life be nothing else but an accidentary confusion of things,
    and death nothing else, but a mere dispersion and so of all other
    things: what doest thou trouble thyself for?

    XXXIX. Sayest thou unto that rational part, Thou art dead; corruption
    hath taken hold on thee? Doth it then also void excrements? Doth it like
    either oxen, or sheep, graze or feed; that it also should be mortal, as
    well as the body?

    XL. Either the Gods can do nothing for us at all, or they can still and
    allay all the distractions and distempers of thy mind. If they can do
    nothing, why doest thou pray? If they can, why wouldst not thou rather
    pray, that they will grant unto thee, that thou mayst neither fear, nor
    lust after any of those worldly things which cause these distractions
    and distempers of it? Why not rather, that thou mayst not at either
    their absence or presence, be grieved and discontented: than either that
    thou mayst obtain them, or that thou mayst avoid them? For certainly
    it must needs be, that if the Gods can help us in anything, they may in
    this kind also. But thou wilt say perchance, ‘In those things the Gods
    have given me my liberty: and it is in mine own power to do what I
    will.’ But if thou mayst use this liberty, rather to set thy mind at
    true liberty, than wilfully with baseness and servility of mind to
    affect those things, which either to compass or to avoid is not in thy
    power, wert not thou better? And as for the Gods, who hath told thee, that they may not help us up even in those things that they have put in our own power? whether it be so or no, thou shalt soon perceive, if thou wilt but try thyself and pray. One prayeth that he may compass his desire, to lie with such or such a one, pray thou that thou mayst not lust to lie with her. Another how he may be rid of such a one; pray thou that thou mayst so patiently bear with him, as that thou have no such need to be rid of him. Another, that he may not lose his child. Pray thou that thou mayst not fear to lose him. To this end and purpose, let all thy prayer be, and see what will be the event.

    XLI. ‘In my sickness’ (saith Epicurus of himself:) ‘my discourses were
    not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my disease, neither was that, to them that came to visit me, the subject of my talk; but in the consideration and contemplation of that, which was of especial weight and moment, was all my time bestowed and spent, and among others in this very thing, how my mind, by a natural and unavoidable sympathy partaking in some sort with the present indisposition of my body, might nevertheless keep herself free from trouble, and in present possession of her own proper happiness. Neither did I leave the ordering of my body to the physicians altogether to do with me what they would, as though I expected any great matter from them, or as though I thought it a matter of such great consequence, by their means to recover my health: for my present estate, methought, liked me very well, and gave me good content.’ Whether therefore in sickness (if thou chance to sicken) or in what other kind of extremity soever, endeavor thou also to be in thy mind so affected, as he doth report of himself: not to depart from thy philosophy for anything that can befall thee, nor to give ear to the discourses of silly people, and mere naturalists.

    XLII. It is common to all trades and professions to mind and intend that only, which now they are about, and the instrument whereby they work.

    XLIII. When at any time thou art offended with any one’s impudency, put presently this question to thyself: ‘What? Is it then possible, that
    there should not be any impudent men in the world! Certainly it is not possible.’ Desire not then that which is impossible. For this one, (thou must think) whosoever he be, is one of those impudent ones, that the world cannot be without. So of the subtile and crafty, so of the perfidious, so of every one that offendeth, must thou ever be ready to reason with thyself. For whilst in general thou dost thus reason with
    thyself, that the kind of them must needs be in the world, thou wilt be
    the better able to use meekness towards every particular. This also
    thou shalt find of very good use, upon every such occasion, presently
    to consider with thyself, what proper virtue nature hath furnished man
    with, against such a vice, or to encounter with a disposition vicious
    in this kind. As for example, against the unthankful, it hath given
    goodness and meekness, as an antidote, and so against another vicious
    in another kind some other peculiar faculty. And generally, is it not
    in thy power to instruct him better, that is in an error? For whosoever
    sinneth, doth in that decline from his purposed end, and is certainly
    deceived, And again, what art thou the worse for his sin? For thou shalt
    not find that any one of these, against whom thou art incensed, hath in
    very deed done anything whereby thy mind (the only true subject of
    thy hurt and evil) can be made worse than it was. And what a matter of
    either grief or wonder is this, if he that is unlearned, do the deeds of
    one that is unlearned? Should not thou rather blame thyself, who, when
    upon very good grounds of reason, thou mightst have thought it very
    probable, that such a thing would by such a one be committed, didst not
    only not foresee it, but moreover dost wonder at it, that such a thing
    should be. But then especially, when thou dost find fault with either an
    unthankful, or a false man, must thou reflect upon thyself. For without
    all question, thou thyself art much in fault, if either of one that were
    of such a disposition, thou didst expect that he should be true unto
    thee: or when unto any thou didst a good turn, thou didst not there
    bound thy thoughts, as one that had obtained his end; nor didst not
    think that from the action itself thou hadst received a full reward of
    the good that thou hadst done. For what wouldst thou have more? Unto him
    that is a man, thou hast done a good turn: doth not that suffice thee?
    What thy nature required, that hast thou done. Must thou be rewarded for
    it? As if either the eye for that it seeth, or the feet that they go,
    should require satisfaction. For as these being by nature appointed for
    such an use, can challenge no more, than that they may work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al constitution: so man being born to do good unto others
    whensoever he doth a real good unto any by helping them out of error; or
    though but in middle things, as in matter of wealth, life, preferment,
    and the like, doth help to further their desires he doth that for which
    he was made, and therefore can require no more.

    THE TENTH BOOK

    I. O my soul, the time I trust will be, when thou shalt be good, simple,
    single, more open and visible, than that body by which it is enclosed.
    Thou wilt one day be sensible of their happiness, whose end is love, and their affections dead to all worldly things. Thou shalt one day be full, and in want of no external thing: not seeking pleasure from anything, either living or insensible, that this world can afford; neither wanting time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hy pleasure, nor place and opportunity, nor the favour either of the weather or of men. When thou shalt have content in thy present estate, and all things present shall add to thy content: when thou shalt persuade thyself, that thou hast all things; all for thy good, and all by the providence of the Gods: and of things future also shalt be as confident, that all will do well, as tending to the maintenance and preservation in some sort, of his perfect welfare and happiness, who is perfection of life, of goodness, and beauty; who begets all things, and containeth all things in himself, and in himself doth recollect all things from all places that are dissolved, that of them he may beget others again like unto them. Such one day shall be thy disposition, that thou shalt be able, both in regard of the Gods, and in regard of men, so to fit and order thy conversation, as neither to complain of them at any time, for anything that they do; nor to do anything thyself, for which thou mayest justly be condemned.

    II. As one who is altogether governed by nature, let it be thy care to
    observe what it is that thy nature in general doth require. That
    done, if thou find not that thy nature, as thou art a living sensible
    creature, will be the worse for it, thou mayest proceed. Next then thou must examine, what thy nature as thou art a living sensible creature, doth require. And that, whatsoever it be, thou mayest admit of and do it, if thy nature as thou art a reasonable living creature, will not be the worse for it. Now whatsoever is reasonable, is also sociable, Keep thyself to these rules, and trouble not thyself about idle things.

    III. Whatsoever doth happen unto thee, thou art naturally by thy natural constitution either able, or not able to bear. If thou beest able, be not offended, but bear it according to thy natural constitution, or as nature hath enabled thee. If thou beest not able, be not offended. For it will soon make an end of thee, and itself, (whatsoever it be) at the same time end with thee. But remember, that whatsoever by the strength of opinion, grounded upon a certain apprehension of both true profit and duty, thou canst conceive tolerable; that thou art able to bear that by thy natural constitution.

    IV. Him that offends, to teach with love and meek ness, and to show him his error. But if thou canst not, then to blame thyself; or rather not thyself neither, if thy will and endeavors have not been wanting.

    V. Whatsoever it be that happens unto thee, it is that which from all
    time was appointed unto thee. For by the same coherence of causes, by which thy substance from all eternity was appointed to be, was also whatsoever should happen unto it, destinated and appointed.

    VI. Either with Epicurus, we must fondly imagine the atoms to be the
    cause of all things, or we must needs grant a nature. Let this then be
    thy first ground, that thou art part of that universe, which is governed by nature. Then secondly, that to those parts that are of the same kind and nature as thou art, thou hast relation of kindred. For of these, if I shall always be mindful, first as I am a part, I shall never be displeased with anything, that falls to my particular share of the common chances of the world. For nothing that is behoveful unto the whole, can be truly hurtful to that which is part of it. For this
    being the common privilege of all natures, that they contain nothing in themselves that is hurtful unto them; it cannot be tha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whose privilege beyond other particular natures, is,
    that she cannot against her will by any higher external cause be
    constrained,) should beget anything and cherish it in her bosom that
    should tend to her own hurt and prejudice. As then I bear in mind that I am a part of such an universe, I shall not be displeased with anything that happens. And as I have relation of kindred to those parts that are of the same kind and nature that I am, so I shall be careful to do nothing that is prejudicial to the community, but in all my deliberations shall they that are of my kind ever be; and the common good, that, which all my intentions and resolutions shall drive unto, as that which is contrary unto it, I shall by all means endeavor to prevent and avoid. These things once so fixed and concluded, as thou wouldst think him a happy citizen, whose constant study and practice were for the good and benefit of his fellow citizens, and the carriage of the city such towards him, that he were well pleased with it; so must it needs be with thee, that thou shalt live a happy life.

    VII.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ll things I mean that are contained
    within the whole world), must of necessity at some time or other come to corruption. Alteration I should say, to speak truly and properly; but that I may be the better understood, I am content at this time to use that more common word. Now say I, if so be that this be both hurtful unto them, and yet unavoidable, would not, thinkest thou, the whole itself be in a sweet case, all the parts of it being subject to alteration, yea and by their making itself fitted for corruption, as consisting of things different and contrary? And did nature then either of herself thus project and purpose the affliction and misery of her parts, and therefore of purpose so made them, not only that haply they might, but of necessity that they should fall into evil; or did not she know what she did, when she made them? For either of these two to say, is equally absurd. But to let pass nature in general, and to reason of things particular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articular natures; how absurd and ridiculous is it, first to say that all parts of the whole are, by their proper natural constitution, subject to alteration; and then when any such thing doth happen, as when one doth fall sick and dieth, to take on and wonder as though some strange thing had happened? Though this besides might move not so grievously to take on when any such thing doth happen, that whatsoever is dissolved, it is dissolved into those things, whereof it was compounded. For every dissolution is either a mere dispersion, of the elements into those elements again whereof everything did consist, or a change, of that which is more solid into earth; and of that which is pure and subtile or spiritual, into air.
    So that by this means nothing is lost, but all resumed again into those rational generative seeds of the universe; and this universe, either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o lie consumed by fire, or by continual changes to be renewed, and so for ever to endure. Now that solid and spiritual that we speak of, thou must not conceive it to be that very same, which at first was, when thou wert born. For alas! all this that now thou art in either kind, either for matter of substance, or of life, hath but two or three days ago partly from meats eaten, and partly from air breathed in, received all its influx, being the same then in no other respect, than a running river, maintained by the perpetual influx and new supply of waters, is the same. That therefore which thou hast since received, not that which came from thy mother, is that which comes to change and corruption. But suppose that that for the general substance, and more solid part of it, should still cleave unto thee never so close, yet what is that to the proper qualities and affections of it, by which persons are distinguished, which certainly are quite different?

    VIII. Now that thou hast taken these names upon thee of good, modest, true; of emfrwn, sumfrwn, uperfrwn; take heed lest at any times by doing anything that is contrary, thou be but improperly so called, and lose thy right to these appellations. Or if thou do, return unto them again with all possible speed. And remember, that the word emfrwn notes unto thee an intent and intelligent consideration of every object that presents itself unto thee, without distraction. And the word emfrwn a ready and contented acceptation of whatsoever by the appointment of the common nature, happens unto thee. And the word sumfrwn, a super-extension, or a transcendent, and outreaching disposition of thy mind, whereby it passeth by all bodily pains and pleasures, honor and credit, death and whatsoever is of the same nature, as matters of absolute indifferency, and in no wise to be stood upon by a wise man.
    These then if inviolably thou shalt observe, and shalt not be ambitious to be so called by others, both thou thyself shalt become a new man, and thou shalt begin a new life. For to continue such as hitherto thou hast been, to undergo those distractions and distempers as thou must needs for such a life as hitherto thou hast lived, is the part of one that is very foolish, and is overfond of his life. Whom a man might compare to one of those half-eaten wretches, matched in the amphitheatre with wild beasts; who as full as they are all the body over with wounds and blood, desire for a great favor, that they may be reserved till the next day, then also, and in the same estate to be exposed to the same nails and teeth as before. Away therefore, ship thyself; and from the troubles and
    distractions of thy former life convey thyself as it were unto these few names; and if thou canst abide in them, or be constant in the practice and possession of them, continue there as glad and joyful as one that were translated unto some such place of bliss and happiness as that which by Hesiod and Plato is called 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 by others called the Elysian Fields. And whensoever thou findest thyself; that thou art in danger of a relapse, and that thou art not able to master and overcome those difficulties and temptations that present themselves in thy present station: get thee into any private corner, where thou mayst be better able. Or if that will not serve forsake even thy life rather. But so that it be not in passion but in a plain voluntary modest way: this being the only commendable action of thy whole life that thus thou art departed, or this having been the main work and business of thy whole life, that thou mightest thus depart. Now for the better remembrance of those names that we have spoken of, thou shalt find it a very good help, to remember the Gods as often as may be: and that, the thing which they require at our hands of as many of us, as are by nature reasonable creation is not that with fair words, and outward show of piety and devotion we should flatter them, but that we should become like unto them: and that as all other natural creatures, the fig tree for example; the dog the bee: both do, all of them, and apply themselves unto that which by their natural constitution, is proper unto them; so man likewise should do that, which by his nature, as he is a man, belongs unto him.

    IX. Toys and fooleries at home, wars abroad: sometimes terror, sometimes torpor, or stupid sloth: this is thy daily slavery. By little and little, if thou doest not better look to it, those sacred dogmata will be blotted out of thy mind. How many things be there, which when as a mere naturalist, thou hast barely considered of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thou doest let pass without any further use? Whereas thou shouldst in all things so join action and contemplation, that thou mightest both at the same time attend all present occasions, to perform everything duly and carefully and yet so intend the contemplative part too, that no part of that delight and pleasure, which the contemplative knowledge of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its true nature doth of itself afford, might be lost. Or, that the true and contemnplative knowledge of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ure, might of itself, (action being subject to many lets and impediments) afford unto thee sufficient pleasure and happiness. Not apparent indeed, but not concealed. And when shalt thou attain to the happiness of true simplicity, and unaffected gravity? When shalt thou rejoice in the certain knowledge of every particular object according to its true nature: as what the matter and substance of it is; what use it is for in the world: how long it can subsist: what things it doth consist of: who they be that are capable of it, and who they that can give it, and take it away?

    X. As the spider, when it hath caught the fly that it hunted after, is
    not little proud, nor meanly conceited of herself: as he likewise that
    hath caught an hare, or hath taken a fish with his net: as another for
    the taking of a boar, and another of a bear: so may they be proud,
    and applaud themselves for their valiant acts against the Sarmatai, or
    northern nations lately defeated. For these also, these famous soldiers and warlike men, if thou dost look into their minds and opinions, what do they for the most part but hunt after prey?

    XI. To find out, and set to thyself some certain way and method of
    contemplation, whereby thou mayest clearly discern and represent unto thyself, the mutual change of all things, the one into the other. Bear it in thy mind evermore, and see that thou be throughly well exercised in this particular. For there is not anything more effectual to beget true magnanimity.

    XII. He hath got loose from the bonds of his body, and perceiving that within a very little while he must of necessity bid the world farewell, and leave all these things behind him, he wholly applied himself, as to righteousness in all his actions, so to the common nature in all things that should happen unto him. And contenting himself with these two things, to do all things justly, and whatsoever God doth send to like well of it: what others shall either say or think of him, or shall do against him, he doth not so much as trouble his thoughts with it. To go on straight, whither right and reason directed him, and by so doing to follow God,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he did mind, that, his only business and occupation.

    XIII. What use is there of suspicion at all? or, why should thoughts
    of mistrust, and suspicion concerning that which is future, trouble thy
    mind at all? What now is to be done, if thou mayest search and inquiry into that, what needs thou care for more? And if thou art well able to perceive it alone, let no man divert thee from it. But if alone thou doest not so well perceive it, suspend thine action, and take advice from the best. And if there be anything else that doth hinder thee, go on with prudence and discretion,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occasion and opportunity, still proposing that unto thyself, which thou doest conceive most right and just. For to hit that aright, and to speed in the prosecution of it, must needs be happiness, since it is that only which we can truly and properly be said to miss of, or miscarry in.

    XIV. What is that that is slow, and yet quick? merry, and yet grave? He that in all things doth follow reason for his guide.

    XV. In the morning as soon as thou art awaked, when thy judgment, before either thy affections, or external objects have wrought upon it, is yet most free and impartial: put this question to thyself, whether if that which is right and just be done, the doing of it by thyself, or by
    others when thou art not able thyself; be a thing material or no. For
    sure it is not. And as for these that keep such a life, and stand so
    much upon the praises, or dispraises of other men, hast thou forgotten what manner of men they be? that such and such upon their beds, and such at their board: what their ordinary actions are: what they pursue after, and what they fly from: what thefts and rapines they commit, if not with their hands and feet, yet with that more precious part of theirs, their minds: which (would it but admit of them) might enjoy faith, modesty, truth, justice, a good spirit.

    XVI. Give what thou wilt, and take away what thou wilt, saith he that is well taught and truly modest, to Him that gives, and takes away. And it is not out of a stout and peremptory resolution, that he saith it, but in mere love, and humble submission.

    XVII. So live as indifferent to the world and all worldly objects, as
    one who lived by himself alone upon some desert hill. For whether here,
    or there, if the whole world be but as one town, it matters not much for
    the place. Let them behold and see a man, that is a man indeed, living
    according to the true nature of man. If they cannot bear with me, let
    them kill me. For better were it to die, than so to live as they would
    have thee.

    XVIII. Make it not any longer a matter of dispute or discourse, what are the signs and proprieties of a good man, but really and actually to be such.

    XIX. Ever to represent unto thyself; and to set before thee, both the
    general age and time of the world, and the whole substance of it. And how all things particular in respect of these are for their substance, as one of the least seeds that is: and for their duration, as the turning of the pestle in the mortar once about. Then to fix thy mind upon every particular object of the world, and to conceive it, (as it is indeed,) as already being in the state of dissolution, and of change; tending to some kind of either putrefaction or dispersion; or whatsoever else it is, that is the death as it were of everything in his own kind.

    XX. Consider them through all actions and occupations, of their lives:
    as when they eat, and when they sleep: when they are in the act of
    necessary exoneration, and when in the act of lust. Again, when they
    either are in their greatest exultation; and in the middle of all
    their pomp and glory; or being angry and displeased, in great state and
    majesty, as from an higher place, they chide and rebuke. How base and
    slavish, but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ere fain to be, that they might
    come to this; and within a very little while what will be their estate,
    when death hath once seized upon them.

    XXI. That is best for everyone, that the common nature of all doth send unto everyone, and then is it best, when she doth send it.

    XXII. The earth, saith the poet, doth often long after the rain. So is
    the glorious sky often as desirous to fall upon the earth, which argues
    a mutual kind of love between them. And so (say I) doth the world bear
    a certain affection of love to whatsoever shall come to pass With thine
    affections shall mine concur, O world. The same (and no other) shall the
    object of my longing be which is of thine. Now that the world doth love
    it is true indeed so is it as commonly said, and acknowledged ledged,
    when, according to the Greek phrase, imitated by the Latins, of things
    that used to be, we say commonly, that they love to be.

    XXIII. Either thou dost Continue in this kind of life and that is it,
    which so long thou hast been used unto and therefore tolerable: or thou
    doest retire, or leave the world, and that of thine own accord, and then
    thou hast thy mind: or thy life is cut off; and then mayst thou
    rejoice that thou hast ended thy charge. One of these must needs be.
    Be therefore of good comfort.

    XXIV Let it always appear and be manifest unto thee that solitariness,
    and desert places, by many philosophers so much esteemed of and
    affected, are of themselves but thus and thus; and that all things are
    them to them that live in towns, and converse with others as they are
    the same nature everywhere to be seen and observed: to them that have
    retired themselves to the top of mountains, and to desert havens, or
    what other desert and inhabited places soever. For anywhere it thou wilt
    mayest thou quickly find and apply that to thyself; which Plato saith of
    his philosopher, in a place: as private and retired, saith he, as if he
    were shut up and enclosed about in some shepherd’s lodge, on the top of
    a hill. There by thyself to put these questions to thyself or to enter
    in these considerations: What is my chief and principal part, which hath
    power over the rest? What is now the present estate of it, as I use it;
    and what is it, that I employ it about? Is it now void of reason ir no?
    Is it free, and separated; or so affixed, so congealed and grown
    together as it were with the flesh, that it is swayed by the motions and inclinations of it?

    XXV. He that runs away from his master is a fugitive. But the law is
    every man’s master. He therefore that forsakes the law, is a fugitive.
    So is he, whosoever he be, that is either sorry, angry, or afraid, or
    for anything that either hath been, is, or shall be by his appointment,
    who is the Lord and Governor of the universe. For he truly and properly is Nomoz, or the law, as the only nemwn (sp.), or distributor
    and dispenser of all things that happen unto any one in his
    lifetime–Whatsoever then is either sorry, angry, or afraid,
    is a fugitive.

    XXVI. From man is the seed, that once cast into the womb man hath no
    more to do with it. Another cause succeeded, and undertakes the
    work, and in time brings a child (that wonderful effect from such a
    beginning!) to perfection. Again, man lets food down through his
    throat; and that once down, he hath no more to do with it. Another
    cause succeeded and distributed this food into the senses, and the
    affections: into life, and into strength; and doth with it those other
    many and marvelous things, that belong unto man. These things therefore that are so secretly and invisibly wrought and brought to pass, thou must use to behold and contemplate; and not the things themselves only, but the power also by which they are effected; that thou mayst behold it, though not with the eyes of the body, yet as plainly and visibly as thou canst see and discern the outward efficient cause of the depression and elevation of anything.

    XXVII. Ever to mind and consider with thyself; how all things that now
    are, have been heretofore much after the same sort, and after the same
    fashion that now they are: and so to think of those things which shall
    be hereafter also. Moreover, whole dramata, and uniform scenes, or
    scenes that comprehend the lives and actions of men of one calling and
    profession, as many as either in thine own experience thou hast known,
    or by reading of ancient histories; (as the whole court of Adrianus,
    the whole court of Antoninus Pius, the whole court of Philippus, that of
    Alexander, that of Croesus): to set them all before thine eyes. For thou
    shalt find that they are all but after one sort and fashion: only that
    the actors were others.

    XXVIII. As a pig that cries and flings when his throat is cut, fancy to
    thyself every one to be, that grieves for any worldly thing and takes
    on. Such a one is he also, who upon his bed alone, doth bewail
    the miseries of this our mortal life. And remember this, that Unto
    reasonable creatures only it is granted that they may willingly and
    freely submit unto Providence: but absolutely to submit, is a necessity
    imposed upon all creatures equally.

    XXIX. Whatsoever it is that thou goest about, consider of it by thyself,
    and ask thyself, What? because I shall do this no more when I am dead, should therefore death seem grievous unto me?

    XXX. When thou art offended with any man’s transgression, presently
    reflect upon thyself; and consider what thou thyself art guilty of in
    the same kind. As that thou also perchance dost think it a happiness
    either to be rich, or to live in pleasure, or to be praised and
    commended, and so of the rest in particular. For this if thou shalt call
    to mind, thou shalt soon forget thine anger; especially when at the same
    time this also shall concur in thy thoughts, that he was constrained by his error and ignorance so to do: for how can he choose as long as he is of that opinion? Do thou therefore if thou canst, take away that from him, that forceth him to do as he doth.

    XXXI. When thou seest Satyro, think of Socraticus and Eutyches, or
    Hymen, and when Euphrates, think of Eutychio, and Sylvanus, when
    Alciphron, of Tropaeophorus, when Xenophon, of Crito, or Severus. And
    when thou doest look upon thyself, fancy unto thyself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 Caesars; and so for every one, some one or other that hath been
    for estate and profession answerable unto him. Then let this come to thy
    mind at the same time; and where now are they all? Nowhere or anywhere?
    For so shalt thou at all time be able to perceive how all worldly
    things are but as the smoke, that vanisheth away: or, indeed, mere
    nothing. Especially when thou shalt call to mind this also, that
    whatsoever is once changed, shall never be again as long as the world
    endureth. And thou then, how long shalt thou endure? And why doth it not
    suffice thee, if virtuously, and as becometh thee, thou mayest pass that
    portion of time, how little soever it be, that is allotted unto thee?

    XXXII. What a subject, and what a course of life is it, that thou doest
    so much desire to be rid of. For all these things, what are they, but
    fit objects for an understanding, that beholdeth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its true nature, to exercise itself upon? Be patient, therefore, until
    that (as a strong stomach that turns all things into his own nature; and
    as a great fire that turneth in flame and light, whatsoever thou doest
    cast into it) thou have made these things also familiar, and as it were
    natural unto thee.

    XXXIII. Let it not be in any man’s power, to say truly of thee, that
    thou art not truly simple, or sincere and open, or not good. Let him be
    deceived whosoever he be that shall have any such opinion of thee. For
    all this doth depend of thee. For who is it that should hinder thee from
    being either truly simple or good? Do thou only resolve rather not to
    live, than not to be such. For indeed neither doth it stand with reason
    that he should live that is not such. What then is it that may upon this
    present occasion according to best reason and discretion, either be said
    or done? For whatsoever it be, it is in thy power either to do it, or
    to say it, and therefore seek not any pretences, as though thou wert
    hindered. Thou wilt never cease groaning and complaining, until such
    time as that, what pleasure is unto the voluptuous, be unto thee, to do
    in everything that presents itself, whatsoever may be done conformably
    and agreeably to the proper constitution of man, or, to man as he is a
    man. For thou must account that pleasure, whatsoever it be, that thou
    mayest do according to thine own nature. And to do this, every place
    will fit thee. Unto the cylindrus, or roller, it is not granted to
    move everywhere according to its own proper motion, as neither unto
    the water, nor unto the fire, nor unto any other thing, that either is
    merely natural, or natural and sensitive; but not rational for many
    things there be that can hinder their operations. But of the mind and
    understanding this is the proper privilege, that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ure, and as it will itself, it can pass through every obstacle that
    it finds, and keep straight on forwards. Setting therefore before thine
    eyes this happiness and felicity of thy mind, whereby it is able to pass
    through all things, and is capable of all motions, whether as the fire,
    upwards; or as the stone downwards, or as the cylindrus through that
    which is sloping: content thyself with it, and seek not after any other
    thing. For all other kind of hindrances that are not hindrances of thy
    mind either they are proper to the body, or merely proceed from the
    opinion, reason not making that resistance that it should, but basely,
    and cowardly suffering itself to be foiled; and of themselves can
    neither wound, nor do any hurt at all. Else must he of necessity,
    whosoever he be that meets with any of them, become worse than he was before. For so is it in all other subjects, that that is thought hurtful unto them, whereby they are made worse. But here contrariwise, man (if he make that good use of them that he should) is rather the better and the more praiseworthy for any of those kind of hindrances, than
    otherwise. But generally remember that nothing can hurt a natural
    citizen, that is not hurtful unto the city itself, nor anything hurt
    the city, that is not hurtful unto the law itself. But none of these
    casualties, or external hindrances, do hurt the law itself; or, are
    contrary to that course of justice and equity, by which public societies
    are maintained: neither therefore do they hurt either city or citizen.

    XXXIV. As he that is bitten by a mad dog, is afraid of everything almost that he seeth: so unto him, whom the dogmata have once bitten, or in
    whom true knowledge hath made an impression, everything almost that
    he sees or reads be it never so short or ordinary, doth afford a good
    memento; to put him out of all grief and fear, as that of the poet, ‘The
    winds blow upon the trees, and their leaves fall upon the ground. Then
    do the trees begin to bud again, and by the spring-time they put forth
    new branches. So is the generation of men; some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others go out of it.’ Of these leaves then thy children are. And they
    also that applaud thee so gravely, or, that applaud thy speeches, with
    that their usual acclamation, axiopistwz, O wisely spoken I and speak
    well of thee, as on the other side, they that stick not to curse thee,
    they that privately and secretly dispraise and deride thee, they also
    are but leaves. And they also that shall follow, in whose memories
    the names of men famous after death, is preserved, they are but leaves
    neither. For even so is it of all these worldly things. Their spring
    comes, and they are put forth. Then blows the wind, and they go down.
    And then in lieu of them grow others out of the wood or common matter
    of all things, like unto them. But, to endure but for a while, is common
    unto all. Why then shouldest thou so earnestly either seek after these
    things, or fly from them, as though they should endure for ever? Yet a
    little while, and thine eyes will be closed up, and for him that carries
    thee to thy grave shall another mourn within a while after.

    XXXV. A good eye must be good to see whatsoever is to be seen, and not green things only. For that is proper to sore eyes. So must a good
    ear, and a good smell be ready for whatsoever is either to be heard,
    or smelt: and a good stomach as indifferent to all kinds of food, as
    a millstone is, to whatsoever she was made for to grind. As ready
    therefore must a sound understanding be for whatsoever shall happen. But he that saith, O that my children might live! and, O that all men might
    commend me for whatsoever I do! is an eye that seeks after green things;
    or as teeth, after that which is tender.

    XXXVI. There is not any man that is so happy in his death, but that some of those that are by him when he dies, will be ready to rejoice at his supposed calamity. Is it one that was virtuous and wise indeed? will there not some one or other be found, who thus will say to himself; ‘Well now at last shall I be at rest from this pedagogue. He did not indeed otherwise trouble us much: but I know well enough that in his heart, he did much condemn us.’ Thus will they speak of the virtuous.
    But as for us, alas I how many things be there, for which there be many
    that glad would be to be rid of us. This therefore if thou shalt think
    of whensoever thou diest, thou shalt die the more willingly, when thou
    shalt think with thyself; I am now to depart from that world, wherein
    those that have been my nearest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hey whom I
    have so much suffered for, so often prayed for, and for whom I have
    taken such care, even they would have me die, hoping that after my death
    they shall live happier, than they did before. What then should any man
    desire to continue here any longer? Nevertheless, whensoever thou diest,
    thou must not be less kind and loving unto them for it; but as before,
    see them, continue to be their friend, to wish them well, and meekly,
    and gently to carry thyself towards them, but yet so that on the other
    side, it make thee not the more unwilling to die. But as it fareth with
    them that die an easy quick death, whose soul is soon separated from
    their bodies, so must thy separation from them be. To these had nature
    joined and annexed me: now she parts us; I am ready to depart, as from
    friends and kinsmen, but yet without either reluctancy or compulsion.
    For this also is according to Nature.

    XXXVII. Use thyself; as often, as thou seest any man do anything,
    presently (if it be possible) to say unto thyself, What is this man’s
    end in this his action? But begin this course with thyself first of all,
    and diligently examine thyself concerning whatsoever thou doest.

    XXXVIII. Remember, that that which sets a man at work, and hath power over the affections to draw them either one way, or the other way, is not any external thing properly, but that which is hidden within every man’s dogmata, and opinions: That, that is rhetoric; that is life; that (to speak true) is man himself. As for thy body, which as a vessel, or a case, compasseth thee about, and the many and curious instruments that it hath annexed unto it, let them not trouble thy thoughts. For of themselves they are but as a carpenter’s axe, but that they are born
    with us, and naturally sticking unto us. But otherwise, without the
    inward cause that hath power to move them, and to restrain them, those
    parts are of themselves of no more use unto us, than the shuttle is
    of itself to the weaver, or the pen to the writer, or the whip to the
    coachman.

    THE ELEVENTH BOOK

    I. The natural properties, and privileges of a reasonable soul are: That
    she seeth herself; that she can order, and compose herself: that
    she makes herself as she will herself: that she reaps her own fruits
    whatsoever, whereas plants, trees, unreasonable creatures, what fruit
    soever (be it either fruit properly, or analogically only) they bear,
    they bear them unto others, and not to themselves. Again; whensoever,
    and wheresoever, sooner or later, her life doth end, she hath her own
    end nevertheless. For it is not with her, as with dancers and players,
    who if they be interrupted in any part of their action, the whole action
    must needs be imperfect: but she in what part of time or action soever
    she be surprised, can make that which she hath in her hand whatsoever it
    be, complete and full, so that she may depart with that comfort, ‘I have
    lived; neither want I anything of that which properly did belong unto
    me.’ Again, she compasseth the whole world, and penetrateth into the
    vanity, and mere outside (wanting substance and solidity) of it, and
    stretcheth herself unto the infiniteness of eternity; and the revolution
    or restoration of all things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o the same
    state and place as before, she fetcheth about, and doth comprehend in
    herself; and considers withal, and sees clearly this, that neither they
    that shall follow us, shall see any new thing, that we have not seen,
    nor they that went before, anything more than we: but that he that is
    once come to forty (if he have any wit at all) can in a manner (for
    that they are all of one kind) see all things, both past and future. As
    proper is it, and natural to the soul of man to love her neighbour, to
    be true and modest; and to regard nothing so much as herself: which is
    also the property of the law: whereby by the way it appears, that sound
    reason and justice comes all to one, and therefore that justice is the
    chief thing, that reasonable creatures ought to propose unto themselves
    as their end.

    II. A pleasant song or dance; the Pancratiast’s exercise, sports that
    thou art wont to be much taken with, thou shalt easily contemn; if
    the harmonious voice thou shalt divide into so many particular sounds
    whereof it doth consist, and of every one in particular shall ask
    thyself; whether this or that sound is it, that doth so conquer thee.
    For thou wilt be ashamed of it. And so for shame, if accordingly thou
    shalt consider it, every particular motion and posture by itself: and
    so for the wrestler’s exercise too. Generally then, whatsoever it be,
    besides virtue, and those things that proceed from virtue that thou art
    subject to be much affected with, remember presently thus to divide
    it, and by this kind of division, in each particular to attain unto the
    contempt of the whole. This thou must transfer and apply to thy whole
    life also.

    III. That soul which is ever ready, even now presently (if need be) from
    the body, whether by way of extinction, or dispersion, or continuation
    in another place and estate to be separated, how blessed and happy is
    it! But this readiness of it, it must proceed, not from an obstinate and
    peremptory resolution of the mind, violently and passionately set upon
    Opposition, as Christians are wont; but from a peculiar judgment; with
    discretion and gravity, so that others may be persuaded also and drawn
    to the like example, but without any noise and passionate exclamations.

    IV. Have I done anything charitably? then am I benefited by it. See
    that this upon all occasions may present itself unto thy mind, and never
    cease to think of it. What is thy profession? to be good. And how should
    this be well brought to pass, but by certain theorems and doctrines;
    some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some Concerning the
    proper and particular constitution of man?

    V. Tragedies were at first brought in and instituted, to put men in mind
    of worldly chances and casualties: that these things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did so happen: that men that were much pleased and
    delighted by such accidents upon this stage, would not by the same
    things in a greater stage be grieved and afflicted: for here you see
    what is the end of all such things; and that even they that cry out
    so mournfully to Cithaeron, must bear them for all their cries and
    exclamations, as well as others. And in very truth many good things are
    spoken by these poets; as that (for example) is an excellent passage:
    ‘But if so be that I and my two children be neglected by the Gods, they
    have some reason even for that,’ &c. And again, ‘It will but little
    avail thee to storm and rage against the things themselves,’ &c. Again,
    ‘To reap one’s life, as a ripe ear of corn;’ and whatsoever else is
    to be found in them, that is of the same kind. After the tragedy, the
    ancient comedy was brought in, which had the liberty to inveigh against
    personal vices; being therefore through this her freedom and liberty
    of speech of very good use and effect, to restrain men from pride
    and arrogancy. To which end it was, that Diogenes took also the same
    liberty. After these, what were either the Middle, or New Comedy
    admitted for, but merely, (Or for the most part at least) for the
    delight and pleasure of curious and excellent imitation? ‘It will steal
    away; look to it,’ &c. Why, no man denies, but that these also have some
    good things whereof that may be one: but the whole drift and foundation
    of that kind of dramatical poetry, what is it else, but as we have said?

    VI. How clearly doth it appear unto thee, that no other course of thy
    life could fit a true philosopher’s practice better, than this very
    course, that thou art now already in?

    VII. A branch cut off from the continuity of that which was next unto
    it, must needs be cut off from the whole tree: so a man that is divided
    from another man, is divided from the whole society. A branch is cut off
    by another, but he that hates and is averse, cuts himself off from his
    neighbour, and knows not that at the same time he divides himself from
    the whole body, or corporation. But herein is the gift and mercy of God,
    the Author of this society, in that, once cut off we may grow together
    and become part of the whole again. But if this happen often the misery
    is that the further a man is run in this division, the harder he is to
    be reunited and restored again: and however the branch which, once cut
    of afterwards was graffed in, gardeners can tell you is not like that
    which sprouted together at first, and still continued in the unity of
    the body.

    VIII. To grow together like fellow branches in matter of good
    correspondence and affection; but not in matter of opinions. They that
    shall oppose thee in thy right courses, as it is not in their power to
    divert thee from thy good action, so neither let it be to divert thee
    from thy good affection towards them. But be it thy care to keep thyself
    constant in both; both in a right judgment and action, and in true
    meekness towards them, that either shall do their endeavour to hinder
    thee, or at least will be displeased with thee for what thou hast done.
    For to fail in either (either in the one to give over for fear, or in
    the other to forsake thy natural affection towards him, who by nature is
    both thy friend and thy kinsman) is equally base, and much savouring of
    the disposition of a cowardly fugitive soldier.

    IX.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any nature should be inferior unto art,
    since that all arts imitate nature. If this be so; that the most perfect
    and general nature of all natures should in her operation come short of
    the skill of arts, is most improbable. Now common is it to all arts, to
    make that which is worse for the better’s sake. Much more then doth the
    common nature do the same. Hence is the first ground of justice. From
    justice all other virtues have their existence. For justice cannot be
    preserved, if either we settle our minds and affections upon worldly
    things; or be apt to be deceived, or rash, and inconstant.

    X. The things themselves (which either to get or to avoid thou art put
    to so much trouble) come not unto thee themselves; but thou in a manner
    goest unto them. Let then thine own judgment and opinion concerning
    those things be at rest; and as for the things themselves, they stand
    still and quiet, without any noise or stir at all; and so shall all
    pursuing and flying cease.

    XI. Then is the soul as Empedocles doth liken it, like unto a sphere or
    globe, when she is all of one form and figure: when she neither greedily
    stretcheth out herself unto anything, nor basely contracts herself, or
    lies flat and dejected; but shineth all with light, whereby she does see
    and behold the true nature, both that of the universe, and her own in
    particular.

    XII. Will any contemn me? let him look to that, upon what grounds he
    does it: my care shall be that I may never be found either doing or
    speaking anything that doth truly deserve contempt. Will any hate me?
    let him look to that. I for my part will be kind and loving unto all,
    and even unto him that hates me, whom-soever he be, will I be ready to
    show his error, not by way of exprobation or ostentation of my patience,
    but ingenuously and meekly: such as was that famous Phocion, if so be
    that he did not dissemble. For it is inwardly that these things must be:
    that the Gods who look inwardly, and not upon the outward appearance,
    may behold a man truly free from all indignation and grief. For what
    hurt can it be unto thee whatsoever any man else doth, as long as thou
    mayest do that which is proper and suitable to thine own nature? Wilt
    not thou (a man wholly appointed to be both what, and as the common good
    shall require) accept of that which is now seasonable to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XIII. They contemn one another, and yet they seek to please one another:
    and whilest they seek to surpass one another in worldly pomp and
    greatness, they most debase and prostitute themselves in their better
    part one to another.

    XIV. How rotten and insincere is he, that saith, I am resolved to carry
    myself hereafter towards you with all ingenuity and simplicity. O man,
    what doest thou mean! what needs this profession of thine? the thing
    itself will show it. It ought to be written upon thy forehead. No sooner
    thy voice is heard, than thy countenance must be able to show what is in
    thy mind: even as he that is loved knows presently by the looks of his
    sweetheart what is in her mind. Such must he be for all the world, that
    is truly simple and good, as he whose arm-holes are offensive, that
    whosoever stands by, as soon as ever he comes near him, may as it were
    smell him whether he will or no. But the affectation of simplicity
    is nowise laudable. There is nothing more shameful than perfidious
    friendship. Above all things, that must be avoided. However true
    goodness, simplicity, and kindness cannot so be hidden, but that as
    we have already said in the very eyes and countenance they will show
    themselves.

    XV. To live happily is an inward power of the soul, when she is affected
    with indifferency, towards those things that are by their nature
    indifferent. To be thus affected she must consider all worldly objects
    both divided and whole: remembering withal that no object can of itself
    beget any opinion in us, neither can come to us, but stands without
    still and quiet; but that we ourselves beget, and as it were print in
    ourselves opinions concerning them. Now it is in our power, not to print
    them; and if they creep in and lurk in some corner, it is in our
    power to wipe them off. Remembering moreover, that this care and
    circumspection of thine, is to continue but for a while, and then thy
    life will be at an end. And what should hinder, but that thou mayest do
    well with all these things? For if they be according to nature, rejoice
    in them, and let them be pleasing and acceptable unto thee. But if
    they be against nature, seek thou that which is according to thine own
    nature, and whether it be for thy credit or no, use all possible speed
    for the attainment of it: for no man ought to be blamed, for seeking his
    own good and happiness.

    XVI. Of everything thou must consider from whence it came, of what
    things it doth consist, and into what it will be changed: what will be
    the nature of it, or what it will be like unto when it is changed; and
    that it can suffer no hurt by this change. And as for other men’s either
    foolishness or wickedness, that it may not trouble and grieve thee;
    first generally thus; What reference have I unto these? and that we are
    all born for one another’s good: then more particularly after another
    consideration; as a ram is first in a flock of sheep, and a bull in a
    herd of cattle, so am I born to rule over them. Begin yet higher, even
    from this: if atoms be not the beginning of all things, than which to
    believe nothing can be more absurd, then must we needs grant that there
    is a nature, that doth govern the universe. If such a nature, then are
    all worse things made for the better’s sake; and all better for one
    another’s sake. Secondly, what manner of men they be, at board, and upon
    their beds, and so forth. But above all things, how they are forced by
    their opinions that they hold, to do what they do; and even those things
    that they do, with what pride and self-conceit they do them. Thirdly,
    that if they do these things rightly, thou hast no reason to be grieved.
    But if not rightly, it must needs be that they do them against their
    wills, and through mere ignorance. For as, according to Plato’s opinion,
    no soul doth willingly err, so by consequent neither doth it anything
    otherwise than it ought, but against her will. Therefore are they
    grieved, whensoever they hear themselves charged, either of injustice,
    or unconscionableness, or covetousness, or in general, of any injurious
    kind of dealing towards their neighbours. Fourthly, that thou thyself
    doest transgress in many things, and art even such another as they are.
    And though perchance thou doest forbear the very act of some sins, yet
    hast thou in thyself an habitual disposition to them, but that either
    through fear, or vainglory, or some such other ambitious foolish
    respect, thou art restrained. Fifthly, that whether they have sinned or
    no, thou doest not understand perfectly. For many things are done by
    way of discreet policy; and generally a man must know many things
    first, before he be able truly and judiciously to judge of another
    man’s action. Sixthly, that whensoever thou doest take on grievously, or
    makest great woe, little doest thou remember then that a man’s life is
    but for a moment of time, and that within a while we shall all be in our
    graves. Seventhly, that it is not the sins and transgressions themselves
    that trouble us properly; for they have their existence in their
    minds and understandings only, that commit them; but our own opinions
    concerning those sins. Remove then, and be content to part with that
    conceit of thine, that it is a grievous thing, and thou hast removed
    thine anger. But how should I remove it? How? reasoning with thyself
    that it is not shameful. For if that which is shameful, be not the only
    true evil that is, thou also wilt be driven whilest thou doest follow
    the common instinct of nature, to avoid that which is evil, to commit
    many unjust things, and to become a thief, and anything, that will
    mak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y intended worldly ends. Eighthly, how many
    things may and do oftentimes follow upon such fits of anger and grief;
    far more grievous in themselves, than those very things which we are so
    grieved or angry for. Ninthly, that meekness is a thing unconquerable,
    if it be true and natural, and not affected or hypocritical. For how
    shall even the most fierce and malicious that thou shalt conceive, be
    able to hold on against thee, if thou shalt still continue meek and
    loving unto him; and that even at that time, when he is about to do
    thee wrong, thou shalt be well disposed, and in good temper, with all
    meekness to teach him, and to instruct him better? As for example; My
    son, we were not born for this, to hurt and annoy one another; it will
    be thy hurt not mine, my son: and so to show him forcibly and fully,
    that it is so in very deed: and that neither bees do it one to another,
    nor any other creatures that are naturally sociable. But this thou must
    do, not scoffingly, not by way of exprobation, but tenderly without
    any harshness of words. Neither must thou do it by way of exercise, or
    ostentation, that they that are by and hear thee, may admire thee: but
    so always that nobody be privy to it, but himself alone: yea, though
    there be more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These nine particular heads, as
    so many gifts from the Muses, see that thou remember well: and begin one
    day, whilest thou art yet alive, to be a man indeed. But on the other
    side thou must take heed, as much to flatter them, as to be angry with
    them: for both are equally uncharitable, and equally hurtful. And in thy
    passions, take it presently to thy consideration, that to be angry is
    not the part of a man, but that to be meek and gentle, as it savours of
    more humanity, so of more manhood. That in this, there is strength
    and nerves, or vigour and fortitude: whereof anger and indignation is
    altogether void. For the nearer everything is unto unpassionateness,
    the nearer it is unto power. And as grief doth proceed from weakness,
    so doth anger. For both, both he that is angry and that grieveth, have
    received a wound, and cowardly have as it were yielded themselves unto
    their affections. If thou wilt have a tenth also, receive this tenth
    gift from Hercules the guide and leader of the Muses: that is a mad
    man’s part, to look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wicked men in the world,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Now for a man to brook well enough, that there
    should be wicked men in the world, but not to endure that any
    should transgress against himself, is against all equity, and indeed
    tyrannical.

    XVII. Four several dispositions or inclinations there be of the mind and
    understanding, which to be aware of, thou must carefully observe: and
    whensoever thou doest discover them, thou must rectify them, saying to
    thyself concerning every one of them, This imagination is not necessary;
    this is uncharitable: this thou shalt speak as another man’s slave, or
    instrument;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more senseless and absurd: for
    the fourth, thou shalt sharply check and upbraid thyself; for that
    thou doest suffer that more divine part in thee, to become subject and
    obnoxious to that more ignoble part of thy body, and the gross lusts
    and concupiscences thereof.

    XVIII. What portion soever, either of air or fire there be in thee,
    although by nature it tend upwards, submitting nevertheless to the
    ordinance of the universe, it abides here below in this mixed body. So
    whatsoever is in thee, either earthy, or humid, although by nature it
    tend downwards, yet is it against its nature both raised upwards, and
    standing, or consistent. So obedient are even the elements themselves to
    the universe, abiding patiently wheresoever (though against their
    nature) they are placed, until the sound as it were of their retreat,
    and separation. Is it not a grievous thing then, that thy reasonable
    part only should be disobedient, and should not endure to keep its
    place: yea though it be nothing enjoined that is contrary unto it, but
    that only which is according to its nature? For we cannot say of it when
    it is disobedient, as we say of the fire, or air, that it tends upwards
    towards its proper element, for then goes it the quite contrary way. For
    the motion of the mind to any injustice, or incontinency, or to sorrow,
    or to fear, is nothing else but a separation from nature. Also when the
    mind is grieved for anything that is happened by the divine providence,
    then doth it likewise forsake its own place. For it was ordained unto
    holiness and godliness, which specially consist in an humble submission
    to God and His providence in all things; as well as unto justice: these
    also being part of those duties, which as naturally sociable, we are
    bound unto; and without which we cannot happily converse one with
    another: yea and the very ground and fountain indeed of all just
    actions.

    XIX. He that hath not one and the self-same general end always as long
    as he liveth, cannot possibly be one and the self-same man always. But
    this will not suffice except thou add also what ought to be this general
    end. For as the general conceit and apprehension of all those things
    which upon no certain ground are by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deemed good,
    cannot be uniform and agreeable, but that only which is limited and
    restrained by some certain proprieties and conditions, as of community:
    that nothing be conceived good, which is not commonly and publicly
    good: so must the end also that we propose unto ourselves, be common
    and sociable. For he that doth direct all his own private motions and
    purposes to that end, all his actions will be agreeable and uniform; and
    by that means will be still the same man.

    XX. Remember the fable of the country mouse and the city mouse, and the
    great fright and terror that this was put into.

    XXI. Socrates was wont to call the common conceits and opinions of men,
    the common bugbears of the world: the proper terror of silly children.

    XXII. The Lacedaemonians at their public spectacles were wont to appoint
    seats and forms for their strangers in the shadow, they themselves were
    content to sit anywhere.

    XXIII. What Socrates answered unto Perdiccas, why he did not come unto
    him, Lest of all deaths I should die the worst kind of death, said he:
    that is, not able to requite the good that hath been done unto me.

    XXIV. In the ancient mystical letters of the Ephesians, there was an
    item, that a man should always have in his mind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
    ancient worthies.

    XXV. The Pythagoreans were wont betimes in the morning the first thing
    they did, to look up unto the heavens, to put themselves in mind of them
    who constantly and invariably did perform their task: as also to put
    themselves in mind of orderliness, or good order, and of purity, and of
    naked simplicity. For no star or planet hath any cover before it.

    XXVI. How Socrates looked, when he was fain to gird himself with a
    skin, Xanthippe his wife having taken away his clothes, and carried them
    abroad with her, and what he said to his fellows and friends, who were
    ashamed; and out of respect to him, did retire themselves when they saw
    him thus decked.

    XXVII. In matter of writing or reading thou must needs be taught before
    thou can do either: much more in matter of life. ‘For thou art born a
    mere slave, to thy senses and brutish affections;’ destitute without
    teaching of all true knowledge and sound reason.

    XXVIII. ‘My heart smiled within me.’ ‘They will accuse even virtue
    herself; with heinous and opprobrious words.’

    XXIX. As they that long after figs in winter when they cannot be had; so
    are they that long after children, before they be granted them.

    XXX. ‘As often as a father kisseth his child, he should say secretly
    with himself’ (said Epictetus,) ‘tomorrow perchance shall he die.’ But
    these words be ominous. No words ominous (said he) that signify anything
    that is natural: in very truth and deed not more ominous than this, ‘to
    cut down grapes when they are ripe.’ Green grapes, ripe grapes, dried
    grapes, or raisins: so many changes and mutations of one thing, not into
    that which was not absolutely, but rather so many several changes and
    mutations, not into that which hath no being at all, but into that which
    is not yet in being.

    XXXI. ‘Of the free will there is no thief or robber:’ out of Epictetus;
    Whose is this also: that we should find a certain art and method of
    assenting; and that we should always observe with great care and heed
    the inclinations of our minds, that they may always be with their due
    restraint and reservation, always charitable, and according to the
    true worth of every present object. And as for earnest longing, that we
    should altogether avoid it: and to use averseness in those things only,
    that wholly depend of our own wills. It is not about ordinary petty
    matters, believe it, that all our strife and contention is, but whether,
    with the vulgar, we should be mad, or by the help of philosophy wise and
    sober, said he. XXXII. Socrates said, ‘What will you have? the souls of
    reasonable, or unreasonable creatures? Of reasonable. But what? Of those
    whose reason is sound and perfect? or of those whose reason is vitiated
    and corrupted? Of those whose reason is sound and perfect. Why then
    labour ye not for such? Because we have them already. What then do ye so
    strive and contend between you?’

    THE TWELFTH BOOK

    I. Whatsoever thou doest hereafter aspire unto, thou mayest even now
    enjoy and possess, if thou doest not envy thyself thine own happiness.
    And that will be, if thou shalt forget all that is past, and for the
    future, refer thyself wholly to the Divine Providence, and shalt bend
    and apply all thy present thoughts and intentions to holiness and
    righteousness. To holiness, in accepting willingly whatsoever is sent
    by the Divine Providence, as being that which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th appointed unto thee, which also hath appointed thee for that,
    whatsoever it be. To righteousness, in speaking the truth freely, and
    without ambiguity; and in doing all things justly and discreetly. Now in
    this good course, let not other men’s either wickedness, or opinion, or
    voice hinder thee: no, nor the sense of this thy pampered mass of flesh:
    for let that which suffers, look to itself. If therefore whensoever the
    time of thy departing shall come, thou shalt readily leave all things,
    and shalt respect thy mind only, and that divine part of thine, and this
    shall be thine only fear, not that some time or other thou shalt cease
    to live, but thou shalt never begin to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 then
    shalt thou be a man indeed, worthy of that world, from which thou hadst
    thy beginning; then shalt thou cease to be a stranger in thy country,
    and to wonder at those things that happen daily, as things strange and
    unexpected, and anxiously to depend of divers things that are not in thy
    power.

    II. God beholds our minds and understandings, bare and naked from these
    material vessels, and outsides, and all earthly dross. For with His
    simple and pure understanding, He pierceth into our inmost and purest
    parts, which from His, as it were by a water pipe and channel, first
    flowed and issued. This if thou also shalt use to do, thou shalt
    rid thyself of that manifold luggage, wherewith thou art round about
    encumbered. For he that does regard neither his body, nor his clothing,
    nor his dwelling, nor any such external furniture, must needs gain unto
    himself great rest and ease. Three things there be in all, which thou
    doest consist of; thy body, thy life, and thy mind. Of these the two
    former, are so far forth thine, as that thou art bound to take care for
    them. But the third alone is that which is properly thine. If then thou
    shalt separate from thyself, that is from thy mind, whatsoever other men
    either do or say, or whatsoever thou thyself hast heretofore either
    done or said; and all trouble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future, and
    whatsoever, (as either belonging to thy body or life:) is without the
    jurisdiction of thine own will, and whatsoever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human chances and accidents doth happen unto thee; so that thy
    mind (keeping herself loose and free from all outward coincidental
    entanglements; always in a readiness to depart:) shall live by herself,
    and to herself, doing that which is just, accepting whatsoever doth
    happen, and speaking the truth always; if, I say, thou shalt separate
    from thy mind, whatsoever by sympathy might adhere unto it, and all time
    both past and future, and shalt make thyself in all points and respects,
    like unto Empedocles his allegorical sphere, ‘all round and circular,’
    &c., and shalt think of no longer life than that which is now present:
    then shalt thou be truly able to pass the remainder of thy days without
    troubles and distractions; nobly and generously disposed, and in good
    favour and correspondency, with that spirit which is within thee.

    III. I have often wondered how it should come to pass, that every man
    loving himself best, should more regard other men’s opinions concerning
    himself than his own. For if any God or grave master standing by,
    should command any of us to think nothing by himself but what he should
    presently speak out; no man were able to endure it, though but for one
    day. Thus do we fear more what our neighbours will think of us, than
    what we ourselves.

    IV. how come it to pass that the Gods having ordered all other things
    so well and so lovingly, should be overseen in this one only thing, that
    whereas then hath been some very good men that have made many covenants
    as it were with God and by many holy actions and outward services
    contracted a kind of familiarity with Him; that these men when once they
    are dead, should never be restored to life, but be extinct for ever. But
    this thou mayest be sure of, that this (if it be so indeed) would
    never have been so ordered by the Gods, had it been fit otherwise. For
    certainly it was possible, had it been more just so and had it been
    according to nature,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would easily have borne
    it. But now because it is not so, (if so be that it be not so indeed) be
    therefore confident that it was not fit it should be so for thou seest
    thyself, that now seeking after this matter, how freely thou doest argue
    and contest with God. But were not the Gods both just and good in the
    highest degree, thou durst not thus reason with them. Now if just and
    good, it could not be that i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hey should
    either unjustly or unreasonably oversee anything.

    V. Use thyself even unto those things that thou doest at first despair
    of. For the left hand we see, which for the most part lieth idle because
    not used; yet doth it hold the bridle with more strength than the right,
    because it hath been used unto it.

    VI. Let these be the objects of thy ordinary meditation: to consider,
    what manner of men both for soul and body we ought to be, whensoever
    death shall surprise us: the shortness of this our mortal life: the
    immense vastness of the time that hath been before, and will he after
    us: the frailty of every worldly material object: all these things to
    consider, and behold clearly in themselves, all disguisement of external
    outside being removed and taken away. Again, to consider the efficient
    causes of all things: the proper ends and references of all actions:
    what pain is in itself; what pleasure, what death: what fame or
    honour, how every man is the true and proper ground of his own rest and
    tranquillity, and that no man can truly be hindered by any other: that
    all is but conceit and opinion. As for the use of thy dogmata, thou must
    carry thyself in the practice of them, rather like unto a pancratiastes,
    or one that at the same time both fights and wrestles with hands and
    feet, than a gladiator. For this, if he lose his sword that he fights
    with, he is gone: whereas the other hath still his hand free, which he
    may easily turn and manage at his will.

    VII. All worldly things thou must behold and consider, dividing them
    into matter, form, and reference, or their proper end.

    VIII. How happy is man in this his power that hath been granted unto
    him: that he needs not do anything but what God shall approve, and
    that he may embrace contentedly, whatsoever God doth send unto him?

    IX. Whatsoever doth happe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and consequence of
    natural events, neither the Gods, (for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they
    either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should do anything amiss) nor men, (for
    it is through ignorance, and therefore against their wills that they do
    anything amiss) must be accused. None then must be accused.

    X. How ridiculous and strange is he, that wonders at an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is lif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XI. Either fate, (and that either an absolute necessity, and unavoidable
    decree; or a placable and flexible Providence) or all is a mere
    casual confusion, void of all order and government. If an absolute and
    unavoidable necessity, why doest thou resist? If a placable and exorable
    Providence, make thyself worthy of the divine help and assistance. If
    all be a mere confusion without any moderator, or governor, then hast
    thou reason to congratulate thyself; that in such a general flood of
    confusion thou thyself hast obtained a reasonable faculty, whereby thou
    mayest govern thine own life and actions. But if thou beest carried
    away with the flood, it must be thy body perchance, or thy life, or some
    other thing that belongs unto them that is carried away: thy mind and
    understanding cannot. Or should it be so, that the light of a candle
    indeed is still bright and lightsome until it be put out: and should
    truth, and righteousness, and temperance cease to shine in thee whilest
    thou thyself hast any being?

    XII. At the conceit and apprehension that such and such a one hath
    sinned, thus reason with thyself; What do I know whether this be a sin
    indeed, as it seems to be? But if it be, what do I know but that he
    himself hath already condemned himself for it? And that is all one as
    if a man should scratch and tear his own face, an object of compassion
    rather than of anger. Again, that he that would not have a vicious man
    to sin, is like unto him that would not have moisture in the fig, nor
    children to welp nor a horse to neigh, nor anything else that in the
    course of nature is necessary. For what shall he do that hath such an
    habit? If thou therefore beest powerful and eloquent, remedy it if thou
    canst.

    XIII. If it be not fitting, do it not. If it be not true, speak it not.
    Ever maintain thine own purpose and resolution free from all compulsion
    and necessity.

    XIV. Of everything that presents itself unto thee, to consider what the
    true nature of it is, and to unfold it, as it were, by dividing it into
    that which is formal: that which is material: the true use or end of it,
    and the just time that it is appointed to last.

    XV. It is high time for thee,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somewhat in
    thee, better and more divine than either thy passions, or thy sensual
    appetites and affections. What is now the object of my mind, is it fear,
    or suspicion, or lust, or any such thing? To do nothing rashly without
    some certain end; let that be thy first care. The next, to have no other
    end than the common good. For, alas! yet a little while, and thou art no
    more: no more will any, either of those things that now thou seest, or
    of those men that now are living, be any more. For all things are by
    nature appointed soon to be changed, turned, and corrupted, that other
    things might succeed in their room.

    XVI. Remember that all is but opinion, and all opinion depends of the
    mind. Take thine opinion away, and then as a ship that hath stricken
    in within the arms and mouth of the harbour, a present calm; all things
    safe and steady: a bay, not capable of any storms and tempests: as the
    poet hath it.

    XVII. No operation whatsoever it he, ceasing for a while, can be truly
    said to suffer any evil, because it is at an end. Neither can he that
    is the author of that operation; for this very respect, because his
    operation is at an end, be said to suffer any evil. Likewise then,
    neither can the whole body of all our actions (which is our life) if in
    time it cease, be said to suffer any evil for this very reason, because
    it is at an end; nor he truly be said to have been ill affected, that
    did put a period to this series of actions. Now this time or certain
    period, depends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nature: sometimes of particular
    nature, as when a man dieth old; but of nature in general, however; the
    parts whereof thus changing one after another, the whole world still
    continues fresh and new. Now that is ever best and most seasonable,
    which is for the good of the whole. Thus it appears that death of
    itself can neither be hurtful to any in particular, because it is not a
    shameful thing (for neither is it a thing that depends of our own will,
    nor of itself contrary to the common good) and generally, as it is both
    expedient and seasonable to the whole, that in that respect it must
    needs be good. It is that also, which is brought unto us by the order
    and appointment of the Divine Providence; so that he whose will and
    mind in these things runs along with the Divine ordinance, and by this
    concurrence of his will and mind with the Divine Providence, is led
    and driven along, as it were by God Himself; may truly be termed and
    esteemed the OEo~p7poc, or divinely led and inspired.

    XVIII. These three things thou must have always in a readiness: first
    concerning thine own actions, whether thou doest nothing either idly,
    or otherwise, than justice and equity do require: and concerning those
    things that happen unto thee externally, that either they happen unto
    thee by chance, or by providence; of which two to accuse either, is
    equally against reason. Secondly, what like unto our bodies are
    whilest yet rude and imperfect, until they be animated: and from their
    animation, until their expiration: of what things they are compounded,
    and into what things they shall be dissolved. Thirdly, how vain all
    things will appear unto thee when, from on high as it were, looking
    down thou shalt contemplate all things upon earth, and the wonderful
    mutability, that they are subject unto: considering withal, the infinite
    both greatness and variety of things aerial and things celestial that
    are round about it. And that as often as thou shalt behold them, thou
    shalt still see the same: as the same things, so the same shortness of
    continuance of all those things. And, behold, these be the things that
    we are so proud and puffed up for.

    XIX. Cast away from thee opinion, and thou art safe. And what is it that
    hinders thee from casting of it away? When thou art grieved at anything,
    hast thou forgotten that all things happen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that him only it concerns, who is in fault; and
    moreover, that what is now done, is that which from ever hath been done
    in the world, and will ever be done, and is now done everywhere: how
    nearly all men are allied one to another by a kindred not of blood, nor
    of seed, but of the same mind. Thou hast also forgotten that every man’s
    mind partakes of the Deity, and issueth from thence; and that no man can
    properly call anything his own, no not his son, nor his body, nor his
    life; for that they all proceed from that One who is the giver of all
    things: that all things are but opinion; that no man lives properly, but
    that very instant of time which is now present. And therefore that no
    man whensoever he dieth can properly be said to lose any more, than an
    instant of time.

    XX. Let thy thoughts ever run upon them, who once for some one thing or
    other, were moved with extraordinary indignation; who were once in
    the highest pitch of either honour, or calamity; or mutual hatred and
    enmity; or of any other fortune or condition whatsoever. Then consider
    what’s now become of all those things. All is turned to smoke; all to
    ashes, and a mere fable; and perchance not so much as a fable. As also
    whatsoever is of this nature, as Fabius Catulinus in the field; Lucius
    Lupus, and Stertinius, at Baiae Tiberius at Caprem: and Velius Rufus,
    and all such examples of vehement prosecution in worldly matters; let
    these also run in thy mind at the same time; and how vile every object
    of such earnest and vehement prosecution is; and how much more agreeable
    to true philosophy it is, for a man to carry himself in every matter
    that offers itself; justly, and moderately, as one that followeth the
    Gods with all simplicity. For, for a man to be proud and high conceited,
    that he is not proud and high conceited, is of all kind of pride and
    presumption, the most intolerable.

    XXI. To them that ask thee, Where hast thou seen the Gods, or how
    knowest thou certainly that there be Gods, that thou art so devout in
    their worship? I answer first of all, that even to the very eye, they
    are in some manner visible and apparent. Secondly, neither have I ever
    seen mine own soul, and yet I respect and honour it. So then for the
    Gods, by the daily experience that I have of their power and providence
    towards myself and others, I know certainly that they are, and therefore
    worship them.

    XXII. Herein doth consist happiness of life, for a man to know
    thoroughly the true nature of everything; what is the matter, and what
    is the form of it: with all his heart and soul, ever to do that which is
    just, and to speak the truth. What then remaineth but to enjoy thy life
    in a course and coherence of good actions, one upon another immediately
    succeeding, and never interrupted, though for never so little a while?

    XXIII. There is but one light of the sun, though it be intercepted by
    walls and mountains, and other thousand objects. There is but one common
    substance of the whole world, though it be concluded and restrained into
    several different bodies, in number infinite. There is but one common
    soul, though divided into innumerable particular essences and natures.
    So is there but one common intellectual soul, though it seem to be
    divided. And as for all other parts of those generals which we have
    mentioned, as either sensitive souls or subjects, these of themselves
    (as naturally irrational) have no common mutual reference one unto
    another, though many of them contain a mind, or reasonable faculty in
    them, whereby they are ruled and governed. But of every reasonable mind,
    this the particular nature, that it hath reference to whatsoever is
    of her own kind, and desireth to be united: neither can this common
    affection, or mutual unity and correspondency, be here intercepted or
    divided, or confined to particulars as those other common things are.

    XXIV. What doest thou desire? To live long. What? To enjoy the
    operations of a sensitive soul; or of the appetitive faculty? or wouldst
    thou grow, and then decrease again? Wouldst thou long be able to talk,
    to think and reason with thyself? Which of all these seems unto thee a
    worthy object of thy desire? Now if of all these thou doest find that
    they be but little worth in themselves, proceed on unto the last, which
    is, in all things to follow God and reason. But for a man to grieve that
    by death he shall be deprived of any of these things, is both against
    God and reason.

    XXV. What a small portion of vast and infinite eternity it is, that is
    allowed unto every one of us, and how soon it vanisheth into the general
    age of the world: of the common substance, and of the common soul also
    what a small portion is allotted unto us: and in what a little clod of
    the whole earth (as it were) it is that thou doest crawl. After thou
    shalt rightly have considered these things with thyself; fancy not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any more to be of any weight and moment
    but this, to do that only which thine own nature doth require; and to
    conform thyself to that which the common nature doth afford.

    XXVI. What is the present estate of my understanding? For herein lieth all indeed. As for all other things, they are without the compass of mine own will: and if without the compass of my will, then are they as dead things unto me, and as it were mere smoke.

    XXVII. To stir up a man to the contempt of death this among other
    things, is of good power and efficacy, that even they who esteemed
    pleasure to be happiness, and pain misery, did nevertheless many of them contemn death as much as any. And can death be terrible to him, to whom that only seems good, which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is seasonable? to him, to whom, whether his actions be many or few, so they be all good, is all one; and who whether he behold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being always the same either for many years, or for few years only, is altogether indifferent? O man! as a citizen thou hast lived, and conversed in this great city the world. Whether just for so many years, or no, what is it unto thee? Thou hast lived (thou mayest be sure) as long as the laws and orders of the city required; which may be the common comfort of all. Why then should it be grievous unto thee, if (not a tyrant, nor an unjust judge, but) the same nature that brought thee in, doth now send thee out of the world? As if the praetor should fairly dismiss him from the stage, whom he had taken in to act a while.
    Oh, but the play is not yet at an end, there are but three acts yet
    acted of it? Thou hast well said: for in matter of life, three acts is
    the whole play. Now to set a certain time to every man’s acting, belongs unto him only, who as first he was of thy composition, so is now the cause of thy dissolution. As for thyself; thou hast to do with
    neither. Go thy ways then well pleased and contented: for so is He that dismissed thee.

    APPENDIX

    CORRESPONDENCE OF M. AURELIUS ANTONINUS AND M. CORNELIUS FRONTO’

    M. CORNELIUS FRONTO(1) was a Roman by descent, but of provincial birth, being native to Cirta, in Numidia. Thence he migrated to Rome in the reign of Hadrian, and became the most famous rhetorician of his day. As a pleader and orator he was count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hardly inferior to Tully himself, and as a teacher his aid was sought for the noblest youths of Rome. To him was entrusted the education of M.

    Aurelius and of his colleague L. Verus in their boyhood; and he was
    rewarded for his efforts by a seat in the Senate and the consular rank
    (A.D. 143). By the exercise of his profession he became wealthy; and if he speaks of his means as not great,(2) he must be comparing his wealth with the grandees of Rome, not with the ordinary citizen.

    Before the present century nothing was known of the works of Fronto, except a grammatical treatise; but in 1815 Cardinal Mai published a number of letters and some short essays of Fronto, which he had discovered in a palimpsest at Milan. Other parts of the same MS. he found later in the Vatican, the whole being collected

    We now possess parts of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Antoninus Pius, with M. Aurelius, with L. Verus, and with certain of his friends, and also several rhetorical and historical fragments. Though none of the more ambitious works of Fronto have survived, there are enough to give proof
    of his powers. Never was a great literary reputation less deserved. It
    would be hard to conceive of anything more vapid than the style and
    conception of these letters; clearly the man was a pedant without
    imagination or taste. Such indeed was the age he lived in, and it is no
    marvel that he was like to his age. But there must have been more in him
    than mere pedantry; there was indeed a heart in the man, which Marcus
    found, and he found also a tongue which could speak the truth. Fronto’s
    letters are by no means free from exaggeration and laudation, but they
    do not show that loathsome flattery which filled the Roman court. He
    really admires what he praises, and his way of saying so is not unlike
    what often passes for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day. He is not afraid to
    reprove what he thinks amiss; and the astonishment of Marcus at this
    will prove, if proof were needed, that he was not used to plain dealing.
    “How happy I am,” he writes, “that my friend Marcus Cornelius, so
    distinguished as an orator and so noble as a man, thinks me worth
    praising and blaming.”(1) In another place he deems himself blest
    because Pronto had taught him to speak the truth(2) although the context
    shows him to be speaking of expression, it is still a point in favour of
    Pronto. A sincere heart is better than literary taste; and if Fronto had
    not done his duty by the young prince, it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the friendship which remained between them up to the last.

    An example of the frankness which was between them is given by a
    difference they had over the case of Herodes Atticus. Herodes was a
    Greek rhetorician who had a school at Rome, and Marcus Aurelius was
    among his pupils. Both Marcus and the Emperor Antoninus had a high
    opinion of Herodes; and all we know goes to prove he was a man of high
    character and princely generosity. When quite young he was made
    administrator of the free cities in Asia, nor is it surprising to find
    that he made bitter enemies there; indeed, a just ruler was sure to make
    enemies. The end of it was that an Athenian deputation, headed by the
    orators Theodotus and Demostratus, made serious accusations against his
    honour. There is no need to discuss the merits of the case here; suffice
    it to say, Herodes succeeded in defending himself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mperor. Pronto appears to have taken the delegates’ part, and to
    have accepted a brief for the prosecution, urged to some extent by
    personal considerations; and in this cause Marcus Aurelius writes to
    Fronto as follows ‘AURELIUS CAESAR to his friend FRONTO, greeting.(1) ‘I know you have often told me you were anxious to find how you might best
    please me. Now is the time; now you can increase my love towards you, if
    it can be increased. A trial is at hand, in which people seem likely not
    only to hear your speech with pleasure, but to see your indignation with
    impatience. I see no one who dares give you a hint in the matter; for
    those who are less friendly, prefer to see you act with some
    inconsistency; and those who are more friendly, fear to seem too
    friendly to your opponent if they should dissuade you from your
    accusation; then again, in case you have prepared something neat for the
    occasion, they cannot endure to rob you of your harangue by silencing
    you. Therefore, whether you think me a rash counsellor, or a bold boy,
    or too kind to your opponent, not because I think it better, I will
    offer my counsel with some caution. But why have I said, offer my
    counsel? No, I demand it from you; I demand it boldly, and if I succeed,
    I promise to remain under your obligation. What? you will say if I am
    attackt, shall I not pay tit for tat? Ah, but you will get greater
    glory, if even when attackt you answer nothing. Indeed, if he begins it,
    answer as you will and you will have fair excuse; but I have demanded of
    him that he shall not begin, and I think I have succeeded. I love each
    of you according to your merits and I know that lie was educated in the
    house of P. Calvisius, my grandfather, and that I was educated by you;
    therefore I am full of anxiety that this most disagreeable business
    shall be managed as honourably as possible. I trust you may approve my
    advice, for my intention you will approve. At least I prefer to write
    unwisely rather than to be silent unkindly.’

    Fronto replied, thanking the prince for his advice, and promising that
    he will confine himself to the facts of the case. But he points out that
    the charges brought against Herodes were such, that they can hardly be
    made agreeable; amongst them being spoliation, violence, and murder.
    However, he is willing even to let some of these drop if it be the
    prince’s pleasure. To this Marcus returned the following answer:–(1)
    ‘This one thing, my dearest Fronto, is enough to make me truly grateful
    to you, that so far from rejecting my counsel, you have even approved
    it. As to the question you raise in your kind letter, my opinion is
    this: all that concerns the case which you are supporting must be
    clearly brought forward; what concerns your own feelings, though you may
    have had just provocation, should be left unsaid.’ The story does credit
    to both. Fronto shows no loss of temper at the interference, nor shrinks
    from stating his case with frankness; and Marcus, with forbearance
    remarkable in a prince, does not command that his friend be left
    unmolested, but merely stipulates for a fair trial on the merits of the
    case.

    Another example may be given from a letter of Fronto’s (2) Here is
    something else quarrelsome and querulous. I have sometimes found fault
    with you in your absence somewhat seriously in the company of a few
    of my most intimate friends: at times, for example, when you mixt in
    society with a more solemn look than was fitting, or would read books
    in the theatre or in a banquet; nor did I absent myself from theatre
    or banquet when you did (3). Then I used to call you a hard man, no good
    company, even disagreeable, sometimes, when anger got the better of me.
    But did any one else in the same banquet speak against you, I could
    not endure to hear it with equanimity. Thus it was easier for me to say
    something to your disadvantage myself, than to hear others do it; just
    as I could more easily bear to chastise my daughter Gratia, than to see her chastised by another.’

    The affection between them is clear from every page of the
    correspondence. A few instances are now given, which were written at
    different periods To MY MASTER.(1) ‘This is how I have past the last few
    days. My sister was suddenly seized with an internal pain, so violent
    that I was horrified at her looks; my mother in her trepidation on that
    account accidentally bruised her side on a corner of the wall; she and
    we were greatly troubled about that blow. For myself; on going to rest
    I found a scorpion in my bed; but I did not lie down upon him, I killed
    him first. If you are getting on better, that is a consolation. My
    mother is easier now, thanks be to God. Good-bye, best and sweetest
    master. My lady sends you greeting.’

    (2)’What words can I find to fit my had luck, or how shall I upbraid as
    it deserves the hard constraint which is laid upon me? It ties me fast
    here, troubled my heart is, and beset by such anxiety; nor does it allow
    me to make haste to my Fronto, my life and delight, to be near him at
    such a moment of ill-health in particular, to hold his hands, to chafe
    gently that identical foot, so far as may be done without discomfort, to
    attend him in the bath, to support his steps with my arm.’

    (3)’This morning I did not write to you, because I heard you were
    better, and because I was myself engaged in other business, and I
    cannot ever endure to write anything to you unless with mind at ease and
    untroubled and free. So if we are all right, let me know: what I desire,
    you know, and how properly I desire it, I know. Farewell, my master,
    always in every chance first in my mind, as you deserve to be. My
    master, see I am not asleep, and I compel myself to sleep, that you may not be angry with me. You gather I am writing this late at night.’

    (1)’What spirit do you suppose is in me, when I remember how long it
    is since I have seen you, and why I have not seen you 1 and it may be
    I shall not see you for a few days yet, while you are strengthening
    yourself; as you must. So while you lie on the sick-bed, my spirit also
    will lie low anti, whenas,(2) by God’s mercy you shall stand upright,
    my spirit too will stand firm, which is now burning with the strongest
    desire for you. Farewell, soul of your prince, your (3)O my dear Fronto,
    most distinguished Consul! I yield, you have conquered: all who have
    ever loved before, you have conquered out and out in love’s contest.
    Receive the victor’s wreath; and the herald shall proclaim your victory
    aloud before your own tribunal: “M. Cornelius Fronto, Consul, wins, and
    is crowned victor in the Open International Love-race.”(4) But beaten
    though I may be, I shall neither slacken nor relax my own zeal. Well,
    you shall love me more than any man loves any other man; but I, who
    possess a faculty of loving less strong, shall love you more than any
    one else loves you; more indeed than you love yourself. Gratia and I
    will have to fight for it; I doubt I shall not get the better of her.
    For, as Plautus says, her love is like rain, whose big drops not only
    penetrate the dress, but drench to the very marrow.’

    Marcus Aurelius seems to have been about eighteen years of age when
    the correspondence begins, Fronto being some thirty years older.(5) The
    systematic education of the young prince seems to have been finisht, and
    Pronto now acts more as his adviser than his tutor. He recommends
    the prince to use simplicity in his public speeches, and to avoid
    affectation.(6) Marcus devotes his attention to the old authors who then
    had a great vogue at Rome: Ennius, Plautus, Nawius, and such orators
    as Cato and Gracchus.(7) Pronto urges on him the study of Cicero, whose
    letters, he says, are all worth reading.

    When he wishes to compliment Marcus he declares one or other of his
    letters has the true Tullian ring. Marcus gives his nights to reading
    when he ought to be sleeping. He exercises himself in verse composition
    and on rhetorical themes.

    ‘It is very nice of you,’ he writes to Fronto,(1) ‘to ask for my
    hexameters; I would have sent them at once if I had them by me. The fact
    is my secretary, Anicetus-you know who I mean-did not pack up any of my
    compositions for me to take away with me. He knows my weakness; he was
    afraid that if I got hold of them I might, as usual, make smoke of them.
    However, there was no fear for the hexameters. I must confess the truth
    to my master: I love them. I study at night, since the day is taken up
    with the theatre. I am weary of an evening, and sleepy in the daylight,
    and so I don’t do much. Yet I have made extracts from sixty books, five
    volumes of them, in these latter days. But when you read remember
    that the “sixty” includes plays of Novius, and farces, and some little
    speeches of Scipio; don’t be too much startled at the number. You
    remember your Polemon; but I pray you do not remember Horace, who has
    died with Pollio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2) Farewell, my dearest
    and most affectionate friend, most distinguished consul and my beloved
    master, whom I have not seen these two years. Those who say two months,
    count the days. Shall I ever see you again?’

    Sometimes Fronto sends him a theme to work up, as thus: ‘M. Lucilius
    tribune of the people violently throws into prison a free Roman citizen,
    against the opinion of his colleagues who demand his release. For this
    act he is branded by the censor. Analyse the case, and then take both
    sides in turn, attacking and defending.'(3) Or again: ‘A Roman consul,
    doffing his state robe, dons the gauntlet and kills a lion amongst
    the young men at the Quinquatrus in full view of the people of Rome.
    Denunciation before the censors.'(4) The prince has a fair knowledge of
    Greek, and quotes from Homer, Plato, Euripides, but for some reason
    Fronto dissuaded him from this study.(5) His Meditations are written in
    Greek. He continued his literary studies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after
    he became emperor we still find him asking his adviser for copies of
    Cicero’s Letters, by which he hopes to improve his vocabulary.(6) Pronto
    Helps him with a supply of similes, which, it seems, he did not think of
    readily. It is to be feared that the fount of Marcus’s eloquence was
    pumped up by artificial means.

    Some idea of his literary style may be gathered from the letter which
    follows:(1) ‘I heard Polemo declaim the other day, to say something of
    things sublunary. If you ask what I thought of him, listen. He seems
    to me an industrious farmer, endowed with the greatest skill, who has
    cultivated a large estate for corn and vines only, and indeed with
    a rich return of fine crops. But yet in that land of his there is
    no Pompeian fig or Arician vegetable, no Tarentine rose, or pleasing
    coppice, or thick grove, or shady plane tree; all is for use rather
    than for pleasure, such as one ought rather to commend, but cares not to love.

    A pretty bold idea, is it not, and rash judgment, to pass censure on a
    man of such reputation? But whenas I remember that I am writing to you,
    I think I am less bold than you would have me.

    ‘In that point I am wholly undecided.

    ‘There’s an unpremeditated hendecasyllable for you. So before I begin to
    poetize, i’ll take an easy with you. Farewell, my heart’s desire, your
    Verus’s best beloved, most distinguisht consul, master most sweet.
    Farewell I ever pray, sweetest soul.

    What a letter do you think you have written me I could make bold to
    say, that never did she who bore me and nurst me, write anything SO
    delightful, so honey-sweet. And this does not come of your fine style
    and eloquence: otherwise not my mother only, but all who breathe.’

    To the pupil, never was anything on earth so fine as his master’s
    eloquence; on this theme Marcus fairly bubbles over with enthusiasm.

    (1)’Well, if the ancient Greeks ever wrote anything like this, let those
    who know decide it: for me, if I dare say so, I never read any
    invective of Cato’s so fine as your encomtum. O if my Lord(2) could
    be sufficiently praised, sufficiently praised he would have been
    undoubtedly by you! This kind of thing is not done nowadays.(3) It were
    easier to match Pheidias, easier to match Apelles, easier in a word to
    match Demosthenes himself, or Cato himself; than to match this finisht
    and perfect work. Never have I read anything more refined, anything more
    after the ancient type, anything more delicious, anything more Latin.
    O happy you, to be endowed with eloquence so great! O happy I, to be
    tinder the charge of such a master! O arguments,(4) O arrangement, O
    elegance, O wit, O beauty, O words, O brilliancy, O subtilty, O grace,
    O treatment, O everything! Mischief take me, if you ought not to have a
    rod put in your hand one day, a diadem on your brow, a tribunal raised
    for you; then the herald would summon us all-why do I say “us”? Would
    summnon all, those scholars and orators: one by one you would beckon
    them forward with your rod and admonish them. Hitherto I have had
    no fear of this admonition; many things help me to enter within your
    school. I write this in the utmost haste; for whenas I am sending you
    so kindly a letter from my Lord, what needs a longer letter of mine?
    Farewell then, glory of Roman eloquence, boast of your friends,
    magnifico, most delightful man, most distinguished consul, master most
    sweet.

    ‘After this you will take care not to tell so many fibs of me,
    especially in the Senate. A monstrous fine speech this is! O if 1 could
    kiss your head at every heading of it! You have looked down on all with
    a vengeance. This oration once read, in vain shall we study, in vain
    shall we toil, in vain strain every nerve. Farewell always, most sweet
    master.’

    Sometimes Fronto descends from the heights of eloquence to offer
    practical advice; as when he suggests how Marcus should deal with his
    suite. It is more difficult, he admits, to keep courtiers in harmony
    than to tame lions with a lute; but if it is to be done, it must be by
    eradicating jealousy. ‘Do not let your friends,’ says Fronto,'(1) ‘envy
    each other, or think that what you give to another is filched from them.

    Keep away envy from your suite, and you will find your friends kindly
    and harmonious.’

    Here and there we meet with allusions to his daily life, which we could
    wish to be more frequent. He goes to the theatre or the law-courts,(2)
    or takes part in court ceremony, but his heart is always with his
    books. The vintage season, with its religious rites, was always spent by
    Antoninus Pius in the country. The following letters give sonic notion
    of a day’s occupation at that time:(3) ‘MY DEAREST MASTER,–I am well.
    To-day I studied from the ninth hour of the night to the second hour of
    day, after taking food. I then put on my slippers, and from time second
    to the third hour had a most enjoyable walk up and down before my
    chamber. Then booted and cloaked-for so we were commanded to appear-I
    went to wait upon my lord the emperor. We went a-hunting, did doughty
    deeds, heard a rumour that boars had been caught,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see. However, we climbed a pretty steep hill, and in the afternoon
    returned home. I went straight to my books. Off with the boots, down
    with the cloak; I spent a couple of hours in bed. I read Cato’s speech
    on the Property of Pulchra, and another in which he impeaches a tribune.
    Ho, ho! I hear you cry to your man, Off with you as fast as you can, and
    bring me these speeches from the library of Apollo. No use to send: I
    have those books with me too. You must get round the Tiberian librarian;
    you will have to spend something on the matter; and when I return to
    town, I shall expect to go shares with him. Well, after reading these
    speeches I wrote a wretched trifle, destined for drowning or burning.
    No, indeed my attempt at writing did not come off at all to-day; the
    composition of a hunter or a vintager, whose shouts are echoing through
    my chamber, hateful and wearisome as the law-courts. What have I said?
    Yes, it was rightly said, for my master is an orator. I think I have
    caught cold, whether from walking in slippers or from writing badly,
    I do not know. I am always annoyed with phlegm, but to-day I seem to
    snivel more than usual. Well, I will pour oil on my head and go off to
    sleep. I don’t mean to put one drop in my lamp to-day, so weary am I
    from riding and sneezing. Farewell, dearest and most beloved master, whom I miss, I may say, more than Rome it~dL’

    ‘MY BELOVED MASTER,-I am well. I slept a little more than usual for my
    slight cold, which seems to be well again. So I spent the time from the
    eleventh hour of the night to the third of the day partly in reading in
    Cato’s Agriculture, partly in writing, not quite so badly as yesterday
    indeed. Then, after waiting upon my father, I soothed my throat with
    honey-water, ejecting it without swallowing: I might say gargle, but I
    won’t, though I think the word is found in Novius and elsewhere. After
    attending to my throat I went to my father, and stood by his side as he
    sacrificed. Then to luncheon. What do you think I had to eat? A bit of
    bread so big, while I watched others gobbling boiled beans, onions,
    and fish full of roe. Then we set to work at gathering the grapes,
    with plenty of sweat and shouting, and, as the quotation runs, “A few
    high-hanging clusters did we leave survivors of the vintage.” After the
    sixth hour we returned home. I did a little work, and poor work at that.
    Then I had a long gossip with my dear mother sitting on the bed. My
    conversation was: What do you think my friend Fronto is doing just now?
    She said: And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friend Gratia?'(1) My turn now:
    And what of our little Gratia,(2) the sparrowkin? After this kind of
    talk, and an argument as to which of you loved the other most, the gong
    sounded, the signal that my father had gone to the bath. We supped,
    after ablutions in the oil-cellar-I mean we supped after ablutions, not
    after ablutions in the oil-cellar; and listened with enjoyment to the
    rustics gibing. After returning, before turning on my side to snore, I
    do my task and give an account of the day to my delightful master, whom if I could long for a little more, I should not mind growing a trifle
    thinner. Farewell, Fronto, wherever you are, honey-sweet, my darling, my delight. Why do I want you? I can love you while far away.’

    One anecdote puts Marcus before us in a new light:(3)

    ‘When my father returned home from the vineyards, I mounted my horse as
    usual, and rode on ahead some little way. Well, there on the road was a
    herd of sheep, standing all crowded together as though the place were
    a desert, with four dogs and two shepherds, but nothing else. Then one
    shepherd said to another shepherd, on seeing a number of horsemen: ‘I
    say,’ says he, ‘look you at those horsemen; they do a deal of robbery.’
    When I heard this, I clap spurs to my horse, and ride straight for the
    sheep. In consternation the sheep scatter; hither and thither they are
    fleeting and bleating. A shepherd throws his fork, and the fork falls
    on the horseman who came next to me. We make our escape.’ We like Marcus
    none the worse for this spice of mischief.

    Another letter(1) describes a visit to a country town, and shows the
    antiquarian spirit of the writer ‘M. CAESAR to his MASTER M. FRONTO, greeting.

    ‘After I entered the carriage, after I took leave of you, we made a
    journey comfortable enough, but we had a few drops of rain to wet us.
    But before coming to the country-house, we broke our journey at Anagnia,
    a mile or so from the highroad. Then we inspected that ancient town, a
    miniature it is, but has in it many antiquities, temples, and religious
    ceremonies quite out of the way. There is not a corner without its
    shrine, or fane, or temple; besides, many books written on linen, which
    belongs to things sacred. Then on the gate as we came out was written
    twice, as follows: “Priest don the fell.”(2) I asked one of the
    inhabitants what that word was. He said it was the word in the Hernican
    dialect for the victim’s skin, which the priest puts over his conical
    cap when he enters the city. I found out many other things which I
    desired to know, but the only thing I do not desire is that you should
    be absent from me; that is my chief anxiety. Now for yourself, when you
    left that place, did you go to Aurelia or to Campania? Be sure to write
    to me, and say whether you have opened the vintage, or carried a host of
    books to the country-house; this also, whether you miss me; I am foolish
    to ask it, whenas you tell it me of yourself. Now if you miss me and
    if you love me, send me your letters often, which is a comfort and
    consolation to me. Indeed I should prefer ten times to read your letters
    than all the vines of Gaurus or the Marsians; for these Signian vines
    have grapes too rank and fruit too sharp in the taste, but I prefer wine
    to must for drinking. Besides, those grapes are nicer to eat dried than
    fresh-ripe; I vow I would rather tread them under foot than put my teeth
    in them. But I pray they may be gracious and forgiving, and grant me
    free pardon for these jests of mine. Farewell, best friend, dearest,
    most learned, sweetest master. When you see the must ferment in the vat,
    remember that just so in my heart the longing for you is gushing and
    flowing and bubbling. Good-bye.’

    Making all allowances for conventional exaggerations, it is clear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that there was deep love between Marcus and his
    preceptor. The letters cover several years in succession, but soon after
    the birth of Marcus’s daughter, Faustina, there is a large gap.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 letters ceased entirely, because we know part of
    the collection is lost; but there was probably less intercourse between
    Marcus and Fronto after Marcus took to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under the
    guidance of Rusticus.

    When Marcus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in 161, the letters begin again,
    with slightly increased formality on Fronto’s part, and they go on for
    some four years, when Fronto, who has been continually complaining of
    ill-health, appears to have died. One letter of the later period gives
    some interesting particulars of the emperor’s public life, which are
    worth quoting. Fronto speaks of Marcus’s victories and eloquence in the
    usual strain of high praise, and then continues.(1) ‘The army when you
    took it in hand was sunk in luxury and revelry, and corrupted with long
    inactivity. At Antiochia the soldiers had been Wont to applaud at the
    stage plays, knew more of the gardens at the nearest restaurant than
    of the battlefield. Horses were hairy from lack of grooming, horsemen
    smooth because their hairs had been pulled out by the roots(2) a rare
    thing it was to see a soldier with hair on arm or leg. Moreover, they
    were better drest than armed; so much so, that Laelianus Pontius, a
    strict man of the old discipline, broke the cuirasses of some of them
    with his finger-tips, and observed cushions on the horses’ backs. At his
    direction the tufts were cut through, and out of the horsemen’s saddles
    came what appeared to be feathers pluckt from geese. Few of the men
    could vault on horseback, the rest clambered up with difficulty by aid
    of heel and knee and leg not many could throw a lance hurtling, most did
    it without force or power, as though they were things of wool-dicing
    was common in the camp, sleep lasted all night, or if they kept watch it
    was over the winecup. By what regulations to restrain such soldiers as
    these, and to turn them to honesty and industry, did you not learn from
    Hannibal’s sternness, the discipline of Africanus, the acts of Metellus
    recorded in history.

    After the preceptorial letters cease the others are concerned with
    domestic events, health and sickness, visits or introductions, birth or
    death. Thus the empperor writes to his old friend, who had shown some diffidence in seeking an interview:(1)

    ‘To MY MASTER.

    ‘I have a serious grievance against you, my dear master, yet indeed my
    grief is more than my grievance, because after so long a time I neither
    embraced you nor spoke to you, though you visited the palace, and the
    moment after I had left the prince my brother. I reproached my brother
    severely for not recalling me; nor durst he deny the fault.’ Fronto
    again writes on one occasion: ‘I have seen your daughter. It was like
    seeing you and Faustina in infancy, so much that is charming her face
    has taken from each of yours.’ Or again, at a later date:(2) I have seen
    your chicks, most delightful sight that ever I saw in my life, so like
    you that nothing is more like than the likeness…. By the mercy of
    Heaven they have a healthy colour and strong lungs. One held a piece of
    white bread, like a little prince, the other a common piece, like a true
    philosophers son.’

    Marcus, we know, was devoted to his children. They were delicate in
    health, in spite of Fronto’s assurance, and only one son survived the
    father. We find echoes of this affection now and again in the letters.
    ‘We have summer heat here still,’ writes Marcus, ‘but since my little
    girls are pretty well, if I may say so, it is like the bracing climate
    of spring to us.'(1) When little Faustina came back from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her father at once writes to inform Fronto.(2)
    The sympathy he asks he also gives, and as old age brings more and more
    infirmity, Marcus becomes even more solicitous for his beloved teacher.
    The poor old man suffered a heavy blow in the death of his grandson, on
    which Marcus writes:(3) ‘I have just heard of your misfortune. Feeling
    grieved as I do when one of your joints gives you pain, what do you
    think I feel, dear master, when you have pain of mind?’ The old man’s
    reply, in spite of a certain self-consciousness, is full of pathos. He
    recounts with pride the events of a long and upright life, in which he
    has wronged no man, and lived in harmony with his friends and family.
    His affectations fall away from him, as the cry of pain is forced from
    his heart:–

    (4)’Many such sorrows has fortune visited me with all my life long. To
    pass by my other afflictions, I have lost five children under the most
    pitiful conditions possible: for the five I lost one by one when each
    was my only child, suffering these blows of bereavement in such a manner
    that each child was born to one already bereaved. Thus I ever lost my
    children without solace, and got them amidst fresh grief…..’

    The letter continues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death, ‘more to
    be rejoiced at than bewailed, the younger one dies,’ and an arraignment
    of Providence not without dignity, wrung from him as it were by this
    last culminating misfortune. It concludes with a summing-up of his life
    in protest against the blow which has fallen on his grey head.

    ‘Through my long life I have committed nothing which might bring
    dishonour, or disgrace, or shame: no deed of avarice or treachery have
    I done in all my day’s: nay, but much generosity, much kindness, much
    truth and faithfulness have I shown, often at the risk of my own life.
    I have lived in amity with my good brother, whom I rejoice to see in
    possession of the highest office by your father’s goodness, and by your
    friendship at peace and perfect rest. The offices which I have myself
    obtained I never strove for by any underhand means. I have cultivated
    my mind rather than my body; the pursuit of learning I have preferred to
    increasing my wealth. I preferred to be poor rather than bound by any’
    man’s obligation, even to want rather than to beg. I have never been
    extravagant in spending money, I have earned it sometimes because I
    must. I have scrupulously spoken the truth, and have been glad to hear
    it spoken to me. I have thought it better to be neglected than to fawn,
    to be dumb than to feign, to be seldom a friend than to be often a
    flatterer. 1 have sought little, deserved not little. So far as I could,
    I have assisted each according to my means. I have given help readily
    to the deserving, fearlessly to the undeserving. No one by proving to be
    ungrateful has made me more slow to bestow promptly all benefits I could
    give, nor have I ever been harsh to ingratitude. (A fragmentary passage
    follows, in which he appears to speak of his desire for a peaceful
    end, and the desolation of his house.) I have suffered long and painful
    sickness, my beloved Marcus. Then I was visited by pitiful misfortunes:
    my wife I have lost, my grandson I have lost in Germany:(1) woe is me!
    I have lost my Decimanus. If I were made of iron, at this tine I could
    write no more.’ It is noteworthy that in his meditations Marcus Aurelius
    mentions Fronto only once.(2) All his literary studies, his oratory and
    criticism (such as it was) is forgotten; and, says he, ‘Fronto taught
    me not to expect natural affection from the highly-born.’ Fronto really
    said more than this: that ‘affection’ is not a Roman quality, nor has it
    a Latin name.(3) Roman or not Roman, Marcus found affection in Fronto;
    and if he outgrew his master’s intellectual training, he never lost
    touch with the true heart of the man it is that which Fronto’s name
    brings up to his remembrance, not dissertations on compound verbs or
    fatuous criticisms of style.

    NOTES

    THIS being neither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text nor an emended edition
    of Casaubon’s translation, it has not been thought necessary to add full
    notes. Casaubon’s own notes have been omitted, because for the most part
    they are discursive, and not necessary to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written. In those which here follow, certain emendations of his
    are mentioned, which he proposes in his notes, and follows in the
    translation. In addition, one or two corrections are made where he has
    mistaken the Greek, and the translation might be misleading. Those which
    do not come under these two heads will explain themselves.

    The text itself has been prepared by a comparison of the editions of
    1634 and 1635. It should be borne in mind that Casaubon’s is often
    rather a paraphrase than a close translation; and it did not seem worth
    while to notice every variation or amplification of the original. In
    the original editions all that Casauhon conceives as understood, but
    not expressed, is enclosed in square brackets. These brackets are here
    omitted, as they interfere with the comfort of the reader; and so have
    some of the alternative renderings suggested by the translator. In a few
    cases, Latin words in the text have been replaced by English.

    Numbers in brackets refer to the Teubner text of Stich, but the
    divisions of the text are left unaltered. For some of the references
    identified I am indebted to Mr. G. H. Rendall’s Marcus Aurelius.

    BOOK II “Both to frequent” (4). Gr. to mh, C. conjectures to me. The
    text is probably right: “I did not frequent public lectures, and I was
    taught at home.”

    VI Idiots…. philosophers (9). The reading is doubtful, but the meaning
    seems to be: “simple and unlearned men”

    XII “Claudius Maximus” (15). The reading of the Palatine MS. (now lost)
    was paraklhsiz Maximon, which C. supposes to conceal the letters kl as
    an abbreviation of Claudius.

    XIII “Patient hearing… He would not” (16). C. translates his
    conjectural reading epimonon ollan. on proapsth Stich suggests a reading
    with much the same sense: …..epimonon all antoi “Strict and rigid
    dealing” (16). C. translates tonvn (Pal. MS.) as though from tonoz,
    in the sense of “strain.” “rigour.” The reading of other MSS. tonvn is
    preferable.

    XIII “Congiaries” (13). dianomais, “doles.”

    XIV “Cajeta” (17). The passage is certainly corrupt. C. spies a
    reference to Chryses praying by the sea-shore in the Illiad, and
    supposes M. Aurelius to have done the like. None of the emendations
    suggested is satisfactory. At § XV. Book II. is usually reckoned to
    begin. BOOK II III. “Do, soul” (6). If the received reading be right,
    it must be sarcastic; but there are several variants which show how
    unsatisfactory it is. C. translates “en gar o bioz ekasty so par eanty”,
    which I do not understand. The sense required is: “Do not violence to
    thyself, for thou hast not long to use self-respect. Life is not (v. 1.
    so long for each, and this life for thee is all but done.”

    X. “honour and credit do proceed” (12). The verb has dropt out of the
    text, but C. has supplied one of the required meaning.

    XI. “Consider,” etc. (52). This verb is not in the Greek, which means:
    “(And reason also shows) how man, etc.”

    BOOK IV XV. “Agathos” (18): This is probably not a proper name, but the
    text seems to be unsound. The meaning may be “the good man ought”

    XVI. oikonomian (16) is a “practical benefit,” a secondary end. XXXIX.
    “For herein lieth all….” (~3). C. translates his conjecture olan for
    ola.

    BOOK V XIV. katorqwseiz (15): Acts of “rightness” or “straightness.”
    XXIII. “Roarer” (28): Gr. “tragedian.” Ed. 1 has whoremonger,’ ed.
    2 corrects to “harlot,” but omits to alter’ the word at its second
    occurrence.

    XXV. “Thou hast… them” (33): A quotation from Homer, Odyssey, iv. 690.

    XXVII. “One of the poets” (33): Hesiod, Op. et Dies, 197.

    XXIX and XXX. (36). The Greek appears to contain quotations from sources
    not known, and the translation is a paraphrase. (One or two alterations
    are here made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second edition.) BOOK VI XIII.
    “Affected and qualified” (i4): exis, the power of cohesion shown in
    things inanimate; fusiz, power of growth seen in plants and the like.

    XVII. “Wonder at them” (18): i.e. mankind.

    XXXVII. “Chrysippus” (42): C. refers to a passage of Plutarch De
    Communibus Notitiis (c. xiv.), where Chrysippus is represented as saying
    that a coarse phrase may be vile in itself, yet have due place in a
    comedy as contributing to a certain effect.

    XL. “Man or men…” There is no hiatus in the Greek, which means:
    “Whatever (is beneficial) for a man is so for other men also.”

    XLII. There is no hiatus in the Greek.

    BOOK VII IX. C. translates his conjecture mh for h. The Greek means
    “straight, or rectified,” with a play on the literal and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ortoz.

    XIV. endaimonia. contains the word daimwn in composition. XXII. The text
    is corrupt, but the words “or if it be but few” should be “that is
    little enough.”

    XXIII. “Plato”: Republic, vi. p. 486 A.

    XXV. “It will,” etc. Euripides, Belerophon, frag. 287 (Nauck).

    “Lives,” etc. Euripides, Hypsipyle, frag. 757 (Nauck). “As long,” etc.
    Aristophanes, Acharne, 66 i.

    “Plato” Apology, p. 28 B.

    “For thus” Apology, p. 28 F.

    XXVI. “But, O noble sir,” etc. Plato, Gorgias, 512 D. XXVII. “And as
    for those parts,” etc. A quotation from Euripides, Chryssipus, frag. 839
    (Nauck).

    “With meats,” etc. From Euripides, Supplices, 1110. XXXIII. “They both,”
    i.e. life and wrestling.

    “Says he” (63): Plato, quoted by Epictetus, Arr. i. 28, 2 and 22.

    XXXVII. “How know we,” etc. The Greek means: “how know we whether
    Telauges were not nobler in character than Sophocles?” The allusion is
    unknown.

    XXVII. “Frost” The word is written by Casaubon as a proper name,
    “Pagus.’

    “The hardihood of Socrates was famous”; see Plato, Siymposium, p. 220.

    BOOK X XXII. The Greek means, “paltry breath bearing up corpses, so that
    the tale of Dead Man’s Land is clearer.”

    XXII. “The poet” (21): Euripides, frag. 898 (Nauck); compare Aeschylus,
    Danaides, frag. 44.

    XXIV. “Plato” (23): Theaetetus, p. 174 D.

    XXXIV. “The poet” (34): Homer, Iliad, vi. 147.

    XXXIV. “Wood”: A translation of ulh, “matter.”

    XXXVIII. “Rhetoric” (38): Rather “the gift of speech”; or perhaps the
    “decree” of the reasoning faculty.

    BOOK XI V. “Cithaeron” (6): Oedipus utters this cry after discovering
    that he has fulfilled his awful doom, he was exposed on Cithaeron as
    an infant to die, and the cry implies that he wishes he had died there.
    Sophocles, Oedipus Tyrannus, 1391.

    V. “New Comedy…,” etc. C. has here strayed from the Greek rather
    widely. Translate: “and understand to what end the New Comedy was
    adopted, which by small degrees degenerated into a mere show of skill
    in mimicry.” C. writes Comedia Vetus, Media, Nova. XII. “Phocion” (13):
    When about to be put to death he charged his son to bear no malice
    against the Athenians.

    XXVIII. “My heart,” etc. (31): From Homer, Odyssey ix. 413. “They will”
    From Hesiod, Opera et Dies, 184.

    “Epictetus” Arr. i. II, 37.

    XXX. “Cut down grapes” (35): Correct “ears of corn.” “Epictetus”(36):
    Arr. 3, 22, 105.

    GLOSSARY

    This Glossary includes all proper names (excepting a few which are
    insignificant or unknown) and all obsolete or obscure words.     ADRIANUS, or Hadrian (76-138 A. D.), 14th Roman Emperor.
    Agrippa, M. Vipsanius (63-12 B.C.), a distinguished soldier under
    Augustus.
    Alexander the Great, King of Macedonia, and Conqueror of the East,
    356-323 B.C.
    Antisthenes of Athens, founder of the sect of Cynic philosophers, and an opponent of Plato, 5th century B.C Antoninus Pius, 15th Roman Emperor, 138-161 AD. one of the best princes that ever mounted a throne.
    Apathia: the Stoic ideal was calmness in all circumstance an
    insensibility to pain, and absence of all exaltation at, pleasure or
    good fortune.

    Apelles, a famous painter of antiquity.

    Apollonius of Alexandria, called Dyscolus, or the ‘ill-tempered,’
    a great grammarian.

    Aposteme, tumour, excrescence.

    Archimedes of Syracuse 287-212 B.C., the most famous mathematician of antiquity.

    Athos, a mountain promontory at the N. of the Aegean Sea.

    Augustus, first Roman Emperor (ruled 31 B.C.-14 AD.).
    Avoid, void.
    BACCHIUS: there Were several persons of this name, and the one meant is perhaps the musician.

    Brutus (1) the liberator of the Roman people from their kings, and (2)
    the murderer of Caesar.

    Both names were household words.

    Caesar, Caius, Julius, the Dictator and Conqueror.

    Caieta, a town in Latium.

    Camillus, a famous dictator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oman Republic.

    Carnuntum, a town on the Danube in Upper Pannonia.

    Cato, called of Utica, a Stoic who died by his own hand after the battle of Thapsus, 46 B.C. His name was proverbial for virtue and courage.

    Cautelous, cautious.

    Cecrops, first legendary King of Athens.

    Charax, perhaps the priestly historian of that name, whose date is
    unknown, except that it must be later than Nero.

    Chirurgeon, surgeon.

    Chrysippus, 280-207 B.C., a Stoic philosopher, and the founder of
    Stoicism as a systematic philosophy.

    Circus, the Circus Maximus at Rome, where games were held.
    There were four companies who contracted to provide horses, drivers, etc. These were called Factiones, and each had its distinguishing colour: russata (red), albata (white), veneta (blue), prasina (green). There was high rivalry between them, and riots and bloodshed not infrequently.

    Cithaeron, a mountain range N. of Attica.

    Comedy, ancient; a term applied to the Attic comedy of Aristophanes and his time, which criticized persons and politics, like a modern comic journal, such as Punck. See New Comedy.

    Compendious, short.

    Conceit, opinion.

    Contentation, contentment.

    Crates, a Cynic philosopher of the 4th century B.C.

    Croesus, King of Lydia, proverbial for wealth; he reigned 560-546 B.C.

    Cynics, a school of philosophers, founded by Antisthenes. Their texts
    were a kind of caricature of Socraticism. Nothing was good but virtue, nothing bad but vice. The Cynics repudiated all civil and social claims, and attempted to return to what they called a state of nature. Many of them were very disgusting in their manners.
    DEMETRIUS of Phalerum, an Athenian orator, statesman, philosopher, and poet. Born 345 B.C.

    Democritus of Abdera (460-361 B.C.), celebrated as the ‘laughing
    philosopher,’ whose constant thought was ‘What fools these mortals be.’ He invented the Atomic Theory.

    Dio of Syracuse, a disciple of Plato, and afterwards tyrant of Syracuse.
    Murdered 353 B.C.

    Diogenes, the Cynic, born about 412 B.C., renowned for his rudeness and hardihood.

    Diognetus, a painter.

    Dispense with, put up with.

    Dogmata, pithy sayings, or philosophical rules of life.

    EMPEDOCLES of Agrigentum, fl. 5th century B.C., a philosopher, who first laid down that there were “four elements.” He believed in 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 and the indestructibility of matter.

    Epictetus, a famous Stoic philosopher. He was of Phrygia, at first a
    slave, then freedman, lame, poor, and contented. The work called Encheiridion was compiled by a pupil from his discourses.

    Epicureans, a sect of philosophers founded by Epicurus, who “combined the physics of Democritus,” i.e. the atomic theory, “with the ethics of Aristippus.” They proposed to live for happiness, but the word did not bear that coarse and vulgar sense originally which it soon took.

    Epicurus of Samos, 342-270 B.C.

    Lived at Athens in his “gardens,” an urbane and kindly, if somewhat
    useless, life. His character was simple and temperate, and had none of the vice or indulgence which was afterwards associated with the name of Epicurean.

    Eudoxus of Cnidus, a famous astronomer and physician of the 4th century B. C.

    FATAL, fated.
    Fortuit, chance (adj.).

    Fronto, M. Cornelius, a rhetorician and pleader, made consul in 143 A.D.
    A number of his letters to M, Aur. and others are extant.

    GRANUA, a tributary of the Danube.

    HELICE, ancient capital city of Achaia, swallowed up by an earthquake,
    373 B.C.

    Helvidius Priscus, son-in-law of Thrasea Paetus, a noble man and a lover
    of liberty. He was banished by Nero, and put to death by Vespasian.

    Heraclitus of Ephesus, who lived in the 6th century B.C. He wrote on
    philosophy and natural science.

    Herculaneum, near Mount Vesuvius, buried by the eruption of 79 AD.

    Hercules, p. 167, should be Apollo. See Muses.

    Hiatus, gap.

    Hipparchus of Bithynia, an astronomer of the 2nd century B.C., “The true
    father of astronomy.”

    Hippocrates of Cos, about 460-357 B.C.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hysicians
    of antiquity.

    IDIOT, means merely the non-proficient in anything, the “layman,” he who
    was not technically trained in any art, craft, or calling.

    LEONNATUS, a distinguished general under Alexander the Great.

    Lucilla, daughter of M. Aurelius, and wife of Verus, whom she survived.

    MAECENAS, a trusted adviser of Augustus, and a munificent patron of wits and literary men.
    Maximus, Claudius, a Stoic philosopher.

    Menippus, a Cynic philosopher.

    Meteores, ta metewrologika, “high philosophy,” used specially of
    astronomy and natural philosophy, which were bound up with other
    speculations.

    Middle Comedy, something midway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Comedy. See Comedy, Ancient, and New Comedy.

    Middle things, Book 7, XXV. The Stoics divided all things into virtue,
    vice, and indifferent things; but as “indifferent” they regarded most of those things which the world regards as good or bad, such as wealth or poverty. Of these, some were “to be desired,” some “to be rejected.”

    Muses, the nine deities who presided over various kinds of poesy, music,
    etc. Their leader was Apollo, one of whose titles is Musegetes, the
    Leader of the Muses.

    NERVES, strings.

    New Comedy, the Attic Comedy of Menander and his school, which
    criticised not persons but manners, like a modern comic opera. See
    Comedy, Ancient.

    PALESTRA, wrestling school.

    Pancratiast, competitor in the pancratium, a combined contest which
    comprised boxing and wrestling.

    Parmularii, gladiators armed with a small round shield (parma).

    Pheidias, the most famous sculptor of antiquity.

    Philippus, founder of the Macedonian supremacy, and father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hocion, an Athenian general and statesman, a noble and high-minded man,
    4th century B.C.

    He was called by Demosthenes, “the pruner of my periods.”

    He was put to death by the State in 317, on a false suspicion, and left
    a message for his son “to bear no grudge against the Athenians.”

    Pine, torment.

    Plato of Athens, 429-347 B.C. He used the dialectic method invented by
    his master Socrates.

    He was, perhaps, as much poet as philosopher. He is generally identified
    with the Theory of Ideas, that things are what they are by participation
    with our eternal Idea. His “Commonwealth” was a kind of Utopia.

    Platonics, followers of Plato.

    Pompeii, near Mount Vesuvius, buried in the eruption of 79 A. D.

    Pompeius, C. Pompeius Magnus, a very successful general at the end of the Roman Republic (106-48 B.C.).

    Prestidigitator, juggler.

    Pythagoras of Samos, a philosopher, scientist, and moralist of the 6th century B.C.

    QUADI, a tribe of S. Germany.

    M. Aurelius carried on war against them, and part of this book was written in the field.

    RICTUS, gape, jaws.

    Rusticus, Q. Junius, or Stoic philosopher, twice made consul by M. Aurelius.

    SACRARY, shrine.

    Salaminius, Book 7, XXXVII. Leon of Sala-mis. Socrates was ordered by the Thirty Tyrants to fetch him before them, and Socrates, at his own peril, refused.

    Sarmatae, a tribe dwelling in Poland.

    Sceletum, skeleton.

    Sceptics, a school of philosophy founded by Pyrrho (4th contury B.C.).
    He advocated “suspension of judgment,” and taught the relativity of
    knowledge and impossibility of proof. The school is not unlike the
    Agnostic school.

    Scipio, the name of two great soldiers, P. Corn. Scipio Africanus,
    conqueror of Hannibal, and P.

    Corn. Sc. Afr. Minor, who came into the family by adoption, who
    destroyed Carthage.

    Secutoriani (a word coined by C.), the Sececutores, light-armed gladiators, who were pitted against others with net and trident.

    Sextus of Chaeronea, a Stoic philosopher, nephew of Plutarch.

    Silly, simple, common.

    Sinuessa, a town in Latium.

    Socrates, an Athenian philosopher (469-399 B.C.), founder of the
    dialectic method. Put to death on a trumped-up charge by his countrymen.

    Stint, limit (without implying niggardliness).

    Stoics, a philosophic system founded by Zeno (4th century B.C.), and
    systematised by Chrysippus (3rd century B.C.). Their physical theory
    was a pantheistic materialism, their summum bonum “to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 Their wise man needs nothing, he is sufficient to himself; virtue is good, vice bad, external things indifferent.
    THEOPHRASTUS, a philosopher, pupil of Aristotle, and his successor as president of the Lyceum. He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on philosophy and natural history. Died 287 B.C.
    Thrasea, P. Thrasea Pactus, a senator and Stoic philosopher, a noble and courageous man. He was condemned to death by Nero.
    Tiberius, 2nd Roman Emperor (14-31 AD.). He spent the latter part of his life at Capreae (Capri), off Naples, in luxury or debauchery, neglecting his imperial duties.
    To-torn, torn to pieces.
    Trajan, 13th Roman Emperor, 52-117 A.D.
    VERUS, Lucius Aurelius, colleague of M. Aurelius in the Empire. He married Lucilla, daughter of M. A., and died 169 A.D.
    Vespasian, 9th Roman Emperor XENOCRATES of Chalcedon, 396-314 B.C., a philosopher, and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 苏联文论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2月24日：苏联解体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的苏联国旗开始下落，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此刻，标志着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对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都要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来掂量。要做出正确的评价，可能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苏联解体后，世界是更加和平了，还是更加动荡了？全球经济是发展了，还是衰退了？人类文明是进步了，还是开了倒车？

    关于和平。二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40多年冷战。这个时期，虽然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但是人类是在核战争的威胁中度过的。随着苏联解体，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前景。冷战期间存在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后来，华约解散了，没再出现与北约相对立的军事集团。尽管过去20年发生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但是，这些战争不再具有大国对峙的背景。大国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但合作是主导面，这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从全球范围看，尽管局部战争不断，但总体和平是有保障的。

    关于发展。过去20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快的。1991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为23.3万亿美元，到2010年为63.1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从1991年的4万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5万亿美元。

    为什么全球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主要原因之一是，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市场。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峙，全球市场是割裂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关键因素，全球市场的形成，对全球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过去20年，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迅速扩展和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信息革命为先导，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1991年，手机还是一种极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到了2010年7月，全球手机拥有量突破50亿。

    过去20年，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规模和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总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一半。数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与此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快速改善，几亿人摆脱了贫困。

    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两个引人瞩目的变化：

    一是战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下降。战争曾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进入新世纪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表明，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是人类文明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二是把人类连接起来的因素在增多。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此之严峻，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妥善地应对这些挑战。

    20年来世界的发展、变化和进步说明，尽管世界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总体上看，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了，经济发展了，文明进步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感到悲观。21世纪会比20世纪更好！

    黄苇町：苏联共产党亡党十周年祭

    1991年8月24日苏共解散，本文2001年08月17日发表于《南方周末》，摘录时有删节。

    　　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已谈得很多，如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等等。但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得相对较少，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触目惊心的反差：辉煌与凄凉

    　　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1989年3月是以89·４4%的压倒多数选票，也就是说，他是在选区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击败了苏共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在他宣布退党后，又以压倒优势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的“8·１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

    　　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了明确的解释。”谢尔盖不解地说，“看来……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现在却像盲人一样，蹒跚地走向深渊。”

    　　是这个民族缺少政治激情吗？不是，就在同一世纪的初年，群众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卷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前夕，共产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我们在《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巨片中看到的场景，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冬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

    　　还有中国观众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也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列宁遇刺后，发疯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公告……这些过目难忘的画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黯然离去时人们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反差多么鲜明！

    　　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

    　　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加在一起，反映了参加二月革命的工农兵群众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所执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权才能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发展壮大。也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中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危急形势下也有过一些失误，如无偿征集余粮引起农民暴动，肃反扩大化伤害了知识阶层，还有在白军逼近时枪决沙皇全家损害了红色政权形象……但作为心底无私、襟怀坦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一旦发现错误，就坚决纠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为苏俄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列宁还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1919年，在给动员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为苏联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整地贯彻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势下的临时性措施固定下来，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

    　　比如，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惟一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

    　　再如，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斯大林则把“思想统一”引申到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有苏共领导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革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农村也出现要求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作业组，并自负盈亏，使个人劳动和物质利益挂钩的提议。这些都是当时苏共从事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产发展要求的正确意见，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

    　　还有，受当时环境的限制，列宁不能不较多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这是必要的，但也带来隐患。列宁在晚年，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而斯大林却由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就严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气，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中，错整了苏联各民族大批的优秀儿女。这期间共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总之数字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过不断渲染这段历史来吓唬老百姓，利用人们对回到“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担心，和今天的俄共争夺选民。

    　　可以这样讲，苏共党群关系的巨大裂痕，正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

    　　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有所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贡献大小和责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别也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享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也必然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恶果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谈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出现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其他社会制度。

    　　就拿平等问题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讲“主权在民”，但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公开宣布的却是股同权同的金钱平等，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老板和雇员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苏联，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苏维埃国家公民人人平等，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就更强烈，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和腐败行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反而为他戴上了殉难者的金色光环，大大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后来他能以压倒多数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在“8·１9”事件中，那样多的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白宫”，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苏共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谁能想得到，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亲、作风腐败和好大喜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每年高达39%的积累率，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潜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剧变一旦发生，人心向背顿时显现，罗共组织也顷刻瓦解。

    　　小平同志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共也是同样。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对我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

    关于乌克兰弃核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1994）》

    1991年11月，乌克兰公开就脱离联邦进行公投，90%以上投票者支持独立，其中包括克里米亚（俄罗斯族占多数）54%的选民。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也就是卢甘斯克州和顿涅斯克州，对独立的支持率更是超过了80%。
    因乌克兰靠近西欧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广阔的国土面积，苏联在乌克兰部署有大约1900枚核弹头和2500枚战术核武器。独立后的乌克兰瞬间成为世界第三大核国家，拥有着超过中国、法国、英国的核武器库。
    当时乌克兰经济陷入危机，为了挽救经济，在欧美的压力下，乌克兰议会就放弃核弹提出要求：经济补偿，对乌克兰国界的正式承认，以及安全担保。
    1994年11月于布达佩斯举办的国际峰会上，英国、俄罗斯、美国的领导人向乌克兰领导人提出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该备忘录的目标是从乌克兰移除核武器，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得到领土完整的保证。
    1996年，乌克兰向俄罗斯移交了所有苏联时代的核弹头。洲际导弹方面主要是在美国的资助下进行拆解，提供资金的项目为“合作削减危险项目”。根据该项目，除了拆除洲际弹道导弹以外，乌克兰还将洲际导弹发射井、重型轰炸机和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巡航导弹予以拆除。另外，有一部分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被移交给俄罗斯。2001年，乌克兰销毁了境内最后1个SS-24型洲际导弹的发射井。

    The Budapest Memorandum of 1994
    布达佩斯备忘录1994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Welcoming the accession of Ukraine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s a nonnuclear-weapon Stat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mmitment of Ukraine to eliminate all nuclear weapons from its territory within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Noting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wide security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hich have brought about conditions for deep reductions in nuclear forces. 欢迎乌克兰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考虑到乌克兰承诺在特定时期内消除其领土上的所有核武器，注意到包括冷战结束在内的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为大幅削减核力量创造了条件。

    Confirm the following: 确认以下内容：

    1.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Ukrai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SCE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Final Act, to respect the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and the existing borders of Ukraine. 1.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根据欧安会[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最后文件的原则，重申它们对乌克兰的承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及现有边界。

    2.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obligation to refrain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and that none of their weapons will ever be used against Ukraine except in self-defense or otherwi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2.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它们有义务不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且它们的任何国家除非出于自卫或《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否则将永远对乌克兰使用武器。

    3.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Ukrai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SCE Final Act, to refrain from economic coercion designed to subordinate to their own interest the exercise by Ukraine of the rights inherent in its sovereignty and thus to secure advantages of any kind. 3.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它们对乌克兰的承诺，根据欧安会最后文件的原则，不采取旨在服从它们的经济胁迫乌克兰行使主权所固有的权利，从而获得任何形式的利益，从而获得自身利益。

    4.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seek immediat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Ukraine, as a non-nuclear-weapon State Party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if Ukraine should become a victim of an act of aggression or an object of a threat of aggression in which nuclear weapons are used. 4.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承诺寻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行动，向乌克兰作为无核武器缔约国提供援助《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如果乌克兰成为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或受到侵略威胁的对象。

    5.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in the case of the Ukraine, their commitment not to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any non-nuclear-weapon State Party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except in the case of an attack on themselves, their territories or dependent territories, their armed forces, or their allies, by such a state in association or alliance with a nuclear weapon state. 5.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就乌克兰而言，它们承诺不对任何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与核武器国家结盟或结盟的国家对其自身、其领土或附属领土、其武装部队或其盟国进行攻击的情况除外。

    6.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will consult in the event a situation arises which raises a question concerning these commitments.  6.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将在出现对这些承诺提出质疑的情况时进行协商。

    This Memorandum will become applicable upon signature.
    Signed in four copies having equal validity in the English, Russian and Ukrainian languages.
    本备忘录一经签署即适用。
    一式四份，以英语、俄语和乌克兰语签署，具有同等效力。

    美国总统 克林顿
    英国首相 马卓安
    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
    乌克兰总统 库奇马

    1994年12月5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984(1995)号决议
    S/RES/984 (1995)

    1995年4月11日安全理事会在其第3514次会议上通过

    安全理事会,

    深信必须竭尽所能避免和消除核战争危险、防止核武器扩散、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着重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这些努力至关重要,

    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有获得安全保证的合法利益,

    欢迎已有170多个国家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强调最好能普遍加入该条约,

    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体缔约国都必须充分履行其所有义务,

    考虑到无核武器国家的合理关切,即在它们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同时,应当采取进一步的适当措施确保其安全,

    考虑到本决议是朝此方向迈出的一步,

    又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任何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都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1.赞赏地注意到每个核武器国家的声明(S/1995/261、S/1995/262、S/1995/263、S/1995/264、S/1995/265),其中作出了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

    2.　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有获得如下保证的合法利益:在这类国家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这种侵略威胁时,安全理事会,首先是其核武器常任理事国,会立即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采取行动;

    3.　又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如果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这种侵略威胁,任一国家均可将此事立即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使安理会能按照《宪章》规定采取紧急行动,向此种侵略行为的受害国或受到此种侵略威胁的国家提供援助;并确认安全理事会的核武器常任理事国会立即提请安理会注意此事,并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按照《宪章》向受害国提供必要援助;

    4.　注意到安理会可以用协助《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的手段,包括调查局势和采取适当措施,以解决争端并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5.　请各会员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任何无核武器缔约国遭受核武器侵略时,单独或集体地采取适当措施,以对受害国的技术、医疗、科学或人道主义援助的要求作出反应,并申明安理会愿意审议遇有这种侵略行为时需要在这方面采取何种措施;

    　　6.　表示打算建议适当程序,以便按照遭受这种侵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提出的任何要求,要侵略者根据国际法赔偿其侵略所造成的损失、破坏或伤害;

    7.　欢迎某些国家表示有意按照《宪章》向任何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这种侵略威胁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提供或支持提供紧急援助;

    8.　促请所有国家,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就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此种全面彻底裁军仍然是一项普遍的目标;

    9.　重申《宪章》第五十一条确认,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前,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

    10.　强调本决议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安理会持续关切的事项。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该报告为1956年2月25日，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所做。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
    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
    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他强调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他说：「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释。」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我们的中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
    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哪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
    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
    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的。过了两个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
    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
    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列宁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清洗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清洗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清洗，首先是清洗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清洗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清洗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哪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道，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列宁指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一种深切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只有对真正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因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
    托洛茨基周围的人绝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
    我们深信，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列宁要求严厉对待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地使用这种手段。
    请大家回忆一下，1918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法是用来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
    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消灭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察了这个匪帮所制造的许多案件。审察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这就是说，」——列宁讲道——「党的一切事务是直接地或经过代表进行的，所有的党员权利平等。没有例外，同时所有负责的人员，所有领导人员及一切党的机构由选举产生，要报告工作，他们可以更换。」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意之后决定的。
    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1918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关于和平的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成份问题等。1920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
    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坚决要求党对在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后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的确，1941年10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招致莫斯科。他们等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大林灰心丧气到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察，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调阅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察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察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道，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
    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
    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这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形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
    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
    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年底起大规模的清洗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在实行大规模清洗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4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察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年。」
    大规模清洗是在反托洛茨基的运动后。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须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192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年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
    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清洗的正确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言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
    「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
    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度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须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反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察。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察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察官受理。
    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察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哪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反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
    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察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签字。口供是在检察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察，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察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
    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George Frost Kennan: The Long Telegram

    861.00/2 – 2246: Telegram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CRET

    Moscow, February 22, 1946–9 p.m. [Received February 22–3: 52 p.m.]

    511. Answer to Dept’s 284, Feb 3 [13] involves questions so intricate, so delicate, so strange to our form of thought, and so important to analysis of ou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at I cannot compress answers into single brief message without yielding to what I feel would be dangerous degree of over-simplification. I hope, therefore, Dept will bear with me if I submit i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five parts, subjects of which will be roughly as follows:
    (1) Basic features of post-war Soviet outlook.
    (2) Background of this outlook.
    (3) Its projection in practical policy on official level.
    (4) Its projection on unofficial level.
    (5) Practical deductions from standpoint of US policy.

    I apologize in advance for this burdening of telegraphic channel; but questions involved are of such urgent importance, particularly in view of recent events, that our answers to them, if they deserve attention at all, seem to me to deserve it at once. There follows

    Part 1: Basic Features of Post War Soviet Outlook, as Put Forward by Official Propaganda Machine

    Are as Follows:

    (a) USSR still lives in antagonistic “capitalist encirclement” with which in the long run there can be no permanent peaceful coexistence. As stated by Stalin in 1927 to a delegation of American workers:
    “In course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 there will emerge two centers of world significance: a socialist center, drawing to itself the countries which tend toward socialism, and a capitalist center, drawing to itself the countries that incline toward capitalism. Battle between these two centers for command of world economy will decide fate of capitalism and of communism in entire world.”
    (b) Capitalist world is beset with internal conflicts, inherent in nature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ese conflicts are insoluble by means of peaceful compromise. Greatest of them is that between England and US.
    (c) Internal conflicts of capitalism inevitably generate wars. Wars thus generated may be of two kinds: intra-capitalist wars between two capitalist states, and wars of intervention against socialist world. Smart capitalists, vainly seeking escape from inner conflicts of capitalism, incline toward latter.
    (d) Intervention against USSR, while it would be disastrous to those who undertook it, would cause renewed delay in progress of Soviet socialism and must therefore be forestalled at all costs.
    (e) Conflicts between capitalist states, though likewise fraught with danger for USSR, nevertheless hold out great possibilities for advancement of socialist cause, particularly if USSR remains militarily powerful, ideologically monolithic and faithful to its present brilliant leadership.
    (f) It must be borne in mind that capitalist world is not all bad. In addition to hopelessly reactionary and bourgeois elements, it includes (1) certain wholly enlightened and positive elements united in acceptable communistic parties and (2) certain other elements (now described for tactical reasons as progressive or democratic) whose reactions, aspirations and activities happen to be “objectively” favorable to interests of USSR These last must be encouraged and utilized for Soviet purposes.
    (g) Among negative elements of bourgeois-capitalist society, most dangerous of all are those whom Lenin called false friends of the people, namely moderate-socialist or social-democratic leaders (in other words, non-Communist left-wing). These are more dangerous than out-and-out reactionaries, for latter at least march under their true colors, whereas moderate left-wing leaders confuse people by employing devices of socialism to seine interests of reactionary capital.

    So much for premises. To what deductions do they lead from standpoint of Soviet policy? To following:
    (a) Everything must be done to advance relative strength of USSR as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nversely, no opportunity most be missed to reduce strength and influence, collectively as well as individually, of capitalist powers.
    (b) Soviet efforts, and those of Russia’s friends abroad, must be directed toward deepening and exploiting of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capitalist powers. If these eventually deepen into an “imperialist” war, this war must be turned into revolutionary upheavals within the various capitalist countries.
    (c) “Democratic-progressive” elements abroad are to be utilized to maximum to bring pressure to bear on capitalist governments along lines agreeable to Soviet interests.
    (d) Relentless battle must be waged against socialist and social-democratic leaders abroad.

    Part 2: Background of Outlook

    Before examining ramifications of this party line in practice there are certain aspects of it to which I wish to draw attention.

    First, it does not represent natural outlook of Russian people. Latter are, by and large, friendly to outside world, eager for experience of it, eager to measure against it talents they are conscious of possessing, eager above all to live in peace and enjoy fruits of their own labor. Party line only represents thesis which official propaganda machine puts forward with great skill and persistence to a public often remarkably resistant in the stronghold of its innermost thoughts. But party line is binding for outlook and conduct of people who make up apparatus of power–party, secret police and Government–and it is exclusively with these that we have to deal.

    Second, please note that premises on which this party line is based are for most part simply not true.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peaceful and mutually profitable coexistence of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states is entirely possible. Basic internal conflicts in advanced countries are no longer primarily those arising out of capitalist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but are ones arising from advanced urbanism and industrialism as such, which Russia has thus far been spared not by socialism but only by her own backwardness. Internal rivalries of capitalism do not always generate wars; and not all wars are attributable to this cause. To speak of possibility of intervention against USSR today, after elimination of Germany and Japan and after example of recent war, is sheerest nonsense. If not provoked by forces of intolerance and subversion “capitalist” world of today is quite capable of living at peace with itself and with Russia. Finally, no sane person has reason to doubt sincerity of moderate socialist leaders in Western countries. Nor is it fair to deny success of their efforts to improve conditions for working population whenever, as in Scandinavia, they have been given chance to show what they could do.

    Falseness of those premises, every one of which predates recent war, was amply demonstrated by that conflict itself Anglo-American differences did not turn out to be major differences of Western World. Capitalist countries, other than those of Axis, showed no disposition to solve their differences by joining in crusade against USSR. Instead of imperialist war turning into civil wars and revolution, USSR found itself obliged to fight side by side with capitalist powers for an avowed community of aim.

    Nevertheless, all these theses, however baseless and disproven, are being boldly put forward again today. What does this indicate? It indicates that Soviet party line is not based on any objective analysis of situation beyond Russia’s borders; that it has, indeed, little to do with conditions outside of Russia; that it arises mainly from basic inner-Russian necessities which existed before recent war and exist today. At bottom of Kremlin’s neurotic view of world affairs is traditional and instinctive Russian sense of insecurity.

    Originally, this was insecurity of a peaceful agricultural people trying to live on vast exposed plain in neighborhood of fierce nomadic peoples. To this was added, as Russia came into contact with economically advanced West, fear of more competent, more powerful, more highly organized societies in that area. But this latter type of insecurity was one which afflicted rather Russian rulers than Russian people; for Russian rulers have invariably sensed that their rule was relatively archaic in form fragile and artificial in its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unable to stand comparison or contact with 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countries. For this reason they have always feared foreign penetration, feared direct contact between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own, feared what would happen if Russians learned truth about world without or if foreigners learned truth about world within. And they have learned to seek security only in patient but deadly struggle for total destruction of rival power, never in compacts and compromises with it.

    It was no coincidence that Marxism, which had smoldered ineffectively for half a century in Western Europe, caught hold and blazed for first time in Russia. Only in this land which had never known a friendly neighbor or indeed any tolerant equilibrium of separate powers, either internal or international, could a doctrine thrive which viewed economic conflicts of society as insoluble by peaceful means. After establishment of Bolshevist regime, Marxist dogma, rendered even more truculent and intolerant by Lenin’s interpretation, became a perfect vehicle for sense of insecurity with which Bolsheviks, even more than previous Russian rulers, were afflicted. In this dogma, with its basic altruism of purpose, they found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instinctive fear of outside world, for the dictatorship without which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rule, for cruelties they did not dare not to inflict, for sacrifice they felt bound to demand. In the name of Marxism they sacrificed every single ethical value in their methods and tactics. Today they cannot dispense with it. It is fig leaf of their moral and intellectual respectability. Without it they would stand before history, at best, as only the last of that long succession of cruel and wasteful Russian rulers who have relentlessly forced country on to ever new heights of military power in order to guarantee external security of their internally weak regimes. This is why Soviet purposes most always be solemnly clothed in trappings of Marxism, and why no one should underrate importance of dogma in Soviet affairs. Thus Soviet leaders are driven [by?] necessities of their own past and present position to put forward which [apparent omission] outside world as evil, hostile and menacing, but as bearing within itself germs of creeping disease and destined to be wracked with growing internal convulsions until it is given final Coup de grace by rising power of socialism and yields to new and better world. This thesis provides justification for that increase of military and police power of Russian state, for that isolation of Russian population from outside world, and for that fluid and constant pressure to extend limits of Russian police power which are together the natural and instinctive urges of Russian rulers. Basically this is only the steady advance of uneasy Russian nationalism, a centuries old movement in which conceptions of offense and defense are inextricably confused. But in new guise of international Marxism, with its honeyed promises to a desperate and war torn outside world, it is more dangerous and insidious than ever before.

    It should not be thought from above that Soviet party line is necessarily disingenuous and insincere on part of all those who put it forward. Many of them are too ignorant of outside world and mentally too dependent to question [apparent omission] self-hypnotism, and who have no difficulty making themselves believe what they find it comforting and convenient to believe. Finally we have the unsolved mystery as to who, if anyone, in this great land actually receives accurate and unbiased information about outside world. In atmosphere of oriental secretiveness and conspiracy which pervades this Government, possibilities for distorting or poisoning sources and currents of information are infinite. The very disrespect of Russians for objective truth–indeed, their disbelief in its existence–leads them to view all stated facts as instruments for furtherance of one ulterior purpose or another.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suspect that this Government is actually a conspiracy within a conspiracy; and I for one am reluctant to believe that Stalin himself receives anything like an objective picture of outside world. Here there is ample scope for the type of subtle intrigue at which Russians are past masters. Inability of foreign governments to place their case squarely before Russian policy makers–extent to which they are delivered up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Russia to good graces of obscure and unknown advisors whom they never see and cannot influence–this to my mind is most disquieting feature of diplomacy in Moscow, and one which Western statesmen would do well to keep in mind if they would understand nature of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here.

    Part 3: Projection of Soviet Outlook in Practical Policy on Official Level

    We have now seen nature and background of Soviet program. What may we expect by way of it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Soviet policy, as Department implies in its query under reference, is conducted on two planes: (1) official plane represented by actions undertaken officially in name of Soviet Government; and (2) subterranean plane of actions undertaken by agencies for which Soviet Government does not admit responsibility.

    Policy promulgated on both planes will be calculated to serve basic policies (a) to (d) outlined in part 1. Actions taken on different planes will differ considerably, but will dovetail into each other in purpose, timing and effect.

    On official plane we must look for following:
    (a) Internal policy devoted to increasing in every way strength and prestige of Soviet state: intensive military-industrialization; maximum development of armed forces; great displays to impress outsiders; continued secretiveness about internal matters, designed to conceal weaknesses and to keep opponents in dark.
    (b) Wherever it is considered timely and promising,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advance official limits of Soviet power. For the moment, these efforts are restricted to certain neighboring points conceived of here as being of immediate strategic necessity, such as Northern Iran, Turkey, possibly Bornholm However, other points may at any time come into question, if and as concealed Soviet political power is extended to new areas. Thus a “friendly Persian Government might be asked to grant Russia a port on Persian Gulf. Should Spain fall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question of Soviet base at Gibraltar Strait might be activated. But such claims will appear on official level only when unofficial preparation is complete.
    (c) Russians will participate officiall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ere they see opportunity of extending Soviet power or of inhibiting or diluting power of others. Moscow sees in UNO not the mechanism for a permanent and stable world society founded on mutual interest and aims of all nations, but an arena in which aims just mentioned can be favorably pursued. As long as UNO is considered here to serve this purpose, Soviets will remain with it. But if at any time they come to conclusion that it is serving to embarrass or frustrate their aims for power expansion and if they see better prospects for pursuit of these aims along other lines, they will not hesitate to abandon UNO. This would imply, however, that they felt themselves strong enough to split unity of other nations by their withdrawal to render UNO ineffective as a threat to their aims or security, replace it with an international weapon more effective from their viewpoint. Thus Soviet attitude toward UNO will depend largely on loyalty of other nations to it, and on degree of vigor, decisiveness and cohesion with which those nations defend in UNO the peaceful and hopeful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life, which that organization represents to our way of thinking. I reiterate, Moscow has no abstract devotion to UNO ideals. Its attitude to that organization will remain essentially pragmatic and tactical.
    (d) Toward colonial areas and backward or dependent peoples, Soviet policy, even on official plane, will be directed toward weakening of power and influence and contacts of advanced Western nations, on theory that in so far as this policy is successful, there will be created a vacuum which will favor Communist-Soviet penetration. Soviet pressure for participation in trusteeship arrangements thus represents, in my opinion, a desire to be in a position to complicate and inhibit exertion of Western influence at such points rather than to provide major channel for exerting of Soviet power. Latter motive is not lacking, but for this Soviets prefer to rely on other channels than official trusteeship arrangements. Thus we may expect to find Soviets asking for admission everywhere to trusteeship or similar arrangements and using levers thus acquired to weaken Western influence among such peoples.
    (e) Russians will strive energetically to develop Soviet representation in, and official ties with,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sense Strong possibilities of opposition to Western centers of power. This applies to such widely separated points as Germany, Argentina,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etc.
    (f)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matters, Soviet policy will really be dominated by pursuit of autarchy for Soviet Union and Soviet-dominated adjacent areas taken together. That, however, will be underlying policy. As far as official line is concerned, position is not yet clear. Soviet Government has shown strange reticence since termination hostilities on subject foreign trade. If large scale long term credits should be forthcoming, I believe Soviet Government may eventually again do lip service, as it did in 1930’s to desirability of building up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in general. Otherwise I think it possible Soviet foreign trade may be restricted largely to Soviet’s own security sphere, including occupied areas in Germany, and that a cold official shoulder may be turned to principle of general economic collaboration among nations.
    (g) With respect to cultural collaboration, lip service will likewise be rendered to desirability of deepening cultural contacts between peoples, but this will not in practice be interpreted in any way which could weaken security position of Soviet peoples. Actual manifestations of Soviet policy in this respect will be restricted to arid channels of closely shepherded official visits and functions, with superabundance of vodka and speeches and dearth of permanent effects.
    (h) Beyond this, Soviet official relations will take what might be called “correct” course with individual foreign governments, with great stress being laid on prestige of Soviet Union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and with punctilious attention to protocol as distinct from good manners.

    Part 4: Following May Be Said as to What We May Expect by Way of Implementation of Basic Soviet Policies on Unofficial, or Subterranean Plane, i.e. on Plane for Which Soviet Government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Agencies utilized for promulgation of policies on this plane are following:

    1. Inner central core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other countries. While many of persons who compose this category may also appear and act in unrelated public capacities, they are in reality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as an underground operating directorate of world communism, a concealed Comintern tightly coordinated and directed by Moscow.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is inner core is actually working on underground lines, despite legality of parties with which it is associated.

    2. Rank and file of Communist Parties. Note distinction is drawn between those and persons defined in paragraph 1. This distinction has become much sharper in recent years. Whereas formerly foreign Communist Parties represented a curious (and from Moscow’s standpoint often inconvenient) mixture of conspiracy and legitimate activity, now the conspiratorial element has been neatly concentrated in inner circle and ordered underground, while rank and file–no longer even taken into confidence about realities of movement–are thrust forward as bona fide internal partisans of certain political tendenci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genuinely innocent of conspiratorial connec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nly in certain countries where communists are numerically strong do they now regularly appear and act as a body. As a rule they are used to penetrate, and to influence or dominate, as case may be, other organizations less likely to be suspected of being tools of Soviet Government, with a view to accomplishing their purposes through [apparent omission] organizations, rather than by direct action as a separate political party.

    3. A wide variety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or bodies which can be dominated or influenced by such penetration. These include: labor unions, youth leagues, women’s organizations, racial societies, religious societies, social organizations, cultural groups, liberal magazines, publishing houses, etc.

    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ich can be similarly penetrated through influence over various national components. Labor, youth and women’s organizations are prominent among them. Particular, almost vital importance is attached in this conne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 In this, Moscow sees possibility of sidetracking western governments in world affairs and building up international lobby capable of compelling governments to take actions favorable to Soviet interest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of paralyzing actions disagreeable to USSR

    5.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with its foreign branches, and through it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in general.

    6. Pan-Slav movement and other movements (Azerbaijan, Armenian, Turcoman, etc.) based on racial groups within Soviet Union.

    7. Governments or governing groups willing to lend themselves to Soviet purposes in one degree or another, such as present Bulgarian and Yugoslav Governments, North Persian regime, Chinese Communists, etc. Not only propaganda machines but actual policies of these regimes can be placed extensively at disposal of USSR

    It may be expected that component parts of this far-flung apparatus will be util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individual suitability, as follows:
    (a) To undermine general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otential of major western powers. Efforts will be made in such countries to disrupt national self confidence, to hamstring measures of national defense, to increase social and industrial unrest, to stimulate all forms of disunity. All persons with grievances, whether economic or racial, will be urged to spelt redress not in mediation and compromise, but in defiant violent struggle for destruction of other elements of society. Here poor will be set against rich, black against white, young against old, newcomers against established residents, etc.
    (b) On unofficial plane particularly violent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weaken power and influence of Western Powers of [on] colonial backward, or dependent peoples. On this level, no holds will be barred. Mistakes and weaknesses of western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will be mercilessly exposed and exploited. Liberal opin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will be mobilized to weaken colonial policies. Resentment among dependent peoples will be stimulated. And while latter are being encouraged to seek independence of Western Powers, Soviet dominated puppet political machines will be undergoing preparation to take over domestic power in respective colonial areas when independence is achieved.
    (c) Where individual governments stand in path of Soviet purposes pressure will be brought for their removal from office. This can happen where governments directly oppos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ims (Turkey, Iran), where they seal their territories off against Communist penetration (Switzerland, Portugal), or where they compete too strongly, like Labor Government in England, for moral domination among elements which it is important for Communists to dominate. (Sometimes, two of these elements are present in a single case. Then Communist opposition becomes particularly shrill and savage. )
    (d) In foreign countries Communists will, as a rule, work toward destruction of all forms of personal independence, economic, political or moral. Their system can handle only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brought into complete dependence on higher power. Thus, persons who are financially independent–such as individual businessmen, estate owners, successful farmers, artisans and all those who exercise local leadership or have local prestige, such as popular local clergymen or political figures, are anathema. It is not by chance that even in USSR local officials are kept constantly on move from one job to another, to prevent their taking root.
    (e) Everything possible will be done to set major Western Powers against each other. Anti-British talk will be plugged among Americans, anti-American talk among British. Continentals, including Germans, will be taught to abhor both Anglo-Saxon powers. Where suspicions exist, they will be fanned; where not, ignited. No effort will be spared to discredit and combat all efforts which threaten to lead to any sort of unity or cohesion among other [apparent omission] from which Russia might be excluded. Thus, all form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t amenable to Communist penetration and control, whether it be the Catholic [apparent omiss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cerns, or the international fraternity of royalty and aristocracy, must expect to find themselves under fire from many, and often [apparent omission].
    (f) In general, all Soviet efforts on unofficial international plane will be negative and destructive in character, designed to tear down sources of strength beyond reach of Soviet control. This is only in line with basic Soviet instinct that there can be no compromise with rival power and that constructive work can start only when Communist power is doming But behind all this will be applied insistent, unceasing pressure for penetration and command of key positions in administration and especially in police apparatus of foreign countries. The Soviet regime is a police regime par excellence, reared in the dim half world of Tsarist police intrigue, accustomed to think primarily in terms of police power. This should never be lost sight of in ganging Soviet motives.

    Part 5: [Practical Deductions From Standpoint of US Policy]

    In summary, we have here a political force committed fanatically to the belief that with US there can be no permanent modus vivendi that it is desirable and necessary that the internal harmony of our society be disrupted, our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be destroyed, the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of our state be broken, if Soviet power is to be secure. This political force has complete power of disposition over energies of one of world’s greatest peoples and resources of world’s richest national territory, and is borne along by deep and powerful currents of Russian nationalism. In addition, it has an elaborate and far flung apparatus for exertion of its influence in other countries, an apparatus of amazing flexibility and versatility, managed by people whose experience and skill in underground methods are presumably without parallel in history. Finally, it is seemingly inaccessible to considerations of reality in its basic reactions. For it, the vast fund of objective fact about human society is not, as with us, the measure against which outlook is constantly being tested and re-formed, but a grab bag from which individual items are selected arbitrarily and tendenciously to bolster an outlook already preconceived. This is admittedly not a pleasant picture. Problem of how to cope with this force in [is] undoubtedly greatest task our diplomacy has ever faced and probably greatest it will ever have to face. It should be point of departure from which our political general staff work at present juncture should proceed. It should be approached with same thoroughness and care as solution of major strategic problem in war, and if necessary, with no smaller outlay in planning effort. I cannot attempt to suggest all answers here. But I would like to record my conviction that problem is within our power to solve–and that without recourse to any general military conflict.. And in support of this conviction there are certain observations of a more encouraging nature I should like to make:

    (1) Soviet power, unlike that of Hitlerite Germany, is neither schematic nor adventunstic. It does not work by fixed plans. It does not take unnecessary risks. Impervious to logic of reason, and it is highly sensitive to logic of force. For this reason it can easily withdraw–and usually does when strong resistance is encountered at any point. Thus, if the adversary has sufficient force and makes clear his readiness to use it, he rarely has to do so. If situations are properly handled there need be no prestige-engaging showdowns.

    (2) Gauged against Western World as a whole, Soviets are still by far the weaker force. Thus, their success will really depend on degree of cohesion, firmness and vigor which Western World can muster. And this is factor which it is within our power to influence.

    (3) Success of Soviet system, as form of internal power, is not yet finally proven. It has yet to be demonstrated that it can survive supreme test of successive transfer of power from one individual or group to another. Lenin’s death was first such transfer, and its effects wracked Soviet state for 15 years. After Stalin’s death or retirement will be second. But even this will not be final test. Soviet internal system will now be subjected, by virtue of recent territorial expansions, to series of additional strains which once proved severe tax on Tsardom. We here are convinced that never since termination of civil war have mass of Russian people been emotionally farther removed from doctrines of Communist Party than they are today. In Russia, party has now become a great and–for the moment–highly successful apparatus of dictatorial administration, but it has ceased to be a source of emotional inspiration. Thus, internal soundness and permanence of movement need not yet be regarded as assured.

    (4) All Soviet propaganda beyond Soviet security sphere is basically negative and destructive. It should therefore be relatively easy to combat it by any intelligent and really constructive program.

    For those reasons I think we may approach calmly and with good heart problem of how to deal with Russia. As to how this approach should be made, I only wish to advance, by way of conclusion, following comments:

    (1) Our first step must be to apprehend, and recognize for what it is, the nature of the movement with which we are dealing. We must study it with same courage, detachment, objectivity, and same determination not to be emotionally provoked or unseated by it, with which doctor studies unruly and unreasonable individual.

    (2) We must see that our public is educated to realities of Russian situation. I cannot over-emphasize importance of this. Press cannot do this alone. It must be done mainly by Government, which is necessarily more experienced and better informed on practical problems involved. In this we need not be deterred by [ugliness?] of picture. I am convinced that there would be far less hysterical anti-Sovietism in our country today if realities of this situation were better understood by our people. There is nothing as dangerous or as terrifying as the unknown. It may also be argued that to reveal more information on our difficulties with Russia would reflect unfavorably on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I feel that if there is any real risk here involved, it is one which we should have courage to face, and sooner the better. But I cannot see what we would be risking. Our stake in this country, even coming on heels of tremendous demonstrations of our friendship for Russian people, is remarkably small. We have here no investments to guard, no actual trade to lose, virtually no citizens to protect, few cultural contacts to preserve. Our only stake lies in what we hope rather than what we have; and I am convinced we have better chance of realizing those hopes if our public is enlightened and if our dealings with Russians are placed entirely on realistic and matter-of-fact basis.

    (3) Much depends on health and vigor of our own society. World communism is like malignant parasite which feeds only on diseased tissue. This is point at which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meets Every courageous and incisive measure to solve internal problems of our own society, to improve self-confidence, discipline, morale and community spirit of our own people, is a diplomatic victory over Moscow worth a thousand diplomatic notes and joint communiqués. If we cannot abandon fatalism and indifference in face of deficiencies of our own society, Moscow will profit–Moscow cannot help profiting by them in its foreign policies.

    (4) We must formulate and put forward for other nations a much more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picture of sort of world we would like to see than we have put forward in past. It is not enough to urge people to develop political processes similar to our own. Many foreign peoples, in Europe at least, are tired and frightened by experiences of past, and are less interested in abstract freedom than in security. They are seeking guidance rather than responsibilities. We should be better able than Russians to give them this. And unless we do, Russians certainly will.

    (5) Finally we must have courage and self-confidence to cling to our own methods and conceptions of human society. After Al, the greatest danger that can befall us in coping with this problem of Soviet communism, is that we shall allow ourselves to become like those with whom we are coping.

    KENNAN 800.00B International Red Day/2 – 2546: Airgram

    1939年8月23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于当日夜间签订，第二天在报纸上公布，秘密协议部分未公开。

    第1条 缔约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他国在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任何攻击；
    第2条 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目标，另一方将不向该第三国提供支援；
    第4条 缔约双方将不加入任何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国家集团。

    条约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属议定书》

    第1条 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属领土若发生领土和这种变动时，立陶宛北部疆界应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界限。……
    第2条 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如发生领土或政治的变动，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雷纳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为界。……
    第3条 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关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方面宣布它在这些地区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至于波兰的独立国家地位，双方将在以后的谈判中解决。

    二战结束后，德国将其侵占波兰的领土还给了波兰，苏联占有部分没有归还，苏联当局不承认曾签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最终德国又拿出了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替苏联偿还给了波兰，即战后波兰领土整体向西位移了几百公里。后来盟军在德国的档案馆里找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德文文本，因签协议的莫洛托夫在这个德文文本上签名时用的是拉丁字母，而非俄语的西利尔字母，苏联拒绝承认。

    徐志摩《欧洲漫录》中苏联

    1925年3月，徐志摩去欧洲游历，第一站就是苏联（时称苏俄）。

    走出国门，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亚，眼前的事实出乎他的意料：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地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有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一个车站下车，天已经黑了，车站上照明的却是几只贴在壁上的油灯。昏暗的候车室里是满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气味！悲悯心禁止我尽情的描写；丹德假如到此地来过，他的地狱里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到了莫斯科，徐志摩初入科里姆林宫：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

    莫斯科的新景观如何？徐志摩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贫穷和萧条：

    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是见不到的，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却奇缺而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
    “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
    徐志摩还拜访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躲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张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服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

    在这样的人群中，徐志摩觉得很窘。他说有一次去英国，也曾经感到很窘，因为与周围的人相比，他简直是叫化子。这次到莫斯科来，他又觉得很窘，是因为自己的穿着太阔气。因为在莫斯科，“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而且人们的脸上只有忧郁，没有笑容，一个个都好像心头沉重。

    徐志摩到达莫斯科时碰巧一位大人物死了，“因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有了”。

    丧事办过之后，剧院可以演戏了。徐志摩等人去看戏，却又遇到了这样的事：剧院有戏，但售票处没人，找人询问，才知道“今晚不售门票”，原因是所有的座位都让党的俱乐部包了，一般人不能进。徐志摩等人特别幸运，因为找到一个朋友，他们就被请进了剧院，而且不用买票。

    在莫斯科，徐志摩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莫斯科的街道上有男子抱着吃奶的小孩在街道上走。这种怪现象的背后，在徐志摩看来，源于苏俄规定的“一个人不得多占一间以上的屋子”的法律。苏俄政府对民众的私有财产（尤其是房子），依法没收，然后重新分配。

    面对革命和之后社会改造的俄罗斯，徐志摩写道：

    什么习惯都打得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什么束缚都可以摆脱，什么衣服都可以反穿……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竞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来走，谁要再站起来就是笑话……

    因为当时北京的一则新闻，徐志摩说：“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存心污毁苏俄的一种宣传……”

    带着这份关心，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问及那则新闻，托尔斯泰小姐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

    徐志摩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得到的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对此，徐志摩写道：“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样？……假如这部分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

    然后是参观列宁遗体：

    徐志摩因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地球模型，由此产生了震惊与恐惧：“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
    徐志摩写道：他（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这次参观，让徐志摩产生了深深的歉意：“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我只记得罗素说，‘我到俄国去的时候是一个共产党，但……’意思是说他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向后转……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叶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有了这些的感受，他开始对国内的青年说话：

    “怨毒”已经弥漫在空中，进了血管，长出来时是小疽是大痈说不定，开刀总躲不了，淤着的一大包脓，总得有个出路。别国我不敢说，我最亲爱的祖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血液里有毒，细胞里有菌，性灵里有最不堪的污秽，皮肤上有麻风。血污池里洗澡或许是一个对症的治法……但同时我要对你们说一句话，你们不要生气：你们口里说的话大部分是借来的，你们不一定明白，你们说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还有，照你们的理想，我们应得准备的代价，你们也不一定计算过或是认清楚；血海的滋味，换一句话说，我们终久还不曾大规模的尝过。……照你现在的做法做下去时，你们不久就会觉得你们不知怎的叫人家放在虎背上去，那时候下来的好，还是不下来的好？我们现在理论时代，下笔做文章的时代，事情究竟好办，话不圆也得说他圆的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去就就圆了，回头你自己也忘了角是你剪的，只以为原来就圆的，那我懂得。比如说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交在你的手里，叫你到你自己的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你干不干？……

    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运命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自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近一步，你站在他们的地位看，这并不背谬，十分的合理。

    ……为什么我们就这样的贫，理想是得向人家借的，方法又得向人家借的？不错，他们不说莫斯科，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因此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那是骗人，我说：讲和平，讲人道主义，许可以加上国际的字样，那也待考，至于杀人流血有什么国际？你们要是躲懒，不去自己发明流自己血的方法，却只贪图现成，听人家的话，我说你们就不配，你们辜负你们骨里的髓，辜负你们管里的血！

    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军师，还得运外国主意来筹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

    革英国命的是克郎威尔；革法国命的是卢骚、丹当、罗佩士披亚、罗兰夫人；革意大利命的是马志尼、加利包尔提；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几代人的苦难过去之后，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们没有听从徐志摩的劝告。但是，历史不应忘记，在那个路口上，有人这样提醒过。它至少证明，当时的知识界并非全都犯糊涂。

  • 此前笑事

    索尔仁尼琴定律：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
    但是，他们依然在撒谎。

    苏联前总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苏联时期，莫斯科有一家纺织厂中的4千名女工全部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据《真理报》报道，一所名叫斯拉维克的高中，所有满16岁的学生都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对于”全民入党”的现象，叶利钦曾和记者有过一段对话。
    记者：我了解到，苏共最鼎盛的时候，党员人数近2千万，几乎占了苏联总人口的十分之。
    叶利钦：我需要纠正你的一个错误，苏共党员人数达到2千万的时候，并不是它最鼎盛时期，恰恰是它最虚弱的时期。这时，绝大多数人入党绝不是因为信仰，而是为了谋取党内职务，有了党内职务，他本人和他的家庭，甚至亲戚朋友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额外利益。这就意味着,党员人数越多，苏共对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侵害就越大，其实，此时“苏共“已经成为一张获得利益的门票，谁也不信任它，只是在利用它，它已经失去——影响力、公信力和号召力。 ”

    叶利钦《我的自述》：“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框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且那些级别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所有的东西都是专门的——如专门提供服务的师傅;专门的生活条件;专门的门诊部、专门的医院;专门的别墅、专门的住宅、专门的服务……”
    （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
    （特权阶层享受着现代化的医疗设施）“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制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
    “每个党中央书记、政治委员和候补委员都配有一个卫士长。这个卫士长是受上级委派办理重要公务的职员，是一个组织者……他的一个主要职责是立刻去完成自己的主人及其亲属请求办理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还没有吩咐要办的事情。譬如要做一套新西服，只要说一声，不一会儿裁缝就来轻轻敲你办公室的门，给你量尺寸。第二天，你便能看到新衣服，请试试吧!非常漂亮的一套新西装就这样给你做好了”。
    “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工，还有一个花匠”。
    “每年3月8日妇女节，都必须给妻子送礼物。这同样也不费事，会给你拿来一张清单，那上面列出了所有能满足任何妇女口味的礼品名称一一你就挑吧。对高官们的家庭向来是优待的：送夫人上班，接他们下班;送子女去别墅，再从别墅接回来”……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
    “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
    ”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
    “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
    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其旨意就是法律。如果想让全州的人“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然而，如果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职位，分配一套好的住宅，或是给谁一点别的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

    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50岁寿辰，报刊上各种文章把斯大林称为“列宁的唯一助手”“列宁事业的唯一继承者”“活着的列宁”。1934年，《真理报》在当年第一期上用两版篇幅刊发了前反对派主要人物之一拉狄克撰写的长篇文章，文中称颂斯大林“是列宁最好的学生，是从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他和列宁一样能够高瞻远瞩”。
    1934年1月底2月初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联共（布）中央各主要领导纷纷发言，称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此间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发言时指出，要将斯大林讲话中的一切建议和考虑作为我们的法律。古比雪夫在会上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更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都归功于“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卡冈诺维奇当着斯大林的面说，“列宁又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说列宁、列宁主义，应当用斯大林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 联共（布）十七大通过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以斯大林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原理和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以后，苏联各地党政领导人纷纷称颂斯大林为“一切进步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一切科学的泰斗”“永远不犯错误的理论家”，等等。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该书被誉为“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由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被称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顶峰”。

    1950年，苏联出版《斯大林传略》一书，将其错误也说成是“英明”“伟大”的功绩。同时，苏联各地几乎每个城镇的广场和公共建筑物内都竖立起斯大林的全身或者半身塑像。1951年7月，斯大林以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的大型纪念碑”。这股风气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后得以平息。

    1964年4月17日，苏联为赫鲁晓夫举行隆重的70寿辰庆典。
    苏共中央在《贺词》中说“在尼▪谢▪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使我国的经济、国防和思想政治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苏联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赫鲁晓夫的大幅照片。莫斯科、列宁格勒大街的建筑物上也用金属构件架起赫鲁晓夫举手致意的全身画像。莫斯科政治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赫鲁晓夫的言论集《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 当天，赫鲁晓夫寿辰庆典从早晨开始。上午9时，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来到列宁山上的赫鲁晓夫寓所，勃列日涅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宣读了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集体签名的《贺信》，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表示特殊的敬意”，并说第一书记才度过了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希望他起码再活70年”，“也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下午，正式庆祝典礼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许多外宾参加，勃列日涅夫代表苏联党和政府给赫鲁晓夫颁发第四枚金星勋章，并亲吻了他三次。晚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招待会。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得到了苏联党、政、军的最高头衔，还获得比其他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都要多的奖赏和荣誉。1973年4月，他获得列宁和平奖，还获得2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和7枚列宁勋章。1976年5月，他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同年11月，关于勃列日涅夫生平的大型文献传记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在全国上映。影片从勃列日涅夫年轻时期在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活动开始，一直拍到他在苏共二十五大上作报告。内容除了反映他的党务、国务活动外，还有他的生活，包括狩猎、与孙子散步和观看体育比赛等。
    同年底，勃列日涅夫70诞辰时。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为他开辟了7天的专栏，刊登庆贺文章。有的文章说“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勃列日涅夫欣然接受了这些，公然自称“我就是沙皇”。
    1978年以勃列日涅夫个人名义发表的《小地》《复兴》《垦荒地》等3本小册子——苏联卫国战争回忆录获得列宁文学奖。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格▪马尔科夫在授奖仪式上说：这些著作在苏联国内的影响和对读者群众的教育作用方面是“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
    苏联媒体也连篇累牍地进行了相关报道。1978年11月12日出版的《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民到处都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的源泉”。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为此，该书一版再版，发行量大得让人吃惊，截至1981年底，共印刷19602次，平均每2个苏联人手头就有1册。然而这3本作品都是由他人代劳的，“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有媒体在报道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大时写道：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报告过程中，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已经超过了斯大林时期。

    斯大林曾数次参与银行抢劫并被当局通缉。
    1907年6月26日，斯大林和列宁、列维诺夫、克拉辛、博格丹诺夫、季诺维也夫、卢诺奇亚尔斯基等策划了位于第比利斯的国立银行格鲁吉亚分行抢劫案。他们的计划是在埃里温广场拦截一辆从邮局运送钱款到银行的马车。
    该日上午10点半，押款车队过来，两个哥萨克骑兵在前，两个骑兵押后，还有一个骑兵守在两辆马车边上。第一辆马车里坐着银行的出纳会计，两个手持来福枪的士兵。第二辆马车坐满了警察和士兵。车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穿过广场，转弯来到索银行所在的罗拉基街。
    袭击行动的领导者叫卡莫，当马车到达广场时，广场里的女组员扬起手中的报纸，发信号给守在商店和酒馆门口站岗的同伴，站岗者喊上里面的同伴们，大家一起冲了出来。大家先是朝后面的马车扔手雷，手雷纷纷在马车底下爆炸，在一阵阵巨响和硝烟中，马匹和马车里的人被炸得血肉横飞。路人们惊叫着四处逃散，路过的马车和货车掉头逃离，广场四周建筑的玻璃窗被震碎。袭击者们拔出毛瑟枪和勃朗宁枪，冲着骑兵和警察射击。
    前面装钱的马车冲过了广场，组员巴楚亚奔向马车并将一个手雷扔到马肚子下面。马的内脏被炸开，一条后腿被炸飞了。巴楚亚也被气浪掀起，然后砸在马车上，昏了过去。
    马车很快侧翻停了下来，组员达蒂克跳上马车，找到了钱袋。卡莫也举着枪掉转马头，接过钱袋，飞奔而去。
    此时，官方增援的命令已经下达，总督府前已经聚集了大量士兵。
    卡莫看到一辆警局的四轮马车朝他冲过来，驾车的是警局副局长巴勒甘斯基。“钱在我这儿！快去广场。”穿着哥萨克军官制服的卡莫对他喊道。巴勒甘斯基误以为卡莫是自己人，就毫不怀疑地向广场奔去。第二天，巴勒甘斯基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自杀了。
    卡莫来到冈查内亚大道，进入了一个院子。这栋房子的主人名叫芭芭拉，斯大林和她的儿子米哈是朋友，曾在这里留宿过好几晚。他正是在这里策划了行动。
    此后，沙皇责令成立专案组，骑兵和宪兵队逮捕了很多假嫌疑犯。银行的马车里丢弃下2万卢布，马车夫偷拿了9500卢布，后来被抓。有个女人到警局自首说自己就是银行抢劫犯，最后被证明只是个疯子。
    当时被震昏过去的巴楚亚也及时地醒了过来，成功逃亡了。有个组员叫埃力索，他溜进了教师协会，偷了一件教师的制服穿上，还回到广场去查看了一番。组员亚历山大·达拉赫威利在1959年的回忆录中写到，“当时每个人都安全地离开了。”
    广场上的伤亡者多达50人。出于审查原因，报纸没有如实报道死亡人数。据说大约死了40人，包括哥萨克骑兵、警察、银行职员和一些路人。附近的店铺里成立了抢救站，有24位重伤者被送往医院。一个小时之后，人们看到一辆马车载着尸体残骸，就像刚屠宰场开出来的、车厢里堆满内脏和其他身体碎块。
    国立银行没有公布损失的准确金额，大致介于25万到34万旧卢布，等同于现在1700万英镑或3400万美元。
    行动组的成员们把钱缝进了床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随后，这些床垫被铺在了第比利斯气象台台长的睡椅上。斯大林熟悉那里，他曾在气象台工作过，也是他最后一份正式工作。几个月后，钱运到计划好的地方，其中一些存在里昂信贷银行进行了洗白。
    多年后，卡莫曾在一次大醉后说斯大林当时躲在火车站里等候消息，行动结束后，他就跳上火车，消失不见。卡莫1911年被刺杀。
    列宁因为这个事件在党内受到对手的攻击，被进行了三次党内审查，对手企图借此把他打倒。斯大林被以破坏党的纪律、擅自进行流血袭击而被布尔什维克第比利斯委员会开除了党籍。
    1910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阿柳耶夫等人抢劫了托博尔斯克邮政储蓄银行。他们利用亲友的关系打探了银行的情况，通过炸药将保险柜炸开，成功获得约25000卢布。在离开现场时遭遇警方追捕，斯大林和一名同伴逃脱，其余成员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1912年，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脱，前往格鲁吉亚泰比利西巴统地区抢劫了格鲁吉亚银行。斯大林组建了一支12人的队伍，分别负责进攻银行、破解金库密码、掩护逃亡等任务， 他们在银行门口布置哨兵，进入银行后要求工作人员把钱都交出来，并用铁锤和锯子砸开了保险柜，拿走超过250000卢布的现金和贵重物品。他们在离开现场时遭到了警方的追捕，两名成员被捕，后被处决。
    1914年斯大林等人抢劫了特比利斯的一家银行。一天深夜，斯大林等人使用炸药炸开了银行保险柜，成功取得银行内的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这是斯大林参与的最后一起银行抢劫，他在逃跑的途中被刺伤了手臂。
    这些案件是由参与者或斯大林朋友讲出来的，细节或有出入。

    斯大林：“你打了胜仗，人民却罢免了你。看看我，谁敢罢免我？”
    丘吉尔：“我打仗就是为了捍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利。”
    这是一段据称是发生在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期间的对话。
    波茨坦会议期间正值英国大选，此次大选投票日期是1945年7月5日，但为了统计大量英国海外服役人员的票数，大选结果的公布日期延至1945年7月26日。本次大选，工党赢得英国议会下院393席，比其他所有政党席位之和多146席，而丘吉尔所在的保守党仅得到213席。在英国历史上，工党得票首次超过保守党。首相丘吉尔输给了工党领袖艾德礼。
    1945年7月25日上午的会议，是丘吉尔参加的波茨坦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当日下午，他飞离波茨坦，一去不复返。1945年7月27日，丘吉尔留在伦敦举行内阁告别会，艾德礼以新首相的身份飞赴波茨坦。
    因此，上述有趣的对话应为杜撰。

    苏共十七大专门做了一项规定，为斯大林鼓掌的时间不少于十分钟。
    某次斯大林到一家工厂视察，视察结束后按例发表演讲。当演讲进行到一半时，有个工人便起来鼓掌，接着所有工人都开始鼓掌，顿时整个会场响起掌声。到斯大林挥手示意暂停，这次鼓掌时间达到了3小时49分钟。事后，有几人因胳膊脱臼而受到嘉奖，率先鼓掌的个人被提拔并增选为该厂班子成员。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提到：
    在莫斯科省，区党代表会议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任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
    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都要一跃而起，全堂起立。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
    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第一个停下来呢？
    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第一个住手……
    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
    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
    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位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
    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委会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
    但是，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时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下来。他们得救了！
    造纸厂厂长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当他在第206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两百多万市民同时走出家门，手拉着手，形成了一个壮观的人形链条。这个链条跨越桥梁、穿过都市，将三个国家的首都连接在一起。
    这个链条当时被称为自由链，或者是波罗的海之路。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民众通过这种方式，向当时的苏联政府抗议，希望国家能从苏联独立出来。
    人形链条长度达到了675公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三国的独立进程。

    1988年6月，前苏联宣布取消高中历史考试。
    《消息报》赞扬取消历史考试的决定：“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戈尔巴乔夫则说的很坦白：“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是没有意义的。”

    戈尔巴乔夫说：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如果执政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需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被惩罚;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权者的自动取款机。

    一位《真理报》记者被派去采访村民，他的工作就是以教育性的谈话来向村民宣传苏共对国际事件的路线和政策。
    一晚上的谈话后，他做最后总结：“我们《真理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觉得我们还应该怎么改善报纸才能更有益于你们？”
    大厅后面传来声音：“再少用点墨水。”

    一个外国代表团突击访问了一个集体农庄。
    由于没时间准备，代表团走后，集体农庄主席拉过区党委书记说：“你们没提前告诉我，所以他们都看见了。牛栏的废墟，那些灰尘，我们的贫穷。”
    “别担心。”书记说道。
    “不过他们现在就能传的满世界都知道啊。”
    “那就让他们沉浸在一贯的造谣中伤里吧。”书记答道。

    问：工兵和报纸的编辑有什么共同之处？
    答：他们不论是谁，一生只能错一次。
    问：苏联人民真的不需要立体音响设备吗？
    答：原则上，是的。人们从各个方向听到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问：我们劳改营的条件真的是很棒吗？
    答：原则上，是的。五年前，我们的一个听众对此抱有怀疑，所以他被派去实地调查。他看来真的很喜欢那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问：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真的是自杀的吗？
    答：是的，确实是的，甚至他的临终遗言还保存下来了呢：不要开枪，同志们！

    一艘苏联轮船在海里航行，船上挂的招牌是“通向共产主义”，船长命令船员拼命干活，但这艘船只是汽笛飞鸣，却停滞不前。船员们去找船长问原因，船长回答说：“因为这艘船百分之九十五的动力，都用在鸣汽笛上了。”（辽宁省革委宣传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1975）

    苏联反犹太主义者：“外国报纸全都是犹太人办的！”
    苏联犹太人：“没错！所以外国报纸寄到这里时都给施了割礼。”

    在苏联举行奥运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从手下拿出一个纸条，开始宣读奥运会的开幕。
    他开始读：O、O、O……。
    旁边的助手赶紧小声告诉勃列日涅夫：总理，你要读的不是O，那是奥运五环，要读的在奥运五环下面。

    晚年的勃列日涅夫身体行动很不方便，但是却愿意对身边人讲诉自己年轻时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身边的人提议，为了顺应人民的呼声，勃列日涅夫应该将这些传奇经历都写下来。
    于是有了《小地》、《复兴》和《荒地》三部中篇小说问世。
    苏联作家协会更是直接提名将三部曲列为苏联最高级别文学奖项——列宁文学奖的候选。
    勃列日涅夫如愿成为1979年的获奖者，并获得1万卢布的奖金。作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的作者，他还赚了50万卢布稿费。
    勃列日诺夫很高兴，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兴致勃勃地说：“同志们都说我那三本回忆录写得好，哪天给我弄一套，我也读一读。”
    1987年，苏联当局将这三部曲定位他人代笔的伪劣作品，下令从书店全部下架。　　 

    勃列日涅夫是世界上获得勋章最多的人，一生获得过二百多枚勋章。
    他定制了一套宽大的元帅服，巡视的时候，以便将所有勋章都挂上。
    有人说，”那么多金星勋章，多得没地方挂，只能夹在腋下。”
    白宫的一个灯泡烧坏了。
    尼克松按了一下按钮， 一名工作人员走进来，换了一个灯泡。尼克松给了他5美元。
    克里姆林宫的一个灯泡坏了。
    勃列日涅夫的侍卫叫来一名工作人员，那名工作人员换了一个灯泡。
    勃列日涅夫给了侍卫一枚奖章，也给了那名工作人员一枚奖章。
    勃列日涅夫看了又看，觉得新灯泡不错，于是就给自己也发了一枚奖章。

    在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作报告，他问：“我们这里有没有敌人？”
    一个人回答：“有一个，他坐在第四排第十八号位子上。”
    “为什么他是敌人？”
    “因为列宁说过‘敌人是不会打瞌睡的’，而我发现全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打瞌睡！”　　　 

    “勃列日涅夫又住院了。”
    “作什么手术？ ”
    “扩胸手术。”
    “为什么？”
    “勋章没地方挂了。”
    “要是鳄鱼吞下勃列日涅夫同志，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要两个星期才能消化徽章。”

    在勃列日涅夫的住宅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妻子拿起了话筒，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妻子：“你是哪位？”
    女人：“我是他的中学同学。”
    妻子：“你肯定不是他的中学同学，勃列日涅夫什么时候也没上过学校。”

    卡特到苏联访问，勃列日涅夫陪他参观“建设的伟大成就”，并且得意的说：“到了下一个五年计划，每个苏联家庭都可以拥有一架私人飞机！”
    卡特惊讶地问：“ 他们要飞机干什么呢？”
    勃列日涅夫说：“当然有用啊……譬如你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开始供应面包了，你可以马上开着飞机赶去排上队。”
    卡特：“……”　　 

    伊万看电视，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演讲。
    伊万觉得无聊，换了一个，还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演讲，又换一个，还是他。
    伊万一连拨了几十个台，最后累了，准备关电视。
    这时候电视画面变成了克格勃的头子，怒气冲冲地叫：“你再敢换？再敢换？再换判你10年牢！”　　 

    勃列日涅夫，杜布切克，艾登和尼克松4人乘坐气球。
    气球漏气了，载不动4人，开始下坠，必须有人牺牲自己跳出。
    美国总统喊了声“为了自由世界！”，然后跳了出去。
    气球下坠暂缓，但过一会儿漏气更多，下坠又加快，必须再跳出1人。
    于是英国首相艾登喊：“为了女王陛下！”，也跳了出去。
    暂缓一会儿又不行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同志喊道：“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说着就把捷共书记杜布切克扔出去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美国人登上了月球，我们不能再等了，党决定让你们上太阳。 ”
    宇航员：“总书记同志，我们会被烧死的。 ”
    勃列日涅夫：“没关系，同志们，党都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晚上去。 ”

    一队外国人来参观莫斯科幼儿园，要和小朋友们互动，看来老师做了点准备。
    外国人问小朋友：“知道你们国家领导人是谁吗？”
    一个小朋友有点紧张的回答：“北极熊！”
    大家都笑起来。
    “你们国家最有名的动物呢？”
    另一个小朋友答：“勃烈日涅夫！”
    大家又都笑起来了。
    “莫斯科哪个地方最高？”
    一个小朋友不太自信的回答，“是五百三十三米高的奥斯坦基诺电视塔！”
    另一个小朋友赶忙抢着说，“不，是卢比扬卡广场上克格勃大楼的地下室。从那儿能看清全国每个角落的一举一动。”　

    苏联健康委员会向勃列日涅夫同志建议：从即日起，我们不打算再使用老鼠做医学实验，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于克格勃的志愿者，所列的理由主要有三：
    一、由于粮食紧缺，直接影响到老鼠的生存。而我国目前的克格勃成员要比老鼠多得多；
    二、实验人员在对克格勃志愿者下手时的罪恶感要比对老鼠下手时小得多；
    三、无论你怎样努力，有些事情老鼠还是不会去做的，而对克格勃来说没有他们不能去做的事情。　　

    一个苏联人在公众场合对着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肖像骂了句“白痴”，被克格勃逮捕，判了5年徒刑。
    他的罪名是：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判刑1年，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判刑4年。
    不过听说他很快就被释放了，因为自从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之后，那就不再是党和国家机密了。　　

    有个人向赫鲁晓夫汇报说：“现在大剧院正上演一个剧，里面有您出现，每当您一出场，下面就热烈鼓掌。”
    赫鲁晓夫听了以后非常得意。
    有一天他买了一张普通票，去看这个剧，他陷入了沉思，忘记了鼓掌。
    这时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紧张地说：“哎！你为什么不鼓掌？不要命啦？！”

    赫鲁晓夫视察农场，看到猪儿乖乖，一时兴起站在猪中间照了张像。
    待到报纸准备发表时，编辑为照片的标题犯了难——
    “赫鲁晓夫和猪在一起”，不好；
    “猪和赫鲁晓夫在一起”，也不好；
    ……
    报纸出版后，照片下的说明文字是——
    “左起第三位是赫鲁晓夫。”　　 

    问：尼克松来莫斯科时，他和赫鲁晓夫绕克里姆林宫赛跑并跑了第一，我们该怎么报道？
    答：“在国际长跑比赛中，我们的第一书记同志获得了光荣的第二名，尼克松先生则为倒数第二。”

    赫鲁晓夫的汽车被一头牛挡住了，怎么也赶不走。
    赫鲁晓夫便下车对牛说：“你再不走，我就把你送到集体农庄去。”
    牛听了便一溜烟的跑开了。　　 

    精神病院里播放着赫鲁晓夫的演讲。讲完一段，所有人都热烈鼓掌，只有一个人站着不动。
    旁人问道：“你为什么不鼓掌？”
    答：“因为我是医生。”
    问：为什么有人提出合理化建议，要在新型的电视机上安装活动刷，象汽车的风挡玻璃上的雨刷一样。
    答：这是因为总是有人往上吐痰。　　

    “你已经储藏肥皂和洗衣粉了吗？”
    “没有，怎么了？”
    “哎，你怎么这样，要知道赫鲁晓夫马上要主管化学工业了！”

    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大总统宣布废除共和政体，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自任皇帝，年号洪宪。1916年3月22日，袁宣布撤消帝制，恢复民国，中华帝国存时102天消亡。
    袁“一生从来不肯以诚待人，认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其想称帝之意渐露时，御用文人、亲信门生推波助澜，发电报秘密串连、操纵投票、各省联合请愿等不一而足。但天下众口悠悠，各类媒体更是批评不休。为此，袁身边人想尽办法。鲁迅曾言：袁“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
    后人就此给他编排了一个笑话：袁的大儿子袁克定为圆“太子梦”，专门为其“定制”了一份刊登鼓吹帝制、拥护大总统称帝之类消息的假《顺天时报》；还组织乞丐、妓女等请愿团劝进。

    晚清时期，社会流行一种新式“老虎棒子鸡”的游戏，那就是：官府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府。

    苏联偷盗现象严重，民众非常不满。
    有人问：“到什么时候才没有偷盗现象呢？”
    回答：“到共产主义就没有人偷了，因为在社会主义一切都被偷光了。”

    斯大林在大会上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和列宁说一加一等于二，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说一加一不等于三。
    “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说的对呢？还是马克思和列宁说得对呢？（下面听众一脸疑惑）
    “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和列宁说的对！（台下热烈鼓掌）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帝国主义派来的间谍，这些说一加一不等于三的人多么多么无耻啊……”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当面指出斯大林的专制独裁，令斯大林非常生气。
    斯大林说：“你再说，我就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　　 

    斯大林接见了一个格鲁吉亚代表团，谈话，然后离开。
    斯大林开始找他的烟斗，找不到。
    他叫克格勃头子来：“贝利亚，去追代表团，找找谁拿了我的烟斗。”
    贝利亚赶忙去追代表团。
    五分钟后，斯大林在一堆纸下找到了他的烟斗。
    他叫贝利亚——“瞧，我找到我的烟斗了。”
    “太晚了。”贝利亚说，“代表团中的半数已经承认他们拿了你的烟斗，并且加入了‘利用偷烟斗进行暗杀活动的托洛茨基组织’，而另外一半则在审讯中死掉了。”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和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讨论谁领导二十世纪的前半世纪。
    “我投票赞成胡佛先生，”美国人说，“他尝试着教导我们美国人不再酗酒！”
    “那个没什么了不起！”俄国人说，“我选择斯大林，他尝试教我们俄国人不再吃饭。”

    《神曲》的作者但丁决定下地狱体验一下他诗中的生活。
    在地狱里犯人们有淹在血泊里的，有的被火烧烤着。
    但丁突然发现一个最可恶的坏蛋下面的血泊只淹到膝盖。
    但丁十分奇怪，上前一看，认出了是贝利亚。
    但丁问：“看样子，你挺舒服的啊。为什么血只淹到你的膝盖以下呢？”
    贝利亚得意的回答道：“我是站在斯大林的肩膀上呢！”　　 

    早年莫斯科修地铁，工程师将方案上报斯大林审批。
    不久，方案发下来，上面有斯大林的签字，细心的工程师发现图纸上多了一个圆型的茶杯印，于是莫斯科地铁就多了一条环形线。　　

    卫国战争期间，一个级别较低的军官在最高统帅部向斯大林送呈文件。
    由于过分紧张，他打翻了办公桌上的墨水瓶，浓黑的墨水滴在了斯大林雪白的裤子上。
    低级军官立即吓的面无人色，浑身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
    斯大林见他吓成这个样子，很不满的说：“你以为斯大林同志只有一条裤子吗？”

    一个老师愁眉苦脸，克格勃头子贝利亚关切的询问：“怎么啦？我能帮您什么忙？”
    老师说：“您帮不上忙，您看，现在的孩子都怎么啦：今天我问柳芭，列夫·托尔斯泰是怎么死的？’她却说‘不是我干的。’我问萨沙，他也说‘不是我干的。’我问尼古拉，回答也一样！”第二天，贝利亚找到老师：“您可以放心了，他们已经招认他们杀了列夫·托尔斯泰。”　　

    在苏联1930年代肃反扩大化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人，彼此间谈起坐牢的原因。
    第一个人说：我是因为批评了拉狄克；
    第二个人说：我是因为支持了拉狄克；
    第三个人说：我就是卡尔·拉狄克。　　 

    演讲人在做关于五年计划成就的报告：在列宁格勒新建了一个电站。
    大厅里有人说：“我刚从那回来，那没有什么电站。”
    演讲者没有回答，继续说：“在斯大林格勒已建成了一个化学厂。”
    大厅里有人说： “一周前我在那里，那里没有什么化学厂。”
    演讲人：“同志们，你们最好少东游西逛的，要多看一些报纸！比如《真理报》！”　　

    一个苏联克格勃特工和一个美国中情局特工互相吹嘘各自的机构是如何的杰出。
    那个克格勃特工首先发言说，“我们拥有你们美国过去15年里所有导弹发射的详细数据。”
    中情局特工说：“这不算什么。我们中情局掌握着你们苏联未来15年里所有当选的中央委员名单 。”　　

    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设立了一个“海军部”。
    老大哥苏联对捷克人说：“你们是内陆国家，设什么海军部？”
    捷克人回答说：“你们不是也设了文化部吗？”　

    苏联社会变化在于，在斯大林时代，当有陌生人敲门的时候，屋子里的人都停止说政治笑话而把酒拿出来。到了1970年代以后，还有陌生人敲门的话，他们会开始说政治笑话而把酒藏起来。　　

    问：伊万，你经常读报纸吗？
    答：当然，要不我怎么知道我们有幸福的生活？ 　　
    问：消息报和真理报有什么区别？
    答：在真理报上没有消息，在消息报上没有真理。
    问：工兵和报纸的编辑有什么共同之处？
    答：他们不论是谁，一生只能错一次。 　　
    问：报纸和广播什么最有用？
    答：当然是报纸。你不能用电视擦桌子，你不能用电视擦屁股。
    问：可以把汽车卷到报纸里去吗？
    答：要是上面有赫鲁晓夫同志的话。　　

    病人在挂号的地方要找眼耳科医生，人们对她说只有耳鼻喉科医生和眼科医生。
    但是病人还是坚持说：“我还是想要耳科医生。”
    医生问：“你到底是哪里不正常？”
    病人：“看见的是一个，听见的又是一个。”　　

    在苏联的一次大会上，主持人突然说：下面请认为社会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的左边，认为资本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右边。
    大部分人坐到了左边，少数人坐到右边，只有一个人还坐在中间不动。
    主持人：“那位同志，你到底认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答：“我认为社会主义好，但是我的生活像是资本主义。”
    主持人慌忙说：“那请您赶快坐到主席台上来。”　　

    苏联邮政局发行历届领导人纪念邮票。发行没1个月，邮政局宣布紧急停止使用该邮票。
    理由是：寄信人不知道往哪面吐唾沫。　　

    问：我们为什么不能两党制？
    答：天啊，这一个党都养不起，还两个党，你疯了！　　
    问：还存在个人崇拜吗？
    答：崇拜还有，个人已经没有了。
    问：在苏联什么是最永恒的事情？
    答：暂时的困难。　　
    问：数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
    答：在数学上，如果给出什么东西，都需要证明。而科学共产主义什么都能证明，就什么也不能提供。　　

    二战结束后，一个波兰农村老太看到街上贴着的照片就说像自己的外甥。
    别人训斥她：“瞎说什么，这是斯大林同志。”
    老太：“他是干什么的？”
    答：“他赶跑了纳粹。”
    老太急切地问：“他能不能把俄国人也赶跑啊？”　　 

    勃列日涅夫访问印度时，大批印度人到机场欢迎。勃列日涅夫同志便问英迪拉：“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
    回答：“凡是来欢迎你的人都能够得到5个卢比的奖励。”
    后来英迪拉到苏联访问时，有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从机场到莫斯科市内的道路上夹道欢迎。
    英迪拉问勃列日涅夫：“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
    回答：“凡是不来欢迎你的莫斯科人，每人罚款5卢布。”　　 

    勃列日涅夫即将访问波兰，波兰当局命令一位著名画家创作一幅名为《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的大型油画作为献礼，很不情愿的画家在威逼下接受了工作。
    画完成后，波兰一高官前来验收，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画面上是一男一女躺在豪华的大床上，窗外的风景是克里姆林宫。
    “这是什么？这女的是谁？！”高官愤怒地问。
    “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画家答道。
    “男的呢？！”
    “勃列日涅夫的秘书。”
    “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哪里？”
    “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画家答道。　　 

    赫鲁晓夫颁布限酒令后，想要买到酒只能在指定销售处排长队来买。
    一个莫斯科人排队排烦了，就嚷道：“我要到克里姆林宫把赫鲁晓夫干掉。”然后转身离去。
    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旁边人问他：“已经干掉了吗？”
    答：“干什么干啊！那里的队比这里还长。”　　 

    问：苏联人对时代的哪种感受最强烈？
    答：高度的满足感。　　 
    问：苏联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
    答：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社会制度里不会存在的困难。
    问：假设你在酒吧里，而一个陌生人坐到你的身边并开始唉声叹气，你该怎么做？
    答：立即去阻止这种反苏宣传！
    问：苏联和英国的童话有什么不同？
    答：英国童话的开头通常是：“很久很久以前……”，而我们的则是：“不远了，不远了……”
    问：下次选举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答：没人知道。有人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偷走了下次选举的确切结果。 

    问：有40颗牙4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答：鳄鱼。
    问：有4颗牙40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答：政治局。
    （指老人政治，20个人只剩下4颗牙没掉了）　　 

    “队员，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道。
    “对，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如果长得像父母，那就是按反动的孟德尔-摩尔根基因学说生出来的。
    如果长得像他们的邻居，那就是按照李森科的革命的环境决定学说生出来的。　 

    两个中学同学相遇然后寒暄。
    “您现在在哪工作。”
    “中学老师。您呢？”
    “克格勃。”
    “啊，您在克格勃具体干什么？”
    “我们负责揪出那些对国家不满的家伙。”
    “您的意思是……还有人比较满意？”
    “那些人不归我们管——管他们的是纪委。”　　

    古巴举行盛大五一节游行，卡斯特罗率党和国家领导人全体出席，检阅游行队伍。
    就在游行队伍通过主席台的时候，卡斯特罗同志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一个人掏出一块新手帕擦了擦鼻子，于是他马上对身边的一位政治局委员道：
    “我敢打赌，这个拿手帕擦鼻子的人里面没穿内裤！”
    委员不以为然，难道卡斯特罗同志真长了透视眼不成？他马上命令警卫把那个人叫道跟前，亲自询问，吃惊地发现，这人长裤里面果然是光着的。
    委员敬佩地问领袖：“卡斯特罗同志，您是如何知道透过外衣看见他没穿内裤的？”
    卡斯特罗回答：“我看见他掏出了新手帕，他的布票显然没用来买内裤嘛。”
    众人大惊，无不佩服领袖超凡的洞察力……　　 

    勃列日涅夫发表广场演说，群众听见“……勃列日涅夫同志的逝世令我们非常难过……”，一片哗然。
    勃列日涅夫似乎发现了什么，把手伸进口袋摸了一下。
    “同志们，对不起，离开政治局的时候，我穿了安德罗波夫同志的西装。” 　　 

    匈牙利的教室内。
    学生问：“为什么苏联好？”
    老师答：“因为苏联红军解放了我们。”
    学生问：“为什么美国不好？”
    老师答：“因为美国还没有来解放我们。”　　 

    一位苏联外交家和他的异国女朋友见面。
    女友问：“在你们那儿，人们通常是怎样约会的？” 　
    “在我们那儿，人们通常会更快地熟悉对方……” 　　
    “真的？” 　　
    “因为男女见面之初，总是要互相搜索对方的身体，看有没有藏着窃听器！”　　 

    某日，斯大林召开国民大会。
    斯大林说，“目前国内形势有些紧张，望大家谅解！”
    一工人站起曰：“我们保证按时上班。”
    斯大林大悦，继续说：“再过些时日，大家会更紧张，也许会有人挨饿！”
    工人又说：“我们可延长时间干！”
    斯大林有些感动：“随时间发展，大概会有失业现象。”
    工人回答：“不要紧，我们将加班玩命的工作。”
    斯大林热泪盈眶：“谢谢，但是最后也许会有人饿死。”
    工人大声说：“我们24小时连续工作，怎么样，总书记？！”
    斯大林狂奔下主席台，紧紧握住该人的手，说：“…我…我该…该…我该怎么说呢，您从事何种职业？”
     工人受宠若惊，面露难色说：“我……我…我是火葬厂的。”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坐在一起聊天。
    美国人说：“在我们美国，工人一个月挣八百元。”
    苏联人问：“在你们国家多少钱够生活一个月？”
    “四百元。”
    “那多出的四百元怎么办？”
    “我们不管，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苏联人若有所思地说：“在我们俄国，工人一个月也挣八百元。”
    “那多少钱才够生活？”
    “一千二百元。”
    “啊？那还差四百元怎么办？”
    “我们不管，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勃列日涅夫出访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总统请求苏联提供三笔经济援助。
    “第一笔是100万吨煤。”安瓦尔说。 　　
    “没问题。”勃列日涅夫答道。 　　
    “还要20条远洋货轮。” 　
    “完全可以！” 　
    “最后是一个小小要求，我想要一辆自行车，送给我的孩子做生日礼物。” 　　
    “那可不成，”勃列日涅夫皱起了着眉头，“波兰人不生产自行车。” 

    苏联式选举：
    第一次苏联式的选举是由上帝发明的。
    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并宣布道：“选择你的妻子吧！孩子。”　 

    有一次，著名的歌唱家科兹洛夫斯基得知斯大林很赏识他，便向斯大林提出一个请求：“我从来没有去过国外，所以我想……” 　　
    “你不会出逃吧？” 　　
    “瞧您说的，斯大林同志！对我来说，家乡的村庄比外国可要亲得多。” 　　
    “不错，好样的！那你就回家乡去吧。”　　 

    一天，办公中的苏斯洛夫忽然捧腹大笑起来。
    安德罗波夫：“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同志，您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吗？”
    苏斯洛夫：“忽然想到了昨天听到的一个关于勃列日涅夫的笑话……实在太好笑了。”
     安德罗波夫：“哦？能说来听听吗？”
    苏斯洛夫：“你疯了？！我刚把那个说笑话的送进精神病院！”
    （苏斯洛夫系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权威和党内第二把手，素有“灰衣主教”之称，负责文化界的意识形态工作；苏联常将不同政见者送至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斯大林周围的人都非常怕他。一次，电影导演科津采夫为斯大林放映自己导演的一部电影。他想知道斯大林对影片的印象如何。
    这时，斯大林的助手波斯克利贝舍夫走了进来，交给斯大林一张字条，并打开了电灯。斯大林含糊地嘟哝了一句：“不好。”
    科津采夫立即晕了过去。
    斯大林说：“等这个可怜虫醒过来后，你们告诉他，我说‘不好’是说字条不好，不是说他的电影。整个西方都对斯大林同志说‘不好’，斯大林可没有因此而晕过去。”　　 

    苏联某干部去视察植树工作。只见两个青年，一个在挖树坑，另一个随后用土填上。
    干部很奇怪，问他们在干什么。
    一个青年说：“我和彼得、伊万是植树的，我负责挖树坑，彼得负责插树苗，伊万负责填土。今天彼得生病了不能来，可是我们还要坚持工作啊！这不，我和伊万来了……”　　 

    1936年秋，西方盛传斯大林重病不治，溘然长逝。美国合众社驻莫斯科记者查尔斯·尼特想获得最权威的消息，就来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请秘书把他的信转交给斯大林。
    信中恳求斯大林对上述谣传予以证实或否定。斯大林的复信如下：
    可敬的先生：
    　　据我从外电外报获悉，我早已离开罪恶的人世，移居极乐世界。
    既然一个人不想从文明人的名单中勾销，对外电外报倒是不能不笃信无疑的。
    敬请相信这些报道，务必不要打扰我在极乐世界的长眠。顺致敬意。　　　　　　约·斯大林   1936年10月26日　　 

    苏联海军元帅伊万·伊萨科夫于1938年起担任苏联副海军人民委员。1946年的一天，斯大林打电话给他，说考虑任命他为海军参谋长。
    伊萨科夫回答：“斯大林同志，我得向您报告。我有严重缺陷，有一条腿在战争中受重伤被截掉。”
    “这是您认为必须报告的唯一缺陷吗？”
    “对。”
    “我们原先那位参谋长连头脑都没有，还照样坚持工作。您不过就缺条腿，没什么了不起。”斯大林说。　　 

    苏联克格勃公开了一份绝密文件。该文件称，Windows是克格勃精心炮制的软性核弹，在冷战时期企图用来摧毁美国的电子工业，拖垮全美经济。但出人意料的是，由于政府部门的官僚作风，误将Windows装进了前苏联的大多数计算机里，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曾潜伏在微软的克格勃程序员阿里山说：“我曾警告苏联政府，千万不能使用Windows，因为我在Windows的核心层中放置了逻辑炸弹，每当系统处理与国民经济有关的数据时，就会发生计算错误，使政府决策机构产生错误决策，使国民经济恶化。不幸的是，美国人却用了MacOS来计算国民经济数据，结果弄巧成拙，害了苏联。”
    上述新闻发布后，微软迅速在其网站上放置了修正这个错误的补丁程序。美国人却认为Windows功不可没，微软的股票当天涨了25％。　 

    伊万被开除出党，原因有三个。
    1. 当政治局书记来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那里还悬挂着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肖像，书记问 “你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有摘掉这个傻瓜？”
    　 “是哪一个？ ”
    2. 看到政治局委员豪华的葬礼，伊万说：
    　　“真是浪费钱财，用这些钱我能安葬所有的政治局委员。 ”
    3. 书记问：“为什么没有参加最后一次党的会议？”
    　 “我哪知道哪个是最后一次。 ”

    问：听说要授予勃列日涅夫同志大元帅称号？
    答：真的。并且如果他要能读得出来那个词，还可以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勃列日涅夫问柯西金：
    “那个击败拿破仑的独眼俄国元帅叫什么来着？”
    “库图佐夫。”
    “那个独眼的英国海军上将呢？”
    “纳尔逊。”
    “这个独眼的犹太人叫什么？”
    “达扬。”
    “为什么我们的元帅格列奇科到现在还有两个眼睛？”　　 

    当尼克松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向他展示了一种最新式的可以通向地狱的电话，通话费是 27 戈比。
    回到美国后，尼克松讲了这件事，工作人员告诉他美国的这种电话已经发明很长时间了。
    尼克松于是和地狱通了一次电话，但这次通话的费用是一万二千美元！
    他很吃惊地说：“怎么会这样，那里才 27 戈比。”
    人们向他解释说：“在那里是市话，从我们这里打是长途。”　　 

    访问苏联的尼克松问勃列日涅夫：
    “为什么苏联工人不罢工？”
    勃列日涅夫没有回答他，而是他带到了车间。他向工人们说道：
    “从明天开始，你们将会缩减工资！”（掌声）
    “将要提高工时！”（掌声）
    “每十个人就要吊死一个！”（掌声，有人问，是自己准备绳子还是由工会提供？）　　 

    在莫斯科，一个顾客走到书报摊前，问：“请问有没有‘真理’？”
    “我们这里没有‘真理’，只有‘消息’！”卖报纸的老太婆回答。

    有人问负责食品供应工作的官员：“在完成食品发展计划以后，将如何组织对苏联人民的食品供应工作？”
    官员答道：“到那时对食品的供应工作将会又快，又准确，又高效。只要早上通过电话预订，晚上就会通过电视机供应到户！”

    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会晤时互赠礼品。
    肯尼迪说：“我决定赠您一枚小型原子弹，这是一枚真正的原子弹，要小心保管，一旦爆炸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我把我的农业部长赠送给您。”赫鲁晓夫说。“对他您也得小心点，如果您要任用他，也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赫鲁晓夫赠给卡斯特罗一辆新轿车，但是没有方向盘。卡斯特罗发给赫鲁晓夫一封电报：“请把方向盘寄来，否则我无法启动这辆车。”
    赫鲁晓夫发电报答复说：“你只要坐上去，然后闭上眼睛就行了。我这里有遥控器。”
    （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将古巴当做手中的棋子）

    赫鲁晓夫去集体农庄视察，一不小心掉到了青饲料储藏窖里。有个农民把他拖了上来。赫鲁晓夫对他说：“谢谢你，好兄弟。但是请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掉到了窖里。”
    “赫鲁晓夫同志，也请您不要对任何人说是我把您从地窖里救了上来。”

    有位经常讲笑话的人被捕了，并被押去见赫鲁晓夫，被捕者大喊：“我没有罪，我讲的笑话不过是说面包、香肠、家具……全都没有！”
    赫鲁晓夫生气地说：“不许你讲笑话扰乱社会秩序！谁说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很快都会有的！每个家庭都会有！”
    “赫鲁晓夫同志，您不许我讲笑话，可是您刚才怎么又讲笑话了？？”

    “现在进行最后一项议题。”勃列日涅夫向会议代表宣布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了，由于苏斯洛夫同志的健康原因，决定派他去休养。同志们，他的老年病恶化了。”
    “怎么发现的？”一位工人代表问。
    “这很简单。不久前我在走廊里遇到他并对他说：‘您好，苏斯洛夫同志。’他回答我说：‘您好，勃列日涅夫同志。’然后，他又说：‘但是，我不是苏斯洛夫，我是柯西金。’你们看，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搞错了！”

    苏斯洛夫去世了。
    亲朋好友都来参加悼念活动，医疗组的医生们也出席了。
    其中一位医生突然发现勃列日涅夫神情恍惚，不大正常，就对同伴们说：“我们要记住，现在患大脑动脉硬化症的人不少，这个病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要敌人了。”
    “不对。”勃列日涅夫听到他们的议论后说，“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大脑动脉硬化症，而是纪律涣散症。你们看，大家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可是苏斯洛夫还没来！！”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伊里奇，为什么苏联缺乏肉制品？”
    “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正在突飞猛进地奔向共产主义，而牲畜的生长却跟不上我们！”勃列日涅夫明确地回答。

    莫斯科发生了地震，但学者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莫斯科处在非地震带上。
    最后经过研究，并非是地震，而是勃列日涅夫同志佩有勋章的衣服掉在了地上。

    问：苏联农业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答：主要的障碍有4个：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

    “伊万，你喝半升酒以后还能工作吗？”
    “能！”
    “喝一升呢？”
    “也能！”
    “那么喝两升呢？”
    “喝两升就要醉了，虽然不能工作了，但是还能担任领导。”

    克里姆林宫里，觥筹交错，酒池肉林，声色犬马，天昏地暗……
    斯大林大元帅点的菜有浇汁爱沙尼亚，五香波兰，油闷比萨拉比亚等等，大块朵颐之际嘴里突然传出“咯崩”一声，两颗门牙和一枚硬币掉到桌子上，只见硬币上刻有两个字——“芬兰”……

    “波兰人为什么怀念捷尔任斯基？”
    “因为他比其他任何波兰人杀的俄国人都多得多。”
    （注：捷尔任斯基系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分子委员会——简称肃反委员会/契卡——的第一位领导人，该组织后来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安局-内务部-克格勃）

    一个犹太人要办护照离开苏联定居以色列，民政官员问他理由。
    “一共有两个原因让他不得不离开苏联去定居以色列。”
    “哪两个？”
    “第一条是，昨晚我听邻居说，一旦苏维埃政权完了，他们马上会像纳粹一样对待我们。”
    “可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永远不会完啊？”
    “对啊，这是第二条理由。”

    某犹太人去办理签证离开苏联定居以色列，遇到民政官员，照样问理由。
    “你为什么要离开苏联定居以色列？难道因为你是犹太人？”
    “不是啊。我不想离开苏联，但我的妻子，丈母娘都要离开苏联。”
    “这样吧，我给她们办签证，让她们去以色列，你留在苏联吧。”
    “不行，只有我是犹太人，她们都不是。”

    一个匪徒试图劫持苏联民航飞机去伦敦，结果在飞机上就被一个英勇的阿塞拜疆的农民当场制止。记者采访这个阿塞拜疆农民何以如此勇敢，结果农民小声说：
    ——同志啊，我偷偷带了两箱卷心菜在飞机上，打算去莫斯科卖了，如果那混蛋带我们去伦敦，这两箱卷心菜就不值钱了。

    1938年的时候，某党员被清洗进了监狱。在牢房里，他发现有人在不断祷告上帝，感谢沙皇，一脸笑容。一打听，这位是某个隐藏了有年头的军官。他问这军官，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感谢上帝啊，沙皇万岁，现在的监狱里关了这么多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了！”

    苏联的一个比喻：
    人生好比过马路，前半段往左看，后半段往右看。（苏联1970年以后的中央委员大都60岁以上）

    苏联计算机技术明显落后于当时最先进水平，特别是在集成电路方面，即使是芯片，由于一贯俄罗斯笨重的风格，变得特别大。
    于是，《真理报》只能这样报道：我国伟大的苏联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芯片！

    关于苏联的乐队：
    ——对苏联而言，什么是一个乐队三重奏组合？
    ——那是去西方的旅行演出的一个四重奏组合刚刚回来。

    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去参观未来派的前卫艺术展览会。
    “我一点也不懂！”列宁说。
    “我一点也不懂。”卢那察尔斯基说。
    人们说，这是最后两个不懂艺术的苏联领导人。

    某天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赫鲁晓夫直接用手抓肉就吃下了去，旁边的斯大林看到后皱了皱眉头，告诉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谢尔盖耶维奇，用刀子吧。”
    赫鲁晓夫听到以后，马上拿了刀子就站起来——
    “斯大林同志，请问您要干掉谁？”

    斯大林死后， 遗体被赫鲁晓夫视为禁忌， 因此希望将其葬在海外。于是苏联向各国征求意愿：
    英： 我们这边已经有丘吉尔，大战的英雄有一个就很够了。
    德： 我们这边已经有希特勒，独裁者有一个就太多了。
    这时，以色列表明同意的意见。但是赫鲁晓夫马上脸色变青， 拼命反对——
    “不行！ 那里以前有人复活过啊！”

    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被捕，罪名是在红场上散发传单。
    法官问：克格勃公诉人，你指控被告散发发动传单，可在红场上散发的明明是空白纸张。
    克格勃公诉人：谁都知道那上面该写什么。

    有一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对艾森豪威尔说他看到许多美国人酗酒。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吃惊，他并不认为美国的酗酒者比别的国家多。赫鲁晓夫坚持他的观点。于是，艾森豪威尔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递给赫鲁晓夫说：“如果您遇到酗酒的醉鬼，我允许您向他开枪。”赫鲁晓夫把手枪装在口袋里，来到了纽约。他在苏联驻联合国使馆过夜，第二天早晨在纽约市到处溜达，在帕克路和八号街口碰到一个醉鬼，他向这个醉鬼开了一枪。然后，在麦迪逊路和八十二号街口向另一个醉鬼开了第二枪。到列克星顿路和八十四号街口又向第三个醉鬼开了枪。第二天，纽约各报都在头版用大标题刊登消息：“三个苏联外交官神秘地遭到暗杀。”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被判下地狱。
    恶魔告诉他们：“你们有两个选择：美国式和苏联式的地狱。在美国式的地狱中，你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每天早上必须吃一桶屎。而在苏联式的地狱中，也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每天早上得吃两桶屎。”
    美国佬马上选了美国式的地狱。而苏联人则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祖国。一周后他们又相遇了，苏联人问：“你那如何？”
    美国人回答：“确实如恶魔说的那样。我的地狱还不错。就是每天一桶屎简直要我命。你那呢？”
    “差不多和你那一样，不过吃不到屎，你知道的，苏联什么都短缺。”

    美苏两个国家意见一致时，没有联合国可以干的事；两个国家不一致时，联合国干不了什么事……

    一天，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墓里，有两个人在交谈着……
    “你今天怎么愁眉苦脸的？”
    “昨天一辆班车出了车祸，车上无人幸免。”
    “哦，那是挺惨的，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哀悼吧！”
    “不，我才不是为这个难过呢！”
    “那你……”
    “那辆班车是克格勃的。”
    “哦？那你还难过什么？”
    “车上有3个座位是空的。”

     听说BBC 有特别专业的素养，知道苏联的所有秘密。所以，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的时候，成员不许离开。有一次柯西金突然捂往的肚子，请求充许方便一下，但是人们不让他走。过了几分钟，有人敲门，卫生员拿着桶进来了：“刚刚听 BBC 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出丑了！”

    我们知道世界的新闻——从塔斯社的反驳和辟谣中。（注：塔斯社系苏/俄官方通讯社）

    在会议上，农庄主席在历数苏维埃政权给了普通人多少实惠：
    “你们看玛丽亚·彼得洛夫娜，她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现在却管理一个俱乐部；你们看别拉捷娅·费道洛夫娜，原来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现在管理一个图书馆；你看斯捷潘·米特拉发内奇，原来是一个十足的傻子，现在却是党组织的书记。” 

    苏联某农庄主席叫来了挤奶员：“今天接到电话，说明天新闻中心要来人采访你。”
    “采访什么？”
    “具体情况不清楚，但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把脸洗洗。” （注：脸上都是偷喝的牛奶）

    苏联一幼儿园的阿姨对孩子们说：“在苏联，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还能有漂亮的衣服；在苏联，人们生活在漂亮的住宅里；在苏联，所有的孩子都有许多玩具…… ”
    “我要！我要！我要去苏联！”

    在被遣送回亚美尼亚前，亚美尼亚人对留在西方的同伴商定：为了提防当局的书信检察，要是在苏联情况不好，我就用绿色的墨水给你写信。
    后来，很快就来信了，但是是用通常的墨水写的，上面说：一切都非常好，我有了自己的住宅，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什么都有，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也微不足道，比如说，我们这里很难弄到绿墨水。 

    在被遣送回亚美尼亚前，一家人和留在西方的朋友商定，为了提防当局的书信检察，要是一切都好的话，他就会给他们寄来照片，上面的人都是站着的，要是不好的话，就都坐着。不久，这家人真的来照片了，上面的人都是躺着的。 

    勃列日涅夫上班时，他的秘书对他说：“勃列日涅夫·伊里奇，您的皮鞋一只是棕色的，一只是红色的。”
    勃列日涅夫：“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家里还有一双这样的。”

    苏联肃反高潮阶段某晚。斯大林和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后花园休息，为哪颗是天狼星争论起来。有人建议给天文台打电话问问清楚，不料经过大清洗，天文台只剩下了内务部派去的值班军官。于是那军官赶忙去一位被软禁的老专家的家中咨询。老专家半夜见到内务部的车子出现，惊恐万状，当场自杀……

    一个美国代表团要访问一个苏联的工厂，当局就预先教工人要怎样回答代表团的提问。代表团来后问一个老工人你每月的工资是多少，老工人回答有3000卢布；代表团又问他有多少存款，他回答有10万卢布；代表团问：你存了这么多钱准备干什么呢？老工人回答说：“我准备买一双靴子。”

    1937年苏联当局征求诗人普希金的逝世百年纪念铜像设计，佳作有以下三件：
    站在高加索山上眺望远方的普希金；
    决斗时被子弹击中即将倒下的普希金；
    艺术女神替普希金戴上月桂冠。
    但是，优胜作品是——正在阅读普希金作品的斯大林同志。

    勃列日涅夫不懂足球。有人送给他一个足球，他说：“谢谢您的勋章。但它看起来很像赫鲁晓夫。”

    一个童年好友来勃列日涅夫家做客，见到勃列日涅夫同志愁眉苦脸，就问他为什么。
    勃列日涅夫说：唉，治理国家怎么就这么难，现在有三个困扰我的难题没有解决办法呀。
    他的童年好友问：哪三个问题呀？
    勃列日涅夫：就是住房问题，酗酒问题和信仰问题。建了那么多新住宅楼，可还是不够用，总有人没房子住。酒价已经上调了无数次，可酗酒者却不见少。十月革命都这么多年了，可还是有人不信共产主义而顽固地信上帝，你说可怎么办！
    朋友哈哈大笑：这有什么难的，你去索契疗养一个月，把这些问题交给我解决吧！
    勃列日涅夫将信将疑地照着朋友的话做了，自己去度假了。
    一个月后勃列日涅夫回来，为了看看朋友到底做到了没有，还没回克里姆林宫，就先到街上了解情况。在饭店里发现这样的招贴：“本人有两居室公寓一套欲免费赠送”，可是好象根本没人在意，勃列日涅夫同志开始高兴了：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于是他又去商店，发现酒柜台的售货员在睡觉，成堆的酒在柜台里都挂了蜘蛛网也没人买。勃列日涅夫同志兴奋异常：厉害啊！这也办到了！最后在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经过一个教堂。勃列日涅夫同志发现，一个老太太打开教堂的门，朝里瞅了一眼，吐了口唾沫就走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心想：我这个老朋友简直太不简单了！一定要重用才好。 
    回到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同志兴高采烈地握着老朋友的手问他是怎么做到的，朋友告诉勃列日涅夫同志：“这很简单啊！住房问题是这么解决的：我取消了出国的限制，谁想出国马上就可以拿到护照，结果80％的人都跑到国外去了，剩下了一大堆空房子。关于酒么，我和你做得正相反，我把酒的价格降到1戈比，酒鬼们都疯狂买酒喝酒，结果都醉死了就没人买了。至于信仰么，那更简单了，我把教堂里的神像都送到博物馆了，把你的画像挂在了教堂。”

    有一天赫鲁晓夫同志给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打电话，等到安瓦尔的秘书接了之后，赫鲁晓夫说：“请找一下安瓦尔先生的遗孀。”秘书莫名其妙于是就把电话给了萨达特夫人，夫人接电话之后，赫鲁晓夫同志说：“尊敬的夫人，我对安瓦尔先生的不幸去世深感悲痛。”
    夫人说：“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丈夫并没有死呀！”
    此时，电话那头就听到赫鲁晓夫同志对谢列平怒吼：“行动计划怎么推迟了！”

    苏联反犹主义者：“外国报纸全都是犹太人办的！”
    苏联犹太人：“没错！所以外国报纸寄到这里时都给施了割礼。”（注：指报纸内容被检查当局删减过。）

    列车员叫醒一个靠着窗口睡着了的旅客：“同志，你的票？”
    “票？什么票？我没有票！”
    “没票？那你打算去哪里？”
    “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
    “那你为什么上这列火车？”
    “上车前，克格勃的同志们刚在大庭广众之下逮捕了一名间谍，大家都在看热闹，我也在看，后来其中一个领头的同志对着我叫到：‘没什么好看的，快上车坐好！’于是我只好走进车厢……

    斯大林钓鱼，可一直未见一条鱼上钩。他见别人频频得手，脸面上有些挂不住。
    贝利亚同志为他开脱道：“这里的鱼都是托洛茨基养的。”
    斯大林不知何意，问：“何以见得？”
    苏斯洛夫答道：“如果不是托洛茨基的鱼，为什么还怕您接见呢？”

    一个盲人在路上遇到了贝利亚同志。
    “您好，贝利亚同志！”盲人抢先打招呼。
    “怎么，您看得见我？”贝利亚很纳闷。
    “不，贝利亚同志，那是因为给我引路的狗直往后退的缘故。”

    一位克格勃新人到审讯室实习，审讯一件谋杀案。他指着凶器问嫌疑人：“你见过这把刀吗？”  实习生反复向嫌疑人交待了政策，可嫌疑人仍然矢口否认。审讯结束后，实习生回忆这次审讯，觉得自己态度不够严厉，缺乏威慑力量。于是，第二天审讯时，他紧皱双眉，圆睁双目，拍着桌子厉声问道：“说！见过这把刀吗？”
    “见过。”嫌疑人低声回答。
    实习生认为自己的威慑力发挥了作用，他又拍了一下桌子，问道：“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昨天，这里。”嫌疑人哆哆嗦嗦地答道。

    在苏联，一个人在职工大会上演讲。他卖力地讲苏联人民多么的富有……
    这时伊万举起了手说：“我们的肉都到哪去了？”
    第二天，那个人又来演讲。海默维奇举手问，“我不想知道肉到哪里去了，我只想知道伊万到哪里去了？”

    苏联特色外交。
    格拉尔德·福特，吉斯卡尔·德·爱斯坦丁，哈罗德·威尔逊和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去打猎。他们决定打破传统——他们将前往印度猎大象。那么，他们这样做了，非常的第一天，夜幕降临，他们抓到了一头大象。现在，他们用它做什么呢？他们决定：把大象绑在树上并轮流护卫它。
    首先是福特总统。他守了两个小时，然后交给吉斯卡尔，接着睡觉。吉斯卡尔也守了两个小时，然后交给威尔逊，接着睡觉。威尔逊站了两个小时，然后勃列日涅夫，接着睡觉。但是勃列日涅夫睡着了。 
    在早上，他们醒来时，大象没了。
    “那里的大象呢？”他们问勃列日涅夫。
    “什么大象？”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大象呢’？其他的人愤慨地说。我们不是来印度猎大象吗？”
    “是的。”
    “我们不是抓住了一头大象吗？”
    “是的。”
    “我们把它绑在了树上吧？”
    “是的。”
    “我们同意采取轮流守卫它吧？”
    “是的。”
    “当时福特站的岗，对吧？”
    “是的。”
    “他把大象给吉斯卡尔了，对吧？”
    “是的。”
    “然后吉斯卡尔站的岗，对吧？”
    “是的。”
    “他把大象给威尔逊了，对吧？”
    “是的。”
    “然后威尔逊站的岗，对吧？”
    “是的。”
    “他把大象给你了，对吧？”
    “是的。”
    “那么，大象在哪？”
    “什么大象？”（注：苏联外交就是装傻）

    伊万出差，要到三个城市去，它们是：华沙，布拉格，还有巴黎。
    到了华沙，他发给单位一封电报，写着：“自由的华沙万岁！伊万。”
    到了布拉格，他发给单位一封电报，写着：“自由的布拉格万岁！伊万。”
    到了巴黎，他又发给单位一封电报，写着：“巴黎万岁！自由的伊万。”

    赫鲁晓夫访问一所学校。他问一名学生：“你的父亲是谁？”
    他回答说：“是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很满意，他又问：“你的母亲是谁？”
    他回答说：“是苏联！”
    赫鲁晓夫又问：“你长大了想当什么？”
    学生说：“孤儿。”

    赫鲁晓夫访问某集体农庄，谈到了乳品产量的问题。赫鲁晓夫问道：“能不能上交更多的乳品，并且每年都确保增产，比如，百分之五？”
    集体农庄主席回答：“可以！赫鲁晓夫同志！”
    赫鲁晓夫很是高兴，继续问道：“百分之十呢？”
    “可以！赫鲁晓夫同志！”
    “百分之二十？”
    “可以！”
    “百分之五十？”
    “可以!”
    “百分之七十？”
    “不可以！”
    “为什么？”
    “那样就只有水啦！”

    克格勃工作人员来到赫鲁晓夫的别墅，向赫鲁晓夫汇报市面上流传的讽刺他的笑话。在去别墅的路上工作人员对赫鲁晓夫精心照料的花园很是欣赏，于是开头就说：“赫鲁晓夫·谢尔盖耶维奇，您生活的很好！”
    “嗯，”赫鲁晓夫答道，“很快所有的苏联人都将这样生活。”
    “请问，”克格勃工作人员惊讶地问道，“那么我们中谁来讲笑话呢？是您还是我？”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米高扬三人乘坐飞机在莫斯科上空游览视察。赫鲁晓夫看到有许多人正在排队争买面包，便说：“这时候如果我从飞机上投下大批面包和奶油，人们一定会拥护我。”苏斯洛夫看到有不少人在争购美国书报刊物，然后说：“这时候如果我从飞机上投下大量美国书报刊物，人们一定也会拥护我。”米高扬看到有许多人在排队争买猪肉时，就说：“我要是这时能从飞机上投下‘米高扬肉类加工厂’的大量肉食品和香肠的话，人们一定更会拥护我。”然后三个人相窥而笑。这时听到他们议论的飞行员忍不住“嗤”的一下发出声来。
    赫鲁晓夫便问道：“飞行员同志，你在笑什么？”
    飞行员说：“我是在想……”
    “你想什么？”赫鲁晓夫急切地问。
    飞行员说：“我是想……我不敢讲。”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米高扬三人很想知道飞行员的想法，便异口同声地说：“不碍事，你怎么想就怎么讲！你大胆讲，我们保证你这次讲什么都不问罪！”
    这时驾驶员才慷慨说道：“我是在想，如果这时我把你们三个人一起从飞机上扔下去，人民一定会拥护的是我！”

    原来一直扮演斯大林的功勋演员，提着一个大皮箱去找赫鲁晓夫，说：“你把斯大林批臭了，我只好失业了。”演员走后，把皮包留在赫鲁晓夫办公室里。
    赫鲁晓夫好奇地打开一看，原来是扮演斯大林穿的大元帅服。他想，当年斯大林身着大元帅服好不威风啊，就试着穿上元帅服，对着穿衣镜正上下打量。
    这时，米高扬轻轻推门进了赫鲁晓夫办公室，猛地一看，连忙跪倒在地求饶道：“斯大林同志，一切都不能怪我，全是赫鲁晓夫那家伙搞的鬼！”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互相吹牛，夸耀自己的国家。美国人说道：“我的国家实在自由。你可以径直走进白宫，对总统说：‘总统先生，我不同意你的现行对内政策！’”苏联人便答道：“嘿，这有什么！我的国家也很自由！你可以径直走进克里姆林宫，对总书记说：‘总书记同志，我不同意美国总统的现行对内政策！’”

    “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道。
    “对，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谈话。
    美国人:“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里根下台,你敢吗？”
    苏联人:“有什么不敢的？ ”
    说完，苏联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伊万到资本主义国家出差，在那里，他给单位拍了一个电报：“我选择了自由。”这事发生后，单位马上召集了党代会谴责伊万，并要做出组织结论。在会议中间，伊万突然走进了会场！全场哑然。伊万说道：“我非常感兴趣，你们是怎样理解自由的。”

    美国百万富翁买下苏联国家百货商场，并宣布要免费分发商品。很快百货商店和通向这里的道路就开始堵塞，并有许多由于拥挤而死伤的人。人们问百万富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
    “我非常感兴趣，当你们实行按需分配时会是什么样子。”

    在苏联：
    如果你是外交官，你可以一直在国外；
    如果你是科学家，你可以每年出一次国；（学界年会）
    如果你是运动员，你可以四年出一次国； （奥运会）
    如果你是军人，你要12年才能出一次国。（44年卫国战争反攻，56年波匈事件，68年布拉格之春，79年阿富汗）

    在苏兹达尔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人们从来不知道的圣经的篇章：世界末日可以在单独的国家到来。

    著名的俄罗斯歌唱家维尔京斯基，还是在沙皇时代离开俄罗斯的。这次，他又返回了苏联，带着两个手提箱从车箱里走出来。他放下皮箱，亲吻着大地，看着周围的人：“俄罗斯啊，我都不认识你了！”后来，他一看，皮箱不见了。“俄罗斯哪，我又认出你来了！”

    苏联知识分子有五个规则：1、什么都别去思考；2、如果你一定要思考，不要说出来；3、如果你又要思考又要说，那就别写出来；4、如果你又思考又说还写，那么别签名；5、如果以上规则你都不遵守，那你就别感到吃惊。

    苏联一个桥梁专家访问罗马尼亚时被邀到自己罗马尼亚的同事家做客。客人夸奖主人的别墅非常豪华。主人把客人带到窗前：“你见到了那座桥了吗？”
    苏联桥梁专家：“看见了。”
    罗马尼亚工程师：“这就是原因所在！为了建造这座桥我节省了一些钱。”
    过了一年，罗马尼亚工程师回访，他夸奖主人的别墅非常豪华。
    主人把客人带到窗前：“你见到有桥了吗？”
    罗马尼亚工程师：“没见到。”
    苏联桥梁专家：“这你就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问：在苏联有专门的小偷吗？
    答：没有，人们都是自己偷。
    问：什么国家最富？
    答：苏联。它已经被偷了五十多年了，但还没有被偷光。
    问：在苏共党十二大上，关于住房问题有什么决议吗？
    答：增加列宁同志的住房面积。
    问：能光屁股坐在刺猬身上吗？
    答：可以，但只是在三种情况下：刺猬的刺被剃掉、是别人的屁股或者是党命令那样做。
    问：可以用收取的贿赂交党费吗？
    答：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苏共党员，那就可以。
    问：为什么列宁穿皮鞋，斯大林穿靴子？
    答：列宁时代俄罗斯只脏到脚脖子。
    问：为什么安德罗波夫，而后是契尔年科在党代会上被一致推选？
    答：这是因为安德罗波夫的肾检验结果最差，契尔年科的心电图最差。

    上帝赐给人三种品质：忠诚、聪明、苏共党性，但是任何一个人不会两种。因为人如果是聪明和真诚的，他就没有苏共党性；如果他是忠诚和有苏共党性的，他就不是聪明的；如果一个人聪明和有苏共党性，那他就不是真诚的。

    伊万在战斗开始前声明：如果我死了，就追认我有党员吧！如果没死，就不用了。

    一个外国人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问：“在车上和我们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
    答：“他们是国家的主人。 ”
    “而这是什么人开到前面去了？”他指着超过他们的“伏尔加”问道。
    答：“这是人民的仆人。 ”

    卡尔·马克思想在苏联发表广播演说。勃列日涅夫对他说：“虽然您是人道主义的奠基人，但是我一个人不敢决定那么重大的问题。我们是集体领导。”
    马克思说：“我只想说一句话！”
    最后，勃列日涅夫只允许说一句话，并且要他自己负责。马克思凑近话筒，大声说道：“全世界的无产者，请原谅我！”

    一个年老的女演员想早一点获得国家演员的称号，人们就建议她入党。在入党仪式上人们问她怎么看共产主义。女演员说：所有东西都是充足的，不论是食品还是商品，还允许出国，总之，像在沙皇时代一样。

    在五一节的游行上，伊万举着这样一个牌子走过会场：感谢你，斯大林同志，是你给了我幸福的童年。党代表找到他：“你在侮辱我们的常识吗？谁都知道当你在童年的时候我们的斯大林同志还没出生呢！”伊万答道：“这就是我感谢他的原因。”

    苏共党员2万的时候 十月革命成功了；200万的时候 二战胜利了；2000万的时候 苏联解体了。

    苏斯洛夫同志和谢列平同志吵得面红耳赤，没有注意赫鲁晓夫同志就在旁边。
    苏斯洛夫同志说：你是个大白痴！
    谢列平同志说：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你这么蠢的猪！
    这时候赫鲁晓夫同志插口劝阻：两位同志请注意。你们忘了我在这里。

    赫鲁晓夫来华盛顿拜访肯尼迪，肯尼迪在白宫殷勤款待。席间，厨房上了一道烤香肠，赫鲁晓夫吃了以后对其美味赞不绝口。肯尼迪对赫鲁晓夫夸口说：“在我们农场，生产美味的香肠已经达到了完全自动化水平，你只要赶一头猪到香肠制造机的入口里去，过不多久机器的那一头就会自动出来一串一串的香肠……”赫鲁晓夫边嚼着香肠边连连点头，肯尼迪十分得意。这时，坐在一旁的杰奎琳由于嫌香肠油脂多，吃了一点就吩咐把她的那份撤了。赫鲁晓夫同志问肯尼迪：“撤下去的香肠你们怎么办？”肯尼迪答道：“当垃圾倒掉呗！”赫鲁晓夫摇了摇头，说：“在我们那里，吃剩的香肠只要往我们的香肠制造机出口扔进去，机器的那一头过不了多久就会跑出一头猪来……”

    在一位老专家的葬礼上，他生前的两位同事低声交谈着。
    “伊万教授身体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就……”
    “听说是自杀。”
    “为什么？”
    “那是因为一天晚上，斯大林好像要找他研究什么问题来着。”
    “那也不至于自杀啊”
    “关键是斯大林是叫贝利亚派车去接的。”
    “那更不至于了！”
    “问题是一开始贝利亚派了一辆克里姆林宫的专车去接的，没想到开到半路上车抛锚了，再派又来不及，于是贝利亚叫他的部下就近从内务部派了一辆专车去了……”

    一位克格勃官员面授打字员给另一克格勃官员写封信。
    “信的开头怎样写？”打字员问，“是尊敬的先生吗？”
    “尊敬的？可他是一个十足的滑头和屠夫，不能这样称呼。要么就称亲爱的同行吧！”

    在一列火车上，同一车厢里坐着勃列日涅夫、菲德尔·卡斯特罗、尼克松和他的美国律师。途中，勃列日涅夫同志取出一瓶伏特加酒，逐个给大家斟酒，然后将剩下的半瓶往窗外一甩。
    “你这样不太浪费了吗？”尼克松惊奇地问。
    “苏联有的是伏特加，”勃列日涅夫同志非常骄傲地说，“我们根本喝不完。”
    过了一会，菲德尔拿出几根哈瓦那雪茄分给同伴，他自己也点燃了一根，可没吸几口就把它扔出了窗外。
    尼克松又奇怪地问：“我想古巴的经济并不怎么景气，为何这么好的雪茄就给扔了呢？”
    菲德尔满不在乎地说：“在古巴，我们有的是雪茄，怎么也抽不完。”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抱起身边的律师，硬把他塞出了窗外……

    “我那在部队的儿子由于干活太卖力气，反被关了8天禁闭。”
    “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天，头儿要他去挖战壕，他便拼命干起来，直到把那个坑挖得老深。他希望能得到头儿的赞赏，谁知头儿看后斥责他贪生怕死。”

    作家应征入伍，列队开始编班。班长问：“你念过书吗？”
    作家立刻骄傲而自负地说：“念过。我念过中学，而且在大学取得3个学位，还有写作……”
    班长望他一眼，点点头，手中高举一块橡皮印章在他名下盖了：“识字”。

    斯塔西审问一个经常去做礼拜的教徒：“你是否承认，你经常去教堂？”
    “是的。”
    “你是否还承认，你亲吻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脚？”
    “是的。”
    “你也会亲吻我们昂内克同志的脚吗？”
    “当然，只要他也钉死在那里!”

    昂内克死后敲开彼得的大门，后者看着他问到：“你是不是走错了？到地狱去！”
    半年后，两个地狱里的小鬼敲开彼得的门。
    彼得：“你们不属于这里！”
    他们回答说：“不，我们是第一批难民！”

    一架东德国内航班的飞机被劫持到科隆－波恩机场。 飞机在跑道上被西德GSG9特种反恐部队监控起来。东德中央委员会开了两个小时会议，研究该如何应对。最后得出了一个决定，问一下劫持者，到底有什么要求。劫持者是一个父亲，育有两个孩子，他提了三个要求：·他想要预订的卫星牌汽车能够最终交货，为此他已经等了14年；·他想给他的家庭要一个三居室的房子；·他想要今年去波罗的海度假。谈判人员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上述愿望。委员们又了几个小时的会议，讨论是否应该屈服他的要求。米尔克（注：斯塔西头目）警告说，鉴于有人会效仿，最好不要让步。然后有人建议，最好先弄清楚，如果不满足劫匪的要求的话，他会用什么来威胁他们。谈判人员又被送回科隆－波恩机场。劫匪响亮地回答说：“那么我每个小时就释放两名人质……”

    如果撒哈拉变成社会主义会发生什么？第一个十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此后沙子会逐渐短缺。

    埃里克·昂内克在卡尔·马克思市视察一个幼儿园。孩子事先情绪高地做了准备。
    现在埃里克问小汉斯：“好，我的小家伙，谁是你的爸爸？”
    “你，埃里克叔叔！”
    埃里克很高兴，又接着问：“现在你告诉我，那么谁是你的妈妈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里克叔叔！”
    埃里克听了又很开心，于是继续问：“那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小家伙？”
    “我想变成孤儿，埃里克叔叔！”

    东德的爱森纳赫（依发牌瓦尔特堡汽车厂所在地）人听说日本人这样测试汽车的密封性：他们把一只猫关进车里，三天之后，如果这猫窒息而死，那么零部件的密封性能判定合格。凡事爱争第一的爱森纳赫人决定效仿，用同样的方法来测试瓦尔特堡汽车。三天之后，如果这猫还呆在汽车里没有跑掉的话，那么零部件就被判定密封性合格。

    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德国人坐火车从波恩到东柏林。突然他们发现有有一个魔鬼追赶列车。他们都吓坏了。法国人抓起他所有的法郎，扔出窗外。他说：“也许这能让魔鬼知足的。”魔鬼继续紧追不舍。美国抓起他所有的美元扔出去，魔鬼依然追个不停。东德人把头伸出窗外，在风中喊了些什么。魔鬼突然停止下来，开始向相反方向逃跑。“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他的同伴问。 “我告诉他，如果他再继续跟着跑的话，马上就要进入东德了。”

    一天晚上，埃里希·昂内克和地下恋人在豪华寝室里说着枕边悄悄话。他心情舒畅，慷慨地许诺她一个礼物，要什么都行。她想了一会，回答说：“哦，埃里希，如果让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件事的话，我希望是：开放柏林墙，一天就够了。”昂内克说：“当然没问题，亲爱的。”不过他对她这样的请求有些不解，就问，“为什么要我做这样一件事呢？”地下回答说：“我只想和你单独享受二人世界。”

    昂内克遇到毛问：“在中国，您有多少个政敌？“
    答：“我估计有1700万。”
    昂内克说：“哦，和我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注：东德居民人数是1700万）
    问：马雅可夫斯基真的是自杀的吗？
    答：是的，确实是的，甚至他的临终遗言还保存下来了呢：不要开枪，同志们！

    埃里希·昂内克随外交使团在奥地利。东德和奥地利的政府各个部长被一一介绍。最后，当一个人被介绍是奥地利的海军部长的时候，昂内克忍不住哈哈大笑：“但是你们连海岸线都没有！” 奥地利人被激怒了，反驳说：“介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贸易部长的时候，我们可是表现得很有礼貌！”

    老师问：“弗里茨，为什么你总是说成‘我们的苏维埃兄弟’？应该说成‘苏维埃朋友’才对。”
    弗里茨回应道：“好吧，但是朋友的话，你是可以选择的。”

    问：为什么我们苏联不急着登月？
    答：如果宇航员拒绝回来怎么办？
    问：苏联人民真的不需要立体音响设备吗？
    答：原则上，是的。人们从各个方向听到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问：我们劳动营的条件真的是很棒吗？
    答：原则上，是的。五年前，我们的一个听众对此抱有怀疑，所以他被派去实地调查。他看来真的很喜欢那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两个东德警察站在柏林墙附近聊天。一个问：“你觉得我们的政权如何？”
    另一个回答说：“和你的看法一样。”
    “这样的话，我就有责任逮捕你！”

    一名观光客在列宁格勒旅行时，途中因为滑了跤而跌入正在施工的水沟中，满身肮脏的美国人气愤地向导游说：“在美国，危险场所都会竖起红旗，才可以避免危险啊！”
    “我国也是一样啊！”导游说：“难道你在入境时没看见竖起着大红旗吗？”

    列宁格勒涅瓦河的桥上聚集了许多群众，当民警前来察看时，看见一名犹太老人很认真地朗读着希伯来文的课文。
    “喂！老先生，你在这儿做什么？”警察询问道。
    “我只是在这里念希伯来文而已。”
    “你念这个东西做什么呢？”
    “你看也知道我都这么老了，就不久于人世了。因为我想到死后会遇见上帝，所以得先学会上帝的语言啊！”
    警察听了讽刺地笑着说：“你怎么知道你会上天堂？”
    老人点头答道：“我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天堂啦，但若不是上天堂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另一边一定是讲俄文的！”

    斯大林找来拉狄克：“我知道你在传播关于我的笑话。这很无礼。”
    “为什么？”
    “因为我是全体人民的伟大领袖、导师和朋友。”
    “天地良心，我没和任何人讲过这个笑话。”

    -问：克里姆林宫如何处理耗子呢？
    -答：很简单，我们竖一块“集体农庄”的标志牌，然后一半老鼠会挨饿，另一半会跑路。

    “勃列日涅夫同志，听说您收集政治笑话，是真的么？”
    “是的。”
    “那么您现在收集了多少了呢？”
    “三座半劳改营。”

    问：美国和苏联宪法有什么区别？不是都保证言论自由吗？
    答：当然，不过美国宪法也保证言论后的自由。

    在内战期间，由挨饿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斯莫尔尼宫递交请愿：
    “我们都开始像马一样吃青草了。”一个代表团成员说。
    “很快我们就会像马一样叫了！”
    “得了吧，别担心！”列宁肯定地说，“我们在这儿喝着加蜂蜜的茶，也没像蜜蜂一样嗡嗡叫，不是么？”

    一个老师领着她的学生经过公园，路上看到了一只小白兔。他的学生都是城里人，没见过白兔。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老师问。没人知道。
    “孩子们，”老师试图引导学生的思路，“他是我们常读的许多故事、歌曲和诗歌中的角色。”
    一个学生赶忙向小兔敬礼，恭敬地说：“原来您长这样，列宁爷爷！”

    斯大林去看一场苏联喜剧电影的首映式。在影片播放时他一直快活地大笑，不过在电影结束之时他突然问道：“好吧，我喜欢这电影。可为什么那个丑角的小胡子和我的一样？”
    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只有一人怯怯地提议道：“斯大林同志，要不要让演员把胡子剃了？”
    斯大林答道：“好主意，枪毙前先把胡子剃了。”

    斯大林在党代会上作报告。突然有人打了个喷嚏。
    “谁打喷嚏了？”寂静。
    “第一排起立！把他们毙了！”第一排的人都被毙了。
    斯大林又问：“谁打喷嚏了？”还是没人回答。
    “第二排起立！把他们毙了！”第二排也都被枪毙了。
    “谁打喷嚏了？”最后，大厅里响起了一个哽咽的声音：“是我，是我！”
    斯大林说：“小心身体，同志，别感冒！”

    一个老妇人等了两个小时才挤上汽车。当她终于上车之后，她擦了擦她的额头，说：“终于上来了，感谢上帝！”司机说：“大娘，你不能这么说。你必须说‘感谢斯大林同志’。”
    “抱歉，同志。”老夫人答道，“我就是个落后的老女人。我会从现在开始按你说的说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道：“抱歉，同志，我很老很笨。如果不让说上帝，斯大林死了，那我该怎么说？”
    “好吧，到那时候你就可以说‘感谢上帝’了！”

    演讲后，勃列日涅夫向秘书抱怨：“我让你准备15分钟的讲稿，你的稿子却让我讲了45分钟！”
    秘书：“我给了您三份讲稿……”

    勃列日涅夫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扛着西瓜回家。他停下车，招呼那人，要那人把西瓜卖给他。“好吧，勃列日涅夫同志。”那人说，“您选一个吧。”
    “可只有一个西瓜啊。”
    “我们选您的时候就是这样。”

    1978年勃列日涅夫建议乌尔霍·吉科宁总统（芬兰总统）取消苏芬两国的边境线。吉科宁最初很感兴趣，不过后来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太老，管理那么大个国家有些难度。

    塔斯社通讯：今天，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且没有恢复意识，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同志接任总书记职务。
    塔斯社通讯：今天，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且没有恢复意识，勃列日涅夫·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恢复担任总书记职务。
    另一则塔斯社通讯：同志们，你们该开心了，因为苏联共产党和全苏联今天【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监狱里两个囚犯正交流经验。
    “你是因为政治犯罪被捕的么？”
    “当然。我是个管子工，被党委员会叫去修下水管。我看了看，说，‘整个体系都该换换了’，于是我就被判了7年。”

    新来的苏联移民正在回答记者的问题：
    “在苏联生活如何？”
    “没的抱怨。”
    “在那儿你的工作如何？”
    “没的抱怨。”
    “孩子上学如何？”
    “没的抱怨。”
    “所以说，你在苏联快乐么？”
    “没的抱怨。”
    “好吧。”记者继续道，“那你为什么要移民来以色列？”
    “因为在这儿我可以抱怨！”

    一个男的在报亭买了一份真理报。摊主好奇地问道：“同志，每天早上你都在我这儿买真理报，可连翻都不翻开就扔掉，为什么？”
    男人答道：“我只对头版感兴趣。我在等一份讣告。”
    摊主奇怪了：“可是头版上没有讣告部分啊？”
    男人答道：“我向您保证，我想看的讣告会上头版的。”

    -我的妻子已经在厨艺学校学了三年了。
    -哇，那她的厨艺一定很好咯？
    -没有，她们刚学习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问：尼克松来莫斯科时，他和赫鲁晓夫绕克里姆林宫赛并跑了第一，我们该怎么报道？
    答：“在国际长跑比赛中，我们的第一书记同志获得了光荣的第二名，尼克松先生则为倒数第二。”
    问：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吗？
    答：不会，不过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到很可能会让全世界寸草不生。
    问：如果社会主义在格陵兰建成会怎样？
    答：首先，雪只有在有配给票时才会下，其次它只会被分配给克格勃军官和他们的家属。
    问：什么单词以R开头且没有结尾？
    答：改革（Reorganization）。
    问：什么被允许，什么被禁止？
    答：在英国被允许的被允许，被禁止的被禁止；在美国不被禁止的都被允许；在德国不被允许的都被禁止；在法国什么都被允许，包括被禁止的；在苏联什么都被禁止，包括被允许的。
    问：什么是最长的笑话？
    答：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的讲话。
    问：为什么索尔仁尼琴、布科夫斯基、博洛茨基等不同政见者都被流放到外国去了？
    答：你不知道一类品用于出口么？
    问：我们的敌人是用什么方法来对抗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呢？
    答：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合理化建议”栏目中讨论。
    问：有什么问题你不能回答？
    答：没有。我们根据苏共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完成工作，任何问题我们都能给出答案。

    一只苏联的兔子在街上狂奔。

    “你跑得这么快，慌什么？”熊问。

    “你不知道么？他们现在在逮捕所有的骆驼，还要阉割他们。”

    “可你是兔子不是骆驼啊。”

    “对，不过假设他们逮到你，在他们阉掉你之后，就能证明你是骆驼了！”

    一个犹太人申请移民去以色列。据他说，他的哥哥在以色列病得很重，需要帮助。办公室的官员问他：“那为什么不让你的哥哥来我们苏联，而要你亲自过去？”
    “我的哥哥是得了病，但还没有得精神病。”

    为了解决黄油短缺问题，苏联政治局要求苏联科学家研究技术，把粪便做成黄油，并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期间完成。在六个月的工作之后，政治局要求进展报告。科学家报告称他们实现了50%的成功。政治局要求解释，答复如下：“人们已经可以把它涂在面包上，但还没有学会去吃。”

    在奥运会上，苏联掷链球（注：在英文中链球实为“锤子”，Hammer）选手打破了世界纪录。记者采访他问：“你是怎么把锤子抛的那么远的？”
    “如果再搭上个镰刀，我能扔出两倍远。”

    苏联社会七大谜题：
    1、总是没人工作，计划却总是完成；
    2、计划总是完成，可（商店）柜台总是空的；
    3、柜台总是空的，可却没人挨饿；
    4、没人挨饿，可所有人都不高兴；
    5、所有人都不高兴，可是没人抱怨；
    6、没人抱怨，可是天天有人上街游行；
    7、天天有人上街游行，可政府却总是以99.9%的得票率当选。

    问：你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笑话正被重新认识吗？
    答：当然。过去一个笑话判15年，现在只判3年。

    一个苏联卫兵问政治犯：
    “刑期多久？”
    “十年。”
    “犯了什么罪？”
    “没犯罪。”
    “你撒谎！没犯罪他们只给判5年！”

    一个日本工人被派到苏联维修日本产的机械。日本人每天工作8小时，不和别人说话。一个月后他的工作期满。在他返回日本之前，日本人眼含泪水地对大家说：“我道歉，我的好工人同志们。我知道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但我有合同在身，我不得不工作，我为没有参与你们的长期罢工而向你们正式道歉！”

    苏联人和美国人争论什么是最勇敢的人。
    美国人说：“举例来讲，我们有十辆汽车，其中一辆没有刹车。我们抽签，每人搭一辆开山路。最后我们中的一个人住院，另外九个去看他。”
    苏联人说：“我们聚在公寓里，即便知道我们中有一个告密者。我们讲了一晚上政治笑话，然后九个人进了监狱，另外一个去看他们。”

    一个外国代表团突击访问了一个集体农庄。没时间准备。代表团走后，集体农庄主席拉过区党委书记说：“你们没提前告诉我，所以他们都看见了。牛栏的废墟，那些灰尘，我们的贫穷。”
    “别担心。”党书记说道。
    “不过他们现在就能传的满世界都知道啊。”
    “那就让他们沉浸在一贯的造谣中伤里吧。”党书记答道。

    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学校中，老师正在让学生说说自己的父亲。
    “图拉什维里，说说你的父亲。”
    “我爸爸种橘子。他把它们带到莫斯科销售，赚了不少钱。”
    “你了，布里泽。”
    “我爸爸种月桂叶。他把它们带到莫斯科销售，赚了不少钱。”
    “你了，克里维泽。”
    “我爸爸在反贪污和投机倒把分局工作。每次布里泽和图拉什维里的爸爸去莫斯科的时候都回去看看我爸爸。因此他赚了不少钱。”
    “你了，查维查瓦泽。”
    “我爸爸是生物工程师。”
    全班大笑。
    “孩子们。”老师严肃地说，“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悲伤之上。”

    全世界进行对关于大象的最佳书籍的评奖大赛。
    法国人递交了一册精装的《大象家庭内的三角恋研究》
    英国人提交了一套《大象与世界贸易》
    德国人提交了24卷本的一套《大象学综介》
    美国发放了一百万份传单，上面写着：“赢大象，不需购买。”
    苏联提交了三卷书，题目如下：《第1卷：大象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第2卷：大象在世界上最进步的苏联社会的光芒中的快乐生活》《第3卷：苏联——大象的祖国》

    在入党审批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待苏联政府？”
    一人回答：“就像看待我妻子一样。”
    “怎么解释？”
    “第一，我爱她；第二，我怕她；第三，我想换一个。”

    在莫斯科红场，人们正排队参观列宁墓卫兵换岗。一个小孩问：
    “爸爸，为什么他们总是要看守这陵墓？”
    “他们不是一直说吗？”父亲答道，“列宁是永生的。如果他看不下去了决定出来怎么办？”

    斯大林招来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我已经读了你的小说《新垦地》。写得非常好，我喜欢。我想，你为啥不写一篇文章，就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害怕我写不好，斯大林同志。最近我的健康状况不好。”
    “我们会帮你的。我们会把你送到格鲁吉亚去，那里有酒有葡萄。”
    “好吧，斯大林同志。那请让我和家人道个别。”
    “为什么？”
    “我怕我的文章不成功。”

    “奶奶，列宁好吗？”
    “当然，孙子，他很好。”
    “斯大林呢？他坏吗？”
    “坏，当然坏。”
    “赫鲁晓夫呢？他怎么样？”
    “等他死了，我们就知道了。”

    党代会。斯大林发言：“今天我们有两个问题要讨论。第一，我们需要枪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第二，我们需要把列宁墓涂成亮绿色。”
    观众席中传来了一个怯怯的声音：“为什么涂成亮绿色？”
    “很好，我就知道大家对问题一没有不同意见。”

    斯大林想要测试一下党员的忠诚性。他召来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乌克兰人和一个犹太人，要求他们从十层楼窗台上跳下去。
    俄罗斯人往窗外看了一眼，哀求道：“斯大林同志，求求您，我有家人、孩子……”
    “逮捕他！”斯大林下令。
    乌克兰人往窗外看了一眼，跪了下来：“斯大林同志，行行好！我得独自支撑整个家庭！”
    “逮捕他！”斯大林下令。
    犹太人脱掉夹克、裤子，摘下手表，都交给斯大林：“求求您，把这些交给我妻子。”然后转身跳出窗外。当然了，斯大林只是开玩笑，犹太人被下面的网子接住，并没摔成碎片。他被带回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感动地说：“我的好朋友，您已经证明了您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您会因此获得勋章和更好的工作。我只是有一点不解：您的勇气是哪里来的？这对我们是万分珍贵的。”
    犹太人答道：“说实话吧，斯大林同志，死了都比现在的生活要好。”

    尼克松先生访问莫斯科，赫鲁晓夫带着他参观首都，尤其是各个新建住宅区。
    “那些是什么？”尼克松突然问道。
    “你什么意思啊？”赫鲁晓夫傲慢地反问，“电视机。”
    “好啊！”尼克松赞叹道，“你们不只已经赶上了我们，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我们。”
    “哪里？”赫鲁晓夫欣喜若狂。
    “比如说吧，我们从不在猪圈里安装电视机。”

    斯大林就要死了，他把赫鲁晓夫招来：“赫鲁晓夫·谢尔盖耶维奇，我知道你会继承我并超越我，”斯大林说，“我给你准备了两封信。如果你遇到了危机，就拆开第一封；如果再遇到，就拆开第二封。”
    赫鲁晓夫拿走了两封信。1956年，他遇到了匈牙利和苏伊士危机。于是赫鲁晓夫拆开了第一封信，上面写着：“都怪在我头上！”于是苏共二十大召开，斯大林主义终结了。
    1964年，赫鲁晓夫又碰上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政变，于是他拆开第二个，只见上面写着：“准备两封信。”

    科学家联名要求赫鲁晓夫去领导一个癌症治疗所。赫鲁晓夫推脱道：“谢谢同志们的支持，但我对癌症一窍不通啊。”
    科学家们纷纷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您只要应用一下您在农业问题上的经验就好了！您一负责，粮食就全不见了！”

    电话铃响了，勃列日涅夫拿起听筒：“您好，这是亲爱的勃列日涅夫·伊里奇……”（苏联官方常称勃列日涅夫为“亲爱的勃列日涅夫·伊里奇”）

    塔斯社通讯：“……昨天在莫斯科发生了一起针对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失败暗杀事件。子弹穿透汽车的防弹玻璃，击中勃列日涅夫同志胸前的勋章，随后反弹并打死了司机。”

    科学家发明了一种电脑，能够计算出与共产主义的距离。在勃列日涅夫的监督下，科学家输入了所有的信息，计算机开始计算。一天、两天，三天……最终计算机得出了结果并打在了卡带上：18千米。科学家十分震惊。肯定是算错了！他们重来了一次，还是这个数字！学院的锅炉工突然懂了什么：“同志们，朋友们，数据没有错！勃列日涅夫同志告诉过我们，每一个五年计划都能让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

    勃列日涅夫在电视上对公众讲话：“近日在莫斯科有恶毒的流言说我的警卫开的车里不是我而是个假人。我必须得说这是相当肮脏的谎言！他们在给我开车，而不是假人！”

    勃列日涅夫在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的葬礼上讲话：“同志们，我能理解你们的表情为什么这么难看。我能理解你们的着装为什么这么没品位。不过我不能理解的是你们的教养怎么这么糟糕！音乐响了这么久，就我一个人知道要邀请女士跳舞！”

    勃列日涅夫在向工人们讲话：“很快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好！”
    台下传来一个声音：“我们怎么办？”

    勃列日涅夫坐车在莫斯科街头闲逛，突然看到一座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是谁的？”
    “契诃夫的，勃列日涅夫·伊里奇。”
    “哦，很好。我读过他的《姆姆》。”
    “抱歉，勃列日涅夫·伊里奇，《姆姆》不是契诃夫写的，而是屠格涅夫。”
    “哦，真的么？那这可真蠢。”勃列日涅夫评论道，“《姆姆》是屠格涅夫写的，可契诃夫却得到了纪念碑！”

    -沙俄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沙俄政权由老头子传给儿子，现在是从老头子传给老头子。

    有人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
    -你们现在需要苏共的新总书记吗？
    -不！你是谁？傻瓜吗？
    -对，病入膏肓的老傻瓜！

    -世界上最豪华的老人院是什么？
    -克里姆林宫。

    两个人在莫斯科街上走。一个人突然问：“现在是完全的共产主义了吗？我们终于通过社会主义到达共产主义了吗？”
    另一人答道：“天哪，没有。事情还没那么糟糕。”

    一天晚间。完成了一天的工作，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来列宁的书房小坐。
    “列宁，我们要么开一瓶？”斯维尔德洛夫问。
    “不干。我绝不再这样了！”列宁断然拒绝，“绝不！”
    “得了吧，列宁！就我们两个！……上次我们开了两瓶，什么也没发生啊？”
    “还什么都没发生呢！你和捷尔仁斯基回去睡觉去了，可我却爬到辆装甲车顶上，扯了一顿屁话……”

    苏联的家具厂生产一种新型号的床：“共产主义型号”。床能轻松塞下三个人，而床沿上则刻着标语：“列宁与你同在！”

    一艘苏联货船被食人族海盗劫持，海盗准备把所有的海员吃掉。船长问道：“亲爱的食人族同志，你们有过集体化吗？”
    “没有！”
    “你们有过个人崇拜吗？”
    “没有！”
    “你们有过十月节吗？”
    “没有！”
    “好吧，那我就真的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这么残忍了……”

    一个美国男孩和一个苏联男孩对话：
    -我们有巧克力。
    -我们有斯大林。
    -我们也可以有斯大林。
    -可那样的话你们就不会有巧克力了……

    问：想象斯大林、政治局委员和他们的全体跟班都在涅瓦河的一艘蒸汽船上。突然船进水，迅速沉没，谁会得救？
    答：全体苏联人民。
    问：可以批判希特勒吗？
    答：可以，就像你批判斯大林的方法一样。你把把自己锁在屋里，蒙上两层，最好三层被子，在脸上蒙上一个，最好两个枕头，然后就可以畅所欲言了。记住，时间要严格限定在5分钟以内。
    问：为什么柜台上的黄油都不见了？
    答：全在苏维埃制度光芒的照耀下融化了。
    问：最高苏维埃是什么？
    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由两个人群组成：什么都不能干的人和什么都能干的人。
    问：是说在苏联没有立体声系统吗？
    答：的确，你听到的全都来自一个方面。

    埃里希·昂内克想人民是如何看待他的，所以他化妆微服私访。他在大街上问一个人：“打搅一下，请问您觉得昂内克怎么样？”这个人把他引到一个辅路上，确认四下无人能听见他说话，他贴着埃里希的耳朵小声说：“我支持昂内克！”

    学校里，老师提问：“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学生们陷入思考，小弗里茨回答说：“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东西是人！”
    老师说：“这个回答不错，弗里茨，我打算给B等成绩。”
    弗里茨并不满意，他果断地做出反应：“如果我告诉您这个人的名字，您可以给我一个A吗？

    两个囚徒在监狱里相遇。
    一个人问：“什么原因进来的？”
    “我是一个自行车零售商，呼吁过让埃里克·昂内克下台。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我用望远镜观察了埃里克·昂内克。”
    “这没什么呀!”
    “是的，很好，不过我在望远镜下安装了一把步枪……”

    冬天，一个男人看见两个男孩拿着一个雪橇，就问道：“你们干吗呢？”
    “我们在玩德苏友谊的游戏。”
    “怎么玩？”
    “非常简单，他把我推上山顶，然后我就滑下去。”

    医生在精神病院巡视。
    “这里有一个格外严重的病例，”医生指着一个病人叹息道，“他居然在昂内克废话的时候没有关掉收音机！”

    问：为什么苏联社会主义把人民放在最中心的位置？
    答：因为这样从各个方向都能方便地剥削他们。

    埃里克·昂内克驾驶者一艘苏联的宇宙飞船在太空飞行，一个未知物体歪歪斜斜地靠近，撞上飞船，燃烧起来。透过窗户，埃里克看见一个天使，对他说：“我有能力拯救你，不过你先要大喊：资本主义万岁！”埃里克当然不高兴地拒绝这个无理的要求，“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那好吧，如你所愿。”过了一会，宇宙飞船完全失控了，天使又重复了他的要求。埃里克下定决心忠于自己的理想，并让天使滚的远远的。又过了一会，飞船开始变得白热化，埃里克的额头开始冒汗，天使第三次从旁边经过。埃里克没有再犹豫了：“理想能够拯救我吗？好吧，我就妥协了吧。”于是他对着外面喊：“资本主义万岁！”一个人狠狠撞了他的肋骨一下：“嘿，同志，你一开党会就睡觉也就算了，至少你得保持安静吧!”

    两个曾经的头头在一个牢房里碰面了。
    “你以前是什么地方的头头？”
    “我是马戏团的团长。”
    “为什么进了这里？”
    “最近的一个十月，我在马戏团挂了一个标语。”
    “写的什么？”
    “35岁的民主德国——35岁的全民马戏团！你呢？”
    “我是一家纺织厂的厂长，我也挂了一个标语。”
    “写的什么？”
    “两个同志里就有一个是纺织工（疯子）！”（译者注：纺织工和疯子、神经病、怪人共用一个单词。）

    一家金属加工厂生产出一种金属丝，它是如此之纤细，以致于东德没有哪个名牌测量仪器能测出它的厚度。一截金属丝被打包邮寄到日本，让他们测量一下厚度。不幸的是，经办人忘记附上说明函告诉日本人拿这金属丝做什么。三个月后，包裹寄回来了。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全体高层聚集在一起，由党魁打开了包裹：“抱歉我们不知道拿这段金属丝作何用途，我们还是在它的内外表面都切上了螺纹。”

    小弗里茨坐在教室里，玩他的橡皮擦。突然它掉到地上去，于是小弗里茨蹲在地上找。这时女教师向学生提问：“如果你们站在埃里克·昂内克的墓前，你们会说什么？”学生甲：“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学生乙：“他深受他的人民热爱和尊敬。”女教师：“弗里茨，你想说什么呢？”刚好这时候小弗里茨看见了他的橡皮擦，喊道：“这头猪在这里，不要动！”

    赫尔穆特·科尔下了地狱。魔鬼问他：“你这一生对你的人民撒过多少次谎？”
    科尔不好意思地说：“刚好10次……”于是他被刺了10针作为惩罚。
    戈尔巴乔夫也下了地狱。魔鬼也问他，对他的人民撒过多少次谎。
    “100次，”戈尔巴乔夫承认，于是他也被刺了100针作为惩罚。
    突然隔壁的房间发出巨大的哒哒哒震响！科尔好奇地问魔鬼发生了什么事。
    “噢，那是埃里克·昂内克，”魔鬼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必须把一个人放在缝纫机下，刺击整整一个星期！”

    老布什、戈尔巴乔夫和艾贡·克伦茨(昂内克接班人)对摆在各自面前的难题束手无策，遂都决定，暂且抛下一切，将自己冷藏50年。
    50年后他们被解冻，分别找来各自国家过去50年的报纸。
    布什看了报纸的第一页遂倒地而亡，上面写着：通用汽车赢得社会主义生产竞赛冠军！
    戈尔巴乔夫看了第一页后也紧跟着布什的脚步而去，报纸头条：波兰–中国边境线上再启争端！
    艾贡·克伦茨没等读完第一页也抽搐而亡，上面的大字标题：热烈庆祝昂内克主席130岁生日！

    民主德国的监狱里，一个犯人向另一个解释他入狱的原因。
    “都是因为我太懒了。”
    “消极怠工？”
    “不是，我和一个同事讨论了政治问题，我以为明天早上到斯塔西去告发他还来得及，谁想他比我先行一步。”

    一个美国人、一个苏联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火车上。
    美国人从兜里取出口香糖，在嘴里嚼了不到三下就吐出车窗外。面对别人惊奇的目光，他解释道: “噢，这个我们那儿有的是！”
    苏联人随后打开一瓶伏特加，喝了一口后扔出窗外：“这个我们那儿也有的是。”
    紧接着，东德人将苏联人掷出了窗外。

    一个民主德国的居民被掐掉了电话线，他跑去申诉并询问原因，有关部门告诉他：
    “因为您诬蔑了国家安全部。”
    “我怎么诬蔑的？”
    “我们有记录：您曾多次在电话中声称，安全部窃听了您的通话。”

    昂内克私访民间，想知道他在民众中受爱戴的程度。他走到一户住在高楼里的人家摁了门铃，一个小姑娘来开门。
    “你是谁啊，叔叔？”
    “我嘛，我的孩子，我就是那个一直为你们的衣食住行操心，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那个人……”
    “妈妈，妈妈，你快来，慕尼黑的彼特叔叔来看我们啦。”

    昂内克在罗斯托克海港散步，看见三只即将启航的船。他向第一只船上的海员问到:“海员同志，这是要去哪里呀？”
    “我们送肥料到莫桑比克去，然后运一船香蕉回来！”
    “很好，继续努力！”
    他走向第二只船:“同志，这是要去哪里呀？”
    “我们送自行车到卡斯特罗同志那儿去，然后运一船蔗糖回来！”
    “很好，继续努力！”
    他走向第三只船:“同志，这是要去哪里呀?”
    “我们送香蕉和蔗糖到列宁格勒去！”
    “怎么回来的呀？”
    “跟往常一样，坐火车回来的！”

    问：肖洛霍夫现在写什么？
    答：一篇犯罪小说，名叫《我如何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问：为什么斯大林总在晚上工作？
    答：你怎么这么幼稚？连小孩子都知道什么人只在夜间工作。
    问：是说柏林墙隔开了东方和西方吗？
    答：不是。事实是它把东方从西方隔开了。
    问：是说每一个苏联士兵都想成为将军吗？
    答：不，我们的士兵们没那么傻。他们知道将军在和平时期都有可能失踪。
    问：为什么商店货柜上的黄油都没了？
    答：在苏联制度的万丈光芒之后融化了。

    一个男人去看精神病医生：救救我，大夫！
    医生：你怎么了？
    病人：我打开电视，里面出现齐奥塞斯库，我打开收音机，里面出现齐奥塞斯库。现在我面前有一一罐豆子，我该不该打开它？（当时机关和学校的任何房间内都必须有齐奥塞斯库的画像）

    农业会议休息的间隙，两名集体农庄的经理呆在一起聊天。
    “你听说了吗？甘地被枪杀了，萨达特被枪杀了，肯尼迪也被枪杀了？”
    “唉，我的朋友，我们无能为力啊，这就是我们集体农庄经理的命……”

    一个人看见街角排起了长队，他问队尾的人：这在卖什么？
    那人答：我不知道，你问前面的人吧。
    于是他问队伍中间站着的人：这在卖什么？
    那人答：我不知道，你问队首那个人吧。
    于是他问队首那个人：这在卖什么？
    那人答：没卖什么，我刚才不舒服，倚着墙休息一下。
    “那你为什么还不走啊？”
    “我还从来没站在队首过呢，想多站会。”

    克林顿、叶利钦、伊利埃斯库（罗马尼亚领导人）被邀请参观一架纯金制造的飞机，他们只能看，不能拿走任何东西。
    五分钟后，克林顿出来了，但是金属探测器响了起来，从克林顿身上搜出几个金的螺丝钉。
    又五分钟，叶利钦出来了，金属探测器再次响了起来，从叶利钦身上搜出一把金的螺丝钉。
    轮到伊利埃斯库上飞机了，又过了五分钟……五分钟……飞机起飞了。

    一名俄国克格勃特工、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一名罗马尼亚特工在一起聊天，比谁的国家保密工作做得好。
    美国特工说，我老婆也在中情局上班，她不知道我做什么，我也不知她做什么！
    俄国特工说，我的国家更厉害，我就跟我老婆在一个办公室里上班，我们相互谁也不知道谁做什么。
    罗马尼亚特工说，还是我的国家最厉害，我一个人在一间办公室里上班，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上帝和圣彼得在巡视世界，上帝手拿丰饶之角，号角中流出各种财富，所到之处备受恩泽，在阿拉伯半岛流出油田，在非洲流出金矿。
    突然上帝转了一个急弯，丰饶之角掉了。“不好，真是糟糕，我把所有财富都掉在一个地方了。彼得，你快看看，那个地方是哪里？”
    彼得看了看地球仪说：我的主啊，那里是罗马尼亚。
    上帝于是生气的朝罗马尼亚喊道：诅咒你们，让你们什么都享受不到！！

    撒旦到地狱视察，每个大锅里面都有一个国家的人在受罪，旁边的魔鬼监视着，一旦有人想跑，魔鬼就用三叉戟刺他们。
    撒旦发现，有一口锅没有魔鬼监视，他咆哮了，你们怎么能这么大意！
    旁边的小鬼立刻答道，大人，不用担心，这些是罗马尼亚人，只要有一个罗马尼亚人想跑，周围的罗马尼亚人自然就会把他拉回去。

    美国大使前去拜会齐奥塞斯库，在等候时他跟两位罗马尼亚部长聊了几分钟。
    等他见到齐奥塞斯库时，他发现自己的金表不见了，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齐奥塞斯库。
    齐奥塞斯库说，放心吧，我来处理。
    齐奥塞斯库离开房间，两分钟后回来了，拿着大使的表。
    大使感谢道：真实谢谢您了，希望这没有影响您和他们的关系。
    齐奥塞斯库答道：没事儿，他们根本没发现。

    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看到他吃惊的样子便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此人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你走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出国呢！”

    问：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大家庭？
    答：因为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所有亲属都是国家干部。
    问：为什么齐奥塞斯库要在五月一日举办群众集会？
    答：他要看看在冬天过后，还可以活下来多少人。

    一个波兰人得到一盏神灯，灯神照例可以满足他三个愿望。
    “我想让中国人入侵波兰。”这是第一个愿望。
    灯神觉得有些奇怪，不过还是满足他了，中国人来了，把波兰劫掠毁坏一番，然后回家。
    你的第二个愿望可以积极一些，灯神适时地提出了一些建议。
    不，波兰人答道，我希望中国人再侵略波兰一次，然后回家。
    没有办法，于是中国大军再次打进波兰。
    灯神忍不住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波兰恢复原样，或者成为更好的国家！”
    波兰人拒绝了，再次要求中国人进攻波兰，然后回家。灯神不解的问，为什么？
    “那样的话中国人就可以扫荡俄国六次了。”波兰人答道。

    总理访问一家工厂，他问经理：“你的工厂完成生产指标了吗？”
    “完成了。”
    “那你用奖金干嘛了？”
    “我买了一艘游艇，其余的钱存在银行里。”
    “很好。”
    总理于是问总工程师：“你完成了个人生产指标嘛？”
    “完成了。”
    “你用奖金干嘛了？”
    “我买了一辆摩托车，其余的钱存在银行里。”
    总理于是问一名工人：“你也完成生产指标了吧？”
    “没错。”
    “你拿奖金干嘛了？”
    “我买了一双鞋。”
    “其余的钱呢？”
    “你说其余的钱啊？我找我丈母娘借的。”工人答道。

    问：为什么有两个苏联工人推一辆独轮车？
    答：因为第三个人请病假了。
    问：为什么波兰反对许可美国加入经互会？
    答：因为波兰无力支撑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
    问：为什么波兰和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似？
    答：因为在波兰任何东西都可以用美元交易，而且你大喊“我反对美国政府”，也不会被逮捕。
    问：为什么美国朋友那边拿到波兰的药失效了？
    答：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每天餐后服用”。
    问：华沙哪里看景色最好？
    答：华沙文化宫里最好，因为从那里你看不到华沙文化宫。（华沙文化宫是苏联援建的建筑，绰号“斯大林的注射器”）
    问：斯大林死后苏联司法制度的最大进步是什么？
    答：禁止在宣判前枪决被告。
    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为了什么？
    答：为了寻找邀请他们介入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问：听说苏军介入捷克斯洛伐克是应了捷克政府的请求？
    答：原则上是对的。只不过回应的是1938年的请求。
    问：有可能避免切尔诺贝利的惨剧吗？
    答：可能的，只要瑞典人不把什么都说出来……

    在列宁的葬礼上，一个演讲者说道：“他让我们摆脱了资本主义的锁链。”
    “没错，”另一个人评论道，“我母亲就有个金的，叫他们给拿走了。”

    苏共党支书正在向工人们讲话：“同志们，我们的目标是赶上然后超越美国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有问题吗？”
    “我有个建议。”一个工人说。
    “党需要政治积极性，你有什么建议？”
    “我建议我们赶上美国人，但别超过去。”
    “为什么？”
    “因为这样他们就会看到我们裤子后面的破洞……”

    一个犹太人申请一份工作但被拒绝了。
    “这是反犹主义！”犹太人抗议道。
    “不是啊。”工作人员解释道，“我们为什么要在明知你总是要移民到以色列的情况下还雇你呢？”
    “不，我不打算移民。”
    “那我们就更不收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要傻子。”

    苏联部长会议正在讨论粮食问题，大家都一筹莫展。一个部长建议道：“要么我们跟美国打仗吧。让他们打败我们，然后他们养活我们。”
    “你疯了吗？”另一个部长立刻反对，“万一美国人打败了怎么办？那我们该怎么解决粮食问题？”

    在列车上一个男人在看报。看着看着，他嘟囔了一句：“这生活猪狗不如。”立刻对面有个男人站起身来，亮出红皮证件（克格勃证件）让男人跟他走一趟。
    “凭什么？！”看报纸的男人抗议道，“我读的是美国的新闻，我是说他们的人民的生活猪狗不如。”
    “闭嘴吧。”克格勃军官说道，“谁都知道哪儿的生活猪狗不如。”

    在列宁格勒，政府的新决议宣布根据这些措施终于能保证每个居民的食品供应丰富。
    列宁格勒电台的记者在大街上采访：“您觉得党的关于食品供应丰富的新政策怎么样？”
    女人答道：“嗯，我们活过了德国人的封锁，估计也能活过这个丰富。”

    苏联大清洗时期。某日深夜一家门外骤然响起敲门声，全家老小惊慌失措地跳了起来。
    门外传来一个声音，“是我，你的邻居，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咱们的房子着火了。”

    两个党员伊万诺夫和彼得罗夫去餐馆庆祝彼得罗夫的生日。
    他们喝了一瓶伏特加，然后伊万诺夫说：“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热爱着你，我为什么热爱你呢？不是因为你从办公室偷党的财产，不是因为你把丈母送进了精神病院，不是因为你每天打你的老婆。不，不是因为这些。我热爱你是因为你是个好共产党员。”

    苏共垮台之后，一个男人走进报亭要一份苏共的报纸。
    “我们已经不卖苏共的报纸了。”报亭老板说。
    过了一会儿，那人又走来要买苏共的报纸。
    “我们已经不卖苏共的报纸了。”
    过了一会儿，那人又走来要买共产党的报纸。
    “你听不懂吗？我们已经不卖苏共的报纸了！”老板很不高兴。
    “我懂，但我就是爱听这个！再说一遍吧！再说一遍吧！”

    一个人走进商店发现柜台上空空如也。他愤怒地喊道：“这他妈什么烂政府？！什么都没有！”
    两个便衣立刻上来给了他两下。
    “你这喊什么呢？你在骂谁啊？！”便衣质问道。
    “当然是在骂沙皇。”
    “沙皇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男人辩解道，“他们统治了300年，可只存了70年的粮食……”（苏联的寿命是74年）

    在一个退休的克格勃将军向媒体披露了一些克格勃训练中的对苏联不利的细节之后，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找到戈尔巴乔夫：
    “我们必须撤销那叛徒所有的荣誉和头衔。他是个骗子，他不诚实，他说的都是谎话！”
    “你怎么证明呢？”戈尔巴乔夫问道。
    “这还用证明吗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他是个克格勃啊！”

    契尔年科要死了。他用电话拨出了一个秘密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勃列日涅夫。
    “我亲爱的勃列日涅夫·伊里奇。”契尔年科说道，“我就要找你去作伴了。告诉我，我该带点什么？那儿有什么短缺么？”
    “不，我们这儿什么都有，就像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一样。”勃列日涅夫答道，“不过或许你可以带一副刀叉？”
    “什么？你们那儿刀叉不够？”
    “我们这儿刀叉不缺。可是，轮到希特勒下厨的时候他会让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用镰刀锤子吃饭。”

    在集体农庄里，一只母猪生了三只小猪。党支部讨论后认为报告只生了三只小猪可能会给区党委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他们上报生了5只小珠。区党委向州党委报告那个集体农庄生了7只小猪。在州党委向农业部的报告中，他们宣称生产12只小猪的社会主义义务劳动成功完成。农业部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则称共产下20只小猪，提前完成任务。
    “好极了。”勃列日涅夫同志评价道，“三只小猪送给列宁格勒的工人，三只送给英雄城市莫斯科，五只拿去出口，五只送给在挨饿的非洲孩子。剩下的储存起来当战略储备，谁也不准动！”

    在休斯敦，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调查委员会在讨论航天飞机爆炸的原因：“我们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可就是找不到左侧固体助推器爆炸的原因。”
    在莫斯科，克格勃外事局的调查委员会同样在讨论航天飞机爆炸的原因：“我们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可就是找不到左侧而不是预先设定的右侧固体助推器爆炸的原因。”

    士兵们问他们的指挥员：“少校同志，我们懂什么叫改革了。改革就是我们过去走两列现在走四列。可什么是公开化呢？”
    “公开化就是你们可以任意批评我，但你们因此什么（惩罚）也不会得到。”指挥员解释道。
    “什么也不会得到？”
    “对。大衣啊，裤子啊，鞋啊……”

    一个苏联的孩子问父亲要一卢布说捐献给非洲国家的挨饿的人。
    “他们不需要我们的钱。”父亲解释道，“他们的气候很好，土地肥沃，他们肯定应有尽有。”
    第二天孩子回来说：“爸爸，老师说这钱是要帮助非洲国家的共产党。”
    “哦，”父亲答道，“他们既然有共产党，那肯定会有挨饿的人了。”

    爱沙尼亚向戈尔巴乔夫要求独立一个月，戈尔巴乔夫拒绝了；爱沙尼亚又要求独立一天，戈又拒绝了。爱沙尼亚于是又要求独立十分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建议同意他们的要求，因为独立十分钟也没什么害处，但对宣传工作非常有利。
    独立的十分钟过去了，在爱沙尼亚的苏联间谍汇报：“在前五分钟里爱沙尼亚向芬兰宣战，在后五分钟里爱沙尼亚投降并宣布已被芬兰占领。”

    学校在对学生们进行调查。调查中的一个问题是：你将如何给苏联公民分类？
    克格勃军官的儿子写道：“苏联公民可分为三类：去过监狱的，正在监狱里的，未来会进监狱的。”

    在提高伏特加价格之前，政府在工厂进行调查。
    “伏特加提高到20卢布一瓶的话你们还会买吗？”
    “会！”
    “伏特加提高到40卢布一瓶的话你们还会买吗？”
    “会！”
    “伏特加提高到150卢布一瓶的话你们还会买吗？”
    “不会！”工人答道，“我们的工资是140卢布，但如果能提高工资的话……我们会买……”

    克格勃决定向最佳政治笑话大赛获奖者颁奖：一等奖，二十五年；二等奖，二十年；还有两个三等奖，每个十五年。

    在教皇遭到枪击后西方媒体一致指责这是苏联克格勃的暗杀企图。为了终结这种流言，苏联政府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查。委员会随后报告政府：“我们十分确信我们国家与此无关。”
    “怎么证明呢？”
    “我们已经认定是教皇先开枪的。”

    在红场中间有个老太太已经踱步了好几个小时，脚边是两个手提箱。一个警察走了过去。
    “你在这儿干嘛？”
    老太太答道：“我只是在等着马蒂斯·鲁斯特飞回德国。”

    在莫斯科进行了一次审判，某人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罪名：在一次生日聚会上，当有人提到“以色列”这个词的时候他的表情仿佛很有兴趣。

    一个老人申请移民到英国去但被拒绝了。
    “您又老又多病，可英国又天天下雨。最好再想想吧。”签证官员劝他。
    两个小时后签证官员出去发现那人还在等候室里坐着。
    “您这是又来了？”
    “不，我没走。您跟我说了下雨的问题，我打算再想想。”
    “那您决定了么？”
    “不，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带伞去英国。”

    一个代表团来参观苏联集体农场。
    “你们这儿的西红柿怎么样？”客人问道。
    “西红柿不怎么长。”
    “嗯。黄瓜呢？”
    “还不如西红柿。根本不长。”
    “嗯。那可能是你种的方式不对。”
    “哦，要是我们种了的话本该能长的。”

    在苏联也有两类人，黑的和红的。
    黑的人坐着黑色小汽车，吃着黑色鱼子酱，能免费得到所有只能在黑市上见到的玩意儿。
    红的人只能在日历上标红的日子里扛着红旗走过红场。

    一个工人被派去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他回到家后坐在桌前。妻子问道：“要汤吗？”他举起右手。妻子又问：“要土豆泥炸肉排吗？”他又举起右手。妻子又问：“要伏特加吗？”他站起来热烈地鼓起掌来。

    一个参加党代会的代表回到工厂。
    “伊万，怎么样？”
    “太棒了！我带回来件新西装。”
    “你们在那儿决定什么了？”
    “我们决定了重大问题。一切为了人的利益！一切都为了人们能过上好日子！”
    “那你们投票了吗？”
    “我们一直都是投票给主要人物的。这次我亲眼看到那个人了！”

    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遇到海难被冲到一个有食人族的小岛上。食人族酋长说道：“说出个我们这儿没有的东西来，我就饶了你。要是你说不出，我们就吃了你。”
    “你们没有金发女郎。”法国人说。酋长笑了笑，带来了一个金发女孩。法国人于是被吃了。
    “你们没有计算机。”美国人说。酋长笑了笑，当场造了个笔记本电脑，美国人于是也被吃了。
    “你们有政治局吗？”苏联人问。酋长慌了神儿，半天才承认没有。
    “你们既然没有政治局，”苏联人奇怪地问道，“那你们是怎么学会吃人的？”

    苏联人参观美国的汽车工厂，苏联人问：“这个工厂是谁的？”答：“福特先生的。”苏联人又问：“工厂门口的车都是谁的？”答：“工人们的。”
    美国人参观苏联汽车工厂，美国人问：“这个工厂是谁的？”答：“全体苏联人民的。”美国人又问：“门口的车是谁的？”答：“厂长和书记的。”

    苏共的宣传员在演讲中说道：“帝国主义者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干涉苏联内政！”

    苏联式衰老：
    一个老人停在公寓门边上，手里拿着个空口袋想：“该怎么搞清楚我这究竟是正打算去食品商店还是刚从那儿回来呢？”

    老师在问学生未来的志向。沃瓦说：“我要当一个警察。”
    “可是啊沃瓦，等你长大了的时候就不会需要警察了。到时候人们的觉悟会非常高，不会犯罪。”
    “那我就当救火队员。”
    “可是啊沃瓦，等你长大了的时候就不会有火灾了，因为人们都会非常小心谨慎……”
    “那我就当军官。”
    “可是啊沃瓦，等你长大了就不会有军队了，人们都开开心心没有战争，所有的国家都是共产主义。”
    “您什么意思，不能真的逼我去工作吧？！”

    有人按了门铃。伊万开了门。
    “伊万是在这儿生活吗？”
    “不是，他不在这儿生活。”
    一个小时之后，又是门铃响，伊万开了门。
    “我跟你说了伊万没在这儿生活。”
    “那你是谁？”
    “伊万。”
    “那你为什么说你不在这儿生活？！”
    “你管这也叫生活？！”

    阿富汗。一个圣战者喊道：
    “嘿，俄国佬，投降吧！”
    沉默。
    “嘿，俄国佬，别抵抗了！”
    沉默。
    “嘿，俄国佬，快投降！”
    “这儿没俄国佬。你们能接受乌兹别克人投降吗？”

    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会见英迪拉·甘地。
    甘地夫人一下飞机，勃列日涅夫就开始讲话：“亲爱的撒切尔夫人……”
    左右连忙提醒：“勃列日涅夫同志，这是英迪拉·甘地，不是撒切尔……”
    勃列日涅夫皱皱眉头继续，“亲爱的撒切尔夫人……”
    “勃列日涅夫·伊里奇，这是英迪拉·甘地。”
    “闭嘴。”勃列日涅夫说道，“我当然知道这是英迪拉·甘地，可讲稿里明明是撒切尔……”

    勃列日涅夫的每日安排：
    上午9点：复活
    上午10点：早餐
    上午11点：颁发勋章
    中午12点：给电池充电
    下午2点：正餐
    下午4点：接受勋章
    下午6点：签署重要文件
    下午8点：临床死亡
    次日上午九点：复活……

    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说道：“同志们啊，这个不可容忍。有些政治局成员们的老年症又恶化了，开始玩起小孩子的游戏，跳木马。还有看啊，葛洛米柯同志抢走了我的锡兵（勃列日涅夫擦擦眼泪）还不肯还我……”

    一次勃列日涅夫正在阅读一份克格勃关于移民申请越来越多的报告。
    勃列日涅夫转身跟柯西金说道，“要是我们把移民签证一直发下去，有一天这国家可得就剩下你我啦。”
    柯西金回应道：“别把我算进去。”

    斯大林听到报告说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矛盾已经激化到接近开战了。“咱们得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说，“我们给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制定一个共同的首都吧。”
    亚美尼亚的首都是埃里温，阿塞拜疆的则是巴库。双方问斯大林哪个首都会成为两个国家的共同首都：
    “埃里温吗？”
    “不。”
    “巴库吗？”
    “不。我们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偏向哪个民族。”
    “那是哪儿啊？”
    “马加丹。”（西伯利亚科累马地区的中心，主要被用来作为科累马地区古拉格设施的人员集散地）

    两个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在1937年见了面。
    “你听说了吗，”伏罗希洛夫说，“保安部门把所有的人，不管谁都给抓去了。以后会怎么样？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们俩也抓去？”
    “不是所有人都被抓了。就抓聪明的。这跟咱俩就无关了。”

    斯大林在半夜打电话：
    “莫洛托夫同志？告诉我，你还口吃吗？”
    “是是的，斯大林同志，不过假设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需要，我我……”
    “不，莫洛托夫同志，没有需要。安心睡吧。”
    他又拨了个号码：“米高扬同志？听着，你在巴库当政委的时候，在巴库一共有多少个政委？”
    “二十七个，斯大林同志。”
    “在1920年被杀掉了多少个？”
    “二十六个，斯大林同志。”
    “好吧，安心睡吧，我们在巴库的第二十七个政委同志。”
    他又拨了个号码：“贝利亚同志？听着，你确定你把布哈林给枪毙了？”
    “非常确信，斯大林同志。怎么了？”
    “不，没事儿。安心睡吧，贝利亚同志。”
    斯大林放下听筒，自言自语道：“好的。我终于把他们都给稳住了。现在我也可以睡觉了。”

    在勃列日涅夫访问英国时，首相撒切尔夫人问这客人：“您怎么看丘吉尔？”
    “丘吉尔是谁？”勃列日涅夫反问。
    回到大使馆，苏联大使评价道：“祝贺你，勃列日涅夫同志，你让撒切尔夫人老实了。她以后再也不敢问什么愚蠢的问题了。”
    “撒切尔是谁？”勃列日涅夫反问。

    在莫斯科国际机场，一对即将移民到以色列的夫妇正等着飞机。广播突然响起：“注意，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因为勃列日涅夫同志启程前往巴黎而被推迟。”一小时后，又响起了广播：“注意，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因为柯西金同志启程前往伦敦而被推迟。”一小时后，又响起了广播：“注意，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因为葛洛米柯同志启程前往纽约而被推迟。”
    妻子于是说道：“你听到了吗，埃布拉姆？他们都走了。没了他们，我们为什么要走啊？去特拉维夫干什么？”

    苏联政府宣布了纪念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雕塑获奖名单：
    三等奖为普希金正阅读着一本勃列日涅夫的著作；
    二等奖为勃列日涅夫阅读普希金著作；
    一等奖为勃列日涅夫正在阅读勃列日涅夫的著作。

    里根、密特朗和勃列日涅夫见了面。大家都打开了香烟盒。里根的金烟盒上刻着：“致亲爱的罗恩，来自好莱坞的朋友们。”
    密特朗的烟盒上刻着：“致我亲爱的弗朗西斯，来自你忠诚的妻子。”
    勃列日涅夫于是打开了他的烟盒，上面写着：“致普希金，来自维亚杰姆斯基。”

    一个美国人到苏联旅游，发现一个苏联工人很穷。
    游客于是告诉工人：“这么做就行。我就会到华盛顿的白宫门前吃干草，总统出来问我为什么做这么奇怪的事儿，我告诉总统我很穷买不起吃的，总统就帮了我，我现在什么都有了。”
    苏联工人于是到莫斯科的红场上吃干草。
    赫鲁晓夫走过来问出了什么问题。工人解释了他的状况，赫鲁晓夫答道：“你最好把干草留到冬天，工人同志。估计这个冬天会非常寒冷艰苦，你现在还可以吃青草嘛！”

    赫鲁晓夫前来参观前卫派的美术展览。
    “这对该死的绿点和黄点是什么？”
    “这幅画，赫鲁晓夫同志，是表现我们英勇的农民在努力完成生产两亿吨谷物的计划。”
    “啊……哦……那这堆黑三角和红条条呢？”
    “这幅画描绘了工厂中我们英雄般的产业工人。”
    “那这个长耳朵的肥屁股呢？”
    “赫鲁晓夫同志，这不是画，是镜子。”

    十月革命后，两个警察正在查一个过路人的证件。那个过路人只找到了一张尿检分析报告。
    第一个警察大声读到：“分析报告：蛋白，负；糖，负。”
    第二个警察说：“没有糖。说明他不是投机倒把分子。走吧，公民！”

    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由于燃料紧缺，所有温度计都应调高四度。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夫人）见到了勃列日涅夫。她被介绍给总书记，但她心想勃列日涅夫肯定不知道她是谁。
    “您好，勃列日涅夫·伊里奇，我是克鲁普斯卡娅，您应该知道我是谁，因为您知道我丈夫，您经常引用他的著作。”
    “哦，非常欢迎，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耶夫娜。我当然知道你是谁，还有你的丈夫。说起来克鲁普斯基近来如何？”

    勃列日涅夫访问中亚，受到了当地党政官员的欢迎。
    （用阿拉伯语）“和平降临于你！”
    “和平降临于你！”按照工作人员之前告诉他的话，勃列日涅夫愉快地回应着。
    “和平降临于你！”他们又说道。
    “和平降临于你！”勃列日涅夫愉快地回应着。
    突然，人群中有个持不同政见者喊道：“古拉格集中营！”
    “古拉格集中营！”勃列日涅夫愉快地回应着。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孙子在散步。
    “爷爷，等我长大了，能当上总书记吗？”
    “你说什么啊，孩子，怎么能有两个总书记呢？”

    勃列日涅夫在发表讲说：
    “昨天政治局决定改称我为沙皇，但我要负责的声明，他们会因此让我觉得很为难。因为我的名和父名分别是勃列日涅夫和伊里奇，今后不知是该叫我勃列日涅夫一世还是伊里奇二世。”

    1970年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写道：
    “我记得1917年10月的一天，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在彼得格勒大街上边走边讨论该何时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革命。就在这时，长着一对浓浓的眉毛的孩子出现在他们面前并说道：‘25日，叔叔，就25日好了。’‘过来，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列宁问道。‘勃列日涅夫’，男孩答道。”

    1970年一个苏军老战士的回忆录写道：
    “在1945年4月的最后几天，朱可夫元帅指点斯大林，汇报说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将在未来的4天内攻下柏林，他请斯大林同意这个计划。斯大林答复道：‘朱可夫同志，我认同你这个计划，但请给我十五分钟去听一下第十八集团军政委勃列日涅夫上校的意见。’”

    勃列日涅夫在又一次获得勋章后发表讲话：
    “有些人批评说我接受的勋章太多了，不能自觉地拒绝勋章。同志们！情况并不是这样。比如讲，我在不久之前就自觉地拒绝了布隆迪的国家最高荣誉奖章——挂在鼻子上的金环。”

    勃列日涅夫当上大元帅之后。
    问：新的五年计划将被命名为什么？
    答：元帅计划。

    “听听这个不错的笑话。一个女清洁工走进勃列日涅夫的卧室，发现他死了。”
    “然后呢。”
    “然后忘了。你觉得开头怎么样？”

    -听说了吗？勃列日涅夫去世了。
    -真的？他是亲自去世的吗？

    勃列日涅夫正牵着一只猴子散步。一人问道：
    “跟一头蠢牛走在一块儿不觉得很别扭吗？”
    勃列日涅夫：“它是猴子。”
    农民：“我没跟你说话。”

    1970年。大学入学考试。一个老师试图让一个差生说出当前最突出的事件：
    “今年我们在举办什么活动？”（该年是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我不知道，课本里没有。”
    “那你没看报纸和杂志吗？你没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吗？”
    “我们镇子里没你们说的这些。”
    “那你来自哪个镇？”
    “阿夫托斯塔罗耶。”
    老师对他的助教说：“你看这个夏天我们逃到那儿去怎么样？”

    两个学生决定去“列宁呆过的地方”旅游——去看看日内瓦、伦敦、布鲁塞尔、巴黎，这些都是列宁曾经移居过的地方。他们让他们的学校党委开介绍信。
    学校的回复如下：“非常理解你们的愿望，但目前还是建议你们去参观辛比尔斯克、苏申斯克和列宁山。”
    （苏联境内，分别是列宁的出生地、流放地和莫斯科大学所在地）

    克格勃举办了一场关于列宁诞辰庆典活动的最佳笑话大奖赛：
    一等奖：与列宁的一次会晤。
    二等奖：政府出资的为其7年的住房。
    三等奖：在列宁呆过的地方生活五年。

    问：波德戈尔内为什么被开除了？
    答：因为他在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宴会上赞扬他：“勃列日涅夫·伊里奇，你现在70岁，但看上去比60岁的苏联政权还要健康！”

    问：为什么最近看不到卖麝鼠帽的了？
    答：因为麝鼠数量呈算术级增长，而勃列日涅夫的官员数量却成几何级增长，所以现在抓不到麝鼠了。

    在高加索的一次聚会上，主持人站起来祝酒说：
    “我提议为勃列日涅夫同志干杯。但是我要做些解释。我并不是因为他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为他干杯，他担任这项职务有工资。
    “我也不是因为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为他干杯，他担任这个职务也有第二份工资。
    “我甚至也不是为了他是国家第一元帅而为他干杯，他担任这项职务还有第三份工资。
    “我是为他第一个认识到在现实状况下靠一份工资难以生活而干杯。”

    工人问道：“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的国家正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大路上，可到处都缺少供应，人民没什么吃的，这该怎么理解？”
    勃列日涅夫答道：“谁答应在路上供应吃的啦？”

    在理发馆，理发师一直在问勃列日涅夫波兰的问题。最终，烦躁的勃列日涅夫嚷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不断地问我波兰问题？！”
    “这样有利于我工作。每次我问你的时候你的头发都会站起来。”

    一个捷克人在街上遇见了在边防部队当军官的朋友，于是问道，“你工作忙吗？”
    “你知道，”朋友摇摇头，“我们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没有国界的国家，我们还有什么事儿可干呢？”

    勃列日涅夫到西伯利亚铁路贝阿线的工程现场去参观，看到了几百名身穿条纹服装的囚犯劳力。
    “你们好，海员同志们。”他向他们问候道。

    十月革命前楚科奇人只感到寒冷和饥饿。
    现在他们感到寒冷、饥饿，还有对苏共深深的感激之情。

    一个楚科奇人从莫斯科访问回来，向他的家人解释革命是为了什么——“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他深深地理解了现在的生活：“我终于知道人民指的是谁了。”

    问：勃列日涅夫为什么获得了最后一枚奖章？
    答：从犹太人手中解放了敖德萨市。
    （敖德萨是苏联犹太聚居区，勃列日涅夫时期有1/4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地方的农业指导员在集体农庄会议上讲养鸡的好处，养一只鸡每年都能获得许多卢布。
    一个农民打断他，说道：“如果犹太人离开，他们得为他们的教育付多少钱？”（上缴高额费用是苏联限制犹太人移民的手段之一）
    “四千卢布。别打岔，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羊的利润，但又被打断了。
    “如果一个犹太工程师离开，他得付多少钱？”
    “八千卢布。让我继续讲，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牛，但又被打断了。
    “如果那犹太人上过大学呢？”
    “两万卢布。但……”
    “或许我们还是养犹太人好了。”

    一个苏联警察对迷路的小孩说：
    “别哭了。我们将通过电台广播你的名字。很快你的爸爸妈妈就来接你回家了。”
    “好啊。但你们最好通过BBC，我的爸爸妈妈只相信那个频道里的话。”

    当拿破仑在失败后又一次崛起，从被流放的小岛上向着巴黎进发时，身边只有寥寥不多的军队，当时巴黎的报纸开始是这样的报道的：
    “来自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
    “不可明说的吃人魔王向格腊斯逼近。”
    “卑鄙无耻的窃国大盗进入格尔勒诺布尔。”
    而所有抵抗军队见到拿破仑都纷纷倒戈，很多军队加入了拿破仑的部队后，巴黎的报纸开始这样报道：
    “拿破仑·波拿巴占领里昂。”
    “拿破仑将军接近枫丹白露。”
    当拿破仑即将进入巴黎时，报道直接变成了这样：
    “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于今日抵达自己忠实的巴黎。”
    “我们伟大的皇帝拿破仑今早在圣母院举行了壮丽的加冕仪式，伟大的法兰西有福了~皇帝万岁！”

    赫鲁晓夫看到青年雕塑家涅依兹韦斯内的作品后破口大骂，说“就是一头毛驴用尾巴甩，也能比这画得好。”
    面对赫鲁晓夫不堪入耳的侮辱，涅依兹韦斯内毫不示弱，直言相对：“您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您有什么根据说这样的话？”
    他的话大大地触犯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即反驳说：
    “我当矿工那会儿是不懂。我当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一台阶上我都不懂。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
    但后来赫鲁晓夫还是立下遗嘱，要涅依兹韦斯内为他设计 了墓碑。

    几位苏联领导人坐火车旅行。铁轨到了尽头，火车停下。
    列宁号召：“立即发动无产者搞星期六义务劳动，修铁路！”
    斯大林抽着烟斗，严肃地下令：“给我从西伯利亚调100万劳改犯来，修不通铁路，统统枪毙。”
    赫鲁晓夫敲着皮鞋喊：“把后面的铁路接到前面去，火车继续开！”
    勃列日涅夫挥舞着双手说：“我们不如拉上所有的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最后，戈尔巴乔夫沉思道：“把火车拆了，到有铁轨的地方再拼装起来。”于是苏联解体了。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早上起来，看到太阳升起，开心地说：“早上好，亲爱的太阳！”
    太阳回答说：“早上好，昂纳克同志！”
    昂纳克中午看见日正当中，开心地说：“中午好，亲爱的太阳！”
    太阳回答说：“中午好，昂纳克同志！”
    昂纳克傍晚看到太阳快下山了，开心地说：“晚上好，亲爱的太阳！”
    太阳愤怒地说道：“去死吧，魔鬼！我现在在西德！”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想知道民众怎么看待他，于是他化妆微服私访。
    他在大街上询问一个人：“打搅一下，请问您觉得昂纳克怎么样？”
    这个人把他引到一条暗巷，确认四下无人之后，贴着昂纳克的耳朵小声说道：“我支持昂纳克！”

    斯大林去看电影首映礼，在影片播放时他一直哈哈大笑。
    不过电影结束时他突然问道：“好吧，我喜欢这电影，不过为什么那个丑角的胡子跟我一样？”
    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只有一人怯生生地提议道：“斯大林同志，要不让演员把胡子剃了？”
    斯大林答道：“好主意，枪毙之前先把胡子剃了。”

    斯大林在书房发现了老鼠，他跟加里宁抱怨。
    加里宁想了想，说道：“在这立个牌子，写上‘集体农庄’。”
    斯大林纳闷：“干嘛要立这么个牌子？”
    加里宁回答道：“这样一半的老鼠会饿死，另一半老鼠会自己跑掉。”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台下有人递上条子：“赫鲁晓夫同志，当时你在干啥？”
    赫鲁晓夫连问三次：“谁写的？站起来！”
    始终没人站出来。
    赫鲁晓夫笑了：“告诉你吧，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莫斯科，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名贵家具、高级汽车。
    老太太说：“孩子啊，这一切好是好，但苏共来了怎么办？”

    一位苏联的将军和他的孙子一同散步。
    “爷爷，我长大之后能当上将军吗?”
    “当然能!”
    “那我能当上元帅吗?”
    “那不能，元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孙子。”

    一天，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正拄着拐杖在路上散步，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这时，路边的两个警察早已听到了老人的呼救，但对此视若不见，谈笑如故。
    眼看自己快要丧命了，老人急中生智，高声呼叫：“打倒勃列日涅夫！”
    这下子警察吓坏了，赶紧跳下河将老人捞了上来。拖上岸后，警察立即将老人铐走了。

    列宁去世前夕，赶忙将斯大林招进克里姆林宫里，当面嘱咐对国家的相关规划。
    列宁：“不瞒你说，我还有个隐忧啊，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放心不下啊。”
    斯大林赶忙回答：“亲爱的伊里奇（列宁），你说吧，我听着”。
    列宁看了看，忧心忡忡地说：“我现在有点担忧，我死后，人们会跟你走吗？”
    没等列宁说完，斯大林立即回应道：“没问题，他们一定会跟我走。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我将送他们去见你。”

    军事演习区，一位妇女驾车在大桥前被一名军官拦住。
    “对不起，公民，您现在不能过去。”
    “为什么？” 
    “这座桥在一小时前被炸毁了。” 
    “您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很抱歉，不行，我本人已于 2小时前阵亡。”

    美国人说：我们享有自由，因为我们可以骂我们的总统而不会被警察抓走。
    苏联人说：我们也享受自由，我们可以随意骂你们的总统而不会被警察抓走。

    谁能把大象装进冰箱里呢？只有超级政治家能够办到。 
    第一步：抓一只猫，通过强烈的政治攻击让猫承认自己是大象。 
    第二步：公布规划，生产一种能装进大象的冰箱，不需要实际生产，但要动员国民缴税。
    第三步：收买证人，证明大象已经被装进冰箱里。
    第四步：利用媒体优势反复强调“猫是大象的祖先”这一理论，以防后患。

    苏联时期，莫斯科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大楼外，一个愁眉苦脸的男子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肥皂没有，电池没有，袜子也没有……
    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个看起来像是便衣警察的人低声对他说：公民同志，您要是再这样诋毁我们伟大的国家，我就要拿手枪把敲你的脑袋了！
    那个男子看了看他，继续自言自语：看看，连子弹也没有……

    英国某大学一数学教授发现家里的下水道堵了，就请来一个水管工来修。30分钟后，水管疏通。
    教授相当满意水管工的表现，但当他看到账单后不禁大叫：“天啊！就30分钟，你收的钱是我一个月收入的1/3了，我去当水管工好了！”
    水管工说，“你可以去，我们公司正招人呢。不过你得说你是小学毕业的，公司不喜欢学历太高的人。”
    于是教授就去当了水管工，他的收入一下翻了三倍。几年后，公司突然决定把水管 工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初中毕业，便要求工人们都去上夜校。
    夜校的第一堂课是数学，夜校老师想先看一下这些水管工的基础怎样，于是随便抽了一个人上黑板来写圆面积的公式。
    教授被抽中了，不过干了多年水管工之后，他已经忘了圆面积的公式是πr²。于是他只好从头推导：把圆无限分割后积分。但他得出的结果是负的πr²。
    他非常尴尬，于是回过头向教室里坐着的几十个水管工同事求助。只见同事们正在交头接耳，见他求助，纷纷对他说： 把积分上下限交换一下。

    一个苏联的交警求见交通局长。
    “局长同志，我老婆生孩子了……”
    “补助你200卢布，行了吧？”
    “能不能多给点，局长同志……”
    “得了，把限速牌给你用一天吧！”

    法学老师在课堂上讲道：同学们，现在这社会啊，大案看政冶，中案看影响，小案看关系……
    话未讲完，一同学猛地把课本摔在地上：请问，老师，那什么时候看法律呢?
    老师指了指地上的书，意味深长的说：我看你还是把课本捡起来。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期末考试的时候肯定看法律……

    一位苏联年轻人抱怨道：这种政府真差劲儿！！结果被一位克格勃听到后，年轻人被逮捕了。
    年轻人辩解说：“我根本没讲是哪个政府，你怎么可以随便逮捕我呢？”
    ” 你少骗人，”克格勃咆哮道，“我在这里工作二十多年了，哪一个政府差劲我不会知道吗？”

    一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判员结束一天的审判工作，回到办公室，突然独自大笑起来。
    对面办公桌的同事奇怪地问道：“是有什么好笑的事吗？”
    “是啊”，审判员用手帕擦着笑出来的眼泪回答道：“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哦？说来听听。”
    “你疯了吗！我刚判了说这笑话的家伙五年苦役！”

    两个久未见面的老朋友在街上碰到了，其中一个拄着拐杖。
    “你怎么了?”另一个关切地问。
    “我六个月前遇到了车祸。”
    “这么严重，现在还用拐杖!”
    “医生认为可以丢掉了，但我的律师认为还不行。”

    问：“你经常读《真理报》吗？”
    答：“当然，要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
    问：“如何赶走克里姆林宫里的老鼠？”
    答：“在里面放个标牌，写上‘集体农场’四个字，不一会大半老鼠都会饿死，剩下的都逃之夭夭了。”
    问：哪个国家最富？
    答：苏联。它已经被偷了五十多年了，但还没有被偷光。
    问：美国人阿姆斯特朗已经登月了，苏联人会赶上去吗？
    答：不会，因为那个地方不归克格勃管，宇航员会一去不回的。

    在柏林墙推倒的前两年，东德一个名叫亨里奇的守墙卫兵，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利斯。
    在墙倒后对他的审判中，他的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施行命令的人，基本没有挑选的权力，罪不在己。
    而法官则指出：“作为警察，不施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然而打不准是无罪的。
    “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自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心。当法律和良心抵触之时，良心是最高的行动原则，而不是法律。尊崇性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绳。”

    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作为贵宾参加苏联红场的阅兵式，参观结束后，亚历山大说：我要是有苏联的坦克，我将是战无不胜的！
    凯撒说：我要是有苏联的飞机，我将征服全世界！
    拿破仑说：我要是有真理报，世界现在也不会知道滑铁卢！

    美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夸口，说能给猫吃下芥末。
    美国人逮住猫，把芥末塞到了猫嘴里。
    “这是暴力！”苏联人抗议道。
    英国人把芥末放在两片香肠里，给猫吃下去。
    “这是欺骗！”苏联人抗议道。
    苏联人把芥末抺在猫的屁股上，猫敖敖叫着，用嘴去舔。“请注意，它是自愿的，并且唱着歌！”

    一艘苏联货船被食人族海盗劫持，海盗威胁要把所有的海员吃掉。
    船长问道：“亲爱的食人族同志，你们有过集体化吗？”
    “没有！”
    “你们有过个人崇拜吗？”
    “没有！”
    “你们有过十月节吗？”
    “没有！”
    “好吧，那我就真的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这么残忍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演员想早一点获得苏联国家演员的称号，人们就建议她入党。在入党仪式上人们问她怎么看共产主义。
    女演员说：所有东西都是充足的，不论是食品还是商品，还允许出国，总之，像在沙皇时代一样。

    苏联公民说：我们已经是共产主义了。
    有人问：为什么?
    答：我们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
    什么？那人很惊奇。
    答：你没见吗？我们的领导各取所需，民众各尽所能!

    1980年代，一个美国代表团要访问一个苏联的工厂，当局预先教导了工人们要怎样回答美国代表团的提问。
    美国代表团来了之后，问一个老工人：你每月的工资是多少。
    老工人回答：3000卢布（约4000美元）。
    美国代表团又问：有多少存款。
    回答：10万卢布。
    美国代表团问：你存了这么多钱准备干什么呢？
    老工人回答说：“我想买一双靴子。”

    一个苏联人准备移民去美国，上级知道了很不高兴，于是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给他做思想工作。
    领导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是因为不满意没有好吃的？”
    这个苏联人回答：“不是，我满意。”
    又问：“是因为不满意住房条件太差？”

    又答：“不是，我满意。”
    又问：“是因为不满意工资水准太低？”
    又答：“不是，我满意。”
    又问：“那我们不明白了，你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为什么要去美国？”
    最后回答：“因为在美国，我可以说我不满意。”

    一个莫斯科市民的鹦鹉丢了。这是只会骂人的鹦鹉，要是落到克格勃的手里可糟了。
    于是，这人紧急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本人遗失鹦鹉一只。另，本人不同意它的政治观点。”

    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在一起聊什么是最幸福的事情。 
    英国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冬天晚上早早回家，穿着羊毛裤坐在壁炉前面。 
    法国人：最幸福的事情是能经常和梦中人一起去海边，享受浪漫的假期。
    苏联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克格勃敲门说“康斯坦丁，你被捕了。”回答他们“你弄错了，康斯坦丁是我的邻居。”

    苏联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的回到家里和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 
    “可我们没有油啊。” 
    “那就煮吧！” 
    “我们没锅。” 
    “那就做烤鱼！” 
    “我们没柴。” 
    伊万很生气，走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
    鱼在水里划了一个圈，举起右鳍激动地高呼： “集体农庄万岁！”

    三个囚犯被送到了古拉格。他们开始谈论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
    第一个说：“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迟到五分钟，他们指控用怠工来搞破坏。” 
    第二个说：“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早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间谍。 ”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准时赶到。”第三个说，“他们指控我拥有一个西方制的手表。”

    莫斯科地铁上两人对话：
    “请问您是在克格勃工作的同志吗？？” 
    “不是。” 
    “那您有没有亲戚或朋友在克格勃工作呢？”
     “没有。” 
    “那您是否跟克格勃有些交往或联系？” 
    “没有。” 
    “那请把你的脚从我的脚上移开。”

    苏联某地出土了一具古尸，科学家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鉴定出其年代。
    这时候来了两个自称是克格勃的年轻人，二话不说把古尸架进了间小屋。不大工夫，年轻人出来拍拍手说“2235年前的”。
    科学家们非常吃惊，忙追问克格勃究竟掌握了什么高技术手段。 
    “这很简单，”年轻人整整衣服说，“他自己招了。”

    一位苏联病人在挂号的地方要找眼耳科医生，人们对她说只有耳鼻喉科医生和眼科医生。 但是病人还是坚持说：“我还是想要眼耳科医生。” 
    医生问：“你到底是哪里不正常？” 
    病人：“听见的是一样东西，看见的是又一样东西。

    苏联举行阅兵，沿着大街开来了炮兵、机械化步兵、坦克、自行火炮、战术导弹、战略核导弹，武器的破坏力一个比一个大。
    可队列末尾却是两个带公文包的矮子。
    在看台上领袖惊讶地问：“这两个人破坏力比核导弹还大吗？他们是什么人？” 
    克格勃主席说：“不是我的人。” 
    国防部长说：“没见过他们。” 
    部长会议主席低声答道：“他们是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的……”

    有个苏联人去银行存一百卢布，存完后非常不安。银行职员问他怎么了，他说担心银行会垮掉。
    职员说：不用担心，上面有央行扛着。
    客户说：那要是央行也垮了呢？
    职员说：还有苏联啊！
    客户瞪大了眼睛：可要是苏联垮了呢？
    职员说：这么大的好事，你只损失一百卢布，回家乐去吧！

    一个人走进克格勃大楼，说：“我是间谍，我要自首。”
    工作人员问：“你是哪个国家的间谍？”
    “我是美国的间谍。”
    “那你去5号房间吧。”
    然后，他走到5号房间，说：“我是美国的间谍，我要自首。”
    “你有武器吗？”
    “有！”
    “那请去7号房间”
    走进7号房间后，他说：“我是美国间谍，我有武器，我要自首。”
    “你有通讯工具吗？”
    “有！”
    “那请你去12号房间。”
    来到12号房间之后，他说：“我是美国间谍，我有武器和通讯工具，我要自首。”
    “那你有任务吗？”
    “有！”
    “那你快去完成任务吧，不要在这里打扰我们工作。”

    1935年6月，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在这次访问期间，罗曼罗兰用一部《莫斯科日记》描写了自己的所见所闻，高尔基作为这次访问之旅的邀请人，也在自家豪宅里接待了罗曼罗兰，让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对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有了不同的认知。苏联作协主席高尔基的家就让罗曼罗兰目瞪口呆：他的家就像一个宫殿，40多个专属佣人只为他一个人服务，11米长的大餐桌，大得像食品加工厂一样的厨房，贵族般的待遇，金碧辉煌的卧室。
    罗曼罗兰想了想自己的日子，再对比一下高尔基的生活，不禁有一个疑问产生：到底谁才是过着腐朽奢靡生活的资产阶级？
    他再次联想到高尔基定居莫斯科后创作的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和《陀斯契加耶夫等人》。两个剧本演绎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没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起初他还不服，可此行的见闻，让这位资产阶级作家服了，自己确实是没落了。
    他在书中感叹道：无处不在的特权和贪腐，成为了苏联官员和普通百姓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序

    甓园居士自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本书参照李希圣著《庚子国变记》（简称“李记”）与罗惇曧著《庚子国变记》（简称“罗记”），及罗惇曧著《拳变馀闻》（简称《馀简》）三种，书中编辑所加文字均以［］标示，其余通假各字，一仍其旧。

    序

    庚子京畿拳祸，其始由于二三愚妄大臣，逢迎亲贵，以攘除夷患为名，将欲撼动神器，徼非常之荣利。遂致乘舆播迁，生灵涂炭，款议屈就，岁币无厌。辛壬以还，国谋颠遌，民困财殚，百度隳紊。纪纲坐是不振，阴阳如日将昏。驯至宗社为墟，版宇分裂，夫岂人所及料哉！夫祸变之来，每相缘藉；是以风旋而上升，水激则弥悍。向若戊戌无变政之举，则孝钦无猜忌于德宗矣。宫廷雍睦，则扶清灭洋之谬说何自而生？拳匪不敢猖狂，夷兵无由犯关矣。辛丑和约，创巨痛深。乃锐意变法，空言立宪，权倖开货赂之门，疆吏失驭兵之柄，群小并进，天下骚然。假使当轴得人，推贤任能，修明庶政，则上下相维，犹可为理，国祚虽衰，其亡也未必如是之速矣。是故非意之意，常为事之基胎。呜呼，岂非天哉！

    余宰怀来之三年，当拳民萌动之初，余痛治之，境内晏然。无何，邻封拳众数千，阑入县境，设立坛场，声言报复；强余至坛所，厉声诘问，几罹锋刃。自此红巾满城，生杀任意，陵轹官长，鱼肉乡民，岌岌不可终日。如是者几两阅月。及夷兵陷京师，两宫微服出走，间关道途，昼餐无糗糒，夕休无床榻，饥寒羸瘁，有平民所不堪者，况万乘之尊乎？车驾猝至，百官云从。余于凌遽之顷，设备行宫，供亿百司食物，纷纭劳悴，仅乃集事。以豆粥麦饭之微劳，邀慈圣特达之知，眷遇优渥，寝将大用。顾为当路所嫉，官不过一道，宁非命耶？

    余之陪随銮跸也，往往不次召对，每陈民间疾苦及闾阎凋敝情状，慈圣辄为嗟叹。因谕执政以为闻所未闻。执政某公责余非所宜言，不当入告。余之触忌，此为尤甚。昔韩退之擢监察御史，上疏言事，贬山阳令。其实所论亦一时常事，而遽得罪者，盖疏中有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故执政者恶之，遂遭贬谪。以今拟古，有同慨已。

    兰溪刘治襄先生，吾浙知名士也。记问浩博有识，略知天下大计。壬寅领乡荐联捷，成进士，入词垣，有声朝列。余久钦其才望，以未获一见为恨。己未之秋，于役济南，晤于省廨。甫接，即询余西狩事。语未竟，会有他客至，寻复散去。越八年，余为济宁总揆辟入枢幕，与先生共几席。重申前问，余为缕述颠末。先生与同僚听之，或喜或忿，诧为创闻。余意一席之谈，不过具述当时事实而已。久之，先生出一编示余，署曰《庚子西狩丛谈》，则已裒然成集。于拳乱之始末，行在之起居，仕途鬼蜮之情，政事得失之故，详征博载，巨细靡遗。笔致纵横，词采磊落，事皆翔实，庶可传信。先生记忆强密，精力滂魄，即此可见。

    余衰老无能，日即颓丧，前尘已淡焉若忘。今得先生椽笔纪述，觉芜蒌情事，宛在目前，不禁感慨激昂，意兴飞动，先生其海上之成连乎？

    后之览者，毋徒矜佚事逸闻，即作当时信史读之，无不可也。丛谈云乎哉！

    中华民国十七年戊辰春三月，吴兴吴永书于宣南。

    庚子西狩丛谈序

    庚子之役，国家以乱民肇衅，外国连衡而入京师。两宫微服出狩，行二日，至榆林堡。怀来县知县吴永具衣冠恭迓于道旁。于是帝后始得进粥、备供帐。当是时，吴公之名闻天下。既而太后嘉其行谊，命开缺以知府随扈督办行在粮台。日夕召见，骎骎且大用，众以封圻台辅目公矣。而公伉直自将，不肯骫骳随俗，以故枢要多不悦公，遂以道员外放。然太后终契其贤，遇两司缺出，未尝不忆及公；每入都召对，未尝不移晷也。既而两宫相继殂谢，国祚亦潜移。谈者偶及往事，殆如隔世矣。丁卯之秋，余与公相遇客邸。有以前事询者，公为述其大略，乃与外间所传迥异。同坐刘治襄先生，瑰奇人也，因就公所述，草具其事，立成数万言。先生夙雄于文，敷陈演绎，剀切周详，睹者皆悚然色动。盖庚子之祸，为前古之所未有，不独关有清一代之兴亡，抑中外交通之一大变也。而事经一世，纪载阙如，后生小子，几莫有知其详者。吴公身在宫廷，亲述其所经历，又得先生雄快之笔记而传之，洵足备当世史家之要删矣。

    庄生云：“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邪？今海桑迭变，城郭犹是，人民已非，盖不仅丘陵草木缗焉而已。而二公从钟虡迁移之后，追述其生平闻见之详，有不胜其凄然魂断者。虽异代读之，犹将感怆欷歔恻怛而不能已，而况吾侪之目击其事者乎！

    然拳匪虽陋，尚知愤外侮之侵迫，同心以卫国家，特苦其智不足耳。缕指二十年来之事变，吾未尝不叹此辈之影响，犹为未可厚非也。二公于此，其亦有同慨乎？

    戊辰三月，桐城吴闿生谨序。

    甓园居士自序

    本编所载，系因前清庚子义和拳之变，两宫避地西狩，吾友吴君渔川自在怀来迎驾，随扈往返，尝为详述其身历目击之情事，而予偶为之属笔者也。全书近七万馀言，以篇幅太冗，厘为五卷。第一卷，自义和拳发难，迄于两宫出狩；第二卷，则渔川先生在怀来禁遏拳教，与后来所受之种种险厄；第三卷，自两宫驾抵怀来，沿途扈从，至于太原驻跸；第四卷及第五卷，则自西安起程回銮，至黄河南岸登舟北渡为止。除叙述辇路行程外，其间多有政变要闻，宫廷记注，与当时内外大臣、巨珰贵胄之语言风概。旁牵侧引，波谲云诡，可叹可愕，可歌可泣，可以抚膺扼腕，击案浮白。其一切称谓体式，均沿当日口吻，从史例也。惟渔川曾因公私事项，两离行在，归途复由河南迳赴粤中新任，故途中事实，未能按日衔接。然庚子一役，蒙国大耻，事变后先之迹，亦略可睹矣。暇中更将关系此次遗闻轶事，就传说亲切与他书所记载者，探赜索要，拉杂补著，别成附录两卷，用资印证。

    嗟乎！黄冠朝士，几人省说开元；白发宫娥，何处更谈天宝。况乃铜驼棘里，王气全消；白雁霜前，秋风已改。金轮圣母，空留外传于人间；宝玦王孙，莫问当年之隆准。昔之红羊换劫，青犊兴妖；六国叩关，双旌下殿。胡天胡帝，牵母牵儿，牛车夜走于北邙，卵晨探于废屋。蜀道青天，呼癸庚而不应；长安红日，指戊己以为屯。回听内苑虾蟆，六更已断；极目南飞乌鹊，三匝何依。谁实为之，吁其酷矣！天为唐室生李晟，上付禁军于马燧。灵武收兵，百官稍集；兴元置府，十道粗通。蜡诏星驰，海内识乘舆所在；饷舟鳞萃，人心以匡复相期。无如敝汉谋深，吞胡气怯，惟式怒，螳不当车。江左画疆，首主和戎之议；汾阳单骑，未收却敌之功。卒要城下以输盟，遂据榻旁而鼾睡。从此燕云，时时牧马；可怜庐壑，岁岁填金。迢遥百二河山，鸡鸣西度；侥幸八千子弟，狼跋东归。一局棋输，九州错铸。黄花明日，青史前朝，俱成过眼之烟云，孰洗沉沙之铁戟？

    渔川以关门之令尹，作参乘之中郎，紫气未瞻，彩符忽降；见舜容于墙上，遇尧母于门中。忍看憔悴绨袍，一寒至此；况说煎熬馁腹，半菽无沾。是主忧臣辱之时，正捐顶糜身之会，敢忘橐，以负诗书？太华山低，誓踏三峰而捧日；仙人掌小，拼擎一柱以承天。遂乃拥彗除宫，解衣献曝，典衾具馔，剉荐供刍。辛苦一瓯豆粥，亲进璇帏；间关万里芒鞋，远随金勒。朕不识真卿，乃能如是；众共称裴冕，故出名家。特加置顿之崇衔，命傅属车于近列。爰自横海澄波，回天起驿，登封礼岳，浮洛观图。歌凤翙以从游，赋鹿鸣而赐宴。长信宫前，千官献寿；望仙楼下，万姓呼嵩。渔川有役皆随，无班不缀。前席敷言，常呼裴监；书屏问状，必引萧生。篚颁相属于庭阶，簪笏不离于左右。凡一路之行行止止，经年之见见闻闻，往日冲埃，霜凄月黯，来时飞盖，云会风从；他若御史呈身，将军负腹，尚以由窦，学士簸钱；以及鸡虫得失之场，冰炭炎凉之感，覆雨翻云之世态，含沙射影之机牙；并珠记心头，丹留枕底。鸿爪之馀痕仿佛，印雪长存；蚕丝之积绪缠绵，逢人偶吐。听罢一回书说，抵将十曲词弹。

    昔年历下亭边，萍因偶合；今岁晚晴簃畔，花落相逢。便回西陆之馀光，重续南柯之旧梦。且收谈屑，聊缀丛麻，写黍离麦秀之遗音，作瓜架豆棚之闲话。君慕介子推之雅节，将隐矣焉用文之；我如王定保之摭言，不贤者识其小者。

    时中华民国十有六年十月上浣，甓园居士自叙于京师宣内寓庐。

    卷一

    述本书之缘起，义和拳壮大及为乱之始末。两宫西狩。

    前清庚子拳匪之难，八国联军入京师，两宫西狩。于时，同乡吴兴吴君渔川方任直隶怀来县事，以仓猝迎跸，不误供应，大为两宫所激赏，由知县超擢府道，恩眷优渥。京外啧啧，称一时佳话。上海各戏馆至特为编演新剧以歆动社会，观者填隘。予亦曾一往寓目。陈设布景颇新丽，而剧中情节殊弗类，科白鄙俚，全是三家村礼数。满村听唱蔡中郎，此固不足深究。然默揣当日吴君以荒城僻邑，傫然坐困，无端而空中霹雳，忽报皇太后驾到、皇上驾到，王公宰相，陆续俱到，此真梦想不到之事。巷中遇主，亦喜亦惧，定别有一番情景。惜不获与局中人把臂晤谈，一询真况也。

    民国八载，予佐山东省幕，渔川方任胶东道尹，以事晋省。居停屈公觞之于省署西园，嘱予为陪。济南当陆海孔道，冠盖络绎，公私宴会无虚夕。予苦不善酬应，往往托故辞谢。是日闻渔川在座，顿触素怀，欣然赴召。私念渔川以盛年下位，骤膺殊眷，遭旷代非常之异数，意其人必精强机警，目听而眉语，才气发露，足以倾倒一世者。顾乃温厚敦笃，蔼然善气，恂恂如老诸生。臭味相感，一见莫逆，恍惚若平生故旧。席间坐次适相接，喜极情急，不复能自禁，未及举酒，即迳叩以前事。众闻语咸共忻赞。渔川因为从头叙述，合座倾听，均敛容屏气，至寂然不闻匕箸声。正谈至酣蜜处，忽报某镇帅至，主客悉蜂起离席，一番扰攘，遂尔中断。以后肴酒杂沓，终席迄不得赓续。催租败兴，予大引为憾事。第念同官一省中，山河咫尺，觌面固非难事，计必有一日从容剪烛，可以圆此话柄。不意渔川回署后，战事踵起，遂不暇重至省会。而予亦不久谢事去鲁。风流云驶，忽忽八年，彼此不相闻。顾其人其言其事，辄低徊往复于予胸中，未尝一日释也。

    顷岁政局改造，济宁潘公总揆事。予与渔川先后被辟入枢府，同儤西厅，又适在对案，相见喜极。亟拟请申前说，顾渔川新病愈，喘息尚不属，殊逡巡未敢相敦促。会同事吴君北江、郑君倓忱、饶君景伯、柯君燕舲，咸欲速闻其事，因争相与怂恿之。渔川重违众意，勉为之开章演说。同人环坐促膝，如听柳麻子说《水浒传》，心摹神会，目无旁眴。渔川旋亦自忘其疲，描述拳匪始末，殊清切动听；忽惊忽愕，忽笑忽怒，顷刻万态，听者亦不觉随而颠倒。久之而声益高、神益王，旁牵侧证，触绪环生，娓娓滔滔，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不可复遏止。直至全部结束，始相与起立环顾，则花砖日影，早已移过七步，直上西棂矣。

    此次所谈，与予前所闻者互有详略，但通体比较，总以详于前者为多。其关于拳匪一节，及后幅情事，均为前说所未及。予既温旧闻，复偿新愿，胸藏宿块，顿尔消解，欣慰殆不可言喻。最可异者，区区一夕谈，发端于八年之前，而结委于八年以后。假当时稍延片刻，一气说尽，亦不过晓此一段历史，茶前酒后，偶资谈助，反不觉如何注意。乃无端画成两橛，神山乍近，风引舟开，偏留此不尽尾声，悬悬心坎。直至今日，言者听者，乃复无端聚集，完此一桩公案。地隔数千里，时阅六七年，以万分渴望之私，当十九难偿之愿。本非绝对必需之事，已作终身未了之缘，成日蓄之意中，而一旦得之意外，便觉得一字一语，皆成瑰宝，奇书残本，忽然足配完编。一如荡海萍花，既离复合，西窗听雨，重话巴山，此岂非人生难得之快事耶？

    回寓后，偶与侄婿倪孔昭、儿子同度述及一二，皆忻喜踊跃，如读章回小说，前说未竟，即亟盼下回分解。予念渔川所谈，虽属于一人之遭际，而其间事实，率关系于政闻国故与一时大局之得失，为当世所不具悉者。渔川不言，恐更无人言之，亦更无人知之。此一段逊荒实录，或遂沉埋湮没，永在阙文借乘之列，殊为可惜。因率就灯下援笔记述，取案头日报，用寸草涂抹其上。初意数纸可竟，乃引而愈长，既尽一纸，更取一纸，直至晓钟将动，尚未罄其十一；而乱稿敦积，直如太冲研都，纵横左右，狼藉满案。次晚更续，始别以新纸检饬书之，凡历更三彻夜而后竣事。折叠稿纸，已岿然如牛腰。因嘱倪婿依序整理，清缮一通。复持示渔川，承为诠次先后，订其漏误。更出旧藏日记两册见付，携归核对，以次填补地名时日，并就中择要节抄二十馀则。于是自拳匪发难，洎出狩以至回銮，首尾粗具，居然足成一片段。与明皇幸蜀、建文逊国诸记传，约略相类；而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内容之繁赡丛杂，差乃过之，因姑名之曰《西狩丛谈》。方计藏之箧笥，备异日史家之选。知好中具悉其事，谓君意既在掇拾旧闻，毋使湮没，则与其私为枕秘，孰与迳行刊布、寄传识于多数之耳目？质之渔川，颇承赞可。乃稍加删润，付之手民。此系率意急就之篇，文无剪裁，体无义例，庄谐并逞，雅俗杂陈，殊不能律以作家绳尺。惟事事翔实，在渔川为亲见，在予即为亲闻，耳入而笔出，初未尝稍有增减缘饰，取悦观者。虽不敢遽言传后，要当足以信今。以视坊肆通行之《清宫秘史》诸作，信口开河，羌无故实者，固为稍胜一筹也。

    抑予于此，尚当有所剖说。盖渔川自弱冠以词翰受知于当代诸巨公，书名文藻，照耀海内，固非不能属笔者。渔川之事，渔川之言，渔川不自记而予记之，蚕则绩而蟹有筐，未免近于掠美。顾渔川当日所遇之奇之险之艰难困顿，千磨百折，殆非恒人所能忍受。甫离豺窟，又入龙潭；幸回九死之生，突受可惊之宠；负责于矛淅盾炊之下，长日在探珠履尾之中，虽幸保于始终，实备尝夫荼蘖。重以尊前车笠，半隔云泥；梦里槐檀，都成泡影。已在境迁之后，不无痛定之思，雅不愿以旧事重提，徒增枨触。况以局中之人，记亲历之事，在己有铺张之迹，于人有扬抑之嫌，下笔措词，颇多牵顾。至对于朝序笑谈，宫廷琐事，亦似不欲遽形笔墨，致伤忠厚。故所存当时日记，殊甚简略，其无心传世可知。平居不言温室树，于此正足见渔川之长德。予则完全居于局外，与书中人物，均无何等关系。有闻必录，原不假以成心；据事直书，更无劳于曲笔。此一段信史，或遂因予之冒昧越俎而稍留梗概于后世；即渔川当日种种苦心孤诣、斡旋盘错之大节，亦反因此书以表暴其十一，则掠美之事，或竟视为成美，殆亦未尝不可。若代斲伤手之讥，固非予所计矣。既拉叙缘引如此，以下乃述渔川之言。

    渔川曰：

    予欲述迎驾始末，当先叙及拳匪之事。盖逮两宫西狩时，京师匪患虽熄，而近畿各地，厥势犹张。予方为所厄，备历艰窘。即驾至怀来之前一日，予尚困居围城中，丝毫未得消息也。

    予初以先外舅曾惠敏公之汲引，得识合肥李文忠公，颇承器视。前清光绪二十一年，文忠奉命充全权大臣，办理日本换约事宜，予以直隶试用知县奉调充文案委员。次岁，文忠奉命出使，贺英皇加冕［注释：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贺俄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此处作贺英皇加冕，系误记。］，兼游历各国。继其任者为张樵野侍郎荫恒。年馀事竣，会诏中外大僚荐举贤能。张公密保六人：首安徽臬司赵尔巽，堪任封疆；次候选道伍廷芳、梁诚，堪任出使大臣；次道员潘云生、汤伯述(皆不记其名)，堪任监司；以予殿末，其荐语为“堪膺方面”。旋交部带领引见，奉特旨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丁酉补怀来县，戊戌九月到任。是时予年力壮盛，颇锐意为治。在任二年，于地方利弊，多所兴革，尤以除暴安良、使民安业为主旨。因此与地方绅民感情颇洽，相处如家人骨肉，凡所举办，朝令夕行。故虽羁栖下邑，殊恋恋不忍舍去。以此迄于庚子之难，予犹在怀来也。

    先是清代嘉庆末叶，直、鲁、豫各省，承白莲教之后，复有所谓八卦教者，大抵以书符治病煽诱愚俗，趋者如鹜。嗣经清廷严令禁遏，因不敢公行啸聚，而民间实私相传习，蔓延颇广。自耶教传入中国，地方莠民，辄挂名教籍，倚外势横乡里。教士藉口保护，以袒庇为招徕，动辄挺身干预。官吏但求省事，遇有民教讼案，往往屈民而右教。教民骄纵益甚。乡闾良懦，十九受鱼肉，因之衔恨刺骨，则相率投入八卦教以与之相抗，因该教中稍有团体组织，冀以众为势，缓急可资援助也。逮声气渐广，名迹显露，其中黠者，亦深虑官方干涉，率加以“不轨”二字，肆行剿刈，乃特创“扶清灭洋”四字口号，即悬是为彼教标帜，一以号召人民，一以抵塞官府，用自别于白莲、天门诸教。缘此而从者益众，渐明目张胆，昌言无忌。官吏亦置若罔闻，然禁令固未弛也。迄李秉衡抚鲁，部属有以此请示者，则怫然拍案曰：“嘻，此义民也，奖且不暇，又安可复禁！”此语一播，所在游民土匪，争相与招摇勾煽，设坛立社，教中声势，一时暴长。于是善良殷富，亦不得不投身入教以自庇。会毓贤任曹州府事，迎合李意，思藉此阶进，则悉力奖励而倡导之，不过数年，几遍于山东全境矣。

    义和拳起嘉庆时，民间私相传习，其时禁令严切，犯者凌迟死。燕齐之间，犹有秘传其术者。光绪庚子，毓贤为山东巡抚，民间传习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帜。时各省多闹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愤，闻灭洋说，争鼓吹之。（罗记）

    该教中每纠合若干人为一团，多者或至逾万人，少亦以千百计。每团各设有坛宇，所奉之神，任意妄造，殊不一律，率以出于《西游》、《封神》、《三国》、《水浒》诸小说者为多数，且有供祁寯藻及李秉衡者。李时尚生存，不伦不类，殊无可索解。各团领袖，皆称大师兄，凡有正式祈祷，则神必降集其身，跳舞升坐发号令。馀众膜拜奉命，即赴汤蹈火，咸俯首惕息，无敢稍抗。大师兄躬代神位，口含天宪，因此声势赫耀，可以颐指而气使。凡隶该团本域住民，无论富贵贫贱，生死祸福举出于其一言之下。此职率由地方豪猾充任，其威力直远出郡县长官之上。

    八卦教本分为八大团，每团各以一卦为标帜。此次举事者，实只有乾、坎两团。隶“乾”字者，谓之黄团，悉用黄巾帕首，黄带，黄抹胸，黄布缠足，巾上皆画乾卦。隶于“坎”字者，谓之红团，巾带皆红色，上画坎卦。大势既集，遂公然编列队伍，制造兵器，以军法相部勒。练习时，由大师兄拈香诵咒，其人即昏然仆地，俄顷倔起，谓之神来附体，则面目改异，辄自称“沙僧、八戒、悟空”之类，狂跳踊跃，或持刀矛乱舞，呼啸如狂醉。新入者，则以次等头目教授之，令诵经咒，习拳棒，谓经月而足用，三月而术成，则矢石枪炮，均不能入，以此抵御洋人，削平世界各国，所向无敌；其精者，至可以书符作诀，从空中发火种，焚毁百尺巍楼、万间广厦，或随意举利刃自刺，至于刃曲锋折，而肤肉迄无少损。闻者益惊以为神，于是一时风靡，遂不可复遏。因以习拳为入教正课，故彼中自称为“义和拳”，亦称“义和团”；官中称之为“拳民”，或称“义民”，后以其行止不法，真相渐著，则普通称为“拳匪”云。

    义和拳源于八卦教，起于山东堂邑县，旧名义和会。东抚捕之急，潜入直隶河间府景州献县，乾字拳先发，坎字继之。坎字拳蔓延于沧州静海间，白沟河之张德成为之魁。设坛于静海属之独流镇，天下第一坛，遂为天津之祸。乾字拳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而涞州，而定兴、固安以入京师。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于义和会，其后皆称义和团。坎字拳为林清之馀孽，乾字拳为离卦教郜生文之馀孽，故皆尚红。其后有黄色一派，则乾字拳所创也。坎字、乾字，授法各殊。坎字拳传习时令焚香叩拜后，植立而仆，仆而起，跳跃持械而舞。乾字拳则令闭口伏地，少时白沫满口，则呼曰神降矣，亦起跃持械而舞。又有震字，则山东王中之遗孽，中于乾隆间被戮。坤字拳不详所自。震字拳见诸永定河南岸。坤字拳见诸京西，从者盖鲜。惟坎字、乾字最势大矣，乃分扰于京津。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词曰：“请请志心皈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某，随意呼一古人，则孙悟空、猪八戒、杨戬、武松、黄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要学武艺，请仙师来。”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诸坛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诸葛武侯、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祀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最奇者为山西祁相国，则祁文端也。大约祀神无规定，意中所欲奉则祀之耳。（《馀闻》）

    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虽同为拳团，亦复各树门户，以强弱诈力相角胜。嗣更有巨猾，别出心裁，从天津觅得一土娼，略有姿色，两悍泼多智巧，乃群奉之为女匪头目，号称“黄连圣母”，珠冠绣服，衣饰仪从如妃后。更怂恿青年妇女，投拜麾下，选健者为之部领，辄衣红衣，短袖窄袴，十百成群，招摇而过市，手持红巾一方，沿途挥舞，人称之为“红灯照”。谓只须红巾一拂，可使于百尺楼顶发火，立时灰烬；或以红巾铺地，一人立其上，念咒数通，巾与人皆冉冉升空，如驾一片彩云，直上天际云云。辗转传播，众共信之为天人。所至则夹道人众，咸俯伏泥首，俟过去方敢起立。实则此等事实，皆出诸匪众之口，从未有人目见；而互相矜炫，互相迷信，迄无敢稍加拟议者。民智之愚陋，至于如此，诚一时之怪事也。

    庚子四、五月间，忽传有红灯照者，皆十馀龄幼女，红衣裤，挽双丫髻，稍长者盘高髻，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朱色折叠扇，扇股皆朱髹。始老孀设坛授法，集闺女数十辈，环侍受法。四十九日，术成，称大师姐。转教他女，术成，持扇自扇，渐起渐高。上蹑云际，掷灯下，其从妪拾缴坛内。女身植立空际，渐化为明星，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近或远，或攒聚如联珠，或迤逦如贯鱼。津民狂走聚观，佥云目睹。有终夜升屋而了者。女子自言，能于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馀。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悬红灯，迎红灯照仙姑也。城内外列炬高悬，若万星之齐耀，争传拳队所至，红灯随之。每焚洋楼，皆言仙姑掷火也。又有沙锅照者，以飨神团，人挟一锅，遇拳民战时，析薪淅米，炊饭飨之。沙锅仅如巨钵，自言饭百人不尽。此团皆乞丐也，沿门索米济军，无敢拒者。（《馀闻》）

    五月中，有黄莲圣母，乘舟泊北门外，船四周皆裹红绉。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自言能疗疾。拳匪伤者舁舟旁，傅以香灰，数日而蛆出焉。直督裕禄迎入署，朝服九拜，弗为动。乃制黄旗两杆，大书黄莲圣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堠某神堂居焉。圣母坐神橱中，垂黄幔，香烛清供，万众礼拜，城陷，逃去。拳匪散为盗，劫圣母于舟中，审为圣母也，缚而献诸都统衙门，获重赏。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与圣母同被执，皆戮之。或曰，西人载之游欧洲，而红灯照皆复其居，大半为娼焉。（《馀闻》）

    是时，鲁抚李秉衡、直督裕禄、直臬廷雍、晋抚毓贤，皆心醉其术，而毓、廷二人，溺信尤甚。畿辅大僚，已如一孔出气。内则刚毅、赵舒翘等，阿附端王载漪，极力主持，造作种种征验以耸上听，一若此等义民，真有忠忱神力，可以报仇雪耻，张我国威者。一时竟有奖励各省拳民焚毁教堂之诏令。以是奸民无赖，所在咸揭竿蜂起，不可收拾。嗣以袁项城调抚山左，首申厉禁，犯者杀无赦，各团首皆遁入直界，鲁中匪势，因是为之一衰，而直境各处，转益以滋扰。闻项城初奉此诏，立即通行所属，遵旨办理。其时抚署主办洋务文案为候补道徐抚辰，湖北人，字绍五，向来牵涉洋人案件，均经彼手，而此事竟未及寓目，闻之大愕，立见项城谏阻，谓此乱命万不可从。项城不听。徐退后即刻摈装出署，留书告别，益剀切申明利害。项城阅之顿悟，亟遣人召还，面向谢过，而檄文已发，乃以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护洋人而剿拳匪，因是竟得盛名。项城后日之丰功伟业，赫赫为全国宗望者，实皆由徐玉成之。当时山左人民，获以安定，清室亦藉延十数年之命，而北方各省，皆得免遭重大惨劫。一言兴邦，造福诚非浅鲜。此事项城幕中旧人，为予历历言之，当非臆造，顾同时竟绝罕知其底蕴者；而徐后亦遂默默无所表见，大功不赏，可惜尤可叹也。

    直隶拳匪，初发生于新城，而盛行于涞水，旬日之间，天津、河间、深冀等州，遍地皆是。其时大阿哥已立，其父载漪，颇怙揽权势，正觊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而令其子速正大位，闻之喜甚，极口嘉叹。诸亲贵因争竭力阿附，冀邀新宠。大臣中亦尚有持异议者，谓究近邪术，恐不可倚恃。然太后意已为动，顾犹持重不即决，乃派刚毅、赵舒翘前赴保定察看。刚、赵皆为军机大臣，甚见信用。复命时，刚阿端王旨，盛称拳民忠义有神术；赵又阿刚，不敢为异同。太后遂一意倾信之，于是派端总率团务。端益跋扈肆志，而顺、直拳匪，同时并起矣。

    直督裕公，本庸懦无意识，颇信拳匪为义民，但尚未敢极端奖励，辄依违持两可以观风色。臬司廷雍，则一意徇庇，所以承奉之者，无所不至。拳民由是益骄。团众过怀来，臬署至为发排单，饬县供应。煌煌宪檄，无法违抗，只有勉强承应。彼乃需索乾折，累费至数百金。惟藩司廷杰，颇明大体，深以予在怀境禁抑为当，然独力已苦不支。而廷臬谓予助团不力，衔之殊甚，突以纵盗殃民为题，密委下县查办，将加以罪。是时予正下乡捕盗，迭破巨案，绅民交口称颂，委员侦查复命，恰与事实相反，因而中止。予晋省谒见，廷藩始告以故曰：“君在怀来，治绩甚佳，予所深悉。臬台乃欲以私意相罗织，殊不可解。君但安心尽职，毋须置理。本司一日在此，必不令彼妄屈好官也。”此语不知何人传入臬署，两司至以此成水火，而廷臬之衔予，乃益加甚。厥后予几因此中奇祸，而廷藩亦险遭不测，报施之毒如是，殊非此时所及料矣。

    津郡拳匪，始于静海属之独流镇，称天下第一坛。直督裕禄不之禁，渐延入郡城，张旗挟刃游于市，转相煽诱，旬日之间，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刃，丁丁之声，日夜相续，若铃铎之互答。官不敢禁挟械，但禁冶铁。示甫下，匪纷集县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从之，冶炉遍衢巷矣。匪诵言灭洋，租界戒严，教堂尤岌岌。津保之间，迭毁电线、铁路。五月，朝旨严剿拳匪，裕禄承端刚意，故纵之，匪焰益炽，教士皆避居租界，官临视各教堂，加钥焉。匪犹扬言教堂藏地雷火药，定期轰毁津城。鼓楼东教堂洋楼特高，夜半忽传中有火光，游民渐聚渐众，匪率众焚之，烬焉。破狱出狱囚，洋货店及藏洋书器者皆焚毁之。禁民间著白衣，谓其近洋派也。以河东民居邻租界，谓藏奸细，焚殆尽。令民家焚香供清水一盂，馒首五枚，青铜钱数枚。家置一秫秸，粘红纸，供五日，持以挥敌，首自落。匪纷集督辕求枪炮，裕禄命赴军械所自择焉，尽攫以去。又令居民喊大得胜以助威。有闭火门神咒，遍张通衢。其词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既而洋兵枪弹屡及，神咒不验。又令居民焚香叩首时，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曰避火诀也，已而又不验。匪扬言海口起沙，横亘百里，外阻夷船，团中海乾神师为之也。既而一僧来，自称海乾，众虔奉之。著黄缎服，手念珠，持禅杖，受众供养。城陷后，不知所终。复有一道士来谒大府，自号天灭，谓天灭洋人也。官吏恭送入坛，团匪与语不合，斩之，悬首西门，曰：此伪天灭也。匪劫掠无虚日，富户一空。及城陷，匪首张德成挟重资遁。（《馀闻》）

    匪党既群聚涞水，鸱张日甚。直督不得已，乃派副将杨福同前往查办。杨稍有究诘，匪竟聚而戕之。裕闻信胆落，自是遂不敢有所主张，既不剿，亦不抚，听其横行不法。匪乃益肆然无忌惮，延至四月二十间，遂群起举事，首焚毁津保铁路，斫断电线，黄巾红布，弥望皆是。都下游民痞棍，悉闻风响应。五月初旬，京城附近亦渐次发见，每三五成群，沿途叫嚣奔突，持刀喊杀；惟尚未见大股聚集，亦未敢公然闯入城堙也。

    义和拳自山东蔓延及于直隶，聚众称义和团，遂围涞水。县令祝芾请兵，直隶总督裕禄遣杨福同剿之。福同败死。义和团进攻涿州，知州龚荫培告急。顺天府何乃莹格不行，以荫培召变，免其官。（罗记）

    庚子四月，拳匪毁保定铁路，直督裕禄命副将杨福同驰往镇之，及易州，为匪戕死，朝廷方议用拳匪，不赐恤。（《馀闻》）

    五月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突在永定门外遇害。都人闻信，咸栗栗戒惧，知有危祸。各使馆外人，尤大哗愤，群起向总署诘责，问我政府究竟有无保护外人能力。当局支吾应付，仍不闻有何等措置。拳匪益藐玩无所瞻顾，遂相率结队入城，一二日间，城内拳匪已集至数万。王公世爵，争延请大师兄住其府第，竭诚供奉；内监之入伙者尤众。于是辇毂之下，悉成团匪世界矣。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俄使格雨思上书，言：“乱民日益多，英法藉之，将不利于中国。俄与中国方睦，逾二百年，义当告。”总理衙门得书，不敢上。俄使欲入见，乃封奏焉，亦不答。（李记）

    十四日，以礼部尚书启秀、工部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入总理衙门，而以载漪为管理。（李记）

    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遣兵杀之于道，剖其尸。（李记）

    十七日，匪众遂乘势暴动，以焚烧教堂为名，到处放火。前门一带，如东西荷包巷、珠宝市、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煤市街等处，繁盛市场，悉付一炬。火势延烧正阳门城楼，红光烛天，各处教堂及教士居宅，同时举火。凡教士教民家属，无少长男女，咸被屠戮，伏尸载道。匪中呼洋人为“老毛子”，教民为“二毛子”。先犹专杀教民，次则凡家有西洋器具货物，或与西人稍有交往者，概加以“二毛子”之名，任意屠掠；次则有无事证，一无所别择。于是全城居民，惊号狂窜，哭声震天地，真一时之浩劫矣！

    十七日，拳匪于右安门内焚教民居，无（论）老幼妇女皆杀之，一僧为之长。（李记）

    十八日，往宣武门内焚教堂，又连烧他教堂甚众。城门昼闭，京师大乱。连两日有旨，言拳匪作乱当剿，而匪势愈张。（李记）

    正阳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焚四千馀家。数百年精华尽矣。火延城阙，三日不灭。时方称拳匪为义民，莫敢捕治之。（罗记）

    候补知府曾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合璧舆榇何异？则下策矣。”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翰林院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殆二千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御史陈嘉言自谓：“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吉林将军长顺言：“二童子殆非人，至则教堂自焚，已忽不见。”太后喜，大以为神人也。下其书，览示天下。群臣又时时言山东老团一扫光、金钟罩、九龙灯之属，能役鬼神，烧海中船尽坏，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于是太后焚币玉，自祷祠之，而未尝至。（李记）

    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吴国镛及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言义民所过秋毫无犯，请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刑部郎中左绍佐请斩郭嵩焘、丁日昌尸，以谢天下；户部主事万秉鉴至谓曾国藩在天津杀十六人偿丰大业命，损国体而启戎心，请议恤；户部侍郎长麟久废，请率义民当前敌，太后释前憾而用之。而曾廉、王龙文至请早定大计以应人心，其言尤悖逆。（李记）

    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焉，谓之保护。（李记）

    遂以载勋、刚毅为总统，载澜、英年佐之，籍姓名部署，比于官军。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度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夙昵度恒，亦不能庇也。户部尚书立山不甚附载漪，候补侍郎胡燏棻治铁道，侍读学士黄思永尝请行昭信股票，通永道沈能虎与李鸿章有连，皆号为习阿洋务，拳匪欲杀之，燏芬夜亡走，依袁世凯，能虎以贿免，立山、思永下狱，其罪状则神语也，曰“通夷”。杀游击王爕，醢之；詹事府詹事李昭炜、翰林院编修杜本祟、检讨洪汝源、兵部主事杨芾皆指为教民，被伤几死；编修刘可毅死于道，失其尸。（李记）

    自前门焚毁后，清廷鉴于拳匪之横暴，颇有觉悟，复通令各省，着地方官严行禁阻，然已不生效力。匪众旋扬言焚烧各国使署。清廷遣人警告东西洋各国驻京公使，劝其回国，并有旨派兵护送赴津。各公使同至总署辞行，德使克林德行至总布胡同，突为一兵士发枪击毙。

    二十三日，德使克林德入总理衙门，载漪伺于路，令所部虎神营杀之。虎神营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诅也。颐和园起渐台，高二十馀丈，亦曰“鬼见愁”。乱初起，令畚公使皆反国，期一日夜尽行。各公使请缓期，故入总理衙门议，而德使死焉。杀德使者，章京恩海也，其后日本执杀之。克林德已死，许缓行，又请迁入总理衙门，各公使不敢出。（李记）

    于是各使益怒不可遏，谓清廷实无保护诚意，行亦死，居亦死，均之死也，孰与共谋抵抗，以侥幸于万一。遂相约不复出都，即就东交民巷一带，建设防御工程，为固守计；同时由津沽调洋兵五百馀人，分布扼守；并各电本国政府设法济师。部署既定，遂照会总署，促将大沽炮台腾让，为彼屯兵地，词气甚倔强不逊。太后大恚，诸王公更交口刺激之，乃复勃然变计，告庙誓师，明令挞伐；仍弛拳匪禁令，着各省督抚招集奖率，同仇敌忾。京城方面，以荣禄总师，立调武卫中军，及董福祥所统甘军，率拳匪多人，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一时枪声震耳，磞腾如连珠。顾禁军久不习射击，百无一中，拳匪益蠢无秩序，冒死盲进。洋兵潜伏围墙中，不动声色，瞄准以待。俟前麾拥过御河桥，则一声口令，百枪并发，弹无虚落。我众轰然仰退，如波翻浪卷，死者辄坠入御河中。俄倾复进，见围中无动静，徐徐上拥，比至故处，则墙内枪发如前。且进且退，一日数接，御河积尸已平岸，而洋兵之受伤者，乃寥寥无几，守志因以益固。顾附近民居，则一洗几尽。如徐相桐、孙相家鼐、曾侯广銮府第，皆在界内，悉遭兵匪焚劫；眷属男女，仅以身免；曾宅并毙仆役三人。兵匪羼集，殆逾数万，区区攻一数百人据守之巷隘，而鏖兵累日，竟不得进其咫尺，真儿戏矣！

    二十四日，遂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夷兵裁［才］四百，四面为营垒，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为必死，皆奋。围攻五十馀日，昼夜番战，苦相持。董军及武卫中军死者无虑四千人，拳匪亦多有伤亡，皆引退。而刚毅、赵舒翘方坐城楼趣战，饮酒欢呼。刚毅曰：“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舒翘起为寿曰：“自康有为倡乱悖逆，喜事之徒云合而响应，公幸起而芟夷之，略已尽矣。上病且死，又失天下心，不足以承宗庙，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义民四起，上下同仇，非太后圣明，公以身报国，尽除秕政，与海内更新，亦亡以致今日之效也。古有社稷之臣，今于公见之矣。”刚毅大喜，自行酒属舒翘曰：“展如知我。”展如，舒翘字也。舒翘之入政府也，刚毅援之，故事之尤谄。（李记）

    二十五日，下诏宣战。（李记）

    拳匪既不得志于交民巷，乃往攻西什库教堂，副都统阿克达春为前锋，战不利，载漪大怒，立斩之，而教民皆坚壁以待攻。刚毅帕首持刀请督战，张左右翼而前，拳匪死者数百人，刚毅跳而免。忿发骂曰：“公等在涿州时，皆言何如，今若此，天下事不足言，吾与之俱受其戮矣。”其后崇绮又三往攻之，讫不能入。而载漪为匪党论功，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查无虚日，车骑服色，拟于乘舆，至自称九千岁，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李记）

    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工部尚书陈学棻，阁学贻穀，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寺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穀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等争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独东交民巷使馆，以塞门德土为垣，严拒守，不能破也。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御史彭述谓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东僧普法、余蛮子、周汉，三人者，王龙文上书所谓三贤也。普法本妖僧；余蛮子以攻剽为盗魁，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周汉则狂夫也。（罗记）

    围攻使馆久不下，众意稍懈。荣相见大势弗顺，已纡回改道，隐与使署通消息；或称奉诏送瓜果蔬菜，至东交民巷口，听洋人自行取入；一面设法牵制兵匪，使不得急攻。是时主战主和，朝议颇纷纭不一，乃奉旨特开御前会议。太后与皇上同出莅座。端、庄诸王，方倚拳匪作威福，攘臂抗声，主战甚力。侍讲学士朱祖谋亦在班列，即跪地陈奏曰：“臣谓与洋人万不可战！”声洪而锐。太后为之动色环顾，意颇愠怒，厉声问：“何人？”幸朱班次在后，仓猝中无人指认，遂得免究。然太后馀怒未息，复厉声曰：“此何等大事，今举朝王公大臣均在此，尚未有建议，何物小臣，乃敢越级妄言，岂目无朝廷耶？”因此众益俯首不敢置一语。顾太后意态尚犹豫，而端、庄持之急。德宗意颇弗惬，然亦不敢加斥驳，于人丛中顾见总理大臣许景澄，欲倚以为重，乃下座直前握许手，怆然曰：“许景澄，尔在总署有年，熟知洋务，应明白大势。究竟与各国能否开战，国命安危，在此一举，必直言无稍隐讳。”言毕泪下。许亦含涕陈奏，沥言不宜开衅状，谓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兵部侍郎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皆与许同官总署，均从旁力赞其说。德宗颦蹙以听，每一语辄一肯首。许益激昂论列，语至痛切，乃相持而泣。惟时王相国文韶亦主和议，方启欲有所陈。端以王久在枢府，素被太后信倚，恐意为所夺，即挺身至御座前，戟指向许、袁曰：“请老佛爷观看，如此情状，尚复成体统耶？”因厉声喝令拿下。太后熟视无语。许等愕然却退，议亦遂散。而次日袁、许、徐竟骈首就戮，今浙中所称三忠者是也。同时内务府大臣立山亦以通款使馆被杀。侍郎张荫桓已遣戍在新疆，并于此际驰命正法。论者谓皆出端、刚辈矫旨，非上意也。

    七月初三日，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荣禄微争，太后笑，禄未起，太后曰：“若敢抗旨耶？”不许，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监刑，色独喜，昶笑谓承煜曰：“勉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景澄亦呼家人与言，皆阳阳如平时，颜色不变。徐桐曰：“是死且有罪。”崇绮亦曰：“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言者。”昶初召对，朗言拳匪当痛剿，退又两上疏力争，故尤为载漪所恨；景澄以使俄故，匪党颇侧目焉。徐桐与景澄有郤，至榜其名，戒门者不许通刺。（李记）

    是日［七月十七日］，杀徐用仪、立山、联元，仍以徐承煜监刑。用仪尸横道二日，无收者。

    大阿哥之初立也，太后召其夙所宠信者谋于中，欲遂行内禅，山意不谓然，太后浸疏之，竟用以死，家赀累巨万，尽没入之。太后复出总大政，上居瀛台，饮食不时通，采槿花而食，日一医案，宣示内外臣民，称病笃。联元内召，颇见亲，因奏见言事毕，逡巡起，立太后前言曰：“皇上当保全。”语未终，太后骂曰：“皇上当保全，予不当保全耶？”元为人口吃，语塞而出，死所从来矣。荣禄方入对，知将杀用仪等，至殿门，与徐桐约俱请，桐曰：“吾尝劾用仪，今岂肯为之请，且诛内奸以清朝列，何请为？”色甚厉。至前，太后袖出诏，禄顿首曰：“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李记）

    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书皆曰通夷。又欲杀奕劻、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会城破而免。（罗记）

    立为汉军旗人，本姓杨，久在内府供职，颇有富名。旋以兼任总署，颇好与外人交往，习其仪节，起居服御，皆喜从西式，故为诸亲贵所不慊。而以财见妬，尤其致死之一大原因。徐公平日温温不露棱角，而此次亦及于难，殊不可测，殆以供职总署之故。盖匪中凡沾及外交人员，率指为汉奸，不分皂白，殊无可置辩。袁、许、徐三公曾联署上一疏，语颇切直，或以此触所忌也。

    张公于予有荐主恩，闻之尤为恻然。当主办日约时，予曾从事左右，相处逾岁。其精强敏赡，殊出意表。在总署多年，尤练达外势。翁常熟当国时，倚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每日手函往复，动至三五次。翁名辈远在张上，而函中乃署称“吾兄”、“我兄”，有时竟称“吾师”，其推崇倾倒，殆已臻于极地。今张氏褒辑此项手札，多至数十巨册，现尚有八册存予处。其当时之亲密可想。每至晚间，则以专足送一巨封来，凡是日经办奏疏文牍，均在其内，必一一经其寓目审定，而后发布。张公好为押宝之戏，每晚间饭罢，则招集亲知僚幕，围坐合局，而自为囊主，置匣于案，听人下注。人占一门，视其内之向背以为胜负。翁宅包封，往往以此时送达。有时宝匣已出，则以手作势令勿开，即就案角启封检阅。封中文件杂沓，多或至数十通。一家人秉烛侍其左，一人自右进濡笔，随阅随改，涂抹勾勒，有原稿数千字而仅存百馀字者，亦有添改至数十百字者，如疾风扫叶，顷刻都尽；亟推付左右曰：“开宝开宝。”检视各注，输赢出入，仍一一亲自核计，锱铢不爽，于适才处分如许大事，似毫不置之胸中。然次日常熟每有手函致谢，谓某事一言破的，某字点铁成金，感佩之词，淋漓满纸。足见其仓猝涂窜，固大有精思伟识，足以决谋定计，绝非草草搪塞者。而当时众目环视，但见其手挥目送，意到笔随，毫不觉其有惨淡经营之迹。此真所谓举重若轻、才大心细者，宜常熟之服膺不置也。

    张公得罪之由，曾亲为予言之，谓实受李莲英所中伤。其自英使回国时，曾选购宝石两枚，预备进奉两宫。一为披霞，一为祖母绿，足充帽准之用。归国后，乃以红宝石进之德宗，祖母绿进之太后。论其价格，绿固远胜于红也。但通例，京外大员进奉，必经李手，即贡呈皇上物品，亦须先由李呈明太后过目，方始进御。因此率另备一分，为李经进之代价，大抵稍逊于贡品，而相去亦不能过远。彼时侍郎眷遇方隆，平日高才傲气，于李殊不甚注意，本已不免介介。此次又无一馈赠，若有意为破成例者，故衔怨至深，而侍郎固未之知也。进呈时，太后方拈视玩弄，意颇欢悦。李特从旁冷语曰：“难为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么？”盖通俗嫡庶衣饰，以红绿为区别，正室可被红裙，而妾媵止能用绿。太后以出身西宫，视此事极为耿耿。一言刺激，适中所忌，不觉老羞成怒，遂赫然变色，立命将两份贡物，一律发还。此消息既已传播，当然必有投井下石之人。未几，即以借款事被参。太后阅奏，立遣缇骑传问。侍郎方在家居，忽有番校四人，飞骑登门，口称奉旨传赴内廷问话，当即敦促起身，乃匆匆冠服上车。两人骑马前后，馀两人露刃跨辕外，一如行刑刽子手即将押赴市曹者。侍郎谓：此时实已魂魄飞失，究竟不知前抵何处。乃番校沿路指示，竟一迳趋向禁城，直至东华门下，始知尚有一度讯问，当不至立赴刑场，然心中忐忑，转以益甚。下车后仍由番校押导入内，至宫门外，已有两内监守待。番校前与致词，一如交割罪犯者。当在阶下立候，未几，传呼入见。太后盛气以待，词色俱厉。至不敢尽情剖白，只有碰头认罪，自陈奉职无状，仰恳皇太后、皇上从重治罪，仍摘要勉剖一二语。幸刚中堂在旁，乘间指引开脱曰：“这也无须深辩，现奉皇太后、皇上恩典，你只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下去。”予见太后无语，始碰头逡巡退出。至宫门外，已不见有人监视，随步行出东华门，觅乘原车还寓。途中神志恍惚，乃如噩梦惊回，天地改色，一天雷雨，幸而无事，居然重见妻孥，此诚意料所不及者。然寸心固怦怦然，针毡芒刺，不知何时可释也。

    侍郎作此语时，固疑朝廷必尚有何等处分，至少亦当革职，然竟别无后命，只得如常入署供职。当时颇有人劝之引退者，侍郎曰：“此当然之事，安俟更计？且吾心已碎，即在职亦何能更有所报称？但现在尚是待罪之身，万不敢遽行陈乞，只有徐之时日，或者霆怒稍霁，再当设法缓图。求进固难，求退亦岂易事耶？”

    如是数日，尚无动静，以为可以渐次消解。乃一日忽下严旨：“户部侍郎张荫桓着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照例大员得罪发遣，即日须出投城外夕照庵，再候兵部派员押解，向之请数日期限，摒挡行李。侍郎虽扬历中外，而挥霍亦巨，故殊无甚积蓄，治装颇拮据。予时已奉补怀来缺，尚未到任，百计张罗，勉集五百金，赶至天津途次，为之赆别。相见惨恻，谓：“君此时亦正须用钱，安有馀力，乃尚顾念及我。”语咽已不复成声。予欲勉出一言以相慰藉而竟不可得，惟有相对垂泪而已。此情此景，犹在目中，方意侍郎年力未衰，必有赐环之望，乃以拳匪作恶，无端殃及万里外。命耶？数耶？诚不得而知之矣。

    最可异者，侍郎虽身受重戮，而始终未尝革职，故临刑时犹被二品官服。闻廷旨到后，相知中致意家属，有劝其自尽者。侍郎慨然曰：“既奉有明旨，即自尽以后，照章仍须执行斩决。与其二死，孰与一死？大臣为国受法，宁复有所逃避？安心顺受，亦正命之一道也。”于此足见其胸襟磊落，难临守正，不图苟免，真不愧大臣骨梗。独念公抱此异才绝识，乘时得位，又得当轴有大力者为之知己，而迄不获一竟其用，区区以不得于奄竖之故，遂至窜身绝域，投老荒边，甚乃授首于仓皇乱命之中，若明若昧，同一死难，而迄不得与袁、许诸公共播芬烈于一时之众口。苍苍者天，何以独厚之于前，而又重厄之于后耶？当时新抚为饶公应祺，假使稍微负责，缓须臾以察真伪，则拳祸旦夕已定，势即可以不死。公如不死，则后来和议，必可以大为文忠臂助。既已周悉外情，老成谙练，而又为拳匪所欲杀之人，对于外人，以患难同情之感，其言易入，定能为国家挽回几许权利。外交人才，如此消乏，而又自戕贼之，长城自坏，其谓之何！尔时公恸私哀，反复交集，至为之数日不怿。继又念今日何日，乃系阳九劫运，钧天帝醉，豺狼狐鬼出没之时会。此数月中，京直数十州县，无辜良懦，破家荡产，惨死于非命者，殆以千百万计，宁复有是非得失之可言？侍郎亦不过数中之一人，假无出塞之事，亦安知不与袁、许同殉？总之劫数已定，无可幸免，惟有付之太息而已。

    ［六月］十六日，杀张荫桓于新疆。始荫桓以康党系刑部，太后盛怒，欲杀之，求救于英人，得戍边。兵兴，荫桓上书总理衙门，言宜守约，载漪及刚毅恶之，为蜚语以闻，太后亦恐其通俄，故死。（李记）

    亡何，各国军舰已连翩集大沽，遂环攻我炮台。津中拳匪欲焚烧紫竹林，洋人守御甚固，迄不得入。五月十九日，大沽炮台失陷，津城危急。裕督仓皇不知所措，益专恃拳匪为重。大师兄出入督署，列队前导，与制军分庭抗礼。司道以下，皆屏气伺颜色，祗候惟谨；州县官途遇，直长跪道左，俟舆过始敢平立，绝不稍一顾盼，其威重如此。一日，忽拥黄连圣母至督署，前驱先入，传呼设香案，命制军如仪跪参。裕督冠服出迓，将如命行礼，匪众复高呼曰：“止！先取过掩面旗来！”左右乃以龙旂二面交遮掩蔽，始喝赞行三跪叩，盖仿剧场中穆桂英与杨六郎妇翁相见礼式也。

    ［六月］十八日，马玉昆败于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禄走北仓，从者皆失，欲草奏，无所得纸而罢。久之乃上闻，京师大震。（李记）

    敌兵之攻大沽也，提督罗荣光守炮台，炮伤英兵舰一。俄而兵大至，荣光走，台遂陷，荣光至天津，仰药死。而直隶总督裕禄谬报大捷，太后及载漪皆喜，发帑金十万两，犒将卒。京朝士大夫附拳党者皆喜，谓洋人不足平也。（罗记）

    是时，廷旨以李秉衡督师，扼守京津孔道。李陛辞时，慨然自任，谓：“区区洋兵不足平。”出京之日，人见其以红布幂首，短衣红带，一如大师兄装束。顾屡战屡败，洋兵节节深入，我军退至杨村河西务，士无斗志，李遂发愤殉节。裕督由天津逃出，旋亦自尽，死时仅一足着靴，盖仓皇出走，一靴已跑失也。

    二十九日，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三召见宁寿宫，语移日。秉衡主战，且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诘以李鸿章等公奏，秉衡言：“此张之洞入臣名耳，臣无与也。”太后闻天津败，方旁皇，得秉衡言，乃决，遂命总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李)

    ［七月］初十日，北仓失，裕禄走杨村。十一日，杨村又陷，裕禄自戕死，宋庆退蔡村。敌方得天津，画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仓，炸炮居阵前，更番迭击，玉昆散万金募死士，得三百人，薄而前，炮发而三百人者皆死。玉昆力战三昼夜，会日入，天大雨，夷潜师出玉昆后，玉昆兵乱，夹击尽破其军，玉昆大败，退至武清，不复能战矣。荣禄以闻，太后泣，问计于左右，以新斩袁、许，无敢言者。

    十三日，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时已停攻使馆……议遣桂春、陈夔龙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欲行，覆书甚嫚。彭述请俟其出，张旗帜为疑兵，数百里皆满，可以怵夷，闻者皆笑。是日，李秉衡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观拜其长，人各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套、如意钩、火牌、飞剑，谓之“八宝”。当是时，义民大至，往往而聚者数十万人，号为“禁旅”。大抵皆倚秉衡为名，秉衡亦羁縻之，取虚声而已，骄恣实不能使也。

    十四日，蔡村失，宋庆走通州之于家圩。

    十五日，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败于河西邬（务），死者十四五，潞水为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死。廷相故与曾廉、王龙文、张季煜，以秉衡奏入军，兵败皆脱身走。廷相谄附拳匪，比于连文冲、鲍琪豹而阘茸过之。载澜、刚毅连名奏，廷相属草焉。尝上格天疏，请以大阿哥监国，尤好言用兵，秉衡信之，使总军事，以走死。而鹿传霖为请恤，优诏褒其忠。陈泽霖自武清移营，闻炮声，一军皆溃，秉衡走通州。（李记）

    十七日，李秉衡败于武清之马头，通州失，秉衡死之，拳匪杀平民无算而归。秉衡由丞尉起家，至开府，负清名三十年，及死而无人惜之者。通州已失，乃召宋庆、马玉昆守京师，驻南苑。（李记）

    是日［十八日］太后闻秉衡军败而哭，顾廷臣曰：“余母子无所赖，宁不能相救耶？”廷臣相顾皆莫对。议遣王文韶、赵舒翘至使馆，文韶以老辞。舒翘曰：“臣资望浅，不如文韶，且拙于口，不能力争。”荣禄曰：“不如与书观其意。”乃遣总理章京舒文持书往。书达使馆，约明日遣大臣来，以午相见，及期皆不敢出。时方攻使馆，舒文至，董福祥欲杀之，称有诏，乃免。（罗记）

    拳匪始于毓贤，成于载漪、刚毅，人所习闻。然最初实为李秉衡。光绪乙未，秉衡抚山东，仇视西人。山东有大刀会主仇西教，秉衡恒奖许之。丁酉十月，大刀会杀二教士，德人请褫秉衡职，不允，转秉衡川督。德人憾不已，乃命开缺；德人坚谓不足蔽辜，卒革职去。毓贤以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秉衡所最亲善也。及为东抚，循秉衡之旧，护大刀会尤至。己亥，刚毅入枢府，力荐秉衡，令查办盛京案，归即命巡视长江水师。秉衡过武昌，语鄂督张之洞曰：“朝廷将痛除西人，公当默体此意。”毓贤旋授山西巡抚，语其属曰：“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庚子五月，匪势大炽，东南督抚连名请剿匪，粤督李鸿章领衔，约秉衡署名，不得已从之。旋密奏请募兵北上，谓西兵专长水技，不善陆战，引之深入，必尽歼之。朝命统兵北上，乃募湘勇十六行营，中途逃散，乃返南京，另率队北上。比至京，而天津陷。孝钦后正忧惶无策，思与西军言和。秉衡入对，力以退敌自任。后大喜，命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出屯杨村河西坞，及至而杨村已失。西军势甚锐，秉衡一战而溃，自维无以对朝廷，乃吞金死。事闻，照总督例赐恤。联军入京，奕劻、李鸿章与议和，联军请惩办罪魁。得行在朝旨云：李秉衡固执酿祸，应定为斩监候。惟念已临难自尽，著革职撤销恤典。秉衡负清名三十载，自佐贰致开府，及死，人无惜之者。（《馀闻》）

    先是，直隶提督聂士成，兼统武卫左军，初受命剿捕拳匪，追踪逐北，继复奉命攻剿洋军，乃回兵迎之，匪众乘势扰其后。聂知事不可为，忿然率兵深入敌垒，志在必死。洋兵望见黄马褂，发炮轰击，洞胸坠马死，尸委道旁。数日后，其部下目兵薛保筠冒险入敌围，负其尸以出。然当时以不惬于端刚，竟未得褒恤。回銮后，始下恩命，予谥忠节，于天津建立专祠。厥后其子宪藩，扬历中外，名位显达，人皆以为忠义之报。盖庚子死事大员，疆场马革，惟聂公最得其正也。

    初，直隶提督聂士成奉命剿拳匪，有所诛锄。既而朝议大变，直督又袒拳匪，深恚士成。朝旨严责士成剿夷，时论又多所责让。士成愤懑无所泄，乃连战八里台，陷阵而死。（罗记）

    拳匪之变，以聂提督士成死事最烈。士成安徽合肥人，为淮军宿将，发捻诸役及剿朝阳匪，皆有功。甲午中日之战，据大高岭，阻日兵，尤著名。叶志超逮后，士成代为直隶提督，率武卫军驻芦台。匪焚黄村铁路，聂军一小队驰至，突被拳匪迎击，伤数十人。士成奉相机剿抚之命，军至落堡，拳匪三千人方毁廊坊铁轨，士成谕禁不止，仍扑聂军，士成命击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匪党诉诸朝，朝旨严责士成。裕禄命士成军回芦台。士成至津，遇拳匪于道，匪持刀奔马首，士成避入督署，裕禄为之缓颊乃止。时拳匪在津有二万人，遇武卫军，辄缚而戮之，士成不敢与抗。端王载漪、刚毅等深恨士成，思乘间杀之。荣禄虑聂军激变，驰书慰之，谓贵军服制，颇类西人，遂致寻衅，团民志在报国，愿稍假借。士成得书，慷慨复书曰：“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聂军守杨村，遏洋兵，屡战，互有杀伤，洋兵以饷绌兵单折回。裕禄张拳匪功，赏拳匪巨万，聂军不与。旋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战十馀次，租界几不支。西人谓自与中国战，无如聂军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诋聂军通夷，朝旨又严督之。士成愤甚，谓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每战必亲陷阵。

    一日，战方酣，拳匪拥入其家，絷其母妻女以去。士成闻报，分军追之。部下新练军一营多通拳匪，见聂军追匪急，大呼聂军反，齐开枪横击之。士成内外受敌，被数十枪，乃麾其军还攻拳匪，自突战于八里台，以期死敌。麾下执辔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将校知不可回，乃随士成陷敌阵。士成中数弹，裂肠死。麾下夺尸归，拳匪将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裕禄以死事上朝议赐恤，载漪、刚毅力阻，乃下诏责其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馀闻》）

    洋军已破津沽，京师震动，拳匪溃军，益散乱无纪。清廷知势不可抗，复派人与使署通款曲，并馈食物。六月十七，天津失陷。七月己未，各国联军进逼京城，分道攻齐化、东直、崇文各门。使馆守兵，乘势溃围而出，与外军相响应，教民复争为向导。庚申黎明，遂攻破东华门，长驱入紫禁城，内廷犹不之知。是日适为镇国公载澜值宿，闻洋军已入，始趋入大内，请两宫速驾避难，于是遂仓皇出走矣。

    十九日，夷兵自通州逾时而至，董福祥战于广渠门，大败。时日暮北风急，炮声震天，风雨皆止。

    二十日，黎明，城破，夷兵自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入，驻郊坛，禁军皆溃，城中无一兵。董福祥走出彰义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彭述方遍谕五城，谓我军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李记）

    卷二

    宰怀来之初，禁拳坛。

    述怀来拳匪情状，与拳匪正面交锋险事。

    当京津骚扰之际，予在怀来，亦正被拳匪所困。先是直境义和团纷起，怀来毗邻各邑，亦以次波及。风声所播，群信为天神下降，到处传述拳民神技，争相炫饰，谓能吞刀吐火、呼风唤雨，宛然为《封神传》中人物。村闾妇孺，咸交口啧啧，希得先睹为快。盖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以故邑中有识士绅，亦洋洋乐道其事。予独念历朝往事，远若如黄巾、米贼，近者如白莲、天方，决无以异端邪术而能成立大事者。妖风一启，莠民趋之，将来必至泛滥横决，不可控制，小则酿地方之患，大且遗邦社之忧。乃极口诫饬士绅，传谕里保，多方开导，严切取缔，谓：“现已奉旨明禁，怀来境内，无论何人何地，均不得设有神团坛宇及传习布煽等事，违者以左道惑众论，轻则笞责，重则正法。”以此拳坛遍于四邻，而怀来一县，尚成净土，大有平原独无之象。或有劝予稍委蛇其事以姑徇众意，而留转圆之馀地者，予固岸然不顾也。

    继而风靡益甚，境内无赖游手，均汲汲思动。闻某村有一少年，练术已成，神验大著，所在乡里，群奉之为大仙。予密嘱干役张元春，设法招致来署。已而果有乡民四五人拥之前来。予令引入偏院，挈护勇数名，亲往莅视。见一黄瘦村童，问其姓为郭，问其名为双桂子，问其生年，止十六岁，殊蠢蠢如鹿豕，而神气颇傲岸，绝无畏缩态。先向予对面立，即漫然作问曰：“大老爷，传我何事？”予谓：“闻尔道法高妙，已得神人附体，予特欲一亲试验耳。”曰：“可。”即东向垂手直立，口唇微动，不知作何语；俄而两颊作颤，面渐青如死灰，双目直视，悉改常度；忽向后直倒，瞑目挺卧无知觉。予颇皇遽，其人曰：“无虑，此祖师上法时也。”良久，手足徐徐动，两手作攫拿势，渐动渐亟，突挺然起立，如植木。复大声问曰：“尔请我来此何事？”予曰：“闻大仙降临，法力广大，深愿一得领教。”曰：“可。”声洪厉，已不似曩时。乃举手屈伸，移步腾踊，如术家技击状；见者谓步武姿势，确有少林宗法。予令次第改授刀棒，纵横舞弄，咸呼呼作声响，中间屡次向予进逼，如鸿门舞剑，意在沛公者。卫兵以枪格之，乃不得前。如是数四，予叱之曰：“止！速为我锁拿！”吏役以铁链套其项，初犹甚倔强，曰：“尔请我来，胡得如此无礼？”予曰：“我已看尔试验，实系妖术，上令所禁，于法应惩办。”即令役牵之出，立坐堂皇。俄顷间，魔法随解，勇气骤失。予诘之曰：“尔术何在？”则垂涕曰：“小人初时如梦，今始醒觉，乞恩宽释，以后不敢更习此矣。”方研讯问，忽堂下喧哄，有一乡人喊叫来署，言是此童之父，势甚汹汹，谓：“吾子何罪？尔等以善意邀请来此，何故妄加讯责，干犯神道？”予恶其强横，令责四百板，逐之出署，其子寻亦保释。自此境内肃然，更无敢言义和拳者矣。

    未几而津保一带，拳焰日炽，蔓延及京师，怀来接壤各地，香坛林立。怀人亦汲汲然延颈企望，直有来苏恐后之情状。一日，自延庆州突来拳民长幼约二千馀人，强在西关外西园子地方设立拳坛。不数日间，境内已靡然趋之，不可复遏。自士绅以至妇孺，皆拍手顿足，喜邀神贶。予尚欲设法解散，而邑中绅耆，乃至署内胥役，皆切切私语，深不韪予所为；即上峰官宪，亦多不以为然。直臬廷雍尤称予为汉奸，逢人痛詈，谓：“吴令若非曾氏婿，早当立予参劾。”邑绅因相率来署，劝予速弛禁令，并释拘禁拳民数人，谓：“老父台两年以来，于吾怀德惠至厚，吾等恐以此受意外横祸，失我好官，故不惜苦口相吁，实出一片至诚，别无他意。”如是反复至三五次，予尚坚执不为动，曰：“此辈终是左道，吾当官而行，依法办理，有何祸害之足虑。”是时适有亲友数人，自京中避难来署，闻知此事，皆顿足相抱怨曰：“书呆子，此何等时势，君尚欲为强项令，留此祸种以求灭门耶？”予始终与抗辩，诸人皆皇遽失措。无何而奖励拳民之上谕，已四处张布，并由省转行到县。于是邑绅署幕，内外交逼，拘禁之人，不得不悉予省释矣。

    越日，闻西园子坛中，拳首已公然号召徒众，从者云集。念已奉明令，更无法可禁阻，只得听之。旋有人来告，谓：“彼众已相率至署，来意甚不善，务请好言款待，虑人多势杂，或生事变。”予不得已，乃洞开阖门，冠服出堂上以俟之。俄而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已至阖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名通报。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兀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神气极可笑。予先问：“诸位大仙降临何事？”曰：“予等特来拜会。”予始勉与敷衍，众中似有人呼嚷，谓：“此县官恐是二毛子，吾等须细细审勘。”复有人止之曰：“此事从缓，今日且不必理会，如有怠慢，将来可随时监察也。”有数人同声曰：“然。然则尔日后须小心。”支吾一小时间，居然相率退去。此实为予与拳匪交涉之第一幕也。

    拳众去后，予正喜无事，方与幕中诸亲友围坐数述，并研究将来应付之法，忽有人至署，谓请予至坛拈香。商之诸友，皆面面相觑，无可为计。予念我竟不往，不能禁彼之不来，恐一生芥蒂，愈多枝节，不得已即如约前往。众均为予栗栗然，然迄无术可以相却。或劝多带护兵，予曰：“尽吾署止二十人，以一敌百犹不足，徒增猜嫌，无益于事。”乃挈护兵六名，家丁二人，骑而行。既至坛所，见系一古庙，门外已遍扎天棚，极高敞，气象赫弈。拳民纷纷如蚁聚。既闻予至，则众中分辟一道，两旁拥立如对仗，中间仅容一人。护兵已被格不得入，予乃挈家丁及礼房书吏一人，步行至棚内。中设香案，众吼令行礼。予向上仰视，见所供为关圣，乃肃立致敬，曰：“关圣系国家崇祀正神，分当行礼。”即呼礼书，命唱赞三跪九叩。礼毕，旁一人格不令起，曰：“此县官是否二毛子，须先焚表请神示。”左立者乃取黄纸一张，就烛然之。盖彼中实以此法定神判，凡被嫌之人，均押至神前，如法勘验。如纸灰上升，可判无罪；灰不扬者即为有罪，或立致之死。其实彼辈固别有诡法，可以任意为之也。然所爇纸灰竟不起，但闻众中哄然曰：“嘻！二毛子，神判定矣，当速斩。”一人曰：“吾知尔心中素不信服我等，故神降尔罚，到此处丝毫不能枉纵，不似尔等做官，可以胡涂判断也。”予曰：“断罪当以事实为凭，心中云云，安得为罪？假令我谓尔心中如何如何，试问尔将以何法自明？我今已至此，宁复畏一死？但戕杀命官，事非小可，便与谋反无异，朝廷必有极严重之法令，大则屠城，小则灭族，恐尔等担受不起耳。”众闻予言，似已心怯，右一人复作排解语曰：“师兄，他一向迷误，也须此刻可以回转过来，何妨再试一番？”左者曰：“师兄言之有理，就请再试。”右者复取一黄纸烧之，灰将烬，忽从掌上腾起，其人曰：“果然，他已明白矣！”然未及尺许，仍沉沉下坠。左者曰：“如何？毕竟他心中还是迷惑不定，拿不稳主意，如此定靠他不得，不如依法斩了为是。”两人正相持间，似有人言：“且送他上大殿焚表，再行判断。”言已，众即拥予至后殿，则一人扬眉努目，当庭作跨马势。手张一黄缎三角旗，作火焰边，旂上书“圣旨”二字，右手持竿，左手搴旗角。如戏剧中马后旗弁。众复促予行礼，予曰：“对圣旨行礼，宜也。”复命书吏唱礼，三跪九叩如仪。其人突挥手作势，将旗一卷，植竿于火炉中，不作一语。众又拥予至前庭，谓将正式谈判。予见庭中置一方桌，上设两座，左右两行，分排座位十数，予即手撮一椅，掷之于旁，移一椅当中，自据坐之。众相顾错愕，然亦不相阻格，竟各自逡巡就坐。近案者八人，左右各四，首与身上，皆红布结束，想系坛中头目。次座十馀人，则腰束一红带，率皆就地士绅，彼中谓之香客，殆非彼团中人而受其延致者。予坐定审视，不觉毛戴。盖此八头目中，其一曾充予护勇，被责革退者；一曾充本县油行牙纪，亦以顶名朋充被革；另一人则曾以犯案受枷责示众。三恨同仇，相逢狭路，念今日祸且不测，然已无可如何。想果死于此，亦系前冤夙定；一转念间，气反为之加王。视列座皆嘿嘿无语。良久，左座一人忽面目抽掣，欠伸起立，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不知县太爷驾到，未能远迎，面前恕罪。”语甫竟，右座一人亦如法起立，曰：“吾乃吕洞宾是也。”左者即向之拱揖，曰：“师兄驾到，有失远迎，恕罪。”右者亦拱手曰：“候驾来迟，恕罪请坐。”左者复曰：“师兄在此，那有小仙坐位？”右者曰：“同是仙家一脉，不得过谦。”左者曰：“如此一旁坐下。”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几欲为之捧腹。予亟挥手示意，曰：“止，止，我先有话请教。我知钟离大仙乃是吕洞宾之老师父，岂有师父向徒弟如此卑谦之理？”钟离以手执大羽扇，指余厉声曰：“县太爷乃是凡人，那知我仙家道理！我今须要审问尔三条大罪。”予曰：“不知何罪，倒要请教。”曰：“本团为国出力，尔为国家官吏，乃到境以来，丝毫未有帮助，嗣经绅士往说，乃竟朱书一条，上写‘赏银十两’。我等何人，岂受‘赏’字！况此区区之数，何足重轻。此尔之大罪一。不帮助尚是小事，乃反多方禁遏，挠阻忠义，此尔之大罪二。凌虐我团中信徒，侮慢神使，此尔之大罪三。这三项大罪，证据确凿，看尔如何辩答？”予行时幸携有《京报》二册，一载禁止拳民之上谕，一载弛禁奖励之谕。因摹仿彼等动作，当时即起立抗声曰：“本县系遵奉圣旨办事，何得为罪？现有凭证在此。”即从袖中取出一册，两手祗捧，大声宣告曰：“圣旨下，跪听宣读。”众愕然相视，不跪亦不语。予朗读一通，曰：“尔等当已明白，如此煌煌圣旨，令我禁止拿办，我安得不遵奉？”曰：“这圣旨安知非尔假造？”予曰：“嘻，这更奇怪，你看此是黄面刻本，从京发到省，省发到县，难道我一时间可以刊印出来？况假传圣旨，何等重罪，我想有此胆量？”吕仙从旁驳难曰：“既有圣旨拿办，你何以后来又不拿不办，反将已办之人释放？这明明看我等势头已大，故尔翻身讨好，难道又不要遵奉了么？”予曰：“不拿不办，也是遵奉圣旨办理的，现又有证可凭。”当从袖中另出一册，捧之宣告曰：“圣旨下，尔等跪听。”复如文朗读一通。吕仙曰：“既系圣旨，何以前此要禁，后又不禁，出乎尔，反乎尔，是何道理？”予曰：“此则须问皇上，与我无干。依我想来，或因从前未有实验，不敢放心，故要禁止；近来看得团中弟兄们确是忠心为国，所以又加奖励。皇帝为万民之主，威福本可从心。只看戏文上，古来忠臣义士，忽而问罪抄家，忽而封侯拜将，前后反复，都是常有之事。我辈做官，只有奉令而行，岂敢向皇上根究道理？我今有话在此，诸大仙如果能打退洋兵，保护皇上，那时奏凯回来，我当跪于道左，香花迎接。如徒恃人众，欺凌地方长官，我纵为尔等戕害，亦不心服；王法具在，终必有百倍抵偿之一日也。”

    言至此，两人似皆语塞，彼此愕顾，若更欲求一言诘难而不可得。方在支吾对付间，忽见万头波动，有一人以两手捧股，从众中踉跄叫喊而上，曰：“好，好，县太爷在此，今日必弗令轻脱，吾股上四百板花尚在，须请大家算帐也。”视之，则郭双桂子之父，前因其子被逮，咆哮公堂，曾被笞责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心中亦不觉为之趯趯。幸赖旁坐诸绅士从中护助，群合词起呵喝，谓：“此地无尔讲话分，不得无礼，速退！速退！”此人乃竟嘿然而止，抱头鼠窜，缩入人丛中。一场啰唣，遂得无形消解。盖是时虽甚扰乱，而绅士犹为人所信服，此亦难得之事也。

    此时钟、吕两仙尚念念有词，予亦未辨何语。忽吕仙接座之一人突挺身起立，颐颏颤动，两手飞舞作势，似气力甚坚劲，口吃吃不能遽发声；良久，始噤作语曰：“吾吾乃关圣!”此语一出，座中咸战栗失色，堂上堂下，悉匍匐伏地，叩头如捣蒜，口中齐声高呼：“请大圣回驾。”连叠不止。其人支撑数四，似气力渐懈，亦遂颓然就座，默无声息矣。

    该团中既供奉关帝为主神，乃对之悚惧如此，殊不可解。事后询究，盖谓关帝大驾不易下降，降则稍失诚敬必罹重谴，受祸至不测，故不敢当此大神也。尔时虽已退神无事，然诸众犹怅惘相对，如失魂魄。绅士中有以目示意者，予遂乘间告辞，谓须回署勾当公事。彼众均愕眙相顾，似一时不得主张；予即离座前行，亦迄不加阻止。两绅士翼予至门首，门间十数人左右立，阻之以肘，予努力格之而出。两旁拥立者似不肯让道，故横肱鼓腹以相挺撞，然亦无直截阻拦者，予竟从众中分道直抵棚外。护兵已控骑相待，立上马急驰。去坛稍远，气始为之略舒。不意甫及西关门，复有人从后奔至急呼曰：“请县台在西关艾家店等候，大师兄尚有话，且勿遽回衙署。”予一时莫测来意，殊周张无计，然不得不勉从所请。候至日入，竟无消息，计不复再候。正传呼导从，将欲上马，则又有一人续至，谓：“今日无事，请县台返署可也。”归途中不胜愤懑，念此行真可谓投身虎穴。在当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亦殊无甚畏怯，事后追思，反不觉怦然心动也。

    县署东南，有法国教堂一所，甚宏丽，教士人等，早皆已逃避出城，麇聚于距城七十里之双树村，筑垒坚守，堂中空无一人。予甫自艾家店回署，拳众数千即尾随入城，环绕教堂纵火焚烧，但闻墙倾栋折及群众欢噪之声，如波翻潮涌。(凡拳匪焚烧教堂或民房时，在场观者，无论男女老幼，皆令环跪，同声大叫“烧烧烧，杀杀杀”，呼声震天，助其逆势。有不从者，则指为二毛子，顷刻剁成肉糜。)俄倾烟焰涨天，火星飞入县署，予顿足忿叹，无可如何。家人咸诫予毋作此态，恐师兄闻之，指为反对，将有不利也。方烦灼间，有绅士请见，谓师兄有言，请县长捐助香火银若干，即可赎罪。予曰：“予有何罪当赎？且囊无一钱，奈何？”诸绅曰：“愿效奔走。”有顷，各携银钱袋入署，有数十金者，有百馀金者，合数并计，已凑成五百两。盖县城向无钱庄银号，惟有粮食店数家兼代兑换，或由当铺通融，始得此数，诚非易易。予曰：“承诸君善意，任自为之，吾不问也。”诸绅乃相率同去，俄顷复返，将原银如数退还，谓师兄言县官尚清廉，吾知此银全系借来，不必收受，因此故得珠还云云。予一笑谢之，诸绅遂欣然分携银袋而去。此一日间事，又算侥幸结束矣。

    无几时，城内复另设神坛一处，云系从西关坛中分派而出者。大抵以在坛头目互有权利冲突，不能相容，因愤裂他出，自谋独树一帜。从此怀来境内更添一阱。一之为甚而有再，哀我怀民，其何以堪！然此时魔势方盛，官力至薄，已无法可以干涉，只有空呼负负而已。

    两坛分立以后，各自招集教徒，分树权势，几于无事不相角竞。地方人民介在两暴之间，左右支应，动招疑忌，受累因之益甚。幸一切争执皆由绅士从中排解，一无所赖于予，而双方又皆有利予为助之希望，暂不欲与予结恶，予转因此以纾其祸。经过一再争搏交涉，似乎地盘分配较有眉目，遂亦稍稍相安。然暗中之蛮触斗争，固未尝一日或息，而以予为彼中注矢之的，又两坛所共同一致者。特区区官府之名义，尚未完全消灭，彼此皆略有顾忌，均不欲首先发难，独负其责耳。

    怀城西北隅有一白衣庵，乃古刹也。地殊幽静，住持某僧亦颇有戒行。署中幕友辈暇则前往游览，藉消尘俗。一日，予姊丈缪君石逸赴寺茗谈，偶述及拳事，某僧颦蹙曰：“阿弥陀佛，此辈号称义民，而比来行径乃复如此，直与盗匪无异，尚安望成事？县官真明见，先时禁止拿办，众意尚不谓然，不意遗祸至此。如今吾邑人当已感悟，然县官因此受累已不浅，好官诚不易为哉！”言下叹息，诵佛不止。石逸回署，晚饭时偶为予述之。次日早晨，即闻拳匪数千人围绕该寺，将某僧捆曳而出，无可加罪，则曰：“此白莲教徒党也。”竟积薪焚死之，厥状甚惨。人人咸知其冤，而莫敢一言。匪焰之凶毒如此。

    拳匪以衔憾未泄，意犹不释，时时欲与予为难，吹毛索垢，无孔不入，情状殊极鬼蜮。一日，城外西园子拳众数千人忽又哄至堂下，谓将焚烧公署。予不得已出门外谕解之，则见署之头门后户，皆已树有红旗，上书“南方丙丁火”字样，相戒以午正举火。方纠葛间，城内坛上之大师兄亦以此时来署，佯作善意，谓特来排解。予深悉其诡谲，任其如何巧弄，均坚词婉拒，不为所动。彼乃怫然大怒，厉声曰：“这真不知好歹，我不管了！”即率其众呼啸去。予独与西园拳首交涉，反复劝阻，谓尔等皆予部民，怀来好百姓，若有事理，尽可商量评论，何用如此扰扰。其中一人即大声直前曰：“咄！这都是二毛子口吻，至今日尚如此托大，乃居然视我等为尔部民耶？来，来，你且仔细睁着眼，试看我头上何物？”予果就视之，乃剪成洋铁一片，朱书一“佛”字，缝之首帕。即自指其额曰：“老佛爷见了，也要下跪，小小知县官算个什么！这署非焚毁不可。弟兄们，齐心听令！”予亦大声诏之曰：“县官即不德，罪只在予一身，今可听尔等处置，何至怒及衙署？即令尔等能平尽洋人，我国内总不能不有官府；既有官府，即不能无署衙。此好好的怀来县署，若将来须要重新建造，在势必须请动公款，当然要将此番事实说明。彼时皇上问是何故焚烧衙门，谁人为首，谁人起意，定有承当其罪者，于我固无与也。况戕杀官长，即是谋反大逆，是何等情罪，吾前已屡言之。若加以毁署，则罪上加罪，将来如何办理，更不可以测度。恐至少亦须有数千百人按法偿抵，其中难免有尔等之亲戚故旧同时被累。大兵一至，玉石不分，后悔宁复可及？我今日尚忝为怀来父母官，相处两年有馀，对于怀来民众，皆有手足骨肉之谊，良心所在，总不忍不将此中利害向尔等预为宣说耳。”彼闻语似觉气沮。为首一人，故以两手遮目，向天空左右望，旋顾其侣曰：“师兄，时候未到，尚须改日办理，我辈且回，好歹逃不了掌握也。”遂亦呼啸一声，扬长而去。此一绝大难关，又获平安度过，殊意料所不及也。

    有一次，最为棘手，盖梦想不到之意外事故，突然而来，扑朔迷离，令人莫可捉搦，则真无法应付矣。先是拳匪初起时，京畿各县，怀来以外，惟署定兴令罗君正钧与予主张相同，亦一律严禁拳坛，缉拿惩办。拳民固衔之至切，而廷臬恨彼，亦正与予相同。罗君负文名，有政声，曾致书于予，盛称予之明识，且痛诋拳匪，谓将来必召大祸。此书不知何时为署中人所泄漏，乃益为拳众切齿。从此凡予往来信札，暗中均被检阅，而予固绝未之知。予有至友会稽陶君杏南，名大钧，时充总理衙门同文馆东文教习，予频与通音问，率多感愤时事、诋议拳祸之语。每去信，则专遣马勇一人，入都投递。一次予遣专勇带信，行至居庸关，拳众搜检行李，此函竟被发见。彼仍纵勇入都，而将此函寄交怀来匪首，请其查究。一日早间，突有拳目多人，簇拥来署，要予出见问话。予一出阁门，为首者即厉声曰：“尔平日每饰言不反对我等，今真凭实证已落我手，看尔尚有何法抵赖？”予茫然不知所答。因询问何事。彼即以此函掷之予前，曰：“此非尔亲笔耶？其中所作何语，请尔自宣读。”予一见此函，不觉惊异失措；念只有矢口推诿之一法，即佯作不解，曰：“嘻，此函何来？何为牵涉及我？我绝未尝作此函，亦并不知此事。”既而作猛省状，曰：“是矣，此必有奸人造作诬陷，欲害我以并害尔等，万万不可轻信，堕其术中。假令我存心反对尔等，则必有何种计议之事实。空空写此一函，说几句废话，有何作用？”其人曰：“尔之亲笔，何人可以假造？”予指函示之曰：“此安云我亲笔？你看丝毫不类，且上面又无印信图记。如此空函，任是何人，皆可假冒，安能作据？如不信，可当面核对笔迹，若果相同，愿甘倍罚。”予深料彼等必无鉴别笔迹之能力，故敢大胆言之。旁一人搀言曰：“彼存心反对我等，为日已久，不定尚有何种图谋。我想此等笔札，必不止此一件，今日必得认真搜查，以免抵赖。”语至此，一人忽出一剪就纸人，长五寸许，上用墨画眉目衣折，擐甲执戈，如戏剧中武士装束，却自腰截为两段，扬言曰：“我等昨夜巡逻街道，于灯影下忽见一人前行，步履甚急，如畏追捕者。我即奋力追上，举刀横斩之，其人即倒地不见。以火烛之，地上惟有此纸人，已成两截矣。当经归坛焚香叩祝，恳请神示，适奉洪钧老祖降临，判明真状，谓系尔容留白莲教徒在此，兴妖作怪，欲与我等为难。怪道昨有辎重车一辆，从京来此，直达县署，其中有四箱纸人纸马及草豆等物，同来之人，皆有妖术，尽能剪草作械，撒豆成兵。是尔反状已实，不能不趁此彻底查究。”予亟应之曰：“如此极好。请速速检查。我署中如搜得一纸一字与此相同，及有纸人纸马可作证据者，悉听凭尔等处置，刀锯鼎镬，一无所悔。”其人曰：“尔即有之，难道不能销毁耶？”予曰：“我事前并未知尔等来此，当然无有预备，若令销毁，必在此一顷刻间，无论如何，定有残灰冷屑，消灭不尽之痕迹。请速进内一勘，如有丝毫灰迹，不论何等文件，均可认作凭证，一样认罚。若过此以后，便不能无端诬蔑，横加缠扰。尔自受人愚弄，欲陷尔众于戕官谋反之大罪，尚不自知省悟，转来向我叨絮耶？”彼等闻予措词坚决，似觉理直气壮，心无虚怯，因而对于此函亦不免发生疑窦，觉予所言云云，实有理致。至纸人草豆，明是彼等所捏造，自更不敢坚持。来时凶焰，不觉徐徐敛息。一人即作收帆语曰：“尔诚善辩，但早晚必有真确证据，便尔不能置口。师兄们且先回坛，姑再放他一次，改日再来问讯可也。”此一度绝是险境，又幸以数语得解，则尤出意外矣。

    越日，马勇自京回，始知陶杏南因曾留学日本，已被步军统领庄亲王部下逮捕下狱。微闻初被收时，有一六品顶戴校尉坐堂审讯，突然问曰：“赔款二万万与日本，汝与翁同龢、张荫桓等分了多少？从实招来。”陶曰：“此话从何说起！我不过一翻译耳，安能经手赔款？请明察。”云云。此人卒亦未加刑讯，入狱后亦未上刑具。传闻为拳匪捉拿羁押者，殆不下百馀人。此函即不被截搜，到京亦无从投递，或且招意外枝节。祸中福，福中祸，固皆不能预测也。后洋兵入都，陶君始得出狱，被拘已六旬有馀矣。日人甚重陶君品学，故此次惟日兵所住界内，诸人皆获安堵，实陶君从中斡旋疏瀹之力为多云。

    予在拳匪巢窟中，凡无理取闹之事，殆亡虑数十百起，细琐口舌，几于无日不有。三番四叠，而卒获苟免者，亦幸赖两年来孜孜兀兀，小心求治，不苛敛，不滥刑，宽厚待人，平恕折狱，与地方绅民尚无恶感，怀来百姓颇谬称为好官。以是拳众虽挟有积嫌，而牵于怀人公论，尚不敢无端加害。无形之中，实赖士绅维护之力。若平日稍有徇私枉法，结怨百姓，则区区一身早已成为齑粉。乱世为吏，险矣哉！

    自京津构战，我军迭遭败衄，溃兵纷纷窜入怀境。拳团亦颇知儆惧，则谋撄城为固守计。东南各门，悉以土石填塞，独留向西一门通出入，派有多人在此，专司盘诘。匪众皆以红布帕首，登城守望。予恐为溃兵所见，致遭攻劫，殃及城民，迭令绅商劝阻，迄无效果。以后消息日急，彼中丁壮，皆以搜查二毛子为名，分向各山乡搜括隐匿，止留老弱残馀，在城防守，匪势因之日杀，予亦稍稍得安静。但各门堵塞如故，出入仍不得自由。匪特于城上为悬筐，凡有往来文件，则投之筐中，缒而出入。各地来文，必先经彼查勘无碍，始行转送来署，发行文书亦然。故予在此数十日间，直如困守围城，内外隔绝，终日坐井观天，殊不稔外间大势作何景象也。

    最后尚发生一极大难题，无法可解，直可谓陷于绝地。盖是时廷雍已勾结拳匪头目，力挤藩司廷杰而代其位。廷藩去任时，竟有拳匪多人拥伺堂下，甫出阁门，即被拦截。有两人持长刀迳出左右，向前直劈，廷公为之目眩魂失。刀光过处，嘎然一声，双杠齐断，肩舆立时顿地。廷公几倒仆舆外，幸为手板所格；然板亦随断，两手腕均受伤。旋从舆中横曳而出，厉声呵叱曰：“咄咄，你这二毛子官，现已犯罪削职，看饶得性命，已是非常造化。尔尚配装腔作架，用此舆从耶？”左右卫从，立时奔散。廷不得已，只身步行踉跄出城外，仆役均遥遥随护之。出城后始稍稍聚集，摒挡就道。沿途经过拳坛关卡，节节阻难，所至辄令跪伏神前，焚表勘验，一如予在西关坛中领略情状，而横暴加甚。盖予当时尚有就地绅士为之护符，胆力差壮；彼则孤身独客，举目无依，情状更难堪也。自保定至京师，三程之路，凡历十馀日而后得达。随身行李衣服，掠夺俱尽，抵京师仅存一身，面目都失，狼狈殆无人色。闻皆由廷雍从中嗾使，故有意凌辱之。两人蓄怨至久，当不止于一言一事，但初因予事发生龃龉，宵人乘间挑拨，因而愈结愈深。衅由我启，思之不无耿耿；顾区区口角微嫌，乃至如此相报，居心亦太酷矣！

    廷雍既已窘廷藩，黜罗令，独予尚安然无恙，彼意中当然未释。但革我无罪，撤我无名，且仅止于革撤，犹不足以塞其意。揣彼之心，实欲置我于必死之地，而又不甚显露痕迹。盖因予有曾宅关系，勋门至戚，不欲间接结怨也。彼前已一再昌言之，所以窥及彼隐。然因此之故，转觉一时摆布，亦颇不易。彼乃别出心机，忽然下檄，以予与威县对调。盖是时署威县者为孙毓琇，系李秉衡之婿，李方以倚重拳匪得柄用，廷欲迎合李意，故特以怀来调剂之。威县辽僻，而怀来近地较完善也。孙分可以来，而予势不能往。一以结李之欢，一以置予于毒，一举两得，而表面上又无丝毫可议，其用意可谓至巧。予念威县去怀来千馀里，群盗载途，如何可达？况予素为拳匪所蓄憾，所以幸免于难者，半藉怀来绅耆之调护，半亦以地方官长名义所在，不能不有所瞻顾也。若一旦卸篆，则自彼视之即为平民，使无所用其顾忌。行则重关列卡，到处堪虞，恐未至居庸，即已遭其毒手；留则旅寄孤悬，居停何恃，即偶资托庇，亦难倚以久安。何况幕僚亲旧，相依尚有多人；书簏衣笼，身外不无长物。际连天之烽火，还乡里莫定平安；惊遍地之荆榛，望京邑亦难遽达。仕与止两无长策，去与留悉蹈危机。前顾无涯，四方靡骋，真成日暮途穷之景象。现状已成险境，离此一步，恐欲求现状而不可能。但孙君出谷迁乔，其来必速。新任一至，势不能不立予交代，绝不容有纡回计较之馀地。论官场通习，虽已奉有明檄，第须斡旋得法，亦未尝不可转败为功，因祸成福；但予初无此种长技，况现在暗中劲敌，实为廷雍，肘腋之下，东西南北，举不能出其掌握。彼既蓄心死我，宁复有术自全？每沉思至此，但觉肝肠百结，寸寸皆成锢窒。除听天任运，坐待脔割外，别无他法。兼以闷守空衙，群狼环伺，耳目闭塞，绝不知阁门以外作何动静。近虑目前之险，远思来日之难，每诵苏子瞻“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之句，此身飘飘然，直觉釜底游鱼，煎糜即在旦夕。不意绝处逢生，忽有两宫驾到之一幕，霎时间天旋地转，又别开一世界。虽后来之遭际不知何似，而就此一时境地论，则真可谓太阳一照，万煞全消；八面罗网，同时并脱矣。

    卷三

    两宫抵怀来，吴永迎驾，扈从至太原。

    七月二十三日，天色阴晦。外间都无消息，沉闷殊不可耐。长日与署中幕僚亲友，楚囚共对，气象阴惨，昏昏然不知身在何等境界。视日已向暮，则促具晚餐，计惟得举酒浇愁，暂图一时暝醉。忽由匪处送一急牒至，谓系紧要公文，心即为之跃跃不止，念此时必无好消息。旋由家人呈递，第见粗纸一团，无封无面，已绉折如破絮，乃起向案角子细平熨，仿佛为一横单。就灯下视之，上有字迹数行，其式如左：

    皇太后

    皇上满汉全席一桌

    庆王

    礼王

    端王各一品锅

    肃王

    那王

    澜公爷

    泽公爷

    定公爷

    贝子

    伦贝子各一品锅

    振大爷

    军机大臣

    刚中堂各一品锅

    赵大人

    英大人年各一品锅

    神机营

    虎神营

    随驾官员军兵，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年月上盖用延庆州州印。始知延庆州带印公出，两宫圣驾已在岔道住宿，离怀境只数十里。于是阖署惶骇，不知所出。幕友并疑为伪，惟予详认字迹，确为知州秦奎良亲笔，于理不得有误。或谓即使真为御驾，此山谷荒城，何法办此大差？不如置之不理，听其自去。既无正式上官命令，乱离仓猝中，谅亦不至为罪。供应而不如意，势且受不测严谴，岂非自取其咎？或且有劝予弃官逃避者。仓皇聚讼，莫衷一是。予躇踌再四，念身为守土官吏，亲食其禄，焉有遭逢君上患难而以途人视之者？祸福固不可测，然尽吾职而得祸，于心无尤；即巧避而幸全，返之吾心，终觉恻恻不安。惟有悉吾力所及以为之，前途祸福，只得听之气数。于是乃决计迎驾，不复反顾矣。

    怀来本京绥孔道，轺车驷马，络绎不绝。因此特置两驿、四军站，额设驿马三百馀匹，平时供张人役，器具刍茭，颇有储峙。奈是时地方秩序已乱，严城之中，内外隔绝，驿务亦停顿废弛，百物悉遭损耗。原有驿马，多为溃兵所掠，现仅存五六十匹。其馀器物，更复无从征集。但岔道离怀来所属之榆林堡仅二十五里，自榆林堡至怀来又二十五里，相去只五十里。计明日必当启跸，第一站即为榆林堡。向例大差过境，必当于此地迎候，预备休息打尖；无论如何，万不能不稍有供顿。堡中平时本住有司事数人，承办驿务，乃先发急足前往知会，命就地料量饮食。本署雇有庖丁三人，厨役十数人，亦为办差之需。乃先派一人，携带下灶及蔬果海味等物，夤夜赴堡帮同该站司事治办一切，乃守门拳匪坚不允放行，不得已缒城而出之。方是时，拳匪之精壮者皆入南山打二毛子，城中惟老弱拳匪三四百人。予夜将出城，为首者质问何事。予曰：“前往接皇太后、皇上圣驾。”匪首厉声曰：“他们皆已逃走，何配称为太后、皇上！”予曰：“皇上巡狩，全国以内皆可行。如我为知县，私行出境，始可谓之逃走；若下本县各乡办公，亦可谓之逃走乎？”匪顾同类曰：“此乃二毛子口气，应当宰了。”众遂大呼入暖阁门。予急奔入，语马勇曰：“有入二堂者，即开枪，毋稍顾忌。”匪闻之大惧，相率出署，迫市肆居民人出一丁，头上幂以红布一方，各执灯笼，登城作防守状。时京畿溃兵，日夜北行，如蚁如潮，络绎不绝，悉从城外经过。彼辈皆恨拳匪切齿，倘见红布蒙首，误为拳匪，或以大炮轰击，城民又实无捍御之具，岂不危险？予虽深虑及此，然无法禁止。予有一侄在署，延博野诸生某君课读。某君自言：“与拳民大师兄某为同乡，当往说之，使其率众下城。”予曰：“甚善。”有顷，仓皇返署，神色沮丧，言顷往见其头目，甫启齿，匪首即怒詈曰：“此二毛子说客，速开刀勿轻纵。”即有数人将其捆缚，反接两手，摔令长跪，乃叩头哀求，久之始释云云。因怒目向予，谓：“今日为君故，几不保性命。实堪忿叹！”予再三慰藉，犹悻悻不已。予姊夫江阴缪石逸延福，适于前月避难来署，予即请其多书尧天舜日等颂扬朱联。西关有行台一所，本为大员往来过境公馆，即预备于此为行宫，连夜糊壁粘联，悬灯结彩，扫除陈设，粗有可观。一面飞请本城官绅筹商一切，因请诸绅转谕居民商肆，相与协力为助。诸绅突闻驾至，皆相顾错愕，不敢发一语，予好慰之曰：“无庸，第嘱本城居民，将存贮食料，出其二分之一，多制备食物、米饭、蒸馍、烙饼、稀粥等事，多多益善，或能佐以蔬干盐菜尤佳。所需价额，将来均由县负责偿给，决不相累。”则皆哄然应曰：“如此易办，决当遵命。但拳民顽梗，不可理喻，恐父台不能出城，将如之何？”予曰：“是无虑。予为守土官，奉旨迎驾，非出不可。彼辈向自称义民，今御跸捋临而不允吾出，是反也。惩治反贼，吾自有严法，更何所顾忌？”时署中募有马勇二十名，装械整饬，颇勇敢能效命。予因传队目至，当众下令曰：“尔等明日以八人随我迎驾，可整枪实弹，迳由西门出。有敢阻遏者，即发枪射击，格杀弗论，予自负其责。”队目唯唯听令。予因商之诸同寅，教官丞簿咸在座。予曰：“吾明日拂晓即出城，诸门已堵，此时即开塞搬运亦不及，只得迂道出西门。但东门当辇道，不能更烦銮舆环绕。请诸君立即掘去土囊，洞开城门；并以堵城之土，将街心积潦填平。扈驾大兵且至，如有人出头违抗，必杀毋赦。”诸人均承诺退去。正忙乱间，忽见所遣厨役踉跄而前，血淋淋满襟袖，谓“所携肴核，系雇两驴驮载出城，仅二三里许，即被游勇掠去两驴，食物悉弃于地，并刃伤右臂，因不得而往”云云。念无可如何，姑且置之。县城向无猪肉铺，予乃命厨夫屠豕三头，除治办筵席外，别以大锅三口，烂煮杂脍蔬肉。扰扰终夕，部署粗定，而东方已白矣。

    予先室曾夫人，于前一年己亥小除日逝世，未有子女。是时尚未续娶，惟予姊及姊丈适以前月来署；尚有一嫂一侄，亦从在署中，馀则只幕客数人，及京官旧友之避难来署者，此外别无眷属。只得托姊丈代为主持照料，并借用民房、铺户、庙宇，嘱为布置扫除，以备王公大臣及随扈官吏公馆。予旋自行检点各事，碌碌竟夜。拂晓，即挈马勇八人，策马迳向西门而行。顾当时拳匪间谍，遍布于吾左右，一言一动，无不向外报告。予先夜令马勇所言云云，彼等俱已周悉，因竟不敢相阻。而道中红布狼藉满地，盖已闻官兵将至，恐受屠戮，故汲汲扯脱抛弃也。

    出城八九里间，忽大雨如注，淋漓遍体。予尚衣补服，幸携有紫呢外罩，即披之于外，加油兜于凉冠，冒雨竟行。道本沮洳，至是益泥泞不可放马足；又风吹湿衣，寒冷彻骨髓；颠播瑟缩，困顿殆不可言状。幸俄顷而雨止，适见近面有一驮轿，迤逦而来，一骑为前导。予不知何人，即弛油兜外罩，驻马道左以候之。俄而至近，前骑即高声问曰：“来者其怀来县耶？”予应之曰：“然。”曰：“此即军机赵大人。”而舆行已至身畔，予方拟下马，赵公即搴帘止之，问：“前去有无馆舍？”予曰：“大人公馆，谨已有预备，惟得信仓猝，恐不及周至。”曰：“有舍即可。两宫饥寒已两日夜，情状极困苦。洋兵打入紫禁城，势不能不走。汝但竭力供亿，使两宫暂得安适，庶稍苏积困也。大驾随后且到，可即前行迎驾，吾无多言矣。”

    巳正，抵榆林堡，则居民逃徙已尽，街市列屋尽闭，寂然无人烟。寻至站所，仅有管驿家丁董福一人尚留守未去。问以所事，曰：“全堡已空，稍有馀物，亦为兵匪掠尽，更无法可搜集。驿马但有老羸者五匹，馀皆为乱兵掠去。此堡只有骡马店三处，今择其较宏整者，备圣驾小憩。几椅铺垫，夹板门帘，朱拓字画，均略有陈设。本令每店各煮绿豆小米粥一大锅，乃两店之粥已为诸军吏卒掠夺一空，此店之粥亦几被攫食，再三央告，谓此系预备御用，始获保存，现所馀者止此矣。”予曰：“现在已无他术，惟力保此锅，勿再被劫为要。”因自坐店门石墩上，命马勇荷枪侍立，遂无人敢入店。

    俄见肃亲王乘马先至，予都中旧识也。一见即向予致语曰：“皇太后乘延庆州肩舆，其后驮轿四乘，皇上与伦贝子共一乘，次皇后，次大阿哥，次总管太监李莲英，各坐一乘。接驾报名时，俟四人轿及第一乘驮轿入门，即可起立。”予唯唯谨记。旋见导骑十馀，驰骋而来，前骑传呼驾到。遥见四人舁蓝呢大轿前后，将至店门，予跪唱：“怀来县知县臣吴永跪接皇太后圣驾。”接连一驮轿，见其中对坐二人，复高唱：“怀来县知县臣吴永跪接皇上圣驾。”报名毕，即起，仍坐门外石上候命。复见双单套骡车七八辆，则瑾妃及庆王两女，与宫女、女仆，各项首领太监，皆陆续入店门。其扈跸王公军校，悉散立街衢或在店铺门外，骑步兵卒约数百人，纷错不整，悉现饥疲之状，盖已狼狈数日矣。

    二十二日，出居庸关，至岔道，兵不及二百人。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进膳，从官不得食，有怨言，奎良惧，太后慰遣之。是日，马玉昆至。（李记）

    纷扰略定，忽一太监出门外，大呼曰：“谁是怀来县知县？”睅目皤腹，声锐而厉，仿佛如演法门寺。后知此太监为崔玉桂，当时为二总管，后代李莲英为总管者也。予因起立自认。彼复厉声曰：“上边叫起，随我走！”予见其来势汹汹，意或有谴责，因私叩以上意吉凶。曰：“这那知道，且碰你造化。”径以手挟予腕而行，入院至正房门外声报，始搴帘令入。其室为两明一暗，正中设方案，左右列二椅，太后布衣椎髻，坐右椅上。予即跪报履历，并免冠叩头。太后先问姓名，予如问奏答。又问：“旗人汉人？”予奏言：“汉人。”问：“何省？”曰：“浙江。”又问：“尔名是何永字？”予仓卒更不记他语，因信口作答曰：“长乐永康之永。”曰：“哦，是水字加一点耶？”予应声称是。复问：“是何班次，何时到任？”予一一陈奏。曰：“到任几年？”曰：“三年矣。”问：“县城离此多远？”予答谓二十五里。曰：“一切供应有无预备？”予谨奏曰：“已敬谨预备，惟昨晚方始得信，实不及周至，无任惶恐。”曰：“好，有预备即得。”言至此，忽放声大哭，曰：“予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一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今至尔怀来县，尔尚衣冠来此迎驾，可称我之忠臣。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我今见尔，犹不失地方官礼数，难道本朝江山尚获安全无恙耶？”声甚哀恻，予亦不觉随之痛哭。太后哭罢，复自诉沿途苦况，谓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即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即皇帝亦甚辛苦。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此间曾否备有食物？”予曰：“本已谨备肴席，但为溃兵所掠；尚煮有小米绿豆粥三锅，预备随从尖点，亦为彼等掠食其二。今只馀一锅，恐粗粝不敢上进。”曰：“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已足，宁复较量美恶？”忽曰：“尔当叩见皇帝。”因顾李监曰：“莲英，尔速引之见皇帝。”时皇上方立于近左空椅之旁，身穿半旧元色细行湖绉绵袍，宽襟大袖，上无外褂，腰无束带，发长至逾寸，蓬首垢面，憔悴已极。予随依式跪叩，皇上无语，乃仍还跪太后前。复问数语，曰：“予今已累，尔亦可下去休息。”予却退出至西厢房，随将小米粥送入。内监复出索箸，仓卒竟不可得。幸随身佩带小刀牙筷，遂取箸拂拭呈进。顾馀人不能遍及，太后命折秫秸梗为之。俄闻内中争饮豆粥，唼喋有声，似得之甚甘者。少顷，李莲英出，就予语，词色甚和缓，翘拇指示予曰：“尔甚好，老佛爷甚欢喜，尔用心伺候，必有好处。”复谓：“老佛爷甚想食鸡卵，能否取办？”予曰：“此间已久无居人，安所得此？然姑且求之。”李曰：“好好，尔用心承应，能讨老佛爷喜欢，必不吃亏。”予乃出至市中，入一空肆，亲自寻觅，最后抽一橱屉，内竟有五卵，得之乃如拱璧。顾从人皆已四散照料，苦无法可熟，不得已，即于西厢自行吹火勺水，得一空釜煮之。继更觅得一粗碗，佐以食盐一撮，捧交内监呈进。俄而李监复出，曰：“老佛爷狠受用，适所进五卵，竟食其三；馀二枚，赏与万岁爷，诸人皆不得沾及。此好消息也。但适间老佛爷甚想水烟，尚能觅得纸吹否？”予思此又一枯窘题，忽忆及身边尚藏有粗纸数帖，勉强可用，乃就西厢窗板上自行搓卷，辗转良久，止得完好纸吹五支，随以上供。不数分钟，太后已搴帘出廊下，手携水烟袋，自点自吸；已得饱食后，神态似觉稍闲整。顾予在右厢廊间，复令就近与语。予不得已即于院内泥泞中跪听。先絮絮问琐事，因言：“此行匆促，竟未携带衣服，颇感寒冷，能否设法预备？”予奏谓：“臣妻已故，奁具箱箧均存寄京寓，署中无女眷，惟臣母尚有遗衣数袭，现在任所，恐粗陋不足用。”曰：“能暖体即可，但皇帝衣亦单薄，格格们皆只随身一衣，能为多备几件尤佳。”予奏答：“臣回署当检点呈进。”曰：“尔可先回去料理，予与皇帝即将启行矣。”予奏：“臣候叩送圣驾即行。”太后曰：“我乘延庆州轿子，舆夫已疲劳，此处能换夫否？”予奏曰：“臣已预备齐楚。”太后曰：“延庆轿夫倒甚好，所换之夫，不知能否胜任如前？”曰：“皆系官夫，向来伺应往来差事，当不至于贻误。”李监从旁接语曰：“人家伺候大人们不知多少，岂有不会抬轿之理？”语毕，予即退出。太后顾诸左右曰：“吴永他是汉人，却甚知道礼数。”李监又搀言曰：“人家做官多少年，难道此区区礼数都不懂得，还配办事么？”

    既而传呼起銮，太后乘予所备之轿，皇上即乘延庆州轿。予在门外报名跪送毕，即上马由间道飞驰回县。途经村落数处，不见一人。道旁民舍，皆为溃兵游匪毁坏，门窗户壁，几无一家完整；甚有被宰鸡豕尚未烹食者，纵横地上，为鸦犬争食。荒凉惨淡，目不忍睹，但已无法顾注。迄到县城，则东门果已洞开，盖守城拳匪，先已闻讯逃匿。两旁居民店肆，悉闭户蛰伏不敢出。予念此象不妥，即传谕各家居民，一律启户，于门外摆设香案，有灯彩者悬之，无则用红纸张贴，谓驾到时尽可于门外跪看，但勿哗动。于是始争与收拾布置。予先至行宫查看，陈设亦颇楚楚。未几，即有前站内监乘马先至。予引视各住房，一一周阅，似已甚满意，谓予曰：“咱们今日已算是到地头了。”“到地头”云云，犹言“到了家”也。

    少时，銮驾已至，予复如式跪迎。两宫先后降舆入内，旋即叫起入见。太后颇以温语相慰劳，谓：“很难为你办理。”予退出后，即驰回本署，督促供应。随扈官兵皆陆续到县，斗大山城，在坑在谷，一时填塞俱满。据办事人报告，始知此次随驾同行者，除前单所列外，尚有博公、定公、工部侍郎溥兴及各部司员数人。予所通姓字者：提督马玉昆、学士王垿、军机章京鲍心增字润漪、来秀字乐三、文徵字子成，及涂元甫农部国盛、袁季九驾部玉锡，其他皆不相识。扈从兵士，为神机、虎神两营，其馀尚有武卫军，顾皆零落散漫无统纪，蹩躠而行，馁惫不支，惟肆强掠，道遇车马，即摔其人于路旁，牵其车马以去，虽京外官吏亦鲜有倖免者。以此凡沿官道各村庄，居人皆逃徙一空。兵卒搜括财物，鸡犬不留；主将虽三令五申，迄无法可以禁止。旋奉谕：除神机、虎神两营外，所有各军悉归马玉昆统率。号令归一，比较当稍有秩序矣。

    予匆匆到署，即启箧检衣服，惟得先生母柯太夫人呢夹袄一件，尚觉完整，即以此件预备进奉太后；又检得缺襟大袖江绸马褂、蓝绉夹衫长袍各一件，拟进奉皇上。惟两格格衣服，无相称者。继思旗籍妇女可通用男子衣，乃以予自用绸绉线夹春纱长衫数件，拉杂凑置，并为一包，当即驰赴宫内呈送。予姊逝世，姊夫缪石逸新续娶，有镜奁一具，予取以进奉，梳篦脂粉悉具。于是太后始得栉沐妆饰。少间复传起入见，则太后及皇上均已将予所进衣服更换，威仪稍整；两格格亦穿予长衫，伫立门外闲看，不复如前狼狈矣。

    二十三日，太后易秦奎良轿，莫至怀来，县令吴永供张甚办，左右皆有馈遗。时塞外严寒，太后方御葛衣，永进衣裘，太后大喜，留一日，擢永知府。（李记）

    予旋向各处馆舍巡视一周，就便问各官起居，颇尚周帖。惟沿途所见兵士，不免纷扰。复回宫门，晚间入见，陈明兵士不戢状。太后亦颦蹙，言：“此辈甚可恨。予于途中已饬马玉昆严办，正法至百数十人，均令枭首居庸关，乃尚不能禁止。但今可授尔旨，见有抢掠兵士，不问属于何军，准即就地正法可也。”予是夜往来照料，蹀躞无停趾，直至四鼓，始还署假寐。

    次日拂晓，即整衣出署。甫至街口，瞥见一群兵士方劫掠一典肆。肆伙跪诉道左，乞为作主。予随从有马勇六人，立喝令拿办，谓：“圣驾在此，尔等乃敢白日行劫！予已奉太后旨意，得就地处置。”当场拿获六人，悉有赃物，因立命斩决，典肆近西门，肆前有“腾蛟起凤”牌坊，即将首级枭示坊柱。见者栗然，自此稍为安戢。

    连日据乡民报告，各方溃兵到处掳掠牲畜骡马，日至十数起。北地农民，全以骡马耕作，如被掳掠，则来春怀来人民皆无法耕种，遗患非细。但非有兵力，不能禁止；且在此百忙之中，又何法可以兼顾？旁皇搔首，殊焦急不得策。继思马玉昆现统禁兵，只有与彼商之。因急驰往马处，告之以故，请为怀民造福。马曰：“事固应办，但怀境如此辽阔，安能处处派兵守护？”予曰：“否。彼等抢掠牲口，皆须携往他处贩卖。本县之七里桥，实为其出境总路，军门但于此处派兵驻扎，见无鞍辔骡马，便是从乡间掳掠而来，可以严加盘诘，如讯问得实，即予截留，并将游兵严办数人，此风即可遏止。”马曰：“如此甚易。”当即调兵一哨，驻扎七里桥。一二日间，盘获骡马至八十馀匹，就地正法十数人，抢风顿息。马当选去好马四匹，馀悉送至县署，曰：“此君治下物，依法当统归地方存案，吾特向君乞此，聊作惠赠，何如？”予曰：“如此，怀民受赐已至厚；此区区者，又何足言？”马欣然感谢不止。

    是日，复至宫门外请安叫起，因奏明此事，太后甚为嘉许。奉谕：“予与皇帝驻跸在此，城内外不许有枪声。下令后如再有人放枪，可即擒拿处斩。我尚拟再住一日，一切供支，汝可量力为之。汝亦须少为将息，毋过劳苦。”云云。体恤如此，予不觉为之感泣。予昨在榆林驿，晤甘肃藩司岑春煊亦以随扈来此。接谈之下，见其激昂慷慨，忠勇奋发，心颇非常引契。盖岑本在甘藩任内，闻联军入都，自请带兵勤王。甘督陶公模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谓然；而以其名义正大，不便阻遏。因拨步兵三营，每营约四百馀人，骑兵三旗，每旗二百馀人，合计不过二千馀人，并给以饷银五万两。岑因先行就道，自草地经张家口驰骑入都。前过怀来，予曾谒见共谈，为之供应夫马。陛见时，太后问：“带兵若干？”以如数对。太后觉事近儿戏，意殊不怿，问：“兵在何处？”曰：“尚在途中。”因有诏令其办理察哈尔防堵事宜，着折回张家口迎候来兵，即于该处驻扎，备俄人侵入，盖聊以藉此安顿也。岑因逗留京中，逾数日而两宫出狩，乃即随后追赶，至延庆始遇骑兵，遂率以扈驾，因而至此。予当日谒见刚、赵两军机，方于坑上对坐，偶言及岑事，两公对之均不满。赵且作鄙夷语曰：“嘻，连彼亦需尔供应耶？尔此山僻小县，焉得有如许闲饭，供此不急之人？”予谓：“彼以扈驾来此，当然不能不一律招待。”曰：“彼奉旨防堵张家口，何得擅行至此？彼乃敢违奉上旨，何须置理。”予是时意殊为岑不平，但亦不便顶驳，随即告退。赵尚书复呼予婉告曰：“我尚与尔商量一事。今当发廷寄，但军机大臣印信尚未携带，拟借尔县印一用何如？”予未及对，刚中堂复搀言曰：“此事我颇不以为然。向来借印，须平行衙门，乃合体制，县印似大不称。”赵艴然曰：“老头，此何等时势，有县印可借已是万幸，尚欲讲体制耶？尔且须知在此道路中，任何部院关防印信，恐都不及怀来县印之有价值。若必欲平行印，则庄亲王现带有步军统领印信，可以借用。但八百里加紧文书，恐邮卒视为不足轻重，转致迟误。”即顾予曰：“渔川，尔弗听老头言，尽管办去。”予曰：“文书封面，均有印成字样，恐不合用，只有白纸禀封，如何？”曰：“可。”予即回署，即禀封十枚印就，亲自送交。赵公已将寄山、陕两省巡抚廷寄办好，立即封固，令鲍章京填写官衔年月，交予发递。予即返署遴选良马，派精壮驿夫飞马驰递。旋有神机营官长苏鲁岱来署会晤，言：“兵丁饿不得食，务求筹款散放以济眉急，此系奉端王谕，务请阁下设法，切毋延诿。”予不名一钱，亟请城绅郭应斗等数人聚议，仍向各粮店凑借。苏君坐客次守候良久，郭绅等还，言已挪借纹银千两。将银交苏君，分发神机、虎神两营各五百两。正欲出署，忽报王中堂到。予出至大堂，见有单套骡车一辆，甫在堂上停歇，就近询问，知为大军机王公文韶与其公子稚夔京卿同坐而来，因当时不及随驾，今日始行赶上。予即趋前迎候，谓“中堂公馆，业已预备”。曰：“予困疲已甚，即拟借尔署中安息，不愿他往矣。”予曰：“署中恐太逼仄，奈何？”曰：“不拘何地，但有房一间，一几一榻足矣。”予不得已，即腾出签押房对面南房三间，请其迁入，复亲过房中，照看一周。王公饥甚，急索食。署中厨夫俱四出供役，予嫂自入厨房炊饭，煎鸡卵数枚，及泡菜等二三味，草草供馈。盛饭一竹篮，盖食器亦罄矣。王公父子，食之至甘。食竟，即就榻安息，知予将往宫门，语予曰：“烦尔代我陈奏，谓予已到此，今日过疲顿，已不克赴宫门请起，当以明早趋直也。”予已出门外，复呼告之曰：“尚有一语，烦尔奏明，谓军机大臣印信业已携带在此，至要至要。”予曰：“然则甚佳，今日刚、赵两军机正为此事抬杠也。”予遂亟往见刚、赵两公，告以王中堂已至县署安息，二公均甚喜慰。

    岑春煊为甘肃布政使，率兵来勤王，奉命往察哈尔防俄，至于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贯市李氏者，富商也。以保标为业，北道行旅，均藉之。从取千金，帝及太后乃易骡轿而行。太后仓皇出走，惊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扈从，一夕宿破庙，春煊缳刀立庙门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春煊于危难之中，竭诚扈从以达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谓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罗记）

    两日以来，此荒城僻县中，千乘万骑，贵要云集，奔走伺应，几无一刻宁息。宫门传呼叫起，日必三数次，真可谓疲于奔命。而随扈军士、宫监数千百人，日需供给，数尤不赀。自沿城十里以内，蔬菜、牲畜、粮食、草秣，悉索已尽，顾尚不闻有启跸期限，私心焦急，殆不可名状。盖两宫在此，犹有徘徊观望之意，冀就近可得都中消息，或交涉得当，尚可中道折回也。

    至第三日，则供应食物已渐形支绌。前两日，乡民进城蔬菜以至日用百物，大筐小筥，相属不绝，屯集街市如山积。至本日则骤觉稀少，觅乡担已不可得；城中居民盖藏亦多半出供官需。因予自始即定以平价和买，丝毫不加科派，故民间均愿极力相助，集成吾事。彼亦幸藉此以消通滞鬻，因之踊跃输送，绝无居奇隐匿之弊，数日中赖以不匮。然再驻数日，则不免情见势绌矣。有艾监生者，回回教人，在西关开旅店，平素好干涉讼事，予传案戒责两斥革之。是日予照料差事，行过彼店，见其短衣磅礴，方俯身自铡马草。予呼之曰：“艾君，不怀旧怨耶？”艾仰首见予，即肃然致敬曰：“父台责我，公事也；然居官廉正，我岂能以私害公？今大驾猝临，役夫奔走不暇，我亦大清子民，部下百姓，分当竭奉上之力，区区效此微劳，何足介意？”予闻之，颇加奖敬，以此见关外民风淳朴，犹存古意也。是日见刚中堂，颇蹙额代为担虑，曰：“如此小县，安能任万乘供应？一驻再驻，尚不言启行，独不为东道留馀地耶？”至午后，始闻定以次日启跸，予心为之稍纾。然念如许王公贵监，来时草草，到此后均须加饬行事，此一番支应，定非小可。但无可如何，只得急急八面张罗，尽力筹备一切，以能勉强对付，恭送出境为毕事。大驾一刻在境，仔肩未卸，终不免为之惴惴也。

    下午复叫起入宫，太后询行驾部署，予一一奏答，为之颔首者再。既而诸王公、贝子，纷纷向予索马。县中旧有驿马，已多数被掠，幸前日于七里桥盘获骡马数十匹，尚可抵应，竟为索借几尽。从驾亲贵数十人，舆者，马者，夫役者，扰扰竟夕，幸得敷衍完事，可喜也。日来劳顿已甚，嗓音顿哑，两骽肿胀，足几不得举。怀城街道，向以大鹅卵石填砌，油滑荦确，碍步殊甚。两日中碌碌奔走，视靴头已洞穿两孔，几见趾踵，苦况略可知矣。

    傍晚间，忽自宫内传旨，由军机处交到字条一纸，上开：“本日奉上谕，吴永着办理前路粮台。”大恩所压，错愕几不知所出。一身之事，捐糜顶踵，且不暇计；顾念此全城生灵，若大驾启行，予亦同时随往，地方善后，无人负责，溃兵游匪，势必同时麇集，且虑拳匪聚众报复，蹂躏将无完土，予何以对此怀民？因亟赴宫门，拟见李莲英，请其代为陈奏，值其已睡不果。又往见肃邸及伦贝子，求为设法辞卸。肃邸颇疑予别有用意，一似不愿为国效力者，言语之间，颇有皮里阳秋。予再三陈辨，彼又疑予系恋官缺，乃作奚落声曰：“嘻嘻，毕竟是州县大老爷，滋味固如此浓挚哉！然此出自上旨，在我又安能为？”坚辞不管。予不得已，复请见端邸，陈达理由。端邸曰：“我尚思保奏汝，何为反自推诿退避耶？”语次，似甚诧异者。乃又求之王中堂，中堂亦谓：“既有明旨，只可遵奉。”予复力陈地方为难情形，反复再三，至于涕泣。中堂始微哂曰：“渔川，尔真为此耶？只此固甚易处置，但往商之马玉昆，请彼留一营在此镇摄，即无事矣。”盖诸公俱疑予意图规避，而特借地方为饰词，似天下决无真为百姓计较之官者。予当时官场之阅历太浅，以为为地方利害起见，情切理正，定当易邀垂恤，而不知反以此见疑也。予无可如何，只得就马公商之。马已就枕，予即立床次与语，马因披衣起坐。予反复祈恳，请救此一城生灵，并言：“伙食供给，均可就地方筹办。”马竟慨然允诺，曰：“聂军门残部，现均归我统率，原有马队三十营，现当尚有十七八营，虽皆零落不足额，约计一营尚有百数十人，防守怀来已足矣。”即传呼中军官，立召旗牌，由枕上授以令箭，命星夜飞调某营来怀。予并与约，明日俟圣驾启銮后，再行入城。幸接洽就绪，予始放心回署。草草办装，神魄散乱，殊恍惚不知措手。念署中幸无多眷属，孤身独客，行止初无大牵率，惟尚有嫂、侄及亲戚、幕客数人与京官旧友之避地于此者，不能不稍谋安顿。因于市肆借得百金，酌量分赆，并各为商定行止。时予尚未有儿女，署中止从子宗熙一人。有执帖家丁刘福，尚忠实可倚，予因向之长跪，含泪相托曰：“予兄弟数人，止共此一丝血脉，宗祐所寄，今以累尔矣。予此去孤身远役，前途祸福不可测。尔幸念数年推解之谊，照看吾侄，必毋使失所。异日幸平安复相见，当不相负。”刘亦跪泣曰：“老爷尽忠保主，前程远大，但安心首途。小人尽绵力所及，虽至行乞，誓奉伺侄少爷，决不相离弃。”予遂与嫂氏痛哭诀别，同时并委典史暂摄县事，略与诸同寅绅士商洽城守事项，告以向马军请兵保护情形，诸绅皆大欣感。诸事既毕，予即以次日早晨挈同姊丈缪石逸随扈就道。凡圣驾驻怀共三日，此为七月二十四日也。

    二十五日，黎明启跸。予跪送后，即乘马先行，另雇一双套骡车，稍载行李，在后相随。甫出西关城外，马军门所派留怀防守之马队营长即于此处伺候，向予致敬行礼。予告以与城绅商妥供应各事，慰托数语，匆匆道别。数里外适及马军门，乃连骑同行，因就马上互谈。又行数里，忽见岔道上有兵士一人跃马前来，手上更牵骡马五六匹，将至近处，似逡巡不即前。予详细审视，因指谓军门曰：“彼与所乘马均无鞍鞯，而满身泥滓，是皆农家物，来者殆非正道。”军门即令截留诘讯，果支吾不能对，因饬卫兵驱之前行。军门手执一拂尘，即扬之当鞭，跃马疾驰，转过山麓，眴已不见。予随后趱行，不久至一小村集，见军门所乘马系于路侧，因亦下马入村。军门方跨坐沿街门外，见予至起立，以拂上指，曰：“已遵示办理，可销差矣。”予随所指视之，则赫然一簇新头颅，枭示竿上，鲜血犹滴沥不已。俯视道左，则无头尸委地上；审其年貌，大约不过二十许，身穿军衣，而符号已扯去，不知属何队伍，右臂上尚环有唪珠一串，想亦偶从他处掠得，决非专心念佛之人。予念此铮铮壮年男子，竟死于予一言之下，未免嗒然自悔。但又念彼掠得如许牲口，行劫必非一次，被害之家，不知凡几；如不置于法，不知尚须遗害若干人，且难保无奸淫焚杀之事。使先后片刻，即可逍遥自在，乃无端巧遇，遂罹于法，就中若有神鬼驱使之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偶然假手于我，殆非我所能自主也。

    又行十馀里，至土木驿，离怀来县城已三十里。此处本有驿马，悉为溃兵劫掠。居民均窜山谷中，堡内人烟断绝，惟备茶尖。宣化镇何乘鳌带马队来此接驾，与之相晤。又二十里至沙城，驻跸。此地有巡检司，尚属怀境。予先已派人在此置备，以佛寺为行宫，俗呼东大寺，颇宏敞，勉强足安顿。予以在县中连日承应，劳顿已极；伺两宫已入行幄，部署初定，觅得一荒寺，于阶上独坐小憩。忽有各王公府箭手及诸色太监勒索车辆马匹，京官亦有陆续赶到者，皆纷索供应。正扰扰间，又有武卫左军多人，直前围逼，问予索粮饷麸料，曰：“尔系粮台，分当供给军需，岂能任意推诿！”众口喧呶，举枪扬刃，其势甚汹汹。予愤不可遏，乃挺身告之曰：“尔辈皆食国家厚饷，今外兵一至，乃无一人抵御，致令圣驾蒙尘，颠沛至此，尚忍作此态耶？予受命未一日，又新从奔走至此，百凡未及布置，将从何处得饷？今予惟有孑然一身，脔割咀嚼，一听尔等所欲，饷银则分文无有。”郁气坌涌，因不觉据地闭目，放声痛哭，良久启视，则彼等竟已不知何时相率引去，不留一人矣。

    是役幸得以一哭解围，然予念身无一文之饷，手无一旅之兵，来日方长，何堪受此缠扰？私计岑春煊现携有饷银五万，略可任暂时支应，且彼带有步骑兵队，弹压亦较得力。观其人似任侠有义气，不如以督办让之，而吾为之会办，相与协力从事，于公于私，均有裨益。然此情将以何法上达，得邀谕允？遂往见庄亲王，告之以故，请其挈予面奏。顾哓聒许久，彼竟茫然不省，曰：“我记不起许多这外官规矩，乃如此麻烦，我带尔同往，尔自陈奏可也。”即携予同入。至东大寺行宫，由内监通报。须臾，李监自角门出，低声问曰：“此时尚须请起耶？”庄邸曰：“他有事面奏。”曰：“然则我为尔通报。”须臾叫起，太后立于佛殿正廊，皇上立于偏左。庄邸即前奏曰：“吴永有事陈奏。”即回顾曰：“你说。”予奏曰：“蒙恩派臣为行在前路粮台，本应竭犬马之劳。惟臣官仅知县，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于体制诸多不便，即发放官军粮饷，布发文告，亦多为难之处。现有甘肃藩司岑春煊，率领马步旗营，随驾北行。该藩司官职较崇，向各省行文催饷，系属平行。可否仰恳明降谕旨，派岑春煊督办粮台，臣请改作会办。所有行宫一切事务，臣即可专力伺候。不致有误要差。”时太后方吸水烟，沉思良久，曰：“尔这主意很好，明晨即下旨意。”当谕庄邸先退，太后复谕曰：“此次差事，真难为你办得很好。汝甚忠心，不日即有恩典。我于外间情形知之甚悉，皇帝性情亦好，差事如此为难，断不致有所挑剔，汝可放心，无须忧急。”予免冠叩首，不禁感激流涕。又谕曰：“尔之厨子周福，很会烹调，方才所食扯面条甚佳，炒肉丝亦甚得味。我意欲携之随行，不知汝愿意否？”予对曰：“厨夫贱役，蒙恩提拔，不惟该厨役得有造化，即臣亦倍增光宠。”太后甚悦。有顷退出。傍晚至宫门，有内监告予，谓周厨已赏六品顶戴，供职御膳房矣。然当晚间予即无从觅食，乃至巡检署觅吴少尹，为备餐馔，勉强得一饱。

    二十六日，在沙城。晨起召见军机，即降旨：派岑春煊督办前路粮台，吴永、俞启元，均着会办前路粮台。予方喜可以分卸重责，讵以此事大为军机所不惬。是日驻跸宣化所属之鸡鸣驿，王中堂呼予往见，即诟曰：“尔保岑三为督办，亦须向我等商量，乃迳自陈奏耶？此人苗性尚未退净，如何能干此正事？将来不知闹出几多笑话，尔自受累。尔引鬼入宅，以后任何纠结，万勿向我央告，我决不过问。”予闻语愕然。噫，少年鲁莽，轻信寡虑，至以此开罪于军机，不意以后沿途葛，及一生蹭蹬，乃均坐此一事。此亦命宫磨蝎，数有前定，本无所用其追悔；然掘坎自埋，由今回忆，可恨尤可笑也。

    二十六日，至宣化鸡鸣驿。霸昌道英瑞献五千金，太后喜，拊劳甚至。（李记）

    俞字梦丹，为湘抚俞廉三之子。俞中丞乃刚中堂之门生，梦丹与刚子狎近，每日上道，均随刚之左右。刚因乘间为之奏请赏一差事，遂亦派为会办。于是随扈粮台乃有一督办、二会办矣。方在沙城将启銮时，天甫向明，在行宫门前，岑一见予即相诟怨曰：“谢尔厚意，乃以此破砂锅向我头上套，令我无辜受累。”其实彼固十分欣愿，求之而不得者，只以出于我所保奏，似乎贬损身分，且恐向之市恩，故佯为不悦以示意。以后乃节节与我为难，不德而怨报之，洵始料所不及也。是日，口北道钟小舫观察、宣化县陈立斋大令，均来此迎驾。

    二十七日，辰刻启銮，三十里至响水驿茶尖，又行三十里至宣化府驻跸。是日奉旨：直隶怀来县知县吴永，着以知府留于原省候补，先换顶戴。

    二十七日，至宣化，知府李肇南献千金。刚毅夙骄蹇，倨见肇南，肇南让之，因召谒，劾毅误国庇乱民，罪最大，太后不悦，肇南卒罢归。宣化令陈本赂莲英六千金，代其位。是日，载濂、载滢、桂春至。令百官赴行在。留三日，然后行。英年前驱，主置顿，李莲英恃宠甚骄，所过供张多逾制，年颇裁抑之。莲英爱幸，与于废立，上入朝太后，莲英踞坐不为起。尝与太后博，同食饮，自徐桐、荣禄皆附之。（李记）

    二十八日，仍驻宣化。奉旨：在任候补知府直隶宣化县知县陈本，著以道府交军机处存记。盖刚中堂所保奏也。

    二十九日，仍驻宣化。予具折谢恩，蒙召见。皇太后谕曰：“汝忠心且有才干，将来定当大用，望好为国家效力。”予叩头谢。复谕：“尔以后如有所见，或有重大事宜，准尔专折具奏。”言次并为述及义和团乱事始末，暨出宫情形，挥泪不止。予亦不觉怆然涕下也。

    三十日，仍驻宣化。予上折条陈十事：一，请下罪己诏；二，请派王公大臣留京，办理善后事宜；三，随扈京官，请酌给津贴；四，请刊行在朝报，俾天下知乘舆所在；五，随扈各军，请饬编补足额，恪定军纪；六，各省义和团馀众，请饬疆臣酌量分别剿办解散；七，请饬各督抚宣谕逃匿教民，各归乡里；八，请饬各省将应解京饷核定成数，分别解送行在户部，以济要需；九，请饬京外大臣遴保通达时务人才，破格任用，并注意出洋留学生，量才登进，俾得循途自效，免致自投他国，有楚材晋用之诮；十，圣驾经过，沿途十里以内，请豁免本年丁粮。

    奉谕：交军机大臣商酌采用，请旨施行。

    八月初一日，启跸。予以滞下，请假二天，即往宣化署中。时庆邸尚留怀来俟进止，其馀王公大臣，皆扈从西行矣。

    初二日，至怀安。命奕劻回京议和，许便宜行事。太后进入至怀来，取其子为质。是日，崇绮死。绮，穆宗后父也。后与太后不相能，故太后恶绮，屏居二十年，不复奉朝请。及立大阿哥，太后使荣禄起之，授书弘德殿。太后之再枋政也，绮建言废立，以草示徐桐、荣禄，桐、禄善焉。绮推桐、禄首衡，桐、禄亦让绮，久之不决。自是荣禄、徐桐交荐之，遂起为傅。城破，走保定，使人间道归视其家，皆已死，遂自经。徐桐之死，在崇绮后远甚。桐为人惨急峭深，欲尽杀诸言时务者。城破，桐不知，方坐翰林，以故事见属官，属官莫应。已而夷人欲诛首祸，以桐为词，桐子承煜请桐白裁，桐犹豫，承煜引绳进之，桐不得已就缢，而诈言死于城破时。桐自名正学，每朝奏事，太后至改容礼之，及是而奸尽露矣。桐故与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善，大阿哥之立，桐就豫师草诏焉。（李记）

    徐桐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如仇。门人李家驹，充大学堂提调，严修请开经济特科，桐榜二人之名于门，拒其进见。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城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而出。庚子年八十矣，孝钦后以耆臣硕望，每见恒改容礼之，大政必询焉，故晚年尤骄横。拳匪起京师，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其赠大师兄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减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联军破京城，桐皇遽失措，其子侍郎承煜请曰：“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桐乃投缳死。承煜逃焉，为日本军拘获，后奉旨正法，乃拘回刑部戮之。（《馀闻》）

    初三日，予尚住宣化。庆邸亦自怀来至宣，予往谒之。适澜公自行在奉旨，传命庆邸回京与各国议和，遂折回都中。

    初四日，予自宣启行，至怀安县境住宿。初五日，抵怀安县。初六日，抵天镇县，自此已入山西大同境。

    初三日，至天镇。天镇令额令胜额不办，自杀。（李记）

    初六日，至大同，留三日。以载漪为军机大臣，载澜为御前大臣。护军练兵瑚图理英山夺民马，杀之以徇。然荣禄、董福祥尝大掠京师，太后不问也。又以需索杀内监张天喜。自吴永及大同令齐福田以馈献得官，所过郡县括民财，治供具，惟恐不及矣。赂遗左右，动至千金。潞安府知府许涵度，以拳党厚贿李莲英，得召见，擢冀宁道。潼关厅赂少，莲英大怒，立言于太后，逮问之。而天喜独死。（李记）

    初七日，至阳高县。初八日，至聚乐堡。沿途情状，甚为荒凉，受兵士蹂躏尤甚。马金叙之兵最无纪律，到处掠诈。居民徙避一空，至不得宿食处，往往于道旁空舍，自谋炊饭。初九日，抵大同，始及车驾，当诣宫门销假，自此仍随扈同行。途中闻洋兵入都后，不久即陷保定。廷雍时兼护北洋大臣，为洋人拿获，凌辱备至，旋即斩首枭示。封疆大吏，外人竟任意戕杀，殊可愤懑。然一追数廷雍罪恶，实可谓死有馀辜，国法不能治而假手外人，转足令人意快。廷杰去位时，彼唆弄拳匪，极意挫折，曾不数月而身受惨戮，更甚于廷杰，天道好还，倍称为报，在彼殊无足深惜，特国家体面为之扫地，滋可恨耳。拳祸初作时，桐城吴挚甫先生方主讲保定莲池书院，颇为彼所敬礼。先生曾一再作书，为之痛陈利害，晓以大势，谓：“乱民邪匪，不可姑纵，教士教民，不可轻杀，衅端一起，必致贻祸国家。”反复累数千言，词甚剀切。廷雍非但不听，而且以此致憾于先生，欲设计中伤之。幸以先生之道德清望，不能为害，然其毒亦已甚矣。

    二十三日，德兵法兵英兵入保定，廷雍以牛酒劳师。居久之，以纵匪杀雍。按察使沈家本论讯无状，乃释之。又杀道员谭文焕。文焕，江西人，首率拳匪攻天津租界者也。裕禄亦遣练军何永盛助之，不能破。保定既已失，自是略永平，躏承德，历三边，并塞而南，东扰河间，过真定，自河以北大抵皆苦兵，出井陉，循六国时用兵故道，浸寻及于山西矣。至易州，声言欲发西陵，李鸿章固争，又欲烧陵树。先是，太后遣人掘利玛窦、南怀仁冢，故夷议报之。（李记）

    尚书崇绮奔保定，居莲池书院，仰药死。皖抚福润全家自尽。其母年九十馀，以哀痛死。祭酒王懿荣夫妇、子妇共投井死。主事王铁珊、祭酒熙元，及满官百馀人，皆及难。是役满人死数千人。宗室庶吉士寿富，有文学，尚气节。侍郎宝廷之子，阁学联元之婿也。联元被戮，家属匿寿富家。联军入城，寿富与弟富寿皆仰药，未死，其两妹及婢皆死焉。寿富自刭。富寿从容理诸尸，乃自刭死。（《馀闻》）

    初四日，至阳高。董福祥至。

    是日夷兵入宫，各公使提督皆住，从兵三千人。焚正阳门城楼，火光照数里。宫人内监留者，仅三十馀人，皆无所得食，日本遣兵守乾清门外，人日给薄粥数升。当是时，勤王兵在保定者数万人，不敢复言战。而上书自名忠义欲攻夷者，皆走窜山谷，彭述至弃其母而逃。日本执启秀、徐承煜囚之，为圈牢，窘辱备至。而怡亲王溥静至为奴，鞭挞而死。（李记）

    启秀以翰林至尚书，自附于理学，大学士徐桐深喜之。徐桐以仇视新学见重于孝钦后，戊戌政变后，徐桐尤被优礼。以过老不令入枢府，有大事则咨之而已。桐荐启秀入枢廷，时刚毅方贵用事，启秀遂附于刚毅。庚子五月间，修撰骆成骧典贵州试，谒启秀，辞，启秀谓之曰：“俟尔还京时，都中无洋人迹矣。”其时政府已蓄意灭洋，偶一流露也。袁昶、许景澄之杀，诏书出启秀手。及两宫出走，启秀未及从，与侍郎徐承煜同为日本军拘去。承煜，徐桐之子，官刑部侍郎。袁昶、许景澄及立山、徐用仪、联元之杀，皆承煜监斩，承煜殊自得。联军破京师，承煜绐其父引决而己逃焉。日军执之，与启秀同拘于顺天府署，日军所屯地也。辛丑正月，诏命戮之。奕劻等传诏旨至，日军官置酒饯之。酒次，传中国正法之旨，承煜色变，极呼冤，詈洋人不已。启秀曰：“即此已邀圣恩矣，吾深悔从前之谬误。今已矣，愿贵国助吾中华光复旧物也。”次日刑部派员提之，日军官曰：“徐侍郎顽钝如故；启尚书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人皆贵国大官，已代备舆送之矣。”至刑部署，衣冠至菜市，启秀下舆小立，气度犹从容，监斩官出席礼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视者，咸拍照毕，并就戮焉。（《馀闻》）

    初十日，至怀仁。命荣禄、徐桐、昆冈、崇绮、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为留京办事大臣。然夷方分地而守，无能过问者。竟夷兵去，不敢夜行，米至石万钱，达官多卖浆自给。（李记）

    十一日，宿代岳镇。

    十一日，至山阴岱岳镇。以敬信权步军统领，不敢问事，盗贼亦时时窃发，无如何也。是日，奕劻还京师，以日本兵为卫。（李记）

    十三，过雁门关。

    十三日，至代州阳明堡。太后过雁门，临关门，北望凄然，意甚不乐。岑春煊进黄花，太后曰：“塞上早寒，得花迟，京师今盛矣。”泣下沾衣，顾左右取乳茶赐春煊，乃去。（李记）

    十四，至崞县，宿原平镇。是日于途中过一小村落，予偶下车散步，见道左一马甲，倚枪而立。见予渐行至近，忽向予肃立致敬曰：“吴大老爷你好！尚认识我否？”予视之茫然不能答。徐又曰：“上年为某寺产业一案，我曾到过台下，多承大老爷恩典，今不省记耶？”予仔细回想，果有此一案。先是怀来乡间有一古寺，寺产甚饶沃，住持某僧，素无戒行，多淫纵不法，然颇交通声气，结纳县胥豪猾。以此历任均与通款曲，乃益骄奢无忌，倚势横乡里，乡人恨之刺骨，而莫可谁何。予到县后，亦屡次夤缘入谒。予以僧人无故投谒，必非守分之徒，因摈斥不理。被害乡民闻此消息，乃先后列状呈控。予详细访查，尽得其实。念该僧如此不法，而至于无人敢发，实以财多势集之故。僧人分在清修，何须厚产。会该乡创办学校而绌于款项，乃判将该寺产业二分之一拨充学校管理生息，充作基本，当经通详各宪批准定案。乃该僧意犹不服，潜遣人赴京运动。突有大起舆马，自都来怀，气象煊赫，先投西关客店住宿。为首一人，自称奉王府使命，来此勾当公事，清查某寺庄产。当时有人来报，予即疑为赝鼎，饬役侦查回报。谓：“看其起居仪从，确是贵人气概，似不类作伪者。”予曰：“姑听之，留心伺察可也。”次日，居然以“愚弟”帖来署投谒。予出接见，则被三品冠服，随从七八辈，皆行装冠带，异常整肃，俨然贵倨，昂然直入，一揖就坐。予未及询来意，彼即敛容作态曰：“贵县办事，殊未免过于糊涂草率，如何擅将王府庄产任意改拨？王爷非常震怒，特命兄弟前来查办此事。请问贵县究竟据何理由，乃如此冒昧？”予曰：“敝县并无改拨王府庄田之事，老兄此言何来？”曰：“某寺田产，实系王府庄产，委托该寺代管者，现闻已拨充某校，何得谓无此事？”予曰：“王府庄产，粮税虽不由本县经征，然本县皆另有档册，与民产划然不相牵混。此次所拨某寺产业，均经逐一查明，鳞册契据，丝毫不能有误，且王府庄田亦从无托人代管之办法，老兄恐未免有所误会，或听该寺和尚一面之词，受其哀求恳托，因而为之出面干涉。既老兄远道来此，如不碍法律之事，未尝不可通融办理，但此案业已通详确定，不能挽回，尚请老兄原谅，不必过问为是。”彼乃向予张目曰：“擅拨王府庄产，如此抵搪数语，难道就算了结，有这样便宜事体耶？兄弟特为查究此事而来，教回去如何销差覆命？”予曰：“老兄既奉王府使命，究竟是何王府所派？持有何种凭证？不妨请出研究。”彼愈哮怒曰：“我是礼王府所派，难道王府还图赖他人不成？我是王府之人，亲身来此，这还算不得凭证，更要何种凭证耶？”予察其词遁，来意已得八九，然详察其人，似尚有相当身分，殊不欲与之破面，但以婉语劝其勿妄干涉。彼以予为有所畏慑，乃益作种种大言以相恫吓，予悉置不理。彼即怫怒起立，昂然竟去，曰：“我看你这事办不了，将来莫要后悔！”予但笑而不应，随后即派役前往该客店监视行动，并通知该店，谓：“茶饭可以供给，但有意外需求弗任意应之，恐将来枉受赔累也。”次日据报：该住店人等已悉数预备他去。予曰：“听之。彼如借此收帆，亦省一事。”乃数日后，又闻全班回店，云系从某寺清查庄产而回。次日，复来署拜会，一见即盛气相向曰：“我已都查问明白，老兄对于此事毕竟有无办法？”予曰：“我言已尽于先，究竟尊意何在？”曰：“别无他说，只将各产归还王府，待我回过王爷，也或可将就罢结。”予曰：“此事断不能办。我已通详各宪，无论但凭阁下空言，即使实在错误，亦须禀请各大宪主持，不能随便拨还。”曰：“这有王府作主，难道院司还敢干涉？你但认得制台、藩台，竟不认得王府么？”予曰：“当然。本县受督抚层宪管属，当然惟院司之命是听。即王府有甚交涉，也须行文总督，以次行司下府，层递到县。王府虽尊贵，却不能直接向本县指挥命令。”彼哮怒乃不可遏，曰：“该寺受王府委托，现有和尚在此，可以作证。”予曰：“和尚何在？”曰：“同来在大堂外。”予曰：“然则甚佳。”当即传呼县役，曰：“现在大堂外有某寺和尚一名，速为我锁拿听讯。”彼益拍案顿足曰：“此是我王府之人，岂能由你拿办？”予曰：“本县只认得他是和尚，认不得是王府，此地亦非尔咆哮之所。”彼乃直起向外，一路怒詈而去。予随后立出硃票，着将该店所住人等，一起押传来署，听候发落。俄而二十馀人悉数到署。予于大堂正中供设万岁牌，西向设公座，先传为首者问话。彼到堂上，初尚倔强，予叱之跪，彼曰：“我是太祖高皇帝的子孙，何得向尔作跪？”予曰：“我不要你跪，这法堂便是太祖高皇帝的法堂，你向上看，你便向太祖高皇帝作跪。你既称宗室，难道不知朝廷法令耶？”彼见予词色严重，意气骤敛，向予请安小语曰：“请县台稍留世职面子。”予曰：“这法堂之上，说不到‘面子’二字。跪下！”彼无法，只得下跪。予曰：“本县今日须先审问尔之来历。你如果是宗室，你知道宗室私自出京是何等罪名？依法便须交宗人府讯问，至少亦须革职，永远监禁高墙。况尔尚有包揽词讼、讹诈官府一段情节，罪状尤为重大。若实在不是宗室，则你是假冒宗室职官，朋通讹诈，本县便依处治游棍法律惩办。你今两罪必居其一，如好好从实供招，或者尚有通融馀地；若再支吾捏饰，本县立刻将尔收禁，通详请示，依法办理。”彼乃叩头认罪，一一吐实。原来确系一黄带四品宗室，袭封辅国将军，其三品顶戴，则假冒也。其馀诸人，有车夫，有工匠，有衙役，原来临时乌合，各色都有。受和尚勾结运动，止得过银二百两，馀约寺产归还再行酬谢。予既讯明底蕴，遂即当堂发落：和尚判徒刑二年；择出头刁狡者，笞责数人；为首者当堂取保，馀均从宽省释，一律驱逐出境。其假冒宗室一节，姑置不究，亦未将其真名现职存案申报。其人再四叩头感谢。一时观者，莫不额手称快。此马甲殆是当时省释之一人，姓名状貌，实已丝毫不能记忆，彼既云云，姑笑颔之而已。彼逡巡复曰：“我当时实在也是马甲，如讯究出来，私自出京，罪亦不了。我见势头不好，只得自承苦力被雇。幸您老不加究责，总算造化。此案甚是处分得当，令人佩服。我当时年轻无识，被人哄诱，谓可出外发财，故而冒昧就跟他们一起厮混，后来仔细思量，非常抱悔。您老真是清官，此次故而被老佛爷看重，将来一定可以官居极品的。”予强勉敷衍数语，即离之而去。途中自思，人生何处不相逢，率当时未尝粗心任性，与彼结怨，不然，此时仇人相遇，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山湾林角，出其不意，突以一丸相饷，枉遭非命，直是无处申理。然彼时高坐堂皇，谁复能料有今日之事？反复思量，转不觉为之惴惴也。

    十四日，至崞县原平。以荣禄为全权大臣，夷人拒不纳。李鸿章之自日本归也，失势居萧寺中，宾客皆引去。荣禄新用事，将五大军，贵幸倾天下，大从车骑过之曰：“两宫方隙，君之所知也，即有变，吾不知死所矣！”因泣下。鸿章笑曰：“君何忧之甚也？太后方向君，君何虑？”禄曰：“太后春秋高，吾任重，祸之所集也。太后百岁后，吾宁能为鱼肉耶？”鸿章良久乃言曰：“君何不早自为计，太后方盛时，君徐自引避，何求不得，安用涕泣乎？”禄领之，遂结欢而去。鸿章起督广东，荣禄饯之，剧饮大欢，解貂裘而别。及鸿章以直隶总督内召，太后意不测，荣禄私报鸿章，鸿章谢病不行免，故德禄尤深。拳乱起，禄以武卫中军攻使馆，董福祥又禄所部也。夷人诛首祸，禄名在约中，乃求解于鸿章，鸿章出之，至其所以脱，事秘，世不尽知也。禄内主拳匪附载漪，而外为激昂，称七上书争之不能得，颇扬言自解，世或多信之。（李记）

    十五日，至忻州。行宫在贡院，陈设富丽，为诸州冠。予与梦丹恭进鲜果六色，天颜甚喜，旋奉颁月饼、苹婆果二盘。是夜月色甚佳，即陈御赐果饼于庭中，与石逸诸人拜月分啖。

    十五日，至忻州。江苏巡抚鹿传霖至。以敬信为户部尚书，裕德为兵部尚书，怀塔布为理藩院尚书，英年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桂春为户部侍郎。（李记）

    十六日，至阳曲县。太原府许君涵度、阳曲令白君昶，均在此接驾。途次得怀来绅士来信，谓予随驾去任后，马军门所拨马队当即入城防守，地方尚为安静。不久即有洋兵前来，旋留兵一小队，于东门外东山顶庙中住扎，全数只十五人，于地方亦无骚扰。逾月以后，马军忽欲拨队前行，谓留此无谓，务须前往护驾。再四挽留，坚执不允，只得听其自去。计月来地方供给项下，已费至二千八百馀吊。马军去后，拳匪头目王道昌忽挈领匪党一百馀人，各执兵仗，声言来县报复；进城后首即驰往县署，以为老父台尚在此间，务欲一见。此时新任田公适不在署，告以易任，亦不见信。后见尊管龚某尚在署中，益以为疑，百计勒逼，务令供出主人所在。此时，驻东门外洋军自出顶以远镜窥测望见，当即整队入城，迳行奔赴县署。拳匪闻洋兵一至，顷刻遁逃星散，当场拿获六人，立予枪毙，匪首王道昌亦在其列。自此地方差得安堵云云。盖予眷属离署时，曾将笨重衣箱物件封置一室，留家人龚铎在署看守，故为拳匪所识也。王道昌即予在任时所革牙纪，前时西关坛中头目四人之一。彼尚衔毒未已，务求释憾于予，而卒以自投罗网，亦其稔恶之报。怀来除一毒螫，闻之至引为快。但果专为仇予而来，则是以予故惊累怀人，又不免重自歉矣。厥后龚仆仍投至予所，已失去一耳。据言，当时匪识家人为老爷旧人，置刀于颈，勒令供出老爷所在，再三实告，皆不见信，最后乃举刃削去一耳，谓如再不说，则耳目口鼻，须当一一剐割。家人一时愤极，决计与之拼命，乃紧抱之而啮其耳，同仆于地。正相与纠结间，而洋兵已来，彼仓卒已不及脱，遂为洋兵拿获枪毙云云。此亦一段趣闻也。

    八月十七日，车驾至太原。巡抚毓贤方统兵驻固镇，自藩司以下，文武官吏皆于省城外数里地齐集迎驾。是日，遂入山西省城。以抚署为行宫，堂皇壮丽，略有宫廷气象。其最可异者，凡需用帘帷茵褥及一切陈设器件，均系嘉庆年间巡幸五台所制办，备行宫御用。后来御驾未至，遂存贮不用，向储太原藩库。历任藩司，均不敢启视，但于门上更加封条一道，前后重叠，殆已至数十层。因历时过久，究不知库内有无缺失，如一经启视，则倘有毁失，对前任已无法根究，对后任便须负责盘查交代，以此相沿不问。此次以仓猝驾到，无法预备，不得已始行发钥，乃皆灿烂如新制，且丝毫无所毁损，遂赖之以集事，一若百年以前即预为今日之地者，此真所谓数有前定者耶？

    十七日，至太原，居巡抚署，帷幄器物甚设，比于宫中，高宗幸五台时故物也，太后色喜。旅兵及岑春煊、马玉昆、董福祥、升允、鹿传霖兵至者七千馀人，散而为盗者十五六矣。会山西岁不登，米价腾跃，从兵不得食，时出劫掠，民苦之。陕甘总督陶模至行在，乃以模节制诸军，亦不能禁也。（李记）

    岑自得督办名义后，沿途即大肆威福，对于地方供应官吏，往往非法凌辱，恣雎暴戾，气焰至熏灼不可近。天镇令闻驾至宣化，当即恭备一切；后以在宣化连驻跸三日，食品皆臭腐，临时赶办不及。岑乃大加逼责，令无奈，至仰药以殉。及至山阴，情节略同，岑复严责县令，谓“看尔有几个脑袋”。山阴令惶急失措，见予即跪泣求救。予婉词慰藉之，并为之向内监疏通，因劝岑稍从宽假，勿再演天镇惨剧。岑乃大恚怒，谓予久任地方，所以袒护州县，因此辄至相龃龉。然宫门差务，实均由予一人祗应。彼虽到处叫呼肆扰，而实际则绝不肯分劳。俞则更丝毫不问，每日但向予诋毁岑氏，凡岑之一言一动，皆向予报告，极口肆詈。予当时阅世过浅，不免时有随身附和之处。讵彼于岑前诋予，亦复如是，并将予语一一转报，而益加之添砌，反复唆弄，致予与岑恶感日深，至结不解之仇者，俞尤与有力也。

    每日宫门叫起，必三五次。宫中内监，自李、崔以下多半熟习，故出入一无所阻阂。入山西境后，威仪日盛，地方承应，宫门上已不免有需索使费之事。予为一一规定股份数目，凡各项首领太监，如内奏事处、茶房、膳房、司房、大他坦，及有职掌之小内侍，约十数金至数金不等，惟总管太监分位较高，不便点缀。到处均由予一手代为开销，按份俵散。不便有一处空漏，亦不令额外取盈，至多不过一百馀金，少或八九十金。因之各地办差人员颇感便利；而彼时各监初次出京，甫脱饥寒之厄，幸门未开，欲望犹稚，亦尚能安受约束，不至十分难驭也。

    太后喜闻外事，每召见陈奏公事毕，辄温言霁色，令随意说话。予每为陈述地方利弊、民间疾苦。每问一事，必根端竟委，娓娓忘倦，往往至一二钟之久，方始告退。讵以此故，又大触枢臣之忌。

    一日在西安行宫，李监忽附耳告曰：“尔已闹大乱子矣！”予惊问何事。曰：“尔昨日于老佛爷前，曾作何语？今日诸军机入见，均大碰钉子。老佛爷厉声诘责，谓外间种种情形，尔等平时何无一语奏闻，直是朦蔽我母子耳目？诸军机相顾失色，咸不知所对，只有相率免冠碰头。我想必因尔语及何事，老佛爷乃如此发怒。诸军机必且抱怨于尔，须当注意。”云云。予始悔一时轻率尽言，意本冀两宫稍知民隐，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却未顾及越分逾等之嫌也。

    一日在军机房，荣、王两中堂，瞿尚书咸在座，王中堂忽正色语予曰：“渔川，我与尔系同乡，不能不向尔正告。尔今日召对，乃至二点一刻之久，致我等久候，究竟所说何词？以后在本等范围，自可简单明了，扼要陈奏；切勿东牵西曳，横生枝节。天泽之分，奏事有体，非儿戏也。”予唯唯而退。荣、瞿皆默然无言，然窥其容色，似皆深不惬于予，盖诸公会集，或正议论予事也。向例，两宫每日听政，均先叫外起，凡外官及各部院衙门人员，一一召见毕，军机方始入对。自次日起，即改定规制，先召军机，再叫外起。盖如此，则他人陈奏事件，可以先行探听，为次日入对之预备。如照旧例，则为时太促，无探询预备之馀地，空中霹雳，恐不知云起何方也。

    前清宫廷体制，外观似甚严重，乃内容并不十分祗肃。宫监对于皇上，殊不甚为意，虽称之为万岁爷，实际不啻为彼辈播弄傀儡。德宗亦萎靡无仪表，暇中每与诸监坐地作玩耍，尤好于纸上画成大头长身各式鬼形无数，仍拉杂扯碎之；有时或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至深，几以此为常课。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宴见，必与太后同坐一炕。炕多靠南窗下，太后在左，皇上在右，即向中间跪起。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二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皇上问罢，太后乃滔滔不绝，大放厥词，尤好拈用四字两字名词，古文成语，脱口而出；然人情世故，颇甚明澈，数语后即洞悉来意。故诸大臣颇畏惮之。太后如此聪强，而德宗如此巽懦，宜其帖耳受制，不能有所舒展也。或言德宗养晦为之，则非小臣之所敢知矣。

    予自受仁和切诫后，虽极力留意收敛，然以太后眷注过深，出入左右，似多添一重耳目，军机、内监，均视为不便。岑尤不慊于予，务出死力排挤之。先是两宫襆出都，过昌平州，知州裴敏中方抱重病，霸昌道凤昌因先期未奉有廷旨，车驾至城下，疑为假托赚门，坚闭不纳，且从城上鸣枪示威。两宫不得已，乃绕城奔驰，盖恐洋兵之蹑其后也。太后因此甚愤愤。岑询知其事，乃从而媒糵怂恿之。迨至怀来，遂有拿办裴某之严旨。岑复自请承办，发令箭派员星夜前往提拿，意欲藉以邀功。予微得消息，觉裴一提到，必无生理；此事在情理本有可原，况州官确在病假之中，依官序论，分当由霸昌道负责，即作为违抗，亦不应归罪知州，无端抵辟，未免过冤。乃设法使人飞告，令其引避。迄岑员至，已先事逃匿，无所得。岑意颇懊丧，心即疑予所为，殊甚怏怏；然彼时以予为地主，方曲意相徇，尚不敢形诸词色也。

    昌平令斐敏中已先遁，其后太后至西安，召案敏中，敏中自杀。（李记）

    自共办粮台后，接触渐多，意见日盛。彼自以官高，与予比肩共事，似觉不屑；又以督办名义出予上，遇事专断，不复相关白，凡有陈奏，皆用单衔独上。王中堂谓体制不合，应以会衔为宜，彼执不可。王曰：“否则于牍尾叙明臣会同某某云云，夹入名字。”彼亦不允。曰：“再不然，惟有于奏后列衔，如京官九卿奏事体例。”岑始终持不可。中堂一日曾对予微笑曰：“我知道岑三必与尔捣乱，今果然矣。但尔自取之，于人无尤。我早已声明，不能过问，恐以后笑话尚多也。”

    先是岑自甘肃入都，系由草地经张家口、宣化、怀来而达京师。七月初过怀来，予为之预备供应。有幕客张鸣岐与之偕行。张本山东海丰人，岑抵京后，张即请假赴献县省亲。及岑随驾行，张追至大同，予会岑衔派为粮台文案，分当兼受会办指挥，乃竟偏徇岑意，至一切文件均不令予寓目。有一次方在缮写，见予入，立即藏匿。予曾向之厉责，彼口噤面赤，不能置一语。然岑与予之积怨，乃益深矣。

    一日，在太原行宫门内相遇，岑又为一细事，向予诘责，词色甚厉。予不服，与之对诟。彼益哮怒不可遏，曰：“予非参尔不可！”予亦厉声曰：“尔有本领尽管参去，我在此听候。我亦奉旨专折，可以参尔。我无款可指，尔之罪状累累，均在予腹中，且看谁人曲直也！”岑愤甚，迳以手揪予胸前衣襟，作挥拳势。予曰：“此宫门，尔敢无礼耶？”彼不觉嗒然释手，立飞奔至李监处，向之泣诉曰：“老叔，我受吴某侮辱，必当参奏，乞为我援助，没齿感激。”盖彼谓其父毓英与李有交谊，故称之为叔，恬不为怪。李受其谄谀，勾结愈密矣。然对于此事，李监颇极力劝阻之曰：“老侄，尔与吴永皆老佛爷所眷注。尔两人自相攻击，使老佛爷难以处置，必不喜欢。咱们都是一起儿办事人，闹成过节，惹外边议论，面子亦不好看。况老佛爷很说吴永得力，恐未必就参得动他，那于老弟分儿上，更没得光彩。还是忍耐为是。”岑因怏怏中止，然视予益如眼中刺，非去之不可。

    军机诸公，先对岑亦颇不惬，嗣因其极力迎合，渐觉相昵近，又欲挤予外出，目的正复相同。顾以予主眷尚优，且遇事谨饬，无间可入，乃合谋定计，改用调虎离山之法。一日军机陈奏，谓各省解饷迟滞，非派员前往催促不可；然泛泛遣派，仍不易得力，最好请派随扈大员，精明干练、又能深悉此次沿途辛苦状况、为皇太后皇上所亲信者，令前赴各省，向各督抚详细诉说，须得他们特别注意，庶望激发天良，努力输解。太后问：“何人可去？”军机即合词奏曰：“臣等再三思议，殆无过于吴永与俞启元两人。彼等皆一路随驾前来，一切情形，无不周悉；又皆受皇太后、皇上恩典，定能格外仰体圣怀，为国宣力。”太后迟疑良久，曰：“吴永办宫门差使，甚是熟习，他去后何人办理？”曰：“岑春煊原是同起办事之人，一样熟习，可以办理。”太后始首肯。先本拟派予赴江浙，俞赴两湖；后因父子回避，乃改派予赴两湖，俞赴江浙云。

    下令后当然立须启行，乃与俞一同请训。太后召见，意似良不忍者，再三温语慰劳，谓尔两人一路办差，均甚劳苦，今尚须尔等辛苦一遭，此亦不得已之事。现在如此为难情形，尔两人均所亲历，定能向各方委曲传达，无俟多嘱。好好上紧办理，将事情办完以后，可即赶速回来，予与皇帝均甚盼望云云。予等即叩头退出。此区区一小事，彼等盖内外合力，不知费过若干之商量，摆布至此，始算完全达的，所谓“拔去眼中钉，张开两眼笑”也。

    十八日，命善耆回京察夷情，遣吴永至湖广、刑部郎中俞启元至江苏征饷。（李）

    二十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连名劾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庇拳匪。奏行而之洞中悔，请削衔，然无及矣。太后之复出也，之洞惧祸，持两端，名声远在坤一下。奏至，上呼载漪等严斥之，太后色不怡，久之，乃谓王文韶出草诏，自载漪以下得罪有差，然甚轻。太后犹不悦，谓文韶曰：“诸臣皆为国效忠，今以罪去之，他日复谁肯尽力者？”文韶嘿然。文韶为人善越和承意，拳匪起，唯阿而已，未尝敢言。上已出走，在道中顾谓文韶曰：“祸今急矣，不两全，宗社为重乎？抑人臣为重？”文韶不对，上以载漪、刚毅在，屏出之，卒问文韶，文韶踌躇有间，乃曰：“上所言固当，然外人方未有言，乃先自导之，如国体何？恐任事者寒心矣。”上不乐而起，其偷合白全，皆此类也。党于荣禄，刚毅亦不甚恶之。（李）

    卷四

    往两湖督办粮饷，中途折回行在。

    两宫至西安。补述八国联军陷京城事。

    予承命即治装戒途，并挈幕友张震青及侄充生同行。俞君梦丹以二十四日先行。予以八月二十六日始行就道，沿途过徐沟、祁县、武乡、沁州、长子、高平各地，皆崎岖山路。九月三日至泽州，遂及梦丹。初四日与梦丹同行，遂登太行，过天井关，已入河南怀庆府之河内县境。初五日，造太行绝顶，予与梦丹同往关帝庙求签，甚吉利。自此下山，过沁河，入怀庆府；旋抵武陟县，为河北道驻所。时巡道为岑公春荣，即云阶之兄也。出东门，至木兰店，相传为木兰从军旧地。过山以后，渐有南中风景。更进由荣泽至郑州，梦丹由此向清江浦，予遂与之分道矣。

    由新郑启行，更过许州、临颍、郾城、西平，于十三日抵汝宁府属之遂平县。是日，见八月二日邸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端郡王载漪，均革去爵职，交宗人府严加议处；辅国公载澜、左都御史英年，均严加议处；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均交部议处；并以德国使臣克林德被戕，派员赐祭云云。知议和条件，已略有眉目矣。

    闰八月初二日，以鹿传霖为军机大臣。克林德赐祭一坛，命大学士昆冈往（祭，灵柩）归国，又命户部侍郎吕海寰再致祭如仪。书至德，德人辞焉。杉山彬，令那桐往祭，予银五千两，日本亦拒之。杉山彬之死，日本书来征其尸，以一日夜为期送使馆，尸已残失，无可归，遂不答。自是日本不收我照会，英语谓之“哀的美敦”。及议和，乃受。（李）

    端郡王载漪，为敦亲王之子。敦王宣宗之子，文宗之兄也。孝钦后谋废德宗，先择近支王公之子为皇嗣。其溥字辈最亲而最长者，为溥伦、溥侗兄弟。溥伦为孚郡王之孙。孚郡王，宣宗之第九子也。穆宗崩，无子，溥伦以次当立。孝钦后以为皇帝继穆宗后，则穆皇后当为皇太后，而己当为太皇太后，不足持大柄，乃不为穆宗立嗣。谓溥伦之父已出继远支，溥伦兄弟，皆不当立。溥字辈无人，不得不选载字辈。于是选醇亲王奕之子，入嗣大统，是为德宗。德宗之母，孝钦后之妹也。孝钦以内亲故，冀其长而亲我，又利立少主，则揽权之日长，故载漪以至亲最长，不得立。及德宗亲政，思变法自强，内压于孝钦，不能行其志，渐失爱于孝钦。戊戌八月之变，孝钦突自颐和园还宫，持帝手哭詈曰：“我自尔数岁，以帝位授汝，辛勤鞠育，至于长成，汝乃负心欲废我耶？”乃幽帝于瀛台，复出训政。日言帝病重，求医海内，谋废立，闻各国违言而止。己亥冬，刚毅等谋益极，乃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清世家法，不立太子，其立大阿哥，即已决行废立。谓德宗久病，不能君天下，欲遂废之，而立溥俊为穆宗嗣也。崇绮者，穆皇后之父也。当穆宗崩，不得立嗣，穆后自以为皇嫂寡居宫中，又失太后欢，不足自存，乃仰药以殉。及决立溥俊，乃召崇绮出为师傅，隐示以大阿哥实继穆宗也。孝钦虑废德宗，各国有违言，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使密询各国意。鸿章自甲午败后，入总署，复被逐出，闲居京师贤良寺。鸿章谓我以间废，与使署少所往还，若外任我总督，各国必来贺，当乘间询之。盖虑废立京师生变，思避之也。荣禄诺之，数日而鸿章授粤督。其时康有为倡保皇会于海外，势甚大，虑粤或生变，故命鸿章镇之也。各国使臣来贺，鸿章乘间言：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皆言未洞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馀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隐示不认废帝意。鸿章默然。走告荣禄曰：“各国拒我矣。”孝钦后乃大恨。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刚毅、赵舒翘、何乃莹先后导拳匪入京师。日以仇教为名，斥德宗为教主。载漪欲引以谋废立，屡导匪首入宫演术，孝钦后深信之。载漪兄载濂、弟载澜，并以漪故，深被宠任，附和拳匪。五月，以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权、兵权并在掌握。拳匪焚掠殊甚，各国以兵舰至，因开御前会议。许景澄、袁昶力言衅不可开，载漪恨之，遂戮袁、许。徐用仪、立山、联元皆以通夷被戮。每廷议，帝皆言匪不可信，衅不可开，载漪语不逊。载漪既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骄横，孝钦后亦曲意就之。各国公使赴总署约，载漪遣虎神营兵伺于道，杀德使克林德，后至者皆逃归。及通州失，李秉衡死，载漪仍凶暴，欲杀奕劻、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俄而城破，两宫出走，载漪与奕劻、刚毅、溥伦、那彦图等，随扈至西安。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臣。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交往盛京，永远圈禁。各国憾不已，乃定为斩监候。以懿亲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载漪自以罪重，计当被戮，奉发配极边之旨，大喜过望。又询左右曰：“阿哥有罪乎？”众曰：“未闻也。”载漪曰：“本无预渠事，当可免也。”乃兼程赴配所，虑西人之续请正法也。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戍边，亦无戚容。旋斥退出宫，回銮后闲居京师。载漪家属皆随至配所。去年甘肃独立后，载漪将家属至兰州，贫极不能自存。今仍居陇中，不得还京也。（《馀闻》）

    更进经确山、信阳，过观音河，入湖北应山界，越武胜关，经孝感，抵黄陂境。见鄂抚告示，通缉“富有票”馀犯。先是汉口发见“富有”、“贵为”两种签票，系组织革命机关，仿哥老会开堂放票之法，以是加入党标帜。为首唐才常，系康南海门人，故票中分嵌“有为”两字。唐旋以破案被戮，故有通缉馀党之事。此处铁路已在兴工。二十三日，乃抵汉口，始悉圣驾已于初八日自太原启銮，西幸西安；锡清弼方伯良升山西巡抚，旧抚毓贤开缺；岑云阶授陕西巡抚。闻各国屡请回銮，担任保护，两宫尚未俞允云。

    ［八月］初三日，山西巡抚毓贤免，以湖南布政使锡良代之。贤以能治盗，稍远至山东巡抚。拳匪起平原，平原令蒋楷请按诛之，贤不许，以他事劾楷去，匪由是盛矣。已而徙山西，红巾坐堂上，书杀夷人之在山西者。学政刘廷琛言贤喜事酿祸，启秀持之，廷琛几得罪。其后刘坤一、张之洞亦合劾贤，太后怒，抵其奏于地。是日，以陶模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为陕西巡抚，魏光焘为陕甘总督。（李）

    ［九月］初四日，至西安，居北苑。载漪在道，数谋逆，御前大臣那彦图护上躬甚至，计不得施。而夷议首祸，持益急，乃令载漪、载勋留蒲州。载勋私入临潼，勒还之。载漪走宁夏。自太原以西旱，流徙多，而州县供亿皆取于民，民重困。诏乘舆所过，无出今年税租，然大率已尽征，取应故事而已。武卫军又大掠，至公略妇女入军。内阁侍读学士裴维侒以闻，荣禄佯不省。孙家鼐遇董福祥军华阴，尽虏其资，徒趺走入，言于太后，太后默然。（李）

    初八日，幸陕西，上不欲行，怒谓载漪、载勋曰：“朕仓卒出走，徒以太后之故耳，岂吝一死耶？太后今已至太原，宜无虑矣。若属善侍太后，朕当归京师，竟议约，以冀大难之早平也。”太后不许，力持之，无敢谏者。奕劻、李鸿章、昆冈、刘坤一、袁世凯皆请回銮，不听。北仓之败，李鸿章度太后且西迁，自草奏，极言“当安坐，夷兵虽入城，论公法，保无他虑，倘车驾出国门一步，则大局糜烂，后患将不可胜言”。致书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约连名，坤一、世凯皆许诺；之洞答曰：“公不见徽钦之事耶？吾不忍陷两宫于险也。”鸿章得书，大失望，奏遂不行。后之洞与客饮而醉，私语客曰：“吾亦知无五国城之祸，然太后在京，夷兵必挟之归政，事尚可问耶？”故之洞不敢请回銮者，恐归政也。（李）

    自太原启程以来，曲折二千馀里，多半皆山行险道，纡回陟降，车敝马瘏，殆已不胜其困。惟沿途令守，多有世交朋旧，一路将迎，班荆道故，颇不寂寞。抵汉以后，长路征尘，可以暂资憩息，如鱼游得水，鸟至投林，不觉为之一快也。

    是时鄂督为张公之洞，鄂抚为于公荫霖，藩司为崔公廷韶，署臬司为旗人扎勒哈哩，粮道为凌公卿云，署盐道为逢公润古，首府为余公肇康，保甲局为齐公耀珊，汉口督运局为恽公祖翼，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为岑公春蓂。其中多半皆有旧谊，更兼亲知朋好之宦居此地者，因之拔来报往，几无虚日。旋以余太守之蹇修，订婚许氏，即在客中下定。既而复以荆宜施道奭召南观察良一再函约，遂有荆州之行。奭公派轮相迎，意极殷渥。因顺谒将军济公禄、都统宝公德兴。公禄迭相招宴，纵谈乱事，不觉洪醉。不意正在酒酣耳热之中，忽得奭公被劾落职消息，令人意沮。幸观察颇旷达，不为意，临行尚殷殷致赆，殊可感也。

    予在湖北时，屡谒制府张文襄公，意颇亲切，询及出狩及行在情状，每感叹不止。一日，忽谈及大阿哥，公谓：“此次祸端，实皆由彼而起，酿成如此大变，而现在尚留处储宫，何以平天下之人心？且祸根不除，尤恐宵小生心，酿成意外事故。彼一日在内，则中外耳目，皆感不安，于将来和议，必增无数障碍。此时亟宜发遣出宫为要着，若待外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不如及早自动为之。君回至行在，最好先将此意陈奏，但言张之洞所说，看君有此胆量否？”予曰：“既是关系重要，誓必冒死言之。”曰：“如是甚善。”

    在鄂中勾当饷事，略有端绪，遂前赴湖南，谒俞中丞。中丞知予与其公子梦丹同事，亦甚相爱重，惟目疾甚重，几至不能启视，神气殊觉颓唐。每言及梦丹，颇有不满意，曰：“但能似君稳练，我便放心矣。君既与共事同好，惟望多方规劝，令其去华存实，从正路向上，庶不至流为邪僻也。”盖中丞元配已故，时方以侧室主持家政，而梦丹为元配所出，父子之间，不免稍有隔阂，故语吻如此云云。

    予在两湖时，屡奉廷旨催回，以公事未毕，迄淹缠不得就道，遂在湖北度岁。次年辛丑正月，即就鄂垣赁室，草草完婚礼。直至三月中，始向各处结束督饷公事，料量西上。方行至荆门州，忽由州官转到一电，上开“无论行至何处，由所在地方沿途探速投递”云云。予得之大骇，详细审视，始知仍为促还行在之故，并无他事，方始放心。乃急将家眷设法安顿，仍只身从间道趋赴，并日兼程，于是年五月初始抵行在，次日即蒙召见。予面奏各事毕，太后温语慰劳，仿佛如家人子弟远道归来者；既复含笑曰：“我这才知道，原来岑春煊同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到外边去的。”稍停，又曰：“你出去走一趟也好，你两人若是一径混在一起儿，到今朝不准闹些什么花样出来。”予奏谓：“臣并不敢同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有使人难受之处。”太后曰：“这个我也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太暴躁了。”连说：“我知道的。”予乃叩头而退。先数日，太后御笔亲画摺扇八柄，旋以七柄颁赐诸王公大臣，独留其一。诸宫监即窃窃私议，谓此一柄必留以待吴永者。既而果然。复命之日，即以此扇见赐，并赏银三千两，尚有其他赐物，袍褂料十数袭，令自向管库太监处选择。盖是时各省贡品，络绎输解，百物咸备，宫廷气象，已焕然改观矣。

    九月初四日，车驾至西安。改巡抚署为行宫，仪制略备。帝时服布袍，王公皆衣布。太后胃痛时作，屡泣，夜不成寐。各省纷进方物，时赉群下。御膳费日二百金。太后谓岑春煊曰：向在京师，膳费数倍于此，今亦可谓省矣。京师以两宫器服至。鹿传霖授尚书，入枢府，弥执拗用事。荣禄旋至西安，与王文韶仍管枢要。两侍兵卫，日扰民间，秦民苦之。大修戏园，诸臣娱乐如太平时。帝见贡物至，必垂涕。各省协解款，已五百馀万。每解款至，内监需索尤苛。诸臣渐趋行在，百物渐集，西安愈兴盛矣。（《馀闻》）

    太后仍命伺应宫门差使，银两衣物，赏赉几无虚日，并推恩赏给先太夫人金宝手钏各一副。予同时奉鄂督、湘抚先后密保，即以五月六日正式召见，与前大总统徐公、前总揆孙公宝琦三人，同起入见，均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召见时，皇上正面坐，前有御案；太后于其后作高座，恰如舞台上之演观音王母像。太后手执绿头签，视予微笑。事后笑告内监，谓吴永今日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咱们真好似演戏模样。盖谓予乃朝夕见面之人，今乃第一次正式觐见也。

    予忆及文襄所嘱，念夙诺必当实践，顾以事情重大，不敢冒昧。此时荣相已至行在，仍为军机首领。闻先时颇受两宫责言，外人亦有指摘，出京后中途至武陟，殊徘徊不敢进；以后不知如何疏解，始复前赴西安，乃宠任一如前时。荣复荐张百熙及瞿鸿禨二人，同时并召，后乃舍张而用瞿。瞿之得入军机，由荣荐也。但荣相对予颇相契爱，乃先以此意叩之。荣时方吸烟，一家丁在旁装送。闻予所述，但倾耳瞑目，作沉思状，猛力作嘘吸，吐烟气卷卷如云雾，静默不语。吸了再换，换了又吸，凡历三次，殆阅至十馀分钟，始徐徐点首曰：“也可以说得，尔之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辈就不便启口。但须格外慎重，勿卤莽。”

    予因是已决意陈奏。一日召见奏对毕，见太后神气尚悦豫，予因乘机上奏曰：“臣此次自两湖来，据闻外间舆论，似对于大阿哥，不免有词。”太后色稍庄，曰：“外间何言，与他有何关系？”予因叩头奏曰：“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无关涉于政治，但众意以为此次之事，总由大阿哥而起。现尚居留宫中，中外人民，颇多疑揣，即交涉上亦恐多增障碍。如能遣出宫外居住，则东西各强国，皆称颂圣明，和约必易就范。臣在湖北时，张之洞亦如此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并言此中曲折，圣虑必已洞烛，不必多陈；第恐事多遗忘，但一奏明提及，皇太后定有区处。”太后稍凝思，曰：“尔且谨密勿说，到汴梁即有办法。”予遂叩头起立，默计这一张无头状子，已有几分告准也。

    予狃于此事，胆力稍强，以为幸有进言机会，凡理所应言者，均当言之。但有一次，则险碰一大钉子。一日入见，奏对事毕，太后与皇上同坐倚窗炕上。予见太后意尚闲暇，因乘间奏言：“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臣，皆忠实为国。当时身罹法典，当然必有应得之罪；顾论其心迹，似在可原。据臣所闻外间舆论，颇皆为之痛惜。可否亮予昭雪？”方言至此处，意尚未尽，突见太后脸色一沉，目光直注，两腮迸突，额间筋脉悉偾起，露齿作噤状，厉声曰：“吴永，连你也这样说耶？”予从来未见太后发怒，猝见此态，惶悚万状，当即叩头谢曰：“臣冒昧，不知轻重。”太后神色略定，忽将怒容尽敛，仍从容霁颜曰：“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节，皇帝在此，你但问皇帝。当日叫大起，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尚未说着话，他数人叨叨切切，不知说些什么，哄着皇帝，至赚得皇帝下位，牵着许景澄衣袖，叫‘许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结着一团，放声纵哭。你想还有一毫体统么？你且问皇帝，是否实在？”皇上默无一语。予只得叩头，谓“臣实不明白当日情形”。太后复霁语曰：“这难怪你，咱们宫廷里的事，外间那里知道？你当日尚是外官，自然益发不明白了。”予见太后意解，始逡巡起立。莽遇此劈天雷电，忽而云消雨霁，依然无迹，可谓绝大幸事，然予真已汗流浃背矣。不意太后盛怒时，威棱乃至如此。昔人谓曾、李两公，当时威权盖世，一见太后，皆不免震慑失次，所传固当不虚也。

    后有耆旧某公，为述当时真状，谓此番叫起情形，实误于上下隔膜。先是有浙人罗某，常奔走荣文忠门下，一日不知从何处捕得风影，急投荣处密报，谓各国已分头调兵来华，决定攻打北京，与中国宣战云云。荣素持重，此次竟为所惑，迳自缮密摺，入宫呈奏。太后得奏，当然着慌，既惧且愤。端、庄等正喜师出有名，益乘间极力蛊煽，且哄且激。太后遂亦主张开战，因此乃宣叫大起。故太后一到场莅座时，开首即言：“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故无论如何，不得不为背城借一之图。今当宣告大众，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云云。当时似有数人发言，不甚清晰。朱古薇阁学祖谋曾出班陈奏，谓拳民法术，恐不可恃。一旗员(似是长瑞)即从旁搀言曰：“拳民法术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议；臣特取其心术可恃耳。”联学士元继续发言，其词颇戆，谓如与各国宣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至鸡犬不留。太后色变。即有御前大臣大声叱之曰：“联元这说的是什么话！”太后意正含愤，正于此时，皇上望见许文肃，即下座执其手曰：“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许奏言：“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等语。皇上固知万不能战，而劫于端、庄，不敢迳宣己意，以文肃久习洋务，特欲倚以为重。闻许言，深中其意，因持其手而泣。文肃亦泣。袁忠节班次与文肃相近，亦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发，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许奏语本极平正，太后似亦未甚注听。第见皇上与之相持，三人团聚共泣，疑二公必有何等密语刺激皇上，不觉大触其怒，即注目厉声曰：“这算什么体统！”德宗乃始释手。故上谕中有“语多离间”之词，当时颇疑此谕出于端、刚矫旨，其实两公之死，即由于此云云。证以太后所言，谓皇帝当日曾叫“许景澄救我”，则其致怒之由，可以揣想，殆以疑心而生误听也。究其症结，盖太后已入荣言，以为各国业经决定宣战，故开此会议以谋应战之方略，是战与不战，已无复拟议之馀地。而廷臣中多半不知就里，或以为尚是片面商议和战问题，或则以为政府已得有宣战实据；因之彼此陈奏，针锋均不相对，以至愈激愈偏。后来退班出宫，彼此互讯，此项消息茫然不知何来。军机既未呈报，总署亦无照会，方始大家愕异。盖荣相上此密摺，外间固绝无人知道也。若当时明白内容，只须将洋人并无宣战事实委曲开释，未尝不可消解。乃彼此均走入岔道中，夫洋人已决战而尚主张不战，则惟有降之一法，宜其不能相入也。大风起于末，蚁穴足以溃堤。因罗某之一言，而酿成如此掀天大祸，当亦彼所不及料者矣。

    是日［二十日］，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太后哭，出罗嘉杰书示廷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吏部侍郎许景澄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傥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欷歔，声震殿瓦。太后目摄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言：“拳匪不可恃。”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后，大言曰：“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载漪、载濂及户部侍郎溥良和之，言人心不可失。上曰：“人心何足恃，只益乱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巨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载漪曰：“董福祥剿叛回有功，以御夷，当无敌。”上曰：“福祥骄，难用。敌器利而兵精，非回之比。”侍讲学士朱祖谋亦言福祥无赖。载漪语不逊，上嘿然。廷臣皆出，而载澜、刚毅遂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雪仇耻。”载濂亦上书言：“时不可失，敢阻挠者请斩之。”闻者莫不痛心，诋为妖孽，知其必亡，然畏太后，不敢言也。 是日，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夷兵，令无入，道遇拳匪劫之归，景澄几死。其后夷兵援使馆者，亦以众少不得达，至落堡而还。（李记）

    二十一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太后曰：“皇帝意在和， 不欲用兵，余心乱矣，今日廷论，可尽为上言。”兵部尚书徐用仪曰：“用兵非中国之利，且衅不可自我先。”上曰：“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侍读学士刘永亨言：“乱民当早除，不然，祸不测。”载漪曰：“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人心一解，国谁与图存？”上曰：“乱民皆乌合， 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太后度载漪辩穷。

    户部尚书立山，以心计侍中用事，得太后欢。太后乃问山，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色变曰：“用其心耳，何论术乎！立山敢廷争，是且与夷通，试遣山退夷兵，夷必听。”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不习夷情，且非其职。”太后曰：“德亲王亨利昔来游，若尝为供给，亨利甚德之，若宜往。”山未对，载漪诋立山汉奸，立山抗辩。太后两解之，罢朝。遂遣徐用仪、立山及内阁学士联元至使馆曰：“无召兵，兵来则失好矣。”（李记）

    二十二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联元顿首亟言曰：“不可，傥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澜曰：“联元贰于夷，杀联元，夷兵自退。”太后大怒，召左右立斩之，庄亲王载勋救之而止。联元，载勋包衣也。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绌兵单，众寡强弱之势既已不侔，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尚待若言耶？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斩若！”文韶不敢辩。上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太后阳慰解之，不怿而罢，自是嗛景澄。太后意既决，载漪、载勋、载濂、载澜、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予内帑银十万两。（李记）

    朱祖谋请毋攻使馆，上使荣禄召问状，祖谋具为禄言宜罢兵，禄不肯白。祖谋敢言，匪初起，祖谋首建议请驱除。启秀恶之，扬言曰：“非祖谋无足与任此者。”太后亦不乐祖谋。曾廉闻之曰：“祖谋沮大计，可斩也。”御史蒋式芬及彭清藜、吴国镛亦请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李记）

    最近见杂志中载某君谈话二则，亦是当时事实，谓得之于李公端棻所亲见。盖李公在戊戌政变，以赞成新政入狱，庚子拳乱时，尚未出狱也。公言：许、袁两公入狱，即指定分系南北所。当在狱中分道时，袁忠节执文肃之手曰：“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文肃笑曰：“死后自当知之，爽秋何不达也？”忠节固亦负气磊落男子，然文肃益旷达矣。

    李公又言：立忠贞公山之入狱，后于袁、许两公一日。当初至请室时，一恸即绝。狱中群以予粗知医术，嘱为诊视。予乃以峻剂苏之，因讯其获罪之由，且劝其舒和镇静，以全大臣之体。立公因言：“昨日在御前会议，将大举攻使馆，众论纷纭久不决。太后曰：‘此国家大事，当问皇帝。’今上自退政以后，恒恭默不语；此次独侃侃而谈，力言其不可，谓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王夔相当稽首曰：‘圣虑及此，国之福也。’端邸即怒斥之曰：‘王文韶，此时尚为此误国之言耶？’予继言宜先派大员，宣朝廷德意，不喻，然后图之，则我为有词。太后遽曰：‘然则即命汝往。’予对曰：‘受国厚恩，不敢辞。惟臣向不习洋务，请命徐用仪同往。’太后允之。未及复命，乱民已蚁聚予宅中，设坛门外，谓予室中有地道潜通西什库教堂，大加搜索，不得其迹，则拥予至坛前焚表，表升，无以罪我。方扰攘间，乃有类缇骑者逮予至此。予虽不肖，已忝为朝廷极品大员，乃一时昏瞀，致屈膝于乱民，亏体辱国，死不蔽辜。以此悔恨，非畏死也。”逾二日，大差下，狱卒掖之去。予不觉顿足大悔，当时不应投剂醒之，反累其多受一次痛苦，云云。由此言之，立公殊鼎鼎有大臣身分。因立为旗人，知者较少，故虽同一死难，而远不若许、袁二公之轰烈。然则既绝复苏，虽多受一次痛苦，而留此数语，大节皎然，使天下后世，可以共鉴其心迹，泰山、鸿毛，声价顿别。则李公一刀圭之力，固远胜于千金肘后也。

    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之冤戮，称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气节学问著；以部曹外任皖南道，内转太常卿。许景澄以翰林历使外国，通知时事，至吏部侍郎，并在总署。徐用仪以军机章京，敏给，工酬应，至尚书，无矫矫之节。拳匪之扰，心弗善也，亦未尝廷争。许、袁被戮，端、刚有馀怒，家人不敢收尸。翌日，用仪往视，涕下，收而殡焉。端、刚闻而深恶之，后数日，遽发拳匪捕之于家，乱刃戕焉。与立山、联元皆先杀毙，后请旨正法者也。立山以部员至兵部尚书，为国务府大臣，侵蚀内帑，致富千万，以心计得孝钦后欢。廷辩时，帝不欲启衅外国，谓人心安足恃？后度载漪辩穷，乃问立山，思藉以助载漪也。立山谓拳民术多不验，载漪色变，斥为通夷，后亦不怿。立山居宅近西什库教堂，载漪等围攻使馆教堂，久不下，疑立山穴地道济其粮。使拳匪围搜之，无所获。拳匪利其富，乃肆掠毁其家，拥立山以去。载漪命付诏狱，数日请旨戮焉。联元以内阁学士在总署，满人之号明通者也。廷询时，联元言前史，两国失和，无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护使臣为野蛮之国，今使署洋兵，不过千馀人，聚而歼之，固非难事，然各国合而报我，不幸而京师不守，则其祸极烈。后大怒，命斩之，诸臣跪求始免。及归，载漪命拳匪捕杀之。景澄与袁昶厚，过从最密。景澄时督办铁路，兼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拳匪所称二毛子者也。廷询时，景澄、昶陈奏皆慷慨。帝执景澄手而泣，后怒叱之曰：“许景澄无礼。”袁昶连上二疏，力言拳匪宜剿，使臣不当杀，皆不报复。与景澄连名上第三疏，劾大学士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疆臣毓贤、裕禄，更暗指载漪等袒匪，词甚痛切。疏入，刚毅、载漪等大怒，必欲杀之以泄愤。适李秉衡自南京奉命带兵入卫，载漪令其沿途搜捕奸谍，至清江浦北四十里，获二人，自京来者。一为景澄致江督刘坤一书，一为袁昶致铁路督办盛宣怀书，皆力诋端、刚，及太后受愚，语极愤痛。

    秉衡系之北上，以书呈载漪，载漪大恨，请旨捕逮。七月初四日上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观，拍掌大笑。端、刚、赵、董等，相贺于朝。景澄在狱中，以铁路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列付所司。至刑场，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见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虽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职。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尔作官久，尚未闻耶？”承煜赧然。袁昶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请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尚容尔哓辩耶？尔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死，当有公论。洋兵行破京师，尔父子断无生理，吾等待于地下可也。”临刑皆神色不变。及京城破，两宫狩西安，李鸿章请旨昭雪。上谕：“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造次召见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谒，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谄，交章参劾，致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加恩。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辛丑二月，徐、许、袁遗骸南下，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数省士夫，并致祭焉。（《馀闻》）

    太后一日且为予缕述出宫情事，谓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象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就是载澜等一班人，也都学了他们的装束，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其势汹汹，呼呼跳跳，好象狂醉一般，全改了平日间的样子。载滢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杠，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过来。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他们一会子甚至说宫里也有二毛子，须要查验。我问：“怎样查验？”他们说：如系二毛子，只须当额上拍了一下，便有十字纹发现。这些宫监、妇女们，了不得的惶恐，哭哭啼啼，求我作主。我也不犯向拳匪去讲人情；我想阻止他们又不对，万一阻止不了，那更不得下台。我教他尽管出去，果然拍出十字来，也是命数，这何须怕得。如若胡乱枉屈人，那神佛也有公道，难道就听凭教下徒弟们冤杀无辜不成？后来出去查验，也是模糊了事，并没有查出什么人。他们心中明白，得了面子，也就算大家对付过去，还了我的面子。你想这样胡闹，还讲什么上下规矩么？

    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瀛］先后往，道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城中为坛场殆遍，大寺观皆设大坛。其神曰洪钧老祖、梨山圣母。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义和团既藉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以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宫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也。奕劻时充总理衙门大臣，鸿章则时论所称通番卖国者也。（罗记）

    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罗记）

    载漪即第为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由是燕齐之盗，莫不搤腕并起，而言灭夷矣。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烟焰涨天，红巾左握千百人，横行都市，莫敢正视之者。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而太后方日召见其党，所谓大师兄者，慰劳有加焉。王培佑以首附义民，擢顺天府尹。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李记）

    又言：洋兵已进了城，宫里完全没有知道，只听着枪弹飞过，这声音全象猫儿叫，(言次即效猫叫声)“眇”。我正疑心那里有许多的猫儿，那时正在梳妆，又听着“眇”一声，一个枪弹从窗格子飞进来。那弹子落地跳滚，仔细认着明白，方才骇异。才要问外边查问，一眼瞧见载澜跪在帘子外，颤着声气奏道：“洋兵已进了城，老佛爷还不快走！”我才慌忙起身，急问皇帝何在。说在某殿上行礼，我叫赶速通报。原来这一天刚刚碰着祭祀，皇帝正在那里拈香，听着叫唤，急忙前来，头上还戴着红缨帽子，身上穿的是补服。我道：“洋兵已到，咱们只得立刻走避，再作计较。”皇帝更着了慌，仓猝就要跟着我跑。我道：“你瞧这样服色，那里好走出去？”才千手百脚的把朝珠、缨帽一起儿胡乱抛弃，一面扯卸了外褂，换了长袍。我也改换了下人的装束。咱娘儿两个，就此一同出走。那时一切衣服物事，都已顾不得携带，单单走了一个光身。一路踉跄步行，一直到了后门外，才瞧着一乘骡车，问了骡夫，知道是载澜的车子。我就带着皇帝急急上车，赶叫向前快走。他们都是沿途找雇；到了德胜门外，大伙儿才到，稍稍聚集。又怕洋兵追赶，不便屯留，便一气直前上道，昼夜趱行。头一日顿宿贯市，多方设法，好容易才觅到几乘驮轿。由贯市赶到岔道，都宿在破店中，要求一碗粗米饭，一杯绿豆汤，总不得找处。比较逃荒的老百姓，更为苦恼。一直到了怀来，亏你有个预备，才算脱了苦境。难得你如此忠心，而且急忙之中，还亏你赶办得出来，我是十分心受的。所以我要你随扈在一起，这会子也总算是患难的相与了。

    二十一日，天未明，徐会澧以兵部尚书谢恩，至地安门，闻哭声，乃走。载澜驰入宫，言夷兵且攻东华门。太后知事急，衣宝衣欲赴水，载澜持其衣曰：“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太后乃青衣徒步，涕泣而出，发不及簪，上素服及后随之。至西华门外，上坐英年车，太后坐载澜车，从者载漪、溥俊、奕劻、善耆、载勋、载澜、载泽、溥兴、溥伦、刚毅、赵舒翘、英年，及内监李莲英，太后夙所爱也，以立大阿哥进官一品。珍妃有宠于上，太后恶之，临行推堕井死。瑾妃衣襜褕，走而出，遇载勋，始知上所在。诸宫人皆委之而去，赴水死者数十人。其馀走出安定门，遇溃兵被劫，多散失。载澜妻女皆亡，令万本华大索之，竟不得。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室，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是日，驾出西直门，日莫抵昌平贯市，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蜀黍，以手掬食之。太后泣，上亦泣。时天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夜然豆箕，人相枕籍而卧。（李记）

    联军日逼京师，七月十六日，两宫已有西狩之志，以车辆未备，缓行。十九夜，炮声急，知联军已至城外。二十日，召见王、大臣五次，末次惟王文韶、刚毅、赵舒翘三人。太后言今只馀尔等三人，馀均自为计，不复恤吾母子矣，尔等当随吾行。复诏文韶曰：汝老矣，尚长途苦汝，吾心不安。汝以舆后来，彼二人骑以从，必同行也。帝亦顾文韶必当行。二十一日，黎明，两宫闻洋兵已入城，仓猝出宫，妃主均委之以去。两宫皆乘道旁骡车，王公内侍皆步行，出德胜门，炮声不绝。趣行至贯市东，光裕驼行献驼轿三乘。帝与贝子溥伦同一乘，太后、皇后同一乘。太后衣蓝布夏衣，尚未栉也。帝衣黑纱长衣，黑布战裙。卧具皆不及携。是日勺水未入口，晚宿于民居。随扈者端亲王载漪、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蒙古王那彦图，贝子、公爵数人，刚毅、赵舒翘、溥兴等，暨神机虎神营练兵千人，马玉昆兵千馀人。兵无所得食，沿途掠于民间。（《馀闻》）

    其时刚毅已先在途次病故，赵舒翘亦赐自尽。太后言及二人，似尚有馀怒，谓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馀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馀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稍停，又续言曰：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很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馀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太后此番话头，虽属事后之谈，但详细体会，亦是实在情节。试想彼深居宫阃，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巨变，前后左右，手足耳目，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欢呼盲进，意兴勃勃，他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为洋人交涉受了多少委曲，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即自谓尚有主意未尝放手云云，事实具在，亦不能谓之尽诬。如实在与瑞、刚倾倒一向，并力不顾，攻破一使馆自在可能之列。不过总有一段时期已经中了魔毒，若谓始终明白，殆亦未必然耳。

    拳匪之事，当刚、赵查验时，是一祸福转捩关键。如此时能将真情实状，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立时可以消弭。过此以后，乌合蚁附，群势已成，虽禁遏亦已不及。后来酿成如此大祸，刚、赵二人，实不能不负其全责。太后谓其死有馀辜，确系情真罪当。刚之为人，愚陋而刚愎，或真信拳匪之可恃，亦未可定。赵则起家科第，扬历京外，开藩陈臬，并皆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正，此儿戏鬼混之义和团能否成事，明白易晓，决不至于不能鉴别。第以劫于刚势，不敢立异，遂至与之骈殉，身陷大戮而死负恶名，未免太可惜矣。

    近闻某公言及赵事，则尤不觉为之扼腕。谓当拳匪在涿州时，太后命刚、赵往验。刚实未往，赵独挈何君乃瀛同行。何字松生，本刑部老司员，殊干练有卓识。二人回京后，均力言拳民之不可恃。何因为赵拟就一摺，言之颇甚剀切。赵审阅再三，似碍于端、刚，踌躇不敢上；末谓上摺太着痕迹，不如面陈为妥。乃先赴荣相处，详悉报告；再见太后复命，亦经一一据实奏陈。而彼时太后已受魔热，词色颇不怿。先时赵之僚友曾有以大义相责者，赵出告人，谓幸不辱命，我对军机、太后，均已尽情倾吐，应说尽说，抚心自问，庶几可告无罪矣。后来点派带团差使，并无其名，赵益自引为幸，谓从此可以脱离关系云云。某公所言，委系得之当时事实，并非泛泛。准此而论，则赵于拳匪，并未有阿护之事。最后赐尽上谕中，只坐以“毕竟草率”四字，且有“查办拳匪亦无庇纵之词”等语；即据太后口中所言，亦足证明其始终未言拳匪可靠。参稽互考，情节昭然。只因当时稍有瞻顾，少此一摺之手续；又夙因刚援引，相处亲密，致后来中外责言，均以刚、赵并举，李文忠亦有“刚、赵袒匪”之电奏。空言无据，无法辨白，卒陷于不测之大戾。然则彼之失足，不在于查验拳匪之役，而在于受刚援引之时。因失其亲，子云中郎，所以同抱千古兰滫之恨也，悲夫！顾就此案而论，终不能不谓之冤。青史是非，悠悠众口，吾尤愿为死者一洗之也。

    刚、赵之处分，凡见过四次上谕：第一次革职留任；第二次交部严议；第三次斩监候，第四次斩立决，改赐自尽。足见前时太后尚有回护之意，其终受大辟，实出外人要迫，并非太后之本心。受诛以后，则言者事事皆藉以诿罪，不免别有投阱之语。故此时太后亦深憾之。一朝失足，则众恶皆归，此亦古今之常态。惟刚已先故，竟逭诛夷。即谓刚、赵同罪，刚罪总浮于赵，乃刚免而赵不免，此真所谓有幸有不幸者耶？

    拳匪之入京师，刚毅实导之。刚毅识字不多，以清正自诩。由部曹外任巡抚，内召为尚书，入枢府，后眷甚隆。奉命江南查案，旋之广东，敛浮赋，括四百万，历东南诸省，括千万归于京师。得梁启超所撰《清议报》，进于孝钦后，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思废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后命荣禄告李鸿章，私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皆不协，后益大恨。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所立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董福祥以杀洋人自任，刚毅力誉于后前，恩宠日渥。及拳匪据涿州，朝议剿抚不决，乃命兼管顺天府事。尚书赵舒翘，偕府尹何乃莹［瀛］，驰往解散。刚毅虑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舒翘至，召匪首谕朝廷德意，令解散。匪首坚请褫聂士成职，舒翘难之。刚毅至，许以先退聂军。乃复命，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舒翘本以刚毅力贵显，益附拳匪说，后乃命刚毅导拳匪入京。旬日至数万人，坛场遍城内外。王公贵人，争崇奉之。渐出入宫禁，莫敢究诘。刚毅与载漪合疏，请用团民，乃奉统率团民之命。董福祥率武卫军攻使馆，刚毅日坐城楼观战，曰：“使馆破，夷人无噍类矣，天下自此当太平。”舒翘起为寿曰：“自康有为倡乱，天下扰扰，公起而芟夷之，上病失天下心，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刚毅大喜。及联军破京师，两宫仓皇出走，刚毅随扈至太原。李鸿章电劾肇祸诸王大臣，后召见载漪，痛斥之。自出狩后，刚毅忧惧，不复有所言。及随扈西安，中道病，折回候马镇，病死。十二月，惩办罪魁，刚毅以先死免戮，追夺原官。（《馀闻》）

    赵赐自尽时，派岑春煊前往监视。赵体质素强，扼吭仰药，百计竟不得死。而岑在客堂，不耐久候，再四逼促，词气极凌厉。家人不得已，乃以绵纸遍糊七窍，灌以烧酒而闷煞之，屡绝屡苏，反复数次而后毕命。惨矣！然岑亦忍矣哉！

    初六日，赐英年、赵舒翘自尽。年、舒翘已下按察使监视，岑春煊遗年药，年死狱中；舒翘服诸毒不死，竟勒杀之。年善望气，以术幸太后，太后使视醇贤亲王奕劻茔，茔东白杏高百尺无枝，气成五彩，年视之，大吉，归报太后曰：“物莫能两大，此其祥也，请伐之。”伐之得白蛇不可胜数，树若有血焉。其夕茔树尽死。载勋为步军统领，年以右翼总兵佐之，为拳将横甚，陵轹大臣，然视载澜为谨矣。舒翘习律令，以刑部主事外任，五迁至尚书，颇自喜。大阿哥之立，大召对群臣，太后出诏书遍视之，皆失色，舒翘独前贺曰：“赖社稷之灵，天下臣民有主矣，复何疑？臣犹恨其晚也。”太后大喜。其自涿州归，极知拳匪当肇祸，以附刚毅故，盛绳之，卒以此死。拳匪之杀白莲教也，狱不具，即反有迹，案律妇女不同谋，不缘坐，舒翘心知其冤，私窃叹，然不敢言。其于速化取容，天性也。（李记）

    赵舒翘以刑曹熟习刑律，刚毅援引致位尚书。拳匪据涿州，奉命解散，甫抵涿州，而刚毅继至，遂导拳匪入京师。刚毅力言拳民忠义可用，舒翘附和之。及联军破京城，随扈两宫狩西安。各国索惩办罪魁，舒翘革职留任，各国憾不已，乃改为斩监候，囚西安狱。次年正月，各国要加重惩办。西安士民，连合数百人，为舒翘请命，枢臣以闻，乃赐令自尽，派陕抚岑春煊监视。舒翘犹以为必有后命，其妻谓之曰：“君无冀也，吾夫妇同死耳。”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馀老母见此奇惨，既而自恨曰：“刚子良害我。”春煊迫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呻，夜半犹未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蔽其七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馀闻》）

    辛丑五月十五日，予奉旨简放广东雷琼道遗缺。予与徐孙两公，均以密保同日引见，而予才及十日，即蒙简放。当时慕韩总揆且向予欣贺不置，谓君今乃先着祖鞭，令人有景倩登仙之羡，吾等尚不知挨磨几许时日，方有此希望也。今两公皆已登峰造极，名播中外，而予则依然故我，碌碌无成。回首云泥，空增惆怅而已。

    奉简后，复传旨缓赴新任，命督办回銮前站事宜，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予此次颇十分为难。先是由怀来至太原，沿途宫门事务，均由予一手承应。予深知地方官办事苦况，事事均为之道地，不令宫监等有非分需索及欺凌逼勒等事。宫门费用，予均为按资匀配。彼时诸宫监初出都门，所望不奢，亦尚能帖然就范，并无诽怨。自予由太原奉差出发后，宫门之事即由岑云阶接替照管。彼因欲见好于各宫监，乃悉力反予所为，凡各省进奉官吏，皆为之敲索使费；每到一州县，亦首先讲论宫门费，多者或逾万金，少亦七八千金；至零星费用，更无一定，几于遇事需费。各宫监无不欢喜踊跃，人人餍饫。因而追怨前事，谓予非但不为帮忙，且有意裁抑之，以此均德岑而恨予。竟有当面诘责者，谓：“咱们从前蒙在鼓子里，都被你刻薄死。还亏着岑三讲交道，帮个忙儿，动是整千整百的，作成咱们爷儿吃了个饱肚。横竖使的别人家的钱，他们来路是容易的，也落得大伙儿做个人情。偏是你拈斤播两的，巴巴几两银子，还要叫我们请安谢赏，这不是活活被你捉弄么？”盖彼等已经吃过一番大甜头，全不似前此之听受范围。幸而上边通气，尚不敢公然作难。然实在是予愚笨而岑聪明。岑以后之扶摇直上，其根基实始于此。

    予前此以匆促赴召，家眷尚留鄂中，即寄居于岳家。近见荣相，谓上意欲令予随扈还京，何妨将眷属迎至秦中，将来即可一路同行云云。予念如此可省两方牵注之劳，于计亦得。是时京外大臣及京都士绅，均陆续奏请回銮，章已十数；而上意尚踌躇不即允。予因启銮之期尚未宣布，为日必不在近，因乘间请假回鄂一行，以便亲自照料眷口，结束家务。奉允后，即日就道，抵鄂垣匆匆部署一切。旋闻回銮期日已定，家眷前赴秦中，未免多此跋涉；因仍只身先自趋赴行在，而嘱家眷随后首途，预备于河南途次相待。盖大驾已定从旱道入都，河南固为必经之地也。

    始，德日以国书请回銮，各国亦以相要约。敬信自京师至行在，宾客送者数十百人，皆言：“京师无恙，太后当早归。”信既至，承荣禄旨，不敢言，嗫嚅，太后大怒，使宦者崔永安往视，永安还对，以实闻，太后左右视，不答。侍读学士恽毓鼎、御史郑炳麟、黄会源请同銮，皆不报。奕劻、李鸿章又数请之，乃有七月十九日之诏。而鹿传霖方买田宅咸阳，数言敌情叵测，劝太后无北归，太后亦恐遂归政，不欲行。（李记）

    八月十八日，予始由湖北还抵西安行在。即日往谒军机各堂宪，并诣宫门报到。十九日，总管太监李莲英传旨赏银四百两，大缎二匹。一到即有恩赐，即宠任亲贵大臣，亦不多见，在予得之，真可谓异数也。

    先是五月二十一日，曾降发上谕一道，略谓“朕侍皇太后暂住关中，眴将经岁，眷怀宗社，时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阙，即日回銮。惟现在天气炎热，圣母年高，理宜卫摄起居以昭颐养，自应俟节后稍凉启跸，兹择于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着各衙门先期敬谨预备”等语。此谕既宣布，于是中外人心，一时大定。缘行期久久未定，众情惶惑，不免妄生疑揣，有谓将久居西安者，有谓将迁都蜀中者。复因水陆问题斟酌不定，益滋延宕。先有主张由河南襄阳至汉口，改由京汉路入京，谓沿途供亿，可省若干百万。南方并有请驾出上海，迳从海道入都之议。嗣经通盘筹度，谓水道须另造轮只，且有数处河道须经修浚，方可通行御舫，费更不赀，乃决计取道陆路。至是而行期、路线一起决定，中外乃始释然矣。

    亡何而陕抚升允奏谓天时炎热，道路泥泞；汴抚松寿奏谓积雨连旬，河水骤发，跸路冲毁，行宫损坏；均请展缓行期。乃复于七月一日下谕：据奏改定以八月二十四日回銮。于时舆论大哗，均谓两宫实无回銮之意，两抚之奏均由西安政府授意，即二十四之期，亦决不可信，届时必须再改。并有言第三期已预拟定，将改为九月三日；第四期必以太后寿辰为词，改十月底；第五期必以天寒为词，改至明春；逐节延改，终于无期而后已。或言太后惧回京后受各国要索抵罪，故不许皇上回京；或谓李莲英恐以太后失势而失权，故力怂太后不宜回京等语，纷纷扰扰。中外报纸，批评议论无虚日。各国使臣亦颇为所动，一再向当局诘问。于是政府更下谕旨、懿旨各一道，谕旨系豁免陕西、河南、直隶跸路经过地方钱粮，懿旨系赏给陕西人民内帑十万两，盖藉此以坚各国之信。其实太后前此稍有戒心，暂持观望之态度，或所不免；至于此次定期以后，固已预备启行，并无游移之意。两抚改期之奏，实因预备不及，冲毁行宫跸路，皆实在之事也。

    同时并特派陕抚升允为前路粮台。升抚因启銮在即，奏请交卸抚篆。奉旨：陕西巡抚着李绍芬暂行护理。同时并委臬司樊增祥署理布政司，道员吴树棻署理按察司，西安府胡延升署粮道，候补府傅士炜署西安府。此数日中，西安官场全班更动，贺任道喜，满街车马纷驰，闹得烟昏尘起，头目皆为之晕。兼之行期已迫，宫府内外，皆预备结束登程，各京官亦悉备行事，包裹捆扎，大车小杠，憧扰不可名状。予拟奉有前命，不能不勉尽职务；而甫到行在，相去仅六日，孑然一身，事繁期促，如何措手？不得已自行出资募雇健役二十馀名，另赁马二十匹随行。即赶赴前途，先行布置一切；略有端绪，仍赶回西安省城，伺候启跸，以便随驾同行。幸经过一次，办理稍习，又执事宫监诸多稔识，故应付尚为顺手耳。

    二十三日，军机大臣谕：本日各章京办事毕，二班章京即着先行启程。自京西至阌乡，派头班章京沿途办事；自阌乡至开封，派二班章京沿途办事。并奉前路粮台核准定章，皇差官车二千馀辆，驴马应给草料，行路日给一两，驻跸减半。大概布置，皆已楚楚就绪矣。

    八月二十四日辰刻，两宫圣驾自西安行宫启跸。城文武官吏，均先于宫门外齐集，伺候升舆。行李车先发。辰初三刻，前导马队出城；太监次之；各亲贵王公大臣，或车或马，又次之。俄闻静鞭三响，即有黄轿数乘，自行宫出，士民皆伏地屏息。皇上、皇太后先后乘黄轿出宫；皇后随后；向有扈驾诸王、大臣，又在其后；最后为大阿哥。衔尾重车无数，均系各衙门档案。曲折穿行大街中，辰牌向尽；始出南门。沿途市肆，各设香花灯彩；长安父老，均于南门外祗候跪送，恭献黄缎万民伞九柄。出城后仍绕赴东关，诣八仙庵拈香进膳。本来直出东门，路线可省三分之二，谓因体制关系，且取“南方旺气向明而治”之义，所以辇路必出南门。先期奉升抚传谕：州县都守以上，均在灞桥恭送；佐杂千把，在十里铺恭送。并派员于各该处点验，查取职名。如有托故不到者，停委二年。所以冠裳跄济，异常热闹。沿途千官车马，万乘旌旗，气象极为严肃，较来时光景，当然大不相同。予在宫门送驾后，即乘马顺御路出南门。行二十里，至灞桥尖。灞桥折柳，自昔为往来迎送之地，然千年以来，当无有今日之热闹者。又二十里，驻跸临潼县骊山行宫。

    八月二十四日，自西安启跸，仪卫甚盛，发卒数万人，各省所供献太后私财六七百万，尽辇之而东。（李记）

    二十五日，由骊山行宫启銮，至临口镇驻跸。自骊山至此四十里，均临潼县境。临潼令夏良才绝无预备，乃避匿不出。王公大臣多至枵腹，内膳及大他坦均不得饱食，大他坦且无烟火，夜间殿上竟不具灯烛。上赏内监银二百两，令自觅食，此亦绝异之事。上年予在怀来时，拳匪围城，溃兵四窜，正性命呼吸之际，而两宫仓猝驾至，予尚能勉力供应，不至匮乏。此次则半年以前已有行知，有人可派，有款可领，何以草率至此？闻夏令实已领款二万七千金，掯不肯发，所以诸事不备。该令籍隶湖北，为陕藩李公之同乡，临时委署此缺，本期藉皇差以得津润，既贪而庸，欲牟利而无其才，故至于如此荒谬。然两宫竟未有嗔责，此亦更历患难，心气和平，所以务从宽大也。予恐前站有误，即驰十五里过升店(属渭南县)，略事部署；复前行三十五里，至渭南县，已傍晚，即就西城外觅一粮店住宿。行宫即在县署，颇宏整，较临潼殆天渊矣。

    车驾至临潼，临潼令夏良材以供应获谴。于是郡县承风，各除道，缮治宫室，设厨传，修寺观神祠以待幸，作者数万人，费亦畚数十巨万，大兴兵卫，道死者相望。诸贵人奴隶至榜笞州县官，释不问。而松寿令江西浮粱镇进瓷盘至十二万，他物称是焉，一驿之费几五万金。（李记）

    二十六日，在渭南候驾。申刻，驾到渭南行宫驻跸，离西安已一百八十里。督办前路粮台升允，奏参临潼县知县夏良才办事不当，贻误要差，并自请议处。奉旨：夏良才加恩改为交部议处，其自请议处之处，从宽免议。盖两宫以大驾方始发轫，不欲以供应之故，重罪有司，致沿途官吏，多增疑惧，用意固甚深厚也。

    二十七日，午刻自渭南启銮，申正至华州驻跸，行宫即在州署。昨夜荣相国之公子纶少华病故，各官争往慰唁。荣相年几七旬，只此一子，甚为聪慧，因之异常惨恻。但中途不便停顿，乃特留胡研孙观察在此，为之料理后事。暮年遭此不幸，意绪固难堪也。

    二十八日，辰刻自华州启銮。行四十里，至华阴县驻跸。行宫亦就县署改设，铺陈构署，颇皆妥贴如式。

    二十九日，两宫诣华山麓玉泉院拈香。是日雨，道路泥泞。予先至院候驾。该院背山面河，有“山荪亭”、“无忧亭”诸胜，林泉掩映，古木阴森，颇为欣赏不置。有顷驾临，王公、百官多半随从，宫眷亦有随至者，一时拥挤，或至不得入门内。而雨势益急，从官率通身沾湿，踯躅泥滓中，致游兴为之消阻。闻由此上山顶尚有四十里，仙人掌、莲花、玉女诸峰，多在高处，惜匆匆不得一览。申刻驾旋，仍驻跸华阴县。

    九月初一日，自华阴县行宫启銮。行五里，至华阴庙尖；又三十里，至潼关驻跸。行宫即在道署，颇有园林之胜。初二日阴雨，初三日晴，初四日风，均驻潼关。四日传旨：明日巳正启銮。予于宫门见荣相，神色颇惨淡。有河南四品卿衔道员吕永辉上封奏，请迁都洛阳。闻其人颇深喜自负，以此为匡时大计，闻者皆目笑之。近年京朝士夫，多主张迁陕之说，引经据史，言之侃侃。自西幸以后，多半亲历其地，皆哑然自失，不敢复持前议。书生目论，大都如此，吕亦同受此病也。是日奉上谕：前因有冒充王公仆从，于各州县供给，恃强攫食，曾经降旨严禁。现在将入豫境，着松寿认真查禁，如有此等情事，着即严拿惩办，勿稍瞻徇。因前在临潼，夏令曾以先日预备供应均被掠食为词，故有是命也。又奉谕：启跸以来，沿途车骑，诸形拥挤，甚至乘舆已到，尚复填塞，殊不足以昭郑重。着御前大臣认真弹压，并着松寿、夏毓秀、周万顺各派兵勇，分起押送，不准迟滞。至随扈王公、百官，车辆尚多，一经入豫，道途更隘，除有紧要差使者准带行李外，其馀均着分起先行，以免拥挤，云云。一路车辆，彼此争先，因致壅塞不行，欲速反滞，真太不成体统。有此一谕，或可稍资整饬也。

    初五日，自潼关启銮，至阌乡县驻跸。予于早飧后，前驱行二十里，至阌第镇(属阌乡县境)。阌乡令邓华林来此迎驾。予作一禀函，上张香涛制军，杂叙两宫沿途起居，交阌乡令出四百里排单递送。盖前此在鄂时，制军曾以此事相嘱；连日仆仆长道，无法握管，至此始获作一函塞责。最可异者，此函竟重出，不知何时散落外间，为好事者所得，居然装潢什袭，今岁乃有友人持此嘱予自加题跋。重览一过，墨渖如新，转不胜今昔沧桑之感矣。

    昨日，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亲随在潼关卷取铺垫等物，委员候补巡检李赞元向前阻止，该亲随竟缚而挞之于市。经升中丞据实奏参，奉旨：那彦图着交理藩院照例议处，其滋事亲随，着升允严讯惩办。此事颇快人意。吉帅之风骨凛然，不避亲贵，殊可敬也。

    初六日，辰刻自阌乡启銮，申刻至灵宝县驻跸。奉旨：明日驻跸一日。是日奉谕：本年万寿，停止筵宴。连日皆行夹沟中。悬崖绝障间，羊肠一线，逶迤屈曲，其间仅容一车行，如两车相值，一车必预于空处藏避，俟对行车过，方始就道。沿途车辆，皆须互相呼应。近经特别平治开拓，两车亦可并轨。而随扈诸人，咸喜疾驰争先，乃至数十百辆衔尾接轴，莫能进退。昨日虽有严谕，一时尚不能生十分效力也。

    初七日，仍驻灵宝。闻大差头站太监百馀人，已由河南入直隶境，住宿磁州；庆王将到开封迎銮，当以本月二十日出都。奉旨：所遗总理外务部要差，着由李鸿章暂行兼管。并奉懿旨：着李相就近在保定迎銮，毋庸远赴。

    初八日晴。辰刻，自灵宝县启銮。自此入河南境。行六十里，申刻抵河南之陕州。自南门入，驻跸河陕汝道署。署有园圃，颇具池台亭榭之胜。余与梦丹同寓州署。署中亦小有园林，而荒废殊甚。大堂下有老树一株，大可数抱，古干槎枒，似是数千年物，署榜曰“召伯甘棠”，殆属后人附会也。是日奉旨：江西广饶九南道，着刑部员外郎瑞澂补授。盖前日有旨，以赣臬柯逢时升任湘藩，广饶道明徵升赣臬，而以瑞补其遗缺也。瑞为断送清社之罪魁，至此忽露头角。此时大局已定，两宫安返故都，宛然有日月重光、河山再造之气象；而亡国根芽，已植于此，覆霜坚冰，可惧也。

    初九日，仍驻陕州。

    初十日，自陕州启銮，出东门，行五十里，至陕州属之张茅镇驻跸。此间地极狭窄，百官多不得栖宿处，皆驱车向前趱行。而晚间雨势复大集，泥中颠播，异常困顿，至有在车中过夜者，冻馁交迫，窘况殊不可堪也。

    十一日，巳刻自张茅镇启銮，行四十五里，至陕州属之观音堂驻跸。地势益隘，余觅宿不得，乃冒雨前行，至英豪镇住宿。此处已入渑池县境矣。

    十二日，大驾仍驻跸观音堂。予先由英豪镇冒雨行二十五里，至渑池县，即在渑池候驾。是处当崤山分支，沿途皆顽石横梗，极碍车道。清道光十四年、光绪九年两次兴工铲削，另辟新路。无如大车所载过重，砰訇磅磕，不久即成磊砢，十九皆震脱辐，须待修辑；故大驾不能不因之迟滞也。英豪镇即杜诗所咏之石壕村。蒿目时艰，惓怀身世，与杜陵当日境地颇复相类，益不胜芒鞋露肘之感矣。

    十三日，由观音堂启銮，申刻至渑池县驻跸。

    十四日，自渑池县启銮，过石河镇、义昌驿，至铁门镇驻跸，已入新安县境矣。连日阴雨，泥泞数尺，车行荦确，骡马负重不胜，倒毙途次者，所在皆是。随扈大驾，乃亦尝此等苦况，行路之难，可为叹息。是日有摺弁自湘中来，据云道过许州时，知予眷属寓许州北关旅店，初六夜半，有盗伙二三十人，明火执仗，毁门而入，劫去银洋、首饰无数，并用洋枪击伤亲兵、家丁各一人，亲兵身受七枪，伤势甚重，恐有性命之忧，惟眷口尚为平安云云。闻之骇绝。许州为豫省南路通衢驿道，并非僻地；关厢逼近州城，列肆林立，俨然闹市；乃盗伙竟敢公行肆劫，从容搜掠，殊不可解。少年妇女，无端受此惊悸，其何以堪！予以随从属车，孤身远隔，仅凭摺弁口语，又不能详及底蕴，五中焦灼，不可言状。当发一电问讯。辗转空床，竟至不能成寐。

    十五日，午刻自铁门镇启銮，酉刻始抵新安县，驻跸。予与梦丹先行三十里，经磁涧镇，知两宫于明日当在此处中伙；十五里至谷水镇，已入洛阳县境；又二十五里，至河南府，于南门外逆旅住宿。是日风日清美，道路坦平，旬日以来，惟此一程最为畅适。沿途烽候堆房，皆一律新修，焕然耀目。次日往瞻行宫，则局势宏丽，陈设皆备极精好。谓文守惨淡经营，已逾数月，殊不免有人劳鬼劳之感想。启銮前，迭谕沿途供应，不得逾侈，以节民力，而文守仍复铺张如此，殊失将顺之义矣。文悌先为御史，戊戌政变，极力迎合，奏参新政人物，颇为舆论所不满。此次闻向豫省请领八万金，预备在洛供应；延方伯给以三万，怏怏而回，仍就地罗掘以供所需，故一切部署，无不力从丰赡。又以重赂深结李莲英，终日在李室，手持水烟袋当户而立，与出入官员招呼点首以示得意。豫中同官，皆心鄙之。松抚每告所属，谓我们河南现在已出了一个红员，盖即指文而言。临潼之草率，此间之繁靡，可谓过犹不及。盖两人各有目的，一图现在之利，一觑将来之名。用意不同，出手因而各异；但论损上损下之区别，则犹觉彼善于此矣。申刻驾入洛城驻跸。河帅锡良、前鄂抚于荫霖、副宪张仁黼、前京尹顾璜，均来此迎驾。

    自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京兆驿，至河南省河南府洛阳县周南驿，计程七百八十里。自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六日，途次共历二十二天。先是此地预备寝宫，拟请皇太后、皇上同居一处，适侍郎桂春在汴，力言无此体制，诸多不便，乃临时拓地改造。故皇上寝宫甚为逼窄，大阿哥住处尤窄。太后寝宫独宏敞，后窗外有极大地坑，上安木门，可以燃炭，从地道通入室内，盖预备在此过冬取暖也。行宫工程，原估二千四百串，现用至三万馀两云。

    十七日，仍驻跸河南府。奉旨须留驻五天。予早间于宫门外见于次帅。是日连得开封电，知眷属尚无恙，亲兵伤亦渐愈，为之稍慰。汪伯棠农部偕桂月亭侍郎自大梁来，过访久谈。昔年予从张樵埜侍郎办理日本商约，农部方在张宅为西席，朝夕相见。乱离之后，旧雨重逢，剪烛清宵，愈深情款；相与谈及侍郎厄遇，均不觉为之於邑也。

    十八日，仍驻跸河南府。予与黄小宋太守璟、周左麾太守钺，同乘马出东门外，至一大寺寻碑。隋唐石刻，所在林列。摩挲往复，令人目不暇给。惜日色向暮，已不能尽辨字画，恨不得学李阳冰，于碑下作三日寝处也。

    十九日，仍驻跸河南府。两宫于召见军机办事后，辰刻即出宫，谒关帝陵，幸龙门、伊阙；进膳后，复幸香山寺。王公大臣，多半随从。予亦前往侍班，因历览三龛、涌珠泉、宾阳洞诸胜迹。房廊户牖，并加丹雘，与予夏间经此，已焕然改观矣。伊水中流，望对岸香山寺，迤逦山半，游人旋绕如蚁。水上造有浮梁，水白波平，天空如镜。周庐星列，兵卫森罗，当不减羽猎长扬之盛。度桥行里许，至香山寺，即唐时乐天九老结社处，俯瞰洛水，远眺龙门。山半皆北朝造像，千龛古佛，密如蜂聚。寺内一厅事，屏间刻汪退谷先生书白太傅《香山寺记》，字大几逾六寸，筋力雄伟，天骨开张；惜为俗工加饰粉漆，失其真趣，可叹也。未刻驾还，仍于宫门外侍班。

    二十日，仍驻跸河南府。召见升允、松寿。先是自西安启銮，以秦抚升允为前路粮台，负弩前驱。洎至潼关，豫抚松寿越境迎迓，上即命升回任办赈。升奏谓：陕中赈事，藩司自能料理，臣愿从至开封。故入豫后辇路事宜，皆两抚同任照料。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仍驻跸河南府。二十三日晚有旨：大驾明日启行。予乃先行登程。至洛城外，见有宋太祖庙，颓败已甚，门外有石碑，高寻丈，“夹马营”三字，大书深刻，盖宋太祖降生处也。前行复有佛寺，规模极为宏敞。乃入内瞻仰，丰碑古篆，夹道林立，但尘封漫漶，不易辨识。有住持老僧，向之问该寺缘起，竟瞠目不能答。回旋许久，不觉日暮，乃笼烛行三十五里，至义井铺住宿。闻大驾明日过此中伙，已预备矣。

    二十四日早，自河南府启銮，辰刻至义井铺传膳。予于宫门外侍班后，仍先行，抵偃师县。申刻驾至，即在县署行宫驻跸。此地离河南府城七十里，本日辇道最长，故启跸特早也。是日召见湖北荆襄郧道朱其煊。

    二十五日，辰刻自偃师县启銮，申刻抵巩县驻跸。予于是日早间，先出城行三十五里，至黑石关。大驾即于此处渡洛河。已造有浮桥，皆用民舟联属，上覆以板，板上更用土平筑，宛如周行大道。行宫即在河畔。两岸绿树阴浓，群峰环拱，是一幅绝好图画。又三十五里，乃至巩县。大驾不久亦至；遂在宫门侍班。闻该县近年频遭洛水之患，横流冲荡，庐舍一空，仅存基址；县署在水中央，久为泽国。今年曾起行宫于城内高处，六月间河流暴涨，仍被冲决。后乃就县署故基改筑，戽水填土，垫高七八尺，鸠工庀材，计日而成。然视之颇觉坚固，崇墉屹址，殊不类新筑者。城中民居，极为寥落，无屋可住。予乃前行出东门外，至离城三里之东寨住宿，是处似较繁盛。晤周敬舆直刺，留与共饭。予去秋过太原时，承其赠送棉被墨砚等物，意甚殷渥。顷充孟巩缉私盐局，偶闻予至，特来相访。因为予述毓贤去年在山西杀戮洋人、教民、教士情状，横暴凶酷，惨无人理。以此山西一省，洋人要索赔款多至一千馀万，大小官吏，以迎合毓意被罪诛夷降革者至数十百人。殃民误国，贻害地方，区区一死，宁足以蔽其辜？然此时晋人亦尚有誉之惜之为之抱冤者，此则不可解也。

    初四日，杀毓贤于兰州。贤已论葳新疆，至道中，乃当斩，令甘肃按察使何福堃监刑。始拳匪起山东，李秉衡提倡之。秉衡以郓城攻教堂，德持之，落职，遂切齿于外人。贤代秉衡，翼乱民尤至，诧为神，王公贵人及太后左右皆信之。而山东人官京师者王懿荣、李端遇又翕然称其忠，相附和。故事急时，太后犹诏山东召老团。语云：“涓涓不绝，遂成江河”，贤之谓矣！而曾廉、王龙文独为之颂冤。甘肃布政使李廷箫惧诛，已先死。毓贤之戮教士也，至五十馀人，廷箫贪左右之，饮金屑自杀。（李）

    毓贤以山东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继李秉衡为巡抚。山东大刀会仇视西教，毓贤奖励之。匪首朱红灯倡乱，以灭教为名。毓贤命济南府卢昌诒查办。匪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掠教民数十家，毓贤庇之，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黄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屡函乞申理，总署令保护，毓贤均置不问。匪势愈炽，法使屡责总署，乃召之来京，以今总统袁公代为巡抚。时拳匪出没于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之间，势甚盛。袁公至，力剿拳匪，获朱红灯，戮之，数月而匪势大衰。山东境不能容，乃窜入直隶境。庚子三、四月间，蔓延各属矣。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平阳府教堂被毁，府县以闻，称曰团匪，贤痛斥之。郡县承风，而莫敢诋拳匪矣。毓贤命制钢刃数百柄，分赐拳童，勉以杀洋人。大师兄出入抚署，若贵宾。五月，朝旨令保护教民，毓贤承端、刚旨，仍置不问。六月，匪焚教堂，毓贤登高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英教士逃出，号于众曰：“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妇挟儿出，跪言：吾施医，岁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语未绝，一兵以梃击之，仆，推置火中，复奋身出，仍推入，与其子同烬焉。毓贤以兵守城门，禁教士出入，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复驱入抚署，毓贤坐堂皇，命行刑，杀英教男女老幼三十馀人，服役二十馀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馀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二人，以盎承血，令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贤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馀背教，皆不从，求死益坚。

    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皆不屈，死焉。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全省矣。联军破天津，毓贤自请勤王，朝旨命统军入京。毓贤实不欲行，阴使晋民吁留，朝旨再促不已，就道，犹告拳党曰：“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七月，毓贤始去晋，而联军已破京师，遇两宫于途次。李鸿章奉命议和，德皇要惩办罪魁，鸿章以闻。闰八月，有旨命毓贤开缺，另候简用，以锡良代为晋抚。各国以罪魁未惩办，不允议约。驻德使臣吕海寰、驻俄杨儒、驻英罗丰禄、驻美伍廷芳、驻法裕祥、驻日本盛铎，合电请惩办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澜，并述各国坚决之意。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亦先后电劾。得旨，毓贤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各国意犹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贤遣发新疆。计已行抵甘肃，着即行正法，派何福坤监视行刑。署甘督李廷箫为晋藩时，附和毓贤，纵拳戕教，既得毓贤正法之命，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不免，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并自挽曰：“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沈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毓贤有母八十馀，留太原，一妾随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坤至什字观，呼毓贤出，武员举刀斫之，伤颈未死，毓贤连呼求速死，其仆怜之，助断其项，收葬焉。（《馀闻》）

    二十六日，巳刻自巩县启銮，未刻抵汜水县驻跸。予以早间先行二十五里，至老健坡顶尖(属开封汜水县，已出河南府境矣)。连日亦皆行夹沟中，与前过华阴道上形势无异。而今日路尤险隘，虽因辇路所出，已大加平治；然陂陀上下，崎岖如故。闻此间旧仅村民数家，前任某道，特于沟途中穿凿山穴，创造公馆两处；因此官差过此，稍得安置行李。现即就坡顶建造行宫，寝殿三楹，凭高矗起，八面开窗，可以凌空四望。东瞻嵩少，西瞰黄河，风景壮阔，心目为之一爽。两旁复道回廊，逶迤曲折，皆就地势布置，结构颇具匠心。下坡三十五里，即汜水县，遂在宫门伺驾。城内仅有一街，馀则平畴一碧，麦田弥望，绝类旷野。县署亦为水漂没，向假书院作公廨，现即就书院遗址，别筑行宫，规制亦颇宏敞。时值菊花盛开，庭阶廊庑，盆盎罗列，五色错杂如云锦，殊觉别饶风致。是日得李傅相自京电奏，谓：“病势危笃，请速派大臣接替以资镇摄。”盖其时庆邸已出京赴行在，傅相特请命其还都，继任办理和议也。两宫得奏后，甚为厪念。太后曾召予语及，至为之流涕，谓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予于傅相受特别知遇，就私谊论，固然不免恻恻；即为国家而论，中流失船，前途险状，宁复堪以设想？绕屋徬徨，焦切万状。适孙慕韩观察移行李来，就予同室，联床夜话，心绪赖以消解。然不久慕公入睡，宵深人静，枨触百端，竟至不能成寐；天未向曙，即拔衣起，坐以待旦。

    二十七日，辰刻自汜水县启銮，未刻行抵开封府属之荥阳县驻跸。行宫寝殿，陈设并皆雅素，于朴质之中，含有一种浑穆气象，反觉别开生面，如入羲皇境界。宫内亦皆遍艺菊花，廊牙墙角，遍地皆是，而种类尤多于汜水。或大如盘盂，或细如松子，奇形异态，五色纷错，率皆目所未见之物，不知从何处罗致而来，想亦费几许经营也。旋得京师来电：合肥相国，已于今日午刻逝世。得此噩耗，兀如片石压入心坎中，觉得眼前百卉，立时皆呈惨色。闻两宫并震悼失次；随扈人员，乃至宫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至此等关键，乃始知大臣元老为国家安危之分量。想此时中外朝野，必同抱有此种感想；即平时极力诋毁之人，至此亦不能不为之扼腕；公道所在，殆不可以人力为也！公之隆勋伟绩，自表表在人耳目。晚年因中日一役，未免为舆论所集矢。然自此番再起，全国人士，皆知扶危定倾，拯此大难，毕竟非公莫属，渐觉誉多而毁少。黄花晚节，重见芬香，此亦公之返照也。是日奉谕：“王文韶着署理全权大臣。”又谕：“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袁世凯署理，未到任以前，着周馥暂行署理。”又谕：“山东巡抚，着张人骏调补。”

    九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卒，以王文韶为全权大臣，袁世凯权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张人骏为山东巡抚。奕劻方召赴行在，至保定，闻鸿章病甚，奏请进止，诏仍至开封。方夷兵之入京师也，鸿章迁延不肯进，屡诏敦促之，其词皆甚哀，同于祈请。及和议已得要领，乃数蒙谴责，所请率驳斥不尽行。鸿章不能无少望，而俄约已大改前议，退兵归地有端倪，与俄使已议定画约矣。鸿章所请，世亦重违其意，曲从之。鸿章方自以为有功，有骄色，度朝廷必见从，及奏上，而太后惑于张之洞、刘坤一言，不许，鸿章恚甚，呕血遂死，追封一等侯，谥文忠。鸿章为人，疏阔有大度，然是非利害所在，不敢昌言也。其督两广，太后使掘康有为、梁启超祖父坟，鸿章颇枝梧，太后意甚怨。然太后喜联俄，鸿章雅与俄善，太后欲倚鸿章结俄欢，至尽举中国海军船畀俄，日本争之，乃止。太后恐各国之议己也，欲引俄为卫，俄亦自许能卫我，太后及鸿章皆信之。张之洞初上书请联俄，戊戌以后，又主联英日，实忌鸿章居大名，欲立异以抗之。然鸿章盛时，之洞依附之独谄。之洞佞巧，善迎合，不主故常，荐吴永为异才，尤为时所笑。然北人以善宦致总督，惟之洞为有声。（李记）

    予以后进，获从公帡宇之下，晨夕左右，几逾一载。承公以通家子弟相待，所以督励而训诲之者，无所不至。每饭必招予共案，随意谈论，伺其宴息而后退。故于公之言论风概，习之颇稔。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侍者为之扑捏两骽；良久，始徐徐启目曰：“请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时幕中尚有于公式枚等数人，予乃就往坐谈。约一二钟，侍者报中堂已起，予等乃复入室；稍谈数语，晚餐已具。晚间进食已少。饭罢后，予即乘间退出，公亦不复相留，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其时公自北洋罢任，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久居散地，终岁僦居贤良寺。翁常熟当国，尤百计龁之。公益不喜接客，来者十九报谢，因而门户亦甚冷落。公意殆不能无郁郁，然有愤慨而无怨诽。每盱衡时事，抚膺太息，其忠忱悱恻之意，溢于言表。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馀，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又曰：“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又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又曰：“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又曰：“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言至此处，以足顿地，若犹有馀怒者。

    公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公，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尝告予：“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予生也晚呵！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又曰：“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朣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又曰：“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又曰：“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又曰：“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云云。予尚倾耳恭听，谓当顺序直说下去；乃至此已止，竟不复语。予俟之良久，不得已始请示第二条。公含笑挥手曰：“这此一条，够了够了，我不说了。”予当时听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此亦臆度之词，究不知以下十七条，尚作何等语法也。

    公又言：“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证，藉以镜其得失，亦尚觉有点意趣。”云云。于此正足见公之晚年进德，其虚心笃实为不可及。公又言：“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于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步，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我从前初到上海，洋兵非常居奇骄倨，以为我必定全副仰仗于他，徘徊观望，意存要挟。他看见我们兵士外观蓝缕，益从旁目笑，道是一群丐子，如何可以打仗？我一迳不去理会，专用自己军队去打。打过几次，他看得有点能力，渐欲凑上前来，我益发不请教他。后来连打胜仗，军声渐整。见我不求他助，反觉没得意思，再三来告奋勇。我谓帮我打固是甚好，但须受我指挥节制，功赏罪罚，一从军令。彼亦一一认可，然后用之。果然如约服从，成了大功，戈登亦得盛名。我若自己军队不济，他决不肯出力相帮；否亦成喧宾夺主之势，不知要让他占了多少便宜。但当时还可独当一面，自由作主，又有我老师主持其间，所以能完全收效。后来地位虽高，却反无一事可以自主，内外牵掣，无过已算侥幸，安能更望有功耶？”

    公又言：“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未几以贺英皇\[按：应为“俄皇”\]加冕出使，并顺道游历各国。以公之身分名位，此等使差，并不算一回事。然公意颇似非常愉快，尝向予等作得意语曰：“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谓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我这样一人，他们或喜欢与我见面谈谈，也是普通所有之事。究竟耳闻不如目见，我亦藉此周历一番，看看各国现象，可作一重底谱。在各国尚有许多老友，昔年均柄过国政，对手办事，私交上颇相投契的，现在多已退老山林，乘便相访一遭，亦是快事。”启节时，予等有十数人送之出东便门，在于家卫午尖，离城二十馀里。是日适有大风，扬沙撼木，车行极为困顿。抵卫时，有大、宛两县在此办差，就一民房外加扎天棚，即于棚中设席，合尊促坐。棚摇摇震撼作声，如欲拔地飞去。飞尘眯目，席间盘盂杯盎，悉被掩盖，几无物可以下箸。而公高谈健食，意兴豪举，谓吾自少年以至现在，凡有出门行动，非狂风即暴雨，海行则无一次不遇惊涛骇浪，不知何故。众或谀言中堂丰功盛德，所以雨师风伯，皆来祖道。公笑谓此则不敢，但吾当亦不至获罪于天，何以节节与我为难耶？频行，复环顾曰：“承诸君远道相送，厚意殊可感。予此次乃舆榇而行，万里长途，七旬老物，归时安必能与诸君重见？惟望努力前程，各自珍重。”众乃谓中堂精神矍铄，将来尚须主持国是，重作一番伟业。公亦笑而颔之。语虽沉痛，而神气并不沮丧，所以卒能平安返国，重膺柄用，式洽当时颂祷也。

    公平日神态和煦，语气亦甚肫挚可亲；而有时乃极严重，真有望之俨然即温言厉之致。其督直隶时，予曾与一卸任知县同见。公问其在县有何政绩？其人曰：“卑职识浅才迂，以勤补拙，不敢遽言政绩；惟裁革陋规一事，差觉为地方除一弊政耳。”公问何项陋规，何时裁革，何以我未见过该县详报？曰：“某项陋规，每年可得一千数百串，向来均无报销。卑职以为例外收入，法所不应，故决计为之裁革。业于日前通详大宪，日内当可上达钧览。”公即怫然变色曰：“尔在任已两年有馀，何以早不裁革，乃于临卸任始行详报？这明明是卖陋规，何谓裁陋规！贪壑已填，乃侵攘后任之所得，以博倍价而市美名，既玷官方，亦乖道谊，居心可谓巧诈。此种伎俩，岂能向我处尝试？我即日派委查办，如查得情实，立予揭参，不尔贷也！”其人赧然不能答。闻后来委查结果，果系于临去时向纳规者通说，要纳数倍之入，而以永远裁革、具文详报者。此令旋登白简，闻者莫不称快。

    公在直督时，深受常熟排挤，故怨之颇切，而尤不惬于项城。在贤良寺时，一日项城来谒，予亟避入旁舍。项城旋进言：“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语未及已，公即厉声呵之曰：“止止！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项城只得俯首谢过，诺诺而退。项城出后，公即呼予相告曰：“适才袁慰廷来，尔识之否？”予曰：“知之，不甚熟。”曰：“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来啰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辈捉弄耶？”予见其盛气之下，至不敢更进一语，盖项城先固出公门下，颇受奖植；此时公在闲地，而常熟方得权用事，不免有炎凉去就之世故，故因怨常熟而并及之。其一时忿语如此，盖蓄之已久，非一朝夕间事矣。

    有一次，尤使项城难受。公自出使回国后，驻节天津，尚未复命。予与直省印委候补人员同起进见。其时项城已授直臬，尚未到任，专任练兵，以监司资格，当然首领班列。入坐后，寒暄数语，项城即面陈练兵事宜，谓现在部署粗定，德教习亦已选聘，日内订立合同。词尚未毕，公即勃然变色，举所持手杖，连用力顿地，砰作响，曰：“呸；小孩子，你懂得什么练兵！又是订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这样容易练的？难道雇几个洋人，抗上一杆洋枪，念几声‘横土福斯’，便算是西式军队么？”项城至面赭不能语。同班中皆直省僚属，甚难为情，群俯首不敢相顾视。盖项城时已隆隆然渐露头角，公若有意挫折之者。真可谓姜桂之性，老而愈辣矣。

    公自出使回国后，常自持一手杖，顷刻不释，或饮食作字，则置之座侧，爱护如至宝。此手杖亦颇有一段历史。先是公任北洋，有美前总统某君(忘其名)来华游历，公宴之于节署。美总统携杖至，公即接而玩之，反复爱弄不忍释。美总统似知其意，由翻译传语曰：“中堂爱此杖耶？”公曰：“然。此杖实可喜。”总统曰：“中堂既爱此，予本当举以奉赠；惟此杖为予卸任时，全国绅商各界，公制见送，作一番纪念者，此出国民公意，予不便私以授人。俟予回国后，将此事宣布大众；如众皆赞可，予随后即当奉寄致赠，用副中堂雅意。”公委曲谢之，后来亦遂不相闻。此次公游历至美，闻某前总统已故，其夫人尚在，独居某处。公特以旧谊前往访问，夫人甚喜，即日为公设宴，招致绅商领袖百馀人列席相陪。席散后，夫人即把杖立台上，当众宣告，谓：“此杖承诸君或其先德，公送先夫之纪念物。先夫后来旅游中国，即携此同行。当时李先生与先夫交契，见而喜爱。先夫以出于诸君公送，未便即时转赠，拟征求诸君同意，再行邮寄。未及举办，先夫旋即去世，曾以此事告予，嘱成其意。辗转延搁，已隔多年。今幸李先生来此，予敬承先夫遗嘱，请命于诸君，是否赞同此举，俾得为先夫完此夙愿。”于是满堂宾客，一致欢呼拍手，夫人遂当众以双手举杖奉公。公以此更为得意，故爱之独挚。此杖首间镶有巨钻，大逾拇指，旁更以小钻石环之，周围如一钱，晶光璀璨，闪闪耀人目。通体装饰，皆极美丽精致；殊不识是何质干，闻亦一种绝贵重之材料。据言以价格论，至少当值十数万金。其实公当时不过视同玩物，殊未辨其价值轻重，而美总统如此慷慨，亦属难得。此事与季子挂剑一段故实，颇约略相似；而一死一生，恰复易地相反。难得有此夫人，从中玉成。千秋佳话，中外辉映，可喜也。

    予于贤良寺时，伺公最久；出使回国后，亦数数见面，随时出入。未几，公即总制两粤，予亦就任怀来，南北暌离，无缘晋接。然每忆经年共处，声音笑貌，历历在目。此次天南返节，重镇畿疆，方喜随扈入都，可以重瞻色笑；不意大勋未集，梁木先颓，万古云霄，感痛宁有极耶？

    本日内阁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着先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醊；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荩臣至意。其馀饰终典礼，再行降旨。钦此。”此虽照例文字，然当时流离道路之中，天下宗周，人心思汉，王言纶，犹为人所重视。秉笔者亦尚能称情达意，悱恻动人，捧读之馀，不觉为之感泣也。

    二十八日辰刻自荥阳启銮，行三十里至赵村尖。予于宫门侍班后，即前驱四十里至郑州。未至五六里间，有一车迎面而来，渐近视之，则奭召南观察也。观察上年任湖北荆宜施道，予抵鄂中，屡以书邀予前赴荆州，设宴款待，异常殷挚，并致厚赆。正在席间畅饮，忽得急报，乃为鄂抚于中丞参劾罢职，令人为之意索。此次盖由京来此迎銮者。奭为荣相门人，此来实受荣意，藉图开复。荣并嘱予于内奏事处为之左右。当晚间驾至郑州，有旨驻跸二日。

    二十九日，仍驻跸郑州。召见奭良。先是驾至汜水，升中丞迎驾后即乘马先行。忽有大车并轨奔驰，直冲前道，当令拿住。讯姓名，坚不肯说，即责以四十鞭。那王以前隙，乃奏参升允擅行鞭责宗室侍卫。盖此人固宗室侍卫，名海鸣。升亦奏辩，上派礼王查复。本日奉谕：侍卫海鸣，不应乘车奔驰，又不声明宗职，咎有应得；那彦图并未查明实情，率行具奏，迹近报复；该抚尚未查讯明白，即事鞭责，亦有不合。升允着交部察议。此后如有官弁、太监人等恃强滋事，仍着升允、松寿随时据实参办，不得因此案稍涉瞻徇云云。此案当时各报纸纷纷议论，大都右升而恶那，谓不应加升以处分。但那已被议在先，海又被责，受亏在前，亦藉此以平之也。

    三十日仍驻跸郑州。奉上谕：降调荆宜施道奭良，着开复降调处分，以道员发往江苏，遇缺即补。合浦珠还，予为之欣贺不置。是日奉旨，蒙赏予袍褂料，并燕窝、鱼翅、莲子、大枣、藕粉等食物。

    十月一日，辰刻自郑州启銮，行三十里至圃田尖；更行四十里，申刻至中牟县驻跸。

    初二日，辰刻自中牟县启銮，行三十里至韩庄尖，已入祥符县境；更行四十里，申正抵开封省城驻跸。阖省文武，均于城外迎驾。行宫陈设极壮丽，入内瞻仰一周，俨然有内廷气象矣。是日，庆邸自京师来此。当即召见，垂询都中情状甚悉。良久始退出，见予即呼至朝房，匆匆慰劳数语。予见其忙冗，亦即告退。本日谕：奉懿旨，皇太后万寿典礼，概行停止。

    由河南府洛阳县周南驿，至现在开封府祥符县大梁驿，计程四百五十里，沿途共历八天。

    初三日，驻开封。召见庆王。庆以李相遗疏递上。上谕：奉懿旨，略谓上年京师之变，该大学士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廷攸赖。近日因病，迭经降旨慰问，该大学士力疾从公，忠靖之忱，老而弥笃，乃骤患咯血，遽尔不起。难危之交，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恸。前已加恩云云，着再赏银五千两治丧。立功省分，建立专祠；政功战绩，宣付史馆。伊子李经述，着赏给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着以四五品京堂用，李经方服阕后以道员遇缺简放。伊孙李国杰，着以郎中即补；李国燕、李国煦着以员外郎分部行走；李国熊、李国焘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云云。忠勋遣荫，泽被一门。文忠之功固伟，朝廷之报亦隆，叠祉稠恩，有加无已。呜呼，可以劝矣！

    初四日，仍驻开封。召见庆王。是日奉谕：刑部尚书着张百熙调补；葛宝华补授工部尚书。又谕：户部右侍郎着陈邦瑞调补；刑部右侍郎着沈家本补授。

    初五日，仍驻开封。召见庆王。上谕：奉懿旨，奕劻着加恩在紫禁城内乘坐二人肩舆。普通皆用上谕，惟文忠及庆邸恩命均称懿旨，殆以旧勋宗望，特示优崇之意耶？

    初六日，仍驻开封。连日均召见庆邸，是日乃请训回京。午后予往谒送，谈及彼去年在怀来养病，予照料如何周至，极示感谢。并称予对于两宫之忠诚尽职，至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之语相奖，转令予为之赧赧也。

    初七、初八、初九日，均驻跸开封。

    初十日，仍驻开封。皇太后万寿，百官皆蟒袍补服，诣宫门外排班，行朝贺礼。午刻，司房太监首领传旨颁赏。予蒙赏给大缎二匹，江绸袍褂料一卷，并蒙加赉橄榄、鱼翅、燕窝、桂圆、藕粉、蜜枣糕等食物多品。衣料尚为例赏，馀物向惟亲贵大臣始得沾溉，予亦与及，可为逾格异数。

    慕韩观察时与王稚夔京卿同在军机处译电，寒夜服务，手僵指冻，甚为辛苦，乃此次竟未之及。予偶言之于李监，即蒙补赏匹头二件，予由司房代为领出，李监并当面慰劳之。

    是日，李浩斋丙吉自京师来，新援例入官，以直隶州分发直隶，此次由直隶承办皇差，总局派在宫门伺应。李君系予怀来任内延订幕友，履任时为予接受前任交代，嗣就他聘，乃举孙鹤巢明经自代。予去年仓猝随扈，后任未至，一切城防筹办及后来交代事宜，均由孙君代任其事。会计友王君济卿佐之，忠诚恳挚，极为得力。今王君已纳粟入官，得有差事。李、孙二君，亦同来大梁。劫后重逢，悲喜交集，连日沽酒畅谈，常至子夜。予仍延订孙君入幕，同赴广东，承欣然允可，为之快慰。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日，均驻开封。

    十五日，内阁奉上谕，略谓：政务处奏请饬各省速办学堂等语，建学储才，实为当今急务。查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其教规程课，参酌中西，而谆谆于明伦理、循理法，尤得成德达材、本末兼赅之道。着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云云。此一道上谕，实为吾国兴学之滥觞，不可谓非学界中一重掌故，亦数典者所当及也。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日，均驻开封。

    十月二十日，仍驻开封。是日上谕：奉懿旨，溥隽着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加恩赏给入八分公衔俸，毋庸当差云云。此事予前在西安面奏，太后曾有“尔且勿说，到开封即有办法”之谕，予以为一时权应之语，事过即忘。至此果先自动撤废，足见太后处事之注意。闻溥隽性甚顽劣，在宫时，一日德宗立廊下，彼突从背后举拳击之，德宗至仆地不能起，以后哭诉太后，乃以家法责二十棍。如此行径，何能承宗社之重？如废立早行，此次更不知闹成何等世界也。平日对诸宫监，亦无体统；众皆狎玩而厌恶之。奉谕后，即日出宫，移处八旗会馆。太后给银三千两，由豫抚松寿派佐杂三员前往伺应。随身照料者，只有一老乳媪。出宫时，涕泪滂沱，由荣中堂扶之出门，一路慰藉，情状颇觉凄切。宫监等均在旁拍手，以为快事也。

    十二月初二日，至开封。二十日废溥俊，仍食八分公衔俸，即日出宫。（李记）

    二十一日，仍驻开封。是日奉谕：派庆邸等会同前步军统领看视紫禁城值班兵丁奖赏。

    二十二日，仍驻开封。

    二十三日，仍驻开封。是日奉上谕：安徽巡抚着聂缉榘调补，恩寿补江苏巡抚，陈夔龙署漕运总督。

    二十四日，仍驻开封。是日奉谕：明年会试，着展至癸卯举行；顺天乡试，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着于十月举行；次年会试，仍就河南贡院办理。在如此仓皇播越之中，而对于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犹有汲汲求贤之遗意也。

    二十五日，仍驻开封。是日奉上谕：核定学堂选举奖励章程。学校毕业之有举人进士名目，即始于此。

    二十六日，仍驻开封，召见升允。盖升帅预备恭送启銮后，即自开封回任也。

    二十七日，仍驻开封。

    二十八日，仍驻开封。是日谕：奉懿旨，以回銮在即，班赏有功人员。李鸿章着再赐祭一坛，伊子李经迈以三四品京堂候补；庆亲王奕劻，赏食亲王双俸；大学士荣禄，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王文韶赏戴双眼花翎；两江总督刘坤一加太子太保衔；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均加太子少保衔。馀如联芳、那桐、张翼、周馥等，均升赏有差。

    二十九日，仍驻开封。

    三十日，仍驻开封。召见醇王，赐膳。

    十月初一日，仍驻开封。是日奉上谕：盛宣怀、赫德，均赏加太子少保衔。外人加宫保衔，于此为创典矣。

    初二日，仍驻开封，召见醇王、升允。

    自西安以至开封，予奉命办理前站，对于所过地方承应官吏，无不为之格外斡旋，因皆浼予提点一切。凡遇为难之处，予悉为之负责。执事宫监，亦不敢十分挑剔。在地方既省无数烦费，而差事转易就绪，因皆感激不置。予若仿岑办法，与内监联络一气，本可以大有生发；而予丝毫不敢有所沾溉，即从人夫役，均刻意检束，不敢稍招声气。至陕州时，晤颜小夏观察由湘中解送贡品来此，一见即握手曰：“君充偌大差使，顶括括的吴大人，吾谓必辉煌显赫，无人不晓；乃到处找问，竟似若有若无，不甚知道的光景。热官冷做，难为君做到如此无声无臭，真令我五体投地矣。”然予竟以此故，赔累至数万金，反搅成满身债负。处膏不润，在旁人咸笑为大愚，不过反之于心，固聊觉安帖无愧耳。

    随扈诸亲贵内监，于予虽勉强对付，尚无恶感；然总觉事事夹在其间，为彼障碍，致不能有所生发。枢臣中亦皆嫌予木强迂腐，不善逢迎仰体，总得离开辇道为快。内外合谋，又似前在太原光景。不知如何摆布，竟入彼辈彀中矣。

    车驾自开封启跸之前数日，忽自内廷传旨：吴永着迅赴广东新任，毋庸随扈云云。予奉命之下，始知受彼等排挤；但念既无所图利，亦无所瞻恋，跳出是非窠，于计亦得。遂将募雇夫役马匹，一一解散，结束经手事件，预备即由开封挚眷首途矣。

    俞梦丹君启元，亦同在“毋庸随扈”之列，彼系以道员分发江苏。同日于便殿召见，太后意殊惓惓，谕谓：“尔两人患难相从，跋涉数千里，异常劳苦。今回銮各事，具有端绪；此去京师，为途已近，途中亦无甚事可办。徒累尔等重滋劳费，予心甚感不安。所以且令毋庸随扈，藉可稍资休息。惟是相处日久，一旦遣去，殊觉难堪耳。”稍停，又曰：“吴永，汝忠勤可嘉。汝今远去，予实非常惦念。”言次，以绯色绉帕频频拭泪，复言：“古人君臣知遇，辄称感激涕零，今始知并非虚话。想汝此去，心中当亦未能释然，此真够到资格矣。但予亦不得不放汝去。”言下之意，似谓此事出于军机主张者。继又曰：“汝且先到任亦好，吾知一年以来，汝亦尽够赔累矣。启元，汝亦可料理引见到省，此是正经事。”予两人均叩头谢，旋奉恩赏御笔“福”字各一方，银各千两；予又蒙皇太后特赏太夫人御笔“福”字一方。恩意稠叠，令人不能不生感激。太后意谓粤中著名繁富，一经到任，即可满载，可以籍资弥补。不知广东道缺，自张文襄裁撤规费后，癯瘠已甚，雷琼道每岁所入，实不过一万一千金，高廉、惠潮等缺，仅七八千耳。

    予虽奉命赴任，然仍谕俟大驾启跸再行。即以人情论，一切差务亦不能便尔弃置勿顾。一方自饬行事，一方又须兼顾宫门。此两日中，上自两宫、王公，以及随扈大臣、宫监、部署司员，均须检束行李。全城纷扰，一如在西安启銮时。打捆者，扛抬者，传夫者，索马者，纷纷扰扰，喧呶不绝。地方办差人员，无法应给，以予接洽有素，仍事事向予哓聒。而自己又须趁此赶办赴任手续，领文凭，谒吏部，公私交迫，忙碌殆不可言状。是时大冢宰为寿州孙公家鼐，少宰为浙江陈公邦瑞，司员则丁君衡甫、蒋君稚鹤也。

    十一月初三日，天气忽变，风霰交作。予念明日为启銮之期，万一风雪不止，非特扈送人员诸感困难，且虑黄河浪涌，銮舟不得安渡，则千乘万骑，顿滞河干，势将无法安置。在事人员大率同抱此杞忧，但又不得不照旧预备。是日中，予冲风冒雪，往来奔走，几无顷刻停趾，至竟夜不得休息。视天色向曙，始拨冗趋赴荣相寓邸，一行辞别。盖荣相待予颇厚，彼北辙而予南辕，自兹一别，动经年岁，不能不一申临歧之意也。荣相亦正备启程，乘舆已驾，门内外均鹄立伺候。匆促出见，词意甚殷渥，谓：“君既定南向履新，咱们异日须在都中把晤矣。”予谓：“岭海万里，从此瞻天路远，正恐趋侍无期。”曰：“这何至此？”予曰：“道缺循例须六年俸满，始可送部引见。法令所定，安能自由？”曰：“尔尽放心前去。要回京都，这还不容易么？早则年底，迟则明春，准可在都相见。暂时小别，勿惓惓也。”予伺送之升舆，立即飞驰出城，至黄河岸口，勘视辇道船渡。适瞿大军机随后至，于黄幄外相值。瞿曰：“渔川何来？”予谓：“来此照看河渡。”瞿又问：“曾见荣相否？”予曰：“适从荣相寓中来。”曰：“荣相何言？”予曰：“匆匆并无他语。”瞿曰：“总有数语。”予即以所言者具述之。瞿即含笑点首曰：“好好，既是荣相说过，旦晚许可陛见，那是准靠得住的。大喜大喜，今年内定可回京相见也。”盖予彼时全不识官场机械，直心爽口，一无隐讳，不意瞿固疑予厚荣相而薄于彼，以此探予，予顷所言，适触其忌。后来瞿之屡相阻厄，其几即始于此。少年粗率，自招其咎，真俗所谓“冒失”者也。

    卷五

    慈禧自开封回京。

    自庚子七月二十四日两宫西奔，至辛丑十一月初四，凡一年三月一旬。

    十一月初四日，巳刻，两宫圣驾自河南开封行宫启銮。扈送仪节，略如西安；而各省大员多半趋集，或则派员祗候，故人数教益多，羽林仪仗，益觉整齐鲜耀。最可喜者，天气忽而开霁，旭日当空，融风四扇，六飞在御，一尘不惊。沿途旌盖飞扬，衣冠肃穆，但闻马蹄车齿，平沙杂沓声，互相应和。出城后，遥望河干，则十里锦城，千军荼火，仿佛如万树桃花，照春齐发。午正，大驾行抵柳园河岸。皇太后、皇上同入黄幄少憩，旋出幄，设香案炷香奠爵，先祭河神。祭毕撤案，即步行登龙舟。文武官员、绅民父老，一体于河岸俯伏跪送。予与粮台诸员共为一起，均随升中丞跪伏道左，仰见太后面有喜色。两宫上御舟后，随扈官员、宫监兵役，以次登舟；旋于舟次传进御膳。时则天宇澄清，波平如镜。俄而千桡并举，万桨齐飞，绝似元夜鳌山，一团簇锦，徐徐移动，离岸北向。夹道军民，欢呼踊跃，举头延伫，望舟傍北岸，方始一同散队，分途遄返。

    予前时被命赴任，并不感何等觖望。至于此际，则长安日远，目与云飞，依依恋恋之心，殊发于不自觉。人情于友朋久处之后，一时分袂，犹且黯然不释，况于君父。方知古人江湖魏阙，无君则吊，固确有此种情景，并非文人缘饰之词也。

    自往岁七月二十四日，在怀来榆林堡迎驾，始获仰见两宫，至于现在，已阅一周岁馀三月有一旬。中多奉命奔走，近依行幄者，先后不满五月。自西安启跸，至于本日为止，凡历七十日，计程一千三百馀里，殆无一日不在属车之列。无端而合，无端而离，人海抟沙，分皆前定。遇合之缘，殆从此而止；扈从之责，亦即从此而终。渡河以后，一路行程，予皆望尘弗及，不复与闻矣。

    按：本编以西狩一事为主干，而渔川随扈回銮，仅至此处为止。故自渡河以后，均未述及，不免使阅者稍感缺憾。适得残书十馀页，似系回銮行在之《宫门抄》，自开封至京一段行程，颇为完具。因亟节抄附录于此，俾完首尾。并检他书记载，考其时日，分别附入一二事实以资点缀。仍仿日记体裁，视前后较低二格。用以别于正文。予序中已声明不能衔接之故。排印将及，无意得此，若有意玉成吾书者，滋可喜也。甓园附识。

    辛丑十一月初四日，巳刻。皇上奉皇太后由河南开封府行宫启跸。午刻，驾至柳园，祭河神毕，登舟。河南官员不随扈者，均于河岸跪送。旋在舟中进膳。申初舟抵北岸，申正至新店行宫驻跸。

    初五日，由新店启銮。申正二刻至延津县行宫驻跸。按延津属河南卫辉府，古酸枣郡也。

    初六日，驻跸延津。

    初七日，由延津启銮。申正二刻，行七十里，抵卫辉府驻跸。按卫辉即古朝歌地。是日召见总兵朱南穆、道员袁鸿祐，问豫中营伍地方情形甚悉。

    初八日，由卫辉启銮。行五十里，至淇县驻跸。

    初九日，自淇县行宫启銮。申刻抵宜沟驿驻跸。按宜沟驿属淇县境，离县城五十里。召见陈夔龙。是日上谕，奉懿旨，略开：本月初四日由柳园渡河。天气清明，波平如镜，御舟稳渡，万姓胪欢，实赖河神效灵，自应崇加封号以答神庥，着礼部具拟云云。又谕：河干供差各员，着松寿查明保奖；水手人等，着赏银二千五百两。

    初十日，由宜沟驿启銮，申正抵彰德府驻跸。傍晚传旨：十一日驻一日，定于十二日并站前进，至丰乐镇午尖，磁州驻跸。召见陈夔龙。是日奉谕：着陈夔龙补授漕运总督。

    十一日，驻跸彰德府。

    十二日，自彰德启銮，驻跸磁州。召见效曾、陈夔龙。

    十三日，由磁州启銮。至邯郸县驻跸。召见大名镇总兵方国俊、大顺广道庞鸿书。是日，上谕：奉懿旨，略开：奕劻等奏据大学士功德在民，恳恩建立专祠一摺。京师建立专祠，汉大臣皆无此旷典，惟该大学士功德迈常，自宜逾格加恩以示优异。李鸿章着于京师建立专词，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等语。

    按：汉臣于京师向无专祠，足见前时旗汉界限之分明。文华殿向来亦不轻授汉人，惟文忠以资深跻首辅。今又得此，可谓两邀旷典矣。

    文忠平发平捻，于清室实有再造功。乃晚年屏居贤良寺中，虽挂首辅空衔，实际乃同闲散。抚髀生肉，罗雀当门。前闻渔川所述，可谓侘傺无聊，大有末路英雄之慨。后虽持节粤中，在朝廷亦不过敷衍旧勋，恩眷已薄。假无义和团一段历史，此时一疏告终，一谕优恤，功臣传中，即已从兹结束矣。乃无端忽簸此掀天巨浪，清廷环顾左右，始觉斡旋大局，非公莫属；遂汲汲征召还朝，付以全权。承平则庸佞擅其威福，急难则贤哲受其艰危，古今一概，此固极人世不平之事。然公当时若尚留滞京邸，必为端、刚所戕。幸而先期远出，天若预为道地，故慭遗一老以结逊清之残局者。迄和约粗就，公亦骑箕。清廷以大局尚未十分安全，中流失船，虽觉徬徨罔倚；即一时朝士，亦多作此感想。故对公不胜惓惓，恩纶恤命，至再至三。项城安车再召之言，与公鞠躬尽瘁之誓，至是乃两皆实验。其死也哀，可谓适当其时矣。但有人言公当议和时，外人方挟愤气以相凌，公又处于无可抵抗之势，磋磨条件，极费唇舌；而枢廷犹以公争持不力，责难备至；忍气从事，郁抑过甚，乃至咯血。则晚遇亦甚可伤。然循迹观之，生极宠荣，没隆报享，君臣一德，恩礼始终，固已成一时佳话矣。

    予生平未见文忠，然无意中却有一面，至今印象犹在脑际。前清同文馆即设在总署。予一日偶从馆中偕两教习同过总署访友，经一客厅后廊，闻人声嚣嚣，即从窗际窥之。见座中有三洋人，华官六七辈，尚有司官翻译，皆翎顶辉煌，气象肃穆，正议一重大交涉。首座一洋人，方滔滔汩汩，大放厥词，似向我方诘难者，忽起忽坐，矫首顿足。馀两人更轩眉努目以助其势，态度极为凌厉。说毕由翻译传述，华官危坐祗听，面面相觑；支吾许久，始由首座者答一语，声细如蝇，殆不可闻。翻译未毕，末座洋人复蹶然起立，词语稍简，而神气尤悍戾，频频以手攫拿，如欲推翻几案者。迨翻译述过，华官又彼此愕顾多时，才发一言；首座者即截断指驳，其势益汹汹。首末两座，更端往复，似不容华官有置喙馀地。惟中座一洋人，意态稍为沉静；然偶发一言，则上下座皆注目凝视，若具有发纵能力。而华官之复答，始终乃只有一二语，面赪颜汗，局促殆不可为地。

    予当日见此情状，血管几欲沸裂。此时忽闻外间传呼声，俄一人至厅事门外报王爷到。旋闻足音杂沓，王爷服团龙褂，随从官弁十数，皆行装冠带，一拥而入，气势殊烜赫。予念此公一来，当可稍张吾军。既至廊下，则从者悉分列两旁，昂然而入。华官皆肃立致敬。顾三洋人竟视若无睹，虽勉强起立，意殊不相属，口中仍念念有词。王爷先趋至三客座前，一一握手，俯首几至膝上。而洋人傲岸如故，王爷尚未就座，即已厉色向之噪聒。王爷含笑以听，意态殊极恭顺。

    予至此已不能复耐，即扯二人共去，觅所识友人，告以所见。吾友曰：“中堂在座否？”予曰：“吾不识谁为中堂。”曰：“李中堂也。中堂在此，当不至是。”予乃约其同至故处，友逐一指认，告姓名，曰：“中堂尚未至也，然今日必来。盍再觇之。”予亟盼中堂到。俄顷复闻呼报，予以为中堂至矣；乃另为一人，仍趋与洋人敬谨握手，即逡巡就坐。予乃大失望。

    正于此际，续闻呼报，一从者挟衣包，先岔息趋入，置于门外旁几。吾友曰：“此必中堂。”既而中堂果入门，左右从者只二人；才入厅数步，即止不前。此时三洋人之态度，不知何故，立时收敛，一一趋就身畔，鞠躬握手，甚谨饬。中堂若为不经意者，举手一挥，似请其还座，随即放言高论，手讲指画。两从人为其卸珠松扣，逐件解脱，似从里面换一衷衣，又从容逐件穿上。公一面更衣，一面数说，时复以手作势，若为比喻状。从人引袖良久，公犹不即伸臂，神态殊严重。而三洋人仰面注视，如聆训示，竟尔不赞一词。喧主夺宾，顿时两方声势为之一变。公又长身玉立，宛然成鹤立鸡群之象。再观列坐诸公，则皆开颜喜笑，重负都释。予亦不觉为之大快，如酷暑内热，突投一服清凉散，胸间郁火，立刻消降。旋以促饭引去，始终不知所议何事，所言何词。但念外交界中，必须有如此资望，方称得起“折冲”二字。自公以外，衮衮群贤，止可谓之仗马而已。

    公此时虽在总署，已无实权。而自外人目中，则独尊公为中朝领袖。盖勋名威望，得之有素，非可以袭取者。昔人谓国家不可无重臣，文富所以镇外夷，汾阳所以退突厥，亦皆赖此作用。惜清廷不能利用此点，使公得尽其设施；急来佛脚，抱之已迟。然庚子一役，若无公在，更有何人足以当此重任耶？

    吾友因为言中堂一到即更衣，我已见过两次，或者是外交一种作用，亦未可知。同人皆大笑之，谓如此则公真吃饭穿衣，浑身皆经济矣。语虽近谑，而推想亦不无致理。汉高踞洗而见郦生，亦先有以慑其气也。庚子难作时，予闻公被召入都，即向人庆慰，谓决有斡旋之望，当举此事为证，果如所料。予于文忠，亦庶几可谓之窥见一斑者矣。

    十四日，由邯郸启銮，申刻抵临洺关驻跸。召见陆宝忠、岑春煊等。奉旨：明日驻跸一天。

    十六日，驻顺德府。召见直隶总督袁世凯。因垂询铁路事宜，召见铁路局员柯鸿年等。

    十七日，自顺德府启銮，未刻驾抵内邱县驻跸。见袁世凯、松寿、张翼。

    十八日，由内邱县启銮，申正抵柏乡县城驻跸。是日奉上谕：甘肃平罗县匪徒伤及教士案内疏防各官，先行革职，勒限缉获。并饬各属教堂教士，认真保护。又谕：奕劻等奏美国使臣请将张荫桓开复等语；已故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着加恩开复原官，以昭睦谊。又谕：徐会沣、陈璧奏察看工艺局情形一案，据周馥代奏，已革侍读学士黄思永，请将京师义仓收养游民、创立工艺局招股创办等情，着于京师内外城各设工艺局一区，招绅筹办，由顺天府督率；黄思永所请招股设局，着不准行。

    按：张荫桓并未革职，“开复”二字，实无根据。但此犹不过前此上谕中文字之疏漏。中国之官，何以由美使奏请？即使徇美使之请，上谕中亦何必叙明？结尾“以敦睦谊”四字，尤为多赘。开复本国处分人员，于睦谊上有何关系耶？从前因其与外人相识而杀之，杀固杀得无理由；此时又因其与外人相识而复之，复又复得无根据。吁嗟张公，何不幸而与外人相识，抑又何幸而与外人相识耶？

    渔川述公遗事，尚有一事未及。谓公在戍所时，忽于门前构造一亭，以此处地势稍高，足资登览。亭成请名，一时思索不得，因适在墙角，遂以“角亭”名之。后来即于此亭行刑。说者谓“角”字为“刀下用”，谶兆无端而适合。据此言之，则吉凶生死，某时某地，早有前定，冤在夙业，亦无事为公抱屈也。

    渔川又言：公临刑之前数时，已自知之。忽告其从子，谓尔常索我作画，终以他冗不果，今日当了此夙愿。即出扇面二页画之，从容染翰，模山范水，异常缜密，盎然有静穆之气。画毕就刑，即此便为绝笔。此真可谓镇定，盖公之得于道者深矣。

    张、黄两公，皆以殿撰而办实业，又皆同时先后措手，提倡颇早，实为吾国工商界中开一生面。张公创办于南方，黄公创办于北方。顾南通以此立大名、成大业、跻大位，群奉为全国实业泰斗。而黄公先以此故，几蹈不测之诛。回銮以后，风气已转，凡稍习新法者，皆骎骎柄用。而殿撰一蹶之后，竟不复振。观于此谕，若尚含有馀愤者，用其策不用其人。直至民国以来，国内谈实业者，亦从不闻道及。幸不幸之相去，何其悬绝若此耶？

    十九日，自柏乡启銮，申正抵赵州驻跸。召见正定镇总兵董履高。

    二十日，自赵州启銮，申刻抵栾城县驻跸。是日奉上谕：桂春着开去右翼总兵。

    按：桂春当是旗员中漂亮人物。袁忠节疏稿中颇推重之，则其人可知。后来有人谓庄王府中查出册子，带团诸人中列有其名，因此颇将追究。赖庆、荣两人为之疏解，所以仅开去总兵而止。当时报纸上载有彼致谢庆、荣一信，极力辩白，以带团谕旨中并无其名为根据，谓彼系二品大员，非请旨不能派，不见谕旨之小头目，则于彼不相当云云。所言当系实在，然足见当日之风声鹤唳。前此怕沾染通洋嫌疑，此刻又怕沾染着通匪色彩。彼一时，此一时，大官真不易为也。

    二十一日，自栾城启銮，申刻至正定府城驻跸。召见恭亲王溥伟、岑春煊等。奏事处传旨：明后日驻跸二天。是日奉上谕：二十八日回宫后，即恭诣各祖先殿谒告，并遣官分谒各坛庙及东、西陵。又谕：奉懿旨，东、西陵理应亲谒，着于来春诹吉，率皇帝祗谒，务应破除常格，减节供亿。又谕，奉懿旨，大意系诫饬臣工，以安不忘危，痛除粉饰，君臣上下，同心共济等语。又谕：奉懿旨，回宫后，皇帝于乾清宫择日觐见公使，太后于坤宁宫觐见公使夫人。

    按：觐见礼节，历来不知曾废几许争论。此番和议，亦列为重要条件，反复磋磨，颇滋唇舌。此等节目，本无矜持之必要，乃前此看得十分郑重，无论如何不肯将就。此刻乃终于惟命是听，更格外要好，添出夫人一道礼数。受罚不受敬，真不值矣。

    二十二日，驻正定。召见夏毓秀、吕本元等。

    二十三日，驻正定。召见岑春煊等。是日奉上谕：将甘肃教案凶犯四人正法，仍严拿馀犯，又谕：浙江学政着张亨嘉去。

    二十四日，巳刻自正定府启銮，改由铁路北上。两宫分乘花车，于午正一刻驶抵定州，在铁路公司传备御膳；申刻抵保定府驻跸。

    二十五日，驻保定。召见庆亲王、梅东益、郑沅、唐绍仪等。

    按：庆王前曾至开封迎驾，复还京师；现又至保定迎驾，并报告和议进行情形及都中情状也。

    二十六日，驻保定。召见周浩等。是日奉上谕：原任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该故员等子嗣几人，有无官职，着吏部迅即咨查声复。

    按：谕旨所列，皆拳案冤杀之大臣，何其多也！但当时盈廷济济，深知纵拳开衅之大害、而其位分又足以建言者，殆将百倍于此。顾皆隐情惜己，自安缄默。其能批鳞抗议、发抒正论者，乃止有此数公，抑未免于见少矣！可知疾风劲草，固自不易。诸公先已有旨昭雪开复，至现在复有此谕，闻系根于外人之公论，庆王新从京中带来之消息，而汲汲发表者也。误杀忠良，亦国家常有之事。既已是非大著，则褒忠旌直，分当破格优恤，用以惩前失而劝将来。乃反待外人之置词，枝枝节节，若有不得已而为之者，盖孝钦心病所在。只因当日外交舆论多右德宗，乃认定外力消长，即为帝后权力消长之关键；故疑当时主张剿拳不战之人皆党于德宗而为彼之政敌，以此始终耿耿。虽迫于众议，勉强湔雪，实非本心。秉笔者揣摩其意，对于此种上谕，皆若吞若吐，使人读之不快。然以孝钦当日之权力，如此不愿，而终不能不出于昭雪，且至于由一而再，则又以见斯民直道之公，本乾坤正气之所宣泄，其潜力又远出于专制君主之上也。

    二十七日，驻保定。召见绍昌、张莲芬、杨士骧、马金叙等。

    二十八日，十点二十五分，自保定行宫启銮。铁路局特备火车一列，共二十二辆；计上等花车四辆，皇上、皇太后各用二辆；又上等客车一辆，皇后御用；其馀各宫嫔及亲王、大臣、福晋、命妇、内监，分乘各车。花车中均以黄貂绒、黄缎铺饰，所有御用磁器碗盏，均由盛宣怀预备呈贡，上皆有“臣盛宣怀恭进”字样。车站两旁，扎有彩棚三十座，前两棚为直隶督宪、监司候送休息之处，馀皆以印委官一人主之，备送迎官员憩候。开驶时，军队擎枪奏乐。十一点二十五分，驾抵丰台。接驾各系官暨铁路洋员，均于站次迎迓。车停一刻钟，于十一点四十分开行；十二点正，抵马家堡车站。先期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拟定迎銮王公、百官、绅民、营队等接驾处所，绘图贴说，呈经庆邸阅定，由内阁留京办事处进呈御览。计分画如下：

    黄幄迤西自芦沟桥至丰台、马家堡，由马提督、姜提督兵队接连沿途跪接。自丰台至正阳门，由步军五营兵队分段跪接。

    黄幄迤东自马家堡至永定门外，由左右营弁兵、五城练勇分段跪接。

    黄幄南向全权王大臣军机处留京办事大臣跸路大臣内务府三院，銮仪卫侍卫处顺天府五城街道各衙门

    永定门内东至天桥王贝勒贝子公爵宗人府中书科吏、礼、刑三部理藩院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太仆寺鸿胪寺钦天监八旗都统各衙门

    永定门内西至天桥王贝勒贝子公爵内阁外、户、兵、工四部仓场都察院科道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国子监八旗都统各衙门

    八旗十二固山参佐领护军统领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护军营以上各官弁均排列石路东西跪接。

    绅士排列石桥迤北一带，候补官排列天桥迤北一带，废员排列东西珠市口迤南一带，耆民排列东西迤北一带，五城练勇分列大栅栏、鲜鱼口、打磨厂、正阳桥各地。

    火车抵马家堡，稍停；旋见军士擎枪奏乐。两宫先后下车。皇上御八抬黄缎轿，舁轿夫均穿紫红色缎绣花衣，四围由侍卫、内监拥护，轿前排列兵丁、乐工、大旗；次为御用之衣箱、马匹、驮轿；次为骑马从人；次弓箭手、长枪手、马步兵。皇太后黄轿仪仗，均与皇上相同。又次则为各亲王、宫嫔，由马军门玉昆拥护。殿以皇后，同御黄缎轿，仪仗随从，视两宫稍减。宫嫔则用绿轿一顶，马车六辆。末后车马甚多，大抵皆随扈官员，内有穿黄马褂者八人。西安启銮前数日，四军机均赏黄褂；在开封又特赏数人；大约均备回銮仪饰之需。既入永定门，遵新修御道，缓缓而行。日映鸾旂，风吹羽盖，天仗极为严整。沿途文武官弁，鸳班鹭序，东西衔接，皆鞠躬俯伏，肃静无声，但闻马蹄人迹，络绎不绝。约未正五十分，始抵正阳门。尚有留京洋兵，同在城上观看，有脱帽挥拂以示敬礼者。太后在舆中仰视，似以含笑答之。大驾一直进大清门。未初入乾清宫，即先诣关帝庙行礼。从官仪仗，始各以次散队。经年播越，劫后归来，城郭依然，人民如旧，两宫此际，不知作何感想耶？

    大驾既已北上，予乃一意南行。自柳园送驾回省，即打叠赴粤之事。部署十馀日，行事粗饬。乃以是月十五由开封挈眷南行，取道尉氏、襄城、许州、叶县，以二十三日抵南阳府。时沿途各地，颇多盗警。承襄阳道余观察派马队八人前来护送。惟南阳境内较为安静。今总揆之太翁洁泉先生时方任南阳令，闻为政极仁厚，而缉捕独勤。故南阳人民异常爱戴，途中所过村落市肆，均啧啧称颂不置。予到南阳，正以捕盗下乡；次日回署，始获晤谈，极为欣惬。闻又捕得剧盗数人，盖平时布置周密，民乐为用，来即破获。故以后群盗相戒不敢入南阳境。闻先生历任繁剧，悉皆如此。当时河南全省州县，称治行第一。宜其积善庆门，缦龄骈祉，遐福固未艾也。

    自南阳启程，过新野、襄阳，入湖北境。余观察先遣人邀寓道署，予谢不往。仍挈内眷入署，晋谒太夫人；盖予上年续娶，本由观察作伐也。在襄阳住五日，获晤各当道，谈宴极欢。旋改从水道行，由襄阳雇舟，直至汉口。过武昌小住，遂即浮江东下，竟在轮舟中度岁。以壬寅元旦，始泊椗上海。抵上海未几，即感病颇剧；盖积劳经年，至是并发，故淹缠不得速愈。直至是年五月初，始稍稍痊可。乃由沪附轮抵省，中途延滞，已将半载矣。

    是时粤督为陶文勤公模，巡抚为静山德寿。予谒见督抚后，始知高廉钦道信勤，调补雷琼道，予即补其遗缺。随即奉文到任。高廉道驻高州，与广西接界，寇盗充斥，极为难治。予在任三年，幸无陨越。已而调署雷琼，旋即补实。未及一年，又奉旨调授惠潮嘉道。予初未将丝毫活动，无端改授，不知何故。殆上意以为潮州膏腴之地，藉示调剂。不知潮州府乃为著名优缺，至道缺所入，仅与高廉等，尚不如雷琼也。

    予久任边缺，地偏心静，亦颇安之若素。属僚朋旧中有知予事者，均极力怂恿，谓难得有此恩眷，若稍尽人事，封疆旌节，操券可得。否则主眷虽厚，而左右莫与为助，因循延误，或且终成画饼，岂非辜负？现在朝局已成互市，无价之物，终不可得。难得公根柢如此，较之他人，定当事半功倍。小往而大来，倍称之息，何乐不为？予曰：“知之。但予守此瘠区，自给不暇，何处得金而辇之？”则曰：“此甚易集，公如有意，某等均可为力。”盖当时各地票号皆殷实，喜作此等营干，择人而之，贷巨本以图厚息。以予为希望最大之主顾，若挪移一二十万，立可允许。且有相兜揽者，予皆委婉谢却之，曰：“诸君盛意良厚，但予家世儒素，不敢图非分富贵。今虽一麾久滞，然较之广文苜蓿，为幸已多。但盼能安常守顺，尽吾职事，不生意外波折，则于吾愿已足。穷达有命，听之可也。”

    亡何，而意外魔劫，忽尔飞集。予在高廉甫一年有馀，岑春煊忽自川督调两广。冤家路窄，竟尔相逢，此真梦想所不到者；顾又无法规避，只得坐以听之。迨余调雷琼，果以白简相饷。通摺参劾十一人，列予于首，而处分乃甚轻微，仅请开缺送部引见；馀十人则皆情节重大，有革职，有永不叙用，甚至有查抄遣戍新疆者。盖彼用意殊甚深刻，知太后对予尚有恩眷，乃以予与重咎诸员并劾，且列之于首，而故轻其处分，一似予必有狼藉不堪之情状，而彼特仰体上意，曲为回护，从轻发落者；一则以后列名诸员，既处分重罪，必皆有确切事实，不能不究；予既列在首简，决不能越次而独罪其馀。轻罚则易于曲从，首列则难以独置——虽轻轻夹带，而专精营注实，挟有必得而甘之积愤。吁，可畏也！

    其时瞿相已当国用事，与岑颇通声气。太后得摺后，即交军机阅看，询如何办理。瞿已窥见太后词态，有犹豫意，即正色陈奏曰：“国家二百馀年制度，凡疆吏参劾属员，殆无有不允所请者，当然应照例办理。”太后婉语曰：“吴永这人甚有良心，想彼做官必不至于十分过坏。此摺我且主张留中，如何？”瞿复奏曰：“岑春煊所拟吴永处分本甚轻，送部以后，太后如欲加恩，仍可酌量起用。摺中尚有馀人，情节重大，似未便因吴永一人而将全摺一起留中，于国家体制，恐有不合。”太后意微愠，曰：“我只知道吴永这人很有良心，他做官一定不能错的。象吴永这样人，岑春煊都要参他，天下可参之官多矣！岑春煊向喜参人，未必一定情真罪当。此摺我总主张留中。”言毕以手微拍作声。瞿复挺奏数语，持之甚力。太后乃勃然变色，曰：“难道岑春煊说他坏的人便准定是坏了么？我知道岑春煊的话并不十分可靠，我知道吴永是不坏的，我因吴永推想馀人，亦未必一定准坏。”即以手用力连叠拍案，曰：“留中，决计留中！我决计留中定了！”瞿乃不敢复语，遂将全摺一并留中不发，而其馀十人亦竟以无事。予当时梦梦，并不知情；戊申入都，始闻悉底蕴，盖庆邸以告陶杏南转以语余者。岑、瞿两公，乃用搏象全力以搏兔，而竟得免膏牙爪，太后于予保护之恩遇，不得谓为不深矣。

    岑在粤督任内，凡参罢文武大小官员至一千四百馀人，因而获罪者亦数百人，非但睚眥必报，即素所受恩庇者亦皆以怨报之，狠心辣手，绝是不留馀地。论者谓彼对予方先以此尝试，如得允开缺，势必尚有下文，盖彼毒予至深，必欲挤之死地而后快。乃始终不能相厄，由今思之，真可谓绝大侥幸也。

    岑以此摺留中，知太后于予恩眷未替，遂不敢复有举动。予不久亦即以丁忧去职，竟得安然出险。方余在雷琼时，中间两遇臬司出缺，太后皆提及予名，悉为瞿善化所阻。以两宫之恩眷如此，而一官偃蹇，终至与国同休。始厄于岑，终厄于瞿，此一段锦片前程，遂尔蹉跎过去。岑一生之显宦，实皆由予作成；予一生之蹉跎，乃即由岑作梗。我为彼福星，而彼乃为我恶宿，彼苍冥冥位置，若故互相颠倒以成其巧，殊可异也。予本安居下僚僻地，毫无营干，无端而轰轰烈烈，有此一番遭际；却又枝枝节节，受了无数折磨，结果只是冲销完帐，未沾到一毫赢息。造化弄人，作此恶剧，此所不可解者。迄今山河改色，恩怨两空。回首前尘，恍如梦寐，仅留此区区残影，萦回脑海，绝不愿向人哓聒。今日与诸君俱同事至交，重承问讯，偶一倾吐，不觉尽情宣泄。权当是村词盲鼓，茶馀酒后，少资谈助，较看上海剧场扮演之假戏，当稍为值得也。

    甓园居士曰：昔盱眙吴忠惠公，以无心赙赠而得厚酬，渔川以仓卒迎驾而被殊眷。两人者，同为吴姓，同有德于孝钦，同受知于患难之中，又同在知县任，遥遥数十载，后先辉映，若合符节。吁，何其巧也！忠惠名棠从木，渔川名永从水，皆以单字而藏合五行。论者至有水木清华之目，抑巧之巧矣。

    顾忠惠方治滨江大县，南北绾毂，水陆膏腴之地，锦车华节，供张馈赆，不绝于道路，区区数百金，直九牛一毛之比，又以无心而误投之，其事盖已微矣。渔川则坐困严城之中，悬命虎狼之口，空名守职，自救不暇；徒以激于区区忠义之气，径行其志，一往不顾，冒凿门之险，效负曝之愚，忘力竭无继之难，尽危身奉主之节，上不忍负国，下不忍累民，至罄其半生宦业辛勤铢寸之积，以供橐，掷孤注于不必得偿之地，此稍有计较之士所不肯为者。而且弃亲戚，离骨肉，仓皇被命，接淅就途，孑身从难，蹈祸福不测之危地，跋涉逾数千里，栉沐弥十五月，赔累至数万金，夷险之势既殊，难易之情迥绝。絜劳比绩，殆不可同年而语矣。

    然而忠惠数年之间，由县而府而道，晋柏府，历薇垣，扬历数省，遂拥持旄节，总制方面，褒德赠谥，垂荫子孙，骎骎乎与云台麟阁比烈，何获报之隆也！渔川亲侍辇毂，昼日三接，颁赐稠叠，与王公贵胄相埒，以资则深，以劳则著，以地则近，以眷则隆。而极其所遇，简授一道而止矣。始而高廉，继而雷琼，而惠潮，而兖沂、曹济，三仕三已，终孝钦之世，回环往复，竟不能更进一阶。施百于前贤而报靳于万一，嗟夫，岂非命耶？

    夫渔川以盛年膺特荐，治怀两载，声誉鼎鼎。拳民坛宇遍畿辅，而怀境肃然不敢动声息；迄于拳焰大炽，奸民悍匪，百计图报复，卒以绅民爱护之力，安处虎穴，不损毛发。奇才异政，亦大略可睹矣。向使无此一段遭际，依阶平进，区区监师连帅之位，亦自可计日而操其券。然则对于孝钦，直谓之未尝得报焉可也。

    但当时以渔川得主之盛，才气之英发，柄臣权监，推襟送袍，争欲相结纳，使稍与委蛇迁就，以示之亲昵，则顺风送扇，开藩建节，直唾手间事。有行之者，捷足而先得，成效固彰彰也。顾狃于书生结习，倔强自遂，不肯稍贬损以求合，卒至不得其助而反受其挤。是以机会屡集而不获一当，虽曰天命，抑亦人谋之不臧耶。

    然吾观逊国巨僚，富极贵溢，声势赫赫，改步以后，穷困失职，至不克赡衣食，杜门伏匿，藉乞贷以延旦夕者，比比相属也。官高则难于位置，名著则易受觝排。五石之瓠，乃落而无所容。而渔川因身受迭次沮抑，官不高，名不著，十馀年来，犹得随时俯仰，浮沉中秩，以全生而养命。然则昔之所失者，转为今之所得，亦未可知也。

    嗟乎，此事往矣！故宫禾黍，旧劫沧桑。觉罗氏一代历史，瞥如昙花过眼，已成陈迹。当日之翊卫元勋，和戎上相，在事主要人物，今皆如太空浮云，扫荡几尽，姓名爵里，渐不挂于人口。即渔川躬与其役，殆亦似黄粱觉后，追寻梦境，仿佛不可复得。今日偶然叙述，要不过如孔云亭《桃花扇》中末折，渔樵晚罢，闲话兴亡；槐省风清，同消白昼。区区一人之升沉枯菀，曾何足复加注较。独念此亡国破家，帝后出走，震天动地之大劫，迄今岁星不过两周，而当时情状，渔川以外，已罕有能言其本末者。坊肆小册，如《清宫秘记》等等，殆无虑数十种，率多架空臆造；微论其事实真伪，要于朝章国制，类茫然一无所觉。得此一夕话，亲闻亲见，聊足矫一时悠谬之妄谈；虽言之不文，而网罗散轶，掇拾旧闻，亦庶几乎古人传信之义，阅者略其词而谅其意焉可也。

    虽然，渔川之言，予既备闻之而述之而论之矣；顾搁笔以后，反复循绎，尚大有不能释然于怀者。庚子一役，衅由我起，衡之公律，固为背理。然既已不幸决裂而至于宣战，则又不论理而论势。彼联军以绝海难继之兵，临时乌合之舰，风习各殊之众，猜嫌互异之情，虽勉强推定冠军，号令决难一致。区区二万馀人，悬军深入，冒百忌以赌一日之得失，以兵法论，实处于必败之势，所谓越国鄙远，吾知其难者也。

    当时我国除禁军不计外，所号北洋六军，聂、马、梅、何各提镇所部军队，环列于畿辅者，为数当在十万以上。以众御寡，以主敌客，以逸待劳，赚之登陆而断其后，八面犄角，一鼓而覆之，固非甚难事也。否则围而锢之，勿加杀害，杜绝接济而使之自屈，斯仁之至义之尽矣。更不然，念子产坏垣之情，执晋文退舍之谊，画地防堵以限其马足，一面肃清内乱，然后重整敦盘，相与折冲于樽俎；彼即倾国而至，亦决无压我城下之理。乃既不能战，并不能守，京津三百馀里间，一任其从容驰骋，长驱突进，如入无人之境。遂夷我堡垒，据我城郭，躏我京邑，迁我重器，屠戮我官吏，凌虐我人民，宫殿化为秽墟，衙署废为马厩；如是不已，更勒赔款；赔款不已，更须请罪；请罪不已，更停考试；停试不已，更惩罪魁。种种压迫，务欲践吾国于朝鲜、印度之列。在清室为宗社将墟之痛，在国民有国命垂绝之虞，此实我全国之奇耻大辱，患切于剥肤，而祸深于万劫者也。

    我朝野上下，痛定思痛，宜如何并心一志，力图振厉，卧薪尝胆，以共脱此奴隶牛马之衔勒。乃和局甫定，两宫播越经年，仅得复还故处，绝不闻有盘庚吁众之矢言，汉武轮台之悔艾；地方官沿途供应，竞求华侈，雍容玉步，宛然如鸾辂行春、铙歌返阙之景象。于昔日之疮痍涂炭，皆已消弭净尽，不留馀迹，一若未有其事者。以苟延为再造，以半主为中兴，欢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是可异也。

    一时柄国元僚，封疆大吏，多半皆事前显职，有列于朝，有守于位，先事不闻匡纠，临事不见设施，谁秉国成，阶此大厉，即诛责未及，亦当引罪投劾，自谢国人。乃委蛇固位，方幸以前此未有建白为得计，而晋宫衔，而赏黄褂，受不愧而居不疑；犹复忌贤疾才，争权竞宠，沾沾于语言酬应之末节，因以树门户而分渊膝，视国家之沦胥、人民之饥溺，毫不慨于其心。大臣如此，小者可知，清社之屋，于此已见，此尤可慨也！

    其尤所不解者，自遭此次巨厄，逼订片面和约，层层束缚，我四万万人民之自由生命，不啻已置于他人砧俎之上，择肥分鲜，听其宰割；全国民众，顾乃淡漠相视，一如越人肥瘠，萧然绝无所与。如此极大痛史，相去不过二十馀年，事由始末，已不甚有人记注；偶尔道及，亦第如先朝野乘，略资谈助，恍惚在传闻疑信之间。除当日私人局部闻见偶有著录外，从无一完善缜密之载籍。多数知识界中，虽同抱消极悲观，而听天委命，要莫肯稍出其精神心血，以勉为宗国有所尽力。其当局有力者，则汲汲于据地盘，攫政柄，操戈阋墙，日腐我同胞膏血，以苟图一夕之快意。牵群羊城就屠肆，伐毛刳腹，次第将及，犹不急谋断絷共脱之法，而惟是角觝蹄啮，忿争刍秣，互相凌践，以自促其生命，此真可痛哭流涕而长太息者也。

    义和拳之乱，所以酿成此大戾者，原因固甚复杂，而根本症结，实不外于二端：

    一则民智之过陋也。北方人民，简单朴质，向乏普通教育，耳目濡染，只有小说与戏剧之两种观感。戏剧仍本于小说，括而言之，即谓之小说教育可也。小说中之有势力者，无过于两大派：一为《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为《水浒》、侠义，状英雄草泽之强梁。由此两派思想，浑合制造，乃适为构成义和拳之原质。故各种教术之统系，于北方为独盛。自义和团而上溯之，若白莲、天方、八卦等教，皆不出于直、鲁、晋、豫各境。据前清嘉庆年间那彦成疏中所述教匪源流，盖无虑数十百种，深根固蒂，滋蔓已遍于大河南北，名目虽异，实皆与拳教同一印版。被之者普，而入之者深，虽以前清之历次刈，而根本固不能拔也。

    一则生计之窳薄也。北方人民，生活省啬，而性多媮惰，谋生之途太仄，稍一不谨，往往不能自振，以至于失业。因惰而游，因游而贫而困，则麇集于都会之地，藉傥来之机会以苟图衣食。群聚益众，则机会益难，非至于作奸宄法，不足以维持其旦夕之命。浸淫已久，而冒险乐祸、恣睢暴戾之心生焉。明知诛责桎梏之在其后，而有势可乘，不问是非利害，姑且呐喊附和，恣意焚掠以餍其所欲，而侥幸于万一之漏网。

    因多数民众，平时皆为此两种结习之所沦浃，因愚而顽，因游而暴。适有民教互阋之问题以作之导线，枭黠大猾乃利用钩煽，饮以狂药。奸民倡之，愚民和之，游民暴民益乘势而助长之；如硝磺桴炭，一旦翕合，遂轰然爆发而不可复遏。

    自乾隆时，高宗恒以小故杀人，诗词戏剧，皆足杀身。供奉者乃杂取《封神传》、《西游记》诸小说，点缀神权，以求绚烂而免祸也。浸淫百年，蒸为民俗。愚民受戏剧之教育，驯至庚子，乃酿巨变，岂得曰非人为哉？（《馀闻》）

    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其神则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庚子四五月间，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勖、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其所依据则《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诸小说，北中所常演之剧也。洋人教士教民，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杀无赦。礼神以顶着地，叩首三十六。练术有浑功、清功。浑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浑功避枪炮，清功能飞升。然习者利速成，多浑功也。临阵时佩小黄纸画像。有首无足，锐指，头四周有光，耳际腰间作狗牙诘屈状，不名何神。心以下书一行，文曰：“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诵咒曰：“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诵此咒，枪炮不燃。诵声未绝，中弹毙。其焚教堂，大师兄率众握刀来，转向东南跪伏，突立起呼杀，其声动天，大师兄焚香掷堂中，俄而焰发矣。有张天师拥众横杀，俄别出一张天师，不相下，时互斗。后其一诳巨金遁，其一仍专横，大师兄曹福田至，获天师，斩之。（《馀闻》）

    拳乱初定，当局皆怵于已事，因而深筹密虑，乃以调和民教为惟一治本之至计。诏书宪令，丁宁剀切，至再至三而不已。不知就本案论，则民教固为其激触之始点，乱之所肇，而非其所以为乱也。衡以全局，犹本中之标也。此愚民、游民之两种社会，若不彻底改革，廓清涤荡，去其所以为乱之原质，任遇何事，奸人皆可以随时利用而构煽之。割导线而尚留硝药，危险之性永存；防于彼而失于此，乱源终不可以塞也。

    今欲为拔本之计，必先深求其本中之本，从改革民众社会着手。一则注重于普通教育。改良小说，改良戏剧，组织乡约里社，实行宣讲，以种种方法，使下级社会与中上级逐渐接近，以相当之知识，递相输灌，俾多数民众，略明世界大势与人类生存之正理；勿侈言学校普及，炫难得之远功，而忽可能之近效，则事半而功自倍。一则注重于普通生业，为人民广辟谋生之途径。教以手工技艺，使多数无产阶级皆得凭自力以谋生活；殖其原料，开其销路，便其转运，通其交易。更于城市都会，整顿警察制度，广设慈善机关，使失业之人，得资救济，浮浪恶少，不得安足。先导以可循之路，而后乃惩之于不率之人；恩以劝其前，法以驱其后，既有恒产，必有恒心，无赖之徒，自无由而聚集；虽有豪猾，亦无法以相煽诱。无愚民，则人心不可以妄动；无游民，则乱象不至于猝成。不愚则不顽，不游则不暴。硝药既去，虽有导线，亦将何所复施？非特一时之现势如此，二十世纪以后，欲竞生存于世界，舍此亦更无他术；由义和团之事而证明之，条剖缕析，其理致益显然可见也。

    顾庚子以后，忽忽又数十年矣。而当轴巨公、海内贤达，终鲜克于此二事加之注意者。夫固非凡有不及而明有不烛也，徒以体大事难，国家非一人之专责，毋宁乘一旦权位，姑自厚封殖以贻子孙。不知罗珍聚宝，厝火而置积薪之上，虽缠縢扃箧，必有一日而同尽。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者也。

    失良医治病，必深究于其病之所由起。吾国受病之源，亦固匪朝伊夕。自鸦片之战而外邪已入，自洪、杨之乱而元气大伤，然犹是肤膜寒热之外感。一转而入腠理，遽成绝大危症，则实自庚子一役始。今试问吾国工何以窳，商何以敝，教育何以不振，自治何以不兴，乃至军队不能具饷需，官吏不得领薪给，全国以内，无贫无富，无贵无贱、无少长男女，皆憧扰憔悴，蹙蹙然似不得安其生者，是何以故？一言以蔽之曰：以经济窘迫故。经济何以窘迫？曰：以赔款故。因赔款而有借款；因赔款借款而盐、关两税皆握于外人之手；因两税关系而百凡设施悉受牵制。如鼻受穿，如吭受扼，致呼吸运动皆不克自由舒展。何以有赔款？曰：以庚子义和团之故。因义和团而有条约，因条约而受压抑、受剥夺、受限制，国际地位遂一落而千丈。赔款特条约中之一款，而牵连以及者，实多因此一款而发生。即庚子以后，凡交涉上所受之种种损失，亦大半以此约为嚆矢。庚子一约，实吾国无期徒刑之宣告判决书，执吾手而强之署押者也。危症一现，百病交乘，由此而外感日以滋生，内腑益难清理。屈指二十馀年来，内忧外患，靡有宁息。清室之所以速亡，民国之所以多难，军队之所以不戢，民气之所以偾张，直接间接举皆于庚子一役有莫大之影响。即最近红枪会、绿枪会之所在滋蔓，实皆犹是义和之遗种，盖不出于吾前所述二义，其所以构成之原素同也。

    然则吾国而不欲图治则已，如欲根本图治，探求其最初致病之故而投之以药，则庚子经过事实，固为惟一考镜之方案。因何而始，因何而终，因何而曲折变化，何时受寒，何时受热，何时而有饮食饥饱之凑泊，乃至呻吟笑，皆有详究之价值。固医国和缓，所当精研而密察之者也。顾同一病状，而各见所见，各闻所闻；同一见闻，而各非其非，各是其是。是又在乎审方者之周咨博采，平情体验，有以参众说而会其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渔川所言，虽亦限于局部见闻，而近水楼台，亲切明确，固望闻问切之首当注意者也。

    昔吴之败于越也，夫差使人立于门中，出入必呼之，因是以申儆国人，终雪先人之耻。庚子之役，于吾国创已巨矣，痛已深矣，固吾国人所当念兹在兹、悬悬于心目者。然则兹编所述，固藉以存一时轶事，亦庶几自托于夫差门者之役，以茶馀之清话，作饭后之钟声，愿吾国忧时志士，爱国青年，回首前尘，毋忘槜李也。

    跋

    清光绪庚子之役，余方在沪，读书震旦学院。年少血气不定，痛朝局为小人所持，力谋所以倾当局者，但不欲与党人伍，以文杂投各报，自署为“庸生”，人皆目之曰“狂”。曾以意细《庚子祸国记》，《申报》载之，而颇为时流所诵也；其实不过童言妄语而已，羌无事实。刘治襄同年，雄于文，下笔娓娓不倦，同值枢垣，朋辈三四人，嘈杂其左右，而能作文治事如平时，此孟子所谓不动心者也。吴公渔川，曾以怀来令随驾西狩，耳闻目见，与当时外间所传闻异辞。吴公口述，刘公笔授，随闻随记，积久而成帙。今所刊《庚子西狩丛谈》是也。阅世次，叙废兴，验物情，怀土俗，吴公意有所尽，刘公则间以己意参错其间也。吴公当年意气之豪，以为天下事一蹴可几，不料为权相所忌，卒老于监司，不得与世所艳称之吴忠惠公并显，岂非命耶？今垂垂老矣，眉间尚放白光，诚不愧曾惠敏之门楣也。世变方殷，天下可惊可怪之事，恐尚不止于庚子之犷悍也，吾将拭目以俟刘公他年之所记。

    时中华民国十有七年四月日，南昌饶孟任跋

  • 段子：疫情中的上海

    段子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的态度，是支持民众抗疫重要的精神力量。

    枪响的瞬间
    一切全都停下
    花朵和嫩芽嘭嘭绽开
    人们用眼睛撕裂了一切
    人们等待着天使的降临
    久久的沉默而坚韧

    又将是一声巨响
    郊野重新歌唱
    孩子们喧闹着把强抑的心震动
    春天从凝固中泄出
    在大地上奔涌

    ——《静》

    这一个自信满满的城市，也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城市。然而，一场疫情改变了很多。

    始于2022年4月1日（愚人节、玩笑），止于2022年6月1日（儿童节、儿戏），这场“抗疫斗争”应该留下足够多的思考——一切尽在“段子”里。

    世界上有三种抗疫模式：国外的躺平，国内其他地区的清零，上海的仰卧起坐——刚想躺平，又被全国其他地区给扶起来了。

    从追风者（精准防控）到鸳鸯火锅（以黄浦江为界浦东、浦西分别封闭管理），从鸳鸯火锅到九宫格（小区里拉栅栏“硬隔离”），上海的抗疫斗争经历了一个魔幻的过程，充分展示了魔都与帝都（北京）和废都（西安）的不同之处。最终在1843年开埠以来首次封城之后，人们看到：潮水退下去，大家都在裸泳。

    一切回归到吃与喝

    人生最大的无奈：人在上海，钱在股市。

    上海人把2022年改成了“20饿饿年”，因为这一年“春天不见”了。

    问：发芽的土豆能吃吗？答：上海的能。

    疫情期间上海食物价格快速增长，市场上出现了两种汇率：人民币：美元=6.66：1，上海人民币：人民币=6.66：1

    上海的经验告诉大家：当白市消失的时候，黑市立马就会出现。要想不饿肚子，还得靠我的团长我的团。

    问：什么叫着双轨制？答：社区发放的物资质量差，团长卖的东西价格贵，快递小哥要加价，拿到保供证就能发财——这就是双轨制，既没有市场，也没有计划。

    问：为什么我们买的东西又贵质量又差。答：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新词，没有买卖就没有Shanghai——上海（伤害）。

    讲课名人刘润：咱们小区有没有要学“竞争战略”的？一小时四个鸡蛋。引起一群名嘴竞价，非常情况下，卷的更厉害。

    市民郑建华老人给邻居写了一封诚恳而礼貌的信：抱歉不会转账只能付现金。一定请不用找零。有一个恳求，除了韭菜什么都可以接受，最好能有一个番茄（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了）。又给您增加麻烦了，非常非常不好意思（我自己也对自己的这种不正规方式感到惭愧）。

    在政府保供企业名单的大旗之下，那些曾经熟悉的品牌不见了，被堂而皇之的塞到上海市民手里的是让人惊喜不断的盲盒：尨（mang）口（龙口）粉丝（增加了识字量）、龙金花玉米胚芽油（本以为是金龙鱼公司和鲁花公司的杂交品牌，后来居然被厂家认定为假冒商品）、簋（gui）月亮洗衣液（增加识字量，或许是蓝月亮的姊妹品牌）、孔雀石绿超标罐头、三无罐头、边角料肉、闻一闻头疼尝一尝腹泻的盐水鸭、过期的叫花鸡、散发出不同寻常味道的榨菜、进入政府供应商白名单的多家临时注册的皮包公司和无数声名狼藉生产者的产品……。因此，值得想象的是：这是疫情中的上海帮全国各地假冒伪劣商品库来了个大清仓，还是这些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

    各个街道发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的差别甚大，各个群里晒起来让冰箱羞涩的人们内心中不由自主的泛起了羡慕妒忌恨等不良情绪——这到底是个什么标准。直到看到某人在朋友圈里晒出给“真心给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点赞……给优秀的基层干部群众点赞”的图片，大家才明白的幸福生活各不相同——没事你就偷着乐吧，原来魔都和废都一个样。瞒报数字、倒卖捐赠物质……魔都和其他地方也都一个样。

    一位家住虹口区父亲住在青浦的女子，因为父亲是残障人士，平时菜都是她每周烧好送过去。由于小区隔离没办法出去，父亲开始吃白米饭了。心急如焚的她联系了前一天给她家送菜的叮咚小哥，小哥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从虹口到青浦27公里，原本一两个小时的路程，没想到疫情期间路上情况太多，到女子父亲小区已经晚上11点，志愿者接收后终于把这一单送成功。女子给小哥转账200元，小哥没有收，遂给他充话费200元。女子为感谢快递小哥，就把事情发布到网上了。之后，一切开始变得不可控。女子遭受到扑面而来的质疑，质疑200给的太少。最终一切以女子跳楼自尽收场。

    某个小区团购了很多箱面包。有一栋楼的户主嫌物业发物资太慢，就派志愿者先把自己楼和隔壁楼的面包拿回来了。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隔壁楼分完面包，发现少了一箱。问了一大圈，谁都不承认自己拿了，事越闹越大，闹到了大团长那里。大团长一口咬定是先拿物资的这栋楼私吞了面包，还报了警。可这栋楼的户主觉得很冤枉，疫情到现在，他们已经捐了几万块的物资了，怎么可能去偷一箱价值几十块的面包？情急之下，一群人去翻监控，发现面包是被隔壁楼的一个租户偷走的。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警察来了批评教育一下，就走了。那箱面包也被租户掏钱买下了。反转发生在这天晚上。隔壁楼有住户说自己家缺物资，在群里求助。这位偷了一箱面包的租户出现了，开口就是卖面包。偷面包也就算了，你还拿出来卖？这也太不知廉耻了吧？群里的人先是把他狂喷一顿，紧接着把他踢出了群。可是反转又来了。居委会听说这件事，觉得这个租户太不讲武德了，得给房东打个电话说说。结果……原来，这人其实是一个撬锁溜进别人家的贼。被封在小区里之后，他从来不做核酸，没饭吃了就下楼偷点吃的。这回偷得太多了，又在群里惹怒了邻居，才被发现。故事的结局是警察又来了一趟，把他带走了。

    澎湃新闻发起《上海居民封控期间团购问卷》，截至2022年4月19日，一共收到了1020份有效答卷。1020个受访者中，有982个人加入了团购群，其中仅有不到一成的人是通过询问物业或居委会加入团购群的。813人在封控之前有小区的消息网络，要么加入了居民群，要么有邻居的联系方式，封控之后，他们中近半数的人通过居民群消息进入团购群，剩下有391人通过询问居民或是朋友圈扫二维码进群的方式，找到了团购群的入口。有169人在封控前没有小区任何人的联系方式。他们在这座城市以“户”为单位，独自生活着。除了邻居告知，有75人是进入方便通知封控期间如做核酸等特殊事宜的群组后，发现有团购群才加入的。如果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独自生活的人们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有人询问偶然碰到的邻居才得知有楼栋群的存在；有人通过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的“附近”、“私信”等功能加到了附近的人，靠着这些萍水相逢的“网络友邻”才摸到了团购群的入口。还有5人自己组建了团购群。有195人认为他们团到的物资暂时无法保证温饱。手机几乎成了唯一的“求生通道”。423个人的手机上有超过5个团购群。团购群的消息刷得快，重要信息常常夹在居民的闲聊和问题中，下单之后如果不及时跟进，就很有可能功亏一篑。有77人一天最多花4个小时以上在团购群消息上。在这77个人之中，有16个人认为目前家里的物资尚不能保证他们的温饱。由于不知道何时才能解封出门，小区突然封控的头三天，有人每天要花超过四个小时看团购群的消息。团购群的消息，年轻人跟起来尚且吃力，更把许多老年人拦在团购群外。澎湃新闻称之为“在春天，1020个人和团购群消息赛跑”，很有诗意。

    据澎湃新闻：有人每天都要打开冰箱盘点食物还够吃多久。有人吃了几星期绿叶子菜，一看到绿叶子就感到厌倦。而饿有时候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比如一家三口分一包泡面，比如肚子咕噜噜叫，但“叫也不吃了”，比如有人半夜起来做饭，拿烟换了一条鱼。饿有时候是一种悬停在头上的不确定感。

    终于，方便面、大白菜、洋葱和土豆代替了东方明珠、陆家嘴三件套成为了上海的新地标。

    2049年的弄堂里，大学刚毕业的孙子问：“奶奶，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囤东西？冰箱总是塞的满满的，有些都不新鲜了。”奶奶回答：“在你爸爸像你这样大的时候，那个春天奶奶整天在忙着给他抢东西吃。”孙子：“为什么要抢啊，咱们上海不是最富裕的城市吗？书上说上海的人均GDP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奶奶：“是的。不过，还有很多东西书上是不会说的……”

    封闭与静默之下的生活

    这里生活着2500+的人，有手眼通天的、有声名遐迩的、有家缠万贯的、有掌握万亿国民财富的、有来自异邦之桀骜不驯的、有偶像无法外出而成为小区5A级风景的、更有绝大多数为了一份生活一份衣食的……有名噪一时的郎咸平先生与其不幸因疫情而亡故的老母亲，也有据称被青年同事采取了“特别肢体行动”的张维为教授、有以一己之力匡正社会“不讲武德”之风的马保国大师……有沉着的也有慌乱的、有辛勤劳苦的也有趁机发“国难财”的……

    当然，疫情开始，所有人的生活都转向了同一个中心——“抢菜”。

    而亚叔的打火机终于用尽最后一口气，他很不甘心，把打火机一点一点拆开，发现一个普普通通的打火机居然有21个零件。亚叔很迷惑，感叹道：这么多零件的玩意，只卖一块钱，材料成本都不够吧。

    问：精神病和神经病到底有什么区别。答：精神病人主要是折磨自己，而神经病人主要是折磨别人。

    时下的上海，对于没有感染新冠的人来说，具备以下条件才能很好的活下去：1. 必须没有严重基础性疾病；2. 有稳定收入；3. 可以居家办公；4. 有固定住所；5. 没有大额负债；6. 社区品质良好；7. 社区有食品供应渠道；8. 会使用智能设备团购抢菜；9. 最重要的一条，不能突发疾病。

    问：面对疫情，你愿意积极申请成为志愿者吗？答：我愿意，不过机会难得啊。等我准备申请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身份已经被别人拿去注册了。（难道有人吃志愿者的空饷？）

    上海阿姨表示：听说有的小区发粽子了，就在心里念叨：干脆连月饼和春联也一起发掉吧！

    在上海工作的Jerry表示：马上就要到5.1了，这还是第一次因为疫情不能去马尔代夫度假的。往年都是因为没钱……

    在上海工作的Linda表示：决定辟谷，不是因为要减肥，也不是因为家里没有余粮，而是没有厕纸了。

    大家都在抢着团购米、面、油、蔬菜、方便面……，某小区比较高大上，团购了一位Tony老师（理发）。

    疫情让一些金融博物馆里的场景又回到了现实——物物交换慢慢流行起来，实物货币也是如此，蔬菜更是成了人际交往和赌场里的不二筹码这还催生了以物换物的“跳蚤市场”：有比较随意的，只要在群里说一声，如果有人愿意换，就达成交易，放在门口等需要的人来自取。有些则更正式，金迪楼栋里的小伙伴用在线文档建立了一个物资交换表，所有想换东西的人，都可以在那上面登记。轻易团不到的可乐成了跳蚤市场上的硬通货，你几乎可以拿可乐换一切——带鱼、辣椒、咖啡、蔬菜，等等；可以换几支烟抽（虽然它有害健康）、换打室内羽毛球……有人拿一包薯片换来摸小猫柔软的皮毛一小时（撸猫），还有人用一条带鱼换了一袋猫砂。封得久了，什么都能耗尽，比如你以为挤挤总会有的牙膏。你会愿意拿螺蛳粉、拿辣椒酱，去换一管平平无奇的牙膏。可以满足人类的各式各样“非必要”的需求。

    在上海工作的Jerry属群租一员，没有厨房，平时不开火。疫情期间吃饭问题比较难解决，吃了多日方便面也要耗尽，于是灵机一动，想躲到方舱里。于是对工作人员说，“我全身虚弱难受，一定是得了奥密克戎，快送我去方舱吧！”工作人员说：“你快别装了，得奥密克戎没你这样的，他们精神都特别好。”

    上海妈妈说：如果我有罪，请让我坐牢吧，而不是又要工作又要抢菜又要陪孩子上网课……发明妈妈的难道是千手观音吗？

    从数据上大致能看到疫情与房价的负相关关系：远郊金山、崇明、奉贤可能率先清零，市中心情况较为严重，近郊其次——可见计量分析并非完全是“垃圾进、垃圾出”。

    方舱里的最大感受——自由！在家里，是不是连取个团购包裹都要小心翼翼？是不是被各种检测牵着鼻子走？是不是感到一切都被打乱，无法安心做任何事？是不是仿佛人生都被病毒牢牢钳制住了？当你住进方舱，你会发现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这里的人群密度之大，保洁力度之弱，医疗消杀装备之精简，排队距离之逼窄，串门聊天广场舞等活动之频繁……会让你发现，病毒也不过如此。也许病毒到了方舱，也会被震慑住，传染力自动消失。病毒的自律，带来了我们的自由。

    方舱的生活是有收获的，不用蜗居在家、不用操心饭菜……有人收获了爱情、有人收获了友情、有人牌桌得意、有人完成生意……

    方舱其实不错，大雨来时至少漏的地方不多。据说在最新的发展标杆之地，滴水湖，天上滴下的冰冷的奔涌的水（4月22日夜天气预报是中雨），无声的砸在了户外隔离人们（据说是外地人）的帐篷上——奇怪，难道真的是有人在唱“无声的雨”？

    上海疫情可能对中等收入阶层的打击最大：低收入者没有选择，高收入者全要，中等收入者选择成本太高；高收入者路子多多，低收入者可以做梦，而中等收入者往往无处可逃。当然，短期打击都是有的，比如港台明星近年来多选择定居上海，其中歌星陈奕迅就发出哀叹，再这样封下去，日子怎么过，因为卡上只剩下3000万了。

    传说曾在这里共克时艰的闻人有：复旦附近团长不带他们一起团购而物资匮乏的张维为和沈逸、从文艺走向生活的六六为之求救的父母、侠骨柔情的科长杨华的挨饿的母亲、封控期间夫人不在身边且脑溢血不幸辞世的韦桂国、突发急病被多家医院拒收折腾6小时后方得就医最终不治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曲者朱践耳的夫人舒群、不幸饿死的某领导独居的遗孀……当然，这些可能都只是传说，因为他们本人都未必在上海。

    疫情期间最可爱的是大学生们，关了寝室里太久了，终于憋不住向校长喊话:我要洗澡！（据说发生在华东师大）让年轻的大学生吃好很重要，在同济大学的校园里，女生抢卫生用品没意见、男生抢方便面没意见……但当4月26日吃到“带虫卵（学校已辟谣，是没有剔除干净）的猪肉刺身（没煮透）”，同学们生气了，于是发挥自己专业特长，把带虫卵的肉艺术到了学校的校徽里。他们有时候还有点执拗，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辩论队因抽到辩题“发灾难财不应当受到政府禁止”而选择退赛，理由是：“没有办法眼见同胞的苦难，还能把‘不应该禁止灾难财‘这8个字说出口。’”年轻人张不开口，但有些人却真能下得了手啊！

    有些街道管理严苛，居民偶尔可以出门一次但不能使用带轮子的交通工具，为了补充足够的物资，大家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扁担、箩筐、背篓……甚至还有马匹，重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采！有些居民离附近的大超市如山姆店实在太远，这时候物业开始内卷了，万科物业弄了三轮子主动去接业主，带动了保利，绿城、绿地、金地、龙湖、中海、永升……纷纷下场。

    疫情下的上海，不仅研究所首席需要下场“寻鸡”，创投圈大佬徐新同样面临着“抢菜难”的现实，也需要“拉团子面包群”。4月15日，东吴证券零售团队邀请陆家嘴外卖小哥举办了一场电话会议，就目前外卖小哥是否真的“日薪过万”及跑腿小哥的工作、生活等相关状况进行了交流。这些小哥并未像网传一般日薪过万，一天少的时候能赚三四百，多的时候七八百，五六百才是真实平均水平，他们近期的高收入是因为相较平时只有10%的运力。在外奔跑的小哥多住在桥洞或银行ATM，面对的是10%的阳性概率风险，感染后政府会统一安排接走。他们主要成本在于每天核酸，核酸费用在28-40元不等。同天，海通证券上海宜川路营业部也推出一场接地气的“抢菜攻略”直播，贴心详细的讲解隔离期间新鲜蔬菜订购攻略。这场抢菜直播在朋友圈段子手的助攻下，气氛烘托如同双十一抢购般精彩，不仅发布从叮咚买菜到每日优鲜、盒马、大瑞发及美团买菜等抢菜指南，还奉上了多款APP的实测配送时段。

    早上起来，打开手机，发现今天又是十四天封控的第一天。

    早上匆忙下楼去做核酸，该死，忘记拿钥匙了！打110叫了开锁师傅，花了780元总算进了家门。原本以为只出现在小视频里的情节，结果真的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了！比较安慰的还是统计数据：第一次做一家一管核酸时，抽样数据表明家庭忘带钥匙的比例是0.9%。

    022年上海出生的孩子，名字一定要有特色：陈志愿、李方舱、刘封控、吴集中、董抗疫、崔大白、周核酸、杨阳阳、张绿码、苏菜包、于盲盒、赵接龙、宋解封、戴清零、魏建委、张隔离、朱平安、邢程码、蒋管控、代封城、姚居家、初不去、高密接、程天扣、杨转阴、高风险、严查、寇桑颜、左抗原……

    上海其实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疫情之前有着不错的秩序、炫目的娱乐、丰裕的物质……不管是出生于此，还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国际友人，还是来自神州大地的各类“二代”，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快乐生活。即便是在疫情期间，那些奢侈品（尤其是国际品牌）的经营者依然无微不至的照顾着自己那些尊贵的客人，比如一位名叫Livia的女士就一边感谢着米其林餐厅送来的海鲜、一边祝贺在把江西省经济增长的数字不断推向新高峰的而努力工作的婆婆，让连菜帮子都啃不好的普通市民不禁有点眼红——非常时期到底是钱好还是权好？

    5月10日下午13时起，地铁6号线和16号线全线停止运营服务。至此，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所有线路车站均停止运营。据悉，这是上海地铁建成以来首次全网停运。

    熙熙攘攘的如过江之鲫的脚步暂停，外滩坚硬的砖缝里，悄悄的冒出碧绿的倔强的小草。静默在上海的人们的“四月之歌”是《国歌》和《国际歌》，偶尔伴着几处敲盆声，真诚而响亮。

    渐渐的，人们不再害怕病毒的变异了，更害怕的是检测链上各种利益的变异。

    即便城市只划分为封控、管控和防范三区，但仍有上之角和下之角、有租界和华界、有精英区和平民区、有康平路和上川路的诸多不同。杨浦以隐瞒数据闻名；黄浦以假阳性强拉闻名；普陀以活人当死人拉而闻名；徐汇以物资好闻名；闵行以斗争闻名；宝山以倒卖物资闻名；静安以物资过期闻名；金山/奉贤以提早自由但卖不出菜闻名；最牛的是浦东新区：永远以“静默”闻名。

    “病”与“毒”

    无法预期的封禁让多人开始抱怨了：如果只有中医多好，大家都不知道病毒是什么。望闻问切，风湿寒热，几根指头、几服汤水，就能解决问题，西医？西医？？“医”分中西吗？本人觉得：道理不分古今中外。首先是还原，人体是由物质组成的，物质上的病因可以努力探究；其次是整体判断，这时候某些传统的模式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再次是治疗，传统模式当然也能发挥作用；最后是检验，任何一种模式都应该接受检验。

    这栋楼因为一只“羊”已经封了14天，今天这只“羊”已经康复回来了，楼还没解封。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入户消杀，按缪晓辉医生的说法，物体表面的病毒不出三天就会死掉（干掉），感染的人被带去方舱隔离至少要七天，那么……？

    特殊的人与事

    一位94岁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太，被医护扛着下楼，送到了方舱。方舱医院说，这样的病人我们不能收，我们供老人使用的马桶。老人的儿子就带老人回家。社区说你们去过方舱了，不能回。然后，两人又回到了方舱。方舱，还是没有马桶…

    因雇主被隔离，从方舱医院出来后，来自安徽在沪从事家政服务的袁女士没有了去处，只得住在街头的电话亭里。无助的她向家乡人求助，安徽省驻沪办、共青团宣城市委驻上海工作委员会、赴上海援助防疫安徽省域蓝天救援队、在沪宁国人……在老乡们的爱心接力下，在电话亭里住了五天的袁女士终于有了一个温暖住处。

    “一辈子忘不了崇明的美好”的林先生和妻子田女士3月25日下午从宝山区驾驶房车自驾游来到崇明的东平国家森林公园，3月28日因疫情滞留在了公园的1号门附件。由于警方的安排，夫妻二人感叹到“20多天了，我们真是吃住不愁”。4月20日，崇明区首日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21日一早，二人就收到这一好消息，“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接下来你们在防范区再耐心等待，等待大家一起解封的日子！”

    一名95岁独居老太（据说上海有30余万独居老人）因喜欢到处捡纸皮，价值300万的房子里纸皮塞得满满的。住一楼的老太太也因此没法在自家门口进出，只能天天翻墙，而且还睡在楼外。经检测确诊阳性后工作人员想要将老太太带走隔离，谁料6名大白被老太太拿棍子追着打，实在没有办法便用铁板将老太太家围了起来。接下来可是惊呆了所有人。只见老太太宝刀未老，直接把铁板给拆了下来，随后还翻墙出了小区溜达一圈后再回去。警察把老太太带走隔离后，结果晚上还是从隔离点翻墙出来了。次日，警察只得再次来劝老太太隔离。最终用一辆三轮车把老太太给载去了隔离点。

    有人发布虹桥火车站和浦东机场的照片，据说有人已经在机场里住了30多天，而火车站像一个空旷的巨型废弃建筑——里面住满家无可归的流浪汉。

    海上的“她们”

    3月26日上午10:00，上海市举行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女士解释：我也看到网上有人建议，“咱们就下定决心封上3、5天，封上一周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上海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上海这个城市还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甚至于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

    最让人“感动”的是常燕青女士，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不畏怀胎七八个月之艰辛，分别于4月20日（两家）、4月21日、4月24日、5月17日成功注册的五家公司，最后一家仅仅6天就进入到了当地的保供单位名单。这位法定代表人不仅注册了食品公司，还注册了各种实业公司和贸易公司，而且持股比例都是50%。
    常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于看到市场上对于物资的供不应求，当时有的企业不够供应业务量。我们原本就是专业的公司，我原本就是出于好意，想为保供做点贡献。
    所以我们在上海实行封控之前，就已经申请了多家新公司，但由于封控之后，很多手续和流程都进展比较缓慢，这也是很正常的，然后一直到4月下旬和5月中旬，我们此前申请的公司才陆续都获批成立了。
    我们现在接触的供应商有很多是做食品的，他们都是有保供资质的，我们的商品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价格也都是平价的。”
    显然，疫情之下的全城管控没有阻止她办理事务的任何一个步伐，为了市民的一日三餐真是操碎了心。

    WOW团购平台整理的《上海团长白皮书》显示，疫情期间，上海约有13万个保供型团长，还有超过65万个改善型团长。

    “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过的不要[患者，甚至志愿者]”，用人单位如此要求很不近人情，却又无奈的合理。一位名叫阿芬的姑娘今年3月底来到上海，希望找到一份谋生的工作，不巧遇上疫情，无处可去的她住进救助站。之后阿芬又感染新冠，当上海疫情好转、阿芬痊愈后，却因“阳过”找工作屡屡碰壁。招工的人一直对阿芬说再等一等，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她迟迟没有找到工作。积蓄空了、手机欠费，无奈之下，阿芬“寄居”在了虹桥火车站。在虹桥火车站的日子，两斤面包六块多，阿芬能吃三天，生理期用品得计算着用。直至7月初，因其境况为网络传播始获社会关注。

    幸福都在新闻里

    央视报道外地要调运2500万吨蔬菜支援上海，这让上海人民很发愁。上海2500万人，每人1吨，一家三口就是3吨——家里也放不下去啊！

    武汉疫情结束后出了一部电影《中国医生》
    是不是上海疫情结束也会出几部电影呢?
    第一部《沪弄鬼》
    第二部《沪地求生》
    第三部《菜囧》
    第四部《辟谣风暴》
    第五部《我的团长我的团》
    第六部《上海瘫》
    第七部《外卖员的人生巅峰》
    第八部《越做越有的小阳人》
    第九部《一江两岸》
    第十部《电话无人接听》
    第十一部《我的猪咪咪肉》
    第十二部《那些外地人》
    第十三部《物资，你在哪!》
    第十四部《那些年我与包菜不得不说的故事》
    第十五部《2022和胡萝卜的故事》
    第十六部《我在上海喝西北风的日子》
    第十七部《我的居委》
    第十八部《那区那镇那些事》第十九部《地三鲜》第二十部《抗疫英雄》

    援助物资对不上号是有的，被转手买掉也可能有的，失而复得也是有的，但上海人民抱怨辽宁人民送来的蔬菜腐败了不新鲜，辽宁人民不干了。听到这个说法，辽宁人民哈哈一笑说我们早有准备——在送物资的过程中进行了全程录像。据说提这个主意副省长是从上海调任过去的——做好事就是要这样，知己知彼方能百做不迨。

    为防止辽宁的好事没办好的事故再次发生，常州发布表示援助的数万份物资里均放有爱心卡，收到的人可以扫卡上的二维码反馈意见，根据整理的数据好评率达到99.6%，好事一定要有好效果，办法总比困难多。

    亚叔看完电视比较入戏，拿起扫帚当麦克风道：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上海的防疫工作还是持相当肯定的态度的。我觉得上海的防疫政策一切都很好。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我人在上海。

    现在有三个上海：一是电视新闻报道里的上海，疫情严重，春景依然，遍地英雄；另一个是短视频中的上海，乱象丛生，似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还有一个是自己家门口的上海，日升日落，鸟鸣车熄，出门做核酸，进门做抗原，只要不断食，日子照样过。

    但我们还是创造了一系列新词：沪式辟谣（谣言只说了事实的一半，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正确对待辟谣）、菜区房（学区房可能白买了，因为孩子几年可能都在上网课，但菜区房可能会兴起。由于各区甚至各街道各小区发放菜的次数质量存在差异，未来的房价可能取决于政府发放菜的次数）、全域静默……

    那些让人迷惑的操作

    正所谓“精神之际思路广，智障时刻欢乐多”，疫情期间有些操作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

    东方卫视计划在2022年4月13日晚上播出一台抗疫晚会，根据提前曝光的晚会节目单，可以说是群星云集，阵容堪比央视春晚。但是后来晚会取消了，因为观众都在为饭菜发愁，肚子饿了火大。

    上海市民家家户户都发了一堆连花清瘟，而据生产连花清瘟的以岭药业公告：2022年，连花清瘟治疗轻、中度COVID-19患者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但连花清瘟明确的治好了一个人的病，那就是王大首富公子王思聪被禁言了，据说已被装进寻衅滋事罪的口袋里。当然，药送到了倒没太多坏事，不能预防也就只是浪费钱，最多费力再通知一遍大家不要乱吃；但耽搁了送菜，饿了肚子最终会浪费大众的情绪。

    永南小区有位瘫痪在床的病人，楼道没有电梯。居委会干部和志愿者5人穿着防护装备，合力将轮椅上的老人从四楼一层一层往下挪。最终解决了老人下楼做核酸的难题。

    据说为了更好的保护民众，徐汇区给某些街道的住户门窗贴上了封条，不过封条很快就被喝退了。原因大概在于，领导忘记了徐汇是什么地方。

    据说汇贤居的铁丝网撤了，因为这里曾经是法租界，现在住着法国人，还有法国领事馆的关照。(有外国人的地方依此办理？有外国人的楼盘才值得投资？）

    路透社4月6日报道，一名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人员在微信平台上发出呼吁，要求工作人员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一些食物。该员工告诉住在上海的同事，“海军陆战队的食物已经吃光了，也无法接到送货了”。这名员工在消息群中说，海军陆战队只剩下真空密封的口粮。路透社浏览了这些沟通信息，并得到两人的证实。该员工说：“我知道我们都面临供应短缺。如果你能省下一两顿饭，供应给那七个人，他们会非常感激的”。领事馆工作人员随后做出回应，给陆战队员们提供物资；一名人士在随后的帖子中说：“海军陆战队员非常感激”。4月12日，美国务院网站“中国旅行建议”显示，美国下达命令，让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非紧急政府雇员及家属撤离。（撤回的是驻扎在这里的7名海军陆战队员，他们此前没有想到囤积食物，结果管控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很快发现自己的新鲜食材被消耗光了，只剩下罐头和军事干粮。在极为窘迫的情况下，这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不得不向领事馆紧急求援：要求匀出一些新鲜食物给自己。”否则我们连枪都举不动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这样形容。）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美方把人员撤离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经历疫情人们发现，这年头可以倒卖的有:志愿者名额、外省市捐赠的物资、车辆通行证…

    松江区九亭某社区居民开窗向居委会喊要物资，一架无人机在小区楼层间盘旋并反复播放：“请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

    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宝山区张庙街道泗塘二村居委会把援助物资囤积到腐烂，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愤怒——食物，即便是腐败了，哪里又能逃得过饥饿的眼睛。

    4月27日媒体披露日前市纪委监委对保供物质采购发放中失职渎职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宝山区张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郇秀志被责令停职检查并被党纪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不久又见媒体公布，6月9日上午，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郇秀志陪同领导调研座谈——培养一个干部真的不容易！

    一位女儿帮助其在浦东周家渡街道上南二村独居的90岁的母亲给电台打电话求助，非常顾大局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阿婆说一颗卷心菜要吃一个礼拜，最后还连声说了6次“谢谢”，终于把接听的记者弄哭了。

    4月27日，市共青团12355收到一位住在徐汇区老年癌症晚期患者缺药的求助信息，需前往浦东新区领取紧缺配置药品。经协调，徐汇消防立即规划航线，出动4架无人机接力飞越黄浦江，执行了一次20公里的飞行运输任务。据说大疆无人机有效飞行距离5公里，的确需要4架接力，那么是不是要另配4架接力跟拍呢？为什么要无人机送药呢，难道大桥被病毒占领了？

    由于信任度问题，某公司称“捐钱买鸡给上海”——浦东新区康桥镇敬老院，收到对方发来的照片疑似PS过的。敬老院院长张先生还原事发过程：4月18日下午养老院收到了21箱物资，一共250只土鸡。当时工作人员消杀货物后没有拍照，他与院内人员在参与救治病人也没有拍照。之后，一部分土鸡放在食堂冰箱里，放不下的一部分放在康桥镇生活中心冰箱里。第二天上午，院方接到要求需上传接收物资的照片，要像其他养老院一样放在大门外拍，但当时外包装已经拆掉并且已被清运。为了完成要求，所以这样做了。不过，张院长表示，土鸡都收到了，敬老院每餐成品需要48小时留样，所以第二天（19日）院方还拍了放在冰箱内的物资，和一部分留样的鸡汤视频与照片上传了。不过，张院长也承认，全院职工已经坚守了40多天，心理压力和身体压力比较大。

    市商务委为了保障静默在家的市民们的生活，认真的制定了一份有着千余商家的白名单——不太理解的是，大家以前用的难道大多数都是黑名单中商家的东西？

    市交通委员会交通指挥中心官方微博依然每天持续更新路况信息，并配有全绿的交通实况图，让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看来只有程序执行上级的指令最为忠实。

    封控的太久，各行各业未免心态极度疲劳。这不，5月1日下午，宝山殡仪馆“接阳突击队”队员吴建冲、韩斐来到普陀区新长征福利院接运一名75岁女性新冠病毒“遗体”。在搬运这具已开具死亡证明、进行了全面消杀、密封和包扎好的“遗体”上车时，吴建冲发觉该“遗体”似乎还有在动，便和韩斐一起察看，并立即唤来福利院工作人员。打开密封好的袋子后，吴建冲掀开覆盖在老人脸上的毛巾，证明了他的判断正确。有白衣工作人员试图再把老人盖住，被蓝衣工作人员喝止。经商量，老人被带回养老院内，后转运至医院救治，生命体征趋稳。现场家属感激的再三鞠躬致谢。主管部门和工作单位都给了这两位队员肯定和奖励，当然我们更应该记住他们。宣传标语中一再强调“把人民当亲人”，福利院这种做法是“大意灭亲”啊（据说不止一个）！——那么，”人民的养老“到底该怎么办？

    浦东新区三林镇三林新村第三居委会干部朱彩凤，反复要求小区居民“钟哥”捐赠翡翠平安扣作抗疫物资，“直接交我手里就好了，书记做多久都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书记已经换了4个了。”被认定为欲达到低价甚至无偿占有私人物品之目的而遭解除其劳动关系。

    2022年5月9日免去张孝文的黄浦区人民政府五里桥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听说这位张主任居然同意海悦、融创等小区有异议的核酸阳性人员去复核检测，听说小区里住了位高权重的陈姓院士夫妇……涉事的中科润达被勒令“自查”？！平民喜欢看官斗以浇平胸中的块垒，凡人乐意看神仙打架以站队获取荫庇。

    5月28日，公众号“上海嘉定”发布一则消息，一家便利店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予以立案调查。文章显示，这家便利店在销售“金沙河鸡蛋挂面”时，每袋标价7.5元，便利店加价0.5元，以人民币8元每袋的单价对外销售。至案发，当事人共计销售“金沙河鸡蛋挂面”48件，销售总金额为人民币384元，共计在标价之外加收价款24元。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管局拟对当事人作出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

    疫情缓和之后，堂食渐次开放。但有关部门还是契而不舍，再次探索桌长制。一家三口到餐厅吃饭：桌长主抓全面，承担领导责任；常务副桌长，主持工作，点菜买单，计时并保证一个半小时内完成吃饭任务；桌员发挥主力军作用，吃干抹净，杜绝任何形式的浪费！

    巴黎贝甜关联公司上海艾丝碧西食品有限公司在疫情封控期间封闭了位于景联路759号的工厂，安排部分因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回到住所的员工前往其培训中心（老虹井路100号）暂时过渡，并利用培训中心烘焙设备及物流中心配送的原材料制作面包自用。经查，当事人于2022年4月23日至4月26日期间，在上述培训中心内从事糕点类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而该地址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相关资质。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其处以没收物品、没收违法所得5.85万元、罚款58.5万元的处罚。
    此事引发舆论热议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9月3日发布消息，在“巴黎贝甜”案件中，办案部门考虑了企业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涉案金额等实际情况，依据《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幅度给予从轻处罚。
    饿不饿肚子没关系，秋后的账是一定要算的。

    疫情中的文化

    抗疫小词典：
    1 新概念：动态清零 社会面清零 社会面基本清零 社会面动态清零 硬隔离 软分隔 静默期 微网格 网格长静态管理 强化兜底 流调判密 点式复工 有序解封 重新赋码 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 压茬推进 提级管理 数字哨兵 无疫之区 网格化管理 防疫零动态 无差别消毒 安全屋技术 沉默少数群体 流动中的风险 严格静态管理人员 社会面流动人员 小区自我静默期 综合社会成本最低
    2 应X尽X系列：应收尽收 应转尽转 应隔尽隔 应免尽免 应检尽检 应治尽治 应接尽接 应筛尽筛 应开尽开 应考尽考 应续尽续 应扫尽扫 应验尽验 应贴尽贴 应领尽领
    3 数字化：四应四尽 六保一防 一戴四查 一日三检 三消一静 三个并重 一地一策 一点一策 一事一协调 一事一对策 一小区一分析 一小区一处方 一行业一指引 一点多组、多点一组 以点带链、以链带面 一天一户、一人一次 “1+1+1″管理 “4+7+12”联动机制 “2+2”抗原核酸检测 “四早”要求 “四集中”原则 “绿蓝黄红” 4色风险 15分钟检测服务圈 三辆车三道口三圈判定 三区分级差异化防控 一朵云一根线一个面一条边
    4 排比对仗：日清日结 日产日清 追阳转阳 双阳双控 双联双进 群防群治 即采、即走、即追 扫街、扫楼、扫村 抓早、抓小、抓基础 快封、快筛、快消、快解 采、送、检、报、核 从严从紧、从细从实 有序放开、有限流动 有效管控、分类管理 动态调整、动态公布 连点成片、连片成面 有限人员、有限区域、有限活动
    5 重要行动：大冲洗 大清消 大总攻 捞干扑灭 逢阳快转 拔点清面 挂图作战 清源行动 敲门关爱行动 腾换扩容行动 中医药干预行动 拔点攻坚行动 大上海保卫战 九大攻坚行动 十大清零攻坚行动
    6 生动比喻：“加减乘除”解决民生需求 治未病 全国一盘棋拧紧“水龙头” 拔钉子 摸清疫情“底数” 积极挖潜扩大“增量”、优化管理盘活“存量” “较劲爬坡”关键时刻 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
    7 作战口号：层层压实 包保责任 守土有责 全力以复 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清零一块、巩固一块 过“紧日子” 信心比金子更重要
    8 语无伦次：关门不歇业 解封不解防 时空伴随者 层层传导压力 控制摄取信息量 暂时离开应激源

    防范区，管控区，封控区，隔离区，区区难行；
    不信谣，不造谣，不听谣，不传谣，谣谣领先；
    阳性者，疑似者，密接者，次接者，接有可能；
    健康码，行程码，变黄码，赋红码，层层加码。

    创作者杨潇用600多个官方媒体常用词做了个随机组合的程序，生成一篇文章，《再见语言》，再在小区里广播了出来。

    次生段（灾）子（害）

    青浦区卫健委给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写《感谢信》：先“青浦区广大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群体第一时间披星戴月、闻令而动，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再“记得2019年度的除夕夜，率先到达武汉的上海援鄂医疗队。她们哪怕晚去一天就可以与家人过年不上战场”，但“如今上海有难，轮到湖北投桃报李”。机关里的笔杆子，就是不一样！

    主人去方舱隔离，小狗被大白击毙；来沪重患无法就医，病情危急；方舱医院打工，包吃包住有工资，实为招工诈骗……次生段子一样魔幻。

    电话亭女士： 4月1日始黄浦区实行封控管理，附近居民发现一名女性入住了海华小学门口的电话亭，后因防疫需要，4月29日凌晨她带着狗在雨夜光着脚离开。据这位女士介绍，她2022年1月小年夜的时候就入住了电话亭，入住原因是因为房子暂时没租好，疫情之下更不好租。觉得学校附件非常清静，虽然只有一个平米，但是免费的，又不是群租房，挺喜欢的。来上海20年了，目前“住在同学家”，不需要更多帮助，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小狗名字叫“丽丽”，是她捡来的。

    疫情期间，缪晓辉医生：成功救助了一位因为封控两个月没有工资收入、整天玩电脑、最终精神障碍而暴打父亲且欲自杀的三十余岁的年轻人。他们家的阿姨说自己邻居来沪打工一直被封控47天，交不起房租从三楼顶跃下，结果致残。作为医生，在家里47天救助过数十名重大疾患者，他觉得问心无愧。

    解封之前是足不出户，解封之后是足不出沪。

    4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发布《我们的抗疫手记/校友篇》：在交大的抗疫工作中，不仅有全校师生沆瀣一气、团结向前，还有着无数校友们为交大捐赠物资、默默奉献。在这里，我们向那些在疫情中为交大提供援助的校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纯属段子

    问：请用一句话形容上海目前的遭遇。答：上海贪把上海滩变成了上海瘫！（这种说法小看了上海的干部，上海的干部属“精英”群体，简单的说身价都在千万以上（如市中心1套房），千万身家的人为普通民众当店小二，亦属难得；此外，有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更有在办公室辞世的虹口区卫健委钱主任）

    北京市卫健委主任拿核酸检测的回扣被抓，上海市卫健委主任头疼住院，生产疫苗的科兴公司负责与政府对接的经理猝死——他的导师是负责抗疫的首席专家，人民卫士钟院士是连花清瘟的股东：难道疫情之下所有的人都变成直播带货的了？

    什么样的脑子才能设计出这么多“死循环”：把市场流通堵的严严实实，然后再尽力打通堵点；要求所有市民足不出户，但吃饭问题自己想办法；给好人发了不少连花清瘟，又告诉你好人不能吃这药；阳了没有能力转运居家赋红码，自己转阴了要转运才能赋绿码；就医前要先测核酸，但进医院测核酸要有核酸证明；健康的人一遍遍的测核酸，但又告诉你测核酸有感染的风险；测了核酸可以网上查结果，但疾控中心说结果由自己说了算；抗原试剂发了一堆天天测，但又告诉你这个是不准的。很多问题因为这些死循环而出，但所有部门都负责任的让这给死循环活着。

    面对执行者“如不配合抗疫会进入档案影响下一代”的提示，上海一个年轻人说：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

    问：为什么说“上海发布”是给外地人看的？答：因为一切以“居委会发布”为准，居委会发布才是给上海人看的。上面都是“依法办事”，下面都是“无法无天”。

    免除农业税花了2000多年；查户口1958年开始，尾巴还在；地铁安检是北京奥运会的临时措施，现在不安检都不放心了；赋码成为一种社会管理手段，将来是否会和疫情无关了？

    上海人的保鲜期现在是48小时，48小时一次核酸会不会常态化？——核酸检测站可以加盟吗？

    当上海人民在封控中等物资的时候，北京人民在物资中等封控。北京的群里也越来越好笑起来，每个群都在疯狂抢物资，然后群里的上海人都在疯狂的指导北京人如何备货，同时留下羡慕与悔恨的泪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有时候相信气氛组是对的。

    5月29日，上海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有关领导正式否认“封城”的说法，“上海从未宣布过‘封城’，因此也不存在‘解封’，不能使用‘解封’的提法。上海全域静态管理是按下暂停键，但期间城市核心功能始终保持运行。”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说，小区出入证是小区居民自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自律的市民把自己关在家关了这么久。

    有人反映被上海市青浦区疾控判定为次密接，只因和确诊在同一个KTV微信群中。对此，7月11日上海市青浦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内容属实，并表示了歉意。这说明病毒不会通过网络和微信群传播。

    “听说北京要上海了。”
    “北京要是上海了，估计比上海还上海。”
    “北京不会允许北京上海的。”
    “就是因为上海太上海了，所以北京要给上海北京一下。”
    “对对对，上海上海了以后，北京就不能再北京了。”请问，上海怎么了？北京又怎么了？

    除了北京和上海，还有很多地方，它们的声音可能没有这么热闹。

    本篇是民众智慧的火花集，谨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致敬那些在这片繁荣的土地上努力生活着的人们。为何宏大的剧场总会上演闹剧，因为人们需要欢乐来治愈心灵。

    一袭华服之下不能只爬满虱子、一地鸡毛，不能只是草台班子和乌合之众。社会需要严谨、诚实和勇气。

    有人说上海的解药藏在浦东开发办公室原址——浦东大道141号（求的是“一是一二是二”）的号码牌里，也有人说141敌不过404。

    面对已存在数十亿年且不断翻新的病毒，是做“杠精”，还是合作，我们今日的选择必将影响历史和文明的进程。

    这，一直是个文明标杆式的城市，然而封城之后却变得光怪陆离。每天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等待着上海爆款新闻的发生，而上海也从未让人失望过。当然，对上海的嘲讽和失望未必是因为这个城市的本身，或许只是这个城市的声音嘈杂而巨大，还能被世界听到！这个城市的经历希望能告诉民众，再勇敢一点。

    这仍是一块包容的土地，充满着信心与希望。

    当然，经历2亿人静默的2022年4月，“人民”最终总是胜利的，一切都在“‘战疫先锋’上海抗击疫情纪念章”里！

    他们倔强的冒出苍茫的大地
    他们又将向无限的宽广回归
    也许只是瞬间
    但请记住
    这是所有努力的意义

    ——《意义》

    在奇异的网课中度过大学生涯的一代大学生们，终于回归了现实，见到了老师们，也见到了同学们，2023年的6月，他们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