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词

西岐在周原

周原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已持续80多年。202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继续进行考古发掘，重点发掘了宫城的西北门和东南门。

“西北门布局对称、结构精巧，门道、夹墙、排水管道完备，是目前发现商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城门遗迹。”2025年度周原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江宁说。

刻辞的发现，为印证周原都城地位和西岐传说提供了直接文字依据。

在宫城南墙外侧壕沟的发掘中，新发现53片带字甲骨。从甲骨堆积的状态分析，这些甲骨系被敲碎后从宫城内抛入这处“垃圾坑”中的。专业人员已辨识出刻辞80余字，一块甲骨上还现身“文王”二字合文。

“文王”合文，就是把“文”与“王”两个字的字形糅合在一起，刻写或铸造成独立的字符“玟”，用来专指周文王。此前在何尊、大盂鼎等西周重要礼器上曾多次发现此铭文。

这位拥有专属铭文的周文王，正是传说中西岐的缔造者姬昌。西岐核心范围正对应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遗址，也是此次周原考古新发现的核心区域。

“学界曾对周原是否为西周都城存在争议，但近几年随着周原先周时期大型建筑基址、西周时期三重城垣、刻辞甲骨等重要遗存的陆续发现，为实证周原遗址是西周早期都城提供了关键证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说，“‘文王’合文甲骨在宫城区域的发现，是周王室在这里进行占卜、祭祀等活动的直接文字佐证，也让西岐传说与考古发现交融互证。”

以上为周原遗址系先周与西周早期核心都邑再添新证，也印证传说中周人建都兴业之地西岐就在周原。

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每天早晨，从县城到小山村，人们按单位、学校、生产队为组织，站在棋杆下，右手举起语录本，向主席像请示（今天我去做啥事情），晚上收工时也站在棋杆下向主席像汇报一天的工作情况。（这个生活方式，坚持不长时间就没进行了）。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忠诚，还要经常跳忠字舞。

证明条：出门，去外地，一定要带“证明条”，一般都是由大队开具证明。如果公社的证明带在身上，就很派头了。大队的证明一般是这样写的：兹有我大队社员某某某，男（女），现年xx岁，家庭出身贫农，政治清白，现由大队集体安排出外做工，请有关单位、旅社给予提供住宿方便，并给予大力支持。

穿着：不管男女，只能按国家发给的布票（开头每人每年发3尺布票，后来到1970年增加到每人每年1丈布票），拿到县百货公司或公社所在地供销社买布。成年人做一件衣服或裤子就要6尺布。做外衣的布的颜色只有蓝、黑两种。衣服式样也只有中山装、汉装、青年装、军装。男女普遍穿手工制作的布鞋和解放鞋。穿皮鞋都是国家干部（拿公家工资的人）。从乡下进城，年轻人喜欢背个军挎包，是最时尚的。

居民户：居民户的子女工作由国家安排（上山下乡插队后也先后回城安排），粮食每月凭粮证到粮站购买（大米成人月/28斤，每斤/1角4分）。节日时，由食品站发给肉票供应2斤猪肉（猪肉每斤7角4分）。

农村的尿壶：广大农村，家家户户，每个房间都配备一个陶质尿壶。

欹器
《荀子·宥坐》载“孔子问欹器”典故，孔子在鲁桓公之庙看到一件“欹器”，有“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性能特征。即空腹时器物倾斜，注水至水位居中则器物正立，水满则器口翻转。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孔子家语》《韩诗外传》《说苑》《淮南子》《文子》等汉儒编撰整理的古籍，多因袭《荀子》而成。
“欹器”又名“宥坐之器”，“宥坐”《说苑·敬慎》作“右坐”，可见除陈列于宗庙外，君主还常将此类器物放置在日常起居之处。《文子·九守》《淮南子·道应训》分别称“侑卮”与“宥卮”，前者认为三皇五帝时便已有之，尚古之辞而已。清人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欹器铭》对其用途与特质的总结恰如其分：“维古宥坐，制器示形。守中则正，太满即倾。”汉以前实物已无从考索，而据《晋书·杜预传》，杜预曾重新设计“欹器”献于晋武帝，《南齐书》《周书》也分别记录了祖冲之、西魏文帝再造“欹器”之事。1965年辽宁省北票市发掘的北燕冯素弗墓随葬1件鸭形玻璃注，器物重心在前，空体或装满水时前倾，半水时腹部加重，才得放平，和“欹器”颇类，当是为数不多的实物佐证。
显而易见，“欹器”并非日常实用器，而是特定象征意义的载体，其最初的功能是警示人君的治国理念与自我修为。“欹器”过满则倾覆难收，寓意人之自满会引发不良后果，即所谓“满招损”。
“欹器”典故起于战国时期，广泛流传则在汉初。
《荀子·宥坐》，孔子对如何“持满有道”有所阐发：“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挹，《说文解字》“抒也”，即疏导。损，《说文解字》“减也”，即减少。这段话是说在智慧、气魄、功劳、财富方面远胜常人者，当以守拙、礼让、谨慎、谦逊的品格自我要求，如此方为长久之计。《韩诗外传》记楚国令尹孙叔敖答狐丘丈人“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之言论，亦是同一主旨。
《周易·谦卦·彖》有“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被后世总结为“一谦而四益”。《老子》“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孰能安以动者将徐生。保此道者，不欲尚盈”之语，是说要在动荡中求安静，安定中保持行动，即为做到了不自满。《管子·法法》：“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可知古人评价人物，谦逊的操守比杰出的才能更为重要。最为典型者当数孔孟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之道”。“中庸”语出《论语·雍也》，朱熹训解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论语·先进》亦提到“过犹不及”。西汉刘向《说苑·敬慎》引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
《尚书·大禹谟》有“满招损，谦受益”“允执厥中”，《尚书·仲虺之诰》有“志自满，九族乃离”，此文系晋人伪作，但可视作魏晋时人行为规范的具体体现。宋代林逋《省心录》提到“器满则溢，人满则丧”“不自满者受益，不自是者博闻”，《明儒学案》所记王阳明心学体系强调“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此外，中国传统诗词书画多讲究“留白”，与上述思想正相谐适。
《周易·乾卦》有“亢龙有悔”之爻辞，《象传》解释为“盈不可久也”，《庄子·秋水》也提到“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可知低落的形势并非不可逆转。

博山炉
熏炉又称香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器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陶质熏炉，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铜熏炉，汉代熏炉以铜质和陶质居多。先秦时期，熏炉造型以豆式炉为主，炉身较浅，炉盖较平。这是因为当时香料主要是国产茅香、兰蕙等草本植物，常置于炉内明火燃烧，故炉盖需设计成较大镂孔，便于通风排烟。长沙马王堆轪侯夫人辛追墓出土的两件汉代早期彩绘陶熏炉便是豆式炉。

汉武帝时期打通西域、平定南越后，陆海丝绸之路都颇为通畅，西域和南海的香料涌入中原大地。大量进口香料如龙脑香等属于树脂类香料，常制成饼状或丸球状，需置于炭火上慢慢煨熏，香气方得以徐徐散发。香料燃烧方式的差异，导致豆式炉逐渐演变为博山炉。其炉盖逐渐增高，炉身加深，便于炉内堆起香灰，用炭火熏燃香料；镂孔变小，以防炭火过旺；高耸的锥形炉盖被浮雕成群山环绕，炉底承以底盘，可增强稳定性与安全性。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西汉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便是博山炉的典型代表。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于1981年出土于陕西咸阳市兴平市豆马村茂陵一号无名冢从葬坑，由青铜铸造，通体鎏金，局部鎏银，炉身细长呈竹节式高柄，整体上像一朵亭亭玉立、含苞待放的花蕾。该熏炉通高58厘米，盖高6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3.3厘米，重约2750克。底座呈圈足状，透雕有两条蟠龙，昂首张口吐出竹节形炉柄，炉柄分五节，刻竹叶枝杈，上端铸三条S形蟠龙托起炉体，半球形炉体口沿与腹部鎏银处浮雕四条金龙，九条龙与五竹节谐音“九五之尊”，是皇家身份与地位的写照。炉盖为圆锥形，透雕出层峦叠嶂的山峰，并以金银勾勒，神兽仙人出没其间，远望宛如一幅立体的山水画。炉盖口沿外侧刻铭文35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圈足外侧亦刻铭文33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表明炉盖与底座均为西汉御用之物，分别由内官和寺工制造并交付，序号为初三和初四。

“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博山炉的兴起，与汉武帝嗜香关系密切。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嗜香成癖，曾用“香木”作柏梁台，又以“花椒”建椒房殿。尚书郎上朝奏事前要焚香熏衣，东汉应劭《汉官仪》亦载尚书郎要含鸡舌香奏事。汉武帝还于七月七日焚“百和之香”迎请西王母，焚香祭祀时所烧天下异香多为进口的沉光香、祗精香、明庭香、涂魂香等。
当然，汉武帝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域外的香料，其原因在于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外交流频繁，商贸繁荣，大量香料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如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征和三年（前90年）汉武帝巡幸安定时，收到西胡月支国献返魂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起初不以为意，存放到外库。后元元年（前88年）长安发生瘟疫，亡者大半，汉武帝通过焚烧月支国香，成功驱疫，“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于是信知其神物也”。这个故事虽有夸大的部分，但客观上反映了西域输入香料是时人习以为常的现象。
月支国所献返魂香，据罗欣考证为产自条支国（今叙利亚地区）的苏合香；温翠芳则认为是产于中亚阿富汗南部地区的安息香；王永平综合二说，认为苏合香与安息香均属于从安息香属植物中提取的树脂；美国汉学家薛爱华也认为安息香就是返魂树胶脂；美国汉学家劳费尔和法国汉学家布尔瓦尔都主张苏合香在古代是从药用安息香里提取的；英国药物学家汉伯里也认为古代苏合香是安息香属植物分泌的一种芳香树脂，产于叙利亚、小亚细亚东南部、塞浦路斯及克里特岛各地。但无论何种说法，都承认两汉时期，外来香料备受统治阶级青睐，大量从西域或海外引进。如涂魂香以国名，据沈福伟考证，涂魂国指今阿曼港口城市佐法尔。又如薰陆香，属于树脂类香料，主要产于今土耳其、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以及南阿拉伯半岛等地。当时的西域使者来华献香，若斤两不够则可能不受重视，“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上述月支国使者献香四两，只被存放到外库。南海地区也是香料贸易的重要来源，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被封为涪阳尉，时人谓之“香尉”。
发达的香料贸易使得博山炉在西汉上层社会得到了广泛使用。今日所见的博山炉多出土于汉代王公贵族之墓，如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博山炉工艺精湛，装饰上采用鎏金银、错金银或镶嵌宝石等技法，尽显奢华格调。这些汉墓主人身份或尊贵或显赫，表明博山炉最初是由汉代工官设计制作，专供皇家和上流社会享用，亦可印证“汉朝故事，诸王出间则赐博山香炉”之说。此外，海外也有不少博山炉的藏品，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件极其精美的错金银嵌宝石铜博山炉。

关于博山炉的命名，多数学者如巫鸿等认为“博山”指代海上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是汉代神仙思想的反映。一些学者也有不同意见，如陈才智将“博山”理解为大山或广阔的山，意指山峦形制宽广。练春海从图像学出发，认为博山炉与植物和龙纹有关，传达出“龙升尺木”之意象，见解新颖独特。古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如吕大临《考古图》描绘的博山香炉亦是一株植物的形象。汉代人普遍认为尺木、建木、扶桑等神树，具有沟通天地的功能。竹节状炉柄的设计意图可能是把博山炉塑成“建木”类神树，用竹节表示天梯，起到沟通天地的作用。

关于博山炉的形制，欧美学者罗森、艾素珊和雷德侯等认为博山炉原型来自西亚，经由西伯利亚或中亚传入中国，甚至提出茂陵竹节熏炉原型出自梅尼尔私人收藏的青铜香炉，山峰形器盖旨在表现微缩的宇宙景观。所谓“汉代人不仅愿意使用外来奢侈品，并且还有能力重塑以及改造它们，博山炉可能就是这种对舶来品的改造结果之一”，是这些欧美学者观点的集中体现。
然而，博山炉实质上是早期中国本土豆式炉的变体，源自中国南方文化，如广州400余座汉墓中就出土熏炉112件，但洛阳烧沟发掘220余座汉墓仅出土熏炉3件。
博山炉也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伊朗波斯波利斯宫殿（约建于公元前518—前398年）出土的石刻浮雕上有两件阿契美尼德式香炉图，炉柄细长高耸，顶部呈圆锥形；土耳其亦曾发现一件同时代的银质阿契美尼德式香炉，高柄足与圆锥顶的造型设计，与波斯波利斯宫殿石刻浮雕香炉非常契合，制作时间远早于汉武帝时代。这些香炉的样式经由丝绸之路流传到了中国。西汉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等明显受到了西亚波斯文化的影响及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