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龙爪上的泥土
一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们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了，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揣在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侍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一直没来得及修理。粮囤里也没有多余的那份口粮。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孔发青。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一辈子经过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陈二娘吃过午饭，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动着小脚，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小麦最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
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强忍着疼痛扭头往家走，刚进家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根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淘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是“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
像一只小猪小狗一样，重八自生自长起来了。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从小到大，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
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
一年到头，朱五四的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他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即使如此，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中国人以聪明和勤劳闻名于世，中国的农业文明也领先了世界几千年。按理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然而，人口压力、频繁的灾害和贪婪的专制统治取消了中国人舒适生活的权利。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连同战乱和灾祸，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岁月。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那些慕名而来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中国虽然确乎像传说中的那样地大物博、声色繁华，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却远低于同期的欧洲人。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致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中国民众的生活：“我将告知你一件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却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们采取一些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 父母为了点点钱物而出卖女儿。……街上充斥了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这里都发生了”。
三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K·威尔伯）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的枷锁禁锢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朱重八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到十七岁以前，朱重八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子里面，人们的生活与外国人描写的毫无二致：“农民的贫困和无知，使人惊讶……吃不饱饭却终日不停地劳动，三十到四十岁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他们光着身子睡在炕上，盖的是爬满虱子的破布。几乎家家都用鸦片来麻痹自己。几乎每个儿童都长寄生虫，患有胃病、佝偻病和可怕的皮肤病。”（《延安日记》）
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患每个儿童都患的蛔虫病和皮肤病，却并没有耽误他长成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他找个土堆一坐，让孩子们跪成一排排，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谁叩头叩得不认真，他当时走下去，一脚撂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在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座军州”。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重八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聪明过人”。《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即朱元璋的母亲）常谓仁祖（即朱元璋的父亲）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即朱元璋）曰：‘岂在此乎？’”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这些评语并不是奉承皇帝的过誉之辞。然而，再聪明，他也不过是一个乡下孩子，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座军州”。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重八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聪明过人”。《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即朱元璋的母亲）常谓仁祖（即朱元璋的父亲）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即朱元璋）曰：‘岂在此乎？’”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这些评语并不是奉承皇帝的过誉之辞。然而，再聪明，他也不过是一个乡下孩子，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进朱元璋的身心。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帝国和民族精神里面。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邻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其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套院墙在农民生活中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务。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朝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朝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第二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点看，底层文化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精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交换一下罢了，并没有增加货物总量，却像变魔术一样地获得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都让他们想不通。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中国社会发展到宋朝，已经有了现代社会的雏形，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税收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严厉限制商品经济，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业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所有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他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甚至有的“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谏言者抓来囚死狱中，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至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帝国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四周又没有险要可守，从地理位置上讲，绝非建都之所。然而洪武二年，朱元璋却坚持定凤阳为中都。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他也毫不动摇。农民们在生活细节上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力求坚固气派。同样，为了经营中都，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用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甚至整条大街都用白玉石铺成。由于催工过紧，劳役太重，工匠们不堪忍受，他们在皇宫建筑里埋下木头小人，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把数万工匠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因此不得不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会变成大明王朝最为雄伟气派的都城。
初生鳞甲
一
元至正四年（1344年）春，朱重八还不满十六周岁，正处在懵懵懂懂的青春前期。这时的他，却已过早品尝到了命运的苦涩和严峻。
今天仍以洪水和污染闻名的淮河，几千年来不断地给两岸带来灾难。不过，至正三年（1343年）和至正四年，发生在淮河两岸的不是洪水，而是干旱。俗话说“羊马年好种田”，然而，至正三年这个羊年却一夏无雨，粮食减产一半。转年，元至正四年开年，又是数月不雨。
本来就不敢多下的米，每顿饭时又少放了。从草木返青开始，人们就四出剜野菜，剥树皮，搀在粥里吃。两碗野菜稀粥吃进肚里，一泡尿又都撒光了。
上天显然是存心和人们过不去了。就在人们的身体已经虚弱至极的时候，瘟疫又来了。症状是突然发高烧，上吐下泻，人很快虚脱，一般挺不过三五天就死了。一开始人们还没有在意，当每个村子边上都添上几座新坟的时候，恐慌才笼罩了整个凤阳。人们明白，这是上天又“收人”了。不少人家打起包裹，锁上院门，开始逃难去了。
朱五四逃了一辈子难，如今已六十四岁，须发皆白，身躯佝偻，实在逃不动了。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饱过的老人，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习惯于欺凌弱者的病毒首先把他列为攻击对象。老汉全身高烧，嗓子红肿，躺在床上绝望地呻吟。请大夫，对这户人家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烧上两炷香，然后，就是听着老汉的呻吟，等着他死去。
四月初六，五四终于结束了他的所有苦难，撒手去了。然而，对于朱家来说，这却只是灾难的开始。就在五四去世前三天，重八的大哥重四也倒下了，在大嫂的哭声中挺了六天，四月初九去世。死亡名单上的第三个是大哥的长子。最后，四月二十二，五十九岁的老母陈氏终于给这个名单画上了句号。
十六岁的朱重八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面前死去，却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六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精神打击不言而喻。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重八和他的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
二
从朱重八记事起，老朱家就不停地搬家。朱五四六十四岁的人生中搬过七次家，从江苏再到安徽，却也没有找到一块能养活一家人的土地。如今，他被土地榨干了一切，大地却没有准备他的葬身之处。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家里只剩了重八和二哥。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俩狠起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以为主佃关系多年，他不至于忍心让佃户暴尸荒野吧。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兄弟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刘德的胞兄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巴掌大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家破人亡，亲人离散，兄弟也准备像父祖当年那样，分头去逃难。在这个世界上，穷人的生命比一只蚂蚁还脆弱，这一分手，分散在茫茫人海，也许永世不能相见了。想到这里，兄弟俩抱头痛哭。多年后，朱元璋在《皇陵碑》中这样回忆当年的惨景：
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汪大娘，老人家挪着小脚，过来安慰兄弟俩。大娘说，二哥一个人出去还行，重八年龄太小，怎能一个人出门！不如到村头皇觉寺里当个和尚吧！
同一方水土的人，如同一根藤上的瓜，心都是连在一起的。虽然自己也是穷得揭不开锅，汪大娘还是掏出压在箱底的钱，替重八买了香烛礼品，让儿子小三儿陪重八到了庙里。
三
虽然是自学成才，但朱元璋的诗文通脱自然，朴茂雄强，颇有可观之处。请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三年流浪生活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这一百二十字，是关于朱元璋流浪生涯的唯一记载。文语直白，情辞并茂，把少年朱元璋流浪路上的形单影只、艰苦悲凉表现得相当动人。可惜，基于流浪生涯对朱元璋的一生轨迹的重要性，这一百余字无疑是太寥寥了。我们必须在这一百二十字之上深入探索，来推断这三年风雨对他的影响。
朱重八在皇觉寺半饥半饱的小和尚生活，只过了五十天。全县大饥，寺庙里的粮仓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几个和尚叫到一起，宣布粮食已尽，只好封仓，叫大家各谋出路。
对朱重八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乞讨了。寺院生活把他从一个农民变为流丐的时间推迟了五十天，而且还给了他一套比一般乞丐体面一点的行头：一套僧装，一个木鱼，一只瓦钵。一般的乞丐叫“要饭”，他则可以聊以自慰地称为“化缘”。名目虽异，内容则一。
当朱重八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钵，走出皇觉寺破败的大门的那一刻，世界在他眼里变了。在此之前，他朱重八是被许多套定位系统牢牢锁置在大元社会的一个细胞：不论是户籍本，家谱，还是和尚度牒，都表明他是被这个社会牢牢控制着和规定着的。他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的一个男丁，是朱氏和陈氏家族亲戚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结点，经纬分明，一目了然。他的未来生活本当恪守三纲五常、乡规民约，信奉鬼神，尊敬长上，安分守法，勤苦成家，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生老病死。
可是，因为这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他身上所有的锁链都被扯断了。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官府不再管他，甲长不再管他，甚至现在连寺庙也不再管他，平生第一次，他一无所属，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断了缆绳的一艘小船，任何大浪打来，都有可能吞没他。
他沿着乡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老和尚说南边年景好点。路边的景色，变得越来越陌生。经过一个大村子，他挑了一家高门大户的院子，有点胆怯地扣动了门环。
四
可以想见，从一个重信誉、好面子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第一次向人家开口要饭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碍。
老半天，门开了，门里人探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咣”地把门又关上了。朱重八心里一凉。正当他犹豫不决转身要走的时候，门又开了一条缝，一只拿着勺子的手伸了出来。重八赶紧把瓦钵伸过去，勺子一倾，一把生了虫子的糙米哗哗滑落：“今天已经过去三个化缘的了，就这点了，快走吧！”
中午，朱重八就在村边的破庙里找几块石头，支上瓦钵，倒上水，把这把米煮得半生不熟，勉强填了填肚子。
艰苦的流浪生活就此开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着又往西走到河南固始。随后的几年中，他又相继流浪到河南信阳、临汝，往东折向河南淮阳，经河南鹿邑、安徽亳县，又前往安徽阜阳。一路爬山涉川，云水飘扬。可以想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在乞讨路上会品尝到多少常人体会不到的饥饿、孤独和艰辛。有好几次，他差点命丧虎狼之口。他吃过大户善人施舍的白面馒头，也曾吃过草根、野菜。他住过高门大户的下人房，住过村边的破庙，也曾经睡在山洞山崖，睡在雪地里风雨中，天为幕，地为席。他一路念过佛号，也帮人打过短工。在许多城镇里他和乞丐们打过架，有的时候，他也曾加入当地丐帮，一起设局骗人。在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他还做过小偷，趁农忙村民们都下地的时候，跳墙进入人家家里，偷厨房的食物、柜里的银钱，也偷院里的鸡鸭。有几次，他还做过更为恶劣的行径：抢比他更饥饿的人的粮食，甚至掘过坟、盗过墓。
朱重八游荡三年，相当于在社会大学读了三年书。由于悟性高，他的成绩也非常出色。经过最初的不适应，他已经成了流浪的老手。这种生活让他大开眼界。
和平静的孤庄村比起来，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太繁华了。他见到了在孤庄村里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到的社会百相。
元末人口日益繁盛，政府统治力下降，社会越来越呈现多元化，世相越来越纷繁复杂，因此，对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来讲，这个世界真是险恶重重。仅就骗子来说吧，多如牛毛。如今中国社会上的种种骗术，千百年前就已经流行在江湖。元末的文献暂不论，《武林旧事》所载宋朝市民社会的发展可参照：商业繁华之区，人口密集，游手好闲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所谓“美人局”（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人）、柜坊赌局（以赌博、游戏、结党等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卖买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以至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弹压，必得精悍钩距、长于才术者乃可。”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世相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朱元璋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说：其“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
江湖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性格。走出孤庄村时，虽然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胆大聪明，朱重八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损坏了他的道德素质。对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朱重八来说，活着就是目的，吃饱就是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儿的生命哲学。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流浪生活就是踩在刀锋上前进。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抓住了就是生存，抓不住就是死亡。江湖奖励勇敢和果断，淘汰懦弱和被动。随着一次次与死亡擦肩，主动冒险精神成了朱重八性格的一部分。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人。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不得不长出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寒冷中长大的人必然生长铁石的心。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孤庄村，人们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成人，眼睛里的热情、天真不见了，却多了一丝瘆人的阴凉之气。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五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应天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对朱重八来说遥远得以光年计。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朱重八是品位不错却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的话，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却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对朱元璋个人来说，从赤贫到天子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这是一件极端得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一万种机缘巧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他这位布衣天子。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峻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
惊讶吗？这就是事实。如果熟读史书的话，中国历史会经常给人这种出乎意料的结论。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鏐‘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
阅读这些开国皇帝的传记，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氓化或者说是流民化的过程。
因此，三年流浪对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来说，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关节，是他从赤贫到皇帝必须经过的一道手续、一次培训、一次考试。从农民到游方僧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的改变，而是一次心灵的质变：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朝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逼得农民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而历朝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使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令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美］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因此，指望这些被摘取了麟甲和爪牙的驯服动物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牙齿和利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剪断他们身上的条条绳索，把他们放逐到正常社会之外，放逐到皇权、族权、三纲五常的教化之外，让他们在风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鳞甲，恢复原始野性。历朝无能的统治者正是在不断地做这样的事。他们的低能统治把大批农民逐出土地，只能靠流浪为生，就像朱重八一样。
一旦披上麟甲，他们就注定会在历史上兴风作浪。社会其他阶层的头脑和视野很容易被几亩地几本书牢牢控制。而江湖之人却得天独厚，长期混迹江湖，给了他们精明的头脑，使他们更容易参透中国社会的秘密。毛泽东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 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由于在正常社会里没有身份和地位，游民们没有羞耻感这个障碍，做起事来不循常规，敢为常人所不敢为，善于脑筋急转弯、闯红灯或者绕红灯。项羽用刘邦的老父亲胁迫刘邦投降，刘邦却说：“你我曾经结拜，我父就是你父，如果你一定要煮杀你的父亲，那么望你也分一杯肉羹给我吧！”项羽无论如何想不到刘邦会给出这样的回答，他自以为一定会起作用的威胁只好作废。这就是流氓战胜贵族的典型例子。
长期的风霜雨雪练就了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强大意志力、野蛮性，这些在乱世中往往是决定性的力量。他们能杀人不眨眼，能壮士断腕。以求全生。书生们也许同样精明，但是他们的禀赋柔弱，没有摧锋折刃的胆量，因此只能做这些绿林豪杰的助手和谋士，跟在他们身边吃一点残渣剩饭。历朝开国帝王虽然利用士人，但大都瞧不起士人。所以，刘邦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忍不住要恶作剧，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
有了头脑、脸皮和铁石心肠，他们已经初步具备在一个恶性竞争的社会里成功的能力。再加上上天赐予的机会，他们当然会惊天动地，青史留名。
练就帝王心
一
清人赵翼对朱元璋的评价被许多人认为十分准确：“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流氓的狡黠与狠毒。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原因，却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
史称朱元璋“地主阶级化”前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率领汉人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英雄。岂知他走上英雄领袖生涯，实是迫不得已。
虽然在大元统治下朱氏一家经常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对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满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饭，都是朝廷所赐，这种观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终其一生，朱元璋始终把元朝入主中国、享受汉人膏血视为“奉天承运”，“顺天应人”，理所当然。他说：“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由于后代皇帝“驭下过宽”，不能自己独揽大权，才不幸失去天下。元朝被推翻后，他说“元祖宗功德在人”，把元祖牌位列入历朝帝王庙，世世祭祀。这并不仅是为重建纲常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他来说，报大元生养之恩，尽前朝良民之责任，乃是理所当然。
因此，朱元璋一开始没有“积极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几年中，大元天下已经是烽烟处处，而史料并没有留下朱元璋“向往革命”的蛛丝马迹。那时，白莲教遍布乡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目睹，但是没有任何他参加白莲教的记载。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抢，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造反”。在结束流浪生涯，回到皇觉寺后，虽然已经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之残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莲教革命思想的影响，朱元璋还是选择了老老实实做一个前途黯淡的和尚，并且在冷冷清清的庙里一待就是三年，他认认真真地跟老和尚学念经、吹法螺。《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
朱元璋一生为人做事的特点是认真敬业。登基后，从他仍然对佛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事实看，说明在三年和尚生涯中，他对佛教经典确实是下了点功夫的。后半生他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也许继续做和尚，也许积点钱买几亩地还俗做农民，也许会学门技艺，做个木匠或者瓦匠，只有军人不在选择之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实在不符合他谨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乱世，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离奇，你越怕什么，什么就偏偏会来到你身边。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年头上，农民起义的烈火烧到了皇觉寺边。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十一，安徽定远的大地主郭子兴等五人起兵于定远，试图与元一争天下。附近农民几万人，“弃农业，执刀刃器”，纷纷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郭子兴等率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占了濠州，皇觉寺所在地区被纳入起义军的势力范围。
乱世里没有清静之地。起义军三天两头来庙里搜粮食、找吃的。不几天，元军又驻扎附近。他们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交锋，每天到各村抢劫，见人就抓，当作“乱民”送到长官那里报功领赏。和尚们在庙里成天提心吊胆，看这样子，保不住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当“乱民”，被砍掉脑袋。没办法，白天只好揣个饼子，躲到山里，等太阳下山了，再回来睡觉。
岂料在两军夹缝间，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那天和尚们下山，庙已经没了。原来起义军来庙里找吃的，一粒粮食也没找着，一生气，一把火把庙给烧了个精光。
朱元璋彻底走投无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烟处处，天下已经没有安静的地方。兵为刀俎，民为鱼肉。看来在这个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只有拿起武器，才有可能活下来。可是，当什么兵，也是个问题：“出为元兵，恐红巾至，欲入红巾，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
在残垣断壁里忍饥挨饿躲藏了几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个哥们给他捎来的音讯。原来这个哥们已经加入红巾军了，说如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很，劝他也快快参加。
他并没有欣然往赴。谨慎的天性让他一次次拖延。这时，命运给了他又一次推动力。大师兄告诉他，红巾给他捎信的消息已经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军举报他呢。
事已至此，他还是没下定决心。他找到了一尊没被烧坏的菩萨像，想让神佛给出出主意。点上香，磕了头，拿起神案前的两块木片，按老和尚教给他的卜卦法卜算起来。第一卦问：应该去当兵还是继续当和尚？答案是应该当兵。那么，当红巾好还是当官军好？答案是当红巾。
一个伟大农民起义领袖的命运就这样被两块木片确定下来了。革命与反动之间就这样一念之差。不过，这个一念之差一直让朱元璋感觉不好意思。后来，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朱元璋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哪有什么好东西）？”登基即位后，这固然是为维护皇朝统治而不得不以造反为非，也未尝不是朱元璋参加革命大业时的部分真实思想。
二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一个穿着破烂袈裟的年轻和尚来到濠州城下，向守门的士兵要求进城去，参加红巾军。这和尚身材高大，黑长脸，大鼻子大耳朵大下巴，双目炯炯有神。守兵觉得他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面对雪亮的大刀，这个人沉得住气，并不害怕。鉴于城外元军密布，守兵认为面前这个人有可能是元军的奸细，发一声喊，几个人按住年轻和尚，五花大绑，拉到护城河边准备砍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是形势的需要。在这些初级阶段的革命者看来，可以随便杀人也是起义者的一种特权。
选择了当兵就是选择了风险，朱元璋早有心理准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当成兵就可能先成刀下鬼。不过朱元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的第一反应是声嘶力竭地呼喊，试图吸引更多的军人来围观，也许会有人出来制止这几个守兵的野蛮行径。
这个做法救了他。正在城外巡视的起义军元帅郭子兴听到了他的呼喊，驰马赶到，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从这个二十四岁的小和尚眼里，郭子兴看到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内容。冰凉的刀片贴在脖子上，这小和尚的眼睛里，却看不到慌乱。从这个心灵的窗口，你能看到他的大脑在紧张地运转，迅速地做着各种判断，以求拯救自己于危局。他沉着地回答着郭子兴的问话，神态恭敬，语言流利，逻辑周密，三言两语就使郭子兴确信他不是间谍。
否极泰来。护城河边这意外的一遇，开启了朱元璋成功的序幕。郭子兴对这个机智勇敢的年轻人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不久，他就把朱元璋调到元帅府做了自己的亲兵。
注定朱元璋出类拔萃的品质是，不管做什么事，只要着了手，他都会全心全意地做好。既然选择了军人生涯，他就强迫自己竭尽全力，去做一个出色的士兵。
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郭子兴不断发现珍贵的品质，头脑异常清楚，说话条理清晰，做事谨慎周密。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年轻人常有的轻浮鲁莽，有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缺乏的沉着老练。交给他几件事，都办得妥妥帖帖。出兵打仗，这个年轻人很勇敢，“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出色地履行了亲兵的职责。郭子兴尝试着叫他带小队出征，每次朱元璋都身先士卒，得到了战利品，从不独吞，总是和大家平分。时间不长，朱元璋就成功地在小队里树立了威信。
郭子兴知道他碰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渐渐地，他有些事，开始找朱元璋商量，让这个年轻人帮他拿拿主意。朱元璋的意见常常出乎他的意料，然而经朱元璋分析解说之后，郭子兴又觉得确实很有道理。他对朱如此激赏，以至不久，他就把自己的干女儿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这个赤贫农民的儿子，前流浪汉与和尚，现在成了义军元帅的女婿，不久，又由小队长升为镇抚。大家改口称他为“朱公子”，有生以来，他开始有了地位，也有了可以看得见的前途。直到这时，他才确信，菩萨指给他的道路是正确的。军人生涯固然风险最大，可是也收益最高。如果不是参加义军，很难想象，以朱元璋的出身和素质，会如此迅速地出人头地，在社会阶层上获得令人炫目的晋升。
朱元璋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军人生活。朱元璋甚至发现自己原来天生就是一名军人。
三
这个“志意廓然，人莫能测”的农村青年，很快让人们领教了他的精明和老辣。成为“朱公子”之后，朱元璋不断四出征伐，一路飞黄腾达，很快升任总兵官。
至正十三年（1353年）冬，朱元璋看到濠州的红巾军首领们只热衷于抢劫财物，没有远大计划，自觉和他们一起混下去没有前途。乃向郭子兴要求，带领二十四名亲信离开濠州，向南方去发展势力。
南下路上，朱元璋的流氓手段得以牛刀小试。出发不久，他听说定远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人的地主武装，孤军乏粮，在元军与起义军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投向哪一方为好。朱元璋亲自前去招降，到了张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许愿，这支武装的首领大为心动，答应来投朱军。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没几天，有人来报，说张家堡的这支人马又变了卦。朱元璋一听到消息，当机立断，骑马赶到张家堡外，派人去请首领，说有要事相商。首领一到，朱元璋立刻缴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军，然后又派人到张家堡，说首领又变计，转投朱军。手下不知是计，三千义军跟随而来。首领无法，只好承认了既成事实。就这样，三千地主武装被朱元璋招降成功。
除了招降成建制的武装，朱元璋一路又大量招集那些被灾荒赶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大军向南，一举攻下了滁州，队伍发展到了约三万人。
不久，郭子兴去世，朱元璋成为义军队伍实际上的领袖，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军事生涯。五年的战争风云，催使他的权术日趋精熟，心机日益深重，推动他绕过一个个危机，向权力的顶峰迂回前进。
他善于“以术驭人”。至正十五年，郭子兴部攻和州，郭子兴以朱元璋为前敌总指挥。然而，郭子兴手下的其他总兵官却对朱元璋不服不忿。原因当然是他年纪轻、资历浅，蹿升太快。总兵官集体议事时，朱元璋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那些老资格的军官大为不惬，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什么朱元璋是靠着“娇客”的身份蹿上去的，说什么出生入死不如娶个好老婆。
朱元璋以他极高的天分，树立了一个“以术驭人”的典型例子。为了确立自己的威信，他叫小兵把会议大厅的椅子撤了，换上长凳。这样在开会时，各人就可以自由挑选自己的座位。第二天朱元璋有意迟到，进会场一看，诸将果然都老实不客气。那时以右为尊，他们把右边都坐满了，留给他最左边一个位置。朱元璋一句话没说就坐下了。开会了，讨论军事问题，排在右首的人先发言。这些大老粗坑哧半天，也说不出几句有水平的话。最后一个轮到朱元璋，他侃侃而谈，分析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了。这样的情景出现几次后，再开会时，大家都自觉把右边的位置给他留出来了。朱元璋的威信就这样逐步树立起来了。
他善于故作姿态、故作宽大，来收拢人心。韩林儿“大宋皇帝”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俘虏了陈兆先军三万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征服军心，朱从俘军中挑出五百名精壮，说要安排给他们特殊任务。这些人不知道朱给他们什么任务，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亲兵撤走，让这五百人做自己的大帐侍卫。自己钻进帐篷，脱下战甲，倒头就睡。这五百人感动不已，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万六千俘虏也由此军心安定，很快成了朱军的主力。
对待自己欣赏的俘虏，朱元璋有时甚至宽大到没有原则的地步。猛将朱亮祖被俘后，朱元璋立刻委以重任。不料几个月后他又叛归元朝。后来，在战斗中又一次被朱元璋俘获。朱元璋爱其武勇，再次释放他，命他带大队兵马跟徐达等人去攻打宣城。朱亮祖由此倾心卖力，为朱元璋屡立战功。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朱的本性相当狭隘敏感，他的宽大仁慈并不是出于天性，而完全是出于理智的考量。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必要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高明的演员。
为了寻找生存空隙，朱元璋经常朝三暮四，虚与委蛇。朱元璋的军事生涯，主要是在与周围的汉人武装自相残杀，他不肯为抗元大业做多少贡献，在抗元战争的最关键时刻，他看到形势对义军不利，竟然两次派人送重礼给元军，准备投降元朝，夹击义军。元政府大喜，授他以“行省平章”的高官。幸亏此时义军势力又起，朱元璋这才打消了投降的念头。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还保持着骑墙态度，并不与元军交恶，给自己留有余地，万一元运复兴，他又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脚下，不失富贵。（吴晗《朱元璋传》）
至于忘恩负义、斩草除根，这些中国权谋家惯用的伎俩，他也运用得十分出色。在北面，全靠韩林儿为主的红巾军抵抗元军，他才能从容在南方发展。因此，他也一直奉韩林儿的“正朔”，上表称臣。当他实力壮大，韩林儿对他无用之后，他派人用船到北方去接韩林儿，说要迎他来坐天下。船到江心，却被他派人凿沉。从此之后，朱元璋再也不提自己曾经是韩林儿的臣下，连当年立的一些石碑，也因为曾经用了韩林儿的年号，一律捶毁，文字史料，更是消灭得一干二净。
四
当然，朱元璋取天下，并不仅仅依靠厚黑手段。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朱元璋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在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集庆（今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具体又各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适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朱元璋不但展示了他驾驭全局的能力，更展示了他杰出的分析人的能力。
在毛泽东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因一念之转，这个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这一军事传奇的产生，离不开朱元璋脚下这片独特的土地。
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超群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人才辈出，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过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的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亦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的、片断式的灵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也许是因为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琢磨人”上。《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讲如何与人相处。所以，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这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自然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战场上，需要的正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阴谋来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借刀杀人……
战场是中国人表现才智的最佳舞台。正如西方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一样，其实也可以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军事家。
所以，中国古代缺少其他门类的专家大家，独大军事家层出不穷。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这里不需要什么“军校”来培养人才。朱元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五
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也不过中等偏上水平。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论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独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第一点是重视军纪，善于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
虽然历朝农民起义者据说是历史中最先进因素的代表，但绝大部分人个人素质并不高。从各地义军领袖的绰号我们就能看出一二：什么“棒胡”“韩法师”“芝麻李”“金花小姐”……他们一般都出身流氓无产者，之所以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残忍，然而文化素质低下、目光短浅却是他们的通病。这些绿林英雄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劫富济贫”，一心帮助阶级兄弟。他们连阶级兄弟也抢，甚至在大户逃亡净尽的时候，他们主要得靠抢阶级兄弟为生。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他们占领濠州，‘哨掠四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有时甚至放火焚烧庐舍，弄得人家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攻占和州，仍未改旧习，‘破城横暴’，随意砍杀掳掠，抢劫妇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民心浮动。”（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那样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饮，明朝弃尸马前。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这个人，登上皇位前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最和善的面孔。他所图的，是帝国大业，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深知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所以，独自带兵之始，他就十分注意军纪。他对手下大将说：“我每次听说你们攻下一城之后不乱杀人，就喜不自胜。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网罗密布的地方。百姓们会逃离野蛮的军队，而归顺到不乱杀人的武装之下。”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召集手下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城破之后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参阅《皇朝本纪》）他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在乱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后来，在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走投无路，举火自杀。因为他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内百姓对他感激得无以复加，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张王”。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晚上，苏州人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灯来纪念他。所以，朱元璋军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很快就赢取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这为朱元璋建设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渡江之后，朱元璋更加重视军纪建设。他明令士兵破城之后，不许抢劫。作为补偿，他集中没收大户的财产，平均分给将士，将士所得倒也不比抢劫所得少多少。此举以后成为定制，从此军人百姓，两相安静。
为了凸显自己的仁慈，在攻下许多城池之后，朱元璋都释放罪犯，减轻刑罚，宣布小罪可以免于处罚。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朱元璋十分擅长搞政治攻心。在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因军事进展不顺，心情不好，对俘虏的朱军大开杀戒，表现得毫无风度。朱元璋却利用俘虏，大造政治攻势。他听到陈杀俘的消息之后，命令全部释放陈军俘虏，有伤的派大夫治疗，然后悉数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对瓦解陈的军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岂料据有天下，普世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严苛残忍，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六
与普通武夫不同的第二点，是朱元璋对书籍的兴趣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对待士人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士人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粗豪气质又与士人格格不入，十分反感士人的酸腐柔弱。所以，大部分起义军领袖对读书人没有好感，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朱元璋却不一样，他深知“知识就是力量”。他尊重这些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在军中朱元璋专门养了几个秀才，得隙就向他们学习读书认字。
许多在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久闻朱元璋军“不嗜杀人”，对他很有好感。从这一迹象上，他们看到了“做稳了奴隶”的希望。又得知朱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错误。”在空闲时间他由浅入深，学习读书作文。不能不承认，朱元璋在语文上，确实有些天才。至正十五年（1355年），他写下了平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粗犷豪朴之气，扑面而来。在后来，他的吟诗作文越来越熟练，其中也颇有可读之彝。清初谈迁《国榷》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浏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
对知识分子的成功招徕使他建立起了元末群雄中最雄厚了智力资源库。刘基、宋濂、朱升等一时名士尽入囊中，使朱元璋的战略水平大大提升，这是他最终问鼎的另一个关键。
七
第三个不同点是朱元璋的“谨慎”。他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
朱元璋一生做事，信奉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朱元璋的一切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划，三思而行的。他很少冲动冒险，也不追求侥幸。起兵之初，其他豪杰信奉流寇主义，喜欢流动作战，经常是攻下一城，饱掠一番即扬长而去，征杀数年也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而朱元璋与众不同，攻下一地后就张官设吏，进行根据地建设，巩固一块后，再徐徐向四周扩展。所以，在群雄之中，他露头角最晚，势力发展却最为迅速。
朱元璋为人耐性极佳，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史称给朱元璋带来了胜利，殊不知这也是朱元璋本身的一贯思想，只不过朱升之策恰与朱元璋同心而得其认可罢了。朱元璋从来不务虚名，不求近利。朱元璋自己说过：“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不事虚诞。”（《明太祖实录》）郭子兴死后，他被韩林儿政权仅任命为郭子兴部的三把手，他也不急于正名，而安于实际上的一把手、名义上的三把手这个地位。他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脱身，却依然委身韩林儿政权之下，直到确有把握才脱离。他说：“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早就有人劝他称帝，他迟迟不同意。
朱元璋是反元力量中称王称帝最晚的一个，但也是唯一笑到了最后的一个。
八
战争是如此有力的一只重锤，它对人的心态、性格、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
来到郭子兴军前的朱元璋已经是一块好铁。上天在不经意间，安排给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一个出色的大脑。从小经历的艰难困苦给了他高度的自制力。
即使如此，朱元璋也不过是一块不错的铁胚罢了。是战场成就了最终的朱元璋，那个绝对冷酷、精明、狡猾、强大的朱元璋。
战场是练就男子汉的地方。古今中外，顶级的男子汉都是在战场上练就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提供炼成其所必需的高温和高压。
战争要求军人具备的第一条素质就是“不动心”。战场是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在战争中，军人承受着常人在常态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巨大压力。危机重重，千钧一发，生死攸关，在鲜血、烽烟和呐喊中，一个人很容易乱了方寸。然而，战场又是一个不能犯错误的地方，每犯一个错误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漫长的军事生涯使朱元璋原本温度就相当低的心达到了零度状态。他能对战士们的鲜血和呻吟无动于衷，能够把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当成自己赌博场上的筹码，能排除一切情绪干扰，在最复杂的情况中冷静地选择最合理的策略。
战争，把朱元璋那本来已十分精明的头脑锻炼得更加精确。
在战争中，一个统帅所需要考虑的变数太多了。天气、地理、后勤、敌情、我情……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战争需要一个人的思维迅速、周密、严谨，把每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得考虑进来。战争需要军人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一台超高性能的计算机，在战场的厮杀呐喊中能进行高速精确的计算。
战争，把朱元璋本来就已经谨小慎微的个性修正得更加严谨。在战场上，他变成了一只极具耐性的狼，不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不到有九成把握的时候，绝不贸然出击。在巨大利害的压迫下他能寂然不动，长久地忍耐，一旦机会来临，则“动如雷霆”，一举摧垮敌人。
在一次次的危机、逃亡、死亡的绝境中，这块铁里的杂质被命运的重锤一点点砸出去。在十余年军旅生涯之后，朱元璋终于百炼成钢。他练成了一颗超人之心。水一样沉着，弓弦一样柔韧，钢一样坚硬，冰一样冷酷。这颗心只受利益支配，并绝不会被感情软化。这颗心能承受任何巨大的压力，能冷静面对任何艰难的挑战，能指挥他的手和嘴，发布任何别人所不敢发布的不义命令。大明王朝开国帝王后来在治国中表现出来的铁腕、周密和残酷，都是由这颗心所决定的。
九
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
军事思维是在恶性竞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如学者吴兴明先生所言：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军事思维的典型表现。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在战争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虑到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待人接物，所看到的危机自然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诫侍臣：“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
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灼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
在给子孙们写的《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你们做皇帝时，即使安居无事，也要常怀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怠慢。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万一有事好跑！”
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朱元璋习惯了高强度、高密度的脑力劳动，习惯了每时每刻估量形势，算计对手，习惯了激越昂扬的行进节奏，习惯于享受“与人奋斗”的乐趣。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没有对手。所以，在陈友谅、张士诚、元朝皇帝一个个消失了之后，他开始了寻找对手的漫长过程。
洪武初年，朝中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即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说同一方言，有的干脆就是他儿时一起做游戏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过，取得天下之后，这些人对朱元璋来说，已经无用了。相反，他们拥有的权力，对朱元璋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朱元璋本是心胸狭窄之人，对臣下之一举一动，悉加注意，经常对臣下的举止表示不满，说：“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在他“危机放大”的军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镜下，他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在其视野里，他原来的朋友一个一个变形成了对手。
在军事上，抢占先机，趁人不备，打闪袭战，往往能大获全胜。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灼于未形”，在功臣们还没明白过来时，就大批把他们杀掉，消除尚不明显的隐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突然宣布宰相胡惟庸妄图谋反，将他赐死，并且把和胡氏关系密切的淮西贵族一个个深文周纳进去，觉得谁不可靠，就把他牵到胡案之中，全家杀掉。整个胡惟庸案先后诛杀了三万余人，其中包括朝中最有权力的二十二名淮西贵族，都是公侯一级，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李善长被杀时已经七十六岁，作为开国元勋，替朱元璋办了三十九年事，位极人臣，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满门被杀。
胡惟庸案杀的多是文官，后来，朱元璋又制造了蓝玉案，又杀了一万余人，这次多是武将。通过这两次屠杀，朱元璋将满朝最有实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了。
军事思维是功利化的思维，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信仰。在权谋化思维习惯的支配下，朱元璋的治国方法是无巧不取，无利不谋，无所不为。他竭尽全力维护三纲五常，推崇儒家正统。然而，因为《孟子》说过“民贵君轻”，有违他唯我独尊的心态，就居然敢删节《孟子》。他不尊迷信，但为了蒙骗百姓，就以神道设教，甚至装神弄鬼，用迷信来骇人。战时，他喜欢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对权术运用精熟。战后，对兵书中的机谋权变之术，他却一概斥为卑下之识，反对人们去研究它。因此，他屡屡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他远交近攻，对外宽容，对内残忍。对他统治力所不及的少数民族、边疆邻国，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来，大方之至，并且列出周围的不征之国，要求子孙和他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然而，对于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残忍，苛刻无情，为了一姓之私，妄图永世囚禁万民，成为他的家奴。
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手段也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治国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天下未定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江西袁州（今宜春）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欧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材料，为他的正确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开朝后，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大用特务，监视帝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出侦察臣下的活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他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国初事迹》）这些人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应天（今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定制。他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战争时从纪律中得到的甜头，使朱元璋对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严治军，是他的一贯作风。与开朝后规定的林林总总的法条一样，朱的军纪严苛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有一段时间，朱元璋在军中禁酒，喝一口即是死罪。大将胡大海领兵在外围攻绍兴之时，他的儿子胡三舍和两个朋友上街喝酒，被朱元璋抓了个现行。身边随从诸将都为三舍求情，说胡大海在绍兴战事正紧，此时杀了他儿子怕影响胡作战。朱元璋不为所动，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说罢，拔出刀来，一刀把三舍的头砍了下来。
开朝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他对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样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对任何违反他制定的法规纪律的人，一律毫不手软，绝不放过。义子、亲侄朱文正官至大都督在镇守江西期间，骄侈荒淫，强奸民女。朱元璋在马皇后劝说下才免他一死，罢官置之凤阳，守护先人坟墓，后来因为逃跑，即被朱元璋赐死。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朱元璋毫不手软，得知之后，立命抓来赐死。
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开朝后的治政方针就是严刑峻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稍有违反，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即被剥皮处死。出行不带“通行证”，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发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翻开《大诰》，随处可以看到朱元璋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
龙椅上的农民
一、均平天下
（一）
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南方全部平定，北伐大军也一路奏凯，天下大势已经板上钉钉。朱元璋这才定下心来搞登基大典。古礼三推三让，他不耐烦搞那套劳什子，只一让便答应了。发布诏书，报告上天说：“唯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唯上天赐我英贤之才为辅，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
没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那个龙椅前要经过多少繁文缛节。祭天，祭地，祭什么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甚至还有城隍。饮福、受胙、送神，林林总总。在这些令人疲惫的环节中，有一个典礼让朱元璋真的动了感情，那就是追尊祖先为皇帝皇后。父亲朱五四被尊为仁祖淳皇帝，母亲陈二娘被尊为淳皇后。朱元璋身穿绘有日、月、山、龙等图案的衮服，戴上平天冠，跪在祖先牌位前。读罢册文，略一闭目，父母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他们的悲惨命运与龙袍和皇冠是那么不协调。起兵以来，权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他很少有暇想起往事。只有这一刻，他才猛然一惊，清晰地看到自己是从何等低微的位置爬上来的。一时间，那个四处漏风的茅草屋家中散发着酸味儿的一切，又清晰地出现在脑海。这期间的落差，让他突然感觉有些眩晕。
他定一定神，心里默默地说：“爸、妈，不光你们想不到，儿子自己也没想到能有今天。”
（二）
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朱元璋是何时背叛了农民，成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太祖皇帝地下有知，一定会龙颜大怒。
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朱元璋一天也没有忘记早年的艰辛，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在诏书中，他屡屡说自己是“农夫”：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他多次对大臣们讲，农民的生活多么艰苦，教育他们要关心、爱护农民：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之中，最劳苦的是农民。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很少得到休息。风调雨顺之年，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劳，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饥寒……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
正如清人邹潘在《天潢玉牒》中所说的那样：朱元璋一生诚心爱民，尤其同情贫弱之人，一说起稼穑之艰苦，每每为之涕泣；他对于富豪大户兼并他人土地，贪官污吏榨取百姓钱财，深恶疾之，犯者必置诸法。在历史上，像他这样对农民和地主爱憎分明的皇帝，绝无仅有。
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农民皇帝刘邦本质上是一个流氓而非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可以被称为中国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着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他绝无声色之好，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点朱氏家业，从登基到去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他的节俭，在历朝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皇帝的生活用具，按规定应该用黄金制造，他指示一律用黄铜代替。他不喜饮酒，每日早膳，只用蔬菜。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唯一没有背叛“农民理想”的起义领袖，终其一生，朱元璋都在为实现农民乌托邦而艰苦奋斗。在他的帝国蓝图中，“农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他治国举措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着对农民利益的根本关切。
（三）
为了判断朱元璋到底有没有背叛农民阶级，我们必须首先判明什么是农民阶级的社会理想。
我们不能想象，那些追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怀抱着红军式的革命理想。作为自然经济时代的小农，他们既渴望平等，又迷信权威。归结几千年来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们的社会理想，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必须有一个严厉、公正、说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杀伐决断，慷慨地向农民身上泼洒阳光雨露。这个明君应该强大威严，洞察一切，任用忠臣，摒弃奸佞，像父亲一样赐予他们纪律与安宁。这个明君又应该仁慈无比，轻徭薄赋，像母亲一样关心爱护他们，在灾害年份及时救济他们。
第二，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是农民们最大的理想，也是历次大型起义的口号。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们懦弱、自私又善良。他们受够了别人的欺凌，最知道受人欺负的滋味，因此，每个人的土地和财富大体平均，谁也不必遭受嫉妒心的折磨，就成了他们千百年来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在孔夫子那里，这个农民理想就被文绉绉地描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最佳白话文解释应该是：“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别人比我多。”
第三，作为平均主义的补充，这个社会又应该等级鲜明。天在上，地在下，父为尊，子为卑。“权威主义”的人格结构决定了农民们强烈渴望等级明确、秩序井然的稳固不变的社会。农民们的“平均主义”是小农内部的平均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期望过全社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那样“长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竞争的社会状态是他们所不敢想象的，他们认为那一定会带来混乱。他们绝对赞成一个社会要有“尊卑上下”，绝对赞成上面赐给他们严明的纪律。他们认为，这样社会才能“四海升平，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君正臣良”。
第四，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除了害怕天灾之外，最害怕无非三种人：一种是贪官污吏层层盘剥，一种是豪强大户以强凌弱，一种是地痞流氓为非作歹。因此，农民们衷心期望在这个社会里，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洁，地主大户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灭净尽。换句话说，农民们期望能够得到“公平”和“正义”，以使“人人辛苦力田，个个尽忠守职，男重贤良，女务贞洁”。
在朱元璋之前，还没有哪个皇帝能实现农民们的全部梦想。即使是那些经历了农民起义烈火洗礼的开国帝王，也不过是在开国之初能做到几年轻徭薄赋而已。更多的帝王是在登上皇位的第一天即与地主和官僚沆瀣一气，联起手来鱼肉最底层的广大人民。
（四）
看来是天下穷苦人的祈盼，且得天道循环，向安徽凤阳县赵府村生下太祖洪武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据后来乡亲们回忆，也曾红光烛天（不过朱元璋当上皇帝前，可没人回忆起来过）。这个洪武帝，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率领二十四员猛将，打下十五个行省。这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明，建都应天，十六朝皇帝班头，三百年开基帝主。这朝天子与历朝帝王不同之处，端在于他出身纯正。所以他能与农民心连心，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朱元璋总结出，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另一个是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针对第一个诱因，他以历朝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阔斧进行了政治改革：废除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职务，把丞相权力一分为六，分给六部；把大都督权力一分为五，成立五军都督府，并且从制度上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单独对皇权构成丝毫威胁。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相比之下，要消灭第二个诱因，则要难得多。因为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几乎就如水往低处流，是传统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无知者无畏，朱元璋并不缺乏向规律挑战的勇气。兼并是由于地主阶级的贪婪，腐败则源自官僚阶层的天性。为了帝国的根本利益，他必须严厉打击地主阶级与官僚阶层。基于这个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现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由此开创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观。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元璋把帝国的大地主几乎消灭殆尽，使普天下农民们土地大体平均。他展开了人类史上最严酷的惩贪运动，几千年来习惯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做着帝国里最倒霉的职业，一度被群众运动冲击得威风扫地。他爱护百姓，勤劳国事，发展生产，底层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他严厉打击地痞流氓，惩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时代几乎绝迹。他还开展了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动，大力移风易俗，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甚至，他还试图在农村推行初级社，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皇帝能不傻不苶，不在农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恋于“秘戏”或者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男女；能自己个儿把握朝政，而不是几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权力都交给太监们，农民们对于这个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满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额实现了农民们的全部梦想。生逢朱元璋时代，难道还不是农民们的最大幸福吗？
（五）
朱元璋对地主阶级的恶感，基于双重因素。
作为一个贫农的儿子，朱元璋的血液里天然流淌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朱元璋永远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户户地主的压榨下不断逃亡的惨痛，永远忘不了父亲死后，他和哥哥到刘德家去跪求施舍一块葬身之地，被刘德赶出家门的屈辱。在朱元璋的头脑里，地主大户们的形象始终如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宣传画中的一样，脑满肠肥，面冷心黑。
而坐在龙椅上，用帝王的眼睛看下去，地主阶级的形象也并不讨人喜欢。虽然朱元璋知道“有恒产者有恒心”，但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阶级本性中的贪婪、狡诈、为富不仁对他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一则富家大户势力过于强大，很容易破坏地方社会秩序；二则他们难以抑制的兼并土地的欲望，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从而诱发王朝的崩溃。
被起义农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国内严厉打击地主阶级。
战争时期，军队所过之处，地主纷纷逃亡。新朝建立，他们从藏身的穷山大谷中兴冲冲跑回家乡，却发现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已经被穷人们耕种了。他们出示地契，趾高气扬地要求农民们把土地归还原主，农民们却不买他们的账。地主们不知道，天下已经变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了一道诏书：“各处地主，过去因为兵荒马乱抛下田土，已经被别人耕种了的，这块地的产权归现在的耕种者所有。”这道诏令否定了地主阶级的部分产权。不少战前的豪门大户，千里奔波回来，却发现自己已经从缙绅之家沦为上山开荒的贫农。
甚至对于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许他们恢复旧有的家园。洪武五年，他下诏说：“战争时期，不少人抛下产业，逃到他方。现在天下太平，又都回来了。这些回来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现在人口少，不许他们占有原来那么多的地，有几口人，给几分地。原来土地少而现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开垦无主之地。总之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这近乎是一种土改。
不过，这些措施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逃亡归来的地主。也有许多地主并没有逃亡，他们庞大的产业经过战争的洗礼，依然地连阡陌，庐舍巍然。更主要的是，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经营，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均平天下的主要障碍。
在自然经济时代，凭空剥夺这些人的财产显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论和道德资源的支持。但是，这难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确了目的，手段对他来讲从来不是问题。对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因地制宜，用各种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个借口是“徙富室以实京师”。这是历朝历代习用的一个办法。开朝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强行迁到首府应天，使应天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大约百万的巨型城市。为了防止这些富户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严厉法令。朱元璋后来对大臣们说：“过去汉高祖刘邦迁徙天下豪富之家到关中，我初不以为然。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们迁到这里，实在是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所谓“事有当然，不得不尔”，盖因这些豪强大户都是地方上的强悍势力，把他们从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把他们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们为乱地方；二他们带来的大量财富，可以活跃首都经济。
第二个办法是制造冤案，发动百姓诬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没他们的财产。
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应天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充公。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罗织罪名摧残富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别人咒骂，不怕后人评说，不但不为妇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准则的约束。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惩贪和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制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强权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斗争来，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灭政敌的同时，“搂草打兔子——捎带手”，他把江南幸存的地主们也都消灭了。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明史》说，郭桓案“核查赃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在胡、蓝党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强地主几乎都受到株连，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不下千家”。此举“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朝人说，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击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已经被清洗一空，几乎一个也没剩下。明人吴宽说江南“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景灭，荡然无存”。明人贝琼也说，当时三吴地区的大户，“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当然，这种说法近年遭到怀疑，有学者研究证明，朱皇帝的清洗并没有那么彻底，也有极少数地主大族采取散发家财、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来。如无锡华宗寿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国初，悉散所积以免祸”。长洲朱士清入赘乌溪大姓赵惠卿为婿，“赵以富豪于一方”，朱士清预料会出事，“出居于外以避之，后竟保其家”。不过，这样的幸存者毕竟是太少了。
（六）
西谚有云：“穷人的房子风可进，雨可进，未经允许国王不可进。”
在同时代的欧洲社会，像朱元璋这样大规模地强制性搬迁，这样任意剥夺私人财产，是不可想象的。
我上学时读世界史，书上说欧洲的国王们很穷，要打仗要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借得多了还不起，就被商人们控制，不得不听商人的话，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结果资本主义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在日本也是这样，到明治维新前，一些大商人家族控制了大部分领主的财政收入，因此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民谣。）我读了之后大惑不解：怎么君主还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上的区别是组织方式的区别。西方社会的统治者的权力总是或多或少产生于契约关系。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制下，国王只能对他的直属附庸的封地享有契约规定的某些权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民主制下，权力的产生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公民们在一个国家之内共处，要通过公开的竞争，组织起政府，把权力自下而上赋予它，使它合法地为众人服务。所以西方行政权力的表情有点像一个雇工，毕恭毕敬，一副被选票所操纵的窝囊样。
而当古代中国人群聚之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他们较量武力，比赛智谋，来进行颇似大猩猩群中争夺首领的惨烈斗争，用朱元璋的习惯语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最后，唯一的一个胜利者穿着血迹斑斑的征衣，踩着失败者的头颅登上王位，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生杀予夺，即：“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而其他活下来的竞争失败者和那些胆怯的旁观者，于是立刻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从此成为王者统治下的顺民，即：“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成为天下人民的“主人”。学者林沄曾对“王”字的起源做过专门研究，发现“王”字本是斧钺之形，是杀伐的象征。而“臣”字的本义是奴隶。它的字形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臣，像屈服之形也。”伪孔安国《传》讲：“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唐人孔颖达疏《礼记》也说：“臣，谓征伐所获民虏也。”
因此，同样是分封制度，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封建并不是一回事。两周时代的分封关系不是在大小贵族之间经过博弈产生的，而是作为最后的战胜者的王，以帝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资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授”下去以后，“王”仍然拥有最高的所有权；而且授受双方之间，只存在下级对上级的单方面服从关系，而不存在契约性的相互制约关系。
因为权力的取得是沾满鲜血的，所以中国式权力的表情是居高临下、威严无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霸气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气。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那样，政治权力决定着一切。每个社会成员，都被政治权力所牢牢控制。政府与他统治下的人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这样一个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国称统治人民曰“牧”。《淮南子》直截了当地说：“夫牧民者，犹蓄禽兽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是自己用刀剑猎获来的猪羊，自己对他们拥有绝对的产权，生杀予夺，任由己便。
有了鲜血和头颅做底气，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做起事来，从来都是大刀阔斧，乾纲独断，没有和皮鞭下这些猪羊商量的习惯。上古时代，史载商王盘庚欲迁都于殷，但许多人留恋故土，盘庚声色俱厉地说：“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留在新邑蔓延滋长。”
秦始皇时代大规模的移民、修长城，也没听说征求过百姓的意见。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惊叹不已，说欧洲任何一个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权。
所以，如果一个人能掌握帝国的最高权力，便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所以，朱元璋才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帝国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
（七）
底层社会的成长经历，使朱元璋终生对官僚阶层保持着底层视角。
在传统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丛吸血的庞大根须，每一滴膏血最终都源自社会最底层。因此，从社会底层向上望去，视野中所见的景象自然是一张张贪婪的面孔，是“无官不贪”“无官不可杀”。中国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农民阶级对官僚阶层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其实不是地主黑手里悬的霸主鞭，而是各级官吏们催粮催款敲诈勒索时的凶残嘴脸。中国老百姓说得简单而明白：“官逼民反。”
一方面怀抱对官僚体系根深蒂固的反感与怀疑，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依靠这个体系，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待遇上。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一方面，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五万石，是最高官员的数十倍，还不包括其他各种赏赐；另一方面，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官僚们“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的抱怨不绝于口。
除了低薪制，朱元璋还取消了官员的许多其他特权。唐宋两朝，官员的子弟会得到“荫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则取消了这一做法，大官之子虽有“荫叙”，但所叙的只是“禄”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参加考试。和今天的“降级撤职”作为一种惩罚一样，明朝以前，官场上一直实行“以官抵罪”，即官员犯罪，以降职或夺官作为一种抵罪措施。然而，这一特权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勾销了。官员犯罪，与百姓同样，该坐牢坐牢，该流放流放，一点也不予宽容。清人薛允升因云：“唐律于官员有犯除名官当，免官免所居官，委曲详备，其优待群僚之意溢于言外。明律一概删去，古谊亡矣！”
很明显，在分配帝国利益蛋糕时，朱元璋把官僚体系排除在外了。一个前贫民对官僚阶级的下意识里的报复欲望，朱元璋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八）
唯有对于农民，朱元璋是关怀备至的。坐在皇位上，朱元璋发现，一个皇帝心中的蓝图与广大农民的梦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清楚地看到，实现“农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
因为自耕民恰好处在历朝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没有“余粟”“余智”“余力”的状况下，只要他们都能吃得上饭，并且没有渠道自我组织起来，就对帝国构不成丝毫威胁。况且，驯服的小农是专制政权最牢固的基础，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财政来源。
所以，朱元璋要制造一个平均化的社会，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自耕农。这样，基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体积大小都差不多，不会相互侵凌，也不会相互融合。在皇权面前，他们都是原子化的个人，对皇权的控制没有丝毫的抵抗力。
通过打击地主，他已经把大的土块基本上碾成碎沙。不过，这盘沙子在整个中国这个盘子里的分布还不均匀。
明朝初年，举国人口分布严重不均。因为连年战乱，许多地方百姓非亡即逃，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动用行政力量，组织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政府组织移民行动，在位期间共移民一千三百四十万人，占帝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在中国史、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心思缜密的朱元璋对移民组织得很成功。他居高临下，根据各地的人口密度，确定迁出地、迁入地，由各地官员组织护送，并且发给迁移人口一定量的种子、粮食和农具，以使他们到了新地区后能迅速扎下根来，安居乐业。应该说，这是一件便利天下的好事，计划周密，组织有序，措施得力，可圈可点。
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关于明初移民的记载和传说，却一律充满了悲苦和辛酸。民间传说，当时为防止人们半路逃归，每登记一人，在脚小趾上划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为小趾重甲；长绳捆绑，押解上路，由此人们都养成了背手的习惯；连小便都要报告长官，由军人解开手，才能行事，所以华北各地，都把上厕所叫作解手。
原来，明初大移民是强制性的，谁搬谁不搬，搬多远，搬到哪儿，都由政府官员一手划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老百姓一点发言权和知情权也没有。纵然从长远看，移民造福于民，然而中国老百姓历来安土重迁，要说服他们背井离乡谈何容易。以山西人为例，无论是迁往安徽还是山东，多则四五千里，少则也有千余里，所到之地又是人烟稀少，荆棘丛生，“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其艰难困苦之状可想而知。山西历来比较富裕，所以百姓并不愿意搬迁。朱元璋仅有的动员手段就是顶在后脑上的枪刀，有时甚至是欺骗手段。河南偃师县《滑氏溯源》一文谈道：“人们传说山西迁民，唯不迁洪洞，所以人们都纷纷逃聚洪洞。不料上面骤然行文，独迁洪洞……”
通常是迁民令一下，各地官员就纷纷下乡，把各地百姓整编成一百一十家为一里的队伍，统一到某处集合，点名，发给身份证明。然后，由官兵押着，一队队出发，奔向天南海北。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都是这些移民出发前集合点名的地方，是移民听候官员发号施令的所在，时间久远，就被移民的后代们传说成了自己的故乡。移民们一队队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拉着家里的坛坛罐罐，洒泪告别送行的父老乡亲。无论是寒风刺骨的严冬，还是盛夏酷暑，在押解人的斥骂声中，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路上，抛下因生病或者饥寒交迫而倒下者的尸体。
不管过程怎么样，结果是中国的人口布局大手笔地改变了，大大改变了分布不均的现象。许多无地少地的民众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三亩地一头牛，可以在此基础上，建设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幸福小农生活。因此，按照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朱元璋的大移民功垂千古。
当然，也有几处地方的移民后来证明是败笔。比如，开朝后不久，朱元璋即又从江南富裕之地迁了二十万人到凤阳。本来，朱元璋是想把凤阳建成中都，与应天并为天下首都，所以才移了那么多的人。可是这个建都计划几年之后因为“厌胜事件”取消了，移民却不许再回家乡。这些来自江南富庶之乡的移民只分到了为数不多的贫瘠土地，加以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这些移民很快吃光了家底，成了贫民。由于皇帝不许他们搬回江南，他们只好利用冬天农闲季节，开了路条，扶老携幼，成群结队，一路要着饭，回到江南老家，投亲靠友吃几顿饱饭，上上坟，扫扫墓，第二年春天二三月间再回到凤阳。这些一路要饭的人，随身携带些乐器，沿途唱着花鼓戏，把他们的悲惨遭遇传播到了四方：“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二、构建乌托邦
（一）
经过剥夺地主和移民，明初社会终于趋向了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洪武三十年（1397年）户部统计：帝国土地占有数超过七顷的大户，仅有一万四千两百四十一户，而当时帝国户数为九百四十九万又七百一十三户，较大的地主仅占全体户数的千分之十五。帝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小农。
学者黄仁宇说：“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
朱元璋成功打造了乌托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朱元璋开始努力构建他的理想社会。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这是一个理想社会的起码标志。朱元璋投入了极大精力来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
为了解决百姓的穿衣问题，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硬性命令，要求帝国统一执行：“凡农民家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员要亲自督察，如果不种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
朱元璋的经济措施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度的计划性。因为这种方式符合朱元璋凡事要求皆在自己控制之下的个性，最方便于专制统治者的操作。根据天下形势，他在深宫天心默运，拟定措施，发布命令于天下。由于生性苛细，朱元璋的经济指令往往详细刻板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比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他命工部行文，令天下百姓，按帝国计划种植桑、枣。他规定，每一百户农民要共同种二亩秧，并且详细给出了种植方式：每一百户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苗长到二尺高，然后分栽，每五尺宽为一垅。每一百户第一年种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
这样刻板详细的命令要在全国统一执行，谈何容易。不过，朱元璋并不担心，因为就像他的强制移民一样，朱元璋的经济政策也是以帝国暴力作为执行力的后盾。敢不执行者，往往遭受破家灭门的惩罚：“栽种过数目，造册回报，违者全家发边充军。”
开朝初期，朱元璋用这种高度计划和强迫命令的手段，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不几年时间，帝国的桑、麻、木棉产量就翻了几番，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他规定了很低的农业税率，切实减轻百姓负担。不几年间，粮食生产也恢复起来，大面积消灭了赤贫人口，基本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
然而，这种粗糙的计划经济方式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以中国地方之大，许多地方不适合种桑、麻、木棉，但是皇帝命令一下，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如果不种，惩罚性的课税必不可少。极南诸省如福建气候、土地条件不适宜植棉栽桑，可是仍然得上交绢布、棉布。再如中部河南，地罕种桑，“太祖皇帝时要求老百姓种桑，是为了劝百姓勤劳过日子，但却演变成了一种税收……这个地方不种桑，不织布，每年却还得交绢布税。”（《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赋役部》）《永春县志》亦载：“国初最重农桑之政，令天下府州县提调官用心劝谕农民，趁时种植，计地栽桑，计桑科绢，府州县俱有定额。然地各有宜，两浙宜桑，山东、河南等处宜木棉，如永春则宜麻苎，当随地而取之。今有地不种桑，递年输绢，取办于通县丁粮。”
理想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早年的卑微出身，使朱元璋深深体会到流离失所者的艰辛和痛苦。即位之后，他多次对臣下说：“朕为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责。”
一有灾荒，朱元璋就心神不安，灾荒的记忆牢牢地刻在他的脑海里。他说：“朕经常想起寒微之时，不断遭遇兵荒饥馑，经常靠野菜度日。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他开仓济民，毫不吝啬。他规定：“凡地方发生水旱灾害，地方官不报告的，不许老百姓来申诉，我将对官员处以极刑。”因为瞒报灾情及赈灾不力，他杀了不少官员。他平时对下属极不放心，要求事事向他请示而后行，唯规定救济灾民可以先行动后汇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月，他命户部通令举国郡县：“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各地发生水旱灾害，查勘属实，全部蠲免税粮。没有灾情的年头，也会挑一些贫穷地区，减免农业税。整个洪武年间，赈灾所赐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所蠲租税无数。
除了这些应急措施，他还建立制度化的福利救济设施。回想起父亲生病无钱救治的惨景，他发布命令，令各地设立“惠民药局”，凡军民有病而无钱医治者，给医药治疗。因为自己做过流浪者，他对无家可归者的疾苦深有体会，他命各地设“养济院”，贫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给以上数量的三分之二。这些福利设施帮助人民解决了在旧朝代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等困难，使社会上最脆弱群体的生存有了一定保障，显示了朱元璋不忘本的农民帝王本色。这些靠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机构，可惜在朱去世后立刻有名无实，失去作用。
（二）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乌托邦之梦，而中国人追求“天下一家”的历史尤其源远流长。从《礼记·礼运篇》到《大同书》，中国人乌托邦之梦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思想之强烈与连贯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里，规划设计帝国人民的生活是专制君主应有的权利，《周礼》反复说：“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每一代伟大的政治家，面对刀剑征服来的天下，都有一种要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冲动。他们把自己当成天才的艺术家，殚精竭虑在这片被他删成白纸的土地上进行美轮美奂的艺术创作。然而由于这种创作以理想主义为指导，这种冲动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自然法规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百万千万的众生头上笼罩着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
朱元璋自然也不能免俗。底层社会的生活背景使得他的乌托邦情结较之其他开国帝王更为强烈。朱元璋深知，自然经济下农民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看上去平静安详，却异常脆弱。一有天灾人祸，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往往破产，朱元璋一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注解。既然中国的政治规律是“有了权力可以造一切”，现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权力和农民的淳朴、善良和互助意识结合起来，使农民们组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过上勤奋耕织，生活有余的日子。“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词讼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万世，理必有然也。”
明初才子解缙曾经给他提供了一份乡村乌托邦的完美图画。在《献太平十策》中，解缙根据《周礼》的记载提出，以每两百家编为一“里”，住在一起。每“里”在村子当中建一个乡村会所，推选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会所里，管理大家庭的事务。会所两边设立学校，八岁以上的儿童都在这里学习洒扫应对、日常劳作，及礼、乐、射、御、书、数，十五岁以上学习《诗》《书》等儒家经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间饭后都去学校学习道德和礼仪。学校后面设妇女活动室，妇女们相聚在这里从事纺织缝纫女工。
这幅蓝图过于完美，几乎与《太阳城》一样浪漫动人。朱元璋当然不会这么书生气，他的乌托邦蓝图远比解缙现实。
在朱元璋的理想社会里，帝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应该在皇帝的指挥下整齐划一。朱元璋登基以后，建立了宣谕制度，皇帝每个月都要亲自写作宣谕一道，提醒百姓在每个月应做的事，由应天府发出，以达于天下每县每乡。比如六月份老百姓应缴夏税了，宣谕即提醒，众人须“各守本分，纳粮当差”。这一制度成为大明祖制，被后代皇帝继承了下去。
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上工都是听队长的统一号令。每天清晨，当村头大树上吊着的那半截铁轨被敲响时，全村的劳动力从各家各户里走出来，在队长的带领下，下地劳动。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发明。六百年前，为了督促人民生产，朱元璋就已经想出了这个非同凡响的主意。“今出号令，止是各里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老人点闸不下田者责决，务要严督，见丁著业，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劝，农人穷窘为非，各治其罪。”（《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庄皆置大鼓一面。到耕种时节，清晨鼓声一响，全村人丁都要会集田野，及时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责。里老放纵不管、未加劝督的，则严加惩罚。
理想社会里，每个集体都应该充满互助精神。朱元璋命令乡里之间，互助互济。他说：“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丧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丧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我一直怀疑，今天让人头痛不已的“随礼风”起源于朱元璋。
基于对淳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朱元璋还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周礼》有关记载的一项创造性运用。每年春天，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得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
朱元璋思想中的乌托邦因素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进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1395）他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史的建议，命令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组成一社，遇到农忙季节，谁家有病，则全社通力合作，协助其耕耘。至于此制度执行到什么程度，这一超前探索的结果如何，史书没有下文。
（三）
20世纪中期，中国人民在林林总总的西方思潮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一方面，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真理的不可抗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深处与社会主义思潮具有某种天然的精神共鸣。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名言，使得儒家被认定为中国平均主义思想的代表。其实不仅仅是儒家，中国的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强烈的平均主义意识。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墨子呼吁“兼相爱，交相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崇尚节俭，以粮为纲。这些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公平”价值理想有着强烈的精神共振。直到后来，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大同书》、孙中山“平均地权”，都明显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内质。所以，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很容易赢得中国人的认同。
社会主义社会强调政令统一，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和一元化。而这种偏好，同样是中国诸派思想家所共有的。
法家提倡“一教”，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价值标准。李斯说：“古者，天下散乱，不能整齐划一，所以诸侯并立，厚古薄今，崇尚虚言，人人都以为自己所学的是正确的，随便批评领袖们的政策。今皇帝统一天下，宜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于一尊。”
黄老学派的《十大经·成法》则说：“黄帝问大臣，说：‘我一人拥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层出不穷，他们善辩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乱。请问怎么能才使百姓都老老实实遵守我的法令？’大臣回答：‘天下成法，要令在于“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这个“一”，民无乱纪。’”
那个提倡兼爱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子”，墨子为第一任钜子，他对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主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国人对大同理想并没有停留在幻想阶段，不止一个封建帝王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大同实践。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实践最为先锋，失败得也最为彻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实行土地帝国公有，一夫一妻授田百亩。同时，他尝试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帝国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帝国贷款，年息为所得的十分之一，以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王莽推行固定物价政策，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规定价格，以维护市场秩序。可惜由于这些措施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王莽政权很快被不满的国人颠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后，雍正皇帝也曾试图恢复井田。雍正二年（1724年），他拨出官地二百四十顷，挑选无业人员一百户，每个男子分配土地一百亩，作为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亩公田。公田收成归政府，作为农业税。政府给每个男子五十两银子，用来购买种子农具和口粮。公田、私田外多余的土地，用来建设村庄。然而，这个浪漫的复古幻想没能实现。实行不久，耕种者就相继逃亡。
虽然历史上的乌托邦实验都不幸失败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所以，当20世纪之初，当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之时，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人的独立性的西方个人主义精神，终于因“不合于中国人民心理”而被拒绝。而社会主义则因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同质性，吸引了中国的许多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最终在中国的土壤上深深地扎下根来。
三、结网的蜘蛛
（一）
古人对“治天下”有过多种比喻，如“治国如治病”，“治大国若烹小鲜”，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这些比喻里，“天下”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需要治政者因时而异，因势而动。
朱元璋对治政的理解却与古人不同。他偏爱用“建房子”“盖大厦”来比喻治理帝国：“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又说，“我以为建基立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
朱元璋希望能够像盖房子一样，构建起一个千秋万世、永不毁灭的固态帝国。这个帝国能抵御时光的摧毁，永远庇佑他的子孙后代和天下万民。
（二）
虽然同为农民天子，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他见到秦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子女，一门心思住下来想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地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可见其享乐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从来没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后，他没有把一丁点的时间浪费于享受胜利，而是匆匆奔向下一个目标：巩固帝业。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
遍数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热爱“安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爱甚至变成了一种偏执，成了“予一人”。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国社会还在沿着元朝末年的惯性继续动荡着，到处充满混乱、矛盾和冲突，如同混沌、巨大、无序旋转着的星河。这让他感觉眩晕和害怕。在他看来，混乱意味着藏污纳垢，意味着重重危机，意味着形势不在他的掌握之中。混乱就如同混浊的湖水一样，生存着无数不安定的基因。一旦温度适合，这些基因就会迅速长成动乱。
即位的第二天，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五，朱元璋就对身边的大臣说：“创业难，守成更难。”甚至因为忧惧而失眠，“我回顾创业之艰难，现在日不暇食，夜不安枕”。即位第三天，他又谆谆告诫大臣们，要高度注意一切危险的苗头：“忧患之来，常始于细枝末节。明智者能从无踪无形中嗅出危险的味道，而愚昧的人在事情已出现萌芽时还毫不在意。”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之所以要竭尽全力“保家”，不仅仅是因为来之不易，也是因为以血得来的家业一旦失去，必然也要以血来偿。
朱元璋习惯事必躬亲。他喜欢把事情处理得清清爽爽，一目了然。有一点不妥，他也会心神不定，寝食难安。这种素质其实最适合当一个村长，给他一个百十户人的村子，他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会深入每家每户，掌握每只家畜的膘情。我们可以想象朱村长背着手，威严地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仔细观察每一株庄稼的长势。村民们见了他，远远地就向他行礼，打招呼。他微微点点头，走到他们身边，长篇大论地教导他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告诉他们尊老爱幼，热爱朝廷。
不幸的是，命运慷慨地把整个天下交给了他。对于朱元璋来说，中国社会过于庞大，过于复杂了。对于骑惯了驴马的朱元璋来说，巨大的中国如同没有见过的一头恐龙，他骑在上面，虽然紧紧地握住了缰绳，还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他怕乱，怕社会的自由演进，怕任何一颗社会原子逃离他的控制。不过，村长自有村长的办法。在朱元璋看来，要保证天下千秋万代永远姓朱，最彻底、最稳妥的办法是把帝国删繁就简，由动态变为静态，把帝国的每一个成员都牢牢地、永远地控制起来，让每个人都没有可能乱说乱动。于是，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髓里注射从历朝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这样，他及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无能的后代，也不至于被推翻。
（三）
把社会改造成原子状态并不是朱元璋的最终目的。散沙在风吹日晒之下，也会自由流动，形成沙丘，构成新的不均匀不稳定状态。朱元璋采用“草格子固沙法”，用一道道诏令来固化社会。
大明王朝继承发展了元朝的职业世袭制，把帝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如果你是军人，则子孙世世为军，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没有可能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必须以缝纫为生，不管你是否六指或者残疾。
为了摸清中华大村的家底，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周密的户口制度。帝国山陬海隅每村每乡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执政机器所清楚掌握。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长成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朱元璋下诏说：“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如果因为天灾人祸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乡了，那么“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令》问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实实在原地居住，从事原来的职业”。
人口统计登记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密、科学的组织，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见，在当时的通信、交通、统计技术条件下，进行精确的人口登记多么艰难。不过，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威力无穷。他在洪武初年发布的命令说：“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还不明白了哩……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这些军人去各州县里，下到地里去一本本地核查，看老百姓们写得真不真。经核查属实的便是好百姓，不属实的便拿来做军。如果有官吏敢隐藏户口的，将那官吏处斩。百姓们有躲避了的，依律要定了罪，通拿来做军。钦此。”这道杀气腾腾的命令宣布了中国户籍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帝国的军队组成一支支工作队，手持武器，深入各地的乡村田野，挨家挨户进行人口登记造册。所有户口本都必须由家长本人亲自填写或者口报，绝不许别人代为包办，如果有包办作弊，经手人员“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
这样规模浩大的人口登记，每十年重新进行一次。朱元璋规定，户口本上要详细写明家庭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
下面就是明朝一份户口本上的内容：
林荣一，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计家五口。
男丁二口：成丁一口，林荣一，年三十九岁。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产业：屋一间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洪武四年×月×日
配合人口制度，朱元璋又建立起鱼鳞册制度，即帝国土地登记制度。每家每户的土地有几亩几块，每一块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写得清清楚楚，举国一家不漏。下面是一块地的土地产权证登记内容：
土名：李树园，地一分四厘。
地属二十都四图三甲，程九龙。
东至方良珊田，西至张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联，北至方良珊田。
（附土地图）
朱元璋在应天玄武湖的湖心岛上专门建造了两个大库，把帝国各地的户口证、土地证副本都送交到这里，他亲自查看。作为大家长，他对自己的家底，一眼看到了底，才放了心。
（四）
帝国人民都植物化，这毕竟只是朱元璋一个人的狂想。人毕竟是拥有双腿的动物，走亲访友、外出经商的权利实在无法剥夺。
如果大明王朝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作“路引”。上面写明你的姓名、籍贯、职业、出发地及目的地。朱元璋规定，帝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持有此证。朱元璋教导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通行证，看看他的穿着打扮、行动、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证上写的职业相同。”如果不带通行证出门，要受到严惩：“凡没有通行证私自出门者，打八十棍。经过关口不走正门，过河不由法定渡口而过的，打九十棍。偷越国境的，处绞刑。”
（五）
正经过日子的农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作为一个家教严格的标准农民，朱元璋虽然曾混迹江湖，对游手好闲之徒却一直缺乏好感。
对于那些纵情玩乐的“败家子”，他掩饰不住骨子里的厌恶。
翻阅史料，偶然见到了朱元璋接见功臣子弟时的一篇讲话。录其片断，从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态度：
男子汉家，学便学似父亲样做一个人，休要歪歪搭搭的过了一世。你每（们）趁我在这里，年年来叩头。你每还是挨年这歇来（即“每年到这来”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纪少……莫要学那等泼皮的顽……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哩，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
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朱元璋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更是异常痛恨，曾颁旨大加惩罚：“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子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除了对“歪歪搭搭”的二流子的厌恶外，朱元璋更从政治高度清晰地看到游民们的危害性。历朝农民起义，都是由游民首倡，这些游手好闲的人都是些不安分之徒，是一群流动的火种，是社会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控制游民，实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
朱元璋颁布重重法令，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从事固定的职业。
他在《大诰续编·再明游食第六》说：“再次申明不许不务正业，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职业。我这个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邻人、里甲，对这些不务正业者，要告诫训诲，让他们立刻找活干……一月之间，仍然不务正业的，四邻和里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们送赴京来，为民除患。如果不拿，这样的人，非在官府帮闲做坏事，就在乡里当盗贼……是诰一出，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坏事，案发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不虚示！”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个一个单位，变成“单位人”“固定人”，每个人只有依靠单位才能领到工资、口粮。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为帝国机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前五百多年，即已把传统的里甲制度强化成了镶嵌式的社会控制体系，用里甲这张大网对帝国人民进行了网格化固定。他规定，对帝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归属的“单位”。
朱元璋里甲制的严密程度大大超越历朝。大明王朝一里之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都要互相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他发布《大诰》说，一里之内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况：“要知道这家几口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比如，读书的，要知道他的教师和同学分别是谁，是上县学还是州学，要一清二楚。当教师的，邻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学生们的情况，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这些人。”“务农的，每天从炕头到地头，天天出来进去，邻里都看得见，这个情况就好掌握了。”“做工匠的，邻里们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证，掌握他到哪儿去做工了，一般到远处做大活儿，在外待的时间可以长些，在附近做小活，应该不久就会回家，邻里要密切掌握这些情况。”“经商的，有做大买卖的，有做小买卖的，有走得远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儿去都有通行证可以检验，回来的期限就不必严格限定了。不过邻里也要勤打听点，如果一年到头也没有个信，两年还没回来，邻里就要到这个人家里去问问缘故。”（《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之所以要如此严密地掌握邻里情况，是为了一发现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汇报给官府。“一里之中，如果发现了强盗小偷，逃出军队的人，逃归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规矩胡乱生事的人，里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里的人抓来送到官府里去。如果不这样办，严惩不贷。”
严密的里甲制度如同一个个牢笼，使天下人约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大明王朝颠倒了人和土地的关系，人成了土地的附属物。流浪儿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当然要防止第二个朱元璋出现。
（六）
社会底层已经被均匀而严密的大网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对准了里甲之网控制范围之外的阶层：官员。
中国古代的官僚阶层有着矛盾的个性。一方面，他们惰性强烈，缺乏责任心、事业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敷衍塞责，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富进取心和创造力，为了升官发财，削尖脑袋，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皇帝的监视稍有放松，他们就会创造出无数贪污枉法的新招来。
而大明王朝官员的这种二重性最为突出。盖有明一代，官员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员一直享有很大的权力以及种种优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官员则是股东和高级雇员，公司的前途和发展关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员们的责任心比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权力全部收归己有，官员只剩下执行命令和跑腿一种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级奴隶。这些高级奴隶没有自主思维和创造的权力，也缺乏创造热情，对公司的前途和命运更是漠不关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多余精力势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权谋私的活动中迸发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
为了管好这些高级奴仆，朱元璋费尽了苦心。他用规章制度捆住官员们的手脚，令他们只能在他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对于京官，他则制定了“六部职掌”，把每个部每个司每个科所有大小官员的岗位职责定得明明白白，连每个月用多少墨水钱都算得清清楚楚，让他们像牵线木偶一样，精确地按着他预先设定的轨道运行。
针对官员们强烈的贪腐热情，朱元璋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反贪污法令。他严禁官员们公余出去潇洒，规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不得再当官”。对官员们限制性规定的琐碎苛刻，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比如他规定，官员出差时，不能用公车运送私人财物：“凡因公出差，按级别可以坐官马公车、用官驼等者，除了随身的衣物外，携带的私人物品不得超过十斤。违者，超过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下为止。坐船的可以多带些，但也不得超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下为止。家人随从者，都不许坐公车。如果谁贪小便宜，求官员帮他带私物的，这个人与官员同罪，所寄之物没收。”
与现在鼓励官员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个今天人看起来非常奇怪的规定：不许官员们下乡。农民的经历，使朱元璋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乡来的官员，都是来大吃大喝、搜刮扰民的。当上皇帝后他说：“我在民间时，亲身体验到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所以他规定，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去体察什么民情。如果官员胆敢坐轿下乡，百姓见了，就可以一拥而上，捉了送到京师，由皇帝亲自处死。
这条规定把官员捆在了官府里，与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发现他们被置身于千万条高压线之间，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法网。在朱元璋的精细化管理之下，官员们的行为主动性、施政自由度被压缩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七）
朱元璋精细编织蛛网，当然是为了网住所有臣民，以供皇族享用。然而，他织网织得太顺手，一不小心，他不仅把平民、官员网了进去，甚至把子孙皇族也网住了。
黑格尔认为，朱元璋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帝国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因为除了天子的监督、审查以外，就没有其他合法权力或者机关的存在。政府官吏的尽职，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良知或者他们自己的荣誉心，而是一种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政府就靠这个来维持它自己。”
这就是专制政体的弱点，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朱元璋当然意识到了他创造的这一体制的弱点。他时时刻刻担心他的后代们胡作非为，导致他设计的帝国机器的运转陷入混乱。如果那样，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朱元璋不仅仅要决定他生时的帝国面貌，他还要预先设定好他死后每个接班人的行动轨迹。
他花了整整六年时间，七次删改，用曹雪芹多写半部《红楼梦》的心血，写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训》的书，专门献给他的子孙们。
在序中，他这样告诫他的后代们：“你们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世故。而我幼而孤贫，长大了又值兵乱，二十四岁就当兵，头三年是小兵，后来一步步上升，这个过程中我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年，终于一统天下。所以，人情世故，人之情伪，我深有研究。”“群雄都是天下最强悍诡诈的人物，最难制御，我已经都制服了。老百姓在兵荒马乱中变得越来越奸猾，最难统治，我也已经治得服服帖帖了。未开朝前，我就开始制定统御天下的法律规章，十多年间，不断修改，务期详尽，现在已经都出台了。颁布之后，效果不错。现在，我又写作这《皇明祖训》，作为我们家的家法。我把草稿贴在西厢房里，每天早上晚上阅读、修改，以求万无一失，首尾六年时间，大改了七回，这才定下，真不容易啊！不过有了这个东西，你们做皇帝就好做啦！凡我子孙，都要严格服从我的这个详细规定，不许自作聪明，违反我这个成法。一个字也不许改！如果你们果然听话，那么咱们老朱家的天下一定会千秋万代！”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字也不许改”的东西都有些什么内容。
在这本书里，朱元璋详细规定了从皇帝到亲王的行为准则。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细节。规定之详尽烦琐，让人难以想象。
治国行政的大原则就不详细介绍了，仅仅引用几个小细节，来看看朱元璋为后代考虑得周密到了什么程度：
开宗名义第一章是安全第一：“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时，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如不出，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
作为仁慈的父祖，连子孙后代如何吃饭，哪顿饭多吃哪顿饭少吃，他都计划得周周详详：“当了皇帝住在宫里，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饮，饭要按时吃！午后，不许吃得太饱！如果是外出在路上，可以不受此条限制。”
其他各章也有诸多注意事项。比如，如果宫内女子生病，只能在白天找大夫，夜晚不管多急的病，只能挺着。请大夫时，须要监官、门官、局官各一人，太监三人，老妇二人，陪医生一起进宫。如果这些人不陪，只叫老妇陪着进宫，则很容易发生危险之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官员都要斩首，太监、大夫、老妇都要凌迟处死。
甚至，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二把……
看了这些规定，你会明白为什么朱元璋想了六年，改了七次了吧。看看，做朱元璋的子孙多么享福，出生时几乎不用携带大脑。三百多年里，大明王朝基本上是按照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模式来运转，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制，几乎没给后任皇帝留下任何权力运用上的自由。没有紧急的事情，皇帝不得出紫禁城一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有固定的日程。
对于亲王们来说，这种幸福更是难以忍受。因为不断有亲王作乱，后代皇帝继承太祖精神，不断强化对亲王的规定，使明朝中后期的亲王，几乎变成了囚犯。这些原本被认为帝国内最幸福的人，在生活自由方面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亲王只许安坐享福，不许从事任何事业。亲王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他们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见面。《明史·诸王传》赞语：
（有明诸藩）然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八）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其他古老文明都被历史的云谲波诡一遍遍涂改得面目全非，只有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冲刷，而基本格局丝毫不改。
这一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是中国文明生命力强大，继继绳绳，与天咸休。在西方人看来，却是极其悲惨和可怕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僵化状态。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
像朱元璋这样牢笼天下，无疑不符合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它却符合皇帝一个人的利益。孟德斯鸠说，专制制度是大一统的中国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相容的”。
“产权”决定治理方式。对于天下人民、土地和财富都属于皇帝一个人所有的帝国来说，选择哪种治理方式只取决于皇帝一个人的感觉。如果一种治理方式只方便皇帝一个人，对其他社会成员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皇帝的角度看，这也是合算的。相反，如果多给人民一些个性发展的空间，增进了亿万人民的幸福，却可能造成皇帝统治的一点点不方便，那么对皇帝来说，也是不合算的。
所以，历朝皇帝都乐于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由，来成就自己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损害其他人的方便，成就自己一个人的方便。由此，造成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轨迹。英人穆勒认为，个性自由和专制统治的斗争，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盛衰和浮沉。伴随着个性的舒展，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样、生气勃勃。这一过程还加强着那条把每个人和本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这个过程将一个民族也变得大大地更加值得个人来做其成员。相应于每人个性的发展，每人也变得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能够更有价值。他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而当单位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时，由单位组成的群体中自然也有了更多的生命。反之，压抑人的个性，使个人消失在人群之中，这种社会埋下了专制的因子。在那里，人类生活必会变成一池死水，首创性极度缺乏。人心的这种低下状态又导致平凡的统治，平庸、落后的民族便将出现。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僵化状态充满了恐惧。在部分西方哲学家眼里，中国的停滞绝对不是什么光荣和成熟，而是一种极端的罪恶和丑陋。在他们的语言里，厌恶之态溢于言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英人比万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我认为我们的危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独裁。”（引自《历史研究》）
（九）
当然，天国的朱元璋绝对不同意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绝不认为自己的形象是这样的恐怖、丑恶。相反，在他手中那面东方式的铜镜里，他看到自己既威严又仁慈，像一个充满智慧和爱心的老爷爷。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强横地剥夺社会其他成员的自由，无疑野蛮、荒谬、不可理喻。
朱元璋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天下百姓享有的一切，包括阳光雨露，都是他赐予的。他是老百姓的所有者，因而有权对他们进行任何处置。
听起来奇怪吗？其实，这个道理中国人理解起来应该一点也不奇怪。有一次回到农村，在餐桌上亲戚们谈到当地兴建水库，需要大规模移民。我说，国家无权说移民就移民。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大伯不高兴了。他说：“你吃国家的，喝国家的，还能不听国家的？”
我大伯的观点和朱元璋高度一致。
洪武初年，因为缺乏干部，朱元璋四处征召读书人出来做官。贵溪县读书人夏伯启叔侄二人也在征召之列。这两个人怀念故国，不愿在新朝为官，遂斩去左手大指。朱元璋闻听，勃然大怒，立命把二人捆赴京师，在皇宫里亲自对他们二人讲了一通道理，说明不为他服务是极端错误的。
朱元璋的这篇讲话，详细地记载在《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奇文共赏，可看出朱元璋的逻辑。
朱元璋问夏伯启：什么叫再生父母？没等夏伯启回答，他就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起来：“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全性命，全在于人君。何谓再生父母？人遇大难将死之时，被人救下，救他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他的再生父母。”
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方式，他告诉夏伯启，自己就是夏伯启的再生父母，因为是他把夏伯启从元末的战乱中拯救出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如今你们叔侄二人安然生活，不忧凌暴，家里财产不怕被人抢走，你靠的是什么？”夏伯启俯首默然。“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抢，靠的是君主啊！是君主给你提供了社会治安！君主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朱元璋自己说，一席话讲得夏伯启心悦诚服，以至于他被判处死刑时也毫无怨言，反而感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幸福。“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听了这些话，夏伯启无以言对，默默受死。
在朱元璋看来，因为自己掌握的暴力震慑了其他的暴力，使天下获得了安宁，所以他就是天下人的救世主，他有权对天下人生杀予夺。为了让天下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宣讲，在《大诰》的另一章里，他反驳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说：“有人说：‘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总养的，怎么能说皇上养活老百姓呢，应该说是老百姓养活皇上。’愚民们，你们不知道，说皇上养活你们，是因为他教育你们，给你们制定纪律，要不然你们小的不听老的，富的欺负穷的，谁都不得安生。”
所以，他对百姓们不感激自己颇为不满。在《大诰·民知福不报》中愤愤地说：“你们吃我的，喝我的，有的百姓却对我不知报答，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
所以，他对天下人行凶作恶时那么理直气壮。有一次，朱元璋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朱元璋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杀。”
甚至对于大臣，对于自己册封的公侯贵族，他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些人也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一不高兴，他就可以喝令身边的武士，把任何一个大臣按在宫殿地上，拉下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勋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在皇宫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十）
和如今的看法相反，朱元璋并不认为他牢笼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妨碍了人民的幸福。他认为这样做，促进了百姓们的幸福。
朱元璋的结论与今天如此截然相反，是因为朱元璋从自己的幸福观出发来理解帝国人民的幸福观。他是怎样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其幸福观？
朱元璋亲自写作的《大诰武臣·储钦等擅收军役第七》载：淮安卫指挥储钦受贿被朱元璋严惩。朱说：“看来今日他们这样遭贬呵，何不当初依本分，守着本等职事、好房子下坐着，关着俸米吃着，却不快活么道！他却务要这般撒泼做呵，不知他们心里果然是如何？”
同书《监工卖囚第二十六》载：千户郭成贪财，放了罪犯，“却将一个千户的名分弌坏了，有这等薄福的小人”。
在《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乐莫大焉。”
朱元璋从来不认为“自由”是一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从一个贫农的视角出发，他认为“幸福”就是吃饱穿暖，再进一步，就是在好房子下坐着，吃国库粮（“关着俸米吃着”），不用干活，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他想象不到，人还有别的需求。至于被管理得严一点，他认为这不但不妨碍幸福，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安全感。
所以，朱元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过度干涉帝国其他成员的生活是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他绝不会认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不自由是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至于什么个性、思想、自由的价值，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在朱元璋眼里，其实他已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君主。历史上，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关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为了抓社会治安殚精竭虑？
所在，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朱元璋制造出来的不但不是什么“木乃伊”，甚至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明朝及清初的史学家则这样颂之：“祸本乱阶，防维略尽。至于著律令，定典礼，置百官，立宗庙，设军卫，建学校，无不损益质文，斟酌美备。”“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二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
明朝之后，清朝统治者更是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
顺治帝亲政后，时往内院与大学士等议论文史。一次，他问范文程等：“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回答说：“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顺治帝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
明孝陵今存一碑，为康熙手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意思是夸明太祖治国好过了唐宋。
正因为此，清朝基本上把朱元璋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通过设军机处等小调整，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备。从这个角度说，朱元璋不只开创了三百年大明基业，连大清王朝基本上也是其政治思维的产物。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受到毛泽东赞成的很少，大概只有两个：第一个是秦始皇，第二个就是明太祖。五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巩固政权之所需。
四、思维格式化
甲、禁止奇装异服
（一）
朱元璋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就像吴晗那部文笔生动的《朱元璋传》所写的那样：“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做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当平天冠，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土堆上一坐，自己做起皇帝来了。拣一些破木板，让孩子们毕恭毕敬地双手拿着，当作朝笏，一行行，一排排，整整齐齐地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这种游戏是朱元璋儿童时代最大的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那时朱元璋绝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一切会梦想成真，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潜移默化中被他吸纳进意识深处。在幻想中，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皇帝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在民间传说中，总有类似的故事：某个卑贱的下人，因为皇帝酒后一句口误，封他为某某王或者某某侯，就真的成了王侯，因为天子口中无戏言。
当真的做了皇帝时，朱元璋强横泼辣的举措证明，他确实是按照一个放牛娃对“皇帝”一职的理解去履行职责的。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皇权从来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官僚体制、政治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许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国策，日常政务由丞相等高级官员代理。有些朝代，皇帝还受到明确的制度上的制约。唐朝的门下省可以驳回皇帝明显不合理的诏令。宋朝的参知政事扣留皇帝手诏三日不传达，皇帝也无可奈何。唯有在朱元璋时代，皇权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在朱元璋手里，皇权突破了层层限制，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皇权的触角如同传说中巨章那恐怖的腕足一样，伸入到民间社会的每一个偏僻角落，甚至每一个百姓的大脑内部。
（二）
基于皇权无限的逻辑，洪武政府是典型的“全智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朱元璋和他的臣下不仅仅要实现“镇压之权”（林彪对“政权”的解释），还认为自己是正义与公理的代表，有权为老百姓规定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从帝国各地调集专家学者到应天，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开始了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天下每一阶层的人制定生活准则。朱元璋带领群臣发愤工作，用了数年时间，制定出了包括《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明礼制》在内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在以后他漫长的统治时期内，又进行了无数次的修订。
朱元璋的工作成果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一是规定了帝国百姓如何穿衣戴帽。
朱元璋对上自天子、亲王，下至普通百姓的衣服样式，都做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从颜色、花纹、料子，到衣袖的长度、开衩的高度，几乎无所不包。一一罗列几乎不可能，只能简单举几个例子：
他规定除皇族外，官员百姓的衣服上不能绣飞鱼、大鹏、狮子等图案，不许用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不许使用黑、紫、绿、柳黄、姜黄、明黄等色。
洪武三年（1370年），他规定老百姓不许戴“四带巾”，代之“四方平定巾”。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规定，农民只能使用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贾则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农民家里有一人做生意的，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进一步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非农民则绝对不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因民间有人违禁，做靴子时绣上了花纹，皇帝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唯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
洪武末年，为了体现皇帝对读书人的特别关照，朱元璋特别开恩，允许读书人在天热时戴遮阳帽。然而洪武之后，读书人倚恃皇恩，得寸进尺，冬天居然戴起了暖耳，终于引起了朱元璋后代们的勃然大怒。万历皇帝专门下诏，禁读书人戴暖耳，违者五城御史送问。
二是规定了帝国各级人士的居住面积。
皇帝规定，公侯级别的人，可以住七间、九架的房子。一品、二品，即部长级，可以五间、九架。司长级，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即处长和科长级，三间、七架。普通百姓的房子，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或饰彩色。
三是规定了一些生活细节。
比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公侯级、一品、二品级的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三品至五品，只能用银子做的。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
其中最有意思的规定，是对妇女们发型的严格要求。洪武五年（1372年），皇帝下令，民间没出嫁的姑娘“作三小髻，金钗”，而丫鬟们“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丫鬟“双髻，长袖短衣，长裙”。
（三）
阅读朱元璋的这些规定，今天的读者不能不感到可笑。然而，那时在朱元璋看来，这却是非常严肃的事，甚至可以说，这是关乎帝国兴亡的重大问题。
朱元璋从蒙古人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广大而残破的帝国。战争初息，满目疮痍，“十室九虚”，“民困食尽”。然而，这些尚不足以让朱元璋心忧。所谓“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只要政治安定，不愁经济不迅速恢复。最令他忧心的，是天下百姓的思想混乱，这是他从蒙古人手中继承的最大一笔不良资产。
从草原上征杀过来的蒙古人，没能精确掌握汉人那一套经千年积淀而成的精致深刻的治心术。朱元璋认为，这是元朝倾覆的重要原因：“元氏昏乱，纪纲不立……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他说，“胡元……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
在朱元璋看来，明初社会，纪纲不立、思想混乱突出地表现在奇装异服上面，即“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他总结历史说：“过去，伟大的帝王治理天下，必然首先定下礼仪制度，用来辨贵贱、明国威，让人们知道大小上下。元末以来，风俗相承，流于奢侈，富有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居然与公卿无异，这还了得！贵贱没有区别，此元之所以失败也！”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靴上绣上花样，初看起来，不过是个人审美问题，但仔细一想，却大谬不然。因为通过衣服、皮靴等，也可以看到“乱民”与“顺民”两种思想倾向的激烈斗争。所以，朱元璋把让人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当成关系帝国存亡的大事来抓。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管你的发型怎样，管你的袖子多长，管你冷天能不能戴暖耳，是为了让你从小事做起，习惯于屈从不合理的现实。所以，他才会像一个中学校长一样，对此事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详加考究。
《左传》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等级制的作用是把帝国人民都纳入一种从属关系，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归属于一个阶梯结构，凸显人的不平等，强化每个人的身份意识，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性格。只有这样，专制秩序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
等级制度特别提醒人民，任何事物也不能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尤其是经济权力必须绝对屈从于政治权力之下。即使你富可敌国，如果没有政治地位，也只能住三间小房子，不许穿绸穿纱。如果商人阶层想要获得人们的尊敬，必须花钱买官，起码也要买一个闲职，比如什么“登仕郎”，才有可能按级别享受一定的特权。如此，才能“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实现大明王朝的“礼法之所治也”。
乙、化民成俗
（一）
除了奇装异服问题，大明王朝建立初期，还有太多的社会现象令朱元璋忧心忡忡。
十多年的乱世对人的道德操守的摧破作用，朱元璋深有感受。他说：“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天下大乱之际，暴力成了生存的理由，自私、狡猾、残忍，这是经过一次次生死劫难而幸存下来的人的必备品质，朱元璋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天下风移俗变”，汉人身上沦丧已久的野性初步觉醒，民风渐趋强悍。这是最令朱元璋担心的事。
朱元璋知道，驯化人的精神远比控制人的身体重要。开国之前，朱元璋就曾经对臣下阐述过“正人心”的重要性：“天下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然要重新修订，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这才是治天下的根本。”他用精妙的比喻，满怀信心地说明改造百姓性格的可行性：“剽悍骄暴，不守王法，并非天下人的本性，而是在乱世中养成的不良习气。如果有效地化民成俗，统一民众的思想，则剽悍者可以变得善柔，骄暴者可以变得循帖。这就好比那狂暴的劣马，如果调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
因此，在百端待举百废待兴的开朝之初，朱元璋就把“化民成俗”放到一个关乎政权存亡的重要位置。为此，调动大量行政资源，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二）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帝国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个叫作“申明亭”，一个叫作“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全村百姓来深入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后者则类似今天的光荣榜，用于表扬各村各乡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目的是宣传高尚行为，批评错误观念，提高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
为了发挥两亭的作用，朱元璋规定，每里要推选出一位年高有德之人来管理其事，曰“耆民”。老人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来参加学习，主要是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令》《教民榜文》，把皇帝的圣旨和身边发生的事例结合起来，深入宣传，使全里人户感戴皇恩，不敢犯法。
教化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讲说宣谕。
早在数百年前，朱元璋就已发明了类似今天流动宣传车的教化手段。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要求每村每里应该选派一名声音洪亮的老人，手里摇动一个装有木舌的铜铃，清晨时分行走在乡村的街道上，大声朗诵“六谕”，即朱元璋苦心想出来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个流动宣传员的作用是让百姓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启发和教育，以提高人民道德水平。正如一部方志中所说：“洪武初年，皇上亲制谕俗‘六谕’，令老人执木铎，于每月朔望及每日五更天将明之时，朗诵于通衢，使老百姓在夜气清明之际，忽闻此语，冷然省惕，湔洗前非，坚其善行，圣王爱人之心至无已也。”意思是说，每天五更天天还没亮时，恰是天气清明人心清醒的时候，老百姓在梦醒之际忽然听到这些教诲，自然会如当头一棒，猛然醒悟，良心发现，洗去非心，坚决向善。
“六谕”的内容与今天以标语牌形式树立于每个小区的家庭美德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十分相似。在流动宣传的同时，“六谕”被制作成卧碑，立于每个村口和居民区里。
朱元璋主导下的化民成俗工作，在今天看来，相当富于前瞻性和现代性。和以前历朝皇帝们软弱无力的教化方式比起来，他的化民成俗举措更加突出了经常化、制度化。“申明亭教化”在城乡各地开展得广泛、深入、扎实，无论在规模、影响和实效上都开创了人类史的先例。
据教育活动开展后各地官员们的汇报，这一活动卓有成效。往年村民酗酒、吵架、偷窃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而经过教育后，大大减少了。相反，讨论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如何修路修桥做善事的，在各村蔚然成风。各地城乡环境面貌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大明王朝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这些汇报的真实性如何，无法考证。
（三）
用今天的眼光看，朱元璋“化民成俗”“以德化民”的合理性十分可疑。针对这些说法，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可以发出许多置疑，比如：什么是道德？谁的道德？谁有资格制定道德的标准？谁有权力强迫别人实行他规定的道德规范？
而朱元璋“教育人民”的资格则更为可疑。开朝前，朱元璋曾经忘恩负义掩杀小明王；开朝后，又大肆屠戮功臣，他用铁的事实一再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质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而在当日，由朱元璋来教育人民，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个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国有”的，也就是被战争的胜利者所有。被谁“化”，朝什么方向“化”，“化”成什么样，老百姓没有权利过问，就像牲畜没有权利选择它的饲料一样。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出身流氓还是强盗，一旦取得天下，成为天下人民之主，就证明他得到了“上天眷顾”，有驭天下之“德”，他不仅掌握了世俗权力，而且还掌握了主宰天下人思想的权力。
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什么岁数，只要做了领导，辈分和学问马上见长，立刻变得比百姓成熟、正确和耐腐蚀。而老百姓不论多大岁数，在心智上都是长不大的儿童。中国的经典里说，官员对百姓，负有三种责任：“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即人群中的头羊；“作之亲”，则是百姓的父母；“作之师”，则说明领导人还要负责做民众的老师，引导人民向善。
（四）
为了更好地“化民成俗”，朱元璋还大力兴办教育。历朝帝王中，他是对义务教育投资最慷慨的一个。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令在帝国广泛兴建学校：“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
开朝之初，朱元璋政权的行政效率十分突出。一声令下，帝国各府、州、县纷纷行动起来。政策当然是一刀切，府级学校，学生定额为四十人，州级三十人，县级二十人。洪武八年（1375年），他又令天下建立社学，即乡村小学和社区小学。
在前现代化帝国，从京师一级，国立学校历府、州、县一直延伸到乡村一级，覆盖面如此广，数量如此众多，全世界罕见其匹。帝王的精神教育由皇宫发出，即可直达乡野田间每家每户。正如《明史》所说，由此，“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虽然秉性吝啬，在教育上，朱元璋从来不惮花钱。建校舍，请老师，已经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而学生的待遇，又创历朝之冠。府、州、县各级学生，都可以享受帝国补贴，每人给米六斗，额外还有鱼肉供应。京师的监生待遇更好，一旦考上太学，帝国包发校服，包供食宿。结了婚的，还可以带家眷入学。家眷们的生活供应，由马皇后亲自负责。皇帝对学生们的关怀体贴，可以说无微不至。学生们离家日久，朱元璋发给他们新衣服一套，路费钞五锭，让他们回家看望父母。过春节、元宵，朱元璋还专门给学生们发过节补助金。
至于每乡每里的社学，虽然无法提供如此丰厚的食宿，但也不收学杂费。朱元璋规定，由基层干部根据老百姓家的自然状况，尽可能地动员适龄学童上学。
（五）
虽然待遇如此之好，不过，如果有机会坐时空穿梭机回到洪武时代，我还是劝你不要去享受皇帝的义务教育。因为你进了国立学校，也许不能活着出来。这并不是耸人听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洪武皇帝亲自制定的学规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首先，看看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各级学校的功课，都是由皇帝直接指定的，内容是《御制大诰》（即皇帝语录）、《大明律令》（即刑法），此外还有四书五经和《说苑》。皇帝规定：监生每日写字一幅，每三天背下《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个月作文六篇。
功课似乎不重，可校规倒是有点怕人。校规一共五十六款。有一些规定和今天差不多，比如必须穿校服，不许迟到早退，不许夜里饮酒之类。然而，也有些规定有点奇怪：
一、不许结社，什么文学社、诗会之类一律严格取缔。
二、不许议论学校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
三、绝对禁止对人对事的批评。
这些规定，一旦违反，轻则杖责，重则充军。
最奇怪的一条是这个规定：
“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许建言。”就是说，天下百姓，别人谁都可以对帝国大政方针发表意见，只有学生不许！目的当然是杜绝学生参与政治的可能。
看来，朱元璋虽然身处中世纪，却能以其超人的政治敏感，预见到学生与激进政治心态的天然联系。
然而，只要有学生的地方，不同意见似乎就不可避免。由于校规过严，在第一任国监祭酒宋讷任内，有的学生被活活饿死，还有多名学生自杀身亡。学生赵麟对校长的残忍非常不满，出了一张匿名墙报（没头帖子），表达对校长的意见。这件事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告给皇帝，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命把查出来的犯罪人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隔了十年，朱元璋有一次到国子监视察，想起这件事，还余怒未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着有司官祭他。”
“如今着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着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着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今后学规严谨，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帖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悬赵麟头颅的这竿子一直竖了一百六十余年，才被撤去。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朱元璋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他定下的科举制度更加重视形式，规条亦更烦琐，“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为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出格式化的知识分子。
在朱的严厉政策下，学生们按他的标准，顺利成长。他们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皆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这种成批量生产出来的格式化人才，看上去大抵是呆头呆脑，神情木然，“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因此，在洪武年间，经常出现“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的现象，以至朱元璋自己也不时哀叹：“朕自即位以来，虽求贤之诏屡下，而得贤之效未臻。”此实自食其果也！
（六）
在传统中国，数学是一门不发达的科学。函数、变量之类的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是太复杂了点。人们习惯用加减法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用类推的方式把局部真理扩大到无限。因此，中国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著名的治国理念：一个人只要能修身、齐家，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因为国不过是家的累加。
其中的荒谬，一眼就可以看出。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事物运动的规律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因此这个治国理念就如同天天向远处望，最终就可以练成千里眼的传说一样，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神话。
问题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思想的。因此，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人这里根本不是问题，用“只要……就”的公式，就可以“小葱拌豆腐”似的轻松解决。比如我们曾经设想，只要每个人一年植几棵树，那么，我国的森林覆盖率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比如只要每个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么，一年下来将会解决多少人的饮水问题；再比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同理，历来的伟大圣贤们提出，如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化，把思想统一到孔孟之道上来，做大臣的都坚决服从君主，做儿子的都坚决服从父亲，做妻子的都坚决服从丈夫，那么，天下就会熙然而治，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从而达到理想的尧舜世界。
“人心齐，泰山移。”从这个公式出发，“统一思想”就是治理帝国的最关键所在。
被这个简单直接的定理所鼓舞，历朝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为“统一思想”而奋斗不已。可是很不幸，虽然圣人们几千年以前就指出了正确方向，可是尧舜世界却从来没有出现。这都是因为每个朝代都有那么些人，不注意改造自我，顽固不化，阳关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偏自寻，不能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结果破坏了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
朱元璋思想教育万能的美好梦想，也不可避免地被现实所打破。“一刀切”的结局必然是“一风吹”。这是历朝行政制度的弱点造成的。虽然以严刑峻法为后盾，朱元璋的“化民成俗”所取得的成果却十分有限。朱元璋办学过多过滥，且完全是在政治权力的强制之下办成，所以，这种学校教育的繁荣是一种典型的虚假繁荣，完全是朱元璋一个人意志支撑的结果。当他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之时，学校即徒具形式。以社学来说，在许多地方，建立之初就是流于形式，只选了校址，花了钱，收了回扣，最后有没有人来学，却成了最不重要的事。地方官吏甚至还借办社学，来敲诈百姓。朱元璋自己即说：“有愿意读书而没有钱的人，地方官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而不愿读书的人，则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无暇读书却逼令入学。”而府州县各级学校，也因为官督力度减弱，往往有名无实。到后来，许多学校“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朱皇帝大力兴办学校的一时之盛，在他生时即是无根之木，在他死后，当然很快烟消云散。
“申明亭教育制度”也很快沦为形式。就像任何用行政力量推行的社会运动一样，申明亭之制制定不久，就出现种种弊端。其表现是地方官玩忽职守，亭宇不修，善恶不书，剥克老人如贱役；后来虽有忠于职守的知县，如嘉靖年间淳安县知县海瑞、隆庆万历之际惠安县知县叶春及等曾晓谕老人，复建申明、旌善二亭，但也不过如昙花一现，过后便人亡政息，终无补救。
丙、学《大诰》运动
（一）
近代以来，大众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世界正在迅速发展，中国也同样日新月异。
可如果仔细考察，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其实并没有做出多少真正前无古人的事。虽然时代的面目已经发生了巨变，西服领带取代了旧式袍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钢筋水泥大厦取代了古老民居，我们头颅中所装的软件却只进行了部分升级，而没有替换。请问，豪华车里的部分官员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的方式，和他们坐八抬大桥的前辈们，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吗？我们那些施用化肥、操作着脱粒机的农民父兄，在权势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的“黔首”，有什么不同吗？
许多我们自以为的伟大发明，实际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是对古人无意识的重复。举两个小小的例子：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前几年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其实这并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创造，早在清代，皇帝们就已经发明了发到各家各户的“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数目，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今天以标语牌形式树立于每个小区的家庭美德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和朱元璋时代立于每个村口和居民区里的六谕卧碑“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从思路、内容到形式都何其相似乃尔！
再比如那个被我们称为“史无前例”，甚至被全世界公认为“新鲜事物”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过是朱元璋晚年“学《大诰》运动”的升级版而已。
（二）
所谓“学《大诰》运动”，即朱元璋晚年为了整顿官僚队伍清除腐败现象，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官民大学习和群众大造反运动。从动机上说，这一运动和“文革”有着相似之处。众所周知，“文革”的一个重要起因是毛泽东“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贪污腐化并不是王朝中后期才有的现象。由于强大的贪渎文化的影响，历代王朝官僚制度建立起来的那一刻，腐败现象即如影随形。如谓不信，我们可以看看政治纪律空前严明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情况。随着官僚体系的建立，新中国不过开国数年，特权现象、贪污腐败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回忆到，五十年代，作为新华社记者的他一回到农村老家，立刻有人前来“喊冤告状”。在老乡们的叙述里，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土改，他中饱胜利果实；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大军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
“尽管他早已成了家，并有了一大帮孩子，但他那寻花问柳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均在他的‘寻问’之列。”
戴煌说这样的基层干部在当时绝不是个别现象：“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说不清！’人们往往这样回答。”
《杨尚昆日记》中的记载证实了戴煌的话。四清运动中，青海省领导王昭对下去调查的杨汇报说，青海县级干部543名，其中有经济问题的占49%。
我们可以想象刚刚从延安“共产主义净土”中走出来没有多久的毛泽东的震惊程度。早在“进城”前，毛泽东就曾向广大干部预告过“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威力，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轻易中弹。毛泽东激愤地说：“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一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一些坏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
1964年夏天，毛泽东评估当时干部队伍的腐败状况时说：“在基层有三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最恨的就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对他来讲，官僚主义不可容忍的”。他把官僚们解读为一个特殊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严重预估不无关系。
朱元璋学“大诰”运动的构想正是基于明王朝建立初期腐败的迅速蔓延。
（三）
虽然朱元璋投入巨大的行政资源来扭转社会风气，大明天下却没有出现河清海晏的尧舜之治，相反，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官僚体系的完善，腐败很快就滋生起来。
在专制制度下，腐败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常态。它的威力是如此惊人，登上大宝的朱元璋龙椅还没有坐热，四顾一看，腐败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他眼皮底下迅速蔓延开来：刑部尚书（部长）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代替罪犯坐牢；宝钞提举司（印钞厂负责人）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副部长）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那些远离他的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任务，把那些抗税户抓起来，用烙铁烙，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省的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百分之四十五，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赶牲口……
贪污腐败最终损害的是皇帝和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利益。因此，虽然刚刚立国不久，就有不少地方的百姓发动起义。从洪武元年到十八年，各地上报的农民起义居然达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这在历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
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这种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咬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之网。
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大妈们愤怒地说，如果贪污一块钱也抓起来枪毙，贪官就不敢再贪了。谁都知道这是激愤之语，连街道大妈们当政，也不会这样做。然而，朱元璋却这样做了。他生性苛细，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放过。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按说这一规定已经残酷至极，不想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贪污受贿，则必深究赃款自何而来。如果是布政司行贿于六部，则拘布政司来，审问这些赃款从何得来，如果他说是从知府那里得来，则拘知府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1371年）甄别天下官吏，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四）
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腐败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监察官员和锦衣卫报上来的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满满一桌子。
朱元璋没有想到或者不愿想到的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惩贪措施不严厉，而是中国的贪渎文化过于根深蒂固。在传统中国社会，因为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机会遍地皆是。想让官员不贪，几乎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不现实。事实上，几千年来，贪污及灰色收入一直是官员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我们要知道，这五两银子不光要负担县令个人的生活，还要供养家庭，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因此，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朱元璋却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提高官员的待遇。他从道德高度出发，理直气壮地认为官员们都是用孔孟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理所当然地应该不计报酬，敬业奉献。长期的军人生涯使他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相信刀剑可以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因此，面对如此强大的腐败传统，朱元璋还是坚持着对惩贪工作的不切实际的高要求。然而，皇命也不能剥夺官员们糊口的权利，况且朱元璋一个人毕竟监督不过来普天下所有官员。随着朱元璋惩贪力度的不断加强，用“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之类标准衡量出的贪污“案件”暴露得越来越多，在朱元璋眼里，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无人不贪”的程度。
朱元璋越来越对整个官僚队伍感到失望。从洪武十八年开始，在他的诏书里，他指控的对象从个别贪污官员变成了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他的秘书代他做的《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洪武十九年，他又说：（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我设各级官员，本来为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害我良民多矣。”
对于官员如此闵不畏死，甘蹈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把原因归结于旧朝代不良思想的污染。他说，经过一百年的元朝统治，“天下风移俗变”，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这些人受“前代”恶劣风气的“污染”，“贪心勃然而起，迷失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大面积地贪污腐化，“终化不省（怎么也教育不过来）”。
（五）
既然腐败的原因是因为前代的“精神污染”，朱元璋认为归根结底的办法还是进行思想教育。他相信，“自古及今，无有不可变之俗，无有不可化之民。”虽然“难化”，他终还是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被错误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风细雨式的“化民成俗”不起作用，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用大量的血淋淋的案例来警示官员和百姓。之所以要把活动覆盖到全民，一是因为老百姓中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层出不穷，与他理想中的太平盛世相距太远；二是因为百姓素质提高，自然可以带动官员素质的提升。他下定决心，这次活动一定要搞深搞透，触及官民灵魂深处，使他们“鉴此非为，格心从化”，以此来消灭腐败和犯罪的土壤。
为此，他亲自作了《大诰》这一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所谓《大诰》，简要捷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类似现在的廉政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啰里啰唆老生常谈的说教。由于是朱亲笔所作，所以这本书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因为以威胁恐吓官员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残忍令人发指者。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篇：
在《大诰武臣》中，他讲了自己如何以奇特的方式处置一名违法的武官：
有一个受了冤屈的人，进京控告指挥李源。平阳的梅镇抚，受李源的委托，在半路上拦住这个人，不让他去告。事发，我判把这个梅镇抚阉割了，发与李源家为奴。
他在《大诰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里得意扬扬地讲了他如何因一个逃囚杀了一百七十户人家，以此警戒天下百姓安分守法，不得违抗他的圣旨：
皂隶潘富犯法外逃，沿途有二百余家知情，有的人家并曾提供食宿。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
他在另一章里绘声绘色地描绘贪官们临死的惨境，以此警戒官员们抽身退步，另其不敢再胡作非为：
临刑赴法，才方神魂仓皇，仰天俯地，张目四视，甚矣哉，悔之晚矣。
同时，《大诰》里面还夹杂着大量陈腐的教条。比如《大诰续编·申明五常第一》里说：
今再《诰》一出，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状者，具在律条。慎之哉，而民从之。
朱元璋从来也没有能够把道德和法律分清楚，因此，他的圣命往往让人摸不着头脑。请问，这《申明五常》如何操作？如何界定？如何量化？如何不会导致大量深文周纳出来的冤假错案？
就是这样一套混乱杂芜的文件汇编，成了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精神财富。
朱元璋称这本书是臣民之“至宝”。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下令说：这本大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十九年，又重申：“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颁行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终洪武年间，《大浩》三编共印行数千万本，成为“文革”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从城市到乡村，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套《大诰》。
朱元璋命令全国人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大诰》：“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明太祖实录》）大明王朝初年，曾经一度出现过亿万人民学《大诰》的壮观景象，从朝廷高官到偏僻的乡野，人手一册《大诰》，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念念有词。
“文革”时学“红宝书”要摆在一切工作首位，全国层层开所谓讲用会。孩子老人，都能背出老三篇中的若干内容。而朱元璋亦规定，“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文革”时在路口设检查站，不会背语录不许去赶集。朱元璋则声明，他的臣民不会《大诰》则罪加一等。颁行《大诰武臣》时，他严令：“各官家都与一本”，并要求“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并称：“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记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治以罪。”
（六）
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纯而又纯的官员队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洪武中叶，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他们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千方百计，害我良民……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乡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们，来帮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当官的来给百姓做主，自我登基至今十九年，我还没见到一个人！
在《大诰》另一章里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我高居九重之上，难以清晰地观察帝国政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民众们不亲自动员起来揭露奸顽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
一开始，皇帝赋予百姓的是监督权。
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洪武十八年，他在《大诰初编》中这样号召百姓们：从省级官员到府州县级官员，如果在国家规定之外，巧立名目，搜括百姓财钱的，准许境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联附近的乡亲，联名到京城来上告，有凭有据，惩办罪犯，更换好官，抚育人民。同时，从省级到县级的官员，如果清廉能干，政绩卓著者，准许境内百姓来京汇报，我给他们奖励。
因为对监察官员们的不信任，在另一章中，他说，如果好官被诬陷，百姓们有权直接向皇帝申辩。《大诰初编·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写道：今后各级政府，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如果这些廉能官吏被坏人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我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如果以后有吏员们打官司时枉断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到刑房里，把这个吏员拿住，送到京城来！如果有强买百姓东西不给钱的，收税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军时受贿放纵犯罪却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况出现，都许百姓们直接把这些吏员们拿获！
又规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邻居和亲戚们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获。”（《大诰初编·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
从“把民众捆绑在土地上”这一极端轻易地跳到了“放手让民众造反”的另一个极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证”制度。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被官员们用做阻拦百姓上访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凡是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不论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
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号召再一次证明这个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皇帝对农民理想的某种忠诚。
（七）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种“民粹主义”味道，在对官僚阶级表现出极度痛恨的同时，他却一直对自己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底层人民充满亲近感。他在面对他们时，面孔总是温和的、亲切的。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诚的关系一直记忆在他的心中，他相信，乡村生活中人的良心还没有被贪婪和物欲所污染。
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不但置官员于百姓的监督之下，还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
在《教民榜文》中他规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家务、骂架和斗殴等纠纷都可由老人和里甲来审断。官员们不许干预诉讼过程，也不许接管判决事宜。如果地方当局干预了关于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报给皇帝，那么，官员们可能自动地被牵连进这名受审的老人的罪行中去。当然，人命大案等还应报告政府来审理。
（八）
对于这场全帝国范围内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抱以极大的希望。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谈到他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贪官污吏都变成好官了。为什么？因为良民时刻监督，坏人不敢胡作非为，所以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说：“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
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谐调都会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和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并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质中的缺项，他在战争中头脑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证明了他理智的强大。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成了主旋律。
毕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并起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能强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挥，在重重困难中苦心孤诣寻找那条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后，虽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然而由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急躁”“峻切”还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狱百姓之顺利之容易之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强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坐踞极尊、四周毫无约束，这种地位对人性的腐蚀他也不可能避免。于是，一方面，他仍然能兢兢业业、宵衣旰食，强迫自己忘我工作；另一方面，他却没有能力再把那个强大而盲目的“本我”压制回“理性”的控制之下，反而越来越为“本我”所控制。性格中天生的“狂暴”与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底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在高处不胜寒的权力之巅，曾经最精明的智者变成了最缺乏现实感的狂人。
（九）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办法。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贪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贪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扬扬地说：“有罚款把家罚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处死！”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
他知道，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当然最有效。同时，对那些乍着胆子，捉拿官员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奖励。常熟县百姓陈寿六串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县里的恶劣吏员顾英捉住，送到北京，朱元璋大为高兴：
在《大诰续编·如诰擒恶受赏第十》中他说：
前者《大诰》一出，民有从吾命者。常熟县陈寿六为县吏顾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众。其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其吏，执《大诰》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更敕都察院榜谕市村，其陈寿六与免杂泛差役三年，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若陈寿六因而倚恃，凌辱乡里者，罪亦不赦。设有捏词诬陷陈寿六者，亦族诛。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在这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捆绑捉拿官员，这有中国以来人民所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现象终于出现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朱元璋得意地说：“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滦州乐亭县主簿汪铎等设计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难者，受财出脱之，每一丁要绢五匹，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帮缚赴京。行间，有的当人、说事人、管事人何波等十名，翻然改图，格前非心，一同辅助耆老赵罕辰等四十四名，将害民工房吏张进等八名帮缚起行。去县四十里，其县官主簿汪铎等追赶求免，谓耆老言：“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呜呼愚哉！孰父母生此无藉不才之徒，官于是县，是县民瞻，今既不才，为民所觉，乞怜哀免于耆民，纵然得免，何面目以居是任？呜呼！兴言至此，虽非本人，凡听读者亦皆赧焉。贤人君子，可不为之戒乎？（《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十七》）
县里的主簿，相当于今天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科级实权干部，平日在地方上怎么耀武扬威就可想而知了。而今被群众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立刻露出了一副可怜样：这个科级干部，是我从十四岁读书考学辛苦换来的，乡亲父老可怜可怜我吧，不要让我断送了大好前程！
真是平日只见民求官，怎想还有官求民？在朱皇帝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被颠倒过去的世界终于又颠倒回来了！
（十）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他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不幸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来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如当时监察部副部长左佥都御史严德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辞职，朱元璋怀疑他是装病，将他黥面发配到广西南丹。后来遇赦放还，活到宣德朝，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先时国法甚严，做官的常保不住脑袋，这顶破帽不好戴啊！说完还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能得到“圣恩”的人太少了。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毫无必要制造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因为牵连到了“空印案”里，被朱毫不留情地杀死。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杀的人里有许多无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要的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与贪污绝缘的官僚队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这样一个在别的皇朝没能实现的人间奇迹，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多少人冤死，朱元璋都是无所顾惜的。
（十一）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曾针对君主专制制度与腐败的关系说：“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虽然惩贪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最终也没有出现。
在朱元璋的时代，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有些人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他们“一入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享受一天是一天，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败起来。他们毫不自重，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公道不昭，贞邪莫辨，妄张威福，颠倒是非”。
至于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发火。
朱元璋自己多次承认他的思想教育工作收效甚微。他在谈及《大诰》前两编施行情况时说道：“迩来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朱元璋感叹奸顽之人之难于教化：“于戏！世有奸顽，终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顽者，朕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命，使扬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共安天下之民。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不才臣民百般毁坏，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往往如此，数百数千矣！”那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些奸顽之人，怎么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我绞尽脑汁，要这些官员能顺顺当当地当官，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光宗耀祖，荫及子孙。我所制定的法规政策，没有不稳当的，一一都十分得当。可恨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坏！不走正道，偏做坏事，自取灭亡，难以计数。”
观察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颁布的榜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元璋的目标没有实现，让他不满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凌虐良善，贪图贿赂”；“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朱元璋一再悲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
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他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在一定程度上朱元璋曾承认了自己通过恐怖和教化方式净化臣民思想的失败。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亲手写订的《大诰》是一部“宝书”，不忍舍弃。在临死前一年，朱元璋再次在《御制大明律序》中说：“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知所趋避又有年矣。然而法在有司，民不周知。如今我特命有司，将《大诰》内的条目，拣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内。”从而使《大诰》部分条目和《大明律》一样，成为永久性的法律。他希望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依《律》与《大诰》拟罪”。
虽然朱元璋屡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还是改变不了他曾经希望世世代代指导人民的《大诰》很快被弃如敝屣的现实。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个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宣布：“今后官民有犯法者，执法机关一律只按《大明律》断，不许深文周纳。”这个“深文”显然就是指《大诰》。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元璋死后直到明亡，《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虽然朱元璋自己很欣赏，他的子孙们却羞于提到太祖皇帝这本文字粗鄙内容血腥的著作。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弘治朝的大臣陆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法律条文说执《大诰》者减罪一等，可是现在百姓连见都没见过《大诰》，何谈讲读！”曾经发行数千万册的这本宝书，到明末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通过他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明代中后期，腐败现象在各级官吏争先恐后的疯狂和无耻状态中，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散并最终积聚成为汹涌的恶涛，吞没了整个王朝。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