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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
2002年7月到9月我们课题组以“入住式社区考察”的方法在东北A市、B市和C市三个地方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红灯区考察。这是一项探索式研究创新之处主要有二：其一把女性性工作者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分子考察她们的主要就业经历（包括性工作）从纵向的、过程的视角来发现这些女性进入性工作的原因；其二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协作并用；以“入住式社区考察”为主要方式收集原始材料并把定性资料进行量化处理。
主要发现有四：其一本次访谈的这三地的103个小姐几乎都是城市户口下岗女工占半数；其二其中的本市人或者附近城市的人比较多。这意味着这些小姐的“匿名性”的弱化；其三从下岗到做小姐只是一种“职业平移”现象。由于个人经验资源的短缺与社会就业的救济性质她们所获得的历次职业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接近并不存在“堕落”；其四在连续的职业流动中各种“关系”所发挥的作用呈现为：“无关系”（自己闯）与“亲关系”（靠亲属）渐行渐弱；“友关系”最终占上风；而“公关系”（正规的职业中介）对于这些女性来说非常陌生。
一、目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通过文献分析我们发现以往有关“小姐”的研究资料主要有四种类型：1．写史的人从史学角度对资料加以汇编与分析通常可分为“娼妓史”或“禁娼史”；2．政府、公安部门的人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进行的社会调查与对策研究通常关注“扫黄”的问题；3．医生、防疫站从性病、艾滋病预防角度进行的调查与研
究；4．社会科学研究者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进行的调查与研究。
大多数资料仅仅描绘最表面的现象或者局限于为政府的扫黄政策做解释或者对于“卖淫”进行道德谴责学术意义十分贫乏。一部分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主要是把目光集中在小姐本人的现状所考察的也大多是农村或城郊的红灯区情况（潘绥铭19992000；黄盈盈2002）。因此尽管在目前的中国许多人都知道有些城市里的失业女性从事了性工作而且流传着许多民谣；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深入的情况更没有对此进行研究与解释。
大多数著作没有意识到“小姐”也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分子；“做小姐”也是妇女就业的一种选择结果不管这种选择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因而从研究角度讲小姐的这种劳动者身份受到双重忽视——研究小姐的人忽视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工作的经历研究妇女就业的人则忽视了小姐也是需要就业的广大妇女中的一员。
本项研究旨在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尝试把“小姐”放到整个妇女就业（包括农村进城妇女）的全局中去考察她们的就业机会、准备、途径、结果从而研究这些妇女是怎样进入性产业以及为什么会进入；本研究格外注意小姐中那些原来就是城市户口的人无论是从来就没有工作过的女性还是下岗人员。
（二）研究对象
基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三层界定：女性失业劳动力、女性性工作者、作为地理和时间范畴的东北地区。
界定一女性失业劳动力包括：15－50岁人群中的待业者（可以劳动却没有工作包括农村进城的人）、完全失业者（所有那些曾经有过工作却完全失掉了的人包括城市人和农村人）、半失业者（目前无工作但是仍然从原来的工作中领取一定金额的人包括：待岗、内退、放长假等等）。
界定二女性性工作者（也称为“小姐”）包括：1．性服务者即狭义的性工作者：目前正在提供直接的性交服务（通常称为“出台”）的有过一次就算。在调查中我们主要根据两个标准来判断小姐是不是直接的性服务者：小姐个人有出台行为或个人所在服务场所是专门提供性交服务的。2．涉性工作者即广义的性工作者：包括目前正在从事三陪、异性按摩、脱衣舞表演以及隐蔽在陪伴、保姆、计时服务等名义中的性服务者。
界定三地理和时间概念包括：局限在东北地区以“市”为单位。凡是现在在调查地的妇女都算无论来自何方、居住了多长时间。
我们在A市、B市、C市一共访谈了在中低档的歌舞厅和按摩店工作的103位正在从事直接性服务或涉性服务的待业、完全失业、半失业女性包括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三）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项研究在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定性方法为基础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互相结合与相互转化。这种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在现场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既做问卷又做访谈；而是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方法取长补短相互结合。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方式在红灯区考察中比较适宜。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1 ）准备阶段。实地考察前首先从研究目的出发设计好非常细化的访谈提纲并在电脑中形成相应的数据库。然后调查人员事先把这些问题背下来并转化为自己的日常语言进行练习。
（2）实地踩点。实地考察前半个月课题负责人到东北地区打探红灯区情况落实具体调查点联系红灯区内或离得最近的方便于考察的住处。本次踩点共涉及性产业较发达的11个城市最后选定A市、B市和C市。这三地是经过挑选的各有特点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各种情况。
（3）田野工作。基于研究对象的“非法”与“地下”的特性现场收集材料时我们还是采用定性的“入
住式社区考察”。考察员除负责人外都是女性。是否进行匿名考察、在多大程度上告诉被考察者我们的研究目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我们入住之后首先花一天时间摸清该红灯区的大概面貌然后根据当地性产业的具体情况尝试“进入”方式（即第一次接触、认识小姐）。基于东北的性产业情况我们认为比较成功的进入方式是：2－3个人一小组以唱歌或按摩的方式认识老板娘和小姐通常是一个人唱歌别人找机会跟没事的小姐认识、交谈并寻找进一步交谈的机会。
其次我们“进入”以后以非正规的聊天方式结合听、看等其他手段逐渐获取所需材料。这通常需要考察员在自然的情境中不露痕迹地把话题引到我们的问题上。不过我们所获得的资料不限于事先设计好的问题。
第三我们当天回来记录聊天内容把所有材料输入电脑或记在笔记本上形成原始的定性材料并把相关内容提炼为问卷的答案部分输进电脑。定性材料通常按时间顺序记录内容包括整个考察过程（进入的方式、跟小姐聊天的步骤和内容）、观察到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感受与感想。问卷内容则按每个个案（小姐）记录。我们尽量把原始答案提炼后记录在数据库里统计时再归类分析。
最后课题组在当天或隔天会进行讨论总结、交流经验并随时提出问题共同商讨解决方法。我们还会根据所获资料随时修正问卷中的变量补充材料。
（4）整理材料和书写报告。本次考察我们一共获得103个小姐的详细定性资料同时把部分内容进行定量化处理形成了103份较为完整的问卷。对于问卷部分我们所需要做的主要是查看回答项并做适度的归类然后用SPSS10∙0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对于所有的定性材料我们还需要继续做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整理出较为完整的个案；其二设计好主题标签把所有的定性材料根据内容贴上标签以备进一步的查找、归类和比较。在整理资料期间我们通常每周开1－2次讨论会。
本文的定量分析的目的不打算、也不可能推论总体但至少能反映这103个东北小姐的相关情况。我们在选点的时候尽量考虑到了调查点的代表性从而可以对东北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有个粗略的了解。
二、社区基本情况
基于篇幅这里简单介绍与性产业直接相关的社区基本情况。总体上讲A市是卫星城市以歌厅为主其他的性服务形式较少；B市的性服务规模最大存在歌厅、按摩、直接进行性交易等各种形式；C市也有歌厅但主要是以按摩为主而且小姐年龄较前两者偏大本地下岗女性偏多。
（一）A市
A市的性服务业主要以歌厅为主约有300来家歌厅分布在6－7条街上。据当地公安局的一个主任介绍A市的性产业以前都叫做洗头房后来打击了都叫做歌厅。1998年前后是性产业发展的高峰期，有上千家带小姐的歌厅。这两年减少了当地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不好；男人不喜欢嫖了。而政府打击不是主要原因。
此地的歌厅一般规模比较小仅一个门面。纯粹歌厅和带小姐的歌厅会同时在一条街上出现门上都写着“一元一首（歌）、高级音响”之类的字。初来乍到者一般分不清哪些是带小姐的。但后来有老板告诉我们可以根据两点来判断：其一就是写着“歌舞厅”的一般是带小姐的而写着“歌厅”的则一般是不带小姐的；还有就是以马路为隔马路的这一段是带小姐的另一段则是不带小姐的。A市的小姐基本上都是吃住在营业场所里。
A市的“客人”以前主要是来自A省省会的富人或者干部因为A省省会“扫黄”比较严厉所以客人就到A市来只要开车40分钟左右。近年来由于经济全面不景气A省省会来的客人少了附近城镇中的富人来的较多。
（二）B市
B市的经济在三个地方中是最好的。性服务形式比较多样不仅有歌舞厅还有按摩、直接进行性交易等形式。B市的性服务场所最繁华的街道是jing街至少有80多家歌舞厅和按摩店。但是它并不是最典型的红灯区因为在这条街上性服务场所跟正规商店饭店混杂在一起而且很多是在正规商店的二楼上经常是一个过道有4－5家。B市的按摩店和歌舞厅很多是串在一起的即：歌舞厅缺人的时候就到按摩店叫人。有些歌舞厅自己不带小姐但可以帮客人叫小姐。B市的小姐很多流动性比较强不像A市那样吃住在工作场所而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自由度更大一些。
B市的“客人”群体主要是那些来B市“搞资源”的外地商人他们有钱见过世面敢嫖。其次是本地的一些“耗子”他们靠大批量偷取国家资源发财往往有后台也敢嫖。还有一些“领导”是靠包庇“耗子”发财的。
（三）C市
跟A市、B市相比C市的经济最不景气下岗的情况最严重。C市性服务形式主要是按摩店也有歌舞厅但不是很多。按摩店一般规模不大7、8个小姐的比较多。它们的数量很多但也比较分散有遍地开花的趋势。C市直接提供性交服务的比较少“打飞机”（为客人手淫）的情况相对要多一些。C市有不少规模比较大的浴池基本上都提供“打飞机”以上的性服务因此那里按摩的价格比一般的按摩店要高出2－3倍。在C市的小姐中下岗工人比较多30－40岁之间的女性比较多。
C市的客人也主要是外地来的商人因为C市的石化厂仍然非常兴旺招来许多人。此外就是附近各种小企业的私营老板们。当地人形容说：“锅（国）漏了（所以）碗（老板）满了。”不过C市本地的一般客人也比较多因为只要不下岗在当地就是生活富裕的人了。
三、研究发现
我们把定性访谈资料整理为问卷之后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 ）小姐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教育程度、家乡所在地（离工作地远近）以及户口；（2）小姐中下岗的情况包括是否是下岗工人、下岗前的工人
类别、单位所有制、下岗原因以及下岗后的待遇等；（3）小姐的工作经历包括做小姐前的那一次工作、倒数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工作。每个工作都包括工作种类、性质、寻找途径、工资情况以及离开原因；（4）做小姐的基本情况包括做小姐的时间、收入、寻找途径等。
通过统计再辅助以相关的定性材料的归纳分析本次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发现：
（一）发现之一：“下岗妹”群体的存在
“下岗女工”和“小姐”可以说是两个形象差距悬殊的身份概念。在人们刻板的印象中下岗女工通常是受人同情、非常正面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往往与“30－40岁”、“上有老下有小”、“辛劳了几十年最后被单位扫地出门”这些特征相吻合；“小姐”则通常是受人歧视、非常负面的堕落少女形象往往与“吃青春饭的”、“不务正业”、“贪图享乐”等特征相吻合。人们把“哀其不幸”给了下岗女工把“耻其不争”给了小姐。这两个相距甚远的形象很难捏合在一起。但是经济变化给人们的道德观念带来的冲击往往是巨
大的。在下岗情况严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社会上流行的民谣首先把这两种似乎没有交点的身份融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且听：
下岗妹别流泪挺胸走进夜总会；陪大款挣小费不给国家添累赘；
爹和妈半生苦老来待业很凄楚；弱女子当自强开发身体养爹娘。
这个民谣早几年就已经在社会上传诵开而我们的考察则给它提供了两方面的事实根据。
1∙小姐中城市下岗女工占一半
本次访谈的这103个东北小姐最小的16岁最大的47岁；平均年龄25∙1岁中位数是24岁。与我们以往调查到的其他地方的小姐相比她们的年龄更大。
此外她们的“出身”有两大不同：其一拥有城市户口的小姐占到95％；其二她们当中原来在国有或者集体等正规单位工作、现在下岗或者完全失业的人比较多：在A市是47∙5％；在B市是41∙7％；在C市则高达72∙7％；三地总计为51∙0％。
她们下岗前情况主要有这些特点：绝大多数都是在本地下的岗（98％）；下岗前主要是没有技术的熟练工人（62％）；下岗前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74％）；大多数人失去工作是因为单位的原因（单位裁员、破
产倒闭、改制、被吞并等占74∙5％）而不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指自己主动辞职、请长假等）。这一规律
在C市尤其明显93∙8％的人是因为企业效益不行或倒闭而被迫失去工作。
至于另外一半左右的小姐虽然不是下岗女工却基本上是城市户口属于“待业青年”因此也可以纳入到劳动力市场的范畴里进行分析。
2．她们曾经找过许多其他工作
在我们的调查中下岗后或者待业后直接做小姐的女性只有不足9％。其余的人都是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平均51∙5个月）、找过多种工作（平均4∙7个）之后才最终选择进入性产业。如果说至少干过一个月才算有过一个长期工作的话那么在这些小姐中87∙4％的人至少有过一个长期工作；65∙0％至少有过两个长期工作；38∙8％至少有过三个长期工作。尤其是在她们当中即使以前做过“三陪小姐”（不卖淫）的也只有3∙9％。这更加可以说明：她们并非“天生就是这块料”也不是“好逸恶劳”更不是“自甘堕落”而是曾经在劳动力市场中朝着人们认为是正常的工作屡屡挣扎过。
她们曾经是国家的主人翁处在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地带。但是下岗之后她们四处奔波不得已才进入性产业这样一个不被正眼瞧的行业。结果深受社会同情的正面劳动妇女形象与痛遭社会鞭挞的负面不良少女形象在经济和生活压力的冲击下合二而一。由此我们也就可以体会到前述民谣中非凡的“民间智慧”：下岗妹＝下岗女工＋小姐。
（二）发现之二：小姐的匿名性在弱化
匿名性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的“性工作”的生存基础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陌生
人”指的是和我们没有私人亲密关系、只能在公共生活中遭遇的人。只有“陌生人社会”才能够使性工作
者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才得以脱离家乡社群的监视而在城市讨生活（卡维波2001 ）。性产业对于匿名性
的需求与现代社会中对于“小姐”身份的“污名化”紧密相连。
一个性工作者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匿名的社会需要采取很多措施比如给自己起假名、隐瞒自己的家乡、用假身份证等等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必须远离自己的家乡在一个碰不见熟人的地方开始塑造自己的“小姐”身份。
根据我们以往的调查经验大多数小姐是从外省来的流动人口（例如广东、深圳的情况）或者是从该省距离相当远的其他地方过来（例如四川的情况）。她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害怕家里人知道自己在这里做小姐所以离家越远匿名性就越好受到的心理压力也就相对越小。可以说一个匿名的情境可以帮助她们尽快地认同自己的“小姐”身份。因而鲜少有人会在家门口做小姐。
但是跟我们以往了解到的其他地方的小姐相比这103个东北小姐体现出来的最大特点之一恰恰就在于：小姐中本地或是附近城市户口的人比较多（见表1 ）。
从表1可以看出家乡就在本地或者附近50公里之内的小姐非常多两项之和占到总数的63∙1％。再加上家乡在本省的就达到80∙6％。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小姐的流动范围并没有超过本省。小姐的家乡与她们现在工作的城市的直线距离的中位数只有50公里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就在本市范围内做小姐。这无疑体现了这部分小姐对于匿名性的需求的弱化。
根据我们的理解导致这种“匿名性弱化”的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女工下岗与道德舆论的互动。由于女工下岗的情况比较严重再就业的可能性与选择性都非常小。因此当地整体舆论对于“做小姐”这种谋生之道的谴责比我们所调查过的其他地区要小得多甚至比人们认为是最开放的深圳还要小。①
舆论压力的弱化降低了这些女性选择性产业的心理成本同时也加强了小姐们对于自己为什么干这行的合理化解释。两者相辅相成。匿名的重要性在这种互动的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其二当地娱乐生活传统与“私人空间”成长的互动。东北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移入社会”因此中原地区那种对于各种“涉性”娱乐活动的抑制在这里相当弱化。例如“黄”一直是“二人转”中的重要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异性之间的“人身距离”相对较小也被认为是该地区的特点之一。最近20年来私人空间的成长在这个方面则表现为向这种“本地传统”的回归。
在东北洗浴、歌厅、按摩、足疗这几个最容易成为性产业依托点的行业虽然不能说是全国最早出现的但是十几年来一直就非常发达。C市的普通人甚至全都坚信：所谓“足疗”就是当地人在1990年代首先发明然后才传遍全国的。②用当地人自己的解释是：东北人爱玩即使一家子吃了晚饭出来溜哒也会进小歌厅吼两声。如果乏了就会到足疗店按摩一下。这些都很正常即使估计到其中可能含有“涉性”的内容也很少有人会去深究。所以一个女性如果告诉家里人自己在浴池做按摩或是在歌厅里放碟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其三小姐外出与“留守”之间的互动。根据我们对于全国许多地方的性产业的了解“东北小姐”在各地都是一个以其开放与泼辣而闻名遐迩的群体；“东北小姐遍天下”的传闻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我们考察C市期间当地十几位女性居然被拐卖到万里之外的中东国家成为一个大案。这表明：我们这次所调查到的、目前仍然留在家乡而没有外出的这些小姐恰恰是那些缺乏足够的勇气、能力、条件去走南闯北的女性。
我们访谈到的这些小姐最小年龄16岁最大年龄47岁。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出去闯闯时她们既没有提到自己太小或者太老；也没有说过因为自己漂亮或者不漂亮。她们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家里离不开或是上有老下有小或是家里人生病需要照顾或是对离开这片土地心里茫然。也就是说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年轻漂亮的小姐容易外出”并不成立。小姐的外出与留守是由更加深刻的原因决定的。
但是不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外出与留守之间却产生了互动。留守的小姐恰恰是因为自己的顾虑多、负担重而获得了更多的合理化解释：我都惨成这样了连“人往高处走”都做不到了还怕什么道德谴责吗？这就造成了当地留守小姐对于匿名性需求的弱化。
当然这三个地方的特色也是不同的。我们不难发现：家在本地或附近的小姐比例在B市最少占6∙4％；在C市最多占81∙8％；A市则是居中。三地的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三地的经济状况与下岗情况。
简单地讲C市下岗情况最严重所以本地就业的小姐比例相对也最高。B市则是因为当地经济相对比
较好性消费仍然强劲所以吸引来的外地小姐也多。
也就是说匿名性的弱化并不是因为这些小姐已经潇洒到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更不
是“利令智昏”而是生活处境使然。因此用“恬不知耻”来对她们进行道德谴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三）发现之三：做小姐只是一种职业“平移”
1．情况描述
人们通常认为：从一个无论做什么职业的女工到“做小姐”这两者之间存在一道深沟险壑迈出这一步通常被冠以“堕落”或“失足”。因而如果说一般的职业之间的流动是一种量上的变化的话那么从女工到小姐的流动则被认为是一种质的变化是从良家妇女到非法娼妓的变化。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大多数小姐对于失业/下岗前的正式工作的满意度都比较高都很留恋那时候自己所拥有的整体状况。那么从国企工人这样一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位置跌落至“小姐”这样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职业其落差到底有多大？换言之为什么这些女性在被迫丢下铁饭碗后会拾起“小姐”这样一个被社会视为藏污纳垢而丢置墙隅的破碗？这也是很多人极力寻求答案的一个问题。本次调查正是从这些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流动的过程、从她们经历过的工作之间的比较这个角度出发试图发现一些新线索。
我们发现这些东北小姐并不是直接从一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职业骤然下降至社会地位很低甚至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性服务职业而是中间经历很多次找工作的过程。她们在那时就已经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了。尤其是这些工作的职业地位已经与“做小姐”非常接近。因此从职业流动的角度来看她们所迈出的这一步并没有多大的落差反而更像是一种职业之间的“平移”而不是上升或者下降。
下面我们从工作内容和工资收入这两个主要问题对“做小姐”之前的3次工作进行比较分析。我们的前提保证是：在这103位小姐中除1人之外都是自愿做小姐的。因此可以把做小姐与她们的其他职业经历等同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里第一次下岗失业前的工作为职业流动的起点“做小姐”是终点离“做小姐”最近的三次工作则是重要的中间点。我们通过分析这几个职业的社会地位差异对这个群体的职业流动做一个初步的探讨并试图从过程和比较中来寻找这些女性选择做性工作的原因。
（1 ）做小姐之前的具体工作
从表2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趋势：
首先无论在哪次工作中做各种服务员的人都是最多的而能够从事任何一种非体力劳动的、比较体面的工作的人都是最少的。
其次她们每换一次工作成为“准小姐”的比例就随之剧增一次；而其他所有职业也就随之逐次减少。
第三除了“较体面”的工作以外所有其他工作的社会地位都不怎么样即使是当小老板做的也都是些非常小的买卖。因此可以说她们均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阶层上的差异性并不大。
这些情况不仅是一种职业平移的表现而且是其原因之一因为她们在那些与性产业关系密切的工作中更加可能接触和获得性产业的相关信息足以更快和更充分地作好信息准备。
（2）“做小姐”之前与之后的工资①比较
从表3的工资比较上看做小姐之前的3个工作的工资的中位数在500－600元之间。②其中那些收入不稳定的人主要是美容美发与按摩女和各种小商小贩她们的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相差500元左右。有些人的最低收入是负值（如－500元）也就是做小买卖亏本。有的人的最高收入才300元比服务员还少这是因为在东北的小商贩这个职业中往往是“卖的人比买的人还多”。
很明显“做小姐”的工资收入（中位数1500元）比前3次工作要高出很多。这无疑是任何一种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无论它符合不符合道德。
2．职业平移的确定分层社会学意义上的讨论
职业流动是社会科学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就编列过有关职业流动的23个表；从60年代起布劳－邓肯对职业流动模型、影响职业流动相关因素等内容进行不断的探讨与修正极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M∙侯特2001 ）；国内李强教授等对于职业声望的评价（李强2000）以及农民工初次、再次职业流动的分析（李强1999）也促进了流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职业间的流动到底是平移、上升还是下降社会学上最常见的研究是从收入、权力和声望这三个指标进行评价通常是把这些指标量化并计算其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值。可是以往学者有关职业地位的调查从来不包括性工作者在内因而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现成的职业地位等级来对照“小姐”这个职业在其中的排名情况。因而我们在这里也只能从探索性的目的出发作一个简略的优势—劣势权衡分析。
毫无疑问小姐们的历次工作尤其是“最近那次工作”的职业地位在通常的职业排名中是非常靠后的往往只比进城农民工、看门人等略高一些（李强2000）。我们不妨结合小姐们自己对工作的评价从劳动强度、劳动时间、自由度、福利待遇、工资收入、心理成本等方面粗略地比较一下：“以前的”与“现在的”工作的职业地位究竟有多大的差异。
她们以前的历次工作最主要的是在个体、私营性质的宾馆、歌厅、饭店里做服务员以及摆小摊的小商贩。这些工作不可能附带任何的权力福利待遇也几乎等于零。但相比而言“做小姐”的权力和福利待遇不仅没有而且是负值（经常遭遇扫黄和罚款被感染性病受客人欺负等各种风险也都更大）。因而以前的历次工作在这些方面略占优势。
从职业名声来看尽管以前的历次工作在一般职业表中排位很靠后但无疑仍然比“做小姐”占优势。也可以说选择“做小姐”要付出的心理成本要远远大于做服务员或摆小摊。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社会舆论对于性产业的相对宽容以及“笑贫不笑娼”观念的深化（正如本文在“匿名性弱化”部分所分析的）“做小姐”的心理成本将会逐渐降低。
从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上看两类工作的程度是相当的。做服务员或摆小摊通常的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而且非常辛苦。很多小姐在描述自己干过的这些工作时都说：太累了。与此相对照“做小姐”的上班时间通常是中午12点左右到凌晨2、3点虽然单位时间的劳动强度并不是很大（生意不好的情况下一天平均一个“生意”都不大可能）但对于女性来讲经常熬夜的代价也是很大的。用小姐自己的话讲就是“很熬人”。
从自由度方面讲“做小姐”总体上的自由度往往比较高（少数受人身控制的除外）。很多小姐在讲述做小姐的好处时经常提到“自由”、“爱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可是各类服务员则通常是固定时间上班老板通常管得很严。小商贩则是在经济强制下也不甚自由。
与以前的历次工作相比“做小姐”的最大优势在于工资收入高。尽管东北地区的这种工资差距比我们以往调查的广东、深圳小许多但显而易见如果仅仅从工资收入上看做小姐无疑是一种上升。
综上所述简而言之从其他职业到“做小姐”其实只是一种得失平衡只是对于一个大体不变的总量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小姐以牺牲福利待遇、可能附带的权力、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利益来换取较高的收入、更轻的劳动强度和相对的自由。所以我们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仍然只是一种职业平移。
对这些小姐来说下岗从国家主人翁一夜之间变成服务员这才是最大的和最根本的“坠落”。从那以后她们就再也没有进入过劳动力市场的中心地带。她们“做小姐”只是找到了另外一个谋生的工作仅仅是平行地换了另外一种职业。
我们在本次访谈中不断地发现：她们自己对这一点的感觉与认知都非常明确和坚定。我们的一个最突出和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在深谈当初做小姐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小姐对我们提到过什么“思想斗争”、“内心折磨”、“精神痛苦”等等；反而往往是像买东西算帐一样一条一条地细数“做小姐”这一行的各种利弊。也就是说这种职业平移不仅仅是一个客观上的结果也是她们主观上的选择。性社会学意义上的讨论“做小姐”与女性所能够从事的其他任何职业相比“性”是惟一的区别。
它的根基问题则是：灵与肉、爱与性究竟能不能分离开。如果不能那么肉体与性的任何形式的借、租、
卖就都决不可能被女性所容忍；反之各种形式的“做小姐”实际上就是不同程度地做到了这种分离直
至极端。
因此从性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在上述的职业平移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在商业活动中这些女性与男性顾客之间的“人身距离”被缩短；性方面的“自我防卫圈”被压缩乃至被冲破；性意义上的“信号辨识能力”被强化乃至被异化；从而被培训出了“灵肉分离”的可能性。
可是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她们“做小姐”的前一天而是自从做任何一种女服务员时就开始了。到了做任何一种与男性有皮肤接触的工作时前述的“培训”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她们其实就已经“涉性”了；因为皮肤是“性”的终端感受器。只不过其中的筛选机制还需要运用分层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
3．原因分析
出现这种职业平移现象的原因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因为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中职业上升的机会非常稀缺。但是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女性在下岗或者待业之后被从原来的较好的社会处境中抛出来或者原来就无法进入。这造成了她们的经验资源、支持系统资源和经济资源不但都非常短缺而且在不断流失之中。因此即使她们偶遇上升的机会也很难把握住更难以坚持下来。
从个人的经验资源（不仅仅是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来看由于她们下岗或者待业之后很难在另一个类似的正规单位找到类似的工作所以她们原来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为人处世准则、人际协调能力乃至于整体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对于她们的职业上升的帮助几乎是零。所以她们只能下降只能被放逐到市场中去从事服务员这样在地位上仅仅高于农民工的职业。其中曾经做过服务员的占47∙6％；做过各种体力劳动的占13∙6％；做过美容美发或者按摩的占28∙2％；可是做过任何一种非体力劳动的体面工作的只有6∙8％。①再者她们给个体经营者打工的最多占48∙9％；其次是在私营单位工作占27∙8％；自己摆小摊无照经营的占4∙4％；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只有2∙2％。结果她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学起。
可是这样的工作往往是临时的、多变的和职业跨度较大的。她们很难在其中积累起足够的经验资源也就不大可能为她们下一次找工作提供任何有效的支持。尤其是这样的工作无法使她们获得从事更高级工作的任何经验资源甚至把原来的经验资源也废弃了。结果她们不得不在劳动力市场的底层屡屡挣扎而且基本上是永无出头之日。
从个人的支持系统资源来看在下岗或者待业之前她们的支持系统就基本上是处于相同的阶层之中。因此这一资源在当时就不可能帮助她们从非技术工人或者普通待业者的地位上向上流动；一旦她们下岗或者待业就更加不可能给她们提供有利于上升的就业信息与帮助。
从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来看她们原来的积累就不多下岗或者待业之后就更少。例如她们在下岗时所获得的经济补偿最多是23000元最少的则是倒欠4500元；平均数是1400元；中位数则是0。在她们当中目前仍然能够领到任何一种补助的人只占10∙7％而且每月只能领到平均不足75元因为其中有3人是在扣除全部补助之后还需要给原单位交钱。这充其量只能使她们保住原来的城市户口以及随之而来的高于农民的那些基本利益例如不大会去种地、不至于饥寒交迫等等；却不可能为她们的职业上升提供有效的帮助。例如她们中间有35∙0％的人曾经去做过各式各样的小商贩因为她们的那一点点经济积累至多只能做这个其结果则是大概率的一事无成。
总结起来看就“小姐为什么会成为小姐”这个问题而言我们所发现的这种职业平移现象既不能支持“突变论”也不能支持“渐变论”。
以往的针对小姐的研究在分析人们为什么会去“做小姐”的原因时给我们提供的往往是一种“突变论”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的前提假设是：从良家女子到“做小姐”其间存在一种深沟险壑因而凡是这样做了的女性必然会有某些极其特殊的、非常重大的原因。这就等于仅仅把“做小姐”作为惟一的一个断裂点来单独进行分析而缺乏一种过程分析式的视角。在这种范式下很容易出现道德上的“堕落论”；或者“重大事件论”（婚姻家庭变故、情感变故等）。
本次研究是从职业流动的角度来考察性工作把“做小姐”视为一种职业把小姐置于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大“场域”的视角。因此我们才得以从小姐的工作经历这样一个连贯的纵向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小姐之所以“做小姐”的原因。
我们认为：真正的和惟一的“突变”并不是她们从良家女子变成小姐而是她们原来的那次下岗。
从那以后她们也并没有“渐变”而是“职业平移”。
（四）发现之四：劳动力市场与“关系”的走偏
1．现有理论
近两年在有关“关系”（中介人）与职业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论中比较流行的主要有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的“弱关系假设”、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林南等2001 ）、边燕杰对于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关系的研究以及据此提出的“强关系假设”（边燕杰等2001 ）。
林南提出：一个体系中的相同阶层的人们在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方面的相似性高他们之间往往是强关系。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资源相似性低他们之间往往是弱关系。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弱关系就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直接上升到高地位的通道从而获得社会资源。所以通过弱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往往会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高的职位。反之通过亲属、朋友（强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就大大减少（林南等2001；边燕杰等2001 ）。
边燕杰在天津地区做的调查则显示出职业流动过程中强关系的作用。他提出：职业流动者的社会网络主要由亲属和朋友这两类强关系构成。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形成以提供人情为主、以传递信息为辅（边燕杰等2001 ）。
2．本次访谈的结果
我们在访谈中询问了她们做小姐这次以及在此之前的3个工作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找到的。统计结果反映在表4中：
从表4中我们可以在她们连续的职业流动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鲜明的趋势：
“看招聘广告自己找”（以下简称为“无关系”）这个途径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亲属介绍或者给亲属干”（以下简称为“亲关系”）这个途径也在持续下降而且降幅超过了前一种途径；
“朋友、老乡、熟人介绍”（以下简称为“友关系”）这个途径却一直在上升而且增幅很大；
“职业介绍所或者劳务市场”（以下简称为“公关系”）这个途径则一直都是最少的而且变化甚微从
未超过10％。
这样一种强相关的“逆转”的统计现象恐怕不是出于样本量较小的可能误差而是反映了一种现实状况。
3．我们与前述理论的视角差异
第一前述研究所说的职业流动都限定于这样两种假定：求职是为了上升（向上流动）；求职中是僧多粥少（资方市场）。我们所发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她们不是职业上升而仅仅是改换工作（平移流动）；是雇主更想招她们而不是相反（劳方市场）。
第二前述的研究虽然调查了“通过介绍人、直接找雇主、通过正式渠道”这三种情况；但是进一步讨论的是运用了社会关系来寻找工作的被访者。
可是我们在访谈中最鲜明的感觉却是：居然有这么多女孩子在第一次找工作的时候就纯粹是自己独闯仅仅是看到一个贴在店门上的招聘广告就进去就业了。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尽管职业介绍所和劳务市场离许多小姐的工作居住场所不过百米之遥可是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居然从来也不知道当然更不会去那里找工作。
因此我们的视角还是把“无关系”（什么也不靠完全自己闯）和“公关系”（全靠公共途径而不是私人关系）这两种情况也考虑进来才能从“有与无”的视角上更加广泛和全面地揭示“（私人）关系”与职业流动之间的互动。
4．我们的认识
由于我们讨论的是在劳方市场和平移流动中的情况因此对于“关系”与职业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有一些认识也许可以加强或者补充前述的研究成果。
其一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力的市场化不仅极不充分而且在“走偏”。
这些小姐在下岗或者待业之初曾经努力地个人奋斗过；但是后来却不得不转而依靠各种私人的“关系”而不是“公关系”（正规职业中介）。这是劳动力市场化极不充分的最好证明。可是与此同时她们越来越多地依靠“友关系”而不是“亲关系”说明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化进程还不仅是一个不充分的问题更加可能是“走偏”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亲关系”不可避免地弱化的同时“公关系”却在形式主义化“无关系”更是日益走投
无路其结果是三者共同造成了“友关系”的兴盛。可是尤其重要的是这同时也使得“友关系”不得不变
质：它在急速地利益化甚至是牟利化。也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中本来是名正言顺的中介获利行为现
在却被积压得转移到本来应该是“知根知底、两肋插刀”的“友关系”中去了。这不仅会打垮中国传统的
“人情”而且会使得“公关系”和“无关系”都很难再生。因此不仅在我们以往访谈的小姐中不同程度地被诱和被骗的很多；推而广之现在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杀熟”之盛也无疑是这种“走偏”的结果。
其二关系的利益指向更重要而且可能改变关系的强度。
我们发现：小姐们的“关系”（中介人）无论是哪一种实际上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只有一个就是“劝服”（说服她们从事该职业）；而不是“卖人情”更不是“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有些情况下这些“关系”甚至连相关的信息都没有提供多少只是一个劲地“做思想工作”。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从服务员到小姐的过程中而是在她们以前的3个工作中一贯如此甚至从她们刚刚下岗或者待业就已经开始了。
这就是说这些“关系”的屁股在客观上其实是坐在雇主那一边。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关系”仅仅是把小姐引到某个经营场所就算完并不是“帮人帮到底”。至于她们究竟在该场所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具体工作（例如是迎宾小姐还是上菜的服务员；是放碟还是三陪还是出台）“关系”所发挥的作用甚微往往是小姐们在进入该场所之后与雇主博弈的结果。
这里面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友关系”的牟利化。在劳方市场与职业平移中有求于人的往往不是求职者而是雇主所以他们肯于出价。而作为双方中介人的那个“关系”就会进行“理性选择”。
结果无论这些“关系”与求职者多么“铁”也只能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可是在求职的小姐们看来中介人的这种利益指向实际上是有利于自己的她们必然会以此来筛选自己的“关系”。结果她们就与原本是强关系的亲属渐行渐远与原来是弱关系的邂逅之交却信赖有加。
其三各种关系的取舍往往不在于其优越性大而在于其副作用小。
在小姐们连续的职业流动中“亲关系”的各种优越性（可靠、温情、可持续支持等等）很可能永远都
是无比珍贵的；可是它的各种缺陷（欠人情、受约束、越亲越无法讲理等等）却也同时与日俱增。同样
“无关系”的优越性（经济独立、抬腿就走等等）也许一直不会磨损；但是它的缺陷（容易被欺负、社会交往少、很难跟雇主讨价还价等等）也会日甚一日地显露出来。结果通过这两种途径流动的人就都变得越
来越少。
反之“友关系”虽然不太可能具有“亲关系”和“无关系”的那些优越性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它们的副作用。例如在匿名性这个问题上“亲关系”的副作用是根本无法匿名；“无关系”的副作用则是匿
名匿到了老板不拿你当人看的地步。惟有“友关系”可以恰到好处地既弱化又保留匿名性。于是只有它
才能在连续的平移流动中茁壮成长。
最后要说的是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我们的认识并不是直接针对“强关系假设”与“弱关系假设”的任何一种而是希望补充与发展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
四、总结：整体图像
仅仅发现以上4点新情况是远远不够的。整合起来看的话这4点之间其实是互相构建的关系与互动发展的机制。
正是由于小姐里的本地城市下岗女工多她们才不得不试图摆脱匿名性的束缚只能平移却无法上升才会越来越“弃亲靠友”。
恰恰是因为她们只能处于平移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匿名性才有可能被弱化“友关系”的重要性才能超过“亲关系”和“公关系”同时她们也就被这种平移长久地固化在“下岗妹”这个“出身”当中。
正是因为她们虽然弱化但是仍然保持一定的匿名性以及她们依赖于“友关系”而不是原来的“无关系”和更加有效的“公关系”；所以她们才长期在底层平移。
当然再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并不排斥重点与中心。我们认为它就是职业平移。这并不是由于它的作用最强烈（在我们的定性研究中这是无法检验的）而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最主要的因与果处于链接与支承的位置之上。示意如上图。
如果一定要从成因的角度上剪短截说的话那么下岗这个突变只是这些小姐的源头而职业平移才是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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