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节]2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

1962年10月29日上午，郭小川赶到中宣部机关转组织关系，下午即去人民日报社报到。11月3日开完中国作协为他所作的鉴定会后，他就正式在报社开始工作，了结了多年来不能离开作协的莫大烦恼。

时任人民日报社国内部主任的张沛是郭小川1939年在延安绥德时的老战友，他知道郭小川在作协的处境后，建议郭不妨转到《人民日报》试试：

我知道作协内部关系复杂，他在那很不对劲。他说过作协多事，跟刘白羽等人合不来。我对他说：“你干脆来当记者，比较简单。”我找吴冷西谈了一下，他同意，说：“欢迎，欢迎。”吴跟胡乔木谈过，往中宣部、中组部报了一下。

他是知名作家，比较特殊。他当时是十级干部，行政上没有什么安排。国内部开会，他来参加，不固定上班。他水平高，不需要我们说什么。选题自己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一般不要报批，对他没有规定工作量。

小川写新闻刚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就好了。他写东西快，结构好。当时像小川写那么长文章的不算多，也很少能发大块文章。那时提倡写短文，胡乔木说过：“短些，再短些。”

他在《人民日报》挺高兴的，至少不像在作协那样不舒服。

（1999年10月6日口述）

八十一岁的安岗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他至今还记得从胡乔木的一个电话才得知郭小川要调来的消息，从电话中的语气听出胡乔木对郭很赞赏：

那一天，胡乔木打来一个电话，语气很平淡：“给你介绍一个同志……”我问：“谁呀？”他说：“郭小川。”我知道他是一个大诗人，就说：“诗人当记者，我们还没有过……”乔木好像这么回答：“诗人也可以当记者。”

小川来时，部里开会欢迎他。他脾气很好，跟大家合得来，没有大诗人的架子，不像有的诗人的想法、说话跟我们不一样。他有比较强的政治工作能力，对党的政策方针、当时部署、群众意见善于做政治分析，采访中真像个记者，观察很认真。小川文章的特点是下手很细，能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共鸣，这得力于他搞诗。

我们对大记者的要求不死板，给他充分的时间，按他的感觉去自由地写大文章。胡乔木说过文章不要太长，但不是指郭。我说：“长可以变成长处，问题是否有人愿意看下去。”

大家反映小川的文章都爱看，很有感染力，不是干巴巴的，也不是用公式看待生活。我说：“《人民日报》记者部应把全国有名的、有特色的人都吸引过来，这样文章才有多样性、独创性。”

（1999年11月16日口述）

李庄作为当年人民日报社国内部负责人，郭小川出去采访、发稿等事宜均由他联系和组织。他告诉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你父亲来《人民日报》之前，我们不认识，但闻名久矣，一见如故，不分彼此。他是个特殊人物，不是他自己要特殊，他是很有名望的人物。按照他的水平、声望，当编委没问题，比编委更高都没问题，但他对这些很淡漠。因为他是著名诗人，我们对他都很尊重。分工上我和张沛联系他，实际上他的文章我们只能拜读。小川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又有我们替他做后勤工作，领钱、报账、打电话等跑腿的事我都管。”（摘自郭晓惠1999年10月5日采访笔记）

刚到报社不久，1962年11月17日郭小川就随老上级、农垦部长王震到东北林区及北大荒，年底才返京。第二年4月再次与王震、贺敬之等人走访福建福州、泉州、厦门、漳州等地，6月中旬返回。紧接着，他又访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了伊犁、阿勒泰、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时间长达五个多月。这种走南闯北、毫无拘束的采访方式，令久受机关羁绊的郭小川有了一种彻底的解放感，此时他沉寂许久的诗歌创作又到了井喷的阶段，几篇有分量的通讯报道令人刮目相看。他自己的心情也大为振奋：“我几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举世的震动，太好了。”（摘自1963年3月11日日记）

曾是作协党组同事的严文井后来听到，郭小川私下里自言自语：“我到了《人民日报》，才真正出了名。”（严文井1999年7月21日口述）

胡乔木对郭小川的诗歌创作一直很在意，曾向中央高层人士推荐过郭的新作《厦门风姿》等。1963年2月16日，正在颐和园云松巢休养、修改诗作《祝酒歌》的郭小川给胡乔木写信，首先表示“我到《人民日报》后，一切都好”，信中还写道：“您在病中，尚对诗的问题十分关注。您看过我们写的一些东西，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工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提高？……在这方面您随便谈谈，都将会给我们的工作以真正的益处。”这封信勾起胡乔木的谈兴，2月21日他特意来到郭小川等诗人休养的颐和园住所，就诗歌创作问题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节”在全诗中的作用，并认为“节”写不好，就完成不了全诗的美。郭小川在日记中还记载道：“他不太赞成用四行一节写长诗，而认为以八行为宜……新诗，必须在古典诗词的基础上与之竞争，不管它是不行的。”

胡乔木对郭小川的工作调动起了主导作用，并且在创作专业方面能有沟通，这让郭小川感念许久。那天郭小川到颐和园门口迎接，没想到胡乔木一行已先入园，为寻找住所花费不少时间，这让郭小川心存歉意，而胡却不以为然。

《人民日报》资深女记者金凤对见到郭小川的第一面留有很深的印象：

那天小川来到办公室，穿一身旧毛料中山装，戴了一顶鸭舌帽，脸比较阔，笑眯眯的，像个党内老同志的模样。他走到我的面前说：“我是郭小川。”他又跟记者部副主任、刘白羽的夫人汪琦打招呼：“汪琦同志，我向你报到了。”汪琦说：“小川，你何必那么客气。”汪琦介绍了部内的情况，小川说：“我可没当过记者，是新兵。”汪琦说：“你客气，你是大诗人，你来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的主力军，给我们报社增添光彩。”

我从小就喜欢唐诗宋词，但不怎么欣赏新诗，觉得新诗好吵，像白开水一样。但有两个例外，一个是郭小川，一个是贺敬之，觉得他们的诗有味道。我说：“我要向你好好学习。”小川说：“哎呀，我要向你学习，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记者。”我奇怪他和贺敬之怎么都到《人民日报》来呢？汪琦说：“他们是来躲风。”

过了一段时间，他要送我新诗朗诵会的票，我说话很直：“我不喜欢新诗，就是你和贺敬之的诗还好。我受不了装腔作势，北京人艺演郭老的戏都演出了摆势，我不去……”他宽厚地笑笑，说：“没事，别人还要。”

他到东北林区，写了一篇《白银世界的黄金季节》，题目很不一般，写得很壮美，文字功底好。他真是出手不凡，我跟人说：“郭小川就是与人不一样。”福建漳州出了让水的故事，就是后来被人写成《龙江颂》的那段事。郭小川赶去采访，但新华社记者也去了，小川打电话回来问：“还写不写呢？”胡绩伟在编委会上说：“当仁不让。”小川就写出了《旱天不旱地》，文字和题目都很好，我对他说：“我要认真向你学习。”

当时《人民日报》内部传说，报社有两个人骄傲，一是我，一是王若水。别人说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我这人看得起的人确实不多，让我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我对小川真的服了，他跟我熟悉的老记者的处理方法不一样，高出一筹。我对他说：“我要跟你出去，看你怎么思考，怎么提炼。”

当年《人民日报》有的文章跟中央文件一样，最高领导和下面群众都要看，有的还要组织学习。郭小川对报社来说，是一将难求，可惜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诗人大记者。

（1999年11月11日口述）

1963年3月，郭小川奉命来到上海，开始接触声誉初起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很快就为八连的事迹所着迷。他给夫人杜惠的信中写道：“（了解‘八连’的情况后）使我深深地爱上它了，这真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它的意义不下于雷锋，许多事实都动人极了。因此，我决定在此写一篇长篇通讯（约一至两万字），写完再走。”（摘自1963年3月19日来信）他在连队整整访问了十天，忙得连写信的时间都没有。他一直苦恼一个问题：事情都很平凡，却又得写得不平凡，怎么办？该如何下笔？写作的进度十分缓慢，一周过去了，只完成四千多字。郭小川在考虑许久之后，决定发挥自己的长处，把它写成政论式的大通讯。

采访中，他与《解放军报》记者组在报道思想上产生分歧，时常争论。他给杜惠的信中谈到分歧所在：“他们总把南京路说得很可怕，似乎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集中的地方；我则认为它有两个方面，主要的方面是美好的社会主义城市的中心；他们强调宣传个人生活上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我则更强调工作上的艰苦奋斗；他们总是讲作风，我则着重地谈思想……”（摘自1963年4月22日来信）经过一个多月的写作，总算大功告成，通讯报道终于获得通过，并且《人民日报》同意郭小川的建议，与军报一样，只署“本报记者”。

然而4月26日，陆定一转告王震说：总政不同意郭小川对好八连的宣传方针。郭得知后，情绪有些低落，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在报道中遇到不顺手的事。但让他欣慰的是，采访“八连”有了一个重要心得，就是突出“八连”的成绩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强调“八连”学习毛著的政治热情。这次采访把郭小川身上的政治情结强化了，一下子把他的政治那根弦拧得很紧很紧。

当时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已经使文艺界风声骤急，生性脆弱而敏感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有加剧之势，而且争相比毛泽东所起的调子还要高，把问题提得还尖锐。尤其反复强调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使报纸版面的火药味愈加浓郁。郭小川敏锐地觉察到政治波动的走向，对毛的批示中有关文艺的一部分指责有认同感，与他早先对文艺界的现状的不满相融合，使他对毛泽东那种发自内心的、本能的推崇更加细化。宣传毛泽东思想渐渐成了他以后的作品中最显著的主题，成为他不可推卸的政治使命。

郭小川激情的写作风格，一遇上政治激荡，很自然就一拍即合。他在这样的创作活动中，既不是带头者，也不是佼佼者，只是跟着社会思潮往前涌动。

1964年2月至4月，郭小川回忆前几年到昆仑山一带采访的情景，联想到毛泽东的诗作《昆仑》，仿佛又置身在莽莽高原，他情不自禁地写出了八九百行的长诗《昆仑行》，明确说明这是一首对伟大领袖的颂歌。他的写作激情再次迸发，用尽了豪华的文字阵势。

吴冷西身兼《人民日报》、新华社总编辑，时常在毛泽东身边走动，掌握中央高层的动向。他在审查《昆仑行》时，对郭小川激情发挥的超常范围也有些把握不住。长诗的第二段用二百多行的篇幅回顾了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的历史过程，吴冷西在这一段大多数句子下面画了红杠杠。郭小川觉得无法修补，最后无奈之下只得将第二段全部删除。

当年4月，郭小川写出那一时期的代表作《他们下山开会去了》，较早地涉及学习毛著的活动：“世间再没有别的珍宝，／比它更为坚实、深广；／大敌当前，／它就是反抗的长枪；／狂风袭来，／它就是高大的屏障；／困难挡道，／它就是排山的巨浪；／云雾迷漫，／它就是明丽的霞光！”

这种革命化、情致化的诗作不能说是郭小川首创，它很快为一批诗人熟练掌握，也为读者们所熟悉，以至到了“文革”已可以成批量地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诗歌写作的某种定势。而郭小川自己坚持写了十几年，乐此不疲。

这一年9月，郭小川从南方刚回到北京，就被大型歌舞《东方红》创作组抽调去，写出了歌词《毛泽东颂》和《东方红》解说词的部分段落。在《毛泽东颂》的初稿中，郭小川下笔称毛是“世界的太阳”，主持《东方红》创作的周巍峙不同意，郭又改为“人间的太阳”。周巍峙仍觉不妥，再三争论之后，最后定稿为“光辉的太阳”。

1965年夏天，郭小川几次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提议大张旗鼓地宣传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据“文革”中郭小川写的交代材料，当时安岗不是含糊其词，就是以“我们不搞声势，要搞声势很容易”为由推托。

笔者为此询问安岗，老人对此事记得有些模糊，他想了想回答说：“当时对毛主席是很崇拜的，活学活用毛著在群众中是一股热潮，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思想运动，但不像‘文革’时期那么厉害。我只是不愿意空洞地宣传，希望有分寸感，还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抓。小川有很高的政治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1999年11月16日口述）

1965年7月，由报社指令郭小川和另一位记者王日东到北京积水潭医院，采访创伤骨科烧伤专业组活学活用毛著的经验。郭小川在医院生活了二十多天，整理出五六万字的人物访谈笔记，执笔写出了一篇题为《为革命，会革命》的长篇通讯。“文革”初期，郭小川在交代的材料中不无自豪地表示：“这篇通讯是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目的，在读者中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他还写道，同年8月在内蒙古伊盟乌审召公社，深入采访一个多月后赶写的通讯《乌审召人——新愚公》，长达五万多字，同样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了阶级斗争”。（摘自郭小川1966年底检查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

在这前后，郭小川应邀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与人合作写了纪录片《军垦战歌》的解说词，并改写其中的三首歌词。他有意强化了政治含量，多处添置了诗情的文字，渲染学毛著、学政治的诸多效果和影响。而且郭小川一改以往的和气，态度略嫌强硬、坚决，对影片提出了不少意见。他甚至说了这个话：“如果不补拍学用毛主席著作，我就不写解说词。”据郭小川“文革”所写的交代材料，离开前，他对八一厂副厂长夏川毫不讳言，认为八一厂不像解放军的电影制片厂，导演不突出政治。

笔者为此走访八十二岁的夏川老人，他对郭小川当年所说的话记得有些模糊。他回忆道：“那年拍了一个新疆军垦建设的纪录片，长度有一个多小时。考虑到小川对新疆了解，与王震熟悉，就请他写解说词和歌词。小川不推辞，搞创作很认真，而且他还找来袁鹰、贺敬之写另外的歌词。他改了好几稿，难度大，我们对着画面一块商量怎么改。他写的解说词很漂亮，与一般解说词的作者的水平大不一样。八一厂的人说，能找到这样的诗人写解说词真不容易。”

夏川介绍说，当时八一厂内部已经开始文艺整风，已有人在主持批判厂级领导。一般来讲气氛还不是很紧张，但对政治问题抓得是否很落实，就不见得。八一厂内部存在的问题很多，小川对此也了解一些。小川的政治热情一直没有消沉，他对毛泽东思想确实看得很重很重。（1999年12月3日口述）

1965年12月底，郭小川随安岗等人一起到了大庆，只采访了两三天就匆匆赶回北京，根据在大庆、哈尔滨的访问所得和书面材料，以最快速度抢写出三篇通讯，其中一篇题目直接就叫《怎样突出政治》，由安岗拟定提纲，郭小川执笔完成。在写作过程中，郭小川加进了“紧跟毛泽东思想”一大段。

第二年1月，郭小川又奉命来到鞍钢，在钢城上上下下走访了一个多月，为预定的写作主题收集大量资料。他已经很难对生活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只是按照上面布置的条条框框去生硬地装配素材。同去的记者部同事金凤看到他随身带着一本毛选，时常翻阅。郭小川还告诉金凤：“（毛选）有的文章要反复读，学思想方法，学辩证法。”他在那里写成两篇通讯，一篇《为用户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直接阐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另一篇《认识不能中断》，以鞍钢的实际工作来注解毛泽东的《实践论》观点。奇怪的是，这两篇报道获得报社领导口头认可，却不知何故没有发表。

郭小川后来在检查中感慨地写了一句：“（稿子）被人压死了。”

1964年5月郭小川一度有了去中南局工作的念头，陶铸也想让郭担任中南局副秘书长一职。王震鼓励郭去广州：“毛主席是很重视陶铸的，你可以跟他学习学习。”郭小川考虑到不应辜负王震、陶铸的一番好心，又觉得当记者到了地方只受到优待，不受到重视。与报社商量后，就想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长驻中南。

毛泽东的批示传达后，文艺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对文艺界的恐惧也是他远避京城的一个原因：“我自己的问题也伤脑筋，近来我对文艺界的某些人物实在想避之远远的。要搞创作，不如在文艺界之外搞。否则，不知何时就得叫他们再整一通。我自己，言语又不能噤若寒蝉，容易惹事。这是我为什么愈来愈坚决地到中南去的主要原因之一。”（摘自郭小川1964年5月5日致杜惠的信）

老友王匡、李普都劝郭小川把组织关系转来，在广州安家落户，但他还是想等两年后再说。1964年8月随陶铸到广西走了一趟，他发现跟陶铸搞文件也没有什么意思，搞创作在陶铸身边是不行的，而且在华南语言又不通。他遂向陶铸提出到河南灾区的县里锻炼，既与群众接近，又为创作做准备。他向人表示过，他的理想是当一位县委书记，把灾区变为富裕的粮仓成了他企盼达到的一生幸福大事。然而老熟人、省委候补书记兼商丘地委书记纪登奎坚决不同意他到重灾区商丘的任何一个县工作：“我们那里太苦，情况特殊，你还是到一个稳定的地方去。”

这一次河南之行给郭小川不小的震动，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他亲眼看见商丘的农民家中四壁空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在给杜惠的信中心情沉重地写道：“这种景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也没有想到过——以上情况，当然不可与人语。”（摘自1964年8月28日信件）他反过来又想到纪登奎不让他下去，不让他接触真实的生活，其用意也是保护他不犯错误；第二是毛泽东的批示使地方干部对文艺界有了恶劣的印象，对文化人的感觉很糟糕，郭小川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戒备心。

1964年9月因中宣部不同意调中南局，郭小川只能返回北京，随《人民日报》工作队到北京通县参加“四清”。他后来说，我很喜欢《人民日报》，不想再动了。他对通讯报道和创作又投入很大的精力，似乎无心于其他什么工作。1964年8月在广州，他渐渐地坚定了这个念头：“我想，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我还是准备搞下去，只是决不与文艺界发生什么关系……这一辈子，还是献给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文艺吧。”（摘自郭小川1964年8月10日致杜惠的信）

那段时期，郭小川对形势发展是亦步亦趋，先人一步。毛泽东已有指示，对教育制度提出批评，鼓励学生到大社会中去。郭小川非常认可，觉得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却做出创作成绩。他曾去新疆联系，希望儿子能去自己的老部队锻炼，想让孩子在下面有出息，可以搞创作。后来北京市劳动局却安排所有报名的北京知青去北大荒支边，在外地出差的郭小川匆匆赶回来送站。

郭小林告诉笔者：“1964年9月，整个景山学校就我和另外一个人去，走时全校师生夹队欢送。北大荒真苦，七年没有吃过鸡蛋，一个月内只能吃到一次猪肉。”（1999年10月28日口述）

李庄作为当年的直接上级，经手发过不少郭小川的通讯作品。他至今对郭小川的文笔仍格外赞赏，认为郭自创了这样一种体裁：既不是一般的报告文学，也不是简单的新闻作品，有真人真事，有文采，有思想，有想象，有渲染。

李庄说，正因为文笔好，选材能力强，又注意时代的特点，所以他的作品在当时能较长期地为人关注。给人印象深的通讯报道，一个是写积水潭医院，另一个就是名震一时的报道乒乓球队的《小将们在挑战》。（摘自郭晓惠1999年10月5日采访笔记）

《小将们在挑战》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文革”前夕最亮丽、最具变化的信号旗帜之一。

1965年3月，郭小川看到了毛泽东关于徐寅生的《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批示，又得知中国乒乓球队马上要去参加第二十八届世乒赛。素来喜欢体育的他一下子意识到这个题材的重要性，迅速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赶到国家乒乓球队，采访历时一周。

当年陪同郭小川到国家队的是《体育报》副刊编辑鲁光，他回忆了当时的采访情景：

与小川最早认识是在63年，那年要参加第二十七届比赛，我想请作家诗人为国家队壮行。小川给我一首短诗，很有气魄，其中写道：“踏破万里雪／轧平千层浪／心红／眼亮／切记啊／中国是英雄的故乡！”

小川喜欢体育，有一次我陪他在工人文化宫看露天篮球赛，小川在观众席中发现：“哎呀，周立波也来了。”在乒乓球队出征前，我把迷恋体育的几位作家郭小川、周立波、玛拉沁夫、康濯等约到工人体育馆，看了一次乒乓球队的训练，与教练、队员聊天。

65年毛主席对徐寅生一文有批示，给徐那么高的评价，背景很复杂。小川找到我，谈了意图，我便陪他一个个地找人，天天在一起。小川在政治上敏感，及时捕捉重大的信息。他事先准备工作很充分，能看到的东西全看了，哪怕是枯燥的工作报告。采访时间并不长，可是写作需要的东西很快能得到。他思考问题很严密，能抓住典型，一下子切入主题，思考水平很不一样。

他对运动员平易近人，人情味很浓，没有大诗人的架子。他送给队中女秀才、女单冠军李赫男一本自己的作品集《昆仑行》，请李赫男指教。李赫男不好意思，说：“我很喜欢你的诗。”小川采访中的作风、写作技巧对我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我写报告文学最早的启蒙，在主题提炼、构思布局、技巧等方面对我帮助很大。

罗瑞卿过问了这篇文章，很快《小将们在挑战》在《人民日报》、《体育报》同一天发表，反应热烈。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公开，但大概意思在小川的文章里都有了。

（1999年11月10日口述）

庄则栋作为国家队的主力选手，当年接受了郭小川的采访。1999年10月11日在北京宽街的寓所里，他情绪激动地告诉笔者：“我一直把郭小川当做老师来敬重，他的东西有人情味。当时他来队里采访很细致，虽然时间短，但能抓住每个人的个性，突出人的思想状态。他的文章非常华美，充满激情，写出了那种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革命气概。”他还透露，“小将们在挑战”这话有政治含义，实际上是“文革”的信号，毛主席利用这打刘少奇，成了一块石头。这是周总理1967年告诉的，当年郭小川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郭小川写出通讯的初稿后，送交报社领导层审阅，历经一些波折。“文革”开始后，郭小川在检查中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以此来佐证自己写作历史的革命性和坚定性：

副总编辑胡绩伟批评道：“现在有一种倾向，打球打赢了，就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么，打输了怎么办？……你叫陈伯达去打，他能打赢吗？要有技术……”（大意）于是，我根据他的指示改了六处，突出了技术和战术。现在看来，有两处改坏了。但是胡绩伟仍嫌不足，他亲手把原稿中的“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唯物辩证法的，就必然胜利；反之，就要失败”（大意）改为“通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技术和战术水平，原本是连续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而在发表的头一天晚上，胡绩伟还对这篇稿子表示不满，几乎不叫发表。

（摘自郭小川1966年底检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

“文革”初期，郭小川对作协工作的七年时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自己受到文艺“黑线”的直接控制，身陷其中，反思起来总是惶惶不可终日。而对自己四年半的《人民日报》经历则有扬眉吐气之感，一一数起通讯作品颇生几分自豪，而且这些通讯也为报社、群众所认可。报社内外一提起《小将们在挑战》，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对作者另眼看待。这无形中给了郭小川几分安全感，也是他在运动纷乱的头几个月中最重要的一颗定心丸。

那时他在内部表态性质的讲话中只是平淡地表示：“由于有机会与工农兵群众接触，又受到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所以有了一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写了一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话语低调，近于轻描淡写，但还是让人觉得是有分量的。

1966年秋天报社“文革”组织要求每人做自我总结，按黑线、红线、不黑不红三类划分。他坚决地把《人民日报》写作的日子统统归入红线，正是因为有《小将们在挑战》这类通讯压底。

在运动浪潮袭来时，郭小川习惯地把自己当作运动中的健儿来要求。运动裹拥着他往前涌动，他则在浪涛中做着姿势呐喊助威。在严格意义上他视自己为“战士诗人”，与革命斗争有着天然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响应党的号召、投入运动的时候，郭小川从不含糊。

1966年3月间，郭小川在一次编委会上批评报社“不紧跟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宣传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说《人民日报》比《解放军报》晚了六年。这番话只引来一位在座者的响应，让郭小川在偌大的会议室里感受到莫名的孤独。紧接着他在4月奉命参加解放军创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读到后来震动全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他在会上表示衷心地拥护这一历史性的文件，从《纪要》的字里行间他很自然地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斗争气氛。在这种激情的状态中，他对会议的安排颇为不满，对会议每天只看电影、讨论电影兴致不大，中途赶回报社，参与了批判“毒草”《长短录》的文章修改。

夫人杜惠曾问郭小川：“这样重要的会议，你怎么不参加到底？”郭小川悄悄地说：“把这么多的电影都批为毒草，让人听不进去。”时至今日，杜惠还清晰地记得郭小川内心隐秘的矛盾状态。

1966年5月21日下午，郭小川参加《人民日报》编委会，在会上听到了陈伯达4月18日对《人民日报》的意见。郭小川回来后在日记里简单扼要地记了几句：“外边有些压力，内部未动，一潭死水。”“《人民日报》要内外夹攻，外帮内攻（康老的原话）。”“要学陈胜、吴广……要揭竿而起，中央保护你们，你们反修斗争有作用，但不是吴冷西的功……国际反修易接受，国内反修有人就下不得手。”王力说：“既要清算邓拓的阴魂，更要清算吴冷西的阳魂。”康生的一段插话，颇让郭小川心里一阵紧张一阵惶惑：“应对1957年以后每年发生什么事情，要总结。自己不革命，中央也不好帮助。”

从郭小川的日记里可以看到，第二天他就匆忙写出笔记《宜将剩勇追穷寇》。5月24日下午四时参加党员大会，听了吴冷西的检查。5月26日全天都在看《海瑞罢官》的材料，并着手整理内定毒草的《长短录》资料。6月1日，他在苦闷、茫然之中，顺便来到乒乓球队看望，触到的依然还是运动波涛的浪花。6月5日下午，他听了陈伯达会上的讲话后，与众人一样，写了两张大字报。

他心里明白，由于他过去在作协所担负的领导职务，再也无法逃脱“文艺黑线”的巨大阴影。运动初期出自自己的热情，无论做出更高的政治姿态，还是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他始终挤不进主力队伍。他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担惊受怕，为自己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作用而焦虑。

7月报社要宣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典型。报社“文革”组织选派了郭小川、金凤和小李三人前往采访，金凤至今还记得郭小川当时惊喜的样子：

小川一下子觉得自己政治上没问题，还是受到信任，真的很高兴。我们三人坐飞机到兰州，又从兰州飞到新疆。机上就我们三个乘客，当时许多高级干部都成了走资派，都卷入运动中，根本坐不了飞机。我说：“小川同志，今天成了我们的专机。”他闷闷地说：“你还说笑话。”我们三人打扑克，打最简单的“争上游”，心里七上八下，索然无味。

我们在新疆分头采访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北京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党内位置下降。小川一天到晚带一架小收音机，听了总说：“不得了，不得了。”一个月前接待我们的王恩茂、张仲瀚、赛福鼎等新疆领导都被揪出来，书店的书在广场上烧。我们不敢住原先安排的昆仑宾馆，但自治区办公厅还要我们照住。小川不想让人为难，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住进冷落的大宾馆。记得那年年初，郭小川和我们几个去鞍钢采访，主人安排到千山风景区游玩，宾馆把中午饭菜带去，我们觉得特殊化，都不敢去。实际上是暴风雨迫近，知识分子干部对即将到来的政治运动有预感，有预防。

我们坐飞机回来，他写了一张字条给我看，记得上面写着：“存款四千元，金表一个，金笔一个……”他想把这些交给组织，我说：“这次政治运动，不像‘三反’、‘五反’。你工资高，有稿费，劳动所得。”他说：“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我说：“这体现不了党的政策，你过虑了……”

他对这场运动的估计比我要严重得多，我以为一年就够了，他了解上层，想得更复杂些。在飞机上我还说他：“从思想到作风，你没问题。干部排队，我看你在‘比较好’那类。”他摇摇头，说：“应算‘比较严重’一类吧。”他问我：“群众把你说成三反分子，你怎么办？”我说：“我不承认。”他又问：“群众给你戴高帽子，怎么办？”我简简单单地回答：“我把它撕了。”他就低头想问题了，闷得很。

下飞机时，我把那张纸条撕了，我对他说：“运动还会过去的，我们都会平安无事。”谁会想到，郭小川第二年被揪回作协，而我68年关进监牢，长达五年。

（1999年11月11日口述）

从新疆回来时，郭小川所住的《人民日报》煤渣胡同宿舍区已贴满大字报。杜惠清楚地记得，大院墙壁上有一条大字标语的内容是：“把文艺‘黑线’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揪出来！”

当时正上中学的女儿郭岭梅焦虑地问他：“你是几类干部？你是黑帮吗？”郭小川只能含糊地回答：“我不算一类干部，也算得上二类干部。”（1999年10月4日郭岭梅口述）

郭小川回到报社，很长时间一直处在运动的边缘，时常一个人在房间里挥笔撰写没完没了的检查和交代。据金凤回忆，《人民日报》群众组织似乎为郭小川只开过一次会，说过郭的一些作品。但造反派对他过去的作品不了解，一些人士表态：“我们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顾不上郭小川。”逢上外调，群众组织还与来人说：“革命群众反映他在报社宣传毛泽东思想，效果是很好的。”

据郭晓惠所作的《郭小川年表》记载，1966年9月报社造反派贴出大字报，内容是“揪出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12月29日郭在报社受到批判斗争，四人就有了难得的畅谈机会，而且晚上和星期天可以回家。那时曾有人鼓动郭小川站出来亮相，自己起来“革命”，但郭小川犹豫再三。

曾任作协副秘书长的张僖还记得当时对郭小川叮嘱再三的情景：

在“牛棚”里，小川闲不下来，关得不严时就往外跑，星期天东窜西窜，还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情况。我急了，几次劝他要小心，提醒他注意。我说，你在江青底下工作过，你跟叶群有一段关系，有同学友谊，你不能去找她们。

江青解放初当过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小川与她同过事。据说江青私下里评价过小川：批《武训传》不积极，批《清宫秘史》不热心。

（1999年8月6日口述）

杨子敏告诉笔者，当年“牛棚”小屋里始终烟雾迷漫，谈兴颇浓：

我们把门一关，人人抽烟，一天到晚不停，屋子里烟雾腾腾，从门外都看不清里面人的脸。我们互相推荐最便宜的烟，结果大家共同认定一角一分钱的“红红”牌烟最合适，八分钱一盒的“蜜蜂”牌烟比较糟糕。

我们对形势议论，不敢涉及毛主席，只能议论到徐向前、贺龙、彭德怀、王震等这一层。说得最多的是小川、张僖和我，话题较广。譬如造反派抄来外面的大字报，说徐向前是“胆小鬼”。我是十八兵团的，徐是司令员。我说，“胆小鬼”这说法荒谬，当年徐带着病，车里安着床，在床上指挥战斗。太原一解放，他就病倒了，住院几年。可见战斗前病得很重，他坚持不下火线。我说这些事，小川他们就听着。

我们还说，宣传林彪当排长就领导北伐不妥。但也说到苏联要用几个坦克师换林彪。诸如此类轻轻重重的话题说了不少。我们偷偷地议论单位造反派的是非，说本单位运动的事情。没想到被造反派发现，选择一个突破口审问，最后各个击破，一个个被迫交代。

最后把我们这屋的人拆开，小川被看作是重犯，又加上涉及“天津黑会”事件，把他单独关在作协黄图岗宿舍六号门口东侧小屋，由专人看管长达三个多月。

（1999年11月19日口述）

在那段时期，郭小川挨过别人的打，晚上睡觉时身子疼痛不止。后来老友夏川谈到在八一厂被人用拳头打脑壳起包的过程，郭小川听了唏嘘而叹，承认自己也挨年轻人的打，讯问时被恶声恶气的人打过耳光。

有一天，郭小川被押送回文联大楼交代，杨子敏在楼道里碰见了他，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不敢说话。几个月不见，杨子敏惊诧地发现郭小川完全变样：手上拄着一根破木棍，脚跟蹭着地往前挪，摇摇晃晃，眼神已聚不了光。杨子敏回家后伤感地告诉爱人：“今天看见了郭小川，他可能不久于人世。”

“没想到，他的生命力这么强，以后竟缓了过来。”杨子敏回忆时很重地说了一句。

到了1968年底，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从原来的走资派、牛鬼蛇神转移到群众组织两派内部的人。早期的专政对象由此被放松，郭小川他们有了喘息的机会，时常参加搬白菜、挖坑、铲煤等劳动。外调的人逐渐减少，有一次广东来人了解原中宣部干部处长张海的材料，郭小川记不得许多事情，焦急得不知怎么才好，中午回家后忍不住哭了一场。

此时令郭小川预料不到的是，自己更多的却是为不能及时、完整地背诵毛泽东的语录、林彪的指示而苦不堪言。

在郭小川那一段日记中，当日背诵情况如何成了最主体的内容：

68—11—12　读了一天的老三篇。五组已有三人可以一字不错地背下，其中包括我。晚上，继续背老三篇。

68—11—21　上班后，背《纪念白求恩》，错了一个地方。

68—11—29　背诵《愚公移山》，未错。

68—12—7　八时，背诵《愚公移山》，未错。

68—12—8　向杜惠背诵了《愚公移山》，未错。

68—12—10　早，学习时背了老三篇，错了两处，共三个字。

68—12—12　学习时，背诵老三篇，一字未错。

68—12—16　读《文汇报》两个社论，背诵《再版前言》。晚，回家熬药，背诵老三篇。

68—12—18　一时去上班，先背诵老三篇。用了一下午的时间，背会了两个批示和《再版前言》。这，早已下了决心，今天才实现。过去背过《再版前言》，一直不熟，放了一段时间又生了。

68—12—19　学习时间，背诵老三篇，全组四人无误。

68—12—21　早，去中医门诊部看病，在那里背诵了《反对自由主义》。

68—12—24　晚上，背三个批示，咳嗽仍不轻。

一直到第二年三四月间，他的日记内容依然还是以背诵情况为主，而且后来一天能背十五条最新指示，并表示：“对每一条最新指示都要下决心去努力理解。”（1969年1月18日日记）1968年12月31日晚八时广播了元旦社论，其中有两条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郭小川连听了两遍，迅速把最新指示背诵下来。

那时人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凭上级通知或自己揣摩，往往在夜间等待广播最新指示，收音机成了大家最不可缺少的“小伙伴”。郭小川此时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夜十时才睡，以为有最新指示，结果没有。”

1969年1月8日下午四时半，郭小川正与杨子敏一起背老三篇，突然听到楼下锣鼓齐鸣。知道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作协，郭小川显得异常激动，他把他们看作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他当即给大家抄写毛泽东在“文革”以来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最新指示和新发表的有关语录，一直抄写到晚上八时半。回家后在日记中激情地写道：“今后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交代检查自己的问题，革面洗心，重新做人……往日的罪过，将成为我永生永世的教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将是我的强大武器。伟大领袖毛主席啊，下半生我将永远忠于您！”

军、工宣队的到来，给困顿中的郭小川带来莫大的希望，压抑许久的情感又有舒张的机会。1月13日，军、工宣队与作协干部群众见面，郭小川形容场面“感奋之至”，令他想起三十一年前参军的情景。他在日记里写道：“现在犯了罪，可是心情一样激动，一样兴奋。”第二天早晨六时四十分起床上早操，跑步时感到浑身是劲，他在日记中称之为“青春之火又燃烧了”。

有一天在外调前，一位工宣队员或许是无意，问郭小川：“一二一批示是什么？”郭小川一下子不知道哪几条是一二一批示，焦急地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回答。他自己以为背诵语录不错，没想到当场被工宣队员发现了问题。他心情沮丧，回来后补上一笔日记：“站了很久，听他的教育，对我还是很重要的，我就是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宣队的教育。”（1969年1月30日日记）在这之后，他利用一个星期天，从早晨开始就伏在桌上，将1966年以后毛泽东的最新语录工整地抄成一本，借此温习一遍，并为以后交代检查做准备。

同在“牛棚”的丁宁对背诵语录的活动至今还颇有几分感触：

那个时候找你谈话，或问你问题，会突然让你背哪一段毛主席语录，考验你的革命性。后来早请示，晚汇报，更要你一定会背语录。人就跟疯子一样，都在比谁背得多。冯牧还能把毛主席的诗词从头背到尾。

（1999年11月30日口述）

那几年间，郭小川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外部环境时常刺激他，更使他原本奔放的诗人才情无法遏制，无形中使他强化了对时代的顺从感和崇拜感这一面，有时顺势压过了思想矛盾和痛苦的这一面。1968年12月28日夜里十时多，外面爆竹声响成一片，郭小川赶紧打开收音机，听到广播：“我国又成功地试验了一颗氢弹。”他连听了十几遍，激动得无法入睡，零点后又收听了一遍记录速度的广播。

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五岁生日，那天郭小川特意一早起床，六时半从家中出发，坐9路车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已有几千人站立门口，等着买毛主席语录和像章。郭小川感慨道：壮观，壮观！

第二天部分群众到家中搜查文件、日记。第二年年初宣布“靠边站”，在报社开始打扫卫生。

1967年9月18日作协群众组织正式派人来到人民日报社，把郭小川揪回作协批斗，关在黑帮集中的文联大楼地下室。一到作协他就陷入写交代材料的恶性循环之中，随叫随写，群众组织点名要的陆定一、周扬、刘白羽、邵荃麟等材料大都是紧急索取，数十万言的《我的初步检查》基本上就是这时候完成的。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月中，他竟写出了他所知道文艺界三十多人的材料，用力之深，涉及之广，写作之勤，在他写作生涯中也是特别的一段。他有了伤筋动骨、抽吸脑髓一般的痛感。他很想卸下所有的包袱，以此来赎罪，减缓运动更大的冲击，在折磨人的窒息气氛里争得喘气的机会。

刚揪回作协不久，就发生了天津作家方纪到京活动的事情，涉及到郭小川。群众组织当即把郭隔离，派出不少人轮流陪他住一屋，查他和方纪的关系。

当时担任作协群众组织核心组组长的胡德培谈及郭小川揪回后的情景：

66年底、67年初，我作为年轻党员，被推到抓运动的位置。后来很快大联合，我又担任斗批组组长，得的票数比较多。现在想来，整个“文革”都是荒唐的梦，颠来倒去。

作协派人到《人民日报》揪回郭小川，当时觉得他是“黑线”人物。初期时批小川不厉害，批斗次数少，让他写交代。群众对他印象不错，认为他在《人民日报》写了几篇很有战斗力的通讯报道。他的认罪态度较好，一直检讨自己，承认自己革命意志衰退。

作协冲击过三四十个人，人越多，小川就越不显了。

（1999年11月7日口述）

1967年11月22日、23日、25日，郭小川连续三天参加了批斗刘白羽的大会，他在日记里只记了一两句话：“斗争刘白羽，批刘态度”、“刘白羽狼狈万状”。

“文革”前担任作协秘书室、办公室主任的丁宁清晰地记得郭小川揪回作协的处境：

据我了解，揪回后作协没有专门开他的斗争会，作协开大会主要是斗刘白羽、邵荃麟，郭小川他们是陪斗。批判他的大字报还是有的，给他压力不小。他这个人宁愿在《人民日报》审查批判，也不愿意到作协来。

59年前他的思想比较解放，经常琢磨新诗的形式，创作上不保守。59年在党内批《一个和八个》，他受不了，经不起上纲上线，那些“帽子”伤他的感情，离开作协时心情很苦。“文革”又被无奈地弄回作协，没有精神准备。

一开始先住地下室，后来又到办公室。跟上班一样，给你一个桌子，每天都要写检查，要学习、交代，接受外调。串联的人不停地来大楼，把厕所搞得很脏。我们这些住“牛棚”的人还要一天到晚打扫厕所，参加劳动。

（1999年11月30日口述）

回作协初期，郭小川和严文井、张僖、杨子敏关在一屋。形势松弛一阵，他在日记中描述了那天参加机关仪式的虔诚感受：

七时四十分钟到了大楼，八时举行了仪式，向毛主席致敬，向毛主席请罪，朗读了林彪同志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我要永远向毛主席请罪的。

我特别大声地朗诵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今天的心情万分激动。

中午，去王府井买了一些桌上摆的毛主席像，上面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真是高兴极了，这是毛主席七十五诞辰的珍贵纪念。

（摘自1968年12月26日日记）

对毛主席请罪的念头一直缠绕着他，既让他生发许多崇敬，内心又滋长潜在的恐惧和不安。他的思想状态很长时间都被“文革”主体思潮占据，只能用上面认可的语言去表达，按报纸上规定的途径去思索，而且他自己多少次被运动中层出不穷的事情所感动，有时情不自禁地为“文革”“壮举”所着迷。1969年1月16日郭小川在作协大会上发言，畅谈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和必要性。接着《人民文学》原编辑部主任胡海珠发言时一句一泪，郭小川也陪着她哭了一场。他在日记里表示：“在我，并不是因为委屈情绪，实在是觉得自己太对不起毛主席了。”1月19日是星期天，很多人都请假回家。郭小川主动留下来，与昔日党组同事、老作家张天翼谈话，“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一下，要给他以信心”。（摘自郭小川日记中的语句）

军、工宣队进驻后，工宣队政委王坤找郭小川谈话，问了1957年反右批冯雪峰时“围攻鲁迅”的情况。王坤说：“假如你是犯错误的好人，你要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群众的批判。”郭小川明确地表白了态度，回家后竟彻夜不眠。

他以罪人之身，对运动采取了服从和配合的鲜明姿态。1969年2月8日，他写日记时已有不少乐观的口吻：“我认识到，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有可能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把问题交代清楚，这也是可能的。”

3月14日晨八时，广播了一篇关于总结经验的《红旗》杂志社论，里面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整个北京城立即变成沸腾的水锅，街道上挤满兴高采烈的游行人群。郭小川第一次允许与机关群众一起上街，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政治生活的大事。

八时半以后，与群众一起上街游行。到了天安门，兴奋极了，时时都想流泪；我不是认为我已经成为群众的一员了，不，我现在还不是。我还没有真正认识错误，还没有真正总结自己的反面经验。但是毛主席在挽救我，群众在挽救我。和群众在一起游行，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起游行，使我非常深切地感到这一点……

这是我的历史中有数的重要时刻之一，我永远记住这一天。

（摘自1969年3月14日日记）

1969年夏天，作协机关在军、工宣队领导下，又掀起新的一轮批判热潮。譬如7月22日全天批判严文井，8月1日批谢冰心，8月23日批《文艺报》的侯金镜、冯牧。郭小川几乎参加了所有批判场次，并在会上作了揭批发言。在谈到冰心时，为会议主持者所迫，郭小川就自己所知，重点讲述了她与文艺“黑线”的关系。

实际上这些批判大会已与“文革”初期的批判会有明显不同，斗争的语气、会场的气氛比较缓和。杨匡满当年是《文艺报》年轻编辑，他告诉笔者：“1969年夏天，准备开一系列批判大会，大都有解脱性质。领导让我对郭小川的作品做批判发言，我就按上面定的调子，无限上纲，认为他的作品是毒草。批郭小川的大会上我就照发言稿读了一遍，散会后小川在文联大楼门口见到我就笑了，说：‘你的发言让我出了一身汗。’又说：‘找个时间到我家去，咱们好好聊聊。’我不好意思，在大学里我曾写过他的诗歌评论文章，现在却在会上批他。但我觉得情感上与小川很接近。”（1999年9月6日口述）

作协的老同事们对郭小川“文革”期间的言行、态度留有很深的印象：

那个时候，不少人在会上都显得很激动，有时还声色俱厉。而小川做检讨时声音也不高，好像跟你闲聊天。斗他时他也不低头，也不怨恨地盯着人，而是平静地站在那里，看上去有时还像在思索问题。当年有的人软骨头，尽量满足造反派的要求，说自己如何如何坏。而小川基本上是该怎样就怎样。

（刘小珊1999年9月2日口述）

小川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文革”中他跟人争，说：“我就是作协这一段是‘黑线’，其他的都是‘红线’。”我私下里说他：“你就像个孩子，这年头‘黑线’、‘红线’能说清楚？！”他说：“我也得说，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很多人打成黑帮后是顺从的，公开与人争论不多见。

（高铮1999年9月9日口述）

“文革”中他写的交代材料很多，他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信任的，总想把问题早一点说清楚。我说过他：“谁也没有你写得多。”他很诚恳，努力按那时的思维、口径去套。

（曹琳1998年8月31日口述）

“文革”起来时，作协一百三四十人中，有一百零八人是反周扬、刘白羽的，这可说明一些问题的。小川也思考了很多事情。

当时军宣队是来自张家口部队的，管得很严，一位军宣队干部说：“要不是党的政策管着，我就拿枪扫你们。”

军、工宣队进驻后，曾到群众中摸底。后来政委找小川个别谈话，说群众反映郭小川是作协最好的干部之一，准备让他三结合。但后来没有照办。小川跟我谈过此事，他搞不懂，说好了三结合又没实行，他自己觉得是一个谜。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这一年9月2日是郭小川五十岁的生日，这天清晨六时多他就来到机关大楼，静静地打扫门外的人行道。行人寥寥，初秋的北京街头有些凉意。上午是批判会，下午依然是批判会。这一天充满了火药味，在日记中，他称之为“一个新的起点”。

他的内心激情还是与运动节奏相协调，与所有以革命名义出现的事物相融洽，很自然地投入，很自然地化解疑虑和忧愁。有一阵他对“文革”的语言形式深感兴趣，社论的语句、煽情的句式、播音员的语气都令他入迷，很容易让他沉浸在一种革命化的语境中。1969年12月31日晚，播发了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这个标题恰好与他想写的诗作题目相同，这不由使他心里微微一震。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听后感：“好极了，大气磅礴，对世界形势做了最深刻的概括。听了两遍广播。”

他认为自己的文艺“黑线”问题能够解脱，不会拖延很长的时间。中苏边境紧张的局势，“九大”显示的团结气氛，“文革”趋于整合的走向，都使他有了迫不及待的情绪：

我现在身体精神俱好，作协的人都已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只我一人留下来。等待上级批准解放，解放后，马上就回报社……在锻炼改造中，我将继续学习使用笔杆子保卫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

（摘自郭小川1969年10月19日致女儿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一经解放，就朝气蓬勃地大干一番。到前线，到五七干校，到基层都好。我很想到前线，用笔杆子，甚至用枪杆子，狠揍那些叛徒、修正主义匪帮，那些王八蛋们！

（摘自郭小川1969年10月24日致郭岭梅的信）

郭小川相隔数天就写了这几封信，始终处于动情的状态，他对自己又有几分自信。他在信尾告诉女儿，他是流着泪写完信的。

《人民文学》原编辑部副主任涂光群谈到了郭小川一时意气风发的心境：“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围绕这个题材，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写了一首影响很大的诗歌，在当时看作属于反华性质的作品。这激发了小川的政治情感，他就很想回《人民日报》，重新当记者，到乌苏里江去采访，写出针对叶甫图申科的诗作。可是人民日报社把材料退回作协，不让他回报社，这对他是沉重的一击。他情绪很快变得低落，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1999年11月2日口述）

1969年9月，作协大部分人开赴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只把郭小川和少数老弱病者留在北京。留下郭小川，是想让他等“解放”后回《人民日报》。对这个安排，郭小川比较满意，因为他在武汉工作过，不喜欢当地炎热的气候。而《人民日报》的干校选在河南，他个人觉得河南比湖北好多了。

大队人马前往干校，郭小川到火车站送行。在《文艺报》原编辑沈季平的印象里，那一次郭小川在车站月台上显出难得的一份轻松，一份友情：

当时大家的心情很复杂，下乡种田，脱胎换骨是有决心，但不知将来怎么样，以后能不能回北京呢？开车前，郭小川跟大家握手后，特意走过来扶着我的肩膀，跟我聊了一会儿创作问题。我记得，我说，对民歌你还应该下功夫，你写的东西精炼还不够。他也谈了语言问题，他说，有些东西用民歌表达还是有局限性。车快开时，他说了一句话我忘不了：“做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是一个思想家。”

（1999年11月12日口述）

郭小川回《人民日报》的计划又碰了壁，人民日报社军宣队奉上级指示表示不接收他回来。他只得做好去咸宁的准备，为了适应农村环境，他开始拔掉坏牙。没想到，在拔完最后一颗坏牙的当天，工宣队突然通知剩余人员前往干校。郭小川情急之下，立即找到工宣队魏队长，说没有牙怎么劳动？魏队长表示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到了晚上，郭小川又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魏队长，认为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希望按计划下去。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下午见魏队长时，老作家谢冰心也在场，也向队长提出了下去怎么办。这促使他想到自己的革命性、斗争性是否存在问题：“我觉得谢冰心是个资产阶级作家，我和她不同，不能同样要求；第二，因为北京实在无聊，什么事也没有，不如下去锻炼一下好。”（摘自郭小川1971年12月检查稿《第二次斗私批修》）

1970年1月5日离京，坐火车辗转抵达咸宁时已是9日，下午四时郭小川和谢冰心他们来到干校作协所在的五连，他被编入三班。第二天就参加控沙劳动，晚上又听了批评郑世军的小会发言。他在日记中记下八个大字：“生活沸腾，心情开朗。”1月11日，又接受了砌“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的任务，他把它看作是领导信任、本人光荣的政治任务。

干校的艰苦很快就让郭小川体验到了，他甚至觉得比战争时代还要艰辛：

昨天，我第一次下水田劳动，在水里泥里滚了一天。今天又休息，浑身酸痛，头部发烧（是晒的，这里的太阳已经很灼热了）……在战天斗地的劳动中，一定能够把自己锻炼出来，为党为人民为毛主席作出贡献。

（郭小川1970年4月21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这里忙极，每天要到十里外的湖中水田劳动，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所以一点时间也没有。今天是伟大的五一节，放了半天假，才能给你们写几个字——这里真是锻炼的极好处所，我总算还是过过艰苦的人，但是比起现在来，那不算什么了。现在才真正要过硬啊！

（郭小川1970年5月1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说起来，我们这里是相当艰苦的，每天要到十多里外去劳动，一天要走三十里路。快速地插一天秧，在水田（沼泽地）里泡一天，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滚，泥里爬，晚上还经常要开会，搞运动。因为我的体力到底不算十分好，所以一到晚上，就累得几乎不能动了，只好安静地卧在床上，休息一下，以利再战。而在水里劳动，天晴时晒得满身发烧，下雨时又冷得厉害，脚上时常被菱角刺伤或碰伤，我的伤几乎没有断过（别人也是如此）。晚上也要上点药，包扎一下，以便第二天继续下水。所以不但不能写信，连报纸也没有精力去细读了。我们住的是一个生产队的仓库，人多拥挤，又没有灯，除了床上，也没有地方可以展开纸页。

……同志们都说我有朝气，精神状态好，我自己也是愉快而振作。

（郭小川1970年5月31日致杜惠的信）

五六千名干校人员突然散住在方圆几公里的沼泽地湖边，住处极为简陋，大都设在当地生产队报废的仓库和农民多余的简易土房，人声嘈杂，每人生活空间狭窄。前期后勤一时供应困难，吃发霉的粗米，咸宁县城及附近村庄食品部的咸菜大都被干校人抢购一空。气候条件之差，劳动强度之大，军宣队管教之严，思想整肃之深，清查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接二连三，都使干校人们不堪精神重负，内在危机重重。

后来不少干校人说，干校头几年是大家刻骨铭心的心灵黑洞时期，人生活得很苍白、很疲乏、很无力。郭小川也同样处于困顿之中，难免陷入了一生最低潮的境地。

我们一早下地干活，天黑才回来。军宣队看见谁表现不好就训话，在田头训半天。军宣队爱说，要战役连着战役。那时特别累，没有牛，就用二十多人拉着犁干活。向阳湖是一个几千年的沉湖，水臭无比，手、脚有伤口下田很容易招来发烧。

小川跟我的爱人陈笑雨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像兄弟一样。两个人在中宣部大院洗完澡，光着滴着水珠的膀子，边走边聊天开玩笑。“文革”初笑雨自杀，小川不愿在我面前再提旧事。他知道我的大女儿有病，就给了一些钱，让我给女儿动手术。那时他儿子在黑龙江，也需要接济。他给儿子写信：“爸爸要管管她，这个月就不给你寄钱了。”听说，他还去单位借钱。

（黄寅1999年8月5日口述）

大队人马落脚在一处荒凉的山丘上，零零落落住着几户农家，大人小孩破衣烂衫，见到收音机都觉得稀奇，以为我们这一群是“天外来客”。离武汉三镇这么近，老乡还如此贫困，大家都不敢相信。

小川能吃苦，他吃饭时跟我讲：“我比着干，插秧三四个钟头。”我说他：“岁数不一样，跟小伙子一块干何必呢？”他自己不愿落于人后，从来不在人面前叫苦。我现在还记得，他在田里肩上披着一个有颜色的塑料布，裤角卷得很高。泥土特别黏，下雨时脚踩进去拔不出来，干了以后又像一把刀。大家经常摔倒，有时我一个月能摔几个热水瓶。

（丁宁1999年11月30日口述）

小川一开始在班里劳动，人还乐观、自信。他是插秧快手，把手指插肿了，做农活很认真，不叫苦。当地老乡都不这样干活，他们说，啧啧，真造孽，大雨大干，小雨小干，天晴不干，开会批判。最累的时候是犁翻地，天热难忍，又饿又渴，白天连着黑夜转。

有一次小川的黄色手表不小心掉到秧田，收工后才发现。大家就排着横队，连踩带摸，顺着往前找，终于在下水口找到。

我跟他住过一个房间，他的桌子上全摆满药瓶。他吃药能吃一大把，我说：“药是分先后吃的。”他说：“没关系，反正都是药。”吃了药，就昏昏沉沉，抽着烟灼了手，烧了被子一个洞。有时我们半夜醒来，发现他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东西，我们问：“写诗？”他不肯定，也不否认。有时他写着写着就睡了，本子丢在地上，我们也不偷看。

军宣队张参谋长说：“把你们安置这里就不错了，你们这些人要长期接受劳动改造。”完全是训斥，听了不是滋味。小川看不惯军宣队一些刚穿四个口袋军衣的小干部的训人态度，说：“军宣队×××还没我儿子大，就跑来说这个说那个……”有人汇报上去，当天晚上一百多人饭后站在那里挨训，军宣队不点名批评：“这是什么态度……”

（林绍纲1999年10月21日口述）

小川曾给干校领导写信，说现在生产劳动太累太苦，应该把干校办成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应该半劳动半学习，粮油肉菜应自给。干校李副政委后来见了小川就批，弄得小川到处躲。有一天李副政委带人到五连开阶级斗争现场会，眼看要撞上，小川顾不上手脚都是泥，慌忙躲到我的牛棚里。我问：“怎么呢？”他坐在地上说：“你没看到李副政委来吗……”

小川插秧真是拼体力，脚碰伤了，腰受不了，他还坚持在快手组。黑帮之间不让讲话，他也不敢随便说，情绪有时不好。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干校初期军宣队有纪律，大家很少交流，没有以前上下级关系，也没有“文革”派别的界限。劳动量太大，回来就想休息。衣服湿了，在屋里弄火烤，话也少。

有一次中央专案组让小川交代“胡风事件”中的按语，哪些是毛主席加的。小川在屋里写了好几天，闷头不说话。我记得，他的表情严肃、认真，写得非常仔细。

他吃安眠药，药量吓人，四五种十几粒一把就下去，然后躺在被窝里看书抽烟。我劝他千万要注意，引起火灾怎么办？他说：“我一直是这个习惯。”没想到，这个习惯最后毁了他。

（王树舜1999年8月12日口述）

我跟他住一屋，当时我的问题没解决，小川认为这不成问题：“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问题会实事求是解决的。”他对我一视同仁，跟平常一样，没有另眼看待，对我上幼儿园的孩子很关心，老给孩子吃的东西。

半夜醒来常发现他靠在床上抽烟，烟头火光一明一暗，他心里的矛盾不愿说。

他跟被挨整的年轻人来往多，领导就说他立场、态度有问题，指导员开会时常常不点名刺刺他。

（胡德培1999年11月7日口述）

整个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很快就弄成腥风血雨，“文革”初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年轻人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逼供信及打骂现象极为普遍，因为听不惯半夜挨打的哭叫声，一些农民还到连部抗议。连队还成立了各敦促投降小组，对“五一六”分子实行长时间的大小会围攻，限期要求交代。同时让“五一六”分子参加重体力劳动，有专人监管。白天晚上采取不停顿的战斗措施，力求使“五一六”分子失去抵抗。

1971年2月23日干校连队负责人、诗人李季给在北京探亲的郭小川写信：

想在你的探亲假期满了之后，请你主持一项工作——专案审查，请你主持，由王翔云、林绍纲二同志参加，任务是复查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曾被审查的同志的结论，性质重否？文字妥当否？工作量不太大，但政治性很强，此事很有意义，在同志们大量安排工作之前，认真复查一遍，对党、对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如可能，我们想争取在5月前把清队、清查（“五一六”组织）和这项复查工作告一段落。能如此，形势不论怎么发展，咱们就比较主动了。

郭小川从北京回来后就调到大队部做专案，出于他几十年来参加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以及善良的本性，很自然同政治运动方式有着本能的、不顾风险的抵触。随着专案的深入和复杂化，无尽的痛楚每天都在吞噬他的内心。

郭小川乐于同被审查的年轻人相处，尤其是开始具体清查“五一六”分子后，干校领导对他这种不讲政治的做法耿耿于怀，始终对他持异议的态度，这构成郭小川在干校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而又不改初衷的生活情状。

干校的人们谈到郭小川在清查运动中的言行，无不神色严峻：

小川跟我讲过，他看过作协五连一大箱子的“五一六”分子材料，觉得对不上口径，互相之间乱咬。他找到副指导员说：“这些材料互相搭不上，尽是废品，根本没用。”副指导员承认搞过诱供，但实际上打得很厉害，不让你喝水吃饭，他们自己吃饭，让你在一旁干看着。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来了一个要运动刹车的三二七号文件，可是军宣队扣压文件几个月，想多打一批人。小川那时已解放，日子好过了，参加专案组。连里逼供信很厉害，小川一块与我们下地，不好说话，但我们看到他脸上沉默、苦笑的表情。

后来文件终于下来，我们几个挨整的年轻人自由了。有一次我们走二三十里到温泉放松，吃湖北豆皮，在饭馆里互相交流搞逼供信的情况，发泄对这种审查方式的不满，觉得自己年轻单纯，怎么整成了反革命？连里知道了，又作为阶级斗争动向来抓，又使我们处于高压之中。小川认为我们没有阶级斗争经验，见到我们时严肃批评道：“你们不像话，我们党有个传统，无话不对党说……”他又说：“我知道你们的材料都是假的。”他的意思是有意见不能这样表达，这些话让我们终生难忘。

小川自己对军宣队的做法敢于批评，挺身保护“文革”初那些造过他的反的年轻人，军宣队对此也很恼火。到了这时，年轻人自己受整，不少老同志同情、帮助他们，很快这两拨人关系亲密，走到一起。后来“文革”初期的作协造反派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跟着“四人帮”走，他们在挫折中学到不少东西。相反，有的人“文革”初表现保守，但后来比造反派还左，跟着军宣队、“四人帮”走了。

（杨匡满1999年9月16日口述）

小川同情“五一六”，他心里很清楚。他希望年轻人能相信党，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有忍耐性。他悄悄说过，这么大的国家，文学队伍总不能七零八落，总不会老是这样的混乱局面。

小川说话有时容易冲动，不考虑方式，是一个很直的人。他跟诗人李季友谊不变，但两人经常闹得不愉快。李季当了连长，任务重，有时必须执行左的路线。他不希望小川多管闲事，出于好心，怕引起别人的误解。小川又爱讲话，爱关照一些事，譬如小川对清查“五一六”做法有意见，总与李季发生冲突。

（丁宁1999年11月30日口述）

查“五一六”时，小川与李季产生矛盾，在动员大会上小川说要实事求是。小川还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会下李季找小川谈话，劝他不要为他们开脱。两人拍桌子大吵，后来有一段时间两人不说话。上面就认为小川没有政治立场，后来对他比较冷落。

大周明（作协有两个同名周明，以大、小区分）打成“五一六”重点分子，被整得很厉害，谁也不敢跟他沾边，非常孤独。而小川经常跟大周明下象棋。小川管大队专案，心里有数，胆大，不在乎，偏跟他下棋。领导认为郭小川简直成问题，曾经批评他，最后领导层也不大理他。

（刘小珊1999年9月2日口述）

70年斗“五一六”时，空气非常紧张，天天晚上斗人，弄得很厉害。大周明就是天天挨整，还批陈白尘的《石达开》剧本。干校内部来往谈话受限制，不能随便串组。“文革”开始时大家一块斗刘白羽、张光年，后来就渐渐分化，派别矛盾慢慢激化。

（许瀚如1999年9月15日口述）

过了大半年后，清查“五一六”草草收场，结果发现都是冤案假案。给不少人解脱后，大家才真正意识到紧张的空气有所缓和，在这千年古湖旁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平和、踏实的平常夜晚。

被整的年轻人随着这场打击而对“文革”有了重新的认识，像郭小川这样对新社会充满理想的诗人、从延安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是不是从这时开始有了一点一滴的怀疑？这种疑问的产生是战战兢兢的，害怕这种念头的缠绕，竭力想在心头掩饰住什么。要正视它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郭小川敢在运动关头表白自己不赞成的保留态度，并同斗争对象保持不避嫌疑的接触。他慢慢地憋出了与时代唱反调的小小声音，也有了不计后果的微弱的抗争举动。

几十年如一日的激情正在退潮，由此开始的却是痛苦万分、一步一回头的思想跋涉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付出了代价。既有跳跃，又有反复；既有憧憬，又有幻灭。

杨子敏记得，在作协“牛棚”里郭小川曾很认真地关注过江青的讲话：

他一有时间就到处收集江青的各种讲话版本，譬如江青谈样板戏如何如何，读得非常认真、细致，然后对我们说：“江青这个人确实懂得文艺。”当时我觉得他这话是说得有道理，江青这个人还是有艺术品位的，欣赏的格调高。

（1992年9月17日口述）

郭小川1969年10月19日给女儿的信中提到这一点：“近几个月，我仔细地学习了江青同志的所有指示（已经搜集到的）和样板戏，得到不少教益，也准备同你们谈一谈。”

他曾对人说过，熟读过江青对样板戏的所有指示。只要在北京，他都要争取看一看样板戏的现场演出，研究过各样板戏的定稿本，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剧的台词都背得稔熟。看了《红灯记》后他非常满足，连连对人赞叹道：“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好戏。”

1970年三四月间，郭小川到武汉镶牙，利用空闲时间，写了一首一千八百多行的长诗草稿，名为《长江上》。他自己表示，这是想把样板戏的经验运用到诗创作上，带有试验性质，而且并不成功。写完后没有公开发表的意图，只是想让家人看一看。

1970年6月24日下午，干校军宣队、革委会宣布正式“解放”第一批名单，其中有郭小川。在这之后，他这方面希望联系回人民日报社，先转到报社河南干校；另一方面干校却希望他参与大批判和报道工作，不要急于马上回《人民日报》。

正式宣布“解放”后，郭小川急于给儿女们发信发电报报喜。杨匡满在路上碰到他，开玩笑说道：“你怎么又给你弟弟、妹妹写信。”郭小川喜滋滋地回击道：“是啊，我是给你弟弟、妹妹写信。”

7月1日在庆祝党的生日的班、排、连会上，郭小川讲用了学习新党章的体会，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以正面角色在大会上讲话。他兴奋地给夫人杜惠写信：“解放，这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解放，就意味着挑重担子。”（摘自1970年7月4日致杜惠的信）

在这半年时间里，郭小川先后四次到武昌治牙。由作协干校涂光群介绍，涂的妻弟率武汉淀粉厂七位工人，约定7月15日陪同治牙空隙的郭小川横渡长江。“文革”中毛泽东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游过长江后，渡江成了人们一时的政治时尚。那天郭小川正患感冒咳嗽，略有发烧，但他坚持与工人们一起下水，大约游了一万米。他们只带了一个救生用的排球，一位工人在江中抽筋，速度不得不减慢。第三天，他给杜惠的信中兴致勃勃地表述道：“（我们）被流速很快的江流推了去，未能在预定的地点上岸，但也算是胜利。上了岸后，我几乎没有倦意。在我五十岁时横渡长江，对我的政治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后来为郭小川招来祸害的诗作《万里长江横渡》就是这次渡江之后酝酿而成的，当时他的眼睛在水里泡红了，看着泛红的水面和阳光照着汉口岸边的高楼，觉得今日的太阳与平日不太相同。于是他写出这样的句子：“崭新崭新的阳光照遍了／千街万户。”上面有人怀疑“崭新的太阳”暗指的是林彪，因为林彪恰好那时就在武汉。

这成了后来立案审查的理由之一，郭小川为此花费大量笔墨去解释，也难于讲清楚。本来对他而言，五十岁渡江颇具浓郁的政治意味，是他对大江大河抒发人生感慨的诗人举动，也是他想打破停滞板块生活的自我振奋的行动。后来竟涉及专案，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他在干校中只要处境稍好，写诗的兴致丝毫不减。《文艺报》老编辑沈季平向笔者讲述了诗人略显活跃的创作状态：

下干校后，几十个人挤在大仓库里，蚊子多，气温热。我们尽写检讨，写思想汇报，别人都不写东西。我没想到，有一天小川给我看他新写的长诗，是写长江的，写得那么长。

有一次从湖里劳动回来，我在路上碰见他。当时上面正整他，谁想浮出水面就把谁摁下去。我问他：“最近写什么？”他说：“将来我写，一定要写长诗，写焦裕禄。”

我在作协五连负责食堂墙报，让连长李季写稿，他笑着推托：“现在忙，以后再说。”找冯牧，他也不写。我找了小川，他很快就给我一首写长江的诗。我在纪念“七一”那期抄写贴出，我还画了延安宝塔山的刊头，把宝塔给变长了。严文井看了说：“延安的宝塔山可没那么高。”诗一出来，大家都来看，其他连队也有人来看，军宣队政委闻讯也看了。

（1999年11月12日口述）

笔者采访到的原作协五连人士几乎都谈到这首《长江边上的五七路》的墙报诗，谈到这首实际上歌颂五七道路、颂扬继续革命的诗作所引发的轰动效果。当时这首诗抄在白纸上，占满了食堂的一面墙。老诗人牛汉告诉笔者，那时正逢收割季节，郭小川和我们一样都光着膀子，各自站在车上装捆好的麦子。烈日炎炎下，他大声对牛汉喊道：“你看到我的诗了吗？在墙报上，是歌颂毛主席横渡长江的。”（1999年8月26日口述）

军宣队一些领导对“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街头”这一诗句尤感不满，认为郭小川不安心劳动，不安心接受再教育，一心想回北京。军宣队领导在多种场合给予批评，还要求各连队都组织人来看，以便今后进行大批判。

曾任作协党委秘书的高铮记得，郭小川多次表示不服，为自己辩解说：“全世界人民都向往北京，我有什么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又一次把郭小川置于哭笑不得、欲辩无力的境地。（1999年9月9日口述）

1970年9月初，郭小川突然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约稿信，希望能在建国二十一周年之前，写一篇反映下放干部精神面貌变化的通讯。郭小川一阵欣喜之后，却为寻找报道中的典型人物发愁，又为自己能否把握住题材暗暗担忧。确定了采访对象后，他每天跑到七八里外找人谈话，慢慢地寻觅、恢复几年前的写作状态。人们发现，他的桌上又摆满了各种材料和烟头，旧日的新闻瘾被诱发出来。他感念从前在《人民日报》的日子，尤其是知道有几个人返回原单位后，一再向人感叹：“这里就是闭塞，在《人民日报》呆惯了，政治生活总想多一些。当然，搞运动也是政治生活，只不过不能及时了解中央的指示。”（摘自1970年10月23日致家人的信）

9月21日，咸宁县汀泗区委慕名来干校借调郭小川，请他采写该区老雇农杨佳大，最后完成一篇规模较大的通讯。在一个月的采访中，郭小川跑遍了杨佳大生活过的几个村庄。他对当地干部乐观地表示：“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工资，不会让我们只来劳动。”写完后，草稿请县革委会负责人审阅，根据他们的意见需要修改，郭小川一看就明白实际上要求重新写过。他毫无怨言地重起框架，把这看成是自己练笔的机会：“努力把它写好，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已久不从事此项工作，手生了，一面写，一面学习。看来，今后还免不了干这一行，真得好好学习才行。”（摘自1970年10月17日致杜惠的信）

这一年的冬天，远在北大荒的儿子郭小林寄来了一首歌颂毛泽东的长诗，郭小川兴奋地予以首肯。郭小林回忆时，认为父亲那时尚未从个人迷信的狂热中挣扎出来，内心耽于自责：“父亲那时热情还是很高的，他几次说歌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文学的最高使命，责备自己做得不够。在江青拍的照片上题诗。他一直想成为大诗人，但也知道环境不允许。”（1999年12月9日口述）

郭小川此时的私人信件中具有不少责怪自己、与家人共勉的内容和经验之谈：

我过去写的东西，有些实在是不行的。那时候，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加以检验。今后，决不能这样瞎干了。处处要突出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准确，文学这东西是生活的能动的反映……不要以为诗可以由自己随意去写。

（摘自1970年12月10日致郭小林的信）

（诗歌）题目要改，现在没有体现出“忠于毛主席”的思想，重要的是这一点：忠！副题中，献给毛主席，必须加上“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或“伟大领袖”，这是政治。不能在这上面“标新立异”……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左”的和右的，都不行了，完蛋了，惟（唯）有毛主席是正确的，伟大的。

（摘自1971年1月7日致郭小林的信）

1970年10月，郭小川发现自己患高血压症、肝大。12月初第一次回北京探亲，郭小川借此机会到人民日报社探听消息，报社军宣队领导与他谈话时透露，是中央有关领导不同意他返回。这使他原先的设想落空，在茫然之中他又悲观地想在农村落户，彻底放弃做文艺工作的念头。

据郭晓惠所作的《郭小川年表》记载，在北京期间领到了《人民日报》补发的1968年6月至1969年7月被扣工资一千四百余元，他在毛泽东生日的前夕把它作为党费全部上交。这时他在家中整理自己题名为“练笔集”的笔记本，上面有干校陆续所写的《长江上》等三十多首诗作与歌词，当时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途径，只是自己不断在其中添加新诗内容，聊以自慰。

翻检诗稿，对他来说还夹杂着伤感和无奈。在干校时，郭小川对自己的创作过程颇有几分生疏感。长时间的劳动，思想管制的粗糙，与政治中心脱节，缺乏发表渠道，写作范围窄小，使他丧失了不少创作冲动，艺术感觉远远不能尽兴发挥，这些都使他拿起笔时非常不自信。《人民文学》老编辑刘小珊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及这一点：“当年在干校，小川老问我：‘我是否还能搞创作？’他问了我好几次，担心自己今后写不出东西，这种担忧有时很强烈。”（1999年9月2日口述）

1971年1月中旬探亲结束后，郭小川返回干校，继续参加劳动和清查“反革命”的工作。3月中旬，武汉军区借调他参与纪录片《前进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解说词的写作，这使他有机会重返延安。没想到郭小川善写解说词的名声在军内传播开来，夏天时兰州军区也借调他前往兰州，撰写新片的解说词。恰好沈阳军区、长影看了武汉军区完成的纪录片后，一致认为郭小川所写的解说词充满革命激情，艺术性较强，遂与郭小川去信联系，询问办什么手续，才能借他去写沈阳军区同一主题影片的解说词。郭小川回了一封信，言简意赅：“我去不了，因为兰州军区也要我写解说词。”

三大军区抢着借调，这是干校期间颇让郭小川生发自豪感的一件事情。连队的人看着他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又不见了，有一次大家意外地发现他前不久去了一趟延安。林绍纲跟他开玩笑说：“来无影，去无踪。”他摆摆手说：“没什么，没什么。”

纪录片陆续上映，郭小川的名字引起人们的注意。据张僖披露，等到郭小川后来出事，江青说了一句：“郭小川到处窜，有没有人管？”这句话传出后，不知有多少相关的人听了不由后怕。（1999年8月6日口述）

郭小川从兰州回北京时，背了两个白兰瓜，特意请老友张铁夫（著名的杂文写作组“马铁丁”之一，另两位是郭小川、陈笑雨）来家中吃瓜。张铁夫后来告诉郭晓惠：“你爸当时苦闷，说：‘铁夫啊，我不能在那个干校干下去了，我要工作。’我劝他：‘小川，现在时机不到，你还是耐心一点，到时候你会工作的……’他说不行。后来郑律成、李德伦两人介绍他到样板团，给人写歌词。我跑去劝阻：‘小川，咱们不能廉价出卖。’”（摘自郭晓惠采访笔记）

不过在这之前，干校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悄悄地告诉郭小川，并保证消息确切：中央出版口曾想调郭小川去做行政工作，但被中央分管宣传的姚文元阻止：“他还是搞创作好，不要叫他搞行政工作。”姚文元出面肯定他的创作，并有意让他继续写作，这无疑让他万分欣喜。他赶紧于1971年5月17日给杜惠报喜：“可以预见，我不可能在干校待得太久……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安排我的创作。”

1971年底干校正式宣布恢复郭小川党的组织生活，12月5日他参加了五年以来第一次党小组会，大家纷纷向一脸激动的郭小川表示祝贺。他向家人写信介绍情况时特意写道，这次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只有十三人，尚有三十多人待解决。

郭小川恢复组织生活后，第二年2月回北京探亲，吸引了不少文艺圈人士来家中串门。“文革”期间创作活跃的浩然听了工人诗人李学鳌与郭小川相见的情形，一夜睡得不安稳，凌晨六点给郭小川写了这么一封信：

要说的话非常多，到如今又似乎无须多说了。大概是前半个月吧，一位关心你的同志，知我们关心你，把你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两个……从那时起，我觉得党已经给了你新的生命，我们就并起肩头，一同沿着革命的大道前进吧！

群众和朋友和领导，都不会忘记你。这点，我从许多文学爱好者对你津津有味地议论，想方设法地打听你的“下落”，甚至某些谣传等等现象上，都深深地体会到了。正因为这么多人关心你，才加重了我对你的关心。

人民需要自己的歌手，你、杨沫、柳青、志民（后两位近况不知）是能唱出无产阶级好歌的歌手。我们对你抱着希望，而且抱着极大的希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这种希望更有了坚固的基础和百倍的信心。这就使我那对你加重了的关心越发强烈。

希望你千万不要急躁，趁机会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包括各方面的，做好准备，以便参加新的战斗，为党立新功。

我这一段十分紧张，春节不回家，继续战斗；加上，估计这几日看望你的人不少，不便谈心。跟学鳌商量，等过了节，致远同志回来，约个时间，聚会在一起，畅谈一番，你会谅解我的。

远在广州的老作家陈残云1971年10月18日来信介绍了黄秋耘、欧阳山、周钢鸣、王匡等老友的近况，他在谈到自己的情况时写道：

上个月，我省曾举行一次全省性的创作会议，二百多人参加。我在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算是老一辈人中的代表性的发言。文艺这一行已经有点生疏了，说起话来似乎不很顺畅。

在年龄上，我已经是老人了。政治和思想还是很幼稚，跟不上跃进的要求。但身体还算好，还有一点创作愿望，争取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准备下东莞深入生活，领导上交给任务，两三年内写一长篇，有信心完成。

……最近参加了一些学习，想你也进行过学习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斗争现实告诉我们，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风风雨雨不迷航。一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都要被前进的历史车轮辗得粉碎。

从保存下来的这么一批内容相近的信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经历“文革”初期轰轰烈烈的斗争浪潮后，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对郭小川的为人、作品抱着尊重、亲近、期待的态度，总愿意向他倾诉什么，希望他有所作为。而郭小川自己也从中感受到许多温暖和鼓励。

“文革”深入开展下去后，他在黑帮中解脱一直比较顺利，到了干校不到半年就得到“解放”，这次又是第一批重新获得党内生活许可证。这使他容易感受到政治上的上进和名分，忽然觉察到组织的体贴和信任。运动折腾之中或过后不断把人归类，让人在消沉之际又有一种步入正常位置的快慰，又满足于运动之后那种给人喘息的暂时平静状态。人们为恐惧所震慑，为平安而苟全，懒于深究，怯于思索，重复过着低能、麻木、简单的生活。

在运动初期暴风骤雨的惨烈之后，往往施以“团结挽救大多数”的善后政策，让人从无望置换成轻松，从犯罪感解脱成平安感，使人对运动的结局总有几分期待，几分把握。“文革”中大量关进监狱的人们大都靠着这样的信念支撑着。

再者，运动初期形成人人被整、人人过关的局面，平民起来斗争的角色让不少人感念，原本大权在手、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批有民愤的、说一不二的当权者被整倒，防修反修的理论实际上从民众的角度很容易被理解、掌握。“文革”爆发之前存在如此之多的政治弊端，在体制内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成了民众积极投入斗争、解决国家大事的催化剂之一。在政治表达不畅的渠道下，在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自然渴望政治运动，向往那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某种意义说，“文革”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民心做基础的，是一种一触即发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循环的机制下，人的愤怒容易被转移，疑惑很快被抵消，不快渐渐被化解，往往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对待运动，以虔诚和绝对信赖的情感对待最高指示，以伟大领袖的旨意和中央文件精神作为大脑的全部零件。

这就可以理解郭小川为什么频频地感谢运动的斗争和教育，感谢党的挽救和宽大，并在长达数年间对“文革”运动表示内在认同感。读一读他在“文革”期间所写的诗歌、所写的思想检查，你会感受到一种亢奋，一种顺从，一种欲跃马扬鞭的紧迫感。

郭小川身上的矛盾心态，实际上折射了“文革”的复杂成分。

郭小川与叶群认识大约在1941年秋天，那时刚确定爱人关系的杜惠在延安女大，叶群则在那时担任女大的干部科长，郭由此与叶群有了较为接近的来往。

八十岁的杜惠老人在北京邻近方庄的蒲安里寓所回忆了当年交往的情况：

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一排窑洞下，从山头伸向延河畔有一片漫坡地，四季花草鲜艳，是情侣们爱去的地方，人们叫它是“巴尔干半岛”。我和小川常去那里，夜深了，小川回他的集体宿舍，我就借住在叶群房里。

我跟叶群关系不错，来延安时党的介绍信就是交给她的，她很喜欢我，实际上我是她的小朋友。她在延安算是一个挺漂亮的女子，她把林彪的求爱信给我和小川看。小川不同意她跟林彪好，叶群一开始也说军事干部中很多人不懂感情。

（1999年7月2日口述）

郭小川、杜惠常和叶群聊天，一方面谈国内外抗战形势，郭小川自己觉得对战争形势比较熟悉，这类话题就以他主说；另一方面主要谈外国作品和周围琐事，郭小川发现北平女二中毕业的叶群对此兴趣较浓，颇有浪漫的文化情调。

叶群爱上了一位好朋友的丈夫，既实实在在地爱上那个男人，又不能夺好友所爱，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几次把苦恼告诉郭小川、杜惠他们。郭小川不赞成她发展那种暧昧关系，便想给她另介绍一位男朋友。叶群对郭小川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也知道不对，只是控制不住感情。”

在延安整风之前，林彪作为风头正劲的年轻军事将领，在延安引人注目。他对叶群有了好感，但第一次见面竟谈得不欢而散。叶群在校门口碰到郭小川，大骂林彪，说了林品质不好这类的话。郭小川劝她，可以不爱他，但不要对领导干部采取这种态度。

令郭小川吃惊的是，过了不久叶群就和林彪结婚了。

郭小川对叶群的政治敏感性留有较深印象，觉得她常以“政治开展得好”自命：

在1943年3月审干初期中，见到她一次。那时她已调到党校（中央研究院已改为党校三部）组教科了。她一见我，就训我一通，说：“你这人太单纯了，太没有警惕性了。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都是特务，你都不知道。”我听了，对于特务这么多感到惊奇，同时我对她这个人也不满，我心想：过去你不也“没有警惕”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百分之八九十是特务呢？

（摘自郭小川1973年《我的初步交代》）

在这之后郭小川一直没有见到叶群，直到1949年底在武汉中南局宣传部。那时郭小川在宣传处，有一天宣传部长赵毅敏把叶群领到办公室，交代只让叶群翻译苏联报刊上的宣传文章，业务由部里负责，让郭小川他们负责她的生活。

郭小川在楼下给叶群找了一间办公室，但她很少来上班，几个月以后就根本不来了。叶群把郭小川看作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在这期间与他颇为知心地闲聊几次，谈到自己在东北几年因为生孩子，没有做什么工作。又哭泣着讲述了彭真、周宝中、李立三等如何打击林彪，甚至要撤销林彪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司令的职务。叶群透露了不少细节，让郭小川知道了很多东北局、四野的高层内幕，他听后多次激动地表示，认为林彪“了不起”。

郭小川和杜惠曾去武汉林彪住所看望一次，在叶群的房间外坐了一会儿，叶群说林彪不能见风。郭小川本人同林彪见过六次，感觉到林彪不爱说话，交代任务极为简练干脆。有一次林彪把郭小川叫到家中，让郭代他起草一份谈国际问题的广播稿，三言两语就说清楚。几天后郭小川送去稿子，林彪读完后就说了三个字：“很概括。”郭小川看他无话要说，便退出房间。

1960年10月1日国庆庆典，郭小川在天安门前观礼时见到了叶群，两人在喧闹的游行声中抽空交谈几句，时间断断续续，长达两个小时。在这次聊天之后或更长以后的日子，叶群在笔记本里顺手写下“文艺问郭”字样。“九一三”事件后搜查毛家湾，办案人员看到叶群这行亲笔字。不久即以查出叶群笔记为由直接对郭小川立案审查，他只好在干校搜索记忆，一遍遍反复交代：

（我们两人在天安门谈话）主要谈了十年来的各自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一些熟人（如陈伯达的前妻文菲等）的情况。因为我听说林彪从1952年、1953年起一直生病，后来才在彭垮台后当了国防部长，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年都在哪里，叶群好像说，她和林彪经常不在北京，而在外地休养。由于对领导人的行踪不便过问，她也不肯多说，谈谈就算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她要我介绍中国小说，林彪想找一些生动的语言，作为教育战士的口号。我说：我没有看过多少古代小说，也就是《三国》、《红楼梦》这些书，别的我也没有看过。另外，说到林彪时，她说：“林彪这个人确实是能想问题的。”我说：“当然，他甚至是一个伟大的将领。”

（摘自郭小川1973年《我的初步交代》）

郭小川向家人、朋友介绍过这次谈话的情况，后来实际上与叶群还是断了联系，“文革”中也没有同政治上直线上升的林彪、叶群有任何来往。杜惠老人告诉笔者：“国庆时小川和叶群聊天，叶群说道：‘林彪同志想看一点文艺书籍。’小川就推荐了一批书。林彪有个特点，喜欢找一些警句式的短语，作为开展部队工作的辅助手段。林彪想看书，可能是想从书中找到一些名言。叶群与小川这次谈话其实是没什么的，但后来把小川弄得很难受。”（1999年7月2日口述）

郭小川对林彪素来崇敬，对他领导的四野战绩向来赞赏不已，再加上他自己曾是中南局的干部，对林彪的领导作风有直接好感。“文革”初期几年间，他在交谈中时常流露这种好感。他看了林彪“文革”中的一些讲话，认为林彪分析问题还是很厉害，具有大军事家指挥若定的气派。

（涂光群1999年11月2日口述）

郭小川的女儿郭岭梅告诉笔者：“父亲对林彪等四野首长印象很好，说林彪善于打仗，一直没有说过林彪的坏话。”（1999年10月4日口述）

1971年10月，正在连队做专案工作的郭小川忽然发现军宣队负责人从咸宁温泉开会回来时，一个个脸色严峻，一再说要召开大会，但坚决不透露内容。军宣队还让郭小川把发下去的会议票一一填上到会者的名字，这让郭小川他们开始猜测党内又出了什么大事。开会前一天，同事徐扬收到她爱人的一封信，叫她看《解放军报》，说一看就知道了。郭小川立即跑到办公室，飞快地找到一捆军报，从9月一直翻阅到10月上旬。他细心地发现从9月上旬起报纸就不提林彪，也不见林彪的语录，与前一阶段的报纸面貌截然不同。郭小川大为震动，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他悄悄地告诉徐扬：“可能是林出了问题。”徐扬吓得不敢说话，缓过来后小心地劝郭：“咱们不敢瞎猜，反正一开会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郭小川几乎一夜无法入睡，反复想着这件事。后来他用一句话总结了那天晚上艰难的思索过程：“林彪要是出问题，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天传达中央文件的内容大大超出了郭小川的想象范围，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一下子让他的书生意气变得苍白无力。他想到了寡语而又冷峻的林彪，想到延安时谈话活跃、任性的叶群，这两个熟悉的政治人物竟有如此颓败的结局，尤其是林彪竟想以如此反领袖的极端行为了结原本辉煌、不容置疑的一生。

会场经过短暂的惊愕之后，很快爆发了运动中必备的义愤填膺的态度。郭小川在发言中说了大实话：“要不是林贼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搞了那么多的反革命活动，我的思想恐怕转不过弯来。”党内高层还有这样令人目瞪口呆的路线斗争，还有这样秘不示人、激烈的对抗过程，尤其是作为接班人的林彪一夜之间身败名裂，臭不可闻，这种巨大的现实反差是无法让郭小川一下子承受住的。他承认已无法适应犹如海啸般掀起的政坛风暴，这直接动摇了他几十年坚定不移、誓死维护的思维定式。

很长一段时间，郭小川始终觉得没有缓过来。

妻子杜惠在河北《光明日报》干校听完传达后表示迷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又是新党章确定了的，这事不可能发生。杜惠后来为此事多次受到组织上批评，郭小川几次在信中急切地劝她：“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又爱乱说话。”

杨子敏形容当时人们对政治天生敏感，本能地觉察到出了问题，但没想到出了大事：

林彪摔死后，突然间停止宣传国庆游行练队，多天没有林彪的报道。小川和我们谈过这事，觉得北京太沉寂了，凭着多年经验，感觉要出事。那时还看见《人民画报》登了林彪读毛著的光头像，又让我们胡乱猜了半天，不知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觉得出了一点事。那几天大家排着队去校部开会，有人在路上唱歌，唱着唱着，有一首歌就牵涉到林彪。小川和我暗示他别唱，几次暗示都没用。小川和我们都感到他怎么那么糊涂？怎么那么傻？

（1999年11月19日口述）

林彪垮台三年后，清查余波的威力尚在。郭小川被召回干校受审，诗作《万里长江横渡》涉及林彪和叶群笔记中“文艺问郭”就是审查原因之一，而专案组偏偏不说审查缘由。

1974年11月，郭小川在干校被专案审查搞得焦头烂额，他不知自己到底有几条罪名。有一天住在隔壁的年轻人李基凯闲谈时无意问他：“你的《万里长江横渡》是不是1971年7月写的？听说那时候林彪正在武汉，你知道不知道？”一开始郭小川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奇怪，后来想了许久，断定这恰恰是专案组要深究的地方。

同在干校的王树舜谈到了当年郭小川的苦恼之处：

小川始终不明白中央专案组为什么审他。有一天夜里，我把我所知道的内容告诉他，我说，那首写毛主席横渡长江的长诗，里面有类似“崭新的太阳”的句子，上面认为有意为林彪唱颂歌。他听了以后简直不敢相信。我说，这是你的要害问题。他很委屈地说，这是写毛主席的，是很自然的。

（1999年8月12日口述）

郭小川决定为自己辩护，遂在1974年9月给上级写信，强调说明自己的诗作与林彪毫无关系：

无论是过去还是1970年、1971年，我从来不注意林彪的行踪，更从来没有打听过。他当了副主席以后，我更毫无所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尤其是1971年7月中旬，我正在与郝夫逸、丁树奇一起写批判陈伯达的文章。这期间，我接触的人都是干校五七战士，而且很少，他们谁能知道林彪的行踪？7月28日，我请事假回了北京，8月间曾到兰州七八天，9月2日又到武汉军区住了几天，9月6日又回到干校，我所接触的人谁知道林彪的行踪？更不要说有谁告诉我了。

有人坚持认为，其中“崭新崭新的阳光”诗句暗喻林彪。这种政治问题容易被人布满陷阱，稍稍不慎，随时都有灭顶之灾。郭小川情急之下，多次主动交代，极力表白自己写这句诗的初衷：“我记得，马克思说，‘真理是常青的’。我体会，毛主席的光辉是永远新鲜的。毛著虽已读过多少遍，但每一次都感觉新鲜，都有新的收获，尤其受过一次大风大浪的考验之后，更觉得毛主席的教导十分新鲜，好像此时此地说的一样。这些，我自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九一三”事件及以后的清查，犹如大小地震在郭小川的思想深处擂擂作响。

很多中国文化人说过，“九一三”事件是他们思想发展脉络的转折点，是清醒剂，也是一剂浓浓的苦药。

经历“文革”波折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对笔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林彪的事一出来，就证明‘文革’不行了。”（1999年10月11日口述）

1972年9月，出于郭小川“文革”前曾采访过乒乓球队的缘故，国家体委借调他回京，为享誉体坛、乒乓外交的风云人物庄则栋撰写报告文学。体委为他配备了采访用的吉普车，在时间上也给予宽松的余地。

鲁光就在那时见到了几年未遇的郭小川，发现他写作的激情依然未变：

那年《新体育》复刊，小川就被借到体委，给他一个办公室。当时我在体委简报写作组，经常到他的屋里聊天。他告诉我，写庄则栋一文，其中“笨鸟先飞”的思想很有写头。

《笨鸟先飞》发了，“郭小川写文章”成了文艺界传开的大新闻，后来触动了上面。

（1999年11月10日口述）

庄则栋以崇敬的口吻讲述了郭小川采访的过程，并拿出当年的笔记本作为佐证：

那时我说过，徐寅生、李富荣等比我聪明，我是一个功率很低的发动机，笨鸟先飞才能早入林。小川借用了我这句话，做了标题，产生了一定影响。

小川到我的母校北京二十二中采访了校长、老师、同班同学，还到少年宫找了我的体育辅导员，经过仔细了解，深入调查。他的文章华美，用事实说话，用材料为观点服务。

闲聊时他说：“我当了十几天的走资派……”我不相信，我不是搞政治的，对他的过去情况不了解。但我愿意跟他接触，73年4月武汉、广州、昆明、成都邀请我和邱钟惠两位世界冠军去作报告，我看他因没有工作而内心痛苦、压抑，就请他跟我们一起外出，作为我们报告团的秘书。我说：“你没事，跟我们一起去吧。”

那一个月中，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们住一屋，经常深夜长谈，主要谈怎么落实业务工作。我在文学上是个幼儿园学生，向他请教如何写诗，写文章，如何用词、构思、提炼。这个月对我文学上的帮助很大，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心里扎下根。作的小诗也受了他的影响，我当时觉得很幸福、很幸运，这对我今天能拿起笔来写书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我攻了二十年文学，写出了《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一书。作家出版社的人说，写的不仅是爱情，写的是历史。

他给我一本马铁丁的书，里面有不少他的文章。我有意抄了不少文章，注意他在文章中怎么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套思路对我以后观察生活、分析问题有帮助。

我每讲一次报告，他事后都帮我总结一次。他主张让我多讲勤学苦练，讲集体主义精神，强调苦练和动脑筋钻研。他帮我高度概括，归纳了几个字：严、难、苦、钻、快、猛、准、活，以便我作报告时灵活掌握。这个总结是高水平的，非常精彩。

我作报告时，小川也坐在台上，我介绍他是“诗人、作家”，台下就给一片掌声。他对大家笑笑，从不讲话。

（1999年10月11日口述）

《笨鸟先飞》在1973年4月《新体育》杂志上刊登，是“文革”中第一次以本名发表作品。很快香港报纸注意到郭小川最新的动向，先后转载了这篇报道，并称之为“久违了郭小川”。

安徽老诗人严阵从合肥高兴地寄来一封信，信中写道：“与同志们谈话中，大家都欣喜相告您在《新体育》发表了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我觉得同志们最主要的是因为重新看到您的为他们所早已熟知的名字而高兴。工农兵群众是热爱您和关心您的。”（摘自严阵原信稿）

身在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特地写来一封信：“前些日子，看到报刊上有你的文章，真为之高兴。我想，你是个党一手培养起来的老同志，党总是要很好使用的，你也一定会把有用之年华贡献给党的革命事业，也一定会保持充沛的革命青春……写作不是我们的目的，当作家更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摘自胡万春1973年12月9日致郭小川信）

这年7月中旬，《体育报》以较大的篇幅刊发了长诗《万里长江横渡》。《体育报》文艺知识组编辑先后到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等单位，在这几个单位工作的老诗人袁鹰、纪鹏等均表示这首诗不错。北京雕漆厂、北京四十九中、解放军一八〇七部队三个评报点认为《体育报》的报道形式多样，版面活泼清新，有图有文，有诗有画，比较吸引人。

云南诗人晓雪1973年8月6日兴奋地从昆明写信给郭小川：“《万里长江横渡》我一看到就连续朗诵了两遍，确实是好！气魄大，激情充沛，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一位大家熟悉的老诗人创作道路的新开端，一个多么可喜可贺的新开端！其他这里熟悉和热爱您的诗的同志，也都为这个新开端感到十分兴奋……希望《万里长江横渡》成为老诗人纷纷挥笔上阵的一个响亮的信号！”

在天津一所大学任教的王榕树当时正在南昌出差，在街头的报窗上读了长诗，当即写信给郭小川：“连读数遍，深感改得真好！其气势有如瀑布倾泻而下……好久没读到这样的好诗了！真是从血管里喷射出来的力作。”（摘自王榕树1973年7月21日致郭小川的信）

1973年9月18日，军队诗人纪鹏写来的信简略、有激情：“您在《体育报》发的诗已拜读，很为您高兴。真是期望你们这些老诗人多写些，再为当前的诗坛树立些新标杆。”

这一阶段，郭小川收到不少同行朋友类似内容的来信。看完后，他都细心地收在一个大信袋中。2000年3月初，笔者从杜惠老人处借阅了这一批来信，深感这些信对逆境中的郭小川一定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一封署名“计佑安”的干校人士在当年7月19日写信给郭小川，转告何其芳的问候之意：“何其芳很想看看您，但由于年老多病，去一趟颇为不易。倘若您在便中到他家谈谈，他是非常高兴的。他所译的席勒诗选，要请您看一看。‘中国诗坛的希望寄予小川同志’，这位老夫子如此深情，令人感动。”

信中还披露，干校十二级以上的干部，中央将要包下来。或许因为郭小川的长诗此时恰巧在《体育报》发表，人们又传说“郭小川要出任《体育报》总编辑”。他还写道：“此间已确证‘《体育报》总编’事，做了辟谣。但人们不相信这辟谣，而是认为您持重。”

涂光群已从咸宁干校调到《体育报》任副刊编辑，《万里长江横渡》这首长诗是他经手负责编发的：

事前我拿这首诗给体委主任王猛审查，王猛对我说：“文责自负，你们负责吧，不一定要我看。”长诗发表后反响很大，有不少熟人向小川索要，我给小川送了几次报纸。

后来出事了，据说姚文元对此事有批示。小川对我说：“你看，姚文元过去对我的诗给过好评，对我写的《两都颂》就特别称赞。现在地位那么高，发起整我也是他，香港报纸登了，他也要查。”小川觉得姚变化太快，怎么这样呢？他有不少感慨。

江青看中庄则栋，王猛有点失势。乒乓球队开始批王猛，并开始查小川怎么到体委的。说王猛包庇郭小川。我们面临的压力很大，我附和两位年轻人写了批郭小川的大字报，后来上面文化组把大字报内容编进简报，对小川有很大的伤害。那时非逼你揭发不可，顶住是可贵的，是硬汉子，可是我没有这样的修养、水平。我不是存心要整小川，我只是想减轻人家对我的压力。我对这事情一直很抱歉，心里特别过意不去。我也知道小川心里肯定不愉快，可惜小川后来不在人世了，我不能当面向他说“对不起”。

我记得，后来不让小川去北戴河采访体育活动，我曾到他家，我劝他：“现在这个情况不可能去了，你就放弃吧。要宽心，不要太在意。”他说话不多，表情挺难受的。

（1999年11月2日口述）

姚文元曾想调阅郭小川文章、诗作的手稿，但王猛只送了刊发文章的杂志。鲁光随王猛到南方出差，在火车的软卧里王猛睡不着觉，深夜里与鲁光聊郭小川的事。王猛说：“我想保郭小川，这个作家是我请来的，有什么问题就找我。”他又叹了口气说：“自身难保了，我也许保不了他了。”江青有意拉过王猛，请王猛看电影，他看了一半就走了。江青要同王猛掰手腕，手伸出去了，王猛婉言谢绝：“首长，我的手没劲。”

后来王猛离开体委回部队，由庄则栋主持体委工作。在庄则栋召开的大会上，传达了江青的讲话，大意是：“王猛天马行空，独来不能独往……王猛你猛不了。”王猛事后说：“你就是把我砸碎了，我也不是反党。”

笔者采访鲁光时，他的腰部刚刚不慎摔伤，他靠在椅子里坚持把话说完：

《体育报》批郭小川批得很厉害，大字报很多，也发了一些揭批文章，上纲上线，说长诗有影射。

以前小庄曾跟我说过：“这次郭小川跟我们下去，他的水平实在是高，他是我的好老师。”他对小川确实充满崇敬之情。可是整郭小川是江青那边来的，与大的背景有关系。

有一天，已当了体委主任的庄则栋路过我的办公室，我把他叫进来：“小庄，郭小川写的东西是你的思想。郭小川就那么坏？你主持大会就这么批下去？”他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憋出一句话：“谁叫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我问：“谁说的？”他漏嘴：“江青。”他赶紧用手掩住嘴，出去了。

小庄是一个简单、单纯的人。“四人帮”倒台后他受审，有一次他去打开水，我悄悄地问他：“外面传得厉害，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打电话’。”他说：“我和江青没有单独在一起。”我又问：“总理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会反对总理？”他回答说：“上了贼船。”

（1999年11月10日口述）

笔者与庄则栋接触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至今还对郭小川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份感情几乎是掩饰不住的。他一再表示：“我欣赏他的才华，对他的印象非常好。他说过这个话：‘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芒。’我看这话也可以说他自己，这也是他的人格魅力。”

采访时恰好国家体委评选出建国五十年最优秀运动员名单，里面没有庄则栋的名字。他也不掩饰地向笔者谈出自己的真切感受：“中近台两路攻是我独创的，也创立了理论，我是创造历史的，我要骄傲地活着。日本人认为，这是世界乒坛里程碑的地位，人达到这个地步很难。我在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格局中参与进去，起了一点点作用，主席、总理肯定过。国家体委不评我为优秀运动员，这怎么说呢？”

事先约定的采访时间到了，他离开那所改装过的平房寓所，开着那一带居民都熟悉的红旗轿车，去接下班的夫人。日本籍夫人在北京的日本公司工作，每天下班后两人开着车寻找新的饭馆吃晚餐，喜欢一种新鲜、平和、浪漫的情怀。夕阳照着不算宽敞的北京胡同，整个街面出奇地安静，远处的安定门大街却是一派喧哗。庄则栋对笔者低声说了一句：“一个世界冠军，让日本来的夫人上班赚钱养着，真是不好意思。”

笔者问起当年批王猛、郭小川的事情，他眯着眼，在暗红色的夕阳光线中颇为深沉地说道：“江青插进来了，你说我听谁的？江青说王猛是大军阀，说郭小川是修正主义分子……”他没有更多说出什么，跚跚地走在行人显得越来越多的大街上。

正由于郭小川同国家乒乓球队相熟的缘故，中国话剧团四位编导写完反映乒乓球队生活的话剧《友谊的春天》第三稿后，即请郭小川提出修改意见，并邀他在这基础上草拟第四稿。1974年7月20日，郭小川随同他们到北戴河体验生活，时间近一个月。

长影年轻编辑李玲修作为长影的创作组编剧，当年也一同在北戴河海滨：

赵云声他们和郭小川是写话剧，我们是写乒乓健儿少年生活，两个创作组都随乒乓球队在北戴河采访。我们吃职工灶，跟运动员一块上早操。晚上空闲时小川他们还打桥牌。

当时“三突出”是铁律，对我们都有很大影响。我所写的本子是反映小孩打球的事，小川看后提了意见：“一号人物太完美了，儿童必须写成长，人物有受教育的过程。”我就跟他辩论：“一号人物不能写成长……”他说得很婉转，似乎指出这不符合文艺规律。于是，我开始写人的缺点，写成长。本来本子长影要拍，赶上批《三上桃峰》，厂里就说我的剧本里有旧人物，一号人物塑造问题也挨批。厂里让我揭发，我不能落井下石，没说小川的事。

（1999年11月5日口述）

实际上，郭小川在修改《友谊的春天》时心里还是不踏实，“文革”题材能否写作、怎么展开，他难下决心。他在一份交代中写道：“我们都有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写的……实际上就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有消极的东西，派性、武斗、生产受到影响、无政府主义、把干部整得很厉害，等等。所以一开始就想避开文化大革命。”（摘自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他明白，写“文革”题材稍稍深入一些，就难免要触犯禁区。

写庄则栋的文章时，涉及到“文革”前的学校教育问题，郭小川左右为难，不知如何下笔。他后来在检查中承认：“（在教育上）说他们执行‘黑线’没有根据，说他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我自己也不信，结果写成了宣扬技术第一等黑货的东西，这本来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我也知道。写完这一篇，没有再写下去，是我害怕。尽管《体育报》王凌一再督促（她的意思是先写出来，以后再考虑发表），我一直也不肯动。”（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他在运动中的身份问题也困扰着他，一直视公开发表东西为畏途。譬如长诗《万里长江横渡》抒情主人公“我们”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出现的，而外人一向认定他为“黑线”人物。他担心人们读完作品会产生混乱，不容易接受他这个作者的政治问题。

如何看待“文革”存在的问题，郭小川觉得也不是他这类被控制的人物能把握住的。“九一三”事件后全国曾掀起一阵批极“左”思潮，他感到这次批左是大势所趋，觉得像火烧英代办处、抗缅声明、在干部问题上打击面过大等都是极“左”的表现。干校领导让他发言批极“左”思潮，他竟犹豫再三，不敢贸然而定。他跟领导解释说：“我觉得我是犯了错误的干部，群众冲击我是完全对的。我去批极‘左’思潮，很容易造成‘翻案’的效果，而我是决不翻案的。”在一度许可的情况下，郭小川也谨慎从事，尽量做到不让“祸”从口出。

他认定，在政治大问题上他已经不能轻易表态，已丧失了基本的发言权。他无奈地表示过：“对于诗、通讯和纪录影片解说词，我是下过一番工夫。在诗的形式上，做过较多的探索。照理，我还可以写出一些较好的东西的。我的困难是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受批判的，而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摘自郭小川1973年11月9日致王榕树的信）

他参与修改《友谊的春天》，一方面为自己有机会歌颂“文革”而热情洋溢，另一方面也因涉及“文革”而如履薄冰。果然，1974年3月底文化部长于会泳公开指责《友谊的春天》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再一次把郭小川推到被批判的老位置。李玲修到他家中探望，发现他躲在家里闷头抽烟，烟缸里全是烟头。李玲修问他：“外面传说知道了吗？”他说：“唉，王震的夫人都给我说了，我不能对外面说呀……”

李玲修至今还记得当时政治上有形无形的压迫感，那种让人寝食不安的紧张：“江青在文化组内部刊物《文化动态》上看到郭小川活动的简讯后，说了‘这个人是个修正主义分子’的话。挨整后，《体育报》不敢再借他了，不让他接着写庄则栋的续篇。江青随便点人的名字，如果严重的话就意味着政治上被判死刑。我觉得郭小川不像修正主义分子，生活朴素，家里极为简朴，也没说过反党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对江青这个人产生怀疑。”（1999年11月5日口述）

1974年4月15日，震惊之余的郭小川被勒令返回咸宁干校，要求他参加种菜、养猪等劳动，不久就宣布隔离审查，写出交代材料。在连日发烧、屡犯心绞痛的情况下，他绞尽脑汁，竭力深挖：

当我听到于会泳同志指出中国话剧团的《友谊的春天》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时，我感到十分震惊，怎么也想不到问题竟严重到这种地步！

……至少在下列三个问题上“攻击文化大革命”：

1．偏偏写了“70年代的一个深秋”我乒乓球国家队在欧洲一次比赛的失败（男队的失败），这不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国家队失败吗？毒草剧本还写到从欧洲回国“两个月后”技术上有了提高，这就完全背离了文化大革命解放了生产力这一根本规律，也就是攻击了文化大革命。

2．毒草剧本通过剧中人“老金”的口，多次宣称一定要赢球，以便为“文化大革命争光”，而又未对这种提法予以否定。这也颠倒了因果关系，意在说明：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因此需要通过赢球“为文化大革命争光”，这不也是攻击文化大革命吗？

3．毒草剧本完全没有写出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小将和革命干部的精神面貌，相反，一个个都是精神低下，满台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这不仅违反了革命样板戏的基本原则，而且也在实际上攻击了文化大革命。

（摘自1974年5月27日《关于我参与炮制毒草剧本〈友谊的春天〉的交代材料》）

这一次批判，让郭小川大伤元气，真正到了心灰意冷的地步。此前发在《北京文艺》上的《秋收歌》是用假名发表的，他想通过干校的生活描写，反击苏修霸权主义者的污蔑。然而也有人批《秋收歌》是“发泄个人不满”，并且有所“影射”。郭小川无奈地反驳过，说了这样的实话：我有什么“个人不满”呢？即使有，我也不会而且不敢在作品中发泄。

郭小川经常同人谈起自己的害怕心理：“我在家养病什么事也没有，工作就不知道出什么事，落个什么下场。”1974年很长一段时间，郭小川的写作劲头大大衰退，精神不振，以致干校军宣队姓张的干部不满地对他说：“你并不是辛辛苦苦为党工作的人。”

作为文艺圈人，已有几分落魄之意的郭小川却不时关注时下的创作作品，曾对几部作品所表达的政治情致流露好感，内心有几分羡慕，几分遐想。1973年10月间，郭小川读了名噪一时的小说《金钟长鸣》，他好几次在不同场合夸奖过这篇作品：“这里面，把文化大革命表现得多么好啊！真使我开了眼界。”

1974年初春，诗人张永枚完成了长诗《西沙之战》，全国报纸纷纷转载。郭小川读罢，给天津友人王榕树的信中对长诗连声称赞：“从这部史诗中，可以看到样板戏的威力，也可以看出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威力……诗中的几个工农兵形象也塑造得十分高大，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中越关系都处理得很恰当。”就在这封信里，郭小川关切地询问对方写批林批孔的诗作情况，认为这类诗作颇为重要：“这主题，十分广大而深远。目前，我觉得中心是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否定和攻击文化大革命，就是复辟。”（摘自郭小川1974年3月20日致王榕树的信）

但是郭小川对诗歌创作的总体状况不甚满意，认为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不够讲究艺术性，想象力过弱，他自己有一种使不上劲的焦虑：

近来，读诗不少，请允许我大言不惭地说吧，我有两条意见：一、很少有人触及当代的重大题材；二、缺少奇思妙想。还有一点，有人不会押韵……有的作者太不肯下工夫了。

（摘自郭小川1973年11月15日致晓雪的信）

目前诗的状况不如小说，这也是我在休闲中感到着急的一件事。当然，只有好诗，才能获得广大的读者，样板戏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多的观众和听众，就是因为它政治艺术都好。

我多年来都有矛盾，有时就不想写诗了，有时连文学都不想搞了。但是，这都不过是想想、说说而已；至今不能忘怀的原因，实在因为它们是一种战斗武器，为革命难免要“发言”，所以，诗之类其实都是“发言集”。

（摘自郭小川1973年12月15日致王榕树的信）

那一时期，郭小川回北京探亲时，总有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和儿女的朋友们上门探讨创作问题。开始时郭小川有意避开文艺话题，淡而化之。当青年人说到了“不喜欢京剧”、“不喜欢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作品”、“现在作品太少，样板戏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这样内容时，郭小川总是性急地批评他们，并说他们拼命地读欧洲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是不对的。

郭小川渐渐地发现，自己根本说服不了他们，自己的理由是那样无力、乏味。

当郭小川一个人面对这些问题时，他也有些迷惑不解。他在后来的检查中，如实地交代了自己独自思考时的活思想：

我想，作品是少，为什么不可以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较好作品（再经作者改一改）拿出来，印一印呢？那时，我已经知道人民出版社要重新印贺敬之的书，我就想，过去社会上认为我的作品（当然不是指那些有问题的作品）与贺敬之的成绩差不多，为什么不印我的呢？

（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在这个岁月出自己的书，实在是一种奢想。

1973年左右，王震让郭小川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取得了联系，1952年时郭小川写过一篇河南许昌地委搞好宣传工作的报告，颇受毛泽东的好评，那时纪登奎正是地委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也就是从那时起，纪登奎开始引起毛的注意，一步步提携，直到“文革”中担任了中央高层要职。

郭小川那时正被传言围困，在北京赋闲而不得其所。纪登奎好意地劝说老朋友不要再继续写庄则栋的文章，并和王震商量后曾想让郭先去女儿插队的河南农村，等待分配。王震多次找郭小川谈话，提醒他说：“你不要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教育批评你，你应该写一个报告。”于是，1972年9月17日郭小川写信给纪登奎，诚恳地表示：“像我这样犯过严重错误、年过五十的人，最好是长期到农村去落户、去工作、去劳动、去改造、去斗争，力争在改造中为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

纪登奎、王震想做的是，怎样让郭小川赶快找个理由，离开京城去“躲风”。

1973年11月10日，王震为郭小川之事专门给纪登奎写信：

登奎同志：找了很久才找了郭小川，我向他传达了你的指示。小川给你的请示报告的信，送上请阅。我看可以分配到河南省的地、县委去，在强的党委领导下，一面向贫下中农再学习，一面做些宣传教育工作，谨此报告，顺致

敬礼

王震　73年11月10日

纪登奎于1974年1月10日，给王震回信：

王震同志：我赞成郭小川同志下去，到工农兵中去锻炼，改造世界观。如《人民日报》领导小组同意，即可由中组部办。

纪登奎　1974年1月10日

又及：此件送鲁瑛、郭玉峰同志阅批。

信中所提的鲁瑛、郭玉峰分别是《人民日报》、中组部负责人。

不久，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纪登奎又对王震说了让郭下去锻炼，并说已同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打了招呼，请刘安排郭的工作。在王震的指示下，王震的秘书伍绍祖将这些信件转给郭小川，嘱咐郭调到河南后，可找刘建勋谈谈。

郭小川尚未离开北京，政治旋涡的波及面越来越大，他置身旋涡中心，感受到了湍水的冲击力：

（8月）24日以后，我被各种传闻围住了，说什么的都有。我自己精神上早有准备，四句话：“为党工作，至死不悔；如有错误，愿意改正。”有的人早就怪我“不甘寂寞”，这次可该振振有词了。

（摘自郭小川1973年9月22日致严阵的信）

两个月来，我精神上受了极大的打击，大概“十大”以前不久，关于我的传说是非常之多，把我写的《笨鸟先飞》和《秋收歌》，传说成是对党的恶意攻击或是修正主义的，等等，一人说的一样，我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

……这以后，如不是中央领导同志分配我写作任务，我无论如何不敢再写了。我和一些年轻同志不一样，过去犯过错误。

（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17日致王榕树的信）

我怕就怕从此把我抛弃，使我没有为党工作、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是犯过错误的，而且是很大的错误，路线错误，这使我常有负罪的感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怎样冲击我，都毫无怨言。

（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5日致王榕树的信）

这几年，一直在这种气氛中过的，我想通了，不能闲散，永远要革命，有错误就改。说我“不甘寂寞”的人，幸而未言中。即使为了做工作受了批评，我也不悔。我永远不会消极怠工，这是我的世界观和斗争史决定的，没有办法。宁愿在工作中垮台、累坏，也不在无聊中消磨时光。

（摘自郭小川1973年9月16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确如郭小川信中所说，他并没有消极地无事可做，只不过放弃了在外面活动的机会，躲在家中阅读大量的批林批孔材料。他把当时官方下达的儒、法两家的学习材料大体浏览一遍，集中读了秦始皇、司马迁、曹操、王安石等法家的文章。他以前一直很欣赏苏东坡，但他这次从运动的批判材料中，发现苏东坡是王安石的死对头，是政治上的保守派，立即为苏东坡惋惜不已。

与往常一样，他轻而易举地就为上面钦定的批林批孔语言体系所“俘虏”，为运动中极力张扬的理论热点而兴奋不止，由此他认定：“批孔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批孔子这个奴隶制的复辟者、保守派，这直接涉及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是解决整个政治史、哲学史的关键之一……这么一批，可以弄清许多问题。”他很看重运动中对历史的那种新颖的评说姿态，简而又简的以人划线的儒法两家斗争史让他入迷，使他仿佛对历史又有恍然大悟般的新解：“中国的历史，在很多历史学家手里是一笔糊涂账，现在开始有点眉目了。可见了解一个人是难的，有的人需要一千年、两千年才能了解清楚。”（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1日致杨晓杰的信）

杨荣国是当年批林批孔中最为显眼的“明星式教授”，他的大块头文章一直被指定为必读篇目。郭小川对杨荣国的文章力度及影响程度啧啧称叹：“我这个人现在是不想赶风头，赶也赶不上。但杨荣国这个历史学家实在了不起，他的治学方法也很高明，一部哲学史，他可以用几万字说得相当清楚。这人很懂辩证法，会抓主要矛盾。”（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1日致杨晓杰的信）

那时，毛泽东论述《红楼梦》的讲话内容时常被传达到相当一级的干部中，讲《红楼梦》成了干部中有革命性、有身份、有能力的表现，“评红”一向是中国政治人物、文化人在那个年代始终不衰的常设性话题，而且可以随意引申到现实中，作为批判的辅助工具。

到北京家中串门的熟人们发现，郭小川在桌上备有一套《红楼梦》，闲时手捧不释。以致1975年到了林县，北影编剧李保元还看到他把《红楼梦》压在枕头下，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读得津津有味。在团泊洼干校，精神和体力都临近崩溃，桌上还摆着一部翻烂的《红楼梦》。

他特意找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李希凡有关《红楼梦》的小册子，关在屋子里苦读了几天。在与外人交谈时，总是把读书心得与现实联系得很紧密，力求使自己找到毛泽东所说的“读活书”的状态。譬如在给杨晓杰的信中，他提到读《红楼梦》的一点感触：“（《红楼梦》）这些人物形象，对于我们认识林贼那一帮王八蛋，不是很有借鉴作用吗？”（摘自郭小川1973年10月21日致杨晓杰的信）

政治的东西毕竟还是枯燥，还是有遥不可及的一面，也不是解闷的长期办法。对于郭小川来说，不能忘情的依然还是文学创作，暗地里苦思冥想的还是漂浮渺茫的那些诗句。

他在北京时，我去他家聊天。他说，从小就对声韵倒背如流。他觉得新诗要有韵律，不赞成诗歌不讲格律。他就举例子，背了他自己的《林区三唱》精彩段落，声音铿锵有力。他几次说，将来一定要写出有现代感情、又有古诗韵味的东西，自己要做探索。

（胡德培1999年11月7日口述）

73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我想了很多问题，对“文革”看透了。在《人民日报》我只管编稿子，咬定主意一个字不写，大庆大寨我也不想去。

有一次去看一个农业展览会，我遇到了郭小川，他穿着浅蓝色的布衣服，很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知道你受苦了……”我听说他写东西得罪了江青，我问他，他显得有苦难言的样子：“一言难尽……”我低声地告诉他：“处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最好不写东西。你听说有这么一个新名词，叫‘逍遥派’。保全自己吧！”他不吭声，也不敢多说什么。

（金凤1999年11月11日口述）

那一阵，虽然他对写东西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内心冲动，但是周遭环境的压迫、限制，使他那种惶恐、不安、迷惑的感觉与日俱增，他比圈外人更能深深地理解金凤所说“保全自己”的涵义，理解社会上一大批人当“逍遥派”的超脱和无奈。

1973年10月21日，他在北京给杨晓杰的信中谈到写作的困惑和茫然：

我现在对我这个人的五十四年生涯，只觉得做得太少，贡献得太少（也许一点也没有），而错误太多。似乎还有点信心的是：对新诗这一行，还算有点经验，有点想法，将来一下子烂到肚子里，倒好像有点可惜，但我不知交给谁，怎么交法？

到了1974年，这种悲观、凄凉的情绪被放大，弥漫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在江青给郭小川扣上“这个人是个修正主义分子”大帽子的情况下，文化部长于会泳于1974年3月底开始指责话剧《友谊的春天》存在攻击“文革”的政治问题，文化部咸宁干校不断催促郭小川早日返回。他于1974年4月15日抵达干校，在别人眼里他已是一个戴罪之身，成了一个被中央领导钦点的、重新待审的修正主义分子。

离京前，郭小川已是坐立不安。朋友来访，他就低声说，门口有人监视，出入不方便。杨匡满只好戴着口罩，两次去他家。他说：“我自信没上贼船，什么也不怕。”

送他上火车回干校时，上车时杨匡满发现他提前穿上凉鞋，四五个人彼此说了几句安慰话、几句无关紧要的笑话后竟无语许久。郭小川知道有人整他，心中有预感，但表情还算轻松。他的言语中藏着自己的感觉：又发配回干校，又要倒霉了。

他那时给女儿的信中，已是满纸牢骚，满腹辛酸，孤立无援的绝望充溢于字里行间：

从此后，决心与文艺工作告别，自己不写了，别人的也不帮了。将来到农村，只想把一个生产队或大队的事当当参谋。劳动学习，了此一生。在这些事上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干校的生活是不错的，只是身体不灵，十几天的功夫已犯病四五次，夜间从睡梦中憋醒。这里的气候，对我实在是极不适应的。到夏天太热时，如有可能，即去你们那里住两个月，不回北京。

……在此不过二百（人），现分三个班，种菜，养猪，做饭，上午劳动，下午学习，一点也不紧张，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看书看报。

（摘自郭小川1974年5月1日致郭岭梅、郭晓惠的信）

今天，我来干校整整一个月，我却犯病八次了。过去似乎告诉过你们，一犯病，就喘息不止，出不来气，其势凶猛。最近，又连日低烧（头一天三十八度，以后约在三十七度以上三十八度以下）。

……“与文艺告别”，我记得是你的意思。这不是“伤心话”，我实在不敢搞了，这工作太容易出问题，我的年龄、身体都不能胜任了。文艺这事，以后还得由组织决定，现在怎么说，都没有用处。

（摘自郭小川1974年5月14日致郭岭梅的信）

而我已五十五岁，再有三年五载，我这个人也就报废了。贺敬之、李季这几年为什么一个字不写呢？这是耐人深思的，他们了解情况，犯过文艺“黑线”错误的人，是不能轻易再写的。这一点，我现在才明白。何况，我们的路线觉悟又低，难免出岔子。两年来，许多朋友鼓励我继续革命，重新执笔，都是好意，但我听了后都吃了苦果。

（摘自1974年8月6日致郭岭梅的信）

就在郭小川写这些家信、寻不到思想出路的时候，中央文化部奉命加紧收集他的材料。6月30日文化部内部刊物《文化动态》第十七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的专题文章，江青看后作了批示：“成立专案，进行审查。”

在这之前，江青对郭小川四出写电影解说词颇为不满：“郭小川满天飞，又窜到西北去了！”并指责兰州军区：“谁叫他到兰州去的？”

在1977年11月文化部清查批判“四人帮”办公室编印的《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中，转引和评述了《文化动态》那篇文章所列举的郭小川四条罪状：

（一）由于郭在中南局宣传处工作时，叶群也曾在那里挂名工作过几个月，便借叶群1961年的黑笔记本上有“文艺问郭”一语，污蔑郭与林彪反党集团“关系密切”；

（二）把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万里长江横渡》诗篇歪曲附会为是歌颂林彪的，“是一份反革命宣言书”，“是明目张胆地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把诗内“我们深知：自己肩头上负有迎接大风大浪的任务；在大风大浪中缚苍龙伏猛虎，学得一身反潮流的真功夫”这样的字句，歪曲附会为“还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鼓吹的‘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相呼应”；

（三）由于郭曾通过组织参加修改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友谊的春天》和打算把一位朋友写的话剧《要有这座桥》推荐给西安电影制片厂，便污蔑郭等“以青艺为据点，与八一厂和西影厂挂了钩”，“搞起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小团体’”；

（四）污蔑郭的家庭有问题。

当年8月13日中央专案组宣布对郭小川进行专案审查，干校军宣队负责人念完后，郭小川望着在场的那么多面孔严肃的人，只能口头表示拥护这项审查决定。走回宿舍，郭小川百感交集，越想越想不通。他后来在检查中提到当时的真实想法：“我认为，我的错误并不严重，中央绝不可能决定审查我。我估计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可能传错了，关于我的传说本来很多；二是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批评了我的某些作品，到下面就成了‘审查’。总之，我的抵触情绪很大。”（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9月1日，军宣队一位姓张的干部找郭小川谈话时，严肃地说了一些话，用了诸如“阴谋”、“反党”、“坦白从宽”等等词语，让郭小川听了浑身不自在，觉得那是处理敌我矛盾的常用词句。他非常低调地承认：“如果组织上对我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我也是接受的，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能改变的，惋惜是没有用的，痛苦是多余的，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笔者找到了当年专案组成员之一的张玉祥老师傅，他曾在北京市新华书店系统工作几十年：

江青点名要审查郭小川，口头给我们传达时，我记得还有这么一个理由：江青去看一个展览，发现一幅作品画有阴影，江青就说这是写阴暗面。画上有郭小川的题诗，小川就由此倒霉，说成是“利用画来攻击社会主义”。

对小川立案审查，尚未下结论。我们到他的家乡外调，找了一些单位，听到了对他的一片赞扬声。人家谈完后就盖章，写上“仅供参考”。

武汉警备区科长张立功带着框框来的，他与郭小川顶撞得很厉害，谈话总是平静不下来，张幼稚一些，小川发火后还能刹得住。张科长说：“郭态度很恶劣，他顶我，不老实，顽固到底。”

审查后就不参加干校劳动，张科长布置写各种材料，郭小川就在屋子里写检查，写完了交给专案组研究，再找出新问题。写检查之余，他跟我聊一些家事，说两个女儿在林县当妇女队长，还把儿子郭小林发表的一篇文章推荐给我看。我离开干校回北京，到他宿舍向他告别。他很诚恳地说，将来有机会回北京聚聚。他对我没有敌意，没有反感。

（1999年9月21日口述）

丁力记得，郭小川对张立功科长提了意见：“不客气，凶，像审查犯人……”

郭小川返回咸宁干校前后，大批人员已通过各种渠道调回北京，连队建制被缩编，干校进入萧条低落、人心慌乱的时期。原作协秘书长许瀚如此时已解决了自己的政治问题，担任干校五连连长、支部书记。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具体谈到了郭小川当年置身的困境：“‘四人帮’把他作为一个重要案犯，中央专案组对他看管得很严。以后又把他放到连队，我们只属于行政监护，我们不审他的案子，对他没什么限制。”（1999年9月15日口述）

1974年9月，在北大荒兵团插队十年的儿子郭小林出来旅行结婚，要求与父亲见面，遭到干校军宣队方面的委婉拒绝。

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牛汉因涉及胡风问题，政治上难于翻身，他此时也滞留在干校，迟迟不得归家。他记得，1974年五六月间来了一场暴风雨，想到搭架子的苦瓜是否会被风吹倒，急忙冒雨跑去。他发现郭小川已经光着膀子，全身都是泥，认认真真地在那扶架子。

牛汉说到郭小川在干校时的情景，心情颇为沉重，几次语塞：

小川被“林彪事件”牵涉进去，处境很困难。上午菜班劳动，下午学习交代，处于隔离状态。开始没有人与他谈心，他觉得我毕竟写诗，有共同语言，就向我提出想聊天、喝茶。我进城买了“麻城绿茶”，简称“麻绿”。我们俩身份相近，没有高下，归了一类。

那时一星期要学习两三次，小川闷得很，爱发言，但他晚上吃安眠药，精神上迷迷糊糊，说话就容易不着边际。有的人故意让他出丑，有意逗着他玩，解闷，耍弄他，幸灾乐祸，这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有一次我劝他：“你别发言了，你在会上打盹吧。”他跟我说：“我在政治上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强，我在政治上很幼稚……”他一再说“幼稚”，说时很沉痛。我反问：“你幼稚吗？”后来回避谈这些事。他是幼稚、简单，这些经历对他以后总是有所触动。

我们回忆到57年批冯雪峰大会，我记得他打了一个活领结，在台上批得很厉害，还提到我：“反革命分子牛汉供词……”我在干校就告诉他，当时我就在会场，是王任叔让我去的。他听了很吃惊，不知道我就坐在台下。

那一段他精神上迷糊，吃大把的安眠药，起得很晚。有时从床上滚下来，在潮湿的地上睡着了。

中华书局的几个人围棋下得不错，小川常陪着看。小川的下棋水平太臭，别人不愿跟他下，他觉得很寂寞。

咸宁干校最后一次聚餐，邀请了不少人，对当地有感谢之意。猪肉、鱼都有，很丰盛。可是会餐时却不让小川上桌，给他一人拨了一些菜，让他坐在食堂角落里马扎上吃。这个情形特别惨，小川痛苦的表情看上去就像傻子一样。

其实人很简单，可是弄了一辈子革命，却把人弄得很复杂。

（1999年8月26日口述）

郭小川在1975年初给两个女儿的信中，透出了人生难以说清的滋味：

“我曾经‘名噪一时’（这大概不是夸大吧），味道尝过了，辛酸也受尽了，现在才懂得它不值得羡慕了。”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解散，剩余人员一律转移到天津团泊洼文化部静海干校。大部分人都可以经过北京中转，唯独正受审查的郭小川中途在丰台转车，不准进京回家。

行前，湖北军区分管干校的政治部王副主任专门对郭小川说：“为了尽快地审查清楚你的问题，不使问题复杂化，决定你不回北京，直接到静海干校。”

郭小川表示同意这个决定，并开始做转移的准备。他对牛汉说：“不让我在北京下车……”离开时他请牛汉过来帮忙：“帮我扛扛行李，好吗？”牛汉见行李捆得不像样，就重新帮他整理。牛汉帮助把行李放到车上，郭小川吃力地爬上了大卡车，车上还有两三位押送人员。

张玉祥是当时的陪送人之一，他向笔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那时怕走露风声，怕问题复杂化，就在丰台转车。我们几个人变相押送，买的是火车硬卧票。他在车上谈笑风生，抽好烟，聊家常。钱放在口袋里，抓一把出来，很慷慨，热情。在丰台车站下车换乘，他不问，很明智。他的身份、经验体现在这些小事上。

过了几天，公安部苏学宽处长来到干校，他当时借调到中央专案组一办。苏比较老练，谈话干净利索，比较客观。出面讲话的是他，大意是对郭小川的审查告一段落，下不了结论，原专案组撤去。静海干校的责任是管好，不要出事，要安全，等待结论。

（1999年9月21日口述）

据当时陪同前往团泊洼的丁力介绍，在火车上大家对郭小川照顾还是细心的，买饭、买烟，一块聊天。中央专案组人士曾表示，郭小川一案已从专案组二办（清查林彪集团）转到一办（清查刘少奇一条线），这表明专案组初步认定郭小川与林彪一案无关，只存在一般性文艺路线问题。连里知道了他的问题不大，对他的监护也大大放松。郭小川要求回京治牙，专案组答复说：“快了，忍一段吧。”专案组还希望郭不要与各协会老熟人发牢骚，以免增加新问题。

曾在中国作协任郭小川副手的张僖，此时担任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干部安置办公室副组长。知道中央专案组不让郭进京，从丰台转车，张僖赶紧坐车到团泊洼干校，发现郭小川抽烟喝酒很凶，时常醉倒后钻在桌子底下。张僖劝他，他说这是灵芝何首乌泡的酒。

张僖找了天津警备区派到干校的宋副政委，请他对郭适当照顾。离开团泊洼时，张僖又一次劝郭小川等待消息，不要轻易离开干校。

中国剧协的李超曾是团泊洼干校副校长，他在1991年2月告诉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你爸来干校前，我曾问上级：‘怎么管？’上级回答：‘不要离开干校，不要写东西，不要跟外面联系，不要跟社会关系来往……’‘思想管不管？’‘可以管，有情况汇报。’”

李超记得，郭刚到时每天晚上弄来一盆热水，坐在屋里泡脚。

华君武在团泊洼呆了四年，他快要离开干校时郭小川却来了。他以漫画家的夸张感觉，至今还记得郭小川那双就像“忠实的大黄狗一般”的眼睛，没有一丝奸诈。他感到郭小川身上那种异常的压力和无奈的感叹，见到郭说话没有遮拦，劝他要谨慎，郭却悲哀地说道：“我要革命，革命！”这让华君武真切地感受到郭小川初到时的精神焦灼、烦躁。

作协机关老同事、老邻居曹琳曾陪郭小川看病，郭身体虚弱，走一段路就得蹲在路边歇一会儿。老中医悄悄地对曹琳说：“这个老头身体不好。”

原中国美协秘书长钟灵是郭小川延安时的老友，当时在团泊洼干校食堂负责采购管理。他告诉笔者，真没想到在这独流减河边的盐碱地，能见到多年未遇的老朋友：

郭小川来之前，军宣队就打了招呼：“最近要来一位新同学，是重点审查对象。你们不管认识与否，都不准与他接触，不能与他交谈，更不准打听他的案情。”我说：“见了面不打招呼，恐怕不太好……”

过了几天，在干校小卖部碰到郭小川，后面有人跟着他，我们只是点头微笑。宋副政委是忠厚长者，他说：“你们说说话也没有关系嘛，不要让郭小川感到紧张。”我在伙房当管理员，有一个房间，又可以到天津采购，买些熟肉回来。独流减河上有渔民打渔，我常去买鱼。我和小川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扑克，喝得晕乎乎的，说话没有顾虑，互相信任。我跟监视他的人说，我已请示了军宣队，可以聊天。他的酒量大，能喝一斤白酒。那时团泊洼劳改农场做一种高粱酿的白酒，九毛一斤，度数五十五。

我们两个对江青的事是明说，说她是“祸水”、“太坏”，说她“自称半个红学家，不学无术”，“中国受这种人领导倒霉了”。对毛主席还是有感情，当时认为功劳也是太大。他告诉我，王震接见他三次，小平同志复出后各方面整顿有成绩，周总理住院令人担心等等。对于会泳他们有意见，觉得他们真正吃得香，文化部彻底完蛋了，文联各协会受尽迫害，都去了干校。还谈到要整顿文化部，主张恢复文联、各协会。正因为意见大，很天真地觉得应该撤掉文化部班子。

他给胡乔木写万言书时，十几天不来喝酒，躲在屋里写，时常观察门外的动静。万言书的内容主要是提出必须改组目前的文化部，必须恢复文联和各个协会的职能，打破一言堂，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觉得火药味太浓，口气上应平心静气一些，不能只图痛快而不讲究策略。

我们一面喝酒，一面动手修改，几乎干了一个通宵，最后写成十二条意见，还是有一万多字。我担心信怎么送到小平、乔木同志手里，小川笑了，神秘地说：“我自有上可通天的渠道。”他重抄一遍，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我还是担心地问：“送得到吗？”他说：“你放心吧。”他不希望联名，说了这么一句：“不要拉扯别人，现在情况复杂。”

（1999年11月2日口述）

到了1976年夏天，文化部清查成风，钟灵因这封万言书被隔离审查，八个人轮流看管他，一直到“四人帮”粉碎几天后才得以离开学习班。

1999年10月29日，笔者与郭小川的子女郭小林、郭晓惠陪同原干校“五七老战士”、资深老编辑刘小珊，重返天津近郊的团泊洼。二十五年过去了，刘小珊发现这里已是面目全非：干校人居住的那一排排土坯房几年前已陆续拆除，郭小川住过的地方已挖成一个大鱼塘；郭小川常去游泳的独流减河早已断流，河床裸露；通往河边的路上，那两座写有“文革”标语的门柱还在，但已是残壁断砖；环观原有几千人生活的整个干校范围，旧房中只保留了干校校部的食堂和两间破房，郭小川与钟灵喝酒长聊的小屋已堆满杂物。

在那间原本是干校医务室的小屋前，五十五岁的原劳改农场管教干部孙继存告诉我们：“当年郭小川天天来这里领取安眠药，当众吃完药后才让离开，这样才让人放心。”老孙指着食堂外的一棵大树说，郭小川常与我们在树下聊天，他是一个爱说话、和蔼的人。

当年干校紧挨着劳改农场、右派农场，聚集了不少全国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如华君武、蔡若虹、吴祖光下地干农活，丁聪养猪等等。等郭小川去时，人数已大为减少。老孙指着原劳改农场内五六米高的水塔说：“这水塔成了团泊洼的标志，你看上面还有‘毛主席万岁’的大字。不少干校的老文化人再来团泊洼，老远一看到这水塔，就情不自禁地哭了。”

这里现在建有学生培训基地，每年天津市区一万多名中学生来此劳动。我们有趣地看到，学生们留下了黑板报，大标题就叫“团泊洼的秋天”。与郭小川那首著名的同题诗歌不同的是，学生们流露的是对郊区农居生活的新鲜感和活泼天性，文字充满了稚气。少小的学生早已不解当年诗人秋天的忧愁滋味，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那个年代还有这样一首凝重、深沉的诗作。

要理解这首诗很难，诗里既有那个岁月里左的主题痕迹，又有贯穿郭小川一生的战斗豪情。然而郭小川在其中暗藏着反思的私人话语，有着不能示人的内心躁动，有着与当年格格不入的一丝丝反叛情绪，再加上颇具匠心的创作技巧，使人们后来读到后产生一种本能的震颤。有了这样的“地下”文学作品，才使我们如履薄冰地经历大动乱之后寻觅到活下来的纪念依据，才使我们空荡荡的心灵世界有了一点点可怜的着落地，才能在那样暮气沉沉的年代留下一件易碎却无比高贵的珍品。它使整个“文革”时期原本辉煌的东西暗淡下去，在历史空白之处填入了最具个性、充满复杂性的诗人注解。

《团泊洼的秋天》是郭小川寄给干校老同事刘小珊的，抄写得很工整的原稿还保留在她的手中。那天她站在学生黑板报前端详了半天，思绪很难一下子拉回到现实中来：

当时干校右边是劳改农场，左边是右派农场，我们夹在中间。小川两年没有回家，住在放鸭子的平房里，极其简陋，窗户很小。那时他负责组织学习，讨论《哥达纲领批判》。他对我们说：“可以等待分配，但不能等待革命，要迎接希望的一天到来。”

75年夏天那一个月个人接触比较多，话题比较广泛，也比较零碎，有不少弦外之音。他讲过反右问题，说太扩大了，当年在是否扩大与缩小右派范围上跟人有分歧。他说过作协党组的一些人个人东西太强烈，为自己捞地位，很难与他们相处。对59年大批判他提得不多，但能感到对他伤害很大，创作受到扼杀，不想留在作协。这说明他思考自己的问题比较深入，角度也新。

有时一起到附近镇子，买一点吃的，他想吃猪大肠之类的东西。回来时坐在田埂上，看着明媚的阳光下，农田里水稻很绿，而劳作的农民却穿着红衣。他说：“你看多漂亮啊！红和绿本是对立，但放在一起也好看。这跟创作一样，有对立，也有统一，艺术就是一种矛盾……”他对写作一直有想法的，这些话给我印象很深。

我曾希望他能写一首战斗的诗篇赠给我，他慨然允诺。主席对《创业》批示传出后，已经支离破碎的文艺队伍又有了抑制不住的欣喜与期望。我已回北京，与他常有书信往来。我写信告他：“我喜欢北京的秋天，洁净，有丰收的喜悦，但不知团泊洼的秋天如何？”他高兴地回信说：“你给我送来诗的主题……”他寄来了《团泊洼的秋天》，在原稿的结尾叮嘱道：“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后来他回到北京，特意索取原稿，改了两个字。

我记得，他给我一封信里专门谈到作家的责任，论述在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下，一个作家应担负什么责任。这封信写得很有水平，从理智到情感，结合得比较好。他还将寄给胡乔木关于文艺工作的五条意见寄给我。后来他去林县后曾再三叮嘱我把给我的书信烧掉，说：“如果你不烧，是否准备揭发我？”到了76年8月清查，我被迫烧了一批他的书信，但我想《团泊洼的秋天》无论如何不能烧，把诗稿藏在衣柜里。

后来才知道，这是他最后冲杀的一批诗稿。

（1999年10月29日、9月2日口述）

那天，独流减河风势很大，绵延数里的河堤柳树吹得“哗哗”作响。二十多年前，这里曾是郭小川他们散步聊天的地方，是他们海阔天空、思想云游的场所。在禁锢的年代里，这是唯一耽于幻想、排解忧愁的天地，是他们心胸暂时得以开放、与蓝天河流相融的自由时刻。一切归于宁静，一切系于平淡，一切又难于释怀，一切怯于安身。

刘小珊许久地望着望着，她说：“堤上的小路，一排排柳树，堤下的果树林，什么都没变，跟以前好像一样……”

人呢？

从干校的作协老同事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郭小川是怎样熬过团泊洼的春夏秋冬：

那时小川的情绪非常低落，我劝过他：“事情搞得清楚的。”他觉得失望，问题一直拖着不解决。专案组的人有时来看看，后来就放松了。种一点地，收成无所谓。

吃安眠药有麻醉作用，吃下去了在迷蒙中得到解脱，当时就没有烦恼，像吸毒一样。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他在房里吃午饭，安眠药发作，一下子晕倒在桌上，睡了一觉才醒过来。下象棋后回房间，药劲上来了，走路时东倒西歪。这说明他苦闷到极点。

有一次趁厕所里没人，他悄悄地告我：“闻捷死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了闻捷与戴厚英产生感情，但上面不批准结婚，闻捷用煤气自杀了。他说了详细过程，连连表示遗憾。

当时听说江青发话：不让干校这拨人回北京。又听到江青挨毛主席批评，小川说：“这下子好了，我们回去有希望了。”他时常给我们讲述从高层听来的信息，譬如“上层斗争很激烈，（江青他们）招架不住了”等等。有些人就劝：“不要嚷嚷厉害，到时再说。”他找我说：“将来回去，咱们办一个刊物，你一定要参加……”他跟很多人说过这话，总是鼓励说：“干吧！”他确是过于乐观，说话随意，直爽天真。

他私下里称江青他们是“那几个人”、“那位旗手”、“那位棍子”，说这些人不搞百花齐放，这么多人口只有八个样板戏够吗？对“周总理是大儒”的说法有意见，发牢骚。

他让我讲讲“四人帮”的文艺理论，“‘三突出’你谈谈看”。他与我谈过几次，了解情况。他觉得有解冻的味道。

我的孩子杨舰才十几岁，外号叫“大头”。他有一次到团泊洼特意去看郭伯伯，两人谈了一通宵，孩子背他的诗，他谈了很多诗歌理论，大头听了似懂非懂。直到今天，大头在日本读博士，对郭伯伯依然非常怀念。

作协领导层有些人让人亲近不了，敬而远之，搞运动更是金刚怒目，不可侵犯。但大家唯独对郭小川普遍有好感，感到他的稳重和善良。他不会搞过火的东西，不会使人觉得为私利整人。

（杨志一1999年10月20日口述）

那次中转不让回北京，他到干校后几乎一落千丈，情绪坏极了，不太爱说话。专案组要控制住他，怕他到北京不好管理。

一个人生炉子，他也懒得收拾，老在门前抽烟转悠。有时自己做饭，下一点挂面。那年春节，我爱人来干校，大家一块张罗包饺子，小川擀皮特别快，可以供应几个人包。大雪封门，那种气氛印象还很深刻。

附近劳改农场有部队岗哨，晚上时常听到枪声。有一次坐卡车回来，路上查得很严，原来犯人跑了。劳改犯穿黑棉袄，背后都有号码。劳改犯叫我们是“队长”，这对小川有不小刺激。

小川对人很体贴，跟人的感情容易相通。记得在向阳湖，从韶山归来，我挑行李摔了一跤，左胳膊抬不起来。小川扶着我走了好几里地，到医院拍片，又扶着我住旅馆，第二天送我回连队，照顾我一天一夜。我很感念在那种战天斗地的环境中的手足之情，永远不能忘记他。

在那样环境中，小川做人依然出色，有才有德，是值得作为楷模的人。从作品到为人，对我们影响很大。从那以后，我总拿小川来衡量领导我的人，他们都不如郭小川。

十几年来，老作协的人时常聚会，凑在一起就跟当年干校那样热闹，还动手动脚。聚会是以纪念小川的名义召集的，大家愿意聊聊他。

（王树舜1999年8月12日口述）

团泊洼干校到了后期，一个连剩十几个人。有一次大家到天津，我为了照顾生病的老伴，没有出门。支部给我任务：“你陪郭小川聊天，别出问题。”我们聊了一天，他说专案组所审查的四个问题，均是莫须有，追查《万里长江横渡》是把时间搞错了，叶群笔记本写了“文艺问郭”，但实际上没有联系。

他的心情比较郁闷，天黑了就跑到西头找熟人聊天，要不就找一帮孩子讲故事。后来让他管连里学习，组织我们学《国家与革命》第三、五章，跟人辩论平等问题，与年轻人侃大山，推心置腹。

大家都不愿去干校，连里就动员说：“轮流去，去干校一个月，再回京呆一段。”小川就说：“看你们像走马灯一样，可我却走不了。”看病有时去劳改农场医护室，医生也是劳改犯，小川去后也怀疑其可靠性。

75年8月，小川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信，谈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五条意见。信的内容给我们聊过，我们也提了一些看法。这封信尖锐地指向江青、于会泳，认为“文艺政策执行有偏差”，“不能让《基督山恩仇记》这样不入流的作品风行一时”。当时毛泽东提出读《哥达纲领批判》等六本书，江青也提出文艺界要学《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等六本书。小川这样写针对性很强，是要冒风险的。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

他到团泊洼时垮得很，身体虚弱，牙长脓，不能吃东西，无法吸收。劝他订奶，他说：“不订，太特殊了。”劝他打报告治牙，他又说：“不会批的。”勉强打了报告，果然不批。这是他一生压力最大的时期。他给女儿写信说：“他们现在要我的命，不知我能否挺住。”他挑水挑不动了，我们给他挑水，帮他生炉子。

有一次我回北京，在南小街碰到华君武，他让我转告小川：“哎呀，你可得告诉他，叫他在食堂不要乱说。有人问他审查的事，他说，就像一出滑稽戏。这么说，还得了。”回去后我说了华君武的意思，让他说话注意。

他那一段老看《红楼梦》，我说：“你不要看《红楼梦》，情绪对你身体不好。”我推荐了北京新出的列宁四卷本，跟他讨论，想在里面找到答案。列宁已经谈到一些问题，比如人民要掌握政权，要公仆，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还说现在苏联工农大众文化水平不够，很难直接参政。小川和我彼此谈了学习体会，认为人民掌握政权，有一些坏蛋捣鬼。如林彪、刚出现的《创业》问题等等。他写了不少读后感，这是精神状态的需要。

他吃安眠药太多，有时手指神经末梢失去知觉，我说：“你这样不行……”他低声说道：“不吃，我一宿睡不着……”他在政治风雨中几起几伏，前途很难预料，心情好不了。

（沈季平1999年11月12日口述）

小川到团泊洼是个寒冷的冬天，风很厉害，刺骨，干校萧条，像在荒野。劳改农场盖有岗楼，哨兵发现情况可随时开枪，有时打死了逃跑的犯人。那个季节、环境都很糟糕，有点苏武牧羊的味道。

75年4月，我们作协一批人到了团泊洼，这给郭小川带去温暖。我们看到他的屋子里乱七八糟，门推不开，堵着煤块、炉渣，他的生活能力很差。他知道我们要来，就要烧水给我们，但我们都到了，水还未烧开。一激动就更乱了。找了一个机会，我们七八个人帮他“起圈”，打扫房间，糊窗户，拆炉子，他也在一旁忙着。

他在我们屋里聊天，聊得晚了，就晕晕乎乎的。我们劝他：“别太露锋芒。”他不听，绝对改不了。我们这个小集体很有水平，骂骂咧咧，说一点不能公开的话，心开始活跃。他说了王震、邓小平、胡耀邦，能听出、看出他们中谁的报告。他也说了家庭、孩子，说了自己过去的历史，说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很透明，跟谁都不设防。

（李昌荣1999年11月8日口述）

我们觉得小川岁数大，学问大，就请他给我们当教员。常在房前树下边乘凉，他给大家讲点哲学。对江青在文艺方面的问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他看不惯那一套。好在连队里都是熟悉的人，讲话自由一些，顾虑也少一些。

夏天他去河里游泳，经常游到对岸，游得相当不错，还给孩子们讲游泳的注意事项。

到了干校晚期，对郭小川的管理越来越松，家人也时常来干校探望。作协有班车，每月往返一次。杜惠常来帮他整理内务，帮他染头发。染料有多余，小川他们就叫我过去，说：“过来，过来。”顺便把我的头发也染了。

小川和几个牌友晚上就聚在屋里打桥牌，赤膊上阵，能打到深夜两三点。我们能从窗外看见，灯光下蚊子多得很。

（许瀚如1999年9月15日口述）

到了团泊洼干校的晚期，生活状态已变得很松弛、随意。人越来越少，气氛冷落，被迫留在干校的人愈发觉得寂寞无边。一天，中央专案组来干校，宣布解放张光年。郭小川和大家一起送张光年上车回京，张劝慰郭说：“你不要焦急，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要耐心。”郭小川说：“一路珍重。”张光年拍着他的肩膀，上汽车前又说：“你也快了。”

有传说郭小川要回北京，甚至有人说得更细：“郭小川要主持重新复刊的《诗刊》。”郭小川夜晚与尹一之他们聊天时，聊到深夜尽兴时，忍不住也说了这个话：“你们剩下这些人甭焦急，我一出去就把你们带出去。”说完这些话以后，似乎又是遥遥无期的期盼。后来又有人说，于会泳让袁水拍管《诗刊》，袁不干，实际工作又让李季主持。郭小川既觉得闷在鼓里，又有点不知所措。

团泊洼的衰败和人气的低迷，郭小川体会得真真切切。

1975年10月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宣布审查结果：郭小川问题澄清。

郭小川兴奋地从校部跑到另一头宿舍，逢人就说。他冲到雷奔的屋子里：“我解放了，要回北京了。结论上连‘错误’两个字都没有。”雷奔至今还记得，郭小川喜形于色，情感根本隐藏不住。他回忆说：“小川那时真的变了一个人。”

10月9日回北京的当天，他就给相识的年轻编剧邢益勋、陈祖芬、赵云声写信报喜：

我已于今天中午回京。10月6日，中央派人向我宣布了审查结果。详情不谈了，总之，一切都已澄清。使我感到不安的是：连一丁点儿缺点都没有提，而我总感到自己是有不少缺点的。更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中央领导同志还特地用铅笔批了一句：“由国务院政工组安排工作”。

信中所提的中央领导是他的老熟人、副总理纪登奎，纪决定把郭的关系顺便给转到政工组、中组部系统，离开了原属的文化部、文联系统。

当专案组来通知时，郭小川正陪女儿郭岭梅到塘沽盐厂参观，干校请郭小川立即回来。

郭岭梅讲述了父亲那一段喜怒交织的经历，烘托出当时不平静的起伏心情：

那时我刚从团泊洼回来，王震却通知我再去看爸爸：“你一定要去，你不要回河南了。”我说：“我刚回来。”他说：“你一定去。”10月2日我坐车又过去，爸爸就陪我去塘沽。干校来了通知，我们就赶回来了。

审查结论是康生的秘书李鑫写的，爸爸看后佩服李鑫的文字能力，高兴地说：“李鑫写得滴水不漏，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连个尾巴都没留，什么里通外国、叶群笔记本、跟林彪集团关系等等，都没了……”

10月9日我陪他回北京，先看了王震，然后又被通知纪登奎要接见。10月13日先是纪登奎一个人接见，后来又见到了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共是四位副总理。主要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爸爸谈到对江青、“四人帮”的意见，有一种实话实说的感觉。刚从干校回来，中央领导接见，一高兴他就没什么毛病，什么都好了，就是牙不好。他连夜向吴雪、贺敬之传达接见内容，找了不少人了解情况，有点组织队伍的感觉。很快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中组部，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中组部给他配车。

在招待所里，他看望了出狱不久的周扬，他把周扬当做老领导，见面很亲切。回来后说：“周扬其实没有亲自整过我们，对我们还是好的，都是下面人整的……”我爸厚道，以己度人，认为别人不会整他。

他那时有一个想法：主席明白过来了，才有“十大”指示，文艺有希望，主席到底是主席。觉得批周公批总理，国家要乱。

他到处找人了解情况，他说过这话：“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拉一个。”白天忙得兴奋，晚上就在招待所房间里唠叨，说着说着我都睡着了。

要安排他工作，实际上想让他调查研究。首先安排到河南，本来还要接着去湖南、广东，纪登奎只提醒一句“除了上海”。到了林县，中组部通知他只能在河南。后来又来了一道通知，说他只能到林县。范围不断受限制，看出形势日益紧张。

（1999年10月4日口述）

郭小川曾向杨匡满和小周明透露了四位副总理接见的大致情况：“他们谈，我也谈。主要是纪登奎说话。陈锡联和华国锋只是过来见了一面，握握手，没多说就有事走了。李先念说话时带了一些愤激的‘脏话’，谈到国庆招待会前与江青、张春桥各加人员名单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次，杨匡满第一次从郭小川的嘴中知道“四人帮”这个词。郭小川从纪登奎那里听到这样对话——邓小平说：“他们是上海帮。”毛泽东说：“不！他们是四人帮。”邓小平说：“是不是早一点解决他们的问题？”毛泽东回答：“再等一等。”

郭小川甚至这样直接问：“陈永贵的态度怎么样？”纪登奎说：“早就过来了。”郭又问：“吴桂贤呢？”纪说：“不起什么作用的。”

杨匡满感觉到，纪登奎是向郭小川悄悄地交了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底牌。（1999年9月16日口述）

不少人觉察到，郭小川喜欢分析全国政治形势，喜欢讲述他所知的“四人帮”的动向，也愿意向人打听各种小道消息。他变得激奋、大度、豁达，在略有些火药味的政治布局面前重新找到久违的使命感。他对来访的杨匡满、小周明他们说：“有些人跟我疏远，揭发我，我不计较。我的手里有个小本子，有个排队名单。有些同志我可以无话不谈，交底，毫无保留。有些同志我会打个招呼，对李季我是有意见，但要跟他打招呼；还有一些人，我根本不跟他们说一句。”

郭小川曾要杨匡满找一些署名“初澜”的文章，但没说用处。

又有不少人前来看望郭小川，他又陷入繁忙的阶段。他热心地给人介绍工作，替人参谋，劝慰大家对工作岗位不要太挑剔。他爱说一句话：“一个人能等待分配，但不能等待革命。”

说到自己，他只是这样表示：“我老了，有一份工作就行了。”作协老同事关木琴常看到他的屋子里杂乱无章，他忙着与作曲家郑律成、词作家田歌合作写一组歌颂军队的作品。关木琴告诉笔者：“文化部派人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化部。他不太想去，找我们商量该怎么拒绝，马可就说不去。”（1999年8月12日口述）

1975年，郭小川与朋友的通信中时常交流民间流传的毛泽东诸多批示，互相订正手抄语录。1975年8月26日，《人民文学》老编辑王朝垠致信郭小川，详细抄送了毛泽东有关《创业》、文艺政策、知识分子问题等批示内容。他告诉郭小川：“在北京，凡见到跟文艺挨边的人，几乎无不要谈谈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以及以此为中心展开的一些问题……依我看，主席三条重要指示及此次批示，的确给我们整个国家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勃勃生气，文艺界也如此。”

信中抄录的毛泽东批示无不给郭小川莫大的欣慰，直接促使他的政治神经活跃起来：“邓副总理在科技会议上传达了主席的几点指示精神：1．文艺要活跃起来；2．现在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散文少；3．不要怕；4．如果鲁迅还健在，周扬的问题早解决了；5．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文艺能不能繁荣起来。（大意）……主席还说，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说老九不要走，老九大有用。知识分子有缺点，要帮助，要提供便利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工作，这对党的事业很有意义的。”（摘自王朝垠1975年8月26日致郭小川原信稿）

而在同时，刘小珊在信中抄录了韦国清向广东省委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内容，大意相近，字句稍有不同：“现在文艺工作不活跃，要在两三年内把文艺工作活跃起来。现在诗歌、戏剧、散文、小说、评论少……对文艺工作者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鲁迅还健在，也不同意把周扬关这么久……”

郭小川给刘小珊回信中，谈及形势用了八个字：“大局已定，斗争复杂”。

“文革”前著名的“和平里四大诗人”除了闻捷自杀外，郭小川、贺敬之和李季此时又有所来往。1999年初冬，贺敬之与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谈到当时的情景：

小川75年从团泊洼回来后，他说见了纪登奎，纪对他挺好的。好像有了解情况、组织队伍的意思，串联一下当时认为可靠、知根知底的人。他挺兴奋的，好像写了个材料，征求我们的意见，和我们讨论。我也很高兴，那时我在首钢监督劳动，境遇和他不一样。我的意思是他不要太过天真，太兴奋了。我觉得他对形势估计太乐观，好像马上就要出来工作了。我觉得不一定，要留点心眼儿。

我和小川一起看过周扬同志。这时李季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过熊复那里，是与乔木有关的事。乔木委托熊与文艺界人接触一下。文艺界从上面来的有点松动，一个是从纪登奎那边，他是左派人物，当时很吃得开的；另一个是熊复从乔木那儿来的。记得在这总的情况下，我和小川谈过文艺界的情况，好像他吸收了我的意见。

（摘自郭晓惠采访笔记）

郭小川根据大家意见，拟写了数千言的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据说是在中组部招待所讨论了一夜之后一气呵成的，不少条内容明显指向江青、于会泳，语气中用了“认为应该……”“我们建议……”这样的句式。不久之后，郭岭梅陪郭小川、贺敬之去了胡乔木住处，听取他的意见。胡乔木批评郭小川把女儿带来，郭小川只好解释说：“她是党员……”

在郭岭梅的印象中，那天去时已是半夜，胡家灯光灰暗。胡乔木一说话就给人当头一棒，态度较为严厉：“你说得太乐观，太幼稚了，把问题想得太简单……”郭岭梅记不得，给胡乔木的信最后是被谁烧掉的，所有的底稿、修改稿一一烧毁，以致现在靠众人的回忆都难于全部复原。（1990年9月21日口述）

或许郭小川打招呼面太广，传播的信息渐渐地反馈到高层，于会泳方面开始捕捉情况。1975年秋天反右倾翻案风骤起，形势又一次逆转，邓小平、胡乔木等逐渐淡出。纪登奎又找郭小川谈话，怪他泄露，对他严厉批评说：“这是党内高级干部问题，不能向外说。”

10月20日晚，郭小川给小周明、杨匡满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短函，紧急向他们报警：

我听来的话，只无保留地说给为数极少的几个同志；但领导上已知道，我受了批评。再说，就要受处分了。望为殷鉴。我说的话，千万不可语人，甚至不要说到我见到你们。至要至要。

我只好到郊外暂避一时，这十天来，已使我穷于应付。

信尾又加一句强调：“你们如真正爱护我，万勿把这封信当儿戏。”杨匡满回忆道，当时他和小周明看完信后，沉默了许久，小周明说：“处理了吧。”点燃的火柴慢慢地把信件吞噬了，心里明白：政治上的高压又要到来，郭小川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保护众人，早早地订立了“攻守同盟”。

杨匡满他们曾经分析过：郭小川跟上层的一些人接近，被人发现了线索，肯定有人把他出卖了。譬如司机时间等长了，有抱怨，就会说看了谁，见了何人。

据1977年11月文化部清查批判“四人帮”办公室编印的《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记载：文化部核心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侯再林曾亲自追问送郭到中南海的司机，得知送郭出来时，有一位“个子高高的、胖胖的”领导人时，意识到这也许是华国锋。他们拿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的照片，一一对照查对，与人核实时说：“王震是瘦瘦的，纪登奎戴眼镜……”

1975年11月中旬，经上面安排，郭小川匆匆走过了郑州、新郑、林县、辉县后，最后落脚在林县，一方面躲避北京的追查风，另一方面他又被严格限制在林县活动。从郭小川1975年12月初给家人、友人的信中，我们注意到原来中组部安排郭在辉县、林县、大寨、遵化四县各住一个月，分别写出调查研究报告。然而最终中组部电话通知，只允许在林县调查。郭小川实际上被“困”在林县近一年之久，而且也没有要求一定写出什么调研报告，这也许是纪登奎他们实在无奈的保护之举。

两个女儿均在林县插队，得空就来照顾，这使久违家庭气氛的郭小川有了不少欣慰之感。他对林县令世人瞩目的红旗渠工程格外关注，几次走访工地，访问修渠民工，用心地收集创作素材，曾给未来这部描写红旗渠的文学作品定名为《被感动的上帝》。为了不使自己对写作有生疏感，他有意在练习簿上时常写上几句诗句，便于找到文字感觉。1976年3月24日，他给八一厂老友夏川夫妇谈到了自己近况：“我决心下林县，主要考虑是：1．未来的时日中只想做一件事，写好红旗渠；2．年龄大了，孩子在这里，有所依靠。有病事未细想，觉得哪里都差不多。”

林县当时是全国著名的对外开放模范县，有一个招待所专门接待外宾。外宾来了，招待所里就供应热水，住在所里的郭小川就可以洗上一个难得的热水澡。刚去时，县里领导照顾周到，吃住方面予以方便，不时陪他下乡。但是到了1976年春天大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的处境又变得微妙起来。

也许由于郭小川此前在餐厅里不时提到邓小平，这给县里领导有了一种感觉，认为他是邓小平线上的人物，有“右”倾嫌疑。尤其是县委书记杨贵提拔到北京，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卷入到“批邓运动”中，这使得县里干部对郭小川的安排有些冷淡。

当时北影年轻编剧李保元在林县已生活了一年多，正在写反映红旗渠的电影剧本。在招待所里与郭小川的长谈，成了记忆中那段暗淡日子最具亮色的部分：

他谈论最多的是政治，忧国忧民，老在思考形势会怎么变化，国家该怎么走。尽管对毛泽东的不少做法、指示有看法，有怀疑，但他那时并不认为是主席的问题，而是主席身边的江青、张春桥有问题。

也许是因为他太寂寞了，我们跟他很快就熟了，吃饭、散步都在一起。他对我们什么都说，甚至是过头的话。有一次他住医院，我和赵绍义去看他，聊得尽兴。他一定要送我们，结果边走边说，竟送到招待所，没办法，我们又得把他送回医院。

他讲了江青的私生活，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大吃一惊，不敢想象真会是那样。他还说了主席批江青、邓小平与江青的矛盾，这些大概都是王胡子、纪登奎跟他谈过的。我们问：“主席批江，干吗不把江拿下去？”郭小川不回答，他担忧弄不好中国会分两块。

郭小川跟我们无话不谈，同在林县的老作家华山对他大发脾气：“你跟那两个年轻人瞎说什么？捅出去，就得掉脑袋……”他有一次给我写信：“如果他们上台，再上太行打游击，我相信我拿起枪来绝对不比拿笔差……”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嘱我把上封信烧掉。

王震让他别说话，等待时机。他把自己出版的诗集都带到了林县，高兴了就朗诵几段。他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写不好歌词，与写诗绝对是两回事。他自视很高，对一些人的诗作不以为然，说有些诗人连韵都不会押。但对他所崇拜的作家又极尽赞美之词，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承认柳青是大作家，可柳青不承认我们是诗人。”

由于思虑过度，他有时变得有点神经质，有了幻听：“广播里说我们乒乓球队得了世界冠军了……”急于让小林去查报纸，其实那段时间根本就没有举行比赛。

（1999年8月5日口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对郭小川在感情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郭小川儿子郭小林介绍，那时父亲把对毛泽东的崇拜慢慢地转移到周恩来的身上，那种破灭感要靠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形象来支撑，这是当时不少人的一种心理，是真实的依托。

郭岭梅回忆道：“总理死时父亲使劲哭，全身无力，上厕所得有人扶着。”招待所里的小服务员不明白地问：“你们哭什么呢？”

开周恩来追悼会的那天，郭小川从上午就开始守在收音机旁听转播，心神不安，和大家议论邓小平是否出了什么事。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听到邓小平致悼词的声音，他才叹了一口气：“小平同志没事了……”李保元在一旁担心地表示：“很难说。”

郭小川后来告诉郭晓惠：“总理去世时，难过极了，听了广播，哭得几乎起不了床。我担心我们的国家……”郭小川含着泪写完了《痛悼敬爱的周总理》，并复写和油印了几十份寄给外地友人。有人好心地劝阻：“不要印，不要寄，不要老出声……”他激动地表示：“我就是要这样，这是我的声音，我的态度，你们别管。我这条命，打仗时没丢，现在就得干。”

儿子郭小林感觉到政治上十分敏感的父亲心情更加郁悒：县委领导春节请他吃饭，人武部招待他实弹打靶，都无法排遣他的哀伤。

当时在林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徐寒梅是郭小川的忘年交，郭小川对她说：“我昨天哭了一夜……”徐寒梅问：“你哭什么？”他说：“总理在，还好一点；总理不在，更完了……”徐寒梅记得，郭小川曾这样表示，自己曾见过总理，非常佩服，对他有真感情，认为他是共产党领导干部中值得称颂的人物。（1999年12月1日口述）

1976年1月26日，尚在悲痛阴影中的郭小川给已回北京的徐寒梅写信道：

关于总理逝世后的情况，已接几封北京来信，都做了很多描述，你的信也如此。我现在是一接触此事，泪水就涌出。没有办法，虽想尽量排解，悲痛之深沉与日俱增，真要“吞蚀自己不尽的泪水”。不过，我还是觉得应当“化悲痛为力量”，现在实在难得很啊！

……悼诗又改了一遍，河南的一位朋友说我不该铅印，担心再出声。不过，我倒不在乎，总理死了，我们还怕死吗？心中无鬼，一切坦然。所以，还是寄你一份，以为纪念。当然，你的爸爸看看就算了，再不要给别人看了……

据我想，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大不了，掉脑袋。只要对党忠诚，扪心无愧，一切都无所谓。当然，我也赞成谨慎，有时提醒几句也有用。

你爸爸的工作完了没有？希望快些解决。干了几十年了，谁不想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

徐寒梅告诉笔者：“那一段他每天生活在忧虑中，对自己的复出有点绝望。思考了很多问题，心情矛盾，神经状态控制不住了，要靠药物。他跟我们常说到夜里两点，认为党还是至高无上的，但路线坏了，希望党能恢复原样。他不说毛主席不好，把江青和毛主席分开了，说过‘毛主席怎么看中她的’这样的话。反对‘四人帮’坚决，拥护毛主席又很坚决。他逢人就说，毛主席评论小平同志绵里藏针，人才难得。总理去世后批邓，他又低落了。”

1976年初又有迹象显出让郭小川复出，徐寒梅逗他说：“你如果当文化部副部长，我们就可以当个小职员。”他笑道：“哎呀，我还想这事？能回北京就不错了。”

有时陪县里领导下去，下面人前呼后拥，郭小川不喜欢这种阵势。吃饭时看到盛着大盆的肉菜，他连连说道：“吃得太好了，太浪费了。”

徐寒梅感到，郭小川害怕这种场面的东西，他宁愿独自咀嚼苦涩地思考东西。有一天在参观辉县的途中，住在一户飘满落叶的农家小院，灯光昏暗，可以感受到冬天的肃穆和凄凉。郭小川心情不好，但他还是靠着灯光，朗读了近作《秋歌》。徐寒梅听了生出了无限凉意，觉得郭伯伯心中压抑到了极点。

郭小川念完后问：“觉得怎样？”徐寒梅直爽地表示：“我喜欢《厦门风姿》、《林区三唱》那样明快的诗。”郭小川听了不说话，苦笑了一下。

二十多年过去，徐寒梅记住的那个场景的唯一特点就是愁苦：“郭伯伯为了躲避‘四人帮’的迫害，被逼着呆在这里，也不知熬到何时何日。他的心情除了苦闷还是苦闷。”（1999年12月1日口述）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郭岭梅连夜坐大卡车去北京，带回不少广场上抄来的诗歌。她注意到父亲的神情有了很多变化，感到他的思想深处又经历了一次撕心掏肺般的裂变：

我念着天安门广场的诗作，他特别爱听，我感到他离我们特别近。他抽烟很凶，想得多，不怎么说话，也不阻止我们说什么。

“天安门事件”后，他对毛泽东的做法有所怀疑。以前根本不让我们提这个问题，一说，他就烦躁：“你们不懂。”毕竟是多少年党培养成的，看到违背理想的事情，他是没想到的，心里苦得不得了。一直没理清矛盾心理，说不出口。我们说到“主席做法做的不对”，他听了不说话；说到“江青当政”、《红都女皇》事件，他也不说话；说到整老干部，他也不说。

他说到江青生活糜烂，在延安就知道她的事情，但说话时并不是谩骂。

我们说他太沉重了，劝慰他只要跟群众在一起，碰到困难也没什么了不起，就不会有忧愁了。有时他就去宋家庄跟老农聊天，帮他们掰玉米，说一点家长里短，干一点轻活。他愿意去那里，可以使心情安静下来。

在林县能痛快地与他聊天的人很少，他确实挺苦闷的。

他曾经说过这话，说时很沉重：大不了上山打游击。

（1999年10月4日口述）

郭小川身体每况愈下，去县医院住院竟达半年之久。每天早上在病床上准时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节目，听完了就生气发愁。郭晓惠劝他：“不听行吗？没关系的……”他还是坚持听下去，情绪一直无法缓过来。

儿子郭小林一家人从北大荒调到林县，使郭小川十几年来有机会感受到一些家庭气氛。郭小林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么几个温馨的小场景：父亲常常蹲在我们租住的农舍门口，许久地看着我们为这个新家忙这忙那。他可以不再穿脏衣服，不再吃单调的病号伙食了，他甚至要求每天能包一次嗜好的饺子。刚满一岁、多病却可爱的小孙女给他一种天伦之乐，在病床上欢喜地低下头轻轻咬她的小脚丫。

郭小林感叹一场政治风暴把原本体魄壮健的父亲摧残得心身俱损，五十七岁的父亲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垂老之人：他满脸皱纹，眼睑松垂，患有脑动脉硬化和冠心病，满口牙已拔光，镶的假牙又不合适，硌得牙床疼。他的衣襟上满是油渍和大大小小被香烟余烬灼烧的洞眼。他更加依赖安眠药物，常会出现一种“药醉”状，抖动的右手夹不准菜肴，说话时口部肌肉也迟钝多了，最后变成了蠕动。

郭小林酸楚地写道：“最重大的损伤莫过于对他心灵上的戕贼。先是对他的满腔忠诚视为粪土，把他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继而剥夺了他写诗的权利：这两条无异要他的命！而这些犹嫌不足，又复加之于打骂、侮辱、隔离、监禁，上厕所有人监视，往来家信被拆检……真是满目疮痍，‘人间何世’！”（摘自郭小林文章《对床夜雨》）

在团泊洼，在北京，郭小林的讲述就像他那一组让人过目不忘的描写父亲文章，充满的是强烈的反思和无畏的追索，理性的力量时时扑面而来：

我当时幼稚，还在写“祖国破浪前进”这样的诗句。父亲看后很不满意，制止我再唱那些空泛的高调：“都什么时候了，还写这种东西。”他跟我讲过，形势不好，党内出了“四人帮”，斗争很激烈。顿时我就对“祖国欣欣向荣”的说法产生破灭感，陷入混乱，有点分不清了。

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想当一个大诗人，但不敢说，环境不允许。知道许多内情，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忧虑。怎样写，写什么，他处于难堪的境地：还歌颂毛泽东，没心思；赞美“文革”，没激情；反走资派，不愿意。

虽然那时他对社会的批判还欠深化，但他独立人格的意识还是有些觉醒。他有些明白了，我没事，你们为何折腾我十几年，为什么要扼杀、限制我的精神，一个正常的人能不愤怒吗？！

他在林县偷偷地在写自传体长诗，不让我们看，把小本子一直藏在身上。从他保密的程度来看，或许里面有他对自己一生、对革命、对领袖真实的思考结果。父亲出事后，据说小本子被中组部收走了，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下落。

（1999年10月28日、11月1日口述）

郭小林曾这样说过：“父亲有近十年没有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得不到亲人的温暖。可那时母亲不理解他，我们也不理解他。”

当时同在林县的李保元说：“郭小川说过：‘家人不认识我的价值。’这是他感到要命的地方，对家庭生活有很多说不清的苦恼。”（1999年8月5日口述）

从现存的郭小川家庭通信中，可以看出在“文革”前大量炽热的情书之后，最后几年的家信渐渐减少，在林县期间更显得稀少。

当年杜惠单身从四川来到延安参加革命，郭小川为她的勇敢和活泼所深深吸引。杜惠在政治上的热情、开朗、坚强，也给郭小川的一生以很大的感染和支持，这让他长久地感念着。

1957年所写的长篇叙事诗《白雪的赞歌》中，就有他们爱情生活的痕迹。

杜惠身上的一股冲劲，有时让郭小川十分不安、后怕。1956年“波匈事件”后，杜惠听了传达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后，不由痛哭起来，并在党小组会上发言说“领导上的不民主也有责任”，这引起单位领导的不放心。借着刊物停办，不给她分配工作。中宣部开始整风后，一些人贴出反对在机关分大、中灶的大字报，她签名赞同，并从即日起退出中灶伙食。但她为此却失去了参加整风运动的权利。无奈之下，她只好去京郊工作组，因保护别人差一点被划为右派。1962年在中央党校涉及杨献珍问题，大小会批评之后也险遭厄运，受审查多年，曾遭到全校点名批判。

在几次长谈中，杜惠老人向笔者谈到了自己的那种坚定性，谈到因追求政治信仰上的纯洁而带来一系列的坎坷，侧面反映了“文革”期间人们复杂、微妙的思想状况：

“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光明日报》军宣队动员郭小川说服我，只要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可以恢复党籍。那天下午我下班回来，正在邻居家的郭小川就把我叫到邻居家，他劝我说：“你干吗不承认呢？《光明日报》就你一人没有恢复党籍，你影响了运动。”我说：“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有思想认识问题。看谁坚持到最后吧。”他急得举手装着要打我，我不服软，大声说：“你敢打我，我立刻到公安局跟你离婚！”他就走出屋子去了，回到自己家中彼此也没气了。

他性格里也有很软弱的一面。回家就不愿多说，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双方工作都很忙，都维护着个性。我喜欢坚强，在报社打扫厕所，我还哼着歌。

“文革”中闹别扭，我批评小川，他有时受不了，他到别人屋里抽烟喝酒打扑克，很苦闷。我看不过去，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不许打，不许抽烟……”我是很凶的样子。

他有时检讨很过火，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革命性。有时跟人打牌、喝酒，拼命抽烟，情绪不好。我就最不喜欢他这些，而我从小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越挨整越坚强，整天唱歌欢笑，这是我们“文革”中性格上的主要冲突。“文革”中我拉小川的后腿，不同意他站出来亮相，不让他接受被重用。

还应该说，“文革”中我理解、照顾他不够。

他老认为我水平低，爱乱说话，我认为我说话没错，是说心里的实话、真心话。62年听刘少奇讲话后，又有毛主席“三不”做鼓励，我在党小组会上说：“毛主席头脑也发热……”我觉得主席老说只有一个指头缺点，不够虚心。我的积怨很深，结果不让我说下去。我这个人素来追求自由、民主，看不惯这一切，很想把自己这几年所想的全说出来。有意见非在党的会议上说出来不可，多次“放炮”，多次吃苦头。小川老替我担心，怕我出去说。

讨论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指出其中一句话不科学。组里的人听了我的发言，说：“你又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说：“起码有语病。”小川知道后，从团泊洼给我写信：“你又乱说话，我为你捏一把汗……”

我们两个平等，我的性格直率，比他左，运动一来就积极。他曾在诗里写道：“我的妻子动员我……”

（1999年7月12日口述）

杜惠称自己上当受骗而发生的两件错误，使郭小川大为不满。

1975年9月底，《光明日报》社保卫科传达了中央紧急指示，号召揭发社会上分裂党中央的谣言，杜惠立即去汇报所听到的关于《红都女皇》的“谣传”，这其中包括郭小川的外甥女所说的话。杜惠老人向笔者谈到当时的动机：“在此前后，我从未听人说过江青不好，而且还在文艺部由张常海正式传达，说周总理和叶帅与江青同到大寨参观，他们称江青‘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这话给我印象特别深。而毛主席、党中央当时一再强调的中心口号是‘安定团结’。在延安时，江青又代表毛主席招待过我们几个为毛主席抄写过著作的小同志。这些情况，使我这个共产党员在中央的紧急号召下，不能不立即响应，忠诚地如实地作了汇报。”

郭小川从团泊洼平反回京后，杜惠立即告诉他这件事，他焦急地对杜惠说：“只有你才这样傻！这样幼稚！这样糊涂！”他又说：“我在延安就听到过一些中央同志对江青的批评，但我从来不想告诉你这些事，现在也还不能向你细说。斗争很复杂，不一定什么事都去汇报，这件事你做得很不好。现在既然已经汇报，那就算了吧。”

紧接着在“批邓运动”中，杜惠很自然地响应党的号召，汇报了郭小川在团泊洼时听人说到的关于邓小平的谈话内容。

杜惠后来才明白，这反而促使郭小川在林县受到追查，成了被迫害的原因之一。二十多年过后，她痛切地想到自己的愚忠、盲目给家人带来的灾难，在文章中反复强调自己的忏悔和反思，从另一方面剖析极左制度对人性、家庭毁灭性的摧残：

现在当然明白：是我完全做错了。因此小川1976年，几乎没有给我写信。这几年，我才听说，小川后期对我产生了严重的不满，几乎想到可能跟我决裂的程度。这是在党和国家遭受历史浩劫的大悲剧中的一个家庭悲剧，是“四人帮”之流的坏人，利用我的过分幼稚、过分无知和愚昧而搞他们那不可告人的阴谋而造成的。想起来，我感到万分痛悔。当然，小川会很明白，我是受骗了，只要他有机会向我讲清情况，我会完全赞同他的。从几十年的深情和理解，他当然绝不会与我决裂。

（摘自杜惠《忆小川》）

以革命的名义，以斗私批修的形式，号召人们向组织汇报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动态，意在表白革命的纯粹性和忠诚。这在当时已构成人人自危、防不胜防的红色恐怖氛围，造成社会、家庭严重的信誉危机和情感痛苦，“祸从口出”已是人们心照不宣的生存戒律。

难以想象这种汇报组织的制度对郭小川所造成的伤害有多么大，由此对所谓政治的崇高有着深深的怀疑，他以一种极为痛楚的心情来躲避这种伤筋动骨的侵袭。在干校是如此，在家里也如此。原本健谈的他收敛了许多，强迫自己沉默，有意地不谈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并善意地提醒来访的亲友说话注意。

他跟友人谈到过家庭生活的一些困惑和苦恼，伤感地谈到无情政治强加给家庭的负面影响，大家明显地觉察到他爱恨交织、无可奈何的茫然情绪。郭岭梅告诉笔者，父亲曾在三位儿女的面前，说到自己的困顿和种种无奈之举。父亲黯然的表情、木讷的言语、不知所措的心境，都给儿女们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

那几年间，他在家信里经常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围绕我们家发生的问题”（1972年5月5日致郭岭梅、郭晓惠信中语），几次表示这种家庭的争执“使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垮了一半”、“把我的心灵深深地刺伤”，向组织写材料“为我造成极大困难”。他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感伤地写道：“我的年龄、我的身心都不能放在上面消耗了……爸爸想到这个家庭时是痛苦的。”（摘自1972年6月24日致郭晓惠的信）

他万万没想到革命几十年后，政治运动的诱导和逼迫，能使人变形，能使家庭失去许多快乐，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使原本浓烈的感情变得稀化。他痛心和反思的就在于，以“正确、革命”名义展开的政治运动为何对人的压榨和催化会如此强烈。

在林县插队的徐寒梅曾听郭小川说过这种感慨：“在延安很欣赏杜惠那种不管不顾的坚定，那种冒着敌人的飞机往前走的勇敢。我觉得好的女性就是如此，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以后每次与杜惠有了分歧，过得很苦时，就想起当年延安那位勇敢的女性。”

徐寒梅感触最深的是郭小川反复痛苦地思索，“文革”运动竟使家人的心无法沟通？那位勇敢的女性、自己亲密的爱人为何有这样令人焦虑的变化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郭小川第二天即给中组部打电报：“惊悉主席逝世，至极哀恸！极盼回京参加追悼会，请速电示。”他最终还是没有获准进京悼念。

开追悼会那天上午十时，因身体原因，他没有参加县一中大操场举行的全县大会，只是在医院二楼的病房里，由郭小林搀着他面向会场而立。在哀乐绵绵的时候，流出浑浊的老泪，两腿瑟瑟抖动。

郭小林描述道，父亲给自己规定写一首悼诗，他按照报纸上公布的《告全党全国人民书》讣告式的内容，加以诗意的铺排。写肿了右手，哭肿的眼睛引发了泪囊炎。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后，写了二百三十五行，把毛泽东一生的经历大致罗列出来，展现了当年所能想象到的最高格的文字描写。可是写到1949年以后，他有点力不从心，有点语不达意，写完“想不尽呵／批判《武训传》／批判《清宫秘史》／远不是两部电影的”这几句时，不知何因一下子戛然而止。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参与批判这两部电影的组织工作之后不久，开始了诗人在北京中央机关的政治生活，他比别人懂得更多的批判内幕。

这次停笔，使这首《痛悼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残篇成了诗人最后的一篇手稿。写毛泽东的诗难以为继，这对郭小川来说颇具象征意味。郭小林分析说：“写这么一首颂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文革’的评价。父亲已经感到这场大革命并不真的是为了使人的灵魂更美好更纯洁，于情于理父亲都已无法写好这首诗。”

郭小林发现，父亲虽然呈现悲痛的神色，但是远不如对周恩来去世那样的悲恸。他甚至还暗暗感到父亲他们还有一种轻松，产生了一种当时还难以说清的朦胧希望。

儿女们也注意到，在这之后的中秋节那天，父亲竟一改病容，兴奋地与大家一起爬龙头山，身体状况显得异常地不错，最后还登上了山头，神情也不那么忧郁。

郭晓惠的讲述更突出了郭家儿女们对父亲那种惊讶的发现：

毛主席去世时，父亲的悲痛程度确实不如周恩来那一次，他反显得有些冷静。

有一次私下里他悄悄地说：“毛主席啊，我们真跟不上……”他说，在百家争鸣中一会儿这个，一会儿又那个。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摊开手掌，翻过来后又翻过去，意思是说翻云覆雨。他说这些很认真，很严肃，说明他一直在思考主席的事。

（1999年7月16日口述）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文化部展开了新的一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谣言的行动。7月初，文化部来了两位审查组成员，到林县要找郭小川谈话。郭小川慌忙表示：“我不能见他们，就说我病了。”他以头晕、身体不舒适为由，住进了县医院二楼病房。郭岭梅出面接待北京来人：“我爸又病了，住了医院。”医生也配合挡驾，两位审查组人员只好在招待所里等候。

眼看躲避不掉，郭小川对女儿说，见这两个人之前，吃安眠药，要弄得昏昏沉沉。

王秀山是当年去林县调查的两位人员之一，笔者通过电话询问了当时谈话的情景：

“文革”中乱糟糟的，合并成一个中国歌舞团。那年去林县由高××负责，我陪同，我们代表中国歌舞团去林县，主要想通过郭小川了解王昆的情况。跟郭小川见了面，他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谈出什么，知道的就说，没谈郭本人什么事。他在情绪上没什么，有时还笑嘻嘻的。

那个时候，谁不紧张呢？

（1999年11月3日口述）

据说，给胡乔木谈文艺问题的那封信草稿在王昆家中的抽屉里查获，因此追究王昆的审查组欲从郭小川的口中得到情况。郭小川认为王昆是战友，应该护着她。他对徐寒梅说：“有人想通过我整王昆，这个事我不干，我真的没说她任何坏话。”

毛泽东逝世后，文化部追查的速度明显加快，在朝阳门二〇三号大院建立了专门的学习班，集中了文联三百多位干部，整整学习了五十多天。以“追谣、查谣、清查反革命”的名义，给学习班成员施加压力。打倒“四人帮”后，分管运动的常务副部长张维民交代说：“于会泳曾不断催促，‘首长等着要材料’，‘要赶快搞，赶快送’，‘春桥同志要原始材料’……”

9月14日以后，陆续给于会泳等上报了《简报增刊》、《关于郭小川问题的材料》、《关于目前正在追查的几个问题》等三份有关郭小川问题的材料。从这些文字中，还可看到当时气氛的凌厉程度，看到政治运动这张无所不在的大网搜括的范围，看到毛泽东去世后高层权力斗争短兵相接的白热化局面。郭小川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依然被政治运动的探照灯照射得苍白，又一次向着他熟悉的斗争深渊滑下去：

○据××反映，××曾说：郭小川来信了。他回京后，已见到纪登奎、王震同志。

○去年11月，×××听××说过：郭的结论一做，回京后不久，王震、纪登奎同志都接见了他。

○10月底，郭给×来信称：已将信递上去了，并见到了两位副总理（也有人讲三位，其中有纪登奎、王震同志，另一不详）。

○据×××揭发，13日晚十时，送郭进国务院北门后，向东行不远，停下车进入室内，谈话至凌晨二时许，一位穿中山服的人送郭出来，那人乘“吉姆”或“红旗”牌车走了。

（摘自文化部清查办公室《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

从后来披露的文化部党的核心组会议记录来看，1976年9月18日，于会泳在会上指示要把学习班的追查材料整理上报张春桥。9月30日，于会泳直接表示：“搞郭不是目的……郭是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张维民补充道：“郭只不过是个上蹿下跳的人物……把郭调到组织部，在批邓时放到河南，有高人指点。放到哪，追到哪！组织部也可以追！”

10月5日，核心组再次开会，布置怎么追查，突出强调要把郭小川的材料整理齐全后直送张春桥，请中央有关部委协助，把郭的问题挖开。

10月6日突然召开学习班全体大会，宣布对与郭小川过往较密切的钟灵实行隔离审查。主持人在会上厉声说道：“有人提出议论某某人（指王震同志）行不行，我们说，以毛主席革命路线衡量，只要不符合的，就要敢于揭。重点是党内走资派。对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就在这天夜晚，“四人帮”被宣布隔离。然而学习班的清查惯性一直到10月11日才刹住，郭小川由此逃过行将到来的一劫。

钟灵清楚地记得，10月6日上午八点半被抓到学习班，罪名之一是与郭小川商量写万言书，暗地搞阴谋，搞黑线复辟。由八个人轮流看管，直到10月14日才放出来。

当年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与笔者谈到了当时文化部办追查学习班的内幕及追查主事人的背景：

当年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当作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我对查郭小川没有什么印象，不属于我负责的范围。

张维民在吉林做过多年县委书记，“文革”时是东北局干部，搞过宋任穷的专案，后来担任管农业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办公厅、简报组，管理整个部内运动，学习班一类归他负责。他属于很左一类，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0月6日以后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就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

很快，半年以后，别人还是不相信他，也让他交代是怎么来北京的？在运动中整了什么人？把他赶回东北。

（1999年11月3日口述）

饶有意味的是，在这变幻莫测的动荡岁月，在1976年10月起伏跌宕的日子里，审查人和被审查者的角色屡屡置换，进出学习班时的身份屡屡变化，今天你审查别人，明天你却被人看守、被迫交代问题。每个人都要经历悲喜交织、欲哭无泪的境地，充满了极端的、无法置信的政治悲喜剧色彩。

恐怖的学习班彻底结束了，远在林县的郭小川也终于松了口气。他逃脱了运动的追索，却没有逃脱生死的劫难。

据郭小林介绍，从10月6日以后的广播中，从报纸的字里行间，觉察到其中语气变化和用语转换，身处偏僻山区的父亲很快判断出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

他决定回北京看一看，对外面世界一转乾坤的大转折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契合。因种种原因，他提前坐车赶到安阳，停留了几天。10月13日，在那里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郭小林告诉笔者：“在安阳时他说得比较隐晦，跟我二姑说：‘明天我就到郑州，跟省委刘建勋书记告别后，我要回北京参加战斗。’”（1999年11月1日口述）

没想到当天晚上（10月18日），在安阳招待所一楼房间，郭小川吃了安眠药，因未灭的烟头点燃衣被，窒息身死。冯牧、贺敬之、柯岩先是听到噩耗，隔几天又收到郭小川从安阳寄来的“我要回京”短信，他们又惊又喜，以为先前的消息是假的。

贺敬之后来一见到郭岭梅、郭晓惠，就会感叹道：“你爸在，多好啊！”

那天北京全城公开欢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胜利，熬过多少困苦的资深女记者金凤正随着《人民日报》队伍在大街上游行，到处看到兴高采烈的、洋溢着喜庆笑脸的人们，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狂喜。突然间，报社文艺部的徐刚挤过来说：“小川死了……”徐刚告诉惊讶万分的金凤：“他夜里兴奋得抽烟，睡着了把被子点着了……”在金凤眼里，天地间一下子暗淡下来，原来的情绪刹那间没有了。她走在人流中忧伤地想了很多很多，不自觉地流出热泪，最后自持不住，在游行队伍中痛哭失声。

历经这么多的磨难，却不能享受胜利、享受解脱。这种世间的不公平重重地击倒郭小川的朋友们，他们在惊愕中迎来了诗人的骨灰盒，意识到诗人真正远离的事实。人们不由想起诗人一年前在《秋歌》中不祥的谶语：“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在车站接灵的人们看到，下火车时家人们早已悲痛欲绝，郭岭梅紧紧地抱着骨灰盒不愿撒手。

在朋友圈中纷纷传说，当时中央已内定郭小川为文化部部长（或副部长）人选，他的意外去世使北京高层甚感震惊。中组部一位部级负责干部赶赴安阳出事现场，公安部侦查专家、法医专门从北京来到出事的招待所房间勘察，排除了自杀、他杀的可能性。

王震不能接受自己欣赏的老部属的突然离去，那一段时间每次看到郭岭梅，就泪水汪汪地说道：“你爸是被害死的，被人害死的……”他一遍遍地叙述：“正要给你爸写信，让他马上回北京，你爸却死了。”去世消息欲发在《人民日报》，但由于级别问题受阻。开追悼会时，王震亲自找邓力群协商，要求消息见报。王震气呼呼地告诉郭岭梅：“你爸爸当然是部长、副部长级别。”由此人们推断，高层对郭小川确有很重要的工作安排，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之后文艺界百废待兴，亟须要资格老、有影响、人品好的文化人担当重任。

王震又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对能担当重任、相知很深的老部下郭小川过早离去，有“爱才”之称的王震比别人更加体会到那种万分的遗憾。

从内部渠道知道郭将担任文化部长的北影导演谢铁骊知道其死讯后，第一句话就是“小川太可惜了”。

笔者采访到的一批文化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个共同感受：

“小川当文化界领导，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60年代初，送艾青到新疆农场劳动，郭小川曾做了这样的表示：“以后我一定要告诉你，你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艾青后来感叹，可惜没有机会听到郭小川的解释了。

作协的人说，如果郭小川还活着，相信他会跟艾青讲清事实的真相。

然而，更多更多的文坛惨烈的事情，更多更多运动中不堪回首的黑暗内幕，他还愿意说吗？他能否讲清自己和别人所应负的责任？能否有深刻的反思和忏悔？能否对过去岁月作出严峻的、超前的评判？能否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批判自己投身的事业中的弊端？会为自己的国家设置什么样的建构来防止过去的人为灾难重新发生？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1965年，浩然三十三岁，长篇小说《艳阳天》脱稿。当时他已成为文坛最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人民日报》刊登的文学刊物目录上经常可以找到浩然的名字。这一年，年轻气盛的浩然与文艺领导人在创作问题上产生冲突，这就埋下“文革”之初他积极投入运动的潜在心理原因之一。

1998年11月27日，六十六岁的浩然在河北三河市寓所接受笔者采访。他近几年曾患过两次重病，在语言表达上有些障碍，但记忆非常清晰：

《艳阳天》第一部出版后，影响大，来信很多。一些剧团要求改编，新凤霞要演，北京人艺蓝天野、田冲、朱旭也要改，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也来找我。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谈心，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起来。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一气之下要求调离原单位《红旗》，结果《红旗》编辑部领导邓力群找我，说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家中可以雇保姆。

浩然就留下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这个村庄离县城有八十多华里。

北京人艺编剧梁秉堃1964年、1965年曾与于是之等人在北京八大处写剧本，时常与为出版社修改作品的浩然同住一个小院，对他的创作刻苦印象最深：

浩然这个人很有特点，很实在，特别像农民。那时他已写了七百多篇作品，不太爱看洋书，不太信那个。一个人闷在屋子里苦写，生活情趣不是太多。对别人很关心，帮你一定实实在在，不虚伪。我家有亲戚想买小推车，他就出过很多主意。

（1998年12月23日口述）

1966年“三家村”被揪出来，不明底细的浩然在县城给写作者作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是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老作家管桦说他：“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他准备检查，文联的不少人认为浩然积极下乡，写东西有影响，对他没有意见，批评难以展开。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浩然的档案，认为他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他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了人们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采访中，浩然对如何看待这一段生活坚持自己的看法：“‘文革’这几年折腾太厉害，文联是砸烂单位。我是革委会的头，这么多风风雨雨算是混过来了。这段生活很别扭，人们看问题还不是实事求是，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恩怨。”他表示，写回忆录写到这段时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东西跟自己拧着。

浩然平静叙述了“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大事：

有人想搞杨沫，说《红旗》要约稿批《青春之歌》。我说，我原来从《红旗》出来的，去了解一下，没有这事。并贴出大字报，介绍我调查到的情况。结果一些人带着五十多个工人进文联找我，脸对脸吵了一通，他们骂我是“稿费资本家”，我也骂。两次揪扯去《红旗》对质，《红旗》的人说用《红旗》牌子约稿的人很多，你们双方的理由都可以理解，把这事扯平了。最后没把杨沫揪出来，不了了之。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以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66年8月23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

（1998年12月9日口述）

老作家管桦同在市文联经历“文革”风暴，对当时的复杂局面印象深刻：

老舍挨打，我们就找军代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军代表不敢出去，他说，如果揪的是你们，我还能说。浩然到处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没人管。那时候，浩然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红卫兵说老舍打他们，我们就说“法办”，给派出所打电话，想把他救到派出所。浩然又让我、李学鳌赶紧劝慰大家，你们不要往心里去，红卫兵是小孩子，是运动，心里想开一点。端木蕻良说，不往心里去。

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了，浩然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我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软硬兼施，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1998年10月25日口述）

市文联很快介入两派斗争，双方陷入不容对方喘气的对峙状态。老作家古立高回忆道，那时浩然造反没有负担，又写出好作品，跳得比较高，自己觉得最革命。他说话比较冲，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开大会时拍着大腿、拍着桌子大声嚷嚷，用当时的那套语言说话。他老看不上剧作家杜印两口子，对他们表示气愤，因为杜印是国民党官僚出身，认为他作风不老实。闹派别时，看这个那个不顺眼，觉得端木蕻良历史复杂，又因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认为他干净不了。古立高说：“浩然曾想拉我一块，觉得都是工农出身。后来他们乱揪乱弄，我就看不惯。有一次在会上我发言一个小时，浩然听了不高兴。我发言这样说他们这一派，说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当时我感到，浩然太傲，跟以前日常接触的不一样了。但他眼界还是比较宽，不是个人主义很严重的人。”（1998年11月25日口述）

老作家草明是“文革”中浩然这一派的对立面，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依然认为，浩然在乱七八糟的时候，不会正确对待我们这么一批资格老的人。

她说：“浩然是得意分子，那时太嚣张了，什么都否定人家，只有自己最好。他想当官，很容易走这条路。浩然他们斗过我，折磨过我们。江青重视了他们，他们的眼角都不看我们这些人。他们在江青那里得了宠，因为江青有权，他们觉得有利可图。从现在来看，浩然他们既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也没受到什么惩罚，群众中是会有看法的。事实上我们这批人没被打倒，群众对他们这些人却有看法，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八十多岁的草明愤愤不平地表示：“为什么要那么折腾我们呢？为什么非要在人家头上才高兴呢？你们出生晚，我们是十来岁就参加革命，为什么非要向你们叩头呢？”（1998年12月8日口述）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出了一个拉小车往前推的模范典型王国福，中央准备树他，打算办一个事迹展览。上级挑选写作者，已在房山周口店公社下放劳动一年的浩然被选中，调到市委农村组。当时传说是江青下指示，说谁也不能写，让浩然写。但实际上这次并不是江青授意的，只是北京京剧团要改编《艳阳天》，江青审读完小说之后留下最早的好印象。

浩然解释说：“实际上是市委吴德点名的，并不是江青点的。吴德跟我们比较熟，他认为我的历史没问题，符合条件，让我搞王国福比较放心。”当时适逢周恩来主持召开“文革”中第一次出版会议，浩然他们所写的《王国福的故事》获姚文元通过，顿时就传开浩然是中央重视的人物。

不久《人民日报》发文章，说不要写真人真事。市委书记吴德怕惹事，就不让继续写王国福。浩然就把在大兴县小白楼和王国福老家山东文昌县收集到的王国福事迹糅到《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开头部分。

浩然在顺义、承德等地耐住寂寞写了几年《金光大道》，直到70年代初由于江青的重视而日渐活跃。有一次，送审《艳阳天》京剧本，江青突然发问：“浩然这个人在哪里？”有人回答说在北京文化组，江青当即要写信接见。由于经办人不知地址，只好把信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季处，李季立即派司机转送浩然家。

在浩然的记忆中，当时接见场景又紧张又兴奋：

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天桥剧场看节目，陪同人有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我觉得她抓了样板戏后，要抓小说来了。她让我坐到她旁边的沙发上，说：“这么年轻。”接着又说：“听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欣赏你。”

后来讨论电影《艳阳天》，江青说了小说哪处好，电影哪处不行，尤其重点说了对小石头行凶一场戏。她说了很多创作方面的话，我当时感到入情入理，比较内行。

过了几天，西沙海战结束了。有一天深夜两点，吴德把我带到钓鱼台。江青拿着已写好的信读给我们听，大意是打仗胜利了，我现在很忙，正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离不开家，特派作家浩然、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我慰问前线军民。江青告我赶紧给家里说一声，没钱就向地方先借。我说，老伴带几个孩子回老家，家里还剩两个孩子。江青说：“赶紧给家里打电话。”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调用海军飞机。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就除了一个无人岛没去。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觉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只说几句应酬话。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因为江青没有交代说话任务。

当时海战后，就去了我们这一支慰问团。

那时在西沙刚把南越人赶走，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在舰队，看了部队打仗演习。回来时坐船，许世友、王首道参加了庆功会，在会上我还见到了江青拍女民兵照片的那位女民兵本人。

庆功会上我没讲话，张永枚也没讲。张永枚跟部队挺熟的，比较随便，有一次喝酒喝多，醉了。

张永枚写诗较快，几天就写出来了。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和我们在文化部礼士胡同，还讨论过他写的诗。于会泳提出要改，张永枚坚持不改。后来这首长诗在《人民日报》发表。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半个月内写了草稿，我给江青寄去看了，并说了如何构思。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西沙儿女》之后就交给上面，于会泳接到江青电话，说不看了，保留评论权，让作者自行处理。这事就算应付过去了。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尤其第二部是在“批林批孔”的气氛下写的，写了阿宝参加路线斗争，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么写都是跟着形势走的。江青没看这本书，她根本坐不下来，没时间读。

（1998年11月27日、12月9日口述）

笔者1998年12月5日晚电话采访了住在广州的原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他当时为新华社驻海南记者，离西沙较近，受新华社指派陪同参加那次活动。由于时间久远，他对当年的西沙之行记得有些模糊，对活动的背景不甚了解，总的感觉是浩然为人平和，做事不张扬。

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浩亮当时都在钓鱼台现场，他们回忆道，江青弄了不少书籍摆在桌上，其中还有线装书，要浩然他们转交给前线。江青还表示，前线胜利了不起，你们在那多呆一段，把我们大家心情带去，书转交一下，是我们一点心意。抓紧时间收集材料，好好采访，如果材料够用的话，浩然可以写小说，张永枚写写诗、歌词。简单交代完毕后，浩然他们仓促准备行装，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马上出发了。（1998年12月16日口述）

浩亮记得，江青当时叮嘱：“前线紧张，保证安全。”江青一再提道：“要创作好的作品，来反映西沙军民一致对敌。”浩然、张永枚显得很激动，连声表示要很好完成任务。

刘庆棠告诉笔者：“《西沙儿女》写完后，打印了几份传阅，大家讨论这部作品。大家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得很动情，称赞他还是有生活积累的，一直在生活中。于会泳肯定作品站得住，又细心地提了一些枝节性意见。后来决定改编成剧本，由八一厂投拍。我说，要在作品基础上改出来。”

写完《西沙儿女》，浩然还是在意《金光大道》大部头的写作，他跟吴德商量，能否躲到安静处搞创作。吴德说，你不要走远，一找你就能马上赶回来。浩然就隐姓埋名来到京郊延庆县大庄，吃在供销社，睡在卫生所病床上。当地人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有一天市委打电话找他，当地干部说没有此人。市委只好让当地干部用广播大喊浩然的名字，无奈之下他只好接了电话。吴德告他紧急赶到大寨开会，绝对不能延误。

曾在影片《艳阳天》中扮演萧长春的北影演员张连文当年也是一声令下从大兴安岭《沸腾的群山》摄制组召到中南海，并与浩然一起转运到大寨。他记得，当时临近中秋节，两位中南海陪同人员带了很多月饼。

当我从大兴安岭一路安排到了北京时，一早就送到中南海。我进了接待厅刚坐下休息，就看见浩然来了。我们见面很亲热，我问：“我们到哪儿去？”浩然说：“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稀里糊涂就来了。”

等接到火车站，看到车厢外有“北京—太原”牌子，才知道我们要去山西。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说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大寨胜利召开，我们才明白怎么回事！陪同我们的中南海信使带了很多月饼，给谁吃不知道。他们告诉我们，江青在大寨。

到了太原是中午，浩然说：“我年岁最大，中午饭我请了。”到了阳泉下车，外面大喇叭就喊：“长影的张连文同志出车站，有车接你。”那时我是演员，别人以为容易认我。

一辆212吉普车把我们一直拉到大寨，信使走了，我们看房间里都没人。到了大寨一个窑洞前，浩然上前打听，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浩然悄悄告我，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我刚扫完，他又扫，我走近告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我看。

浩然在会上不怎么说话，不像张永枚那么患得患失，吓成那个样子。

江青说：“为什么找你们来？看你们有没有胆量重拍《创业》。”后来张天民又改了一个剧本叫《希望》，相当于《创业》重拍，把主人公改成女的。

那时北影正拍摄一部反映大寨的片子，剧名叫《山花》。

（1998年12月4日口述）

浩然告诉笔者，那次看完电影后江青又找了张永枚，问是听谁说的谣言？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非常紧张，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听说他以后曾被送进精神病院，前几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一些联系。

浩然回忆了当时江青的烦躁状态：“我们听到风声，知道江青被主席批评了。在大寨白天劳动，时而下地剪花椒，陈永贵、李素文都来参加，江青比画表演一通。有时就整天看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她一到会上就追查谣言，吃饭时也追问。”

江青当时提出在大寨“吃好，休息好，看（电影）好”，她带了一汽车拷贝，夸这些外国、港台片摄影棒、故事棒、演员棒。浩然记忆中，放映的电影有《冷酷的心》、《简爱》等，江青每次都乐意评价一番。有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后，江青还关心地问道：“吃得怎么样？大寨就是玉米棒子。”

娱乐之余，江青还因政治上的不快时而发怒。有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了？”众人非常紧张，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只好说：“我是从山沟来的，闭塞，听不见什么。”江青问：“张永枚，听到没有？”张永枚回答：“听到一点，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炸了：“放他娘的狗屁。”时至今日，浩然还记得那天晚饭紧张到什么味道都没吃出来，人人一头冷汗。

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泳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浩然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浩然写井冈山。浩然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浩然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浩然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〇一医院，躲在单人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浩然记得，旁边的病房里，还住着老作家周而复和跳高运动员倪志钦。

浩然如实地谈到当时想法：“我厌烦一些活动，躲都没法躲，只能躲到医院里。”

1976年4月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在清场之时，浩然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他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组里有《南征北战》导演成荫，编剧除了浩然之外，还有王树元、陆柱国。他们基本上沿着井冈山至庐山的路线采访，然后准备到上海写本子。

当时浩然曾把自己一些烦恼心事告诉周围朋友、同事：

那时大家都在花市东兴隆街北京出版社写东西，那时出版社叫“毛著出版办公室”。那次浩然从大寨回来，说江青是疯子，胡乱骂人，听了毛骨悚然。浩然说，我没办法，不能不去。他几次跟我说：“我能写作就心满意足了，我对上面躲都躲不过来，还当什么官？”让他去日本访问，他也推辞：“我不去，写作不能打断。”

那时浩然看了我第一篇小说，半夜敲我的房间，给我说创作ABC，说出缺点和不足。我写了诗歌给浩然，他托人转给《北京文学》发表，那是我的处女作。

从“文革”前后文坛的情况来看，中国作家有个普遍毛病，就是对人的看法缺乏超度，缺乏更高层次的大悲悯。

（作家陈建功1998年12月8日口述）

江青是利用了他，但他没有借此踹别人。批判时嚷嚷几句可以理解，批判老作家，也是真真假假，在运动前期还是尽量保护人。

这么大的运动，从中央开始这么乱，一个个像喝醉酒似的。浩然能保持那样不简单，不借江青势力整对立面。每次从江青处回来，他都要向市委汇报。

浩然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写作很勤快，见缝插针，稍有空隙就躲在屋里写小说。时代就那么左，《金光大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值得后人研究。后来他要写《金光大道》新序，我劝过他，说别写了。

（老作家管桦1998年10月25日口述）

从西沙回来时，浩然给我们带来了珊瑚石，以前我们没有见过。他并没有向人炫耀此行。大概他以后又接受任务，上面想让他写南沙。

“四五”运动时，他对总理有感情，对外不吭声。

他内心里是矛盾的，他尊敬的老作家都完蛋了，就剩下他一个，这正常吗？相信他心里有自知之明。

那个时候他不愿回市文联宿舍楼，觉得回这个楼自己抬不起头来，别人看自己都是那么一个眼光。

（原北京作协秘书长郑云鹭1998年11月24日口述）

浩然曾经告诉我，他害怕在江青面前说错哪句话，招她不高兴。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写的东西都是歌颂，当年农民端着饭碗在村里听广播小说《艳阳天》。但他也吃了很大的亏，《金光大道》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不能成立，与历史面貌不符，浩然在这点上扭不过来。

他过去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其中有一条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在现实中听到不好的事，就反过来找到好的一面来写。

写《西沙儿女》比较荒唐，作为政治任务压下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仓促完成，他显得有些紧张。他被当成“江青的使者”，当成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他对战士们说：“江青同志问你们好。”他发现江青与张永枚单独谈过，张在西沙说的不少话，他没有听过。从西沙回来后，怕江青召见他。

他不想谋权力，不想整人，也没有利用江青整对立面，只想搞创作。并没有因为红了起来，就跟着疯狂。

听说江青看过《艳阳天》，给予肯定过。江青也要找一些根子正、出身苦的人，她曾想让浩然当官，但浩然不干，说我都没有当过小组长。“文革”后，他跟我说过这事。他说过，害怕江青喜怒无常，弄不好就很危险，也不知哪一句话招她不高兴。

（原《新剧本》主编潘德千1998年11月28日口述）

他跟我们说，去西沙时部队领导把作战意图都汇报了，写不出来怎么交代？有难言之隐。他说：“我受罪了，在西沙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浩然坐在江青旁边。江青拿着一个档案袋，上面写着“狄福才”。这个人原在八三四一部队，是毛泽东派去文化组的。一会儿来了一个秘书，江青交代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听了吓了一跳，认为这是主席派来的，江青都说不可用，真是伴君如伴虎。从这时起，他就跟江青保持距离，不叫不去，叫他去也不往上贴，基本上哼哼哈哈。

浩然有朴实的农民底子，这同时也带来很多局限性。不管如何，“文革”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在大起大落中，浩然本性没变，还能把握住自己，已属不易。

（剧作家梁秉堃1998年12月23日口述）

当时江青对浩然的写作才华倍加称赞，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艳阳天》、《金光大道》拍成电影，江青也予以肯定。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让袁把关毛诗译英文的工作。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刘庆棠回忆道，江青确实有把浩然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江青对张永枚就没说过这类话。（1998年12月16日口述）

面对三河寓所窗外的沉沉暮霭，浩然语调平缓地回忆道：

江青没透露过要让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1998年11月27日口述）

刘庆棠透露，1975年、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浩然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

刘庆棠介绍说，“文革”期间作家不敢写东西，老作家有顾虑，怕写出来成为批判对象，有“文艺工作危险论”的思想。当时上面还是想鼓励出新作品，希望不要怕犯错误，不要轻易扣帽子。（1998年12月16日口述）

在浩亮的印象中，浩然诚实朴素，说话跟他为人一样，很少夸夸其谈，本身就像是农民的缩影。（1998年12月16日口述）

1976年9月，浩然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他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大会堂空调较冷，他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他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浩然正在上海出差，整理《井冈山》创作素材。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他的，说晚上有事到住处来。郭卓来后透露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让他赶快回京。郭卓的爱人是南京军区宣传部长，郭卓表示如果一时不好离开上海，请速到南京军区驻上海办事处，请部队用车直送南京。

郭卓走后，浩然他们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浩然说：“出事了，赶紧走。”导演成荫说情形不太像，但也找了下去看景的理由，提前离开上海。

浩然谈到他坐飞机回到北京，明显感到气氛不同，从此开始了令他感慨万千的清查日子：

到了北京，才知道抓的叫“四人帮”。市委难保，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我就去密云写《金光大道》第四部，还选了我当市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后来就成立专案组，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我都是坐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机关让我交代，我如实地写了跟江青的几次见面经过。

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草明、阮章竞、雷加、黄钢等到《人民日报》请愿，一定要公开批判我。但《人民日报》一直没见报。跟这四个人有些恩怨，跟草明本来关系不错，但她“文革”造反造错了，我不理她，她记了我的事。阮章竞是后来进文联的，左得不行，自己倒霉，就当投机分子，偏激得厉害。黄钢批《苦恋》时就跳出来了。

有一次召开科学家、作家会议，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因为那次会上大家抢着发言，我沉默，没发言。于逢和草明串联，《广州文艺》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张光年让《人民文学》转载。《北京日报》有压力，也组织人写文章，全国报刊转载了。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当时风声很大，茅盾的文章里点到了“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我在政界没有熟人，没有后台。我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小范围的会和开大会，大家都保我，会开不下去。有的事我做了解释，有的事比较清楚就不解释了。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吴德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群众鼓掌，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

后来《北京文学》想发表我的检讨，市委不同意。那时我无所谓高兴，开会时心里没底。有些人想把我撂倒，形势并不像他们预料的那样。

在这之前，我躲在密云，按照原有框架，在那种大气候影响下，写完《金光大道》第四部。这本书如果现在再写，照原来构思肯定写不出来。后来又开始写《山水情》，在顺义、密云、平谷、通县呆了十年。我对自己要求是，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自己，深入农村，甘于寂寞，从零开始，过去一切都不算了。

（1998年12月9日口述）

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根据浩然原著《西沙儿女》拍摄的同名影片即将完成。扮演男主人公陈亮的张连文记得，当时就等天气好转，再拍几天海战戏，就可以结束拍摄工作。

张连文向笔者讲述那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

拍《西沙儿女》前后，同浩然接触时间较长，觉得他正派、博学，一看到他就觉得很亲切。对《西沙儿女》有不同看法是对的，剧本是由当时政治形势决定了调子，要做具体分析和批评，但不能因此轻易去扼杀一个作家。

前不久碰到当年剧组场记，他现在是电影厂副厂长。他还说能否把《西沙儿女》剪成一部单纯的风光短片，因为影片是水华导演，朱今明摄影，把西沙拍得像一串明珠，视觉效果美极了。

那时上海要拍《盛大的节日》，让我演以王洪文为原型的男主角。徐景贤听说我不愿演，就请我吃饭。我说，怕演不好。他说，你走不了的，还要拍第二部。主席逝世停拍一个月，我回北京向主席遗体告别。当时议论很多，我害怕动荡后以长江为界，不能从上海返回北京。临离开北京前，我跟爱人约好，一旦北京有风吹草动，立即打电话说“病了速回”。

后来到无锡拍外景戏，有一天刚拍完戏，有人告我，爱人打电话说病重，让我回去。我一听头“轰”地就大了，我爱人在电话里说：“你赶快回来，别拍了。电话里不好说，就是你在北京说的那事。”当时北京同去的还有八一厂的人，大家曾考虑一块步行回去。

过了两天，上影厂通知回去听中央文件，摄制组说还差两场戏就拍完，能否等两天再走。可是第二天早晨四点就让我们上了大轿车，到了嘉定，我看到贴了大字报：“坚决打倒王、张、江、姚。”我大喊一声：“标语！”就快速念了一遍，还没念完，车子已开过。一位摄影师说：“这是反标。”车厢里顿时鸦雀无声，有几分钟的大停顿。我吓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这下子回去完了。还好，车子越往前开，标语就越来越多。

我相信在那种大转折的关头，浩然当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浩然那时打扮土气，长期扎在农村基层。有一次我到他曾蹲点的村子，当地人谈起他都很亲切、自豪。今年我去青岛崂山一个村子，支书夫妇请我吃饭。他们说，就是因为《艳阳天》这本书，他们才结成夫妇的。吃饭时，书记念了第一句，媳妇就能接下第二句。

《艳阳天》写得比较扎实，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大批读者。

（1998年12月4日口述）

苦闷和寂寞成了浩然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与浩然相识多年的北京人艺老编剧梁秉堃一次去月坛浩然家中看望，浩然到书店看书未归，老伴老杨感动地对梁秉堃说：“很长时间没有人来看他了！”过了一会儿浩然回家，愣住了，摇着客人的手流下眼泪。梁秉堃劝慰他，你不想当官，没有害人，你可以站得住的。

梁秉堃告诉笔者，草明和浩然矛盾较深，但是当草明女儿希望调回来时，浩然还是在他的位置上帮忙说话，经他的手协助调回。

陈建功回忆说，当时有一部分老作家不让浩然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反为浩然说话。年轻人认为，浩然可以清理自己的文艺思想，但他的人品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80年代初担任北京市作协党组书记的陈模告诉笔者：

刘导生曾是团中央书记，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宣传部长。他调我去市文联，主要是整顿文联，把作家团结好。我当时听到风声，说文联是个是非之地，是个麻烦地方。我对刘导生说，造反派对工作会有阻力，但我凭党性办事。

去了以后，我们把造反派起家的人调离文联作协，认为他们继续呆下去不合适。有人说浩然是“四人帮”骨干，写过效忠信。我们认真查过，没有发现浩然写效忠信，仅有的七八封信只是“我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我们向市委汇报，做了结论，认为他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江青看中他，他没法拒绝。他只是一般性问题，不存入档案。

我们还认为浩然过去对一些老作家尊重不够，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检查不够。希望他要认错，还要认够，对自己要求要严。

我们说，对浩然要一分为二，肯定他做了不少工作，有过一些成绩，不要对他全盘否定。在会上还进一步宣布，“文革”的事到此结束，不要再搞成新的矛盾，不要再纠缠不放。

当时机关工作混乱，派性斗争厉害，开不成党的生活会。市委对此很焦急，希望我们对各方做工作。我们要浩然回到党内生活中来，不能不照面，有意见在会上提，不要每个月只派孩子取工资。浩然有顾虑：“大家欢迎我来吗？”“文革”中捧得高，又一下子跌下来，他没有完全缓过来。他开始时很勉强，心里不痛快，大家慢慢拉着他。

我们也做一些老作家的工作，说你们对浩然上纲也高一些，他只是一般性的政治错误。我们尽量让浩然检讨深刻一些，大家还是要团结起来，抛弃成见。

他后来又写了不少东西，总的来说反映了新变化、新人物，屁股还是坐到改革开放的这边。《苍生》还是有思想局限，对改革开放理解不是很透，对合作化留恋得太多。原来指望评上茅盾奖，但很多评委不同意。

浩然是从农民队伍中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创作非常刻苦。但农民生活气息、作风对他有深刻影响，包围太深了，内心里没有完全跳出来，感情发闷，有阴影，思想负担重，包袱太沉。

（1998年12月22日口述）

曾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宋汎，1981年调任市作协秘书长。上任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交代说，浩然是审查对象，但不是批判对象。赵鼎新说：“浩然‘文革’走红是客观事实，写了很多按当时思想倾向创作的作品，应该很好总结经验。没有发现他跟四人帮在政治上有直接关系，审查完了就完了，不能整得过分。”浩然那一段情绪低沉，一个人躲到三河，宋汎他们经常去看他，把他拉回来参加各种活动，让他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他出任过《东方少年》、《北京文学》主编等职，80年代前期还当选过“优秀党员”。宋汎说：“‘文革’中浩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野心，只是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这一点大家是同情的、理解的，也希望他能够反思自己，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心胸更开阔一些。”

宋汎介绍说，那时杨沫曾这样表示过，浩然跟“四人帮”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野心，只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对当时的创作条件、环境是满意的。但那时有些得意忘形，看到全国这么多名家受批、挨整，他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宋汎对此认为：“浩然是一个朴素的人，是党培养起来的，对党是感恩戴德的，是一个受益者。‘文革’中对他不错，江青他们抬他。他对这些接受得很好，事后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反思。”近几年，宋汎重新读了《金光大道》，依然感觉到浩然当时完全接受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依此来设计作品。把大小事都移到两条路线斗争上来，图解当时政策，书中区里、县里的人物全按路线斗争划分，全部上纲上线。宋汎感慨而道：“这难道是真正的农村生活吗？”（1998年12月22日口述）

笔者为此曾询问过浩然，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出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

浩然坦率地承认，自己受清查的那段日子确实感到莫大委屈，觉得文艺界是是非非太多了，许多事说不清楚，不愿与文艺界有更多联系。他说：“争来争去，耽误不少时间。我不愿去争这些，作家靠作品，我就认准这一条。书出来了，别人怎么说就让他说吧。”

他对过去岁月曾这样评价：“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

他向组织上谈到，与江青在大场面见到十次左右，个别见面三四次，回来汇报一次。在人大会堂见面时，张春桥均在场。

据他介绍，《艳阳天》第一、二卷的稿费全部作为党费，通过单位党委上交。“文革”期间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包括发行量很大的《西沙儿女》也是分文没有。而每个省都租了《金光大道》的纸型大量印刷，这自然也算无偿性的国家行为。多子女大家庭的生活补贴，就靠“文革”前存下的一些稿费接济。浩然说：“我老伴很会节省，冬天腌制很多大白菜。如果我不在家，连肉都不买。”

浩然躲在密云山沟里，力图回避外界干扰，顺着原有的构思写完《金光大道》第三、四部。小儿子、小女儿放寒假，就到密云村子里过。有一年春节，他借用古北口一个团级军用仓库，一个人躲在军营里写作。最后是在河北蓟县坦克一师驻地和承德避暑山庄烟雨楼，完成了《金光大道》全书。

颇令浩然不安的是，在坦克一师写作时，师部一位爱好文学的通讯干事时常给他生活上的照顾，替他买一些生活用品。等浩然遭到报刊批判时，那位干事也受到牵连、清查，最后被迫转业回到家乡山西运城。

管桦回忆，让浩然说清楚时，浩然确有一肚子怨气，想不通。郑云鹭、潘德千说，浩然觉得自己没有整过人，你们大家干什么整我呢？整得我一身是病。不过当时文联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对浩然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还是想保他过关，市文代会报告中只是不点名批他一小段，什么“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都是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宋汎解释说，那时解除他人大常委委员职务，可能是军宣队和上面布置的，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事先并不知情，而浩然对组织上就有了疑心。林斤澜感叹道，在工人体育馆开解脱大会时还是比较温和，没有过激言行，大家不想再斗了，都太累了。

“文革”期间，在派系斗争激烈的一次会议中，林斤澜曾冒着危险喊了一句：“浩然是一个好人！”说完这句话就跌倒在地。透过几十年的风雨变幻，林斤澜觉得浩然身上有了不少阶段性的变化，对新事物的接受也在变化，对很多事想开了，但有时也想不开，解不开，甚至在心里一直化不开。

林斤澜谈起几件让他难以忘怀的小事：

“文革”后，我有意请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厚明、刘绍棠和浩然等朋友到家中吃饭，大家在一起聚聚，帮帮浩然。浩然很拘谨，话不多。而刘绍棠则相反，很豪放，他对浩然说，“文革”中你在通县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我们赶紧说，过去了就算了，大家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浩然私下说，他最怕王蒙，觉得王蒙不爱说话，识人厉害，冷静。

1983年大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别人说到“文革”用了“浩劫”一词，浩然就对这两个字接受不了，说“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上引起争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时说：“又没有谁抢谁，怎么用‘浩劫’？”其实这是劫难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对面，他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1998年12月14日口述）

现在浩然远避京城，安安静静地在三河寓所读书、写作、操持家务，割断了不少与外界的联系。老伴身体一直不好，他细心照料，家中有一份难得的农家老年夫妇相依为伴的氛围。他无事不进北京，只有老伴用药，才不顾自己身体状况，亲自进京找药配药，配完药就立即赶回家中。

每天不少时间他都要为周围地区的文学作者看作品、写序言，接待来访的文学青年。闲暇时他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窗外，不言不语。《文革回忆录》只写了提纲，还没有具体展开。他觉得写作有难度，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他的出生地离他现在三河寓所只有十几里地，他感慨这一带有了喜人的变化。他说，他的大脑一直静不下来，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慢慢地思索着。他诚恳地表示：“改革开放不搞是不行的，要不人心会涣散的。”

他谈到《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萧永顺前几年把房子卖了，跟儿子住在一起。他时常惦记这位老朋友的近况，当他听说萧永顺得了癌症，不禁唏嘘而叹。

1998年初秋，浩然在回答几位记者提问时曾表示：“尽管有一些遗憾，但迄今为止，我还从未对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从一位农家子弟成为名正言顺、享誉全国的作家，浩然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奇迹。他对《金光大道》的一段表述一直为批评者所指责：“如今看来，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真实记录”这种看法引来了轩然大波，很自然地遭到激烈批评。

笔者曾看到浩然阅读批评文章时那种苦笑、默然的表情，他对问题的表态更加讳莫如深。他只是对笔者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的心太乱了。”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1960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单位党组织建议摘帽，并分配到政治力量坚强的部门做适当工作。北京的原单位没有接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

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写过《河伯娶妇》、《洛阳宫》，后来“文革”时有人认为《洛阳宫》影射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而差点把他整死。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

（1999年6月19日口述）

孙房山曾当过延安评剧院协理员，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喜欢写历史剧。他看过汪曾祺50年代创作的剧本《范进中举》，欣赏汪的才华。50年代初汪曾祺做过《说说唱唱》编辑，写过一些研究民间文学的文章，在北京的文化圈子中颇有名气。因此作为北京市人事局长，孙房山一出面，原以为有难度的调动工作就顺利地解决了。

袁韵宜当年在戏曲指导委员会剧目组工作，曾把《范进中举》推荐给副市长王昆仑，王觉得不错。但剧团认为戏冷，不热闹，不叫座。奚啸伯有文化，让好友欧阳中石动笔调整。袁韵宜回忆说：“汪曾祺的本子有基础，善于刻画人物，但故事性不强，没有太多冲突。演出后在奚派中算一个保留剧，但很难推广。”（1998年6月26日口述）

汪曾祺会写戏，爱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在北京文艺圈内已小有影响，不少人认可他文字上的功力。

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

1963年汪曾祺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当时担任北京京剧团副团长的萧甲讲述道：

为了赶1964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是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江青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李琪、赵鼎新等北京市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就是因为赶任务，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薛恩厚工资高，老请我们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曾祺随和、认真，写东西苦熬，是强烈的脑力劳动，我们之间能说通，互相理解，没有太多不同意见。沪剧本有两个茶馆戏，我们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年轻人请教，他就谈怎么借鉴、化用，怎么取其意境。

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剧中胡司令有一句唱词特别长，周和桐唱砸了，观众哄笑。周和桐情绪不好，找我说：“团长，我怎么唱？”我说：“改一改吧。”结果改成十个字。曾祺不太同意，但后来还是改了。

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她对作者到了哪一层不在意，是什么分子也不看重，谁有才气就敢用谁，见了有才的人很客气。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分。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他没有去依附江青。

他根本不聊政治，不敢说江青意见好坏。对政治既不是老练，也不是圆滑。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跟人打得火热，交往时义气不浓。

戏剧团体有时没有政治头脑，乱起来很没水平。他受过冲击，多少次审他。我们这个社会再不容忍他，就没什么道理了。

（1998年6月22日口述）

据汪曾祺1978年4月20日所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没有细说什么意见，但她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1968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

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1958年打成右派。萧甲也表示：“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在领导范围内说过，积极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来。‘文革’前去香港演出，团内有防备谁、警惕谁的内部措施，也被说了出去。”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廉回忆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1998年7月6日口述）

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就在那段期间，江青改组了北京京剧团，把它变成了样板团，砍掉了北昆、实验剧团等单位。江青认为马连良、张君秋演不了现代戏，彭真就说，你不要，我要。彭真特地指示，把马、张放到京剧二团。

汪曾祺他们看得很明白，改编《芦荡火种》时彭真下令把上海沪剧团调北京演出，让北京京剧团观摩学习。北京市委同时决定，也要把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成京剧，而江青执意要参与该剧修改。北京京剧团老编剧袁韵宜告诉笔者：“江青往里挤，彭真也不愿撒手。高层矛盾集中到京剧团，汪曾祺他们夹在中间有时就显得为难。”

据说，彭真坐车本想到北京京剧团指导演出，看到剧场门口停着江青的小车，就只能让司机开车掉头回去。

汪曾祺之子汪朗对当时的排戏情景尚有印象：

父亲说过，江青曾拿了两个戏来，一是《芦荡火种》，一是《革命自有后来人》，想让赵燕侠演一个。赵燕侠认为《红灯记》中李铁梅才十几岁，演起来不合适，她看中了《芦荡火种》。

我曾和父亲到政协礼堂看了来京演出的沪剧《地下联络员》，乱七八糟，尤其是假结婚一场特别闹，艺术上没法跟后来的比。

后来就排了这出戏，突出赵燕侠的阿庆嫂形象。彭真抓得比江青多，《北京日报》发了几篇社论。那次我去看了，似乎已经成形。彭真与江青弄得很僵，彭一看江青在，扭头就走。父亲有所察觉，非常无奈。

他们在颐和园、护国寺梅兰芳住宅改剧本时，我去送过换洗衣服。

（1998年6月25日口述）

江青以“种植试验田”名义，逐步把北京市委的领导权排除开了。江青对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以后剧团的创作，你只要知道一下情况就行了，不要干涉。”而张春桥对李琪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她调，她要谁给谁。”涉及高层人事矛盾，汪曾祺自然回避不及，处事更加谨慎，始终有提防之心。不料彭真很快倒台，江青在文艺领域的领导权威无人敢于藐视。

“百家争鸣，一家作主”的说法就是在这时传出来的。

熟知北京京剧界情况的杨毓珉告诉笔者：“‘文革’初期，剧团有人斗当权派，斗主要演员赵燕侠、马长礼、谭元寿等人。江青就把这几个斗人的人打成‘反革命’，关了十年。公安局不知怎么处理，没有江青的命令不敢放。这样一处理，样板团都得听江青的旨意。”

“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回忆道，“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个右派。”（1998年7月7日口述）

有一回，汪曾祺伤感地对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1965年5月，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

有一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剧目，她突然对薛恩厚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薛说：“那您给我改一个。”江青让在场的康生改改，康生说：“唔，你得天独厚，叫个‘薛天厚’吧。”江青说：“更封建了，你过去厚古薄今，今后要厚今薄古，叫‘薛今厚’吧。”

私下里薛恩厚对汪曾祺说：“我五十几岁的人了，要你给我改名字。”他表示，他并未在户口本上去改名字。

《沙家浜》剧中“八千里风吹不倒，九万个雷霆也难轰”是薛恩厚写的，但是后来编剧中取消他的名字。原来是有一天江青碰到他说：“你把党委工作做好了，不要再去创作。”薛吓得赶紧不署名，提心吊胆地看江青的脸色行事。

江青曾说，《红灯记》剧组的阿甲损害了她的健康，《沙家浜》里又有人顶牛，也损害了她的健康。薛恩厚得知后，在检查中非常内疚地说：“一听说损害了江青同志的健康，我就什么罪名都愿意承认了。”

汪曾祺后来回忆，薛恩厚事后不止一次谈过这些事。

江青对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

对《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历经几年“文革”风雨，1972年4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祺手中那支笔的看重程度。正因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

1968年4月17日前几天，在宣内院内，军代表李英儒见了我，问我最近在干什么呢，我说正写检查呢。他说：“写什么检查？你学习学习毛选吧。”

17日的早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我和薛合写的一个《聊斋》剧本）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易驯服的人……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摘自1978年5月13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

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祺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后来，汪曾祺谈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是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由于汪曾祺较早地介入样板戏的写作，使他免去了“文革”运动的过多冲击。杨毓珉依稀记得，外面红卫兵冲到剧团，拿着皮带抽人，问到汪曾祺干什么，汪如实说道：“我写《沙家浜》。”红卫兵竟不敢下手打他。

杨毓珉回忆道：“汪曾祺没有受到什么皮肉之苦，就有一次罚跪，一次挂牌在院子里游行一圈。红卫兵‘西纠’强攻过京剧团，打开大门冲进来后不知我们干什么的，内部的人没有通报，他们闹了一阵就走了，‘黑帮分子’躲避在一个屋子里。他曾和剧团领导关在一起。他主要是历史问题，他比别人早出来。”（1998年7月1日口述）

按当时惯例，《红旗》杂志要发表各个样板戏的定稿本。1970年5月15日，江青找汪曾祺他们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读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意，汪曾祺也认为自己“应对得比较敏捷”。没想到，5月19日晚十时半，江青的秘书忽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门，原定团里参加五二〇群众大会并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红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侧。这天，江青没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祺的名字，他划在文艺团体序列里，排在总名单的倒数第二行。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呢。”

上天安门一事确实救了人。那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西北插队遇到麻烦，不服从第一批招工安排，不愿到县城做商业工作，惹得大队干部极为不快。正好赶上父亲上天安门，大队干部对政治风向敏感，就不敢贸然处理，只说了“深刻认识”就敷衍过去。汪朗说：“老头无意中帮我渡过小小的难关。他以后给我描述这事时很兴奋，当作殊荣，说看见了主席，说林彪念错了稿子。”

汪曾祺“文革”后在材料中谈到当时的心情：“上天安门，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我的名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距离那样近的地方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很难忘的幸福。但是我不该得到这种荣誉。”（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从天安门回来后不久，剧团军代表田广文与汪曾祺谈话，曾问汪对上天安门的意义怎么理解。汪说：“不理解。”田说：“这是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亮一次相。”

汪曾祺那时有了受宠若惊的知遇之感。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表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当时马连良、张君秋、荀慧生等人都关在“牛棚”，张君秋被人打过胸口。他们不时参加惩罚性劳动，在团门口卸下两千多斤煤，再一筐筐地抬进去。而汪曾祺慢慢地在团里成了走红的人物，碰到“黑帮分子”就点点头，没有恶意去揭发什么。

汪曾祺做事还是十分小心，里外考虑周详。儿子汪朗1970年春节回北京探亲，偷偷地带了一个空军“黑帮分子”的儿子来家中居住。当时所住的甘家口一带查得很严，汪曾祺夫妇对此深感不安，生怕出事。汪朗回忆说：“我爸我妈压力大，看到他们紧张的样子，我忍不住哭了一场。”

江青对样板戏剧团“关怀”备至，对办公、剧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一一过问。有一次，饰演刁德一的老演员马长礼告诉江青，现在剧团在后台办公不方便，房间窄小。江青问：“你说哪有好的？”马长礼说，工人俱乐部旁边有一座小楼。事后江青一句话，把那座小楼拨给北京京剧团。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就调换来戏校年轻学生，表示这群伤病员的戏要整齐。在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词：“敌人的气艇过来了。”以此来烘托气氛。

这一切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而且提供了当时算是优越的工作条件。

“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时，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祺同志，江青”几个字，江青写字很有力，人们看后评价写得相当不错。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碎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第一次印刷只印了两千册精装本，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激。

身为剧团负责人、《沙家浜》的导演，事隔三十多年，萧甲认为对过去日子应持客观态度：

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当时我们就是这样，不管有什么看法，都应该热爱毛主席，尊重江青，但说不上到了敬仰得不得了的程度。我们在延安时就知道江青，跟保姆发脾气，有上海明星的味道。在延安时她很特别，自己改装合身材的服装，比较讲究。

我个人觉得离江青越远越好，感到她身上有一股混世魔王的气势。她到史东山家呆到晚上两三点钟，去了两三次，史就自杀了；她找了两次黄敬，黄敬得了神经病。1967年时，很多人从各个渠道给江青写信，有的人拼命承认错误，后来就解放了。军代表找我：“赶紧给江青同志写封信。”我推了：“还有很多问题没学好。”我被打怕了，知道她的为人。

排练《沙家浜》时，江青一边看戏，我一边记录，不能说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单独谈，那就表明她经过了思考，回去琢磨过。有时她说话就比较随意，她说：“柳树呆板，太大了。”我们改了，她又说，“我跟你们说了，怎么弄成这样？”如果弄得不太好，她还会觉得你跟她捣乱。有一次，演员们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见，说减去的那场茶馆有戏。我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还有一次，江青说：“看《红灯记》就落泪。”我在背后说：“这不好，这会损寿。”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咒我早死。”市委很紧张，就让我在党内检讨。我说，没恶意，只是诙谐。

那时排戏前总要小整风一番，江青在排《沙家浜》前，曾说：“给萧甲提意见。”

“文革”时群众斗我，一上纲就不得了，谁都上来打你，内耗厉害。汪曾祺自身难保，上面让他对党忠诚。他也贴了我的大字报，说了我们之间的背后话，揭了一些隐私。当时谁都这样。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赏识他的才干。汪曾祺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

（1998年6月22日口述）

汪曾祺是个严谨认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第一届全国样板戏交流会上，他奉命两次到大会上作有关《沙家浜》的报告。有一次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

儿子汪朗记得，那时在样板团发了样板服，是灰色的确良布做成的。汪曾祺穿了几次，奇怪的是他竟没有留下一张穿样板服的照片。

汪曾祺后来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跷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斥过他。

汪曾祺形容江青就像上海人所称的“白相人嫂嫂”，身上有江湖气。

汪曾祺以后反省时，感到自己那时也陷入狂热和迷信的地步：

我对江青操心京剧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她身体不好，出来散步，带一个马扎，走几步，休息一下。她说一直在考虑北京京剧团的剧目，说她身边没有人，只好跟护士说：“北京京剧团今年没有一个戏，全团同志会很难过的。”我为她的装腔作态所迷惑，心里很感动。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他曾先后为《沙家浜》写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1970年2月8日《人民日报》，执笔之前领导指示要突出宣传江青在样板戏中的功绩，一切功劳归功于江青。一位领导还叮嘱道：“千万不要记错了账。”汪曾祺在文中注意用小细节去显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开打中，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等等。

1971年5月23日，江青要接见样板团的代表人物，特意让秘书打电话到长春找汪曾祺。1972年春节，江青指定让汪曾祺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如何看待这些情况，汪曾祺“文革”后在追查的压力下不得不拔高：“我这时以样板戏的功臣自居，对江青的忠诚和感激也到了狂热的地步……她分明已经把我当作她的最亲信人物。我和江青的关系经过这样几个阶段：感恩、受宠、动摇、紧跟。”（摘自1978年汪曾祺检查《关于我和江青的关系》）

跟着江青搞创作，往往是折腾几年，有的剧本最后还是胎死腹中。阎肃回忆说：“我们住在一起改《敌后武工队》，楼旁边盖了宿舍楼，有人搬进去住，还生了孩子，而我们的剧本还没通过。汪曾祺讨论剧本最有韧性，原作者冯志有一句口头语：‘咱再琢磨琢磨！’冯志是个老八路，文化水平低，但故事多，熟悉风土人情，抗战时冀中平原啥模样，人们穿什么、吃什么，他都一清二楚，经常问：‘你还要啥情节？’剧本否定了，我们劝冯志别回去，他不听，回去后就被整死了。”

当时汪曾祺在改编过程中话语不多，很少张扬。阎肃谈到汪写作中的书卷气特点：“他不擅长结构剧情，长处在于炼词炼句。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

阎肃称，汪曾祺做事大度，看得很透，不会斤斤计较。他说：“有时我写一稿，汪曾祺改得一塌糊涂；他写一稿，我也改得面目全非。大家不计较哪一个字是我的，否则休想合作下去。这个群体没有红过脸，谁也不害怕谁。”

大家对江青的变化无常难以适应，因为对作者罗广斌的一句话不满，江青忽然就对《红岩》不感兴趣。阎肃告诉笔者：“《敌后武工队》为什么放弃，我至今都不懂。是不是与《平原作战》相冲突？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搞得越好的时候，往往就是越完蛋的时候。”（1998年7月7日口述）

从1964年底就开始改编《红岩》，几易其稿。一次讨论时，江青谈到要对《红岩》做最大的修改，就是不让江姐牺牲，也不让她入狱，让她率游击队回来营救。江青说：“重庆都要解放了，还死那么多人，这是给我们党抹黑。”后来汪曾祺才知道，“江姐不死”是毛泽东讲过的话。

江青有一次谈到江姐的扮相和表演，说：“她长得很文秀，眉宇之间有一股英气。”罗广斌对演员说：“你们就照着江青同志那样演，就行了。”江青说：“我叫你们演江姐，谁叫你们演我呢。”江青还指示罗广斌说：“将来戏改出来了，小说也可以照着改。”罗广斌和四川省委领导任白戈立刻表态：“一定照办。”

1966年初，江青忽然从上海打电话，叫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带着薛恩厚、阎肃、汪曾祺到上海听她的指示。到上海后，到处打电话找联系人张春桥，李琪写了一个便条托人转去：“江青同志，我们已到上海，何时接见？此问近祺。”汪曾祺看了便条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中国文牍习惯中，“近祺”是平辈对平辈或长辈对晚辈的用语。他隐约感到，李琪有点看不起刚刚浮出政坛的江青。

江青见面就说：“我万万没有想到，四川党在那个时候还有王明路线。”她决定离开原著，重新写一个戏，由二野先遣部队派一个干部，到重庆深入工厂，配合西南解放。她当即让汪、阎二人据此编提纲，二人夜以继日，两三天内居然拿出故事大纲。阎肃私下跟汪曾祺发牢骚：“找这样材料，我们上哪儿调查去？”

从江姐入狱说起，勾起江青的心思，她向众人讲到了自己在上海的一次被捕经历，怎样在狱中打滚，跟狱中警卫吵闹：“你们把我抓来，我出去还怎么找事呢？”晚上看电影《聂耳》时，江青有感而发：“当时就是这样，有一次，我赶了去，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赵丹看见了我，拉起我就跑。我和赵丹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汪曾祺问江青对提纲的看法：“您还有什么意见？”江青高兴地说：“没有了，你们就写吧！”由于以往改编居多，她还补充道：“我们这回搞了个创作。”李琪看了提纲后觉得稀奇，说：“看来没有生活，也能创作呀！”

汪曾祺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李琪随身带了一篇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趁机送给江青，江青只说了一句：“太长了。”

后来看这出改名为《山城旭日》的新戏，江青问陈伯达意见，陈没有说什么，康生冷不丁说了一句实话：“净是概念。”江青为什么最后放弃了这出戏，汪、阎二人当时一直没弄懂真正的原因。

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座谈会上兴致颇高地谈了一些进军大西南的情况，说那天怎样下大雨，他的警卫员怎样找了谷仓让他睡了一夜。他还说到，他是头一个率领部队打进重庆的，曾到渣滓洞看过。根据他对地形的观察，根本不可能逃出一个人。汪曾祺在现场听后不由后怕，他事后对人说：“这不等于说，小说《红岩》的两位作者都是叛徒。”

汪曾祺对于当时的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

在康平桥张春桥那个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我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头大汗，李琪一言不发。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李琪说：“你就爱出汗。”

（摘自1978年5月汪曾祺《关于红岩》）

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烟。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楼下不时有游人参观，他们奇怪怎么楼上还有人坐牢。”马长礼扮演许云峰，在渣滓洞里念悼词后说一句：“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果听错了，大家唱成了《国歌》。体验山上暴动一场戏时，赵燕侠坐吉普车上山，在农家避雨。怕猫的赵燕侠突然发现农家里有一只猫，她吓得飞快地跑回招待所。

杨毓珉说：“我们戴上镣铐，戴了最轻的脚镣，天天晚上被‘审讯’。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白菜汤。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开枪的解放军战士把领章摘下。我喊：‘毛主席万岁！’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已坐小车回招待所睡觉了。后来上华蓥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还好，没死人。”

在杨毓珉的印象中，他们正在重庆北碚写《红岩》剧本，江青来了一个电话，把萧甲、杨毓珉、李慕良等人用小飞机接到上海，小飞机的机翼上还结着冰。这次由张春桥接待，江青传达了毛泽东对《沙家浜》的修改意见。

于是由汪曾祺通改一遍，在其中加上了一段毛泽东语录。至此，《沙家浜》最终形成了定稿本，不久就在《红旗》正式发表。

杨毓珉告诉笔者：“回北京后，在梅兰芳故居继续修改《红岩》，由徐怀中当组长，把原作者罗、杨也调来。代表江青抓戏的是部队作家李英儒。有一天江青突然不让搞《红岩》，不知为什么。后来江青透了一句：‘我问了别人，渣滓洞防范得那么严，能够越狱吗？’罗广斌‘文革’中被整死了。再后来，江青指定改编《敌后武工队》，也把原作者冯志调来。创作组解散后，冯志回家没几天也被整死了。”（1998年6月19日口述）

江青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祺、杨毓珉、阎肃他们又在草原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日本人没进过草原，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有一位领导听了汇报后说，算了吧。于会泳却说：“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

“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作笑话，也看作是悲剧。”与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

杨毓珉介绍说，《杜鹃山》第二、六、八场是汪曾祺执笔写的。他谈到创作该剧的一些具体情况：

1972年江青调王树元、黎中诚从上海来北京，准备把两地剧本合二为一。汪、杨、王、黎四个人研究京、沪两本子的特点，一起讨论。第一场上海本好，我们本比较零乱；第二场上海本好，劫两个法场，情节好；第三场用我们的，感情写得比较自然，他们写得乱；第四场原名《吐翠》，是雷刚识字，铺垫戏，基本上用上海的；第五场用北京稿，雷刚下山，柯湘反复思考，不断有人报告，温其久煽动；第六场完全是我们几个人琢磨出来的，加了母子见面悔恨，感情丰满；第七场叫《飞渡》，走山间小道，也是新写的。第八场《雾岭初晴》，发现温其久勾结，审问他，也是后写的；第九场就写《开打》两个字，让导演去策划。

江青说：“可以撇开话剧，可以杜撰。”原来话剧里没有写到上井冈山。

于会泳说要有韵白，带有音乐性。开天辟地，这是惟（唯）一说话也要押韵的本子。押韵效果很好，听了舒服。我们一场一场地修改，改了一个多月。

于会泳也在场，他也提意见。他在我们的基础上搞，主要唱段《乱云飞》是他搞的，的确不错。他在音乐上贡献大，对曲艺、评书非常熟悉，顺着嘴就出来了。搞完《杜鹃山》，他就升任文化部长。他说，《杜鹃山》署名不要写四个人，就写“王树元等”。我们没意见，真有意见说出去，还有我们好果子吃？《敌后武工队》也是这样，署“张永枚执笔”，大家也没意见。

江青看《杜鹃山》韵白很好，高兴之下又要我们把《沙家浜》的台词也改成韵白。我们费劲费大了，两人分头干了一个多月，真写出来了，江青来电话说，算了，别动了。

“文革”十年，深入生活多。写码头工人，就到船舱里背矿石，强度大。改《节振国》，到唐山煤矿铲煤两个星期。那时写的剧本也多，写了也不排。江青忘了，又吩咐写新的，有时一年得写好几个。

（1998年6月19日口述）

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祺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那时他抽烟写了一夜，写了十几句，颇感欣慰。他告诉导演张滨江：“写的过程泪流满面，动了真感情。”

于会泳每天来排练场，一干就到半夜十二点，编剧都要在现场守候，以便随时处理文字问题。于会泳一坐下来就谈剧本，不谈别的事，到了钟点他站起来就走。大家深夜回家就得坐半小时一趟的公交夜班车，冬天夜里时常顶着风。最苦的是武打演员，于会泳不允许随便比画地走过场，要求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照翻多少个跟头，丝毫不许马虎。

杨毓珉表示：“于会泳确实下了功夫，那时基本上他有一个艺术家的感觉。”不过剧团军代表原是黑山狙击战的英雄，当时是师长，有山东人的耿直。不知何故，他不喜欢于会泳，每次上剧场都坐最后一排。人们劝他坐在于会泳旁边，他说，我才不尿他呢！

据汪朗介绍，汪曾祺与于会泳的关系并不融洽：“父亲认为于会泳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作出巨大贡献，对《杜鹃山》管得比较多，是总牵头的人物。但他又认为于会泳不太尊重人，对台词喜欢说三道四。父亲用了比较文的一个字‘怅’，于会泳说这不通。父亲就把《杜甫全集》找来，找出这个字的出处给他看。唱词因而没改，于会泳却不痛快。”（1998年6月26日口述）

1977年汪曾祺写交代材料时，曾说自己吹嘘过于会泳的才能：“我曾为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所惊讶，向人介绍过他能背不少诗词和古文。听人说，于曾对五十几种戏曲音乐进行系统分析，能唱一百多段京韵大鼓。我曾向人转述过，对他的那套工作方法，我也曾佩服过，宣传过。”（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张滨江作为《杜鹃山》导演之一，对汪曾祺所起的作用肯定甚多：

我们整天在一起考虑情节、事件、关系，讨论时吵架，有的地方否定干净了，再接着写。《杜鹃山》的押韵念白，汪曾祺写起来得心应手。他的火花太多，文字滋味浓，很鲜美。

排戏时演员很累，倒在幕后就不想起来，排练到夜里很迟。汪曾祺也在台下坐着，让他发表意见，譬如哪句台词说得不尽如人意，没按规定情景去演，汪曾祺在这方面敢说话，许多演员很尊重他，愿意听听他的意见，经常问他：“老汪，这句怎么讲？”他有时说话重一些，但大家不反感。老实说，他是把知识传授给你，大家不会责怪他，反而愿意请教。

（1998年7月7日口述）

后来汪曾祺告诉林斤澜，有的演员理解唱词有问题，不太懂其中的意思，表演时就显得有些可笑，他在排练场听时觉得挺纳闷。

但他对演员依然抱着诚恳的态度，有求必应，有错敢于指出来。

70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1998年7月15日口述）

1973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

汪曾祺对当了部长后的于会泳的表现有些失望：“我觉得于很专横，很会弄权术，把党的正常的组织手续完全打乱了。他弄了张伯凡当联络员，完全成了北京京剧团的太上皇。董国臣在我面前大骂于：‘于是个什么东西，他把北京京剧团的家全当了，还要我们做什么？’他把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那个教研室的人都弄到文化部，把住几个要害部门，文化组简直成了上海同乡会。”（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汪曾祺对于会泳的态度是：不卑不亢，敬而远之。有时他也敢于说出一点意见，譬如一次讨论创作会议，说到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汪曾祺说：“浩亮同志在这儿，你们关于《红灯记》的文章为什么只是提那些豪言壮语，对于一些从生活中来的、寓于朴素的哲理的语言，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类，为什么不提？”于会泳、浩亮听后不置可否。

从内蒙古作家玛拉沁夫那里，得知了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他禁不住连声说道：“党中央伟大！毛主席伟大！”

“《红都女皇》事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汪曾祺由此对江青的一些看法发生了变化，隐约地感到中国要出大事。1976年5月，汪曾祺悄悄地与杨毓珉说：“我们这个岁数还能赶上一次大的政治变化。我告诉你，让你心里有个数。”

那时原副团长萧甲已被“解放”，重回北京京剧团。他带了汪曾祺等八个人去西藏体验生活，他觉得经历“文革”后的汪曾祺锋芒更加不外露，内心更沉淀。

那次，张滨江与萧甲、汪曾祺等一同前往西藏，他觉得汪曾祺对词句更下功夫：“我感到他对词句到了崇拜的地步，夜里睡不好觉，三五个小时才憋出八句台词。他看了西藏水流很急的特点，康定招待所外面的河水响了一夜。他写了‘排空拍岸’，问我怎么样。那个本子写出来，但没有排演。看看他写的词，好极了。”（1998年7月7日口述）

1974年7月，于会泳通知汪参加《新三字经》的修改小组，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出版。江青让大学学者、剧团创作人员分成几组修改润色，并定下完成时间。汪只参与了其中几句话的修改：“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学劲松，立险峰，乱云飞，仍从容。”等等。

1976年2月，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高一点，敢不敢写到省、市级，写出斗争的尖锐、复杂和曲折。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于会泳说：“样板戏被攻倒，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想过吗？你们是剧团的领导和创作干部，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演员杨春霞在1978年5月18日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记忆中在有关《决裂》剧本改编会议上，于会泳讲到过《决裂》写走资派，可以写到县长、省长，甚至是部长。”

后来于会泳对以电影剧本为基础而改编的《决裂》彩排不满意，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而这一稿是汪曾祺最后定稿付印的，薛恩厚曾对汪说：“救场如救火，你把唱词风格‘统’一下吧。”汪曾祺表示了为难情绪：“我们对‘三自一包’毫无感性认识，无从下笔。”

汪曾祺此时因“统战对象”的缘故，担任了京剧团革委会的委员。在这之前，汪曾祺发现于会泳有一段时间很沉闷，而在布置写《决裂》时又谈笑自如，若无其事。写《决裂》难度很大，他们很难跟上于会泳不断变化的要求，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读有关“三自一包”的材料。

戏剧家马少波1978年5月23日所写的材料中，涉及了《决裂》修改一事：

于会泳提出增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新内容，要增加“三自一包”内容，用反对“三自一包”的情节贯穿全剧。

评论组逐场提意见，创作组接受不了，强烈地表示抵制。双方争执不下，我当时十分为难。既摸不清于会泳的意图，又不敢公然违抗。另方面我是赞同创作组的意见，并同情他们的困难。最后只有抹稀泥的办法：“请创作组同志们根据可以接受的意见自己去商定吧，考虑好就写本子，提纲不再讨论。”

1976年10月11日开会，原定汇报各自的写作设想，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帮”垮台了。

就在那时，汪曾祺兴奋地告诉林斤澜：“知道‘四人帮’倒了，我是又解放，又解脱。”他从自己的角度感受喜悦，比别人多了一点自己的独特心情。

同事梁清廉回忆说：“江青倒了，汪曾祺心花怒放，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

我在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搞不好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摘自1978年9月汪曾祺《综合检查》）

我对于许多同志身受的痛苦，对他们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江青对我有恩，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觉得她在十大以前、在“文革”期间没有干过多少坏事，或干了坏事也算不了什么。所以竭力强调重点在于会泳控制时期，在“十大”以后——这样坚持了一年多。

我对江青的义愤不像对于会泳的仇恨那样直接，那样入骨三分。我认为江青控制北京京剧团时期的问题已经基本上清楚。

朱丹南同志指出，我的改造有一定的艰巨性，十多年来，我中毒很深。要做到脱胎换骨，是很不容易的；我不想自暴自弃，希望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江青也没有给我太大的荣誉，因为我有政治上的弱点。

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我觉得很痛心，很悔恨。我今年五十八岁，我还能再工作几年，至少比较像样地做几年。

（摘自1978年汪曾祺《关于〈山城旭日〉、〈新三字经〉、〈决裂〉》）

1977年4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其中有的写道：“我们总怀疑有些曾被江青重用过的人在干扰运动的大方向。”5月，汪曾祺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8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高压锅做夹生饭，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党委书记薛恩厚也被挂了起来，情绪起伏较大。有一阵，他看了谁都说：“揭（发）呀，揭（发）呀。”他曾跟汪曾祺说：“我给我这十几年总结了两条：胆小怕事，保存自己。”过了几天，他颇有感触地又对汪曾祺说：“我发现，我们都成了杨春霞的底色了。”

汪曾祺写了这样一封保证书：“除了替创作组或党委起草的工作报告外，我没有给江青、于会泳写过任何信。”专案组负责人批了两个字：待查。

汪曾祺在1978年4月11日写了《我的态度》一文，明确地表示：“我将尽我所知、毫不隐瞒地揭发江青和于会泳的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我也希望早一点把我的问题搞清楚，并且坚决相信组织上一定会对我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我相信北京京剧团的运动一定能搞好！”

汪曾祺在“挂起来”的日子里心境愁苦，家人和同事深知其况味：

当时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反差。一般人认为样板团是江青的铁杆队伍，吃香喝辣，对江青知根知底，关系非同一般。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心里不平衡，跳得挺厉害，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抒发不平之气。老头不是一直平和，年轻时曾傲得没边。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革”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苦不堪，他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四人帮”的。68年我们下乡插队，他对这个运动有看法，但没法反对。他说，把你们送下去我还没认识清，你们用行动改变我的想法吧。

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骨子里还保留一些东西，没有完全化成那一套，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谈服装、考古，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

“四人帮”倒了，他觉得应该，自己获得极大解放。挂起来有一两年时间，很难做结论，只能不了了之，但不给他安排工作。

（儿子汪朗1998年6月26日口述）

打倒“四人帮”后，一些人反而拿他开刀，整他，这其中有年轻的创作人员。整得很厉害，大字报很多，骂得狗血喷头，想打死汪曾祺这只“死老虎”。汪曾祺说：“把我弄得够呛。”

我认为不能这样整汪，冤得很。他尽量躲开我，怕影响我，这是他的好意。有一天在厕所里见到他，他问我：“你害怕不害怕？”我说：“我没做亏心事。”

那时多少人给“四人帮”写效忠信，拍马屁，写小汇报。我说：“你们在于会泳处看到有张滨江的一个字，你们随便把我送哪！”

汪曾祺在创作上没得罪过人，没挑过别人什么毛病，也没有呵斥过谁。他在团里没造次过，为什么这些人攻击他呢？就是有人有私心，借打他想在政治上捞稻草。知识分子患得患失，汪曾祺理解这些，不记恨。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张滨江1998年7月7日口述）

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意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他签字，他逐条辩驳。他被单独审查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联。

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帮”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兴，手舞足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曹禺写舞台指示很漂亮。闲来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剧，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47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他认为立得住的就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他心里有底，让你们先写本子，最后还是我上。骨子里傲气。他改我们的唱词，划了一段：“不要煽情。”又划掉一段：“这段没用，白唱。”

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他说过，我们吃样板饭，对他们能理解。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梁清廉1998年7月6日口述）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头出，灰溜溜过了一段时间，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清查组要求他系统地交代“文革”问题，一遍遍地要讲清与江青的关系。闲时无处可去，只好在资料室喝茶、看报纸，不敢与人随便交谈。有人愤怒地表示：“汪曾祺对别人作品看不上，很高傲。但他没有傲骨，江青拉他，他就上天安门。”

《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约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成为他十年京剧创作的副产品。

那时，汪曾祺在异常压抑、孤独的境地下，竟发愤写出了《裘盛戎》、《梁红玉》、《一捧雪》等剧作。行内人士依然赞誉剧本的文学性，认为保持了他笔下人物有深度的特点。袁韵宜描述道，出演比较冷清，戏里不是很热闹。

他改编的新作《王昭君》一开始无人问津，后来总算由李世济出演。汪朗至今还记得父亲当时兴奋异常的情形：“他自己把唱词、道白用工整的小楷抄成幻灯字幕，有一位观众看完戏后，竟专门找他探讨书法。”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开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廉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的注意。杨说：“这小说现在各报刊不会发表的。”李清泉散会后说：“我要看看。”就沿着这条线索索取《受戒》发表。

林斤澜说到汪的另一成名作《异秉》的发表经过：

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雨花》的叶至诚、高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懂。

（1998年6月12日口述）

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

阎肃这才意识到，原来的戏剧园地对他来说太窄小了，从《受戒》中找到了真正的汪曾祺。他对汪曾祺说：“现在对头了。”汪曾祺说：“老了，老了，找到了位置。”

阎肃有感而发：“汪曾祺这个人没有城府，我没见过他发过火，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能瞧得上你就会跟你非常好。”他忆起“文革”中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祺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闻一多和《楚辞》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的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聊了契诃夫、易卜生、李商隐，说了不少西南联大、重庆抗战的事，后来他写的小说中画面、情节似乎都说过，但没有谈过《受戒》中的那个小和尚。很少谈论上面的事，无从谈起，也没有那个觉悟，只是有时看不惯而已。”

阎肃记得，“文革”初期他们谈过现代戏，认为京剧完全都搞现代戏不行，因为要失去很多表现手段，失去一些施展天地。

阎肃感慨而道：“他算是西南联大有才的学生，在文学上格外出众。古今中外的书读得多，记忆力好，经常纠正我记错的事情。对故里一往情深，对老师念念不忘，谈自己心仪的过去式女孩子。他有幽默感，谈吐中自然见风雅，年轻时也狂过一阵，女孩子一般都很喜欢这种幽默感、这种性情。他做淮扬菜蛮有味道，能做一手汪氏豆腐。后来基本上与世无争，不太争强好胜，不图一时之嘴快。”（1998年7月7日口述）

老友林斤澜评价道：“汪曾祺不问政治，不懂政治实际。但他对政治有幻想，有乌托邦的想法。”

汪曾祺曾在林斤澜面前表露过，对一位老友的变化甚感遗憾：“他后来变了，变得不潇洒，不清高，进了仕途就有所求了。”

汪曾祺颇为自负地说过：“喜欢我的人可能有风趣，我喜欢的人肯定有风趣。”

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1958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飘逸地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

在1957年鸣放时，他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他还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他觉得“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他的这些言论作为“基本错误事实”，成了1958年秋天补划“右派”的根据。他在给整风领导小组的一封信中，极为低调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因为对许多问题想不通，在认识上和同志们有很大的距离，心里很急躁。所以在昨天的会上表现了那样对同志们不信任的态度，这是很不好的。

……我是有隐晦、曲折的一面，对人常有戒心，有距离。但也有另一面，有些感情主义，把自己的感情夸张起来，说话全无分寸，没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有些文人气、书生气。

197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写了平反结论：“我们认为，把一个说了几句错话而且又已经做了检查的同志划为敌我问题，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笔者见到，在这份结论上汪曾祺没有写出任何意见，只是随兴填上龙飞凤舞般的硕大名字。

当年划“右派”之后，他回家向妻子转述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时，忍不住哭出声来。当天下午他曾想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与党无关。后来又有点后怕，认为这样的做法还是和党抗拒。

他凄惨地对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党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我只有两条路了，一条过社会主义关，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

后来他对人说，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惨，唯一乐事就是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儿子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点知遇之恩。儿子说了很多，父亲想了想，总是说：“对！对！”

汪曾祺后来爱说：“多年父子成兄弟。”一切又归于平淡，平淡如水。

在八宝山向汪曾祺告别时，北京京剧院开了一辆大轿车来，车上只坐了七个人，其中有三位工作人员。梁清廉感慨地说：“当时感觉真不是滋味，剧团来的人这么少。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戏曲界功利主义，你一辈子都弄不懂。”

晚年时汪曾祺很少跟单位打交道，与呆了三十多年、尝尽辛酸的剧团自我“割绝”。“文革”十年的梦幻般日子，似近似远，似真似假，他都疏于解释。去世前一年，《沙家浜》版权纠纷弄得心烦，他在电话中对采访的记者们大声嚷嚷一句话：“我无可奉告……”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1965年，浩然三十三岁，长篇小说《艳阳天》脱稿。当时他已成为文坛最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人民日报》刊登的文学刊物目录上经常可以找到浩然的名字。这一年，年轻气盛的浩然与文艺领导人在创作问题上产生冲突，这就埋下“文革”之初他积极投入运动的潜在心理原因之一。

1998年11月27日，六十六岁的浩然在河北三河市寓所接受笔者采访。他近几年曾患过两次重病，在语言表达上有些障碍，但记忆非常清晰：

《艳阳天》第一部出版后，影响大，来信很多。一些剧团要求改编，新凤霞要演，北京人艺蓝天野、田冲、朱旭也要改，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也来找我。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谈心，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起来。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一气之下要求调离原单位《红旗》，结果《红旗》编辑部领导邓力群找我，说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家中可以雇保姆。

浩然就留下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这个村庄离县城有八十多华里。

北京人艺编剧梁秉堃1964年、1965年曾与于是之等人在北京八大处写剧本，时常与为出版社修改作品的浩然同住一个小院，对他的创作刻苦印象最深：

浩然这个人很有特点，很实在，特别像农民。那时他已写了七百多篇作品，不太爱看洋书，不太信那个。一个人闷在屋子里苦写，生活情趣不是太多。对别人很关心，帮你一定实实在在，不虚伪。我家有亲戚想买小推车，他就出过很多主意。

（1998年12月23日口述）

1966年“三家村”被揪出来，不明底细的浩然在县城给写作者作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是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老作家管桦说他：“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他准备检查，文联的不少人认为浩然积极下乡，写东西有影响，对他没有意见，批评难以展开。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浩然的档案，认为他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他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了人们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采访中，浩然对如何看待这一段生活坚持自己的看法：“‘文革’这几年折腾太厉害，文联是砸烂单位。我是革委会的头，这么多风风雨雨算是混过来了。这段生活很别扭，人们看问题还不是实事求是，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恩怨。”他表示，写回忆录写到这段时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东西跟自己拧着。

浩然平静叙述了“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大事：

有人想搞杨沫，说《红旗》要约稿批《青春之歌》。我说，我原来从《红旗》出来的，去了解一下，没有这事。并贴出大字报，介绍我调查到的情况。结果一些人带着五十多个工人进文联找我，脸对脸吵了一通，他们骂我是“稿费资本家”，我也骂。两次揪扯去《红旗》对质，《红旗》的人说用《红旗》牌子约稿的人很多，你们双方的理由都可以理解，把这事扯平了。最后没把杨沫揪出来，不了了之。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以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66年8月23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

（1998年12月9日口述）

老作家管桦同在市文联经历“文革”风暴，对当时的复杂局面印象深刻：

老舍挨打，我们就找军代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军代表不敢出去，他说，如果揪的是你们，我还能说。浩然到处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没人管。那时候，浩然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红卫兵说老舍打他们，我们就说“法办”，给派出所打电话，想把他救到派出所。浩然又让我、李学鳌赶紧劝慰大家，你们不要往心里去，红卫兵是小孩子，是运动，心里想开一点。端木蕻良说，不往心里去。

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了，浩然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我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软硬兼施，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1998年10月25日口述）

市文联很快介入两派斗争，双方陷入不容对方喘气的对峙状态。老作家古立高回忆道，那时浩然造反没有负担，又写出好作品，跳得比较高，自己觉得最革命。他说话比较冲，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开大会时拍着大腿、拍着桌子大声嚷嚷，用当时的那套语言说话。他老看不上剧作家杜印两口子，对他们表示气愤，因为杜印是国民党官僚出身，认为他作风不老实。闹派别时，看这个那个不顺眼，觉得端木蕻良历史复杂，又因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认为他干净不了。古立高说：“浩然曾想拉我一块，觉得都是工农出身。后来他们乱揪乱弄，我就看不惯。有一次在会上我发言一个小时，浩然听了不高兴。我发言这样说他们这一派，说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当时我感到，浩然太傲，跟以前日常接触的不一样了。但他眼界还是比较宽，不是个人主义很严重的人。”（1998年11月25日口述）

老作家草明是“文革”中浩然这一派的对立面，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依然认为，浩然在乱七八糟的时候，不会正确对待我们这么一批资格老的人。

她说：“浩然是得意分子，那时太嚣张了，什么都否定人家，只有自己最好。他想当官，很容易走这条路。浩然他们斗过我，折磨过我们。江青重视了他们，他们的眼角都不看我们这些人。他们在江青那里得了宠，因为江青有权，他们觉得有利可图。从现在来看，浩然他们既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也没受到什么惩罚，群众中是会有看法的。事实上我们这批人没被打倒，群众对他们这些人却有看法，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八十多岁的草明愤愤不平地表示：“为什么要那么折腾我们呢？为什么非要在人家头上才高兴呢？你们出生晚，我们是十来岁就参加革命，为什么非要向你们叩头呢？”（1998年12月8日口述）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出了一个拉小车往前推的模范典型王国福，中央准备树他，打算办一个事迹展览。上级挑选写作者，已在房山周口店公社下放劳动一年的浩然被选中，调到市委农村组。当时传说是江青下指示，说谁也不能写，让浩然写。但实际上这次并不是江青授意的，只是北京京剧团要改编《艳阳天》，江青审读完小说之后留下最早的好印象。

浩然解释说：“实际上是市委吴德点名的，并不是江青点的。吴德跟我们比较熟，他认为我的历史没问题，符合条件，让我搞王国福比较放心。”当时适逢周恩来主持召开“文革”中第一次出版会议，浩然他们所写的《王国福的故事》获姚文元通过，顿时就传开浩然是中央重视的人物。

不久《人民日报》发文章，说不要写真人真事。市委书记吴德怕惹事，就不让继续写王国福。浩然就把在大兴县小白楼和王国福老家山东文昌县收集到的王国福事迹糅到《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开头部分。

浩然在顺义、承德等地耐住寂寞写了几年《金光大道》，直到70年代初由于江青的重视而日渐活跃。有一次，送审《艳阳天》京剧本，江青突然发问：“浩然这个人在哪里？”有人回答说在北京文化组，江青当即要写信接见。由于经办人不知地址，只好把信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季处，李季立即派司机转送浩然家。

在浩然的记忆中，当时接见场景又紧张又兴奋：

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天桥剧场看节目，陪同人有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我觉得她抓了样板戏后，要抓小说来了。她让我坐到她旁边的沙发上，说：“这么年轻。”接着又说：“听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欣赏你。”

后来讨论电影《艳阳天》，江青说了小说哪处好，电影哪处不行，尤其重点说了对小石头行凶一场戏。她说了很多创作方面的话，我当时感到入情入理，比较内行。

过了几天，西沙海战结束了。有一天深夜两点，吴德把我带到钓鱼台。江青拿着已写好的信读给我们听，大意是打仗胜利了，我现在很忙，正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离不开家，特派作家浩然、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我慰问前线军民。江青告我赶紧给家里说一声，没钱就向地方先借。我说，老伴带几个孩子回老家，家里还剩两个孩子。江青说：“赶紧给家里打电话。”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调用海军飞机。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就除了一个无人岛没去。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觉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只说几句应酬话。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因为江青没有交代说话任务。

当时海战后，就去了我们这一支慰问团。

那时在西沙刚把南越人赶走，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在舰队，看了部队打仗演习。回来时坐船，许世友、王首道参加了庆功会，在会上我还见到了江青拍女民兵照片的那位女民兵本人。

庆功会上我没讲话，张永枚也没讲。张永枚跟部队挺熟的，比较随便，有一次喝酒喝多，醉了。

张永枚写诗较快，几天就写出来了。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和我们在文化部礼士胡同，还讨论过他写的诗。于会泳提出要改，张永枚坚持不改。后来这首长诗在《人民日报》发表。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半个月内写了草稿，我给江青寄去看了，并说了如何构思。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西沙儿女》之后就交给上面，于会泳接到江青电话，说不看了，保留评论权，让作者自行处理。这事就算应付过去了。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尤其第二部是在“批林批孔”的气氛下写的，写了阿宝参加路线斗争，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么写都是跟着形势走的。江青没看这本书，她根本坐不下来，没时间读。

（1998年11月27日、12月9日口述）

笔者1998年12月5日晚电话采访了住在广州的原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他当时为新华社驻海南记者，离西沙较近，受新华社指派陪同参加那次活动。由于时间久远，他对当年的西沙之行记得有些模糊，对活动的背景不甚了解，总的感觉是浩然为人平和，做事不张扬。

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浩亮当时都在钓鱼台现场，他们回忆道，江青弄了不少书籍摆在桌上，其中还有线装书，要浩然他们转交给前线。江青还表示，前线胜利了不起，你们在那多呆一段，把我们大家心情带去，书转交一下，是我们一点心意。抓紧时间收集材料，好好采访，如果材料够用的话，浩然可以写小说，张永枚写写诗、歌词。简单交代完毕后，浩然他们仓促准备行装，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马上出发了。（1998年12月16日口述）

浩亮记得，江青当时叮嘱：“前线紧张，保证安全。”江青一再提道：“要创作好的作品，来反映西沙军民一致对敌。”浩然、张永枚显得很激动，连声表示要很好完成任务。

刘庆棠告诉笔者：“《西沙儿女》写完后，打印了几份传阅，大家讨论这部作品。大家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得很动情，称赞他还是有生活积累的，一直在生活中。于会泳肯定作品站得住，又细心地提了一些枝节性意见。后来决定改编成剧本，由八一厂投拍。我说，要在作品基础上改出来。”

写完《西沙儿女》，浩然还是在意《金光大道》大部头的写作，他跟吴德商量，能否躲到安静处搞创作。吴德说，你不要走远，一找你就能马上赶回来。浩然就隐姓埋名来到京郊延庆县大庄，吃在供销社，睡在卫生所病床上。当地人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有一天市委打电话找他，当地干部说没有此人。市委只好让当地干部用广播大喊浩然的名字，无奈之下他只好接了电话。吴德告他紧急赶到大寨开会，绝对不能延误。

曾在影片《艳阳天》中扮演萧长春的北影演员张连文当年也是一声令下从大兴安岭《沸腾的群山》摄制组召到中南海，并与浩然一起转运到大寨。他记得，当时临近中秋节，两位中南海陪同人员带了很多月饼。

当我从大兴安岭一路安排到了北京时，一早就送到中南海。我进了接待厅刚坐下休息，就看见浩然来了。我们见面很亲热，我问：“我们到哪儿去？”浩然说：“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稀里糊涂就来了。”

等接到火车站，看到车厢外有“北京—太原”牌子，才知道我们要去山西。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说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大寨胜利召开，我们才明白怎么回事！陪同我们的中南海信使带了很多月饼，给谁吃不知道。他们告诉我们，江青在大寨。

到了太原是中午，浩然说：“我年岁最大，中午饭我请了。”到了阳泉下车，外面大喇叭就喊：“长影的张连文同志出车站，有车接你。”那时我是演员，别人以为容易认我。

一辆212吉普车把我们一直拉到大寨，信使走了，我们看房间里都没人。到了大寨一个窑洞前，浩然上前打听，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浩然悄悄告我，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我刚扫完，他又扫，我走近告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我看。

浩然在会上不怎么说话，不像张永枚那么患得患失，吓成那个样子。

江青说：“为什么找你们来？看你们有没有胆量重拍《创业》。”后来张天民又改了一个剧本叫《希望》，相当于《创业》重拍，把主人公改成女的。

那时北影正拍摄一部反映大寨的片子，剧名叫《山花》。

（1998年12月4日口述）

浩然告诉笔者，那次看完电影后江青又找了张永枚，问是听谁说的谣言？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非常紧张，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听说他以后曾被送进精神病院，前几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一些联系。

浩然回忆了当时江青的烦躁状态：“我们听到风声，知道江青被主席批评了。在大寨白天劳动，时而下地剪花椒，陈永贵、李素文都来参加，江青比画表演一通。有时就整天看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她一到会上就追查谣言，吃饭时也追问。”

江青当时提出在大寨“吃好，休息好，看（电影）好”，她带了一汽车拷贝，夸这些外国、港台片摄影棒、故事棒、演员棒。浩然记忆中，放映的电影有《冷酷的心》、《简爱》等，江青每次都乐意评价一番。有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后，江青还关心地问道：“吃得怎么样？大寨就是玉米棒子。”

娱乐之余，江青还因政治上的不快时而发怒。有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了？”众人非常紧张，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只好说：“我是从山沟来的，闭塞，听不见什么。”江青问：“张永枚，听到没有？”张永枚回答：“听到一点，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炸了：“放他娘的狗屁。”时至今日，浩然还记得那天晚饭紧张到什么味道都没吃出来，人人一头冷汗。

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泳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浩然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浩然写井冈山。浩然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浩然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浩然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〇一医院，躲在单人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浩然记得，旁边的病房里，还住着老作家周而复和跳高运动员倪志钦。

浩然如实地谈到当时想法：“我厌烦一些活动，躲都没法躲，只能躲到医院里。”

1976年4月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在清场之时，浩然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他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组里有《南征北战》导演成荫，编剧除了浩然之外，还有王树元、陆柱国。他们基本上沿着井冈山至庐山的路线采访，然后准备到上海写本子。

当时浩然曾把自己一些烦恼心事告诉周围朋友、同事：

那时大家都在花市东兴隆街北京出版社写东西，那时出版社叫“毛著出版办公室”。那次浩然从大寨回来，说江青是疯子，胡乱骂人，听了毛骨悚然。浩然说，我没办法，不能不去。他几次跟我说：“我能写作就心满意足了，我对上面躲都躲不过来，还当什么官？”让他去日本访问，他也推辞：“我不去，写作不能打断。”

那时浩然看了我第一篇小说，半夜敲我的房间，给我说创作ABC，说出缺点和不足。我写了诗歌给浩然，他托人转给《北京文学》发表，那是我的处女作。

从“文革”前后文坛的情况来看，中国作家有个普遍毛病，就是对人的看法缺乏超度，缺乏更高层次的大悲悯。

（作家陈建功1998年12月8日口述）

江青是利用了他，但他没有借此踹别人。批判时嚷嚷几句可以理解，批判老作家，也是真真假假，在运动前期还是尽量保护人。

这么大的运动，从中央开始这么乱，一个个像喝醉酒似的。浩然能保持那样不简单，不借江青势力整对立面。每次从江青处回来，他都要向市委汇报。

浩然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写作很勤快，见缝插针，稍有空隙就躲在屋里写小说。时代就那么左，《金光大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值得后人研究。后来他要写《金光大道》新序，我劝过他，说别写了。

（老作家管桦1998年10月25日口述）

从西沙回来时，浩然给我们带来了珊瑚石，以前我们没有见过。他并没有向人炫耀此行。大概他以后又接受任务，上面想让他写南沙。

“四五”运动时，他对总理有感情，对外不吭声。

他内心里是矛盾的，他尊敬的老作家都完蛋了，就剩下他一个，这正常吗？相信他心里有自知之明。

那个时候他不愿回市文联宿舍楼，觉得回这个楼自己抬不起头来，别人看自己都是那么一个眼光。

（原北京作协秘书长郑云鹭1998年11月24日口述）

浩然曾经告诉我，他害怕在江青面前说错哪句话，招她不高兴。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写的东西都是歌颂，当年农民端着饭碗在村里听广播小说《艳阳天》。但他也吃了很大的亏，《金光大道》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不能成立，与历史面貌不符，浩然在这点上扭不过来。

他过去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其中有一条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在现实中听到不好的事，就反过来找到好的一面来写。

写《西沙儿女》比较荒唐，作为政治任务压下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仓促完成，他显得有些紧张。他被当成“江青的使者”，当成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他对战士们说：“江青同志问你们好。”他发现江青与张永枚单独谈过，张在西沙说的不少话，他没有听过。从西沙回来后，怕江青召见他。

他不想谋权力，不想整人，也没有利用江青整对立面，只想搞创作。并没有因为红了起来，就跟着疯狂。

听说江青看过《艳阳天》，给予肯定过。江青也要找一些根子正、出身苦的人，她曾想让浩然当官，但浩然不干，说我都没有当过小组长。“文革”后，他跟我说过这事。他说过，害怕江青喜怒无常，弄不好就很危险，也不知哪一句话招她不高兴。

（原《新剧本》主编潘德千1998年11月28日口述）

他跟我们说，去西沙时部队领导把作战意图都汇报了，写不出来怎么交代？有难言之隐。他说：“我受罪了，在西沙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浩然坐在江青旁边。江青拿着一个档案袋，上面写着“狄福才”。这个人原在八三四一部队，是毛泽东派去文化组的。一会儿来了一个秘书，江青交代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听了吓了一跳，认为这是主席派来的，江青都说不可用，真是伴君如伴虎。从这时起，他就跟江青保持距离，不叫不去，叫他去也不往上贴，基本上哼哼哈哈。

浩然有朴实的农民底子，这同时也带来很多局限性。不管如何，“文革”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在大起大落中，浩然本性没变，还能把握住自己，已属不易。

（剧作家梁秉堃1998年12月23日口述）

当时江青对浩然的写作才华倍加称赞，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艳阳天》、《金光大道》拍成电影，江青也予以肯定。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让袁把关毛诗译英文的工作。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刘庆棠回忆道，江青确实有把浩然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江青对张永枚就没说过这类话。（1998年12月16日口述）

面对三河寓所窗外的沉沉暮霭，浩然语调平缓地回忆道：

江青没透露过要让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1998年11月27日口述）

刘庆棠透露，1975年、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浩然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

刘庆棠介绍说，“文革”期间作家不敢写东西，老作家有顾虑，怕写出来成为批判对象，有“文艺工作危险论”的思想。当时上面还是想鼓励出新作品，希望不要怕犯错误，不要轻易扣帽子。（1998年12月16日口述）

在浩亮的印象中，浩然诚实朴素，说话跟他为人一样，很少夸夸其谈，本身就像是农民的缩影。（1998年12月16日口述）

1976年9月，浩然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他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大会堂空调较冷，他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他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浩然正在上海出差，整理《井冈山》创作素材。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他的，说晚上有事到住处来。郭卓来后透露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让他赶快回京。郭卓的爱人是南京军区宣传部长，郭卓表示如果一时不好离开上海，请速到南京军区驻上海办事处，请部队用车直送南京。

郭卓走后，浩然他们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浩然说：“出事了，赶紧走。”导演成荫说情形不太像，但也找了下去看景的理由，提前离开上海。

浩然谈到他坐飞机回到北京，明显感到气氛不同，从此开始了令他感慨万千的清查日子：

到了北京，才知道抓的叫“四人帮”。市委难保，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我就去密云写《金光大道》第四部，还选了我当市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后来就成立专案组，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我都是坐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机关让我交代，我如实地写了跟江青的几次见面经过。

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草明、阮章竞、雷加、黄钢等到《人民日报》请愿，一定要公开批判我。但《人民日报》一直没见报。跟这四个人有些恩怨，跟草明本来关系不错，但她“文革”造反造错了，我不理她，她记了我的事。阮章竞是后来进文联的，左得不行，自己倒霉，就当投机分子，偏激得厉害。黄钢批《苦恋》时就跳出来了。

有一次召开科学家、作家会议，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因为那次会上大家抢着发言，我沉默，没发言。于逢和草明串联，《广州文艺》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张光年让《人民文学》转载。《北京日报》有压力，也组织人写文章，全国报刊转载了。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当时风声很大，茅盾的文章里点到了“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我在政界没有熟人，没有后台。我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小范围的会和开大会，大家都保我，会开不下去。有的事我做了解释，有的事比较清楚就不解释了。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吴德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群众鼓掌，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

后来《北京文学》想发表我的检讨，市委不同意。那时我无所谓高兴，开会时心里没底。有些人想把我撂倒，形势并不像他们预料的那样。

在这之前，我躲在密云，按照原有框架，在那种大气候影响下，写完《金光大道》第四部。这本书如果现在再写，照原来构思肯定写不出来。后来又开始写《山水情》，在顺义、密云、平谷、通县呆了十年。我对自己要求是，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自己，深入农村，甘于寂寞，从零开始，过去一切都不算了。

（1998年12月9日口述）

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根据浩然原著《西沙儿女》拍摄的同名影片即将完成。扮演男主人公陈亮的张连文记得，当时就等天气好转，再拍几天海战戏，就可以结束拍摄工作。

张连文向笔者讲述那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

拍《西沙儿女》前后，同浩然接触时间较长，觉得他正派、博学，一看到他就觉得很亲切。对《西沙儿女》有不同看法是对的，剧本是由当时政治形势决定了调子，要做具体分析和批评，但不能因此轻易去扼杀一个作家。

前不久碰到当年剧组场记，他现在是电影厂副厂长。他还说能否把《西沙儿女》剪成一部单纯的风光短片，因为影片是水华导演，朱今明摄影，把西沙拍得像一串明珠，视觉效果美极了。

那时上海要拍《盛大的节日》，让我演以王洪文为原型的男主角。徐景贤听说我不愿演，就请我吃饭。我说，怕演不好。他说，你走不了的，还要拍第二部。主席逝世停拍一个月，我回北京向主席遗体告别。当时议论很多，我害怕动荡后以长江为界，不能从上海返回北京。临离开北京前，我跟爱人约好，一旦北京有风吹草动，立即打电话说“病了速回”。

后来到无锡拍外景戏，有一天刚拍完戏，有人告我，爱人打电话说病重，让我回去。我一听头“轰”地就大了，我爱人在电话里说：“你赶快回来，别拍了。电话里不好说，就是你在北京说的那事。”当时北京同去的还有八一厂的人，大家曾考虑一块步行回去。

过了两天，上影厂通知回去听中央文件，摄制组说还差两场戏就拍完，能否等两天再走。可是第二天早晨四点就让我们上了大轿车，到了嘉定，我看到贴了大字报：“坚决打倒王、张、江、姚。”我大喊一声：“标语！”就快速念了一遍，还没念完，车子已开过。一位摄影师说：“这是反标。”车厢里顿时鸦雀无声，有几分钟的大停顿。我吓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这下子回去完了。还好，车子越往前开，标语就越来越多。

我相信在那种大转折的关头，浩然当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浩然那时打扮土气，长期扎在农村基层。有一次我到他曾蹲点的村子，当地人谈起他都很亲切、自豪。今年我去青岛崂山一个村子，支书夫妇请我吃饭。他们说，就是因为《艳阳天》这本书，他们才结成夫妇的。吃饭时，书记念了第一句，媳妇就能接下第二句。

《艳阳天》写得比较扎实，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大批读者。

（1998年12月4日口述）

苦闷和寂寞成了浩然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与浩然相识多年的北京人艺老编剧梁秉堃一次去月坛浩然家中看望，浩然到书店看书未归，老伴老杨感动地对梁秉堃说：“很长时间没有人来看他了！”过了一会儿浩然回家，愣住了，摇着客人的手流下眼泪。梁秉堃劝慰他，你不想当官，没有害人，你可以站得住的。

梁秉堃告诉笔者，草明和浩然矛盾较深，但是当草明女儿希望调回来时，浩然还是在他的位置上帮忙说话，经他的手协助调回。

陈建功回忆说，当时有一部分老作家不让浩然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反为浩然说话。年轻人认为，浩然可以清理自己的文艺思想，但他的人品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80年代初担任北京市作协党组书记的陈模告诉笔者：

刘导生曾是团中央书记，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宣传部长。他调我去市文联，主要是整顿文联，把作家团结好。我当时听到风声，说文联是个是非之地，是个麻烦地方。我对刘导生说，造反派对工作会有阻力，但我凭党性办事。

去了以后，我们把造反派起家的人调离文联作协，认为他们继续呆下去不合适。有人说浩然是“四人帮”骨干，写过效忠信。我们认真查过，没有发现浩然写效忠信，仅有的七八封信只是“我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我们向市委汇报，做了结论，认为他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江青看中他，他没法拒绝。他只是一般性问题，不存入档案。

我们还认为浩然过去对一些老作家尊重不够，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检查不够。希望他要认错，还要认够，对自己要求要严。

我们说，对浩然要一分为二，肯定他做了不少工作，有过一些成绩，不要对他全盘否定。在会上还进一步宣布，“文革”的事到此结束，不要再搞成新的矛盾，不要再纠缠不放。

当时机关工作混乱，派性斗争厉害，开不成党的生活会。市委对此很焦急，希望我们对各方做工作。我们要浩然回到党内生活中来，不能不照面，有意见在会上提，不要每个月只派孩子取工资。浩然有顾虑：“大家欢迎我来吗？”“文革”中捧得高，又一下子跌下来，他没有完全缓过来。他开始时很勉强，心里不痛快，大家慢慢拉着他。

我们也做一些老作家的工作，说你们对浩然上纲也高一些，他只是一般性的政治错误。我们尽量让浩然检讨深刻一些，大家还是要团结起来，抛弃成见。

他后来又写了不少东西，总的来说反映了新变化、新人物，屁股还是坐到改革开放的这边。《苍生》还是有思想局限，对改革开放理解不是很透，对合作化留恋得太多。原来指望评上茅盾奖，但很多评委不同意。

浩然是从农民队伍中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创作非常刻苦。但农民生活气息、作风对他有深刻影响，包围太深了，内心里没有完全跳出来，感情发闷，有阴影，思想负担重，包袱太沉。

（1998年12月22日口述）

曾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宋汎，1981年调任市作协秘书长。上任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交代说，浩然是审查对象，但不是批判对象。赵鼎新说：“浩然‘文革’走红是客观事实，写了很多按当时思想倾向创作的作品，应该很好总结经验。没有发现他跟四人帮在政治上有直接关系，审查完了就完了，不能整得过分。”浩然那一段情绪低沉，一个人躲到三河，宋汎他们经常去看他，把他拉回来参加各种活动，让他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他出任过《东方少年》、《北京文学》主编等职，80年代前期还当选过“优秀党员”。宋汎说：“‘文革’中浩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野心，只是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这一点大家是同情的、理解的，也希望他能够反思自己，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心胸更开阔一些。”

宋汎介绍说，那时杨沫曾这样表示过，浩然跟“四人帮”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野心，只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对当时的创作条件、环境是满意的。但那时有些得意忘形，看到全国这么多名家受批、挨整，他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宋汎对此认为：“浩然是一个朴素的人，是党培养起来的，对党是感恩戴德的，是一个受益者。‘文革’中对他不错，江青他们抬他。他对这些接受得很好，事后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反思。”近几年，宋汎重新读了《金光大道》，依然感觉到浩然当时完全接受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依此来设计作品。把大小事都移到两条路线斗争上来，图解当时政策，书中区里、县里的人物全按路线斗争划分，全部上纲上线。宋汎感慨而道：“这难道是真正的农村生活吗？”（1998年12月22日口述）

笔者为此曾询问过浩然，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出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

浩然坦率地承认，自己受清查的那段日子确实感到莫大委屈，觉得文艺界是是非非太多了，许多事说不清楚，不愿与文艺界有更多联系。他说：“争来争去，耽误不少时间。我不愿去争这些，作家靠作品，我就认准这一条。书出来了，别人怎么说就让他说吧。”

他对过去岁月曾这样评价：“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

他向组织上谈到，与江青在大场面见到十次左右，个别见面三四次，回来汇报一次。在人大会堂见面时，张春桥均在场。

据他介绍，《艳阳天》第一、二卷的稿费全部作为党费，通过单位党委上交。“文革”期间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包括发行量很大的《西沙儿女》也是分文没有。而每个省都租了《金光大道》的纸型大量印刷，这自然也算无偿性的国家行为。多子女大家庭的生活补贴，就靠“文革”前存下的一些稿费接济。浩然说：“我老伴很会节省，冬天腌制很多大白菜。如果我不在家，连肉都不买。”

浩然躲在密云山沟里，力图回避外界干扰，顺着原有的构思写完《金光大道》第三、四部。小儿子、小女儿放寒假，就到密云村子里过。有一年春节，他借用古北口一个团级军用仓库，一个人躲在军营里写作。最后是在河北蓟县坦克一师驻地和承德避暑山庄烟雨楼，完成了《金光大道》全书。

颇令浩然不安的是，在坦克一师写作时，师部一位爱好文学的通讯干事时常给他生活上的照顾，替他买一些生活用品。等浩然遭到报刊批判时，那位干事也受到牵连、清查，最后被迫转业回到家乡山西运城。

管桦回忆，让浩然说清楚时，浩然确有一肚子怨气，想不通。郑云鹭、潘德千说，浩然觉得自己没有整过人，你们大家干什么整我呢？整得我一身是病。不过当时文联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对浩然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还是想保他过关，市文代会报告中只是不点名批他一小段，什么“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都是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宋汎解释说，那时解除他人大常委委员职务，可能是军宣队和上面布置的，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事先并不知情，而浩然对组织上就有了疑心。林斤澜感叹道，在工人体育馆开解脱大会时还是比较温和，没有过激言行，大家不想再斗了，都太累了。

“文革”期间，在派系斗争激烈的一次会议中，林斤澜曾冒着危险喊了一句：“浩然是一个好人！”说完这句话就跌倒在地。透过几十年的风雨变幻，林斤澜觉得浩然身上有了不少阶段性的变化，对新事物的接受也在变化，对很多事想开了，但有时也想不开，解不开，甚至在心里一直化不开。

林斤澜谈起几件让他难以忘怀的小事：

“文革”后，我有意请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厚明、刘绍棠和浩然等朋友到家中吃饭，大家在一起聚聚，帮帮浩然。浩然很拘谨，话不多。而刘绍棠则相反，很豪放，他对浩然说，“文革”中你在通县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我们赶紧说，过去了就算了，大家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浩然私下说，他最怕王蒙，觉得王蒙不爱说话，识人厉害，冷静。

1983年大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别人说到“文革”用了“浩劫”一词，浩然就对这两个字接受不了，说“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上引起争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时说：“又没有谁抢谁，怎么用‘浩劫’？”其实这是劫难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对面，他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1998年12月14日口述）

现在浩然远避京城，安安静静地在三河寓所读书、写作、操持家务，割断了不少与外界的联系。老伴身体一直不好，他细心照料，家中有一份难得的农家老年夫妇相依为伴的氛围。他无事不进北京，只有老伴用药，才不顾自己身体状况，亲自进京找药配药，配完药就立即赶回家中。

每天不少时间他都要为周围地区的文学作者看作品、写序言，接待来访的文学青年。闲暇时他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窗外，不言不语。《文革回忆录》只写了提纲，还没有具体展开。他觉得写作有难度，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他的出生地离他现在三河寓所只有十几里地，他感慨这一带有了喜人的变化。他说，他的大脑一直静不下来，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慢慢地思索着。他诚恳地表示：“改革开放不搞是不行的，要不人心会涣散的。”

他谈到《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萧永顺前几年把房子卖了，跟儿子住在一起。他时常惦记这位老朋友的近况，当他听说萧永顺得了癌症，不禁唏嘘而叹。

1998年初秋，浩然在回答几位记者提问时曾表示：“尽管有一些遗憾，但迄今为止，我还从未对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从一位农家子弟成为名正言顺、享誉全国的作家，浩然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奇迹。他对《金光大道》的一段表述一直为批评者所指责：“如今看来，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真实记录”这种看法引来了轩然大波，很自然地遭到激烈批评。

笔者曾看到浩然阅读批评文章时那种苦笑、默然的表情，他对问题的表态更加讳莫如深。他只是对笔者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的心太乱了。”

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

2005年7月28日去八宝山送文坛老前辈严文井先生，我早到了半小时，就发现第一告别室门前已聚集二三百人，人群中以文井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的老同事居多，个个白发苍苍，大多一脸哀戚。门前横幅上不写别人常用的“沉痛悼念”等字样，而是独特地写道：“你仍在路上。”进场致哀时放的是舒缓的西洋乐曲，透出人生一种从容、明朗的意味，让人体会到解脱一般的轻松，压抑的心境竟有些平复。我个人觉得这很像严老生前所喜欢的格式，不由对严老家人的安排生出不少敬意。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作协机关工作时，很少能在会议场合见到严老。从老作协人的嘴里，知道他当年带着两个人（一个是后任丁玲的秘书陈淼，另一个就是我在作协时的老领导束沛德先生，时任作协党组秘书，两人在肃反、反右运动中均遭到冲击，先后被逐出作协）筹办了文协（作协前身），这个过程有些简单但也带有几分传奇。我奇怪，这个作协的开办人（或称创办者之一）为何与现在的作协关系这么疏离，与文坛纷争相隔如此之远？几位老同事说，作协某些高层人事安排对老头有些伤害，老头在延安鲁艺的学生都升至副主席的位置，而老头只挂了一个难于让人重视的闲职。从此老头毅然而然地采取了决绝的态度，对作协不敬而远之。这很令我诧异，这种个性化的举动在当时官场上是难得看到的。

与严老的接触大约在1991年，之后延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翻开记录本，从日期上看有一阵还较为密集，大概是我在作协机关闲来无事，一有空就骑车去红庙老头家聊天。有时聊到傍晚，我就陪老头下楼去买猫食。他走路缓慢，有时甚至觉得是在走碎步。他自称从不锻炼，买猫食就是一次身体运动，就是一次与人民群众相互接触的运动。

我那时暗地里开始收集文坛史料，收集时间长了就有些痴迷，一碰到难题就到严老家去排忧解惑。1952年以后严老长期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身处文坛，历经多少风吹雨打。我曾用“阅人无数”来形容他在文坛的位置，他叫起来说：“看了很多本不想看的事，也做了不少本不想做的事。”

我拿了一些作协往事问他，他答得很细，老头对自己的记忆颇有几分自信。但有时问到政治运动中的某些作协党组内幕，他竟流露茫然的表情，有些不快地说：“今天才第一次听你说到。”他忿然地说：“领导层里有更核心的人物，他们瞒着我、骗着我这么多年，很多事我不清楚。‘文革’中人家造反派一问我，我说不知道，造反派都不相信，说我狡猾。”

对经历过的人和事，他一再说难以忘怀，并在劫难过后默默地、相当坚韧地去咀嚼。他跟不少朋友提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放映电影《荣誉属于谁》时，中宣部机关众部长众处长们都觉得不错，夸奖声不断。但最高领导却有不悦神情，表态时语焉不详。周扬回来后多次与众秀才揣摩都不得要领，不知如何是好。等到高岗出事了才略有所悟，因为《荣誉属于谁》的后面有高岗的插手。最高领导对高岗的疑虑和防备当时是无法同周扬他们谈的。周扬此时方觉得有些后怕，庆幸当时没有进一步宣传影片的举措。

老人说了这么一个场景：解放初期胡乔木兼中宣部副部长，开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而正部长陆定一倒坐在台下受训一样听着，也与别人一样掏笔做记录。陆定一能够承受这种处境，众人也习惯于这种处境，似乎相安无事许久。说到这里，严老总是习惯性地总结一句：“这其中有不少奥秘可寻。”

作家史铁生有一次在饭桌上听严老讲了这些故事，感慨而道：“真是有趣。”又说，一个作家写作时都想象不出这样的细节，想象不出文人与官场还有如此值得回味的场景。

后来我就此又询问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任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的熊复先生，他说严文井的表述是对的，胡乔木在部里是说得算的，陆定一的意见是可以不执行的。中宣部机关以人划线，确有几个小圈子在活动，互有防备，正常的部务会就不起作用了。熊老说：“有一次很突然，习仲勋来当中宣部正部长，陆定一屈居副部长，我们不懂中央决策的原因，只是隐约知道陆定一犯了什么错误。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陆又官复原职了。我们在机关这样复杂、变动的情况下处境很困难，难以开展工作。”

严老讲了很多文人在风雨飘荡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有爱有怜，有憎有恨。最令他感怀的是20世纪30年代作为小京派文人参加沈从文召集的茶会，与沈从文、林徽因、萧乾等品茗畅谈的场面使他铭记了温馨的内涵。他多次谈到与丁玲在延安共事的小细节，临结束时说了一句：“丁玲算是一个作家。”见我诧异，他又补充一句：“我称呼一个人为‘作家’是不容易的。”

他记得周扬早年在延安时的自信，周扬几次对人说：“在上海时党没有了，我们几个人就弄了一个小组织——”周扬的这点自信说了多次，在延安圈子内颇为自得，然而他也很快为此吃尽苦头，苦不堪言。

严老说，只要台下坐二三百人，周扬就能说两三个小时，有东西，但车轮子转的话很多。“1965年开青年作家创作会，底下人拿来周扬报告的原始记录稿，我坐在宾馆里就为如何整理稿子发愁，为上句子和下句子伤脑筋。”周扬最后只能请中宣部笔杆子改。

他多次谈到老诗人田间在1955年时的种种遭遇，说到诗人的不适和反弹。有一次为了收枪之事，田间不知不觉中受到刺激，突然在严老家中往外跑，边跑边喊：“你们看，你们看——”刹那间意识上有些崩溃。田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缓过来，严老心里觉得内疚，有一次就积极提名田间参加访问埃及的文化代表团。没想到埃及人在访问时顺便搞了一个照片展，都是随手拍摄的，巧的是里面没有田间的身影。田间一下子又受到刺激，很激动地表示要向埃及政府提抗议。严老提到田间的另外一次波动：“胡乔木这个人有时爱管人家写的诗，有一次在大会上就点名批评田间，说，田间你的诗怎么越写越差，越写越糟。田间一下子非常紧张，情绪上又控制不住了。”

他形容文艺界的不少领导人物在政治风雨中始终跟得很吃力，对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一向没有吃透，几次跟错。比如1959年、1962年原本要开会反左，但是紧接的就是风向大转弯，弄得一批人要斗争别人，一批人却要做检讨。他回忆道，庐山会议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念了彭德怀的信和全会决议，然后问与会者：“你们懂了吗？”没有一个人吭气，大家怎么会想到中央开会竟是这种后果？当时连周扬都上不了庐山，谁也不知山上会议的开法，大家只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慌乱。

他讲到作协诸多人物的事例时，往往几句就能概括传神，如说一个人，“善辩，能在曲里拐弯中取胜”；再说一人，“他是某某的左右杀手，一生世故，集江湖上的经验，内心隐秘不向人说”；他又描述一个人的霸气：“能在会上咆哮两个多小时，无人能敌。”他会说某某某没有味道，因为某某某在延安时招供说延安的南方特务都是他联系的，咬伤了很多人。周扬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人的不足，却在解放后着力使用他，让他成为一名好用的政治运动能手。

他零零碎碎地谈了一些五六十年代高层的幕后琐事，从他的个人角度提供了有意味的片断：

胡乔木对周扬是暗暗使劲的，明知道胡风和周扬不对劲，偏要安排胡风担任《人民文学》编委，偏要发表路翎的小说。后来批路翎，有人说我是《人民文学》主编，是我让发表的。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是胡乔木同意的。当时胡乔木提议彭柏山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华东局不放，之后胡就考虑让邵荃麟来作协，邵是忠厚的，有时想下点命令，但总难于实现，没有掌握什么实际权力。

有一次丁玲和舒群吵架，胡乔木让我去开个小会解决。丁玲当着我的面大骂周扬，说了难听的粗话。后来胡乔木要我汇报，我就说了实情，胡听了就笑笑，可见他们之间是好的。丁玲借这个机会也等于向胡表明，她骂了周扬了。

有一次胡乔木请我转告周扬，让周赶紧搬到中南海，否则会犯错误的。口气大得很。我只好委婉地告诉周扬，说乔木同志劝你搬到中南海。我猜测，当时周扬兼文化部副部长，属于政务院文委系统，归周恩来管。而毛泽东想让周扬多掌握党的宣传系统，所以胡乔木就让周扬住进来。周扬是一个明白人，就每个星期到中南海住一次，两边来回跑。

胡乔木有一回想解散全国文联，胡风不同意，就写信给毛主席，说文联是统战组织，不可解散。毛主席就在信上批了“同意”。毛对胡乔木说，以后你别管文艺的事了。胡跟了毛这么多年，自然心领神会，以后就少管文艺的事。

有一次我去看严老，发觉他心事重重，细问之后才知老人所苦的是如何写好一篇新作，他甚至说早晨上卫生间时都坐立不安。他说，心里老想写一篇文章记述某文艺界领导，但不能写得中性含糊，要按着自己的思考去写，但这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突然间他大声念出文章的开头：“我怕你，我讨过你的好，但我不算你喜欢的前列干部，因为我是一个笨蛋——”老人脸涨得通红，念完后他沉默了半天，浮出一丝不易觉察到的苦笑。我知道他偷偷地写了不少类似的手稿，零碎，甚至是只言片语，记录了他的最新的思考，也记下了回想往事时所特有的愤慨。

他说1965年被挤出作协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险境。他说不去，周扬不轻不重地说：“那也有几百号人呢。”因为前任两位社长冯雪峰、巴人是那样一个悲剧下场，谁去接任都觉得害怕。严老告诉我：“巴人是冯雪峰的老朋友，调到人文社。可巴人1957年斗冯雪峰很狠，上纲上线，而巴人自己两年后也整倒了，后来死的时候是用绳索自缚的。我害怕，含着泪在心里说，不能去人文社，因为当社长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我当时不能告人的心里话。”他当时去找周扬说：“我已经四十五岁，我想写些东西，搞一点创作。”周扬说：“再干五年吧，如果那时我还在这圈子，我一定让你搞创作。”没想到不到一年“文革”便爆发了，周扬进了监狱，严老关在“牛棚”，因属于周扬黑帮分子屡次挨斗，处境更加不堪。老人谈到此仰头叹息：“什么都无言可答了。”

文井老人在晚年已经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对历史走向有着透彻的把握，也有深切的期待。在他们那一代文化人中持有这种思想探索的品质已属不易，尤其是老延安人具备这种反思的能力更是十分稀罕，可惜他没有机会把闪光的思想亮点展示给人们。想到他和像他一样勤于思索的老人经历如此坎坷思考如此之深，却没有留下此类文字，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国家民族都是无尽的损失。

在这样一个时代，寂寞无语有时是美丽的，结果却是异常残酷的。让人无言。

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

这几年间，在采访一批老作家时，不时听他们谈到1949年以后自身创作力的问题，他们脸上那种无奈、迷惘和痛惜的表情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其实更准确地说，他们说话的口吻中也略带有一种庆幸、一种淡泊。少写或不写作品，或多或少地减弱了政治运动一次一次对他们的冲击力。创作是祸是福，是给人留下挨整的“罪证”还是留下传世的杰作，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作家群体而言，他们的感慨是难以言尽的，他们很难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创作心路。

90年代初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坐在老诗人卞之琳家的客厅里，听老诗人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诉说。暖人的冬日阳光照在他沧桑的脸庞上，略带南方口音的语调一直是平缓的，唯独说到烧手稿之事，他的音调有些变化，表情略有迟疑：

（40年代）我写了一个七八十万字的长篇，写抗战中男女知识分子的表现、心态，写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有一些章节曾在香港刊物上发表。起名叫《山山水水》，分上下部。回国后觉得创作主题严格了，要写工农兵，不能反映小资产阶级，我就把它烧了。

（1990年12月18日口述）

卞之琳不愿意谈烧长篇手稿的细节，他沉默良久。后来他回忆欲写工农兵生活的创作经历：“1953年，我作为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到江苏的一个县，那里有一个合作社社长是全国劳模，曾受到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去后就感到那地方弄虚作假严重，那位劳模是用鲁迅小说创作法拼凑材料，东家西家的长处都归到自己，后来就垮了。我对这个人有了真切感受。其实1958年的大跃进在1953年就已经露出苗头了，领导上盲目大上，上趋下行，绕了一个大弯子。”这种真实感受落实到创作上显然不合时宜，卞之琳形容自己当时是“握着笔不知所措”。第二次他向何其芳请几个月的创作假，又到江苏，想写新作品，刚去后没多久就接到电报，要求他回京参加反胡风斗争。这样折腾数次，卞之琳在小说创作上颗粒无收，在诗作上也逐渐失去以往特色。5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为了躲避大祸临头，他很自然地封闭自己残存的创作念头。

卞之琳给自己的创作留下很长的空白，而老舍在1949年后先后写了几部反映新生活的剧作，他的笔是异常的勤快，外界不断有喝彩声。可老舍在小型内部座谈会却时常倒出一些苦水，让领导们、同行们帮助解决难题。1959年2月18日在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小组会上，老舍又按自己的习惯说出苦衷：“内部矛盾怎么写，我心里结成大疙瘩，怎么办？这使人光去写历史题材，那是敌我矛盾，好表现。1951年的大杂院可写它落后，但1958年就进步了，内部矛盾的程度越来越少。私营老板现在把意见留在心里，矛盾是存在的，但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少。如这次写妇女商店，有的丈夫不愿妻子去当售货员，我在初稿中写的像1951年的科员，于是之提出意见说这不成，我就改了现在这样，夫妻问题的矛盾就小多了，其他矛盾也是这样，这戏怎么写呢？”等别人说上几段，他又忍不住插话：“我再谈谈我的剧本，女店员对我讲小流氓的事情，我没写上，因为这如果让外国人看见，又抓到了材料，说北京的流氓很多。我写新北京，就不愿写上流氓，我改写小学生淘气，这戏剧性是减弱的。”

明知戏剧性减弱和人物变形，老舍为了时代大潮的需要和自己对新社会的期望，不得不在剧作中作出明显的“牺牲”，时常留下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败笔”。这种明知故犯的事例在老舍的创作中比比皆是，左怕右怕的心境真是难为了一代大师。善良的老舍还在会上对剧作中几类角色喊冤叫屈：“有时为了找矛盾，找戏剧冲突，有几行人倒了霉，总是成为攻击对象。如果写1958年的教授，就不应把他写成孔乙己的样子。这是表现矛盾的偷懒，专找这些人，老欺负。”天津作家方纪补充道：“天津的座谈会上，有人说有些教授不敢看电影、看戏，甚至也不敢看刊物。”

耐人寻思的是，老舍几部剧作中的知识分子角色也没有摆脱掉当时的创作模式，老舍说“专找这些人欺负”也包含着深深的自责。

在1959年这次会上，评论家萧殷的提问颇有几分书生气：“为什么不敢写内部矛盾？哪一级党委都没限制过，领导希望你写出矛盾帮助工作，如果你制造假矛盾或粉饰生活，他倒感到没意思，不敢写的原因多是自己怕出问题。”河南作协负责人于黑丁接着说：“为什么有些人不敢反映？有些同志不敢写内部矛盾，是怕引起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像萧殷、于黑丁这样的话，老舍不愿在会上说，他只能绕开这个敏感话题。以后的几年间，心急口快的老舍偶尔还会在会上发几句牢骚，心里的那块大疙瘩似乎越结越大。在中国作协1961年6月16日第四期《整风简报》中，就记录了老舍在作协的一次发言，他说，剧院让他改《宝船》，但修改很难，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都怕人说是影射领导。简报中称老舍这样的发言“很尖锐”，当作一个思想动态向上反映。

老舍这许多年的牢骚话积少成多，连同他的所有作品，都在“文革”初期一一受到总清算。在太平湖自尽之前的一天长考，应该说是多少年心情郁闷的继续，是问天天不应式的思想斗争的总解脱。

如果说老舍遭难于1966年，那么身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却早在1964年就被人算总账，罪状之多令当时的茅盾感到无限的后怕。譬如在一本供内部批判使用的名为《关于茅盾的一些文艺观点》的出版物中，汇集了茅盾近十几年的“错误言论”，其中关于题材方面的意见占七八成。如1956年茅盾在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发言：“观众和读者的普遍责备是两句话：干巴巴、千篇一律。干巴巴的病源在于概念化，千篇一律的病源在于公式化，在于题材的狭窄。”批判者认为此说是别有用心；1961年茅盾在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作报告，认为鲁迅作品的意境是多种多样的，批判者认定这是茅盾用鲁迅针砭今天的现实；1962年4月在纪念《讲话》二十周年的文章中，茅盾强调文艺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是因为对“讲话”的“生吞活剥”，他在原稿中用了“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八个字，发表时被删去，批判者据此认为这是贬低《讲话》的伟大意义；在《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等几篇评论文章中，茅盾认为许多作品落了俗套，跳不出框框，常常显得简单、生硬、花样不多，有时简单化甚至造作，批判者指责茅盾这是想与党争夺青年作家，企图左右文学创作倾向。诸如此类，让茅盾感到山雨欲来的重压，犹如芒刺在背。从1964年起，经过特意安排，“作家茅盾”在文坛消失了，代之的是“民主人士沈雁冰”，只是偶尔在某些政治性场面露面。在顾及自身安危、如履薄冰的情况下，他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缄默。

茅盾对文化部长的职位是充满矛盾心情的，在1957年大鸣放中曾有“有职无权”的感慨。他曾多次有过辞职的念头，奇怪的是，他只是向作协领导人邵荃麟等提过此事，而很少向国务院文化系统负责人提出过。茅盾解放后在创作上苦恼，在部长位置上忧心忡忡，一直是从周恩来到文化部、作协负责人都深感棘手的难题，几次解决都未能如愿。譬如1956年9月18日，中国作协以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名义向周恩来、陈毅、陆定一、周扬送交《关于改进当前文艺工作的建议》，其中就建议由茅盾实际主持作协工作，辞去或虚化文化部的工作。报告中称“这样做是最适当的”，并认为在茅盾的影响下，易于把广大的党外作家特别是一向感到受冷淡的老作家团结在作家协会的周围。报告中还说：“就茅盾本人来说，这样一来可以经常接触新老作家，经常接触创作问题，对他的艺术生活也有好处。他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屡因其他事务打断，使他深感苦恼。”

报告原稿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像茅盾这样的举世瞩目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因忙于行政而写不出新的作品，以此下去我们会受到责难的。”或许这段话过于真实，语气过重，刺激性太强，在形成正式报告时被删去。这次报告送交上去，由于诸多原因，境况依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前夜，受责难的恰恰是茅盾本人，而组织大批判的恰好是1956年这次报告的几位起草者。茅盾当时在小说创作上没有发表任何一个字，反而是评论文章惹了大祸，这使他内心深处的创作祸福感更加强烈。茅盾曾在家中偷偷续写《霜叶红于二月花》等长篇的片断，但大受环境影响，自信心屡受挫折，后来自己把手稿当作废纸随意处理，连家人都在很久以后才发现。

在1962年8月大连会议后期，茅盾曾有一段肺腑之言：“我们是一个新时代，有新任务。如果写五风用暴露手段，那就反而成了时代的罪人。所以我们的任务更加微妙，我们不能像批判现实主义那样去写一个新时代，写起来是困难些。正因为困难，所以也是光荣，不要性急。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写，有些也可以写，要写出本质的东西，而且给人以勇气和乐观。”（根据大连会议原始记录稿）

1957年3月曾是为数不多的言论放松时期之一，作家们有机会能够就一些问题进行切磋，茅盾在这些场合难得地与众人交换看法：

老舍：我的四个小孩都不学文艺。我们写不出东西，很痛苦，他们都看见了，不愿意像我们这样痛苦，所以他们不干文艺。一切人民内部矛盾反映到作品中就不可能出现大悲剧，王蒙小说发展下去，老干部的下场是投河，惊心动魄，这不合人民内部解决办法。我们的悲剧、讽刺剧不能像果戈理那样写，可我们这样写出来又不能赶上古典……

茅盾：我有过同样想法。现在有没有悲剧？一般说也可以说有的，如官僚主义是思想方法问题，碰得头破血流，也可写得痛快淋漓。

张天翼：王蒙问：“看见缺点是否可以写？”解放前写暴露的东西，心想，必须推翻那个制度，问题简单。现在与华威先生根本不同了，但有缺点的，怎么写？对否定人物的批判态度，可以用同志态度，但并不妨碍尖锐地狠狠地把握。

曹禺：常常要求我应该怎样和自己想的、事实上怎样有很大区别，正面人物远比应该的复杂。写出一个人物，人家认为不是这样，自己则认为就是这样。大家说这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下笔就困难。

陈白尘：前几年无冲突论合法，要我们讽刺，但写不出来。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

巴金：主要是作家自己独立思考，自己做对了，就应对人民负责。

赵树理：悲剧定义在新社会可重新考虑，今天社会里有今天的悲剧。我自己算是大胆，但写前三十年还可以，参加工作以后就不好写了……

（摘自1957年3月8日、9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小组记录）

在这次著名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每天由中宣部办公室编印《问题汇集》，以不点名的方式每次汇总二十多个问题，细细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几个“老大难”问题，如“有人认为现在对人民内部不满与敌对情绪分不清，干预生活与歪曲现实分不清，香花和毒草分不清”，“有人认为不应当过多批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说这样会煽动群众来反对领导”等等，会上意见纷杂，时常交锋。这样的会议同往常一样，自然而然地就开成图一时之快的“神仙会”，所有的议题在当时大机器运转下都无法正视和解决，在随后而至的反右斗争中就不了了之。相反，被打成右派的人被人从会议记录中寻找罪证，不少与会者被保护过关，像茅盾这样在文坛有影响的人物虽然过关，但仍被内部排队为“中右嫌疑”。茅盾得知后锐气大减，从此说话更为谨慎。

当时，评论家侯金镜曾私下担忧，认为小说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在今后三四年内将出现歉收。这话不幸言中。1960年、1961年全国刊物普遍出现稿荒，编辑部内部叫苦不迭。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7年3月这个早春的日子里，部分老作家萌生了修改或续写旧作的念头。各分会向作协总会汇报的一些创作规划中，重写旧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难度之大，使这些计划后来都成了泡影。如上海老作家王西彦写道：“正在修改长篇《红色的土地》，因为正面人物写得不好，所以改起来很吃力。长篇是写湖南土改，生活不足，所以搞垮了。自己改造很差，也不能写知识分子改造，暂时没有创作计划。”张天翼3月12日写道：“《金鸭帝国》没有写完，只写了两卷，想续写。但前面还要大改，或干脆另起炉灶。不过，这还值不值得写下去，我自己还有点怀疑，故亦未决定。”

张天翼对自己的创作信心不足，疑虑重重。他身为作协负责人之一，却屡屡奉命对老友们的创作进行“启发和帮助”。1959年初他受组织之托找李劼人，就《大波》的创作倾向谈了几点意见。他指出《大波》在处理历史人物方面，还有不明确的地方，如对辛亥革命时代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缺乏具体的分析评价。这话说得颇重，看似“个人意见”，实际代表有关领导方面的评价。张天翼还说：“《大波》偏于生活细节的描写，如风土人情、婚礼仪式等，写得倒是很细致。”作为过来人，张天翼是理解老友避重就轻的创作苦衷的。话中多少带有批评的意味，只是张天翼在老友面前尽可能说得委婉、慎重一些。在中国作协组联室1959年第二期《情况汇报》中，还记录了张天翼同李劼人的一次谈话，张就李如何表现劳动人民的力量，提出了一些意见。

李劼人的反应是含糊的、无力的。1959年6月中旬，《人民文学》曾给他写信，希望他写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李回信拒绝，坚决地表示：“不但目前不可能写，即今后永远也不可能。”说像梁斌的那种文章（指梁发表在《人民文学》六月号谈自己创作的文章）“是可一不可再的”。与别人相比较，他对《大波》的印数偏低颇有意见，认为自己作品“值不得推荐介绍”。

李劼人在十几年创作中情绪此起彼伏，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同为四川老乡，沙汀是李劼人创作上的“稳定器”之一，在帮助李劼人写作方面花费心思较多。然而，又有谁能知晓沙汀自己在创作上举步维艰的处境呢？

1957年春天，沙汀根据自己在农村生活的基础，一气赶写了四个描写合作社的短篇：《摸鱼》、《开会》、《老邬》和《在牛棚里》。发表后，柳青、周而复、欧阳山等老友都称沙汀对题材抓得很紧。可是没过多久，各种议论出现了，甚至包括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的不同意见。艾芜、骆宾基感觉这几篇短篇反映的生活、人物，还有些消极的东西，还有旧的思想意识。艾芜同沙汀谈到《老邬》时，认为这个人物还有些落后的东西，还不够坚强。沙汀当即反驳说，作品中说得明白，老邬是1955年底才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要求他如何坚强、完善，是个苛求。

在反右斗争剧烈时，《收获》转来一封读者来信，沙汀也接到一封四川读者的来信，都对《开会》提出意见，觉得作品流露出来的情绪同右派一脉相承，挑拨干部与领导的关系。两封普通读者来信的严厉措词让沙汀吃惊不小，他特别请一个喜好文艺的报纸负责人，一个长期住在农村的记者审看作品，结果他们认为作品无问题，这才让沙汀稍微放心。1958年8月24日，沙汀给邵荃麟回信，详细剖析自己忐忑不安的心境，解答了邵荃麟来信中询问的几个问题：

20日来信收到，昨晚一夜无眠，吃了药都没效，躺在床上，老是想着来信中提到的一些主要问题。我这个人不仅容易紧张，而且黏滞，缠住一件事情、一个思想就很不容易丢开……

我碰到了具体处理上的困难，苦恼，结果写成了像现在这样子。现在想来如果干脆从正面写一个“韩梅梅”，这不省事多了么？这不是轻视“韩梅梅”，这是我的真情实意。的确，我现在是这样认识的，越是接触到消极现象，越是要努力塑造正面人物，否则文艺的武器作用从何而来？

因为反映狮子滩水电站的一篇报道，这里一个年轻同志再三向我当面提意见，甚至是警告式的，当时给我刺激很大。一般说我写东西更小心了，而且从此很少写过特写。

为了创作上的问题，近一年多来，我是很紧张的，苦恼重重……

1959年春季，沙汀来北京开人代会，邵荃麟、刘白羽、张天翼找他谈话。沙汀诚恳地谈到自己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放宽题材的问题，最大的苦闷是写不写旧底子。在中国作协1959年第二期《情况汇报》中，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大意：

有人曾说他（指沙汀）熟悉四川的农村和人物，但他自知那是过去的农村和人物，即所谓“在其香居茶馆”里的人物，在强调写“现代”、写“尖端”的情况下，继续写那些旧底子，一方面有顾虑，另一方面也不甘心。如果扔掉那些东西，致力于写今天，写现代，又一时难能和新的生活衔接上，写起来自然就格外吃力，有“负疚”、“欠债”的心情，苦恼了好久，曾有过离开短篇改行的思想，有过从事剧本和电影写作的打算。可是不管怎样，思想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这次邵荃麟等同志坦率而又诚恳地和他交谈了这个问题，他又看了陈毅、周扬在创作座谈会的讲话记录，思想豁然开朗。

实际上，沙汀以后的作品明显减少，他想写的电影和话剧也迟迟不能下笔。

在沙汀苦闷的同时，周立波正在赶写《山乡巨变》下部，预计1959年10月完成。他采取这样一个创作原则：真实性和党性要结合，对党有利就写，不利就不写。他还以《暴风骤雨》为例，说有很多东西因为考虑到具体情况没写进去，曾有人批评不真实，但他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

尽管周立波在题材方面谨慎再三，然而在1964年大批判风暴来临之际，他还是挨了闷棍。当年8月3日下午召开作协全体党员大会，集中批判了三年来短篇坏作品，有发言者点到周立波的新作《扫盲志异》，认为该作品把封建思想、落后事物当作展览品，主题思想摸不透。发言者强调说：“我到现在也弄不清立波同志写这篇小说的目的何在，拿‘以小见大’来检验也检验不出什么‘大’，什么时代精神！”周立波当场打断批判者的发言，愤愤不平地说：“我插一句话，扫盲是个大事，还是个小事？我认为扫盲是个大事，以后我还要写，我们不能关在房子里只看到我们的文化水平高了。前天少奇同志还讲，在农村还有很多候补文盲。”这种当面对抗对于性格温和的周立波来说是少见的，但终究不能与形势对抗，十足书生气的周立波很快就“缴械投降”。

在众多的作家中，周立波是比较紧密地与组织保持联系的，他时常汇报、请教，哪怕是细小的个人活动或转眼而过的创作念头。在所有作协会员向作协汇报的计划、建议和要求中，周立波总是突出的、鲜明的。这一方面显示他极强的组织原则，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的小心、慎重，以此来加重自己创作的保护色彩。

在所接触的会员汇报材料中，有两份给我印象很深，一是赵树理写于“文革”前夕的一份思想检查，他列举了自己十几篇大小作品，其写作竟大多是“半自愿”或被迫性质，而一心一意所想写的长篇《户》却无从下笔；二是叶圣陶1956年回复作协的短函：“希望出些题目，指明哪些方面该注意，值得写。”在此次回收的近百份会员汇报材料中，大多是申请创作假、请审阅作品、帮助联系出版，甚至帮忙借阅图书等内容，唯独叶圣陶这寥寥几个字与众不同，一针见血，让后人看了不禁怦然心动。

经过多年实践，作家创作恐惧症慢慢蔓延，已成为无法扭转的普遍现象。在1961年6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各路文艺诸侯也无奈地涉及这个问题。刘白羽承认，在他所接触的十多位作家中，存在心情紧张的问题，写作上有顾虑，不知道怎么写。严文井说，创作上有一些清规戒律，作家当中存在一种紧张状态，再加上任务安排不当，创作时间得不到保证，都造成近几年创作减产。陈其通也承认，部队文艺工作执行政策有片面性，对于创作的要求不从实际出发或者干涉过多，致使目前的创作还不够旺盛。陈克寒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在政治方面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提出一些过高、过急的要求，使文艺工作者难以办到，负担过重，心情不舒畅，结果是欲速反而不达。

田汉在会上大声说道，由于清规戒律多，弄得有些戏不能演了，常香玉能演出的只剩下红（娘）白（蛇传）花（木兰）三个戏，欧阳予倩的《黑奴恨》和阳翰笙、包尔汉写的剧本一道压了三年以上。

他希望周扬把“现代题材”这个概念再明确一下。

周扬能说什么呢？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他又能说清什么呢？在他即将下台前夕，在1964年6月29日培养青年业余文学作者工作座谈会上，在长篇宏论之后，他最后突然说了这么一段，令与会者久久不能忘怀：

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值得注意，有些写文章的人不敢写了，说《人民日报》社论上有的，我就写，没有的就不写。这样一来就没有创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