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

一 结识

突然，外屋的门开了。奇怪的是没有听到狗叫，我家的白狗是村里有名的厉害的狗呵。
我挪挪小板凳，从洗衣盆边站起来，向玻璃窗外张望，只见白狗正站在院子里，向屋门摇尾巴呢。
随着凛冽的北风卷进来的雪花，走进两个人来。一看那同样很旧的蓝棉短外衣，就知道不定是哪个村的知识青年。
“赵志国同志在这儿住吗？”前面那个面色微黑的青年问到。他长着一双灵活的金鱼眼，厚嘴唇微笑似的向上翘着。另一位黄布棉帽遮着脸，正跺着脚上的雪。
“是，请进吧。”我招呼道。
他俩进了屋，带进一股寒气。
“这屋真暖和。”那面色微黑的青年边走边摘下棉帽，坐在炕沿上，环视了一下，说道：“一路上可给我们冻坏了！走到半路偏赶上下起了大雪！”
另一位青年一进屋就顺手抄起炕上的一张过了期的《参考消息》，也顾不得摘帽，头也不抬的看起来。
“喝水吗？”我把暖壶、玻璃杯放在他俩之间的炕桌上，又从柜子里抓了一把水果糖：“吃吧。”
由于知识青年们常来常往，不必客气，所以我依旧坐下来洗我的衣服，一面和他们聊着天。
“赵志国呢?”仍是那青年问道。
“走了半个月了。”我想了想：“今天是一月四号吧？一分完红他就回北京啦。”
“噢，走啦？那，你不回去了？”
“有家的人不比你们哪，不看家，明年还过不过了？你们哪儿的？有事吗？”
“西河的,没事出来蹓蹓。”那青年说道:“你没听说过我们?”
“西河……”我停下洗衣的手，“除了姓维的哥儿俩，都来过呀。”
“正说对了！有烟吗？”
我把志国平时用的烟笸箩递给他。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破
纸条，熟练地卷了起来，立即过意似地吐出了一口淡淡的烟雾：
“我叫维力。他是我哥哥，维盈。”
“维力、维盈?”我一边搓着衣服，一边欣赏着这音的和谐：“这名字怪好听的!”
这时，那个看报的人才象略略听到了点儿什么，抬起头来，向我抱歉似地笑了一下，温和中却带着苦味儿。我才发现，这是一张多么温柔、聪敏和安静的脸呵。好象在一间烟气弥漫的屋子里，你突然推开窗户，一眼看见深蓝澄净的天幕中挂着一弯银月，伴随而来的是凉爽沁人的空气——这就是我看到他相貌时的心情。是否他那甲字形的脸和白框眼镜使我想起了哥哥？还是他白净的肤色和五官透出的宁静气质象哥哥？我说不清……
“其实，”他注意地望了望我，腼腆地含笑道:“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了。”
“什么时候?”我好奇地望着他。
“六六年。”他说话的声音那么悦耳，多象哥哥的声音呵。
“你还记得维兰吗?”他问道。
“维兰？记得！”
“她是我姐姐。”
“真的?”
他笑了笑，又腼腆地微低了头，只有这腼腆不象哥哥。
“那时候我和维力就听说过你了。”
“距今快八年啦。”我不由停了洗衣，望着他：“你姐姐怎么说起我的?”
“她说，你给她写过一首诗，是赞美她的，她可得意了，还给我们描述了半天你的模样。”说罢。他温和地笑了。
“真的，”维力笑道：“我们算老相识啦。”
“真有意思！”我不禁兴味十足地回忆起来，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位鹤立鸡群式的姑娘，那时她刚大学毕业，六六年文革初期作为工作组的一员，到玩具厂执行任务。而我六五年才从工艺美术学校毕业，正好在那个厂实习，她正好领导我们木工车间。那车间除了我全是老头儿，开会谁也不发言，她就总在会下动员我这会议的记录员——唯一的年轻人起带头作用。这动员虽然无效（对于“走资派”有什么言可发呢)，可我却很喜欢她，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聊家常。我告诉了她我家的一切情况，她很感兴趣，似乎她非常喜欢我——说真的，那时我真希望从来不交女朋友的哥哥能够认识她呢!她也戴着白玻璃框眼镜,爱穿一件黑白格短袖绸衫，短发，不俗气而且可爱。然而工作组很快撤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她。现在经维盈一提，仿佛在我和维盈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穿着，那么亲切和自然，又带点儿甜蜜。
“那首诗写的什么？我忘啦。”我思索着。
“你把我姐姐比做太阳,”维力喝了口水，笑道：“有一次我哥去你们厂给我姐姐送衣服，回来说没看见你，还觉得挺遗够呢!”
“还有这样的事?”我十分高兴，维盈却不好意思地低了头。
“多快，”维盈这时才摘下棉帽子，露出那聪颖的前额和细软的黑发：“一晃八年了。变化真大呵……”
是的，这八年，确实变化很大。如今见了维盈，更觉感慨。可是，感慨又有什么用呢？我早已不是那时的小姑娘啦。此时他的妈妈再见到我，也不见得喜欢我了…
我搓着衣服，排挤开不愉快的想法，望望他俩的相貌问道：“你们是亲兄弟吗?”
“是呀。”
“可真不象。”
“谁都这么说。”维盈笑道。
“我是傻大黑粗，他是白面书生，对吧?”维力这一句话给我们都逗乐了。

北大荒冬天日短，农闲时，都吃两顿饭。此时已到吃下午饭的时间，我留他们吃饭，他们不见外地答应了。顷刻间我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了上来。
“嗬，你们的伙食不错呀!”维力欢喜地拿起了筷子。
“也许比你们强一点儿?”我已听过不止一次这样的话了。
“我们？你知道我们怎么过的吗?”他有些不以为然，一边大口地吃着。
我们坐在热炕上，围着炕桌，吃着队里分的大米焖成的雪白的米饭。冬季正值家家都杀了猪，肉丝炒酸菜，肉片炒土豆，大头菜豆腐丝汤，使暖盈盈的屋里洋溢着诱人的香味。可口的饭莱使人们的话多了，也更随便了些，人们的感情似乎因这黄澄澄的灯光更加接近了。
“你们队今年合多少钱?”维力边问边大口地嚼着；而维盈就连吃饭也和他正相反——细嚼慢咽，一点儿声都不出。
“比去年差。”我说：“一块七。”
“和我们队差不多。”
“你们俩分了多少钱?”
意外的是他们竟狼狈地一笑。
“五十多块钱。”维力耸了耸肩。
“这么少?”
“我们俩去年七月才从北京回来。”维力解释道:“才干了几个月？除去六百斤口粮，一夏天的香瓜、西瓜、柴禾、油钱等等，能分五十就不少啦。”
“今年不回北京了?”我问道。
“回去。”维力满高兴地说：“后天我就走。我先走，他后走。我妈早就来信催了。”
“你们的住处真背呀!”维盈吃完饭，撂下碗，欠身用哈气化了块玻璃上的冰花,探头向黑漆的大院子望去:“雪这么大了,还不停！这周围的院子有三亩地吧？四周的树也是你们的吗？”
“是!”维力也吃饱了，我一边下炕收拾碗筷，一边说：“当初买这房，所以那么便宜，不就因为太背，原来的一家三口被那个流氓全杀死了吗?”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当时这事传到我们村，谁听了都够害怕的!”维力咧嘴摇了摇头：“守着这大空房，不害怕？喊都听不见哪！怪不得人死了三天村里才知道！”
“有什么可怕的呢？那流氓所以敢如此，也是那家的女人不正派。”
“你们户口在一队。”维盈问道:“离这儿二里多地，为什么却买了二队的房?”
“原来的房太破，正想盖房，正好二队出了这件人命案，谁也不敢买这房。我和志国一看，两间大北房，一间仓房，三亩地的大园子，四周一百多棵小杨树，密实的柳条，又有小院墙，十六棵海棠树，一棵山丁子，前边是条河，虽然在村边，背点，可才二百块钱呀，太便宜了。志国又有自行车，二里多地,干活也算方便。”
“这园子算自留地吗?”维盈问道。
“去年没算，今年大概要算啦——不是传达上边的精神了吗？”
“这么大园子就够一个人整年干的啦,”维力喷了口烟，舒服地靠墙坐在热炕头上：“去年这园子出产多少?”
“去年我们种了一万六千棵烟叶，三千棵向日葵，光这两样卖公家就卖了九百多元。一-队还有我们三口人一亩半自留地，种的土豆，倭瓜，也卖了些钱。打了两麻袋海棠，也卖了，自己根本吃不了。对了，我去炒点瓜子来。”
瓜子炒熟后，维力烟也不抽了，三个人都脱了鞋，坐在热炕上，围着炕桌嗑瓜子，一边闲聊——冬闲对于丰衣足食的人们来说实在是个有趣的季节呵！我们谈着插队的同学每年聚会到北京时带去的外地的真实情况；谈到本来不该变穷的农村也让极左分子们闹穷了；谈到关里的农民来闯关东谋生的人一年比一年多；谈到许多“盲流”点（政府管他们叫盲动流行人员)，谈到他们开创基业的千辛万苦；谈到东北虽然富，外省虽然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血统论严重地统治着农村，地富子女连找对象都难，更甭说人党人团，人为的阶级斗争在富饶的北大荒依然不减分毫，而那些穷省就更甚；谈到林彪由亲密战友的地位一下子摔下来成了特号的阶级敌人，连最没文化的农村老太太也认为哭笑不得……
怒吼的北风呼啸地撞着玻璃,更感到屋子的可恋和可爱，维盈不由望了望腕上的表。
“要走?”我轻轻问道。
“嗯,”他无奈地一笑:“二十里呢。”
“该死的天!”维力扒着玻璃说道：“雪有一尺厚了！怎么下个没完？”
“要不住这儿吧,”我挽留道:“这天气怎么回去呢？要是遇见狼呢?”
他们面有难色地望了屋子一眼。
“没关系，我们里边这小间也可以睡人，”我下了地，撩开那纸墙上的门帘说道：“这不是？我就睡这儿。”
“那……”他们略一沉思，微微露出同意的喜色。
“就这样啦?”我坐在炕上宣布道：“决定啦。真好，我们又可以多聊会儿了。”我饶有兴致她问道：“你们怎么过的?”
“我们?”维力笑道：“知青点早就散了，各过各的，我们哥儿俩买了间小马架，单过。哪天你去看看？志国早去过了。”
“听说过得不错。可那时候不知道你们是维兰的弟弟，也就没往心里去。”
“你能不能告诉我……”维盈迟疑地道:“你哥哥的事？”他见我嗑着瓜子没有回答，一苦笑，又补充说：“真的，从六六年油印的《出身论》一贴出来，我就特别想见到这位作者。后来铅印了，一卖《中学文革报》人们就想知道作者是谁，我真想见见这人呵！到了这儿，才知道是你哥哥……可是……唉!”说着，他竟沉痛地不言语了。
“烈士!”维力从遐思中缓缓地抬起那严肃的面庞，自言自语然而有力地又进出这两个字:“烈士!”
我正想着应当由何说起，不料维盈却立即改变了话题：“听说，你父亲和两个弟弟也在这儿?”
“嗯，住在一队,”我答应着，心里却在好笑地想——好心的人！你的眼神怎么骗得过我？你以为怕我提到哥哥伤心呢!你兴许后悔自己的冒失？可惜，我可不是那号爱伤感的人！我倒真想四处宣传哥哥的事迹才好呢！
“真的，我有好多事都想问你,”维力可没有他哥哥那么敏感和细心，兴头十足地问道:“有一句话不知当何不当问?”
“什么话呢？”
“嗯……就是……”他却吞吞吐吐起来，难于开口地笑了一下：“我们都不理解，你怎么和赵志国那样的人结了婚？”
“那样的人?”——我并不高兴这句话。我才发现，维盈也正出神地望着我呢，从他那期待的眼神里，好象在比维力更想知道答案。
“唉！”我装作不在意地短叹一声：“说来话长，我看留着明天讲吧。”

这晚，我睡在里屋的木板床上，接二连三地想着心事……
我心里涌出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激动，是什么呢？是维盈给我的一切印象？是他那温和、安静的面庞？是他那象哥哥一样敏感、纯洁的气质？是他那宽厚、善良的心肠？是他那使人安静的轻音乐般的声音？是他八年前就对我埋下的好感？……相见恨晚呵！我不由遗憾地想，假如七〇年十月我来闯北大荒时若能半路上遇见他，聊一聊，我大概不会嫁给志国的。可是，现在我又有什么资格这么想？别忘了我已是孩子的妈妈了！我怎么配有这样的想法呢？多么要不得呵！何况我还不了解他，如果我喜欢他，我只能拿他当朋友，但愿是知心朋友，但决不能越过朋友这一步。对，等志国回来我要高兴地告诉他我结识了维盈，希望他俩也能成为好朋友，志国也许会象我一样高兴的，我们三个人一定会处得非常好……想到这儿，觉得心里安定了许多。伸手开了电灯，悄悄翻了个身，拿起枕头旁边的日记本和钢笔。这天蓝色的塑料皮上印有烫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几个字，是去年北京慰问团发给知识青年作为留念的。而我这“思想反动”的教养分子到了东北竟算为知识青年，也是十分意外的事！究竟从什么时候算的，谁算的？说不清。总之，一切待遇都和知青一样，没有人去刨根问底，这就是北大荒的可爱！
握着这支热杆的自来水笔，总觉得分量有千斤重。它，是哥哥七〇年三月五日被枪决以后,爸爸妈妈从监狱取回来的呀!这笔，我留下了，我决心要紧握着它，继承哥哥的遗志。哪怕费十年功夫，也要写出哥哥的形象!
我在本上唰唰地继续写关于哥哥的“回忆录”，大约过了凌晨两点，我才睡着。
次早，我悄悄地起了身。一撤门帘，只见他俩还香香地睡着。维力半张着嘴发出微弱的鼾声，而维盈呢，面朝天地平躺在被窝里——那被窝平整的形状、那安详宁静的神态，就象他一夜不曾动一下。多有趣的怪人呵，好象他静得没有了生命似的。
我到外屋烧洗脸水，做饭，尽量不出声地忙和着。一回头,不知什么时候，维盈已沉吟地站在我身后。
“你起这么早?”他温和地问道。
“天天这样，不算早啦。”我一边切菜一边回答。
“那么，你什么时候睡着的呢?”
“昨晚上,”他轻轻问道:“好象你屋里一直亮着灯，是吗?”
他只是腼腆地一笑，不再说什么。
这无言的答复更胜过有言，我心里不由躁起一阵轻微的不安。
吃罢饭，他们并不急于走。我们又象昨晚一样，围着炕桌，坐在热炕上闲嗑瓜子。我向他们讲起了哥哥。

……讲了一阵，我们三个都沉默了。
“烈士！”维力低低地说了一声，那严峻的表情含蕴着心中的不平静。
“你知道吗,”维盈抬起凝滞沉思的目光，苦笑着说:“我们邻居的孩子，就因为贴了一张“《出身论》的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就被判了八年徒刑。”
我从鼻子里长嘘了一口气,叹道:“这个案子牵涉的人很多,凡是要《中学文革报》的人，地址被搜了去，都倒了霉，更不用说办报的人了。”
“你家的遭遇可想而知了……”维盈郁闷地叹了口气。
“当然。你们家呢?”
“我们家?”不等维盈开口，维力便接过来说道：“我爸爸五O年被镇压了，那时我哥三岁，我才两岁。我母亲是小学里的一级教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守寡至今，全靠她养活我们。我姐姐在中学的学习和表现优秀极了，一直到高三才人上团，考验了六年！好不容易上了师范学院，想人党，怎样争取也不行，出身不好呵！为这她苦恼极了，后来干脆失望了。她原来有个男朋友，出身不太好，我母亲坚决不同意，给她找了个工人出身的。”
“感情好吗?”我实在为她感到悲哀。
“还行。小孩儿都有一个了。”
“你们对你父亲有印象吗?”
“没有,”维力吐了口烟，不加思索地说：“真的，我们都挺恨他，尤其我母亲。他只给了我们苦难。”
我没有说什么，心里不太明白。而维盈却低头不语，象在想着心事。
“那么;”过了会儿我又问:“文革时你们家也倒了霉了?”
“那还用说?”维力望着自己喷出的烟圈。
“整整有一个月,”维盈抬起头说道:“我们家只好睡在火车站里……”
他没再说下去，我也无心思再问了——谁愿提那些伤心的事呢。”那些往事早已屡见不鲜了。
“真的。”维力又象想起了什么，征询地望着我说：“那……你能告诉我昨天问你的那件事吗?”
“你们以后不是还要来吗？”我搪塞地说：“以后再聊吧，故事别一下子讲完呀！要不就该没的说啦。”
也许是我那神气把他俩逗笑了，又闲扯了些别的，他们起身告辞——雪早已停了。
我把他们送到村边，目送着他们走了很远。维盈回头望了望，又回头望了望……
我一个人慢慢走回来，说不出是愉快还是惆怅，不知为作么，望着那白皑皑的雪原。心里却做起诗来：

我不知这是否爱情，
那温和的声音
使人温暖。
我不知这是否爱情，
那敏感的心地
扣人心弦。
我爱听大海的歌唱，
从没有这么亲切;
我爱听松涛的低鸣，
从没有这般动情。
宽厚、淳朴的性格，
象春风一样柔和；
聪睿善良的心灵，
象水晶一样透明。
我愿在友谊的大海，
寻求力量的源泉！

这晚，我睡得那么熟，做的梦多么香甜呵！
次早醒来，天还没有大亮。望着玻璃上美丽的冰花，心想，维盈还能来吗？不，也许他再不会来了，他太敏感，一定觉出我喜欢他了。他是有理智的，如果他也喜欢我，他是不会凭感情用事的——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呀。
唉！我多希望，每对夫妻都能觉得，自己所见过的任何人，也不如对方可爱，那该多好！马克思和燕妮彼此间就是这种感情吧？可是我所见过的结了婚的人，又有几对是这样的呢？遗憾的是，维盈不会再来了，想不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竟成为最后一次了。
总之，我已肯定他不会再来，只是悲哀地嘘了口气，心里倒清静了许多。
这一天，我伏在炕桌上写回忆哥哥的文章。

第二天一早，我又写着，忽然，外屋的门被轻轻推开了，维盈微笑着站在我面前。
“维盈?”我惊喜地嚷道：“真没想到!”
“没想到吗?”他腼腆地笑了笑。
“我家的狗怎么也不叫？你给他扔好吃的了？”
“哪有的事!”他笑道：“凡是属狗的都跟我有缘罢了。”
“你这是说我吗?”我笑道:“我就属狗呀。”
“不不,”他羞赧地低了头，笑着解释道：“我无意中说的，我真不知道……真的，我们村的狗很少咬我，不管多厉害的。”
“也许你着点儿魔力吧?”我开玩笑地说。
“你在写什么？”他探头看了看本子。
“我？瞎写着玩儿。”我合上本子，下地给他倒了杯糖水：“我以为，你不会再来了。”
“为什么？”
这怎么答复他呢？我只好一笑置之。
“我想知道你想的什么！”他锐敏地含笑说道。
“知道就省得我告诉你啦。”我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
“不知为什么，我老想到你这儿来。”多有趣，他竟自动承认起来！虽然吞吞吐吐，却象鼓了很大的勇气呢。
“你是——毫不犹豫地就来了，还是犹豫了半天才来呢？”
“犹豫了——你真会猜!”他开心地笑道。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想着心事……
真没想到，他竟对我一见钟情！两个人都如此，倒真是罕见的事呢!可是，不管怎么一见如故，也只能成为朋友罢了……
“真的，”他抬起头，望着我，又微微低下头去，轻声问道：“我和维力，还有许多同学都不理解，你怎么和志国结的婚呢？能告诉我吗?”他略带哀求的恳切地望着我。
难道，他今天特意来，就为的听这个？如果他为了猎奇,我可真没心思去介绍自己。可是，他这一副虔敬哀伤的神气，使我无法拒绝他。我被他的关心感动了，他自愿做我的知己有什么不好呢？他是值得信赖的！
“要想听这件事吗？”我和他对面坐着，各自靠着墙，以便坐得更舒服些。他专注地望着我，象准备听教授讲什么大课的。我慢慢地讲下去。

二 往事（一）

—-日记

日记……
蠢笨的我，是怎样把哥哥交给我的日记连同我自己的一起弄丢了啊！等于是我出卖了他！我痛心地回想着……
那是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午，我在屋里坐着，忽听哥哥在他的小屋门口招呼：“罗锦！”
我立即走进他的小屋，看到他的眼神十分不寻常，仿佛决定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我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
“现在抄家风大兴。”哥哥站在桌边，严肃地望着我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把这些可以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信件、笔记全部烧掉。你如果也有可以不必得保留的日记，最好也烧掉。在烧它们之前，我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现在你就坐这儿看吧，看完我就把它们烧了。”
我只有用沉默来回答，心情象死神般可怕——日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啊！
“但是这本日记。”他拿起一本放在桌上的蓝皮《北京日记》，又说道：“里面记的是我近一年来的思想，这段思想，在我一生中是比较成熟的，是值得纪念的，无论如何我也舍不得烧了它。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吗？过了这阵抄家风就拿回来。”
“能!”我不加思索，双手接了过来，把它搂在胸前。他注目地望着我，似乎完全相信了。
“看吧。”说罢他背着手站在关闭的门前，向玻璃外的天空望去。我默默地走到小床边，床上那一摞摞的日记、文稿、信件、读书笔记，似乎都在哀泣地望着我；只要我说出一句“看完了”，它们便将被葬人火海。
从哥哥人队的第一篇日记到他成年后的征路，象画展一样呈现在我面前。哥哥的性格象快速电影般在我脑海里掠过……
还记得呼拉拉的队旗在瓦蓝的天空下拂着哥哥的脸，站在旗手旁边的他，神圣庄严地对向他授红领巾的王老师敬第一个少先队礼吗？
还记得三反运动中，他英勇地检举父母亲无理开除手指被机器轧掉的工人严叔叔，受到团市委的表扬，开了全校的表扬的大会吗？
还记得小学毕业典礼那天，他做为毕业班代表第一个上台发言，那清脆动情的话语，深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吗？
还记得他十二岁上初一时就写了人团申请书，学习成绩一直优异，他在五六年劝父母亲交出自己的全部房产，却在入团申请书里对此从未表白过吗？
还记得五七年父母成为右派后，他的操行连年得“中”，仍坚持不懈地争取入团，并且也多次鼓励我入团吗？还记得从高一起这小屋的灯光就每天亮到深夜，他夜以继日地苦读各种书籍——文、哲、史、地……使自己的大脑成为一个丰富的贮存器，以便寻求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还记得他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又将全部心力投入到学习中，为取得优异的高考成绩、为考上地质学院勘探系，而每天清晨顽强地锻炼身体吗？
还记得高考连最末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他毅然报名去农村当农民，六二年夏天他又一次考大学，得到的是又一次打击吗?
还记得他写的短篇小说与评论在《北京晚报》和《大众电影》上发表，歌颂焦裕禄光辉事迹的梅花大鼓词由北京曲艺团上演；而后在文革初期，他又怎样大无畏他写文章押击姚文元。揭露这个跳梁小丑吗？
还记得他坎坷的经历——无论是当农民，还是当临时工——街道服务站的接送传呼电话员、首都图书馆和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资料管理员、小学代课教师，以及后来人民机器厂的工人，他工作得都认真、出色；而这些丰富的经历不正是构成了他现在写的《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后改名《出身论》）中的灵魂吗？
……哥哥，可爱可敬的哥哥！
这些剖心挖腹的日子，这些大胆率直的文稿，这些与朋友互勉的信件，难道都不能活过今天？这是青春的诗篇和生命的火焰呵！那一天，我才知道哥哥是怎样记日记的呀！一个何等敢于解剖自己的人！
从他高中时代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起，从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事物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南起，他就开始每天思过——把一天中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言行都无情地写在日记本上加以鞭挞，每星期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结。他的勤俭仆素、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对人宽对己严、敢于向不正确的言行做斗争以及待人处世的方法，都是有意识地严格要求自己才做出的啊！只要是他糊涂的，他就要通过书本或实贱的渠道把它弄清；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坚持，持之以恒——而对与错，都有一个正确的标尺去衡量——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和人民的利隘。
许多人也相信唯物辩证法，但唯独缺乏解剖自己、战胜另一个“私我”的勇气。他们不敢首先拿自己开刀，总是拿别人开刀，而哥哥正是以战胜“私我”为己任、为幸福！如果每个人都能象哥哥那样，这世界该多光明！该减少多少虚伪、欺骗和软弱！
我一篇篇翻着它们，屋里只听见轻微的沙沙声。每一响、每一翻，都使我的心缩紧——又一个小小的生命、又一段活的历史被推向死神。我多想跪下替它们向哥哥求情啊！而哥哥仍立在门前，背着手，一动不动地向天空凝望。他在想着什么？我悄悄抬起了头，难过地望着他——森冷的小屋再冷，冷不过他的目光。这灰白惨淡的色调、这雕像般的姿势……隔壁院子里，红卫兵正在抄家。打、砸和怒骂声，受难者的哭泣、哀嚎声，混成一片，清晰地传进耳中。透过后窗的玻璃，可以望见邻院烧东西冒过墙头的青烟！是的，思想是要被铲除的，躯壳是要被凌辱的，还有什么属于人们自己呢？

当天晚上，母亲就没回来，与厂里的黑六类一起被扣在门内受群众专政了。第二天一早，我把哥哥托付给我的那本日记夹在我的二十本日记当中，放在一个花布书包里，跑遍了所有与我要好的同学的家——家家都在烧东西，胆战心惊。所见的人无不这样问我：
“怎么，你还不快烧了它？这时候你还穿裙子?”
谁也不敢藏它们,而且对我居然还要保留它们感到吃惊。我走得精疲力尽，心想，藏在公园的哪块石头底下或石洞里？然而公园全让大字报糊严了大门，好多天以前就禁止开放了。怎么办呢？我走到文化宫前面，很想上厕所，就进去了。厕所里静得出奇，又干净又敞亮。以前我到公园画写生画时常到这厕所来，对面一排排的门关着，永远用绳索穿着不用。这次仍是那样，白白的高油漆门，静静地就象一排卫兵。我忽然心里一动，心想日记拿回家太危险，说不定今晚就抄家呢！不如放在对面的门里，明天一早我再想办法另行安置。对！只好这么办！一看左右没人，我便把这一书包日记从那干净的白瓷砖地上塞了进去。弯了腰看看，一点儿也看不见，心想只存放一夜不会有什么问题，总比家里安全哪。又看看窗外，见一个人也没有，才洗洗手，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全城就戒严了。原来这天上午毛主席要接见百万红卫兵。连自行车也不能随便通行，糟糕！我忐忑不安……下午两点钟才开始通车，我赶到那里一看，不由愣住了——两排的门大开，书包早已没了踪影。干净的地面现在尽是痰、纸屑和污脏的杂乱的脚印，一个工作人员正进来打扫卫生。我不安地向她打听书包的下落，她只掠了我一眼，便搭着眼皮，阴沉沉地说：“没看见。”此外再向不出一句话来。
我怀疑地离开了她，又去问在外面扫地的那位女同志。给我的回答是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腔调：“没看见。”
完了，全完了！
我是怎样懊悔，怎样愧恨，怎样骂自己啊！我个人的日记丢了倒是小事——随它去吧。然而哥哥的呢？我是怎样辜负了他的委托！前天我看了他那么多日记，唯独这本没有看，因为他没叫我看。谁知里边他记了什么呢？他比我有思想，万一有“犯上”的话，这不等于我出卖了他？我，蠢笨的我呀！世上还有比我更蠢笨的人吗？我不知道是怎样走回家去的，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飘。没心思去上班，更无心思吃饭，只是坐在大木板床上对着墙角抹眼泪。我从来没信过上帝，此时心里却在痛心地祈祷——保佑保佑吧，千万别叫哥哥出事！……
父亲责备道:“愚蠢哪，愚蠢！还有比你更蠢的吗？怎么能藏在那个地方？唉唉!”
我哭啊哭，虽然知道一点儿用也没有，仍只想哭……可是又藏哪儿好呢？棚顶会被捅破，墙壁会被凿穿，埋地里？小院里五家，万一被谁听见、看见？街道积极分子的孩子整天在这院里玩……或许，哥哥藏了半天也没地方藏才交给我的吧？唉唉，我是怎样辜负了他啊！
哥哥下了班听到这噩耗，先是一愣，再没有说一句话。父亲问他：
“你记了什么犯歹的话没有？”
他发呆地回答：“对陈伯达、姚文元有些看法。”
“蠢哪蠢！”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还有比你更蠢的吗？罗克呀，你也是，不早烧了，还偏偏交给这蠢丫头?”
我惭愧得头都不敢抬起来，痛心地流着眼泪。哥哥很快快复了常态，只说了一句：
“小妹妹，我不怪你。”说罢便走进他的小屋。
这句宽宏大量的爱语如何能使我忘怀！一直到死，我也会觉得对不起哥哥！我辜负了他的重托啊！
我对不起哥哥！我对不起他的不独是这件事，还有自己的软弱——下跪，我被迫地违心地下跪过！

三 往事(二）

——抄家

那是丢失日记的第三天。天出奇的闷热，一丝风也没有。西下的夕阳在迅速聚拢的阴云中，显得不可捉摸。下班的自行车铃乱响，汽车载满了人在飞驰，马路一下子象窄了许多。我下班骑车忙往家赶，生怕会淋到暴雨。
刚进家门，哥哥也刚从工厂下班回家。两个弟弟由于属于“黑五类”子女，不准革命，一直在家待着。姥姥在二姨家养病，母亲已被扣在工厂一个星期了。爸爸正要摆晚饭，院里的一个小孩呼哧带喘地跑来说：
“大爷！大妈让好些红卫兵押着，都走到钱粮胡同了，还剃了头发呢！”说完跑了。
一家人全愣住了。
“快走，孩子们！”爸爸迫不及待地道：“我一个人顶着。快走吧，早知有这一天！”
在院里吃饭的三家邻居吓得急忙把饭桌搬进了屋。有两家在前几天已被红卫兵轰回老家去了。
“爸爸，”哥哥迅速地拿起米黄色的风雨衣，说道：“我上国务院看大字报去,尽量晚点儿回来。”说毕头也不回地推车走了。
“爸爸，我到学校去住。”大弟也急忙走。
“我也到学校去。”小弟也做出了决定。
“多拿些衣服!”爸爸慌慌地递给他一件旧上衣。
“你还不快走?”爸爸跺着脚催我。
我抓起墙上的小提琴，就跑了出去。
在胡同口我追上了小弟。噼啪的大雨点不客气地掉在我们脸上。
“快跑!”我一把拽住他的衣袖，三脚两步一口气逃进了马路对面的邮局。
大雨倾泻下来，玻璃窗流淌着不尽的泪水。我们隔着玻璃向外张望，暴雨中，偶尔有辆寻找避雨处的骑车人慌忙窜过。不少人躲在商店的房檐下，邮局里的人多了起来。
白花花的雨雾齐边齐沿、遮天盖地而来，一切沉浸在怒吼的雨声中……雨水大合唱好象天公发泄出的无比愤怒。马路上的母亲正被天公的泪水无情地浇着呵！
究竟我们犯了什么罪呢，有家不能归？只因为出身！……从门外刮进来的冷风吹着我的裙子，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瞥瞥身边的小弟，他正呆望着窗外，一言不发……
雨声渐渐小了，陆续的推门声打断了我的沉思。自行车铃又在街上催命般地响了起来。邮局的灯光亮得刺眼，而门外却是一片清新、探蓝的夜空。
我和弟弟站在邮局前面的空地上。天上仍淅淅沥沥地掉着最后几个雨点。我探深地吸了口凉气——深蓝而澄澈的夜呵！
繁星神秘、淘气地眨着眼睛，仿佛因人们不去探索它们的秘密却自相残杀而幸灾乐祸地挤着怪眼儿。唉！我们不约而同地朝小朝同口望了一眼，那儿并没有什么奇迹，行人们依旧平静淡漠地你来我往，好象这世界并没有什么奇特的、痛苦的事
情发生。
“姐姐，咱们走吧。”
“嗯。”
是呀，老站在这儿也会引起别人注意的。我们向前面的十字路口走去。
“你去学校，行吗?”我问道。
“行。这几天，尽有被抄家的同学在那儿过夜。”
“睡在哪儿?”
“就睡在课桌上。”
“不冷吗?”其实这话问得多余！
“他们说，不太冷。有带毛巾被的，大概他们能给我盖一点儿。还有爸爸给我的这件破褂子呢。”
我难过地叹了口气。
“姐姐，昨天红卫兵的头儿说，每个学校都要组织黑五类子女学习班，我们学校也快了。你们工厂没有吧？”
“也许，以后会有吧。”
“今晚你到哪儿过夜呢?”
我不由停了步，想：真的，上哪儿去？
“我看，上二姨家去吧，两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姥姥的病怎么样。”我决定道。
“那儿行吗?”
“姨父他们有什么问题?”
“嗯，那也好。”
在十字路口，我望着抱着一小团衣服的弟弟过了马路，消失在黑夜中。

旧黑漆门虚掩着。
我轻轻推开门，蹑脚儿走了进去。寂静的小院里，二姨家的窗帘透着淡黄色的灯光。我屏住呼吸在玻璃外静听了几秒钟，只听见二姨剧烈的喘咳声和姨父那闷闷的长叹。
我小心地敲敲门上的玻璃。
“谁呀?”
窗帘的下角掀起一小块，露出姨父一只惊疑不定的眼。
“我。”
“噢？是罗锦，快进来!”
门开了一半，我挤了进去。姨父随手关严了门。
我向她们打了招呼——二姨和姥姥坐在床上，二姨喘咳得紫涨着脸，面色蜡黄的姥姥正心疼地给她轻轻拍背呢。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姨父站在屋中央，拧着两道淡淡的细眉，狐疑地望着我。这惊恐的神情真使我失望——那一向大说大笑的爽朗的姨父让鬼捉去了？
“我来看看姥姥的病,”我假装轻松地说:“怎么，二姨的老

“您不是拉了好些年洋车吗？怎么又做过交通警？”
“你哪儿知道！唉！那时候我生活投着落，不得已当了半年交通警。半年后赶上载人，又给栽下来了。没办怯，只好去拉样车。后来找了个会计的差事，一直干到如今。没想到这半年交通害就成了事儿喽！咱不明白，解放前马路上就不需要维持
秩序、少出车祸啦？这理上哪儿诉去？再说，解放后哪一次运动我不主动交代个底儿吊？这会儿可好，成了阶级敌人啦！天天陪着当权派挨斗！给我调到锻工车间去打铁，这不说。多苦咱也能忍着。可你二姨招谁惹谁啦？老老实实的一个家庭妇女，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养病还养不过来呢，这回也成了黑五类老婆，天不亮就去扫街。你看病得这个样儿！扫不好就换打！唉！咱这是招谁惹谁啦？
……就这样，我离开了姨父家——我能再给他们的苦难增添惊恐和不安吗？
步出虚掩的门，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漆黑的夜色中清楚地听到自己肚子的咕噜声。耳边还响着姨父送别时的囑咐：
“这年头儿少来往吧，孩子！还穿裙子？还拉小提琴？我的二胡都叫他们给砸啦!”
夜里的风真冷呵，冷得想打哆嗦。裙子又和凉风一伙，淘气地掀拂我的腿。我把琴夹在腋下，缩着肩，双手抱着臂弯。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家走去……
最揪心的是我和哥哥的日记！这时，我的一书包日记已经放在我们厂保卫科，哥哥那本日记也已转送到他的工厂去了……蠢笨的我呀！
黑黝勁的小胡同象魔鬼似地出现在面前，我紧张地提起琴，惴惴不安地走去。
突然，一个人头在墙后一缩。不好！我转身就跑，只听背

“应当。”
“为什么穿裙子？违犯××号通令？”
地抽打，边吼叫着审问。
“你们这一窝崽子跑哪儿去了?”又一个人向。他们边零碎的抽打，边吼叫着审问。
突然，门“豁啷”一声被推开了，屋里的人惊异地扭过头去——呵，深蓝的夜空衬托出哥哥那严厉、镇定、苍白的脸。他那锐利、冰冷的目光象闪电般直刺向惊愕的人群；那坚毅、紧闭的嘴角，正直的鼻梁，发着寒光的白玻璃镜框，直撒进人们的心魂！
他站定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威严地望着他们。红卫兵们从呆滞中猛省过来，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转住。但他铁塔般地立在那儿，刺人的目光使人发怵，竟没人敢拉他一把。
我跪在地上，胆怯、羞惭地向他望去——呵，在他那严峻冰冷的目光中，也有我和父亲给他的痛苦呵！我不敢看他，可是又不敢站起来。
“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十分欢迎!”未等他们开口，哥哥便果决地说道：“就是你们不来，我也要请你们来！但是——”
“你就是遇罗克?”
“但是十六条明文说过，报纸上也多次讲明：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后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哥哥疾速地扭过头去,灼灼的目光紧逼着他,脸色煞白。那不可侵犯的凛然气度竟使那人缩回了手，悻悻地避开了哥哥的目光。
“我犯了什么罪?”哥哥那冷透骨髓的目光紧逼着面前的红卫兵。

大木箱上。只有穿衣镜没有被砸，幸存的原因是，父亲早就用一大篇语录将它严严地糊上了。假如事先也将我们用语录严严糊住，是否还会挨打呢？
静谧的月光洒在屋门口那小块地上，它显得更美了。我一动不动地望着它。这柔和的光线，仿佛把我带到了久远的、几千年前的世界。那时，该是个博爱的世界吧？……哥哥的神魂在眼前飘荡，我配做他的妹妹吗？配吗？我为什么不敢象他那
样？羞愧的眼泪在黑暗中大滴淌着，我尽力不做出一点声息来，任泪水随意向枕边流去……
哥哥被押到什么地方去了？工厂的刑室还是地牢里？他会挨打吗？不，不会，他身上有的是正义的光，他们不敢触他。倒是母亲在地牢里会不会自杀呢？
想到两个弟弟，我的心紧缩了。在空荡教室的课桌上，躺着许多出身不好的孩子，他们背靠着背，蜷缩着身子，以抵御那黑夜的寒冷……他们睡着了？做着什么梦？

四往事（三）

教养

第二天我就被厂里揪斗，成了处处被监视的阶级敌人。从二十多本日记中筛糠似地找出了六句话，成了“思想反动根深蒂固”。
哥哥和母亲分别被关在厂里，两个弟弟也进了学校办的“黑五类子女学习班”。
十二月二十一日,学校的几个同学将我扭送到市公安局,正值“砸烂公检法”，执掌公安局大权的是戴“政法公社”红袖章的学生。公安局里乱得不行，不时有人被扭送进来。在“如果

我不明白，记日记又犯了什么罪呢？一个人的日记除了自己，外人没有任何权力看。日记里的话只不过是自己一时的思想，并不见得是永久的思想，没有任何行动，危害了谁呢？哪一个记日记的人不是为了认真地做人更好地鞭策自己前进呢?
算了，这些道理没有地方可讲！上诉？可笑！这点经验我倒有——五七年的右派，凡是认罪态度不好的，才去教养,再不好，还可以判刑呢！我十一岁、哥哥十五岁就已经知道这条经验了！
一想到有多少人比我还冤枉——那些解放前为祖国出生人死战斗过的老将也一个个被揪斗、弄死，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我算什么呢？比起他们，我还不太冤枉呢!
汽车把我送到了京郊良乡收容所。这儿都是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拘役的女犯，大多数三十多岁，结过婚。拘役是刑事处分中最轻的一种。短期一个月，长的半年。
回想教养三年，我认为是上了一次大学，难得的认识社会的场所，而良乡是我的第一课，在这儿我待了一年。
这期间，有两个人来审问过我一次：
“你哥哥平时和你谈过什么?对你的反动思想有什么影响?”
“我哥哥思想进步，对我帮助最大!”
“都说过什么?”
“他经常鼓励我人团，让我和剥削思想划清界线。”
“嗯？”
“他苦读马列著作，坚信共产主义。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除了这几句话，我再也不想回答他们任何问题。我的态度使两个审讯员大为恼火。
“有你的好处!”他们威胁着结束了审问。
一年后，一列火车载着我，将我押送到茶淀站清河农场。

动过了，可是小本呢？但此时，我决不能当着任何人去蠢看，假如叫别人汇报了去，就该没啦。
可比我们强———期满以后准是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流氓。小偷我瞥了一眼安插在反动组里的两位流氓,别瞧她们是流氓,即永远成不了人民！
都是“铁杆内矛”，而我们这些“反动”，最好的划为“二类”，呵，我多想伸手到烧炕口里摸一摸，看看我的小本在不在呵！我又悄悄朝那儿望了一眼，炕口外面千干净净，并没有抖出灰土的痕迹，小本没被发现？我反常地盼望着快响熄灯铃！
人们忙着吃晚饭、分热水、洗脚、上厕所，然后学习，点名——在寒冷的北风怒吼的院子里，全教养所的人一齐背诵“老三篇”，高喊“敬祝……无疆”和“永远……健康”。语录歌唱了一遍又一遍。
一直到队长大赦般地终于说了声“解散”。大家早已冻得手脚冰凉，急忙跑回各屋铺被睡觉。熄灯铃震耳地响了，趁着刚一熄灯那黑暗的刹那,我迅速地把炕口里的棉鞋拿出了一双,好象我明天要穿它似的，用谁也不觉察的动作，疾速、准确地伸手到那松松的灰土下面———呵，那用塑料袋包着的小本依然完好地存在！我的心惊喜得跳了起来……
钻进冷得象冰块一般的被窝,扭头看了看睡在左边的记者，每次我看她都不禁哑然失笑——她总是直挺挺地面朝上躺着，两层棉被和棉衣服压得象要翻不动身那么厚。她戴着教养所普遍做的最挡风的“尼姑式”的棉帽子，戴着双层口罩，冻得灰
白的脸遮得严严的，一动不动，活象个死人。她的丈夫也是右派，叫从维熙，被关在另一个分场。一个孩子在北京，和他奶奶过着经济、精神双重苦难的生活。
这位记者解放前就为革命出生人死地工作，十五岁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