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魔山》

前言

这里我们要叙述的，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故事。写这个故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因为读者将会了解到，他是一个心地单纯甚至是惹人喜爱的青年)，而是为了故事本身；在我们看来，它是值得大大描写一番的。不过为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着想，我们可得记住这是他的故事，而并非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任何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好久以前，也可以说已完全是历史的陈迹，因此叙述时无疑须用事隔多年的过去时态。
这对故事来说并不是什么缺点，而恰恰是一个优点；因为故事必然在过去发生，我们可以说，它离现在愈远，故事的趣味性愈强，对写故事的人——他对过去的事往往像术士那样，能洋洋洒洒地信手拈来——也就愈有利。对这个故事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它像当今许多主题一样，涉及的也是各色各样的人群，而对笔者并无丝毫牵连。它时间上比讲故事的年代早得多，它的年份不能用日子计算，它所贯穿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也无法用太阳的出没来衡量。一句话，故事离现在究竟有多远，同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恐怕是作者想玩弄一下故事情节神秘莫测令人捉摸不透的一种花招吧。
不过我们不能有意蒙蔽事实的真相。我们这个故事离现在这么远，是因为它是在世界出现某种转折点之前——这种转折点在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上留下很深的裂痕——发生的……它发生在——或者我们故意避而不用现在时态——它曾发生或已经发生在很久之前，发生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也就是在世界大战以前的社会里；在这次大战爆发时，有许多事正好从头开始，但一旦开始就几乎不会终止。不错，它是在大战之前发生的，尽管离大战的时间并不太远。不过，故事发生得愈“早”，它不是就愈鲜明地富于“过去”的特色，因而也更为完整，更有传奇性?此外，我们这个故事就本质来说，就处处体现出传奇的风味。
下面我们就要将它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叙述一番——哪个故事会因它所需的时间与空间而显得过短或过长呢?我们不怕人们责难，说我们过于追求细节；我们倒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只有详尽的情节才能真正引人入胜。
因此，笔者对汉斯的故事并非一挥而就。一星期七天的时间是不顶用的，七个月也不够。最好他事前不要讲明，他为这篇故事埋头构思究竟花了他一生中多长时间，天晓得，时间居然要花七年哩！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到达

一位纯朴的青年在盛夏时节从家乡汉堡出发，到格劳宾迪申的达沃斯高地_{（瑞士格劳宾迪申州，山上有结核病疗养院，附近有温泉）}旅行。他准备乘车作为期三周的访问。

不过从汉堡到那儿，有一大段路程；跟这么短的逗留时间相比，旅途确实显得十分漫长。旅行时得经过好几个国家的土地，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从德国南部的高原，一直往下驶向施韦比施海海滨，再从那儿乘船越过波浪翻滚的海面，一路经过一些过去认为是深不可测的峡谷。

从那儿起，本来是广阔的、循着一条直线前进的路程中断了。路上得有一番停留和转折。在瑞士境内罗尔沙赫地方，又得仰仗铁路，但目前火车只开到兰德克瓦尔特_{（瑞士境内村庄名）}，这是阿尔卑斯山旁的一个小车站，人们非在这儿换车不可。这里，你得在寒风瑟瑟而景色并不怎么动人的地方伫立好一会儿，才能登上一列路轨狭窄的火车；当火车小而异常有力的发动机启动时，真正动人心魄的旅程方才开始。火车沿着陡峭的山坡一个劲儿往上开去，似乎不想停息下来。兰德克瓦尔特车站的地势并不怎么高，但此刻火车却在巉岩峭壁中间费力地奔驰，一直朝阿尔卑斯的高山上驶去。

汉斯·卡斯托尔普——这是这位青年的姓名——独个儿坐在灰色坐垫的小车厢里，身边放着一只鳄鱼皮手提包，这是他的舅舅和养父蒂恩纳佩尔参议_{（是当时外国赠与德国某些有名望的市民一种荣誉头衔。这些人住在德国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中，作为某一国家经济利益的代表）}(我们在这儿只匆匆介绍一下他的名字)送给他的礼物。他还带了一卷旅行毯和冬季大衣，大衣挂在车厢的一个衣钩上。他坐在卸落的窗口边，由于下午的天气越来越凉，这位娇生惯养的青年就把那件时髦的、丝绸织成的夏季外衣的领子翻上来。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名叫《远洋客轮》的杂志，旅程一开始，他就不时阅读，但现在却让它搁在一边。机车引擎轰隆轰隆地喘着气，烟雾吹入，在书籍的封面上沾了不少煤灰。

这位青年人涉世未深，两天的旅程就把他跟过去的世界隔得远远的，所有称之为责任、志趣、烦恼、前途等种种意识，他都置之脑后；这种远离尘嚣之感，远远比他坐马车到火车站去时来得强烈。在他本人与乡土之间飞旋着的空间，拥有某些我们通常归因于时间的威力。空间的作用同时间一样，每时每刻会在他内心引起变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更加显著强烈。它像时间一样，也会叫人忘却一切，但只有当我们的肉体摆脱了周围环境的影响，回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原始境界中时，才有可能这样。不错，它甚至会使书呆子和乡愚一下子变成流氓之类。有人说，时间像一条忘旧河_{（Lethe，一译忘川，源出希腊神话，说人只要在忘川里喝一口水，就能忘却自己的往事）}，但到远方换换空气也好像在忘旧河里喝一口水；尽管它起的作用没有那么厉害，但发作起来却更快。

汉斯·卡斯托尔普这时就有这种感受。对于这次旅行，他本来不打算看得过分认真，心中泰然处之。他本来倒是想迅速完成这次旅行，因为这次旅行非作不可；出发时怎么样，回来时也怎么样。同时，他也准备在眼下非栖身不可的那块地方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就在昨天，他脑海中还完全为往常的一些事情萦绕着，一方面尽是在回想新近经历过的那场考试，一方面却憧憬着即将去“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实习的情景，这家公司兼营造船、机械制造及冶炼。对于未来的三星期，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就像他往日遇到什么事心里总是很不耐烦那样。可是现在，他对眼前的情况似乎必须全神贯注，似乎不能掉以轻心。

此刻，火车正把他带到他从未到过的一些地方，他知道那儿的生活条件是压根儿不习惯的，异乎寻常的，也可说是艰苦俭朴的。他开始激动起来，并有些惴惴不安之感。家乡和正常的生活不但远远落在后面，而且落在他脚底下几百米深的地方，况且火车仍在不断地往山上爬。他在过去与未来的不可知的生活中间飘忽不定，自问今后在那边该怎么生活。他一生下来就一直生活在离海拔只有几米高的平原上，现在一下子乘火车来到这些荒僻的高地，而且沿途无论哪块地方一两天都不停留一下，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不够明智，不合时宜的吧?他巴望一下子到达目的地，因为他想一旦到了那边，他也能像别的地方那样生活，不用再去回想目前他在攀登高峰时那种不惬意的情景。这时他向外眺望：火车正在拐弯向海峡驶去；他看到前面几节车厢，也看到机车费劲地喷出一团团棕色、绿色和黑色的烟雾，烟雾正随风飘荡。水流在右面的深谷里呼啸奔腾，左面的山岩间却是一棵棵耸天的暗黑色枞树。火车进入了黑洞洞的隧道，当它重见天日时，宽广的峡谷迎面而来；峡谷深处，无数村落星罗棋布。接着海峡不见了，出现了一些新的峡谷，在山谷的裂口和裂缝处还可以看到皑皑积雪。火车有时在寒伧的小车站前、有时在大车站前停下来，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使人摸不清究竟往哪儿行驶，再也记不起自己在天涯的哪一个角落。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前面相继展开，它们的景色雄伟瑰丽，变幻无穷，令人有庄严肃穆之感。山上的小径蜿蜒曲折，从眼前一一掠过，然后在视野中消失。汉斯·卡斯托尔普想，绿树成荫的地带已远远落在他们下面，这儿也许再也没有鸟语花香的景象，他不由感到生命好像停滞了一般，它是那么空虚贫乏，以致他突然感到一阵轻微的昏眩，浑身很不舒畅。他用手蒙住眼睛，两三秒钟后才恢复过来。他看出登山已经结束，火车已开过峡谷的顶峰。这时，火车在山脚下的平原上平平稳稳地向前行驶。

时间已快八点钟了，但暮色尚未笼罩下来。远处还可以望见一片海面。海水是青灰色的；靠近海岸的地方，一片黑魆魆的枞树林一直往上伸展到周围的高地，越向上面树丛就越稀疏，最后只剩下一块块光秃秃的、像缭绕在薄雾中的岩石。火车在一个小车站上停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外面有人在喊，达沃斯村到了。现在他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忽然，他身边响起约阿希姆·齐姆森的声音，这是他表哥悦耳的汉堡音调，表哥说：“嗨，你到了，现在就出来吧!”他向外一望，只见约阿希姆正站在窗口下面的月台上，身穿一件棕色的宽大外套，头上没戴帽子，看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健康。他笑着继续说：“你快出来吧，别忸忸怩怩了！”
“可是我还没有到呢，”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知所措地说，依旧坐着不动。
“到站了，你已到了，这个村子就是。这儿离疗养院较近。我已叫了一辆车子。把你的东西交给我吧。”

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到达与重逢的一片激动与欢笑声中，把手提包、冬季大衣和带有手杖及雨伞的一卷旅行包一一交给他，最后把那本《远洋客轮》也递给他。然后他沿着狭长的过道走出车厢，跳到月台上，向表兄致意。也可以说直到此时，他才亲自晤见了表兄。他们重逢时并没有热情洋溢的表示，这在头脑冷静的人们中间往往有这种习惯。说也奇怪，他们之间彼此一直不喊名字，仅仅是为了不使内心热烈的真情流露出来。因为他们不叫对方的姓，所以互相就用“你”来称呼。这也是表兄弟之间根深蒂固的一种习俗。

当他们急匆匆地、同时也有些尴尬地握手时，一个身穿号衣、帽上拖着缏子的人在旁瞅着。这时他向前走来，问汉斯·卡斯托尔普要行李票；因为他是山庄国际疗养院的门房，当两位绅士驱车直接前去进晚餐时，他愿为达沃斯村车站的这位客人拎那只大箱子。那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地十分显眼，汉斯·卡斯托尔普向约阿希姆·齐姆森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他是退伍军人吗?他为什么跛得这么厉害?”
“哼，当然不是!”约阿希姆带着几分尖酸的语调回答说。“一个退伍军人!他膝盖上有毛病哪，或者说，他过去闹过病，后来膝盖骨给截去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迅速思忖了一下。“原来如此!”他说，一面走，一面回头向跛子瞥上一眼。“可是你仍无法叫我相信，你还保留着那种气派。你剑上的缨带还没有解开，看来你刚好参加军事演习回来。”他斜眼瞅一下他的表兄。

约阿希姆的个儿比他高，肩头也比他宽，看去年富力壮，仿佛生来就配做一个军人似的。他皮肤黝黑，在碧眼金发、肤色白皙的种族里，他这副模样儿并不罕见。他脸色本来也是黑黝黝的，长期给日光晒着，几乎变成古铜色了。他眼睛又大又黑，嘴儿也长得很不错，上唇蓄有一抹黑黑的胡子，要不是他的耳朵有些招风，他简直是个美男子。在以前某一个阶段里，这对耳朵是他生活中唯一引以为憾的事。现在他又有其他烦恼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说：
“你就要跟我一起回老家吧?我看没有什么事碍着你。”
“就要跟你回去?”表兄用那对大眼睛直愣愣瞅着他问。这对眼睛一向是很温柔的，不过在这五个月间却显得有点儿慵倦、甚至是忧郁的神色。“你说什么时候?”
“三星期以后。”
“嘿，在你的脑瓜子里，你已在打算回家了，”约阿希姆回答。“哎，等一下，你可才到哪。三星期对我们这儿山里人来说当然算不了什么，不过对你，对你这个来这儿作客、而且只想呆上三星期的人来说，这段时间确实不短。你先得适应这儿的水土，以后你会看到，要适应水土也可真不容易呵。不过在我们这儿，气候还不算是唯一怪里怪气的事。你以后会在这儿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等着瞧吧。关于我的事，那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你说‘三星期内回家’，这可是山下人的想法嘛。不错，我的皮肤是有点儿黑，这主要是雪光长期反照的缘故。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贝伦斯也经常这么说。上次大伙儿检查身体时，他说，我肯定在这儿还得呆上半年。”
“半年?你疯了吗?”汉斯·卡斯托尔普叫了起来。这时他们登上了车站面前石子路空地上停着的一辆黄色马车，这个车站破落得像一间棚屋。当两匹棕色的马儿起步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坐在硬垫上怒气冲冲地数落起来。“半年?你在这儿差不多已住上半年了!一个人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哪……”

“不错，时间，”约阿希姆一面说，一面频频颔首，对表弟那副义愤填膺的心情根本不去理会。“他们在这儿把人类的时间当儿戏，这点你压根儿不会相信。在他们看来，三星期好比一天。你不久就可以亲眼目睹，把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又接下去说，“这儿，人们对事物的概念改变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从一旁不住地端详着他。

“不过你身体已恢复得挺不错了，”他摇头晃脑地说。

“你以为真是这样吗?”约阿希姆回答说。“可不是吗，我也认为这样!”他说罢在坐垫上挺直了身子，但是马上又一下子斜着身子坐下来。“我身体确实好些了，”他说，“但还没有恢复健康。左肺上部以前可以听到罗音，现在听起来只是有些粗糙，这可没有多大关系。但下肺呼吸音还很粗糙，第二肋间还有些杂音。”

“瞧你已懂得这么多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嗯，天晓得，这总算是见多识广哪。这是我生了这病之后才好不容易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知识，”约阿希姆回答说。“不过我还有痰，”他说着耸了耸肩膀，既显得满不在乎，又有些激昂。这副神情跟他的脸很不相称。他从外衣侧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给他的表弟看，露出一半后又马上塞进去。这是一只拱形而扁平的蓝色小玻璃瓶，盖子是金属的。“我们这儿大部分人都有这种瓶子，”他说。“我们还给它们取了个名字，也可说是一个诨名，很有劲儿。你在欣赏这儿的风景吧?”

汉斯·卡斯托尔普确是在欣赏，他说：“美极了!”

“你真的这么想?”约阿希姆问。

这时他们已在那条沿山脊方向的崎岖不平的路上奔驰了一阵子，这条路与铁路平行。然后马车拐向左边，穿过一条羊肠小道和水路，在一条公路上驰骋，这条公路向上一直伸展到树木丛生的山坡。现在他们来到一个稍稍突起的高地，它宛如一个草原，在高地西南方耸立着一座圆屋顶的庞大建筑物，前面有许多明亮的阳台，远处望去像一个个孔洞，活像一块海绵。建筑物里灯光刚开始燃亮。天很快黑下来了。刚才片刻间染红天边的一抹淡淡的晚霞已经消失，大自然沉浸在一片昏暗蒙眬、忧郁宁静的暮色中，预示夜幕即将垂落。人口稠密、绵亘蜿蜒的山谷现在已是万家灯火，平地和山坡两侧到处都是灯光，特别在右面一片高地上，那儿的房屋结构都是梯田式的。左面有几条小径通到草原的斜坡上，以后又消失在松树林一片迷迷糊糊的黑暗中。山谷在入口处渐渐狭窄起来，远方的山脊在它的后面呈现一片单调的灰蓝色。天空刮起了一阵风，使人感到夜晚的寒意。

“不，坦白地说，这儿并不那么使人望而生畏，”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冰川、终年积雪的山峰和崇山峻岭在哪儿呢?在我看来，这些山并不很高。”

“嘿，它们可真高呢，”约阿希姆回答。“你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参天的大树，它们轮廓分明。枞树停止生长，其他一切也都不长了。你可以看出，后面那些地方都是岩石。你瞧，在那‘黑峰’的右面，也就是那座尖尖的高峰右面，不是也有一个冰川吗?你可看到那边蓝澄澄的一片?冰川并不大，但终究是地地道道的冰川，叫‘斯卡雷塔’冰川。峡谷中间是皮茨·米歇尔和廷岑峰，你这儿可望不到。它们一年到头都积着雪。”

“永远积着雪，”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嗯，永远，随你怎么说吧。不过这些山峰都很高。但你得想一想，我们这儿简直高得吓人。海拔一千六百米。因此这些山峰算不了什么。”

“真的，爬起山来可够呛啦!我得说，我真胆战心惊呢。一千六百米!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有五千英尺高。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好奇地、尝试性地深深呼吸了一下这块陌生地方的空气。空气是新鲜的——如此而已。它里面没有香味，没有杂质，没有潮气；他毫不费力地吸了进去，但并无心旷神怡之感。

“挺不错!”他彬彬有礼地说。

“唔，这儿的空气好得出名。不过我得再说一句，今天晚上这儿的风光并不怎么好，有时景致还要好些，特别在有雪的时候。可是人们看雪也看腻了。你可以相信我，我们山上的人对这全都腻得要命，”约阿希姆说。他的嘴角扭曲了，显出厌恶的神色。这使人觉得有些过分，而且不够镇静，跟他的风度又不很相称。

“你说话非常特别呀，”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我说话特别吗?”约阿希姆有些怅惘地问，把脸转向他的表弟……

“不，不，原谅我，我只是一刹那间才有这个感觉!”汉斯·卡斯托尔普连忙说。不过他指的是“我们这儿山上人”这几个字眼，约阿希姆用这些字眼已有三四次了，他听起来有些不顺耳，有些别扭。

“我们疗养院的地势比你看到的那个地方还要高呢，”约阿希姆继续说。“高五十米。在旅行指南里，写的是‘一百’，可实际上只有五十。最高的疗养院要算那边的沙特察尔普了，你望也望不到。冬天时，尸体要用雪橇送下山去，因为那时路上无法通车。”

“他们的尸体?噢，我懂了!”汉斯·卡斯托尔普高声说。忽然他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厉害，那么无法自制，以致胸口一起一伏，他那被凉风吹僵了的脸上显出一副怪相，而且隐隐作痛。“用雪橇!而且你对我说这事时居然那么无动于衷?你在这五个月里确实变得愤世嫉俗了!”

“一点儿也不愤世嫉俗，”约阿希姆耸了耸肩膀回答。“这有什么关系呢?对尸体来说反正都是一个样……再说，我们这儿的人们好像真的有些儿愤世嫉俗。贝伦斯本人也一向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此外他医道上颇有一手，早年是学生会会员，学生会是一个注重名誉、以享受学生生活为宗旨并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学生团体。看来是一位出色的开刀医生，他会叫你喜欢的。还有一位克罗科夫斯基是他的助手——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宣传品里特别提到他的工作能力，也就是说，他能为病人作精神分析。”

“他会干什么?精神分析?这简直叫人作呕!”汉斯·卡斯托尔普大声说，此刻他的精神振奋起来了。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精神分析终于使他的心乐开了。他笑得那么厉害，连眼泪也掉在他的手上了。他向前屈着身子，用手捂住眼睛。约阿希姆也尽情地笑着，看来笑对他有好处。就这样，这对青年人兴高采烈地从马车里出来，因为这时马车终于缓步登上陡峭的、迂回曲折的车道，把他们带到国际山庄疗养院门前。

三十四号房间

门房间正好坐落在疗养院大门和风门之间的地方。有一个法国气派的服务员——他穿的那身灰色制服，与到车站提行李的那个跛子相同——本来坐在电话机旁边看报，这时迎面向他们走来，陪他们穿过灯光通明的大厅，大厅左面是会客室。汉斯·卡斯托尔普经过会客室时张望了一下，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问宾客在哪儿，表兄说：
“他们在卧床治疗。我今天请假，因为我要去迎接你。否则我在晚饭后也得躺在阳台上。”

汉斯·卡斯托尔普又禁不住要笑出声来。

“什么，你在夜间潮润的雾气中还要躺在阳台上?”他用震颤的声调问。
“是啊，这是制度。从八点一直躺到十点。不过现在先去看看你的房间，洗一洗手。”

他们登上法国人开的一部电梯。上电梯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把眼泪拭拭干。“我笑得骨头也酥了，力气也没有了，”他一面说，一面用嘴喘着气。“你给我讲了这许多傻里傻气的事……精神分析对我的印象太深了，简直叫人难以想象。另外，我旅途上的疲劳也已稍稍恢复过来。你的脚还感到冷吗?同时脸上却是热辣辣的，这可不大舒服。我们马上能吃饭吧?我似乎有些饿。你们这儿山上吃的还不错吧?”

他们踏着狭长的走廊里椰子皮编成的毯子不声不响地往前走。天花板上装着的乳白色玻璃灯罩放射出惨白的光芒。墙上涂过一层油漆，隐隐地闪着模糊不清的白色微光。不知从哪儿出现了一位护士，她戴着白色的头罩，鼻上架着一副夹鼻眼镜，一条带子拖在耳朵后面。她看去像一个新教徒，对她干的那行职业似乎并不那么专心致志。她显得很好奇，有些懒懒散散，拖拖沓沓。走廊上两处地方门口的地板上(门上都有白漆标志的号码)都放着大大的、某种圆鼓鼓的短颈球形容器，它们究竟是什么，汉斯·卡斯托尔普当时忘了问他。

“你就住在这儿，”约阿希姆说，“三十四号。我就住在你右面一间。左边住的是一对俄国夫妻，我得说他们有些唠唠叨叨，不修边幅，可是这也没有办法。唔，你看怎么样?”

房门有两道，一道开在里面，两道门的中间放着衣架。约阿希姆燃亮了天花板上的壁灯，房间在闪烁不定的灯光照耀下顿时显得明亮悦目，富有生气。房间里摆着常用的白色家具，糊墙纸也是白色的，质地很坚实，可以刷洗。地上铺着清洁的亚麻油毡，亚麻布的窗帘绣得华丽大方，十分时髦。落地长窗敞开着，可以望见山谷里的灯光，远处舞蹈的音乐声也隐约可闻。好心的约阿希姆在五斗柜上的一只小花瓶里插了一些花——这是他亲手在山坡上草丛里摘下的，其中有一些欧蓍草和风铃草。“你太周到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间屋子多么优雅！可以在这儿舒舒服服地住上两星期。”

“前天这间屋子里死了一个美国女人，”约阿希姆说。“按照贝伦斯的意见，你来之前就干脆叫她出去，好让你住这个房间。她的未婚夫跟她在一起，是一个英国海军军官，但他不大守规矩。他总是出来到走廊上哭哭啼啼，完全像一个小伙子。然后他在脸颊上涂冷霜，因为他本来脸上刮得很光，眼泪把他的脸毁了。前天晚上，美国女人吐了两次狂血，就此寿终正寝。可是他们昨天早上才把她抬出，于是他们自然用福尔马林把房间彻底熏蒸消毒，你知道，那玩意儿在杀菌方面该是很有效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心不在焉地听了这番话，内心不免有些震动。他卷起袖子站在一只大的洗手盆面前，洗手盆镍质的开关在电灯光下闪闪发亮。他对那张铺上清洁被单的白铁床几乎连扫也不扫一眼。

“熏蒸消毒，这可了不起，”他稍稍带着挖苦的腔调一个劲儿地说，一面洗着手，让手中的水慢慢淌干。“唔，用甲醛，最厉害的细菌也受不了。用福尔马林呢，对鼻子可有些刺激性，对吗?当然，卫生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说“当——然”这个词时，音节不大连贯，仍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而他的表兄从学生时代起就已养成说话时不带乡音的习惯。汉斯·卡斯托尔普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还想说的是……让我揣测一下，那个海军军官用的也许是安全剃刀，用这种安全剃刀，比磨得锋利的刀片更容易刮伤脸儿，这至少是我的经验，我是轮流使用它们的……嗨，盐水自然容易使受刺激的皮肤发痛，怪不得他常常要用冷霜了，这在我看来是毫不足奇……”他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说什么他箱子里带着二百支马利亚·曼契尼牌香烟，海关检查时非常客气，家里许多人都向表哥问好。“这里可有暖气?”他突然提高嗓门问，跑向前去把手按到暖气管上……“没有。他们叫我们还是凉些好，”约阿希姆回答。“到八月间热气全部出来，那时可就不一样了。”

“八月，八月！”汉斯·卡斯托尔普接腔说。“可是我感到冷啊!我冷得厉害，我指的是我的身体，因为我的脸滚滚烫的——你倒摸一下看，简直像火烧一般！”

这种叫别人摸摸脸儿的要求，跟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性完全不相称，他本人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约阿希姆对这个理也不理，只是说：

“这是空气的关系，没什么。贝伦斯本人的脸也整天红得发紫。许多人都不习惯。嗯，向前走吧，不然我们什么也吃不到了。”

外面，护士的身影又出现了，她用一双近视眼好奇地瞅着他们。但在第一层楼，汉斯·卡斯托尔普突然站住，他听到离走廊转角后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非常可怖的声音，这声音虽不响，却令人毛骨悚然。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得勃然变色，圆睁着眼直愣愣地望着表兄。这咳嗽声显然是男人的，但跟别人的不一样，汉斯·卡斯托尔普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咳声。他听到过的其他咳嗽声跟它相比，就显得健康动听而富有生命力了。这是一种奄奄无生气的咳嗽，它不是阵发性的，而像有某种有机溶液的稠黏物质一阵阵无力而令人憎嫌地泛上来，发出咯咯的声音。

“唔，”约阿希姆说，“这个人的脸色很难看。你要知道，他是奥地利的贵族，是一位贵人。他天生是一个骑手，现在却落到这步田地。可是他还能走动。”

他们继续向前走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热切地谈论着那位骑手的咳嗽。“你得记住，”他说，“这类咳嗽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对我来说，这完全是陌生的，给我的印象当然很深。有多种多样的咳嗽，有干的，也有湿而带痰的。一般说，湿的倒比刚才那种狗嗥叫般的干咳好些。当我年青时(他居然说出“我年青时”那样的话来)曾患过哮喘，那时我咳起来就像狼嗥一般。当后来声音稍稍湿一些时，大家都乐了，这个我现在还记得。不过这样的咳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至少我没有——这简直不是人的咳声。它不是干的，可也不能说是湿的，湿的还远远谈不上呢。听了咳声，似乎恨不得亲眼去瞧瞧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副样儿——似乎全是黏滞滞的痰液……”

“得了，”约阿希姆说，“我可每天听到它，你用不着在我面前形容了。”

可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刚才听到的咳嗽声老是放心不下；他再三申明，恨不得亲眼瞧瞧这位骑手。当他们走进餐室时，他那因旅途而劳顿的双眼闪现出激动的光辉。

在餐厅里

餐厅里灯光明亮，看去高雅而舒适。它正好位于大厅右侧会客室对面的地方，据约阿希姆说，它主要为那些新来的、不准时吃饭的客人以及前来疗养院参观访问者供膳之用。不过有时也在那儿欢庆生日及举行告别宴会，病人身体普查结果良好时，也在这里庆祝一番。有时餐厅里可真热闹呢，约阿希姆说；人们甚至喝起香槟酒来。此刻餐厅里没有别的人，只坐着一位年约三十岁的妇女，她正在看一本书，嘴里哼着什么调子，左手的中指老是轻轻地敲着台布。当这对青年人坐下来时，她立刻换了个位置，背朝着他们。约阿希姆轻声说，这个女人看到男人很害臊，在餐厅吃饭时总是拿着一本书。据说她进肺病疗养院时还是一个姑娘，以后一直没有在外界生活过。

“嗨，你在这儿只住了五个月，跟她相比资格可浅呢。要是你再呆上一年，你还是比不上她，”汉斯·卡斯托尔普对他的表兄说。这时约阿希姆耸耸肩膀——这种耸肩膀的姿势他过去是没有的——拿起菜单。

他们在靠窗一张高起的桌子旁坐下来，这是餐厅里最舒适的位置。他们紧靠奶油色的窗帘面对面地坐着，红灯罩的台灯把他们的脸映得通红。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两只刚洗好的手交叉在一起，舒舒坦坦地、满怀着某种期待的心情相互摩擦着，这是他坐下来吃饭时的老习惯，也许是因为他祖先吃饭前做过感恩祷告吧。一个身穿黑衣白裙的女郎为他们端上菜来，她的脸儿很大，面色非常健康，态度很客气，声音有些沙哑。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得悉人们称这儿的女侍者为“餐厅女郎”时，觉得怪有味儿。他们叫了一瓶格鲁奥德·拉罗舍酒，后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又叫她端回去热一下。吃的东西很好，有芦笋汤，填馅子的番茄，有许多配料的烤肉，调制得特别好的甜食，乳酪以及水果。汉斯·卡斯托尔普尽情地吃着，虽然他的胃口并不像他预期的那么大。不过他一向是吃得多的，即使肚子不饿时也是这样，这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尊心而已。

约阿希姆对这些菜肴不大看得上眼。他说，他对厨房里的东西已感到腻了，这里山上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人们对伙食口出怨言已习以为常，要是你得一辈子或者整整三天坐在这里……不过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开怀畅饮，尽力避免说一些过分热情洋溢的话，同时一再表示自己的欢悦之情，说现在总算有人在身边能倾吐自己的衷曲。

“哈，你来得真太好了！”他说，平静的语调显得激动起来。“我甚至可以说，这对我简直是一件大事。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变化——依我看，这在永恒而没有底的单调而寂寞的生活中是一个突破……”

“可是住在这儿，时间一定过得很快，”汉斯·卡斯托尔普发表自己的看法。

“时间快或慢，随你怎么说都行，”约阿希姆回答。“我可以告诉你，它根本没有在跑。根本说不上什么时间，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生活——不，都不是!”他摇摇头说，同时又握起酒杯。

尽管此刻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脸像火烧一般，他也喝起酒来。不过他的身子还老是冷飕飕的，他的四肢有茫然不知所措之感，既有些乐滋滋的，也有些不舒服。他说话很急，常常说漏嘴，说了后就鄙夷不屑地做一个手势。这时约阿希姆的情绪也很兴奋，当那位哼着调儿、用手指敲打桌子的女人突然起身离开餐厅时，他们的谈话更加自由热烈了。他们一面吃，一面挥动着刀叉做着手势，一会儿惺惺作态，哈哈大笑，一会儿又频频点头，耸耸肩膀，两人只是不住地谈着话，连嘴里的食物也来不及咽下去。约阿希姆想听听汉堡的情况，话题转到易北河的治理规划。“这是划时代的壮举，”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对我们的造船事业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样的估计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们准备一下子投入一千五百万作为预算费，你得相信，我们是懂得怎么去干的。”

尽管他对易北河的治理计划十分重视，他忽而又把话题岔了开去，转而要约阿希姆再谈谈“这儿山上”和山上来客的其他生活情况。约阿希姆乐意地谈了起来，为他能畅所欲言而感到高兴。他又不得不重复谈谈尸体以及人们用雪橇送尸体下山的事，而且再次明确保证，他说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又捧腹大笑起来，做表兄的也笑了，看来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又给他讲一些滑稽的事助助兴。这时他们桌子上坐了一位女人，叫斯特尔夫人，病得相当厉害，是坎斯塔特一个音乐家的妻子，这么没有教养的女人他可从来没有见到过。她连“消毒”这个字的音也发不准，还一本正经，自以为是。她称助理医师克罗科夫斯基为“古板君子”。人们对此不得不忍住暗笑，不露声色。此外，她说起话来喋喋不休，这里山上人大多都是这样。她还反复说什么另一位女人伊尔蒂斯太太，身上带了一把短刃。“她叫这个是‘短刃’，——这真是无价之宝！”他们懒洋洋地往后靠在椅子背上，尽情地笑着，笑得身子前仰后合，同时差不多打起呃来。

在这段时间内，约阿希姆有时不免黯然神伤，想起了自己的命运。

“唔，我们坐在这儿笑着，”他脸上带着忧戚的神色说，他的话有时为呼吸时横膈膜的—起一伏所打断，“不过我根本无法预料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因为要是贝伦斯说再住上半年，那是算得很紧的，你得作好再多住一会的思想准备。不过日子真不容易过呵。你倒说说看，这叫我好不难受。我已经获得准许，本来我下月就可以正式参加考试的。现在我只好嘴里衔着体温表荡来荡去，不住听着那位没有教养的斯特尔夫人在耳边絮聒，糊里糊涂地打发着光阴。像我们那样的年龄，一年时间是多么宝贵，而这一年里，山下的生活却起了那么大的变化，有了那么多的进步。我呢，不得不像一池死水那样凝滞不动——不错，活像一个肮脏的水洼，这样的比喻并不太过分……”

奇怪的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所作的回答只是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里能不能喊到一名服务员。当他的表兄稍稍有些惊愕地瞅着他时，看出对方已昏昏欲睡——他真的快睡着了。

“你要睡了！”约阿希姆说。“走吧，是我们两人一起上床的时间了。”

“时间还不到呢，”汉斯·卡斯托尔普含糊不清地说。但他还是弓着背、僵着腿跟着他走，全然像一个因困倦而将脚贴着地面行进的人。可是当他在半明不暗的走廊上听到约阿希姆的说话声时，他猛地振作起来。约阿希姆说：
“克罗科夫斯基坐在那边。我想，我应当很快把你介绍给他。”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一间会客室壁炉旁边一个明亮的角落里靠近折门的地方，正在看一份报纸。当这两个青年人走向他时，他站了起来。这时约阿希姆摆出一副军人的架势说：“大夫，让我把我汉堡的表弟汉斯·卡斯托尔普介绍给你。他刚到这儿。”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用某种爽朗、坚定和生气勃勃的刚毅神态迎接这位新的住客，仿佛他想表明，跟他相处根本用不着有什么拘束，完全可以愉快地相互推心置腹。他大约有三十五岁，身子胖胖的，肩膀很宽，比他前面站着的两人矮得多，因此要看清他们的脸不得不稍稍向后仰起头来。他脸色异常苍白，白得有些透明，甚至发出磷光般的青色。他眼睛露出深褐色的光辉，眉毛黑黑的，蓄着两撇又长又密的胡子(胡子上面已带有几根白丝)，更显得他的脸白得厉害。他穿着一件相当旧的双排钮扣的黑色上衣，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镂孔的凉鞋，鞋子里是一双厚厚的灰色羊毛袜，脖子上系着一条翻下的软领带，这种领带，汉斯·卡斯托尔普过去只有在但泽的一位摄影师那儿见到过，这倒使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外表确实带有几分照相馆里的气派。他热忱地笑着，笑时从胡子间露出一排黄牙。他握着年青人的手，一面用略带外国腔调的拖长的男中音说：
“很欢迎您来我们这儿，卡斯托尔普先生！希望您能很快习惯这里的生活，日子过得称心如意。请允许我问一句，您是有病来这儿住院的吗?”

汉斯·卡斯托尔普努力控制自己不让睡魔袭来，同时想竭力显得彬彬有礼，这副模样儿可真叫人感动。现在他落得这么一副狼狈相，心中十分恼火；凭着年青人那种猜疑多端的本性，他从助理医师的笑声和豪放不羁的神态中看到某种怜悯式的嘲弄意味。他回答时告诉对方只住三星期，还说起自己考试的事，最后补充说，感谢上帝，他身体非常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真的吗?”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问，嘲讽似地把脑袋歪向前面，同时更深沉地微笑起来。“这样看来，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杰出人物!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到一个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健康人呢。我能不能问一下，您考的是什么科目?”
“大夫，我是工程师，”汉斯·卡斯托尔普谦逊而又不失尊严地回答。
“啊，工程师！”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仿佛收敛了笑容，一时失去了某种力量和热忱。“这是挺好的职业。那么这样说来，您在这儿无论身体上或心理上就不需要什么治疗啦?”
“不需要，我真万分感谢您！”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说，一面几乎倒退了一步。

这使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又得意洋洋地笑起来。他再次握握年青人的手，提高了嗓门说：
“唔，卡斯托尔普先生，你就好好地睡一觉吧，尽情享受您那无懈可击的健康吧！好好儿睡，再见！”就这样他打发了这对年青人，继续坐下看报。

这时电梯已无人管理，因此他们不得不徒步上楼。他们一言不发，刚才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相遇使他们有些烦躁。约阿希姆把汉斯·卡斯托尔普陪送到三十四号房间，这时那个跛足的人已把来客的行李在房里安顿就绪。他们又聊了一刻钟的天，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谈话，一面把夜间用具和盥洗用具一一理出，同时抽起一支很粗、味道很柔和的烟。今天，他连一支烟也受不了，这使他感到惊奇和意外。

“他看来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他一面说，一面把吸入的烟喷了出来。“他的脸白得像蜡一般。可是天哪，他脚上的鞋子袜子实在可怕。灰色的羊毛袜，可还有风凉鞋。我们到底有没有冒犯了他?”
“他有些敏感，”约阿希姆承认。“你在治疗方面不应当这样粗暴地拒绝，至少在心理治疗方面。要是有人避而不愿作这种治疗，他就不乐意。他跟我也并不最投合，因为我不够信任他。不过有时我把梦里的情况说给他听听，这样他就有一些分析的材料。”
“哦，那么看我准是冒犯了他，”汉斯·卡斯托尔普恼恨地说，因为得罪任何人往往使他老不痛快。于是疲劳变本加厉地向他袭来。
“晚安，”他说，“我累得要垮了。”
“八点钟我来约你吃早饭，”约阿希姆说完这话就走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匆匆地作好晚间的梳洗。他一关上台灯，睡魔就征服了他；但他再次一跃而起，因为他记起正好前天有人死在这张床上。“这可并不是第一次，”他暗自想着，似乎这么一想就能宽下心来。“这不过是一张死人睡过的床，一张普通的死人床。”于是他睡着了。

但一当他进入睡乡，他就开始做梦，而且几乎一刻不停，一直做到第二天早晨。他梦见的主要是约阿希姆·齐姆森七零八落、不成样儿地躺在雪橇上，沿着陡峭的山路滑下去。他的脸像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一样，苍白而发出磷光。前面坐着那位骑手，他的脸模糊不清，活像那个连声在咳嗽的家伙。“这里山上的人全是这个样儿，”变了形的约阿希姆说。这时，可怕地、黏液满口地咳嗽着的不再是那个骑手，而是约阿希姆了。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得痛哭失声，他觉得应当到药房去一趟，买一些冷霜来。可是鼻儿又大又尖的伊尔蒂斯太太坐在路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这显然是她的所谓“短刃”，但实际上却是他的安全剃刀。这使汉斯·卡斯托尔普破涕为笑。就这样，他在错综复杂的情绪中翻来覆去，直到晨曦通过半开着的落地窗射进来，把他唤醒。

关于洗礼盆和两重性格的祖父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他父母亲的老家已记得不怎么清楚了。他对父母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他们在他五岁到六岁的短时期内相继去世，先死的是母亲，她是在她分娩前夕完全出人意外地死去的，原因是神经炎发作后血管阻塞——海德金特大夫称之为血栓——使心脏立即停止跳动。她当时正好坐在床上笑着；从表面上看，她似乎是因笑得过分而昏倒，但实际上却是因为她已死了。这对他父亲汉斯·黑尔曼·卡斯托尔普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打击，因为他对妻子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同时他本性也不最坚强，他始终无法排遣自己的痛苦。他的精神就此一蹶不振；由于神思恍惚，他事业上就遭到挫折，因而卡斯托尔普父子公司大大亏本。第二年春天，当他在寒风扑面的码头上视察仓库时，得了肺炎。由于他那颗破碎了的心经不起发高烧，尽管海德金特大夫悉心治疗，他还是在第五天与世长辞了。他在一大群送葬市民的护送下跟随妻子进入了卡斯托尔普家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墓地，地点在圣凯塞琳墓园，那儿风光秀丽，可以眺望植物园的景色。

他那位做参议员的父亲倒比他活得久些，虽然时间也长不了多少。他也是害肺炎死去的，不过他临死时很痛苦，和病魔作了顽强的一番搏斗，因为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跟他的儿子不同，生命力极其旺盛，不会轻易倒下去。在他死前这段短时间内——时间只有一年半——孤苦无依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住在自己的祖父家里，这是上世纪初在“广场”附近一块狭小的地皮上建成的一幢具有北方古典风格的房屋，屋子阴森森的，长年受风雨剥蚀，显得有些败落。大门两侧都有半露柱，中间的平地上有五级石阶。除了长窗一直落到地面并且饰有铸铁铁栅的楼房以外，另外还有两层楼房。

这里尽是一些会客室，其中包括光线明亮、用灰泥粉饰过的餐室。餐室有三扇窗，窗上挂着深红色的窗帘，凭窗可以眺望后花园。在那儿，祖孙两人每天四点钟时一起共进午餐，时光过了十八个月。侍奉他们的是一个叫菲埃特的老头儿，他戴着耳环，衣服上的钮扣是银色的。跟主人一样，他衣服上也戴着一个用细薄棉布做成的领饰，可以完全像主人那样把剃得光光的下巴埋在里面。祖父跟孩子以“你”相称，说话时用的是德国乡土方言，这倒并不是为了增添什么风趣——因为他天性中并没有什么幽默成分，——而是完全一本正经的，何况他同一般人(例如仓库管理员、邮差、马车夫和仆役)说话时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很爱听这种方言，同时也很爱听菲埃特用方言回答时的那股腔儿——他在侍奉主人时，总是俯下身凑在对方的右耳旁说话，因为这位议员在听觉方面，右耳比左耳好得多。老头儿领悟了他的意思，点点头，继续吃饭，笔挺地坐在红木椅子高高的靠背和桌子中间，几乎不大俯身到碟子上去吃菜。这时做孙子的坐在他对面，聚精会神、默不作声地瞅着祖父洁白、漂亮而瘦骨嶙峋的手如何用利索而有条不紊的动作拿起叉子，用叉尖叉起一片肉、一些青菜或一些土豆，稍稍低下头去把它们送到嘴边；祖父手上长着拱形的、尖尖的指甲，右手食指上戴着绿色的纹章戒指。汉斯·卡斯托尔普瞧着自己笨拙的手，心里琢磨着日后如何也可以像爷爷那样挪动刀叉。

另一个问题，是他能不能让自己的下巴埋到像祖父特殊形式衣领里那样的空腔中去，衣领的尖端正好触到祖父的面颊。要做到这点，他得跟祖父一样长寿；时至今日，远近各处除了他老人家和菲埃特老头儿外，再没有别人佩戴这种领圈和衣领了。这很可惜，因为小小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祖父把下巴靠在高而洁白的领圈里特别高兴。在他成长后，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他内心深处对它怀有相当程度的好感。

当他们吃完饭，卷起餐巾把它们放在银盘里后(当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干这事还不大顺手，因为那些餐巾像小台布一样大)，议员就离开椅子站起身来，把菲埃特抛在后面，拖着脚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拿起一支烟来。有时做孙子的也跟着他进去。

这间“办公室”是这样形成的：餐厅里原来开三扇窗，横贯着整个屋子，因此这屋子与其他同一类型的不一样，没有三间会客室的余地，只留下两间的场地。但其中一间与餐厅成直角，只有一扇窗朝街，深度方面显得很不对称。因此，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长度被分割开来，恰好成为“办公室”。这是一小块暗沉沉的地方，上面开有天窗，没有多少摆设。有一个分层的小书架，上面放着议员的雪茄烟盒，一张玩牌的小桌子，桌子抽屉里有一些引人入胜的东西：惠斯特牌，筹码，小齿能向上掀开的小型记分板，一块石板和一些石笔，纸质雪茄烟烟嘴，以及其他玩意儿；最后，在角落里有一只紫檀木做的洛可可是欧洲十八世纪建筑及艺术上的一种风格，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式柜子，柜子的玻璃门后面张着黄色的丝绸帘子。

“爷爷，”办公室里的小汉斯·卡斯托尔普有时会踮起脚尖凑到老人的耳际说，“请您拿出洗礼盆来给我瞧瞧！”

这时祖父已撩起细软的长衫的下摆，把一束钥匙从裤袋里掏出来，打开玻璃柜。柜子内部有一股舒适而古怪的气味向孩子袭来。柜子里藏着各种各样好久不用而引人注目的东西：一对弯曲的银质烛台，一只木匣装的损坏了的气压表，上面刻有寓意深长的图形；一本达盖尔达盖尔(1789—1851)，法国银版照相术的发明人。银版摄影术的纪念册，一只杉木做的盛烧酒容器；还有一个难以捉摸的小土耳其人，它披着一件五光十色的绸衣，体内装有机器；以前只要发条一开，就会在桌面上来回走动，但现在机器失灵已有好久了。此外还有一个奇特的轮船模型，模型底部甚至还有一个捕鼠夹。老头儿从中间一层取出一个失去光泽的银质圆盆，盆子上面还有一个银盘。他把这两件东西分开来拿给孩子看，一面讲述他那常讲的故事，一面把它们放在手心上转来晃去。

盆和盘原来不是连在一块儿的，正如人们清楚看到的那样，这时孩子又一次听到老爷爷的教诲。不过祖父说，它们放在一起使用已整整有一百年历史，换句话说，从洗礼盆制成时起就是这样。盆子很漂亮，外形平凡而雅致，带有十九世纪初叶庄严肃穆的风味。它光滑而又坚实，下面是一个圆形底盘，里面镀过金，但金质已因岁月而消褪，只剩下一片淡淡的黄色光泽。它唯一的装饰，就是一个庄严的玫瑰花花环，上部边缘有一簇簇锯齿形的叶子。至于那个盘子，年代更为久远，这可从盘子的内部加以识别。那儿镌刻着几个绚丽夺目的字码：“一千六百五十年”，字码周围是各种各样弯弯曲曲的雕饰。它们是按当时的“现代派”风格镂刻的，花哨浮夸，有阿拉伯式花纹，一半像星星，一半像花朵。但后面却相继刻着代代相传的持有人的名字，他们一起有七个，上面还写明承袭时的年份。套领圈的老头儿用戴戒指的食指把每个人的名字一一点给孩子看：这儿是父亲的名字，那儿是祖父本人的名字；这边是曾祖，那边又是高祖，以后再一代、二代、三代地从老爷爷历历如数家珍的口中追溯上去，而孩子把脑袋歪向一旁，凝神倾听着，有时若有所思，有时呆呆地睁着两眼出神，嘴角露出敬畏、昏昏欲睡的神情，耳畔只是响起“乌尔……乌尔……乌尔……乌尔_{（德语乌尔(Ur)是许多名词的前缀，意为原始或祖先，表示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祖父爱谈祖辈业绩）}”的声音。这种阴沉沉的声音使人想起墓穴和消逝了的岁月，但同时又显示出现世、他本人的生命以及湮没了的岁月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虔诚的联系，在他身上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影响——这从孩子的脸上也表露出来。听到祖父这种声音，他仿佛呼吸到凯德林教堂或米迦勒地下教堂中霉湿阴冷的空气，也似乎闻到那种地方的气息，在那儿，人们脱下帽儿，俯着身子，踮起脚尖一摇一摆地走着，神态显得毕恭毕敬；他也仿佛感受到能传出回声的幽僻处所那种与世隔绝、万籁俱寂的气息。宗教的感情，与死亡的感受以及老爷爷用阴郁重浊的声音讲家史的意境交融在一起，这一切深深打动了孩子的心，使他感到无比欣慰。确实，也许正是因为要一再听到这种声音，孩子才几次三番地要求仔细看看这个洗礼盆。

这时祖父把容器重新放到盘上，让孩子看看里面这个光滑的、稍稍镀过金的空穴。天窗的光线投在上面，使它闪闪发亮。“嗯，”他说，“我们把你投到洗礼盆上，让受洗的圣水滴下来，转眼已快八年了。……圣雅科比教堂的拉森司事先把圣水注到我们的好牧师布根哈根的掌窝里，再从那儿经过你的头顶滚到盆里。我们先把圣水热一热，免得你受惊哭起来，可结果出乎意料，你事前就大哭大嚷，弄得布根哈根不能顺利执行圣事。但圣水一掉在你的头上，你就一声不响，我们希望这是你对圣礼肃然起敬的表示。再过几天，又是你有福的父亲受洗四十四周年了，当初圣水也从他头上流进盆里。他也出生在这屋子里，这是他双亲的屋子，正好在厅堂中间的窗户前面，给他受洗的还是那个黑泽基尔老牧师，他年青时差点儿让法国人枪杀了，因为他传教时反对烧杀劫掠。现在他早已进天国了。咳，七十五年以前，我本人也在这个厅堂里受洗。他们把我的脑袋按在这个盆子上，好像此刻盆子放在盘上的那个模样。做圣事的口中念念有词，说的话跟对你和你爹说的一模一样。温暖清澈的圣水也从我头发上流到金子做的洗礼盆里。当时我的头发也不比现在多。”

孩子抬头望着祖父银灰色的小脑袋。这时祖父又在洗礼盆上垂着头，与他所讲述的、好久以前的情景相仿佛。孩子体验到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这是一种奇特的、梦幻似的、惝恍迷离的感觉，静中有动，既令人有沧海桑田之感，又使人茫然不知所措。这种感受他过去也曾有过，现在他又期待着，希冀着，渴望能获得它。一当这种代代相传的遗物展示出来时，他就会有这种感受。

年青人日后扪心自问，发觉他祖父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比父亲要深刻得多，清晰得多，也重要得多。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同甘共苦，而且体格上的特征也十分相似。孙子很像祖父，仅从他发育时刚长出的胡子来看，就有几分像七十来岁苍白而呆钝的老爷爷。不过主要之处，乃在于老爷爷无疑是家庭中的真正角色和别具一格的人物。

从社会角度上说，早在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去世之前，他的为人之道与观点已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徒，信奉新教，思想十分保守，顽固地认为社会上只有贵族才有统治能力，仿佛他生活在十四世纪似的。当时，手工业者正开始顽强地与旧的自由贵族阶级一决雌雄，企图在城市议会里争得席位和发言权。他对新生事物不很看得顺眼。他活动的年代，恰好是大动荡、大转变的十年，也是飞跃进展的十年，这对公众的献身精神和冒险精神提出极高的要求。新的时代精神正在喜奏凯歌，而卡斯托尔普老头儿却觉得这一切格格不入。他竭力卫护先辈的习俗和旧制度，而对扩建港口的冒险性尝试及一味兴建大城市而把上帝置之脑后的愚蠢规划不屑一顾。他一有可能就设法加以制止或削弱；倘若他竟能随心所欲，今日市政管理的外貌可能仍保持着他那个时代的田园风味和古代法兰克人的情调。

这就是这位老人生前身后在市民们心目中留下的形象。由于幼小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政治一无所知，在他幼稚的心灵中基本上也保持着同样的形象。这是一些默默无言的、也是不加批判的感受，但这些感受栩栩如生。这些感受在他日后的生活中作为有意识的记忆形象完全保存下来，它们不能用文字表达，也无法分析，但印象依旧十分深刻。上面已经说过，这是生活中同甘共苦在起作用，或者说是祖孙之间血缘相近、休戚相关之故。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做孩子和孙子的往往先观摩，而后产生景仰之心，再由景仰而萌生学习之念，并从先代遗传下来的素质中培育出自己的个性来。

参议员卡斯托尔普长得又高又瘦。岁月使他的背和脖子弓缩起来，可是他试图用其他方法补偿：他威严地把嘴角弯向下方，尽管他嘴里已没有一颗牙齿，只剩下一排牙肉，现在全靠一副假牙咀嚼食物。他脑袋已经开始有些摇摇晃晃，这么一来，头部的不稳感倒可以冲淡一些，看去仍不失尊严，同时下巴也可以在领巾上托住。这样的姿势，小小的卡斯托尔普看了很称心。他喜欢鼻烟盒——他使用的是一只狭长的、内部镀过金的海龟壳盒子——吸烟时使用一块红手帕，手帕的一角经常从他上衣后面的那只袋里垂下来。如果说这有损于他仪表的话，那么给人的印象也无非是年老而放浪不羁，不拘小节，日子一长，就故意或乐意听之任之，或者连他本人也不知不觉。无论如何，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年幼而锐利的目光里，这仍不失为祖父外表上的唯一缺点。但无论是当时七岁孩子所看到的，还是他日后成长时所记起的老人的日常形象，都不是原来的真实面目。他的真面目迥然不同，比平时漂亮得多，逼真得多——这从一幅画像上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是一幅与老人身材相仿的画像，原来挂在小汉斯·卡斯托尔普父母亲的卧室里，后来他迁到“广场”上，那幅画也一起搬过去，挂在会客室的红缎大沙发上面。

在这幅画中，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穿着担任市政参事时的官服。这是上世纪庄严而又极为朴质的市民服装，有威风凛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共和政体的遗风，过去在他身上也曾显赫过一番。它使人有时过境迁、今是昨非之感，也显示出世间万物彼此永远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老人办起事来也十拿九稳。画中是参议员卡斯托尔普的全身像，他站在铺红砖的地板上一根圆柱和尖角拱门的旁边，是一幅透视画。他站时下巴向下，嘴角也往下弯，一双湛蓝的沉思的大眼睛眺望着远方，眼睛下面露出泪囊。他穿着一件黑衣服，确切些说，是一件一直披到膝盖的法衣似的长袍，衣服前面的敞开部分和四周围都饰有毛皮。上袖宽而隆起，也饰有毛皮；下袖则显得狭小，用粗布制成，花边袖口一直拖到手上，把节骨也遮住了。细弱的腿上穿着一双黑丝袜，脚上穿一双有银色扣环的鞋子。他脖子上套着宽大而浆硬的皿形领饰，前端向下，两侧向上隆起，下面在背心上还锦上添花似地饰着上等细麻布的褶襞。他手里提着一顶上端越来越尖的老式宽边帽。

这是某个著名画家的杰作，主题鲜明，风格与古代大师的相仿，使观赏者联想起西班牙、荷兰与中古时代的各种作品。汉斯·卡斯托尔普幼年时常注视这幅画，这当然并不是因为他懂得艺术，而是因为他怀着某种意义更广泛的、甚至更深刻的理解心情。像画布上描摹的那个祖父，尽管他在实际生活中只亲眼见到过一次，而且只是一瞬(当时，祖父正昂首阔步地向议院走去)，但他仍禁不住感到这幅栩栩如生的画像不失为祖父的真面目，而每天所看到的祖父只是所谓“临时性”的祖父，是一个次要的、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祖父风貌的形象。因为显而易见，那幅不同于他日常形象的、神采奕奕的画，是以一种不完善的、也许是不成功的刻意摹仿为依据的，他的这种高硬衣领和高的白领圈都是老式的；不过这样的称呼，不可能适用于这种值得艳羡的衣饰，它也只有“临时性”的意义——这里的衣饰，指的就是西班牙式皱领。祖父在街上戴的那种异乎寻常的拱形大礼帽，与画中的那顶宽边毡帽极为相似，而那件有裥的长袍，在小汉斯·卡斯托尔普看来，只是饰有花边和毛皮的法衣而已。

因此，当某一天他和祖父永诀时，看到祖父仍旧保持着原来严谨、完好的风貌，心里十分欣慰。当时大家都在厅堂里，也就是他们常常面对面坐着就餐的那个厅堂；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躺在大厅中央一口镀银的灵柩内，灵柩搁在柩架上，四周都摆满了花圈。他跟肺炎曾作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这是一场长期而顽强的搏斗，尽管由于他的适应能力强，他在世之日对疾病显得不动声色，处之泰然。此刻他躺在那儿，人们不知他是战胜还是战败了。不过无论如何，他躺着的神态十分安详。病床上的斗争使他大大变了样，鼻子也尖了一些，下身盖着一条毯子，上面放着棕榈枝。头部用一只丝绸枕头垫得高高的，这样他的下巴正好漂亮地陷在皱领前面的凹处。他的双手一半被花边袖口遮住，僵冷的手指被人为地安排得自然而富有生气，手里捏着一个象牙十字架，仿佛他低垂着眼睑定睛瞅着它。

祖父最后一次患病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起初还见过他几次，但临终前却没有见过面。家人不让他看到祖父所作的挣扎，这种挣扎大部分是在夜间。他只是从家中沉郁的气氛，菲埃特老头儿红肿的眼睛以及医生的来回奔走中间接地接触到有关情况。现在他站在厅堂里，心中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祖父的“临时性”形象现在已庄严地消失，最后又恢复他原来的、恰如其分的真面目了。即使菲埃特老头儿痛哭着，不住地摇着头，而汉斯·卡斯托尔普自己也痛哭失声——以前，当他亲眼看到母亲突然去世，不久父亲也一动不动地像陌生人那样躺在他面前时，他也这样痛哭过——他还是认为这样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和这么年青的时候，死神已第三次在小小的卡斯托尔普心灵上和感官上投下了阴影，特别在感官上。对他来说，看到死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他已十分熟悉，他对死已安之若素，丝毫不影响他的神经，只是不免有些哀伤而已。这一次他也是这样，不过程度更深一些罢了。他不懂得大人的死对他的生活实际上会带来什么后果，却以天真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它，满以为将来反正有人会照料他，因此在灵柩面前，他也漠然无动于衷，只是干巴巴的表演一番。这一回是第三次了，他除了那些富有经验的感情和表情外，又带着某种古怪而老练的鉴赏神情。本来，他因为悲痛或在别人的感染下往往流泪，现在，眼泪已不再是他的一种自然反应了。在他父亲逝世三四个月后，他已把死这件事忘了，现在一下子又记了起来，而且当时的种种景象，又清晰、深刻、历历在目地以无可比拟的奇特形态再现在他眼前。

试对上面这些概念作一番分析，并用文字表达出来，大致可归纳为下面这些话。死，一方面固然是神圣的、富于灵性的和哀伤动人的，也就是说属于精神世界的事，但另一方面又完全不同，而且恰恰相反：它纯粹是肉体的，物质的，根本不能称它是动人的、富于灵性的或神圣的，甚至也称不上是哀伤的。庄严而富于灵性的一面，从遗体豪华的殡葬仪式中，从如锦的繁花中以及扇子般的棕榈叶中体现出来；大家都知道，这象征着天国的安宁。此外，祖父冷冰冰的手指中捏着一个十字架，灵柩顶端放有托瓦森托瓦森[(Bertel Thorwaldsen，1768—1844)，丹麦雕刻家，作品以纪念像为主，也有取材于神话的]的耶稣基督胸像，两侧摆着高高突起的烛台——这些更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点。在这种场合下，这些也都散发出一种宗教气息。所有这些安排，都显然而确切无误地指明这样一个事实，即祖父现在已永远回复他的原来真面目。此外它们还有另外一些意义和减轻痛苦的目的，这点小小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明白，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所有这一切，特别是这么多的晚香玉，无非都说明死既不美丽动人，也根本不用伤心，而是一种几乎是不体面的、涉及血肉之躯的事，应当掩饰，应当遗忘，而不该常常记在心里。

正是由于这点，已去世的祖父才显得这样古怪，甚至一点也不像祖父本人，而是像一尊被死神替换了的、大小相等的蜡像，目前这一切庄严隆重的场面都是为他忙碌的。他躺在那儿，或者说得确切些，有一件东西躺在那儿，这不是祖父本人，而是一个躯壳；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这个躯壳不是蜡做成的，而是祖父的本体，而且只是本体。这倒是不体面的，也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像涉及血肉之躯以及仅仅涉及血肉之躯的事儿那样没有什么可伤心的。小汉斯·卡斯托尔普端详着那蜡黄的、光滑得像乳酪那样干瘪的躯体，身材大小与生前一模一样，脸和手都跟祖父活着时毫无二致。恰好有一只苍蝇飞来，停在祖父一动不动的前额上，它的触嘴开始上下移动。菲埃特老头儿小心翼翼地把它赶跑了，同时战战兢兢地怕碰到死者的额角。他脸色虔诚而阴沉，仿佛不想或不愿知道他刚才干的是什么。这种谦恭的神情，显然同这样的事实有关，那就是祖父只剩下一副躯壳，其他什么都不存在了。但苍蝇兜了一圈后，又栖息在祖父的手指上靠近象牙十字架的地方。在发生这事的时候，汉斯·卡斯托尔普认为自己闻到了某种气息，这股气息虽然不是淡淡的，但比以前闻到的都要古怪而强烈得多，这使他不无羞愧地回想起过去有一位同学也有这股怪味儿，因此大家都回避他。晚香玉摆在那儿就是为了驱散这种气味的，尽管它们这样繁茂芬芳，这种气味还是掩盖不了。

他伫立在尸体旁已有好多次了：第一次单独与菲埃特老头儿在一起，第二次与舅公蒂恩纳佩尔——他是一个酒商——和两个舅舅吉姆斯与彼得在一起。现在是第三次了，一群穿节日礼服的码头工人在尚未合上的灵柩前站了一会，跟卡斯托尔普父子公司的前主人遗体告别。接着开始大殓，厅堂里挤满了人，由戴着西班牙式皱领的圣米迦勒教堂布根哈根牧师致悼词，他就是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受洗的那个牧师。后来乘马车去墓地，他们这辆车紧随柩车之后，马车排成长长的一列。牧师在马车里待小汉斯·卡斯托尔普很和气。这一时期的生活从此结束，以后汉斯·卡斯托尔普又马上迁到一所新居，换上一个新的环境。对他年青的生命来说，这已是第二次了。

在蒂恩纳佩尔家以及卡斯托尔普的品德

这一变迁对他并无任何损失，因为他住的是参议蒂恩纳佩尔的邸宅，参议是受托保护汉斯的；就他个人的需要而言，他确实不缺少什么，而在保护今后利益——他对此一无所知——的角度来说，他也用不到担什么心。参议蒂恩纳佩尔是汉斯已故母亲的舅舅，他经管卡斯托尔普遗下的产业，把不动产卖掉，同时也负责卡斯托尔普父子进出口公司的清理工作。他从中得益的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四十万马克的遗产，蒂恩纳佩尔把这笔款子转作信托资金，每季度初从中获取百分之二利息，而无损于亲戚间的情谊。

蒂恩纳佩尔的住宅坐落在哈尔费斯特胡德街花园的后面，凭窗眺望，前面是一片草地，草地上连半根杂草也没有；远处是玫瑰花花坛，再前面则是一条河。参议虽然有一辆漂亮的马车，但每天早晨徒步去“古城”办公，为的是稍稍活动一下身体，因他有时脑里有淤血。他晚上总是五点钟回来，一家聚在一块端端正正地坐着吃晚饭。他是一个端庄的人物，穿的是最讲究的英国服式，蓝澄澄的眼睛向前突出，戴着一副金边眼镜，鼻子红通通的，长着灰色的海员式胡子，左手粗短的小手指上戴着一只亮晶晶的宝石戒。他的妻子早已去世。他有两个儿子，彼得和吉姆斯，一个在海军，不常在家；另一个继承父亲的衣钵，从事酒业，是商行的当然继承人。多年来，家务一直由阿尔多纳_{（Altona，城市名，与汉堡郊区的圣保利邻接）}一位金饰匠的女儿莎莱安主管，她圆鼓鼓的腕部饰有浆硬的白褶边。她所孜孜不倦地关心的，是早餐和晚餐都应当有丰盛的冷盆，还有什么蟹啊，鲑鱼啊，黄鳝啊，鹅儿的胸肌肉啊，烤牛肉用的番茄沙司之类。当蒂恩纳佩尔参议设宴招待客人时，她对临时雇来的仆役总是警觉地监视着。对于幼小的卡斯托尔普，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在凄风苦雨的环境下成长的，也可以说是在黄色的防水胶布下成长起来的。总的说来，他觉得生活过得挺不错。海德金特大夫说，他从小就有些贫血，在他每天放学第三次餐后，总给他喝一杯黑啤酒。大家知道，这是一种有营养的饮料。海德金特大夫认为它能使血液旺盛，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却觉得对他的精神能多少起些镇静作用，并有助于他舅公蒂恩纳佩尔所说的他那种“昏昏欲睡”的癖好，也就是说，有时他会什么都不想，呆呆地像打盹那样凝望远处出神。不过他身体总算健康正常，打网球和划船都有一手，可惜他不大爱打桨，而喜欢夏夜在乌伦霍尔斯特_{[Uhlenhorst汉堡的一个市区]}摆渡房的露台上坐着欣赏音乐，痛痛快快地喝一杯茶，一面呆望着灯火通明的小船，而天鹅则在波光潋滟的水面上游弋。只要你听他用冷静的、理智的、同时有些低沉、单调而带着一些乡土方言的腔儿说话，只要你看到他是一个标准的碧眼金发男儿，他的头发修剪得多么整洁，带有一些古典风味，而且从冷冰冰、慢悠悠的风度中流露出祖先遗传下来某种自己完全觉察不到的自负情绪，你就决不会怀疑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地地道道从这块乡土成长起来的，在本土中自得其乐。即使他反躬自问，他对这点也不会有丝毫怀疑。

海滨大城市的气氛——潮湿的空气，世界各地汇集在这儿的零售商商业网以及优裕的生活，使他心情十分舒畅。他先人曾在这儿度过一生的光阴，现在他又轻松愉快、悠然自得地呼吸这儿的空气。他闻到的是水、煤炭、柏油散发出来的气味以及殖民地堆积如山的货物发出的臭气，他看到的是码头上巨大的蒸汽起重机仿佛大象在工作那样，既聪明沉着，又力大无穷。它们把一袋袋、一捆捆、一箱箱、一桶桶以及一瓶瓶重达数吨的货物从远洋轮船的腹部吊上来，卸到火车及货棚里去。他看到商人们像他自己一样穿着黄色的橡皮外套，在中午时分麇集到波尔斯地方，他知道那儿非常热闹，每个人都易于获得发请帖赴宴的机会，从而一下子提高了他的信用。他看到了船坞那边万人攒动(以后，这儿是他特殊的兴趣所在)，也看到了干船坞里亚洲轮与非洲轮庞大无比的船身，它们高得像塔一样，龙骨和螺旋桨都露在外面，由树枝般粗的撑条支持着，它像怪兽那样孤苦无助地躺在干燥的土地上，下面拥满了侏儒般的人群，工人们擦洗着，锤打着，粉刷着。他又看到盖有屋顶的烟雾腾腾的船台上，船舶高高隆起，船身里正在构筑一条条的肋材，而工程师们手持设计图纸和排水表，向造船工人们发号施令——所有这些，汉斯·卡斯托尔普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熟悉，并在他心中唤起了依依不舍、异常亲切的感受。当星期日上午，他和吉姆斯·蒂恩纳佩尔或表哥齐姆森——约阿希姆·齐姆森——坐在阿尔斯特河畔的亭园里用早餐，吃着温热的圆面包和熏肉，外加一杯陈葡萄酒，以后再靠在椅子上抽一支烟时，他几乎已找到生活的最高乐趣；因为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他爱生活得舒服些，尽管他有些贫血，看上去文质彬彬，他骨子里还是追求吃吃喝喝的生活享受，像一个贪婪的乳儿那样依恋着母亲的乳房。

这个有民主气息的商业城的上层统治阶级，将高度文明赐给它的孩子们，而汉斯则悠闲而不失尊严地将这种文明承载在自己的肩上。他身子洗得像婴儿一样干净，叫裁缝做的衣服都跟当时他那个圈子里的青年人那样时髦流行。他的一束内衣都小心地作过标记，放在一口英国式的衣柜里，由莎莱安极其小心地照管着。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外面求学时，就一直按期把衣服寄回家来洗涤修补(他有一句箴言：帝国之内除了汉堡外，没有别的地方懂得烫衣艺术)，只要他漂亮的花衬衫袖上有些皱，他心里就老不舒服。他的手看起来虽不特别娇贵，却保养得很好，皮肤十分光洁。手上的装饰品是一只链式白金戒指和祖父传给他的印章戒指。他牙齿不很坚实，常常有些毛病，并用金子镶过。

无论他站着还是走路，他肚子总稍稍有些突起，很不雅观，但他就餐时的姿势十分优美。同桌旁的人聊天时，他总彬彬有礼地挺直了上身(说起话来当然很有分寸，而且带些乡土方言)，当他用刀叉分开一片家禽肉或用专门餐具熟练地从壳中扒下淡红色的虾肉时，他只是把胳膊肘轻轻搁在桌上。他饭后首先需要的，是那只有香水的洗手指用的小盆，其次需要一支俄国香烟，这烟不必付税，是通过适当方式秘密偷运来的。过后再抽一支雪茄，这是一种味儿挺美的不来梅产品，牌子叫做马丽亚·曼契尼，在后面我们还要提到。这种烟既有香味，又有毒性，吸时佐以咖啡，很有提神作用。汉斯·卡斯托尔普把贮备的烟草保存在地窖里，使它不致受到热蒸汽的有害影响。他每天早晨下地窖，在烟盒里装满当天吸的必需量。吃牛油时不喜欢厨师预先切成一块块的，也不喜欢切成凹球状。

可以看出，我们这里想要说的都是偏袒他的话，但我们认为并未言过其实。我们对他的描写既不比实际好，也不比实际坏。汉斯·卡斯托尔普既非天才，也非蠢人；如果我们避而不用“中不溜儿”这个字眼形容他，其原因与他的智慧无关，跟他质朴的个性也几乎没有关系，而是出于对他命运的尊重。对于他的命运，我们很想赋予某种超乎个人恩怨的意义。他的头脑应付实验中学当时德国的一种九年制学校，相当于我国解放前六年制小学四年级起至高中三年级的程度。

的课程绰绰有余，并不感到紧张；不论在哪种环境下，也不论为了什么目的，他也确实不愿使自己处于某种紧张状态，这倒不是怕吃苦，而是他认为这样做丝毫没有理由，确切些说，没有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这也许是我们不愿称他为“中不溜儿”的缘故，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紧张是没有理由的。

人们不仅仅以个人的身份生活，而是不知不觉地与他的时代和同时代的人同呼吸，共命运。人们可能认为他生活中那些一般性的、非个人的基础已牢固地奠定，同时把它们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对它们一点儿不抱攻击、批判的态度，像善良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那样。但有一点也是很可能的，即人们同样也觉察到时代的弊病，从而多少有损于自己道德上的完美性。个人各式各样的目的、目标、希望、前景都在眼前浮现，他从这里面汲取奋发向上、积极工作的动力。如果不属于他个人的、亦即他周围的生活(甚至是时代本身)外表上看来哪怕多么活跃而富有生气，而骨子里却十分空虚，没有什么希望和前景；如果他私下承认它既无希望，又无前途及办法，同时对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提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是人们费尽心机在最终的、超乎个人之上的绝对意义上提出的)报以哑然的沉默，那么对一个较为正直的人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他趋于消极而无所作为，开始时只表现在他的精神上和道德上，后来就一直扩展到他的生理和机体部分。在一个不能满意地回答“人生目的何在”的时代里，凡才能卓越、成就出众的人，不是道德上异常高超——这是很少见的，而且不失为英雄本色——，就是生命力极其旺盛。上列无论哪一种品质，汉斯·卡斯托尔普都不具备，因而他可算是个“中不溜儿”的人，尽管我们是从崇敬他的角度说这话的。

我们这里说的，不仅仅指这位年青人求学时代的内在素质，也指他选定职业后那些年份里的本质。就他求学的经历而言，他各课常常须反复学习。但总的来说，他的出身、他的良好教养以及对数学方面的优异天赋(他对此是无动于衷的)都有助于他不断进步。在领到一年的结业证书后，他决定继续留校。说句实话，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却在于他想借此延续一下他已过惯了的那种生活，可借此暂时维持现状，不必另作打算，同时还可赢得时间，以便让他汉斯·卡斯托尔普仔细考虑今后怎么做才是上策。关于这方面，他心里一直没有一个底，即使在最高一班里学习时也是懵里懵懂的；而当最后一旦决定了时(说他已最后作出决定，恐怕有些言过其实)，他却觉得用其他方式作出决定也没有什么不好。

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对船舶一向很感兴趣。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就爱用铅笔在笔记簿里画满渔船、五桅船以及菜船之类。十五岁时，他曾坐在一个挺不错的位置上亲眼观看布洛姆·福斯公司新式双螺旋桨邮船“汉萨”号下水，事后他就用水彩画把这艘苗条的船维妙维肖地描绘出来。参议蒂恩纳佩尔把它挂在私人办公室内。这幅画上，波涛滚滚的海面一片绿色，像玻璃那样清澈透明，显得十分逼真，手法也颇高明，因而有人对蒂恩纳佩尔说，这是一个天才，以后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海洋画家。参议把这番话若无其事地复述给他监护的孩子听，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淡淡一笑，对这种极度紧张连肚子也填不饱的职业根本不放在心上。

“你拥有的东西并不多，”蒂恩纳佩尔舅公有时对他说。“我的钱大部分是给吉姆斯和彼得的，也就是说，钱在店里，而彼得从中拿一笔利息。关于你的东西，我已给你保藏得好好的，将来到你手中的东西是很靠得住的。不过靠利息过活，在今天可不是玩儿的，除非钱的数目至少比你现在的多五倍。如果你想在这个城里搞出点名堂来，生活水平达到你过去那样，那么你就得好好干一番事业。孩子，你得记住我这番话。”

汉斯·卡斯托尔普记住了这点，并且在寻找一个他本人和别人眼中都过得去的职业。一旦他选定了，他也十分重视。这工作是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的维尔姆斯老头儿在某一星期六打惠斯特牌时向蒂恩纳佩尔提议的，他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应当学习造船，这个主意很妙，将来可到他公司里去工作，那时他会好好照顾这位年青人的。汉斯认为这个职业虽然非常艰苦复杂，但同时也非常崇高，非常出色，性质也很重要。他生性好静，这个行业无论如何比他表哥齐姆森的好得多。齐姆森一心想成为一名军官，他是他已故母亲的异父姊妹的儿子。约阿希姆·齐姆森的胸部不大健康，如果有一种职业能使他经常在室外活动，不必动什么脑筋，也谈不上什么紧张，对他倒是挺合适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稍稍有些轻蔑地想。他非常尊重工作，虽然就他个人说，工作很易使他疲倦。

这里，我们又要回到上面说过的话题上，也就是假定人类个人生活中因时代而带来的不利因素会影响到他的体质。汉斯·卡斯托尔普干吗不尊重他的工作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论是谁，工作都该是他无条件地最最值得尊重的东西，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上没有别的更值得重视了。它是人们立身的准则，它关系到一个人的成败。这在时间上也有绝对性的意义，也可以说，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此，汉斯对工作的尊重是虔诚的，而且就他个人所知，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另一个问题是他是否热爱它；尽管他非常尊重它，但却不能爱它，理由很简单：工作对他不合适。紧张的工作使他绞尽脑汁，一会儿他就精疲力竭。他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宁可空些，而不愿让工作像铅块似的重担压在头上；他宁可让时间空着，不愿咬紧牙关去克服横在前面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他对工作的这种矛盾态度，严格地说应当予以调和。要是他在灵魂深处能不自觉地把工作看成是一种无价之宝，是能够获得报酬的一种准则，并可从中找到慰藉，那么他的身体和精神——首先是精神，精神之外还有身体——在致力于工作时是否可能更加愉快，更能坚持不懈?这里又提出了关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中不溜儿”或“比中不溜儿略胜一筹”的问题，我们对此不愿作出明确的回答。我们又不是为汉斯·卡斯托尔普歌功颂德的人，还是让人们去作这样的猜测：他生活中的所谓工作，只是和无忧无虑地享受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相距不远的一种观念罢了。

他生性不爱在军队里当差。他生来对它有反感，总是想方设法避而不愿前去。这也许是因为参谋部军医埃贝丁克某次去哈费斯特胡德街时，曾在谈话中间听蒂恩纳佩尔参议说，年青的卡斯托尔普正离家在外学习，他认为投笔从戎对开始从事的学业显然是个妨碍。

他动起脑筋来缓慢而冷静——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外时，尤其保持着早餐时喝黑啤酒的习惯，他认为这是有镇静作用的——头脑里满是解析几何、微分学、力学、投影学及图解静力学；他计算满载排水量与空载排水量、稳定性、吃水差及定倾中心等，有时感到很腻烦。他的机械制图、框架设计图、吃水线投影图及纵向投影图固然及不上“汉萨”号飘浮于大海上的那幅水彩画，但在需要用官能的感受烘托理智的场合，以及在刻划阴影线和绘制素材色彩较为鲜明的一些截面图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手法比大多数人都要高明。

当他回家休假时，他衣冠楚楚，十分整洁，蓄着淡红色的小胡子，年青而娇贵的脸上显出昏昏欲睡的神情；显然，他已踏上飞黄腾达的道路。这时，关心社会事业和一心想了解家庭与个人内幕的那些人，也是他的同乡——在实行自治的城邦里，大多数居民都是这样——就会细细把他审察一番，同时暗自思忖，这位年青的卡斯托尔普日后在社会上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他出身于世袭之家，他的姓氏久享盛名，有朝一日，他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显要人物，这点怕不会有错儿吧。那时他也许坐在市政厅或市参议会上制订法律，或者担任什么要职，在维护主权方面出一份力。那时他可能是行政部门、财政部门或建筑管理部门的人，大家对他的话得好好听从，好好思量。这位年青的卡斯托尔普先生将来究竟归依哪一个党派，这点人们可怀着好奇心。光看外表不一定正确。从表面上看，他压根儿不像是民主主义者信得过的人物，他跟祖父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决不会错的。也许他仿效祖父，将来是个故步自封的人，一个保守派?这倒很有可能，但也可能截然相反，因为他毕竟是个工程师，一个未来的造船专家，是一个熟悉技术并和世界各地商务打交道的人。

他，汉斯·卡斯托尔普也许会成为激进派，一个一味蛮干的家伙，会亵渎神明地把一切古老的建筑和秀丽的风景毁了。他会像犹太人那样放浪不羁，像美国人那样傲慢无礼；他宁愿肆无忌惮地与优良的传统观念决裂，处心积虑发展自然资源；他宁可把国家的命运孤注一掷——这些也都是不能排斥的。他的家族曾在议会里占有两个席位，现在他血统上是否仍保持着先人洞烛一切的那份明智，或者竟会在市政厅中支持反对派?同乡们好奇地提出的这些问题，从他淡红色眉毛下的那双蓝眼睛中都找不到任何答案。现在，连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也一无所知，他还是一张一尘不染的白纸哩。

当他登上读者初次和他见面的旅途时，他正好二十三岁。那时他已在但泽工业专科学校读完四学期课程，另外四个学期又在布劳恩施魏克和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度过。他刚顺利通过了第一次大考，成绩虽谈不上大放光彩，却也相当可观。现在他正准备进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当义务见习工程师，在船厂里接受实际训练。正好在这个关头，他的生活道路遇到了下列转折点。

为了应付大考，他不得不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回家时显得十分憔悴，像他那种类型的人，脸色照理是不会落到这步田地的。见惯他的海德金特大夫责备起来了，他要求汉斯换一换空气，也就是说彻底换个环境。他说这一回，住到诺尔德奈岛或弗尔岛在诺尔德奈岛和弗尔岛上，有著名的海滨浴场。上的维克去都不济事，如果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进造船厂前应当到高山上住几个星期。

这个主意倒不错，参议蒂恩纳佩尔对他的外孙和受监人说，不过这样一来，今年夏天他们得分道扬镳了，因为四匹马是不能把他蒂恩纳佩尔参议拉上高山的。这对他也算不了什么，汉斯需要的只是适宜的气压，否则他会害病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舒舒服服地独个儿上山吧。他可去探望一下约阿希姆·齐姆森。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建议。约阿希姆·齐姆森病了，不过他的病不像汉斯·卡斯托尔普那样，而是真正染上了病，病得很凶险，甚至家人都惊惶失措。他一直容易患感冒，发烧，有一天竟吐起血来，于是约阿希姆得赶紧去达沃斯休养，这使他非常痛苦烦恼，因为他的愿望行将实现。他本来遵家人之命，几学期来都在攻读法律，但后来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欲望所驱使，他调换了学科，投奔军官学校，而且已被吸收为学员。现在他在山庄国际疗养院已待了五个月以上，这所疗养院由顾问大夫贝伦斯主持。他在寄给家中的明信片中说，他腻烦得几乎送掉半条命。因此，如果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进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就职之前还想排遣一下，那么上山去疗养院跟可怜的表哥作一会儿伴可再适当也没有了，这样双方都称心如意。
他决定出发时已是盛夏季节，时光已到了七月下旬。
他动身作三星期之游。

庄重与阴郁

汉斯·卡斯托尔普本来怕睡过了头，因为他实在太疲倦了。但结果他比平时起得还早，有充裕的时间为自己理晨妆。每天早晨仔仔细细地梳洗一番已成了他的习惯，有高度教养的人往往有这种习惯。一只橡皮面盆，一只盛绿色香水肥皂的木盘，还有附带的一柄草刷——这些都是盥洗用的主要工具。除梳洗装扮之外，他还有足够的时间把行李打开，搬到室内去。当他拿起镀银的剃刀放在涂满香皂泡沫的脸颊上时，他猛然想起了昨夜那些神魂颠倒的恶梦，不禁哑然失笑，对梦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宽容地摇了摇头，心里洋溢着光天化日之下修脸整容的人们那种洋洋自得之情。他还没有完全定下心来，只感到黎明的清新。他脸上扑着粉，穿着胶带衬裤和红色的山羊皮拖鞋，走到阳台上，让手里的水分收收干燥。阳台一直通到屋子里，用一些不透明的玻璃隔板分成各个小间，这些玻璃隔板并不一直伸到栏杆处。清晨凉爽多云。重重的浓雾黏滞不动地弥漫在两侧的高山前面，远处山峦上白色和灰色的云块低垂着。这儿那儿间或露出一方蓝天，阳光透射下来，把山谷下面的村庄照得闪闪发光，它们在山坡上一片暗黑色的枞树林掩映之下，显得一片银白。不知从哪儿传来了清晨的音乐声，这声音也许是昨晚开音乐会的那个旅馆里发出的。那儿传来了赞美诗低沉的和音，停了一会又奏起一支进行曲。汉斯·卡斯托尔普酷爱音乐，音乐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像早餐时的黑啤酒一样，有一种强烈的镇静作用和麻醉作用，使他昏昏欲睡。他高兴地倾听着，脑袋歪向一边，嘴巴微微张开，眼睛里泛起几根红丝。

他看到下面有一条路蜿蜒而上，一直通到疗养院，这就是他昨晚乘车到来的那条路。在山坡潮润的草丛里，长着短茎的龙胆，形状很像星星。一部分平台用篱笆围成一个小园子，那儿有砾石小径和花坛；在一株雄伟挺拔的白杉树下，还有一个假山洞。这里有一个朝南的厅堂，里面有几把靠背椅，屋顶则盖有白铁皮。厅堂旁边竖着一根红棕色的旗杆，用绳索牵住的旗子不时迎风招展。这是一面绿白相间的花哨旗子，中间有蛇盘杖，它是医学界的标志。

这时，有一个愁容满面的年长女人在花园里踱来踱去。她穿着一身黑衣服，乱蓬蓬的灰黑色头发前面蒙着一幅黑纱。她在花园小径上急促不安地漫步，膝盖有些弯曲，胳臂僵硬地垂向下面。她两眼直勾勾地向前望着，一双眼睛是深黑色的，眼睛下面的皮肉凹陷而松弛，额角上面满是皱纹。她有一张衰老的、南方人特有的苍白的脸，嘴巴阔而歪向一边，唇角下垂，显得心事重重，这不由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起过去曾经见过的某个著名悲剧女演员的一幅画像。那个面容苍白、一身黑服的女人阴沉沉地跨着大步，她的步子竟不自觉地与山下传来的进行曲调子合拍，看去真有些怪模怿样。

汉斯·卡斯托尔普若有所思而满怀同情地往下瞅着她；在他看来，似乎她阴森森的身影使清晨的阳光也黯然失色。但同时他还感受到一些别的——他从左面的邻室里听到了某种声音；据约阿希姆所知，这房间是一对俄国夫妻住的。这种声音不但也跟早晨明朗清新的气氛很不相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黏滞滞地玷污了它。汉斯·卡斯托尔普记得昨夜也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只是由于疲倦而不及注意。这是一种挣扎声、吃吃的笑声和喘气声；对年青人来说，尽管他出于好心，一开始就尽力把这个看作是无伤大雅的，但它们令人作呕的本质可隐藏不了多久。对于这种好心，我们也可冠以其他名称，例如心地纯洁，不过听来有些枯燥无味；或者称之为高雅贞洁，这个称呼既庄严又漂亮；也可贬低为“不敢正视现实”或伪善，甚至可名之为神秘的羞怯及虔诚。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隔室的这种响声，上面种种心理现象或多或少从他的神态上反映出来。他的脸色一本正经，阴沉沉的，仿佛他不愿也不该知道他所听到的一切。他真是道貌岸然，不过这种道学气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他在某些场合下做作出来罢了。

他就这样绷紧着脸，离开阳台回到房里，不愿细听下面的过程。虽然他听到的有格格的笑声，但他认为他们决不是开玩笑，而且这股势头简直令人咋舌。可是在房间里，隔壁的响动声听来还要清楚。他似乎听到这对配偶绕着家具互相追逐，一把椅子倒下来，你捉住我，我捉住你，接着是咂嘴声和亲吻声。这时又从远处传来华尔兹舞曲，是一支陈腐而婉转动听的流行小调，似乎为他们演出的这场私房戏作伴奏。汉斯·卡斯托尔普捏着手帕站着，听得怪不自在。突然他扑着香粉的脸刷的红了起来，因为他早已看清的、即将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现在，这场戏无疑已过渡到兽性阶段。天哪!真该死!他一面想，一面掉头就走，在结束他的梳洗时故意闹得很响。唔，天晓得，从发生的事儿看，他们总该是一对夫妻。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脸皮未免太厚了些。我敢担保，昨夜他们一点儿也不得安宁。既然他们在这里，他们终究是病人，至少其中一个有病，应当稍稍节制些。不过他愤愤地想：真正令人反感的地方，自然在于墙壁太薄，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情况倒是不能容忍的!这房子建造的时候一定偷工减料，而且偷工减料到可耻的程度！以后我见到这些人，或者竟然有人把他们介绍给我，那该怎么办?这倒是非常尴尬的。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有一件事很诧异：他注意到刚才在修得光光的脸颊上泛起的红晕一直不肯退去，随红晕而来的那股热辣辣的感觉也还没有消逝。不但如此，它们似乎在他脸上生了根，这种干热跟他昨晚脸上感觉到的一模一样，睡着时退了，这时又重新升上来。他对隔壁这对夫妇本来就看不惯，这下子的印象也并不因而好转。他噘起嘴唇，喃喃地数落他们几句，然后干了一件冒失的事：他再一次用冷水洗脸，好让自己清凉些，谁知反而火上加油，热得更加厉害。因此，当他表哥敲着墙壁唤他时，他回答的声音有些打战，心头老不舒畅。当约阿希姆进门时，汉斯竟不像是一个一觉醒来后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人。

早餐

“早上好!”约阿希姆说，“这是你上山过的第一夜。你满意吗？”
他正准备到户外去，穿的是一身运动衣和坚固的靴子，胳膊上挟一件宽大的外套，外套旁边的袋里露出一只扁平的瓶子。今天他仍没有戴帽子。
“谢谢，”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他，“还可以。我不想再下什么评语。我做了许多恶梦，另外，这幢房子有一个缺点，就是隔音设备太差，怪难受的。唔，花园里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是谁啊?”
约阿希姆马上领会他指的是谁。
“哎，这就是那个叫‘两口儿’的女人，”他说。“山上大伙儿都这样叫她，因为从她那儿听到的只有这句话。你要知道，她是墨西哥人，德语一点也不懂，法语也几乎不懂什么，只有一鳞半爪的知识。她和大儿子一块儿住在这儿已有三星期，大儿子的病已毫无希望，眼看就要完蛋。他到处都有病，可以说结核菌已侵袭到他的全身。贝伦斯说最后这病像伤寒一样，对每个接触到的人都好歹是个威胁。两星期前，第二个儿子又来了，因他还想再看上哥哥一眼。他是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还有一个也长得很俊——两个都是美男子，眼睛亮晶晶的，女人看了哪个不动心。做弟弟的在山下时已有些咳嗽，但别的没有什么，显得生气勃勃。你瞧，他一到这儿就发起烧来，体温高到三十九度五，躺在床上；贝伦斯说要是他再起床，那就凶多吉少。不过贝伦斯说，他总算来得很及时——唔，做母亲的不坐在他们身边时，就在园子里这样踱来踱去，嘴里老是念叨着‘两口儿’这几个词，因为别的她什么都说不来。眼前这儿懂西班牙语的人一个也没有墨西哥人通用西班牙语，故云……”“原来如此，”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如果我认识她，她会不会也对我讲同样的话呢?这倒是件怪事；我的意思是说，这又滑稽，又荒唐。”他说话时感到眼睛像昨天一样，似乎有些热辣辣的，眼皮很重，仿佛哭过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眼睛里射出一种光辉；那天骑士怪模怪样地咳嗽时，他眼睛里曾燃起这种光辉。在他看来，似乎只有此刻才和昨天的一切发生关系，似乎只有此刻才又想起昨天的一情一节，而他醒来后已把这一切几乎忘得干干净净。他说他已准备好了，一面说，一面在手帕里洒上几滴香水，同时在额角上和眼睛下方也洒了些。“如果你愿意，咱们‘两口儿’一起去吃午饭吧。”他放肆地打趣说。这时约阿希姆温存地看了他一眼，神秘地笑了，笑得似乎有些阴郁，也有些嘲讽的味儿。究竟为什么这样笑，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汉斯·卡斯托尔普检点一下身边究竟有没有香烟，然后拿起手杖、外套和帽子。他戴帽子是很不甘心的，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已定型，光住三星期就要他轻易地养成一些新的习惯，他老不愿意。于是他们跨出房间，走下台阶。走廊里，约阿希姆指着这扇门或那扇门，告诉他里面住的是谁，有德国人的名字，也有许多外国人的名字，同时也简单介绍了他们的性格和病情。

他们遇到一些吃罢早饭回去的人。每当约阿希姆向人道早安问好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就彬彬有礼地脱下帽子。他像正被介绍给许多陌生人的小伙子那样，显得拘谨而紧张。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眼皮沉甸甸的，脸上也有一层红晕，心里十分烦躁；不过说他脸红可不全对——他是怪苍白的。

“我不该忘了!”他突然怀着某种莫可名状的兴奋心情说，“你得把花园里那位女人在适当机会介绍给我。我是不会有意见的。她也会絮叨不休地对我说‘两口儿’，这也没有什么。我已有思想准备，也懂得这话的意思，并且知道怎样去对付。不过这对俄国夫妻，我可不愿结识，你听清了没有?我干脆不愿意。他们这些人一点儿教养也没有。要是我真的不得不在他们隔壁住上三星期，别无他法可想，我也不愿认识他们。这是我的权利，我坚决谢绝……”

“很好，”约阿希姆说。“难道他们打扰了你吗?不错，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简直是野蛮人，总而言之不文明，我早已跟你谈起过了。男的吃饭时总穿一件皮茄克，破破烂烂的，我始终弄不懂为什么贝伦斯不加干涉。女的虽然戴一顶羽饰帽，但也不怎么干净……你尽可放心，他们坐在下等俄国人餐桌上，离咱们远得很，还有一张上等俄国人餐桌，专供高等俄国人坐。哪怕你想跟他们打交道，也难得找到机会。这儿要结识一个人真不容易哪，原因是病人中有这么多外国人。我本人在这儿住了这么些日子，认识的人也不多。”
“那么他们两人中哪个有病呢?”汉斯·卡斯托尔普问。“男的还是女的?”
“我看是男的。唔，只是男的有病。”约阿希姆心不在焉地说，一面他们从餐厅前的一排衣帽架旁边走过。然后进入一间明亮而拱顶低的厅堂，那里人声鼎沸，碗碟铿锵作响，女侍者拿着热气腾腾的水壶走来走去。

餐厅里有七张桌子，大都排成直的，只有两张横摆着。这些都是大号桌，每张可坐十个人，虽然此刻没有全部坐满。只朝横斜方向往厅里走几步，汉斯·卡斯托尔普就在自己桌上入席；他坐在前面中央那张桌子尽头的地方，正好在两张横放的桌子中间。汉斯·卡斯托尔普直挺挺地靠在椅子上，约阿希姆把同桌就餐的人一一正式介绍给他。他只得硬邦邦、笑吟吟地欠着身子，不过对他们的脸几乎瞧也不瞧一眼，更不要说把他们的姓名深深印在脑海中了。他只记起一个人和她的姓名——斯特尔夫人；她的脸红扑扑的，长着一头油光光的浅灰色金发。一看到她，你就完全相信她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模样儿愚昧无知，傻里傻气。于是汉斯坐了下来，洋洋自得地看着人们在这儿一本正经地吃早饭。

早餐供应的，有几碟果酱和蜂蜜，几碗牛奶饭和燕麦粥，几盆炒蛋和冷肉。牛油尽量供应，有人揭开了贮存瑞士乳酪的玻璃罩，把湿淋淋的乳酪切开；桌子中央还摆着一盆新鲜的果干。这时，一位衣服黑白相间的女侍者向汉斯·卡斯托尔普走来，问他要不要喝些什么——可可，咖啡呢还是茶。她长得像女孩子一般矮小，一张脸长长的，显得相当苍老。他发现她原来是个矮子，不禁怔了一下。他瞅了表哥一眼，但约阿希姆不动声色地耸了耸肩膀，扬了扬眉毛，仿佛想说：“好吧，下面还有什么名堂?”于是汉斯又回到现实中来。侍者是个女的，又是个矮子，所以他特别客气地回答她，他要的是杯茶，同时吃起拌有肉桂和糖的牛奶饭来。他扫视一下其他的食物，这些食物他看了真是垂涎欲滴；也环顾七张桌子上的食客，这些都是约阿希姆的同伙和跟他命运相同的人，他们一面吃早饭，一面聊天，身体内部都是有病的。

餐厅装点得十分时髦，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这种建筑简朴实惠的独特风格。与长度相比，餐厅算不得很深，绕餐厅有一条游廊，里面摆着餐具柜，这条游廊在通向摆餐桌的内厅处形成弧形。柱子的下半截用精雕得像檀香木那样的木材镶成，上半截涂有白漆，跟天花板和墙壁的上面部分一样。它们饰有一条条五光十色的花纹，样式单调而鲜艳，在拱顶的大梁上，仍可以看到这种线条。餐厅里还挂着好几盏枝形吊灯，它们都是电灯，用富有光泽的黄铜制成。它们在结构上有三个相互叠置的扣环，扣环由纤巧的编织物紧扎在一起，最下方的一个环是毛玻璃制成的一种球状物，很像一个月亮。餐厅有四扇玻璃门，其中两扇开在对面一侧较宽的墙上，一直通往前面的阳台；第三扇开在左前方，可一直通往前厅；最后一扇就是汉斯·卡斯托尔普通过走廊跨进餐厅的入口，昨夜约阿希姆却是陪他从另一座楼梯下楼的。汉斯右边是一个身穿黑服、容貌平平的女人，脸上皮肤毛茸茸的，面颊上有一层没有光泽的红晕。她看去像一个缝衣工或家庭女裁缝。也许是因为她早餐时只吃咖啡和白脱面包，他一向认为女裁缝是专跟咖啡和白脱面包打交道的。他左边坐的是一位英国小姐，她也上了一把年纪，长得很丑，十个指头干瘪而僵硬。她正在读一封字迹圆滚滚的家信，喝着一杯血红色的茶。她旁边坐的是约阿希姆，再过去就是穿苏格兰羊毛衫的斯特尔夫人。

取笑。旅行用品。欢乐的情绪受挫

“这人真有意思，”当他们向跛足的看门人(这时他正在门房间整理信件)友好地打过招呼，穿过大门来到外边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座建筑物粉刷得白白的，大门开在屋子的东南方，中央部分的一座楼房比两边的侧屋高一层，顶端有一个盖着蓝灰色铁皮的矮小钟楼。从这里出屋不能走到围有篱笆的花园，而是直接通到野外，前面就是山野一片倾斜的草地，上面稀稀落落地长着不怎么高的枞树和矮小弯曲的松树。他们走的这条路——除了向下通往山谷的那条公路外，这是他们唯一能走的路——从疗养院后侧越过厨房和管理室向左面稍稍高起，通往地下室的阶梯装有栏栅，栏栅旁有一些铁壳垃圾桶。朝那个方向还绵亘着一块土地，弯成膝形，从它的右上方一直通到一个林木稀疏的山坡，坡度十分陡峭。这是一条险峻而潮润的山路，土壤略带红色，山路两旁间或有一些砾石。在这条路上散步的不只是这对表兄弟，有些客人一吃完早餐，就紧跟他们走了出来；还有一大批人正好大摇大摆地走下山坡回疗养院，这时迎面碰到他们。

“这人真有意思!”汉斯·卡斯托尔普又说了一遍。“他真是口若悬河，听他说话真叫我开心。用‘水银式香烟’比喻温度表，真是妙不可言，他一说我就明白……不过我现在倒想点燃一支真正的香烟，”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再也忍不住了！从昨天中午起，我就没有好好抽过烟……请原谅我稍稍抽一会儿吧!”于是他打开银边花押字的汽车皮盒子，取出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这是放在最上层的漂亮的“样烟”，一端压平(他特别喜欢香烟压得这样)，然后用系在表链上的一把角形小刀，一刀切断烟的尖头，再拿出袖珍打火机让它点火，鼓起嘴来在长而前端粗钝的烟上猛吸几口，烟就烧了起来。“好吧，”他说，“现在看我的面上，继续散步吧。你不抽烟，自然因为你纯粹是个狂热之徒。”

“我一向不抽烟，”约阿希姆回答。“干嘛我该在这儿抽起来呢?”

“这个我不理解，”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不会抽烟。可以说：不吸烟，一个人生活中最好一部分就失去了；无论如何，他生活中没有多大的乐趣！当我醒来时，我就因整天可以抽烟而引以为乐，我吃饭时，一想到抽烟也喜不自胜；甚至可以说，我吃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能抽烟，尽管我这么说难免有些夸大。对我来说，一天不抽烟，就感到枯燥沉闷，索然无味；如果我早上不得不说‘今天没有烟抽’，那么我想连起床的心绪都没有了，说实话，我想赖在床上呢。你瞧，要是嘴里有一支好烟抽着(当然，这种烟不应有难闻的气味，卷烟质量也应当符合要求，否则使人非常恼火)，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有支好烟，你就安如泰山，万事大吉。这好比你躺在海滩上，你不是在海滩上躺过吗?那时你什么都不要，既不想工作，也不想娱乐……谢天谢地，全世界都在抽烟哪。就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哪块地方不染上这种习惯，哪怕是南北极探险家，烟草的备货也很充足，这样在艰苦环境下就顶得住。当我读到这类消息，我总禁不住满怀同情。一个人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就拿我来说吧，我曾有许多苦恼，但只要我有一支烟，我知道自己什么都经得住，烟能帮我渡过难关。”

“你对烟的依赖性这么重，”约阿希姆说，“意志未免太薄弱了。贝伦斯说得对，你是一个文人。他说的不过是一番恭维话，不过说句老实话，你确实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此外你是个健康人，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他说话时，眼神显得很困倦。“唔，除了贫血外，我总算是个健康人，”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说我脸色发青，脾气真直爽极了。他的话倒也有理；我自己也注意到，跟这儿山上的人们相比，我的脸色确实青得厉害，在家时我可没有觉察到。他自称免费而毫无保留地给我提出忠告，他也真是一个有心人。我很乐意按照他的话去做，生活方式完全跟你的一模一样。既然我到了山上和你们在一起，我还能再干些别的吗?要是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居然长出些肉来，那也没有什么损失，虽然你得承认，长肉这个词听起来怪不入耳。”在散步过程中，约阿希姆咳嗽了几次；看来，他上山非常吃力。当他第三次咳嗽时，他皱起眉头停下步来。“你先往前走吧，”他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头也不回地急急忙忙向前走。过了一会，他放慢脚步，最后几乎停住，因为他看到自己在约阿希姆前面已遥遥领先。不过他没有环顾四周。

一群男男女女的客人向他迎面走来。他早已看到他们沿着平坦的道路走上山坡半腰，此刻他们正噔噔地走下山坡朝他走过来，在他耳边响起各种各样的声音。他们一共有六七个人，年龄各不相同，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上了年纪。他低头斜瞅他们一眼，心里只想着约阿希姆。他们不戴帽子，脸孔黑黝黝的，女人穿的是花色线衫，男人大多不穿大衣，也不带手杖，这副气派，很像那些不拘礼仪、到屋外信步蹓跶的人。因为是下坡，他们就不必花很大力气，只要站稳脚跟别走滑了腿，冲下去时不摔跤即可。实际上，这无异是一种向下的自由滑翔运动；他们的步态轻飘飘的，表情和整个体态都令人有一种轻盈之感，别人见了恨不得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此刻他们就在他身边，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并没有全被太阳晒黑，其中两个女人苍白得令人触目，一个骨瘦如柴，脸儿白得象牙似的；另一个又矮又胖，一脸雀斑把她的容貌毁了。她们都定睛瞧他，厚着脸皮不约而同地向他微笑。这时有一个穿绿色线衫的颀长女郎掠过汉斯·卡斯托尔普身旁，胳膊几乎擦着他的身体。她头发散乱，两眼呆滞地半开半闭，一面走，一面嘘嘘吹起口哨来。咳，这简直太狂妄了！她吹口哨不用嘴儿，吹时嘴唇不但不翘起，反而闭得紧紧的。这嘘嘘声是从她内部发出的，一面吹，一面用呆滞的、半睁半闭的眼睛瞅着汉斯。这声音特别刺耳，粗嗄尖厉，重浊拖长，尾音急转直下，使人想起市售橡皮小猪一种玩具。的叫声——当充在小猪肚里的气瘪下来时，就会发出这种哀鸣。口哨声是从她胸口某处不可思议地迸出来的；吹罢，她跟着伙伴们继续往前走。

汉斯·卡斯托尔普呆立着，凝视远方。接着他匆匆向四周扫视一下。刚才那令人憎恶的口哨声势必是一个玩笑，一出预先安排好的闹剧——他所能领悟的至少是这么一些，因为他回头望望这伙人的肩膀，看到他们正在大笑。一个粗壮的厚嘴唇小伙子，双手插入裤袋，不雅观地卷起了外衣，他甚至公然朝他歪着脑袋，呵呵地傻笑……这时约阿希姆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几乎挺直身子向大伙儿问好，而且用“立正”姿势向他们鞠躬，接着他和颜悦色地走向表弟。

“你干吗板着脸?”他问。
“那女人吹起口哨来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答道。“她走过我身边时，肚子里发出嘘嘘的声音。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玩意儿?”
“哎！”约阿希姆轻蔑地一笑，接着说：“不是从肚子里来的，你胡说。她叫克莱费尔特，全名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这声音是她气胸里发出的。”
“从哪儿?”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心情异常激动，可不知究竟为什么这样。接着他又啼笑皆非地说：“你总不能指望我会懂得你们的切口吧。”
“让我慢慢说来!”约阿希姆说。“咱们一边走，一边谈。你的脚怎么像生了根似的!刚才说的是一种外科治疗法，你自己也可以想象到。这是这儿常做的一种手术，贝伦斯干起来很有一手。你瞧，要是一只肺烂得厉害，另一只还没有病或者比较健康，那么就让那只坏肺停止工作一段时间，让它休息一下……也就是说，他们在这儿刺了一下，在身体侧面什么地方刺了一下，究竟什么部位我也不很清楚，贝伦斯干起来非常出色。以后再在身体里注入气体，什么氮气之类，这么一来，那只像乳酪样的坏肺就不再呼吸。这种气体待在里面的时间当然不会长，过了半月光景又得注入新的——这也好比给人充气，你也一定能够想象。这样，如果过了一年或一年以上一切良好，肺部就因为得到休息而治好了。但当然不一定都能治好，这事甚至有点儿冒险。不过用气胸治疗总算已取得了良好成绩。你刚才看到的那些人都打过气胸。伊尔蒂斯太太也是，她就是那个长雀斑的女人。还有一位是莱费小姐，你该记得她是瘦瘦的，她躺在床上已好久了。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因为气胸之类的玩艺儿很自然地将人们凑合在一起。他们自称‘半肺协会’，这些人就此出名。但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是这个协会的一朵花，她能用气胸吹出口哨声。这是她的一种才能，远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至于她是怎么干的，我可说不上来，连她本人也说不清楚。不过她路跑得快时，身体内部就会发出嘘嘘声；自然，她用这个来吓唬人，特别吓唬新来的病人。另外，我相信她发声时要消耗氮气，因为她每隔八天就得重新打气胸。”

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笑了。约阿希姆说话时，汉斯已由激动而转为欢乐，一面走，一面捂住眼睛，弯着身子；由于他吃吃地狂笑，连肩膀也抽动起来。

“他们也登过记吗?”他费了好大力气才问出这句话。他竭力忍住笑，因而声音听来有些苦恼悲切。“他们有章程吗?可惜你不是其中一员，否则他们就能把我当作贵宾让我入会，或者作为……候补会员……你应当要求贝伦斯让你的肺也部分休息一下。也许你也会从胸口发出嘘嘘声的，只要你高兴这么做。学了这一套倒是挺有意思的……这是我生平所听到最有趣的事儿！”他说罢深深叹一口气。“请原谅我说了这番话，但你这些打过气的朋友，他们的情绪也好得很呢！瞧他们刚走过来时的那副模样……同时你得想想，居然有‘半肺协会’这种组织!她‘嘘——嘘——’地打我身边擦过，真是一个疯女人！何况他们还兴高采烈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

约阿希姆设法找一句回答的话。“我的天哪，”他说，“他们多么自由自在！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很年轻，时间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不久他们又可能死去，他们为什么要绷起脸呢?有时我想：生病和死亡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们不过是混日子的一种方式。只有山下人才一本正经地对待生活。我想只要你在山上住得久些，你迟早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我想我肯定会了解的。我对山上你们这些人已很感兴趣。可不是吗，一个人只要有兴趣，什么事都自然会懂得。不过我的问题只是……这个东西的味儿不对头!”他说话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雪茄烟。“这些时间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哪儿不对劲，现在看来，问题出在马丽亚雪茄烟上，它的味儿可不美哪。我向你保证，它抽起来有些像Papiermach法文，应为papiermach，意为混凝纸浆。，一个人消化不良时，就会有这种味儿。这个我真不理解!我早餐确比平时吃得多，但这不能成为理由，因为要是你吃得过饱，抽起烟来味儿特别好。你以为这是一夜没有睡好的缘故吧?也许这是我不舒服的原因。不，我非把这烟干脆扔掉不可！”他作了一次新的尝试后说。“我每吸一口，每次总叫我失望，硬抽下去是没有意思的。”他又迟疑了一下，就把雪茄烟扔到山坡下潮湿的松林间。“你可知道，我这下身体不舒服跟什么有关系?”他问。“依我看，这准是跟脸上该死的发烧有关系，我一起床，脸上又是热辣辣的怪难受。我感到自己脸上似乎因怕羞而涨得通红，真见鬼！你刚到这儿时可有同样的经历?”“有的，”约阿希姆说。“我开始时有些不自在。你不要大惊小怪。我已告诉过你，要习惯这儿的生活并不怎么容易，不过你不久又会正常起来的。瞧，这条长椅倒不错。咱们可以坐一会儿，再回院去，我还得做治疗呢。”

道路变得平坦起来。它现在向达沃斯高地伸展，这里的高度是整座山的三分之一左右。通过一片挺拔、稀疏和东倒西歪的松林，可以俯瞰下面的村落，它正明晃晃地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辉。他们坐的粗陋的长椅靠着山崖的峭壁。在他们近旁，一股泉水潺潺地向下流向山谷。

约阿希姆想把阿尔卑斯山环抱南面峡谷的一些云雾缭绕的山峰一一介绍给表弟听，同时举起登山的手杖向他指点。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匆匆一瞥。他坐在椅上向前弯着腰，用镀银手杖——手杖富有城市风味——的金属包头在沙地上画画儿。他还想知道一些别的。

“我想要问你的是——”他开腔说，“我来时，房间里那个病人不是刚去世吗?那么自从你上山以来，已有不少人死去了吧?”

“确是死了几个，”约阿希姆答道。“不过你要知道，他们处理时很小心，人们不知不觉，或者只是以后偶尔听到。为了照顾病人，特别是女病人，死了一个人时他们总严守秘密。女人容易惊惶失措。要是你隔壁房间里有人死了，你根本就觉察不到。棺材是一清早送来的，那时你还睡着呢。死人也是在适当的时候抬出去的，例如在你正好用膳的时候。”

“哼，”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在沙地上画画儿。“原来他们在偷偷摸摸地干啊。”

“唔，确是这样。不过最近，待一下……大约在八星期以前……”

“那么你不能说是最近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干巴巴地挑剔说。

“怎么?那就不说最近吧。不过你太刻板了。我只是想算一算日期。就在不久以前，我有一次完全出于偶然的机会暗中看到了这出戏的内幕，至今记忆犹新哩。小胡尤斯——巴巴拉·胡尤斯，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亲眼看到他们把最后的圣餐放在她面前，你知道，那就是临终圣餐，也就是临终涂油礼。我来这儿时，她还能起床，还是高高兴兴，跳跳蹦蹦的，真像一个小女孩。但不一会，病势发展得很快，她不能起床。她住的地方同我住的隔开三间。这时她爸爸妈妈来了，接着神父也赶到了。他来时正好是下午，大家都在喝茶，过道上一个人都没有。可是你瞧，我卧床午休竟睡过了头，没听到锣声，迟了一刻钟。在紧要关头时，大家都在场，我却不在那儿，只是像你说的那样窥见了一些内幕。当我跑到走廊上时，他们正好迎面而来，穿的是花边衬衫，前面有人执着一个十字架引路，这是一个有提灯的金十字架，好像土耳其近卫军乐队前面那种系着小铃的月牙棒。”

“你这个比方不伦不类，”汉斯·卡斯托尔普板着脸说。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我禁不住想起这种月牙棒来。不过你再听我说。他们就这样向我走来，大踏步的走来，走得很快，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们一起有三个人，前面是拿十字架的人，后面是戴夹鼻眼镜的神父，还有一个是拿着香炉的青年。神父把临终圣餐捧在胸口，圣餐用什么遮着。神父歪着脑袋，样儿非常谦恭。这自然是他们最最神圣的事。”

“确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正因为如此，我才奇怪你为什么竟说起什么月牙棒来。”

“嗯，嗯。不过待一会儿。可要是你也在场，你事后回想起来脸上真不知会有什么表情。这真会叫人做起恶梦来……”“你这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的：当时我在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我不戴帽子，没法脱帽致意。”

“瞧你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再次打断他的话。“现在你总看清楚，咱们该戴一顶帽子吧!你们这儿山上没有人戴帽，我自然感到奇怪。你好歹得戴上一顶，这样适当的时机就能脱下。哎，以后呢?”

“我倚在墙上，”约阿希姆说，“规规矩矩的，当他们走到我身边时，我稍稍欠一下身子。当时我们正好在小胡尤斯住的病室前面，那是二十八号房间。我想神父看到我俯身致意，心里一定很高兴，他很有礼貌地答谢，把帽子脱下。但同时他们也站停下来，那位手持香炉的年轻助手敲了一下门，门把手一转呀的一声门开了，他们让神父先进房间。现在请你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情和恐惧吧!神父的脚一跨进房间，里面就发出一阵救命声和尖叫声，这种声音你从来没有听到过。叫声接连三四次，以后连续不断发出‘啊——啊’的哀叫声，喊时显然张大了嘴，声音里充满痛苦、恐怖和反抗的情绪，简直无法形容。叫声中还夹着哀求声，使人听了毛骨悚然。接着，声音一下子变得喑哑而低沉，仿佛它已沉入地底，也像是从地窖里发出来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猛地回过头来瞪眼看着他的表哥。“这是胡尤斯的声音吗?”他怒气冲冲地问。“怎么声音是从地窖里传出来的?”

“她的头钻到被子里去了！”约阿希姆说。“你倒想想我当时的感受！神父站在门槛边，说些安慰的话。我至今还仿佛看到起先他探出头来、后来又缩回去的模样。拿十字架的人和助手还在门口迟疑不决地站着，不能进去。从他们中间我可以看到房间的轮廓。其实这间房间和你的、我的一样，病床放在门左面的侧墙旁边，床头站着一群人，自然是亲戚们和爹娘，他们也低头朝向病床说些劝慰的话。朝床上看去，她已不像个人了，似乎只是一团东西；她又是恳求，又是狠狠地抗议，而且蹬着腿。”

“你说她蹬着腿?”

“她拼着命呢！可是不顶用，她必须领受临终圣餐。神父凑近她，其他两人也走进房去，门关上了。可是事前我还来得及看到胡尤斯的脑袋闪现了一下，浅黄色的金发乱蓬蓬的，睁大了的眼睛瞅着神父，眼睛一点血色也没有，然后惨叫一声钻到被子里。”

“现在对我讲的这番话，你还是第一次说吗?”汉斯·卡斯托尔普顿了一下说。“我不懂你昨儿晚上为什么不说。天哪，看来她一定还有相当多的力气可以自卫，自卫需要力气啊。一个人还没有精疲力竭之前，是不该请神父来的。”

“她确实非常衰弱，”约阿希姆回答说。“咳，要谈的话可多哩，不过措词倒很难哪……她已很弱了，只是恐怖给她增添了这么多力气。当时她害怕极了，因为看到自己就要死去。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呢，咱们总得原谅她。不过有时成年人也这副模样，这自然是不可饶恕的软弱。贝伦斯倒懂得怎样对付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话的口气可恰到好处。”

“他的口气怎么样?”汉斯·卡斯托尔普皱起眉头问。

“他总是说‘请您别这样吧!’”约阿希姆回答。“至少他最近对人说过这话，咱们是从护士长那儿听来的。护士长也在场扶助临死的病人。这个病人一直到死还是吵吵嚷嚷的，一点也不想死。这时贝伦斯凑近他那儿，说：‘请您赏个脸别这样吧!’病人立刻安静下来，不声不响死去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手拍拍大腿，往后一仰靠在长椅的背上，抬头望着天空。

“唔，我说，这太过分了，”他高声说。“走近一个临死的人，光是对他说：‘请您别这样吧！’这确实太过分了！临死的人多少令人尊敬。我们不能对他一点儿不讲人情。我真想说，临死的人简直是神圣的！”

“这个我不否认，”约阿希姆说。“不过在病人这样软弱无力的时候……”

“不！”汉斯·卡斯托尔普坚持说，他说话时的激昂程度与他遇到的阻力一点也不相称。“我坚持认为，一个垂死的人，比任何嬉皮笑脸、游来荡去、挣几个钱填饱肚子的粗汉子强些！这可不太好……”他怪里怪气说，声音有些颤抖。“对临死的人这样铁面无情，可不太好……”他话说到这里突然中断，接着发出一阵抑制不住的大笑，这笑声像昨天笑时一样，是那么激越冲动，那么漫无节制，连身子也抖动起来，于是他闭住眼睛，泪珠从他的眼睑滚滚而下。

“嘘！”约阿希姆忽然止住了他。“别作声！”他轻轻说，同时偷偷推了一下笑个不停的表弟的腰部。汉斯·卡斯托尔普张开泪汪汪的眼睛往上看。

一个陌生人从左面的路上走来。他是一个皮肤黝黑、风度优雅的绅士，蓄着漂亮的、翘起的黑色小胡子，下面穿一条浅色方格纹的裤子。他走近时跟约阿希姆相互道了早安，这人发音精确，声调悦耳动听。他双腿交叉，拄着手杖，神态自若地站停在约阿希姆面前。

魔鬼

他的年龄似乎难以估计，约摸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尽管他整个形象十分年轻，但两鬓已经花白，头顶显得童山濯濯；狭狭的头路向两边分开，头发稀稀落落，使额角看去更加宽广。他的服装——淡黄色宽大的方格条纹裤，两排钮扣的绒布上衣(上衣显得太长)和大的袖边，远远谈不上什么高雅华贵，而他那弯成圆形的竖领，由于经常洗涤，领边多少有些起毛。他的黑领带已经很旧，衬衫显然不装袖口；从他手腕那儿的袖子宽宽松松的模样来看，汉斯·卡斯托尔普就知道他是没有袖口的。纵然如此，他仍清楚看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绅士，陌生人那种深有教养的风度，他那洒脱的甚至是漂亮的举止，说明他确是这种身份的人。他既寒酸又优雅，眼睛黑黑的，小胡子又微微翘起，使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想起圣诞节时在家乡院子前面卖艺的某些外国乐师，他们骨碌碌地转动着天鹅绒般的眼珠，握着软帽伸出手来，好让人家从窗口投下零零星星的钱币。“他是奏手摇风琴那一号人!”他想。因此，当约阿希姆从长椅上站起，带几分窘迫的神情向他介绍陌生人姓名时，他听了也毫不惊奇。他介绍说：“这是我表弟卡斯托尔普——塞塔姆布里尼先生。”

汉斯·卡斯托尔普也站起身来致意。他脸上还残留着刚才兴高采烈的痕迹。但意大利人很礼貌地对两人说，他不想惊扰他们，要他们再坐下来，自己却仍旧悠闲地站在他们面前。他微笑地站着，打量这对表兄弟，特别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微笑时，在那漂亮地向上翘曲的丰满小胡子下面，嘴角的纹路更皱更深了，露出嘲讽的神情，这在表兄弟身上起一种奇妙的作用，使他们精神为之一振，如醉如痴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也一下子清醒过来。他感到很难为情。塞塔姆布里尼说：

“先生们的情绪可高啦，这是满有理由的，满有理由。早晨多美呀!天空蓝澄澄的，太阳又是笑盈盈的，”他一面说，一面轻捷而优雅地挥动一下手臂，向天空扬起一只皮肤微微发黄的小手，同时目光炯炯地斜眼往天际仰望。“这儿这么美，真叫人忘怀自己究竟栖身何处了。”

他说话时没有外国腔，只是发音时每个字眼咬得太准，使人们看出他大约是个异国人。他发音时，嘴唇动得怪有劲的，听他说话挺有意思。

“先生，您上咱们这儿一路还舒服吧?”他转向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您对自己的命运是不是心中有数?我的意思是说，‘初次检查’这个阴森森的仪式有没有举行过?”这时，假如他真的想叫对方回答，他理应闭起嘴来稍等一下，因为他提出了问题，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正打算回答。但陌生人接着继续问：“仪式的经过情况很顺利吧?从您的笑声中——”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嘴角的皱纹一条条变深起来，“可以得出不同性质的结论。

咱们的弥诺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克里特岛国王。据说死后为阴间三判官之一。和赖达曼托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弥诺斯兄弟。死后与弥诺斯等一起为阴间判官。判处了您几个月?”“判处”这个词从他嘴里吐出来，似乎显得特别可笑。“让我猜一下吧。六个月，或者干脆九个月?咱们这儿对时间可从不吝啬……”

汉斯·卡斯托尔普惊诧地笑了。他在苦苦思索弥诺斯和赖达曼托斯究竟是谁。他回答说：

“嗳，不。您搞错了。塞普塔姆……”

“塞塔姆布里尼，”意大利人明确而着重地纠正他，同时又幽默地鞠了一躬。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请原谅。哎，您误会了。我一点病也没有。我只是来看我表哥齐姆森，住上一两个星期，乘此机会也想稍稍休养一下……”

“怪了，您竟不是咱们的一员?您身体健康，您只是在这儿作客，像浓荫中的俄底修斯一译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特洛伊战争中曾献木马计，使希腊军队获胜。一样?你居然屈身下降到死人出没、闲荡的深渊里，真勇敢呀！”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怎么说降到深渊里?这我倒要请教一下。我可登上你们五千英尺左右的高山呢。”

“这只是您的看法罢了！依我看，这是错觉，”意大利人做了一个毅然决然的手势说。“咱们是掉在深渊里的人，可不是么，少尉?”这时他转向约阿希姆。约阿希姆对他的谈吐也颇感兴趣，但不想流露出来，沉思地回答说：

“咱们把这个问题确实看得太简单了。但咱们以后毕竟可以同心协力，振作起来。”

“唔，这点我相信您，您是一个正派人，”塞塔姆布里尼说。

“是，是，是，”他连称三声“是”，把S发成清音。德语S一般发浊音，而意大利语则一般发清音。这时他又转向汉斯·卡斯托尔普，用舌尖轻舐上颚三次，咂咂有声。“瞧，瞧，瞧，”他又连说三次，S仍发清音。他凝神打量新来的客人，可说是目不转睛。接着眼神又活跃起来，继续说：

“那么，您是心甘情愿地上山来跟咱们这些沉沦的人为伍，赏个光跟咱们周旋一个时期喽。唔，这很妙。您心目中准备待上多少时间?我只是问一下大致期限。既然这个期限是他本人、而不是赖达曼托斯规定的，那我倒很想知道时间究竟有多长?”“三星期，”汉斯·卡斯托尔普得意洋洋地说，因为他看出，人家对他不胜艳羡哩。

“哦，天哪，三星期！少尉，您听到了没有?‘我到这儿住上三星期，以后又得动身’，这种说法不是有点儿傲慢不恭吗?先生，如果允许我来教导您的话，咱们这儿的日子不是以星期算的，最小的时间单位是月份。咱们算起日子来是大模大样的，这是咱们这些幽灵所享的特权。另外咱们还有一种特权，性质也大致相同。我能不能问一下，您生活中从事的是哪一门行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您准备从事哪一门行业?您可看得出，咱们的好奇心是没有止境的，好奇心也可算是咱们的特权之一呢。”

“好说好说，”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于是他回答了对方提出的问题。

“原来是造船师，这可了不起！”塞塔姆布里尼高声说。“您完全可以相信，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工作，不过我本人的能力在另一方面。”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是一位文学家，”约阿希姆解释说，样儿有些尴尬。“你要知道，他为德国报纸写过卡尔杜齐乔苏埃·卡尔杜齐_{（G.Carducci，1835—1907，诗人、学者，19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撒旦颂》、《野蛮颂》等）}的追悼文章。”这时他显得更尴尬了，因为他表弟惊异地瞧着他，似乎说：你对卡尔杜齐知道些什么，我看你懂得的不比我多。
“是啊，”意大利人点点头说。“鄙人有幸能在卡尔杜齐生命终止时，为贵国同胞介绍这位大诗人和自由思想家的生平。我认识他，我可以说还是他的学生呢。在波洛尼亚（城市名），我曾听过他的教诲。我感谢他，因为他把文化与欢乐赐给我。不过咱们刚才谈的是您的情况。一位造船工程师?您可知道，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显然高大起来了?您坐在那儿，简直一下子成了辛勤劳动和真才实学的化身！”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可我还是个学生，一切还刚刚开始呢。”

“确实，凡事都是开头难。一般说，所有名符其实的工作都是困难的，可不是吗?”

“是啊，魔鬼知道这个，”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倒是他的心里话。

塞塔姆布里尼的眉毛陡的竖了起来。

“您居然叫魔鬼来作证?把真正的撒旦唤来?您可知道，我伟大的老师_{[卡尔杜齐,《魔鬼的赞美诗》(一译《撒旦颂》)是他主要作品之一，发表于一八六五年]}曾写过一篇赞美诗奉献给它吗?”

“请原谅，”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您说有一篇赞美诗奉献给魔鬼吗?”

“就是献给魔鬼本身。在我们国家里，每逢节日常常吟咏这首诗。Osalute，oSatana，oRibellione，oforzavindicedella Ragione_{[意大利文:哦，健康，哦，撒旦，哦，反抗，哦，理性的复仇力量]}。这是一首美妙的诗歌!不过这个魔鬼跟您指的不尽相同，他对工作是颂扬备至的。而您所指的魔鬼呢，却憎恶工作，因它见了工作就怕，可能就是人们所谓连小指也不敢向他伸出的那种……”

这一切在我们善良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产生奇妙的作用。他不懂意大利文，其余的他听了也不很入耳。这些话虽用漫不经心的、诙谐的语调随口说出，却颇有些说教的味儿。他看看表哥，表哥的眼睛正瞧着地面。于是他开口说：

“噢，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把我的话理解得太死板了。我说的魔鬼那句话只是口头禅，我可向您保证。”

“看来有的人倒是颇有才智的，”塞塔姆布里尼说，忧伤地凝望着前方，然后又打起精神来，巧妙地转入原来的主题，继续说：

“无论如何，从您的谈话中我满有理由地得出结论，那就是您已选定一种既紧张又光荣的职业。天哪，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homohumanus[拉丁文：富有人性的人；人文主义者]，尽管我对工程方面怀着真心实意的尊敬，可我对此一窍不通。但我颇能想象，要掌握您这门专业的原理需要清醒而敏捷的头脑，而投入实践又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是不是这样呢?”
“嗯，当然是这样。您的话我完全同意，”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话时不自觉地尽力卖弄自己的口才。“今天，这项工作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高，正因为要求太高，还是别说得太清楚为妙，免得令人灰心丧气。呃，这可不是开玩笑呢。要是你身体不是最好……我只是在这儿作客，身体也还算结实；假如我硬说这项工作对我非常相宜，那我准是在撒谎。我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它叫我够呛了。只有当我什么也不干时，我才感到挺自在。”
“比如说现在?”
“现在?噢，现在我对这儿山上还很陌生，简直有些糊里糊涂，您也可以想象。”
“哎，糊里糊涂。”
“是啊，我睡也没有睡好，后来这顿早餐也确实太丰富。平时我早上吃的东西很一般化，可今晨吃的在我看来太扎实了，照英国人的说法，太丰盛了。总之，我感到有些闷气。今天早晨我抽雪茄时，味儿有些异样，真是天晓得！过去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只有病得厉害时才有这种感觉。抽起烟来的味儿简直像皮革一样!我只得把烟扔了，硬抽是毫无意思的。请问，您抽烟吗?不抽?那么您就不能想象，对我那样从青年时起一直嗜烟如命的人来说，碰到这类事该是多么懊丧，多么失望……”

“我对这类事没有经验，”塞塔姆布里尼回答，“我倒认为，对这类事情没有经验并不是什么坏事。许多高贵而富于理智的人士对抽烟都深恶痛绝。卡尔杜齐也不喜欢。可是在这点上，您跟咱们的赖达曼托斯意气相投。他是您那恶习的支持者。”“唔，恶习，塞塔姆布里尼先生……”

“干吗不是恶习呢?咱们得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它起名字，这样生活就更加丰富多彩。我也有我的恶习。”

“顾问大夫贝伦斯倒能鉴别烟的好坏。他是一个怪有意思的人。”

“您认为是这样吗?啊，原来您已跟他相识?”

“刚才我们出来时跟他相识。您可知道，当时我好像诊了一次病，不过是免费的。他一眼就看出我贫血相当厉害。于是他劝我生活起居要跟我表哥一样，要在阳台上多躺躺，还说我也得量量体温。”

“真的吗?”塞塔姆布里尼高声说。“妙极了！”他仰望天空喊了一声，又俯下身子笑起来。“你们那位大师_{（莫扎特，1756—1791，所引用的话，出自其歌剧《魔笛》）}的歌剧里唱的是什么戏呢?‘我是一个捕鸟人，心里经常很有劲，哈哈！’一句话，这是怪有趣的。您愿听从他的劝告吗?那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不该听呢。这个赖达曼托斯真是个魔鬼。‘心里经常很有劲’倒是句真话，不过有时有些勉强。他很容易感伤。抽烟的恶习对他没有好处——否则就不成其为恶习了——抽烟会使他伤感。正因为如此，咱们可敬的护士长把他的存货都收藏起来，每天只给他一小撮定量。有时他受不了诱惑，竟动手去偷，于是又感伤起来了。一句话：一个糊涂虫。您可也认识咱们的护士长?还不认识?这不对头！不把您介绍给护士长是不公正的。

先生，她是冯·米伦东克家族出身的。她跟梅迪奇的维纳斯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梅迪奇是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望族，对佛罗伦萨艺术与文化的繁荣颇起作用。这里指的是模仿希腊阿芙罗狄蒂(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像塑成的维纳斯雕像。不同的地方，乃在于女神胸部发达，而护士长却经常佩戴一个十字架……”
“哈，哈！妙极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大笑起来。
“她的教名是阿达丽亚蒂卡。”
“是这个名字吗?”汉斯·卡斯托尔普嚷道。“哦，这太动人了，冯·米伦东克，还有阿达丽亚蒂卡。从名字听来，仿佛她是死去多年的人了。姓名真像中古时代一样。”
“可敬的先生，”塞塔姆布里尼答道，“这儿有许多人正像您说的那样，有‘中古时期的风味’。我本人就相信，咱们的赖达曼托斯纯粹在某种艺术感受的驱使下，才创造出这个女人化石般的脑袋，让她来监护这座恐怖的宫殿此处借喻肺病疗养院。的。他确是一个艺术家——您还不知道吗?他画过油画。可不是吗，您想干什么，谁也不会禁止，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阿达丽亚蒂卡夫人不管人家爱不爱听，逢人便说这样的话：米伦东克家族中，有一位在十三世纪中叶是莱茵河畔波恩地方一所女修道院的院长。过后没多久，她本人就去世了……”
“哈，哈，哈！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看您真爱开玩笑哪。”
“开玩笑?您的意思恐怕是‘不怀好意’吧。唔，我确实有些不怀好意。”塞塔姆布里尼说。“使我着恼的是，我命中注定只是把这种恶意发泄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面。工程师，我希望您不反对什么恶意吧?在我心目中，它是理智用来对付黑暗势力和邪恶的最有力的武器。先生，恶意是批判的灵魂，而批判却是进步和启蒙的源泉。”他的话题一下子转到彼特拉克_{（F.Petrarca，1304—1374，诗人）}上来，他称彼特拉克是“现代精神之父”。

“现在咱们得躺下来休息了，”约阿希姆若有所思地说。那位文学家说话时，总是潇洒地做手势。此刻他指着约阿希姆做个手势，说：
“咱们的副官要赶任务去了，咱们走吧。咱们走的是同一条路——‘一直向右，走向通往巍峨宫殿的地方’，啊，维吉尔，维吉尔_{[P.Vergilius(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先生们，没有人能超过他呢。确实，我相信人类是在进步的。不过维吉尔在修辞方面，近代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在他们回院的路上，他开始用意大利腔背起拉丁文诗歌来，可是当他看到一个少女迎面走来时，他顿时停住了。她看去像一个农村姑娘，容貌并不出众。这时他向她媚笑，哼起小调来。“特尔，特尔，特尔，”他的舌头咂咂作声。“嗳，嗳，嗳！来，来，来！你这个可爱的小虫儿，你愿投入我的怀抱吗?瞧，‘眼睛水汪汪，闪闪发亮光’，”他不知从谁的作品里引用这么一句诗。接着他朝少女狼狈离去的背影送了一个飞吻。

“他真是游蜂浪蝶，”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在塞塔姆布里尼心血来潮地向少女献过殷勤、重又喋喋不休地挑剔起别人来时，他仍抱有这种想法。这时他的矛头主要针对顾问大夫贝伦斯，他嘲笑贝伦斯脚的大小，并且在他的衔头上大做文章。这衔头是某个患脑结核的亲王赐给他的。关于这位亲王生活上的丑闻，大伙儿现在都议论纷纷，不过赖达曼托斯眼开眼闭，佯作不见，一举一动都不失顾问大夫的本色。难道大人先生们不知道夏季是顾问大夫发明的吗?不错，不是他又有谁呢。他可当之无愧。过去，只有死心眼儿的人才在这个山谷里挨过夏天。可是“咱们的幽默家”用犀利的目光看出，这种失算只是偏见的结果。他甚至得到这样的教训：至少就他的疗养院而论，夏季疗养不仅值得推荐，甚至还特别有效，简直是必不可少的。他懂得如何把这一理论传播开去，并为此撰写了通俗性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此后，夏天的生意就跟冬天一样兴旺。“天才！”塞塔姆布里尼说。“真是异想天开!”他说。于是他挑剔这一带高地上其他的疗养院来，用挖苦的口气称赞它们的老板生财有道。那儿有一位卡夫卡教授……每年，在积雪初融的关键性时刻，当许多病人正纷纷要求离院时，卡夫卡教授就声称自己不得不外出再作一周之行，同时答应一回来就放他们出院。可是他在外边逗留六星期，可怜的人们都眼巴巴地等着，这样，顺便说一句，他们的账越付越多了。有一次，人家请他到阜姆地名，即现在的克罗地亚的里耶卡。去，但在没有把握赚上五千瑞士法郎之前，他是不愿动身的。这样，十四天光阴就在讨价还价中过去了。这位大人物后来终于赶到，但到后只一天，病人就呜呼哀哉。扎尔茨曼大夫背后曾指摘卡夫卡教授，说他的针头不干净，结果病人相互感染。扎尔茨曼又说，他走路时穿的是橡皮鞋，这样他的死人就听不到。相反地，卡夫卡却扬言扎尔茨曼的病人们吃了过量的“葡萄汁兴奋剂”——为的也是多捞几个钱——病人们就像苍蝇那样纷纷死去，不是死于肺结核，而是死于肝硬化……

他就是这样滔滔不绝地说开来。对于这些口若悬河的诽谤，汉斯·卡斯托尔普衷心地、好意地笑着。这位意大利人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口齿清楚，发音准确，没有任何方言。他吐出来的每个字都圆润清脆，好像都是他两片活动自如的嘴唇创新的产物；他对自己优雅而尖刻的言词引以为乐，甚至对讲话时运用文法上的变格与变位也喜不自胜；看来，他头脑非常冷静沉着，连一次也没有说错。德文的名词变格与动词变位比较复杂，外国人讲话时往往说错。

“您讲得这样滑稽，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又这样生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

“形象化，是吗?”意大利人回答时用手帕扇了几下，虽然天气已相当凉爽。“这也许就是您要说的话。您想讲，我说起话来很形象化。得了吧!”他大声说。“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咱们的阴间判官在那儿游荡呢!这是怎样一幅景象呀！”

散步的人们已走完了弯弯曲曲的一段路程。不知是因为塞塔姆布里尼的谈话和下山的缘故呢，还是因为实际上这儿离疗养院并不像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象中那么远(因为我们第一次走陌生路时，感觉上总比熟路长得多)，他们很快就回院。塞塔姆布里尼说得对：下面，在疗养院后的空地上，两位大夫正在散步，走在前面的是穿白大褂的顾问大夫，他的脖子向前伸出，双手像掌舵般地摆动着，后面跟的是穿黑衬衫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他的神态，比查病房时的那副样儿——查病房时，他按理应跟在上司后面——更不自在。

“嗳，克罗科夫斯基!”塞塔姆布里尼叫道。“他在那儿走。咱们山上女人的一切秘密，他全知道。请注意他衣服上的象征性味儿。他穿的是黑衣服，表示他的专业范围是在夜间。这个人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而这个念头是肮脏的。工程师呀，为什么咱们刚才一点儿也没有谈到他?您认识他吗?”

汉斯·卡斯托尔普点点头。

“唔，原来如此。我不禁萌起一种设想：他也博得您的好感呢。”

“我说不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只是偶尔见到他。我也不善于迅速作出判断。我对人们只是冷眼旁观，心里想：‘原来你是这样的?那很好。’”

“您太漠不关心了！”意大利人答道。“您评判吧。正是为了这个，自然界才赋予我们眼睛和理解力。您感到我刚才说话有些恶意；要是我真的这样，那也许是因为我存心要说教。我们人文主义者都有些说教的味儿。先生们，人文主义者同教师爷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心理学方面。从人文主义者那儿是得不到教育机会的，唔，从他那儿是得不到的，因为他那儿只有人类传统的美和尊敬。那些在混乱而不讲人道的时代曾冒充青年人领导者的牧师，他们的真面目已给人文主义者揭穿了。从那时起，先生们，就压根儿不再有什么新型的教师爷了。人文主义学府……工程师，您就说我反动吧，不过从原则上说，inabstracto拉丁文：“从理论上说”。，我请您谅解，我信奉这种主义……”在电梯里，他还是絮絮叨叨地发挥这一见解；只有这一对表兄弟到了三楼走出电梯时，他才闭嘴。他一直乘到四楼，据约阿希姆说，他住在四楼后角落的小房间里。

“他怕没有什么钱吧?”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伴着约阿希姆走进房间，这房间看去同汉斯那面一间一模一样。

“没有，”约阿希姆说，“他没有什么钱。也许他只有正好付住院费的那么些钱。你该知道，他父亲也是文人，我想他爷爷也是的。”

“唔，当然啰，”汉斯·卡斯托尔普说。“那么他病得厉害吗?”“据我知道的，他的病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很顽固，常常复发。他得病已有好几年了，病了一会他又出院，但不久又不得不住进来。”

“可怜的家伙!看来他对工作倒是专心致志的。他非常健谈，很容易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对那个姑娘，他有点儿厚颜无耻，当时我也怪窘的。可后来他谈到人类的尊严时，他说得妙极了，简直像一篇演说。你是不是常跟他在一块儿?”

思想的磨练

不过约阿希姆回答得断断续续，含含糊糊。他从桌子上一只衬有天鹅绒的红皮盒子里取出一支小小的体温表，将它注有水银的下端插在嘴里。他把表衔在舌头左方的下面，这样，玻璃表就斜往一边从嘴里向上翘起。然后他换上室内服，穿好便鞋和军装般的翻领短褂，拿起桌上的一张打印表格和铅笔，再捧起一本俄文文法书。他学俄文，是因为照他所说指望对工作有些用处。拿着这些，他就走到外边阳台上，在卧椅上躺下，同时把一条骆驼毛毯子轻轻一抛，盖在脚上。

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一刻钟来，云层越来越薄，太阳透过云层，发出炎夏时那种炽热而耀眼的强光。约阿希姆不得不用系在卧椅扶手处的一块白亚麻布遮光罩把脑袋保护好。这个遮光罩小而实用，可按照阳光的照射角度加以调节。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种创新赞扬不已。他想等着瞧表哥体温测定的结果，同时察看周围的一切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他也细细观看靠在凉廊一角的一只毛皮睡袋，这是约阿希姆冷天时用的。然后他胳膊肘靠住栏杆，俯首眺望花园。这时，公共休憩室里已挤满了病人，他们伸手伸脚地斜靠在椅背上，有的在写字，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不过他只看到室内的一部分，里面大约有五把椅子。“你体温要量多久?”汉斯·卡斯托尔普转过身来问。

约阿希姆竖起七个指头。
“时间应当到了——七分钟！”
约阿希姆摇摇头。过了一会，他从嘴里取出体温表，仔细看了一会，说：“唔，要是你把时间放在心头，那它就走得很慢。我一天经常量四次，心里倒很快乐；因为你看得出，一分钟或一古脑儿七分钟，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儿，一星期七天一晃眼过去了，快得惊人。”
“你说‘实际上’，‘实际上’你不能这样说，”汉斯·卡斯托尔普顶着他说。他坐时把大腿搁在栏杆上，眼睛里布满红丝。“可是归根结蒂，时间是‘不实际’的。假如你看来长，那么它就是长的；要是你看来短，那么也是短的。实际上究竟长还是短，可没有人知道。”他平时不惯于讲哲理，此刻却憋不住了。
约阿希姆反驳他。

“不见得吧。时间，咱们还是在计算的。咱们有钟表和日历，要是一个月过去了，那么对你，对我，对咱们大家来说，也过去了。”

“注意，”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说，一面干脆把食指按到黯淡无神的眼睛边。“这样说来，一分钟的长短完全凭你计算时的感觉决定的吧?”

“一分钟的长短……它的长短不多不少，恰好等于手表秒针走一圈所需的时间。”

“不过对咱们的感觉来说，所需的时间长短完全不同！实际上……我说，从实际上看……”汉斯·卡斯托尔普重复说，说时把食指狠狠托住鼻子，把鼻尖弄得弯弯的。“这是一种运动，一种空间运动，可不是吗?且慢！这无异是说，咱们是用空间来计算时间的。可是这却跟咱们用时间来计算空间一样，只有没有科学头脑的人才干这个。从汉堡到达沃斯，乘火车要花二十小时。可步行要多久?至于头脑里想一下，不消一秒钟就得了！”

“听着，”约阿希姆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看你是想跟我们待在一块儿吧?”

“住口！我今天头脑十分清醒。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使劲把鼻子扭向一边，鼻尖一下子变得白而毫无血色。“这个你说得上来吗?咱们凭感官察知空间的存在，也就是说，凭视觉和触觉。好。可是咱们感知时间的器官是什么呢?你能给我说一下吗?瞧，你难住了。可是咱们对于心目中不甚了了、连它的特性也说不上来的东西，怎么能计算呢?咱们说，时光流逝。好，就让它流逝吧。但为了能计算它……待一会儿！为了使时间能够计算，它必须均匀地流逝，可是哪儿记载过这样的事实呢?就咱们的意识来说，它并不是这样的，咱们只是方便起见才假定这样。咱们的计量单位纯粹是一种习俗，请允许我……”

“好，”约阿希姆说，“现在我体温表的刻度上高了四格，难道这也纯粹是一种习俗?正因为这五格刻度，我才不得不在这儿荡来荡去，不能服役。这真叫人头痛！……”

“你体温有三十七度五吗?”

“温度已退下来了，”说罢，约阿希姆把温度记在表格里。“昨儿晚上大约有三十八度，这是你来山上引起的。所有初来乍到的人，体温都会升高。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

“我现在也得走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对于时间，我也有满脑子想法——我几乎可以说，简直是一团糟。可是我现在不想来刺激你，你的体温太高了。我想把一切保留一下，咱们以后再回头谈谈，也许在早餐以后。到了早餐时间，你该来喊我一下。现在我也想躺下来休息，谢谢上帝，这不会使我难受的。”于是他穿过玻璃隔墙到自己房里，那儿的小桌旁也摆着卧椅。他拿起那本《远洋客轮》杂志，从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取出漂亮、柔软、暗红色与绿色相间的方格花纹披衣，躺了下来。

他也不得不马上张起遮光罩来，因为当他刚一躺下，炙人的阳光就晒得他难以忍受。然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高兴地注意到，他躺着感到意外舒服，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躺过这样安适的卧椅。椅架的样式有些过时，但却别有风味，因为椅子显然是新的，用赤褐色光洁的木材制成。这里铺有席子，上面还有一层软绵绵棉花般的东西。实际上，它由三个厚厚的软垫组成，从脚端一直伸到靠背的地方。此外，这种硬中带软、用刺绣的亚麻布套的圆形靠垫，是借一条绳子系紧在椅子上的，令人有一种异常舒适之感。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一只胳膊搁在又光又宽的扶手上，眨巴着眼睛休息着；他不需再看什么《远洋客轮》杂志消遣了。从凉廊的拱门望去，野外荒凉的、然而又是阳光灿烂的景色历历在目，宛如一幅图画。汉斯细细玩赏这幅景色，一面在凝神思索。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于是打破岑寂大声地问：

“刚才招待咱们吃早点的不是有一个矮矮的娘儿吗?”

“嘘——”约阿希姆喝住他。“放轻声些。不错，矮娘儿倒是有一个。怎么样啦?”

“没什么。咱们还一点儿也没有谈过她呢。”

于是他又呆呆出神。他躺下时已是十点钟了。已过去了一小时。这是平淡无奇的一小时，不短也不长。一小时刚过去，屋子和园子里就响起锣声，由远而近，然后又渐渐远去。

“吃早餐了，”约阿希姆说。可以听到他已起身了。

这一回，汉斯·卡斯托尔普已结束了他的卧床疗法，走到房间里稍稍打扮一下。表兄弟在走廊里碰头，然后一起下楼。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哎，躺着真够味啊。这种椅子究竟是怎么做成的?要是这儿可以买，我倒想带一只到汉堡去，躺在上面真像上天堂一样。你看，它们是不是根据贝伦斯的设计特制出来的?”

约阿希姆不知道。他们把话题搁在一边，第二次进入餐厅。那儿，人们又在一个劲儿吃着。

餐厅里闪着牛奶的白光。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只大玻璃杯，杯里满盛半升牛奶。

“我不想吃，”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时他又一次在女裁缝和英国女人之间坐下来，摊开了餐巾，虽然第一次早餐时他肚子已塞得饱饱的。“我不想吃，”他说，“上帝保佑，我压根儿不能喝牛奶，现在更一点儿也不想。那边也许是黑啤酒吧?”他礼貌而又温柔地转身问那个矮娘儿。可惜黑啤酒没有。不过她答应去拿库尔穆巴赫德国地名，以产啤酒著名。啤酒，结果端来了。这种酒又浓又黑，泛起棕色泡沫，代替黑啤酒再好也没有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一只半升容量的高脚玻璃杯贪婪地喝着。他吃了烤面包上一片片的香肠。侍者又端来了燕麦粥，还有许多牛油和水果。他只是眼睁睁地望着，吃不下。他也瞅着那些吃客。大伙儿开始注意他起来，个别一些人尤其如此。

他餐桌里已坐满了人，只有他对面的首席位子仍旧空着；人家告诉他，这是大夫的座位，因为只要时间允许，大夫也跟病人一起进餐，轮流坐在每张餐桌上，而餐桌上的首席座位都是留给大夫的。这时两个大夫一个也没有来，据说他们正在做手术。蓄小胡子的青年又走进餐厅，他像过去一样垂下脑袋，下巴靠近胸口，愁眉苦脸，一言不发。淡黄色头发的瘦娘儿又在原位坐下，用调羹舀着酸牛奶，仿佛这是她唯一的食物。这回她身边坐了一个矮小的、精神奕奕的老太，用俄语同那个沉默寡言的青年搭起讪来。对方只是心事重重地朝她看，用频频颔首的姿态来代替答话。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仿佛嘴里有什么苦涩的东西似的。在他对面老太太的另一侧，坐着一个少女，模样儿很漂亮，容光焕发，胸部高高耸起，一头波浪形的栗色秀发，棕色的孩子般的眼睛圆溜溜的，娇美的手上戴一只红宝石戒指。她常常放声大笑，讲的也是俄语，而且只讲俄语。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她的名字：玛鲁莎。他又无意中注意到，当她说说笑笑时，约阿希姆眼睛朝下，脸孔绷得紧紧的。

这时塞塔姆布里尼从侧门进来，翘起小胡子大踏步地走向自己的座位。他的位子在餐桌末席，与汉斯·卡斯托尔普坐的方向正好成一条对角线。他坐下时，同桌的人都哄然大笑，也许是他说了些什么尖利的话。汉斯·卡斯托尔普也认出了“半肺俱乐部”的成员们。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从阳台门前面溜向餐桌，眼神呆钝钝的。她向厚嘴唇青年致意，那青年就是先前不合时宜地穿着外套而引人注目的人。那个脸白得同象牙一样的莱费坐在胖女人伊尔蒂斯旁边，她们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右面那边斜摆的桌子上，桌上的人他都不认识。

“你的邻居就在那边，”约阿希姆弯下身子悄悄对表弟说。这一对夫妻正好从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擦过到右边最后一张餐桌上去，也就是到“下等俄国餐桌”上去，那儿已坐着一家人，其中有一个丑陋的孩子正在狼吞虎咽地喝粥。那俄国汉子身材瘦小，灰沉沉的两颊凹陷进去。他穿一件棕色皮茄克，脚上穿一双有鞋扣的笨重毛毡皮靴。他妻子也长得很娇小，穿着小小的俄罗斯高跟皮鞋，走起路来一跳一蹦，连帽子的羽毛也会晃动起来。她脖子上披一条肮脏的羽毛长围巾。汉斯·卡斯托尔普狠狠地端详这一对人，他一向不用这样的目光看人，连他自己也觉得太无情；但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目光，使他突然体验到某种乐趣。他的眼睛没有神采，同时却又咄咄逼人。恰在此时，左面玻璃门像第一次早点时那样砰的一声关上了，玻璃发出格格的震颤声。这下他不像今天清晨一样吓了一跳，只是懒洋洋地装个怪脸儿；当他想回头往那边瞧时，他感到身子沉甸甸的，觉得费这番精力很不值得。因此，他这回也搞不清莽撞地关门的究竟是谁。

本来，汉斯早点时喝啤酒从来不会迷迷糊糊，可今天这小伙子可完全醉倒了，昏昏沉沉的，仿佛额角上被谁揍了一拳。他的眼皮像铅块般的沉重，当他出于礼貌想跟那位英国女人聊天时，他的舌头不听使唤，甚至左顾右盼也很费劲。此外，他脸上又泛起昨天那样热辣辣恼人的感觉，两颊热得胀鼓鼓的，而且呼吸急促，心在怦怦地跳，就像有一只包着布的锤子在敲打。假如说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特别难受，那是因为他头脑里已好像几次三番地吸入过氯仿。这回早餐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他桌子上面向着他，他只是隐隐约约地、梦幻似地感到他的存在，尽管他跟右边的女人讲俄国话时，大夫曾多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时，那些青年姑娘——也就是妙龄女郎玛鲁莎和喝酸牛奶的瘦个儿——谦卑而羞怯地在他面前低下头来。不消说，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举止也很得体。他默不作声，因为他的舌头不听指挥，他只是循规蹈矩地挥动着刀叉。当表哥向他点头示意要他离席时，他就站起身来，冒冒失失地向同桌人欠了欠身，一步一拐跟在约阿希姆后面出去了。

“咱们什么时候再躺下来休息啊?”他离开屋子时问。“照我看，这是这儿最妙的事了。我恨不得再躺在那张顶呱呱的卧椅上。咱们再多多散一会儿步吧?”

多余的话

“不，”约阿希姆说，“我不允许走得很远。近来，我空时经常下山稍稍走动，穿过村庄，有时一直走到高地。那边有店铺，人也多，可以买些需要的东西。午饭以前咱们还可以再躺上一小时，以后一直可躺到四点钟。你放心吧。”

他们在明媚的阳光下沿着车道下山。经过小溪和羊肠小道，右边山脊的各个峰谷就俨然在望，什么“小仙霞峰”啦，“绿塔峰”啦，“村山”啦，约阿希姆都能一一说出它们的名字。那边高起的地方，是达沃斯村筑有围墙的墓地，约阿希姆也用手杖指点给他看。这时他们走上大路，这条大路比谷底高出一层楼房，沿着梯层式的山坡一直伸向前方。

至于村庄，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徒有其名而已。疗养街吞并了这儿的土地，它一直向山谷的入口方向发展，以至称之为“村庄”的整个居住区域已不知不觉地消失，与名为“达沃斯高地”的这块土地合而为一。大路两侧有许多饭店和供膳食的公寓，设备上都有遮蔽阳光的游廊、阳台和卧房，还有供出租的私人住宅。附近各处都有新的建筑物，有时也在兴建新屋，大路上可以眺望山谷里一片草原的景色……

汉斯·卡斯托尔普为了追求他日常所爱好的生活刺激，又燃起了一支雪茄烟。也许是他刚才喝过啤酒的缘故，此刻他居然不时闻到渴念已久的雪茄烟香气，感到说不出的喜悦。当然，香气闻到的次数不那么多，香味也不那么浓。只有当他振作起精神，才能感知这种喜悦，而可厌的皮革气味还依稀存在，远远没有散去。他感到软绵绵的没有力气，无法再少许享受这份清福。他觉得这种享受格格不入，或者可望而不可即，终于慵倦而不胜厌恶地把烟头一扔了事。尽管他有些昏昏沉沉，却仍感到礼仪上有必要找些话题聊聊，因此他想起刚才同约阿希姆关于“时间”的一席出色的谈话。只是他对“一连串问题”已忘得一干二净，“时间”的概念在他的头脑里已荡然无存。于是他开始谈谈身体方面的一些事儿，而且谈得十分古怪。

“那么你什么时候再量体温呢，”他问。“饭后吗?那好。这正是机体活动最旺盛的当口。情况准是这样。贝伦斯叫我也量量体温，这也许只是开开玩笑罢了。为了这个，塞塔姆布里尼笑得前仰后合。这简直无聊透顶。我连一支体温表也没有呢。”“哦，”约阿希姆说，“这倒没有关系，你只要买一支就行了。这儿到处都买得到体温表，几乎每家店里都有。”

“可干嘛要买呢?我只觉得躺着休息才有味儿。这个我愿意做。但对一个客人来说，量体温委实太过分了，还是留待这儿山上的人们去受用吧。要是我能知道，”他继续说，说时像一个热恋中的人把双手按住胸口，“我的心一直跳个不停究竟是什么缘故，那就好了。这真叫我不安，我对这个问题已考虑了好久。你知道，只要一个人遇到意外高兴的事，或者害怕什么——一句话，在他情绪激动的当口，他的心就会怦怦跳起来，可不是么?不过要是一个人的心莫名其妙地、也可说是身不由主地跳起来，你得知道，那真叫人心寒哪。心跳时，身体仿佛和灵魂分了家，自己走自己的路，有几分像尸体，只是它没有真正死去罢了。实际上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生活按照本身的规律一往直前地进展，照样长指甲，长毛发，而且，正如人们说的，在化学上和物理上蠢蠢欲动……”

“这算什么话，”约阿希姆冷冷地呵责他。“蠢蠢欲动！”今天早上他说了“月牙棒”之类的话，受到对方的责备，现在他也许算是稍稍报复一下。

“可是事实确是这样！确是蠢蠢欲动！你干嘛要恼火呢?”汉斯·卡斯托尔普问。“我只是顺便讲一句罢了。我别的什么都不想讲，只想说：当你在生活中感到身体不由自主地和灵魂分了家，而且来势汹汹——比如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心跳——你真会惶惶不安，苦恼万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真想穷根究底。我真想搞清楚情绪上的激动是什么原因，是喜悦还是恐惧引起的。至少对我是这样，我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

“对，对，”约阿希姆叹了口气说，“这倒很像发寒热时的情况。用你的话来说，这时身体里真有一种‘蠢蠢欲动’的特殊感觉。对于你说的那种‘情绪激动’，咱们不由得要研究一下，看这种蠢蠢欲动的结果怎么会促使一个人丧失部分理智……可是咱们谈的话题太恼人了，”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说完了便不作声。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耸了耸肩膀，这副姿态就跟约阿希姆昨晚看到时一样。

他们沉默了一会，接着约阿希姆说：“哎，这儿的人你喜欢吗?我指的是咱们同桌吃饭的那些人。”汉斯·卡斯托尔普脸上显出漫不经心的神态。

“天哪，”他说，“我看他们并不逗人喜欢。另一张桌子上坐的那些人倒要强些，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斯特尔夫人应当烫发，她太胖了。那位马祖卡，反正不管她叫什么名字，我看有些笨头笨脑。她格格笑个不停，不得不老是用手绢往嘴里塞。”

汉斯说错了人名，约阿希姆不由高声大笑。

“‘马祖卡’倒是顶呱呱的！”他高声说。“要是你批准，她叫玛鲁莎，就等于咱们的玛丽。不错，她确实太放荡了，”他说。“其实她真该规规矩矩的，因为她的病一点也不轻呀。”

“这真想不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她脸色多好啊。万万想不到她胸部有病。”他匆匆瞟上表哥一眼，但当他发现表哥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显出一颗颗的雀斑(那些被阳光晒得黑黝黝的脸上在没有血色时，往往有这种情况)，而且嘴角也古怪而懊丧地歪向一边时，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感，于是他连忙改换话题，探询别人的情况。他要很快地把玛鲁莎和约阿希姆的脸部表情忘个干净，结果也真的忘了。

喝玫瑰茶的英国女人叫鲁宾森小姐。女裁缝其实不是成衣匠，而是柯尼斯堡一所国立高等女子学校的教师，正因为如此，她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她叫恩格尔哈尔特小姐。至于那个生气勃勃的老太婆，连约阿希姆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住在山上已有很久。不过她好歹是喝酸牛奶那位姑娘的姨婆，始终伴着姑娘住在疗养院里。但同席的人病得最厉害的，要数布卢门科尔博士了。他是敖得萨来的，全名是里奥·布卢门科尔，也就是那位蓄有小胡子的愁眉苦脸、沉默寡言的人。他住在山上已有好几年了。

此刻他们在市镇的人行道上散步；显然可以看出，这是国际疗养院的主要街道。他们遇到在路上蹓跶的病友们，大多数都是青年，有的是身穿运动衣、不戴帽子的骑士式人物，有的是女人，她们身穿白裙，头上也不戴帽子。这些人讲俄语和英语。街道两边都是商店，店里的商品陈列橱窗，琳琅满目。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好奇心，与他极度的疲乏感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他振作精神勉强张望，在男式时尚用品前面逗留很久，看这些陈列品是否够得上标准。

他们来到一个长廊顶部掩蔽着的圆形大厅，那儿有一支小小的乐队正在演奏。这里就是疗养地旅馆。几个网球场里，一对对的人在打球。一些须发剃修整洁的长脚小伙子正在同姑娘们对阵，小伙子们身穿紧身法兰绒裤，脚着橡皮鞋，袖子一直卷到胳膊肘；姑娘们则一身白色服装，脸蛋儿黑黝黝的，她们在阳光下伸展双臂，疾步如飞，在空中狠狠击球。网球场养护得很好，好像敷过一层面粉。表兄弟在一条空的长椅上坐下，观赏和议论他们的比赛。

“你不在这儿打球?”汉斯·卡斯托尔普问。

“他们不准我打，”约阿希姆回答。“我们得躺着，老是躺着。塞塔姆布里尼经常说，我们的生活是仰卧式的；他说，我们都是‘仰卧家’。这也算是他尖酸刻薄的一种智慧。那边打球的都是健康人，如果是病人，那么这样做也是违犯禁令的。不过他们打得并不认真，与其说打球，还不如说是为了炫耀衣饰。至于说违犯禁令，那么这儿玩的东西违禁的多得很，例如打扑克，还有这家那家旅馆里玩的‘小马’系一种当时流行的赌博……我们这儿有告示，说这个对身体最有害处。可是许多人在晚上查病房后还是溜到那儿去赌博。

据说，赐给贝伦斯头衔的那个亲王也经常搞这个玩意儿。”汉斯·卡斯托尔普几乎没有在听。他的嘴张得大大的，因为他一用鼻子呼吸就会伤风。他心跳得像锤子敲击一样，和音乐很不合拍，他感到气闷、难受。当约阿希姆劝他回家时，他在迷离惝恍、矛盾复杂的心情下开始打起瞌睡来。

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几乎一言不发。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平坦的街道上有两次几乎摔跤，他忧伤地笑了笑，摇摇头。跛子开动电梯，把他们送上楼去。他们在三十四号房间门前简短地说了声“再见”，就此分手。汉斯·卡斯托尔普踉踉跄跄地走过房间来到阳台上，还没有站定，就一骨碌倒在卧椅里。他来不及变换躺卧的姿势，就在一阵阵急剧不安的心跳中昏昏沉沉进入矇眬的睡乡。

当然，是一个女人!

他也不知睡了多久。时间一到，锣声就响了起来。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这一回还不是就餐的鸣锣声，只是通知人们做好准备，因此他依然躺着，直到嘡嘡的金属声第二次鸣响，接着又渐渐远去，他才起身。当约阿希姆走进房间找他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想换衣服，但约阿希姆不允许。他最恨不遵守时间。他说，要是一个人连吃饭也这么拖拖拉拉，那还谈得上什么一往直前，奋发向上，献身于公职呢。他的话当然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只能说，他身体确实没有病，只是昏昏欲睡。他只是匆匆洗了洗手，然后两人一起下楼，第三次进餐厅。

就餐的人通过两道门口拥了进来。他们也从那边开着的两扇阳台门拥入。他们很快在七张餐桌旁坐下，仿佛从未离席过似的。这至少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印象——当然这种印象十分荒谬而富有梦幻色彩。可是汉斯昏昏沉沉的头脑一下子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种幻象，甚至还暗暗感到高兴。在用膳过程中，他多次试图唤起这一幻象，而且效果也不差。这时那位欢乐的老太太又同坐在对面的布卢门科尔博士搭起讪来，布卢门科尔心事重重地倾听着。她那位羞怯怯的侄女终于吃起酸牛奶以外的食物来——也就是说，这回她吃的是大麦奶油浓汤，这是女侍者盛在盆子里端来的。不过她只舀了几调羹，过后又放在一边。漂亮的玛鲁莎格格地笑着，用手绢掩起嘴儿不让发出声来，手绢散发出橙子的香气。鲁宾森小姐还在读那些字体圆滚滚的信件，这些信件她今天早晨已经看过。显然，她德文一个字也不识，也不想懂得。约阿希姆献殷勤地用英文跟她扯起天气来，她只是用单音节的字回答，说话时依旧一个劲儿地咀嚼食物，然后又默不作声。至于穿苏格兰羊毛衫的斯特尔夫人，她今天上午又去诊过病。她向大家报道这个消息时，既粗声粗气，又装模作样，说话时上唇向后咧开，露出兔子般的牙齿。她叫苦连天地说，她右肺上部还能听到罗音，左肩胛下面呼吸音还很短促，老头儿说她还得呆上五个月。她粗野地称顾问大夫贝伦斯为“老头儿”。接着她又忿忿不平地说，“老头儿”今天没有跟她同过席。今天中午，“老头儿”照例应当“轮”到她那儿(她把“轮”字念作“弄”)，结果又坐到隔壁左边那张桌子旁边(顾问大夫贝伦斯真的坐在那边，他的大手交合着放在盘子面前)。当然，那边坐着阿姆斯特丹的胖太太萨洛蒙，她平时用餐时每天都穿袒胸露肩的衣服，“老头儿”对此显然很感兴趣，虽然她斯特尔夫人对这个怎么也不能理解，因为每次检查时，他可以把萨洛蒙太太任意看个痛快。过一会儿，她又悄声而激动地说，昨儿晚上，上面的公共卧厅(也就是屋顶上的那个休息室)里灯光熄灭了，其目的无非是像斯特尔夫人说的可以获得“透明”的效果。“老头儿”得悉这个，大发雷霆，连整个屋子都听得到。不过肇事者是谁，结果自然没有找到。你不用受大学教育，也可以猜到这无疑是布加勒斯特的米克洛西希干的；对他来说，混在女人堆里，周围环境永远也不会太黑的。这是一个没有半点教养的人，尽管他穿着一件紧身胸衣。他本性简直像一头猛兽……不错，一头“猛兽”，斯特尔夫人压低了嗓门说，说时额角上和上唇都是汗涔涔的。他和维也纳总领事维尔姆布兰特的夫人关系如何，村子里和高地上尽人皆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几乎谈不上什么秘密了。早晨，当总领事夫人还躺在床上时，上尉有时也跑进她的房间，在整个梳洗过程中伴随着她。上星期四，他甚至一直呆在房里，到清晨四时才离开。这是十九号房间年轻的弗兰茨的女护士说出来的，弗兰茨最近人工气胸没有做成。这时她正好撞见了他，一窘之下，竟走错了门，闯进了多德蒙特的帕拉范特检察官的房间里……最后，斯特尔夫人絮絮叨叨大谈其那家开设在山下的“应有尽有的百货店”，她在那儿买到了漱口水。约阿希姆只是眼睛朝下，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菜盆。

午膳不仅烹调得很出色，而且极其丰盛。连那盆营养丰富的汤在内，加起来总共不少于六道菜。吃了鱼以后，又是一盆加配菜的美味可口的烧肉，接着是一盆别致的蔬菜，然后又是一盆烤禽，一客布丁，味儿比昨晚以来的各道菜肴毫不逊色；最后是乳酪和水果。每道菜都端来两次，而且侍者的精力都没有白费。七张餐桌上，人们都盛满了盆子吃着，在餐厅的拱顶下，大家都在狼吞虎咽，这幅景象看了真叫人满心欢喜，可惜有些地方不大顺眼，甚至令人厌恶。不但愉快活泼的人敞开肚子吃着，谈笑风生，把一片片面包扔来扔去，连沉默阴郁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在每道菜的间歇期间用手托住脑袋，呆呆出神。左边餐桌上有一个尚未完全发育的少年，从年龄上看还是一个学生；他衣服的袖子很短，戴一副又厚又圆的眼镜。他把菜盆里堆积如山的食物统统切成糊状，然后埋头大吃，吃时常常把餐巾按到眼镜后面，揩拭眼睛。人们不知道他在揩些什么，是汗呢还是眼泪。

午膳时发生了两个插曲，引起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注意。根据汉斯坐的方向，他只能注意到这些。首先，玻璃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这时大家正好在吃鱼。汉斯·卡斯托尔普不屑地耸了耸肩，然后怒气冲冲地打定主意：这回他一定要搞清楚撞门的究竟是谁。他不光用脑子想，而是认真地翕动起嘴唇来。我一定要搞清楚!他轻声地而又十分激昂地说，因而鲁宾森小姐和女教师都惊讶地瞅着他。他整个上身转向左边，把充满血丝的蓝眼睛张得大大的。

穿过餐厅的是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妇女，倒不如说是一个姑娘。她中等身材，穿一件白色毛线衣和花色裙子，一头淡红色的金发，脑袋旁晃着两条辫子。汉斯·卡斯托尔普没有看清她的轮廓——几乎没有瞧见。她走路不声不响，与刚才进来时乒乒乓乓的喧闹声形成鲜明的对照。她耷拉着脑袋，蹑手蹑脚地走向左侧最外边的一张餐桌。这张餐桌与阳台门成直角，也就是“上等俄国人”的餐桌。走路时，一只手插在贴身羊毛衫口袋里，另一只手托着脑袋，把头发理向后脑勺。汉斯·卡斯托尔普瞅着她那双手；他对人们的手很有一番鉴别力；每次新结识一个人，他的注意力总是先集中在那个人的手上。她没有贵妇人的特有风度，托住她头发的那只手，并不像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和女人们社交往来中所常见的那么高贵娇嫩。她的手背很阔，手指很短，粗糙稚气，有几分像女学生的手。她的指甲显然没有染过，修剪得很不雅观，也像女学生一样，指甲旁的皮肤有些起毛，好像是咬指甲的恶习留下来的痕迹。不过由于距离太远，汉斯·卡斯托尔普无法看得很清楚，只是有这么一个印象而已。这个姗姗来迟的人向同桌的人们点点头，在桌子内侧克罗科夫斯基旁边坐下，背朝着餐厅。克罗科夫斯基坐在首席。一坐下来，她就左顾右盼，向大伙儿扫视。这时她依然把手搁在头发上，汉斯·卡斯托尔普眼睛一瞟，看到她颧骨很高，眼睛细细的……这当儿，某些模模糊糊的往事从他脑海间掠过，他似乎记起了什么事，什么人……

“当然，是一个女人!”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想，嘴里也喃喃地脱口而出，因而这位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听清了他的话。这位可怜的老处女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是肖夏太太，”她说。“她老是马马虎虎的，可这位太太很有魅力。”这时恩格尔哈尔特小姐长有柔毛的红彤彤的面颊上罩上了一层阴影。每逢她开口时，她总是这样。

“她是法国人吗?”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本正经地问。

“不，是俄国人，”恩格尔哈尔特小姐说。“也许她丈夫是法国人或法国人的后代，我可说不准。”

汉斯·卡斯托尔普依然有些气鼓鼓地问，那边坐的一位先生是不是她的丈夫，说时指着上等俄国人餐桌旁一位肩膀下垂的绅士。

“不，她的丈夫不在这儿，”女教师回答他。“他压根儿没有来过这儿，这儿没有人认识他。”

“她应当懂得规规矩矩地关门！”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她总是使劲地关门。这简直是缺乏教养。”

女教师听了这番谴责，温顺地微笑着，仿佛她本人就是该受责备的人。这样，他们就不再谈肖夏太太的事了。

另一个插曲，就是布卢门科尔博士暂时离开餐厅，别的可没有什么了。他的脸一向郁郁寡欢，此刻突然板了起来，忧心忡仲地凝视前方，然后拘谨地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走了出去。这时，斯特尔夫人的粗野暴露无遗。也许她因为自己的病情比布卢门科尔轻而洋洋自得，她用同情与挖苦参半的口气伴送他出餐厅。“可怜的人儿!”她说。“他差不多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又要跟‘蓝家伙’此处指疗养院肺结核患者随身携带的吐痰用的蓝瓶子。讲话了。”她总是傻里傻气地把“蓝家伙”这个可笑的词儿挂在嘴边，不能自已，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她说话，真感到啼笑皆非，不寒而栗。过了几分钟，布卢门科尔博士又折回来，模样儿仍和出去时那样谦恭，他重新坐下来继续用膳。他吃得很多，每盆菜都吃两份，吃时仍是心事重重，一言不发。

于是午餐结束了。由于服务周到——那位矮娘儿端起菜来，疾步如飞——午餐只费了一小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喘着气，不知怎么上楼才好，于是又在他阳台里那张精美的卧椅上躺下，因为午膳以后，人们一直可以卧床休息到喝茶时为止。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而且必须严格遵守。有一些不透明的玻璃隔墙一边把汉斯同约阿希姆隔开，一边跟这对俄国夫妇隔开。他就躺在这些隔墙中间，半睡半醒，心房怦怦跳个不停，用嘴巴透气。当他用手帕时，他发觉上面被血染红了，但他没有精力去想，尽管他对自己确实有些担心，而且生性有些疑神疑鬼，唯恐自己得病。他又燃起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这回他一口气吸到底，不管它的味儿如何。他头晕胸闷，而且神思恍惚地在想：他来山上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儿多么荒唐。想到那个斯特尔夫人谈话时怎样愚昧无知地用一些可怕的字眼，他有两三次不禁内心笑出声来。

阿尔宾先生

在下面花园里，两蛇双翼、奇形怪状的作为医院象征的旗帜不时迎风招展。天空又均匀地布满了云块，太阳隐没了，天气马上又不客气地凉下来。公共休息室里似乎挤满了人，人语嘈杂，下面一片笑声。

“阿尔宾先生，我求求您，收起您的刀子吧，把它放进口袋里，这会出事的！”一个女人用游移不定的语调尖声地说。“亲爱的阿尔宾先生，看上帝面上，让我们的神经安静些吧，别让我们再看到这个可怕的杀人凶器！”另一个声音接着又插了进来。这时有一个坐在最前面一排卧椅侧面、嘴里叼一根香烟的金发青年，粗声粗气地回答：

“不要想到这上面去吧!太太们总该允许我玩玩我的小刀子！嗨嗨，这把刀子确实特别锋利，我是从加尔各答一位瞎眼魔术师那儿买来的……他能吞下这把刀，接着他的跟班就从五十步远的土地里把它挖出来……你们想看一看吗?它比剃刀快得多。你只要摸一摸刀口，它就会戳穿你的皮肤，好像切奶油那样。你们等着，我要仔细给你们看看……”说到这里，阿尔宾先生站起来。大家尖声怪叫。“呸，我要去拿左轮手枪了！”阿尔宾先生说。“我感到这个更有劲。这真是该死的东西。它的穿透力很强……我到房里去把它拿来。”

“阿尔宾先生，阿尔宾先生，千万别这样!”许多声音大叫大嚷。可是阿尔宾先生已经离开休息室，上楼到自己房里去了。他是一个青春年少、又瘦又高的小伙子，脸色像孩子般的红润，连鬓胡子一直长到耳边。

“阿尔宾先生，”里面一个女人在喊他，“还是把您的厚大衣带来吧，把它穿上，看在我的面上穿起来吧!您得上肺炎躺着已有六星期了，而现在您不穿大衣坐在这儿，连衣服也没有穿暖，甚至还抽起烟来！我敢起誓，这叫做向上帝挑战！”

阿尔宾一面走，一面轻蔑地笑着；不一会，他就握着左轮手枪回来。他们比以前叫嚷得更加蠢了。可以听出，有些人想从卧椅上跳起来，裹着毯子逃出去。

“你们瞧，这把枪又小又亮，”阿尔宾先生说，“不过只要我在这儿按一下，它就会送你的命……”这时大家又是一阵怪叫。“当然，里面装有子弹，”阿尔宾先生继续说。“在这个枪筒里有六发子弹，每发射一次，它就向前转一格……我可不是说着玩的，”他说。这时他看出人们已不再那么紧张了，于是他把手枪放到衣袋里，重新坐下来，一只大腿搁在另一只上面，又点起一支香烟。“我可决不是说着玩的，”他又说了一遍，然后紧紧闭起嘴唇。“您干嘛要这样?干嘛要这样?”许多发颤的声音齐声问他，声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多可怕呀!”突然有人叫了一声，阿尔宾先生点点头。

“我看出你们已开始领会我的意思了，”他说。“实际上，我藏这把枪也就是为了这个。”他继续漫不经心地说，尽管他肺炎治愈才不久，他还是抽了一口烟，然后又把它喷出。“我藏着它，是为了将来一旦感到这种无聊的日子再也挨不下去时，就有这份光荣，一枪结果自己。事情再简单也没有了。我已经研究过一番，我知道怎样巧妙地完成它。(当他说到“完成”这个字眼，有人“啊”的叫了一声。)心脏可不是我的目标……选中这个地方对我是不大方便的……我倒喜欢自己当场不省人事，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外国带来的这个小玩艺儿按在这个怪有意思的部位上……”说时，阿尔宾先生用食指指点着自己剪得短短的金发头顶。“你得把枪放在这儿，”阿尔宾先生又从袋里掏出他镀镍的左轮手枪，用枪口在太阳穴上敲了一下。“正好在这儿动脉上面的地方……即使没有镜子，干起这事也很顺手……”

这时响起许多带着恳求味儿的抗议声，甚至有人泣不成声。

“阿尔宾先生，阿尔宾先生，扔掉手枪吧，别把手枪按在太阳穴上了。看了真叫人害怕!阿尔宾先生，您年纪还轻，您身体会好起来的，您不久就能正常生活，您会享有大伙儿对您的敬爱的！快披上大衣，躺下来，衣服穿得暖些，继续做治疗吧!下次浴室里的师傅用酒精给您擦身体时，别再把他赶跑了！千万别再抽烟了，阿尔宾先生，我们求求您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您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吧!”

可是阿尔宾先生非常固执。

“不，不，”他说，“别管我，我很好，多谢你们。太太们的要求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可是你们可以看出，违抗命运的安排是没有用的。我住在这儿已是第三年了……我真腻烦透了，这样的日子再也混不下去了。这个你们能责怪我吗?太太们，我的病好不了啦。你们看着我坐在这儿，我这病已无可救药，就是顾问大夫也顾不上你有没有面子，几乎也不隐讳这个事实。请你们赐给我从这一事实中找到出路的一点儿自由吧!这好比在中学里一样，上面决定你留级，你就得老老实实留下来，没有人会来过问，你也不用再干什么。现在我终于进展到这一令人愉快的境地。我不用再做什么，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我一切都一笑置之。你们想吃巧克力吗?请用吧!嗨，你们用不着来抢，我房间里巧克力堆积如山呢。我楼上有八盒巧克力糖，五块‘加拉彼得’和四磅‘林特’巧克力。这都是我得上肺炎以后疗养院的太太们送给我的……”

不知从哪儿传来男子低沉的声音，喝令大家安静。阿尔宾先生干巴巴地笑了，笑得勉强而不连贯。于是休息室里又是一片静寂，静得像梦魂或幽灵飘然而过一般。以后，人们的话音又在这静寂的空气中怪声怪气地回荡。汉斯·卡斯托尔普倾听着，直到悄然无声为止。虽然他不能肯定阿尔宾先生是不是一个花花公子，但对他不禁有些艳羡。学校生活的比喻，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在中学六年级当时德国中学系九年制，中学六年级大致相当于解放前旧学制的初中三年级。时曾留过级。他想起当时自己受人奚落的羞辱境地，不过其中也有某些可笑和令人高兴之处——在第四季度，他竟放弃了跑步，对“一切”都嗤之以鼻；想到这里，他心头乐滋滋的。由于思绪纷乱，他难以明确说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之在他看来，荣誉虽能给人带来许多好处，但羞辱的好处也不少，它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他设身处地为阿尔宾先生着想，他的想象力在描摹这番情景：当一个人最终摆脱荣誉的包袱，永远享受到羞辱的无穷乐趣时，他的感受将会是怎样。想到这里，一股甜滋滋的感觉袭上这位年青人的心头，他感到一阵战栗，一时心头也跳得越来越快了。

魔鬼提出不光彩的建议

过了一会，他失去知觉。他的表三点半时，被左面玻璃墙后面的谈话声吵醒了。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查病房——这回他没有和顾问大夫在一起——他同这对不懂礼仪的夫妻说俄国话，问那位丈夫身体如何，还查看他的体温表。不过他继续往前走时并不经过阳台间，而是绕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住的一带地方，然后又折回走廊，推开房门进入约阿希姆的房间。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他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心中闷闷不乐，尽管汉斯压根儿不希望跟克罗科夫斯基打交道。当然，他是健康人，他不是病员的一分子——他想起这儿山上往往有这种情形：享有健康福份的人往往无人理睬，无人过问，这使年轻的卡斯托尔普不免有点儿怏怏不乐。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约阿希姆那儿待了两三分钟后，又沿一排阳台向前走去。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他表哥说，现在该起身了，可以准备吃茶点了。

“好，”汉斯说罢就起身。可是躺的时间太久，他感到头昏目眩。他睡得迷迷糊糊，很不畅快，因此脸上又隐隐发起烧来，身体有寒凛凛的感觉，也许他睡时盖得不够暖。

他洗洗眼睛洗洗手，理理头发和衣服，便在走廊上和约阿希姆碰头。“你听到阿尔宾先生的事吗?”当他们下楼时，汉斯问。“当然听到过，”约阿希姆说。“这人应当管束一下。他喋喋不休，妨害了大伙儿午休时的安静，太太们也被他搞得心惊肉跳，好几个星期不能复元。他是一个不听管教的人。可是谁愿意出面责备他呢?何况许多人对他这番言论还引以为乐哩。”

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你认为他是不是说得到，做得到?用他自己的话，‘干起来很顺手，一颗子弹就了结’。”

“唉，”约阿希姆答道，“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这儿山上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我来这儿两个月前，一个长住在这里的学生在一次全身检查后，在树林里上吊了。我刚来时，人们还在纷纷谈论这件事哩。”

汉斯·卡斯托尔普打个呵欠。他听了有些激动。

“啊，我住在你们这儿不大舒服，”他说。“我挺不自在。我怕自己再也待不下去，我得走了。你会怪我吗?”

“你要走?你怎么啦?”约阿希姆嚷道。“真是胡说。你到这儿才一天，怎么可以下结论呢?”

“天哪，还只是第一天吗?我感到已经很久了，在山上跟你们一起已经很久了。”

“在时间方面你别再想入非非了，”约阿希姆说。“今儿早晨你真把我搞得稀里糊涂。”

“别担心，这一切我都忘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抢白说。“一连串问题都忘了。现在我头脑一点也不清醒，这已经过去了……现在该喝茶了吧。”

“唔，喝过茶后，咱们再走到今儿早上那条长椅上去坐坐。”“那当然行。不过咱们最好别再碰见塞塔姆布里尼了。我今天不想再聆听高雅的议论，我预先声明。”

餐厅里，侍者端来了此时此地可以办到的各色饮料。鲁宾森小姐又在喝她深红色的玫瑰花茶，而她的侄孙女却在舀酸牛奶。另外也供应牛奶、浓茶、咖啡和巧克力，甚至还有肉汤。就餐的人们在丰盛的午餐后已休息过两小时，此刻竟又急急忙忙在大块葡萄干蛋糕上涂起白脱油来。

汉斯·卡斯托尔普选择的是浓茶，并且把干面包片浸在里面，另外也尝些果酱。葡萄干蛋糕他仔细看了看，可是吃呢，他却一点胃口都没有。他又一次坐在那摆着七张桌子、陈设简单而拱顶华丽多彩的餐厅里，坐的仍是原来的位置——这回已是第四次了。过一会到七点钟时，他又将第五次坐在那边，这次该是用晚餐了。在这短而无聊的时间内，他们又一直漫步到悬崖小溪旁的那条长椅边，这时山路上病人熙熙攘攘，表兄弟俩不得不向他们频频致意，然后他们又在阳台上无所事事地匆匆躺了一小时半。汉斯·卡斯托尔普冷得直哆嗦。

晚餐之前他认真地打扮了一下，然后坐在鲁宾森小姐和女教师中间用膳：喝肉汁菜丝汤，吃烤肉、烧肉和配菜，两块嵌有各色食物的圆形大蛋糕，其中有蛋白杏仁饼、白脱油、巧克力、果酱和蛋白杏仁，而且还有优质乳酪及裸麦粗面包。他像以前一样要了一瓶库尔穆巴赫啤酒，不过他用高脚杯喝了半杯时，他恨不得自己一头栽倒在床上。他头脑里嗡嗡作响，眼皮像铅块那样沉重，心房跳得像击小鼓一样，同时又自寻烦恼地凭空想象出一幅情景：漂亮的玛鲁莎俯着身子，用那只戴小红宝石戒指的手捂住了脸，嘲弄地笑他，虽然他尽力控制自己不让别人钻到取笑的空子。他从远处听到斯特尔夫人在高谈阔论。在他听来，她简直胡话连篇，以致使他惝恍迷离地怀疑起来：究竟是他没有听真切呢，还是斯特尔夫人的话一钻入他的脑际后就变成废话。她声称自己能调制出二十八种鱼用酱汁，这点她敢人格担保，尽管她丈夫告诫她别说这样的话。“别这样说吧！”他曾这样讲过。“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要是有人相信，他们也会笑你！”然而她今天还是说了，而且公开声称自己能调制二十八种鱼用酱汁。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这些话筒直耸人听闻，他怔住了。他用手抓着前额，完全忘记自己嘴里的一块涂有柴郡英国郡名。干酪的裸麦粗面包尚未嚼完吞下。他离席时，嘴里还含着这块面包。

就餐的人们通过左面的玻璃门出去，也就是从那扇经常砰砰作声的该死的玻璃门出去，它一直通往前厅。几乎所有客人都走这条路，因为事实上在晚餐以后的时间内，客厅和隔壁几间文娱室无疑形成了人们的聚会之所。大多数病人三两成群，在周围聊天。在两只张开的绿色折叠桌上，人们在玩牌，一张桌上在玩多米诺骨牌，另一张在玩桥牌；玩牌的都是年轻人，阿尔宾先生和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也在其中。第一间文娱室里还有光学方面的玩意儿：一只立体窥视镜箱，从镜头上可以看到里面展出的一些照片，例如可以望见一个表情呆板、脸无血色的威尼斯平底船船夫。另外还有一个望远镜式的万花筒，只要把眼睛贴近镜片，轻轻转动手轮，就能显示出五光十色的星状图案和阿拉伯式的花纹，绚丽夺目，变幻无常。最后还有一个能转动的圆筒，上面放有一卷电影胶片，从侧面窗口望去，可以看到一个磨坊主在殴打扫烟囱的人，有一个老师在惩罚孩子，还有一个人在蹦蹦地跳绳，一对农民夫妇在跳“雷恩特勒”舞是八分之三拍或四分之三拍的一种圆舞……汉斯·卡斯托尔普把冷冰冰的双手放在膝上，在每种玩意儿上看了好些时候。他在玩桥牌的台子上也消磨了好一会儿；那里，病入膏肓的阿尔宾先生也在玩牌。他嘴角下垂，一举一动显得玩世不恭。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一个角落里，正在和一群女人兴致勃勃、热情亲切地谈话，她们把他围成一个半圆形，其中有斯特尔夫人、伊尔蒂斯夫人和莱费小姐。“上等”俄国人餐桌上的人们已退入隔壁一间娱乐室里，那儿也形成一伙小圈子。有一条门帘把这间文娱室同玩牌室隔开。除了肖夏太太外，尚有一位懒散、拖沓、蓄有金褐色胡子的绅士，他胸腔凹陷，眼珠突出。再有一个黝黑的姑娘，神态滑稽，别有一种风韵，耳朵上戴一副金环，茸毛般的头发乱蓬蓬的。在他们的小圈子里，还有一位就是布卢门科尔博士，此外还有两个肩膀下垂的青年。肖夏太太穿的是一件花边白领口的蓝衣服，她坐在小室后部圆桌后面的沙发上，正好在这伙人的中心，她的脸朝向玩牌室。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无反感地端详着这个不懂礼仪的女人，心里想：“她使我想起了什么，可是究竟什么，我可说不上来。”

这时有个三十岁左右脑袋光秃秃的颀长男子在一架棕色的小钢琴前坐下，连奏三遍《仲夏夜之梦》系十九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门德尔松(FelixMendelssohn，1809—1847)的作品。里的婚礼进行曲。有些女人叫他再弹一次，于是他深情而默默无言地依次凝视着每个女人，然后又第四遍奏起这支清音妙曲来。

“工程师，我可以打听一下您的健康状况吗?”塞塔姆布里尼问。他两手插在裤袋里，在这群游客之间逛来逛去，现在朝汉斯·卡斯托尔普方向走来。他始终穿着那件粗绒布衣和浅色方格条纹裤，说话时笑盈盈的，嘴巴弯成优美的轮廓，嘴角又带着嘲讽的表情，嘴上黑黑的小胡子依然翘着。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见到这副神态，头脑又豁然开朗。他呆呆地瞅着这位意大利人，嘴角松弛，眼里也充着血。

“啊，原来是您!”他说，“原来您就是我们早上散步时在山上长椅边……小溪旁遇到的那位先生。当然，我一下子认出你来了。您相信吗，”他继续说，尽管他意识到这样说是不得体的，“一眼看来，当时我还以为您是一位奏手摇风琴的乐师呢……这当然纯是瞎猜，”他又添上一句，因为他看出塞塔姆布里尼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冷冰冰的探索的表情。“总之，我是个大傻瓜！我一点儿也不理解，我居然会……”

“别挂在心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塞塔姆布里尼凝神看了青年人一眼，接腔说。“今天是您上这块乐土的第一天。这一天的日子您是怎么过的?”

“多谢，日子过得规规矩矩，”汉斯·卡斯托尔普答道。“用您爱说的那个字眼打个比方，主要是‘卧式’。”

塞塔姆布里尼微微一笑。“我偶尔也可能用这个字眼的，”他说。“哎，您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有趣吗?”

“有趣也好，枯燥也好，随您怎么说都行，”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您知道，这种事有时很难下结论。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枯燥无味——你们这儿山上的生活到底还是挺活跃的。有许多东西都是那么新奇，都是那么值得听，值得看……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来这儿不是仅仅一天，而是好长一段时间了。说得干脆些，上这儿后我仿佛变得老成些、聪明些了，这就是我的感受。”“也变得更聪明些了?”塞塔姆布里尼说时，扬起了眉毛。“恕我问您一句话，您多大岁数了?”

嘿，汉斯·卡斯托尔普居然答不上来！当时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几岁，哪怕他苦苦思索。为了争取时间，他把对方提的问题重说一遍，接着说：

“我……我多大岁数了?我当然是二十四岁。我快二十四岁了。请原谅，我疲劳了!”他说。“我的情况，用疲劳这个字眼还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有时您知道自己在做梦，一心想醒可又醒不过来，这种滋味您可曾尝到过?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准在发烧，否则就根本没法解释。您相信吗，我现在的脚冷冰冰的，一直冷到膝盖上?要是可以这么说，那么膝盖就不再是脚了——请原谅我，我心里简直乱得一团糟!不过，只要您一清早就领教过……领教过气胸的嘘嘘声，以后再听过阿尔宾先生的一席谈话，还加上什么‘卧式位置’之类，那么说到底也就不足为奇。您倒想想，我简直再也不相信自己的五官了，这比脸上发热、两脚冰冷更加难受。请老实告诉我：斯特尔夫人说她能调制二十八种鱼用酱汁，您认为有可能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她实际上是否办得到——这毫无疑问是办不到的——而是说刚才在餐桌上她究竟有没有讲过这些话，或者这些话都是我凭空想出来的。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

塞塔姆布里尼瞅着他，似乎没有在听。他的眼睛又凝神呆呆注视他，像今天早上那样连说三声“是，是，是”和“瞧，瞧，瞧”时的情况，揶揄的语调中带有深思熟虑的意味，发S的时候用清音。“您说二十四种?”他问。

“不，二十八种！”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二十八种鱼用酱汁！这不是一般的酱汁，而是特别的鱼用酱汁，叫人听了简直毛发直竖。”“工程师!”塞塔姆布里尼怒气冲冲地带着教训的口吻说。“振作起来，不要再说这些乌七八糟的废话了！您说的这个我一点也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您不是说您二十四岁吗?如果您愿意，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或一个仅供参考的建议。既然您住在这儿看不出什么好处，既然您的身体和心灵——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都不适应这儿的环境，那么我看您还是放弃在这里养老的打算吧！一句话，我看您还是今夜打起背包，明儿按照行车时刻表乘快车溜之大吉吧!”

“您意思是说我该离开这儿?”汉斯·卡斯托尔普问。“我刚到这里就动身?不!到这儿才一天，怎么就能作出判断呢?”他一面说，一面无意间向邻室瞥一眼，正面看到了肖夏太太。他看到她细细的眼睛和高高的颧骨。“她究竟使我想起了什么，想起了谁呢?”他暗自思忖。可是尽管他努力思索，疲倦的头脑还是找不到一个答案。

“当然，要叫我习惯你们这儿的水土并不那么容易，”他接下去说，“不过我还要等着瞧。要是仅仅因为开头两三天头脑有些混乱或身体有些热度，就马上失去勇气一走了事，我会害臊的，我会感到自己简直是个胆小鬼。何况这又违反理性，这个您不是说过吗……”

他突然说得激昂起来，肩膀兴奋地抽动。他似乎要意大利人正式撤回他的建议。

“我尊重理性，”塞塔姆布里尼回答，“我也尊重勇气。您说的话听来很有道理。用充分的理由来驳倒您，是不容易的。我确实也看到过某些人后来非常习惯于这儿水土的例子，去年那个克奈弗小姐就是这样。她全名是奥蒂丽·克奈弗，是一位名门闺秀，父亲是政府高级官员。她在这儿住上一年半，对山上生活非常满意，因此当她完全恢复健康时——有时，山上也偶尔有几个人恢复健康——她也无论如何舍不得离开。她真心诚意恳求顾问大夫让她住下去，她不能也不愿回家；这里就是她的家，她在这里感到幸福。可是新病人蜂拥而来，需要她腾出房间，因此她白白恳求了一番，院里硬要她以健康人的身份离开。于是奥蒂丽发起高烧来，她让自己的体温曲线急剧上升。不过有人揭穿她的把戏，同时把她的那支‘哑护士’拿走，换上普通的体温表。您还不知道‘哑护士’是什么名堂呢。这是一种没有刻度的体温表，大夫按照一定的尺度去量，能自动记下温度曲线。先生，奥蒂丽的体温只有三十六度九，她可没有发烧。于是她到湖里去洗澡，这时是五月初，夜间还有霜呢。湖水还没有冷到结冰的程度，水温正好在零上几度。她在水里泡了好一会，希望得上这种或那种疾病，但结果呢?她没有病，而且一直很健康。她带着痛苦和绝望的心情离开，父母对她说的安慰话，她都听不进。‘下山后我怎么办呢?’她几次三番这样叫嚷。‘这就是我的家!’以后的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工程师，您似乎没有在听我的话吧?如果我没有搞错，你撑着两条腿站着看来很费力呢！少尉，您的表弟在这儿呢！”这时他转向刚走来的约阿希姆。“您带他上床睡吧!他把理性和勇气合而为一，不过今儿晚上他稍稍有些虚弱。”“不，说真的，您说的我全明白！”汉斯·卡斯托尔普斩钉截铁地说。“所谓‘哑护士’，不过是没有刻度的一支水银柱罢了。您瞧，我已完全领会了！”说到这里，他和约阿希姆及其他几个病人一起登上电梯。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人们向四处散开，纷纷到休息室和凉廊里去作晚间的静卧疗法。汉斯·卡斯托尔普走进约阿希姆的房间。当他经过时，走廊上铺着椰子皮席毯的地面在他脚下一起一伏，但他并无不舒服之感。他在约阿希姆那把有花纹的大卧椅上坐下，他自己房里也有这么一把椅子。他开始抽起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来。它的味儿像胶水，像煤炭，也像其他别的什么，完全失去原来的香味。即使如此，他还是继续吸着，同时眼睁睁地看约阿希姆如何做他的静卧疗法：先穿上室内短褂，再穿上旧大衣，然后拿起夜灯和俄文初级读本，走到阳台上。他把灯燃亮后，就在卧椅上躺下，嘴里衔一支体温表，开始把披在椅子上两条大的驼毛毯子极其灵活而熟练地裹在自己身上。看到约阿希姆干得这么麻利，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真心实意地感到钦佩。约阿希姆把毯子一一盖上，先从左面一直拉到肩头，再在下面裹住两脚，然后从右面盖上去，最后就形成一个极其匀称而光洁的“小包裹”，只有脑袋、肩膀和胳膊露在外面。“你干起这个来真有一手！”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这是熟能生巧，”约阿希姆回答，说时把体温表在牙缝里咬紧。“你也应当学会这个。明天我一定给你搞几条毯子来，以后你下山时也可以用。我们在山上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在你没有睡袋的时候。”

“夜里我可不愿睡在阳台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个我不干，我可以干脆告诉你。这样做多怪呢。无论什么都有它的限度。我某些地方终究得和你们划一条界线，因为我是来山上作客的。我要在这儿坐一下，像往常那样抽一支雪茄烟。它的味儿真糟，可我知道它的质地很好，今天我该满足了。现在快九点钟了，可惜九点还不到。如果已到九点半钟，那么可能来不及舒舒泰泰地上床了。”

这时他感到冷入骨髓，寒意一阵紧接着一阵。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跃而起，往墙上挂寒暑表的方向跑去，像去捉拿现行犯。按照列氏温度计算，室温是九度。他摸摸暖气管，发觉它冷冷的，关着。他喃喃地说些不连贯的话，大意是即使在八月天，不用暖气也真岂有此理；问题不在于日历上写的是什么月份，关键在于天气的冷暖。此刻天气冷得使他像一只狗那样直哆嗦。然而他的脸却是火辣辣的。他坐下后又站起身来，嘟哝着要拿约阿希姆的被子，拿来后就坐在椅上，把被子裹住下身。他就这样坐着，一阵热一阵冷；雪茄烟的味儿令人厌恶，他心里十分难受。他感到苦不堪言，这样糟的生活他似乎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真是活受罪！”他喃喃地说。但这时一种荒唐而又奇特的喜悦与期望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体会到这种滋味后，依旧呆呆地坐在那边，等待这种感觉能重新在心头萌起。可是这种感觉不再来了，他感到的只是苦恼而已。他终于站起来，把约阿希姆的被子往床头一扔，歪起嘴来含含糊糊地说些“晚安”、“别受凉”、“吃早点时你再来叫我”之类的话，然后踉踉跄跄地经过走廊走回自己的房间。

脱衣服时他哼着歌儿，但并不是因为心情欢畅。他机械而漫不经心地做完了晚间梳洗的一些小动作和文明人应做的各种例行手续，从旅行用的小瓶里倒出粉红色的漱口水，小心翼翼地漱口，再用优质柔润的紫罗兰香皂洗手，然后穿上细薄棉布的长衬衫，在衬衫胸口的袋上绣有H．C．_{（HansCastorp的缩写）}两个字母。接着他躺下把灯熄了，他热烘烘的、思绪纷乱的脑袋一下子倒在那美国女人临死时睡过的枕头上。

他本来满以为一倒下就能沉沉入睡，但事实证明他是错了。他的眼皮本来不大张得开，现在却一点不想闭拢；一当他想闭上，它就不安地颤动，并且张了开来。他暗暗想：他平时睡的时间还没有到，何况白天里睡得又太久。外面响起了击拍地毯的声音，这却是不大可能的，而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这回事。事实表明这是他的心房在跳，跳动声连身外远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仿佛外边有人用柳条做的击拍工具在拍打地毯。

房间里还没有全黑下来，外面屋子的灯光，以及约阿希姆和“下等俄国人”餐桌上那对夫妻房里的灯光，从敞开的阳台门透射进来。当汉斯·卡斯托尔普贴背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时，白天里的某些印象——也就是他观察的心得——突然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怀着恐惧和微妙的心情想把它立刻忘个干净。这是当他同约阿希姆谈到玛鲁莎和她的身体特征时约阿希姆脸上流露的表情：约阿希姆的脸相古怪而苦恼地走了样，黝黑的面颊刷的一下变白了，显出点点雀斑。这是怎么一回事，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明白，而且也看得很透；他对这事有一番新异、深入而敏锐的洞察力，以致外面柳条击拍地毯的声音，无论在速度和强度上都加快一倍，几乎把下面高地上传来的小夜曲声淹没了。山下那个旅馆这时又在开音乐会。一曲节奏均匀、调门陈腐的歌剧在昏暗的暮色中传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吹起口哨悄声应和着（人们甚至能悄声吹口哨)，而且用盖在毛绒被下面两只冰冷的脚打拍子。

这当然是不马上入睡的好办法。此刻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点也没有睡意。自从他明确而深刻地懂得约阿希姆蓦然变色的原因以来，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刚才那种荒唐的喜悦与期望又一次在他的内心深处触发。此外他还在期待些什么，也不问自己这究竟是什么。当他听到左右两边的邻人都已结束晚间的静卧疗法回到房里，用室内的“卧式”姿态代替室外的“卧式”姿态时，他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心：这对野蛮的俄国夫妇今夜该平静无事了吧。“我可以安安稳稳睡一觉了，”他想。今夜他们总该太太平平的，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然而他们并没有保持安静，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也不抱多大信心。老实说，即使他们悄无声息，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也懂不了什么。纵然如此，他对听到的一切还是惊愕不已，而且从内心迸发出依稀可闻的叫唤声。“真是闻所未闻！”他悄声自语。“简直混账透顶！谁会相信这是可能的呢?”在汉斯的嘴唇悄悄发出声音的当儿，山下又不住地阵阵传来陈腐的歌剧曲调。

后来他终于矇眬入睡。但一睡着就梦魂颠倒，梦境比第一夜的还要混乱。他常常被这些恶梦惊醒，或者苦苦追寻梦里茫无头绪的意境。他梦中似乎见到顾问大夫贝伦斯屈着腿，两只胳膊直挺挺悬垂在身子前面，在花园的小径上踯躅。他那跨度大而令人似乎感到沮丧的脚步，与远处的进行曲合拍。当顾问大夫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站停时，汉斯看到对方戴一副镜片又厚又圆的眼镜，嘴里胡扯一通。“当然不是一个军人，”贝伦斯说，同时也不征求对方同意，用他巨手的中指和食指把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眼皮往下翻。“我一眼就看出，您是位可敬的文人。不过也并非没有才能。抖擞起精神来时，才能可不小哩!别吝惜您的光阴，就在这儿山上跟我们待上短短一年，快快活活地干上一年吧!嗨，嗨，各位先生！出去散散步吧!”他一面大声说，一面把两只其大无比的指头伸到嘴里，吹起古怪而响亮的口哨来。口哨一响，女教师和鲁宾森小姐就从不同方向由空中飞来，她们的身体比实际要小，飞来后就停落在贝伦斯左右两边的肩胛上，正像她们在餐厅时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左右一样。于是顾问大夫一跳一蹦地走了，还用一块餐巾放到眼镜后面去揩眼睛，人们不知道他要拭干的究竟是汗水还是眼泪。

接着，做梦的人发现自己在学校的园子里，多年来，他曾在那儿度过许多课余时间。当时肖夏太太也在场，他正想问她借一支铅笔。她给他一支半长的用银白色笔套套着的红铅笔，同时用沙嗄而悦耳的声音告诫他：课后一定得还给她。当她用高颧骨上细小的蓝灰色眼睛端详他时，他猛然从梦中挣脱出来，因为现在他终于弄清楚——而且想把这个紧紧抓住——肖夏太太使他回想起的究竟是什么事和什么人，而这种回忆又是那么栩栩如生。他急于把刚才这幕经历铭记在心，这样到明天也忘不了。他感到睡魔和梦魇又一次缠住了他。梦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死盯住他，要替他作心理分析，他非立刻逃之夭夭不可，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种心理分析委实恐惧万分。他跌跌撞撞地逃走，想避开大夫的纠缠，经过玻璃隔墙，穿过阳台间，冒着生命危险跳到花园里；在他走投无路的当儿，竟爬到赤褐色的旗杆上，当追逐者一把抓住他的裤脚时，他冷汗直淋地惊醒了。他惊魂方定，却又昏昏入睡。不过他做梦的内容又变了样：塞塔姆布里尼站在他前面微笑，汉斯却尽力想用肩膀把他从站的地方推开。那人笑得很狡黠，冷冰冰地带着嘲讽的神气，嘴上是一抹翘得怪漂亮的小胡子。正是这种笑容，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难堪。“您真讨厌！”他清楚地听到自己说。“走开!您只是一个奏手摇风琴的，可您在这儿找麻烦!”可是塞塔姆布里尼只是站在原处不动，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仍然站着，心中在盘算做些什么才好。出乎他意料之外，这时他有机会深入探究一下时间的实质，结果发现，它不过是一个“哑护士”而已，也就是有些人用来欺诈的那种没有刻度的水银温度表。他醒来时，打算明天一定把这个发现说给表哥约阿希姆听听。

这一夜就在惊险的梦魂和新奇的发现中过去了。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阿尔宾先生和米克洛西希上尉在他的梦里扮演着乱七八糟的角色。这位米克洛西希在盛怒下把斯特尔夫人轰走，而他自己却被帕拉范特检察官用长矛刺穿身体。其中有几个梦，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一夜甚至做了两次，情节完全相同，做第二次时已快拂晓了。他坐在有七张桌子的餐厅里，在砰砰几声巨响下，厅里的玻璃门开了，肖夏太太走了进来，身穿一件白色线衫，一只手插在袋里，另一只手托住后脑勺。但这个没有教养的娘儿们这回不坐到上等俄国人餐桌上去，而是悄悄坐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同时默默伸出手来，让汉斯去吻。不过她伸出的不是手背，而是手心。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吻起她的手来：这是一只不很娇嫩、手背宽阔而指头很短的手，指甲旁的皮肤相当粗糙。这时，一股近乎粗犷的甜蜜的暖流又流过他的全身。以前，当他企图摆脱人世间荣誉的羁绊、一心想享受羞辱的无限益处时，他曾尝到过这种滋味。现在在梦境中，他又一次体验到它，而且滋味强烈得多。

必要的购买

“现在你们的夏天结束了吗?”汉斯·卡斯托尔普第三天带着挖苦的口气问表哥。

这几天天气可变得真厉害哪。

客人住在山上的第二天，整天都是绚丽的夏日景象。在枞树长矛形的树梢上，蔚蓝色的天空阳光普照，山谷里的村落在骄阳的热浪下闪着眩目的光辉。空气中回荡着母牛哞哞的叫声，听来又快乐又忧伤；它们慢悠悠地荡来荡去，啃着山坡上炙热的草地里短短的杂草。女士们吃早点时已换上鲜艳的上衣，有的甚至穿起开式袖子来，这样的服饰，并非每人穿着都合身。例如斯特尔夫人穿起来就很不雅观，她手背上的皮肤像海绵一样，一点也不配穿这种香气袭人的装束。疗养院的男士们也感受到这样的好天气，他们也用种种方式打扮起来。有人穿起了光彩夺目的茄克衫和亚麻布服装，约阿希姆穿起洁白光亮的法兰绒裤，和他的天蓝色外衣交相辉映。这一套衣饰，使他的外表更有一番军人气概。至于塞塔姆布里尼呢，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换一套衣服。“见鬼！”当午膳后他和这对表兄弟一起散步到山下的村落里时，他曾发表过他的见解。“太阳晒得多厉害啊!我看我衣服不得不穿得薄些了。”可是尽管他唱高调，他却仍像以前一样穿一件翻领的长绒毛衣和方格条纹裤。也许他衣柜里的存货就只有这些。

可是第三天，老天爷似乎遇到什么不幸，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事情发生在午餐以后的二十分钟，大家正好都在午休。这时太阳忽然隐匿起来，形状丑陋的灰褐色云块笼罩在东南方的山脊上，一阵气流性质不明的、冷入骨髓的寒风突然横扫山谷，好像从冰天雪地的什么地方吹来，于是温度骤降，什么都改观了。

“下雪了，”玻璃隔墙后面响起了约阿希姆的声音。

“你说‘雪’是什么意思?”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你总不是说现在快要下雪吧?”

“准要下雪了，”约阿希姆回答。“这阵风的脾气，我们是摸透了的。这阵风刮来，人们就可滑雪橇。”

“胡说!”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要是我没有记错，现在还是八月初呢。”

不过约阿希姆对这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话没有错。不上几分钟，雷声隆隆，暴风雪来临了。这场狂风大雪来势汹汹，到处似乎弥漫着白色的烟雾，村子里和山谷里，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暴风雪刮了整整一个下午。暖气又开放了。约阿希姆又用得上他的毛皮睡袋，照旧做他的静卧疗法，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却逃到房间里去，把一张椅子挪向暖气管旁，眺望窗外一片混沌的景色，而且不时摇摇头。第二天早晨暴风雪停止。室外温度虽在零上几度，但雪已积得一英尺来深，因而在眼光缭乱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展开了一片地地道道的冬日景象。这时疗养院里又关上了暖气。室温在零上六度。

“你们的夏天现在结束了吗?”汉斯·卡斯托尔普恶狠狠地挖苦他的表哥。

“这个很难说，”约阿希姆冷冷地说。“如果老天爷发慈悲，以后还有些晴朗的夏日呢，哪怕在九月里也很可能这样。实际情况是：这儿一年四季的差别并不那么大，可以说它们交错在一起，凭日历是算不了数的。冬天时，太阳光往往很强，人们散步时还会出汗，不得不把外衣脱下。夏天呢，你如今亲眼看到了，这里的夏天有时就是这样。下起雪来，一切就变得颠三倒四。一月份会下雪，而五月份的雪也不小，八月份也会下雪，这个你已看到了。整个说来，没有一月不下雪，这已成了常规。总之，这儿虽有冬日和夏日，春天和秋天，但说到正规的四季，我们山上可没有。”

“这真是一笔糊涂账，”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穿起套鞋和冬季大衣，跟表哥一起到山下的村子里去，采办静卧疗法用的毛毯，因为在这样的天气下，他穿的方格花呢披衣显然不够暖和。眼前他甚至在斟酌要不要买一个毛皮睡袋，但结果放弃这一打算。一想到它，心里就有几分害怕。

“不，不，”他说，“咱们只买毯子算了!将来下山时我还用得着它，不管到哪儿总得需要毯子。这不是什么新奇或令人兴奋的东西。不过毛皮睡袋却非常别致!要是我也搞一个，那我就像在这儿安家落户似的，有点像你们中间的一员……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总之我不想再说什么。仅仅为了住两三星期而去买一个毛皮睡袋，真是一点也不值得。”

约阿希姆表示同意，这样他们就在英国商场一家漂亮而存货充足的店里买了两条同约阿希姆一样的驼毛绒毯。这是一种又长又宽没有染过色的织物，柔软而舒适。他们吩咐店里立刻将这些毯子送往疗养院——山庄国际疗养院三十四号房间。

今天午后，汉斯·卡斯托尔普打算第一次使用它。

他们买毯子自然在第二次早餐以后，否则根据作息时间的安排，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下山到街头去。这时下起雨来，街上的积雪已变成冰碴儿，脚一踩就溅射开来。他们在回院途中赶上塞塔姆布里尼，他带着雨伞(虽然没有戴帽子)也在攀登通往疗养院的山路。意大利人面有菜色，情绪上显得郁郁寡欢。他用典雅的措词埋怨这天气又冷又湿，他在这样的天气里真吃足了苦头。要是有暖气该多好呢！可是雪一停，可恨的主管部门便把暖气关上，这种规章制度真是愚蠢透顶，对人类理性简直是一种恶毒的讽刺！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反驳他时——汉斯认为不冷不热的室温是符合疗养原则的，院方这么做，显然为了使病人不致过分娇生惯养——塞塔姆布里尼回答时就狠狠嘲讽他一番。哼，治疗原则实际上算得什么。治疗原则难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谈起这些原则时确有道理，不过这仅意味着盲目虔信和屈从。可惜有一点引人注目(尽管极其使人快慰)：凡叫人奉若神明地遵守的那些规章制度，恰恰与掌权者的经济利益吻合，而对利害关系不大的那些制度，他们就眼开眼闭……当表兄弟听了这些话笑起来时，塞塔姆布里尼又谈起他去世的父亲；在谈到所渴望的暖气时，他联想起父亲来。

“我的父亲，”他慢条斯理地带着崇敬的口气说，“他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无论身体或心灵上都十分敏感。冬天时，他多爱自己那间温暖的小书房啊！他衷心喜欢它，室内炉火烧得通红，因此始终能保持二十度列氏温度。有时天气又湿又冷，从异乡吹来砭人肌骨的寒风，这时倘使您经过走廊进入这间书房，您准会感到和暖如春，仿佛披上了一条柔和的肩巾似的。您眼睛里会噙满幸福的眼泪。小书房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手稿，有的非常名贵。他穿着蓝色法兰绒睡衣站在小桌旁，周围都是他的精神财富，然后埋头处理起书稿来。他身材小巧。你们倒想一想，他竟比我矮一个头！可是他太阳穴上有一束束浓密而花白的头发，鼻子又长又挺，先生们！他对古罗马文化有多深的造诣啊！在他那个时代里，他是首屈一指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精通本国语言。他写起拉丁文来自成一体，没有人再能比得上他。他真是卜伽丘_{（GiovanniBoccaccio，1313—1375，作家，《十日谈》是他的杰作）}理想中的uomoletterato_{（意大利文，意为学者或文人）}!许多学者不远千里而来和他交换意见，有的来自哈帕兰达瑞典地名，是瑞典最北部的城市。，有的来自克拉科夫波兰地名。，他们来到我们的故乡帕多瓦意大利地名。城，显然是为了向他致敬。他总是友好而不失尊严地接待他们。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空时还用优美的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区名。语散文写故事，他真不失为一位idiomagentile_{（意大利文：优美的语言，此处借喻文学）}大师！”塞塔姆布里尼得意洋洋地说，说时用家乡土音慢慢卷起舌头，同时来回摇晃着脑袋。“他仿照维吉尔布置自己的小花园，”他继续说，“他说的话既有道理，又很漂亮。可是他小书房里必须暖而又暖，否则他会冷得发抖；要是让他冻着，他准会气得流泪。现在您倒想想，工程师，您倒想想，少尉，这位父亲的儿子竟不得不在这块野蛮的该死的地方受苦，在盛夏季节身子冷得直哆嗦，而在这种令人屈辱的景象前面，精神上也经常受到折磨!唉，真够受!咱们周围是怎样一些角色呀！顾问大夫、克罗科夫斯基这些傻头傻脑的魔鬼……”说到这里，塞塔姆布里尼似乎欲言又止。“克罗科夫斯基，这个听忏悔的神父好不害臊，他恨我，因为我维护人类的尊严，不允许他在教义方面瞎吹一通……在我的餐桌旁……我不得不同席就餐的是怎么一伙人啊!我右面坐的是一个哈雷地名，在今德国境内。来的啤酒商，名叫马格努斯，他蓄着一把小胡子，像一束干草似的!‘请您别再跟我谈文学吧，’他说。‘文学顶什么用呢?只是漂亮的文字罢了！我跟漂亮的文字有什么相干?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漂亮的文字在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这就是他的看法。漂亮的文字……唉，圣母！他的妻子就坐在他对面，身上的肉越来越少，而头脑也越来越笨。这真卑鄙而又令人遗憾……”

约阿希姆和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致认为这番话很有道理，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他们觉得他的话既伤感，又有煽动性，在尖刻的语调中含有反抗的意味，因而听了也很感兴趣，甚至有启发性。听到他说“胡子像一束干草”以及“漂亮的文字”之类的话，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好心地笑了。与其说汉斯为此而笑，倒不如说因为塞塔姆布里尼讲这类话时显出一脸滑稽而灰心丧气的神情。接着，他又说：

“老天爷，社会上的人就是这样凑合起来，构成一个团体。就餐时和谁同席，您是无法选择的，否则结果如何只有天知道了。我们桌上也坐着一位太太……斯特尔夫人，我想你们也认识她吧?简直可以说，她半点教养也没有。有时当她喋喋不休地说开来时，人们的眼睛不知往哪儿望才好。可是她经常抱怨气候不好，害得她总是懒洋洋的，我怕她的病情不轻呢。这个倒挺怪的——又有病，又是笨：我不知道这样说法是否恰当。不过我总有一种古怪的想法：要是一个人笨而又病，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这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事了。人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怎样对付这号人才好，可不是吗，对病人终究要尊重些。对于病，人们总带几分敬意——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不过，要是一个人傻得连‘fomulus’似是而非的拉丁语，是斯特尔夫人的杜撰或误拼。和‘宇宙商店’此处系“化妆品商店”之误，因两词拼法近似。之类的错误也犯上了，那真令人啼笑皆非，而人们的心情也会陷入某种困境；这种情况真叫人可悲可叹，我简直无法形容。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不谐和的，彼此毫不相干，人们不习惯于这样的联想。人们认为，笨人必然健康而平凡，而疾病则能使人变得高雅聪明，超脱不群。人们往往是这样想的，可不是吗?我说的话可能已超出应说的范围，”他最后说。“这只是因为咱们偶尔谈起这一问题……”这时他感到茫然若失。

约阿希姆也有些不自在。这时塞塔姆布里尼扬起眉毛一言不发，似乎出于礼貌地等待谈话告一结束。实际上，他故意把话收一下，为的是将汉斯·卡斯托尔普搞得晕头转向。接着他又说：“Sapristi_{（表示惊叹的语气词）}，工程师，您显示出非凡的哲学才能，我压根儿想不到您竟有这种才能!从您的理论来看，您身体肯定没有外表那么健康，因为您读起这个来显然劲头十足。不过请允许我直言不讳：您的推论我不敢苟同，我否定它，甚至完全反对，您可以看出，对理性方面的事我是有些不耐烦的，我宁愿让人家斥为迂腐，而不愿俯首帖耳地屈从于您的观点。您阐明的这种观点，在我看来简直大有驳斥的必要……”
“不过，塞塔姆布里尼先生……”
“请……您允许我……我懂得您想说什么。您想说，您的意思并不是一本正经的，您代表的那种观点不一定是自己的，似乎只是从空中飘浮着的各种观点随手抓一个碰碰运气，不负任何责任。像您这样的年龄，这倒是颇合适的，这里并没有成年人那种固定不变的看法。您可以预先用各种各样的观点作一番尝试。Placetexperiri_{（拉丁文：试一下也好）}，”他说，用意大利腔说“C”字时发出软音来。“这是个警句。使我感到困惑的，却是下面这个事实：您的试验正好朝这个方向发展。我怀疑这是否偶然。我怕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如果不予迎头痛击，这种倾向会有根深蒂固地形成的危险。因此我感到有责任来纠正您。您说疾病和愚蠢结合在一起，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事。我承认这点。我宁取思想丰富的病人，而不喜欢患痨病的傻瓜。可是当您把疾病和愚蠢合起来看作是美学上不协调的现象，自然界的一种扫兴事儿，或者像您爱说的那样使人们的心情陷入某种困境，那我就有异议了。您把疾病看作是某种高雅的事，而且如您所说，某种值得尊敬的事，它和愚蠢完全不相干。这也是您说的话。我可认为不是这样!疾病一点儿也不高雅，一点儿也不值得尊敬。这样的观点本身就是病态的，或者有病态的倾向。要是我告诉您这种想法是多么陈腐和丑恶，也许会引起您对它的反感。它起源于人类崇奉迷信而只知忏悔罪恶的时代，当时人们的思想境界非常低下，只知道笨拙地模仿。那是一个异常可怕的时代，人们把和谐与健康看作是可疑的和邪恶的东西，而病弱呢，在当时却无异是一张通往天国的特许证。可是后来，理性和启蒙教育把盘据在人类心灵中这些阴影驱散了，不过还不彻底，今天我们仍在和它们作斗争。先生，这种斗争就叫工作，为人世间、为荣誉、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人们在这种斗争中每天重新经受锻炼，这些力量将使人类完全解放，并把人类带到进步和文明的道路上，使他们获得更明亮、更温和、更纯洁的灵光。”

好家伙!汉斯·卡斯托尔普又惊又羞地想。他的调门唱得多高!刚才这些话我究竟是怎样引出来的?我听来多少有些枯燥。他老是爱谈工作。他反反复复谈工作，可实际上有些话不对题。可是汉斯说：
“您说得很动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刚才讲的话全都值得领教。我看，别人说起来不会……不会像您那样头头是道。”“倒退，”塞塔姆布里尼继续说，说时挥动雨伞，让它从一位路人的脑袋上掠过，“精神上倒退到那个黑暗而苦难的时代，工程师，请相信我，这就是一种疾病，一种人们研究得腻烦了的疾病。科学赋予它许多名称：美学和心理学给它定了一个，政治又给它定了另一个。这些都是学术名词，不切实际，还是不谈为妙。可是在精神生活中，一切都息息相关，从一件事中引申出另一件来，人们是不会向魔鬼伸出小指头的，唯恐魔鬼攫住整只手掌以及整个身躯……而另一方面，健全的原理却总能产生健全的结果，不管您的出发点如何。因此您得记住，疾病远远不是一种高雅的、过分值得尊敬的事，也并非令人遗憾地和愚蠢结成不解之缘，它无非意味着一种屈辱；不错，这是人类痛苦而难堪的一种屈辱，这在个别场合下还可同情，不过对它表示崇敬，那就大错特错了！您应当记住这个！这就是误入歧途，也就是精神错乱的开始。您刚才提起的那个女人——我记不起她的大名来，哦，谢谢，原来是斯特尔夫人——是个可笑的女人；依我看来，难道她不是像您说的那样，把人们的心情陷入困境了吗?她又病又笨，简直是可怜虫。事情很简单，总之，人们对这号人只能表示同情，或者耸耸肩膀而已。先生，当自然界如此残酷无情，以致破坏了人体的和谐，或者一开始就使人们无能为力，使高贵、热情的心灵无法适应生活，那时困境、也就是悲剧开始了。工程师，您可认识莱奥帕尔迪_{（GiacomoLeopardi，1798—1837，诗人及学者，《致意大利》、《致席尔维娅》等诗都是他的名篇）}?或者您呢，少尉?这是我国一位不幸的诗人，他是一个弓着背而病弱的人，生来就具有崇高的灵魂，但因身体多灾多难，经常受人羞辱和嘲弄，他的苦处真叫人心痛欲裂。你们倒听听这个！”

于是塞塔姆布里尼开始用意大利文背诵些什么，让一个个漂亮的音节滔滔汩汩地从他的舌尖流泻出来，背时摇头晃脑，有时还闭着眼睛，哪怕他的伙伴们一个字也不懂，他也满不在乎。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自我欣赏记忆力和发音，同时也想在倾听他的伙友前卖弄一番。最后他说：

“不过你们不懂得这个。你们虽然在听，却无法理解其中悲痛的含义。先生们，残废的莱奥帕尔迪主要缺乏的，是女人的爱，也许正因为这点，使他更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你们能完全体察到这样的心情吗?荣誉和德行在他面前黯然失色，自然界对他似乎怀有恶意——它确实怀有恶意，简直又恶又蠢，这点我倒同意他——他悲观失望，说来也叫人怪难受的；他甚至对科学和进步也绝望了！工程师，悲剧也就在这里。您的所谓‘人们心情的困境’我看就是这个，而那边的女人却不是那么一回事，至于她的大名，恕我不再劳神了……看上帝面上，请别跟我谈什么生了病后‘精神境界能够提高’！别谈这个吧!没有身体的灵魂，同没有灵魂的身体一样没有人性，一样可怕，不过前一种情况是罕见的例外，后一种却是司空见惯的。一般说，身体能发育滋长，繁荣昌盛，把一切重要而富有活力的东西吸引过来，而且能摆脱灵魂，令人厌恶地存在着。凡是以病人身份活着的人，都不过是一个躯体而已，这既违反人情，又令人屈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

“说得挺有趣，”约阿希姆忽然插嘴说。他躬身向前眼睁睁地瞪着表弟，此刻汉斯正靠着塞塔姆布里尼身边走。“有的话跟你最近说的差不多。”

“真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不错，我头脑里可能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他们继续向前走几步，塞塔姆布里尼没有出声。接着他又说：“这样更好，我的先生。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好。我一点也不想向你们宣扬什么别出心裁的哲学，这又不是我的职务。要是我们的工程师和我的观点相同，那只证实我的假设：他在理性上的造诣还不深。他像有才能的其他青年一样，目下对各种观点只是在进行试验而已。有才能的青年并不是一张白纸，他倒像一张用富于同情心的墨水写过的纸片，这上面既写了‘善’，也写了‘恶’；而教育者的职责，就是坚决发扬‘善’的，把显示出来的‘恶’通过适当手段永远消除。两位先生刚才在买些什么吧?”他改用另一种比较轻快的语调问。

“没有，没什么，”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只是……”“我们只是为表弟张罗两条毛毯，”约阿希姆冷冷地回答。“静卧疗法用的……天气冷得真够呛……我还得呆上两三星期呢，”汉斯·卡斯托尔普笑着说，眼睛瞧着地面。

“唉，毛毯，静卧疗法，”塞塔姆布里尼说，“好，好，好，嗳，嗳，嗳。事实上，试一下也好。”他用意大利腔又说了后面这句拉丁文，然后告别，因为这时他们已进入疗养院的大门，向跛足的门房打招呼。到了大厅，塞塔姆布里尼转身走进会客室，他说要坐在桌子前看报。看来，他想逃避第一次静卧疗法。

“谢天谢地!”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一起上电梯时，汉斯说。“他真是一位道学先生。他自己最近也说过，颇有几分道学先生的气质。跟他打交道得处处留神，话别说得太多，免得他唠唠叨叨教训你一番。不过他的话倒是动听的，说起来头头是道，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每句话，流畅而有吸引力。当我听他讲话时，我心里觉得好像有许多新鲜的圆面包一只只滚出来。”约阿希姆哈哈大笑。

“你最好别跟他说这种话。我相信，要是你在想象中把他的教诲看作是圆面包，那他会失望的。”

“你以为这样吗?这个我倒说不准。我印象中始终认为，他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宣扬他那番大道理，也许这是他的次要目的；主要目的倒在于说话本身，让人家听每个字眼怎样从他口中滚滚流泻出来……他的话多么富于弹性，简直像橡皮球一样！当人们注意到这点时，他是相当高兴的。啤酒商马格努斯说什么‘漂亮的字’，那固然有些蠢，但我怕塞塔姆布里尼也说过些什么文学在生活中实际地位之类的话。我不想提什么问题，免得当场出丑，我对这方面懂得不多，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文学家。可是，要是他们指的不是漂亮的字体，那么指的显然也是漂亮的文字，这是我在塞塔姆布里尼圈子里获得的印象。他用的是怎么一套词汇啊!他说起‘德行’这个词来，简直无拘无束，真是天晓得!我有生以来，嘴边从未挂过这个词，就是在学校里，当书本中出现‘道德’这个词时，我们总干脆说作‘勇敢’。我得说，这时我心里怪不自在。当我听到他大骂天气怎么冷，大骂贝伦斯和马格努斯太太——骂这位太太只是因为她体重减轻——总之对一切都破口大骂时，我心里总不大舒坦。他反对一切，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对一切现存的制度都看不顺眼，我禁不住想，他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人。”

“你尽管这么说，”约阿希姆深思熟虑地回答说，“可是他身上也有某种骄气，不能把他看作是肆无忌惮的。恰恰相反，这个人对自己和全人类倒是很尊重的。这使我对他有某种好感；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个优点。”

“你说得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甚至有些严厉，这往往使人不快，因为这样就会使人——我该怎么说呢——受到约束，唔，这样的表达方式倒不坏。我老是感到，他对我买静卧用的毛毯似乎不以为然，很不赞成，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你有同样的看法吗?”

“不，”约阿希姆沉思了一会，惊讶地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认为不是这样。”于是他衔着体温表，带着全部什物去卧床休息了。汉斯·卡斯托尔普马上开始梳洗打扮，准备午膳，反正离午膳还有一小时不到的光阴呢。

关于时间感受的一些题外话

当他们饭后上楼时，毛毯的包裹已放在汉斯·卡斯托尔普房内的椅子上了。当天他第一次使用这种毯子。约阿希姆是此中老手，他向汉斯传授裹在身上的种种技巧，这儿山上人都会干这一套，每个新来者也必须马上学会。先要把毛毯一条条地摊开，放在椅上，使它绰有余裕地从椅脚拖到地面。然后坐下来，开始把里面那条毯子裹在身上；先从纵直方向拉到肩头，然后在下面把两脚盖住，这时你应当弓起身子坐着，先揪住折叠的一端，然后抓住另一端，直到两脚脚尖在伸直身子躺着时也都能紧紧裹住，而且须尽量保持平直。以后，你可以依样画葫芦地裹上外面一条毛毯，不过干起来稍稍难些。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一个笨拙的新手，他曲着身子，伸手伸腿做着表哥教他的种种动作，口中毫无怨言。约阿希姆说，只有为数不多的精明鬼，才能用三个稳稳当当的动作把两条毛毯一起披上，不过这种技能是罕见而值得艳羡的，而且也要有某种天赋。

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这番话不由大笑，他腰酸背痛地躺在椅上，但约阿希姆一下子弄不懂究竟可笑在哪儿，用游移不定的目光瞅着他，然后也笑开了。

“好了，”约阿希姆说。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已把四肢盖住，浑身裹得像滚筒似地躺在椅上，颈背靠着一只圆圆的枕垫，刚才七手八脚的动作已把他搞得精疲力竭。“即使现在冷到列氏二十度，你也受得了的。”说罢就走到玻璃隔墙后面，也去用毛毯裹身子。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冷到二十度有些怀疑，因为现在他已冷得够呛；当他通过木拱门望向户外湿漉漉的一片，眼看又将大雪纷飞时，他不禁感到一阵阵战栗。奇怪的是尽管空气中湿气很重，他脸上还是干热得厉害，仿佛他坐在热不可挡的房里似的。刚才他忙着盖毛毯已累得不可开交，此刻当他把《远洋客轮》杂志凑到眼前时，他的手确实哆嗦起来。看来他身体并不怎么健康——正像顾问大夫说的，贫血得厉害，因此在这儿这么怕冷。可是他现在躺的姿态非常舒适，把他这种不快的情绪抵消了。这种舒适感，是卧椅所具有的莫可名状的，而且几乎是神秘莫测的特性，汉斯·卡斯托尔普在第一次试用时已体会到它的极度乐趣，现在又证明了它确是其乐无穷。不管是枕垫的质地优良，靠背处的倾斜角度或扶手处的高度和宽度恰到好处，还是颈背的圆枕垫软硬适当，总之你要摊开四肢休息，再没有比睡这种出色的卧椅更安逸、更舒适的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打心眼里高兴的是，他接下去还可享受两小时的清福，这两个钟点是疗养院规定的主要静卧疗养时间，虽然他只是上山作客来的，他却感到这样的安排非常称心。因为他生性好静，哪怕长时间无所事事，他也受得了；我们还记得，他爱好空余时间，不希望让无聊的活动将时间销蚀掉，吞噬掉，浪费掉。四时左右他吃茶点，还有蛋糕和果酱，接着在外边活动一会，然后再躺在椅子里休息，七时左右晚餐。晚餐像其他各餐一样，气氛有些紧张，但也能增长许多使人喜闻乐见的见识。饭后再看看什么万花筒、立体窥视镜或转筒式影片之类……如果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里的生活已像人们说的那样习惯了，那也许太过分，不过他对这里的日常生活终究已能很好地适应。

这毕竟是人们使自己习惯于陌生环境的一种奇特的方式。

不过要适应它、习惯它却是很费力的；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他本人的需要，但同时也怀有一种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一当完成这项使命或在完成后不久，就重新抛弃了它，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人们把这类事当作生活情趣中的一种插曲，目的无非是为了“消遣”，也就是说使机体尝到些新鲜味儿，换换花样——日常生活是那么单调而枯燥无味，久而久之就使人有娇纵而萎靡不振之虞。但固定刻板地做同一件事时间太长，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萎靡不振的感觉呢?其中原因，倒不在于生活的种种要求使他体力上和精神上劳瘁不堪(因为这样的话，休息一番就能恢复)，而是心理上的某种原因造成的。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往往因它的千篇一律而容易淡薄，同时它和生活感受又息息相关，一个削弱后，另一个也接着受到损害。关于寂寞无聊的性质，人们有许多错误的概念。一般认为，时间内容中的趣味和新奇之处，就是让它“流逝”，也就是说，使时光短促，而单调和空虚则会抑制时间的进程。这种说法不尽适当。空虚和单调无聊固然会使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延长，令人有“度日如年”之感，但它们也能将巨大和极大的时间单位缩小或使它飞逝，甚至化为乌有。反之，一个充实而有趣的时间内容，能使一小时，甚至一天的光阴缩短或轻松地逝去。可是在量度方面，它却赋予时间进程以宽度、重量和坚实性，因而多事之秋与那些平淡无奇、风平浪静的年代相比，前者的流逝进程慢得多。

因此，我们所说的寂寞无聊，其实只是一种由单调引起的，时间上一种反常的缩短感觉。生活老是千篇一律，漫长的时间似乎就会缩做一团，令人不寒而栗。倘若一天的情况和其他各天一模一样，那么它们也就不分彼此。每天生活一个样儿，会使寿命极长的人感到日子短促，似乎时光不知不觉地消逝了。所谓习惯于生活，其实就是对时间有一种木然甚至麻痹的感觉；年青时的日子过得慢，而晚年的岁月却消逝得愈来愈快，也必然是这种“习惯于生活”造成的。

我们知道，生活中引入一些插曲或变换一番新花样，乃是维持我们生命力，使我们对时间保持清新感以及使我们对时间不会感到漫长，厌烦或枯燥无味的唯一方式，从而让我们的生活有一种新的感受。调环境，换空气，上温泉浴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调换环境和生活中加入某些插曲就有消除疲劳的作用。住到一个新的地方，头几天有一种清新之感，也就是说使人精神百倍——它能保持六天到八天左右。接着，随着你“习惯于”这个地方，似乎渐渐觉察日子紧缩起来。谁依恋着生命——或者说得确切些，谁对生命依依不舍，谁就会恐惧地觉察到，日子的步子跨得越来越轻盈，无声无息地开始溜走，而最后的几星期，比如说四星期左右，简直飞逝得令人害怕。当然，生活的插曲终了时，对时间的清新感也就随之消逝；而在回复到正常的生活以后，它又重新显现。外出后再回到老家时，开头几天又过得新鲜而生气勃勃，不过只是短短几天而已，因为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生活，适应起来比那些例外情况为快。如果说时间的感受由于年迈而减弱，或者这种感受一向不很强烈(这是生命力本来就衰弱的征兆)，那么他很快就会昏沉沉地回复到原来的生活，过了二十四小时，就感到从来没有外出过似的，几天前的旅行宛如晚间做了一场梦。

这里插入了上面这段话，只是因为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时间方面曾有类似的感受。他在山上住了几天后，曾用充血的眼睛瞅着表哥，并对他说：

“到了一块陌生地，开头时觉得时间过得真慢，这倒是挺可笑的。我的意思是……这自然不是说我感到厌倦无聊，恰恰相反，我简直可以说高兴得像个活神仙。可是你要知道，当我回顾一下，也就是反省一下时，我就觉得在这儿似乎已不知呆了多久，上山以来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简直不明白自己居然会在山上，而你竟对我说，‘现在就下山吧!’你还记得吗?时间对我说来，真是长得无边无际呀。这和时间的计量毫无关系，和理解力也压根儿不相干，只是一个感觉问题。当然，说这样的话是愚蠢的：‘我认为已在这山上住了两个月’——简直胡说八道。我只能说：‘时间很长’。”

“对啊，”约阿希姆回答，体温表仍衔在嘴里。“听了你这席话，我也得益不浅。你来山上后，我某些地方都得仰仗你哩！”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约阿希姆直截了当说的这些话，不由哈哈大笑。

他试图讲法语

不，他还一点没有适应新的环境。他既不熟悉这里生活上的种种特点，机体方面也不能适应山上那种怪异的气氛。疗养院的生活特点，短短几天内是无法熟悉的，正如他自己设想的那样(而这点他也跟约阿希姆说起过)，哪怕三星期也无法了解它——因为这种适应对他来说是件苦事，天大的苦事。他似乎干脆不愿去适应它。

这儿的日常生活安排得细心周到，井井有条；如果你肯顺应这里的生活规律，你就能很快地跟上，而且得其所哉。不过过了一星期或更长的时间，生活日程会渐次出现某些规律性的变化：先出现一个新花样，然后再是第二个，而第二个往往是在第一个重复出现后再显示的。即使是日常生活事件中的个别现象，汉斯·卡斯托尔普也得亦步亦趋地去学习。对一些浮光掠影的东西，他得留神观察，而对一些新奇事物，则须用青年人灵敏的接受能力去吸取。

例如那些短脖子、大肚子的容器，在过道上每间病室的门口都放着，汉斯到疗养院的那天晚上就看到了。它里面装着氧气。汉斯问他，约阿希姆就讲给他听。里面是纯氧，氧气瓶价值六法郎。这是一种起死回生的气体，供垂危病人使用，为临终的生命添上一口气，接上一些力。病人通过一根软管吸入这种气体。在放这种氧气瓶的病室门后，躺着临死的病人，或者像顾问大夫贝伦斯所说的“奄奄一息的人”。有一次汉斯·卡斯托尔普在二楼遇见顾问大夫，他就用这样的称呼。当时他身穿白大褂，脸色青青的，在走廊里一摇一摆慢吞吞地走着，后来他们一起上楼。“嗨，您这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贝伦斯说。“您在这儿干什么?难道您像视察一般地东张西望就能博得我们的青睐吗?不胜荣幸，不胜荣幸。唔，我们的夏季倒有一些名堂，这样的季节可不坏呢。为了使它更有起色，我也花了一些代价。不过遗憾的是，您不准备在咱们这儿过冬，听说您只想呆上八星期，对吗?啊，三星期?可这只是走马看花，连帽子也不用费心脱下来，咳，随您怎么想吧。可惜您不在这儿过冬，因为这时只有贵人们才来，”他不像样地打趣说。“这块高地上，各国贵人到冬天才来，您得看看他们，让您增长一番见识。当您看到这些家伙踏着雪橇滑起雪来，您准会捧腹大笑。还有那些太太们，天哪，太太们!我可以对您说，她们像极乐鸟一样，五光十色，而且还富有冒险精神呢……哦，现在我得去看看我那奄奄一息的病人了，”他说，“他住在二十七号病室。您知道，他已是晚期了，肺的中心也烂穿了。昨天和今天他白白吸了五袋氧气，真吸得够了。中午时，他怕要见他的老祖宗去了。哎，我亲爱的罗依特先生，”他进去时说，“咱们再敲碎一只氧气瓶的脖子怎么样?……”他把门带上，他的声音也就在门后消失。不过房门开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瞥见房间后面的轮廓，他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年青人，脑袋靠在枕头上，下巴长着稀稀落落的胡子，大大的眼珠慢悠悠地转向房门口。

这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垂死的人，因为不论他的双亲或祖父去世时，可以说他当时都不在场。那个颚须微微翘起的年青人，他的脑袋靠在枕上的姿态多庄重啊!他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慢慢向房门口转动时，目光又何等意味深长！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还一心一意回味着刚才匆匆的一瞥，他情不自禁地也像那个临死的病人那样把眼睛张得大大的，缓慢而意味深长地转动着眼珠。这时他正好继续上楼，他就用这样的眼神瞅着他后面一扇门里出来的一个女人，她在楼梯口碰上了他。他没有马上认出这是肖夏夫人。她看到汉斯挤眉弄眼，不禁微微一笑，然后用手抓住挂在后脑勺的辫子，越过他前面悄悄地、柔顺地下楼，脑袋稍稍往前倾。

最初几天，他几乎没有结识什么人，好久以后还是这样。他对这里的生活方式并无多大好感。汉斯·卡斯托尔普生性好静，他只感到自己是来作客的，正如顾问大夫贝伦斯所说，他是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约阿希姆跟他聊天做伴，他基本上已心满意足。走廊上那位护士自然伸长脖子盯住他们，后来约阿希姆终于把表弟介绍给她；在这以前，他曾好几次同她聊过天。她把夹鼻眼镜的丝带吊在耳根，说起话来装模作样，调门简直有些伤心。只要仔细观察她一下，你就会发现她心灵似乎受到空虚无聊的折磨。要再摆脱她是很困难的。谈话快结束时，她就会显露不胜惶恐的迹象。一当这对小伙子显出离她而去的神情，她就急急忙忙再说些什么话，而且频送秋波，甚至死乞白赖地向他们微笑，把他们缠住，这样他们出于怜悯，就不得不再逗留一会。她漫无边际地谈自己的父亲，说他是一位法学家，还谈起自己一位做医师的堂兄弟，目的显然是替自己涂脂抹粉，表明自己出身于富有教养的阶层。至于他的养子，则是科布尔格玩偶制造商的儿子，姓洛特拜因，可最近这个年纪轻轻的弗利茨肠子里却害起病来。亲人们对这个可受不了啦，先生们对此是不难想象的。特别是书香门第出身的人，有的是上流社会人士那种细腻的感情，这个打击怎么受得了呢。我们寸步不离地守着他……最近她到外边去了一下——先生们该相信这个——为的只是想为自己买些牙粉，回来时却发现病人坐在床上，喝一杯又浓又黑的啤酒，而且吃起一条意大利香肠、一片硬硬的黑面包和一条黄瓜来！这些美味的土产，都是他家里人送来的，吃了好让他长些力气。但第二天，他的病自然加剧，死去活来，他自己在催自己的命。不过对他来说，这只意味着解脱，而对她来说(她叫贝尔塔大姐，实际上她的姓名是阿尔弗蕾达·席尔特克内希特)却是无所谓的，因为接着她又得看护其他病人，他们的病在不同程度上比他更加严重，不是在这儿山上，就是到别的疗养院去。这就是展现在她眼前的前景，别的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

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就您的职业说，任务确很艰巨，不过他倒认为也很称心。

确是这样，她回答。这行职业确使她满意——即使满意，但任务十分艰巨。

那么替咱们向洛特拜因先生问好吧——这对表兄弟说完这话，想脱身了。

但她又巧言令色地缠住他们。看到她这样煞费苦心拖住这两位青年人不放，哪怕再短短一会儿也好，好不叫人伤心。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再答应陪她一会，否则未免太残酷了。

“他正睡着呢，”她说。“他现在用不着我。我不过出来在走廊里呆上几分钟罢了……”于是她开始数落起顾问大夫贝伦斯来；他跟她说话的腔调太随便了，对像她这样出身的人来说，他真不该如此。这方面，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倒比他好得多，她觉得他心眼儿挺好的。然后她又讲起她父亲和堂哥来。她头脑里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她还想苦苦挽留一会这对表兄弟，这次可不成了。一看到他们要走，她猛地提高嗓门，简直要尖声怪叫起来。他们终于摆脱了她，溜之大吉。可是这位护士还弓起身子，用突出的眼珠贪婪地瞅着他们的背影，恨不得用那双眼睛把他们吸回来。接着她长叹一声，回到房里去护理她的病人。

这些日子，汉斯·卡斯托尔普只结识一个身穿黑衣服、面色苍白的女人，那就是上次他在花园里见到的、绰号叫“两口儿”的墨西哥女人。事实果真如此：他从她嘴里听到的，尽是与她的诨名恰如其分那一套令人伤心的话，但他事前已有思想准备，因而他显得很有礼貌，事后也泰然置之。表兄弟在疗养院的大门口遇见她。这时他们按照常规，正在早餐后作一回晨间散步。她裹着一条“开司米”黑围巾，屈着腿，在那边心神不宁地踱步。她有一张干瘪的大嘴巴，脸上罩着一方黑纱，面纱上端，缠绕她一丝丝花白的乱发，一端在下颚处扎住；在黑面纱的衬托下，她苍老的脸隐隐放射出惨白的光芒。约阿希姆像平时那样不戴帽，向她鞠躬致敬，她也慢条斯理地还礼，眼睛望着他时，狭狭的额头上的皱纹一条条变深了。她看到一张陌生的脸，于是停下步来等待，当这对青年走近时，她微微点头示意。显然，她认为有必要搞清陌生人是否知道她的命运，是否愿意倾听她的诉说。约阿希姆把表弟介绍给她。她从披巾里伸出手来给客人，这是一只枯黄的、瘦骨嶙峋而青筋毕露的手，戴着许多戒指，她一面点头，一面继续看着这位陌生人。这时她开腔了：

“先生，两客儿，”她说。“您知道，两客儿这里是不合标准的法语。这个墨西哥女人法语讲得不准，发音走了样。她本来想说“两口儿”。……”

“Jelesais,madame_{（法文：我知道，太太）}，”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法语轻声回答。“Etjeleregrettebeaucoup_{（法文：我很替您难受）}.”

她黑瞳瞳的眼睛下面，皮肉松弛，眼窝深陷，汉斯从未见过这样又大又呆滞的眼睛。她身上似乎隐隐散发出一种枯花似的香味。汉斯心头不由泛起一种温馨而沉重的感觉。

“Merci_{（法文：谢谢）}，”她用粗嗄的喉音说，声音和她那枯枝败叶般的外形极为相称。她宽嘴巴的嘴角阴沉沉地向下耷拉着。这时她把手缩回披巾里，低下头来，又开始踯躅。

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往前走时说：“你看，我毫不放在心上，我跟她刚才相处得很好嘛。我相信，我跟这号人打交道挺有办法，我生来懂得如何跟他们周旋，不知你的看法是不是这样?我甚至认为，我跟忧郁的人相处，总的说来比跟愉快开朗的人更好些，天晓得这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孤儿，这么早就失去了父母。要是人们严肃，悲戚，甚至死了什么人，我可满不在乎，也不会手足无措——我反而有一种得其所哉的感觉，而遇到愉快活泼的场面，我却感到怏怏不乐，兴味索然。我最近在想：这里的娘儿们真蠢，对‘死’和有关死亡的一切简直怕得要命，吓得对这个问题提也不敢提，而且吃饭时也把临终圣餐带来。哼，这真是无聊透顶。你爱瞧一瞧棺材的样儿吗?我倒很爱看。我觉得棺材是一种顶呱呱的家具，哪怕它是空的；可是一旦有人躺在里面，我认为简直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葬礼很有启发性——有时我甚至想，要是有人想得到某些启示，那么他还是去参加一次葬礼，而不必上教堂。人们都穿着正正经经的黑衣服，脱下帽来举目向灵柩致哀，严肃而又虔敬，没有人会像平时那样胡扯些不堪入耳的话。如果人们终究变得稍稍正经些，那我真是求之不得。有时我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应该做牧师；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这个职业对我还算合适……哎，我刚才说的法文没有什么错误吧?”

“没有错，”约阿希姆说。“‘Jeleregrettebeaucoup’这句法文完全对头。”

政治上可疑！

日常生活的变化开始显示出它的规律——先表现在星期日，星期日常有一队乐队在露台上演奏，每十四天奏一次，也就是两星期的标志。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在这个时期的下半阶段上疗养院来的。他到的那天是星期二，因而也是第五天。前几天风雪交加，一下子又回到萧瑟的冬天，而星期二却像春天那样，温柔明媚，浅蓝色的天空上飘着朵朵明净无疵的白云，和煦的阳光照在山坡上和山谷里，又呈现夏日常有的郁郁葱葱的景象，因为新近这场雪已注定要迅速融化了。

每逢星期日，大家显然都在费一番心机，使它具有节日气氛，与平时迥异。无论院方和病人，都在这方面出一把力。早点时就供应香饼是一种发面糕点，上面有一层糖、面粉和奶油。，每个餐座前面都摆着一只小花瓶，里面插了一些花卉和野丁香，甚至有阿尔卑斯玫瑰，男士们把这种花插在翻边的钮扣眼里，多德蒙特的检察官帕拉范特甚至穿起燕尾服和有花斑的背心来，而女士们的装束则更是色彩缤纷，喜气洋洋。肖夏太太早餐露面时，穿的是一件轻飘飘的开袖花边晨装。她砰的一声关上玻璃门走进来时，在蹑手蹑脚走到自己的餐桌以前先面对大伙儿站了一会儿，仿佛向整个餐厅显示自己的风度是多么优雅。今天她打扮得这样出色，使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就是柯尼斯堡的女教师——也不禁啧啧称佳。即使是“下等”俄国人餐桌上那对不讲礼仪的夫妇，也意识到今天应当与往日不同：男的本来穿皮茄克，现在换上了短短的礼服；毡靴也为皮鞋所代替；女人呢，今天虽仍围着脏而长的毛围巾，却换了一件折叠领的绿丝衫……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看到这对夫妻就皱眉头，脸色也变了——他上这儿后，动不动就脸红。

第二次早餐一过，露台上就开起音乐会来；乐队里，铜管乐器与木管乐器应有尽有，时而轻快活泼，时而平缓庄严。音乐几乎一直奏到午睡时才停。开音乐会时，并非卧床休息不可。确实有些人站在阳台上饱享耳福，在花园的小厅里，也有三四个人坐在椅子上，但大多数人却坐在平台上小小的白桌子旁，平台上搭有遮蔽阳光的凉棚。有些个性特别活跃的人，觉得坐在椅子上太一本正经，于是在通往小花园的石阶上安下身来，在那儿尽情作乐。这些都是年轻的病人，男的女的都有，他们的名字，汉斯·卡斯托尔普大多数叫得出，脸也认得出。这伙人中有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还有阿尔宾先生。阿尔宾随身带了花花的一大盒巧克力糖，你一块他一块分给大家吃，自己一点也不吃，只是老气横秋地吸着一支金黄色过滤嘴的香烟。再往前就是“半肺协会”那位厚嘴唇的青年，还有那位瘦棱棱、白得像象牙雕出来一般的莱费小姐；再下去是一位头发金灰色的青年，人们叫他“拉斯穆森”，因为关节软，他一双手像鱼鳍一样只能举到胸口。还有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荷兰城名。的萨洛蒙太太，穿的是红衣服，身体胖胖的，她也一直跟年青人混在一块儿；她后面的石级上坐着一位身材颀长、头发稀疏的青年，那就是能奏《仲夏夜之梦》那支曲子的人，此刻他用胳膊抱住骨瘦如柴的膝盖，茫然而目不转睛地瞧着她黑黝黝的后脖子。此外有一位红发的希腊姑娘，一个来历不明、容貌像只貘的人，那个戴一副厚镜片眼镜的贪吃的小伙子，还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夹着一副平片眼镜，咳嗽起来就把小小的手指捂在嘴上，指甲留得像盐匙那么长，他一望而知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另外还有一些人。

约阿希姆悄声说，那个留长指甲的少年刚来时病情很轻，没有寒热，他父亲是个医师，为了小心起见才把他送到山上。根据顾问大夫的看法，他只需住三个月左右。现在过了三个月，他体温有三十七度八至三十八度，看来病势不轻。不过他日子过得这样浑浑噩噩，真该打一下耳光才好。

这对表兄弟独占一张小桌子，和别人隔开一段距离，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抽烟时佐以黑啤酒，这啤酒是他早餐后带出来的。他不时觉得雪茄烟倒还有点味儿，不过啤酒和音乐像往常一样，使他醉醺醺的，以致他张开了嘴，脑袋歪向一边，用发红的眼睛观察周围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这时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在妨害他，恰恰相反，他觉得一切都别有风味，而且还感受到精神上的某种魅力——一种难以抗拒的腐朽没落的情绪侵蚀了这些人的内心，大部分人似乎都轻微地发着寒热……他们坐在小桌旁喝着冒起泡沫的柠檬茶，有的在台阶上拍照，又有一些人在交换邮票。红发的希腊姑娘支起一块画板，为拉斯穆森先生画像，但画好后不给他看，只是把身子扭来扭去，露出一口又大间隙又宽的牙齿格格笑着，害得这位先生好久才抢到这块画板。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半闭着眼睛坐在台阶上，一面听音乐，一面拿着一张卷起的报纸打拍子，她乖乖地让阿尔宾先生将一束野花插在她的衣襟上。至于那位厚嘴唇的小伙子，却坐在萨洛蒙太太的脚边仰起脖子来跟她聊天，而头发稀疏的那位钢琴家却依然目不转睛地呆望着这位太太的后脖子。

医师们来了，和病人们混在一起。顾问大夫贝伦斯穿着白大褂，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穿的却是黑色工作服。他们一先一后向一张张桌子走来，顾问大夫在每张桌子边几乎都要说几句笑话，似乎他走了后，周围的气氛还是生气勃勃的。接着他们走下台阶到小伙子队伍里，娘儿们一跃而起，跳跳蹦蹦地把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团团围住，斜睨着他，而顾问大夫呢，他用一只系鞋带的靴子向男士们表演精彩的技艺，为星期日增光。他把一只硕大无比的脚搁在较高一级的台阶上，把鞋带统统解开，以一种特别巧妙的动作用一只手将它们握住，同时能不必借助另一只手马上打个横结，手法熟练的程度使大伙儿为之咋舌。有些人也想跟他比个上下，结果都不如他。

晚些时间，塞塔姆布里尼也在露台上出现了。他从餐厅里出来，手里拿着散步时用的手杖。今天他仍穿着绒毛衣和淡黄色条纹裤，露出一脸精明而爱挑剔的神气。他向四周看了看，便走近这对表兄弟坐的桌子，说声“妙啊!”便请求他们让他坐下。ｖ“啤酒，烟草和音乐，”他说。“这是你们祖国的特色!我看得出，你们都有一股爱国热情，工程师。你们都自得其乐，这点使我很高兴。请你们允许我也分享一下你们这份清福吧!”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沉下脸来。他一看到这个意大利人就如此。他说：

“您来听音乐可迟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演奏快结束了。

难道您不爱听音乐吗?”

“命令我听，我就不爱听，”塞塔姆布里尼回嘴说。“按照每星期日程排出来的节目，我不爱听。院方那种充满一股药味儿的、为病人健康着想指定给我们听的音乐，我偏不爱听。我宁愿自由自在，抱着老天爷留给我们的一丝自由和人类的尊敬不放手。在这些事情上，我只是一个客人，正像您基本上也是这儿的客人一样。我来这儿呆上一刻钟，以后再走我的路。这给我某种独立自主的幻觉……我并非说它不止是一种幻觉，可是只要幻觉能给我某种满足，你还希冀些什么呢?对您表哥来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他来说，这是工作。少尉，您不是把它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吗?哦，我知道了，你们懂得在屈辱的境地中保持骄傲的把戏。这是使人迷糊的一种把戏。在欧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识破它。音乐?您不是在问我自称为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吗?

嗯，当您说‘业余爱好者’这个字眼时(其实汉斯·卡斯托尔普已记不起有否说过这样的话)，选词方面倒不坏，听起来有点轻飘飘的味儿。好吧，我同意，是的，我是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这意思应当是说，我对音乐并不特别放在心上，尽管我对这种说法既尊敬又爱听，说这是什么‘精神的支柱，进步的工具和进步的光辉的犁铧’……音乐?……它暧昧不明，捉摸不定，不负责任，超然物外。可能您会驳斥我，说有时它也表现得清清楚楚的。可是自然界，甚至一条小溪有时不也是清清楚楚的吗，这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其实它不是真的清楚，在清楚中却带着朦胧不明、无法表达和对一切都不负责任的成分。这种清楚没有结果，因而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让音乐执行它崇高的使命吧。好！它固然会点燃起我们的热情，可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却是唤起理智。音乐显然就是运动本身，但尽管如此，我对它的清静无为_{（Quietismus，亦译“静寂主义”，一六七五年由Morinos倡导）}还是感到怀疑。让我把问题说到点子上来：我反对音乐还有政治上的原因。”

汉斯·卡斯托尔普禁不住拍拍自己的膝盖，同时大声说，他生平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论调。

“尽管如此，您还是应当对它权衡一下，”塞塔姆布里尼微笑道。“作为一种效果良好的兴奋剂，作为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力量，音乐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要是它确能发挥它那陶冶心灵的作用。但文学必须作为它的先导。光凭音乐不能使世界前进。只有音乐是危险的，工程师，对您个人来说，它是绝对危险的。我刚才走来时，一下子从您脸上的表情中看出了这一点。”

汉斯·卡斯托尔普笑了。

“啊，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是说我的脸呀。说来您也不信，你们这儿山上的空气在往我脸上添火加薪呢。这儿的水土，看来比我想象的更难适应。”
“我怕您的想法不对头。”
“怎么会不对头呢！天晓得，我一直是多么累，脸上又是多么热啊。”
“我倒认为，咱们应当感谢院方组织这次音乐会，”约阿希姆若有所思地说。“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用比较高深的观点来看问题，也就是站在作家的立场上看问题，这个我没有异议。不过我却觉得稍稍搞些音乐，我们是应当感恩的。我对音乐一点也没有特殊的爱好，而他们演奏的作品又没有什么了不起，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现代的，只是吹吹打打的大众音乐。不过这也是一种愉快的调剂。我认为，它能令人满意地填补几小时的空隙时间，它把每小时分成一个个细小的单元，然后又逐一填满，这样总多少有些收获，否则这儿每小时、每天以至每星期就要糊里糊涂地溜走了……您瞧，一个要求不高的音乐节目也许只花七分钟时间，可不是吗?这七分钟时间，终究有些内容，它有始有终，异乎寻常，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光阴不致在懒懒散散中白白浪费掉。此外，它们又由每支曲子的旋律分成比较小的段落，各个旋律再细分为节拍，因而运动始终进行着，每个瞬间都有人们所能抓住的某种意义，反之在其他情况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对头……”

“妙极了！”塞塔姆布里尼嚷道。“妙极了，少尉！您在音乐性质方面对它的道德价值无疑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也就是说，它那种罕有的生机勃勃的计量时间方式，能使人头脑清醒，精神焕发，而且富有价值。音乐激发时间，它激发我们很好地享用时间，它激发……这仅是指道德而言。艺术只要有激发作用，它就是道德的。但要是它起的作用恰恰相反，那又如何?要是它起的是麻醉作用，使我们昏昏入睡，妨碍我们的活动和进步，那又如何呢?音乐也是这样，从根本上说，它也能像鸦片那样起麻醉作用。先生们，它的作用真是恶劣透顶，鸦片是魔鬼赐给的，它会使人感觉迟钝，麻木不仁，无所作为，死气沉沉……音乐有某些可疑的地方，先生们。我坚持认为，音乐的性质是模棱两可的。要是我说它政治上可疑，也不会太过分。”

他还是这股劲儿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汉斯·卡斯托尔普虽然倾听着，但听得不很真切，这首先是因为他疲倦了，而这些轻佻的青年在石阶处进行联谊活动，也使他分了心。他看到的是否真实，而实际情况又怎样呢?那位长貘脸的姑娘，此刻正忙着为那个戴单片眼镜的青年缝运动裤袜带上的扣子呢！她缝时呼吸急促，气喘吁吁，而小伙子却一面咳嗽，一面把长着盐匙般指甲的手伸向嘴里。他们两人自然都有病，但尽管如此，这儿山上的年青人却有自己独特的交际习俗。这时音乐奏起一支波尔卡来……

希佩

星期日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消磨时光的特色，乃是由病人分成各组乘车游览。有时茶点以后，有几辆双马马车缓缓登上迂回曲折的山路，在疗养院大门前停下，承载预先定好车的客人们——主要是俄国人，而且大多数是俄国女人。

“俄国人很爱乘车去兜风，”约阿希姆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时他们一起站在大门口，目送他们出发，聊以自娱。“这回他们开到克拉瓦德尔或湖边去，或者到弗吕埃尔谷地，说不定一直驶往克罗斯特吧。目的地总不外乎这些地方。乘你在这儿时，我们也去逛一逛，要是你有兴趣的话。不过目前我看你在适应环境方面还得多花些功夫，不需要什么活动。”

汉斯·卡斯托尔普表示同意。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两手插在裤袋里。他眼睁睁地瞧着那个矮小、活泼的俄国女人怎样带着她瘦棱棱的侄孙女和其他两个女人一起在马车里坐定。这两个女人就是玛鲁莎和肖夏太太。她们都穿薄薄的防尘罩衫，背上用一根带子缠住，但没戴帽子。她坐在马车后座上老妇人的身边，而两个姑娘却坐在最后面的座位上。四个人都兴高采烈，翻滚着软而仿佛没有骨子的舌头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她们有说有笑地谈起马车的车顶，说她们在这样的车顶下挤在一起实在不好受，还谈起了姨婆带来给她们享享口福的俄国糖果，这些糖果都装在一只小木匣里，匣里填塞着棉絮和花边纸，现在这些糖果都在分给大家吃呢……

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无兴趣地听出肖夏太太的嗓子有些沙哑。像往常一样，当这位不拘小节的妇人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又一次坚信这个女人跟他一度朦朦胧胧地追寻过的形象极为相似，后来这一形象又在梦境中出现……但玛鲁莎的笑容和她圆圆的褐色眼睛的表情，她那拿起小手帕捂住嘴儿稚气地顾盼的神态，还有那里面病得实在不轻而又高高耸起的胸脯——这一切都使他回想起另一些事，回想起新近看到的什么可怕的景象，因而他小心翼翼地瞅着约阿希姆，脑袋连动也不动一下。谢天谢地，约阿希姆脸上此刻不像过去那样显出那么多的斑点，他的嘴唇现在也没有怒气冲冲地噘起。他只是凝视着玛鲁莎，他的姿态和眼神虽不能不说有一副军人气派，但眉宇之间那种迷惘抑郁和专心致志的神气，令人毋庸置疑地会认定他是一个文职人员。不过一会儿他又打起精神来，飞快地扫了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眼，这时汉斯正好来得及把眼锋避开，仰望天际的某个地方。他感到这时心儿又在怦怦地跳——莫名其妙地、不由自主地跳着，像上次在山上一样。

星期日余下的时间中，别的没有什么突出的事儿，也许饭菜方面是例外，因为它们和平时相比做得再丰盛也没有了，至少菜肴方面显得更加精美。午膳时吃的是鸡冻，盆里还有小龙虾和去核樱桃，冷饮以后又是糕点，盛在用棉花糖编织成的篮子里，此外还有新鲜的菠萝蜜。晚上，汉斯·卡斯托尔普喝了啤酒后，又觉得比前几天更加疲倦，四肢也更加冷冰冰、沉甸甸的，不到几分钟，就跟表哥说了声晚安告别，急急上床，把鸭绒被子盖住下巴，像被人击昏似地睡熟了。

但第二天，也就是这位客人上山后另一个星期一，每星期的常规又周而复始：这就是说，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每隔一周，总要在餐厅里向山庄疗养院的全体成年人作一次报告，凡是懂德语的，而且不是“奄奄一息”的病人，都是听讲的对象。汉斯·卡斯托尔普从他表哥处得悉，报告的内容是一系列彼此有关的课程，是一种大众科学教程，总题目是“爱情是一种致死的力量”。这种启迪性的讲演在第二次早餐后进行，正如约阿希姆一再所说，缺席是不允许的，至少会引起院方大大不快。同时，人们认为塞塔姆布里尼真是胆大包天，尽管他的德语比任何人强，可他不但从不前去听讲，而且对这种讲演嗤之以鼻。至于汉斯·卡斯托尔普去听讲的原因，主要是出于礼貌，其次是他对内容怀着不加掩饰的好奇心，因而他迫不及待地去听。然而听讲之前，他做了一桩不近人情的乖戾之事：他身不由主地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散步，使他的情绪坏得超出一切意料之外。

“你留神听着!”当约阿希姆那天早晨走进他房内时，他劈头就是这么一句。“我现在明白，这样的日子我再挨不下去了。横着身子躺着——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受够了，叫一个人的血液似乎也昏昏欲睡。对你来说自然不一样，你是病人，我丝毫不想引你到歪路上去。要是你对我没有意见，我很想一吃好早饭就经常到外面散一会步，随便蹓跶一会，一二小时就行。我准备在袋里放些什么当早餐，这样我就自由自在了。咱们倒要瞧瞧，散步回来后我是不是会完全变样。”

“妙极了!”约阿希姆说，因为他看出，对方是真心实意、信心十足的。“可是我劝你别太过分。这里和家里毕竟不同。散步后，得准时回来听报告！”

实际上，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怀有这样的企图除了身体上的原因外，还有别的种种理由。他热辣辣的脑袋，嘴里常有的苦涩味儿，心头任意怦怦乱跳——这一切固然叫他难受，但使他更难以适应这儿的环境的，倒是这样一些事实：例如邻室那对俄国夫妻的所作所为，又病又蠢的斯特尔夫人在餐桌上喋喋不休的谈话，每天在走廊上听到的那个骑手绅士有气无力的咳声，阿尔宾先生的议论，周围青年病人的交际习俗在他内心所产生的印象，约阿希姆在端详玛鲁莎时脸上的表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感受。他暗自想，暂时摆脱一下山庄疗养院的环境，深深呼吸一下野外的空气，适当地活动一番，该是大有裨益的，这样，当晚上感到疲劳时，就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就这样，他就雄心勃勃地和约阿希姆分了手，约阿希姆在早餐后照例还要往小溪边放长椅的地方适当作一回散步。于是他拄着手杖，大摇大摆地径自沿着公路向山下走去。ｖ这是一个寒冷而阴云密布的早晨，时间还不到八点半。汉斯·卡斯托尔普按照预定的计划，深深呼吸早晨纯净的空气。野外的空气十分清新，呼吸起来非常舒畅，里面没有什么湿气和杂质，使人心旷神怡。他渡过小湖，经过羊肠小道，来到建筑物七零八落的街头；不一会又离开，来到一块草坪上，草坪只有一小块在平地上，其余部分从右面一直往上斜伸，坡度很大。上坡使汉斯·卡斯托尔普精神焕发，他敞开胸膛，用手杖的弯柄把压在前额的帽子挑向后面。他站在相当高的地方回头眺望，只见远处刚才经过的那个湖里，湖水清澈如镜，于是他哼起歌来。
他唱他所记得起的那些曲调，唱大学生酒宴歌集和体育歌集中各种各样通俗的、情调感伤的歌曲，其中一首有这么几行：
诗人应赞扬美酒和爱情，
不过歌颂德行更要紧。
开始时他只是轻声哼着，后来就引吭高歌。他唱男中音声音不够洪亮，但现在却觉得唱得很美，唱歌使他越来越兴奋。起唱时的调子太高了，就改用假嗓子唱，即使这样，他还是觉得很动听。当他想不起某些旋律时，他就借助于任何含义不明的溜到嘴边的音节或词儿搭配在乐曲里，像职业歌手那样噘起嘴唇漂亮地发出卷舌的R音。最后他兴之所至，竟虚构出一些歌词和曲调来，一面唱，一面还演戏般地做着手势。因为一面上坡，一面唱歌十分吃力，不久他呼吸就越来越急促。但由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且自以为唱得美妙动听，他还是鼓足劲儿唱，不时气喘如牛，最后他气也接不上来，头晕目眩，眼前金星直冒，脉搏跳得越来越快，不得不在一棵粗大的松树边颓然坐下。本来他情绪很高，一下子就沮丧起来，没精打采，甚至近乎灰心丧气。

当他重新打起精神，继续散步时，他发觉脖子哆嗦得厉害，尽管他这么年轻，他的脑袋却像他爷爷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当年那样摇晃起来。这个症状，不禁使他油然回想起已故的祖父，他对这种姿态不但没有反感，而且还引以为乐——他能模仿老人那种俨然用托住下巴的方法来控制脑袋的摆动，当时年幼的汉斯对此也深为叹服。

他蜿蜒曲折地爬得更高了。母牛的颈铃吸引着他，他也找到了牛群；它们在一家茅舍附近吃草，茅屋屋顶堆满了乱石。两个长胡子的人向他迎面走来，肩上扛着斧头。他们在向他走近时分手。“嗨，身体强壮，感谢上苍!”一个用低沉的腭音对另一个说，一面把斧头搁到另一只肩胛上，劈劈啪啪地穿过松树丛大踏步走向山谷。“身体强壮，感谢上苍!”这句话在这沉寂的山林里，听来别有一种滋味。汉斯·卡斯托尔普由于登坡和歌唱，感觉上已经有些麻木，听到这种声音，仿佛自己置身在梦境中。他竭力模仿山地人带有重浊喉音的庄重而笨拙的土语，把这句话轻声地重复一遍。这时他已登上比牧地村舍更高的一块地方。他本来想走到树林的尽头，但看一看表后，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他往左面循一条小径朝村子方向走去。这是一条平坦的小径，后一段路又向下拐。两旁都是参天的古松。当他穿过松林时，竟又轻声吟起歌来，不过唱得没有像上次那么放肆，尽管下坡时他两腿比以前不可思议地抖动得更加厉害。但走出松林时，看到前面呈现的一派瑰丽景色，幽静明媚，风光如画，他不禁愣住了。

一条山溪的水流从右面的山坡上潺潺而下，流到浅而石块累累的河床里。它在倾泻到梯田般地堆集着的巨砾上时，泛起了阵阵泡沫，然后缓缓流向山谷。那儿引人入胜地架着一座小桥，桥栏用粗木制成。地上到处长着一种灌木，钟罩形的花卉朵朵绽开，一片翠绿。匀称而魁梧的冷杉，庄严肃穆，有单棵的，有成群密集地矗立在峡谷上的，还有的则是伸向高地，其中一棵杉树歪斜地长在山坡上，它的根牢牢扎在湍急的溪流边，弯腰的树干气势夺人，蔚为奇观。在这美丽、荒僻的地方，除了淙淙的流水声外，万籁俱寂。在小溪对岸，汉斯·卡斯托尔普望见一条供憩息的长椅。

他跨过小桥坐下来，呆望着湍急的水流和翻腾的泡沫聊以自娱，同时谛听着富有田园风味的单调而实际上变化多端的各种声音，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爱听淙淙的流水声，正像爱听音乐一样，甚至比音乐更爱听。可是一当他坐下来休息，就发觉自己流起鼻血来，鼻血来得那么突然，他根本来不及掩住衣服让它不沾上血迹。血流得很厉害，而且流个不停，把它止住得花半小时光景。这时他不得不经常在小溪和长椅间踱来踱去，一会儿洗手帕，一会儿用鼻子使劲吸水，然后伸手伸脚仰天躺在长椅上，把一块湿布放在鼻子上。他就这样躺着，一直到最后把血止住为止——他静静躺着，两手交叉托在脑袋后面，膝盖高高耸起，闭住眼睛，耳朵听到的只是潺潺的水声。他并无不适之感，放了这许多血反而使他好受些，可是觉得自己的生命力出奇地衰退，因为当他呼气时，他感到不需要吸进什么新鲜空气，只希望身体一动不动地躺着，让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住，以后才可以再缓缓地、轻轻地吸气。

他感到自己一下子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中。前几天夜里他经常做梦，梦把他近几天的印象一一塑造成形，如今它们又逼真而栩栩如生地在他的脑际中再现出来。它沉醉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对过去的一切是那么全神贯注，以致连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消失了。我们首先可以说，在这儿溪边的长椅上躺着的，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而真正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却已回到遥远的年代和过去生活过的地方——当时的境况对他来说固然很稚气，但却富于冒险精神，令人心醉。

那时他十三岁，是四年级德国旧时九年制中学的四年级，相当于解放前旧学制初中一年级。学生，穿着短裤，站在校园里跟其他班级里年龄相仿的同学聊天，谈话是汉斯·卡斯托尔普任意扯起来的，因为涉及的主题范围狭窄，而且是就事论事的，谈话时间只能很短，但这次谈话使他异常高兴。那时正好是最后两节课当中的休息时间——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班上来说，一节是历史课，一节是绘画课。校园里铺着坚实的红砖，只有一道围墙和外界隔开，中间开了两扇门以供出入，墙上铺有木瓦。孩子们有的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有的成群站着，有的却蹲着身子斜靠在校园墙头光溜溜的凸起部位。校园里一片喧闹声。一个帽子耷拉的教师在监视学生，他嘴里嚼着一块火腿三明治。

跟汉斯·卡斯托尔普聊天的那个孩子，姓希佩，名叫普里比斯拉夫。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当人们唤他的名字时，R的声音往往走样，变成“普希斯拉夫”。这个古怪的名字和他的外表倒十分相称，他长相也与众不同，颇有几分异国情调。希佩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大学预科教员，因而他是一个出名的模范学生，虽然年龄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相仿，却比他高一班。他是梅克伦堡人，在血统上显然是各个古老种族的混合物，在日耳曼血液中掺入文德人文德人原是斯拉夫人的总称，后仅指住在德国北部劳西茨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或者在文德人—斯拉夫人血液中掺入日耳曼人的。他的头发固然是金黄色的，剪得短短的披在圆圆的头颅上，但他的眼睛却是蓝灰色或灰蓝色的，这是一种朦胧、暧昧的色彩，仿佛是远处山峦的颜色。那对眼睛细小而古怪，确切些说，他有些斜视，下面的颧骨高高耸起。对他来说，长这副脸型丝毫没有变丑，反而招人喜欢，同学们因此给他起了个诨名，叫他“吉尔吉斯人”。此外，希佩穿的是有背带的长裤和蓝色高领上装，衣领上经常有一些头皮屑。

实际情况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早已看上了这位普里比斯拉夫，在校园里这堆熙熙攘攘的熟识和不熟识的人群中选中了他，对他发生兴趣，眼睛也一刻不停地盯住他。莫非汉斯欣赏他?无论如何，他怀着特别的同情心注视着他。哪怕在上学的路上，他也一个劲儿地瞧他怎么和同学们交往、谈话，远远地就能辨别出他的声音，声音听起来那么悦耳，不过有些含糊不清，也有些沙哑。应当承认，汉斯对他的偏爱并没有充分的理由，除非他异教徒般的名字和模范学生的称号(但这对汉斯是无足轻重的)吸引着他，或者他这对吉尔吉斯人般的眼睛对汉斯有某种魅力。这对眼睛有时在心不在焉地斜睨时，眼神里就会悄悄蒙上一层阴影。汉斯·卡斯托尔普产生这种感情究竟是什么原因，他很少过问，也不管这种感情必要时应当怎么称呼才好。这里谈不上什么友谊，因为他对希佩首先一点也不“了解”。不过首先，定名一点儿也没有必要，反正它永远不可能成为讨论的话题，这是不合时宜的，他也并不企求。其次，定名即使不是判断，至少也是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把它列入熟悉的和习惯的这一类，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内心却不自觉地浸透这样一种信念，而像这一类“内在的善良”是永远不需要什么定义和分类的。

不过，这种感情不管是否站得住脚(这种感情根本没有恰当的名称，也很难表达)，它却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年左右以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总默默怀着这种感情。我们说差不多有一年光景，因为什么时候开始可说不上来。如果考虑到在那个时代里，一年的时间有多长，那么这点就足以说明汉斯性格上忠贞不渝的一面了。可惜在为性格下定义时，往往需要作出道德上的判断，不论是赞扬还是非难，尽管每种性格都有两面性。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忠贞”之处——他对此并不引以为豪——未免失之愚拙、迂腐及执拗，同时还有这么一种基调，那就是对生活中依恋而耐久之情十分尊重，持续的时间愈长，就越尊重。他也很愿相信，他目前所处的情况和境遇是永恒的，对它倍加珍惜，巴不得不要改变。因此，他对普里比斯拉夫·希佩从心底里已习惯于保持一种缄默而疏远的关系，把它看成是生活中固定的、不可或缺的东西。他喜欢思绪连绵不断地涌来，也留恋今天会不会遇到希佩的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希佩会不会在他身边掠过，有没有可能瞟他一眼。他也喜爱内心的秘密给他带来的那种默默无言而微妙的满足，甚至对灰心失望的情绪也有所眷恋；当普里比斯拉夫“缺席”时，他的失望达到了高峰。那时，他感到校园里一片凄凉，日子过得黯然失色，但依旧殷殷怀着希望。

这样持续了一年，一直到这种情感发展到险峻的顶峰；然后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忠诚不贰，又持续了一年，接着便停止了。联系汉斯和普里比斯拉夫之间友谊的纽带，现在已松散开来，但对于这点，汉斯不像他们的关系刚刚建立起来时那样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普里比斯拉夫的父亲调动工作，他也离开学校和那个城市，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几乎并不介意，在他离校之前，汉斯早把他忘了。我们可以说，这个“吉尔吉斯人”的形象是不知不觉地从云雾中走入他生活中来的，后来慢慢地越来越清晰，变得可以捉摸，直到在校园里他走得越来越近，形象鲜明而具体。就这样，他像近景中的人物那样站了一会儿，然后又渐渐后退，不一会就在云雾中消失，分别时也没有什么痛苦。

汉斯·卡斯托尔普恍恍惚惚地重新浮映在脑际的，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情景——也就是与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一席谈话——经过是这样的：下一节是绘画课，汉斯·卡斯托尔普发觉身边没有铅笔。他的同班同学自己都要用，但其他班里的学生他也认识一些，可以向他们借一支。然而他对普里比斯拉夫最熟，同时也近在身边，何况又是他的神交，于是他兴奋地鼓起勇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他把这称作是“机会”)向普里比斯拉夫借一支铅笔。这种做法是相当别扭的，因为实际上他并不熟识希佩。不过由于他大胆打破一切顾虑，他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说根本不予理会。在铺有红砖的校园里，现在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正好站在普里比斯拉夫·希佩面前，对他说：“对不起，你能借我一支铅笔吗?”

普里比斯拉夫用突出的颧骨上面那双吉尔吉斯人式的眼睛瞅着他，用那沙哑而悦耳的嗓音答话。他毫不惊异，或者说毫不露出惊异的神色。

“可以，”他说，“不过下课后一定得还给我。”于是他从袋里摸铅笔。这是一支镀银的铅笔，末端有一个小圈儿，只要向上一推，铅笔心就会从金属套管跳出。希佩把这简单的机构讲给他听，这时两人俯下身子来看，脑袋凑在一块儿。

“别把它折断了！”他又添上一句。

他想到哪儿去了?好像我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存心赖掉这支铅笔不准备还他似的，或者使用时竟那么粗心大意。他们相互瞅着微笑，别的再也没有什么好说，于是他们先扭动肩膀，再转过背，分手了。

当时的经过就是这样。但汉斯·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从没有像这节绘画课那样兴高采烈，因为他是用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铅笔画画儿的，下课后将要把铅笔还给原来的主人——还时像借时那样，依旧从容不迫。他擅自把铅笔削削尖；从削下来的红漆小片中，把其中三四片保存起来，而且放在书桌的内夹抽屉里整整保存一年左右，凡是看到过的人，都猜不出它们究竟有什么意义。还铅笔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但这完全合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脾胃。确实，他真有些得意洋洋，由于他和希佩的亲密往来而飘飘然。

“喏，还给你，”汉斯说。“多谢。”

普里比斯拉夫一声不响，只是匆匆检查一下活动机构，就把铅笔塞到袋里……

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话，这回只是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闯劲，才有这么一段交往。

他努力睁开眼睛，为刚才呆呆地出神而茫然不知所措。“我刚做了一场梦吧，”他想。“是的，这是普里比斯拉夫。我已好久没想起他了。现在一片片的铅笔屑到哪里去了呢?书桌仍旧放在我舅舅蒂恩纳佩尔的顶楼上。现在铅笔屑想必仍在书桌后面左边的抽屉里。我从来不曾把它们取出过。我甚至不想花什么精力把它们扔掉，给您瞧瞧……刚才我看到的完全是普里比斯拉夫本人。我真想不到会如此清晰地重新看到他的形象。他的外貌多么像她啊——多么像山上的这个女人啊!难道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她这样感兴趣?我对他感到兴趣，莫非也就是这个缘故?胡说，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得走了，而且要快些走。”但他依然躺着，沉思默想，苦苦追忆。然后他站起身来。“身体强壮，感谢上苍！”他念叨着，泪水不觉涌上眼际，但同时在微笑。他这时本想离开，但忽又坐了下来，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因为他感到两膝直不起来。“哎哟！”他想，“这可不行!我本该正好在十一点钟回餐厅听报告。到这儿散一会步挺不错，但看来也有难处。嗯，嗯，我待在这儿可不成。我躺的时间久了，身子有些发麻，活动一下也许会好起来的。”他再试图挺起身子走路，费了好大力气才能跨步。

他出来时情绪高昂，可回院的路上却垂头丧气。他不得不几次三番在路边休息，因为他感到脸上骤无血色，额上直冒冷汗，心头怦怦乱跳，连气也喘不过来。他好容易顺着蜿蜒的山路走下坡来，但当他走到疗养地旅馆附近的山谷时，他清楚地感到精力不济，无法徒步走完通往山庄疗养院的这段路程，这一带又没有电车或出租马车，正好这时有一个人驾着一辆载空箱的骡车驶向“村子”，于是恳求他让自己坐上。他和驱车人背靠背坐着，两条腿从车上耷拉下来。他随着车身的颠簸，身子前后摇晃，脑袋上下摆动，昏昏欲睡，路人都怀着好奇的同情心盯着他看。他乘到铁轨交叉处下车，付了钱后(他不理会究竟付多少)，就急匆匆地、冒失地爬上返往疗养院的公路。

“先生，快些，”那个法国门房说。“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讲演会刚刚开始。”汉斯·卡斯托尔普把帽子和手杖挂在衣帽架上，咬紧牙关，匆忙而小心地从人群中挤过去，穿过半开的玻璃门，走到餐厅。这时病人已成排地坐在椅上，而在右面狭窄的一隅，克罗科夫斯基身穿一件大礼服，正站在一张桌子后面讲演，桌子上面盖着一块台布，放着一大瓶水……

分析

幸亏在门口附近的角落里有一个空位。他从侧面悄悄地溜到这个位子上，装出一副早已坐在那儿的样子。听众们的眼睛只是盯着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嘴唇，对他本人却并不怎么注意。这也挺好，因为他的脸色实在难看。他的脸白得像一匹麻布，衣服血迹斑斑，仿佛刚干过杀人的勾当。当他坐下时，前面一个娘儿不由掉过头来，用细小的眸子打量他一下。他认出这是肖夏太太，心里老不痛快。真见鬼！难道他连片刻的安静也享受不到吗?他满以为在到达目的地后，能安安静静地坐下休息一会，现在却不得不紧挨在她的身边。在其他场合，他要是凑巧遇到她，本来可能十分高兴，可是此刻他已精疲力竭，她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只能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在整个讲演过程中连气也透不过来。她是用普里比斯拉夫那样的眼睛瞅着他的——瞅着他的脸，他衣服上的血迹。她的目光大胆泼辣，咄咄逼人，跟随手砰地关上房门的那种女人的气派十分相称。

她的举止多粗鲁啊!她完全不像汉斯·卡斯托尔普在本乡交往过的那些女人，她们就餐时顾盼同桌的男士，身子也坐得端端正正，说起话来也是一字一句，慢条斯理的。肖夏太太懒洋洋地把身子陷在椅子里，背部拱得圆圆的，肩膀垂向前方，甚至脑袋也往前伸，连后颈的脊椎骨也从袒胸落肩的白衬衣上明显地露出来。普里比斯拉夫的头部姿态和她一模一样，不过他是一个模范学生，博得大家的尊敬(尽管汉斯·卡斯托尔普向他借铅笔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而肖夏太太呢，显而易见是一个疏懒而不拘小节的人，她大声关门，瞧起人来大胆而无所顾忌，这一切恐怕同她的疾病有关。这种放荡不羁的作风固然不值得尊敬，却也有说不尽的好处，年青的阿尔宾先生对此还引以为豪呢……

汉斯·卡斯托尔普坐在那儿呆望着肖夏太太的皮肉松弛的项背，思绪纷乱。现在他头脑里已没有什么思想，而像陷入了一片梦境，耳际只朦朦胧胧地响起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拖长的男中音，大夫发得软软的R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厅内鸦雀无声，听众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在他身上也起了作用，使他从半醒半睡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他环顾四周……坐在他身旁的是那位头发稀疏的钢琴家，他两臂交叉，脑袋缩进脖子里，张大了嘴侧耳谛听。稍远的地方坐的是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她的目光如饥似渴，两颊泛起红润润的一片。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别的娘儿们脸上也发现类似的红晕，他在坐在阿尔宾先生旁边的萨洛蒙太太那儿，也在体重经常减轻的啤酒商妻子马格努斯太太那儿看到过。斯特尔夫人坐在后面一点的地方，她脸上显出蒙昧无知，但却聚精会神的表情，看去怪可怜的。肤色白得好比象牙一般的莱费小姐，却半闭着眼睛，斜着身子靠在椅背上，两手在衣袋上摊开，要不是她胸部那么强烈而有节奏地一起一伏，就活像一个死人，这不由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起有一次在蜡像陈列馆里看到的一尊女人蜡像，蜡像的胸部有一个活动机械。许多听讲的病人把手弯成爪状按在耳壳边，有的人在把手举向耳边时在半途中顿住，仿佛由于专心听讲，连手的动作也僵住了。检察官帕拉范特肤色黝黑，看来力大如牛，他甚至用食指轻轻弹着一只耳朵，以便听得更清楚些，然后再竖起耳朵倾听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滔滔不绝的讲话。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究竟在讲些什么?他的思路往哪个方向发展?汉斯·卡斯托尔普集中思想盼望听出一个名堂来，但一下子无法捉摸，因为开始部分他没有听到，后来一心想着肖夏太太皮肉松弛的项背，就把大夫其余的话错过了。他讲的是关于某种威力，这么一种威力……总之他谈的是关于恋爱的威力。当然啰!这一主题在讲座的总节目中早已预告过，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何况这是他范围之内的事。本来，汉斯耳边听到的只是造船专业中变速机械一类的事，现在一下子听起有关爱情的课来，真有些怪。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的男男女女面前居然谈起这个微妙而不便轻易出口的事来，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谈时用各种各样的措词，既富于诗意，又玄奥而莫测高深，科学逻辑极其严密，而节调又婉转动听，在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听来，这个不很相称，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使娘儿们两颊飞红，汉子们却侧耳倾听。特别当讲演人在用“爱情”这个词儿时，意义经常相当含混，以致人们不知他究竟讲些什么，不知他所指的究竟是贞节还是情欲，这就难免使人稍稍产生某种晕船般的感觉。汉斯·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从没有像此时此地这样，三番五次地听到“爱情”这个词儿被人如此讲述。他仔细回想一下，觉得过去他嘴里从未讲过这个词儿，也从未在陌生人那儿听到过。也许是他错了，但不管怎么说，他觉得反复赘述，对“爱情”这个词儿并无多大好处。恰恰相反，这一个半用舌音、唇音发出的，中间带着软绵绵元音的又湿又滑的音节此处即指德文Liebe(爱情)这个词。，他毕竟有些反感；听到这个词儿，他就联想起掺水的牛奶或其他某种青白色的、淡而无味的东西，特别是跟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安排给强壮人吃的肉食相比。很显然，只要你像大夫那样一开头就谈这个问题，以后什么肉麻的话也就说得出来，而不会把全厅的人吓走。他说了一些人人都知道而羞于说出口的事，讲得很巧妙，很富于策略，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粉碎了人们的幻想，无情地让人们认识荣誉的真面目，毫不留情地抨击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的尊严，对幼儿的天真无邪也嗤之以鼻，叫人们不要轻信。此外，他在大礼服上仍系着一条皱皱的领带，灰色的袜子外面穿的是一双凉鞋，给人以一种超群的印象，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暗暗有些吃惊。

他面前的桌子上，手边放着几本书和一些活页纸。他举了许多例子，讲了不少趣闻，为他的讲演增添不少光彩有几次他甚至背起诗句来。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讲述了有关爱情的许多惊心动魄的形态，谈到了爱情现象中各种惊人的、痛苦的和神秘莫测的变化以及它巨大的威力。他说，在所有的本能中，性爱是最不稳和最危险的，就其本质来说最易令人误入歧途，而且背信弃义。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强烈的冲动并不是简单的事，就其性质来说由许多成分组成，虽然整个说来是正当的，但各个组成部分却荒谬绝伦。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继续说，既然我们不愿因为各个组成部分荒谬绝伦，就得出整体也是荒谬绝伦的结论，我们就一定会要求整体中至少有一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是正当合法的，对各个荒谬的成分来说也是如此。这是逻辑的必然，大夫希望听讲的人都牢牢记住这点。有某些心理上的对付办法和纠正方法，某些正当合理的本能——他几乎要说这是属于布尔乔亚范畴的，在它协调的和有限的影响下，能将上述荒谬成分融成一个正常而有用的整体，这终究是一种经常性的、受人欢迎的过程，但结果如何(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轻蔑地加上一句)，医师和思想家是不相干的。反之在另一些场合下，这种过程无法获得，它也不能或不应获得；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问：谁敢否认这种情况实际上更为高尚，而从心理角度来说也更难能可贵?在这种场合下，有两种力量是适合的：一种是对情欲的渴望，另一种是恰恰相左的一些冲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羞耻心和憎恨，从普通的布尔乔亚标准来衡量，它们都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激情。它们在灵魂深处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使犯错误的本能不致找到庇护之所，用道德的外衣来掩饰。这样就能使爱情生活和谐而合乎礼仪。贞洁与情欲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冲突——他演讲的重点不外乎这个主题——结果又如何呢?显然，最后是贞洁胜利了。恐惧、礼仪、淡漠、努力追求身心纯洁——这一切都压制着情欲，使它无法抬头，也不准朦胧的欲念在各种形式下尽情唤起和发泄出来；要唤起或发泄的话，至多也只是一部分而已。不过贞洁的胜利，只是表面上的和付出极大代价才取得的胜利，因为情欲是缚不住的，用强制性的方法也不能奏效。硬压下去的欲火是扑灭不了的，它还在燃烧，而且依旧保存在内心深处最隐蔽的角落里，努力寻找机会以求一逞。它会冲破贞洁的屏障，而且以其他形式(哪怕它改头换面，以致无法辨认)重新出现。可是这种被禁止、被压抑的情欲是用怎样的形式和面具重新出现的呢?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提出这个问题，同时向大伙儿扫视一下，似乎一本正经地想等待听众的回答。唔，这个只好让他自己来讲，既然他已经讲得这么多了。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不知道，而看来他肯定是知道的。他那双眼睛欲火焰焰，脸色像蜡一样苍白，黑黑的胡子，再加上僧侣穿的那种凉鞋和灰色的羊毛袜，看去简直就是他刚才讲的那种贞洁与情欲之间的冲突的化身。至少汉斯·卡斯托尔普是这么想的。这时他像大家一样，迫不及待地等大夫的回答——这种被禁止的情欲究竟用什么形态重新出现。娘儿们屏住了呼吸。检察官帕拉范特又急急抖动起他的耳朵来，这样在紧要关头他就能听个一清二楚。于是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说了出来：它是以疾病的形态重新出现的!疾病的症状，是情欲乔装打扮的活动形态，而所有的疾病都是变相的情欲。

现在他们明白了，即使并非每个人都能全部领会大夫话中的真谛所在。大厅里只听到一阵叹息声。在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继续发挥他的主题思想时，检察官帕拉范特意味深长地点头表示赞同。汉斯·卡斯托尔普却低垂着脑袋，他在回味刚才听到的话，而且审察自己究竟是否懂得。但他不惯作这样的思考，加上他刚才作了一次徒劳无益的散步，精神还有些倦怠。他思想不易集中，不一会又为肖夏太太的身体所吸引——她的背部呈现在他前面，下面露出臂膀。这时她举起手臂弯向后面，一只手正好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眼前掠过。她把手伸到头上，挽住盘在头上的发髻。

她的手离他的眼睛这么近，他感到很不自在。不管愿不愿意，你好歹得细细端详这双手，研究手上的种种缺点和人性，好像在放大镜下观察一般。唔，这压根儿不是贵族的手，而是像女学生那样指头粗短的手，指甲修剪得很不雅观。他甚至连指尖是否清洁也说不准，而指甲旁的皮肤却毫无疑问是有咬痕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努了一下嘴，但眼睛依旧盯着肖夏太太的手，对刚才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说的有关迎头痛击布尔乔亚式的情欲侵袭的一席话，还模模糊糊地在头脑里盘旋不散。于是她的手臂漂亮些了，它在脑袋后面稍稍弓起，几乎是裸露着的，因为衣袖的料子比衬衫的要薄，是用最薄的纱做成的，因而有某种透明感，而完全袒露在外却也许没有那么动人了。她的手臂又丰满又娇嫩，想来它必然是冷冰冰的。就她的手臂而言，这里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迎头痛击布尔乔亚式的情欲侵袭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看着肖夏太太的手臂出神。娘儿们穿的是怎么样的衣服呀！她们露出的脖子和胸脯，她们在手臂上罩上一层薄纱，使人看来更加光洁……全世界的女人都是这样，为的是唤起我们的欲念。天哪，生活多美好啊！正因为娘儿们穿得千娇百媚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但是理所当然，而且获得普遍的公认——人们几乎连想也不去想，只是不动声色地欣赏着。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暗自想，人们对此倒应当好好思考一下，以便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同时应当意识到这样的打扮能讨人欢心，而且简直美艳得像天仙似的。当然，我们允许娘儿们打扮得美艳动人而不致伤风败俗，是怀有一定目的的；我们为的是下一代，不错，为的是人类的传宗接代。但要是女人内部有病，不宜做母亲，那又怎么样?要是她袖口罩一层薄纱只是为了吸引男人使他们对她的肉体产生好奇心，而身体内部却有病，那又有什么意义?显然这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应当认为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不许可的。要是有人对患病的娘儿发生兴趣，那他肯定没有理智……过去汉斯·卡斯托尔普暗暗对普里比斯拉夫·希佩怀有好感，就属于这类情况。这样的比喻不伦不类，但勾起这样的回忆也叫他心痛。可是他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的。此时他忽然从梦境中惊醒，这主要是他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身上，大夫的声音又激昂起来。他张开胳膊、歪着脑袋站在小桌后面，即使穿着大礼服，看去确实有些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事情的结果是：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演讲结束时大事宣传精神分析的好处，并且张开双臂要求大家上他那儿去。“上我这儿来吧，”他换了一种腔调说，“凡是疲劳的、心事重重的人，都上我这儿来吧!”他深信不疑地认为，听讲的人都毫无例外是疲劳的、心事重重的。他谈起隐蔽的痛苦、羞耻和忧伤，谈起精神分析的拯救作用。他主张应当对人们的潜意识加以剖析，说明如何将疾病再转化为有意识的内心冲动；他劝人们要有信心，指望可从中找到乐趣。然后他垂下胳膊，重新抬起了头，卷起演讲时用的一叠印刷文件，像教师那样用左手挟着这包东西，然后昂起头从走廊出去。

大伙儿都站起身来，把椅子往后一推，开始慢慢向大夫离开大厅的那个出口走去。他们好像迟疑不决地从四面八方向他拥去，不过他们都身不由主，只是糊里糊涂一起跟着走，熙熙攘攘的人群好像跟在捕鼠者_{（1284年，汉诺威州的Hameln城老鼠猖獗，当时有一个男人自告奋勇，称只要他笛子一吹，即能诱出鼠群，从而消灭。吹笛时，城里儿童纷纷上街，跟在这个捕鼠者后面）}后面似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在人流中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只手靠在椅背上。“我只是在这儿作客的，”他想。“我是健康的，谢天谢地，这事跟我毫不相干，下次他演讲时，我已不再待在这儿了。”他眼看肖夏太太悄悄出去，脑袋依旧略略凑向前方。“不知她作过精神分析没有?”他想，于是心头开始突突跳动起来……他竟没有注意到，约阿希姆正穿过椅子间向他走来，表哥对他说话时，他神经质地怔了一下。

“你到最后一刻才来听讲，”约阿希姆说。“你刚才跑得很远吗?味儿怎么样?”

“哦，很好，”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我可跑得很远。不过我得承认，这次散步带给我的好处，比我预期的要少。也许这样的散步为时过早，或者根本不起作用。眼前我不想再去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否对演讲感兴趣，约阿希姆没有问，汉斯也没有发表意见。即使以后，他们俩对这次讲演也缄口不提，好像彼此间有默契似的。

怀疑和推测

星期二那天，我们主人公在这儿山上已住满一星期了，所以当他早晨散步回来时，在房里看到一张账单。这是他第一个星期的账目，是一张纯粹商业性的清单，外面套着一只绿信封，上端有一幅图景，山庄疗养院的房屋轮廓就惹人喜爱地绘印在这上面。账单左下方有一小栏面积，简要地介绍疗养院的情况，里面还引人注目地隔行印了“按照最新方法进行心理治疗”几个字。具体账目是书写的，总计一百八十法郎，其中膳宿和医疗费十二法郎，房金每天八法郎，另外住院费二十法郎，房间消毒费十法郎，其余一些小数则是洗衣服、啤酒以及第一夜来院时的酒菜费。

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仔细算了一下，觉得账目无可指摘。“咳，我没有用过什么医疗费，”他说，“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事。它包括在膳宿费内，我不能要他们扣除，何况又怎么扣除得了呢?至于消毒费，那他们是净赚了，因为要把美国女人的毒气熏走根本用不了十法郎的福尔马林。不过整个说来，从他们开出的价钱看，我认为还是便宜的，不算贵。”于是在第二次早餐以前，他们就到“管理部门”把欠账付清。

“管理部门”在底楼。只要跨过大厅，经过衣帽间、厨房和配菜室，然后穿过走廊，就准会看到一扇触目地挂有一块陶瓷牌子的大门。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所疗养机构的财务中枢满怀兴趣地审察一番。这是一间雅致的小办公室，一个女打字员正忙着打字，三个男职员坐在写字台旁埋头工作，而邻室则有一个主任或领导人模样的高级职员坐在独立的圆筒形办公桌旁工作。

他抬起头，透过那副玻璃眼镜向伙计们冷冰冰地、检阅式地扫了一眼。伙计们在柜台口给他们办好手续——兑零钱，收款，开发票。结账过程中，这对表兄弟始终谦逊文静，彬彬有礼，甚至显得十分温良。他们像一般德国青年那样，由于对当局和官场十分尊重，因而对笔墨纸砚之类和使用这类文具的机构也不免肃然起敬。可是一到外面，在他们前往早餐的路上以及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的话题也就扯到山庄疗养院的结构上。约阿希姆是老病人，又是知情人，所以表弟提的问题都能一一回答上来。

其实，顾问大夫贝伦斯根本不是疗养院的主管人和老板，尽管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在他的上面和幕后，有某种看不见的势力，刚才他们看到的办公室，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这就是一个董事会和一个股份公司，能够入股倒是不坏的，因为照约阿希姆看来，虽然疗养院拥有不少医务人员，经济管理原则也极自由，但股东每年保证可以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红利。因此，顾问大夫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不过是一个代理人，职员，高级当局的亲信。他当然是疗养院第一号人物和整个机构的灵魂，对全院(包括经理部门在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他是主任医师，对疗养院的营业事务自然无暇过问。

顾问大夫是德国西北地区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几年前来此干这项工作乃是出于无奈，与他的志趣和抱负格格不入。他上这儿是为他的妻子，她的遗骸好久以来一直埋在“村子”旁的墓地里。达沃斯村的墓地，风光如画，坐落在右面的山坡上，靠近山谷的入口处。他妻子长得很美，只是从照片上看眼睛过大了些，有些病恹恹的。她照片在顾问大夫的住所里到处都有，壁上还挂着他作为业余爱好者亲笔画的油画像。

她为他养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后来她身体发烧，再也支持不住，就被打发到这块地方来，不上几个月，生命力就耗尽了。据说贝伦斯非常宠爱她，她的死对他的打击十分沉重，因此他有一个时期郁郁不乐，垂头丧气，有时在街上傻里傻气地笑，自言自语，而且做着各种手势，引人瞩目。这时他不再回到原先的生活圈子里去，而是留在当地，这当然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妻子的坟墓，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并没有那么感伤的味儿)促成这一转变，那就是他的身体也受到一些创伤，根据他本人的科学观点，他干脆是属于这个疗养院的。于是他厕身于疗养院作为医师中的一员，这号医师既看护住院病人，又和他们同病相怜，这种医师对疾病并非毫不相干，洁身自好地唯恐自己也被染上，而是本人也打上了疾病的烙印——这种情况虽有些古怪，但也绝不是个别的。这无疑有其优点，不过也并非没有问题。医师与病人能患难与共，确实值得欢迎，据说只有受疾病折磨的人，才能引导病人，治疗病人。然而，要是他本人就是疾病的奴隶，又有什么资格去发号施令呢?屈从于别人意志的人，又怎能使他人获得自由呢?有病的医师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违反常情的，是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形象，他的才智会不会因为自己对疾病有切身体验而黯然失色，不可能这么丰富，而道德上也不会那么崇高?他不会用纯粹敌视的眼光来看待疾病，他持有成见，他的地位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患病的人究竟能否像健康人那样专心致志地医治或关心别人，这个问题人们是持有保留态度的。

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闲聊着山庄疗养院和院方的医务主任时，汉斯发表了某些怀疑和推测性的意见。可是约阿希姆说，人们完全不知道顾问大夫贝伦斯现在是否还是个病人，也许他早已康复了。他在这儿开业已很久，刚开头时他只是单枪匹马，不但听诊方面十分内行，而且切肺手术也颇有一手，因此很快就出了名。后来山庄疗养院就把他聘下来，他和疗养院亲密合作快十年了……后面，在疗养院西北角侧厅的尽头处，就是他的宿舍，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住处也离他不远。贝伦斯这个小小的鳏夫之家，家务是由那位贵族出身的女人——也就是那位护士长——主持的，塞塔姆布里尼常常对这位贵妇人嗤之以鼻，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到现在也只偶尔见到她。此外，顾问大夫只是孑然一身，因为他儿子在帝国大学里念书，而女儿也已结婚——嫁给瑞士法国行政区里的一位律师。贝伦斯的儿子有时在假期里探望父亲，在约阿希姆住院时也来过一次。据约阿希姆说，院里的女病人看到他都很兴奋，连体温也升高了。大家相互嫉妒，结果在休息室吵吵嚷嚷，于是在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诊病时间里拥向他的女人越来越多了……

这位助理医师有自己一间专用的诊病室，它像大检查室、实验室、手术室和爱克司光室那样，都在疗养院建筑物光线充足的地下室里。我们称它为地下室，是因为楼房底层有一级级石阶通往那儿，实际上就形成通往地下室这么一个印象。不过这无非是一种错觉。首先楼房底层的地势相当高；其次，山庄疗养院整个说来是倚山建筑在陡峭的地面上的，而所谓地下室的各个房间，方向都朝前面，可以眺望花园和山谷；由于有几级石阶通向下面，地形的真实面目就或多或少被掩盖了。人们通过这些石级从底层走下去，但一到下面，又发现里面的地形仍和原来一样高，或者只略略低些。有一天下午，汉斯·卡斯托尔普陪表哥到“地下室”去找浴间师傅称体重，对那儿就有这么一种赏心悦目的印象。

那块地方令人有一种医疗室特有的明净感，一切都显得十分洁白，门上也涂着白漆，油光光的，通往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接待室的房门也是如此。大夫的名片就用图钉钉在这上面。只要从走廊向下走两级，就可到达那间接待室，因此那间隐在后面的房间显得相当宽敞。这扇门在走廊的尽头，阶梯的右侧。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等待约阿希姆时，他对这扇门特别注意。他看到正好有人出来，是一个刚来院的女人，他还不知道她姓甚名谁。这是个娇小纤弱的娘儿，额上有一绺鬈发，戴一副金耳环。她登上阶梯时俯着身子，一只手撩起裙子，另一只戴戒指的小手却用手绢掩住嘴儿，偻背弯腰地用浅蓝的大眼睛恍惚地凝望前方出神。她跨着小步急匆匆地上楼，裙子发出沙沙的声音，半路上又忽然停住，仿佛想起什么，接着又急急忙忙往前走，直到在楼房中消失。一路上她总是弓起身子，手绢不离嘴唇。当那扇门开时，她后面的地方看去比白色的走廊里暗得多。

医疗室的那种明净感，显然没有从部位较低的地方传到那儿。正如汉斯·卡斯托尔普所看到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精神分析室里只是一片昏暗朦胧。

餐桌上的谈话

在五光十色的餐厅用膳时，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很窘，因为自从他不由自主地作了这次散步后，脑袋就像祖父那样一直哆嗦不停，此刻坐在餐桌边，这个症状又规律性地发作了，而且无法制止，难以掩饰。除了庄重地托住下巴外(不过这是不能持久的)，他还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掩盖这个弱点，例如尽量使脑袋摆动，说话时一忽儿转向左，一忽儿转向右，或者在汤匙往嘴里送时用左臂紧紧靠在桌面上，以维持平衡。在歇息时，他把胳膊肘搁在桌上，用手托住脑袋，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种姿势未免有点儿粗野，只有在不拘小节的一伙病人中才算不了怎么一回事。可是他浑身没有劲儿，吃饭时情绪不免十分恶劣。本来呢，他总乘用膳的时间排愁解闷，借此机会自娱。

事实的真相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点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在努力克制的那种丢脸的脑袋抖动状态，并不光是他的身体引起的，也不能归咎于这儿的空气和适应水土所作的努力，而是体现出他内心的某种激动，和排愁解闷有直接关系。

肖夏太太总是很晚才坐到餐桌上来。她来之前，汉斯·卡斯托尔普总是坐立不安，因为他得等着听玻璃门的砰砰声，她一进门来就必然发出这种声音。他知道自己听到这声音准会惊跳起来，脸色顿时沉下，这已成了常规。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生气地摇摇头，怒气冲冲地目送这个粗心大意的迟到女人坐到“上等俄国人餐席”上去，有时他甚至在牙齿缝里迸出一言半语的骂人话来，发出恼火的抗议声。但现在他不是这样了，只是在菜盆上低垂着头，咬紧嘴唇，或者有意把脑袋转向另一侧，因为他的怒气看来已经消散，似乎不想再随便责备她了；不但如此，他还隐隐感到别人对她的非难，自己也有过错，也得负一部分责任呢。一句话，他感到害臊。说他为肖夏太太害臊是不确切的，而是他自己在大伙儿面前怪难为情的——其实他这么想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餐厅里，没有把肖夏太太的恶习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害臊放在心上。也许只有坐在汉斯右边的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是个例外。

这位可怜的人儿已经看出，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关门声显得神经过敏，这位同桌而坐的青年人对那个俄国女人似乎怀着某种激情。此外，如果拿他那副神态跟实际情况相比，却又算不了什么。再说他假装无动于衷——由于汉斯缺乏演戏才能和这方面的训练，他装模作样的本领很不高明——，可并非意味着对那个女人不感兴趣，而是说明他的情感已向更高的阶段发展。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自己一无所求，但对肖夏太太却颂扬备至，结果有一点显得很突出：汉斯·卡斯托尔普虽不是一下子地，但到头来终于清晰地看出她是在从中撮合。他对此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心甘情愿地任她摆布，愚弄。

“砰——砰！”那位老处女说，“那就是她。您不用抬头瞧就肯定知道是谁来了。当然啰，她过来了，活像一只小猫儿溜向牛奶盆，走路的姿势多美呀!我真想跟她换个位子，这样您就可像我那样把她饱览一番了。我知道您不想老是掉过头来瞟她——天知道，要是她看出这点，她简直会得意忘形的……现在她在跟同桌人打招呼了，您应当瞧一下，看她这副模样真令人振奋!像现在她这样谈笑风生的时候，腮帮儿上就泛起一个酒窝来，但酒窝并不经常有，只是凭她高兴。咳，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娘儿，但她娇生惯养，所以才这么随便。这样的人儿谁都会爱上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尽管她们莽莽撞撞会使你恼火，但恼火只会惹你更喜欢她们。叫你恼恨之后又不得不爱，真够味儿……”

女教师就这样在汉斯身边悄悄耳语，老处女毛茸茸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说明她的体温已反常地升高，同时娓娓动听的话句句说到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他是一个不很有主见的人，需要从第三者中证实肖夏太太是个迷人的娘儿。此外，这位年青人又希望自己的感情让外界推波助澜，因为他的理智和良心都陷入了死胡同。

不过老处女这席谈话实际上起不了什么效果，因为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的了解程度，充其量和疗养院里其他人差不多。她不知道她的底细，甚至无法夸口说她们两人已经结识。她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唯一可以摆老资格的地方，就是肖夏太太过去曾在柯尼斯堡住过——柯尼斯堡离俄国国境不远——而且懂得点儿零星的俄语。从这一鳞半爪中，汉斯·卡斯托尔普很想窥见肖夏太太私生活的详细内幕。

“我看她不戴戒指，”他说，“不戴结婚戒指。这是怎么一回事?您不是对我说过，她已是结过婚的女人?”

女教师显得很窘。这一问可把她僵住了，努力想说些什么。

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她感到对肖夏太太是负有很大责任的。“这个问题您别看得太认真，”她终于说。“肯定她已结过婚，这是不用怀疑的。大家叫她太太，不仅仅是因为像某些外国姑娘那样，当年纪稍稍大些时，人们为了尊敬起见才这么称呼她们；实际上大家知道，她在俄国的什么地方确有一个丈夫。这儿到处都知道有这回事。没有出嫁时她姓别的，是一个俄国人、而不是法国人的姓，叫什么‘——阿诺夫’或‘——乌可夫’似的，我本来晓得，只是后来又忘了。您想了解的话，以后我再去打听，这里肯定有不少人知道这个姓的。至于戒指吗?不，她不戴戒指，这个我看得一清二楚。老天爷，也许戒指对她不合适，也许戴了后她的手会显得太阔，也许她认为戴结婚戒指太俗气，这样一只光溜溜的戒指……她缺少的只是‘钥匙筐子’——她用这个，气派确实太大了——这点我是了解的，俄国女人有些无拘无束，讲究派头。此外，结婚戒指之类简直平淡无奇，令人生厌。我得说，它不过象征着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罢了。它使一个女人有脱离尘世之感，把一朵纯洁的小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似的。要是肖夏太太的想法也和我一样，我可一点也不奇怪……真是一个妙龄的迷人娘儿哪!当她向每个男人伸出手时，也许她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兴趣，一定要让别人觉察到，她的终身大事已经定了呢……”

老天爷，这位女教师多卖力呀！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惊愕的目光直勾勾地瞅着她，但她也用惊疑而不知所措的眼光回敬他。接着两人沉默一会儿，想重新打起精神来。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吃，一面把脑袋的抖动尽力压制下去，最后他说：“她的丈夫呢?难道他一点也不关心她吗?他一次也没有上山来看过她?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官员，俄国一个偏僻省份里的政府官员。你知道，叫什么达吉斯坦的，在高加索东面很远的地方。他是奉命到那边去的。我可以老实告诉您，谁也没有见到他来过这儿山上。她这次上山又是三个月了。”
“那么她不是初次才上这儿的?”
“不错，这已是第三次了。这中间，她还去过别的疗养院，恰恰相反，倒是她有时去看他，不常去，一年一次，时间也不长。据说他们分居，有时她去看他。”
“哎，她有病在身……”
“她当然有病，不过并不怎么厉害。她的病不是重到非一天到晚住疗养院和丈夫分居不可。看来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这儿大家都认为一定另有缘故。也许她不喜欢高加索那边达吉斯坦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真是又远又荒凉，这毕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那个丈夫看来也一定有些问题，使她不怎么称心。他有一个法国人的姓，但却是一个俄国官员，这号人是粗里粗气的，这点您可以相信我。我有一次看到过这么一个官员，他蓄着铁灰色的连鬓胡子，脸膛红通通的。……您可知道他们都是贪官污吏……都爱喝伏特加酒，烧酒……为了体面起见，他们还要吃些零星食物，比方说腌蘑菇或一片鲟鱼，吃后又喝起酒来，而且纵饮无度。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小吃’……”
“您把一切责任都推在男的身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可咱们不知道他们不住在一块儿，她是否也有责任。咱们应当公正些。从她的举止以及狠命关门的粗野动作看来，我认为她不像一个天使。请您别动气，我一点也信不过她，可是您在偏护她。您坐在这儿全凭成见说她的好话……”
有时他就是用这副腔调说话的。他凭着与他天性格格不入的那份狡黠，设法表明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一番热心的吹捧话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她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而只是一些独立的、引人发噱的事实，而他，自由自在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可以用这种资料冷静而幽默地同这位老处女开玩笑。他确信这位为他拉线的老处女对他厚着脸皮装腔作势一定心领神会，而且还引以为乐，因此没有什么风险。

“早上好!”他说。“您晚上睡得可好?我想您梦见您那位漂亮的敏卡吧?……怎么，一提起她，您怎么一下子脸红了?您完全给她迷上了，最好还是别抵赖吧！”

女教师的脸真的绯红了。她低下头来瞧着杯子，从左边嘴角喃喃迸出几句话来：

“胡说，卡斯托尔普先生！您含沙射影地攻击起我来，使我好不尴尬，这样可不行。大伙儿都看得出，咱们指的是她，而您竟说出一些使我不得不脸红的事来……”

餐桌上这一对人玩的把戏倒是挺精彩的。两个人都知道，他们说的尽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开女教师的玩笑，无非是可借此谈起肖夏太太而已。不过他在跟老处女打趣过程中找到某种病态的、过度的乐趣，而老处女也乐于欣然接受。首先是因为她能为他们拉皮条，其次是因为她能促成这位年青人拜倒在肖夏太太的石榴裙下，最后，是因为她尽管被他嘲弄，连两颊也绯红起来，可内心在酸苦中还带有甜滋滋的味儿。关于这点，他们两人心里都明白，也知道对方心中有数，而这一切又是那么错综复杂，不够正派。虽然汉斯对错综复杂和不正派的事一般是反感的，在这一场合下也不例外，但他继续浑水摸鱼，同时自己安慰自己说，他在山上只是暂时作客，反正不久就要离开的。他以行家的口气俨然对这位“懒散的”太太评头品足，说她从正面看来肯定比侧面看来年青美丽，她一双眼睛的距离太远，她的风采令人无限神往，而她的手臂则既漂亮，又“娇嫩”。他说这些话时，尽力掩饰脑袋的抖动，但他不但觉察到那位女教师已看出他在枉然克制自己，而且怀着极其憎恶的心情看到，连那女人自己也在抖动脑袋哩。他称肖夏太太为“漂亮的敏卡”，无非是一种策略和随机应变的手段，这样他就可接下去问：“我叫她‘敏卡’，可究竟她叫什么呢?我是指她的名字。您既然这样倾心于她，一定知道她的芳名。”
女教师沉思了一会。
“等一下，我知道的，”她说。“我早已知道了。她叫达吉雅娜吗?不，不是的，也不叫娜达霞。达吉雅娜和娜达霞，是俄国女人常用的名字。娜达霞·肖夏?不，我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哦，我想起了。她叫阿芙多佳，或者跟这相差不远。因为肯定不叫卡金卡或尼诺奇卡。也许我记不起了。要是您很想知道，我很容易打听出来的。”

第二天，她果真知道了她的名字。午膳时，当玻璃门砰砰地关上时，她说了出来，肖夏太太叫克拉芙吉亚。

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是一下子就领会。在领悟之前，她把这个名字反复读了几遍，拼了几次。然后他又说了几回，同时用布满红丝的眼睛向肖夏太太瞟了一下，看这个名字是否跟她相称。“克拉芙吉亚，”他说，“唔，也许就是她的名字，挺合适的。”他对底细了解得这么清楚，真是乐不可支，但也不想掩饰；现在一当他谈起肖夏太太，就用“克拉芙吉亚”代替。“我刚才看到，您的克拉芙吉亚居然把面包揉得像一只小球儿。这很不雅观哪。”

“这要看谁在揉，”女教师回答，“克拉芙吉亚干起来没什么。”

是的，在摆有七张餐桌的餐厅里用膳，对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很大的魅力。每次用膳完毕，他觉得很惋惜，但一想到两三小时后又能坐在这边，就感到很宽慰。一当他再坐下来，就仿佛自己从来不曾起过身似的。在这中间他做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到溪边或“英国区”散一会步，或者在椅子上略坐片刻。这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休憩，也谈不上什么沉重的负担。当工作和操劳摆在他眼前时，会出现一些别的什么，它们在心灵上不那么容易消逝。但在山庄疗养院井井有条的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公共餐厅里用膳完毕站起身时，他因不一会又可用膳而暗自高兴——要是暗自高兴这个词儿，能恰当地表达出汉斯期待与患病的克拉芙吉亚·肖夏太太重新会面那种迫切心情的话。这种会面并不太容易，太愉快，太单纯，太平凡。读者也许会认为只有这些形容词——也就是愉快和平凡——才适合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性和情绪。可是我们应当记住，由于汉斯是一个有理智和良知的青年，他一看到肖夏太太或一跟她接近，所引起的感觉并非仅仅“高兴”而已；我们必须知道，而且可以断言，要是有人说这些话给他听，他会不屑地耸耸肩膀。是的，他对某些表现方式是不屑一顾的。这虽是一个细节，但颇值得一提。这时他跑来跑去，脸颊又红又热，情不自禁地轻声哼起曲子；因为他心头痒痒的，很想唱出声来。他哼着不知何时何地从某次集会或慈善募捐音乐会中听来的一支小调，那是一首女高音歌曲，情意缠绵，内容空洞。它现在在汉斯的记忆中浮映上来，歌词是这么开头的：
只要你一开口，
我就昏了头。
他还想继续唱下去：
你唇儿吐出来的话，
句句落在我心头！
这时他忽然耸耸肩膀，说一声“可笑！”顿时觉得这支小调淡而无味，肉麻不堪，不再唱下去了。他怀着某种遗憾和端庄的心情不再唱下去。这种亲切的小调，只有某个兴高采烈的青年人把“自己这颗心”(像人们习惯说的那样)合法地、心安理得地、希望无穷地“奉献”给低地里某只健康的小鹅儿时，才唱得出，从而沉湎于合情合理而充满着希望的喜气洋洋的情感中。对他与他同肖夏太太的关系来说——“关系”这个词儿是汉斯想出来的，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曲调根本不合适。他躺在卧椅上，心头乱糟糟的，只是用审美的眼光说一声“愚蠢”，便皱起鼻子闭口不语，尽管他知道再唱这支歌是不适当的。

不过有一件事使他很开心，那就是躺着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在主要的卧床休息时间内，山庄疗养院照例总肃静无哗，在这一片岑寂中，他的心不但跳得很快，而且清晰可闻。他的心一个劲儿跳，上山以来它几乎总是这样。但最近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心跳已不像最初几天那样感到心烦意乱。现在他不能再认为它的跳动是不由自主和莫名其妙的，与自己的精神状态毫不相干。心跳和他的精神状态之间是有关系的，而且也不难探究出原因来。情绪不无缘由地激动了，身体上某部分就难免兴奋地活动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想的只是肖夏太太，他确实一心一意想着她，因而心跳是他理所当然的一种感觉。

恐惧情绪在增长 恐惧情绪在增长。关于两个祖父和黄昏的舟游。

天气坏透了。就天气方面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块地方作短时间的逗留，运气并不佳。虽没有下雪，但淫雨霏霏，连日不断，叫人讨厌透啦。山谷里弥漫着浓重的雾气，而令人惊异不止的雷雨(天气这么冷，在餐厅里甚至开起暖气来)却发作起来，雷声滚滚而过，发出了隆隆的回响。

“真遗憾，”约阿希姆说。“我本来想，咱们一起到沙特察尔普吃早饭，不然干些别的，但看来不成了。但愿下星期天气好些。”可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

“别管它。我现在并不急于走动。第一次外出时，我并不特别走运。我倒认为还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翻什么新花样最好。对多年老病人，换换花样是有意思的。我只不过住上三星期，又何必搞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呢。”

他感到此时此地生活很充实。要是他怀有希望的话，那么他的希望(正如他的失望一样)也许在这儿开花结果，而不是在什么沙特察尔普。折磨他的并不是空虚无聊，恰恰相反，他开始害怕的是住院的日子看来很快即将结束。第二个星期过去了，他的日子快要过去三分之二，第三星期一到，他就得考虑整理行装。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时间的新鲜感，早已成为陈迹。光阴飞逝，是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尽管每一天总给他带来新的期望，使他默默中丰富了生活经历……是啊，时间真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要说明它的本质可真不易！

我们是否有必要详细描述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那些日子里默默经受着的又沉重、又轻快的生活经历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感受到的那种空虚无聊。即使在头脑清醒而充满希望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下，他禁不住唱起“只要你一开口，我就昏了头”这类庸俗的小调来——也不会有其他不同的感受。

肖夏太太不可能不注意到，她和某张餐桌之间已有了某种默契。汉斯·卡斯托尔普巴不得她意识到这一点，而且程度越深越好。我们说“巴不得”，是因为他一清二楚地知道，他这种情况是不容于理智的。不过要是任何人处在汉斯那样的地位——或者汉斯即将身历其境的地位——他也一定希望对方了解他的心绪，哪怕实际上并无意义。人往往是这样的。

因此，当肖夏太太用膳时有两次或三次偶然地或由于磁性吸力回过头来向那边桌子张望，而且每次都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目光相接，她又第四次向他有意识地瞟上一眼，这回正好遇上他的目光。第五次她送秋波时落了个空，汉斯正好没有注意到。然而他顿时觉察到她在瞧他，于是用深情的目光瞅着她，对方就微笑着掉过头去。看到了这一微笑，他既猜疑不定，又欣喜若狂。要是她把他看作孩子一般，那就错了，他需要把自己装扮得有教养些，这点是重要的。第六次，当他预感到而且意识到她的眼睛快瞟过来时，他假装不胜厌恶地在端详一个脸上长粉刺的女人，这个女人正好走到他的桌旁，跟她的姨婆聊天，他就这样厚着脸皮支持了两三分钟，直到确信那对吉尔吉斯人式的眼睛不再朝他看，他才停止玩这个把戏。这场戏演得可妙哩，肖夏太太不但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应当看得透透彻彻，好让她细细想一想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多么精明而富于自制力……

接着发生下面一段插曲。在用膳的一次空档时间内，肖夏太太漫不经心地把头转来转去，仔细打量着餐厅。汉斯·卡斯托尔普留意到这点，于是他们的目光就搭上了。他们就这样互相瞅着：那位女病人的眼神游移不定，有些嘲弄的意味；汉斯·卡斯托尔普则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睁着眼睛时甚至咬紧牙关)。

这时肖夏太太的餐巾滑下来，而且快从她的衣兜落到地上。她神经质地、战战兢兢地赶紧去抓，而汉斯的两手两脚也跃跃欲动，从椅子上半仰起身子，想没命地跳过八米的距离和中间拦着的一张餐桌去救助她，仿佛餐巾掉在地上就会大祸临头似的……当餐巾快要落到灰泥的地面上时，她恰好一把抓住了它。她在地面上俯着身子，紧紧握住餐巾的一角，脸色阴沉沉的，对刚才所受的那场小小虚惊显然十分动气，而且在她看来，他应当对此负责。可是她还是回头瞟了他一眼，看到他想跳过来的那种架势和高高扬起的眉毛，于是又微笑着掉过头去。

这件事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得意非凡，心花怒放。不过反作用也是有的，因为整整两天，也就是在十顿的用膳时间内，肖夏太太在餐厅里压根儿不东张西望，甚至在进门时也不像往日的习惯那样，在大伙儿跟前“抛头露面”。这真叫汉斯难受。可是这种不理不睬的样儿无疑全是装给他看的，因而他们之间显然还保持某种关系，哪怕其中有消极因素。这也够称心了。

约阿希姆曾经说过，除了同桌的餐友外，要在这儿结识其他的人是颇不容易的。他现在认清这话确实一点也不假。在晚饭后短短一小时里，人们经常三五成群，形成一个小团体，但时间常常短到二十分钟，肖夏太太也毫不例外地和她圈子里的人们坐在一起——例如胸膛凹进的那位先生，头发像羊毛般的、幽默的小姑娘，沉默寡言的布卢门科尔以及肩膀下垂的小伙子，他们都坐在小客厅的后堂。这间小客厅看来是专留给“上等俄国人”用的。约阿希姆经常迫不及待地想早些离开，照他自己说，为的是晚上的卧疗时间不致缩短；不过也许还有其他生活规律上的原因，这点他虽没有说出，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却猜得出，也表示尊重。我们曾经责备汉斯“随心所欲”，但不管他的意愿如何，他跟肖夏太太的结交却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原则上对环境总是逆来顺受。他和那位俄国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和眉目传情，可不是社交性质的，它们不负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也许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他很不喜欢社交活动。他头脑里想着“克拉芙吉亚”，心头就不禁怦怦乱跳，但这点远不足以动摇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孙子的那份自信心，那就是他深信和这个外国女人之间，除了实际上保持所谓那种神秘的关系外，再不想跟她有什么瓜葛。这个女人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不戴结婚戒指，在各个疗养所里消磨日子，缺乏教养，关起门来砰砰作响，把面包揉成小球状，而且还要咬指甲呢。他深知同这个女人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鸿沟，而且对她的任何指摘(她的种种缺点他都承认)，他都无法卫护。显而易见，汉斯·卡斯托尔普并不是个生性傲慢的人，但某种世俗的、传统性的骄傲却在他额际和朦胧的眼神里显示出来，在他身上产生一种优越感，就凭这种优越感，他审察肖夏太太的为人；这种感觉他不愿摆脱，也摆脱不了。奇怪的是，当某天听到肖夏太太讲起德语来时，他也许第一次才意识到自己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多么强烈。当时他吃好饭在餐厅里站着，双手插在毛线衫袋里。汉斯走过时注意到，她正同也许是在休息室里相识的另一个女病人聊天，娓娓动听地讲着德语。这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祖国的语言，他骤然涌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但同时也有一种感受，那就是把这种自豪感扔掉，让自己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听到她吞吞吐吐、断断续续地说起动人的德语来，他心里乐滋滋的。

总之，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他和山上这位疏懒的女病人之间那种默默无言的关系，看作是假期中的某种风流韵事。在理智(也就是他本人的良知)的审判席上，提出这样的情感要求是不许可的，这主要是因为肖夏太太是个病人，软弱无力，发着烧，身体内部也在溃烂，而这和她可疑的生活方式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她抱一种审慎的、若即若离的态度……不，就他内心而言，他并不想真正跟她结识，至于别的，不管结果是祸是福，他都不在乎，反正他再一个半星期就要到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去实习了。

不过目前，他跟女病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已促使他的情绪波动起来，时而紧张焦灼，时而灰心失望。他把这看作是假期生活的真正意义和内容，想痛痛快快地体验它一下，并让自己的心绪随着这种情感的发展而上下起伏。这些情况，都有助于他们情感的发展，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刻板而有规律，彼此都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动。即使肖夏太太住在另一楼——她住的是二楼；据女教师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肖夏太太是在公共休息室里仰卧治疗的，也就是米克洛西希上尉新近熄过灯的那间屋顶休息室——但他们每天要吃五餐饭，彼此几乎形影不离。他们早晚相见不但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然性。就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天天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地打发日子，颇有踌躇满志之感，哪怕他在这有限的天地里活动，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

可是他还想加一把劲，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使自己走得更远些。肖夏太太平素入席时总是姗姗来迟，因此他去餐厅也故意迟些，以便路上能遇见她。他梳洗时故意拖拖拉拉，当约阿希姆进来找他时，他还没有完毕，于是叫表哥先走一步，说自己接着就来。凭着对事态的某种直觉，他等待某个适当的时机，急匆匆地跑到二楼。他下去时，不走从自己门口一直通往下面的楼梯，而是一直走到走廊尽头，准备在那边下楼；靠近这儿有一扇他早已牢记在心的房门，那就是第七号病室的房门。沿走廊在这条路上走，从楼梯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每走一步都会出现一个机会，那就是他所熟悉的那扇门会随时打开——事实往往如此。肖夏太太砰一声关上了门，悄悄地溜了出来，悄悄地顺楼梯走下去……有时她在他前面，用手托住发髻；有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走在前头，隐约感到她在凝神瞅着自己的背部，于是浑身一阵战栗，好像有蚂蚁沿他的背脊往下爬动。不过他存心装腔作势，似乎根本不理会她在身边，自己单独生活着，跟她毫不相干。他两手插在衣袋里，有时不必要地耸耸肩膀，用力咳嗽几声，或者用拳头捶捶胸口——这一切无非表明自己对她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的。

有两次他表演得更加狡黠。他在餐桌坐下后，两手东摸西摸，惊异而着恼地说：“哎哟，我把手帕给忘了！现在得再上楼去拿。”说着他就回病室，以便和“克拉芙吉亚”相遇，因为这种邂逅与她走在他身前或身后相比，显得别有风味，同时更使他心荡神漾，富于刺激性。他第一次玩这个把戏时，她在相当远的地方先用眼睛毫无顾虑、毫不害臊地从头到脚打量他，走近时又若无其事地掉过脸去，然后再往前走。因此，这次会见的结果没有多大价值。第二次她在不远的地方瞅他，直愣愣地、一个劲儿地凝神瞅着他，脸色甚至有些阴沉沉的，当彼此从身边擦过时，她还是回头看他，这一下简直使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冷入骨髓之感。不过我们用不着替他难过，因为他对此是求之不得的，而且完全是自作自受。但这次会见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事后尤其如此。因为只有当一切都过去时，他才认清刚才发生些什么。

肖夏太太的脸，他从来没有像此刻看得这么清楚分明，纤细无遗。盘在她头上的辫子是金黄色的，稍稍带有金属般的淡红色光泽；辫子打成一个发髻，从发髻上他甚至可以分辨出一根根短发来。当时他和她的脸相隔只有一只手掌的距离，而她姣美的形象则是他好久以来所熟悉的。对他来说，这个形象盖世无双：这是一个有异国情调的、富有特征性的形象(因为在我们看来，只有外国人才有特征)，带有北国风味和浓厚的神秘色彩。就她那不易捉摸的特征和轮廓来说，往往会引起人们的遐想。关键性的一点，也许是她高高突起的颧骨十分引人注目，颧骨几乎使眼睛受到压迫，那对眼睛异常不鲜明，距离也隔得异常远，在颧骨的压力下，它们甚至有些倾斜。由于同样的原因，她的腮帮儿稍稍凹进去，这样一来，又间接地使她略略噘起的嘴唇显得十分丰满。特别打动他的是她的那双眼睛，那是一对细长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充满魅力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颜色像远处的山峦那样，呈灰蓝色或蓝灰色，有时只要斜睨一眼——而不是存心看人——就一下子像罩上一层暮色那样，变得灰暗朦胧，令人销魂。这就是克拉芙吉亚的眼睛，它们看起汉斯来是那么咄咄逼人，而靠近身边时目光又是那么阴森，无论就眼睛的位置、光泽和表情来看，和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是多么酷肖!用“酷肖”这个词儿，其实一点也不确切，他们的眼睛简直一模一样。还有她上半部分脸儿的阔狭，扁塌塌的鼻子，甚至白里透红的皮肤，腮帮儿健康的色泽(在肖夏太太的身上，这种健康不过是一种假象，山上的病人都是这样；这无非是室外空气疗法的表面成绩而已)，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和普里比斯拉夫一般无二。以前，汉斯同他在校园里擦身而过时，普里比斯拉夫就是用这样的目光瞧他的。

这真叫他心惊胆战。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样的相逢喜不自胜，但同时内心也滋长着恐惧和某种惶惶不安的情绪，这是他和她近在咫尺不可避免地面对面在一块儿时引起的。他早已遗忘了的普里比斯拉夫，现在在山上却在肖夏太太的身上重现，而且用吉尔吉斯人的眼睛瞅他——这似乎是不可避免地或无法逃避地命中注定的，而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叫人又喜又忧。这使人充满了希望，但同时又不寒而栗，甚至感到毛骨悚然。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需要有人帮助他一下，内心迷迷糊糊地乱作一团，可以认为，此刻他急于需人帮助、出主意或给予支持。

他前前后后想起了许多人，不知谁能助他一臂之力。

他想起了约阿希姆——这个始终站在他一边的善良、正直的约阿希姆。这几月来，他的眼神露出忧郁的光芒，过去他从来不耸肩膀，现在却时时不屑地作出这副姿态。目前，约阿希姆袋里常带着那只“蓝瓶子”，斯特尔夫人总爱称这种痰瓶为“蓝色的亨利希”。一看到那张绷紧的脸，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就冷了半截……就是这个耿直的约阿希姆，曾苦苦要求顾问大夫贝伦斯让他出院，到平地或平原上——这是山上病人对外面健康的大千世界的称呼，语气中显然带有稍稍轻蔑的成分——去干他那久已渴望的事业。为了迅速达到他的目的和节约时间(这儿山上人对时间浪费得那么厉害)，他一心一意地疗养，目的当然是希望能早日康复，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好几次觉察到，约阿希姆有时也只是“为疗养而疗养”；疗养和别的事情一样，到头来也是一项义务，责任终究是责任，应当履行不误才是。

晚上，当约阿希姆和大伙儿在会客室里待上一刻钟后，总迫不及待地下楼去躺着休养，这倒很好，因为他这种恪守纪律的军事作风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市民意识倒有几分帮助，否则他也许会无所事事地跟大伙儿在俄国人聚谈的小客厅里混得更久。不过约阿希姆急于想使晚上的聚会很快收场，还有另一个他说不出口的理由，这点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十分明白。自从他看到约阿希姆长着雀斑的脸有时变得苍白起来和鼓起嘴巴满腔不高兴的样儿，他对这事看得一清二楚了。因为玛鲁莎多半也在那边——玛鲁莎在漂亮的手指上戴着小小的红宝石戒指，始终绽开嘴笑嘻嘻，手帕发出橙子的香气，乳峰耸得高高的，可内部被病菌蛀蚀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正是她的存在促使他离去，因为这对他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吸引力。难道约阿希姆也“陷在里面，不能自拔”，甚至比他自己陷得更深，因为约阿希姆每天有五次之多能和玛鲁莎坐在同一张餐桌上，闻到她手帕上的橙子香味儿！不管怎样，约阿希姆本人有太多的问题要考虑，对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思想问题，他怕帮不了多少忙。他每天晚上离开大伙儿溜走固然很体面，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深感不安，他现在甚至觉得约阿希姆循规蹈矩地履行卧休疗法虽然是一个好榜样，自己靠他的指引才获得这方面的经验，但这种做法也有值得怀疑之处。

汉斯·卡斯托尔普上山来还不到两星期，但他觉得时间还要长些。约阿希姆严格遵守山上千篇一律的生活日程，在汉斯看来，这种生活对约阿希姆已习以为常，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色。因此，从这儿疗养院的角度看，他认为山下的生活几乎有些古怪和反常。在寒冷的天气里做静卧疗法时，他已能熟练地把两条毯子均匀地裹在身上，活像一具木乃伊。他按部就班干起这一行来，敏捷灵巧的程度和约阿希姆相差无几，但一想到山下对这种玩艺儿和做法都一窍不通，不由哑然失笑。不错，这是令人惊异的；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同时也很奇怪，他怎么对此会感到惊异，于是他内心又萌起了找人商量和支持的念头。

他不由想起顾问大夫贝伦斯，想起他“免费”提出的忠告，叫他如何像别的病人那样生活，甚至量体温。他还想到塞塔姆布里尼，想到这个人听了上述劝告后怎么仰天长笑，而且引用《魔笛》中的一些词句。是的，他斟酌着他们两个人，看对他有没有帮助。顾问大夫贝伦斯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人了，他可以做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父亲，何况他又是疗养院的主管，也就是最高权威。正因为他是父亲般的权威，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打心眼儿里感到需要他，但内心未免忐忑不安，即使他打算向顾问大夫求助，他对他可并没有怀着稚气的信念。顾问大夫在这儿埋葬了他的妻子，当时他痛不欲生，后来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因为妻子的坟茔把他羁绊住了。此外又因为他自己也染上了病。现在一切已过去了吗?他有否恢复健康，能不能一心一意地治疗病人，让他们病愈后迅速回到山下工作?他的脸色经常发青，看来真的在发烧。也许这是一种错觉，他脸上这种颜色不过是野外空气在作怪。汉斯·卡斯托尔普自己的脸上每天也在“发干烧”，不用体温表就能断定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寒热。当然，在人们听顾问大夫说话时，有时就又觉得他在发烧。他说话方式有些不对头，听起来固然坦率亲切，但总有些不自然，有些过度兴奋。当人们一想到他青灰色的脸颊和泪汪汪的眼睛时，尤其会有这样的想法。从这双眼睛的神态看，似乎他一直在痛哭，在痛哭自己的妻子。汉斯·卡斯托尔普还记得塞塔姆布里尼对顾问大夫下的评语，说他“情绪抑郁”，“德行欠佳”，还说他“精神有些错乱”。塞塔姆布里尼这样说，也许不怀好意，不负责任，但他总觉得向顾问大夫求援没有太强的信心。

但这里自然还有塞塔姆布里尼本人。他是一个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的人，爱吹牛，而且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文主义者”。在汉斯的印象中，他口若悬河，把疾病和愚蠢混为一谈，而且把它们称作是人类感情中的矛盾和困境。他情况怎样?在他身上打主意有好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清楚记得，他住在山上时有几夜做了几个形象异常鲜明的梦，对意大利人漂亮的、卷曲的小胡子下尖酸刻薄的微笑很有反感，同时他怎样骂他是手摇风琴乐师，企图把他赶走，因为他在这里捣鬼。不过这只是做梦，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醒来后就判若两人，不像梦里那样放荡不羁。醒来时，情况可能有些不同，也许从心底里体味一下塞塔姆布里尼创新式的为人之道也有好处——意大利人执拗而爱挑剔，尽管挑剔时有些感伤，而且喋喋不休。他称自己是一个道学家，显然他想对别人施加影响。汉斯·卡斯托尔普这个小伙子衷心希望接受别人的影响。当然受影响的程度不会太严重，以致在塞塔姆布里尼的怂恿下竟想整理行装提前离院。最近意大利人不是一本正经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吗。

“试一下也好原文系拉丁文。，”他微笑地想。尽管他懂得这么多拉丁文，他还称不上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结果他把希望寄托在塞塔姆布里尼身上，心甘情愿地听他的教诲，留神谛听他发挥的种种见解。他们常常晤面，有时按规定到巉岩峭壁的长椅边散步，偶尔也到山下的“高地”蹓跶，其他机会也多的是。例如用膳完毕后，塞塔姆布里尼常常第一个站起身来，他穿的是方格条纹裤，嘴里衔着一支牙签，大模大样地穿过摆着七张桌子的餐厅，不顾礼仪与习俗站在表兄弟的那张餐桌旁“旁听”。他两脚搁在一起，神态悠闲，牙签夹在牙齿缝里，指手划脚地聊起天来。有时他也挪过去一把椅子，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与女教师之间、或汉斯·卡斯托尔普与鲁宾森小姐间的一个角落里，看他们桌上几个人吃最后一道菜，看来他自己已不打算吃了。

“请允许我加入你们这个高雅的团体吧，”他一面说，一面紧握着这对表兄弟的手，对桌上其他人也欠身致意。“那边这位啤酒商，真叫人够受……更不必说啤酒商老婆那失魂落魄的眼神了!可这位马格努斯先生，刚才他对老百姓的心理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你们想听一听吗?‘咱们可爱的德国是一个大兵营，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内底里却有许多精明强悍之处。我情愿像咱们的人儿那样货真价实，而不像其他人那样礼貌十足。要是我彻头彻尾地受骗上当，礼貌十足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他说的尽是这类话。我再也耐不住了。坐在我对面的又是一个可怜虫，她腮帮儿红得像墓地里的玫瑰花一般，唔，一个西本博尔根地方的老处女，她老是滔滔不绝谈她的什么‘小叔子’，而这号人谁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一句话，我再也受不了，于是拔脚就跑。”

“您抓起旗子，溜之大吉，”斯特尔夫人说，“这个我想象得到。”

“一点儿也不假！”塞塔姆布里尼嚷道。“旗子!我明白，这个词儿用得多漂亮——不消说，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人儿！我懂得什么叫做溜之大吉……谁能创造出这样漂亮的词儿来!——唔，我可以问一下您的健康状况进展如何吗，斯特尔夫人?”看到斯特尔夫人装模作样的怪态，真叫人作呕。“老天爷，”她说，“身体总是老样子，您先生想必知道。进两步，退三步——您在这儿坐上五个月，老头儿又来了，说还要再待半年。唉，真像坦塔罗斯根据希腊神话，坦塔罗斯(Tantalus)是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面种有果树的水中，水一直没到下巴处，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果树的树枝却升高了。后受罚被押至大理石的山上。

那样在吃苦。人们总是拖三拖四的，想一想吧，到山上来了……”

“哦，您真出了个好主意！您终于赐给坦塔罗斯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换换环境!您倒把他请了上来，让他滚转出名的大理石，调剂一下精神！这个，我称之为大慈大悲。可是，太太，对于您口里传出来的一些秘闻，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还讲起什么幽灵、鬼怪的故事……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置信，可是有关您的事儿，我却稀里糊涂……”

“看来，您先生想跟我寻开心。”

“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呢。对于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请先让我安下心来，以后再谈谈什么开心的事儿。昨夜九点钟到十点钟光景，我在花园里稍稍走动一下。我抬头往阳台张望，只见您房里电灯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这样看来，当时您做静卧疗法——既是尽义务，又是遵照医嘱办事，合情合理。‘咱们漂亮的女病人躺在那儿，’我暗自说，‘她一丝不苟地恪守医嘱，以便尽快回家，早日投入斯特尔先生的怀抱。’可是几分钟前，我听到的是什么呢?据说，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人见到您在治疗室里看电影(电影这个词，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用意大利文发音，重音落在第四个音节上)，以后又在咖啡馆里喝甜酒，还有什么‘吻糖’吻糖(Baiser)，系糖果的一种。“Baiser”原系法文，是“接吻”之意。，而且……”斯特尔夫人抖抖肩膀，用餐巾捂住嘴巴吃吃笑了起来，同时用胳膊肘轻轻推着约阿希姆·齐姆森和布卢门科尔的肋骨(后者仍一言不发)，狡黠而亲昵地眨巴着眼睛，显出一脸痴呆而怡然自得的表情。晚上，她总在阳台上故意燃亮了台灯，让人们造成错觉，实际上却悄悄溜走，到下面的“英国地区”寻欢作乐。她丈夫在坎斯塔特盼着她。玩这种把戏的病人，其实不止她一个呢。

“……而且，”塞塔姆布里尼继续说，“您吃那种‘吻糖’究竟跟谁在一起?原来是跟布加勒斯特的米克洛西希上尉呢！有人对我斩钉截铁地说，他穿着妇女的紧身胸衣，可是天哪，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夫人，我求您告诉我，当时您究竟在哪儿？您能一饰两角啰！好歹您总是睡着的，那时，您的血肉之躯在阳台上作‘卧疗’，而灵魂却出了窍，与米克洛西希上尉一起纵情作乐，吃他的‘吻糖’……”

斯特尔夫人听了这些话毛发直竖，仿佛有谁把她的骨头逗得痒酥酥的。

“咱们不知道，颠倒过来是不是更好，”塞塔姆布里尼说。“那就是您独个儿享受‘吻糖’的滋味，而跟米克洛西希上尉一块儿做静卧疗法……”

“嘻，嘻，嘻……”

“各位知道最新的消息吗?”意大利人一个劲儿接下去问。

“有人被接回家去了——被魔鬼接走了。严格地说，是被他母亲大人接走了。她是一个刚强的女人，很叫我喜欢。走了的那个人就是施内尔曼小伙子，安东·施内尔曼，坐在前面那张桌上，和克莱费尔特小姐同桌。你们瞧，他的位置已空出来了。不一会，又有人会补缺的，我对此毫不担心，不过安东一眨眼工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翼而飞。他到这儿一年半，他年纪才十六岁哩。他本来还得住上六个月。可是发生了什么呢?我不知道谁向施内尔曼太太漏了嘴的，无论如何她听到了宝贝儿子的一些风声，说他又是喝酒，又是怎么的，于是她出其不意地露面了，真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太太，身材比我高三个头呢。她头发花白，暴跳如雷，不由分说地将安东少爷一把拉住，连打几下耳光，还拉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火车上。‘要是他得入地狱，’她说，‘现在就让他下去吧，’于是就打回老家去了。”

坐着听到这件趣闻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说得很滑稽。尽管他对山上的人们抱讥刺揶揄的态度，他对各种新闻还是了如指掌。对每个新来的病人，他能说出昨天有哪个男病人或女病人在肋骨上开过刀，而且从最可靠的来源得悉：秋天以后，疗养院不再接收体温三十八度五以上的病人。根据他的说法，昨天夜里，从米蒂莱纳来的卡帕特朔乌里阿斯太太有一只小狗碰动了它女主人床头柜上的电铃按钮，害得大伙儿跑来跑去乱作一团，特别是人们当时看到卡帕特朔乌里阿斯太太不只是一个儿，而是与陪审推事迪斯特蒙特在一起。听了这些轶事，布卢门科尔博士也不禁笑了起来。漂亮的玛鲁莎用那橙子香味的手帕蒙起了嘴儿，而斯特尔夫人则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一面用两手按住左面的胸口。

不过在这对表兄弟面前，洛多维科·塞塔姆布里尼也谈谈他本人和自己的家世，有时在散步时谈，有时在晚上聚会时谈，有时在午膳结束时谈。那时，许多病人都纷纷离开餐厅，这三个人却仍在餐桌一隅待上一会；女侍者在收拾杯碟，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则燃起他那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来。上山后第三星期，他才又稍稍尝到这支烟的香味。他侧耳倾听意大利人的讲述，怀着惊异的心情仔细斟酌他的每句话，但又感到他的话富有吸引力。对方的谈话，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十分奇妙的新世界。

塞塔姆布里尼谈起自己的祖父，他是米兰的一个律师，但主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政治煽动家、演说家和杂志撰稿人。他像他的孙子一样，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可是他办事大胆而富有魄力。正如洛多维科自己不无愤慨地所说，他本人所能做的，只是对国际山庄疗养院人们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加以冷讽热嘲，同时以庄重而富有活力的人道主义名义对这一切提出非难，而祖父却在政府方面插上一手。他密谋反对奥地利和神圣同盟_{（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结成反革命同盟，即所谓“神圣同盟”，欧洲绝大多数君主国家均参加，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实际上瓦解）}，神圣同盟使当时他那四分五裂的祖国受尽屈辱与奴役。他是一个烧炭党_{（秘密组织，最初因其成员逃在烧炭山区而得名，旨在使意大利在法国(后为奥地利)奴役下获得解放，成员有资产阶级、自由贵族、知识分子、军人和农民。先后领导几次起义，结果均失败）}人，烧炭党是当时意大利发展得很广泛的一个秘密团体，他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当塞塔姆布里尼说到“烧炭党人”这个词儿，突然把嗓门压低了，仿佛现在一提到它还会发生危险似的。简短地说，根据做孙子的说法，这位季乌塞普即塞塔姆布里尼祖父的名字。——塞塔姆布里尼，在这两位旁听者的心目中是一个阴郁、热情、有煽动性的人物，一个阴谋活动的首领和叛逆者；尽管他们出于礼貌努力控制自己，但那种不信任、甚至反感的神色仍多少在他们的脸上显现出来。自然，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他们听到的乃是好久以前的事，几乎在一百年以前。这是历史事实。从历史、尤其从古代的历史中，他们在理论上熟悉了所听到的故事的实质，也懂得了什么是对自由的热烈向往和对暴政的深恶痛绝。不过他们从未想到亲身和他直接接触。他们又听塞塔姆布里尼说，他祖父这种密谋叛乱的激情是和爱祖国的热情融而为一的，他巴不得祖国早日获得统一和自由。是的，正因为他把这两者令人尊敬地融而为一，才使他从事这种颠覆性的革命活动。反叛与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在这对表兄弟(无论是表兄还是表弟)的头脑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爱国主义的概念总是与奉公守法相提并论的。不过他们私下不得不承认，根据当时当地的种种情况，反叛无异是公民的一种德行，而恪守法纪则不啻是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

但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不仅是意大利的一位爱国者，而且同情渴望自由的各国人民，并和他们一起斗争。本来有人想在都灵发动一次叛乱，企图推翻政府，结果失败了。他也亲身参与其事，好容易才逃脱梅特涅_{(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是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主要参加者和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力图恢复欧洲君主制，奥地利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后下台，亡命英国)}大人密探们的魔掌。在流亡期间，他利用时间先为西班牙立宪政体出力，后来又在希腊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进行流血斗争。塞塔姆布里尼的父亲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一个热衷的人文主义者和一切古典传统的爱好者。此外，他的母亲是属于德国血统的，因为季乌塞普在瑞士与那位姑娘结婚，随后又带她一起经风雨，见世面。以后经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他才重返祖国，在米兰当律师，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用演讲和文章，用散文或诗歌号召人们为祖国的自由和建立一个统一共和国而斗争，同时还满腔热情地拟定颠覆政府的计划，用明晰的文体鼓吹解放了的人民团结一致，使大家共同获得幸福。在塞塔姆布里尼——也就是季乌塞普的孙子——的谈话中，有一个细节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祖父季乌塞普在他的同胞面前，一生只穿黑色的丧服，他说这是为了哀悼祖国意大利，这个国家曾受到多大的屈辱，又是何等苦难深重啊。

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这话，不由想起自己的祖父来。以前，他有几次也曾拿他的祖父和自己的祖父作一番比较。自己的祖父虽然在孙儿眼里也总是一身黑衣服，但意义和另一位祖父迥然不同。他祖父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念念不忘的，只是老式的服装，这种服式只会令人追忆起逝去的年华，与现实社会则显得格格不入；他到死为止还一直庄严地保持他原来的一本正经的面目，戴着那浆硬的轮状皱领。这两个祖父截然是两类人，他们之间的对照是多么鲜明啊!汉斯·卡斯托尔普陷入了沉思，两眼直愣愣地瞅着前面，同时小心翼翼地摇摇头，仿佛表示对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不胜钦佩，同时却也有惊愕和不以为然的意味。他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总不妄加判断，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比较和确证一下完事。他仿佛又看到老态龙钟的汉斯·洛伦茨俯下小小的脑袋，在客厅里对着受洗盘的淡黄色的金边沉思。受洗盘是沧海桑田中幸存下来的传家宝呢。这时祖父嘴巴张得圆圆的，因为他的嘴唇又要发出“乌尔……乌尔”的音节了，这声音重浊而虔诚，令人不禁回想起那些庄严肃穆的所在，那里人们走起路来也不得不弓起背，蹒蹒跚跚。他似乎看到了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胳膊上缠着三色旗这里指的是法国国旗，它由蓝、白、红三种颜色组成。，挥动宝剑，阴郁的眼光投向天空，率领大群争取自由的战士，誓与专制政体的喽啰们决一死战。汉斯想，这两个人都各有各的完美之处和光彩；他在评判时努力使自己做到公正无私，因为他感到自己多少有些凭个人好恶，有某些偏袒心理。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固然为获取政治权利而斗争，但汉斯本人的祖父或他的祖先本来是拥有一切权利的，而四个世纪来，这一切都给一些贪心鬼们巧取豪夺，搜刮一空……因而两个做祖父的都经常穿着黑衣服，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两人都怀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在他们自己和严酷黑暗的现实面前划了一条鸿沟。不过一位是怀着满腔虔敬的心情纪念他整个生命所属的过去和死亡，另一位则出于叛逆的心情，一心致力于社会的进步，而对温驯恭让则嫉恶如仇。不错，这是两个世界或天地，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当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讲述时，汉斯似乎就站在他们中间，用探询的目光一会儿看着这个，一会儿又瞅着那个；在他看来，这些他似乎曾一度经历过。

他记得几年之前一个夏末的傍晚，曾在暮色苍茫中独自驾着一叶扁舟，漫游在霍尔斯泰因的湖面上。当时已是七点钟了，太阳已经下山，在林木丛生的海岸上，一轮满月已在东方升起。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静静的湖水上划着桨，心中泛起一种惝恍迷离的感觉，宛如置身于梦境一般。在西边，刚才还是大白天，阳光明灿灿地照着，可是此刻他抬起头来，眼前却展现一片烟雾迷蒙的夜景，月色皎洁，景色极为迷人。就这样，十分钟过去了。这幅绮丽的画面持续了一刻钟后，夜色和月光就完全占优势。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片景色的转换中，只觉得眼花缭乱，白昼一下子变成黑夜，黑夜过后又是白天，——这一切都使他惊异不止，同时也感到心旷神怡。这时他不由想起当时的这番情景。

汉斯接着又想下去：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虽身为律师，但从他的生涯及广泛的活动中看，恐怕不会是一个才能高超的法学家吧。然而正如他的孙子塞塔姆布里尼所确信的，从孩提时代起一直到寿终正寝为止，他头脑中始终渗透着法学的基本原则。尽管目下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脑子里有些昏昏然，吃了山庄疗养院的六餐饭感到饱餍餍的怪不舒服，可是当塞塔姆布里尼把这种原则称作是“自由和进步的源泉”时，他不免努力思索，想了解一个究竟。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心目中，他一直把“进步”理解为十九世纪中出现的起重机之类的创新产物，他也看出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并没有低估这类事物的重要性。显然，他的祖父也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德国，也就是这两位静聆他教诲的青年人的祖国，这个意大利人却非常尊敬，因为火药是这个国家发明的，它把封建主义的甲胄炸成一堆废物，同时这个国家也发明了印刷机，它使思想能获得民主的传播——换句话说，它使民主思想得到发扬。他在这个观点上赞扬德国，但仅仅赞美它的过去，而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他却认为应当授予荣誉勋章，因为当别的国家尚处于蒙昧状态而受人奴役时，他的祖国第一个揭竿而起，展现了启蒙、文明和自由的旗帜。他对技术和交通——这些都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人工作范围——固然十分尊敬(关于这点，他在溪边斜坡上第一次遇到这对表兄弟时就表过态)，但看来促使他尊敬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力量，而是考虑到它们对提高人类道德的意义，因为他说，这一意义理应归功于它们。他说，只要技术以它的种种形态日渐征服自然，例如通过它所发展的各种联系方式，兴建街道，发展电报事业，克服气候上面的差异，那么事实表明，它就是使各国人民相互接近、促进彼此间的了解与和解、消除偏见以及最后导致世界大同的最可靠的工具了。人类在原始时代本处在黑暗、恐怖和仇恨中，但后来沿着光辉的道路不断前进发展，走向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就是相互关心、光明磊落、善良和幸福；在这条道路上，技术乃是一个推动力最强的媒介，他说。可是对于他说的这些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囫囵吞枣地去领会的，过去他一向认为这些范畴南辕北辙，毫不相干。技术和道德!塞塔姆布里尼说。后来他又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基督教拯救世界的教义，是基督教首先倡导了平等和团结友爱的原则，而印刷机则广泛地传播这种教义，最后，法国大革命竟把它提高而成为法律。这些都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摸不着头脑，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过事实上他真的莫名其妙，尽管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在措词上又明确，又圆滑。

意大利人接着说，他祖父在他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有一次曾感到自己极其幸福，那时正好在巴黎发生七月革命_{（一八三○年七月爆发的法国革命。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巴黎市民举行起义，占领王宫，查理十世逃亡国外，波旁王朝被推翻，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当时他慷慨陈词，说巴黎的三天就功绩而言，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_{（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足可并驾齐驱，所有的人都将充分认识这一点。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自主地用手捶起桌子来，从心底里惊叹不已。

一八三○年夏季巴黎人颁布新宪法的三天，竟能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提并论，他看来确是太过分了!在这六天中，上帝毕竟把水面与陆地分开，而且把天国的永恒之光以及花卉、鱼鸟和各种生命都一一创造出来。以后当他单独和表哥约阿希姆在一起时，他又把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盘托出。他认为这样的说法委实太过分了，简直有些亵渎神明。

可是他心甘情愿接受塞塔姆布里尼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乐于经受这一试炼，因而他尽力控制自己不对塞塔姆布里尼为人之道提出异议，而按照他的信条和情趣，他本该是要反对他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考虑到人们称之为英勇的东西，他却看作是邪恶，而他认为是情趣低下的东西，在过去某个时期及某个地方可能是慷慨大方及情操高尚的流露。例如，当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把街垒称为“人民的王冠”，同时宣称应当把“市民的长矛奉献给人类的祭坛”时，情况就是这样。

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他为什么爱倾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他尽管没有明说，但心里十分清楚。责任感是其中原因之一；另外，他还抱着旅游者和旁听生那种逢场作戏、姑妄听之的逍遥态度，心想反正明后天他又会振翅飞回到正常的生活圈子中。因此也可以说，是良心在驱使他倾听；说得精确些，是一颗不十分纯洁的良心在指使他，劝诫他，叫他聆听这位意大利人的谈话，听时一条腿搁在另一条上面，嘴里抽着他心爱的马丽亚·曼契尼牌雪茄烟。有时，当三个人一起从“英国地区”爬上“山庄”的时候，他也这么倾听着。

根据塞塔姆布里尼的观点，世界上有两种原则经常处于抗衡状态。这就是权力和正义，暴虐和自由，迷信和智慧，因循守旧的原则和不断变动的原则，也就是进步的原则。人们称前者为亚洲人的原则，后者为欧洲人的原则，因为欧洲是反叛、批判和实现变革的国土，而东方大陆则体现出清净无为和一成不变的精神。两种力量究竟何者得胜，这是毫无疑问的，唯有凭借启迪的力量，才能合乎情理地取得胜利。因为在人类光辉的历程上，始终能把更多的人们带在自己周围一起前进。在欧洲本土，人们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后来又开始向亚洲推进。尽管他们取得了全胜，但还有许多工作待做；而那些心地善良的、已经获得光明的人们，尚须努力履行伟大而崇高的职责，直到欧洲那些并未经受十八世纪各种变革和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指法国大革命。的国家中也把专制政体和宗教推翻为止。不过，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塞塔姆布里尼掀起了他的小胡子狡黠地微笑说；即使不是由鸽子的翅膀挟来，也将由雄鹰的翅膀带到，那时欧洲大陆将出现曙光，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曙光，它的象征是理智、科学和正义。它会带来人民民主的神圣同盟，这一同盟与臭名昭著的、由王公和内阁组成的同盟截然不同，后者为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季乌塞普所深恶痛绝。一句话，那时将诞生一个世界大同式的共和国!不过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前，那种亚洲式的奴颜婢膝、墨守成规的原则必须正中要害地彻底打垮，换句话说，在维也纳，应当先把奥地利击溃，这样既可为过去报仇雪耻，又能使正义占上风，让地球上的人们获得幸福。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塞塔姆布里尼后面这些娓娓动听、滔滔不绝的言词和结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厌恶这些话，它们在塞塔姆布里尼口中反反复复絮叨着，他听了十分刺耳，像是他个人在发泄满腹牢骚，也像在恶意攻讦国家。当那位意大利人口若悬河地说开来时，约阿希姆却一言不发，只是沉着脸，掉过头去，不再听他。有时约阿希姆提醒他们该去做治疗了，或者设法把话题引开。当他离开正题大发议论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也忍不住了，不再集中思想去听。显然，这些话远远超出他良心驱使和告诫他去洗耳恭听的范围之外，可是这种告诫声清晰可闻，因而无论当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坐在他们身边或在户外一起散步时，汉斯总要求他发表一些见解。

塞塔姆布里尼说，这些见解、理想和志趣，是他家里的固有传统。祖孙三代都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奉献在这上面，而每人奉献的方式却各不相同。他父亲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祖父季乌塞普，尽管父亲不像祖父那样是一个政治煽动家和争取自由的战士，而是一个又沉默、又敏感的学者，是一位伏案写作的人文主义者。可是人文主义者是什么呢?他热爱人类，如此而已，因而在政治上，他对玷污和降低人类尊严的一切观念，都是采取反抗态度的。人家责备他过分重视形式了。可是他只是为了人类的尊严才珍爱美丽的形式。这与中古时代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人们不但耽于迷信，置人性于不顾，而且恬不知耻地不讲究任何形式。他一开始就维护人间的事物和尘世的利益，他卫护自由思想和生活乐趣，坚持认为上苍会自己作好安排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在欧洲文艺作品中，他一直是敢于抗拒强暴、不惜为人类幸福牺牲一切的英雄形象。!也许他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与卡尔杜齐诗歌中所吟咏的那种恶魔并无二致……唉，我的上帝，要是这对表兄弟能听到波洛尼亚_{（Bologna，城市名）}这位教会的死敌在反对浪漫主义者基督式的感伤主义时那些挖苦的话，那该多好!而且还反对曼佐尼_{（AlessandroManzoni，1785—1873，作家，代表作历史小说《约婚夫妇》）}的圣歌！他又反对浪漫主义那种树阴与月光的诗歌，把它和“惨淡的月亮，天上的修女”相比。听了他的话，真是其乐无穷!他们可也应当听听，卡尔杜齐是怎样解释但丁的，他把但丁誉为大城市里的公民。但丁能挺身而出反对禁欲主义和与世无争的消极情绪，竭力卫护革新和改善世界的种种努力。因为诗人所尊敬的，并不是他称之为“Donnagentileapietosa_{（意大利文，温柔而虔诚的女人）}”的贝亚特丽契_{（但丁《神曲》中的女主角，是但丁早年的恋爱对象，一二九○年去世）}那病弱而神秘莫测的阴影，而是他的妻子，她在诗歌中体现出入世和实际工作的原则……

现在，汉斯·卡斯托尔普总算也听到有关但丁的一些情况，而且确实是从权威人士口中获悉的。关于那位介绍人的夸夸其谈，他并不完全相信，但塞塔姆布里尼说但丁是一个大城市的觉醒的公民，这话倒十分动听。接着他继续听塞塔姆布里尼讲他自己的事。他说先辈的各种气质都融而为一地集中在孙子洛多维科即塞塔姆布里尼本人的名字。身上，既有祖父的政治家风度，又有父亲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他自己则是个文人，一个自由自在的作家。因为文学只是人文主义和政治的综合而已，这种说法，比“人文主义本身就是政治，而政治就是人文主义”那样的说法更加不受约束……讲到这里，汉斯·卡斯托尔普竖起耳朵倾听，努力想领会其中含义，因为他希望搞清酿酒商马格努斯的不学无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想了解文学是否仅仅是一种“漂亮的字符”。这时塞塔姆布里尼问这两位倾听他的人，他们是否听到过布鲁内托·拉蒂尼拉蒂尼_{(BrunettoLatini，1210左右—1294，文学家，将法国文学介绍给意大利，著有《百科辞典》）}其人，他是一二五○年左右佛罗伦萨的一位官员，曾经写过一本论述善与恶的书?是这位大师首先使佛罗伦萨人的智慧敏捷起来，后来又传授他们语言的艺术，而且根据政治的原则提出管理共和国的方法。“两位先生，现在你们总懂了吧!”塞塔姆布里尼提高嗓门说。“现在你们该清楚了！”接着他谈起“文字”，谈起了对文学和修辞的狂热崇拜，他称它们是人类的胜利。因为文字是人类的光荣，只有它才使生命获得人的尊严。

不但人文主义和文字有关，而且人道本身，人类古已有之的尊严，对人的尊敬和人的自尊心，都和文字分不开，对文学也难解难分，因而政治也同文学有密切关系。(“你可曾注意到，”汉斯·卡斯托尔普后来对他的表哥说，“你可曾注意到，他说什么文学取决于美丽的词藻?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或者不如说，它是人道和文学这一混合体的先导，因为美艳的文字孕育出壮丽的事业。“二百年以前，”塞塔姆布里尼说，“贵国有一位诗人，他是一个出色的爱饶舌的老人，他很重视书法之类，因为他认为字写得好，文体也就漂亮了。他甚至还想更进一步，说什么美丽的文体会导致美丽的事业。”写得漂亮，也几乎等于想得漂亮，这和干得漂亮相距不远。所有的道德和德行的完善都是从文学的精髓中产生出来的，从人类尊严的精神中产生的，它同时又是人道和政治的精神。不错，它们都是一回事，都是同一种力量和同一个概念，人们可以用一个名称来概括。这个名称是什么呢?嘿嘿，这个名称是由大家熟悉的音节组成的，可是对这对表兄弟来说，他们对它的意义过去肯定没有像现在领悟得那么真切透彻，这就是：文明!塞塔姆布里尼这句话一出口，他那又小又黄的手就在空中挥动了一下，仿佛想祝酒似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这些话都值得一听。尽管它们并不是非听不可，有些“姑妄听之”的味儿，可是终究还是值得一听。以后他把这些意思向约阿希姆·齐姆森说了，但约阿希姆嘴里总是衔着一支体温表，回答只是含含糊糊的，以后又忙于看度数，在表单里记录下来，对塞塔姆布里尼的看法不能发表什么意见。我们已经说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乐于领悟意大利人的话中之意，他打开自己的心扉审察一番。他由此主要得到一个启示：清醒的人比昏昏欲睡的人更为有益，两者是迥然不同的。当汉斯·卡斯托尔普昏昏欲睡时，他曾好几次毫不留情地把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斥之为“奏手摇风琴的江湖卖艺人”，企图尽力把他赶走，因为他是一个“干扰的因素”；但当他头脑清醒时，他却彬彬有礼、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谈话，想公正地把他对这位良师益友的见解和观点所持的反感压下去。因为他内心深处对他抱有某种反感，这是不容否认的；某些反感成分他一开始就有，以后也就一直埋在他的心里；有的却是特别由目前处境引起的，是由他同山上人们间接的、默默无言的相处引起的。

人是多可怜的动物，他的良知又多么善于诳骗啊!哪怕在充满责任感的声调中，他也轻易地听出了对于情欲的默许。汉斯·卡斯托尔普出于责任心，为了正义和求得内心的平静，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的谈话，同时怀着一片好意体味着对方有关理智、共和国和“美丽的文体”的种种见解，并乐于接受他的思想影响。可是在这后面，他却越发觉得自己的思念和幻想允许在另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自由驰骋。要是我们把心中的怀疑或真知灼见全部说出来，那么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无非只怀着这个目的，那就是使他能随心所欲，而这点，他在过去是办不到的。但究竟是什么，又是谁，在爱国主义、人类尊严及美丽的文学相反的一端出现，使他不由自主地全心全意投到那边去?原来那边是……克拉芙吉亚·肖夏；她总是那么慵懒，一双吉尔吉斯人的眼睛，而体内却被病菌啃啮着。当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到她时(不过“想”这个字，远不足以表达出他内心对她的渴慕和思念)，他仿佛又坐在霍尔斯泰因湖的小船上，用迷惘的眼睛时而欣赏西边湖畔落日的余晖，时而又掉过头来，凝望东方天空雾气迷濛的月夜。

温度表

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儿的日子，是按星期二为周期计算的，因为他上山那天正好是星期二。两三天以前，他已上办公室付清第二星期的账目。这一星期的账目为数不大，只有一百六十法郎左右。在他看来，这是笔区区小数，相当便宜，何况住在这里又有数不尽的好处，而这却是无法计入账内的。另外还有一些优点也无法入账(不过硬要计账的话，倒也可以算一下)，比如两周一次的治疗性音乐会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演讲。其实一百六十法郎之数，仅仅是山庄疗养院在客人名下所收的招待费和住宿费，疗养院毕竟为他安排好舒舒服服的住所和五顿极其丰盛的饭食呢。

“价钱一点也不贵，倒是相当便宜喽。你不能责怪山上在敲你的竹杠，”新来的客人对那位长住的病号说。“住的和吃的方面，你每月只消花上六百五十法郎左右，而医疗费用也包括在内了。唔，要是你想大方些，爱讨别人的好，姑且假定你每月再付三十法郎的小费，合计起来，总数是六百八十法郎。唔，你会对我说，还得付一些开支和小费呢。饮料啦，美容品啦，雪茄烟啦，都得花钱；高兴的话，你还想作一次远足，乘马车去兜兜风，有时还得找找鞋匠和裁缝。唔，无论你怎么花，每月总不会超出一千法郎吧!八百马克还不到呢。一年也不上一万马克。决不会再多。你的生活开支就是这一些。”

“你的心算本领倒挺强，”约阿希姆说。“我真想不到你有这一手。你居然按一年来计算，我觉得你真是大手大脚的了。你在这儿山上可确确实实学到些东西啦。不过你把开支算得太大了。我从来不抽烟，而衣服呢，我在山上也根本不想做，谢谢！”

“这笔开支又算不上太大，”汉斯·卡斯托尔普惘然若失地说。不过他怎么竟然把表兄的雪茄烟和衣服都计算在内，就他机敏的头脑和杰出的心算本领来说，只能算是一时糊涂。他像别的事情一样，在这方面本来相当迟钝，缺乏火一般的活力；他心算能达到目前这种敏捷熟练的程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靠日积月累的准备工作，靠书面的准备工作。例如有一天晚上，汉斯·卡斯托尔普正在阳台上做静卧疗法(因为他像别人一样，晚上总在露天的地方躺着)，忽然从舒适的卧榻上一跃而起，心血来潮地离开房间去取纸张和铅笔计算起什么来。由此他得出结论：他的表哥，或者山上不论什么人，每年总共需花费一万二千法郎；同时暗自打趣地在琢磨：要是本人呆在山上，经济方面可绰绰有余，因为他每年理应有一万八千至一万九千法郎的收入。

第二个星期的费用，他三天以前已经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结算得一清二楚。他在山上逗留的时间，第三星期转眼已过去一半，这也是他预定启程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下星期日，他还可以听一下两周一次的治疗音乐会，星期一那天，他还能聆听同样是两周举行一次的克罗科夫斯基的演讲会。他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表哥说话。而星期二和星期三呢，他就得动身上路，把约阿希姆撇在一边。可怜的约阿希姆！不知赖达曼托斯阴间判官。此处指顾问大夫贝伦斯。还要判决他住多少月份呢。每当人们谈起汉斯·卡斯托尔普马上就要启程回家，他那双温柔的黑眼睛总泛起一层哀伤的阴影。哦，天哪，假期还留下些什么呢!它们已飞快地流逝了，至于怎样飞逝的，人们可确实说不上来。不过他们在一起毕竟度过了二十一天光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人们一开头不容易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一下子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三四天了，这些日子简直微不足道。可是除了正常性的日子之外，还夹杂着两次周期性的活动，此外还得收拾行李，和山上的人们告别。在这里住上三星期再好也没有了——人们一开头都这么对他说。这里，最小的时间单位是按月份计算的，这点塞塔姆布里尼已经说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住的时间连一个月也不到，因此根本算不了什么。正如顾问大夫贝伦斯说过的那样，汉斯在这里只是作一次周末性访问罢了。在山上的时间一转眼就消逝，也许是因为有机体的燃烧过程较快的缘故吧?日子能这么飞快地过去，对约阿希姆未来五个月的疗养生活倒是一个慰藉——要是他只住五个月就可以出院的话。在这三星期里，他们真该在时间上面多花些工夫，像约阿希姆量体温时那样专心致志，那时，规定的七分钟简直就像很长的一段时间……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表哥衷心表示同情，从对方的眼神里，他看出表哥即将失去同伴的那种悲哀。

一想到可怜的表哥今后一直呆在这里，而他自己又可以在平原上打发日子，为促进各国人民交往的交通运输技术贡献力量，他不禁对表哥怀着极其强烈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简直像火烧一般，有些时刻使他心里隐隐作痛；总之，它是那么强烈，使他有时一本正经地怀疑起自己究竟能否经受得住，是否舍得让约阿希姆独个儿留在山上。这种怜悯心有时极其炽烈，这也许是他越来越少同约阿希姆说起自己即将离开的原因。还是约阿希姆偶尔提到这个话题；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呢，我们已经说过，凭他那天赋的机智和对人体贴入微的心情，到最后一刻也避而不愿想它。“咱们至少希望，”约阿希姆说，“你在我们山上已多少恢复了疲劳，回家后感到精神焕发。”

“哦，我会向大家问好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并且告诉他们，你最多五个月就要回家。恢复了疲劳?你以为我在这两三天内已恢复了疲劳吗?我认为是的。即使这段时间很短，我的身体总或多或少有了起色。在这儿山上，我也确实吸收到许多新鲜事物，不论哪方面都十分新鲜，而且使人兴奋。不过无论从心灵上和肉体上来说又显得相当紧张，我觉得自己还适应不了，而适应环境却是增进健康的前提。谢天谢地，马丽亚雪茄烟还没有变样，我尝到它的香味已有好几天了。可是我在用手帕时，发现它依旧经常沾着血迹，而脸上可恨的炙热和莫名其妙的心跳，看来到死也不会消失。不，不，我根本说不上适应这儿的环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有谁适应得了呢!要适应这儿的环境和习惯于新的生活方式，所需的时间还要多一些，那时才谈得上恢复健康，增加体重。这真是遗憾得很！我说‘遗憾’，是因为我不替自己留下更多的休息时间肯定是失策的，要是我愿意，我满可以住得更久一些。我真想回到山下的草地里，在山上休息后再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睡它三个星期，有时我真感到精疲力竭啊。可恨的是染上了感冒，真是火上加油……”

由此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要带着重伤风回平原了。也许他在进行卧床疗法时着了凉，也可能是在晚上仰卧治疗时受了寒。他参与这种活动差不多已有一星期了，尽管天气又湿又冷，他总坚持参加。在他动身之前，天气始终没有好转的征兆。不过他也知道，这样的天气并不算坏。所谓“天气恶劣”的概念，在这儿压根儿用不上；不管怎么样的天气，人们都毫不害怕，毫无顾虑。汉斯·卡斯托尔普像一般青年人那样，能屈能伸，对新近置身于其间的环境和习俗能擅自适应，因此对这种天气也已不放在心上，要是下一场倾盆大雨，那么也别以为空气会因此变得潮湿些。事实上也许不会这样，因为你们像以前一样感到自己的脑袋热烘烘的，好像刚在热不可挡的小房间里耽搁过，或者仿佛喝过大量的酒。如果寒气逼人，到房间里去避寒是不很明智的，因为只有下雪天才开放暖气，光是呆呆地坐在房间里，可一点儿也不比穿着风雪大衣、按照这里的规矩披着两条优质的驼毛毯躺在阳台上更加舒适。正好相反，后一种方法要无可比拟地舒适得多。汉斯·卡斯托尔普干脆把这看作是他记忆中最惬意的生活经历。尽管有什么作家和烧炭党的信徒不怀好意地嘲讽它不过是一种“仰卧式”的生活方式，汉斯的上述看法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特别在晚上，他觉得这样躺着更加开心，那时他身边小桌上的台灯灿然放光，你可以暖洋洋地披着毯子，嘴里衔着一支可口的马丽亚雪茄烟，恣意享受这儿特制的卧椅所提供的无可言喻的乐趣。当然啰，这时他的鼻尖冻得冰冰冷，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老是在读《远洋客轮》)，冷得发红的两手紧紧攥在一起。他透过弓形的阳台，眺望暮色愈来愈浓的山谷，山谷里有的地方灯火密集，有的地方却疏疏落落。差不多每天晚上，山谷里传来了一阵悠扬而低沉的音乐声，时间至少有一小时光景，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曲调，它们都是歌剧中的一些片断，例如《卡门》_{（作曲家比才(AlexandreC.L.Bizet，1838—1875的歌剧）}、《行吟诗人》_{（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Verdi，1813—1901)的歌剧）}或《自由射手》_{（作曲家韦伯(KarlM.F.E.Weber，1786—1826)的歌剧）}中的一些插曲。接着他听到的是优美洒脱的华尔兹，还有进行曲；他听了非常激动，不禁频频摇晃起脑袋来。有时他听到的是马祖卡舞曲。马祖卡?其实她的名字叫玛鲁莎，也就是戴红宝石戒指的那个娘儿。在隔壁一个房间里，在厚厚的乳白色玻璃墙后面，躺着约阿希姆。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时同他悄悄地交换一言半语，深恐影响其他仰卧休息的病员们。约阿希姆在自己的住处，也感到跟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样逍遥自在，哪怕他不会欣赏音乐，对音乐晚会不像汉斯那样感到有兴趣。这是多么遗憾；他宁愿拿起他的那本俄文文法书来阅读。汉斯·卡斯托尔普让《远洋客轮》搁在毯子上，全神贯注地倾听音乐；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窥探着音乐所展示的晶莹明亮而又深邃无比的世界，对既能体现作品的特性又富有艺术魅力的清音妙曲十分倾倒，因此，当他一想到塞塔姆布里尼对音乐发表的一些见解时，就不禁怒火中烧。塞塔姆布里尼说的话多么叫人气愤，他说什么“音乐在政治上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这种话并不比祖父季乌塞普对七月革命的评论和创世记六天的说法好多少……

虽然约阿希姆不能尽情享受音乐的乐趣，烟草浓郁的香味也与他无缘，但他在自己的住处也同样悠闲舒泰，自得其乐。白昼已到了尽头；这时什么都宣布结束，今天肯定不会有什么场面，不会发生什么震撼人心的事，心肌也不会过分紧张了。有一点倒可以确信不疑，那就是明天，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又会恢复原状，重新开始，而这种可能性却是这里环境的狭隘、优裕和富有规律所决定的。这里既安全，又稳妥，可以极其安逸地打发日子，此外再听听音乐，而马丽亚雪茄烟浓郁的香味又回到嘴边——这些都为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晚间仰卧疗法增添声色，使他感到这样的生活其乐无穷。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这位娇生惯养的新客在作仰卧疗法(或者在别的什么场合)时免于严重受凉。看来他染上重伤风了，额窦发了炎，有压迫感，扁桃腺肿痛。他不能像平时那样，通过天生的器官畅通地呼吸，透气时寒簌簌的，很不顺畅，而且喉头痒痒的不住引起咳嗽。过了一夜，他的声音变了样，听去是沙哑的、像喝过烈酒后变了调门的男低音。按照他的说法，他整夜没有合过眼，喉头干呼呼像快要窒息似的，有时无法平躺在枕头上，不时跳起身来。

“这倒是怪恼人的，”约阿希姆说，“而且很伤脑筋。你得知道，感冒在这儿是不认账的，人们否认它的存在。官方认为，山上的空气非常干燥，根本不会有感冒。要是你是个病人，你上贝伦斯那儿说自己伤风了，那么准会碰钉子。可是对你就不一样，你毕竟享有这方面的权利。要是咱们能遏止这种黏膜炎Katarrh_{（呼吸道炎症，有时感冒也此称呼）}，那就好了。在山下，人们说得到做得到，可是这儿——我真怀疑，他们对除病灭菌是不是怀有足够的兴趣。最好别在这儿生病，这个谁也不会关心的。虽然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你得好好听我说完。当我刚到山上时，有一位太太整整一星期抱住自己的耳朵，唉声叹气说耳朵痛。后来贝伦斯终于看一下。‘你千万放心，’他说，‘这可不是结核哪。’此事就此了结。嗯，你的病怎么治，咱们得等着瞧。要是明天一早浴室师傅上我这儿，我倒跟他说说看。这是照章办事，他一定会转告别人，也许你的事会有什么结果的。”

约阿希姆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照章办事”也就见效了。星期五那天，汉斯·卡斯托尔普早出活动后刚回到房里，就听到有人敲门。这一回，他有幸能亲自同米伦东克小姐，也就是人们称之为“护士长”的那个女人结识。以前，他只是在隔开相当远的地方才看到这位显然是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儿，她从一个病室里出来，又穿梭似地经过走廊跑进对面的一间病室，有时匆匆在饭厅里露一露脸，听到她那尖声尖气的嗓音。现在她亲自上门来看他了；是他的黏膜炎把她唤来的。她在他房门上硬邦邦、急匆匆地敲了一两下，不待主人回答就跨了进去，一面站在门槛上往后弯起身子探头探脑在看，房间的号码有没有搞错。

“三十四号，”她尖叫道。“一点儿也不错。小伙子，onmedit，quevousavezprisfroid._[法文]I hear，you have caught a cold._{[英文]看来您伤风了}?_{[此句原文是用不合标准的俄语讲的。米伦东克小姐接连用三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概念，是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卖弄自己的才学]}我听说您受凉了？我该用哪种语言跟您谈话较好?哦，我明白了，还是用德语吧。哎，您是来探望年纪轻轻的齐姆森的，我已看出来了。我得上手术室去。有一个病人要用氯仿麻醉，刚才他还吃过菜豆色拉哩。要是哪儿我的眼睛没有照顾到……喂，您这小伙子，您想在这儿染上感冒吗?”

这位世世代代是贵族的女人居然用这样的方式对他说话，他不禁怔得目瞪口呆。她说话时口齿含糊不清，还焦躁不安地摇头摆脑，同时翘起鼻子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仿佛关在囚笼里的猛禽想觅食似的。她的右手满是雀斑，四个指头捏成一团，大拇指则往上翘起，拇指跟手腕一起在他眼前直摇晃，似乎想说：“快些，快些，快些！我说什么话您别听，您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不然我得走了!”她年纪约莫四十开外，身材瘦小，没有风度，穿的是一件系有皮带的围裙式的白大褂，胸口悬着一枚石榴石十字架。从她的护士帽下，露出了一丝丝稀疏的红头发。她的眼睛蓝得像水一样，眼皮有些红肿；一只眼睛的眼角还多余地生了一个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她的目光游移不定，鼻子朝天，嘴巴长得像青蛙似的，下唇突出，而且有些歪斜，说话时就像铲子那样翕动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天生是与人为善的，现在他怀着谦逊、耐心和充满信任的友好心情凝望着她。

“那么您患的是哪一种感冒呀?”护士长又一次问他，两只眼睛直瞅着汉斯，仿佛想看透对方的内心似的，但结果眼光却歪到一边去了。“咱们是不喜欢这种感冒的。您常常感冒吗?您表哥不是也常常感冒吗?您多大年纪了?二十四岁吧?看来差不多。

那么您现在到这儿山上来，就这样感冒了?咱们这里不该谈说什么感冒的，尊敬的小伙子；这是山下人在胡扯。(她从嘴角吐出“胡扯”这个词时，模样儿怪里怪气，也非常可憎，下唇像铲子那样把这个词硬迸出来。)我敢说，您得上了顶呱呱的气管炎，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时她又奇怪地企图凝神直愣愣望汉斯的眼睛，但结果又告失败。“不过气管炎可不是受凉引起的，而是感染的结果，人们很容易染上。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是不是存在着无害的感染，或不是那么无害的感染，别的一切都是胡扯。”

(她又说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胡扯”来了!)“您感染到的那种气管炎，无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她一面说，一面用她那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眼睛看着他。他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这里给您些抗菌剂，也许对您有用。”于是她从腰带间悬着的黑皮袋里取出一小包东西，放在桌上。这是福马明特治疗感冒之类的药品……“可是您看上去很亢奋，好像有热度。”她仍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但眼睛总是斜向一边。“您量过体温吗?”

他回答说没有量过。

“为什么不量呢?”她问，那下半片歪斜地牵动着的嘴唇似乎悬浮在空中……

他不出声了。这位好青年年纪还轻，还保持在学青年沉默寡言的习惯。这类青年往往呆在长椅上什么也不懂，只是不吱一声。

“那么您从来没有量过?”

“护士长，量过的，不过是在发寒热的时候才量。”

“小伙子，量体温的目的，首先是要弄明白是不是真的有热度。现在照您看来，您是没有热度喽？”

“这个我可说不准，护士长。有没有寒热，我几乎辨别不出来。我上山以后，就一直觉得有点儿热，也有点儿冷。”

“啊哈。那么您的体温表在哪儿呢?”

“我手头没有，护士长。我用它干吗。我上这儿只是来探望病人的，我好端端的又没有病。”

“胡扯!因为您没有病，才叫我来看您吗?”

“不，”他彬彬有礼地笑了。“只是因为我有点儿……”

“受凉呗。这类受凉，咱们这儿是司空见惯的。这里！”她一面说，一面又去掏衣袋，结果摸出两只长长的小皮盒，一只红色，一只黑色。她把它们一古脑儿放在桌上。“这个价钱是三法郎零五十，另一个值五法郎。五法郎那只质地当然好一些。要是您好好使用，够您用一辈子呐。”

他笑吟吟地从桌上拿起那只红色的小盒，把它打开。玻璃器皿像一件贵重的装饰品那样，端端正正地嵌在天鹅绒衬垫的凹槽里。刻度都用红颜色作标记，十分之一的分度则用黑线标出。数字是红色的，下面又尖又细的一端则亮晶晶地注满了水银。水银柱冷冰冰的，度数很低，远远在动物的正常体温之下。汉斯·卡斯托尔普懂得，像他那样有声望的人应当走哪一步棋子。

“我买这只，”他说，对另一只连瞟也不瞟上一眼，“就是五法郎的那只体温表。我该马上向您……”

“说了算数！”护士长尖起嗓子说，“购买顶用的东西，本来是不该吝啬的!不用急急忙忙付钱，咱们会记账的。您把表还给我，咱们再让度数低些，把水银甩到下面去，嗯，”说着就取下汉斯手中的体温表，在空中一连挥了几下，使水银柱一直低到三十五度以下。“它又会升高的，又会冉冉上升的，那水银呀！”她说。“这回儿您懂得它的妙处了!不知您可知道，咱们这里是怎么搞这个玩意儿的?只要把它放在您可贵的舌头底下，七分钟就行了，一天量四次，再把您那珍贵的嘴唇紧紧闭上。再见吧，小伙子!但愿结果称心如意！”于是她走出了房间。

汉斯·卡斯托尔普鞠躬如仪地送她出门后，站在桌子旁，呆望着她的影子消失处的房门，然后再看看她留下的体温表。“米伦东克护士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暗自想。“塞塔姆布里尼不喜欢她，这也难怪，她确实叫人看不顺眼。麦粒肿可真不雅观，好在她脸上并不经常长着。可她为什么老是叫我‘小伙子’，而且当中还夹一个‘S’此字的标准拼法，字母中间不应有一个“S”[小伙子的原文理应为Menschenkind，但护士长读成了Menschenskind]?这真太随便，也太古怪了。何况她又卖给我一支体温表，她的袋里经常放着一两支。其实这里到处都有卖，每家商店都有，哪怕您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弄得到，约阿希姆曾对我说过。可这样一来，我不用动脑筋去采办了，它自动送上门来啦。”他把那小巧玲珑的仪器从盒子里取出，细细观察一回，接着在房内好几次踱来踱去，显得焦躁不安。他的心房怦怦直跳。他往敞开着的阳台门张望，然后向房门走去，很想去找约阿希姆谈谈，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依旧在桌子边站着。这时他清了清喉咙，听听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沙哑了。过后他咳嗽一声。“真的，我现在倒一定要弄个清楚，我是不是因伤风发了寒热，”他说着就迅速把体温表放到嘴里，把水银头的一端放在舌头下，这样，体温表就从他的两片嘴唇间斜斜地往上翘起。他闭住嘴唇，不让外界空气进入。接着他看看手表，时间是九点半过六分。他静待七分钟的时间过去。

“每一秒钟的时间不算太长，”他想，“也不算太短。山上的人们也好，山下的人们也好，都应当信得过我。他们总不必给我换一支‘哑姐妹’，像塞塔姆布里尼说的奥蒂丽·克奈弗那样。”他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用舌头把温度表压在下面。

时间悄悄流逝，这一段时间似乎长得无穷无尽。他看看表上的指针，原来只过去两分钟半，而他却担心七分钟时间已经过了。他做了无数的事：把房里的许多物件一忽儿拿起，一忽儿放下，再走到阳台上，不让表哥注意到他。他眺望风景，眺望山谷。现在他对这里的所有景物都已十分熟悉了，不论是这里的角峰、山脊和峭壁，不论是“布雷门伯尔”左边突出的侧翼也好——它的山脊陡峭地向下方倾斜，而其侧面都长满了高高低低的野树杂草，山脉则在右方形成，而它们的名字汉斯也像别人一样熟悉——他都了如指掌。此外还有阿尔泰因峭壁，它从这里看来仿佛从南面把山谷团团围住。它往下眺望花园里的小径和花坛、山洞以及银色的枞树；倾听病人作治疗的休息室里发出的低语声，然后回到房里，把嘴里的温度表位置调整好，再挪动一下胳膊，让手腕上的袖子甩开，于是把前臂弯到脸前。他几经磨难及周折，一会儿东推西撞，一会儿又跺足踏步，才好容易把六分钟光阴打发过去。于是他站在房间中央，让自己昏昏然陷入梦境，并听凭自己胡思乱想，这样，他剩下的最后一分钟也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他再把胳膊一挥，发现一分钟时间又偷偷地逝去。这时第八分钟却已过去了三分之一。当时他想：至于结果如何，我可满不在乎——一面想，一面把体温表从嘴里抽出，茫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这支表。

表上的示度究竟如何，他一下子可搞不清楚。光线射在温度计扁圆形的玻璃管上，水银的亮光也随着玻璃的反射时隐时现，闪耀不定。水银柱一忽儿升得高高的，一忽儿又无影无踪。他想把这支表凑近眼睛，转过来掉过去，但怎么也看不清。最后他侥幸地转动一下，里面的度数忽然清晰可见。他把表紧紧握住，想急于了解其中底细。事实上，水银已经膨胀起来，而且膨胀得很厉害，水银柱已升得相当高，它已经超出身体的常温好几格。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体温是三十七点六度。

在大白天，在上午十点到十点半之间居然有三十七点六度的体温，这确实太高了，算得上有“热度”。这是感染引起的热度（他是很容易受到这种感染的)，他自问三十七点六度究竟是哪种性质的感染。约阿希姆的热度不会再高，山上任何人也不会再高，除非是重病号和禁止起床、奄奄一息的病人。不论是打人工气胸的克莱费尔特，还是……还是肖夏太太，体温也不会再高。当然，他的情况跟别人不一样，他只是“伤风发热”，像山下人们常说的那样。不过也很难把两者严格区别开来。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疑这几分寒热是不是受凉以后才有。他刚上山时，顾问大夫就建议他同水银温度计打交道，结果没有听从，现在他不由懊悔起来。现在可以看出，大夫的建议很有道理，而塞塔姆布里尼对此嗤之以鼻，倒是极不公正的。塞塔姆布里尼这人三句不离本行，说来说去无非是共和国以及所谓“优美的文体”。汉斯·卡斯托尔普看不起共和国和“优美的文体”之类，他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细看体温表的度数，由于光线刺眼，度数好几次显得模糊不清。于是他只得费劲地把这个用具翻来转去，让度数再次出现。它仍是三十七点六度，而且是在早上!

他异常激动。他手里握着体温表，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三次。不过这一回他是平握着的，免得竖向摆动时会出毛病。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盥洗台上，暂且带着大衣和毛毯去作仰卧疗法。他一坐下来，就按照以前学会的方法把毯子披在身上。他熟练地先把身体的两侧一一裹住，再从下面包紧，于是静静地躺着，等待着第二次早点和约阿希姆的来到。他有时微笑起来，仿佛对某个人在笑。他胸部不时一起一伏，而且不安地颤动；为了气管黏膜发炎，还忍不住连连咳嗽。

当十一点钟约阿希姆听到打锣声走到汉斯房里，叫他一起用第二次早膳时，他看到他依旧躺着。

“怎么啦?”他走到对方的卧椅边惊异地问。

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时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坐在他的前面。过一会儿他才答道：“报告最新消息，我有点儿体温。”

“这是什么意思?”约阿希姆问。“你感到自己有寒热吗?”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之前又让对方等待片刻，然后懒洋洋地说。

“寒热嘛，亲爱的，我早已感觉到了，上山后一直是这样。不过这不仅仅是主观的感觉，而是确凿的事实。我已量过体温了。”“你已量过了?用什么量的?”约阿希姆惊叫起来。

“当然用一支体温表啰，”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不无讥刺挖苦的口气说。“护士长已卖了一支给我。为什么她口口声声叫‘小伙子’，我也莫名其妙。这很不恰当。可是她不失时机地卖给我一支好的体温表。要是你想核实一下我的体温究竟多少，那么就在盥洗台上，你自己看吧。它只是稍稍有些升高。”

约阿希姆转身踅进房间里。他回来时吞吞吐吐地说：“不错，是三十七点五五度。”

“那么它已退些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急匆匆地回答。“刚才是三十七点六度。”

“在上午，这点温度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约阿希姆说。“这真有点儿不尴不尬，”他说着就站到表弟身边，像真的站在“不尴不尬的人”的面前似的，两手叉腰，脑袋低垂。“你得上床睡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已准备好回答的话。

“我真不懂，”他说，“为什么我只有三十七点六度就得卧床，而你和别的许多人热度都不比我低，却都可以在这儿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

“这可是两码事，”约阿希姆说。“你的病情急，但不碍事。你是感冒引起的寒热。”

“首先，”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这回他说话时竟甲乙丙丁地分起类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发‘碍事’的寒热时非躺在床上不可——我暂且假定有这种‘不碍事’的寒热存在——，而发其他性质的寒热却不必躺在床上。其次，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这次伤风引起的热度并不比以前高。我的立场是，”他最后说，“三十七度六就是三十七度六。要是你们有这几分寒热可以跑来跑去，我也可以嘛。”

“我刚上山时，得卧床四星期哩，”约阿希姆反驳他。“只有后来事实证明卧床休息热度仍不退时，他们才允许我起床。”

汉斯·卡斯托尔普微微一笑。

“怎么啦?”他问。“我本来以为你的情况跟我不同。看来，你说的话自相矛盾了。起先你认为我们彼此有区别，后来又归成一类。真是胡扯……”

约阿希姆的身子来了一个“向后转”。当他又回过身来面对表弟时，可以看出他那黑黝黝的脸上，阴影又加深了。

“不，”他说，“我并没有归成一类，是你把它们混为一谈了。我只是想说你的感冒确实很厉害，从你的嗓子里就听得清楚。说得简单扼要些，你应当卧床休息，因为你下星期准备回家。要是你不想——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不想躺下休息，那也随你的便。我不给你定什么清规戒律。不管怎样，咱们现在还是去吃早点吧。快点，时间要过了！”

“好啊，快走！”汉斯·卡斯托尔普说着，把毯子扔在一边。他走入房内，用梳子梳理头发。他梳头时，约阿希姆又一次去察看盥洗台上的体温表，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则在远处瞅着他。随后他们俩默默无言地走下楼去，又一次坐在餐厅的原来位置上。这时餐厅像往常一样，泛着牛奶的白光。

当矮小的女侍者给汉斯·卡斯托尔普端上库尔姆巴赫德国地名，以产啤酒著称。啤酒时，他一本正经地摇摇手，拒绝了。他今天不想喝啤酒，不，谢天谢地，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喝，至多喝一口水就够了。这就引起在座各位的注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多么令人意外!为什么不喝啤酒呢?他有一点儿热度，汉斯·卡斯托尔普冲口说了出来，不过是三十七点六度的低热。

他们伸出食指在奚落他——这幅景象看了真叫人奇怪。他们在取笑他，侧着脑袋，眨巴着眼睛，食指凑到耳朵边挪来摆去，似乎某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是味儿的幕后材料突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这人一直是以忠厚老实的面目出现的。“，，你们呀，”女教师开腔道，脸颊上泛起一阵红晕，一面还笑呵呵地装腔作势。“听到了什么动人的故事喽，荒诞不经的故事喽。等着听吧，等，等。”——“哎，哎，”斯特尔夫人也发作起来。她那干瘪的手指头又短又红，此刻她把它放到鼻子旁边，装模作样。

“这位来访的客人先生，他竟有热度了。您和我是同病相怜——真是同病相怜哪，我的好兄弟!”这时，哪怕是坐在靠壁桌子最后一个位置上的姨婆，在听到消息后也狡狯地开玩笑地向他挤眉弄眼，指手划脚。至于漂亮的玛鲁莎呢，她到现在为止对汉斯几乎毫不理会，这时也曲着身子盯住他看，用滚圆的、棕色的眼睛盯住他看，同时用黄澄澄的手帕紧紧抿住嘴唇，向他惺惺作态。布卢门科尔听了斯特尔夫人的叙述，也禁不住跟大伙儿一块动作起来，不过他的眼睛当然不朝汉斯·卡斯托尔普瞧。只有鲁宾森小姐像往常一样，对这漠然无动于衷，不吱一声。约阿希姆的一双眼睛规规矩矩地朝下看。

汉斯·卡斯托尔普眼见这么许多人在打趣他，不无受宠若惊之感，但他认为还是设法制止他们比较谦虚。“没什么，没什么，”他说，“各位错了。我的病谢天谢地是一点儿不碍事的，我不过有些伤风罢了。你们瞧，我的眼睛在流水，胸口闷得慌，一夜倒有半夜在咳嗽，身子可真不舒服哪……”可是他们对他的辩解不加理会，他们纵声大笑，挥动两手，高声嚷嚷。“废话，借口！感冒发热，咱们都明白，咱们都明白！”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一致要求汉斯·卡斯托尔普立刻去检查一下。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很活跃；在七张餐桌中，只有这张在整个午餐期间显得最为生气勃勃，特别是斯特尔夫人，她那张执拗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衣领饰有褶边，面颊上青筋毕露。她打开话匣子说了开来，一下子竟谈起咳嗽的滋味，要是你胸口深处痒痒的，后来越痒越厉害，简直要痒到痉挛和按捺不住的程度，使你感到其间有某种吸引力，那真是其乐无穷。还有，打起喷嚏也能享受到同样的乐趣，这时你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在一呼一吸之际骤然打两三下喷嚏，令人如醉如痴，幸福无比，打出后真是浑身舒畅，以上的一切都给忘了。有时会接连打两三下。这是生活中不花钱的享受，这方面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春天你患的冻疮甜滋滋地发痒时，抓起来可痛快咧。你会狠狠地抓，拼命地抓，直到鲜血淋漓才肯罢休，这时只要你偶然照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是个丑八怪。

这个俗不可耐的斯特尔夫人不厌其详地谈起这种事来，令人毛发直竖。她的话一直要谈到第二次早膳结束，这次早膳时间虽短，内容倒也充实。这时这对表兄弟开始作上午第二次散步，他们下山一直到达沃斯高地蹓跶。约阿希姆一路上心事重重，汉斯·卡斯托尔普却为伤风所苦，由于胸口窒闷而不时清喉咙。回院途中，约阿希姆说：
“我向你提个意见。今天是星期五，明天饭后，我要作常规检查。这次可并不是全身大检查，贝伦斯只是在我胸口叩几下听听，让克罗科夫斯基将结果记下来。那时你可一块儿去，请他们趁此机会也赶紧给你诊察一下。要是你呆在家里，你准会请海德金特上门，这事想来也怪可笑，而这儿虽有两位专家在屋子里，你却任意跑来跑去，不知道自己情况如何，不知道病究竟有多深，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床躺着好一些。”

“那好，”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就照你的意思做吧，我什么都可以照办。能亲自作一次检查，对我来说倒也挺有兴趣的。”他们就这样说定了。当两人上山刚走到疗养院门口时，恰巧遇见了顾问大夫贝伦斯本人，于是趁此大好机会立即向他提出这项要求。

贝伦斯从门廊里走了出来。他身材高大，脖子细长，后脑勺戴一顶上过浆的帽子，嘴里衔一支雪茄，脸颊发青，眼睛湿润，看来刚忙过一阵子。据他自己说，刚才他在手术室工作，此刻正想到村子里去为病人出诊。

“饭后好，先生们!”他说。“你们一直在跳跳蹦蹦吧?大千世界里是不是美得很?我刚才经历一场手术刀和锯骨刀之间并非势均力敌的搏斗——你们可知道，这件事可不简单呐。我在做肋骨切除术。以前有百分之五十的病人得躺在手术台上，现在可好些了，但尽管如此，咱们对mortiscausa_{（拉丁文：死亡原因）}还往往不得不预先编造一番。哎，凡是懂得开玩笑找乐趣的人，眼下也一定受得了这几句笑话的……见鬼，人们胸膛一下子化为乌有，软绵绵的，你们可知道，真是有失体统。这就是所谓概念稍稍有些混淆。喔，你们怎么啦?你们的贵体如何?是不是只有成双成对地过日子，生活才更有意义?喂，齐姆森你这机灵鬼，可不是吗?您这位来消遣的游客，干吗哭鼻子啦?”说最后一句话时，贝伦斯的目光立即移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这儿是不准当众哭鼻子的。院规不允许。谁都会跑过来的。”

“我是在伤风呢，顾问大夫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他。“我不知道怎么老是眼泪汪汪的，不过我的炎症确实不轻。我还咳嗽。胸口真有点不舒服。”

“是这样吗?”贝伦斯说。“那么您应当去请教一位高明的大夫喽。”

两个青年人都笑出声来。约阿希姆作一个两脚立正的姿势回答说：

“咱们正想找大夫呢，顾问大夫先生。明天我要检查了，咱们想要问问，您能否赏个光给我的表弟附带检查一下。问题在于，他星期二能不能动身回家……”

“那行嘛!”贝伦斯说。“那当然行啰!很高兴为您效劳！我们早该给您检查了。既然到这儿来，就应该经常查查。不过当然不必争先恐后。那么就在明天两点钟吧，你们从小床爬出后就来！”

“我还有些热度呢，”汉斯·卡斯托尔普又补充一句。

“您说什么!”贝伦斯嚷道。“原来您想告诉我新消息吗？难道您以为我脑袋上不长眼睛吗?”说着就用一只巨大的食指朝他自己两只充血的、泪汪汪的蓝眼球指了指。“那么有多少热度?”汉斯·卡斯托尔普谦逊地报上了数字。

“上午?嘿，不算坏。对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来说，算不得没有才能。好吧，明天两点钟你们俩一块儿来!这对我可增光不少。擅自吸收营养！”于是他蹬蹬地下山去，走起路来曲着腿，双手像划桨似地一摇一摆，身后飘起雪茄烟的一股云雾。

“看来事情按照你的愿望实现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咱们碰到的运气再好也没有了，我真是适逢其会。也许他除了给我开一服浓缩干草汁或咳嗽糖之类药物之外，不能再给我更多的帮助，不过任何人的感觉要是像我现在那样，那么听到大夫一言半语劝慰的话也是挺高兴的。可是他说话的气派干吗总是那样泼辣，那样肆无忌惮?”他说。“开头倒是娓娓动听的，到头来可叫我讨厌了。什么‘擅自吸收营养’！这种杂七杂八的话简直不成体统!我们可以说‘擅自珍摄’，因为‘摄’字是所谓‘雅语’，像‘每日的面包’一样，与‘擅自’等字配在一起恰到好处。而‘吸收营养’却纯粹是生理学术语，再加上什么‘擅自’之类，就变成讥讽的语言了。他抽烟的那副样儿，也叫我怪不自在，我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不相宜，会使他满腹忧闷。塞塔姆布里尼曾经谈起他的为人，说他乐呵呵的神气是矫揉造作的。塞塔姆布里尼是一位评论家，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这点谁也否认不了。也许我也应当自己多作些判断，别不管什么都全盘接受下来。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某些时候他语气中开始时有的是判断、责备和正义的愤慨，接着又完全换了一个样，跟判断毫无关系；后来又同所谓清规戒律一刀两断。而共和国和优美的文体对你说来又索然无味……”

他不知所云地说了一通，看来他想说些什么，连自己都不很清楚。他的表哥向他斜视了一眼后说声“再见”，于是两人各自回房，到自己的阳台间里去了。

“热度多少啦?”约阿希姆过了一会轻声地问，尽管他没有看到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审察他的体温表……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漫不经心的口气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一进去，就把今天早上搞到的那支娇小玲珑的体温表从盥洗台上取下。他自上而下把那支表甩了几下，使水银柱不再停留在三十七点六度上。现在，这一度数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他像老资格的病人那样，嘴里衔着这支“玻璃雪茄烟”去作仰卧疗法。可与他想入非非的预期相反，尽管他在舌头下足足衔有八分钟，水银的膨胀依旧没有超出原来的限度，仍只是升到三十七度六为止。他毕竟还有热度，即使一点儿也不比清晨高。饭后，这支一闪一亮的玻璃小柱升到三十七点七度，晚上却保持在三十七点五度，这时病人兴奋了一天已感到很累了。第二天一早，他的体温甚至只有三十七度，但将近中午时分又和昨天一样高。汉斯就在这样的测量结果下前去用第二天正餐，餐后即将前去赴约。

事后汉斯·卡斯托尔普记得，那天正餐时肖夏太太穿的是一件金黄色的线衫，线衫上的钮扣很大，袋口绣边。这件线衫她从来没有穿过，至少汉斯·卡斯托尔普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仍像往日那样姗姗来迟；在餐厅门口露面时站停了一下，那种神态正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所十分熟悉的。接着她溜到餐桌边(她一天五次都是如此)，轻轻地坐下去，一面用膳，一面聊天。汉斯·卡斯托尔普越过塞塔姆布里尼的背部(塞塔姆布里尼坐在中间斜放着的餐桌一端)，把目光扫向“上等俄国人餐桌”。这时他像过去每一天那样，看到了肖夏太太讲话时摆动着的脑袋，同时又一次看到她那圆鼓鼓的脖子和姿势不很挺直的背，不过今天看时特别专心罢了。肖夏太太用正餐时，从来不掉过头来向餐厅东张西望。不过在端来最末一道点心以后，当大厅右侧“下等”俄国人餐桌上方小墙头上挂着的一只摆钟正好敲过两点钟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着神秘的震颤心理看到一幅景象：在摆钟正好“一”、“二”敲了两下时，那位妩媚的女病人就慢慢转过头来，同时也微微扭动上身，目光越过自己的肩膀坦然向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餐桌投来，而且不仅仅是泛泛地朝他餐桌上看——不，她的眼睛是专门瞟向他的，丝毫没有错儿；紧闭着的嘴唇漾起一丝微笑，而那双狭小的眼睛长得跟普里比斯拉夫一模一样，仿佛在说：“怎么样?时间到了。你想走吗?”(只有当眼睛传话时，才会以“你”相称，即使嘴里连“您”也没有称呼过。)这一插曲使汉斯不由心荡神驰。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神志。他先失魂落魄地凝视着肖夏太太的脸，然后抬起眼睛，掠过她的前额和头发望向空际。难道她知道他已约定在两点钟时去检查身体?看来确实这样。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正如她没法知道一分钟前他头脑中刚掠过的想法一样——他在想是否有可能叫约阿希姆捎个信给顾问大夫，说自己的感冒已好了些，不必再作检查。经那位女人意味深长微笑了一下以后，他这种想法当然缩了回去，认为这么做再也没有什么好处了。他顿时变得厌倦无聊。过了一秒钟，约阿希姆已把他那卷起的餐巾放在桌上，扬起眉毛向他示意，同时也向桌上的人们欠了欠身子，准备离席。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跨着外表上是坚定的、内心里却是蹒跚的步伐，带着肖夏太太的微笑和目光，随表哥一起离开餐厅。

从昨天早晨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今天的计划，就是现在，他们走路时还是心照不宣，默默无言。约阿希姆匆匆地上路，因为约定的时间已过，而顾问大夫贝伦斯是坚决要求人们准时的。他们离餐厅沿着底层的走廊前进，走过“行政管理室”，踏着铺有亚麻布地毯的光洁而打过蜡的楼梯，来到地下室。约阿希姆敲正好对着楼梯的那扇门，门上挂着一块瓷质的标牌，牌上写有“就诊室由此入内”的字样，以资辨认。

“进来！”贝伦斯高声应道，第一个字眼说得特别响亮。他身穿白大褂站在就诊室中央，右手握着黑色的听筒，这时他正用听筒拍拍大腿。

“及时，及时，”他一面说，一面抬起那双鼓起的眼睛向挂钟望了一下。“Unpocopiùpresto，signori_{（意大利文：稍稍快一些，先生们）}!我们不是专为你们这两位贵人服务的。”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双用写字台旁，前面是一扇窗子。他身穿一件亮光光的黑衬衫，脸色显得更加苍白；胳膊肘撑在桌面上，一只手握钢笔，另一只手捋着胡子，前面摆着一大堆文件，很像是病情记录。他以助理人员的身份，用懒洋洋的神情朝进来的一对青年人瞧了一下。

“哎，把病历卡交上来!”顾问大夫听完了约阿希姆的道歉后就答上一句，把他手上标有体温曲线的卡片接过来，细细察看。这时病人急急卸去上身的衣着，把脱下的衣服挂在门边的衣架上。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谁也不理会。他东张西望地站了一会，然后坐在一把老式的安乐椅上。这把椅子安置在一张放有玻璃水瓶的小桌旁，椅子的扶手饰有流苏。墙边有几口书橱，尽是一些书脊厚厚的医书和卷册。室内除了一把高低可调节的、铺有一块白油布的长沙发椅外，别无其他家具。长沙发椅的头枕上有一条纸餐巾。

“点七，点九，点八，”贝伦斯一面翻阅一周的病历卡，一面嘀咕起来。在这份卡片里，约阿希姆把一天五次的体温都如实地记录下来。“您的身体依旧一闪一闪地在发微光呢，亲爱的齐姆森。咱们还不能确切地说，您最近已变得结实些了。(他说“最近”，是指过去的四星期。)毒性还没有退呢，毒性还没有退，”他说。“这个，一朝一夕当然是办不到的。咱们又不能玩弄魔法。”约阿希姆点点头，耸耸他那光油油的肩膀，虽然他本来还想反驳，说自己绝不是昨天才上山的。

“您右脐门刺过针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那里发出的声音总是很尖的。好些了吗?喂，请您过来，让我规规矩矩给你叩几下看。”于是他就开始诊察了。

顾问大夫贝伦斯叉开双腿，身子向后仰，听筒挟在胳膊下，先使出手腕之力叩打约阿希姆的右肩上部，叩时用右手那只强有力的中指作为锤子，而以左手充作承托物。接着他叩起约阿希姆肩胛骨的下部，再从侧面拍打他背部的中央和下方，而约阿希姆则像老资格的病人那样，抬起胳膊让大夫敲敲腋下。以后又在左侧重复同样的过程，完毕后，顾问大夫命令一声：“转身！”于是叩击起他的胸部来。他随即叩击脖子下面的锁骨处，沿胸部上下反复敲拍，先右侧，后左侧。在叩诊圆满结束以后，他转而用听诊诊察；他把听筒的一端套在耳朵上，一端按在约阿希姆的胸部和背部——凡是以前他叩击过的地方，他都用听筒听。这时约阿希姆还得一会儿深呼吸，一会儿强行咳嗽。这使他显得十分紧张，他上气不接下气，两眼直淌泪水。顾问大夫贝伦斯把病人身上听到的，都用简短的固定用语说给坐在写字台对侧的助手听，这使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想起裁缝的工作过程来：当时一位衣冠楚楚的男人要替你把衣服的尺寸量一下，他一面依照传统的程序把量尺在客户躯干和四肢各处按来按去，一面把量得的数字报给俯身坐着的助手听，让对方用笔一一记下。“弱”，“减弱”，顾问大夫贝伦斯在口授。“气泡音，”他说，后来又说了一遍：“气泡音(显然，这是好的)。”“粗糙，”他说，脸色沉了下来。“异常粗糙。”“罗音。”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像裁缝的助手记下裁缝口授的数字似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把脑袋歪向一边，眼睛紧紧跟随着这些动作。他细细看着约阿希姆的上身，陷入沉思。在约阿希姆气喘吁吁时，他的肋骨(谢天谢地，他总算具备全副肋骨)在绷紧的皮肤下面高高耸起，而胃部却陷了进去。汉斯看到的，是一个青年瘦棱棱的、黄里带黑的上身，胸骨处长着黑茸茸的汗毛，两只胳膊坚实有力，其中一只胳膊的手腕上戴有链镯。“这是运动员的胳膊，”汉斯·卡斯托尔普想；他一直很爱体育锻炼，而我在这方面却毫无作为，这跟他喜欢当兵也不无关系。他总喜欢在身体上打主意，比我要喜欢得多，而且喜欢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始终是一个文人，更多地向往热水浴和吃得好、喝得好这类的事，而他呢，关心的都是丈夫气概的要求和业绩。可现在呢，他的身体在另一个方面变得显赫了，显得独立自在而十分重要，而这却是疾病造成的。约阿希姆体内在发烧，毒性迟迟未消，身体一直不见康复，哪怕这位可怜的青年人很想下山去做一个军人。除了胸口的一撮毛外，他发育得同书里描写的一样好，外表上长得与观景楼此处指罗马梵蒂冈宫殿内的建筑。该处侧翼有阿波罗雕像。上阿波罗阿波罗，系希腊神话中主管光明、青春、音乐和诗歌等的天神，一说即太阳神。的雕像一般无二。可是内部他有的是隐疾，而外部又因病发着寒热；疾病使人们形体大为改观，它使身体大受影响……他一想到这些，不禁暗自震惊，于是用探询的目光迅速朝约阿希姆瞥了一眼，眼光从裸露的上身一直移到他的眼睛，他那双又黑又大而又温柔的眼睛。由于强行呼吸和咳嗽，约阿希姆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随着检查的进行，那双眼睛带着忧伤的神色越过旁观者一直向空际凝视。

但这时顾问大夫贝伦斯已结束他的工作。

“喔，齐姆森，这回倒不错，”他说。“从检查结果看来，没什么大不了。下一次(他指的是四星期以后)，情况肯定还会好些。”

“顾问大夫先生，您看还得多久……”

“您又想催我了吗?您还处于酩酊状态，可不能下山跟您的那伙人团聚嘛!最近我不是说过还得半年——看我的面上，您就从最近算起吧，可您得把这看作是最短期限。住在这儿毕竟不算差，您得懂点儿礼节才是。我们这里又不是监狱，也不是什么……西伯利亚的矿山!也许您想说，我们这块地方同监狱和矿山相差无几?好啊，齐姆森!那就开路吧!谁还有兴趣，快过来！”他叫了一声，仰天望着。他伸出胳膊，把听筒递给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克罗科夫斯基站起身，接住听筒，又在约阿希姆身上略略复查了一下。

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站了起来。他两眼紧紧盯着顾问大夫，大夫叉开两腿，张大嘴巴，似乎陷入了沉思。汉斯开始急急忙忙作准备。他过于匆忙，在将花点活袖衬衫往头上翻出时，一下子显得手足无措。这时，他这个碧眼金发、胸围狭窄的青年人，浑身雪白地站在顾问大夫贝伦斯面前。同约阿希姆·齐姆森相比，他显得文绉绉的。

但顾问大夫只是让他站着，还在沉思默想。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又坐了下来，约阿希姆也穿好了衣服。贝伦斯终于决定对那个有兴致前来检查的人注意起来。

“哎哟，现在轮到您了！”他一面说，一面用他那硕大无比的手握住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上臂，接着把他推开，尖起眼睛打量着他。贝伦斯不像一般人看别人那样望着对方的脸，而是瞧他的身体；他像转动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那样把汉斯的身子转过来，同时还盯着汉斯背部。“哼哼，”他说，“喔，让咱们瞧瞧您有什么花样。”于是像以前那样开始敲敲拍拍。

他像刚才对约阿希姆·齐姆森那样，在上身到处叩击，而且在好几块地方来回叩了好多次。有较长一段时间，他交替地东拍拍，西敲敲；为了比较起见，他又叩了锁骨的右上方，接着又击起它的下方来。

“听到了吗?”他问对侧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离他五步远的写字台旁，他点了点头，表示听清对方的话。他板起脸，下巴一直低垂到胸前，胡子紧压在胸口，尖端向上翘起。

“深呼吸!咳嗽!”顾问大夫下起命令来，这时又接过听筒。汉斯·卡斯托尔普气喘吁吁地配合他工作达八分或十分钟之久，而顾问大夫则不住地在听。他一言不发，只是把听筒一忽儿移到东，一忽儿移到西，对刚才频频叩击过的各个部位，特别反反复复地细听。听完后，他把听诊器挟在胳膊下，反剪双手，垂头望着他本人和汉斯·卡斯托尔普之间的地面。

“嗯，卡斯托尔普，”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只喊这个青年人的姓氏——“情况跟我以前一直设想的大致相同。卡斯托尔普，我本来已对您起过疑心，现在我可以向您直说了——从我一开始愧不敢当地有幸和您结识的那时候起，我就颇有把握地猜测到，您会悄悄地成为我们这儿的一员，而且有朝一日将会看出，像许多上山时原来翘起鼻子东张西望一心想寻欢作乐的人们那样，您终有一天会认识到在这儿多逗留一个时期是有好处的——请好好理解我的意思，这岂止是‘好处’而已——而逗留的目的并非出于漫不经心的猎奇。”

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脸刷的一下变了色。约阿希姆正想去扣背带，这时在他刚才站的地方停住了，留神听着……

“您在那边有一个好心肠的、富于同情心的表哥呢，”顾问大夫继续说，说时朝约阿希姆的方向摆动脑袋，身子一摇一晃好容易才站定脚跟。“我们不久就有希望可以说，他过去曾经生过病，不过根据我们眼前的诊断，我们也敢说他早先曾经一度生过病，您那位顶刮刮的表哥。正像思想家所说的，这就是apriori[拉丁文：演绎性的、先验的或先天的]。对您发生了某些影响，亲爱的卡斯托尔普……”

“他只是我异父方面的表哥，顾问大夫先生。”

“嘿嘿。您总不能连表哥也不认呀。不管是不是异父母所生，他始终是您的血亲。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的?”

“母亲，顾问大夫先生，他是我继……的儿子，继……”“令堂还健在吗?”

“不，她已死了。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死了。”

“哦，怎么死的?”

“血块梗塞，顾问大夫先生。”

“血块梗塞?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令尊呢?”

“他是得上肺炎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接着又添上一句，“我的祖父也是……”

“哦，原来他也是这样?唔，您的祖先都是这个样子。现在就您而论，您经常贫血，可不是吗?可是在体力和脑力劳动以后，您却一点儿也不疲倦?哦，还是很容易疲倦?您是不是经常心悸?最近才发现?好。另外，您显然很容易染上黏膜炎和呼吸道疾病。您可知道，以前您染上了病?”

“我?”

“是啊，我已亲眼看出这个了。您听听这有什么区别?”于是顾问大夫轮流叩击他左胸的上侧和下侧。

“那边的声音比这边的浊些，”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妙极了。您应当是一名专家。不错，这是浊音，浊音往往由已钙化的老病灶引起。钙化点，您高兴的话也可以算它为结疤。您是一个老病人哪，卡斯托尔普，可是您不知道自己有病，我们谁也不能责怪。早期诊断是有困难的，对山下的那些同行尤其有困难。我并不是想说我们的耳朵比他们尖些，不过专干这个行业好歹总有些成绩。您得明白，空气帮助我们听诊，我指的是这儿山上稀薄而干燥的空气。”

“当然啰，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妙啊，卡斯托尔普。小伙子，您且听着，此刻我要奉上几句金玉良言。您该懂得，要是您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要是除了您身内通风管里那些浊音、疤痕以及钙化的异物外什么都万事大吉，那么我就要把您送回老家去，不再为您操什么心，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可是事实明摆在那儿，我们又发现了您的一些新情况，而且您既然已走上山来——那么汉斯·卡斯托尔普呀，打道回府就不值得喽。不久后，您又准会再上这儿来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又一次感到热血涌上心头，心房怦怦乱跳。约阿希姆却一直站在那边，双手按在背后的钮扣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地面。

“因为除了浊音之外，”顾问大夫继续说，“您左上侧又有些粗糙，几乎是一种粗糙音，这无疑是从新病灶来的。我现在虽然还不敢说它是一个浸润性病灶，但无疑有点儿浸润。如果您就这样下山混日子，我亲爱的，您整片肺叶就会完蛋，那时候叫苦也来不及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嘴角古怪地在抽搐；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心脏顶着肋骨在狂跳不已。他掉过头去瞧瞧约阿希姆，可没有看到对方的眼睛，于是又望着顾问大夫那张两颊发青、蓝蓝的眼睛鼓起而小胡子向一侧翘起的脸。

“还有一件客观的旁证，”贝伦斯继续说，“我们也有您的体温记录：上午十点钟三十七点六度，这同听诊的情况不谋而合。”“我倒以为，”汉斯·卡斯托尔普说，“热度是感冒引起的。”“你说感冒吗?”顾问大夫反驳说，“感冒是哪里来的?卡斯托尔普，请您再听听我要说的话，而且听时要留心。据我所知，您的头脑是迂回曲折，十分复杂的，我们这儿的空气对疾病有好处，难道您不认为是这样吗?事实上确实如此。可是同时您要懂得，这里的空气对疾病也有利，它能促进疾病的发展，使全身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它能使潜在的病患暴发，因此您的感冒发作可不是一件坏事。我不知道您在山下是不是一直有些寒热，不过我来谈谈我的看法：您上山的第一天起就已有寒热，决不是得了感冒以后才有。”

“对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对，我真的也这么看。”

“一有寒热，您就马上感到迷迷糊糊的，”顾问大夫证实他的看法。“这就是细菌引起的可溶性毒素。它像麻醉剂那样在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作用，您得明白；于是您的脸颊就泛起一片潮红。您现在上床躺一下再说，卡斯托尔普：我们要看看您在床上休息一两个星期以后，头脑会不会清醒些。别的且留待以后再说吧。我们要把您的内部好好透视一下——您对自己的情况了解清楚后，会感到十分高兴的。不过我也得向您直说：像您这样的病，一两天是好不了的；广告上吹嘘的有效治疗方法和什么仙丹妙药之类，都帮不了您的忙。我一眼就看出，作为病人来说，您似乎比您表哥规矩些，在适应疾病的本领方面，看来您也比那边的陆军准将强些。他一当热度退下几分，总想马上溜之大吉。看来，‘静卧’这个口令似乎不像‘立正’那样称他的心!安静是市民的首要职责，而不耐烦只会败事。卡斯托尔普，我请求您别叫我失望，并别用谎言惩罚我那对人类天性的认识吧!好吧，快走，快回到你们的小间里去!”

顾问大夫贝伦斯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交谈，坐到写字台前。这个干许多活儿的忙人，现在乘这段空余时间赶紧写些东西，再等待下一次检查。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大踏步向汉斯·卡斯托尔普走去。他向后歪着脑袋，一只手搭在年轻人的肩膀上，宽厚地微笑着，笑时从他的胡髭中露出一排黄牙，同时还热情地握住汉斯的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