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1-12

I

本书既不是控诉也不是自白。
我只是试着描写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
即使他们躲过了炮弹。

我们待在后方，距离前线九公里。昨天我们刚被换了防，眼下胃里塞满了菜豆和牛肉。饱足，满意。甚至每人还分了一大盒富余，留着晚上吃。此外还发了双份香肠、双份面包——吃得过饱。这种事已很久没有发生：长着番茄脑袋的炊事班长亲自为我们派饭，每个经过他的人都分摊了扎实的一大勺。他拼命分派，不知怎样才能清空他的野战炖锅。加登和米勒搞到几个脸盆，个个装得满到盆边。加登这么干是出于贪食，米勒则积谷防饥。至于加登的饭都吃去了哪里，则完全是个谜，他始终是个瘦麻秆。

更重要的是烟也发了双份。每人十根雪茄，二十根烟卷，两块嚼烟。这相当可观。我用嚼烟换了卡钦斯基的烟卷。这样一来，四十根烟足够我抽一天。

我们本来不该得到这份意外的馈赠。普鲁士人可并不大方。这一切，只能归功于一个错误。

十四天前，我们去前线换防。那一带相当太平，为此军需官为全连共计一百五十人的返营预备了全额定量的粮食。可谁知最后一天，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朝我们意外猛轰，我们伤亡惨重，回来的，只剩下八十人。

夜里，我们从前线撤回后，立即四仰八叉，睡了个像样的觉。卡钦斯基说得没错：只要能多睡会儿觉，战争也不算太糟。在前线，我们根本没法安生，整整熬了十四天。时间可不算短。

中午时分，我们中才有人从营房爬出来。半小时后，每人都端着饭盆，聚集在肥腻而营养丰盛的炖牛肉汤前。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当然是饿得最惨的：小艾伯特·克罗普，我们中头脑最清醒的人，他为此还当上了下士；——米勒·V，始终随身带着课本，梦想着还能参加考试，在猛烈的炮火中仍念叨着物理定律；——莱尔，蓄着络腮胡子，迷恋随军妓院里的姑娘，他深信，妓女们有义务按军队的指令，穿上丝绸衬衣，甚至在接待上尉军衔以上的客人前，还要泡个热水澡；——第四个是本人，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个都是十九岁，从一个班级出来，走上了战场。

排在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加登，一个瘦削的钳工，年龄和我们相仿，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坐着吃饭时，他看着细长，可吃完饭站起来，却肥得像个怀孕的臭虫。——同龄人海尔·维斯胡斯是挖煤的。他的大手随便就能攥住配给的面包，随后让我们猜他手里拿着什么。——德特林是个农民，心里只惦记着他老婆和他的农庄。——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伙儿人的头领：顽强，机警，足智多谋。他四十岁，长得灰头土脸，一双蓝眼睛，耷拉着肩膀，绝佳的鼻子能嗅出空气中的硝烟、美味的食物和轻松的活计。

战地厨房前，我们站在队伍最前列，等得有些不耐烦，因为厨房里的那个家伙一直傻站着。

终于，卡钦斯基朝他喊道：“赶紧抄起你的汤勺吧，海因里希！菜豆都煮熟了，大伙儿看得见。”

海因里希摇着昏昏欲睡的脑袋：“那得等你们都到齐。”

加登龇牙咧嘴：“我们都到齐了。”

下士炊事员还蒙在鼓里：“你们是到齐了！可其他人呢？”

“他们要么躺在野战医院，要么合葬在了战场。今天，就不用你招呼了！”

这个消息犹如当头一棒。炊事员犹豫起来。

“我可是煮了一百五十个人的饭。”

克罗普捅了捅他的腰：“那你就干脆让我们吃个够。来吧，开饭！”

加登这时灵光一闪，老鼠般的尖脸现出兴奋的神色，眼睛诡异地眯起，下巴抖豁着，凑上前：“伙计，这么说，面包你也领了一百五十份儿，对吗？”下士炊事员六神无主地点点头。加登一把揪住他的上衣：“香肠也是？”

番茄脑袋又点起了头。

加登的下颌抖着：“烟也是？”

“没错，都是。都准备了一百五十份儿。”

加登喜形于色：“老天，什么叫走运！这些全归咱们了！人人有份儿——等等——没错，每人正好双份儿！”

番茄脑袋这时回过神：“那可没门儿。”

大家活跃起来，一拥而上。

“为什么不行，你这个红菜头？”卡钦斯基问。

“一百五十人的份儿，八十人怎么消化。”

“我们这就让你开开眼！”米勒叫着。

“饭菜我无所谓。但我只派八十份儿。”番茄脑袋执拗道。

卡钦斯基生气了：“你就不能灵活点儿？你不是给八十人，而是给整个二连备的伙食。很简单，你只管发放！我们就是二连。”

我们开始推搡他。大家对他没什么好感。好几次都是因为他，我们在战壕里久等来的饭菜都是凉的。因为哪怕炮火不猛，他也不敢把锅端到近前，害得我们的人不得不比别的连的人跑更远的路。一连的布尔克就比他强多了。此人虽然胖得像只冬天的土拨鼠，但紧要关头，他会一直把锅端到最前沿。

我们火气正大，要不是连长及时出现，恐怕会闹出事端。他问明了争吵的原因后，只说了一句：“没错，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说着，他瞥了眼锅：“菜豆看着不错。”

番茄脑袋点头：“是用油和肉炖的。”

中尉看着我们。他清楚我们的想法。对于我们，他一贯十分了解，因为他曾是我们中的一员，虽然升了官儿，但刚到连队时，他还不过是个下士。他再次掀开锅盖，闻了闻，一边朝前走，一边说：“给我送来一满盘。饭菜全部分掉。我们可能用得着。”

番茄脑袋傻了眼。加登开始围着他张牙舞爪。

“这对你毫无损失！他这么做，倒像军需处归他。开始吧你这个寄生虫，可千万别分错了——”

“见鬼去吧你！”番茄脑袋吼道。他气炸了。这件事，超出他的理解范畴。对于整个事态，他也失去了掌控。为了表示他的满不在乎，他主动分给每人半磅人造蜂蜜。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甚至邮差也来了。几乎人人都收到了几封信和几份报纸。大家漫步到营房后方的草地。克罗普还夹了个人造黄油桶的盖子。

草地右方，溜边儿盖了座带顶又牢固的巨大公厕。但进去的无非是些不懂随方就圆的新兵。我们能找到更好的：用四处散落的小箱子就足以解决问题。这些用木板钉制、四面封闭的小箱子是方的：一个干净、舒服而完美的坐便。箱子的一侧还装有把手，可以随意搬动。

我们将三只箱子围成圈儿，惬意地坐了上去。不坐满两个钟头，我们绝不起来。

我仍记得当初那种难堪。那时我们还是新兵，不得不造访那座没门的大公厕。二十人并排坐着，就像坐在火车上。一览无余——新兵就得被人时刻监视。

这期间，我们克服了比这种微不足道的难堪更多的东西。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已对更多糗事习以为常。

光天化日拉屎撒尿已然是种享受。如今我已不明白当初我们为何会对此感到害臊。它不过是和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然。或许它本来就不值一提。要不是它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又让我们感到新奇——而那些老手儿，早已对其视而不见。

对士兵来说，他和他的胃、他的肠比旁人与之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四分之三的语言来自这一区域。无论表达巨大的喜悦，还是表达深切的愤怒，他们总能在此找到他粗俗浓重的底色。以其他方式，断不能如此贴切，如此精准。假如回到家里，老师和家人听到这种话肯定感到震惊，但在此处，这不过是士兵们的普遍用语。

对我们来说，这件事自从被强制公开后，就重新获得了纯洁的特质。再说，它们本来就明摆着。在我看来，能顺畅地解决，不亚于拿到一手必赢的同花顺。将五花八门的废话冠以“粪坑谣言”，的确不无道理。在部队里，这个地方确实是流言制造地和公共休息室。

此刻，我们舒坦得胜过蹲在铺着白砖的豪华厕所。那种地方只能说干净，而这里，堪称美好。

真是无忧而奇妙的时光！我们的头顶是碧蓝的天空。明亮的黄色侦察气球和几团高射炮制造的白色云烟悬挂在天边。炮弹不时一飞冲天，如同光束般追逐着一架飞机。

我们听见前线低沉的轰隆声被近处黄蜂嗡嗡飞过的声音盖过，宛如一阵远方的闷雷。

而我们四周是一片繁茂的草地。青草的嫩枝摇曳着。白蝶翩跹飞舞，在晚夏和煦的风中东游西荡。我们一边读信和报纸，一边抽烟。脱下的军帽，放在身边。风戏弄着我们的头发，也戏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只箱子放在明艳火红的虞美人中。

我们将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上，这样就有了一张好牌桌。克罗普随身带着纸牌，打完一轮“零反转”，再来一局“拿破仑”。这样坐着，真可以坐到地老天荒。

营房的方向传来手风琴声。我们不时放下手中的牌，注视彼此。一个会说：“孩子们哪，孩子们——”或说：“那回我们差点死了——”随后我们陷入沉默。无须多言，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彼此胸中同样强烈的压抑之情。死太容易。今天我们很可能无法坐在箱子上。死离我们真近！为此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强烈——美味的食物，火红的罂粟，香烟和夏日的风。

“你们谁见着克默里西了？”克罗普问。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我说。

米勒认为他大腿上中的弹，简直就是个不错的返乡证。

我们决定下午去看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康托列克要我替他向你们问好。”

我们笑了。米勒扔了烟头，说道：“我真希望他也能来这儿。”

康托列克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穿着灰色外套的小个子。他长得尖嘴猴腮，身材很像人称“克罗斯特堡之魔”的西摩尔史托斯下士。说来奇怪，这世上的不幸，总由小个子制造。比起那些身材高大的人，他们更果决，更好斗。我一向提防落到那些由小个子做连长的连队。那些人往往是该死的暴君。

康托列克曾一次次在体操课上发表冗长的演说，直至全班在他的带领下，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我记忆犹新，他镜片后的那双眼睛如何瞪视我们，他如何用令人动容的声音问我们：“你们都会去参军吗，同学们？”

教育者们的感情往往装在他们的背心口袋里，随时取用，按时兜售。但那时，我们并不懂这些。

尽管我们中一个和蔼的胖子，约瑟夫·贝姆，对参军犹豫不决。但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简直无地自容。或许有更多人跟他想法一致，但他们不敢站出来。因为那时候，就连父母都会脱口说出“懦夫”这样的词。大家对未来一无所知。而最明智的，反倒是些贫穷朴素的人，正当那些日子过得更好、本该更早清楚战争后果的人为战争欢呼时，他们视战争为不幸。

卡钦斯基声称，这都是因为教育让人变蠢。他说这话，可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说来令人吃惊，贝姆是第一批阵亡者中的一员。一次冲锋中，他双眼中弹。我们认定他死了，把他留在了战场。说实在的，就算我们想带他回来，也根本无法办到，当时我们也是落荒而逃。下午时分，我们突然听见了他的呼喊，看见他在外围四处摸爬。原来他之前只是昏迷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又疼得要命，无法找到掩体，还没等我们去救他，他就被打死了。

人们自然不会因此怪罪康托列克——假如这也叫罪过，那这世界将何去何从？世上有成千上万个康托列克，他们都坚信，他们正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做着最好的事。

这正是我们感到失望的地方。

他们本应引领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走向成人世界，本应成为我们走向职业、职责、文化，走向进步世界和未来的领路人。尽管我们偶尔嘲笑他们、捉弄他们，但骨子里我们信任他们。由他们所代表的“权威”，在我们心目中，和更伟大的判断力、更合乎人性的知识紧密相连。而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死人，粉碎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这代人比他们诚实。他们只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第一阵猛烈的炮火，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世界观也随之崩塌。

他们还在写作和演讲时，我们已经见识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还认为效忠国家是最伟大的事业时，我们已经知道，对死亡的恐惧更为强烈。尽管如此，我们绝不会叛变，成为逃兵，成为懦夫——这些词他们信手拈来——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国家。每次进攻时，我们都英勇地往前冲——但我们现在明辨是非。我们学会了观察。我们突然孤单得可怕——我们还将孤单下去。

我们出发去看克默里西前，收拾了他在回家路上用得着的东西。

熙熙攘攘的野战医院里弥漫着石炭酸、脓味儿和汗味儿。尽管有些气味我们已在兵营中熟悉，但在这里，还是让人感到不适。我们打听到了克默里西的位置。他躺在大病房里。看见我们后，他神情虚弱地跟我们打招呼：有高兴，也有无助的激动。他昏迷的时候，有人偷走了他的表。

米勒摇着头：“我跟你说过，这么好的表，就不该带来。”

米勒有些笨拙，有些固执，要不然他就不该吭声。谁都看得出，克默里西走不出这间大病房了。他是否能找回他的表，也变得不那么重要。即使能找到，也顶多寄回他家里。

“你感觉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西耷拉着头：“还行——只是，我的脚实在太疼了。”

我们望向他的被子。他的腿上放了个铁丝篓，被子被撑成拱形。我踢了下米勒的脚踝，否则他差点把卫生员在外面讲给我们的话告诉克默里西：他已经没有脚了。他的腿被截去了。

他看上去真糟。蜡黄，苍白。脸上已经有了几条我们熟悉的陌异线条。这种线条我们已见过百次。确切地说，那不是线条，而是征兆。皮肤下的生命已不再律动。它已出走，到了身体的边缘，而死神正在体内持续地工作，甚至控制了他的双眼。这里躺着不久前还和我们一起烤马肉、蹲在弹坑里的伙伴克默里西——仍是他，却不再是他了。他的样子变得混淆、模糊，就像一张冲洗了两遍的底片，甚至他的声音也喑哑如灰了。

我想起当年出发时的情形。他母亲是个善良的胖女人，陪他到了火车站。她不停地哭，脸哭得又肿又胀。克默里西有些难为情，因为她在所有人中最不冷静，简直哭成了一团泥、一摊水。之后她看见我，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恳求我到了外面多照看弗兰茨。他确实有一张孩子气的脸，骨骼柔软，只背了四周军囊就成了扁平足。但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照看另一个人！

“你这就能回家了。”克罗普说，“要是等到休假，你起码还得熬上三四个月。”

克默里西点点头。我不忍看他蜡一般的手，指甲里还残留着战壕中的泥巴，蓝里透黑，就像中了毒。我忽然想象着，这些指甲将继续生长，长得很长，当克默里西早已停止呼吸，它们仍像幽灵般在地下生长。我看到一幅画面：它们卷曲得像开软木塞的螺丝锥，不停地长啊长——还有他的头发，从崩裂的脑壳中长出来，像青草破土而出——正如青草。但这怎么可能？

米勒弯下腰：“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弗兰茨。”

克默里西指了指：“放在床底下吧。”

米勒照办。克默里西又提起了那块表。我们该怎么安慰他，才能不叫他起疑心！

米勒直起腰，拎出一双军靴。一双漂亮的英国军靴。柔软的黄色皮革，靴帮高到膝盖，鞋带自下而上系着。一件叫人稀罕的东西。米勒一眼就看上了。他拿起靴底比了比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靴，问道：“你要带着这双靴子吗，弗兰茨？”

我们三人想法一致：即使他恢复健康，也只能穿一只靴子。这双鞋对他没什么用了。可照眼下的情形，把这双靴子留在这里实在可惜——等他一死，护理员肯定马上把它拿走。

米勒又问：“你不想把它留在这儿吧？”

克默里西表示不想。这是他最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交换。”米勒建议道，“前线用得着它。”

可克默里西仍不动摇。

我踩了米勒一脚，他这才迟疑着又把这双漂亮的靴子放回床底。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之后告辞：“保重，弗兰茨。”

我答应他明早再来看他。米勒也这样说。他还惦记着那双系带皮靴，要过来亲自守着。

克默里西呻吟着。他在发烧。我们在外面拦住一名护理员，要他给克默里西打一针。

他拒绝了：“要是人人都能打上吗啡，那我们还不得有几大桶——”

“你们就知道伺候那些军官。”克罗普愤恨地说。

我赶紧解围，递给卫生员一根烟。他接过去。随后我问他：“你到底能不能给他打一针？”

他像受了侮辱似的：“你们怎么还问，难道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又把几根烟塞到他手里：“帮我们个忙吧——”

“那么，好吧。”他说。克罗普跟着他一起进去。他不相信这个人，要亲眼看着他给克默里西打上吗啡。我们在外面等。

米勒又提起那双靴子：“它可是太适合我了。我这双蠢鞋磨脚，磨得我脚上一个水疱连着一个水疱。你觉得，他能挺到明早值班的来吗？要是他半夜挂了，我们不是眼看着那双靴子——”

克罗普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没救了。”米勒肯定地说。

我们朝营房走去。一想到明天要给克默里西的母亲写信，我就感到浑身冰冷。我想喝酒。米勒拔起几根草，塞进嘴里嚼着。小个子克罗普突然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狠狠地踩了一脚，神色慌张地四下望了望，结巴着说：“臭狗屎，他妈的臭狗屎！”

我们继续走着，走了很久。克罗普渐渐平静下来。我们知道，他刚才崩溃了。谁都有过这种时候。米勒问他：“康托列克给你的信上到底说什么了？”

他笑了：“他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人都愤怒地笑了。克罗普一路骂骂咧咧。他很高兴，他还能开口说话——

是啊，成千上万个康托列克，他们都这么认为！钢铁青年。青年！我们还不满二十岁。但年轻？青年？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老了。

II

一想到家中书桌抽屉里那部刚开头的剧本《扫罗》和一叠诗稿，我就感觉奇怪。过去的许多夜晚我都在写作中度过。我们中几乎每个人都干过类似的事。但现在，它虚幻得遥不可及。

自从上了战场，我们轻易就和过去的生活做了了断。我们时常试图回顾，或对这种了断做出解释，但从未真正成功。对克罗普、米勒、莱尔和我这些二十来岁，被康托列克称作“钢铁青年”的人来说，一切都极为模糊。年岁大的人和他们的往昔关联密切。他们有家，有妻子和孩子，有职业和需求。这一切强大到无法被战争摧毁。而我们，只有父母，或许还有个姑娘。这并不算多——在我们这个年纪，父母的影响微弱，姑娘又虚无缥缈。除此之外，我们再没什么别的了。也许有些热情、爱好，还有学校。就算这些，现在也荡然无存了。

康托列克或许会说，我们正站在生活的门槛上。说得没错，我们还没扎根。战争的巨浪席卷了我们。对年长者来说，战争不过是生活中的一次暂停。战后的日子仍旧可期。而我们，却被战争紧紧捉牢，结局不得而知。我们唯独知道，眼下我们以一种特殊而令人痛心的方式变得粗鲁野蛮，虽说我们并不时时为这事儿感到难过。

尽管米勒惦记着克默里西的靴子，但他的怜悯之心，却并不比那些在痛苦中根本不敢有如此念想的人少。他只是懂得区分。假如克默里西还用得着那双靴子，米勒一定宁愿赤脚跑过铁丝网，也不会花心思想着弄到它。但现在，就克默里西的情况而言，那双靴子已对他毫无用处，而米勒刚好需要它。克默里西快死了，谁得到它都一样。既然如此，米勒为什么不能得到？比起卫生员，他更有权利拥有它！可要是等克默里西真死了就晚了。所以现在，米勒才格外留意那双靴子。

我们早就不考虑那么多了。考虑太多太不实际。对我们而言，唯有实际的，才是正确的、重要的，而好靴子太少了。

过去并非如此。刚到区指挥部时，我们还是一个班级出来的二十个小伙子。进兵营前，很多人还生平第一次，兴高采烈地一起去刮了胡子。对未来，我们没有明确的计划。能考虑到事业、职业，乃至生活方式的人寥寥无几——我们满脑子混沌念头。在我们眼中，生活、战争都充满理想色彩，甚至这一切都被我们浪漫化了。

我们接受了十周的军事训练。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彻底改造，胜过了学校里的十年。我们学到，一颗擦亮的纽扣，比四卷本的叔本华更为重要。我们先是惊讶，接着痛苦，最终，我们冷漠地认识到，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精神，而是鞋刷，不是思想，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训练。我们带着热情和良愿成为士兵，但他们却想尽一切办法，来遏制我们的精神、思想和自由。三周后，我们不再费解：比起父母、老师，比起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一位穿着镶边制服的邮差更具威力。我们年轻而觉醒的双眼看到，老师们对祖国的传统观念，此刻在这里，化为对个性的扼杀，即便对最卑微的奴仆也不会如此苛刻。敬礼，立正，分列行进，举枪致敬，向左转，向右转，鞋跟相撞，谩骂以及千百种刁难：我们想象的任务并非如此。现在我们却发现，我们像马戏团里的马一样，接受着英勇精神的训练。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们甚至领悟到这些事情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多余的。在这方面，士兵们总有出色的嗅觉。

我们班上或三人或四人，被安排在不同的排里，跟弗里西亚岛的渔民、农民、工人和手艺人分在一起，并很快与他们打成一片。克罗普、米勒、克默里西和我被分在九排。排长是西摩尔史托斯下士。

此人堪称练兵场上最残酷的虐待狂，而他为此骄傲。他是个矮小敦实的家伙，蓄着红色上翘的胡子，已经当了十二年兵，过去是个邮差。他总是针对克罗普、加登、维斯胡斯和我，因为他能感觉到我们无声的反抗。

有天早上，我为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他不停地挑毛病，并把叠好的被子掀翻。我花了二十小时——当然也歇了几次——把他那双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靴子揉得像黄油一样软，让他无话可说。他还命令我用牙刷刷洗下士的营房。克罗普和我还奉他的命，拿着扫把和簸箕清扫庭院的积雪。要不是少尉偶然路过，打发我们回去并痛骂了一顿西摩尔史托斯，我们非干到冻死不可。可惜这件事只让他对我们更为恼火。一连四周的周日，我都要站岗，还要整理内务。我背着全副装备和步枪，在潮湿松软的翻耕过的田地里练习“起立，前进，前进”和“卧倒”，直到成了一摊烂泥，累垮为止。——四小时后，我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手上还带着血，向西摩尔史托斯报告。我曾和克罗普、维斯胡斯、加登一道，在冰天雪地里练立正，赤裸的手没戴手套，紧握着冰冷的步枪管。西摩尔史托斯暗中窥视，只要我们稍一动弹，他就呵斥我们。半夜两点，我曾穿着衬衫从连队楼上跑到院子里，跑了八个来回，就因为我放在大家堆东西的板凳上的内裤凸出了几厘米。西摩尔史托斯下士执勤时，还绕着我乱跑，踩我的脚。拼刺刀时，他总是和我对决。我拿着笨重的铁器，而他拿着轻便的木质步枪，为此他轻轻松松就打得我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我怒火中烧，毫不顾忌地朝他冲去，一下子撞到他肚子上，把他撞了个人仰马翻。他去跟连长抱怨时，连长笑出了声，并告诉他应该自己当心点儿。他了解西摩尔史托斯，似乎很乐意看到他出洋相。——我成了翻窄柜的高手，下蹲方面也渐渐无人能敌。——过去，哪怕听到他的声音，我们都会吓得发抖，但这匹脱缰的驿马征服不了我们。

一个周日，克罗普和我正抬着粪桶穿过临时营房的院子。正打算出门、收拾得干净光鲜的西摩尔史托斯突然停在我们面前，问我们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我们不管不顾地假装绊了个跟头，桶里的粪洒了他一裤子。他气疯了，但我们也忍无可忍。

“我关你们禁闭！”他吼道。

克罗普受够了。“但关禁闭前得来次调查，那样，我们就全抖出来。”他说。

“你竟敢这样跟下士说话！”西摩尔史托斯咆哮道，“你疯了吗？等着吧，会有人来审问你！你想怎样？”

“揭发你下士的老底！”克罗普说着，手指指向裤缝。

西摩尔史托斯意识到要发生什么，没吭声，走开了。消失前，他又嘶吼道：“等着我收拾你们。”但他已威力全无。之后，他又试图让我们在翻耕过的田里“卧倒”和“起立，前进，前进”。我们虽然执行每道命令，因为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执行，但我们速度极慢，乃至西摩尔史托斯都气疯了。

我们舒舒服服地往前爬，用胳膊撑着前进。其间他愤怒地又下了一道命令。但还没等我们出汗，他就喊破了喉咙。往后的日子，他不再找我们麻烦，尽管他还是叫我们猪猡，但口气中却多了几分惧意。

也有许多理智正派的下士，甚至这样的人占多数。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想尽量长久地保住家乡的这份好差事，因此他们只能严厉地对待新兵。

只要可能，练兵场上的每种训练我们都得操练一遍。我们时常气得大吼。一些人累病了。沃尔夫甚至死于肺炎。但倘若就此认输，不免显得可笑。我们变得冷酷、爱猜忌、无情、满怀仇恨、残忍粗鲁——但这样很好，因为我们正缺乏这些特质。假如不经过这场训练，就直接把我们送进战壕，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疯掉。这正好让我们能对预料之中的事做好准备。

我们没有垮掉，而是适应下来。二十岁的年纪，或许有时给我们带来困难，但现在却帮上了忙。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滋生出一种牢固而实用的团结精神。而这种精神，又在战场上升华为战争中最好的战友情谊！

我坐在克默里西的床边。他越来越虚弱。周围很吵，来了辆伤员运输车。一些可以转移的伤员被挑出来。医生从克默里西身边经过，一眼也没看他。

“再等等，弗兰茨。”我说。

他用胳膊肘撑着枕头：“他们切了我的腿。”

他已经知道了。我点点头：“应该感到高兴，只是一条腿。”

他没吱声。

我继续说：“有的人两条腿都没保住，弗兰茨。韦格勒的右胳膊没了，更糟。你可以回家了。”

他看着我：“是吗？”

“当然了。”

他又说：“真的吗？”

“真的，弗兰茨。你现在必须术后休养。”

他示意我靠近。我靠近他。他低语道：“我不信。”

“别胡说，弗兰茨，几天后你就知道了。这不是什么大事：截了一条腿。比这更重的都在这儿养好了。”

他举起一只手：“你看我的手指。”

“这是因为手术。只要你按时吃饭就会好。伙食还行吗？”

他指了指盘子，还剩下一半的饭菜。我急了：“弗兰茨，你必须得吃。吃最重要。这儿的伙食还不错。”

他没搭腔。接着，他慢慢地说：“以前，我想当个林务官。”

“你还有机会啊！”我安慰道，“现在的假肢很好。装上假肢，你根本感觉不到缺了什么，直接固定在肌肉上。装上假手的人，手指还能活动，能干活儿。更何况，这方面总有新发明。”

他安静地躺了很久。之后说：“你把我那双靴子带给米勒吧。”

我点点头，考虑着还能说些什么鼓励他的话。他嘴唇惨白。嘴肿了，露出的牙齿就像用粉笔画的。他的肌肉在萎缩，额头更加突出，颧骨高耸着。骨头硬往外挤着，而眼睛已经塌陷了。再过几小时，一切都会结束。

这种情形我不是第一次见到。但毕竟我和他从小一块儿长大，总感觉有些异样。我抄过他的作业。在学校里，他总是穿着一件系腰带的褐色外套，袖子磨得锃亮。他还是我们中唯一能在单杠上做大回旋的人。每当这时，他的头发就像丝一样拂过面颊。康托列克很为他骄傲。但他受不了烟味儿，皮肤又白得像个姑娘。

我看了眼自己的靴子，它们又大又笨，里面还塞着裤腿。如果站起来，宽大的裤管让人看上去既魁梧又强壮，但当我们脱了衣服走进浴室，突然又只剩细长的腿和瘦弱的肩了。我们不再是士兵，而是成了男孩儿。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能扛起军囊。脱光的时候真是个特别的瞬间！那时，我们成了普通人，而我们自己也几乎信了。

弗兰茨·克默里西洗澡时看着又小又弱，像个孩子。现在，他躺在这儿，为的是什么？真该把全世界的人都带到这张床前，告诉他们：这里躺的是弗兰茨·克默里西。十九岁半。他不想死。别让他死！

我思绪纷乱。空气中的石炭酸和坏疽味塞满了我的肺，变成黏液，令人窒息。

天黑了。克默里西的脸色越来越差。他从枕头上抬起头，脸白得瘆人，嘴唇微微嚅动。我凑近他。他呻吟道：“你们要是能找到我的表，就把它寄回我家。”

我没有应答。这已毫无意义。我无法安慰他。我被一种无力感折磨着。他太阳穴凹陷的额头，他仅剩下牙齿的嘴，他瘦削的鼻子！还有他家里肥胖哭泣的母亲，我还要给她写信。要是我已经寄走了那封信该多好！

野战医院的护理员们拿着瓶子拎着桶跑来跑去。一个路过的护理员瞟了一眼，又走开了。看得出，他正等着这张床。

我弯腰凑近弗兰茨，跟他说话，就像这样能救他的命：“可能你得去克罗斯特堡那边的疗养院，弗兰茨，那边有很多别墅。透过窗子，你能看见大片的田野，还能看见天边的两棵树。现在是最好的季节。庄稼熟了。傍晚的日头照在稻田上，闪着珠光。还有白杨树林荫道边的克罗斯特河，以前我们常在那儿捉河里的刺鱼。你可以再弄个鱼缸养鱼，可以出去散步，不用问任何人，要是你乐意，还可以弹弹钢琴。”

我凑近他阴影中的脸，他还在微弱地呼吸。他的脸湿了。他哭了。正是我这番蠢话惹的祸！

“可是弗兰茨，”——我搂着他的肩膀，把我的脸贴在他的脸上，“你现在想睡会儿吗？”

他没有回答。腮边滚落着泪。我想帮他擦拭，但我的手帕太脏了。

一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着，观察着他的每个表情，看他是否还想说什么。假如他开口，或者想大叫！但他只是哭着，头歪向一侧。他没有提起他的母亲和姐妹。他什么都没说。都远去了。现在，他只是独自和他仅仅十九年的生命待在一起，哭着。生命即将结束。

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令人不安和痛苦的告别。尽管蒂得耶临死时也同样糟糕。他喊着他母亲。一个壮实的家伙，一双疯狂而惊恐的眼睛，手中握着刺刀，不让医生靠近，直至轰然瘫死在床上。

克默里西突然呻吟起来，喉咙发出呼噜声。

我一跃而起，跌跌撞撞地跑出去，大声喊：“医生呢？医生在哪里？”

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我一把抓住他：“您快来看看吧，弗兰茨·克默里西快死了。”

他挣脱了我，问身旁的护理员：“怎么回事？”

护理员说：“二十六床的。截了一条大腿。”

他气得叫嚷起来：“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谁！今天我截了五条腿。”他推开我，跟护理员说：“你去查看一下。”说着就朝手术室跑去。

我跟着护理员走，气得浑身发抖。他看了看我说：“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从早上五点开始——天哪！我跟你说，今天已经挂了十六个——你那位是第十七。今天怎么也得死二十个——”

我瘫软下来，忽然感到筋疲力尽。我不想再骂人了，没有意义。我只想一头栽倒，永远也不起来。

我们站在克默里西的床边。他死了。脸上还挂着泪。眼睛半睁着，蜡黄的眼珠就像只旧铜纽扣。

护理员捅了捅我的肋骨。

“你要拿走他的东西吗？”

我点点头。

他立即说：“我们得赶快把他弄走。我们需要这张床。外面走廊里还躺着人。”

我收拾了东西。取下克默里西身上的身份牌。卫生员问起了他的军人证。它不见了。我说，肯定在文书室里，说完就走了出去。他们将弗兰茨拖曳到一块帆布上。

走出门后，我感到自己在黑夜和晚风中获得了解脱。我深吸了口气。风吹过我的脸，从未有过的温暖和煦的风。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姑娘，一片鲜花盛开的草地，一朵云彩。我穿着皮靴的双脚向前走着，越走越快，最后竟跑了起来。几个士兵从我身旁经过。他们的交谈叫我激动，尽管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大地之力经由我的脚底涌向全身。夜晚的闪电噼啪作响，前线的闷炮如同鼓乐音乐会。我四肢矫健地向前跑着，感受到关节的强韧。我喘着气，大口喘着气。夜晚活着，我也活着。我饿了，比饿肚子更强烈地感到饥饿。

米勒在营房门口等我。我把靴子交给他。我们走进去。他试了试靴子，很合适。

他翻腾着他的存货，拿给我一段腊肠，又配了杯加朗姆酒的热茶。

III

增援部队到了，填补了空缺。兵营里的草褥很快被占用。他们中一部分是老兵，也有二十五个从野战训练营来的年轻人，大约比我们小一岁。克罗普推了推我说：“你看见那群孩子了吗？”

我点点头。我们挺直腰板站在院子里刮胡子，手插在裤兜里打量新兵，活像个年逾古稀的老战士。

卡钦斯基加入了我们。我们闲逛着经过马厩，走向那群正在领防毒面具和咖啡的增兵。卡特[1]问一个年龄最小的：“你们应该很久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了吧？”

他扮了个鬼脸：“早上甘蓝面包。中午甘蓝炖菜。晚上甘蓝炖肉加甘蓝沙拉。”

卡钦斯基吹了声漂亮的口哨：“甘蓝面包？你们还真幸运！他们也用锯末做面包。你觉得白豆子味道如何？要不要来一勺？”

小伙子红了脸：“你可别捉弄我。”

卡钦斯基只说了句：“拿着你的饭盒。”

我们好奇地跟着他。他带我们走到他的草褥边，那儿有个桶。桶里确实装着半桶白豆炖牛肉。卡钦斯基像个将军一样站在桶前：“眼要疾，手要快！这是普鲁士人的口号。”

我们很惊讶。我问：“好家伙！卡特，你到底是怎么弄来的？”

“我拿的时候番茄脑袋乐坏了。我给了他三块丝绸降落伞布。怎么样？白豆凉了的味道还不错。”

他像个施主般给年轻人盛了一份儿，说道：“下次你带着饭盒过来时，左手还会拿着雪茄或嚼烟。明白吗？”

说着他转向我们：“当然，你们也有份儿。”

卡钦斯基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有第六感。这种人虽说到处都有，但开始时总是没人能察觉。尽管每个连里都有那么一两个，但卡钦斯基是我见过的最精明的。他的职业，我想，是鞋匠。这不重要。手艺活儿他样样在行。和他做朋友真不赖。我们，克罗普和我，算是他的朋友。海尔·维斯胡斯算他半个朋友。他更像卡特的执行官。一旦出了什么需要动拳头的事，他就会在卡特的指挥下行动。这方面他很厉害。

比如有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荒无人烟的小镇。一眼望去就知道，除了墙，这里的一切都被洗劫一空。我们宿营在一家又小又黑的工厂，为了驻兵刚刚布置完毕，里面安放的床不过是床架，几根木条，绷着一张铁丝网。

铁丝网很硬。我们没什么东西可以铺床，仅有的一条毯子还要盖在身上。帐篷布实在太薄。

卡特环视了一下，对海尔·维斯胡斯说：“跟我来。”说着，他们就出发，走入陌生的村落。半小时后，他们抱着一大垛稻草回来了。卡特发现了一个马厩，找到了稻草。要不是我们饿得难挨，倒是可以暖和地睡上一觉。

克罗普问一个在这附近住了很久的炮兵：“这附近有食堂吗？”

对方笑了：“哪有什么食堂！这儿什么都没有，连面包皮都找不到。”

“难道这儿一个居民也没有？”

他吐了口唾沫：“有。还有几个。他们也是每天眼巴巴地围着锅台转，想找点吃的。”

这可真糟。我们必须勒紧裤带，等明天的补给送到。

可我看见卡特戴上了帽子。我问：“卡特，你去哪里？”

“我出去转转。”说着，他走出门去。

炮兵讥讽地笑了：“去转转吧！可别扭了腰！”

我们失望地躺下，斟酌着是否要啃点儿应急食品，但这对我们来说十分冒险，于是我们闭上眼睛，试着睡觉。

克罗普掰断了一根烟，递给我一半。加登讲起了他的家乡菜，大菜豆炖肥肉。他骂骂咧咧，抱怨着不放香薄荷的烹饪方法，说不管怎样，看在上帝的份上，都该把东西放在锅里一起炖，而不是把土豆、菜豆和肥肉分开炖。有人开始嘟囔，要是加登再不闭嘴，就把他处理成香薄荷。说着，厂房里马上鸦雀无声，唯有几根蜡烛的火光，跳跃在瓶口。炮兵时不时吐着唾沫。

半睡半醒间门开了，卡特走进来。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他胳膊下夹着两条面包，手里拎着一沙袋血淋淋的马肉。

烟斗从炮兵嘴里掉下来。他摸了摸面包：“真的！真是面包，还是热的。”

卡特什么也没说。他弄到了面包，其他无所谓。我敢肯定，哪怕把他派到沙漠，他也能在一个小时内，张罗出一顿有枣子、烤肉和红酒的晚餐。

他简短地对海尔说：“去砍点儿柴。”

说着，他从外套里摸出一只平底锅，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盐，甚至一块猪油——一切他都想到了。海尔在地上生起了火。在空旷的厂房里，火噼啪作响。我们从床上爬起来。

卡特知道如何把马肉煎嫩。马肉要是直接放进平底锅就会变老。煎之前，必须用点儿水煮一下。我们拿着刀子，蹲成一圈儿，吃得很饱。

这就是卡特。假如在某个地方，一年当中只有一小时的时间能找到吃的，那么鬼使神差，他也会戴上帽子，走出门去，就像带着指南针般径直走向食物。

他什么都能找到。天冷的时候，他能弄到炉子和木柴、干草和麦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但首先，他能弄到吃的。这简直是个谜。大家甚至相信他能从空气中变出这些东西。他最辉煌的战绩是四盒龙虾罐头。当然，要是配上炼好的猪油就更好了。

我们在营房有阳光的一侧休息。空气中弥漫着沥青、夏天和汗脚的气味。

卡特坐在我身边。他喜欢聊天。今天中午，因为加登对一位少校敬礼时的怠慢，我们练了一小时的军礼。卡特对此难以释怀。他说：“听着，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因为我们敬礼敬得太好。”

克罗普迈着僵直的步子走来。他光着脚，卷着裤腿，把洗好的袜子放在草地上晒干。卡特望着天，结实地放了个响屁，若有所思地说：“每颗豆子，都有个调子。”

两人开始争辩。同时，又为一场我们头顶的空战胜负赌一瓶啤酒。

卡特不肯让步。作为前线的老兵油子，他又来了段顺口溜：“公正地发饷，公平地分粮，谁还会想着打仗。”

相反，克罗普是个思想家。他建议，宣战日应该成为民间节日。收门票，带音乐，就像观看斗牛。之后，两国的部长和将军们应该在斗兽场上穿着泳裤，手持棍棒，相互搏斗。谁活下来，谁的国家就算赢。这比让一群不该参战的人，在这儿殴斗更简单、更痛快。

这个建议不错。随后的话题转到兵营操练上。

我脑中这时闪过一幅画面。一个炎热的中午，练兵场上。空中高悬着火辣辣的太阳。营房死寂一片。一切都像睡着了，唯有敲鼓的声音传入耳中。鼓手们被安排在某处练习，敲的声音笨拙、单调、麻木。好一个三和弦：酷热的正午，寂静的营房，练习的鼓手！

营房的窗子又空又黑。有几个窗口挂着晾干的帆布裤子。大伙儿渴望地望过去。屋子里必定很阴凉。

是啊！那阴暗发霉的营房，铁床架和方格床单，储物柜和矮凳！就连这些也成了我们渴望的目标。在前线，营房的一切甚至散发出故乡般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泽。每个房间都充满腐烂的食物，睡觉、抽烟和衣服的气味！

卡钦斯基充满感情、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营房的一切。要是能回到营房，做什么我们都愿意！再多的东西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清晨的训导课——“98式步枪怎么分解？”下午的体能训练——“钢琴手出列。向右转。到厨房报到，削土豆皮。”

我们沉醉在回忆中。克罗普突然笑着说：“在勒内换车。”

“在勒内换车”是下士最喜欢的游戏。勒内是个中转站。为了我们中休假的人不至于在勒内迷路，西摩尔史托斯让我们在营房中练习换车。我们得学会在勒内穿过一条地道，找到下一趟联运列车。床就是地道。我们立正站在左侧床边。一道命令“在勒内换车”下达后，我们闪电般爬进床底，又从床的另一侧爬出。这一练就是几小时。

就在这时，德国飞机被击落了。像颗陨落的彗星，一溜烟俯冲下来。克罗普为此输了啤酒，闷闷不乐地数着钱。

“西摩尔史托斯当邮差时肯定是个谦和的人。”克罗普不那么沮丧后，我说，“谁承想，当上下士后，他怎么成了虐待狂？”

这个问题激起了克罗普的兴致：“不光是西摩尔史托斯，很多人都这样。一戴上绶带或军刀，立即变成另一个人，就像吃了水泥。”

“是制服的原因。”我猜测道。

“差不多。”卡特说着，准备发表演说，“但根本原因不在于此。你看，你要是训练一条狗吃土豆，之后再丢给它一块肉，它还是会不顾训练，逮住肉吃掉，因为这是它的天性。要是你给一个人点儿权力，他也一样，会抓住这点儿权力。特别自然，因为人本来首先是个畜生。随后，或许像片抹了猪油的面包，打扮得体体面面。军队是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发号施令的基础上。糟糕的是每个人的权力都太大。士官可以折磨士兵，中尉可以折磨士官，上尉可以折磨中尉，一直到把人折磨疯为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这么干，也养成了这么干的习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刚从练兵场回来，累得要命。这时来了道命令：唱歌！好吧，唱得肯定有气无力。但大家还算高兴，毕竟可以拖着步枪往前走。谁知这时又让人向后转，惩罚大家再操练一小时。操练结束列队回来时，又来了一道命令：唱歌！现在大伙儿都卖力起来。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连长要贯彻他的意志，就因为他有权力。没人会指责他，相反，他干这些事，会被看作是个严格的人。这不过是件小事。他们还在很多别的地方折磨人。现在，我问你们：要是不当兵，随便他做什么，会有哪种职业能允许他干出这种事而不被人打断鼻子？他只能在军队这么干！而且这些都铸到他脑子里了！越是平时籍籍无名的人，到了这儿，脑子里这些想法越多。”

“不是都说要守纪律嘛——”克罗普漫不经心地说。

“借口，”卡特抱怨道，“他们总有借口。纪律是要有，但纪律不是故意刁难。再说，你要让一个铁匠，或一个雇农、一个工人清楚，这里大多数是这种人，要让士兵们知道，什么是纪律。他们只知道受了折磨，上了前线，而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该做的，什么是他不该做的。我跟你们说，前线这些普通的士兵能坚持下去，只是忍受！是忍受！”

所有人都赞同，因为人人知道，只有进了战壕，操练才会停止，而一旦回到几公里后的后方，他又会重新开始让我们练习那些毫无意义的敬礼和列队前进。这是一条铁律：当兵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闲着。

这时，加登来了，脸色泛红。他眉飞色舞，激动得连话都说得结结巴巴。他一字一顿地对我们说：“西摩尔史托斯已经在路上。他来前线了。”

加登对西摩尔史托斯怀恨在心，因为西摩尔史托斯曾在营房里以他特有的方式教训过他。加登有遗尿症，夜里总把尿撒在床上，但西摩尔史托斯却武断地宣称他太懒。他发明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手段整治加登。费了不少劲儿，西摩尔史托斯从隔壁营房找来一个也有遗尿症的人，名叫金德瓦特，让他跟加登睡在一起。营房里的床是常见的双层床，上下两层，床面是铁丝网。西摩尔史托斯安排他们一上一下。睡在下面的人自然遭了殃。第二天晚上，两人又要上下调换位置，下铺的去上面，以便报复另一个。这就是西摩尔史托斯的“自我教育法”。

这种做法确实卑鄙，尽管主意尚可，却根本没用，因为先决条件不对：两个人都不是因为懒才尿床的。任何一个看见他们苍白皮肤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最后以两人中总有一人睡在地上告终。为此，睡在地上的人经常感冒。

海尔过来，坐在我们身边。他向我使了个眼色后，开始摩拳擦掌。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从军生活中最美的一天。那天晚上是我们去前线前的最后一晚。我们被分在一个编号很大的团里，而事先，我们得去守备部队领军装，不在新兵驻地，而是去另外一个兵营。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这天晚上，我们准备找西摩尔史托斯算账。几周前我们就发誓要这么干。克罗普甚至想得更远：等战争结束后，他要去邮局工作，等西摩尔史托斯再回去当邮差时，成为他的上司。一想到日后能教训他，他就陶醉不已。正因为想着这些，我们才从未屈服。我们始终盘算着，战争结束前迟早要收拾他一顿。

这会儿，我们打算痛揍他。只要认不出我们，他能拿我们怎么办？何况明日一早，我们就要动身出发。

我们知道那间他每晚必去的酒馆儿。从酒馆儿回营房，他总要经过一条又黑又背的小路。于是，我们埋伏在那条路上的一块石头后。我带了条床单。大家紧张地等待着，不知他是否一个人回来。终于，我们听见了他的脚步声，一听就是他。每天早上房门打开，他大吼一声“起床”之前，我们都能听见这种声音。

“他一个人？”克罗普低声说。

“一个人！”——我和加登蹑手蹑脚地从石头后溜出来。西摩尔史托斯的皮带扣闪着光。他似乎喝醉了，哼着歌，一路走来，毫不设防。

我们握着床单，纵身一跳，从后面一下蒙住了他的头，拉下床单，像个白布袋，将他整个人套在袋里。他举不起胳膊。歌声停止了。

这时，海尔·维斯胡斯也上场了。他一把把我们推到两边，好让他先动手。他兴冲冲地摆好架势，举起一只胳膊，活像举起一根信号杆；一只大手如同煤铲，冲着白布袋，“砰”的一声，一记猛拳。这一拳仿佛能打死一头公牛。

西摩尔史托斯一下栽倒在地，滚出五米远，开始大声叫骂。我们早料到他会喊，事先预备了枕头。海尔蹲下身，将枕头放在膝上，摸着了西摩尔史托斯的脑袋后，猛把他的头往枕头下压。他的叫声马上被闷住了。海尔不时让他透口气，于是他喉咙里又发出一阵响亮的叫喊，接着，叫声又变得微弱。

现在，加登解开了西摩尔史托斯的吊裤带，扒下了他的裤子。他带了根皮鞭，用牙咬着。之后他站起身，动手挥起了鞭子。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画面：西摩尔史托斯栽倒在地。海尔俯着身，龇着牙，活像个狞笑的恶魔，将他的头闷在膝盖上。而每一鞭子下去，西摩尔史托斯那双交叠的腿，都在他的条纹内裤中不由自主地颤抖。挥鞭的加登像个不知疲倦的伐木工，我们要是不拉开他，根本轮不到我们动手。

终于，海尔把西摩尔史托斯拽起来，作为结束，单独教训了他。他伸出右手，打了他一记耳光，就像要伸手去摘下星星。西摩尔史托斯栽倒在地。海尔又把他拽起来，摆好了姿势，对准他的脸，用左手狠狠地又掴了一掌。西摩尔史托斯大叫一声，四肢着地，连滚带爬地跑了。邮差带条纹的屁股，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我们迅速消失了。

海尔四下张望着，愤怒又满意，带着几分神秘地说道：“复仇就是血肠。[2]”

西摩尔史托斯应该高兴才是。因为他的话——“人们应当互相教育”，在他身上结了果。而我们，是他这一理论的好学生。

他始终无法得知，他到底应该感谢谁，但至少他赚了条床单。因为几小时后，我们回去找的时候，床单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让我们第二天早上轻松上了路。有个胡子拉碴的老家伙，还激动地称赞我们是英雄青年。

[1]卡钦斯基的昵称。（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2]源自莎士比亚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又译《圣诗复仇》）中的名句“复仇是甜的”（Rache ist süβ），或源自“嗜血”（Blutdurst，血肠为Blutwurst)的谐音。

IV

我们要去前线构筑防御工事。天色向晚时，驶来一辆卡车。我们爬上车。那是个温暖的傍晚，夜色宛如幕布般护佑我们，让我们惺惺相惜，甚至连吝啬的加登也递给我一支烟，点上火。

我们并排站着。一个挨一个。没人能坐下，我们也没有坐的习惯。米勒难得心情好，他穿上了新靴子。

马达嗡嗡作响。卡车在嘎吱声中向前行驶。道路损毁严重，四处坑坑洼洼。由于路上不能透光，卡车又不停颠簸，我们好几次险些从车上摔下去。但我们不会为此不安——又能怎样？摔断一条胳膊总比肚子上挨个洞好。有人甚至盼着这种好事，这样就可以回家了。

运送军火的车队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司机急着赶路，不断超过我们。我们对他们大声开着玩笑，他们回答。

一堵墙渐渐映入眼帘。街道旁有幢房子。我突然竖起耳朵，难道我幻听？我又清晰地听见了鹅叫。我瞥了眼卡钦斯基——他也瞥向我。我们心照不宣。

“卡特，我听见那边有个候补，要跳进我们的饭盒——”

他点点头：“会处理。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这一带我熟。”

卡特当然很熟。他熟悉方圆二十公里以内的每条鹅腿。

卡车开进了炮兵阵地。为了不让敌机发现炮位，阵地覆盖着灌木，看上去就像部队在庆祝住棚节[3]。假如里面的住户不是大炮，这些住棚真的既有趣又安宁。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雾气重重。闻到这种味儿总是舌头发苦。炮声轰鸣着，我们的卡车像遭遇了地震，排炮的回声在我们身后咆哮，地动山摇。我们的脸色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着，虽然不用去战壕，只是去构筑防御工事，但每张脸上都清晰地写着：这里是前线。我们到了战区。

这并非出于恐惧。我们这些经常开赴前线的人，早已对此无动于衷，唯有新兵们才惶恐不安。卡特指教他们说：“那是30.5厘米口径的。你们听到的是发射——马上爆炸。”

但爆炸的闷响并没有传来。它淹没在前线的嘈杂声中。卡特竖起了耳朵：“今晚的炮火肯定很猛。”

我们听着。前线并不平静。克罗普说：“英国佬开炮了。”

炮声十分清晰，来自英国炮兵连，位于我们区域的右侧。他们提早了一小时，以往他们总是十点整准时开炮。

“他们怎么搞的？”米勒喊道，“一定是钟走快了。”

“肯定是恶战。我告诉你们，我骨子里都能感觉得到。”卡特耸耸肩。

三发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火舌冲进浓雾，炮声轰鸣。我们冷得浑身哆嗦，但心里却有些高兴，因为明天一早，我们就能回到营地了。

我们的脸色并不比往常更红或更白，也没有更紧张或更松弛，但它确实变了。我们感到血液里的某个触点被接通——这不是说辞，而是事实。是前线，是对前线的意识触发了这个点。此刻，第一批炮弹发出尖锐的轰鸣，爆炸声炸裂了空气，在我们的血管里、手掌间，在我们眼中，突然现出了屈服的等待，暗中守候的强烈觉醒和感官特殊的敏锐。整个身体在声浪中彻底待命。

我时常感到，震荡烧焦的空气无声而颤抖着朝我们扑来，又仿佛前线本身发射的电流，调动了我未知的神经末梢。

每次都是如此：出发时，我们是怏怏不快或兴致勃勃的士兵——接着面对炮兵阵地，于是我们说的每句话都走了调。假如卡特在营房说“有一场恶战”——那不过是他的看法，仅此而已。但在这里，他的这句话就像月夜中的一把尖刀，锋利地刺穿我们的思想。它更密切地以一种模糊的含义，与我们苏醒的潜意识说话：“有一场恶战”——或许这就是我们内在的、秘密的生活，颤抖着奋起抗争的生活。

对我来说，前线是个可怕的漩涡。即便远离漩涡中心站在平静的水中，我仍能感觉到它的力量正将人吸走：缓慢而难以抗拒，挣扎也是徒然。但从大地中、空气中——主要来自大地——又有一股防御的力量向我们涌来。大地对任何人都不比对士兵意味着更多。当士兵们持久而有力地紧贴大地，当猛烈的炮火令他们极度恐惧，他们将脸和四肢深深地埋进大地时，大地是他们唯一的朋友，是兄弟，是母亲。他们的惊恐和呼喊辗转在大地的沉默和安谧中。大地接纳他们，再释放他们，让他们再奔跑十秒，再活十秒，再逮住他们。时常，他们永恒地回归了大地。

大地——大地——大地！

大地，我们纵身跳入你的褶皱、你的洞孔、你的洼坑，蹲伏下来！大地，在恐惧的痉挛中，在毁灭性的喷射中，在充满垂死哀号的爆炸中，你赐我们重新赢得生命的巨大反击力！疯狂的风暴几乎摧毁我们的生命，而经由双手，我们又从你那里逆流而回，于是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埋入你的怀中，度过脱险的瞬间。沉默而侥幸地，我们用嘴唇啃噬你！

第一次听见榴弹爆炸时，我们存在的一部分猛然跃起，回到数千年前。这一部分，是我们身上苏醒的动物本能。它指引我们，保护我们。它并非来自意识。它更快，更迅捷，比意识更安全、更可靠。无法解释。一个人什么也没想，走着路——突然扑倒在坑道里，弹片擦过头顶——但他根本无从记起，是他听见了榴弹飞来，还是他正准备扑倒。要不是任凭本能行事，他早已成了一堆碎肉。正是这一部分，正是我们身上有预见性的嗅觉，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时候推倒我们，挽救我们。从弗兰德[4]到弗格森[5]，假如没有本能，早已无人生还。

出发时，我们是怏怏不快或兴致勃勃的士兵——我们来到前线的边界地带。我们变成了人形野兽。

我们进入一片稀疏的树林。开过站地炊事班，穿过树林，我们下了车。卡车开了回去，明天天亮前再来接我们。

齐胸的浓雾和硝烟笼罩着草地。月亮高悬的天空下，部队行进在公路上。战士们的钢盔在月光中反射出微光。人头和步枪耸立在白雾中，头影和枪管上下蹿动着。

再往前走，雾散了。人头的轮廓清晰起来。上衣、裤子和皮靴从牛奶池般的雾气中显现出来。队伍行进，一路向前。人形汇成楔子。再也看不清任何一个单独的人了，唯有一簇黑暗的楔子在向前挪动。游出雾池的人头和步枪显得古怪。一个队列——而非人群。

一条横路上驶来轻型大炮和装弹药的马车。马背在月光下十分醒目。马匹步态优美，摆着头，眼睛闪着光。大炮和马车穿梭在月夜朦胧的幕布前。戴钢盔的骑兵们宛如古代骑士。这一幕竟动人心弦。

我们奔向工兵场。部分人扛起又弯又尖的铁桩，部分人则将光滑的铁棍穿进铁网后跟进。沉重的铁器压得人很不舒服。

地面坑洼不平。前方不时传来警告：“注意，左边有深弹坑。”——“小心，有个沟。”——

我们的眼睛紧盯着地面，脚和拐杖探着路，承受着身体的全部重量。队伍猛地停住，有人的脸撞上了前面一位手中的铁丝网，气愤地大骂起来。

路上有几辆被击毁的卡车。一道新命令：“把烟和烟斗熄灭。”——我们已靠近战壕。

这时，四周一片漆黑。绕过一片小树林后，前线出现在我们眼前。

地平线的一端到另一端，伸展着一抹难以捉摸的亮红。它不停地舞动，不时被炮口喷出的火焰搅乱。火球蹿到它上方，银色和红色的火球炸裂成白色、绿色和红色的流星雨，散落下来。法国的导弹对空射去，一朵蘑菇云在空中缓缓向地面飘下来，将一切照得恍如白昼，直照到我们身上，看得见地上我们清晰的影子。它飘摇了数分钟后，耗尽而灭。但马上，新的火球就再次蹿上天空，又照亮一切，再次变为绿色、红色和蓝色。

“糟糕。”卡特说。

暴风雨般的炮火凝成一声低沉的闷响，又瓦解为成组的爆炸。机枪单调的齐射咯嘎不停。我们头顶的空中布满无形的追逐、嘶叫、怒吼和咆哮。它们是手榴弹——夹杂着管风琴般的迫击炮和煤箱般的大型重炮。汹涌的炮弹碎片划破夜空，落在我们身后的远方。宛如一群发情的牡鹿，碎片在榴弹不间断的号叫之上，发出一道道悠远、高深、尖锐而嘶哑的吼叫。

探照灯开始在黑夜中搜索，活像把巨大的、末端变细的直尺，滑过夜空。一盏探照灯停下来，微微颤抖一下，马上，另一道探照灯又靠近它。它们交叉着，捉住了一只黑色的试图挣脱的昆虫：一架飞机。它开始慌张，眩晕，东倒西歪。

我们将铁桩隔着均匀的距离结实地打入地里。每组中两人抓住一卷铁丝网，其余人将它展开。这些讨厌的铁丝网上布满长刺，刮破了我的手指。我还不习惯做展开铁丝网这个活儿。

几小时后，任务完成，但要等到卡车来接我们，还有些时间。大多数人躺下身，试着睡觉。我也一样。天气渐凉。我们意识到我们在靠近海边的位置。一些人总是刚睡着，就被冻醒。

有一会儿我睡得很熟，又猛然惊醒，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看见星星，看见炮火，有个瞬间我竟觉得自己睡在一座假日花园中，不知是清晨还是夜晚。蒙眬中，我躺在一个苍白的摇篮里，等待着温柔的话语，等待着一定会说给我的温柔可靠的话语——我哭了吗？我捂住眼睛，真奇妙，难道我是个孩子？还有柔软的皮肤。——只持续几秒，我就认出了卡特的轮廓。他安静地坐着。一个抽着烟斗的老兵，当然是个有盖的烟斗。他察觉到我醒了，对我说：“吓着了吧？只是个雷管，掉在了那边的灌木丛。”

我坐起身，感到分外孤独。幸亏卡特在我身边。他沉思着望向前线：“要是不危险的话，炮火还真美。”

一颗炮弹在我们后方爆炸。几个新兵吓得跳将起来。几分钟后又炸了一颗，比刚才更近。卡特磕掉烟斗里的烟灰：“扫射来了。”

扫射来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匍匐着散开。有几颗子弹正好落在我们中间。有人大叫。地平线上蹿起一颗绿色的炮弹，炸得泥土高高飞起。弹片嗖嗖掠过我们耳畔。扫射停了很久后，仍能听见啪嚓啪嚓的响声。

我们旁边躺着一个稚气未脱的胆小新兵。他捂着脸，钢盔滚落到一旁。我抓住钢盔，想再戴到他头上。他抬头看了看，一把推开钢盔，像个孩子般爬过来，头埋在我的腋下，紧紧地贴着我的胸脯。他瘦弱的肩膀抽搐着，抽搐得就像克默里西。

我任凭他贴着我。为了钢盔还能有点用，我将它扣在他的屁股上。这绝非恶作剧，而是考虑到那是他最凸出的部位。尽管那个部位皮肉厚实，但挨上一枪还是疼得要命，又要在野战医院趴上个把月，往后还肯定成了跛子。

有人中弹了。爆炸间，我们听见了号叫声。

终于安静下来。炮火飞过我们头顶，落在最后方的后备队战壕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瞥了一眼，看见红色的炸弹在空中飘浮。进攻恐怕要来了。

我们的位置仍然平静。我坐起身，摇摇新兵的肩膀。“过去了，小家伙！我们闯过了一关。”

他慌张地四下张望。我对他说：“你会习惯的。”

他摸到自己的钢盔，戴在头上，慢慢回过神来。突然，他满脸通红，看上去狼狈不堪，又小心地伸手摸向自己的屁股，痛苦地望着我。我马上明白：他吓得失禁了。我可不是因此才把钢盔扣在他屁股上的——但我还是安慰道：“这不丢人。很多比你胆大的人第一次经历袭击也拉了一裤子。到灌木丛后面，把你的衬裤扔掉。去吧——”

他羞愧地跑开了。一切又安静下来。但号叫声并未停止。“出什么事了，艾伯特？”我问。

“那边的几个纵队挂了彩。”

号叫声依旧继续着。听上去却不是人的声音。人不会号叫得如此恐怖。

卡特说：“是受伤的马。”

我从未听见过马的哀嚎，几乎无法相信。这声音就像悲叹着人间。它来自一个遭受折磨的受造物，来自一种狂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疼痛。它们正在呻吟。我们脸色煞白。德特林腾地站起来：“刽子手，这群刽子手！为什么不给它们一枪！”

他是个农民，跟马有感情。马的叫声让他揪心。说着，就像天意，炮火声竟渐弱下来，马的嚎叫显得更加清晰。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分辨，眼下这片寂静的银色风景中，马的声音究竟来自何方。这声音看不见，像幽灵般充斥在天地间，无处不在，又四下蔓延。德特林愤怒地吼道：“给它们一枪，倒是给它们一枪啊！这帮该死的家伙！”

“他们肯定得先救人。”卡特说。

我们站起身，想看看马在哪里。要是能看见那群畜生，或许我们会好过点儿。迈耶有个望远镜。我们看见一团黑暗中，护理员们正抬着担架，又看见一团更大的黑暗在向前挪移，那是受伤的马。但并非所有的马都受了伤。它们中有的还向前奔跑着，又跌倒，又继续奔跑。有的马肚子上中了弹，肠子流了一地，绊住了蹄子，跌倒在地上，随后又站了起来。

德特林举起步枪瞄向那匹马。卡特一把将他的步枪推向天空：“你疯了吗？——”

德特林颤抖着把他的枪撂在地上。

我们坐下，用手捂住耳朵。但这恐怖的悲鸣、呻吟和哀叹还是钻进了耳朵。从四面八方钻进我们的耳朵。

我们几乎能忍受所有事情，但此刻却冒出一身冷汗。真想站起身跑掉，无论跑到哪里，只要不再听见这种嚎叫。而它们并不是人，只是马。

一团漆黑的乱象中又抽离出几副担架。接着又爆出几声枪响。那结团的一坨颤动着，又归于安静。终于安静了！但并没结束。人们无法靠近那些受伤的畜生。惊马奔逃。它们因痛苦而大张着嘴。一个人影跪下身，只听一声枪响——一匹马毙倒在地——又一声枪响。而最后一匹马，两条前蹄跪在地上，像个旋转木马般转着圈。它坐在两条高高撑起的前蹄上转圈，可能是它的背部已被打得稀碎。一名士兵跑过来补了一枪，它这才缓慢而温顺地滑倒在地。

我们放下捂住耳朵的双手。哀嚎停止了。空气中唯剩一声冗长的、逐渐止息的叹息。接着又是炸弹、榴弹的歌唱和星辰——这一切简直非同寻常。

德特林边走边骂：“我就想知道，它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之后他又走回来，声音颤抖着，听上去几乎郑重其事：“我告诉你们，让动物上战场，是最卑劣的勾当。”

我们往回走。到了上卡车的时间。天光已微亮，正是凌晨三点。风又清又冷。在这凄清的时辰里，我们的脸色愈加灰暗。

我们排成单列摸索着向前行进。穿过壕沟和弹坑，又到了浓雾地带。卡特有些慌张。这不是好兆头。

“你怎么了，卡特？”克罗普问。

“我多想，我们能早点回家。”家——他指的是营房。

“不会太久了，卡特。”

他有些烦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们走进交通壕，接着踏上草地。小树林浮现眼前。这里的每寸土地我们都相当熟悉。那边的猎人公墓中矗立着一座座坟茔和一具具黑色的十字架。

就在这一瞬，我们身后响起了嘘声，它膨胀、爆裂、轰鸣。我们俯下腰身——前方一百米处，一团火球正冲向天空。

接下来一分钟的第二次轰炸中，一片森林被炸得缓缓越过山顶，三四棵树在风中飘摇，成了碎片。接着飞来的榴弹，发出锅炉阀门般的咝咝声——猛烈的炮火——

“隐蔽！”有人大声吼道——“隐蔽！”——

草地太平坦了，树林又远又危险，而除了公墓和坟茔，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隐蔽。黑暗中，我们跌跌撞撞地溜进墓地，个个像被吐沫粘上一样，紧紧地贴在坟茔后。

就在这一刻，黑暗变得疯狂。它汹涌着，怒吼着。比夜更黑的黑暗，弓着巨背，咆哮着朝我们袭来，越过我们头顶。爆炸的火焰照亮了整个墓地。没有任何出路。我在光亮中看了眼草地。草地像惊涛巨浪中的海洋，炮弹喷出的火焰像喷泉般一跃而起。谁也无法穿过这片草地。

树林被夷为平地。它被炸烂，粉碎，摧毁。我们只能待在墓地。

大地在我们面前爆裂。空中落下雨滴般的土块。我感到一阵猛烈的急冲，一块弹片撕碎了我的衣袖。我握紧拳头。不疼。但我心里不踏实，因为受伤后并不会马上让人感到疼痛。我捋了捋胳膊，只擦破了皮，还算完好。这时，我的头又遭到重创，我差点失去知觉。一个念头迅速闪过脑海：不能昏迷！我沉沦在黑暗的泥潭中，又挣扎着爬起来。是一块弹片削到了我的钢盔。它从很远的地方打过来，才没能射穿我的钢盔。我抹去眼中的灰土，模糊地看见我面前炸开了一个大坑。我想躲进这个弹坑，毕竟炮弹几乎不那么容易两次在同一个位置爆炸。我猛地跳向它，像鱼一样平趴在地上。又传来咝咝声，我赶紧爬过去，伸手去抓遮蔽物，感到左手边有一样东西，我紧贴过去，它滚到一边。我呻吟着。天崩地裂。气浪在我耳边轰鸣。我爬到那裂开的东西里，盖住了自己。它是一块木头、一块布，是掩蔽物、掩蔽物，是用来遮蔽横飞弹片的可怜的遮蔽物。

我睁开眼睛。我的手紧紧抓着一只衣袖、一条胳膊。是个伤兵吗？我喊他，没有回答——是个死人。我继续抓着，摸到些木碎——现在我又记起，我们正躺在墓地里。

但炮火的猛烈超越了一切。它毁灭了直觉。我只能更深地躲在棺材里，它保护我，尽管死神就躺在里面。

我的面前是裂开的弹坑。我用目光抓着它，就像用拳头。我纵身一跳，脸上却吃了一拳。有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难道死人活了？那只手摇晃着我。我转过头，在瞬间的火光中惊讶地盯着卡特的脸。他大张着嘴，咆哮着。我什么也听不见。他摇着我，凑近我。炮火消歇的刹那，我听清了他的话：“毒——毒气——毒气！把话传出去！——”

我伸手抓我的防毒面具。离我稍远的地方躺着一个人。我只想到一件事：这个人必须知道“毒气——毒气——”！

我喊着，凑向他，用背包打他，他完全没有察觉——我又打他，打他——他只顾埋着头——一个新兵。我绝望地看着卡特。他已经戴上了面具——我也拿起了我的面具。钢盔歪到一边，碰到了我的脸。我抓住那人。我身旁搁着他的背包。我抓住他的防毒面具，套在他头上。他明白了——我松手一跃——随后，猛地跳进弹坑。

瓦斯弹沉闷的爆破声和炸弹的炸裂声混合在一起。夹杂在爆炸声和金属重击声中的预警向四周发出警告：毒——毒——毒气——

我身后“砰”地掉下重物。一次，又一次。我擦拭着防毒面具镜片上的哈气。是卡特、克罗普和另一个人。我们四人心情沉重而紧张地躺在坑道里，尽量轻微地呼吸着。

刚戴上防毒面具的几分钟决定着生死：它密闭吗？我见过野战医院里那可怕的场面：中了毒的那些伤兵连续数日哽咽着将被烧伤的肺一块块呕吐出来。

我的嘴卡在瓣膜上，如临深渊般呼吸着。现在，毒气正在地面汹涌地蔓延，弥漫了所有的坑洼。它像一只柔软而巨大的水母，游进了我们的坑道，伸着懒腰躺下身。我碰了碰卡特：爬出去，躲在高处比待在这儿强。这里聚集的毒气太多。可不等我们往高处爬，第二次袭击就爆发了。这次可不是呼号的炮轰，而是大地狂怒的吼声。

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轰然朝我们冲过来，滚落在我们旁边。是口被掀翻的棺材。

我看见卡特动了动，我朝他爬去。那口棺材正好砸在坑里第四个人的一条伸出的胳膊上。那人正试着用另一只手掀开自己的防毒面具。克罗普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猛地把他那只手反扭到背后，死死按住。

卡特和我爬过去，准备拉出他那条受伤的胳膊。棺材盖翘着，已经被炸裂。我们轻易掀开了它，扔出尸体。尸体滑落到坑道下方。接着我们试着松动棺材底部。

幸好他昏迷了，而克罗普又能来搭把手。我们用不着那么当心，而是拼尽全力大干起来。直到棺材在插进土里的铲子的铲掘下，叹息着服软。

天亮了。卡特把一块棺材板放在受伤的胳膊下。我们用尽了所有的绷带。眼下我们也做不了别的。

我的头在防毒面具里嗡嗡作响，简直要炸了。我胸口憋闷，空气始终灼热而稀薄。太阳穴暴着青筋，我快要憋死了——

一束朦胧的光照在了我们身上。风吹进墓地。我爬出了弹坑。肮脏的曙光中，横在我眼前的是一条被炸断的腿，长靴还完好无损。这一切我看得一清二楚。几米外站起一个人。我擦了擦面具上的镜片，它马上又因为我的激动而模糊了。我从镜片后注视着——发现站着的那个人已经不戴防毒面具了。

我等了几秒——他没倒下。他环顾四周，走了几步。风已吹散了毒气。空气是干净的——我也扯开我的防毒面具，跌倒在地。空气像冰冷的水般涌进我的身体。我的眼睛要炸裂了，气流淹没我，我眼前一片漆黑。

轰炸停了。我转向弹坑，去招呼另外几个人。他们也爬出来，摘下了防毒面具。我们拖着那个伤兵。一个人把着他绷着夹板的胳膊。就这样，我们踉跄着匆忙往前走。

墓地已成废墟。到处是棺材和尸体。他们又被杀死了一次。但每具破碎的尸体都救了我们一条命。

栅栏东倒西歪。工地的路轨被炸出了轨，僵硬而扭曲地立在空中。我们面前躺着一个人。我们停下来，让克罗普扶着伤兵继续往前走。

地上躺着的是个新兵。屁股上满是污血。他已气若游丝，我赶紧抓起我的军用水壶，里面装着朗姆酒和茶。卡特按住我的手，朝他弯下身：“你伤到哪儿了，朋友？”

他动了动眼皮。他没力气回答。

我们小心地撕开了他的裤子。他呻吟着：“轻点，轻点，这样好些——”

如果他腹部受伤，那什么也不能给他喝。他没有呕吐，这算是好事。我们露出了他的臀部。那里是一团碎肉和裂骨。他的关节中了弹。这个年轻人以后再也走不了路了。

我弄湿了手指，擦了他的太阳穴，又给他灌了一大口东西。他的眼珠转动了。我们这时候才看见，他的右胳膊也流着血。

卡特展开两卷绷带，盖住了他的伤口。我想找点东西包扎在绷带上，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我撕开他的裤管，想剪下一条他衬裤上的布当绷带。可是他没穿衬裤。我仔细看了他一眼：原来他就是刚才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

卡特这时从一个死人的背包里找来一卷绷带。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伤口包扎起来。他忍着痛盯着我们。我对他说：“我们现在去找副担架。”

他张开嘴，呻吟道：“别走——”

卡特说：“我们马上回来，就去给你找副担架。”

我们不知他是否听懂了。他像个孩子般呜咽起来，拉住我们：“别走——”

卡特四下张望着，低声说：“要不干脆给他一枪，结果了他？”

他根本禁不起路上折腾，最多还能坚持几天。迄今的疼痛比起他死前将要遭受的痛苦，根本不值一提。现在他正失去知觉，意识凌乱，而一小时后，他将由于无法承受的剧痛，成为一件尖叫的行李。对他来说，他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疯狂的折磨。他活着，又对谁有益处呢？

我点点头。“是，卡特。应该给他一枪。”

“把枪给我。”他说着，站着没动。他已下定决心，我看得出来。我们望向四周，发现已不只是我们两人。我们眼前聚集了一群人，从弹坑和战壕里伸出一个个脑袋。我们找来了一副担架。

卡特摇着头。“多年轻的小伙子。”他又重复道，“真年轻啊，一个无辜的小伙子——”

我们的损失远远低于预期：五死，八伤。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火力袭击。两个死去的士兵，躺在被炸开的墓穴里，我们只消把他们埋葬。

我们往回走。沉默无语地前后排成一列纵队。伤兵被送去了野战医院。这是个阴郁的清晨。卫生员拿着号码和标牌手忙脚乱，伤员们则呻吟呜咽。下雨了。

一小时后，我们看见了卡车，一个个爬上去。现在，卡车比来时宽敞了许多。

雨下大了。我们摊开帐篷布，遮在头上。雨水敲击着帆布，沿着两侧流下来。卡车驶过坑洼不平的路面，我们半睡着，颠簸间前后摇晃着身体。

车厢靠前站着的两个人，手拿长长的叉杆。他们注意着横挂在道路上的电话线。线架得很低，恨不能砍断我们的脖子。那两人用叉杆挑高电话线，举过我们的头顶。我们听见他们喊着：“当心——电话线。”在半睡中，我们弯曲一下膝盖，接着再站直。

单调晃动的卡车。单调的喊声。单调地下着雨。雨落在我们头上，也落在死者的头上，落在受伤新兵稚嫩的身体上。对他的屁股来说，他的伤口未免太大。雨也落在克默里西的坟墓上，落在我们心上。

某处传来爆炸声。我们一激灵，紧张地睁开眼，双手又做好随时翻出车挡、跳到路边沟壕里的准备。

什么也没发生。唯有单调的喊声：“当心——电话线！”我们蹲下身，又半睡过去。

[3]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节日。每逢节日，除病弱者外，所有犹太人都住进棚里，献上祭品，感谢上帝的恩赐。住棚节也是农民求神降雨的日子。

[4]西北欧，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交界处。

[5]德国西南部与法国接壤的山脉。

V

挨个弄死身上的几百只虱子是件苦差事。没完没了地用指甲掐死这些硬邦邦的小动物，很容易让人感到厌烦。为此，加登在点燃的蜡芯上，用铁丝固定了一个鞋油盒盖。只要把虱子往这个小平底锅上那么一扔——啪嗒，它们就被干掉了。

我们围圈而坐，膝盖上放着衬衫。温暖的微风中，我们光着膀子，手里忙活着。海尔身上的虱子是优良品种：每个头上都长着红十字。他声称：这些虱子是他从托尔豪特野战医院带回来的。它们曾专属一位少校军医。他还想用鞋油盒盖里慢慢熬制的虱子油，擦他的长靴。为了这个笑话，他足足狂笑了半小时。

但今天，他的笑话并不走运。我们正忙着想别的事情。

传闻变成了事实。西摩尔史托斯来了。昨天他一出现，我们就听见了他熟悉的声音。听说他在老家的练兵场虐待了几个新兵，却不知有个新兵是行政长官的儿子，为此他遭了殃。

这里会让他大开眼界。加登已经琢磨了几小时，该怎么对付他。海尔则沉思着看自己的大手，并朝我使了个眼色。上次的斗殴是他的人生巅峰。他告诉我，那晚的事，他还时常梦到。

克罗普和米勒正聊着天。克罗普托人搞到满满一盒豆子，可能是从炊事班。米勒贪婪地瞟着豆子，却克制地问道：“克罗普，现在要是和平了，你打算做什么？”

“不会和平的！”克罗普马上说。

“呐，我是说假如——”米勒坚持道，“你会做什么？”

“离开这儿！”克罗普抱怨着。

“这是自然。然后呢？”

“喝个大醉。”克罗普说。

“别胡说。我是说真的——”

“我也是说真的。”克罗普说，“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

卡特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索要了克罗普的贡物，接过豆子，又考虑良久，说道：“当然可以喝个大醉。但之后你得乘下一趟火车回老家去。老天！和平了，克罗普——”

他在油布皮夹里翻出一张照片，骄傲地给大家传看：“这是我老婆！”之后他又把照片收好，骂道：“这该死的爬满虱子的战争——”

“说得好。”我说，“可是你有老婆孩子。”

“没错。”他点点头，“我还得让他们吃饱。”

我们都笑了：“他们饿不着，卡特。你总能搞到吃的。”

米勒对他们的回答并不满意，仍想追问。他一把推醒正在做着殴斗美梦的海尔·维斯胡斯：“海尔，要是现在和平了，你会做什么？”

“他会狠狠地踹你的屁股，因为你就是打那儿开始的。”我说，“你究竟是怎么想出和平这档子事的？”

“牛屎是怎么上屋顶的？”米勒言简意赅地说，又转向海尔·维斯胡斯。对海尔来说，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他晃着长满雀斑的脑袋：“你的意思是，等战争结束？”

“没错，你都听到了。”

“那时候肯定有女人，不是吗？”海尔舔了舔嘴唇。

“没错。”

“妈的！”海尔说着，笑逐颜开，“到那时候，我就抓着个结实的浪货，一个真正的胖婊子。你知道，就那么一把抓住她那点儿像样的东西，猛地跳到床上！你们想想，床是真正的弹簧床，颤颤巍巍。朋友，八天我都不会穿上裤子。”

一片沉寂。这个画面太动人。我们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最后，还是米勒打起精神：“然后呢？”

无声。“然后，”海尔难为情地解释道，“我要是能当上下士，我就继续待在部队超期服役。”

“海尔，你真是疯了。”我说。

他不急不躁地反问道：“你挖过泥煤吗？去试试看。”

说着他从长筒靴里抽出一把勺子，伸到克罗普的碗里。

“再糟也糟不过在香巴涅[6]挖战壕吧？”我反驳道。

海尔嚼着豆子，冷笑道：“挖的时间更长。同样跑不出来。”

“可是老天，在家不是更好吗！海尔。”

“有好有坏——”说着，他张着嘴，陷入沉思。

从他的表情能读出他的心思——沼泽地上的破茅屋，从早到晚在荒原的炎热中干重活儿，微薄的收入，肮脏的工作服——

“和平时，待在部队很舒服。”他说，“每天都有吃的，没有的话，你可以闹事。有张床，每八天发一身干净的衣服，穿得像个绅士。只要你老老实实服士官兵役，你还有一套漂亮的制服。而到了晚上，你就可以像个自由人一样去酒馆儿了。”

海尔很得意，他甚至爱上了自己这个主意。“而且你要是服满十二年兵役，还能拿到一笔退役金，之后当个乡警。这样，你就可以整天东游西逛。”

他现在就陶醉在未来的日子里了：“想想吧，你会受到怎样的款待。这儿给你一杯白兰地，那儿给你半升啤酒。谁不愿意跟警察搞好关系？”

“但你当不了士官，海尔。”卡特抛出一句。海尔吃惊地望着他，一声不吭。他大概还想着一个秋天凉爽的夜晚，荒原上的周日，村里的钟声，和女仆们厮混的下午和晚上，荞麦面包配大片熏肉，在小酒馆儿里无忧无虑地大汗淋漓——

海尔无法迅速抛却如此多的幻想。于是他恼怒地嘟囔着：“你们总问些蠢问题。”

他从头上套上衬衫，扣好了军装扣。

“那么，你打算做什么，加登？”克罗普问。

加登只有一桩心事：“注意，千万不能放过西摩尔史托斯。”

他大概最想的就是把他关进笼子，每天早晨用棍子教训他一顿。他热情地对克罗普说：“我要是你，我就要做到中尉。到时候好好收拾他，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你呢，德特林？”米勒追问道。他是个天生爱刨根问底的教书匠。

德特林话不多。但就这个问题，他给出了答案。他望向天空，只说了一句话：“我还能赶上收庄稼。”说完，他站起身走了。

他正在发愁。他老婆现在不得不经管庄稼。两匹马又早就送走了。现在，他每天都留意送来的报纸，看看他老家奥尔登堡是否下雨。要是不下雨，他们就不用收干草。

这时西摩尔史托斯出现了。他径直朝我们走来。加登变了脸。他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气愤地闭上了眼睛。

西摩尔史托斯有点不知所措。他先是放慢脚步，接着又大步流星地走向我们。我们中没人有起身的意思，而克罗普则饶有兴味地望着他。

这时，他站在我们面前，等待着。由于没人吱声，他说了声“呐”作为开场白。

几秒钟过去了，西摩尔史托斯显然不知如何是好。他此刻最想的是让我们跑步，折磨我们。但他毕竟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前线不是练兵场。他再次试着将目光从众人身上移开，去盯着某个人，并希望，这样做能更容易得到回答。克罗普因为离他最近而受到青睐：“呐？你也在这儿。”

但艾伯特不是他的朋友，他回答得很勉强：“比您来得稍早点儿，我想。”

他红色的髭须颤抖起来：“你们是不认识我了，对吗？”

加登这时睁开双眼：“不，我认识你。”

西摩尔史托斯转向他：“这可是加登，不是吗？”

加登抬起头：“那你可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西摩尔史托斯惊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以‘你’相称的？我们并没一起躺过公路边沟吧！”

他根本不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对于公开的敌意，他绝对料想不到。但他必须采取防御措施。肯定有什么人跟他说过背后放枪之类的蠢话。

加登在发火之前，就公路边沟的问题，甚至开起了玩笑：“是的，当时边沟里只有你自己。”

这下西摩尔史托斯爆发了。但加登的火气抢了先，他不骂不快：“你想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吗？你是只猪猡。说的就是你！我很早就想告诉你。”数月来终于获得的满足感，在他脱口说出“猪猡”的瞬间，无遗地暴露在他闪烁的猪眼中。

西摩尔史托斯这时大发雷霆：“你这条疯狗。你这个下流的狗娘养的。你想干什么？您起立！长官跟您说话时，您应该立正！”

加登做了个卓越的手势：“您可以稍息了，西摩尔史托斯。解散！”

西摩尔史托斯就是一部会咆哮的军事训练规章，比皇帝还不容冒犯。他吼叫道：“加登！我以长官的身份命令您：起立！”

“还有别的口令吗？”加登问。

“您到底服不服从我的命令？”

加登的冷静答复，竟在不知不觉中引用了著名的经典语句。而与此同时，他还转身放了个响屁。

西摩尔史托斯暴跳如雷：“您一定会上军事法庭的！”

我们看着他逐渐消失在通往文书室的方向。

海尔和加登像挖煤工一样爆出大笑，而海尔竟笑得下巴脱了臼。他突然张着大嘴站着，不知如何是好。艾伯特只好对准他猛打一拳，让他的下腭重新复位。

卡特则忧心忡忡：“要是他汇报给上级，那就糟了。”

“你觉得他会这么做吗？”加登问。

“肯定会。”我说。

“要是罚你，至少是五天禁闭。”卡特说。

这并没吓到加登：“五天禁闭不就是休息五天嘛！”

“要是把你送到要塞上去呢？”细致认真的米勒琢磨道。

“要是那样的话，战争对我来说就算结束了。”

加登天性乐观。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值得担忧。他跟海尔、莱尔一道撤了，以免被告发后，那帮人火气正大时立即找到他。

米勒的问题依然没完。他又抓着克罗普问：“艾伯特，要是真能回家，你打算做什么？”

克罗普这会儿吃饱了肚子，随和地说：“我们班到底有多少人？”

我们计算着：二十人中死了七个，受伤四个，还有一个进了疯人院。那么，总共最多也就十二人。

“其中三个当了少尉。”米勒说，“你们认为，他们还能忍受康托列克的训斥吗？”

我们不这样认为。就连我们也不愿再忍受别人的训斥。

“你怎么看《威廉·退尔》中的三重主题？”克罗普一边回忆着，一边尖声大笑。

“哥廷根林苑派的主旨是什么？”米勒也突然严肃起来。

“勇士查理有几个孩子？”我平静地反问。

“您这辈子一事无成，博伊默尔。”米勒聒噪道。

“扎马会战发生在哪年？”克罗普想知道。

“您缺乏道德上的严肃。您坐下，减三——”我打了个手势，表示拒绝。

“对来库古来说，哪些是政府最重要的任务？”米勒低声问，假装推了一下夹鼻眼镜。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德国人除了敬畏上帝，不怕尘世间的任何人，还是说我们德国人——”我提出一个问题。

“墨尔本的人口是多少？”米勒叽叽喳喳地反问。

“如果您连这个都不知道，您这一生还想成就什么？”我气愤地问艾伯特。

“内聚性是什么意思？”他打出了一张王牌。

这些冠冕堂皇的事我们大多已忘记。而在学校里，却没人教过我们如何在风雨中点燃香烟，如何用潮湿的木头生火——或如何刺向肚子，而不是刺向肋骨，以免卡住刺刀。

米勒思索着说：“战场上这些经验有什么用？我们总要回到课堂。”

我认为绝不可能：“但说不定会给我们来次特别的考试。”

“那也要准备。就算考试通过了又能怎样？上大学也未必好。要是没钱，还不是要苦读书。”

“会好一些。只不过他们灌输的东西，照旧是些胡说八道。”

克罗普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一个上过战场的人，怎么会把那些废话当真。”

“但是你总得有个职业。”米勒反驳道，仿佛他就是康托列克本人。

艾伯特拿出小刀修理起指甲。对于他的讲究，我们有些吃惊。但他不过是在思考罢了。他放下小刀，继续说道：“的确！卡特、德特林和海尔会重拾旧业，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职业。西摩尔史托斯也一样。但我们从没有过什么职业。经历过这一切，”他朝前线比画着，“我们还能适应什么职业。”

“必须给我们发放年金，那样我就可以一个人住在树林里——”说着，我却马上为我的自大感到羞愧。

“我们回去以后的日子会怎样呢？”米勒自己也恐慌起来。

克罗普耸耸肩：“我不知道。先得回去才能知道。”

我们都不知所措。“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问。

“我对什么都没兴趣。”克罗普厌烦地答道，“总有一天我们会死的。死了还能做什么？我根本不相信我们能活着回去。”

“一想到战后，艾伯特，”过了一会儿，我翻了个身，仰面朝天，“一听到‘和平’这个词，我就想，以后去做些难以想象的事，或许我真的会这么做。这个念头冲进我的脑袋。你知道，只有能做那样的事，我们才不算白白在这儿受苦。可我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只想到职业、学业或工资这些事——让人厌恶。这些事一直在，以后又要重来。我什么都找不到——什么都找不到，艾伯特。”

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前途一片黑暗。

克罗普也在思考：“我们都将面临艰难的处境。家里人不是时常也为此操心吗？两年的枪林弹雨——这段记忆，随后怎么可能像脱袜子一样轻易抹去——”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处境大同小异。不仅是我们几个，战场上的每个同龄人，都或多或少面临着同样的局面。这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命运。

艾伯特脱口而出：“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

他说得对。我们已不再年少。我们不再想征服世界。我们是逃兵。我们既逃避自己，又逃避生活。我们才十八岁，刚开始热爱世界，热爱生活，却不得不对这一切开炮。第一颗榴弹，第一次袭击射向了我们的心脏。我们与行动、追求和进步断绝了关系。我们再不相信这一切：我们只相信战争。

文书室气氛热烈。看来西摩尔史托斯已经向上方告了急。快步走在纵队前列的是肥胖的中士。说来奇怪，几乎所有在编的中士都是胖子。

他后面紧跟着复仇心切的西摩尔史托斯。他的皮靴在阳光下锃光瓦亮。

我们站起身。中士气喘吁吁地说：

“加登在哪里？”

当然，没人知道。西摩尔史托斯气愤地盯着我们：“你们肯定知道，就是不说。赶紧说出来！”

那位中士搜寻地环顾四周，根本找不到加登。于是他试图反着来：“加登必须在十分钟内去文书室报到。”说完他走了。西摩尔史托斯也紧跟着走出去。

“我有种感觉，下次去构建工事时，铁丝网会落在西摩尔史托斯的腿上。”克罗普设想着。

“在他身上，我们还能找到很多乐子哪。”米勒笑着说。

这就是我们的抱负：打击这个邮差的想法。

我走进营房，告知了加登发生的一切，好让他躲开。之后，我们换了个地方，又躺下来打牌。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事：打牌，骂人，开战。对二十来岁的人来说，这一切并不算多——但又太多了。

半小时后，西摩尔史托斯又来了。没人理他。他找加登。我们耸耸肩。

“你们得去把他找来。”他坚持道。

“谁是‘你’？”克罗普询问道。

“就是你们几个——”

“我想请您，不要对我们以‘你’相称。”克罗普说得像个长官。

西摩尔史托斯就像一脚踩了空：“谁用‘你’称呼你们了？”

“您！”

“我？”

“是的。”

他左思右想，又怀疑地斜睨了一下克罗普，因为他根本没闹明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毕竟在这件事上，他有点晕头转向，于是他妥协道：“你们没找到他？”

克罗普躺在草地上，说道：“您以前上过前线吗？”

“这跟您毫不相干。”西摩尔史托斯果断地说，“我在要求你们答复。”

“很好。”克罗普说着站起身，“请您往那边看，空中挂着一簇簇云团，那是高射炮轰炸的。昨天，我们就在那边。死了五个，伤了八个。但这个数不过是小意思。下次您跟我们一起上前线时，全体士兵都会在他们死前先到您面前，立正挺直，利落地请示您：请您允许我们解散！请您允许我们赴死！我们正在恭候一位像您这样的人。”

说完他又坐下，而西摩尔史托斯则像颗彗星般消失了。

“三天禁闭。”卡特猜道。

“下次让我来。”我对艾伯特说。

但结束了。当晚集合时进行了审讯。少尉贝尔廷克坐在文书室，叫我们挨个进去盘问。

我也同样，必须作为证人到场，并解释加登造反的原因。遗尿症的事让人印象深刻。西摩尔史托斯被叫了进来。我又重复了一遍证词。

“是真的吗？”贝尔廷克问西摩尔史托斯。

他支吾着，可当克罗普做出同样的陈述时，他最终承认了。

“为什么当时没人报告这件事？”贝尔廷克问。

我们沉默不语。他心里应该清楚，在兵营里申诉这种小事有何意义。况且在部队里允许士兵们抗议吗？他确实清楚这点，于是首先训诫了西摩尔史托斯，并再次严厉地阐明，前线绝不是练兵场。随后轮到了加登。他受到了狠狠的痛斥，并罚以三天普通禁闭。他又给克罗普使了个眼色，宣布他禁闭一天。

“没别的办法。”他同情地对他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普通禁闭还算舒服，地点是从前的鸡舍。两个关禁闭的人被允许接受探望。我们熟悉去鸡舍的路。高级禁闭就像蹲地牢。以前我们还曾被捆在树上，但现在这种做法已经禁用了。有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人的待遇。

加登和克罗普被关在铁栅栏里一小时后，我们出发去看他们。加登鸡鸣般地迎接了我们。后来我们打斯卡特牌直到深夜。当然，赢的是加登，那个愚蠢的可怜人。

回去的路上，卡特问：“你觉得烧鹅怎么样？”

“不错。”我说。

我们爬上了一辆弹药运输车。路费是两支香烟。卡特确切地记着地点。那间窝棚归团司令部。我决定去抓鹅，并让他给些指点。窝棚位于一堵墙后，只用一根桩子顶着门。

卡特向我伸出双手，我踩上去，翻过墙。卡特在下面望风。

我站了几分钟，好叫眼睛适应黑暗，之后我看见了那个窝棚。我蹑手蹑脚走过去，摸到了那根木桩，搬走它，打开了门。

我看见两团白，是两只鹅。这可不好：抓住一只，另一只肯定会大叫。那就干脆抓两只——只要我动作快，就抓得住。

我“嗖”地跳过去，立即抓住一只，不一会儿又抓住另一只。我疯狂地抓着两只鹅头，使劲往墙上摔，想把它们摔晕。但一定是我用力欠猛，两只鹅仍轻声咳叫着，爪子和翅膀拼命扑腾。我奋力搏击着，但是活见鬼，鹅的力气可真大！它们拖扯着我东摇西晃。黑暗中，两团白肉残暴得够呛，我的胳膊像长出了翅膀，我几乎害怕自己会冲向天空，就像手里抓着几个阻塞气球。

接着，叫声变大了。一只鹅偷了口气，像只闹钟一样发出嘎嘎声。还没等我下手，外面就冲进了什么，一下撞到我身上，我跌倒在地，听见愤怒的呼噜声。是一只狗。

我歪头一看，它正扑过来，要咬我的脖子。我马上一动不动，把下巴缩进了衣领。

它是一只猛犬。过了好久，它才缩回头，蹲在我身边。但只要我稍微一动，它就狂吠不止。我思考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抓起我的左轮手枪。在有人出现之前，我必须离开这儿。我一厘米一厘米地伸手摸枪。

时间慢得似乎过了几小时。一个轻轻的动作总是引来危险的狂吠。我只好保持安静，重新尝试。终于，我抓住了枪，手开始颤抖。我把枪按在地上，做好了准备：在它还没扑上来之前，举起手枪，射击，接着赶紧逃走。

我吸了口气，平静下来。接着我屏住呼吸，猛地举起枪，“砰”的一声枪响，那只猛犬大叫着跳到一边，我赶紧冲向窝棚的门，却被一只逃跑的鹅绊了个跟头。

我一把抓住它，迅速把它抛到墙外，自己也爬上了墙。还没等我翻墙，那只狗又活络起来，跳起来扑向我。我赶紧跳下了墙。十步之外站着卡特，胳膊下夹着鹅。他一看见我，我们就迅速跑掉了。

我们终于能喘口气。鹅已经死了。卡特迅速解决了它。我们想马上烧烤，以免被人发现。我从营房里取来锅和木头。我们转移到一间能干这类事的狭小废弃库房。那里唯一一扇老虎窗遮得严严实实，里头还有个类似炉灶的东西，几块砖上搁着一块铁板。我们生起了火。

卡特拔了鹅毛，准备烹制。鹅毛被我们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我们准备用它做两个小枕头，上面写上：“在炮火中安眠！”

我们的避风港四周，呼啸着前线的炮火。火光跳跃在我们脸上，影子在墙上舞蹈。爆炸的闷响不时传来，震得整个库房都在颤抖。那是空投炸弹。有一次我们还听见了尖叫，肯定是某间营房遭遇了空袭。

飞机嗡嗡作响，机枪的嗒嗒声传来。但我们这儿漆黑一片，没人看得见一丝光亮。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而坐，卡特和我，两个穿着破军装的士兵，半夜时分，烤一只鹅。我们没说什么，但彼此的体贴比我想象的爱侣更为温柔。我们是两个人，两个微弱的生命火星。外面是黑夜和死神的地盘，我们坐在它的边缘，既危险又安全。鹅油滴下来，我们的心靠得很近，而这个时刻就像这个空间：温暖的火苗跳动着，感情的光影激荡着。他了解我吗？——我又了解他吗？从前我们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共鸣——但现在，我们坐在一只鹅前，感受着彼此的存在，如此靠近，乃至根本无须多话。

即使鹅又嫩又肥，烤鹅也要花很长时间。因此我们轮流着：一个人往鹅上涂油时，另一人就躺下睡觉。美妙的香味弥漫开来。

外面的嘈杂声汇成交响，潜入梦境，却并未彻底打败印象。半梦半醒间，我看见卡特举起勺子又放下来。我爱他，爱他的肩膀，爱他的粗笨的、佝偻的轮廓——而同时，我又看见他身后的树林和星辰，听见一个慈爱的声音说着抚慰的话。我，一个士兵，穿着军靴，系着腰带，背着行囊，高远天空下的一个小身影，朝着眼前敞开的大路走着，除了难得的忧伤外，很快就忘了一切，只顾在寂寥的夜空下朝前走。

一个小兵和一个慈爱的声音。要是有人想抚摸他，他恐怕无法理解。一个穿着军靴的士兵和一颗迟钝的心。他向前走着，因为他穿着军靴，因为除了前进，他忘了一切。士兵，难道天边的花和美景如此宁静，不叫他落泪吗？难道那不是他从未遗失的景象，因为他从未拥有？令人迷醉，又在他眼前转瞬即逝？难道那不是他二十年的生命吗？

我的脸湿了，而我在哪儿？卡特站在我面前。他魁梧而佝偻的身影像故土般覆盖在我的身上。

随后他说：“鹅烤好了。”

“是，卡特。”

我打了个激灵。屋子中央，一只褐色的烤鹅发着光。我们拿出折叠的刀叉，每人切下一条鹅腿，就着黑面包，蘸着汁。我们慢慢吃着，享受着。

“好吃吗，卡特？”

“好吃！你呢？”

“好吃，卡特。”

我们是兄弟，彼此谦让着最好的鹅肉。之后我抽了根烟，卡特抽了支雪茄。鹅肉还剩下很多。

“卡特，我们给克罗普和加登带去一块怎么样？”

“就这么办。”他说。我们切下了一份，细心地用报纸包好。剩下的本想带回营房，但卡特笑了，只说了句：“加登。”

我明白了。我们把剩下的都带着，我们朝鸡舍走去，去叫醒他们。走之前，我们还包好了鹅毛。

克罗普和加登看见我们，就像看见了海市蜃楼。接着他们嘎吱嘎吱地嚼起来。加登双手拿着一只鹅膀子，就像吹着一支口琴。他喝着锅里的油，吧嗒着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我们走回营房。寥廓的天空中挂着繁星，拂晓将临。我朝前走着。一个穿着军靴、吃得饱饱的士兵。凌晨中的一个小小士兵——而走在我身边的，是佝偻着、棱角分明的卡特，我的战友。

营房的轮廓像个黑色的美梦，在拂晓的光中展现在我们眼前。

[6]位于法国东北部。

VI

传说敌方要发起进攻。我们比平日提早两天开赴前线。途经一所被炸毁的学校时，我们看见学校的一侧垛起了原木色尚未抛光的崭新棺材，像一堵双层高墙。它们散发出树脂、松木和森林的气味，至少一百口。

“这是为进攻做好了准备。”米勒有些吃惊。

“给咱们预备的。”德特林嚷嚷着。

“别胡说八道！”卡特叱责道。

“要是能有口棺材，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加登悻悻地说，“不信等着瞧！他们会把你这个肉靶子用帐篷布裹起来。”

其他人也开着玩笑。令人不适的玩笑。否则我们还能说什么——那些棺材确实是为我们预备的。这种事他们干得不错。

前方热火朝天。第一晚，我们试图确定方位。周围非常寂静时，我们听得见敌人后方的运输声，一直持续到凌晨。卡特说，它们不是开走，而是运来部队。部队、弹药和大炮。

英国加强了炮兵兵力。这一点，我们立即有所察觉。农庄的右侧至少多出了带20.5口径大炮的四个炮兵连。杨树残株的后面部署了迫击炮。此外，还附加了不少装有触发引信的法国小型重炮。

我们士气消沉。躲进掩蔽壕两小时后，我方的炮弹射进了地垒。这是四周以来的第三次。假如只是瞄准失误，我们不会抱怨，但事实是炮管磨损严重。它失控地散射到自己人的阵地上。这一夜，我们已经有两人因此受伤。

前线是只兽笼。笼中人只能紧张地等待将要发生的事。趴在枪林弹雨中，活在持续的焦虑中。悬浮在我们头顶的是偶然。假如一颗子弹射过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趴下。至于子弹射向何方，我们既不知道，也无从左右。

让我们若无其事的却正是这种偶然。几个月前，我在掩蔽壕中玩斯卡特牌。过了一会儿，我起身去另一个掩蔽壕看一个朋友。可等我回来，我的掩蔽壕已经不见了。它被一颗重型炮弹炸得粉碎。等我再回到第二个掩蔽壕时，却来得正巧，帮他们把沟壕挖出来。它在我一来一去间被掩埋了。

我是被炸死，还是继续活着，同样出于偶然。在掩蔽壕里，我可能会被压得粉身碎骨，而在空地上，我可能会承受十小时的炮火而毫发无损。士兵们只有扛过上千次偶然才叫活着。每个士兵都相信和信赖偶然。

我们必须留神面包。最近战壕里秩序混乱，老鼠们繁殖得很凶。德特林断言，这是最可靠的噩兆。

这里的老鼠尤其让人恶心，长得又肥又大，人称尸鼠。它们的脸丑恶，奸刁，无毛。谁看见它们又长又秃的尾巴，都会吐出来。

它们相当饥饿，几乎蚕食过每个人的面包。克罗普用帆布牢牢绑好面包，枕在头下，但他根本无法入睡，因为老鼠们在他脸上爬来爬去，想方设法弄到面包。德特林自作聪明，在天花板上固定了一根细铁丝，把面包挂在铁丝上。但当他晚上打开手电筒时，却看见铁丝在东摇西晃，一只胖老鼠正骑在面包上。

我们决定了断这种局面。我们悉心切掉了面包上被动物啃过的部分。整个扔掉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否则明天就没吃的了。

我们把切下的面包集中放在地中间。个个拿出铁铲趴在地上，准备围殴。德特林、克罗普和卡特则拿好了手电筒。

几分钟后，我们听见了一阵窸窣的拖沓声。声音越来越大，变成吧嗒吧嗒的脚步声。随着电筒一齐点亮，所有的铁铲都朝着黑黢黢的一团砸下去。它们叽喳着一哄而散。战绩不错。我们铲起死老鼠，扔到壕沟边，继续暗中埋伏。又成功地打击了几次老鼠后，它们似乎有所察觉，或嗅到了血腥味，再也没来。但第二天，它们还是拖走了地上的面包屑。

它们在相邻的一段战壕里袭击了两只大猫和一条狗，咬死并吃光了它们。

第二天有艾达姆干酪。每人领到差不多四分之一块。这一方面是好事，毕竟艾达姆干酪味道很好——但另一方面又很可疑。因为在我们眼中，这种油腻的红球是厄运的前兆。我们的预感随着之后分发的烧酒变得更为确凿。我们暂且喝了酒，但心情沉重。

白天我们比赛射杀老鼠，四处溜达。子弹和手榴弹的储备十分充足。我们亲自检查了刺刀。有一种钝面有锯齿的刺刀，要是带着它被那边的人抓到，准会没命。我们在紧邻的战壕中发现几个自己人被这种带锯齿的刺刀割了鼻子，挖了眼睛。敌人之后又用锯屑塞满了他们的嘴和鼻子，让他们窒息而死。

有几个新兵仍拿着类似的刺刀。我们帮他们拆掉，换上普通的。

其实，刺刀在战场上已失去意义。现在冲锋时流行拿着手榴弹和铁锹。磨快的铁锹是一种轻便而多用途的武器。不仅可以戳敌人咽喉，还可以用它搏击，揍得很猛。特别是一锹斜砍在敌人的肩膀和脖颈之间，很容易一下劈到胸部。而刺刀在刺进去时却经常卡住，只有往对方肚子上猛踹一脚，才能把它拔出来。这个瞬间，自己也很容易被刺上一刀。同时，这种刺刀还常常折断。

夜里有毒气施放。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躺着，等待进攻。准备在第一道人影出现时，摘下防毒面具。

但什么都没发生，直至天光破晓。唯有敌方的车轮声持续不断地折磨着我们的神经。火车，火车，货车，货车，它们在集结什么？我们的炮兵不断向对方开炮，但运输的声音并未停止，没有停止——

我们面带倦容，回避着彼此的目光。“会像索姆河那次一样。那回，可是七天七夜的战斗。”卡特阴郁地说。自从这次来到前线，他还根本没说过笑话。这也是个噩兆，因为卡特是个嗅觉灵敏的老兵。唯有加登对奶酪和朗姆酒兴致勃勃。他甚至认为，什么都不会发生，直到我们回去休整。

情况可能正是如此。时间一天天过去。夜里，我蹲在窃听哨的洞穴，头顶穿梭着炮弹和照明弹。我既谨慎又紧张，心脏跳得厉害，不时看一眼夜光表。指针似乎不愿移动。我的眼皮直打架，为了保持清醒，我的脚趾在靴子里不停地活动着。直到我被换岗时，都没发生任何事情。敌方的车轮依然滚动着。我们渐渐放松下来，不停地玩着斯卡特和冒歇尔牌。可能我们真的很走运。

白天的空中飘满了观测气球。传说敌方将投入坦克，并将在进攻中运用步兵飞机。但这个传闻，不如传说新式喷火器时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半夜时分，我们醒来。大地轰隆作响，头顶是猛烈的炮火。我们缩在角落里，辨识得出所有口径的炮弹。

人人都抓牢了自己的东西，以防在各种变化中遗失。脚下在颤动，黑夜布满咆哮和闪电。我们在火光一亮间，看见彼此苍白的脸、紧闭的双唇，相互摇着头。

人人都感觉得到沉重的炮弹如何炸毁战壕墙，如何掀翻战壕斜坡，如何粉碎上方的混凝土。炮弹在战壕中爆炸时，我们感到沉闷而疯狂的袭击像嘶吼的猛兽，伸出了凶恶的前爪。第二天一早，几个新兵已经脸色发青地呕吐起来。他们还未经历练。

一抹恼人的灰光徐徐射进坑道。爆炸的闪电变得了无生气。已经是凌晨。现在，炮火和坑道中的爆炸交织在一起——这是我们经历的最猛的震荡。凡炮火轰炸之处，皆成了万人坑。

换防的人们走出来。观察员脚步踉跄，满身泥污，哆嗦着。一个士兵不声不响地走到角落，躺下身，吃着东西。另一名增援后备军则抽泣着。他两次被爆炸的气浪冲出了防卫墙，却除了休克并无大碍。

新兵们望向他。我们必须当心迅速传染的恐惧症。有几副嘴唇已经开始打战。幸好白昼将临，兴许上午进攻就会开始。

炮火并未减弱。炮弹也落在我们身后。目光所及之处，污泥和铁屑喷涌四溅。整个区域都在遭受扫射和轰炸。

进攻仍未到来，但轰炸仍在继续。我们渐渐变得麻木。几乎没人再说话，即便说话也很难听清。

我们的战壕几乎被炸平。多处只剩下半米高，成了洞穴、弹坑和土山。一颗流弹正落在坑道前，顿时，眼前一片漆黑，我们被掩埋了，只好挣扎着挖出自己。一小时后，入口处已再次畅通。大家大干特干，反而镇静下来。

连长爬进来告诉大家，两个掩蔽壕被炸毁了。看见他，新兵们稍稍定下心来。他说，今天晚上，要想办法弄到吃的。

这句话是种安慰。没人想到过吃东西的事，除了加登。这句话似乎让人感觉离外面的世界近了——假如能去弄吃的，说明情况还不算糟。新兵会这么想。我们也没泼冷水。我们知道，食物不过是因为和弹药一样重要，才必须去弄到它。

但失败了。出发的第二梯队也撤退回来。最后，连加入的卡特也空手而归。没人过得去。这样密集的火力，连狗尾巴都穿不过去。

我们勒紧了裤带。比平时慢三倍地嚼着东西。但这并不奏效，我们还是饿得慌。我留了一块面包，先吃了软的部分，把面包边儿放回干粮袋，不时拿出来啃一口。

夜里真难挨。我们睡不着，只能瞪着前方，打着盹儿。加登心疼那些浪费在老鼠身上的被咬过的面包。要是好好留着多好。此刻，谁都会毫不嫌弃地吃掉它。我们还需要水，但并不十分紧缺。

清晨时，天色昏暗，发生了一阵骚乱。入口处突然奔进一群逃窜的老鼠，奋力往墙上爬去。手电筒曝光了这场混乱后，大家叫喊着、骂着、猛打着，爆发出积郁的怒气和长久的绝望。大伙儿的脸扭曲了，抡起了胳膊，而动物们则尖叫着，乱作一团。我们好容易停了手，差点打着自己人。

这场突围让人疲惫不堪。我们又重新躺下，等待着。这真是奇迹！掩蔽壕竟无人伤亡。这里是少数未毁的浅坑道之一。

一个下士爬进来，拿来一个面包。三个人成功地在深夜穿过火线，弄到了食物。他们说，敌方的炮火一直保持强劲，直轰到我们的炮兵阵地。这简直是个谜，他们哪儿来那么多大炮？

我们必须等待，等待。中午时分，我预料的事发生了。一个新兵突然发狂。我已观察他很久，看见他一直在不安地磨牙，时而握紧拳头，时而又松开。那双奔忙而暴突的眼睛，我们再熟悉不过。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不过是克制着保持镇定。而现在，他就像棵朽树般轰然崩塌了。

他站起身，猫腰悄悄走过去，迟疑了片刻，又溜到出口。我拦住他，问道：“你要去哪儿？”

“我马上回来。”他说着，想推开我。

“等等，炮火要停了。”

他竖着耳朵，目光瞬间变得清澈，接着又现出混浊的光，像条疯狗。他沉默着推开我。

“等一下，兄弟。”我叫着。卡特也有所察觉。正当这个新兵推我时，卡特一把抓住他。我们一起按住了他。

他马上嘶吼起来：“让我走，让我出去，我要离开这儿！”

他停不下来，向四周挥着拳头，踢腾着脚。嘴里喷着吐沫说着胡话，吞吞吐吐，话不成句。他得了幽闭症，感到快窒息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出去。要是真让他出去，他肯定会没命地到处疯跑。他已经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了。

他像疯了似的，眼中满是怒火，按住他没用，只有痛打他一顿，才能让他恢复理智。我们动作迅速，下手又狠，他很快安静下来。其他人则吓得脸煞白。我们希望给他们点儿威慑。对这帮家伙来说，炮火太过猛烈、密集。他们从征兵站直接被送上战场。这种焦灼的局面，别说他们，就连老兵也能熬白了头。

经过这番折腾，污浊的空气更加剧烈地折磨着我们的神经。我们就像坐在坟墓里，只等着被埋葬。

突然，巨响和闪电袭来，一颗炮弹直接命中了隐蔽壕，所有的缝隙都分崩离析。所幸混凝土的地基承受住了这颗轻型炮弹。它发出金属可怕的嘎吱声，墙壁在摇晃，步枪、钢盔、污泥和尘埃四处横飞。硫黄的浓烟灌进来。要是我们不是蹲在隐蔽壕，而是待在新建的轻型坑道里，就全没命了。

但后果却很严重。那个新兵又开始胡闹，另外两个人也发了狂。一个人跳将起来，直往外冲。我们赶紧对付这两个人。我扑向一个往外跑的，琢磨着是否要朝他腿上开枪——这时，突然一阵呼啸的炮火袭来，我赶紧趴下。起身时，我看见战壕的墙面上沾着灼热的弹片、碎肉和军装的布片。我爬了回去。

那个新兵这下真疯了！如果不抓着他，他会像头公羊一样，头撞向墙。晚上我们必须试着把他送到后方去。首先得把他绑起来，要绑得在遭到进攻时能快速松绑。

卡特建议我们打斯卡特牌。不然呢？或许打牌能让人放松，但根本没用。我们倾听着每次近处的袭击，吃牌和跟牌时总是出错花色，最终不得不放弃。我们就像坐在一个轰隆作响、四面遭受锤击的巨大锅炉里。

又是一夜。我们紧张得已然麻木了。这种致命的紧张，就像一把锯齿刀，沿着脊背来回剐蹭。两条腿僵硬了，手颤抖着，整个身体仅剩下一层薄皮，绷在竭力克制的疯狂上，绷在可能骤然爆发的无休无止的咆哮上。我们没有肉体，没有肌肉。由于害怕突如其来的恐怖，不敢对视彼此。于是我们咬紧牙关——一切都会过去——会过去——或许我们能活下来。

附近的爆炸突然停了。袭击虽然在继续，却已减弱。我们的战壕安全了。我们抓起手榴弹，扔到掩蔽壕前，跳了出去。密集的炮火已熄灭，取而代之的是落在后方的猛烈的阻拦射击。进攻来了。

没人会相信，在这片炸得稀烂的不毛之地上还会有人。可现在，一顶顶钢盔从四处的战壕中冒出来，就在距离我们五十米处，早已架起的机枪开始扫射了。

铁丝网被打烂，却仍能起到些阻碍作用。我们看见敌人冲过来。我们的炮兵开炮了，机枪咯哒扫射着，步枪砰砰响着。敌人的冲锋部队步步逼近。海尔和克罗普开始掷手榴弹。我们拉开柄上的引爆线，将手榴弹递给他们。他们快速投掷。海尔能掷六十米。克罗普五十米。这是经过测试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直至距离我们三十米处的位置，敌人在奔跑中并不能做什么。

我们已看得清一张张扭曲的脸、一顶顶扁平的钢盔。他们是法国人，已冲到残破的铁丝网处，明显损失惨重。在机枪的扫射中，他们一排排倒下。但由于机枪的装填障碍，他们还是越逼越近。

我看见其中一个撞上了铁丝网。他的脸上扬着，身体瘫作一团，双手下垂，仿佛在祈祷。接着他的身体彻底瘫软了，只剩下被击落的手连同被打折的胳膊吊在铁丝网上。

我们正要撤退时，看见前方地面出现三张脸。一张脸在钢盔下露出一缕黑色的山羊胡子和一双几乎正在盯着我的眼睛。我举起手榴弹，却无法掷向这双古怪的眼睛。就在这疯狂的瞬间，整个战役像斗兽场般围着我旋转，而唯独这双眼睛一动不动。接着，我看见这个人伸长了脖子，看见一只手、一个动作，于是我的手榴弹飞了过去，命中了他。

我们往回跑，把铁丝网拉向战壕，把拉开引爆线的手榴弹留在身后，以保证火力掩护我们撤退。机枪早已在下一个据点打响。

我们已变成凶险的野兽。不是在战斗，而是在保卫自己免遭毁灭。我们不是将手榴弹掷向人——在那一刻，我们对人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死神举着双手，戴着钢盔在身后追逐。三天来，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死神的脸。三天来，我们第一次与之抗争，满腔怒火。我们不再无力地躺在绞架上等待，而是为拯救自己去摧毁，去杀戮。不仅是拯救，还有复仇。

我们蹲在各个角落，躲在每道铁丝网后，并在奔跑时将炸弹扔向挺进的敌人脚下。手榴弹的爆炸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胳膊、我们的腿。我们猫腰奔跑，被气流淹没。它裹挟我们，让我们变得凶残，变成强盗、杀手，变成我们眼中的恶魔。这股气浪以恐惧、愤怒和贪生怕死让我们力量倍增，让我们去拯救自己，去拼杀。这时，哪怕敌军中有自己的亲生父亲，我们也会毫不迟疑地将手榴弹掷向他的胸膛！

前方的战壕已经废弃。它们哪里还是战壕？它们已被炸毁，除了残骸、通道连接的一个个窟窿和弹坑外，其余全部化为乌有。但敌人也损伤惨重。他们对我们的抵抗估计不足。

时间已临近正午。太阳毒辣地照着，汗水蜇痛双眼。我们用袖子拭去汗水，汗水中时常掺杂着血。一个不错的战壕浮现在眼前。里面已驻扎了士兵，准备反攻，他们允许我们加入。我们的炮兵火力强劲，封锁了敌人的进攻。

身后的战线已停滞，无法前进。敌方的进攻被我们的炮兵击退。我们埋伏着。直至炮火延伸到一百米外，才继续挺进。我身旁的一个二等兵被炸掉了脑袋，血像喷泉般从他的腔子里喷出来，一边喷，他还一边跑出去几步。

真正的混战尚未开始，敌方已不得不撤退。我们重新抵达了被炸毁的战壕，越过它，继续向前冲去。

哦，掉头！我们竟抵达了隐蔽的后备阵地。真想爬进去，躲起来——可我们不得不转身，重新冲进恐怖之中。假如这一刻我们不是像部机器，我们就会继续躺着，力气全无，意志薄弱。可我们被催逼着往前冲，依旧意志薄弱，却疯了似的野蛮和愤怒。我们要杀人，因为他们现在是我们的死敌。他们的步枪和榴弹对准我们，假如不歼灭他们，他们就会歼灭我们！

阳光的照耀下，黑色的大地散发着油腻的光。而这片破碎的、炸裂的黑色大地，是我们这些不得安生、阴郁麻木的机械装置的背景。我们的喘息是羽毛的颤抖，嘴唇干裂着，头像喝了一整夜的酒，昏昏欲裂——我们就这样连滚带爬地挺进，而我们像筛子一样被打得稀烂的灵魂中，则钻进一幅折磨人的强烈画面：黑色大地上，一抹油腻的光，躺着阵亡的士兵。我们跳过他们，而那些垂死的人，则无助地抓住我们的腿，嘶吼着。

我们失去了对彼此的一切感觉。假如一个身影落入我们逐猎的视线，我们几乎无从辨识。我们是无知无觉的死人，由于耍了手腕，或动用了危险的魔法，才能奔跑和厮杀。

有个年轻的法国兵掉了队，被我们追上。他举起双手，一只手还握着左轮手枪——谁知道他是要开枪，还是要投降？——于是一铁锹下去，劈在了他的脸上。另一个法国兵看见后，试图继续跑，于是一刺刀扎在他背上，他一跃而起，向前伸着两条胳膊，大张着嘴，叫喊着，连滚带爬，背上的刺刀颤动着。又有个法国兵扔了步枪，蹲下身，捂住双眼，于是被我们留下，跟另外几名俘虏一起运送伤员。

追击时，我们突然冲入了敌方阵地。

我们因为跟紧了撤退的敌人而成功地几乎和他们同时抵达了他们的阵地，损失很小。一挺扫射的机枪被我们的一颗手榴弹干掉了，毕竟短短几秒，就足以射中我们五个的肚子。卡特的枪托砸向一个还没受伤的机枪手，砸烂了他的脸。其他人还没等掏出手榴弹，就被我们刺死了。之后，我们大口地喝光了冷却机枪的冷水。

到处是铁丝钳的咔嚓声，障碍物扑腾扑腾撂在铁丝网上。我们穿过狭长的通道，跳进战壕。海尔一铁锹砍断了一个魁梧的法国兵的脖子，掷出了第一颗手榴弹。我们在胸墙后躲了几秒，面前笔直的一段战壕已经清空。第二颗扔到角落的手榴弹先是咝咝作响，随即又炸开了一条通道。我们一边往里跑，一边把一捆手榴弹扔进了掩蔽壕，大地颤抖着，冒着烟，呻吟着。我们踉跄着跨过血肉模糊的碎尸，跨过一具具柔软的躯体。我一脚踩进了一个炸裂的肚子里，肚子上还放着一顶崭新干净的军官帽。

战斗停住了。和敌人的正面交锋告一段落。我们不能在此久留，必须在炮兵的掩护下赶紧撤回阵地。一想到这点，我们立即冲进最近的掩蔽壕，在撤走前，拿走了所有看得见的罐头，尤其是腌牛肉和黄油。

撤退很顺利。那边暂时没再发起进攻。我们躺着，喘着气，缓冲着，都不说话。我们已精疲力竭，尽管饿得厉害，却没人想到那些罐头。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才又像个人样。

那边的腌牛肉在整个前线都很出名。我们甚至经常会为了罐头搞一次突袭。因为我们营养太差，还经常忍饥挨饿。

我们一共虏获了五听罐头。那边的人和我们这些吃萝卜酱的饿死鬼相比，吃得堪称讲究。只要他们伸伸手，随时都有肉吃。此外，海尔还捡到一根细长的法国面包，别在腰后，就像别着一把锄头。面包的一角沾着血，但可以切掉。

此刻能吃上好的真是幸运。我们还需要力气。吃饱的价值相当于一条坚固的掩蔽壕。我们之所以贪吃，是因为吃饱能救命。

加登缴获了两个装满白兰地的军用水壶。我们轮着喝。

晚祷的时候到了。夜幕降临，弹坑里像装满了幽灵般的秘密，袅袅升起烟雾。雾气先是胆怯地在四周蔓延，接着又冒死般越过弹坑边沿悄悄溜走。随后，从弹坑到弹坑连成长长的一条。

夜色幽凉。我在岗楼放哨，目光凝视着黑暗。就像每次进攻后一样，我心情沮丧。所以单独与我的思想相处十分艰难。其实我说的并非思想，而是记忆。记忆总在我沮丧时袭来，令我心情古怪。

照明弹蹿向上空——而我看见一幅画面。那是一个夏日夜晚，我正在大教堂的拱形回廊里望着高枝玫瑰花丛。它们绽放在安葬教堂神职人员的小十字花园中央。大教堂的四周坐落着苦路石像。我独自一人。一种无边的寂静笼罩着玫瑰盛开的方形庭院，阳光温暖地照在厚重的灰石上。我抚摸石头，感受着它的温暖。石板瓦屋顶右侧的角落上方，绿色的教堂尖塔耸立在朦胧柔和的蓝色夜空中。拱形回廊中发亮的圆柱间，闪烁着唯有教堂里才有的清凉幽暗。我站在这里，思量着二十岁时，我将知晓一切来自女人的令人迷惑的事物。

这情景近得令人错愕。它搅乱我的心绪，又熔化在下一颗照明弹的火光中。

我抓牢步枪，端正了位置。枪管有些潮湿。我握紧它，用手指擦干水渍。

我们城市背后的几片草地间，有一条小溪和一排老白杨。白杨树老远就看得见。尽管它们只长在小溪的一侧，却被称作白杨林荫道。我们孩提时就喜欢它。它莫名地吸引我们整日在那里流连忘返，倾听它轻柔的窸窣声。我们坐在树下的小溪边，两只脚悠荡在清澈湍急的溪水中。溪水的清香和风吹白杨的旋律操控着我们的幻想。我们爱这一切。而那些日子的情形至今叩击着我的心，久久难息。

奇异的是，潮涌般的回忆总有两种特征。它最强大的特征是永恒而彻底的安宁。尽管它实际上并非全然如此，却总以安宁的面目显现。它沉寂地来，以眼神和手势与我交流，没有语言，缄默无声——而正是它的缄默令人震惊，逼我整理衣袖，握好步枪，以免沉湎于解脱和诱惑中，伸展身体，舒坦地潮解在往事寂静的巨力中。

它的寂静令人费解。因为前线从来不得安宁，而前线的魔力如此广袤地延展着，乃至即使身处遥远的军需房和宿营地也无法摆脱。扫射的蜂鸣和低沉的炮火始终回荡耳畔。我们从未到过远得听不见枪炮声的地方。尤其是最近这段日子，更是叫人难以忍受。

而正是这种寂静，让记忆唤醒的不是渴望，而是悲伤——一种巨大的、难以言表的沮丧。我们曾经渴望它，但不会再渴望了。它已成过去，成为另一个世界，一个对我们来说已经消逝的世界。在练兵场上，对往日的回忆曾唤起叛逆而野性的渴望。那时我们还和它相连。尽管已经作别，但我们属于它们，它们属于我们。它们出现在唱响的军歌中，当我们齐步走在朝霞和黑色的树影间，去荒野操练时，它们是深埋在心中、发自心中的强烈怀想。

而在战壕里，我们失去了它。记忆已不在我们身上——我们死了，而它在遥远的天边，成为一种现象，成为神秘的辉映。然而它纠缠我们。我们既怕它，又绝望地爱着它。它很强烈，我们的渴望也很强烈——但它不可企及，我们知道，它就像我们想当将军的心愿一样，无法成真。

即使有人能把过去的生活还给我们，我们也不知拿它如何是好。它扑面而来的温柔神秘之力不会复苏。我们可能活在其中，出没其中。我们可能会回忆它，爱它，想到它就动容。但就像我们在亡友的遗像前沉思——那是他的样子、他的面容，而那些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成了记忆中虚假的生活。照片上的他，已经不再是他了。

我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和记忆中的情景紧密相连了。吸引我们的不是对它的美和情绪的理解，而是共同情感，是对生活中的事物和变故的兄弟般的感同身受，这种情谊为我们划了界限，让我们对父母的世界不再理解——因为不知何故，我们曾温柔地迷失在那个世界，沉醉其中，哪怕最细微的东西也流入永恒之河。也许这是年少时的特权——但现在，我们看不到边界，也不认同哪里是终点，我们的血液中有期待，它使我们与一天天的经历融为一体。

今天，我们像旅人般漫游在年少时的风景中。我们被事实焚毁，像商人般懂得辨识，像屠夫般清楚利害。我们不再无忧无虑——我们的冷漠令人生畏。我们乐意徜徉其中，但我们能活着吗？

我们像被遗弃的孩子，像老道的年长者。粗暴、悲伤、浅薄——我想，我们迷失了。

我双手冰凉，浑身发抖。在这个温暖的夜里，唯有雾是凉的。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雾，蹑手蹑脚地潜入面前的死人中，吸干他们所剩无几的生气，明天，这些尸体将苍白、变绿，他们的血将凝固、发黑。

照明弹不停地射向空中，将它无情的光投向呆滞的风景中，眼前遍布的火石山和冰冷的光宛如月球。我皮肤下的血液将恐惧和不安带入我的思绪。它变得软弱、瑟缩，它想要温暖和生命。没有安慰和幻想它根本无法忍耐，并将迷失在赤裸裸的绝望中。

我听见炊具的撞击声后，立即开始渴望温暖的食物。它会让我舒服些，镇静下来。我努力克制着，直至换岗。

随后我走进隐蔽壕，拿起一杯麦粥。它很油腻，味道不错。我慢慢吃着，一声不吭，尽管战友们的心情渐好。战火停息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进攻和反攻交替进行。而双方战壕间的弹坑中渐渐堆满了尸体。受伤的，只要不太远，我们都能拖回来。但有些人只能长久地躺着，我们听着他们死去。

有个伤兵我们白白找了两天。想必他趴在地上无法翻身，否则无法解释为何找不到他。假如他脸贴大地，再怎么喊，我们也难以确定方向。

他一定被击中了，伤得很惨。没有命中要害，却可以迅速耗尽他的体力，让他处于半昏迷状态；也不是轻伤，能让他抱着希望承受伤痛，重见光明。卡特认为，他要么被打碎了骨盆，要么脊柱中弹，胸部没有受伤，否则他没有那么多力气叫喊。如果其他部位受伤，大家会看见他在移动。

他的声音渐渐嘶哑了。那声音听上去那么凄苦，仿佛来自四面八方。第一天夜里，我们的人出去三次，但当他们以为找到了方向，爬过去，却听见他的声音从别处传来。

一直找到天亮，我们都没找到他。白天我们用望远镜仔细搜索了整个地带，什么也没发现。第二天，他的声音已经虚弱，我们意识到，他的嘴干了。

连长承诺找到他的人可以休假，甚至可以多休三天。这是个巨大的诱惑。但即便没有这种奖励，我们也会尽力去找他，因为他的叫声太可怕了。下午，卡特和克罗普又出去了，克罗普还为此被打掉了耳垂。但一无所获。他们没把他带回来。

他的叫声很清晰。起初是喊救命——第二天夜里他想必在发烧，他说着胡话，念叨着他的老婆孩子，我们经常能听见一个叫爱丽丝的名字。而今天，他只剩下哭泣。晚上，他声音沙哑，却整整呻吟了一夜。我们听得如此清晰，因为风吹向战壕的方向。次日清晨，我们认定他死了，却又传来一阵垂死的喘息。

天气炎热，横陈的尸体无法掩埋。我们不能全部弄回来，即便弄回来，也不知如何处置。他们将被炮火安葬。他们中有的肚子鼓得像个气球，发出咝咝声，打着嗝，动着，体内呼噜作响。

天很蓝，没有一片云彩。夜晚天气闷热，热气从地面蒸发出来。风吹向我们时，也吹来一股血腥味，既浓烈，又带着令人反感的甜腻。这股死人味儿就像混合着麻醉剂和腐烂味，从弹坑里飘出来，叫人恶心，直想呕吐。

几个平静的夜晚，大家出去搜罗榴弹的铜导环，和法国照明弹的绸降落伞布。至于铜导环为什么受欢迎，谁也闹不清楚。收藏者只是声称，那东西值钱。有些人捡得太多，乃至开拔时，被那东西压弯了身子。

无论如何，海尔给出一个理由：他要把它当吊袜带送给他的新娘。这句话惹得弗里西亚人难以抑制地哄堂大笑。他们拍着膝盖：真是个好笑话！见鬼，海尔，真有你的！特别是加登，实在受不了。他拿着一个最大的环，不停地往自己腿上套，好证明这环还有富余。“海尔，伙计，她一条腿有我两条腿粗，两条腿——”他开始浮想联翩，“那她的屁股，可得，得——像头大象啊！”

他还不就此打住：“真想跟她玩一把拍屁股游戏，好家伙——”

海尔兴高采烈。他的新娘成了话题。他露出满意的神色，简明扼要地说：“是个壮实妞儿。”

绸降落伞布更有实际用途。视胸围大小而定，三四块就能做件女式衬衣。克罗普和我可以拿它当手帕，其他人会把它寄回家。要是女人们知道这些薄布片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弄到的，肯定会吓得花容失色。

卡特正惊讶地望着加登，看他如何镇定地从一颗瞎弹上敲下几个环。要是放在别人手里，那东西一定会爆炸，但加登总是很幸运。

两只蝴蝶在战壕前飞舞了整整一上午。它们是黄赤蝶，黄色的翅膀上长着红色斑点。它们怎么会来这儿？四周没有任何植物和花。它们落在一个头骨的牙齿上歇息。还有鸟儿，同样无忧无虑，它们早就习惯了战争。云雀每天清晨都在阵地上飞起。一年前，我们甚至能观察它们孵蛋，再把幼崽带到空中。

战壕里的老鼠倒是安分了。它们在前面——我们知道为什么。它们越长越肥，我们看见一只，就一枪崩死一只。夜里，我们又听见对面轰隆的滚动声。白天炮击不猛，我们能修缮战壕，也能找乐子——飞行员们负责此事。每天无数的空战，总能找到它们的观众。

战斗机不错，但我们像痛恨瘟疫一样痛恨侦察机。它总是把炮火引到我们身边。只要它们出现，不过一两分钟，榴弹和炮弹就会射向我们。为此我们一天内损失了十一人，其中五个是卫生兵。有两个人被炸得稀碎，乃至加登认为，可以用勺子把他们从战壕的墙上刮下来，葬在饭盒里。另外一个被炸碎了整个下半身，上身还倚着战壕。他死了，一脸的柠檬黄色，大胡子中间还叼着根烟。它发着微光，一直烧到嘴唇才熄灭。

我们把尸体暂时堆放在一个大弹坑里。到现在为止，已经叠放了三层。

突然，猛烈的炮火又来了。我们很快就在无法行动的等待中紧张地凝视着，坐起身来。

进攻，反攻，冲锋，反冲锋——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损失惨重。死的大多是新兵。增援部队到了我们这个区域，是个新编的团，几乎全是最近入伍的年轻人。他们没受过什么训练，只学了点儿军事理论，就被送上了战场。他们虽然知道什么是手榴弹，却根本不懂掩护，没有任何辨识力。只有半米高的土坡他们才看得见。

尽管我们急需兵力，但新兵们与其说来增援，不如说来添乱。猛烈的炮火让他们束手无策，一个个像苍蝇般倒下去。今天的阵地战要求军人有知识和经验，必须清楚地形，能听得出各种炮弹的响声，了解它们的威力，必须提前辨明炮弹的落脚点，知道它们如何爆炸，怎么保护自己。

年轻的增援兵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被炸死，因为他们根本分不清手榴弹和榴霰弹。他们被扫杀，因为他们被那些落在后方并不危险的大口径炮弹的猛轰吓坏了，而没留意低处喷射的嗡嗡作响的榴霰弹。他们不是分散奔跑，而是像羊群一样扎堆，甚至受了伤，还会像兔子一样被空军射死。

他们个个一脸菜色，攥紧拳头。这些可怜的狗，带着卑微的勇气，冲锋，进攻。这些可怜又老实的狗，被吓得不敢大喊，被炸伤了胸脯、肚子、胳膊和腿，也只能轻声呜咽，喊着母亲，而一有人看他们，他们立即就住嘴了。

他们死气沉沉的脸瘦削，还长着绒毛，就像早夭的孩子，可怕而面无表情。

看他们怎么跳跃、奔跑和跌倒，就像被卡住喉咙。真想痛打他们一顿，因为他们太笨了，真想扭着他们的胳膊，把他们带离这一无所获之地。他们穿着灰色的上装和裤子，穿着靴子，但大部分军装对他们来说都太大，吊在他们的四肢上。他们的肩膀窄窄的，身体孱弱。任何军装也无法找到孩子的尺码。

老兵死一个，新兵要死五到十个。

一次意外的毒气进攻要了不少人的命。他们根本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我们在一个隐蔽壕里发现了一具具尸体，脑袋发青，嘴唇发黑。他们在弹坑里过早地摘掉了防毒面具。他们不知道，毒气在坑底停留的时间最长。他们看见上面的人摘掉了面具，自己也摘下来，结果只能是吸足毒气，烧伤了肺。他们的状态令人绝望，喘不上气，咯血窒息而死。

在一段战壕里，我突然看见了西摩尔史托斯。我们猫着腰进了同一个掩蔽壕。大家气喘吁吁地并排趴着，等待冲锋。

尽管我十分焦躁，但往外冲时，脑海里还是闪过一个念头：我没看见西摩尔史托斯。我迅速跳回战壕，看见他正躲在角落，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却佯装受伤。他的脸像挨了揍，神色慌张。在战场上，他还是个新手。我气疯了，年轻的新兵们都冲上去了，而他却躲在这里。

“出去！”我嘶吼道。

他一动不动，嘴唇抖着，胡子打着战。

“快出去！”我又吼道。

他蹲下身，缩在墙角，像条野狗般露出牙齿。

我抓住他的胳膊，想把他拎起来，他却刺耳地尖叫着，这让我精神崩溃。我一把按住他的脖子，像晃口袋似的晃得他的脑袋东摇西摆，冲着他的脸，我大叫道：“你这个无赖，给我出去——你这条狗，你这个虐待狂，你想躲起来？”他晕头转向，我抓着他的头就往墙上撞——“你这畜生”——我踹他的肋骨——“你这头猪”——我往外推他，按着他的头往前走。

另一支队伍猛冲出来，正好打我们身边经过，其中有个少尉。他看见我们后大喊：“冲，冲啊，一起冲，一起往前冲！”他的话办到了我拳打脚踢无法办到的事。西摩尔史托斯听见上司的命令后，警醒地四处张望着冲了上去。

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往前跳着。他又成了练兵场上大胆的西摩尔史托斯，甚至追上了上尉，远远地冲到了前面。

疾风扫射，掩护炮火，狙击炮火，地雷，毒气，坦克，机枪，手榴弹——这是些词，但这些词涵盖了全世界的恐怖。

我们的脸像结了痂，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们快累死了——进攻来临时，我们不得不对一些人动用拳头，好叫他们清醒，跟着冲——我们眼睛发炎，双手流着血，膝盖流着血，胳膊肘皮开肉绽。

已经过去了几周——几个月——几年？只过了几天——我们看见时间在身旁死者惨白的脸上消逝。我们把食物一勺勺塞进肚子。奔跑、投掷、射击、杀戮。我们四处卧倒，既软弱又麻木，而支撑我们的唯有那些更软弱、更麻木、更无助的人。他们大睁着双眼，视我们为时常死里逃生的诸神。

我们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教了他们几招：“那儿，你看见那个摇晃的尖顶了吗？那是迫击炮。冲着我们！卧倒，它会飞过头顶。它要是这么来，你就赶紧跑！迫击炮可以躲过去。”

我们训练他们听辨微弱却凶险的轻型炮弹的嗡鸣声。在喧嚣的炮火中，他们必须听得出这种蚊子叫——我们告诉他们，这种小型炮弹比听得真切的重型炮弹更为危险。我们教他们怎么躲避敌机，进攻时被人追上如何装死。怎么算准时间，拉引信，好叫手榴弹在着地前半秒爆炸。我们教他们，遇见带触发信管的榴弹时，要快如闪电般扑进弹坑。我们演示如何用一捆手榴弹炸开一条沟壕，解释在引爆时间方面，我们的手榴弹和敌方手榴弹的区别。我们教他们注意毒气弹的响声，教他们能救命的种种窍门。

他们学着，都很听话——但进攻一来，他们在慌乱中又把大部分学到的都搞错了。

海尔·维斯胡斯要被拉走。他的背部被炸成重伤，每次呼吸时，甚至能从伤口看见肺的搏动。我只能握紧他的手。“我不行了，保罗。”他呻吟着，疼得咬自己的胳膊。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人，被炸掉了脑袋。看见一个奔跑的士兵，被炸飞了双腿，靠着残破的身躯挣扎着爬到了下一个弹坑。有个一等兵，拖着被炸碎的膝盖，靠着双手爬了两公里。另一个一等兵跑到急救站，手里捧着涌出的肠子。我们看见没有嘴的人，没有下巴的人，没有脸的人。我们找到一个伤员，他为了不致失血而死，紧紧咬住自己胳膊上的动脉，咬了两小时。太阳下山了，夜幕降临，炮弹又在咆哮，生命到了尽头。

然而我们身下这块翻腾着的土地，却在强大的攻势下保住了。我们只牺牲了几百米。而每一米上都躺着一个死人。

我们换防了。脚下是滚动的车轮，我们沉默地站着。如果有人喊“注意——电线”，我们就屈一下膝盖。我们来时还是盛夏，草木葱郁，现在已是秋天了。夜晚灰暗潮湿。车停下来，我们下了车。一群衣冠不整的残兵。漆黑的两侧站着人，叫着团和连的番号。每叫一次，就出列一撮人。稀稀拉拉的几个肮脏苍白的士兵。少得可怕的一小撮人，少得可怕的残兵。

这时有人叫我们连的番号。没错，我们听出那是连长。他也活着，胳膊上吊着绷带。我们出列，走向他。我看见卡特和艾伯特。我们站在一起，紧紧靠着，互相看着。

我们一次又一次听见我们的番号。但即便他喊得再久，野战医院和弹坑里的人也听不见了。

再一次：“二连出列！”

之后是微弱的声音：“二连没别人了吗？”

他不喊了，接着有些沙哑地问：“就这些人了？”之后下命令：“报数！”

清晨的天空灰蒙蒙。我们出发时还是盛夏。一百五十人。现在我们感到冷，已是秋天，树叶簌簌作响。我们疲惫的声音飘在风中：“一——二——三——四——”直到三十二，停了下来。一阵长久的沉默后，那个声音又问：“还有人吗？”——等待。之后轻声说：“成队——”中断后，再喊完口令：“二连——”艰难地：“二连——便步走！”

一队人，短短一队，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入晨曦。

三十二人。

VII

我们被带到一个比往常更远的野战兵营，在那里重新整编。我们连需要补充一百余人。

这段时间，只要不值勤，我们就四处闲逛。两天后，西摩尔史托斯来了。自从到过战壕，他原先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不见了。他建议我们和睦相处。我可以接受，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几个战友一起拖回了炸碎后背的海尔。此外他还说了些颇为明理的话，我们手头儿紧时，他还请我们去食堂吃饭。只是加登仍信不过他，对他态度冷淡。

但后来，加登也回心转意了。因为西摩尔史托斯告诉我们，上级要他接替休假的炊事员。为了示好，他立即给了我们两磅糖，还特意给了加登半磅黄油。他甚至关照我们在此后的三天去厨房削土豆和萝卜。在那里，他端给我们的伙食，堪称军官待遇。

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日子，拥有了能让一个士兵感到幸福的两样东西：美食和安宁。仔细想想，这并不算多。要是几年前，我们准会鄙视自己。但现在，我们几乎心满意足。一切都不过是习惯，战壕也不过如此。

正是习惯让人迅速遗忘，尽管只是表面。前天我们还在枪林弹雨中，今天就胡闹着去四处讨食，而明天，我们又要去战壕了。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无法忘记。只要还待在战场上，前线那几天一旦过去，那些经历就会像块石头，沉入心底。它太沉重，我们根本无法立即思考。假如那么做，它会立即杀死我们。我们已经意识到：人只要屈服，就能躲避打击，忍受恐惧——但去思考，就立即活不下去了。

就像上了前线，只有变成野兽才能活命，同样，休息时我们会变成懒散而肤浅的兵痞。毫无办法，我们根本由不得自己。我们要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我们无法承受感情。尽管和平时期感情或许是种点缀，但在这里，它是个错误。克默里西死了。海尔·维斯胡斯快死了。末日审判前，汉斯·卡拉莫的整个身体，起码要花上几天工夫，才能在他遭受重击后凑齐。马腾斯失去了双腿。迈耶死了。马科斯死了。拜尔死了。黑摩尔琳死了。一百二十个人中弹，不知死在哪里。这真是件丧尽天良的事！但与我们何干？我们还活着。假如能去救他们，人们会看到，我们会冲上去，不管不顾。要是愿意，我们真想吐苦水。我们并不畏惧——可能怕死，但死是另一回事。死关乎肉体。

战友们死了，我们帮不上忙。他们安息了——谁又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只想躺下，睡觉，吃，胃里能装多少吃多少。我们还想喝酒、抽烟，让时光不致乏味。生命如此之短。

要是视而不见，前线的恐怖就会消失，或者，我们把它说成下流而愤怒的笑话。有人死了，我们就说他屁股夹紧了。为了不致疯狂，我们这样调侃一切。因为只要还能说笑，我们就能抵抗到底。

但我们没有忘记！战地报纸上写的那些部队里的幽默趣闻，说军人们刚下火线，就开始筹备舞会，纯粹是胡扯。我们这么做，并非因为幽默，而是因为一旦失去幽默，我们就会崩溃。这种伪装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的幽默，正一个月比一个月更为苦涩。

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只要战争尚未结束，都会像石头，沉入心底。战争结束，它们就会苏醒，开始阐释生与死。

前线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将重来。死去的战友会重新站起来，和我们并肩前进。我们将头脑清醒，心怀目标，死去的战友们就在身边，前线的岁月在我们身后——可到那时，我们去反对谁？反对谁？

不久前，这一带有家前线剧院。木板墙上至今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克罗普和我站在木板墙前，盯着海报。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海报上是个穿浅色夏装的姑娘，腰间系着一条红漆皮带。她一只手扶着栏杆，撑着身体，另一只手拿着一顶草帽。她穿着白色的长袜，纤细的脚上蹬着系带白色高跟鞋。她身后是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蔚蓝大海。几朵浪花翻滚着。一侧是一弯明亮的海港。她真是个标致的姑娘。小巧的鼻子，殷红的嘴唇，修长的双腿，令人难以置信的干净整洁。她每天必定洗两次澡，指甲里没有一丝污垢，即便有，也不过是几粒海滩上的沙子。

她旁边站着个穿白裤子的男人。蓝色夹克，戴着水手帽。可我们对他没什么兴趣。

对我们来说，海报上的姑娘是个奇迹。我们完全忘了世上还有这样的事。甚至此刻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这般光景：不仅是遥不可及的愉悦、美和幸福，还有和平。这必然是在和平年代才有的光景。我们一阵激动。

“你看她那双高跟鞋，要是行军，她一公里也走不了。”我说着，马上感到羞愧。站在这样一张海报面前说起行军，简直愚蠢透顶。

“她能有多大？”克罗普问。

我猜测着：“最多二十二，艾伯特。”

“那她比我们大。要我看，她最多十七岁！”

我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艾伯特，那真不错。你不觉得吗？”

他点点头：“我家里也有条白裤子。”

“白裤子。”我说，“可这么一位姑娘——”

我们斜睨着彼此。这里能找到的东西不多。我们个个穿着破旧肮脏的军装。攀比令人绝望。

为此我们撕下海报上那个穿白裤子的年轻人，小心谨慎，以免撕坏了那个姑娘。以这种方式，我们似乎接近了成功。接着，克罗普建议：“我们不妨抓抓身上的虱子。”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么做伤衣服不说，两小时后，虱子又会爬满全身。可我们又定睛看了会儿海报后，我还是答应了。我甚至深谋远虑：“还可以试着搞到一件干净的衬衫。”

克罗普出于某种原因认为：“要是有块新裹脚布就更好了。”

“或许能弄到。咱们去找找。”

这时，正四处闲逛的莱尔和加登来了。他们看了看海报后，我们的谈话旋即变得下流。莱尔是我们班第一个交往过女人的人。他曾兴奋地讲过那种事的各个细节。他以自己的方式兴奋地打量着海报，而加登则跟他一唱一和。

这并不令人讨厌。不下流就不是士兵。只是对我们来说，这会儿还不能完全适应。我们匆忙走开，走向除虱站。那感觉好比正走向一家高级男装店。

营房位于一条运河边。河对岸有几个四周种着白杨树的池塘——河对岸也有女人。

我们这边的房屋多已腾空。对岸还时有居民出没。

晚上我们在运河里游泳时，沿岸走来三个女人。她们慢慢走着，目光没有回避我们，尽管我们都没穿泳裤。

莱尔冲她们打招呼。她们笑着，停下脚步，望着我们。我们丢过去几句顺嘴胡说的法语，说得乱七八糟、心急火燎，目的是叫她们别走。我们这么做当然不怎么文雅，但我们又去哪里学什么文雅那一套？

其中有个姑娘修长黝黑，笑起来牙齿发着微光。她动作敏捷，宽敞的裙子撩拨着她的双腿。尽管河水很凉，我们还是异常快活地力争引起她们的注意，让她们留在河边。我们开着玩笑，她们用我们听不懂的话回答着。我们笑着，挥着手。数加登最冷静。他迅速跑回营房，取来一块黑麦面包，高高举起。

这下成功了。她们点着头，招手叫我们游到对岸。但我们过不去。到对岸是被禁止的。桥上到处都是岗哨，没有证件根本不行，因此我们重复着她们的话，希望她们过来。她们摇着头，指向桥的方向。她们也过不来。

她们转身，慢慢走向运河上游，却始终沿着河边。我们也游向相同的方向，陪着她们。几百米后，她们拐了弯，指着不远处一幢树木和灌木丛中的房子。莱尔问，她们是不是住在那里。

她们笑了——是的，那是她们的家。

我们冲她们喊道：“哨兵看不见时，我们就过去。半夜。今天半夜。”

她们举起双手，叠放在一起，脸贴在手上，闭上双眼。她们领会了我们的意思。那个修长黝黑的姑娘跳起了舞，另一个金发姑娘叽叽喳喳：“面包——好——”

我们热情地保证我们会带面包过去，还会带其他好吃的东西。我们转着眼珠，试图用手势比画出那些吃的。莱尔为了说清“一根香肠”，差点呛水淹死。要是有必要，我们会承诺搬去整个粮仓。她们走了，不时回头张望。我们爬上我们这边的河岸，留心观察她们是否进了那幢房子，因为她们也有可能撒谎。接着我们往回游。

没有证件谁也不许过桥，所以我们干脆半夜游过去。激动的情绪裹挟得我们静不下来，无法待在一处不动，于是我们走向营房食堂。那里正好有啤酒和潘趣酒。

我们喝着潘趣酒，胡诌着各自的离奇经历。谁都乐意相信对方，并不耐烦地抢白，道出更离谱的往事。我们的双手也不老实，不知抽了多少烟，直到克罗普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她们带烟。”于是我们把烟放在军帽里，保存起来。

天空绿得像只没熟的苹果。我们一共四人，但只能过去三个。为了摆脱加登，我们给他买了朗姆酒和潘趣酒，直到把他灌醉。夜深了，我们走向营房。加登走在中间。即将到来的艳遇令我们欲火焚身。那个苗条黝黑的姑娘归我。我们分配好，说定了。

加登一头倒在草垫上，打起鼾来。不一会儿，他又醒来，狡诈地冲我们龇牙咧嘴，吓得我们以为他在耍花招，以为我们那些酒钱白花了。可接着，他又倒在草垫上睡着了。

我们三人每人拿了个黑麦面包，用报纸包好。香烟也包在里面。此外还有三份今晚分到的上好肝肠。不错的礼物！

我们暂时把东西塞在长靴里。为了避免在对岸踩到铁丝和碎玻璃，我们必须带着长靴。我们游过去，所以不需要什么衣服。天很黑，路也不远。

我们出发了，手里拎着靴子。快速滑进水面后，我们仰泳，抓着靴子举过头顶。

游到对岸后，我们蹑手蹑脚上了岸，拿出东西夹在腋下，穿上靴子。我们就这样湿漉漉、赤身裸体，只穿着双靴子小跑起来，马上就找到了灌木丛中那幢黑漆漆的房子。莱尔被一枝树根绊倒，刮伤了胳膊肘。“没关系。”他高兴地说。

百叶窗关着。我们躲在窗下，试着从窗缝偷看。后来耐不住时，克罗普却突然犹豫起来：“要是正巧有个军官跟她们在一起怎么办？”

“那就开溜。”莱尔奸笑道，“他能在这儿看见我们的番号。”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自己的屁股。

房门开着。靴子声很响。一扇门开了，露出一道光。一个女人吓了一跳，大叫起来。我们马上说：“嘘，嘘——战士，好朋友——”恳求着高举起那包东西。

另外两个姑娘也出来了。门大开着。一束光照到我们身上。她们认出我们，按捺不住地笑我们这身打扮，站在门框里，笑得前仰后合，停不下来。她们的一举一动可真娇媚啊！

“等一下——”她们闪进门框，扔出几件衣服。我们将就着围在身上。这样才可以进屋。房间很温暖，点着一盏小灯，散发着香水的气味。我们打开那包东西，递给她们。她们立即眼睛放光。看得出，她们饿坏了。

接着，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莱尔做了个吃的手势后，又恢复了活跃的气氛。她们拿出盘子和刀叉，开始狼吞虎咽。每吃一片肝肠，还不忘举起来，赞叹一番，而我们则骄傲地坐在一旁。

她们一边吃，一边用法语说个不停——我们懂得不多，却听得出，她们说的是些好话。可能我们看着还算年轻，那个修长黝黑的姑娘过来抚摸我的头发，说起所有法国女人常说的话：“战争——灾难——可怜的小伙子——”

我抓住她的胳膊，嘴唇贴在她的手心上。她的手托着我的脸。我看见她满是情欲的双眼，柔和棕色的皮肤，红嘴唇。她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她的眼睛说着更多我听不懂，却比我们来时期待的更多的话。

隔壁还有个房间。我经过时，看见莱尔正和金发姑娘紧紧抱在一起，大声说笑着。他可真是个老手！而我——却迷失在一种陌生、温柔和狂热中，由人摆布。我的欲望奇特地糅杂着渴望和沉醉。我感到头晕目眩，而这里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捉牢。我们的靴子放在门口，穿着她们给的拖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唤起一个士兵的自信和骄傲：步枪不在，腰带不在，军装不在，军帽不在。我任凭自己坠入未知，接受发生的一切——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有些害怕。

苗条黝黑的姑娘只要一思考，眉毛就飞舞起来，说话时却纹丝不动。有时她的声音没变成话语，就被阻塞了，或说了一半的话就在我头顶飘走。像条抛物线，像条弹道，像颗彗星。我从中明白过什么——现在又明白了什么？这门陌生的语言，我几乎不懂。它让我步入寂静中昏昏欲睡。在这种寂静中，房间在褐色和半明半暗中变得模糊，唯有我上方的那张脸清晰生动。

一张脸能生出如此多端的变化：一小时前，它还那么陌生，现在却变得温情脉脉。这种温情并非来自这张脸，而是来自黑夜、尘世和热血，而这一切，又一齐在这张脸上绽放光芒。房间里的东西似乎被感动了，它们变幻着，变得奇特。当灯光照在我浅亮的皮肤上，当那双冰凉褐色的小手轻抚它，我竟对我的皮肤充满敬意。

这一切和在随军妓院里发生的事多么迥异！我们允许去找军妓，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不愿想起它，它却下意识钻进我的脑海。我吓坏了，怕我一生也无法摆脱那种经历。

可接着，我碰到了姑娘的嘴唇。我迎上去，和她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我闭上双眼，想在亲吻中将战争、恐惧和卑劣的记忆统统磨灭，想去唤醒青春和幸福。我想到海报上的姑娘。那一刻，我竟相信，只有赢得她，我才能活下去。而我的臂膀越是用力去抱紧，就越有可能出现奇迹。

……

之后我们几个不知怎么，又聚在了一起。莱尔显然容光焕发。我们诚挚地和她们道别，蹬上靴子。夜晚的冷风吹凉我们发热的身体。高大的白杨树沙沙作响，耸立在黑暗中。空中悬挂的月亮，倒映在运河里。我们没跑，而是迈着大步并肩走着。

莱尔说：“这个黑麦面包真值个！”

我不愿开口说话。我一点儿也不快乐。

这时我们听见一阵脚步声，赶紧躲进灌木丛。

脚步声越来越近，经过了灌木丛。我们看见一个赤裸的士兵，穿着靴子，跟我们一模一样。他腋下夹着包东西，奋力奔跑着。是开足马力的加登。转眼就不见了。

我们笑了。明天他准会开骂。

我们悄悄溜回草垫上。

我被叫到文书室。连长递给我一张休假证和一张车票，祝我一路平安。我看了看假期的天数。十七天：休假十四天，旅途三天。太少了。我问：“我是否能拿到五天旅途假？”贝尔廷克指了指我的证。我这才看见，我不必立即回到前线。假期结束后，我还要去海德拉格尔的军事训练营报到。

大家都很羡慕我。卡特还出了个好主意，教我如何在训练营站稳脚跟：“你要是够机灵，就在那儿待着别回来。”

其实我更愿意八天后，也就是在野战兵营的日子结束后再出发。这里不错。

我自然要在营房食堂请客。大家都有几分醉意。我却有些沮丧。离开六周是种巨大的幸运，可等我回来时，又会发生什么？我还能再看见他们吗？海尔和克默里西已经不在了——下一个会是谁？

我们喝着酒。我一个个瞧着他们。艾伯特坐在我身边抽烟。他很活泼，我们总在一起。对面蹲着卡特，耷拉着肩膀，拇指粗壮，说话心平气和。米勒长着一副龅牙，笑起来声音爽朗。加登有一双鼠眼。莱尔蓄起了大胡子，看着像四十岁。

浓烟盘旋在头顶。士兵没有烟草怎么活！营房食堂是个避难所。啤酒不仅是种饮料，还是种标志。它意味着大家可以安心地伸展四肢。我们的一贯作派样样不缺：双腿舒坦地伸向前方，惬意地朝四周吐着口水。一切怎会全部出现在一个明天就要出发的人面前！

夜里我们又去了对岸。我甚至害怕告诉那个苗条黝黑的姑娘，我要走了，而等我回来，肯定要待在遥远的别处。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但她只是点点头，不动声色。我起先不明白，后来还是理解了。莱尔说得没错：我要是上前线，她就会说“可怜的小伙子”。去休假——她们并不想知道太多。这没什么意思。还是让她带着她的废话见鬼去吧！人们相信奇迹，但事后才知，奇迹不过是块面包。

第二天一早，除虱后，我走向野战车站。艾伯特和卡特陪着我。到了车站，我们听说离发车还有几小时。他俩要回去执勤。我们告了别。

“再见，卡特。再见，艾伯特。”

他们走了，挥了几次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每个步伐、每个动作我都那么熟悉，即便隔着老远，我也认得出他们。随后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我坐在行李上等车。

突然，我有些不耐烦，急切地想马上离开。

躺过几个月台，路过几家流动厨房，蹲过几条板凳——随后，窗外的风景变得令人压抑、恐慌，变得熟悉。黄昏的火车驶过一座座村落。窗外的茅草屋顶像顶毡帽，压在一间间粉刷过的木屋上。庄稼地像珍珠母，在斜阳的余晖中发着光。还有果园、粮仓、古老的菩提树。

我渐渐识得车站的名字，心跳开始加速。车轮滚滚向前。我站在窗边，抓紧窗框。这些站名圈定了我青春的边界。

一望无际的草地，田野，农庄——一辆与地平线并行的牛车，孤单地蹒跚在天幕下。农民们等在道口栏前。姑娘们挥着手。孩子们在路堤上玩耍。通往村子的路很平整，没有炮兵部队来过。

已经是傍晚了。假如火车不隆隆响，我真想大声叫喊。广阔的平原铺陈在眼前，远处山脉的轮廓逐渐显现在暗蓝的夜空中。我认识多尔本山独特的地貌。它像把锯齿状的梳子，陡峭地耸立在森林的枝端。山后就是城市。

就在这一刻，金红的斜阳朦胧地弥漫在大地上。列车轰隆，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弯道上满是模糊、摇曳而神秘的白杨。它们一株连着一株，排成长长一列，构成幻影、光线和思念。

列车绕过田野，将它丢在身后。树的间距缩小着连成一片。转瞬间，眼前就剩下唯一的一棵。紧接着，又一排白杨重新出现。它们长久而孤单地立于天际间，直至被一排房屋遮掩。

一个交叉道口。我站在窗边，不想挪步。其他人已拿起行李，准备下车。我念着经过的路名：“不来梅街，不来梅街——”

车下是骑单车的人，车辆，行人。一条灰暗的街。一条灰暗的地下道。它们打动我，就像它们是我的母亲。

接着，火车停了。车站一片喧嚣，熙熙攘攘，到处挂着路牌。我背起行囊，钩紧肩带，握紧步枪，踉跄着下了车。

我在月台上东张西望。赶路的人中没有我的熟人。一个红十字会的护士递给我一杯咖啡。我转过身，看见她正朝我傻笑，脸上还掺杂着一丝自豪，仿佛在说：“你瞧，我正递给一位战士一杯咖啡。”她一声声叫着“战友”，叫得那么不是时候。

火车站外的街边有条汩汩的小溪。磨坊桥的水闸里涌出白花花的水，流经这里。一座古老的四方瞭望塔矗立在水闸边。前方是棵斑驳的大菩提树，后方则是无垠的暮色。

过去我们常坐在这里——那是多久以前了——一过桥，我们就能闻见排涝的污水冰冷腐烂的气味。水闸这边，我们在静止的水前弯下身。桥墩上垂满藤蔓和水藻。炎炎夏日，我们喜欢去水闸那儿一边看飞溅的泡沫，一边数落我们的老师。

我过了桥，看看右边，又看看左边。河里依旧满是水藻。河水依旧以一道晶莹的弧线涌向下游。瞭望塔上站着烫衣女工，和当初一样，她卷起袖子，站在雪白的衣服前。敞开的窗口冒出烙铁的热浪。几条狗大摇大摆地穿过狭长的巷子。门口站着人，痴痴盯着我，看我有多脏，背着多重的军囊。

我们经常在这家甜品店吃冰淇淋，还在这里学会了抽烟。沿街走去，我熟悉每幢房子，熟悉殖民地进口杂货铺、卫生用品店、面包坊。随后我站在一扇褐色的门前，抓住了磨旧的门把手。我的手有些沉重。拉开门，一股陌异的凉气扑面而来，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的长靴踩在楼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楼上的门“啪嗒”一声打开，有人扶着楼梯扶手探身张望。打开的门是厨房门。煎土豆饼的香气飘满整个楼道。今天是礼拜六。楼上的人一定是我姐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随后又摘下钢盔，向楼上望去。是的，正是我姐姐。

“保罗！”她喊道，“是保罗！”

我点点头。行李撞在楼梯扶手上。我的步枪太重了。

她打开另一扇门，叫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

我再也无法移步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

我靠在墙上，紧紧抓着钢盔和步枪。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紧握它们，一步也迈不出去。楼梯在我的视线中模糊了，我拄着立在脚背上的枪托，狠狠地咬紧牙根。姐姐叫我，我却说不出话。我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说，想笑，却一句也没有回答。我就这样站在楼梯上，既痛苦又无助地陷入可怕的痉挛中，强忍的泪水无声地滚落腮边。

姐姐又探出头，问道：“你怎么了？”

我只好打起精神，挣扎着上了楼。我把步枪倚在墙角，行李靠在墙边，钢盔放在行李上。解下的腰带和那堆东西堆放在一起。接着，我有些恼火：“你倒是给我拿条手巾！”

她从柜子里拿出手巾。我擦了把脸。墙上挂着个玻璃相框，里面是我以前收集的彩色蝴蝶。

这时，我听见母亲的声音从卧室传来。

“她在躺着吗？”我问姐姐。

“她病了。”她说。

我走进卧室，朝她伸出手，竭力镇静地说：“妈妈，我回来了。”

她躺在昏沉的暮色中。接着，她惶恐地问：“你受伤了吗？”我接受着她试探的目光。

“没受伤。我回来休假。”

她脸色苍白。我甚至不敢开灯。“我只知道躺在这儿哭。”她说，“应该高兴才是。”

“你病了吗，妈妈？”

“今天我要起来一会儿。”她说着，转向姐姐。姐姐正穿梭在卧室和厨房间，以免烧煳了饭。

“把那罐蔓越莓果酱打开吧，你不是爱吃吗？”她问我。

“是，妈妈。我已经很久没吃过了。”

“我们就像知道你会回来似的。”姐姐笑道，“正好做了你爱吃的土豆煎饼。现在还有果酱。”

“今天刚好是礼拜六。”我说。

“坐到我身边来。”母亲说。

她望着我。她的双手和我的比起来那么苍白、虚弱、瘦削。我们说了几句话。真该感谢她什么也没问。我能说什么？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我已平安走出战场，坐在她身边。厨房里是忙碌的姐姐，做着晚餐，唱着歌。

“我亲爱的孩子。”母亲轻声说。

我们家人间从不说温柔的话。穷人为生计奔波、操劳，大抵如此。他们不明白那么做的意义，也不愿重复本来就知道的事。所以，比起那些懂得客套的人，母亲口中的“亲爱的孩子”意味着更多。我知道，那罐蔓越莓果酱是几个月来家里唯一的一罐。她一直留给我。还有她拿出来的陈旧饼干，无不是她逮机会弄到，留起来，等我回来吃的。

我坐在她床边。对面客栈花园里的栗树透过窗子发出褐色和金色的光。我深吸了口气，对自己说：“你到家了，到家了。”却并未摆脱拘谨。我无法适应周围的一切。这是我母亲，那是我姐姐，墙上挂着我的蝴蝶，那边还有架桃花心木钢琴——我还没彻底回来。我和家之间还隔着一道屏障、一段距离。

于是我把行李拿到床边打开，一一取出我带回来的东西：一整块艾达姆干酪是卡特弄来送我的，还有两条黑麦面包、四分之三磅黄油、两罐肝肠、一磅猪油和一小袋米。

“这些你们肯定用得着。”

她们点头。“这里是不是食物紧缺？”我打听道。

“是，吃的东西不多。你们在前线够吃吗？”

我笑了，指着我带的东西：“不会总有这么多，但也过得去。”

姐姐收好吃的东西。母亲突然哽咽着一把抓住我的手：“前线是不是很可怕啊，保罗？”

母亲，我该怎么回答你！你不会明白，你也不会理解，也永远不必理解。前线是不是可怕？你问——你，我的母亲——我摇摇头：“不，妈妈。不可怕。我们大部分时候待在一起，所以也没那么可怕。”

“可前一阵海因里希·布里德迈耶回来说，前线现在特别可怕，使用毒气和各种招数。”

说这话的，是我的母亲。她说：使用毒气和各种招数。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只是为我担忧。难道我要告诉她，我们有一次发现了三条敌军战壕，里面一具具僵尸的样子就像中了风？靠着胸墙的，钻地道的。他们本来动着，突然就僵在原地，或站或躺，脸色发青，死掉了。

“哎，妈妈，说什么的都有。”我答道，“布里德迈耶也不过是胡说。你看，我这不是很壮实——”

面对母亲的担忧，我恢复了平静。现在，我已经能走来走去，谈天说地，而不会因世界像橡皮般柔软，血管像雷管般脆弱，而突然害怕地靠在墙上。

母亲要起床，于是我走向厨房，问姐姐：“她怎么了？”

她耸耸肩：“她已经躺了几个月。我们不想写信告诉你。已经看过了几个医生。有个医生说，她可能得了癌症。”

我得去区司令部报到。我漫步在街上，不时有人和我说话。我不会止步太久，也不愿和他们多说。

走出营房后，我听见有个响亮的声音叫我。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转过身，看见面前站着一位少校。他呵斥道：“您不会敬礼吗？”

“对不起，少校先生。”我不知所措，“我没看见您。”

他提高了嗓门：“您难道不会得体地讲话吗？”

我真想揍他的脸，但还是克制住了，否则我的假期会立即结束。我立正道：“我没看见少校先生。”

“那么我命令您注意！”他大声嚷嚷，“您叫什么名字？”

我向他报告。

他红彤彤的胖脸怒气未消：“哪个部队的？”

我按规定汇报了一番。他还没够：“你们驻扎在哪里？”

我已经够了，说道：“朗格马克和比克斯硕特之间。”

“怎么？”他有些吃惊。

我告诉他，我一小时前刚到，回来休假。我本以为他会走开，谁知他更粗暴了：“您以为您能把前线那套做派带到这里？休想！这里，感谢上帝，还有纪律！”

他命令道：“向后二十步，齐步——走！”

我已怒不可遏，但我拿他没办法。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立即拘捕我。于是我跑步退回，再开步向前，走到离他六米处，朝他敬了个军礼，直至走过他六米后才礼毕。

他又把我叫过去，以和蔼的口吻告诉我：这回他宽大为怀。我端正了姿势，感谢了他。

“解散！”他命令道。我“咔嚓”一声转身离开。

这件事败坏了我整晚的兴致。一回到家，我就脱下军装，扔到角落，反正我早打算脱下它。我从柜子里拿出一身便装，穿在身上。

我已经不习惯穿便装了。衣服又瘦又短。我在部队里长大了不少。衣领和领带尤其难系，最后还是姐姐替我打好了领结。便装真轻啊，轻得就像只穿着衬裤和衬衫。

我望着镜中模样古怪的自己。一个皮肤黝黑，高大结实，衣服紧绷，即将接受坚信礼的青年也惊讶地望着我。

母亲看见我穿便装很高兴。这是她熟悉的我。父亲则更乐意看我穿军装。他想带着穿军装的我去见他的朋友。

我拒绝了。

能安静地坐在某处真好。比如坐在对面客栈花园的栗树下，保龄球道边。几片新叶落在桌上和地上。我面前摆着一杯啤酒。在部队里，我学会了喝酒。杯子已经半空，也就是说，还有美味冰凉的几大口等着我。要是我愿意，还可以要第二杯、第三杯。没有集合，没有猛烈的炮火。客栈里的孩子们在打保龄球。一条狗把头搭在我的膝盖上。天很蓝。栗树的叶子间，耸立着玛格丽特教堂绿色的塔楼。

这一切真好，我很喜欢。但我无法与人打交道。我母亲是唯一不提问题的人。父亲则截然相反。他总希望我能讲讲外面的事。在我看来，他的愿望既动人又愚蠢。我和他已没什么真正的交流了。他希望我最好能不断地讲讲。我想，他并不知道，外面的事是难以描述的。我很想让他满意，但这对我来说太过危险。我害怕话一出口，话题就变得宏大，大到我难以驾驭。要是我们能彻底弄清楚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会身在何处？

于是为了满足他，我只给他讲了几件趣事。他却问我，我是否参与过白刃战。我说没有，起身走出去。

但情况并未好转。有一回在街上，我被电车刺耳的急刹车声吓了一跳，以为是呼啸的榴弹，这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是我的德语老师。他爱问人们常问的问题：“外面怎么样？可怕。可怕。不是吗？是的，难以忍受。但我们必须坚持到底。不管怎样，我听说，你们在前线伙食不错。你气色很好，保罗，很健壮。后方当然差得多。但非常正常，这是理所应当的。最好的东西，当然要留给我们的战士！”

他把我拉到一个聚会上。我受到热情款待。一位校长握住我的手说：“那么，您是从前线来的？那边士气如何？十分高涨，十分高涨，不是吗？”

我说，人人都想回家。

他哈哈大笑：“这我相信！但你们得先痛打法国佬儿！您抽烟吗？这儿，您来一支。服务员，给我们年轻的战士来杯啤酒！”

很遗憾，我拿了那支雪茄，只好留下来。众人的好意实在无法推辞。但我还是懊恼，不停地抽着烟。为了不闲着，我一口气喝光了那杯啤酒，但他们马上给我要了第二杯。他们知道，他们亏欠当兵的。他们争论着我们该吞并哪里。系着铁表链的校长最为贪婪：整个比利时，法国的煤矿区，俄国的大片土地。他详细地说明了我们要吞并这些区域的理由。他不屈不挠，其他人最后只好让步。接着他开始阐释，哪里是法国的突破口。谈话间，他转向我：“用你们持续的阵地战再向前推进一些。把那帮家伙赶出去，这样才能和平。”

我答道，在我们看来，强攻是不可能的。对方后备力量雄厚。此外，战争和人们想象的不同。

他拒绝思考，向我证明，我根本无法理解。“没错。您说的只是局部。”他说，“重要的是整体。这一点，您无从判断。您看到的只是一小片区域。您没有全局观。您恪尽职守，甘愿冒生命危险，理应获得最高荣誉——应该给你们每人颁一枚铁十字勋章——但首先要在弗兰德突破敌人的战线，接着再从上方侧攻。”

他喘着粗气，揩了把胡子：“必须全面侧攻。从上往下，接着攻占巴黎。”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于是一口气喝了第三杯啤酒。但马上，他又为我叫了第四杯。

我要告辞了。他塞到我口袋里几根雪茄，友好地拍拍我，准我离开：“一切顺利！希望我们很快能听到你们胜利的消息！”

我想象的假期并非如此。一年前确实应该不同。我想是我变了。今天和去年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当时我还不了解战争。我们驻扎在平静地段。现在我意识到，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战争拖垮。我无法融入这里。这是个陌生的世界。有些人提问，有些人不问。看得出，那些不问的人为自己的沉默感到骄傲。他们甚至常常摆出无所不知的架势，认为那不值一谈。他们真自负！

我情愿自己待着，这样就不会被打扰。因为所有人问来问去，无非是情况有多糟，情况有多好。有人这么认为，有人那么认为——但他们总是迅速地回到那些与他们的存在相关的事物中。从前，我一定也这样生活。但现在，我无法和他们交流了。

他们对我说得太多。他们有忧虑、目标、愿望。对于这些，我和他们有不同的理解。有时，我和他们中的某人一块儿坐在客栈花园里。我试着让他们清楚，归根到底，这就是一切：就这样静静地坐着。他们当然明白，也赞同，也这样认为，但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就是这样——他们感受到了，但只是半个他们感受到了，另外半个在其他事物上。他们无法集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全身心地去感受。而我甚至无法确切地说出我的见解。

我一看见他们在他们的房间里、办公室里、岗位上，就会被深深吸引，想像他们那样生活，忘掉战争。但这一切又立即变得令人反感。它太狭促，怎能填满生活。应当粉碎它。当前线的弹片正在弹坑上方呼啸，照明弹一冲升天，伤员被放在帐篷布上抬回来，战友们蜷缩在战壕里！——这里是另一群人。我无法理解的人。我既羡慕又蔑视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卡特、艾伯特、米勒和加登，他们在做什么？或许他们正坐在食堂里，正在游泳——但不久，他们又要上前线了。

我房间的书桌后有张褐色沙发。我坐上去。

墙上四处用图钉钉着我从前在杂志上剪下的图片，其中还有些我喜欢的明信片和画。角落里有个小铁炉。对面靠墙的书架里放着我的书。

我当兵前住在这间房间。书是用我当补习教师赚的钱陆续买的。其中许多是旧书。例如全部的古典文学类书籍。有一卷蓝色亚麻布精装本一马克二十芬尼。我买全集，是因为我为人仔细，不相信选集的编辑能选出最好的作品，所以我只买全集。我老老实实地通读过这些书，但大部分都不合我意。我更想读些现代作品。当然，这类书更贵。其中几本并不是我买的，而是借的，随后没还。我不想和它们分开。

书架的一格放着教科书。由于我没好好爱惜，这些书已经残破不堪。出于某些原因，有几页还被撕掉了。这一格下面放着笔记、纸张、信件、图画和草图。

我真想回到当年的情境。就在这间屋里。我马上能感觉到，四面墙壁仍守卫着它。我的双手搭在沙发扶手上，舒服地坐在沙发上，跷起双腿，就这样舒适地坐在角落，坐在扶手中间。小窗开着，看得见熟悉的街景和街道尽头高耸的教堂塔楼。桌上放着几枝花。蘸水钢笔，铅笔，镇纸用的贝壳，墨水瓶——一切都是老样子。

的确，如果我幸运，如果战争结束，我还会回到这间房间。我会像现在这样坐着，看着我的房间，等待着。

我有些激动。但我不该激动，因为激动是错的。我想再次感受安宁与沉迷，感受强烈而不可名状的冲动。就像许久以前，我朝一本书走去时一样。多彩的书脊上飞升的意愿之风，该再次席卷我，熔化我心中那块沉重而了无生气的铅锭，唤醒我对未来的迫不及待，唤醒思想世界中振翼的愉悦——带回我失去的年少时代的蓬勃朝气。

我坐着，等待着。

我突然想到，我该去看望克默里西的母亲，或去找米特尔施泰特，他肯定在兵营里。我望向窗外：洒满阳光的街景后，朦胧而轻柔地浮现出起伏的丘陵，又转瞬幻化为秋日明朗的一天，我正和卡特、艾伯特坐在炉火边，吃着带皮的烤土豆。

我不该想起这些，于是我赶紧拂去脑中的记忆。该让房间诉说，让它来抓牢我，承载我！让我感到我属于它。我要倾听它，好叫我再回到前线时能记住：战争会过去，会消逝，当回家的浪潮袭来时，战争已成往事。它不会侵蚀我们。除了外在的示威，它无法向我们行使任何权利！

书架里的书一本挨一本。我熟悉它们，仍记得是如何排序的。我用眼睛请求它们：对我说话吧，收留我——收留我，往昔的生活——无忧无虑的美好往昔——再收留我吧——

我等待着，等待着。

一幅幅画面闪过眼前，它们没有停留。它们只是影子和记忆。

什么都没有。

我越发不安。

一个陌生的可怕念头突然涌上心头，我再也无法找到回去的路了。尽管我竭力祈求，但一切都没改变。我像被判了刑，冷漠而悲伤地呆坐着。往昔转身离去。同时，过多的祈求又让我感到恐惧。对于将会发生的一切，我一无所知。我必须牢记，我还是个士兵。

我疲倦地起身，走到窗边。接着，我拿起一本书，准备翻阅，随后立即扔到一边，又拿起另一本。我曾在某些段落做过标记。我寻找着，翻阅着，再拿起另一本。我面前已经叠起了一摞书，又慌乱地放上去——报纸、笔记和信件。

我沉默地站在它们面前，就像站在法庭上。

垂头丧气。

词语，词语，词语——触碰不到我的词语。

我慢慢把书放回书架。

远去了。

我安静地走出房间。

然而我仍未放弃。虽然我不再踏入房间，但我安慰自己，这不过才几天，还无须下结论。之后——未来——还有许多时间。于是我去兵营看望米特尔施泰特。我们坐在他的房间，屋里弥漫着一股我已习惯的难闻气味。

米特尔施泰特一看见我，就讲了件新鲜事。我立即震惊了。原来康托列克应征当了后备军。“你猜怎么着？”他说着，拿出几根上好的雪茄，“我刚从野战医院到了这儿，就碰上康托列克。他向我伸出他的爪子，聒噪道：‘你瞧，这不是米特尔施泰特嘛，你好吗？’我瞪着他：‘后备军康托列克，您最好搞清楚，公是公，私是私。跟上级说话时，您应该立正。’你真该看看他那副嘴脸！绝对是酸黄瓜和哑弹的杂交。他慌里慌张地要和我叙旧，我摆出一副更严厉的架势。最后他使出了他的杀手锏，跟我窃窃私语：‘您的毕业考试要不要我帮帮忙？’他想提醒我。你懂。我一听，火冒三丈。我也要提醒他：‘后备军康托列克，两年前，您鼓动我们到区司令部自愿报名参军。其中有个叫约瑟夫·贝姆的，根本不想参军。他阵亡了。在他应征入伍前三个月。没有您，他还能等到那时候。现在：解散！我们以后再说。’分到他所在的连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一去，就把他带到军需库，给他弄了身漂亮的军装。你马上就能看到。”

我们走向营房操场。全连已列队站好。米特尔施泰特让他们稍息，检阅他们。

这时，我看见令人忍俊不禁的康托列克。他上身穿了件宽大褪色的蓝军装，像条女裙，后背和袖子上打着大块的补丁。可以想见，这件上衣过去的主人多么高大。下身黑色破旧的裤子短得只到他小腿肚子。而他脚上那双大鞋，坚硬如铁又破旧不堪，鞋尖翘起，鞋带系在一边。出于平衡起见，他头上是顶过小的无檐圆筒军帽，又脏又别扭。整体看来，他实在值得同情。

米特尔施泰特走到他面前：“后备军康托列克，您这纽扣，算是擦过了？看来您永远也学不会。不及格，康托列克，不及格——”

我已止不住在心里狂笑。在学校时，康托列克正是用这种腔调教训的米特尔施泰特：“不及格，米特尔施泰特，不及格——”

米特尔施泰特继续刁难他：“您看看伯特歇尔。他就是您的榜样。您跟他学着点儿。”

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伯特歇尔也在。伯特歇尔是我们学校的门房。他居然成了榜样！康托列克瞪了我一眼，恨不得一口把我吃掉。而我只是幸灾乐祸地朝他莞尔一笑，就像我根本不认识他。

他那顶帽子和那身制服简直愚蠢可笑透顶！而这个家伙曾令我们心惊胆战。那时，他高傲地坐在讲台上。练习法语动词变位时，他常拿铅笔戳我们。他教的那些法语，我们在法国从没派上用场。不过短短两年——现在，站在这里的是后备军康托列克。他已失去魔力，双膝发颤，胳膊像锅柄，扣子擦不亮，动作滑稽可笑。一个不成体统的士兵。我无法将眼前这个康托列克和过去那个威严的形象联系起来。我真想知道，假如这个可怜虫再来问我这个老兵“博伊默尔，您说一下‘走’的过去式”，我该如何是好。

眼下米特尔施泰特正进行散兵操练。出于一番美意，康托列克被指任为班长。

散兵操练的特殊性在于，班长始终要站在全班队伍前二十步的位置。只要一声令下：“向后转——齐步走！”当散兵队列向后转时，班长就突然落在了队伍的后二十步。他必须疾速前进，好重新处于队伍前二十步。这加起来就是四十步。可他刚一跑到，一道“向后转——齐步走”的口令又下来了。于是他不得不再用最快的速度，朝另一头跑。以这种方式，班里的人不过舒服地向后转着身，多走两三步，班长却要来回狂奔，活像窗帘木杆上放的屁。这一套不过是米特尔施泰特的众多特效良方之一。

康托列克对米特尔施泰特已没什么指望。因为有一回他搅了米特尔施泰特升迁的局。在回到前线前，假如米特尔施泰特不好好抓住良机，那他就是个十足的傻瓜。部队提供这种机会，或许就是为了让人死得更加甘心。

此刻的康托列克正来回奔忙着，活像只受惊的野猪。过了一阵子，米特尔施泰特宣布散兵操练结束，重要的爬行训练开始。双膝双肘着地的康托列克按规定抓着枪，华美的身躯挪动在沙地上，爬过我们身边。他大口喘着粗气，那喘息声简直就是音乐。

米特尔施泰特引用高级教师康托列克的名言，鼓励着后备军康托列克：“后备军康托列克，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战胜困难！”

康托列克流着汗，吐出一块钻到他牙缝里的脏木条。

米特尔施泰特俯下身，忠告道：“永远不要因为区区小事，遗忘我们伟大的事业。后备军康托列克！”

我很惊讶，康托列克居然没有发怒，尤其是接下来的体操课上。米特尔施泰特绝妙地模仿了康托列克，在他做引体向上时，从后面拽着他的裤裆，使他只能吃力地把下巴伸过单杠。随后又是一番教诲。这一套跟当年康托列克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

之后是分配其他勤务。“康托列克和伯特歇尔去领军粮！推着推车。”

几分钟后，两人推着推车走了。康托列克愤怒地垂着头。门房则为得到了这份轻松的工作而得意。

面包厂位于城市的另一端。两人一来一回都必须穿过整座城市。

“这个活儿他们已经干了好几天。”米特尔施泰特冷笑道，“已经有人每天等着看好戏。”

“漂亮！”我说，“但他没去告状吗？”

“试过！但我们的指挥官听他诉苦时，差点笑断气。他不喜欢老师。另外，我正向他女儿求爱。”

“他会在你考试时使坏。”

“我才不在乎。”米特尔施泰特冷静地说，“再说他抱怨也没用。我可以证明，我只给他分配了些轻活儿。”

“你就不能好好管教管教他？”我接着问。

“对我来说，他实在太蠢。”米特尔施泰特严肃而高傲地说。

休假是什么？——是打了个趔趄，只能让往后的日子更艰难。现在，离别已介入假期。母亲默默地看着我。她数着天数。我知道——每天早上，她都很难过。又少了一天。她挪走了我的行李，不想看见它受到提醒。

沉思时，时间过得真快。我打起精神，陪姐姐去肉铺买几磅骨头。是个大优惠，人们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龙。有人甚至晕倒了。

真不走运，我们轮流排了三小时后，队伍散了。骨头卖光了。

多亏我有一份给养，可以拿给母亲。我们总算有了些有营养的食物。

日子一天比一天叫人难受。母亲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忧伤。还有四天。我必须去看望克默里西的母亲了。

这件事难以下笔。这个颤抖抽泣的女人摇晃着我大声叫喊：“他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她用泪水淹没我，叫喊着：“你们究竟为什么都活着，孩子们，你们怎么——”她瘫在椅子上哭泣着：“你看见他了吗？你后来看见他了吗？他是怎么死的？”

“他心脏中了枪，马上就死了。”我说。她盯着我，怀疑地说：“你撒谎。我比你清楚。我能感觉到，他死得很惨。我听见了他的声音。夜里我感受到他的恐惧。跟我说实话。我想知道，我必须知道。”

“不是这样。”我说，“我当时就在他旁边。他马上就死了。”

她轻声恳求我：“告诉我吧，你得告诉我。我知道你想安慰我。但你难道看不出，比起对我说实话，你这样做是在折磨我。我受不了不知实情。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哪怕他死得很惨。这总比让我一直去猜要好。”

我永远不会告诉她，哪怕她把我剁成肉酱。我同情她，又觉得她有些愚蠢。她该想开点儿。无论她知道与否，克默里西都已经死了。一个见惯了死亡的人已经无法理解，为何仅仅因为一个人死了，就会有那么大的痛苦。我有些不耐烦地说：“他是当场死的。死时没什么感觉。他的脸很平静。”

她沉默了，又慢吞吞地问：“你能发誓吗？”

“能。”

“向一切你认为神圣的事物？”

我的上帝！对我来说，什么是神圣的事物——在我们中间，神圣的事物总是迅速地变来变去。

“是。他当场死了。”

“假如你说的不是真的，你愿意发誓，你再不会回来？”

“假如他不是马上死的，我再也不会回来。”

我可以发更多的誓。但她似乎信了，又啜泣了许久，要我讲讲当时的情况。我编了一个故事，编得几乎连我自己都信了。

我走时，她吻了我，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他穿着新兵制服，靠在一张圆桌边。桌腿是尚未去皮的桦树枝。他身后的布景上画了一片森林。桌上放着一杯啤酒。

这是在家的最后一晚了。大家都不说话。我早早上了床，抓紧枕头，紧紧抓着，把头埋进去。谁知道这是不是我躺在鸭绒被褥上的最后一晚！

母亲很晚还来到我的房间。她以为我睡了，我也假装如此。要是说话，醒着，太难了。

她一直坐到快天亮。尽管她很疼，时常佝偻着身子。我终于憋不住，假装醒来。

“去睡吧，妈妈。坐在这儿会着凉的。”

“以后我有的是时间睡觉。”她说。

我坐起身。“这次不会马上去前线的，妈妈。我要去野外营地四个星期。说不定哪个周日，我还会从那里回来。”

她不语。接着轻声问：“你害怕吗？”

“不，妈妈。”

“我早就想告诉你，多当心法国女人，她们很坏。”

啊，母亲，母亲！对你来说，我还是个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投入你怀中痛哭？为何我总要坚强而镇定？我确实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柜中还挂着我儿时短小的裤子——那不过是不久以前，为何都成了过去？

我极力冷静地说：“我们驻扎的地方没有女人，妈妈。”

“在前线一定要当心啊，保罗。”

啊，母亲，母亲！为何我不能搂着你，跟你一起去死。我们是怎样的可怜虫啊！

“好的，妈妈。我会当心的。”

“我会每天为你祈祷，保罗。”

啊，母亲，母亲！咱们站起来吧，走出去，穿过旧日的时光，回到不必承受痛苦的往日。回到只有你和我的岁月。母亲！

“或许你能找到个不太危险的差使。”

“是的，妈妈。也许我能调到伙房，有这种可能。”

“那就去伙房，哪怕别人说闲话——”

“我不会在意的，妈妈。”

她叹了口气。黑暗中，她的脸是一道白光。

“你该去睡了，妈妈。”

她没有回答。我站起身，把被子披在她肩上。她靠着我的胳膊。她很疼。我扶她回房，在她房中待了一会儿。“等我再回来时，你的病就好了。”

“是的，是的，我的孩子。”

“你们别再给我寄东西了，妈妈。我们在外面够吃。你们更需要。”

她就那么可怜地躺在床上。她爱我胜过一切。我要走时，她又匆忙说：“我还给你搞到两条衬裤，是好羊毛的。你穿着暖和。你千万别忘记装在行李里。”

啊，母亲，我知道，你为了这两条衬裤，花费了怎样的心血，去等待，去奔走，去祈求！啊，母亲，母亲，我必须离开你，这谁人能理解，究竟有谁比你更有权力，对我发号施令。我坐在这儿，你躺在那儿。我们有无数的话语，却永远说不出口。

“晚安，妈妈。”

“晚安，我的孩子。”

房间里一片漆黑。母亲的喘息声时断时续。钟声嘀嗒。窗外的风吹得栗树沙沙响。

我在过道被背囊绊了一跤。因为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它已经打包好放在那儿了。

我咬住枕头，双手抓紧床框。我本不该回来。在前线，我麻木冷漠，时常绝望。现在我再也做不到了。我本是个士兵，现在却只是个为自己、为母亲、为无休无止而不得安慰的一切感到痛苦的人。

我根本不该回来休假。

VIII

我还认得野外驻地的临时营房。西摩尔史托斯曾在这里教训过加登。但这里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了。有几个过去曾擦肩而过。人来人往，总是如此。

白天我机械地执勤，晚上就去军人之家。那里放着些我不想读的杂志。但有架钢琴，我倒是乐意弹弹。两个女招待中的一个姑娘很年轻。

营房四周围着高高的带刺铁丝网。我们从军人之家回来太晚时必须持有通行证。如果跟岗哨熟悉也能混进去。

我们每天在荒原上的刺柏灌木丛和桦树林中进行连队训练。要是不指望太多，训练并不艰苦。跑步前进，卧倒。我们的呼吸吹拂着荒野上的稻草和野花。紧贴地面时，能看见干净的沙丘由无数细小的沙粒组成，纯粹得像在实验室。那场景让人异常心动，禁不住想把手插进沙中。

但最美的是四周种着桦树的一片片树林。它们时刻变幻着色彩。此时，树干还发着亮白的光，淡而柔和的绿叶丝绸般轻舞在树干间，转眼工夫，一切就变成了卵白的蓝色，闪着银光，掠过树林的边缘——但只要一朵乌云遮住太阳，某处的颜色又深得漆黑了。这片阴影像幽灵般穿过苍白的树干，飘过荒野，飞向天边——这期间，桦树像白色旗杆上节日的旗帜，挺立在它染成金红的树叶前。

我常常迷失在温柔透明的光影游戏中，听不见口令。一个人孤单时，就开始观察自然，热爱自然。我和人接触不多，也不想和他们有超乎寻常的交往。大家彼此不熟，不过是聊聊天，晚上一起打打“十七和四”，或掷骰子。

我们营房旁边有个巨大的俄国战俘营。中间虽隔着铁丝网，但他们还是过得来。他们大多蓄着大胡子，身材高大，但看上去腼腆瑟缩，就像挨了揍的恭顺的阿尔卑斯山搜救犬。

他们溜到我们营房，在垃圾桶里翻找着。可以想见他们要找些什么。我们伙食紧张，重要的是吃得很差。一个甘蓝切成六份，放在水里煮。胡萝卜是脏的。发霉的马铃薯已算得上上等佳肴。最美味的是稀薄的米汤，上面漂着切得细碎、根本无法找到的牛肉。

尽管如此，食物还是会被一扫而空。假如有人阔绰到吃不完，马上就会有十个人愿意接手。只有勺子够不到的残渣被刷下来倒进垃圾桶。有时还有甘蓝皮、发霉的面包皮和混合的污垢。

战俘们就在这肮脏的泔水里翻找。他们贪婪地从发臭的桶里捞出东西，藏在上衣口袋里带走。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敌人，实在稀奇。他们的脸让人深思。那是一张张老实农民的脸。宽额头，宽鼻子，厚嘴唇，还有粗壮的手和浓密的鬈发。他们真该去种田，收割，摘苹果。他们看上去比我们弗里斯兰的农民还要善良。

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乞讨食物，真让人心酸。他们个个身体虚弱，领到的吃食不过刚好不致饿死。就连我们自己也早就吃不饱了。他们都得了痢疾。有些人还怯生生地偷偷给人看他们带血的衬衫角。他们弓着背，抻着脖子，膝盖发软。当他们伸出一只手，说着仅会的几句德语乞讨时，他们歪着头，微微抬起低垂的目光——他们乞讨的声音柔和、低沉，就像温暖的火炉和家乡的陋室。

有人踢他们一脚，他们就跌倒在地——但这种人极少，大部分人都视而不见地从他们身旁经过。当然，有时他们可怜巴巴的样子令人生厌，对此有人也会火冒三丈，踢他们一脚。要是他们不用那种目光看人——那两个拇指就捂得住的地方，究竟藏着多少不幸：那双眼睛。

晚上，他们来营房做交易，用自己所有的东西换面包。有时能成交，因为他们的长靴不错，而我们的不好。那长靴的皮质软得出奇，像是俄国小牛皮做的。我们中的农家子弟会收到不少家里寄来的吃的。一双靴子大概能换两到三块面包，或一块面包加一小根瘦肉香肠。

几乎所有俄国人都渐渐换光了东西。他们破衣烂衫，开始拿些小木雕，或用弹片、铜弹带做的东西试着交换。但这些东西，尽管他们费尽力气，也换不来多少食物——几片面包就可以轻易换走。我们的农民们心狠手辣。他们往往拿出一块面包或一段香肠，凑到俄国人的鼻子底下，直馋得他们脸发白，眼发花，彻底服软。接着他们又使出擅长的迂腐伎俩，包起他们的饵食，拿出他们的大折叠刀，缓慢而悠闲地从他们的存货中，切下一大块面包送进嘴里，每吃一口，还就一口又硬又香的肉肠犒劳自己。看着他们如此吃着下午茶，真让人气愤，恨不得狠狠敲他们的厚脑壳。他们几乎不给人任何东西。人对自己了解得太少。

我常常被派去看守俄国人。黑暗中，他们移动的身影像生病的鹳、巨大的鸟。他们靠近铁栅栏，脸贴在铁丝网上，手指钩住网眼。他们常常这样并排站着，呼吸着从荒野和森林吹来的风。

他们很少交谈。说起话来，也不过寥寥几句。他们更有人性。我甚至认为，比起我们来，他们彼此更像兄弟。也可能他们认为他们比我们更为不幸。无论如何，战争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了。尽管只能等着染上痢疾，也算不上什么真正地活着。

负责看守的后备军说，开始时他们还很活跃，彼此会有纠纷，经常抡拳头、动刀子。但现在，他们已彻底麻木冷漠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手淫，身体虚弱。尽管最糟的时候，整个营房的人都在干着那事儿。

他们站在铁丝网后。有时一人走开，另一人马上填补了位置。他们大多数人都不说话，只是偶尔有人讨要一个烟头。

我望着他们模糊的身影。风吹拂着他们的胡子。除了知道他们是战俘外，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令人感动。他们一生无名，清白无辜——假如我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姓名，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忧愁，或许我的感动会有目标，会转为同情。但现在，我只感到他们身后芸芸众生的痛苦、人生可怕的愁绪和人类的冷酷无情。

一道命令就能让这些沉默的身影变为我们的敌人，或变为我们的朋友。某张桌子上放着一份我们无从知晓的某人签署的文件。于是本该遭世人蔑视、受到最高制裁的罪恶成了我们持续多年的至高目标。谁能分清敌友？当我们在这里，望着这群沉静的人，有的一脸孩子气，有的蓄着信徒式的胡须！每位新兵的军官，每个学生的老师，都比他们更像凶恶的敌人。而他们一旦获得自由，就会朝我们开枪，我们也会射向他们。

我感到害怕，不敢继续想下去。这条思考的路通向深渊。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但我不会放弃。我会守护它，保存它，直至战争结束。我的心在跳动：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在战壕中想过的唯一而伟大的目标，是人类经历了一切灾难后，为了生存而寻找的目标？难道这就是为了不辜负这段残酷的岁月，为战后生活找到的使命？

我掏出纸烟，每根掰成两截，分给俄国人。他们鞠着躬，点燃它。顿时，每张脸上都闪烁着一个红点。它们安慰着我，就像漆黑乡舍间的一扇扇小窗，露出每扇窗内一间间庇难的小屋。

日子一天天流逝。一个有雾的清晨，又一个俄国人被埋葬了。他们当中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下葬的时候，我正好站岗。战俘们唱起了圣歌。他们分声部唱着，听上去不像人声，倒像是远处荒野中一架管风琴的鸣响。

葬礼很快就结束了。

夜晚，他们又站在铁丝网边。风从桦树林的方向吹来。满天繁星。

我已经认识了几个会说德语的俄国人。其中一个是音乐家。他说他曾在柏林做过小提琴手。他听说我会弹钢琴，就拿出小提琴演奏起来。其他人坐下，靠着铁丝网。他站着，拉着琴，表现出一个小提琴手常有的陶醉，闭着眼睛，随后又有节奏地摆动着乐器，微笑地看看我。

他演奏的应该是民歌，其他人跟着琴声哼唱。他们像一座黑暗的山丘，从深邃的地下发出声音。小提琴声像一位修长的少女，高高在上，既明亮又孤单。哼唱停下来，小提琴继续鸣唱着——夜里，这声音纤弱稀薄，像是冻僵了。大家紧紧靠着，站在一旁。要是能在室内多好——在这里，它独自四处游荡，叫人忧伤。

因为刚休过长假，周日就不能休息了。返回前线前的最后一个周日，父亲和姐姐来看我。我们一直待在军人之家。如果不想去营房，我们还能去哪里？中午时分，我们去荒野上散步。

时间真折磨人。我们无话可说，只好谈起母亲的病情。她已确诊患上了癌症，住进了医院，不久就要接受手术。医生希望她能好起来，但我们还没听说过癌症能治好。

“她住在哪家医院？”我问。

“住在路易斯医院。”父亲说。

“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先看看手术价格再说。她自己要住三等病房。她说住在那儿还有人能说说话。再说三等病房也便宜些。”

“一个房间那么多病人，但愿她夜里能睡个好觉。”

父亲点点头。他神情疲惫，脸上满是皱纹。母亲一向体弱多病。虽然不得已才住进医院，但住院毕竟要花一大笔钱。父亲其实一辈子都扑在这些事上了。

“要是知道手术的价格就好了。”他说。

“你们没问吗？”

“没直接问。不能那么问——要是惹得医生不耐烦可怎么好，他还要给你妈妈手术。”

是啊，我辛酸地想。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穷人。宁愿忧心如焚，也不敢问手术的价钱。而那些无须为钱担忧的人，却理所当然地事先商定了价格。医生不会对他们不耐烦。

“术后的包扎费也很贵。”父亲说。

“难道医疗保险公司一分也不付吗？”我问。

“你妈妈病得太久了。”

“家里还有钱吗？”

他摇了摇头：“没有。但我可以加班。”

我知道：他会站在桌前，折叠，粘贴，剪切，直至午夜十二点。晚上八点时，他会吃些凭票换来的没有营养的东西，随后服用头疼粉，继续干活。

为了让他高兴，我讲了些刚好想起的事。无非是当兵的常讲的笑话，一些愚弄将军、上士们的事。

之后我送他们去火车站。他们给了我一瓶果酱和一包母亲为我煎的土豆饼。

他们走了。我回到营房。

晚上，我吃了些土豆煎饼涂果酱，却食之无味。于是我出去，打算把煎饼送给俄国人吃，却忽然想起，这是母亲亲手煎的。或许她站在火炉前时还忍着疼痛。我重新包好，放进背囊，只拿出两个煎饼分给了俄国人。

IX

我们上路几天后，空中出现了第一批飞机，开过运输车队时，看见了车上的大炮。随后我们被轻便军车接走。我寻找着我的队伍，却没人知道他们的下落。我在不知名的地方过了夜，第二天一早，领了口粮和含混的指令，背起行囊和步枪上路。

我到达时，那个被炸毁的地方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我听说我们被改编为流动师，哪里棘手就安插在哪里。我并没为此高兴。我还听说我们损失惨重。我打听卡特和克罗普的消息，却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我继续寻找，东游西荡。这是种奇怪的感觉。我露宿了一夜又一夜，像个印第安人。随后我收到了明确指令，下午我可以去文书室报到了。

中士留我住下。连队两天后就回来了，所以不必再派我出去。“假期过得怎样？”他问，“很好！不是吗？”

“有好有坏。”我说。

“是啊，是啊。”他叹着气，“要是不用回来就好了。后半段假期总是因为快要回来了，变得有点儿糟。”

我四处闲逛，直到一天早上连队的车开回来。他们个个苍白、肮脏，懊恼又沮丧。我一跃而起，冲进他们中间。我的眼睛搜寻着：那是加登，米勒在擤鼻涕，那是卡特和克罗普。我们把草垫并排铺好。看见他们，我有种毫无来由的愧疚感。晚上睡觉前，我拿出剩下的煎土豆饼和果酱，让他们尝尝。

放在外面的两块煎饼已经发霉，但还可以吃。我把它留给自己，新鲜的分给卡特和克罗普。

卡特一边嚼一边问：“是妈妈做的吧？”

我点点头。

“好吃。”他说，“我一吃就吃出来了。”

我快哭了，几乎不认识自己。但又能跟卡特、克罗普，跟战友们在一起，我很快会好起来。我属于这里。

“你挺幸运的。”入睡前，克罗普轻声说，“听说咱们要去俄国。”

去俄国。那边已经停战了。

远处轰响着前线的炮火。营房的墙壁颤抖着发出嘎吱声。

彻底的大扫除。一道接一道的命令。我们受到各方检查。凡破旧的东西都换成新的。我弄到一件完美崭新的上衣。而卡特，不必说，弄到了全套新制服。到处都是小道消息。有说可能要和平的，有说我们要去俄国的。后者无疑更可信。但在俄国，我们用得上这些新东西吗？确切的消息终于传来：德国皇帝要来巡视，这么多检查是为了迎接他。

整整八天的劳动和操练足以让人相信我们是在新兵营里。所有人都愠怒而烦躁。我们不喜欢过度清洁，更别说阅兵操练。对于一个士兵来说，这些事比进战壕更让人撮火。

那个时刻终于到了。我们站得笔直。皇帝驾到。我们都对他的样貌感到好奇。他庄严而缓慢地沿队伍走来。我有些失望：从画像上看，他该更高大、更魁伟。特别是他该有洪亮的嗓音。

他颁发了铁十字勋章，和这个说几句，和那个说几句。之后我们齐步走开。

大家议论起来。加登有些惊讶：“原来这就是当今陛下。在他面前，人人都得立正站好。无一例外！”他思索着：“哪怕兴登堡[7]也得立正站好。对吗？”

“没错。”卡特予以肯定。

加登还没说完。他寻思了一会儿，问道：“那国王也要在皇帝面前立正站好喽？”

这没人知道，但我们认为不会。这两人位高权重，在他们身上，肯定没有立正这一说。

“你这是在胡说什么？”卡特说，“要紧的是，你自己得立正站好。”

可加登像着了魔。他一向枯竭的想象力活络起来。“你瞧，”他郑重其事地说，“我根本想不通，皇帝居然跟我一样，要上茅房。”

“为这事儿，你可以去服毒了。”克罗普哈哈大笑。

“虱子加三等于七。”卡特补充着，“你脑袋里进了虱子，加登。你赶快去茅房，收拾收拾你的头，免得说话像个尿床的孩子。”

加登一溜烟跑了。

“但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克罗普说，“要是皇帝说个‘不’字，仗是不是就不会打了。”

“我想还是要打。”我插话道，“他最初恐怕根本就不赞成开战。”

“他一个人不行。要是世界上有二三十个像他那样的人说‘不’呢？”

“那可以。”我赞同道，“可恰好他们都说要打。”

“想想真奇怪。”克罗普接着说，“我们在这儿，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可法国人在那儿，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祖国。到底谁是对的？”

“也许双方都对。”我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好吧，双方都对。”他继续道，看来他要问到我哑口无言，“可我们的教授、牧师和报纸上都说只有我们是对的。我们也希望如此。而法国的教授、牧师和报纸上，也说他们是对的。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我说，“不管怎样，战争在继续。参战国每月都在增多。”

加登又跑来了。他依然兴奋，马上加入了谈话。他想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一个国家严重冒犯了另一个国家。”克罗普带着几分优越感答道。

可加登无视他的优越感：“国家？这我就不明白了——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冒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者一条河、一片森林、一块稻田，都不可能。”

“你是真愚还是装傻？”克罗普抱怨道，“我的意思是，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

“那我在这儿就没什么事好做了。”加登反驳，“我没觉得自己受到侵犯。”

“你根本就不开窍。”克罗普气愤地说，“这种事，怎么会取决于你一个乡巴佬。”

“这么说，我可以马上回家啦！”加登坚持道。大家笑了。

“哎，你这个人。他说的民族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国家。”米勒嚷嚷着。

“国家，国家，”加登灵活地咔嚓咔嚓掰着手指，“宪兵，警察，税收，这就是你们的国家。要是你说的是这些，那我谢谢你告诉我。”

“没错。”卡特说，“这是你第一次说对了，加登。国家和家国是两回事。”

“可它们是一体。”克罗普慎重地说，“没有国，就没有家。”

“对。不过想想看，我方几乎全是普通人。法国战场上也绝大多数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职员。那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为什么一定要攻打我们？不。那是掌权者的意愿。上前线以前，我从没见过法国人。大部分法国人之前也从没见过我们。没人问过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就像没人问我们。”

“那战争究竟是为的什么？”加登问。

卡特耸耸肩：“一定有人从战争中获利。”

“好吧，我可不是其中一员。”加登露齿而笑。

“你不是。这里的人都不是。”

“那谁是？”加登追问道，“对皇帝又有什么好处？他已经应有尽有了。”

“那可不好说。”卡特接着说，“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过战争，而每一位伟大的皇帝都要经历至少一次战争，否则就无法青史留名。你们去看看课本吧！”

“将军们也是因为战争才被载入史册的。”德特林说。

“甚至比皇帝名气还大。”卡特赞同道。

“肯定有些幕后指使者，靠着战争发了财。”特德林嘟囔着。

“我想，它更像发烧。”克罗普说，“没人喜欢战争。但它突然来了。我们不想要战争，别人也不想——可现在，半个世界都参战了。”

“可那边撒的谎比我们多。”我反驳道，“想想战俘身上那些传单。上面说我们吃比利时小孩儿。写这些东西的家伙真该被绞死。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米勒站起身：“不管怎样，在这儿打仗，总比在德国好。你看看那些弹坑！”

“说得没错。”加登附和着，“要是不打仗就更好了。”

他很自豪。这回，他终于说过了我们这些雇佣兵。而在这里，他的见解十分典型。人们对这个观点难以反驳，因为对所牵涉的相关因素知之甚少，谈论只能到此为止。军人的民族感情就体现在他上了战场。可正因为上了战场，他的这种感情终结了。其他一切，他都从实际出发，依照自己的观点来判断。

克罗普气恼地躺倒在草地上：“最好别谈这些没用的事。”

“说了也不能改变什么。”卡特附和道。

另外，新发的东西我们几乎全部归还，又把原来的破衣烂衫领回来。好东西不过是为了检阅。

我们没去俄国，而是开赴前线。路上，我们经过一片悲凄的森林。枝干被折断，土地被炸开，有几处已经成了可怕的窟窿。“老天！这里被炸得可真不轻。”我对卡特说。

“迫击炮。”他答，接着指了指上方。

树上挂着几个死人。一个裸体士兵蹲在一根树杈上。要是他头上没戴钢盔，真可谓一丝不挂。他不是蹲在上面，而是只剩下半截，他的上半身。他的双腿不见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

“他的衣服被炸掉了。”加登嘀咕着。

卡特说：“我们已经见过几回了。很奇怪，被迫击炮击中后，身上的衣服会被炸个精光。是气浪冲击的原因。”

我们继续搜寻着。确实如此。这里挂着军装残片，那边沾着曾是肢体的带血碎肉。地上有具尸体，除了一条腿上搭着片衬裤，脖子上围着军装领子，身上什么都没有。他的衣服被吊在了周围的树上。两条胳膊已经不见了，像是被一把拧走。我在二十步外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其中一条。

死人脸朝下，趴在地上。胳膊伤口处的泥土被血水染得漆黑。他脚下的树叶被揉碎了，像是他曾挣扎过。

“可真不是开玩笑的！卡特。”我说。

“弹片打中肚子也不是开玩笑。”他耸耸肩。

“千万别心软。”加登说。

这一切刚发生不久。血还是新鲜的。既然我们看见的人全都死了，我们也不必久留，该去就近的急救站汇报。毕竟抢着抬担架，不是我们分内的事。

我们要派侦察队去确认敌方的兵力。因为休假，我总对大家心存特殊的感情，于是报名参加。我们说好了计划，爬过了铁丝网，分头行动，单独匍匐前进。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了一个浅弹坑，趴进去，进行观察。

这一带只有中型火力的机枪。它从四处扫射过来，并不猛烈，却足以让人动弹不得。

一颗照明弹在空中炸裂。整个区域僵直地铺展在惨白的光中。随后，四周又被黑暗笼罩，比先前更加漆黑。在战壕里，我就听说前面有黑人部队。这让人不舒服。因为他们不易被发现，作为侦察兵，他们又很机警。但奇怪的是，他们又经常表现得很愚蠢——不光是卡特，克罗普也在巡逻时打死过一个敌方的黑人侦察员。那些人在路上耐不住烟瘾。卡特和艾伯特只需瞄准发光的烟头。

一颗小榴弹落在不远处，发出咝咝声。我没听见它飞来，不禁吓得惊慌失措。这一瞬，我被极度的恐惧攫住。我一个人，在黑暗中几乎孤立无援——或许在另一个坑道里，有双眼睛已经盯了我很久。他备好了手榴弹，要把我炸得粉身碎骨。我试着打起精神。这不是我第一次巡逻，也不是最危险的一次。但这是我休假后的第一次。此外，这一带我根本不熟。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恐惧毫无意义。暗处很可能根本没有埋伏，否则他们的射击不会这么低。

可是无济于事。混乱中，各种念头在我脑中嗡嗡作响——我听见母亲的叮咛，看见俄国人倚在铁丝网上，风吹拂着他们的胡子。我清晰而美妙地想象着一个带沙发的食堂、一家瓦朗谢讷[8]的电影院。在我极为痛苦而残酷的幻觉中，我看见灰色无情的枪口，正无声地伺机瞄向我，无论我的头转向何方。汗珠从我的每个毛孔渗出。

我一直趴在弹坑里。看了看表，才过去几分钟。我的额头和眼眶湿漉漉的，双手在颤抖，轻声喘着气。这不过是恐惧症的发作，就像普通的狗的恐惧，害怕地缩着头，举步不前。

我的紧张像坨糨糊般折磨着我。但求我能永远这样趴着！我的四肢粘在了地上，我徒劳地试图活动，却毫无起色。我死死地趴在地上，无法前进，并下定决心就这样一直趴下去。

但马上，一股新的浪潮朝我袭来。一股羞愧、懊悔而温暖的浪潮。我微微抬头，望向四周。黑暗中，我的双眼瞪得灼痛。一颗照明弹升起——我又匍匐下去。

我正举行着一场混乱而失控的战争。想爬出弹坑，又一跤跌回去。我说：“你必须出去。为你的战友，而不是什么荒谬的命令。”但马上又说：“他们与我何干？我的生命只有一次——”

一切都是因为假期。我愤愤地为自己辩护，却无法说服自己。我感到极其虚弱，慢慢抬起上身，用胳膊撑着，拖住身体往前爬，终于半个身子趴在了坑道的边缘。

这时，我听见一阵嘈杂声，又缩回去。炮火轰鸣中，这可疑的声音异常清晰。我听着——响声就在我身后。那是我们的人在战壕中走动。我听见有人低声说话。那该是卡特的声音？他正说着什么。

一股巨大的暖流涌遍我的全身。这些嘈杂声，这些微少的低语，我身后战壕中的脚步声，猛地把我从几乎置我于死地的极度恐惧中，从可怕的孤独中拉出来。这声音比我的生命更珍贵，比母爱和恐惧更重要。它比一切都强大，比一切都更能保护我：它是我的战友们发出的嘈杂声。

我不再是一块黑暗中孤单发抖的物件——我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我。我们有同样的恐惧、同样的生活。我们以一种简单又沉重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我想把脸埋在他们中间，埋在他们的声音中，埋在拯救我、援助我的低语中。

我小心翼翼地溜出弹坑边，蜿蜒向前爬去，又以四肢继续匍匐，感觉很好。我测定方向，四下张望，记住周围的状况，以便找到回路。接着，我设法跟我们的人取得联系。

我依然感到紧张，但这是冷静的紧张，异常警觉的紧张。夜风很大。炮口喷火时，影子晃来晃去。忽闪的火光中能看见的太少，又太多。我常凝神注视，却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前进了一大段，又拐弯返回。连接仍未接通。靠近我们战壕的每一米，都让我充满信心——当然，速度也更快。要是现在错过返回的时机，情况一定不妙。

这时，一阵新的惊恐突然袭来。我迷失了方位。我静静地蹲在一个弹坑里，试图辨认。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有人兴高采烈地跳进了战壕，却发现跳错了位置。

过了一会儿，我继续倾听，却仍然无法辨认。弹坑错综复杂，我根本理不出头绪。我心里着急，不知该去哪个方向。或许我正朝着跟战壕平行的方向爬，这可就没边了。于是我掉了个头。

这些该死的照明弹！似乎燃烧了一小时。要是不想让跟进的子弹在身边嗖嗖乱窜，就根本别想动弹。

但这吓不倒我。我一定要出去。我时断时续地挣扎着往前爬。锯齿形的弹片锋利得像刮胡刀，划伤我的双手。有时我感觉紧靠地平线的天空露出微芒，但这或许是我的幻觉。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是在为了活着而爬。

一颗榴弹“砰”的一声爆炸，接着又是两颗。开火了。浓烟四起，机枪哒哒响着。现在除了卧倒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看上去是一次进攻。照明弹不间断地升向四周。

我蜷缩在一个大弹坑里。双腿到肚子泡在水中。只要进攻一来，我就缩进水里，不窒息的话，尽量把脸埋在污泥中。我必须装死。

我突然听到炮火蹿回的声音，立即潜入水中，钢盔耷拉在后颈，嘴巴微露出水面，刚好可以呼吸。

接着我一动不动——某处当啷一声，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身上所有的神经都冰冷地抽搐着。声音从我上方掠过。第一批队伍走远了。刚才我只爆出一个念头：要是有人跳进我的弹坑，怎么办？——我迅速抽出一把匕首，紧紧攥着，伸进污泥。要是有人过来，拿枪托捶我的额头，我就立即掏出刀，刺向他的喉咙，省得他大喊大叫。没别的办法。他会像我一样受到惊吓。我们会因恐惧而大打出手。我一定要打赢他。

我方开炮了。一颗炮弹在我附近爆炸。差点被自己的炮弹击中，气得我发疯。我骂着，牙齿咬得嘎吱响，钻进污泥：这是爆发的狂怒，最终却只能以抱怨和祈求收场。

榴弹的爆炸声刺痛我的耳朵。要是我们的人发动反攻，我就能得救。我紧贴地面，听见沉闷的炮声像远处矿山在爆破——我又抬起头，仔细分辨上方的嘈杂声。

机枪的扫射还是没停。我知道，我们的铁丝网很坚固，几乎没有受损——其中一部分还通着强电流。步枪的火力骤增。他们过不去，只好退下来。

我紧张到极点，又蜷缩着沉入水中。撞击发出的噼啪声、当啷声，轻悄悄的走路声越来越近。其间还有一声惨叫。他们遭到了炮击。进攻被击退了。

天光渐亮。我头顶是匆匆的脚步声。一批。走远了。又一批。机枪的嗒嗒声连成一条完整的铁链。我刚想微微转动身子，“扑通”一声，一个沉甸甸的人，“啪”地落进我的弹坑。他滑下来，横在我身上——

我什么也没想，没下什么决心，就发疯似的朝他捅去——他颤抖着，瘫软地无声倒下。等我回过神来，我的手已又黏又湿。

那人的喉咙发出呼噜声。在我眼中，他像是在咆哮。每次呼吸都是一声呐喊、一声嘶吼——但那不过是我脉搏的跳动。我想堵住他的嘴，往里灌泥，再捅上一刀。他必须安静下来，否则他会暴露我——但我已彻底清醒，又突然十分软弱，再也举不起刀了。

于是我爬到最远的一个角落，待在那儿，盯着他。我握紧匕首，要是他动，我就刺向他——但从他的呼噜声判断，他什么也做不了了。

我隐约能看清他。我只有一个愿望：离开。要是不赶快走，天就会大亮。眼下已经困难重重了。然而当我试着抬起头，却发现已经不可能走了。机枪火力强劲，在我跳出去之前，就会被打得满身窟窿。

我用钢盔试了试。为了测定扫射的高度，我推了推它，稍微抬起。没过一会儿，一颗子弹就把钢盔从我手中打翻。看来扫射的火力很低，贴近地面。我离敌人的阵地并不远，如果我试图溜走，就会立即被敌人的狙击手逮个正着。

天快亮了。我焦躁地等待着我们的进攻。双手因为攥得太紧而变得煞白。我默默央求着射击赶快停止，我的战友们赶紧过来。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一眼也不敢瞥向弹坑中那黑黢黢的身体。我紧张地避开目光，等待着，等待着。子弹像一张坚硬如钢的网，密集地扫射着。不停，不停。

这时，我看见自己那只血淋淋的手，感到一阵恶心。我抓起一把土抹上去，让它看起来只是脏，而不是血迹斑斑。

火力并未减弱。双方同样强劲。我们的人可能以为我早就死了。

这是个明亮又暗淡的清晨。喘息的呼噜声仍在继续。我捂住耳朵，又不时松开手指，以防错过其他声音。

对面的那个人动了。我吓了一跳，不由得看过去。我的眼睛像滞住般紧盯着他。躺在那里的是个留小胡子的男人。头栽向一侧，胳膊半弯着，头无力地歪在胳膊上，另一只手放在胸前。胸口流着血。

他死了。我对自己说。他肯定死了，什么感觉也没有——发出呼噜声的不过是他的身体。可他的头正试着抬起来。有一会儿，他的呻吟声甚至变大了，接着，又垂下了头。他没死。他快死了，但他没死。我挪向他，又停下来。双手撑住身体，又往前挪。等待——继续向前——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三米路程。一段遥远而可怕的路程。我终于到了他身边。

他睁开了双眼。想必他听见了我的响动，正以令人吃惊的恐惧神情盯着我。他静静地躺着，他的眼睛却迫切地想要逃走，乃至有一刻我甚至相信，他眼睛的力量能拖走他的身体，只要一拖，就冲到几百公里以外。他一动不动，十分安静，没有呻吟，也不再喘息。但他的眼睛在叫喊，在咆哮。在那双眼睛中，他全部的生命凝聚为一次不可思议的使劲儿逃跑，凝聚为对死神、对我的极度恐惧。

我膝盖发软，跌倒在地，双肘撑住身体。“不，不。”我低语道。

那双眼睛瞪着我。只要他瞪着我，我就动弹不了。

这时，他的一只手慢慢从胸前滑下去，只滑下微不足道的几厘米，但这个动作削弱了他眼睛的威力。我弯身向前，摇着头，轻声说：“不，不，不。”我举起一只手，想告诉他，我想帮助他。我拂了拂他的额头。

我伸手时，他的目光畏缩了，不再直勾勾地瞪着我。他睫毛低垂，放松下来。我解开他的衣领，将他的头放得舒服些。

他半张着嘴，嘴唇发干，竭力想说话。我的军用水壶不在，我没有随身带着，但下面弹坑里的淤泥中有水。于是我爬下去，掏出手帕，摊开，向下压，用手舀起渗到手帕中的黄色泥水。

他咽下去。我又舀了些水。随后我想给他包扎，解开他的上衣。我无论如何都要救他。假如我被俘，他们看见我曾帮他，就不会枪毙我。他试图抵抗，但手已软弱无力。他的衬衣已经粘在身上，无法掀开，而他的纽扣扣在后背。没别的办法，只好剪开它。

我又找到了刀子。但当我正要割开他的衬衫时，他的眼睛又睁开了，再次流露出呼喊和疯狂的神情。我只好遮住他的双眼，合上他的眼皮，并低声对他说：“我想帮你，战友，战友，战友，战友……”我恳切地重复着，好让他听得懂。

他身上有三刀。我用我的包扎布敷在他的伤口上。血涌出来。我压紧了绷带，他呻吟起来。

只能做这些了。现在我们必须等待，等待。

这是怎样的一段时间——呼噜声又响起来——人死起来可真慢！但我毕竟清楚地知道：他活不了了。尽管我试图说服自己，但中午时，在他的呻吟声中，我的托词还是融化了，粉碎了。假如爬行时我没有遗失左轮手枪，我会给他一枪，但用刀，我无法做到。

中午时分，我迷迷糊糊，思考力已弱到极限。饥饿折磨着我。我想吃，差点哭出来，难以抵抗。我给那个垂死的人舀了几次水，自己也喝了几口。

他是我亲手杀死的第一个人，是我眼睁睁看着死去的第一个人。他的死是我一手所为。卡特、克罗普和米勒在击毙对方时，也曾经历过。许多人都经历过。在白刃战中常常发生——

然而每次呼吸都暴露着我的心。这个濒死的人有自己的时间。他有把无形的刀。他用这把刀刺死我：时间和我的思想。

只要他能活下来，我愿意为他付出很多，但他躺在那儿。我不得不看着他，听着他，这实在太难受了。

下午三点。他死了。

我松了口气，但只是很短。很快，我就意识到，寂静比呻吟声更让人难以忍受。我希望那呼噜声能回来，时断时续的，一会儿轻得像哨子，一会儿又嘶哑、响亮。

我做着毫无意义的事。为了不闲下来，我放好了那个死人，让他舒服些，尽管他已毫无知觉。我合拢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头发是黑色的，边上有些鬈发。

他胡子下的嘴唇圆润柔软，鼻梁微微弯曲，皮肤棕褐色。他已不像临死前那么惨白。有一阵子，他的脸看上去甚至像活着——但很快就衰颓为一张陌生的死人脸，我常常看到的脸，它们一模一样。

此刻，他妻子一定在思念他。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像是个经常给妻子写信的人——她还会收到他的信——明天，一周后——或许一个月后，收到一封迷途的信。她会读到这封信，而他会在信中和她说话。

我的状况越来越糟，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他妻子长什么样？像运河边那位黝黑苗条的姑娘？她不属于我吗？或许经过这样的事，她现在属于我！要是康托列克此刻坐在我身边！要是我母亲看见这一切——假如我能牢记返回的路，那这个死人就能再活三十年。要是他当时向左侧跑两米，他现在仍会待在他的战壕里，给他妻子写着信。

我不能继续想下去了。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假如当时，克默里西的腿能再往右挪十公分，假如海尔的身子能再朝前弓五公分——

寂静在蔓延。我要说话，必须说话。于是我跟他说起话来：“战友，我并不想杀死你。要是你再跳进来，我不会那么做，只要你也头脑冷静。不过之前，你对我来说是个思路，是个活在我头脑中的推论。是它让我下了决心——我刺死的是这个推论。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像我一样的人，而我只想到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你的武器——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妻子、你的脸和我们的共性。宽恕我吧，战友！我们总是认清得太晚。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你们跟我们一样是可怜虫？你们的母亲和我们的母亲一样为我们担惊受怕。我们同样惧怕死亡。我们有同样的死，同样的痛——宽恕我吧，战友！假如我们扔掉武器，脱去军装，你怎会是我的敌人？你会像卡特、艾伯特一样，成为我的兄弟。从我这儿拿走二十年吧，战友，站起来——多拿一些。因为我不知余生该如何是好。”

一片寂静。前线除了步枪的响声一片寂静。枪声很密集，却并非毫无目标的扫射，而是从四面八方瞄准开枪。我跑不出去。

“我要给你妻子写信。”我对着死人，匆忙地说，“我要给她写信。她该从我这儿知道这个消息。我要把我说给你的话说给她。我不会让她痛苦。我要帮助她，还要帮助你的父母、你的孩子——”

他的军装敞开着。信夹轻易就能拿出来。但是我迟疑着，是否要打开它。信夹里有个本子，上面会写着他的姓名。或许只要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就会忘记他。时间会洗刷这一切。他的姓名会像根钉子，钉进我的心里，永远拔不出来。它有着唤醒记忆的力量。它会常来，站在我面前。

我犹豫地拿着信夹。它从我手中脱落，掉在地上，散落出几张照片和几封信。我一张张拾起来，想放回去。但压力，我承受的压力，彻底的无助处境，饥饿，风险，以及跟这个死人待在一起的几小时，都让我感到绝望。我想加速解脱，让痛苦加剧、结束，正像一个人，忍受着无以复加的手痛，却一拳打向一棵树。会发生什么？全然不在乎。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姑娘，站在一面爬满常春藤的墙前。一张窄幅的业余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旁边夹着几封信。我拿出信，试着读。它们像些乱码，以我的法语，大部分都无法看懂。但每个我能破译的词都像一颗子弹，射向我的胸膛——又像一把刀，扎入我的胸口——

我的大脑受到强烈刺激，但起码还清楚：这些人，我根本没有权利像我想象的那样给她们写信。不可能。我又看了看照片。她们并不富有。以后我赚了钱，可以匿名寄给她们。我抓紧这个念头，至少它是个小小的支撑。这个死人跟我的生命连在了一起。为了救赎自己，我必须做一切，承诺一切。我盲目地发着誓：我将只为他和他的家人而生存——为了让他信服，我说破了嘴。我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希望：我能赎回我的罪，说不定还能从这里脱身。这是个日后会兑现的小小诡计。于是我打开本子，慢慢念道：“热拉尔·迪瓦尔。排字工。”

我用他的铅笔在一个信封上记下地址，随后猛地将所有东西塞进了他的上衣。

我杀了排字工热拉尔·迪瓦尔。我以后要当个排字工，我胡乱想着，当个排字工、排字工……

下午时分，我冷静下来。我的恐惧原本毫无道理。他的名字不再困扰我。我的疯狂已不再发作。“战友”，我对那个死人镇定地说：“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但要是我能活下来，战友，我要跟毁掉我们的一切斗争到底。它毁的是你的生命，而我的呢？也是生命。我向你保证，战友，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

太阳西斜。我因疲惫和饥饿而变得麻木。昨日于我仿佛是一团迷雾，我并不指望自己能冲破它，于是我打起瞌睡。不知不觉间，夜晚将至，黄昏来临，时间在我眼中变得飞快。还有一小时，要是夏天，还有三小时。还有一小时。

这时，我忽然紧张起来，担心天黑前会发生什么不测。我不再去想那个死人了。他对现在的我来说已无足轻重。随着求生欲猛地跳将出来，之前的一切都随之下沉。仅仅为了不再遭遇不幸，我机械地喋喋不休：“我会坚守我承诺你的一切，一切——”但我马上就知道，我什么也不会做。

一个念头突然袭来，要是我爬出去，我的战友们会朝我开枪。他们不知道是我。我要喊，越早越好，让他们知道我。我要待在战壕前，直到他们回复。

第一颗星。前线依然平静。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激动地自言自语：“别再干蠢事了，保罗，冷静，要冷静，保罗——这样你才能得救，保罗。”叫自己名字的效果，就像别人在叫我一样，具有更多的威力。

天越来越黑。我激动的心情平复下来。我留神等待着，直至第一批炮弹射向天空。随后我爬出弹坑。我已忘记了那个死人，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将临的夜和发光的苍白田野。我看准了一个弹坑，火光熄灭的瞬间，猛地跳进去，再继续摸索，跃入下一个弹坑，弯下腰，倏忽前行。

更近了。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我看见铁丝网边有什么在移动着，又停下来。我躺下身。过了一会儿，我又看见了。一定是我们战壕里的战友。但我仍很小心，直到我认出我们的钢盔。我喊起来。

马上响起了回答，叫着我的名字：“保罗——保罗——”

我又喊起来。是卡特和艾伯特，他们正拿着一块帐篷布出来找我。

“你受伤了吗？”

“没有，没有。”

我们滑进战壕。我要了吃的，狼吞虎咽地填满肚子。米勒递给我一根烟。我三言两语讲了发生的事。一切都并不新鲜，这种事时常发生，特殊之处不过是夜间进攻，但卡特在俄国时，曾在俄国人的阵地后方躺了两天才突破防线回来。

我没提那个死去的排字工。

但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忍不住了。我要告诉卡特和艾伯特。他们宽慰我说：“这种事你无能为力。你还能怎么办？这就是你来这儿的原因！”

我听着他们温暖的话，跟他们在一起，感到十分心安。当初在那个弹坑里，我不过是说了番疯话！

“瞧瞧那边。”卡特说。

胸墙上架着几支带瞄准望远镜的步枪。狙击手正窥视着对面的整个地段，不时发出一声枪响。

这时我们听见一声惊呼：“击毙！”——“你们看看，他是怎么往上蹿的？”下士厄尔里希自豪地转过身，记下他的分数。在今天的射击排行榜上，他以三次准确的命中，位居榜首。

“这种事儿你怎么看？”卡特问。

我点点头。

“要是这么下去，今晚他的纽扣眼儿里，就会多出一只彩色的小鸟[9]。”克罗普说。

“或者很快被提拔成中士。”卡特补充道。

我们相互看了看。“我不会干这种事。”我说。

“不管怎样，”卡特说，“非常好，这个时候，你看见了这个！”

下士厄尔里希又走向胸墙。他的步枪枪口开始四处瞄准。

“你那件事，别再费口舌了。”艾伯特点点头。

现在，我再也无法理解自己了。

“只是因为我不得不和他一起躺了那么久。”我说。战争毕竟是战争。

厄尔里希的步枪发出短促而单调的响声。

[7]德国元帅，战后两度当选总统。

[8]法国北部城市。

[9]指勋章。

X

我们赶上件好差事，八个人看守一个村子。因为将遭到猛烈袭击，村里的人已全部撤离。

我们主要照看尚未清空的军粮库。自己的口粮也从库存中取用。干这件事，我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卡特、艾伯特、米勒、加登、莱尔、德特林。我们全班都去。海尔死了，但我们仍算非常走运。其他班的伤亡比我们惨重得多。

我们选了个水泥加固的地窖当避弹所。外面有台阶通下去，入口处还有堵水泥防护墙。

现在我们要大干特干。这又是个能舒展筋骨、放松精神的机会，我们必须善加利用。我们的处境令人绝望，没工夫多愁善感，日子过得不差时，才有那个可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实际出发。实际到偶尔有个战前的念头闪现，我们会感到害怕。好在这种时候，持续不了多久。

我们必须利用每个机会，尽可能轻松地看待我们的处境，直接、无情、毫无过渡地依傍着愚蠢的恐惧。我们改变不了。我们扑进去。就像现在，我们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田园生活的创造中。当然，是大吃大睡的田园生活。

木屋里首先铺上我们从几所房子里拖来的软垫，士兵的屁股也想坐得舒坦点儿。屋子中间留下一块空地。随后我们去弄些豪华柔软的玩意儿：毯子和鸭绒被。村里应有尽有。艾伯特和我找到张易拆卸的桃花心木床，带着一顶蓝绸帐，围着花边。搬运时，我们像只大汗淋漓的猴子，但这种东西绝不能放弃，更别说几天后它会被炸得粉碎。

卡特和我小小巡视了一番这里的房屋。没过多久，我们就搞到了一打鸡蛋和两磅相当新鲜的黄油。这时，客厅里忽然“轰隆”一声，一只铁炉“嗖”地穿进墙，擦身而过，扎进了离我们一米远的另一堵墙。两个窟窿。炉子是从对面的房子飞过来的，那里炸了颗榴弹。“真是交了猪运！”卡特龇牙一笑。我们继续搜寻。走着走着，我们竖起了耳朵，迈开了长腿。一幅销魂的景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小猪圈里，嬉戏着两只活泼的仔猪。我们揉了揉眼睛，又仔细瞧了瞧：确实存在。我们捉住它们——毫无疑问，是两只真正的仔猪。

这可是美味佳肴！离避弹所五十步远有幢小房子，曾是军官营地。厨房里有个大炉灶，带两个炉栅，还有平底锅、炖锅、烧水壶。样样不缺。仓房里还垛着一大摞劈好的柴火——真是个地道的安乐窝。

我们中的两个人一早就去了地里，找土豆、胡萝卜和嫩豌豆。我们相当自负，要吃新鲜的，军粮库里的罐头根本瞧不上。两棵花椰菜已经摆在了吃饭间。

卡特动手宰了那两只仔猪。配烤肉，我们想做土豆煎饼，但找不到礤床。这难不倒我们。我们用钉子在罐头盖上砸了很多孔，做成礤床，三人戴着厚厚的手套，以免在礤土豆时伤着手指。另外两个人削土豆皮。动作麻利。

卡特打理仔猪、胡萝卜、豌豆和花椰菜。他甚至在花椰菜里加了白酱汁。我煎土豆饼，一锅煎四个。十分钟后，我就练得一手绝活：平底锅一甩，颠起一面煎好的土豆饼，在空中翻个个，再用平底锅托住。仔猪是整只烤的。大家围着它，就像围着一座祭坛。

这时客人来了。两个报务员接受了慷慨的邀请，前来就餐。他们坐在有架钢琴的客厅里。一个人弹琴，一个人唱起了《威悉河畔》。他唱得动情，尽管带着浓重的萨克森口音，我们站在炉灶边准备晚餐时，还是动了心。

我们逐渐感觉到一场猛烈的袭击正在逼近。侦察气球定位了烟囱里冒出的炊烟。我们将遭到炮轰。那是些该死的小型炮弹，洞打得小，爆炸飞散的范围却又低又广。它们越来越近，在我们四周嘶叫，但我们不能丢下美味佳肴。炮弹不管不顾地发射，有几块弹片从上方射进厨房的窗子。仔猪很快烤好，煎土豆饼却有些麻烦。炮火十分密集，弹片不断地射到厨房的墙上，又呼啸着穿过窗户。一听见那东西嗖嗖过来，我就赶紧端着锅和饼蹲下，缩到窗下的墙边，之后再立即起身，继续煎饼。

萨克森人停止了演奏——一块弹片飞进了钢琴。我们做得差不多了，准备组织撤退。第二次轰击过后，两个人端着菜锅跑出去，冲过五十米，到了避弹所。我们看到他们一溜烟不见了。

又是一次轰炸。大家都蜷缩着身体。接着，有两个人小跑出去。他们每人拿着一大壶上等咖啡，在第二次轰炸来袭前，到达了避弹所。

现在，卡特和克罗普端起了那件杰作：大平底锅里的两只烤成棕色的仔猪。一声大吼，一个下蹲，两人一口气冲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

我留下来，煎好了最后四块土豆煎饼。有两次我不得不趴在地上，但多煎了四块煎饼也值，这毕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随后，我拿稳了摞着高高一摞土豆煎饼的盘子，紧紧贴在门后。咝咝，噼啪——我抱着盘子，捂在胸口，冲了出去。马上要到达避弹所时，有个呼啸声越来越响。我像只逃跑的鹿，绕过水泥墙。弹片打在墙上。我从台阶上滚下去，擦伤了双肘，但土豆饼一块都没掉，甚至连盘子也完好无损。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一直吃到六点。接着我们喝咖啡，喝到七点半——军粮库里军官们喝的咖啡。还抽了军官们抽的雪茄和香烟——同样来自军粮库。七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饭。十点左右，我们把仔猪骨头扔到了门口。随后是白兰地、朗姆酒——同样来自上帝赐福的军粮库。接着又是长时间抽雪茄。又长又粗，缠着商标的雪茄。加登宣称，我们只缺一样：军官妓院里的姑娘。

夜里，我们听见喵喵的叫声。一只灰色的小猫正蹲在门口。我们引它进来，喂它吃东西。看着它吃，我们又来了胃口。我们嚼着东西上了床。

然而这是糟糕的一夜。我们吃得太油腻，新鲜的乳猪刺激了胃肠。避弹所里的人一直出来进去，总有那么两三人褪下裤子，蹲在外面，嘴里骂骂咧咧。我自己跑了九趟。将近凌晨四点时，我们创下了纪录：十一人，包括哨兵和客人，全都蹲在外面。

夜里，燃烧的房子像一支支火炬。炮弹轰轰飞来，落在地上爆炸。运弹药的车队疾驰在公路上。公路一侧的军粮库炸了。司机们不顾横飞的弹片，蜂拥着冲进去抢面包。我们不吭声，随他们抢。要是我们多话，准会挨顿毒打，但我们有别的办法。我们说我们是这里的哨兵。由于懂规矩，我们带了些罐头过去，换我们没有的东西。这有什么！——过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被夷为平地。我们从库里拿了些巧克力，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卡特说，巧克力治跑肚很有效。

就这样，我们在吃喝闲逛中度过了将近十四天，没人打扰我们。村庄在炮火中渐渐消失。而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切都无所谓，只要军粮库不被炸光。我们只想一直待下去，直到战争结束。

加登变得体面起来，雪茄只抽到一半。他神气活现地说，他已经习惯了。卡特也异常兴奋。他清晨的第一声呼叫是：“埃米尔，请您把鱼子酱和咖啡端来。”我们个个派头十足，个个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勤务兵，以“您”相称，下达命令。“克罗普，我脚底发痒，请您抓走那只虱子。”莱尔说着，像个女演员般伸出一条腿，而艾伯特却拖着他的腿上了台阶。“加登！”——“什么事？”——“请您稍息，加登。另外，您不该说‘什么事’，而该说‘遵命’——那么：加登！”加登客串起了葛兹·冯·贝利欣根[10]，那句名言他张嘴就来。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了开拔的命令，美妙的日子结束了，两辆卡车来接我们。车上虽然高高堆放着木板，但艾伯特和我，还是把那张带蓝绸顶的床，连同床褥和两条羽绒被，架在了木板上。床头后面放着一袋袋精美的食物，人人有份。我们不时摸摸硬邦邦的瘦肉肠、一盒盒肝肠、罐头和一箱箱雪茄，心里乐开了花。每个人身边还放着满满的一袋。

克罗普和我还抢救了两张红色丝绒扶手椅。我们把它放在床上，而我们坐在上面伸着懒腰，就像坐在剧院包厢里。我们头顶，蓝绸帐被风吹得鼓起来，宛如一顶华盖。每个人嘴里都叼着长长的雪茄。我们坐得高高的，俯瞰着四周的风光。

我们中间放着一个给小猫找来的鹦鹉笼。我们带着小猫。此刻，它正躺在笼里的一盘肉前，喵喵叫着。

卡车缓慢地滚动在公路上。我们唱着歌。榴弹炸得我们身后那座废弃的村庄宛如喷泉。

几天后，我们出发去清理一个村庄。路上，我们遇见了被驱逐的逃难村民。他们把家当放在手推车、儿童车里，或扛在肩上。他们佝偻着，满脸忧伤、绝望、慌张和屈从。孩子们拉着母亲的手，有几个被年龄稍大的小姑娘牵着，磕磕绊绊，不时回头，有的孩子还抱着破旧的玩具娃娃。人们沉默着从我们身旁经过。

我们列队前进。法国人不会轰炸一个还有同胞的村庄。但没几分钟，空中就嘶吼起来。大地震颤，喊声一片——一颗榴弹击中了我们的队尾。我们马上解散，卧倒。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失去了紧张感，在炮火中下意识帮我正确行动的紧张感。“你完蛋了”的念头，带着令人窒息的可怕恐惧一闪而过——接着，我的左腿受了一击，就像挨了一鞭。我听见了艾伯特的叫声。他就在我身边。

“快跑，起来，艾伯特！”我咆哮着。我们正趴在没遮没拦的田野上。

他蹒跚着起身奔跑。我跟在一旁。我们必须翻过比我们还高的灌木丛。克罗普抓着树枝，我抱住他的一条腿，他大叫了一声，我一发力，他翻了过去。随后，我纵身一跃，落在了篱笆后的池塘里。

我们满脸的浮萍和泥浆，但这倒是很好的掩护，于是我们泡在齐脖的池塘里，呼啸声一来，我们就一头沉入水中。

上上下下十几次后，我有些厌烦。艾伯特也呻吟着说：“咱们还是走吧，否则我会跌倒淹死。”

“你伤到哪儿了？”我问。

“我想，是膝盖。”

“还能跑吗？”

“我想——”

“那就跑吧！”

我们跑到公路边沟，又沿着边沟猫腰继续跑。炮火尾随着我们。这条路通向弹药库。要是弹药库爆炸，我们都是死路一条。于是我们改变线路，在隐蔽处跑过田野。

艾伯特越跑越慢。“你快跑，我跟着你。”说着，他栽倒在地。

我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他说：“站起来，艾伯特。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走，我扶着你。”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小小的避弹所。克罗普一下子瘫倒了。我给他包扎了伤口。他膝盖附近中了弹。接着我看了看自己：裤子上全是血，一条胳膊上也是。艾伯特用他的绷带给我包扎。他那条腿已经动不了了。我们俩都有些惊讶，我们究竟是怎么成功跑过来的。只能是恐惧的催逼。即便被炸掉了双脚，我们仍能过来——拖着我们的残肢奔跑。

我还能爬点路，于是我爬出去，拦住一辆带栅栏的板车，带走我们。车上满是伤员，还有个下士军医。他在我们胸口打了破伤风针。

我们被安排在野战医院两张并排的床上。我们贪婪又轻蔑地喝光了稀汤。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这会儿，我们毕竟饿了。

“这下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他说，“我只想知道，我伤得怎么样。”

疼痛越来越厉害。绷带像着了火。我们喝着水，喝着水，一杯接一杯。

“我的伤离膝盖几厘米？”克罗普问。

“至少十厘米，艾伯特。”我答。事实上或许三厘米。

“我已经想好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要是他们锯了我的腿，我就不活了。我不想一辈子做个残废。”

我们心事重重地躺着，等待着。

晚上，我们要被拉到“屠宰场”。我吓坏了，赶紧考虑该怎么办。谁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动不动就给人截肢。大批伤员涌入时，截肢比复杂的修补简单得多。我想到克默里西——他们休想用氯仿麻醉我，不然我就打烂他们的脑袋！

还算顺利。医生来回拨弄着我的伤口。我疼得两眼发黑。“您别这样。”他一边数落，一边继续剜。器具像邪恶的野兽，在刺眼的灯下闪着光。疼痛难以忍受。两名男护工牢牢按住我的胳膊，但我还是挣脱出一只，准备揍向医生的眼镜。他察觉了，跳到一边：“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

我冷静下来：“对不起，医生先生。我会保持安静，但您别给我打麻药。”

“那好吧！”他咯咯笑了，又拿起他的工具。他是个金发小伙子，最多三十岁。脸上有几道疤，戴着叫人讨厌的金边儿眼镜。我看他就是想故意折磨我。他在我的伤口上剜来剜去，还不时从眼镜上方瞟我。我双手紧紧攥住把手。我宁可疼死，也不能让他听见我吭一声。

他夹出一片弹片，丢给我。看得出，他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接着他细致地给我上好了夹板，说道：“明天你可以回家了。”我打上了石膏。又碰见克罗普后，我对他说，明天很可能有趟伤员专列。

“我们得跟上士军医说说，把我们安排在一起，艾伯特。”

两根裹着商标的雪茄和几句妥帖的话，成功搞定了上士军医。他嗅了嗅雪茄，问道：“这种成色的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我说，“我的战友，”我指了指克罗普，“他也有。我们很希望明天能从伤员列车的车窗内递给您。”

他当然心领神会，又嗅了嗅雪茄说：“就这么办。”

我们整夜无法入睡。大病房里死了七个人。有个拙劣的男高音在垂死呼噜前，甚至高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另一个人从床上爬到窗边，躺在窗台上，就像要最后望一眼窗外。

我们的担架停在了火车站。我们等火车。下雨了。火车站没有屋顶。被子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小时。

上士像母亲般照顾着我们，这让我感觉不妙，却并不想改变计划。我递给他一支雪茄作为预付，顺便让他看了眼那包东西，为此上士为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天哪！艾伯特，”我突然想起来，“咱们那张带顶的床，还有那只小猫——”

“还有扶手椅。”他补充道。

是啊！两把红色的丝绒扶手椅。晚上我们曾像君王般坐在上面，还打算以后按小时出租，一小时一根烟。那本是一门生意和多么逍遥的日子！

“艾伯特，”我又想起来，“还有我们那两袋吃的。”

我们变得情绪低落。那东西我们肯定用得着。要是火车晚开一天，兴许卡特会找到我们，把那包东西带来。

该死的命运。我们肚子里装的是米糊和野战医院的清汤寡水，可我们的袋子里却装着猪肉罐头。所幸我们身体虚弱，无力惋惜太久。

列车一早进站时，担架已经湿透了。上士关照我们上了同一节车厢。车厢里有一批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在下铺。我被抬着，准备安排在他的上铺。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突然脱口而出。

“怎么了？”护士问。

我又瞅了眼床铺。上面铺着雪白的亚麻床单，干净得不可思议，甚至还有熨烫的痕迹。而我的衣服已经穿了六周，肮脏不堪。

“您自己不能爬上去吗？”护士担忧地问。

“倒是能。”我流着汗说，“您还是先把床单撤掉吧。”

“为什么呢？”

我看上去像头猪。真的躺上去？——“那准会……”我犹豫着说。

“有点儿脏？”她鼓励地问道，“这没关系。我们之后会再洗干净。”

“不，不是——”我有些激动，无法应对文明的冲击。

“您都能躺在前线战壕里了，我们当然也能洗一条床单。”

我看着她。她既年轻又迷人，就像这里的一切，洁净细腻。这一切不光为军官——无法理解，甚至让人毛骨悚然，感到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威胁。

尽管如此，女人仍是出色的拷问者。我必须老实交代：“只是因为——”我顿住。她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只是因为什么？”

“因为虱子！”我终于大吼出来。

她笑了。“虱子也要过几天好日子。”

我释然了，爬上床，钻进被子。

有只手在被上摸索。是上士，他拿走了雪茄。

一小时后，我们意识到火车在向前行驶。

夜里我醒了。克罗普也动了动。列车轻声滑过铁轨。一切仍旧难以置信：一张床。一列火车。回家。我轻轻叫着：“艾伯特！”

“怎么——”

“你知道厕所在哪儿吗？”

“好像是右边那个门。”

“我想去看看。”车厢内一片漆黑。我摸着床沿儿，本想慢慢滑下去，却一脚踩空，坐了滑梯。绑着石膏的腿不听使唤，我“砰”的一声躺在了地上。

“该死！”我说。

“你撞着了吗？”克罗普问。

“你不是听见了吗！”我嚷嚷着，“我的脑袋——”

车厢后部的门开了。护士拿着灯走进来，看见了我。

“他从床上掉下来了——”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可是您没有发烧。”

“没有。”我承认。

“您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大概是。”我打着岔。又要开始刨根问底了。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她越是洁净美好，我越是不能说出我要做什么——

我又被抬了上去。这样也行。只要她一走，我就可以马上再试着下来。她要是个老太太就简单了，可以直接告诉她。可她那么年轻，最多二十五岁，我怎么好向她开口。

这时艾伯特出手了。他不太害臊，凡事也无所顾忌。他叫住了护士。她转过身。“护士，他要——”就连艾伯特也不知如何得体而完美地表达出来。在前线，我们之间只需说一个字，但在这儿，面对这样一位女士——他突然想起了学校里的情形，流利地说完了他的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

“原来是这样。”护士说，“为了这，您不必带着石膏从床上滑下来。您究竟要什么？”她转向我。

这个新措辞让我受到致命惊吓。我根本不知如何用术语说出那件事。她来帮我。

“大的还是小的？”

真丢脸！我像只猴子般冒着汗，尴尬地说：“哦，只是小的——”

无论如何，还算走运。

我接过一个瓶子。几小时后，我不再是唯一的一个。到了早上，大家都习惯了，不会再羞于说出自己的需求。

列车行驶缓慢，有时停下来，抬下去几个死人。列车时常停下来。

艾伯特在发烧。我不好不坏。伤口很疼，但更糟的是，石膏里可能有虱子，痒得厉害，又不能去挠。

我们昏昏沉沉地睡了几天。风景静静掠过窗外。第三天夜里，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我听护士说，艾伯特因为发烧，要在下一站被抬下去。“火车的终点站是哪儿？”我问。

“科隆。”

“艾伯特，我和你一起去。”我说，“等着瞧！”

护士来巡视时，我憋了口气，让气冲到头上，涨得满脸通红。她站住了：“您很疼吗？”

“是的。”我哼哼着，“突然疼起来。”

她给了我体温计，继续去巡视。要是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又怎能称得上卡特的弟子。这些军用体温计测不出谁是有经验的老兵。只要让水银柱升上去，它就会待在细管子上，不会掉下来。

我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地弹它，再拿出来往上甩甩。升到37.9℃，这还不够。我小心地擦着一根火柴，放在它旁边。38.7℃。

护士回来时，我气喘吁吁，呼吸急促，用呆滞的双眼瞪着她，不安地辗转低语：“我实在受不了了——”

她在字条上记录下我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的石膏绷带不会被无缘无故解开。

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了火车。

我们住进了一家天主教医院，在同一间病房。这很幸运，因为天主教医院以医疗好、伙食好闻名。列车上下来的伤员填满了医院，其中许多人是重伤。我们今天没能检查，因为这里的医生太少。走廊里不断推过装有橡胶轮子的平板车。车上躺着直挺挺的人。这真是个该诅咒的姿势——四肢僵直——睡觉时兴许还好。

夜里十分嘈杂。没人睡得着觉。我们凌晨才勉强打了个盹儿。天亮时我醒了，见房门开着，听见走廊有动静。其他人也醒了。有个已经住了几天的人解释说：“护士们每天早上会在这层的走廊祈祷。她们叫它晨祷。她们开着门，是为了你们能分享天主的恩宠。”

这么做是出于好意，但我们正骨头疼、脑袋疼。

“瞎胡闹。这才刚刚睡着。”我说。

“楼上是轻伤员，所以她们才在这儿做。”他说。

艾伯特呻吟起来。我顿时火冒三丈，喊道：“外面安静点！”

一分钟后，来了个护士。她穿着黑白制服，像个漂亮的咖啡壶保温套。“请您把门关上，护士。”有人说。

“因为晨祷才开着门的。”她答道。

“可我们还想睡觉呢——”

“祈祷比睡觉好。”她站在那儿，无辜地笑着，“再说已经七点了。”

艾伯特又呻吟起来。“关门！”我呵斥道。

她惊了，看样子她根本无法理解：“可这也是为您祈祷啊。”

“随便！关门！”

她消失了。门还开着。连祷[11]又响起来。我愤怒地喊：“我现在数到三，你们要是不停，我就摔东西。”

“我也是。”另一个人声明。

我数到五。接着抓起我的瓶子，瞄准，扔出门外。走廊里，瓶子碎了一地。祈祷停止了。护士们蜂拥进来，克制地责备着。

“关门！”我们喊道。

她们溜走了。刚才那个矮个子护士走在最后。“异教徒。”她嘁嘁喳喳地关上门。

我们胜利了。

中午，野战医院的监察员进来训斥，拿禁闭之类的惩罚威胁我们。可野战医院监察员和军粮库监察员一样，虽然佩着长剑，戴着肩章，却不过是个文职人员。连新兵也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我们由着他说，看他能拿我们怎样。

“谁扔的瓶子？”他问。

我还没考虑好是否要交代，就有个人说：“我！”

一个胡子拉碴的人坐起身。大家急于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承认。

“您？”

“是我。当时我很激动，因为我们被无故吵醒。我失去了理智，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他说得像念书。

“您叫什么名字？”

“增援部队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

监察员走了。

我们都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承认？又不是你干的！”

他嘿嘿一笑：“这没关系。我有‘狩猎许可证’。”

大家当然明白。谁要是有张“狩猎许可证”，那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的。”他说，“我头部中过枪。他们给我出具了医疗证明。我对自己的行为无责任能力。打那以后，我交了好运。谁也不敢刺激我。我也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下面的人肯定很生气。我承认是我干的，是因为扔瓶子让我很开心。她们明早要是再开门，我们还扔。”

我们乐坏了。我们有了约瑟夫·哈马赫，还怕什么冒险。

我们病房里住着八个人。伤势最重的是一头黑鬈发的彼得。他肺部中弹，情况复杂。他旁边的弗朗茨·韦希特伤到了胳膊，开始时看似不重，但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叫我们按铃。他感觉自己在大流血。

我拼命按铃。值班护士没来。晚上时我们没少使唤她，大家刚换了绷带，疼得厉害，一个要这样放腿，一个要那样放腿，一个要喝水，一个又要抖枕头——这个胖老太婆最后恶狠狠地嘟囔着，摔门而去。现在她肯定以为又是这些事，不愿意来。

我们等着。不久，弗朗茨又说：“再按一次。”

我按了铃。她一直没有露面。我们这一侧夜里只有一个病区护士。可能她正忙着别的病房。“弗朗茨，你确实在大出血吗？”我问，“否则我们又要挨骂。”

“绷带都湿了。有人能开灯吗？”

谁也办不到。开关在门口。没人站得起来。我按住铃不放，直到拇指发麻。可能护士睡着了，她一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已经过度疲劳，再说还要按时祈祷。

“我们要不要扔几个瓶子？”有“狩猎许可证”的约瑟夫·哈马赫问。

“铃声她都听不见，摔瓶子更听不见了。”

门终于开了。老太太噘着嘴进来。一看见弗朗茨，立即变了脸，她着急地大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按铃了，没人过来。”

他流了很多血。她给他包扎。早晨，我们看见他的脸变得瘦削蜡黄。那张脸昨晚看上去还几乎是健康的。现在，有名护士会经常过来。

有时候也来些红十字会的救援护士。她们心地善良，却往往笨手笨脚。换床单时，她们总是因为弄疼了伤员而受到惊吓，结果她们把人弄得更疼了。

修女们更为可靠。她们懂得怎么照顾伤员。但我们更希望她们能风趣点。当然，有几位修女很幽默。她们非常出色！有谁会不愿为利波缇娜[12]修女效劳？这位神奇的修女，只要能远远看见她，她的热情就能传遍整个病区的侧翼。这样的修女还有几位。为了她们，我们愿意赴汤蹈火！我们确实没什么好抱怨的。在这里，修女们直接拿我们当普通人。相反，一想到卫戍部队医院，就让人感到恐惧。

弗朗茨·韦希特没有康复。有一天，他被拉走，再没回来。约瑟夫·哈马赫知道内情：“我们见不到他了。他们把他送进了‘死人屋’。”

“‘死人屋’是什么？”克罗普问。

“就是临终病房。”

“临终病房又是什么？”

“楼道角落里的一个小房间，谁快不行了，就送进去。里面有两张床。大家都叫它‘临终病房’。”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把人送去以后，她们就不用再做什么了。那间房也很方便，靠近去停尸间的电梯。可能这么做，也是不希望他们死在大病房里影响别人。他单独躺着，也更好照看。”

“可他本人愿意吗？”

约瑟夫耸耸肩：“他们通常对此已经没有太多意识了。”

“所有人都知道吗？”

“待得时间长，自然会知道。”

下午时，一个人被抬到弗朗茨·韦希特的床上。没过几天，这个人也被拉走了。约瑟夫打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病房里不时有人进来、有人出去。

时常，有些亲属在床边哭哭啼啼，或轻声说着难为情的话。有个老太太根本不想走，又不让她整夜守在这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又赶来，却还是来得太晚。她走到床边时，床上已经躺着别人。她去了停尸间，手里的苹果送给了我们。

小彼得的情况也越来越差，他的体温记录看上去不妙。终于有一天，一辆平板车停在了他的床边。“去哪儿？”他问。

“去包扎厅。”

他被抬上车。可护士犯了个错误，从衣钩上取下他的军装，放到车上，以免再跑一趟。彼得马上警觉起来，想从车上滚下来：“我不去！”

她按住他。他用他被打穿的肺轻声叫着：“我不想去临终病房。”

“我们是去包扎厅。”

“那你们为什么拿我的军装？”他说不出话了，沙哑而激动地呜咽道，“让我留在这儿！”

她没有回答，推他出去。推到门口时，他还试着坐起来，眼里噙着泪，喊着：“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

门关上了。我们很难平静，却都沉默不语。终于，约瑟夫说：“有人说只要一进去，就挺不过去了。”

我做了手术，呕吐了两天。医生的助手说我的骨头没有愈合。有个人很倒霉，骨头长得不对，只能打断重接。

主任医师来查房时，发现我们新来的人里有两个扁平足。他十分兴奋：“我们把它治好。”他说，“只要做个小手术，您就有一双健康的脚了。护士，您记一下。”

他刚一走，无所不知的约瑟夫就警告说：“你们可千万别做这个手术！这个老头儿是个科学狂人，对他能抓去手术的人一律十分野蛮。他给你们做完手术，你们确实没有扁平足了，可你们换来了畸形足，这辈子都要拄拐杖。”

“那可怎么办？”一个问。

“就说不干！你们是来治枪伤的，不是来治扁平足的！你们在战场上没有扁平足吗？有。你瞧！你们现在还能跑。可要是让那老头儿动了刀，你们就变成了残废。他需要的是能做实验的兔子。对他和所有医生来说，战争简直是他们的辉煌岁月。你们去下面的病区看看，他手术过的十来个人，全都一瘸一拐。有些人1914年、1915年就来了，好几年了。没有一个人比开刀前走得好，反而全都比以前糟。大部分人还绑着石膏腿，每半年再抓他们去打断骨头。每次他都声称手术成功。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说不，他就不敢动手。”

“啊，老天！”两人中的一个厌烦地说，“好在是脚不是头。谁知道再上前线会遇上什么？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我能回家，畸形脚总比死了好。”

另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表示不同意。第二天早上，老头儿叫人把他们带到楼下。又是劝说，又是呵斥，好说歹说，直到他们默许。有什么办法？——他们只是小卒，而他是个高级动物。他们回来时打过麻药，绑着石膏。

艾伯特的情况不太好。他被拉去做了截肢。他们草率地截去了他整条腿。他整日一声不吭。有一次他说，要是再能找回他的左轮手枪，他就开枪自杀。

一辆新的运输车抵达医院。两个盲人被安排在我们病房，其中一个是位年轻的音乐家。护士们给他喂饭时从来不用刀叉。他曾从护士手中夺走过一回，可尽管十分小心，还是出了岔子。吃晚饭时，护士在他的床边被人叫走，盘子里留下一把叉子。他摸到叉子，抓紧它，使出浑身力气猛地戳向自己的心脏。接着他又抓起一只鞋，使劲儿砸向叉柄。我们大声呼救，三个男人齐力才拔下他身上那把叉子。并不锋利的叉子已经深深插入他的身体。一整晚，他都在骂我们，闹得人无法入睡。早上，他喊叫着浑身痉挛。

又多出一张空床。日子在疼痛、恐惧、呻吟和垂死的呼噜声中一天天过去。死人屋太小，已起不到作用。有人夜里死在了我们的大病房。人死得太快，护士们根本来不及考虑。

可有一天，门突然开了，一辆平板车被推进来。车上笔挺地坐着苍白消瘦、满头蓬乱黑鬈发的彼得。他凯旋而归。利波缇娜修女容光焕发，推他到原先的床边。我们以为他早死了，可他从临终病房回来了。

他环顾四周：“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就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事情，他还是头回见到。

有几个人逐渐可以下床了。我也拿了副拐杖，想来回走走。可我很少用它，因为我受不了在房间走动时，克罗普投来的目光。他总是奇怪地盯着我。所以有时我溜到走廊——那里可以自由活动。

我们病房下层住着腹部中弹、脊柱中弹、头部中弹和双臂截肢的伤员。楼道右翼住着颌骨中弹，毒气中毒，鼻子耳朵中弹和脖颈中弹的。左翼住着眼睛中弹，肺部中弹，骨盆中弹，关节中弹，肾脏中弹，睾丸中弹，胃部中弹的。人浑身都能中弹。这一点，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知道。

有两个人死于破伤风。皮肤惨白，四肢僵硬。最后活着的——活了很久——只剩下眼睛。有些伤员凌空架着受伤的四肢，伤口下放着盆，脓水滴在盆里，每隔两三小时清空一次。有的人被绑在床上，几个沉重的秤砣吊在床边。我见到肠子部位的伤口里往往塞满粪便。医生的助手给我看X光片，上面是被彻底炸碎的髋骨、膝盖和肩膀。

人们无法理解，这些残破肢体上的一张张脸，仍旧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而这只是一家野战医院，一个病区——德国有成千上万，法国有成千上万，俄国有成千上万。如果这一切都能发生，那么书写、行为、思考，全是彻底的徒劳！如果几千年的文明根本无法阻止血流成河，阻止痛苦的徒刑，那么一切都是谎言，都无足轻重。唯有野战医院，指明了什么是战争。

我很年轻，才二十岁。我对生命的认识，唯有绝望、死亡、恐惧和联结着痛苦深渊的失控的浅薄。我看见民族间被迫为敌。人民沉默、无知、愚蠢、顺从，无辜地互相杀戮。我看见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在制造武器和言辞，好让这一切更精妙、更持久地延续下去。而在这里、那里，在全世界，我的同龄人都和我一样，看着这一切；我们这一代人都和我一样，经历着这一切。如果有一天我们站起来，走到父辈面前，要求清算，他们该怎么办？如果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来临，他们还对我们有什么指望？几年来，我们的工作是杀戮——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份职业。我们对生的认识局限于死。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病房年龄最大的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腹部受了重伤，已经在医院里躺了十个月，几星期前才有所好转，能佝偻着身子一瘸一拐地走路。

这几天他十分激动。他妻子从她居住的波兰小镇写信来说，她攒够了路费，要来看他。

她已经在路上，不知哪天就会出现在门口。莱万多夫斯基已经激动得吃不下饭，甚至连红菜配烤肠也吃了几口就送给别人。他经常拿着信，在屋里转来转去。那封信，每个人都读过十几遍。甚至邮戳也不知查验了多少次。信上沾满油污和手印，已经模糊不清。可不该来的也来了：莱万多夫斯基发烧了，又要躺回床上。

他已经两年没见过他妻子了。这期间，她生了个孩子。她会把孩子也带来。可莱万多夫斯基却忙活着别的事。他曾经希望他妻子来时能获准外出。这明摆着：见面固然好，可是跟妻子久别重逢，如果可能，当然还想干点别的。

莱万多夫斯基就这件事和我们长谈了几小时。在部队里，这件事算不得什么秘密。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们中能出去的人告诉他，城里有几个完美的角落，还有草地和公园，没人打扰。有一个人甚至知道一间小屋。

可这有什么用？莱万多夫斯基躺在床上，忧心忡忡。要是他不得已错过这件事，他整个人生都毫无乐趣。我们安慰他，答应设法成全他。

第二天下午，他妻子来了。她是个皱巴巴的娇小女人，长着双怯生生、滴溜溜的鸟眼。她披着件镶边带飘带的黑斗篷，天晓得，她从哪里继承了这件东西。

她嘟囔着什么，害羞地站在门口。她被我们六个大男人吓坏了。

“玛尔雅，”莱万多夫斯基说着，动了动喉结，拼命咽了口口水，“放心进来吧，在这儿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

她绕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握手，接着给大家看那个孩子。孩子已尿湿了尿布。她从她绣着珠子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块干净的尿布，给孩子换上。就这样，她克服了最初的尴尬。两个人开始说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特别心急，他总是极其沮丧地用他那双滚圆的鱼眼瞟着我们。

时机正好。医生已经查过房，最多会有个护士过来看看。有个人又出去侦察了一番，回来后点了点头：“连个鬼都没有。跟她干吧，约翰，快点。”

两人用他们的语言说了几句。女人红了脸，难堪地仰起头。我们善意地咧嘴笑着，做了个轻蔑的手势，表示别有什么顾虑！让乱七八糟的偏见见鬼去吧！偏见是为其他年代制造的。这里躺着木匠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被打残的士兵。那是他妻子，谁知他何时能再见到她。他想和她亲热，他该和她亲热，就这么简单。

两个人站在门口。万一护士来了，他们可以拦住、缠住她。他们愿意守上大约一刻钟。

莱万多夫斯基只能侧卧，因此有人抓起几个枕头垫在他背后。艾伯特抱起了孩子。我们微微转过身。那件黑色的斗篷消失在被窝里。我们高声谈笑，叫嚷着打起了斯卡特牌。

一切顺利。我抓到一手梅花，还有四张杰克。我们差不多打了一圈，几乎忘了莱万多夫斯基。过了一会儿，孩子哭起来，尽管艾伯特绝望地抱着晃来晃去。我们听见窸窸窣窣的响声，抬起头，看见孩子已经叼着奶瓶，躺在妈妈怀里。事情已经顺利解决。

我们现在就像个大家庭。女人变得活泼起来，莱万多夫斯基流着汗，容光焕发地躺在床上。

他打开绣花提包，露出几根上好的香肠。莱万多夫斯基拿着一把刀，就像拿着一束鲜花，把香肠切成小块。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指向我们——那个皱巴巴的娇小女人就挨个走到我们面前，微笑地看着我们，递给我们香肠。她现在看起来真美！我们叫她妈妈。她很高兴，为我们拍打着枕头。

几星期后，我开始每天早上去赞德学院[13]。在那里，我的一条腿被紧紧绑着练习运动。胳膊早就好了。

从前线开来新的运输车。绷带不再是布的，而是一种白色的绉纸。前线的绷带已经极其紧缺。

艾伯特恢复得很好，伤口已基本愈合。几周后，他会去假肢站。他依旧很少说话。比起以前，他严肃了许多。说话时，他时常中断，独自凝神。要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他早就自行了断了。不过现在，他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有时，他也看着我们打斯卡特牌。

我得到了疗养假。

我母亲不希望我离开。她很虚弱，病得更重了。

之后，连队派我开赴前线。

和我的朋友艾伯特·克罗普告别十分艰难。但在部队，日子一天天过去，也就习惯了。

[10]德意志骑士，写有自传。歌德曾据以写成名剧《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面对敌人逼迫投降时，贝利欣根曾说：“舔我的屁股吧！”

[11]神父领祷，信徒按格式回答。

[12]修女的名字Libertine源自Libertin或Libertiner，意为思想自由者、放荡不羁者或不受宗教思想束缚者。

[13]瑞典医生古斯塔夫·赞德（Gustav Zander，1835—1920）创建的运动医疗机构。

XI

我们不再一周周数着日子了。我来时还是冬天。炮弹爆炸时，冰冻的土块和弹片几乎同样危险，现在草木已新绿。我们的生活在前线和营房间交替着，我们几乎习惯了。战争不过是种死因，就像癌症和肺结核、流感和痢疾，只是死得更频繁，更多样，更残忍。

我们的思想是黏土，被日月的更迭揉捏。休息时，它还算好，上了战场，它就死了，里里外外遍布着满是弹坑的荒野。

所有人都是如此，不只我们——早年的东西已没有价值，我们也真的不再熟悉。修养和教育塑造的差异几乎消失，无从辨识。它有时对充分利用某种情境是优势——但它的劣势是，它总是唤醒我们必须克服的拘谨节制。就好比我们从前是各国的硬币，有人把它们熔化，压上同样的印模，要想区分，必须仔细检验其中的材质。我们是士兵，只有日后，才可能以特殊而羞耻的方式成为一个个人。

这是种伟大的兄弟情谊。它以奇特的方式，糅杂着民歌中的友谊、囚犯们的团结情感、死囚们绝望的相依相伴。它发着微光，照亮身处险境的生活，祛除死亡的剧烈与苍凉，以毫无感伤的方式仓促消耗着赢得的时间。评判它的价值？它是英勇的、平凡的——可谁要这种评判？

它包含在：假如收到敌人进攻的消息，加登会狼吞虎咽地舀着吃光那碗肥肉豌豆汤，因为他不知道一小时后他是否还活着。我们会讨论很久，他这样做是否正确。卡特认为他的行为不宜采纳，因为他说，必须考虑到腹部中弹，塞满的肚子比空着的更危险。

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是问题，要紧问题。它们不会改变。在死亡的边缘，生活画了条残忍而粗暴的线，圈定了最必要的事件，其他一切都在迟钝的酣眠中——这是我们的蒙昧，我们的救赎。做个懂得区分的人？那我们早就疯了，逃跑了，阵亡了。就像去征服一座高耸的冰山——每种生命的表达都只为继续生存服务，都要不可避免地做出调整。其他一切都因它只会不必要地耗尽精力而必须被驱逐。这是拯救我们的唯一方式。寂静时，过去岁月的神秘反光，像面黯淡的镜子，在我之外，映出我存在的轮廓。我常坐在自己对面，像面对一个陌生人。我感到震惊，那不可名状的活力，那称之为生命的东西，竟以这般样貌做出了适应。其余的全部表现都处于冬眠之中。生命仅仅是持续的窥伺，以应对死亡的威胁——把我们变成思考的动物，好把一种叫本能的武器交给我们——把麻木不仁安插在我们身上，好叫那在我们清醒时、能有意识地思想时袭击我们的恐怖，不致粉碎我们——在我们中唤醒战友情谊，好叫我们避开孤寂的深渊——授予我们野蛮人的冷漠，好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嗅出积极因素，并作为储备保存起来，应对虚无的来袭。就这样，我们极度肤浅地过着封闭的艰苦生活。有时，某个事件会蹿出火苗，但随后，它就意外地冲出猛烈而可怕的渴望之火。

这是些最危险的时刻。它向我们指明，适应不过是种造作。那根本不是安宁，而是剧烈地绷紧着，为求得安宁。表面看，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中美洲丛林里的野人几乎没有差别。但他们始终如此，本来如此。他们通过精神力量的强度，获得巨大的发展。而我们恰好相反。我们的内在力量不是致力于发展，而是致力于倒退。他们是松弛的，自然的；而我们的，是极度紧张和造作。

夜晚，我们从梦中醒来，屈从着被幻觉中潮涌般的一张张面孔打败。我们恐惧地意识到，我们的支柱和将我们与黑暗分隔的界限如此脆弱——我们是小小的火苗。几堵单薄的墙，勉强保护我们免受死亡和疯狂的风暴。我们不安地颤抖着，有时几乎熄灭。随后，战争的咆哮衰减为一个环，将我们团团包围，我们蜷缩在里面，大睁着眼睛凝视黑夜。战友们熟睡的呼吸声是我们唯一的安慰。我们就这样等待天明。

每一天，每小时，每颗榴弹，每个死人，都磨损着我们脆弱的支柱，而岁月则迅速损耗它。我看见它已逐渐在我周围坍塌。

有个关于德特林的愚蠢故事。

他是那种我行我素的人。他的不幸是，他在一座花园里看见了一棵樱桃树。我们刚从前线回来，意外地看见晨曦中一棵樱桃树挺立在新宿营地附近，一条公路的转弯处。它没有叶子，而是一簇无与伦比的白色花团。

晚上，德特林不见了。后来他拿着几枝樱桃花回来。我们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要去相亲。他没回答，而是把花枝放在了他的床上。半夜，我听见他发出一阵窸窣声，似乎在收拾东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他身边。他装作若无其事。我说：“别干蠢事，德特林。”

“啊，哪里，我只是睡不着觉——”

“那你为什么折樱桃树枝？”

“我怎么就不能折樱桃树枝？”他执拗地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家里有个大果园。果园里有很多樱桃树。开花时，从干草棚望去，就像一张大床单，特别白。现在正是开花的季节。”

“或许马上就有假期了。你是经营农业的，说不定还能被遣返回家。”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农民激动起来往往表情独特。一半像牛，一半像仰望神；一半愚痴，一半像在憧憬。为了岔开他的思绪，我问他要了块面包。他爽快地递给我。这有些可疑，因为他通常很小气，所以我始终没睡。不会有事，明天一早，他就会一如往常了。

他可能察觉到我在观察他。尽管如此，第三天早上，他还是走了。我看见他，什么也没说，想给他时间。说不定他能过去。已经有形形色色的人成功地到了荷兰。

可集合时还是被发现了。一周后我们听说，他被战地宪兵，那些令人唾弃的军警逮捕了。他去了逃往德国的方向——当然毫无希望——同样，他开始的种种行为都很愚蠢。人人知道，他的逃跑不过是因为想家，只是一时糊涂。可战线后方一百多公里的军事法庭上，那些法官又会怎么想？——我们再没见过德特林。

有时，危险的压抑之情也以其他方式爆发——就像来自高温的蒸汽锅炉。这里再说说贝格尔的结局。

我们的战壕早已被炸毁，剩下的一条灵活的战线，根本无法再组织阵地战。进攻和反进攻来来回回时，唯有一条破碎的阵线和弹坑与弹坑之间的殊死搏斗。前方的防线被突破，一队队人四处建立阵地，从弹坑中射击。

我们待在一个弹坑里。一侧是英国人。他们占领了侧翼，抄到了我们身后。我们被包围了，要投降很难。因为头顶弥漫着浓雾和硝烟，没人看得见我们投降，也或许我们根本不愿投降。这种时刻，没人说得清楚。我们听见手榴弹的爆炸正在靠近。我们的机枪向前方扫射出一个半弧。冷却水蒸发了。我们迅速传递着箱子，挨个往箱里撒尿，以便有了水，能继续射击。但我们身后，枪声和爆炸声已越来越近。再过几分钟，我们肯定完蛋了。

这时，又一挺机枪突然开始扫射。它就架在我们旁边的弹坑。是贝格尔弄来的。我们身后已经开始反攻。我们得救了，也和后面取得了联系。

随后，我们待在一个相当不错的隐蔽点。取饭的人说，离我们几百步的地方，躺着一条受伤的侦察犬。

“在哪儿？”贝格尔问。

那个人向他描述了一番。贝格尔拔腿就走，要去杀死那条狗，或把它弄回来。半年前他还非常理智，根本不过问这类事情。我们试图阻止，可当他执意要去时，我们只能说一句“疯了”，随他走。如果不能立即把他摔倒在地，牢牢按住，这种“前线躁狂”发作起来很可怕。而贝格尔身高一米八，是我们连队最有劲儿的人。

他真的疯了，因为他必须穿过火墙——那道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头顶窥视的闪电击中了他。另外一些人往往先是狂怒，接着奔跑。还有个人用双手、双脚和嘴不停地挖土，试着钻进土里。

当然，这种事情很多是伪装。但伪装也是一种征兆。要去解决那条狗的贝格尔，骨盆中弹，被抬了回来。抬他的人里，还有个人在路上腿肚子中了一枪。

米勒死了。一颗照明弹近距离射进了他的胃部。他在清醒和剧痛中活了半小时。他死前交给我他的皮夹，遗赠了那双皮靴——当年他继承的克默里西的皮靴。我穿上它正合适。我死后会交给加登。我已经答应了他。

我们虽然掩埋了米勒，但在那里，他不会安眠太久。我们的战线在撤退。那边有太多英国和美国的生力团，太多腌牛肉罐头和白面粉，太多新大炮，太多飞机。

而我们却骨瘦如柴，饿得要命。我们吃得太差。食物里过剩的代用品吃得我们生病。德国的工厂主成了富翁——我们的肠子却忍受着痢疾的折磨。茅坑里始终蹲满了人——祖国的人真该来看看这一张张灰黄的、可怜的、顺从的脸，一副副佝偻的样子。绞痛正从他们体内榨出血，而他们，顶多用疼得抽搐扭歪的嘴苦笑着说：“根本没必要提上裤子——”

我们的炮兵连停止了炮轰——炮弹太少——炮管磨损严重。由于打不准，炮弹时不时冲我们过来。我们马匹太少。生力部队竟是贫血的，需要康复的男孩儿。他们不会背包，只会送死。成千上万。他们根本不会打仗，只知道往前冲，挨枪子儿。有一回他们刚下火车，不懂掩蔽，被敌方一个开玩笑的飞行员全部干掉了。两个连。

“德国人马上就死光了。”卡特说。

我们对“一切终将结束”不抱希望。我们根本不想那么远。一枪过来，会结束生命。要是受伤，下一站就是野战医院。就算不截肢，也早晚落到一个扣眼儿里别着战功十字勋章的军医手里。他们会说：“怎么？一条腿短了？您要是勇敢，在前线就不用跑。这个人是k.v. [14]。解散！”

卡特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已经传遍了从孚日到弗兰德的整个前线——关于军医。有个军医拿着体格检查表点名。有人出列时，他看也不看就说：“k.v.，前线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出列，他还说k.v.。——“就在这时，”卡特提高了嗓门，“那个男的对他说：我已经装了条木腿。要是上前线，脑袋再挨上一枪，让他们给我装个木头脑袋，我就能当军医了。”我们对这个回答十分满意。

当然有好医生，而且很多。但一个士兵在上百次体格检查中，总会有那么一次落在这种专门抓英雄的医生手中。他们忙着尽可能多地把a.v. [15]和g.v. [16]改成k.v.。

这类故事不少。大多数都更为辛辣。但尽管如此，它们和造反、发牢骚毫不相干。它们是真实的，只不过一五一十被说出来而已。部队里有许多欺诈、不公和令人生气的事。难道这还不算多：尽管越来越看不见希望，还是一个团接着一个团地投入战斗；在不断后退不断崩溃的前线，一次接着一次地进攻？

坦克已从笑柄变为重型武器。它们披甲上阵，排着长队呼啸而来。对我们来说，它比其他武器更能体现战争的恐怖。

我们无法看见朝我们密集猛烈发射的火炮。进攻线上的敌人是像我们一样的人——而坦克是机械。它们的履带像战争一样无休无止地运转。它们是毁灭。它们毫无知觉地滚进弹坑，又爬出去，所向披靡。一支咆哮的舰队。一辆喷着烟的装甲车。坚不可摧，碾碎死人和伤者的钢铁猛兽——在它面前，我们蜷缩在薄薄的皮肤里。面对它的巨力，我们的胳膊成了麦秆，我们的手榴弹成了一根根火柴。

榴弹，毒气，坦克——碾压，腐蚀，死亡。

痢疾，流感，伤寒——窒息，烧伤，死亡。

战壕，野战医院，群葬墓——没有其他可能。

一次进攻中，我们的连长贝尔廷克阵亡了。他是名出色的前线指挥官，遇到任何危急状况都冲在最前。他在我们连两年了，从未负伤，可最终还是出了事。我们在一个洞里被敌人包围，油和煤油的臭气连同炸药的烟雾一起飘过来。我们发现了两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其中一个背着箱子，另一个双手拿着喷火的软管。要是他们逼近，够着我们，我们就全完了。这时又恰好无法后退。

我们向他们射击，可他们还是越逼越近。情况不好。贝尔廷克和我们一起待在洞里。他见我们因为炮火太猛，只能多考虑掩蔽，没有击中敌人，就拿出一支步枪，爬出洞，卧倒，胳膊撑住瞄准。他放了一枪：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暗处朝他射击，他中弹了。但他仍旧卧倒，瞄准——他停顿了一下，重新瞄准目标，“砰”地发出一枪。之后，贝尔廷克扔下步枪，说了声“好”，就滑了回来。两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中，走在后面的受了伤，倒下去，管子从另一个人手里脱落，火焰妄自向四面八方喷射着，两人都被烧死了。

贝尔廷克胸部中枪。过了一会儿，一颗子弹“嗖”地飞过来，削掉了他的下巴，而这颗力量十足的子弹，随后又炸烂了莱尔的屁股。莱尔呻吟着，撑着双臂，血疾速地奔涌出来。谁也帮不了他。几分钟后，他像根漏瘪的管子，无力地瘫倒了。他在学校里数学最好，可又有什么用呢？

几个月过去了。1918年夏天是最血腥最艰难的季节。日子像披金戴蓝的天使，站在毁灭的圆环上。这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战败了，但谁也不谈论它。我们后退。一次巨大的进攻战役后，我们再也无法进攻。我们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但征战依旧继续——死亡依旧继续——

1918年夏天——我们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受到朴素的生活如此值得渴求——驻地草地上火红的虞美人，草茎上滚圆的甲虫，半明半暗的温暖夜晚，凉爽的房间，黄昏乌黑神秘的树木，星星和水流，梦和睡个长觉——哦，生活，生活，生活！

1918年夏天——再没有什么比出发去前线，需要更多的默默忍受。停战与和平的传闻浮出水面，混乱而令人兴奋。它搅乱我们的心，让出发变得异常艰难！

1918年夏天——前线的生活从没像炮火袭击的时候那般苦涩而恐怖。惨白的脸趴在污泥里，双手痉挛地抓住唯一的念头：不！不！别在现在！别在现在这最后的时刻！

1918年夏天——希望的风吹过烧焦的田野。焦躁和失望的狂热冲动，对死亡最痛苦的毛骨悚然，难解的疑惑：为什么？为什么还不结束？为什么流传着结束的传言？

如此多的飞机。它们像猎杀野兔般稳健地猎杀着一个个人。至少五架英国和美国的飞机对付一架德国飞机。五个强壮活泼的敌军冲进战壕，对付一个饥饿疲惫的德国士兵。德国前线有一条面包，他们有五十听肉罐头。但我们没有被打败。作为士兵我们更优秀，更有经验。我们只是被压倒性的优势打压、击退了。

我们度过了几星期的雨天——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淤泥，灰色的死亡。我们一出去，雨水就打湿我们的外套和上衣——在前线的日子皆是如此。我们始终是湿的。为了让泥水慢些涌进鞋里，穿靴子的在靴子上裹住沙袋。步枪生锈了。军装粘在身上。一切都在流动和溶解。泥泞、潮湿而油腻的大地上，是一个漂着血色漩涡的黄色池塘。死者、伤员和尚且活着的人，都慢慢深陷进去。

暴风雨抽打着我们。密集的子弹从一片混沌的灰黄中撕开受伤者凄厉的孩子般的叫喊。到了夜晚，破碎的生命吃力地呻吟着归于沉寂。

我们满手沾土，浑身泥浆。我们的眼睛是蓄水池。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活着。

酷热如同潮湿的海蜇，闷吞吞地跌进了我们的坑穴。然而就在这夏末的一天，取饭的路上，卡特倒下了。只有我们两人。我包扎了他的伤口，胫骨看样子被打碎了，是骨头中弹。卡特绝望地呻吟着：“现在这个时候——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我安慰他：“谁知道厄运还会持续多久！你这下得救了——”

伤口开始急剧流血。我想试着去找副担架，又不能扔下卡特一个人。而我根本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医疗站。

卡特并不沉。我背起他，往回走，去急救所。

我们歇了两次。路上的颠簸中，他疼得厉害。我们没怎么说话。我解开衣领，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因负重而肿胀着脸。这一带很危险，我催促我们继续前行。

“能走了吗，卡特？”

“必须走，保罗。”

“那走吧。”

我扶起他。他用那条没受伤的腿站着，紧紧倚在一棵树上。随后，我小心地抓住他那条伤腿。他猛地一抽。我又把那条好腿的膝盖夹在腋下。

路越来越难走。时而呼啸着飞来一颗榴弹。我尽量快走，因为卡特的伤口滴着血，滴了满地。炮弹袭来时，我们只能做些简单防御，因为不等我们找到掩蔽，炮弹就过去了。为了等待这波轰炸结束，我们进了一个小弹坑。我倒出军用水壶里的茶，递给卡特。我们抽了一根烟。“卡特，”我沮丧地说，“这下我们真要分开了。”

他没吱声。看着我。

“你还记得吗？卡特，我们是怎么征用那只鹅的？还有，你是怎么把我从困境中拉出来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小的新兵，第一次受伤。当时我还哭了。卡特，到现在都快三年了。”

他点头。

对孤独的恐惧涌上心头。卡特被转移后，我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卡特，要是你回来之前，真的和平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见面。”

“你觉得，我这把骨头还会被列入k.v.吗？”他苦涩地问。

“你好好治疗，关节还正常，说不定可以复原。”

“我们以后也许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卡特。”——我很难过。这不行，卡特——卡特，我的朋友，耷拉着肩膀，胡子稀疏而柔软的卡特，卡特，我认识的和其他任何人认识的都不一样的卡特，卡特，同甘共苦的卡特——这不行，要是以后万一再也见不到卡特。

“把你家地址给我，卡特。无论如何。这是我的，我写给你。”

我把字条塞在上衣口袋里。尽管他还坐在我身边，但我已经感觉孤零零了。要不然我干脆给自己脚上一枪，好和他待在一起？

突然，卡特发出呼噜声，脸色青绿。“咱们接着走吧。”他结巴着说。

我跳起来，激动地，我要帮他。我背起他跑了起来，长足稳跑，别让他的腿晃得太厉害。

我喉咙发干，红色和黑色在我眼前飞舞着。我咬紧牙，毫不松懈地跌跌撞撞往前跑。终于到了医疗站。

我腿一软，摔倒了，但我仍有足够的力气，倒在卡特那条好腿的一边。过了几分钟，我才慢慢直起身。我的双手和双腿不停地颤抖着。我费力找到了我的水壶，喝了口水。我的嘴唇也颤抖着，但是我笑了——卡特得救了。

一会儿工夫，我已经能分辨出传入耳中的各种嘈杂声。

“你本来可以省点力气。”一个卫生兵说。

我不解地望着他。

“他死了。”他指着卡特。

我不明白。“他胫骨受了枪伤。”我说。

卫生兵停住脚步：“都一样。”

我转过身。我的眼睛仍很模糊，头上又冒出新汗，流到眼皮上。我抹了一把，望向卡特。

他静静地躺着。“他晕过去了。”我着急地说。

卫生兵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这我比你清楚。他死了。我可以跟你打赌，赌什么都行。”

我摇着头：“绝不可能！十分钟前我还和他说话呢。他肯定晕过去了。”

卡特的双手是暖的。我抓着他的肩膀，想用茶水帮他擦擦。这时我发现我的手指湿了。我从他脑后抽出一只手，满是鲜血。卫生兵又从牙缝中吹了声口哨：“你瞧——”

卡特，我根本没注意到，他在路上头部中了弹，一个小洞。肯定是一小片横飞的榴弹碎片，但足够了。卡特死了。

我慢慢站起身。

“你要不要拿走他的军人证和他的东西？”

我点点头。他递给我。

卫生兵感到奇怪：“你们是亲戚？”

不，我们不是亲戚。不，我们不是亲戚。

我要走吗？我还有脚吗？我抬起双眼，让它旋转，我也跟着旋转，一圈，又一圈，直到我停住脚步。一切一如往常。只是战时后备军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死了。

接着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4]kriegsverwendungsfähig的缩写，意为符合服兵役的、入伍合格的。

[15]Arbeitsverwendungsfähig的缩写，意为可用于劳动的、有劳动能力的。

[16]Garnisionsverwendungsfähig的缩写，意为能在卫戍部队服役的。

XII

秋天了。老兵已剩不多。我们班的七个人，只剩下我一个。

人人都在谈论和平和停战。人人都在等待。假如又是一次失望，那么人人都会崩溃。希望太强烈了，没有爆炸，就不会被彻底清除。假如没有和平，就会爆发革命。

因为吸了些毒气，我休息了十四天，每天坐在一个小花园里晒太阳。我现在也相信，马上就会停战。那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的思想凝固在这里，不能继续前行。以其优势吸引我、等待我的是感情，那是对生的贪恋，在家的感觉，是热血，是对得救的陶醉，但我没有目标。

如果我们1916年回家，我们会出于痛苦和经历赋予的强大力量掀起一场风暴。但现在回去，我们倦了，崩塌了，耗尽了。无根，无望。我们再也认不清路了。

人们不会理解我们——先于我们成长的那代人，虽然和我们在这里共度了几年，但他们还有张床，有份工作，他们会回到过去的生活中，不久将忘记战争——而后于我们成长的一代人，跟我们从前一样，对我们感到陌生，把我们推到一边。我们对自己来说也是多余的。我们将继续成长，一些人会适应，一些人会融入，很多人会无所适从——年华将化为乌有，我们终有一死。

但也许我所想的一切，只是因为愁绪和恐慌。当我再站在白杨树下，倾听树叶沙沙作响时，一切都会消散。那些让我们血液不安的温柔，那些未知的、令人惊诧的、未来的千百张面孔，那些梦里和书中的旋律，那些对女人的情欲和预感，不可能缺席。而密集猛烈的炮火，绝望和军中妓院，也不会覆灭。

这里的树木闪耀着色彩斑斓的金光。山梨树的浆果红彤彤地挂在树叶间。公路像条白色的缎带，通向地平线。兵营食堂有如马蜂窝，嗡嗡着停战的传闻。

我站起身。

非常平静。让月月年年来吧，它们带不走我什么了，它们不会带走我什么了。我如此孤独，如此毫无指望，面对它毫无惧色。这些年我所经历的生活，仍在我眼中、手中。是否我已战胜它，我不知道。只要它仍在，它就会去找它的路，无论我心中的“我”说什么，是否愿意。

他于1918年10月阵亡。那天，整个前线寂静无声。军队指挥部战报上的记录仅有一句：西线无战事。

他向前倒下，像是趴在地上睡着了。如果把他翻过来，会看见他大约并没遭受太久的痛苦——他脸上表情镇定，就像他对这样结束感到满意。

一段未发表的《西线无战事》手稿

雷马克以第一人称叙述保罗于1915年走上战场前的生活：

我父亲为人简朴，是个手艺人。他早年曾当过几年水手，这让他在他的圈子里有几份优越感。我们是穷人。父母很难送我上高中。但母亲并不甘心，为此她一件外套穿了多年。除了做家务，她还替人缝缝补补。我也在课余时间给人上课，起码能赚些买书钱。

我们住在一幢新楼的四楼，位于体面的街区，公寓里甚至有间浴室。我母亲有几分心高气傲，她很看重这些。我家里还有两个姐姐。

我的小房间里有个书架，一个棕色皮沙发，一张书桌和一张弹簧床。我很快就爱上了读书，并尽我所能买些书。近年来，我发现读书不仅是消遣。因此我谨慎地选书，尽量把钱花在刀刃上。在买书之前，我还先去市立图书馆借阅。没有什么比钱少、无法买到喜欢的书更让人难过的事了。

这段时间我写了些诗，也做了些其他写作上的尝试。有一次我买了几支荷尔德林牌雪茄，花了二十五芬尼，还买了瓶酒。晚上家人睡着后，我坐在阳台上，点燃蜡烛。从阳台可以看见远处的风景。我读了会儿书。随后借着烛火燃着一支雪茄。我倒了杯酒，做出某种向女人敬酒的姿势——怀着奇怪的感觉和念头。固然，我会为这个姿势感到害羞，但第二天晚上，只要还有酒，我仍会端起酒杯，重复一遍这个姿势。我一次只喝一杯，最后还常把喝剩的倒回酒瓶，以便第二天晚上能再拿出来喝。因为我没什么钱买酒，我更愿意拿那点儿钱买书。这件事，我从来不会告诉任何人——

可这算什么？我跟人说它又有什么意义！我已和它告别。自从世界变了，我也根本不愿再想起这些。

1915年11月11日，我们有康托列克老师的体育课。他身材矮小结实，总穿着件灰色外套。我们正在练双杠和单杠时，他把我们叫到他跟前，给我们读了一份报纸：德军再次取得了胜利，俘虏了很多敌人。接着他发表了一通演讲。他说，我们也是男人，也能帮上忙。他要求我们马上和他一道去地区指挥部，志愿报名参军。见我们鸦雀无声，他隔着眼镜气愤地挨个盯着我们，强忍怒气地轻声问：“是否有人懦弱到根本不敢跟他去？”

贝姆回答说：去之前，他想先和他父亲说一声。

康托列克猛地转向他，灰色的外套衣角一甩：“瞧瞧这儿的这位宝贝，他要先和他父亲说说！说不定他还要和他奶奶谈谈。”

有几撮人爆发出笑声。有些人站了出来。贝姆涨红了脸，试着解释，但康托列克却走向他，战友般举起手，放在他肩膀上，换成一种友好而机趣的口气说：“嗯，贝姆，你是跟我们一起去呢，还是不去？”

贝姆点点头。康托列克笑了：“好！当然了，你们回头可以问问你们父母。现在走吧，同学们！”

他从没这样称呼过我们，也从没以这种态度对待过我们。他是位严厉的老师。因此我们怀着特殊的，甚至崇高的心情跟他一起去了地区指挥部。途中，他越发激动，甚至忍不住给我们讲起他服兵役时的事情。他向我们保证，他在指挥部有一定的影响力，会为我们说情，让我们被优先录用。他甚至搂着贝姆，对他眨着眼说：“姑娘们都喜欢一身戎装。”贝姆尴尬得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搁。

下午我和父母说了这件事。我母亲不赞同。她认为，我们该等到春天，或许到那时，我们还能在开拔前参加应急考试。我宽慰她。康托列克已经答应我们，在考试这件事上也关照我们。后来我们才得知，他没让他在另一所学校读书的儿子在考试前报名参军。但知道这件事时，我们早已在前线了。

我父亲说，他听人说我们这个年级本来就要在几周后应征入伍。母亲看了看他说：“几周，几周里会发生很多事哪。”

父亲摇着头：“说不定到那时，战争都结束了。”

晚上，康托列克请我们喝啤酒。他异常兴奋，热烈地为我们庆祝着，我们也很高兴。他对我们显然是真诚的，但他恐怕严重地混淆和他有关的事，以及他不该操心的事。他该带着他儿子单独去地区指挥部，单独去喝啤酒。

可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想。我们太年轻，相信一切理当如此。日后，我们中的米特尔施泰特为我们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补偿。1918年，他因负伤，作为一名少尉回到了卫戍地。当时的康托列克也应征入伍，在卫戍部队服役。米特尔施泰特特意安排康托列克加入了他的连队。他亲自到军需储藏室监督康托列克领取制服。他不无礼貌地为他找了件褪色的蓝外套，上面打满了深蓝色的补丁；一条已经磨破的黑裤子，短得只到他小腿肚子；一顶过小的无檐帽子，年代久远，戴上后像个囚犯，用这顶帽子，康托列克可以炖出一锅肉汤；还有那双宽大的、铁硬的古老系带鞋，某种侧面系带的常见款样，硬得要用铁丝才能绑紧。

几天后我们被录用了。营房是一幢位于山丘上的大楼，楼前有宽阔的操场，四面围墙。我们去之前还一起去刮了胡子，连理发师都感到惊讶。我们中很多人还是平生第一次刮胡子。但对我而言，刮胡子还根本没什么必要。之后我们去喝了杯杜松子酒，买了雪茄和香烟。

我们一行二十人进了大门。经过岗楼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冲着站岗的哨兵大叫。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一眼也没看我们。于是我们冲着另一名站在门口的哨兵嚷嚷，他对我们咆哮道：“你们这群杂种，把嘴闭上！”

我必须得说，我们对接待感到失望。我们原本以为至少该有通演讲，或许还有握手和战友般的隆重欢迎仪式。但相反，一位闷闷不乐的副中士命人记下了我们的名字。我们向一位文书提供了我们的履历，之后在练兵场上到处溜达，等待着下面的安排。

每时每刻都有新部队开到。那些人看上去和我们不大一样。他们拿着捆着绳子的行李，粗手大脚，目光迟钝。他们是弗里西亚岛的农民和渔民，城里的工人和工匠。其间也来了些看着和我们差不多的人。

我们瞅瞅他们。他们瞅瞅我们。那是种气氛压抑的不安等待。从那些人身上，我们根本看不出，我们和他们能发展出友谊还是敌意。

我们二十人来自一个班级，一起长大。我们一直同心协力，直至最后一刻。我们一起干活，一起偷懒。我们普遍对那些乐意用各种我们不熟悉的规则束缚自己的二十岁以上的人心存质疑。我们太年轻，根本意识不到，除了我们这个年龄能理解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事是重要的，更不会把什么规则放在心上。

近几年来，我们这群人显露出个性上的差异。一种叫“棱角”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蜕变出来。我们已近乎成人，有了固定的目标和有限却轮廓清晰的职业规划。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看到，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向我们招手。我们的集体中逐渐孕育出某种人们笼统地称为“精神性”的细胞。我们将属于由教师、法官、医生、记者、学者、宰畜场厂主和牧师构成的阶层——受到粥式教育的滋养，以柔软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

教育——多好的一种塑造！我们被精心调教了八年。那些留着整齐胡须的男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他们毕生的杰作——可当西摩尔史托斯下士第一次粗暴地称我们为“王八蛋”，说我们是“一路货色”时，这种塑造已开始不再牢靠。八周后，它在持枪敬礼、屈体下蹲和分列行进中灰飞烟灭。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这甚至很好。我们还年轻，我们会忘记这些。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还遇到许多比背负沉重的军囊更难以承受的事——甚至这些事，也在战火中消逝了。

当时我们对此并不担心。康托列克告诉我们，我们这代人是被特别拣选的人。战争会将我们铸造成真正的男人，锤炼成钢铁青年。这将成为我们未来大有作为的基石。不知怎么，他说这类话时，总会偶尔扯上上帝。

我们站在练兵场上等待时，首先学会的是一条基本规则：一名士兵的大部分生涯都在徒劳地站着。

终于，一名肥胖的军官出现了——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定员军官都是胖子——我们被划分成两队，编为下士班。我们二十个人当然不会被分在一起。我们或三人、或四人被安排在不同的班里。但我们还是很高兴，至少事情有了进展。我和米特尔施泰特、特罗斯克、卡梅里奇和迈耶一个班。班上还有几位年长者和几个征召入伍的东弗里西亚人。

一位矮小的士官傲慢地站在我们面前。他厉声喝道，我们是第八班，由他，下士西摩尔史托斯带领。这个特别的名字让迈耶忍俊不禁。为此，他在随后的三个月中付出了代价。

西摩尔史托斯矮小强悍。精力充沛的人大多都很矮小。他有张淡黄色的、空洞的脸和卷曲的小胡子。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假装严厉。在他表面的力量背后，总让人觉得，有张老实巴交、心地善良的邮递员的脸时隐时现。这种人应该在新年时站在各家各户的房门前，谨慎地按响门铃，送出祝福。而事实上，他原先确实是名邻近城镇的邮差。他伪装得极为出色：假如真是伪装，简直堪称彻底。有天早上，我为他整理了二十三次床铺；他总能挑出毛病，总觉得不够完美。

有时，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带着某种屠夫才有的幸福喜悦，几乎慈爱地看着我们。在军营里，他强烈的事业心为他下达了任务。他要将一群鱼目混珠的瞌睡虫——如他所言——变成真正的人。

首先，他带我们去了军需储备室。我们每人都领取了各自的物资。很多东西：军装，靴子，鞋，腰带，帽子，钢盔。（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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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计16,543,185人死亡：其中士兵9,721,937名，平民6,821,248名；共计21,228,813名士兵受伤（或致残）；共计5000万至1亿人受到战争伤害。 1916年7月1日至11月18日的索姆河战役历经141天，1,123,907人受伤，318,700人阵亡。
1914年平安夜前后，西线交战各方中至少有10万名官兵暂时放下了武器。来自沃格兰魏施利茨的萨克森134步兵团的库尔特·泽米希中尉曾是名会说法语和英语的教师，他命令他的人在圣诞期间不要向对方开枪，他们将蜡烛和冷杉放在坟墓上。英国人以口哨和掌声对他们的举动做出回响。他们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一些英国人拿着足球走出了战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