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社会契约论》

第1章 前 言

这篇简短的论文，是以前我不自量力去写作但是后来又放弃很久了的一部长篇著作的概要。在已写成的各部分之中可供采择的各段来看，本文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我自认为还是值得将其贡献于公众之前的，其余的部分则早已经不复存在了。我要探讨的内容是从人类的实际情况和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在社会秩序之中能不能有某种合法又确切的政权规则。在研究当中，我将努力把权利许可的与利益要求的结合起来，以避免正义与功利二者产生分歧。

我并没证明自己题旨的重要性，便着手探讨本题。人们也许要问，我是不是一位君主或者一位立法者，所以才要来讨论政治？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要讨论政治。如果我是一个君主或者立法者，我就不会浪费时间来空谈应该做些什么事了，而是会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否则，我将保持沉默。

身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并且作为主权者之一，无论我的呼声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有多微弱，对公共事务的投票权就已经足以让我有义务去研究各种政府形式。每次思索各种政府形式之时，我总会很欣喜地在思考中发现新的理由，从而使我热爱我们国家的政府

第2章

_{（本部分）}题旨

人生而自由，却又时时处在枷锁之中。自认为主宰一切的人，反而更像是一切的奴隶。怎么形成这种变化的呢？我不清楚，但我自信可以解答是什么让这种变化变成合法的。

假如只考虑强力以及由强力得出的效果，我就要说：“当人民被迫服从时，他们做得对。然而，一旦人民能够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并打破它时，他们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依据别人剥夺他们自由之时所凭借的那种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因此人民就有理由重获自由，否则当初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根据的了。”社会秩序是一项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基础的神圣权利。但是这项权利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而绝非出于自然。问题在于要知道这些契约是什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应先确定我所要提出的东西。

论原始社会

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

然而孩子也只在需要父亲养育之时才依附于父亲。一旦这种需要停止了，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了。在孩子解除了对父亲服从的义务，父亲解除了对孩子照顾的义务之后，双方就恢复了同等的独立的状态。如果这时他们继续生活在一起，那就是自愿的而非自的了。此时，家庭本身就只能依靠约定来维系。

这种人类共有的自由是人性的产物。人性首要的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首要的关怀是对自身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了理智的年龄，能够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因此，我们不妨将家庭看做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父亲是首领的模型，孩子是人民的模型，而且，每个人都是生来就自由、平等的，只有为了利益，他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而全部的区别就在于：在家庭中，父子之爱已经足以偿还父亲对孩子的关怀。然而在国家中，既然首领对他的人民没有这种爱，于是就用发号施令的乐趣取而代之。

格老秀斯否认人类的一切权力都应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建立的。他以奴隶制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用最常用的推论方式，一般是依靠事实来确定权利；人们还能采取另一种更能自圆其说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不见得对暴君会更有利。

依照格老秀斯的说法，到底是全人类属于某一百个人，或者那一百个人属于全人类，还是个疑问，而且在他的全书中，他似乎更倾向于前一种观点；这一点与霍布斯的看法相同。这样，人类就像一群群的牛羊，每一群都有自己的首领，首领之所以保护他们，就是为了吃掉他们。

正如牧羊人的素质比羊群的素质更高，作为人民首领的人类牧人，他的素质也同样地要比人民的素质更高。按照费龙的记载，卡里古拉皇帝就是这样推理的，而且他竟然通过这种类比得出结论：君王皆是神明，也就是说，人民皆是牲畜。

卡里古拉的推论后来又被重提，成为了霍布斯与格老秀斯这两个人的观点。早在他们之前，亚里士多德也曾经说过，人根本不是天生平等的，有些人天生应该是做奴隶的，另一些人则天生是来统治别人的。

亚里士多德是对的，但是他颠倒了因果。凡出生在奴隶制度之下的人，都生来便是做奴隶的，这是再确凿不过的了。在枷锁之下，奴隶们丧失了一切，甚至包括摆脱枷锁的愿望；他们爱自己的奴隶状态，就像优里赛斯的同伴们爱自己的牲畜状态一样。因此如果真有什么天生的奴隶的话，那仅仅是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了违反自然规律的奴隶。强力导致了奴隶的出现，而怯懦则使他们永远当奴隶。

我完全没谈到亚当或挪亚，即那位划分世界的三大君王的父亲，尽管有人认为他们也有着像萨士林的儿子一样的行为。我希望人们能感谢我的这种谦逊，因为，作为这些君主之一的一个直系后裔，也许还是长房的后代，我怎知如果考订起族谱来，不会发现自己才是全人类合法的国王呢？无论如何，人们决不会否认亚当曾是全世界的主权者，正像鲁滨孙是那个荒岛上的唯一居民，他就是岛上的主宰者一样。而且这种国度还有这样的好处，即国君可以安享王权而无须恐惧叛乱、战争或者谋逆。

论最强者的权利

即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大到能永远做主人，除非他将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将服从转化为义务。由此就得到了最强者的权利。表面看来这种权利像是讥讽，但实际上它已被确定为一种原则了。难道人们就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的意义吗？在我看来，强力是一种物理力量，我不知道它的作用能够产生什么道德影响。人或物屈服于强力，仅仅是迫不得已的行为，而非一种意愿；最多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已。它在哪种意义上才可能是一种义务呢？ 姑且假设存在这种所谓的权利。但我认为结论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只要权利是由强力得来的，其产生的结果就会随着原因而改变。因此，只要是凌驾于前一种强力之上的强力，也就具有了接替前一种强力的权利。只要能够不服从而又不受到惩罚，不服众就是合法的，并且，既然最强者总是有理，剩下的就仅仅在于怎样做才能使自己成为最强者。但是这种随着强力的终止而消失的权利，又算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呢？如果必须要靠强力使人服从，义务就失去意义了。因此，只要人们不再是被迫服从，他们也就不再具有服从的义务。由此可见，权利一词，并没赋予强力任何新东西，在这里它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你应当服从权力。假如这就是在说，应当屈服于强力，那么虽然这条规则很好，却是多余的，我保证它永远都不会被人破坏。我承认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但是一切疾病也都来自上帝。难道这就意味着应当禁止人去请医生吗？如果我在森林的角落里被强盗劫住了，我必须把钱包交出来就不仅是出于强力，因为即使能够藏起钱包来，我不是也不得不把它交出来吗？毕竟强盗手里拿着的手枪也是一种权力啊。

那就让我们承认：强力并不意味着权利，而只有合法的权力才能产生义务。这样，就要回到我的原始问题上来。

第3章 论奴隶制

既然面对同类时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权威，既然强力无法产生任何权利，那么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就只剩下契约了。

格老秀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转让自己的自由，使自己成为某个人的奴隶，为什么全体人民就不可以转让他们的自由，使自己成为某个国王的臣民呢？这里有很多含混不清的字眼需要解释。让我们以“转让”一词为例。转让就是奉送或出卖。但一个人使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的奴隶并非是奉送自己，他是在出卖自己，至少也是为了自己能活下去。那么全体人民为什么要出卖自己呢？因为国王远不能供养全体的臣民，反而还得从臣民那里获得他自身的生活供养。用拉伯雷的话来说，即使是国王，一无所有也是活不了的。难道臣民在奉送自己人身自由之时，还以国王攫取他们的财产作为条件吗？我看不出他们还保存了什么东西了。

有人说，专制君主能够为臣民保太平。即便如此，假如专制君主的野心引起战争，假如专制君主贪得无厌，假如官吏骚扰百姓，这一切对人民的危害更甚于人民之间的纠纷，人民从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如果这种太平也是人民的一种灾难，那么人民又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呢？监狱中的生活同样很太平，难道这就能够证明监狱也很不错吗？被囚禁在西克洛浦（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的洞穴中的希腊人，在那儿过得也很太平，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在等着被吞掉罢了。

说一个人无偿地奉送自己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的。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因为这样做的人已经丧失了健全的理智。说全国人民都这样做，就是在假设举国人民皆疯狂了，而疯狂是无法形成权利的。

纵使人们能够将自己转让，他也无法转让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生来就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自己，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任何人无权对他们进行处置。在孩子达到能够运用理智的年龄之前，父亲可以为了他们的生存、幸福，以孩子的名义订立某些规则，但是却不能毫无条件地将他们奉送给别人，因为这种奉送违反了自然的目的，而且超出了做父亲的人应有的权利。所以，要让一个专制的政府合法，就必须让每代人都能自主地决定到底是承认它还是否认它，但是，那样一来，这个政府也就不再是专制的了。

放弃自由就等于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而一个放弃一切的人是无法得到任何补偿的。这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并且取消了意志的自由，也就相当于是取消了行为的一切道德性。最后，规定一方为绝对的权威，另一方无条件地服从，这本身就是一项无效且自相矛盾的约定。对一个我们有权向他索取一切的人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事吗？难道这种既不平等又没有交换的唯一条件，其本身不就是无效的吗？因为，不管我的奴隶有什么样的权利来反对我，既然他的一切都属于我，并且他的权利就是我的权利，那么，这种自己反对自己的权利，岂不是成了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空话了吗？

格老秀斯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从战争里得出了这种所谓奴役权的另一个起源。依他们所说，征服者有决定被征服者的生死的权利，但是被征服者能够以自由为代价赎取自己的生命。据说，这种约定好像更加合法，因为它同时有利于双方。

但是很明显，无论如何，这种所谓杀死被征服者的权利都绝不可能是战争的结果。因为人类生存在原始独立状态之时，彼此之间绝不存在任何经常性的关系能够构成和平状态或者战争状态，所以他们绝不可能是天生的仇敌。构成战争的，是物的关系而非人的关系。既然战争状态并不能够产生于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只能产生于实物的关系。所以私人战争，或者说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就既无法存在于根本还没出现固定财产权的自然状态中，也无法存在于一切都处于法律约束之下的社会状态中。

私下的斗殴、决斗或冲突，这些行为根本无法构成一种状态。至于被法兰西国王路易第九的敕令认可，但是却被“上帝的和平”禁止的私人战争，仅仅是封建政府在滥用职权，如果它曾是一种制度的话，那也是一种违反自然法则并且违反一切良好政体的荒谬的制度。

因此，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而绝非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中，个人与个人绝非以人的身份，甚至也不是以公民的身份，而仅仅是以士兵的身份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他们只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而绝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最后，只要我们不能在性质不同的事物间确定任何真正的关系，一个国家就不能以人为敌，而只能以其他的国家为敌。

这项原则符合一切时代所确立的准则以及所有文明的实践。宣战并不仅仅是向国家下通告，更是在向它的臣民下通告。外国人，不管是国王、个人还是整个民族，不向君主宣战就进行掠夺、杀害或抢劫臣民的，只能算是强盗而并不是敌人。即使在正式的战争之中，一个公正的君主尽可以占有敌人国土上所有的公共财产，但他尊重个人的私有财产和自由，他尊重作为他自己的权利之依据的那种权利。既然战争的目的是摧毁敌国，只要手中有武器，人们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但是一旦他们投降，不再是敌人或敌人的工具之时，他们就重新成为单纯的个人，而别人也就不再对他们有生杀之权。有时候，即使不杀害对方的任何一个成员也能够消灭一个国家。战争绝对无法产生不是为战争的目的所必需的任何权利。这些原则并非格老秀斯的原则，也不是以诗人的权威为基础的，而是基于事物的本性，以理性为基础的。

至于征服权，它除了最强者的法则之外，就没有其他任何依据了。假如战争根本就没有赋予征服者屠杀俘虏的权利，那么，这种他并不具有的权利，就无法成为他奴役被征服者的权利的基础。只有在不能使敌人成为奴隶时，人们才拥有杀死敌人的权利。所以，将敌人变成奴隶的权利，就绝非出自杀死敌人的权利。于是让人用自己的自由作为代价来换取生存权，就成为一场不公平的交易了。依据奴役权确定生杀权，又依据生杀权确定奴役权，这岂不是明显地陷入了恶性循环吗？ 即使假定存在这种可怕的可以杀死一切人的权利，我也认为一个由战争造成的奴隶或是一族被征服的人民，对其主人除了被迫服从以外，完全没有任何义务。征服者既然已经剥夺了他生命的等价物，那么对他就根本没什么恩德可言，征服者就从毫无所得变成了有利可图。因此，除了强力之外，征服者远没有得到任何权威，战争状态在他们之前仍然继续存在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战争的结果，而战争权的行使则是假设并不存有任何的和平条约。他们之间也曾经有过一项约定，即使是曾经有过，这一约定也不是要消灭战争状态，而是假定战争状态的继续。

因此，不管我们从哪个方面来考察事物，奴役权都不存在，因为它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荒谬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两个名词——奴隶制与权利——是互相矛盾的、互相排斥的。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个人对全社会，下列说法都毫无意义：“我同你订立一个约定，这个约定中的负担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只要我高兴，我就守约，并且只要我高兴，你也得守约。”

第4章 论总需追溯到一个最初的约定

即使我接受了以上我所反驳的所有论点，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们还是难以前进一步。镇压一群人与治理一个社会之间永远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纵使人们分别相继地被某个人所奴役，不论他们有多少人，我在这里就只看到了一个主人与一群奴隶，根本没看到人民与他们的首领。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那只不过是一种聚集，而非一种结合。这里既没公共福利，也没政治团体。即使这个人奴役了半个世界，他也永远只是一个人，脱离了别人的利益，他的利益就永远只是私人的利益。假如他灭亡，那么他的帝国也就随之分崩离析，如同一棵橡树被火焚烧后就化为一堆灰烬一样。

格老秀斯说，人民可以将自己奉送给一位国王。然而，依照他的说法，人民在将自己奉送给国王之前就已经是人民了。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它以存在一种公共的意愿为前提。所以，考察人民选举国王这一行为之前，最好还是先考察一下人民是通过什么行为成为人民的。因为后一种行为一定先于前一种行为而成为社会的真正基础。

实际上，如果根本就没事先约定的话，除非选举中全体一致，不然，少数服从多数的抉择的惯例又从何而来呢？赞同某个主人的一百个人，又凭什么有权为根本就不赞同这个主人的另外十个人投票呢？多数表决的规则本身就是一种约定的确立，并且至少有过一次全体一致的同意。

第5章 论社会公约

我设想人类曾经达到过这样一种境界，当时的自然状态中存在着对人类生存不利的种种障碍，阻力已经超过了每个人在那种状态下为了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因此，那种原始状态便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如果人类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走向灭亡。

但是，人类既然无法产生新的力量，而仅能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那么人类便没有其他的生存办法，只有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才得以克服这种阻力，通过一个唯一的动力将他们发动起来，使他们协同合作。

虽然只有通过许多人的汇合才能产生这种合力，然而，既然每个人的力量与自由是其生存的主要手段，他又如何能够献身于合力，同时又不至于妨害自己，也不至于忽略对自己应有的关怀呢？就我的主题而言，这一困难可作如下表述：

“要找到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够充分运用合力来护卫和保障每个参与者的人身以及财富，且这一结合中的每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同以往一样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这一契约的条款就是被这样的要求所决定的，以至于哪怕是最微小的一点修改也能够让它们变得空洞无效。因此，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没有被正式地宣布过，却是公认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一旦这个社会公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即恢复了他原来所有的权利，并且在他丧失约定的自由之时，就又重新得到了他为了约定的自由所放弃的自己的自然自由。

这些条款无疑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每一个参与者和他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集体。因为，首先，每一个人都将奉献出自己的全部，那么对所有的人来说条件便都是同等的，既然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是同等的，也就没有人会想使它成为别人的负担了。

其次，既然转让是毫无保留的，集体也就会尽可能地被完善，那么每一个成员也都别无所求了。因为，如果个人保留了某些权利，但是个人与集体之间无法再有任何共同的权威来进行裁决，而在某些事情上每一个人又都是自己的裁判者，那么有些人很快就会要求事事都要如此。于是自然状态便将继续下去，而集体的统治就一定会转变成暴政或是空话。

最后，既然每个人是在向全体奉献自己，那么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什么，而且既然人们从任何一个成员那里都能够获得自己放弃给集体的权利，那么人们也就获得了自己所失去的一切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

因此，假如撇开社会公约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地表述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置于公共意愿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视每一个成员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在这时，人们组成的集体才具备道德性质，以规范个人的行为；集体的成员数就等于选举中所有票的票数，而共同体就是通过这种集体的同一个行为得到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以及它的意志。这个通过全体个人的结合而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被称为城邦，现在则被称为共和国或是政治体；对于成员来说，它是国家；对于本身来说，它是主权者；而将它与它的同类相比较之时，它又被称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被叫做人民；个别地，对于主权权威的参与者来说就是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被称为臣民。但是这些名词总是彼此混淆，可以通用。因此只要在需要精确地使用它们时，知道加以区别就足够了。

第6章 论主权者

从上述公式中可以看出，结合的行为之中包含有一项公众和个人之间的规约。在可以说是同自己缔约之时，每个人都被两重关系制约着：即对个人来说，他是主权者的一个成员；而对主权者来说，他是国家的一个成员。然而在这里民法上的那条准则并不适用，即任何人都不需要遵守本人为自己所订的规约。因为为自己订约，与本人为自己只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全体订约相比，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因为对每个人的考虑，都必须就两重不同的关系进行，所以公众的决定能够要求全体臣民服从主权者，但是却无法以相反的理由要求主权者约束他自己。因此，如果主权者用一种他自己不能违背的法律来约束自己，那就不符合政治共同体的本性了。既然只能够就同一种关系来考虑自己，那么就每一个人而论，也就是在和自身订立契约。由此可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根本法律能够约束人民共同体，即使是社会契约本身也不能。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不损害这一契约的条件下，共同体也不可以与外人订约。因为就对外而言，它依然是一个单一的个体。

政治共同体或者主权者，既然其存在就只是由于契约的神圣性，那么就绝不能使自己担负任何能够损害这一原始行为的义务，即使是对外也不能，例如，转让自己的某一部分，或者使自己隶属于另外一个主权者。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行为，也就是自取灭亡，而不存在的事物是无法产生出任何东西来的。

一旦人群结成了一个共同体，侵犯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就被看做是在侵犯整个共同体，而侵犯共同体就更加使得共同体成员同仇敌忾。如此一来，基于义务和利害的关系就迫使缔约者双方互助，而同时这些人也就应竭力使相关的利益在这种双重关系之下结合在一起。

再者，既然主权者只能由组成主权者的每个人构成，那么主权者就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与他们的利益相反的其他利益。因此，主权权力就不需要对臣民提供任何保证，因为共同体不可能故意伤害它的全体成员，接下来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共同体也不可能不利于任何个体。正由于他是主权者，他就永远都是他所应该是的那样。

然而，臣民对主权者来说却并非这样，尽管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但如果主权者没有办法确保臣民的忠诚，他便也不能保证臣民履行规约。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个别的意志，这一点与他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公共意志相反或是不同。他的个人利益可能是完全违反公共利益的，他那绝对的、天然独立的生存，可以让他将自己对于公共事业的义务看成是一种无偿的贡献，而抛弃义务对别人的危害则会远远小于因履行义务而给自己造成的负担。对于构成国家的那种道德，他也会因为它不是一个人而认为它仅仅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而已。于是他就只想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不愿尽该尽的义务了。长此以往，这种非正义将导致政治共同体的毁灭。

因此，为了防止社会公约变成一纸空文，它就自然地含有这样一种规定——只有这个规定才得以使其他规定具有效力——任何拒不服从公共意识的人，社会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就恰好是在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因为这就是要让每个公民都有祖国，从而保证他能够无须依附别人。这是使政治机器灵活运转的条件，并且也只有这个条件才是使社会规约成为合法的条件。如果没有了这一条件，社会规约就会是荒谬的暴政，并且将遭到最严重的滥用。

第7章 论社会状态

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就经历了一场最令人瞩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之中正义取代了本能，因而他们的行动也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只有在义务的呼声代替了生理的冲动，权利代替了嗜欲之时，此前自私的人类才发现自己不得不依据另外的原则行事，并且先得请教自己的理性，才能听从自己的欲望。尽管在这种状态中，他失去了他从自然那里得到的许多便利，但是他却从这里重新获得了巨大的收获：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他的思想更开阔了，感情更高尚了，他的整个灵魂被提升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如果不是因为滥用权利而使他往往堕落得比原来的出发点更糟的话——对这个从此使他得以脱离自然状态，使他从一个愚昧的、受限制的动物变成一个有智慧的生物，变成一个人的那个幸福的时刻，他一定会感激不尽。

现在让我们把整个这张收支平衡表简化得更容易比较吧：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东西是他的自然自由和对他想要的以及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而他所获得的，是社会的自由和对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为了不至于在权衡得失之时发生错误，我们必须较好地区分只以个人力量为标志的自然的自由和被公共意愿约束的社会的自由，并要区分只是由于强力的结果或是最先占有而形成的享有权，和只能依据正式的权利来获得的所有权。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在社会状态的优势栏内加上道德的自由，正是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如果仅仅只有欲望的冲动那就是奴隶状态，而只有服从人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谈得太多了，而且“自由”一词的哲学意义，也不在我的主题之内。

第8章 论财产权

每个集体成员在形成集体的一瞬间，就将当时实际情况下所存在的自己——他本身以及他的全部力量，和他享有的财富——献给了集体。这并非指在转手之际享有权会改变性质，变成主权者手中的所有权。但是既然城邦的力量明显地要大于个人的力量，那么虽然公共的享有缺乏更大的合法性——至少对外邦人来说是如此——但事实上却更加强有力且不可变更。因为就国家对其成员而言，由于国家拥有构成国家中一切权利的基础的社会契约，它便成为他们全部财富的主人，但就国家对其他国家而言，国家只是基于它从个人那里得到的优先权才成为了财富的主人。

虽然最初占有者的权利要比最强者的权利更实在一些，但是也只有在财产权确立之后，它才得以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自己所必需的一切，然而使他成为某项财富的所有者这一主动行为，已经排除了他对其他一切财富的所有权。他的那份一经确定，就应以此为限，不能再对集体有任何更多的要求。这就是为何原来在自然状态中那么脆弱的最初占有权，却会备受一切社会人尊敬的原因了。人们尊重这种权利，更多的倒不是因为自己所有的东西，而是因为别人所有的东西。

通常说来，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最初的占有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这块土地还未曾有人居住；其次，人们只能够占有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面积；第三，人们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占有这块土地，而要凭借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依据之时，所有权能够被别人所尊重的唯一标准。

实际上，依据需要与劳动将土地授予最初占有者，不就已经将该权利扩展到最大限度了吗？难道这种权利可以不加限制吗？难道插足一块公共的土地，就可以立刻自封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吗？难道有将别人暂时从这块土地上赶走的力量，就可以永远剥夺别人回来的权利了吗？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如果不是通过不正当的篡夺手段——因为他们夺去了其他人拥有的大自然所赋予大家的共同居住地和生活品——又如何能攫取并剥夺全人类的广大土地呢？当努涅兹·巴尔波（西班牙航海家）以卡斯提王冕的名义在海边宣布占领南太平洋和整个南美洲之时，他就能够剥夺那里全体居民的土地并将全世界的君主排斥在外了吗？然而就在该立足点上，这种仪式却一再被人们效仿。而那位天主教的国王（卡斯提王斐迪南）在其暖阁中只消用一个手势就占有了全世界，只要之后把其他君主已占有的地方划入自己的帝国版图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想象，个人相毗邻的土地是如何变成公共土地的，以及当主权权利从臣民自身扩大到臣民所占有的土地上时，又怎样变成了既是对实物的又是对人的权利。这就使土地占有者们更容易成为别人的附庸，并将他们的力量转化成了使他们效忠的保证。好像古代的国君们未曾很好地感觉到这种便宜，他们只被称为波斯人的王、塞种人的王或马其顿人的王，似乎他们仅仅自认为是人民的首领而非国土的主人。今天的国王们就要聪明得多，他们自称为法兰西王、西班牙王、英格兰王，等等。这样一来，他们就既占有土地，又确实领导土地上的居民。

这种转让具有的唯一特点就是：当集体接受个人财富之时，它不是在剥夺个人的财富，而仅仅是保证他们自己对财富的合法享有，使据有变成一种真正的权利，使享用变成所有权。这是一种既对公众有利又对自身有利的割让行为，享有者便被认为是公共财富的保管者，其权利也受到国家全体成员的尊重，并得到国家的全力保护以防御外邦人。因此可以说，他们获得了自己所献出的一切。只要区分了对同一块地的主权者与所有者具有的不同权利，这个两难的推论就不难解释，我们接下来就能看到这一点。

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在尚未享有任何土地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相互联合了，然后再去占据一块足以满足全体成员的土地。他们或是共享这块土地，或是彼此平分或者依据主权者规定的比例进行划分。不论用什么方式实现占有，每个人对于自己那块土地所具有的权利，都要永远从属于集体对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权利。没有这一点，就无法巩固社会的联系，而主权的行使也就不具有实际的力量。 现在我就要指出构成全部社会体系的基础，以便结束本章和本卷：即基本公约并没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用道德与法律的平等来替代自然所造成的人和人之间在生理上的不平等。所以，尽管人和人在力量和才智上存在不平等，但由于约定并且依据权利，他们却是平等的。

第9章 论主权是不可转让的

确定以上原则的首先而又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只有公共意愿才能够按照建立国家的目的，也就是公共幸福来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所以，使社会建立成为可能的是个别利益的一致，当然，前提是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形成社会联系的正是这些不同利益的共同之处。如果这些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的话，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根据这些共同的利益。

当然我要说的是：既然主权不外乎是公共意愿的运用，那么就永远不能转让；既然主权者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那就只能让他自己来代表自己；能转移的是权力，而不是意志。

事实上，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在某些点上有一致性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想使这种一致性长久地维持下去却是不可能的；由于本性的原因，个人意志总是倾向于偏私，而公共意志总是倾向于平等。人们要想保证个人意志和公共意志的长久一致性，光看这一点就更不可能了，即便它应该是存在着的，但那不会是人为的结果，只能是机遇的原因。主权者可能会说，“我的意图代表的的确是某某人的意图，或者至少是他声称的他所希求的东西”；但主权者却不能这样说“我现在的意图也是这个人明天的意图”，由于意志让自身受到未来的约束，这本来就是荒谬的。同时也因为，任何别的意志都不能代表别人认为的幸福。所以，如果人民只是一味地顺从，那么，总有一天，人民本身就会因此而解体，就会丧失人民的品质；一旦出现了一个主人，主权者就立刻消失了，并且从此政治体也就毁灭了。

这并不是说，主权者有反对首领的号令自由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就不算是公共意愿了。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沉默也可以被认为是人民的同意。关于这一点，下面我还要详细地加以说明。

第10章 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由于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同样的道理，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只能是或不是公意，只能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或者是一部分人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对这种意志进行了宣示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一种主权行为，并且构成了法律。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者是一种行政行为，最多是一道命令罢了。

可是，我们的政论家们不能做到从原则上区分主权，所以他们从对象上区分主权：他们把主权分为强力与意志，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内政权与外交权。有时他们把这些部分混在一起，有时又把它们分开。主权者在他们的手中就像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就好比他们是用几个人的肢体来拼凑出一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有眼，另一个有臂，另一个又有脚，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据说日本的幻术家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肢解一个孩子，并且把他的肢体一一抛上天空，然后掉下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完整无缺的孩子。我们政论家所玩的把戏倒像这种情形，他们用的不愧是一种江湖幻术，把社会共同体肢解了，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把它的各部分拼凑了起来。

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是因为没有形成对主权权威的正确概念，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构成主权权威的部分仅仅是它所派生出来的东西。比如，人们把宣战与媾和的行为看成是主权的行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们不是法律而只是法律的应用而已，只是一种决定法律情况的个别行为而已。我们想看明白这一点，只要把“法律”一词所附有的观念确定下来就可以了。

我们在考察其他分类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人们自以为看出了主权是分立的时候，就要犯错误了；而人们所认为的主权各个部分的那些权利只是主权的附属而已，并且它的前提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意志，那些权利都只不过是最高意志的执行而已。

一些作家在研究政治权利的时候，常常要来判断国王和人民相应的权利，他们判断的原则是他们已经确定的那些原则，这种判断结果是缺乏确切性的，我们简直无法述说这种结果给他们的种种论断造成了怎样的含混不清。每个人都可以看出：在格老秀斯的著作的第一卷的第三、第四两章中，这位渊博的学者以及该书的译者巴贝拉克纠缠并迷失在自己的诡辩之中；他们害怕过于强调自己的见解或者过于简化自己的见解，并且害怕冒犯了他们所要加以调和的各种利益。由于格老秀斯对自己的祖国不满意，便逃亡到法国。

他不遗余力地讨好路易十三，他的书就是献给路易十三的，所以他费尽心思地要把人民的权利都剥夺了，并且想尽种种办法要把这些权利献给国王。巴贝拉克把自己的译书献给英王乔治第一，所以这一定也投合了巴贝拉克的胃口。然而不幸的是，由于雅各第二被放逐了——他被称为逊位——所以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回避要害，含糊其辞，唯恐把威廉说成篡位者。如果这两个作家所采取的原则是真正的原则的话，那么一切问题也就不攻自破了，而他们也就可以始终如一了。他们应该做的就是说出真理，即便他们本人要遭受痛苦，他们也应该只讨好人民。然而，真理毕竟不会让他们走好运，人民也不会赐予他们大使头衔或教授讲席或高薪厚俸。

第11章 公意是否会出错

从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并且永远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但是并不能由此推出人民的考虑永远具有正确性的结论。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是总能看清楚幸福的真正意义。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只有当人们受到欺骗时，他们才愿意接受不好的东西。

众意与公意之间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它只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但是，把这些个别意志中的正负抵消掉，剩下的部分仍然是公意。

如果人民能把情况了解清楚并且进行讨论，而公民之间又不存在勾结，那么众多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也总会是好的。但是当派别形成的时候，当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形成的时候，对它的成员来说，这种集团的意志就是公意，但是对国家来说，这种意志就是个别的意志；这时我们能说，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与集团的数目相等了，而不再和人数相等。虽然分歧的数量少了，但是所得出的结果并没有更符合公意。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大到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结果就不再是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而是一个唯一的大的分歧了。这时，占优势的意见便只是一种个别的意见了，公意也就不再有了。

所以，为了让公意很好地表达出来，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存在派系，并且每个公民只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伟大的莱格古士（传说中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的国王）的独特而高明的制度就是因为这个出现的。但如果存在了派系的话，就必须让派系的数量增加，并且要消除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就像梭伦、努玛和塞尔维乌斯所做的那样。这种方法是唯一的一个能让公意永远发扬光大而人民也不会犯错误的好方法。

第12章 论主权权力的界限

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过是一个道德人格，它的成员的结合就是它的生命所在。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么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来推动并安排它的各个部分向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向发展。自然赋予每个人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权利，同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利是绝对的。当这种权利受到公意的指导时，就像上面所说的，它的名字就变成了主权。

可是，除了这个公共人格之外，我们还要把构成公共人格的那些私人考虑在内，因为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是自然地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将公民相应的权利与主权者相应的权利区分开来，并将公民以臣民的身份应尽的义务和他们以人的身份应享受的自然权利区分开来。我们承认，社会公约把个人的一切权利、自由、财富转让了出去，这些也只是所有的权利当中对集体有重要用途的那部分；但是也必须承认，对这些重要性的权利的裁判是主权者。

如果主权者要求一个公民去为国家做一些服务，他就应该马上去做；但是如果这种约束对集体毫无用处，那么主权者就不应该将这种约束强加给臣民；他甚至不可以有这种意图。因为在理性的法则之下，任何事情绝不能是毫无理由的，就像在自然的法则之下一样。

因为把我们和社会体联结在一起的约定是相互的，所以我们称之为义务。它具有这样的性质：人们在履行它的同时，既为别人服务了又为自己效劳了。每个人都把“每个人”这个词当成他自己，并且在全体投票的时候，所想到的也是自己，正因为这样，公意才是公正的，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是幸福的。这一点就证明了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是来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爱，也就是出自人的本性。这一点也就证明了如果要让公意成为真正的公意，就要让它在目的和本质上也同样是公意。这就证明了只有从全体出发的公意才能适用于全体，并且当它向某个个别的、特定的目标倾斜时，它就会丧失它的天然的公正性，因为此时我们判断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于是便不会有任何真正公平的原则来指导我们了。

实际上，如果一项个别的事实或权利只要有任何一点没有事先在公约中规定，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引发争议。在这样的一场争议中，一方是有关的个人，另一方是公众。然而在这里我看不到必须要遵循的法律，也看不到对此争议作出判决的审判官。在这个时候，要想让公意对它作出表决，那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在这里，公意只是一方的结论，对另一方来说公意则是一个外部的、个别的意志，在这种场合之下，它就会有失公道而且容易犯错误。个别的意志是不能代表公意的，因此，当公意是个别意志的代表的时候，它就变质了，也就不能再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作出判决了。比如，雅典人民任命或罢免他们的首领，对某人授勋或对其他人判刑，根据个别法令不加区别地来执行政府的全部行为，此时，人民中就已经不再有名副其实的公意了；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是主权者，而是行政官了。这好像有悖于通常的观念，但是请给我时间来阐述我的理由。

由此我们应该作出如下理解：意志之所以变成公意，是因为它以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作为标准，而不是把投票的数目作为标准；因为在这一制度中，每个人为别人制定规则的同时自己也要遵守。这种利益与正义都是值得赞美的，它们的一致性便赋予了公共讨论以一种公正性。但在个别事件的讨论中，既然没有一种能把审判官的准则和当事人的准则结合并统一起来的共同的利益，那么这种公正性也就消失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明，我们总会得到相同的结论，那就是，社会公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这样的一种平等，从而大家都要遵守相同的规则并且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于是，由于公约的性质，主权的一切行为——一切真正属于公意的行为——对全体公民都有同等的约束和照顾；所以主权者就只认识国家这个共同体，而平等地对待构成国家的任何一个人。可是准确地说，主权的行为又是什么呢？它不是用来约定上级和下级的，而是用来约定共同体和它的各个成员的。它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因而是合法的约定；它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而是公平的约定；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公共的幸福，因而是有益的约定；它有公共的力量和最高权力作为保障，因而是稳固的约定。只要臣民遵守的约定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就不是在服从任何别人，而只是在服从他们自己的意志。如果问主权者与公民两者相应的权利究竟应达到什么限度，那就等于是问公民对自己本身——每个人对全体以及全体对每个人——能规定到什么程度。

由此可见，虽然主权权力是完全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是它不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并且对这种约定留给我们自己的财富和自由我们可以任意地支配。因此主权者对所有的臣民的要求都要平等。如果主权者对一个臣民要求的比另一个臣民多的话，事情就变成了个别的，他的权力也就不再有效了。

一旦这种区别被承认了的话，那么在社会契约中关于个人会作出真正的牺牲之类的说法，就是不正确的了。社会契约给他们带来的是比以前更有利的处境；他们做的是一个有利的交易而不是一项割让，一种更美好的、稳定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不可靠、不安定的生活方式，自由代替了天然的独立，自身的安全代替了侵害别人的权力，社会的结合保障其不可侵犯的权利，代替了可能制伏自己的强力。国家也在保护着他们所献给国家的个人生命；并且当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卫国家时，他们所做的也正是把从国家得到的东西归还给国家。当他们处在自然状态里的时候，当他们不可避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卫自己的生存权的时候，即便危险重重他们也必须去做。当然，必要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为祖国而战斗，但是如果这样，为自己战斗的人也就没有了。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去应对危及自身安全的危难，难道这不算是收益吗？

第13章 论生死权

有人问：既然个人没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自己都没有的权利又怎么会转交给主权者呢？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所以它看上去很难回答。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有权冒生命之险。难道会有人说：一个人跳楼是为了逃避火灾，那么他就犯了自杀罪吗？一个在风浪中被淹死的人，难道我们要说他在上船时犯了不顾生命危险之罪吗？

社会条约的目的是保护缔约者。要想达到目的就必须使用手段，而这些手段和某些冒险，甚至和某些牺牲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人在保全自己生命的时候要依靠别人，那么当别人的生命需要得到保护时，他也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公民自己也不应该去判断法律要求他去冒的是哪种危险。当君主对他说“你要为了国家去死”，他就应该去死；正因为如此，他才一直都享受着安全，这样他的生命才不是单纯的自然的恩赐，而是国家的一种有条件的赠礼。

对罪犯处以死刑，也可以用大概相同的观点来观察。为了不成为凶手的牺牲品，所以人们才同意如果自己成了凶手也得死。在这条社会契约里，人们只是想保障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为了了结自己的生命，也绝不是想着自己会被缔约者绞死。

而且，一个为非作歹的人，由于他攻击了社会权利，所以他便成为了祖国的叛徒；因为他破坏了国家的法律，所以他不再是国家的成员了，甚至他是在向国家宣战。这时对他来说保全国家就和保全自身是不相容的，两者之间只能存在一个。对罪犯处以死刑，与其说是把他当做公民，不如说是把他看成敌人。起诉和判决就证明和宣布他已经破坏了社会条约，所以他从此就不再是国家的成员。并且既然他至少曾经居住在这个国家，是国家的成员，所以就应该把他看成公约的破坏者，从而把他流放出境，或者是看成一个公共敌人而将其处以死刑。因为这样的一个敌人只是一个个体罢了，而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并且只有这时候，杀死被征服者才是战争的权利。

但是也许人们会说，惩罚某个罪犯是个别的行为。这我承认，但是这种惩罚的权利不属于主权者；这种权利主权者不能自己来执行，只能委任给别人。我的全部观念前后是连贯的，但是我不能一下子全说清楚。

此外，频繁施行刑罚是政府衰弱或无能的标志。不是所有的恶人都不能改邪归正。我们没有权利处死别人，哪怕仅仅是为以儆效尤而已，除非留下他还会继续有危险产生。

如果一个罪犯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处罚，或者法官已经宣判他有罪，这时候要对他进行赦免或者减刑的话，只能是主权者，因此这已经超出了法律和法官的权利；然而就在这一点上，他的权利也是不明确的，并且使用这种权利的场合也是非常少见的。在一个治绩良好的国家里，刑罚并不常见，不是因为他们都被赦免了，而是因为本身罪犯就很少。罪犯不受处罚的现象，只有当国家衰落大量犯罪出现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在罗马共和国的统治下，无论是元老院还是执政官，都没想过要行使赦免权；就连人民也不曾这样做过，尽管人民有时候会撤销自己的判决。频繁的赦免只能让罪犯更加猖狂，当他犯罪的时候性质就更加恶劣了，大家都看得出来那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但是我觉得此时自己满腔幽怨，思路阻塞，所以让那些从来没犯过错误并且永远也不用赦免的正直的人去讨论这个问题吧。

第14章 论法律

社会公约赋予了政治体以生命和生存的权力，现在我们需要让立法来赋予它行动和意志。因为政治体得以形成与结合的行为，并不能决定政治体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还应该做的事情。

事物的本性让事物变得美好和符合秩序，与人类的约定无关。上帝是一切正义的源头，但是如果我们果真能在这个高度上接受正义，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政府和法律了。毫无疑问，有一种普遍的正义是完全出自理性的。但是如果要让这种正义被公认，它就必须是相互的。然而如果从俗世的角度来考察事物，那就缺少了自然的制裁，人间中正义的法则便是虚幻的了；如果正直的人对别人都遵守正义的法则，而别人却不对他遵守，那么正义的结果只能是正直人的痛苦和坏人的幸福了。所以，我们就要用约定和法律把权利与义务结合在一起，并让正义符合它的目的。在自然状态中，一切都是公共的，如果我没有对人许过任何承诺，那么我对他就没有义务；只是那些对我来说没用的东西，我才认为是属于别人的。但是在社会状态中，法律将一切权利都固定下来了，情形就不是这样的了。

但是，法律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人们只是用形而上学的观念来理解它，那么人们就永远都不会明白；即使人们能说出什么是自然法，他们也不会更好地了解什么是国家法。

我已经说过，公意不是针对某个个别的对象的。事实上，这个对象不是在国家之内就是在国家之外。如果在国家之外，从他与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一外在的意志就绝对不可能是公意；如果这一个别对象是在国家之内，那它就是国家的一部分。这时，全体和它的这一部分便是两个分别的存在，它们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对比关系，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一部分，而另一个就是从全体中减掉这一部分之后剩下的。但是如果全体减掉了一部分，那就不能是全体了；于是继续存在的这种关系只能导致产生两个不平等的部分。所以，其中一方的意志比起另一方的意志来，也就更不符合公意。

但是如果全体人民对他们自己作出规定，考虑的便只是他们自己了；这时如果存在某种对比关系的话，只能是两个不同观点之下整个对象之间的对比，整体并没有什么分裂。这时的规定就是公共的，就好像意志是公意一样。我们将这种规定称为法律。

我之所以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是因为法律考虑的是臣民的共同体和抽象的行为，而不是个别人和个别的行为。所以，法律可以规定各种特权，但是却不能把这种特权明确赋予任何一个人；法律可以把公民划分为若干等级，甚至规定各个等级的资格和权利，但是却不能规定个人是属于哪个等级的；法律可以确立一种王朝政府和一种世袭的继承制，但是却不能选定国王和王室。总之，立法权利中没有与个别对象有关的职能。

我们马上可以看出，根据这一观念，关于谁来制定法律的问题已没有必要问了，因为法律是公意的代言；我们不用质疑君主是否高于法律，因为君主也是国家的成员。我们也不用质疑法律的公正性，因为大家对自己都会是公正的。我们更不用问为什么人是自由的但是又要服从法律，因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

我们还可以看出，既然法律将意志和对象的普遍性都结合了，那么不管是谁，他擅自的发出的号令绝对不是法律；就算主权者对某个个别对象发出的号令，那也不是法律，只是一种命令；这种行为不是主权行为，而是行政行为。

所以，不管国家的行政形式是什么，只要它实行的是法治，那么这就是一个共和国；因为只有这里统治者才代表公共利益，公共事物才是最重要的。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制的，我一会儿就会阐明政府是什么。 确切说来，法律只不过是社会形成的一个条件。法律所适用的人民就应该是法律的制定者；只能是那些组成社会的人们来规定社会的条件。

但是这些人应该怎样来规定社会的条件呢？达成一致难道是因为灵机一动吗？如果说政治体有可以表达自己意志的机构呢？政治体可以预见未来并把这些行为都公布出来，又是谁给政治体这种预见力的呢？或者，在必要时这些行为又是怎样对外宣称的呢？群众往往是盲目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他们并不知道一些对自己好的东西，对立法这样重大而艰难的事业他们是怎么执行的呢？人民希望自己永远幸福，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公意永远是正确的，但是指导公意的判断并不永远都是明智的。因此就必须让它能看到对象的真相，有时还要把对象所呈现的假象也看到；必须指出一条它所寻求的美好道路，让它不受个别意志的诱惑，让它看清时间与地点，对当前切身利益的诱惑应该用遥远的隐患来制衡。个人看得到幸福却又不要它；公众在期盼着幸福却又看不见它。他们都同样需要指导。所以，前者的意志就必须服从自己的理性；后者则必须认识到自己所希望的事物。这时，公共智慧的结果便产生理智与意志在社会体中的结合，也才有了各个部分的密切配合，以及最后全体的最大力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必须要有一个立法者。

第15章 论立法者

为了发现能够适合各个民族的社会规则，则需要有一种最高的智慧：它足以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同时又能够不受任何感情的支配；它同人性没有一点关系，却又可以让我们认识人性的深处；虽然它自身的幸福和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它自己却又非常愿意关注我们的幸福；最后，在时世的推移中，它照顾到长远的光荣，可以在这个世纪工作，而在下个世纪享受。要想给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要有神明相助才行。

卡里古拉依据事实而作的推论，柏拉图在他的《政治篇》中则依据权利以一样的推论对他自己所探求的政治人物或君主作出了规定。然而，假如说一个伟大的国君确实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人物，那么一个伟大的立法者又如何呢？前者仅仅算是像模型一样遵循着后者的规划。一个是发明机器的工程师，另一个仅仅是安装机器以及开动机器的工匠而已。孟德斯鸠曾说过：“在社会诞生之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建立制度，这之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

敢于为一国人民创建制度的人——可以这样说——必须是有把握可以改变人性的人，他可以将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且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的一部分，这个人通过一定的方式从整体之中得到自己的生命存在；他可以加强人的素质；他可以通过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每个人从自然界那里得到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总而言之，这个人必须抽掉人类自身所固有的力量，才可以把他们自身之外的、而且不是依靠别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赋予他们。这些天然的力量消失得越多，则他们所得到的外部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假如不依靠其他的人，每个公民就将一事无成；假如整体所得到的力量等于甚至比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还要大，那么我们便能够说，立法已经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所有方面，立法者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如果说基于他自己的天才而理应如此的话，那么基于他自己的职务也就同样应该如此。这一职务绝非行政，同时也绝非主权。这个职务创造了共和国，然而它又绝对不在共和国的组织之内；这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世俗世界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因为假如号令人的人不应该号令法律的话，那么号令法律的人也就更加不应该号令人；否则，法律受到他个人感情的支配，就只能时常地来贯彻他自己的不公正，而其个人的意见对他的神圣事业的损害，也就永远都无法避免了。

在为他的国家制定法律之时，莱格古士是先退位然后才着手进行的。大多数希腊城邦的习惯做法都是委托异邦人来制定他们自己的法律。近代意大利的共和国也总是效仿该种做法；日内瓦共和国也是，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在罗马最辉煌之时，暴政已经有复活的苗头了，同时也能够看出它已然快要灭亡，因为立法权威以及主权权力都落在同样的人身上了。

但是十人会议自身却从来不曾要求过仅仅凭借他们本身的权威，就可以有通过任何法律的权利。他们向人民说道：“我们向你们建议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得到你们的同意就绝对不会成为法律。罗马人啊，请你们自己制定使你们幸福的法律吧！”

因而，制定法律之人便没有、并且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立法权利，而且即使是人民本身愿意，也绝对不能够放弃自己的该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因为依据根本公约，只有公意才能够约束个人，而除非是已经举行过了人民的自由投票，否则我们又不能确定个别意志是不是符合公意。这一点我之前已经谈过了，但是再重复一遍，也并不是没有用的。

这样一来，在立法工作之中，人们就会发现，似乎同时有两种不相容的东西：它既是一项超乎人力之上的事业，但是就其执行方面来说，它同时又是一种形同无物的权威。

在这儿还有另外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困难。如果智者们想不用俗人的语言而用自己的语言来向俗人说法，那么他们就无法理解。但是，这世上有成百上千种观念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太过笼统的观念以及太过遥远的目标，都是同样地超乎人们的能力之外的；所有人喜欢的那些政府计划，无非是与他自己的个别利益有关系的计划，他们很难认识到自身能够从良好的法律所要求的牺牲中得到怎样的好处。为了能够让一个新生民族接受健全的政治体系并且遵循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则，就必须要倒果为因，使得本来应该是制度的产物的社会精神凌驾于制度本身之上，而且使人们在法律出现以前，就已经是有法律约束才能够形成的那个样子。这样一来，立法者就既不能够使用强力，又不能够使用说理。因而他们就有必要借助另外一种不凭借暴力而能够约束人、不通过论证而能够说服人的权威了。

这就是历代的人们都必须要求助于上天，并且以智慧来敬仰神明的原因了，为的就是让人民像遵守自然法一样来遵守国家法，并且在认识到人的形成以及城邦的形成都是源于同一个权力之时，人民可以自由地服从并且能够顺从地担负起公共福祉的束缚。

这种超乎凡人能力之外的崇高道理，也就是立法者要将自己的决定托诸神明宗教的道理，为的就是便于通过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无法因深思熟虑而感动的人们，然而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神明的代言人，而且也不是当他自称为神明的代言人时，人们就相信他。只有立法者的伟大灵魂，才是能够证明自己的使命的真正奇迹。所有人都能刻石立碑，或通过贿赂来买神谕，或假装能够通灵，或训练一只小鸟在人耳边口吐神言，或通过其他卑鄙手段来愚弄人民。这些只会搞这一套的人，甚至偶尔也能够召集到一群愚民。

然而他却绝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帝国，而且很快他那种荒唐的把戏就会随着他自己一起破灭。那些虚假的威望最多只能是过眼烟云，只有智慧才能经久不损。那些至今仍然存在着的犹太法律，那些十个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半个世界的伊斯美（ismaёl）子孙们的法律，迄今仍然在昭示着那些法律制定者的伟大；而且当那些虚妄的哲学以及盲目的宗派精神仅仅将这些人看做心存侥幸的骗子之时，真正的政治学家们则会赞美那种在制度之中主导持久功业的伟大天才。 绝不能够从这一切里就得到跟华伯登一样的结论，认为政治在人间有着和宗教一样的目的。应该这样说，在每个国家创立之初，宗教都被当做政治的工具了。

第16章 论人民

就像在建立一座大厦之前，建筑家要先勘测和检查土壤，看它能否负担起建筑物的重量一样，理智的创制者不会从制定良好的法律自身着手，而是要事先进行考察，看他要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合接受那些法律。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没有为昔昔尼人和阿加狄亚人制定法律，他知道这是两个富有的民族，他们不能容忍平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在克里特有坏人民而有好法律，因为米诺王治理的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民族。

有千百个向来不能容忍好法律的民族都曾显赫于世，并且即使是那些可以容忍良好法律的民族，也只在所有岁月中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内实现了这一点。犹如人一样，大多数民族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乖顺的，一旦年纪大了，就无法进行矫正了。一旦风俗确立了，偏见生根了，想再进行改造就是一件徒劳而危险的事情了。人民甚至无法忍受别人为了纠正缺点而触碰自己的缺点，就像胆小而愚蠢的病人一见到医生就会发抖一样。

就像某些疾病能使人们的神经产生振荡并让他们失去记忆，在国家的经历中，有时候也会出现某些激荡的时期。每当这个时候，革命给人民造成了某种重症，也给个人造成同样的情形，这是对过去的恐惧症替代了遗忘症。可以这样说，这时，被内战焚毁的国家又死灰复燃，而且脱离了死亡的怀抱，恢复了青春的活力。莱格古士时代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塔尔干王朝以后的罗马也是这样，当代驱逐了暴君以后的瑞士和荷兰曾经也是这样。

但是这种事情是极其少见的，只是一种例外；而它变成例外的原因，一般都能在这种国家的独特体制中找到。在同一个民族中这种例外不会重复出现。因为一个民族只有在野蛮的时候才是自由的，但是当政治精力衰竭之时，它就不能继续这样了。那时候，忧患足以毁灭它，而革命却无法恢复它；并且附在它身上的枷锁一旦被打碎了，它就会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从此以后，它就不是需要一个解放者而只是需要一个主人了。请自由的人民牢牢记住这条定理：“人们能够争取自由，却永远无法恢复自由。”

青春不是幼年。每一个民族都像人一样，有自己的青春时期，或许也可以说有着一个成熟时期，一定要等到这个时期才能使他们对法律服从。但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常常很难识别，而且若是人们把这个时期提早了，这项工作是会失败的。有些民族生来就可以受纪律的约束，而有些民族即使等上一千年也仍然不能。俄罗斯人永远都不会真正开化，因为他们太早开化了。彼得有模仿的才能，但他不是真正的天才，没有那种白手起家的、创造性的天才。他做的有些事是好的，但大部分是不合时宜的。

他看得到他的人民是野蛮的，但他一点都没有看出他的人民尚未成熟到足以开化的地步；他设想过使他的人民变得文明，当时需要的只是锻炼他们而已。彼得首先想把英国人或者德国人造就出来，而当时却是先着手造就俄国人。为了使他的臣民们相信他们自己原本不是那种样子，彼得却成为了臣民们变成他们有可能变成的那种样子的阻碍。有一位法国教师也用这种方法培养他的学生，想使学生在幼年时候就声名显赫，但结果却一事无成。俄罗斯帝国想把全欧洲都征服了，然而最后被征服的却是它自己。它的附庸和邻居鞑靼人将会变成它的以及我们的主人，我认为这场革命是无法避免的。全欧洲的国王们都一直努力配合着推动它的到来。

第17章 论人民（续） (1)

就像大自然为一个发育良好的人确定了一个身躯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只能变成巨人或者侏儒，相同地，一个体制最良好的国家可以拥有的疆域也有一个界限，这是为了使它不至于不好治理，也不至于太小而无法维持自己。所有政治体的力量都有一个不能超越的极限，而且往往是随着它的扩张就会偏离这个极限更远。社会的纽带延伸得越长，就越松弛；而一般来说，在比例上，小国要比大国更加坚强。

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这一点。首先，距离越远，行政就会越发困难，正如一个杠杆越长，那么它的顶端承受的分量也就会越重。随着层次的增加，行政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首先是因为所有城市都有自己的行政，这是人民要承担的；每一个州又有自己的行政，这又是人民要承担的；再之后是每个省，接着是大区政府、巡抚府、总督府；往往越往上所要承担的分量也就越大，而且往往这些分量总是由不幸的人民来承担的；最终还有可以压垮一切的最高行政。这样巨大的超额负担，不停地压迫着臣民。各种不一样的等级，远远不能将国家治理得更好，与只有一个行政的情况相比，反而会治理得更糟糕。与此同时，他们一般没有余力去应付危急的情况。等到有必要告急的时候，国家常常已达到了濒于灭亡的境地了。

不仅如此，不单单是政府会缺乏勇气和果断气魄来防止骚动，执行法律，矫正滥权渎职的行为，预防偏远的地方可能会发生的反叛；而且人民对高高在上的首领，对看起来像是茫茫世界的祖国以及对于大部分陌生的同胞们，也会更缺少感情。同样的法律无法对那么多不同的地区适用，因为它们有各自不同的风俗，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气候之下，而且也不可能接受相同的政府形式。但是不同的法律又只能在人民之间造成混乱与纠纷。

因为他们生活在共同的首领之下，在不断的交往之中，他们相互往来或者通婚，并顺从了别人的各种习俗，所以永远都无法知道他们世袭的遗风究竟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在这样一种彼此之间都不认识、全靠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政府把人们集合在一起的人群中，德行就会没有人重视，才智就会被埋没，犯罪也不会遭受惩罚。事务繁多的首领们根本不会亲自巡查，是他们的僚属们在治理着国家。最后，为了维系公共权威——而这就是那些地方官吏们想要规避的，或者说想要窃据的——必须采取的种种措施，会耗尽整个政府的精力。这样，他们就不再有余力关心人民的幸福了，甚至在紧要关头，他们也几乎没有余力来保卫人民。正是如此，一个体制太庞大的共同体，会在自身的重压之下衰落甚至破灭。

另一方面，国家应当被赋予一个值得依靠的基础，使之具有坚固性，并能够经受住种种震荡和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的种种努力，因为一切民族都有一种离心力，让他们彼此不停地相互作用着，而且倾向于去损害邻人的利益来扩张自己，就如同笛卡儿的旋涡体一样。这样，弱者就处在随时被吞并的危险之中，除非大家能处在一种平衡中，让压力在各方面都近乎相等，否则谁都难以自保。

由此可知，收缩和扩张都是有其理由的。能够在两者之间寻得一种对国家的生存最有利的比例，就是有很大的政治才能了。一般地，我们可以说，既然前者只是相对的、外在的，就应该对后者服从，因为后者乃是绝对的、内在的。一个健全有力的体制应该是人们的首要追求；我们应该对一个良好的政府产生的活力更加重视，而不要只看到一个广阔的领土能提供的资源。

除此之外，我们也见过这种体制的国家，它的体制的本身就具有扩张的必要性。这些国家为了继续维持，便不得不进行无止境的扩张。或许它们会暗自庆幸这种必要性，但是当它们到达了鼎盛时期，也就昭示了它们无法避免的衰亡时刻。

第18章 论人民（续） (2)

衡量一个政治体可以用两种方式，就是领土的面积和人口的数量。这两种衡量相互之间存在着一个恰当的比率，可以使一个国家变得真正伟大。组成国家的是人，而养活人的则是土地。所以，这一比率的恰当之处就在于使土地能够供养其居民，而居民恰好又是土地可以承受的那么多。只有在这一比例之中，才能够发现一定数量的人民具有的最大限度的力量。因为倘若土地过多，防卫就会变得困难，开发就会不足，物产就会过剩，这正是形成防御性战争的原因。倘若土地不够用，国家就不得不考虑向它的四邻寻找补充，而这正是形成攻击性战争的原因。一个民族所处的位置，要是只能在商业或者战争之中选择，它本身一定是脆弱的；它要依赖局势，它要依赖四邻，它只能有一个不安定的短促的生命。它或者征服别人来改变处境，或者被别人征服最后灭亡。它只能依靠伟大或者渺小，才能够保证自己的自由。

能使土地的广袤与人口的数量这两者相互满足的确切比率，我们是无法进行计算的。这既是由于土地的质量、物产的性质、土地的肥沃程度、气候的影响有种种差异，同时也由于我们觉察到的各种居民的体质也有种种差异：有些人居住在肥沃的地方但是消耗得很少，也有一些人居住在贫瘠的土壤上但是消耗很大。还要考虑到妇女生育力的大小、国土对人口是否有利、立法者的各种制度可以起到的作用，等等。因此立法者便不能根据自己所见到的情况，而应该根据自己可以预见到的情况来进行判断；也不应只处在人口的实际状况上，而应考虑人口会自然达到的状况。最终，各地方特有的偶然事件还会有千百种情况，迫使人们或者允许人们拥有超出必要的土地。因此，山地的人们就要对他们的土地进行扩展；山地的自然物产，即饲草、森林，只需要较少的劳动，而经验也使我们知道这里的妇女与平原上的妇女相比生育力更强，而且大片倾斜的山地上也仅有小块的平地才有希望进行耕种。与之相反，在海滨，人们就能紧缩土地，即使是在荒凉不毛的沙滩和岩石上，因为渔业能补偿一大部分土地上的出产，也因为需要居民聚集在一起来抵御海盗，因此在这里，人们更容易用殖民的办法来降低过多的人口给国土带来的负担。

要为一个民族创制法律，除了这些条件之外，还必须再加上另外一条；虽然这一条不能取代其他任何一条，然而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条件就会变成无效的：那就是人们一定要享有和平与富足。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建立时，正如组编一支军队一样，这正是这个共同体最缺少抵抗力也最易于被摧毁的时刻。即使在人们完全无秩序时，也比在酝酿之时更有抵抗力。因为在酝酿之时，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地位却不顾危险。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场战争、饥饿或者叛乱临头的话，国家一定会倾覆。

在风暴临头时，也不是说不曾建立过许多政府；但是这时候，正是这些政府自身把国家摧毁了。篡国者往往会选择或者制造多难的时刻，利用公众的恐惧心理通过在冷静时人民绝对不会采用的种种毁灭性的法律。如何选择创制时机，就是人们可以用来区别暴君与立法者的最明确的特征之一。

然而，怎样的人民才适合立法呢？就是那种虽然自己已经因为某种起源、约定或利益的结合而联系起来，但是还不曾完全承担过法律的真正约束的人民，即那种没有深入骨髓的迷信与传统的人民；那种不害怕被突然的侵略毁灭的人民；那种本身既不参与四邻的争斗，但又能独自抵抗一切邻人或是能借用其中的一个来抵抗另一个的人民；那种在大家都互相认识的集体中，不把一个人不能负荷的过重负担强加于某个人身上的人民；那种无须依靠其他民族就能够过活，而其他所有的民族无须依靠他们也能过活的人民；那种能自给自足的既不贫穷也不富有的人民；到最后，还得是那种可以把古代民族的坚定性和新生民族的驯服性结合起来的人民。立法工作之所以艰难，其实不在于那些一定要建立的东西，相反，是在于那些一定要破坏的东西。立法成功之所以这样罕见，正是因为不可能发现社会的种种需要与自然的单纯性相互结合在一起。确实，这些条件是很难聚集在一个人身上的，因此我们也很难见到体制完善的国家。

在欧洲却还有一个可以这样立法的国家——那就是科西嘉岛。在恢复与保卫他们的自由时，这个勇敢的民族所具有的坚决与豪迈，确实值得出现一位智者来教导他们如何保全自由。我有一种预感，那座小岛总有一天会使全欧洲感到震惊的。

第19章 论各种不同的立法体系

倘若我们探讨应当成为所有立法体系最终目的的全体最大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可以把它归结为两个主要的目标：自由与平等。自由，是因为任何人的依凭都会削减国家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力量；平等，则是因为自由不能没有它而存在。 我已经讨论过社会的自由。至于“平等”这个名词，它所指的绝不是财富与权力的程度要绝对相等，而是说，对权力而言，它没有变成任何暴力的工具，而且只有法律与职位才能赋予行使权；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富有到可以购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贫穷到不得不把自身出卖。这就要求对大人物必须限制权势与财富，而小人物则必须控制婪求与贪得。

有人说，在实践中这种平等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一种思辨虚构。可是，倘若滥用权力是无法避免的，是不是就应该完全不去纠正它呢？正因为事物的发展往往倾向于摧毁平等，所以立法的力量就应当倾向于维持平等。

但是所有良好制度的普遍目的，在每个国度都要根据当地的形势和居民的性格二者产生的各种对比关系进行修改。应该就是按照这种对比关系来为所有民族量身定做一种制度体系，尽管这种制度体系本身也许并不是最佳的，但是对推行它的国家来说肯定是最佳的。比如，土壤是贫瘠的吗？对居民来说国土过于狭小了吗？那么，你就转向工艺和工业方面，用这些产品来换取你所缺乏的食粮。与之相反，如果你占有的是肥沃的山坡和富庶的平原，有美好的土地但是缺少居民，那么，你就专心致力于可以供养人民的农业，并去除所有工艺；一国仅存的少量人口都被工艺集中在几个地点上，结果会造成国家人口的削减。

如果你占有的是便利而广阔的海岸，那么你就在海上摆满船舶，经营航运与商业吧，你将得到一个光辉却短暂的生命。如果在你的海岸上，波涛冲洗着几乎无法翻越的岩石，那么你就顺其自然当个野蛮的渔人吧，你会生活得更恬静，也许会更美好，而且毫无疑问还会更幸福。总而言之，除了所有人共同的准则之外，每个民族的自身都隐含着某些原因，让它不得不用独特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并且让它的立法只适合于自己。就是因为这样，古代的希伯来人和近代的阿拉伯人就以宗教为主要标准，罗德岛以航海，迦太基与梯尔以商业，斯巴达以战争，雅典人以文艺，而罗马则以道德。《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作者早已用大量的例证说明了立法者是以什么样的艺术来把制度引向这种目标的。

让一个国家的体制得以真正巩固而且持久的，就在于人们可以因事制宜，使得法律与自然关系在每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而且可以这样说，法律只是在伴随着、保障着和矫正着自然关系罢了。然而，倘若立法者在标准上犯了错误，他所采取的原则与事物的本性所要求的原则不同，会导致一个倾向于奴役而另一个则倾向于自由，一个倾向于财富而另一个则倾向于人民，一个倾向于和平而另一个则倾向于征战。那么，我们就能看到法律在不知不觉间被削弱，体制就会改变，国家也就会不停地动荡，最终不是被毁灭就是改变性质。最后，无法战胜的自然又重新恢复了统治地位。

第20章 法律的分类

为了对全体秩序进行规划，或者说为了把最好的形式赋予公共事物，就要考虑各种不一样的关系。首先就是整个共同体自身起的作用，也就是说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或者说全体对全体的比率。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比率是由比例中项的那个比率组成的。

对这种比率进行规定的法律就叫做政治法。倘若这种法律是明智的话，我们也有理由称之为根本法。因为，假如每个国家仅可以有一种规划秩序的方式，那么人民在发现它之后，就应该坚持它；然而，如果已经确立的秩序被证明很糟糕，那么人们为何要选择这种会妨碍他们美好生活的法律来当做根本法呢？更何况，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永远是能做主改变法律的，即使是完善的法律。因为如果人民喜欢损害自己的话，又有谁有权制止呢？

第二种关系则是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成员与整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就前者而言，这一比率应该要尽量地小，但就后者而言，则应该尽量地大。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公民对其他公民都拥有完全独立的地位，对城邦则非常依附。这永远是用相同的办法来实现的，因为只有国家的强制力才能使它的成员获得自由。这第二种比率产生了民法。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考虑到个人与法律之间的第三种关系，就是不服从和惩罚的关系。这种关系促成了刑法的确立。从根本上说，与其说刑法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还不如说刑法是对其他一切法律的裁定。

在这三种法律以外，还要加上第四种，并且是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铭刻在铜表上，也不铭刻在大理石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中，从而形成国家的真正宪法。每天它都在获取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过时甚至消亡的时候，它可以代替那些法律或使它们复活，它可以使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继续保持，而且能不知不觉地用习惯的力量来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习俗、风尚，特别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不知道的，然而一切其他方面的成功都有赖于此。这正是伟大的立法家在秘密地专心致志从事的方面，尽管他把自己局限在制定单独的规章上，事实上这些规章都仅仅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只有成形缓慢的风尚才能最后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无法撼动的拱心石。

在这些不一样的种类中，唯有构建政府形式的政治法与我的主题有关联。在讨论政府的各种不同形式之前，让我们先来确定“政府”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因为它还不曾很好地被人解释过。

第21章 政府总论

在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你们阅读本章时一定要仔细。对那些无法用心阅读的人，我是没有办法给他们讲清楚的。

一切自由的行为都是因为两种原因的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是精神的原因，也就是决定这种行动的意志的原因；另一种则是物理的原因，也就是执行这种行动的力量原因。在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想到哪里去，其次是，我的脚步究竟可以带我到哪里去。不管是一个瘫痪的人想跑还是一个矫捷的人不想跑，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只能是停止在原地。同样地，政治体也有这样的动力。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区别力量和意志，后者叫做立法权力，前者则被称为行政权力，如果没有这二者的结合，那么，就不会或不应该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们看到，立法权力是属于并且是只能属于人民的，行政权力的普遍性有限，反之，按照从前所确定的原则，我们也很容易就能看出，行政权力并不能具有像立法者或主权者那样的普遍性，因为这一权力仅仅包括个别的行动，而这些个别行动根本就不包括在法律的能力范围之内，因此也就不属于主权者的能力，因为主权者的所有行为都只能是法律允许的。

所以，公共力量必须靠一个合适的代理人来将它结合到一起，并让其可以按照公意的指示进行活动。这个代理人可以充当主权者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他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有点像是肉体与灵魂的结合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这也是国家需要一个政府的理由。主权者和政府往往会被人混淆，要知道，实际上，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已。

那么，到底什么是政府呢？简而言之，政府就是在主权者与臣民之间建立的一个中间体，它的存在是为了使两者能够互相适合，它负责执行法律以及维护政治和社会的自由。

这中间体的成员就叫做国王，也可以被称做行政官，还可以被称为执政者，而这整个的中间体则被称为君主。因此有人认为，人民服从首领时所依据的绝不是一种契约，这是很有道理的看法，其实，那完全是一种任用，是一种委托，在那里，他们都只是主权者的官吏，只是打着主权者的名义在行使着主权者委托给他们的权力，同时，只要主权者想，他便可以限制、改变甚至收回委托的权力。既然转让这样一种权利是跟社会共同体的本性所不相容的，那么它也是违反结合的初衷的。

所以，我将行政权力的合法运用称为政府或最高行政，同时将负责这种行政的个人或者团体称为君主或者行政官。

在政府之中可以发现中间力量，全体对全体的比率就是由这些中间力量的比率构成的，同时也是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关于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我们可以用一个连比例中的首尾两项的比率来表示，而这个连比例中的比例中项就是政府。从主权者那里，政府接受并向人民发布所有命令。同时，为了让国家可以处于一个很好的平衡状态，在全盘加以计算之后，就必须保证政府自乘的幂或是乘积跟一方面既是主权者而另一方面又是臣民的公民们的幂或者乘积保持相等。

这时，只要我们变更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就立刻破坏了这个比例。倘若主权者想进行统治或行政官想制定法律，又或者，臣民想拒绝服从，那么，混乱便会代替秩序。同样，意志与力量也就难以协调一致，国家便会解体而变成无政府状态或是陷入专制政体。最终，恰如每种比率中间都只有一个比例中项一样，一切国家也都只可能有一个合适的政府。然而，有太多的意外都能够改变一个民族的这些比率，因此不仅每个不同的民族能够有不同的好政府，并且，即使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也可以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

为了阐明可能制约着上述首尾两项中间的各种不同的比率，我在这里举一种最简单的比率为例，就是人口的数目。

我们先设定一个国家是由一万名公民组成的，主权者只能作为共同体来加以考虑，不过，以臣民的资格来看，每个个人就可以被认为是个体。所以，这里的主权者比臣民就等于一万比一，也就是说，虽然都必须全部服从主权，但国家每一个成员都仅有主权权威的万分之一。如果人民的数目是十万，而臣民的情况保持不变，而且所有的人都同等地担负着一切法律责任，但是他的表决权却已缩减至十万分之一，因此，他的影响在制定法律时，便缩减至了原先的十分之一，到这时候，臣民始终为一，然而主权者的比率却随着公民人数的增加而增大。由此可见，国家越扩大，自由就会越缩小。

我所谓的比率增大，指的是它偏离相等越来越远了，所以，在几何学的意义上比率愈大，通常意义上的比率就愈小。从前一种意义来看，比率是以数量来衡量的，也是以商数来衡量的，而从后一种意义来看，比率是从相等的角度来考虑的，是以相似值来计算的。

所以，个别意志对公意，即风尚对法律的比率越小，那么，制裁的力量就应该越大。如果政府想成为一个好政府，那么，随着人民数目的增多，就应该相应地加强制裁的力量。

另一方面，因为国家的扩大给予公共权威的代表以滥用权力等诸多的诱惑，因此，政府约束人民的力量越大，主权者约束政府的力量也应该越大，这里的力量指的是国家各个部门相对的力量，而不是绝对的力量。

从这个双比率中能够看出：主权者、君主以及人民三者之间的连比例是政治体本质的必然结果，而绝不是一种臆造的观念，另外，我们还能够看出：首尾两项中有一项，也就是作为臣民的人民，既然是固定不变地等于“一”，那么这个双比率每一次增大或者缩小，单比例也会相应地增大或者缩小，中项也会随之改变。也就能够看出：世上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唯一的政府体制——随着国家大小的变化，是可以有同样多的性质各异的政府出现的。

如果有人嘲笑这种体系说，依靠我的办法，为了发现这个比例中项，并组成政府共同体，只需要求出人口数字的平方根就可以了，那么，我的回答是，这里我引用人口的数目只是作为其中一个例子，我所说的比率自然不能单单以人数来衡量，一般来说，是要结合大量因素的共同作用来衡量的，同时，为了用简略的词句来表达我的意思，我暂借了几何学的名词，然而，几何学的精确性对精神方面的数量来说，是全然没有用处的。这一点我自然是不会忽视的。

政府是那个包括本身在内的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小型化，同时，政府也是被赋予了一定能力的一个道德人格代表，它像主权者一样是主动的，然而又像国家一样是被动的。我们还可以将它再分解成其他类似的比率，因此便又产生了新的比例，其中按执政的等级还可以再形成比例，这样下去，一直到只剩一个不可再分的中项为止。也就是说，直到一个最高行政官或者唯一的首领为止，这个唯一便可以被认为是代表这一整个序列之中的整数级数与分数级数之间的“一”。

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这些啰唆的名词，其实，只要将政府看成是国家之内的一个新的共同体，区别于主权者以及人民，同时也是这两者中间的中间体，这样便够了。

这两种共同体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本质的差别，也就是国家是因为其自身而存在的，然而，政府却只能是因为主权者而存在。因此，君主的统治意志便只能，或者应该和法律或公意相符合，他的力量只是集中在其身上的公共力量部分，一旦他想让自己获得某种独立的、绝对的行为，整体的联系便会开始涣散。最终，倘若君主拥有了一种比主权者的意志更为活跃的个别意志，而且他还令自己所掌握的公共力量服从于这种个别意志，以至于相当于有了两个主权者——一个是权力上的，一个是事实上的，那么，社会的结合便会在此时迅速解体，同时，政治体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然而，为了让政府共同体能够真正生存下去，拥有一种跟国家共同体截然有别的真正生命，为了能够让它的所有成员都共同协作并适应于创建政府的目的，政府共同体便必须拥有一种力量，有一种要求自我保存的固有意志，就必须有一个单独的“我”，有一种为其所有成员都共有的感情。这种单独的生存就要有审议权与决定权、大会、内阁会议、种种权利和称号以及属于君主所专有的各种特权，同时，要使行政官的地位能够随着他的职责更加艰巨而成比例地更加尊贵，而到底该以什么方式在整体之中安排这个附属的整体，让其在确定自己的体制时不至于变更总的体制，从而使他能够始终区别以保存国家为目的的公共力量和以保存自身为目的的个别力量。一言以蔽之，令其永远准备着为了人民而牺牲政府，而不是为了政府牺牲人民，以上便是困难存在的地方。

虽然政府这个人为共同体是另一个人为共同体的产物，而且，在某种形式上只不过具有一种附属的和假借的生命，但是这并不妨碍政府可以以一定程度的敏捷性与生气而行动，而且能够说，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茁壮的健康。最后，虽然政府不直接违背其创制的目的，却可以按照其本身建制的方式而或多或少地偏离这个目的。

因为这一切的不同，使得政府对国家共同体所能具有的比率，也要按照国家本身会因之而变化的种种特殊的、偶然的比率而有所改变。即使本身是最好的政府，但如果随着其所属的政治体的缺点而改变其比率的话，便可能变成最坏的政府。

第22章 论各种不同政府形式的建制原则

建制原则为了说明这些差别的普遍原因，这里我们就必须把政府与君主加以区别，正如我在上面已经区别了主权和国家一样。

数目或多或少的成员可以组成行政官的共同体，我们已经说过，人民的数目越多，主权者对臣民的比率也就越大，根据明确的类比，可以得出政府对行政官的比率也是这样。

但是，既然政府的所有力量都来自于国家，因此也就丝毫不会有什么变化。由此可见，政府越是将这种力量耗费在政府成员的身上，它所剩下来的能运用到全体人民身上的力量也就越小。

所以，行政官的人数越多，政府也就会越弱——这是一条根本准则，这里，就让我们好好地来阐明一下。

我们可以从行政官个人的身上区别三种本质不同的意志：首先，是个人固有的意志，它仅倾向于个人的特殊利益，其次是全体行政官的意志，只有它关系到君主的利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团体的意志，就其对政府的关系而言，这一团体的意志是公共的，就其对国家（政府是构成国家的一部分）的关系而言，这一团体的意志则是个别的，再次是主权的意志或人民的意志，无论是对被看做是整体的国家而言，还是对被看做是整体的一部分政府而言，这一意志都是公意的。

在一个完美的立法体制之下，个人的或个别的意志应该是毫无地位的，政府本身的团体意志也应该是次要的，而主权的或者公共的意志应该永远是主导的，而且是其他所有意志的唯一典范。

与之相反，依照自然的次序，这些不同的意志越集中，就会变得越活跃，因而，公意便始终是最弱的，占第二位的是团体的意志，而个别意志则占第一位。所以，政府中的每个成员首先都是其本人，接着才是行政官，再然后才是公民，而与社会秩序所要求的级差相比，这种级差是直接相反的。 这一点成立之后，如果整个政府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在这里团体一直与个别意志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团体意志就具有其所能具有的最高强度，然而，既然意志的程度决定力量的运用，而政府的绝对力量又是丝毫不会变化的，因此可以看出，最活跃的政府也就是专制政府。

反之，如果我们将立法权威与政府合二为一，如果我们让主权者成为君主，让全体公民成为行政官，这样，团体的意志跟公意混同而不会比公意更具有活跃性，同时，个别意志则依然保留其一切的力量。这时，永远具有同一个绝对力量的政府，就会处于它活跃性的最低点，也就是它的相对力量。

这些比率是无可辩驳的，从其他方面来考虑也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处于其共同体中的公民始终没有行政官来得活跃，因此，个别意志在主权者的行动中的影响就没有其在政府的行动中的影响大，因为每一个行政官几乎都是承担着某些政府职能的。反之，任何公民都不具有主权的任何职能。另外，虽然实际力量的大小并不是和领域大小成正比的，但是，国家越扩大，其实际力量也会越大。然而，如果国家不变，纵然行政官的数目可以随意增加，政府却不会因此获得更大的实际力量——因为实际力量便是国家的力量，这两者的尺度始终是相等的，这样，政府的活跃程度或相对力量就会减小，而它的实际力量或绝对力量却无法增大。

另外，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负责的人越多，处理事务就越慢，因为过于谨慎，对时机，人们就会重视不够，以致坐失良机，同时，因为反复考虑，人们往往会错失考虑的结果。

刚才我论证了随着行政官的增多，政府便会松弛下来，而且，在前面，我也已经论证过人民的数目越多，制裁的力量也就应该越大。由此可见，臣民对主权者的比率应该是和行政官对政府的比率成反比的。也就是说，国家越扩大，政府就应该越紧缩，从而保证元首的数目能够随着人民的增多而按比例地减少。

另外就是，我这里谈论的，仅仅是政府的相对力量，并非它的正当性。

因为，反过来说，行政官的数目越多，团体的意志也就越能代表公意，然而在唯一的一个行政官之下，那么，便正如我所说的，这一团体意志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意志罢了。这样一来，人们失之于这一方面的，便可以在另一方面得到，而立法者的艺术便正是要善于确定这一点，让永远互为反比例的政府的意志与政府的力量，能够以最有利于国家的比率结合。

第23章 政府的分类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考察过，为什么要依照构成政府成员的人数来区分政府的各种不同形式或不同类别。在接下来这一章中，我们还要考察如何进行这种分类。

首先，主权者可以将政府授予全体人民或者绝大多数的人民，这样一来，做行政官的公民比个别的单纯的公民多。这样的政府形式，我们称之为民主制。

其次，也可以将政府权力限制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单纯的公民的数目比行政官的数目多。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贵族制。

最后，还可以将整个政府都集中于一个行政官手中，其他人的权力都必须从他那里取得。这是第三种形式，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被称为皇朝政府或者国君制。

我们应该指出，这三种政府形式，或者说至少前两种形式，或多或少都是可以变动的，有的甚至还可以有相当大的变动幅度，因为民主制可以缩小到人民的半数，也可以包括全体人民，而贵族制也可以从人民的半数无限地缩小至极少数的人，即使是王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接受分割。按照斯巴达的宪法，是常常有两个王的，而在罗马帝国，我们甚至看到同时有八位皇帝，虽然这样，我们却不能说罗马帝国是分裂的。所以，不管是哪种政府形式，总有某一点与另一种形式是相重叠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在这三种仅有的名称之下，实际上政府所能包含的种种形式，其数目可能跟国家的人口是一样多的。

此外，因为在某些方面，同一个政府可以再分成若干部分：一部分以这种方式施政，而另一部分则以那种方式施政，因此，这三种形式相结合就可以产生出大量的混合形式，不管其中的哪一种都是从这些简单的形式繁衍出来的。

至于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历代的人们都曾有过争论，却没有考虑到在一定的情况下，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形式都可能是最好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可能是最差的。

倘若在不同的国家里，公民的数目应该与最高行政官的人数成反比，那么，一般来说，小国适合组建民主政府，中等国家适合组建贵族政府，而大国则适合组建君王政府。从原则上来说，这条规律是立刻就能够得出来的，但是，又如何估算那些例外情况呢？

第24章 论民主制

制定法律的人比任何人都清楚，法律应该如何解释和执行。由此可见，似乎人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体制，莫过于把立法权与行政权结合为一体的体制了。但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这种政府在某些方面产生缺陷，因为应当进行区别的东西并没有被区别开来，并且因为君主与主权者是同一个人，就只能形成一种没有政府的政府。

让制定法律的人来执行法律其实不是好事，而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普遍的观点转移到个别的对象之上也不是什么好事。比起私人利益对公共事物的影响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更危险的，政府滥用法律的危害远远不及立法者的腐败，但那正是个人意志无法避免的后果。这时候，既然国家在本质上产生了变化，所有的改革就都不具有可能性了。不会滥用政府权力的人民，同样不会滥用独立自主，一个把国家管理得很好的人，是不需要受人统治的。 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来说，它从来就不曾真正地存在过，并且也永远不会。少数人被统治而多数人去统治，那是违背自然秩序的。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讨论公共事务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我们也不难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构建起了各种机构，必然会引起行政形式的改变。

实际上，我认为可以提出这样一条原则，那就是：如果政府的职能是被很多执政者所分管时，那么少数人迟早会掌握最高的权威。只是因为便于处理事务的缘故，他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大权在握。

除此之外，这种政府还需要多少难以实现的条件啊！首先，国家要很小，这样人民就很容易集会，每个公民也能很容易地认识其他公民。其次，要有非常淳朴的风俗，免得发生种种棘手的争论和繁难的事务。再次，要有财产上与地位上的高度平等，否则就没办法长期维持权威上和权利上的平等。最后，还要杜绝奢侈，因为奢侈要么是财富导致的，要么导致对财富产生需求；它会同时腐蚀穷人和富人，对前者是以贪婪心来腐蚀，对后者是以占有欲来腐蚀；它会因虚荣出卖国家，使国家虚弱；它会使国家的全体公民被剥削，使这一些人变成那一些人的奴隶，并且使他们全体成为舆论的奴隶。

这就是为何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要把德行作为共和国的原则了，因为上述所有条件，缺少德行就不能维持下去。然而，因为这位优秀的天才不能作出必要的区分，所以他的理由常常不够确切，有时候也不够清晰。并且他也没有看到，既然主权权威到处都是一样的，那么所有体制良好的国家就都应当采用一样的原则——当然，这还要根据政府的形式而定。

还应当进一步补充：没有哪个政府是像人民的政府或者民主政府那样易于发生内乱和内战的；因为任何别的政府都不会那样不断地而又那样强烈地倾向于改变自己的形式，也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是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警觉来维持自己的形式的。就是在这种体制之下，公民尤其需要以恒心和力量来武装自己，每天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背诵在波兰议会上一位有德的侯爵的发言：“malo periculosam libertatem quam quietem servitium”（“我愿自由但是伴随着危险，但不愿安宁却受到奴役”）。

只有神圣的民族才适合采用民主制的政府形式。那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合普通人类的。

第25章 论贵族制

这里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道德人格，即政府与主权者，因此就有了两种公意，一种是仅对行政机构的成员而言的，另一种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因而，虽然政府可以对自己内部的政策随意进行规划，但是除非是用主权者的名义，也就是说除非用人民的名义，否则政府是无法号令人民的。这一点必须永远记住。

早期的社会是用贵族制来治理的。各家族的首领们共同讨论公共事务，年轻人毫不勉强地服从着经验的权威，所以才出现了长老、长者、元老、尊长这些名称。到今天，北美洲的野蛮人还是用这种方式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而且管理得很好。

然而，随着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凌驾于自然的不平等之上，权力或财富也就比年龄更被人看重，就这样贵族制成了选举制。最后，权力跟随财产由子孙继承，就形成了若干世家，政府变成了世袭的，于是就出现了二十岁的元老。

这样，便有了三种贵族制：自然的、选举的与世袭的。第一种只适合朴实的民族，第三种是所有政府之中最糟糕的。第二种则是最好的，严格说来它才是真正的贵族制。

第二种贵族制除了拥有能区分两种权力的优点之外，还拥有能够选择自己成员的优点。因为在人民政府中，公民生来就是行政官，而贵族制则把行政官的人选限定在少数人中，他们只是因为选举才成为行政官的。用这种方法，则明智、正直、经验和其他各种受人尊敬与重视的理由，就刚好成为政治修明的新保证。

还有，举行集会变得容易，事务也能讨论得更好，实施起来也更加迅速、更有秩序。比起不知名的或者受人轻视的群众来，可敬的元老们也更能保持国家对外的威信。

总而言之，最自然的而又最好的秩序，就是让最明智的人来统领群众，只要可以确定他们真的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绝对不能设置无意义的机构，也不应该动用两万人来做一百个人就能做得很好的事情。然而也必须指出，共同体的利益在这里也就很少符合公意，进而无法根据公意来指导公共的力量了；与此同时，另一种无法避免的倾向又会从法律中夺走一部分实施的权利。

要想发挥其优势，则国家不能太小，人民也不能太率直、太简单，否则导致法律的执行直接取决于公共的意志，就如同在一个好的民主制国家里一样。与此同时，一个民族也必须不能太大，否则导致因管理而分散的首领们在自己的辖区内割据，开始闹独立，最后终于成为了领地的主人。

然而，如果说比起人民政府来，贵族制不太需要某些德行的话，事实上它更需要另外一些它自身特有的德行，比如贫而知足和富而有节；因为在这里绝对的平等也是不合适的，就连在斯巴达那儿也是不曾见过的。

除此之外，倘若这种形式允许有某种程度的财富不均的话，一般只是为了能够把公共事务的行政权交付给那些最能贡献自己所有时间的人，并不是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那样，是为了赋予富有者以优先权。与之相反，也是更重要的，有时候相反的选择会使人民认识到，比起财富来，人的优点更有理由受到重视。

第26章 论国君制

上述讨论中我们一直把君主当做由法律的力量结合成的一个集体与道德的人格，并当做国家行政权力的受托者来考虑。现在我们来讨论这种权力集中在一个自然人，也就是集中在一个真实的人手里的情况。只有这个人有权来依法行使这种权力，这个人才是人们所说的国王或国君。

其他的行政机构都是用一个集体人格来代表一个实在的人，只有政府是完全相反的，它是用一个人来代表一个集体人格，因此就使得构成君主的那种精神上的统一，同时也成为一个人身上的统一。其他制度之下很难结合在一起的种种权力，在这里都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了。

如果这样，君主的意志、人民的意志、政府的个别力量和国家的公共力量，全都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机器的全部力量就都掌握在同一个人的手里，人们全部都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这里决不存在任何相反的运动能够彼此抵消，并且人们也不可能指望有任何一种别的体制可以用更少的努力来产生更大的作用。在我看来，安详地坐在岸边的阿基米德，轻易地牵引着一艘漂浮在水上的大船，就能够象征一位坐在自己的暖阁里的国君熟练地治理他的广阔的国家，他在推动着一切事物，自己却是安然不动的样子。

倘若没有任何别的政府可以具有更多的活力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拥有更大的势力并且更容易统治其他意志。确实，一切都朝着相同的目标迈进，但是这个目标却不是公共的福祉，甚至行政权力本身，也在渐渐地转化成对国家的一种损害。

国王往往想使自己成为绝对的权威，人民则遥遥地向他们呼吁：成为绝对的国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受人民爱戴。这条准则是十分美好的，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十分真实的。但是不幸的是，这条准则在宫廷里受尽了人们的嘲讽。因为受人民的爱戴而获得的权力，无疑是最大的权力，但它却是有条件的而且是不稳定的，君主们永远也不会因此满足。甚至最好的国王也都想要为所欲为而不会动摇自己的主子地位。一个政治说教者很可能向国王说，人民的力量就是国王的力量，因此国王的最大利益是人民的富庶、国家的繁荣和强大。但是国王很清楚这些都不是真话。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在于人民是贫困的、软弱的，而且永远无法反抗。我承认，如果臣民一直完全服从的话，君主的利益就是要使人民强大有力，因为既然这种力量为他自己所有，也就可以使自己威加四邻。但是因为这种利益只是从属的、次要的，并且这两种假设又是互相矛盾的，因此自然而然地，君主们就会偏爱对自己最直接有利的那条准则了。这既是撒母耳向希伯来人强调的，也是马基雅维里向我们确凿地证明了的。马基雅维里是号称给国王讲课的人，实际上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正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依据一般的比率就可以发现，国君制只适合大国，并且从考察国君制本身的结果中也能够发现这一点。公共行政机构里的人数越多，君主对臣民的比率就会越缩小，而且越接近相等。因此在民主制之下，这个比率就是一，或者说相等。然而随着政府的收缩，这一比率就会增大。当政府掌控在唯一一个人的手里时，这一比率就达到了最大值。这时候就能够发现人民和君主之间的距离太大，而君主和人民之间也就缺少联系。为了建立联系，就要有很多中间环节，就必须有大臣、贵族和王公来填补中间的空当。但是这一切完全不适合一个小国，因为这全部的等级会使一个小国毁灭。

如果说一个大国要治理得好是很困难的，那么要由单独的一个人来把它治理好就更加困难了。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国王指定代理人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让国君制政府永远比不上共和制政府的根本原因是：在后者之中，几乎只有英明能干的人，公共舆论才会把他们提到元首的职位上，而他们也会很好地履行职务；与之相反，在国君制之下，走运的人则往往只是些卑鄙的阴谋家、骗子和诽谤者，使他们可以在朝廷里升上高位的只是耍点小聪明，当他们一旦爬上去以后，就只能在公众面前暴露他们的不称职。在这种选择方面，大众犯错误的概率比君主犯错误概率低；并且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出任阁臣同一个傻瓜出任共和政府的首脑一样，是很罕见的事。所以，倘若因为某种幸运的机缘，一个治国能人在一个充满了矫揉造作的君主制宫廷里执掌了政权的话，他所发挥的才能一定会让人们惊讶不已。这就会为那个国家开辟一个新时代。

要想使一个国君制国家被治理得好，那它的面积或者说它的大小就要符合统治者的能力。比起治理一个国家，征服一个国家要容易得多。只要有一根足够长的杠杆，人们就可以用一根手指头撼动全世界；可是要承担起全世界，却一定要有赫居里士的肩膀不可。无论一个国家是多么狭小，对它来说君主都太渺小了。与此相反，倘若当真出现了这种非常少见的情形，即一个国家对它的首领来说太小了的话，那个时候国家也还是难以治理的，因为首领只顾追求自己的雄图远略，忽视了人民的利益；并且因为他滥用自己那过多的才干而给人民造成的不幸，并不少于一个能力有限的君主因为缺乏才干而给人民造成的不幸。可以这么说，一个王国的每朝每代都要按照君主的能力来加以收缩或者扩张；反之，一个元老院的才干则有较为稳定的尺度，于是国家就可以有固定不变的疆界，而行政也不会太糟糕。

个人专制的政府，其最明显的缺点就是缺少那种连续不断的继承性，而与此相比，在其他两种制度下却有一种永不间断的联系。一个国王逝世，便需要有另一个国王；选举导致了一种危险的间断期，那是狂风暴雨般的。除非公民们可以在选举中团结一致、大公无私——这是那种政府完全不能指望的事——否则舞弊与阴谋必将插手。把国家收买到手的人到最后却不出卖国家，不从弱者的身上掠夺以前自己被强者敲诈去的那笔钱，那是少有的事。在这种行政机构里，一切迟早都会变成金钱交易，并且国王在位时的和平比起空位时期的混乱还要糟糕得多。

人们都曾做过哪些事来预防这些弊病呢？人们曾经让王位由某些家族固定地世袭，而且还规定了继承的顺序，以避免由于国王逝世时的所有纠纷。这就是说，既然人们是以临朝当政的各种不便来替代选举的不便的，也就是宁可要表面的太平而不愿要更有效的行政；他们宁可冒着由婴儿、傻瓜或怪人来当首领的危险，却不愿意为了选出好国王而产生纠纷。他们却没有考虑到，在冒着这种二选一的危险的时候，他们让局面变得对自己不利了。小但尼斯的父亲为一件可耻的行为谴责小但尼斯时说：“我有做过这种榜样吗？”儿子回答说：“啊，但你的父亲并不是国王啊。”小但尼斯的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一个人上升到足够号令别人的时候，所有事物就都会竞相剥夺他的理性和正义感。据说人们曾要把统治的艺术煞费苦心地教给年轻的君主们；然而这种教育看来并未使他们受益。人们最好还是先着手教会他们顺从的艺术吧！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最伟大的国王们所受的教育，绝不是为了实行统治的。统治其实是那种科学：人们学得太多以后，掌握得就最少，但在只知顺从而不知号令的时候，就会获得最多。“nam  utilissimus  idem  ac brevissimus  bonarum malarumque  rerum  delectus，cogitare  quid  aut nolueris sub alio principe，aut volueris.”（“因为区分好坏最简捷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想一想自己希望要什么，不希望要什么，如果做国王的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的话。”）

这种缺少连贯性的后果之一，就是皇室变化无常；皇室政府有时制订这种计划，有时制订那种计划，全都根据作为统治者的君主或其统治的代理人的性格来定，所以便不能有一个长期固定的目标，也不能有一贯的行动。这种变化多端会一直让国家动荡不定，从一种准则转变到另一种准则，从一种政策转变到另一种政策；而在其他的政府之中，则因为君主永远是同一的，这种变化不会出现。于是我们就能看出：一般说来，倘若宫廷中有着更多的阴谋诡计的话，那么在元老院中就有着更多的智慧，而共和国则遵循着更好的观点并且更稳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绝不会因为一次内阁的革命就引发国家中的一次革命；因为所有大臣和几乎所有国王所共有的准则，就是在全部事情上都要采取与他们的前任截然不同的措施。

依据这种不连贯性，我们还可以解决王权派的政论家们常用的一种诡辩。那就是，他们不但用国家政治来比喻家政，用君主来比喻家长——这种谬误早就被我们驳斥过了——而且还任意地给予这位行政官以各种他应具备的德行，并总是假设君主真的就是他应当是的那种样子。如果假设成立，显然皇室政府就要比其他政府更为可取，因为它是最强有力的政府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而且要不是因为缺少一个更能体现公意的团体意志的话，它还会成为最好的政府。

然而，假如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天生具备国王能力的人是非常少见的；那么运气与天才两者能联合起来把王冠加于他的头上，那就是更为罕见的了。而且，假如皇室的教育必定会腐蚀人的话；那么我们对那些受皇室治国教育的家族里的人们还能期望什么呢？所以，把一个好国王的政府与皇室政府混为一谈的，就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为了可以看清这种政府的真面目，就一定要考虑到昏庸无道的君主治下的政府。因为即位时这些君主们就是昏庸无道的，如果不是，那就是王位使得他们昏庸无道。

上面陈述的难点并没有逃过我们作家们的眼睛，但是他们竟完全不感到为难。他们说，补救之道只有没有怨言地服从。据说上帝震怒时就会派遣坏国王降世，因此一定要忍受，把它当做上天的惩罚。这种言论确实是有启发性的。然而我怀疑把它放在一本政治著作之中，是不是还不如放在神坛上要来得更合适。一个医生许诺会出现奇迹，而他的所有本领不过是让病人忍耐；我们会怎么说他呢？我们很清楚，在我们有一个坏政府的时候，我们要忍受它；然而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好政府。

第27章 论混合政府

准确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单一的政府。专制首领也必须要有下级的行政官。一个人民政府也必须有一个元首。所以，划分行政权力之时，总会存在由多至少的等级差别；不同之处就是，有时是少数依附于多数，有时是多数依附于少数。

有时，这种划分是相等的；不管其各个组成部分是像英国的政府那样互相依附，还是像波兰那样独立同时也是不完备的。由于它使得政府失去统一性，并使得国家缺乏联系，因此后一种形式并非是好的形式。

哪一类政府更好？是混合的政府呢，还是单一的政府呢？这正是政论家们激烈争执的问题；而关于此问题，也必须像我上面在论各种不同的政府形式时那样，作出已经得出的相同的答案。

单一政府自身是最好的，仅仅因为它是单一的。然而当行政权力并没有充分依附于立法权力时，也即是说当君主对主权者的比率超过人民对君主的比率时，就不得不对政府进行划分以弥补这种比例上的失衡。因为如此一来，政府各个部分对臣民的权威并未减少，同时它们的划分又令它们全体即使都合在一起也不如主权者强大有力。

为防止这种不便，人们还能设立各种居间的行政官，这些居间的行政官并没有妨碍政府的完整，而只能起到平衡上述两种权力的作用并维护他们相应的权利。此时的政府是有节制的，而不是混合的。

人们还能够用诸如此类的办法去补救与之相反的不便。当政府过于松弛时，就设置一些委员会令其集中化，这正是所有民主制国家所实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划分政府的目的是削弱政府；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划分政府的目的则是加强政府。由于软弱和强力的极限同样都出现在单一的政府之下，而混合的形式则会产生适中的力量。

第28章 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

一切国家自由并非在任何气候之下都能出现，因此也并非任何民族都能获得。我们越是琢磨孟德斯鸠所确定的这条原则，就越发体会到其中的真谛；人们越是反驳它，就越有机会获取新的证据来证实它。

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是不生产只消费的。那么，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哪里来呢？来自成员的劳动。政府的所需，正是由个人的剩余提供的。由此可见，政治状态能够存在，要求人类劳动的收获多于他们自身的需要。

但是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中，这种过剩并非全部一样。在一些国家中，这种剩余相当大，然而在另一些国家中这种剩余却不值一提，还有一些国家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剩余，而其他一些国家中是负数。这是由气候的好坏、物产的性质、土地所需要的劳动种类、居民的力量与他们所必需的消费量的多少，以及构成这一比例的诸多其他的相似比例来决定的。

另一方面，各种政府的性质不同，它们的胃口也不一样；并且这些不同还基于另一条原则，即公共赋税距离它们的来源越远，它们的负担就越重。衡量这种负担，要考虑税收转回到原纳税人的手里时所必须经历的路程，决不能只依据税收的数量。若是这一流转过程既简捷又规划得好，那么不管人民所缴纳的税款为多少都没关系；人民总是会富有的，财政状况也总会良好。反过来，不管人民所纳之税有多么少，若是连这一点点也不能回到人民手中的话，那么如果不断地缴纳，人民不久就会资源枯竭。这样人民就永远都是贫困的，国家也永远不会富足。

由此可见，政府与人民的距离越远，赋税负担就会越沉重。所以，在贵族制之下人民负担较大，在民主制之下负担最轻，在国君制之下就承受着最重的负担了。因此，贵族制只适宜于财富和版图都适中的国家，民主制则适宜于小而贫穷的国家，国君制只适宜于富饶的国家。

实际上，我们越是深思熟虑，就越会在其中发现国君制国家和自由国家之间的不同。对后者来说，一切都被用在共同的利益上；而对前者来说，公共力量与个别力量二者是互为倒数的，一个的扩大正是源于另一个的削弱。归根结底，专制制度统治臣民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他们幸福，而是要让他们穷困潦倒，从而统治他们。

在每种气候之下，都有很多自然因素。由于政府的形式是受气候的力量制约的，我们能够依据这些自然因素说出政府的形式，甚至能够指出它应该有哪种样子的居民。

凡是寸草不生的地方，产品的价值与劳动不能相抵，就应当任其荒芜，或者是只让生番来居住。人们劳动的所得刚好可以维持需要的地方，应当让一些野蛮民族来居住；在那里，所有典章制度都是无法实施的。劳动生产剩余少的地方，适于自由的种族；土地肥沃富饶，出产多而劳动少的地方，则适合国君制，从而使君主的奢侈可以消耗臣民过多的剩余，因为这种过剩与其被个人浪费掉，不如被政府吸收。当然，这其中有例外；然而这些例外自身也证实了这条规律，即它们迟早会引发革命，令事物又回复自然的秩序。 永远应当将特殊原因和一般规律区分开来，特殊原因仅能影响到一般规律的效果。即使整个南方遍布共和国而北方都是专制国，可是由于气候的作用，专制适宜于炎热的地区、野蛮适宜于寒冷的地区、美好的典章制度适宜于温带地区，依旧并不由此而使其不是真理。我也发现，虽然人们同意这个原则，但运用起来还是有争议的。人们会说南方的国土也有非常贫瘠的，寒冷的地区也有土地肥沃的。不过这个难题之所以称之为难题，只是针对那些片面地从比例来考察事物的人来说的。因为，正如我前文所提，还必须要计算劳动、消费量、力量等比例。

假如有两块面积相等的土地，其中一块的产量是五，另一块的产量是十。如果前者的居民消耗量是四，后者的居民消耗量是九；那么，前者产量的剩余就是五分之一，而后者的产量剩余则是十分之一。两者剩余的比例既然与生产量的比率成反比，那么产量是五的那块土地，其剩余就要比产量是十的那块土地多出一倍。

但是这并非一个产量的问题，而且我也不信，竟然会有人将寒冷土地的富饶程度等同于炎热土地的富饶程度。但是，暂且让我们来假设存在这样的相等。假使我们愿意，让我们先来衡量英国之于西西里以及波兰之于埃及吧；往南是非洲和印度群岛，往北就什么也没有了。为了保证它们的产量相等，在耕作方面需要存在多大的投入差别呀！在西西里，只要松松土而已，而在英国却需要精耕细作！所以，那些不得不用更多劳力才能获得同等产量的地方，它的剩余量也自然会更少。

此外，还需要考虑到同等数量的人在炎热的国土上，他们的消耗要少得多。气候要求这里的人们得节制食量才能维持健康；欧洲人如果像在自己家乡那样在这里生活，必然会死于痢疾与消化不良。沙尔丹指出：“我们与亚洲人相比，简直是食肉兽，是豺狼。有人将波斯人吃得少，归结为他们对土地耕种不足。而我则不然，我认为他们的国家不那么盛产粮食的原因，正是居民需要得少。”他随后又说：“若是他们的节食是源于土地歉收，那就应当只有穷人才吃得少，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吃得少；而且在各个省份中，人们也就应当根据土地的富饶程度而吃得有多有少，绝非是全王国的人普遍吃得少。波斯人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他们说只要看看他们的气色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要优越得多。确实，波斯人的脸都是干净的；他们的皮肤美丽细嫩，还有光泽；相反，他们的属民，那些依照欧洲人的方式来生活的阿美尼亚人的脸孔却粗糙多面刺，而且他们的身材也是既肥蠢又笨拙。”

越接近赤道，人民需要的就会愈少。他们几乎不吃肉；大米、高粱、玉米、小米和卡萨就是他们的日常食物。印度群岛的好几百万人，每人每天的食品竟值不到一苏钱。纵使在欧洲，我们能发现南北方民族之间，食欲也有明显的差异。德国人的一顿晚餐，足够一个西班牙人吃上一星期。在那些人们比较贪吃的国家中，奢侈也就反映到食物上来。在英国，奢侈表现为餐桌上的肉食过多；而在意大利，人们设宴仅仅只用糖果和鲜花而已。

衣着的奢侈也能够体现类似的区别。在那些季节变化急遽而明显的地方，人们的穿着就更好也更简单；而在人们的穿戴仅仅是为了装饰的那种气候之下，人们便开始追求衣服华丽而非适用了，在这里，衣服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在那不勒斯，你每天都能见到很多人在鲍昔里普山上闲逛，只穿着鲜艳华丽的外衣而没有内衣。就房屋来讲也是如此：当人们完全无须担心气候会伤人的时候，他们就一味追求富丽堂皇。在伦敦，在巴黎，人们要求住得温暖舒适。而在马德里，人们虽有布置精致的客厅，却没有能关得上的窗子；并且他们就在老鼠洞一样的屋子里睡觉。

在炎热的国度中，食物更肥硕多汁——这是第三个差别，而此差异也一定会对第二种差异产生影响。在意大利，为什么人们要吃那么多的蔬菜？正是由于意大利的蔬菜营养高，滋味好。在法国，蔬菜都用水来浇灌，因此缺乏营养，从而使筵席上几乎完全没有任何以蔬菜为主的菜肴。但它们并未少占土地，至少也得费相当的气力去培育。这是一条早已确定的经验。巴巴里的小麦虽然次于法国的小麦，但能出更多的面粉；而法国的小麦又比北方的小麦能出更多面粉。由此得出结论：沿着赤道到北极的这个方向，通常都能观察到相似的现象。在同等数量的产品中，所获得的粮食却较少，这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利条件吗？

除了这些考虑外，我还得补充一个观点，它是由这里面所引申出的，并且还能够支持前面的观点，即炎热的国度比寒冷的国度需要更少的居民，却能养活更多的居民；这就导致了一种永远对专制制度有利的双重剩余。相同数目的居民所占的地面愈广博，反叛也就愈困难；因为他们不能迅速而又秘密地配合一致，并且政府总能轻易地揭露反叛的意图，并斩断一切交通。然而为数众多的人民越是聚集在一起，政府也就越发不能独掌主权。首领们在他们的密室中策划，也正如君王在他的内阁会议中开会一样安全；而且群众集中到广场上，也会如军队集合至营中一样迅速。所以一个暴君政府的便利之处就在于它可以从远距离上行动。依靠它所建立起的各个支点，它的力量就可以像杠杆的力量一般随着长度而增大。反过来，人民的力量则只有集中起来才能发挥出来；若是分散开来，力量就会消失，就像撒在地面上的火药，只会星星点点地燃烧罢了。因此，人口稀少的国家最适合暴君制，凶猛的野兽只能在旷野中称王。

第29章 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

如果一定要问哪一种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么，这就是提出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了。或者，假如愿意这样说的话，各民族的绝对与相对的地位有多少种结合的可能，也就会有多少种最好的答案。

但如果人们要问，根据什么标志才能判断一个民族治理得好还是不好，便是另一回事了，像这样的事实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可是，人们却从来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方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同是人民，作为臣民支持公共的安宁，而公民则注重个人的自由；一方倾向于财产得到保障，而另一方则倾向于人身获得保障；一方要求政府须是最严厉的政府，而另一方则主张它应该是最温和的政府；前者要求严惩犯罪，而后者却要求防止犯罪；一方认为最好是被四邻所惧怕，而另一方则更希望被四邻所忽略；一方所知足的是资金的流动，而另一方则要求生活有面包。纵使人们对这些及其他的类似点都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能被解决一些呢？道德方面的数量缺乏精确的尺度，所以即便人们对这种标准意见一致了，但是在估价上又怎样才能达成一致呢？

至于我，我总是惊异为什么人们竟不认识如此简单的一种标准，或者说为什么人们这样没有信心却又不肯承认。政治结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了它的成员的生存和繁荣。那么他们生存和繁荣的最确切可靠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的人口数了。因此，我们就不要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这个标准了！假定所有的情况都相等，那么一个不靠外来移民、不靠同化、不靠殖民的政府，它治下的人口繁殖和增长得最多，它就无疑是最好的政府。在它的治下人口减少而凋零的那个政府，肯定就是最坏的政府。统计学家们，现在就看你们的了，请你们来计算、衡量和比较一下吧。

第30章 论政府滥用职权及其蜕化的倾向

既然个别意志总是在反对公共意志，政府也就持续不停地在努力反对主权。越努力，体制就改变得越多；而且既然这里根本没有别的团体意志可以抵抗君主的意志并与之抗衡，因此总有一天，君主会压倒主权者并毁坏社会条约。这就是那种内在的而且不可避免的弊病所在，它从政治体刚诞生起，就趋向于摧毁政治体，就像衰老与死亡最终会摧毁人的身体一样。

一个政府的蜕化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政府的收缩，二是国家的解体。 当政府成员从多数转变为少数的时候，即由民主制过渡到贵族制以及由贵族制过渡到君主专政的时候，政府便会收缩，这本来就是政府的天然倾向。如果政府由少数退回到多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变得松弛了；然而这一逆转过程却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一个政府是肯定不会改变形式的，除非是到了力量衰微而无法继续维持原状的时候。但是，如果政府在扩张的过程中同时使自己松弛的话，政府的力量就会全部消弭，更加难以生存下去。因此，政府必须随着其力量的耗损程度而加以补充和紧缩，如若不然，这个力量所维系的国家就会走向毁灭。

国家的解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出现。 首先是君主不再依据法律来管理国家而是篡夺主权权力。这时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是政府在收缩，而是整个国家在收缩。我是说，大的国家解体了，同时在内部又形成了另一个仅由政府的成员所构成的国家，这个国家对其他人民来说，就只能成为他们的主人和暴君。因而，从政府篡夺了主权的那一刻起，社会公约就已被破坏了，于是每个公民就又恢复了他们自然的自由，这时他们的服从就是被迫的而不是义务的了。

当政府的某个成员篡夺了那种只能由他们集体才能行使的权力时，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它同样是违法的，而且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有多少个行政官就有多少个君主；同时，国家的分裂也不亚于政府的分裂，结果不是灭亡就是改变形式。

当国家解体时，政府的滥用职权，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滥用职权，都统称为无政府状态。与此相异，民主制则蜕变为群氓制，贵族制则蜕变为寡头制。我还要补充说，王政就蜕变为暴君制；但是最后这个名词意义模糊，有必要加以解释。

在通常的意义上，暴君就是不顾正义和法律而用暴力实行统治的国王。但在严格意义上，一个暴君即是一个僭据王权却没有权利享有王权的人。希腊语中的“暴君”一词的原意就是这样的；凡是权威不合法的君主，希腊人就称他为暴君，不管他是好是坏。暴君和篡夺者是完全相同的两个词。 为了让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名称，我需要把篡夺王权者称为暴君，而把篡夺主权权力者称为专制主。暴君是一个违背法律、干预行政而又按照法律实行统治的人；专制主则是一个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人。所以，暴君不一定是专制主，但专制主则一定都是暴君。

第31章 论政治体的死亡

有着最好体制的政府，其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局便是政治体的死亡。如果斯巴达和罗马帝国都灭亡了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国家可以奢望亘古长存呢？假如我们试图建立一种长久的制度的话，那就不要梦想使它成为永恒。为了获得成功，就不要去尝试那些不可能的事，也不要自诩能赋予人类的作品以违背常理的稳定性。

政治体也像人体一样，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在死亡了，它本身就包含着使它自己灭亡的因子。但是这两者却都多少具有一种茁壮的、使本身在一定的时间内得以自保的组织。人体的组织是大自然的杰作，国家的组织则是人类的作品。延长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并不取决于人自己，但尽可能地赋予国家最好的组织，进而使它的生命得以尽可能地延续，这件事就在于人了。体制最好的国家也是要灭亡的，但比起其他国家来得要迟一些，假如没有意外促使它早夭的话。

政治生命的根本在于主权的权威。如果说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那么行政权就是国家的大脑，大脑指挥各部分运作起来。大脑可能出现麻痹，而人仍然能够活着，麻木不仁地活着；但是，一旦心脏停止了跳动，则任何动物都会立即死掉。

国家的生存绝非依靠法律，乃是依靠立法权。虽然过去的法律不能约束现在，但我们可以把沉默认定为默许，把主权者本来可以废除而并没有废除的法律看做是主权者仍然认可其效力的法律。只要尚未撤销，主权者的任何意图一经宣布，就永远是他的意图。

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尊敬古老的法律？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愿意相信，只有古代的意志的优越性才能使那些法律持续到现在；如果主权者不是一直承认这些法律有益的话，他早就千万次地废除它们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切有着良好体制的国家里，法律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会不断地获得新的力量；古代的前例使这些法律受到人们的尊敬。反之，凡是法律越古老就越没有效力的地方，那就证明了这里已经失掉了立法权，国家也不再有生命了。

第32章 怎样维持主权权威

除了立法权力之外，主权者就再没有任何别的力量，所以他们只能依靠法律而行动；而法律又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述，所以唯有当人民聚集起来时，主权者才得以行动。也许有人会说：把人民都聚集在一起，这该是怎样的妄想！我们承认，在今天，这是一种妄想，但是，在两千年以前却绝对不是。那么，难道是人性改变了？

人类的思想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狭隘。正是我们的弱点、罪过和偏见，将它们束缚住了。卑鄙的灵魂是一定不会信任伟大的人物的，卑贱的奴隶们则会带着讥讽的神情嘲笑着“自由”这个名词。

让我们根据已经做过的事情来考察一下可能做到的事情吧。我不谈古希腊的共和国，但是在我的眼里，罗马城是一个伟大的城市，罗马共和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最后一次的人口统计表明，罗马的武装公民只有四十万，而整个帝国的武装公民则超过四百万，还不算属民、外邦人、妇女、儿童和奴隶。

不难想象，这个首都及其周围如此众多的人民要时常集会，该有多么困难！然而罗马人民几乎没有一连几个星期不集会的，甚至有时还要集会许多次。罗马人民不仅行使着主权，而且还行使部分政府的权力。他们处理某些事务，审理某些案件，全体罗马人民在公共会场上几乎同时既是行政官又是公民。

追溯各民族早期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古代政府，包括像马其顿人和法兰克人那样的君主制政府，也都曾有过相似的会议。不管怎样，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本身就解决了一切难题。根据现有的推论可能发生的，我认为这是个好方法。

第33章 怎样维持主权权威（续） (1)

一旦聚集在一起的人民批准了一套法律，便是确定了国家的体制，但这还不够。他们建立起了一个永久性的政府，或者是一劳永逸地决定出了挑选行政官的办法，这也还是不够的。除了意外情况可能需要的特别集会之外，他们还必须有固定的、周期性的和绝对不能取消或延期的集会，从而保证到了规定的日期人民能够根据法律合法地召开会议，而不需要任何其他形式的召集程序。

但是，除了这种定期举行的法定集会之外，任何其他的人民集会，即不是由负该责任的行政官依法召集的人民集会，都应该被认定是非法的，而且它所作出的一切决定也都被认为是无效的，因为召集会议的命令本身就应当是根据法律发出的。

至于合法集会的频率是多少，则取决于对各个方面的考量。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规定，只能说，政府越有力量，主权者就越应该经常地表现自己。

也许人们会对我说，这对仅有一个城市的国家来说可能不错，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有许多城市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应当把主权分开来，还是应当使它集中在一个城市，并使其他所有的城市都服从于它呢？

我的回答是：两种方法都不行。原因是：首先，主权权威只有一个，我们分割了它，就会毁灭它。其次，正如一个国家一样，一个城市是不可能合法地服从于另外一个城市的；因为政治体的本质就在于服从与自由两者的一致，而臣民与主权者这两个名词乃是在同一意义下的相关语，这两种观念的结合就是公民这一名称。

我还要回答的是，把多个城市联结成为一个城邦，终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在进行这种结合时，人们也无法自诩可以规避这样或那样的天然的不便。我们不能以大国滥用权力为借口来反对那些只希望要小国的人的主张。然而又如何才能使小国足够强大来抵御大国呢？那就得像古代希腊的城市抵抗大王那样，像最近的荷兰和瑞士曾经抵抗奥地利王朝那样。

可是，如果人们不能把国家的疆界缩小到适当范围的话，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根本不要固定的首都，而是把政府轮流设在每个城市里，并在各个城市中依次召集全国会议。

让人口平均分布在国土上，让同样的权利普及在每一个地方，保证到处都享有富足和生命。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变得强大有力，同时又被治理得成功。请记住：城市的厚垒高墙都是由乡村房屋的断壁残垣构成的。每当我看见首都里兴建起一座座宫殿，我就仿佛看到了整个国土沦为一片废墟。

第34章 怎样维持主权权威（续） (2)

当人民按法律的规定集会而成为主权者共同体的那一刻起，政府的一切权限便宣告中止；行政权也同时中断，于是最卑微的公民的身份便和最高级行政官的身份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地方，被代表的人已经出现的时候就不能再有什么代表了。罗马人民大会中出现的骚乱，大部分是源于人们不知道或者忽略了这条规则。这时候，执政官只不过是人民的主席，保民官也只不过是单纯的议长，而元老院则更是毫无地位可言。

在行政中断期间，君主应该承认有一个实际的上位者，虽然这对他来说总归是可怕的事；而人民的集会，由于它是对政治共同体的一种保护和对政府的一种约束，因而在所有的时代里都自然地让首领们感到恐惧。于是他们总是不惜用尽种种心机，拿出种种反对和刁难的理由，给予种种诺言，力求抗衡公民的集会。假如公民是贪婪的、畏缩的、懦弱的，爱安逸更甚于爱自由的话，他们将不能长期抗拒政府这种持续的努力。反抗的力量就是这样不断地增长着，而主权权威终将消失，于是大部分城邦也将会过早地倾覆并灭亡。

但是，有时候在主权的权威与专断的政府之间会出现一种中间的力量。这一点就是在下面必须谈到的了。

第35章 论议员或代表

公共服务一旦不再成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肯掏钱也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濒临灭亡了。需要出征作战是吗？他们可以出钱雇兵，而自己待在家里。需要去参加议会是吗？他们可以推举议员或代表，而自己待在家里。出于懒惰与金钱的原因，他们终于有了可以奴役祖国的军人和出卖祖国的代表。

正是由于商业与工艺的扰乱，由于唯利是图和柔弱而贪图享受，服务才会转化为金钱。人们拿出一部分收益，目的是可以更安逸地增加收益。出钱吧，不久你就会戴上枷锁的。钱财这个字眼属于奴隶，在城邦里是不知道有这个字眼的。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里，一切事情都是公民亲手来做，没有任何事情是要用钱顶替的。他们不是花钱来免除自己应尽的义务，而是花钱来亲自履行自己的义务。我的想法距离常人的观念实在是太远了，我相信劳役始终要比租税更符合自由。

国家的体制越是良好，在公民的思想中，公共的事情也就越重于私人的事情，甚至于私人的事情会大大减少，因为公共幸福已经构成了很大一部分个人幸福，所以极少还有什么是需要个人费心去寻求的了。在一个有着良好政治氛围的城邦里，人人都会奔向大会；而在一个不好的政府治下，没有一个人愿意朝那里迈出一步，因为没有人会对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因为人们知道公共意志在那里是不占优势的，而且最后也是因为家务吸引住了人们的一切。好法律会引导人们制定出更好的法律，相反，坏法律则会导致更坏的法律。只要我们听到有人谈及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可以料定这样的国家就算完了。

爱国心的缺乏、私人利益至上、国家的庞大与扩张、政府的滥用权力，所有这些都足以使我们想象到国家议会中议员或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也就是某些国家里人们所公开称呼的第三等级。这样就把两个特殊等级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和第二位，而公共利益却只占第三位。

就像主权是不能转让的一样，同样的道理，主权也是不能被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共意志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对不能代表的，它要么是同一个意志，要么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可以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人民的代表，他们仅仅是人民的办事员而已，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未曾被人民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法律，或者说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真正自由的；然而议员一旦被选出之后，他们就成了奴隶，全体人民就等于零了。在他们短促的自由期间里，他们那种运用自由的方式，也的确是值得他们失掉自由的。

“代表”的观念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它源于封建政府，那种使人类遭受屈辱并使“人”这个高贵的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又荒谬的政府制度。在古代的共和国里，而且甚至在古代的君主国里，人民从来不曾有过代表，事实上他们甚至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名词。在罗马，保民官是那样的神圣，人们从来没想过篡夺人民职权的竟是他们，而且他们在广大人群之中也未曾试图对自己的首领地位来一次全民投票——这一点是非常之特别的。然而，根据革拉古时代的情况，那时有一些公民竟在屋顶上投票，便可以判断有时候人多数众会造成怎样的麻烦了。

在权利与自由就是一切的地方，不方便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些明智的人会用恰当的措施来安排一切，会让他们的役吏去做保民官不敢做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用害怕他们的役吏会试图代表他们。

然而，为了说明保民官是如何代表人民的，我们只要设想一下政府是如何代表主权者的就可以了。既然法律只不过是公意的代言，那么非常明显，在立法权力上人民是绝不能被代表的；但在行政权力上，人民是可以而且应该被代表的，因为行政权力不外乎是把力量运用在法律上而已。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如果仔细地考察，人们会发现几乎没有几个民族是有法律的。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保民官既然不具有任何哪怕是一部分的行政权力，那么他就永远不能凭借其职务上的权利来代表罗马人民，除非他篡夺了元老院的权利。

在希腊人那儿，一切人民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他们亲自来做；他们不停地在广场上集会，他们生活在温和的气候里，绝不贪求；奴隶们在替他们干活，他们的大事就是自己的自由。但如今，既然已经不再有这种便利了，又如何还能保持同样的权利呢？你们那种更加严酷的气候使得你们有更多的需要，然而公共会议一年之内却只能进行六个月，在露天场上你们的含混不清的言语不可能被人听清楚，你们关心自己的收入远远超过关心自由，而你们害怕贫困也远甚于害怕被人奴役。

什么？难道自由只有依靠奴役才能维持吗？也许是的，而且是两个极端相互接触了。凡是自然界中本来就不存在的事物都必然会有其不便，比起其他一切来，文明社会就更加如此。的确存在这种不幸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若不以别人的自由为代价，人们便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而且若不是奴隶本分地做奴隶，公民就不能完全享受自由。斯巴达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你们，近代的人民，你们根本没有奴隶，然而你们自己正是奴隶；你们出卖你们自己的自由偿付了他们的自由。你们曾大肆夸耀这种偏爱，然而我却发现其中竟是怯懦多于人道。

我所说的这一切，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有奴隶不可，更不是要说明奴役权是合法的，因为我已经证明了情况恰好与此相反。这里我只是想说，为什么自认为是自由的近代人竟要有代表以及为什么古代的人民就没有代表。无论如何，只要是一个民族选出了自己的代表，他们就再也不是自由的了，他们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

对一切进行一番仔细考察后，我认为除非城邦非常小，否则，主权者今后将不可能在我们之中继续行使他的权利。但是，如果城邦非常小的话，它会不会被人征服呢？不会的！接下来我就要说明，怎样才能把一个大民族的对外实力与一个小国的简便制度和良好秩序结合在一起。

第36章 论政府的创制绝不是一项契约

立法权一经确立，行政权就必须随之确立；因为，行政权只能由个别的行为来运用，并不属于立法权的本质，所以它很自然地与立法权相分离。主权者假如可能具有行政权的话，那么，权利和事实就会混淆不清，以至于人们再也无法弄清什么是法律，什么不是法律了。于是，这种变质了的政治体很快地就会成为暴力的战利品，尽管政治体本是为了反对暴力而创立的。  根据社会契约，全体公民都是平等的，所以全体公民就可以规定什么是全体公民应做的事，同时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要求他人去做他自己不愿做的事。这是使政治体得以生存和运行必不可少的权利；主权者在创立政府时赋予君主的，正好就是这种权利。

很多人认为，创设政府的行为乃是人民与他们之上的首领之间的一项契约；由于这个契约的缔结，人们便规定了双方的义务，即一方有发布命令的义务，而另一方有服从的义务。但我深信，人们将会承认这种缔约方式的奇怪性。且让我们看看这种见解是不是站得住吧。

首先，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不能被改动的，就像它是不能被转让的一样，限制它就是摧毁它。说主权者再让一个人立于自己之上，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自己使自己负有服从一个上者的义务，那就是又恢复了自己全部的自由。

其次，很明显，这种人民与某个人之间的契约乃是一种个别的行为。由此可见，这种契约既不是法律，也不算是主权行为，因此也就是不合法的。 还可以看到，缔约双方都仅处于唯一的自然法之下，而双方间的协定又没有任何保证，这就在各个方面全都与政治状态相违背。既然手里握有权力的人永远都是执行契约的主人，这就和以契约这个名称加之于这样的一种行为没什么两样，也即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我把我全部所有都给你，条件是随你喜欢还给我多少都可以。”

在一个国家中，只能有一个契约，那就是结合的契约，这个契约本身将排斥一切其他的契约。难以想象，任何后来的契约不会破坏最初的契约。

第37章 论政府的创制

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观念来理解创制政府这一行为呢？我首先要指出的是，这种行为乃是一种非单一行为，或者说是由另外两种行为所构成的，也即法律的确立与执行。

鉴于前一种行为，于是主权者规定，要有一个政府共同体按照某种形式建立起来；显而易见，这种行为就是确立一项法律。

鉴于后一种行为，人民便任命首领并让其负责管理已经确立下来的政府。但问题在于，这一任命只是一桩个别行为，所以它并不是另一项法律，而仅仅是前一项的后果，是政府的一种职能而已。

理解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在政府出现以前，人们怎么能够有一种政府的行为，而人民既然只能是主权者或臣民，在某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成为君主或行政官。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得以发现政治体的最让人惊叹的性质之一，就是它调和了表面上互相矛盾的活动。因为这一点是由于政府突然间转化为民主制而宣告完成的，从而并没有任何明显可见的变化，而仅是由于另一种新的全体对全体的关系，公民就成了行政官，于是也就由普遍的行为过渡到个别的行为，由立法过渡到执行。

这种关系的转变决不单单是某种思辨上的玄虚，确实有着事实上的例证，英国国会就天天都在发生这种事情。在某种情形下，英国国会下院为了能更好地讨论事务，就转变成全院委员会；前一刻它还是主权的庙堂，这一刻就变成了单纯的委员会机构。由于这个原因，它随后便需向自身提出有关它在全院委员会上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并且在另一种名义之下，重新讨论它在前一种名义下已经决定了的东西。

这就是民主政府的优势。事实上，公意的一次简单的行为便可以将它确立。此后，这个临时的政府或是继续执政——如果这就是它所采取的形式的话——或是以主权者的名义确立一个由法律统治的政府；这样一来，一切就都是按规矩办的。除此以外，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别的合法的方式可以组建政府，同时又不致放弃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

第38章 防止政府篡权的方法

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与第十六章相一致的结论：即创建政府的行为绝不是依靠契约，而是依靠法律；行政权力的掌握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即可委任或撤换他们。对这些官员们来说，绝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是服从的问题，并且在领受国家赋予他们的职务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已，并没有在条件上讨价还价的权利。

因此，当人民创建一个世袭政府时，无论是由家族世袭的国君制也好，还是由某一等级公民世袭的贵族制也好，人民所采取的行动都不是出于任何所谓的协定——那仅是人民赋予行政机构的一种临时的形式，人民愿意另行规定时就自行终止。

诚然，这种改变往往是很危险的，所以，除非是政府已经蜕化得与公共福利水火不容，否则就千万不要轻易触动已确立的政府。但是这种考虑只是一种政治的准则，绝不是对权利的规定；并且国家也没有必要把政治权威交给它的首领们，正如无须把军事权威交给它的将领们一样。

同样正确的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不会那么小心谨慎地恪守各种必要的形式，以便能把正常的、合法的行为与叛乱的骚动区分开来，把全体人民的意志与派系的争执区别开来。尤其是在这里，对讨厌的情况又不得不给它在最严格的法律之下人们所不能拒绝的东西；而且也正是从这种义务之中，君主才得到了最大的方便，可以不管人民而保有自己的权力，但人民又不能说他篡夺了权力。因为君主表面上似乎仅仅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极容易把它加以扩大，并以公共安全为借口来阻止那些旨在建立良好秩序的集会，他就可以利用某种不容打破的沉默，或是利用他所制造的不正常状态，来假定那些因恐惧而保持缄默的人都是拥护他的，并且对那些胆敢发言的人予以惩罚。十人会议就是这样的。起初，他们的任期是一年，此后又延长一年，终于不再允许人民集会，以期永久地保持他们的权力。一旦假之以公共力量，世界上无论哪个政府，无一不是用这种简便的方法来篡夺主权权威的。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定期集会，很适用于防止或推延这种不幸，尤其是当这种集会并不需要正式召集程序的时候。因为如果君主这时候加以阻止，他就等于是公开承认自己是法律的破坏者和国家的公敌了。

对这种以维护社会条约为目的的集会，它应该永远是以两个提案宣告开始的；这两个提案坚决不能取消，而且要分别地进行表决。

第一个是：“主权者是否愿意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 第二个是：“人民是否愿意让那些目前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继续当政？” 我在这里所假设的乃是我觉得已经证明过了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国之中，不存在任何根本法是不能予以废除的，即使是社会公约也是如此；因为，如果全体公民联合起来破坏这个公约，那么我们就只能相信这个公约被破坏乃是非常合法的。格老秀斯甚至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退出自己的国家，并且在离开国土时就重新获得了天然的自由和财富。如果集合在一起的全体公民竟不能做他们每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事，那就未免太荒唐了。

论公意是不可摧毁的

对一个由若干人结合而成的整体，只能存在一个意志，它关系着公共的幸福以及共同的生存。国家的全部精力在这时是单纯而蓬勃的，它的准则是明晰而光辉的；这里绝没有各种互相矛盾、错综复杂的利益，公共福利的一切都确切明白地显现出来，想看到它们只要有理智就行。团结、平等、和平是一切政治上尔虞我诈的敌人。正由于淳朴正直的人们是单纯的，所以很难欺骗；甜言蜜语和诱惑对他们都不起作用，甚至可以说他们没有精明到足以当傻瓜。在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民那里，我们会看到在橡树底下一群群的农民在规划国家大事，并且总是处理得十分恰当；这时候，对那些以种种玄虚和伎俩使得自己声名远扬却又悲惨不堪的国家，我们能不鄙视他们的精明吗？

对这样治理着的国家，很少的法律就能满足需要，人们早已普遍地看到了颁布新法的必要性。提议那些法律的第一个人，只不过是说出了已经被大家感受到的东西。把已经是人人都决意要做的事变成法律，这既不是一个雄辩问题，也不是一个阴谋问题，只要他能，别人肯定也会像他一样做。

由于理论家们只看到了那些从一开始体制就不好的国家，这就使理论家们陷于错误，因此他们认定，在这些国家里维持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是不可能的。他们喜欢想象一个巧妙的说客或者一个机警的骗子的种种无稽之谈——用于诱说伦敦人民或巴黎人民。他们不知道伯尔尼的人民是会把克伦威尔关进钟楼的，日内瓦人也会对波佛公爵严加管束。

但是当社会团结的纽带变得松弛，国家开始削弱的时候，当人开始感觉到个人利益逐渐变大，社会开始被一些小社会影响的时候，公共利益就有了变化并且对立面也出现了。全体的一致不能再支配投票了，矛盾和争论就开始冒头了，公意就再也不是众意了。后果就是最好的意见也都不能顺利地毫无争论地通过。

到最后，在国家濒于毁灭的时候，就只能用一种空洞而又像幻觉的形式生存下去，在每个人的心里，社会的联系已经都破灭了，公共幸福的神圣名义成为最卑鄙的利益厚颜无耻的伪装了。这时候，人人都受着各自的企图的引导，就不再作为公民来提出意见了，公意沉默了，就像从来都不曾存在过国家似的，人们甚至假冒法律之名通过种种不公正的仅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法令。

公意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就会腐化或者消失呢？不会的，公意是永远不变的、稳固的、纯粹的；然而它却可能会屈服于其他压在它身上的意志。要使自己的利益脱离公共利益的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明白，他并不能完全分开两者；但是在和他渴望得到的具有排他性的私利相比之下，对他来说，那份他所分担的公共的不幸就算不上什么了。但除了这种私利之外，他还是会和其他人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公共福利有所要求的。甚至为了金钱出卖选票的时候，他也没有让自己内心的公意消失，只是对公意有所回避而已。他所犯的错误乃是对人们向他所提出的问题答非所问，乃是改变了问题的状态；因此他不是用自己的投票来说“这事有利于国家”，反而是在说“这样或那样的意见获得了通过，乃是有利于某个党派或某个人的”。这样一来，集会中的公共秩序法则就不完全是对公意进行维持了，而是要经常对公意进行质疑，并经常由它来作出回复。

在一切主权的行为中，仅就投票这一项权利（这是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里我就有非常多的意见可写。此外，还有关于分议权、提议权、发言权、讨论权等的，政府总是煞费苦心地要把这些权利全部为自己的成员保留。但是这些题材之重要需要另写一篇论文了，在本书里我无法一一谈到。

第39章 论投票

从上一章可以看出，足以确切地表明政治体的健康状况以及道德风尚的实际情况的，就是处理一般事务的方式。人们在大会里越是能和衷共济，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意见越是倾向一致，则公意就会越占统治地位，反之，意见分歧、冗长的争论和吵闹不休，也就宣告国家的衰微和个别利益占上风。 当两个或更多的等级包括在国家的体制之中的时候——比如说罗马的平民与贵族，即使是在共和国最美好的时代，他们的争执也常常扰乱着人民大会——上述这一点好像不太明显。然而这种例外大部分不是真正的而只是外表的；由于这时候政治共同体的内在缺陷，所以两个国家存在于一国之内。对这两者合起来说，上述这一点虽然不算正确，但对每一个分别来说又是正确的。而且事实上，即使在最动荡的时代，只要元老院不干涉，人民的投票进行得总是很平静，并且都是按多数票来进行表决的；既然公民们只有一种利益，那么人民便只有一种意志。

但是等到循环到了另一个极端，全体一致也会出现，那就是当公民既不再拥有自由也不再拥有意志，全都沦于奴役状态的时候。这时候，阿谀和恐怖把投票变成了喧嚣；人们不是在赞颂就是在咒骂，再也不讨论了。处于罗马皇帝统治下的元老院表达意见的可耻方式就是这样的。偶尔它的那些做法谨慎得荒诞怪异。塔西佗曾经说，在奥东的统治下，在元老们争相詈骂维梯留斯的时候，居然同时叫喊成一片可怕的喧哗，这是为了万一维梯留斯成为主子的话，他也无法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说了哪些话。

一些准则便从这些不同的考虑中产生了。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准则，按辨认国家盛衰以及公意的难易程度的情况，来规定排比不同意见和计算票数的方式。

就其本性而言，只有一种法律，必须经过全体一致的同意——那就是社会公约。因为世界上最自愿的行为就是政治的结合；既然每一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是自己的主人，那么没有人可以在任何借口之下，不经他本人的许可就奴役他。如果断言奴隶的儿子生来就是奴隶，就是断言他生来就不是人。

但是，如果反对订立社会公约的人出现的时候，这些人的反对也不能使契约失效，只不过是这些人被排斥在契约之外而已；他们是公民之中的外邦人。但是在国家成立之后，居留就成为同意的表示，居住在领土之内就是服从主权的表示。

把这个原始的契约除去，大多数投票是可以永远约束所有人的，这就是契约自身的结果。人们也许会问：一个人怎么能够被迫遵守那些不属于他的意志，而又是自由的呢？反对者怎么能够既要服从那些他们曾经不同意的法律，而又是自由的呢？

我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公民对一切法律都是同意的，即使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那些，即使是他们违犯其中的任意一条都要遭受惩罚的那些法律。公意就是全体国家成员的经常意志；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是自由的公民。在人民大会上，当人们提议制定某项法律时，他们对人民提出的问题，准确地说，是它是否符合公意，而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个提议，产生的这个公意就是他们的意志。在投票时，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从票数的计算里我们就可以得到公意的结果。所以，若是与我相反的意见占了上风，那并不能证明别的，只能证明我所估计的公意并不是真正的公意，只能证明我错了。如果公意居然输给我的个别意见，那么我就是做了另一桩我原来并不想做的事；在这个时候，我就不再是自由的了。

当然，这是在假定一切公意的特征仍然在多数人之中存在；假如不是的话，那么无论你赞同哪一边，终究是再也没有自由可言的。

之前在说明公共讨论中人们是怎样用个别意志来代替公意的时候，我已经充分地指出了可以预防这种流弊的实际办法。后面我还要继续进行论述。至于说到足以宣告这种意志的投票比例数，我也已经给出了各种原则——用于测定它所应根据的。破坏双方相等可以是一票之差，破坏全体一致也可以仅是一票的反对。但是介于双方相等与全体一致之间的，还有很多种数字不等的分配存在，我们对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按照政治体的需要与情况来确定这个数字。

可供我们规定这一比率的有两条普遍的准则：一条是，讨论越是重大，则通过的意见也就越应该接近全体一致；另一条是，所涉及的事情越是紧急，则所规定的双方票数的差距也就应该越小，如果是在需要马上作出决定的讨论中，则只要有一票的优势就足够了。这两条准则中的前一条看起来更切合法律，而后一条则看起来更切合实际。但是不管怎样，确定我们可以宣布其为多数的最好的比率都必须依靠两者的结合。

第40章 论选举

说到君主与行政官的选举——正如我已说过的，它是复合的行为——也可以用两种途径进行，即选定与抽签。在各个不同的共和国里曾使用过这两种中的一种；至今在选举威尼斯大公时，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两种途径非常复杂的糅合。

孟德斯鸠说：“民主制的本性乃是以抽签来进行选举。”这种说法我同意。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孟德斯鸠继续说：“抽签这种选举方式不会伤害任何人。它赋予每个公民为祖国服务的合理愿望。”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 如果我们能注意到选举首领并不是主权的一种职能，而是政府的一种职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抽签这种办法最具有民主制的性质的原因：在民主制中，行政机构的行为越少，行政机构就越好。

在所有真正的民主制之下，行政职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不是一种便宜；人们无法把它公平地加给这个人，却不加给那个人。能把这种负担加给中签的人的唯有法律。因为在抽签时，每个人的条件都是平等的，而且任何人的意志都不能决定选择，所以法律的普遍性受任何个人的作用的影响。 在贵族制之下，是由政府自己来维护自己的，是由君主来选择君主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投票的方法才是十分合适的。

威尼斯大公选举的例子，不但没有推翻这种区别，反而证实了这种区别；混合政府正是需要那种杂糅的形式。把威尼斯政府当成一种真正的贵族制，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如果说在政府里人民完全没有地位的话，那么那里的贵族本身就可以说是人民了。大量贫穷的巴拿波特永远没办法得到任何行政职位，而它那贵族也只是拥有出席大会议的权利以及“阁下”的空头衔罢了。那个大会议的人数非常多，同我们日内瓦的全体会议一样，他们之中最显赫的成员还不如我们的普通公民更拥有特权。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不谈两个共和国的极端差异，威尼斯的贵族恰好就相当于日内瓦的市民，我们的居民与土著就相当于威尼斯的人民与citadins（公民），威尼斯陆上的臣民则相当于我们的乡民。最终，不管人们以何种方式来考察那个共和国，它的政府和我们的政府比起来绝不会更接近于贵族制，除了它的地域广阔之外。我们没有一个终身的首领，所以我们完全不需要抽签，这就是全部的不同。

抽签选举在真正的民主制之下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因为那里人人平等，不管是在才能和道德方面，还是在财富和品行方面，所以不管怎么选择几乎都无所谓。但是我已经说过，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制。 当抽签与选举两者并用的时候，但凡需要专门才能的地方，比如军事职务，就应该通过选举来任用；而抽签则适用于选择公正、廉洁与有健全的理智的人，比如审判职务，因为在一个有良好体制的国家里，这些品质可以是人所共有的。

但是在君主制的政府之下，无论是选举还是抽签都没有任何地位。国君既然是独一无二的、正当的行政官与君主，那么部属的选择权就只能由他本人掌管。当圣彼得修道院长提出大肆扩充法国国王的御前会议的建议，并用投票来选举出它的成员时，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建议是要改变政府的形式。 我还应当说一下在人民大会上使用的投票与计票的方式，在这方面罗马政治制度史可以更明白地阐释我想提倡的基本准则。比较认真地看一看在二十万人的会议上人们怎样处理个别的和公共的事务，对慎思明辨的读者来说，或许是大大有益的吧。

第41章 论罗马人民大会 (1)

没有任何有关罗马初期的可靠文献流传下来，甚至可以说人们谈论的有关罗马的大部分事情都只是寓言。而且一般来说，在各民族纪年史上都有一个最具教育意义的部分，即他们的创业史，这正是我们最缺乏的部分。经验每天都在教育我们，各个帝国的革命是因为什么产生的；但是，现在却已不再有民族形成着了，因此我们就差不多只能靠推测来解说它们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发现的种种既定的习惯，至少都显示有一个起源。凡是根据最大的权威而且又被最有力的推理所证实了的传说，凡是能追溯这些起源的传说，都应当认为是最确实可信的。这就是我在探索世界上最强盛、最自由的民族如何行使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力图遵循的准则。

罗马建国以后，新生的共和国是由沙宾人、阿尔班人和异邦人构成的一支建国者的队伍组成的，于是就分为三种人。这种区分就被称为部族。每一个部族分成十个库里亚，每一个库里亚再分成若干个德库里亚，其中为首的就是号称德库里昂和库里昂的首领。

除此之外，从每个部族中征集一百名骑士或骑兵，叫做百人团；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城市里，这种划分根本没有什么必要性，最初只不过是军事性的。但是仿佛是一种伟大的本能，这个小城预先为自己制定了一种适合作为一个世界首都的政治体制。

然而划分之后不久就产生了一些不便。那就是沙宾人的部族（tacienses）和阿尔班人的部族（ramnenses）始终处于原来的状态，但是异邦人的部族（luceres）却因异邦人的时常流入而不断扩大；因此不久后，异邦人部族便超过了前两个部族。针对这种危险的谬误，塞尔维乌斯找到的补救办法是，改变划分方法。他废除了种族的划分方式，代之以另一种划分方式——根据每个部族在城中所占的区域划分。于是他就把原来的三个部族分成了四个，每一个都占领着罗马的一座小山，用山的名字来命名。于是，在挽救当时的不平等的同时，他也预防了未来的不平等；为了使这种划分不仅仅是地域的划分同时也是人身的划分，他就禁止居民在地区之间转移。这种措施防止了各个种族之间的互相融合。

此外，他又把从前的三个骑兵百人团增加了一倍，后来又增加了十二个，但是始终沿用古时的名称，这是既明智又简捷的办法，由此他便区分开了人民团体与骑士团体，而且使人民毫无怨言。

除了这四个城市部族之外，塞尔维乌斯另外增加了十五个所谓的乡村部族，因为这些乡村部族的组成是把乡村划分为数目与部落相同的乡区的居民。在此之后又增加了同样数目的新部族。就这样，罗马人民终于被分成了三十五个部族；从此他们便将这个数目固定下来，直到共和国结束。

由于区分乡村部族与城市部族，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结果，因为之前还从来不曾有过其他先例，也因为罗马帝国的扩张及风尚的保持全部有赖于此。人们往往以为城市部族会立刻夺取尊荣与权势，并且会毫不迟疑地要求贬低乡村部族的地位。但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对早期罗马人对乡村生活的兴趣是知道的。他们的这种兴趣来自于贤明的创造者，这些创造者把军事和农事以及自由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这么说，把工艺、美术、财富、阴谋以及奴隶制全部赶进了城市。

如此，全罗马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在农村生活并且耕种土地，所以人们顺其自然地习惯于在乡村里寻找可以支撑共和国的栋梁之才。因为这种情况是罗马最显赫的贵族的情况，所以也受到所有人的尊崇；人们宁愿过着乡村人的勤劳简朴的生活，而不愿意过着像罗马市民过的那种游手好闲式的生活；并且在城市里一向都只是不幸的无产者的人，一旦他在田地里劳动，就变成一个受人敬重的公民了。瓦戎曾经说过，在乡村里我们高尚的祖先们为那些勇敢而茁壮的人奠定了地基，那些人在和平时期养活着他们，在战争时期保卫着他们。这些话也是有道理的。普林尼还肯定地说，之所以乡村部族受人尊崇，就是组成部族的那些人的缘故；与之相反，为了羞辱懒汉们，人们就把他们迁徙到城市的部族里去。沙宾人阿皮乌斯·克劳底乌斯回来定居于罗马时，是满载荣誉的。他被编入了一个乡村部族，并且随后这个部族就用他的姓氏来命名。最终，被释放的奴隶都参加了城市部族而没有参加乡村部族，而且在整个共和国时期都没有过任何例子是有关这种被释放的奴隶获得了行政职位的，即使他已经变成公民了。

这条准则本身是卓越的，但是它被推行得过头了，以至于最终产生了一种变化，并且还是政治体制上的一种流弊。

首先，在监察官长期掌握了这一权力（可以任意把公民从一个部族转移到另一个部族）之后，竟然允许大部分人自行加入他们愿意加入的部族；这种许可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并且剥夺了监察权的职能之一。除此之外，既然权贵们都把自己编入乡村部族，与此同时被释放的奴隶们变成了公民，又和民众一起居住在城市部族里，因此部族一般就不再是区域性的或者地方性的了。但是大家都已经这样混杂在一起了，以至于除了根据登记簿之外便无法分辨出各个部族的成员。就这样，“部族”一词的观念就由实物转化为人身，或者可以说，差不多成为徒有虚名了。

还有就是，因为城市部族的位置更方便，所以在人民大会里往往也是最有势力的，甚至还会把国家出卖给向他们之中无耻的败类贿赂买选票的那些人。 说到库里亚，创制者已经规定每一部族都有十个库里亚，因此当时在城墙范围之内的全部罗马人就组成了三十个库里亚；每个库里亚都有自己的官吏、祭司、神祇、庙宇以及被称为大路节的节日，这一节日和后来乡村部族中的乡村节相似。

等到塞尔维乌斯有了新的划分方式时，由于三十这个数目不允许他均衡地分配他的四个部族，所以他也就无意去触动它们，因此与部族相独立的库里亚，就成为罗马居民的另一种划分方式。但是，不论是在乡村部族之中，还是在组成这些乡村部族的人民之中，都绝对不会发生库里亚的问题。罗穆鲁斯的军事性的划分成为多余的了，因为这些部族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民事组织，并且采用了另一种制度来征集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每个公民都编制在同一个部族里，但是往往没有一个在库里亚之内。

塞尔维乌斯还作了第三种和前面的两种没有任何关系的划分，但是它的效用却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全罗马人民被他分为六级，这六级既不是按人身也不是按地区，而是按财富来划分的。在这样的划分里，前面的等级都是富人，后面的等级都是穷人，中间各等级便是拥有中等财富的人。这六个等级又继续分为一百九十三个团体，被称为百人团；这些团体的分配又是这样的：第一级占了其中的半数以上，最后一级则只能组成一个团。这样，情况就变成人数最少的一级是团数最多的一级，但是整个的最后一级却只能算是一个次级的划分单位，虽然这个等级就包括了超过半数的罗马居民。

为了让人民不至于意识到后面这种情形的后果，塞尔维乌斯就想方设法赋予它一种军事气氛。方法就是：在第二级中，他插入了两个甲胄士百人团；在第四级中，他插入了两个军械士百人团；除去最后一级外，他在每一级中都区分开老年与青年，也就是说，区分开那些已经达到法定免役年龄与达到法定服役年龄的人。与财富的区分比起来，这种区分更有必要进行频繁的人口普查和统计。最后，他提出在玛尔斯教场上召开会议，并且所有达到服役年龄的人必须携带武器参加会议。

塞尔维乌斯之所以不在最后一级中进行这种区分，原因就在于人们绝对不会让构成最后一级的民众也拥有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的荣誉，因为必须先有家园，然后才有保卫家园的权利。如果说到那些数不清的点缀着今天各国国王军队的乞丐，其中不被罗马人鄙夷地从他们的步兵队里驱逐出去的恐怕没有，因为那时的兵士是自由的保卫者。

但是，在最后一级之中，还可以区别那些叫做“按人头计数”的人和无产者。无产者还不算是完全一无所有的人，至少他们还算是国家的公民；在紧急关头时甚至还可以成为士兵。至于那些完全一无所有的人，大部分除非按人头否则无法计数的人，就被认为是毫无地位的；马留乌斯是第一个愿意征募他们入伍的人。

第42章 论罗马人民大会 (2)

在这里我们不评论第三种计数办法的好坏，但我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早期罗马人的大公无私、淳朴风尚、对商业与牟利的鄙视、对农业的兴趣，这种办法就不可能得到实践。近代有哪一个民族，他们的阴谋诡计、惶恐不安、贪得无厌、无休无止的兴衰更替，浮沉变幻，能使这样的制度延续二十年之久而不至于颠覆整个国家的呢？还必须指出的是，在罗马，舆论与风尚比这种制度更具有力量，同时也对这一制度的弊病进行了纠正；如果富人过分炫耀自己的富有，就可能被贬到穷人的等级里去。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中理解，为何人们几乎只提及五级，虽然实际上有六级。因为第六级既不向军队提供士兵，又不能在玛尔斯教场上投票，并且在共和国里几乎没起任何作用，所以不大被人当回事。

罗马人民中各种不同的区分就是如此。现在让我们来观察在大会中划分所起到的作用。这种依法召开的大会叫做人民大会；通常在玛尔斯教场上或是在罗马公共会场上举行，分为百人团大会、部族大会和库里亚大会三种；它的作用得看它的召开是根据这三种形式中的哪一种来决定。百人团大会是塞尔维乌斯的创制，部族大会是人民的保民官的创制，库里亚大会则是罗穆鲁斯的创制。唯有人民大会才能批准法律通过，唯有人民大会才能选举行政官，而且既然没有一个公民不被编入某一个百人团、某一个部族或某一个库里亚之内，所以每个公民都不能被剥夺投票权，也就是说，罗马人民在事实上与法律上都是真正的主权者。

为了合法地召开大会，为了使它的行为能有法律的力量，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召集大会的行政官或团体必须拥有相应的权威；第二是大会的举行必须在一个法定的日期；第三是占卜的结果必须是吉兆。

第一条规定的原因不需要再解释了。第二条则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如此一来，在节日与赶集的日子就不能举行人民大会，因为这时乡村的人民都到罗马城去办事了，所以没有时间去公共会场。因为有第三条，元老院便可以约束一个热情而高傲的民族，并且可以抑制保民官的谋反意图；但是保民官也找出了各种方法用以摆脱这种束缚。

选举首领与法律，绝对不是需要人民大会决议的唯一事项；罗马人民还夺取了政府各种重要的职能，我们可以说，他们大会里的规定决定着欧洲的命运。由于开会目的的多样性，这些会议就要根据其要表决的事情采取不同的方式。

只需加以比较就足以评判这些不同的形式了。最初罗穆鲁斯创立库里亚的用意，是用人民遏制元老院，又用元老院遏制人民，他自己则驾驭这二者。因此，他便用这种形式赋予人民数量上的权威，用来平衡他留给贵族们的财富上与权势上的权威。但是，按照国君制的精神，罗穆鲁斯还是给贵族们留了更多的便利，因为受贵族荫庇的人们可以影响投票的结果。这种值得赞美的受荫庇者与荫主的制度，真是一项人道的与政治的杰作；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和共和国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贵族制就没办法维持下去了。只有罗马才有这样的荣誉为全世界做出如此优秀的榜样，这一制度从来没有造成过流弊，但是也永远不曾被后人效仿。

这种库里亚的形式既然从王政时期到塞尔维乌斯时代一直存在，而塔尔干王朝末期的统治又根本不是合法的，所以通常就以leges  curiatoe（库里亚法）这个名词来代表王政时期的法律。

库里亚在共和时期常常只存在于四个城市部族，并且只包括罗马城的民众；所以这些库里亚既不能与富裕平民之首的保民官相适应，也不能与作为贵族之首的元老院相适应，因而它们便失去了信誉，威严扫地，三十名役吏集合起来竟然就能做出库里亚大会应当做的事情。

百人团的划分法对贵族制是非常有利的，以至于起初人们很难看出：既然人民大会以百人团大会为名，而监察官、执政官和其他的象牙行政官又都是由它选举出来的，那么为何元老院在其中却始终不占优势？事实上，这一百九十三个百人团虽然构成了全体罗马人民的六个等级，但是第一级就占据了其中的九十八个，并且既然是只按百人团来计票，单单第一级就超过了其他所有各级票数的总和。于是当第一级所有百人团的意见一致的时候，人们干脆不再计算票数了；最少数的人决定的事，便通过大会从而成为大多数人的决议。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百人团大会里由金钱的多少来规定一切事情的情况，要远多于由票数的多少来决定的情况。

但是，有两种方法可以削弱这种极端的权威。首先，按照惯例，保民官和大部分平民都是属于富有者这个等级的，所以他们就可以在第一级里和贵族们分庭抗礼。

第二种方法则是，不要一开始就让百人团按照级别（一般来说都是要从第一级开始的）进行投票，可以用抽签的方法抽出一个百人团，让它单独进行选举；然后再按等级在另一天召集全体百人团重新对这一项进行选举，最后结果也一般相符。这样，按民主制的原则开例示范的权威便从级别转移到抽签。

这种方法产生的另一种好处就是在两次选举之间，乡村的公民就能花时间了解被临时提名为候选人的优点，就可以在了解情况之后再投他们的票。然而在要求迅速的借口之下，这种办法还是被废止了，于是在同一天之内就进行了两次选举。

准确地说，罗马人民的议会是部族大会，只能由保民官召集。会上选举保民官和表决平民制定的法律。元老院在这里不但毫无地位，甚至没有出席的权利；元老们不得不服从那些他们自己无权进行投票表决的法律，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自由要比一个最卑微的公民的自由还少。但这种不公道却完全被误解了，而且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一个未曾召集全体成员的团体的法令都失效。当全部贵族以他们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来出席大会时，这时他们已经是单纯的个人了，这就对这种按人计票的表决影响很小，因为在这里即使是最渺小的无产者也能和首席元老有一样的权利。

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大量民众因为投票时各种分配方式而产生的秩序之外，这些分配方式也不能说是不重要的。这之中的每一种，对于那时使人们不得不选择这种方式的原因来说，都有它的相对的作用。

这里无须多谈细节，根据以上阐述就能得出结论：最有利于人民政府的是部族大会，而最有利于贵族制的则是百人团大会。而库里亚大会的大多数都由罗马民众构成，所以它就只能有利于险恶的用心与暴君制，因而便遭人非议，甚至连那些叛乱者们也会避免使用这种有可能使自己的阴谋暴露的办法。毫无疑问，唯有在百人团大会里，罗马人民的全部尊严才能得到充分表现，唯有百人团大会才是真正的全体；因为库里亚大会没有包括各乡村部族，而在部族大会里又没有包括贵族和元老院。

计票方法和早期罗马人的风尚一样简单，虽然还比不上斯巴达那么简单。由一个记录员依次把每个人高声唱出的一票记下来；每个部族中的多数票可以代表本部族表决的态度，各部族之间的多数票可以决定人民表决的结果，百人团和库里亚也是如此。唯有正直在公民中间占有统治地位，人人都耻于公开投票支持一个不体面的臣民或一种不公正的意见的时候，这种方法才是好的；但是当人民腐化时，贿选就可以进行了，那时就适宜采用秘密的投票方法了，这是为了用不信任来制止那些贿选者，而且也可以提供一种不至于沦为卖国贼的办法给那些流氓无赖们参考。

我了解到西塞罗是谴责这种改变的，甚至他把共和国的灭亡的部分原因归结于这一点。虽然我也能体会西塞罗的权威所具有的分量，但我却不能赞同他的观点。与之相反，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类的改变太少了，才使得国家灭亡。就如健康人的营养不适宜病人一样，我们也绝对不能要求把适用于良民的法律用来治理腐化了的人民。威尼斯共和国悠久的历史最能证明这条准则。威尼斯至今还存在共和国的影子，这完全是因为威尼斯的法律仅仅对坏人适用。

就这样，每个公民都分得一张票，在投这张票时每个公民都可以不让别人得知他的意见。同时，关于收票、计票、比较数字之类的事，还确定了一些新的手续。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能防止负责这个工作的官吏们的忠诚常常受到怀疑。最终，为了防止投票的交易和舞弊，还出现过种种禁令，但是它们的数目之多却正好证明了它们是无效的。

末期，罗马人就经常不得不诉之于种种权宜手段来弥补法律的不足了。有时候，他们甚至假托神迹，但是这种办法只能欺骗人民，却不能蒙骗那些统治人民的人；有时候，在候选人还没来得及进行阴谋活动之前，突然召集一次大会；有时候，由于看出人民已经被别人争取过去而成为为非作歹的一方了，就一味空谈，试图把整个议程都消磨掉。但是野心家终于规避了所有的事。可是，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在流弊如此泛滥之时，这样广大的人民，依赖于他们那些古代的成规，居然从来没有停止过选举行政官、审判案件、通过法律以及处理所有公私事务，而且和元老院亲身做起来几乎是同样顺利轻松。

第43章 论保民官制

当在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无法确立一个严格的比例时，或者有一些不能消除的因素在不停地改变它们的比率时，人们就创立了一种极为特殊的行政机构。这一机构并不和其他部分一起组成共同体，它的作用是使每一项都恢复正确的比率。它或是在人民与君主之间，或是在主权者与君主之间，如果有必要的话，同时在这两方面之间，形成一种联系，或者说是一个比例中项。

这个团体，我把它称之为保民官制，它是立法权与法律的守护者。有时候它可以用来帮助主权者对抗政府，如同罗马人民的保民官所做的一样；有时候，也可以用来支持政府对抗人民，如同目前十人会议在威尼斯所做的一样；而且有时候，还可以用来维持双方的平衡，如同监察委员在斯巴达所做的一样。

保民官制绝对不属于城邦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也不应该具有行政权或立法权的任何一部分；但也恰好在这一方面，保民官的权限才能达到最大，虽然他不能做任何事情，却可以制止所有的事情。作为法律的保卫者，他要比制定法律的主权者与执行法律的君主更可敬、更神圣。在罗马这是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的：那些罗马的高傲贵族们对所有的人民表示鄙视，但他们却不得不在一个既无占卜权又无司法权的、平凡的人民官吏的面前低头。

如果保民官制被控制得足够高明，它就能成为一个良好体制中最坚固的支柱；但是它拥有的力量只要稍多些，就可能会颠覆一切。说到软弱，却不是保民官制的属性了，只要它真有权力，就绝对不会少于它所需的权力。 如果只能作为调节者的保民官篡夺了行政权，只能保护法律的保民官运用了法律，那么保民官制便会蜕化为暴君制。在斯巴达还能维持风尚的时候，庞大的监察委员的权力不足为患，但腐化一旦出现就开始加速。被暴君们杀害的阿基斯，他的继承者终于得以复仇；监察委员们所受的惩罚与所犯的罪行，共同加速了共和国的灭亡；等到克里奥门尼斯之后，斯巴达就再也没有称道之处了。同样地，罗马也是经历了这样的灭亡道路的；并且保民官以法令来篡夺过度的权力，依靠的是为了自由而制定的法律的帮助，最终反而成为摧毁自由的皇帝们的保障。威尼斯的十人会议是一种血腥的法庭，它对人民与对贵族是同样的恐怖；并且在它堕落之后，它只是在暗中进行那些骇人听闻的勾当，远不是高尚无私地在保护法律。

正像政府一样，保民官制常常随着它的成员的增多而削弱。罗马人民的保民官，最初是两个，后来是五个，他们甚至希望把这个数目增加一倍；元老院也同意他们这样做，这是因为元老院料定他们会彼此牵制，后来的情形果然如他们所料。

要防止这样强有力的团体篡夺大权，最好的方法（至今还不曾有任何一个政府注意过这样的方法）就是不让这种团体变成永久性的，而且规定它必须有间歇期。这种间歇期也不能太长，以免给滋长滥用职权提供时间；可以由法律来规定它们，从而在必要时使人能轻易通过非常委员会对它进行缩短。

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并没有不便之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既然保民官制不构成体制的一部分，去掉之后也就不会损害体制；而且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还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一个行政官的出发点不是他的前任具有的权力，而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力。

第44章 论独裁制

法律的僵硬性使其不能灵活应变，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变成有害的，并且还可能在危机关头导致国家灭亡。各种程序和手续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有时候局势是刻不容缓的，有千百种可能都是立法者根本不曾预料到的。因此承认我们并不能预见一切，本身便是一种非常必要的预见。

所以，绝对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僵化到取消使法律停止生效的权力的地步，实际上就连斯巴达也曾使它的法律休眠过。

但是，值得去冒变更公共秩序的危险的唯有紧要关头，而且除了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之外，人们绝对不能取消法律的神圣权威。在这种显著而又罕见的情况之下，人们就把维护公共安全的责任托付给一个最值得信任的人，这需要用一种特殊的行为。这一委托按危险的种类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

如果是为了挽救危局，只要扩大政府的活动就够的话，那么便可以把行政集中在一个或两个成员的身上。于是，这里变更的便仅仅是行使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法律的权威。如果危险已经达到这种地步，导致法律的尊严竟然成为维护法律的障碍的时候，就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暂时中止主权权威，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不能怀疑的；而且很显然，防止国家灭亡是人民首要的目的。采取这种方式的时候，立法权威的中止并不代表消失；行政官可以把立法权威变得沉默，却不能使它发言；他可以控制它，却不能代表它；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唯独不能立法。

第一种方法为罗马元老院所采用，它用一种庄严的仪式授权执政官以保障共和国的安全。而当两个执政官之一任命一个独裁者的时候，使用的就是第二种方法了，这种办法的先例是阿尔比给罗马做出的。

在罗马共和国初期，他们往往求助于独裁制，这是由于国家尚未拥有一个足够坚固的根基，仅依靠宪法的力量不能自保。

这时候，在别的时代里是必要的种种防范措施在罗马的风尚之下都成为多余的；人们既不需要害怕独裁者滥用权威，也不需要害怕他企图在任满之后继续保持权威。与之相反，仿佛如此大的权力对被赋予这种权力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所以，独裁者常常急于摆脱这种权力，好像取代法律的地位是一种非常危险和痛苦的事似的。

然后这里的危险就在于贬低权力而不在于滥用权力了，我要指责早期罗马在运用这种至高无上的行政官制度时不够审慎。因为如果人们把这种制度滥用于奉祀、选举和种种纯形式的事务上，就有理由要担心在必要的关头它会变得不够顽强，而且人们也会习惯性地把只是用于无意义的仪式方面的这种官衔看成是个空头衔。

等到共和国的末期，罗马人就变得更加慎重了。可是正像以往滥用独裁制那样，他们又同样毫无道理地吝惜独裁制。很显然，他们的戒心缺乏根据，对它内部的那些行政官来说，当时首都力量很薄弱，这反倒成为安全的保障；在某种情况下，一个独裁者可以保卫公共自由，但是永远不能觊觎公共自由；罗马的枷锁并不是在罗马本身内铸成，而是在它的军队中铸成的。庞培对恺撒以及马留乌斯对苏拉都没有进行一点抵抗，这足以说明用内部的权威来抵抗外来的武力会有什么后果了。

罗马人因此犯了重大的错误，比如，在卡提里那事件中没有任命一个独裁者，就是这样的错误。因为既然这一事件只是罗马城中的问题，至多也只能算是意大利某几个省区的问题。所以运用法律所赋予一个独裁者的无限权威，是很容易消除阴谋的。但是那次阴谋被阻止只是因为种种幸运的机缘巧合，而这种机缘却是谨慎的人类永远不应该期待的。

元老院反而满足于把它的全部权力都交给执政官，因此就发生了西塞罗不得不在一个关键之处超越了权限——为的是行动有效。假如说开始的效果竟然使得人们同意了他的行为的话，那么到后来人们又要求他对公民违反法律而造成的流血事件负起责任，也应当是公正的；但是对一个独裁者就不能进行这样的谴责了。但是这位执政官的辩才使大家迷惑了；虽然他是罗马人，但他爱自己的荣誉显然胜过爱自己的祖国；他追求的与其说是保卫国家的最妥当而又最合法的方式，倒不如说是要享有这一行为所带来的荣誉。所以他就很公正地被认为是罗马的解放者而受到尊敬，又很公正地被认为是法律的破坏者而受到惩罚。不管对他的判决的撤销是如何光彩，但是那确实只能算是一种恩赦。

除此之外，不管这个重要的委任是以何种方式授予的，最重要的是必须把它固定在很短的一个期限之中，绝对不能过长。在建立独裁制成为必要的危急关头，国家不是被很快地毁灭就是保全；而当危急关头过去之后，独裁制要么变成暴君制，要么就是有名无实。在罗马，独裁者的任期只有六个月，他们之中大部分都在期满之前就卸任了。如果任期更长，或许他们还会企图再继续延长，就如同十人会议对任期一年所做过的一样。独裁者只能有应付紧急情况的时间，但是不允许拥有来梦想其他计划的时间。

第45章 论监察官制

公共判断的宣告就是由监察官制来体现的，正如公意的宣告是由法律来体现的一样。公共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一种法律，监察官则是这种法律的执行者，而且监察官也和君主一样，只能应用于个别情况。

所以，监察官的法庭远不是民意的仲裁者，仅仅只是人民意见的宣告者；如果脱离了人民的意见，它的决定就是无效的、空洞的。

要把一个民族所崇尚的对象和他们的风尚区分开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二者的依据是同一个原则，所以必然会混在一起。在全世界的民族之中，决定他们的爱憎取舍的是意见，而不是天性。只要矫正人们的意见，他们的风尚自然就会纯正。人们一直都爱好美好的事物，或者说是爱好他们眼中的美好事物；但是在这种判断上人们会犯错误，因而需要加以规范。评判荣誉的人是从公共意见里得出他的法则的，而评判风尚的人也就是在评判荣誉。

从一个民族的体制里可以得出它的各种意见。法律虽然不能规范风尚，但是使风尚诞生的却是法律。在立法工作薄弱的时候，风尚也就会退化；而在这时候，法律的力量无法完成的事情也不能被监察官判断出来。

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对保持风尚来说，监察官制是有用的，但是对重建风尚它却是完全无用的。你可以趁着法律权威旺盛的时候设置监察官；但是法律一旦丧失了力量，一切就走向绝望了；如果法律不再有力量，所有合法的东西也不会再拥有力量。

防止公共意见的腐化，用贤明的措施来保持它们的正确性，有时候甚至要在它们还没成形的时候就固定住它们——监察官制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维系风尚的。法兰西王国中曾经流行决斗时要带副手的习惯，但它的废除只是因为国王一纸诏书中的寥寥几个字：“至于那些怯懦得要找副手的人们”。这个判断预见了公共的判断，因此马上就得到了公众的认同。但是要想宣布举行决斗也是一种怯懦——这本来是非常正确的，但违背了一般人的意见——公众就会嘲笑这一决定。这是由于公众对这件事早就形成了公共的判断。

在别处我已经说过，公共意见是绝对不会屈服于强制力的，因此在代表公共意见的法庭中，并不需要有任何强制力。至于罗马人是以何种艺术——并且拉西第蒙人还更加高明——在运用这种近代人早已完全丧失了的能力，无论我们怎样赞扬都不会过分。

在斯巴达的议会里曾经有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提出了一条好建议，监察委员们却置之不理，而让另一个有德行的公民来提出相同的建议。这对前者是怎样的侮辱，而对后者是怎样的荣誉；同时对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未加以谴责，也未加以赞扬。曾经有几个萨摩岛的醉汉侮辱了监察委员的席位，第二天就有明令准许萨摩人犯粗。这样的惩罚，比真正的惩罚来得更加严厉。当斯巴达已经宣布了哪些是正直而哪些不是正直的时候，整个希腊却没有人去请教他们的判断。

第46章 论公民宗教 (1)

最初，除了神祇之外人类没有别的国王，除了神权政体之外也没有别的政府。他们所做的事情，正好是卡里古拉的想法；而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思想上与感情上的变化之后，人们才会最后认同自己的同类来做自己的主人，并且还自诩这么做会有好处。

每一个政治社会之上都会奉一个神明。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得出，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神。两个敌对而且相异的民族，不可能长期拥戴相同的主人。两支正在交战的军队不会服从同一个首领。因此，民族的区分造成了多神的局面，并且因此产生了政治上的与神学上的缺乏宽容。我们下面就会讨论这两种缺乏宽容本来是同一回事。

希腊人曾经怀有一种幻想，去野蛮民族中寻找他们自己的神；这种幻想源自他们抱有的另一种幻想，就是要把他们自己当成这些野蛮民族的主人。但是在今天，要是还把各个民族不同的神混为一谈，那就未免显得荒唐可笑了，好像萨士林、克罗诺、莫洛克可以是同一个神，好像希腊人的宙斯、拉丁人的朱庇特和腓尼基人的巴尔可以是同一个神，名字不同的好像虚幻的这些神明至今还能拥有着某些相同之点似的！

如果有人问，信仰为何在异教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神和宗教信仰，却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呢？我的回答则是，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政府以及独特的宗教信仰，所以这些国家就完全不区分它们的法律与神祇了。政治的战争亦是神学的战争；每个神的领域都可以说是根据民族的界限而固定的。一个民族的神对其他民族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绝不能说异教徒的神是嫉妒的神，他们彼此间划分了全部世界；就连摩西和希伯来人在谈及以色列的神的时候，也时常采取这样的观念。确实，他们是不把那个注定了要毁灭的、被流放的、其领地本应是属于他们的民族（迦南人）的神当做一回事的；但是请看他们是如何谈论那些抵挡住他们的进攻的相邻民族的神明的吧。耶弗他向亚扪人说：“难道那些属于你们的神基抹的所有不是合法地算作你们的吗？同样地，我们也有资格占领我们的神征服而后获得的土地。”我以为，这里就是承认了以色列的上帝的权力和基抹的权力是平等的。

然而犹太人，先是臣服于巴比伦的国王，然后又臣服于叙利亚的国王，却还是坚持决不承认除了自己的神之外的其他任何神，因此，这种抗拒就被当做是对征服者的反叛，而且还给他们招来了种种迫害。我们在历史上读到过这些，并且在基督教之前我们没有见过任何其他的先例。

既然每种宗教是完全依附于对这种宗教进行规范的国家法律，那么，除了使一个民族被奴役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方法可以让一个民族皈依，除了征服者以外，也绝对没有别的传教士；而且既然改变宗教崇拜的义务就是那些被征服者的法律，那么在谈论改变宗教信仰之前就必须先从征服着手。人类远不是在为神作战，反而就如荷马的书中所说，神在为人作战；每一方都在向自己的神祈祷胜利，以偿付给神新的祭坛的形式。在占领一个地方之前，罗马人要先召请此处的神退位；而之所以把塔伦土姆人的恼怒的神留下给他们，则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神已经屈服于他们的神，而且不得不向他们的神行礼了。正像罗马人把自己的法律留给了被征服者一样，罗马人把自己的神留给了被征服者。通常罗马人索取的唯一贡品是向罗马加比多尔神殿的朱庇特呈献一顶冠冕。

最终，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罗马人扩张了他们的神和他们的宗教崇拜，并且他们自己还经常保留被征服者的神和宗教崇拜，并给予两者城邦的权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这个广大帝国的各个民族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神和宗教崇拜，并且差不多到处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何在已知的当时的世界中，异教信仰最终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宗教。

便是在这种局势之下，耶稣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精神的王国；这就使政治的体系和神学的体系分割开了，从而使得国家不再是一元的，而且造成了基督教各个民族内部的分裂。可是因为那种另一个世界的王国的新观念永远不能被异教徒的头脑接受，所以异教徒往往把基督徒看成是真正的反叛者；他们认为这些假装恭顺的反叛者，只是为了自己独立做主人而窥伺时机，而且狡猾地想要篡夺在自己力量软弱时假装尊敬的那种权威。这就是宗教迫害的内在原因。

终于异教徒惧怕的事情来临了。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面貌。谦卑的基督徒更改了他们的语言，而不久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号称另一个世界的王国，在一个有形的首领之下，居然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霸道的专制王国。

然而，既然永远都只能有一个公民的法律和君主，结果就是这种双重权力造成一种永恒的冲突，这就导致在基督教国家里不可能存在什么良好的政体，并且人们永远也无从知道在神甫与主人之中究竟应该服从哪一个。 也曾经有过很多民族，甚至就是欧洲或者欧洲邻近的民族，想保存或者重建古代的体系，然而都没有成功。基督教的精神获得了普遍的胜利。神圣的宗教崇拜一直是或者重新独立于主权者之外，而且与国家共同体没有必然的联系。穆罕默德具有非常敏锐的眼光，把他的政治体系连接得很好，并且在他的那些继承者哈里发的治下还继续沿用他的政府形式的时候，这个政府确实是一元的，并且十分完善。然而阿拉伯人后来变得文明了、开化了，国家昌盛了，人却柔弱胆怯了，这时他们就被野蛮人征服了；这时候，便又开始了两种权力之间的分裂。尽管在回教徒那里，这种分裂比起基督徒来并不显著，但依然是存在的，特别是在阿里的教派里；而且在有些国家，比如波斯，这种分裂到现在还可以为人所察觉。

在我们之中，已经自立为教会的首领的有英国国王，还包括了沙皇；但是与其说他们据有这个头衔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教会的主人，倒不如说是为了成为教会的大臣；与其说他们所获得的权力是改变教会的权力，倒不如说是保持教会的权力；他们在教会里只不过是君主，而不是立法者。但凡在教士组成一个共同体的地方，在部门之内教士就是立法者和主人。因此在俄罗斯和英国以及其他地方，就有了两个主权者、两种权力。

哲学家霍布斯是唯一可以很好地看出这种弊病以及它的补救方法的基督教作家，他竟然敢于提议把鹰的两个头重新组合在一起，并彻底重新实现政治的统一。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政治的统一，不管是国家还是政府都永远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但是他也应该看到，基督教的体系和他的统治精神是永远不能相容的，而且国家的利益永远要比牧师的利益弱。之所以霍布斯遭人憎恶，倒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理论中的错误的和可怕的东西，反而是因为其中的真实与正确的东西。

我相信，如果用这一观点来阐述历史事实，我们就能轻易反驳贝尔与华伯登两个人互相对立的意见了；他们中的一个认为所有宗教对政治体都是没用的。反之，另一个则认为基督教是政治体的最稳固的支柱。对前者，我们可以证明，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不以宗教为基础而建立的；又可以向后者证明，归根结底基督教的法律是有害于国家的坚强体制而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坚强体制的。为了能够使人理解，只需在这里再明确一下和我的主题有关的种种含糊的宗教观念。

就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不管是一般，还是特殊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即人类的宗教与公民的宗教。前一种宗教没有祭坛、没有仪式、没有庙宇，只限于对道德的永恒义务，以及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自内心的崇拜；它是朴素而又纯粹的福音书宗教，是真正的有神论，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的神圣权利。后一种宗教写在国家的典册之中，它规定了这个国家特有的守护者、这个国家自己的神。它有自己的宗教仪式、自己法定的崇拜方式、自己的教条。除了尊奉这种宗教的国家之外，其余所有国家在它看来全都是化外的、野蛮的、不敬神的；它仅仅把人类的权利和义务伸张到和它的神坛一样远的地方。一切民族的原始宗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积极的或公民的神圣权利。

还有更奇怪的第三种宗教，这种宗教给人以两个首领、两个祖国、两套立法，使人们屈服在两种相互矛盾的义务之下，而且不许他们既是信徒又是公民。喇嘛教就是如此，日本人的宗教和罗马基督教同样如此。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牧师的宗教。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种混合的、反社会的、无法命名的权利。

从政治上考察这三种宗教，它们各有自己的缺点。由于第三种宗教的缺点是十分显著的；如果还想进一步证明的话，简直是浪费时间了。凡是使人们陷于自相矛盾的制度，都是毫无价值的；凡是破坏社会统一的制度，也是毫无价值的。

第47章 论公民宗教 (2)

第二种宗教的好处则在于它把对法律的热爱与对神明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并且因为它能使祖国变成公民崇拜的对象，从而教育他们效忠国家亦即是效忠国家的守护神。这是一种神权政体，在这种政体之下，除了君主之外人们决不能有其他教主，除了行政官之外也决不能有其他的牧师。于是为报效国家而死亦是慷慨殉道，而违犯法律亦是亵渎神明；让犯罪的人受到公众的诅咒，也就是让他承受神的震怒：saceresto（让他去受诅咒吧）。

但是第二种宗教的坏处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谎话与谬误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欺骗人民，使人民迷信、盲从，并且让人们对神明真正的崇拜沦为一种空洞的仪式。更糟糕的是，当它变为暴君制与排他性的时候，它就会使全民族变得毫不宽容和嗜血，然后它就只能靠屠杀和谋害才能够维持下去，并且还相信杀死异教徒是一种神圣的行为。这就让这样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处于一种天然对立的战争状态，那样对它自身的安全是十分有害的。

于是就只有人类的宗教剩下来了，也就是基督教——但这并不是指今天的基督教，而是福音书的基督教，那是和今天的基督教完全不同的。通过这种崇高的、神圣的、真正的宗教，本来就是同一个上帝的儿女的人类从此认识到大家都是兄弟，而那个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永远也不会解体。

可是既然政治体与这种宗教没有一点特殊的关系，就只好维持法律现有的力量，而不能再让它有所增加；所以特殊社会的最重大的联系之一就不能再起作用了，甚至它远不能使公民全心全意地依附于国家，反而会使公民脱离国家，就如同他们脱离尘世间的所有事物那样。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加违背社会精神。

有人告诉我们说，构成一个人们可能想象的最完美的社会的，将会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民族。对这种假设，我只看到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社会将不再是一个人类的社会。

我甚至还要说，这种假想的完美的社会，绝对不会是最持久的，也不会是最强有力的。因为它是完美的，所以它就缺少了联系力；毁灭性的缺陷也就存在于完美的本身之内。

每个人都会尽自己的责任。首领是公正的、有节制的，行政官是正直的、廉洁的，士兵是不怕死的，人民是守法的；这里既没有骄奢侈纵，也没有浮华虚夸；一切都非常好，可是让我们再细看一下。

基督教一心只关怀天上的事物，是一种纯精神的宗教；基督徒的祖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确实，基督徒在尽自己的责任，然而他是以一种决不计较成败得失的、深沉的心情在承担自己的责任。无论世上的一切是好是坏对他都无足轻重，只要他自己问心无愧就行。如果国家繁荣，他对分享公共的幸福不感兴趣，他怕自己因国家的繁荣而骄傲；如果国家衰微，他也会庆幸上帝的手在惩罚自己的人民。

为了保持和谐，社会太平，毫无例外地所有的公民都必须是一样善良的基督徒。但是，只要不幸出现了哪怕一个伪善者、一个野心家，例如一个克伦威尔或是一个卡提里那，那么，这位伪善者或野心家在他那些虔诚的同胞之中，一定会心想事成。基督教的仁爱不许人轻易把自己的邻人看得很坏。一旦这个伪善者或野心家出于某种机智，发现了能够欺骗世人并且攫取一部分公共权威的手段之后，他就变成尊严的化身，上帝也会要人们尊敬他；不久之后他又有了权力，于是上帝就要人们服从他。假如这位权力的拥有者滥用权力的话，那就成了上帝在用鞭子惩罚自己的儿女。如果人们有意要驱逐篡夺者，那就要扰乱公共的安宁，使用暴力，发生流血冲突。这一切都与基督徒的温良背道而驰。而且归根结底，在这种苦难的深渊里我们究竟是被奴役的还是自由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升上天堂，听天由命只是升上天堂的另一种手段罢了。

如果爆发了对外战争，那么公民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出发作战，他们之中决不会有人想着临阵脱逃；他们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对胜利没有热情；他们善于赴死甚于战胜敌人。究竟他们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又有什么大不了呢？难道比起他们自己，上帝不是更明白他们应当是什么样的吗？你可以想象，一个意气激昂而骄横剽悍的敌人，将从他们的这种斯多葛主义中得到多少益处吧。把那些热爱祖国与光荣的豪侠慷慨的民族，面对面地摆在这样的基督教民族之前吧，试想那基督教共和国是在和罗马或者斯巴达面对着面吧；恐怕在这些虔诚的基督徒还没来得及看明白就会被粉碎、击溃和消灭；也许他们可以保全下来，但那只会是他们的敌人对他们充满鄙夷的缘故。在我看来，那些法比乌斯手下的兵士们的誓言是很好的；他们并不宣誓要战胜或者效死，他们只是宣誓作为胜利者凯旋，并且他们信守了承诺。然而基督徒却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只会认为这是在试探上帝。

但是，当我提出一个基督教的共和国的概念时，我已经错了，因为这两个名词互相排斥。基督教只宣扬服从与奴役。它的精神对暴君制太有利了，以至于暴君制常常从中得到好处。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做奴隶的，他们明白这一点，对此却几乎无动于衷。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短促的一生几乎没有价值。

曾有人对我们说，基督徒的军队很出色。对这一点我是否认的，就请他们给我指出这样的事实吧。我压根就不知道有任何基督徒的军队。对此有人会向我指出十字军。这里不必争论关于十字军的勇敢，只需要指出十字军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教会的公民，他们是牧师的兵士；他们作战是为了他们的精神家园，然而这个精神家园不知因为什么竟被教会变成尘世的了。在很好地明了这一点以后，就又返回异教主义上去了；福音书从未建立过什么民族的宗教，所以在基督徒之间，任何神圣的战争都不具有可能性。

在异教皇帝的率领下，基督徒兵士是勇敢的；这一点所有基督教作家都肯定，并且我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但那毕竟是对异教军队的荣誉之战。如果皇帝成为基督徒，就不复存在这种竞争了；并且在十字架驱逐了鹰旗以后，罗马的所有尚武精神也消失了。

但是，暂且不谈政治的考虑，就让我们回到权利问题上来，让我们在这个重要的点上确定原则。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社会公约赋予主权者统治臣民的权利，绝对不能超出公共利益的界限，所以臣民们应该遵从于主权者的，也只是那些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意见。然而，宗教可以使公民热爱自己的责任，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对国家而言，这件事有很重要的关系。但是这种宗教的教条，却只有当其涉及责任与道德——而这种责任与道德又是宣扬这种宗教的人也必须履行的——的时候，才和国家及其成员有关。除此之外，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意见，对这些意见主权者是不能过问的。因为，既然主权者对另一个世界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那么只要今生臣民们是好公民，则不管来世他们的命运怎样，就都不是主权者该管的事了。

因此，就需要有一篇单纯属于公民信仰的宣言，应该由主权者规定这篇宣言的条款来严格地作为宗教的教条，而仅仅作为社会性的情感来说，如果没有这种教条，一个人既不可能是忠实的臣民，也不可能是良好的公民。虽然它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它们，但是它可以把那些不信仰它们的人驱逐出境；它可以驱逐这种人，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性，因为他们不可能真诚地爱正义、爱法律，也不可能为尽自己的义务而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因为他们不敬神。但是假如已经有人公开承认这些教条，但是行为却如同他不信仰这些教条一样，那就应当把他处以死刑，因为他犯了最大的罪行：在法律的面前撒谎。

公民宗教的教条应该简单，条款不多，无须解说、诠释和文词精确。睿智的、仁慈的、全能的、圣明而又先知的神明的存在，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未来的生命，法律与社会契约的神圣性——这些就是正面的教条。而反面的教条，我只把它限于一条：那就是不能包容，它是包括在我们已经排斥过的宗教崇拜的范围之中的。

我的意见是，那些把神学的和政治的不包容加以区别的人是错误的。这两种不包容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和被认为要堕落到地狱里去的人们不可能和平共处，爱这些人也就代表着仇视惩罚这些人的上帝；我们必须明确地选择要么挽救他们，要么折磨他们。但凡承认神学上的不包容的地方，一定会产生某种政治效果，并且一旦神学上的不包容产生了这种效果，即使是在世俗方面主权者也不再是主权者了，从此之后牧师就成为真正的主人，而国王则仅仅是牧师的官吏罢了。

既然现在已不再有，并且也不再可能有排他性的国家宗教，所以只要教条完全不违反公民的义务，我们便应当包容一切可以包容其他宗教的宗教。然而，要是有谁胆敢这么说“教会之外，别无得救”，就应当将他驱逐出国家，除非君主就是教主，国家就是教会。唯有在神权政府之下，这样的一种教条才可能是好的，而在一切其他政府之下这样的一种教条都是有害的。传说中接受罗马教时，亨利第四所依据的理由是：应该使得所有正直的人都脱离罗马教，特别是每一个善于思考的君主。

第48章 结论 (1)

我已经提出了政治权利真正的原理，而且力图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国家的理论体系，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如何通过它的对外关系来支持它。这就包括通商、战争的权利与征服、国际法、公法、谈判、条约、同盟，等等。但是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新的对象，对我这篇简短的论文来说，这样的主题未免太大了，我还是只把它限制在我的范围之内吧。

附录： 《日内瓦手稿》第二章 论普遍的人类社会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政治制度的必要性是从何而来的。

人的力量对其原始状态及其自然需要形成了这样的比例，以至于这种需要的增长和这种状态的变化无论是多么小，他都需要有他的同类帮助；而当他的欲望最终要吞并整个自然界的时候，就算是全人类都合在一起也很难满足它们了。正是这种促使我们为非作歹的原因，腐蚀我们、奴役我们，就这样把我们变为奴隶。我们的道德情操之所以脆弱，是因为贪婪非出于天性。我们和同类之间的敌意越大，就越无法防范他们，随着激情将我们分裂，需求也就越发让我们靠拢。这便是一般社会的最初纽带；这便是为人们所熟知的那种基础，好像需求抑制了我们的情操，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渴望不用加以培育就能撷取果实的那种友爱。就大自然的同一性而论，人类的主题既是争执的又是结合的，它总是在人们中间既播下了嫉妒和竞争，也同样播下了和谐和明智，因此它在这上面的作用等于零。

在事物的这种新秩序中，产生了大量没有规则的、变化无常的、无法估计的关系，人们总是连续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有一个人试图把它们固定下来，那么便有一百个人试图去推翻。在自然状态之中，既然一个人的生存有赖于千百种不断在变动着的其他关系，因此他的一生之中也决不会有两个相同的时刻；幸福与和平对他而言仅仅是一闪而过；除了由所有这类浮沉变幻所造成的苦难之外，便再也没有什么是永久的了。当他的思想和他的情操能够上升到热爱崇高的道德观念和秩序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在一种使得自己善恶不分、好坏莫辨的事物状态之中准确地运用自己的原则。

因此这种由我们的互相需要产生出来的普遍社会，绝不会对沉沦于苦难中的人们提供一种有效的帮助；或者说，至少是对那些已经拥有过多力量的人，它才会赋予新的力量，然而，被冷落的广大的受压榨、快要窒息的弱者却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他们得不到任何支持，最终沦为那种所谓的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政治社会的牺牲品。

（让人们自愿互相结合的动机并无任何东西是与团结有关的；人们的结合远不是为了共同的幸福，为了人人都能够从中取得自己的一份，而是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人的不幸基础之上；他们互相接近只不过是因为人人都在互相疏远，而不是把对方引向美好；如果人们认识到了以上这些，便会感到就算这样一种状态可以继续下去，它对人类也仅仅是一个苦难和罪恶的源泉罢了，每个人都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就都只听从自己的激情所在并且只追随自己的意图。）

因此，我们便不能渴望那种独立状态，而上天的美好许愿对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正确无误的引导；清白和和平，早在我们能尝到它们的美味之前，就已经永远被错过了。为后代已经开化了的人们所错过了的、为原始时代愚昧的人们所感觉不到的那种黄金时代的幸福生活，对人类来说将永远是一种陌生的状态；也许是由于有机会认识它的时候却失去了它，也许是由于有机会享受它的时候而未能认识它。

此外还有，这种毫无规律可言的完全独立的自由，就算从头至尾是和远古的纯洁结合在一起的，也终究是一件坏事，而且会损害我们最优秀的才能的进步；那便是，它少了那种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大地上可以遍布人类，但是他们之间却几乎无任何沟通；没有任何一点可以把我们结合起来，虽然可以在某些点上互相接触；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每个人在别人中间始终都是孤独的；我们全部的幸福就只在于并不认识自己的苦难；我们的内心里既没有善良，我们的行为中也没有道德；我们的理解力不能得到发展；我们毫无感觉地活着，我们未曾真正地生活就死去；我们永远也体会不到灵魂的最美妙的情操——那就是对德行的热爱。

确实，人类这个字眼并不假定构成人类的个体之间有任何真正的结合，而只不过向精神提供了一个纯集体的观念。假如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补充这样一个假设：让我们想象作为一个道德人格的人类被赋予一种共同生存的情操，这便赋予他以个性并成为一个个体；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普遍的能为着一个与整体相关的总目标而把各个部分都发动起来的动力。让我们想象：人道的情操也就是这种共同的情操，并且这架机器的整个作用原理就是自然的法则。就让我们来观察，人与同类处于这一关系之中的这一体制将要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将发现，和我们想象的完全相反：自然法则（还不如称之为理性法则）只有当激情发展到使它那全部的教诫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才开始发展起来。社会的进步会唤醒个人的利益却窒息内心里的人道。由此可以看出，大自然所颁布的这种所谓的社会条约，是一幕地道的幻景；因为它那些条件是无法实现的抑或是永远无法认识的，所以我们就必须抗拒它们或是漠视它们。

（如果普遍社会不是存在于哲学家的体系里，而是存在于其他什么地方。那么，正像我所说过的，它便会是一个道德的生命，与构成它的那些个体生命的品质截然不同，它有着自身固有的品质，就像是混合化合物的性质不是来自于任何一种成分。大自然教给一切人的，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神经中枢，可以用于所有部分之间的通信；应该有一种普遍的语言作为人们互相沟通的普遍工具。公共的利益就应该存在于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联系之中；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像是在一种简单的集合体里那样；相联系的总和会大于那种单纯相加的总和；公共福祉将成为个体幸福的源泉，远不是公共福祉建立在个体的幸福之上。）

在独立状态之中，理性会引导我们把自身利益汇合成为公共的福利——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普遍的福利远不是和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反而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之中它们是相互排斥的；社会法则是一种羁绊，每个人都不肯加之于自己，却想把它加之于别人。“我觉得自己在人类中间担惊受苦。只好要么我使别人不幸，要么我自己不幸。而最爱我的人只能是我自己。” 被智慧所蒙蔽的独立人会如是说。他还补充道：“要想调和别人和我自己的利益，那是枉然。你对我说的关于社会法则的好处的一切话，都可能是好话；比如我对别人的话严格遵守时，我确有把握他们也会对我服从。

但是，在这点上，你能给我什么确切保证呢？而且，当看到自己暴露在最强者所可能加之于我的各种祸害之下的时候，而我又不敢取偿于弱者；难道还有比这更糟的处境了吗？要么别指望在我这方面有什么克制，要么就给我保证，绝不会发生任何不公正的事情。虽然你可以向我说：放弃了自然法则所加之于我的义务，我的暴行也就等于批准了别人可能对我施加的一切暴行，我也就同时被剥夺了他那种权利。但是，我却更愿意承认我的节制无法对我作出保证。何况和强者一道瓜分弱者，让强者有利于我那也是我的事，那要比正义更加有利于我的安全和利益。”独立而明智的人之所以这样推论，就在于一切主权社会都是这样推论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只顾他们自己的。

对这类言论能有什么有力的答复呢？——如果我们不想用宗教来支撑道德，让上帝的旨意直接参与人类社会的联系的话。但是，智者们有关上帝的崇高概念、构成它所要求于我们的那种真正宗教崇拜的灵魂纯洁的种种社会德行、它所加之于我们的那些美妙的博爱法则，总是脱离群众的。人们总是要把上帝当成一个跟他们自己一样冥顽不灵的人，好以他的名义来保证自己能沉湎于破坏性的、千百种可怕的激情里面去，好向他贡献一些廉价的商品。如果法律与哲学不能约束狂热主义，如果人的声音并不比上帝的声音强，那么，全人类就会瞬间灭亡，整个大地也就会血流成河。

事实上，假如自然法则的观念以及至高者的观念是每个人内心生来固有的，那么他们之间再要公开相互教导，则变成完全多余的操心了。那便会是再教给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而人们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反倒更适合让我们把它忘掉。假如不是那样，那么，根本就未被上帝赋予过这些东西的所有人都没必要知道它们了。当为此需要一些特殊的教诫时，每个民族便都会有其自己的教诫，并且人们还可以证明那对他们是仅有的良好的教诫；但随之而来的却更多的是谋害和屠杀，而不是和平与一致。

所以，让我们把各种宗教诫命都搁在一旁吧，滥用它们所造成的罪行，并不亚于运用它们来免除的罪行。这个问题现在就让我们交给哲学家去审查吧，神学家从来都只是诉之于人类的偏见的。

然而，哲学家又把我带回了人类自身，因为全体的最大幸福也就是他们所具有的唯一热情，所以只有人类才能作出决定来。他们会向我说，个人所应该请教的是公意，为的是能懂得他应该怎样做一个人、一个父亲、一个孩子，一个臣民、一个公民。我们的独立人会说：“我在其中确实看到了我可以请教的准则，这一点我承认，然而我还没有找到让我应该服从这种准则的理由。问题在于要向我指明做人公正的好处，而不在于教导我什么是正义。事实上，如果公意就是每个人纯理智的行为，可以在人平静的时刻对自己同类要求于自己的事物，以及一个人所可能要求于自己同类的事物进行推论，那便万事大吉了。但是哪儿会有摆脱自己的人呢？而且，如果他相信保存自己本身就是大自然的首要教诫，难道我们就可以强迫他也这般看待所有物种，从而把他压根就看不出和自己的个体组成有任何关系的各种义务也都加在自己身上吗？以上的情形都是永远存在的。个人利益要求他必须使自己服从于公意，这一点应该拭目以待。

第49章 结论 (2)

除此之外，既然这样概括出自己的思想来的艺术，是人类理智最艰难而又最迟缓的一种运用，那么，人类的共同点是否就永远也无法从这种推论中得出自己行为的准则了呢？并且，当一桩具体行动需要请教公意时，一个用心良好的人有多少次在运用上或者在准则上犯错误，自以为服从法则却只不过是在追随自己的倾向呀！可是，他将谛听内心的声音吗？他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不会犯错误呢？但是人们说，那种声音无非就是根据社会内部的判断习惯和感觉习惯形成的，因此就不可能有助于它们确定。

然后，又必须是在他的内心里并没有涌现出任何类似的热情，其声调竟淹没了他那怯弱的声音并高出于良心之上，从而让哲学家们能够坚持认为那种声音不存在。他将咨询成文的权利原理、各个民族的社会行为、人类敌人的默契约定本身吗？我们终归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难题上，而且它不外是我们依据自己的想象而抽绎出其观念并且在我们中间奠定的那种社会秩序罢了。我们对普遍社会的设想是根据我们对特殊社会的理解的，小共和国的建立让我们梦想着更大的，而我们都仅仅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开始变成人的。从中我们便可以看出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些所谓的世界公民了。他们用自己爱全人类来证明自己爱祖国，为了可以有权不爱任何人，他们自诩爱一切人。

在这方面，推理向我们所指明的已全部被证实；只需略微回顾一下远古时期，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对人人所共有的博爱以及对自然权利的健全观点，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开始传播的，并且因为它们在世界上进展得异常缓慢，以至于仅仅到了基督教时代才得以充分普及。我们在查士丁尼的法律中也发现，古代的暴力在许多方面都是得到认可的，不论是对已经被宣布的敌人，还是对不属于帝国臣民的一切人，所以罗马的人道也并不比他们的统治权普及得更远。

正像格老秀斯所指出的，事实上，人们长时期都相信自己可以去掠夺、盗窃、虐待异邦人尤其是野蛮人，直至把这些人变为奴隶。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总要问陌生人是不是海盗或贼匪，会不会冒犯他们，因为这种行业在当时被看做是荣誉的，远不是不光彩的。最早的英雄们，如德修斯和赫居里士，是在向贼匪作战，因此自己才不肯盗劫；而希腊人则常是把那些压根并不处于交战中的民族所订的条约称为和平条约。对许多古代民族而言，甚至于对拉丁人而言，敌人和异邦人这两个名词长期以来就是同义词。西塞罗说：hostis　enim　apud　majores　nostros　dicebatur，quem　nunc　peregrinum　dicimus.（“凡是曾被我们大多数人称为陌生人的，现在就被称为异邦人。”）所以，霍布斯的错误在于他对人类假设了那种自然状态，并且把本来是罪恶的结果当成了罪恶的原因，并不在于他在独立的但已变成了社会人的人们中间引发了战争状态。

但是，虽然他们成为社会人的时候变得十分不幸而又作恶多端，虽然人与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和自然的社会，虽然平等和正义的法则对那些既生活于自然状态的自由之中而同时又屈服于社会状态的需要之下的人们而言，全都是空话，也不能说我们就不会有幸福和德行了，我们已经无可救药地被上天遗弃，被人类给腐化了，哪怕是从坏事里面，我们也要努力汲取出能够医治补救的办法吧。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要以新的结合来纠正普遍结合的缺点吧。但愿我们言辞激烈的提问人能够以成就来评判他自己。

让我们向他指出所谓幸福的那种状态的全部悲惨、所谓健全的那种推论的全部谬误吧；让我们用完美的艺术来指出艺术开始给自然所造成的灾祸的那种补偿吧。但愿他在和他的同类分享自己的生存和福祉时，能学会成倍地增长它们吧；但愿他从更美好的体制里，能看到对坏事的惩罚、善良行为的报酬以及正义与幸福那种可爱的一致吧。让我们以新的情操、新的知识来温暖他的心灵，来开导他的理性吧。如果我的热诚并没有使我盲目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有了正直感和强劲的灵魂，那个人类之敌最终便会放弃他的错误及仇恨，引他误入歧途的思想会重新把他带回到人道上来；他就会变得善良、有德、明智，他就能学会喜爱自己已经很好地理解到的利益远胜于自己的表面利益，最终就会形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最坚固的支柱，就会打造出一支他渴望形成的剽悍队伍。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的致辞

光荣的、尊贵的、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

我深信祖国只接受高尚的公民呈上的敬礼，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希望使自己获得这种荣幸，向您表达崇敬之情。这种荣幸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努力的不足之处。我向来认为，赋予我这种荣幸的是我内心的热情，而不是权力。我有幸出生在这里，因而在我思考人们所创造的不平等和自然赋予人们的平等之时，不至于忽视其最高的智慧：在这个国家，这两者配合默契，完美地结合，以最有利于社会和最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式来维护公共秩序和保障人民福祉。在我研究了良知能为政府建制提供的最优法则之后，我为这一切都已经存在于你们的国家里而震惊。就算我没有生活在这里，我仍认为有必要把我描绘的这幅人类社会的图景献给你们，因为你们的政府在拥有了所有其他政府已经有的那些优点的同时，还能巧妙地避开它们的弊端。

假如我能选择我的出生地，我会选择一个面积与人们的智力相称的国家，这样它有可能治理得更好。在这里，人们彼此熟悉，无论是密谋犯罪还是谦恭美德都会得到人们的检视和裁决；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胜任自己的职业，而不必将自己的职责托付于他人。人们彼此相知的那种愉悦风气使得人们不是将热爱领土而是将热爱公民当做爱国。

我愿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人民和执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一切政府行为都是致力于为公众谋幸福的，而这只能在执政者是人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我希望生活在英明的民主政府的管理之下。

我愿自由地生，自由地死。这意味着，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每个人都遵纪守法，都甘受这种光荣的约束。这种有益而且舒适的约束，就算是最高贵的人也愿意加诸己身，因为在它之外，他们不必再受任何其他的束缚。我希望，在这个国家外部，没有人能够命令这个国家屈从于他的权威；在国家内部，也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不管一个政府因何而设，在它的管辖范围内，假如有人不受法律约束，那么，其他所有的人就必然会受到这个人的任意支配。假如国内有一个统治者，国外也有一个统治者，那么不管他们如何分配权力，也不可能得到适当的服从，国家也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我不愿选择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无论它的法律有多么卓越，新政府很有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所需不符合，或是与它的新公民不相容，或是公民对它不满意，国家就存在刚一成立就发生动荡抑或被毁灭的危险。因为，自由就像那些营养丰富的食物和醇酒一样，对那些不适合它们的体质虚弱的人，就会摧毁他们的身体或者让他们沉醉，而对适应它们的强壮的人，则可以增加他们的营养，强健他们的体魄。人们一旦适应了主人就很难离开他们，即使已经挣开枷锁，他们也只会离自由更远，因为他们误把那种与奴役对立的过度的放纵当成了自由。

因此在革命之后，他们往往耽于享乐，他们身上只会被这些人套上更沉重的枷锁。即便曾是自由民族的榜样的罗马人，他们在脱离了塔尔干王朝的统治之后也没有自治的能力。因为奴隶制的压迫和塔尔干王朝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繁重劳役，使他们最开始时也只不过是一群暴民。只有最伟大的智慧才能管治他们，让那些曾在暴政下磨灭意志甚至变得冷酷无情的人们，逐渐习惯于呼吸健康自由的空气，培养英勇的精神，逐渐形成严格的道德约束，最终成为令人敬仰的民族。我愿为自己选择一个幸福而宁静的祖国，它以往的陈腐制度已经在久远的历史中磨尽；它所经历的动乱有助于显示和加强人民的英勇和爱国之情；它所有的公民因为长期习惯于独立决断，不仅值得拥有自由，而且已经是自由的。

我愿为自己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幸运之处在于它并不强大，不会产生残酷的征服欲望。更幸运的是，它处于的这种地位，能够摆脱被别国征服的困扰。它自由地生存在几个国家之间，每个国家都有兴趣保护它免遭其他国家的侵犯，而且不会有兴趣侵犯它。简而言之，这个共和国能在需要的时候合理地得到邻国的援助，却不会引起它们征服的野心。这样，这个共和国除了自身的发展之外没有其他的担忧，从而能安然度日。人们即使操练武器，也不是因为有保家卫国的需要，而是为了保持自由人所应拥有的英勇精神，和保持他们追求自由的品格。

我愿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立法权可以为所有公民共享，因为没人能比他们更清楚，在什么样条件下他们可以在一个国家里更好地共同生活。这并非是指我主张实行罗马的那种全民投票制，在那个国家，反而是有志于保卫国家的人和执政者被排斥在制定防卫政策的会议之外，并且因为种种荒唐的矛盾政策，地方法官反而不能享有普通人的那些基本权利。恰恰相反，我认为为了防止考虑欠周和牟取私利的政策，以及最终毁掉雅典的种种危险的革新，并非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地提出法律；应该只有地方法官专有提出法律的权力。在提出法律时，地方法官应慎之又慎，人民在认可法律时应三思而行，在公布法律时还应该郑重其事。那么，在新法把国家搅乱之前，人们就应该有充足的时间来确信，现有的法律不仅仅是因为历史悠久才具有神圣性，被人们尊崇。人们很快便学会了鄙视那些朝令夕改的法律，而政府一旦任由自己以改革为借口无视旧制，就往往会因小失大。

我应当特别避免选择一个治理混乱的国家，在这样的共和国中，人们要么相信他们不需要官员，要么只给官员一些不确定的权力，而由他们自己轻率地执掌法律，管理国内事务。这是雅典共和国衰落的另一个原因，这种形态的国家或许是刚刚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的原始政府的粗糙建制。我愿选择这样一个国家，人们乐于有权通过法律，在执政官的提议下，他们集体讨论重大的公共事务，建立高贵的法庭，认真划分行政区域，每年都选举最正直、最有才干的公民来掌管司法和治理国家。简而言之，在这个国家里，每个阶层都互相尊重，法官身上体现着的是公民的智慧。

第50章 结论 (3)

就算发生了重大误解，扰乱了公众的平静，人们在错误和盲目中也能保持节制，依然遵纪守法，相互尊重。这标志着并保证了人们之间永远有诚心实意的和解。光荣的、尊贵的、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这便是我愿出生在那里的那个国家的美好景象，假如上帝再为这个国家增添愉悦的环境，赋予它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以及人世间最美的乡间景色，我将在祖国的怀抱里享受着天赐的宁静和幸福，度过我的幸福人生；我和我的同胞们将在这个美好的国度里和平相处，以他们为榜样，来践行仁爱、友谊等一切美德，因而我在死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直、善良、有道德的爱国者的美名。

但是，可能是我不够幸运，抑或是我明理太晚，以至于沦落到异国他乡，在不安的动荡中煎熬度日，空自悔恨那些因年轻时鲁莽轻率而失去的宁静生活。虽然没有机会在祖国享受这一切，但我至少在内心深处还蕴藏着这种感情。我的同胞们，我怀着对你们无私、温柔的爱，将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讲出来献给你们：

“我亲爱的兄弟们，我亲爱的同胞们，因为血统和法律让我们紧密相连，所以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想起你们时，我就会想到你们所享有的一切幸福。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感受到我在失去这些幸福时的痛苦。我越是思考你们的国家和政治，就越难以想象还有更为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图景。在其他国家，每当讨论保障国家最大福祉的问题时，得出的结果都只不过是设想和计划，最多也不过是讨论可能性而已。至于你们，除了享受无须做其他的事之外，还拥有那么多的幸福；假如你们能够满足于自己的幸福，那就是最完美的幸福了。

你们以武力收回或者获得的主权，已经凭借你们的勇敢和智慧延续了两个世纪，并且最终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公正的条约为你们保障了稳定的边疆、国家的安全以及不可侵犯的主权。你们卓越的宪法是建立在最高的智慧之上的，并且被友善而伟大的军队保护着。你们无须惧怕任何战争和任何征服者，因为你们的国家享有安宁，你们唯一的主人便是你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且这些法律都是由你们所选出来的正直的法官来掌管的。你们不会为追求浅薄的快乐而丧失真正的美德和幸福，你们也不会太富有，以至于沉溺享乐而丧失活力；你们也不会贫穷到国内生产难以自给，以至于需要向外国寻求支援。在大的国家里只能以最沉重的劳役来维持这种珍贵的自由，而你们却几乎无须付出任何代价。

“这样的一个共和国，它组织得那么完善，那么合理，为了它子民的福祉，为了能够成为其他民族的典范，但愿它永存于世！这是你们唯一需要为此奋斗的，也是唯一需要祈祷的。此后，只有依靠你们保有幸福的智慧（因为你们的祖辈已经为你们创造了幸福，所以不需要你们去创造幸福）才能让幸福得以延续。只有依靠你们对法律的遵守和对执政官的爱戴，你们的团结，才能使国家长存。假如你们中间还存在着微小的痛苦或者猜疑，一定要及时摧毁它，否则它迟早会成为造成国家灭亡的导火索。

我恳请你们聆听良知的声音，检视自己的内心，试问：在你们之中有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比你们的执政官更开明、更正直、更值得尊敬的人呢？是他们为你们树立了一个简朴、节制、尊重法律、和蔼诚实的榜样！所以，你们应该毫无保留地信任你们的执政官，理智的人们应当给予有德行的人这种有益的信任。试想，既然你们自己已经选出了他们，并且他们也证明了你们的选择是对的，那么，你们所拥戴的人所享有的荣誉也必然成为你们自己的荣誉。你们每个人都应当明白，一旦法律失去效力，它的捍卫者就会失去权威，自由和安全也就不复存在。既然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带上你们的自信和热情，为了职责、真理和权利，去做那些你们自始至终一直在做的事情吧！

“别让那种对维护宪法来说罪恶而有害的冷漠占据你们的心灵，它会让你们在需要的时候忽视掉那些你们之中最热忱、最明智的人提出的远见卓识，你们一定要让平等、节制和坚强的意志继续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既谦恭又勇敢、既热爱自由又热爱名誉的民族典范。我给你们的最后一个忠告是，你们要特别提防恶毒的谣言和不怀好意的曲解，因为那些险恶的用心往往比在它支配下的行动更加可怕。一条值得信赖的看门狗，仅仅在强盗来临的时候才会吠叫，使全家人惊醒，并及时戒备；但是我们讨厌乱叫的狗，它狂吠不止扰得人们不得安宁，它那不合时宜的吠声往往使我们在需要时听不到任何的警报声。”

你们，光荣的、尊敬的执政者们！值得被一个自由的民族尊敬的长官们！请允许我专诚向你们献上我的敬意和忠诚。假如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地位，能使处于这个地位上的人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那么它将毋庸置疑地被授予德才兼备的人，而你们就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你们是被你们的人民推举到这个位置上的。你们是由能够领导其他民族的人民选出来的，他们的荣耀令你们大放光彩，所以我认为你们优于任何其他政府的官员，这就好比一个自由民族，特别是你们所领导的那个民族，他们以其理性和智慧而优于其他的民族。

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的美好回忆。每当想到那个品德高尚的公民，我的内心便充满了甜蜜的感情，是他给予了我生命，而且在我童年时教导我要尊敬你们。我仿佛又看到他在那里，用崇高的真理来滋养心灵，用双手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在他面前杂陈着格劳秀斯、塔西佗和普鲁塔克的著作以及他赖以谋生的工具。站在他身旁的那个孩子，聆听着慈父的谆谆教导，遗憾的是获益不多。虽然我由于年轻无知，曾经一度忘记了父亲的教诲，但是我最终欣慰地发现，无论一个人沾染上何种恶习，那种充满爱意的教诲都不会被他轻易地完全抛弃。

光荣的、尊敬的执政者们，这便是你们领导下的公民，甚至是最普通不过的居民。他们通情达理，富有学识，但是在其他国家，他们却被称为平民或者工匠，人们错误地对他们怀有鄙视之情。我愉快地承认，我父亲仅仅是他的同胞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在其中并不突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在他的国家里，人们都乐于与他交往，即便最高尚的人也能在这种交往中获益。感谢上天！其实无须我来提醒你们，这样的人是值得他们的长官尊敬的，他们享受着平等的自然权利，并且生而平等，接受过同等的教育。但是，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以及对你们美德的认可，才拥戴你们，甘愿受你们的领导，自然也应得到你们的感激。我对你们的做法非常满意，作为严肃的执政官，你们在对待公民的时候表现得既极度谦恭又大公无私；你们尽心尽力，用极大的尊重和关怀，来回报他们的尊敬和服从；你们谨慎而又公正的行为，让那些应该被遗忘的不幸历史永远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这些英明的举动，使得这个公正慷慨的民族乐于尊敬你们，乐于履行职责，并且让那些最热衷于维护个人权益的人变成最拥护你们的人。

文明国度的执政官热爱他们社会的荣耀和福祉是没有任何稀奇之处的，但是，假如那些把自己当做天国的官员，甚至是天国主人的人，也对供养他们的尘世有着极大兴趣的话，这些人显然就会给世人带来安宁。但是，我荣幸地发现了仅有的例外，这里的教士有资格和最优秀的公民并列。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守护者，掌管着由法律确立的神圣信仰；他们能用雄辩的口才和有力的话语将福音播撒进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而且能率先实践福音意旨。人们都知道，日内瓦的传道艺术被锤炼得多么成功。但是，因为早已经习惯了传教士的说一套做一套，人们很难相信我们的传教士还普遍具有这么纯洁的基督精神、圣洁的品行和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高尚道德。也许只有在日内瓦才能见到一个牧师和学者完美结合的有教育意义的榜样。我把对国家永久安宁的希望建立在衡量传教士才智、克己精神和他们对国家繁荣的热诚之上。与此同时，我怀着尊敬、惊讶而又愉快的心情注意到，他们是那么地仇恨那些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残忍的人们所信奉的可怕信条，那些人是为自己谋私利，却往往打着维护上帝权利的幌子，他们希望自己的血享有特别的尊敬，却丝毫不在意人类的血。

我不会忘了共和国珍贵的另一半，她们会为别人带来幸福，并以其细致和温柔来维护共和国的美德和安宁。日内瓦的女儿们，你们品德高尚、和蔼可亲，正是你们这些女性，一直以来在引导着我们。我们是多么地幸福啊，因为只有在维护公众幸福和国家荣誉的时候，你们才会运用在家中的纯洁权威。斯巴达正是由女性来引导的，那么，日内瓦也该由你们来引导。

试问，哪个粗野的男人可以对一个温柔的妻子口中说出的充满理性和荣誉的话语无动于衷呢？看到你们因节制简朴而焕发出的，仿佛是世界上最美的光彩时，有谁还能不鄙弃空虚奢侈呢？你们的责任便是，用你们亲切纯洁的权威，循循善诱，使我们和睦共处与尊重法律的传统得以永续；用美满的婚姻让离散的亲人得以重聚；最重要的是，你们可以用优雅的倾心交谈和甜蜜而且又有说服力的言辞使得年轻人改正在别国沾染的恶习，要知道，除了从堕落的女人那里学来的轻佻语调和荒唐举止以及对所谓崇高的艳羡外，他们从国外几乎没有学到任何有益的东西。而那些所谓崇高其实不过是对奴隶的毫无价值的补偿罢了，和真正自由的崇高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们自由的甜蜜守护神、忠诚的道德卫士，请继续前行吧，一刻不停地用良知和自然赋予你们的权力来履行你们的职责，捍卫我们的道德。

值得庆幸的是，我将共和国的光荣和公民的普遍幸福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并且它们最终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必须承认，共和国即使有这么多优点，它的光芒也没让绝大多数人的眼睛感到眩晕，只追求这些光芒不仅是很肤浅的，也是有害的，因为这种盲目的追求是幸福和自由的大敌。

让那些浪荡子弟到别处去追求肤浅的快乐，然后在余下的日子再慢慢追悔吧！让妄求者们到别处去品评那些宏伟的府邸、奢侈的陈设、华丽的马车、纵情的聚会以及一切奢华的享受去吧！在日内瓦只有自由的人民，这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追求这些价值的人与追求其他东西的人相比毫不逊色。

光荣的、尊贵的、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我对你们的共同幸福寄予深切的关怀，请屈尊接受我最恭敬的致意！假如因我的内心过度兴奋，以至于不小心冒犯到你们，引起你们不快的话，请务必宽恕我，念及我这一个热心人的炙热真诚，一个爱国者的款款深情。因为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你们过得幸福！

光荣的、尊贵的、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谨向你们致以最深切的敬意！你们最恭顺的仆人和同胞：

让—雅克·卢梭

1754年6月12日于尚贝里

第51章 序 言 (1)

在人类所有的知识中，我认为关于“人”的知识是最有用的，然而却是最不完善的。我敢说伦理家们的任何鸿篇巨制都比不上戴尔菲神庙上的那句铭文（希腊戴尔菲神庙的入口处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来得更深奥、更重要。在我看来，我之后将要论述的问题，是哲学所能提出来的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但不幸的是，这同样也是哲学家不得不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因为，如果不是从了解人类的自身开始，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呢？在时空的流转中，人类一定发生过许多的变化，如果不了解这些变化，又怎能使人类有希望看到自然创造的人最初的模样呢？又如何能够区分人类原初的本性有哪些，而由于环境和人的进步得以改变自身原始状态的变化又有哪些呢？正如格劳克斯石像一样，它在经过岁月、海浪以及暴风雨的无数次侵袭之后，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野兽，而不是一位天神。同样地，人的心灵也是如此。在经受了无数次持续不断的改变之后，在接受了数不清的真理和谬论之后，在自身身体构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之后，在遭受了长期的激情冲撞之后，人的心灵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几乎是无法从中辨认出它的原始本性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看到有人自始至终坚持同一种行为模式，也再不能看到有人仍然保留着伟大的造物主赐予他的崇高而庄严的淳朴本性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人们被过度情欲和昏庸无知的可怕交锋充斥。

然而，更糟糕的是，在历史上，人类每前进一步，他与原始状态的距离就会更远一些；同样地，我们掌握的知识越多，我们丢掉的可以发现重大问题的工具就更多。可以说，在这种意义上，人类越研究就越不能了解自身。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从人类体质的持续变化中寻找到人类差别的根源。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原本是平等的，这和动物是一样的。各种动物在生理因素没有导致其中一类或者几类动物，发生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些变化之前，它们就是平等的。

事实上，无论那些变化最初是如何发生的，所有的人类个体都绝无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化。这自然就会让我们联想到，一些人因为处境的好转或者恶化，就会相应地获得或好或坏的品质，另外一些人却会长期保留着他们的原始禀性，这无疑就是人类不平等的最初源头所在了。虽然，仅仅用一句话很容易就能把它概括出来，但是，想要确切说明其真正的原因却绝非易事。

尽管如此，希望读者不会因此便认为我在自吹自擂，认为我自认为解决了那个对我来说同样很困难的问题。其实，我仅仅是引入了一些论据，并且据此大胆猜想。与其说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倒不如说我是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加明了一些，或者说是为了恢复问题的本来面目。也许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但是，任何人都不容易到达终点。因为我们无法正确地识别，在那些人类真实的本性中，哪些是原始的，哪些又是后来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无法正确地把握一个不再存在，或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未必会存在的状态。然而，只有在把握这种状态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对人类的现状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想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须有高深莫测的哲学来精确地指导我们应该为这种研究所作的准备。在我看来，如果有人能够圆满地解答下面的问题，那么，即便称他为当代的亚里士多德或是普林尼也不为过：为了了解自然人，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实验？又怎样才能在社会中进行这些实验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很久了，在我充分思考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敢在进入正文之前这样说：即便是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无力主持这些实验；即便是人类最强大的统治者，也不会进行这些实验。我们本就不应该指望他们能够合作进行实验，更不必说要想实验成功，他们还必须具有坚忍的精神，必须付出极大的智慧和慈悲的情怀。

尽管这些实验难以实施，并且因此很少有人涉及，但它们却是我们扫清重重迷雾的唯一方法。这种重重迷雾遮蔽了我们的双眼，也使我们无法清楚地认识人类社会的真正基础究竟是什么。由于对人类本性研究的忽视，我们难以确定自然权利的真正含义，即使确定出来，也是界定得模糊不清。正如布尔马拉奇所言，权利，尤其是自然权利，其概念显然与人类的本性密切相关。同时，他还说我们应该根据人的本性、人的体质还有人的生存状态出发，进而演绎这门科学的最初原理。

另外，我们不无惊愕地发现，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学者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在较权威的著述家那里，几乎没有哪两个人是持着相同观点的，更不用说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了，他们好像总是不遗余力地在最根本的原则上相互抨击。罗马的法理学家们把人和动物不加任何区别地归在自然法则之下，在他们看来，与其说自然法则是自然为他物制定的法则，倒不如说它是自然施加给自身的法则。或者说，法理学家仅仅是在特殊的意义上理解法则这个词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似乎仅仅是将自然法则理解成自然界所有的生命体，为了共同生活而建立的一种普遍关系。

现代学者则认为，只有在有道德的生物当中才存在法则，即在有智慧、有自由意志而且相互关联的人类当中才有法则，他们因此认为自然法则仅仅适用于人类。然而，每一个学者都在极其形而上学的原则下，根据自己的方式给法则下定义，致使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些原则，更不用说自己去发现它们了。至于这些学问家给法则下的定义，每个人都不同于其他人，莫衷一是，尽管如此，他们却在同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能理解自然法则的要么是刁钻的诡辩家，要么是深刻的哲学家，否则没人可以做到，也就更无从谈论遵守了。这一切都说明人类是以某种能力创造社会的，而即使在社会状态中，这种能力也是在经历坎坷艰辛之后，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得到的。

由于我们对自然知之甚少，而又对法则的含义有着重大的分歧，因而很难给自然法则下一个好的定义。虽然在书本上，我们能够看到种种定义，但是这些定义除了有意见不合的缺陷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大缺陷：它们都忽视了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是不具有各种知识的，另外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人类是在脱离了自然状态之后才拥有了思想。现代著述者往往首先追问人类在最初为了共同利益而制定了哪些法则，然后将这些法则汇集在一起，就得到了自然法则。不过，这些人唯一的证据只有人们在共同实践这些法则时可能得到的好处，这无疑是下定义的一个简便方法，然而它几乎是全凭主观臆断来解释事物性质的。

在我们对自然状态的人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任何企图了解人类的最初法则或者了解人类的最佳生存状态的努力都将会是白费力气。关于自然法则，我们唯一清楚的只有，一种法必须能使其约束的对象自觉服从它，而且作为自然法则，它必须是直接源于自然的召唤。

第52章 序 言 (2)

目前所谓的科学书本，仅仅教我们认识那些已经完成自我创造的人类，让我们抛开它们，来思考一下人类心灵最初而最简单的活动。我自信已经找到了两种早于理智而存在于自然人身上的法则：第一个法则来源于人类对自身幸福以及生存的密切关注，而第二个法则则是在人类目睹其他有知觉的生物，尤其是自己的同类在遭受痛苦和死亡时，所感觉到的一种天然的不愉快。我认为，所有自然权利法则都来源于这两种法则的统一和协调，只要我们稍加理解就可以建立这两条原则之间的这种联系，而无须引入社会性。在随后的发展中，理智逐渐发展并且最终压抑了人的自然本性，将这些法则改建在其他的基础之上。

在这个过程中，在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时，我们不应该把人视为哲学家。人类对他人的尽责其实并非由于后天的教育使然，其实他只要不抗拒同情心的自然冲动，就绝不会随意地伤害任何其他人，甚至是任何其他有知觉的生物。当然，不排除在一些正当的情况下，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不得不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因此，我们也可以结束“是否要将动物纳入自然法则”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了，因为很明显，由于没有智慧和自由意志，动物无法认识到这个法则；但又由于它们同样具有自然赋予它们的感情，这种感情与我们的本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因而它们也应该享有自然权利。因此，人类也应该对动物承担一定的义务。实际上，我不想伤害我的同类并不是因为他们也具有理性，而是因为他们同样是有知觉的生命。在人与动物中，这种品质是同样存在的，因而我们至少应该赋予动物一种权利，来使它们免受人类的无故虐待。

我们解决种种难题的唯一适合的途径，莫过于对原始人及其真正需求以及他们职责的基础原理的研究，这些难题存在于对人类精神的不平等起源的研究上，存在于对政治组织的真实基础以及其成员之间相互权利关系的研究上，也存在于与之同样重要但模糊不清的其他各种问题上。

假如我们用一种平静而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社会，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似乎就是一幅弱肉强食的画面，而我们的心灵势必会因强者展现出来的残暴而震惊，同时也会为弱者的愚昧无知感到悲痛。在人类社会中，再没有什么比强弱贫富这些外在关系更加不稳定的了。这往往是由历史的偶然促成的，而与智慧无关。因而，乍看起来，所有人类的制度都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若想要深入研究，先得除去城堡周围的尘土和沙子，我们才能学会去重视它坚实的根基。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不对人类的天然能力和他们后天发展的能力做认真的研究，我们就无法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自然也无从区分在现实事物的构造中，到底哪些是造物主的作品，而哪些又属于人类的艺术创作。由此看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因这个重要问题而引起的对政治和道德的研究，都是很有裨益的。而且，这种关于各种政体历史的假设，也为人类自身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设想一下，假如任由我们自由发展，现在的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模样？想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对造物主表示感恩，因为是他用伟大的双手不断修正我们的身体结构，并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才让我们免受身体结构可能带给我们的种种混乱，他赐给我们的幸福正是来源于似乎让我们感到痛苦的那种生活。

本   论

接下来，我要论述的对象是人，同时我研究的这个问题提示我，必须要向人们表明这样的观点：一个害怕面对真理的人是不可能提出这种问题的。现在，我将如约在智者面前班门弄斧，论述人性的起源，如果能不辜负这个论题和各位评判员的话，我将感到无比荣幸。

我认为，在人类中间存在着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被我称为自然上或生理上的不平等，这是由自然造成的，包括年龄、健康状况、体质强弱和智力或心智上的各种差异；而另一种，是我们可以称为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它通过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并且至少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后面的这种不平等赋予一部分人特权，而处于劣势的人却没有，例如，部分人会比别人富有、尊贵和强大，甚至能让别人服从他们。

追问自然不平等的原因实在是毫无意义，因为从其简单的定义中，我们就能得到答案，而追问这两种不平等之间有无本质联系就更没有意义了。换句话说，这等于在问支配者是不是比被支配者更优越，一个人的体力、智力以及才能、品行是不是总是和其权力、财富相匹配。让奴隶们在他们的主人面前讨论这种问题也许是有益的，但让一个理性的自由人在追求真理之时提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不合适了。

因此，这篇论文所要论述的主题就是：说明在事物发展的进程中，权利何时取代了暴力，自然何时让位于法律。另外，还将说明在经历了一系列什么样的奇迹之后，强者甘愿为弱者服务，人们也甘愿放弃已有的幸福去追求那些空想的安宁。

许多研究过社会基础的哲学家们都觉得我们有必要回归到人类的自然状态，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人会去这样做。其中有一些人轻易地相信那时的人类已经有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却丝毫不认为他有必要去证明为什么原始人会有这些观念，或是这些观念对原始人究竟有哪些用处；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每个人生来就具有财产所有权，却没有解释何谓“所有”；还有一些人，一上来就赋予了强者统治弱者的权力，接着从中直接推导出了政府的产生，却忽略了人类创造权威以及政府的概念之前的那段漫长时期。

简单地说，他们每个人都一直徘徊于需求、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奢等一些由社会产生的字眼上，并将它们直接移植到了自然状态中。这样一来，表面上他们讲的是原始人，而实质上描述的却是社会状态中的人。大多数的著述者从没有怀疑过自然状态的存在，然而《圣经》中却明确地说第一个人已经立即从上帝那儿获得了智慧和指示，可见他本身并不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我们如果像那些信奉基督的哲学家那样，对摩西的著述（指《旧约》）深信不疑，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洪水来临之前，人类也并非生活在纯自然的状态中。除非他们的某种神奇的遭遇使他们重新回到了自然状态，那就另当别论了。显然，这种矛盾的说法经不起推敲，更不可能被证明了。

让我们撇开那些事实，因为那些事实与我的问题毫无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所研究的内容不应该被视为历史的真相——它们仅仅是在一定条件下所进行的假设推理。与其说它是为了确定事物的真正来源，还不如说是为了认识事物的性质，就像我们的物理学家每天在研究宇宙形成时经常作的那些推理一样。宗教的训诫让我们相信：上帝本人在创造了人之后就使其脱离了自然状态。人生而不平等，仅仅是因为上帝的意志就是如此。不过，宗教并没有禁止我们根据人及其周围的事物的性质来推断，假如任由人类自由发展，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模样？而这正是我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下文中我将要讨论的主题。由于我所要讨论的主题涉及人类的普遍情况，所以我会尽量使用一种适合所有民族的方式，或是说将抛开时间、地点等因素，而仅仅讨论人本身。我将会设想自己正身处雅典学院，反复吟诵着导师的教诲。裁判员是柏拉图和克塞诺克拉特，而听众便是整个人类。

纯粹的人啊！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你拥有何种思想，请看看你们的历史吧！我相信我曾经读过它，并非在你那些爱说谎的同类写成的书中，而是在自然中——自然是永远都不会说谎的。源于自然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哪天偶然发现有虚假，那么一定是我不小心将我自己的意见掺杂进去了。我将要讨论的那个时代是多么地古老，而人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可以说我将要写下的便是你们这些纯粹的人的生活方式，你们那些原有的美好品性已经被教育和习惯腐坏了，即使没有完全腐坏，也至少有一部分。我相信，会有这样一个时代，人愿意永远在那里驻足，你也同样在寻找着它，并且我希望你们这些纯粹的人都能够在那里生活，永远不愿前进。由于你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感到不满，并预感到了子孙后代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更加不满，你或许希望自己可以让社会倒退回去。这种想法势必会让你们的祖先感到十分高兴。但也会遭到你同时代人的强烈批判，而你那些不幸的后来者必定会震撼不已。

第53章 分 (1)

要想正确判断人类目前的自然状态，就不得不首先对人类的起源进行考察，研究人类在形成初期的状态。这样做固然是很重要的，然而我却并不打算研究人类在连续不断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构造，也不想停留在只是简单地追问，人类如何从最初的状态逐步转变到如今的这种状态的。我并不打算研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的长指甲最初不过是弯曲的爪子的说法是否正确；人是否曾经像熊一样全身长满毛发；或者人在最初是否用四肢爬行，目光向下且仅仅局限在一小块范围中，无法看到广阔的大自然，并且因此限制了思想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我只能够提出几乎全凭空想的模糊不清的假设。到目前为止，比较解剖学仍然没什么进展，因而观察家们也无法为任何可靠的推断提供有力的证据。因此，要是不存在可以利用的超自然的知识，也就无法注意到那些由于人类将四肢应用于新用途以及食用新食物所引发的身体内外构造的变化，那我就只能假设：同现在的人类一样，当时的人类一直都用双腿行走，并且也像我们现在一样使用双手，他们目光向前，因而看得到广阔的大自然，也看得到广袤无垠的天空。

在此种生命构造之中，如果剥离了其中超自然的天赋，以及其在漫长历史中获取的人为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只考虑人刚从自然中造出来的样子，就能够看到，人类作为动物，既不像某些动物那么强壮，也不像某些动物那么敏捷，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在所有的动物当中，人体的构造可以算是最完善的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只要能够找到橡果充饥，找到小溪能够解渴，还可以在一棵橡树下睡上一觉，那么其全部需要就都能够得到满足了。

要是大地还能像以前一样肥沃，森林还能像以前一样茂密，树木也不曾遭受刀斧的砍伐，那么自然界一定可以继续为所有的动物提供充足的食物以及住所。而人类，他们生存在各种动物之间，凭借其观察和学习的能力，从而获得了其他动物的生存本领，并因此具备了其他任何动物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任何动物都仅仅局限于一种本能，而人类在最初也许不具备任何本领，但学会了别的动物的生存能力。人可以吃各种食物，然而动物却只能吃其中的几种，所以人类比动物更容易找到食物来充饥。

因为人类自从幼年起就开始长期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中生活，他们不得不忍受疲劳，也没有可以御寒的衣服，没有可以防身的武器，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和食物，不得不和猛兽搏斗，并且为了逃避野兽的追击而不得不拼命地奔跑。人类因此而获得了强壮的体质，且几乎不会改变。人类的孩子一出生，就具备了从父母那里遗传的优良体质，并且在赋予这种体质的环境中得到了不断的磨炼，因而获得了人类所特有的生存能力。就像斯巴达的公民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斯巴达人仅仅留下天生强壮的孩子，加以培养，使其更加强壮有力，而杀掉其余体质较弱的孩子，自然对人类也是如此。这一点与现在的社会完全不同，在我们的国家，父母将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累赘，在孩子还没有出生前不管是否强壮都一律杀掉。

对原始人而言，其所能理解并掌握的唯一工具只有自己的身体。原始人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用途，而我们的身体却由于缺乏锻炼什么能力都不具备。现代技术的存在让我们变得柔弱而笨拙，而原始人却不得不使自己变得强壮而敏捷。假如有斧头，他们是否还有力气用手折断树枝呢？假如有投石器，他们是否还能将石块飞快地扔出去？假如有梯子，他们是否还能敏捷地爬上一棵树？假如有马，他们是否还能跑得这么快呢？如果文明人有足够的时间使用机器，毫无疑问他必然能够打败原始人；然而，假如让他们赤身裸体地站在一起，没有任何武器，你会惊异于文明人和原始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你将能够看到，一个能够随时全力以赴、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变故，甚至始终具备一切力量和技巧的人，占据的无比优势！

从霍布斯的观点来看，人天生勇猛并且争强好胜，喜欢打斗。但是另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却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正如康贝尔兰德和普芬道夫的观点，原始人几乎是所有动物当中最为温顺胆小的，他们始终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甚至会被最微弱的声音或者细小的动作吓到，落荒而逃。每当原始人遇到陌生事物时，这种情形就可能会发生，我也毫不怀疑，他会被任何一种新奇事物吓到，因为他无法判断出在他眼前的事物是否对他有利，他也无法将可能遇到的危险同自己的能力作出正确的对比。但是在自然状态中，这种情形并不经常出现，那时，所有事物都以一种单纯的方式进行，在大地上不会有突然的或者持续不断的动荡发生，通常这种动荡是人们在一起生活时，人们的欲望碰撞以及胡作非为所引起的。原始人在各种动物之间散居，他们不断同野兽争斗，因而能够将野兽同自己的能力迅速作出对比。

一旦他发现自己在智巧上胜过野兽的程度远远高于野兽在力量上胜过自己的程度，他就能够明白自己再也无须害怕野兽了。当你看到一只熊或一只狼和一个强壮、敏捷、勇敢的（所有原始人都这样）又使用石块或者棍子的原始人搏斗时，你会发现至少双方都存在危险。这样，在经过一番试探后，这些并不喜欢相互攻击的野兽知道这些原始人同它们一样的凶猛，便不会再攻击人类。但是如果某些野兽在力量上胜过人的程度远远超过人在智巧方面胜过它们的程度，那么，原始人就同其他弱小动物一样处于相似的境地。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也能够继续生存。何况原始人还具备另一个优势：他和别的动物跑得一样快，并可以在任何树上找到安全的避难场所。当其面对野兽时，就能够自由选择是进行搏斗还是逃跑。此外，并非所有动物都能够天然地攻击人类，除非其迫于自卫或者是饥饿难耐时才会那样。动物也不会天生就反感人类，这种反感似乎表明某种动物注定将要成为另一种动物的食物一样。

毫无疑问，黑人和原始人就是因此而不害怕在树林里遇到野兽。生活在委内瑞拉的加拉伊波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绝对安全，并且不存在任何的不方便。就如弗朗索瓦·柯勒阿所言，那种人只带着弓和箭就足以在树林中自由行走，从未听说他们之中有人被野兽吃掉。

但是，人类有更加可怕的敌人，并且不存在任何的防御办法，即年幼、衰老以及各种疾病所导致的天然虚弱。人类弱点的不幸证据正在于此，每种动物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前两种，最后一种则主要是存在于那些社会状态之中的人里。说到年幼，很明显，人类的母亲能够随身带着自己的孩子，比起那些忙碌地往来于觅食与喂养孩子之间的动物母亲，她们显然更容易养育孩子。但是，假使母亲不幸死亡，那么孩子随之而去的可能性就会很大；然而任何动物都存在这种危险，幼崽在足以养活自己之前，总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依赖自己的母亲。人类的幼年时期比动物的幼年时期更长，其寿命也相应的更长，所以任何动物在这一点上都是大同小异的。尽管动物在幼年时期与幼崽数目上仍然存在别的规律，但这与我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干。老年时期的人类活动减少，分泌物也随之减少，对食物的需求也会随觅食能力的减弱而减少。尽管原始人不可能得风湿、痛风这种疾病，然而衰老却成为人所面对的痛苦中最无法缓解的一种痛苦。继而他们会悄然死去，没有人会注意，甚至连他自己都不会意识到。

对疾病这一话题，我并不愿意重复多数健康人提出的反对医学的肤浅谬论。可是我想问，是否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医学最不发达的地方的人们要比医学最为发达的地方的人们的寿命更短？假使我们人类自身所导致的疾病比医学所能治疗的疾病更多的话，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人类的生活方式变得极度不平衡，有一些人过于安逸，而另一些人却过度疲劳。纵情的欢愉损害了我们的感觉器官，过于精致的食物使我们摄入过多的热量，开始变得消化不良；与之相对的，穷人们吃的食物都有损于他们的健康，并常常不足以果腹，这让他们一旦有机会便会暴饮暴食，以至于因此伤害脾胃。

如上所述，再加上熬夜、不节制、各种情欲的放纵、精神衰竭、身体疲劳，以及各种无以计数的痛苦和焦虑掺杂在一起，让人类很难享有片刻的安宁。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大多数疾病是由我们自身造成的，而如果我们想摆脱这些疾病，就不得不转而坚持自然所赋予我们的最为单纯、简朴和清静的生活。假使自然注定让人类健康，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思考就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状态，一个正在思考的人毫无疑问是一种痛苦的动物。在我们想到原始人的优良体质的时候——那些至少还不曾被烈酒毁坏的身体，一旦想到他们除了衰老和受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的不适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段疾病增多的历史。最起码在柏拉图看来是这样。柏拉图根据波达利尔和马卡翁在特洛伊城被围困时曾经使用并且推荐的药方推断，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药物会导致一些疾病。赛尔斯也曾经说过，希波克拉底发明的节食疗法同样适用于当代的人。

原始人很少会生病，因此并不需要医疗，当然也更不需要医生，在这一点上，原始人同动物差不多。从猎人那里就可以得知这一点，当他们在打猎时，是否见到过受伤的动物。他们肯定经常看到受过重伤的动物的伤口能够自动结痂，或者是动物折断了骨头和四肢也不需要任何的外科手术，经过一段时间后伤口会自愈，它们仅仅需要过正常的生活，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护理或者疗养；它们不需要去忍受手术的痛苦，不存在药物的毒害，也不会受到禁食的折磨，其伤口照样能够愈合得很好。总而言之，无论医学对人来说是何等地有用，原始人在生病时只需要依靠自然，除了疾病以外并没有可担心的事，其生存状态令人向往。

因而不可以将原始人与我们常见到的人混为一谈。大自然用一种偏爱之心在照管着所有的动物，而且他似乎极其珍视此种权利：不管是马、猫、牛，还是驴，在野外生存的它们普遍都比那些圈养的要高大得多，而且也更加有活力、有朝气，更加强壮和勇敢。这些动物一旦被人们驯养，它们就丧失了大半优点，就好像我们对它们所有的关怀、养育，对它们都只是一种损害。当然人类也是如此，一旦他具有了社会性，成为一个奴隶，那么他就会变得虚弱、胆小，并且奴性十足。他们委靡安逸的生活方式使其力量和勇气被完全地消磨掉。原始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别，甚至比野生动物与驯养动物的差别还要大。因为，尽管自然并没有区别对待人与动物，但是人却通过使自己沉溺于比驯养的动物更加安逸的生活中，而更加堕落。

因此，原始人赤身裸体并且没有住所，不具有我们所认为必需的任何奢侈品，然而并不因此而不幸，这些也并不会对其生存造成任何的威胁。假使他们身上没有毛发覆盖，那是由于他们生活在温暖的气候中，无须此类保护。但是假使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国度，那么，他们很快便学会把捕获的动物的皮毛披到自己的身上；假使他们可以只靠两条腿走路，那么他们就会用双手来保护自己和获取食物。即使他们的孩子们走得很慢，很难学会走路，他们的母亲也可以轻易地携带他们。因而他们具有其他动物并不具有的优势，因为动物在遭受追击时，动物母亲不得不抛弃其幼崽或是放慢脚步与其一起跑。总而言之，除非我们认为存在一种偶然的巧合（将在后文提到）——虽然不太可能，否则我们很容易认为，第一个为自己制作衣服、建造住所的人是在制造自己根本不需要的累赘。因为没有这些，他同样可以生活，他不会在成年后却无法忍受自己自小就一直过的生活。

就像其他不大思考的动物一样，孤独、闲散而且还时刻伴随着危险的原始人必然喜欢睡觉，只要不思考，他便一直这样睡着。他不得不睡得很警醒，因为保护自己是他主要，甚至可以算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事，他不得不经常锻炼攻击和防卫的能力，或是用于捕获猎物，或是防止自己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与此相反的是，原始人的那些用于享受安逸和情欲的器官自然极度不发达，也不相容于任何精致的东西；然而听觉、视觉和嗅觉却发展得非常灵敏、细致。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动物的状态，然而根据旅行家所说，这也是多数原始人的状态。因此，好望角的霍屯督人用肉眼即可看见远处海上的船，然而荷兰人却需借助望远镜才能够看到；美洲的原始人能像最优秀的猎狗般用嗅觉去追踪西班牙人；另外，原始人即使不穿衣服也不觉得难受，他们还可以吃大量的辣椒，能像喝水一样喝下最烈的欧洲白酒。

直到目前为止，上述内容只是谈到了原始人的生理方面，之后我将谈原始人的精神和智力方面。

54章 分 (2)

我把每一个动物都看成是一部精密的机器，由自然给这部机器装上感觉，使它活动起来并且保护自己，从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免于受到干扰和破坏。在我看来，人也是类似于此的机器，不同点在于，动物这台机器在运作的时候，仅有唯一的一个操作者——自然。然而人类作为自由的操作者，在机器运作与性格的形成上都享有部分权利。动物是依据本能决定取舍的，而人类则是依靠自由意志。所以动物无法偏离自然给它预设的轨道，即使偏离是对其有利的；与之相反的是，人类却会经常偏离这种轨道，即使那样做对其有害。因而不难推出，鸽子能在一盘美味的肉旁边饿死，而猫也可能在一堆水果谷物面前饿死，其实只要它们想到要尝试一下，就可能会从这些它们不屑一顾的食物中获得营养。因而，只有那些挥霍无度的人才会恣意放纵，导致疾病和死亡，原因是精神能够损害感官。当自然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意识仍然在没有止境地提出要求。

因为动物有感觉，所以它们也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念甚至能联结在一起，人区别于动物也正是在观念联结的程度上。一些哲学家甚至声称，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还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所以，造成人与动物之间差别的应该是人的自由意志而不是理解能力。自然为动物和人制定了法则，动物只会乖乖地顺从，人尽管也受这种力量的束缚，但他知道自己能够自主决定对这种法则是违抗还是遵守。正是他对自由意志的意识，让他的心智得以发展。物理学大概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感觉的机制和观念的形成情况，但是在这种意志能力，抑或说是选择能力，和对这种能力的认识方面，我们仅仅能发现纯精神的活动，这是力学规律完全不能解释的。

但是就算所有问题都困难重重，我们也应考虑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另一种差别，而且这一差别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这便是人类自我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每个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也是整个人类都拥有的。人类在环境的协助下，通过这种能力，逐渐发展出其他能力。但是，动物就不一样了，它们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形成，然后这种状态会持续一生，并且在几千年后，它们仍同几千年前一样，无任何变化。为什么只是人会变得老弱糊涂？难不成是因为他又回到了原初状态？对动物而言，它们从未得到，所以也就无所谓失去，它们仅仅受本能的支配。而人一旦发生事故或者年老就会失去他们以往拥有的，曾让他们成长的优良品质，以致沦落到不如动物的境地。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幸的根源正是这种天生的无限发展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赋予人类在各个时代所具有的智慧和错误、缺点和美德，并使人最终成为自然和他们自己的暴君；正是这种能力，使人类在时间的演进中逐渐脱离了安宁无知的原始状态。因而对那些教会奥利诺科的印第安人用木片贴在儿童的头上，以期保留他们原始幸福和一部分无知这一方法的人，我们倒是可以将他们称为慈善家，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件事。

原始人仅具有自然赋予的原始能力，抑或说这种能力是自然为了补偿最开始他们可能缺少的能力而赋予他们的，后来这种能力却让他们超越了这些纯动物性。所以，同其他动物一样，感觉和视觉必定是原始人最基本的能力。在新环境激发原始人的能力发展之前，原始人最初的和几乎全部的精神活动只包括是否愿意，是喜还是惧。

不管伦理家们怎样认为，我坚持说人类智力的发展都应该主要归功于欲望，而欲望能否被普遍满足则要依赖智力的发展。正是因为欲望的推动，智力才能得以发展，我们之所以渴望知识正是因为我们希望享受，我们不认为一个既没有任何喜好也没有任何恐惧的人会去费力地思考。与此同时，欲望来源于我们的需求，而欲望的发展也依赖于我们的知识的不断积累，因为除非我们明白这些概念，或者源于自然的简单冲动，否则我们并不会害怕或者喜欢任何事物。原始人没有任何一种知识，他只有自然冲动的欲望，追求的事物永远不会超过他的生理需要。在这个世上，他只知道睡觉、食物和女人是好的，唯一害怕的也只有饥饿和伤痛。当然，这里所说的伤痛并不包括死亡，因为没有动物知道什么是死亡，死亡的概念和对死亡的恐惧的知识是人在脱离动物状态之后获得的最初的知识之一。

假如有必要，我不难举出例子来证明此观点。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智力的发展总是与人们因环境的压力而产生的需要成正比，或者说是与人们的自然需求精神成正比，这样一来，它也就与促使人们去满足的种种欲望成正比。我可以说明，埃及的艺术是伴随着尼罗河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我也能追寻希腊艺术的踪迹，它们在阿提卡的沙砾与岩石中生根、发芽，并长为参天大树，但却不能在欧罗塔斯河肥沃的岸边存活。我观察到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勤劳，这是由于假如不这样他们就无法生存。自然似乎要让事物趋于平等，她在不愿让土地肥沃的地方赐给那里的人们以高明的智慧。

但是，就算没有历史上那些不确定的证据，我们也都看得出来，一切都仿佛在剥夺原始人改变自身境遇的手段和欲望。原始人的内心没有任何要求，他的想象力描绘不出任何图景。他仅有的一点需要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他没有必需的知识让他产生更多的需求，他没有任何好奇心，也不能预见任何事情。他越是熟悉自然，就越是对自然没有兴趣，在他眼里，自然的一切都在周而复始地正常运转着，他没有足够的眼光去欣赏伟大的奇观，就算他曾知道观察他的日常生活，我们也不能希望他在内心深处能产生近似哲人的爱好。因为没有任何搅扰，他在心里完全仅考虑眼前的感受，毫不为将来作打算，哪怕是不远的将来。同他的心智相符的是，他所考虑的事情也很有限，甚至几乎不会计划天黑之前的事情。就算现在，加勒比的土著人的见识范围也仅限于此，他早上轻率地卖掉棉被，晚上又只好伤心地重新买回棉被，因为他想不到晚上还需要棉被。

我们越思考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知识和纯粹的感觉之间的差距就显得越彻底。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仅靠自己的力量而不借助于需求的刺激或者交流就能够填补这个鸿沟。在多少世纪之后，人们才可以认识天火以外的火！在多少偶然的机会发生之后，人们才可以学会火的基本用法！在多少次火焰熄灭之后，人们才可以学会生火的技术！又有多少次，这种技术因为发明生火的人的死亡而失传！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农业呢？它需要投入如此多的预见思维和劳动，还需要依赖其他许多技术。显然，农业只能在社会中产生，或者最早是在社会建立之初产生的。我们要在土地上生产最适合我们口味的食物，而不是希望从农业耕作中获得那些能自行生长的食物。

让我们作个猜想：如果人口过度繁衍，土地上产出的粮食自然养活不了他们——顺便一提，这种假设已经能够证明此种生活非常适合人类——假如没有炼铁厂，也没有制造厂，劳动工具就已经自动地出现在原始人手中；假如他们已经学会了预见自身需求；假如他们也已经克服了对不断劳动的天然厌恶；假如他们已经弄清了怎样耕耘土地、播种植树；假如他们已经研究出了碾谷和酿酒的技术——假如上帝已经把所有事情教给他们，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创造出这些技术。就算这一切都发生了，但是假如他们在辛苦耕耘之后，收获的粮食却可能被第一个来到这里并且看上这些粮食的动物或者人抢走，那么，谁还会愚蠢到自寻烦恼地去耕种土地呢？特别是当他们越是需要得到劳动的报酬而又越是确定不能得到的时候，谁还愿意终身从事繁重的劳动呢？总之，在他们还没有分配土地之前，即还没有消灭自然状态之前，人们怎么会愿意耕种土地呢？

假如我们设想原始人已经训练成哲学家那样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也像哲学家那样，把原始人想象成一个哲学家，他能够研究崇高的真理，可以通过高度抽象的逻辑推理，从对创世者意志的认识中，或从对普遍秩序的热爱中，创造出正义和智慧的箴言，简言之，我们假设原始人原本就明智聪颖，但是实际上他们蠢笨无知；那么，人类在树林中与动物混杂在一起时能有什么进步呢？人类能从这种无法彼此交流却会随着创造者的死亡而消失的智慧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原始人没有固定住所，不需要彼此协助，两个人一生中的见面次数可能不会超过两次，甚至根本不认识，也不曾在一起交谈过的原始人之间又能有什么启示，自身能有什么改善呢？

设想，人类有多少观念的产生要归功于语言的使用，对锻炼人的思维活动，语法又起了多大作用！让我们想象一下，最开始语言的发明花费了难以想象的大量时间，其中经历了多少难以想象的苦痛艰辛！依据前述的种种假设和此处这些假设，我们能作出判断，人类要经历多少个千年的漫长岁月，才能够逐渐地发展出他所能进行的这些思维活动呢？

在这儿，我想用一点时间思考语言产生的种种困难，对此问题，我仅需简单引用孔狄亚克神甫的研究就足够，因为它们完全证实了我的观点，并且在最开始好像还启发了我。然而从这位哲学家解决抽象符号的起源的方式来看，他显然将我质疑的问题作为了他的假设的前提，即在最初创造语言的那群人里，一定已经产生某种社会联系了。所以，在引用他的研究时，我觉得应该附带上我的观点，以便于从我的角度来解释同样的难题。第一个出现的难题是考虑语言是怎么样成为必要的，这是由于原始人之间既没有任何交流，也无任何交流的必要，如果不是有任何程度的必要，我们想象不出任何发明语言的必要性，甚至连这种可能性也是没有的。我赞同有些人认为语言起源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内部交流的观点，可是这种权宜之计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我们犯那些将社会状态中的观念硬搬到自然状态中的人所犯的错误。那些人一直认为那时的家庭与今天的家族一样，全家人亲密而长久地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许多共同利益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大家是一个整体。

但是，事实上，在原始状态中，人们没有任何财产，也根本没有房屋，甚至没有茅屋。每个人都是随便找一个地方休息，几乎不会在一个地方重复住两夜；男女之间的结合也毫无计划，他们机缘巧合，或者偶然碰到，或者彼此乐意就结合在一起，几乎不需要用语言来交流彼此的想法，他们分开时和之前一样陌生。母亲喂养孩子，最开始也仅仅是因为那样对她有利。后来，在习惯之后，她就爱上孩子，这时才会由于爱孩子而喂养他。一旦孩子长大能独立谋生，他便会自动离开母亲。这些原始人只有常常见面，才不会忘记彼此。否则，他们隔很久再见面时就不会认得对方了。我们进一步考虑便会发现，反而是孩子有许多需求要表达出来，他必然比母亲有更多的话要说，所以孩子必然承担了发明语言的重任。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语言，所以那个时期语言的数量必然和使用语言的人数相等。语言的种类也会伴随着他们漂泊不定的生活而增多，但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让语言固定下来。至于那种认为母亲教会孩子用语言来说明他想要的东西的说法，根本没有解释语言是怎样产生的，而仅仅解释了人们怎样传授那些已经产生的语言。

但是不管怎样，让我们先假设第一个难题已经解决，暂不理会在自然状态和语言成为人类必需之间的那个漫长的时期，暂且承认语言产生的必要性，然后来探寻语言最开始是如何产生的。于是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却更难解答的难题，因为人们如果需要语言来学习思考，那么为了发明语言，他们必然更需要学会怎么样思考。就算我们能够想到发音语言是怎样成为解释我们思想的约定工具的，我们仍然需要了解，对那些不能感知的抽象事物、不能用手势和声音表达的思想又该使用什么样的约定工具呢？所以关于这种交流思想和建立精神联系的艺术的起源，我们现在还很难作出任何合理的猜测。这一艺术是如此地精深，且早已远离它的源头，哲学家们至今依然在一个离这种艺术的完善状态遥不可测的距离研究它，即使任何一个大胆的人也不能断言它经过怎样的历程才一步步臻于完善的。就算伴随时光流逝而发生的变化对它完全不产生影响，就算我们的学者能够摒弃所有偏见，甚至做到客观公正，让所有的学术团体都不间断地连续几个世纪来研究这个问题，恐怕也没有人能作出这种断言。

第55章 分 (3)

在人们还没有必要用语言来劝服大众时，人类使用的最早的语言，同时也是最生动、最普遍和唯一的语言，就是自然的简单呼喊。它是在紧急情况下由本能激发出的声音，用于希望减轻疼痛或者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求救。这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使用，这是由于人们平时的感情比较节制。当人们的观念开始发展，并逐渐增多的时候，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变得更密切，人们此时就会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语言和更多符号，他们增加声音的抑扬变化，又辅以手势。手势本身就有更强的表现力，且更少依赖预先规定的含义。于是人们开始学会用声音来模仿听得见的事物，用手势表达那些移动的和看得见的事物。

但是，手势只能表达便于描述的或者实际存在的事物，以及能看得到的行为，别的事物就很难表达。而且手势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有用，黑暗和物体的遮挡会让手势失去作用。除此之外，手势不能确保别人一定能注意到，而只有引起别人注意的要求。所以人们最终决定使用发音语言来代替手势，声音尽管不能与特定的概念产生相同的联系，但是却能作为约定的符号来更好地表达它们。然而，这种约定完全是通过人们的共识得以实现的，对那些原始人而言，他们粗糙的器官还无法适应任何这种情况，因此他们必然是经历了艰难困苦才接受这种方式的。这种约定本身就很难理解，因为它要获得人们的共识就必须有可行的理由，并且，要使用语言，就必须得先有语言。

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人们最开始使用的词语比后来语言形成以后的词语的含义要广泛得多。最开始，人们并不知道要将句子分成结构不同的几部分，所以他们把一整句话的含义都放在一个词语中。当他们开始区分中心词和名词、动词时，这种做法本身就已显示出非凡的天才了。在最初，动词只有现在时态，名词也只有许多专有名词，而形容词概念的发展必定经历了艰苦的努力，这是由于每个形容词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将事物抽象化是一个既不自然又费力的过程。

在语言创立最初，每个事物都有一个特定的名称，而且没有种属差别，因为最初创造语言的人无法区分种属，每个物体都照它自然的样子独立反映在他们的头脑中。假如这棵橡树叫做a，那么另一棵橡树则叫做b，因为此时人们认为这两个物体是不同的。人们通常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现这两者的共同点，所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越浅薄，他们所创造的词语就越庞杂，但是使用这些词汇所造成的困难却不会轻易消除。那是由于要给事物分类命名就必须认识各种事物特有的属性，而这便需要定义和判断，也就是说，需要远比那时的人类所能拥有的程度更深的抽象概括能力和更加深厚的自然知识。

另外，如果不借助词语，人们在内心中就不能形成概念，而且一定要借助于词句，否则人们也无法理解这些概念，这也是动物无法形成这种观念并因而获得自我完善的能力的原因之一，而自我完善能力正是依赖于这些观念的形成。当一只猴子吃掉一个坚果后去摘另一个坚果时，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它明白坚果的一般含义并用这个一般含义和两个具体的坚果作比较。不过我们可以设想，当它看到一个坚果时，便会想起以前接触过的另一个坚果的那种感觉，由于它的眼睛受到这种特定接触的影响，因而能预知到吃这个坚果时的味道。只要想象一参与，每个纯抽象的概念就立刻变成具体的事物了。

假如你试着在脑海中勾勒出一棵树的一般形象，你是怎样也描绘不出的。无论你怎样做，你只能想到一棵具体的树，小树或者大树，长满叶子的或者光秃秃的，深色的或者浅色的。假如你想看到一切树的共同点，那你看到的反而不太可能像是一棵树了。要认识纯抽象的事物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换言之，就是只能借助于语言。虽然一个三角形的定义本身就能给你一个关于三角形的真实概念，然而当你想象一个三角形时，你想出的一定是一个具体的三角形，而不是其他的。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出特定颜色的区域和具体的线条。所以我们必须使用语言和词语来形成概念，因为一旦停止想象，我们便只能借助于语言来思考。假如语言的最早发明者只能给他们已经认识的事物命名的话，那么，最早的名词也只能是专有名词了。

但是，当最早的文法学家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开始将词语概念化和扩展观念的时候，发明者的无知一定会将这种方法限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假如当初因为不知道种属而制造出太多的个别名词，在后来又因为不能认识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别，他们必然只能作简单的分类。要把事物之间的区别恰当地归类，确实需要比他们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也需要付出比他们更多的艰苦努力和探索。假如说直到今天，人们还不断发现那些以往未曾被发现的新种类，那么可以想象仅靠表面就定类的人们忽视了多少种类！更无须说忽视了多少原始类别和最普遍的概念。比如，他们怎样理解或是想到诸如风格、形象、动作、物质和精神这些词语呢？就算现在那些经常使用这些词语的哲学家们，也难以理解它们的含义，何况这些概念本身的含义就是高度抽象的，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原型。

讲到这儿，我暂且请评判员们停下来考虑一下，在创造了物质名词这一语言最简单的部分后，要使用固定的形式和精确的语言来表达想法，让语言满足公众的需要并且对社会产生影响，人们还要走多少路？请你们想象一下，人们要花费多少时间、运用多少知识才能发明抽象名词，数字，不定过去式和所有动词的时态，句法，冠词，词句的推理形式、连接方式以及所有的语言逻辑。至于我自己，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困难所震撼，我坚信，几乎已经可以证明单凭人类的智慧不可能建立起语言体系了。我将把这一问题留给任何一个有志于此的人去研究：语言的产生对社会建立的意义，以及社会的存在对语言产生的意义，哪一个更为必要呢？

无论社会和语言是怎么产生的，然而至少可以推断，在用相互需要来联结人们并让他们易于使用语言这方面而言，自然几乎没为人们提供多少社会性，同时也几乎没有为创造这些联系进行过任何努力。事实上，在自然状态中，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时，会比一只猴子抑或一只狼需要它们同伴的帮助更加迫切；就算他真的需要，别人为什么要来帮助他？就算别人愿意帮助他，他们又怎么才能达成一致呢？我经常听人谈起，没有什么比自然状态中的人更加悲惨的了。事实上，假如确实像我认为已经证明的那样，人类只有在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以后才能有脱离自然状态的机会和愿望，那么我们所控诉的对象就不是自然不幸创造出的人类，而只能是自然。但是，我所理解的“悲惨”这个词无任何意义，它也许仅是指艰苦的贫困生活或者是指心灵或身体的痛苦。

那么我倒乐意有人能够解释一下，一个内心平静、行动自由、身体健康的人能遭受怎样的悲惨状况呢？我还想追问，到底是自然生活还是社会生活能让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感到难受呢？看看我们的文明社会，几乎人人都抱怨自己的人生，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许多人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就算所有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都结合在一起也不能制止这种混乱。我还想继续追问，有人听说过原始人存在过这类想法吗？有人听说过原始人有空儿就会抱怨人生或者自杀吗？因此，只要稍微放下我们的虚荣心，便能判断出来到底哪一种状态才是真正的悲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如原始人困惑于科学研究，或被欲望折磨，总是纠缠于探索一种异己的状态，那才是真正的悲惨。好像天意是如此地深谋远虑，它让人类所拥有的潜能只在合适的时机才会得以发展，不会发展太晚，以至于不能满足后来产生的需要，也不会发展太早而陷入无穷无尽的困惑之中。仅仅就人所拥有的本能来说，它足以应对自然状态的生活了，但要想在社会中生活，他便更需要发展智慧了。

初看上去，好像原始状态的人彼此之间没有规定的义务，也没有任何道德联系，既没有善恶之别，也没有好坏之分，除非从生理意义上理解这些词，将那些对人的生存有害的叫做恶，对人的生存有利的叫做善。这样一来，最有道德的人就是那些对自然的原始冲动最不加以抵抗的人。假如我们只从常规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词，便不会急着对这个问题下论断，为了防止偏见的可能影响，我们应该不偏不倚地衡量一下在文明人当中邪恶和美德哪一个会更多，美德给他们带来的益处是否超过了邪恶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当人们学会彼此爱护时，我们能否认为科学的进步足以弥补人们彼此之间的伤害？或者从总体来说，人们何时会感到更幸福，是在他们普遍依附于别人、为别人尽所有义务但别人可以对他没有任何回报的时候，还是在人们既不互相惧怕又对彼此无任何要求的时候呢？

第56章 分 (4)

总之，我们无法像霍布斯那般断言人必定是天生邪恶的，因为人不知道善。人之所以邪恶，是由于他们不知道善为何物；人不会给同伴任何的帮助，因为他认为他们没有权利要求他去帮忙，或是认为自己有权得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甚至愚蠢到自以为是全世界的主人。虽然霍布斯清楚地看到了自然法则的现代定义的全部缺陷，然而从他得出的结论就可以看出，他的理解是完全不对的。依照他的方式来推论，原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始状态中的每一个人都仅仅关心自己的生存，这是最有利于促进人们和平相处的一种方式，也是对他人最无害的一种活动，所以也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他错误地把社会中出现的需要法律加以限制的对无数欲望的满足加在了原始人对自身生存的关注上。霍布斯认为，一个恶人就是一个强壮的婴儿，为什么原始人就是一个强壮的婴儿呢？这一点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就算我们承认这一点，那又能得到怎样的结论呢？假如原始人真的是既强壮而又像婴儿一样需要依靠他人生活，那么他便可以肆无忌惮地任意妄为了。假如他的母亲没能及时喂他，他就可以打她；假如他的弟弟惹恼了他，他就可以虐待他；假如别人稍稍触犯他，他就可以咬别人的胳膊。但是，一个原始人既强壮而又需要依靠别人这说法本身就非常荒谬，一个人如果需要依赖别人，那么他肯定很虚弱，而一旦他强壮起来，他就可以自力更生。霍布斯没有想到，他用来说明原始人不用智力的理由，和法学家们用来说明原始人不使用强力的理由是同一个。依据霍布斯的说法，那也能这样论述：原始人并不是恶人，只是由于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善，他们不去为非作歹，并不是因为智力发展，也不是法律限制的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内心平静，对邪恶一无所知：“一个人从对邪恶的无知中得到的益处，要远远多于他从对美德的认识中所得到的益处。”

霍布斯还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则，当人类看到同类受难的时候，他内心便会产生天然的反感，这种人类天生所拥有的同情心，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人们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在自我主义产生以前，缓解了人们对自我生存的强烈关注以及对追逐自身利益的巨大热情。这便是人类所仅有的自然美德，就算是对人类品性最激烈的诋毁者也不能否认，所以，我并不担心出现任何的非难之词。我所说的同情心对我们人类这种多灾多难又脆弱的生物来说是一种非常适宜的品质。人类早在开始思考之前就已经有了同情心，这种品性是人类所有品性中最有用、最普遍的一种；同时，因为同情心是最自然的品性，所以某些动物身上有时也表现出它的某些迹象。

且不说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母亲因为对孩子的慈爱之情会奋不顾身地保护自己的孩子，就算是一匹马也不忍心践踏一个活物；当牲畜走进屠宰场的时候，它们就会发出凄惨的哀鸣，那正表明它们所看到的可怕的情景给它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动物都不忍心从它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有的甚至会给它死去的同类做某种形式的埋葬。我们愉快地发现，就算是《蜜蜂的寓言》的作者也得承认，人是一种敏感的有同情心的动物。他一改往日敏锐冷峻的文风，在他举出的例子中，描绘了一幕慈悲的动人场景：被关在囚室里的人看到一只野兽从母亲的怀里夺走了婴儿，凶残地撕碎孩子的肢体，并且抓破了那颗还在跳动的心脏。尽管这件事与他毫无关系，然而他仍感到心惊肉跳，他眼睁睁地看着这可怕的一切，却无法给那个垂死的孩子和他昏死的母亲任何的帮助，他会是怎样地焦急不安呀！

这便是人类纯真的自然感情，它在任何种类的思考出现之前已经存在；这便是同情心的力量，就算是最败坏的风气也不能将它摧毁。我们常常看到剧院里的人为剧中所遭受不幸的人而伤心落泪，但是假如他们成为暴君，却只会更加残暴地对待敌人。就算嗜杀如苏拉，也会伤感于他人的痛苦，只要那不是他造成的；菲尔王亚历山大也是这样，他可以每天无动于衷地听被他下令绞死的人们临终的哀号，却不敢去看任何一场悲剧，因为他害怕自己会同普利阿莫和安德罗马克一样哭泣。

“自然赋予人类以眼泪，那是由于她赐给人类以最慈悲的心。”曼德维尔清楚地知道，虽然人类具有一切道德，但是如果自然不给我们的同情心加上理智，那么人类就只不过是一群怪物。然而他所否认的那些美德正是从同情心这种感情里发展出来的，这是他所不知道的。假如没有对罪人、弱者和人类的普遍的同情，又怎么会有仁慈、慷慨和人性这些美德呢？假如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就算是友谊和善良实际上也不过是对某个特定对象的持久同情，因为希望一个人幸福，和不希望一个人痛苦哪里有什么区别呢？所谓同情其实就是设想我们和受难者一起遭受痛苦因而产生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在原始人身上十分强烈，虽然可能是模糊不清的，但在文明人身上却是微弱的，虽然它已经有所发展。这个事实已充分证实了我的观点。

动物感受到的同情，在对它同类遭受的苦难感受越深时就越强烈，那么很显然，这种同情在自然状态下远比在理性状态中更为深切。自尊来自于理性并且因为思考而加强，理性让人关注自我，远离一切会让他难受或痛苦的事物。而哲学会让人孤立自己，会让一个人在看到别人不幸时暗中说：“你难受是你自己的事，反正我很安全。”能够搅扰哲学家的美梦的只有普遍的邪恶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从自己的美梦中惊醒。当杀人者在他窗外肆无忌惮地杀人时，他所做的也仅仅是捂着自己的耳朵，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以阻止那种天然的对被害者的同情的滋生，尽管他的本性并不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未开化的原始人就没有这样高明的才能，因为他缺乏智慧和理性，所以总是无知地服从人性的原始召唤。当街头发生大规模的暴乱，民众们吵闹不休时，聪明的人会谨慎避开，而最终疏散人群、制止混乱的却是那些所谓的暴民和市井妇女。

由此可以断定，同情心这种自然的感情，可以缓和个人强烈的私心，因此对全人类的生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因为这种同情心，我们会不假思索地去帮助苦难的人；正是同情心在自然状态中发挥着道德、法律和风俗的作用，并且比这更加有用，因为没有人想抗拒它温柔的召唤；正是同情心，让一个强壮的原始人在他有其他办法找到食物的时候，不会去抢孩子和虚弱的老人得之不易的食物；同情心不会以一句崇高的理性、正义的箴言来教导人们“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别人”，而是以“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尽量不要去伤害别人”这句自然的至善之言来引导人们。虽然后一句不够完美，但是它却更有用。总之，在自然的感情中比在高深的辩论中更能发现一个人在他作恶之后会感到内疚的原因，虽然他可能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箴言的启发。苏格拉底和与他相似的人能够通过推理来获得美德，但假如整个人类只以人们的理性作为生存之本，那么，人类也许早已不复存在了。

原始人受到同情心的良好约束，又没有强烈的欲望，所以，与其说他们邪恶，还不如说他们只是粗野而已。他们丝毫不想伤害别人，而只关注在危险可能降临的时候保护自己，他们之间也因而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交往，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尊敬、虚荣、轻视和重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更不知道正义是何物。他们认为暴力仅仅是造成了一些容易复原的伤害，而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应受到惩罚的罪行。他们从未有报复的念头，只会在当场机械地反抗，就好比一只狗有时候会撕咬投向它的石头一样。由于争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生存，因此他们之间也不会有流血冲突发生。但是确实有一种更危险的争端需要加以说明。在人类各种强烈的欲望中，导致男女两性相互吸引的那种情欲是极度强烈和炽热的，这种可怕的情欲可以让人冲破一切障碍而不顾危险，等它发展到疯狂的状态时所产生的破坏性足以摧毁整个人类，但它本来却是注定要让人类繁衍的。假如人们沉溺于这种残暴贪婪的情欲之中，没有廉耻，没有节制，纠缠于男女之爱甚至不惜每天发生流血冲突的话，那么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首先得承认，欲望越强烈，就越需要法律的限制。但是，且不说欲望每天给社会带来的罪恶和混乱已经足以证明法律在这方面的无力，我们还应该认真研究一下，这些罪恶是不是伴随着法律一起产生的。假如是的话，就算法律能够把这些罪恶制伏，我们要求法律去制伏那些没有法律就不会存在的罪恶也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第57章 分 (5)

我们首先要区分生理上的爱和精神上的爱，生理上的爱是指促使两性结合的普遍情欲，而精神上的爱则是把这种情欲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对象上，或至少使人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一个偏爱的对象身上。精神上的爱具有社会用途，女性为了建立自身的权威，极力颂扬这种感情，而她们本应该是处于服从地位的。这种感情建立在对价值和美的特定认识上，而原始人中并无这种认识，也不能对其进行比较，所以这种感情在原始人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原始人的头脑中不能形成规范和均衡的抽象观念，所以他们内心不能产生爱慕之情，因为它们也是在这些抽象概念形成之后才产生的微妙感情。原始人不能产生他无法了解的那些品位，而只受他自然禀性的支配，所以每个女人都同样地适合他。

原始人只拥有生理之爱，所以幸运地避免了那些会激起人们难以满足的种种欲望的所谓更高级的爱情，他们的情欲更平和、更少，因此他们的爱情争端也会更平和、更少。那些烦扰我们心灵的欲念从来不会影响到原始人的心灵，他们只是自发地产生情欲，静静地等待自然的冲动，虽然不那么狂热，却会感到十分愉悦，而在得到满足之后，他们的情欲就会暂时平息。毫无疑问，爱情与其他欲望一样，仅仅在社会中才会变得疯狂，给人类带来灾难。更荒谬的是，有人认为原始人不停地相互杀戮，是为了满足兽性，这恰恰同经验相反。加勒比人是迄今为止最接近原始人的人，他们生活在炎热的气候中，好像有更强烈的情欲，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因嫉妒而引起的纷争，他们的爱情生活是人类中最平和的。

在有些动物中，春天的时候，雄性为争夺雌性在树林里争吵叫春；或是互相厮杀，血溅养殖厂。在从动物推断到人时，我们必须排除这些动物，这是由于自然赋予这些动物雌雄之间的对比情况显然和人类不同，我们从雄鸡相争的习性中并不能推断出人类的情况。在这些动物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出两性的对比，雄性动物会争斗的原因是雌性相对于雄性来说数目较少，或是因为雌性会有一段时间拒绝与雄性交配。因为假如每只雌性动物每年只有两个月与雄性交配，就相当于雌性的数目比雄性少了六分之五。这两种情况对人类而言都不存在，因为：第一，女性的数目往往多于男性；第二，女性中间就算在原始人中也不曾出现像雌性动物一样的拒排期和发情期。

另外，这些动物中的几个种类，会在相同时期同时发情，接着便会出现一个可怕的时期，充满着普遍的喧嚣和混乱。因为人的性欲不是周期性的，所以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这样一来，从雄性动物争夺雌性动物的争斗中，我们就不能得出原始人也是这样的推论了。我们知道，就算这个推理成立，这种争斗也不会让那些动物灭绝，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它会给人类造成更大的威胁。更明显的是，在自然状态中，这种争斗的危害比在社会状态中要少很多，特别是在那些道德还享有一定声誉的国家里，丈夫的报复和情人的嫉妒使得谋杀、决斗和更悲惨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正是要求夫妻永久忠诚的规定导致通奸的发生，正是推崇名誉和贞操的法律本身助长了淫乱之风，从而使堕胎蔚然成风。

综上所述，我们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然状态中的人，整日游荡于森林之间，没有家庭，没有语言，没有劳役，既不知何谓关系，也不知何谓战争，他们没有任何伤害同类的念头，对他们也没有任何需求，甚至根本不能区分他们谁是谁。所以，原始人清心寡欲，自给自足，他所拥有的知识和感情与他的处境相称，他只能意识到现实的需要，只关注那些必须关注的事物，而他的智力发展也不会超过他的幻想。就算他偶尔有发明，也无法传授给别人，因为他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随着发明者的死亡，那些技艺都会消失。因为没有任何形式的教育，每一代人都从相同的起点开始生活，所以下一代人也不会比上一代人有所进步。人类已经很古老了，而人本身却依然很幼稚。许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人类却依然生活在原始状态之中。我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来阐述我设想的原始状态，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太多根深蒂固的偏见和由来已久的错误认识需要澄清。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深入到问题的实质，通过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来证明，就算是自然的不平等也不像现在的著述家以为的那般，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些影响存在。

我们很容易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差别其实不过是习惯所致，抑或是因为人们在适应社会生活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而造成的，所以一个人的力气大小或者体质的好坏，往往取决于他的教养方式是娇生惯养还是艰苦磨炼，而并非由于他天生禀性如此。智力的差别也是一样的。教育不仅会使没受过教育的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之间产生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受教育者之间增大。就好比是一个侏儒和一个巨人，在同一条路上行走，他们之间的距离随着他们每走一步而增大。自然状态中的人就像动物一样，过着完全相同的单调生活，他们使用同样的方式，过着同样的生活，吃着同样的食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社会状态中不同等级的人差别是那么大，而自然状态中的人差别是那么小，由于生活方式和教育的不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把人类在自然上的不平等加深得多么厉害。

就算自然在赋予人类各种禀性时有失公正，那么，在人们彼此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联系的情况下，那些受到自然偏爱的人又比其他人多得到了哪些益处呢？在没有交流的地方，才智有什么用处呢？在没有交易的地方，欺诈又有什么用处呢？在没有爱情的地方，美丽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常常听人们说，在原始状态中，弱者被强者压迫，但是他们所说的压迫又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他们所说，一些人使用暴力压制另一些人，那些人就呻吟着屈服于他们的统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这种情况倒是真的存在，但是我却不明白这种情况怎么能推理到原始人那里去。他们连我们所说的屈服和统治这两个词都很难想到。

诚然，一个原始人可能霸占别人用来居住的洞穴，抢走别人的猎物和水果，可是他怎么能够让别人屈服于他呢？如果没有财产，人们之间又怎么会产生依附的关系呢？举个例子，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受到打搅，谁能阻止我到另一个地方去呢？假如我被人从这棵树下赶走，我可以找另外一棵树。或者说我可能会碰到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比我强壮，而且还懒惰、凶狠和邪恶，强迫我给他提供食物，而他自己却闲着不动？假如有这样一种人，那么他在睡觉之前一定要将我牢牢地捆住，平时也必须时刻盯着我，否则我一定会猛击他的头部，然后逃跑。这便是说，他这样做就等于自愿让自己陷于无穷无尽的麻烦之中，而且这种麻烦比他所强加给我的和他自己本想避免的都要多。并且，他总会有放松警惕的时候，抑或听到什么动静回一下头，这时我仅仅需要迅速跑出二十步，便会消失在树林中，他再也不会看到我，我的束缚也就解脱了。

就算我不赘述这些细节，人们也都能理解，奴役关系仅仅在人们相互依赖抑或有共同需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时，才能产生。假如一个人不首先沦落到需要依靠别人才能存活的地步，他就不可能成为奴隶。那么，每个原始人就都是自己的主人，强者法则就无从生效，因为这种情况在自然状态中根本不会出现。

前面所说已证明，在自然状态中，自然的不平等对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接下来，我将在人类智慧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寻找不平等的发展轨迹和它的起源。上文已提到，原始人所拥有的社会美德、自我完善和其他各种潜能，必须通过一系列可能不会发生的外部偶然因素才能得以发展。假如没有这些因素，人类也许就会永远停留在原始状态中。对这些偶然因素，我必须找到并且予以考察，它们虽然也许也发展了人类的智慧，但败坏了人类本身；它们虽然也使人们结成了社会，但使人类堕落，就这样，它们让人类从遥远的年代最终发展到今天的样子。

我必须得承认，我将要论述的情景，可能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所以，我通过猜想来作出选择，但是这些猜想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是发现真相的唯一途径，也是从事物的性质中能作出的最有可能的猜测。至于我将要推导出的结论，它并不只是猜想，因为根据既有的原理，不可能推导出其他的理论，任何其他的理论都不能产生同样的结果，也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有了上述这些，我觉得可以不用思考以下这些问题：充足的时间怎样让发生各种事件成为可能；轻微的因素如何在偶然持续作用之后产生巨大的力量；在没有既定事实佐证的情况下，某些假设为何不是没有可能；两件既定的历史事实通过一系列或假想或未知的中间事件联系起来，既然这些中间事件是假想的或者是未知的，那么，为什么还能用来佐证历史；假如无历史可寻，哲学家推理得到的相类似的事件也可以用来佐证历史。最后，在考察各种事实时，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可以使它们简化为比通常想象的更少的几种类别。以上这些问题就留给评判员去思考吧，一般读者是完全不需要考虑它们的。

第58章 分 (1)

文明社会真正的奠基人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第一个把一块地圈起来，并且想到说：“这是我的！”然后他居然可以找到一群头脑简单的人去相信他。但是，很有可能没有人站出来，把树桩拔掉，把地沟填平，同时向人们喊道：“不要相信这个骗子！你们不要忘记大地上的一切果实都是属于大家的，土地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假如你们忘了，你们便要遭殃了。”从而使人类陷入战争、罪恶和谋杀，沉沦在恐慌和不幸里。但是，极有可能的是，事情已经无法避免地要如此发展，再也不可能像从前一样了。因为在产生财产的观念之前，肯定已经有很多其他的观念作为铺垫，这些观念是连续不断地逐渐获得的，而不可能一下子同时产生。当人类发展到自然状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时，他们一定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技术，这些都需要很多世纪的传播和积累。让我们的研究关注更早的时期，用最自然的顺序，努力地把那些缓慢发展的连续事件和发现都联系起来。

关于自己的存在是人类最先产生的感觉，自我保护是他最先关注的。大地的产出给他提供了所需要的东西，而本能告诉他怎样利用这些事物，饥饿和其他原始欲望让他在不同的时间感受不同的生存体验。在这些原始欲望中，有一种欲望促使他繁衍后代，这对他而言是一种盲目的倾向，和心智的发展不存在任何的关系，只是一种动物性的行为。一旦情欲得到满足，男女之间就再也不需要彼此，当孩子可以独立生活的时候，母亲也就不以其为意了。

这便是人类初期的状况，在这种动物式的生活方式里，人们都局限在生理感觉这个层面，几乎无法利用自然禀性获取更多的好处，也绝对想不到要向自然索取些什么。但是困难很快来临了，人们必须学会克服这些困难，树太高，他没有办法摘到上面的果实，其他动物也在争夺这些果实，而凶猛的野兽想把他吃掉，这些都迫使他的身体获得磨炼，他必须要灵活、迅速、勇于战斗。他可以轻易找到树枝、石头等天然武器，所以他学会了克服这些自然障碍，在必要时与其他动物争斗，甚至与其他人争抢食物，也学会了补偿自己之前被迫让给强者的那些东西。

人们关注的事物随着人口的增多也变得越来越多，气候、土质和季节的不同必然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不同的影响，荒年、严寒和酷暑都能将土地上的果实毁坏，他们被迫发展新的技术。在河边和海边生活的人，发明了钓钩和钓线，便成为了渔民，以捕鱼为生；在森林中住的人制造了弓和箭，便成为了猎人；严寒国度的人们用捕杀的野兽的皮制成衣服。雷电、火山抑或机缘巧合使人们认识了火，从此他们有了抵御严冬的新工具，之后他们就学会了保存火种，再之后，他们便学着怎样生火，最后他们学会了用火烤熟肉类，以前他们只能吃生的。

人和动物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不断接触，自然而然地让人们察觉到某种关系，这种关系能够用大小、快慢、强弱、怯懦和勇敢这些词表示，大部分是在必要时无意识对比而产生的，这些关系最终使人产生某种思考，也可以说是一种机械的审慎，此种审慎促使人类为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最必要的防备举措。

这种发展的结果使人类产生了新智慧，这种新智慧通过令人类察觉到这一点而使人增加了对其他动物的优越感。所以，人类布下了成千上万种圈套和陷阱，企图去诱捕动物，虽然有些动物比人跑得还快，有些动物比人还强壮，但是最终这些动物不是被人类驯服，就是被人类残杀。因此，当人类首次回头审视自己的时候，他便产生了当初的自豪感，尽管此时他尚不知道怎样给各种生物划分等级，但是他已经把自己这一种类作为最高等级的了，并理所当然地将自己当做其中的优秀代表。

当时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和我们现在不一样，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比人和动物的交往更多，然而他依旧不会忽视对他同类的观察，久而久之，他便能发觉他们之间以及他与女人之间的相同点。当他发现其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的做法和他完全一样时，他便理所当然地推测别人的行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也都跟他完全一样。这个重要的发现一旦深深印入了他的脑海中，便会在他头脑中形成一种比推理更确定却远远更快速的直觉，促使他对一种对其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最为有利的行为方式进行追寻。

经验告诉他，追求自身幸福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动机。所以，人可以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少数情况下，因为存在共同的利益，他能够依靠同伴的帮助；而在另一种更少见的情况下，因为彼此的利益产生冲突，他就不可以相信他的同伴。人们在前一种情况下会结合成群体，或者是至少松散地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结合对成员没有任何的约束，而且只要是临时结合的需要一旦满足，它就会马上解散。人们在后一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假如他认为自己足够强壮，他便会公开地使用武力，假如他认为自己不够强壮，他就会使用谄媚或诡计。

如此一来，人类就不知不觉地得到了一种关于彼此之间的义务以及履行此种义务能得到的好处的模糊观念。但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为将来作打算，也不愿意为将来的事情多费心思，甚至不能想到第二天的事情，所以这种观念也只限于在遇到眼前的利益或者显而易见的利益时，他们才能够想得到。每个人都明白，假如想抓住一只鹿，他们就必须坚守岗位，但是如果碰巧一只野兔从他们中的一个人面前跑过，毋庸置疑，那个人会毫不迟疑地追上去抓住这只野兔，至于他这样做使同伴们失去了一只鹿，他也毫不在乎。

人类这种交往方式令他们发展的语言，不会比一群乌鸦或者猴子聚集起来为了相同的目的而发出的叫喊更加精细，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人类普遍使用的语言在很长一个时期肯定只是含糊不清的叫喊、大量的手势和一些模仿性的声音。此外，在不同的地方，特定语言会因为一些特定的发音方式（恰如我最初说过的，语言的最初构成总是很难解释明白的）而产生。但是这些语言一定是十分粗糙和不完善的，就像如今发现的某些原始民族中所使用的语言一样。

在社会开始的时期，由于时间太过久远，要谈及的事物繁杂多样，事情的进展也十分缓慢，所以，对最初的许多世纪我只能作最简略的说明，因为事情越是进展缓慢，对其过程的描述就越是应当简洁。

最初的收获使人们加速开发其他能力，他们的思想开化了，与此同时，也变得勤劳了，他们再也不会随便找一棵树就躺下来睡觉，也不会随便找个洞避风雨。他们发明了几种用来挖土、砍树的锐利坚硬的石器，之后他们又用树枝搭起了茅棚，最后学会了在茅棚上盖上一层泥土。这便是人类首个划时代的变革，人类组建了家庭，形成了某种形式的私有制，也为自身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冲突和争吵。但是，一定是最强壮的人建造了第一座房屋，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来保护他的房屋不被人抢走，而弱小的人会发现模仿他建一座房屋比抢一座房屋更容易，也更安全。一旦建造了自己的房屋，他们便不会企图去争抢别人的房屋了，不是因为他们认为那并不属于他，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了，而且，如果他想抢占别人的房屋，就必然会与那家人发生激烈的争斗。

新鲜的环境刺激会使人类的心灵不断发展，这种新鲜的状况即指结合夫与妻、父与子在一起生活的家庭。人们长久地住在一起就产生了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夫妻之间的爱情和父亲对子女的亲情。每个家庭就是一个团结的小社会，他们唯一的纽带是自由和相互之间的感情。原来具有同样生活方式的男女两性，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女性变得更加稳定安静，习惯于持家和照顾子女，而男性则外出为家人谋求生活必需品。因为生活变得舒适，所以男女两性不再强壮敏捷，但是人们却发现，当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再能单独与野兽抗衡的时候，联合起来对付野兽就会更容易一些。

新环境中的人，生活简朴而独立，需求的东西极少，他们发明的一些工具能够满足日常的需要，所以他们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他们在这些大量的空闲时间里，为自己创造了父辈们没有的各种享受，但同时也不知不觉地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枷锁，也给子孙后代引来了罪恶的源泉。原因在于，这些享受不断败坏人的身体和思想，而且随着它们的滥用，它们也成为人们的现实需求，而不再是享受。最终，当人们在失去这些享受以后所产生的不愉快大大超过了他们获取时的快乐，尽管拥有这些享受并不能让他们幸福，但人们仍会为失去这些享受而伤心。

现在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出，语言的运用是怎样开始，并在家庭中慢慢发展的。所以，我们能够推测，各种不同的因素使得语言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因而扩大并加速了语言的发展。洪水泛滥和地震让人们的栖居地被洪水和悬崖峭壁包围，地球的运动也从大陆中分出一块块土地成为岛屿。很容易想象出，因为这些原因而必须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比在森林中游荡的人们更容易发展出共同的语言，所以，岛民在最初的航行以后，很有可能把语言的使用带到了大陆。至少，在大陆上的人懂得什么是语言和社会之前，这两者就已经在岛屿上出现了，甚至还渐渐地完善起来。

到这里，事物的各方面都开始产生变化，之前一直在丛林中游荡的人们也开始定居，逐渐聚集并且形成了各种集团，最后各个地域都产生了一个特定的民族，民族成员之间由共同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民族的产生是由于相同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共同的气候的影响，而不是由法律和法令所维系着。长期邻近的生活最终不可避免地令各个家庭之间产生了某些联系，最初推动比邻而居的年轻男女结合的那种自然的冲动，让他们从临时的关系逐渐转为亲密而持久的关系。人们开始对不同的事物进行比较，不自觉地产生了关于价值和美的观念，继而出现了偏爱的感觉。因为持续不断地见面，使他们难以忍受不能经常见面的痛苦，一种温柔而愉悦的感情便悄悄地进入了他们的心里，有一点儿矛盾便会引发强烈的不满，爱情同时激起了嫉妒之心，情侣之间一旦反目，生命便会成为柔情的祭品。

随着观念和情感的相互推进，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也开始活跃，人类渐渐地脱离原始的粗野状态，他们受的限制越多，相互之间的联系也就越多，围在屋前的大树旁边唱歌跳舞也成了他们的习惯，爱情和闲暇的真正果实成为娱乐，甚至也成为男人女人们聚集在一起时唯一能做的事情。每个人都开始对别人加以关注，也希望获得别人的关注，因此一种普遍的价值就在人们之间形成：受到最多的关注的往往是那些最能歌善舞的人，最强壮的人，最漂亮的人，最灵巧的人或是口才最好的人。这便是迈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样也是迈向罪恶的第一步。虚荣和蔑视在最初的差别中产生了，羞耻和嫉妒也产生了，新的生活所引起的混乱把原始的天真和幸福都终结了。

当人们开始相互评价后，尊重的观念就在人的心底扎根，人人都要求别人尊重自己，再也没有人在不尊重他人的时候还能安然无恙地存在。由此，原始人当中产生了最初的对礼貌的要求。因为在每一种故意的伤害中，不仅会产生伤痛，人们还会将受到的伤害当做一种对他个人的侮辱，这往往比伤害本身更让人难以忍受，所以，每一种故意的伤害都会成为一种侮辱。

第59章 分 (2)

因此，每个人对他遭受的轻蔑所施的报复和个人对自己尊重的程度成正比，于是，报复成为一种可怕的行为，而人也变得冷酷和残忍。这恰恰是我们如今所知的大多数原始民族所处的状态。正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少对原始民族合适的定位，无视他们已经离自然状态很远的事实，很多著述者才草率地得出结论说，人的天性是残忍的，只有用文明加以教化才可以变得温和。但事实上，再也不存在比自然状态中的人更加温和的了，自然给他们确立的位置，距离动物的愚昧与文明人不幸的智慧一样遥远。本能和理性对原始人产生同等的制约，使他们只考虑对自己的安全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威胁，天然的同情心制约着他不去做任何伤害他人的事情，甚至在他受到伤害的时候也不会想要报复。智者洛克有句名言：“没有私有制，就没有伤害。”

我们必须注意，新产生的社会以及人们之间所建立的联系，都要求人们具有一种与人类在原始状态时不同的品质，人类的活动已经呈现出道德的影响。在法律建立之前，每一个人所受到伤害的唯一评判员和复仇者都是他们自己。如此看来，自然状态中所需要的善良对新诞生的社会不再适用。人们之间的碰撞日益频繁，复仇手段也日益残忍，对复仇的恐惧也起到了严酷法律的作用。虽然人们日益缺乏耐性，同情心已经减弱，但是人类能力扩展的这个时期恰好处于自然状态的闲散与现今强烈的自我主义的一种中间状态，这必定是人类最幸福、最稳定的一个时代。我们越是思考这个问题，越会发现这个时期最不容易发生变革，它也是人类经历的所有时代中最美好的一个，除非偶然发生不幸事故，否则他们决不会从这个状态中脱离。当然，如果是为全人类的幸福考虑，这些偶然事件最好永远都不要发生。

我们发现的原始人大多都生活在这种状态里，他们的生活证明了人类本应继续处于这种状态，这才是人类真正的青春时代，虽然后来的一切进步都好像使作为个体的人一步步迈向完善，但是却使人类整体上迈向老朽。只要人们对他们简陋的茅屋还感到满足，只要人们对穿着用荆棘和鱼骨缝制的兽皮还感到满足，只要人们对仅用羽毛和贝壳来装饰自己还感到满足，只要人们还甘愿继续用颜料涂满全身，继续对他们的弓箭加以美化和改善，继续用尖石制造渔船、打磨粗笨的乐器，总而言之，只要他们还只限于从事那些单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技艺，而不需要从事由几个人合作才可以完成的任务，他们便能健康、自由、诚实、幸福地生活。只要他们的本性愿意，就能够继续享受彼此自由交往的生活。但是，从人们需要他人帮助的那个时刻开始，当一个人发觉拥有两份食物的好处时，平等就不存在了，私有制便产生了。劳役成为了无法避免的，广阔的森林也成为了要用人的血汗来灌溉的茂盛田野，奴役和悲伤伴随着庄稼一起发芽生长。

冶铁和农业技术促成了这一变革。诗人告诉我们教化了人而败坏了整个人类的是黄金和白银，可哲学家却告诉我们其实是铁具和谷物。对这两者，美洲的原始人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仍然是原始人，假如其他的民族仅仅掌握其中的一种技术，那么他们似乎也不可能冲破原始状态。欧洲能够拥有比其他地方更为持久、更加高度发展的文明，最好的解释就是那里曾经盛产铁矿和谷物。

很难想象人类最初是怎样认识并且使用铁的，我们很难设想在人们还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以前，他们会挖出铁矿把它们处理好并投入熔炉。但是，因为铁矿只存在于没有树木等植物的贫瘠之地，所以也不能设想某次偶然的火灾导致了这种发明。由此可见，似乎自然竭力不想让我们发现这个不幸的秘密。所以，只有在某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某次火山爆发，喷射出熔化的金属物质，启发了看到这一切的人模仿自然炼铁的方法。此外，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设想，这些人一定拥有极不寻常的勇气和先见之明，所以能承受这样繁重的劳动并且预见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能够从中获益。这些全部需要发达的智慧，因此当时的发明者应该比我们所设想的更加聪明。

远在人们开始实践之前，农业的原理就应该已经被人们掌握了，人们不断地从植物中获取食物，对自然为使植物繁衍而使用的方式几乎不可能不了解。但是，可能在很久以后，人们才开始经营农业，其中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树木和渔猎的不同，不需要人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就可以生产食物，也许由于人们对谷物的作用不太重视，抑或没有工具来种植，也许由于他们未能预见将来的需求，最后，也许由于他们没有办法对别人抢走他们的劳动果实加以阻止。

当人类变得更加勤劳之后，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已经开始在茅屋周围利用尖利石器和削尖的木棒种植一些蔬菜或者根茎类的植物。但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懂得怎样种植谷物，或是拥有大量种植谷物所需要的工具；更不要说，原始人不拥有那种对农业耕作来说，必须愿意牺牲即时的需求以换取将来的收获的远见，恰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早晨起来几乎不会想到晚上需要些什么。

为人类要从事农业，其他的许多技术的发明就变得必要了。有了熔炼和打铁的工匠以后，就必须有人来供养他们。需要食物的人口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从事制造业的人越多，提供生活资料的人就会越少。一些人需要用农产品来换取铁制工具，因此另一些人就必然发现了用铁具来增加农产品的办法。如此一来，一方面经营和耕种技术得到了建立，而另一方面，金属加工和铁具的使用也得到了推广。

对土地的耕种必然会引发对土地的分配的问题，而一旦私有财产被承认，便必然会带来最早的公正法则。因为要保护个人的财产，人们就必须先拥有一些东西。另外，人们开始对将来作打算，每个人都可能会丧失一些东西，所以人们都有不去伤害别人的理由，以避免随之而来的报复。因为我们不能撇开人的劳动而去思考私有财产的产生，所以这种起源是合乎自然的。在加入自己的劳动之外，人还能添加什么使他有理由把并非他创造的东西占为己有呢？正是农夫的劳动赋予了他获得他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出的权利，也使他至少到收获时占有土地本身。之后年复一年，这样持续的占有便很容易转变为私有财产。

格劳秀斯说，古代人给予塞莱斯（谷神）以立法者的称号，并且把纪念她的节日称做“黛丝摩芙里”，就表明通过土地的分配，人们从中获得了一种权利，即对财产的所有权，这不同于自然法中的权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假如人们的才能相同，平等便可能会持续下去，例如，人们对铁具的使用和对农产品的消费，总可以保持精确的平衡。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能够保持这种平衡，因此这种平衡很快便被打破了。强壮的人劳动所得会比较多，熟练工从工作中可以获取更多的收入，聪明的人会想办法减轻劳动，而农夫需要更多的铁器或者铁匠会需要更多的谷物。即使是同样的劳动，一个人可以获取较多的收入，而另一个人却难以糊口。这样，随着人们彼此的联系，自然的不平等就会不知不觉加深，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也会通过他们之间不同的遭遇而逐渐扩大，其影响会更加明显，更加持久，并相应地开始影响个人的命运。

事情一旦发展到这种地步，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容易想象了，关于相继发明的其他技艺，语言的发展，才能的试验和运用，机遇的不平等，财富的利用和滥用，还有跟这些相关的一切细节，这些我没有必要再向读者描述，读者自己都可以轻易地加以补充，我将只对这个新时期中人类的状况加以概括。

在这个时期，人类所有的能力都获得了发展，记忆力和想象力全面展开，人们对自我更加关注，并能进行理性的思考，思维能力也已经达到完善的最高点。一个人的所有与生俱来的东西此时都在发挥作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等级和出身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包括个人财富的多少，能影响他人的能力大小，也包括个人的才智、美丽、技术、体力、价值和智慧，只有这些品质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不久以后，这些品质就将成为人们必须拥有或者最起码装作拥有的东西了。

现在，人们喜欢假装成他原本不是的那种样子。“本来就是”和“看起来是”变成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接着从这种差别中产生了傲慢的虚荣和欺骗的伎俩，不可计数的罪恶也开始相继上演。另一方面，在之前自由而独立的个人，现在也在一连串的新产生的欲望的推动下，开始对别人有所依赖，既要受自然的支配，更要受他人的支配：富人需要他人的侍候，穷人需要他人的钱财帮助，不穷不富的人也无法脱离他人的支配。因此，一个人必须不断地想办法让别人关注他的利益，让别人觉得帮助他，便会给他们自身带来收益（即便事实并非如此）。由此，他便会对一些人阴险狡诈，而对另外一些人蛮横残忍。他在既不能恐吓别人服从他，又认为帮助别人没有好处的时候，就会选择欺骗一切他所需要的人。与其说难填的欲壑和对财富的热望是因为真实的需要，不如说是来自于对超越别人的渴望。这些欲望导致人们产生彼此伤害的阴险企图和一种隐秘的嫉妒。这种嫉妒让人们戴上伪善的面具，从而更加稳妥地实现自己的欲望，所以更为可怕。总而言之，当时的社会一方面是竞争和对抗，另一方面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人人都暗藏损人利己的心理。这所有的灾难都是私有制的最初结果，也是不平等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代表财富的符号发明以前，财富仅仅是指土地和牲畜，它们是人们唯一能够拥有的真正财产。当这些财产在数量以及范围上都不断地扩张，直至占据了整个地球时，人们的土地呈现出彼此相邻的状态，一个人只有通过损害他人的财产，才有可能继续扩大自己的财富。而另外一些人，或是因为太虚弱，或是因为太懒惰，都没能有所收获，尽管他们没有失去什么，但是却无法避免地成了穷人，因为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而只有他们原地踏步。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求富人的施舍或者偷取食物。这样一来，根据不同人的性格，随之产生了统治和奴役、暴力和劫掠。对那些富人来说，他们一旦体会过统治带来的乐趣，便会鄙弃其他的一切乐趣，这就和一群饿狼一旦尝到了人肉的滋味，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食物是一样的道理。他们利用旧的奴隶来获得新的奴隶，一心只想征服和奴役邻居。

这样，不管是强权者还是弱势者，都将他们的强权以及贫穷视为一种针对他人财富的权利，在他们眼里，这种权利便是一种财产的所有权。一旦平等遭到破坏，最可怕的混乱就会随之而来。富人和穷人之间将会相互掠夺，天然的同情心的声音将被他们不受约束的欲望压制，原本就很脆弱的公正无疑也会遭到这种欲望的严重打击，不受约束的欲望带给人们的除了野心、贪婪，还有邪恶。最强者和先占者之间的冲突也会持续不断地发生，并且不发展成为战争和杀戮就绝不罢休。新生的社会也会因此陷入一种可怕的战争状态，人们就这样陷入无尽的折磨之中，并且一直堕落下去，再也无法停下脚步，也再不能摆脱这些不幸。人们沉迷于滥用能给自己带来荣誉的种种能力，最终却是迷失了自我，并且一步步地将自己推向毁灭的边缘。

这种新奇的灾难让他不由得惶恐，他固然很富有，但他也很可怜，他只想逃避财富，他痛恨他不久前还在祈求的东西。

第60章 分 (3)

人们可能始终不考虑他们这种悲惨的处境，也可能从不考虑那些折磨人的灾难。尤其是富人们，他们一定会想到，为了连绵不断的战争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尽管所有人都可能为之付出生命，但只有他们可能为之付出财富。此外，无论他们怎样为自己的巧取豪夺而展开辩护，他们都明白自己财富的基础其实是不稳定的，也不是那么正当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凭借武力掠夺他们原本也是用武力掠夺来的财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理由抱怨什么。即使完全是通过勤劳致富，人们也很难为自己的财产作出很好的辩护，即使是这样说：“我建了这堵墙，而这块土地本就是我辛勤劳动所得。

”那也是徒劳，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反问：“你占有的土地是谁给你的？本就没有人要求你劳动，一切都是你自愿，既然如此，你又有什么权利向别人索取报酬呢？难道你不知道，正是因为你占有得太多而导致了别人挨饿吗？你想获得超出你生存所需的部分之前，难道不应该首先得到全体人民的一致同意吗？”富人既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又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他可以轻松地制伏一个人，但也会被一群强盗轻松地制伏。富人是以一己之力来抵抗全体人民的。此外，由于富人和与之同等的人之间存在着嫉妒，因此富人们是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那无数联合起来抢劫的人们的。迫于形势的压力，富人们最终想出了一个人类智慧所能想出的可以称为最深谋远虑的计划，这个计划把他们原本的敌人变成了对他们有利的人，即联合所有的反对者，给他们灌输新的观念，并为其建立新的制度。这些制度对富人来说有利就好比自然法对他们不利一样。

怀着这种目的，富人向邻居们描述了一种可怕的情景：假如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对抗其他人，那么每个人的需求将和他们的财产一样，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将不能得到安宁。讲完这些之后，富人们轻而易举地编造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诱惑别人来实现他的目的，他说：“让我们联合起来吧，保护弱者，让他们免受压迫，制约强者的野心，使每个人的财产都毫无例外地得到保护。让我们建立并且维护和平、公正的规则，并全体遵守，让强者和弱者一样地承担义务，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命运的不公。总之，我们不能再和自己作对，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汇集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让这个权力通过智慧的法律来治理我们，保护这个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抵御我们共同的敌人，维持我们永恒而和谐的关系。”

其实，想让这群愚昧而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相信他的话，他远远不需要说这么多，因为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纷争，假如没有裁判，他们就根本无法解决这些纷争，同时，他们又有着太大的野心和太多的贪欲，如果没有主人，他们就根本不能长期生存下去。于是，他们一听到召唤，就急不可耐地奔向他们的枷锁，只希望这个枷锁能够保障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虽然有足够的智慧来理解政治制度的好处，但是却缺少足够的经验来预测它的弊端。而最有能力预测这种弊端的人，却正是那些希望他们走向枷锁而从中获益的人。即使最精明的人也会认为：牺牲掉一小部分的自由来保障更大部分的自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一个受伤的人宁愿舍弃自己的胳膊也要保全身体的其余部分是一样的。

以上便是社会和法律的起源，或者说是社会和法律应有的起源，在此作用下，穷人获得了一副新的枷锁，相对地，富人则获得了一些新的权力。天然的自由被彻底摧毁了，而保障私有制和不平等的法律却被永远地固定了下来。这种法律将富人们的巧取豪夺变成了一种不可更改的特权，为了少数几个野心家的利益，而让全人类都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劳苦、奴役以及悲惨的境地之中。这样，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明白：一个社会的建立是如何使其他社会的建立变成必然的，也明白了：为了对抗联合的力量，世界上所有受压迫的人应该如何联合起来。

每个社会都在迅速地膨胀，不久就会充满整个地球，直到在地球上几乎再也不会找到那样一个地方，人们在那能够摆脱枷锁，将自己的头颅从一直悬于他头上的以细线维系的利剑下移开。市民权利已然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法则，而自然法却仅仅存在于各个社会之间，用万国法的名义出现，以默认的惯例来加以限制，从而使社会之间的交流成为现实，也取代了自然的同情心。在社会中，这种同情心已经失去了对人类的大部分影响，如今也只是存在于一些伟大的世界主义者的精神深处，这些人打破了阻碍各民族人民交流的思想樊篱，他们模仿伟大造物主的样子，将全人类都包括在了他们的仁慈之中。

虽然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目前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中，但在不久之后，这种状态给政府带来的种种不便就会使它们不得不摆脱掉这种状态，正好像个人不得不放弃它一样。因为，该状态对大型政府之间的关系造成的破坏比对个人要大得多。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让理性和自然都感到震怒的民族战争、杀戮和相互报复，以及那些以杀人为美德标准的可怕偏见，因此，最正直的人也把相互残杀当做一种职责，以至于最终让人们大规模地屠杀自己的同类，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自然状态中所有时代整个地球杀害的人和使用的暴力，比战争中一天杀死的人数和攻占一座城池所使用的暴力要少得多。这便是将人类分裂成不同社会所造成的首要恶果。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政府创立的最初吧。

我了解到，关于政治社会的起源，许多著述者都给出了很多种其他的解释，比如，有人认为政治起源于强者的征服，或者是起源于弱者的联合。事实上，这些都和我用来论证政府起源的论据没有一点儿关系。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原因，在我看来是最符合自然的，有以下几个理由：一、对第一种说法，征服本身并不是一种权利，因而我们根本不能依此推出其他的权利。除非是被征服者完全恢复了自由，并在恢复自由之后，甘愿推举曾经的征服者做他们的首领，否则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只能是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无论之前他们签订了怎样的投降协定，那些都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由这一点便能判断它是无效的。因而，从这个条件出发，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或政府组织的，而且除了强者法则之外，也不会产生其他的法律。

二、对第二种说法，因为强、弱这两个词就其本身的含义而言，就是不明确的，在财产所有权或者先占者的权力的建立与政治治理的中间时期，完全可以用富和穷这两个词来代替强和弱。因为，在法律建立以前，事实上，一个人想要让另外一个与他平等的人服从他，除了把对方的财产掠夺过来或是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对方一部分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三、因为穷人除了自由，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所以，除非穷人疯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否则他们是绝不可能无偿地抛弃自己唯一的财产（自由）的。而富人在这方面，可以这么说，他们对自己的财富会慎之又慎，结果反而最容易受到损害。所以，富人们更有必要采取一些防备措施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总而言之，更为合理的假设是：一个人只可能去创造对自己有利的事物，而对自己有害的事物，不管是谁，都是不可能去创造的。

政府在创立之初，还没有正规稳定的组织形式，而由于经验和哲学思想的双重缺乏，人们也只能看到眼前的弊端，至于其他的弊端，只有等它们出现之后，人们才会想办法去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英明的立法者尽了所有的努力，但政治状态依然不甚完善，因为它简直就是偶然出现的。政府从刚建立起就存在问题，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能逐渐让其缺陷显露，并向人们昭示一些改善措施，但那些政府创立之初就产生的缺陷却是永远都无法弥补的。人们只能不断地修修补补，却不能像斯巴达的莱格古士那样，首先扫清地面，清除所有老朽的材料，以便建立起一座稳固而持久的大厦。

最初的社会仅仅是由一些一般的公约组成的，而那时的每个人都会遵守这些公约，因为共同体自身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遵守公约。但经验证明了该制度的脆弱性，在必须全体成员参加才可以审查、判决的时候，人们的违规行为往往难以被认定，所以，违规者便能轻易地逃脱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心只想着如何逃避法律的制约，混乱和不便也就会持续不断地增加，直到某一天，人们觉得有必要冒险把公众的权力交给某一个人，来让法官考虑怎样才能保证人们对公约的遵守。如果说人们在结盟之前便已经选出了首领，或者在法律产生以前就有了法官，这样荒唐的假设简直是不值得认真考虑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设想，人们从一开始便坚决地、无条件地投入某个专制主人的怀抱，同样我们也不能设想，桀骜不驯的人们想到的首要的维护公共安全的方法便是直接选择奴隶制。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逃离压迫，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以及自由，也就是说想保护那些构成了他们生存基础的事物，他们有什么理由要选出一个统治者呢？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所遭遇的最不幸的事大概就是让自己任凭别人支配了。这样一来，为了让别人保护他的财产，他首先就要将自己仅有的财产送给别人，这难道不是违背情理的事吗？他如果将支配自己的权力让给首领，那么他的首领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回报呢？假如这个首领用保护他为借口，便可以随意支配他的财产以及他的人身自由，那么，他完全可以嘲讽地回答：“我的敌人对我也不过如此吧！”因此，毫无疑问，人们选出首领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非奴役自己，这是所有的政治法的基本准则。普林尼对图拉真说：“我们之所以需要国王，是因为我们不想要主人。”

政客们关于热爱自由的诡辩和哲学家们关于自然状态的诡辩，其本质是一样的，他们按照自己了解的事物，去判断他们不了解的性质迥异的事物。在他们看来，人天生都有奴性，因为根据他们的观察，似乎奴隶看上去很能忍受奴役。但是，他们却不曾想过，自由好比淳朴和美德一样，只有拥有它们的人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其价值，而当人们失去了它们的时候，就会同时失去对它们的兴趣。布拉西达斯对一位总督说：“我能知道你们国家的幸福，然而你却不能体会我们那儿的快乐。”因为这位总督想将斯巴达的生活与波斯波利斯城的作比较。

看到马勒时，烈马会立即竖起鬃毛，奋蹄抓地，继而猛地后退去挣脱，而驯服的马则会耐心地忍受鞭笞以及马刺的痛苦。同样的道理，那些文明人毫无怨言地默默忍受的奴役，原始人对此却始终不会低下他们的头颅，他们鄙弃用奴役换来的和平，他们只会选择用暴力去换取自由。所以，我们是不可以从被奴役的人们那里判断出人类的天性到底是接受奴役还是反对奴役的，而是应该从那些自由民族为了反抗压迫作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来进行推测。我明白，前者始终在不停地歌颂他们在锁链下所享受的那种平静生活，他们把悲惨的奴隶生活称为安宁：“悲惨的奴役生活，他们却称之为和平。”但是，我却看到了后者为了这唯一的财富（失去了这种财富的人却会十分鄙视这种财富）不惜牺牲自己的安宁、快乐、金钱、权利，甚至是生命。我看到天生享有自由的动物，出于天生的对束缚的憎恨，将自己的头撞向牢笼的铁栅；我看到无数个轻视欧洲淫逸生活的原始人，赤裸着身体，忍受着饥饿、刀剑、战火和死亡来保卫他们的自由和独立，每当那时，我总能深深地感受到，奴隶是不配谈论自由的。

第61章 分 (4)

在许多著述者的观念中，专制政府以及整个社会都是由父权延伸出来的。根本无须征引和洛克、锡得尼完全相同的论据，我便可以指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父权的温和与专制政府的残暴之间的差距更大了，因为服从者从父权中得到的好处，要比从掌权者那儿得到的好处多很多。根据自然法则的规定，只有在孩子需要得到父亲的帮助的时候，父亲才是他们的主人，而等到儿子长大并完全独立之时，他便和父亲居于平等的地位。到那时，他对父亲只需要尊敬而不必再服从，因为报恩是自己应尽的一种责任而不是他人可以强求的权利。

不能说社会来源于父权，而应该说父权的主要力量都来源于文明社会，只有当子女都聚集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才会被认为是这些孩子的父亲。父亲是他自己财产的真正主人，他的孩子因为他的财产而依附于他。除非他的孩子们完全顺从他的意志，并且能使他感到满意，否则他可以不给孩子们任何的财产。然而，臣民却完全不能指望从他们的君主那里获得任何类似的恩惠，因为他们本身和他们的财产都是属于君主的，至少君主本人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当君主给他们少量的财富的时候，他们还必须要感恩戴德，在君主看来，让他们活着本来就是一种恩惠，至于剥削他们，也同样是一种公正。

如果我们从权利出发，继续探寻事实，那么就会发现，所谓专制政权的建立源自于人民的自愿，这个说法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我们同样也很难证明这种契约的有效性。假如只是缔结契约的那一方要承担所有风险，而另一方却完全没有什么义务，这样一来，只有承担义务的一方会受到损害。即使在今天，这种可憎的制度也远远地不同于明智优良的君主制，尤其是法国的君主制，从他们的法令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在1667年，以路易十四的名义，并且根据其敕令出版的一部著名法律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因而，绝不能说，国王可以不用遵守自己国家的法律，原因是这句话的反面，正是万国法中的一条真理。尽管谄媚者可能攻击这个真理，然而一个好的国王应该像国家的保护神那样永远捍卫这条真理。假如我们可以像智者柏拉图那样说：国王最大的幸福便是臣民的服从，国王遵守法律，而法律也会永远公正地为民众谋取幸福，那该是多么地合理啊！

我不想继续追问，既然自由是人类最高贵的权利，那么，如果仅仅是为了取悦一个疯狂或是残忍的主人，竟然甘愿完全抛弃造物主赐予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听从主人的命令去做那些造物主原本就严禁我们做的各种罪恶，这算不算是自甘堕落，将自己贬低到动物的水平，而去做一个本能的奴隶呢？或者说，这算不算是一种对造物主的侮辱呢？也许伟大的造物主宁愿看见自己的作品被彻底毁掉，也不愿意遭受如此的侮辱吧。如果反对者允许，我就不会再详细引用巴尔贝拉克的权威说法，他根据洛克的观点，直率地指出：人出卖自己的自由的极点，便是让自己屈从于一个专制权威之下，而由该权威任意使用自己。他补充道：因为这种行为就相当于在出卖自己的生命，而他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我真的很想问一句，那些不害怕将自己贬低到如此程度的人们，他们又有什么权利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跟他们一样遭此耻辱呢？他们有何权利代替他的后代放弃那些本来就不是他本人所赠与的幸福呢？对那些值得拥有那些幸福的人来说，一旦失去这些幸福，生命本身就成了一种负累。

普芬道夫说，为了别人的利益，我们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这就如同通过契约和协议，我们可以将财产转让给别人一样。但是实际上，这种推理好像并不能成立。原因是，首先，我放弃的财产和我相互分离，那么就算别人滥用它也与我无关；然而，假如别人滥用我的自由，这便不可能与我无关了。如果别人让我去犯罪，我就不能不去，这样我就会成为犯罪的工具，我也会因此满怀罪恶感。其次，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约定，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放弃任何财产；然而，针对人类的本质属性，比如生命和自由而言，那就全然不同了，每个人都可以享用这些本性，然而是否能抛弃却是值得怀疑的。

假如抛弃了自由，我们就同时贬低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假如抛弃生命，我们便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财富可以弥补这两者的损失，而以任何财富来换取生命或是自由的行为，都是违反理性和自然的。即使我们可以像转交财产那样，将自由转交给别人，然而，当涉及儿童时，这一切又应该另当别论。孩子们可以享有其父亲的财富，仅仅是因为父亲把权利转交给了他们，然而他们作为人的自由，却是由自然赋予的，因而即使是他们的父母，也完全没有权利剥夺他们的自由。正如想要建立奴隶制，就必定会违背自然，而想要维持奴役的权利，就必须要改造自然。那些郑重宣称奴隶的孩子生来便是奴隶的法学家们等于是在宣布人生来就不是人。

所以，我相信，政府并不是从专制权力开始的，与之相反，专制权力却是政府堕落的最终状态。它使政府又返回到了强者法则，而政府原本是为了补救这一法则而建立的。然而，即使政府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开始的，这种权力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是不能把它当做社会各种法则的基础的，所以也不能把它当做不平等的基础。

在这里，我不想再继续深究一切政府的基本契约的性质，我将只采用一般观点，将政治组织的建立看做民众和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首领之间达成的真正契约，他们双方都会约束自己遵守其中法律的规定，这种法律也就成了联结他们双方的纽带。人们在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将他们的各种不同意志集中成一个单一的意志，而对该单一意志作出解释的那些条款就构成了根本法，国家的全部成员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遵守这种根本法，并且在根本法中，还有一个条款规定着监督其他法律官员的选任和权限。另外，根本法的权力包括所有维护宪法的职权，却不包括修改宪法的权力在内。这一切都必须伴之以荣誉，来保证法律以及执法者能够受到公众的尊重。此外，执法者还应该享受一些特权，来补偿他们为管理好国家事务而付出的劳动和精力。至于执法者，他们必须按照委托人的意志来行使委托人赋予自己的权力，他们还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安全地享受到他们本应享有的一切权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执法者们都必须将公众的利益置于其个人利益之上。

在经验还没有对其进行证实以前，或是在人们的知识尚不能使他们预见到这种宪法无法避免的弊端以前，好像它就是一部最好的宪法，因为负责维护宪法的官员本身就同宪法有着最密切的利益关系。官位设置和职权设定的唯一根据就是根本法，一旦根本法消失，那些官员们的存在就完全失去了合理性，人们也无须再服从官员的命令了。因为国家存在的基础并不是官员，而是法律，因此当法律不再存在的时候，人们也就重新获得了天赋予自己的自由权利。

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便会发现一些新证据可以用来支持这种说法，并且根据契约的性质本身就能证实这种契约其实并不是不可以解除的。因为，假如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来保障缔约双方各自遵守契约，或者是强制他们履行相应的义务，那么契约双方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由来作出判断，并且，只要契约的一方发现对方违反规定或者认为这种契约不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那么双方总有一种权利来解除契约。也正是根据这一原理，人们才可能拥有解除契约的这种权利。

现在，当我们仅仅是考察这种制度中的人时，我们就可以确信，如果掌握所有权力，并且享受契约规定的所有好处的官员有权放弃自己的权威，那么可能承受长官们所有错误决策后果的人民就更应该有权拒绝服从了。不过，这种可以弃权的权利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必然会导致可怕的、无穷的混乱和纷争。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的政府更需要有一个远比理性更为坚实的根基，同时也表明了，公众的安宁是多么地需要一个神圣的意志为最高权威赋予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品质，从而可以剥夺臣民这种危险的弃权的权利。从这点看来，即使宗教有着种种弊端，也没有为世人带来什么其他好处，人依然有责任去皈依、信仰宗教，因为它帮助人类逃离的种种残杀远远比人类因宗教狂热付出的生命要多得多。尽管如此，还是让我们沿着原来假定的线索继续推论下去吧。

政府组织形式的差别，取决于创立之初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分化程度的差异，假如那时人们中间正好只有一个人不管在权力、财富、品德还是在个人影响力上都十分杰出，那么这个人就会被选为唯一的执政者，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将是君主制的；相对地，假如有一群人都同样杰出，同样高于一般民众，那么他们就会被一起选为一个团体，也就形成了贵族统治的政府；又或者，那时的人们由于脱离自然状态的时间还不算长，他们无论财富还是才干都很相当，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便会共同组成一个最高的政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政府。只有经历过时间的考验，人们才能发现到底是哪种政府更适合他们。在一些民族中，民众会一直保持着遵守法律的习惯，每个公民都会努力维护自己自由的权利；而在另一些民族，人们则会服从官员，臣民们会因为看到别人享受着自己已经失去的幸福而愤怒，一心想着奴役自己的邻人。总之，一些民族产生了幸福和美德，而另一些民族只有财富和征服。

尽管各个政府的形式不尽相同，但最初所有的官员都是经过选举而产生的。当一个人的财富无法影响到他人的时候，只有他的功绩可以让他在人群中占有优势，因为功绩可以给人带来天然的威望，或是因为年龄较长，他的处事经验和审慎决断的能力也可以算作一种优势。无论是希伯来人的“长者”，或是斯巴达的“长老”，还是罗马的“元老院”，其实只要从“领主”这一词的来源中就可以看出老人曾经受到何等尊重。然而，越是老年人频繁当选，选举就变得越频繁，相对地，事情也会越来越烦琐。

随之而生的就是，阴谋开始酝酿，派别逐渐形成，党派斗争愈演愈烈，内战也爆发了，此时，个人的生命就成为所谓的国家幸福的牺牲品。于是人们最终又将回到最开始的混乱的局面，而那些野心勃勃的官员们就从这混乱的局面中获利，借此机会将职权永远地掌握在了他们自己家族的手中。而人们已经习惯了依附、安乐、舒适的生活，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去打碎身上的枷锁，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宁，他们宁愿戴上更沉重的枷锁。后来，这些官员就成为世袭的了，掌权者也都逐渐习惯于将官位看做自己家族的财产，而把自己当做这个国家的主人，其实在最初，他们也只不过是一些官员。他们把其他公民视为奴隶，像清点牲畜一般将他们算在自己的财产之列，最终自诩为神，甚至是王中之王。

如果沿着不同的变革来追踪不平等的发展，我们便会发现，第一阶段的不平等是法律和所有权的建立，而第二阶段的不平等是官员制度的设置，至于第三阶段则是法制权威向专制权威的转变，这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不平等了。所以，第一个阶段认可的不平等是富和穷，第二个阶段则是强和弱，到了第三个阶段，就变为了奴隶和主人，第三阶段的不平等是前两个阶段不平等持续发展的最终结果，它将持续到新的变革彻底推翻政府，或者是社会重新回到法治状态。

第62章 分 (5)

为了理解该发展的必然性，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政府设立的动机了，应该去考察政府实际上采用的组织形式，以及它随后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因为这些弊端使政府的设立和腐败成为必然。我们不需要去考虑斯巴达的情况，因为那儿的法律主要关注的是儿童的教育问题，而莱格古士为他们开创的风气让法律本身成了多余。作为一种规定，法律自身的约束力弱于人们本身的欲望，它能做的只是限制人们而无法改变人们。不难证明，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能够像它成立之初那样一成不变地走下去，杜绝任何变革或者腐化，那么这个政府本来就没有成立的必要了。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假如任何一个人都不触犯法律，并且任何一个官员也都不滥用权力，那么在这个国家，无论是法律，还是官员，其实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政治上的差别必然会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而官员同民众之间不平等的扩大也必然会导致民众之间不平等的产生，而且，不平等还会因欲望、才能，以及环境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官员们通过篡夺非法权力来提拔一群走狗，并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分给他们。同时，人们在盲目野心的驱动下，甘愿受别人的压迫，他们不会向上看，相反却是向下看，比起当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来说，他们更热衷于压迫别人，他们之所以甘做奴隶正是为了反过来去奴役其他人。你很难让一个没有野心控制别人的人去服从别人，即便是最精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让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屈服。

然而，不平等却可以轻易地在懦夫和野心家那里横行，这些人时刻在等待时机，随时都做好了冒险的准备，不管是统治别人还是服从别人，对他们来说，这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而，必然会降临这样的一个时代，到那时，人们的双眼已被完全蒙蔽，只要统治者对他们中间最卑微的一个人说：“让你以及你的子孙后代都成为贵族吧！”这个人便立即在众人面前尊贵起来，甚至连他自己也会认为自己很尊贵。并且年代越久远，他的后裔就会越显尊贵，而他们家族成为贵族的原因也会越来越模糊不清，越难以确定，这个身份所产生的效果就会越强。也就是说，在一个家族中无所事事的人越多，这个家族就越显赫。

如果这儿是探究细节的地方，那么，我会很乐意解释，为什么即使在没有政府的干预的时候，人们之间也会产生声望和权威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一旦结成社会，人们就会开始相互比较，并且在与邻居们持续不断的交往中，发现他们之间的种种差异。这些差异有几种主要类型，主要通过财富、地位（或等级）、权力还有个人品质来相互评价。我可以证明这几个方面之间的和谐或者冲突是判断国家制度好与坏的最可靠的标志。另外，我还可以指明，在这四种不平等之中，个人品质之间的不平等是其他所有不平等的基础，而财富上的不平等则是最终的不平等。因为财富直接指向人们的幸福，而又最容易转移，财富还可以用来购买其他的一切东西。通过以上的观察，我们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一个民族距离原始状态的远近，还有这个民族在走向衰败极点进程中所处的位置。而借助这一点，我便能解释追求声望、荣誉还有地位的普遍愿望是怎样激起了所有人的热情，怎样锤炼并使他们不断较量着彼此的力量和才能。同样，我也能解释它是怎样刺激着我们的欲望，令我们的欲望迅速膨胀。它把无数野心家置于同一个竞赛场上，开启了人们无处不在的竞争和对抗——也可以说是敌对，从而造成了不计其数的成功、失败和混乱。

人们具有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欲望，出人头地的冲动。我可以证明，正是人们的这些欲望和冲动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恶，还有少量的善，也给了我们最骄傲和最可鄙的东西：美德和恶习，科学和谬误，哲学家和征服者。总之，我能够证明，因为强者只珍惜那些弱者没有的东西，没有弱者悲惨的命运，强者就感觉不到自己固有的幸福，所以始终只有小部分富有而强大的人能够站在命运塔顶的光环中，而大部分人只能是缺衣少食，默默无闻。

只是对上述观点进行一些详细阐述便足以写出一部巨著了，我们还可以通过与自然状态的对比，把各种政府的利弊拿来比较一番。同时，我们还可以揭示，由于政府的不同性质以及由于时间的发展而不可避免产生的变革中，那些已经产生的不平等以及在未来数世纪中将会产生的不平等的各种表现形式。我们能够看到，为了反抗国外压迫者，人民大众所作的所有努力最终却压迫了他们自身；我们能够看到，统治者的权力在无限地扩张，而被压迫者却丝毫不能看到这种压迫在何时才能停止，更不知道他们能有什么合法的方式可以用来反抗这种压迫；我们能够看到，公民权利和民族自由正在逐渐地消失，而弱者的所有不满、抱怨以及要求都被视作叛乱的怨言；我们能够看到，政治将保卫公众利益的荣誉仅赋予人民中的那一小部分吃皇粮的官员；我们能够看到，赋税随之产生，悲惨的农民不堪苛捐杂税的压榨，他们即便在和平年代也不得不抛弃田地，扔掉犁铧，举剑而起；我们还能够看到，各种混乱荒唐的荣誉法则出现了，而国家的保卫者迟早会变成人民的敌人，最终只会将他们的利剑插入同胞的胸膛；到最后，这样一个时代将会降临，人们会对他们的统治者说：

“你命令我将利剑刺入父亲的胸膛，

刺入怀孕妻子的腹中，

我终将执行你的命令，

尽管我的双手始终坚持反抗。”

从财富与地位的极端不平等中，从各式各样的欲望与才能中，从那些无用却有害的技术与无聊的科学中，产生了大量的偏见，这些偏见同时还违反了幸福、理性还有道德。我们可以看见，掌权者费尽心机来破坏民众的联合，不断在民众之间制造分裂。他们制造一切能引起分裂的争端，然而，在表面上，他们却又维持着社会和谐，他们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与权利对立起来，促使各阶层的人民彼此猜疑、相互敌对，趁机加强他们自己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动荡和混乱中，暴政逐渐抬起了它那罪恶的头，吞噬了整个国家里一切健康完整的事物，最终也践踏了法律以及人民，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它的统治。暴政建立之前的那一个时期，必然是动荡且充满灾难的时期。但是最终，一切都会被这个恶魔吞噬，到那时人民不再有首领，也不再有法律，他们剩下的只有暴君。从这时起，世间再也没有品行和道德可言，要知道，在暴政肆虐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从忠贞那里得到一些什么，也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主人。只要暴君一声令下，正义和职责就会黯然失色，而奴隶能够拥有的唯一美德只有盲从。

这便是不平等的终点，是一个圆圈的封闭点，至此，一切又都与开始的起点重合。此时，每一个个体便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平等的状态，因为此时的他们同样一无所有。除了君主的意志外，臣民们不再拥有任何的法律，除了自己的欲望，君主不再受别的限制。所有的善良观念和公正原则重新消失了。此时的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强者法则，回到了一个全新的自然状态中。这个全新的自然状态同原初的自然状态有所不同：原初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纯粹的状态，而现在这种全新的自然状态则是极度腐化的结果。但在其他各方面，这两种状态的差别都十分小，而且政府契约已经被暴政破坏殆尽了。因此，只有当暴君是一个国家最强者的时候，他才算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一旦他被驱逐，他便连抱怨的权利都没有。民众发动暴动杀死或是推翻君主，这些行为，就像国王前一天处理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一样合法。国王通过暴力建立了政权，同样地，他的政权也会被暴力推翻。这样一来，一切便又会根据自然秩序行事，所以，无论频繁而短暂的革命会带来哪种后果，都没有人可以抱怨别人做事的不公正，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埋怨自己的不幸或过失。

假如细心的读者想发现并追溯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之间，人类所经历的那些已经被人所遗忘的过程，依据刚才我所描述的那种中间状态，细心地重现了我由于时间仓促而不得不舍弃的讨论，或者由于我的想象力所限而尚未揭示的那个部分，他必定会惊讶地发现，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巨大！假如读者追寻到了这种极其缓慢的过程，他便能解决许多哲学家们都不能解决的政治伦理问题。他将会发现人在不同的时代是不同的，他就会明白，第欧根尼之所以找不到“人”，是由于他是在他的时代中寻找以往时代的人。他就会了解，加图之所以和罗马及自由同归于尽，是因为他生错了时代。假如他能够早生五百年，那么他一定统治了罗马，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伟大的人一定会让世界震惊。总之，借助于这样的分析，读者便可以解释人的精神和欲望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他们的自然本性，为何我们的需求和兴趣的对象都发生了改变，以及为什么在原始人渐渐消失的时候，社会却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由做作的人与肤浅的欲望组成的集合体。而这个集合体是所有新产生的联系的产物，它在自然状态中完全没有任何真正的基础。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都被观察所证实，在内心深处和行为倾向上，原始人和文明人都如此不同，以至于为其中一者带来许多快乐的东西对另外一者来说却是绝望的深渊。原始人呼吸着自由和宁静的空气，他们只愿过一种闲散的生活，即便是斯葛多派的淡泊也远远比不上他们对身外之物的冷漠。而文明人却是整日奔波，劳心劳力，他们似乎只是想让自己更加劳苦，因而一生劳作，至死方休。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面临死亡的危险，或者会为了追求永生而自绝于世。文明人对自己憎恨的权贵和鄙视的富翁也会大献殷勤，而且会一刻不停地追求为这些人服务的荣耀；他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的卑贱以及别人给他的庇荫，他以做奴隶而感到自豪，同时他们还以轻蔑的言辞嘲笑那些不能享受这种荣耀的人。试问：一个加勒比人会怎样去评价欧洲大臣繁重而令人羡慕的工作？这个悠闲的原始人宁愿经历多次残酷的死亡，也不会愿意过那样的一种生活，即使这种生活中有行善的乐趣，也无法让他感到高兴。如果想让这个原始人了解这一切热情的来源，他首先就必须知道“权力”和“荣誉”这两个词的真正含义。

除此之外，他还应该知道有一些人重视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的看法，这些人的幸福和满足更多地来源于别人的评价，而非仅仅根据自己的感受。实际上，原始人和文明人之间存在差别的根源在于：原始人只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而文明人则是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外，他们只知道按照别人的意愿来生活，以至于似乎只有通过别人对他的评价才可以体现出自己生存的意义。在这里，我不想追究为什么尽管有如此之多讨论道德的漂亮文章，人的这种品性仍然产生了对善恶观念的冷漠；也从没打算致力于探明为什么一切事物都简化为表象，甚至友谊、荣誉、美德以及罪恶本身都只剩下了矫揉造作，而从这种矫揉造作中，我们终于学会了吹嘘的秘诀。总之，我并不打算追问，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问别人自己是什么，却从来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在众多的哲学道理、文明、人性以及高尚的道德箴言中，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拥有的就只是轻浮、虚假的表象而已：拥有荣誉却失去了道德，会思考却不能拥有智慧，耽于享受却追寻不到幸福。我不想去追究这些问题，我只需要证明，这些绝不是人类的自然本性，而是社会的精神还有社会产生的不平等改变和破坏了我们原本拥有的所有自然品性。

我已经追溯了不平等的发展和起源，还有政治社会的建立过程及其必然会产生的种种弊端，我都是尽量只靠推理，从人类的本性中将这些推演出来，丝毫没有受到神圣教义的影响，因为这些教义从一开始就赋予君主以神圣的权威。从本文的说明可以知道，在自然状态中，几乎不存在任何的不平等，现在所盛行的一切不平等都是来源于人类能力的发展与思想的进步，这些不平等还会随着此二者的发展而逐渐加深。最终，在私有制和法律确立之后，不平等被确定为永恒的合法现象。另外，只由实在法确立的精神不平等在与生理不平等相抵触的时候，它便会与自然法则相冲突。这两种不平等之间的差异足以让我们确定，在对待一切文明国家之中的那种不平等时应该持有怎样的看法。不管人们是如何定义不平等的，傻子命令智者，儿童指挥老人，少数权贵挥霍无度，而民众却由于缺少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忍饥挨饿，这些显然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第63章 附 录 (1)

一位著名的作家在思考了人类生活的好处和坏处，并对两者的总量进行比较后，发现我们的痛苦远远大于我们的幸福。因此，总的来说，人的生命根本就不是造物主给人类的一件有价值的礼物。我并不对这个结论感到惊讶，因为他是通过对文明人的研究而得出这个结论的，如果他追溯到自然状态，其研究将明显会是另外一种结果，他就会发现人类遭受的所有痛苦几乎都是由其本身造成的。而人类把自己弄到了如此痛苦的地步也是经历了极大的苦难的。一方面，我们想到人类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使多少科学逐渐走向完善，发明了多少种技术，运用了多大的力量，填平了多少深渊，凿碎了多少岩石，削平了多少高山，疏浚了多少河道，挖掘出了多少湖泊，开垦了多大面积的荒野，抽干了多少沼泽，在大地上建造了多少宏伟的建筑，在海洋之上航行着多少船只；但是，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略微思考一下，对人类幸福而言，所有这些努力到底有什么真正的好处，我们就不禁会对这两者之间是多么地不相称而感到惊讶！我们就会惋惜人们的痴迷。为了满足自己愚蠢的骄傲以及无聊的自我欣赏，人们便热切地去追求那些所有他能够体会到的痛苦，尽管仁慈的大自然本来是想让人类避开这些痛苦的。

持续不断的悲惨经验已经证实人类已经开始堕落了。但是，我相信我已经指明了，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假如不是人类体质所产生的变化、人类获得的进步以及得到的知识，人又怎么可能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呢？我们可以尽情地赞美人类，但无论如何，事实上，人们的利益碰撞得越厉害，人们彼此之间就会越仇恨；人们表面上在互相帮助，但实际上却在想尽一切办法彼此残害。假如人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每个人出于自身的利益为自己指定的行为准则，就会和出于全体利益由公共理性指定的规则完全相反，每个人都指望邻居垮台以使自己获利，那么人们会有何感想呢？恐怕不会有哪个生活富足的有钱人不被他贪婪的继承人暗中祈祷着早点死去的——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女也都这样想；没有一个恶毒的债务人不期待着他的债权人的房子被火烧掉，所有的票据都化成灰烬的；没有一个海上船只的事故不被另外一些商人当做喜讯的；没有一个国家不庆幸邻国遭受的灾祸。我们正是在同类的不幸中获得利益，也正是一个人的损失往往会使另一个人的财富有所增加。

但是，更为可怕的是，无数的个人都在期望着发生公共灾难，一些人期待发生瘟疫，一些人期待人们大量死亡，一些人期待发生饥荒，还有一些人则期待发生战争。我还曾见过一些邪恶的人居然为了丰收的景象而伤心落泪；发生在伦敦的大火灾夺去了很多人的财产与生命，但是后来它竟然成为上万人的发财契机。我知道，蒙田曾批评过一个雅典人戴玛德，他惩罚了一个高价出售棺材的工匠，因为这个工匠从自己同胞们的死亡中发了大财。蒙田的主张是，不应仅仅惩罚那个工匠，而应该惩罚所有的人。这个理由刚好证实了我的观点。

由此，让我们透过虚假的表象来对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进行剖析，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世界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人们不得不彼此关爱，同时却又相互伤害；他们之间由于职责而生来就是敌人，但是由于利益又相互欺骗。也许，会有人告诉我，社会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为他人服务，而自己也可以从中获得益处。假如真的是这样，固然很好，只要人们不去通过伤害别人来获取更多的利益。但是，没有任何一种通过合法手段得到的利益会比通过非法手段得到的利益多。通过损害别人得到的东西总是比为别人服务收获更多。人们的这种做法，唯一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避免受到惩罚，为了实现该目的，强者用尽所有的力量，而弱者就会用尽所有的伎俩。

对原始人来说，只要他能吃饱，就与世无争，不对自然提出任何要求，与同类和平共处。即使他偶尔为了食物和同类发生争执，也会首先掂量一下：同人争夺食物与到别处寻找食物相比哪个会更加简单，然后他才会去跟别人争抢。因为原始人心里并没有尊严的概念，所以他们之间的争斗也就只限于打几下，赢的就吃掉食物，输的就到其他地方寻找食物，然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但是，处于社会状态中的人就完全不同，这些人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最开始他们只需要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然后又追求一些剩余，再然后还要追求享受、不尽的财富、奴隶和臣民，他一点也不愿意享受片刻安宁。而且更让人不解的是，越不自然、不迫切的需要，越能激起他的欲望。尤其糟糕的是，奢求得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来满足自己的这些奢求，以至于这个英雄在经历了长期的奢靡生活，吞噬了无数的财富，残害了无数的同类之后，最终还是要杀掉一切人，直至他自己最终成为世界唯一的主人。这就是人类道德的缩影，即使并非人类生活的缩影，它至少也是文明人内心中隐秘欲望的缩影。

假如我们公正地对文明人与原始人的状态进行比较，假如可能的话，找出除了所有的欲望、罪恶与不幸之外，前者还对痛苦与死亡敞开了多少大门。

假如你们想象一下，各种折磨着我们精神的痛苦，耗尽了我们精力的强烈欲望，穷人遭受的过度劳累，富人沉溺于其中的更有害的安逸生活，穷人总是因为缺乏一些东西而死去，富人则由于过度享用这些东西而死去；假如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各种各样奇异的混合食品，对健康有害的调味品，滥用食物的腐败样子，假药，卖假药的商人所用的花招，医生给病人开假药的罪恶，还有那些配制药品所用的有毒器皿；假如你们注意到，由于人们大量聚集起来，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从而引起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或者因为我们过度奢靡的生活方式，因为室内外温度的差别，因为没有及时增减衣物，以及因为所有感官享受已变成必要的习惯，一旦有所忽视就会引起身体的不适或危及生命；假如你还把那些毁灭了那么多城市、夺去那么多生命的大火与地震计算在内，总而言之，假如你把所有威胁人类生存的危险都累加起来，你就会明白，由于我们轻视自然的告诫，它让我们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在这里，我并不想重复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讲过的战争的灾难，但是我希望有识之士可以愿意并且敢于向公众揭露有关军队中的军粮以及医院的承包商的各种贪腐丑闻的详细内幕。我们将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丑恶的罪行——这几乎已不再是秘密，足以在一瞬间就摧毁一支精良的部队，它对士兵所造成的伤亡远远比在战场上的伤亡要更加严重。

在海上航行中，每年会有无数人因为饥饿、坏血病、火灾、海盗或船只失事而失去生命，航行导致了让人震惊的死亡数量。所有的这些投毒、谋杀、抢劫，甚至对罪犯的惩罚也都应归罪于私有制的建立，因此也就应该归罪于社会的建立。虽然这些惩罚是为了防止更大的危害发生，但是因为杀害一个人就要夺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生命，对人类来说这是双重的损失！人们为了阻止孩子的出生使用了多少种可耻的手段：或者用残忍堕落的各种怪癖来侮辱自然中最杰出的作品，而原始人与动物则决不会有这些怪癖，这些怪癖只能产生于文明人的肮脏想象力；或者是通过秘密堕胎，这是淫乱以及顾及名誉的必然做法；或是通过抛弃以及杀掉大量的婴儿，这些婴儿都是父母的贫困或是母亲残忍的羞耻心的受害者；或者阉割一些不幸的人，这些人的半条性命以及他们对子孙后代的希望都成为了苍白的赞美诗的祭品，更加残酷的是，成为一些人残忍嫉妒心的祭品。

第64章 附 录 (2)

对最后一种情况，不论是从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还是从使用的目的来看，这种阉割都是对自然的双重侮辱。但是，那种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千百次的父权公开违背人性的事情不是更加常见、更加可怕吗？正是因为父亲的无理压制导致多少天才被埋没，多少自由被限制！有多少人本来能够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大展宏图，然而最终却只能在另一种他没有丝毫兴趣的环境中郁郁终生！在永远违背自然的那种混乱秩序之中，有多少美满的婚姻是因为双方悬殊的地位而被生生拆散的！有多少对纯洁善良的夫妻因为错配了姻缘而使得彼此都痛苦不堪！有多少纯洁的妻子受到了侮辱！有多少年轻人不幸成为了贪婪父母的受害者，深陷罪恶之中无法自拔，或者在眼泪中艰难度日，默默忍受那由财富促成的、自己内心不情愿但是又不能摆脱的痛苦婚姻！假如有人没有被野蛮的强力驱使到罪恶和绝望之中，反而是通过自身的勇气与美德让自己摆脱这种生活，那他们有多幸运！请宽恕我吧，我的父亲母亲，非常抱歉我的抱怨加重了你们的痛苦，但是我希望你们的痛苦能够作为一个永恒的痛苦榜样，用它来警告后来胆敢打着自然的名义来触犯她最神圣的权利的人！

以上我只谈到了由我们的制度而造成的那些不幸的结合，但是，难道由此我们就能认为爱情与同情心维系的结合不会有任何的弊端了吗？如果我指出，即使是在其根源之中，甚至是在最神圣的关系中，人性也都已经受到了伤害，我们又应该作何感想呢？因为即使是在这神圣的关系中，财富也是必须首先考虑的事，社会的无序混淆了是非黑白，禁欲也变成了罪行，而拒绝生育反而成了人道的举动。但是，我还是不要揭开这些可怕的事实所戴着的面纱了吧，我们仅仅需要指出这些罪恶，期待人们作出弥补吧。

除了所有这些苦难以外，还有大量有害健康的工作会损害人们的身体，减少人们的寿命，例如矿山的工作，制备金属以及矿物的工作，尤其是铅、汞、铜、钴、砷等；还有其他一些危险工作，每天都有很多瓦工、石匠、木匠、矿工，因此丧失生命；所有这些加起来，我们就能明了人口数量在社会的建立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减少的原因，很多哲学家都曾经指出过这一点。

在追求个人安乐与他人尊敬的人们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奢侈，不久便把由社会引来的灾难发展到了极致。富人们从来不曾给过穷人一块面包，却以养活穷人为借口而剥夺了穷人的财富，这样迟早会使人口大量地减少。作为医治手段，奢侈恐怕会产生比它要治疗的疾病还要可怕的灾难，或者说奢侈本身就是其中最大的灾难。由于要维持奢侈所需要的奴仆与穷人，所有的公民与劳动者都遭受了压迫及毁灭。奢侈如同炎热的季风，给树木等植物带来了铺天盖地的蝗虫，把有益动物的食物都吃光了，于是饥荒与死亡便跟随着热风到处蔓延。

社会和奢侈的生活，带来了机械技术、人文科学、商业、文字以及所有使工业繁荣与国家兴衰的无用事物。我们不难认清人类堕落的原因，从农业的性质上来说，它是一切技术中获利最少的一个，因为农业仅仅生产最基本的生存用品，其价格必然只适于最贫穷的人的购买能力。

同样地，我们可以依此推论：在通常情况下，技术获利的多寡与它用处的大小成反比。结果，反而是最有用的技术最不被人重视，由此我们便明白了，应该怎样看待工业真正的价值以及工业进步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这就是最终会给一个繁荣国家所带来的全部不幸的明显原因，工业与技术持续兴盛，为了维持富人奢靡的生活，卑贱的农夫必然要背负更加沉重的赋税，并且注定得在饥饿和贫穷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于是他们离开故乡到城中谋生，而那儿本应该是由他们供养的地方。繁华都市越是使乡下人羡慕，我们就越是哀叹他们所抛弃的乡村和大片荒芜的田地。充斥着整个城市的人们沦落为乞丐与强盗，注定要在肮脏的角落或是绞架上结束他们悲惨的一生。就是这样，国家在富庶起来的同时也在衰落下去，人口也在急剧减少。在努力增强国力而又减少人口后，即使是最强大的君主也还是不免要被穷国吞并。但是，当穷国征服了富国以后，也会继续经历国家富裕和人口减少的过程，再转而被其他的穷国消灭。

有谁可以告诉我们，曾经蹂躏过亚洲、欧洲和非洲几个世纪之久的蛮族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庞大的人口到底是因为艺术与工业的发展、智慧的法律，还是因为他们杰出的政治体系呢？希望有识之士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彪悍的民族在没有科学、知识、教育、规约的情况下，却没有因为争夺财物而彼此残杀，并因此损失殆尽，反而繁衍生息到了这样的程度呢？请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无知的蛮族如此傲慢，以至于敢于对抗我们这样有智慧、拥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拥有如此卓越的法律与制度的民族呢？为什么在北方的几个国家开始建立社会并且持续发展之后，当地居民这么努力地学习社会责任与和平相处的艺术之后，我们反而再也看不到他们像以前一样大量地繁衍人口了呢？恐怕最后终于有人会这样回答我：一切伟大的事物，都是被人类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它们就如同一种有益的瘟疫，防止人口过度繁衍，以防将来有一天地球上的居民会嫌我们的世界太过拥挤。

但是，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一定要彻底地毁灭社会，抛弃这种关于“你的”“我的”的区分，重新回到森林之中和熊一起生活吗？这是我的论敌所能推出的结论。我将要预先展示他们的想法，让他们因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感到羞惭。你们啊，你们从来不曾倾听上帝的声音，你们总认为人类注定要在短暂的生命之中平静地生活，而后死去。你们尽可以丢掉在城市中的一切不幸收获，抛弃难以安宁的精神，抛弃你们堕落的灵魂以及无尽的欲望。既然你们完全自由，那么你们尽可以回到纯真的远古时代，重新回到森林，忘记你的同类所犯下的所有罪恶，并且你也无须因为在丢掉了罪恶的同时丢掉了一切进步而感到侮辱了自己的种族。

但是，对我这样的人，欲望消灭了原始的纯真，嘴巴放弃了植物与橡果，品行只能依靠法律与法官，但是我已经从我们的祖先那里获得了超自然所赐予的荣誉，认为从一开始上帝就将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感赋予了人类行为，因此我们必须要遵循着这种道德感来行事，这一定是上帝的意旨，因为在任何其他体系中都无法包含它，更不能解释它。总之，我们被这样教导，上帝召唤每个人向往天使的幸福与智慧，我们为了不辜负上帝赋予我们的永恒的恩赐，努力将我们的美德付诸实践。他们会尊重他们所在社会当中相互之间的神圣关系，他们热爱自己的同胞，并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服务。他们恪守法律，并服从他们的立法者与执法者。他们尤为尊敬那些明智善良的国王，而这些国王则会尽心尽力地去防止、治疗或者减轻那些一直困扰着他们的苦难与不幸。他们不用逢迎也不用惧怕他们的官员，他们通过赞美官员的官职的重要意义及其职责的神圣性来激励他们工作的热情。但是，他们仍然不会吝惜对那些只能依靠杰出人物的协助才能够发挥作用，而且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依然只能产生比表面上的好处更多的实际的灾难的宪法表示轻视之情。

卢梭曾经在《忏悔录》中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深刻的剖析，除此之外，在两百多年间，关于卢梭的一生，已经有太多的小传、年表之类的作品在不断讲述着卢梭的生命故事。我们所读到的卢梭已经远远不是两百多年前的那个苦难而浪漫的卢梭了。每位译者、每位作者、每位读者心中都存在自己独特的卢梭形象。为卢梭作传的人中，有些人出于某些目的，隐瞒了一些事实，美化了一些事实，也舍弃了卢梭生命中不光彩的一面，单单展现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启蒙者光辉的一面；有些人则完全舍弃了卢梭的生命故事，仅仅是追溯他思想的足迹，探寻各种论著的成书过程，或者干脆把他与那个宏大的时代联系在了一起，更有甚者直接把他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和思想的变革联系在了一起。当然，也不乏这样一些人，有的是和他同时代的人，更多的是后来者，对他的生活和他的性格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这些固然都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在我看来，既然卢梭敢于站在世人面前毫不遮掩地展现自己的一切善恶，敢于迎着后来人挑剔的目光为自己辩护，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必要去美化他的生活，更没有必要根据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他。无论他的人生怎样，都难以逃过世人的检视，无论多么伟大的人，都会有不可见人的过去。《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群犹太人嚷嚷着要扔石头去杀死一个通奸的女人，这时耶稣说，你们中间没有犯过罪的人，就可以拿石头打死她。结果是，没有人有资格朝她扔石头。由此可见，对卢梭，我们可以把他的生活完完全全地摆出来，剖析他的生活，分析他的思想。因为，他在写《忏悔录》的时候就已经使自己置身于手术台上了。一切或美或丑的故事，都是他为自己辩护的证据。译者考虑到这些，就特意为卢梭列了一个年表。这其中既包括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事件，也包括了某些重要作品的创作。最为重要的是，译者想展现卢梭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长轨迹、时代背景以及他的思想性格等，从而更好地展现卢梭思想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