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5-7

第五章　资本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分别研究促使经济增长需要多少资本、储蓄的主要来源和投资过程。

第一节　资本的必要条件

经济的增长与人均资本的增加是有联系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与其它许多问题，如与激发人们努力的制度、重视经济效率的态度和日益增加的技术知识等也是有联系的。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条件，只有资本而不同时为资本的使用提供富有成效的基础，那么资本就会被浪费。在本章的以下各节中，我们认为已经谈过的关于这些其它事情的所有情况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能够集中研究在使用资本的条件适当的时候资本的成效问题。
资本的成效有多大？由于缺乏有记载的证据，这个问题极难回答。对于过去几十年资本和收入的增加情况，我们只有一些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推测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仅仅是关于几个先进工业国的。实际上，我们关于收入和资本的数量关系的全部知识，都是从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和科林·克拉克博士的开拓性工作中获得的，本节中的以下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写成的。

对资本和收入增长的价值的估计数字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在工业国家里，当把资本密集工业和资本稀疏工业计算在一起时，资本价值和产值的比率在边际上看来是相当稳定的；第二，如果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里，国外资产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和收入里，那么这种边际比率达到3比1到4比1。这种结果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示，例如可以说，投资100英镑，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25英镑到33英镑；或者说国民收入累积每年提高3％，年度净投资额就占国民收入的9—12％。工业国确实往往将它们10—15％扣除折旧以后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它们的收入也确实往往每年增加3—4％。

从数学上说，现有股本与收入的比率（即不同于边际比率的平均比率）仅仅是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平均投资期限和收入增长率的函数。因此，如果总收入是常数，每年将12％的总收入用于对结构的投资，投资期限为50年，将8％的总收入用于对设备的投资，投资期限为10年，这样50年以后，平均资本一收入比率为3：4。（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结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6倍，设备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8倍；假设资本平均消耗一半，那么它的平均值为国民收入的3．4倍）。如果所持股票比如说增加0．5，那么这个比率就达到3．9。改变收入增长率并不会产生如人们可能期望的那么大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国民收入每年增长3％，并且其它假设不变，那么包括股票在内的资本—收入比率就会下降到只有3．0（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早先的资本到现在己消耗一半以上，比后来的资本少得多，由于累积的增长，后来的资本消耗不到一半。）鉴于资本的平均期限，资本—收入比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每年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所以，一些国家从国民收入中拿出差不多一样多的钱进行投资，它们的资本—收入比率差不多也是一样的，这就毫不奇怪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发达国家现有资本与年收入的比率

要低得多（接近于1比1），因为它们的积累率低得多。然而

我们不知道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在工业国和欠发达国家的比

较结果（此处以人均资本作为发展指数）。人们有许多理由不

指望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相同的。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

民收入即使是相同的，也不可能使国民收入达到同样的增长

率，资本的平均期限可能也是不同的。有些人深信，在欠发

达国家，边际资本—收入比率较高，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

是由于他们认为，产生资本的工业的效率较低，资本浪费较

大，技术知识增长较慢，这些都是使资本的产值不是那么高

的因素。其他人则预料这些国家的比率较低，他们的依据是

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人口增长较快，农业、工业和公用事业

等经济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比较鼓励采用资本主义

特征比较少的生产方法。对以上各点中的每一点都可以发表

一点意见。

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生产消费品的效率比生产生产资料的效率高。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与收入相比，这提高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资本的形成分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即建筑及建设工作和设备制造。至于造价，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与消费品的成本相比是否比较高。下面这种证据肯定是有的，那就是如果建

筑业任务过重，那么造价就会急剧上升，因为在建筑业里，如

果对工业不进行适当的计划或监督，那么工作是很容易发生

混乱的，但是欠发达国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发达国家也同

样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关于机械，证据就比较多；例如有相

当明确的证据表明，在30年代，与美国相比，苏联在机械生

产方面无论如何处于相对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建设

必须在国内进行，但是机械是可以进口的，这样就可以避免

国内生产比较不利的地位。总之，似乎有理由预料，在欠发

达国家里，与收入相比，资本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也许高

得不多。

第二，由于资本浪费较大，预料资本—收入比率较高。对

于这一点，不可能有很多的怀疑。欠发达国家搬运生产资料

不像比较发达的国家那样谨慎，从这个意义上说，浪费现象

是存在的。工人不那么熟练，使用工具不那么小心；汽车司

机和火车司机开车时损坏车辆；公路、建筑物和其它设备不

是维护得那么仔细。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折旧率要高得多。据

认为，还存在这样一种浪费现象，那就是由于不大了解可能

性，投资不适当的情况比较多。欠发达国家对土壤、雨量和

矿物等资源的规划工作做得不那么好，对国内外的潜在市场

不那么了解。因此它们犯了大错误，取得经验是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的（企图在坦噶尼喀种植可食块茎这个典型例子，仅

仅是数以千计类似情况中宣传得最多的一个例子，它涉及私

人企业家的程度甚至超过涉及政府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往往因循守旧，结果对有些活动投资过多，对其它活动投资不足，这也造成了浪费。这些浪费确实是相对的，因为浪费资本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存在的；例如，如果说它们的物质损耗率较低的话，那么它们的报废率往往是比较高的。即使如此，我们必须预料到，经验最少的国家浪费比较大，看来有这种看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可以说，在欠发达国家，资本产生的利润较少，因为资本使用得有成效，取决于技术的不断提高，而在欠发达国家，知识是提高得比较慢的。这个论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中的一种说法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往往是由于知识的不断增长而增长的，即使不再增加资本，收入也会增加。而在欠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较慢，对收入的增加所起的作用较小。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说，资本往往用于引进新技术，所以凡是技术发展缓慢的地方，资本产生的利润是比

较少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说，正是由于技术落后，才有

可能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因此如果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投资，

并且同时在教育和训练方面作一些必要的开支，那么它们取

得的增长率可能会比比较发达的国家快得多。许多思想家认

为，由于这个原因，提高起点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提

高水平已经很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容易得多，他们引用

苏联和日本比较高的产出增长率来证明他们的说法。

同样，关于资源的论点也没有使人得出可以论证的结论。

正如当资本用于引进比现有技术优越得多的新技术时产生的

利润特别多一样，资本用于开发新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产生的

利润也比仅仅用于改善对已有自然资源的利用所产生的利润要多。因此，人们有时争辩说，欠发达国家能够比比较发达的国家更有成效地使用资本。然而情况未必是这样。首先，欠

发达国家的资源未必比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亚

洲和非洲尚未表明它们的土壤、燃料或其它矿藏特别丰富，人

们并不清楚的是，在亚洲或非洲的投资是否会比增加对北美

洲已经探明的资源的投资使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因此，我

们决不能使用像洲这样的大类别，相反，必须谈有限地区的

具体项目。在不发达世界的某些地区，丰富的资源仍然有待

开发，而在其它地区，资本的作用将主要限于使得有可能使

用较好的技术。其次，资本甚至可能与已经投了资的企业有

密切的关系。任何新企业的生产率，都必须依靠利用许多其

它企业的服务（公用事业、工程服务、原料供应商等）。所以

在许多情况下，在已经投了许多资的地方进行新的投资，比

在尚未开发的地方投资来得经济。因此，发达国家比欠发达

国家有利，欠发达国家资本效益较高的自然倾向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如果差别主要是已经投了多少资的问题，那么欠

发达国家的不利地位就会随着它们自己的投资的加速而减

少。遗憾的是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源知道得太少了，或者

对增加或减少资本收益的重要性知道得太少了，无法信心十

足地对这些题目作概括性的论述。

第四，我们应当按照“报酬递减律”预料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的资本—收入比率，比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的资本—收入率来得高。“报酬递减律”就是，使用的劳动力增加而不是减少，资本产生的效益可能提高。在这里，人们同样决不能设想，所有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增长得很快；例如，现在北美洲的人口比亚洲的人口增长得快得多。另一方面，如果人口增长缓慢，例如在法国，那么修建住房就不需要那么多资金，因而资本—收入比率高，这也许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在讨论以不同经济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为依据的论点时可以稍微增加一点信心。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资本—收入比率的差别是很大的。因此，公用事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大得多；即使在先进的工业国，公用事业的比率也比制造业高四五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个比率似乎还要高，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部门具有的很大的规模经济使得这个比率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在公用事业部门投资不仅可以使那个部门提高生产率，而且还可以使其余经济

部门也提高生产率；所以对整个经济的实际结果可能是资本

一收入比率低。农业和制造业对资本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别。在

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农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高，但是在欠

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农业的这个比率

看来比制造业低，不过手工业不算在内。现在，当我们考虑

到不同部门的不同比率，以及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比较不发

达国家里各部门以非常不同的比率结合在一起这个事实时，

我们应当预料到整个经济会有非常不同的比率。在欠发达国

家，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地位比在发达国家的地位重要得

多。在生产率水平低的国家，需要有60—70％工作有报酬的

人口从事农业才能养活人民，而在发达国家，为了同样目的

只需12—15％的人就够了。（但是所有这些比较都要遇到人

口分类工作中固有的困难，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三）中已

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低水平上，农业也不是一个资本密集的部门（不考虑土地）。在水利方面可能需要大量开支来进行排水、土地开垦、灌溉或防洪。那些人口稀少的欠发达国家使

用机械来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也可能得到好处，但是对于人口

稠密的国家来说，进行机械化耕作好处不大，因为普遍使用

机械会增加失业人数，这种害处比提高产量的好处要大得多

（见第三章第三节（四））。除了在保持水的方面投资以外，欠

发达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更多地依靠新技术（肥料、种籽、农

药、轮作等），而不是依靠资本。在制造业的发展方面资本密

集的程度要高得多，在适合发展家庭手工业的地方发展家庭

手工业并不需要巨额资本，这是事实，但是发展工厂也是不

能避免的，而且同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农业比较起来，资本

是非常密集的。由于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规模是如此之大

（从就业人数来说为6：1到10：1），又由于农业的发展依赖

于每年用于农业推广和农业研究的开支的程度大大超过依靠

资本的程度，得出以下结论似乎是合理的，那就是虽然资本

比工业国增加得少，也能使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另一方

面，欠发达国家在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港口、铁路、公路、

电力、学校等）方面必须支出数额很大的开支，如果按这一

数额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说，也许比工业国还要高。所以

总起来说，资本—收入比率由于受不同部门的相对重要性的

影响也许没有多大差别。

最后，我们谈谈由于资本相对短缺所造成的差别。在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更节约地使用资本是经济的。因此，如果有可能使用一个投资大而日常费用低的方法，或者选择最初投资额较低而年度费用较高的方法，那么后一种方法往往是比较合适的。建造20年比建造50年好：采取使用手工劳动而不是使用机械的方法比较好：一般说，节省资本比节省劳动力好。自然必须把所有这些看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提出的论点并不是主张根本不应当使用资本，而是由于资本

比较为发达的国家少，所以应当更加节约资本。这个论点适

用于所有欠发达国家，但是尤其适用于那些剩余劳动力比物

质资源多的国家，因为目前的产量用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达

到，而不必增加资本或改进技术。中东和南亚的某些国家就

是这种情况，例如印度，据认为，在印度可耕地上从事农业

生产的人口，在目前设备和技术条件下，比耕作这些土地所

需的人数大约多四分之一。在这种国家，用资本代替劳动力

是一种浪费，在农业、制造活动、建筑或其它活动中，机械

的使用应当限于这样一些情况，即在仅仅使用更多的劳动力

增加不了产量的地方使用机器。这种论点的必然结论是，我

们可以预料，欠发达国家增加收入所需的资本数额比比较发

达的国家少。

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说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边际

资本—收入比率应当有所不同的五六条理由。这种分析的结

果是，我们不知道任何不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

多少，而只能随便猜测它是否可能比美利坚合众国高或低。尽

管如此，如果我们由于缺乏任何更好的比率而使用以往为工

业国找到的比率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看出欠发达国家收入增

长得如此缓慢的原因。据估计，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年

将大约4％或5％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将这种数字与工业国

的投资数字作比较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估计数字不是那么有把握。例如，我们不知道自给农民在他们的田地上开垦新土地、排水或土壤保持、改善房舍等方面为他们自己积累了多少资本。所以，可以想象，对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估计得低了。可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数字，那么每年4％或5％的净投资额可能使国民收入仅仅提高大约1.25％，这是印度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或者甚至不到1.25％，如果对建房的投资在不大的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生产投资所占的比重比较小的话，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所以目前的投资至多只能赶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再腾不出任何资金来提高生活水平了。如果印度要将它的生活水平每年提高1％，那么它就必须将它的投资率提高将近1倍。印度和美国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扩大。要使这个差距不再扩大，印度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与美国的生活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提高，比如说每年大约提高1.5-2％。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印度的净投资额必须从目前占国民收入4％或5％的水平，提高到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12％。

这反过来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降低资本效益的情况下，可以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加速资本形成。现在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都经过一个迅速加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年度净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2％或12％以上。我们所说的工业革命就是这个意思。遗憾的是，使我们能够说明在任何具体情况下过渡时期要持续多久，或者说在过渡时期资本的生产率受到多大影响的数字并不存在。我们已在日本、德国、北罗得西亚和苏联等国看到了一些非常迅速的过渡（例如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但是我们不能说变化的速度是否降低了这种努力的生产率。尽管如此，人们预先还是可以说，一个国家能够富有成效地加速它的资本形成的速度是有限制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限制（假使财政状况好，有适当的自然资源和合适的制度）是缺乏技术和公用事业不足。

缺乏技术不仅妨碍人们富有成效地使用资本，而且可能

使他们根本无法使用资本。正如我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的，资

本形成有一半以上是由建筑工程构成的。因此，资本的扩大

取决于建筑业扩大的速度。如果没有木工、石工、电工和工

程师来从事必要的建筑工作，不论工程是公路、桥梁、水坝、

工厂、电站、房屋还是其他的建筑物，那么计划就无法执行。

所以加速资本形成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速度这个问题首先取决

于扩大建筑业可以达到什么速度的问题。另一个限制是公用

事业不足，因为新企业需要通讯、码头设施、供水、电力和

其它这样的服务。可是要扩大公用事业（假如财政状况良

好）又涉及这些项目的建设速度问题，这与扩大建筑业的速

度是同一个问题。所以限制吸收资本速度的最重要障碍是缺

乏技术。

现在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或者可以进行培训。在北罗

得西亚，技术是按需要引进的，所以资本形成迅速扩大，没

有具体限制。在别的地方，提高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

培训，虽然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仅仅为了做培训工作而聘请

外国技术熟练人员也会使资本形成容易得多。训练建筑工人

和监工的工作在任何训练计划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当然许多

其它技能也是需要的，其中包括那些要在投资以后使用资本的人的技能。发展计划造成的许多挫折是由于在这种计划中未把训练放在主要地位。虽然与国民收入相比，发展计划几

乎都是不大的，但是执行起来几乎总是落后的，因为执行过

程中存在着实际困难。如果与此相反执行庞大的训练计划，比

如像苏联那样，或者像爆发战争时军队迅速扩大那样，那么

缺乏技能看来没有理由成为10年内资本形成速度提高1倍

的障碍。如果提供训练设施，如果还谨慎地从外国聘请有经

验的监工，那么建筑业在10年内就可以翻一番。一开始生产

率自然是低的；但在另一方面，新就业的工人的生产率也总

是低的，无论发展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下面我们研究资本构成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资本形成净值与总值的比率，使用资本的工业部门和资本的组成。

关于投资总额与投资净额的比率，我们知之甚少。即使在工业国家的经济中，这种分法在理论上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实际上使用的数字仅仅是一些根据情况进行的推测，和资本一收入比率一样，这些推测是以对过去的投资和资本的平均使用期限的估计数字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通常的估计是，在工业国，更换过时的或者耗损的资本大约需要5-10％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在美国，在直到发生大衰退的漫长的几十年中，投资净额平均约为13％，更新资本约为7％，

使投资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就美国的情况来说，

据认为，有证据证明，与投资净额相比，更新开支有增长的

趋势。这似乎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公

用事业需要许多新的资本，而在以后各个阶段，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它们所需的资本用于维修开支部分增加，用于新建项目的部分减少。我们对此不能太自信，因为技术在不断

发展，使得一些公用事业过时了，并且要求在其它公用事业

上增加巨额开支，此外，我们期望的服务标准也在不断提高。

不能把现有的数字看成是最后的，因为这些概念不够确切，或

者说这些数字不够精确。目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很大一部

分经济活动仅仅是为了使股本保持完整才进行的。

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更新资本所需的那一部分国民

收入少得多，因为与收入相比，它们的资本的股本少得多。在

工业国，可以用于再生产资本的股本比国民收入多两倍以上，

而在最贫穷的国家，不包括土地的资本的股本比国民收入少，

或者不比国民收入多多少。因此，折旧费只占国民收入的2％

或3％，而在最富裕的国家，则占7—10％。随着投资净额的

增加，资本的股本和折旧费比率都迅速提高。

下面我们谈谈经济各部门投资的分配。我们只有先进工业国的数据，在这些国家里，投资总额约占国民总产值的20％左右。这些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考虑一下“典型的”方案，那么固定投资总额（即不包括股本）可以作如下分配：
住房约25％
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约35％
制造业和农业约30％
其它商业　　约10％　　
100％
这些数字是长期的平均数，逐年有明显的波动，目前我们无需去研究它。

关于这些数字，要说的话是很多的。先说住房。人们发

现下面这种情况通常是感到很吃惊的，那就是仅仅为了向全

体居民提供住房，就需要从投资总额中拨出很大一部分钱，但

是实际上，这无论如何是工业国的特点。这个比例是随着人

口增长率的不同而不同的。在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过程

仍在进行的国家里，这个比例大概也是特别高的，因为这需

要城市迅速扩大。这些大概就是英国的这个比例接近20％，

美国接近30％的原因。在住房方面需要支出巨额款项的事实

很容易被忽视。苏联在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似乎忽视了这

一点。如果随着发展工作的进行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将要迁入

的城市想不重复大多数工业革命最严重的弱点之一的话，那

么这些国家（在住房方面所需的投资大概要超过投资总额的

25％。

这些数字也说明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公路、码头、运

输、水、电力、学校、医院、政府建筑物）是十分重要的。即

使在工业国家里，这一项所消耗的资金始终比用于制造活动

的资金还要多。我们很想知道关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个比

例如何变化的更多的情况，但是现有的数字不允许我们满怀

信心地作出判断。有理由认为，在发展的头几十年中，这个

比例是特别高的，以后逐渐下降。这是因为在发展的最初阶

段，需要建立公用事业的基础，虽然也有必要花一些钱来维

持、改善和扩大基础设施，但是以后这些开支比较起来可能

不会像最初阶段那样多。这一看法与我们前面用以说明据认

为同投资总额相比投资净额下降的趋势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一会儿在说明与设备开支相比投资总额内建筑开支下降的

趋势时还会遇到这个问题。再往后，作为某些经济学家提出

的理由之一，我们还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些经济学家预料，很

发达的国家在它们积蓄的资金“成熟”时，要为这些资金寻

找足够的出路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的重要性的另一个有趣的必然结果

是与私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的重要性。在那些政府将公用

事业交给私人企业经营的国家里，政府的投资只占投资总额

的一小部分——10％以下。然而，当公用事业收归国有时，这

个比例就急剧上升，如果政府负责住房开支的话，它还会上

升得更猛，更不要说对采矿业和制造业的投资了。许多欠发

达国家决心将这些投资的责任接过来，结果发现所涉及的款

项意味着政府开支大增，超过了它们的财力。

制造业和农业之间投资如何分配，这取决于这两项活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英国，农业在投资总额中只占5％，但是它只雇佣5％的人。在美国，投资的比例看来接近于8—10％。在每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使制造业比农业发展得快，因为人们富裕了，他们购买制成品的数量比他们的食品消耗量增加得快。因此，必定会出现一种对制造业投资比例上升，对农业投资比例下降的趋势。此外，相对

比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与其人口的比例，因为这反

过来决定它是否人口过剩，是否必须出口制成品以换取粮食，

或者靠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制成品能否繁荣。在日本或印度

等人口过剩的国家，人们期望发展计划包括对制造业的比较

大的投资，因为没有其它办法能使所有的人都就业，或者为进口粮食付款。而在缅甸或泰国等拥有充裕肥沃土地的国家，

人们则期望那种提高人均农业产量的投资占优势。

最后，我们谈谈建筑、设备和增加股本之间资本形成的

分配问题。我们先谈谈股本，因为这一项常常受到忽视。在

任何时候，现有股本都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因此，

如果国民收入一年增加3％，那么股本需要增加的数额约为

国民收入的1—1．5％，这可能相当于投资净额的12％。在

制订发展计划时，这个大项的必要性常常遭到忽视，结果是

原料和消费品的短缺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因而妨碍了产出的

增加。

建筑和设备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所占的相对份额的大

小，取决于国家在公路、铁路、房屋和公用事业等方面已经

具备的条件如何。在1951年，建筑所占的份额英国为48％，

美国为56％，黄金海岸为59％，尼日利亚为61％。我们掌握

的关于美国的数字可以追溯到1870年，它们已显示出同样的

趋势：建筑业已从最初的大约三分之二的水平不断下降。英

国的这个比例之所以异常低，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故意

限制对公用事业的投资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一种措施。在公路

方面开支非常少，这就非常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1952年，英

国的政府投资（不包括公营公司和公用事业）只占固定投资

总额的9％，而美国为16％。

建筑业的极大重要性并不是得到人们普遍理解的；许多

人主要是从安装机器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形成的，而实际上它

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这种或那种建筑结构组成的。在资本形

成中，土木工程是主要行业，机械工程则比它落后一段距离。

这种情况会产生一些必然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已经提

出的论点，即阻碍迅速加快投资的真正的障碍是建筑业自我

扩充的能力。另一个必然结果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最

需要资本的是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眼下它们是不直接对外

国私人投资者开放的；所以外国私人投资对欠发达国家的资

本需求关系不大。但是我们将在第二节（三）中再回过来谈

这一点。

为了表明下面这一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够多的了，那就是本节中出现的任何数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推测性的，不存在应当期望某个国家遵循的典型的投资模式。尽管如此，即使考虑到各国之间理所当然地存在的重大差别，而且这些差别是可以解释的，这些数字也清楚地显示了某些典型的误解，仅仅由于这一点，它们也是有价值的。例如，它们表明了建筑业在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股本的重要性，以及住房的重要性，由于忽视了这一点，许多发展计划失败了。在每一个国家，如果人们想制订投资计划，那就必须详细调查资源和潜力，这项工作是代替不了的；但是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是有益的，即使只是弄清楚某个重要项目没有遭到忽视也是好的。

第二节　储蓄

（一）储蓄的必要性

我们在前一节中确立的看法是，投资对经济的增长是必要的。由此，我们在被动的意义上可以说。储蓄是经济增长

所必须的，因为要投资就必须进行储蓄。尽管如此，人们仍

然要问，投资过程是否会自动创造所需的一切储蓄。因此我

们不必为储蓄的数额担心，而集中力量进行投资。我们还可

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储蓄是否可能因破坏商品需求而

抑制投资，所以鼓励人们花钱比鼓励人们储蓄要好。这些问

题已经提出很久了，我们在详细分析储蓄的来源之前必须先

谈谈这些问题。

在任何收入水平上，人们只能消费现有的那么多消费品。

由于他们的收入来源于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货物，又由于他

们只能购买消费品，所以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收入中相当于已

经生产的投资货物的价值的那一部分钱储蓄起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们的储蓄额始终与投资额一样多。然而，他们这

样储蓄的数额，可能并不等于他们在那个收入水平上愿意储

蓄的数额。如果他们希望多储蓄一些，他们就要减少消费品

的开支；如果他们希望少储蓄一些，他们就将增加消费品的

开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开支不会与消费品所产生

的价值完全一致。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

数额，那么生产消费品的厂商就要亏本，因为他们作为成本

付出的那部分收入就不会作为销售额回到他们那儿来了；如

果人们希望自己的储蓄数额少于投资的数额，那么这些厂商

就会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无论哪一种不平衡现象都会引起

进行调整的运动。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

数额，那么亏本的厂商就会减少支出，收入和就业人数就会

减少。如果反过来投资超过储蓄，厂商就会增加支出，因而收入增加。如果存在着可以吸收的闲散劳动力、土地和资本

等资源，那么收入的这种增加也将反映在实际产出和就业人

数的增加上。但是如果扩大产出所需的某些资源或所有资源

都短缺，那么收入的增加将仅仅表现为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

涨。

因此，这就是对储蓄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它确有关系。鉴于投资水平，如果人们的储蓄愿望过于强烈，物价就会下跌，如果他们的储蓄愿望不够强烈，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产出增加，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要么价格上涨。鉴于投资水平，人们同样有可能希望储蓄过多或过少。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思想中，没有产生这些问题，因

为人们不习惯于将投资水平看作是一种可以独立于储蓄水平

的东西。按照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企业家将他们自己的

或借来的储蓄进行投资。他们不能将并不存在的储蓄用于投

资，一切储蓄金都自动地用于投资。因此，储蓄永远等于投

资，投资的水平决定于储蓄的水平。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希望增加投资，他们就能集中心思改进刺激储蓄的办法。然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既认识到储蓄金不一定总是用于投

资的（有些储蓄可能贮藏起来了），也认识到某些投资可能超

过当前的储蓄额（人们可能将贮藏的钱拿出来或筹集额外资

金用于投资）。因此，我们对决定储蓄的力量和决定投资的力

量单独进行分析，并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十分可能存在对当时

的投资水平来说储蓄过多或过少的现象。

此外，当我们研究决定投资的力量时，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而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可能性。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储蓄额的增加可能抑制投资，而

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自动导致投资的增加。这种理论是

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资本与其消耗量之间的比率是固

定的，因为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资本积累的速度可能比消耗

增长的速度快，资本消耗的增长率的下降不一定会制止资本

的增长率。资本与消耗的比率是固定的吗？不一定是固定的。

首先，生产消费品的工序的资本密集度可能比较高也可能比

较低，作何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比其它资源便宜多

少——也就是说取决于利率的水平。现在，进一步履行节约

似乎会使利率下降，如果利率已经是很低了，那么下降的幅

度不会很大，但是如果利率很高，那么下降幅度就会很大。因

此，进一步履行节约可能会鼓励生产者使用资本密集度比较

高的工序，所以可能为生产消费品而刺激资本的生产，哪怕

消费品的需求量增长的比较慢也罢。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性；限制消费量的增长朝一个方向拉，利率下降则朝另一个

方向拉，所以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净效果，我们没有把握。也

许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问及消耗是什么意思时会出现什么

样的情况。正如我们在前一节中所看到的，即使在富裕的工

业社会中，固定投资总额中也只有大约30％的资金用于制造

业和农业，因此与商店中的这些东西的消耗直接有关。大约

60％被房屋、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吸收了，这些东西的需求

量——或者无论如何是这些东西的投资需求量——与消费者

目前在商店里的花钱水平并不是非常密切地相适应的，因为

这些是期限很长的投资，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同所预期的需求量也是同样适应的。这些投资的资本密集度也是非常高的，资本—收入比率比制造业和农业的资本—收入比率高四五倍；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对利率的变动特别敏感。因此，进一步履行节约会减少对制造业的投资，同时对住房、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超比例增加投资，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从理论上说，增加储蓄有可能抑制投资，但是增加储蓄同样有可能促进投资。

那些资本已经非常充裕因而投资动力微弱的国家，必须

考虑储蓄水平过高的可能性，否则可能遇到长期缺乏投资机

会的危险。是否存在任何这样的国家，这是可以争论的，因

为甚至连最富裕的国家也在不断提高它们所期望的住房、通

信、医院等的标准，并在发明新的消费品和新的生产方法，这

些都需要新的资本。我们将在下面（本章第三节（四））讨论

这些国家的问题。在欠发达的国家里，不存在这种危险。这

些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私人如能筹到资金，他们很愿意投

资，此外，政府需要对公路、供水、抗洪、灌溉、电力、工

厂、学校、房屋、医院等许多工程进行投资。对这种投资起

限制作用的并不是没有需求，而仅仅是缺少储蓄来为这种投

资提供资金。在这些国家中，将比如说占国民净收入12％的

富有成果的政府投资计划保持几十年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只

愿意储蓄4％或5％。因此，如果筹措资金来弥补储蓄和投资

之间的差额，那么得到资金的人就会在消费者市场花钱过多，

因而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比较自愿

地进行储蓄，那就可能增加投资而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不管

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情况如何，妨碍到欠发达国家进行数额比较大的投资的因素是，目前人们太不愿意储蓄了。

现在，有些人认为，在这些国家，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进行投资是极其必要的，即使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也要投资。因此，必须继续进行分析，看一看如果在超过自愿储蓄的水平的情况下进行投资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般说来，答案是货币收入将不断增加，直到它达到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水平时为止。进行分析的目的是要发现这种平衡是如何达到的，需要多长时间，其间价格和产出会发生什么情况。

首先谈谈产出。我们必须将产出立即发生的情况同在适

当的时候这个过程创造的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产生效果时产出

发生的情况区别开来。新的资本货物创造的产出是一样的，不

论它们的资金来源于储蓄还是来源于新筹集的资金。它对价

格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它使价格下降。在这方面，对

于目的在于创造有用的资本货物的通货膨胀与其它通货膨胀

要作重要的区别。当通货膨胀的目的是为了把货物腾出来用

于毁灭目的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把通货膨胀与战争联

系起来。这种通货膨胀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不断增加的

货币供应量可能会面临不断减少的货物供应量。与此相反，创

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它们迟早会造成市

场货物供应量增加。产出有多快和多大，这取决于以这种方

式集资的企业的性质。如果一项建校计划用这种方式筹资，那

么价格将长期上涨，当表现在离校学生人数增加的效果开始

显示出来时，价格可能不会下跌很多。但是如果新的资金在

乡村用于保护水源，实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建成、花钱很少而水浇地的产量可以翻一番的计划，那么价格将上涨

很少，并将很快下降，下降的幅度会比上涨大得多。

记住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

最后会自行消失。尽管如此，分析一下在新资本产生效果之

前的过渡时期所发生的情况也是重要的。在过渡时期产出发

生什么情况，因此也就是价格发生什么情况取决于经济是否

有闲散资金，这种资金很容易地被吸收来用于增加产出。在

工业国，在发生衰退期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投资增

加时，因此有了工作做的人们用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购买消费

品，这就鼓励生产消费品的厂商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从而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这种螺旋形上升继续下去。可是

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它们没有那种许多有用的设

备闲着无用的工厂——或者就是有，为数也不多，甚至连最

小的需求压力也会很快使产出达到极限。在其中有些国家

——尤其是在非洲——失业的人也很少，这种失业者是指如

果以目前的工资向其提供就业机会马上就能工作的人。其它

一些国家——尤其在亚洲——则人口过剩，特别是在农村，但

是没有与人口相应的设备。如果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那

就会使农业和手工业的产量略有提高，但是很快这些行业的

生产能力就会达到极限，进一步增加货币收入只会起到使物

价上涨而不是使消费品产量增加的作用。

尽管如此，即使在由于缺乏生产粮食的土地或者生产制成品的机器而使消费品的产量无法提高的经济中，仍然有可能利用剩余劳动力来生产某些形式的资本，而不需将土地或设备从其它用途中抽回来。我们已经看到，大约50—60％的固定资本形成出现在建筑业中。现在有许多种建筑可以用手工进行，实际上不使用稀有的设备——从建造金字塔到19世纪中叶修建铁路大隧道的人类各项成就就是见证。剩余劳动

力可以用来修筑道路，修建灌溉沟渠、蓄水池、房屋和其它

许多种类的工程，无需减少任何其它东西的产量。其中有些

工程，尤其是那些与农田用水或开垦土地有关的工程很快就

能产生丰硕的成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剩余劳动力

的国家比没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优越，因为后一类国家不从

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抽回劳动力就不能增加它们的资本形成，

而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则可以增加资本形成而不必在其它货

物方面付出代价。

妨碍使用这种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因素并不是缺乏固定资

本，而是缺乏流动资本。如果向雇来挖灌溉渠道的工人支付

工资，工人们将把他们的工资拿到市场上去花掉。货币需求

量将源源不断地增加，而消费品的产量不会相应地增加。因

此，价格往往会上涨。这种情况，加上需求量的增加，也会

刺激消费品的进口，这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用

严格控制进出口的办法来防止这些影响，其结果只会使国内

流通的货币数量增加，从而增加对国内价格的压力。

这种价格上涨的前因后果是消费品从经济的其余部分转向新就业工人的再分配。这些新就业的工人原先以某种方式勉强餬口，也许是靠亲戚的接济过日子。现在他们境况好转了（否则他们大概不愿就业了），因此，别人的境况必定更差了，因为消费品的产量没有增加。所以价格的上涨仅仅代替了纳税，因为如果政府向整个社会征税，并用这些收入来支付开挖灌溉渠道的工人的工资，那么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价格没有上涨。是让通货膨胀还是征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抉择。如果政府认为用通货膨胀的办法集资造成的政治困难少于征收同样数额的税所造成的政治困难，它们就用通货膨胀的办法。

在通货不膨胀或者不征税的情况下完成基建工程的另一种办法是，说服人们为这些工程工作而不取报酬。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章第1节（一）），如果上述工程完全是对当地有利的，如果它们可能对村子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好处，那么这种办法确实是可行的。对这种活动，政府也是要花钱的。首先，它必须设立一个行政机构，以便在村子里为这种活动作宣传，组织村民们讨论和规划他们要做的事情，对活动的实施进行监督，一般说还要同受这些活动影响的所有其它政

府部门进行联络（企图组织“社区发展”而没有专人来做这

项工作是决不会有多大作为的）。其次，政府一般必须提供在

当地不易得到的原料，还要支付帮助工作的熟练工人或其它

技术人员的工资。人们已经发现，政府必须为以这种方法完

成的工程提供30—50％的费用，其余50—70％无偿劳动的价

值。这种努力是有价值的，这不但是因为这种投资将提高产

量，或者采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征税。它们之所

以有价值还因为它们在乡村培养集体精神，因为它们使得村

民们感到他们可以自助——这种感情一经唤起，可能在其它

许多方向开花结果。这也是最好的计划工作，因为村民们不

是被迫进行集体劳动，他们只为他们需要的项目工作；而在

行政管理中心规划和支付报酬的工程，往往不能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即使它们确实没有完全忘却遥远的农村地区的话。

完全有理由将“社区发展”工作能够得到的一切资金全部用

于这种发展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对资本形成可

能做出的贡献，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那就是人们将只

为严格符合当地利益的项目工作。因此，决不能将它看成是

可以代替大规模资本形成的其它方法的东西。在实行强制劳

动的国家里，无偿劳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其它国家，它

的规模是受限制的。

让我们继续设想资本形成是靠创造货币来集资的，并且

继续讨论通货膨胀，看一看发生什么情况。首先，我们必须

消除国际收支方面的危险。如果让通货膨胀而不控制进口，那

么外汇储备很快就会枯竭。还可能有必要控制出口，否则国

内需求量的增加将促使公众消费本来可以出口的国内商品。

如果出口商品由那些并不在国内消费的商品（橡胶、可可）组

成，那么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但是如果出口商品也是国内

可以消费的（大米、棉花、油菜籽），它可能是很重要的。控

制出口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发放某种许可证或征购问题，对

大工厂或种植园实行这些措施容易，对手工业工人或农民实

行这些措施比较困难。然后还有由于国内提价而在出口市场

上造成的困难。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是为了竞争，这是从该

国的产出仅仅占世界产出的一小部分这个意义上来说的，那

么世界价格不会受其通货膨胀的影响，当与世界价格相比国

内成本上升时，它的出口额可能减少。可采取给予出口补贴

等各种办法，但是任何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必然是

货币贬值。这对小国来说并没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它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受到货币贬值的不利影响，又因为它的国外资产和负债通常是根据外汇来确定的；但是这对大国可能具有比

较重大的意义。除了出口方面的这些困难以外，还必须再次

强调控制资本外逃的必要性。通货膨胀促使人们保存外汇而

不是本国货币，尤其是如果他们预料本国货币会贬值的话。如

果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那么要全面控制外汇情况，使通

货膨胀对国际收支不产生某种不利影响，这显然是极其困难

的，但是有些国家发现这些事情比其它事情容易处理。

我们假定不许国际收支情况恶化，并继续进行分析。我

们接着注意到，即使产出不变，某些欠发达国家在价格不受

压力的情况下创造一些资本也是可能的。凡是经济越来越货

币化的地方，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的，

即与为了维持生计或物物交换而进行的生产相比，使用货币

的数额越来越大了。由于人们需要更多的货币进行交易，就

可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价格不会受到压力。同样，在

产出日益增加的任何经济中，可以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

不会使物价上涨，不管这种增加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还是

因为有更多的土地用于耕种，或者因为生产率提高了。在任

何日益增长的经济中，人们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所以政府

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而不会使价格上涨。令人遗憾的是，这

种财源实际上并不很大。流通货币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始终大

大低于1。因此，即使换算成货币的产出每年增加2％，筹措

用于投资的资金很难超过国民收入的大约1％，否则就会造

成压力。

超过这个水平，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用于投资，那么投资就会越过储蓄。于是货币收入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储蓄赶

上投资时为止。达到这种新的平衡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

储蓄水平是与货币收入密切相关，还是仅仅与实际收入密切

相关。如果储蓄仅仅是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那么储蓄不能

靠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因此，直到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使消

费品的产量增加之后，是无法达到这种平衡的。如果通货膨

胀将收入从非储蓄阶级转向储蓄阶级，那么是可以在不增加

实际收入和新的消费品到达市场之前达到平衡的。

让我们比较充分地探讨一下通货膨胀逐步消失的可能性

如何，即使不考虑它最后会给市场带来的消费品产量的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可以设想如下最有利的情况。假设政府

雇用失业工人筑一条拦河大坝，并修建灌溉沟渠。这些失业

工人将工资在市场上花掉，结果是价格上涨。如果我们假设

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利润增加，并把这些利润全部储存起来，

或者用于购买公债，那么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的

数额相当于投资的数额，但是储蓄额也增加那么多，所以，虽

然投资过程继续下去，价格也不会再涨了。这是一个极端的

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价格一上涨，全体社会成员为了使他

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保持不变，要求并得到较高的工资、

薪金和支付的利息，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

根据这一假设，在可以得到消费品新产量之前，是无法达到

均衡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过程不会使收入转

入可能储藏钱财的阶级。

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通货膨胀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可能性取决于（1）通货膨胀是否会使收入转入储蓄阶级；（2）他们将储蓄金派什么用场；（3）多快能得到新生产的消费品。

关于（1），一般说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的阶级是

企业家、农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政府，企业家能得到好处

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往往比工资、薪金、房

租、债券利息、养老金和他们其它一些开支增加的速度来得

快。农民能得到好处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粮食上涨的幅度比

其它价格的上涨幅度大，这是由于粮食的需求量是无弹性的。

现在农民和企业家都比社会上其它阶级节约，所以几乎可以

肯定，通货膨胀会使储蓄额增加。相反的意见是一种局部的

意见。通货膨胀使拿薪金的中产阶级的储蓄额减少，因为它

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减少了；由于这个原因，又因为中产阶级

比其它阶级说得多和写得多，于是往往有人断言，通货膨胀

使储蓄额减少了。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

减少了，而企业家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这些阶级都比

中产阶级更愿意储蓄。考虑一下通货膨胀对政府储蓄额的影

响也是重要的。通货膨胀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是根据收入中边

际纳税额是比平均纳税额多还是少而各不相同的。如果边际

纳税额超过平均纳税额，那么货币收入的增加就会使国民收

入中纳税的份额提高。这样，到最后，开始靠发行货币来为

其开支集资的政府，就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它的收入已经

增加了如此之多，以至于现在能保持新的开支水平而无需进

一步发行任何货币。许多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处于这种地位（例如英国、美国和苏联）；而相反，在许多其它国家，政府收入在通货膨胀中落后于货币收入，其结果是通货膨胀使政府的赤字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至于（2），即使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增加，这也不会使通货膨胀停止，除非储蓄金被储藏起来，或者用以代替更多的新货币来作为一直在造成通货膨胀的投资资金。因此，如果企业家像他们乐于做的那样将其新获得的利润用作更多的新

投资的资金，这对资本形成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它也可以使

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如果在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利润去购

买公债，政府就能停止发行新的货币来为它的计划提供资金。

（或者，如果从银行借钱的企业家制造了通货膨胀，那么如果

现在获得利润的企业家用它们支付银行垫款，或者将它们储

藏起来，或者购买正在进行新的投资的企业家的证券，通货

膨胀将得到制止。）农民用他们的利润偿还债务，购买更多的

土地，其效果如何取决于放债人和出卖土地的人将这些钱派

什么用场。放债人也许把它储藏起来，等待“更好的”日子

（即农民再次缺钱的日子），出卖土地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

作出反应。如果政府希望通货膨胀尽快停止，同时又保持其

较高的（实际）开支新水平，如果它不能依赖将自己的储蓄

金贮藏起来的储蓄者，那么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这些储蓄

金，不是以征税的方式把它们拿走，就是通过出售公债的优

惠条件把它们拿走。

储蓄金是贮藏起来还是投资于公债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货

膨胀率有多高，通货膨胀的时间持续多长。如果价格迅速上

涨，或者持续时间相当长，那么人们就会对货币丧失信心，既

不会保存货币，也不会保存公债。他们宁愿保存不动产，因

为不动产的价格是随着通货膨胀而上涨的，人们普遍抛出货

币而购买货物，这会加剧通货膨胀。人们是否抛出货币而贮存商品或固定资产，这部分是一个调节问题；总是有人抛出

货币而购买商品或固定资产的。做股票投机对经济是有害的，

因为它使原料更加短缺，甚至可能使生产缓慢下来，从而使

价格上涨得甚至更快。购买固定资产的结果会使一些新的资

产建立起来——建造房屋，改善农场，还可能出现许多新工

厂。通货膨胀使固定资本形成增加；即使是恶性通货膨胀，例

如1919—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也会产生这种结果。从长

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结果，因为它使实际产量

增加，使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在这种创造资本的方式发生的

时候，它会使通货跟着膨胀，甚至可能像购买股票那样，由

于从消费品工业抽走资金，使消费品的产量暂时下降，因此

使价格更加急剧地上涨。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它就

可以用规定最高价格、配给基本消费品和发放新投资许可证

的办法来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如果这些政策获得成功，它们

也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因为人们往往把他们不能用于

购买配给商品的钱储蓄起来，所以储蓄将同投资保持均衡。这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战时财政获得成功的秘

密之一。在此期间，尽管做出巨大的战争努力，物价只上涨

了50％左右。（另一件重要武器是很高的边际税率，它吸收

50％或更多的支出，其速度和它产生收入一样快。）目前，管

理通货膨胀使其不至于失控的方法，比20年前得到人们更深

切的理解。然而这些方法只有拥有有效行政机构的政府才能

使用，这些政府主要是先进工业国的政府。欠发达国家的行

政机构的效率相当低，它们控制通货膨胀的尝试所造成的害处往往和它们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尤其是如果这些尝试的主要效果是使得毫无控制地生产非基本必需品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或者建立黑市网和鼓励贪污腐化的话。

通货膨胀的最严重后果是物价大幅度上涨或者持续时间很长，以致使人们对货币丧失信心。短时间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在二三年内物价每年上涨5％，人们是不会感到恐慌的，因为他们相信，物价不久会再次下降。管理得比较好的国家的货币当局维持了这种信心，它们的习惯并不是逐年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而是使短期货币膨胀阶段与严格限制阶段交替出现。银行信贷上升三步，下降一步，而不是连续上升。这样，创造新货币有助于资本形成，

而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对货币和公

债的信心。原则是，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那么

最好是一次用一点，而不要连续使用。

至于（3）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情况下，用于创造有用

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到适当时候，新资本源源

不断地生产出消费品，这些消费品不但会制止物价上涨，甚

至还会使物价下跌。此外，实际产量的这种增加也可能使储

蓄增加，因而提供了使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储蓄金。储蓄

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实际产量也增加，因为储蓄水平是与收入

分配密切相关而不是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可是我

们无需马上讨论这一点，因为我们一会儿就要讨论决定储蓄

的各种因素了。

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它只应间歇地和少量地使用；除了这条原则，我们不妨再加上这样一条原则，即它只应当用于很快就能完成的，此后利润率很高的投资。要说明用新资金资助一项农业推广业务，传播高产新技术知识的例子，或者那些向农民提供更多的水而又不涉及在河流上修建工期长、造价高的工程的措施，或者使新的肥沃地区迅速可以耕种的清理土地、排水和开垦土地的计划的理由，是

比较容易的。而需要大量外汇的计划（例如为工厂购买机

器），或者实施起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计划（例如多用途河流

流域工程），或者资本和产量的比率很高的计划（例如建造幼

儿园），用创造新货币的办法来筹资是不适当的。人们可能认

为，这条“原则”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所有投资来源

于全部储蓄，所以从一个规划中挑选出几项计划是没有用处

的，这些计划被说成是通过自愿储蓄来集资的，而其它计划

则被说成是靠创造新货币来集资的。因此，也可以认为，比

较好的“原则”将是避免所有这样的计划，它们与产出相比

费用很高，或者实施时间很长，或者需要大量外汇，在这种

情况下，边际计划将是那些从这些观点来看最不可取的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新货币来提供资金的永远是这些边际计

划。可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许多计划不顾这些标准都

在一项投资规划中找到了一个位置（例如公共卫生计划或工

业化计划），实际情况并不是不包括在内的计划引起通货膨胀

的可能性永远比包括在内的计划大。因此，考虑这样一项投

资规划是有意义的，即在制订这项投资计划时首先假定不创

造货币，然后再加上这样一点，即如果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

膨胀，那么现在加到规划中去的计划在要不然不包括在内的

计划中是最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除了通货膨胀，如果最后的收获是丰硕的，那么就不应当排除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的投资；这些投资和其它投资之间的抉择，仅仅取决于利率的高低。）

（二）　国内来源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看到，人均国民收入不增加的

社会，每年的投资占它们国民收入的4％或5％或更少，而进

步的经济每年将12％或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经济增长

理论中的主要问题是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5％变为储蓄12％

的过程——以及伴随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方法的变

化。

人们习惯于从进一步履行节约和更有效地使用储蓄金的

角度来说明这种转变。进一步履行节约是事实，但是如果因

此认为主要的变化是社会上所有阶级都变得更加节约或者减

少了浪费，那也会使人产生很大误解。因为主要变化是社会

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营利企业家——它比所有其它阶

级（地主、雇佣劳动者、农民、领薪金的中产阶级）都更节

约，与所有其它阶级相比，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

了。在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企业家赚取私利并为了自己

的利益将它们用于再投资；而在苏联，大幅度增加的利润作

为“营业税”被掩盖起来了，为了公众的利益，计划人员将

这些利润用于再投资。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从储蓄5％转变

为储蓄12％的主要特点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

幅度增长。

利润的相对增加不一定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是一样的，因为这种增加同租金收入相对重要性的相应下降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收入分配得极其不公平的社会，并

不是那些具有巨额利润的富裕社会的经济，而是那些交纳巨

额租金的贫穷、人口过剩的国家的经济。在斯里兰卡或波多

黎各，10％收入最多的人，他们的收入大约占个人收入总额

的40％，而在英国或美国，这部分人的收入在纳税之前接近

30％。这些数字是有点令人误解的，因为公司未分配利润不

包括在个人收入的估计数字里；如果将未分配利润考虑进去，

那么两者不可能有多大差别。无论如何，就不平等现象而言，

不可能对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的经济进行一般性比较。

欠发达的经济之间是有差别的，这要看土地是多还是少，所

有权是很分散还是很集中，还要看在它们内部，矿山或种植

园等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很发达。比较发达的经济也是有差别

的，它们的个人收入的分配今天也比20年前公平（在纳税之

前。虽然这主要是由于与分配的利润相比，未分配利润增加

了）。然而，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经济之间在这方面没有

特别的差别这个事实，只对我们的结论有利。储蓄金和国民

收入的比率不仅是与不平等现象密切相关，而且更确切地说

是与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密切相关。

巨额租金收入不会被储蓄起来，因为拥有土地的贵族并

不考虑将他们的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无论如何，在有一

个资本主义的例子可以仿效之前，他们是不会有这种考虑的。

租金收入历来用于购买更多的土地，雇佣大批侍从（如果中

央政府很弱，则包括一支私人军队），建造教堂、庙宇、陵墓

和纪念碑，创办慈善事业，寻欢作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这些习惯改变了。租金要征税，再加上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投资的例子，往往使得地主变得更加节

约；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租金甚至可能成为用于生产性

投资的储蓄来源（次要的来源）。可是这是在事件以后发生的；

所以不能以地主变得更加节约来解释社会从储蓄5％转变为

储蓄12％这种变化。

农民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农民是一个阶级，他们既有

节俭的美德，又动辄就要借债，这是自相矛盾的。农民之所

以学习节约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离灾难的边缘是多么近。在

某些社会里，差不多年年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牛疫或某

种其它天灾，除了那些有点积蓄可以垫补的农民以外，使得

全体农民变得一贫如洗。这些经常发生的灾害是农民动辄就

要借债的部分原因。与此同时，那些有积蓄的农民，往往不

是将钱借给遭到不幸的农民，就是用来购买土地，无论哪种

情况，结果都不是使资本形成增加。购买土地使价格上涨，并

使土地的分布情况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使土地出产更多的

东西。如果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可能投资改善土地，但是大

部分改善土地的方法都会使土地的产量暂时下降（休耕、轮

作、造林、种草、控制侵蚀），在土地遭受压力大的地区是不

受欢迎的。农民还喜欢对牲畜进行投资，但是亚洲和非洲的

许多农民对牲畜的态度不是以获利为目的的，所以在许多情

况下，这种投资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利润的来源。考虑到农

民的生活很不稳定，他们对土地和牲口采取不为营利的态度，

所以农民的资本形成净额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就不

足为奇了。

拿工资和薪金的阶级比农民有比较固定的收入，在一般

情况下，甚至连城市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也比普通农民多。然

而这些阶级储蓄很少，因为他们想的是花钱而不是储蓄。工

人的储蓄金很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不多，但是在几乎

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用他们的薪金存的钱对生产性投资没

有什么意义。这在统治阶级在种族上不同于中产阶级和下层

阶级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产阶级似乎

要以摆阔气的挥霍浪费以及表明他们同外国统治者一样优越

的热情来显示自己（第二章第一节（二））。在任何情况下，用

薪金进行储蓄的数额是不多的，这几乎是普遍现象。中产阶

级的大多数成员永远在为赶上同伴而斗争；如果他们设法存

了足够的钱来购买他们所住的房子，那他们的日子就算过得

不错了。他们可能存一点钱做子女的教育费或者在年纪老了

的时候补贴生活，但是这种储蓄实际上被为了同样目的而用

掉的储蓄金抵销了。如果收入或人口在增加，那么这种抵销

是不完全的，因为每一代人储蓄的数额都比前一代人储蓄的、

现在正在使用的数额大。这些储蓄金对于进行储蓄的个人来

说自然是很重要的，存一点钱以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使用，这

是很重要的，即使在福利国家也是如此，社会改革家历来敦

促人们储蓄，他们是正确的。可是，这些储蓄金仅仅是推迟

未来的消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它推迟的消费抵销了，这

个事实意味着，它们对于生产性投资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额少这个事实也证明，储蓄和收

入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是直接有联系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平

均收入或者小农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多，两者之间的差距，欠发达国家比工业国大得多。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欠发达国家更缺乏中产阶级的技能。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由于中产阶级在比

较富裕的国家和比较贫穷的国家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这就

使得他们能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要求过他们在比较富裕的国家

所过的同样高的生活水平；事实上，由于穷国不得不从富国

吸引中产阶级的技能，中产阶级在穷国的生活水平往往比他

们在富国的生活水平高。因此，收入的更加不平等与被中产

阶级消耗掉的国民收入部分增加有关。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储蓄来源于工资、薪金和农民的

收入。有证据证明，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储蓄很少超

过国民收入的4％。日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据说日本的

这些数字高达8％或10％。根据迄今所作的最好的计算，欠

发达国家小额储蓄似乎接近于国民收入的1％。无需说，即使

占国民收入的1％、2％或3％，也不应小看：采取措施使小

额储蓄从1％上升到2％或3％是很值的。这些措施在于确定

机构、宣传和财政刺激的方向。可以设立一系列储蓄机构——

邮局储蓄、友好协会、信用合作社、零售合作社、保险单、建

筑协会等，经验表明，储蓄额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这些机

构的分布有多广；如果它们就设在人们的眼前，达到街道有

储蓄所，工厂有储蓄所，或者甚至发工资时扣除储蓄金的程

度，那么人们会比最近的储蓄机构也在一段距离以外的情况

下存更多的钱。储蓄也是一种习惯，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

过宣传来养成。如果向人们说明进行储蓄的某种可以接受的

理由，他们会存更多的钱。他们在战时储蓄较多的钱，其部

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他们也可能在实行发展计划的国家储蓄较多的钱，如果这些计划引起他们的兴趣，

如果他们相信这是作贡献的一种方式的话。此外，还可以说

服人们相信储蓄是符合他们个人或家庭利益的，说服他们为

接受教育，安度晚年，购置房屋，举行婚丧仪式，或者作为

预防疾病或灾害的一种保障措施而储蓄。即使这些储蓄在很

大程度上被消费抵销了，但是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和避免受

穷这两条理由迫使我们尽自己所能来促使人们储蓄。保险的

原则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实行便宜的、广为宣传的个人人

身保险制度对储蓄会起刺激作用。此外，对储蓄实行财政刺

激应当适当，就是说利率应当有吸引力。小额储蓄的利率一

般只有2—3％，其部分原因是收集和使用小额储蓄的费用往

往很高；但是很可能有理由对小额储蓄的利率实行补贴，这

样就能提供比较有吸引力的利率。如果社会也在利用通货膨

胀来促进资本形成，结果使币值下降，那么对小额储蓄的实

际价值应予保证。否则小储蓄户会受到歧视（因为其它资产

的价值随着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小额储蓄受到抑制。

由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鼓励农民储蓄是特

别重要的。经济增长的结果是，与农业相比，所有其它活动

都扩大了——因为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还不到1。因此，相对

地说，其它职业时刻在增长，从事那些职业的人必须靠仍然

从事农业的农民所生产的东西来养活。因此，经济的增长要

求每个农民生产的东西必须增加，每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

农产品来养活不是农民的人口。在农业生产率最低的时候，每

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半个非农户家庭；

而在当代生产率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况下，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其它7个家庭。

储蓄从两个方面进入这个过程。首先，所需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一般意味着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为此，政府可

以拨出款项通过农村银行或信用社借给农民。可是这涉及到

将其它经济部门的资本吸收到农业中去（除非这些钱来自地

主所缴的税款）的问题，由于所有其它部门同时也在要求得

到资本，所以农民自筹的资金越多越好。这就使得在农村地

区开展储蓄运动和设立储蓄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

储蓄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这一过程。如果农业生产

率提高，并提供更多的剩余农产品供应城市，那么政府往往

会情不自禁地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剩余农产品从农民手中拿

走，用作其它部门扩充的资金，包括公用事业或制造业的资

本形成。这是一种双重的诱惑，因为向农民征税为寻找急需

的资金提供了一个机会，还因为如果不向农民征税，那么他

们实际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得有必要在城市和其它职业中增

加实际工资和薪金，以便继续从农业方面吸引劳动力。实际

工资和薪金的这种增加，减少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

而也就是减少了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此在许多情况

下，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对农民征收重税，用以为其

它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人们说远

不是农业从其它部门吸收资本，而是农民不得不为工业革命

提供资金，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日本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在那个国家，从1885年至1915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人

均生产率提高了1倍，但是正如Ｂ．Ｆ．约翰斯顿先生令人钦

佩地描述的那样（见本章的书目注释），增加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以提高租金或税收的形式从农民手里拿走去资助其余的

经济部门了。苏联是另一个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

管实行农业机械化并向城市输送了许多劳动力，苏联的人均

农业收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他们这样做采取两种办法，

即提高制成品对农产品的比价和对集体农庄征收重税。如今，

黄金海岸，缅甸和乌干达也提供了例子，从1945年起，这三

个国家政府将农产品价格上涨部分的很大一部分扣住不给农

民，而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其它经济部门的经济发展。

如果某个其它集团提供必要的储蓄，那么即使不对农民

征税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经济也能发展。实际上，储蓄

的唯一其它主要来源过去一直是商业企业的利润，正如我们

一会儿将要看到的，如果情况有利，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欠

发达国家商业企业的利润往往是增长的。如果想在利润仍占

国民收入一小部分的时候加速资本形成，那么实际上除了向

农业多征税以外，用其它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因为

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50—60％，还因为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

一部分，扩充其它部门是可取的，由于这个事实，向其它部

门征税有困难。正如苏联所发现的，向农业征税在政治上也

是非常难以做到的，除非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征税不会降

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样板不是苏联提

供的，而是日本提供的。原则是，工业化和巨额资本形成的

任何计划，都应当同时采取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

主要不是使用拖拉机或实行新的经济结构，而是使用新种籽、

肥料、农药和水，在这种做法的后面，又存在一个政治问题，

即农民拥有政权的国家是否能实行这种计划。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里再讨论。

除了为促进资本形成而对农民进行榨取的情况之外，任

何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分配的或未分配的利润。如果有

人要问为什么营利阶级比所有其它阶级都更倾向于履行节约

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答案也许可以从它在社会等级制度里所

占的地位中找到。与拿薪金的中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不必

为了使其他人对他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有深刻印象而大肆挥

霍，因为他们作为营利者和其他人的雇佣者的独立地位，以

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财富，保证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中

下层阶级决无可能存很多的钱，不论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提

得多么高，因为他们始终模仿那些比他们自己更富裕的人的

消费标准，而富人能够储蓄，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维持他们

公认的消费标准外还有富余。营利者的社会地位比拥有土地

的贵族低，但是他们知道，仅仅靠大肆挥霍，他们是无法获

得贵族的威望的，所以只有少数营利者试图这样做。和贵族

一样，他们渴望得到权力，但是他们通往权力的道路的方向

不同。贵族是靠增加地产来获得权力的，（在封建和早期资本

主义阶段）是靠垄断最高政治、军事和宗教职务来获得权力

的。另一方面，营利者知道，他的权力在于金钱；因此他将

钱储蓄起来，并将钱用于投资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和农

民投资一样，营利者也将其一部分钱仅仅借给其他人用于消

费，或者仅仅用来购买土地，这两种“投资”形式都不会增

加资本形成。但是营利者知道，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利用新

技术或开发新资源的投资，这些也迎合他渴望获得权力的心

理，因为他的生产性投资越多，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也越多。因此，只有资本家的抱负是朝着用自己的收入来建立一个砖块

和钢铁的帝国的方向发展的；所有其它阶级都以其它方式实

现其抱负——拿薪金的中产阶级摆阔气，农民阶级购买土地

或担任职务。在资本主义后期各阶段，这些界线混淆了；资

本家通过金钱或婚姻进入有土地的贵族的圈子，并且企图担

任政治职务；地主们进了城，并用他们的租金进行生产性投

资；甚至连农民也想到，花钱改良已有的土地与花钱买更多

的土地一样有利。在后期各阶段，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

资扩大到社会上的所有阶级，但是最初进行生产性投资却是

资产阶级的特点。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有时断言，节约主要是资本家的美

德，有些历史学家将资本主义的加速扩大同宗教改革运动联

系起来，想用卡尔文学说来解释越来越爱好储蓄的倾向。这

种联系过于简单了。资本主义哲学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抑制

消费，愿意尽量多生产，喜欢进行生产性投资。第一点即抑

制消费，在所有时代已被几乎所有宗教公认为一种美德。然

而许多鼓吹抑制消费的哲学也将这一点同劝说人们不要重视

生产和生活中物质性的东西这种理论联系起来。相反，这些

哲学鼓励人们得过且过，把时间花在精神修养上，或者花在

军事、恋爱、运动、骑马、学习、诗歌或交际等这些艺术上。

资本主义哲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使得它不同于这批人，它把

工作和效率视为美德，并认为人类在道义上有义务最大限度

地利用上帝赋予他的才能和智慧。如果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

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再加上有道义上的义务抑制消费，那

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剩余产品。然而，即使这个概念也不限于新教神学。资本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它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为这种剩余产品规定了特定用

途，即生产性投资。其它哲学规定了其它用途——剩余产品

应用于慈善事业，或者雇用一批侍从，或者用于进行战争，或

者建造金字塔、陵墓、乡间宅第、庙宇或教堂，或者用于开

办大学。鼓吹抑制消费或努力劳动的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哲

学。但是只有它将这些主张同认为进行生产性投资是正确利

用剩余产品这种观点联系起来。这些主张最后披上了宗教外

衣，在这种外衣下，节约成了美德，慈善事业是破坏别人性

格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分析资本家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

和抱负来寻找对这个极其重要的主张，即进行生产性投资的

主张的真正解释，也许比从对宗教经文的解释中来寻找更为

有用。

如果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那就必须用利润在国民收

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这个理由来解释经济从储蓄5％到储蓄

12％的转变。何以如此？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由于资本家连续将利润用于再

投资，所以与其它部门相比，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增长了。在

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资本极少，资本家提供的就业机会也

极少。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它从许多来源吸取力量。经

济中的农业部门通常是有剩余劳动力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家

庭成员都忙于耕种土地，人们慢慢地到城里资本主义企业中

干活。手工业中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如果资本家采用新技

术破坏手工业生产的话。资本家还从家庭服务业中吸引工人，

他们还提供就业机会来吸引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从而使“从事有收益的工作的”成人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了。如果社会上人口过剩，那么大概还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当临时工

和做小买卖，这些人很愿意有固定工作做，哪怕工资只够餬

口。此外，如果人口不断增长，那么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从

其它部门招工，也可以从新增加的人口中吸收一部分工人。从

亚当·斯密起，古典经济学家常常强调，经济的发展使工人

从非资本主义雇佣转为资本主义雇佣——他们称之为从“非

生产性”雇佣变为“生产性雇佣”，这种转移率的高低取决于

储蓄的程度和资本的增长率。如果要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话，必

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因此，与整个经济相比，它是否

发展取决于其余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

率，尤其是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也提高。资本主义

部门比其余经济部门发展得快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许多事情取决于资本投资的政治安全性。在资本

主义之前的大多数文明社会中，资本家是任凭政治贵族摆布

的。他们应将自己的财富借给挥霍无度的贵族消费，借给进

行冒险的王子们用于军事方面；如果他们的投资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他们就很容易突然面临任意的征收。在这种情况下，

资本家行事小心谨慎；首先他们寻求有权势的老爷们的保护，

将他们很大一部分财富变为私人贷款；他们还将资金变为容

易隐藏和容易转移的财富，如黄金和宝石，而不是像固定资

本那样可能失去的东西。因此，在生产性投资变得相当安全，

不会受到任意劫掠之前，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是不可能迅速扩

大的。

如果政治上安全而投资机会又是非常有利可图，那么资本主义部门很可能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要付给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已经提到的来源雇佣无限

劳动力，这是因为与总人口相比，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为数

很少，要是人口过剩，或者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情况就更加

如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提高所带

来的好处，几乎全部变成利润了。这些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

有关，或者可能由于通讯条件的改善或地理上的发现，贸易

机会扩大了。生产性投资机会扩大得越快，利润增长得也越

快，资本积累就越多。在一个技术上无变化，或者地理上无

发现的社会，利润增长得慢，资本增加得慢，它们增长的速

度可能不比其余经济部门快。但是，一旦出现富有成果的投

资机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利润将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

因此，国民收入中用于再投资的份额将不断增大。

这就是说，任何“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资

本形成速度突然加快的根本原因是赚钱的机会突然增加，不

论这种新机会是新发明，还是制度改革，使得有可能利用现

有的可能性。英国、日本和俄国的工业革命都属于这种模式。

在每一种情况下，直接结果是，提高生产率的好处，并不是

为那些将会增加消费的阶级——农民和靠工资为生的人——

所得，而是变成了私人的利润或政府的税收，在那里，收入

用于进一步的资本形成。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拿工资的工

人行列，但是实际工资不得增加得像生产率那样快。

通货膨胀也使资本家的利润增长速度加快了，在所有资

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通货膨胀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以与经

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有关的温和形式出现，有时则以与战争和政府铺张浪费有关的剧烈形式出现。与其它收入相比，通货

膨胀使利润增加，还促使人们抛出货币购买砖块和钢材。每

次通货膨胀后必定出现通货紧缩，那时利润少，投资受抑制。

但是通货紧缩阶段很少像通货膨胀阶段那么长。长远的趋势

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或者至少下跌得不像日益提

高的生产率所要求的那么快。大多数产量迅速增加，与国民

收入相比投资迅速增大的历史时期，物价也是上涨的，利润

也是增加的——例如1780年以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或者英国

1890年至1913年的投资率（国内加国外）比1870年至1890

年高，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和德国通货膨胀期

间比较高的投资水平，或者从1870年至1913年日本经济迅

速增长，或者俄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就

此而言，经济周期与其稳定或下降时期相比的高涨时期。通

货膨胀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使不发生通货膨胀，利

润也可能增加，投资也将进行。另一方面，不时发生一点通

货膨胀会使利润增加，加速资本形成。

如果经济由储蓄5％转变为储蓄12％的过程主要取决于

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那么，因此可以说，穷国为什么

储蓄得如此之少的正确解释并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

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小了。如果自己愿意，没有一个国家穷

得不能将12％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贫穷从来没有妨碍过国

家发动战争或以其它方式浪费钱财。这些国家根本不能以贫

穷作为不储蓄的借口，在这些国家里，40％左右的国民收入

被10％收入最多的人浪费掉了，他们靠租金过着奢侈的生

活。在这种国家里，生产性投资少并不是因为没有盈余，而是因为盈余被用来维持大批不生产的侍从，修建金字塔、庙

宇和其它耐用消费品，而不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本。要是这些

盈余作为利润归资本家所有，或者作为税收归注重生产率的

政府所有，那么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将会高

得多。还应当指出，当我们说，由于资本主义部门小，所以

储蓄额少时，我们并不仅仅是指私人资本家，而是用这个词

也指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任何其它经济组织形式，在这些组

织形式中，资本用于雇佣人员，在支付工资和薪金以后，仍

然有数额可观的盈余，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实

际上，根据苏联的情况来判断，国家资本家积累资本的速度

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快，因为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利

用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伪装成税收），而且还可以利用它从

农民那里强征来的东西或征来的税收，或者通过通货膨胀从

整个国民经济中榨取的东西。

在对资本家利润增加的情况所作的这种经济分析后面，

也存在着出现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出现一批考虑将收入用

于生产性再投资的人的社会学问题。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

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地主、商人、放债人、教士、士

兵、王子——一般是不作这种考虑的。是什么因素使一个社

会产生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大概没有

答案。大多数国家似乎是从国外引进资本家开始的。外国商

人或外国投资者开辟了新机会，获得利润，并将其中一部分

利润在该国进行再投资；于是他们的榜样受到人们的仿效。本

地资本家的出现是与新机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不论这些

机会是从国外学来的，还是在国内独立发现的。这些机会可能是新技术，也可能仅仅是市场扩大的结果，由于外贸有了

新机会，或者国内通讯条件改善，或者国内平静，市场扩大

了。如果机会仅仅是贸易方面的，那么新阶级的观点主要是

商业观点，但是如果也出现了新技术，或者有了资本可使其

产生效果的新资源，那么也将有一批资本家，他们主要考虑

固定资本形成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到了政治、宗

教和种性制度在帮助还是扼杀企业家阶级的出现方面的重要

性；机会和制度互相起作用，共同决定这个阶级的成长速度

以及允许它活动的范围。

日本的例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正如Ｉ．Ｉ克雷默先生

最近所指出的，它使地主和贵族很快就变成了资本家。这种

情况是在国家出钱使贵族放弃封建权利并剥夺他们的行政职

务之后出现的；与此同时，它还接管了封建贵族的债务。有

些贵族发现自己有很多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债），又不承

担义务，于是首先转向银行业，1880年当政府决定它准备出

售一些它为了开拓目的而开设的工厂时，它发现了一个现成

的市场。从老式贵族到新式资产阶级的这种迅速转变在19世

纪极其重要的最后25年对日本企业精神的增加是极其重要

的。与此同时，虽然以前封建贵族靠商业阶级来养肥自己，并

将商业资本变为消费贷款，但是商业阶级现在找到了进行生

产性投资的新自由，并且由于日本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

家族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实力是大大加强了。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国家资本家阶级在现代世界上成

长起来了（例如俄国和印度），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迅速

为政府创造资本。这些国家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一样重要，因为他们对储蓄和生产投资的重要性持有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加强军事力量的愿望以及向老百姓的贫穷全面开战的迫

切要求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这种趋势。

迄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5％的储蓄水

平提高的过程。现在还应当指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本主

义部门不能继续迅速扩大了，因为如果它迅速扩大的话，它

迟早必须逐渐将整个经济包括进去。在有足够的资本为每一

个人提供资本主义就业机会的时候，这种相对的扩大就停止

了。此外，由于资本主义部门雇佣更多的人，与其它部门相

比不再是小规模的了，所以它仅仅靠支付相当于维持最低生

活水平的固定实际工资来进行扩充已经不再可能了。如果农

业仍然按农民的方式组织，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来提高农业

的生产率，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像在法国那样发生得比较早。因

此就出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时期。技术进

步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也不再全部变成利润，因为投资利润率

的提高使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了，因而使实际工资增加。所

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的进一步

积累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工资增加还是使利润增加，或

者如果两者都增加的话，哪一个增加得快。过去大多数经济

学家预料，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后期阶段，利润率将会下降；也

就是说，他们预料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中，工资将占

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80年里先进的工业经济所发

生的情况似乎是，利润率未变，工资和利润的增加比例是相

同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

得快；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稳定的（但受周期性的和长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储蓄率高得多；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净

储蓄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变得固定了——这个比例有

多大，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缺乏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效率

不高的情况下能扩大到什么地步。这样，以前一个自相矛盾

的现象得到了解释。由于富人比穷人存钱多，人们就常常预

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每一个国家都必定储蓄更多的钱。可

是人们发现，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在50年到70年的时间里，

在储蓄率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下，人均实际收入翻了一番。对

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储蓄率不是由国家穷富决定的，而是由

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决定的，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

两个比率就停止提高了。自然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

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

会，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因此，我

们自然无法预言这个比率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为了使对储蓄的分析成为一个完整的分析，我们现在还

必须把政府的储蓄考虑进去。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看到，在

先进的工业经济里，固定投资总额的35％左右用于公共工程

和公用事业——比如说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大约7％。其中大

约2—3％的国民收入用于规定得很严格的公共工程（公路、

港口、学校、医院、公共建筑等），其余4—5％用于公用事业，

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政府管理的（铁路、公路运输、电

话、电力、煤气等）。因此，政府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部

分地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公用事业交给私人企业管理。

在许多国家，这个份额高达国民收入的7％（例如在新西兰），只有极少数国家在2％以下。

即使仅仅由于公共工程的需要，所有国家的政府也必须

储蓄。它们可以先花钱后储蓄，也可以只花储蓄的钱，但是

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有些国家的政府起初宁愿用贷款

而不是用本期税收支付资本形成，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因为

国库必须设立一笔偿债基金来偿还贷款，钱还是从本期税收

中来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以不变的年率将借来的钱花在

资本形成上，那么它的偿债基金还债的数额很快就将与它的

年借债额相等。

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变的特点似乎是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

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的国家，政府开支

的份额可能只有5％；而现代工业国政府的经常开支占实际

资金的10％左右，用于军事目的的钱不算在内（目前军费比

这个比例更高），除此之外，将2—7％的实际资金用于资本形

成，再加上10％左右用于转账（年金、支付保险费，付息

等）。因此，边际税率必须超过平均税率，这样税款收入才能

比国民收入增加得快。如果政府把通货膨胀作为迅速增大它

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一种手段，特别需要边际税率超过平

均税率，因为边际税率高是在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时防止

价格迅速上涨的一个办法。

随着政府的需要的增加，它对较高的收入征税越来越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落后的经济中，对租金收入所征的

税，对储蓄也许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种收入不是储蓄的来

源。这种税迫使地主减少侍从人数，生活在比较小的房子里，

减少他们对慈善事业、教堂等的捐款，但是它们对储蓄大概没有什么影响。对利润征税时，情况就十分不同了，这些税

几乎全部落在储蓄上而不是落在消费上。因此对利润征税妨

碍了经济的增长，除非将收入用于生产。

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办事不浪费，那

么它的支出是全部用在生产上了。它的教育经费和公共卫生

经费——现代政府最大开支中的两项——在不同程度上促进

了生产，甚至连防御性军事开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是保护

国民收入不遭掠夺的费用。不言而喻，政府只应当花钱做有

益的事情。政府所用的一切资金，都是从那些归它的公民私

人所有的资金中扣下来的，如果政府使用这些资金的方式不

如公民们使用的方式那么有价值，那就是浪费。征收来的税

款不管是牺牲了消费还是牺牲了投资，情况都一样；但是，如

果人们认为减少投资比减少消费危险（这种观点并不是所有

人都接受的），那么政府在估计它的边际支出时应当格外小

心，如果这些支出用的是减少储蓄的钱的话。

最近几年里，先进工业国的利润税很重，所以税后红利

大大减少了，私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税

后红利的下降并不完全是由于纳税的缘故；这也是由于宣布

的红利额并没有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缘故。利润多多

少少是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但是各公司留下的未分

配部分的利润增加了，而作为红利分配掉的部分大大减少了。

因此股票价格没有随着它们所代表的资产价值的增加而上

涨。这可能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由于通过发行股票

为工业筹集资金是为了创造新的实物资产，股票的价值和资

产的价值必须再次保持一致——目前的偏离是由战争以及使红利率保持低水平的战后政策造成的。为了使红利保持低水

平而征税的作用可能是比较长期的，因为所有现代国家的政

府都已实行对利润征收重税的做法，也许这只是因为它们认

为这是符合平均原则的。

个人储蓄的下降并没有产生使制造业投资减少的影响，

因为投资与不分配给股东的利润的比例增大有关，这些利润

足以维持和扩大目前制造业的资本了。个人储蓄下降的主要

作用是不受公司控制的可支配储蓄金数额减少了，而这对各

类借主的前景有很大的影响。制造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几乎所

有新投资历来都是来自它们自己的利润，此外，这些部门还

有盈余可以作为红利进行分配，一部分红利用作新企业、外

国借款人、农业、公用事业和政府借款的资金。但是，根据

Ｃ．Ｔ．桑德斯先生最近的计算，扣除对非公司工商业组织、农

场和住房的投资额以后剩下的个人储蓄额，1952年在英国只

占个人收入的1．8％，在美国只占个人收入的2％。即使这

种纳税后的红利枯竭现象完全被其它形式的储蓄的增长抵消了。它对某几种投资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对新企业的打击有多么沉重，这还不十分清楚。老牌制造企业的资金历来

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的未分配利润，但是新企业一开始

则必须从某个外部来源筹集资金，由于不受其它企业控制的

资金减少，新企业要找私人借钱就更困难了。很难说其重要

性如何。有钱人还是很多的，如果他们想支持某个新企业，他

们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卖掉（例如公债）。有些人担心影响太大，

担心这会使新企业向老企业挑战并取而代之的机会减少，从

而加强经济中的垄断倾向以及技术停滞的倾向。这些人建议政府将部分税收交给一个或几个专门为新企业集资的机构处理。然而，由于缺乏资料，所以情况不明。

农业、对外投资、公用事业以及政府本身遇到的问题大

致相似。如果政府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借款者以前依赖的储

蓄金拿走，那就要由政府用部分税收来资助这些部门的资本

形成。农业在集资方面一向是有困难的。在英国，地主和佃

户之间在资金的提供方面历来是有分工的，地主用租金改善

土地和建房，农民用利润购买机器和用作其他流动资本。实

际上，双方往往都不储蓄足够的钱来作为他们全部投资净额

的资金，农业一向是其他经济部门的纯借户。在最近几年里，

由于税重，租金固定，地主的经济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虽

然农民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可以用高额利润进行再投资。由

于可支配储蓄的减少，为对外投资提供资金也变得更困难了。

公司完全能够为其海外资产的扩大提供资金，但是对矿山或

种植园或工厂的直接投资在对外投资额中所占的分额永远是

最小的。不时还有某些资本向外英镑区外流的现象，各中央

银行将其用作支付进口货物的费用。但是大部分对外投资是

借钱给政府或公用事业（如今大部分公用事业属于政府所

有），由于缺乏可支配的储蓄，这种借款受到不利影响。正如

我们在后面有一节中将要看到的，这就是对外投资现在依赖

政府间转拨的程度要大得多，依赖私人贷款的程度小得多的

一个原因。至于国内的公用事业，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将其价

格和利润控制在低水平，因此它们一直无法储备很多资金，不

得不用新贷款来为它们的发展提供资金。在这种新情况下，它

们要末像制造业所做的那样提高价格，获得大笔未分配利润，要末更多地依靠政府拨款。对于这两种办法中的第一种办法，政治气氛似乎是不利的。

由于政府征收的利润税日益加重，因而使私人储蓄额减

少，所以如果要使储蓄总额不下降，政府本身不可避免地必

须储蓄更多的钱，并设立机构，向迄今一直依靠可支配的私

人储蓄的某些借款人阶级提供储蓄金。因此，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年里，英国中央政府与战前的做法完全相

反，不仅用税收来为自己的整个资本形成提供资金，而且用

税收支付地方当局的全部借款。后来它停止了这种做法；如

果它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利润税来刺激私人储蓄，这样做是正

确的，但是如果它的目的或效果是为了刺激消费，那么它这

样做是不对的，除非现在为了提高个人消费率而降低资本形

成速度是适宜的。如果利润税仍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就很

难看出英国政府如何能逃避它不仅用税收为中央和地方一切

资本支出提供资金，而且成为新企业、农业、对外投资和公

用事业的储蓄金来源的义务。

对利润收入征收重税使私人储蓄额下降，这个事实使有

些人感到高兴，这些人反对通过私人投资使经济增长，反对

私人财富增加。他们希望国家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和唯一的

大的财富拥有者。如果国家将更多的利润征收来装入自己的

国库，并用这些钱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可

以做到的，但是它在不削弱对投资的刺激的情况下朝这个方

向能走得多远，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英国，许多人

深信，已经达到并超过了限度；其他人则指出，事实上，尽

管征税水平很高，目前英国的投资总额仍比过去几十年高。即使政府几乎将全部利润都征收去了，投资大概也仍能保持在

高水平，要是国家对管理阶级进行足够的刺激，使他们愿意

继续为国家投资者效劳的话。如果国家将税收用于经常开支，

而不是储蓄起来进行生产投资；如果管理阶级在经济上和社

会上得不到报偿，那么对利润征收重税会使发展工作遭到破

坏。但是如果其它机构发挥私人投资者的作用，那么私人投

资者的消失不一定会使发展工作停顿下来。

除了征收利润税的问题以外，许多人认为，在欠发达国

家，政府有特殊的责任将征税作为储蓄的来源，以便将投资

率提高到本来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上。由于在那些社会中，利

润仅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

工资、薪金、农民的收入和租金征税的问题。在那些社会中，

大地主的租金收入多半用于雇用仆役，支持地方慈善事业，而

不是将它们储蓄起来；对这些收入征税会迫使地主不得不减

少依靠他们供养的人数以减少“消费”。当前，向大地主征税

在政治上比向工人或农民征税容易，但是一般说来，要征得

数目可观的税收，就必须在收入表上把征税范围扩大一些。获

得所需数目的最省事的办法也许是对收入的增加部分征税，

但是这种办法只有在人均收入实际上在增加的社会里才是可

行的。缅甸和加纳等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已将很大一部分贸易盈余储存

起来。日本在1914年以前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旨在提高

农田单位面积产量的有力措施，是与同样严格的征税联系在

一起的，通过征税，增加的产量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国库了。

任何国家如果想把12％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这也许是对的。只有在利润已成为国

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国家才能自愿地将12％的国

民收入储蓄起来，这似乎也是对的。如果它不希望它的发展

依赖于私人的利润，或者如果它不希望等待私人利润缓慢地

增加到那个水平，那么它可以迫使自己通过通货膨胀或者通

过征税进行储蓄。只是近来，我们才逐渐把政府视为一个潜

在的巨大的储蓄来源。在20世纪，它看来很可能逐渐变得比

任何其它来源都更重要，即使在经济多半由私人企业掌握的

国家也是如此。由此产生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

（一）和第七章第二节（二）中再讨论。

（三）　外来资金

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各初期阶段，都有外国

资金的援助来补充自己数量有限的储蓄金。在17和18世纪，

英国从荷兰借款，到19和20世纪，又把钱借给世界上几乎

每一个其它国家。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19世

纪，它大量借外债，到20世纪，又应请求成为主要债权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自己愿意，也会发现难以完全用国

内储蓄来支持它的资本计划，因为发展计划通常涉及从国外

进口一些资本货物。例如，假设一个国家的政府计划花ｘ镑

进口资本货物，ｙ镑支付工资和薪金，为此，它征税ｘ十ｙ镑。

在表面上，这个行动似乎既不会引起通货紧缩，也不会引起

通货膨胀，因为支出与税收正好相抵，但是实际上，它会引

起通货紧缩，使国际收支吃紧。就其对当地的购买力和国际

收支的影响来说，当地支出的ｙ镑多多少少被征收的ｙ镑税收抵消了。但是在国外花去的ｘ镑不能靠从当地的购买力中征税ｘ镑来筹措，当地的购买力动用的外汇只有ｍｘ镑，其中

ｍ是边际进口倾向。此外，在国外花去的ｘ镑，也从国内流

通中吸收了一些购买力，而没有用任何东西去代替它，这样

通货就紧缩了。这些令人不愉快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如果

出口和国内消费互相代替的话，这样，当国内消费量下降时，

就自动出口较多的货物，因为这既提供外汇，又维持国内收

入。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而不完全是这样。

在适当的时候，国际收支达到平衡，国内通货紧缩使得进口

萎缩，价格下跌使得出口扩大。一旦作了必要的调整，一个

国家就能在无外援的情况下维持一定水平的资本形成。但是

加快资本形成速度的影响几乎肯定会造成外汇短缺，外汇短

缺的情况必须用三种办法来弥补，那就是，如果有国外资产，

就动用国外资产；控制外汇；或者利用外国援助。

如果一项靠征税或国内储蓄提供资金的计划对国际收支

造成压力，那么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一项使失业者创造资本，

并将新的货币用于这一目的的计划，甚至会造成更大的压力。

如果要使这样一项计划不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那么几乎整

个计划的费用必须用外汇来支付，一部分支付为此项计划进

口资本货物的费用，一部分用于支付进口消费品的费用，以

抵销当地支付的货币。如果进口货与本地商品不能完全互相

代替的话，那么当地仍然会发生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这将

有利于吸收进口货。实际上，并不是当地的全部费用必须用

外汇来支付。因为在当地花掉的一部分钱将贮存起来，不必

投入相应的消费品。另一方面，一个投资行动通常会引起别的投资行动，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以这种方式储蓄的任何

外汇都将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用光。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未来的借

款国之间争论的核心，因为该银行在成立时把它的权限解释

为它应当只出借为发展项目从国外进口资本货物所需的外

汇，而不应当出借供当地支付工资或薪金的钱。根据这种解

释，如果当地的工资和薪金用税收支付，或者用一种相应地

减少其它国内支出的借款支付，那么该银行将提供所需的一

切外汇；但是如果目标是利用剩余劳动力来创造资本货物而

又不减少其它国内开支，那么这是不够的。鉴于欠发达国家

的储蓄水平，如果它们要在不征税或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

下加快国内资本形成的速度，那么它们就需要几乎相当于新

增计划的全部费用的追加外汇。

鉴于国内储蓄的水平，可通过动用现有的贮藏或以贷款、赠款的形式获得外援来筹措追加的外汇。

私人拥有黄金、珠宝和外汇的数量，各国有很大的差别。

在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各国，人们习惯于贮藏黄金和珠宝；在

其它国家，现有的贮藏则比较少。现在究竟贮藏着多少黄金

和珠宝，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最接近实际的猜测数是不超

过国民收入的20％，虽然所涉及的数额的绝对值看来可能是

很大的。获得这些贮藏的任何简单办法也是不存在的。有几

个国家（例如英国）规定，拥有黄金或外汇而不向财政部申

报是违法行为，但是这种法律的效力有一部分取决于人民守

法的程度，一部分取决于这些法律实施的严厉程度如何。通

货膨胀促使人们去贮藏黄金，所以使人们自愿把贮藏的黄金拿出来的一个条件也许就是建立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也可以暂时实行有吸引力的价格政策使人们把一部分贮藏的黄金拿

出来。冷酷无情的政府几乎一执政就能使私人将他们所贮藏

的黄金拿出来，但是在不是那么冷酷无情的国家里，把贮藏

拿出来的速度是缓慢的，对提供发展所需的外汇的贡献是很

小的。

有些国家的政府本身就大量贮藏，因为它们仍然完全用

外汇来支持本国货币。例如英国殖民地的所有政府都是这种

情况，因为殖民地的货币制度要求一切殖民地的货币都百分

之百地用英镑作为支柱。用外汇支持一种货币达到这种程度

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不能想象会出现全部本国货币从国

内流通中消失的情况。人们有时会说，就英国殖民地而言，采

取这种做法关系不大。支援剩余货币用于购买金边证券，这

种证券产生长期的利率，如果这些殖民地需要钱，它们能毫

无困难地以类似的利率在伦敦借款。只要情况确实如此，那

么百分之百的支援不会妨碍发展。只有在一块殖民地借款的

利率难以与它放款的利率相一致的情况下，这一点才是重要

的。

还必须提一提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积累的英镑结余。现在，这些国家中

的大多数国家已将它们的结余减少到为货币储备所需的数额

多不了多少的水平，但是有一两个国家的结余仍在增加，因

为它们的外汇收入比它们的进口额增加得快。由于有这些结

余，印度或埃及等国才有可能实行发展计划而没有出现外汇

紧缺的情况，这些结余的存在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国际投资恢复缓慢，世界生产还是全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援外计划）。

人们可能认为，在从动用贮藏讲到获得外援的可能性之

前，我们也应当考虑通过降低供国内消费的进口货与出口商

品的比率来为发展提供更多外汇的可能性问题。但是不增加

储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它属于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国内

储蓄问题，而不属于这一节关于外来资金的问题。生产进口

货代用品，扩大出口或者对外汇实行配给就可以提供更多的

外汇。如果进行相当有效的管理，那么为发展获得外汇并不

是很难的；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后果。因为如果不允许民众花

费他们希望花掉的那么多的钱来买进口货，他们就将花更多

的钱购买本国货。要是出口商品就是国内消费的商品，那么

这可能使出口商品减少，因而可能使进口控制措施的目的无

法达到。如果这个问题不发生，或者解决了，那么额外的国

内开支将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这是一种储蓄形式。或者，

如果要避免通货膨胀，那就要在减少进口的同时，必须通过

征税或者增加自愿储蓄来减少购买本国商品的支出。因此，必

须把控制外汇收入看作增加国内储蓄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

把它看作额外的投资来源。

下面我们谈谈作为投资来源的外援，无论它是以赠款的形式还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外援几乎完全取决于私人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又主要取决于国内投资机会与国外投资机会的比较结果。一般说来，放款国是发达国家，借款国是欠发达国家，以雇佣人数的人均资本作为衡量发展的尺度；但是不存在这样简单的规律，即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比在比较发达的国家投资更为有利可图，或者说随着国家的发展，它自动从债务国地位转变为债权国地位。

期望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相信，随着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的利润率否则必然下降。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并且已被几乎每一个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尽管他们用以支持这种理论的论据并不总是相同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不同意这种一致看法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在《官方文件》（第49页）里表示了通常的看法。但是他在《原理》（第681页）里却说，虽然人均资本的增加往往使资本的利润减少，但是在另一方面，

技术的进步却为资本的使用提供新的机会，从而往往使利润

率提高。因此，他说，英国的资本收益从中世纪的10％下降

到18世纪中叶的3％——长期内技术进步缓慢——此后，由

于利用资本的机会大大增加，这种下降被制止了。如果这就

是观察事物的正确方法——看来这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

在资本收益在发达的经济中必定下降的规律；它可能下降，也

可能不下降。

然而，如果我们从一般资本利润率转到特殊投资领域的

利润率，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在任何特殊领域，进

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或者无论如何是大大减少

了。一切行业都是按照一种合乎逻辑的格局发展的，一开始

增长得相当缓慢，接着迅速增长，后来又增长得很缓慢。因

此，任何特殊领域的投资者迟早都会达到在国内的那个领域

没有更多投资余地的地步。他们可以将越积越多的利润用于对十分不同的行业的投资。但是他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坚持他

们具有专业知识的领域，并用他们的利润将工厂搬到新的国

家去办。因此，英国的铁路公司在国内修建了铁路以后，到

外国创办和修建铁路。英国各锡公司将资本转移到马来亚和

尼日利亚办锡矿；就像美国的石油公司和铜公司在海外同样

的行业中投资一样。海外限制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的规定往

往有助于资本的这种转移，这些限制促使美国的制造公司到

拉丁美洲投资开设分公司。来自低工资国家新兴工业的竞争

往往也促使资本的这种转移，例如英国到印度投资开办黄麻

厂和棉纺厂。

可是资本的这种转移不仅受到发达国家始终存在着新的

投资机会这个事实的限制，而且受到欠发达国家投资条件不

利的限制。因为决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投资

有利可图就是因为它们是欠发达国家。事实是，这些国家在

投资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不利条件。例如，社会结构并不总

是合适的。就潜在的生产率而言，即使各国人民的发展素质

可能是十分相同的，他们的文化天赋也是很不相同的。文盲、

缺乏现代技能和不适应工资关系使生产率很低：而治理形式

和社会态度的不同使投资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因此，在发

达国家可能产生丰厚利润的新技术，在欠发达国家不一定就

是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资本短缺也会出现恶性循环。如果

要着手办一个新企业，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它

本身，而且也取决于为这个新企业服务的所有其它行业的效

率——尤其是一般性的工程服务、部件供应、运输和其它公

用事业。这反过来又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其它服务业的利用程度有多高。所以一项投资的生产率取决于在此之前已在许多方面进行的其它投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资本投资的利

润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花那些已有许多资本的国家投资

很可能比在一个新的国家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如果情况永远

如此，那么资本就不会输出了；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和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我们甚至

可以冒昧地设想这样一条规律，即自然的趋势是资本从欠发

达国家向比较发达的国家转移。实际上，资本的国际流动量

很少，各种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确实在扩大，因此，这至少

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不要接受那种仅仅基于发展水平的判

断。

如果要使判断正确，那么比较可靠的办法可能是根据现有自然资源而不是根据人均资本水平来作。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开发容易开发的丰富自然资源的投资，例如肥沃的土地、

石油、煤或矿砂。即使在没有新资源的情况下，投资开发新

技术也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不像用资本既提供新技术又提

供新资源那样有利可图。这就是在过去100年里大部分输出

的资本输往美洲和澳大利西亚而不是输往印度或中国的主要

原因，因为美洲和澳大利西亚新的资源丰富，而印度或中国

所提供的机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在于更好地利用已知的资源。

这也是英国和西欧迅速成为资本输出国（它们很快就达到了

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极限），而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虽然与

世界上其余国家相比人均财富很多，但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

达到资本输出阶段的原因。

因此，我们能够作的最近似的判断是，资本往往流向那些新的丰富自然资源可以相当容易地开发的地方，而且总是从那些资源已经高度利用，新资源远不是那么丰富的地方流

出来的。这并不等于说，当一个国家需要进口原料或粮食的

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在19世纪，凡是英国认为

可以赚钱的地方，它都投资，无论它的进口情况如何。在19

世纪初期，它到拉丁美洲投资，到那个世纪中叶在欧洲修建

铁路，后来它又借钱给埃及为各种活动提供资金。同样，美

国到国外投资主要并不是因为美国缺乏供应品。美国在成为

铜和石油进口国之前，早就源源不断地在铜和石油业投资了。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制造业投资也并不是因为美国把它作为潜

在的供应品来源。

有人往往还断言，如果英国不必购买数量越来越多的初

级产品，它本来是不可能适应债权国的地位的，但是事实并

不支持这种说法。首先，英国并不将它在国外投资的收入和

偿还的本金用于进口商品，而是用于增加它在海外的资本；它

仅仅将它得到的钱用于在海外进行再投资。1913年英国保留

进口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28％）与1873年相同，尽

管在这40年里，英国的无形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作为这

一计算的依据的Ａ．Ｒ．普雷斯特先生对1873年国民收入的

估计数可能是相当低的，但是即使将估计数提高相当大的数

量，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外贷款的利息主要不是用来提高

进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率，而是用于提高国外投资的比率。）

然而这种论述形势的方法涉及国外投资率的迅速增长，而这

种增长也许会以牺牲国内投资为代价，除非与国民收入相比，

国内储蓄增长得更快。如果要使利润、储蓄、国内投资和国

外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保持不变，那么长期进行国

外投资到适当时必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与国民收入相比，

有形进口额上升，或者有形出口额下降。

这些尴尬的局面是由于利息和分期偿还款项的流入赶上

资本外流的速度造成的。例如，如果国民收入不变，对外贷

款不变，20年以后偿还，那么20年以后，偿还的数额将与支

出的数额相等，此外，还会有过去20年的投资的利息收入，

只有进口的倾向加强，或者有形出口额下降，这些收入才能

被吸收。如果相反，我们假设国民收入增加，外国借款所占

的比例不变，那么正如多马教授最近所表明的，20年以后，如

果贷款利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一致，那么外流和流入正好相

等；但是如果利率超过收入增长率，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

那么流入的比例将稳定在高于外流的水平上。如果像英国的

情况那样，有形进口额和出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保持不变，

流入的利息和偿还款项全部用于再投资，那么结果甚至会更

加令人难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率和收入增长率相

同，国外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始终以等差级数增长，如果

利率超过收入增长率，那么国外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甚至

会增长得更快。例如，假设一个国家每年将2％的国民收入用

于国外投资，它获得的5％的利息也用于再投资，国民收入每

年增长3％。那么即使贷款是不偿还的，年度投资额也将从第

一年的国民收入的2％提高到第20年的6％，并将以越来越

快的速度继续提高。从1870年至1913年，英国国外投资的

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并使进口倾

向也保持不变，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有形出口额必定下降。

英国发生的情况是，除周期性和长期性的波动以外，有形出口额在它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保持不变，但是它在世界制成品出口额中的份额在此期间却迅速下降，如果它不愿将

它在国外的无形收入用于再投资，这个份额本来还可能下降

得更快。

由于对英国所发生的情况持有错误的认识，有些观察家

担心，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是不行的，但是这

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如果把收入用于再投资，那就

不必发展入超；其次，没有理由认为美国的食品和原料进口

额不如美国的收入增长得快（许多人预料进口额增长得较

快）；第三，现在，与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相比，美国的制成

品出口额很大，所以通过制止美国制成品出口额的增长率来

保持世界平衡的余地很大。只要全世界的初级产品的需求量

继续增长，投资者开发新的自然资源将是有利可图的。投资

国没有理由也必须是进口这些产品的国家。

如果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那些开发新自然资源的投资，

那么要说现在国际投资的范围比19世纪少似乎是有理的，因

为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西亚那样富饶的未开垦土地已经

没有了。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国际投资必须在更大的

程度上依靠转让新技术谋利，以便在欠发达国里兴办那些在

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已经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以及现在正显示

出在国内增长速度下降的行业和工程。（这种投资不一定与粮

食和原料有关，因此不一定产生那些被错误地说成初级产品

会产生的问题。）确实可以说，随着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欠发达

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引进新技术的好处也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到现在为止，资本从比较发达的部门（这是从技术上说的）大量转移到比较落后的部门——例如农业——的余地是

存在的。可是转让技术并不仅仅是一个投资问题，一般说它

取决于制度的改革，尤其取决于教育和推广设施的强化，而

这需要在许多不同的级别上采取行动。这种行动有很大一部

分必须由各国政府采取；例如在农业方面，建立推广服务机

构，扩大灌溉设施，建立农村信用社网等。如果私人国外直

接投资是一个转让新技术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开发新的自然

资源的问题，那么这种投资的范围所受的限制也许会大得多。

对外资的需要量可能一样大，对产量的影响也可能一样大，但

是老的渠道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这一点我们过一会儿再谈。

国际投资额当前的下降，至少首先并不是我们迄今所讨

论的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直接造成的。相反，它是由30年

代的大萧条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造成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投资完全恢复了。战

前不久，国际投资额约为16亿美元，到20年代末，增加到

大约20亿美元，如果将价格变动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两

个数额的实际价值大体上是相等的。来源和流动方向发生了

引人注目的变化。美国已不再是纯借款国了，现在它提供的

贷款额占借款额的一半，英国的贡献已经大大减少了。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量借钱给其它国家的德国，现在它所借

的钱将近占贷款额的一半。因此，初级产品生产国海外的情

况已经恶化；实际上，它们在20年代得到的钱大约只相当于

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所借的数额的一半。有些人

很重视流动方向的这种变化，他们说，对德国重建工作的投资，必然不如在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投资来得保险，因为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家可以用初级产品偿还，这是可以接受的，而德国只能用制成品偿还，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已对这种推理方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事实上，在30年代发生大萧条时，初级产品生产国遭到的打击与德国遭到的打击一样严重，

在履行它们的义务时遇到了同样多的困难。

美国成为主要贷款国，在发生萧条的时期似乎具有特别

的意义，因为哪个国家没有外国借款的传统和机构。人们认

为，缺乏信用机构增加了贷款的费用，并且造成了贷款时差

别对待不够，因此在美国贷款中能够经受风险的部分比英国

贷款中小。缺乏向外国放款的传统也使贷方更加紧张。有经

验的贷方知道，衰退时期过去以后会出现繁荣时期，所以他

在出现衰退时不会感到紧张，美国有许多放款人在20年代受

过分乐观的宣传的欺骗，到了30年代则变得过分悲观。不管

传统和机构方面的弱点是否是真正的原因，事实是，在发生

大萧条，许多借主无法履行他们的承诺时，美国的放款人对

向外国放款的整个概念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不遵守战争债务

的行为尤其令人气愤。1934年一项联邦法案规定，在美国出

售任何不履行对美国政府的义务的政府债券是违法行为，除

了芬兰政府，这项法案适用于世界上几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

政府。与此同时，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法案，禁止借款

机构持有外国公债。由于政府是最大的借主，这对国际投资

是一个重大打击。甚至到1954年，要在美国成功地发行外国

公债仍然是不可能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成立联合国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时候，该行行长不得不用将近两年时间到各州立法机构去劝说它们通过法案，允许投资机构持有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发行的债券。

不偿还战争贷款是一项政治决定，这项决定是按照债务国于1932年在洛桑达成的协议作出的，即如果美国放弃欠它的债务，那么其他国家也愿意放弃欠它们的债务。美国拒绝放弃它的债权，但是其它每一个国家（芬兰除外）决定把战争债务看作已经销帐了。可是不偿还其它贷款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债务国无法控制的环境造成的。大萧条格外严重。世界贸易中的美元价值三年中下跌了60％。世界制成品产量下降了30％，虽然初级产品的产量保持得比较好，但是初级产

品生产国的收入因贸易条件变得对它们极为不利而受到了严

重影响。结果，除了美国以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国际收

支方面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外汇必须严格实行配给，在

某些情况下，如果要保持必不可少的粮食和原料进口额，那

确实就不能动用外汇来偿债。同样确实的是，陷入这种漩涡

的国家无法为私人或政府借款。在30年代，国际投资减少到

零。在这10年里，债务偿还额平均超过了新的借款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生产和贸易已经恢

复到超过两次战争期间的水平，但是国际投资额平均每年只

有大约20亿美元，其中不包括美国政府的赠款，也不包括从

一个共产党国家向另一个共产党国家转移的款项。如果与20

年代相比，或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的年头相比，

这个数字自然是非常小的。如果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那么

20年代的投资额到现在应为大约30亿美元。如果假定投资

额随着世界产量的提高而增加，那么正确的数字差不多将近45亿美元。如果我们要问目前的水平为什么如此之低，答案可以从供求两方面的不足中去找。

在供给方面，我们可以列出的不足如下：（1）西欧相对

衰落，（2）可支配的储蓄额减少，（3）要求担保。在需求方

面，我们可以指出私人投资领域减少。

而欧的衰落并不是生产的下降，而是可以用于国外投资

的国际收支顺差额的下降。用贸易条件不利这个原因是无法

解释这种下降的，因为现在欧洲的贸易条件与1913年的贸易

条件并无很大的不同。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现在西欧比1913

年储蓄得少了，相反倒是有证据可以证明，西欧正将比过去

大得多的一部分储蓄额用于国内投资。德国正在实行大规模

建设计划。法国经过25年工业近于停滞的阶段以后正在振

兴，并已开始进行国内投资，其水平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后的重建初期以来所没有达到过的。英国现在的国内投

资率，与它的国民收入相比，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所没有

达到过的。这些国家无法腾出货物来用于国外投资，因为它

们在国内把这些货物用光了。即使在联合王国允许外国政府

借款，或者用掉英镑结余的时候，国际收支方面并不总是能

实现所需的变动，因为不出口所需的资本货物。因此，不论

在纸面上可能作了什么许诺，在资金的国内使用额减少之前，

期望西欧再次成为大的资本输出者是没有用处的。究竟什么

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无法预测的。目前投资活动方兴未

艾——在住房建筑、电力、农业机械、采煤和其它各方面。在

这些方面的某一方面，例如在住房建筑或农业方面达到希望

达到的水平的时候可能会到来。如果国内投资额下降，而国内其它需求量没有增加，那就有可能到国外投资。政府使用

资金的数额也可能减少，因为这个数额已大大增加了，尤其

是在重整军备方面。英国现在（1953年）将大约13％的国民

生产总值用于军事目的，而1938年为6％。在政府使用资金

的数额的下降部分中，有一部分钱用在直接消费上，但是几

乎可以肯定，同时税款也会实行一些减免，这种减免使储蓄

额增加，而不是使消费额增加。

假设西欧将它自己的储蓄用光了，那么可支配的私人储

蓄额相对下降这种情况在其中起多大作用很难确定。如果外

国公债在欧洲市场上出售，谁能购买这些公债呢？例如，在

战前的英国，扣除所得税以后的股利占公司净收入（未纳

税）的55％，政府拿32％，各公司保留13％作为未分配利润。

而在1952年，股利已下降到18％（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

其中还要缴附加税。在这些情况下，只有各公司或政府愿意

提供资金，那么到国外进行大规模投资才是可行的。各公司

能够而且确实在为对设在外国的子公司或联合公司进行直接

投资提供资金。但是最大的国外投资项目往往是购买外国公

债，而这不大可能吸引公司的资金。因此，现在向外国政府

提供资金差不多完全得依靠政府间转账。美国的情况表明，那

里的趋势与西欧是相同的——与公司和政府的储蓄增加有联

系的个人可支配储蓄减少了。这种改变不如欧洲明显，但是

无论如何，由于已经作了说明的原因，美国私人投资者要么

不愿意，要么不能够购买外国公债。因此，未来的国外投资

主要应是一个公司直接投资和政府间转账的问题。

由于担心外国政府任意采取行动，尤其是害怕拒绝用外汇调拨利润或抽回资本，害怕实行国有化，直接投资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拒绝使用外汇这种事情在30年代是经常发生

的，其理由往往是没有外汇。输入资本的国家的政府现在被

要求宣布它们不会限制转移利润或资本，有好几个国家已经

这样做了。宣布这种决定是商誉的重要证据，但是在发生严

重外汇危机时，即使最好的商誉也可能不得不向外汇短缺的

情况让步。因此，有人已向资本输入国政府建议，在出现严

重衰退时，它们在为此目的发放临时外汇贷款方面是有作用

可以发挥的。例如，假设Ａ国的一家外国公司在没有外汇的

时候申请允许它将利润或资本转移到Ｂ国，这时Ｂ国可以将

为此目的所需的款项借给Ａ国中央银行，借期为三年（到那

时，危机被认为已经过去）。这样一项计划在华盛顿已经得到

赞同，现在正在某几类投资中实行。

国有化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外国公司希望保证它们

不会被收归国有，有些国家的政府正在作出这样的保证，即

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公司成立以后的头25年里，不会实行

国有化。这种保证有多大用处，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没有

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约束它的继承者。一个比较好的保证是，

如果公司被收归国有，它们的所有人将得到由独立的仲裁者

确定的公平的赔偿，这种保证可以写入一个国家的宪法，这

样就不是那么依赖于不断变更的政府的一时的兴致了。人们

经常说，现在应该制订某种国际法典或公约，宣布对外国投

资者采取差别待遇征税、无偿收归国有、限制转移利润等任

意行动为非法。制订这样一项公约将有助于改善国际投资气

氛，从而有助于促进它的流动，但是由于规则只有在它们能够实行时才是最有效的，所以资本输入国制订能在它们自己的法庭上对它们的政府实施的国内法律，甚至比通过只能进

行道义制裁的国际宣言更为有用。

除了对已经进行的直接投资提供保护以外，还存在着允

许什么样的直接投资这个范围更加广泛的问题。如果外国资

本的供给量由于我们刚才指出的原因已经减少，那么需求量

也减少了，因为在好几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不再允许进行直接

投资了。1913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分配如下：铁路和其它公

用事业为46％，政府股份为30％，采矿9％，其它各种投资

15％。如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已将铁路和其它公用事业收

归国有，或者打算收归国有，其它许多国家政府反对矿山和

种植园由外国经营。结果是外国私人能够进行直接投资的余

地就所剩无几了。外国资本是允许进入商业系统的，但是一

般说来，商业系统中国内资本是充足的，而为销售农产品设

立法定代理机构的趋势进一步限制了外国私人在商业系统进

行投资的范围。在制造业，外国资本通常是很受欢迎的，可

是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制成品的需求量很小，所以拉丁美

洲是世界上将许多外国资本吸引到制造业的唯一地区。鉴于

现在私人直接投资的余地有限，最近几年里美国将70％的国

外投资用于石油工业就不足为奇了。

外国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常被不喜欢这种

投资的人和支持这种投资的人误解了。支持外国投资的理由

是它提供外汇，提高国内收入，并提高国内技能。国内收入

增加是因为企业付给当地人民工资和薪金，购买当地供应品，

并在当地纳税；所付的这些钱不仅增加了消费量，从而促进当地的生产，而且使得有可能增加当地的储蓄额，还使改善学校、医疗设施和其它固定机构的工作有了资金。如果要在

当地资本和外国资本之间作出选择的话，选择前者可能比较

有利，但是如果要在外国资本和让资源得不到开发这两者之

间作出选择——这种情况比较多——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外

国投资在提供收入来支付提高消费、教育和国内投资水平方

面会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外国人提供技术可能比他提供资

金更为重要。在大多数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里，带来新技术的

是外国人，这些新技术在人民中间的推广使得国家发展起来。

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国家在过去千方百计地邀请外国人来开

办新工业。如果外国人对他们的技术保密，那么这个国家就

得不到最大的好处，因此，接纳外国人可能附有一个条件，那

就是新来的外国人必须对当地人进行培训。现在，外国人掌

握的最重要的技术是管理大企业的技术。大多数其它技术可

以在高等技术院校学到，而企业管理只能在管理企业的实践

中学到。所以，如果外国人拒绝雇佣当地人担任管理职务使

他们取得经验，那么外国人可能获得并保持控制经济的手段。

这就是如今有那么多的国家通过法律，要求外国企业至少雇

佣一定比例的当地人担任管理职务的原因。人们可以想一想，

有哪一个国家，包括英国、俄国和日本在内，在它们最初的

发展阶段不是由外国企业通过提供额外的收入和传授新技术

来发挥重大作用的。

欠发达国家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害怕外国投资。在政治

方面，它们非常害怕接受外国投资可能会导致丧失独立。如

果债务国的制度和习惯不同于债权国的制度和习惯，债权国确实可能情不自禁地采取帝国主义行径。如果借钱给加拿大，债权人知道，他们在加拿大的法庭上将会得到与在本国法庭

上一样好的保护。但是许多其它国家不提供这种保证。债权

国可能害怕在法庭上受到歧视，或者在行政上受到歧视，因

而情不自禁地仅仅作为保护自己的投资的一种方式而采取帝

国主义的办法。除了这种要求得到保护的愿望，还有一种要

求得到特别优惠的强烈欲望——得到强迫劳动力，或者免税，

或者获得条件有利的合同，或者将运输设施建立在适当的地

方——这种欲望也可能促使一个力量强大的国家使它的比较

弱的邻国丧失独立地位。丧失独立地位可能是部分丧失，也

可能是完全丧失。如果资本家仅限于贿赂政客或者支持一个

政治集团反对另一个政治集团，那是部分丧失独立地位；如

果债务国沦为殖民地地位，那就是完全丧失独立性。这种担

心是很普遍的，但是它们的实际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显然取决

于债务国本身——它的制度是否对外国提供适当保护，它的

政治生活是否健全得足以抵制外国的贿赂。在19世纪，这些

担心的实质内容也比在20世纪多得多，因为公开的帝国主义

行径现在已变得不是那么时髦了。但是恐惧心理仍然存在，并

且是欠发达的国家急于要求联合国建立转让资本的适当机

构，以免它们变得依赖于接受任何一个大国的资本的最有力

的原因之一。

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有些人不喜欢外国投资还因为他们

害怕外国投资会产生过多的利润。现在有一种夸大外国投资

的利润的强烈倾向。有证据证明，外国投资的利润并不比国

内投资的利润大多少，如果扣除被没收的投资，那就尤其如此了。例如，英国1913年的投资大约有40％投在铁路上，事实已经证明，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公路运输迅速发展，或者因为实行物

价控制，或者因为按战前的价格收归国有。同样，在战争期

间，对初级产品（橡胶、锡、茶叶、糖等）的直接投资遭受

严重损失，明显获利的投资只有以下几种情况，那就是利用

无知或者通过政治欺骗租借到矿产丰富的土地，而租借费又

极低。将那些涉及垄断地位的外国投资与没有涉及这种地位

的外国投资区别开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让外国人垄断蕴

藏着矿产的土地或者最好的土地，那么当地人民就无法取代

他们，无论他们有多大的能力。但是经营商业或制造业的外

国人的危险要小得多，因为不存在自然垄断妨碍当地人民在

财务上和技术上能够胜任时取而代之的因素。

如果一个国家自己能够筹集资本和获得技术知识，那么

它就能在没有外国进一步援助的情况下进行发展。有时候它

能够筹集资本，但是无法获得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

办法可能是进行合作。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在同外国私

人公司建立合伙关系来创建新工业，由外国公司提供管理知

识，并多多少少提供一部分资本（从零到90％）。这种合伙关

系受到双方的欢迎。它受到政府的欢迎，因为政府可以对方

针行使某种控制权，或者能将大部分利润保留在国内，如果

它提供大部分资本的话；它受到外国公司的欢迎，因为同政

府建立合伙关系能为它赢得友谊，并得到某种保护，使自己

不受歧视或压力。政府也赞成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建立

合伙关系，其原因又是一部分为了将利润保留在国内，一部分是为了使本国资本家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外国直接

投资很可能主要按这些合伙方式发展，当一个项目涉及数十万英镑的时候尤其是如此。

另一方面，不论主张外国直接投资的人提出的理由多么

有力，从适当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形式显然必定是微不足

道的。认为直接投资一直是或者可能是外国投资的最重要形

式，是完全错误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913年外国投资的全盛时期，

英国在国外的投资有四分之三是购买公债或公用事业股票。

如果我们也考虑到通过政府机构提供资本来发展小规模农业

的必要性，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今天所需的外国资本，有

80％是政府需要的。直接投资在外国投资问题中仅占极次要

的地位，差不多只与矿业和制造业有关。如果要恢复外国投

资，那么主要问题并不是与恢复直接投资有关的问题，无论

这种投资多么有吸引力，而是向外国政府提供资本的问题。

外国直接投资为什么总是小规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

为放款的私人难以摸清数千英里以外的借款的私人经济底

牌，难以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设在霹雳或者库马西或

者斐济的小种植园或者工厂或者贸易公司或者采矿公司，几

乎不能希望发行股票到伦敦证券交易所去买卖。投资者不可

能知道这种企业有什么价值，也不可能对它们的管理抱有信

心。所以许多外国投资必须通过中间人来进行。设在英国在

非洲的殖民地的金矿开采公司已在数目较少的信贷公司的主

持下组成集团。这些信贷公司为在它们庇护下的公司行使某

些秘书和销售等职能，这样做通常是要收费的。它们也可能投一点资。然而，从私人投资者的观点来看，它们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保证在它们庇护下的公司是真诚的。当这些公司中

的一家公司发行股票时，它们在伦敦较易为人们所接受，因

为人们知道这家公司有很好的保证人。东方的茶园和胶园也

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其中许多种植园是由几家著名的信贷公

司管理和做保证人的，这些公司的名字同样起着保证具有诚

意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保证人；中小公司就无法直接进入

外资市场。这产生了进一步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在外

国经营的公司中出现了大规模走向合并，组成控股公司和实

行垄断的趋向，例如在锡矿或铜矿业中就是这样。如果中小

公司无法直接进入市场，那么唯一的出路是由许多中小公司

组成大公司。这种成立垄断企业的趋势，在出现这种趋势的

国家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它是以下事实不可避免产物，即外

资市场无法应付独立的小公司。另一个后果是外资通过已经

在先进国家建立的公司进行流动，在欠发达国家设有分公司

或子公司。这种情况一直是锡、铜或石油开采业的一个特点。

这实际上也是外国资本流入制造业的唯一渠道；实际上，欠

发达国家里一切由外国出资开办的工厂，都是在先进工业国

经营的公司或海外大贸易公司的分公司或子公司。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为什么外国私人资本多半购买公债和

公用事业股票，只有很小一部分直接投资到工业、农业或贸

易的主要原因。不通过中间人，这件事情是无法做得有成效

的。在过去，这些中间人一直是信贷公司、秘书服务公司或

者设立在工业国的公司；否则就必须走向垄断，将所有权集

中起来，以便在资本市场获得立足点。最近，一个新的中间机构以政府开办的金融机构的形式出现了，如农业银行、开发银行或工业金融公司，它们由政府担保，从外资市场借款，

并且将这些资金重新投资到国内的小公司。但是这种做法只

是着重说明了从国际投资的角度来看政府借款的重要性，以

及私人股东的直接投资所发挥的必然是微小作用。在恢复外

国投资方面，主要问题是如何向外国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本。

在1929年之前，外国政府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向私人放款

人借钱。而现在不再有可能大规模借钱了，这或者是因为美

国通过了法律，或者是因为欧洲对外汇实行管制，可支配的

私人储蓄减少，或者仅仅因为公众对这种贷款作出不利反应。

因此，如果政府要借钱，它们不得不主要向其它政府借钱。国

际私人贷款的伟大时期已在1929年结束；如果国际投资得到

恢复，那将是政府间提供资金的时期。

为政府间贷款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在1933年成

立了美国进出口银行，这家银行主要是向各国政府放款，但

是并不完全如此。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合国用

大多数会员国交纳的会费开设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种银

行也有借款权，它在美国和欧洲行使了这种权利。这两家银

行发放低息（3—5％）贷款，偿还期比较长。此外，宗主国

在它们的殖民地设立了投资机构。英国成立了由政府提供资

金的殖民地开发公司，成立这家公司主要是为了进行直接投

资，但是它也向私人企业、公用事业和公营公司放款。其它

欧洲宗主国政府也有类似的机构。

虽然政府间贷款的这些机会是存在的，但是贷款总额很

小，现有的机构根本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其主要原因是这些贷款实际上只限于“自我清偿”项目，也就是说，只限于那些本身直接产生收入的项目——例如电力或钢铁公司——

这样可以用这些收入还本付息。现在，这些国家需要的许多

发展项目是用于教育、公路、公共卫生、研究、农业推广或

社会开发等非自我清偿开支。许多其它项目只有一部分是自

我清偿的，如农村供水、水土保持或开垦土地。而在大多数

欠发达国家，这些计划正好是最紧急的优先项目。在1929年

以前，一个有偿债力的政府可以为实现它喜欢的任何目标，或

者甚至没有规定任何目标而在资本市场借款。这些新机构并

不能代为提供这种已经消失的方便条件。它们能代为提供公

用事业借款，而不提供政府的杂项借款，前项借款往往占外

国贷款的三分之一。

此外，政府无法仅仅为了扩大公共事业的规模而借款，这

本身就限制了它们为公用事业及其它自我清偿项目借款的能

力，一般说来，一切投资都取决于是否具有足够的公共基础。

说得比较具体一点，如果投资的速度加快，那么一切教育和

培训机构马上就会受到压力。必须有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

人员来制订计划，并加以实施，还要有其它各种水平的熟练

人员，如石工、木工、焊工和电工等。由于联合国、美国和

参加科伦坡计划的英联邦国家提供援助，以及宗主国向它们

的殖民地提供技术援助，这种缺乏专门人才的情况有所缓和；

但是除了缺乏大批专家这个事实以外，这些国家的基本需要

是培训它们自己的人民。它们必须花费许多钱来办各种形式

的教育，在它们能够找到用于这一目的的资金之前，它们使

用自我清偿贷款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因此，对于建立负责政府间转拨为非自我清偿开支提供

资金的机构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从理论上说，这些机构也

完全可以成为贷款机构，因为提高国民生产率的任何开支，都

能还本付息。但是由于所提高的生产率并不直接进入国库，所

以用贷款为非自我清偿开支提供资金的政府，到还本付息的

时候，在财政上就会遇到困难，除非它有第一流的财政制度。

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是从政府间援助赠款的角度来讨论的，而

不是从贷款的角度来讨论的。

在这方面宗主国带了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

宗主国设立了殖民地开发基金，用以补贴它们的殖民地的公

共开支。英国有殖民地开发法，其它宗主国也有这种法律，英

国殖民地开发法规定，每年开支为1500万到2000万英镑。采

取的另一个步骤是美国在1948年制订了经济援助计划。这种

援助的最大部分是给欧洲的，但是在最近几年里，欠发达国

家也一直在得到援助（不包括军事援助），数额为每年3—4亿

美元。联合国还决心支持成立一个联合国机构，为发展经济

提供补助金或低息贷款，但是它仍然还得决定这个机构应当

在什么时候开始活动。

如果人们考察一下外来资金的情况，那就很难不得出这

样的结论，那就是国际转拨款项能否恢复到战前的（实际）水

平首先取决于建立一个适当的补助金制度。外国直接投资只

与不发达国家所需的一小部分资金有关系。外国投资在它的

盛行时期多半是借款给政府或者在公用事业投资，现在和那

个时候一样，问题主要是为现在的国营经济部门寻找资金。现

有的政府借款机构是与自我清偿项目有关的，在这方面看来是足够了。所缺的是政府扩大生产性的但是非自我清偿的开支的资金。在1929年以前，政府可以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借款，

所借的款额几乎和公用事业的直接投资相等。在消除这个差

距之前，无论是通过取消对目前的贷款机构的限制来消除，还

是通过设立补助金来消除，所有其它外国投资大概都会遇到

障碍，因为一切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公用事业是否有

足够的基础。

第三节　投资

（一）　制度基础

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泛泛地讨论了鼓励采取主动行动和

冒风险所需的制度基础。下面我们只谈谈与储蓄和投资之间

的联系有关的若干特点。

应当指出的第一个特点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产生的，即

许多投资必须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作者

描绘了一幅田园诗般的资本形成的图景，其中“普通人”为

了适应环境，储蓄了或者借了一小笔钱，并逐渐改善了他的

处境。有些投资是属于这一类的。普通人可以改善他自己的

房屋或他的小农场，或对一家商店或一辆卡车投资，但是这

在发展经济所需的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一半。最大的一

部分投资必须是在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方面。虽然普通人可

以通过社会发展计划对公共工程作出有益的贡献，但是公共

机构和公用事业机构必须对公路、铁路、港口、电力和其它大项目进行大量投资，而这是远非适应环境的普通人力所能及的。持悲观态度的人说，有许多例子说明，这些巨额开支

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为使用不当，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

认为不花这些钱经济也有可能发展，那是荒谬的武断的推理，

因为他的观察结果不会使他看到有任何不支出这类巨额开支

经济也会发展的社会。其它大规模投资项目是采矿、制造、进

出口批发、银行和保险、灌溉工程、某些农产品加工，以及

某几种农业生产；甚至连随着经济增长而迅速扩大的城市住

房建筑业也吸收大笔资本，因为城镇工人阶级拥有他们所住

的房子是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的特点并不是普通人进行储

蓄并提高他的生产能力。这是一个必要的和可取的特点；但

是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少数人、私人、法人或政府机构在昂贵

的项目上进行巨额投资。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增长的特点是企业家

精神，也就是说，一小批人、私人投资者或政府官员出现了，

他们支配大笔资本，雇佣大量的其他人。我们已在各种地方

考虑了由此产生的问题；我们已对这个集团的起源、它的动

力以及它所需的训练作了猜测。我们也已指出，后果是社会

上很大一部分人无产阶级化，他们必须在这些大单位中为工

资或薪金而工作，没有所有权或控制权。这种情况所产生的

进一步的问题即纪律、合作和工厂安定方面的问题，是属于

本世纪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列，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谈到了

这些问题，可惜没有找到任何容易的解决办法。

如果投资者不使用他们自己的储蓄，就有必要建立一些

机构，对储蓄者提供保护，足以鼓励他们把钱借给投资者。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动用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储蓄。例如，制造业的扩大主要靠未分配利润，而在更

早的阶段，它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外部筹资。同样，各国政府

现在通过税收筹集自己投资所需资金的程度高于30年以前

的水平，而通过借款来筹集这种资金的程度低于30年以前的

水平。从理论上说，未分配利润属于股东，税金属于纳税人，

要保持股东对董事的适当控制，或者公众对政府的适当控制

自然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但是从狭义来说，未分配利润和

政府储蓄是投资者的储蓄，因为这些储蓄的数额和用途首先

既不是股东确定的，也不是一般公众确定的。这比较像资本

主义发展初期的情况，而不像50年以前的情况。在资本主义

发展初期，自由储蓄用于投资的情况是很少的，没有经过适

当组织的资本市场，只有为生产目的借贷资金的初步机构

（放债人和典当商自然始终是存在的）。在这个阶段，生产投

资大部分来源于未分配利润。只有在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时

候，储蓄功能和投资功能才在很大程度上分开了。

要使储蓄从放款人顺利流向借款人，在制度上必须具备

的主要条件是有限责任和很容易销售的资产。

有限责任的原则产生于债权人和合伙人的区别。按照这

些概念的原义，债权人是以固定条件出借资本的人：他按规

定获得利息，有权到某个日期收回本金，他对企业没有控制

权。而合伙人为了获得一份利润进行无限期的投资，他有管

理权；法律也规定，他个人的整个财产要对他所参加的任何

企业的债务负责，而不仅仅是他投资到企业的那一部分财产。

有限责任使这两个概念形成交叉：投资者为了获得一份利润而进行无限期的投资，并在投资伙伴的同意下可以行使管理

权（通常是授权给在他控制下的董事们），但是他只是在投资

上对企业的债权人负责。之所以有必要规定有限责任是因为

出现了这样一些事业，这些事业所需的资本超过两三个合伙

经营的伙伴所能筹集到的——尤其是运河、铁路等大规模的

投资。有限责任使数以千计的人有可能参加承担风险的事业，

他们有管理权，但同时又不必将他们全部私人财产都牵涉进

去。

18世纪的经济学家并不很重视这个原则。他们认为，对

于像公用事业那样非常大的事业来说，这个原则是必要的，但

是他们又认为，将管理与资本的所有权联系起来是十分重要

的，所以在所涉及的资本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事实将会证

明合伙经营比成立联合股份公司有效得多，并能站住脚根。他

们没有预见到，到19世纪，在那些希望将他们的投资分得很

散的许多人中间，购买有限责任股票的习惯将变得十分普遍，

最终将使得有限责任投资成为典型的形式。实际上，也许正

是由于这种资金容易筹集，才使资本家对储蓄的态度扩大到

社会的其余部分。我们在讨论储蓄时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

的社会里，农民、地主、贵族、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等，不

是没有盈余，就是用他们的盈余办慈善事业，豢养随从，修

建庙宇和纪念碑，或者用于其它非生产性用途；但是在资本

主义发展的后期各阶段，所有这些阶级接受了资本家的思想，

认为盈余应当用于生产投资。在后期各阶段，地主购买有限

责任股票，甚至连教士也购买这种股票，这种资金的存在也

许对储蓄和生产投资思想的普及起了最大的作用。

刺激放款的第二个条件是，放款人应当能够很容易地收

回他的资金，办法是或者出卖他的清偿权，或者如果借款人

丧失清偿能力，则出售借款人的资产。前者主要是一个是否

有适当的方便条件来销售债券、股票、抵押品和汇票的问题。

这样一种市场的存在自然需要有人或机构愿意经营信贷业

务，这样，希望收回资金的放款人就可以收回，不会因要求

立即偿还而使借款人难堪。这些金融经纪人往往遭到他们的

同胞的敌视，但是他们行使的职能显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

果他们不存在，那么储蓄者就不大愿意放款了，因为放款以

后他们就没有流动资金了，因此生产投资将减少。如果人们

研究一下任何迅速发展的社会的经济史，金融市场的扩大始

终是初期各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且几乎是进一步发展的

一个先决条件，这决非偶然。在一切土地都属公有，一切活

动都由政府提供资金的社会里，这种市场是不需要的，但是

凡是有私人投资的地方，这种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出

现一批普通的银行家、商人、证券经纪人和金融家来行使这

个职能，那就有必要设立履行这种职能的政府机构。设立一

个随时可以购买抵押品、股票、商业票据，或放款人希望脱

手的其它金融证券的政府机构在技术上自然是没有困难的，

但是由一个政府垄断机构进行这些担风险的活动，能否比在

存在着竞争的市场上进行这种活动更有成效或更加便宜，这

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

在可销售的金融证券的后面是为这种证券作担保的可销

售的物质资产——土地、房屋、珠宝、库存商品、机器、工

厂等。这一部分是市场问题，一部分是法律问题。在交易额大得需要有一个市场的地方，市场很快就形成了。那些专门创造这种方便条件的人——经营不动产的商人、律师、珠宝

商和商品批发商——在我们的同胞中间又是并不总是最受人

爱戴的，因为他们这一行业的资本价值是难以预测的并且有

时波动很大，这种风险迫使他们在做生意时表现得精明、无

情和狠心，如果他们的生意要获得成功的话。但是他们所行

使的扩大资产市场的职能，增加了获得流动资金的机会，因

此使储蓄者将钱借给生产投资者的风险减少。

除了市场问题以外，与土地所有权和出售土地有关的法律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处于发展初期的社会里，土地是借款人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可以把土地用作贷款的抵押品。有些国家已采取步骤来限制抵押，以防止小农过分落入放债人的手中。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如果想鼓励借贷，那么土地应当是可以抵押和出售的，而在法定权利上不会引起许多混乱，这是非常必要的。实行土地登记制度，如有可能，以土地丈量结果为基础，可以减少因界限不明而引起的法律纠纷。有些社会在确定所有权方面也有困难，在那些社会里，继承法复杂，家族庞大，或者所有者、占用者和社会当局之间权利分配情况复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拥有有效所有权的权利受到怀疑。各类抵押品的权利在出售时可能也是一个麻烦，除非法律规定购买者可以获得没有任何负担的所有权。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土地法不但是不明确和不确定的，而且通常是极其复杂的，所以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立法机构始终有许多工作要做，它们要设法使买卖土地的法律制度即使不井井有条，也至少要很明确。

为了补充私人贷款，欠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也参与建立贷款机构的工作；这是因为国家拥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额外储蓄，或者因为它特别希望鼓励某几类投资。

我们已经讨论了将来政府可能控制许多储蓄的原因。这

可能仅仅是它们用征税的方式将本来由私人控制的储蓄拿

走：这是高税率对利润的影响。或者可能是政府迫使社会储

蓄比它本来愿意储蓄的数额更多的钱，办法是对农民或地主

或为了纳税而减少消费量的其它阶级征收高税，或者借助于

建立信用或通货膨胀。或者可能是除了向私人借款者开放的

资金以外，还有外部资金来源，在当今实行政府间转账的日

子里尤其如此，这些外部资金来源或者采取贷款形式或者采

取补助金形式。如今，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承担了保证与国

民收入相比使资本形成达到高水平的责任，这是它们以前的

各届政府所不接受的。它的必然结果是，必须建立机构来处

理因此由它们控制的储蓄。

迫切要求建立政府金融机构的另一个原因是想为那些向

私人放款者筹集资金有特别困难的集团提供资金。有五个阶

级一直受到特别照顾，它们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小消费者、

房产主和实业家。

小农无法以低利向私人放款者借钱，因为这类放款要冒

风险，因为管理这种借款要支付费用。如果通过乡村信用合

作社来放款，那么风险和费用就会大大减少，这种合作社很

小，成员们对彼此的事务和信誉一清二楚。这些合作社有时

能向商业银行等普通私人放款者借款，或者甚至接受一般公

众的存款。然而，通常需要由政府来监督它们的事务，并保证进行有效的管理。一般说，除了信用社从它们自己的社员

的储蓄或向私人放款者筹集资金以外，政府还有必要向它们

提供更多的资金。政府需要多少钱，作为农贷，一部分取决

于它们对其它放款者的态度，一部分取决于它们执行农业发

展计划的劲头如何。如果它们不想使农民落入私人放债者之

手，尤其是如果它们为了这个目的不让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抵

押出去，或者不在法庭上承认农作物置留权，那么它们更有

必要拿出钱来资助农民。同样，在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地

主提供资金的那些国家里，如果政府向地主课以重税，或者

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农民，那么它必须取代地主提供资金。如

果同时它有有力的农业推广服务，成功地说服农民使用肥料，

改良牲畜，或者拥有更好的设备、谷仓、建筑物或蓄水设施，

那么它必须满足农民对资金的大笔需求，虽然这可能仅仅是

一只手从农民那里拿钱（通过土地税或出口税），用另一只手

将钱借给他们。对农业所需资金的数额往往估计得过低。在

欠发达的经济中，农业产出占国民收入的一半左右。所需流

动资本很多，因为农作物是季节性的，目前，借来的资本大

部分用在这一方面。如果除此之外将10％的产出用于再投资

（比较发达的国家把将近20％的农业产出用于再投资），那么

仅此一项就将用去5％的国民总收入。

在亚洲，手工业是一个重要经济部门，虽然在非洲或拉

丁美洲，手工业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

（五））中已经讨论了手工业工人生存的条件，并且已经看到

他们在人口过剩亦缺乏资本的国家里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

用。我们也已经看到，如果对这些工人进行培训使他掌握新技术，如果改善销售组织，提供更好的原料和更好的设备，那么他们的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设立

政府机构，用由它们支配的相当多的资金来资助研究工作、购

买新设备，贮存原料、在制品和制成品。由于贮藏设备不足

目前是这些行业的大弱点之一，预计光是这一点就可能消耗

许多资金。

事实证明，在印度尼西亚，就像在荷兰一样，国营典当

业是受欢迎的、有用的，取价低廉的和非常有利可图的。当

铺在城乡到处都有。它是一种“社会服务”，旨在使人民不受

放债人的剥削，而不是生产投资设施，但是它在某些国家设

立的金融机构的名单中是不能省掉的。

有些国家的政府还在建立为新建房屋提供资金的机构，

不仅比较发达的国家设立这种机构，而且欠发达国家也设立

这种机构，不仅为城市建房提供资金，而且也为农村建房提

供资金。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本身正在建造房屋，例如在新

开垦的土地上或者在贫民窟拆除后的地方建造房屋。在有些

情况下，企业为其雇员提供住房，例如种植园，或矿山，或

铁路部门就是这样，政府借钱给雇主修建房屋。在其它情况

下，得到资金的是房主，他们用这些资金自己建造房子，比

如在农场上建造房子，或者从投机营造商那里购买房子。政

府提供建房资金或者是由于它们想控制房租，或者还由于它

们想通过提供一些房贴来提高住房标准。（美国政府和英国政

府现在也提供建房资金以鼓励人们购买房屋。）如果既不控制

房租，也不提供房贴，那么通常有许多私人提供建房资金，因

为这种投资很保险。但是在有些国家里，建房标准也是相当低的，因为人们宁愿将额外的收入花在寻欢作乐上，而不愿建造较好的房子。

然后是发展工业的资金供应问题。在筹集资金方面，小

厂主遇到了与小农所遇到的同类的困难。此外，政府特别急

于鼓励地方小企业，这种企业不同于否则可能垄断制造业的

外国大公司，因此，它们常常为此目的而设立特别的金融机

构。我们在第四章（第三节（四））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

看到，小企业的困难不仅是由于缺乏资金造成的，而且往往

也是由于缺乏管理技术造成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致认

为，设立一个既进行监督和提供管理方面的意见，又向小工

业家提供资金的机构是适宜的。可是设法从政府得到资本的

不仅仅是小实业家或地方实业家。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大

资本家要为制造业筹集资本也有困难。国内大资本家有困难

是因为在欠发达国家，地方资本不敢从事制造等新式活动。地

方资本很容易流入大规模的农业、贸易或抵押业，在制造成

为一种人们熟悉的活动之前，不会提供给制造业。外国资本

市场也不向任何大规模的制造活动开放。它们成立了特殊机

构向海外采矿业或种植园或公用事业公司提供资金，但是不

向制造业提供资金。因此，供制造业使用的外国资本要么是

通过设在工业国的决定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分厂的工业公司渗

透进来的，要么是通过偶尔也办工厂的海外大贸易公司渗透

进来的。所以一个愿意在欠发达国家办厂的外国人往往无法

在他自己的国家里筹集他所需的全部资本。除了那些无法筹

集的人以外，还有一些人不希望筹集，因为他们宁愿与当地

人所拥有的资本合伙经营，即使只是以此作为取得政治保护的一种形式。有些国家的政府喜欢合资经营；它们希望参加工业企业，尤其希望参加那些由外国人管理的工业企业，因

为这样一来，它们为发展工业而必须寻找的资本就增加了。

向工业企业提供资本的方法各有不同。有些企业是全部

由政府提供资金，并由政府机构管理，或者由收费的私人公

司管理。此外还有工业发展公司或银行，它们也许全部为政

府所有，或者它们也有一些私人股份，反过来不是借钱给私

人资本家就是购买股票，以此向他们提供资金。有些国家的

政府则出钱建造工业区或孤立的工厂，然后租给实业家，租

金往往是有补助的。除了补助金，有些实业家喜欢这种合作

形式，因为这比他们自己建造也许可以少筹5万镑或更多的

资本。政府也喜欢这种合作形式，因为它风险小，如果公司

失败，工厂可以租借给其他人。

在我们已经提到的所有方面——农业、手工业、典当业、

住房建筑和制造业——政府放款的作用通常是补充而不是代

替私人放款，试图填平私人资本市场留下的空白。市场本身

也建立特殊机构来满足这些需要中的某些需要，例如成立建

筑信用社为建造住房提供资金，成立“动产银行”式的银行

来为制造业提供资金。只要思想上没有歧见，政府资金就能

与私人资金一起发挥作用。例如在某些地方，商业银行和政

府分工为农业信用合作社提供资金。在工业金融中，有些新

的金融公司也既有政府资金又有私人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支

持这些公司的并且愿意贷款给它们的联合国国际银行喜欢提

出这样的建议，那就是大部分国内资金应当由银行或私人金

融家来提供，管理工作应当由私人来担任，或者至少应当尽可能摆脱政治控制。

人们对于这些机够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来在资金方面帮助

他们这个问题往往存在错误看法，在小借款人中间尤其如此。

有些人指望从这些来源得到他们所需的全部资本，或者接近

于他们所需的全部资本。没有一个放款人，无论是私人还是

政府，能够提供超过担保物价值的贷款。这些借款人以为，他

们使用所借款项的货物应当成为担保物，但是作为担保物，任

何货物的价值都是低于它的价格的。如果一台机器是花了

1000英镑买来的，那么这台机器一安装好，它的市场价值就

开始下降了。所以，如以一台机器作担保物，放款人出借的

钱很少是超过这台机器的价格的一半左右的。因此可以说，除

了使用所借款项的东西以外，未来的借款人永远必须有一部

分他们自己的私人资本，或者有一些可销售的资产作为附属

担保品。在欠发达国家，这个作用往往是由土地和珠宝来发

挥的，因为它们是人们普遍拥有的仅有的两项可销售资产

（在大城镇以外的地方，房屋往往很破烂，市场价值很低）。要

借钱给没有土地的人特别困难，所以在那些农民多半不拥有

土地，而作为佃农或分成佃农而劳动的国家里，信用社给每

一个人的贷款数额，与农民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作担保时可能

得到的贷款数额相比，是很少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

是成立有无限责任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它的发源地（德

国）似乎经营得很顺利，但是企图把它移植到欠发达国家的

一些尝试却失败了，因为农民们不愿为彼此的债务承担无限

的责任。从长远看，最好的解决办法似乎是提倡耕者有其地。

政府资金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局限性是，它通常只提供信贷而不提供资本，因为资金不足迫使政府用它的资金进行

周转，除非它有机构可以为它在私人资本市场放款再提供资

金。我们对信贷和资本所作的区别取决于偿还。如果一家企

业靠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这些股票是不必偿还的；因此除

了个人消费所需的费用以外的利润，可以用于扩充企业。如

果企业靠以信用债券或抵押借款来筹集资金，那么剩余利润

首先必须用于偿还贷款。政府金融机构通常是指望偿还的，这

样在第一家企业能够独立以后它们就能用收回来的钱为第二

家公司提供资金，但是就在一家公司将要在市场上站牢脚跟的时候，偿还贷款的必要性很可能妨碍这家公司的发展。自然并非所有私人企业都希望有一个政府机构作为永久性的伙

伴，尤其是因为这样一个机构必将相当严格地监视该企业的

所作所为。但是有些人希望在偿还贷款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

其他人实际上可能喜欢与这个机构发生关系，以便得到保护

或者建立威信。如果将来很大一部分公众储蓄（和外来资

金）流入政府的国库，它的金融机构可以动用的资金就能逐

年增加，这些机构就能够比较多地提供资本，少发放信贷。

与政府金融机构相比，私人金融机构的相对重要性一直

在发生变化。一个世纪之前，人们认为金融当然是私人的事

情，政府在市场上仅仅以借款者出现。后来政府开始向在国

内市场上似乎得不到适当照顾的阶级提供资金，如今，甚至

连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也有一个照顾国内外特殊的借款

人阶级的庞大的政府金融机构网。除此之外，还有税收对储

蓄的影响——将储蓄由私人控制转为由政府控制，或者迫使

社会储蓄比它本来会储蓄的更多的钱。因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各个发展水平上，政府现在是为投资提供资金的重要渠道。如果我们除此之外再考虑到以下这一事实，即来源

于可支配的收入的私人储蓄额在任何地方都是少的，大部分

私人储蓄都是通过保险公司、房屋建筑会和其它机构投资者

流动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现在投资远比一个世纪

以前制度化了，在那时，个人储蓄者更多地与个人放款者见

面，并直接同他谈判。与过去同样重要的是，储蓄者应当储

蓄，投资者应当投资，但是在两者属于不同的人的地方，现

在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越来越可能是某种公私金融机构了。

（二）　起点

一旦一个国家变得习惯于将12％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

及由此带来的态度和制度，那就很容易明白它为什么继续这

样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令人迷惑的问题是开始和末尾；

一个国家如何脱离5％或更少的那一类，或者说在发展的后

期为什么投资表现出缓慢下降。在这一章里，必须对这两个

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作一些说明。下面我们先从加速阶段说

起。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在这个转折点所涉及的态度

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在最后一章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

更多的话要说。在本节中，我们只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

有限的方面，即一个经济部门在开始时所遇到的困难。

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困难是由于以下事实产生

的，那就是资金的流动并不是循环的，除非得到资金的人全

部把它花光。请考虑一下一位新出现的企业家雇佣人员从而使这个国家的就业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的情况。雇佣人员和从其他厂商购买货物和劳务的行动使资金进入流通渠道，当

我们的企业家这样做时，他指望将他的资金赚回来。但是他

会赚回来吗？你付给人家钱，人家马上转过身来用这些钱购

买你的货物，这是极不可能的。他们用其中一部分钱购买其

他人的货物，而这些人则可能用一部分钱购买原来的雇主的

货物。如果收入全部花光，他得等到这个增值过程结束以后

才能将他的资金收回来。但是并不是所有收入都重新进入流

通过程；其中一部分被获得收入的人用来购买进口商品了，一

部分向政府缴税了，一部分存起来了。因此一位新雇主不能

只依靠他雇佣的人直接产生的需求；他还必须指望能把别人

占有的一部分需求夺过来。如果这种需求是国内需求，那么

他一定要相信，他只要出售新商品，或者提供更方便或更有

吸引力的服务，或者采用某种新的生产技术而降低价格，他

是能够将其他人的顾客抢走的，他必须是一位革新者。要不

然，他一定要能够出口，把外国需求夺过来。

所以，在经济活动处于低潮时，为外国市场进行生产通

常是使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增长道路的转折点。靠为国内市场

进行生产求发展在这个阶段是极其困难的。除非进行某种革

新，否则仅仅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多的产品是无利可图的，因

为额外的收入抵不过额外的支出，除非将一部分需求从其它

某个厂商那里夺过来，而这需要进行革新。在经济活动处于

低潮时，为国内市场进行革新是异乎寻常的。这不仅是因为

进行革新需要有新技术，而处于低潮的时候，新技术通常是

从国外引进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低潮时，社会气氛对于那些想从其他生产者那里“窃取”一部分市场而使自己富

起来的人通常是非常不利的。因此，革新通常是在对外贸易

方面首先进行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带来新思想的是外国人，

另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对争夺国内市场的斗争并不是很赞成

的。

边际收入用得不够——这是这个论点的一部分依据——是经济停滞的表现，而不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因为可以设想，用于储蓄、缴税和购买进口商品的那一部分边际收入，不会得到额外投资、政府开支，或者出口的同样程度的补偿，或者至少是不经过很长的时间间隔不会得到这样的补偿。经济一旦走上增长的道路，那么投资、政府开支和出口额本身就会有一种增加的势头，落在后面的是储蓄、税收和进口额。增长的经济具有通货膨胀的明显趋向，即使这仅仅是幅度不大

的通货膨胀，或者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有规则地出现通货

紧缩的危机。由于通货膨胀使资本家获得进行再投资的利润，

并在资本家面前展现了获得巨额利润的前景，从而对投资产

生促进作用，所以已经走上增长道路的经济往往就停留在那

里了。同样，停滞的经济往往会停滞下去。根据定义，投资、

出口额和政府开支并不靠它们自己的势头增加。因此，如果

部分新开支用于储蓄，进口商品或者变为政府的收入，那么

即使在以后某个阶段其影响可能是促使投资、出口额和政府

开支增加，眼前的需求不旺也会抑制经济活动。在储蓄试图

跟上投资，或者进口要跟上出口，或者收入要跟上政府支出

的气氛中，生意比在投资落后于储蓄，出口落后于进口，或

支出落后于收入的经济中兴隆。

但是即使是不存在边际需求量长期不足的趋势，并且非常倾向于进行革新和在国内市场进行竞争的经济，也还有一个障碍要克服，即各个经济部门要在彼此保持正确关系的情况下增长，否则它们根本就不可能增长。例如，假设为国内市场生产粮食的农业部门进行许多革新，其结果不是有剩余粮食可以销往城镇，就是农业部门有剩余劳动力要到非农业部门寻找职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制造业同时以合适

的速度增长，那么它既能吸收剩余粮食，也能吸收剩余劳动

力。如果制造业没有发展，那么贸易条件将对农业不利，由

于农业劳动力和农产品过剩，农业收入将受到抑制，这个部

门的进一步投资和革新活动可能受到影响。如果这个过程仍

然使农民比较富了，而不是比较穷了，他们将购买更多的进

口商品，这个因素将引起通货紧缩，除非现在代替进口货的

国产商品的产量有了适当的增长，或者出口额有了适当的增

长。一个经济部门的革新活动将受到抑制，除非其它部门也

适当地扩大。

如果经济的发展集中在工业化方面而忽视农业，就像苏联所发生的情况那样，那就会产生完全一样的困难。于是农产品严重短缺，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使所有其它物品的价格螺旋形上涨。要在营利的情况下卖掉工业品也是有困难的。如果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必须相应增加，同时工业产品的价格要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如果农民的实际收入保持在低水平，他们就买不起工业品，这样就无法推销工业品赚钱了，除非开发国外市场，或者除非像苏联政府所做的那样，政府将剩余工业品接收过来用于资本形成和国防——但是在一个农民的收入并不在提高的经济中，这样做就会产生购买这些工业制品的资金问题。这种情况与我们在第二节（二）中对储蓄所作的分析也是有联系的。如果农业停滞不前；资本主义部门就不能增长；资本家的利润仍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储蓄额和投资额也是少的。经济的顺利发展要求工业和农业一起增长。

如果我们将经济分成三个部门来考虑，那就可以比较正式地表示这种关系了。Ａ代表供应国内市场的农产品，Ｍ表示供应国内市场的工业品，Ｘ代表供出口的产品。如果Ｍ扩大，Ａ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如果增加的Ｍ产量替代进口商品，那就可以用节省下来的外汇支付进口更多的Ａ的费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Ａ停滞不前而Ｍ不断扩大，那么不

是Ａ的价格上涨，就是进口额增大，从而造成国际收支逆差，

这些情况都会限制Ｍ的扩大。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需求量

可以通过扩大Ｘ来满足，扩大Ｘ可以提供外汇来支付进口商品的费用。所以在扩大Ｍ的同时必须扩大Ａ或Ｘ，或者采取进口替代措施，如果要使Ｍ的扩大继续下去的话。同样，在

扩大Ａ的同时，必须扩大Ｍ或Ｘ，或者采取进口替代措施。

只有Ｘ能单独不断扩大，不会因Ａ或Ｍ不扩大而受到限制：

出口额扩大以后所产生的需求量，可以用进口商品来满足，因

为出口为进口提供外汇。正如我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的，这

是扩大通常从出口开始，而不是从供应国内市场的生产开始

的一个原因，无论生产工业品还是生产粮食，情况都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国家的出口工业能够欣欣向荣而国内消费品的生

产仍然比较落后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暂时只谈封闭的经济，虽然必须使工业和农业一起得到发展，但是它们不必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对工业品需求量的收入弹性大于1，而对粮食需求量的收入弹性小于1。对劳务需求量的收入弹性甚至大于工业品。因此，经济的增长与增长得极其迅速的劳务有关，也与工业总产量比农业总产量增长得快有关。当我们谈论在封闭的经济中制造业和农业“一起”增长，或者“以适当的速度”或“平衡地”增长时，我们是指社会消费农产品多于工业品的边际倾向性所

决定的速度。开放的经济比较复杂，因为供国内消费的工业

品的增长，可以用供出口的工业品的增长而不是用农产品的

增长来平衡（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用“农产品”替代“工

业品”），所以在现实世界上，我们必须使进口、出口、工业

和农业保持平衡，而不仅仅使其中任何两项保持平衡。

工业生产的扩大并不要求农业生产也扩大，如果它得到

工业品不断增加的出口额支持的话，这个事实对于有些人口

过剩的国家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那些国家不能希望它们的粮

食产量与粮食的需求量增加得一样快，无论它们作出多大的

努力。在这种国家里，工业化绝不取决于农业的扩大，虽然

事实仍然是，它们应当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因此，这种国家

必须立即十分注意扩大它们的工业品的出口市场，因为归根

到底，是它们的出口额增长速度决定它们国内扩大的限度。很

明显，英国的经济就是这种情况。工业革命伴随着农业革命，

但是国内需求量不久就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从拿破仑

战争结束到美国内战爆发，决定英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是，

累积起来，英国工业品的出口额每年将近增长6％。同样，英国经济在过去80年里的增长速度慢得多这一点用以下事实或许可以得到最好的解释，那就是英国在面临外国新的竞争

的情况下，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未能使出口额的增长率每年超

过2％。在英国、日本或印度等人口过剩的国家，工业品出口

额的增长率也许是限制国内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我们在下一

章里再回过来谈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这些国家必须同时努

力提高农业产量，因为它们的农业产量提高得越多，它们依

靠在国际市场上推销它们的工业品的必要性就越小。

实际上，在非常落后的经济中，通常最不能响应其它部

门的增长的，因此对一切经济增长都起阻碍作用的部门，是

生产供国内消费的粮食的农业部门。这是因为当农业掌握在

小农的手里时，革新成果的推广取决于政府的主动性而不是

取决于私人企业家的主动性。如果在制造业等其它部门，需

求量的增加会把一些私人企业家吸引到这个行业中来。然而

要提高农业产量需要采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基本上是政府

范围内的行动，首先是在农业研究和农业推广方面，以及在

公路、农村供水、农业信用机构等方面花费大量资金。日本

的经验表明，政府在这些方面的适当开支对农业产量可能产

生惊人的效果（就他们的情况而言，人均生产率在30年内翻

了一番），农业远不是落在其它部门的后面，也没有对其余经

济部门起阻碍作用，而是能够变成一个带动因素，为其它部

门产生需求，还为它们提供资金。但是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大

多数其它国家的政府都忽视农业，其结果是农业得不到发展，

其它部门的增长率也提不高。与英国相比，法国相对来说是

停滞的，或者与日本相比，中国相对来说是停滞的，在对这种现象作出的种种解释中，在本作者看来，农业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是最根本的原因。法国仍然需要四分之一的人口从

事农业才能使粮食够吃，而最先进国家只需12—15％的人口

从事农业就够了。

国内市场的这些不足之处，无论是在总需求量方面，还

是在重要部门的响应方面，或者是在对因进行革新而造成争

夺市场的竞争的态度方面，都说明了为什么通常由对外贸易

带动经济走上发展道路的原因。为出口进行生产不存在像为

国内市场进行生产那样的不利条件。它不依赖其它部门的需

求量的适当增长；它在国内不引起竞争，因为在初期各阶段，

与一个国家的个人生产者的产量相比，世界需求量是很大的；

而且它不依赖于国内的有效需求。此外，出口为其它商品创

造新的实际需求，所以对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一切行业都

是一种刺激。出口还以其它方式刺激国内工业。为出口工业

建造的一些设施，例如通信和培训设施或者工程服务机构，对

国内工业也是有用的。出口工业在为国内工业部门创造更多

的需求量的同时，也悄悄从国内工业部门拉走劳动力，这促

使国内工业部门进行旨在提高生产率的革新。当马尔萨斯和

利斯特等19世纪的经济学家强调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初期

各阶段的重要作用时，他们不仅常常想到出口的作用，也常

常想到进口的作用。进口引起新的爱好，所以他们认为能激

发新的工作干劲，以及最好地利用现有资金的新的愿望，以

便有额外的收入来购买新的商品。几乎可以肯定，进口商品

在那些已知的消费品缺乏花色品种的国家里也会产生这种影

响，因为进口会使人们追求享受的愿望比较高。但是即使在这种影响不大的地方，对外贸易也会通过增加出口商品生产的影响改变整个经济的气氛。

在发展初期的各个阶段，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个

阶段领导权通常掌握在外国企业家手里的原因之一。本国企

业家发展出口工业并到国外去寻找市场显然是可能的。但是

消费量不断增加的发达国家派人去寻找新的供应来源这种情

况比较普遍。此外，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企业家不论对生产技

术还是销售或运输技术都略知一二，这使他们处于比欠发达

国家企业家有利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本国企业家学到了

技术，人数增加，并且具有在本国经营成本较低的有利条件，

他们就能把外国企业家赶走。不论你读从14世纪到16世纪

英国的经济史，它同低地国家的关系的经济史，也不论你研

究19世纪最后25年的日本历史，还是研究斯里兰卡最近的

发展，情况大体上都差不多。

虽然扩大出口是开始发展经济的最容易的手段，因此它

是一种有利条件，但是过分集中于出口业就像过分集中于任

何其它部门那样是不利的。这种不利条件表现在不利的贸易

条件上。如果不采取措施来提高农民生产粮食的生产率，它

们就会变成矿山、种植园或其它出口企业获得廉价劳动力的

后备军。热带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这

也是工业国能够以如此有利的条件买到热带经济产品——如

茶叶、棉花、油籽和各种矿产品的原因。生产这些商品所需

的劳动力可以以便宜的价格获得，因为这些劳动力否则就要

留在农场里生产粮食，每人的生产率是很低的。只要农场的

生产率低，温带地区就能以很低的价格得到热带劳动力的服务。此外，当为出口而生产的农作物的生产率提高时，不必同劳工分享增加部分，实际上，降低价格的好处全部被工业

消费者享受了。蔗糖是一个说明问题的极好例子。按任何生

物学标准来衡量，蔗糖生产是一个生产率极高的部门。它也

是一个在过去70年里每英亩产量大约翻了两番的部门，这个

增长率是世界上任何其它主要农业行业所无法比拟的——肯

定是小麦行业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如此，蔗糖业的工人仍然

赤脚走路，住在棚户里，而生产小麦的工人的生活水平则是

世界上最高的。无论制糖业的生产率可能达到多么高的水平，

好处主要是属于消费者的，热带国家的一个不利条件（对工

业国有利）是，它们的经济的发展集中在经济的出口部门，外

国企业家和外国资本首先主要致力于扩大出口，其结果是，它

们的出口对工业国有利。

教训并不在于扩大出口不对，而在于完全集中在这个经济部门是不对的。采取措施提高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部门首先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同样是重要的。而如果这样做了，出口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将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忽视出口与过分集中于出口一样，也是错误的，因为出口业很可能成为一个拖经济发展后腿的因素。例如，人们可能很愿意为国内消费投资，仅仅由于缺乏外汇，国内消费得不到满足。私人企业家可能有许多计划，打算在供国内消费的制造业或农业投资，政府可能也有一个在教育、公用事业和类似项目投资的庞大计划。然而，所有这些开支都会对国内投资所需的进口机械或材料，或者进口消费品产生额外的需求。所有发展计划需要有更多的外汇，所以如果不提高赚取外汇的能力，所有发展工作可能就要停止。不少国家目前就是处于这种状况。

因此，任何全国发展计划都必须适当规定扩大出口，或者生产进口商品的代用品。但是这仅仅是以另一种方式强调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初期各阶段所起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以后各阶段，能动作用不再由对外贸易垄断了，甚至可能从对外贸易完全转移到国内市场。在美国，这种过渡大约是在19世纪末某个时候实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受到出口刺激的国内需求量的增大，对国内企业家是一个鼓舞，过不多久，对国内消费的投资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如果农业部门不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改革，这种过渡可能长期推迟，法国就是那样，因此继续成为需求和劳动力供应方面的阻力。或者如果像英国那样，与自然资源相比，人口规模迫使国家严重依赖于进口，因此将全面增长率降低到外汇收入增长率或生产进口商品代用品的生产率，那就根本不可能完全过渡。

这种分析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它说明了在外汇不受压力的情况下使经济得到发展的条件。如果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出口商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大，那么经济将处于消费品的进口往往落后于出口的有利状态之中。与此成对照的是，如果经济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而得到发展，那么进口额往往会增长（除非它正在发展进口货的代用品）而出口额不会得到相应的增长。除非得到巨额外国援助（贷款或赠款），否则发展计划可能不得不在外汇受到管制的情况下实行。出口商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永远是一件好事。

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非常惊人的；那就是在发展计划中，一切经济部门都应当同时增长，以便使工业和农业之间，为国内消费进行的生产和为出口进行的生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虽然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结论，但是它既不符合目前的做法也不符合目前的建议。例如，工业国有整整一个学派的“开明”经济学家，他们通常以高傲的教训人的口吻告诫农业国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不应做任何事情来促进工业。这一派经济学家还宣扬出口的好处，并对那些可能具有减少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的作用的计划表示惊恐。这个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条一样愚蠢，根据这些教条，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于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在由这些争论引起的热潮中，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似乎差不多等于是胆怯，那就是，事实是，一切部门都应当同时发展，但是这种论点的逻辑性与它的简单化一样是攻不破的。

（三）　稳定性

私人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没有规律，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收入和就业机会产生很大的波动。在过去150年里，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很多。在本书中详细论述这个问题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另一方面，一本论述经济发展的书不谈投资的波动看来是非常奇怪的，所以在这里必须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的主要特点。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国内不稳定的根源，除此之外，每一个国家都要受通过对外贸易从外界传入的波动的影响。国内不稳定的根源与新发现的矿藏、某些资源的枯竭、新土地的开垦、新发明的应用、政府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政策，与迁移、内乱、流行病、地震、火灾、旱灾和其它许多因素是有联系的。即使世界贸易额稳定增长，不出现波动，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出现它自己的波动。然而事实上，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国内的这些波动被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波动所造成的外贸额的波动掩盖了。世界贸易额的这些波动，与贸易额和价格的大起大落有关，而贸易额和价格的大起大落是由先进国家需求量的交替增减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一切私人企业经济如今与美利坚合众国相比都是“欠发达的”，全世界约五分之二的收入是在美国产生的。在19世纪，英国和德国也是独立的波动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现在仍然是波动的根源，但是与美国相比，现在它们造成世界收入波动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它们本身受美国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大大超过受本国独立波动的影响（战时和通货膨胀时期除外）。所以，如今在美利坚合众国，或者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在高度发达的在业国，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根源是经济周期问题。

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原因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某

一个原因在这个周期中可能起重要作用，而在另一个周期中

也许是次要的。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困难也在于当几个可能

的原因一起发生作用，而且可能彼此影响的时候，了解每一

个可能的原因有多大的重要性。经济周期理论集中在创造简

化的模型，以检验好几个可能的孤立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但

是，迄今所采取的从这一点到详细解释任何特定波动，并且

恰当地估计它的每一个原因的重要性的步骤，并非人人都满

意。即使是可能的原因也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就是在抽象模型这一级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各节中，我们不想提出一个经济周期模型，或者说不打算通过对上下转折点和介于

两者之间的自我加强过程进行通常的分析，将这个体系讨论

下去。如要进行适当的讨论，那就要扩大本书的篇幅，就这

个题目而言，这是不值得的，因为本书的重点是讨论在长期

而不是短期的变化中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因此，我们下

面只向那些对这个题目并不十分熟悉的读者，简单地说明一

下人们已经提出的投资额为何不能稳步增长的一些主要原

因。挑选出来在这里进行讨论的原因有：创新的不规则性、银

行信贷的灵活性、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以及

收入分配的变化。

创新的不规则性很容易理解。我们常常谈到创新有一个

显示逻辑增长模式的趋势。汽车发明以后，它需要经过很长

的时间使自己站住脚，然后才能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汽

车迅速发展，取代其它交通工具，尤其是取代马匹的阶段。在

这个阶段需要进行巨额投资，不仅要对生产汽车的工厂进行

投资，而且还要对公路以及一批供应橡胶、锡、钢材、玻璃

等原料和部件的辅助行业进行投资。最后，如在美国那样，达

到再也无马可取代，几乎家家有汽车的阶段。此后，汽车工

业不可能以与中间阶段相同的速度发展，投资率相应下降。实

际上，用“逻辑的”这个词来描写每一项创新所发生的情况

太顺利了，因为投资是间歇性的。当事实证明汽车很受欢迎

时，就会有许多公司满怀热情地转入汽车制造业，并将生产

能力扩大到超过当前需求量的程度。有些公司破产了，汽车

工业变得不景气。然而需求量继续增长，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赶上了生产能力。接着又爆发出另一阵热情，并且再次竞相扩大生产能力，随后又出现暂时的停滞状态。正是由于经济

增长的性质，人们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人们就要

犯错误，不能希望永远能精确地避免这些错误，使得投资额

平稳增长。即使在并不涉及多少创新的公认的投资领域，我

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人口增长率或多或少是平稳的，但

是房屋数量的增长就不平稳了。相反，在每一个工业社会，建

房是阵发性的。在一个时期内，到处建房，这种情况大约持

续10年，其间建造了许多房屋，到处都有空闲的房子，大概占1C10。接着是十来年停建时间。其间人口赶上了住房。于

是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由于各行各业投资行为的这种不规律性，因此如果不同

的投资方式彼此协调配合，使投资总额不断增长，那是纯属

偶然。这要求每一项新的创新都要恰好在其他创新即将失去

作用时出现，从而使某一行业投资的波动恰好为其他行业中

与其相反的波动所抵消。诚然，总有一些投资机会有待利用，

但并无理由说明事情一定会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恰恰相反，

由于投资的另一种倾向，即一起升降的倾向，这些波动往往

互相加强，而不是互相抵消。当对一个重要行业，比如对汽

车业和建筑业的投资增加时，所有其他行业也都因由此产生

的收入和需求而繁荣起来；此时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对投资充

满信心，并且也加快了其投资速度。另一方面，当对某一重

要行业的投资减少时，所有其他行业也转入萧条，投资者失

去信心，投资普遍减少。

就所涉及的投资数量，以及达到投资高峰所需时间而言，投资的行业不同，其重要性亦不同。因此，投资活动的水平主要是由重要行业而不是由次要行业决定的；例如，假若建

筑业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5％，那么它的繁荣（比如增至7％

左右）或萧条（比如降至3％左右）对于整个投资活动的水平

是大不一样的，而新开奶品店的开业比率的波动则远没有那

么重要。同样，如果某一社会着手修建铁路，那么这一活动

不仅会吸收大量资本，而且会长期保持高水平，比如说持续

二、三十年。在此期间，其他领域的投资会有一些波动，但

只要对铁路的投资保持不变，就不会出现大萧条，这就是为

什么衰退的程度并不都一样的原因所在。当建筑业或某一项

重大革新方兴未艾时发生的衰退不会变得严重，也不会持久；

但当建筑业处于发展周期的淡季，或某项重大革新刚过一个

顶峰（例如1929年美国的汽车）以后发生的衰退可能既严重

又持久。由于建筑业平均占投资总额的25％，其周期为18—

20年，因此，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后，往往会出现几十

年增长较慢的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投资往往是一起行动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但如果

不是由于银行信贷的灵活性，那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程度。这

是造成波动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19世纪银行合并运动深入

开展之前，工业化国家有数千家银行，每一家银行在信贷发

放上又都各行其事。正像投资往往一起行动一样，银行也往

往深受经济活动大气候的影响，经济繁荣，则易于扩大信贷

（因而进一步促进繁荣）；经济萧条，则信贷紧缩（因而加剧

萧条）。中央银行在过去的50年中所形成的主要职能之一就

是对商业银行发放信贷加以控制。中央银行根本没有成功地稳定信贷水平，也没有防止银行信贷的弹性对繁荣的保持和严重的衰退起促进作用，但中央银行的工作毕竟十分有效地

防止了极端情况的发生。如果我们把有关19世纪任何一次危

机的记载与20世纪的英国和自实行“新政”以来的美国任何

一次危机加以对比，这一点就看得再清楚不过了。19世纪发

生每一次危机，都有一些银行因在繁荣时期贸然过分发放贷

款而遭破产，都有储户害怕银行会被迫关闭而去挤兑。而到

了20世纪中期，这种情况就没有发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

当努力使货币“中立化”，也就是说防止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数

量出现周期性的增加或减少。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是

繁荣还是衰退，在程度上都会比较轻，但是这一点是否可行

很值得怀疑。此外，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繁荣时期发

放信贷会使投资水平超过不发放信贷时的水平。他们将这种

呈周期性出现的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

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与收入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资本、收入与消费三者之间有着固定比率，那么只要这三者均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平衡就能保持。例如，如果投资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即便消费仍在增长，只要消费增长率受到抑制，投资就会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使收入减少，进而使就业机会和消费量减少。迄今，经济周期理论仍未超出对可能存在的抽象关系加以阐述的阶段，这些关系说明了如果增长率偏离了平衡率会如何发生灾难。至于确定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实际关系，这些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如何，增长率平衡状态的偏离具有什么定量意义，我们尚未达到这一阶段。但是，“加速原理”（人们这样称收入增长率与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显然已有了某些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用于研究库存商品的动态。假定一般要求商品的库存量保持在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0％的水平上。现在再假定一开始时失业人数保持在合理水平上，国民收入在两年内增加了

10％，达到了充分就业，然后每年仅增长2％。在头两年里，

要求库存量增加10％，表明每年的投资率相当于国民收入的

2％（实际增长可能多于或少于这个数字）。第三年要求增加

的库存量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0．8％；因此库存所需要的投

资额减少了1．2％的国民收入相当于投资总额减少了比如

6％，而这本身可能导致螺旋形下降。实际上，波动会由于失

误而进一步加剧。许多商人由于头两年的销售额增加了

10％，于是就希望第三年还会以同样的比率增加。由于达到

了充分就业，销售额实际上仅增加了2％，这时他们才发现自

己的订货过多，库存超过了预期的数量。此时，为了减少绝

对库存量，商界可能会大幅度地减少订货，而不是使积压的

库存量从占国民收入的2％下降到占0．8％，这样做当然会

引起失业。库存积压量的波动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几

乎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与存货，特别是与不顾一切地进行原料

的投机买卖有关，原料价格先是狂涨，随后又暴跌。实际上，

根本不能指望投资，不论是对建筑业，机械业还是对库存的

投资，会以某种平稳持续的比率进行，恰好与收入或消费的

平稳增长相对应。正相反，投资是以一种碰运气的方式进行

的，在正好适合稳定增长的比率上下波动。

产生波动的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不时对这个原因进行辩论。比如，卡尔·马克思

所描述的经济周期大致是这样的：经济繁荣时，资本积累起

来，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最终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使工资的

增长快于物价的上涨，因此使利润减少。随着利润的下降，投

资受到抑制，于是就开始衰退。这时工资减少的速度比物价

上涨的速度快，直到新投资又有利可图时为止。根据这种理

论，工资与物价的关系会保持“适当”的水平，正好能维持

稳定，但由于工资总是偏离适当水平，或过多或过少，所以

无法保持稳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类似

的但截然相反的模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误认为这是马克思

本人的教导）。在这个模型中，经济繁荣时期工资并不比利润

增加得快，而是恰恰相反，物价的上涨快于工资的增加，这

有利于获取利润，但利润大都被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

因此消费不如收入增长得快，也不如资本积累得快。这些人

认为这是一种不稳定状态，经过一段时间，资本和生产能力

这种不成比例的增长会由于消费未同步增长而变得更难办。

利润率下降了，投资减少了，收入和就业人数下降了。由于

这种模型同样以维持各种规模之间界限十分接近的比率为基

础，它与我们在前一段中所讨论的内容有关。由于与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冲突提出了一个事实问题，情况自然是，与工资

相比，经济繁荣时利润增加，衰退时利润减少，然而投资对

消费的依赖关系究竟有多密切这一点则颇有争议，这是因为

考虑到在工业国对农业和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大约仅占投资总

额的约30％，即便在制造业中，许多投资也不是针对当前的

需求的，而是通过革新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商品或可降低成本的新方法）；同时考虑到在比较资本主义化和不那么资本主义化的方法之间做出某种选择是可能的。（其余70％的投资总额也间接地取决于消费，但是取决于预期的未来消费水平的程底，比取决于任何一个特定时间消费情况的程度要大得多。）

鉴于这里提到的波动的所有主要原因皆源于经济增长本

身，因此任何有关经济增长的专论都不可不论述波动，这一

点现在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陈旧的商品或过时的工艺被新商

品和新工艺所取代，这种替代形成了创新的逻辑模式。于是，

正如在经济活动突然大量增加时所表现的那样，出现了这样

一种倾向，先是超越目标，然后暂时停滞。一旦静止状态被

打破，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人们又开始提高需求水平，否

则难以在资本与消费，库存与需求，工资与利润之间保持适

当比例。这并不是说如果经济不增长就不会有波动，但是在

黑暗中摸索（这是增长的必经之路）使投资更没有把握，更

有可能出现失误。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波动是

经济增长的代价，没有衰退也就没有繁荣，而假如没有繁荣，

资本形成一般说来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快。

本书没有必要对已经提出的关于稳定美国经济的各种建

议加以论述。关于这个题目已有相当多的文献作了论述。我

们只需提及关于不论美国和其他大国的经济如何波动也要保

持世界贸易额稳定的建议就足够了，联合国组织经常就这些

建议进行辩论。我们仅就欠发达国家面对世界贸易的波动采

取什么行动才能自救发表一点意见，然后就不再涉及这个题

目了。

经济周期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通常大于对工业国的影

响，这是因为前者对粮食和原料价格的依赖程度更大，而在

经济周期中粮食与原料的价格比制成品的价格波动得更厉

害。经济繁荣时物价暴涨，使欠发达国家的工资也随之猛增

（如果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更是如此）。这种增长并不仅限于

出口业工人。由于国内支出增加，包括食品，房租，服务等

在内的国内物价统统上涨，由此造成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使工

资薪水和利润螺旋上升。政府岁入增加，但用于支付公务人

员的薪水以及用于提供额外服务的开支也随之增加，随后出

现暴跌，出口商品的价格可能因此在一年之内下跌30—

50％，然后出现竞相降低国内物价，工资，房租和薪水等的

局面。这种局面很困难，往往引起严重分歧和内乱。如果农

业部门是以种植国雇佣劳动，而不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那

么这种分歧的内乱就尤其严重；如果雇主与雇工的种族和宗

教信仰不同，则分歧和内乱更加尖锐。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在

某种程度上使自己与国际上的价格狂涨暴跌相脱钩，那将大

大增加实现国内和睦的希望。此外由于利润的波动不那么剧

烈，这些国家的产出也许不会发生那么剧烈的波动（在衰退

时期因为难以降低工资产出急剧减少）。如果这些国家省下部

分外汇收入以便在萧条时期价格低廉时使用，而不是在经济

繁荣时大肆挥霍，它们的外汇收入将获得较高的价值。

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免受世界贸易波动的影响。如果出现世界范围的衰退，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值必然下跌。此时该国所能期望的至多是不要让这种下跌影响到国内经济。假如要想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显然必须在国内生产者的收入与出口所得收入之间建立某种壁垒。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通过政府的一家代理机构出口商品，正像英属西非，乌干达，缅甸或泰国在主要出口产品上的作法那样。这个代理机构确定一个价格，按照这一价格付

钱给国内生产者，这种价格不随出口产品的价格波动。如果

波动的话，波动的幅度小得多。如果目的仅在于稳定国内物

价，一般多选择未来预期价格的平均值来定价。那么，如果

价格定的适当，该代理机构在经济繁荣时会赚很多钱，这些

利润作为储备金保存起来；在衰退时期会有很大亏空。实际

上，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价格是多少，因此，如果为使利润和

亏空相抵而确定的价格确实起到了这一作用，那将是最不可

能发生的巧合竟然发生了。在所有成功的例子中，稳定物价

是与税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失误的主要后果只是政府的

税收增加或减少，而不是代理机构将资金耗尽。还应指出，在

经济繁荣时抑制国内购买力的同时必须储备相应数量的外

汇。因为在衰退时期维持国内收入水平就得在出口减少时保

持进口，除非代理机构保持的储备得到外汇的支持，否则，要

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这种通过政府的代理机构出口产品的做法，会使政府承担风险和责任，而这种风险和责任是许多人都希望避免的。政府只需与出口产品价格成反比改变征税，就可收到差不多同样起稳定作用的效果，而不会使销售渠道受到影响。这样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对出口征税，但也可通过调节进口税，或调节其他任何税收来实现，尽管这种方法不那么有效。直接的方法只是当价格上涨时，征收的出口税也急剧增加。比如说每吨价格100镑时出口税为0，当价格为每吨100一150镑时，价格每增加1镑，每吨的出口税就增加10先令，价格超过每吨150镑，则价格每增加1镑，出口税就增加15先令。如果还想获得更加精确的稳定效果，价格超过每吨100镑时所征收的出口税可参照价格跌至低于每吨100镑时的相应补贴定出。

实际上，绝对的稳定既达不到，也不可取。要想准确地

预测出未来价格的发展趋势是不可能的，而且应当允许世界

价格的变化对那些在国际贸易中起重要作用的商品的产量产

生某种影响，这是可取的。此外，还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使

那些组织欠佳的政府难以实行这类稳定计划而又不遇到麻

烦。但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范围的波动脱钩却是大多数国家

所能够做到的，更多的国家并没有试图减少国内的波动，阻

止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现有手段存在技术上的困难，

不如说这些国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愿在经济繁荣时对本

国的发展加以抑制。只有当经济繁荣时消费受到相应节制，衰

退时才能维持不下跌，因为只有在经济繁荣时储备了外汇才

能在经济衰退时用来维持进口。而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

国家在经济繁荣时开销无度。有关在此时应征重税的建议遭

到强烈抵制。即使真能征以重税，各国政府也很可能将其用

于扩大自身开支，而不会将其留作储备金，并用外汇来支持

这些储备。而这样做是很合算的，因为任何一笔外汇在经济

衰退时所能购买的进口商品都要比在上一次经济繁荣时所能

买的要多（这是因为价格下跌）。认为欠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

话，能够使国内经济完全不受外部波动的影响的意见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有决心的话，在避免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时期最极端情况的发生方面，它们是大有可为的，这一点却无疑是对的。

以上这些意见只适用于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受出口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而不适用于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一些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也不减少其出口额，而是能卖到什么价钱就卖什么价钱，剩余存货都集聚到那些消费国家去了。在另一些国家，产量的下降仅仅是因为价格下跌，因此如果国内物价稳定，出口额在经济衰退时也可保持不下降，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在一些其他国家，只有政府保证买下可出口的商品并将其储存起来直到出口市场复苏时为止，才能在经济衰退时维持住这些出口货物的产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产量将减少；如果这种商品是通过雇佣劳动生产的，失业人数就会增加。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确实很大胆，在出口需求降低时储存这些商品。如果市场很快复苏，存货可在经济繁荣时销售一空，这样做则可望获得大笔利润，但如果市场迟迟不复苏，政府被迫在价格依然很低时处理掉存货，这样做同样则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在价格长期趋于下降的几十年间，事实证明奉行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而在价格趋于上升的几十年间，奉行这种政策则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当经济衰退开始时，有谁能说得清这到底是暂时现象，还是价格长期下跌的开始？

欠发达国家使本国经济获得相对稳定的最大希望在于比较先进的国家正试图控制本国经济的波动，和使国际贸易更为稳定。在这些领域，政策仍然未定，带有试验性质，但是当前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增长将不会像在刚刚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那样无规律可循。

（四）　长期性停滞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过先是数十年或数百年蓬勃

发展，继之以数十或数百年相对停滞的情况。实际上，在有

些情况下，这种衰落竟是如此彻底，致使整个国家从此人迹

皆无。富饶的平原与城市变为沙漠与一片废墟。有时，人们

可以用自然现象来解释这些变迁，如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或

发生洪水；有时是由于政治原因，发生革命，爆发战争或仅

仅是由于治理不善。这类原因我们将在下两章里谈到。另一

些原因是基于以下这种主张的，即在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

了一个或几个世纪的飞速增长之后，投资必然要下降、对此

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几段里加以简要的阐述。

除了自然现象和政治外，支持长期停滞不可避免性的论点是以下列因素为基础的：技术，心理、垄断、收入的分配、人口和国际竞争。

从技术出发的论点假定技术知识的增长率下降。在过去

的几个世纪中技术改进的速度变化很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尽

管人们承认要确切衡量这一概念是不可能的。用每年登记的

专利作为对近几十年的衡量标准已受到怀疑。一些工业国每

年人均专利登记数确有增长速度放慢的趋势，但并不能由此

就推断技术知识的增长也更加缓慢。这也许是因为办理专利

诉讼所需费用不断增加，从而减少了专利制度的利用，或者

是由于发明者的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那种有个不值一提的小玩意也去办理专利的情况，或者是由于规格的进一步标准化以及由于成批生产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必要

再去搞一些仅仅是变变花样的发明，或者是由于在技术上物

理、化学比奇巧的机械装置更加重要，研究小组比单个的发

明家更加重要，因此尽管发明仍以和从前一样的规模继续进

行，但专利的数量却减少了。除了专利的数量之外，认为今

天技术知识增长的速度低于70年前无疑是没有根据的。即便

在知识的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的那些历史时期，由于这种现象

不能只从科学技术本身去寻求解释，因此也不能被看作是造

成长期停滞的一个单独原因。科学发明的用武之地并没有缩

小，有待于发现的领域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同样，没有理

由认为人类头脑的学习能力从生物学意义上说一代不如一代

（但见第六章第1节（一））。因此，如果知识增长的速度不如

过去快，我们必须找出人类不那样重视增长知识的原因。答

案也许在于政局不安定，因此减少了资本家对生产性投资的

兴趣；或者在于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或者在于自然灾害；或

者在于因政治因素和垄断而使相互之间更加保守秘密，或者

由于前一自然段中所列举的诸因素中这个或那个因素。因此，

我们必须把技术的停滞主要视为更普遍的社会弊病的一种症

状，而不是其原因。

从心理学出发的论点认为人们态度发生变化是对增长过

程本身的一种自然反应。有一个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重

视物质的时期与重视精神的时期交替存在，周而复始。因此

当人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狂热地致力于物质条件的改善

之后，他们会对经济增长及其条件感到厌烦，会重新采取较为冷静的思考态度。这一学派的一些成员认为，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小群体在一个时期是这种生物类型，在另一时期则

被另一个不同的生物类型所取代。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

际上会发生生物变化。但是人们也可以设想，从事发明创造

的动力消失，使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最杰出的人才不致力于

科学或发明，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其努力一无所获的时期还

有其它原因。但由于我们不具备对这些心理现象加以评价的

手段，所有这些都纯属推测。这些我们已在第三章第5节

（二）中讨论过了，在此不再就此多说什么了。

从垄断出发的论点是以下列两种说法为基础的，即垄断

使投资减少，和垄断的程度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我们已

经在第三章里讨论过第一种说法，并看到了认为它正确的理

由。第二种说法则较有争议，用来支持这一说法的论点有两

个：首先，有人说技术进步使一般公司的规模长期扩大。一

般公司在相继的每个世纪内不断扩大是有其技术上的原因

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够充分。

为了证明垄断不断扩大，人们必须说公司规模比市场规模扩

大得快，而这一点并不明确。由于运输的实际成本长期趋于

下降，而人口趋于增加，所以长期来潜在市场的规模趋于扩

大。市场的规模从乡村扩大到世界。这种趋势虽受到关税和

货币方面的限制的影响，但我们在这里不能说存在着什么长

期的趋势，这些限制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如果我们回顾过

去若干世纪的经济史，我们所能说的差不多只有这些了。

其次是有人认为，金融资本家势必占主导地位。根据这

一论点，“在开始阶段”，典型的资本家是一心致力于自己的工厂，致力于生产和销售自己工厂产品的实业家，而在“最后”，在资本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金融家，这些人也许从未进

过工厂，但他们致力于创立控股公司，企业兼并、联合公司，

子公司和其他金融帝国。因此，即使在技术发展不足以实行

垄断的地方，金融家们略施计谋照样会产生垄断。可以认为

这些金融资本家的崛起是必然的，因为是他们，也只有他们，

爱钱如命，唯利是图。农民爱土地，因此也就容易在自己的

土地上过多地投资而使自己破产。同样，实业家也非常爱听

自己机器的轰鸣；喜欢自己的雇员，产品，或者一砖一石，并

在某种程度上让情感影响自己在金融方面的聪明才智。只有

那些经营货币的职业金融家才爱钱如命，并且因此才免于落

入其他人难以逃避的陷阱。因此，这种论点认为，对工业的

控制权将不可避免地转到金融家手中，此外，随着市场扩大

到全球，金融家之间的垄断安排也将成为世界范围的。实际

上，这种论点是一些人在专门研究了德国工厂工业的兴起之

后提出的，在德国，银行在实行工业主义方面所起的作用比

其他国家大得多。这种论点是自相矛盾的。人们可以说，“开

始时”工业筹措资金依赖于资本市场。实业家很容易落入金

融家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工业以未分配利

润的形式产生大量储蓄，资本市场比较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了，

实业家也不那么依赖外界的支持了。随着工业的发展，情况

非但不是工业落入金融投机家之手，相反，情况似乎是工业

企业的管理者变得越来越不受外部金融家的控制了。

撇开这些推测不谈，我们无法回避一部分工业企业多年来确实被垄断这一事实。这对于所有工业企业来说也许确实是一种自然趋势，只不过有的工业企业比其它工业企业受这种趋势的影响更大。一个明显的因素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逻辑增长原则；每一种新兴的工业都要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取代其前身之后，又会进入增长缓慢的时期。当它进入增长缓慢阶段时，与市场相比，大公司要扩大比较容易；如果大公司不把小公司完全排挤出市场，他们至少得奉行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因为他们明白市场增长较为缓慢时，任何争夺市场的斗争都必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是工业可能从发明家手中转到官僚手中的阶段，是管理人员接管的阶段，是重要的技术革新结束的阶段。但是，符合每一个工业部门实际的情况不一定符合整个经济的实际。因为新兴工业不断地相互提出挑战。如果一个工业部门多年后被垄断，失去了对革新的兴趣，这也许正是它会被某个生产出竞争产品的新兴工业取而代之的原因所在。只要新产品不断涌现，那么即使各个工业部门变得更加垄断化，在新人的管理下的整个经济也不会那样。

但是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变得更加垄断化首先并

不是由于企业家的行为所致，而是由于社会对这种行为所作

出的反应所致。竞争制造出了自己的敌人，因此辩证地看也

可能将自己扼杀。竞争使弱者、效率低下者、因循守旧者和

倒霉者受到损害，由于这些人的人数远比与他们命运相反的

人多，因此要组织许多人对竞争观念抱敌对态度是比较容易

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心怀不满的首推农民、小商贩、手工

业工人和小实业家。熟练工人也因其技术不断受到技术革新

的威胁而充满敌意。因此，经济增长刺激了各类同业公会和工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用施加垄断压力的方法来抵制各种变革。它们还得到了政治家的帮助，这些政治家毫不犹豫地

通过立法，保护在他们看来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免受被他们视

为仅是富于进取精神的少数人的利益的侵害。当今的哲学家

们也使他们的哲学适应似乎是时代的需要；牧师们呼吁回到

中世纪的“平衡的”社会；经济学家发现并抨击竞争论点的

缺陷；律师们则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使垄断协议得以通过。在

这场论争中，竞争的观点并非注定要失败，因为人们已经尝

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的滋味，这个事实本身就使人们意识到：

普遍利益与局部利益并非一回事。尽管如此，增长给自身带

来了如此巨大的阻力，以致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同样有可能产

生放慢革新和重新投资速度的作用。下面让我们再来研究一

下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为基础的那些论

点。我们先研究一下理论，然后再研究一下事实。如果在充

分就业时，分配的变化使得消费欲望与国民收入相比有所增

长，那么我们可预料结果将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相对下

降，从而导致国民收入相对停滞。但是，认为消费倾向的加

强会刺激投资，储蓄的不足可通过发放信贷加以弥补的观点

是可以争论的。因此，面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其间无疑有时

会发生衰退，这种衰退有助于维持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

心），必须维持投资的水平。相反，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说，如

果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是相对于消费的储蓄额增加，那么，随

着收入的增加，一个国家将会发现越来越难以处理其储蓄，并

且极易受到长期萧条的影响。在本章前面几节（第二节（一）和第三节（三））中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些论点，并且看到由于这些论点是以假定消费与投资之间有较为固定的关系为基础的，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接受。但是，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合适的，那就是正像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储蓄不足视为对他们那个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一样，也许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也认为储蓄过剩更有可能阻碍美国经济的增长。

如果再让我们看看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有关问题

是：既然高额利润与高额储蓄是互相联系的，那么随着国民

收入的增长，利润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本章的前面一节中，我

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当劳动力可从其他经

济部门以不变的实际工资吸收到经济的资本主义部门来时，

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利润就增长。一旦资本积累赶上以前从农

业、家庭服务业、小商小贩，由女性组成小家庭、临时性行

业或增长的人口中获得“剩余”劳力时，工资就随资本积累

的增长而增长，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不

可避免地会发生长期变化。在早期阶段，利润的增长并不抑

制投资，而是恰恰相反鼓励投资。既然可得到劳动力，资本

积累也并不改变资本与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因此利润率

也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在随后的阶段，当劳动力紧缺时，如

果革新没有不断提供投资的新机会，利润率将下降。更多的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等）曾预

料在这一阶段，利润率将下降而不是上升。与当今流行的观

点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认为这将抑制而不是刺

激投资。在经济发展史的早期阶段，利润也许会因此而下降，

但在过去的100年间似乎并没有出现利润率长期下降的情况。这里同样要对政府的行为加以考虑，如果政府有什么长期趋势的话，那就是对利润征税，并刺激消费，但是在“成

熟”的经济里这会抑制投资还是刺激投资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事态的发展也未能实现卡尔·马克思的另一预见，即无

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尽管知识的增

长和资本的增加，使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实际工资仍然保

持在仅能餬口的水平上，（周期性的波动除外）。技术进步的

所有好处都为资本家所享有。资本家的利润与工资相比相应

增长。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析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

但并不适用于资本积累赶上了劳动力供应的资本主义后期阶

段。马克思同时还预料工业日益垄断化将通过使小资本家破

产并取而代之而使资本家的队伍缩小，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大。

这将增加失业后备军，使工资水平受到威胁并扩大各阶级之

间的差别。就阶级差别而言，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经济

的增长产生了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

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社会差别，以至在先进的工业社会

几乎人人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此

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机械的扩大应用将代替劳动力，并

造成不断增加的技术失业。所有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加剧了

工人阶级的苦难，工人阶级不断受到只能餬口的工资和失业

人数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的刺激，而且由于阶级差别的意识

日益强烈而团结一致，总有一天他们会揭竿而起进行成功的

革命。由一场革命结束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

而不论这种革命究竟原因何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期阶段

工人的生活更舒适了，而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更加悲惨；然而马克思认为这种苦难是革命的原因也同样可能是错误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与100年前相比，工

人阶级现在都享有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权力。谁也不知道他们

会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他们也许会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仅对

其加以改良（如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稳定，或向弱者与不幸

者提供社会保险）；他们也可能由于限制主义，过度征税或有

损信心的敌对言行而摧毁这一制度。谁也无法预见，有哪种

经济制度不会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发生停滞，导致这种结果

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并且是经常产生的。另一方面，收入分

配与内乱之间并无明确的联系。因此，即便我们能够预见与

工资相比利润将发生什么情况（而这一点我们无法做到），我

们还是不能就此推断这将使社会更加协调或更加意见不一。

我们现在来看看另一些论点，这些论点是以对人口随着

经济的发展将发生什么变化这一点所做的预见为其基础的，

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学派。根据一派的观点，经

济增长必然引起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反过来使自然资源

枯竭，森林被砍伐，土壤遭侵蚀，矿物被采挖一空，实际上

产出可能减少，人们可能死于饥荒，否则就必须以不利的贸

易条件增加食品的进口来应付人口的压力。那时人口与资本

流向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国家陷入停滞状态。历史上有过许

多这样的例子，例如19世纪后半叶人口与资本从英伦三岛的

外流。但是，并不能认为人口必定增长到自然资源的极限，正

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死亡率的长期下降不久

就使导致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因此，在国家出

现任何意义上的人口过剩之前，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之间实现平衡并非不可能。

正是这种可能性使与之对立的学派感到不安。根据这一

派的论点，经济的增长必然随即引起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甚

至出现绝对下降，从而引起难以应付的后果。不论是由于经

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还是由于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勇于承担

风险，经济变得不那么富于竞争性，还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少，

他们担心这些后果将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

经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是由于每年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劳

动力减少。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中，供求关系总在不断变化，

因此行业和职业之间必须进行劳动力的再分配。如果这种再

分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改变他们已经从事的工作，而不仅仅

是把新就业的人吸收到那些最需要他们的职业中去，那么进

行这种再分配就较为困难，因此，预计每年都吸收大批新劳

动力的行业比每年吸收劳动力比较少的行业的经济更富有弹

性。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在

任何一个提供相当充分的就业机会的经济中，都有大批的劳

动力流动。那些据说缺乏劳动力的行业之所以缺人，往往是

由于留不住雇来的劳力，而不是由于无法招到足够的新工人。

当然，任何经济都会发现，不同职业之间突然进行大规模的

劳动力转移都是困难的，例如由战争，或战后余殃所致的那

种转移，但是仅就平时所要的一般边际转移而言，每年招收

或不招收大量的劳动力是否会对局势产生很大差别，这一点

颇值得怀疑。

还需要再加以说明的是，在一个稳定的经济里，投资风

险增大的问题。在一个人口年增长率为2％，实际收入增长率亦为2％或更高的国家里，是不会在投资上犯大错误的。如果

企业家对任何一种行业的投资多投了10％，这种行业会暂时

陷入萧条，但是在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需求就会赶上供给，

并有某些缺货利润可赚。资本的自然贬值使供应减少，收入

与人口的增加则使需求增加，这两者使投资方面的失误得以

纠正。如果人口不增长，失误只能靠资本的贬值和人均收入

的增加来纠正，那么这将是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因此，一

切投资的风险也就更大。这把我们直接引到了第三个论点。如

果不鼓励承担风险，那么经济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具有竞争性。

企业家们会比在需求一直在迅速增加的经济中更急于就分享

市场作出安排。承担风险的减少与垄断的扩大这两种因素都

阻碍了投资，因此也促成了长期的停滞。然而人们也可轻而

易举地反过来论证说，当市场不再扩大时，争夺市场的斗争

将激化。依靠演绎出来的论点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且也

没有适当的论据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减少了投资机会，因此预计投资

也会下降。为了安置增加的人口需要部分投资：新的住房，新

的农业区，新的道路，更多的交通设施，更多的工厂等等。因

此，当人口增长率下降时，投资机会也相应减少。但是，关

于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否下降的问题切不可与保持充分就业的

问题混为一谈。如果困难仅仅在于人们的储蓄超过了使人均

资本保持不断增长所需要的水平，那么这个困难可通过增加

消费，不鼓励储蓄等措施加以克服。政府可增加影响储蓄的

税收种类，减少影响消费的税收种类，或者用剩余的储蓄扩

大它自己在住房，道路，医疗设施等等方面的开支。只要措施得当，人们可以预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使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因为一些资本不再需要用来安置增加的人口，这些

钱现在可用来增加人均资本。在另一方面，如果人均资本增

加，资本的利润率将下降，除非有大量的革新涌现，而这可

能影响人们投资的意愿（如果人们认为投资取决于高消费，而

不是取决于高额利润，如果利润率的下降提高了与利润有关

的其他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的倾向，他们就会更愿意投

资）。关于长期增长的大多数论点最终回到革新的源源涌现上

来，回到是否有理由认为源源涌现的革新会枯竭。

因此，有关人口的论点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们无法满

怀信心地说，在发展的后期阶段人口的增长将超过资源的增

长。恰恰相反，危险也许在于发展的后期阶段将导致人口数

量稳定或下降。对于这种威胁一旦成为现实将会有多大的危

险，我们同样不得而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希望人口增长

率的不断下降可使人均资本增长得更快，但是我们不能全然

无视使经济变得日益缺乏灵活性和垄断更加扩大的可能性。

最后让我们看看国际竞争。根据这种论点，“老牌”国家

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因此，

或者由于利润下降，或者由于向新崛起的国家投资更有利可

图，对老牌国家的投资率下降。“老牌”国家由于国际贸易格

局的改变可能会丧失其地位。正像发现美洲那样，新的贸易

路线会使这些国家丧失其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技术进步可

能破坏对其矿物或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例如对

智利硝酸盐的需求就发生过这种情况。除了世界贸易格局发

生的这些变化之外，“老牌”国家在公认的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可能输给新崛起的对手，如果这种领导地位仅仅是建立在把革新置于优先地位这种基础之上的话。因为其他国家迟早会

掌握这些新技术，而当它们一旦这样做了，“老牌”国家就会

丧失其垄断地位、较高的生产率和超额盈余能力。因此，只

有当一个国家在引进新思想方面仍然站在前列才能保住其以

革新为基础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地位难以保持。考虑到

与自然资源有关的需求的变化，以及几十年保持技术上的优

势如何之难，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领导地位

的时间超过几十年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投资与国民收

入的比例下降这个意义上说，失去领导地位不一定导致经济

停滞，但是如果伴之以不利的贸易条件，或者导致投资被吸

引到海外的新兴国家，那么将完全可能产生这种结果。英国

的人均产量增长率自1870年以来似乎一直低于19世纪前

75年的水平，一些人用上述原因解释这一现象。在第六章中

我们将就国际竞争做进一步的论述。

因此，由于长期增长，一个国家可能会落入许多陷阱；它可能对物质的东西感到厌倦，它的企业家可能会表现得缺乏竞争性，它的公众可能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变革，收入的分配可能变得不利，它可能耗尽其自然资源，可能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它或者会智穷才尽，再也拿不出什么革新成果来。除此之外，一个国家还可能遭受自然灾害，或毁于战争，内乱或治理不当，而所有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有可能落入这样多的陷阱时，一些国家过去曾落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陷阱也就毫不奇怪了。谁也无法预见某一国的投资率何时开始下降，不论是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之后。但是我们对过去4000年经济史的知之不多的一点知识似乎完全证实了这样的预测，即长时期的增长到适当时候将被增长缓慢、停滞、甚至下降所取代。

第六章　人口和资源

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探讨资源、人口和产出之间的关系，第二步探讨资源、人口和人与商品进出国际边界的流动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人口和产出

（一）　人口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对人口的增长有什么影响？马尔萨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他在世的时候到现在一直使人们争论不休。他说，第一，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将引起人口增长。第二，人口的增长将超过粮食产量增长的速率。所以，第三，人口的增长总是为生活资料的限度所制约。第四，因此他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粮食增产能力的增长，必将使人口增长到这种能力的极限。不管怎样，这些都曾是马尔萨斯原来对这个问题作出的答案。在后来的说法中，他比较强调，只要人类有意节制生育，就有可能打破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联系。更确切地说，这种退步有损于他的理论的光辉，从那以后，追随他的一些人已不大愿意接受他的理论了。另一方面，原来的说法也从来没有为人们完全接受，因为始终有人怀疑这种论点所依据的每一个论据。

让我们首先探讨一下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对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分别探讨对出生率的影响和对死亡率的影响。

在世界史的大部分进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两

者几乎相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时间上距今不很远。在当代

最原始的国家中，死亡率高达4％，在这些国家里，无论是经

济方面还是医疗方面的进步都尚未发生重大作用。这一数字

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儿童大量死亡造成的；在原始的条件下，

近半数的儿童活不到十岁就死了，这几乎占死亡率的一半。我

们从这一数字推算不出历史上死亡率有多高。有些国家比其

他国家体质强一些（如不大容易患疟疾），而且饥荒、战争和

传染病的发生也一定使每年的死亡率很不一样。尽管如此，在

漫长的历史上，死亡率必定平均在3—4％左右。因为人口增

长得非常之慢，出生率也必定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水平上。据

认为，公元1年到1500年，世界人口递增率每年不超过1％，

所以出生率只比死亡率高一点点，因为要考虑到突发性灾害

会造成死亡率大起大落。

国与国之间的出生率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从有记载

的时候起，出生率很少超过35D的，而在亚洲或拉丁美洲，出

生率超过40D则十分普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结婚比较早。

在以只有两三个孩子为时尚的社会里，晚婚对出生率可能没

有多大影响，但是在不实行节育的社会里，晚婚必定有重要

意义，因为生育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另一种解

释是单身妇女的百分比各有不同，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成年人口的两性比率各有不同，另一部分原因是婚姻风俗不同。印度和爱尔兰是当前的两个极端；在印度，年到45岁

尚未结婚的妇女只占1％，而爱尔兰的相应数字是26％。在

西欧大部分国家，15—20岁的妇女从来没有结过婚，其部分

原因是因为成年妇女的人数超过成年男人的人数；虽然这个

数字并非总是这样高，但是看来总比亚洲和非洲的相应数字

高出许多。如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率相同，要是一国的所有

妇女都结了婚，出生率是40D，而另一国有20％的妇女没有

结婚，后者的出生率将比较接近32D。人们必须考虑到单身

妇女非法生孩子，还要考虑到未婚妇女如果结婚的话，其生

育率比那些实际上结了婚的妇女的生育率低这种可能性；尽

管如此，单身妇女多，再加上晚婚，就足以说明欧洲的出生

率为什么不超过35D的原因。

没有表明出生率随着经济增长而日益提高的证据；倒是

有表明出生率下降的证据。在马尔萨斯的时代，有些作者倾

向于认为出生率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的看法，没有实行节育

的社会的情况大概是结婚年龄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下降。

结婚率确实随着经济周期而有起有伏的，但是在比较长的时

期内，没有表明结婚年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下降的证据。

这种论点对18世纪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情况是适用的，但是拿

不出证据来支持这种论点，而且正像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那

样，爱尔兰人口的变动情况很容易解释，无需援用出生率的

变化。按目前我们的认识，最合理的结论看来是，在发展的

最初阶段，一切影响都集中在死亡率方面。

死亡率看来在三个阶段有所下降，或者换句话说由于三组因素而有所下降。第一，死亡率下降是因为粮食供应得到改善，这或者是由于产量增加了，要不就是由于分配改善了。

以爱尔兰为例，那里的人口从1700年到1840年增加了三倍，

主要因素是由于种植马铃薯而使粮食产量增加，每英亩马铃

薯提供的粮食要比以往从谷物中获取的粮食多得多。在另一

些国家，主要因素则是分配得到改善，这是由于战争停止了，

粮食贸易开展起来了，建设了比较好的交通网。如果不进行

贸易，交通不便，每个地区所需要的粮食要靠本地区自己供

应，如果当地作物歉收，那就可能意味着饥荒和死亡，哪怕

本国其他地区的粮食充足也无济于事。所以，在那些全国每

个地区的雨量年年变化很大的国家，要是交通不发达，就可

能发生严重饥荒，单是建设了交通网，即使这些国家的粮食

产量没有什么变化，也可能使死亡率大大下降。

经过了这一阶段的国家可能使它的死亡率降低10点多。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的出生率不变，它的人口将开始每年上升1％，70年内将增加一倍，140年内将增加三倍。爱尔兰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爱尔兰的情况是由于结婚年龄非常之低还是由于生育率非常之高，就没有必要去说明了。那里的情况完全符合35D左右的出生率，同由于普遍食用马铃薯而使死亡率下降到25D有关。同样，印度和非洲人口的增长完全是由于贸易、交通和消除当地的饥荒所致。印度和非洲某些国家的人口在过去50年里以1％的年率增长，这同40D的出生率和30D的死亡率是一致的。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仍然很高，因为它们进入医疗改善的阶段还不久。

医疗阶段有两个，这两个阶段在欧洲是相继出现的，但是这两个阶段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其中一个阶段是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消除传染病。另一个阶段是把医疗方便广泛普及到家家户户。推广有疗效的药品所需的时间比普及公共卫生工作所花的时间要长，因为它所需的资源要多得多；要建设医院，要训练和向全国派出开业医生。欠发达国家进入这一使它们的死亡率下降的最后阶段的还很少很少。但是很多国家已进入第二或者说公共卫生阶段，在这阶段中，严重的传染病——瘟疫、天花、斑疹伤寒、霍乱、伤寒、疟疾、黄热病（以及最后还有结核病）——已被消灭。在这第二阶段中，死亡率再下降10点。如果出生率还是40D，人口每年将增加2％，每35年增加一倍。斯里兰卡、埃及、毛里求斯、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印度才刚刚进入这一阶段，这就是它的人口为什么现在每年仅增加大约1．25％的原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由于公共卫生设施的扩大，预料印度将消灭霍乱和疟疾以及现在那里流行的其它传染病，如果印度的出生率不下降，那么它的人口每年将增加2％左右。

到第三个阶段，死亡率将下降到10D左右，是多还是少，取决于人口的年龄结构。这是由于人人都能得到医疗照顾的结果。如果出生率还是40D，人口每年将增加3％，在25年中将增加一倍。有些社会已达到这一阶段，如波多黎各，另一些社会已接近于这阶段，如斯里兰卡。

我们从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首先把人口增长直接同粮食供应联系起来未免太武断。粮食供应对人口增长可能起制约作用，但是粮食供应的改善不是死亡率下降的唯一原因。粮食供应的改善仅仅在最低生活水平时起作用，而且在这种水平上，粮食供应的改善不过使人口每年增加1％。如果这就是要解决的全部问题，那么粮食供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赶上人口的增长。然而事实是，死亡率由于医疗改善而下降的那一部分甚至比由于粮食供应改善而下降的那一部分还要大。

但是，不管人口是因为粮食供应还是因为医疗改善而增

长，马尔萨斯断言，这种增加到时候必定由于粮食供应不能

增长得那样快而告结束。19世纪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他的这

一部分分析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估计数字说

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

世界粮食供应量的增长率每年略低于2％，而世界人口每年

仅增长0．7％左右。据我们所知，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

工人阶级的饮食有了很大的改善，畜产品的消耗量相应地大

大增加了。马尔萨斯过高估计了粮食供应的改善会引起人口

增长的速率（他说是3％，但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接近过这样

的速率）。他曾考虑到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只有用开垦新土地的

办法才能养活自己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没有预见到这在19世

纪将以多快的速度办到；而且他还低估了每英亩土地产量可

能的年度增长率。然而，这样说决不是贬低他提请人们注意

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果说在19世纪没有哪个国家达到了

3％的人口增长率，那么在20世纪有好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样

的增长率，而且新土地并不是开垦不尽的。

有人认为，如果死亡率从40D下降到10D，世界将很快陷入一片混乱，除非出生率也下降到同样的程度。对于这种论点，没有必要详加论证。这种论点并不完全取决于关于粮食供应的种种论据。关于粮食供应的论据现在具有重要意义，可是在往后的世纪里可能不成其为问题。世界目前的承担能力有多大，无人知晓。按照对饮食和生育力的不同假设，所做的估算也不同。目前人口大约有25亿，最低的估计是，在使用目前农业技术的条件下，这是能够为之提供一份适当饮食的最大人口数目了；这就是说，如果把现在尚未开垦的一切可耕地都耕种起来，结果是仅仅够把各地的饮食标准提高到欧洲的水平。另外的估计是，假设按目前饮食的平均水平，则有供应多达100亿人的能力。作这种估计的困难有一部分在于对比如说位于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之间的世界热带地区灌溉不是那么充足的土地的最后承担能力有多大不能肯定。这一地区有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可耕地，年降雨量为25到

40英寸，大部分集中在一年的几个月里，旱季很长，在这期

间，植物枯死，土地龟裂。19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农业技术革

命，适用于终年有雨、从来没有受过酷热烘烤的土地。在欧

洲和北美富有成果的技术，在热带地区并不全能直接应用，而

且照样搬用反而会造成损害，譬如机械化会使水土流失。由

于人口增加，人类可能不得不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怎样最有

效地利用现在人烟非常稀少的这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现

在我们没有把握，这些土地是否很快就会证明是产量很高的

呢，还是继续长期对世界的粮食供应作用甚微。

哪怕对当前世界的能力作最充足的估计，余地也不大，因为按目前的增长率，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将达到100亿。不过，世界的承担能力也时时在增长。在最先进的农业国家，每英亩的产量长期来一直在增加，每年增长的幅度从0．7％到1．5％不等（最落后的国家具有最大的技术可能性）。对今后30年世界供养自己的能力感到担忧是理

所当然的，在这30年中，人口和粮食可能是你追我赶地竞赛，

看来这是十分可能的。但是，人人都在猜测，我们生产粮食

的技术在30年以后将发生怎样的情况。举例来说，如果我们

不仅懂得利用植物的果实而且懂得利用植物的叶子，世界提

供食物的能力将不知增加多少倍。又如，1954年曾报道过光

合作用已在实验室完成，如果这在经济上是大规模可行的，粮

食将足以养活任何可以想象的人口。

因此，关于粮食的论据同对空间的探讨是相辅相成的。我

们可以学会用氢原子制造食物，生产出几乎是无限量的食物，

但是我们对空间准备怎么办呢？地球陆地总面积，包括沙漠、

冰层和山脉，只有5600万平方英里。假设我们分配给每个人

仅仅一平方码作为容身之地。那么，如果世界人口每年增加

的幅度小到1％，从现在起也只有在1120年内还有容身之

地。也许1120年以后，人类将再一次寄生海洋，或者用摩天

大楼把地面覆盖起来，或者从氢原子中合成更多的土地，或

者把别的星球变成殖民地。对这个问题不予理会是可以的，其

理由或者是将来会发生某种新情况，或者是我们无需为后代

烦恼。但是如果对这两种遁词一个都不接受，甚至连我们当

中那些最喜欢由我们的同胞作伴的人都会认为，世界人口在

今后1000年每年以1％的速率增长是不可取的。一旦死亡率

降下来，那么如果人类要在由我们目前的星球的陆地面积所

限定的范围内舒舒服服地生活下去，出生率必须下降到同样的程度，这一点是必然的。

除了这些全球性的考虑之外，那些正经历高出生率和低

死亡率的个别国家，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首先要

负担抚养儿童的费用。15岁以下的儿童仅占英国人口的20％

左右，而15岁以下的儿童却占波多黎各人口的40％左右。英

国的比例确实太小了一点，以致难于保持人口的稳定。另一

方面，波多黎各的比例却是加在成年人口身上的相当大的负

担，它因此不得不把本来可以用来提高成人的生活水准的时

间和资源投到抚养孩子身上。我们将会看到，把这种情况看

作是一种负担大概是说明为什么在死亡率下降之后出生率往

往早晚也会跟着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出生率和死亡率

不平衡的另一个代价是人口不断增长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有

少数几个国家仍处在利润不断增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

口越多，对制造业来说就意味着公用事业的设备和设施利用

得越好。这些国家主要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见本章第一节

（二））。不过，这些国家为数很少。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

人口增加必然使人均产出减少，除非为新手从事劳动提供额

外的资源而把资金花光。这种资本本来可以用于筹集资金和

提高现有人口人均产出的。我们没有把握，到底需要多大的

资本才能防止生活水平下降而不管人口增加多少。如果我们

按4∶1的资本—产出比率，那么，一国的人口如果增长1％，这个国家为此需要的纯投资占国民收入的4％，人口如果增长2％，纯投资占8％，人口如果增长3％，纯投资占12％。如果我们记住最不发达国家每年只能安排5％的国民收入作为投资，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出，要是这些国家放手让它们的人口每年以2％或3％的速度增加，它们的生活水准必定下降。

幸运的是，现有的证据说明，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的时候

将使出生率也下降。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

我们确实不像我们了解死亡率下降的原因那样了解出生率下

降的原因。在过去的100年中，有些欧洲国家的出生率已从

35D左右下降到15D。这种下降有些是由于未婚妇女数量增

加，有些甚至可能是由于晚婚，但是最大部分是由于不愿意

生孩子。我们不知道造成这种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是什么。我

们推想并且认为，这是在出现经济增长过程以后不可避免地

随之而来的现象，因此在一切国家经历同样的过程时都会出

现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肯定事情一定会以这样的方式发

生。

设想出生率下降是由于对生孩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

仅仅是由于有了节育新方法，这种看法还是相当有把握的。这

种看法之所以有把握有两个原因。第一，出生率下降在使用

新方法之前就开始了。法国的出生率在19世纪一开始就已开

始下降，其他欧洲国家的出生率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下降，而

新的节育用品到那个世纪末才有。第二，甚至到今天，很大

一部分成功地实施节育的人并没有使用现代用品。他们使用

的方法是圣经上记载的方法，是经过久远的年代为人类所熟

知的方法。如果说节制生育在两个世纪之前没有实施，其原

因并不是人们不知道怎样去做，而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当

然，一旦改变了态度，有这种经过改良而且比较方便的新方

法可供使用就能使更多的人们愿意实施节育，但是如果不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态度，这些方法肯定不会推广得这么迅速。

是什么原因使得态度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最重要的原因

大概就是因为死亡率下降了。在一个出生的孩子有60％活不

到成人的社会里，如果一个普通家庭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

人，它必须生八个小孩，其中平均有五个要在孩提时代死去。

现在，当生孩子没有限制的时候，每个母亲平均生八个孩子

差不多就达到了人类生育力的极限，所以照这样的死亡率水

平，不加限制的生育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有两三个孩子长大

成人就足够了。不加限制的生育不会使出生率大大超出

40D。所以，如果死亡率在40D左右，即使让妇女能生多少

孩子就生多少孩子，人口亦只能勉强保持。这样，生孩子就

成为了传宗接代的一种宗教义务，生育力最强的妇女享有崇

高的荣誉，受到高度的尊重，而不生育却为人所不齿。到死

亡率下降的时候，这种态度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因为儿童成

活的多了，生这样多的孩子就没有必要了。就人口的稳定性

来说，如果一生能活到68岁，出生率和死亡率只要保持在

15D左右，人口就能保持稳定，这相当于平均每个家庭只有

两个多一点的孩子。人口迅速增长的坏处迟早会使国家的领

导人看清楚，主张生孩子越多越好的宗教戒条被抛弃了。许

多原始的社会非常之幸运，它们的死亡率在40D以下，它们

采用种种措施控制人口，包括生孩子之后两年内禁止性交、打

胎，甚至溺婴。（爱尔兰采用很晚结婚的办法，全国有四分之

一的妇女根本不婚嫁。）父母也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如果有人

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再也不需要生八个孩子了。早先，

能把这么多的儿女抚养好似乎是了不起的，但是由于能够生养10个孩子的人数迅速增加，对这种成绩的新奇感和荣誉感消失了，如果粮食供应不上、工作难找或没给他们留下什么

土地的话，就尤其如此。人们开始感到，养这么多孩子很不

利，对节育方法逐渐关心起来。如果这样分析不错的话，那

么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率下降以后，出生率会

自然而然下降。人口每年增长3％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

暂时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大家庭的坏处明显到使社会改

变态度也许要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

还有别的因素在起类似的作用。妇女的地位有所改善，这

是由于妇女受教育和妇女在家庭以外就业机会扩大的结果；

这使得一些妇女把生孩子看成是她们一生中的一个临时阶

段，她们很快就能自由地把时间用于做别的事情。然后其他

事情增加，要人们有时间去做。经济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收

入用在享受方面，这样的享受要花时间。特别是家庭以外的

娱乐活动增多了，如看电影和到海滨旅游。19世纪有些属于

低收入集团的妇女，要是没有佣工帮助料理家务，除了上教

堂以外很难离开家门一步；而现在，她们要求有多得多的行

动自由。有时有人说，节育的秘诀是给家家户户装上电灯，以

便让一家子人在晚上有许多事情可干，而不是天一黑就上床

睡觉，但是不要把这种说法当真了。人们利用时间的方式增

加，其意义并不是使生孩子的机会减少，而在于使抚育孩子

更加成为一种负担。另一个变化是，养育孩子的花费更多了；

再不能在七、八岁时就把他们送出去劳动了，而必须让他们

上学读书，读到十五岁或更晚些时候。在西方世界，对孩子

的态度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也起了变化，对儿童时代的关怀备至盛行起来。在17世纪或17世纪以前，对孩子并不那么高度重视，他们能长多大就算多大，不多加照顾。然而，在

现在，在儿童时代培养个性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父母们感到

为每个孩子尽心尽力是一种本分，照应不过来就不要有那么

多的孩子则是一种相应的义务。经济增长也促进社会流动。随

着社会流动，有些父母渴望让他们的孩子受到他们负担得了

的最良好的教育，使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尽可能好的开端，以

便孩子们将来能够爬到社会的上层；这也使抚养孩子的费用

增加并使生育孩子的数目减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地

位不断上升的人比那些社会地位没有上升的人养育的孩子要

少；虽然很难说这是因为那些希望自己的地位上升的人发现

“轻装快步”容易呢，还是因为那些孩子比较少的人上升更容

易呢？这一切的原因是人类的行为更有理智了；人们不再把

孩子们看成是“上帝的恩赐”；他们认为他们有权为他们自身

的享受来计划自己的生活，不要超过计划的孩子。曾是宗教

和道德的一个课题的问题，变成为寻求方便和要深谋远虑的

问题。这些因素中的许多因素都同城市化——妇女受教育的

人多了，在家庭之外就业的人多了，利用闲暇的机会多了，儿

童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社会流动性增大了，生活方式更加

理智——有关，所以农村的出生率往往高于城镇是不足为奇

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说得出经济增长使出生率下降并使原来为经济增长所破坏的平衡得以恢复，这样的结论看来是合乎道理的。这一分析同使人口政策制订者发生分歧的一个争议有关。一派的意见认为，如果你希望使出生率下降，就要集中宣传新的节育方法。另一派意见则认为，除非首先改变对生孩子的态度，否则这些方法不会得到采用。态度的这种改变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因此，降

低出生率的办法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显然是一场虚

伪的争论。人们需要把所有佐料都放入这个馅饼：要使社会

领袖们转而相信高出生率的种种危险，这样各种清规戒律和

宗教法令就会反对高出生率，而不是赞成高出生率；要迅速

提高生活和教育水准，这样妇女们就会发现孩子少一些就是

方便；要对节育方法作广泛的宣传。需要在各条战线上同时

采取行动。

这当中哪一件事要办都不容易。劝说社会领袖们给予正

确指导也许是最容易的任务了。如果人口每年只以1％的速

度增长，一千年后将仅有立足之地。这一事实是容易理解的，

特别会为近一二十年在欠发达国家掌权的人们所理解，他们

多半具有西方唯理主义的观点。神职人员比政界人士要更困

难一些，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唯一教会是罗马天主

教会，即使这个教会也赞同对家庭有所限制，条件是不得使

用现代的节育用品。东正教各大教派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明确

的教义，在每一个教派中，都有一些宗教领袖表示赞成节制

生育。任何出生率最高的国家都还没有节育的紧迫感，但是

这种紧迫感可能到来。不管怎样，节育运动风行全欧洲，宗

教界和官方都未提供赞助。

在不开化的社会开展宣传就不像在西欧那样容易了，有

些社会的妇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此外，西欧使用的用

品，与较为贫穷的国家的人民收入相比是昂贵的，从居住条件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也不方便。因此最好发明一些价钱比较便宜或使用比较方便的节育形式。这就是从事节育工作

的人士目前非常关心能不能制造一种没有副作用的避孕丸的

原因。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在积极进行中。

提高生活水平是一切任务中最困难的任务。如果人口每

年增长1．5％，我们能够确定的最低目标就得是使总产量每

年提高2％。这样只有在140年以后才能使生活水平提高一

倍，而西欧和美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仅用了40年到80年

的时间。但是总产量每年提高2％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

要求把大量资金用在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上，目前的资本形

成增加一倍，并在信仰和制度方面要有许多变化。人口如果增加2-2.5％，产量就得增加3％，这甚至更难于达到。产量每年增加4％是美国从1870年到1930年达到的极限，这是由于它有唯物主义的眼光和制度，把巨额经费用在了资本和教育方面。没有迹象表明铁幕这一边的欠发达国家开始采取量每年提高2—3％所要求的那种果敢措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比较发达的国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致愿意为解决这问题作出适当的贡献。如果提高生活水平是使出生率下降的一个必要条件，看来人口问题还要存在一段漫长的时间。

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比欧洲曾经存在过的问题更加尖锐，因为欧洲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从未接近过3％。（在马尔萨斯的时代，美国人口的年自然增长率可能如他所说为3％，相当于约50D的出生率，20D的死亡率；但是50D的出生率要求每个母亲平均生8个以上的孩子，而这是人类生育能力的极限。）欧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其部分原因是变化开始时这些国家的出生率是35D左右，而不是40D到45D左

右。另一部分原因是欧洲国家的死亡率下降得非常缓慢，以

致在死亡率下降到最低水平之前，出生率已开始下降了。欧

洲把死亡率降低20点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近来有些其它

国家在40年或不到40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这一目标。因为

在出生率对不断下降的死亡率作出反应之前需要经过一些时

间——在欧洲，死亡率下降了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之后，出

生率才开始下降——死亡率迅速下降可能使它下降到10D，

而出生率仍为40D，因而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增加。增加越

多，要抑制这种增加就越费力，因为为提高生活水平所需的

总产量的增长率也越大。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开

始下降时，将像死亡率那样比西欧的出生率下降得快，这不

是不可能的。出生率下降10D在法国用了70年时间才完成，

瑞典和瑞士用了40年，英国和丹麦用了30年，而在从1924

年到1936年的12年间，保加利亚的出生率从40D下降到

26D，波兰从35D下降到26D，捷克斯洛伐克从26D下降到

17D，日本从35D下降到27D。在这些年代里，什么事情都

比19世纪发生得快。

虽然鉴于上述原因，有些比较贫困的国家的人口问题确

实非常严重，但是认为人口的增长，无论是实际的增长还是

潜在的增长，是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提不高的主要原因则是

不确实的。譬如，印度的人口目前每年增长1．25％。这一增

长率比美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还要低，而美国的人均产量却

每40年增长一倍；而且这一增长率并不比19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率高，当时欧洲的生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如果说日本从1880年起，能使人均产量每25年增加一倍，那么尽管人口增长，亚洲或非洲的其他国家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日

本的自然资源并不特别丰富；正相反，它的煤炭和矿砂比印

度要少。今后二三十年内的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的增长可能

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人口每年增长2％的情况下，

要提高人均增量，比之人口每年增长1％时更为困难，但是这

些国家提高人均产量的主要障碍不是人口的增长率，而是这

些国家的资本形成率低得太多，仅为5％左右。如果这些国家

每年投资10—12％，它们的人均产量就会提高，这种情况本

身就会使出生率下降，从而使人口增长率降低。

限制家庭人口的做法一旦流行，它就会像其他的时尚一

样不胫而走；这就是说，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最先采取这种

做法，然后下层也跟着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处于过渡时期

的社会始终表现出生育力回收入和文化程度成反比。从论证

“随着人们收入（或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力下降”

这个意义来说，上述说法有时候被解释为对马尔萨斯的某种

回答，这是不正确的。除了过渡期间之外，这种相互关系是

否存在是令人怀疑的。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在稳定的

社会中，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要少，无论是在出生率很

高的时候——如在18世纪的欧洲和当代的印度——还是在

出生率很低的时候——如在当代的法国。虽然必须承认，有

某些证据证明，升入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的人往往是生育较

少的社会成员。

属于过渡时期的和由生育的阶层差异造成的另一个现象是害怕智力下降。如果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有最高的智力，而且生育的孩子比较低的阶级要少，那么就可以说社会的平均

智力必定下降。那些否认较高的社会阶级有较高的智力的人

对这种论点提出非议，他们比较多的财富为他们受比较好的

教育提供了保证，但是他们的天赋并不一定优异。这一争议

由于缺乏可以接受的证据而一直没有深入下去。除了阶级差

异之外，有证据证明，在每个社会阶级里，大家庭的孩子的

智力测验成绩不如小家庭的孩子好。有人解释说，这种情况

意味着，智力比较发达的社会成员最可能限制他们家庭的人

口，这种解释再一次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平均智力必定下降的

担心。然而，也许同样说得通的是，家庭人口少的孩子比较

聪明，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能给予他们每一个人以更多

的个别照料，并且因为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他们的双亲

和同他们的双亲斗智。而大家庭的孩子们却多是同其它孩子

玩耍。

不管人口是继续增加还是下降，使得一些优生学家同样

感到不安的是他们预料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出现的问题。这些

优生学家争辩说，死亡率高的时候，那些没能活到生儿育女

年龄的人或没有来得及有个大家庭就死去的人，从生物学上

来说在更大程度上比在死亡率低的时候死去的人要低劣；所

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死亡率低，连续几代人的平均生

物学素质就不如死亡率高时连续几代人的平均生物学素质

高。有人认为死亡率高时活下来的青年人从生物学上来讲一

般比死亡率低时活下来的青年人优秀。这种论点并非人人都

同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死亡率高同近半数的孩子出生后活不到10岁就死去有关，这些死去的孩子占了死亡率大约

一半。有没有理由认为，死去的一半在体质上一般不如活着

的一半健康，在智力上不如活着的一半机敏，或者说他们的

死亡是由于生活条件恶劣、照顾不周或偶然发生流行病等有

关因素造成的呢？现代的社会千方百计地使许多成年人活下

来，否则他们会在竞争性的斗争中死去，因为他们临时生病

或身体不适、因为他们患精神病或神经错乱，或者因为他们

懒惰、没有责任心或愚笨使得他们没有谋生的能力，这肯定

是事实。这些特点有些是生物学上遗传的，有些则不是。关

于这些问题的可靠结论有待于对素质的优劣下更明确的定

义，以及更明确地了解每一种素质对生物学遗传所依靠的程

度。

死亡率的下降还引起其他更富有过渡性的问题。死亡率

下降的一方面影响是活到60岁以上的人的比例提高很多。如

果60岁是正常的退休年龄，这就意味着分享年轻人产出的老

年人人数增加。提高退休年龄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因

为哪怕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70岁和70岁以上的人数在

平均估计寿命为68岁的稳定人口中也是非常多的。另一方

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通常被夸大了。因为虽然老年人人数

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增加，但是我们必须估计到由于出生率下

降，儿童人数下降得更多。譬如，英国15岁到64岁的人口

所占的比例，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已从60％左右上升到70％左

右；这是由于儿童人数下降了，但是比之过去出生率高的年

代，所占比例仍将高出许多。这些变化仅仅是过渡性的，因

为如果人口和死亡率稳定下来，所占的比例也将稳定下来。如果人口稳定，人人都活到75岁，那么15岁到64岁的年龄组将占总人口的67％。只有出生率急剧上升，年龄为15岁到64岁的人口才可能再度降到占60％的水平以下。

除了同增长率暂时有关的困难以外，也还存在着同人口

数字的稳定有关的担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预言长期停

滞的人们担心，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可能变得不那么

灵活了，投资机会可能出现不足（第五章第三节（四））。除

了经济上的这些担心，还必须加上有些人在政治上的担心，这

些人渴望他们的国家，无论是为了防御还是为了侵略的目的，

拥有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人口。

出生率一旦开始下降，就会正好下降到使人口保持稳定

的水平，这不是不可避免的。西欧有几个国家，出生率在20

世纪30年代曾下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虽然此后在其中大部分

国家已上升到稳定率并超过稳定率。同样，我们不能肯定，出

生率在欠发达国家是否会下降到在欧洲已经达到的那样的低

水平。如果要在死亡率低的情况下稳定人口，那么孩子不少

于两个不多于三个必须成为风尚。在20年代的欧洲，只要一

个孩子曾经成为风尚（按这样的水平，人口必定下降），但是

现在这不再流行了。亚洲、非洲或欧洲的风尚可能已变为有

三个或四个孩子亦未可知（按这样的水平，人口将在大约一

个世纪内翻一番）。目前，这些风尚看来主要是由关于个人方

便的想法决定的，其特点一方面是爱孩子和家庭生活，另一

方面是养育孩子花钱多，很麻烦。当前讨论人口问题的一大

好处是，这种讨论可能使得父母们把社会问题考虑进去，因

为如果养育少于两个或者多于三个的孩子成为流行的风尚，就会引起社会问题。我们或许应在教育妇女和未婚少女方面做多得多的工作，让她们意识到存在这个社会问题。

总之，我们能够看到马尔萨斯修正他原来的理论是多么

正确。认为生活如何决定人口增长率是不符合实情的。在处

于人类历史上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的阶段的社会中，这种认

识是完全符合实情的，但是一旦人类懂得要控制出生率和死

亡率，这种认识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人类的历史随之进入

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命运已掌握在我们自己

的手里。人类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孩子而绝种，要不人

类也可能由于生存条件容许而使自己繁衍到这样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要是我们还是局限于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话，我

们将仅仅有立锥之地。我们将朝着这种方向中的哪个方向走，

谁也不知道。

（二）　规模和产出
我们讨论经济增长对人口多寡的影响，将直接导致人们有时提出的下一个问题，即按国家的资源有多少人口才算合适？

这基本上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譬如，也许有人会问，要

使人均产出提高到最大限度人口有多少才算合适。对这个问

题，没有多大希望找出确切的答案，因为产出取决于许多其

他因素，但是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有意义的。然而，不能

设想，适度的人口是使人均产出达到最大限度的人口。一个

国家也许宁可要比这更少的人口；其原因据说是作为一个小

国有种种好处，人民精悍，全国较容易团结，没有对外的政治责任；要不就是因为不喜欢人口赖以增长的过程——移民或者要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国家也许希

望有超过达到最大人均产出所需的人口，因为人口多对防御

或侵略都有价值；或因为想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或

因为愿意收容移民，特别是逃避宗教或政治迫害的难民；或

因为喜欢同其他民族一起相处，特别喜欢同大量的孩子相处。

因此，人口多少才算适度的问题所引起的问题，远远超出经

济分析的范围。

我们只限于从经济方面来考察有时候使用“人口过剩”这

个词的四种不同的意义。第一，如果一个国家人口较少而人

均产出较高，这个国家可说人口过剩。第二，有时候这个词

只不过意味着，要是没有进口的粮食，就养活不了那么多的

人口。第三，这个词在某种极端意义上是用来表示，国家的

人口同国家拥有的资源相比，国家人口太多，以致人口的变

化不会对总产出产生任何影响。最后，这个词还有某种含混

的意义用来表示，一个国家正以超速度消耗无法补偿的资源。

让我们先来解释这最后一个意义，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它不会使人们得出积极的结论。

其他情况如果都一样，人口的多少将决定矿物资源消耗的速度。我们消费的石油、煤炭、铁、锡或其他矿产品越多，地球表面留下来供将来使用的东西越少。我们能不能定出这些资源消耗的“适当”的速度呢？

保护资源引起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在耗尽一种资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创造另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第二，为了慢一些耗尽这种资源，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第三，同我们自己的消费要求相比，我们对后代的消费要求要重视到什么程度？此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分清任何一个国家的情况和整个世界的情况，因为一方面随随便便耗尽自己的矿产资源，同时又希望将来能从别处进口，这样做对一个国家行得通，但是目前对整个世界行不通。

我们先以耗尽一种资源以便创造另一种资源这种情况为

例，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国家的情况，我们就能十分清楚地看

到这一点。一个生活水平低的国家，如北罗得西亚或马来亚

或特立尼达，可能发现自己拥有在世界其他地方极为珍贵的

某种矿产资源。如果它不肯耗尽这一资源，它的生活水平就

仍要保持很低。另一方面，如果它开发这一资源，它就有可

动用的资金来改善它在其它方面的资本设备。有更多的钱可

以花在教育、改良农田、灌溉设施、公用事业，研究以及勘

探新资源或为其他资源找新用途等方面。因此，一个国家的

矿产资源用光以后，这个国家将来在求生存方面反而可能处

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一种资源已被转换成另一种资源。当然，

情况并非永远是这样。收益往往被浪费掉，或主要用在经常

性的消费上，所以一旦资源枯竭，一无成绩可言，而且经济

陷入停滞；这是以前的矿业城镇和本来矿产丰富的某些国家

的一种通病。收益也常常归某个其它国家所有；外国股东们

可能在采矿收益中占最大份额，并利用这些资金来改善他们

本国的资本设备，而不去改善矿产品产国的资本设备；开采

工作也许由移民来做，他们一涌而进，开采他们能够开采的

一切，到矿产枯竭的时候，他们就移居国外，留下一堆烂摊

子。有些资源正在枯竭，开矿可创造与这些资源具有同样价值的资源，但是除非国家坚持把很大一部分收益用于投资新资源（包括教育），否则上述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同样，新资

源并不总是代替得了老资源。拿一个发现自己拥有煤炭或铁

矿砂的原始国家作例子。这些资源都是建立大工业的基础。这

个原始国家也许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工业，因为它的人民缺

乏必要的教育与资本。所以它可能暂时决定出口它的矿石或

煤炭，作为赚取用来增强它的生产能力的资金的手段。但是，

如果它出口矿石和煤炭，那么到它能够在这些基础上建立工

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矿石和煤炭了。特别是有了这两种矿

产品，要作出以下决定并不总是容易的，是应当把它们作为

资金的来源现在就出口呢，还是把它们作为本地工业的基础

保存到将来不知什么时候。

当我们从个别国家的水平谈到全世界的水平时，也出现

了非常相似的困难。在耗尽一种资源之后，人们可以创造具

有同等价值的另一种资源，这种情况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意义

上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虽然矿产资

源迅速消耗，但是我们的知识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生产能力

大大提高了；如果我们把地下的矿藏留给后代而没有留给他

们如何利用这些矿藏的知识或他们将要继承的一切其他科学

知识的话，他们是不会受益的，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他们

没有同时得到可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源，大量的知识对他们

有什么用呢？这种知识也可能使他们能发现新资源或者为以

前被认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找到新用途（直到不久前铝

矾土和铀还只不过是两种“石头”而已）。知识甚至可能使得

他们能用空气合成他们所需的一切，用氢原子来制造。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耗尽资源如果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做了什么坏事的话，那么很难估计这种坏事有多么严重。他们可能情况较好，因为作为交换我们能把知识和其他资本留给他们；要不他们可能咒骂我们没没有远见，就像有些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民现在可能想咒骂他们的祖先那样，因为他们的祖先毁掉了那里曾经存在过的森林，由于没有森林，沙漠的面积扩大了。

我们消耗资源的速率也是由比较审慎地使用资源的代价

所决定的。譬如，在采矿时，有各种纯度的矿石。用同时开

采低品位矿石的办法，从某一片土地中获得更多矿石始终是

可能的。同样，采伐森林时可以破坏得多些，也可以破坏得

少些，复种时可以细心一些，也可以不那么细心。确切地说，

对农业也是一样。在大部分国家，一定必须保持土壤的肥力

已成为一条道德法律（有时候甚至使用法律制裁）。这决不是

普遍的态度。恰恰相反，在许多国家，轮作仍然过于普遍，那

就是说如果我们耗尽这块土地的肥力，没有什么关系，因为

明年我们可以转到另一块土地上去种；如果土地在休耕时能

够复壮，那么情况同矿产是稍有不同的，但是事实上，用这

种办法使用的许多土地已失去它们所含的矿物质，甚至失去

了它再造腐殖质的能力。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付出一些代价，

是能够使自然资源得以保护的，无论是绝对的还是仅仅在比

较大的程度上加以保护。商业用户用收益来衡量这种代价；用

低品位矿石的价格来衡量开采这些矿石的成本；衡量复种森

林，或较为有选择地砍伐木材的成本；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

成本。如果社会不接受这种判断，它要有诱导或实行比较谨慎地利用资源的办法。诱导主要是采取补贴方法的形式，促使比较完全地使用资源；现在南非政府使用的对金矿征收矿区使用费的办法；或对植树给予补贴；对耕种低产土地给予补贴：对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给予补贴等措施就起这种作用。另外的办法就是制订法律规定比较仔细地使用资源，规定复植或水土保持标准，对破坏这些标准的行为予以惩罚。

所有这一切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为未来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应当利用我们所想要的一切，让子孙后代自己去谋生呢？为什么认为他们未来的幸福比我们现在的幸福更为重要呢？譬如，就说人口问题吧。假设一个国家有足够供100亿人口一年消耗的煤，为什么让2000万人消耗500年倒比让5000万人消费200年要好呢？或拿水土保持的情况来说，如果我们现在为此目的投入足够的劳动力，那么我们留给后代的土地的条件不仅像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好，而且还要好得多。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付出这些代价呢？或者说，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对我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充分享受其成果的项目投资——例如为了获得水电对拦河筑坝进行投资呢？这些问题是无从回答的，除非从我们尊重人类传宗接代的延续性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固有的本能，还是我们学到的某种东西，这不好说——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未来是重要的，具体说我们每个人，笼统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应当为了子孙后代牺牲一些眼前的舒适。这种牺牲应当多大并没有衡量的尺度，因此对“什么是消耗资源的适度速度？”这个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每个社会都必须由自己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在我们对当前的产量和当前的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

以后，我们所处的地位就更加安全了。人口和人均产量之间

的关系，是一个一方面有专业化优势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另

一方面比较集中和大量使用自然资源的不经济问题。人口越

多，实行专业化的机会也越多，不仅对人员，而且对厂家和

工业部门都是这样。“劳动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诚然，不

论国家大小，国际贸易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使专业化成为可

能——实际上，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国家越小，专业化的程

度通常越高。但是由于有许多活动是对外贸易无法提供的

——住房、个人服务、国内运输等等——所以将来国内专业

化越扩大，国内市场也越大，这仍然是符合实际的。此外，对

外贸易有它自身的不利条件和不稳定性，使它同国内贸易相

比较时削弱了吸引力。所有这一系列论证同样地适用于大规

模生产的经济。这种经济有时候可以通过生产出口产品而得

到保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有些公用事业），产品是不能出

口的；而且无论如何，因为对外贸易的风险比较大，对国内

市场实行规模经济的可能性比在投资者不得不依靠国外市场

来销售其大部分产品的条件下更大。

从一个大市场得益最多的工业部门是公用事业和一些用金属进行生产的工厂，在金属生产的初期阶段尤其如此。公用事业——运输、电力、煤气、自来水——在人口变得稠密起来时，其经济性显示得非常明显，因为公路、管道和传输线，比过去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总起来说，除了装配厂之外，制造消费品和机器的工厂企业很快就达到最佳的规模。享有最大的规模经济的工厂主要是从事金属矿石加工的工厂和那些制造基本化学品的工厂。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大得足以支

持一系列的其他工业部门，哪怕一般的工厂规模不大，大部

分工业部门也能从在这个国家的经营中获利，因为各企业无

论是作为原材料、部件和劳务的来源，还是作为中间产品或

副产品的买主，都是互相依赖的。另一方面，在农业和采矿

业中最快出现规模不经济。随着人口的增加，有必要耕种不

那么肥沃的土地，或对肥沃的土地更加进行精耕细作，无论

是哪一种情况，结果都是收益减少。

因此，一个国家在不减少收益的情况下所能负担的人口，

要看它的自然资源是否适合它成为一个金属制品和重化学产

品的制造国，或者取决于它们是否基本上适合于它从事农业

生产。如果属于前者，这个国家可能继续得到越来越多的收

益，不怕人口大量增加，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出现收益越

来越少的日子就会早得多。我们也看到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

一个国家的人口与它的农业资源相比，可能是人口过剩，但

是与它发展工业的能力相比，人口又不足。有些很小的国家，

像牙买加和毛里求斯，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与农业相比，它

们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而同时要支持范围广泛的工业发展

又太少。

因此，也不能单单因为一个国家靠它自己的土地养活不了它的全部人口，就说它人口过剩。这是有时使用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如果国际粮食贸易不可能进行或非常费钱，或者如果人们主要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一种有益的意义。在西欧，如果我们把每个儿童作为一个单位包括在内，如果我们把三英亩草地大致折算成一英亩可耕地，那么养活一口人大概要一英亩土地。在美利坚合众国，饮食标准大致相同，但土地的生产力低得多，因此养活一口人要两英亩多土地。其他国家的状况一方面取决于它们的饮食标准，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力。所消费的畜产品（肉类、奶、黄油等等）数量的多少起很大作用，因为从土地来说，这些产品的成本是很高的。譬如，印度消耗的热量不到欧洲人均消耗热量的三分之二，摄取的蛋白质只有一点点，但是这被土地的生产力比较低抵销了；因此印度大约用五分之四英亩土地就能养活一个人。

如果有进口粮食的可能性，那么农地的负担能力在确定

人口的最大限度应是多少时将不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也

许能够用集中力量发展其他更有价值的技术和资源的办法来

增加它的收入，并且可能有意撂荒土地和进口粮食，虽然它

如果必须养活自己的话也能养活自己。一个没有足够的土地

养活自己的人口的国家，如果它有其他的资源和技术，也可

能人口不足，因为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会使人均产出增加。这

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能够从事制造业或一些别的活动，人

口就不会过剩，因为如果比较少的人口显示人均产出比较大，

在制造业和农业或别的活动中人口过剩是非常有可能的。这

一段要说明的问题仅仅是，在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人口过剩

的时候，人们必须把一切活动考虑进去，而不只是考虑农业

资源。

然而，个别国家仅仅因为它不能养活自己，确实不一定就是人口过剩，而同样的论点并不适用于整个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世界当前的承担能力的估计在25亿人到100亿人之间，按目前的增长率（每年1．25％），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将达到100亿人的最高数字。另一方面，我们生产粮食的技术时时在改进。农业先进的国家每英亩土地的产出过去已经证明大大增加了，而要预见未来

技术进步的速度是极不可能的。世界人口比全世界每英亩土

地的产出增长得快，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更加重视这样一个

论点，即对任何国家来说，依靠进口粮食都是危险的。譬如，

他们认为，如果英国的人口不超过2500万，英国的前途会稳

固得多，理由是，以这样的水平，人口将多得足以实际上耗

尽公用事业和制造业的所有大规模经济，同时又少得足以将

对外部粮食供应的依赖减少到很小的比例。不过，所有这些

论点必定是以对极其捉摸不定的未来所作的推测为依据的。

还有必要说明，即便我们能够确定，如果人口减少譬如

说20％，人均产出会增加，也不能因此认为，如果20％的人

口移居国外或出生率下降，人均产出将会提高。对人口所作

的这些比较是以假设人口的结构不变为基础的，就是说老人

和青年的比例、男女比例、熟练和非熟练人口的比例都保持

原样。但是，由于人口发生变化，人口的结构也将改变，而

且并不是总是往好里变。我们已在本章第一节（一）中讨论

过过渡问题。

人口过剩这个词的其余意义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增多，产出也不会增大了。这个词的第一个意义的极端形式就是这样。按第一个意义来讲，人均产出因人口增加而下降，但总产出增加；这样说来，总产出也并没有增加。天啊，人口过剩的这种极端状况，人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从依附于某些经济部门的人数过多，特别是当佣人、小商贩、打短工和从事农业的人数过多这种情况是能够认识到的。佣人的人数膨胀是因为这种经济随每个人的需要而调整，使他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社会风气要求每个人如有可能就雇仆人，比较富有的社会成员的家庭必须雇用大批侍从，这些侍从的地位同一条看门狗差不多。这种情况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巴巴多斯岛，据人口普查记录，那里16％的人是当佣人的。经营小商贩的人数也很多；市场上摆满货摊，每个商贩做不了几件生意，在闲聊中几乎不知不觉就把时间消磨掉了。此外，还有成批的看门人、临时园艺工人和其他只要可能就打零工的人，一般也许一星期干一天，或者干不到一天。在农业方面，种种现象表明农场的规模都不大；一般家庭耕种的地块很小，家庭成员用不着把全部时间花在土地上。人口过多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呢，还是主要表现在当佣工、做买卖和打短工方面呢，这要看农业是由雇工经营还是由农民经营。如果是用雇工经营（如在巴巴多斯），受雇人数不会多于耕种所需的人数，多余下来的人必须要在农业以外的行业谋生。但是如果由农民经营，多余的人就要靠家庭农场生活，从事其他职业的多余人员可能为数很少。人口过剩国家的一般趋势是大地主把他们的土地租给农民收地租，而不是雇用农业工人耕种。他们这样做收入多，因为他们付给工人的工钱，比农民交租之后留下来的还要多。已做过各种尝试来衡量这种绝对意义的人口过剩。衡量农村的多余人口，要看在作物、技术和所使用的设备一定的情况下，耕种一英亩土地估计需要多少从事农业有利可图的人员。有些作物比另一些作物费力得多；种植稻谷比种植小

麦费力得多，种植甘蔗或茶叶比种植玉蜀黍、可可或橡胶费

劳力。设备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因为一个家庭使用锄头种

地至多种三、四英亩地，如果使用耕畜和犁，可耕种10到15

英亩地，使用拖拉机能种30英亩土地或者还要多。还要记住，

对劳动力的需要因活路不同而不一样；有些作物犁地时需要

劳力最多，而另一些作物收获时需要劳力最多。因此，人口

过剩的程度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来估算，而必须按地区分别

计算。在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作这种计算时，用犁和耕畜种

植100英亩谷物（不包括稻谷）所需要的劳力大约为14到20

人。印度目前每耕种100英亩土地，有偿从事农业的人约为

27人，经过这样详细的计算，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印度

的农业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力超过需要。这等于约有

2000万人长期失业；所以这种现象时常被称作“隐蔽的失

业”。这种现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少见，而在中国、印度尼

西亚、埃及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却屡见不鲜。

这种人口过剩，除经常浪费劳动力以外，还会使土地的肥力下降。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牲畜吃得太多，人们养活不起牲畜，所以土地得不到厩肥。（印度农民养活不起他们现在所养的那么多的牲畜，但是因为宗教原因还是要饲养，不过土地并没有因此而受益，因为牲口粪有一半当作燃料烧掉了。）另一个原因是要使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利用的压力；本应留在森林中或应留下来用于水土保持的土地，现在都开垦了。

还有情不自禁地要过量种植使土地贫瘠；一年当中收成太多，要不就缩短土地的休耕期。收益递减律说明，如果太多的人耕种太少的土地，劳动的边际产品将是负数，人们对人口过剩国家的这一特点太熟悉了。

既然有这样多的人口，明摆着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多地开

辟土地以外的就业门路。这不仅是增加非农业产出的明显手

段，而且也可能是设法增加土地肥力的必要步骤。如果能让

一些人离开土地，使一些土地重新成为森林，再用一些土地

来控制侵蚀和延长休耕期，农业产量肯定会增加，虽然不一

定会马上增加。扩大一般的农场主的土地面积也是可能的，但

是这并不一定会使农业产量增加，因为亩产最高的多在最小

的农场；不过，如果现在情况较好的农场能够多储蓄一些钱

来投资改良他们的土地，农业产出可能增加。但是，要迅速

扩大非农业就业机会来解决人口增加的问题，甚至使农业多

余人口有所减少，也绝非易事。假设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70％，人口每年以1．5％的速率增加。那么，如果要减少农

村的多余人口，非农业就业机会每年必须扩大5％以上。经济

欠发达国家能以迅速工业化来使它们的农业人口绝对减少

的，为数并不多。日本和苏联已设法这样做了，但是它们的

工业发展速度同比如美国或德国比较，已经是了不起的了。

让更多的人离开土地去就业提供不了粮食；正相反，与

供应相比，这将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因此，任何这种政策都

必须伴之以实施增加亩产的有力方案，办法是建立广泛的农

业教学网，增加肥料的使用量，繁殖和分配良种，加强保持

和分配用水以及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能够迅速增加农业产量

的一切其它办法。但是这种政策还牵涉比这多得多的问题。在生活水平低的时候，家庭对制成品的需求量不大——按制造业产生的收入（即不包括所使用的原材料的价值）来计算，不

到国民收入的15％，按雇佣人数来说，甚至比这个百分比还

要低。因此如果雇佣人员生产制成品，很快就会达到许多制

成品在国内市场出售无利可图的地步，所以如果要达到充分

就业，多余的制成品必须出口。这是一切按其农业资源来说

人口过剩的国家——英国、日本、埃及、德国、印度或其他

国家——的共同命运，它们只有出口制成品换回粮食和原料，

它们的全体人民才能谋生。所有这类国家的发展计划都必须

规定努力占领制成品的国外市场（如德国、日本），要不（像

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们就不得不放慢工业化的速

度，让农村的多余人口照样留在那里。

要在世界制成品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并非易事。金属

商品和工程产品的市场一般说稳步扩大，但是其他商品的市

场扩大得很缓慢，或在某些情况下（如纺织品），市场绝对缩

小了。因此，煤炭和矿砂蕴藏量丰富的国家如想增加它们在

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是比较易于办到的。另一方

面，那些煤炭或金属矿砂很少而人口过多的国家，只能在销

售越来越困难的商品（纺织品、皮革制品、制成小商品）方

面进行有效的竞争。不过，这样说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个国

家同它的自然资源相比，如果让它的人口过分增长，这个国

家要为它的人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保证他们有过得去的

生活水平，就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如此说来，能不能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家当前人口不足或过多的程度得出结论呢？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课题，因为各个国家的资源不清楚，因为所知道的东西的潜在可能性随着新技术和新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对于各洲的情况，我们妄作如下猜测也许是值得的。从非洲大陆还有渺无人烟的可耕地来说，从它由于当前人口稀少使得提供公用事业非常费钱来说，非洲是人口不足的；如果非洲有较多的人口，那么公路、电力、供水、铁路、医院和其他服务设施的人均费

用将会下降，同时质量也能得以改善。非洲也有一些人口稠

密的地区，如尼日利亚东部、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和在南非联

邦的部分地区，但是从整体来讲，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不足。

拉丁美洲和澳洲在同样的意义上说或许都是人口不足的，虽

然对它们的渺无人烟可耕地的范围有多大更加没有把握。另

一极端是亚洲人口严重过剩，虽然东南亚的有些地区并不是

这样。时间也许会改变亚洲的天然资源的价值，新技术也许

会使亚洲的土地生产出比我们目前能够想象的要多得多的东

西，或者还有现在不为人们所知的新的大矿藏可供开发。然

而，就当前所知，张着口要吃饭的人数使亚洲的生活水平很

低，这是无可怀疑的。欧洲和北美的经济状况则处在这两者

之间。这些地区的情况是能互为补充的，应当一起加以探讨。

如果欧洲能像1939年以前的情况那样从北美得到廉价的粮

食和原料，那么欧洲的人口并不过剩。考虑到加拿大新发现

的资源，该国的人口可能是不足的。人们对美国的情况非常

没有把握，大概它的人口既非过剩亦非不足。对欧洲和北美

的判断颇费踌躇，这着重说明，要在一边是人口众多，从粮

食和原料方面来说是不经济的，而另一边从制造业、公用事

业和其他服务业来说又是经济的来进行衡量是多么困难。

（三）　职业
人口的职业结构是随着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力资源的性质、人口多少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变化的。

从人口普查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事有报酬的职业”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一部分取决于年龄结构，一部分取决于妇女就业的范围。要在国际上可比较的基础上计算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是困难的，因为要弄明白把农妇划在那一类不太容易。因此，对人口普查的结果始终要有所保留。不过，这些数字只要经过调整，接近于可比的程度，看来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比例约在33％到45％之间，较贫穷的国家处在这个比例的下限，较富裕的国家处于上限。

年龄结构很重要。15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的20％、还是

占40％，65岁以上的成人是占人口的5％、还是占15％关系

甚大。所以青年人和老年人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关系也很大。

随着经济的增长，在校儿童的比例和上学受教育的年数也增

加了。退休年龄也趋于下降，因为保险和养老金计划扩大了。

不过，尽管有这些因素，儿童的比例不断下降产生了这样的

影响，如果我们只考虑男性，那么富国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

人口所占的比例差不多全都比穷国要高出许多。

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的比例，部分取决于成年人口中男女的比例，部分取决于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程度。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造成巨大的差别。在联合王国，从事有报酬职业的妇女人数相当于男人的47％，而在成年男女人数几乎相等的美国，类似的数字仅为33％，在妇女的机会受到很大限制的埃及，这一数字仅仅为17％。

人口中男女人数的差异是由战争、移民、出生的男孩比

女孩多和妇女的寿命比男人长等因素造成的。在联合王国，

20—64岁的年龄组中男人比妇女多11％，这就是从事有报酬

职业的妇女对男人的比例为什么比美国要高得多的主要原

因。（儿童死亡率下降对男孩的影响大于对女孩的影响，正使

得妇女的多余人数降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拿发达国家

同不发达国家比较，妇女就业比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妇女从事

家务以外的劳动的机会多。

妇女离开家庭去就业达到什么程度，主要要看经济发展

已经到了什么阶段。经济增长使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她

们一直在家里做的许多工作效率不高而且单调乏味，现已转

到外单位去了，那里专业分工细，资本多，这些工作是向家

庭运水、碾谷物、做午饭、纺纱、织布和做衣服、教育儿童、

照顾病人，等等。因而妇女从家务劳动中摆脱出来，转到这

些外面的企业去工作，她们在那里干同样的工作，要不就是

到办公室、商店、工厂去工作，到以前不向她们开放的各单

位去做专业工作。所以，在类似的基础上所作的大部分普查

表明，由于经济的增长，在家庭以外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如果人口迅速增加而经济得不到发展，就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在争夺就业机会的斗争中，男人取代妇女，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比例下降。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人口普查中有一些这样的证据，但是由于定义发生变化，难于信心十足地对这些统计数字做出解释。）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比例的增大，并不都能使产量增加，因为在家里干的工作相应地减少了。但是没有理由怀疑，这代表一个净增数，因为在外面的企业里，由于更加专业化、资本多和机械动力大，所做的工作具有优越的生产率。在提高妇女地位和增加对妇女开放的机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了不起的。

妇女就业的程度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譬如在1939年，兰开夏郡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男人和妇女的比例为100∶52，而在南威尔士只有100∶15。这种差别首先是由于每个社会的基本工业不同造成的，妇女在轻工业集中地区的就业机会比在重工业、采矿业、农业或其他历来不雇佣妇女的职业集中的地区要多。这就是说，在后一类的各个地区，有一大批可以雇佣的妇女劳动力后备军，如果某个有事业心的雇主要在那里兴办新的轻工业，她们将

进入劳动力市场。事实上，自1939年以来，英国就业机会的

扩大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在这种地区建立了新工厂，为

妇女劳动力创造了新的机会。这是欠发达国家增加国民收入

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在许多这类国家中，特别是在非洲和拉

丁美洲，男劳动力短缺，只要更好地使用妇女劳动力，就可

弥补男劳动力的不足。在那些男劳动力无论如何有剩余的亚

洲国家，问题没有这么重要，但是即使在那些亚洲国家，扶

持一些特别适合于妇女干活的工厂，收入就能增加。像英国

那样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虽然存在着一种私营企

业向没有充分利用妇女劳动力的地区转移的自然趋势，但是

私人采取主动步骤起作用是缓慢的——否则兰开夏和南威尔

士的数字之间就不会有那样悬殊的差别了。这是各个劳动部和其他关心劳动力市场供求调节的人极须牢记的问题之一。

决定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人口中占多大比例的因素

就讲那么多。下面我们研究一下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不

同的活动之间的分布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资

源，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

阶段。经济调查这一分科要归功于科林·克拉克博士，他的

名著《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曾是近代研究这一课题的起点。

人口普查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原料，但是在作进一步论述之前，

要对这些我们一定会提到的普查结果进行解释是有困难的。

第一个困难是由随着经济的增长分工越来越专业化造成

的。例如，在发展的低水平上，一个人可盖他自己的住房，生

产粮食，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销售，买回纺织品，给自己做

衣服。在人口普查中他是作为一个农民出现的。到了一个晚

得多的发展阶段，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由专业人员来

做——由建筑工人、农民、运输工人、代理商和制造商来做

——所以普查结果显示这些行业大大发展了，农民所占的比

例下降了。普查结果显示的是专业化程度，而不是所做工作

的工种。要说明家务活动转化为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存在

着同样的困难，因为家庭主妇不再自己提水了，不自己碾谷

了，不自己照护病人了，等等，普查结果表明专门从事这些

行业的人数急剧增加，大大超出社会实际上消费的这类服务

量的净增数。还有一个困难是，在人口普查数字中缩小的某

些行业，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业所做的工作量下降而缩小，而

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工作更忙了。在人口过剩的国家中，农民、小商贩、佣人和各种临时工并不是整天都有工作做。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型的就业门路，而且“隐蔽的失业”的减少在原来一直承担多余人口的行业的相对收缩中显现出来。这其中的教训是，人口普查数字只是间接地反映了对种种服务的需求，所以在我们对连续的普查结果加以比较时，我们应当严格地只谈记录在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数中的变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变化看作反应需求的变化。

在把富国的人口普查结果同穷国的人口普查结果作比较

时，我们观察到，不管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还是不同时

期的同一国家，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我们由穷变富时，经营

农业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最穷的国家经营农业的人口占

70％或70％以上，而最富的国家只用12—15％的人口经营农

业就能养活两倍于他们自己的人口。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

70％或70％以上的比例把所做的农活工作量估计过高——

这样多的农民除干农活外要做多得多的事情，可能存在着某

些“隐蔽的”失业，而且很难把农民的妻子们划到哪一类。同

样，需求和供应方面的实际力量也使所做的实际农活减少了。

在需求方面，事实是对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少于统一性；那

就是说，在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的时候，对粮食的需求量并不

增加得那样快。在供应方面，由于用在农业上的资本增加，使

得每个农业工人有可能耕种的土地亩数越来越多；由于技术

知识多了，使得每亩土地提高了生产力。从事农业的人口比

例的升降，完全要看对粮食的人均需求量是比农业的人均生

产率增加得快还是慢。如果这两个速度是一样的，那么农业

所需的人口比例是不变的，举例来说，如果人均需求量每年增加0．8％，而人均生产率每年提高1．3％，那么50年后，农业所需的人口比例将下降22％（比如说从60％下降到47％）。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从事农业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均农业生产率比人均消费量提高得快。

实际上，人们可能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并且可以说，在

一个封闭的经济中，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农业生产率应迅

速提高。因为如果生产率不如需求量提高得快，农业就不会

腾出为发展其他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这些工业的发展也会

被逐渐对它们不利的贸易条件拖后腿（即粮食价格与一切其

他商品价格相比不断上涨）。甚至在一个开放的经济里，要不

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没有农业生产率的不

断提高，经济增长将使粮食进口额增加，由于这会打乱贸易

平衡，除非其他商品的进口额能够削减或者除非出口额能同

步增长，否则经济的增长到那时就会变得取决于出口额增长

的快慢了。此外，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非常快，农民被迫

的或者自愿的积蓄就可用作在其他经济部门投资的资金。经

营农业的人口比例和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之所以是经济增长

的程度和速度的两个最说明问题的指数，原因就在于此。

几乎与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同样可观的是从事制造业的人

口比例上升。在这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对数字打点折扣，要

知道上升的比例有一部分不过是从无记录的家务劳动转到有

记录的工厂劳动。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制造活动的比例大大

提高是因人均收入增加了。普查数字显示，在最贫穷的国家

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只占5—10％，这要看家庭手工业是多多

少少保留下来了（如在印度），还是在早期被廉价的工厂进口品破坏了（如在斯里兰卡）。在最富有的国家，如果相对来说它们不进行什么制成品贸易，这个比例上升到25％左右（如美国），如这些国家靠在对外贸易中出口比如说三分之一制成品来赚钱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就提高到35％或更多（如英国、比利时）。制成品所占比例提高是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生产率提高得快得多，在人口过剩的国家还因为出口制成品是提供充分就业和粮食的唯一出路。因此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像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一样，是表明经济增长程度的最明确的指数之一。

在制造业领域内，正如霍夫曼博士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制造业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最初日子里，人均资本不大，对机器的投资和机器的更换的需求都不大。所以，消费品生产在制造业的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特别是服装生产。然而，在发展的以后各个阶段，总投资增大了——可能从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6％提高到占20％，而且生产钢、机器、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工业部门，

比之消费品工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这种变化的速度是可以

加快的。从理论上说，在积累大笔资本之前推迟扩大消费的

同时经过巨额投资的阶段，使经济得到增长，这是可能的，这

是30年代苏联制订计划的基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资

料工业部门首先会大发展，然后才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

种进程的主要障碍当然是在实际收入仍然很低的时候，要为

庞大的资本投资计划筹措资金。生产资料工业方面的开支将

引起消费者的需求，其结果是，如果生产资料工业比消费品

生产发展得快，国家除非有日益浓厚的储蓄风气，否则必定会遇到通货膨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的种种结果。大部分国家发现用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办法来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较为容易一些，因为它们完全靠储蓄或提高税收来为高水平的投资筹措资金有困难。

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的相对重要性还取决于自然

资源以及对外贸易的可能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工业是以廉

价燃料和金属矿石为基础的，那些没有这种燃料和矿石的国

家无法建立很多这样的工业。我们能用多种多样的指数来检

验金属的重要性。譬如，加纳需要的制成品大部分是进口的，

它进口的制成品（不包括矿物油）中，大约有40％是金属制

品。或者以联合王国为例，从事制造业的人中有47％的人是

从事冶金或使用金属的工业。再以世界制成品贸易为例，其

中56％是金属制成品。因为燃料和金属矿石的分布并不很

广，有些国家必须比另外一些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专事金属工

业。有些国家进口金属商品，另一些国家则出口金属商品。所

以，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

过剩的国家，如果燃料和矿产也贫乏，就会处在十分不利的

境地，因为它们不得不为了出口专事生产那种每个国家都可

为本国制造的制成品；譬如日本，1936年只有28％的工业人

口从事金属工业，出口的制成品中只有20％是金属产品。

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的下降并不能被制造业人口所占比例的提高所完全抵销。如果我们举最富有的国家为例，虽然农业可能已下降比如说55点（如从67％下降到12％），制造业可能只增加25点（如从5％增加到30％），其余的30点则为其他各类就业机会的扩大。政府活动、教学、医疗服务、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及商务和金融发展通常很迅速。这种活动有多少算是国民收入的净增部分（如用于旅游的那部分交通运输），有多少作为使国民产出可资利用的成本（如载运货物或者载运职工去上班的那部分交通运输），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试图计算国民产出实际增加部分的人会把这些服务性行业的大部分排除在外。他们计算农场、矿山和工厂的产出指数，为住宅建筑、教育、卫生和娱乐只留出有限

的余地，从而把公共行政、交通运输和商业部门的增加部分

大部分排除在外。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因

为讨论国民收入应如何计算不属本书的目的（见第一章）。随

着经济的增长，人口普查记录表明，既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

制造的人口比例，在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中从占25％左

右或不到25％上升到50％或多于50％，对于我们当前的目

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有些最近的人口分布情况列表

如下。

埃及 日本 意大利 英国
1937 1947 1936 1931
农业、采矿业71 56 49 12
制造业8 17 22 35
商业8 7 9 16
通讯2 5 4 7
建筑2 4 5 5
政府3 4 5 8
其他服务业6 7 6 17
总计100 100 100 100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性职业扩大的一个后果是，为挣工资而劳动的人口比例下降了——无论如何在城市地区是如此，独立经营者和业主的比例增大了。这是因为在服务业中挣工资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低。这一结果同卡尔·马克思的预言正好相反。

因为经济增长使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经济增长就必然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居住在人口不到2000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从80％或80％以上下降到30％或不到30％。这是因为在做那种在城镇做的事情——制造、批发、公用事业、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戏剧娱乐等——时实行规模经济。Ｈ．Ｗ．辛格博士已经表明，在任何国家，大小城镇的数目都遵循特定的统计分布（帕累托定律），就是说城镇的大小和数目之间有一种简单的倒对数关系。不过，这并不是说，人均实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所有国家都已城市化到同样程度，或者需要城市化到同样程度。

不把农村人口降到80％以下的水平，期望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是没有用的，道理很简单，只有2000或者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不允许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如果农业需要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2％，即便大力奉行把那种不要求非常集中的制造业保持在农村地区的政策，也阻止不了2000或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人口下降到30％以下的水平。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城市化就是不可取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的，许多人认为，我们极为珍视的一切——科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来自城镇。在产量或文化价值不受重大损失，而且在其他方面或许还有相当大的益处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要压缩人口超过100000人的城镇数目。建立一些“鲁尔”区将永远有其必要，那里出产的燃料和矿石，供拥有大量人口的广阔工业地区使用。危险在于这种地区往往会把那些在别的地方发展也不会有重大损失的其他工业吸引过来。所以，如果人们希望防止过于城市化的话，就有必要对工业的布局有所控制，就是对在那些被认为规模已达到适量水平的地区进行建设要严加控制。

在经济刚刚开始增长的所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就

是一个问题。在这些国家里，人口通常增长得十分迅速。农

村地区也许还存在就业严重不足的现象，人们的倾向是逐渐

涌入城市去当临时工。大城镇也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大城

镇首先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有电影院、电灯、自来水、

运输系统，等等；而且大城镇的社会服务应有尽有，有保健

服务、学校、住房补贴、穷人救济之类。因此，即便经济没

有什么大发展，城市人口在20年内增加一倍也是很平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奉行工业化政策的政府必须决定，它

们是鼓励在几个大城镇建立工厂呢，还是把新工厂尽可能广

泛地分散，甚至就建立在农村。这个问题引起非常广泛的问

题。有政治性问题；在有些地区，为了平息失业者的愤怒，工

业必须放在大城市，而在另一些国家，边远省份可能的不满

使人们更有理由感到关切。还有喜欢大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和

另外一些认为大城市是地球表面污秽之地的人之间的争论。

所有那种经济分析能对这种争论做出的贡献是，把工厂集中起来——布在一个点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的。由此可得出结论，从经济观点来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最好是集中力量建设少数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工业中心。在这些工业中心牢牢确立和工业化已经度过早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之后，其他的中心可用差不多同样的办法开始兴建。

我们已经指出的职业结构的变化——从农业到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受报酬的差别的影响。因为农业正在衰落和城市的职业正在增加，在农业的人均收入和工业的人均收入之间通常有很大的差别。货币收入的某些差别是人们的错觉；农村工人的有些收入是以实物形式，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花钱较少（特别是食品和住房），有些生活和享受的其他费用（如交通）不必像城市人花得那样多。尽管如此，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在农业与其他职业相比正在衰落的国家，农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还是低于制造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这仍然是实情。条件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出现经济增长而农业生产率不提高，那么与工业收入相比，农业收入将会提高；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一般只不过意味着对粮食的需求并不像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那样快。

人们如果把除了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一切服务行业归在

一起，就会发现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超过制造业的人均

收入，正如后者超过农业的人均收入一样。然而，人均收入

是一个使人误解的整体概念。实际情况并不是赚工资的人在

这些其他服务行业所得比他们在制造业所得的要多。看来认

为这些服务行业的独立工人、拿工资的工人和熟练工人合在

一起所占的比例比在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为高倒是真实情况。

这个集团包括店主、理发师、卡车车主、专业人员阶层和其

他靠自己本事谋生的人。这个集团的所得比较高，这也许主

要是由于它的阶层结构所致。

因为农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各不相同，所以这些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多少同有职业的人口的分布不完全成比例。农业的人均收入为平均人均收入的50％到75％，其结果是，即使农业人口占80％，农业收入超过国民收入60％的情况也非常罕见。（据统计学家们计算，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很大的差别，要看他们计算农场消费的粮食是按批发价格计算还是按零售价格计算。）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从大致的平均人均收入，到或许超过平均数50％不等，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均收入可高到平均数的两倍。

从这些平均人均收入的差别中偶尔会得出非常令人误解的结论。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低于“其他活动”的人均收入，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增加实际国民收入的办法就是迅速从制造业转到零售业、政府部门或其他人均收入比较高的服务行业。仅仅把人员从农业转到制造业，实际收入也是不会提高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从农业转到其他职业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的原因。要使这种转移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率必须不断提高，要不非农业商品的出口额不断增加。如果不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就实现这种转移，结果将是农产品短缺，这会使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要不就造成生活费用增加，由于工资不断提高，使得经营制造业的新企业难于维持。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而生产率不提高，他们必定转到那些不是用减少进口就是用增加出口的办法赚取购买粮食的外汇的工业部门，而这样做是否有利可图则完全取决于国内和国外的比较成本。（见本章第二节（一））。

第二节　国际关系

（一）　国际贸易
一个国家参加国际贸易到什么程度，部分取决于它拥有的资源，部分取决于它在贸易上设置的障碍，部分取决于它发展的阶段。

一个拥有各种自然资源——土地肥沃、气候相宜、矿产

丰富——的国家实际上能自给自足。最佳的例子就是美利坚

合众国，它的进口额只占其国民收入的大约4％，而联合王国

的进口额占其国民收入的大约25％，在严格控制进口之前要

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因此可以说，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在

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幅员的问题，或换句话说，在某种程

度上是政治疆界划在哪里的问题。

其次，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取决于政策，任何国家都能按

它们的愿望做到相对来说比较自给自足或不是那么自给自

足。自从400年前政治经济成为一个公认的课题以来，人们

对赞成或反对政府控制对外贸易的理由一直争论不休，我们

在这里无需对这个课题说得太多。赞成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是国际专业化具有种种优越性，这对大家是不言自明的。反

对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是自由企业制度有种种缺点，这使得

价格不能成为反映社会成本的真实指数。这些缺点在某些领

域特别明显。存在着过分专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无视整个

经济可能承担的风险：战时供应品短缺，贸易条件大幅度波动，或者由于单一栽培造成流行病蔓延。制造业存在着规模经济，这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结果，因此在工业化初

期，要采取特殊措施来保护制造业。还有失业问题，这对与

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因而有理由设置壁垒来保护新工业

发展的国家特别困难。除了这些经济理由之外，进行保护还

要加上政治上和感情上的理由，这些理由直接涉及整个民族

的经济利益。在贸易壁垒的范围内没有看到长期趋势。如果

只有经济问题才起作用，那么各国就会在它们工业化的初期

阶段设置相当高的关税，在它们的工业牢牢确立之后实行非

常低的关税。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遵循这个模式，美国

在20世纪似乎在遵循这个模式；苏联是否也照着做还要看一

看。但是要作出把关税行为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判断是轻

率的，因为关税行为同样是由政治利益和政治潮流决定的。

因为得不到外汇来支付公众喜欢购买的进口货，进口额也可能受到限制。这通常是国内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商品生产之间比例失调的一个迹象。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二））已经看到的，如果欠发达国家发展国内生产而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平衡，它们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困境。由于通货膨胀（第五章第三节（一）），或由于投资速率加快而使进口的倾向发生变化，也可能发生货币困难。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又必须克服比工业国面临的广泛得多的外汇收入周期性波动（第五章第三节（三））。因此，如果它们要应付自如而不限制外汇，它们需要有比较富裕的外汇储备。

在原始经济中，对外贸易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在经济开始发展之前通常是很低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急速上升。我们已看到对外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第五章第三节（二））。一个后果是，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对外资易比收入增长得快。无论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国家还是全世界的贸易，情况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初期阶段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它的一大部分产品是由自给自足的农民生产的，他们手中没有什么钱，只出售很小一部分产品。为什么进口额

只占尼日利亚国民收入的10％，只占印度国民收入的7％，这

就是主要原因；我们十分肯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只要

把与世隔绝的地区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国内交通有所发

展，这些百分比就会提高。整个世界贸易大体上也是同样情

况。从1870年到1913年，世界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不到一

点，世界制成品产量每年增长4％不到一点。全世界的实际收

入大概年增长2．5％到3％。在这个阶段，世界贸易额大概

每年增长3．25％。经济增长初期阶段的特点显然是同交通发

展相联系的国际专业分工的加强，结果是贸易比国民收入增

长得快。

晚期阶段就不那么清楚了。英国的进口额同英国的国民

收入的比率在19世纪头75年急剧提高，但是如果我们把再

出口除外并考虑到贸易条件的变化，在以后的60年中似乎变

化不很大。美国则显示那种拥有大量未利用资源的经济。美

国的进口额不如其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为它开发了这些资

源，现在，它的进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率仅为80年前的一半。

现在美国的某些矿产资源即将达到极限，它正在变成比过去

任何时候更大的原料进口国。有人预计，美国的进口额今后至少与其收入增长得一样快；但是我们必须等着瞧。两次世界大战给国际贸易造成那样大的混乱，使得我们无法信心十足地来谈论在今后几十年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不论是否可靠，下面是最近的数字。从1948年到1952年，世界制成品产量增加27％，世界农业产量增加9％，世界贸易额增加34％（所有的数字都不包括苏联）。这些数字说明，世界贸易额继续比世界产量提高得快一些——虽然这个高增长率有一部分仅仅是由于从战时的低水平恢复过来。

经济的增长还影响世界贸易的构成，不论是商品的相当重要性还是不同国家的相当重要性都是如此。

有时人们预料，同原料和粮食相比，经济的发展会降低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因为据认为，随着每个国家的发展，它进口制成品的数量会相对减少，进口原料的数量会增加。不过，情况并非如此。按价值计算，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80年来始终未变（占35％到40％），我们有这方面的数字。原料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连续增大，但是粮食下降了，对粮食的需求比收入增长得慢。世界贸易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某些国家主要进口粮食和原

料，并主要用出口制成品和无形劳务（海运、股息、佣金，等

等）来支付进口货款。这并不能说明世界贸易的全貌。生产

制成品的国家有专业分工并相互大量购买，农业国家也有专

业分工并相互购买产品。比较成本定律像它适用于工业与农

业之间一样，也适用于这个制造业和那个制造业之间。同样，

工业国购买投入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初级产品和仅仅四分之

一制成品，所以交易主要是在工业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进行。如果工业国多买初级商品，这些商品的生产国会相应地多进口制成品。所以初级产品贸易和制成品的贸易相继增长。这种关系发生变化总是有可能的，也许会有较多的制成品交换制成品，或者较多的初级商品交换初级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制成品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将改变。目前我们只能说，在过去的80年中一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假设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值不变，制成品贸易额

同初级产品贸易额的比例则由这两者的比价来决定。如果制

成品的相对价格上涨，它的相对数量将下降，反之亦然。因

此，30年代曾是制成品贸易额非常低的一个时期，自50年代

迄今一直是贸易额非常大的时期，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相

对数额可以用比价来说明。所以比价的变化对决定世界制成

品贸易是不景气还是兴旺起着巨大的作用。

虽然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一直是相当稳定

的，但是这种贸易的构成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纺织品的重要

性已经下降，金属和机械产品稳步增大。1899年，纺织品和

服装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占40％；1950年，它们仅占20％，

所占比例逐步下降。金属产品从31％上升到56％；所有其他

制成品则从29％下降到24％，下降幅度不大。这些变化是容

易理解的。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各国首先缝制自己的衣服。这

种制成品差不多到处都能生产，因为原料轻便，运输容易，所

要求的技术容易学会。金属却是另外一回事了。金属的生产

同那些拥有廉价燃料和矿石的国家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工程

方面的技术也不断进步，所以老牌国家总有一些技术使得它

们比新来者占有优势。因而有各种理由预期这些趋势将继续下去。金属制成品与其他一切产品的比例将继续提高，燃料和矿石蕴藏量丰富的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将有最为美好的前景。

世界制成品贸易在各国间的分布情况，在过去的50年里

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拿1899年同1937年相比，美国、加

拿大和日本所占的份额大大提高了，挤了法国和英国所占的

份额。加拿大的份额的提高几乎全部在有色金属、纸浆和纸

的方面。日本主要在纺织品方面，但是也到处进行有效的竞

争。美国主要是由于进行战争，也是到处得益。譬如，美国

所占的份额从1899年到1913年只从11％上升到12.5％；由

于爆发战争一下子跳到20.5％，但是在1937年仅仅是19.5％；又是由于战争，1950年跳到29％。美国是否能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保持这样大的份额，这有一部分必须取决于它通过进口和对外投资把多少美元投入流通，有一部分取决于世界其余地区是否不得不在更大的程度上靠它提供粮食。除对外投资，美国不可能是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纯出口国，这两种出口商品中哪一种将减少，这还要看一看。

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下降，这本身并不是引起

不安的原因。一个国家所占份额的变化不过是意味着这个国

家的出口额和世界出口额以不同的速率增加罢了，没有理由

要求所有国家以相同的速率提高它们的出口额。如果比较老

的工业国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份额的百分比下降，只要

它们的绝对份额仍然足以使它们有能力达到国内充分就业和

支付它们需要的一切进口商品，这些国家就不必感到忧虑。就

英国而言，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它的相对份额下降（从1899年的32％下降到1933年的22％），而是在1920年以后它所占的份额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就业，从1930年以来一直不足以支付所需要的一切进口商品。

这些情况使人想起18世纪有些经济学家持有的经济发

展理论。这是一种长期停滞论。他们争辩说，一个在国际贸

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会自然而然地按照使它在一定时

候丧失其领导地位的方式行事。由于其出口商品的需求量很

大，所以价格相对地高于其他国家的价格，这就刺激别的地

方竞相生产。资本流入别的国家，其部分原因是要在那里开

办工厂，开创国已经表明这些工厂有成功的潜力，另一部分

原因是要利用比较低的工资和其他价格，再一部分原因是由

于如下的逻辑原则：在老国家集团中，每个国家的工业已增

长到它在那里的市场的极限，所以其资本家必然着眼于其他

地方以便把他们的利润在那里投资（关于这一点见第五章第二节（三））。然后还有所谓早开始不利：老的国家墨守（比如说）1850年的技术和固定设备，并发现很难同用（比如说）1880年的最新技术和固定设备装备起来的新国家竞争。

这种所谓的不利条件看来是极为可疑的：如果两个国家在

1880年用于投资的资本数额相同，那么自1850年以来也一

直在投资的那个国家在同1880年才开始投资的国家竞争时，

很难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新国家花钱购买的任何新设备，老

国家也能买得起。老国家可能发现保持它的旧设备比较合算，

但是这样它就有了能够利用它的节蓄来发展新的作业线这种

有利条件，而新国家却要在旧的作业线上追赶。下面这种说

法似乎更有道理，就是比较老的国家由于专业分工而受损失；从1850年起，比较老的国家发展了它的设施（银行、销售、培训、运输、工程，等等）来供应1850年所缺少的东西；然后它开始墨守成规，或者说得好听一些，它被自己在19世纪

50年代所作的努力形成的势头推着走，而未能适应19世纪

80年代不断变化的需求。所以新工业一旦发展起来，这些新

工业就向尚未受到那么严重束缚的比较新的国家发展。这种

墨守成规可能还表现为技术领导地位的丧失；优秀的人才致

力于解决老工业的问题。同时，新兴国家的人才在旧工业中

不单单是追赶或抄袭老国家，而且还在新工业中突飞猛进，在

当前正在发展的行业中夺取老国家在技术上的领导地位。

英国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亚洲纺织工业的兴起和世界纺

织品市场的丧失，低工资起了很大作用。关于投资的论点也

很说明问题；从1870年起，英国把它越来越多的积蓄投资海

外，就在1913年以前的那几年多达其积蓄的一半，这当然有

助于加强其他地方具有竞争性的工业，特别是在北美、印度

和日本，而技术进步在英国却落后了。此外，英国未在化学、

机床、电气设备等迅速发展的工业中占据适当的份额，或者

在这些领域中未取得技术领先地位，这是引人注目的。产生

这一情况可能是由于全神贯注于公认的纺织业，由于轻视它

古老的大学和这些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有

两个因素使人怀疑这种程式是否适用于英国。第一，到1913

年为止，虽然商品出口额增长缓慢，英国的收支顺差却不断

增长，其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出口额增长缓慢抑制了生产并

从而抑制了进口额的增长。但是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英国发现

发展航运、保险和其他“无形”收入比推动商品出口更为有利可图。第二，这种程式意味着，如果英国设法这样做，它也可能做不好。在组织出口贸易运动方面，没有什么事情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能做而英国人想做却不能做得一样好的。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做只是因为贸易对英国来得容易，但是这些事情在最近的将来也许不得不做了，而如果不得不做，那么是否会允许英国人个性中“翩翩绅士风度”起阻碍作用是非

常令人怀疑的。此外，由于在日益扩大的市场上夺得世界贸

易最大份额的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国，所以可能比

过去出于良心认为对待比较穷的对手，不应太严厉的时候更

加肆无忌惮地摆好架式来对待比较富有的国家。

要在世界贸易中居领先地位，除了仅仅占有适当的份额

之外，那就要靠创新了。英国曾在创新方面居领先地位达一

个多世纪，但是创新（这同科学或者发明不是一回事）方面

的领先地位现在转到了别的地方，领先地位的这些变化是不

可避免的，因为谁也不能长期垄断智力，也不能长期垄断活

力。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由于在生产和使用金属与化学品

方面的创新成为竞争对手之前，法国和荷兰曾在发展贸易方

面成为竞争对手。在这之前，领先地位曾一时为西班牙所占

有，所以我们还能继续往前追溯，追溯到罗马和迦太基之间

处于敌对状态的时代之前。大国为什么把他们的地位让给别

人，这不是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式就能解释清楚的。还有心

态、内部紧张关系、政治发展、制度的变化、战争和许多其

他因素。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大概仅仅反映出国内深刻得多的

变化。和先进的工业国之间领先地位连续变动一样有趣的是，

欠发达国家没有打入这个小圈子，只有日本一个例外。这有时也可以从一国对另一国的影响来解释。根据这一理论，国际贸易机制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势必扩大。

当一个国家经历技术革新从而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它的出口

货价格就下降。这些出口货打入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它们在

那里的作用就是破坏与之竞争的工业。到目前为止，一切顺

利，譬如我们知道，这就是19世纪印度所发生的事情。印度

十分发达的手工业受到来自兰开夏和伯明翰的廉价进口货的

不利影响。这种理论还争辩说，这种作用是日积月累的。制

造业中有大规模经济，所以，当（比如说）英国的工业发展，

（比如说）印度的工业萎缩时，这两国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就

会扩大。印度被迫越来越专门经营没有规模经济可言的农业，

而英国部分地以牺牲印度为代价越来越富。

这种理论同我们刚刚探讨过的理论完全是对立的，根据

我们探讨过的理论，累积力量的作用是缩小而不是扩大这个

差距。简单地把一国生产力日益提高的效果扩大到一切其他

国家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效果为数很多。如果一个国家的

生产力提高了，它不一定以比较便宜的价钱出售它的商品；它

的货币收入可能增加，它的贸易条件仍然不变。如果它确实

以比较便宜的价钱把商品出售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由于自

己的专长在其他方面也不一定受损失，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

的影响可能证明恰恰是使它们摆脱停滞状态所需要的。我们

在前面常常见到，对外贸易的发展常常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

家走上经济发展道路的起点。同样，欠发达国家因为先进工

业国的竞争在开始工业化进程时有巨大的困难，这肯定是符

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必须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从经济观点来看，凡是能以更便宜的价钱从国外购买制

成品的国家，自己生产这类制成品是不可取的。然而，这不

仅仅是一个将国内货币成本同国外货币成本相比的问题，因

为货币成本同实际成本往往是没有关系的。它也不是一个只

比较时价的问题，因为发展的全部意义就是它使成本降低。所

以当决定什么是要遵循的正确的政策时，人们必须考虑到工

业化对成本的影响。如果把工业化的速度完全留待私人企业

去做决定，工业化的速度会差不多永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先说起步的困难。创始成本总是要解决的，这就是一旦

开始就要坚持某一行的原因之一。专业化的经济是规模经济。

这些经济将在大多数生产部门显示出来，这种经济总是不让

人们从这一行转到那一行。因此专门经营农业的国家用适当

的运输设施、训练设施和类似的其它设施装备自己，而不用

由专门经营制造业的国家发展的各种服务业来装备自己。于

是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临界资源的转移会无利可图，但

是一次要用巨额资金去发展新行业的大转移，到时候会证明

比继续从事原来的专业要节约得多。实际上，这些大转移不

能很快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转移，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行为，

让国家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期间，在这个期间内新行业的生

产力比较低。有些私营企业主愿意采取这种老老实实的行为，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老老实实的行为必须由政府来采取，而

且要用保护或者补贴新行业的办法来支持。这种论点用于工

业化特别有力量：在工业部门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的生

产力是低的；它的劳动大军从农村生活转过来以后，要用一

两代人的时间来取得工业才能；公用事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收取的服务费很高；许多相互支持的公司的网络还没发展起来。如果有理由认为现在付出的高昂代价不过是“初期

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支持制造业渡过这个阶段是值得

的。这仅仅是对“新建工业”论的一种发挥而已，这一论点

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乎为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并且为所有

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所采纳。譬如，直到1700年左右，

英国的工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在那时之前，英国工业增长最

快的时期有三个，当时它鼓励手工业工人移居国外，从欧洲

大陆引进技术——爱德华三世、伊丽莎白和后来的斯图亚特

统治时期尤其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精心的保护下进行的，

直到英国大大超过其他工业国家，它才采用自由贸易。德国、

法国、美国和一切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也都

跟着采取了同样的保护模式。不过，必须记住这种论点仅适

用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一个国家一旦到达了已经具有规模

经济的阶段，这种主张进行保护的论点就不适用了。

除了创始成本之外，还有初创时期的无知要加以克服，因为即使在新工业没有保护也会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无知也会使这些工业无法起步。在先进的工业国，有许多富有经验的企业家探索新的努力领域，但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在增长的初期阶段，企业家们专事经营农业和贸易；他们不熟习新的制造业，因为他们既不懂得制造业的技术，也不知道从事新行业要担多大的风险。如果政府认为，事实将证明有利可图的新工业由于无知而遭到忽视，那么它就要行使创业的职责。政府可以着手研究需求，研究生产问题并把研究结果公布出来，启发潜在的企业家们。如果这样做还不够，政府可以邀请国外有经验的企业家来国内建立工业，作示范。如果障碍是怕担风险，政府自己可以承担创业的风险，办法无非是出资本或出一部分资本，保证私人资本的利益，签订购买这些工业的产品的合同（供自己的医院、办公室、监狱等使用，或者转卖），要不就用其他办法补贴或保护这些工业。

日本已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明显地表明这种领导作用是多么见效：从1870年到1900年日本新建的行业差不多全部是政府倡议建立的，大部分工厂是由政府创办和经营的，当事业开始时的暂时困难过去之后，就将这些工厂出售给私营企业。创业职能特别重要，因为哪怕是在最后证明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倒闭率也是很高的。当推广一项革新的时候，无论是

一台新机器、一项新产品、一条铁路还是一个新的国外市场，

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创业的公司破产，经过两三个他人之

手之后才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这种创业的高昂代价吓跑了企

业家们，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那里的企业家数量既不多，经

验也不丰富。因此政府作为创办者在欠发达国家所起的作用

要比在较发达国家所起的作用大得多。

在一些小国，工业化不仅需要暂时保护国内市场，而且

如果要建立关税同盟的话还要暂时保护关税同盟。以两个小

国Ａ和Ｂ为例，其中哪一国也没有大到足以享有规模经济的

市场。如果Ａ国专门经营某些行业，Ｂ国经营另一些行业，而

且它们分享市场，那么这两国到时候将成为卓有成效和有利

可图，用不着继续保护，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如果没有

关税同盟，Ａ国可能无法使它的工业起步，因为Ａ国可能从

一开始就无力在Ｂ国的市场进行竞争。所以无论Ａ国或Ｂ国可能都办不成自己的工业。要不Ａ国和Ｂ国都办起了工业，各自保护它自己的市场，而两国的工业哪个都是不经济的。如

果两国都要工业化，各自专门经营不同的行业，那么关税同

盟对两方都有利。如果只有Ａ国实现工业化，Ｂ国得不到好

处，除非允许Ｂ国居民移居Ａ国，以便分享新的就业机会。当

然，如果这些工业本来就不应该办，即便有关税同盟也不应

该办，因为这些工业是不经济的，那么双方都要受损失。所

以，关税同盟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它的长处和短

处必须按照每一情况非常仔细地予以考虑。不过，毫无疑问

也有这样一些情况：现在为关税壁垒相互分开的国家，如果

不是用对全世界完全降低它们的关税壁垒的办法（这样做，它

们的新建工业就不能诞生），而是用同其他邻国做出有限的安

排，按这些安排各自在有限的范围内经营专业的办法，就会

得到好处。

推销问题，新行业的创始成本和无知在今天对欠发达国

家实现工业化的抑制作用比在19世纪时大得多，因为最先进

的工业国现在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比在它们开始自己

的工业历程的时候更大。如果欠发达国家不采取特别的保护

措施，那么仅仅因为专业化的势头，它们和工业国之间的差

距就将继续扩大。为经典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主张对工业进行

暂时的保护的理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足。

这种理由同样适用于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的国家。除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谈到的情况之外，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

过剩的欠发达国家，更有理由保护它们的制造业，那就是说，

在这些国家里，价格关系不幸未能反映实际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它们过剩的劳动力所得的报酬比其边际生产率要多，

而剩余劳动力的农业边际生产率按定义为零或者是负数。从

实际的社会意义来说，利用这种劳动力从事制造业是有利可

图的，只要它生产净产出；而从财政意义上说，利用这种劳

动力并非有利可图，除非他们的净产出超过他们得到的工资。

许多这种国家，如印度，已经因允许（或被迫允许）在制造

业中进行自由贸易而受到损失，其结果就是破坏了它们本地

的生产，加重了它们的失业问题，而无任何所得来弥补这一

损失。在这种国家，正确的政策倒是在制造业尽量提供就业

机会，只要制造业劳动力的净产出是正数，就不要介意竞争

进口货的价格。这一论点决不能应用于一切欠发达国家；它

适用于那些人口过剩的国家，如印度、埃及或牙买加，而不

适用于那些人口不足的国家，如加纳或巴西。

虽然这些人口过剩的国家比任何其他国家需要更快地实

现工业化，但是它们的困难也比其他国家大，因为它们面临

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们的产品。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低，这

使得它们对粮食的需求量比较大，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较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工业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出口

制成品换回它们需要的粮食；这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在世

界制成品贸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这是能够做到的；英

国、德国和日本已先后做到了这一点，到一定时候印度和其

他国家也将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做起来比英国做到这一点

的时候困难多了，因为这样做会遇到激烈的竞争。日本和德

国都是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出口运动的帮助下打入世界市场

的，它们推行种种富于进取性的政策：把大量推销人员派到世界各地市场，提供大量信贷，降低价格，对消费者的愿望

予以极大尊重。另一个办法是，一个国家占领世界市场可以

不靠在销售中进行竞争，而是邀请其他国家已经有了销路的

商人来建工厂，从这些来源来供应它们现有的市场。英国大

约在六个世纪以前就是用这个办法开始打入世界市场的。许

多国家已仿效英国的榜样，波多黎各邀请美国制造商取得成

功也许是近来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了。进入一处市场是那么困

难，如果一个国家开始与已经开辟了销路的企业家合作，它

就赢得这场战斗的一半胜利了。此外，如果工业国由于它们

自己的商人及其资本流向国外而失去市场，它们不会像以其

他方式失去市场时那样小题大做。往往抵制用这种方式使自

己强大起来的是欠发达国家（见第五章第二节（三））。

这些欠发达国家的一个困难是把它们的工资保持在使它

们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仅仅为国

内市场生产，那么即使它的价格超过其他国家的价格，靠保

护也能使这些工业维持下去，但是一个谋求在世界市场上占

有份额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国内的保护对它帮助不大，因为

如果它不能以维护其国内市场的价格进行生产，它占领其他

市场的机会就少了。这一困难是由我们已经谈到过的货币成

本和实际成本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假设有剩余劳动力，制造

业使用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货币成本却很

高。制造业的工资必须保持高过农民收入的一般水平，以便

吸引和保持住城镇的劳动力，而城镇的生活费用也较高。除

此之外，还有工会，工会往往是专门组织工业劳动力的，不

断提高货币工资的水平。若保持这样高的货币工资水平，一个应当实现工北化的国家就不能这样做，因为它的生产的货币成本太高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牙买加当前的情况

就是这样）。补救办法是对生产进行补贴，要不就使货币贬值。

公开补贴会引起工业竞争者的不满；所以大部分工业国采取

那种不那么明显的援助办法，如以低于商业租金的租金出租

工厂，免税，低价供电、供水或运输，等等。往往这还不够，

开展出口运动时可能还要像在日本那样使货币贬值。欠发达

国家进行货币贬值的地位比发达国家优越，因为这对它们的

贸易条件只产生微小的影响（因为用外币计算它们进口的货

物和它们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并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因

为它们的对外债务和资产不管怎样通常是以外币计算的。使

得货币贬值的效用比较令人怀疑的是，它对生活费用的影响

以及从而对货币工资可能发生的影响。如果货币工资也提高

到同样的幅度，贬值货币就没有用了。但是谈到这一点不过

是说，除非人民愿意合作，否则一个国家解决不了它的经济

问题。

要打入世界市场存在着那么多的障碍，所以只有有勇气

和决心的国家才能打入世界市场。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打入

了世界市场，办法是把它的推销人员派到世界各个角落。那

时候比现在要容易，因为英国当时没遇到比它强大得多的对

手。跟着打入世界市场的是德国，它作了更坚决的努力，得

到政府更加深思熟虑的帮助；这对德国更困难一些，但是它

得到了它需要份额。日本运气不佳，在大萧条时期进入世界

市场，当时整个世界贸易在萎缩，但是这并未妨碍它从1929

年到1937年使它的出口额增加一倍。有些所需份额和德国一样大的国家，譬如印度和意大利，由于缺乏这种意愿，它们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从1899年的2．3％和3．7％下降到1937年2．1％和3．6％。这两个国家不能为

它们的全体人民提供就业和充足的食品，除非它们把从事制

造业的人口比例提高到35％左右，这一点它们又做不到，除

非它们把制成品出口贸易运动摆在经济政策的首位。地位最

优越的是那些拥有进行金属贸易所需的燃料和矿砂的国家，

像印度。其它国家则处境困难，像埃及，因为它们能进行竞

争的部门不大可能满足迅速扩大的需求。如果要让它们人口

有工作做有饭吃，这些国家需要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毫无

疑问，一个结果是把工业国分成两类，一类是出口金属和化

学品的国家，另一类由于矿藏贫乏，专门出口纺织品和其他

非金属商品或所用金属的成本与出售价格相比占很小一部分

的商品。

不用说，老牌工业国对这种贸易运动是愤懑的。它们攻

击这种作法——派推销员、发放信贷、给予补贴、对进来的

制造商采取种种有吸引力的做法，贬值货币、低工资、免税

——而且工业国严正指出，这种贸易运动必得有政府在后面

支持。但是新兴的工业国有一个无可回答的辩解，因为它们

卖多少买多少，它们用不着挤任何其他国家的市场。如果比

较老的工业国对初级产品的额外需求要求额外供应，它们用

其制成品交换初级产品的能力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如果世界

初级产品的产量不能以同等的速度提高，新国家的工业化将

给老国家带来困难。这是一个世界经济整体平衡的问题。很明显，扩大初级产品供应量的责任主要落在那些拥有资源的国家——首先在人口稀少的南北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肩上。如果这些国家既排斥移民又不开发它们的主要资源，以致不能用世界其他地方所需的剩余资源供应它们，责任（如果有什么责任的话）将主要归咎于这些国家。

因此，我们又回到我们前面提出过的问题——保持世界贸易的平衡取决于全世界制成品、原料和粮食的均衡增长。在192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当世界制成品产量每年增长4％左右时，如果世界的原料产量每年大约增长3.5％，世界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贸易条件仍将保持不变。我们不知道这种关系是否还是这样，但是没有理由说明这种关系为什么应当发生急剧的变化。增长率也许有较大的变化。实际上，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对增长率的影响比通常所担心的要小得

多。因此，亚洲国家工业增长率任何可以想见的变化都不能

像美国工业增长率比较微小的变化那样对世界制成品产量的

增长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美国学会控制它的

经济萧条，它的平均增长率随之提高对世界初级产品供应量

造成的压力比之如果印度现在每年增长10％所造成的压力

要大得多。同样，由于亚洲和非洲加在一起消费的粮食远远

不到世界粮食产量的一半，这两个洲的发展要过一段很长的

时间后才能对世界需求量产生欧洲和美洲的增长率发生比较

小的变化时所产生的影响。除非从世界的整个供需情况来看，

否则我们不能正确看待这些洲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今后二

三十年内出现初级产品短缺，那主要将是因为欧洲和美洲已

经很大的需求量迅速扩大，而不是因为非洲或者亚洲相当小

的需求量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无论从人口增长的角度还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

当前令人非常担心的是，1929年以前达到的均衡增长现在无法恢复。有人认为，世界工业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现在可能超过4％，因为工业国控制它们的衰退，也还因为其他国

家推进工业化。这取决于原料产量的增长，没有原料产量的

增长，工业产量就不能增长得那样快。不过，原料生产大部

分是在商业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除了某些矿产品短缺之外，没

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原料生产不能适应需求的增长。

粮食生产的前景是很难预料的。到1929年为止，每年平

均增加2％，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在美洲和澳大利西亚开垦新

土地。由于开垦新土地的速度减慢，要保持产量的这种增长

率，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提高每亩地的产量。没有理由

怀疑亚洲和非洲的亩产在二三十年内可以以适当的速率提

高，这完全是因为当前的产量太低了，但是这些国家中的多

数国家要达到日本曾经达到过的那种结果，在政治上和教育

上有重大障碍，所以我们不能相信，世界粮食产量在今后二

三十年内将以适当的速率提高。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担心。相

反，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处在新的农业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

可能使世界的粮食多得无法处理。如果他们估计错了，那就

只能依靠世界的一个地区来弥补别处的不足，那就是北美。那

些担心世界粮食短缺的人能够举出过去20年里已经发生的

变化。同1934—1938年相比，拉丁美洲的农产品净出口量在

1952年下降了37％，近东和远东的农产品净出口量分别下降

了22％和60％。其他地区的提高并没有完全弥补这些地区的

下降。非洲的净出口量上升了19％，大洋洲上升了21％。不过，提高得最多的是美国。美国的农产品（总）出口量增加了一倍。不平衡的危险并不在于世界粮食总产量不会有适当

增长这种可能性，而在于世界其他地方可能越来越依赖美国

来弥补它们的不足这种可能性。如果美国的人口继续按它目

前这样高的速度增长，它不可能永远出口粮食；但是就短时

期来说——即今后2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美国能够填补

世界的不足，如果它这样做有利可图的话。

依靠美国提供粮食为什么会令人为难有两点理由：第一

是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第二是对美元的需求和供应的影响。这

种依赖会使贸易条件对其他工业国十分不利。美国的巨大优

势在于它的制造业的生产力，而不在于农业。所以，如果美

国出口粮食，他要求买主支付的价格按制成品计算是非常高

的。于是其他工业国发现，它们为了支付它们所需的粮食而

不得不出口大量制成品。同时，美国也不大愿意进口制成品。

如果美国要出口更多的粮食，它不会进口更多的制成品，相

反必定用少出口制成品的办法来结算它的帐目。所以制成品

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减少。因为美国的制成品在世界

贸易中很有竞争力，要减少其份额是要经过斗争的，这场斗

争将以美元短缺的形式出现。因此美元短缺就是一种迹象，表

明其他国家在本应少买美国制成品，多买其他国家制成品的

时候，试图继续购买美国的粮食和美国的制成品。

战后的美元短缺完全是这种性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影响使德国和日本的工业产量和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下

降，世界依靠美国同时提供粮食、原料和制成品的程度提高

得多得多了。只有这种依赖减弱了，美元短缺的现象才会消失。在1939年以前，世界其他地区曾变得不依靠美国提供粮食，美国曾是一个纯粹的粮食进口国。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

粮食产量提高得非常之快，这种情况将再度发生。但是如果

粮食产量提高得不够快，那么与制成品相比，粮食价格将很

高，工业国将面临一场为减少美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

的份额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这主要取

决于物价适应形势的速度。美元“短缺”的存在不过是表明，

美国出口制成品索价太低，或者说它进口初级产品支付得太

少。只要调整价格，这种短缺现象将自然而然地消失，但是

调整价格需要时间。

总之，要预言世界贸易将发生什么情况是不可能的。因

为世界上有些国家粮食短缺，世界分成纯初级产品进口国和

纯初级产品出口国这种状况必将继续下去，当有些人口过剩

的国家（印度、意大利、中国、爪哇，也许还有苏联）发展

起来并大规模打入市场的时候，这种状况必将加剧。当这些

国家的工业增长时，可以预料它们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量会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决定哪些其它国家是初级产品的纯进

口国还是纯出口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价格和供应

的问题。美国已反复两次（从纯出口国成为纯入口国，又翻

回来），它倒底会停在哪一边无法肯定。我们认为世界贸易额

当然会继续增长，至于哪些国家将在供应初级产品方面占重

要地位，或者为了得到适当的供应必须付给什么样的价钱，这

还是不知道。

（二）　移居国外

国际上移居国外的原因很多，并不全同经济增长有关。有

些人移居是出于宗教、政治或种族原因，不是逃避在国内的

迫害，就是本着传教热情到其他地方去传道。历史上有许多

例子：犹太人迁离埃及、清教徒移居美洲、胡格诺派教徒迁

离法国，等等。由于自由和宽容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或财富

的增加而扩大，在20世纪，前半叶，由于这些原因而移居的

人数比任何其他有记载的时间都多。在这50年间，由于共产

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巴勒斯坦、印度和朝鲜的分裂，

发生了大逃亡和大屠杀。人类在它的5000年文明史上并没有

去掉他们的任何邪恶。

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于经济上的原因，那么历史上几次

规模最大的迁移仅仅是为了避免饥荒和饥饿。亚洲中部平原

的大爆发——譬如匈奴人和蒙古人的迁移——通常归因于气

候变化的影响，虽然实际上我们对这种事情知道得不够多，没

有把握。除了饥饿之外，人们迁移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要

去的国家能够更为安全或找到更好的机会。大迁移运动始于

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高潮，当时每年有

100多万欧洲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离开他们的国家永不再回

来。这种运动主要基于这样的希望：大洋彼岸情况会好一些。

不可避免的人口过剩学说把移居国外同经济增长的理论

联系起来。根据这种学说，任何有幸找到某种提高生活水平

的办法——如开展对外贸易的机会，某种新的农业技术如灌

溉、良种或新的轮作——或找到降低死亡率的办法——如改善供水或公共卫生——的国家必定不可免地由于它的人口增长而使生活水平再度低下来。所以任何经历经济增长的国家

终会“开绽”而不得不为它的人民寻觅新的土地。这种情况

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老一点的例子是从公元前750年到

550年希腊建立殖民地；而在近代从迁离爱尔兰、英国、印度、

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人中可以看到差不多同样的情况。自

相矛盾的是，同样的推论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移居国外并

不能真正减轻人口过剩的问题。因为如果人口多到生存的极

限，由于移居国外暂时造成的缺口很快就会再被填补起来。有

的事例可能说明情况确实是这样。同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不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如果过去

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再不是这样了。人类已学会像有效地控

制死亡那样实行节制生育了，而且未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此外，正如我们也已经看到的，从负担比本国的土地能

够养活的更多的人口这一意义来说，移居国外并不是解决人

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办法。另一个办法是参加对外贸易，发展

制造业或航运业、保险业、旅游业、电影业或能用以购买粮

食的其他外汇来源。从一国的公民在别的地方能赚较多的钱

——对英国的产业工人来说，移居新西兰干农活有利可图

——这一意义来说，这种办法也许防止不了这个国家人口过

剩，但是从人民吃不饱（如印度和中国的当前情况）的意义

来说，这种办法能防止人口过剩。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

也说服不了那些长期停滞论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

争辩说，制成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只能暂时减轻人口过剩问题，

因为必要的贸易份额保持不了；由于某些力量发挥作用，一

个国家丧失它在市场的地位（见上面第二节（一））。所以他们认为，经济成就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人口过剩和移居国外。无可否认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人们只是不同意“不可

避免”这个词。

有时候，人口过剩的国家急于为移居国外提供方便，但

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有些部族把它们一些成员当作奴隶出

卖。在其他地方如中国和印度，政府为从其他国家招募代理

人提供方便，这些代理人按契约把劳工带走，他们差不多等

于暂时沦为奴隶。英国鼓励本国人民移居国外，它的做法从

17、18和19世纪流放罪犯和叛乱分子到20世纪资助移居各

自治领。

移居国外给人民流失的国家带来种种问题。不仅有保护

移民不受招募代理人的欺骗、免遭乘船过于拥挤或不适于航

运的危险、不受移居国雇主们的虐待的问题，而且还有保护

他们不受种族和宗教迫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够大的，不满

情绪几度使印度政府禁止进一步移居它认为它的人民在那里

受不公平待遇的国家。效忠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有些

接受移民的国家急于同化这些移民，以便尽可能少发生少数

民族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在它们的学校和法庭不承认移民的

语言，使移民的孩子尽可能像当地的其他孩子一样。这就是

美国移民政策的基础。英国在16和17世纪对它的大陆移民

采取同样的政策，法律规定他们收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为徒，另

方面从行政处置上不让他们抱成团或以其它方式抗拒同化。

这些政策遭到那些喜欢在新国家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的移民的反对，譬如中国移民就不愿意放弃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如果移民拒绝同化，或者如果他们迁出的国家谋求干涉它们的人民移居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那么因移居引起的

政治困难的确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不让移民受同化或

他们遭到歧视，他们的祖国肯定要提出抗议，就像19世纪英

国向中国提出抗议，20世纪印度向南非联邦提出抗议一样。

除了这些政治困难之外，移居国外还会造成经济困难。二

三十岁的移民所占比例最大。国家不得不负担抚养和教育他

们的费用，待他们到了工作年龄，又失去了他们。由于青年

人离去了，老人和受赡养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上升，

到了工作年龄的人的负担相应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如果移

民汇款回来赡养他们留在国内的人，那就不存在负担的问题，

这种汇款在人员流失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中有时是一个受欢迎

的大项目。因为男性移民多于妇女，也造成性别的不平衡。在

20世纪20年代，由于人们大量移居国外，巴巴多斯人口中成

年妇女几乎两倍于男人。失掉熟练人员往往也是很不情愿的，

特别是如果担心这些人在新国家开办竞争性工业不利于母国

的时候，许多国家，如18世纪的英国，曾为此设法阻止熟练

的手艺工人移居国外。

让我们转过来看看接受移民的国家的态度。它们的态度

和人员流失的国家的态度一样是多种多样的，由经济、政治、

种族和宗教动机的支配。

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欢迎熟练移民，尤其是

如果他们有能力开办新工业的话。新的移民如希望完全同化，

就更受欢迎，因为大部分国家对它们自己国内的外国人集团

有疑虑。如果移民愿把他们的技艺教给当地的学徒，也会更受欢迎。实际上，1484年制订并在1523年重申的英国立法曾禁止移民招收外籍学徒，他们自己的子女除外。如果技艺不新，特别是如果移民全都是同一行业的专门人才，困难就比

较大。大批医生或矿工移居国外比之一群各种各样熟练工人

移居国外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外国企业人员移居国外会

引起同样的种种问题。许多国家坚持认为它们必须雇用本国

人。有些国家希望把他们限于开办新工业，并制订条例不让

他们同国内的小商人竞争。带来新工厂等新工业的企业家几

乎肯定会受到某种有条件的欢迎，而仅仅同当地商人进行竞

争的商人，如在西非的叙利亚人或在西印度群岛的中国杂货

商，比较容易遇到敌意。

不过，具有专门资格的人移居国外同大批非熟练人员移

居国外相比是个比较小的政治问题。大批移居国外只在十分

有限的情况下才是受欢迎的。如果一个国家空地很多，如果

人们认为人口多一些能享受规模经济，那么大批外来移民可

能受到欢迎；所以只要国境开放，进入美国的大门一直是开

着的，一旦空地没有了，反对外来移民的事情就多了，直到

阻挡不住时为止。外来移民也许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欢迎，澳

大利亚接受外来移民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主要是作为对付

亚洲的防范措施。以色列不顾经济考虑而继续接受外来移民，

因为它认为接受所有在受迫害的气氛中生活的犹太人是它的

义务。为逃避迫害的人提供家园的愿望在好几个国家的移民

政策中起非常大的作用，诸如英国和美国。

就经济考虑来说，赚工资的职工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很

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有规模经济，各个阶级的居民一定会得益于外来移民，但是即便如此，好处可能主要为资本家和地主所得。大批外来移民可能使工资被压低，接近于人们出来

的国家的工资水平，使房租和利润提高。地主和资本家也许

愿意把他们的利益提高到进口奴隶（见第三章第四节（二）），

或者从印度或中国引进契约劳工的程度。这到一定时候就会

产生混合社会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家和地主很少顾及这些。

只要有大量的土地，或者只要新工业像移民到来一样快地创

建起来，当地的农民或拿工资的职工对新来的人可能采取容

忍态度。但是他们早晚会对大批外来移民组织抵抗，要是付

诸表决，他们早晚会制止住外来移民。

有时候还有一个十分容易引起争议的关于移民汇款的问

题，如果出口赶不上国内的增长，移民汇款可能确是一个棘

手的问题。不过，外来移民汇款在国际收支中通常是个小项

目，只有作为反对进一步移民的大运动的一部分时，才会成

为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国家多快会变得外来移民充斥，除别的因素外，这

取决于外来移民的性别分布。如果只有男性移民，就不会有

第二代，形不成一批当地居民。从这一意义来说，只是男性

移居是一种浪费。譬如，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曾被当作奴隶

运到西印度群岛，但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没有运去足够的妇

女，外来移民不能繁衍后代，所以逐年所需的大宗奴隶买卖

纯粹是为了保持奴隶人口的稳定。所有的外来移民社区都是

男性过多，一代接一代地大量浪费，除非设法使性别保持平

衡。这就是现在有些帮助移民的国家通常都很周到地像帮助

男人一样帮助妇女移居国外的原因。无论如何，在妇女的职业范围比过去要广泛得多的今天，妇女凭本身的能力作为有报酬的职业工人以及作为妻子和母亲而提供的服务是受到欢

迎的。

即便对大批外来移民采取欢迎的态度，外来移民能够被

同化的速度也取决于许多因素。种族、宗教和文化决定他们

被同化的速度，有些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决定接纳

什么人和接纳多少人的时候很重视这些因素。在经济方面，外

来移民需要住房、土地或工作，对他们同化的速度不能快过

向他们提供这些条件的速度。提供这些条件需要资本。有些

移民自带资本，或者也许可能由国家从国外借贷。如果国外

没有资本可以利用，外来移民率则为国内储蓄率和为国际收

支的巨额逆差所限，如果国内投资额超过国内储蓄额，这种

逆差便会出现。即便有资金可用，物质因素也可能限制资本

形成的速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五章第一节），资本

投资的50—60％为建筑业，因此投资受建筑业的能力的限

制。当然如果对扩大建筑业多给予照顾和考虑，那么这件事

情始终是可能的，但是仅仅由于未保证建筑业能应付要求它

做的工作，投资计划遭受挫折的现象出现得多么频繁，这是

令人惊讶的。只要记住这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限制，那么哪

怕是过去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移民，也很少一年超过接受人

口的1—2％，就不足为奇了。

外来移民在他们初来的时候通常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总

有一部分人回国去。外来移民定居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要看

为接待他们所作的准备工作怎样。他们看到等待他们的是住

房呢，还是被安置在营房或帐篷里，还是让他们自谋生路？他们一到来就为他们找好了职业呢，还是不得不在大街上闲逛，把他们一点可怜的积蓄花光？要是期望他们在土地上劳动，土地是准备好了呢，还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去披荆斩棘？能不能

进得去，附近有没有水源，还是他们必须自己修路和自己打

井？在第一次作物收获之前，他们怎么生活，怎么弄钱去买

肥料、买牲口，是否有别的资金？事实证明，要人们在土地

上定居的人显得特别困难。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答应花大笔的

钱整理好土地，并且借给定居的人很大数目的款项作建房之

用和作劳动的资本。另一种办法是，譬如在苏门答腊，外来

定居的移民头一季度是同别的农民一起住，干活挣工资，以

便对这个国家有些了解，积攒些钱，还可交些朋友。这样做

已证明很方便。因为移民中仅有一小部人是熟练农民，正如

吉本·韦克菲尔德所说的，在他们担起经营他们自己的农场

的责任之前，他们首先要觅得职业，别管是在城镇还是在农

场，这也许是非常可取的一种办法。

当国际移居把具有不同种族、宗教或文化的两个民族集

聚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问题最大。在过去，移居国外的作

用常常是把本国的土著居民全部或部分地消灭掉。单是这些

新来的人带来的奇怪的病症就时常使土著居民大量死亡，他

们的体内对这些疾病没有产生抵抗力——虽然也有截然相反

的情况，就像西非沿海各国人民因为有采采蝇而免遭来自北

方的入侵一样，采采蝇曾使穆斯林的马匹死掉，因为有蚊虫

而免除来自海上的移民，蚊虫曾使欧洲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

除了疾病以外，土著居民可能由于遭受奴役、被赶出他们的

土地或他们遭到的其他待遇而被消灭——就像凯尔特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前衰落，霍屯督人在祖卢人之前衰落，红种印地安人在美国人之前衰落，毛利人在新西兰人之前衰落

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入侵者的文化同入侵者的文化

相比多么强大。有时候是被征服者同化他们的征服者，如伊

斯兰教徒同化了土耳其人，中国人同化了蒙古人。

如果同一个国家有两种文化，两种文化具有平等的竞争

力是很少见的。犹太人和阿拉怕人、马来人和华人、印度人

和非洲人、希尔人和英格兰人、印度人和缅甸人、英裔加拿

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伊博人和穆斯林——这种格局反复出

现。这些差别有时候被归因于种族，如果是从生物学意义上

谈种族，这似乎没有多大道理，因为我们对种族生物学知道

得多么少啊。这些差别还常常被归因于宗教，但是我们已经

看到这同样是难以置信的（第三章第四节（一））。（毕竟布尔

人是加尔文派教徒，过去常有一种理论，认为加尔文主义是

最可能鼓动生气勃勃的生意经的宗教。）从外来移民的心理状

态中找到主要原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首先外来移民是一个

有选择性的集团：他们是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而移居国外的，

他们就是这么一类人。移居国外本身会磨炼他们的智慧，使

他们接触新的环境，提高他们进行批判的才能（批评一切看

不惯的东西几乎是每个外来移民的第一个反应）。他们自然瞧

不起当地人，希望表现他们会一样能干或干得更好。在某些

情况下，外来移民社会的成员还特意互相帮助、互相找职业

或互相借钱；结果是这种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比当地的社区繁

荣，它并不那么特别为自己保留机会。在移居国外从记忆中

消失以后，这些态度就发生变化，到第三代或第四代，可能很难区分移民和早先的血统了（如在斯里兰卡的印度人），如果另一个种族的成员开始到来，可能轮到他们把他们的前辈

当作一伙游手好闲的人而瞧不起。

如果两个种族的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而没有磨擦，

种族必定不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因素。这就是说，在一切

社会阶级、在一切收入水平、在一切职业中都必须有这两个

种族的成员，他们的竞争力必须是平等的。这首先是个教育

问题，在教育他们的孩子方面必须对每个人花同样多的钱，如

有可能上同样的学校。其次，还有土地所有权，有些移民社

区有专门经营并“垄断”零售业的趋势；相对的城市化程度

等问题。如果这些种族在这些事情上一开始就不平等——譬

如外来移民的文化程度比本地人高，或者他们做生意的经验

多得多——那么只有对外来移民课以重税以支付教育经费和

采取其他使两个种族平等的政策的费用，才能达到平等。事

实上，在平等条件下共同生活要求某种程度的容忍，而这是

罕见的，除非硬要他们这样做。最有成就的帝国政权——罗

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的伟大德政

就是它们有能力让不同种族的成员在最少磨擦的情况下一起

生活。它们的秘诀往往是态度公正，要让每个人都忙他自己

的事情，使他们和睦相处这种开明愿望来冲淡帝国种族对少

数民族的蔑视。

另一方面，只要政府掌握在帝国种族的少数几个成员手

中，而这些成员自己又设法在同人数多得多的本地人的竞争

中谋生，这种帝国政权就会被认为是最恶劣的政权。于是就

会情不自禁地要把本地人赶出他们的土地，以便为帝国定居者让路；强迫他们不是以奴隶的身份就是在重税或其他经济力量的逼迫下到矿山、种植园或主人家中干活；建立就业的

种族壁垒，以便保证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和行业保留给帝国

种族的成员。哪一个种族要统治另一个种族都是不合适的，因

为它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它不可能公正无私。

19世纪欧洲各国人民向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大迁移并

没有尖锐地引起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大陆上的土著种族对空

空荡荡的空间来说人数不多，而且太弱，难于发动有力的抵

抗。欧洲人移居亚洲和非洲，或者日本人、印度人和中国人

移居其他亚洲国家，或者移居非洲、澳洲或美洲则是另外一

种情况。如果今天用世界观点来看问题，那么印度人、爪哇

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移居印度尼西亚群岛、非洲、澳洲和美

洲显然是最有必要的。不过，世界观点之类的事情是不存在

的。这些接受移民的国家哪一个也不欢迎这样的移民，因为

它会引起种族问题。此外，在美洲和澳洲，如果真的大规模

地接受移民，那会使已经在那里的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欧

洲人有时候提出的一种口实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没有权利繁

殖得那样快，没有权利指望别的国家承担他们没有远见的生

儿育女的后果。但是，事实上，美洲和澳洲的人口自然增长

率要高过印度或中国，即便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出生率为

10D，还是同样会以种族的和经济的理由不允许他们大规模

移居。

这个问题将来会怎样发展，现在还很难说。感到自己生

活空间狭窄的各国人民一直在采取行动，力图征服那些拥有

他们垂涎的土地的人。日本为此目的已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印度和中国有朝一日不会做同样的事情。要是能够认为经济的增长必定是一个和谐的进程，使

人类比较容易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共同生活，这样当然让人

高兴，但是情况绝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许多不同的学派一

直在争辩说，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帝国主义和爆发

战争，现在我们来论述这个问题。

（三）　帝国主义

产生帝国主义并非完全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即便

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同经济增长的阶段也不是完全无关。我们

首先考察一下所谓的经济原因，然后看一看政治原因，随后

转到帝国主义对臣民和帝国的影响方面来。这是一个庞大的

问题，仅在边沿上涉及经济分析，我们只能很简要地谈一谈

这个问题。

首先，有些国家被推向帝国主义和战争，因为它们想要

更多的或更好的土地，好在这些土地上安置它们的人民。我

们已经看到，这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后果之一。经济增长的第

一个后果是人口开始增长，人口的增长十分可能超过国家养

活他们的能力。所以，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就是移民，或者发

展制成品出口贸易或向某些其他国家征收贡税，这三种办法

中无论哪一种都可能导致战争。

移民可能导致战争，因为其他国家拒绝接纳外来移民，或

者因为别的国家虐待移民，或者因为移民想夺取当地人的财

产，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或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

或者甚至把他们统统消灭。夺取弱小民族的土地是经济上比较强大的民族用以解决它们人口问题的最喜欢用的办法。纳贡是一种与此有关的办法，这种办法也有多种形式。消灭被

征服的人民并不总是有利的。可以让他们当奴隶，可以把他

们当作农奴或奴隶在矿山或种植园里为他们的征服者干活。

可以使他们变成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佃农，要他们交纳相当于

其产品的50％或者还要多的地租和赋税。人类剥削同胞的欲

望实际上是没有限度的。

既有这种剥削的欲望，帝国主义显然不一定是经济需要

产生的。驱使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的

增长和对饥荒的恐惧，但是也可能不是。进攻者同样很可能

是人口并不怎么多的民族，期望人们像奶牛产奶那样为他们

劳动。同样，进攻欠发达国家的也并不总是较为发达的国家。

妒忌心驱使不开化的人去掠夺一个富裕而和平的文明国家同

样是很可能的。公元前约4000年，当时伟大的城市文明已经

开创，欧亚大陆从那时以来的历史表明，骑马的游牧民族时

常从草原大举出动掠夺较为富庶的农业居民。游牧民这种定

期的进攻直到近代才结束，当时由于技术的发展，城市文明

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类似的紧张局面在非洲、在苏丹西

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如果经济增长诱使一个民族以牺牲

别的民族的利益来施展它的实力，那么它往往也同样使爱好

和平的民族面临其他情不自禁地要掠夺他人财富的民族的威

胁。

除了移民和纳贡之外，解决人口过剩的第三个办法是发

展制成品对外贸易，专门从事运输业，或以其他形式出口劳

务。在一个开明的世界里，这样做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开明的世界。其他国家也许不想购买制成品，也许执意保护它们自己的海运业，所以可能发动战争

来迫使不开明的国家开放贸易。这在16和17世纪曾是欧洲

国家在拉丁美洲同西班牙打仗的一个借口。这种借口在19世

纪曾支配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是欧洲国家要在

非洲占一席之地的理由。发动一场“开明的”战争可能是为

了开辟贸易，而发动一场“不开明的”战争则是为了确保贸

易的某些特殊优惠。帝国的作用之一就是迫使臣属的民族用

高价购买帝国的产品，以低于他们在别的地方可能得到的价

格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宗主国。大英帝国从1846年到1919

年放弃了这种做法，但是它这样做是非常特别的。不得不靠

海运业或靠出口制成品为生的国家，几乎无一不是推向战争，

不论是“开明”战争还是“不开明”战争。最近的例子就是

德国和日本；毫无疑问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例子，除非世

界能够创建消除战争的新的政治制度。

开拓市场、追逐外国货币和寻觅粮食与原料来源是同一

现象的各个方面。切不可将这一点与下面这种论点混淆起来，

那就是一个从事制造业的国家因为它消费不掉它自己的产

品，必须到国外找出路。我们必须把下面两种出口区别开来，

一种出口是为了带动进口，另一种出口是为了维持消费和生

产之间的差距。一个从事制造业的国家为了能进口粮食，可

能为制成品找出路。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口比其国土能够养活

的人口还要多，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难于避免的。或者说它可

能谋求出口，因为它是个小国，无法享有大规模生产的经济，

除非它专门从事几个行业，每个行业生产的产品都多于它国内的需要量，把多余的产品出口。这些出口商品还要以进口品多少为度，因为进口品可能同样是制成品或初级产品。一

切经营制造业的小国（如荷兰和瑞典）都是因为这个道理才

出口的。这也是从事制造业的国家本身又是制成品大进口国

的原因；譬如荷兰和瑞典，粮食能自给自足，出口制成品是

为了交换其他制成品和原料。所有这一切同因为国内市场存

在着消费需求量的净亏现象而出口制成品完全是两码事。如

果存在着这种净亏现象，就无法承受同出口商品等值的进口

商品。

认为先进的工业国因为国内需求量的净亏而不得不输出

资本的论点，又使我们回到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四）探讨

过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命题。如果储蓄额比消费增长得快，如

果投资主要受消费的制约，国内可利用的投资机会可能不足

以吸收一切可利用的储蓄，或者至少吸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

的资本回收率的储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大部分经济学

家期望到经济发展的“较后期”阶段，由于资本的积累资本

的利润率会下降。我们还看到，如果新的发明以适当的速度

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

这将保持对资本的需求量。在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的时候，投

资率并非不可避免地要下降。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有许多

理由说明有些外国投资可能证明是有利可图的（第五章第二

节（三）），也有许多理由说明国际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为什

么从一国转到另一国（本章第二节（一））。因此，虽然比较

发达的经济允现在欠发达国家进行一些投资并非一定有利可

图，但是它们进行投资是并不奇怪的。

不能由此认为，因为一个国家想进行对外投资，它就必

须实行帝国主义和发动战争。事实上，大部分对外投资并不

是投在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是最大

的借款国——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政府都是独立自主的。外

国投资不一定挑起战争，但是如果外国人希望在那里投资的

国家不肯为此给予特许权，或在放款国之间有所歧视，或者

试图拒绝履行义务，就可能挑起战争。任何这样的行动都可

能导致一场“开明”战争，目的是维护门户开放、待遇均等

和履行契约。欠发达国家十分容易发现自己卷入了这种战争，

因为它们对外国人常有怀疑，或者不肯给予特许权，或者不

严格履行它们的义务；埃及或许是个典型的例子。观点、文

化和法律制度相类似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放款不一定导致战

争，而先进工业国的资本家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对欠发达国

家的关税和制度失去耐心，从而不在这种国家投资，要不就

是想使它们受帝国的统治。同样可能发生“不开明”战争，在

这种战争中，一国试图为本国的投资者取得特殊的有利条件，

不是把其他外国人排除在外，就是牺牲当地人民的利益。帝

国的有利条件之一就是能采取措施保证为矿山和种植园提供

充足的劳动力，保证在外国资本最需要公路和港口的地方修

建公路和海港，等等。许多强国总是情不自禁地利用弱小国

家的人民。

因此，出现帝国主义和爆发战争有许许多多经济上的理

由，从“需要”——饥荒，需要土地、市场和初级产品——

到“贪婪”——妒忌，渴望剥削或寻求更加有利可图的出路。

那些认为经济原因是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的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同这些原因是一致的。因此，“开明的”看法认为，如果一切国家都采取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当

然，这样一来，保持帝国也就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了，因为这

样一来，人们用不给其它外国人移民、进行贸易或投资机会

的办法就不能得到好处，并且没有必要为了防止自己被别人

排除在外，而去获得殖民地了；但是谁能肯定其他人都坚持

门户开放呢？于是就有了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只要形形色色的剥削是可能的，有些国家就想要统治别的国

家。所以有一派意见希望减少爆发战争的危险，办法是让一

切帝国都受国际监督，甚至把一切殖民地都转为国际托管。又

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求一切帝国花很多钱来开发它们的

殖民地而无利可得，帝国主义就不会那么盛行了。所以有一

派意见认为，消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欠发达国家迅速发展

起来，这样它们就不再软弱可欺，不再受剥削。还有一点也

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如果弱国成了强国，强国就不会那么

情不自禁地去进攻弱国了。于是就有了现在为列宁主义者所

采纳的霍布森观点，认为战争起因于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起

因于国内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而利润率下降又起因于消费不

足。如果在资本主义范畴内，这可以用通过税收结构提高消

费的办法，或者用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是在社

会主义范畴内，既可以用同样的办法，也可以用使投资率同

消费水平脱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对于防止战争既不是

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是一个充足的条件。如果战争是

由于人口过剩，由于需要粮食和原料，或者由于渴望剥削其

他种族而爆发的，所有这些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地起作用；斯巴达就原来斯巴达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曾是一个近似共产主义的社会。

毫无疑问，发生战争的有些原因是经济原因，针对这些

原因而采取的行动会消弭战争。但是单用经济政策并不能消

除战争，因为战争就其根源来说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经

济方面的。亚历山大并没有征服东方，凯撒也没有征服西方，

因为这些先生们主要是从贸易、投资或土地方面来思考问题

的。经济因素在发动战争方面起了什么作用是很难估计的。如

果我们把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列出单子，就会看到其中大多数

战争同市场或者同人口的压力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战争就其

根源来说主要是王朝战争、宗教战争或意识形态战争，要不

就是由军事冒险或纯粹为了建立帝国的愿望而鼓动起来的。

即使这些战争也有经济因素，但是经济因素很少是占支配地

位的因素。如果取得经济成就以后产生了建立伟大帝国的愿

望，经济增长可能就起作用了。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所

成就，比其他国家富有，它在经济上的优势可能使它产生成

为政治大国的念头，这种念头会使它走上军事道路。但是这

种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在历史上富国往往是和平的贸易国，比

较贫穷但军国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忌妒它们过奢侈生

活，于是就向它们发动进攻。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国家以崇尚武力为荣，这是全人类没

有解开的谜之一。阶级的结构稍稍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因

为这种国家通常是受一个贵族军事特权阶级统治的，这个阶

级使一切其他阶级——包括各商人阶级，这些阶级从整体来

说惧怕战争并反对军国主义分子——处于相对的被统治地位。总有一些企业家赞成战争——军火或军队其他供应品的制造商以及其他希望在征服之后取得特许权或在战争中发财

的人——但是这些人同其他企业家相比通常是少数，其他企

业家懂得战争会增加税收，打断他们同国外商界朋友的关系，

而且会给军事贵族以凌驾一切的权力，企业界整个来说并不

信任军事贵族。由企业家统治的社会发动战争的愿望比由军

事特权阶级统治的社会低得多。不过，驱使一个国家发动战

争的并不总是军事特权阶级。偶尔也有对权力和荣誉以及帝

国梦寐以求的大军事冒险家——诸如亚历山大王朝和苏莱曼

王朝的王子们，或者墨索里尼和拿破仑等新贵。但是如果我

们要深究为什么有些国家不沉迷于军事，而另一些国家却在

军事特权阶级的统治下进行军事冒险，我们不得不承认，对

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在荣誉梦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人

们发现那是在经济增长的“中期”阶段。最富的国家往往是

爱好和平的，享受它们已有的一切，不妒忌任何国家；最穷

的国家太死气沉沉，一盘散沙无法发动战争。正是那种胜于

其邻国一筹的富于进取性的国家，才时常产生进行侵略性的

愿望，希望为自己争得显要的地位。同比较老的和比较富有

的国家进行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日益剧烈的竞争，可能把它们

引向同一个方向。对世界和平具有危险性的国家经常是那些

认为自己前途似锦的国家，而不是那些能以光辉历史为荣的

国家。因此，世界上的军事领先地位也像国际贸易方面的领

先地位一样，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

国家（见本章第二节（一））。

分析所有的战争起因不属本书论述的范围。我们的目的

是很有限的，只想说明经济增长和战争的联系。因为战争的

根源不完全是，或者甚至主要不是经济的，从经济方面分析

弄不大清楚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对战争的解释是心理学、外

交、法学、宗教和人类学学者们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

问题。

我们从帝国主义的起因经过谈谈它对经济的影响。帝国

主义对于被统治人民的影响，按他们所受的待遇来说，从一

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各有不同。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统统被

消灭。另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取得比他们

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的进步。甚至同一个帝国可

能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民；英国人在中部非洲在就业

方面实行严格的肤色障碍，而他们在西部非洲则奉行同非洲

人几乎完全社会平等的政策。最好的帝国大大增进了人们的

幸福；它们在广大地区建立了和平、修建了公路、改善了公

共卫生、鼓励了发展贸易、带来了完善的法制、推广了新的

技术知识，等等。而最坏的帝国却带来掠夺、屠杀和奴役。

对帝国的影响还取决于它如何作为。一切帝国都必须承

担帝国的代价。有些帝国得大于失，但另一些帝国到一定时

候被它们本身的帝国主义所毁掉。

帝国要付出许多代价。有它应付的发动战争的直接代价。

必须征召和供应军队，即使有大量征召的殖民地部队，战争

对宗主国的资源仍是沉重的负担。和平时期也必需维持大量

军队，守卫帝国，帝国越大，消耗于这方面的宗主国人力越

多。帝国还必须得到治理，这可能要占用它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总是不由自主地派出第二等人才去统治帝国，但是如果这样办了，这个帝国就可能垮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派出最

优秀的人才，宗主帝国的事务就可能因此遭受损失。一方面

宗主国的第二等人才在帝国称王称霸，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头

等人才在宗主国得以发迹，这种情况在一些帝国中并非不常

见。帝国还有助于维护特权制度；士兵在一个帝国里十分重

要，军事特权阶级享有一种威望，这种威望是为了履行其职

责才保持的。那样多的最大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

国）都是在它们的士兵的摆布下灭亡的，这并非出于偶然。

经济的增长使得有可能进行比过去任何时候规模更大，

代价更高的战争。在原始社会，单是为了提供粮食就需要

70％或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能够参加军队的人数很少。打

仗局限于从收获到播种的时期。要不就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

要靠它在战役中能够掠夺的粮食。要是用20％的人口就能提

供足够的粮食，那就不一样了；那时军队就能大量增加，能

从国内的基地得到粮食供应。同时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制造武

器，科学的发展使得这些武器越发令人恐惧。因此战争对原

始国家人民的生活影响不大，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战

争可能消耗掉50％或更多的资源。

有时有人认为，战争刺激经济增长。在有限的限度上情

况可能如此。战争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发明，但是根据内夫

教授的研究，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有益的发明的数量是非常非

常少的。战争可能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在任何情况

下都是可取的——如举英国为例，在对拿破仑作战期间，促

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促进了电子技术和喷气推进的发展；但是战争往往也同样造成专门供应战争的

工业部门的过度发展和持续几年的失业。战争还使企业家能

因通货膨胀而获得利润，其中有些用于固定资本形成，但是

战争对资本形成的净影响通常是使资本形成在战争期间减

少。还有对外投资和黄金的损失，不得不用它们从中立国购

买供应品。财产遭到破坏并不总像可能预计的损失那样大；因

为财产不管怎样总是要折旧的，或早或晚总得更新，所以主

要的代价是那种加速折旧的财产。如果在战争期间能够利用

闲散资源或在战后补偿折旧，战争的代价也不像想象的那样

大。美国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了历时10年的停滞局面，产出增加得那样快，以致能打

这场战争而不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即便不爆

发战争，美国的经济大概迟早也会复苏，因为美国住房和其

他资本的折旧或早或晚会引起新的投资景气。打一场战争可

能是为了得到市场，但是，同样可能导致失去市场。从两次

世界大战中，得到市场的主要是美国，它在第一次大战期间

额外得到了世界制成品贸易额的8％，在第二次大战期间额

外得到了9％，持久地保持了它的收益。最后，由于在战场上

损失了年轻一代中的一些最优秀的人才，经济也可能受到损

失。法国人就是这样解释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政治和

经济上缺乏活力的，这可能有些道理。

战争的经济代价无疑是很高的。为补偿这些代价，可能

要用从征服当中获得的任何好处。当代的反战宣传认为这些

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并非总是这样。征服者可以得到富饶的土地，或者奴隶，或者受益匪浅的通商特权。即使他们不过在先前一片混乱的地方恢复秩序，他们和任何其他人也能从

随之而来的贸易发展中得到利益，他们所得利益要比战争的

代价多得多。近乎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在集权主义基础上所

打的现代战争，其代价肯定比每一方所得的利益都大，但是

并非打所有的战争都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或者都是这样一

无所获。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打一场短促的速决战（1870年

的德国，1898年的美国，1894年的日本），可能干出看来是

用相当少的代价取得重大收获的事情。

最后，那些挥舞战刀的人终将死在战刀之下。实行帝国

主义可能在两三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使你在奴隶、贡赋或

贸易方面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它将为自己带来复仇者。在

帝国内部，被统治的各国人民迟早要起来反抗——如果他们

受到的待遇好一点，起来反抗就更早，因为那时他们在经济

和文化方面会大大受益，并且会更快地对他们所处劣等地位

感到不满。在最开明的帝国内，劣等地位多少消失一些，人

们会看到来自远方属国的人在宗主国一些最高的职位上任

职，但是即使这样也从来不足以把一个帝国的各族人民团结

在一起；地方民族主义的离心力总是要把帝国弄得四分五裂。

然后长期来习惯于以行政管理、商业、旅游业和宗主国生活

中其他职业谋生的宗主国各族人民，发现很难使自己适应一

个工农业的新世界。或者，甚至在附属国人民脱离之前，帝

国可能已被外部敌人毁灭了。帝国愈大、愈富裕，一无所有

的国家对它愈妒忌。它们联合起来对付它，从各个方面把它

围困起来。帝国的防务费用越来越增加。帝国的战争次数越来越多，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战争纯粹是防御性战争，即便取得胜利，也得不到新的土地或特权来抵销战争的代价。帝

国的人民会失去信心，甚至会对他们自己有没有权利统治这

么辽阔的一片地区提出疑问。这时帝国由于屈服于内外压力

而解体就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有些人怀疑一个帝国在经济上是纯受益者，他们有时也

认为最幸福和最繁荣的国家是那些背后有帝国作后盾的国

家。它们是幸福的，因为它们有过去的荣誉可以回忆，知道

这比在展望光荣的未来时感到心恢意冷要好一些。但是它们

不一定更加繁荣。瑞典是繁荣的，西班牙则不是。土耳其在

失去它的帝国并开始照顾它自己的事务的时候，它得到了新

的生机。荷兰是加入前帝国行列最晚的一个国家，谁能够说

它将枯萎下去呢，还是将在经验中找到新的活力呢？

第七章　政府

政府的行为同企业家、父母、科学家或牧师的行为一样，

在促进或阻碍经济活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政

治偏见，要对此得出一个正确的看法则比较困难。一方面，有

人不相信个人的主动性，一味夸大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有

人不相信政府，一味夸大个人主动性的作用。双方都可以引

经据典。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没有一个国

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进展，尤其是英国，它成为一个伟大工

业国的基础是由自爱德华三世起的一批高瞻远瞩的统治者奠

定的；美国也是一样，它的政府，不管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

府，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始终起着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说

明政府干预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后果的例子很多，因此很容易

提出种种警告要人们提防政府参与经济生活。聪明人不会去

争辩取得经济进展是由于政府进行活动的缘故还是个人发挥

主动性的缘故；他们知道，这是由于两个方面的缘故，他们

只想提出这样的问题：两者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才是适当的贡

献。

政府可能会由于做得太少或做得太多而遭到失败。本章

的前两节考虑的是政府能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来促进经济发

展。最后一节谈的是政府行为不当如何妨碍增长或者带来停

滞和衰退。

第一节　企业的体制

在本节中，我们谈的是政府和整个经济之间的关系。下

节具体谈到公共经济部门；因此，本节比较侧重谈与私营部

门的关系。

（一）　政府的职能

政府在许多方面的活动是同经济增长有关的。我们认为，

政府的九种职能如下：维持公共事业、影响态度、确定经济

制度、影响资源使用、影响收入分配、控制货币数量、控制

波动、保证充分就业和影响投资水平。在前面几章中，当我

们在比政府活动广泛得多的范围内谈及这些问题时，我们已

经谈到过这些问题了。因此，在下面几段中，我们只需对有

关问题作一总结。

第一，公共事业。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法律和秩序。除

此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增加了其他公用事业——公路、

学校、公共卫生、调查、研究等等，项目还在不断增多。与

这些对内职能并列的是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关系中的对外职

能——保护公民、缔结条约、宣布战争等等。关于公共事业，

无需说得很多，因为在本章的下一节中将谈及这些问题，在

本节中，我们只谈政府和私营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第二，态度——对工作、节约、家庭规模、外国商人、收

入差别、等级制度、社会流动、赚钱、视牛为神物的现象和

新技术的态度。我们已多次看到，经济增长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采取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而不是采取一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政府在决定这种态度方面起着

重大的作用。诚然，政府受到舆论的限制；它们不能远远走

在舆论之前。也不能远远落在舆论之后。但是，同样正确的

是，它们对舆论有导向作用。著名官场人物的言论和文章，加

上立法机构采取某种行动或拒绝采取某种行动的决定，是造

舆论过程的一部分。某些国家的政府与别的国家政府相比在

制造舆论或违背舆论方面的活动余地大一些，其原因是它们

的人民或者对它们更为信任，或是对它们更为害怕。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行使领导职能。它们与社会上的其

他许多人——牧师、报纸主编、工会领袖、教师及其他讲话

有份量的所有人——共同行使这种职能。在稳定的社会中，政

府干预的事情极少：它愿意让牧师去对出生率发表意见，或

者让科学家去对人造肥料发表意见，但是在迅速转变的社会

中，政府对任何事情都不能掉以轻心。由停滞走向经济增长

的社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阶级关系、伦理、家庭

生活等等——都会出现紧张，因此政府领导人对各种问题，即

使不去规定法规，也得经常发表看法，而在比较稳定的社会

中，政治家们愿意把这类问题交给其他机构去处理。也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在一次革命（不管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革

命）以后，新政府通常随即在生活的大多数方面——教会、报

纸、法律、专业、军队、银行、大学、工业等等——将旧领

导人撤换，而代之以政见相同的新人，因为只有这样，政治

家们才能放心地去再次只管理他们“正常的”事务，因为他

们知道，在其他方面，会朝着他们所赞成的方向引导舆论。革命者如果不把革命扩展到每一个主要的社会机构，就休想达到他们的目标或者保住政权。

下面谈谈经济制度。每一个政府都必须表明对这样一些

问题的态度，即它赞成大规模还是小规模企业、竞争还是垄

断、私人企业、合作社还是公营企业，以及它的态度靠法律

还是靠行政行动来支持。它还必须使法律条文既公平，又富

有鼓励性。因此，法令全书载有有关合同、土地所有权、公

司、合伙、合作社、工会、垄断及家庭财产的详细法律。还

有一套行政机构来管理或帮助（以资金或咨询来帮胁）私人

机构：反托拉斯机构、合作部门、农业推广机构、政府信贷

机构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尚未出现经济增长的国家的

法律和惯例往往不适合于经济增长。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

期，花许多时间来为经济增长创造比较合适的新的法律和行

政机构是大有裨益的。

需要由政府来影响资源的使用，因为决定资源使用的主

要因素价格机制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总是为社会所接受。我们

已经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例如，保护资源的问题（第

三章第三节（三）和第六章第一节（二））；个人使用土壤、水、

森林或矿藏地层的方式可能被认为过于浪费，或者政府希望

开发某些基本资源——例如，整个江河流域——的方式可能

需要它在整个地区对土地的使用加以控制。与此有关的是通

过区域划分活动控制土地使用的整个问题；如果要使城镇象

样地发展，使工作区、住宅区和文娱区适当分开，这在城镇

中尤其重要；但是，在乡村，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划分区域，

以防非农业活动侵占过多的肥沃土地；还需要对工业的地点有所控制，以防过于集中、过于分散和出现萧条地区（第二章第二节（二）和第四章第一节（三））。还有普遍存在的过

分专业化的问题，从而使得限制某些活动（例如对有成为单

一经营危险的出口作物征税或对公路运输颁发许可证）或以

保护、补贴等方法来鼓励另一些活动（例如工业化）看来可

能是可取的。有些国家的政府为了改变消费格局还直接控制

资源，例如它们限制生产或进口奢侈品或者它们对生产牛奶

进行补贴，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通过影响收入分配来间接

影响消费。

收入分配使欠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特别困难，因为它们

希望既要做到平等，又要富有刺激性和实行高度节约。经济

增长要求对有技能、从事艰苦劳动、受过教育、承担风险和

愿意负责的人的报酬有适当的差别。经济增长还要求在增加

的国民收入中，应有适当的部分作为储蓄，而不是落入那些

把收入用于消费上的人的腰包。收入最低的阶级——非熟练

工人，甚至也许还有农民——不属于其收入增加有利于经济

增长的两类人；如果只考虑差别和储蓄，那么与其他阶级的

收入相比，他们的收入就不得不减少而不是增加（见第四章

第二节（二）和第五章第二节（二））。另一方面，在那些地

主不作什么生产性投资的国家里，惩罚地主对增长不会有多

大作用。但是，惩罚赢利可能会严重阻碍增长，因为这会使

人失去投资的积极性，也会使公司失去进行新投资的资金。因

此，作出通过税收来收取大量利润的决定会产生严重后果。如

果国家把收入花在扩大穷人的消费上，结果会降低储蓄率，利

润税收应当用于生产，用在教育和资本形成上。第二，应通过政府金融机构，比如开发银行，把一部分收入留出来用于为生产性企业提供资金。第三，如果要减少刺激，政府本身

必须率先建立新工业，在肯冒大风险的刺激太小的情况下，必

须更加愿意保证获得适当的收入。在欠发达国家觉醒的时候，

它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世纪：人人都愿意同时骑两匹马，一

匹是经济平等的马，一匹是经济发展的马。苏联已经发现，这

两匹马不会朝一个方向走，因此，已放弃其中的一匹马。其

他欠发达国家也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如果货币全部是由贵金属制成的，政府无需控制其数量，

虽然，为了保证其纯度，可控制钱币的铸造。但是目前，货

币通常是由实值低于面值的材料制成的，所以如果政府对货

币的数量不加控制，私人就会大量铸造，以致物价飞涨，直

至每个钱币或每张纸币的票面价值与实值相等时为止。如果

货币是由纸张或贱金属制成的，对其数量必须严加控制。可

采用自动的制度加以控制。例如，在实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

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量由它掌握的黄金量决定。在英国的殖

民地货币制度中，银行或货币机构发行的纸币必须以同样数

量的英镑证券为后盾。另外，对货币数量可能不是实行自动

控制，而是有意加以控制；这就是说，政府有权根据自己的

判断发行或收回货币，而不管是否有黄金或证券作为后盾。同

样，作为工业国家最重要的货币的银行存款量可由各银行自

行决定，或者由中央银行以某些自动规则加以控制，或者由

政府实际上根据自己的判断通过中央银行加以控制。根据判

断控制货币数量很难做得十分明智得体。在有记载的历史上，

由于政府对这种判断力使用得不明智，许多国家一再吃苦头，所以普遍使用自动控制制度被认为是19世纪的一大胜利。但是，20世纪出现的战争、大萧条及政府权力的增大葬送了自动控制制度，当前流行的做法是由政府根据判断控制货币数

量。在明智的政府的手中，根据判断控制货币量具有很大的

优点；但在软弱、腐败和不明智的政府手中，这种方法同样

可以造成很大的危害。

工业国家目前之所以喜欢采用根据判断进行控制的方法

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可以利用货币量的波动来推销经济方面

的其他波动，从而使经济制度更加稳定。大多数国家的政府

已接受了这样一种意见：它们的职能之一是增加稳定。我们

在第五章第三节（三）中已提及这个问题，因此在这里，对

工业国控制波动无需赘述了。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还看到，

欠发达国家的主要波动是由它们无力控制的世界贸易额的波

动引起的。它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减少这种波动对它们的

国内经济的影响，办法就是防止国内价格像外贸价格那样波

动和在繁荣期间建立能帮助它们度过萧条期的外汇储备。这

是一个难以活动的领域，因为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价格情况

如何。尽管如此，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在自我保护方面可以比

现在做得更好。

工业国还根据判断控制货币供应量，因为它们已接受了

在本国经济中保证充分就业的义务。但是，就它们而言，这

主要是一个解决波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欠发达国家，失

业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人们借以劳动的资源。这只有靠资本形

成才能解决，因为资本形成会增加新资源或者使现有资源

（例如土地）更为有用。因此，就业问题是同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并存的。根据判断控制货币供应量只有有助于资本形成才有意义。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第二节（一））中所看到的，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设立信贷来促进资本形成；在另一些

情况下或者为不适当的人所掌握，设立信贷只会产生通货膨

胀的弊端，而不会带来好处。

下面再来谈谈某些政府所承担的职能中的最后一个职

能，即强行提高投资水平来加快发展速度。我们在第五章

（第二节）（二））中已经看到，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国内

储蓄率主要取决于利润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利润少储蓄就少，

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储蓄就增加。为什么这样确定的

比率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比率，原因并不很清楚。此外，拥有

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实际上不用实际成本就可以进行某些形式

的资本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一些有用的措施是没有

意义的。另一方面，只有用强制手段——向农民和地主征税

——或通过通货膨胀才能提高国内储蓄率。是否应采用这种

强制手段是一个政治问题，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解

决。日本政府在一种情况下“解决了这个问题”，加纳政府在

另一种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俄国政府在30年代采取的

强制手段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对，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像印

度这样的国家现在不得不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是，它能否用

强制手段使国内储蓄率提高一倍或两倍，而又不招致人民的

仇恨和引起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正如上面所列的政府职能所表明的，政府可以进行有益

活动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在欠发达国家，这种活动

范围甚至比在发达经济中还广泛。例如，在欠发达经济中，研究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基金，而不是私人基金；政府必须更加关心态度问题；价格机制的作用还发挥得不够充分；政

府需要做更多的开拓工作；储蓄问题还比较大；需要减轻的

贫困现象较多，等等。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承担范

围广泛的职能的能力不如比较发达国家的政府。它们的行政

管理往往比较落后，效率较低，可用于政府活动的那部分国

民收入更小。这是经济增长中的另一个矛盾现象。正如穷国

需要比富国多储蓄而又不能储蓄那么多一样，穷国也需要比

富国有更多和更好的政府活动而得到的却是更少和更差的政

府活动。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有关政府的能力，抽象地考虑

一个政府应行使什么样的职能是无益的。很容易使经济欠发

达国家的政府承担过多的职能，很明显，让它们仅限于承担

力所能及的职能比让它们承担范围过广的职能要好。

这同国际技术援助计划特别有关。正如国内储蓄得到外

来资金的补充一样，国内治理也可得到外来帮助的补充。因

此，帝国政府如果愿意有能力帮助它们的臣民，即对行政费

用提供补贴、提供合格的人才、为那些国家建立比它们以其

它方式建立的效率高和不那么腐败的政府。但是，殖民地政

府在意志方面往往缺少它们在效率方面的提高，因为并不是

所有的殖民地政府在它们的计划中都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措施列于首位。帝国政府未能使它们的臣民相信，这是它们

的意图，结果到处为民族主义领导人所利用，他们声称，他

们更加关心人民的利益。但是，并不是所有独立国家的政府

都特别关心提高生活水平；在这方面，有些国家远远落在帝

国政府后面。另一些国家意志虽坚强，但往往缺乏能力。自由提供和自由接受的国际技术援助有助于弥补资金或技术之不足，对那些知道怎样使用这些援助的政府来说，事实已经

证明这种援助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技术援助不能替代发展

的意志或施政的诚实态度。

（二）　生产计划

为一种经济拟订一项全面的计划，表明政府希望把国家

的资源用于何处，是可能的。这样一项计划的统计部分采取

的形式是各种表格，每种表格代表经济的一个不同方面。一

种表格表明（具有各种技能的）各类劳动力以及雇用人的行

业和服务业。同样的表格可表明原料、土地、建筑物和机器

的使用情况。另一种表格可表明根据拟议中的资源分配情况

期望各个产业的产出。还有一种表格可表明取得的收入及其

用途；这份表格将表明国民收入如何在消费、资本形成和政

府服务之间进行分配。再一种表格可表明预计的出口收入和

预计的进口付款，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显然，为一种

经济拟订的一项全面计划可能有长达几十页的统计材料。

在拟订生产计划方面，产生了若干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这样做的意义何在？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知道应怎样使用资

源——平衡增长问题。第三是连贯性问题。第四是如何使计

划的愿望成为现实。

这样做的意义何在？答案取决于经济主要是受价格指导

的还是主要是受发放许可证指导的。如果有关劳动力、建筑

物或原料的使用或者有关进口、消费或资本形成的水平的决

定一贯由政府作出，那么仅仅为了保证它的决定的连贯性，它就需要对整个经济掌握相当全面的数字。另一方面，要作出的决定越少，它需要汇集的信息也就越少。那些受价格指导

的经济没有生产计划照样运转自如；每个人都执行自己的计

划，由市场机制协调一切活动，中央只作有限的控制。

因此，拟订一项全面的生产计划的理由存在与否，取决

于由一个中央机构制订详细的经济计划的理由存在与否。在

这里论述这个问题的一切细节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本作者已

经出过一部专门论述这个题目的书。大致说来，不应由中央

作详细计划的理由是，这是不民主的、官僚主义的、不灵活

的，可能会造成极大的错误和混乱。这也是不必要的。逐项

作计划的理由充分得多；这就是说，应集中力量解决几个特

别适于施加影响的问题，如出口、资本形成、工业生产或粮

食生产的水平问题；而让经济的所有其他部分通过自我调节

去适应供求关系。作某些计划是必要的，因为供求结果并不

完全为社会所接受；但是计划可限于这样一些方面，在这些

方面，改变只是由市场力量的作用产生的结果被认为是十分

重要的。

在经济的某些部门，非常需要作逐项计划，因为在这些

部门，按市价需求和供应是不平衡的。如果发生通货膨胀，特

别是如果政府试图用控制价格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实际

上整个经济都会如此。通货膨胀造成短缺，因此需要对某些

基本资源进行配给或颁发许可证，特别是粮食、某些原料、外

汇及建筑能力；除非每种配给商品都有预算，表明预料的供

求情况，否则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配给。除了通货膨胀以外，经

济发展常常使某些部门受到压力，虽然另一些部门可能减轻压力。全体熟练劳动力，特别是建筑业几乎肯定会受到压力，所以对熟练劳动力的供应，特别是对这种劳动力的可能的需

求，最好能掌握尽可能充分的统计材料。如果国内生产的发

展超过出口的发展，而又没有足够的进口品取代物，那么外

汇也可能受到压力。如果农业生产率落后于经济其他部门的

发展，粮食供应也可能受到压力。由于不能希望所有经济部

门都协调一致地发展，经济发展必然会使有些东西过剩，有

些东西短缺，正是在经济中供求之间的不平衡最明显和最严

重的地方，需要收集最充分的情报，以确保有限的资源得到

最充分的利用。

决定大多数生产计划的形式的三种最重要的短缺是缺少资本、缺少熟练劳动力和缺少外汇。每种短缺又分别造成了三种限制，即总计划的规模决不可超出现有总资源的范围，执行项目的方法必须是最能节省稀少的资源的，必须把能最快增加稀少物资供应的项目置于首位。最后一点是根本的，虽然经常被忽视，对计划的真正考验不是如何有效地为稀少物资颁发许可证或进行配给，而是如何迅速通过增加供应来消除短缺。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经济都缺少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不久，甚至有不少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本和足够的外汇

来资助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其困难倒是在于缺少适当的劳动

力或者实际缺少钢及水泥等商品。但是，这只是由战时金融

储备积累造成的暂时现象。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现在再次处于

长期没有什么资本可积累的情况之下。因此既需要使投资计

划的总规模保持在现有资金的范围之内，也需要通过限制消费来增加资金。在投资和储蓄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是必要的，因为两者之间的实际差别会造成通货膨胀。我们看到，有一

点通货膨胀有助于资本形成，但是在工业经济中的作用比在

农业经济中大，如果要使其不破坏经济，需要加以非常仔细

的控制（第五章第二节（一））。因此，决不可让整个投资计

划超过现有储蓄额加上被认为是可以允许的通货膨胀率，如

果通货膨胀的话。同时，必须使限制消费的措施成为任何旨

在加快资本形成率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这种限制采

取的形式是志愿储蓄、分配奢侈品消费还是收税。我们在本

章的后面一部分（第二节（二））还要再谈这个问题。

资本短缺既影响为计划选择项目，也影响选择执行项目

的方法。在选择项目时，规则是只在每个资本单位产出的边

际利润最高的方面投资。这不能光从产品能卖多少钱的角度

来计算，因为有些项目带来的利益远远超出货币收入；公用

事业尤其是这样——改进运输、水利或电力供应使其他产业

增加的产出可能远远超过公用事业的收入本身表现出来的利

益。这一规则也不符合主要在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低的项目

中使用资本的情况，因为资本使产出增加得最多的某些产业

恰恰也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比如某些公用事业、矿山和

钢铁厂。

其次，几乎任何项目都可以用节约地使用资本的方法或

以资本主义色彩较浓的方式来执行。如果资本少，就应选择

资本主义色彩较淡的方法，因为用这些方法创始成本对连续

成本的比率低，酝酿阶段短。如果在计算不同方法的比较成

本时使用的利率高（高于政府证券的利率，这种利率通常低于资本对社会的实际价值），就会自然而然地使用这种方法。

非熟练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国家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工资不反映使用劳动力的实际社会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资本来做的事情用劳动力来做同样可

以很好地完成，资本就不具有生产性；鉴于工资水平，这种

投资对资本家来说可能是十分有利可图的，但是对整个社会

来说，却是无利可图的，因为它们使失业人数增加，而产出

不增加。在农业机械化和在同家庭手工业的竞争中，最有可

能发生这种浪费资本的情况（第三章第四节（四）和（五）），

因此，防止这种投资可能是可取的。有时候，这种投资即使

不增加产出，也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是那么节省劳动力

（比如使用推土机），或从钱的角度来说，与手工方法相比是

那么便宜，那些难以找到钱来进行公共投资的财政部长们肯

定不愿使用较贵的劳动密集方法；但是，事实仍然是，从社

会观点看，在那些国家用机器来做剩余劳动力同样能很好地

完成的事情是一种浪费。如果把资本用来增加就业机会，实

施那些不能用手工来工作或手工的成本高得惊人（这是财政

部长们的例外条款）的项目，资本就能产生最大的效果。如

果把资本用于已经由手工做的工作，而额外的产出在不减少

就业人数的情况下，由于需求的弹性或者由于使用资本后产

品本身有了改进而能够被吸收的话，资本可以产生同样的效

果。也有这样一些行业，在那里资本增加了国民产出，但是

也减少了就业；比如，供人们消费的粮食增加了，但是由机

器代替了人和畜。对经济的决定性考验是整个国民产出的情况怎样，而不是就业或货币成本的情况怎样，但是，实际上，在货币成本低得多的情况下，要防止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的浪费在欧治上是不容易的，同样，在会造成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要防止用劳动力来代替资本的浪费在政治上也是不容易的。

缺少熟练劳动力会造成同缺少资本一样的问题。如果缺

少熟练工人，就必须节约使用，选择那种减少对熟练工人的

需求的方法。几乎可以肯定，短缺之一是管理大型企业的技

术，所以不发达国家在考虑计划时应注意小规模组织，而不

是大规模组织（第三章第二节（三））。如果要避免混乱和浪

费的话，还必须使总计划保持在现有技术的范围内。建筑计

划更应如此。我们已经看到（第五章第一节），50％到60％的

投资在建筑业，而缺少建筑能力常常是妨碍加快资本形成速

度的主要障碍。这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如果认真

对待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来招收和培训必要的劳动力的话，

迅速扩大建筑业并不比迅速扩大军队困难。但是，令人惊讶

的是，生产计划常常不写入这一条。

一个国家是否缺乏外汇取决于发展是否主要靠出口部门

（第五章第三节（二））以及引进多少外国资本。如果发展主

要在国内部门（印度，澳大利亚），外汇几乎可以肯定是困难

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吸引人的生产方法就是节约使用进

口机器或原料的生产方法，支持赚取或节约外汇——比货币

成本或货币收入多出的那部分——的产业也是可取的。每一

项发展计划都应谋求在内外贸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在欠发

达国家的经济中，进口额上升的速度至少同收入一样快，通

常是更快。拥有多种自然资源和气候的国家，如苏联、中国或美国，随着它们的发展，可以用国内生产来代替进口，它们的收入有可能在不相应扩大进口的情况下增加。大多数其

他国家都太小，所以做不到这一点。随着它们的收入的增加，

它们需要范围更加广泛的商品和原料，如果它们的人口迅速

增加，它们可能还需要进口更多的粮食，因此在任何发展计

划中，需要把扩大能够出口的产品及开发新市场放在首位。获

得外国投资或赠款来支付部分进口的可能性使情况变得更为

复杂；这暂时减少了出口的需要，但是到了需要偿还本金和

利息的时候，最终的影响是，甚至必须使出口增长得比进口

还快。在两种情况下，这个问题特别困难。一种情况是，出

口商品是粮食。如果粮食产量不迅速提高，国内需求的增长

可能使国内消费者吃掉本来可用于出口的粮食；阿根廷就发

生过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人口过多的国家，它必须实现

工业化和打入世界工业品市场（第六章第二节（一））。发现

出口商品和市场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是，不能仅仅由于这

种原因而把这个问题撇在一边。

缺少外汇往往只是反映了未能在制造业和农业的增长之

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如果其中一个部门扩大了产出，其影响

就是增加了对另一个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任何短缺都会造成

国际收支的紧张。工业的迅速增长要求农业也迅速增长。产

业工人需要更多的粮食。工厂需要从农村招收劳动力；需要

扩大农民的市场来吸收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或者需要农民的

储蓄或税收来为工业建设提供资金。同样，如果农业发展了，

它需要工业也发展，以吸收它的产品和劳动力以及向农民提

供更多的消费品和资本货物。人均农业生产率如停滞不前，就会妨碍工业的发展和造成国际收支的紧张，因为工业的发展需要增加进口，可能不得不把它的剩余产品作为出口品处理

掉。反之，如果农业生产率上升，工业生产必须更快发展，因

为对粮食的需求比人均收入增长得慢，而对制成品的需求比

人均收入增长得快。平衡增长并不是同步增长，而是根据不

同的需求增长率按比例增长。如果像澳大利亚或阿根廷那样

忽视工农业之间的平衡或者像苏联那样拙劣地处理这种平

衡，就会妨碍进一步取得进展；日本的发展计划在这方面显

然比提到的其他国家优越。

只要测验生产计划的各个部分的内部协调性，就可看出

这个计划是否缺乏平衡。首先，可测验整体平衡，看看整个

计划与可动用的资源是否相当。例如，一项列出各类熟练劳

动力的人力预算将表明这项计划所需的各类劳动力是否超过

实际能得到的劳动力。对原料、资本、外汇、运输设施、建

筑物或其他任何可能是稀少的资源都可以作出同样的预算。

这种全面的测验应考虑整个经济对投入的需求。其次，可测

验对产出的需求。从对预算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消费是如何

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的。这种测验表明，根据预测的收入

水平，预测的粮食供应是否同预测的需求相符。同样的测验

表明，同预测的供应相比，消费工业品的市场有多大以及同

要求消费者储存的储蓄额相比，预测的储蓄额有多大。然后，

就可使用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方法对个别产业进行测验。

可以把预测的投入同扩大预计会提供部件、运输能力、水和

技术服务等产业的产出的计划相比；可以把预测的产出同预

计将扩大的出口、消费需求及将吸收副产品和其他中间产出的工业相比。由于关键部分往往是建筑，必须特别注意预测的建筑材料和部件——特别是水泥、砖、钢材和木材——的

产出，以确保这些材料得到充分供应，不管是国内生产的还

是进口的。在农村地区，主要困难之一是水，所以要研究的

重点之一是计划谋求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和扩大乡村的水源。

如果得到必要的信息，有许多统计测验可以表明生产计

划是否缺乏平衡。当然主要困难是得不到信息。所需的统计

资料——预算研究报告、消费函数、人力调查、产出调查、投

入—产出表、国民收入表等等——并不总是存在的，或者可

能有很大的误差。即使数字是正确的，需求和产出的关系也

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所有的产出和出口预测都取决于执

行计划的措施和效率，而这肯定是难以预料的。一项生产计

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一种希望；它的确切数量是无法确定

的；它只不过表明希望在各个部门达到的一般数量级。同样，

不管计划多么初步，都应测验其内部的协调一致性，不管这

种测验是多么初步，因为否则的话，各个部门之间可能完全

失去平衡。在这种问题上，最好依靠数字和预测，而不要光

靠预测，即使数字本身有一部分也是以预测为基础的。

迄今，我们的论述还只同文字工作有关：为经济的各个

部门确定目标。但是，归根结底，真正重要的自然不是纸上

的目标，而是把资源用于正确方向的措施——培训劳工、提

高粮食生产率、节制消费、刺激投资等等。这是计划中最困

难的部分，也是常被忽视的部分。如果计划同公营经济部门

有关，执行起来就比较容易；困难在于使私人经济部门做需

要它做的事情——使劳动力进入正确的部门或参加培训班；使企业家投资或使公众储蓄；使农民采用新技术；或者使外国人发挥他们作为放款人、买主或技术人员所应起的作用。对

一项生产计划的重要考验是它对私人的效率如何。

为了取得私人的合作，政府依靠说服、力量和报酬。说

服只是一种佐料；人们决不会仅仅因为政治家告诉他们说他

们的行动符合公众利益而行事长期违背自己的私人利益。为

阐明计划的主要目标而发表演说和进行宣传是有用的，取得

人民的热情支持是非常可取的，但是如果人人都看到能从计

划中得到什么，计划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如果计

划要人们去做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的事情，计划取得成功的

可能性就会小些。力量的用途也是有限的。可以从反面使用

力量来防止人们做你不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要让人

们做你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力量用途的局限性就大得多，在

民主国家更其如此。因此，粮食可以实行配给，对原料或建

筑材料可以发放许可证，以防止有人得到过多的东西；但是

正如苏联所发现的那样，不能强迫企业家对工业投资，不能

强迫农民有剩余粮食。发放许可证有些可能是需要的，只有

限制不可取的东西，可取的东西才更有可能出现。但是执行

发展计划的主要手段必须是报酬。如果要劳工做需要他做的

事情，就必须使工资有适当的差别。如果要农民合作，就必

须使他们的劳动环境值得进行这种合作。如果要使企业家投

资，就必须有获得适当利润的很大可能性。保证一项生产计

划成功的最好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希望予以阻止的活动征

税，对希望予以鼓励的活动提供（某种）补贴。

另一个教训是，如果生产计划需要取得私营部门的合作，在作计划时应征求私营部门的意见。这在政治上并不总是容易的。欠发达国家的一些政府对整个私人企业，特别是对外

国企业是敌视的，不会让这些阶级参加生产计划的制订工作。

只有企业家认为参加合作有利可图时，它们的生产计划才能

行之有效，但是这些政府却极力避免得益和合作，当它们的

计划一无所获时，它们感到十分意外。对付农民也是同样困

难的。有些国家的政府是地主统治的，他们不愿意实行土改，

而不实行土改，农民就没有增产的积极性。另一些国家的政

府眼睛只盯着用农民的部分盈余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如

果一个政府得到资本家和农民两者的支持，它就很可能有所

作为，但是在实行痛苦的措施时能保持政治信心的政府太少

了，至少在民主世界是如此。

为了执行计划，可能需要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政府希

望企业家对某些方面投资，企业家肯定是不愿意的。它的机

构必须进行研究，提供信息，它还可能必须提供一些资本和

对市场或红利作出担保。在政府试图鼓舞、指导和刺激私人

企业家的经济中，企业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混杂的，日

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同农民也需要进行同样密切的合作。政

府机构进行研究，试图说服农民改变方法，向他们提供贷款，

帮助销售，增加对村庄的供水等等。除非得到农民的信任，否

则许多工作会一事无成。

由于难以从个人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反应，无论如何，难

以得到符合政府要求的反应，有些政府就想不要私人生产者

的合作而进行发展。如果农民行动迟缓、持怀疑态度或坚持

高粮价，这些政府就建立国营农场，集中力量增加在其控制范围内的产出。这就是苏联在19世纪20年代（集体化以前）实行的政策，这种态度也导致英国政府在非洲实施大规

模的农业机械化计划，而不是把钱花在刺激非洲农民的生产

上。当苏联的这一政策失败时，政府就迫使农民组织集体农

庄，农民必须叫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不是放宽它的高税收和

低价格的政策。对工业家也可能采取差不多的态度。有些国

家的政府认为，私人企业作为刺激和作为进一步发展的资金

来源所需要的利润太高了，为繁荣付不起这笔代价。它们规

定低价格，低利润。当这种做法影响投资时，它们就采取公

共行动来做这件事情。这就把寻找资本、技术知识、管理技

巧和为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进取精神的过重的担子揽到了自

己的身上。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缺少

的。经济发展是如此困难，以致人们认为，调动现有的一切

知识和积极性是可取的，至少在起步阶段是如此，但是，显

然，并不是所有人均产量很低的国家的所有政府都同意这种

看法。

第二节　公营部门

（一）　政府开支计划

不管一项生产计划是否是为整个经济制定的，都需要有

一项政府开支计划，即使这只是为了对政府官员施加控制。实

际上，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预计中有一项年度开支计

划。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也都有这样的计划，时间超过一年，有的长达五、六年，甚至十年。实际上，有些国家是作为取得国际援助的一个条件必须这样做。当英国政府1945年准备用1．2亿英镑作为给各英国殖民地政府的赠款时，它要求每个

政府提出一项十年发展开支计划；同样，1950年，要求参加

科伦坡计划的国家提出一项六年计划。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也希望看到这样的计划，乐于向欠发达国家派出专门小

组去帮助制定这样的计划。当美国政府向欧洲提供马歇尔计

划的援助时，它走得更远；每个受援国都需提出一项涉及公

私经济的各个部门的四年计划，而这是一个人们最不相信

“计划”这个字眼的国家所要求的！

作出多年规划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草拟第一个这样

计划的过程中，政府的几个部门和机构也许得第一次明确地

确定各自的详细目标。展望未来，可以使它们的工作有个目

标，并可能使它们看到在其他方面的不足之处。然后，当各

机构的计划放在一起时，就有机会确保它们既协调一致，又

对轻重缓急的次序予以应有的遵守。政府的左手并不总是知

道右手在干什么，对政府的一切活动作出计划的必要性提供

了一个协调的机会。有些部门的负责人也比别人主动，因此

会为他们的部门得到比真正按轻重缓急的制度分配的更多的

钱。即使有一项全面的计划，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但是

如果要求各部门都同时提出计划，如果作出最后选择的那个

机构意识到协调一致和分清轻重缓急的重要性并拥有必要的

权力来实现合理的平衡，那么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就会减

少。许多事情取决于这个中央规划机构的效率和权力。由于

提出的计划必定会大大超过可动用的资源，必须作出和实行困难的选择，规划机构需要得到政府总理的充分支持和关心。

一旦制定了计划，它对必须执行计划的人就有很大的价值。政

府财政官员可以展望未来，及时地制定计划。工程师可把蓝

图准备好。采购部门可及时地订货，等等。最后，有了计划，

就可以测定进展的程度。人人都知道每个机构应该干什么，它

的成绩就可以根据计划规定的目标来衡量。

制订多年计划的危险也同样明显。由于谁也不能对未来

未卜先知，哪怕对短短五年也很难预测，受计划规定的严格

限制是个不利条件。这些计划很快过时。物价可能急剧上涨，

可动用的资金可能比预料的多或少（通常是少！）。少数项目

提前完成；多数项目则由于难以预料的原料、熟练劳动力、科

学家或资金的短缺而延误工期。因此，任何这样的计划都必

须经常修改。为了对付这种困难，波多黎各政府每年修改它

的六年计划，每年都为今后六年作一项计划。没有任何办法

能保证计划总是考虑到情况的变化。另一方面，一项计划是

需要的，因为虽然我们不预测未来，但是如果不根据当前获

得的信息为未来制定计划，我们就不可能采取合理的行动。

有些计划限于列出政府部门、公共公司、政府金融公司

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拟议中的资本开支。另一些计划则要列出

通常在预算中出现的所有开支，不管是资本开支还是经常项

目开支。对所有开支作出计划比只是作资本开支计划好。首

先，资本开支常常伴随着经常开支；建造学校以后，就得支

付教师的工资，或者买了拖拉机，就得雇用驾驶员。如果只

说资本开支而不说经常开支，就很难看出一个项目要多少费

用，财务规划可能错误百出。其次，如果要求计划人员提出仅限于资本开支的计划，计划人员自己可能上当受骗。发展不光依靠资本开支，例如，在诸如农业技术推广等各种教育

计划方面，它需要很多经常开支。如果把重点放在资本开支

上，这些计划往往会被忽视。

在拟定政府开支计划时，最好能确定正确的轻重缓急次

序，但是要为确定轻重缓急规定规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只是指出有些计划比较簿弱的一些方面。

第一，使公营部门的计划同私营部门的情况适当联系起

来是很重要的。例如，公用事业——铁路、码头、供水、电

力等——的整个计划必须根据私人投资者的意图来制订，这

样，何时何地需要这些设施，就可提供这些设施。同样，培

训熟练劳动力的计划取决于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因此，政府

开支计划和生产计划必须一起制订。政府机构需要知道私人

企业打算做什么，私人企业应参与制订政府计划的工作。

第二，有些计划为都市制订的色彩太浓，对乡村的影响

太少。许多计划与为大多数人居住的农村所做的事情相比，为

美化城市或为城市提供较好的住房、学校、供水或医疗服务

所做的事情太多。从城镇为乡村作的计划往往也很壮观，因

为可用以向参观者炫耀。为建造几条漂亮的公路花的钱太多，

为修建许多从农场到市场的小路花的钱太少，而后者更有助

于增产。或者把大量资金花在控制一条河流上，而如果将同

样的钱花在大量的水井、水池和小溪上，得到的收获就会多

得多。求大有时候也是正确的政策；一个大项目对发展的作

用可能比许多小项目大得多，而所需成本是一样的。补救办法不是舍大求小，而是注意使规划进程适当分散。应当鼓励农村地区制订自己的计划，在规划过程中，农村应有充分的

代表，以保证不忽视他们的需要。保证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

法当然是采用“社会发展”方法（第三章第一节（一）和第

五章第二节（一））。由于这依赖于志愿劳动，只有人民真正

需要的计划才能实施。社会发展是最好的发展，每一项计划

都应拨出一笔相当于国民产出的1％或2％的款项用于这一

工作。

社会发展的另一优点是减少资本开支中的铺张浪费，这

是若干计划的第三个缺点。在不发达国家资本奇缺，应当节

约使用。所需要的往往是能派用场的最便宜的结构。建造能

够用50年的学校、医院或热电站都是错误的，因为建造用30

年的结构要便宜得多——无论如何，在30年中，由于标准的

变化和收入的提高，许多这样的建筑都得拆掉。同样，旧机

器往往比新机器更适用，购买比较先进的国家认为是过时的

设备，甚至可能大有好处，如果能便宜地买到的话。一个好

的政府希望做什么都做得恰如其分，把一些永久性的突出的

结构让后人去建造，但是，从这个意义讲，大多数穷国无法

把事情做得恰如其分。滥用水泥和钢材是发展计划的比较普

遍的弊端之一。

实际上，这种计划的另一个普遍的弊端是，它们在考虑

发展时对具体事物的投资想得太多，而对人的投资想得太少。

在公共卫生计划和教育计划的缺陷方面，这一点显得尤为突

出。至于公共卫生，我们已在前面看到（第二章第二节

（一）和第四章第三节（三）），改进饮食和消除使人衰弱的疾病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关于教育，我们已建议，除了在小学、中学、技术和大学教育上的通常支出外，农业国的政府

应拿出1％的国民产出用于农业研究和农业技术推广上（第四章第三节（二））。

最后，还需记住政府作为用在公营部门以外的资本提供

者的作用。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一））中已经看到，为什

么国内储蓄少可能使政府成为向小农、向工业发展、向公用

事业和向住房建筑提供资本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资本来自

政府自己的储蓄、来自国外还是由于通货膨胀而不得不投资

的。在拟订政府开支计划时，危险之一是，过分注意公共事

业机构的要求，把过多的社会资金用于这一方面，而忽略了

其他经济部门。这是说明为什么制订政府开支计划的工作应

当与调查整个经济的工作同时进行的又一个原因。归根结底，

公用事业的费用要靠经济的“生产”部门来支付，因此，保

证社会和福利事业的资金不超越经济的生产能力是很重要

的。

（二）　财政问题

政府对资金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公营部门的发展

速度比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快。我们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衡量

这一点，可以根据政府雇员的人数来计算，可以根据政府使

用的资金来计算，或者根据税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来

计算。先说根据雇员人数来计算。不包括防务在内的文职雇

员在拿工资的职工中所占比例很少有低于2％的，在美国占

10％左右，在英国占11％（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雇员）。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武装部队的人数，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丹

麦几乎没有，英国占4％（1954年），这在和平时期是最高的，

而希腊、土耳其等国则更高。如果我们再加上公用事业和国

有化工业的人数，英国政府雇员人数的比例为25％，即公用

事业文职人员占11％，武装部队人数占4％，国有化工业人

数占10％。然后我们再来看所用资金情况，不包括国有化工

业的资金。所用资金的比例大于雇员的比例，因为政府也向

私营经济部门购买供应品（从墨水到飞机都买）。美国政府和

英国政府所用资金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与1938年差不

多，即约占14％；现在，由于防务计划的扩大，它们的开支

增加了，大概占22—24％。但是，这也不是全部费用，因为，

除了它们所用的资金外，它们还需要经费来作不包括在它们

买来自己用的货物或劳务中的转移性支付——养老金、国债

利息、失业补助等等。因此，英国目前的税收在国民收入中

占35％左右，而印度占8％左右，尼日利亚占5％左右。

当然，政府使用的资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的上述

差别是和施政的质量有很大差别联系在一起的。去过欠发达

国家的人常常抱怨公用事业差——道路难行、水不干净、卫

生差、蚊子多、管理差等等。回答是，用占国民收入5％的费

用是不可能搞好公用事业的。除了防务和转移性费用外，西

欧和北美各国用于公用事业的费用占国民收入的12％左右，

欠发达国家甚至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才能达到同样的标准，

因为它们的人均收入低。

欠发达国家的军事负担不必像工业大国那么重。另一方

面，如果欠发达国家决定增加私人部门的资本形成，它们为此目的可能需要大量资金。例如，如果它们希望整个经济的纯资本形成每年达到国民收入的12％，而它们的经济只能节

蓄5％，相差7％，需从别处来补充。12％的目标不算过高。

这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在工业革命初期达到的比例，比苏联和

日本的比例低。假如我们把资本—收入比率定为4∶1，那么

如果投资为12％，每年的实际收入就要提高3％；如果每年

人口增长率为1．5％，那么每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将提高1．

5％，约50年翻一番。以这一速度，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的提高速度将与西欧一样，但是穷富国之间的差距不会缩小。

如果要想消除这一差距，就需要有比这更大的投资。

欠发达国家政府筹集的岁入比发达国家少的原因并不是

它们需要的岁入少，而是筹集起来比较困难。根据实际资源

来考虑这个问题是最方便的。如果一个国家需要有70％的人

从事农业来提供粮食，在剩下的30％的人口中可以腾出来从

事政府想从事的事业的劳动力，比一个只需要12％的人从事

农业的国家能腾出的劳动力显然要少得多。欠发达国家的经

济能够用以支付税收的收入的百分比不如较发达国家那么

大。但是，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

多缴些税收的。在这些国家，筹集更多的岁入是困难的，但

也不像有时想像的那样困难。如果在本章中去肤浅地论述公

共财政，那就会文不对题；本节仅限于对穷国的一些特殊问

题发表一点看法。

首先是技术问题。税收的原则之一是，应避免那种收起

来代价高的税收，因为这种税得从大量只交少量税的个人那

里去收。这一点对直接收税和间接收税都是适用的。这就是把所得税限于收入较多的个人的原因之一。例如，在大多数国家内，向年收入少于150英镑的人收所得税被认为是不合

算的。但是，在穷国，年收入高于150英镑的人的比例是很

小的。因此，从所得税中得到的岁入穷国比富国少。事实上，

穷国在更大程度上得依靠间接税，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希望以

不同的方法分配税收负担——也不一定这样做，而是因为在

一个可行的豁免期限内，国民收入的比例要少得多。这涉及

漏税问题，因为需纳税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是小商贩的收入，他

们没有适当的帐目，要实行所得税条款，得付出极大代价。如

果比较严格地实行税法，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会得到很大好处，

但是即使最严格地实行税法，也不能使所得税成为主要岁入

来源，除非有几个大采矿公司或其他公司可以纳税。

有些国家在征收间接税方面还有很大的技术困难。在很

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经过少数人之手的地方，征收这种税最容

易。进出口通常由少数批发商经营，从他们那里征收进出口

税最方便。在工业国，很大一部分产出是由少数大公司生产

的，因此，可以很方便地征收货物税和购物税。并不是所有

欠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出口约占斯里兰卡国民收

入的40—50％，所以那个岛国很容易通过征收进出口税获得

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而行政管理费用很少。但是在邻国印

度，出口不到国民收入的10％，因此对外贸易的税收收入是

很少的。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得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内贸税收，但

是收税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产出不集中于少数公司，产出

由数以百万计的小生产者生产，通过数以百万计的渠道销售。

因此，要防止相当数量的漏税是不可能的，收税的代价也必然是高的。

在某些欠发达国家，另一个困难是，很大一部分产出根本不进入交易。农民生产自己的粮食及一些自己的用品，只有少量剩余产品拿到市场去出售。如果只对农民的货币收入

征税（也许对他们购买的货物征收进口税或货物税），他们多

半会漏税。如果农民种植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可可、橡胶、棉

花等等），情况就不同了，很容易向他们征收出口税。对自给

自足的农民，必须直接征税。非洲部落为此征人头税，而印

度的王子则主要依靠土地税。有些土地税带来了很多的岁入，

日本和苏联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实上，在人口过多的国家，租

金和税收加起来经常占去了农民产出的50％以上。另一方

面，土地税是直接税，因此，它引起的敌视比间接税大得多，

因为后者的存在并不总是那么明显或那么尽人皆知的。苏联

政府为了向农民征收足以支持国民收入的40—50％的税收

遇到了强烈的反抗，苏联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资本形成、加强

防务及作其他开支用。因此，只要一有可能，土地税就让位

于进出口税。

因此，我们要考虑欠发达国家税收负担的分配。收入分

配比发达国家均衡还是不均衡，首先取决于人口和土地之间

的关系，其次取决于经济部门资本化的程度。在人口过多的

国家，租金高昂，也许高达占农业产出的40—50％，因此，收

入分配往往比发达的工业国更不均衡。在资本化部门，利润

与工资的比率往往比工业国高，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比

如在中非的铜矿中，利润可能占纯产出的一半以上。因此，无

法对欠发达国家经济的情况作出一般的概括；在一些国家，收入分配比美国更加不均衡，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加纳或尼日利亚，就比美国均衡得多。

在收入表上，税收应达到何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

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如何，但是有一部分也取决于税收对

积极性和储蓄的影响如何。后者在欠发达国家内比在发达国

家内更重要。在比较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这也是重要的，但

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了某种发展势头，即使积极性和

储蓄减少一些，这种势头也会继续下去。在欠发达国家中，征

税最容易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不涉及到

积极性和储蓄，二是从政治意义上讲，地主几乎在各个地方

（但不是每个地方）现在在政治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农民的税

收负担总是很重的，但是在一些农民最近取得了选举权的国

家（如印度），他们造成的政治动荡使他们免除了一定程度的

高额税，这使政府感到很尴尬。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向拿

薪金的中产阶级征税也是困难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新的民

族主义政府中拥有政权，部分原因是为扩大这个阶级需要予

以刺激；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之一是使社会上半熟练、熟练

和专业人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如果对这几类人征收高额税，

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利润也属于困难之列。从政治上说，对

利润征税很容易，特别是如果资本属于外国人的话，但是对

利润征税可能损害积极性和储蓄。储蓄这一点倒不是很重要

的，因为明智的政府可以用公共储蓄来代替私人储蓄，但是

在企业精神还欠缺的国家，积极性这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一

些急于鼓励发展的国家，实际上朝相反的方向行动：它们对

创建新工业的资本家暂时免征所得税。

对一些国家的政府来说，对富人怎么办是个严重问题，因

为这些政府得到的支持主要来自穷人，但它们同时急于推进

发展。不进行耕种的地主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可以用钱使

他们让出产权，然后像在日本那样，当他们发现自己带着钱

不交税时，就可变为资本家，提供亟须的企业精神（第五章

第二节（二））。即使没收他们的财产，对经济发展也不可能

有什么不利的影响，除非他们自己在大庄园上用现代方法耕

种土地。工商业资本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储蓄和企

业的主要源泉。在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使利润在国民收入中

的比例上升（第五章第二节（二）），在过去，这意味着大量

私人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不难理解，为什么各民主政

府非常怀疑这一进程，很不愿意让资本家从经济发展中获得

大量利润；另一方面，如果压低利润或高额征税，私人储蓄

就会很少，私人企业就没有积极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开明办

法是鼓励私人资本家在活着的时候能赚多少就赚多少，在他

们死去以后再课以重税。如果无情地这样去做（迄今还没有

这样做过），这意味着每一代人开始时的机会多少是均等的；

发财的积极性会减少一些，但是机会的增加可能会绰绰有余

地抵销这一点（第三章第三节（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

是不要私人资本家，由国家创办企业、赚取利润和进行储蓄。

这一办法的可行性取决于国家的进取心如何及它从事生产性

投资的愿望如何。这种解决办法无疑能起作用，特别是那些

只需仿效、不需开拓的国家能使其起作用（第三章第三节

（一））。在下列情况下就不会起作用：如果国家对私人企业的

征税达到使积极性和私人储蓄都不足的程度，而国家又不以自己的主动性和储蓄来加以补充。

这种分析也使人认识到在税收工作中进行政治考虑的重

要性。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认为，向反对它们的人征税和对它

们所依靠的人免税最容易，这一事实在决定分配税收负担时

所起的作用与对平等、刺激或储蓄的考虑一样大。但是，事

实仍然是，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除非政府对所有阶级征

的税都比现在多，否则它在经济发展中就不可能发挥它想发

挥的作用。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主要政治问题是使人民

相信情况确是如此，并得到他们对必要的措施的赞同。在这

方面，与民主政府相比，极权主义政府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

它们可以使国民收入的20％或30％归政府所有，把一半的收

入用于资本形成，而不用担心在选举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如

果进行选举的话。民主政府就比较困难。各地都会出现某个

伟大的民主领袖，他能带领人民为了建设国家而度过比较艰

苦的阶段，同时又能使他们保持信心和热情。但是，这样的

领袖非常少。在其他许多国家内，民主成了加快经济发展速

度的障碍。也许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在本章中，我们不想谈

经济增长的可取性或其他事情（见附录）。

虽然增加政府在某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困难的，

但是，保证增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归政府所有在政治上并不

那么困难。这是增加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主要希望。

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应当始终使边际税率大大高于平均

税率。实际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也采用了这一原则。这是它

们用以同国民收入的波动作斗争的主要方法之一，因为它的

影响是，在衰退时，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在繁荣时，政府收入急剧上升。这也是它们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方法；例如，这是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物价上涨率低于50％的

原因之一，而其他许多国家虽然战争负担小得多，但物价上

涨率达到200％或300％以上；这也是英国的物价自战争结束

以来没有上涨得更快的原因，尽管货币需求对资源造成了很

大的压力。在这些国家中，约40—50％的边际收入变成了税

收。如果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岁入增加太快，那么在不降低边

际税率的情况下，减轻平均税收负担是可能的。

与此相反，在欠发达国家，边际税率常常低于平均税率

——政府收入增加得比国民收入慢。这是由于在价格上涨时

不愿意提高政府控制的价格的缘故。铁路运费、邮资、电话

费及其他政府价格上涨缓慢：土地税如以货币来确定则落在

形势后面；进出口税固定在从量而不是从价的基础上等等。通

货膨胀由于在收入中所占的边际额很高，应能使一个政府富

起来；但是在许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价格的上涨造成了

预算赤字。目前，当价格的长期趋势似乎是上涨时，税收始

终应以从价而不是以从量为基础，为改变公用事业和公共服

务的价格作出的安排应允许随着费用的变化而迅速作出调

整。

保证边际税率高的方法是征收高边际率所得税、对需求

量增加得非常快的消费品征重税和征收高边际率出口税。

关于所得税，没有多少可说的。税收的平均负担取决于

在实行边际税率时的减免和折扣。因此，边际税率可为40％

以上，而平均税率仅为5％或更低。边际税率高造成的问题是

它对积极性的影响。这一点虽然常被夸大，但确实是个问题。

间接税对积极性就没有同样的影响，因为人们对其没有多大感觉。因此，舆论正转向采用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有人认为，间接税必然不如直接税进步，这是错误的。穷人、富

人和中产阶级以不同的比例消费不同的产品。只要人们使用

他们的收入，如果对穷人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低，对富人

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高，那么间接税可以同所得税一样进

步。差别在于，间接税只涉及花掉的那部分收入，而所得税

还涉及储蓄，但是，这种差别也可能是夸大的，因为两种税

都可加以调整，使其对储蓄总额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对个

人的影响会随着支出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在征收间接税时，原则是对奢侈品及需求量迅速增长的

其他物品，不管是否完全是奢侈品，实行高税率。在某些国

家，后一类物品范围非常广泛，因为西方化的扩大使电气设

备、收音机、自行车、汽车、啤酒、香烟、留声机或傢具等

物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大。对批发价征收100％的进口税或消

费税可能只等于零售价格的30—40％。有些国家的政府不愿

意收100％的进口税，但是如果要使边际税率达到40—50％

的话，可能需要征收不少这样的进口税。大多数国家都收进

口税，但是，在与国民收入相比进口额很低或者通货膨胀抬

高了国内价格而不抬高进口价格的国家内，这是不够的。在

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要在增加的货币收入中占有一个很

大比例的话，它可能需要征收一定数额的消费税和销售税。

我们已经论述过出口税与强制储蓄（第五章第二节（二））及与经济稳定的关系。原则是根据事先确定的比例增减制使征收的税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急剧上升。政府销售机构使国内商品价格不像出口价格上涨得那么快，这就产生差不多同样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国家，尤其是缅甸和加纳，已经用这种方法取得了巨大的储蓄。实行这种计划

的最好时机是在美国出现衰退的时候。那时价格低，实际税

收也低。比例增减制在衰退时期实行比在物价高时实行容易

为人们所接受，而且一实行就可征收重税。

应当指出，讨论高边际税率是为了应用于不断增加的货

币收入，而不只是应用于不断增加的实际收入。在最需要作

出这一努力的国家内，实际人均收入根本没有增加（如印

度），所以，如果政府仅限于从增加的实际人均收入中得到较

大份额的话，可能永远办不了任何事情。如果实际人均收入

上升，那更好，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在不变的实际收入中，

控制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不管实际收入的情况可能如何，货

币收入都可能会增加。工业国的价格趋势是上升的，部分原

因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部分原因是工会的行动使货币工

资比生产率提高得快。工业国货币需求的这种不断增长往往

使农产品价格上涨，但有些上下波动，用于出口的剩余农产

品没有和工业需求同步增长，这一事实在今后几年内可能还

会继续产生同样的影响。鉴于价格上涨的趋势，一个政府如

果财政结构正确，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会不断增长，不

管实际收入增加与否。

如果一个政府想通过税收在国民收入中得到更大的份额

在政治上困难太大的话，它通过通货膨胀可以取得同样的结

果，如果这样做不会在政治上遇到同样困难的话。在欠发达

国家，通货膨胀和税收具有同样的效果（第五章第二节（一））。它们使消费品从社会其他成员那里转向那些从事资本形成的人。在有人失业的工业国经济中，用建立信贷的办法

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比税收优越，因为这种做法同时可以创

造更多的消费品，但是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即使它们有

剩余劳动力，要想在很大程度上这样做是不可能的。通货膨

胀与税收的差别还在于，它往往会使利润提高，因此会刺激

私人企业家积累资本。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加以控制，对

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如果价格的上涨速度低于利率，投机

就没有利润了。因此，如果价格每年平均上涨3—4％，我们

就可以收到通货膨胀为资本形成服务的一切好处，而不会造

成引起投机浪潮和抛出货币的很大危险，特别是如果其间每

隔三四年价格略有下降的话。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

资本形成搞通货膨胀到一定时候会自拆台脚。通货膨胀有三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当创造资本的时候，价格急剧上涨。在

第二阶段，通货膨胀可能自行逐步消失，因为价格的上涨改

变了收入的分配，以致自愿储蓄迅速赶上投资。在第三阶段，

价格下跌，因为由于资本形成而增加的消费品已开始进入市

场。只有第一阶段是危险的和痛苦的。

通货膨胀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取决于通货膨胀的目的。如

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花钱向公务员支付高薪或进行战争，

就没有理由期望通货膨胀会增加资本形成，除非那个国家有

相当多的工业资本家把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利润作为固定资

本投资，而这种情况在先进国家出现的可能性比在不发达国

家出现的可能性大。另一方面，不论这个国家是不是不发达

国家，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把钱花在创造有用的资产上，如修建灌溉系统，那么立即产生的效果将是这些有用资产增加，而不管通货膨胀带来的利润的情况如何。在最近的一些

文章中，有些幼稚的调查者声称，通货膨胀没有增加资本形

成，因为他们表明，在一些发生通货膨胀的地方（尤其是拉

丁美洲），并没有增加资本形成。这样来概括通货膨胀的影响

是不明智的。用于破坏目的的通货膨胀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

由于为加速资本形成而创造货币的通货膨胀则加速了资本形

成，苏联、日本或每一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的情况都是这样。

某些国家无论从经济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创造信

贷的能力比别国强。在经济方面，有关的问题是：谁将获得

通货膨胀的利润及他们用它做什么？花在消费上、进行商品

投机、创造新的固定资本、储藏起来还是购买公债？消费品

的产量能否迅速扩大？或者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是否会很长？

它是否是这样一种经济，即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很容易控制，而

不会使黑市大大增加？是否会有使需求膨胀转变为成本膨胀

的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否使外汇形势得到保障？是否有高边

际税率把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收入的50％一出现就吞掉？各

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大不相同的，结果是，创造一定数量

的信贷在一个国家会使价格上涨10％，而在另一个国家可能

会使价格上涨一倍。对通货膨胀的政治反应也是大不相同的。

在某些国家，从政治上说，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大幅度提高

实际收入，即使这样做会引起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因此，通

货膨胀可能是政治生存的条件。在另一些国家，公众在最近

几年内已受够了通货膨胀的祸害，因此希望政府严格控制货

币供应。因为通货膨胀主要取代了税收，所以是否采用通货膨胀方法的决定主要是政治决定，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案来作出。

反对通货膨胀的一个最有力的政治理由是，一旦承认了

采用这种办法的可能性，就无法相信政府会知道把界线划在

哪里。奉行预算必须平衡的原则的最大好处是，它使财政部

长能够在内阁里约束他的同事。他们可能十分雄辩地为扩大

某种服务申述理由，但是只要财政部长的预算必须是平衡的，

他的地位就是无懈可击的。一旦放弃这一原则，对政府开支

还有什么控制呢？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办法是有两个预算，一

个预算的经费只能来自岁入，另一个预算只包括那些迅速增

加产出的服务（尤其是用于土地开垦、乡村水利、培训设施

和农业推广的开支，）它可通过建立信贷来获得经费。但是，

这并没有把问题全都解决了，因为随后就可能对什么应转入

第二个预算发生争论。什么行政手段都不能使政府摆脱既要

勇敢又要克制的必要性。

除了税收和建立信贷以外，另一个岁入来源是政府机构

中的小额储蓄，其中最重要的是邮政储金局。在那些为这一

运动作过努力的欠发达国家内，各种小额储蓄，包括合作运

动中的储蓄和友好团体中的储蓄，数额各不相同，在国民收

入中所占的比例从零到2％左右都有。毋庸说，促进这种储蓄

是多么重要。对储蓄者来说，这种储蓄表示独立、自尊和有

备无患，这一点甚至比这种储蓄对国家财政问题作出的贡献

更为重要。在这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据估计，

那里的小额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这无疑

是值得效法的榜样（第五章第二节（二））。

最后，还存在着在国外筹集资金的可能性，不管是靠赠

款还是贷款。有些国家这样做的条件比别的国家好。但是，把

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前景似乎并不十分光明。非

洲和亚洲（不包括中国、日本和苏联）的年国民收入加起来

为750亿美元。这个数字的1％为7．5亿美元，远远超过现

在流入那两个洲的所有外国投资和外国援助。如果要使那两

个洲的资本形成达到占国民净收入的12％，所需数额远远超

出任何可能的外国投资或外国援助。因此，不管这些国家能

从国外得到什么，如果它们要想取得很大的进展，就必须依

靠自己的力量。

没有理由怀疑，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话，是可

以大大增加资本形成的。摆在它们面前的是苏联和日本的榜

样，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人均产出上升得比别国快，即年率为

3％左右，而居第二位的美国，不到2％。自1929年以来，苏

联一直是那个速度，而日本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

那个速度。（产出增加同消费增加是不一样的；由于用于国防

和资本形成的产出大量增加，苏联1939年的人均消费水平并

不比1929年高。）这种高速的增长同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发

生的变化都有联系，包括净资本形成每年的年率达到15％以

上。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和高税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化上，同农民进行斗争，而不是教

他们如何提高每英亩的产量。在10年的时间内，它的大规模

工业产出增加了两倍，而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仅略高于人口

的增长速度。这种不平衡造成了物价猛涨，在10年时间内，

物价差不多上涨了6倍。日本人比较明智，整个说来，他们的产出增长很快，同苏联差不多，但是他们对工业和农业予以同样的重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0年内，他们的人均

农业产出增加了一倍。但是即使如此以及大量征税，他们的

价格在这一时期内也只涨了一倍。看来，如果没有某种程度

的通货膨胀，要达到这种高度的资本形成率和增长率是不可

能的，因为除此以外，要达到为15％以上的净资本形成所需

要的税收和储蓄水平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政府和人民都

抱有经济增长的目标，即使没有通货膨胀，通过税收和自愿

储蓄，要达到10—12％的资本形成水平仍然是可能的，而且

应当更易达到，因为在那两国的经济中，都存在着剩余劳动

力，这使得有可能创造某种形式的有用的资本，而且在这样

做的时候，不降低消费水平。

使人产生疑问的并不是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在经济上是

否可能，而是在民主社会中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可能。主要

问题是，对农民适当征税在政治上是否可行。正如我们已经

看到的（第五章第二节（二）），在不发达国家，不征收大量

农业税来促进资本形成，要大大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是不可

能的。极权主义政权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们基本上就是这样

做的；但是它们无需担心投票箱的情况。民主政权也可以这

样做——加纳和缅甸目前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只有在它们的

政治领导人得到民众的广泛信任和支持时，它们才能这样做。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内，新兴民族主义政权已经在高涨的民

族情绪潮流中执政；有待分晓的是，它们是否具有使它们的

国家摆脱贫困的勇气和决心。

第三节　权力和政治

政府可以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政府处事

正确，就会促进增长。如果它们做得太少或太多，或处事错

误，就会妨碍增长。在本节中，我们首先研究为什么会妨碍

增长，最后问一下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产生好政府。

（一）　通往停滞之路

我们认为在9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使经济停滞或下降，

这就是：维持不了秩序，对公民进行掠夺，鼓动一个阶级剥

削另一个阶级，阻碍对外交流，忽视公共服务，过分放任自

流，控制过严，花钱过多和进行劳民伤财的战争。对每一点

都可以说几句话。

软弱的政府在国内维持不了秩序。抢劫和纵火使财产难

以保持安全。土匪、劫匪和拦路强盗抢劫旅客，使国内的商

业减少。地方首领叛乱，使贸易受损失，把国家投入内战之

中。每当统治者去世，必发生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世界的大

部分历史都可以这样写，只是有时候出现了某个强大的帝国，

维护了广大地区的和平。这基本上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保持

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有效的法庭和一个忠诚的政府的问题。

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并不普遍知道这样做的奥秘。政府靠服

从来统治，一旦服从的意志崩溃，要维持秩序就极为困难，需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建立正确的机

构，而是要以自己的行动使人民认识到服从是一种权利并甘愿服从。经济发展可能会使服从比较容易，因为可以把更大的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并以新的武器——报纸及电台——

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如此，1900年的世界秩序没有1954

年那么混乱。

不腐败的政府极少，而腐败是妨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

素。在大多数国家内，文官或政治家，或两者认为自己有权

靠贪污、盗用公款、裙带风或使自己得到有利的合同来发财。

实际上，19世纪是怎样制止这种行为的，使人感到有点迷惑

不解。在1800年，英国的官场生活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官场

生活一样腐败，但是到1900年，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

而使腐败风气大大减少了。毫无疑问，在某些国家内，腐败

的原因之一是公务人员薪金太低；如果公务人员的薪金相当

优厚，而不比同行业的同行低得多，那么消除腐败风气就会

容易得多。无论如何，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有害影响可能被大

大夸大了。从商人的观点来看，贪污只是对服务的一种支付

形式。如果所需贿赂数量不大，同与他们有关的交易的利润

有关，如果这种贿赂在签订合同时是可以预料到的，那么像

其他成本一样，它们也只是一种成本，在价格中转嫁给消费

者。对生意起妨碍作用的是官员们出人意料的行为；不知道

谁会突然蹦出来要钱，不知道用多少钱才能收买他。在资本

主义前的社会里，商人阶级通常受贵族及王子们的摆布，他

们要求提供贷款而无意偿还，他们随心所欲地征税，迫使资

本家以易于隐藏和易于转移的方式保存财富。结果妨碍了生

产性投资，这就是那些国家的经济中资本主义部分发展得如

此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五章第二节（二）。

第三是阶级对阶级的剥削。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事

实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这样理解历史，才能懂得历

史。剥削有许多种形式。最普通的形式是地主剥削农民，在

人口过剩的条件下，地主可能拿走农民的一半产品。在历史

上，奴隶制和农奴制也很普遍。这种划分可能完全以少数人

拥有财产为基础。另外，还有旨在维护某个种族、宗教或文

化集团的特权的其他障碍——比如工业国家里对有色人种的

歧视，可能是少数人维护这种障碍，但多数人对少数人保持

这种障碍也是同样可能的。当然，还有“阶级战争”，现在预

计雇主和雇员将彼此进行这种战争。

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在促进某种分化，因为政府通常都从

某一个集团得到支持。有反对地主和城市的农民政府；反对

农民和工业家的地主政府；白人至上的政府、反白人政府、奴

隶主政府、天主教政府、新教政府、资本家政府、劳工政府

等，事实上，所有政府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之间可以想像得

到的一切分化的基础之上的。“中立”政府从未存在过。某些

最好的极权主义政权试图在各阶级之间保持公允的面貌，但

是，即使保持公允也不过支持现状而已。民主政府要装得公

允没有极权主义政府那么容易，因为大多数的选票总是倒向

那些能够鼓动起最大热情的人，除非选民已有一种容忍和理

智的传统。

我们感兴趣的是阶级剥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关的几

点是其对社会流动性及对积极性的影响。奴隶制、农奴制、财

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及以等级、出生、种族或宗教为基础

的一切划分都减少了纵向流动性和职业之间的流动性，从而使社会无法利用一些优先人才担任高级职位，迫使它依靠一些庸才来担任本来可以由优秀人才来担任的职位（第三章第

三节（二））。这一点的重要性如何取决于特权阶级的大小及

其气量如何。如果它的人数很多，它可以为所有高级职位提

供所需人才。如果它气量大，它会破例起用被排斥在外的阶

级的最优秀人才，甚至可能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而破例利用

聪明的奴隶、犹太人或其他下层人民的才华，同时把其余人

牢牢置于俯首听命的地位。为了繁荣，只需要有少量的纵向

流动，只是下层集团中最优秀人才的流动。但是，为了繁荣，

需要更为广泛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最好是人人都积极

地充分利用自己面前出现的机会。

对于从前的农奴、奴隶、农民及大多数其他下层阶级的

人缺乏积极性带来的影响，现在已经普遍取得一致的看法。对

积极性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目前时髦的阶级战争，即雇主和雇

员之间的战争上。目前，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在朝着对资本

家课以重税，利用这种收入来向雇员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这

个方向前进。这种政策的两个部分都受到了攻击；攻击对资

本家征税的理由是这样做不利于投资，攻击提供社会服务的

理由是这样做使工人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以及直接为工人的

孩子的教育或者为防止失业、疾病等保险提供经费。从理论

上说，由穷人掠夺富人可能会葬送繁荣，这是毫无疑问的；实

际问题只是在什么限度内这样做才是安全的。（历史上的事例

有：对公元前2500—2000年期间埃及繁杂的衰落的原因所进

行的一些非常可疑的猜测，对公元3世纪任意征税在破坏罗

马帝国的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所进行的同样可疑的猜测，海地革命的后果的有关例子也是可疑的。如果罗马帝国的例子能够成立，从中得出的结论大概是起破坏作用的是任意征税

而不是高额征税。企业界大概能够使自己适应几乎是任何水

平的征税，如果它知道该期望什么的话。至于腐败，具有破

坏性的可能是无法预料的东西：就像罗马人受到的突然征税

一样。）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停滞既可能是掠夺富有

创业精神的少数人造成的，也可能是剥削多数人造成的，至

于哪种情况适合于这些类别则仍然是不可知的。

第四，政府由于对同外国人交往设置障碍可能妨碍经济

增长。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么外贸常常是经济加速发展的起

点的原因（第五章第三节（二））。外国人带来了新技术、新

趣味、资本和不断扩大的市场。他们也可能带来剥削。但是

如果为了防止剥削而把他们完全关在门外，国家也同样失去

了他们带来的刺激。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会情不自禁地阻碍同

外国人的交往，因此排外是笼络人心的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另

一方面，同样有一些软弱的政府，它们签订协定，为了一点

小利而向外国人出让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任由外国金融家摆

布而失去主权（第五章第二节（三）和第六章第二节（三））。

只有最好的政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目

前，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处在对19世纪的帝国主义作出反应

的状态之中。它们讨厌外国资本和外国管理，它们急于做的

是保护自己不受进一步的剥削，而不是利用目前的机会。

第五，政府由于在公共服务方面花钱不够而阻碍经济的

增长。发展需要公路、供水、教育、公共卫生等等。如果有

足够的机会让私人企业来弥补这种不足，这一缺点并不严重。

政府做的一切事情，私人公司在某个时候也都几乎做了，其中包括修筑公路、提供警察、消防和仲裁。实际上，在公共服务的大多数领域，私人企业是开路先锋，政府只是后来才

介入的。但是，它们在各地介入以后，都把这些服务从私人

企业家那里接管过去了，因为各地似乎都认为，“公共”服务

还是由“公共”当局操办好。无论如何，不管是否需要由政

府来操办这些服务，它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是发

展足够的公共服务，因为这些服务是其他事业发展的必要基

础。

政府也有重要的开拓工作要做，而许多政府却没有这样做。它们需要做多少事情取决于它们的私人企业家的人数、质量和冒险精神。国家越落后，政府开拓的余地越大。（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伯利的经济活动及日本政府19世纪末期的经济活动。）需要由政府来支持研究、请移民来建立新工业、保护新兴工业、支持外贸工作、建立农业推广服务、低息提供信贷等等。因此，如果一个落后国家的政府不管是由于懒惰还是由于哲学信念，采取自由放任的态

度，那是不幸的。这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英殖民帝国

的不幸。对大英殖民帝国的剥削比对历史上其他任何帝国的

剥削都少。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对贸易特惠没有加以

限制，没有征收贡赋，在经济生活中没有什么等级制度。和

平建立了，腐败现象减少了，司法公平地实施了，外贸前进

了，公共服务建立和扩大了。但是，这个帝国在经济上失败

了，原因正是它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在农业方面，没有教

农民学会新方法，也没有向他们提供新的种子或肥料；在工业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扶植新的制造业，没有帮助它们

度过发展中的困难阶段。因此，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始终是缓

慢的，与受到其他福利措施鼓励的人口增长速度差不多。并

不是所有现代帝国都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

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放弃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实行一系列非

常有趣的措施，可惜为时已晚，无法赢得臣民的忠诚。比利

时人在刚果实行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看看它的结果是很有意

思的。

与自由放任相反的是，政府对管理经济过分热情也可能

会阻碍它的增长。科尔伯特认为有必要规定布的宽度，苏联

政府认为有必要压制私人零售业。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

取代人民的积极性和常识，所以一个不许人民发挥积极性和

运用常识的政府必然会限制经济的增长。例如，苏联把经济

成就归功于中央计划，但这是错误的。它的成功是由于高度

的资本形成，就像日本取得的成就一样，而日本并没有采用

俄国的计划方式，而且通货膨胀率也没有俄国那么高。如果

苏联允许人民发挥更大的积极性，消费者用同样的钱得到的

服务的质量就会好得多，农业的产量就会高得多。政府在经

济生活中的问题是在计划过多和过少之间以及在国有化过多

和过少之间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这里不宜对这个问题扯得

过多，因为本作者在以前的一本书中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其次，政府如果把过多的社会资源用于做自己的事情

——修建纪念碑、市政厅、金字塔、公园、公路、学校或其

他公共服务——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政府所有的活动几乎

都间接有助于增加其他产出，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些活动产出多些，有些则少些。如果政府把大量的钱用在自己的服务上，就可能把本可以投资在私人部门并产生更大效益的钱用光。在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里，有时有人为这种大手大脚的花钱辩护，理由是，如果不把劳动力用于这些方面，他们也是失业的。诚然，如果在使用剩余劳动力时不同时使用其他稀少的资源——物资、机器等，那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此外，即使浪费地使用剩余劳动力不减少其他产出，有成果地使用这种劳动力则会增加产出。如

果有剩余劳动力，用它来扩大灌溉系统比用它来造金字塔好。

如果作为政府经费的税收是用挫伤积极性的办法征来

的，那么政府大量用钱除了实际浪费资源外，还可能阻碍经

济增长。这基本上是一个方法问题。如果人们知道，他们得

把很大一部分收入交给别人，他们可能不愿意作出额外的努

力；这一点还不能绝对肯定，因为作用可能是一样的，即为

了达到想往的生活水平，有必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这可

能是一种反作用。如果人们作出这样的反应，按产出比例征

收所得税和土地税就会妨碍积极性，如果这些税收比方说高

于三分之一，情况也许会更其如此。但是，如果征收间接税

而不是直接税，这种影响基本上可以避免。纳税者通常不知

道他购买的物品的价格中含有多少税收，所以只要税收的消

极影响是心理上的，采用间接税而不用直接税的办法就可以

避免。（我们在前面的第二节（二）中已经看到，间接税可以

同直接税一样进步。）

此外，税收的变化可能比税收的绝对水平更为重要。人们讨厌增加税收，对任何增税可能都是反对的，直至在他们头脑中的印象消失为止。如果增加的是间接税，效果则可能是使人们增加努力，而不是减少努力。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一）中所看到的，随着人们做出努力的报酬的增加，他们工作的时间减少了，因为他们用不断增加的收入买来了更多的空闲时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提高税率的效果必然是增加努力，如果所征的税是间接税的话。人们还特别讨厌税务机关可以随意变化的反复无常的税收。如果不是根据收入而是根据商品征收的税收稳定，人们就会使自己适应任何水平的税收，使自己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因此，高税率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同贫瘠土壤或其他贫乏的自然资源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是一样的；生产率低可能激励人们作出努力，也可能使人们泄气，或者与人们的努力毫不相干；对此我们也说不准（见第二章第三节）。（对提高税率的影响感到有把握是可能的，但是对实行高税率的影响则仍然不得而知。因为对一种税的眼前的反应和最后的反应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因此，如果征收的是间接税，如果避免变化，那么在长期内税收可达到的比例并没有简单的限度，比如25％或50％。所以，如果人均实际收入增加，边际间接税增加的幅度大于平均间接税，那么政府的份额将一直增加，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提高，而且由于税收未变，大多数人对此将漠不关心。因此，高税率如处理不当可能会挫伤积极性，但如使用适当的方法，可能不会影响积极性。高税率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实际负担是，它可能把本来可以作为效益更高的投资的资源用光。

浪费资源的极端的例子是把资源用于不成功的侵略战争，或用于虽取得成功但得不偿失的战争。战争降低了资本形成的速度，使许多有才华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丧生，加强具有军事头脑的人对具有经济头脑的人的力量，而且与群众的看法相反，对刺激有用的发明毫无作用（见第六章第三节（三））。为战争付出代价的最近的例子是德国；谁能怀疑如果德国人能避免1914年和1939年的战争，他们现在还会繁荣得多？

政府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方面就是这些。显然，施政得

当是很困难的，所以丝毫也不奇怪，大多数国家在大部分历

史上经济都未取得增长，而一些最繁荣的国家由于官场腐败

而走向衰落。政府花钱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控制既不

可太严，也不可太松；主动性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对

外国人既要予以鼓励，又不可受其摆布；既不允许阶级剥削，

也不助长阶级战争，等等。看来有些国家在度过这些对立的

危险方面比另一些国能干得多。其原因何在呢？

（二）　治国才能的背景

需要研究的不是持续一二十年的治国好坏的偶然时期，

而是持续一两个世纪以上的长期特征。所有国家在不同时期

都会有或好或坏的政府，不管总的施政情况是好、是坏还是

不好不坏。延续一个世纪以上的好政府往往会自行长期延续

下去，因为它为官员们确立了很高的行为标准，这会成为国

家的传统，影响后代的行为。同样，不好的政府长期执政会

减少建立好政府的可能性，因为新的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就

是低标准，无优良传统可循。因此，在一个国家历史上的任

何时期，人们基本上可以根据它以前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来解释官场的品德。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个国家有比较好的政府或比较糟的政府的历史。

我们得再次研究一下自然资源及其与人的品质可能的联

系。有些人认为，有些种族的治理能力比另一些种族强。如

果从文化意义上使用“种族”一词，这不过是重述了我们正

谋求解决的问题；如果从生物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种假

说在我们对不同民族的遗传因素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前，不可

能再前进一步了。迄今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情况否定了这样一

种观念，即有利于建立好政府的基因有特殊的地理分布。关

于气候的假说也无济于事。看来，在世界各种气候中，在各

个种族中，在自然资源贫乏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各种条件下，都

有好政府和坏政府。人类对资源的反应不能用资源本身来解

释。

自从柏拉图以来，政治哲学家们一直试图从体制形式的

角度来解释出现好政府的原因，他们说，在民主制、专制制、

仁慈的独裁制、君主制成某个哲学家或当时的风尚所支持的

任何体制的条件下，好政府存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对

历史很熟悉的话，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意

大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2500年以前，其间经历过每一种

体制。要排出任何一种体制——比如说民主制时期、君主制

时期或独裁时期——并说意大利在这种体制下始终比在其他

体制下治理得好，那是不可能的。这同样适用于有文字记载

的历史更长的希腊、埃及、印度和中国。好政府需要把统治

者的智慧和被统治者的拥护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是君

主、民主派或独裁者所垄断的。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制度的牵制作用或体制形式的重要性。民主形式的政府如果对执政者的权力予以充分的限制，就能消除统治过严的弊病。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民主体制都包括充分的限制，即使最好的宪法

也无法保证选出一个好政府。政府的质量与其说取决于政府

的形式，不如说取决于被统治者的素质。

20世纪的制度理论有时候提出自治的要求，以此与帝国

主义相对立。但是，为了尊重历史，我们不能说，国家实现

自治时就一定比被别国统治时治理得好。正相反，历史上最

幸运的一些时期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帝国，在广泛的地区内

实现和平，提供范围相当广泛的公共服务的时期。20世纪诞

生的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比它们所取代的帝国主义政府具有某

些优点。它们不那么倾向于自由放任，在落后的条件下，自

由放任是不合适的。它们比较关心农民的福利，更加迫切地

想保护农民不受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大多数民族主义政

府反对种族歧视和妨碍本地人进取心的其他限制。它们有时

候能够在强调自尊的基础上唤起参与发展的热情，而在它们

以前的帝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有很大的

缺点。它的稳定程度低得多，有时候甚至不能维持国内的秩

序。它们作为一个阶级（有个别例外）比它们的前任腐败。它

们往往同城市利益过多地牵连在一起，非常愿意以向农民征

税为代价来增进城市的利益。它们很容易产生排外主义。它

们所取代的帝国可以在宗教、阶级和种族之间保持崇高的中

立，它们却往往放弃这种中立，而进行自相残杀的斗争，等

等。在支持自治的人中间，有些比较玩世不恭的人支持自治

的根据是，“自治比善于治理好”。当然，不能根据下面这一点来支持自治，即自治始终会带来比别的办法更好的治理。

对待我们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态度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同

一种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成员都是同一种族，信仰同一宗

教，使用同一语言，他们就会减少争吵，可能养成一种宽容

的习惯。如果财富也广泛地分配，没有巨富和赤贫，政治生

活就会比较简单。另一方面，同一种文化虽然会消除产生某

些斗争的原因，但不能保证政府会积极地或明智地行动。此

外，一些最好的政府却是比较公正地统治着许多种族、宗教

和文化的帝国政府。宽容是在许多土地上生长的植物。

对那些相信原罪的人来说，好政府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

始终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因为人类无法防止政府走向导致经

济停滞的某个方向。于是，野心勃勃的国家就会情不自禁地

发动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在几十年内，可能会带来收获，但

是最终会使国家毁灭（第六章第三节（三））。或者如果和平

保持了几十年，官僚们就会出来过分增大政府开支，沉重的

税收会把国家毁掉。或者控制经济和纠正错误的欲望过于强

烈，无法抑制，大量的控制条例会窒息个人积极性。或者政

府不可避免地卷入阶级纠纷，干扰企业家，把农民置于农奴

状态，支持剥削或者限制积极性。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

么鉴于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及等待着不谨慎的政治家的无数的

诱惑，令人感到奇怪的倒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好政府多么少，而

是与此相反，好政府多么多。

如果我们想在本书中找到了解人类历史的线索，我们是

找不到的。也许线索是不存在的。我们对人类行为作出的每

一个解释本身只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每个民族作出了某种选择，答案通常要从该民族的历史中去

找。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会有那种历史，我们就会重

新回到神秘莫测的宇宙中去。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答案

都得依靠历史。如果一个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很幸运地拥有正

确的领袖，它就有可能开创新的局面。归根结底，历史只不

过是人们对他们时代的挑战如何作出反应的记录。所有国家

只要鼓起足够的勇气和决心，都有它们可以抓住的机会。

附录　经济增长是否可取？

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

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那么人

人都会完全赞成。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有其实际的不利条件，

人们根据其对利弊的不同估计对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态度。

他们可能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而喜欢在稳

定的社会中盛行的那种态度和制度。或者即使他们适应增长

社会的制度，他们也可能不喜欢由稳定社会转变为增长社会

的那个过渡过程；因此，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增长

带来的好处与增长造成的动荡的代价相比是不值得的，或者

增长应当逐步实现，这样社会就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

济增长所需要的变化。我们首先谈增长的有利条件，然后再

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以及在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动荡的角度来

考虑增长的代价。

（一）经济增长的好处

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

了人们选择的范围。把财富和幸福联系起来是很难的。幸福

来自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随遇而安，乐观开朗和不为未来

担心。财富增加的财力如超过财富增加的欲望，会增加幸福，

但情况不一定如此，还没有证据证明，富人比穷人幸福，或者个人的幸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在获得财富以后，不再随遇而安，而是对财力和前途更加担心了，那么财

富会减少幸福。的确有一些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只要经济

增长来自机警地捕捉经济机会，那么与人们不那么关心增长

的社会相比，幸福必然会少一些。证据表明，美利坚合众国

精神上的动荡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即使考虑统计报告中的

差别，至少可以相信，自杀率高同在一个已经富有的社会中

追求更大的成功的努力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增

加财富会增加幸福，我们也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减少幸福，即

使我们能这样说，那也不能成为反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理由，

因为幸福并不是生活中唯一的好事。我们不知道生活的目的

是什么，但是，如果是幸福，那么演变可能老早就停止了，因

为没有理由认为，人比猪或比鱼更幸福。人与猪的差别在于，

人有控制自己的环境的更大的能力；而不在于人更加幸福。在

这一较量中，经济增长是十分可取的。

经济增长的理由是，它使人类具有控制自己环境的更大

能力，因此增加了人类的自由。

我们首先可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这一点。在原始

阶段，人类得为生存而斗争。他们经过极其艰苦的劳动，从

土地上得到仅够维持生活的东西。每年，他们有几个月的时

间忍饥挨饿，因为当年的收获吃不到下一个收获期。他们经

常遭到饥荒、瘟疫和传染病的危害。他们的孩子有一半不到

10岁就死去了，他们的妻子到40岁就是满脸皱纹的老妇了。

经济增长使他们能够摆脱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技术的改进

减少了劳动量，增加了食物的数量和品种。饥荒消除了，婴儿死亡率从30％下降到3％；死亡率从4％下降到1％。霍乱、天花、疟疾、钩虫病、黄热病、瘟疫、麻疯病和肺病完全消失了。因此，生活本身摆脱了一些自然威胁。并不是人人都

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你认为活着不如死了好，最好是不

生，那么你就不会认为经济增长使死亡率下降这一事实了不

起。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很原始，以致理所当然地认为，活

着比死好。

经济增长也使我们有了选择更多空闲时间的自由。在原

始状态，我们仅仅为了活命就得拼命劳动。经济增长以后，我

们就能希望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或更多的物品，实际上，我们

的确希望既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又有更多的物品。如果贫穷的

农业国与富有的工业国相比，会得到一个相反的印象，因为

在农业国，当天气不利于农业的时候，在一年的很大一部分

时间里，人们都无事可做，而在工业国，人们一年到头都正

常地劳动；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比较。如果我们不是用工业

去与农业相比，而是用富国的工业部门与穷国的工业部门相

比，同样再对这两类国家的农业部门进行比较，我们将会几

乎毫无例外地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每个部门的劳动时间

都会缩短随着使用的机械力量的增加，劳动的艰苦程度也会

减轻。

另外，经济增长除了使我们得到的货物和空闲时间增加

以外，得到的服务也会增加。在最穷的社会里，为了获得粮

食，需要有60％或70％的人从事农业，而在最富的国家里，

有12—15％的人从事农业就足以提供好一倍的营养标准。因

此，越富的国家就越能腾出人来从事其他的活动——当医生、护士和牙科医生；当教师；当演员和表演者；当艺术家和音乐家。哲学家们所珍视的许多“高等”活动——艺术、音乐、

研究哲学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奢侈品，只有随着经

济的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生产粮食的基本任务，社会才

能开展那些活动。诚然，只需要较少的剩余就可以支持艺术

活动，一些最高的艺术成就是在广大群众还很贫穷的社会中

产生的。上世纪生活水平的提高扩大了欣赏和实践艺术的机

会，而不一定会对最好的艺术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什么影响。但

是，且不说最高的艺术，群众的空闲时间以及欣赏以前只供

极少数人欣赏的奢侈品的机会无疑大大增加了。今天，听最

优秀的作曲家的作品的人比莫扎特或巴赫时代听他们作品的

人多得多了，看伦勃朗和埃尔格雷科的作品的人也多得多了。

从这些变化中，妇女得到的好处甚至比男人还多。在大

多数不发达国家里，妇女是苦役，在家里做那些在比较先进

国家中已由机器做的事情——连续几小时碾磨谷物，走好几

里路去提水，等等。经济增长把这些任务及其他许多任务——

纺织、教育孩子、照顾病人——交给外单位去做了，那些单

位专业化程度高，资本雄厚，具有大生产的一切有利条件。在

这个过程中，妇女摆脱了沉重的劳动，不再关在家庭的圈子

里，终于得到了成为完全的人的机会，可以像男人一样进行

思考和发挥才能。男人可以辩论经济进展对他们是否有好处，

但如果由妇女来辩论经济增长是否可取，这无异于辩论妇女

是否应该有机会不再当牛马和加入人类的行列。

经济增长还使人类能够享受更多的人道主义。例如，在处于仅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水平时，那些自身难保的人哪有能力顾及旁人，最弱者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人们才会越来越关心麻疯病患者、精神错乱者、残废者、盲人及其他不幸者。关心病人、无能者、不幸者、寡妇和孤儿的愿望在文明社会里不一定比在原始社会里强烈。

但是在文明社会里，可用于这一目的手段比在原始社会里多，因此，事实上，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就多。有些人对这种做法感到不安；他们认为，保护那些在竞争性的斗争中不能自立的人是违背社会的优生利益的，他们认为，除非使这种人失去生育能力，否则长期的后果将有伤生物元气。但是，这种人目前仍占少数。

在那些目前的政治欲望超过资源的社会里，经济增长可

能特别重要，因为经济增长可能会防止否则可能会出现的难

以容忍的社会紧张局面。例如，在英国等某些国家内，工人

阶级或他们的发言人不断要求增加工资，不断要求增加住房、

教育、卫生和其他设施的开支。如果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均

收入保持稳定，一个集团的欲望只能靠牺牲其它集团的利益

来满足，这必然会导致内乱。在当今的民主时代，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都处在这样的阶段：除非迅速增加人均产量以使资

源更接近于欲望，否则严重内乱不可避免。经济增长的这一

方面给政治家留下的印象最深，所以难怪各地的民主政治家

都深信促使经济迅速增长的迫切性。同时必须承认，经济增

长并不是总能减少斗争。相反，经济增长可能会打乱比较平

稳的社会关系，引起嫉妒和欲望，引起阶级、种族或宗教冲

突。这同那种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增加幸福的看法有关。经

济增长也不一定能增加政治自由。它增加独裁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控制人的思想和通过组织严密的警察机构来控制人身自由的机会。所以不能说经济增长一定会改善政治关系。

欲望和力量不相称的另一个方面在国际地位低的国家的

政治态度中可以看到。现在处于殖民地地位的人民渴望独立。

人口众多但收入低微的独立国家渴望在国际会议上获得较高

的地位。不管是对是错，这些国家的人民认为，如果他们更

富一些，尤其是如果他们富得足以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他

们在世界事务中的份量就会增加，他们的国民和他们的生活

方式就受到比较多的人的尊重。有些民族主义者对现代世界

的反应是敬而远之，要求他们的人民恢复旧的生活方式。但

是，已经掌权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认为，需要使经济迅速增

长。许多人认为，各国在财富或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别是

引起战争的根源，如果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不是很大，世界

就会更加接近和平。这种看法非常可疑，因为经济迅速增长

的社会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进攻邻居。无论如何，战争的原因

是多种多样的，是同经济考虑间接有关的，所以从对和平或

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角度来讨论经济增长的理由是没有助

益的。

有时候人们说，期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不断提高生活

水平必然是幻想，因为其后果只会使世界累积起来的矿物和

燃料库存迅速枯竭。这种说法所依据的两个假设都难以肯定。

第一个假设是，人的才智到适当时候就会枯竭，无法找到新

的东西来取代已经用光的东西，由于我们懂得了原子的性质

以及从一种元素到另一种元素的转变，这种假设越来越可疑

了。第二个假设是，子孙后代会对世界的资源有同样的要求。

为什么我们为了使今后几世纪的人类生活再延长一世纪左右而应该保持贫穷？难道没有同样充分的理由使目前几代人充分利用他们发现的资源而让不知多少世纪以后的人去自己照

管自己？即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也还有另一点

理由，即把矿物和燃料迅速用光的并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而是最富的国家。如果这种说法言之有理，可将其视为对欧

洲和北美的劝告，叫它们不要再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但是

如果用以劝告亚洲人和非洲人继续保持目前的贫困，那其说

服力就差远了，因为亚洲人和非洲人目前对累积的资源储藏

量的利用是微不足道的。

（二）贪得无厌的社会

如果不用付出代价就可以得到上述好处，几乎人人都会

赞成。但是许多人认为，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和制度本

身是不可取的；他们喜欢属于稳定的社会的那种态度和制度。

首先，他们不喜欢节约精神，而这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

一。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增长最快的社会就是人们用心通过

增加利润或降低成本来捕捉经济增长机会的社会。看来，这

种节约的倾向，除非同或者为了财富本身或者为了财富带来

的社会威望或对别人的权力而取得财富的愿望联系起来，否

则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虽然仅仅为了减少艰苦劳

动和增加空闲时间来享乐或从事精神活动的愿望，也很有可

能产生这种倾向。可以说，节约是一种美德，因为憎恶浪费

和最充分地利用资源就像憎恶谋杀和照顾寡妇和孤儿一样，

都同样是人类的神圣职责——事实上，关于才能的寓言就是这样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关心和爱护资源或关心和爱护消逝的时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这些人会说，节约使人

在精力和幸福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它不是美德，而是

邪恶。他们可能承认有责任履行节约或进行足够的劳动，以

便达到某种为健康和舒服（一个含糊的概念）所需要的最起

码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会说，超过这个程度的努力节约是

不值得的。此外，即使那些承认节约是美德的人也可能同样

对下面这个事实（如果是事实的话）感到遗憾，即只有在与

物质主义的邪恶（如果是邪恶的话）联在一起时，才能发现

这种美德。希望教孩子们最充分地利用他们得到的资源和机

会（节约的美德），同时不要希望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东西

（避免贪婪的邪恶）是可能的。如果这样做了，如果教育是卓

有成效的，那么经济仍然会增长；只是这种增长不表现在越

来越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上，而表现在在物质水平不变的情况

下，空闲时间越来越多上；如果也不让这种空闲时间造成越

来越大的无所事事的邪恶（如果是邪恶的话），还必须教孩子

们在利用空闲时间时既不要无所事事，又不要生产商品和劳

务。实际上，这样探讨问题是不可能取得很大结果的，因为

这是以假设人性与目前的人性不同为基础的。人都希望增加

财富，希望节约和无所事事。所有这些欲望从本质上说似乎

都称不上美德或邪恶，但是如果不顾别的责任、义务或权利

极端地追求某种欲望，其结果就会造成个性的不平衡，也会

损害他人。对一个社会来说，“过于注重物质”和“注重物质

不够”同样是可能的。或者，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是可取的，

但是肯定不能增长得太多（超过了对精神或社会健康有益的程度），正如不能增长得太少一样。

关于个人主义，完全可以说同样的话，这是经济增长受到攻击的第二个原因。看来，如果个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及他们较近的亲属的利益，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而

如果他们与广泛得多的社会义务网联系在一起，增长的可能

性就会小一些。这就是经济增长无论作为原因还是作为后果

都与下列现象联系在一起的道理：大家庭和联合家族制度的

消失，以地位（奴隶制、农奴制、等级制、年龄、家庭、种

族）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逐步消亡并为以契约和机会均等为

基础的制度所取代；社会高度的纵向流动性；部落联系减少

及对社会集团的要求的承认普遍减少。这是又一个不能用把

一种说法的一面看作是美德而把它的另一方面看作是邪恶的

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所有个人都应有某些权利，应当保护这

些权利不受一切社会要求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

属于一个集团或一系列集团，集团的存在是为个人的社会健

康所必要的，而集团的继续存在则取决于个人承认集团的要

求并忠实地接受它的权威。在过去的500年中，个人主义的

发展有其不好的一面，但是也产生了可贵的起解放作用的影

响。因此，不能攻击经济增长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好像

人类关系中的唯一的好东西就是部落主义、社会地位、大家

庭关系和政治上的极权主义。

对经济增长的第三种攻击是由于它与依靠理性联系在一

起。经济增长依靠改进技术，而当人们对自然和对社会关系

均采取理性的态度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改进技术。现在理性

的头脑是可疑的，要么因为它被认为会导致宗教上的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要么也因为它被认为与接受权威是不相容的。至于宗教信仰，我们时代的弊病是否是由于对上帝或各种神仙

的信仰的衰落造成的，或者我们时代的弊病是否比以前宗教

信仰比较普遍的时期的弊病还大，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

是，无论如何，说相信理性的重要性与相信上帝是矛盾的，那

是不对的。不能以理性的手段来证明或否定上帝的存在，所

以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最有理性的人也不应相信

上帝的存在。理性并不损害宗教，而是损害权威，只有当宗

教是以权威为基础时，理性的头脑才对宗教是敌视的。但是

在这个意义上讲，理性的头脑对科学同对宗教一样敌视；因

为它敌视任何这样的企图，即说什么目前的理论是不能从下

而上重新进行检查的，或者只有首创者才有权利怀疑它的可

靠性。但是，在这里，对待理性的态度也应当同对待物质主

义和个人主义一样；在两个对立的方面中，只把一个方面看

作是美德是找不到真理的。因为正如物质主义和精神力量都

是可取的，社会同样需要理性和权威。美好生活的基础应是

把对立的原则编织在一起，而不是拒绝某些原则，只利用另

一些原则。

第四种攻击是那些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规模

增长的人发动的。首先，规模经济表现在分工和使用机器上。

有人不喜欢这样，因为他们不喜欢机器制造的产品，而喜欢

熟练手工艺人制造的产品。经济增长破坏了旧的手艺。虽然

它创造了更多的新工艺、机器工艺和其他工艺（因为专业化

大大增加了工艺的范围），但是许多人仍对旧工艺及旧的手工

产品的消失感到遗憾，对新工艺的发展或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丰富而便宜的产品并不感到高兴。专业化原则本身也受到攻

击，因为专业化使人们不得不反来复去做同一件事情，不管

是往螺栓上拧螺帽、巧克力装箱、在大学里反来复去讲同样

的课、练习音阶或是去掉附录，这必然是枯燥无味的，直至

人们非常习惯于自己的职业，以致不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

也可以应付自如。

规模经济还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管理单位的规模的扩大

上。因此，商业部门、管理单位及其他组织的规模也扩大了。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再拥有工具，变成了无产者。大规模

的组织也带来了特殊的社会紧张；这种组织必须按等级管理，

这就意味着少数人发号施令，多数人俯首听命，不管你花多

大力气去使这一进程民主化也没有用。这样的组织还必须找

到某种方法来分配工作和报酬，这既要行之有效，还要被认

为是公正的。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管理大规模组织而又不引

起动乱，因此，许多人认为，没有这种组织反而好。

人们不喜欢大规模组织还因为它实行严格的纪律；日复

一日，人们必须同时起床，同时到达工作地点，做大致同样

的事情和同时回家。有人认为，这使生活枯燥单调，使人只

起机械的作用，像是大轮子上的颗颗齿轮。他们不希望把人

拴在时钟上，而希望每天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虽然他们根本

不清楚个体劳动是否就不是时钟的奴隶，或者按时劳动是否

就令人遗憾的。

大规模组织的经济还使城镇得到发展，当这与增加人均

实际收入联系在一起时尤其如此。与对农产品的需求相比，这

增加了对制成品和劳务的需求。因为反对大城镇是与喜欢农业职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实际上是反对技术进步。因为

正是技术进步使一个国家只需15％的人就能生产出全国所

需的口粮，如果我们要回到需要70％的人来生产粮食的时代

去，我们就得放弃农业科学教给我们的一切，或者我们必须

把劳动时间减少到每周10小时左右。正是农业的技术进步使

城市职业增加，但是大规模组织的经济使这些城市职业集中

在越来越大的城市内。这是否是不可取的，根本不清楚。大

多数人如果有机会在城镇或乡村工作，都选择在城镇工作，这

就是城镇以乡村为代价得到发展的原因；只有少数人喜欢乡

村而不喜欢城镇，在谴责城镇的人中，有许多人实际上却千

方百计避免生活在乡村。如果城镇是匆匆忙忙兴建起来的，没

有适当的规模或管理，它们的确可能破败不堪、单调、丑陋

和不卫生；但是当今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新城镇（或者

甚至老城镇）不能像乡村那样漂亮、优美、卫生和令人鼓舞，

而且还能提供任何村庄所望尘莫及的广泛得多的锻炼身心的

机会。

最后，对经济增长感到遗憾的可能是因为它依赖收入的

不平等。存在这种依赖性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如果对艰苦的

劳动、自觉的劳动、技术活、负责精神和主动性不给不同的

报酬，那经济增长将会是微小的或出现负增长。在任何具体

情况下，现有的差别是太大还是太小是可以争议的，这只是

从大于或小于为取得人们希望的增长率所需的差别这个有限

的意义上说的。但是，正如苏联的统治者很快发现的，无可

争议的是，即使根本没有差别，经济也可以取得较大的增长。

现在在这方面反对经济增长的部分理由只不过是说，在某时某地，现有的差别大于为取得当时的增长水平所需的程度，是

由于社会组织的缺陷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说法仅

仅是主张改变社会制度（继承财产、拥有土地、税收、受教

育的机会等等），以便改变收入或财产的分配，而不降低经济

增长率。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差别程度，

即使完全承认缩小差别会降低增长率，也是不能接受的，例

如，如果不支付以当地标准来衡量很高的薪金，就请不到外

国教师或技术人员，或者如果不给国内外的开拓型企业家赚

取和保持远远超出当地认为是“合理”水平的利润的机会，他

们就不愿意发展。在这种问题上，对经济的考验就是供求关

系的考验：“合理的”差别就是为取得所需要的技术或主动性

而客观需要的那种薪金或利润。但是在这一考验中“合理

的”东西根据某种其他的价值或社会正义标准来衡量就“不

合理了”。

从这一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增长的某

些所谓代价根本不是增长的必然结果——比如，城镇的丑陋

和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二，某些所谓邪恶从本质上说实际上

并不是邪恶——比如，个人主义、说理或城镇的发展。像在

人生的一切方面一样，这些事情可能会做得过分一些，但是，

这些事情从本质上说，是同其对立面一样可取的。但是由此

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即经济增长率过高可能不利于社会。经

济增长只是许多好事中的一件好事，我们可能会做得过分一

些。过分的增长既可能是造成下列现象的原因，也可能是下

列现象造成的结果，这些现象是：过分追求物质、过分的个

人主义、人口过分流动、收入过分悬殊等等。社会决意提高增长率，使其高于目前的水平，并不一定明智；如果它们这

样做，他们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也会在社会和精神方面

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的得是否超过可能的失，这必须尽量

根据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估计。正因为经济增长有得有失，所

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态度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有两重性。我们

要求消灭贫困、文盲和疾病，但是我们又拼命抓住我们所喜

欢的信念、习惯和社会安排不放，哪怕这些东西正是造成我

们感到悲痛的贫困的原因也罢。

（三）过渡问题

如果要在已存在几百年的增长率很低、经济多少处于停

滞状态的社会里实现经济增长，那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问题。

因为这需要改变信念、习惯和制度，虽然等到新的信念、习

惯和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并牢固地扎下根的时候，可能会达到

一种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比静止的旧的社会平衡优越的新的动

态平衡，但是过渡时期可能会出现暂时的但却是非常痛苦的

情况。

其中比较明显的情况之一是改变人们的劳动习惯。例如

假设在一个非常原始的国家里发现了铜，而在那个国家里，人

们都有自己的土地，这使他们都能过上自己感到满意的生活，

虽然卫生、物质或文化水平都很低。这些人不愿意去铜矿劳

动，他们可能不会自愿去铜矿就业，尽管领取的工资会使他

们在铜矿劳动变得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如果迫使他们到矿

上劳动，他们因此而创造的财富可能会使他们的物质福利、卫

生、教育和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再假设在最初受强迫后，他们过一段时间会非常喜欢这种新的劳动，非常欣赏高水平和非常瞧不起以前的生活方式，以致到适当时候，在取消了强

迫以后，他们也会乐于到矿上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暂时采

用强迫手段是应该的吗？这个抽象的例子绝不仅仅是学术探

讨，因为它同非洲某些地区发生的情况极为相象，在那里人

们被迫去矿上或种植园劳动，不管是由于他们的首领发布的

命令还是因为这是挣钱来交纳为迫使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劳动

而强加给他们的税收的唯一办法，或者是因为他们被从自己

的土地赶走。实际情况比我们的抽象例子所列举的事实更为

复杂。因为还有个事实是，那些采用强迫手段的人这样做首

先是为了自己发财，而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造福非洲人。在

有些情况中，还有一个事实是，非洲人甚至得不到物质上的

好处；与此相反，他们以前的村庄在经济上遭到毁灭，他们

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而他们自己则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的

简陋房屋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样贫乏。我们在本调查

报告中始终强调，有可能取得表现为人均产出增加的经济增

长，但大多数人的境况并未得到改善，因为增加的产出只使

少数有势力的人发了财。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会同意，这样的

发展是不道德的，会谴责以牺牲许多人为代价使少数人发财

的经济政策，不管这种政策会使产出有多大的增加。但是这

种情况同我们研究的抽象例子是大相径庭的，因为这种例子

的假设之一是，增长的结果会大大提高参与者的物质水平和

文化水平。因此，到一定时候，他们自己会喜欢新的生活方

式而抛弃旧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一例子，人们的反应是不同

的。有人反对强迫的理由是：他们说，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好，都不应强迫人们为自己或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去劳动。有

人则以幸福为理由，他们说，即使人们喜欢新的生活方式而

抛弃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境况实际上也未有任何改善，因

为他们并不更幸福；因此，他们进行痛苦的过渡是徒劳的，因

为他们得不到任何重要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

种论点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幸福是否就是检验变化的适当尺

度是值得怀疑的。另一些人的反应则不同，他们认为如果强

迫使被强迫者大受其益，强迫就是应该的。因此，新世界的

黑人谴责把他们带到那里去的奴隶制，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所有的人都会对他们的先辈离开西非的丛林村落感到遗憾。

所以，只要世界存在下去，也总还会有一些政治家和国务活

动家会毫不犹豫地为了被强迫者的最大利益而强迫他们的公

民去从事某项事业。

可以强迫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目前十分尖锐，因为苏联已

经表明，一个残酷无情的政府如果愿意严厉处置那些反对它

的计划的人的话，可以很快地提高它的实际产出。所有不发

达国家都正受到共产主义或其他宣传的引诱，想放弃自由来

换取经济迅速增长的前景。这种引诱带有某种程度的欺骗性。

它们被告知，失去自由是暂时现象；“无产阶级专政”——或

者国家元首、军队领导人等等的专政——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其后将是“国家的消亡”；但是，我们十分怀疑，一旦抛弃了

自由，是否还能轻易恢复。这种引诱也不能保证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产出可能迅速上升，但是独裁者可能决定将产出用

于别的方面，而不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无论如何，十

分明显的是，无需用专政的办法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一两个不发达国家的民主政府——缅甸和加纳——已经表明，

它们有决心和勇气来找到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受到普遍信任

和支持的领导人可以在民主的范围内这样做。该由其他民主

国家来表明，它们也能这样做。

另一个痛苦的过渡是，必须在社会关系方面进行过渡。公

理和权力的对立、从地位到契约的转变以及从社会稳定到社

会纵向流动的转变都会打乱目前的关系，在阶级、宗教、政

治服从或家庭联系上都是如此。如果过渡以暴力革命的形式

出现，那显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不发生暴力革命，过渡

也同样是痛苦的，因为它会破坏目前在各个方面存在的期望

和权利。许多人因此而反对经济增长。一些人认为，旧关系

同新关系一样好，或者甚至更好，他们不喜欢新的家庭关系

的自由、“普通人”的所谓“权利”及旧的融洽的社会关系遭

到破坏。另一些人虽然并不认为旧关系特别融洽而喜欢新关

系，但是仍然怀疑新旧差别与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否值得。显

然，这个问题只能用人们赋予下面这些问题的价值来解决，即

知识增长、机会的质量、卫生标准提高、寿命延长及经济增

长的其他成果。

再者，在道德价值方面也必须进行过渡。在旧的社会，从小就向孩子灌输一套行为、责任和忠诚的准则。新的社会则有其不同的准则。一个社会中的好行为可能是另一个社会中的坏行为。责任和忠诚由一批人和机构转向另一批人和机构——由年龄组转向工会、由首领转向雇主或者由家庭转向一般的顾客。假以时日，新准则可能会确立起来，可能会像旧准则一样运用自如，但与此同时，社会可能会经历一段痛苦时期，在此期间，在新道德确立以前旧道德已被抛弃。这种过渡过去特别痛苦，因为我们不理解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旧社会的道德和新社会的道德都是众所周知的，如果那些负责确立或捍卫社会道德标准的人（尤其是牧师、教师和议员）有意从变革一开始起就宣传新道德，过渡就会容易得多。但是，

首先我们只是到最近才了解这些问题，特别是了解道德准则

与某种社会和经济形式的联系程度。其次，那些捍卫社会道

德标准的人常常把捍卫旧准则看作是他们的职责，他们敌视

变革，把新准则看作是不道德的。第三，即使终于把他们争

取过来支持新准则，他们的许多权力也会在过渡阶段消失，因

为人们依靠公理的程度提高了，而且对这些卫士迄今所捍卫

的制度和惯例失去了信心。因此，新准则不是靠制度或权力

实施的，而是逐步地和一点一点地为人们所接受的。新信仰

和旧信仰不协调地交错在一起。当人们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

情而受到嘲笑、指责或惩罚时，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失望和难

以理解。

在一个社会由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

时，痛苦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不进行改革，否则就不

可能完全避免过渡。谁也做不到这一点。倾向改革是人的天

性。因为人从本质上说是好奇的，因此不断积累知识，这就

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人也不会满足，他希望得到比已有的

更多的东西，或者到处活动，或者羡慕邻居的地位或资产。人

还有一种冒险感和造反感，前者使他利用各种机会，后者对

等级关系则始终是一种挑战。因此，想制止社会变革是浪费

时间，对一切现有制度都必定消失感到遗憾是浪费感情。因为社会变革正产生于人的天性中那些使我们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部分。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防止变革，但是我们可以加快变革

或阻碍变革。我们已经强调指出，变革的速度既可以太快，也

可以太慢。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问题不是适当的产出增长

率，而是由一种社会态度和制度转变到另一种社会态度和制

度的过渡期的适当长度。因此，不易作笼统的概括；既有充

分理由说明应很快完成过渡，也有充分理由说明应该有足够

的时间进行调整。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进行阻碍的机会。由于过去80年中

所达到的世界联系——通过轮船、帝国主义、飞机、无线电、

移民、好莱坞和报刊进行的联系，在每个社会——甚至西藏

也不例外——中，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在发挥作用。特别是

两种情况使得人们必须加快增长速度，而不是加以阻碍。其

中之一是，欲望的增长速度比产量快。另一个情况是，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快。

在整个不发达世界，现在欲望已大大超过产出，差距在扩大。人民大众开始认为，他们的贫困是不必要的，改变忠诚可以结束贫困。少数人认为，靠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贫困的面貌，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抛弃他们的地主、雇主、牧师或目前的政治统治者。一些政治家也有很大的欲望，不管是想提高本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还是想提高本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现在欲望和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可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会引起失望，而由于失望，几乎一切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许多人担心，结果会出现“共产主义”（一个不再有确切意义的名词）。有些人担心本地的各种“法西斯主义”会扩散（对这个词的解释必须包括许多东方国家传统的军阀主义以及拉丁美洲的“元首”）。另一些人再次看到了这种明显的可能性：力量将转入宗教狂热分子之手（转入毛拉、马哈萨巴，拉比等人之手）。因此，许多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把迅速提高产量的措施置于非常优先的地位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是否有筹集资金的勇气及必要的内外支持，那可能是值得怀疑的。在任何情况下，欲望是否不会继续超过产出，那也是值得怀疑的。但是那些认为加速生产会影响社会关系和道德准则因而是错误的人，通常忘记下面两件事，即这些关系和准则已经在迅速变化以及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结果对现有格局造成的危险可能比加速生产更大。

人口方面的困境甚至更难避免。不受外部影响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似乎是稳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按目前的标准来衡量都很高。一旦一些国家进入了现代世界，从而消除了本地的饥荒和实施了公共卫生和医疗，死亡率便会迅速下降，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可能从40％下降到10％。因此，为了赶上人口的增长，每年的总产出必须开始增加1％或2％或3％。此外，除非有大量的土地，否则还必须采取步骤来大大降低出生率，就像降低死亡率一样。但是看来这几乎肯定需要使产出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因为限制家庭规模的大多数理由最后都归结为需要提高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无法选择限制生产增长的道路；相反，在通常被称为不发达国家的几乎每一个国家内，情况都是当前的生产增长率还不足以使人口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那些主张限制生产增长的人又往往忽视了人口方面的情况，忘了人口爆炸的后果对现行社会结构和道德准则的破坏性可能比任何可能的产量增加的后果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