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圣, 赵东喜：AER 百年经典论文导读

本文来自《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5期。

由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创刊于1911年，距今整整100周年，是在美国影响最大，也是世界知名遐迩的经济学期刊之一。为纪念创刊100周年，期刊特邀了阿罗(K.J.Arrow)、伯恩黑姆(D.Bernheim)、费尔德斯坦(M.S.Feldstein)、麦克法登(D.L.McFadden)、波特巴(J.M.Poterba)与索洛(R.M.Solow)等六位著名经济学家，成立了“20篇最佳论文”评选委员会，在该刊100年来刊登的数千篇文章中，甄选出对经济学发展与实践产生深远、重大影响，且富有创造性的20篇最佳论文。2011年第1期《美国经济评论》出版了百年纪念特刊，开辟了百年论坛专栏，并公布了中选结果。膺选论文都名重一时，代表了每一时期经济学的最高学术水平, 同时整体再现了百年来在经济学领域艰辛跋涉、不断探索的历史发展轨迹，反映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走向。

为了提选最具开创意义和积厚流广的论文，评委会首先使用了JSTOR(Journal Storage)系统的论文引用和查询数量作为参考指标进行初选。其后，为避免因论文引用与查询数量指标的内在缺陷可能导致早期刊发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被漏选或误选，评委会对若干著名经济学家的相关文章也给予了重点关注。最后，评委会每个人以自己对于质量和重要性的判断为标准，从已选论文中再作遴选，授予20篇论文为百年最佳论文。其中，12篇论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独著或合著的经典论文。现给出这20篇膺选最佳论文的导读，以飨读者，让读者感受这些经济学经典文献所蕴含的内在价值。论文导读按文章发表先后顺序排列：

《生产理论》（1928） C.W.柯布与P.H.道格拉斯著

本文研究了1899-1922年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劳动与产出的关系，分析了这一时期劳动与资本两类要素对产出的影响，首次提出并使用了此后以其名字命名的不变弹性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其一般形式为：P＝AL^αK^β,式中，P、L、K分别为产量、劳动、资本，A、α、β为三个参数。当α+β＝1时，α、β分别表示劳动、资本所得在总产量中所占份额。该函数以其简单的形式描述了人们所关心的一些性质，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函数形式，被用于表示生产、效用函数以及理论与实证经济学其他方面。他们用机器、工具、设备与建筑量测资本，制造业工人数表示劳动，经过对1899－1922年间有关经济资料的分析与估计，得到美国制造业以1899年为基准的不变价格的产量、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数据，并总结出生产函数：P＝1.01L^0.75K^0.25，该函数表明这一期间的总产量中，劳动与资本所得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5%与25%。他还通过数理分析，探讨了该函数的基本性质。

《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1945）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

本文主要阐述了经济体系的本质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中的知识利用问题。知识分为两类：科学知识与原理；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特殊情况的知识。在经济活动中，众多参与者各自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大量知识，分散在不同经济个体中。知识的分散使经济计划成为必要。哈耶克认为计划体制有三种，即中央计划、分散计划与介于二者之间的行业计划，即垄断，这些体制的效率取决于哪种体制能更充分利用知识。由于知识障碍，中央计划当局不能做出有效决策，只有依靠分散计划才能保证特殊情况的知识迅速得到利用。同时，社会经济问题总是唯一来自变化，分散计划也不能仅仅依据关于直接情况的有限知识做出决策，这又产生了如何传递别人信息的问题。哈耶克认为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传递，价格机制最显著的事实就是知识节约。价格体系是信息传递的媒介，通过价格体系的传导作用，分工与资源协调利用成为可能。价格制度是人们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就学会利用的体系，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设计出一种可以保留价格体系优点的替代体系。哈耶克的信息分散论把理解经济知识建立在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之上，论证了经济自由和市场机制的客观性。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1955） 西蒙·库兹涅茨著

本文根据经验数据阐明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他在分析说明经济发展早期（普鲁士）、经济发展后期（美国、英国、德国）及对比分析发展中与发达国家有限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反映不平等长期变动特征的“倒U型”假说：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收入不平等扩大，经短暂稳定时期后，在增长的后期不平等差距逐渐消失。库兹涅兹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使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储蓄又成为其获得更多收入的手段，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穷富两极分化；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而城市居民收入比农村更加不平等，经济增长必然引起分配差距拉大。另一方面，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出现了抑制不平等扩大的因素，如法律约束和国家政策干预、富裕阶层因低生育倾向而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低、技术进步与新兴产业出现而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等。因此，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用图形表示即是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该结果成了众多发展经济学实证与理论分析的主题。

《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1958）F.莫迪利亚尼与M.H.米勒著

本文采用无套利分析方法、建立新的理论框架阐述了资本结构、资本成本与公司价值三者之间关系，回答了公司融资方式如何影响公司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这一公司财务的核心问题，这也成为日后莫迪利亚尼与米勒分别于1985和199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基础。MM理论认为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下，资本成本是资本投资者所要求的必要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值，而不是获得某种特殊资本来源的成本。在没有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没有企业破产风险、资本市场充分有效等假定条件下，公司的市场价值和平均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无关，无论有无债务资本，公司价值等于公司所有资产的预期收益额按其综合资本成本率进行折现的现值，其平均资本成本等于权益现金流的资本化率。利用财务杠杆的公司，其股权资本成本随借入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提高而增加。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应当在投资收益大于或等于其资本成本时才进行投资。同时，他们用无套利分析对此给予了证明，在假定条件下，投资者的套利活动必然引起债券与股票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最终使套利机会消失，进而抵消财务杠杆作用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而达到投资均衡。MM理论奠定了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的基石，革命性地将企业财务目标转向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首创的无套利分析成为金融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最优货币区理论》（1961）　罗伯特·蒙代尔著

20世纪60年代初，围绕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之间最优汇率制度选择问题，学者们争论不休。蒙代尔在文章中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探讨了对经济区成员国而言，什么是其放弃主权国家货币、采用共同货币的最优区域问题。蒙代尔提出应以生产要素流动性为准则，以地理区域而不是国家为单位来确定最优货币区。他认为货币区就是要素自由流动、汇率固定的地理区域。当生产要素在每一区域内成员国之间能够完全流动，而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不流动时，要素自由流动的每个区域就可采用共同或单一货币，建立货币区，而货币区之间保持浮动汇率。在货币区内通过劳动力要素流动就能纠正由需求转移造成的外部失衡，进而实现各成员国充分就业或价格稳定；而货币区之间的外部平衡通过汇率浮动就可自动实现，从而达到经济稳定，无任何区域产生通胀或失业，即只有在基于地理区域的货币区之间通过汇率浮动实行稳定经济的政策才有效。在此基础上，蒙代尔进一步指出最优货币地理区域规模的选择需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平衡：一方面，货币区规模越小，区内要素流动性程度相对于区外越高，成员国就越易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以至于每个要素不流动的失业地区都应独立成区；另一方面，货币区规模越小，交易费用、投机冲击越大，货币幻觉假设越无效，以至于整个世界应采用单一货币，建立最大的货币区，最优货币区规模即是这两方面因素的均衡。最后，他还分析了该理论在欧元起动30多年前欧洲国家的潜在应用。

《资本理论与投资行为》(1963)  戴尔·乔根森著

本文克服以往投资理论研究“重宏轻微”的缺陷，以新古典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企业投资行为分析框架。他认为企业资本存量需求不同于资本投资需求，短期投资需求取决于滞后的资本存量需求的变化，资本存量需求决定于企业净值最大化，企业净值是净收益的现值。通过考察企业的行为，乔根森首先给出了净值、总收益、直接税方程，并考虑融资成本与税收制度而引入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其次，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资本使用者成本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得出了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最优资本存量方程：

k^*=γpq/c

其中，k、γ、p、q、c分别表示资本存量、资本产出弹性、产出价格、产量与资本使用者成本。该式说明了企业的最优资本存量k取决于当期的产量、产出价格以及资本使用者成本。利用资本存量函数进而可导出投资经济计量方程：

It=w(L)［K^*_t-K^*_t-1］

其中，I、w为实际投资与滞后函数。最后，乔根森还运用1948-1960年间美国制造业的季度数据对其投资行为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最优资本存量函数已成为投资行为实证研究的标准方法，其资本的使用者成本被广泛运用于选择性税则影响的理论研究中。

《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经济学》（1963） 肯尼斯·阿罗著

本文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和语言，建立了医疗保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被视为卫生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阿罗认为医疗保健市场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特征，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委托－代理等问题，医疗保健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市场失灵。他依据福利经济学第一与第二最优原理，分析了医疗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风险承担的不可销售性与信息的无法完全市场化导致了医疗保健市场偏离完全竞争状态。在确定性条件下，偏离表现在产品的不可销售性、供给规模递增、市场进入受限与产品差别定价等四方面；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偏离表现在针对所有可能风险的保险市场的缺失与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两方面。医疗保健市场失灵会产生低效率。对此，阿罗指出，医疗保健市场最优状态没有实现时，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认识到其与最优状态之间的偏离，非市场补偿性制度就会出现，促进医疗市场向最优转化，旨在纠正由市场失灵产生的低效率。医疗保健市场不同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特殊结构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纠正其对完全竞争状态的偏离。如财政补贴、慈善行为等非竞争性行为就可用这种补偿性制度解释，医疗保障问题本质上就是这种适应性的表现。这些市场适应行为有时反而阻碍了竞争，无助于效率提高。阿罗在近半个世纪前关于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福利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对全球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所探讨的许多问题今天仍然是卫生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1965） 彼得·戴蒙德著

本文在萨缪尔森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OLG)，考察了经济长期均衡特征与政府债务问题。虽然戴蒙德是因劳动力市场领域的研究成就而被授予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使他声名鹊起，奠定其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研究中学术地位的却是世代交叠模型。该模型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框架，是继拉姆塞－卡斯－库普曼模型之后，具有微观基础的第二个宏观经济学动态模型。两者的核心差异是前者存在着人口的新老交替，不存在数量固定的永久生存家庭。模型沿袭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认为生命分年青与老年两期。在第一期内，企业租用老年人拥有的资本、雇用年轻人的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生产产品。老人消费其储蓄与利息，然后退出模型；每个年轻人提供1单位劳动，收入在本期的消费与储蓄之间分配。储蓄则带入下一期成为第二期资本。通过向模型引入资本品，比较中央计划经济与竞争经济的长期均衡，发现即使不存在传统意义上市场失灵来源，在竞争经济中，世代交叠模型中均衡资本存量可能会大于黄金率水平的资本存量，即时均衡可能是帕累托无效的，即动态无效率。通过引入国家债务，分析内外债务对个体消费决策的影响时发现，在没有外债、竞争均衡处于帕累托无效率时，国家债券发行会改善社会福利，但如果竞争均衡已处于帕累托最优时，债券发行会使利率上升，而降低福利。这作为结论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政府发行债券代际转移公共支出负担可行性的争论，导致李嘉图等价性失败，触发众多关于李嘉图等价性真实程度的探寻。

《货币政策的作用》(1968)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本文是弗里德曼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上发表的会长讲演，和费尔普斯(E.S. Phelps)的相关论文一起构成了“长期垂直菲利普曲线”的来源。弗里德曼认为战后财政政策的失败与低利率引发的灾难性通胀，是政府采取干预经济的错误政策的结果；强调大萧条是货币政策悲剧性证明，而不是凯恩斯等人认为的是货币政策无效的证据。在反对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同时，他强调正确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首先简要分析了货币政策的两个局限性：一是钉住利率，他认为最好以货币量增长率而不能以利率作为“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二是把就业作为货币政策标准。他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存在忽视通胀预期影响的严重错误，并引入自然失业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概念，证明菲利普斯曲线只是一个短期概念，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代只存在来自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的暂时性替代，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通过扩张性政策增加就业的做法只会因增加货币供应量引起通胀。其次，他重点指出正确货币政策的三大作用。一是它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二为经济提供稳定的环境；三有助于抵消经济中其他来源的干扰；最后，提出了“单一规划”的货币政策，即公开采取一种稳定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保持稳定增长率。

《移民、失业与发展：两部门分析》（1970） J.R.哈里斯与M.P.托达罗著

建立在充分就业均衡基础之上的传统理论，无法合理解释许多欠发达国家在农业边际生产率为正、城市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却持续甚至加速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哈里斯与托达罗认为城市最低工资限制了工资调节机制的发挥，造成工业部门期望工资大于农业部门工资，诱使劳动力持续单向流入城市，不能实现迁入城市的劳动力充分就业，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存在失业的两部门模型规范分析阐释上述现象。模型中，经济被分为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假设农业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以保证劳动生产率为正，制度决定城市最低工资，工业部门期望工资为城市最低工资与就业概率的乘积。假如开始时，较高的最低工资或是较高的就业概率，使工业期望工资大于农业，农业劳动力将向城市转移，会引起城市失业率增加，就业概率下降，进而期望收入减少，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减少，引起农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农业工资增长。均衡时，边际劳动力选择向城市转移与否无差异，城市期望工资等于农业部门边际产品价值，工农业期望收入差异消失。因此，哈里斯与托达罗指出，最低工资的存在，使均衡就业人数与产出均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城市存在失业，均衡处于非最优状态。政府通过工资补贴与限制劳动力转移均可改善社会福利，但单独任何一种政策都不能使经济达到最优竞争均衡，而二者的结合才是最优政策，并建议欠发达国家应加快发展农业，发展城市工业只能使城市失业加剧。

《最优税制与公共产品》（1971） 　P.A.戴蒙德与J.A.米尔利斯著

本文分为“生产效率”、“税收规则”两部分连载于《美国经济评论》61卷第1、3期。文章通过建立数理经济模型，全面探讨了次优条件下的最优税收问题，奠定了最优税制的理论基础。研究结果主要包括给定最优税收条件下的生产效率存在性以及最优税收结构两方面内容。与帕累托最优状态和生产效率相一致的一般认识相左，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经济没有充分达到帕累托最优，生产效率也是最适宜的；在最优状态下，征收商品税使边际替代率与边际转换率不再相等，损失效率；总量税使收入再分配偏离最优状态，缺乏公平。政府通过设计最优税制，在增进公平与生产效率损失之间权衡，能实现社会最优收入再分配，增进社会福利。文章在第一部分，首先考虑一个消费者、两部门的交易经济，通过数理经济分析，证明最优生产效率点存在，且在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上，并推导出最优税收结构的一阶条件。其次，将这种特殊分析拓展到更具一般意义上众多消费者的两部门经济，阐明并用一般均衡理论论证了最优生产的存在及其有效性。最后，文章将最优生产效率理论拓展至三部门经济，并简要论述了存在消费外部性、不完全竞争资本市场与外贸等情形下的应用。在第二部分，探讨了如何设计最优税制，利用税收工具实现分配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均衡，增进社会福利。同时，戴蒙德与米尔利斯扩展了拉姆塞、萨缪尔森关于单个消费者经济中的最优税收结构条件，指出如果不存在总量税，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商品征税或补贴，实现收入再分配。他们的这一开创性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明晰了税制设计对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从而引发了大量关于税制设计以及最小化税收负担的研究。

《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1972） A.A.阿尔钦与H.德姆塞茨著

与科斯不同，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在本文中根据偷懒投机行为，而不是交易成本，从企业管理激励角度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解释了古典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内部组织问题。他们认为市场或企业都是促进专业化合作，提高生产率的组织经济。经济组织存在计量投入要素的生产率、计量产出与分配投资报酬两大问题。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组织形式，这是企业区别于市场的主要特征。团队生产即指这样一种生产：若干投入资源的联合使用，其产出量大于投入资源单独使用产出的加总，团队中使用的资源并不属于同一所有者。团队生产中存在成员偷懒投机以及由此产生的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与投资报酬计量困难。要客服计量困难问题，团队需指派专门监督者，赋予其完整的权利束，让其观测、监督团队成员的投入要素绩效，减少偷懒投机。而要克服监督者自身的偷懒投机，须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使其得到管理激励，减少投机。就这样，如果通过团队生产，扣除规范团队成员行为所增加的支出后，还能使生产率有较大提高，人们就会通过企业而不采取市场形式进行专业化合作。在此基础上，阿尔钦与德姆塞茨指出，团队生产能提高生产率，但要直接计量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需付出很高成本；通过监督者观测或规范投入行为并计算边际生产率则比较经济。正是这两个条件的自发形成，导致“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契约组织出现。

《代理经济理论：委托人问题》（1973） 斯蒂芬·罗斯著

文章认为代理是古老、普遍的社会交往模式之一。当事人中，如果一方（代理人）代表或为了另一方（委托人）做出谋取利益的决策活动时，就产生了代理关系。当信息不完善、双方利益不一致时，如何借助于制度安排来约束或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行事，就是委托－代理理论要研究的道德风险问题。假设代理人与委托人均为风险规避或风险中性，各自拥有状态依赖的V-N-M期望效用函数，委托人问题就是设计一个报酬制度，根据可观测变量激励代理人。因此，他用“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建立了包含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代理人参与和激励相容约束的道德风险模型。其中，代理人参与约束是代理人接受制度安排的最小期望报酬或期望报酬效用，代理人激励相融约束是由于代理人行动是不可观测的，给定任何制度安排，代理人总会选择最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行动。通过最优化均衡分析，利用一阶条件得出了最优的报酬制度安排，均衡显示，使委托人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效用方程与收益结构无关，同样，使委托人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收益结构也与效用方程无关。罗斯对委托－代理以及道德风险问题的开创性描述与分析，树起了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其所探讨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处于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位置。

《产出－通胀替代的若干国际证据》（1973） 罗伯特·卢卡斯著

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创始人，发展并率先将理性预期学说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较好解释了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的滞胀现象，因而被授予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曾在理性预期与自然率假说基础上，利用不完全信息数理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了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并指出不论在长期与短期，都不存在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产出与通胀无任何替代关系。本文是卢卡斯运用18个国家1951-1967年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对此理论的经验性检验。他假设市场信息不完善，参与者决策是在不能确定其观察到的价格变化是相对价格或是总体价格水平变化的情形下做出的。价格水平由总供给变化决定，名义产出完全由总需求决定，存在自然产出率。定义x_t为外生冲击变量，等于可观测变量名义GDP对数，{Δx_t}是独立、正态的序列，表示名义GDP对数的变化，均值、方差分别为δ、σ²。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卢卡斯通过数理分析，推导出了自然率模型：

yt= -πδ+πx t+λy t- 1                                            ( 1)

π=Τ² ϒ /[( 1-π)²σ_x²+Τ² ( 1+ ϒ) ]                  ( 2)

式中，y表示真实产出，π、λ、β为参数。

方程（1）中，总需求冲击Δx通过弹性系数π对真实产出产生即期影响。平均名义GDP均值δ的系数与Δx的弹性系数相同，但符号相反。表明，可预期到的收入增长没有产出效应，而未预期到的货币增长才会有产出效应。因此，卢卡斯根据自然率假说预期，需求冲击波动越小的国家，真实产出效应π越大。方程（2）表明了总需求变动对真实产出影响的反映系数与可观测变量的方差的关系。以方程（2）为基础对其预期进行了检验，结果与预期一致。因此，他指出，政策要想有效，必须有欺骗性。理性预期理论的应用使卢卡斯的理论取得了迅猛发展，其政策无效的结论与不完全信息的建模技术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1974） 安妮·克鲁格著

虽然很早人们就注意到租金及寻租行为对经济的扭曲，但克鲁格首次阐释了其重要性，用数理模型探讨了数量限制下寻租的福利效应。克鲁格认为经济中广泛存在的政府管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租金，而且人们会去竞争这些租金。寻租行为经常是高度竞争的，但印度和土耳其两国的数据显示，与许可证等经济控制制度有关的腐败已经普遍增加，扭曲了经济，造成福利损失，突显出寻租问题的重要性，她特别指出许可证下的竞争性寻租比通过关税方式实现同样进口限制造成的福利成本更大，强调要集中探讨寻租产生的额外成本。因此，她以竞争性寻租基本模型为基础，分别在自由贸易、无寻租关税进口限制以及存在竞争性寻租的进口限制条件下，对比分析了均衡特征。结果表明，从自由贸易到无寻租关税进口限制时，从事进口的劳动力将减少，农业产量增加，而从进口关税限制到许可证寻租情形时，劳动力又会增加，农业产量减少。对于任何特定数量的进口限制，关税都帕累托优于等额限制的竞争性寻租，前者可在不减少进口的情况下消费更多的商品。竞争性寻租限制的福利成本等于等额关税限制成本加上额外的寻租成本。印度和土耳其估计的租金就是数量限制引起的无谓损失，其值等于关税产生的福利成本之外的额外损失。因此，克鲁格指出，既然租金普遍存在，只有禁止寻租行为才能阻止损失发生。克鲁格提出的损失分析框架将政府政策的经济学分析从工具选择扩展到了目标实现领域。该文引发了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寻租问题的研究。

《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1977） A.K.迪克西特与J.E.斯蒂格利茨著

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开创性地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市场竞争结构相结合，精妙地把规模报酬问题转化为产品数量与多样化种类的关系，建立了内生产品多样化与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模型，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解决了这一两难问题。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含有子函数，且具有凸性无差异曲面可分的效用函数。该函数的凸性可以体现产品的多样性；通过把经济分为部门内与部门外经济两类（部门内产品有较高替代性，部门间产品则替代性差），将子函数定义在部门内产品上，以便分析产品数量与品种的均衡关系。其次，设定每种产品均以不变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生产，将规模报酬递增模型化。最后，比较了不变、可变替代弹性以及非对称效用函数情形下的市场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特征。结果表明，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 垄断竞争均衡和约束最优相一致，具有同样多的产品数量、种类，使用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垄断竞争均衡是次优的，但在不可避免的规模经济的约束下，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反，无约束最优具有最多的产品种类。文章中通过一般福利均衡分析反映多样性偏好选择的方法，为内生产品数量与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基础。所建立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成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起点。

《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 　A.S.迪顿与J.米尔鲍尔著

迪顿与米尔鲍尔追随斯通（Stone）的传统，假设消费者行为满足PIGLOG (Price 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og)偏好，即成本或支出函数满足PIGLOG型函数，利用鹿特丹(Rotterdam)需求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translog model）的“逼近”函数方法，通过扩展沃金—莱塞(Working—Leser)的恩格尔曲线模型，开发并估计了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AIDS)。

w i=αi + ∑_jγijlog pj+βj log ( x/ p)

logp=α0 + ∑_kαk logpk+1/2∑_j ∑_kγkj logpk log pj

γij= (γ*ij + γ*ji ) = rji

wi表示i类商品的预算支出份额；x表示给定效用下的总支出；pj表示j类商品价格；p表示价格指数；α0、αi、βj、γij均表示参数。

模型中，对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实现特定价格水平p下给定效用水平的最小支出就是其真实预算总支出。不同商品的预算支出份额是真实预算总支出的对数和相对价格的对数的线性函数。这个模型除了保持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性外，估计与预测简单，非常接近线性；它可以一阶逼近任意一种需求系统；它的函数形式与家庭预算数据有较强一致性，能很好地满足选择公理，可检验需求理论的齐次性与对称性限制。他们使用1954-1974年间战后英国的年度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与理论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得很好，模型解释力强，但齐次性与对称性限制检验与以前相关研究发现相一致均被拒绝。总之，AIDS是一个结构简单、在普遍意义上与效用理论相符合的需求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具体产品需求、政策福利影响分析等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福利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领域，产生了诸多重要成果，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后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已成为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论信息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1980） S.J.格罗斯曼与J.E.斯蒂格利茨著

尽管人们认为信息分散的经济中，价格体系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但格罗斯曼与斯蒂格利茨却证明正是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才使得信息从拥有者传递到无信息者。信息成本的存在，使价格无法完全反映信息，竞争均衡与有效信息市场相矛盾。首先，假设信息有一定成本，交易者是否是信息拥有者取决于是否花费成本获得信息。如果开始信息拥有者的期望效用高于无信息者的期望效用，部分无信息者将变成信息拥有者，反之亦然。由于随着拥有信息的交易者数量增加，信息拥有者的期望效用相对于无信息者的期望效用将下降，均衡时，边际交易者选择成为信息拥有者或相反是无差异的。其次，在完全不变风险厌恶假设下，通过建立数理模型进行了均衡与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结果表明，噪声越多，信息拥有者比例越大。若不存在噪声或信息完全，价格传递了所有信息，均衡不存在。当拥有信息者人群所占比例为0或1时，市场变得贫瘠。因此，他们认为价格无法完全反映有成本的信息，竞争均衡与有效信息市场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市场创造不需要成本，均衡将就永远不存在。有效市场理论认为信息无成本是价格完全反映信息的充分条件是错误的。如果有效市场假设正确，且信息有成本，那么竞争性市场将会瓦解，此时信息所有者所占比例为正的状态都不是均衡，因为竞争市场上信息所有者都不再花成本去获得信息，同时所有人都是无信息者也不是均衡，此时每个交易者都认为价格为给定的，那么都有动力成为信息拥有者。文章为研究信息不对称市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被视为信息经济学的拓荒之作。

《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方式》（1980）　　保罗·克鲁格曼著

二战后，出现了许多新的国际贸易模式，无论是没有比较优势或资源禀赋相似的工业国家之间及产业内贸易量日益扩大，还是各国倾向于出口在国内占较大需求份额的产品，传统的贸易理论都不能予以很好的解释。本文对此进行了规范分析与阐释。克鲁格曼假设存在大量潜在产品、生产具有内生规模经济、厂商不增加成本即可差异化产品，垄断利润为零，消费者有多样化偏好。作者以D-S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内生规模经济与产品多样化的贸易模型。首先，克鲁格曼通过开放与封闭条件下的均衡对比分析发现，在两国偏好、技术水平与要素禀赋都相同，传统贸易条件不存在的条件下，在同一产业内贸易仍会发生并改进两国福利。这表明规模经济导致贸易产生，每个国家或厂商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没有两个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世界市场比国内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种类的产品，提高了福利水平。其次，引入运输成本扩展基本模型后发现，运输成本没有影响任何国家的厂商数量与产量，但导致了国内市场较大的国家工资率较高。在封闭模型中，厂商尽可能在它最大的市场附近进行专业化规模生产。最后，克鲁格曼将单一产业拓展为两个产业，发现不管分工完全与否，当两国进行产业间贸易时，每个国家都成了国内市场需求比较大的产品净出口国。克鲁格曼在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基础上对贸易模式的探讨构成了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也因“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荣获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股价过度波动能根据其后的股利变化进行解释吗？》（1981） 罗伯特·希勒著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等于股票未来期望股利的贴现价值，但在资本市场上，人们经常认为，相对于股利，股票价格指数波动大，不能对任何客观的新信息做出反映，资本市场有效性受到质疑。为此，希勒利用方差边界检验方法，计量检验股价波动与股利变化的关系，以验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首先，假设存在理性预期，在完全有效市场上，p是p*的最优预测值，即p=E(p*)，定义u=p*－p，那么，u与p不相关，根据统计学原理，可知var(p*)=var(u)+var(p)，进一步可得var(p)≦var(p*)，转化为标准差可得σ(p)≦σ(p*)。如果检验结果与此相反，则说明否定了有效市场假设，即可判定存在过度波动。希勒还发展了标准有效市场模型，度量了对未来股利不确定性影响，以便准确识别股票价格对股利新息(news)的反应。在此基础上，希勒通过美国1871-1979年间年标准普尔综合股价指数和相关股利数据的方差与公司支付股利的方差对比，发现美国1871-1979年间股价波动是已实现股利分配波动程度的5-13倍，存在过度波动特征，即使在考虑了预期实际贴现率的变化和未来股利不确定性的度量问题后, 股价过度波动问题仍然存在，股票股利变动不足以解释股票波动，且有效市场理论对数据解释的失败不能归因于数据误差、价格指数问题以及税法的变化。这一实证发现激发了大量关于股价股利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Alchian, A.A. & H.Demsetz(1972),“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ER,62(5):777-95.
Arrow,K.J.(1963),“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AER,53(5):941-73.
Arrow, K.J., et al(2011), 100 Year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The Top 20 Articles, AER,101(1):1-8.
Cobb,C.W. & P.H.Douglas(1928),“A theory of production”, AER,18(1):139-65.
Deaton,A.S. & J.Muellbauer(1980),“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AER,70(3):312-26.
Diamond,P.A. & J.A.Mirrlees(1971),“Optimal taxation and public production I: Production efficiency”, AER,61(1):8-27.
Diamond,P.A. & J.A.Mirrlees(1971),“Optimal taxation and public production II: Tax rules”, AER,61(3):261-78.
Diamond,P.A.(1965),“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AER,55(5):1126-50.
Dixit, A.K. & J.E.Stiglitz(1977),“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ER 67(3):297-308.
Friedman,M.(1968),“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ER,58(1):1-17.
Grossman,S.J. & J.E.Stiglitz(1980),“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markets”, AER, 70(3):393-408.
Harris,J.R. & M.P.Todaro(1970),“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ER, 60(1):126-42.
Hayek,F.A.(1945),“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ER,35(4):519-30.
Jorgenson,D.W.(1963),“Capital theory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AER,53(2):247-59.
Krueger,A.O.(1974),“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ER,64(3):291-303.
Krugman,P.（1980）,“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ER, 70(5):950-59.
Kuznets,S.(1955),“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ER,45(1):1-28.
Lucas,R.E.Jr.(1973),“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s”, AER,63(3):326-34.
Modigliani,F. & M.H.Miller(1958),“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AER,48(3):261-97.
Mundell,R.A.(1961),“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ER,51(4):657-65.
Ross,S.A.(1973),“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 AER,63(2):134-39.
Shiller,R.J.(1981),“Do stock prices move too much to be justified by subsequent changes in dividends?” AER,71(3):4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