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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1
第一部
一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觉丈夫和他们家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她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这样的状态已经继续了三天,不只是夫妻两个,就是他们全家和仆人都为此感到痛苦。家里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们住在一起没有意思,而且觉得就是在任何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也都比他们,奥布隆斯基全家和仆人更情投意合。妻子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们像失了管教一样在家里到处乱跑。英国女家庭教师和女管家吵架,给朋友写了信,请替她找一个新的位置。
厨师昨天恰好在晚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辞了工。
在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他在交际场里是叫斯季瓦的——在照例的时间,早晨八点钟醒来,不在他妻子的寝室,却在他书房里的鞣皮沙发上。他在富于弹性的沙发上把他的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翻转,好像要再睡一大觉似的,他使劲抱住一个枕头,把他的脸紧紧地偎着它;但是他突然跳起来,坐在沙发上,张开眼睛。
“哦,哦,怎么回事?”他想,重温着他的梦境。“怎么回事,对啦!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德国城市]请客;不,不是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什么地方。不错,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不错,阿拉宾在玻璃桌上请客,在座的人都唱Ilmiotesoro[意大利语:我的宝贝],但也不是Ilmiotesoro,而是比那更好的;桌上还有些小酒瓶,那都是女人,”他回想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乐地闪耀着,他含着微笑沉思。“哦,真是有趣极了。有味的事情还多得很,可惜醒了说不出来,连意思都表达不出来。”而后看到从一幅罗纱窗帷边上射入的一线日光,他愉快地把脚沿着沙发边伸下去,用脚去搜索他的拖鞋,那双拖鞋是金色鞣皮的,上面有他妻子绣的花,是他去年生日时她送给他的礼物;照他九年来的习惯,每天他没有起来,就向寝室里常挂晨衣的地方伸出手去。他这才突然记起了他没有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房间而睡在自己的书房里。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他皱起眉来。
“唉,唉,唉!”他叹息,回想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和妻子吵架的每个细节,他那无法摆脱的处境以及最糟糕的,他自己的过错,又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是的,她不会饶恕我,她也不能饶恕我!而最糟的是这都是我的过错——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怪我。悲剧就在这里!”他沉思着。“唉,唉,唉!”他记起这场吵闹所给予他的极端痛苦的感觉,尽在绝望地自悲自叹。
最不愉快的是最初的一瞬间,当他兴高采烈的,手里拿着一只预备给他妻子的大梨,从剧场回来的时候,他在客厅里没有找到他妻子,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而终于发现她在寝室里,手里拿着那封泄漏了一切的倒霉的信。
她——那个老是忙忙碌碌和忧虑不安,而且依他看来,头脑简单的多莉[妻子达里娅的英文名字],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带着恐怖、绝望和忿怒的表情望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问,指着那封信。
回想起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常有的情形一样,觉得事情本身还没有他回答妻子的话的态度那么使他苦恼。
那一瞬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般人在他们的极不名誉的行为突如其来地被揭发了的时候所常发生的现象。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被揭穿后他在妻子面前所处的地位。没有感到受了委屈,矢口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饶恕,甚至也没有索性不在乎——随便什么都比他所做的好——他的面孔却完全不由自主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喜欢生理学的,他认为这是脑神经的反射作用[《安娜·卡列宁娜》写成之前不久,在俄国的一份杂志上,《脑神经的反射作用》的作者谢切诺夫教授正和其他的科学家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对于这种事情一知半解的奥布隆斯基都轻而易举地想起这个术语,可见这场论战曾引起了当时公众的充分注意])——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他那素常的、善良的、因而痴愚的微笑——
为了这种痴愚的微笑,他不能饶恕自己。看见那微笑,多莉好像感到肉体的痛苦一般颤栗起来,以她特有的火气脱口说出了一连串残酷的话,就冲出了房间。从此以后,她就不愿见她丈夫了。
“这都要怪那痴愚的微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
“但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自言自语说,找不出答案来。
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他不能自欺欺人,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后悔他的行为。他是一个三十四岁、漂亮多情的男子,他的妻子仅仅比他小一岁,而且做了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的孩子的母亲,他不爱她,这他现在并不觉得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能够很好地瞒过他的妻子。但是他感到了他的处境的一切困难,很替他的妻子、小孩和自己难过。他也许能想办法把他的罪过隐瞒住他的妻子,要是他早料到,这个消息会这样影响她。他从来没有清晰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他的妻子早已怀疑他对她不忠实,她只是装做没有看见罢了。他甚至以为,她只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疲惫的、渐渐衰老的、不再年轻、也不再美丽、毫不惹人注目的女人,应当出于公平心对他宽大一些。结果却完全相反。
“唉,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尽在自言自语,想不出办法来。“以前一切是多么顺遂呵!我们过得多快活;她因为孩子们而感到满足和幸福;我从来什么事情也不干涉她;随着她的意思去照管小孩和家事。自然,糟糕的是,她是我们家里的家庭女教师。真糟!和家里的家庭女教师胡来,未免有点庸俗,下流。但是一个多漂亮的家庭女教师呀!(他历历在目地回想着罗兰姑娘的恶作剧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是毕竟,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从来未敢放肆过。最糟的就是她已经……好像命该如此!唉,唉!但是怎么,怎么办呀?”
除了生活所给予一切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的那个一般的解答之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答了。那解答就是:人必须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怀一切。要在睡眠中忘掉忧愁现在已不可能,至少也得到夜间才行;他现在又不能够回到酒瓶女人所唱的音乐中去;因此他只好在白昼梦中消愁解闷。
“我们等着瞧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衬着蓝色绸里的灰色晨衣,把腰带打了一个结,于是,深深地往他的宽阔胸膛里吸了一口气,他摆开他那双那么轻快地载着他的肥胖身体的八字脚,迈着素常的稳重步伐走到窗前,他拉开百叶窗,用力按铃。他的亲信仆人马特维立刻应声出现,把他的衣服、长靴和电报拿来了。理发匠挟着理发用具跟在马特维后面走进来。
“衙门里有什么公文送来没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接过电报,在镜子面前坐下。
“在桌上,”马特维回答,怀着同情询问地瞥了他的主人一眼;停了一会,他脸上浮着狡狯的微笑补充说:“马车老板那儿有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回答,只在镜里瞥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在镜子里交换的眼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彼此很了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色似乎在问:“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你难道不知道?”
马特维把手放进外套口袋里,伸出一只脚,默默地、善良地、带着一丝微笑凝视着他的主人。
“我叫他们礼拜日再来,不到那时候不要白费气力来麻烦您或他们自己,”他说,他显然是事先准备好这句话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马特维想要开开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揣测着电报里时常拼错的字眼,他的脸色开朗了。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要来了,”他说,做手势要理发匠的光滑丰满的手停一会,他正在从他的长长的、鬈曲的络腮胡子中间剃出一条淡红色的纹路来。
“谢谢上帝!”马特维说,由这回答就显示出他像他的主人一样了解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那就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所喜欢的妹妹,也许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
“一个人,还是和她丈夫一道?”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能够回答,因为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于是举起一个手指来。马特维朝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要在楼上收拾好一间房间吗?”
“去告诉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会吩咐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好像怀疑似地重复着。
“是的,去告诉她。把电报拿去;交给她,照她吩咐的去办。”
“您要去试一试吗,”马特维心中明白,但他却只说:“是的,老爷。”
当马特维踏着那双咯吱作响的长靴,手里拿着电报,慢吞吞地走回房间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洗好了脸,梳过了头发,正在预备穿衣服。理发匠已经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叫我对您说她要走了。让他——就是说您——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吧,”他说,只有他的眼睛含着笑意,然后把手放进口袋里,歪着脑袋斜视着主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沉默了一会。随即一种温和的而又有几分凄恻的微笑流露在他的好看的面孔上。
“呃,马特维?”他说,摇摇头。
“不要紧,老爷;事情自会好起来的。”马特维说。
“自会好起来的?”
“是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谁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听见门外有女人的衣服的窸窣声。
“我,”一个坚定而愉快的女人声音说,乳母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严峻的麻脸从门后伸进来。
“哦,什么事,马特廖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走到她面前。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而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点,但是家里几乎每个人(就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那个乳母也在内,)都站在他这边。
“哦,什么事?”他忧愁地问。
“到她那里去,老爷,再认一次错吧。上帝会帮助您的。她是这样痛苦,看见她都叫人伤心;而且家里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了。老爷,您该怜悯怜悯孩子们。认个错吧,老爷。这是没有办法的!要图快活,就只好……”
“但是她不愿见我。”
“尽您的本分。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祷告,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好的,你走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突然涨红了脸。“喂,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说,毅然决然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起衬衣,像马颈轭一样,吹去了上面的一点什么看不见的黑点,他带着显然的愉快神情把它套在他主人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了衣服,在身上洒了些香水,拉直衬衣袖口,照常把香烟、袖珍簿、火柴和那有着双重链子和表坠的表分置在各个口袋里,然后抖开手帕,虽然他很不幸,但是他感到清爽,芬芳,健康和肉体上的舒适,他两腿微微摇摆着走进了餐室,他的咖啡已摆在那里等他,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衙门里送来的公文。
他阅读信件。有一封令人极不愉快,是一个想要买他妻子地产上的一座树林的商人写来的,出卖这座树林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现在,在他没有和妻子和解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谈的。最不愉快的是他的金钱上的利害关系要牵涉到他急待跟他妻子和解的问题上去。想到他会被这种利害关系所左右,他会为了卖树林的缘故去跟他妻子讲和——想到这个,就使他不愉快了。
看完了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衙门里送来的公文拉到面前,迅速地阅过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些记号,就把公文推在一旁,端起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开始读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定阅一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派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报纸。虽然他对于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但他对这一切问题却坚持抱着与大多数人和他的报纸一致的意见。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了意见的时候,他这才随着改变,或者,更严格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而是意见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心中改变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没有选择他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这些政治主张和见解是自动到他这里来的,正如他并没有选择帽子和上衣的样式,而只是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生活于上流社会里的他——由于普通在成年期发育成熟的,对于某种精神活动的要求——必须有见解正如必须有帽子一样。如果说他爱自由主义的见解胜过爱他周围许多人抱着的保守见解是有道理的,那倒不是由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它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说俄国一切都是坏的,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负债累累,正缺钱用。自由党说结婚是完全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才行;而家庭生活的确没有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少乐趣,而且逼得他说谎做假,那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性的。自由党说,或者毋宁说是暗示,宗教的作用只在于箝制人民中那些野蛮阶层;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做一次短短的礼拜,都站得腰酸腿痛,而且想不透既然现世生活过得这么愉快,那么用所有这些可怕而夸张的言词来谈论来世还有什么意思。而且,爱说笑话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常喜欢说:如果人要夸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应当到留里克[死于879,俄国建国者,留里克王朝(869—1598)始祖]为止,而不承认他的始祖——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难倒老实的人。就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一种习癖,他喜欢他的报纸,正如他喜欢饭后抽一支雪茄一样,因为它在他的脑子里散布了一层轻雾。他读社论,社论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叫嚣急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扑灭革命的祸害,这类叫嚣是毫无意思的;正相反,“照我们的意见,危险并不在于假想的革命的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墨守成规,”云云。他又读了另外一篇关于财政的论文,其中提到了边沁[1748—1832,法学家和伦理学家,功利主义代表人物]和密勒[1806—1372,哲学家、经济学家,在伦理学上接近边沁的功利主义],并对政府某部有所讽刺。凭着他特有的机敏,他领会了每句暗讽的意义,猜透了它从何而来,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发;这,像平常一样,给予他一定的满足。
但是今天这种满足被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状态破坏了。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1809—1886,奥匈帝国首相,俾斯麦的政敌]已赴威斯巴登[德国西部的城市,在莱茵河畔,是矿泉疗养地]的传说,看到医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和某青年征求职业的广告;但是这些新闻报导并没有像平常那样给予他一种宁静的讥讽的满足。
看过了报,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抹上黄油的面包,他立起身来,拂去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然后,挺起宽阔的胸膛,他快乐地微笑着,并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快乐的微笑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但是这快乐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变得沉思了。
可以听到门外有两个小孩的声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出来是他的小男孩格里沙和他的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正在搬弄什么东西,打翻了。
“我对你说了不要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嚷着,“拾起来!”
“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孩子们没有人管,到处乱跑。”他走到门边去叫他们。他们抛下那当火车用的匣子,向父亲走来。
那小女孩,她父亲的宝贝,莽撞地跑进来,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脖颈上,她老喜欢闻他的络腮胡子散发出的闻惯的香气。最后小女孩吻了吻他那因为弯屈的姿势而涨红的、闪烁着慈爱光辉的面孔,松开了她的两手,待要跑开去,但是她父亲拉住了她。
“妈妈怎样了?”他问,抚摸着他女儿的滑润柔软的小脖颈。“你好,”他说,向走上来问候他的男孩微笑着说。
他意识到他并不怎么爱那男孩,但他总是尽量同样对待;可是那男孩感觉到这一点,对于他父亲的冷淡的微笑并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这么说她又整整一夜没有睡,”他想。
“哦,她快活吗?”
小女孩知道,她父亲和母亲吵了架,母亲不会快活,父亲也一定明白的,他这么随随便便地问她只是在作假。因此她为她父亲涨红了脸。他立刻觉察出来,也脸红了。
“我不知道,”她说。“她没有说要我们上课,她只是说要我们跟古里小姐到外祖母家去走走。”
“哦,去吧,塔尼娅,我的宝宝。哦,等一等!”他说,还拉牢她,抚摸着她的柔软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取下他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拣她最爱吃的,给了她两块,一块巧克力和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小女孩指着巧克力说。
“是,是。”又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肩膀,他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颈,就放她走了。
“马车套好了,”马特维说,“但是有个人为了请愿的事要见您。”
“来了很久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半个钟头的光景。”
“我对你说了多少次,有人来马上告诉我!”
“至少总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说,他的声调粗鲁而又诚恳,使得人不能够生气。
“那么,马上请那个人进来吧,”奥布隆斯基说,烦恼地皱着眉。
那请愿者,参谋大尉加里宁的寡妻,来请求一件办不到的而且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照例请她坐下,留心地听她说完,没有打断她一句,并且给了她详细的指示,告诉她怎样以及向谁去请求,甚至还用他的粗大、散漫、优美而清楚的笔迹,敏捷而流利地替她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可以帮她忙的人。打发走了参谋大尉的寡妻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拿起帽子,站住想了想他忘记什么没有。看来除了他要忘记的——他的妻子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噢,是的!”他垂下头,他的漂亮面孔带着苦恼的表情。
“去呢,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而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他不应当去,那除了弄虚作假不会有旁的结果;要改善、弥补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使她再具有魅力而且能够引人爱怜,或者使他变成一个不能恋爱的老人,都不可能。现在除了欺骗说谎之外不会有旁的结果;而欺骗说谎又是违反他的天性的。
“可是迟早总得做的;这样下去不行,”他说,极力鼓起勇气。他挺着胸,拿出一支纸烟,吸了两口,就投进珠母贝壳烟灰碟里去,然后迈着迅速的步伐走过客厅,打开了通到他妻子寝室的另一扇房门。
四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梳妆短衣站在那里,她那曾经是丰满美丽、现在却变稀疏了的头发,用发针盘在她的脑后,她的面容消瘦憔悴,一双吃惊的大眼睛,因为她面容的消瘦而显得更加触目。各式各样的物件散乱地摆满一房间,她站在这些物件当中一个开着的衣柜前面,她正从里面挑拣什么东西。听到她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了,朝门口望着,徒然想要装出一种严厉而轻蔑的表情。她感觉得她害怕他,害怕快要到来的会见。她正在企图做她三天以来已经企图做了十来回的事情——把她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清理出来,带到她母亲那里去——但她还是没有这样做的决心;但是现在又像前几次一样,她尽在自言自语地说,事情不能像这样下去,她一定要想个办法惩罚他,羞辱他,哪怕报复一下,使他尝尝他给予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还是继续对自己说她要离开他,但她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不能摆脱那种把他当自己丈夫看待、而且爱他的习惯。况且,她感到假如在这里,在她自己家里,她尚且不能很好地照看她的五个小孩,那么,在她要把他们通通带去的地方,他们就会更糟。事实上,在这三天内,顶小的一个孩子因为吃了变了质的汤害病了,其余的昨天差不多没有吃上午饭。她意识到要走开是不可能的;但是,还在自欺欺人,她继续清理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看见丈夫,她就把手放进衣柜抽屉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直到他走得离她十分近的时候,她这才回头朝他望了一眼。但是她的脸,她原来想要装出严厉而坚决的表情的,却只流露出困惑和痛苦的神情。
“多莉!”他用柔和的、畏怯的声调说。他把头低下,极力装出可怜和顺从的样子,但他却依然容光焕发。迅速地瞥了一眼,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焕发的姿态。“是的,他倒快乐和满足!”她想,“而我呢……他那讨厌的好脾气,大家都因此很喜欢他,称赞他哩——我真恨他的好脾气,”她想。她的嘴唇抿紧了,她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孔右半边面颊的筋肉抽搐起来。
“你要什么?”她用迅速的、深沉的、不自然的声调说。
“多莉!”他颤巍巍地重复说。“安娜今天要来了。”
“那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喊叫了一声。
“但是你一定要,多莉……”
“走开,走开,走开!”她大叫了一声,并没有望着他,好像这叫声是由肉体的痛苦引起来的一样。
斯徒潘·阿尔卡季奇在想到他妻子的时候还能够镇定,他还能够希望一切自会好起来,如马特维所说的,而且还能够安闲地看报,喝咖啡;但是当他看见她的憔悴的、痛苦的面孔,听见她那种听天由命、悲观绝望的声调的时候,他的呼吸就困难了,他的咽喉哽住了,他的眼睛里开始闪耀着泪光。
“我的天!我做了什么呀?多莉!看在上帝面上!……你知道……”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咽喉被呜咽哽住。
她砰的一声把柜门关上,望了他一眼。
“多莉,我能够说什么呢?……只有一件事:请你饶恕……想想,难道九年的生活不能够抵偿一刹那的……”
她垂下眼睛,倾听着,等着听他要说什么,她好像在请求他千万使她相信事情不是那样。
“一刹那的情欲……”他说;一听到这句话,她就好像感到肉体上的痛苦一样,嘴唇又抿紧了,她右颊的筋肉又抽搐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还会说下去的。
“走开,走出去!”她更尖声地叫,“不要对我说起您的情欲和您的肮脏行为。”
她想要走出去,但是两腿摇晃,只得抓住一个椅背来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他的面孔膨胀了,他的嘴唇噘起,他眼泪汪汪的了。
“多莉!”他说,呜咽起来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们,他们没有过错!都是我的过错,责罚我,叫我来补偿我的罪过吧。任何事,只要我能够,我都愿意做!我是有罪的,我的罪孽深重,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但是,多莉,饶恕了我吧!”
她坐下。他听见她的大声的、沉重的呼吸。他替她说不出地难过。她好几次想要开口,但是不能够。他等待着。
“你想起小孩们,只是为了要逗他们玩;但是我却总想着他们,而且知道现在这样子会害了他们,”她说,显然这是一句她这三天来暗自重复了不止一次的话。
她用“你”来称呼他,他感激地望着她,走上去拉她的手,但是她厌恶地避开他。
“我常想着小孩们,所以只要能够救他们,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怎样去救他们:把他们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带走呢,还是就这样让他们和一个不正经的父亲——是的,不正经的父亲在一起……你说,在那……发生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生活吗?还有可能吗?你说,还有可能吗?”她重复着说,提高嗓音,“在我的丈夫,我的小孩们的父亲,和他自己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发生了恋爱关系以后……”
“但是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用可怜的声音说,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同时他的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我对您感到厌恶,嫌弃!”她大声喊叫,越来越激烈了。
“您的眼泪等于水!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无情,也没有道德!我觉得您可恶,讨厌,是一个陌生人——是的,完完全全是一个陌生人!”带着痛苦和激怒,她说出了这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陌生人。
他望着她,流露在她脸上的怨恨神情使他着慌和惊骇了。他不懂得他的怜悯是怎样激怒了她。她看出来他心里怜悯她,却并不爱她。“不,她恨我。她不会饶恕我了,”他想。
“这真是可怕呀!可怕呀!”他说。
这时隔壁房里一个小孩哭起来了,大概是跌了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静听着,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柔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她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要做什么似的,随后她迅速地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哦,她爱我的小孩,”他想,注意到小孩哭的时候她脸色的变化,“我的小孩:那么她怎么可能恨我呢?”
“多莉,再说一句话,”他一边说,一边跟在她后面。
“假使您跟着我,我就要叫仆人和孩子们!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无赖!我今天就要走了,您可以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呀!”
她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揩揩脸,迈着轻轻的脚步走出房间。“马特维说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但是怎样?我看毫无办法。唉,唉,多可怕呀!而且她多么粗野地叫喊着,”他自言自语,想起来她的喊叫和“无赖”、“情妇”这两个字眼。“说不定女仆们都听到了!粗野得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人站了一会,揩了揩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室里给钟上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他曾跟这个严守时刻的、秃头的钟表匠开过一次玩笑,说“这德国人给自己上足了一辈子的发条来给钟上发条”。他微笑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爱说笑话的。
“也许事情自会好起来的!‘自会好起来的,’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想。“我要再说说它。”
“马特维!”他叫。“你和玛丽亚在休息室里替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把一切收拾好,”他在马特维进来时对他说。
“是,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上皮大衣,走上台阶。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一面说,一面送他出去。
“说不定。这是给家用的,”他说,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来。“够了吧。”
“够不够,我们总得应付过去,”马特维说,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退回台阶上了。
同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哄好了小孩,而且由马车声知道他已经走了,就又回到寝室。这是她逃避烦累家务事的唯一的避难所,她一出寝室,烦累的家务事就包围住她。就是现在,她在育儿室的短短时间里,英国家庭女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问了她几个不能延搁、而又只有她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小孩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裳?他们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找一个新厨师来?”
“哦,不要问我,不要问我吧!”她说;然后回到寝室,她在她刚才坐着和丈夫谈话的原来的地方坐下,紧握着她那瘦得戒指都要滑下来的两手,开始在她的记忆里重温着全部的谈话。“他走了!但是他到底怎样和她断绝关系的?”她想。
“他难道还去看她吗?我怎么不问他!不,不,和解是没有可能了。即使我们仍旧住在一所屋子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含着特别的意义重复着那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我多么爱他呀!我的天啊,我多么爱他呀!……我多么爱他呀!而且我现在不是还爱他吗?我不是比以前更爱他了吗?最可怕的是……”她开始想,但是没有想完,因为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从门口伸进头来了。
“让我去叫我的兄弟来吧,”她说,“他总可以做做饭;要不然,又会像昨天一样,到六点钟孩子们还没有饭吃。”
“好的,我马上就来料理。你派人去取新鲜牛奶了吗?”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投身在日常的事务里,把她的忧愁暂时淹没在这些事务中了。
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靠着天资高,在学校里学习得很好,但是他懒惰而又顽皮,所以结果他在他那一班里成绩是最差的一个。但是尽管他一向过着放荡的生活,衔级低微,而年龄又较轻,他却在莫斯科一个政府机关里占着一个体面而又薪水丰厚的长官的位置。这个位置,他是通过他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的引荐得来的。卡列宁在政府的部里占着一个最主要的职位,这个莫斯科的机关就是直属他的部的。但是即使卡列宁没有给他的妻兄谋到这个职务,斯季瓦·奥布隆斯基通过另外一百个人——兄弟、妹妹、亲戚、表兄弟、叔父或姑母——的引荐,也可以得到这个或另外类似的位置,每年拿到六千卢布的薪水,他是绝对需要这么多钱的,因为,虽然有他妻子的大宗财产,他的手头还是拮据的。
半个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亲戚朋友。他是在那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大人物们中间长大的。官场中三分之一的人,比较年老的,是他父亲的朋友,从他幼年时就认识他;另外的三分之一是他的密友,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他的知交。因此,职位,地租和承租权等等形式的尘世上的幸福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不会忽视他们自己的同类;因此奥布隆斯基要得到一个薪水丰厚的位置,是并不怎样费力的;他只要不拒绝、不嫉妒、不争论、不发脾气就行了,这些毛病,由于他特有的温和性情,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的。假使有人对他说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那么多薪水的位置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好笑;何况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只要求年龄和他相同的人们所得到的,而且他担任这种职务,是和任何人一样胜任愉快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博得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欢心,不只是由于他的善良开朗的性格和无可怀疑的诚实,而且在他的身上,在他那漂亮的开朗的容貌,他那闪耀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和眉毛,以及他那又红又白的面孔上,具有一种使遇见他的人们觉得亲切和愉快的生理的效果。“嗳哈!斯季瓦!奥布隆斯基!他来了!”谁遇见他差不多总是带着快乐的微笑这样说。即使有时和他谈话之后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愉快的地方,但是过一天,或者再过一天,大家再看见他,还是一样地高兴。
充任莫斯科的政府机关的长官已经三年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但赢得了他的同僚、下属、上司和所有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们的喜欢,而且也博得了他们的尊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博得他同事的一致尊敬的主要特质是:第一,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而对别人极度宽容;第二,是他的彻底的自由主义——不是他在报上所读到的自由主义,而是他天生的自由主义,由于这个,他对一切人都平等看待,不问他们的衔级或职位的高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对他所从事的职务漠不关心,因此他从来没有热心过,也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到了他办公的地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被一个挟着公事包的恭顺的门房跟随着,走进了他的小办公室,穿上制服,走到办公室来。书记和职员都起立,快乐而恭顺地向他鞠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照常迅速地走到他自己的位子跟前,和同僚们握了握手,就坐下来。他说了一两句笑话。说得很得体,就开始办公了。为了愉快地处理公务所必需的自由、简便和仪式的分寸,再没有谁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懂得更清楚的了。一个秘书,带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办公室每个人所共有的快乐而恭顺的神情,拿着公文走进来,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倡导的那种亲昵的、无拘无束的语调说:
“我们设法得到了奔萨省府的报告。在这里,要不要……。
“终于得到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手指按在公文上。哦,先生们……”于是开始办公了。
“要是他们知道,”他想,带着庄重的神气低下头,一边听着报告。“半个钟点以前,他们的长官多么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啊!……”在宣读报告的时候他的眼里含着笑意。办公要一直不停地继续到两点钟,到两点钟才休息和用午饭。
还不到两点钟的时候,办公室的大玻璃门突然开了,一个什么人走了进来。所有坐在沙皇肖像和正义镜下面的官员们,都高兴可以散散心,向门口望着;但是门房立刻把闯进来的人赶了出去,随手把玻璃门关上了。
报告读完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于是,发挥时代的自由主义,在办公室拿出一支纸烟来,然后走进他的小办公室去。他的两个同僚——老官吏尼基京和侍从官格里涅维奇跟随着他进去。
“我们吃了午饭还来得及办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当然来得及!”尼基京说。
“那福明一定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格里涅维奇说的是一个和他们正在审查的案件有关的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了格里涅维奇的话皱皱眉,这样使他明白过早地下判断是不对的,他没有回答一句话。
“刚才进来的是谁?”他问门房。
“大人,一个人趁我刚一转身,没有得到许可就钻进来了。他要见您。我告诉他:等办公的官员们走了的时候,再……”
“他在什么地方?”
“也许他到走廊里去了;他刚才还在那里踱来踱去。那就是他,”门房说,指着一个蓄着鬈曲胡须、体格强壮、宽肩的男子,他没有摘下羊皮帽子,正在轻快而迅速地跑上石级磨损了的台阶。一个挟着公事包的瘦削官吏站住了,不以为然地望了望这位正跑上台阶的人的脚,又探问似地瞥了奥布隆斯基一眼。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站在台阶顶上。当他认出走上来的人的时候,他那托在制服的绣金领子上面容光焕发的和蔼面孔显得更光彩了。
“哦,原来是你!列文!你终于来了,”他带着亲切的嘲弄微笑说,一面打量着走上前来的列文。“你怎么肯驾临这个巢穴来看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握手他还不满足,他吻了吻他的朋友。“来了好久了吗?”
“我刚刚到,急于要见你,”列文说,羞涩地、同时又生气和不安地向四下望了望。
“哦,让我们到我的房间里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知道他的朋友自尊心很强和易怒的羞赧,于是,挽着他的胳膊,他拉着他走,好像引导他穿过什么危险物一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对他所有的相识都称“你”,他通通叫他们的教名:六十岁的老人和二十岁的青年人、演员、大臣、商人和侍从武官都一律对待,因此他大部分的密友可以在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找到,他们要是知道通过奥布隆斯基的媒介而有了共同的关系,一定会很惊讶的。凡是和他一道喝过香槟的人都是他的亲密朋友,而他跟什么人都一道喝香槟,所以万一当着他部下的面,他遇见了他的什么“不体面的亲友”(如他所戏谑似地称呼他的许多朋友),他凭着他特有的机智,懂得怎样冲淡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列文并不是一个“不体面的亲友”,但是奥布隆斯基立刻敏感到列文一定以为他不愿当着他部下的面露出他和他的亲密,故而赶紧把他带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去。
列文和奥布隆斯基差不多同样年纪;他们的亲密并不只由于香槟。列文是他从小的同伴和朋友。他们虽然性格和趣味各不相同,却像两个从小在一块儿的朋友一样相亲相爱。虽然如此,他们两人——像选择了不同的活动的人们之间所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虽然议论时也说对方的活动是正确的,但却从心底鄙视。彼此都感觉得好像自己过的生活是唯一真正的生活,而他朋友所过的生活却完全是幻想。奥布隆斯基一看见列文就抑制不住微微讽刺的嘲笑。他多少次看见列文从乡下到莫斯科来,他在乡下做的什么事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来也不十分理解,而且也实在不感兴趣。列文每次到莫斯科来总是非常激动,非常匆忙,有点不安,又因为自己的不安而激怒,而且大部分时候对于事物总是抱着完全新的、出人意外的见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嘲笑这个,却又喜欢这个。同样,列文从心底鄙视他朋友的都市生活方式和他认为没有意思而加以嘲笑的公务。但是所不同的只是奥布隆斯基因为做着大家都做的事,所以他能够得意地、温和地笑,而列文却是不得意地、有时甚至生气地笑。
“我们盼了你好久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走进他的小办公室,放开列文的胳膊,好像表示这里一切危险都过去了一样。“我看见你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呢!”他继续说,“哦,你好吗?呃!你什么时候到的?”
列文沉默着,望着奥布隆斯基的两个同僚的不熟识的面孔,特别是望着那位风雅的格里涅维奇的手,那手有那么长的雪白指头,那么长的、黄黄的、尖端弯曲的指甲,袖口上系着那么大的发光的钮扣,那手显然占去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不让他有思想的自由了。奥布隆斯基立刻注意到这个,微笑了。
“哦,真的,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他说,“我的同事:菲利普·伊万内奇·尼基京,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然后转向列文,“县议员,县议会的新人物,一只手可以举重五十普特[1普特合16.3公斤]的运动家,畜牧家,狩猎家,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的令弟。”
“高兴得很,”老官吏说。
“我很荣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万内奇,”格里涅维奇说,伸出他那留着长指甲的、纤细的手来。
列文皱着眉,冷淡地握了握手,立刻就转向奥布隆斯基。虽然他对他的异父兄弟,那位全俄闻名的作家抱着很大的敬意,但是当人家不把他看作康斯坦丁·列文,而只把他看作有名的科兹内舍夫的兄弟的时候,他就不能忍受了。
“不,我已经不在县议会了。我和他们所有的人吵了架,不再去参加议会了,”他转向奥布隆斯基说。
“这么快!”奥布隆斯基微笑着说。“但是怎么的?为什么?”
“说来话长。我以后再告诉你吧,”列文说,但是他立刻对他讲起来了。“哦,简单一句话,我确信县议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干,而且什么也干不成,”他开口了,好像有什么人刚刚侮辱了他一样。“一方面,这简直是玩具;他们在玩弄议会,我既不够年轻,也不够年老,对这玩艺儿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他吃吃地说)“这是县里coterie[法:结党营私]的工具。从前有监督,有裁判所,而现在有县议会——形式上不是受贿赂,而是拿干薪,”他说得很激昂,好像在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似的——
“嗳哈,你又有了新变化,我看——这一回是保守党,”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
“是的,以后吧。但是我要见你,”列文说,憎恶地望着格里涅维奇的手。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浮现出几乎看不出的微笑。
“你不是常说你再也不穿西欧服装了吗?”他问,打量着列文那身显然是法国裁缝做的新衣服。“哦!我看:又是新变化。”
列文突然红了脸,并不像成年人红脸,轻微地,自己都不觉得,而像小孩红脸,觉得自己的羞赧是可笑的,因而感到惭愧,就更加脸红了,差不多快要流出眼泪来。看着这聪明的、男性的面孔陷入那样一种孩子似的状态中,十分令人奇怪,奥布隆斯基就不再看他了。
“哦,我们在什么地方会面呢?你知道我急于要和你谈谈,”列文说。
奥布隆斯基像在考虑的样子。
“我看这样吧:我们到顾林去吃午饭,我们可以在那里谈谈。我到三点钟就没有事了。”
“不,”列文考虑了一会之后回答,“我还得到旁的地方去一下。”
“那么,好吧,我们一道吃晚饭。”
“一道吃晚饭?但是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仅仅说一两句话,问你一件事!我们可以改天再长谈。”
“那么,现在就把这一两句话说了,我们吃了晚饭再闲聊聊。”
“哦,就是这样一两句话,”列文说,“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他为了竭力克制他的羞赧,脸上现出凶狠的神情。
“谢尔巴茨基家的人怎样?一切都照旧吗?”他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早就知道列文钟情于他的姨妹基蒂[卡捷琳娜的英文名],他浮上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他的眼睛愉快地闪耀着——
“你说一两句话,我可不能用一两句话来回答,因为……对不起,请等一等……”
秘书走进来,亲密而又恭敬,并且像所有的秘书一样谦逊地意识到在公务的知识上自己比上司高明;他拿着公文走到奥布隆斯基面前,借口请示,说明了一些困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听他说完,就把手温和地放在秘书的袖口上。
“不,请照我说的办吧,”他说,微微一笑把话放缓和了,然后简单地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就推开了公文,说:
“就请你照那样办,扎哈尔·尼基季奇。”
秘书惶惑地退了出去。列文在奥布隆斯基和秘书谈话的时候,完全从他的困惑中恢复过来了。他胳膊肘靠在椅背上站着,带着讥讽的注意神色倾听着。
“我不懂,我不懂,”他说。
“你不懂什么?”奥布隆斯基说,像往常一样快乐地微笑着,拿出一支纸烟来。他期待列文说出什么忽发奇想的话来。
“我不懂你们在做些什么,”列文说,耸了耸肩。“你怎么能郑重其事地做呢?”
“为什么不?”
“为什么,因为一点意思都没有呀!”
“这只是你的想法,我们可忙坏了。”
“都是纸上谈兵!可是,你对于这种事情倒是很有才干的,”列文补充说。
“你意思是说我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吗?”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但是我还是佩服你的气派,并且因为有这么一个伟大人物做我的朋友,我觉得很荣幸!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继续说,竭力正视着奥布隆斯基的面孔。
“哦,好了,好了。你等着吧,你自己也会落到这种境地的。你在卡拉金斯克县有三千俄亩[1俄亩合1.09公顷]土地,你那么筋肉饱满,就像十二岁小姑娘一样鲜嫩,自然惬意得很!但是你终于有一天会加入我们当中的。是的,至于你所问的问题,没有变化,只是你离开这么久,很可惜了。”——
“哦,为什么?”列文吃惊地问。
“哦,没有什么,”奥布隆斯基回答,“我们以后再谈吧。但是你到城里来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这个我们也以后再谈吧,”列文说,脸又红到耳根了。
“好的,当然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知道,我应当请你上我们家里去,但是我妻子身体不大好。我看这样吧:假使你要见他们,他们从四点到五点准在动物园。基蒂在那里溜冰。你坐车去吧,我回头来找你,我们再一道到什么地方去用晚饭。”
“好极了!那么再见!”
“当心不要忘了!我知道你,说不定你一下又跑回乡下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叫道。
“不会的!”
列文走出房间,到了门口的时候,这才记起来他没有向奥布隆斯基的同僚们告别。
“这位先生看来一定是位精力充沛的人,”格里涅维奇在列文走了之后说。
“是的,朋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摇摇头。“他才是个幸运儿呢!在卡拉金斯克县有三千俄亩土地,前途无量;而又朝气勃勃的!不像我们这班人。”
“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哦,我倒霉得很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沉重地叹着气。
六
当奥布隆斯基问列文为什么到城里来的时候,列文脸红了,而且为了脸红直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能够回答:“我是来向你的姨妹求婚的,”虽然他正是为了那个目的来的。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名门望族,彼此一向交情很深。这种交情在列文上大学时代更加深了。他同多莉和基蒂的哥哥,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一道准备进大学而且是和他同时进去的。那时候他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他对谢尔巴茨基一家有了感情。看来似乎很奇怪,康斯坦丁·列文爱他们一家,特别是他们家的女性。他记不起自己的母亲了,而他仅有的姐姐又比他大得多,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有教养而正直的名门望族家庭内部的生活,那种因为他父母双亡而失去了的生活,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特别是女性,在他看来好像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诗意的帷幕里,他不仅在她们身上看不出缺点,而且在包藏她们的诗意的帷幕之下,他设想着最崇高的感情和应有尽有的完美。为什么这三位年轻的小姐一定要今天说法语,明天说英语;为什么她们要在一定的时间轮流地弹钢琴,琴声直传到她们哥哥的楼上的房间,两位大学生总是在那间房里用功的;为什么她们要那些法国文学、音乐、绘画、跳舞的教师来教她们;为什么在一定的时间,这三位年轻的小姐要穿起绸外衣——多莉是穿着一件长的,纳塔利娅是半长的,而基蒂的是短得连她那双穿着紧紧的红色长袜的俏丽小腿都完全露在外面——同M-lle Linon[法:琳瑙小姐]一道,乘坐马车到特维尔林荫路去;为什么她们要由一个帽子上有金色帽徽的仆人侍卫着,在特维尔林荫路上来回散步——这一切和她们的神秘世界所发生的其他更多的事,他都不懂得,但是他确信在那里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美好的,而他爱的就是这些事情的神秘——
在学生时代,他差一点爱上了最大的女儿多莉;但是不久她和奥布隆斯基结了婚。于是他就开始爱上了第二个女儿。他好像觉得他一定要爱她们姊妹中的一个,只是他确不定哪一个。但是纳塔利娅也是刚一进入社交界就嫁给了外交家利沃夫。列文大学毕业的时候,基蒂还是个小孩子。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进了海军,在波罗的海淹死了;因此,虽然他和奥布隆斯基交情深厚,但是列文和谢尔巴茨基家的关系就不大密切了。但是今年初冬,当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又来到莫斯科,看见谢尔巴茨基一家人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三姊妹中间哪一个是他真正命定了去爱的。
他,一个出身望族,拥有资产的三十二岁的男子,去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很可以立刻被看做良好的配偶。但是列文是在恋爱,因此,在他看来基蒂在各方面是那样完美,她简直是一个超凡入圣的人,而他自己却是一个这样卑微、这样俗气的人,别人和她自己公认为他配得上她,那是连想都不能想像的。
他曾经为了要会见基蒂而出入交际场所,差不多每天在那里看见她,他在这样一种销魂荡魄的状态中在莫斯科度过两个月之后,突然断定事情没有可能,就回到乡下去了。
列文确信事情没有可能,是根据在她的亲族的眼里看来他不是迷人的基蒂的合适的、有价值的配偶,而基蒂自己也不会爱他。在她的家族的眼里看来,他三十二岁了,在社会上还没有通常的、确定的职业和地位,而他的同辈现在有的已经做了团长,侍从武官,有的做了大学教授,有的做了银行和铁路经理,或者像奥布隆斯基一样做了政府机关的长官;他(他很明白人家会怎样看他)仅仅是一个从事畜牧、打猎、修造仓库的乡下绅士,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没有才能、没有出息、干着在社交界看来只有无用的人们才干的那种事的人。
神秘的、迷人的基蒂决不会爱这么一个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的人,尤其是那么一个平凡的、庸庸碌碌的人。而且他过去对基蒂的态度——由于他和她哥哥的友谊关系而来的成人对待小孩子的态度——他觉得这又是恋爱上的新障碍。一个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的、温厚的男子,他想,可以得到别人的友谊,但是要获得他爱基蒂那样的爱情,就须得是一个漂亮的、尤其是卓越的男子才行。
他听说女人常常爱丑陋而平凡的人,但是他不相信,因为他是根据自己判断来的,而他自己是只能爱那美丽的、神秘的、卓越的女人的。
但是孤单单一个人在乡下过了两个月以后,他确信这不是他在最初的青春期所体验到的那种热情;这种感情不给他片刻安宁;她会不会做他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他就活不下去了;他的失望只是由于他凭空想像而来的,并没有他一定会遭到拒绝的任何证据。他这次到莫斯科来就是抱着向她求婚的坚定决心,如果人家允了婚,他就立刻结婚。或者……
如果他遭到拒绝,他会变成怎样,他简直不能设想。
七
乘早车到了莫斯科,列文住在他的异父哥哥科兹内舍夫家里,换了衣服以后,他走进他哥哥的书房,打算立刻跟他说明他这次来的目的,而且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他哥哥不是独自一个人在那里。一位有名的哲学教授同他在一道,这位教授是特地从哈尔科夫赶来解释他们之间由于争论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产生的误会的,教授正在与唯物论者展开猛烈的论战。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很有兴味地注视着这场论战,读了教授最近的论文之后,他就写信给他,表示反对,他责备教授对唯物论者太让步了;因此教授马上来解释这件事情。争论的是一个时髦的问题:人类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之间有没有界线可分;假如有,那么在什么地方?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他对任何人都是那样亲热而冷淡的微笑迎接弟弟,把他介绍给教授之后,仍旧继续讨论。
一位前额狭窄、矮小、戴眼镜的人把讨论撇开了一会儿,来和列文招呼,接着就继续谈论下去,不再注意他了。列文坐下等教授走,但是他不久就对他们讨论的题目发生了兴趣。
列文在杂志上看到过他们正在讨论的论文,而且读了它们,把它们当做科学原理的发展而感到兴味,他从前在大学里原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对于科学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从来不曾把这些科学推论——如人类的动物的起源[达尔文著《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1871年问世,此后《祖国纪事》、《欧洲导报》和《俄罗斯导报》等登载过众多论达尔文学说文章]、反射作用、生物学和社会学——和那些最近愈益频繁地萦绕在他心里的生与死的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当他听他哥哥和教授辩论的时候,他注意到他们把这些科学问题和那些精神问题联系起来,好几次他们接触别后一个问题;但是每当他们接近这个他认为最主要的地方,他们就立刻退回去,又陷入琐碎的区别、保留条件、引文、暗示和引证权威著作的范围里,他要理解他们的话,都很困难了。
“我不能承认,”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他素常那种明了正确的语句和文雅的措辞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凯斯,认为对于外界的全部概念都是从知觉来的。最根本的观念——生存的观念,就不是通过感觉而得到的;因为传达这种观念的特别的感觉器官是没有的。”
“是的,但是他们——武斯特、克瑙斯特和普里帕索夫[均为虚构名]——会回答说你的生存意识是由于你的一切感觉的综合而来的,而生存的意识就是你的感觉的结果。武斯特就明白地说,假使没有感觉,那就不会有生存的观念。”
“我的主张相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口说。
但是在这里,列文又觉得,他们刚接近了最重要的一点,就又避开了,于是他下决心问教授一个问题。
“照这样说,假使我的感觉毁灭了,假使我的肉体死了,那就没有任何生存可言了吗?”他问。
教授苦恼地,而且好像由于话头被人打断弄得精神上很痛苦似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与其说像哲学家毋宁说像拉纤夫的奇怪的质问者,然后将视线转向谢尔盖·伊牙诺维奇,好像在问:“对他说什么呢?”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话不像教授那样偏激,他心有余裕来回答教授,同时也心有余裕来领会产生那问题的简单而自然的观点,他微笑着说:
“那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权利解决……”
“我们没有材料……”教授附和着,又去阐述他的论据了。
“不,”他说,“我要指出这个事实,就是假如像普里帕索夫所明白主张的那样,知觉是基于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严格地区别这两个概念。”
列文不再听下去,只是等待着教授走掉。
八
教授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向他弟弟。
“你来了我很高兴。要住些时候吧?你的农务怎样?”
列文知道他哥哥对于农务并不感兴趣,他这么问只是出于客气罢了,因此他只告诉他出卖小麦和钱财的事情。
列文本来想把他结婚的决心告诉他哥哥,而且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确是下了决心这样做的,但是见了他哥哥,倾听了他和教授的谈话,后来又听到他问他们的农务(他们母亲遗下的财产没有分开,列文管理着他们两个的两份财产)的那种勉强垂顾的语调以后,列文感到他不知为什么不能够跟他说他打算结婚的心思。他觉得他哥哥不会像他希望的那样看这事情。
“唔,你们的县议会怎样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他对于这些地方机关很感兴趣,而且十分重视。
“我实在不知道。”
“什么?可是你不是议员吗?”
“不,我已经不是了。我辞了职。”康斯坦丁·列文回答。
“我不再出席会议了。”
“多可惜!”谢尔盖·伊万内奇皱着眉喃喃地说。
列文为了替自己辩护,开始叙述在县议会里所发生的事情。
“总是那样的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他的话头。
“我们俄国人总是那样。这也许是我们的长处,这种能看到我们自己缺点的才能;但是我们做得太过火了,我们用常挂在嘴上的讽刺来聊以自慰。我能说的只是把像我们的地方自治制那样的权利给予任何其他的欧洲民族——德国人或是英国人——都会使他们从而达到自由,而我们却只把这变成笑柄。”
“但是怎么办呢?”列文抱愧地说。“这是我的最后尝试。
我全心全意地试过。但是我不能够。我做不来。”
“不是你做不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没有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事情。”
“也许是的,”列文忧郁地说。
“哦!尼古拉弟弟又到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尼古拉弟弟是康斯坦丁·列文的亲哥哥,谢尔兼·伊万诺维奇的异父弟弟,他是一个完全堕落了的人,荡尽了大部分家产,跟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又和兄弟们吵了架。
“你说什么?”列文恐怖地叫。“你怎么知道的?”
“普罗科菲在街上看见他。”
“在莫斯科这里?他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列文从椅子上站起来,好像立刻要去一样。
“我告诉了你,我很后悔,”谢尔盖·伊万内奇说,看见弟弟的兴奋神情,他摇了摇头。“我派人找到了他住的地方,把我代他付清的、他给特鲁宾出的借据送给了他。这是我收到的回答。”
说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吸墨器下面抽出一张字条,递给他弟弟。
列文读着这张用奇怪的、熟悉的笔迹写的字条:
我谦卑地请求你们不要来打扰我。这就是我要求我的仁爱的兄弟们的唯一恩典——尼古拉·列文。
列文读完了,没有抬起头来,把字条拿在手里,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面前站着。
他要暂时忘记他的不幸的哥哥,但又意识到这样做是卑鄙的,这两者在他的心中斗争着。
“他显然是要侮辱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说,“但是他侮辱不了我的,我本来一心想帮助他,但我知道那是办不到的。”
“是的,是的,”列文重复着。“我明白而且尊重你对他的态度;但是我要去看看他。”
“你要去就去;但是我劝你不要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对于我说,我并不怕你这样做,他不会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你自己,我劝你最好还是不去。你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过随你的便吧。”
“也许我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于心不安……”
“哦,那我可不明白,”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但是有一件事我明白,”他加上说,“这就是谦逊的教训。自从尼古拉弟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后,我对于所谓不名誉的事就采取了不同的更宽大的看法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噢,可怕,可怕呀!”列文重复着说。
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仆人那里得到他哥哥的住址以后,列文想立刻去看他,但是,想了一想以后,决定把拜访推迟到晚上。要使心情安定下来,首先必须解决一下使他到莫斯科来的那件事。列文从他哥哥那里出来,就到奥布隆斯基的衙门去,打听到谢尔巴茨基家的消息以后,他就坐着马车到他听说可以找到基蒂的地方去了。
九
下午四点钟,感到自己的心脏直跳动,列文在动物园门口下了出租马车,沿着通到冰山和溜冰场的小径走去,知道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她,因为他看到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停在门口。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马车、雪橇、出租马车和警察排列在入口处。一群穿着漂亮衣服、帽子在太阳光里闪耀着的人,在入口处,在一幢幢俄国式雕花小屋之间打扫得很干净的小路上挤来挤去。园里弯曲的、枝叶纷披的老桦树,所有的树枝都被雪压得往下垂着,看上去好像是穿上崭新的祭祀法衣。
他沿着通到溜冰场的小路走去,尽在对自己说:“一定不要激动,要放镇静些。你怎么搞的啊?你要怎样呢?放安静些,傻瓜!”他对他的心脏说。但是他越要竭力镇静,他越是呼吸困难了。一个熟人碰见他,叫他的名字,列文却连他是谁也没有认出来。他向冰山走去,从那里传来了雪橇溜下去或被拖上来时铁链铿锵的声音,滑动的雪橇的辚辚声和快乐的人声。他向前走了几步,溜冰场就展现在他眼前,立刻,在许多溜冰者里,他认出了她。
他凭着袭上心头的狂喜和恐惧知道她在那里。她站在溜冰场那一头在和一个妇人谈话。她的衣服和姿态看上去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列文在人群中找出她来,就好像在荨麻里找到蔷薇一样地容易。由于她,万物生辉。她是照耀周遭一切的微笑。“我真地能够走过冰面到她那里去吗?”他想,她站的地方对于他说好像是不可接近的圣地,有一刹那,他害怕得那么厉害,几乎要走掉了。他只得努力抑制自己,考虑到各式各样的人们都在她身旁经过,而他自己也可以到这里来溜冰的。他走下去,他像避免望太阳一样避免望着她,但是不望着也还是看见她,正如人看见太阳一样。
在每星期那一天,那一个时刻,属于同一类的熟人们就都聚在冰上了。他们当中有大显身手的溜冰名手,也有带着胆怯的,笨拙的动作扶住椅背的初学者;有小孩,也有为了健康的缘故去溜冰的老人;他们在列文看来都是一群选拔出来的幸运儿,因为他们都在这里,挨近着她。可是所有的溜冰音似乎都满不在乎地超过她去,追上她,甚至和她交谈,而且自得其乐,与她无关地享受着绝妙的冰和晴和的天气。
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基蒂的堂兄,穿着短衣和紧裤,脚上穿着凉鞋,正坐在园里的椅子上,看见列文,他向他叫起来:
“哦,俄罗斯第一流的溜冰家!来了好久了吗?头等的冰——穿上你的溜冰鞋。”
“我没有溜冰鞋,”列文回答,惊异在她面前会这样勇敢和自在,他没有一秒钟不看见她,虽然他没有望她。他感到好像太阳走近他了。她在转角,带着明显的胆怯迈动她那双穿着长靴的纤细的脚,她向他溜来。一个穿着俄罗斯式衣服的少年拚命地挥动着手臂,腰向地面弯着,超过了她。她溜得不十分稳;把她的两手从那系在绳子上的小暖手筒里拿出,她伸开两手,以防万一,而且望着列文,她已经认出他了,由于他和她自己的胆怯而微笑起来。当她转过弯的时候,她用一只脚蹬一下冰把自己往前一推,一直溜到谢尔巴茨基面前;于是抓住他的手,她向列文微笑着点点头。她比他所想像的还要美丽。
他想到她的时候,他心里可以生动地描画出她的全幅姿影,特别是她那个那么轻巧地安放在她那端正的少女肩上,脸上充满了孩子样的明朗和善良神情的、小小的一头金发的头的魅力。她的孩子气的表情,加上她身材的纤美,构成了她的特别魅力,那魅力他完全领会到了;但是一向使他意外惊倒的,是她那双温柔、静穆和诚实的眼睛的眼神,特别是她的微笑,那总是把列文带进仙境中,他在那里感觉得眷恋难舍,情深意切,就像他记得在童年一些日子里所感觉的一样。
“您来了很久了吗?”她说,把她的手给他,“谢谢您,”当他拾起从她暖手筒里落下的手帕的时候,她补充说。
“我?没有,没有多久……昨天……我是说今天……我刚到的,”列文回答,因为情绪激动,一下子没有听懂她的问题。
“我要来看您,”他说,想起了他来看她的目的,他立即不好意思起来,满脸涨红了。“我不知道您会溜冰,而且溜得这样好。”
她注意地看着他,好像要探明他困惑的原因似的。
“您的称赞是值得重视的。这里有一种传说,说您是最好的溜冰家,”她说,用戴着黑手套的小手拂去落在她暖手筒上的碎冰。
“是的,我从前有个时期对于溜冰很热心。我想要达到完美的境界。”
“您做什么事都热心,我想,”她微笑着说。“我那样想看您溜冰。穿上冰鞋,我们一道溜吧。”
“一道溜!莫非真有这种事吗?”列文想,凝视着她。
“我马上去穿,”他说。
于是他去租冰鞋。
“您很久没有来了,先生,”一个侍者说,扶起他的脚,把溜冰鞋后跟拧紧。“除了您,再也没有会溜冰的先生了!行吗?”
他说,拉紧皮带。
“哦,行,行;请快一点!”列文回答,好容易忍住了流露在他脸上的快乐的微笑。“是的,”他想,“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幸福!·一·道,她说,·让·我·们·一·道·溜!现在就对她说吗?但是那正是我怕讲的原因哩。因为现在我是幸福的,至少在希望上是幸福的……而以后呢?……但是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懦弱滚开吧!”
列文站起来,脱下大衣,在小屋旁边的崎岖的冰场上迅速地滑过去,到了平滑的冰面上,于是毫不费力地溜着,调节着速度,转换着方向,像随心所欲似的。他羞怯地走近她,但是她的微笑又使他镇定下来。
她把手伸给他,他们并肩前进,越溜越快了,他们溜得越快,她把他的手也握得越紧。
“和您一道,我很快就学会了;不知为什么,我总相信您。”
她说。
“您靠着我的时候,我也就有自信了,”他立刻因为自己所说的话吃了一惊,脸都涨红了。事实上,他一说出这句话来,她的面孔就立刻失掉了所有的亲密表情,好像太阳躲进了乌云一样,而且列文看出了他所熟悉的她那表示心情紧张的面部表情的变化:在她的光滑的前额上浮现出皱纹。
“您有什么不愉快吗?……不过我没有权利问的,”他急忙地说。
“为什么?……不,我没有什么不愉快,”她冷淡地回答:立刻她又补充说:“您没有看见M-lle Linon吧?”
“还没有。”
“那么到她那里去吧,她是那样喜欢您。”
“怎么回事?我惹恼了她。主啊,帮助我!”列文想,他飞跑到坐在长凳上的满头白色鬈发的法国老妇人那里去。她微笑着,露出一口假牙,像老朋友一样迎接他。
“是的,你看我们都长大了,”她对他说,向基蒂那边瞥了一眼,“而且老了。Tiny bear[小熊]也长大了!”法国妇人继续说,笑了起来,她提醒他曾把这三个年轻的姑娘比做英国童话里的三只熊的笑话。“您记得您常常那样叫她们吗?”
他简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是为了这句笑话她笑了十年,而且很爱这句笑话。
“哦,去溜冰,去溜冰吧!我们的基蒂也学得很会溜了,可不是吗?”
当列文跑回到基蒂那里的时候,她的脸色不那么严厉了,她的眼睛带着和她以前一样的真诚亲切的神情望着他,但是列文觉得在她的亲切里有一种故作镇静的味道。他感到忧郁。谈了一会她的年老的家庭女教师和她的癖性以后,她问起他的生活。
“您冬天在乡下难道真的不寂寞吗?”她说。
“不,我不觉得寂寞,我非常忙,”他说,感觉到她在用平静的调子影响他,他没有力量冲破,正像初冬时候的情形一样。
“您要住很久吗?”基蒂问。
“我不知道,”他回答,没有想他在说什么。他的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假如他接受了她的这种平静的友好调子,他又会弄得毫无结果地跑回去,因此他决定打破这局面。
“您怎么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完全在您,”他说了这话立刻觉得恐怖起来。
是她没有听到他的话呢,还是她不愿意听,总之,她好像绊了一下,把脚踏了两下,就急忙从他身边溜开。她溜到M-lleLi-non那里,对她说了几句什么话,就向妇女换冰鞋的小屋走去了。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慈悲的上帝!帮助我,指引我吧!”列文说,在内心祈祷着,同时感到需要剧烈运动一下,他四处溜着,兜着里外的圈子。
正在那个时候,一个年轻人,滑冰者中最优秀的新人,穿着溜冰鞋从咖啡室走出来,口里衔着一支香烟,他从台阶上一级一级地跳跃着跑下来,他的溜冰鞋发出嚓嚓的响声。他飞跑下来,连两手的姿势都没有改变就溜到冰上去了。
“哦,这倒是新玩意!”列文说,立刻跑上去试这新玩意。
“不要跌断您的头颈!这是要练习的呀!”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对他喊叫。
列文走上台阶,从上面老远跑过来,直冲下去,在这不熟练的动作中,他用两手保持着平衡。在最后一级上他绊了一下,但是手刚触到冰,就猛一使劲,恢复了平衡,笑着溜开去了。
“他是多么优美,多么温和呀!”基蒂想,那时她正同M-lleLinon一道从小屋里走出来,带着平静的多情的微笑望着他,好像望着亲爱的哥哥一样。“这难道是我的过错,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人家说是卖弄风情……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可是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快乐,他是那样有趣!不过他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呢?……”她默想着。
看见基蒂要走,和她母亲在台阶上接她,列文,由于剧烈的运动弄得脸都红了,站着沉思了一会。随后他脱下了溜冰鞋,在花园门口追上了她们母女。
“看到您我很高兴,”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说。“我们和平常一样,礼拜四招待客人。”
“今天就是礼拜四!”
“我们会很高兴看见您,”公爵夫人冷淡地说。
这种冷淡使基蒂难过,她忍不住要弥补母亲的冷淡。她回转头来,微笑地说:“晚上见!”
正在这个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歪戴着帽子,脸和眼睛放着光,像一个胜利的英雄一样跨进了花园。但是当他走近他岳母的时候,他用忧愁和沮丧的语调回答她关于多莉的健康的询问。在和他岳母低声而忧郁地谈了一两句话以后,他就又挺起胸膛,挽住列文的胳膊。
“哦,我们就走吗?”他问。“我老想念着你,你来了,我非常,非常高兴,”他说,意味深长地望着他的眼睛。
“好的,我们就走吧,”快活的列文回答,还听见那声音在说:“晚上见!”而且还看见说这话时的微笑。
“英国饭店[莫斯科的一家饭店]呢,还是爱尔米达日饭店?”——
“随便。”
“那么就去英国饭店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选了这个饭店,因为他在这里欠的账比在爱尔米达日欠的多,因此他认为避开它是不对的。“你雇马车了吗?……那顶好,因为我已经打发我的马车回去了。”
两个朋友一路上差不多没有说话。列文正在寻思基蒂脸上表情的变化是什么意思;一会自信有希望,一会又陷于绝望。分明看到他的希望是疯狂的,但他还是感到,现在比她没有微笑和说“晚上见”这句话以前,他跟那时候完全判若两人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路上净在琢磨晚餐的菜单。
“你喜不喜欢比目鱼?”他对列文说,当他们到达的时候。
“什么,”列文反问。“比目鱼?是的。我·非·常喜欢比目鱼。”
十
当列文和奥布隆斯基一道走进饭店的时候,他不由得注意到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脸孔和整个的姿态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也可以说是一种被压抑住的光辉。奥布隆斯基脱下外套,帽子歪戴着,踱进餐室,对那些穿着燕尾服,拿着餐巾,聚拢在他周围的鞑靼侍者吩咐了一声。他向遇见的熟人左右点头,这些人在这里也像在任何旁的地方一样很欢悦地迎接他,然后他走到立食餐台前,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片鱼,先开开胃,跟坐在柜台后面,用丝带、花边和鬈发装饰着的,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说了句什么话,引得那个法国女人都开怀地大笑了。列文连一点伏特加都没有尝,只因为那个好像全身都是用假发、poudrederiz[法:香粉]和vinaigredetoi Blette[法:化妆醋]装扮起来的法国女人使他感到那样厌恶。他连忙从她身旁走开,好像从什么龌龊地方走开一样。他的整个心灵里充满了对基蒂的怀念,他的眼睛里闪耀着胜利和幸福的微笑。
“请这边来,大人!这边没有人打扰大人,”一个特别噜苏的白发苍苍的老鞑靼人说,他的臀部非常大,燕尾服的尾端在后面很宽地分开来。“请进,大人,”他对列文说;为了表示他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尊敬,对于他的客人也同样殷勤。
转眼之间,他把一块新桌布铺在已经铺上桌布的、青铜吊灯架下面的圆桌上,把天鹅绒面椅子推上来,手里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面前,等待着他的吩咐。
“要是您喜欢,大人,马上就有雅座空出来;戈利岑公爵同一位太太在里面。新鲜牡蛎上市了。”
“哦!牡蛎。”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迟疑起来了。
“我们改变原定计划,如何,列文?”他说,把手指放在菜单上。他的面孔表现出严肃的踌躇神情。“牡蛎是上等的吗?
可得留意。”水浒传
“是佛伦斯堡[德国城市,渔业中心]的,大人。我们没有奥斯坦特[比利时城市,重要的渔港]的。”
“佛伦斯堡的就行了,但是不是新鲜的呢?”
“昨天刚到的。”
“那么,我们就先来牡蛎,然后把我们的原定计划全部改变,如何?呃?”
“在我都一样。我顶喜欢的是蔬菜汤和麦粥;但是这里自然没有那样的东西。”
“大人喜欢俄国麦粥吗?”鞑靼人说,弯腰向着列文,像保姆对小孩说话一样。
“不,说正经话,凡是你所选的自然都是好的。我刚溜过冰,肚子饿了。不要以为,”他觉察出奥布隆斯基脸上的不满神色,补充说,“我不尊重你的选择。我是欢喜佳肴美味的。”
“我希望那样!不管怎样,食是人生的一桩乐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那么,伙计,给我们来两打——或许太少了——来三打牡蛎也好,再加上蔬菜汤……”
“新鲜蔬菜[法语音菜单],”鞑靼人随声附和说。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显然不愿意给予他用法文点各种菜名的快乐。
“加蔬菜,你知道。再来比目鱼加浓酱油,再来……烤牛肉;留心要好的。哦,或者再来只阉鸡,再就是罐头水果。”
鞑靼人记起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照法文菜单点菜的习惯,却没有跟着他重复,还是不免给予了自己照菜单把全部菜名念一遍的乐趣:“新鲜蔬菜汤,酱汁比目鱼,香菜烤嫩鸡,蜜汁水果[法语音菜单]……”于是立刻,像由弹簧发动的一样,他一下子把菜单放下,又拿出一张酒单来,呈递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们喝什么酒呢?”
“随你的便,只要不太多……香槟吧,”列文说。
“什么!开始就喝香槟?不过也许你说的不错。你喜欢白标的吗?”
“Cachetblanc[法:白标。高级香槟],”鞑靼人随声附和说。
“很好,那么就给我们把那种牌子的酒和牡蛎一道拿来,我们再看吧。”
“是,先生。那么要什么下菜的酒呢?”
“你给我们拿纽意酒来好了。哦,不,最好是老牌沙白立白葡萄酒。”
“是,先生。·您·的干酪呢,大人?”
“哦,是的,帕尔马[意大利城市]干酪吧。或许你喜欢别的什么吧?”
“不,这在我都一样,”列文说,不禁微笑了。
鞑靼人飘动着燕尾服的尾端跑开去,五分钟内就飞奔进来,端着一碟剥开了珠母贝壳的牡蛎,手指间夹着一瓶酒。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揉了揉浆硬的餐巾,把它的一角塞进背心里,然后把两臂安放好,开始吃起牡蛎来。
“不坏,”他说,用银叉把牡蛎从珠母贝壳里剥出来,一个又一个地吞食下去。“不坏,”他重复说,他的水汪汪的、明亮的眼睛时而望着列文,时而望着鞑靼人。
列文也吃着牡蛎,虽然白面包和干酪会更中他的意。但是他在叹赏奥布隆斯基。就连那鞑靼人,也一面扳开瓶塞,把起泡的葡萄酒倒进精致的酒杯里,一面瞟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露出一种显然可见的满意的微笑,整了整他的白领带。
“你不大欢喜牡蛎,是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干了他那杯酒,“或者你是在想什么心事吧?”
他希望让列文高兴。但是列文也并不是不高兴;他是很局促不安。他满怀心事,在这饭店里,在男人和妇人们用餐的雅座中间,在这一切攘扰和喧嚣里,他实在感到难受和不舒服;周围净是青铜器具、镜子、煤气灯和侍者——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讨厌的。他深怕玷污了充溢在他心中的情感。
“我吗?是的,我是有心事,况且,这一切使我感到局促不安,”他说。“你想像不到这一切对于我这样一个乡下人是多么奇怪,就像我在你那里看到那位绅士的指甲一样奇怪……”
“是的,我看到了可怜的格里涅维奇的指甲使你发生了多么大的兴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
“我真受不了,”列文回答。“你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用乡下人的观点来看看吧。我们在乡下尽量把手弄得便于干活,所以我们剪了指甲,有的时候我们卷起袖子。而这里的人们却故意把指甲尽量蓄长,而且缀着小碟那么大的钮扣,这样,他们就不能用手干什么事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快乐地笑了。
“啊,是的,那正是他用不着做粗活的一种标记。他是用脑力劳动的……”
“也许;但是我还是觉得奇怪,正如这时我就觉得奇怪,我们乡下人总是尽快地吃了饭,好准备干活去,而这里,我们却尽量延长用餐的时间,因此,我们吃牡蛎……”
“噢,自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但是那正是文明的目的——使我们能从一切事物中得到享乐。”
“哦,如果那是它的目的,我宁可做野蛮人。”“你本来就是一个野蛮人。你们列文一家都是野蛮人呢。”
列文叹息着。他想起了他哥哥尼古拉,感到羞愧和痛苦,他皱起眉头;但是奥布隆斯基开始说到一个立刻引起他注意的题目。
“啊,我问你今晚要到我们的人那里去,我是说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吗?”他说,他的眼睛含意深长地闪耀着,他一面推开空了的粗糙的贝壳,把干酪拉到面前来。
“是的,我一定要去,”列文回答,“虽然我觉得公爵夫人的邀请并不热情。”
“瞎说!那是她的态度……喂,伙计,汤!……那是她的派头——grandedame[法:贵妇人]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也要来的,但是我先得赴巴宁伯爵夫人的音乐排练会。哦,你怎么不是野蛮人呢?你怎样解释你突然离开莫斯科?谢尔巴茨基家的人屡次向我问起你,好像我应当知道似的。其实我知道的只是你老做旁人不做的事。”
“是的。”列文缓慢而激动地说,“你说得对,我是一个野蛮人,只是,我的野蛮不在于我离开了,而在于我现在又来了。我现在来……”
“啊,你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呵!”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嘴说,凝视着列文的眼睛。
“为什么?”
“‘我由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出自普希金《歌颂享乐生活》,奥布隆斯基两次引用得都不准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声朗诵。“你前程无限。”
“那么,你一生已经完了吗?”
“不,还不能说完了,不过将来是你的,现在是我的。而且就是现在——也不是美满的。”
“怎么回事?”
“啊,事情相当糟。但是我不愿谈到我自己,而且我也无法解释这一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哦,你到莫斯科来有什么事?……喂!收走!”他叫鞑靼人。
“你猜得到吗?”列文回答,他的炯炯有光的两眼紧盯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身上。
“我猜得到,但是我不好先开口。由此你就可以看出来我猜得对不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带着微妙的笑容望着列文。
“那么,你有什么意见?”列文用颤动的声调说,感到自己脸上所有的筋肉都颤动了。“你怎样看这问题?”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容地干了他那杯沙白立酒,目不转睛地望着列文。
“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是我更盼望的了,——没有!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但是你没有弄错?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列文说,他的眼睛紧盯着对方。“你想这可能吗?”
“我想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
“不!你真以为可能吗?不,告诉我你的一切想法!啊,但是假使……假使我遭到拒绝……真的,我想一定……”
“为什么你要这样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看见他的兴奋模样笑了起来。
“我有时觉得会这样。你要知道,那对于我是可怕的,对于她也是一样。”
“哦,无论如何,这对于一位少女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所有的少女都以人家向她求婚为荣。”
“是的,所有少女,但不是她。”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他深知列文的那种感情,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少女应当分成两类:有一类——她以外的全世界的少女,那些有着所有人类缺点的少女,最普遍的少女;另外一类——她一个人,丝毫弱点都没有,而且超出全人类。
“停一停,加上点酱油,”他说,拦住了列文正在推开酱油瓶的手。
列文服从地加了点酱油,但是他不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吃晚餐了。
“不,停一会,停一会,”他说,“你要知道这是我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除了你,我不能够对旁人说起这话。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完全不一样,趣味和见解,一切一切都不相同;但是我知道你喜欢我而且了解我,所以我也非常喜欢你。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坦坦白白地对我说吧。”
“我就是在告诉你我所想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但是我再说一点:我的妻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想起了他和他妻子的关系,沉默了一会,又说,“她有先见之明。她看得透人,不仅这样,她会未卜先知,特别是在婚事方面。比方,她预言沙霍夫斯科伊公爵的小姐会嫁给布伦登。谁也不相信这个,但是后来果然这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她不仅喜欢你——她并且说基蒂一定会做你的妻子。”
听了这些话,列文的脸突然放光了,浮上了微笑,一种近乎感动得流泪的微笑。
“她那样说!”列文叫起来。“我总是说她真是个好人,你的夫人。但是这事已经说得够了,够了,”他说,从座位上站起来。
“好的,但是请坐下吧。”
但是列文坐不住了。他迈着平稳的步伐在这鸟笼般的房间里来回踱了两趟,眨着眼睛,使眼泪不致落下来,然后才又在桌旁坐下。
“你要知道,”他说,“这不是恋爱。我恋爱过,但是这不是那么回事。这不是我的感情,而是一种外界的力占据了我。我跑开了,你知道,因为我断定那是不可能的事,你懂吧,像那样的幸福大地上是没有的;但是我心里在斗争,我明白我没有这个就活不下去了。而且这事一定要解决……”
“那么你为什么跑开呢?”
“噢,停一会!噢,真是千头万绪!我有多少问题要问呀!听我说。你简直想像不到你刚才说的话对我起了什么作用。我是这样快活,我简直变得可憎了;我忘记了一切。我今天听到我哥哥尼古拉……你知道,他来了……我甚至连他都忘了。在我看来,好像他也是快乐的。这是一种疯狂。但是有一件事很可怕……你是结过婚的,你懂得这种感情……可怕的是,我们——老了——过去……没有恋爱,只有罪恶……突然要和一个纯洁无暇的人那么接近;这是可厌恶的,所以人不能不感到自己配不上。”
“啊,哦,他过去并没有许多罪恶。”
“啊哟!依然是一样。”列文说,“‘当我怀着厌恶回顾我的生活的时候,我战栗,诅咒,痛悔……’[引自普希金的诗《回忆》]是的。”——
“有什么办法呢?尘世就是这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始终喜欢的那个祷告:‘不要按照我应得的赏罚,要按照你的慈爱饶恕我。’又有这样她才能饶恕我。”
十一
列文饮干了他的那杯酒,他们沉默了一会。
“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你认识弗龙斯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列文。
“不,我不认识。你为什么问这个?”
“再来一瓶酒!”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吩咐鞑靼人,他恰恰在不需要他在场的时候替他们斟满了酒,在他们周围转悠。
“我为什么要认识弗龙斯基呢?”
“你必须认识弗龙斯基的原因,就是,他是你的情敌之一。”
“弗龙斯基是谁?”列文说,他的脸突然由奥布隆斯基刚才还在叹赏的孩子般的狂喜神色变成忿怒和不愉快的了。
“弗龙斯基是基里尔·伊万诺维奇·弗龙斯基伯爵的儿子,是彼得堡贵族子弟中最出色的典范。我是在特维尔认识他的,那时我在那里供职,而他到那里去招募新兵。他非常有钱、漂亮、有显贵的亲戚,自己是皇帝的侍从武官,而且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和蔼的男子。但他还不只是一个和蔼的男子,如我回到这里以后察觉出来的——他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且聪明得很;他是一个一定会飞黄腾达的人。”
列文皱起眉头,哑口无言了。
“哦,你走了以后不久他就来到这里,照我看,他在狂热地恋爱着基蒂,而且你明白她母亲……”
“对不起,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忧郁地皱着眉说。他立刻想起了他哥哥尼古拉,他真恨自己会忘记他。“你等一等,等一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微笑着,触了触他的手。
“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了你,我再说一遍,在这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事件中,照人们所能推测的看来,我相信你准有希望。”
列文仰靠到椅子上;他的脸色苍白了。
“但是我劝你尽快把事情解决了,”奥布隆斯基继续说,斟满他的酒杯。
“不,谢谢,我再也不能喝了,”列文说,推开酒杯。“我要醉了……哦,告诉我你近况怎样?”他继续说下去,显然想要改变话题。
“再说一句:无论如何我劝你赶快解决这个问题。今晚我劝你不开口的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早去走一遭,正式提出婚事,上帝赐福你……”
“啊,你不是总想到我那里去打猎吗?明年春兴一定来吧,”列文说。
现在他心里万分懊悔他不该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谈这场话。他那种·特·殊·的感情被彼得堡的一位什么士官跟他做了情敌的话,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推测和劝告玷污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他知道列文心里在想什么。
“我隔些时一定来的,”他说。“但是女人,朋友,她们是旋转一切的枢轴。我的状况不好,不好得很呢。而这都是由于女人的缘故。坦白地告诉我,”他继续说,取出一支雪茄,把一只手放在酒杯上:“给我出个主意吧。”
“哦,怎么回事?”呼啸山庄
“是这么回事。假定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人迷住……”
“对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么可以用过餐以后马上又到面包店里去偷面包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比平常更发亮了。
“为什么不?面包卷有时候那么香,人简直抵抗不了它的诱惑!
Himmlischist’s,wennichbezwungen Meineirdische Begier;
Abernochwenn’snichtgelungenHatt’ichauchrechthubsch Plaisír!”[德:“当我克制了尘世的情欲,固然是圣洁无比;但当我没有做到时,我也曾纵情欢乐!”出自施特劳斯歌剧《蝙蝠》(一八七四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边这样说,一边微妙地微笑着。列文也不由得微笑了。
“是的,说正经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说。“你要明白,那女子是一个可爱的、温柔的、多情的人儿,孤苦伶仃,把一切都牺牲了。现在既然木已成舟,你想,难道可以抛弃她吗?就假定为了不要扰乱自己的家庭生活而离开她,难道就不可以怜悯她,使她生安定,减轻她的痛苦吗?”
“哦,对不起。你知道在我看来女人可以分成两类……至少,不……更恰当地说:有一种女人,有一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良好的堕落女子’[出自普希金的《在瘟疫盛行时的宴会》],而且我永远不会看见,像坐在柜台旁边的那个满从鬈发的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那样的家伙,我觉得简直是害虫,而一切堕落的女人都是一样。”
“但是玛达林[耶稣所赦的妓女,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呢?”
“噢,别这么说吧!基督是不会说这种话的,要是他知道这些话会怎样地被人滥用。在整个《福音书》中,人们只记得这些话。但是我还没有说我所想的,而只是说我所感到的。我对于堕落的女子抱着一种厌恶感。你怕蜘蛛,而我怕这些害虫。你大概没有研究过蜘蛛,不知道它们的性情;而我也正是这样。”
“你这么说可真不错,活像狄更斯小说中那位把所有难题都用左手由右肩上抛过去的绅士。但是否认事实是不解决问题的。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你的妻子老了,而你却生命力非常旺盛。在你还来不及向周围观望以前,你就感觉到你不能用爱情去爱你的妻子,不论你如何尊敬她。于是突然发现了恋爱的对象,你就糟了,糟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绝望的神情说。
列文微笑着。
“是的,你就糟了,”奥布隆斯基继续说。“但是怎么办呢?”
“不要偷面包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起来。
“啊,道学先生!但是你要明自,这里有两个女人:一个只是坚持她的权利,而那些权利就是你的爱情,那是你不能够给予她的;而另一个为你牺牲一切,毫无所求。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做才好呢?可怕的悲剧就在这里。”
“假使你愿意听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意见,我就对你说,我不相信这里有什么悲剧。理由是这样的:照我想,恋爱……两种恋爱,你记得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在他的《酒宴》里所规定的作为人类的试金石之用的两种恋爱[柏拉图在《酒宴》中一作中以对话的形式阐述他的恋爱学说,他认为有“两种恋爱”——世俗的、肉体的恋爱和纯洁的精神恋爱]。有些人只了解这一种,有些人只了解另一种。而那些只懂得非柏拉图式恋爱的人是不需要谈悲剧的。在那样的恋爱中不会有什么悲剧。‘我很感谢这种快乐,再见!’——这就是全部悲剧了。柏拉图式恋爱中也不会有什么悲剧,因为在那种恋爱中一切都是清白纯洁的,因为……”
这一瞬间,列文想起了他自己的罪恶和他所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于是他突如其来地加上说:
“但是也许你说得对。说不定……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是这样的,你知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是始终如一的。这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陷。你有始终如一的性格,你要整个生活也是始终如一的——但事实决不是这样。你轻视公务,因为你希望工作永远和目的完全相符——而事实决不是这样。你还要每个人的活动都有明确的目的,恋爱和家庭生活始终是统一的——而事实决不是这样。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和影构成的。”
列文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在想心事,没有听奥布隆斯基的话。
于是突然他们两人都感觉到虽然他们是朋友,虽然他们在一起用餐和喝酒,那本来是应当使他们更加接近的,但各人只想自己的心事,他们互不相关。奥布隆斯基不止一次体验过饭后发生的这种极端的疏远而不是亲密的感觉,他很懂得在这种情形下应当怎样办。
“开账!”他叫着,随即为进隔壁房间里去,在那里他立刻遇到了一个熟识的侍从武官,就跟他谈起某个女演员和她的保护者。在和这侍从武官的谈话中,奥布隆斯基立刻感到了在他和列文的谈话之后的一种轻松舒畅的感觉,列文的谈话总使得他的思想和精神过于紧张。
当鞑靼人拿着总计二十六卢布零几戈比,外加小账的账单走出来的时候,列文对于他份下的十四卢布,在旁的时候一定会像乡下人一样吃惊不小的,现在却没有注意,付了账,就回家去换衣服,到即将在那里决定他的命运的谢尔巴茨基家去。
十二
基蒂·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十八岁。她走进社交界这还是头一个冬天。她在社交界的成功超过了她的两个姐姐,而且甚至超过了她母亲的期望。且不说涉足莫斯科舞会的青年差不多都恋慕基蒂,而且两位认真的求婚者已经在这头一个冬天出现了:列文和在他走后不久出现的弗龙斯基伯爵。
列文在冬初的出现,他的频繁拜访和对于基蒂的明显的恋爱,引起了基蒂的双亲第一次认真地商谈她的将来,而且引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争吵。公爵站在列文一边,他说基蒂配上他是再好也没有了。公爵夫人却用妇人特有的癖性不接触问题的核心,只是说基蒂还太年轻,列文并未表明他有诚意,基蒂也并不十分爱他,以及许多其他的枝节问题;但是她并没有讲出主要的一点,就是,她要替女儿选择个更佳的配偶,列文并不中她的意,她不了解他。当列文突然不辞而别的时候,公爵夫人非常高兴,扬扬得意地对她丈夫说:“你看我说对了吧!”当弗龙斯基出现的时候,她更高兴了,确信基蒂一定会得到一个不只是良好、而且是非常出色的配偶。
在母亲的眼睛里,弗龙斯基和列文是不能相比的。她不喜欢列文那种奇怪的激烈见解,和她认为是归因于他的骄傲的那种在社交界的羞赧姿态,以及他专心致力于家畜和农民的事务的那种她觉得很古怪的生活;她顶不高兴的是,他爱上她女儿时,在她家里出入了有六个礼拜之久,好像他在期待着,观察着什么一样,好像他唯恐提起婚事会使他们受宠若惊,他全不懂得一个男子常去拜访有未婚少女的人家是应当表明来意的。而且突然间,他并没有这样做,就不辞而别了。“幸好他没有迷人的力量使基蒂爱上他,”母亲想。
弗龙斯基满足了母亲的一切希望。他非常富有、聪敏、出身望族,正奔上宫廷武官的灿烂前程,而且是一个迷人的男子。再好也没有了。
弗龙斯基在舞会上公开向基蒂献殷勤,和她跳舞,不时到她家里来,所以他有诚意求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虽然这样,母亲却整整一冬天都处在可怕的不安和激动的心境中。
公爵夫人本人是在三十年前结的婚,由她姑母作的媒,她丈夫——关于他的一切大家早已知道了——来看他的未婚妻,而且让新娘家的人相看一下自己;作媒的姑母探听确实了并传达了双方的印象。印象很好。后来,在约定的日子里,婚事按照预料向她的父母提出,而且被接受了。一切经过都很容易、很简单。至少公爵夫人是这样觉得。但是为她自己的女儿,她感觉到,看来似乎是那么平常的嫁女儿的事并不简单,也不容易。在两个大女儿,达里娅和纳塔利娅出嫁的时候,她担了多少惊,操了多少心,花了多少金钱,而且和她丈夫争执了多少回呀!现在,小女儿又进入社交界了,她又经历着同样的恐惧,同样的忧虑,而且和她丈夫吵得比两个大女儿出嫁时更凶了。老公爵,像所有的父亲一样,对于自己女儿的贞操和名誉是极端严格的;他过分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的女儿,特别是他的爱女基蒂,他处处和公爵夫人吵嘴,说她影响了女儿的声誉。公爵夫人为两个大女儿已习惯于这一套了,但是现在她感觉到公爵更有理由严格要求。她看到近来世风日下,母亲的责任更难了。她看到基蒂那么大年纪的女孩组织什么团体,去听什么演讲,自由地和男子们交际;独自驱车上街,她们中间大部分人都不行屈膝礼,而且,最重要的,她们都坚信选择丈夫是她们自己的事,与她们的父母无关。“现在结婚和从前不同了,”所有这些少女,甚至他们的长辈都这么想而且这么说。但是现在结婚到底是什么样子,公爵夫人却没有听任何人讲过。法国的习俗——父母替儿女决定命运——是人们不接受的,遭到非难。女儿完全自主的英国习俗人们也不接受,而且在俄国的社会是行不通的。由人作媒的俄国习俗不知什么缘故被认为不合宜,受到人人的嘲笑,连公爵夫人本人也在内。但是女儿怎样出嫁,父母怎样嫁女儿,却没有人知道。公爵夫人偶然跟人家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啊哟,现在是抛弃一切陈规旧习的时候了。结婚的是青年人,不是他们的父母;所以应当让青年人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吧。”没有女儿的人说这种话倒还容易,但是公爵夫人却觉得,在和男子接触时,她的女儿也许会产生爱情,爱上一个无意和她结婚的人,或是完全不适宜于做她丈夫的人。尽管公爵夫人常听人说现在青年人应当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她不能相信这个,正如她不能相信五岁小孩最适宜玩的玩具是实弹的手枪一样。因此公爵夫人对于基蒂比对于她的两个姐姐更不放心了。
现在她怕的是弗龙斯基只限于向她女儿献献殷勤就完了,她看出来她的女儿爱他,但是她想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不会那么做的,这样来聊以自慰。但同时她也知道现在流行的自由风气,要使得一个女子着迷是多么容易,一般的男子对于这类的犯罪又是多么不当一回事。上个星期,基蒂告诉母亲她和弗龙斯基跳玛佐卡舞[波兰民间舞]时的谈话。这场谈话使公爵夫人稍稍安了一点心;但是她还是不能够十分放心。弗龙斯基告诉基蒂,他和他哥哥都习惯于听从母亲的话,凡是重要的事情,他们不和她商量是从来不决定的。“现在我等候我母亲从彼得堡来,好像等待特别的幸福似的。”他告诉她。
基蒂转述这番话并没有附加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她母亲却有不同的理解。她知道儿子天天在等待老夫人到来,老夫人一定会高兴她儿子的选择,但是她觉得奇怪的是,他竟会因为怕触怒母亲而不来求婚。可是她是这样渴望结成这门婚事,特别是渴望消除疑惧,竟然把这话信以为真了。不论公爵夫人看到将要离开丈夫的大女儿多莉的不幸有多么伤心,但她为小女儿的命运的焦虑却占据了她全副的心神。今天,随着列文的出现,更给她添了新的焦虑。她恐怕她的女儿——她觉得她有一个时候对列文产生过感情——会出于极端的节操拒绝弗龙斯基,总之她恐怕列文的到来会使快成定局的事情发生波折,以致延搁下来。
“哦,他来了很久了吗?”当她们回到家里,公爵夫人这么说到列文。
“他今天才来的,maman[法:妈妈]。”
“我有件事情要说……”公爵夫人开口说,从她的严肃而激动的脸色,基蒂猜得出她所要说的话。
“妈妈,”她说,脸涨得通红,急速地转向她,“请,请您什么都不要说吧。我知道,我都知道。”
她的希望和她母亲的是一致的,但是母亲的希望的动机却伤害了她。
“我要说的只是给予了一个人希望以后……”
“妈妈,亲爱的,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谈那种事吧。谈那种事多么可怕呀。”
“我不谈,我不谈,”她母亲说,看见了女儿眼睛里的泪水,“但是有一件事,亲爱的;你答应过什么事都不隐瞒我的。
你不会吧?”大卫·科波菲尔
“不会,妈妈,永远不会的,”基蒂回答,红了脸,直视着母亲的面孔;“但是现在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而且我……我……假使我要,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或是怎样说……我不知道……”
“不,她长着这样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母亲想,看见她的兴奋和幸福的模样而微笑着。公爵夫人想到在这可怜的孩子看来,她心里想的事情有多么重大和多么重要,她微笑了。
十三
在饭后,一直到晚会开始,基蒂感觉着一种近乎一个少年将上战场的感觉。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她的思路飘忽不定了。
她感觉到他们两人初次会见的这个晚上将会是决定她一生的关键时刻。她心里尽在想像他们,有时将他们分开,有时两人一起。当她回忆往事的时候,她怀着快乐,怀着柔情回忆起她和列文的关系。幼年时代和列文同她死去的哥哥的友情的回忆,给予了她和列文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诗的魅力。她确信他爱她,这种爱情使她觉得荣幸和欢喜。她想起列文就感到愉快。在她关于弗龙斯基的回忆里,却始终搀杂着一些局促不安的成分,虽然他温文尔雅到了极点;好像总有点什么虚伪的地方——不是在弗龙斯基,他是非常单纯可爱的,而是在她自己;然而她和列文在一起却觉得自己十分单纯坦率。但是在另一方面,她一想到将来她和弗龙斯基在一起,灿烂的幸福远景就立刻展现在她眼前;和列文在一起,未来却似乎蒙上一层迷雾。
当她走上楼去穿晚礼服,照着镜子的时候,她快乐地注意到这是她最得意的日子,而且她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迫在眉睫的事情。她意识到她外表的平静和她动作的从容优雅。
七点半钟,她刚走下客厅,仆人就报道,“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公爵夫人还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公爵也还没有进来。“果然这样,”基蒂想,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她心上来了。当她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脸色苍白而惊骇了。
那一瞬间,她深信不疑他是故意早来的,趁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向她求婚。到这时整个事情才第一次向她显现出来不同的完全新的意义。到这时她才觉察到问题不只是影响她——和谁她才会幸福,她爱谁——而且那一瞬间她还得伤害一个她所喜欢的男子,而且是残酷地伤害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可爱的人爱她,恋着她。但是没有法子,事情不得不那样,事情一定要那样。
“我的天!我真要亲口对他说吗?”她想。“我对他说什么呢?难道我能告诉他我不爱他吗?那是谎话。我对他说什么好呢?说我爱上别人吗?不,那是不行的!我要跑开,我要跑开。”
当她听见他的脚步声的时候,她已经到了门口。“不!这是不诚实的。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并没有做错事。该怎样就怎样吧,就要说真话。而且和他,不会感到不安的。他来了!”她自言自语,看见了他的强壮的、羞怯的身姿和他那双紧盯着她的闪耀的眼睛。她直视着他的脸,像是在求他饶恕,她把手伸给他。
“时间还没有到,我想我来得太早了,”他说,向空荡荡的客厅望了一望。当他看到他的期望已经实现,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他向她开口的时候,他的脸色变得阴郁了。
“啊,不,”基蒂说,在桌旁坐下。
“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您一个人的时候看到您,”他开口说,没有坐下来,也没有望着她,为的是不致失掉勇气。
“妈妈马上就下来了。她昨天很疲倦……昨天……”
她讲下去,不知道自己嘴里在说些什么,她的恳求的和怜爱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他瞥了瞥她;她羞红了脸,不再说下去了。
“我告诉您我不知道我要在这里住多久……那完全要看您……”
她把头越垂越低了,自己也不知道她怎样回答他将要说的话。
“完全要看您,”他重复着。“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特为这事来的……做我的妻子!”他说出来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觉得最可怕的话已经说了,他突然中止,望着她。
她艰难地呼吸着,没有看他。她欢喜欲狂。她的心里洋溢着幸福。她怎么也没有料到他的倾诉爱情会对她发生这么强烈的影响。但是这只延续了一刹那。她想起了弗龙斯基。她抬起清澈的、诚实的眼睛,望着他的绝望的面孔,她迅速地回答:
“那不可能……原谅我。”
一瞬间以前,她对于他是多么亲近,对于他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呀!而现在她变得和他多么隔阂疏远呀!
“结果一定会这样的,”他说,没有看她。
他鞠了一躬,想要退出去。
十四
但是正在那一瞬间,公爵夫人进来了。当她看见只有他们两个在一道,而且注意到他们的困惑面色时,她的脸上现出了恐怖的神色。列文向她鞠躬,没有说话。基蒂不说话也不抬起眼睛来。“谢谢上帝,她拒绝了他,”母亲想,于是她的脸上闪现了她每逢礼拜四迎接客人时那种素常的微笑。她坐下来,开始问起列文的乡间生活。他又坐下,等待着别的客人到来,好悄悄地溜走。
五分钟以后,基蒂的一个朋友,去年冬天结婚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进来了。
她是一个消瘦、憔悴、病态和神经质的女人,有一双发亮的黑眼睛。她爱基蒂,她对她怀着的爱,正如已婚的女人对于少女经常怀着的爱一样,总想按照自己那套幸福的婚姻理想来替基蒂选择配偶;她愿意她嫁给弗龙斯基。初冬的时惨,她在谢尔巴茨基家里常常遇见列文,她总不喜欢他。当他们遇见的时候她经常的得意的事就是拿他开玩笑。
“要是他妄自尊大看不起我,或者因为我是傻子而不再对我发表他的高明言论,或者屈尊迁就我的时候,我是很欢喜的。我真欢喜那样;看他屈尊迁就我!我真高兴他看我不顺眼,”她常常这样谈论到他。
她说的对,因为列文实在看她不顺眼,并且为了她引以为骄傲的、她认为很优美的东西——她的神经质,她对于一切粗野的日常生活所抱看的那种优雅的轻蔑而冷淡的态度而鄙视她。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和列文中间建立起在社交界中并不少见的那种关系,就是,他们两人虽然在表面上仍旧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却互相轻视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甚至彼此都不认真,彼此连气都不生了。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立刻攻击列文。
“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又回到我们的腐败的巴比伦[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繁华古城,常指奢侈堕落的都市]来了!”她说,把她那纤细的、发黄的手伸给他,想起来他在冬初曾经说过莫斯科是巴比伦那么一句话。“那么,是巴比伦改善了呢,还是您堕落了?”她补充说,含着冷笑瞧着基蒂。
“我的话您记得这样清楚,伯爵夫人,我真感到非常荣幸,”列文回答,他已经恢复了平静,而且由于习惯,立刻对诺得斯顿伯爵夫人采取了戏谑的敌视口吻。“那话一定给了您很深刻的印象吧。”
“啊,可不是吗!我总是把您的话通通记下来。哦,基蒂,你又溜过冰吗?……”
于是她开始和基蒂谈话。虽然这时退席在列文是很困难的,但是解决这个困难,比起整个晚上留在这里,看着不时瞥他一眼,又避开他视线的基蒂来,却容易办得多。他正要站起来的时候,公爵夫有看他默不作声,就向他说话。
“您在莫斯科要住很久吗?但是,我想,您忙于县议会的事,不能在外久留吧?”
“不,公爵夫人,我已经不是议员了,”他说。“我在这里要住几天。”
“他出了什么事情,”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想,瞥着他的严肃的、庄重的面孔。“他没有平常那种好辩论的神气。但是我要挑动他。我真喜欢在基蒂面前愚弄他一下,我要这样做。”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她向他说,“请说明给我听,这是什么道理,这些事情您通通知道的。在我们的领地卡卢加村里,农民们和女人们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通通喝光了,弄到现在交不上我们的租子。这是什么道理?您是一向那样称赞农民的。”
这时候另外一位太太走进房里来了,列文站了起来。
“原谅我,伯爵夫人,但是这种事情我实在一点都不知道,不能告诉您什么。”他说,回头看见了跟在那位太太后面走进来的一个军官。
“那一定是弗龙斯基,”列文想,为了证实这点,他望了望基蒂。她早看到了弗龙斯基,又回头望着列文。单从她那双在无意间变得更加明亮的眼神看来,列文就知道她爱那人,知道得就像她亲口告诉了他一样确切。但是他是怎样一种人呢?
现在,无论结果好坏,列文只得留在这里。他一定要弄清楚她恋爱的男子是个怎么样的人物。
有些人,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面,遇到成功的敌手的时候,马上就不睬他的一切优点,只看到缺点。反之,也有些人,他们顶希望在幸运的敌手身上找出胜过自己的特点,带着剧烈的创痛专门寻找长处。列文属于第二种人。但是他要找弗龙斯基的长处和吸引人的地方,并不费力。这是一目了然的。弗龙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黑发男子,不十分高,生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决的面孔。他的整个容貌和风姿,从他的剪短的黑发和新剃的下颚一直到他的宽舒的、崭新的军服,都是又朴素又雅致的。给进来的那位太太让了路,弗龙斯基走上公爵夫人面前,然后走到基蒂面前。
当他走近她的时候,他的美丽的眼睛放射出特别温柔的光辉,脸上微微露出幸福的、谦逊而又得意的微笑(列文这样觉得),小心而恭顺地向她鞠躬,把他的不大而宽的手伸给她。
向每个人都寒暄了几句,他坐下来,唯独没有看列文一眼,而列文的眼光却没有离开过他。
“让我来介绍,”公爵夫人指看列文说。“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
弗龙斯基站起来,亲切地望着列文,和他握了握手。
“今年冬天我本来要和您一道吃饭的。”他说,浮着他那单纯坦率的微笑;“但是您突然回到乡下去了。”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鄙视并且憎恶城市和我们这些城里人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
“我的话一定给了您很深刻的印象,使您记得这样清楚,”
列文说,突然意识到这话他刚才已经说过,他脸红了。
弗龙斯基望着列文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微笑着。
“您常住在乡下吗?”他问。“我想冬天一定很寂寞吧?”
“只要有工作做,是不会寂寞的;况且,一个人也并不寂寞。”列文唐突地回答。
“我喜欢乡间,”弗龙斯基说,注意到,但装做没有注意列文的语调。
“但是我想,伯爵,您总不会赞成老住在乡下吧,”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住过很久。我曾经感到过一种奇怪的心情,”他继续说。“我从来没有那么怀念过乡村,那有树皮鞋和农民的俄国乡村,像我和我母亲一道在尼斯[法国城市]过冬的时候那样。尼斯本身就够沉闷了,您知道。而那不勒斯和索伦托[意大利城市]②也只有住一个短时期才有趣。在那里的时候,我总是怀念俄国,特别是怀念俄国的乡村。好像……”
他向着基蒂和列文两个人说话,把他的沉静的、亲切的眼光从一个移到另一个身上,显然他是在畅所欲言。
看到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要说什么话,他突然停住,没有说完话,就留心地听她。
谈话没有片刻停顿,以致公爵夫人藏着防备话题缺乏时用的两门重炮——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以及普遍兵役制——根本用不着搬出来,同时诺得斯顿伯爵夫人也没有得到机会来打趣列文。
列文想要参与但又不能够参与众人的谈话,时刻都在暗自念叨说:“现在走吧,”但是他却仍旧没有走,好像在等待什么一样。
谈话转移到扶乩[一种不借物力而致几桌动摇之法,和中国降神术乩相似]和灵魂上面来;相信降神术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开始讲述起她目击的奇迹。
“噢,伯爵夫人,您一定要带我去,发发慈悲,带我去看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神奇古怪的事,虽然我老在到处寻找,”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很好,下礼拜六,”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回答。“但是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相信这个吗?”她问列文。
“您为什么问我?您知道我会怎样说的。”
“但是我要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意见就是,”列文回答,“这种扶乩仅只证明了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不比农民高明。他们相信毒眼[看人即使人受害的眼睛],相信巫术和预兆,而我们……”
“哦,那么您不相信吗?”
“我不能相信,伯爵夫人!”
“但是假如我亲眼看见过呢?”
“农妇也说她们看见过妖怪。”
“那么您以为我在说谎?”
于是她发出不快的笑声。
“哦,不,玛莎,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只不过说他不能相信罢了,”基蒂说,为列文脸红了,而且列文也觉察到了这点,这就使他更加恼怒了,想要回答,但是弗龙斯基以他那明快坦率的微笑为这场将要弄得不欢而散的谈话解了围。
“您完全不承认有这种可能吗?”他问。“但是为什么不呢?我们承认我们还未掌握的电的存在,为什么就不会有另外我们还未认识的旁的新的动力,那……”
“当电被发现的时候,”列文连忙插嘴说,“只是这个现象被发现了,它从何而起,有何作用,还是不知道的,过了许多年代,人们才想到应用它。但是降神术者一开头就是桌子写字,灵魂降临,直到后来才开始说这是一种未知的力。”
弗龙斯基像平素一样注意地听列文说,显然对他的话发生了兴趣。
“是的,但是降神术者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种力是什么,但是有这么一种力,而且这些就是它发生作用的条件。让科学家去探究这种力是怎样发生的吧。不,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会有新的力,如果……”
“因为电气,”列文又插嘴说,“您每次在羊毛上磨擦松香,都会呈现出一定的现象,但是这个却并不是每次都发生,所以这不是自然现象。”
大概感到这种谈话对在座的宾客太严肃了,弗龙斯基没有答辩,只是为了竭力改变话题起见,他愉快地微笑着,转向女士们。
“让我们立刻试一试吧,伯爵夫人,”他说;但是列文要说完他的想法。
“我想,”他继续说,“降神术者企图把他们的奇迹解释成某种新的自然力,那是徒劳无功的。他们大胆地谈论灵魂力,而又竭力使它受物质的测验。”
大家都在等他说完,而他也感觉到了。
“我想您可以做第一流的通灵家,”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您总是很热心的。”
列文张开嘴,想要说什么,但是脸红了,就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马上来试一试扶乩,”弗龙斯基说。“公爵夫人,您允许吗?”
于是弗龙斯基站起来,用目光寻找着小桌。
基蒂起身去搬桌子,当她走过去的时候,她的眼光和列文的相遇了。她从心底怜悯他,特别是因为他的痛苦都是她造成的。“要是您能原谅我,就请原谅我吧,”她的眼神说,“我是这样地快乐。”
“我憎恶所有的人,包括您和我自己,”他的眼神回答,然后他拿起帽子来。但是他还是走不脱。恰巧在他们围拢到桌子旁边,而列文正要退去的时候,老公爵进来了,和女士们招呼了一下之后,就转向列文说。
“噢!”他快乐地开口了。“来了好久吗?你到城里来了我连知都不知道呢。看见你真高兴。”
老公爵对列文讲话,有时用“您”,有时用“你”,他拥抱列文,在和他说话时没有注意到弗龙斯基已经站起来了,正在静静地等候公爵转向他。
基蒂感到在那事情发生之后她父亲的亲热会使得列文多么痛苦。她同时又看到她父亲最后是怎样冷淡地向弗龙斯基回了一礼,以及弗龙斯基是怎样温良而又困窘地望着她父亲,好像竭力要了解但又不能了解怎样和为什么有人会对他怀着敌意,于是她脸红了。
“公爵,让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到我们这里来吧,”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我们要做试验。”
“什么试验?扶乩吗?哦,你们得原谅我,女士们和先生们,但是我看投铁环还要有趣得多,”老公爵说,望着弗龙斯基,而且猜出了这是他的主意。“投铁环至少还有一点意思。”
弗龙所基用坚定的眼光惊异地望着老公爵,于是,微微一笑,立刻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谈起将在下星期举行的盛大舞会。
“我希望您去,”他对基蒂说。双城记
老公爵刚一离开,列文就悄悄地走出去,他那天晚上带走的最后印象是在回答弗龙斯基关于舞会的询问时基蒂那微笑的、幸福的脸色。
十五
晚会散后,基蒂告诉母亲她和列文的谈话,虽然她怜悯列文,但是她想到有人向她·求·过·婚,还是觉得很快乐。她深信她做得对。但是她上床以后好久都睡不着。一个印象一直萦绕在她心头。这就是当列文一面站着听她父亲说话,一面瞥着她和弗龙斯基的时候,他那满面愁容,皱着眉,一双善良的眼睛忧郁地朝前望着。她是这样为他难过,不由得眼泪盈眶了。但是立刻她想起了牺牲他换来的那个男子。她历历在目地回想着他那堂堂的、刚毅的面孔,他的高贵而沉着的举止,和他待人接物的温厚。她想起了她所爱的人对于她的爱,于是她的心中又充满了喜悦,她躺在枕头上,幸福地微笑着。“我难过,我真难过,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她对自己说;但是内心的声音却告诉了她不同的事。她懊悔的是她引起了列文的爱情呢,还是她懊悔拒绝了他,她不知道。但是她的幸福却被疑惑所损坏了。“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吧!”她暗自重复着说,直到她睡着了的时候。
同时,在下面公爵的小书房里,又发生了一场双亲时常为爱女而引起的口角。
“什么?我告诉你什么吧!”公爵叫嚷着,挥着手臂,立刻又把身子紧紧裹在松鼠皮睡衣里。“就是你没有自尊心,没有尊严;你就用这种卑俗愚蠢的择配手段来玷污和毁掉你的女儿!”
“但是,真的,我的天啊,公爵,我做了什么呀?”公爵夫人说,差不多哭出来了。
她和她女儿谈话之后兴高采烈地照常来向公爵道晚安,虽然她没有打算告诉他列文的求婚和基蒂的拒绝,但是她向她丈夫暗示了一下,在她看来和弗龙斯基的事已经定妥了,只等他母亲一到,他就会宣布的。一听到这话,公爵马上发火了,开始说出难听的话来。
“你做了什么?我告诉你吧:第一,你竭力在勾引求婚的人,全莫斯科都会议论纷纷,而且并非没有理由的。假使你要举行晚会,就把所有的人都请来,不要单请选定了的求婚者。把所有的花花公子(公爵这样称呼莫斯科的年轻人)都请来吧。雇一个钢琴师,让大家跳舞;可不要像你今天晚上所做的那样,去找配偶。我看了就头痛,头痛,你这样做下去非得把这个可怜的女孩带坏了。列文比他们强一千倍。至于这位彼得堡的公子,他们都是机器造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型的,都是些坏蛋。不过即使他是皇族的血统,我的女儿也用不着他。”
“但是我做了什么呀?”
“你……”公爵怒吼着。
“我知道如果听你的活,”公爵夫人打断他,“我们的女儿永远嫁不出去了。要是那样,我们就该住到乡下去。”
“哦,我们最好那样。”
“但是且慢。难道我勾引了他们吗?我完全没有勾引他们。一个青年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人,爱上了她,而她,我想……”
“啊,是的,你想!假如她当真爱上了他,而他却像我一样并不想要结婚,可怎么办呢?……啊,但愿我没看到就好了!……噢!降神术!噢!尼斯!噢!舞会!”公爵想像自己是在摹拟她,每说一句话,就行一下屈膝礼。“这样,我们就真在造成基蒂的不幸;要是她真的起了念头……”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猜想呢?”
“我不是猜想;我知道!我们对于这种事是有眼光的,可是女人家却没有。我看出一个人有诚意,那就是列文;我也看到一头孔雀,就像那个喜欢寻欢作乐的轻薄儿。”
“啊,你一有了成见的时候,……”
“哦,你会想起我的话来的,但到那时就迟了,正像多莉的情形一样。”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谈了,”公爵夫人打断他,想起了不幸的多莉。
“那么好,晚安!”
于是互相画了十字,夫妻就吻别了,都感觉着各人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公爵夫人开头确信那个晚上已经决定了基蒂的前途,弗龙斯基的意思也已毫无怀疑的余地;但是她丈夫的话却把她搅乱了。回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对不可测知的未来感到恐怖,她也像基蒂一样,心里好几次重复着说:“主,怜悯我;主,怜悯我;主,怜悯我吧!”
十六
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过过真正的家庭生活。他母亲年轻时是出色的交际花,在她的结婚生活中,特别是在以后的孀居中有过不少轰动社交界的风流韵事。他的父亲,他差不多记不得了,他是在贵胄军官学校里受教育的。
以一个年轻出色的士官离开学校,他立刻加入了有钱的彼得堡的军人一伙。虽然他有时涉足彼得堡的社交界,但是他的所有恋爱事件却总是发生在社交界以外。
过了奢华而又放荡的彼得堡的生活之后,他在莫斯科第一次体味到和社交界一个可爱的、纯洁的、倾心于他的少女接近的美妙滋味。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和基蒂的关系会有什么害处。在舞会上,他多半总是和她跳舞;他是他们家里的常客。他和她谈话,好像人们普通在社交场中谈话一样——各种无意思的话,但对于她,他不由得在那些无意思的话上面加了特别的意义。虽然他没有对她说过任何在别人面前不能说的话,但是他感觉得她越来越依恋他了,他越这样感觉得,他就越欢喜,而对她也就越是情意缠绵了。他不晓得他对基蒂的这种行为有一个特定的名称,那就是向少女调情而又无意和她结婚,这种调情是像他那样风度翩翩的公子所共有的恶行之一。他以为他是第一个发现这种快乐的,他正在尽情享受着他的发现。
要是他能听到那晚上她父母所说的话,要是他替她的家庭设身处地想一想,而且知道了如果他不和基蒂结婚,她就会不幸,他是一定会非常吃惊,不会相信的。他不能相信,那件给了他,特别是给了她这么大的乐趣的事情竟会是不正当的。他尤其不能相信他应当结婚。
结婚这件事,对他说来好像从来当作没有可能的。他不但不喜欢家庭生活,而且家庭,特别是丈夫,照他所处的独身社会的一般见解看来,好像是一种什么无缘的、可厌的、尤其是可笑的东西。可是虽然弗龙斯基丝毫没有猜疑到她父母所说的话,但在那天晚上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和基蒂两人之间的秘密的精神联系在那晚上变得更加巩固,非采取什么步骤不可了。但是能够而且应当采取什么步骤呢,他却想不出来。
“绝妙的是,”他想,当他从谢尔巴茨基家回来的时候,这种时候他通常获得了一种一半是由于他整晚没有抽烟而产生的纯洁而清新的快感,和她对他的爱情所引起的新的情意。
“绝妙的是我和她都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从眼色和声调的无形的言语里我们是这样互相了解,今晚她比什么时候都更明白地告诉了我她爱我。多么可爱,单纯,尤其是多么信赖呵!我感觉到自己变好了,变纯洁了。我感到我有了热情,我具有了许多美点。那双可爱的、脉脉含情的眼睛呀!当她说:‘我真的……’
“那么怎样呢?哦,没有什么。这对我好,对她也好。”于是他开始思量到什么地方去消磨这个晚上。雾都孤儿
他寻思着他可去的地方。“俱乐部?玩培齐克[一种牌戏];跟伊格纳托夫去喝香槟?不,我不去。到ChaCateaudesfleurs[法:花之城。此处指按巴黎夜总会建成的游艺场,莫斯科的“花之城”设在彼得罗夫公园]去?在那里我可以找到奥布隆斯基,有唱歌,有坎坎舞[法国舞蹈]。不,我厌烦了。这就是我所以喜欢谢尔巴茨基家的缘故,我在那里渐渐变好了。我要回家去。”他一直走回兑索旅馆他自己的房间,用了晚餐,然后脱掉衣服,他的头刚一触到枕头,就睡熟了。
十七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弗龙斯基驱车到彼得堡火车站去接他的母亲,他在大台阶上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布隆斯基,他在等候坐同一班车来的他的妹妹。
“噢!阁下!”奥布隆斯基叫。“你接什么人?”
“我母亲,”弗龙斯基回答,微笑着,像凡是遇见奥布隆斯基的人一样。他和他握手,他们一同走上台阶。“她今天从彼得堡来。”
“我昨晚等你一直等到两点钟。你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以后到哪里去了?”
“回家去了,”弗龙斯基回答。“老实说,昨晚我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感到这样愉快,我不想再到旁的地方去了。”
“‘我由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声朗诵,正像他对列文说过的一样。
弗龙斯基带着好像并不否认的神气微笑着,但是他立刻改变了话题。
“你接什么人呢?”他问。
“我?我来接一位美丽的女人,”奥布隆斯基说。
“当真!”
“Honnisoitquimalypense[法:以卑鄙的眼光看别人,是可耻的]!我的妹妹安娜。”
“噢!卡列宁夫人吗?”弗龙斯基说。
“你一定认识她吧?”
“我好像认识。也许不认识……我真记不得了,”弗龙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卡列宁这个名字使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某个执拗而讨厌的人。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那位有名的妹夫,你一定知道的吧。全世界都知道他呢。”
“我所知道的仅只是他的名声和外貌。我听说他聪明,博学,并且还信宗教……但是你知道这都不是……not in my line[英语:不是我所擅长的],”弗龙斯基用英语说——
“是的,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多少有点保守,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评论着,“一个了不起的人。”
“哦,那于他更好了,”弗龙斯基微笑着说。“哦,你来了!”他对站在门边的他母亲的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仆人说。“到这里来。”
除了奥布隆斯基普通对于每个人所发生的魅力之外,弗龙斯基最近所以特别和他亲近,还因为在他的想像里他是和基蒂联系着的。
“哦,你看怎样?我们礼拜天请那位女歌星吃晚饭吗?”他带着微笑对他说,挽着他的手臂。
“当然。我正在邀伴。啊,你昨天认识我的朋友列文了吗?”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是的;但是他走得早一点。”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奥布隆斯基继续说。“不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弗龙斯基回答,“所有莫斯科的人——自然我眼前这位朋友除外,”他戏谑地插入一句,“都有些别扭。他们都摆出架势,发脾气,仿佛他们都要叫旁人晓得厉害似的………”
“是的,那是真的,的确是那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愉快地大笑起来。
“火车快到了吗?”弗龙斯基问一个铁路上的职员。
“火车到的信号发出了。”那人回答。
火车的驶近由于车站上的忙碌的准备、搬运夫们的奔跑、巡警与站员的出动和接客的人们的到来而越发明显了。透过寒冷的蒸气可以看见穿着羊皮短袄和柔软的长毡靴的工人们跨过弯曲线路的铁轨。从铁轨远处可以听到汽笛的咝咝声和什么沉重物体的响声。
“不,”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急于要把列文想向基蒂求婚的心思告诉弗龙斯基。“不,你对于我的列文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有时固然闷闷不乐,但是他有时却是很可爱的。他有诚实忠厚的性格和黄金一般的心。但昨晚有特别的原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继续说,把他昨天对他朋友所表示的真挚的同情完全忘记了,又对弗龙斯基产生了同样的同情。“是的,他所以要弄得不是特别快乐,就是特别不快乐,是有原因的。”
弗龙斯基站住了,开门见山地问道:
“怎么回事?难道他昨天向你的be11esoeur[法语:姨妹]求婚了吗?”——
“也许,”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猜想昨天有那种事。是的,假使他走得早,而且不高兴,那一定是……他恋爱了好久,我替他很难过。”
“原来这样!……但是我想她可能期望得到一个更好的配偶,”弗龙斯基说,挺起胸膛,又来回地走着,“固然我还不认识他,”他补充说。“是的,这种情况真是叫人痛苦!所以许多人宁愿去逛花街柳巷。在那种地方,假使你没有弄到手,那只证明你的钱还不够,但是在这儿,就要看你的人品了。哦,火车到了。”
火车头果真已在远处鸣汽笛。一会儿以后,月台开始震动起来,喷出的蒸气在严寒的空气量低低地散布着,火车头向前转动,中轮的杠杆缓慢而有节奏地一上一下地动着,司机的穿得暖暖的弯着腰的身体布满了白霜;在煤水车后面,一节里面有一条狗在吠着的行李车进了站,车走得慢了,但月台却震动得更厉害起来;最后客车进站了,摆动了一下才停下来。
一个灵活的乘务员在火车还开动时就吹着口哨跳下来,性急的乘客也一个一个地跟着他跳下来:一个挺直身子、严厉地四处张望的近卫士官;一个提着小包,笑容满面的匆匆忙忙的小商人;一个肩上背着包袱的农民。
弗龙斯基站在奥布隆斯基旁边注视着客车和走下车的乘客们,完全忘掉了他母亲。他刚才听到的关于基蒂的事使他兴奋和欢喜。他的胸膛不觉挺起来,他的眼睛闪烁着。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胜利者。
“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在那节车厢里,”那灵活的乘务员走到弗龙斯基面前说。
乘务员的话惊醒了他,使他不能不想到他母亲和他同她即将到来的会面。他心里并不尊敬他母亲,而且也不爱她,只是他自己不承认罢了,但是照他所处的社会的见解,照他自己所受的教育,他除了极其尊敬和顺从他母亲,不可能有别的态度,而表面上越是顺从和尊敬,他心里就越是不尊敬越不爱她。
十八
弗龙斯基跟着乘务员向客车走去,在车厢门口他突然停住脚步,给一位正走下车来的夫人让路。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这位夫人的风姿,弗龙斯基就辨别出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他道了声歉,就走进车厢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的整个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优美文雅的风度,而是因为在她走过他身边时她那迷人的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弗龙斯基已经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她的脸上,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弯曲了的隐隐约约的微笑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整个的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
弗龙斯基走进车厢。他母亲,一位长着黑眼睛和鬈发的干瘦的老太太,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她的儿子,她那薄薄的嘴唇泛着微笑。她从座位上站起,把手提皮包递给她的使女,伸出她的干瘦的小手让她儿子吻,随后扶起他的头来,在他面颊上吻了吻。
“你接到我的电报了吗?你好吧?谢谢上帝。”
“您一路平安吧?”她儿子说,在她旁边坐下,不由自主地倾听着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他知道这是他在门边遇见的那位夫人的声音。
“我还是不同意您,”那位夫人说。
“这是彼得堡式的见解,夫人。”
“不是彼得堡式的,只是妇人之见罢了,”她回答。
“哦,哦,让我吻吻您的手。”
“再见,伊万·彼得罗维奇。您能不能去看看我哥哥在不在,叫他到我这里来?”那妇人在门边说,又走进车厢里。
“哦,您找到您的哥哥了吗?”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向那位夫人说。
弗龙斯基这时才明白这就是卡列宁夫人。
“令兄来了。”他立起身来说。“失礼得很,我刚才不知道是您,而且,我们相交是这样浅,”弗龙斯基鞠着躬。“您一定记不起我来了吧。”
“啊,不,”她说,“我应当认识您的,因为令堂和我一路上只谈论您。”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终于让那股压抑不住的生气流露在她的微笑里。“还没有看到我哥哥。”
“去叫他,阿列克谢,”老伯爵夫人说。
弗龙斯基出去走到月合上,叫着:鲁滨孙漂流记
“奥布隆斯基!到这里来!”
卡列宁夫人并不等她哥哥走过来,一看到他,她就迈着她那轻盈的、坚定的步伐走下车去。她哥哥一走近她,她就用左臂搂住他的脖颈,那动作的坚定和娴雅使弗龙斯基为之惊异,她迅速地把她哥哥拉到面前,热烈地和他接吻。弗龙斯基凝视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直微笑着,他也说不出为什么来。但是记起他母亲等待着他,他又走回车厢去。
“可爱极了,不是吗?”伯爵夫人说到卡列宁夫人。“她丈夫让她和我坐在一个车厢里,我也高兴和她一道。我们一路上净谈天。而你,我听说……vousfilezleparfaitamour.Tantmieux,moncher,tantmieux.[法:你们情投意合。好极了,我亲爱的,好极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maman,”儿子冷淡地回答。“哦,ma-man,我们走吧。”
卡列宁夫人又走进车厢来向伯爵夫人道别。
“哦,伯爵夫人,您见着了令郎,我也见到了我哥哥,”她说。
“我的闲谈通通扯完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对您说的了。”
“啊,不,”伯爵夫人拉着她的手说。“我可以和您走遍天涯,永无倦意。您是那样一个逗人喜欢的女人,和您一道,谈话愉快,沉默也愉快。可是不要为您的儿子焦心;您不能期望永远不分别。”
卡列宁夫人立定了,挺直身子,她的眼睛微笑着。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伯爵夫人向她儿子说明,“有一个八岁的孩子,她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她这回把他丢在家里老不放心。”
“是的,伯爵夫人和我一直在谈着,我谈我儿子,她谈她的,”卡列宁夫人说,她的脸上又闪耀着微笑,一丝向他发出的温存的微笑。
“我想您一定感到厌烦了吧,”他说,敏捷地接住了她投来的卖弄风情的球。但是她显然不愿用那种调子继续谈话,她转向老伯爵夫人。
“多谢您。时间过得那么快。再见,伯爵夫人。”
“再见,亲爱的!”伯爵夫人回答。“让我吻一吻您的美丽的脸蛋。我索性说句倚老卖老的话,我实在爱上您了呢。”
这句话虽是老套,但卡列宁夫人却显然打心眼里相信这话,而且觉得非常高兴。她羞红了脸,微微弯着腰,把她的面颊凑近伯爵夫人的嘴唇,然后又挺直身子,她的嘴唇和眼睛之间飘浮着微笑,她把手伸给弗龙斯基。他紧紧握着她伸给他的纤手,她也用富于精力的紧握,大胆有力地握着他的手,那种紧握好像特别使他快乐似的。她走了出去,她那迅速的步子以那么奇特的轻盈姿态支撑着她的相当丰满的身体。
“迷人得很呢,”老夫人说。
这也正是她儿子所想的。他的眼睛紧盯着她,直到她的优美的身姿看不见了,微笑还逗留在他的脸上。他从窗口看到她怎样走上她哥哥面前,挽住他的胳膊,开始热切地告诉他一些什么事情,一些显然和他弗龙斯基不相干的事情,这可使他苦恼了。
“哦,maman,您好吗?”他转向他母亲重复说。
“一切都如意。Alexandre[法:亚历山大]长得很好,Marie[法:玛利亚]也长得漂亮极了。她顶有趣呢。”
于是她开始告诉他她最感兴味的事情——她孙儿的洗礼,她是专为这事到彼得堡去的,以及沙皇对她大儿子的特殊恩宠。
“拉夫连季来了,”弗龙斯基望着窗外说。“要是您高兴,我们现在就走吧。”
跟伯爵夫人来的老管家走进车厢来禀告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伯爵夫人站起身来预备走。
“来;现在没有什么人了,”弗龙斯基说。
使女携着手提包和小狗,管家和搬运夫携着旁的行李。弗龙斯基让母亲挽住他的手臂;但是恰好在他们走出车厢的时候,突然有好几个人惊惶失措地跑过去。站长也戴着他那顶色彩特异的帽子跑过去。
显然有什么意外事故发生了。离开车站的人群又跑了回来。
“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卧轨死的!……
轧碎了!……”这类的惊呼从走过去的人群中传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着他妹妹,走了回来,他们也露出惊慌的样子,在车门口站住,避开人群。
太太们走进车厢里,而弗龙斯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随人群去探听这场灾祸的详情。
一个护路工,不知道是喝醉了酒呢,还是因为严寒的缘故连耳朵都包住了呢,没有听见火车倒退过来的声音,被车轧碎了。
在弗龙斯基和奥布隆斯基转来之前,太太们已经从管家那里打听到了一切事实。
奥布隆斯基和弗龙斯基都看到了那被轧碎了的尸体。奥布隆斯基显然很激动。他皱着眉,好像要哭的样子。
“噢,多怕人呀!噢,安娜,要是你看到了啊!噢,多怕人呀!他不住地说。
弗龙斯基没有说话;他的漂亮的面孔是严肃的,但却十分镇静。
“啊,要是您看到了啊,伯爵夫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的妻子在那里……看了她真怕人呀!……她扑到尸体上。他们说他一个人养活一大家人。多怕人呵!”
“不能替她想点办法吗?”卡列宁夫人用激动的低声说。
弗龙斯基望了她一眼,就立刻走出车厢。
“我马上就回来,maman,”他在门口回过头来说。
几分钟以后他转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在和伯爵夫人谈那新来的女歌星,同时伯爵夫人在焦急地朝门口望着,等待着她儿子。
“现在我们走吧,”弗龙斯基走进来,说。
他们一道走出去。弗龙斯基和他母亲走在前面。卡列宁夫人和她哥哥走在后面。他们走到车站门口的时候,站长追上了弗龙斯基。
“您给了副站长两百卢布。请问是赏给什么人的?”
“给那寡妇,”弗龙斯基说,耸耸肩。“我以为用不着问哩。”
“你赏的吗?”奥布隆斯基在后面叫,紧握着他妹妹的手,他补充说:“做了好事,做了好事!他不是一个顶好的人吗?
再见,伯爵夫人。”
于是他和他妹妹站定了,寻找她的使女。
当他们出车站的时候,弗龙斯基家的马车已经走了。走出来的人们还在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
“死得多可怕呀!”一个走过的绅士说。“据说他被碾成两段了。”
“相反地,我以为这是最简易的死法——一瞬间的事,”另一个评论着。
“他们为什么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呢?”第三个说。
卡列宁夫人坐进马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惊讶地看到她的嘴唇在颤抖,她竭力忍住眼泪。
“怎么回事,安娜?”他问,当他们已经走了几百俄丈[1俄丈合2.134米]的时候。
“这是不祥之兆,”她说。
“胡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来了,这是最要紧的事。你想像不到我是怎样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你认识弗龙斯基很久了吗?”她问。
“是的,你知道,我们都希望他和基蒂结婚哩。”
“啊?”安娜低声说。“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事吧。”她补充说,摇摇头,好像她要摇落肉体上什么多余的、压迫着她的东西似的。“我们来谈谈你的事情吧。我接到你的信,就来了。”
“是的,我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那么,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于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讲述起来。
到家的时候,奥布隆斯基扶他妹妹下了马车,叹了口气,握了握她的手,就驱车上衙门去了。
十九
当安娜走进房间来的时候,多莉正和一个已经长得像他父亲一样的金发的胖小孩一道坐在小客厅里,教他的法语课。那小孩一边读着,一边不住地扭弄着一粒快要从短衣上脱落的钮扣,竭力想把它扯下来。他母亲好几次把他的手拿开,但是那胖胖的小手又去摸那粒钮扣。他母亲扯下钮扣,放进她的口袋里。
“手不要动,格里沙,”她说,又拿起她的针线——她做了好久的被单来,她总是在心里抑郁的时候做这种活,现在她焦躁地编织着,移动着手指,计算着针数。虽然她昨天对她丈夫声言过,他妹妹来不来不关她的事,但是她为她的来临准备了一切,而且在兴奋地期待着她的小姑。
多莉被忧愁压倒,完全被忧愁吞没了。但是她还记得安娜,她的小姑,是彼得堡一位最重要的人物的夫人,是彼得堡的grandedame”。因为这种情形,所以她没有实行她威吓她丈夫的话——那就是说,她并没有忘记她的小姑快要来了。
“毕竟,这事一点也不能怪安娜,”多莉想。“我只觉得她的为人再好也没有了,而且我看她对待我也只有亲切和友爱。”实在说,就她所记得的她在彼得堡卡列宁家的印象,他们的家庭生活本身她是并不喜欢的;在他们的家庭生活的整个气氛上有着虚伪的味道。“但是我为什么不应当招待她呢?只要她不来安慰我就好啦!”多莉想。“一切安慰、劝告、基督式的饶恕,这一切我想了一千遍,全没有用处。”
这些日子,多莉孤单单地和小孩们在一道。她不愿谈起她的忧愁,但是那忧愁填满了她的心,她又不能够谈旁的事。她知道她一定会设法把一切都告诉安娜,有时她想到能够痛快地诉说一场,觉得高兴,但是有时想到她不能不向她,他的妹妹诉说自己的屈辱,而且要听她那老一套忠告和安慰的言辞,就又觉得生气了。
她时时刻刻在等候她,不住地看表,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恰恰放过了她的客人到来的那一刻,因此她没有听见铃声。
听到门口有裙子的縩縩声和轻轻的脚步声,她回头一望,在她那憔悴的脸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欢喜,而是惊愕。她站起身来,拥抱她的小姑。
“哦,已经来了?”她说,吻着她。
“多莉,我看见你多高兴呀!”
“我也高兴呢,”多莉说,无力地微笑着,竭力想由安娜脸上的表情探测出她知道了情况没有。“她多半知道了,”她想,注意到安娜面上所表现的同情。“哦,来,我带你到你的房间里去。”她继续说,竭力想把密谈的时间尽量地拖延下去。
“这是格里沙吗?啊哟,他长得多大了!”安娜说,于是吻吻他,眼光没有离开多莉,她站定,脸涨红了。“不,我们就在这里吧。”
她取下头巾和帽子,帽子缠住了她的鬈曲的乌黑头发,她摆了摆头,摇落了头发。
“你只健康,又幸福,红光满面!”多莉差不多嫉妒似地说。
“我?……。是的,”安娜说。“啊哟,塔尼娅!你跟我的谢廖沙是同岁呢,”她对跑进来的小女孩说。她抱住她,吻着。
“逗人爱的小姑娘,逗人爱啊!都让我看看吧。”
她提起所有的小孩,不但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且记得他们出生的年月,他们的性情,他们害过的疾病;这就使多莉不能不感激了。
“很好,我们去看他们吧,”她说。“可惜瓦夏睡了。”
看过小孩以后,她们在客厅里坐下来喝咖啡,现在只剩下她们两个了。安娜拿起托盘,随后又把它推开。
“多莉,”她说,“他告诉我了。”
多莉冷淡地望着安娜。她在等待着老一套的同情的话语;
但是安娜却没有说那种话。
“多莉,亲爱的!”她说,“我不愿在你面前替他说情,也不想安慰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亲爱的,我只是从心里替你难过,难过!”
从她那浓密的睫毛下面的发亮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眼泪。她挪得离她的嫂嫂更近些,把她的手握在她的有力的小手里。多莉没有缩回手去,但是她的面孔依然没有失去那冷冰冰的表情。她说:
“安慰我是不可能的。那事情发生以后,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完了!”
她一说完这个,她的脸就突然变柔和了。安娜拿起多莉的干瘦的手,吻了吻,说:
“但是,多莉,怎么办,怎么办呢?处在这种可怕的境地中怎样办才好呢——这就是你应当考虑的。”
“一切都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多莉说。“而最糟的,你知道,就是我不能甩脱他。有小孩子们,我给束缚住了。可是我又不能和他一起生活,我见了他就痛苦极了。”
“多莉,亲爱的,他虽然对我说了,但是我要从你口里听听,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多莉探问一般地望着她。理智与情感
纯真的同情和友爱表现在安娜的脸上。
“好吧,”她突然说。“但是我要从头告诉你。你知道我是怎样结婚的。受了maman给我的教育,我不只是天真,我简直是愚蠢。我什么都不懂。我听人家说男人把自己从前的生活通通告诉妻子,但是斯季瓦……”她改口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你也许不相信,我从前一直以为我是他接近过的唯一的女人。我就这样生活了八年。你想想,我不仅不怀疑他有什么不忠实,而且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你且想一想,抱着这种念头突然发觉了这种可怕的丑恶的事……你替我想想吧。完全相信自己的幸福,而突然之间……”多莉忍住呜咽,继续说,“看到一封信……他给他的情妇,也就是我的小孩们的家庭女教师的信。不,太可怕了呀!”她迅速地掏出手帕捂住脸。“我可以了解一时的感情冲动,”她停了停继续说,“但是用心地、狡猾地欺瞒我……而且是和什么人呀?一边做我的丈夫,一边和她在一道……多可怕呀!你不明白……”
“不,我明白!我明白!多莉,亲爱的,我完全明白,”安娜说,紧握着她的手。
“你以为他晓得我的处境的可怕吗?”多莉继续说。“一点都不!他很快乐和满足哩。”
“啊,不!”安娜赶紧打断她。“他也很可怜,他悔恨得什么似的……”
“他还能够悔恨吗?”多莉插嘴说,留神地凝视着她小姑的面孔。
“是的,我了解他,我看了他真替他难过。我们两人都了解他。他心肠好,但是他也骄傲,而现在他是这样地感到无地自容。使我最感动的就是……(在这里安娜猜着了最使多莉感动的事)有两件事使他苦恼:一件是为了孩子们的缘故他感到羞愧,一件是他爱你——是的,是的,他爱你胜于世界上的一切,”她赶紧打断要来反驳的多莉,“他伤害了你,刺伤了你的心。‘不,不,她是不会饶恕我的了,’他老在说。”
多莉若有所思地向她小姑身旁望去,一面听着她的话。
“是的,我知道他的处境是可怕的;有罪的比无罪的更难受,”她说,“假使他感到一切不幸都是他的罪过造成的。但是我怎么能够饶恕他呢,我怎么能够继她之后再做他的妻子呢?现在和他在一起生活对于就简直是痛苦,正因为我珍惜我过去对他的爱情……”
呜咽打断了她的话。
但是好像故意似地,每一次她软下来的时候,她就又开始说些使自己愤怒的事情。
“你知道她又年轻又漂亮,”她继续说。“你想,安娜,我的青春和美丽都失去了,是谁夺去的?就是他和他的小孩们啊。我为他操劳,我所有的一切都为他牺牲了,而现在自然随便什么新的、下贱的女人都更能迷住他。他们一定在一起议论我,或者,更坏,他们竟不议论,你明白吗?”怒火又在她的眼睛里燃烧。“往后他会对我说……嗨,我还能相信他吗?再也不了。不,一切都完了,那曾经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劳苦的报酬的一切……你相信吗,我刚才在教格里沙念书:这曾经是我的快乐,现在却成了痛苦。我辛辛苦苦为的什么呢?为什么要有小孩呢?可怕的是我一下子横了心,我没有了爱和温情,对他只有憎恶,是的,憎恶。我恨不得杀死他。”
“亲爱的多莉,我都明白,但是不要苦恼你自己。你是这样悲伤,这样愤慨,以致你许多事情都看不清楚了呢。”
多莉沉静下来,有两分钟两人都沉默着。
“怎么办呢?替我想想吧,安娜,帮助我吧!我什么都想过了,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安娜也想不出办法,但是她的心立刻对她嫂嫂的每句话、每个表情的变化起了共鸣。
“我只有一点要说,”安娜开口了。“我是他妹妹,我知道他的性格,那种健忘的性情(她在额前做了个手势),那种易于入迷但是也易于后悔的性情。他现在简直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的。”
“不,他懂得的,他懂得的!”多莉插嘴说,“但是我……你忘了我……这能宽我的心吗?”
“且慢。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并没有觉察到你处境的可怕。我只看到他那方面,只看到家庭破裂了;我为他难过,但是和你谈话以后,我作为一个女人,看法就完全不同了。我看到了你的痛苦,我真说不出我是多么为你难过!但是,多莉,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心里对他还有多少爱情。这只有你知道——是不是还够你饶恕他的。要是那样,就饶恕了他吧!”
“不,”多莉开口说,但是安娜打断了她,又吻了吻她的手。
“我比你更懂人情世故,”她说。“我懂得像斯季瓦那样的男子对于这类事情是怎样看法的。你说他曾和她一道议论你。那是决不会的。这类男子也许是不忠实的,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却看得很神圣。他们对这些女人总还是轻视的,她们破坏不了他们家庭的感情。他们在她们和自己家庭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但事实是这样的。”
“是的,但是他和她亲了嘴……”
“多莉,别这么说,亲爱的。斯季瓦和你恋爱的时候我也看到的。我记得那时候他跑到我面前来,哭着,谈着你,在他的心目中你是那样富有诗意和崇高,我知道他和你在一起生活得越久,你在他眼中就变得越崇高了。你记得我们常笑他每说一句话一定要夹进一句:‘多莉真是一个难得的女子呢。’你在他看来一直像神一样,现在也还是这样,他这回对你不忠实也并非出于本心……”
“但是假如再那样呢?”
“那是不会的,我想……”
“是的,可是假使是你的话,你能够饶恕吧?”
“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是的,我能够,”安娜想了一会说。她在心里想像了一下这情形,在内心的天平上衡量了一下,补充说:“是的,我能够,我能够,我能够。是的,我会饶恕的。我不能再跟从前一样了,不;但是我会饶恕的,而且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这事一样地饶恕的……”
“啊,自然,”多莉赶紧插嘴,好像在说她想了不止一次的话一样,“否则就说不上饶恕。如果饶恕就应当完完全全饶恕。哦,我们走吧,我带你到你的房间里去,”她站起身来说,在路上她拥抱着安娜。“我的亲爱的,你来了我多么高兴呀。
我觉得好过一些,好过多了。”
二十
那一整天,安娜都在家里,就是说,在奥市隆斯基家里,没有接见任何人,虽然已经有几个认识她的人听说她到了,当天就来拜访她。安娜整个早晨都跟多莉和小孩们在一起。她仅仅送了个字条给她哥哥,叫他一定回来吃午饭。“来吧,上帝是慈悲的,”她写着。
奥布隆斯基在家里吃午饭,谈的话是一般的,他的妻子和他说话的时候叫起他“斯季瓦”来了,她好些日子没有这样称呼过了。夫妻之间还有隔阂,但是现在已不再讲什么分离的话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有解释同和解的可能。
刚用过饭,基蒂就来了。她认得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但不很熟,她现在到她姐姐这里来,不免有几分恐惧,不知道这位人人称道的彼得堡社交界的贵妇人会怎样接待她。但是她却博得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欢喜——这一点她立刻看出来了。安娜显然很叹赏她的美丽和年轻;基蒂还没有定下神来,就感到自己不但受到安娜的影响,而且爱慕她,就像一般年轻姑娘往往爱慕年长的已婚妇人一样。安娜不像社交界的贵妇人,也不像有了八岁的孩子的母亲。如果不是她眼神里有一种使基蒂惊异而又倾倒的、非常严肃、有时甚至忧愁的神情,凭着她的举动的灵活,精神的饱满,以及她脸上那种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睁里流露出来的蓬勃的生气,她看上去很像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郎。基蒂感觉到安娜十分单纯而毫无隐瞒,但她心中却存在着另一个复杂的、富有诗意的更崇高的境界,那境界是基蒂所望尘莫及的。
饭后,当多莉走到自己房里去了的时候,安娜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她哥哥面前,他正在点燃一支雪茄烟。
“斯季瓦,”她对他说,快活地使着眼色,一边替他画十字,一边目示着门边。“去吧,上帝保佑你。”
他扔下雪茄,明白了她的意思,就走到门外去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后,她又回到沙发那里,她原来坐在沙发上,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不知道是因为孩子们看出来他们的母亲喜欢这位姑母呢,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她身上感到了特殊的魅力,两个大点的孩子,而且像孩子们常有的情形一样,小的孩子们跟在大的后面,从用餐前就一直缠住他们新来的姑母,不肯离开她身边。坐得挨近姑母,抚摸她,握住她的纤细的手,吻她,玩弄她的指环,或者至少摸一摸她的裙襞,这在他们中间成了一种游戏了。
“来,来,像我们刚才那样坐,”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在她原来的地方坐下。
于是格里沙又把他的小脸伸进她的腋下,偎在她的衣服上,显出骄傲和幸福的神色。
“你们的舞会什么时候举行呢?”她问基蒂。
“下星期,而且是一个盛大的舞会呢。那是一种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舞会。”
“哦,有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舞会吗?”安娜含着柔和的讥刺说。
“这是奇怪的,但是的确有。在博布里谢夫家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愉快的,在尼基京家里也是一样,而在梅日科夫家里就总是沉闷得很。您没有注意到吗?”
“不,我的亲爱的,对我说已经没有什么使人愉快的舞会了,”安娜说,基蒂在她的眼睛里探出了没有向她开放的那神秘的世界。“我所觉得的,就是有些舞会比较不大沉闷,不大叫人厌倦而已。”
“您怎么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
“我怎么不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安娜问。
基蒂觉察出来安娜知道会得到什么回答。
“因为您什么时候都比旁的人美丽呀。”
安娜是善于红脸的。她微微泛上红晕说:
“第一,从来也没有这种事;第二,即使这样,那对于我又有什么用呢?”
“您来参加这次舞会吗?”基蒂问。
“我想免不了要去的。拿去吧,”她对塔尼娅说,她正在想把那宽松的戒指从她姑母的雪白的、纤细的手指上拉下。
“我真高兴您去呀。我真想在舞会上看见您呢。”
“那么,要是我一定得去的话,我想到这会使您快乐,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格里沙,别揪我的头发,它已经够乱了呢,”她说,理了理格里沙正在玩弄着的一绺散乱了的头发。
“我想像您赴舞会是穿淡紫色的衣裳吧?”
“为什么一定穿淡紫色?”安娜微笑着问。“哦,孩子们,快去,快去。你们听见了没有?古里小姐在叫你们去喝茶哩,”
她说,把小孩们从她身边拉开,打发他们到餐室去了。
“不过我知道您为什么想拉我去参加舞会。您对于这次舞会抱着很大的期望,您要所有人都在场,所有人都去参与呢。”
“您怎么知道的?是呀。”
“啊!您正在一个多么幸福的年龄,”安娜继续说。“我记得而且知道那像瑞士群山上的雾一般的蔚蓝色烟霭,那烟霭遮蔽了童年刚要终结的那幸福时代的一切,那幸福和欢乐的广阔世界渐渐变成了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而走进这条窄路是又快乐又惊惶的,虽然它好像辉煌灿烂……谁没有经过这个呢?”
基蒂微笑着,默不做声。“但是她是怎样经过这个的呢?我真愿意知道她的全部恋爱史啊!”基蒂想着,记起了她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那副俗气的容貌。
“我知道一件事。斯季瓦告诉我了,我祝贺您。我非常喜欢他呢,”安娜继续说。“我在火车站遇见了弗龙斯基。”
“啊,他到了那里吗?”基蒂问,脸涨红了。“斯季瓦对您说了些什么?”
“斯季瓦全说给我听了。我真高兴……我昨天是和弗龙斯基的母亲同车来的,”她继续说:“他母亲不停地讲着他。他是她的娇子哩。我知道母亲们有多么偏心,但是……”
“她母亲对您说了些什么?”
“啊,多得很呢!我知道他是她的娇子,但还是可以看出他是多么侠义呀……比方说,她告诉我他要把他的全部财产都让给他哥哥,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做出了惊人的事,他从水里救起了一个女人。总而言之,他简直是一位英雄呢,”
安娜说,微笑着,想起他在火车站上给人的两百卢布。
但是她没有提起那两百卢布。不知怎的,她想起这个来就不愉快。她总觉得那好像和她有点什么关系,那是不应当发生的。
“她再三要我去看她,”安娜继续说。“我也很高兴明天去看看这位老夫人呢。斯季瓦在多莉房里待了这么久,谢谢上帝,”安娜补充说,改变了话题,就立起身来,在基蒂看来,她心中好像有什么不快似的。
“不,我第一!不,我!”孩子们叫嚷着,他们刚喝完了茶,又跑回他们的安娜姑母这里来了。
“大家一起!”安娜说,于是她笑着跑上去迎接他们,抱起这一群欢天喜地叫着、闹着的小孩,把他们一起摔倒在地上。
二十一
多莉在大人们用茶的时候才走出房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出来。他一定是从另外一扇门走出了妻子的房间。
“我怕你住在楼上冷,”多莉向安娜说,“我要把你搬到楼下来,这样我们就更挨近了。”
“啊,请不要为了我麻烦吧,”安娜回答,凝视着多莉的面孔,竭力想要弄清有没有和解。
“你住在这儿,光线太亮了一点哩,”她的嫂嫂回答。
“我敢对你说,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睡得像土拨鼠一样呢。”
“在谈什么问题?”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他书房里走出来,这样问他妻子。
由他的声调,基蒂和安娜两人都听出来已经和解了。
“我要把安娜搬到楼下来,但是必须挂上窗帘。谁也不会做,我还得亲自动手,”多莉向他回答。
“天晓得,他们完全和好了没有呢,”安娜听了那种冷淡安静的声调,这样想。
“啊,得了,多莉,总是自找麻烦,”她丈夫回答。“哦,要是你愿意的话,一切都由我去做好了……”
“是的,他们一定和好了,”安娜想。
“我知道你是怎样做法的,”多莉回答。“你吩咐马特维去办那办不到的事,自己倒跑开去了,而他会弄得一团糟,”多莉这么说的时候,她的嘴唇翘上去,露出她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
“完完全全和解了,完完全全,”安娜想,“谢谢上帝!”于是庆幸着和解是由她一手促成的,她走到多莉面前,吻了吻她。
“没有那么回事。你为什么老瞧不起我和马特维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轻微的笑意向他妻子说。
那一整晚,多莉,像平常一样,对她丈夫说话时声调里总带点讥讽,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满足和快活的,但也不至于看上去好像他得到饶恕以后就忘掉了他的罪过。
在九点半钟,奥布隆斯基家里围着茶桌进行的特别欢乐和愉快的家庭谈话,被一桩表面看来很简单、但不知怎的却使大家都觉得奇怪的事情所扰乱了。谈到彼得堡共同的熟人时,安娜急忙立起身来。
“我的照片簿里有她的照片,”她说;“我也顺便让你们看看我的谢廖沙,”她补充说,露出母性的夸耀的微笑。
近十点钟,她在平时正和她儿子道晚安,并且常在赴舞会之前先去亲自招呼他睡了,现在她竟离开他这么远,她感觉得难过;不论他们在谈什么,她的心总飞回到她的一头鬈发的谢廖沙那里。她渴望着看看他的照片,谈谈他。抓住第一个口实,她站起身来,迈着轻快的、稳定的步伐去拿照片簿。通到她房间的楼梯正对着大门的温暖的大楼梯口。
恰巧在她离开客厅的时候,铃声从门廊传来。
“这会是什么人呢?”多莉说。
“来接我还嫌早,来看旁的人又太迟了,”基蒂说。
“一定是什么人送公文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嘴说。当安娜走过楼梯顶的时候,一个仆人跑来通报有客人来,而客人本人就站在灯光下。安娜朝下面一望,立刻认出来弗龙斯基,一种惊喜交集的奇异感情使她的心微微一动。他站定了,没有脱下外衣,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什么东西来。恰好在她走到楼梯当中的一刹那,他抬起眼睛,看见了她,他面部的表情罩上了一层困惑和惊惶的神色。她微微点了点头,就走过去,听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她背后大声叫他进来,以及弗龙斯基用平静的、柔和的、沉着的声调谢绝。
安娜拿着照片簿转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告诉他们,他是来问他们明天请一位刚到的名人吃饭的事的。
“他怎样也不肯进来。他真是一个怪人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补充说。
基蒂涨红了脸。她以为只有她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里,又为什么不肯进来。“他到了我家里,”她想,“没有遇到我,猜想我一定在这里,但是他又不肯进来,因为他觉得太晚了,而且安娜又在。”
大家交换了眼色,没有说什么话,开始观看安娜的照片簿。
一个男子在九点半钟去拜访朋友,询问关于计划中的宴会的细目,没有进来,这本来没有什么特别和奇怪的;但是他们却都觉得奇怪。尤其安娜觉得奇怪和蹊跷。
二十二
当基蒂和她母亲走上那灯火辉煌的,两旁布满鲜花,站立着穿红上衣、搽了发粉的仆人的大楼梯的时候,舞会刚开始。从舞厅里传来了好像是从蜂房传来的、不绝的、不疾不徐的究n声;当她们站在两旁摆着花木的梯顶上,在镜子面前最后整理她们的头发和服装的时候,她们听到舞厅里乐队开始奏第一场华尔兹舞时小提琴的准确的、清晰的音调。一个穿便服的矮小老人,在另一面镜子前理了理他两鬓的白发,身上散发着香水的气味,在楼梯上碰见她们,让开了路,显然是在叹赏他所不认识的基蒂。一个没有胡髭的青年,一个谢尔巴茨基老公爵称为“花花公子”的社交青年,穿着敞开的背心,边走边整理他的雪白领带,向她们鞠躬,走过去了之后又回转来请求和基蒂跳一场卡德里尔舞[一种四人组成二对,包含六个舞式的舞蹈]。因为第一场卡德里尔舞她已经答应了弗龙斯基,所以她答应和这位青年跳第二场。一个军官,扣上他的手套,在门边让开路,一面抚摸着胡髭,一面在叹赏玫瑰色的基蒂。
虽然基蒂的服装、发式和一切赴舞会的准备花了她许多劳力和苦心,但是现在她穿了一身套在淡红衬裙上面罩上网纱的讲究衣裳,这么轻飘这么随便地走进舞厅,仿佛一切玫瑰花结和花边,她的装饰的一切细节,都没有费过她或者她家庭片刻的注意,仿佛她生来就带着网纱和花边,头梳得高高的,头上有一朵带着两片叶子的玫瑰花。
在走进舞厅之前,老公爵夫人,想要替她理好丝带的皱褶的时候,基蒂稍稍闪开去。她觉得她身上的一切都该是生来完美的、优雅的、无须乎整理。
这是基蒂最幸福的日子。她的衣裳没有一处不合身,她的花边披肩没有軃下一点,她的玫瑰花结也没有被揉皱或是扯掉,她的淡红色高跟鞋并不夹脚,而只使她愉快。金色的假髻密密层层地覆在她的小小的头上,宛如是她自己的头发一样。她的长手套上的三颗钮扣通通扣上了,一个都没有松开,那长手套裹住了她的手,却没有改变它的轮廓。她的圆形领饰的黑天鹅绒带特别柔软地缠绕着她的颈项。那天鹅绒带是美丽的;在家里,对镜照着她的脖颈的时候,基蒂感觉得那天鹅绒简直是栩栩如生的。别的东西可能有些美中不足,但那天鹅绒却的确是美丽的。在这舞厅里,当基蒂又在镜子里看到它的时候,她微笑起来了。她的赤裸的肩膊和手臂给予了基蒂一种冷澈的大理石的感觉,一种她特别喜欢的感觉。她的眼睛闪耀着,她的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她自己的妩媚而不禁微笑了。当她还没有跨进舞厅,走近那群满身是网纱、丝带、花边和花朵,等待别人来请求伴舞的妇人——基蒂从来不属于那群妇人——的时候,就有人来请求和她跳华尔兹舞,而且是一个最好的舞伴,跳舞界的泰斗,有名的舞蹈指导,标致魁梧的已婚男子,叶戈鲁什卡·科尔孙斯基。他刚离开巴宁伯爵夫人,他是和她跳了第一场华尔兹舞的,于是,观察着他的王国——就是说,已开始跳舞的几对男女——他看见了刚走进来的基蒂,就迈着舞蹈指导所独有的那种特殊的、轻飘的步子飞奔到她面前,连问都没有问她愿不愿意跳,他就伸出手臂抱住她的纤细腰肢。她朝周围望望,想把扇子交给什么人,于是他们的女主人向她微笑着,接了扇子。
“您准时来到了,多么好啊,”他对她说,抱住了她的腰,“迟到真是一种坏习气。”
弯起她的左手,她把它搭在他的肩头上,她那双穿着淡红皮鞋的小脚开始敏捷地、轻飘地、有节奏地合着音乐的拍子在光滑的镶花地板上移动。
“和您跳华尔兹舞简直是一种休息呢,”他对她说,当他们跳华尔兹舞开头的慢步的时候。“妙极了——多么轻快,多么précision[法:准确]。”他向她说了他差不多对所有他熟识的舞伴都说过的话。
听了他的称赞她笑了笑,越过他的肩头继续环顾着舞厅。她不像一个仿佛觉得舞厅里一切面孔都溶成了仙境般幻影的那样初次跳舞的少女;她也不是一个舞得太多以致把舞厅里一切面孔都看熟了而且腻烦了的少女。她是介于两者之间,她很兴奋,但她也能够沉着冷静地去观察周围的一切。在舞厅的左角她看见社交界的精华聚在一起。那里有胸颈赤裸到不能再赤裸的美人丽姬,科尔孙斯基的妻子;有女主人;有克里温的秃头闪耀着,凡是有上流人的地方总可以找到他;青年人向那个方向眺望着,却不敢走近前去;在那里,她的眼睛也看见了斯季瓦,看见了穿着黑天鹅绒衣裳的安娜的优美身姿和头部。他也在那里。基蒂自从拒绝列文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用她的远视眼光,她立刻认出了他,甚至还觉察到他在看她。
“再跳一回吗?您不疲倦吧?”科尔孙斯基说,微微有些气喘了。
“不,谢谢您!”
“我送您到哪里去呢?”
“卡列宁夫人来了,我想……送我到她那里去吧。”
“遵命。”
于是科尔孙斯基放慢脚步跳着华尔兹舞一直向左角的人群舞去,一面不断地在说:“Pardon,mesdames,pardon,parBdon,mesdames.[法语:对不起,太太们,对不起,对不起,太太们]”于是穿过花边、网纱和丝带的海洋航行着,没有触动一根羽毛,他急剧地旋转着他的舞伴,以致她那穿着薄薄的、透明长袜的纤柔脚踝露了出来,而把她的裙裾展成扇形,遮盖了克里温的两膝。科尔孙斯基鞠着躬,整了他的敞开的衬衣胸襟,就挽着她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那里去。基蒂满脸涨红,把她的裙裾从克里温的膝上拉开,于是,微微有点晕眩地向周围望着,寻找安娜。安娜并不是穿的淡紫色衣服,如基蒂希望的,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衣裳,她那看去好像老象牙雕成的胸部和肩膊,和那长着细嫩小手的圆圈的臂膀全露在外面。衣裳上镶满威尼斯的花边。在她头上,在她那乌黑的头发——全是她自己的,没有搀一点儿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三色紫罗兰花环,在白色花边之间的黑缎带上也有着同样的花。她的发式并不惹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只是常常披散在颈上和鬓边的她那小小的执拗的发鬈,那增添了她的妩媚。在她那美好的、结实的脖颈上围着一串珍珠。
基蒂每天看见安娜;她爱慕她,而且常想像她穿淡紫色衣服的模样,但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色衣裳,她才感觉到她从前并没有看出她的全部魅力。她现在用一种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现在她才了解安娜可以不穿淡紫色衣服,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人总是盖过服装,她的衣服在她身上决不会惹人注目。她那镶着华丽花边的黑色衣服在她身上就并不醒目;这不过是一个框架罢了,令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
她站着,像平常一样把身子挺得笔直,而当基蒂走进这一群的时候,她正在跟主人说话,她的头微微转向他。
“不,我不苛责,”她答复某个问题说,“虽然我还不大清楚那件事,”她继续说,耸了耸肩膀,就立刻浮上温柔的庇护的微笑转向基蒂。用急速的、女性的瞥视,她打量着基蒂的服装,把头点了一点——轻微到差不多看不见,但是基蒂却理会到了——对她的装饰和容貌表示赞许之意。“你跳到这房间里来了,”她补充说。
“这是我最忠实的助手,”科尔孙斯基说,向他以前还未曾见过面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鞠躬。“公爵小姐使舞会生色不少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跳一场华尔兹舞吧。”他说,弯了弯腰。
“哦,你们认识吗?”他们的主人问。
“有什么人我们不认识呢?我妻子和我像白狼一样,人人都认识我们呢,”科尔孙斯基回答。“跳一场华尔兹舞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如果可能不跳的话,我还是不跳吧,”她说。
“但是今晚是不可能的,”科尔孙斯基回答。
正在那一瞬间,弗龙斯基走上前来。
“哦,今晚既然不能不跳,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她说,不理睬弗龙斯基在向她鞠躬,她急速地把她的手搭在科尔孙斯基的肩上。
“她为什么不满意他呢?”基蒂想,看出了安娜是存心不向弗龙斯基回礼。弗龙斯基走到基蒂面前去,向她提起第一场卡德里尔舞的事,而且表示他这么久没有去看她,觉得很抱歉。基蒂一边赞赏地注视着安娜跳华尔兹,一边在听他的话。她期望他要求和她跳华尔兹,但是他竟没有这样做,她惊异地望着他。他微微红了脸,连忙请求和她跳华尔兹,但是他刚把手挽住她的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音乐就突然停止了。基蒂凝视着他那和她挨得那么近的脸,这没有得到他反应的情意绵绵的凝视,在以后好久——好几年以后——还使她为了这场痛苦的羞辱而伤心。
“Pardon,Pardon![法:对不起]华尔兹,华尔兹!”科尔孙斯基从这房间的另一端叫着,抓住了他最先碰到的一位年轻小姐,就开始跳起舞来。
二十三
弗龙斯基和基蒂绕着房间跳了好几次华尔兹。跳完华尔兹以后,基蒂走到她母亲面前去,她还没有来得及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上几句话,弗龙斯基就又走来请她跳第一场卡德里尔舞。在跳卡德里尔舞时,没有说什么意味深长的话,他们只断断续续地谈着科尔孙斯基夫妇——他诙谐地把他们描绘成可爱的四十岁的小孩,谈着未来的公共剧场,只有一次,当他和她谈起列文,问他还在不在,而且补充说他很喜欢他的时候,谈话才触动了她的心。但是基蒂对于卡德里尔舞并没有抱着很大期望。她揪着心期待着玛佐卡舞。她想一切都得在跳玛佐卡舞时决定。他在跳卡德里尔舞时没有要求和她跳玛佐卡舞,这事实并没有扰乱了她。她相信她准会和他跳玛佐卡舞,像在以前的舞会上一样,因此她谢绝了五个青年,说她已经和别人约好了跳玛佐卡舞。整个舞会,直到最后一场卡德里尔舞,在基蒂看来都好像一种欢乐的色彩、音响和动作的幻境。她只在感觉得太疲倦了,要求休息的时候,这才停下来。但是当她正在和一个她无法拒绝的讨厌的青年跳最后一场卡德里尔舞的时候,她偶然做了弗龙斯基和安娜的vis-à-vis[法:对舞者]。她从晚会开始以后就没有遇见过安娜,而现在她突然又用一种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了。她在她身上着出了她自己那么熟悉的那种由于成功而产生的兴奋神情;她看出安娜因为自己引起别人的倾倒而陶醉。她懂得那种感情,懂得它的征候,而且在安娜身上看出来了;看出了她眼睛里的颤栗的、闪耀的光辉,不由自主地浮露在她嘴唇上的那种幸福和兴奋的微笑,和她的动作的雍容优雅、准确轻盈。
“谁使得她这样的呢?”她问自己。“大家呢,还是一个人?”和她跳舞的那位困窘的青年讲话乱了头绪,她也不给他提词,她表面上服从着科尔孙斯基的号令,他先叫大家绕个grandrond[法:大圈],然后拖成一条chaine[法:链条],同时她却尽量观察着,她的心越来越痛了。“不,使她陶醉的不是众人的赞赏,而是一个人的崇拜。而那一个人是……难道是他吗?”每次他和安娜说话的时候,喜悦的光辉就在她眼睛里闪耀,幸福的微笑就弯曲了她的朱唇。她好像在抑制自己,不露出快乐的痕迹,但是这些痕迹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在她的脸上。“但是他怎样呢?”基蒂望了望他,心中充满了恐怖。在基蒂看来那么明显地反映在安娜的脸上的东西,她在他的脸上也看到了。他那一向沉着坚定的态度和他脸上那种泰然自若的表情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每当他朝着她的时候,他就微微低下头,好像要跪在她面前似的,而在他的眼睛里只有顺服和恐惧的神情。“我不愿得罪你,”他的眼光好像不时地说,“但是我又要拯救自己,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他脸上流露着,一种基蒂以前从来不曾见过的神色。
他们在谈着共同的熟人,谈论着最无关紧要的话,但是在基蒂看来,好像他们说的每句话都在决定着他们和她的命运。而奇怪的就是实际上他们虽然在谈论着伊万·伊万诺维奇的法语讲得多么可笑,以及叶列茨基小姐怎样可以选择到更佳的配偶,但是这些话对于他们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他们也正如基蒂一样地感觉到了。整个舞会,整个世界,在基蒂心中一切都消失在烟雾里了。只是她所受的严格的教养支持着她,强迫她做别人所要求她的一切,就是跳舞、应酬、谈话、甚至微笑。但是在跳玛佐卡舞之前,当他们开始排好椅子,而几对舞伴正从小房间走进大厅来的时候,一种失望和恐怖的时刻临到了基蒂身上。她拒绝了五个请她伴舞的人,而现在她却没有跳玛佐卡舞的舞伴了。她连被人请求伴舞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她在社交界是这样成功,谁都不会想到她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约好和她跳舞。她想对她母亲说她身体不舒服,要回家去,但是她又没有力量这样做。她的心碎了。
她走到小客厅尽头,颓然坐在安乐椅里。她的薄薄的、透明的裙子像一团云一样环绕着她的窈窕身躯;一只露出的、纤细柔嫩的少女的手臂无力地垂着,沉没在她的淡红色裙腰的皱襞里;在另一只手里她拿着扇子,用迅速的、急促的动作扇着她的燥热的脸。虽然她好像一只蝴蝶刚停在叶片上,正待展开彩虹般的翅膀再向前飞,但她的心却被可怕的绝望刺痛了。
“也许我误会了,也许不是那样吧?”于是她又回想着她所目击的一切。
“基蒂,怎么回事?”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悄悄地踏着地毯走到她面前,说。“我不明白呢。”
基蒂的下唇颤栗起来了,她急速地立起身来。
“基蒂,你不去跳玛佐卡舞吗?”
“不,不,”基蒂用含泪的颤栗声音说。
“他当着我的面请她跳玛佐卡舞,”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知道基蒂会懂得“他”和“她”指的是“谁”。“她说:‘哦,您不和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跳吗?’”
“啊,与我无关呢!”基蒂回答。
除了她自己,谁也不了解她的处境,谁也不知道她昨天刚拒绝了一个她也许热爱的男子,而且她拒绝他完全是因为她轻信了另一个。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找到和她一道跳玛佐卡舞的科尔孙斯基,叫他去请基蒂伴舞。
基蒂加入第一组跳舞,她庆幸她可以不要讲话,因为科尔孙斯基不停地奔走着指挥着他的王国。弗龙斯基和安娜差不多就坐在她对面。她用远视的目光望着他们,当大家跳到一处来的时候,她就逼近地观察他们,而她越观察他们,她就越是确信她的不幸是确定的了。她看到他们感觉得在这挤满了人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弗龙斯基一向那么坚定沉着的脸上,她看到了一种使她震惊的、惶惑和顺服的神色,好像一条伶俐的狗做错了事时的表情一样。
安娜微笑起来,而她的微笑也传到了他的脸上。她渐渐变得沉思了,而他也变得严肃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基蒂的眼光引到安娜的脸上。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脖颈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鬈发是迷人的,她的小脚小手的优雅轻快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但是在她的迷人之中有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
基蒂比以前越来越叹赏她,而且她也越来越痛苦。基蒂感觉得自己垮了,而且她的脸上也显露出这一点来。当弗龙斯基跳玛佐卡舞时碰见她的时候,他没有立刻认出她来,她的模样大变了。
“多愉快的舞会啊!”他对她说,只是为了应酬一下。
“是的,”她回答。
玛佐卡舞跳到一半的时候,重复跳着科尔孙斯基新发明的复杂花样,安娜走进圆圈中央,挑选了两个男子,叫了一位太太和基蒂来。基蒂走上前去的时候恐惧地盯着她。安娜眯缝着眼睛望着她,微笑着,紧紧握住她的手,但是注意到基蒂只用绝望和惊异的神情回答她的微笑,她就扭过脸去不看她,开始和另一位太太快活地谈起来。
“是的,她身上是有些异样的、恶魔般的、迷人的地方,”
基蒂自言自语。
安娜不打算留在这里晚餐,但是主人开始挽留她。
“得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科尔孙斯基说,把她的露出的手臂挽到他的燕尾服的袖子底下,“我打算大大地来一次科奇里翁舞[卡德里尔舞的一种变种]呢!Unbijou[法:迷人]!”
他慢慢地向前移动,竭力想拉她一道走。他们的主人赞许地微笑着。
“不,我不能在这里久留了,”安娜微笑着回答,虽然她脸上带着微笑,但是科尔孙斯基和主人从她的坚定的声调里都听出来她是留不住的了。
“不,实在说,我在莫斯科你们的舞会上跳的舞比我在彼得堡整整一冬天跳的还要多呢,”安娜说,回头望着站在她旁边的弗龙斯基。“我动身之前得稍稍休息一下。”
“那么您明天一定要走吗?”弗龙斯基问。
“是的,我打算这样,”安娜回答,好像在惊异他的询问的大胆;但是当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中的压抑不住的、战栗的光辉和她的微笑使他的心燃烧起来了。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没有留下用晚餐,就回家去了。
二十四
“是的,我是有些令人讨厌的可憎的地方,”当列文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向他哥哥的寓所走去的时候,他想。“我落落寡合。这是骄傲,人家说。不,我并不骄傲。假使我有点骄傲,我就不会使自己落到那种地步了,”他想像着弗龙斯基,他幸福、善良、聪明而又沉着,决不会陷于像他今晚所处的那种可怕的境地。“是的,她一定会挑选他。这是一定的,我不能埋怨谁,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都是我自己不好。我有什么权利以为她愿意和我结成终身伴侣呢?就是什么人,我算个什么?是一个谁都不需要、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一无可取的人呀。”于是他回想起他哥哥尼古拉,愉快地沉浸在这种回忆里。“他说世上的一切都是污秽丑恶的,这话不是很对吗?我们对于尼古拉哥哥的判断未必很公平吧?自然,照普罗科菲——他只看见他穿着破大衣,带着醉意——的观点看来,他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人;但是我所知道的他的确两样一点。我了解他的心灵,而且知道我和他很相像。而我竟没有去探望他,倒来赴宴,到这里来了。”列文走到路灯下,看了看写在袖珍簿上的他哥哥的住址,于是雇了辆马车。在赴他哥哥寓所的长途中,列文历历在目地回忆着他所熟知的他哥哥尼古拉一生中的一切事件。他想起他哥哥在大学时代和在毕业后的一年中间,怎样不顾同学们的讥笑,过着修道士一般的生活,严格地遵守一切宗教仪式、祭务和斋戒,避免各种各样的欢乐,尤其是女色;后来,他又怎样突然变得放荡起来,他交结上一班最坏的人,沉溺于荒淫无度中。随着他想起了他虐待小孩那桩不名誉的事件:他从乡下带了一个小孩来抚养,在盛怒之下,这么凶狠地殴打了他,以致由于他非法殴伤人而受到控告。他又回忆起他和一个骗子的纠葛,他输给那骗子一笔钱,付了一张支票,过后他又把他告了,告发他欺骗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替他付的就是这笔钱)。接着他又想他怎样为了在街上扰乱公共秩序而在拘留所里关过一夜。他想起他为了没有分给他应得的一份他母亲的遗产而企图控告他的长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件可耻的诉讼,和以后他到西部地方任职的时候,为了殴打当地长老而受了审判最后那桩不名誉的事件……这一切都是叫人十分厌恶的,但是列文并不觉得那么厌恶,像那些不了解尼古拉,不了解他的经历,不了解他的心肠的人们所必然会感觉到的那样。
列文想起了当尼古拉在虔敬的时期,斋戒,修道和礼拜的时期,当他求助于宗教来抑制他的情欲的时候,大家不但不鼓励他,反而都讥笑他,连列文自己也在内。他们打趣他,叫他“诺亚[上帝因人类犯罪而发洪水毁灭了全人类,只有诺亚和他一家人在方舟中得救。见《圣经·旧约·创世记》]”,“和尚”,等到他变得放荡起来的时候,谁也不帮助他,大家都抱着恐怖和厌恶的心情避开他。
列文觉得,不管他哥哥尼古拉的生活怎样丑恶,在他的灵魂中,在他的灵魂深处却并不比轻视他的人们坏多少。他生来具有放荡不羁的气质,而且才智有限,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他始终是想做好人的。“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毫不隐瞒,我要使得他也毫不隐讳地说话,我要向他表示我爱他,因此也了解他。”当列文在将近十一点钟抵达他写下地址的那个旅馆的时候,他暗自下了决心。
“在楼上十二号和十三号,”门房回答列文的询问。
“在家吗?”
“准在家。”
十二号的门半开着,从里面一线灯光中飘浮出来廉价的劣等烟草的浓雾,传来列文所不熟悉的声音;但是他立刻听出来他哥哥在那里;他听见他的咳嗽声。
当他走进门口的时候,那不熟悉的声音在说:“那全靠办事有多么精明和熟练来决定。”
康斯坦丁·列文朝门里面望了一眼,看见说话的是一个穿着短外衣、头发浓密的青年,还有一个穿着没有翻领也没有套袖(当时上流社会的妇女在领子和衣袖上总是围着一些白色的东西)的毛布连衣裙的麻脸女人坐在沙发上,却看不见他哥哥。康斯坦丁想到他哥哥和那么一些奇怪的人一起生活,心里感到剧烈的创痛。没有谁听到他的脚步声,康斯坦丁脱下套鞋,听见那位穿着短外衣的先生在说些什么。他在谈某种企业——
“哦,该死的特权阶级,”他哥哥的声音回答,咳嗽了一声。“玛莎!给我们拿晚饭来,并且拿点酒来,如果还有剩的话;要不然就出去买去。”
那女人起身,走到隔断外面,看见了康斯坦丁。
“有一位先生,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她说。
“您找什么人?”尼古拉·列文的声音生气地说。
“是我,”康斯坦丁·列文回答,向亮处走来。
“我是谁?”尼古拉的声音更加生气地说。可以听到他急忙地起身,绊了什么东西的声音;列文在门对面看到他哥哥那双吃惊的大眼睛和那高大瘦削的佝偻身材,那样子,他是那么熟悉,但那怪相和病态却又使他惊讶。
他比三年前康斯坦丁·列文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更消瘦了。他穿着一件短外衣,他的手和宽大的骨骼似乎越发大了。他的头发变得稀疏了,那和以往一样挺直的胡髭遮到嘴唇上,那和以往一样的眼睛奇异和天真地凝视着来客。
“噢,科斯佳[康斯坦丁的小名]!”他突然叫道,认出了他弟弟,他的眼睛喜悦得闪着光辉。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回头望着那青年,把他的脖颈和头痉挛地动了一下,好像领带勒痛了他似的,这种动作康斯坦丁是那么熟悉;于是一种异样的表情,狂暴、痛苦、残酷的表情浮露在他的憔悴的脸上。
“我给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写了信,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想认识你们。你有什么事?你们有什么事?”
他完全不像康斯坦丁想像的那样。康斯坦丁·列文想到他的时候,把他性格中最坏而又最讨厌的部分,就是使人难以和他相处的地方忘记了,而现在,当他见了他的面,特别是看见了他的头的痉挛动作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一切来。
“我来看你并没有什么事,”他畏怯地回答。“我只是来看看你。”
他弟弟的畏怯显然使尼古拉软化了。他的嘴唇颤抖着。
“哦,这样吗?”他说。“那么,进来,请坐。要吃晚饭吗?玛莎,拿三份晚饭来。不,停一停。你知道这位是谁吗?”他指着那位穿短外衣的先生,向他弟弟说,“这是克里茨基先生,从我在基辅的时候起就是我的朋友,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他,自然,受到警察的迫害,因为他不是坏人。”
于是他依照惯常的习癖向房间里每个人环顾了一下。看见站在门边的女人要走的样子,他向她叫道,“等一等,我说。”带着康斯坦丁熟悉的他那种不善辞令、语无伦次的样子,他向大家又环顾了一下,就开始对他弟弟说起克里茨基的经历来:他怎样为创办贫寒大学生互助会和星期日学校而被大学开除(星期日学校是为工厂的工人举办的学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革命者把星期日学校看做“到民间去”的一种形式。一八七四年警务部长巴林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递呈了报告《革命宣传在俄国的胜利》,星期日学校就受到严厉的监视。许多大学生因为参加星期日学校的工作而被大学开除);他后来怎样在国民学校当教员,以及他怎样又被那里赶走,后来还吃了一场官司——
“你是基辅大学的吗?”康斯坦丁·列文对克里茨基说,为的是要打破随之而来的难堪的沉默。
“是,我是基辅大学的,”克里茨基生气地回答,他的脸色变得阴沉了。
“这个女人,”尼古拉·列文打断他,指着她说。“是我生活的伴侣,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我把她从妓院领出来的,”他这么说时又扭动了一下脖子。“但是我爱她而且尊敬她,谁想要同我来往,”他补充说,提高声调,皱起眉头,“我就请求他爱她而且尊敬她。她就和我的妻子一样,反正是一样。这样你现在就明白你在同什么人交往了。要是你以为降低了自己的身份,那么好,你就给我出去。”
他的眼光又搜索般地在所有的人身上扫过。
“我为什么会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呢,我不明白。”
“那么,玛莎,叫他们开晚饭来:三份,伏特加和葡萄酒……不,等一等……不,没有关系……去吧。”
二十五
“你看,”尼古拉·列文继续说,皱紧眉头,抽搐着。要考虑怎样说怎样做,在他显然是困难的。“这里,你看……”他指着用绳子捆起来放在房间角落里的一束铁条。“你看到那个吗?那就是我们正在着手进行的新事业的开端。这是一个生产协会……”
康斯坦丁差不多没有听他说话。他凝视着他的病态的、患肺病的脸孔,越来越替他难过了,他不能强迫自己听他哥哥说的关于协会那一套话。他看出来这个协会不过是个救生圈,使他不至于自暴自弃罢了。尼古拉·列文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资本家压榨工人。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担负着全部劳动的重担,而且他们的境地是,不管他们做多少工,他们还是不能摆脱牛马一般的状况。劳动的全部利润——他们本来可以靠这个来改善他们的境遇,获得空余的时间,并且从而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的——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剥夺去了。而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他们的活儿干得越多,商人和地主的利润就越大,而他们到头来还是做牛马。这种制度应当改变,”他说完了话,就询问般地望着他弟弟。
“是的,当然,”康斯坦丁说,望着浮泛在他哥哥突出的颧骨上的红晕。
“所以我们创设了一个钳工劳动组合,在那里一切生产和利润和主要的生产工具都是公有的。”
“那个劳动组合将设在什么地方呢?”康斯坦丁·列文问。
“在喀山省沃兹德列姆村。”
“可是为什么设在村里呢?在村里,我想,要做的工作本来就够多的了。为什么钳工劳动组合设在村里?”
“为的是农民还跟以前一样是奴隶,这就是你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愿意人家努力把他们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缘故,”尼古拉·列文说,被他的反问激怒了。
康斯坦丁·列文叹了口气,同时朝这阴暗龌龊的房间环顾着。这声叹息似乎更把尼古拉激怒了。
“我知道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的贵族观点,我知道他把全部智力都用在为现存的罪恶辩护上。”
“不,你为什么要谈起谢尔盖·伊万内奇?”列文微笑着说。
“谢尔盖·伊万内奇?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尼古拉·列文提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名字就突然尖叫起来。“我来告诉你吧……但是讲有什么用呢?只有一件事……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你轻视这种事,那也听你的便,——走吧,看上帝份上走吧!”他尖叫着,从椅上站起来。“走吧,走吧!”
“我一点也不轻视,”康斯坦丁·列文畏怯地说。“我甚至也不想争辩。”
正在这时,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回来了。尼古拉·列文忿怒地朝她望着。她连忙走上他面前去,耳语了一句什么。
“我身体不好,我变得容易冒火,”尼古拉·列文说,稍稍镇静了一点,痛苦地呼吸着。“你和我谈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他的论文。那是一派胡言,谎话连篇,自欺欺人。一个丝毫不懂正义的人怎样可以写关于正义的文章呢?您读过他的论文吗?”他问克里茨基,又在桌旁坐下,推开撒满半桌的纸烟,以便腾出地位来。
“我没有读过。”克里茨基阴郁地回答,显然不愿参加这场谈话。
“为什么没有?”尼古拉·列文现在又迁怒于克里茨基了。
“因为我觉得用不着把时间浪费在那上面。”
“啊,对不起,你怎么知道是浪费时间呢?那篇论文对许多人来说是太深奥了——就是说,他们领会不了。但是在我,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看透了他的思想,而且我知道它的毛病在哪里。”
大家都默不作声,克里茨基从容不迫地站起来,拿起帽子。
“您不吃晚饭吗?好的,再见!明天和钳工一同来。”
克里茨基刚走出去,尼古拉·列文就微笑着,使着眼色。
“他也不怎么好呢,”他说。“我自然知道……”
但是正在这时克里茨基在门口叫他……
“您还有什么事?”他说,走到走廊他那里去。剩下列文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一道,他就向她说话。
“您和我哥哥在一起很久了吗?”他对她说。
“是的,一年多了。他的身体坏得很,他喝酒喝得很多,”她说。
“可是……他喝什么呢?”
“喝伏特加,这对于他很不好呢。”
“难道很多吗?”列文低语着。
“是的,”她说,畏怯地朝门边望着,尼古拉·列文在那里出现了。
“你们在谈什么?”他说,皱着眉,他的惊惶的眼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什么事呢?”
“啊,没有什么,”康斯坦丁惶惑地回答。
“啊,要是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吧。不过你跟她没有什么可谈的。她是一个娼妓,而你是一位绅士,”他说,扭动了一下脖子。
“你全明白;我知道,你全估量过了,而且用怜悯的眼光来看我的缺点,”他又提高声音说。
“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又走到他面前去耳语。
“哦,好的,好的!……可是晚饭怎样了呢?噢,来了?”他说,看见端着盘子的茶房。“这里,摆在这里,”他气愤地说,立刻拿了伏特加酒,斟了一满杯,贪馋地喝了下去。“要喝一杯吗?”他向他弟弟说,马上变得快活起来了。“哦,不要再讲谢尔盖·伊万内奇了吧。无论如何,我看见你很高兴。不管怎样说,我们不是外人。来,喝一杯吧。告诉我你在做些什么,”他继续说,贪馋地咀嚼着一片面包,又斟满了一杯。
“你过得怎样呢?”
“我还跟从前一样一个人住在乡下。我忙着经营农业,”康斯坦丁回答,吃惊地注视着他哥哥又吃又喝的馋相,却又竭力装做没有看见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没有机会,”康斯坦丁回答,微微涨红了脸。
“为什么没有?对于我……一切都完了!我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但是这我已经说过,而我还是要说,假使我的那份财产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了我的话,我的整个生活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了。”
康斯坦丁赶紧改变话题。
“你知道你的万纽什卡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我的账房做办事员吗?”
尼古拉扭动了一下脖子,沉没在深思里了。
“是的,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现在的情形告诉我吧。房子还是老样子吗,还有桦树和教室呢?园丁菲利普,他还活着吗?我简直终生忘不了那亭子和沙发啊!留心房子里不要有一点变动,赶紧结婚,使一切都恢复原来的模样。这样我一定来看你,要是你的妻子人也很好的话。”
“现在就来吧,”列文说。“我们将安排得多么惬意呵!”
“要是我知道一定不会遇见谢尔盖·伊万内奇,我就来看你。”
“你不会在那里遇到他,我完全不依赖他生活。”
“是的,但是不管你怎么说,你总得在我和他两人中间选择一个,”他说,胆怯地盯着他弟弟的面孔。这胆怯的样子打动了康斯坦丁。
“假使你愿意听听我在这方面的真心话,我告诉你,在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的争论中我对任何一方都不偏不向。你们两方都不对。你的不对是在表面上,而他是在内心里。”“噢,噢!你明白了,你明白了吗?”尼古拉快活地叫道。
“但是我个人更重视和你的友谊。因为……”
“为什么,为什么?”
康斯坦丁不能够说他重视这个是因为尼古拉是不幸的,需要友情。但是尼古拉知道这正是他要说的话,于是愁眉紧锁,又拿起伏特加酒瓶来。
“够了,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伸出她那肥胖的、赤裸的胳臂去拿酒瓶。
“别管!别纠缠不休!我要打你啦!”他叫着。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流露出柔和温厚的微笑,感动得尼古拉也露出笑容,她拿到了酒瓶。
“你以为她什么都不懂吗?”尼古拉说。“她比我们任何人都懂得多。她不是真的有些善良可爱的地方吗?”
“您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莫斯科吗?”康斯坦丁对她说,只是为了找点话说而已。
“你可不要和她客气。这会吓慌她。除了那位因为她要脱离妓院而审问过她的保安官以外,再也没有人对她这样客气地说过话。天啊,这世界上多么没有意思啊!”他突然叫道。
“这些新机关,这些保安官、县议会,这一切是多么可恶啊!”
于是他开始详细叙述他和新机关的冲突。
康斯坦丁·列文倾听着他的话,在否定一切公共机关这点上,他和他哥哥是抱着同感的,而且他自己也常常说的,但是现在从他哥哥嘴里说出来,他就感觉得不愉快了。
“到阴间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切的,”他开玩笑地说。
“到阴间?噢,我不喜欢什么阴间!我不喜欢,”他说,他那吃惊的怪异的眼光紧盯着他弟弟的脸。“人总以为逃脱一切卑鄙龌龊——不论是自己的或别人的——是一件快事,但我却怕死,非常怕死。”他颤抖着。“喝点什么吧。你喜欢香槟吗?或者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走走?我们到茨冈那里去吧!你知道我变得非常爱好茨冈和俄国歌曲呢。”
他说话语无伦次了,东一句西一句的。康斯坦丁靠着玛莎的帮助,总算劝阻住他没有到外面什么地方去,而把他安顿到床上,他已经烂醉如泥了。
玛莎答应有事的时候就写信给康斯坦丁,并且劝尼古拉·列文到他弟弟那里去住。
二十六
康斯坦丁·列文早晨离开莫斯科,傍晚就到了家。一路上他在火车里和邻座的旅客谈论着政治和新筑的铁路,而且,像在莫斯科时的情形一样,他因为自己思路混乱,对自己不满,和某种羞耻心情而感到苦恼。但是当他在自己家乡的车站下了车,看见了他那翻起外衣领子的独眼车夫伊格纳特的时候;当他在车站的朦胧灯光下看见他的垫着毛毯的雪橇,他的系住尾巴、套上带着铃铛和缨络的马具的马的时候;当车夫伊格纳特一面把他的行李搬上车来,一面告诉他村里的消息,告诉他包工头来了,帕瓦养了小牛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他的混乱心情渐次澄清,而羞耻和对自己不满的心情也正在消失。他一看见伊格纳特和马就这样感觉到了;但是当他穿上给他带来的羊皮大衣,裹紧身子坐在雪橇里,驱车前进,一路上想着摆在面前的村里的工作,凝视着拉边套的马(那曾经做过乘骑的,现在虽然衰老了,但始终是一匹顿河产的剽悍的骏马)的时候,他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了。他感到自在起来,不再作分外之想了。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要变得比从前更好一些。第一,他下决心从此不再希望结婚能给予他罕有的幸福,因此也不再那么轻视他现有的东西。第二,他再也不让自己沉溺于卑劣的情欲中,在他决心求婚的时候,回想起过去的情欲曾经使他那么苦恼。接着又想起他哥哥尼古拉,他暗自下了决心再不让自己忘记他,他将跟踪他,不要不知他的去向,这样,在他遭到不幸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帮助他。他感觉得,那事不久就要发生了。接着,他哥哥讲到关于共产主义那一番话,他听的时候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现在却使他思考起来了。他认为经济改革是无稽之谈;但是他始终觉得他自己的富裕和农民的贫困两相比较是不公平的,现在他下决心为了使自己心安起见,虽然他过去很勤劳而且生活过得并不奢侈,但是他以后要更勤劳,而且要自奉更俭朴。这一切在他看来是那么容易实行,以致他一路上都沉浸在最愉快的幻想中。怀着对更美好的新生活的愉快的希望,他在晚上八点多钟到了家。
房子前面小广场上的积雪被他的老乳母,现在在他家做女管家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寝室窗子里的灯光照耀着,她还没有睡。库兹马被她叫醒了,赤着脚半睡不醒地跑出来,跑到台阶上。一只塞特尔种母猎犬拉斯卡,也跳了出来,差一点把库兹马绊倒,它吠叫着,挨着列文的膝头跳跃着,想把它的前爪放到他的胸脯上,却又不敢那样。
“您这么快就回来了,老爷!”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我想家呢,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作客固然不错,但是在家里更好,”他回答,走进书房。
书房被拿进去的蜡烛慢慢地照亮了。各种熟悉的物件显露在眼前:鹿角、书架、镜子、早就该修理的装着通风口的火炉、他父亲的沙发、大桌子、摆在桌上的一本摊开的书、破烟灰碟、一本有他的笔迹的抄本。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一刹那间怀疑袭上他的心头,他对梦想了一路的建立新生活的可能性怀疑起来了。他的生活的这一切痕迹好像抓住了他,对他说:“不,你不会离开我们,你不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你还会和从前一样的:老是怀疑,永远不满意自己,徒劳无益地妄想改革,结果总是失败,永远憧憬着你不会得到、而且不可能得到的幸福。”
这些东西就是对他这样说的,但是他心里的另一种声音却对他说不应当墨守成规,要尽力而为。听从了这声音,他走到放着一对两普特重的哑铃的角落里去,像运动员似地举起它们,竭力使自己振作起来。门外有脚步声,他急忙放下哑铃。
管家走进来,说谢谢上帝,一切都很好;但是报告说荞麦在新烘干机里稍稍烘焦了一点。这个消息激怒了列文。新烘干机是列文设计的,而且一部分还是他发明的。管家一向反对烘干机,而现在宣告荞麦被烘焦了,就带着被压抑着的幸灾乐祸心情。列文坚信如果荞麦被烘焦了,那也只是因为没有采取他的办法,这他曾经叮嘱了几百次。他恼了,责备起管家来。但是有件重大喜事:帕瓦,他在展览会用高价买来的一头良种的、顶贵重的母牛,养了小牛了。
“库兹马,把羊皮大衣给我。你吩咐人拿一盏灯笼来。我要去看看它,”他对管家说。
饲养贵重母牛的牛棚就在房子后面。穿过院落,经过紫丁香树下的雪堆,他走到牛棚。当冻住的门打开的时候,一股热烘烘的牛粪气味扑鼻而来,那群母牛,看到未见惯的灯笼的光都惊骇起来,在新鲜稻草上骚动起来。他瞧见那头荷兰牛的宽阔、光滑、有黑白花的背脊。牡牛别尔库特套着鼻环卧在那里,好像要站起来的模样,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仅仅在他们经过它身边时喷了两下鼻息。红美人儿帕瓦,大得像河马一样,背向他们,护着小牛不让他们看到,一面在它身上到处嗅着。
列文走进牛棚,审视着帕瓦,把红白花小牛扶起来,使它用细长的、蹒跚的腿站稳。焦急不安的帕瓦正要吼叫起来,但是当列文把小牛推到它身边的时候,它这才安下心来,沉重地舒了一口气,开始用粗糙的舌头舐它。小牛摸索着,把鼻子伸到母亲的Rx房下,摇着尾巴。
“拿灯来,费奥多尔,这边,”列文说,打量着小牛。“像母亲!虽然毛色像父亲;但是那没有什么。好极了。腰又长又宽。瓦西里·费奥多洛维奇,它不是很出色吗?”他对管家说,由于他喜欢这头小牛的缘故,关于荞麦的事,他已经完全饶恕他了。
“它怎么会不好呢?啊,包工头谢苗在您走后第二天就来了。我们得雇下他来,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机器的事我已经告诉您了。”
单是这个问题就使列文陷入繁琐的农务中,那农务是规模宏大,而又极其复杂的。他从牛棚一直走到账房,跟管家和包工头谢苗谈了一会之后,他就回到房里,径自走到楼上的客厅。
二十七
这是一所宽敞的旧式房子,虽然只有列文一个人居住,但是整个房子他都使用着,而且都生上火。他知道这未免有些傻,而且也知道这太过分了,违反他现在的新计划,但是这所房子对于列文来说是整个的世界,这是他父母生死在这里的世界。他们过着在列文看来是完美无缺的理想生活,他曾梦想和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一同重新建立那样的生活。
列文差不多记不得他母亲了。她给他的印象在他来说是一种神圣的记忆,而他想像中的未来妻子必然是像他母亲那样优美圣洁的理想的女人的副本。
他不但不能撇开结婚来设想对于女性的爱情,他首先想像家庭,其次才想像能给予他家庭的女性。所以他的结婚观和他的大多数熟人的完全两样,在那些人看来,结婚只是日常生活中无数事情之一;在列文,这是人生大事,终生的幸福全以它为转移。而现在他却不能不抛弃这个了。
他走进他平素喝茶的小客厅,在扶手椅上坐下,拿着一本书,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给他端来了茶,照例说了声,“哦,我要坐一会呢,老爷,”就坐在窗旁一把椅子上,这时候,说来也奇怪,他感觉到他还是没有抛弃他的梦想,而且没有这些梦想他就不能生活。不管是和她或是和旁的女性,总归是要成为事实的。他读着书,思索着他所读到的东西,时而停下来听喋喋不休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话;但同时未来的家庭生活和事业的各种景象毫不连贯地浮现在他的想像中。他感觉得在他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已经稳定下来,抑制住了,平静下来了。
他听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谈起普罗霍尔怎样忘记了上帝,拿列文给他买马的钱一味去喝酒,把他的老婆打得半死;他一面听,一面读书,回想着由于读书而引起的一系列思想。这是丁铎尔[1820—1893,物理学家]的《热学》。他想起他曾批评过丁铎尔对于他的实验本领过分自负和缺乏哲学眼光。突然一个愉快的思想涌上他的心头:“两年之后我可以有两头荷兰牛,帕瓦自己也许还活着,别尔库特的十二个小女儿,再加上这三头牛——妙极了!”他又拿起书本。
“不错,电和热是同样的东西;但是能够在方程式中用某种量代替另一种量来解决任何问题吗?不能。那么怎么办呢?一切自然力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用直觉感知的……要是帕瓦的女儿长成一头红白花母牛,这一群牛,其中再加上这三头牛,那就特别好啦!妙极了!同我的妻子和客人一道出去参观那群牛……我的妻子说,‘科斯佳和我照顾那小牛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哩。’‘你对这个怎么会那样感兴趣呢?’客人说。‘凡是他感兴趣的事情我都感到兴趣呢。’但是她是谁呢?”于是他想起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哦,怎么办呢?……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现在一切都要按照新的路线进行。说生活不允许这样,过去不允许这样,全是无稽之谈。应该努力生活得更好,好得多……”他抬起头,沉溺在梦想里。老拉斯卡,还没有完全领略到主人归来的欢喜,跑到院子里吠了几声,就带着新鲜空气的芳香摇着尾巴跑回来,走到他面前,把头伸在他手下,哀叫着,要求他抚摸。
“它只是不会说话,”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它不过是一条狗,可是它也知道主人回来了,而且知道他闷闷不乐哩。”
“为什么闷闷不乐呢?”名利场
“难道我还看不出吗,老爷?我这个年纪应该懂得老爷们了。哦,我从小就和他们一起长大的。不要紧,老爷,只要身体健康,问心无愧就好。”
列文凝神望着她,她这样了解他的心思,倒使他不胜诧异了。
“要我再给您倒一杯茶吗?”她说,端着他的茶杯走出去。
拉斯卡依然把头伸在他手下。他抚摸它,它立刻蜷伏在他脚旁,把头搁在伸出去的后脚上。好像表示现在一切都美满了似的,它稍稍张开嘴巴,吮着嘴唇,把粘糊糊的嘴唇安放得更舒适地包住它的衰老牙齿,它在幸福的安宁里静下来了。列文留神注视着它最后的一个动作。
“我就是这样,”他暗自说;“我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很圆满。”
二十八
舞会后第二天清早,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打了个电报给她丈夫,说她当天就离开莫斯科。
“不,我一定要走,我一定要走,”她用那么一种声调向她嫂嫂说明她为什么改变了计划,好似她忽然记起了她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一样。“不,实在还是今天走的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在家吃饭,但是他约定了在七点钟回来送他妹妹。
基蒂也没有来,只送来了一个字条说她头痛。只有多莉和安娜跟孩子们和英国女教师一道吃饭。不知道是孩子们易变呢,还是他们很敏感,感觉出来那天安娜变得跟他们那么爱她的时候有点两样,而且感觉出来她不再关心他们呢,——总之他们忽然不再和姑母游戏,不再爱她了,而对于她走也就十分淡漠了。安娜一早上都在忙着作动身的准备。她写信给莫斯科的熟人们,记下账目,收拾行李。多莉总觉得她心绪不宁,而且带着烦恼的心情,那种心情多莉自己也体验过,那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多半包含着对自己的不满。饭后,安娜走到自己房里去换衣服,多莉跟在她后面。
“今天你多么异样啊!”
“我?你这样觉得吗?我没有什么异样,我只是有点别扭。我常常这样。我真想哭出来。这真傻极了,但是一会就会好的,”安娜迅速地说,她把变红了的面孔俯向一个小提包,她正在把一顶睡帽和几条细纱手帕装进提包里。她的眼睛格外发亮,频频盈溢着眼泪。“就像我当时不愿意离开彼得堡一样,现在我又不愿意离开这里了。”
“你到这里来,做了一件好事,”多莉说,凝神望着她。
安娜眼泪汪汪地向她望着。
“别这样说,多莉。我没有做什么,也做不出什么。我常常奇怪人们为什么要联合一致地来宠坏我。我做了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呢?你心里有足够的爱来饶恕……”
“假使没有你,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呢!你多幸福呵,安娜!”
多莉说。“你的心地是光明磊落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skeletons[英:隐私],像英语所说的。”
“你没有什么skeletons,你有吗?你的一切都是那么明白。”
“我有!”安娜突然说,于是意外地流过眼泪之后,一种狡狯的、讥讽的微笑使她的嘴唇缩拢了。
“哦,你的skeletons至少很有趣,不忧郁。”多莉笑着说。
“不,很忧郁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走,不在明天?这事坦白说出来是叫我很难受的;我要向你说,”安娜说,果断地往扶手椅里一靠,正视着多莉的脸。
多莉看到安娜的脸一直红到耳根,直到她脖颈上波纹般的乌黑鬈发那里,这可使她惊骇了。
“是的,”安娜继续说。“你知道基蒂为什么不来吃饭?她嫉妒我。我破坏了……这次舞会对于她不是快乐反而是痛苦,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是实在说起来,并不是我的过错,或者是我的一点儿小过错,”她说,细声地拖长“一点儿”三个字。
“啊,你说这话多像斯季瓦啊!”多莉笑着说。
安娜感到受了委屈。
“啊不,啊不!我可不是斯季瓦,”她说,愁眉紧锁。“我所以对你说,就因为我不容许我自己对自己有片刻的怀疑,”
安娜说。
但是就在她说这话那一瞬间,她已经感到这并不是真话;她不但怀疑自己,而且她一想到弗龙斯基就情绪激动,她所以要比预定的提早一点走,完全是为了避免再和他会面。
“是的,斯季瓦告诉我你和他跳了玛佐卡舞,而他……”
“你想像不出这一切弄得多么可笑。我原来只想撮合这门婚事的,结果完全出人意外。也许违反我的本意……”
她涨红了脸,停住了。
“啊,他们立刻觉察出来了!”多莉说。
“但是假如在他那方面有什么认真的地方,我就会失望了,”安娜打断她。“我相信都会忘记这件事的,基蒂也就不会再恨我。”
“总之,安娜,老实说,我并不怎么希望基蒂结成这门婚事。假使他,弗龙斯基能够一天之内就对你钟情,那么这门婚事还是断了的好。”
“啊,天啊,那样就太傻了,”安娜说,当她听见了萦绕在她心中的思想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愉悦的红晕又泛露在她的脸上了。“我现在离开这里,和我那么喜欢的基蒂成了敌人,噢!她是多么可爱啊!但是你有办法补救的吧,多莉?呃?”
多莉几乎禁不住笑了起来。她爱安娜,但是她看到她也有弱点,觉得很高兴。
“敌人?那是决不会的。”
“我那样盼望你们大家都爱我,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而现在我更加爱你们了,”安娜眼泪盈眶地说。“噢,我今天多傻啊!”
她用手帕抹了一下脸,开始穿起衣服来。
正在动身那一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姗姗来迟地回来了,他红光满面,散发出酒和雪茄的气味。
安娜的情绪感染了多莉,当她最后一次拥抱她小姑的时候,她低低地说:
“记住,安娜,你给我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记住我爱你,而且永远爱你,把你当作我最亲爱的朋友!”
“我不懂得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安娜说,吻她,遮掩着眼泪。
“你过去了解我,你现在也了解我。再见,我的亲爱的!”
二十九
“哦,一切都完结了,谢谢上帝!”这就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向她那堵住车厢过道,直站到第三次铃响的哥哥最后道别的时候,浮上她的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她坐在软席上安努什卡旁边,在卧车的昏暗光线中向周围环顾着。“谢谢上帝!明天我就看见谢廖沙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了,我的生活又要恢复老样子,一切照常了。”
虽然还怀着她那一整天的烦恼心情,安娜却高兴而细心地安排好她的旅行。她用灵巧的小手打开又关上红提包,拿出一只靠枕,放在膝上,于是小心地裹住她的脚,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一个有病的妇人已经躺下睡了。另外两个妇人和安娜攀谈起来。一个胖胖的老妇人一边裹住脚,一边对火车里的暖气发表了一点意见。安娜回答了几句,但是看见谈不出什么味道来,就叫安努什卡去拿一盏灯来,钩在座位的扶手上,又从提包里拿出一把裁纸刀和一本英国小说。最初她读不下去。骚乱和嘈杂搅扰着她;而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又不能不听到那些响声;接着,飘打在左边的窗上、粘住玻璃的雪花,走过去的乘务员裹得紧紧的、半边身体盖满雪的那姿态,以及议论外面刮着的可怕的大风雪的谈话,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这一切接连不断地重复下去:老是震动和响声,老是飘打在窗上的雪花,老是暖气忽热忽冷的急遽变化,老是在昏暗中闪现的人影,老是那些声音,但是安娜终于开始读着,而且理解她所读的了。安努什卡已经在打瞌睡,红色小提包放在她膝上,她那一只手上戴着破手套的宽阔的双手握牢它。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读着而且理解了,但是读书可以说是追踪别人的生活的反映,因此她觉得索然寡味。她自己想要生活的欲望太强烈了。她读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看护病人的时候,她就渴望自己迈着轻轻的步子在病房里走动;她读到国会议员演说时,她就渴望自己也发表那样的演说;她读到玛丽小姐骑着马带着猎犬去打猎,逗恼她的嫂嫂,以她的勇敢使众人惊异的时候,她愿竟自己也那样做。但是她却无事可做,于是她的小手玩弄着那把光滑的裁纸刀,她勉强自己读下去。
小说的主人公已经开始得到英国式的幸福、男爵的爵位和领地,而安娜希望和他一同到领地去,她突然觉得他应当羞愧,她自己也为此羞愧起来。但是他有什么可羞愧的呢?“我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她怀着愤怒的惊异自问。她放下书来,往后一仰靠到椅背上,把裁纸刀紧握在两手里。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她一一重温着她在莫斯科的经过。一切都是良好的、愉快的。她回想起舞会,回想起弗龙斯基和他那含情脉脉的顺从的面孔,回想起她和他的一切关系: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虽然这样,但是就在她回忆的那一瞬间,羞耻的心情加剧了,仿佛有什么内心的声音在她回想弗龙斯基的时候对她说:“暖和,暖和得很,简直热起来了呢。”“哦,那又有什么呢?”她坚决地自言自语说,在软席上挪动了一下。“那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害怕正视现实吗?哦,那有什么呢?难道在我和这个青年军官之间存在着或者能够存在什么超出普通朋友的关系吗?”她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又拿起书本来;但是现在她完全不能领会她所读的了。她拿裁纸刀在窗户玻璃上刮了一下,而后把光滑的、冰冷的刀面贴在脸颊上,一种欢喜之感突然没来由地攫住了她,使她几乎笑出来了。她感到她的神经好像是绕在旋转着的弦轴上越拉越紧的弦。她感到她的眼睛越张越大了,她的手指和脚趾神经质地抽搐着,身体内什么东西压迫着她的呼吸,而一切形象和声音在摇曳不定的半明半暗的灯光里以其稀有的鲜明使她不胜惊异。瞬息即逝的疑惑不断地涌上她的心头,她弄不清火车是在向前开,还是往后倒退,或者完全停住了。坐在她旁边的是安努什卡呢,还是一个陌生人?“在椅子扶手上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皮大衣还是什么野兽?而我自己又是什么呢?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女人?”她害怕自己陷入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但是什么东西却把她拉过去,而她是要听从它呢,还是要拒绝它,原来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的。她站起身来定一定神,掀开方格毛毯和暖和大衣上的披肩。一瞬间她恢复了镇定,明白了进来的那个瘦瘦的、穿着掉了钮扣的长外套的农民是一个生火炉的,他正在看寒暑表,风雪随着他从门口吹进来;但是随后一切又模糊起来了……那个穿长背心的农民仿佛在啃墙上什么东西,老妇人把腿伸得有车厢那么长,使车厢里布满了黑影;接着是一阵可怕的尖叫和轰隆声,好像有谁被碾碎了;接着耀眼的通红火光在她眼前闪烁,又仿佛有一堵墙耸立起来把一切都遮住了。安娜感觉得好像自己在沉下去。但是这并不可怕,却是愉快的。一个裹得紧紧的、满身是雪的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叫了一声。她立起身来定了定神;她这才明白原来是到了一个车站,而这就是乘务员。她叫安努什卡把她脱下的披肩和围巾拿给她,她披上,向门口走去。
“您要出去吗?”安努什卡问。
“是,我想透一透气。这里热得很呢。”
于是她开开门。猛烈的风雪向她迎面扑来,堵住门口和她争夺车门。但是她觉得这很有趣。她开了门,走出去。风好像埋伏着等待着她,欢乐地呼啸着,竭力想擒住她,把她带走,但是她抓牢了冰冷的门柱,按住衣服,走下来,到月台上,离开了车厢。风在踏板上是很猛烈的,但是在月台上,被火车挡住,却处于静息的状态。她快乐地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含雪的空气,站立在火车旁边,环顾着月台和灯火辉煌的车站。
三十
暴风雪在火车车轮之间、在柱子周围、在车站转角呼啸着,冲击着。火车、柱子、人们和一切看得出来的东西半边都盖满了雪,而且越盖越厚。风暴平静了片刻,接着又那么猛烈地刮起来,简直好像是不可抵挡的。但是人们跑来跑去,快乐地交谈着,咯吱咯吱地在月台的垫板上跑过去,他们不断地开关着大门。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影在她脚旁悄然滑过,她听到了锤子敲打铁的声音。“把那电报递过来!”从那边暴风雪的黑暗里传来一个生气的声音。“请到这边!二十人号!”各种不同的声音又叫喊起来,人们裹住脖颈,身上落满白雪跑过去。两个绅士叼着燃着的纸烟从她身边走过。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正待从暖手筒里抽出手来握住门柱走回车厢的时候,另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近她身边,遮住了路灯的摇曳的灯光。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了弗龙斯基的面孔。他把手举在帽檐上,向她行礼,问她有什么事,他能否为她略效微劳。她凝视了他好一会,没有回答,而且,虽然他站在阴影中,她看出了,或者自以为她看出了他的面孔和眼睛的表情。这又是昨天那么打动了她的那种崇敬的狂喜的表情。她在最近几天中不止一次地暗自念叨说,就是刚才她还在说,弗龙斯基对于她不过是无数的、到处可以遇见的、永远是同一类型的青年之一,她决不会让自己去想他的;但是现在和他重逢的最初一刹那,她心上就洋溢着一种喜悦的骄矜心情。她无须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她知道得那么确切,就像他告诉了她他来这里是为了要到她待的地方一样。
“我不知道您也去。您为什么去呢?”她说,放下她那只本来要抓牢门柱的手。压抑不住的欢喜和生气闪耀在她脸上。
“我为什么去吗?”他重复着说,直视着她的眼睛。“您知道,您在哪儿,我就到哪儿去,”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呢。”
在这一瞬间,风好像征服了一切障碍,把积雪从车顶上吹下来,使吹掉了的什么铁片发出铿锵声,火车头的深沉的汽笛在前面凄惋而又忧郁地鸣叫着。暴风雪的一切恐怖景象在她现在看来似乎更显得壮丽了。他说了她心里希望的话,但是她在理智上却很怕听这种话。她没有回答,他在她的脸上看出了内心的冲突。
“要是您不高兴我所说的话,就请您原谅我吧,”他谦卑地说。
他说得很文雅谦恭,但又是那么坚定,那么执拗,使得她好久答不出话来。
“您说的话是错了,我请求您,如果您真是一个好人,忘记您所说的,就像我忘记它一样,”她终于说了。
“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
“够了,够了!”她大声说,徒然想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的表情,她的脸正被他贪婪地凝视着。她抓住冰冷的门柱,跨上踏板,急速地走进火车的走廊。但是在狭小的过道里她停住脚步,在她的想像里重温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虽然她记不起她自己的或他的话,但是她本能地领悟到,那片刻的谈话使他们可怕地接近了;她为此感到惊惶,也感到幸福。静立了几秒钟之后,她走进车厢,在她的座位上坐下。以前苦恼过她的那种紧张状态不但恢复了,而且更强烈了,竟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她时时惧怕由于过度紧张,什么东西会在她的胸中爆裂。她彻夜未眠。但是在这种神经质的紧张中,在充溢在她想像里的幻影中,并没有什么不愉快或阴郁的地方;相反地,却有些幸福的、炽热的、令人激动的快感。将近天明,安娜坐在软席上打了一会瞌睡,当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火车驶近彼得堡。家、丈夫和儿子,快要来临的日子和今后的一切琐事立刻袭上她的心头。
到彼得堡,火车一停,她就下来,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面孔就是她丈夫的面孔。“啊哟!他的耳朵怎么会是那种样子呢?”她想,望着他的冷淡的威风凛凛的神采,特别是现在使她那么惊异的那双撑住他的圆帽边缘的耳朵。一看见她,他就走上来迎接她。他的嘴唇挂着他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他那双疲倦的大眼睛瞪着她。当她遇到他那执拗而疲惫的眼光的时候,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使她心情沉重起来,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特别使她惊异的就是她见到他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对自己的不满情绪。那种情绪,在她和她丈夫的关系中她是经常体验到的,而且习惯了的,那就是一种好像觉得自己在作假的感觉;但是她从前一直没有注意过这点,现在她才清楚而痛苦地意识到了。
“哦,你看,你的温存的丈夫,还和新婚后第一年那样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他用缓慢的尖细声音说,而且是用他经常用的那种声调对她说的,那是一种讥笑任何认真地说他这种话的人的声调。
“谢廖沙很好吗?”她问。
“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吗?”他说,“他很好,很好……”
三十一
弗龙斯基整整那一夜连想都没有想要睡觉。他坐在躺椅上,有时直视着前方,有时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假使说他先前以他的异常沉着的态度使不认识他的人们惊异不安,那么他现在似乎更加傲慢自满了。他看人们仿佛是看物件一样。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在法院当职员的神经质青年,憎恨他的这副神气。这位青年向他借火抽烟,和他攀谈,甚至推了他一下,为的是使他感到他并不是物件,而是一个人;但是弗龙斯基凝视着他,正如他凝视路灯一样,那青年做了个鬼脸,感觉得他在这种不把他当作人看待的压迫下失去镇定了。
弗龙斯基没有看见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皇帝,倒不是因为他相信他已经使安娜产生了印象——他还没有信心,——而是因为她给他的印象使他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他不知道,他甚至也没有想。他感觉得他以前消耗浪费的全部力量,现在已集中在一件东西上面,而且以惊人的精力趋向一个幸福的目标。他为此感到幸福。他只知道他把真话告诉了她:她在哪儿,他就到哪儿去,现在他的生活的全部幸福,他唯一的人生目的就在于看见她和听她说话。当他在博洛戈沃车站走下车去喝矿泉水,一看见安娜就不由自主地第一句话就把他所想的告诉她了。他把这个告诉了她,她现在知道了,而且在想这个了,他觉得很高兴。他整夜没有入睡。当他回到车厢的时候,他尽在回忆着他看见她时的一切情景,她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他的想像里浮现出可能出现的未来图景,他的心激动得要停止跳动了。
当他在彼得堡下了火车的时候,他在彻夜不眠之后感觉好像洗了冷水澡一般地痛快和清爽。他在他的车厢近旁站住,等待她出来。“再看看她,”他自言自语说,情不自禁地微笑着,“我要再看看她的步态、她的面貌,她许会说句什么话,掉过头来,瞟一眼,说不定还会对我微笑呢。”但是他还没有看到她,就看见了她的丈夫,站长正毕恭毕敬地陪着他穿过人群。“噢,是的!丈夫!”这时弗龙斯基才第一次清楚地理解到她丈夫是和她结合在一起的人。他原来也知道她有丈夫,但是却差不多不相信他的存在,直到现在当他看见了他本人,看见了他的头部和肩膀,以及穿着黑裤子的两腿,尤其是看见了这个丈夫露出所有主的神情平静地挽着她的手臂的时候,他这才完全相信了。
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他那彼得堡式的新刮过的脸和严峻的自信的姿容,头戴圆帽,微微驼背,他才相信了他的存在,而且感到这样一种不快之感,就好像一个渴得要死的人走到泉水边,却发见一条狗、一只羊或是一只猪在饮水,把水搅浑了的时候感到的心情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种摆动屁股、步履蹒跚的步态格外使弗龙斯基难受。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有爱她的无可置疑的权利。但是她还是那样,她的姿态还是打动他的心,使他在生理上感到舒爽和兴奋,心中充满了狂喜。他吩咐他那从二等车厢跑来的德国听差拿着行李先走,他自己走到她跟前。他看到夫妻刚一见面的情景,而且凭着恋人的洞察力注意到她对他讲话时那种略为拘束的模样。“不,她不爱他,也不会爱他的,”
他心里断定了。
在他从后面走近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那一瞬间,他高兴地注意到她感到他接近了,回头看了一下,但是认出他来,就又转向她丈夫。
“您昨晚睡得很好吗?”他说,向她和她丈夫一并鞠躬,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以为这个躬是向他鞠的,他认不认得他,就随他的便了。
“谢谢您,很好呢,”她回答。
她的脸色露出倦容,脸上那股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神里流露的生气,现在已经不见了;但是一刹那间,当她瞥见他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虽然那闪光转眼就消逝了,但是他在那一瞬间却感到了幸福。她瞟了丈夫一眼,想弄清楚他认不认识弗龙斯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满意地望了弗龙斯基一眼,茫然地回忆着这个人是谁。在这里,弗龙斯基的平静和自信,好像镰刀砍在石头上一样,碰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冷冰冰的过分自信上。
“弗龙斯基伯爵,”安娜说。
“噢!我想我们认得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说,伸出手来。“你和母亲同车而去,和儿子同车而归,”他说,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好像每个字都是他赏赐的恩典。“您想必是来休假的吧?”他说,不等他回答,他就用戏谑的语调对他的妻子说:“哦,在莫斯科离别的时候恐怕流了不少眼泪吧?”
他这样对他妻子说,为的是使弗龙斯基明白他要和她单独在一起,于是,略略转向他,他触了触帽边;但是弗龙斯基却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希望获得登门拜访的荣幸。”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疲倦的眼睛瞥了弗龙斯基一眼。
“欢迎,”他冷淡地说。“我们每星期一招待客人。”随后,完全撇开弗龙斯基,他对他妻子说:“巧极了,我恰好有半个钟头的空余时间来接你,这样我就可以表一表我的柔情,”他用同样戏谑的口吻继续说。
“你把你的柔情看得太了不起了,我简直不能领受啰,”她用同样的戏谑口吻说,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走在他们后面的弗龙斯基的脚步声。“但是那和我有什么相干吗?”她暗自说,于是开口问她丈夫她不在时谢廖沙可好。
“啊,好得很呢!Mariette[法:玛利埃特]说他很可爱,而且……很抱歉,我一定会使你伤心……他可并没有因为你不在而感到寂寞,像你丈夫那样。但是再说声merci[法:感谢],亲爱的,因为你赐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们的亲爱的‘茶炊’会高兴得很哩。(他常把那位驰名于社交界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叫作‘茶炊’,因为她老是兴奋地聒噪不休。)她屡次问起你。你知道,如果我可以冒昧奉劝你的话,你今天该去看看她。你知道她多么关怀人啊。就是现在,她除了操心自己的事情以外,她老是关心着奥布隆斯基夫妇和解的事。”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是她丈夫的朋友,是彼得堡社交界某个团体的中心人物,安娜通过她丈夫而和那团体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但是你知道我给她写了信。”
“可是她要听一听详情。如果不太疲倦的话,就去看看她吧,亲爱的。哦,孔德拉季会给你驾马车,就要到委员会去。我再不会一个人吃饭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已经不再是讥讽的口吻了。“你不会相信你不在我有多么寂寞啊……”
于是他紧紧地握了她的手好久,含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扶她上了马车。
三十二
家中第一个出来迎接安娜的是她的儿子。他不顾家庭女教师的呼喊,下了楼梯就朝她跑去,欢喜欲狂地叫起来:“妈妈!妈妈!”跑到她跟前,他就搂住她的脖子。
“我告诉你是妈妈吧!”他对家庭女教师叫道。“我知道的!”
她儿子,也像她丈夫一样,在安娜心中唤起了一种近似幻灭的感觉。她把他想像得比实际上的他好得多。她不能不使自己降到现实中来欣赏他本来的面目。但就是他本来的面目,他也是可爱的,他长着金色的鬈发、碧蓝的眼睛和穿着紧裹着双腿的长袜的优美的小腿。安娜在他的亲近和他的爱抚中体验到一种近乎肉体的快感,而当她遇到他的单纯、信赖和亲切的眼光,听见他天真的询问的时候,就又感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安娜把多莉的小孩们送给他的礼物拿出来,告诉他莫斯科的塔尼娅是怎样的一个小女孩,以及塔尼娅多么会读书,而且还会教旁的小孩。
“哦,我没有她那么好吗?”谢廖沙问。
“在我眼里,你比世界上什么人都好哩。”
“我知道,”谢廖沙微笑着说。
安娜还没有来得及喝完咖啡,就通报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来拜访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是一个高个子的胖女人,脸色是不健康的黄色,长着两只美丽的沉思似的黑眼睛。安娜很喜欢她,但是今天她好像第一次看出了她的一切缺点。
“哦,亲爱的,您采到了橄榄枝[和平的标志,此句的意思是问安娜调解成功没有]吧?”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一进房门就问。
“是的,一切都了结了,但是事情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安娜回答。“大概我的bellesoeur[法:嫂嫂]也太急躁了一点。”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虽然对于一切和她无关的事情都感到兴味,但是却有一种从来不耐心听取她所感到兴味的事情的习惯;她打断安娜说:“是的,世界上充满了忧愁和邪恶呢。我今天苦恼死了。”
“啊,怎么回事呢?”安娜说,竭力忍住不笑。
“我开始感到毫无结果地为真理而战斗有点厌烦了,有时候我简直弄得无可奈何哩。小姊妹协会的事业(这是一个博爱的、爱国的宗教组织)进行得很好。但是和这些绅士一道,就什么事都做不成,”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带着讥讽的、听天由命的语调补充说。“他们抓住一个思想,把它歪曲了,然后又那么卑俗无聊地谈论它。仅仅两三个人,你丈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懂得这事业的全部意义,而其余的人只会把这事弄糟。昨天普拉夫金写了封信给我……”
普拉夫金是侨居国外的一位有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政治流派。其基本思想是在俄国沙皇制度统治下将所有斯拉夫民族统一为一个国家],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述说了这封信的大意。
接着伯爵夫人又告诉了她一些反对教会合并运动的不愉快事件和阴谋,就匆匆地走了,因为她那天还要出席某团体的集会和斯拉夫委员会的会议。
“这自然和以前毫无两样;但是我以前怎样没有注意到呢?”她自言自语。“莫非她今天特别气愤?不过真好笑;她的目的是行善,她是基督徒,但是她却总是怒气冲天;她总有敌人,而且那些敌人也都是假基督和行善之名哩。”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走后,又来了另一个朋友,某长官的太太,告诉了她城里的一切新闻。到三点钟,她也走了,答应来吃晚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还在部里。安娜,剩下一个人,照顾她儿子吃了饭(他是和父母分开吃的),整理好东西,看过了堆积在她桌上的书信和便条,写了回信,就这样把饭前的时间度过去了。
她在旅途中所感到的无端的羞耻之情和她的兴奋都完全消逝了。在她习惯的生活环境中,她又感觉得自己很坚定,无可指责了。
她惊异地回想起她昨天的心情。“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弗龙斯基说了些傻话,那本来是容易制止的,而我回答得也很得体。对我丈夫说出来是不必要的,而且不可能的。说出来反而是小题大做了。”她想起她怎样告诉过她丈夫,彼得堡有一个青年,是她丈夫的部下,差一点向她求爱,以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怎样回答她说凡是在社交界生活的女人总难免要遇到这种事,他完全信赖她的老练,决不会让嫉妒来损害她和他自己的尊严。“这样何必说出这件事来呢?
真的,谢谢上帝,没有什么好说的!”她自言自语。
三十三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四点钟从部里回来,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他没有来得及进来看她。他先到书房里去接见等候着他的请愿的人们,在他的秘书拿来的一些公文上签了字。在用餐时(总有几个客人在卡列宁家用餐)来了一位老太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表姐、一位局长和他的夫人、一位被引荐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部下工作的青年,安娜走进客厅来招待这些客人。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完第五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进来了,穿着佩戴着两枚勋章的礼服,打着白领带,因为他吃了饭马上就要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活中的每分钟都给分配和占满了。为了要按时办完摆在面前的事,他严格地遵守时间。“不匆忙,也不休息”是他的格言。他走进餐厅,和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就急忙坐下来,对他的妻子微笑。
“是的,我的孤独生活结束了。你不会相信一个人吃饭有多么不舒服呀。”(他特别着重不舒服这个字眼。)
吃饭时他和妻子稍稍谈了一下莫斯科的事,露出讥讽的微笑,向她询问了一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情况;但是谈话大体上是一般性的,涉及彼得堡官场上和社会上的各种新闻。饭后,他陪了客人们半个钟头,又含着微笑和妻子紧紧地握了握手,就退了出去,坐车出席会议去了。安娜那晚上既没有到那位听见她回来了就邀请她去赴晚会的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去,也没有去那晚上她原已经定好了包厢的剧场。她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她打算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安娜在客人走后忙着收拾服装时,她感到非常懊恼。她本来是一位很懂得怎样在穿着上不花许多钱的能手,在去莫斯科之前她拿了三件衣服交给女裁缝去改。这衣服要改得让人认不出来,并且三天以前就应该做好的。结果两件衣服还没有动手,而其余一件又没有照着安娜的意思改。女裁缝走来解释,硬说还是照她那样做的好,安娜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她过后一想起来还感觉得惭愧哩。为了要完全平静下来,她走进育儿室,和她儿子在一起消磨了整整一个晚上,亲自安置他睡了,给他画了十字,给他盖上被子。她没有到外面什么地方去,把晚上的时间那么愉快地在家里度过,觉得高兴极了。她感觉得这么轻松平静,她这么清楚地看出来她在火车上觉得那么重要的一切事情,不过是社交界中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罢了,她没有理由在任何人或是她自己面前感到羞愧。安娜拿了一本英国小说在火炉旁坐下,等待着她丈夫。正九点半,她听到了他的铃声,他走进房间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她说,把手伸给他。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身旁坐下。
“大体上说来,我看你的访问很成功吧,”他对她说。
“是的,很成功哩,”她说,于是她开始把一切事情从头到尾告诉他:她和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同车旅行,她的到达,车站上发生的意外。接着她就述说她开头怎样可怜她哥哥,后来又怎样可怜多莉。
“我想这样的人是不能饶恕的,虽然他是你哥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峻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知道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表示对亲属的体恤并不能阻止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她知道她丈夫这个特性,而且很喜欢这一点。
“一切都圆满解决,你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哩,”他继续说。哦,关于我那项议会通过的新法案,人们有什么议论呢?”
安娜关于这个法案毫无所闻,她想起自己竟会这么轻易地忘记他那么重视的事,良心上觉得很不安。
“相反地,这里却引起了很大反响,”他露出得意的微笑说。贝姨
她看出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要把这件事最使他愉快的地方告诉她,因此她用问题去引他讲出来。带着同样的得意的微笑,他告诉她因为通过这个法案他博得的喝彩。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这证明对于这个事情的合理而又坚定的观点终于在我们中间开始形成了。”
喝完了第二杯加奶油的茶,吃完面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来,向书房走去。
“你今晚上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吗?你一定很闷吧,我想?”
他说。
“啊,不!”她回答,跟着他站起来,陪伴着他通过这房间走到他书房去。“你现在读什么呢?”她问。
“现在我在读DucdeLille,《Poésiedesenfers》(法语: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李尔公爵似乎是托尔斯泰虚构的名字,有些像诗人卢孔德·得·李尔〔1818—1894〕)),”他回答。“一本了不起的书哩。”
安娜微微一笑,好像人们看见他们所爱的人的弱点微笑一样,于是,挽住他的胳臂,她把他送到书房门口。她知道他晚上读书成了必不可少的习惯。她也知道虽然他的公务几乎吞没了他的全部时间,但他却认为注意知识界发生的一切值得注目的事情是他的义务。她也知道他实际上只对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发生兴趣,艺术是完全和他的性情不合的;但是,虽然这样,或者毋宁说正因为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没有忽略过任何在艺术界引起反响的事情,而是以博览群书为自己的职责。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上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常发生怀疑,加以研究;但是在艺术和诗歌问题上,特别是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问题上,他却抱着最明确的坚定见解。他喜欢谈论莎士比亚、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贝多芬,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这一切都被他十分清晰精确加以分类——
“哦,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书房里一支有罩的蜡烛和一只水瓶已经在他的扶手椅旁摆好。“我要写信到莫斯科去。”
他紧紧握着她的手,又吻了吻它。
“他毕竟是一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业方面非常卓越,”安娜在返回她的房间去的时候这样对自己说,仿佛是在一个攻击他、说决不可能有人爱上他的人面前为他辩护一样。“可是他的耳朵怎么那么奇怪地支出来呢?也许是他把头发剪得太短了吧?”
正十二点钟,当安娜还坐在桌边给多莉写信的时候,她听到了平稳的穿着拖鞋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梳洗好了,腋下挟着一本书,走到她面前来。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他说,浮上一种会心的微笑,就走进寝室去了。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子看他呢?”安娜想,回忆起弗龙斯基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那种眼光。
她脱了衣服,走进寝室;但是她的脸上不仅已经丝毫没有她在莫斯科时从她的眼睛和微笑里闪烁出来的那股生气,相反地,现在激情的火花好似已在她心中熄灭,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三十四
弗龙斯基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的时候,把他在莫尔斯基大街上的那幢大房子留给他的朋友和要好的同事彼得里茨基照管。
彼得里茨基是一个青年中尉,门阀并不十分显贵,不仅没有钱,而且老是负债累累,到晚上总是喝得烂醉,他常常为了各种荒唐可笑的、不名誉的丑事而被监禁起来,但是僚友和长官都很宠爱他。十二点钟从火车站到达他的住宅的时候,弗龙斯基看见大门外停着一辆他很熟悉的出租马车。当他还站在门外按铃的时候,就听到了男性的哄笑声,一个女性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和彼得里茨基的叫声:“如果是个什么流氓,可不要让他进来!”弗龙斯基叫仆人不要去通报,悄悄地溜进了前厅。彼得里茨基的一个女友,西尔顿男爵夫人,长着玫瑰色小脸和淡黄色头发,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绸缎连衣裙,光彩夺目,她用巴黎话聊着闲天,像一只金丝雀一样,她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这时她正坐在圆桌旁煮咖啡。彼得里茨基穿着大衣,骑兵队长卡梅罗夫斯基,大概是刚下了班跑来的,还是全身军装,他们坐在她的两边。
“好!弗龙斯基!”彼得里茨基叫着,跳了起来,啪的一声推开椅子。“我们的主人来了!男爵夫人,拿新咖啡壶给他煮点咖啡吧。啊呀,我们没有想到你来!我希望你会满意你的书房里这个装饰品,”他指着男爵夫人说。“你们彼此一定认识的吧?”
“我想是认识的,”弗龙斯基浮上一种愉快的微笑说,紧紧握着男爵夫人的小手。“可不是吗!我们是老朋友哩。”
“您是旅行回来吧?”男爵夫人说。“那么我就要走了。哦,要是我碍事的话,我立刻就走。”
“您随便在哪里都当在家里一样,男爵夫人,”弗龙斯基说。“你好,卡梅罗夫斯基?”他补充说,冷淡地和卡梅罗夫斯基握了握手。
“听听,您再也讲不出这样漂亮的话,”男爵夫人转向彼得里茨基说。
“不,那为什么?吃了饭以后我也能讲得那样好。”
“吃了饭以后就不稀奇了!哦,那么我给你煮一点咖啡,你先去洗个脸,收拾一下吧,”男爵夫人说,又坐下来,当心地旋转着新咖啡壶的小螺旋。“皮埃尔,拿咖啡给我,”她向彼得里茨基说,她叫他皮埃尔,那是他的姓的爱称,她并不隐讳她和他的关系。“我再加点进去。”
“您会弄坏的!”
“不,我不会弄坏的!哦,您的夫人呢?”男爵夫人突然说,打断了弗龙斯基和他的同僚的谈话。“我们这里已经把您招赘出去了哩。您把您的夫人带来了吗?”
“没有,男爵夫人。我天生是一个茨冈,而且一直到死也还是一个茨冈。”
“这样倒更好了,例更好了!来握握手吧。”
男爵夫人不放松弗龙斯基,开始边笑边讲地告诉他她最近的生活计划,征求他的意见。
“他怎么也不让我离婚!哦,我怎么办呢?(他,就是她的丈夫。)现在我想去告他。您有什么高见?卡梅罗夫斯基,留心咖啡啊,它已经在滚了;您看,我实在忙不过来呀!我要告状,因为我得保全我的财产。您明白这有多么荒唐呀,他借口说我对他不贞,”她轻蔑地说,“公然想霸占我的财产。”
弗龙斯基愉快地听着这位娇艳少妇的有趣的闲谈,随声附和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她出些主意,总之他立刻采取了他和这一类妇人谈话时惯用的调子。在他的彼得堡的世界里,所有的人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下层阶级:他们是粗俗的、愚蠢的、特别可笑的人们,他们认为一个丈夫只应当和合法妻子同居;认为少女要贞洁,妇人要端庄,而男子要富于男子气概、有自制力、坚强不屈;认为人要养育孩子,挣钱谋生,偿付债款,以及各种同样荒唐的事。这是那一类旧式的可笑人物。但是另外有一类人:真正的人,他们都属于这一类,在这一类人里,最要紧的是优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毫不忸怩地沉溺于一切情欲中,而尽情嘲笑其他的一切。
仅仅在最初一瞬间,弗龙斯基因为刚从莫斯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印象而感到不知所措;但是不一会,好像把脚套进一双旧拖鞋里一样,他又回到了他以前的那个轻松愉快的世界里。
咖啡实际上没有煮好,只是泼溅在每个人身上,烧干了,恰好尽了它应尽的义务——就是,成了他们吵闹大笑的理由,溅污了贵重的地毯和男爵夫人的连衣裙。
“哦,现在,再见吧,要不然,您再也不会去洗脸,而在我的良心上就会留下一位体面的绅士所能犯的最大罪行——
不爱清洁。哦,您劝我拿一把刀刺进他的喉咙吗?”
“当然啰。可是要设法使您的手贴近他的嘴唇。那么他就会吻吻您的手,一切就会圆满地收场,”弗龙斯基回答。
“那么在法兰西戏院再见吧!”她的衣裙发出一阵窸窣声,她走了。
卡梅罗夫斯基也站了起来,弗龙斯基没有等到他走掉,就和他握了握手,走进盥洗室去了。在他洗脸的时候,彼得里茨基把从弗龙斯基离开彼得堡以后他境况的变迁简单扼要地对他讲了一讲。他一个钱都没有。他父亲说再也不给他一个钱,而且不肯替他还债。裁缝想使他坐牢,另外一个人也威吓着要把他关进监狱。联队队长声言如果他继续干出这些丑事的话,他就得离开联队。男爵夫人像个辣萝卜一样,使他讨厌得要死,特别是她总想给他钱用。但是有另外一个女子——他可以带来给弗龙斯基看看——艳丽惊人,完全是东方型的,“奴隶利百加(利百加是《圣经·旧约·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妻子,是一位容貌极其俊美的女子。彼得里茨基在这里是指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里的犹太女子蕊贝卡型的)型的,你要知道。”他和别尔科舍夫又吵了架,差一点要和他决斗,但是自然这是没有结果的。总之,一切都非常有趣和畅快。为了不让他的同僚更深地了解他的境遇的底细,彼得里茨基开始告诉他一切有趣的新闻。当他在这幢消磨了他三年岁月的熟悉住宅的环境之中,听着彼得里茨基讲那些熟悉的故事的时候,弗龙斯基体会到又回到他过惯了的无忧无虑的彼得堡生活中的快感——
“决不会吧!”他叫起来,放下脸盆踏板,他正在脸盆里洗他的健康的、红润的脖子。“决不会吧!”听到洛拉抛弃了费尔京戈夫和米列耶夫同居的消息的时候,这样叫了起来。
“他还是那样蠢笨和洋洋自得吗?哦,布祖卢科夫怎样了?”
“哦,布祖卢科夫闹了一个笑话——真好玩极了!”彼得里茨基叫嚷着。“你知道他是个舞迷,没有一次宫廷舞会他不在场的。他戴了一顶新式头盔去参加盛大舞会。你看见过新式头盔吗?非常好,很轻。哦,他就这样站在那里……不,我说,你听呀。”
“我是在听呀,”弗龙斯基回答,一面用粗毛巾擦身体。
“大公夫人同着一位公使什么的来了,也是活该倒霉,他们谈起新式头盔来。大公夫人一定要拿新式头盔给公使看。他们看见我们的朋友站在那里。(彼得里茨基摹拟他戴着头盔站在那里的样子。)大公夫人向他要头盔,他不给她。这是怎么回事呢?哦,大家都对他使眼色,点头,皱眉——把帽子给她,给她!他不给她。他呆呆地站着不动。你就想他那副神气吧!……哦,那……他姓什么,随便他姓什么吧……向他要帽子……他不肯!……他就把它抢过来,递给了大公夫人。‘这里,夫人,’他说,‘是新式头盔,’她把帽子翻过来,而——你想想吧——扑通一声从里面掉下一只梨,许多糖果,糖果恐怕有两磅!……他把它们藏在里面,好乖乖!”
弗龙斯基捧腹大笑了。好久以后,在他谈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一想到头盔,就又爆发出他那种健康的笑声来,露出两排健全的密密的牙齿。
听了这一切消息,弗龙斯基靠着听差帮助,穿好制服,就去报到。他打算报到以后,驾车到他哥哥家里和贝特西家里去,然后再拜访几个地方,以便开始去那可以会见卡列宁夫人的交际场所。他出了门总要到深夜才回来,正如他在彼得堡一向的习惯一样。
第二部
一
冬末,谢尔巴茨基家举行了一次医生会诊,为的是诊断基蒂的健康状态和决定采取什么治疗方案来挽回她的日益衰弱的体力。她病了,随着春天的到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坏了。家庭医生给她开了鱼肝油,以后是铁剂,再以后是硝酸银剂,但是第一第二第三都没有效验,后来因为他劝告她春天的时候到国外易地疗养,因此他们请了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是一位年纪不大而又十分漂亮的男子,要求检查病人的身体。他似乎带着特殊的乐趣坚持说处女的羞怯只是蛮性的残余,再没有比还不年老的男子来检查少女的裸体更自然的事了。他认为这很自然,因为他每天都这样做,而且他这样做似乎并没有感到和想到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此他认为处女的羞怯不但是蛮性的残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除了服从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虽然所有的医生上的都是同样的学校,读同样的书,学同样的学科,虽然有人说这位名医是一个庸医,但是在公爵夫人那种人家不知是什么道理总相信只有这位名医有特殊高明的学问,只有他才能挽救基蒂。仔细地检查和听诊了羞得惊惶失措的病人之后,这位名医仔细地洗了手,站在客厅里和公爵讲话。公爵一边听医生说话,一边皱着眉头咳嗽着。他本来是一个阅历很深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病人,对于医术本来没有信仰,况且他也许是唯一完全了解基蒂的病因的人,所以他看到这幕滑稽剧实在生气极了。“吹牛大王!”他听着这位名医喋喋不休地谈论她女儿的病情时这样想。同时医生好容易才抑制住了他蔑视这位老绅士的心情,费力地迁就着他的理解水平。他觉察出和这老头子谈是没有用的,家中的主要人物是母亲。他决定在她面前炫耀一下他的本领。恰好这时,公爵夫人和家庭医生一道走进了客厅。公爵退了出去,为的是不要表露出他觉得这一场戏有多么可笑。公爵夫人的心乱了,不知道怎么办好。她感觉到是她害了基蒂。
“哦,医生,决定我们的命运吧,”公爵夫人说。“把一切都告诉我吧。”她本来想说,“有希望吗?”但是她的嘴唇发抖,她不能发出这问题。“哦,医生?”
“稍微等一等,公爵夫人。我要先和我的同事商量一下,然后我再来奉告。”
“那么我们要走开吧?”
“请便。”
公爵夫人叹了口气走了出去。
只剩下医生两个人的时候,家庭医生开始畏怯地陈述他的意见,说恐怕是肺结核初期,但是……等等,等等。名医听着他讲,在他说到一半时看了看他的大金表。
“是的,”他说。“但是……”
家庭医生恭敬地说了一半就停住了。
“肺结核初期,您知道,我们是还不能断定的;不到发现空洞的时候,无法断定。但是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征状已经有了,营养不良,神经容易激动等等。问题在这里:在具有肺结核征状的情况下,用什么办法去保持营养呢?”
“但是您知道,在这种病状之下总是潜伏着道德的、精神的因素,”家庭医生含着机警的微笑大胆地插嘴。
“是的,那是不用说的,”名医回答,又看了看表,“对不起,亚乌查桥修好了吗,还是仍旧要坐车绕路?”他问。“噢!修好了。啊,那么我不消二十分钟就到那里了。我们刚才在说,问题可以这样提出:保持营养,调养神经。两者是互相关联的,必须双管齐下。”
“到国外易地疗养怎样?”家庭医生问。
“我不赞成到外国易地疗养。要注意:假使真是肺结核初期,这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断定,那样到外国易地疗养就一点益处都没有。要紧的是用什么方法增加营养,而且不损害身体。”
于是名医发表了他用苏登温泉①治疗的方法。显然他开这个药方主要是因为它不会有害处——
①苏登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小村和疗养地,有温泉。
家庭医生注意地而且恭敬地听他说完了。
“但是到国外易地疗养的好处,就是可以变换一下习惯,换换环境,免得触景伤情。而且母亲也希望这样,”他补充说。
“噢!要是那样,让她们去也好。只是那些德国庸医是害人的……您得说服她们……哦,那么让她们去也好。”
他又看了看表。幻灭
“啊!时候到了,”他走到门口。
名医向公爵夫人声言(他说这话完全是出于礼节),他要再看看病人。
“什么!再检查一次!”母亲恐怖地叫道。
“啊,不,只是再问问详细,公爵夫人。”
“请这边来。”
于是母亲陪着医生走进基蒂待着的客厅。基蒂站在房间中央,面容消瘦,脸色泛红,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辉,那光辉是她所受的羞耻的痛苦留下的。医生进来的时候,她脸上泛出红晕,眼睛里盈溢着泪水。她的全部疾病和治疗在她看来是多么无聊,甚至多么可笑的事情!医治她在她看来好像想把打破了的花瓶碎片拼拢起来一样可笑。她的心碎了,他们为什么要用丸剂和药粉来医治她呢?但是她不能使她母亲伤心,特别是因为她母亲把过错都归在自己身上。
“我可以请您坐下吗,公爵小姐,”名医对她说。
他微笑着面对着她坐下,摸着她的脉搏,又开始问她一些讨厌的问题。她回答了他,突然冒火了,站了起来。
“对不起,医生,可是这实在毫无好处。同样的话您问过我三次了。”
各医没有生气。
“神经易受刺激,”他在基蒂走出房间的时候对公爵夫人说。“可是,我已经看完了……”
于是医生对公爵夫人像对一个格外聪明的妇人一样,很科学地说明了公爵小姐的病状,结论是坚决主张水疗法,那本来是不需要的。对于她们要不要到外国去这个问题,医生沉思着,好像在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似的。最后他的决定宣布了:她们可以到国外去,但是千万不要误信外国的庸医,有事尽管来找他。
医生走了之后,像是什么好事降临了似的。母亲回到女儿这里来的时候快活得多了,而基蒂也装出快活的样子。她现在常常、差不多老是得装假。
“真的,我很健康哩,maman。但是假使您要到外国去,那么我们就去吧!”她说,极力装得对这次旅行感到兴味,她开始谈着对旅行的准备。
二
医生走后,多莉就来了。她知道那天举行会诊,尽管她产后刚刚起床(她在冬末又生了一个小女孩),尽管她自己的苦恼和忧虑已经够多的了,她却把婴儿和一个病了的女孩子丢在家里,特地来探听在那天决定的基蒂的命运。
“哦,怎么样?”她走进客厅,没有摘下帽子,就说。“你们都很快活的样子。那么一定有好消息吧?”
她们打算告诉她医生说的话,但是虽然医生说得非常有条有理而且非常详细,但要传达他所说的话却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有趣的事是他们已经决定出国旅行。
多莉不禁叹了口气。她最亲爱的朋友,她妹妹,要走了。而她的生活并不是愉快的。她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好以后的关系是很委屈的。安娜促成的结合原来并不稳固,家庭的和睦又在老地方破裂了。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事实,只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总是不在家,家里也几乎总是没有钱,多莉又因为猜疑他不忠实而不断地苦恼着,她惧怕她曾经尝过的那种嫉妒的痛苦,竭力想祛除这些猜疑。一度遭受过的那嫉妒的最初袭击是不会再来的了,现在就是发觉他不忠实也决不会像第一次那样影响她。发觉这样的问题现在也只不过是破坏习惯的家庭生活,她听任自己受骗,为了这个弱点而轻视他,特别是轻视她自己。此外,她要照管一个大家庭使得她不断地操心受苦:时而,婴儿哺乳不当,时而,乳母又走了,时而,现在另一个小孩又害了病。
“哦,你们都好吧?”她母亲问。
“噢,maman,你们的苦难也够多的了。莉莉病了,恐怕是猩红热。我趁现在来探问一下消息,过后我恐怕要完全关在家里,如果——但愿不会——真是猩红热的话。”
老公爵在医生离开后也从书房里走进来,于是,让多莉吻了吻他的面颊,和她说了一两句话之后,他就转向他的妻子:
“你们是怎么决定的?要走吗?哦,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
“我想你还是留在这里好,亚历山大,”他的妻子说。
“随你们的便。”
“Maman,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道去?”基蒂说。“那样对他,对我们都要愉快得多哩。”
老公爵站起身来,抚摸了基蒂的头发。她抬起头,强颜欢笑地望着他。她总觉得他比家中任何人都了解她,虽然他很少提到她。她是最小的一个,是父亲的爱女,她觉得他对她的爱使他洞察一切。现在当她的视线遇到他那双凝视着她的碧蓝的仁慈的眼睛时,她感到好像他看透了她,觉察出她心中产生的一切不良念头。她红着脸,向他探过身子去,期待他吻吻她,但是他只轻轻拍了拍她的头,说:
“这些愚蠢的假发!人触摸不到真正的女儿,而只是抚摸着死妇人的硬毛。哦,多林卡[多莉的小名],”他转向他大女儿,“你家那位浪荡公子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爸爸,”多莉回答,明白那是指她丈夫。“他总不在家,我难得见着他的面,”她不禁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补充说。
“什么,他还没有到乡下去办理卖树林的事吗?”
“没有,他老准备着要去。”
“啊,原来这样!”公爵说。“难道我也要准备旅行吗?听你吩咐好了,”他坐下来对他妻子说。“我告诉你怎样办吧,卡佳[卡捷琳娜的小名],”他继续对小女儿说:“有朝一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你早上起来会对自己说:我很健康而且很快乐,又要和父亲一道在清早冒着风霜出去散步了。是吧?”
父亲的话似乎很简单,但是听了这些话,基蒂就好似一个罪犯被人揭发了一样狼狈惊惶。“是的,他都知道,他都明白,他说这些话是在告诉我,虽然我感到羞愧,但是我必须克服羞愧心情。”她鼓不起勇气来回答。她正想要开口,却蓦地哭起来,从房间里冲出去。
“你看你开的好玩笑!”公爵夫人攻击她的丈夫。“你总是……”她就开始责备起他来。
公爵听着夫人责备有好一会没有说话,但是他的面色越发愁眉不展了。
“她多可怜呵,这可怜的孩子。多可怜,你没有感觉到她一听见别人略略提起这事的起因就多么伤心呵。唉!看错人到这种地步!”公爵夫人说,由她声调的变化,多莉和公爵两人都明白她说的是弗龙斯基。“我不明白为什么竟没有法律来制裁这类卑劣可耻的人。”
“噢,我真不要听了!”公爵阴郁地说,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好像要走开的样子,但是在门口停住了。“法律是有的,亲爱的,你既然引我说,我就告诉你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吧:你,你,都是你呀!制裁这类绔袴子弟的法律一向就有的,现在也有。是的,如果不是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我尽管老了,也会和他,那位花花公子决斗的。是的,你现在给她治病吧,把那些庸医都请来吧。”
公爵显然还有许多话再说,但是公爵夫人一听到他那种语调,她立刻平静下来,感到后悔了,像她在严重场合常有的情形一样。
“Alexandre,Alexandre,”她低声说,走近他,开始哭泣起来了。
她一哭,公爵也就平静下来了。他走到她面前。
“哦,得了,得了吧!你也怪可怜的,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帝是慈悲的……谢谢,”他说,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同时他手上感触到公爵夫人淌着泪水的接吻,于是回了一吻,公爵就走出了房间。
在这以前,当基蒂哭着走出房间的时候,多莉凭着母性的、家庭中的本能,立刻看出在她面前摆着女人应尽的职责,她准备来完成。她脱下帽子,而且在精神上好像卷起了袖子,预备行动。当她母亲攻击她父亲的时候,她竭力在孝敬所允许的范围内制止她母亲。在公爵大发雷霆的时候,她却默不作声;她为她母亲羞愧,而且,她父亲这么快又变温和了,这使她对他产生了好感;但是当她父亲离开她们的时候,她就准备来做一件重要的急待做的事情——到基蒂那里去,安慰她一番。
“我早想告诉你一件事,maman。你知道列文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想要向基蒂求婚吗?他亲口对斯季瓦说的。”
“哦,怎样?我不知道……”
“说不定基蒂拒绝了他?她没有对你说过吗?”
“没有,不论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她都没有对我说起过;
她太自负了。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人的缘故。”
“是的,你想想,假定她拒绝了列文,我知道,如果不是为了那个人,她是不会拒绝他的……后来,那个人又那么卑鄙无耻地欺骗了她。”
公爵夫人想起来她在女儿面前问心有愧,觉得太可怕了,她恼怒起来。
“啊,我真不明白!如今女孩子们都自作主张,什么话也不告诉母亲,结果……”
“Maman,我去看看她。”
“哦,去吧。难道我不许你去吗?”她母亲说。
三
当她走进基蒂的小房间——一间精致的、粉红色的小房间,摆满了vieuxsaxe[法:古老的萨克森瓷器]的玩具,正像两个月前基蒂自己一样鲜嫩、绯红和快乐,——多莉想起去年她们是怎样满怀深情和欢乐一道装饰这房间。当她看见基蒂坐在靠近门口的矮凳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在地毯角上的时候,她的心都发冷了。基蒂望了她姐姐一眼,她脸上那种冷冷的、有几分严厉的表情并没有改变。
“我就要走了,我得关在家里,而你又不能来看我,”多莉说,在她身旁坐下。“我要和你谈谈。”
“谈什么?”基蒂连忙问,惊讶地抬起头。
“有什么呢,还不是你的痛苦?”
“我没有痛苦。”
“得了,基蒂。莫非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我通通知道。相信我,这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哩。”
基蒂没有开口,她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
“他不值得你为他痛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继续说,直入本题。
“不,他轻视了我,”基蒂带着颤栗的声调说。“不要谈这个吧!请不要谈这个吧!”
“可是谁对你这样说过呢?谁也没有这样说过。我相信他爱你,而且依然爱你,如果不是……”
“啊,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同情!”基蒂叫道,突然冒火了。她在椅子上掉转身去,脸上泛着红晕,手指急速地乱动着,时而用这只手时而用那只手捏住衣带上的钮扣。多莉知道她妹妹在激动时有捏紧两手的习惯;她也知道在激动时基蒂会不顾一切,说出许多不愉快的、不应当说的话来,多莉原想安慰她的,但是已经太迟了。
“你要我感觉到什么,什么呢?呃,”基蒂迅速地说。“是我爱上了一个丝毫不关心我的男子,而且我会为爱他而死吗?这就是我姐姐对我说的话,她以为……以为,以为……她在同情我哩!我不需要这样的怜悯和虚情假意!”
“基蒂,你不公平。”
“你为什么折磨我?”
“可是我……完全相反……我知道你难受……”
但是基蒂在激怒中根本没有听她的话。交际花盛衰记
“我没有什么好难受的,也不需要安慰。我还有自尊心,永远不会让自己去爱一个不爱我的男子。”
“是的,我也并没有这样说……只有一件事,你把真话告诉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拉着她的手,“告诉我,列文对你说了吗?……”
提起列文似乎使基蒂失去了最后的自制力;她从椅子上跳起来,把钮扣扔在地板上,迅速地用两手做着手势,说:
“为什么又把列文扯进来?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对你说过,我再说一遍,我还有自尊心,我决,决不能像你那样干……回到变了心、爱上另一个女人的男子那里去。我真不明白!你可以,我可不能!”
说了这些话,她望了她姐姐一眼,看见多莉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她的头忧愁地垂着,基蒂没有像原来打算的那样跑出房间,却在门边坐下,用手帕掩住脸,低下头来。
沉默持续了两分钟。多莉在想自己的心事。她时时意识到的那种屈辱,经她妹妹一提,格外痛切地刺伤了她的心。她没有料到她妹妹会这样残酷,因此她生她的气了。但是突然她听到衣服的窸窣声,和随之而来的凄恻的、遏制着的呜咽声,而且感到一双手臂搂住她的脖颈。基蒂跪在她面前了。
“多林卡,我多么,多么不幸呀!”她愧悔地低声说。
她那满面泪痕的可爱的脸埋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裙子里了。
仿佛眼泪是不可缺少的润滑油,没有它,姐妹间互相信赖的机器就不能畅快地转动,两姐妹流了一阵眼泪之后并没有谈她们的心事;但是,虽然她们谈的是不相干的事,她们却已互相了解了。基蒂知道她在气头上说出来的关于她丈夫不忠实和关于她的屈辱处境的话,刺伤了她可怜的姐姐的心,但她却饶恕了她。多莉在她那一方面也明白了她要了解的一切;她确信不疑她的推测是正确的,就是,基蒂的悲痛,无可慰藉的悲痛正是由于列文向她求过婚,她拒绝了他,而弗龙斯基欺骗了她,她现在情愿爱列文,憎恶弗龙斯基了。基蒂并没有说出一句这样的话;她只诉说着她的精神状态。
“我没有什么痛苦,”她说,渐渐镇静下来了;”但是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可怕的、讨厌的、粗野的,尤其是我自己,这你能了解吗?你想像不出我对于一切抱着多么卑劣的想法呀?”
“哦,你会有什么卑劣的想法?”多莉微笑着说。
“最肮脏、最粗野的,我不能告诉你。这不是忧愁,也不是烦闷,而是更坏的。仿佛我心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丑恶的东西。哦,我怎样对你说呢?”她继续说,看出她姐姐眼睛里那种迷惑的眼神。“爸爸刚才对我说的话……在我看来好像他以为我所需要的就是结婚。妈妈带我去赴舞会:在我看来好像她只是想把我尽快地嫁掉了事。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我却驱散不了这些念头。所谓的求婚者——我简直看不顺眼。我总觉得他们在打量我。从前穿着舞衣到处走动对于我简直是一种乐趣,我欣赏我自己;现在我觉得非常羞愧和尴尬。你想怎么办呢!还有,那医生……
还有……”
基蒂踌躇了一下;她本来想往下说,自从她心中发生这种变化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她眼里变得讨厌不堪了,她一看见他,她的想像里就不能不浮现出最粗鄙丑恶的概念。
“啊,哦,一切都在我眼前呈现出最粗鄙、最可憎的形象,”
她继续说。“这是我的病。也许就会好的……”
“可是你不要想这些……”
“我毫无办法。我除了在你家里和小孩们在一起是不会快活的。”
“你不能到我家来有多可惜呀!”
“啊,我要来的。我得过猩红热,我一定要说服maman让我去。”
基蒂固执己见,到她姐姐家里去了,小孩们果然都是患的猩红热,她一直看护着他们。两姊妹把六个小孩安然地护理好了,但是基蒂却没有恢复健康,在大斋期内谢尔巴茨基一家就出国旅行去了。
四
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实际上是浑然一体:在那里大家彼此都认识,甚至互相来往。但是这个庞大的集团又分成一个个小团体。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宁娜在这上流社会三个不同的集团里都有朋友和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她丈夫的政府官员的集团,包括他的同僚和部下,是以多种多样的微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又属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安娜现在已经很难记起她起初对这些人所抱着的那种近似畏惧的虔敬之感了。现在她熟识他们所有的人,就像村镇上的人们互相熟识一样;她知道他们的习惯和弱点,和他们每个人的苦衷;她知道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和从属的关系;知道谁袒护谁,每个人怎样维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在什么事情上面意见相合,什么事情上面发生分歧;但是这个男性的官僚集团,虽然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屡次劝诱,却从来不曾引起她的兴味,她避开它。
安娜接近的另一个集团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借以发迹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中心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这是一个由年老色衰、慈善虔敬的妇人和聪明博学、抱负不凡的男子所组成的集团。属于这个集团的聪明人之一称它作“彼得堡社会的良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分重视这个集团,安娜凭着她那善于和人相处的禀性,在彼得堡生活初期就和这个集团有了交谊。现在,自从她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这个集团变得使她不能忍受了。在她看来好像她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虚伪的,她在这个集团里感觉得这样厌倦和不舒服,她尽量地少去拜访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了。
与安娜有关系的第三个集团是道地的社交界——跳舞、宴会和华丽服装的集团,这个集团一只手抓牢宫廷,以免堕落到娼妓的地位,这个集团中的人自以为是鄙视娼妓的,虽然她们的趣味不仅相似,而且实际上是一样的。她和这个集团的联系是通过她的表嫂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而保持着的,这位公爵夫人每年有十二万卢布收入,在安娜最初出现于社交界的时候她就格外喜欢她,给了她许多的照顾,把她拉进她的集团里来,嘲笑着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那一群。
“当我又老又丑了的时候,我也会那样的,”贝特西常说,“但是像你这样一位美貌的年轻女子,进那种养老院还未免太早。”
安娜起初尽可能地避开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集团,因为这里需要的花费超过她的进项,而且她心里也的确比较爱第一个集团;但是自从她去莫斯科回来以后,情形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她避开她的道义的朋友而涉足于大交际场所。她在那些地方遇见了弗龙斯基,每次相逢都体验到一种激动的喜悦。她在贝特西家里遇见他的次数特别多,原来贝特西是弗龙斯基一族的,是他的堂姐。凡是可以遇见安娜的地方,弗龙斯基都去,而且在可能的时候就向她倾诉爱情。她并没有给他鼓励,但是每次遇见他的时候,她心里就涌起她在火车中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所产生的那同样生气勃勃的感觉。她自己意识到了,只要一看到他,她的欢喜就在她的眼睛里闪烁,她的嘴唇挂上了微笑,她抑制不住这种欢喜的表情。
开头安娜老老实实地以为她是不满意他那么大胆追求她的;可是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不久,她赴一个她原来以为可以遇见他的晚会,而他却没有来的时候,她由于失望的袭击这才清楚地理解到她一直在欺骗自己,这种追求她不但不讨厌,而且成为她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了。
名歌星(克里斯丁·尼尔松(1842—1921),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演出)在举行第二场演出,所有社交界的人都到剧场来了。弗龙斯基从正厅前排的座位上看见了他堂姐,没有等到幕间休息时间,就走到她的包厢那里——
“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她对他说。“我真诧异情人们的千里眼,”她微笑着补充说,只让他听到;“·她·没·有·在。等歌剧演完了的时候来吧。”
弗龙斯基询问般地望了她一眼。她点了点头。他以微笑向她表示感谢,就在她身旁坐下。
“可是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您的嘲笑啊!”贝特西公爵夫人继续说,她特别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种热情的发展。“这一切都哪里去了呢?您被抓住了吧,我的亲爱的。”
“我但愿被抓住,”弗龙斯基浮着沉静的善良微笑回答。欧也妮·葛朗台
“老实说,如果我有什么怨言的话,那就是我给人抓得还不够牢哩。我开始失去希望了。”
“哦,您能抱着什么样的希望呢。”贝特西说,为她的朋友生气了。“entendonsnous(法语:大家开诚布公吧)……”但是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光辉,表示她跟他一样清楚地明白他抱着什么样的希望——
“没有什么样的希望哩,”弗龙斯基说,笑了,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对不起,”他补充说,从她手里拿过望远镜,开始越过她的赤裸的肩膊望着他们对面的一排包厢。“恐怕我变得很可笑了吧。”
他十分明白他在贝特西或任何其他社交界人们的眼里并没有成为笑柄的危险。他十分明白在他们心目中做一个少女或任何未婚女性的单恋者的角色也许是可笑的;但是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已婚的妇人,而且,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要把她勾引到手,这个男子的角色就颇有几分优美和伟大的气概,而决不会是可笑的;因此他的胡髭下面隐隐藏着一种夸耀的快乐的微笑,他放下望远镜,望着他的堂姐。
“可是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呢?”她说,一面赞赏着他。
“我得告诉您呢。我忙不过来,您猜我在做什么呢?我让你猜一百次,一千次……您也猜不中。我在替一个丈夫和一个侮辱了他妻子的男人调解哩。是的,当真!”
“哦,您调解成功了吗?”
“差不多。”
“您一定要讲给我听听,”她站起身来说,“下一次休息时间来我这里吧。”
“我不能够;我要到法兰西剧场去了。”
“不听尼尔松唱吗?”贝特西惊愕地问,虽然她自己也辨别不出尼尔松的嗓子和任何别的歌星有什么两样。
“没有办法。我和人约好在那里会面,都是为我那调解的使命。”
“‘和事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进天国,’”贝特西说,隐约地记起了她听见什么人说过类似的话。“那么好,请坐下,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吧。”
于是她又坐下来。
五
“这事有点荒唐,但是有趣极了,我忍不住要把这故事讲给您听呢,”弗龙斯基说,用他的含笑的眼睛望着她。“我不讲名字。”
“但是我来猜,更好。”
“哦,听吧:两个快乐的青年坐着车——”
“自然是你们联队的士官啰。”
“我并没有说他们是士官,——只不过是两个在一道吃过早饭的青年。”
“换句话说,就是一道喝过酒吧。”
“也许。他们兴致勃勃地坐车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吃饭。他们遇见一个坐在出租马车里的美丽的女人超过了他们,回过头来瞟了他们一眼,向他们点了点头,而且笑了,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觉得的。他们自然跟踪着她。他们纵马全速奔跑。使他们吃惊的,就是这美人儿也在他们去的那家人家的门口下了车。美人儿飞跑到顶上一层楼去了。他们瞥见了短面纱下的红唇和一双秀丽小巧的脚。”
“您描写得那么有声有色,我想您一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吧。”
“您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呀!哦,两个青年走进他们同僚的房间,他是在请饯行酒。在那里他们自然多喝了一杯,这在饯行宴席上也是常有的事情。在席上他们问起住在这房子楼上的是个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只有主人的仆人听见有没有姑娘们①住在楼上这个问题,就回答说那里的确住着不少。吃过饭,两个青年就走进主人的书房,写了封信给那位不相识的美人。他们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简直是一封表示爱情的信,而且他们亲自把这信送上楼去,以便当面说明信中容或还有不甚明瞭的地方。”——
①指浪荡女人。
“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丑事呢?哦?”
“他们按了铃。一个使女开开门,他们就把信递给了她,并且对那使女一再保证,说他们两人是这样狂恋着,他们马上就会死在门口。那使女怔住了,把他们的话传进去。突然一位生着腊肠般的络腮胡子、红得像龙虾一般的绅士走出来,声明在那一层楼上除了他的妻子没有别人,于是把他们两个赶了出去。”
“您怎么知道他长着腊肠般的络腮胡子,像您所说的?”
“噢,您听吧。我刚给他们调解过。”
“哦,以后呢?”
“这就是最有趣的部分。原来是一对幸福的夫妻,一个九品官和他的太太。那位九品官提出控诉,我做了调解人,而且是多么高明的一位调解人啊!……我敢对你说,就是塔力蓝①也不能和我媲美哩。”——
①塔力蓝(1754—1838),法国一个不重国际间道德而善于玩弄手段的外交家。
“有什么困难呢?”
“噢,您听吧……我们依照正当的方式赔了罪:‘我们非常抱歉,发生了这次不幸的误会我们请求您原谅。’那位腊肠络腮胡子的九品官开始软化下来,但是他也想要表白他的情感,他一开始表白,就冒火了,说了好些粗野的话,弄得我不能不施展我所有的外交手腕。‘我承认他们的行为不对,但是我劝您姑念他们年少轻浮;而且他们刚在一道吃过早餐。您知道他们深为后悔,请求您宽恕他们的过失。’那九品官又软化下来了。‘我答应,伯爵,而且愿意宽恕这个;但是您要明白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一个可尊敬的女人——居然遭受了恶少痞徒们的迫害,侮辱和无理……’您要知道那恶少一直在场,我于是不得不从中调解。我又施展出我的外交手腕,事情刚有点结果,我那位九品官又冒了火,脸涨得通红,他的腊肠络腮胡子因为愤怒而竖了起来,我就又使用了外交的机谋。”
“哦,您一定要他告诉您这故事!”贝特西笑着对一个走进她的包厢的妇人说。“他叫我笑死了呢。”
“哦,bonnechance,①”她补充说,把没有握住扇子的一个手指给了弗龙斯基,耸了耸肩膊,使她那渐渐缩上来的连衣裙的紧身围腰滑下去,为的是在她临近脚灯,给煤气灯光照着,在众目所视的时候,会适当地裸露出来——
①法语:祝您成功!
弗龙斯基坐车到法兰西剧场去,他当真是去见他的联队长,那位联队长从来不错过这里的一次表演的。他要见他,报告调停的结果,三天来他一直饶有兴趣地忙着进行调停工作。他所喜欢的彼得里茨基和这件事有关系,另一个嫌疑犯是新近加入联队的一位出色人物兼出色的同僚,年轻的克待罗夫公爵。而最重要的,是这事涉及联队的荣誉。
这两位青年都是弗龙斯基那一骑兵联队的。那位九品官文坚来找联队长,控告他部下的士官侮辱了他的妻子。据文坚说,他年轻的妻子(他结婚还不过半年)和她母亲在教堂里,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那是怀孕的反应,她再也站不住了,她就雇了最先碰到的一辆漂亮的马车回家来。士官们立刻出发追赶她;她吓慌了,而且感到身体更不舒服了,跑上楼梯回到了家。文坚自己从办公处回来时听到门铃声和人声,走出来,看见喝醉的士官们手里拿着一封信,他将他们赶出去了。他请求处罚示儆。
“是的,无论怎么说,”联队长对他邀请来的弗龙斯基说。
“彼得里茨基可真太不像话了。没有一个礼拜不闹出一点丑事来。这位九品官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要追究到底。”
弗龙斯基看到这件事情吃力不讨好,决斗不可能,只有设法缓和那位九品官,把事件暗中了结。联队长请弗龙斯基来商量,就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高尚聪明的人,尤其是一个关心联队名誉的人。他们商谈的结果,决定彼得里茨基和克德罗夫跟着弗龙斯基一道到文坚那里去赔罪。联队长和弗龙斯基两人都十分明白弗龙斯基的姓氏和侍从武官的身份在打动那九品官的感情这一点上是一定大有助益的。这两样东西实际上也并非没有发生效力;虽然结果如弗龙斯基叙述的,还在未定之天。
一到法兰西剧场,弗龙斯基就和联队长一道退入休息室,向他报告他的成败。联队长思索了一番,决心不再继续进行调解了;可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他询问了弗龙斯基会见的情形;当弗龙斯基述说那位九品官怎样平静了一会之后回想起一些小事又冒起火来,以及弗龙斯基怎样说了调解的话最后半个字时,自己就见机而退,而把彼得里茨基推到面前去的时候,联队长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很不名誉的事,但是笑煞人了。克德罗夫可真打不过那位绅士哩!他气得那么厉害吗?”他笑着评论道。“可是您看今天克莱列怎样?她真叫人惊异哩,”他接着说到新来的法国女演员。“不论你怎样常常看见她,她每天都不同。只有法国人才能够这样呵。”
六
贝特西公爵夫人没有等到最后一幕完结就离开剧场坐车回家了。她刚走进梳妆室,在她长长的、苍白的脸上扑了一些粉,擦匀了,整理好衣裳,吩咐在大客厅里安排下茶,一辆一辆的马车就陆续地来到莫尔斯基大街上她的宏大的府邸了。客人们在宽阔的大门口下了车,那肥胖的看门人,他早上时常在大玻璃门外面读报以启迪过路的行人,轻轻地开开了大门,让宾客们经过他身边走进屋子去。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刻,女主人,新梳了头,擦了脸,从一扇门走进客厅来,而客人们却又从另一扇门走进来,这是一间大客厅,有暗色的墙壁、柔软的地毯、和一张照耀得通亮的桌子,桌上铺的白桌布、银茶炊和透明的瓷茶具在烛光下闪烁着。
女主人在茶炊旁坐下,脱下手套。由不声不响地在房间里走动的仆人们摆好椅子;大家就了座,分成了两组:一组挨近女主人围着茶炊,另一组在客厅尽头,围着那位穿黑天鹅绒衣裳、生着两道乌黑眉毛的美丽的公使夫人。在两组里谈话开头都照常游移了一会,被迎接、寒暄、献茶所打断,而且好像还在摸索着话题。
“她作为一个女演员真是举世无双,可以看出她研究过考尔巴哈①,”大使夫人那一组中一个外交官说。“您注意到她怎样倒下去的吗?……”
“啊,请不要谈论尼尔松了吧!她实在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好谈,”一个穿着旧绸服、没有眉毛和假发、红面孔、淡黄头发的肥胖女人说。这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她以她的单纯和态度粗暴著名,绰号叫enfantterrible②。米亚赫基夫人坐在两组当中,听着两方面的谈话,一会参与这一组,一会又参与那一组。“今天我已经听见三个人说到考尔巴哈,都是一样的话,好像他们预先约好了似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样喜欢那句话。”
谈话被这个评语打断了,又不得不另想新的话题。
“请对我们说一点有趣味而不刻毒的话吧,”公使夫人说,她是深谙英语所谓smalltalk③那种文雅的谈话艺术的。她这话是向那个外交官出的,他也不知道现在从何说起了——
①考尔巴哈(1804—1874),德国画家。考尔巴哈除了大壁画以外,还画了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的著作中的插画;在尼尔松创造奥菲丽雅、苔丝德蒙娜和甘泪卿的歌剧角色时,这些幅画像似乎供给了她很有用的提示。
②法语:淘气的孩子。
③英语:闲话。
“据说这是一桩难事,话不刻毒是不会有趣的,”他带着微笑开口了。“但是我来试试看。给我一个题目吧。关键全在题目。要是给了我题目,就容易做文章了。我常常想前代有名的健谈家生在今世也难于说出聪明的话来的。一切聪明的话都变成陈词滥调了……”
“这也是早有人说过的,”公使夫人笑着打断他。
谈话很温和地开始了,但是正因为太温和了,所以又停了下来。只好求助于万全的、永恒的话题——说长道短了。
“你不觉得图什克维奇很有几分LouisXV①的风度吗?”他说,向站在桌旁的一位漂亮的、金发的青年男子瞟了一眼。
“啊,对啦!他和这客厅很相配,所以他常到这里来哩。”
这谈话得到了支持,原来它是影射着在这客厅里不能说的事情——那就是,图什克维奇和女主人的关系。
这时,在茶炊和女主人周围的谈话也同样地在三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最近的社会新闻、剧场和诽谤三者之间游移;结果还是落到最后的话题,就是恶意的诽谤上。
“你们听到马利季谢娃那女人——是母亲,不是女儿——
定制了一件diablerose②衣裳吗?”——
①法语:路易十五(法国国王)。
②法语:血红色的。
“瞎说!不,那可太妙了!”
“我奇怪以她的聪明——因为她并不是傻瓜,您知道——
她竟看不出她自己多可笑。”
大家在责难或嘲笑不幸的马利季谢娃夫人这点上都有话说,于是谈话愉快地唧唧喳喳讲起来,像燃烧着的篝火一般。
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一个温厚的肥胖的男子,一个酷爱搜集版画的人,听见他妻子有客,在去俱乐部之前走进了客厅。他轻轻地踏过厚地毯,走到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面前。
“您觉得尼尔松怎样?”他问。
“啊,您怎么可以这样偷偷地走到人家面前来哩!您把我吓坏了!”她回答。“请不要和我谈歌剧;您是不懂音乐的。我宁可迁就您,谈您的陶器和版画。哦,您最近在您老去光顾的那些古玩店,买了什么珍宝吗?”
“您要我给您看吗?可是您不懂这一套。”
“啊,给我看看吧!我向那些……他们叫做什么呢?……那些银行家领教过哩……他们有精美的版画。他们拿给我们看了。”
“啊呀!您到许茨堡那里去过吗?”女主人从茶炊边问。
“是的,machère①。他们请了我丈夫和我去吃饭,并且对我们说席上的酱油花了一千卢布哩,”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大声说,感到大家都在听她。“其实是顶劣等的酱油,带点绿色。我们不能不回请他们,我给他们吃的酱油却只用了八十五戈比,大家都很满意。我可买不起一千卢布的酱油呢。”——
①法语:亲爱的。
“她真了不起呢!”女主人说。
“真了不得哩!”又有谁说。幽谷百合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话引起的效果总是如此,这种效果的秘诀就在于她虽然说话常不得体,就像现在一样,但她说的话却很简单,多少有点意思。在她所处的社会里面,她的这种话就产生了最机智的警句的效果。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从来不明白它为什么有那种效果,她只知道它有,而且利用它。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听,而公使夫人周围的谈话就停止了,因此女主人竭力想把两方拉拢来,她转向公使夫人说:
“您当真不喝茶吗?您到我们这边来吧。”
“不,我们这边惬意得很呢,”公使夫人微笑着回答,然后她继续谈那已谈开了的话题。
这是非常愉快的谈话。他们在评论卡列宁夫妇。
“安娜去莫斯科回来以后大变特变了。她有些奇怪的地方,”她的朋友说。
“主要的变化是她随身带回来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的影子,”公使夫人说。
“哦,那有什么?格林(童话作家,兄名雅各(1785—1863),弟名威廉(1786—1859))有篇童话就是讲的一个没有影子的男子,一个失去了影子的男子。这是他犯了什么罪所受的处罚。我可从来不明白这怎么会是处罚。但是女人倒真是不高兴没有影子哩。”——
“是的,但是有影子的女人多半没有好下场的,”安娜的朋友说。
“您这烂舌根的!”听见这些话,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突然说。“卡列宁夫人是一个难得的女人。我不喜欢她丈夫,可是我非常喜欢她。”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丈夫?他是一位那样出色的人物,”公使夫人说。“我丈夫说就是在欧洲也少有像他那样的政治家呢。”
“我丈夫也对我这样说,但是我不相信,”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假使我们的丈夫没有和我们说过什么,我们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我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傻瓜。我说这句话只能低声的……但是这实际上不是使一切都明白了吗?以前,当我听了人家的话把他看得很聪明的时候,我尽在寻找探索着他的才能,而且以为自己是傻瓜,所以看不出来;但是我一说(他是一个傻瓜)哩,虽然只是低声地,而这么一说,一切就都清清楚楚了,可不是吗?”——
“您今天多么恶毒呀!”
“一点都不。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两人之中总有一个是傻瓜。哦,您知道谁也不会说自己是傻瓜的。”
“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产,谁都满足于自己的聪明。”外交官重述着法国的名言。
“正是,正是啦,”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连忙对他说。“但是问题在于我不能让您任意诽谤安娜。她是那么可爱,那么魅人。假使大家都爱上了她,像影子一样地跟着她的时候,那她有什么办法呢?”
“我并没有想责备她!”安娜的朋友替自己辩护似地说。
“假使没有人像影子一般跟着我们,那也不能证明我们就有责备她的权利。”
这样很得体地奚落了安娜的朋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就站起身来,和公使夫人一道加入了桌旁的一群,那里正在谈论普鲁士国王。
“你们在那边说什么人的坏话呢?”贝特西问。
“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描绘了一番,”公使夫人带着微笑在桌旁坐下说。
“可惜我们没有听到。”贝特西公爵夫人说,望着门口。
“噢,您终于来了!”她在弗龙斯基走进来的时候微笑着转向他说。
弗龙斯基不只和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认识,而且每天都看见他们;因此他带着悠闲自得的态度走进来,就像一个人回到他刚刚离开不久的人群中来一样。
“我从什么地方来吗?”他回答着公使夫人的询问,说。
“哦,没有法子,我只好自白了。看滑稽歌剧来哩。我相信我看了总有一百次了,始终得到新的乐趣。妙极了呀!我知道这是有失体统的,但是我看歌剧就打瞌睡,我看滑稽歌剧却可以看到最后一分钟,而且津津有味。今晚……”
他说起一个法国女演员,正待开口讲点有关她的什么;但是公使夫人,带着戏谑的恐怖神情,打断了他。
“请不要对我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吧。”
“好的,我不讲,况且这些可怕的事大家都知道呢。”
“假使把它当作歌剧一样看待的话,我们就都会去看哩。”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随声附和着。
七
可以听到门外的脚步声,贝特西公爵夫人知道这一定是卡列宁夫人,就向弗龙斯基瞟了一眼。他朝门口望着,他的面孔带着奇异的新的表情。他快乐地、凝神地、同时又畏怯地注视着走进来的人,慢慢地站起身来。安娜走进了客厅。照常把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直视着前方,迈着迅速、坚定而轻快的步伐,那步伐是使她和所有社交界的妇人卓然不同的,她几步跨到女主人面前,和她握了握手,微微一笑,而且含着同样的微笑望了弗龙斯基一眼。弗龙斯基深深地鞠躬,推把椅子给她坐。
她只微微点头作为回答,脸泛红了,皱起眉头。但是立刻,她一面连忙招呼熟人,握了握伸给她的手,一面转向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我到了利季娅伯爵夫人那里,原来想早一点来的,但是给留住了。约翰爵士在那里。他真怪有趣的。”
“啊,是那位传教士吗?”
“是,他告诉了我们印度的生活,有趣极了呢。”
由于她进来而打断了的谈话像风吹的灯光一样又摇曳起来。
“约翰爵士!是的,约翰爵士。我见过他。他非常健谈。
弗拉西耶娃姑娘完全爱上他了。”
“小弗拉西耶娃姑娘就要嫁给托波夫,是真的吗?”
“是的,据说这是完全决定了的事情。”
“我真佩服他们的父母!据说这是恋爱的婚姻。”
“恋爱的?您抱着多么陈腐的观念!如今还有谁谈恋爱吗?”公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愚笨的陈规陋习至今还没有销声匿迹哩,”弗龙斯基说。
“保持这种风气的人可更要糟了。我知道只有建立在理性上的才是幸福的婚姻。”
“是的,可是这种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到他们以前不承认的热情爆发了的时候,会怎样常常像尘埃似地消散呢,”弗龙斯基说。
“可是所谓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那种双方已不再放荡的婚姻。那像猩红热一样——每个人都得害一次才获得免疫力。”
“那么他们就应当学会像种痘一样地去用人工种恋爱。”
“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教会的执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我可不觉得对我有什么益处哩。”
“不,我想,不是开玩笑,要懂得爱情,人就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甚至在结了婚以后吗,”公使夫人开玩笑似地说。
“改过迁善从不嫌迟。”外交官引用着英国的谚语。
“正是,”贝特西同意。“人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您以为怎样?”她对安娜说,安娜嘴唇上挂着一丝几乎辨察不出的坚定的微笑,正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
“我想,”安娜说,一面摩弄着她脱下的手套,“我想……假使有千万个人,就有千万条心,自然有千万副心肠,就有千万种恋爱。”
弗龙斯基盯着安娜,揪着心等待着听她要说什么。当她说出了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像脱了险似的叹了口气。
安娜突然对他说:
“啊,我接到莫斯科来的一封信。他们说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病得很重呢。”
“当真?”弗龙斯基说,皱起眉头。
安娜严厉地望着他。
“您不关心吗?”
“正相反,我关心得很。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假使我可以打听一下的话?”他问。
安娜站起来,走到贝特西面前去。
“请给我一杯茶,”她说,停在她的椅子后面。
当贝特西倒茶的时候,弗龙斯基走到安娜面前。
“他们给您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呢?”他重复说。
“我常想男子们并不懂得什么是不名誉的事,虽然他们嘴里老是讲这个,”安娜说,并没有回答他。“我早就想跟您说说。”她补充说,于是走开了几步,在堆满了照片簿的桌旁坐下。
“我完全不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他说,把茶杯递给她。
她瞥了一眼她身旁的沙发,他立刻坐下来。
“是的,我早就想跟您说,”她说,不望着他。“您做得不对,太不对了。”
“难道我不知道我做得不对吗?可是谁使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她说,严厉地望着他。
“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高兴地回答,迎着她的视线,紧盯着她望着。
发窘的不是他,倒是她。
“这只证明您冷酷无情,”她说。但是她的眼神却表明了她知道他是有情的,而且这正是她之所以害怕他的缘故。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只是一个错误,而并不是爱情。”“记着我禁止您说那个字眼,那可恶的字眼,”安娜说,发抖了。但是立刻她感觉到就是“禁止”这个字眼也已表示出她承认了自己对他有某种权利,而且这样就更鼓励他倾诉爱情。“我早就想对您说这话,”她继续说,坚决地望着他的眼睛,她满脸烧得通红。“我今晚是特意来的,知道我在这里可以遇到您。我来告诉您这事一定得了结。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愧过,可是您使得我感觉到自己有什么过错一样。”
他望着她,被她脸上的一种新的精神的美打动了。
“您要我怎样?”他简单而严肃地说。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求基蒂宽恕,”她说。
“您不会要我这样吧!”他说。
他看出来她这话是勉强说出来的,并非由衷之言。
“假使您真爱我,像您所说的,”她低语着,“那么就这样做,让我安宁吧。”
他喜笑颜开了。
“难道您不知道您就是我的整个生命吗?可是我不知道安宁,我也不能给您。我整个的人,我的爱情……是的。我不能把您和我自己分开来想。您和我在我看来是一体。我看出将来无论是我或您都不可能安宁。我倒看到很可能会绝望和不幸……要不然就可能很幸福,怎样的幸福呀!……难道就没有可能吗?”他小声说,但是她听见了。
她竭尽心力想说应当说的话;但是她却只让她的充满了爱的眼睛盯住他,并没有回答。
“终于到来了!”他狂喜地想着。“当我开始感到失望,而且好像不会有结果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她爱我!她自己承认了!”
“那么为了我的缘故这样做吧:别再对我说那种话,让我们做好朋友吧,”她口头上这样说,但是她的眼睛却说出了全然不同的话。
“我们永远不会做朋友,这您自己也知道的。我们或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或者是最不幸的——这完全在您。”
她本来想说句什么话的,但是他打断了她。
“我只要求一件事:我要求有权利希望,痛苦,就像我现在这样。可是假如连那也不能够,那么命令我走开,我就走开。要是您讨厌我在您面前,您就不会再看到我。”
“我并不要赶走您。”基督山伯爵
“只要不改变什么。让一切都照旧吧,”他带着颤栗的声调说。“您丈夫来了。”
在那一瞬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果真迈着稳重而笨拙的步伐走进房间里。
瞥了他的妻子和弗龙斯基一眼,他就走到女主人面前,坐下喝了一杯茶,用他那从容的、一向嘹亮的声调开始说话,用他素常那种嘲弄口吻讥刺着什么人。
“你们兰布利埃①的人们到齐了,”他说,向在座的人环视了一下;“格雷斯和缪斯②。”——
①兰布利埃原为巴黎兰布利埃公爵夫人(1588—1665)所组织的文艺沙龙,为政治家、作家、诗人集会之处,他们自命为“审美的示范人”,在此泛指充满机智与礼法的社交界。
②格雷斯,希腊神话中司美、优雅、喜之女神;缪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之女神。
但是贝特西公爵夫人忍受不了他的这种腔调——如她用英语所谓sneering①的腔调,于是,像一个精明的女主人一样,她立即把他的话头引到普遍征兵问题②这个严肃的话题上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立刻对这问题发生了兴味,开始热诚为新敕令辩护以防御贝特西公爵夫人的攻击——
①英语:讥诮的。
②一八七四年一月一日颁布了一道谕旨,采用短期(六年)普遍兵役法代替二十五年的兵役法。兵役普及所有阶层。贵族丧失了最后的特权——免服兵役。
弗龙斯基和安娜还坐在小桌旁。
“这可有点不成体统了!”一位妇人低声说,向卡列宁夫人、弗龙斯基和她丈夫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
“我刚才不是对您说过吗?”安娜的朋友说。
但是不单这两位妇人,几乎全房间的人,甚至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和贝特西本人,都朝那两个离群的人望了好几眼,仿佛这是一桩恼人的事情一样。只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次都没有朝那方向望过,他正谈得很起劲哩。
注意到在每个人心上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印象,贝特西公爵夫人把另外一个什么人悄悄地塞在她的位置上来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讲话,自己走到安娜面前。
“我始终很佩服您丈夫讲话非常明了精确。”她说,“他一说,好像连最玄妙的思想我都能领会呢。”
“啊,是的!”安娜闪耀着幸福的微笑说,贝特西对她说的话,她一个字也没有听明白。她走到大桌面前,参与了大家的谈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了半个钟头之后,走到他妻子跟前,提议一同回家;但是她不望着他回答说,她要留在这里晚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鞠了躬就退出去了。
卡列宁家的车夫,穿着光亮皮外衣的胖胖的老鞑靼人,好容易才制服了在门口冻得后腿直立起来的一匹灰色副马。一个仆人开开车门站在那里。看门人站在那里把房子的大门开开。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用敏捷的小手,正在解开被皮大衣的钩子缠住了的袖口花边,垂着头,欢喜地听着弗龙斯基在送她下来时向她说的话。
“您自然什么都没有说,我也并不要求什么,”他说,“但是您知道友情不是我所要求的;我生活中只有一桩幸福,就是您那么厌恶的那个字眼……是的,就是爱……”
“爱,”她用内心的声音慢慢重复说,突然,就在她把花边从钩子上解下来的那一瞬间,她补充说:“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就因为它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
说着,她凝视着他的面孔。“再见!”
她把手伸给他握了一握,就迈着迅速的、富于弹性的步子,从看门人身边走过去,消失在马车里了。
她的目光,和她的手的接触,使他燃烧起来了。他吻着他手掌上她接触过的部位,意识到他今晚比过去两个月中距离达到目的更加近了,觉得非常幸福,就这样回家去了。
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他妻子和弗龙斯基坐在另外一张桌旁,热烈地在谈着什么,并不觉得有什么希罕和有失体统的地方;但是他注意到客厅里旁人都觉得这有点希罕和有失体统,因此他也感觉得有失体统了。他决心要和妻子谈一谈这件事。
回到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走进书房,坐在安乐椅上,拿起一本关于罗马教的书,在他夹了一把裁纸刀的地方打开,一直读到一点钟的时候,正如他平常一样;但是他不时地揉擦着他的高高的前额,摇着头,好像在驱除什么似的。在惯常的时间,他站起身来,梳洗了一下预备就寝。安娜还没有回来。他腋下挟着一本书,走上楼去;但是今晚,他的思想不像平素那样对公务加以深思熟虑,却被他妻子和与她有关的某种不愉快的事情占据了。违反他平常的习惯,他没有去睡,却倒背着两手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他不能够睡觉,感觉到他无论如何得先把这新发生的情况仔细考虑一番。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决心要和他妻子谈谈这件事的时候,那似乎是一件极其容易和简单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一开始考虑这新发生的情况,他就觉得这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不嫉妒。嫉妒,照他的看法,是对于自己妻子的侮辱,人应当信赖自己的妻子。至于为什么应当信赖——就是说,完全相信他的年轻妻子会永远爱他——他可没有问过自己;但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不信赖的心情,因为他一向信赖她,而且对自己说过他应当那样。虽然他一向以为嫉妒是一种可耻的感情,应当信赖人,他的这种信念到现在还没有打破,但是他感觉到他正面对着什么不合理的荒谬的现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面对现实,面对着他的妻子有爱上另一个男子的可能,这在他看来是非常荒谬和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生都在和生活的反映发生关系的官场中过日子,做工作。而每一次他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逃避现实。现在他体验到这样一种心情,仿佛一个人泰然自若地走过深渊上的桥梁的时候,突然发觉桥断了,下面是无底深渊。那深渊就是现实本身,而桥梁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过的那种脱离现实的生活。他的妻子有爱上别人的可能,这问题第一次浮上了他的心头,他不禁毛骨悚然了。
他没有脱衣服,只是迈着平稳的步伐在点着一盏灯的餐厅的咯吱作响的镶花地板上,在幽暗的客厅——那里灯光仅仅反射在挂在沙发上面他自己的那幅大的新画像上面——的地毯上来回走着,于是又走过她的房间,那里点着两支蜡烛,照耀着她的亲戚和女友们的画像,和她的写字台上他早就熟悉的精美的小玩意。他穿过她的房间到了寝室门口,又往回走。
他每次走来走去,特别是走在灯光辉煌的餐厅的镶花地板上的时候,他就站住对自己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我一定要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和我的决心。”于起他又往回走。“可是表示什么——什么决心呢?”他在客厅里自言自语说,得不出答案。“但是到底,”他在转回她的房间之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她和他谈了好久,但是那有什么呢?社交界的妇人高兴和谁谈就可以和谁谈话。而且,嫉妒会贬低我自己和她,”他在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对自己说;但是这个格言,以前他曾那么看重的,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分量,没有一点意义了。他到了寝室门口又转回来,但是他一走进幽暗的客厅,某种内心的声音就对他说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如果旁人都已注意到了,那就可见有些蹊跷。于是他又在餐室里暗自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而在客厅转角处他又问自己:“怎样解决呢?”于是他又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呢?”于是回答:“没有什么。”并且想起了嫉妒是一种侮辱他妻子的感情;但是在客厅里他又相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的思想,像他的身体一样,兜着大圈子,碰不见一点新的东西。他意识到这一点,揉了揉前额,在她的房间里坐下来。
在那里,望着她的桌子,上面摆着带着吸墨纸的孔雀石文件夹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他的思想突然变了。他开始想她的事,想她有些什么思想和感觉。他第一次在自己心中生动地描绘着她的个人生活、她的思想、她的愿望,他也想到她可能并且一定会有她自己特殊的生活,这念头在他看来是这样可怕,他连忙驱除掉这个念头。这是他惧怕窥视的深渊。在思想和感情上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是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格格不入的一种精神活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想入非非。
“最糟糕的是,”他想,“恰好在现在,正当我的事业快要完成的时候(他在想他当时提出的计划),当我正需要平静的心境和精力的时候,正当这个时候这种无聊的烦恼落到我的身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那种遇到麻烦和烦恼,却没有勇气正视它们的人。”
“我得考虑一下,作出决定,然后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他大声说。
“她的感情问题,她心里产生了,或许正在产生什么念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这是她的良心问题,属于宗教范畴,”他自言自语说,意识到他找到了新发生的情况可以划入的正式范畴,而聊以自慰了。
“所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自言自语,“她的感情问题是她的良心问题,那和我不相干。我的义务是明确规定好的。作为一家之主,就是有义务指导她的人,因而我要对她负一部分责任;我应当指出我所觉察到的危险,警告她,甚至行使我的权力。我得明白地跟她说说。”
于是今晚将要对他妻子说的话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脑海里很明确地形成了。他一面考虑他将要说的话,一面又有几分惋惜他不能不为家务事而无形中耗费自己的智力和时间;但是,虽然这样,摆在他眼前的措辞的形式和顺序已像政府报告一样明了清晰地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我要充分说明下面几点:第一,说明舆论和体面的重要;第二,说明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如果必要,暗示我们的儿子可能遭到的不幸;第四,暗示她自己可能遭到的不幸。”于是,十指交叉着,手心朝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扳直手指,指关节哔剥地响了。
这种把手指交叉弄得哔剥作响的动作,这种坏习惯常常使他镇定下来,使他恢复了他现在那么需要的清醒的理智。听到马车驶到前门的声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房间的中央站住。
可以听到一个女人走上楼梯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准备发表意见,站在那里紧压着交叉的手指,等待着会不会再发出哔剥声。一个关节哔剥地响了。
由楼梯上轻微的脚步声,他就感觉到她已走近,虽然他对他的言辞很满意,但是他对于迫在眉睫的说明感到恐惧……
九
安娜垂着头,一面摩弄着头巾的缨络走进来。她容光焕发;但这不是欢乐的光辉,它使人想起黑夜中大火的可怕的红光。看见她丈夫,安娜抬起头,微笑着,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
“你还没有睡?奇怪!”她说,脱下头巾,没有停住脚步,一直向梳妆室走去。“该睡觉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走过门口的时候说。
“安娜,我有话要和你谈谈。”
“和我?”她吃惊地说,从梳妆室门里走出来,朝他望着。“哦,什么事?谈什么?”她问,坐了下来。“哦,要是那么必要,我们就谈谈吧。不过还是去睡的好。”
安娜说这话是随口而出的,她自己听了,都非常惊异自己说谎的本领。她的话多么简单而又自然,她多么像只是要睡啊!她感到自己披上了虚伪的难以打穿的铠甲。她感到像有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帮助她和支持她。
“安娜,我必须警告你,”他开口了。
“警告我?”她说。“什么事?”
她这么单纯,这么快活地望着他,要是换了一个不像她丈夫那样了解她的人,无论在声调和她这句话的意思上,谁都看不出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但是他了解她,知道每当他比平常迟上床五分钟她就会立刻注意到,而且问他理由;知道她每逢有欢喜、快乐和愁苦就立刻向他诉说;而现在看到她不顾他的心情,也不愿说一句关于她自己的话,这在他看来可非同小可了。他看到,她的灵魂深处,一直是向他开放的,现在却对他关闭起来了。不仅这样,他从她的声调听出来她并没有为这事情感到羞愧不安,而只是好像直截了当地在对他说:“是的,它关闭起来了,这不能不这样,而将来也还要这样。”现在他体验到这样一种心情,就像一个人回家,发觉自家的门上了锁的时候所体验的一样。“但是也许还可以找到钥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
“我要警告你,”他低声说,“由于不小心谨慎,你会使自己遭受到社会上的非议。今晚你和弗龙斯基伯爵(他坚决地、从容不迫地说出这个名字)的过分热烈的谈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她那双正以神秘莫测的神色使他惊骇的含笑的眼睛,而且他一面说话,一面感到他的话是白费口舌。
“你老像那样,”她回答,好像完全不了解他,故意装出只听懂了他最后一句话的模样。“有的时候你不喜欢我沉闷,有的时候你又不喜欢我活泼。我不沉闷。这使你生气了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颤抖着,弯曲他的两手使关节哔剥地响着。
“哦,请别弄出响声来,我不喜欢这样。”
“安娜,你这样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镇静地抑制住自己,止住手指的动作。
“但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她带着那样纯真和戏谑的惊异神情问。“你要我怎样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吟了一会儿,揉了揉前额和眼睛。他看到他并没有照他所想的那样做,就是说,警告他的妻子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了过失,却因为牵涉到她的良心的事情而不觉激动起来,正在和他虚构出来的某种障碍斗争。
“这就是我打算对你说的,”他冷淡而又镇静地说,“我求你听一听。你也知道我认为嫉妒是一种屈辱的卑劣的感情,我决不会让自己受它支配;但是有些礼法,谁要是违犯了就一定要受到惩罚。今晚注意到这事的倒不是我,但是从在众人心目中引起的印象来判断,每个人都注意到你的举止行动很不得体。”
“我简直不明白,”安娜说,耸耸肩膀。“他并不在乎,”她想。“但是别人注意到这个,这才使他不安了。”“你身体不舒服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补充说,她站起身来,要向门口走去,但是他向前走了两步,好像要拦住她似的。
他的面孔是丑陋阴沉的,安娜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模样。她停住脚步,把头仰起来,歪在一边,用敏捷的手开始取下发针。
“哦,我在听,还有些什么,”她平静而讥讽地说。“我甚至在热心地听,我倒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她说着,她说话的那种确信、平静而又自然的语气和她的措辞用语的得体口吻,使她自己都很惊异。
“我没有权利来追究你的感情,而且我认为那是无益而且甚至有害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开口了。“挖掘自己的心,我们常常挖掘出顶好加以忽视地摆在那里的东西。你的感情是你的良心问题,但是向你指出你的职责所在,却是我对你,对我自己,对上帝的责任。我们的生活,不是凭人,而是凭上帝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只有犯罪才能破坏,而那种性质的犯罪是会受到惩罚的。”
“我一句都不明白。啊呀!我的天,我多么想睡呀!”她说,迅速地用手摸摸头发,摸索着剩下的发针。
“安娜,看在上帝面上,不要像那样说话吧!”他温和地说。“也许我错了,但是相信我,我说这话,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我是你的丈夫,我爱你。”
她的脸马上就沉下来,眼睛里的嘲弄的光芒也消失了;但是“爱”这个字眼却又激起了她的反感。她想:“爱?他能够爱吗?假使他没有听到过有爱这么一回事,他是永远不会用这个字眼吧。爱是什么,他连知都不知道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真不明白,”她说。“请把你感到的明白说出来吧……”
“对不起,让我通通说完吧。我爱你。但是我不是在说我自己;关于这件事,最重要的人是我们的儿子和你自己。我再说一遍,我的话在你看来也许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不适宜的;也许这只是出于我的误会。如果是那样,那就请你饶恕我。不过假使你自己意识到还有丝毫的根据,那么我就请你想一想,而且假如你的良心驱使你的话,就把一切都告诉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自觉地说了和他原来准备好的完全两样的话。三剑客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她匆忙地说,好容易忍住没有笑出来,“实在该睡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走进寝室去了。
当她走进寝室的时候,他已经上床了。他的嘴唇严厉地紧闭着,他的眼睛避开她。安娜躺在自己的床上,时刻等待着他再开口和她说话。她害怕他说话,同时却又希望他说话。但是他却沉默着。她一动也不动地等待了好久,而终于忘掉他了。她想到了另一个;她看见他,而且感觉到她一想到他,她的心就洋溢着感情和有罪的喜悦。突然她听到了安谧的、平稳的鼾声。最初一瞬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被自己的鼾声吓醒了,停止了;但是在两次呼吸之后,鼾声又响起来了,带着一种新的平静的节奏。
“迟了,已经迟了,”她微笑着低声说。她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她几乎感觉到她可以在黑暗中看见她自己眼睛的光芒。
十
从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妻子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安娜照常出入社交界,到贝特西公爵夫人那里去的次数格外频繁了,而且到处都遇得见弗龙斯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这种情况,但是没有办法。他想要和她开诚相见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用一道他不能穿透的、愉悦的迷惑的壁垒抵挡住了。表面上一切都如旧,但是他们内在的关系完全变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位在政界那么有力的人物,在这方面却感到自己束手无策了。像一条公牛一样垂着头,他服服帖帖地等待着他已感到举在他头上的利斧。每次他一想到这事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应当再试一次,还有希望用亲切、温情和劝说来挽救她,使她醒悟,因此他天天准备和她谈话。但是每次他开始和她谈话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支配着她的那种恶意和虚伪也支配了他,他和她所说的话完全不是他所想要说的,语调也不是他所想要用的。他和她说话的时候不由自主地用了他素常的那种语调,那是嘲笑任何说他现在这种话的人的。用那种语调,要说出他必须对她说的话是不可能的了。
十一
有一个欲望几乎整整一年是弗龙斯基生活中唯一无二的欲望,代替了他以前的一切欲望;那个欲望在安娜是一个不可能的、可怕的、因而也更加迷人的幸福的梦想;那欲望终于如愿以偿了。他脸色苍白,下颚发抖地站在她面前,恳求她镇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或是怎样才能使她镇静。
“安娜!安娜!”他用战栗的声音说,“安娜,发发慈悲吧……”
但是他越大声说,她就越低下她那曾经是非常自负的、快乐的、现在却羞愧得无地自容的头,她弯下腰,从她坐着的沙发上缩下去,缩到了地板上他的脚边;要不是他拉住的话,她一定扑跌在地毯上了。
“天呀!饶恕我吧!”她抽抽噎噎地说,拉住他的手紧按在她的胸口。
她感觉到这样罪孽深重,这样难辞其咎,除了俯首求饶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而现在她在生活中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人,所以她恳求饶恕也只好向他恳求。望着他,她肉体上感到她的屈辱,她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他呢,却觉得如同一个谋杀犯看见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时的感觉一样。那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就是他们的恋爱,他们的恋爱的初期。一想起为此而付出的羞耻这种可怕的代价,就有些可怖和可憎的地方。由于自己精神上的赤裸裸状态而痛切感到的羞耻之情,也感染了他。但是不管谋杀者对于遭他毒手的尸体感到如何恐怖,他还是不能不把那尸体砍成碎块,藏匿起来,还是不能不享受通过谋杀得来之物。
于是好像谋杀犯狂暴地、又似热情地扑到尸体上去:拖着它,把它砍断一样,他在她的脸上和肩膊上印满了亲吻。她握住他的手,没有动一动。是的,这些接吻——这就是用那羞耻换来的东西。是的,还有一只手,那将永远属于我了……我的同谋者的手。她举起那只手,吻着它。他跪下去,竭力想看她的脸;但是她把脸遮掩起来,没有说一句话。终于,好像拚命在控制住自己,她站起来,推开他。她的脸还是那样美丽,只是显得更加逗人怜爱了。
“一切都完了,”她说。“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
“我不会不记住那像我的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为了一刹那这样的幸福……”
“什么样的幸福啊!”她带着恐怖和厌恶说,她的恐怖不知不觉地感染了他。“发发慈悲,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吧。”
她迅速地立起身来,避开了他。
“不要再说了吧,”她重复说,带着他所不能理解的冷冰冰的绝望表情,她离开了他。她感觉得此时此刻她不能把她踏进新生活时所感到的羞耻、欢喜和恐怖用言语表达出来,而且她也不愿意说这个,不愿意用不适当的言语把这种感情庸俗化。但是往后,到第二天和第三天,她不仅找不出言语来表达她那千头万绪的心情,而且她甚至也找不出可以明确地反映出她心中所想的一切的思路。
她对自己说:“不,现在我不能够考虑,等到以后,我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说吧。”可是这种平静的心情永远没有到来;每当她想到她做了什么,她会遭遇到什么,以及她应当做什么的时候,一种恐怖感就袭上心头,于是她就把这些思想驱除掉。
“以后,以后,”她说,“当我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说吧。”
但是在梦里,当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她的处境就十分丑恶地、赤裸裸地呈现在她眼前。一个同样的梦几乎每夜都缠着她。她梦见两人同时都是她的丈夫,两人都对她滥施爱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哭泣着,吻着她的手说:“现在多么好呀!”而阿列克谢·弗龙斯基也在那里,他也是她的丈夫。她非常诧异她以前怎么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笑着向他们说明这样真是简单得多了,现在他们两人都快乐和满足。但是这个梦像噩梦似地使她难受,她吓醒了。
十二
从莫斯科回来的头几天,每当列文想起他遭到拒绝的耻辱而浑身战栗,满脸通红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我从前因为物理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的一生完了,也是这样发抖和红脸的;我办错了姐姐托我办的事情以后,我照样也以为自己完全不中用了。可是怎样了呢?现在过了几年之后,我回想起这些来,就奇怪当时怎么会使我那样痛苦。这场苦恼结果也会如此的。过些时候,我对于这个也就会释然于心了。”
但是三个月已经过去,他对于这事还是不能释然于心,他想起这事来还是和前些日子一样痛苦。他不能平静,因为他梦想了那么久家庭生活,而且感觉到自己早就到了可以成家的年龄,他却依旧没有娶亲,而且离结婚更加遥远了。他自己痛苦地感觉得,就像他周围所有的人感觉的一样,他这样年龄的男子是不宜于独身的。他记起了他去莫斯科之前有一次怎样对他的牧人尼古拉,一个他乐意和他攀谈的心地单纯的农民说:“哦,尼古拉!我打算讨亲哩,”而尼古拉又怎样像谈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一样迅速地回答:“也是时候了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但是现在结婚越发遥遥无期了。位子本来已经有人占据了,现在当他在想像中试着把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女子摆在那个位子上的时候,他总感觉到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一回想起他遭到的拒绝和他在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就羞愧得痛苦不堪。尽管他常常对自己说这并不能归咎于他,但是那种回忆,就像旁的类似的屈辱的往事一样,使他心痛和脸红。他的过去,就像每个人的过去一样,有他自认很不好的行为,他应当受良心的谴责;但是回想起那些恶劣行为并没有像回忆起这些虽然琐细但是屈辱的往事这么使他痛苦。这些创伤从没有平复。除了这些往事,现在还有他遭到拒绝和他那晚在众人眼中呈现的可怜相。但是时间和工作起了作用。悲痛的记忆渐渐地被田园生活中的小事——那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实际上是重要的——掩盖住了。他想念基蒂的时候一星期少似一星期了。他在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她已经结婚或行将结婚的消息,希望这样的消息会像拔掉一颗病牙一样完全治好他的隐痛。
这其间,春天到来了,明媚而又温和,不像春天素常那样拖延时日和变幻莫测,是一个草木、动物和人类皆大欢喜的少有的春天。这明媚的春天更鼓舞了列文,加强了他抛弃过去的一切,坚定而独立地安顿他独身生活的决心。虽然他回到乡下时所抱的许多计划都没有实行,但是他的最重要的决心——力求纯洁的决心——他已遵守了。他没有感到每次失败之后照例使他苦恼的那种羞耻之念,他能够正视所有的人。二月间,他接到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一封信,说他哥哥尼古拉的健康越来越坏了,但是他不愿医治,由于这封信的缘故,列文到莫斯科去看望他哥哥,总算说服了他去看医生,并且到国外海水浴场去转地疗养。他这样成功地说服了他的哥哥,还借了路费给他,而没有惹得他生气,他自己对这件事情感觉到非常得意。除了春天需要特别注意的农事以外,除了读书以外,列文在那个冬天还着手写了一部论述农业的著作,企图阐明在农业中劳动者的性质与气候和土壤一样,同为绝对的因素,因而农业学的一切原理不单应当根据土壤和气候这两个因素,而且要根据土壤、气候和劳动者的某种一成不变的性质这三个因素推定出来。所以,虽然孤独,或者正因为孤独,他的生活是格外充实的;只是间或,他感到一种不满足的欲望,就是想把萦绕在他脑际的思想告知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以外的什么人,虽说他和她也时常谈论物理学、农业原理、特别是哲学;哲学是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爱好的话题。
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最后两三个星期天气一直是晴朗而严寒的。白天,在阳光下温暖得可以融解冰雪,但是在晚间,却冷到零下七度。雪面上冻结了这么厚一层冰,以致他们可以坐着车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复活节的时候还是遍地白雪。但是突然之间,在复活节第二天刮了一阵暖和的风,乌云笼罩大地,温暖的、猛烈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到礼拜四,风平息下来了,灰色的浓雾弥漫了大地,好像在掩蔽着自然界变化的奥秘一样。在浓雾里面,水流淌着,冰块坼裂和漂浮着,溷浊的、泡沫翻飞的急流奔驰着;在复活节一周后的第一天,在傍晚时候,云开雾散,乌云分裂成朵朵轻云,天空晴朗了,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早晨,太阳灿烂地升起来,迅速地融解了覆盖在水面上的薄薄冰层,温暖的空气随着从苏生的地面上升起来的蒸汽而颤动着。隔年的草又返青了。鲜嫩的青草伸出细微的叶片;雪球花和红醋栗的枝芽,和桦树的粘性的嫩枝都生机勃勃地萌芽了;一只飞来飞去的蜜蜂正围绕着布满柳树枝头的金色花朵嗡嗡叫着。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般绿油油的田野和盖满了冰雪的、刈割后的田地上颤巍巍地歌唱着;田凫在积满了黄褐色污水的洼地和沼泽上面哀鸣;仙鹤和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春的叫喊。脱落了的毛还没有全长出来的家畜在牧场上吼叫起来了;弯腿的小羊在它们那掉了毛的、咩咩地叫着的母亲身边欢蹦乱跳;敏捷的小孩在印满了赤脚印迹的干巴巴的路上奔跑,可以听见在池旁浣衣的农妇们的快活的闲谈声,和农民们在院子里修理犁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了。
十三
列文穿上大长靴,第一次换下皮大衣,穿起呢外套,去视察农场,涉过在太阳光里令人目眩的溪流,一会儿踩在冰上,一会儿又陷进胶泥里。
春天是计划和设计的时节。当列文走到农场的时候,他好比一棵春天的树不知道向何处和怎样伸展它那含苞的嫩枝和幼芽,他也不十分知道现在要在他所喜爱的农事上做些什么,但是他感觉得他有满腹绝妙的计划和设计。首先他就去看家畜。母牛已经放进围场里,它们身上闪耀着春天新换的、光滑的毛,晒着太阳,哞叫着要到草地上去。列文叹赏地凝视着这群母牛,它们的情况他一点一滴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于是吩咐把它们放到草地上去,小牛放进围场里。牧人们高高兴兴地跑去准备到草地上去。牧牛的妇女们提着裙子,迈动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嫩的赤脚溅起泥浆跑过去,手里拿着树枝,追逐那群因为春天来临而欢喜若狂的小牛。
叹赏了一番今年生下的格外优良的小牛之后——早先生的小牛有农民的母牛那么大,而帕瓦的女儿才三个月就已经有一岁牛犊那么大了,——列文吩咐把槽搬到外面去,在围场里喂它们干草吃。但是结果发现因为围场在冬天没有使用过,秋天修筑的木栏已经坏了。他差人去叫木匠,本来照他的吩咐,木匠该制造打谷机了。但是结果木匠还在修理耙,而耙原来应该在大斋期之前就修理好的。这可使列文非常恼怒了。农事上这种永远懒懒散散的现象,他曾竭尽全力和它斗争了那么多年,现在还要遇到,这真是恼人。他查明了木栏因为冬季不用,搬进了耕马的马厩里,丢在那里弄坏了,因为它们只是围小牛用的,做得并不牢固。此外,看来同样分明是:耙和一切农具。他原来吩咐了在冬季检查和修理,而且为了这个目的才特地雇了三个木匠来的,却也没有修理好,现在到了该耙田的时候,却还在修理耙。列文差人叫管家来,但是立刻又亲自去找他。管家,像那天所有的人一样容光焕发,穿着羊皮镶边的皮袄,从打谷场走出来,把手里拿着的一小根干草折断。
“为什么木匠没有做打谷机?”
“啊,我昨天就要告诉您的,耙需要修理。您要知道,是耙田的时候了哩。”
“那么冬天干什么去了呢?”
“可是您要木匠来做什么?”
“小牛围场的木栏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吩咐他们搬到原来的地方。这些农民你拿他们真没有办法呢!”管家说,挥了挥手。
“没有办法的倒不是那些农民,而是这位管家!”列文说,冒起火来了。“请问我雇了您来做什么的?”他叫嚷着;但是一想这话说也无益,他说了一半就住口了,只是叹气。“哦,怎么样?可以开始播种了吗?”他停了停之后又问。
“在土耳钦那边,明后天就可以开始了。”
“苜蓿呢?”
“我派瓦西里和米什卡去了;他们此刻正在播种。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干不干得完;地面是那么泥泞。”
“有多少亩?”
“六俄亩光景。”
“为什么不全部播了种?”列文嚷着。
仅仅播种了六俄亩苜蓿,没有把二十俄亩全部播上,这件事更使他恼怒了。苜蓿,按照理论和他自身的经验,除非是尽早地几乎趁着冰雪未化的时候就播了种,否则决不会有好收成。可是这事列文却从没有办到过。
“再也没有人好差遣了。这班人您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三个没有来。还有谢苗……”
“那么,你该把稻草的事先搁一搁呀。”
“我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
“那么人到哪里去了呢?”
“五个人在调制康波特①(他是说康波斯特),四个人在翻燕麦,怕它发霉,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
①康波特是蜜饯水果,康波斯特是混合肥料,他把康波斯特误说成康波特,混合肥料就变成蜜饯水果了。
列文十分明白“怕它发霉”这话的意思就等于说他的英国燕麦种已经糟蹋了。他们又没有照他所吩咐的那样去做。
“啊唷,我在大斋期前就对你说了要安通风筒,”他叫嚷起来了。
“您不要担心吧,我们终会把一切办理妥当的。”
列文愤怒地挥了挥手,走进谷仓,先去察看燕麦,然后又回到马厩那里。燕麦还没有损坏。但是雇工们用铲子翻动燕麦,他们原本可以直接把燕麦倒进底下的谷仓去的;吩咐了这样做,并且从这里拨了两个工人去帮助播种苜蓿,列文对管家也就息怒了。真的,这样天清气朗的日子,人是不能够生气的。
“伊格纳特!”他向那卷起袖子在井边刷洗马车的车夫叫着,“给我备马……”
“哪一匹,老爷?”
“哦,就科尔皮克吧。”
“好的,老爷。”
当他们备马的时候,列文又把在他面前转来转去的管家叫过来,为了跟他言归于好,和他谈起迫在眉睫的春天的工作和农事上的计划。
“运送肥料得趁早动手,好在第一趟刈草之前把一切做完。远处的田地要不断地犁耕,好把它留作休耕地。刈草全部不按对分制①,而是雇人给现钱。”——
①雇主和农民按对分制种地和分配收获物。
管家注意地听着,而且显然竭力想要赞成主人的计划;但是他仍然露出列文非常熟悉的那种常使他激怒的神情,一种绝望和沮丧的神情。那神情好像是在说:“这一切都不错,只是要看天意如何。”
再没有比这种态度更使列文痛心的了。但这正是他雇用过的所有管家的共同的态度。他们对于他的计划都采取这样的态度,所以现在他已不再因此生气,而只是痛心,感觉得更加振奋起来,要和这种老是和他作对的自然力斗争,这种自然力就是所谓“要看天意如何”。
“要是我们来得及的话,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你们怎么会来不及呢?”
“我们至少还得有十五个工人。而他们都不来,今天来了几个,都要七十卢布一个夏天。”
列文沉默了。他又遇到了阻力。他知道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他们用公道的工钱无论如何雇不到四十个——或者三十七,三十八个——工人。已经雇了四十来个人,再多就没有了。但他还是不能不斗争。
“打发人到苏里,到契菲罗夫卡去呀,要是他们不来。我们得去找人呀。”
“啊,我就打发人去。”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垂头丧气地说。“但是还有马,也变得没有劲了。”
“我们再去买几匹来呀。自然我知道,”列文笑着补充说,“你总喜欢做得寒酸一些;但是今年我可不让你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做了。我要亲自照料一切。”
“啊唷,事实上我觉得您也并没有怎样休息。在主人的监视下工作,那我们是很高兴的……”
“那么,他们这时正在白桦谷那边播种苜蓿吗?我要去看一看,”他说,跨上了车夫牵来的那匹栗色的小马科尔皮克。
“小溪过不去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车夫叫着。
“好的,我从树林里走。”
于是列文走过围场的泥地,出了大门,到了广漠的田野,他那匹好久不活动的小骏马在水池边打着响鼻,昂摆着缰绳,轻快地迈着溜蹄步子朝前走。
假使说列文刚才在畜栏和粮仓里感觉得很愉快,那么现在他到了田野就更加感觉得愉快了。随着他那匹驯顺肥壮的小马的溜蹄步子有节奏地摇摆着身体,吸着冰雪和空气的温暖而又新鲜的气息,他踏着那残留在各处的、印满了正在溶解的足迹的、破碎零落的残雪驰过树林的时候,他看见每棵树皮上新生出青苔的、枝芽怒放的树而感到喜悦。当他出了树林的时候,无边无际的原野就展现在他面前,他的草地绵延不绝,宛如绿毯一般,没有不毛地,也没有沼泽,只是在洼地里有些地方还点缀着融化的残雪。不论他看见农民们的马和小马驹践踏了他的草地(他叫他遇见的一个农民把它们赶开),或者听了农民伊帕特的讥刺而愚笨的答话——他在路上遇见他,问:“哦,伊帕特,我们马上要播种了吧?”“我们先得耕地哩,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伊帕特回答。——他都没有生气。他越策马向前,他就越感觉得愉悦,而农事上的计划也就越来越美妙地浮上他的心头:在他所有的田亩南面都栽种一排柳树,这样雪就不会积得太久;划分田亩,六成作耕地,三成作牧场,在田地尽头开辟一个畜牧场,掘凿一个池子,建造可移动的畜栏来积肥。于是三百亩小麦,一百亩马铃薯,一百五十亩苜蓿,没有一亩地荒废了。
沉浸在这样的梦想里,小心地使马靠地边走,免得践踏了麦田,他策马走向被派遣来播种苜蓿的工人面前。一辆装着种子的大车没有停在田边,却停在田当中,冬季的小麦已被车轮轧断,被马践踏了。两个工人坐在田边上,大概是在一块儿抽烟斗。车里用来拌种子的泥土并没有磨碎,倒压成了或是冻成了硬块。看见主人来了,工人瓦西里就向大车走去,而米什卡就动手播种起来。这是不应当的,但是列文不轻易对工人动气。当瓦西里走上来的时候,列文叫他把马牵到田边上去。
“不碍事,老爷,麦子会长起来的。”瓦西里回答。
“请不要争论,”列文说,“照吩咐的去做吧。”
“是,老爷,”瓦西里回答,然后他拉住了马头。“播种得多好呀,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讨好地说,“头等的哩。
只是好难走呵!靴子上好像拖了一普特泥土一样。”
“你们为什么不把泥土筛过呢?”列文问。
“哦,我们把它捏碎就行了,”瓦西里回答,拿起一把种子来,把泥土在手心里揉了几揉。
他们把未筛过的泥土装上车,是不能责怪瓦西里的,但这事还是叫人烦恼。
列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试过平息自己的恼怒、使一切似乎不如意的事变得称心如意起来的老办法,那办法他现在又在试用了。他瞧着米什卡怎样几步跨上前来,晃动着粘在两只脚上的大泥块;于是下了马,他从瓦西里手里接过筛子来,亲自动手播种。
“你在什么地方停止的呢?”
瓦西里用脚指指一个地点,于是列文尽量走向前去,把种子散播在地里。地里像在沼地里一样地难走,列文播完一行的时候,已经满头大汗,于是他停住脚步,把筛子还给瓦西里。
“哦,老爷,到了夏天,可不要为了这一行的缘故骂我呀,”
瓦西里说。
“呃,”列文快活地说,已经感到了他运用的方法的效力。
“哦!到夏天您再看看吧。它会显得两样的。您看我去年春天播种的地方。播种得多么好!我尽了力,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知道,我替我亲生父亲做事也不过如此呢。我自己不喜欢做事马虎,我也不能让别人这样。对东家有好处也就是对我们有好处。请看那边,”瓦西里指着那边的田地说,“真叫人开心啦。”
“这真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呵,瓦西里。”
“是呀,像这样的春天,老年人都记不起来了呢。我在家的时候,我家的老头子也播种了小麦,有一亩的光景。他说你简直辨别不出这小麦和稞麦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播种小麦有好久了吗?”
“啊,老爷,是您前年教给我们的啦。您给了我一蒲式耳①种子。我们卖了四分之一,剩下的就都种上了。”——
①1蒲式耳合36公斤。
“哦,留心捏碎泥块,”列文说,向马跟前走去,“看看米什卡。要是收成好的话,每亩给你半个卢布。”
“谢谢,老爷。我们本来就很感谢您呢。”
列文跨上马,向去年种的苜蓿地,向已经耕过准备播种春麦的田地驰去。
在残梗中发出芽来的苜蓿长势良好。它又复苏了,不断地从去年小麦的残茎中绿油油地长起来。马在泥里一直陷到了踝骨,从冰雪半溶解了的泥泞里一拔起蹄子来,就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在耕地上面,骑马是完全不可能的;马仅仅在结上一层薄冰的地方可以立足,在冰雪溶解了的畦沟里,它就深陷进去。耕地情况良好;两天之内它就可以把地和播种了。一切都很美满,一切都很愉快。列文顺着涉过溪流的路回去,希望水已经退去。他果然涉过了溪流,惊起了两只野鸭。“一定还有水鹬呢,”他想,正当他走到回家的转弯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了管林人,证实了他猜想有水鹬是猜对了。
列文纵马向家驰去,为的是赶上吃饭,准备好猎枪在傍晚去打猎。
十四
当列文兴致勃勃地驰近家门的时候,他听到大门外有铃响。
“哦,一定是从车站来的人吧,”他想,“莫斯科的火车正是这时候到达的……会是谁呢?万一是尼古拉哥哥呢?他不是说了:‘我也许到温泉去,或者也许到你那里来。’”最初一瞬间他感到惊慌和困惑,恐怕尼古拉哥哥的到来会扰乱他春天的快乐心境。但是他由于怀着这样的心情而羞愧,于是立刻他无异敞开了心灵的怀抱,怀着柔和的喜悦和期待,现在他从心底希望这是他哥哥。他策马向前,从洋槐树后面飞驰出来,他看见了一辆从车站驶来的租用的三匹马拉的雪橇,和坐在里面的一位穿皮大衣的绅士。这不是他的哥哥。“哦,但愿是个谈得来的有趣的人就好啦!”他想。
“噢,”列文快活地叫起来,把两只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来了一位贵客!噢,我看见你多么高兴呀!”他叫,认出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可以探听确实她结了婚没有,或者她将在什么时候结婚,”他想。
在这美好的春日里,他感觉得想到她也一点不伤心。
“哦,你想不到我来吧,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下了雪橇,他的鼻梁上、面颊上、眉毛上都溅上泥,但是却健康和快活得红光满面。“第一我是来看你,”他说,拥抱他,和他亲吻,“第二是来打猎,第三是来买叶尔古绍沃的树林。”
“好极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呀!你怎么坐雪橇来呢?”
“坐马车恐怕还要糟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和他相识的马车夫回答。
“哦,我看见你真是非常,非常高兴呀,”列文说,浮上纯真的孩子般的欢喜的微笑。
列文领他的朋友到一间客房里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行李也搬进了那房间——一只手提皮包,一支套上枪套的猎枪,一只盛着雪茄烟的小口袋。趁他一个人在那里洗脸换衣的时候,列文走到账房去吩咐关于耕地和苜蓿的事。一向非常顾到家庭体面的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在前厅遇到他,向他请示如何设宴招待。
“随你的意思去做吧,只是要快一点。”他说了,就走到管家那里去了。
当他返回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洗了脸,梳好头发,喜笑颜开的,正从他房里走出来,他们就一道上楼去。
“哦,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真是高兴得很!现在我才明白你在这里埋头干的那种神秘事业是什么。说起来我真羡慕你呢。多好的房子,一切都多么好啊!这么明朗,这么愉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忘记了并非一年四季都是春天,都像今天这样天清气朗。“你的乳母简直可爱极了!系着围裙的美丽的使女也许会更合意些;但是以你的严肃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这样子最好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了许多有趣的消息,列文特别感到兴味的是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算在夏天到乡间来看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句也没有提到基蒂和谢尔巴茨基家;他只转达了他妻子的问候。列文感谢他的体贴周到,十分高兴他的来访。在他独居的时间内,他总是有许多不能对他周围的人表达的思想感情累积在心里,现在他把春天那种富有诗意的欢喜、他农事上的失败和计划、他对他读过的书的意见和批评、以及他自己的著作的大意——那著作,虽然他自己没有觉察到,实际上是以批评一切有关农业的旧著作为基础的——一一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倾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原是很有风趣,什么事情只要稍一暗示就能领悟,在这次访问中格外妙趣横生了,列文在他身上觉察出好似有一种特别和蔼可亲和新的又尊敬又体贴他的态度,那使得他非常高兴。
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和厨师尽力想把晚餐弄得分外丰盛,结果两位饿慌了的朋友不等正菜上桌就大吃起来,吃了不少黄油面包、咸鹅和腌菌,列文末了还吩咐盛汤来,不要等馅饼,厨师原来特别想以馅饼来使客人惊叹的。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惯了完全不同的饭菜,他依然觉得一切都很鲜美;草浸酒、面包、黄油,特别是咸鹅、菌、荨麻汤、白酱油子鸡、克里米亚葡萄酒——一切都精美可口。
“妙极了,妙极了!”他说,在吃过烧肉之后点燃了一支粗雪茄烟。“我到你这里来感觉得好像是由一艘喧闹颠簸的汽船上登上了平静的海岸一样。那么你认为工人本身就是一个应当研究的因素,农事方法的选择都是由这个因素来决定的吗?自然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想理论和它的应用对于工人也会有影响的。”
“是的,可是等一等;我并不是在谈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谈农业科学。它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来观察现存的现象,对于工人应当从经济学的、人种学的观点来观察……”
正在这个时候,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端着果酱走进来。
“啊,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吻了吻自己的肥胖的指尖,“多么鲜美的咸鹅,多么鲜美的草浸酒啊!……是出发的时候了吧,你看怎样,科斯佳?”
他补充说。包法利夫人
列文望着窗外正从树林光秃秃的梢头后面落下去的太阳。
“是的,是时候了哩,”他说。“库兹马,套马车吧,”于是他跑下楼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下去,小心地亲手取下他那猎枪漆匣的帆布套,开开匣子,动手把那贵重的新式猎枪装配起来。库兹马已经猜测到会得到一大笔酒钱,寸步也不离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替他穿上了长统袜和靴子,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乐于把这些事交给他办。
“科斯佳,请吩咐一声,要是商人里亚比宁来了……我约了他今天来的,就领他进来,叫他等我……”
“哦,你原来打算把树林卖给里亚比宁吗?”
“是的。你认得他吗?”
“我当然认得。我和他有过交易,是‘一言为定’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起来。“一言为定”是商人最爱说的话。
“是的,他说话的那副神气好笑极了。它知道它的主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啊!”他补充说,轻轻拍了拍拉斯卡,它正在列文身边跳来跳去,低吠着,一会儿舐舐他的手,一会儿又舐舐他的靴子和他的枪。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马车已停在门口了。
“虽然不远,但我叫他们套了马车;不过你要愿意我们就走着去!”
“不,我们还是乘车去的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跨进了马车。他坐下来,把虎皮毯盖在膝上,点燃了一支雪茄烟。“你怎么不抽烟?雪茄是这么一种东西,并不完全是享乐,而是享乐的顶峰和标志。哦,这才算得是生活啊!多么好呀!
我真想过这样的生活呢!”
“可是谁阻挠你呢?”列文微笑着说。
“不,你才是个幸运儿哩!你随心所欲。你喜欢马——就有马;狗——就有狗;打猎——就打猎;耕作——就耕作。”
“也许是因为我喜爱我所有的东西,却不为我所没有的东西苦恼的缘故,”列文说,想起了基蒂。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理会了他的意思,望着他却没有说一句话。
奥布隆斯基凭着素常的机敏注意到列文怕提起谢尔巴茨基家,因此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他们,为此列文非常感激他;但是现在列文很想探听一下那桩使他那么痛苦的事情而又没有勇气开口。
“哦,你的事情怎样?”列文说,觉得只想自己的事情是不应当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活地闪耀着。
“我知道你不承认一个人有了一份口粮的时候还会爱好新的面包卷——照你看来,这是一种罪恶;但是我认为没有爱情就无法生活,”他说,照自己的意思理解了列文的问话。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生性如此。实在说,那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害处,却能给予自己那么大的乐趣……”
“呀!那么又有什么新鲜事情吗?”列文问。
“是的,老弟,有呀!你知道奥西安型①的女人……就像在梦里见过的那样的女人……哦,在现实中也有这种女人……这种女人是可怕的。你知道女人这个东西不论你怎样研究她,她始终还是一个崭新的题目。”——
①奥西安是三世纪传说中克尔特人的英雄和弹唱诗人马克芬森(1736—1796)于一七六五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的《奥西安之歌》中的女主人公。奥西安歌颂坚贞不屈和自我牺牲的女性。
“那就不如不研究的好。”
“不。有位数学家说过快乐是在寻求真理,而不在发现真理。”
列文默不作声地听着,不管他怎样费尽心力,他还是一点也体会不了他朋友的感情,理解不了他的情绪和他研究那种女人的乐趣何在。
十五
打猎的地点并不远,就在小白杨树林中小溪旁边。到了小树林的时候,列文就下了马车,把奥布隆斯基领到一块冰雪完全融化了的、长满青苔的、潮湿的、空旷草地的角落上去。他自己回到对角一棵双杈的白桦树那里,把枪斜靠在枯萎了的低垂杈枝上,他脱下大衣,再把腰带束紧,活动了一下手臂,试试胳臂是否灵活。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灰色老狗拉斯卡在他的对面小心翼翼地蹲下,竖起耳朵。太阳正在繁密的森林后面落下去,在落日的余晖里,点缀在白杨树林里的白桦树披挂着一枝枝缀满饱实丰满、即将怒放的嫩芽的低垂细枝,轮廓分明地映现出来。
从还积着残雪的密林里,传出来蜿蜒细流的低微的潺潺声。小鸟啭鸣着,而且不时地在树间飞来飞去。
在万籁俱寂中可以听到由于泥土融解和青草生长而触动了去年落叶的沙沙声。
“想想看吧!人简直可以听见而且看见草在生长哩!”列文自言自语,看到了一片潮湿的、石板色的白杨树叶在嫩草的叶片旁边闪动。他站着倾听,时而俯视着潮湿的、布满青苔的地面,时而凝视着竖耳静听的拉斯卡,时而眺望着伸展在他下面的斜坡上的茫茫无际的光秃的树梢,时而仰望着布满了片片白云的正在暗下来的天空。一只鹰悠然地搏动着双翼在远处的树林上面高高飞过;还有一只也用同样的动作向同一个方向飞去,接着就消失了。小鸟越来越大声而忙碌地在丛林里啁啾啭鸣着。一只猫头鹰在不远的地方号叫,拉斯卡惊起,小心地往前跨了几步,就把头歪在一边,开始凝神静听着。溪流那边可以听见杜鹃在叫。它发出了两声它素常的啼声,接着就粗厉地、急速地乱叫了一阵。
“想想看!已经有杜鹃了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从灌木后面走出来。
“是的,我听到了,”列文回答,不愿意用他自己听来都不愉快的声音打破树林中的寂静。“快来了呢!”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隐身在灌木后面了,列文只看见火柴的闪光,接着是纸烟的红焰和青烟。
咔!咔!——传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扳上枪机的声音。
“那是什么叫?”奥布隆斯基问,使列文注意听那好像一匹小马在嬉戏中尖声嘶叫那样拖长的叫声。
“啊,你不知道吗?是公兔叫哩。但是不要再讲话了!听,飞来了!”列文几乎尖叫起来,扳上了枪机。
他们听到远处尖锐的鸟鸣,正好在猎人非常熟悉的时间,两秒钟以后——第二声,第三声,紧接着第三声可以听到粗嗄的叫声。
列文环顾左右,他看见在那里,正在他对面,衬托着暗蓝色的天空,在纵横交错的白杨树的柔嫩枝芽上面有一只飞鸟。它一直向他飞来;越来越近的像撕裂绷紧的布片一样的嗄声在他耳边响着;可以看见鸟的长喙和脖颈,正在列文瞄准的那一瞬间,从奥布隆斯基站着的灌木后面,有红光一闪;鸟好像箭一般落下,随后又飞上去。又发出红色闪光和一发枪声,于是拍击着翅膀好像竭力想要留在空中一样,鸟停留了一刹那,就泼剌一声落在泥地上。
“难道我没有射中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着,他给烟遮住了,看不见前面。
“在这里呢!”列文说,指着拉斯卡,它正竖起一只耳朵,摇着它那翘得老高的毛茸茸的尾巴尖,慢吞吞地走回来,好像故意要延长这种快乐一样,而且俨若在笑的样子,把死鸟衔给她的主人。“哦,你射中了,我真高兴哩,”列文说,同时因为自己没有把鹬射中,不免怀着妒羡的心情。
“右枪筒发出的那一枪打坏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答,装上枪弹。“嘘……又飞来了!”
真的,尖锐的鸟叫声接二连三地又听到了。两只鹬嬉戏着互相追逐,只是鸣啸着,并没有啼叫,一直向猎人们头上飞来。四发枪声鸣响着,鹬像燕子一样迅速地在空中翻了个筋斗,就无影无踪了。
··························打猎的成绩甚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打下了两只鸟,列文也打下了两只,其中一只没有找到。天色渐渐暗下来。灿烂的银色金星发出柔和的光辉透过白桦树枝缝隙在西边天空低处闪耀着,而高悬在东方天空中的昏暗的猎户星已经闪烁着红色光芒。列文看见了头上大熊座的星星,旋又不见了。鹬已不再飞了;但是列文决定再等一会,直等到他看见的白桦树枝下面那颗金星升到树枝头上面,大熊座的星星完全显露出来。金星已经升到了树枝上面,大熊座的星座和斗柄在暗蓝色的天空中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他却还在等待。
“该回家了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现在树林里寂静无声,没有一只鸟在动。
“我们再待一会吧,”列文回答。
“随你的便。”
他们现在站着,相隔有十五步的光景。
“斯季瓦!”列文突如其来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姨妹结了婚没有,或者要在什么时候结婚?”
列文感觉得自己是这样沉着坚定,他以为什么回答都不可能使他情绪波动。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回答。
“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结婚,现在也不想;只是她病得很重,医生叫她到国外易地疗养去了。大家简直怕她活不长了哩。”
“什么!”列文大叫了一声。“病得很重?她怎么啦?她怎么?……”
当他们这么说话的时候,拉斯卡竖起耳朵,仰望着天空,又责备般地回头望了望他们。
“他们倒拣了个好时间谈话哩,”它在想。“飞来了呀……
的确飞来了呀。他们会错过时机呢,”拉斯卡想。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两人突然听到了尖锐的鸟叫声,那声音简直震耳欲聋,于是两人连忙抓起枪,两道火光一闪,两发枪声在同一瞬间发出。高高飞翔着的水鹬猝然合拢翅膀,落在丛林里,压弯了柔弱的嫩枝。
“妙极了!两人一齐!”列文喊叫了一声,他跟拉斯卡一道跑到丛林里去搜索水鹬。“啊,有什么不愉快的呢?”他回忆着。“是的,基蒂病了……哦,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我难过得很!”他想。
“它找着了!它多伶俐!”他说,把温暖的鸟从拉斯卡的口里取下,装进差不多装满了的猎袋里。“我找到了哩,斯季瓦!”他大叫了一声。
十六
在归途中,列文详细询问了基蒂的病情和谢尔巴茨基家的计划,虽然他不好意思承认,是他听到的消息实在使他很快意。他快意的是他还有希望,尤其快意的是她曾使他那么痛苦,现在自己也很痛苦了。但是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说到基蒂的病因,而且提起弗龙斯基的名字的时候,列文就打断了他。
“我没有任何权利来预闻人家的私事,而且老实说,我也并不感兴趣。”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隐隐地微微一笑,在列文的脸色上觉察出他非常熟悉的那种迅速的变化,脸色刚才那样开朗,现在一下子变得这样阴沉了。
“你和里亚比宁的树林买卖完全讲妥了吗?”列文问。
“是的,已经讲妥了。价钱真了不起哩,三万八千。八千现款,其余的六年内付清。我为这事奔走够了。谁也不肯出更大的价钱。”
“这样你简直等于把你的树林白白送掉了,”列文忧郁地说。
“你怎么说是白白送掉了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温厚的微笑说,知道这时在列文眼中看来什么都是不称心的。
“因为那座树林每俄亩至少要值五百卢布,”列文回答。约翰·克里斯朵夫
“啊,你们这些土财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戏谑地说。
“你们那种蔑视我们这些可怜的城里人的轻蔑口吻!……但是做起生意来的时候,我们比任何人都高明。我敢对你说我通盘计算过的,”他说,“这树林实在卖到了很高的价钱——老实说,我还怕那家伙变卦哩。你知道这不是‘材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希望用这种区别来使列文完全信服他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薪木每俄亩地也到不了十三俄丈以上,他平均每亩地给了我二百卢布。”
列文轻蔑地微笑着。“我知道这种态度,”他想,“不但他如此,所有城里人都一样,他们十年中间到乡间来过两三次之后,学来两三句方言土语,就信口乱说起来,而且自以为完全懂了。‘·材·木·每·俄·亩·地·达·多·少·多·少·俄·丈’。他说这些话其实自己一窍不通。”
“我并不想教你在办公室里书写公文,”他说,“如果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你请教哩。不过你未免过分自信了,竟然认为你懂得树林的一切门径。这是很困难的呀。你数过树了吗?”
“树怎么数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着说,还在想为他的朋友解闷。“‘数海滨的沙,星星的光芒,那得有天大的本领……’”①——
①奥布隆斯基引用的是杰尔查文的颂歌《上帝》开头的两句。
“啊,里亚比宁就有这种天大的本领。没有一个商人买树林不数树的,除非是人家白送给他们,像你现在这样。我知道你的树林。我每年都到那里去打猎,你的树林每俄亩值五百卢布现金,而他却只给你二百卢布,并且还是分期付款。所以实际上你奉送给他三万卢布。”
“哦,不要想入非非了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诉苦似地说。“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呢?”
“因为他和旁的商人串通好了呀;他收买了他们。我和他们全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们。你要知道,他们不是商人,他们是投机家。赚百分之十到十五赢利的生意,他们是看不上眼的。他们要等待机会用二十个戈比买值一个卢布的东西。”
“哦,算了吧!你今天心情不好哩。”
“一点都不,”列文忧郁地说,正在这时他们到家了。
在台阶跟前停着一辆紧紧地包着铁祭和柔皮的马车,车上套着一匹用宽皮带紧紧系着的肥壮的马。马车里坐着替里亚比宁当车夫的那位面色通红、束紫腰带的管账。里亚比宁本人已走进了屋子,在前厅里迎接这两位朋友。里亚比宁是一个高个子的、瘦削的中年男子,长着胡髭、突出的剃光的下巴和鼓出来的无神的眼睛。他穿着一件背部腰里钉着一排钮扣的蓝色长礼服,和一双踝上起皱、腿肚上很平板的长靴,外面罩上一双大套鞋。他用手帕揩了揩脸,然后整了整本来就十分妥帖的外套,他带着微笑迎接他们,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伸出手来,好像他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
“您已经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把手伸给他。
“好极了。”
“我不敢违背阁下的命令,虽然路实在太坏了。我简直是一路徒步走来的,但我还是准时到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向您请安!”他对列文说,想去握他的手。但是列文皱起眉头,装做没有看见他的手,把鹬拿了出来。“诸位打猎消遣来吗?这是一种什么鸟呵,请问?”里亚比宁补充说,轻蔑地朝鹬瞧了一眼。“想必是一宗美味吧。”他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好像他对于这玩意是否合算抱着很大怀疑似的。
“你要到书房里去吗?”列文用法语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阴郁地皱着眉头。“到书房里去吧;你们可以在那里谈。”
“好的,随便哪里都行,”里亚比宁神气十足地说,好像要使大家感觉到,在这种场合别人可能感到难以应付,但是他是什么事都能应付自如的。
走进书房,里亚比宁依照习惯四处打量了一番,好像在寻找圣像一般,但是当他找着了的时候,他并没有画十字。他打量着书柜和书架,然后怀着像他对待鹬那样的怀疑姿态,轻蔑地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好像决不认为这是很合算的一样。
“哦,您把钱带来了吗?”奥布隆斯基问。“请坐。”
“啊,不用担心钱。我特地来和您商量哩。”
“有什么事要商量呢?请坐吧。”
“好的,”里亚比宁说,坐了下来,以一种最不舒服的姿势把臂肘支在椅背上。“您一定得稍为让点价,公爵。这样子未免太叫人为难了。钱通通预备好了,一文钱也不少。至于钱决不会拖欠的。”
列文这时刚把枪放进柜子里,正要走到门外去,但是听到商人的话,他就停下脚步。
“实际上您没有花什么代价白得了这片树林,”他说。“他来我这里太迟了,要不然,我一定替他标出价钱来。”
里亚比宁立起身来,默默无言地浮上一丝微笑,他从头到脚打量了列文一番。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很吝啬的,”他带着微笑转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简直买不成他的任何东西。我买过他的小麦,出了很大价钱哩。”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白送给您?我不是在地上拾来的,也不是偷来的。”
“啊唷!现在哪能偷呢?一切都得依法办理,一切都得光明正大,现在要偷是办不到的啊。我们老老实实地在商量。这树林价钱太高,实在不上算。我要求稍稍让点价,哪怕是一点点。”
“但是这笔生意你们已经讲定了没有?如果讲定了,那就用不着再讨价还价;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列文说,“我买这座树林。”
微笑立刻从里亚比宁的脸上消失了,剩下的是兀鹰一般的、贪婪残酷的表情。他用敏捷的、骨瘦如柴的手指解开常礼服,露出衣襟没有塞进裤腰里的衬衫、背心上的青铜钮扣和表链,连忙掏出一个装得鼓鼓的破旧皮夹来。
“请收下这个,树林是我的了,”他说,迅速地画着十字,伸出手来。“收下这笔钱,树林是我的了。里亚比宁做生意就是这样,他不喜欢锱铢计较,”他补充说,皱着眉,挥着皮夹。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急的,”列文说。
“唉呀!”奥布隆斯基惊愕地说。“你知道我答应了呀。”
列文走出房门,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里亚比宁望着门口,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完全是年轻气盛——简直是孩子脾气哩。哦,我买这个,凭良心说,请您相信吧,完全是为了名誉的缘故,就是要人家说买了奥布隆斯基家的树林的不是别人而是里亚比宁。至于赢利,那可就听天由命了。我对上帝发誓。现在请在地契上签字吧……”
一点钟之后,这商人仔细地掩上衣襟,扣上常礼服,契约放在口袋里,坐上他那遮盖得严严实实的马车,驰回家去。
“喔,这些绅士!”他对管账说,“他们都是一模一样哩!”
“对啦,”管账回答,把缰绳交给他,扣上皮车篷。“可是我要为这宗买卖向您道贺呢,米哈伊尔。伊格纳季奇。”
“哦,哦……”
十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上楼去,口袋被那商人预付给他的三个月的期票塞得鼓鼓的。树林的买卖已经成交了,钱已到了他的口袋里,打猎成绩又很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兴之至,因此他特别要想排遣列文心上的不快情绪。他希望在吃晚饭的时候让这一天像开始一样愉快地完结。
列文确实是闷闷不乐的,虽然他极力想要对他这位可爱的客人表示亲切和殷勤,但是他仍然控制不了他的情绪。基蒂没有结婚这个喜讯开始渐渐地使他情绪波动起来。
基蒂没有结婚,却生病了,并且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冷落了她的男子而病重的。这种侮辱仿佛落在他身上了。弗龙斯基冷落了她,而她又冷落了他列文。因此弗龙斯基有权利轻视列文,所以他是他的敌人。但是列文并没有想到这一切。他只模糊地感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东西侮辱了他,而现在他倒不是因为伤害了他的事情而恼怒,而是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吹毛求疵。出卖树林这桩愚蠢的买卖,那桩使奥布隆斯基受骗上当并且是在他家里成交的骗局,激怒了他。
“哦,完了吗?”他在楼上遇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时说。
“你要吃晚饭吗?”
“好的,我不会拒绝的。我到了乡下胃口不知有多好呢,真奇怪呀!你为什么不请里亚比宁吃东西?”
“啊,那个该死的家伙!”
“可是你是怎样对待他的呀!”奥布隆斯基说。“你连手都不跟他握。为什么不跟他握手呢?”
“因为我不和仆人握手,而仆人比他还好一百倍呢。”
“你真是一位顽固分子呀!打破阶级界限是怎样讲的呢?”
奥布隆斯基说。
“谁喜欢打破就请便吧,但这却使我作呕。”
“我看你是个十足的顽固派呢。”
“真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就是什么人。我就是康斯坦丁·列文,再不是别的什么了。”
“而且康斯坦丁·列文情绪很不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
“是的,我情绪不好,你可知道为什么?就为了,对不起——你那桩愚蠢的买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温和地皱起眉头,就像一个人无辜地受到嘲弄责骂一样。
“啊,算了吧!”他说。“什么时候不是一个人卖了一件什么东西马上就有人说‘这值更多的钱’呢?但是当他要卖的时候,却没有谁肯出钱……不,我知道你恨那个不幸的里亚比宁。”
“也许是那样。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又会叫我是顽固派,或旁的什么可怕的名字!但是看着我所属的贵族阶级在各方面败落下去,实在使我懊恼,使我痛心,不管怎样打破阶级界限,我还是情愿属于贵族阶级哩。而且他们家道败落下去并不是由于奢侈——那样倒算不了什么;过阔绰生活——这原是贵族阶级份内的事;只有贵族才懂得这些门径。现在我们周围的农民买了田地,这我倒也不难过。老爷们无所事事,而农民却劳动,把懒人排挤开了。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为农民欢喜。但是我看到贵族们之所以败落下去,完全是由于——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由于他们自己太幼稚无知的缘故,我实在有点难受。这里一个波兰投机家用半价买到了住在尼斯的一位贵夫人的一宗上好的田产。那里值十个卢布一亩的地,却以一个卢布租赁给一个商人。这里你又毫无道理地奉送三万卢布给那流氓。”
“哦,那么怎么办呢?一棵树一棵树地去数吗?”
“自然要数呀!你没有数,但是里亚比宁却数过了。里亚比宁的儿女会有生活费和教育费,而你的也许会没有!”
“哦,原谅我吧,可是那样去数未免太小气了呢。我们有我们的事业,他们有他们的,而且他们不能不赚钱。总之,事情做了,也就算了。端来了煎蛋,我最喜爱的食品哩。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还会给我们那美味的草浸酒……”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桌旁坐下,开始和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说笑起来,对她说他好久没有吃过这样鲜美可口的午饭和晚饭了。
“哦,您至少还夸奖一句哩,”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说,“但是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无论你给他什么东西吃——即使是一块面包皮——他吃过就走开了。”
虽然列文极力想控制自己,但他仍然是阴郁而沉默的。他想要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问题,但是又下不了决心,而且找不出适当的话语或机会来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下去到他自己房间里去了,脱了衣服,又洗了洗脸,而且穿上皱边的睡衣,上了床,但是列文还在他的房间里徘徊着,谈着各种琐碎的事情,就是不敢问他要知道的事。
“这肥皂制造得多么精美呀!”他说,看着一块香皂并将它打开,那是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放在那里预备客人用的,但是奥布隆斯基并没有用。“你看,这简直是一件艺术品呢。”
“是的,现在一切东西都达到了这样完美的境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眼泪汪汪地,悠然自得地打了一个哈欠。
“比方剧场和各种游艺……哎—哎—哎!”他打着哈欠。“到处是电灯……哎—哎—哎!”
“是的,电灯,”列文说。“是的,哦,弗龙斯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突如其来地问,放下了肥皂。
“弗龙斯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停止打哈欠。“他在彼得堡。你走后不久他就走了,从此以后他一次都没有到过莫斯科。你知道,科斯佳,我老实告诉你吧,”他继续说,把胳膊肘支在桌上,用手托着他那漂亮红润的脸,他那善良的、湿润的、昏昏欲睡的眼睛像星星一般在他脸上闪烁着。
“这都是你自己的过错。你见了情敌就慌了。但是,像当时我对你说过的,我断不定谁占优势。你为什么不猛打猛冲一下呢?我当时就对你说过……”他仅仅动了动下巴额,打了个哈欠,并没有张开口。
“他知不知道我求过婚呢?”列文想,望着他。“是的,他脸上有些狡猾的、耍外交手腕的神气,”他感到自己脸红了,默默地直视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
“假使当时她那一方面有过什么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种外表的吸引力而已,”奥布隆斯基说。“他是一个十足的贵族,你知道,再加上他将来在社会上的地位,这些倒不是对她,而是对她的母亲起了作用。”
列文皱着眉头。他遭到拒绝的屈辱刺痛了他的心,好像是他刚受的新创伤一样。但他是在家里,而家中的四壁给了他支持。
“等一等,等一等,”他开始说,打断了奥布隆斯基。“你说他是一个贵族。但是请问弗龙斯基或者旁的什么人的贵族身份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竟然会瞧不起我?你把弗龙斯基看作贵族,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一个人,他的父亲凭着阴谋诡计赤手起家,而他的母亲呢——天晓得她和谁没有发生过关系……不,对不起,我把我自己以及和我同样的人倒看做是贵族呢,这些人的门第可以回溯到过去三四代祖先,都是有荣誉的,都有很高的教养(才能和智力,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像我父亲和祖父一样从来没有谄媚过谁,从来也没有依赖过谁。而且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人呢。你以为我数树林里的树是小气,而你却白白奉送了里亚比宁三万卢布;但是你征收地租以及我所不知道的什么等等,而就却不,所以我珍贵我祖先传下来的或是劳动得来的东西……我们才是贵族哩,而那些专靠世界上权贵的恩典而生活的,以及二十个戈比就可以收买的人是不能算的。”
“哦,你在影射谁呢?我倒很同意你的意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诚恳而又温和地说,虽然他感觉到列文也把他归入了二十个戈比就可以收买的那一类人中。列文的激动使他真地觉得很有趣。“你在影射谁呢?虽然你说的关于弗龙斯基的话有许多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不说那个。我老实告诉你,假使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就一定要同我一道回莫斯科去,然后……”
“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在我说来都无所谓,我告诉你吧——我求了婚,被拒绝了,而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现在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个痛苦而屈辱的回忆罢了。”
“为什么?瞎说!”
“但是我们不谈这个了吧。请你原谅我,如果我有什么唐突的地方,”列文说。现在他说出了心事,他又变得像早晨那样了。“你不生我的气吧,斯季瓦?请你不要生气,”他说,微笑着,拉住他的手。
“当然没有,一点也没有!而且没有理由要生气呢。我很高兴我们把话都说明白了。你知道,早上打猎照倒是很有趣的。去不去呢?我今晚情愿不睡,我可以从猎场直接到车站去。”
“好极了!”
十八
虽然弗龙斯基的内在生活完全沉浸在热情里,但是他表面的生活仍然毫无变化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沿着那由社交界与联队生活和种种利害关系构成的惯常轨道进行。联队的利益在弗龙斯基的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爱联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联队爱他。联队里的人不但爱弗龙斯基,而且也敬重他,以他而自豪;引以自豪的是,这个人,既有钱,又有才学,还有导致功成名就、飞黄腾达的前程,而他竟把这一切完全置之度外,而在全部生活的利益中把联队和同僚们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弗龙斯基理解同僚们对他所抱的这种看法,因此除了爱好这种生活之外,他还感觉得不能不保持这个名誉。
这是不消说的,他并没有对任何一个同僚谈过他的恋爱事件,就是在最放荡不羁的酒宴中(实际上他从来没有醉到完全失掉自制力的程度)也从不曾泄漏他的秘密。他还堵住了任何想要暗示他这种关系的轻率的同僚的口。但是,虽然这样,他的恋爱还是传遍了全城;大家都多多少少准确地猜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大多数青年人都很羡慕他,也无非是为了他的恋爱中那种最讨厌的因素——卡列宁的崇高地位,以及因此他们的关系在社交界特别耸人听闻等等。嫉妒安娜,而且早已听厌了人家·称·她·贞·洁·的大多数年轻妇人看见她们猜对了,都幸灾乐祸起来,只等待着舆论明确转变了,就把所有轻蔑的压力都投到她身上。她们已准备好一把把泥土,只等时机一到,就向她掷来。大多数中年人和某些大人物对于这种快要发生的社交界的丑闻感到不快。
弗龙斯基的母亲,听到他的恋爱关系,起初很高兴,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更能为一个翩翩少年生色的了;还有,那就是卡列宁夫人,那么使她中意而且讲过不少她自己儿子的情况的,竟然也和所有旁的美丽端庄妇人的行径一样——至少照弗龙斯基伯爵夫人看来是那样。但是她最近听到她儿子拒绝了人家给他的一个对于他的前途关系重大的位置,只是为了要留在联队里,可以常会见卡列宁夫人,而且她听到许多大人物因此都对他不满,她这才改变了看法。还有叫她心焦的是,从她听来的关于这个关系的一切看来,这并不是她所赞许的那种美艳的社交界的风流韵事,而是像她听说的那样一种可能使他干出愚蠢的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①。自从他突然离开莫斯科以后,她就没有看见过他,因此她差她的大儿子去叫他来看她——
①维特是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为了他所爱的女友绿蒂同别人结婚而自杀。
这位长兄也不满意他的弟弟。他没有分析他的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恋爱,伟大的还是渺小的,热情的还是非热情的,轻佻的还是严肃的(他自己也姘上了一个舞女,虽然他已经有了子女,所以他在这些事情上倒是很宽大的);但是他知道这恋爱事件是那些大家都要去奉承的人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不赞成他弟弟的行为。
除了军职和社交以外,弗龙斯基还有一个嗜好——骑马。
他是爱马如命的。
今年规定了要举行士官的障碍赛马。弗龙斯基报了名,买了一匹英国的纯种牝马,虽然他沉醉在恋爱中,但是他依然热烈地、虽说是有节制地向往着即将举行的赛马……
这两种热情并不互相抵触。相反地,他需要超出他的恋爱以外的事务和消遣,这样他可以摆脱那使他过分激荡的情绪而得到镇静和休息。
十九
在克拉斯诺村赛马那一天,弗龙斯基比平常更早地来到联队的公共食堂吃牛排。他用不着严格节制饮食,因为他的体重是四个半普特,正合规定的重量;但是他还得不发胖才好,因此他避免吃淀粉质和甜食。他坐下来,解开上衣钮扣,露出白背心来,把两肘支在桌子上,他一面等着他叫的牛排,一面望着一本摊开在他碟子上的法国小说。他望着书,只是为了避免和进进出出的士官们谈话;他在沉思。
他想着安娜答应在今天赛马后来看他。但是他有三天没有看见她了,因为她丈夫刚从国外回来,他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和她会面,他也不知道怎样去探听。他和她最近一次会见是在他的堂姐贝特西的别墅①。他不轻易到卡列宁家的别墅去。现在他想到那里去,他开始考虑怎样去法——
①当时在俄国城市里供职的人夏天通常总在郊外租一所别墅,家眷住在别墅里,而在城内有职务的人就可以来回往返。
“我当然说是贝特西派我来问她去不去看赛马的。我当然要去,”他暗自决定了,抬起头来不看书。当他在心里栩栩如生地描绘着看到她时的那种快乐情景,他眉开眼笑起来。
“派人到我家里去,叫他们赶快把三马篷车套好,”他对那个把一银碟热气腾腾的牛排端给他的仆人说,然后把碟子拉到面前,开始吃起来。
从隔壁台球房里传来了撞球和谈笑的声音。两位士官在门口出现:一个是年轻人,长着一副消瘦而柔弱的面孔,新近才从贵胄军官学校加入联队的;另一个是位胖胖的老士官,腕上戴着手镯,长着一双眼皮浮肿的小眼睛。
弗龙斯基瞟了他们一眼,皱起眉头,就斜着眼看书,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们似的,他边读边吃起来。
“怎样?加了油好去工作吗?”胖士官说,在他旁边坐下。
“对啦,”弗龙斯基回答,皱着眉头,揩揩嘴,不望着那士官。
“那么你不怕发胖吗?”对方说,替那年轻士官拖过一把椅子来。
“什么?”弗龙斯基生气地说,显出厌恶的脸色,露出整齐的牙齿来。
“你不怕发胖吗?”漂亮朋友
“来人,雪利酒!”弗龙斯基说,没有回答,把书移到另一边,他继续读着。
那胖士官拿起一张酒单,转向年轻士官。
“我们喝什么酒,你挑吧,”他说,把酒单递给他,向他望着。
“我看就莱茵葡萄酒吧,”年轻士官说,胆怯地斜眼看了弗龙斯基一眼,极力去扯他那几乎看不见的胡髭。看见弗龙斯基没有回转身来,青年士官就站了起来。
“我们到台球房去吧,”他说。
胖士官顺从地立起身来,他们向门口走去。
这时,魁梧奇伟的亚什温大尉走进了房里,他带着一种傲慢的轻蔑态度头一昂对两位士官点了点头,就走到弗龙斯基身旁去。
“噢!他在这里!”他叫起来,用大手重重地拍拍他的肩章。弗龙斯基生气地回头一望,但是他的脸上立刻闪烁出他特有的平静而坚定的亲切神情。
“你真聪明,阿廖沙,”大尉用洪亮的男中音说。“你现在得吃一点,喝一小杯。”
“啊,我并不想吃。”
“真是形影不离的两搭档,”亚什温加上说,讥讽地瞥视着这时正在离开这房间的两位士官。他弯着紧紧地裹在马裤里的长腿,在椅子上坐下来,那椅子对他说是太矮了,以至他的两膝弯成了锐角形。“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克拉斯宁剧场?努梅罗娃可真不错呢。你到哪里去了?”
“我在特维尔斯基家耽搁得太久了。”弗龙斯基说。
“噢!”亚什温回答。
亚什温,一个赌徒和浪子,一个不单不讲道德,而且品行不端的人,这个亚什温是弗龙斯基在联队里最好的朋友。弗龙斯基喜欢他,一方面是因为他体力过人,他那体力主要是以能够纵情狂饮,能够彻夜不睡而毫无倦意来显示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坚强的意志力,那种意志力表现在他对同僚和长官的关系上,他博得了他们的畏惧和尊敬,同时也表现在赌博上,他赌上万的输赢,不管他喝得多醉,他总是那样熟练和果断,以至他被认为是英国俱乐部第一流的赌客。弗龙斯基尊敬而又喜欢亚什温,特别是因为他感觉得亚什温喜欢他,并不是为了他的姓氏和财富,而是为了他本人。在所有的人当中,弗龙斯基只愿意同他一个人谈他的恋爱问题。他感觉到亚什温虽然看起来轻视一切感情,却是唯一能够理解那充溢了他的整个生命的强烈热情的人。此外,他相信亚什温的确不喜欢流言蜚语,而且真正理解他的感情,那就是说,知道而且相信这场恋爱不是玩笑,不是消遣,而是更为严肃更为重要的事情。
弗龙斯基从来没有对他说起过自己的恋爱,但是知道他全知道,而且对这恋爱有正确的理解,他很高兴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一点。
“哦,是的!”他听到弗龙斯基在特维尔斯基家的时候这样说;他的黑眼睛闪耀着,他捋着左边的胡髭,依照他的坏习惯,开始把它塞进嘴里。
“哦,你昨天干了什么?赢了吗?”弗龙斯基问。
“八千。但是三千不能算数;他不见得会给呢。”
“啊,那么你在我身上输掉也不要紧了,”弗龙斯基笑着说。(亚什温在这次赛马中在弗龙斯基身上下了一大笔赌注。)
“我绝对不会输。只有马霍京有点危险性。”
于是谈话转移到今天赛马的预测上,弗龙斯基此刻只能想到这件事情。
“走吧,我已经吃完了,”弗龙斯基说着,站起身来,他向门口走去。亚什温也站了起来,伸直了他的长腿和长背。
“我吃饭还嫌太早,但是我得喝点酒。我马上就来。喂,酒!”他大声叫,那声音在喊口令时叫得顶响,现在使玻璃窗都震动了。“不要了,”他立刻又叫了一声。“你要回家,我和你一道去。”
于是他和弗龙斯基一同走了出去。
二十
弗龙斯基寄宿在一所宽敞清洁,用板壁隔成两间的芬兰式小屋里。彼得里茨基在野营里也和他一道住。当弗龙斯基和亚什温走进小屋的时候,彼得里茨基已经睡着了。
“起来,你睡够了,”亚什温说,走到板壁那边去,在那头发蓬乱、鼻子埋在枕头里睡着的彼得里茨基的肩膊上推了一下。
彼得里茨基突然爬起来跪着,四下张望。
“你哥哥来过这里,”他对弗龙斯基说。“他叫醒了我,那该死的家伙,并且说他还要来。”于是拉上毛毯,又扑到枕头上。“啊,别闹了,亚什湿!”他说,对正在拉开他的毛毯的亚什温生气了。“别闹了!”他翻转身来张开眼睛。“你倒告诉我喝点什么好呢,我嘴里的味道真难受!……”
“伏特加最好了,”亚什温用低声说。“捷列先科,给你主人拿伏特加和黄瓜来,”他叫了一声,显然很欣赏自己的嗓子。
“你觉得伏特加顶好吗?呃?”彼得里茨基问,做着怪脸,揉了揉眼睛。“你要喝点吗?那么好,我们一道喝吧!弗龙斯基,喝一杯吧?”彼得里茨基说,起了床,用虎皮毯子裹着身体。
他走到板壁门口去,举起双手,用法语哼着;“‘昔有屠勒国之王①。’弗龙斯基,你要喝一杯吗?”——
①这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甘泪卿的歌词的首句。
“走开吧!”弗龙斯基说,把仆人拿给他的常礼服穿上。
“你到哪里去呢?”亚什温说。“啊,你的三马篷车来了?”
他看见马车驶近了的时候补充说。
“到马厩去,而且为了马的事情我还得去看看布良斯基,”
弗龙斯基说。
弗龙斯基的确约好了去看望住在离彼得戈夫约莫十里光景的布良斯基,把买马的钱还给他;因此他也希望赶得及去那里一趟。但是他的同僚们立刻明白他并不只是到那里去。
彼得里茨基口里还在哼着,使了个眼色,努着嘴,好像在说:“啊,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布良斯基是什么样的人。”
“当心不要迟到!”亚什温仅仅说了这么一句,就改变了话题:“我的栗毛马怎样?还行吗?”他问,望着窗外三匹马当中的一匹,那是他卖给弗龙斯基的。
“等一等!”彼得里茨基向已经走出去的弗龙斯基叫着。
“你哥哥留了一封信和一个字条给你。等一等,它们放在哪里去了呢?”
弗龙斯基停下脚步。
“哦,它们放在哪里呢?”
“它们放在哪里去了呢?这倒是个问题!”彼得里茨基郑重其事地说,把食指从鼻端往上移。
“快告诉我,这简直是胡闹呢!”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我没有生上壁炉。一定是在这里什么地方。”
“花样玩得够了!信到底在哪里呢?”
“不,我真的忘了。难道是做梦吗?等一等,等一等!但是何必生气呢?假使你昨天像我那样每人喝了那么四大瓶酒,你也会忘了你睡在什么地方呢。等一等,我来想一想!”
彼得里茨基走到板壁那边去,在床上躺下来。
“等一等!我是这样躺着的,而他是这样站着的。对啦—对啦—对啦……在这里呢!”彼得里茨基从卧褥下面掏出一封信来,他把信藏在那下面。
弗龙斯基拿了那信和他哥哥的字条。这正是他意料到的信——他母亲写来的信,责备他没有去看过她,而他哥哥留下的字条说一定要和他谈一谈。弗龙斯基知道这都是关于那件事情。“关他们什么事呢!”弗龙斯基想,于是折起信笺,把信从常礼服钮扣之间塞进去,这样他可以在路上仔细看一遍。在小屋门口,他碰见了两个士官,一个是他的联队里的,一个是属于另外的联队的。
弗龙斯基的住所经常是所有士官聚会的场所。
“你到哪里去?”
“我得到彼得戈夫去。”
“你的马已经从皇村来了吗?”
“来了,但我还没有看到。”
“据说马霍京的‘斗士’①瘸了。”——
①马名。
“瞎说!可是在这样的泥地里你怎么赛马呢?”另一个问。
“我的救星来了!”彼得里茨基看见进来了人这样地叫着。
勤务兵端了一个盛着伏特加和盐渍黄瓜的盘子站在他面前。
“亚什温叫我喝点酒,好提提精神呢。”
“哦,你昨天真把我们弄苦了,”进来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说,“你害得我们整整一夜没有睡。”
“啊,我们不是收场很妙吗!”彼得里茨基说。“沃尔科夫爬上屋顶,告诉我们他是多么伤心!我说:‘我们听听音乐,听听葬礼进行曲吧!’他听着葬礼进行曲就在屋顶上面睡着了。”
“喝吧,你一定得喝伏特加,然后来点矿泉水,多来些柠檬,”亚什温说,在彼得里茨基旁边监视着,就像一位哄小孩吃药的母亲一样。“然后再来少许香槟酒——那么一小瓶。”
“哦,这倒有道理。等一等,弗龙斯基,我们大家一道喝吧。”
“不;各位,再会。我今天不喝。”
“哦,你怕增加体重吗?好的,那么我们就自己来喝。给我们矿泉水和柠檬。”
“弗龙斯基!”当他已经走出门的时候什么人喊道。
“什么?”
“你最好把头发剪了,要不然太重了,特别是秃顶上。”
弗龙斯基的确过早地开始有了秃顶的痕迹。他快活地笑着,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来,然后把帽子拉得遮住秃顶,走出去,上了马车。
“到马房去!”他说,正要掏出信来读一遍,但是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不读了,为的是在看牝马之前不要分散了注意力。“以后再说吧!”
二十一
临时的马厩,一个木板搭的棚子,建在跑马场附近,他的牝马昨天就应该牵到那里去了。他还没有去看过它。在最近几天内,他自己没有骑着它练习,却把它委托给调马师了,因此现在他简直不知道他的牝马过去以及现在情况如何。他还没有下马车,他的马夫,所谓“马僮”的,老远就认出了他的马车,把调马师叫出来。一个干瘦的英国人,穿着长统靴和短衣,刮净了脸,仅在下巴下面留了一撮胡须,迈着骑手那种不灵活的步伐,张着臂肘,摇摇摆摆地走出来迎接他。
“哦,佛洛佛洛①怎样了?”弗龙斯基用英语问——
①马名。
②英语:很好,先生。
“Allright,sir,”②英国人的声音从咽喉深处发出来回答说。“还是不进去的好,”他补充说,举起帽子。“我给它套上了笼头,那马不安静得很哩。还是不进去的好,那会使它激动起来。”
“不,我要进去。我要看一看它。”
“那么,来吧,”英国人皱着眉,还是没有张开嘴说,于是摆动着胳臂肘,他迈着拖沓的步伐走在前头。
他们走进马厩前面的一个小院子。一个穿着干净的短上衣,又年轻又漂亮的值班的马僮,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迎接他们,跟着他们走去。马厩里有五匹马站立在各自的厩室里,弗龙斯基知道他的劲敌马霍京的马“斗士”,一匹高大的栗色马,也牵到了那里,一定在那群马中间。弗龙斯基想看看他没有见过的“斗士”的心情比要看他自己的牝马还要急切;但是他知道依照赛马的规矩,对手的马非但不允许看,就是探问一下都有失体统。正在他走过走廊的时候,马僮把通左边第二厩室的门开开,于是弗龙斯基瞥见了一匹长着雪白蹄子的高大的栗色马。他知道这就是“斗士”,但是抱着避而不看别人拆开的信那样的心情,他扭过头去,走近了佛洛佛洛的厩室。
“这儿这匹马是属于马克……马克……我总说不出那名字来,”英国人回过头来说,用他那指甲很脏的大拇指头指着“斗士”的厩室。
“马霍京的?是的,那是我的最厉害的对手呢,”弗龙斯基说。
“要是你骑那匹马的话,”英国人说,“我一定在你身上下赌注了。”
“佛洛佛洛神经质一点,那匹马要强壮一些,”弗龙斯基说,因为自己的骑术受了赞美而微笑着。
“在障碍赛马中,一切全靠骑术和pluck,”英国人说。说到pluck——那就是,精力和胆量的意思——弗龙斯基不但觉得他已经够多的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坚信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他更有pluck。
“您的确觉得我不需要·再·训·练·了吗?”
“啊,不需要,”英国人回答。“请别大声说话。那匹马很激动哩,”他补充说,向对面那间关上门的厩室点了点头,从那厩室里面传出来马蹄践踏稻草的声音。
他开开门,弗龙斯基走进由一扇小小的窗里透进微弱的光线的厩室。在厩室里站着一匹黑褐色的牝马,它套上了笼头,用蹄子翻腾着新鲜稻草。在厩室的昏暗光线中环顾着周围,弗龙斯基不由自主地又仔细端详了一遍他的爱马的全部体格。佛洛佛洛是一匹中等身材的马,从养马者的观点看来,并非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它全身骨骼细小;虽然它的胸膛向前突出,但却是窄狭的。它的臀部稍稍下垂,前腿明显地往里弯,后腿弯曲得更厉害。前后腿的筋肉都不怎样丰满;但是这匹牝马的肋骨却特别宽,这个特点因为它被调练得消瘦了的缘故显得格外触目。它的膝部以下的脚骨,从正面看上去,不过手指那么粗细,但从侧面看却是非常粗大的。它整个身体,除了肋骨,看上去好像是被两边挟紧,挟成了一长条似的。但是它却具有使人忘却它的一切缺点的最大的优点。那优点就是·血·统,如英语所说的那种奏效的·血·统。在覆盖着一层细嫩、敏感、像缎子一般光滑的皮肤下,筋肉从血管的网脉下面突出地隆起来,像骨头一般坚硬。它那长着一双突出的、闪耀明亮、喜气洋洋的眼睛的瘦削的头,在那露出内部软骨的张开的通红鼻孔那里扩大起来。在它的整个身躯,特别是它的头部,有一种富有精力同时很柔和的神情。它是那样一种动物,仿佛它所以不能说话,只是因为它的口腔的构造不允许它说话。
至少,在弗龙斯基看来,好像他望着它那一瞬间所体会到的心情,它全都懂得。
弗龙斯基刚走到它面前,它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而且,斜着它那凸起的眼睛,以致眼白都露出血丝来,它从对面惊视着走近的人,摇摆着笼头,富于弹性地轮流用四只蹄子蹴踢着地面。
“您看,它多么激动呀,”英国人说。红与黑
“啊,亲爱的!啊!”弗龙斯基说,走到牝马面前抚慰它。
但是他越走近,它就变得越兴奋了。仅仅在他站到它头旁的时候,它这才突然静下来,而筋肉在它那柔软的、优美的毛皮下面颤动。弗龙斯基轻轻地拍了拍它的结实的脖颈,理好它那隆起的颈背上垂到一边的鬣毛,把他的脸凑近它那好像蝙蝠的羽翼一样的张大的鼻孔。它从紧张的鼻孔里大声吸进一口气,又喷出来,战栗了一下,竖起尖尖的耳朵,向弗龙斯基伸出它那又厚又黑的嘴唇,好像要咬他的袖子似的,但是记起套着笼头,它又抖动起来,又开始不安定地轮流用它那纤细的腿践踏着。
“安静些,亲爱的,安静些!”他说,又轻轻抚摸了一下马的臀部,愉快地觉察到他的牝马是处在最良好的状态中,他走出了厩室。
牝马的兴奋感染了弗龙斯基。他感觉得热血往心头直涌,感觉到他也像那牝马一样,渴望活动、咬人;这是又可怕又愉快的。
“哦,那么我托付您了,”他对英国人说。“六点半到赛马场。”
“好的,”英国人说。“您到什么地方去,阁下?”他问,突然用了他差不多从来不曾用过的mylord①这样的称呼——
①英语:阁下。
弗龙斯基惊讶地抬起头来,很知趣地不望英国人的眼睛,只望着他的前额,惊异他问得这么大胆。但是觉察到英国人这样问时并没有把他看成主人而只当他骑手,于是他回答道:
“我得到布良斯基那里去一下,一个钟头以后就回家。”
“今天人家这样问了我多少回呀!”他暗自说,涨红了脸,他是不轻易红脸的。英国人注意地望着他,好像他也知道弗龙斯基要到什么地方去似的,他补充说:
“最要紧的是在赛马之前保持镇静,”他说,“不要动怒,不要为什么烦恼。”
“Allright”弗龙斯基笑着回答,于是跨进马车,他吩咐马车夫驱车到彼得戈夫去。
他还没有走多远,从早上起大有风雨欲来之势的乌云密布了,一阵倾盆大雨降下来。
“多糟糕呀!”弗龙斯基想,张起车篷。“路本来就很泥滑,现在简直变成沼泽了。”独自坐在遮上车篷的篷车里,他取出他母亲的信和他哥哥的字条来,看了一遍。
是的,说来说去还是那件事情。每个人,他母亲也好,他哥哥也好,每个人都觉得应当来干涉他的私事。这种干涉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愤恨的心情——一种他以前很少体验到的心情。“关他们什么事呢?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得有关心我的义务呢?为什么他们要跟我找麻烦?就是因为他们看出这是一件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假使这是普通的、庸俗的、社交场里的风流韵事,他们就不会干涉我了。他们感觉到这有点儿不同,这不是儿戏,这个女人对于我比生命还要宝贵。而且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使得他们恼怒了。不管我们的命运怎样或是将要成为怎样,我们自作自受,毫无怨尤,”他说,以·我·们这个字眼把他自己和安娜联系起来。“不,他们一定要教导我们怎样生活。他们丝毫不懂得幸福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没有这个恋爱,我们就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简直就活不下去了,”他沉思。
就因为他们横加干涉,他生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气,正因为他内心里感觉到他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对的。他感觉到把他和安娜联系在一起的这场恋爱并不是一种一时的冲动,就像社交场里的风流韵事那样,在双方的生活上除了愉快或不愉快的记忆以外,不留另外一点痕迹。他感到他自己和她的处境是痛苦的,感觉到以他们在社交界人士心目中的显著地位,要隐瞒他们的恋爱,要说谎和欺骗是困难的;在把他们结合起来的那热情强烈到使得他们两人除了恋爱忘怀了一切的时候,还要说谎、欺骗、装假和不断地顾及别人,那实在是困难的。
他十分真切地回想起他不得不违反本性而几次三番地说谎和欺骗的种种情形。他特别清晰地回想起他不止一次在她脸上看出她由于不能不说谎和欺骗而感到羞耻的神情。而且他体验到自从他和安娜秘密结合以来就有时浮上他心头的那种奇怪的心情。这是对什么东西抱着的厌恶感——是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呢,还是对自己呢,或者是对整个社交界呢,他不知道,但他总是把这种奇怪的心情排遣开去。现在,他抖擞起精神,继续沿着他的思路想下去。
“是的,她以前是不幸的,但却很自负和平静;而现在她却不能够平静和保持尊严了,虽然她不露声色。是的,这事一定得了结,”他下了决心。
于是他的脑际第一次明确地起了这样的念头:这种虚伪的处境必须了结,而且越快越好。
“抛弃一切,她和我,带着我们的爱情隐藏到什么地方去吧;”他自言自语说。
二十二
大雨没有下多久,当弗龙斯基驶近目的地,驱赶着辕马全速飞跑,松开缰绳让两侧拉边套的马在泥泞的地面上奔驰过去的时候,太阳又露出来,别墅的屋顶和大街两旁庭院里的古老菩提树水淋淋的闪耀着光辉,水珠轻快地从树枝上滴下,水从屋顶上滔滔地流下来。他不再想这场骤雨会怎样毁坏了赛马场,现在只觉得高兴——多亏这场雨——他准会赶上她一个人在家,因为他知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近才从温泉回来,还没有从彼得堡来到这里。
弗龙斯基希望看到她一个人在家,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像往常一样还没有过桥就下了车,徒步向那幢房子走去。他没有走上大门的台阶,却走进院子里去。
“你们的主人回来了吗?”他问园丁。
“没有。太太在家呢。请您走前门;那里有仆人,他们会开门的,”园丁回答。
“不,我由花园里穿过去。”
证实了只有她一个人,想出其不意地使她吃一惊,因为他并没有约定今天来,而她也决不会料想到他在赛马之前还会来,他握住佩刀,小心地踏着两旁栽着花草的沙石小径朝面向花园的凉台走去。弗龙斯基完全忘了他在路上所想起的自己处境的艰难。他一心想着他马上就要看见她,不是在想像里,而是整个活生生的,如她实际上那样。当他已经走进去,为了不要发出声响,蹑手蹑脚地踏上凉台的不陡的台阶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他常常忘记了的东西,形成了他和她的关系中最苦恼的一面的东西,那就是,她那露出一双询问般的——在他看来好像是含有敌意的——眼神的儿子。
这小孩比什么人都频繁地成为他们关系上的障碍。当他在旁边的时候,弗龙斯基和安娜两人不但都避免谈他们不能在别人面前说的话,甚至也不讲一句小孩听不懂的暗示的话。他们并没有商量好这样,这是自然而然的。要是他们欺骗了小孩的话,自己一定会觉得可耻的。他在面前的时候,他们像朋友一样交谈着。但是虽然这样小心,弗龙斯基还是常常看到这小孩凝视着他的注意而迷惑的目光,在这小孩对他的态度上有一种奇怪的羞怯和游移不定的神态,时而很亲密,时而却冷淡而隔阂。似乎这小孩感觉到了在这个人和他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关系,那关系的意义却是他所不能理解的。
实际上这小孩自己也感觉到他不能理解这种关系,他极力想要弄明白他对于这个人应当抱着怎样的感情,但他却弄不明白。由于小孩对于感情的流露非常敏感,他清楚地看出来他的父亲、他的家庭教师和他的保姆,——不但都不欢喜弗龙斯基,而且用恐怖和厌恶的眼光看他,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而他的母亲却把他看作最好的朋友。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什么人呀?我该怎样去爱他呢?要是我不知道,那是我自己的错;我不是笨,就是一个坏孩子,”这小孩这样想着。因此他露出试探的、询问的、有时多少含着一些敌意的表情和使得弗龙斯基那么着恼的羞怯而游移不定的神态。但凡小孩在场的时候,总在弗龙斯基心里引起一种异样的无缘无故的厌恶心情,那是他最近常常体验到的。这小孩在场的时候,在弗龙斯基和安娜两人心里都唤起这样一种心情,好比一个航海家根据罗盘看出他急速航行的方向偏离了正确的航向,但要停止航行却又非他力所能及,而且随时随刻都在载着他偏离得越来越远了,而要自己承认误入歧途就等于承认自己要灭亡了。
这小孩,抱着他对人生的天真见解,就好比是一个罗盘,向他们指示出,他们偏离他们所明明知道但却不愿意知道的正确方向有多么远了。
这回谢廖沙不在家,只有她一个人在,她正坐在凉台上,等待她的出去散步遇了雨的儿子回来。她差了一个男仆和一个使女去寻找他。穿着镶着宽幅绣花的白色连衣裙,她坐在凉台角落上的花丛后面,没有听见弗龙斯基的脚步声。低下黑色鬈发的头,她把前额紧贴着摆在栏杆上的冰冷的喷水壶,用她那双戴着他那么熟悉的戒指的纤手捧住那把壶。她的整个身姿、她的头、她的脖颈、她的手的美丽每次都像什么新奇的东西一样使弗龙斯基倾倒。他站住了,狂喜地望着她。但是,他刚要向她再走近一步的时候,她就感到他到来了,于是推开水壶,把她那泛着红晕的脸转向他。
“怎么回事?你病了吗?”他走向她,用法语对她说。他本想跑到她面前去,但是想到也许附近有人,他就回头向凉台的门望了一望,微微涨红了脸,就像他在感觉到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小心提防的时候,常常红脸那样。
“不,我很好哩,”她说,立起身来,紧紧地握着他伸出的手。“我没有想到……你来。”
“啊唷!多么冰凉的手呀!”他说。
“你吓了我一跳,”她说。“我一个人在等谢廖沙。他出去散步了,他们会从这边进来。”
但是,虽然她努力镇静,她的嘴唇却在颤抖着。
“请你原谅我来你这里,但是我一天不看见你都过不下去,”他继续说,照例是用法语,为的是要避免俄语的“您”和“你”这两个字眼,前者听起来未免太冷淡难堪,后者却又亲密到危险的地步。
“为什么原谅?我多么高兴呀!”
“可是你身体不好,要么就是心中烦恼,”他继续说,没有放下她的手,弯腰向着她。“你在想什么呢?”
“老是想那件事情呢,”她微笑着说。
她说的是真话。无论什么时刻有人问她在想什么的时候,她准都会这样回答的,老是想那件事情,想她的幸福和不幸。正当他到来的时候她就在这样想着:她奇怪为什么在别人,比方在贝特西(她知道她和图什克维奇的秘密关系),这完全不算一回事,而在她却是这样痛苦。今天这个念头不知什么原因使她特别痛苦。她问他赛马的事。他回答了她的问题,看见她很激动,就极力给她解闷,开始用最平常的语调把赛马的准备详细地告诉她。
“告诉他呢,还是不告诉他?”她想,望着他那镇静的、亲切的眼睛。“他是这样快乐,这样全神贯注在赛马的事情上面,他不会很好地了解这件事,他不会了解这件事对于我们的全部意义。”
“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当我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打断了自己的话说,“请告诉我吧!”
她没有回答,微微低着头,她皱着眉头询问般地望着他,她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闪耀着。她的手一面摩弄着她摘下的一片树叶,一面在发抖。他看到了这个,他的脸表露出曾经博得过她那样的欢心的那种完全的顺从,那种奴隶般的忠心的神色。
“我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你想我知道你有什么忧愁,而我却没有为你分担的时候,我还能够安心吗?告诉我吧,看在上帝面上!”他恳求地重复说。
“是的,假使他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我是不能够原谅他的。还是不告诉他的好;为什么要考验他呢?”她想,还是那样盯视着他,而且感觉得那只拿着树叶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看在上帝面上吧!”他拉着她的手重复说。
“我要不要告诉你呢?”
“要,要,要呀……”母亲
“我怀孕了,”她低声慢慢地说。
她手里的树叶抖动得更加厉害了,但是她的眼睛紧紧盯着他,注视着他将怎样接受这个消息。他脸色变白了,想说句什么话,却又停住了,他放下她的手,他的头垂下去。“是的,他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她想,于是感激地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但是她以为他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像她,一个女人,所了解的那样,这就错了。听了这个,他感觉得他对于不知什么人所怀的那种异样的厌恶心情以十倍的强度袭上他的心头!但是同时他感觉得他所渴望的转变关头现在来到了,感觉得再要瞒住她的丈夫已经不可能,无论如何非得把这不自然的状态了结不可了。但是,除此以外,她肉体上的激动也感染了他。他用顺从的温柔的眼光望着她,吻了吻她的手,立起身来,于是,默默无言地在凉台上来回走着。
“是的,”他说,毅然决然地走到她面前。“你和我都没有把我们的关系看做儿戏,现在我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们一定要了结,”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说,“了结我们所过的这种弄虚作假的生活。”
“了结?怎样了结法,阿列克谢?”她低低地说。
她现在镇静些了,她的脸上闪烁着温柔的微笑。
“离开你的丈夫,把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她回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是的,但是完完全全地,完完全全地。”
“但是怎样做法,阿列克谢,告诉我怎样做法?”她用嘲笑自己的走投无路的处境的忧愁的口吻说。“有什么办法摆脱这种处境呢?难道我不是我丈夫的妻子吗?”
“什么处境都有办法摆脱的。我们得打定主意,”他说。
“随便什么情况都比你现在这种处境好。自然,我看出你为了一切多么苦恼——为了社会和你的儿子和你的丈夫。”
“啊,就是没有为我的丈夫,”她露出平静的微笑说。“我不了解他,我不想他。他在我看并不存在。”
“你说的不是真话。我了解你。你为了他也苦恼着。”
“啊,他连知都不知道呢,”她说,突然她的脸涨得通红;她的两颊、她的前额、她的脖颈都红了,羞愧的眼泪盈溢在她的眼里。
“可是我们不要谈他了吧。”
二十三
弗龙斯基曾经好几次,虽然没有像这次这样坚决,极力想使她考虑她自己的处境,而每次他都遭到了她现在用来答复他的请求的那种同样肤浅而轻率的判断。好像这里面有什么她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正视的东西,好像她一开始说到这个,她,真正的安娜,就隐退到内心深处,而另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女人,一个他所不爱、他所惧怕的、处处和他作对的女人就露出面来了。但是他今天下了决心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他知不知道,”弗龙斯基用平素那种镇静而坚决的语调说,“那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能够……你不能够这样过下去,特别是现在。”
“照你说,怎么办好呢?”她还是带着轻松的讥讽口吻问。她原来那么惧怕他把她的怀孕看得太随便,现在却唯恐他由此断定非采取某种步骤不可了。
“把一切都告诉他,离开他就是。”
“很好,假定我这样做,”她说。“你知道那结果会怎样?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于是一道邪恶的光芒在她那一分钟前还是那么柔和的眼睛里闪烁。“‘呃,你爱上了另一个男子,和他发生了有罪的关系吗?(摹拟着她的丈夫,她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样特别强调有罪的这个字眼,)我曾警告过你,这在宗教、公民和家庭的关系上将会有怎样的后果。你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不能让你玷污我的名声和……和我的儿子,’”她原来想这样说的,但是她却不能拿她儿子开玩笑,“‘玷污我的名声,’和诸如此类一套话,”她补充说。“总而言之,他会打官腔,用清楚明确的话说他不能让我走,他要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来防止丑闻四播。他会冷静认真地照他的话去做。事情准会弄到这种地步。他不是人,而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她补充说,一面说一面细想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姿态和说话的样子,她历数着可能在他身上找得出来的一切缺点,并不因为她自己对他犯了可怕的罪而稍微原谅他一点。
“可是,安娜,”弗龙斯基极力想要安慰她,用柔和的劝导声调说,“我们无论如何非得把一切都告诉他不可,然后再针对他采取的措施采取对策。”
“那么,逃走吗?”
“为什么不能逃走呢?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并不是为了我的缘故——我知道你很痛苦啊。”
“是的,逃走,做你的情妇吗?”她愤怒地说。
“安娜,”他说,温柔中含着谴责。
“是的,”她继续说,“做你的情妇,把一切都毁了……”
她原来又想说“把我的儿子”的,但是这句话她说不出口来。
弗龙斯基不能了解以她那坚强而又诚实的性格,她怎么能忍受这种弄虚作假的状态而不想摆脱。但是他没有猜想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儿子”这个字眼,这个她不便说出口的字眼。她一想到她的儿子,以及他将来会对这位抛弃了他父亲的母亲会抱着怎样的态度的时候,为了自己做出的事她感到万分恐怖,她简直不知所措了,只好像一个妇道人家一样,极力以虚伪的判断和言辞来安慰自己,好使一切维持原状,使她也能忘记她儿子会落到怎样的结局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求你,我恳求你,”她突然抓住他的手,用一种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恳切而又柔和的声调说,“永远也不要再对我说这话了吧!”
“可是,安娜……”
“永远不要说了吧。由我去吧。我的处境的全部卑劣,全部恐怖情况,我都知道;可是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解决。由我去吧,照我所说的做吧。再也不要对我说这个了。你答应我吧?……答应,答应呀……”
“我什么都答应,可是我安不下心,特别是听了你刚才说的话以后。你不安心的时候,我是怎样也安不下心呀……”
“我?”她重复说。“是的,我有时候苦恼;但是只要你不再提起这个,那就会过去的。当你提这个的时候,只有这时才使我苦恼……”
“我真不明白,”他说。
“我知道,”她打断他,“以你的诚实性格说谎有多么困难,我替你难过。我常常想你是为了我毁了一生。”
“我也在这样想哩,”他说:“你怎么可以为了我把一切都牺牲了呢?你若是不幸,我就不能饶恕我自己。”
“我不幸?”她说,更挨近他了,露出热情洋溢、含情脉脉的微笑望着他。“我好像一个得到了食物的饿汉一样。他也许很冷,穿得很破烂,而且害臊,但他却不是不幸的。我不幸吗?不,这才是我的幸福哩……”
她听见她儿子走近的声音,于是迅速地向凉台周围瞥了一瞥,她突然立起身来。她的眼睛里燃烧着他所熟悉的火焰,她用迅速的动作举起她那双戴着戒指的纤手,捧着他的头,看了他的面孔许久,然后把脸凑上去,嘴微微张开,含着微笑,迅速地吻了吻他的嘴和两眼,就把他推开。她正待走开,但是他把她拉住了。
“什么时候?”他低低地说,神魂颠倒地望着她。
“今晚一点钟,”她低声说,沉重地叹了口气,就迈着她那轻快的、敏捷的步伐走出去迎接她的儿子。
谢廖沙在大花园里遇了雨,他和保姆一道在凉亭里避雨。
“那么,再见,”她对弗龙斯基说。“我马上就该去看赛马了。贝特西约好了来邀我一道去的。”
弗龙斯基看了看表,就匆匆地走了。
二十四
当弗龙斯基在卡列宁家的凉台上看表的时候,他是这样激动,这样心神不定,以至他看了表面上的指针,却没有能够看清时间。他走上大道,小心地踏着泥泞,一直向他的马车走去。他是这样完全沉浸在对安娜的热情里,他连想都没想到这时候几点钟以及他还有没有时间到布良斯基那里去。他像惯常那样只保持住了表面上的记忆力,指示他第一步做了以后第二步该怎样做而已。他走到他的马车夫面前,马车夫正在一株葱郁的菩提树的倾斜阴影下面坐在车台上打瞌睡;他叹赏那在冒汗的马身上盘旋着的成群的蚋,唤醒马车夫,他跨进马车,命他驱车到布良斯基家去。直到走了将近七里路,他才定下神来,看了看表,知道已经五点半钟,他要迟到了。
那天规定有几场比赛:骑兵比赛,其次是士官两里比赛,其次是四里比赛,再其次就是他参加的比赛。他还来得及赶上他的那场比赛,但是假如他到布良斯基那里去的话,他就刚赶得上,而他到的时候全宫廷的人一定都已经就座了。那是不大好的。但是他答应了布良斯基去的,因此他还是决定去,叫马车夫不要顾惜马。
他到了布良斯基家里,在那里停留了五分钟,就急急地乘车返回来。这急速行驶倒使他安静了。他和安娜的关系中一切使人痛苦的东西,他们谈话所遗留下的渺茫的感觉,都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现在带着欢喜和兴奋的心情想着赛马,想着他总算来得及赶上,而今宵欢会的期望不时地像一道火光一样在他的想像里闪过。
当他超过从别墅或彼得堡驶来的马车,越来越接近赛马场的环境的时候,近在眼前的赛马的兴奋就越加支配着他了。
他的宿舍里没有一个人:他们都到赛马场去了,他的仆人在门口等候着他。当他换衣服的时候,他的仆人告诉他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好几位先生来找过他,马僮从马厩跑来过两次。
不慌不忙地穿上衣服(他从来没有慌张过,从来不曾失去过自制力),弗龙斯基吩咐驱车上马厩去。从马厩那里,他就可以看见赛马场周围像海洋似的马车,行人和兵士们,和挤满人群的亭子。看来正在进行第二场比赛,因为当他走进马厩的时候他听到了钟声。走向马厩,他碰见了马霍京那匹白脚的栗色马“斗士”,正披着蓝边橙黄色马被,竖起镶着蓝色边饰的大耳朵,被牵到赛马场去。
“科尔德在哪里?”他问马僮。
“在马厩里备马胺。”
在打开了门的单间马棚里站着已备好马鞍的佛洛沸洛。
他们正预备牵出它来。
“我不太迟吗?”
‘Allright!Allright!”英国人说,“不要心慌!”
弗龙斯基又瞥了一眼那浑身颤动的牝马的优美可爱的形态,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它,走出了马厩。他为了避免引人注意,趁最有利的时机向亭子走去。两里比赛刚要结束,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跑在前面的一个近卫骑兵士官和在后面追赶的一个轻骑兵士官,两人都在使出最后的气力向终点冲去。所有的人都一齐从赛马场的中央和外面涌向终点,近卫骑兵队的一群兵士和士官对于他们的长官和同僚即将取得的胜利,大声高呼表示喜悦。弗龙斯基悄悄地钻进人群的中心,差不多正是在鸣钟宣告赛跑终结的时候,这时捷足先登的溅得满身是泥的高个子近卫骑兵士官正俯伏在马鞍上,放松了他那匹因为出汗显得黧黑的气喘喘的灰色马的缰绳。
牡马用力站定脚,减缓它那庞大躯体的迅速前进的运动,骑兵士官恍如从酣睡中醒来的人一样向周围打量了一番,勉强笑了一笑。一群朋友和旁观者簇拥着他。
弗龙斯基有意避开那沉着冷静、自由自在地在亭子前面走动和谈话的上流社会那一群人。他知道卡列宁夫人、贝特西和他的嫂子都在那里,他故意不走近她们,怕的是乱了心。但是他不断地遇到熟人,他们拦住他,告诉他刚才几场比赛的详情,而且问他为什么这样迟才到。
当骑手们被召到亭子里去领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一方向的时候,弗龙斯基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个佩着金边肩章的上校走到他面前,他身材不高,虽然生得和阿列克谢一样强壮,但却比他更漂亮,更红润,他有着一个红鼻子,和一副坦率的醉醺醺的面孔。
“你接到我的字条没有?”他说。“怎样也找不着你哩。”
亚历山大·弗龙斯基,虽然过着放荡的生活,尤其以酗酒著名,却完全是宫廷圈子里的人。
现在,当他和他弟弟谈论一件一定会使他弟弟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许多人的视线都会集中在他们身上,所以装出笑脸,好像他是为一件无关轻重的事在和他弟弟说笑话一样。
“我接到了,我真不明白你担忧什么,”阿列克谢说。
“我担忧的是因为我刚才听到别人说你不在这里,并且说星期一有人看见你在彼得戈夫。”
“有的事情是和外人不相干的,而你那么担心的那件事……”
“是的,假如那样的说,你就可以脱离军职……”
“我请求你不要管别人的事,这就是我所要说的。”
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的皱眉蹙额的脸变得苍白了,他的突出的下颚发抖,他是从来不轻易这样的。他是一个富于温情的人,不轻易生气,但是他一旦生了气,而且他的下颚发抖的时候,那么,亚历山大·弗龙斯基知道,他就变成危险的人了。亚历山大·弗龙斯基愉快地微笑着。
“我只想把母亲的信带给你。回她封信吧,赛马之前不要心烦吧。Bonnechance!”他微笑着补充说,就从他身旁走开。
但是接着又一声亲切的招呼使弗龙斯基停步了。
“你连朋友都不认得了吗?你好呀,moncher?”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在彼得堡所有的显要人物中显得像在莫斯科一样地出众,他的脸泛着玫瑰色,他的颊髭润泽而又光滑。“我是昨天到的,我很高兴看到你胜利。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明天请到食堂来,”弗龙斯基说,抓住他外衣的袖子,道了声歉,就拔腿向赛马场中央跑去,参加障碍比赛的马正给牵到那里来。
参加过比赛的马,汗淋淋的,精疲力尽,被马僮牵回马厩去,而预备参加下一场赛跑的新马就一个一个地出现,大部分都是英国种的,精神抖擞,戴着头罩,肚带勒得紧紧的,像奇异的巨鸟一样。牵到右边的是佛洛佛洛,纤弱而俊俏,举起它那富于弹性的、长长的脚胫,好像上了弹簧一样地蹬踏着。离它不远,他们正在把马被从两耳下垂的“斗士”身上取下来。这雄马的健壮美丽而又十分匀称的身材,它那出色的臀部和蹄子上面的异常短的脚胫,不由地引起了弗龙斯基的注意。他正待向他的牝马那里走去,但是又被一个熟人拦住。
“啊,卡列宁在那里!”和他交谈的熟人说。“他在寻找他的妻子,她在亭子当中哩。你没有看见她吗?”
“没有,”弗龙斯基回答,连望都没有望一眼他的朋友指出的卡列宁夫人所在的那亭子,他就走到他的牝马那里去。
弗龙斯基还未来得及检查马鞍,关于这个他原应有所指示的,骑手们就被召到亭子里抽签决定他们的番号和出发点。十七个士官,显得庄重而严肃,大多数脸色都变了,齐集在亭子里,抽鉴来决定番号。弗龙斯基抽了第七号。只听得一声叫喊:“上马!”
感觉到和旁的骑手们一道成了众目所视的焦点,弗龙斯基带着紧张的心情走到他的马跟前去,在那种心情中他总是举动从容而又沉着的。科尔德为了赛马穿上最讲究的衣服,扣上钮扣的黑礼服,撑住两颊的浆硬领子,黑圆帽和长统靴。他像平常一样镇静而又庄严,站在马前面,亲手牵住佛洛佛洛的两根缰绳。佛洛佛洛还是像害着热病一样颤抖着。它的眼睛,充满了怒火,斜睨着走近前来的弗龙斯基。弗龙斯基把手指伸进它的腹带下面去。牝马更加斜视着他,露出牙齿,竖起耳朵来。英国人撅起嘴唇,无论什么人检查他备的马鞍他都要露出一丝微笑。
“您骑上去,它就不会这么兴奋了。”
弗龙斯基向他的对手们最后瞥了一眼。他知道到了赛跑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他们了。其中两个已经骑上马向出发点驰去。加利钦,弗龙斯基的友人而又是他的可畏的对手之一,在一匹不让他骑上去的栗毛牝马周围绕圈子。一位穿着紧身马裤的小个子轻骑兵士官纵马驰去,摹拟英国的骑手,像猫一样弯腰伏在马鞍上。库佐夫列夫公爵脸色苍白地骑在他那匹由格拉波夫斯基养马场运来的纯种牝马上,一个英国马夫拉着马缰绳。弗龙斯基和他所有的僚友都了解库佐夫列夫以及他的“脆弱的”神经和可怕的虚荣心的特性。他们知道他惧怕一切,惧怕骑上战马;但是现在,正因为这是可怕的,因为人们会折断脖颈,而每个障碍物旁边都站着一个医生,一部缀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和护士,所以他打定了主意来参加赛马。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弗龙斯基亲切而带鼓励地向他点了点头。只有一个人他却没有看见,那就是他的劲敌,骑在“斗士”上的马霍京。
“不要性急,”科尔德对弗龙斯基说,“记住一件事:在临近障碍物的时候不要控制它,也不要鞭打它;让它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的,好的,”弗龙斯基说,接过缰绳。
“要是你能够的话,就跑在前头;但是即使你落在后面也不要失望,一直到最后一分钟。”
牡马还没有来得及动一动,弗龙斯基就已灵活矫健地踏上装着铁齿的马镫,轻快而又牢稳地坐在那咯吱作响的皮马鞍上。把他的右脚也伸进马镫,他很熟练地在手指间把两根缰绳弄齐,而科尔德就松开手了。好像不知道哪一只脚先迈步的好,佛洛佛洛突然用长脖颈拉直缰绳,好像装着弹簧一样动起来,使骑在它的柔韧的背上的骑手摇晃着。科尔德加快脚步,跟在后面。兴奋的牝马使劲地把缰绳一会拉向这边,一会又拉向那边,想把骑手摔下来,弗龙斯基竭力想以声音和手来使它镇静,但是没有用。
他们向出发点走去,已走近了筑着堤坝的小河。有的骑手在前面,有的在后面,而这时弗龙斯基突然听到背后有马驰过泥地的声音,他被骑在那匹蹄的,两耳下垂的“斗士”背上的马霍京追过去,马霍京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大牙齿,但是弗龙斯基却生气地望着他。他本来就不喜欢他,现在更把他看作最可怕的对手,他生气的是他在他身边疾驰过去,惊了他的马。佛洛佛洛突然抬起左脚奔驰起来,跳了两下,由于拉紧缰绳很恼怒,换成颠簸的快步,使骑手颠簸得更厉害。
科尔德也皱起眉头,差不多跑步似地跟在弗龙斯基后面。
二十五
参加这次赛马的一共有十七个士官。赛马将在亭子前面周围四俄里①的大椭圆形广场举行。在赛马场上设置了九道障碍物:小河;亭子正前面的一堵两俄尺②高的又大又坚固的栅栏;一道干沟;一道水沟;一个斜坡;一座爱尔兰防寨(最难跨越的障碍物之一),这是由一座围着枯枝的土堤构成的,在土堤那边有一道马看不见的沟渠,这样,马就得跨越两重障碍物,否则就有性命之虞;其次还有两道水沟和一道干沟,赛马场的终点正对着亭子。但是比赛并不在场子里开始,而在离场子一百俄丈的地方,而横在这一段距离当中的是第一个障碍物,一道七俄尺宽的筑着土堤的小河,骑手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跳越或是渡过——
①1俄里合1.06公里。
②1俄尺合0.71公尺。
骑手们三次排成行列出发,但每一次都是有人的马冲出了行列,他们只得又从头再来。起点评判员,谢斯特林上校都已经弄得有点发火了,到最后他第四次叫“出发!”骑手们才一齐出动。
所有的眼睛,所有的望远镜从骑手们整列待发的时候起就都已转向这五光十色的一群。
“他们出发了!他们出动了!”在期待的沉默之后从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声。
观众中成群的人和单独的个人为了想要观看得更清楚一点而四处奔跑着。在最初的一瞬间,密集的一群骑手们拉开来,而且可以看到他们三三两两,一个跟一个地驰近小河。在观众看来,好像他们都是同时出发的,但是骑手们却感到了对于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两秒钟的差异。
兴奋而又过于神经质的佛洛佛洛错过了最初的瞬间,好几匹马都在它之前出发,但是还没有达到小河的时候,弗龙斯基就用全力驾御住他那使劲地拉着缰辔的牝马,一下子就追过了三匹马,在他前头的就只剩下了马霍京的栗色的“斗士”,它的屁股正在弗龙斯基前面轻快而又平稳地晃来晃去,而在最前面的是载着半死不活的库佐夫列夫的那美丽的牝马狄亚娜。
在最初一瞬间,弗龙斯基既控制不住自己,也控制不住他的马。在到第一道障碍物——小河之前,他一直没有能够指挥他的牝马的动作。
“斗士”和狄亚娜一道而且几乎在同一瞬间临近了小河;它们纵身一跃,飞越到了对岸;佛洛佛洛也飞一般地跟着猛跃过去;但是就在弗龙斯基感到自己腾身空中的那一瞬间,他突然看到差不多就在他的马蹄之下,库佐夫列夫和狄亚娜一道在小河对岸地面上辗转挣扎着(库佐夫列夫在跳跃之后松了缰绳,牝马就栽倒在地上,把他从它的头上摔了下去)。这些详情,弗龙斯基到后来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只注意到,正在他脚下,在佛洛佛洛要落脚的地方,可能踩住狄亚娜的脚或头。但是佛洛佛洛却像一只跳下的猫一样,在跳跃中伸长了它的脚和背,就越过了那马,向前跑去。
“啊,亲爱的!”弗龙斯基想。
跨过小河以后,弗龙斯基完全驾御住了他的马,开始控制着它,想要跟在马霍京之后越过大栅栏,然后在约莫二百俄丈光景的平地上超过他去。
大栅栏正矗立在御亭前面。当他和在他前面相隔有一马之遥的马霍京逼近“恶魔”(这是那坚固的栅栏的名称)的时候,沙皇、全体朝臣和群众都凝视着他们。弗龙斯基感到了那些从四面八方注视着他的眼睛,但是他除了他自己的马的耳朵和脖颈,迎面驰来的地面,和那在他前面迅速地合着节拍而且始终保持着同样距离的“斗士”的背和白蹄以外,什么也没有看见。“斗士”飞腾起来,没有发出一点撞击什么的声音,摇了摇它的短尾,就从弗龙斯基的视野中消失了。
“好!”什么人的声音叫。
正在这一瞬间,在弗龙斯基的眼下,在他前面闪现出栅栏的木板。他的牝马飞越过去,动作没有发生丝毫变化;木板消逝了,他只听到背后什么东西发出砰的一声。被走在前面的“斗士”弄得兴奋了的牝马在栅栏前飞腾得太早,用它的后蹄碰上了它。但是它的步子并没有变化,而弗龙斯基感到脸上溅了污泥,觉察出来他又和“斗士”保持了原来的距离。他又在他前面看见了那马的背和短尾,和那隔得不远的迅速闪动的雪白的蹄子。
弗龙斯基想现在是超过马霍京的时候了,正在他这么想的那一瞬间,佛洛佛洛也懂得了他的心思,没有受到他的任何鞭策,就大大地加速了步子,开始在最有利的地方,靠围绳那边,追近马霍京身旁了。马霍京不会让它在那边通过的。弗龙斯基刚想到他可以从外边追过去,佛洛佛洛就已转换了步子,开始在外边追上去。佛洛佛洛的肩,因为流汗变得黧黑,和“斗士”的背平行着。他们并肩跑了几步。但是在他们逼近的障碍物前面,弗龙斯基开始握牢缰绳,切望避免绕外圈,迅速地恰在斜坡上追过了马霍京。当他飞驰而过的时候,他瞥见了他的溅满污泥的面孔,他甚至感到好像看到他微微一笑。弗龙斯基追过了马霍京,但是他立刻觉出了他紧跟在后面,而且他不断地听到了“斗士”的一丝不乱的蹄声和它鼻孔里发出的急促但还是精神饱满的呼吸。
下两道障碍物,沟渠和栅栏,是容易越过的,但是弗龙斯基听到“斗士”的鼻息和蹄声越来越近了。他鞭策他的牝马前进,愉快地感觉到它很轻松地加速了步子,听到“斗士”的蹄声又离得像以前那么远了。
弗龙斯基跑在前面了,正如他所希望,如科尔德劝告他的,现在他确信他会获胜了。他的兴奋、他的欢喜和他对佛洛佛洛的怜爱,越来越强烈了。他渴望回头望一望,但又不敢那样做,极力想平静下来,不再鞭策马,这样使它保留着如他感觉“斗士”还保留着的那样的余力。现在只剩下一个最困难的障碍物了;假使他能抢先越过它的话,他就一定第一个到了。他正向爱尔兰防寨驰去。他和佛洛佛洛从遥远的地方就望见了防寨,人和马都起了一刹那的疑惑。他在牝马的耳朵上看出了踌躇之色,举起鞭子来,但是同时又感觉到他的疑惑是毫无根据的:牝马知道应当怎样做。正如他期望的那样,它加快了步子,平稳地腾跃着,它一股劲地纵身一跃远远地飞越到沟渠那边;于是一点不费力地,用同样的节奏,用同样的步态,佛洛佛洛继续奔跑。
“好,弗龙斯基!”他听到站在障碍物旁边的一群人——他知道他们是他联队里的朋友——的叫声。他辨别出了亚什温的声音,虽然他没有看见他。
“啊,我的宝贝!”他一边听着背后的动静,一边想到佛洛佛洛。“他越过了哩!”他听到背后“斗士”的蹄声,这样想。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贮满了水的二俄尺宽的沟渠了。弗龙斯基连望都没有望它,只是急切地想要远远地跑在前面,开始前后拉动着缰绳,使马头合着它的疾速的步子一起一落。他感觉到牝马在使用它最后的力量了;不单是它的头和肩湿透,而且汗珠一滴滴地浮在它的鬣毛上、头上、尖尖的耳朵上,而它的呼吸是变成急促的剧烈的喘气了。但是他知道它还有足够的余力跑完剩下的二百丈。弗龙斯基由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愈益贴近地面,由于运动的特殊的柔软,这才知道了他的牝马是怎样大大地加快了步伐。
它飞越过沟渠,好像全不看在眼下似的。它像鸟一样飞越过去;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弗龙斯基吃惊地觉察到他没有能够跟上马的动作,他不知道怎么一来,跌坐在马鞍上的时候犯了一个可怕的、不能饶恕的错误。突然他的位置改变了,他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他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匹栗色马的白蹄就在他旁边闪过,马霍京飞驰过去了。弗龙斯基一只脚触着了地面,他的牝马向那只脚上倒下去。他刚来得及抽出了那只脚,它就横倒下来了,痛苦地喘着气,它那细长的、浸满了汗的脖颈极力扭动着想要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它好像一只被击落了的鸟一样在他脚旁的地面上挣扎。弗龙斯基做的笨拙动作把它的脊骨折断了。但是这一点他是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时他只知道马霍京跑过去很远了,而他却一个人蹒跚地站立在泥泞的、不动的地面上,佛洛佛洛躺在他面前喘着气,弯过头来,用它的美丽的眼睛瞪着他。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弗龙斯基用力拉着马缰绳。它又像鱼似地全身扭动着,它的肩擦得鞍翼发响;它前脚站起,但举不起后脚,它浑身颤抖,又横倒下去。弗龙斯基的脸因为激怒而变了模样,两颊苍白,下颚发抖,他用脚跟踢踢马肚子,又使劲地拉着缰绳。它没有动,只是把它的鼻子钻进地里去,它只用它那好像要说话一般的眼睛凝视着它的主人。
“唉—唉—唉!”弗龙斯基呻吟着,抓着他的头。“唉!我做了什么呀!”他叫。“赛马失败了!是我自己的过错!可耻的、不可饶恕的!这可怜的,多可爱的马给毁了啊!唉!我做了什么呀!”
一群人,医生和助手,他联队里的士官们,一齐跑上他面前来。他觉得难受的是自己倒好好的,没有受一点伤。马折断了脊骨,大家决定打死它。弗龙斯基回答不出问话,对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掉转身去,没有拾起落下去的帽子,就离了赛马场,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感到十分不幸。他生平第一次领会到了最悲惨的不幸,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造成的、不可挽救的不幸。
亚什温拿了帽子追上他去,送他到了家,半个钟头以后,弗龙斯基恢复了镇静。但是这次赛马的记忆却作为他一生中最悲惨、最痛苦的记忆而长久地留在他心里。
二十六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妻子表面上的关系仍旧和以前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比以前更忙了。像往年一样,一到春天,他就为了恢复他那被一年繁重一年的冬天的工作所损坏了的健康而到外国的温泉去休养。也正像往年一样,他到七月就回来了,立刻用增加了的精力从事素常的工作。他的妻子也像往年一样,搬到郊外的别墅去避暑,而他却仍旧留在彼得堡。
自从他们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晚会之后那次谈话以来,他就再没有对安娜说起过他的猜疑和嫉妒,而他惯常的那种挖苦取笑的口吻正适合他现在对他妻子的关系。他对他的妻子稍微冷淡了一点。他好像只为了她第一次夜深拒绝不和他谈话而对她稍有不满。在他对她的态度上有几分烦恼,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什么了。“你是不愿意和我开诚布公的了,”他好像在心里对她说,“这样你就更倒霉。现在无论你怎样请求,我也不会和你开诚布公了。这样你就更倒霉!”他在心里说,好像企图扑灭火灾没有成功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徒劳而恼怒地说,“啊,那么好!让你去烧吧!”
这个人,在公务上是那么聪明而又机敏,竟没有觉出这样对待妻子是毫无意思的。他没有觉出这一点,因为觉察出他的实际处境在他是太可怕了,所以他把自己心里藏着他对他的家庭,即是对他的妻子和儿子的感情的那隐处关闭起来,上了锁,加了封印。他本来是一位那么细心的父亲,从今年冬末以来竟变得对他儿子格外冷淡,而且也用对待他妻子同样的嘲弄口吻对待他。“啊哈,年轻人!”他看见他的时候总是这样地称呼。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而且逢人便说,他以前任何一年都不曾有过像今年这样繁重的公务;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今年他是自找工作,这是他的一种手段,为了要让那藏着他对他妻子和儿子的感情和想念的隐处关闭着,那些感情和想念藏在那里面越久就变得越可怕了。假如谁有权利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他妻子的行为怎样想的时候,温和敦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会回答的,而对于这样问的人他是会大为生气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每逢有人问起他妻子的健康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现出一种傲慢而严厉的脸色。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极不愿意想到他妻子的行为和感情,而他真的做到了不想的地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固定的别墅是在彼得戈夫,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每年照例到那里避暑,和安娜比邻而居,不断地和她来往。今年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拒绝到彼得戈夫来住,一次也没有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家里来,而且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谈话中暗示了安娜同贝特西和弗龙斯基的接近有些不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厉地制止住她的话,极力表示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从此以后就回避起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来。他不愿意看见,也没有看见,社交界许多人都已经斜着眼看他的妻子了;他不愿了解,也没有了解他的妻子为什么那样坚决主张住到贝特西住的而又离弗龙斯基联队的野营地不远的皇村去。他不让自己想这个,他也没有想想到这个;但是在他的心坎里,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而且关于这个也并没有任何证据或甚至猜疑,他却很清楚地知道他是受了欺骗的丈夫,因此他变得非常不幸了。
在和他妻子一道过的八年幸福生活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少次望着别人的不贞的妻子和别的受了欺骗的丈夫暗自说:“人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他们为什么不结束这种可怕的处境呢?”但是现在,当不幸落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想到要结束这种处境,并且根本不愿意承认,而他的不承认又只是因为这是太可怕、太不自然了。
自从他从国外回来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别墅来过两次。有一次他在这里吃饭,另外一次他和几位朋友在这里消磨了一晚上,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在这里留宿,如他往年所习惯的那样。
赛马那天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非常忙碌的一天;但是当早上他在心里计划那天的日程的时候,他决定一吃完中饭就到别墅去看他的妻子,然后从那里到赛马场去,满朝大臣都会去参观赛马,而他也非到场不行。他要去看他的妻子,无非是因为他决定了每星期去看她一次,以装装门面。此外,那天,正逢十五日,照他们一向的规定,他得给他的妻子一笔钱作为生活费用。
凭他素常控制自己思想的能力,他虽然想到了关于他妻子这一切,但却没有让他的思想再想下去。
那天早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分忙碌。昨晚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送来一本小册子,是彼得堡一位游历过中国的有名的旅行家写的,她还附了一封短信,要求他亲自接见这位旅行家,因为从种种方面看来他都是一个极端有趣的、而且有用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来得及在昨晚读完它,到今天早上才把它读完了。接着来了请愿者,又是报告、接见、任命、免职、赏赐、年金和俸给的分配、通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称作日常事务的这一切,占去了他那么多的时间。然后是他的私事。医生和账房来访。账房没有占去许多时间,他只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需要的钱,简单地报告了一下并不十分好的状况,今年因为旅行多次,用度增加,所以开支比平常年间大,以致入不敷出了。但是医生,彼得堡的名医,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有友情,却占去了不少的时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料到他今天来,看到他来访非常惊讶,而当医生仔细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听诊他的胸部,轻叩触摸他的肝脏的时候,他就越加惊讶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知道,他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看到他今年不及往常健康,就请求医生来给他检查。“请为了我这样做吧,”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对他说。
“我为了俄国这样做,伯爵夫人,”医生回答。
“一个非常宝贵的人!”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
医生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健康感到极不满意。他发觉他的肝脏肿大,营养不良,而温泉并没有发生丝毫效果。他劝他尽量多运动,尽量减少精神上的紧张,而最要紧的是不要有任何忧虑——实在说起来,这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像叫他不呼吸一样办不到。医生走了,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留下这样不愉快的感觉,似乎他有了什么病,而且没有治好的希望了。
走的时候,医生恰巧在台阶上碰见了他的朋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秘书斯柳金。他们上大学时同学,虽然他们很少会面,但他们却互相尊敬,交情很深,因此医生在谁面前都不会像在斯柳金面前那样坦白地说出他对于病人的意见。
“您来看了他,我多么高兴呀!”斯柳金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觉得……哦,您看他怎样呢?”
“我告诉您,”医生说,一面越过斯柳金的头招手示意他的马车夫把车赶过来。“是这样的,”医生说,用他的一双白皙的手拿起羔皮手套的一个指头,把它拉直。“假使您不把弦拉紧,要拉断它,是不容易的;但是把弦拉紧到极点,在拉紧的弦上只要加上一个指头的重量就会将它弄断。以他对职务的勤勉和忠实而言,他被拉紧到了极点;又有外来的负担压在他身上,而且不是很轻的负担,”医生结论说,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您去看赛马吗?”他走下台阶,向马车走去的时候补充说。“是,是,当然这要费很多时间哩,”医生含混其词地回答他没有听清的斯柳金的一句什么话。
占去了那么多时间的医生走后不久,有名的旅行家就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凭着他刚读完的这本小册子和他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知识,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学识的渊博和见识的广博而使旅行家惊叹不置。
和旅行家同时,通报有一位到彼得堡来的地方长官来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事要和他商谈。他走了以后,他就得和他的秘书一道办完日常事务,而且为了一件重要的事,他还得坐车去访问一位要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五点钟,他吃中饭的时候,才赶回家来,他和秘书一道吃了饭,就邀他一道坐车到别墅去,然后去看赛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每逢和他妻子会面的时候,总是极力寻找有第三者在场的机会,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
二十七
安娜在楼上,站在镜子面前,由安努什卡帮着,在钉连衣裙上的最后一个蝴蝶结,正在这时,她听到门外有车轮轧碎砂石的声音。
“贝特西来还太早哩,”她想,从窗口一望,她看见一辆马车和车里露出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黑帽,以及她十分熟悉的耳朵。“多倒霉!他会在这里过夜吗?”她惊异着,想到这件偶然的事可能引起的后果是那样恐怖和可怕,以致她一刻也不敢再想,她和颜悦色地跑下去迎接他;虽然她意识到她近来已经习惯的那种虚伪和欺骗的精神又在她身上出现,但她还是立刻沉溺在那种精神里,开始谈着话,几乎连自己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噢,多好呀!”她说,把手伸给她丈夫,同时微笑着对好像是自家人一样的斯柳金招呼。“你今晚住在这里,好吗?”这就是那虚伪的精神鼓励她说出来的第一句话:“现在我们一道去吧。可惜我约了贝特西。她会来接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见贝特西的名字就皱起眉头。
“啊,我不来拆散你们两搭档,”他用向来那种嘲弄的口吻说。“我和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一道去。医生也劝我多多运动。我要走路去,想像自己又在温泉了。”
“别忙,”安娜说。“你们要喝茶吗?”她按铃。
“拿茶来,对谢廖沙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了。
哦,你好吗?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您一直没有来看过我。你们看外面阳台上多么好啊,”她说,时而望望丈夫,时而望望斯柳金。
她说话简单而又自然,只是说得太多太快了。她自己感觉到这一点,而当她在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望着她的那种好奇的眼光中觉察到好像他在观察她,她就更这样感觉了。
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立刻走到阳台上去。
她在她丈夫身旁坐下。
“你脸色不大好呢,”她说。
“是的,”他说,“今天医生来看过,花去了我一个钟头的时间。我想一定是我们哪位朋友叫他来的,好像我的健康是这样宝贵。”
“啊,他怎样说呢?”
她询问他的健康和他的事务,竭力劝他休养,住到她这里来。
她快活地、迅速地、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辉说着这一切;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已毫不看重她的语调了。他只听了听她的话,只听取了她的话字面上的意义。他简单地,但有点开玩笑似地回答她。在整个谈话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后来每逢安娜回想起这些短短的场面的时候,就羞愧得痛苦难言。
谢廖沙由家庭教师领着走了进来。假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让自己观察的话,他一定会注意到谢廖沙用畏怯的迷惑眼光望望父亲又望望母亲的那副神情。但是他什么也不愿看,所以他也没有看到。
“噢,年轻人!他长大了哩。真的,他完全变成大人了。
你好吗,年轻人?”
说着他把手伸给吓慌了的谢廖沙。
谢廖沙本来就畏惧他父亲,而现在,自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叫他做年轻人以后,自从他心中产生了弗龙斯基是朋友呢还是敌人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后,他就躲避起他父亲来了。他回过头来望着他母亲,好像在寻求保护一样,只有和母亲一道他才安心。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一面扶住他儿子的肩膀,一面在和家庭教师说话,而谢廖沙是这样难受地局促不安,安娜看出他已经眼泪盈盈了。
在儿子进来时微微泛红了脸的安娜,看到谢廖沙不安的样子,连忙站起来,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手从她儿子的肩上拉开,吻了吻这孩子,把他领到阳台上去,自己很迅速地转来了。
“是动身的时候了,”她看了看表说,“贝特西为什么还没有来?……”
“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站起身来,双手交叉,把指头扳得哔剥作响。“我一方面也是给你送钱来的,因为,你知道,夜莺们不能靠童话充饥呢,”他说。“你需要吧,我想?”
“不,我不……好,我需要,”她说,没有望着他,脸红到发根了。“但是你看过赛马以后会来这里吧。”
“啊,好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彼得戈夫的红人,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到了,”他补充说,眺望窗外一辆驶近的、座位高起的配着全套皮辔头的雅致的英国马车。
“多豪华呀!多魅人啊!哦,那么我们也出发吧。”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没有下马车,只是她的穿着长统靴、披着肩衣、戴着黑帽的仆人,跑到门口。
“我走了,再见!”安娜说,吻了吻她的儿子,她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面前,把手伸给他。“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吻了吻她的手。
“哦,那么,再见!你回来喝茶,那多么愉快呵!”她说着,就走了出去,快活而开朗。但是当她再也看不见他的时候,她就意识到她手上他的嘴唇接触过的地方,带着厌恶的心情颤抖着。
二十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赛马场的时候,安娜已经坐在亭子里贝特西旁边,所有上流社会的人们齐集在这个亭子里。她老远地就看见了她丈夫。两个男子,丈夫和情人,是她生活的两个中心,而且不借助外部感官,她就感觉到他们近在眼前。她远远地就感觉到她丈夫走近了,不由得注视着他在人群中走动的姿影。她看见他向亭子走来,看见他时而屈尊地回答着谄媚的鞠躬,时而和他的同辈们交换着亲切的漫不经心的问候,时而殷勤地等待着权贵的青睐,并脱下他那压到耳边的大圆帽。她知道他的这一套。而且在她看来是很讨厌的。“只贪图功名,只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她想;“至于高尚理想,文化爱好,宗教热忱,这些不过是飞黄腾达的敲门砖罢了。”
从他朝妇女坐的亭子眺望的眼光(他一直望着她的方向,但是在海洋一样的绢纱、丝带、羽毛、阳伞和鲜花中认不出他的妻子来),她知道他在寻找她,但是她故意不去注意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贝特西公爵夫人叫他,“我相信您一定没有看见您的夫人;她在这里呢。”
他露出冷冷的微笑。
“这里真是五光十色,不免叫人目迷五色了,”他说着,向亭子走去。他对他的妻子微微一笑,就像丈夫和妻子刚分离一会又见面的时候应有的微笑那样,然后上前招呼公爵夫人和旁的熟人们,给每人以应得之份——那就是说,和妇人们说笑,同男子们亲切寒暄。下面,靠近亭子,站着一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尊敬的、以其才智和教养而闻名的侍从武官。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攀谈起来。
在两场赛马之间有一段休息时间,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妨碍谈话。侍从武官反对赛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反驳他,替赛马辩护。安娜听着他那尖细而抑扬顿挫的声调,没有遗漏掉一个字,而每个字在她听来都是虚伪的,很刺耳。
当四俄里障碍比赛开始的时候,她向前探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弗龙斯基,看他正走到马旁,跨上马去,同时她听着她丈夫的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声音。她为弗龙斯基提心吊胆,已经很痛苦,但是更使她痛苦的却是她丈夫的那带着熟悉语气的尖细声音,那声音在她听来好像是永不休止似的。
“我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她想,“但是我不喜欢说谎,我忍受不了虚伪,而他(她的丈夫)的食粮——就是虚伪。他明明知道这一切,看到这一切,假使他能够这么平静地谈话,他还会感觉到什么呢?假使他杀死我,假使他杀死弗龙斯基,我倒还会尊敬他哩。不,他需要的只是虚伪和体面罢了,”安娜暗自说,并没有考虑她到底要求她丈夫怎样,她到底要他做怎样一个人。她也不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今天使她那么生气,话特别多,只是他内心烦恼和不安的表现。就像一个受了伤的小孩跳蹦着,活动全身筋肉来减轻痛苦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同样需要精神上的活动来不想他妻子的事情,一看到她,看到弗龙斯基和经常听到人提起他的名字就不能不想起这些事情。正如跳蹦对一个小孩是自然的一样,聪明畅快地谈话在他也是自然的。他说:
“士官骑兵赛马的危险是赛马必不可少的因素。假如说英国能够炫耀军事历史上骑兵最光辉的业绩的话,那就完全是因为它在历史上发展了人和马的这种能力。运动在我看来,是有很大价值的,而我们往往只看到表面上最肤浅的东西。”
“这不是表面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说。“他们说有一个士官折断了两根肋骨哩。”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浮上素常的微笑,露出了牙齿,但是再也没有表示什么。
“我们承认,公爵夫人,那不是表面的,”他说,“而是内在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于是他又转向那位一直在和他认真谈话的将军说:“不要忘了那些参加赛马的人都是以此为业的军人,而且我们得承认每门职业都有它不愉快的一面。这原属军人的职责。像斗拳,西班牙斗牛之类的畸形运动是野蛮的表征。但是专门的运动却是文明的表征。”
“不,我下次再也不来了;这太令人激动了哩!”贝特西公爵夫人说。“不是吗,安娜?”
“这是激动人的,但是人又舍不得走,”另一个妇人说。
“假使我是一个罗马妇人的话,我是不会放过一次格斗表演的。”
安娜一句话没有说,尽拿着她的望远镜,老盯住一个地方。
这时,一位高大的将军穿过亭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中止谈话,急忙地、但是庄严地立起身来,向将军谦卑地鞠躬。
“您不参加赛马吗?”将军跟他开玩笑说。童年
“我参加的竞赛可更难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恭敬地回答。
虽然这回答毫无意思,将军却显出好像从富于机智的人口里听到机智的回答那样一副神情,细细地品尝着lapointedelasauce①——
①法语:话中的风趣。
“有两方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演员和观众两方面;我承认,爱看这种东西正是观众文化程度很低下的铁证,但是……”
“公爵夫人,打赌吧!”从下面传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朝贝特西说话的声音。“您赌谁赢呢?”
“安娜和我都赌库佐夫列夫,”贝特西回答。
“我赌弗龙斯基。一副手套吧?”
“好的!”
“多么好看呀,可不是吗?”
当周围有人谈话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了一会,但是随即又开口了。
“我同意,但是需要勇气的运动不是……”他继续着。
但是正在这时骑手们出发了,于是一切的谈话都停止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静默下来,每个人都站起来,把视线转向小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赛马并不感兴趣,所以他没有看骑手们,只是用他那疲倦的眼睛心不在焉地打量着观众。他的眼光停在安娜身上了。
她的脸色苍白而严峻。显然除了一个人以外,她什么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她的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她屏住呼吸。他望了望她,连忙回过头去,打量着别人的面孔。
“但是这里这位妇人和旁的妇人都很兴奋呢;这是非常自然的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他极力想要不看她,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光被吸引到她身上去了。他又观察了她的脸,竭力想不看出那明显地流露在那上面的神情,可是终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怀着恐怖,他在上面看出了他不愿意知道的神色。
库佐夫列夫在小河旁第一个堕下马来使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安娜的苍白的、得意的脸上却清楚地看出了,她所注视的人并不是跌下马的那一个。当马霍京和弗龙斯基越过了大栅栏之后,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士官跌下马来,受了重伤,而一阵恐怖的叹息声在全体观众中间掠过去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安娜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她好容易才明白她周围的人们在谈什么。但是他更频频地、执拗地注视着她。安娜虽然全神贯注在飞驰的弗龙斯基身上,却感觉到她丈夫的冷冷的眼光在旁边盯着她。
她回过头来,询问般地望了他一眼,微微皱着眉,又回过头去。
“噢,我才不管哩!”她像在对他这样说,就再也没有望过他一眼了。
这场赛马是不幸的,在参加比赛的十七个士官中有半数以上堕马,受了伤。到比赛将要终结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激动,因为沙皇不高兴,大家就更激动了。
二十九
大家都大声地表示不满,大家都在重复不知谁说出来的一句话:“只差和狮子角斗哩,”而且大家都感到恐怖,因此当弗龙斯基翻下马来,安娜大声惊叫了一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但是后来安娜的脸上起了一种实在有失体面的变化。她完全失去主宰了。她像一只笼中的鸟儿一样乱动起来,一会起身走开,一会又转向贝特西。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说。
但是贝特西没有听见。她弯着身子,正跟走到她面前的一位将军说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安娜面前,殷勤地把胳臂伸给她。
“我们走吧,假使你高兴的话,”他用法语说;但是安娜正在听将军说话,没有注意到她丈夫。
“听说他也摔断了腿,”将军说,“真是太糟糕了。”
安娜没有回答她丈夫,她举起望远镜,朝弗龙斯基堕马的地方眺望;但是离那地方那么远,而且那么多人拥挤在那里,她什么都看不见。她放下望远镜,正待起身走开,但是正在这时一个士官骑马跑来,向沙皇报告了什么消息。安娜向前探着身子倾听。
“斯季瓦!斯季瓦!”她叫她的哥哥。
但是她的哥哥没有听见。她又起身预备走。
“我再一次把胳臂伸给你,假使你要走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触了触她的手。
她厌恶地避开他,没有望着他的脸,回答说:“不,不,不要管我,我要留在这里。”
她这时看到从弗龙斯基出事的地点一个士官正穿过赛马场朝着亭子跑来。贝特西向他挥着手帕。
士官带来了骑者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背的消息。
一听到这消息,安娜就连忙坐下,用扇子掩住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她在哭泣,她不仅控制不住眼泪,连使她的胸膛起伏的呜咽也抑制不住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身子遮住她,给她时间来恢复镇静。
“我第三次把胳臂伸给你,”他过了一会之后向她说。安娜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贝特西公爵夫人来解围了。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邀安娜来的,我答应了送她回去,”贝特西插嘴说。
“对不起,公爵夫人,”他说,客气地微笑着,但是坚定地望着她的眼睛。“我看安娜身体不大舒服,我要她跟我一道回去。”
安娜吃惊地环顾了一下四周,顺从地站起身来,挽住她丈夫的胳臂。
“我派人到他那里去探问明白,就来通知你,”贝特西低声对她说。
当他们离开亭子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和他遇见的人们应酬,而安娜也要照常寒暄应酬;但是她完全身不由已了,像在梦中一样挽住她丈夫的胳臂走着。
“他跌死了没有呢?是真的吗?他会不会来呢?我今天要不要去着他?”她想着。
她默默地坐上她丈夫的马车,他们默默地从马车群里驶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看见了这一切,却还是不让自己考虑他妻子的实际处境。他只看见了外表的征候。他看见了她的举动有失检点,认为提醒她是自己的职责。不过单提这件事,不说别的,在他是非常困难的。他张开嘴,想要对她说她举动不检,但是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完全另外的话。
“说起来,我们大家多么爱好这些残酷的景象啊!”他说。
“我看……”
“什么?我不明白,”安娜轻蔑地说。
他被激怒了,立刻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我不能不对你说,”他开口了。
“现在我们一切都要说穿了!”她想,感到恐惧。
“我不能不对你说今天你的举动是有失检点的,”他用法语对她说。
“我的举动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她大声说,迅速地掉转头来,正视着他的眼睛,但已经不带着以前那种有所隐瞒的快活神色,而是带着一种坚定的神色,她很费力地想借此把她感到的恐怖隐藏起来。
“注意,”他指着马车夫背后开着的窗子说。
他起身把窗子关上。
“你觉得我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她重复说。
“一个骑手出了事的时候,你没有能够掩盖住你的失望的神色。”
他等待她回答;但是她却沉默着,直视着前方。
“我曾要求你在社交场中一举一动都要做到连恶嘴毒舌的人也不能够诽谤你。有个时候我曾说过你内心的态度,但是现在我却不是说那个。现在我说的只是你外表的态度。你的举动有失检点,我希望这种事以后不再发生。”
他说的话她连一半都没有听进去,她在他面前感到恐惧,而心里却在想着弗龙斯基没有跌死是不是真的。他们说骑手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骨,他们说的是他吗?当他说完的时候,她只带着假装的嘲弄神情微微一笑,并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听见他说了什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大胆地说了,但是当他明白地意识到他所说的话的时候,她感到的恐怖也感染了他。他看见她的微笑,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错觉。
“她在嘲笑我疑心太重哩。是的,她马上就会对我说她以前对我说过的话:说我的猜疑是无根据的,是可笑的。”
在全部真相即将揭露的时刻,他最希望的是她还会像以前一样嘲笑地回答说他的猜疑是可笑的、毫无根据的。他所知道的事是这样可怕,以至他现在什么都愿意相信了。但是她脸上的惊惶而又忧郁的表情,现在看样子连欺骗也不会了。
“也许我错了,”他说。“假如是那样的话,就请你原谅我吧。”
“不,你没有错,”她从容地说,绝望地望着他的冷冷的面孔。“你没有错。我绝望了,我不能不绝望呢。我听着你说话,但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随便你怎样处置我吧。”
她仰靠在马车角落里,突然呜咽起来,用两手掩着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动,直视着前方。但是他的整个面孔突然显出死人一般庄严呆板的神色,而这神色直到他们到了别墅都没有变化。快到家的时候,他回过头转向她,还是带着同样的神色。
“很好!但是我要求你严格地遵守外表的体面直到这种时候,”他的声音发抖了,“直到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而且把那办法通知你为止。”
他先下车,然后扶她下了车。在仆人面前,他紧紧握了握她的手,又坐上马车,驶回彼得堡去。
他走后不一会,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仆人来了,给安娜送来一封短信。
“我差人到阿列克谢那里去探问他的健康情况,他回信说他很好,没有受伤,只是感到失望。”
“这样,他会来了,”她想。“我把一切都对他讲明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
她看了看表。她还得等三个钟头,回忆起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的详细情节使她的血沸腾起来。
“唉呀,多么光明啊!这是可怕的,但是我爱看他的脸,我爱这奇幻的光明……我的丈夫!啊!是的……哦,谢谢上帝!和他一切都完了。”
三十
在谢尔巴茨基一家前往的德国的小温泉,像在所有人们聚集的地方一样,照例发生了一种可以说是社会结晶那样的过程,把社会中每个人都指派在固定不变的地位上。正如水滴在严寒中一成不变地会变成冰晶的特定形状一样,到温泉来的每个新人同样也立刻被安置在特定的地位上。
Fürst谢尔巴茂基:sammtGemahlinundTochter(德语:谢尔巴茨基公爵及夫人与女公子),由于他们所住的房间,由于他们的名望和结交的朋友,立刻被结晶化在为他们指定的一定地位上了。
今年有一位真正的德国Fürstin(德语:公爵夫人)到温泉来,因此,结晶化的过程就进展得比以前更加剧烈了——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一心一意地想要她的女儿谒见这位德国公爵夫人,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就举行了这个仪式。基蒂穿着一件从巴黎定制的极其朴素的,就是说,极其雅致的夏季连衣裙,深深地而又娴雅地行了屈膝礼。德国公爵夫人说:“我盼望玫瑰色很快回到这美丽的小脸上来,”这样就立刻给谢尔巴茨基一家确定了一定的生活轨道,要脱离这轨道是不可能的。谢尔巴茨基家还结识了英国某贵夫人的一家,一位德国伯爵夫人和她那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受了伤的儿子,一位瑞典的学者,和康纳特兄妹。但是谢尔巴茨基一家来往最密切的是一位莫斯科的贵夫人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尔季谢娃和她女儿(基蒂不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一样,也是为恋爱而病的)以及一位莫斯科的上校,这位上校,基蒂从小就认识,而且老看见他穿着制服,佩着肩章,现在,由于他的小眼睛、他的袒露脖颈和花花哨哨的领带而显得格外可笑,同时又因为无法摆脱他而使人厌烦。当这一切状态这样固定下来的时候,基蒂开始感到非常厌倦了,特别是因为公爵到卡尔斯巴德[即卡罗维发利,捷克共和国城市,为著名矿泉疗养地]去了,只剩下她们母女二人。她对于她认识的人们不感兴趣,觉得从他们身上不会得到什么新的东西。她在温泉最大的兴趣就是观察和猜测她不认识的人。这是基蒂的特性,她顶希望在人们身上,特别是在她不认识的人们身上找出最优秀的品质。而现在当她猜测那些人是谁,他们彼此间是什么关系,以及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基蒂把最令人惊叹的高贵性格赋予他们,通过观察来证实自己的想法。在这些人中,最吸引她注意的是一位俄国姑娘,她是和一个俄国夫人,大家叫她做施塔尔夫人的一同来到温泉的。施塔尔夫人是上流社会中的人,但是她病得不能走路,只在罕见的晴朗日子里坐着轮椅在浴场出现。但是施塔尔夫人和俄国人一个也没有来往,这与基说是由于疾病,毋宁说是由于骄傲——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是这样解释的。这个俄国姑娘照顾着施塔尔夫人,而且,如基蒂所观察出的,她还和所有害重病的病人都很要好,那样的病人在温泉是很多的,而且大大方方地照顾他们。这个俄国姑娘,如基蒂推断的,和施塔尔夫人并没有亲属关系,她也不是一个雇用的陪伴。施塔尔夫人叫她做瓦莲卡,而旁的人都叫她做“m-lle瓦莲卡”。除了这个姑娘和施塔尔夫人以及和旁的素不相识的人的关系使基蒂发生兴趣之外,基蒂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对于m-lle瓦莲卡感到说不出来的好感,而且在她们的视线相遇时觉出来她也喜欢她——
这位m-lle瓦莲卡,倒未必是度过了青春,但是她好像没有青春的人一样:她可以看成十九岁,也可以看成三十岁,假使对她的容貌细加品评的话,她与其说是不美,毋宁说是美丽的,虽然她脸上带着病容。如果她不是太瘦,她的头配着她的中等身材显得太大的话,她一定是很好看的;但是她对于男子大概是没有吸引力的。她好比一朵美丽的花,虽然花瓣还没有凋谢,却已过了盛开期,不再发出芳香了。而且,她不能吸引男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缺乏洋溢在基蒂身上的东西——压抑住的生命火焰,和意识到自己富有魅力的感觉。
她好像总是忙于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好像她对别的事情都不感兴趣。她以自己和基蒂形成的对照,特别吸引住基蒂。基蒂感觉到在她身上,在她的生活方式上,她可以找到她苦苦追求的榜样:那就是超脱世俗男女关系的生活情趣、生活价值,那种男女关系现在那么使基蒂厌恶,而且在她看来就像是等待买主的可耻的陈列品一样。基蒂越仔细观察她那素不相识的朋友,她就越确信这位姑娘是如她所想像的十全十美的人物,因此也就越加急切地想要和她结识了。
两个姑娘每天要遇见好几次,而每当她们相遇的时候,基蒂的眼神就说:“你是谁?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真是如我想像的那样优美的人吗?可是千万不要以为,”她的眼色补充说,“我一定要和你结识,我不过是羡慕你,喜欢你罢了。”“我也喜欢你呢,你是非常、非常可爱啊。要是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更喜欢你的,”不认识的姑娘的眼色回答。基蒂确实看见她老是忙碌着:她一会把一家俄国人的小孩从浴场带回去,一会去给一个病妇拿毛毯围在身上,一会去竭力安慰易怒的病人,一会又给什么人挑选和购买喝咖啡吃的点心。
谢尔巴茨基一家到来以后没有多久,一天早晨在温泉出现了两个人,引起了大家不友好的注意。一个是高大、驼背的男子,他两手粗大,有一双纯真而又可怕的黑眼睛,身穿一件短得不合身的破大衣,一个是麻脸的、面目可爱的、穿得很坏而俗气的女人。认出他们两个都是俄国人,基蒂就已经开始在想像里构想着关于他们的美好动人的恋爱关系。但是公爵夫人从Kurliste[德语:旅客簿]上查出来他们就是尼古拉·列文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就向基蒂说明这个列文是怎样个坏蛋,这样,关于这两个人的一切幻想就全破灭了。与其说是由于她母亲告诉她的那些话,还不如说是由于这是康斯坦丁的哥哥,基蒂突然觉得这两个人讨厌极了。现在,这个列文,以他扭动脑袋的习惯,在她心里唤起了抑制不住的厌恶心情——
她感到他那双紧盯着她的可怕的大眼睛好像表露出憎恶和嘲笑的神色,于是她极力避免遇见他。
三十一
是一个阴雨的日子,雨下了整整一早上,病人们拿着伞,蜂拥到回廊里。
基蒂和她母亲,还有那位穿着在法兰克福买现成的西服昂首阔步的莫斯科的上校一道走着。他们在回廊的一边走着,竭力避开在那一边走动的列文。瓦莲卡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垂边的黑帽,陪着一个瞎眼的法国妇人从回廊那头走到这头,每当她碰见基蒂的时候,她们就交换着亲切的眼光。
“妈妈,我可以和她讲话吗?”基蒂说,注视着她那不相识的朋友,而且注意到她正向矿泉走去,她们可以在那里相见。
“啊,要是你很想这样的话,我先去探听她的情况,亲自去认识她,”她母亲回答。“你看出她身上有什么地方特别呢?她一定是一个陪伴人的。要是你想的话,我就去和施塔尔夫人结识一下。我本来认识她的bellesoeur①的,”公爵夫人补充说,傲慢地抬起头来——
①法语:弟妇。
基蒂知道,公爵夫人因为施塔尔夫人好像避免和她结识而生气。基蒂没有坚持。
“她多可爱啊!”她说,望着瓦莲卡正在把杯子递给那法国妇人。“您看,一切都是多么自然和可爱啊。”
“看了你的engouements①真好笑呢,”公爵夫人说。“不,我们还是转回去吧,”她补充说,注意到列文偕同他的女人和一个德国医生正迎面走来,他高声地、愤怒地和那医生谈论着——
①法语:迷恋。
她们转身走回去的时候,忽然听见已经不是高声谈话而是叫嚷的声音。列文突然停住脚步,对医生叫嚷着,而医生也发火了。一群人围住他们看。公爵夫人和基蒂连忙退避,可是上校加入人群中去探听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以后上校追上了她们。
“怎么回事呢?”公爵夫人问。
“可耻呀,丢人呀!”上校回答。“最怕的是在国外遇到俄国人呢。那位高大的绅士在和医生争吵,用各种话辱骂他,为了不满意他治疗的办法,他还当着他的面挥动起手杖来。简直丢人呢!”
“啊,多不愉快呀!”公爵夫人说。“哦,结果怎样呢?”
“幸亏……一位戴菌形帽子的姑娘……出来调解。我想她是一位俄国姑娘,”上校说。
“Mademoiselle瓦莲卡吧?”基蒂高兴地问。
“是,是。她第一个挺身出来解围,她挽住那个男子的胳臂,把他领走了。”
“您看,妈妈,”基蒂对她母亲说。“您还奇怪我为什么那么赞美她哩。”
第二天,当基蒂注视着她那不相识的朋友的时候,她注意到瓦莲卡小姐对待列文和他的女人已像对待旁的protégés①一样了。她走到他们面前,和他们交谈,给那位任何外语都不会说的女人当翻译。
基蒂开始更急切地恳求她母亲允许她和瓦莲卡认识。虽然好像首先要和妄自尊大的施塔尔夫人去攀交,在公爵夫人是不愉快的,但她还是探听了瓦莲卡的情况,而且知道了她的底细,使她断定这种结识益处虽少却也无害,她就亲自走近瓦莲卡,去和她结识。
挑选了这样一个时刻,她女儿到矿泉去了,瓦莲卡正站在面包店外面,公爵夫人走到她面前。
“请允许我和您认识,”她带着庄严的微笑说。“我女儿迷恋上您了,”她说。“您也许还不认得我。我是……”
“那是超出相互的感情了,公爵夫人,”瓦莲卡连忙回答。
“昨天您对我们可怜的本国人真是做了好事!”公爵夫人说。
瓦莲卡微微红了脸。在人间
“我记不得了;我觉得我并没有做什么,”她说。
“可不是,您使那个列文避免了不愉快的后果。”
“是这样,sacompagne②叫我,我就竭力使他安静下来;——
①法语:被保护者们。
②法语:他的女伴。
他病得很重,对医生不满。我常照顾这种病人哩。”
“是的,我听说您和您姑母——我想是您姑母吧——施塔尔夫人一道住在孟通[法国有名的疗养地]。认得她的bellesoeur呢。”——
“不,她不是我的姑母。我叫她maman,但是我和她没有亲属关系;我是她抚养的,”瓦莲卡回答,又微微涨红了脸。
这话说得那么朴实,她脸上的正直坦白的表情又是那么可爱,公爵夫人这才明白了基蒂为什么那样喜欢这个瓦莲卡。
“哦,这个列文打算怎样呢?”公爵夫人问。
“他快要走了,”瓦莲卡回答。
正在这时,基蒂从矿泉走回来,看见母亲和她的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而显出喜悦的神色。
“哦,基蒂,你那么想认识m-lle……”
“瓦莲卡,”瓦莲卡微笑着插嘴说,“大家都这样叫我。”
基蒂快乐得涨红了脸,久久地、默默地紧握着她的新朋友的手,那手没有报以紧握,只是动也不动地放在她的手里。虽然那手没有报以紧握,但是瓦莲卡小姐的脸上却闪烁着柔和的、喜悦的、虽然有几分忧愁的微笑,露出了大而美丽的牙齿。
“我也早就这样希望呢,”她说。
“但您是这样忙……”
“啊,恰好相反,我一点也不忙,”瓦莲卡回答,但是就在这时,她不能不离开她的新朋友,因为两个俄国小女孩,一位病人的女儿,向她跑来。
“瓦莲卡,妈妈在叫呢!”她们嚷着。
于是瓦莲卡跟着她们走了。
三十二
公爵夫人所探知的关于瓦莲卡的身世和她同施塔尔夫人的关系以及施塔尔夫人本人的详情是这样的:
施塔尔夫人是一个多病而热忱的妇人,有人说是她把她丈夫折磨死的,也有人说是她丈夫行为放荡,而使她陷于不幸。当她和她丈夫离婚以后生下她仅有的一个小孩的时候,那小孩差不多一生下来就死掉了,施塔尔夫人的亲戚知道她多愁善感,恐怕这消息会使她送命,就用同天晚上在彼得堡同一所房子里生下的一个御厨的女儿替换了她死去的孩子。这就是瓦莲卡。施塔尔夫人后来才知道瓦莲卡不是她亲生的女儿,但是她继续抚养她,特别是因为不久以后瓦莲卡就举目无亲了。
施塔尔夫人在国外南方一直住了十多年,从来不曾离开过卧榻。有人说施塔尔夫人是以一个慈善而富于宗教心的妇人而获得她的社会地位的;又有人说她心地上一如她表现的一样,是一个极有道德的、完全为他人谋福利的人。谁也不知道她的信仰是什么——天主教呢,新教呢,还是正教;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她和一切教会和教派的最高权威都保持着亲密关系。
瓦莲卡和她经常住在国外,凡是认识施塔尔夫人的人就都认识而且喜欢m-lle瓦莲卡,大家都这样称呼她。
探听到这一切底细,公爵夫人觉得没有理由反对她女儿和瓦莲卡接近,况且瓦莲卡的品行和教养都是极其优良的:她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挺好,而最重要的是——她传达了施塔尔夫人的话,说她因病不能和公爵夫人会晤很为抱歉。
认识了瓦莲卡以后,基蒂就越来越被她的朋友迷住了,她每天都在她身上发现新的美德。
公爵夫人听说瓦莲卡唱得好,就邀请她晚上来给她们唱歇。
“基蒂弹琴,我们有一架钢琴——虽说琴不好,但是您一定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快乐,””公爵夫人说,露出她那做作的微笑,基蒂这时特别不喜欢这微笑,因为她注意到瓦莲卡并没有意思要唱歌。但是晚上瓦莲卡来了,而且带来了乐谱。
公爵夫人把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母女和上校也邀请了来。
瓦莲卡看见有她不认识的人在座,完全没有显出局促不安的神态,她立刻向钢琴走去。她自己不能伴奏,但她却能照歌谱唱得很好。擅长弹琴的基蒂给她伴奏。
“您有非凡的才能,”公爵夫人在瓦莲卡美妙地唱完了第一支歌曲之后对她说。
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母女表示了她们的感激和赞赏。
“看,”上校说,向窗外眺望,“多少听众聚拢来听您唱呀。”
在窗下确实聚集了一大群人。
“我很高兴能使你们快乐,”瓦莲卡简单地回答。
基蒂得意地望着她的朋友。她为她的才能、她的歌喉和她的容貌而倾倒,而尤其令她倾倒的是她的这种态度——瓦莲卡显然不觉得她的歌唱有什么了不起,对于大家对她的赞美毫不在意;她好像只是在问:“我还要唱呢,还是够了?”
“假使我是她的话,”基蒂想,“我会多么引以自豪啊!我看到窗下的人群会多么高兴呀!但是她却毫不动情。她唯一的愿望是不拒绝我的maman,要使她快乐。她心中有什么呢?是什么给了她这种超然物外的力量呢?我多么想要知道这个,而且跟她学习呀!”基蒂望着她的安静的面孔,这样想。公爵夫人要求瓦莲卡再唱一支歌,瓦莲卡就又唱了一支,又是那样柔婉、清晰而美妙,她直立在钢琴旁,用瘦削的、浅黑皮肤的手打着拍子。
乐谱中下一支歌曲是一首意大利歌曲,基蒂弹了序曲,回头望了瓦莲卡一眼。
“我们跳过这个吧,”瓦莲卡说,稍稍涨红了脸。
基蒂吃惊地、询问似地盯着瓦莲卡的脸。
“哦,那就下一个吧,”她连忙说,翻着歌谱,立刻明白了那个歌一定有什么隐情。
“不,”瓦莲卡微笑着回答,把手放在乐谱上。“不,我们就唱这支吧。”于是她唱得和前几支歌一样平静,一样美好。
当她唱完了的时候,大家又感谢了她,就走去喝茶了。基蒂和瓦莲卡出去走到和房子相连的小花园里。
“您联想起和那个歌有关系的往事,我说的对吗?”基蒂说。“不要告诉我,”她连忙补充说,“只说对不对。”
“不,为什么不?我会告诉您呢,”瓦莲卡直率地说,不等她回答,就继续说:“是的,它引起了我的回忆,那曾经是痛苦的回忆。我曾经爱过一个人,我常常唱那支歌给他听。”
基蒂睁大眼睛,默默地、感动地凝视着瓦莲卡。
“我爱他,他也爱我;但是他母亲不赞成,因此他就娶了另外一个女子。他现在住得离我们不远,我有时看到他。您没有想到我也有恋爱史吧?”她说,在她的美丽的面孔上闪现了一刹那的热情火花,那火花,基蒂觉得也曾经燃烧过她自己的整个身心。
“我没有这样想吗?啊,假使我是一个男子的话,我认识您以后就再也不会爱旁人了。只是我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为了要顺着他母亲的心意就忘记您,使您不幸呢;他是无情的。”
“啊,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我也没有什么不幸;相反,我幸福得很哩。哦,今晚我们不再唱了吧?”她补充说,向屋子走去。
“您多好呀!您多好呀!”基蒂叫道,于是拦住她,和她亲吻。
“我要是能够有一点点像您就好了啊!”
“您为什么要像谁呢?您本来就很好啊,”瓦莲卡说,流露出温和的疲倦的微笑。
“不,我一点都不好呢。来,告诉我……等一等,我们坐下来,”基蒂说,让她又在她旁边的长凳上坐下。“告诉我,想到一个男子轻视你的爱情,而且他一点也不想要……难道不觉得侮辱吗?……”
“但是他并没有轻视我的爱情;我相信他爱我,但是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是的,可是假如不是为了他母亲,而是他自己这样做的呢?……”基蒂说,感到她泄漏了自己的秘密,而她那羞得通红的脸已经暴露了她的心事。
“假如是那样,那是他做得不对,我也就不惋惜他了,”瓦莲卡回答,显然觉察出她们谈着的已不是她,而是基蒂。
“但是那种侮辱呢?”基蒂说。“那侮辱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的,”她说,想起在最后一次舞会上音乐停止的时候她望着弗允斯基的那种眼光。
“有什么侮辱的地方呢?哦,您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对的事呀?”
“比不对还要坏呢——是羞耻呀。”
瓦莲卡摇摇头,把手放在基蒂的手上。
“哦,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呢?”她说。“您总不会对那冷落了您的男子说您爱他,您说了吗?”
“自然没有;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他明白的。不,不,神情举止,看得出来呀。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明白。问题在于您现在还爱不爱他,”瓦莲卡说,她是什么话都照直说的。
“我恨他;我不能饶恕自己。”
“哦,那有什么关系呢?”
“羞耻,侮辱!”
“啊!假使大家都像您这样敏感可不得了!”瓦莲卡说。
“没有一个女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到底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基蒂问,带着好奇的惊异神情凝视着她的脸。
“啊,重要的事多着呢,”瓦莲卡微笑着说。
“那么,是什么样的事呢?”
“啊,更重要的事还多着呢,”瓦莲卡回答,不知道怎样说才好。但是正在这时候,她们听到从窗口传来公爵夫人的声音说:
“基蒂,冷起来了!披条披肩吧,要么就进屋里来。”
“真的,我该走了!”瓦莲卡说,站起来。“我还得顺便到伯尔特夫人那里去一下;她要我去看她呢。”
基蒂拉着她的手,带着热烈的好奇心和恳求的神情,她的眼神问她:“是什么,是什么最重要呢,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镇静呢?您知道,告诉我吧!”但是瓦莲卡甚至都不明白基蒂的眼神在问她什么。她只知道她今晚还得去看伯尔特夫人,而且要在十二点钟赶回家去给妈妈预备茶。她走进屋子,收拾起乐谱,向大家道了别,就准备走。
“让我送您回家吧,”上校说。我的大学
“对啦,这样夜深您怎么可以一个人走呢?”公爵夫人附和着。“无论如何,我叫帕拉沙送您。”
基蒂看出瓦莲卡听说她需要人护送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不,我常常一个人走,决不会发生什么的,”她说,拿起帽子。于是又吻了基蒂一次,没有说出什么是重要的,她把乐谱挟在腋下,迈着精神饱满的步子走出去,消失在夏夜的薄暮里,把什么是重要的,以及是什么给了她那样使人羡慕的平静和庄严的那些秘密一同带走了。
三十三
基蒂跟施塔尔夫人也认识了,这种结识,连同她对瓦莲卡的友情,不但对她发生了强大影响,而且安慰了她精神上的苦痛。她在由于这种结识而展现在她面前的一个完全新的世界中,和她的过去毫无共同之处的、崇高的、美好的世界中,——从那世界的高处她可以冷静地回顾往事——找到了这种安慰。它向她显示出除了基蒂一直沉湎的本能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显示出来的,但却是这样一种宗教,它和基蒂从小所知道的宗教,在祈祷仪式上,在可以会见朋友的寡妇院①里的通宵的礼拜上,以及在同牧师背诵斯拉夫语的教文上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这是一种崇高的、神秘的和高尚的思想感情相联系的宗教,人不仅能够按照吩咐相信它,而且也能够热爱它——
①寡妇院是一八○三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成立的慈善机关,收容在国家机关供职至少十年的官员或阵亡军官的贫病及年迈的寡妇。
基蒂并不是从言语中探索出这一切的。施塔尔夫人同基蒂谈话,就像同一个可爱的小孩谈话一样,那使她愉快地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来;仅仅有一次她说起在人类的一切悲哀中,只有爱和信仰能够给与安慰,并且说照基督对于我们的怜悯看来,没有一种悲哀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她立刻转移话题,谈别的事情了。但是在施塔尔夫人的每一个举止行动、每一言谈话语、每一天国般的——像基蒂所称呼的——眼光中,特别是在她从瓦莲卡口中听来的她的全部生活经历中,基蒂发现了她以前不知道的“重要的”东西。
但是,虽然施塔尔夫人品德崇高,身世动人,她的话语高尚而优美,基蒂却不禁在她身上发觉了某些使她困惑的特征。她注意到每逢人家问起她的亲属的时候,施塔尔夫人总是轻蔑地微微一笑,那是和基督的慈善精神不符合的。她还注意到当她看见她和天主教神父们在一起的时候,施塔尔夫人就特意使她的脸处在灯罩的阴影下,神色异常地微笑起来。这虽是两件小事,却使她迷惑了,她对施塔尔夫人产生了怀疑。但是,瓦莲卡,孤零零的,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怀着悲哀的失望,无所需求,也不懊悔,正是基蒂只敢梦寐以求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在瓦莲卡身上,她看出来人只应当忘却自己而爱别人,这样人才能够安静、幸福和高尚。而这就是基蒂所渴望的。现在清楚地看出来什么是·最·重·要的,基蒂不以心驰神往为满足,她立刻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展现在她面前的新生活中。根据瓦莲卡讲述的关于施塔尔夫人以及旁的人们的所做所为,基蒂已经构思出她自己未来的生活计划。她要像瓦莲卡屡屡谈及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琳一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要去寻找在苦难中的人们,尽力帮助他们,给他们《福音书》,读《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和临死的人听。像阿琳那样读《福音书》给罪犯们听,这个念头格外使基蒂着迷了。但是这一切都是基蒂既没有对她母亲,也没有对瓦莲卡说起过的秘密的梦想。
但是,虽然等待着可以大规模地执行她的计划的时机,基蒂,就在现在,在有这么多害病和不幸的人们的温泉,很容易就找到仿效瓦莲卡来实行她的新主义的机会。
起初公爵夫人只注意到基蒂受到施塔尔夫人,尤其是瓦莲卡的那种她所谓engouement的强烈影响。她看到基蒂不但在活动上仿效瓦莲卡,就连走路、说话、眨眼睛的样子也都不自觉地仿效她。但是后来公爵夫人注意到在她女儿心中除了这种狂热之外,还发生了某种严重的精神变化。
公爵夫人看到了晚间基蒂在读施塔尔夫人给她的一本法文《圣经》,这种事她以前是从来不曾做过的;而且看到她躲避社交界的朋友,却和在瓦莲卡保护之下的病人,特别是有病的画家彼得罗夫的贫寒家庭来往。基蒂很明显以在那个家庭担负看护的职责而自豪。这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没有理由反对,况且彼得罗夫的妻子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德国公爵夫人,注意到基蒂的行为,又极口称赞她,叫她做安慰的天使。假如不是太过分了的话,这一切本来会是很好的。但是公爵夫人看到她的女儿在走极端,因此她就把这意思跟她谈了。
“Ilnefautjamaisrienoutrer,”①她对她说——
①法语:凡事总不要过分。
但是她的女儿没有回答她;只是她心里想,牵涉到基督教是不能说过分这种话的。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扭过来让他打,有人拿去你的外衣,你就连上衣都给他,在信奉这样一种教义中还能有什么过分呢?但是公爵夫人不高兴这种过分行为,尤其不高兴的是她感觉得基蒂不愿把她的心事向她尽情吐露。基蒂也的确对她母亲隐瞒了她的新的见解和热情。她隐瞒并不是因为她不尊敬,或是不爱她母亲,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与其说愿意对她母亲,倒不如说宁愿对任何旁人表露。
“安娜·帕夫洛夫娜好像好久没有来看我们了,”公爵夫人有一天谈起彼得罗夫夫人。“我请她来,可是她好像有点不痛快呢。”
“不,我没有这样觉得,maman,”基蒂说,脸红了。
“你好久没有去看他们了吗?”
“我们打算明天登山去,”基蒂回答。
“哦,你去吧,”公爵夫人回答,端相着她女儿的困惑的脸,竭力想要猜出她困惑的原因。
那天瓦莲卡来吃饭,通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改变了主意,明天不去登山了。公爵夫人又看出基蒂的脸红了。
“基蒂,你没有和彼得罗夫家发生什么不愉快吧?”公爵夫人在只剩下她们两个人的时候说。“她为什么不再打发小孩来,自己也不来看望我们了呢?”
基蒂回答说她们中间没有发生什么,并且说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好像很不满意。基蒂回答的完全是真话。她不知道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的原因,但是她却猜到了几分。她猜到了一件她不能够对她母亲说,也不能够向自己说的事情。这是那样一种事情,即使自己知道了,但是连对自己也决不能够说,万一弄错了会是那样可怕和可耻的。
她反复回忆着她和那个家庭的全部关系。她记起了她们初次会见时表露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圆圆的、善良的脸上的纯真喜悦;她记起她们怎样秘密商量,怎样计划诱导病人丢开禁止他从事的工作,拉他一同到户外去散步;她记起了叫她做“我的基蒂”,她不在就不肯躺下睡觉的那个顶小的男孩对她多么依恋。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接着她记起了彼得罗夫那穿着褐色上衣的消瘦憔悴的姿容,长长的脖颈,稀疏的鬈发,一双询问般的碧蓝眼睛,那眼睛基蒂初看见时感到那么可怕,还有他竭力在她面前装得健壮和活泼的病态挣扎。她记起了开头她是怎样努力克制着她对他,像对一切肺病患者一样感到的厌恶,以及怎样煞费苦心找话跟他谈。她记起了他凝视她时那种胆怯的、感动的眼色,她感到的怜悯、不安和随之而来的意识到自己的善行的奇异心情。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但是那一切都是起初的事情。现在,几天以前,一切都突然破坏了。安娜·帕夫洛夫娜用虚情假意的亲热迎接基蒂,不断地观察她和她丈夫。
她走近时他表露出的那种感动的喜悦,难道竟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冷淡的原因吗?
“是,”她回想着,“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些不自然,而且完全不像她的善良的性情,她前天生气地说:‘看吧,他总算把您等来了,您不在他不肯喝咖啡,虽说他已衰弱到这种地步了。’”
“是的,也许,当我把毛毯递给他的时候她也很不高兴。那本来不算一回事,但是他那么过意不去地接过去,而且感谢了我那么久,弄得我也不好意思了。还有他给我画得那么出色的肖像。尤其是那惶惑而温柔的眼光!是,是,一定是的!”基蒂恐怖地暗自重复说。“不,这是不会的,这是不应该有的!他是多么可怜啊!”她随即对自己说。
这种疑惑把她的新生活的魅力毁坏了。
三十四
在温泉疗养季节快结束的时候,谢尔巴茨基公爵从卡尔斯巴德到巴敦和启星根①去看望了俄国朋友——像他所谓的去呼吸俄国的空气——以后,就回到家里人身边了——
①巴敦和启星根均德国地名,为有名的温泉。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于国外生活的见解是完全相反的。公爵夫人觉得一切都很美满,尽管她在俄国社会里有她的确定不移的地位,但她在国外却竭力想装得像一位西欧的太太,其实她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位典型的俄国太太,——因此她矫揉造作,很不自在。相反地,公爵觉得国外的一切都是可憎的,讨厌欧洲的生活,保持着自己的俄国习惯,并且在国外故意要显得比他实际上的样子更不像西欧人。
公爵回来时显得瘦了,两颊的皮肤松软了,但是他的心情却顶愉快。当他看见基蒂完全复原了的时候,他的心情就更愉快了。基蒂同施塔尔夫人和瓦莲卡友好的消息,和公爵夫人述说的她观察到基蒂心中起了某种变化的消息扰乱了公爵,引起了他对于一切引诱他女儿离开他的东西一向怀着的嫉妒心情,引起了他的恐惧,唯恐他女儿摆脱他的影响,而进入他所不能达到的境地。但是这些不愉快的消息通通淹没在像海洋一样的善良和愉快的心情里了,公爵向来是善良和愉快的,他游历了卡尔斯巴德温泉回来就更是如此了。
在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长大衣,脸上带着俄国人的皱纹,浆硬的领子撑住微微鼓胀的两颊,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女儿一同到浴场去。
是一个明媚的清晨:整洁的、愉快的、有小花园的房子,红脸、赤胳臂、喝足了啤酒、快活地工作着的德国女仆的姿影,灿烂的阳光,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但是他们越走近浴场,就越加频繁地遇见病人,这些病人的样子在有秩序的德国生活的日常状态中显得更加可怜。基蒂对这种鲜明对照已不感到惊异了。明朗的阳光,葱茏的绿树,音乐的声音对于她来说是这些熟识的人的天然背景,在这些人身上,像她所看到的,总是起着不是变好就是变坏的变化。但是在公爵着来,六月早晨的明朗和愉悦,奏着流行的欢快的华尔兹舞曲的乐队的声音,尤其是健壮的女仆的姿影,和这些从欧洲各处聚拢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联系在一起,好像有些不协调而又很可怕。
公爵和他的爱女挽臂而行,虽然觉得自豪,而且好像恢复了青春一样,但是他却为他的有力步伐和粗壮四肢而感到不安,他几乎有点害羞了。他差不多感到好像是一个在众人前面赤身露体的人一样。
“把我介绍给你的新朋友们吧,”他对女儿说,用胳臂肘挟紧她的胳臂,“因为治好了你的病,我连那讨厌的苏登温泉也喜欢起来了呢。只是这里阴郁,阴郁得很啊。那是谁?”
基蒂一一说出他们所遇见的、她熟识的和不熟识的人们的名字。在花园入口,他们遇见盲妇伯尔特夫人和她的带路人,公爵看见这位年老的法国妇人一听到基蒂的声音就喜笑颜开,很是高兴。她立刻用法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过分的殷勤和他攀谈起来,称赞他有这么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基蒂捧上了天,管她叫宝贝、珍珠、安慰的天使。
“哦,那么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微笑着说。“她管瓦莲卡小姐叫做第一号天使哩。”
“啊,Mademoiselle瓦莲卡,她可真是一位天使呢,allez①,”伯尔特夫人接上说——
①法语:真是的。
在回廊里他们遇见了瓦莲卡本人。她拿了一只雅致的红色小提包匆忙地向他们走来。
“您看,爸爸回来了,”基蒂对她说。
瓦莲卡做了一个介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就像她做别的任何事情一样单纯而自然——就立刻和公爵攀谈起来,又大方,又自然,就像她和旁的任何人谈话一样。
“当然我知道您,我对您知道得很清楚呢,”公爵对她说,流露出一丝微笑,基蒂根据那微笑看出来她父亲喜欢她的朋友,觉得非常高兴。“您这么匆匆忙忙地到什么地方去呢?”
“Maman在这儿,”她转向基蒂说。“她整整一晚上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把她的针线活给她拿去。”
“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吗?”公爵在瓦莲卡走开去的时候说。
基蒂看出她父亲本来想嘲笑一下瓦莲卡的,但是因为他喜欢她而不能那样做。
“哦,这样我们可以看见你所有的朋友了,”他继续说,“甚至施塔尔夫人,假使她还会屈尊认我的话。”
“怎么,难道你原来认识她吗,爸爸?”基蒂看见提起施塔尔夫人的名字时,公爵的眼睛就燃烧着嘲弄的火焰,于是惴惴不安地问。
“我原来认识她丈夫,和她也有点儿认识,在她加入虔诚派①以前。”——
①虔诚主义是一种宗教学说,认为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内心笃信宗教,而不是外表的宗教仪式。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虔诚主义就在俄国宫廷范围内传播,与极端狂热、残酷及“坏脾气”的表现并存。因此“虔诚主义”一字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什么叫虔诚派呢,爸爸?”基蒂问,发觉在施塔尔夫人心中她那么重视的东西居然有个名称,不禁吃惊了。
“我自己也不很知道哩。我只知道她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不幸都要感谢上帝,连她丈夫死了也要感谢上帝。说来也有点好笑,他们俩总是合不来。”
“那是谁?一副多可怜的面孔!”他问,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一条在他那瘦长的腿上揉成了奇异折痕的白裤子,坐在长凳上。
这人把草帽举到他的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了被帽子压得而病态地发红的高高的前额。
“那是画家彼得罗夫,”基蒂回答,脸红了。“那是他的妻子,”她补充说,指着安娜·帕夫洛夫娜,她就在他们走近的时候,显然是故意地跟着一个沿小路跑去的小孩走开了。
“可怜的人!他的面孔多么可爱啊!”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走到他面前去?他要和你说话的样子呢。”
“哦,那么我们就去吧,”基蒂说,断然地掉转身来。“您今天觉得怎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拄着手杖,羞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自己来介绍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来哩,公爵小姐,”他对基蒂说。
他说话的时候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动作,竭力想要装得好像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来的,但是瓦莲卡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捎话说你们不去了。”
“不去了?”彼得罗夫说,涨红了脸,于是立刻咳嗽起来,用眼光四处寻找他的妻子。“安尼达!安尼达①!”他叫,他的细瘦的雪白脖颈上的青筋涨得像绳索一样——
①安尼达是安娜的小名。
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他生气地低声说,发不出声音来。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浮上完全不像她以前的态度,露出假笑。“很高兴认识您,”她向公爵说。
“大家老早就等着您呢,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画家又一次沙哑地、更生气地低声说,显然因为他的声音少气无力,使他未能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而冒火了。
“啊哟!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哩,”他妻子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他咳嗽着,挥着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和他女儿一道走开了。
“唉!唉!”他深深叹息着。“啊,可怜的人!”
“是呀,爸爸,”基蒂回答。“你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仆人,差不多一点财产也没有。他从学院领一点钱。”她兴奋地继续说,竭力想消除由于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的态度的奇异变化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苦恼。
“啊,施塔尔夫人来了,”基蒂说,指着一辆轮椅。在轮椅里,靠在枕头上,一个包在灰色和青色东西里的物体躺在阳伞下。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在她背后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阴郁而强壮的德国工人。在她旁边站着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瑞典的伯爵,基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周围徘徊着,凝视着这位太太,好像她是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公爵走近她。基蒂立刻又在他的眼睛里觉察出了那使她慌乱的嘲弄的火焰。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极其斯文、极其殷勤地,用现在很少人能够讲的那样优美的法语向她招呼。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为了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厚意,不能不使您回想起来呢,”他说,脱下帽子,再没有戴上。
“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向他抬起她那天使般的眼睛,基蒂在那眼神里觉察出烦恼的神色。
“看到您,高兴得很!您的女儿,我真是喜欢极了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的,我也惯了,”施塔尔夫人说,她把公爵介绍给瑞典的伯爵。
“您差不多完全没有变啊,”公爵对她说。”我没有荣幸看见您已经有十年、十一年了呢。”
“是的,上帝赐给人苦难,也赐给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人常常奇怪苟延残喘地活着有什么目的呢?……那边!”她恼怨地对瓦莲卡说,因为瓦莲卡没有如她的意把毛毯盖住她的脚。
“大概是行善吧,”公爵眼睛里含着笑意说。
“那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施塔尔夫人说,觉出了公爵脸上的微妙表情。“那么,您把那本书送给我吗,亲爱的伯爵?
我谢谢您呢。”她转向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叫了一声,于是向施塔尔夫人鞠了躬,就同他的女儿和加入他们之中的莫斯科上校一道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带着讥讽的意味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和他结交而对她不满。
“她还跟从前一样哩,”公爵回答。
“在她生病之前您认识她吗——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
“是的。我看到她躺倒的,”公爵说。
“据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她不起床,因为她的腿太短了。她的样子长得丑极了。”
“爸爸,决不会的!”基蒂叫着。
“恶嘴毒舌的人都这么说,我的亲爱的。而你的瓦莲卡可够受罪的,”他补充说。“啊,这些生病的太太们!”
“啊,不,爸爸!”基蒂热忱地反对着。“瓦莲卡很崇拜她。而且她做了那么多好事!随便问哪个人吧!没有人不知道她和阿琳的。”
“也许是这样,”他说,用胳膊肘挟紧她的胳膊。“但是做了好事,问什么人,什么人都不知道,那就更好呢。”
基蒂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她没有话可说了,而是因为她连在她父亲面前也不愿泄露她的秘密思想。但是,说也奇怪,虽然她下决心不受她父亲的见解的影响,不让他踏入她内心的圣地,但是她却感到她整整一个月来怀藏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像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由被人任意抛掷的衣服所构成的奇幻人形,当人看出来躺在那里的只是一件衣服的时候,就会消逝一样。剩下的只是一个短腿的妇人,她因为生得难看而终年躺在床上,而且为了没有如她的意给她盖上毛毯就折磨那个可怜的任劳任怨的瓦莲卡。无论怎么拼命想像,基蒂也不能把以前的施塔尔夫人唤回来了。
三十五
公爵把他的愉快心情感染了自己家里的人和朋友们,甚至谢尔巴茨基一家下榻的德国旅馆的店主。
和基蒂一道从浴场回来以后,公爵邀请上校、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和瓦莲卡一同来喝咖啡,吩咐把桌椅搬到花园里栗树下面,在那里摆早饭。旅馆主人和仆人也都受到他的愉快心情的影响而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大方;半个钟头以后,住在楼上那位从汉堡来的生病的医生羡慕地从窗口眺望着聚在栗树下面的那一群兴高采烈的健康的俄国人。在树叶投下的摇曳的阴影的圆圈里,在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奶油、干酪和冷野味的桌旁,坐着公爵夫人,她戴着缀着淡紫色丝带的帽子,在分一杯杯咖啡和奶油面包。那一头坐着公爵,他大吃特吃,高声而又愉快地谈着话。公爵把他买的东西陈列在身旁,有雕花木匣、玩具、各式各样的裁纸刀,他每到一处温泉就要买许多这样的东西;他把它们分赠给大家,连女仆丽珊和旅馆主人都有一份,他用可笑的蹩脚德语和旅馆主人说笑话,向他肯定说医治好基蒂的不是温泉而是他的出色烹调,特别是他的梅汤。公爵夫人嘲笑她丈夫的俄国习气,但是自从她来到温泉以后她从来没有这么活泼和愉快过。上校听到公爵说笑话照例微笑,但是关于欧洲,他自信是素有研究的,他总是站在公爵夫人一边。好心肠的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每听到公爵说一句有趣的话,就捧腹大笑,就连瓦莲卡也被公爵的笑话引起的轻微而富于感染性的笑声弄得无可奈何,这是基蒂以前所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得基蒂快乐,但是她总不能宽下心来。她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对她那么向往的生活所表示的诙谐看法无意中向她提出了问题,使她无法解决。这个疑团之上又加上她和彼得罗夫家的关系的变化,那变化今天是那么明显地和不愉快地显示了出来。大家都很愉快,但是基蒂却愉快不起来,而这就更使她苦恼。她怀着好像幼年时她挨罚关在自己房间里听着外面她姐姐们的快乐笑声时体验到的那样的感觉。
“哦,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吗?”公爵夫人说,微笑着,把一杯咖啡递给她丈夫。
“出去散散步,走到商店面前,他们就向你兜揽起生意来。‘Erlaucht,Excellenz,Durchlaucht’①地叫。他们一叫‘Durchlacuht’,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十个塔勒②就花掉了。”——
①德语:大人,阁下,殿下。
②塔勒是德国的一种银币。
“原来只是因为无聊的缘故,”公爵夫人说。
“自然是因为无聊了。这么无聊,亲爱的,可真不知道怎样消遣呢。”
“您怎么也会感到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趣的东西多得很啦,”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说。
“但是有趣的东西我通通知道:梅汤我知道,豌豆腊肠我也知道。我通通知道呢。”
“不,无论您怎样说,公爵,他们的各种设施是有趣的,”
上校说。
“可是有什么趣呢?他们都好像臭铜钱那样得意;他们征服了一切人。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什么人也没有征服;我不能不亲自脱靴子,是的,而且亲自把它们放到门外,不能不一早就起来,马上穿上衣服,走到餐室去喝很难喝的茶!在家里可就不同啦!你从从容容起来,为什么不如意的事生一会儿气,埋怨一两句,就又平静下来。你有时间思索一切,不慌不忙的。”
“但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您忘记了这句话吧,”上校说。
“那也要看情形!有的时候为了五十个戈比就可以牺牲一个月,有的时候无论出多少钱也不能牺牲半个钟头。不是吗,卡坚卡?怎么的?你为什么郁郁不乐呢?”
“我没有什么。”
“您要到哪里去?再坐一会吧,”他对瓦莲卡说。
“我要回家了,”瓦莲卡站起来说,她又咯咯地笑起来了。
当她收敛了笑容的时候,她告辞了,就走进屋里去取帽子。
基蒂跟随着她。在她看来好像连瓦莲卡都有些异样了。她并没有变坏,只是和她以前所想像的两样了。
“啊哟!我好久没有这样大笑过了呢!”瓦莲卡说,收拾起她的伞和提包。“他多慈爱,您父亲!”
基蒂沉默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什么时候再见您呢?”瓦莲卡问。
“Maman打算到彼得罗夫家去看看。您不到那里去吗?”
基蒂说,试探着瓦莲卡。
“去的,”瓦莲卡回答。“他们准备走了,所以我答应去帮他们收拾行李。”
“那么我也来吧。”
“不,您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基蒂说,睁大了眼睛,抓住瓦莲卡的伞,不让她走。“不,等一等,为什么不呢?”
“啊,没有什么;您父亲回来了,而且您去帮忙,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安哩。”
“不,告诉我您为什么不愿意我常去彼得罗夫家?难道您不愿意我去吗?为什么不呢?”
“我并没有那样说,”瓦莲卡镇静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吧!”
“通通告诉您?”瓦莲卡问。
“通通!通通!”基蒂应声说。
“哦,实在说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只是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画家的名字)本来早就打算走的,可是现在他又不愿意走了,”瓦莲卡微笑着说。
“哦,哦!”基蒂性急地催促着,忧郁地望着瓦莲卡。
“哦,不知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他不愿意走是因为您在这里的缘故。自然,这是无稽之谈,但是为了这个,为了您,夫妻两个吵了一架。您知道这些病人是多么爱发脾气呀。”
基蒂把眉头皱得更紧,依然沉默着,瓦莲卡一个人说下去,竭力想使她消气或安慰她,而且预料到一阵风暴要来了——是眼泪呢还是言语,她不知道。
“所以您还是不要去的好……您明白吧,您不会生气吧?
……”
“我自己活该!我自己活该!”基蒂连忙叫道,从瓦莲卡手里夺过伞来,避而不望着她朋友的眼睛。
瓦莲卡看到她那小孩子般的怒气真要笑了,但是她怕伤害她的感情。
“怎么是您活该呢?我真不明白,”她说。
“是我自己活该,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故意做出来的,并非出于本心。别人的事和我有什么相干呢?结果我成了吵架的原因,我做了没有人要我做的事。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虚伪!虚伪呀!”
“虚伪?为的什么目的呢?”瓦莲卡静静地说。
“啊,多么愚蠢!多么可恶呀!我毫无必要……只是虚伪!”
她一面说,一面把伞撑开又收拢。
“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要在别人,在自己,在上帝面前显得好一点;为的是要欺骗大家。不!现在我再不干这种事了。我宁可坏,但至少不是撒谎的人,不是骗子。”
“谁是骗子呢?”瓦莲卡用责备的口吻说。“您说话好像……”
但是基蒂是在勃然大怒中。她不让她说完。
“我不是说您,决不是说您。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的,是的,我知道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假如我天生坏,叫我怎么办呢?假使我不是天生坏的话,就不会这样啦。还是让我像我原来那种样子吧,但是可不要虚伪。我跟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不能变成另外的人……这完全错了,错了。”
“什么事情错了呢?”瓦莲卡迷惑地问。
“全都错了。我只能按照我的感情生活,而您却能按照原则。我只是喜欢您,而您大概是完全为了要挽救我,教导我。”
“您这话是不公平的,”瓦莲卡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别人,我是说我自己。”
“基蒂!”她们听见她母亲的声音,“来呀,把你的项链拿给你爸爸看。”
基蒂没有和她朋友和解,就带着傲慢的样子从桌上拿了放在小盒里的项链,径自到她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啦?怎么脸涨得这样红。”她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对她说。
“没有什么,”她回答。“我马上就转来,”说着她就又跑回来了。
“她还在这里,”她想。“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啊呀!我做了什么事,我说了什么话呢!我为什么让她受委屈呢?我怎么办呀?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基蒂想着,在门口站住了。
瓦莲卡戴着帽子,伞拿在手里,正在桌旁检查被基蒂弄断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瓦莲卡,饶恕我,饶恕我吧!”基蒂走上她跟前去,低低地说。“我记不得我说了些什么。我……”
“我实在不是有心伤害您,”瓦莲卡说,微笑了。
和好了。但是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在基蒂看来,她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她没有放弃她学得的一切,但是她明白了她以为能够做到如她愿望的那样,那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好像她的眼睛睁开了;她感到要置身在她希望登上的高峰而不流于虚伪和自负是多么困难。此外,她还感觉到她所处的这个充满了痛苦、疾病和垂死的人的世界是使人多么难受。她为了要使自己爱这个世界而付出的努力,她现在感觉到难以忍受了,她渴望赶快回到清新的空气中,回到俄国,回到叶尔古绍沃,她接到信知道她的多莉姐姐已经带着孩子们到叶尔古绍沃去了。
但是她对瓦莲卡的情意并没有衰减。当她道别的时候,基蒂要求她到俄国时去看望他们。
“您结婚的时候我来,”瓦莲卡说。
“我永远不结婚。”
“那么好,我永远不来。”
“那么好,我就为了这个缘故结婚吧。留心,记住您的诺言呀,”基蒂说。
医生的预言实现了。基蒂恢复了健康回到俄国。她不像从前那么快活和无忧无虑,但是平静了。她的莫斯科的忧愁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了。
第三卷
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想要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劳,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国外去,他在五月末住到乡下他弟弟这里来了。照他的意见,最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他现在就是到他弟弟这里来享受这种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看见他来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今年夏天,他已经不期望他的尼古拉哥哥来了。但是尽管他对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怀着敬爱的心情,列文在乡下和他哥哥一起还是感觉得不舒服的。看着他哥哥对乡村的态度就使他不舒服,简直是使他恼怒。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是生活的地方,欢喜、悲衷、劳动的地方;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一方面是劳动后的休息场所,另一方面是消除城市的腐败影响的有效解毒剂,他相信那解毒剂的功效而乐于服用它。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的好处就在于它是劳动的场所,劳动的好处是无可置疑的;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特别好却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而且又宜于无所事事。此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的态度也有几分使康斯里丁·列文恼怒。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说他了解而且爱护农民,他时常和农民们攀谈,他懂得怎样谈法,不摆架子,也不装模作样,从每次这样的谈话中,他都引伸出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结论,证实他是了解他们的。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对农民抱这样的态度。对康斯坦丁说来,农民只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虽然他对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虽然他作为一个共同工作者,常常赞叹这些人的气力、温顺和公正,但是当共同劳动要求别的品质的时候,他对农民的粗心、懒散、酗酒和说谎,就往往激怒了。要是有人问他喜不喜欢农民,康斯坦丁·列文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他对农民恰如他对一般的人一样,又喜欢又不喜欢。自然,以他这样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对一般人是喜欢比不喜欢的成分居多,对农民也是一样。但是他不能把农民当作什么特殊的人物来爱憎,因为他不只是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和他们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农民中的一份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而且,虽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的资格,特别是以顾问的资格(农民们信赖他,他们从四十里远的地方来求教于他),和农民们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对于农民还是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有人问他理解不理解农民,他还会像有人问他喜不喜欢他们一样茫然不知所答。说他理解农民,在他看来就等于说他理解一般人一样。他不断地观察和理解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他认为善良而有趣的农民,他不断地发现他们新的特点,改变自己以前对他们的看法,形成新的观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恰好相反。恰如他以田园生活和他所不爱好的生活相对照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一样,他以农民和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相对照而喜欢农民,把农民理解成和一般人截然相反的了。在他那很有条理的头脑里对农民生活清楚地形成了一定的看法,那一部分是由于生活本身,而主要地却是由于和别的生活方式相对照而推论出来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农民的看法和他对他们抱着的同情态度。
在议论农民时兄弟间发生的争论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战胜他的弟弟,正是因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对于他们的性格、特长和趣味有固定的看法,而康斯坦丁·列文关于这个问题却没有坚定不移的意见,因此在他们的辩论中康斯坦丁就经常陷于自相矛盾中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中,他弟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的心放得正(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但是他的头脑,虽然相当敏捷,却太容易受一时的印象所影响,因而充满矛盾。以长兄的恳切,他有时向他解释事物的真谛,但是他和他争辩得不到乐趣,因为征服他是太容易了。
康斯坦丁·列文把他哥哥看成是一个才智过人和修养很高的人,十分高尚,而且赋有一种献身公益事业的特殊能力。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年纪越大以及了解他哥哥越深,他就越发常常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完全缺少的这种从事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并不是什么美德,反倒是缺乏什么东西——不是缺乏善良的、正直的、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生命力,缺乏所谓激情这种东西,缺乏可以使人从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无数人生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只憧憬这一条的那股热劲。他对哥哥了解得越深,他就越注意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旁的许多献身公益事业的人并不是衷心关怀公益,而是从理性上推论出致力于公益事业是正当的事情,因而就致力于这些事业了。使列文更加强这个信念的,是他观察出来他哥哥对于公益的问题或是灵魂不灭的问题并不比对象棋问题或新机械的精巧构造更为关心。
除此以外,康斯坦丁·列文和他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舒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在乡下列文正忙于农事,要做完一切该做的事,漫长的夏日还不够用,而谢尔蓝·伊万诺维奇却在休养。但是虽然他正在休养,那就是说,他没有写作,他却这样习惯于脑力活动,他喜欢把涌上脑海的思想用优美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喜欢有人倾听。他的最经常的、最自然的听众就是他弟弟。因此,不论他们的关系多么亲近,康斯坦丁丢下他一个人还是感到不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喜欢仰卧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懒懒地闲谈着。
“你不会相信,”他对他弟弟说,“这种田园式的懒散对于我是怎样的一种快乐。脑子里没有一个念头,空虚得一无所有!”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坐着听他闲聊感觉到很沉闷,特别因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他们就会把肥料运到没有犁过的田里,要是不在那里监督着,天知道他们会把肥料撒在什么地方;而且犁铧也不会拧紧,却会让它脱落掉,过后他们还会说新式犁是愚蠢的发明,没有老式安德列夫纳犁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哦,这样热的天,你走动得够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说。
“不,我还得到账房去一下,”列文回答,就跑到农场去了。
二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意外事,老乳母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了一瓶刚腌好的菌子送到地窖去的时候,滑了一下,跌倒了,跌伤了腕关节。当地医生,一位健谈的年轻的刚毕业的医学生,来给她诊治。他检查了腕关节,说她并没有脱臼,就给她扎上了绷带,留下吃了午饭,很高兴有和鼎鼎大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谈话的机缘,为了表示他对于事物的进步的见解,告诉了他地方上的一切流言蜚语,抱怨县议会所陷入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留心地倾听着,问他问题,因为有新的听众在场兴奋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发表了几点切中要害和很有分量的意见,博得了年轻医生的敬佩,立刻陷入了他弟弟所熟悉的那种总是随着出色的热烈谈话之后而来的兴奋心情。医生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带了钓竿到河边去。他爱好钓鱼,而且好像以能够喜欢这种无聊的玩意而自豪。
康斯坦丁·列文需要去巡视耕地和草场,就提议套上马车顺路把他哥哥送去。
这是一年中正值夏季转折点的时节,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成定局,要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割草了;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麦穗还没有饱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麦浪随风波动;那时节,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竖立在播种迟了的田野上;那时节,早种的荞麦铺展开,盖没了地面;那时节,被家畜践踏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休耕地已经翻耕了一半,仅仅残留下没有翻耕过的小路;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在低地上河畔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开镰收割,在草原上黑魆魆地四处混杂着除去杂草的一堆堆酸模草的茎秆。
在农作中,这是一年一度的、需要农民倾注全力的收获前的短短的休息时节。丰收在望,明朗炎热的夏日和短促多露的夜晚到来了。
两兄弟到草场去必须穿过树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路赞赏着枝叶繁茂的树林之美,向他弟弟时而指着一棵背荫那边显得非常黑暗、缀满黄色托叶、含苞欲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着像绿宝石一般闪烁着的、今年新生的幼树嫩芽。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说、也不喜欢听人讲自然的美。言语在他看来好像损坏了他所见的事物之美。他附和着他哥哥说的话,但是他情不自禁想别的事情上去了。当他们驶出树林的时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住了,休耕地里有的地方被草渲染成了黄色,有的地方被践踏和被犁沟割裂,有的地方点缀着成堆的肥料,有的地方翻耕过了。一串大车从田间驶过。列文数着车辆,看到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运出来了,觉得很高兴。看见草场的时候,他的思想就转移到割草的问题上去了。一想到割草他总是感觉到特别激动。到了草场,列文勒住了马。
朝露还残留在繁密草丛的根株上,为了不把脚弄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求他弟弟驱车驶过草场,一直驶到可以钓到鲈鱼的柳树那里。康斯坦丁·列文虽然觉得把草压坏很可惜,但是他仍然驶进了草场。长长的草柔软地缠绕住车轮和马蹄。把种籽粘在潮湿的车辐和车毂上面了。
哥哥坐在灌木丛下整理钓鱼用具,列文把马牵开去,拴起来,就走进风都吹不动的、辽阔的、灰绿色的、像海洋一般的草场里去了。结着成熟种子的、像丝样柔软的草在春季被水淹过的地方差不多长得齐腰深。
穿过草场,康斯坦丁·列文走到路上,遇见一个肩上掮着一只蜂箱,两眼浮肿的老头子。
“怎样,捉到一窝离巢的蜜蜂吗,福米奇?”他问。
“哪里捉得到,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们只要能保得住自己的就好啦!这是第二次离巢了……亏得孩子们捉回来了。他们正在犁您的地,卸下马,就骑上马去追……”
“哦,你看怎样,福米寄——就动手割草呢,还是再稍微等一等?”
“哦,哦。按照我们的习惯要等到圣彼得节哩。但是您总是割得早一点。哦,为什么不呢,上帝保佑,干草好极了。够给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气怎样?”
“那可要听天由命。也许会晴下去的。”
列文向他哥哥走去。毁灭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都没有钓到,但是他并不觉得厌倦,而且似乎兴致很好。列文看出他因为同医生的谈话而兴奋起来,很想要谈谈话了。相反地,列文却只想尽可能地快回家去,以便吩咐召集明天的割草人和解决他时时挂在心上的割草问题。
“哦,我们走吧,”他说。
“为什么这样急?我们再待一会吧。但是你怎么湿得这样啊!虽然什么都没有钓到,还是愉快得很。渔猎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和大自然接触。这种钢灰色的水多么美丽呀!”他说。
“长满青草的河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来——你知道吗?草对水说:‘我们颤动,我们颤动。’”
“我不知道这个谜,”列文懒懒地回答。
三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照那位医生对我说的,县里的事简直糟到极点了;那医生是个聪明人呢。我以前也对你说过,我现在还要对你说,不出席会议,完全不管县议会的事,是不对的。假如公正的人都退到一边,当然一切都会弄得很糟糕。我们出的钱通通用做薪金,但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哦,我试过,你知道,”列文慢吞吞地不愿意地说,“但是我不能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你怎么会不能够呢?我承认我不明白。我不承认你不关心或是没有能力;难道完全是因为懒惰吗?”
“通通不是。我试过,但是我看出来我什么也不能够做,”
列文说。
他不大注意哥哥说的话。望着河对岸的耕地,他看出有一团黑的东西,但是他分辨不清是马呢还是骑在马上的管家。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呢?你尝试过,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见解你觉得失败了,于是你就灰心了。你怎么这样缺少雄心呢?”
“雄心!”列文说,被他哥哥的话刺伤了。“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他们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而我不懂,那才会产生雄心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首先要相信他干这种事确有相当的才干,尤其要相信这种事确实很重要。”
“什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感兴味的事情,他弟弟竟毫不重视,这可刺伤了他的心,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弟弟显然几乎没有注意听他的话。
“我不觉得重要,这件事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有什么办法呢?”列文回答,认清了他看见的是管家,而且好像管家让农民们离开了耕地。他们正在翻转犁头。“难道他们犁完了吗?”他想。
“哦,不过你且听一听,”长兄说,他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凡事总有个限度。要做个独特的、真诚的人,憎恶虚伪,这都是很好的——这我全知道;但是实在,你说的话不是没有意思,就是意思很坏。你是声称爱农民的,那么你怎么可以不看重他们的死活……”
“我从来没有这样声称过,”康斯坦丁·列文想。
“……看着他们无依无靠地死去呢?无知的农妇饿死小孩,农民停滞在愚昧里,听凭每个乡村文书的摆布,而你有力量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你觉得这不重要。”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叫他两者之中必择其一:或者你是这样智力不发达,弄不明白你能够做的事;或者是你不愿为此牺牲你的安逸、你的虚荣,或别的什么。
康斯坦丁·列文感觉到他除了屈服,或者是承认自己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而这就羞辱了他,伤害了他的感情。
“两者都有,”他决然地说。“我不觉得这是可能的……”
“什么?合理地分配一下金钱作为医疗之用,也是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我觉得……这地方周围四千平方里,有融雪的积水,有暴风雪,有田里的工作,要供给全区的医疗,我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根本不相信医药。”
“喂,对不起;这是不公平的……我可以向你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但是学校总得有吧。”
“为什么要有学校?”
“你是什么意思?难道对于教育的效用也怀疑吗?假使对你有用,对大家也有用。”
康斯坦丁感到自己精神上是被逼到绝境了,因此他激动起来,不觉说出了他不关心公共事业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为设立医疗所和学校这些事操心呢?医疗所对于我永远不会有用处,至于学校,我也决不会送我的儿女上学校去读书,农民也不见得愿意送他们的儿女上学校去,而且我还不十分相信应该送他们去读书。”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到这种出人意外的观点一时愣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进攻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拉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而后带着微笑转向他弟弟。
“哦,你看……第一,医疗所是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为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了当地的医生来。”
“啊,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辈子都不会直了。”
“那还难说……其次,会读书写字的农民像工人一样对于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吧,”康斯坦丁·列文断然地说,“会读书写字的人做工人更坏得多。修路不会;修桥的时候就偷桥梁。”
“但问题不在这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说话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欢辩论不断地变换论据,引出新的不连贯的论点,使人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不过,你承不承认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认,”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于是他立刻意识到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觉到假使他承认这点,那就会证明他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信口开河。他还不知道会怎样证明,但是他知道这准会在逻辑上向他证明的,他就等待着那个证明。
结果论证竟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假如你承认教育是福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关怀这种事业,对这种事业寄予同情,而且渴望为这种事业努力。”
“但是我还是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康斯坦丁说,微微地涨红了脸。
“什么!但是你刚才还说……”
“那就是说,我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也不承认能办得到。”
“你没有试验过,又怎么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样,”列文说,虽然他完全没有那样假定,“假定是那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操心。”
“怎么这样说?”
“不,我们既然在讨论,就请你从哲学的观点向我解释一下吧,”列文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口吻在列文听来好像是简直不承认他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么我告诉你吧,”他激昂地说。“我以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我作为一个贵族,在现在的地方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善,而且也不会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马也可以载着我奔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决不求助于他,也决不会求助于他。学校对于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在我看来,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坐车进城,和臭虫同床而眠,听各种胡言乱语、不堪入耳的话,而个人利益决不会诱使我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插嘴说,“个人利益并没有诱使我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们却为这个努力过。”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说。“农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我们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但是做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里应当如何敷设下水道;做陪审官,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猪肉的农民,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人和原告的各种胡言乱语,裁判长审问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偷腌猪肉的事实吗?’‘呃?’”
康斯坦丁·列文说得忘乎所以了,开始摹拟着裁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样;在他看来这些话都说得很中肯。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青年近卫军
“哦,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说和就……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我无论何时都会用全力保卫的;当他们搜查我们学生,警察检查我们的信件的时候,我甘愿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兵役的义务,那是关系我的儿女、兄弟和我自己命运的,我是了解的;凡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都愿意加以考虑;但是要我考虑怎样分配县议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语的水闸决了口一样滔滔不绝地谈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
“但是也许明天就要轮到你受审讯;难道在旧刑事裁判所受审讯更合你的口味吗?”
“我不会受到审讯。我不谋杀人所以没有那样做的必要。哦,我告诉你吧,”他继续说,又离题了。“我们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这类设施——正如三一节①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林一样,但我可不能热心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树枝。”——
①三一节,耶稣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耸耸肩,以此表示他很诧异,怎么一下子又把桦树枝扯进他们的辩论里来,虽然实际上他立刻听懂了他弟弟的意思。
“对不起,你也知道这样辩论是不成的啊,”他批评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他对公益事业缺少热心的缺点辩护,这个缺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继续说下去:“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真理,”他说,用断然的语调重复着哲学的这个字眼,好像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谈论哲学的资格。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哦,你还是不要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发现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可缺少的联系。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不能不对你的比喻加以纠正。桦树不是插上的,有的是播种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须细心保护。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重视这些东西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配称为有历史意义的民族。”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话题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得的哲学史的范畴,一一指出他的见解的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全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我相信这在你不过是一时的错误,很快就会改正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败了,但同时他感觉得他想说的话他哥哥并没有了解,只是他不知道没有了解的原因是他没有表达清楚他的意思呢,还是他哥哥不愿或是不能够了解他。但是他没有追根究底,于是,不再反驳,他开始想到另外一件完全无关的私事上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拾起最后的钓丝,解下了马,他们就乘车走了。
四
在和他哥哥谈话的时候萦绕于列文心中的那件私事是这样一件事。去年有一次他去看割草,对管家发了脾气,他使用了他平息怒气的惯用方法,——他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一把镰刀,亲自动手割起来。
他是这样喜欢割草工作,从那次以后他亲手割了好几回;他割了房前的整个草场,今年春初以来,他就计划着整天和农民们一道去割草。从他哥哥到来以后,他就踌躇起来,不知道去割好呢还是不去割的好。整天丢下哥哥一个人,他于心不安,他又怕哥哥会为这事取笑他。但是当他走过草场,回想起割草的印象的时候,他几乎就决定要割草去了。在和哥哥激烈辩论之后,他又想到这个主意。
“我需要体力活动,要不然,我的性情一定会变坏了,”他想,于是他下定决心去割草,不管在他哥哥或是农民面前他会感到多么局促不安。
傍晚,康斯坦丁走到账房,安排好工作,差人到各村去召集明天的割草人,来割卡立诺夫草场,他的最大、最好的草场的草。
“请把我的镰刀拿给季特去,叫他磨好了明天给我,我也许要亲自去割草哩,”他说,竭力装得很安详的样子。
管家微微一笑,说:
“好的,老爷。”
晚上喝茶的时候列文对他哥哥说:
“我看天气好起来了,”他说。“明天我要开始割草了。”
“我很喜欢这种田间劳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非常喜欢。有时我亲自和农民们一起割草,明天我想要割一整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抬起头来,好奇地望着他弟弟。
“你是什么意思?像农民一样,从早到晚吗?”
“是的,这是很愉快的,”列文说。
“这当作运动好极了,只怕你受不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点不带讥刺地说。
“我试过的。开头有点困难,但是过后就惯了。我相信我不会落后的……”
“原来这样!可是告诉我,农民们对这个怎样看法呢?我猜想他们一定会笑他们的主人是个怪物吧。”
“不,我不这样想;但那是那么令人愉快、同时又是那样艰苦的劳动,人们无暇想到这些。”
“但是你和他们一道,吃午饭怎么办呢?把你的红葡萄酒和烤火鸡送到那里未免有点儿尴尬吧。”
“不,他们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回来一趟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康斯坦丁·列文起得比平常早,但是他为了安排农场上的事耽搁了一会儿,当他到草场的时候,割草人已经在割第二排了。
从高坡上他可以看到下面草场有阴影的、割了草的那部分草场,那儿有一堆堆灰色的草,还有割草人在开始刈割的地方脱下的黑魆魆的一堆上衣。
渐渐地,当他驰近草场的时候,可以望见农民们,有的穿着上衣,有的只穿着衬衫,连成一串地在割草,用各自不同的姿势挥动着镰刀。他数了数,一共是四十二个人。
他们在草场上高低不平的低处慢慢地刈割,那里曾经是一个堤坝。列文认出了几个他自己的人。这里,穿着白色长衬衫的叶尔米尔老头弯着腰在挥着镰刀;那里,曾经做过列文马车夫的年轻小伙子瓦西卡把一排排的草一扫而光。这里,还有季特,列文割草的师傅,一个瘦小的农民。他在顶前面,大刀阔斧地割着,连腰也不弯,好像是在舞弄着镰刀一样。
列文下了马,把马系在路旁,走到季特面前,季特从灌木丛里取出第二把镰刀,递给他。
“弄好了,老爷;它像剃刀一样,自己会割哩,”季特说,带着微笑脱下帽子,把镰刀交给他。
列文接了镰刀,试了试。当他们割完一排的时候,割草的人们,流着汗,愉快地、一个跟一个地走到路上来,微笑着和主人招呼。他们都盯着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开口,直到一个高个子、满脸皱纹、没有胡须、身穿羊毛短衫的老头儿走到路上,向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这才说起话来。
“当心,老爷,一不做,二不休,可不要掉队啊!”他说,列文听到割草的人们中间压抑住的笑声。
“我竭力不掉队就是了,”他说,站在季特背后,等待着开始割的时间。
“当心,”老头子重复说。
季特让出地位,列文就在他背后开始了。路边的草是短而坚韧的,列文很久没有割草,又被那么多眼睛注视着,弄得很狼狈,开头割得很坏,虽然他使劲挥动着镰刀。他听到背后议论的声音:
“没有装好呢,镰刀把太高了;你看他的腰弯成那样,”有人说。
“拿近刀口一点就好了,”另一个说。
“不要紧,他会顺手的,”老头子继续说。“他开了头了……你割得太宽了,会弄得精疲力竭呢……主人的确为自己尽了力了!但是你看草还是没有割干净哩。这种样子,要是我们的话,是一定要挨骂的呀!”
草渐渐柔软了,听着他们的话,列文没有回答,跟着季特,尽力割得好一点。他们前进了一百步。季特继续前进,没有停步,也没有露出丝毫疲惫的样子;但是列文已经开始担心他要支持不下去了,他是这样地疲倦。
他一面挥动着镰刀,一面感觉得他的气力已经使尽了,下了决心要季特停下来。但是正在这时,季特自动停下了,弯下腰拾起一把草,擦净他的镰刀,开始磨刀。列文伸直了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向四周望了一眼。他背后走来一个农民,他显然也疲倦了,因为他等不及赶上列文就立刻停下了,开始磨他的镰刀。季特磨快了自己的和列文的镰刀,他们又继续前进。
第二次还是一样。季特连续挥着镰刀没有停过,也没有显出丝毫疲惫的样子。列文跟着他,竭力想不落在后面,他感觉到越来越吃力了;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他感觉到所有力气都用尽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季特又停下来磨镰刀。
就这样他们割完了第一排。这长长的一排,列文觉得特别吃力;但是当刈割完了,季特把镰刀搭在肩上,慢慢地沿着他在刈割了的草地上留下的足迹走回来,而列文也同样在他刈割的那块地面上走回来的时候,这时候,尽管汗流满面,从鼻子上滴下,把他的脊背湿透得好像浸在水里一样,他还是感到非常愉快。特别使他高兴的是现在他知道他支持得了。
只有一件事使他扫兴,就是他那一排割得不好。“我要少动胳膊,多用整个身子,”他想,拿季特那看去像切齐了一样的一排,和自己那满地是草,参差不齐的一排比较着。
如列文觉察出的,第一排,季特割得特别快,大概是想考验考验他的主人,而这一排恰巧又是很长的。往后几排就容易些了,但是列文还得使出全部力量才不致于落在农民后面。
他除了想不落在农民们后面,尽可能把工作做好以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他耳朵里只听见镰刀的飕飕声,眼前只看见季特渐渐远去的挺直的姿态,刈割了草的一片半圆形草地,在镰刀前面慢慢地像波浪一样倒下的青草和花穗,以及前面可以休息的刈幅的终点。
突然,正在工作当中,也不知是什么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感到他的热汗淋漓的肩膊上有一种愉快的凉爽感觉。他在磨刀的时候仰望了一下天空。阴沉的、低垂的乌云密布了,大颗的雨点落下来。有的农民走去拿上衣穿上;有的农民,正如列文自己一样,只耸耸肩,享受着愉快的凉意。
割完一排,又割一排。有长排和短排,草也有好有坏。列文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此刻天色是早是晚完全不知道了。他的工作开始发生了一种使他非常高兴的变化。在劳动中竟有这样的时刻,他有时忘记了他在做什么,一切他都觉得轻松自如了,在这样的时候,他那一排就割得差不多和季特的一样整齐出色了。但是他一想到他在做什么,而且开始竭力要做得好一些,他就立刻感觉到劳动很吃力,而那一排也就割得不好了。
又割了一排的时候,他本来要再开始第二排的,但是季特停下了,走到那老头跟前,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他们两人都望了望太阳。“他们在谈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接着割下去?”列文想,没有想到农民们已经刈割了四个多钟头没有休息,现在是他们吃早饭的时候了。
“吃早饭的时候了,老爷,”那老头子说。
“已经是时候了吗?好的,那么吃早饭吧。”
列文把镰刀交给季特,就和正要到放上衣的地方去拿面包的农民们一道,穿过一片被雨微微淋湿了的刈割了的草地,向他的马走去。这时他才想到他看错了天气,雨淋湿了他的干草。
“干草会给糟蹋掉呢,”他说。
“不会的,老爷;雨天割草晴天收嘛!”那老头子说。
列文解下马缰,骑马回家去喝咖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刚起来。列文喝完咖啡又回草场去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走进餐室。
五
早饭以后,列文已经不在行列中他原来的地方了,却夹在那位爱说说笑笑、请求跟他并排的老头子和一个去年秋天刚结了婚、今年夏天还是第一次割草的青年农民中间。
那老头儿挺直身子,两脚朝外撇着,跨着长长的、有规则的步伐,用一种在他似乎并不比走路时挥动两臂更费力的准确而匀称的动作走在前头,他好像在游戏一样把草铺成高高的、平整的一排排。好像并不是他在割草,而是锐利的镰刀自动地在多汁的草丛中飕飕地响着。
在列文背后的是年轻小伙子米什卡。他那可爱的、稚气的面孔,头发用新鲜的草缠住,因为使劲而抽搐着;但是每逢有人望着他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显然他宁死也不肯承认他觉得劳动很吃力。
列文夹在他们两人中间。在最炎热的时候,割草在他倒不觉得怎样辛苦。浸透全身的汁水使他感到凉爽,而那炙灼着他的背、他的头和袒露到肘节的手臂的太阳给予他的劳动以精力和韧性;那种简直忘怀自己在做什么的无意识状态的瞬间,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镰刀自动地刈割着。这是幸福的瞬间。而更愉快的瞬间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到了地头的小溪,老头子用一大把湿润的、茂盛的草揩拭着镰刀,把刀口在清澈的溪水里洗濯着,用盛磨刀石的盒子舀了一点水,请列文喝。
“我的克瓦斯①怎么样,呃?好喝吗,呃?”他眨着眼说——
①克瓦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真的,列文从来没有喝过像这种浮着绿叶、带点白铁盒子的铁锈味的温水这么可口的饮料。接着是心悦神怡的、从容的散步,一只手放在镰刀上,这时他有闲暇揩去流着的汗水,深深吸了一口空气,观望着长列的割草人以及四周的森林和田野发生的变化。
列文割得越久,他就越是频繁地感觉到那种忘我状态的瞬间,好像不是他的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自动在刈割,变成充满生命和自我意识的肉体,而且,好像施了魔法一样,不用想工作,工作竟自会有条不紊地圆满完成。这是最幸福的瞬间。
只有在他不能不中止这种已变成无意识的动作而思索的时候,在他不能不绕着小丘或是难割的酸模刈割的时候,劳动才是艰苦的。老头子却很轻松地做着这事。遇到小丘的时候,他就改变姿势,时而用靠近刀把的刀刃,时而用刀尖,以急促的突击动作从两侧去刈割小丘周围的草。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断地观着和注意呈现在他眼前的事物:有时他拾起一枚野果吃下去或是给列文吃;有时他用镰刀尖挑开小树枝;有时他去看鹌鹑的巢,鸟就从镰刀下面飞走;有时去捉路上的一条蛇,用镰刀挑起来,像用叉子叉起一样,给列文看了,就把它扔掉。
对于列文和在他背后的年轻农民,这样变换动作是困难的。他们两人都陷入一种紧张的动作中,完全沉浸在劳动的狂热里,没有一面变换动作一面贪看眼前事物的余裕。
列文没有注意到时间是怎样流逝的。要是有人问他割了多少时间,他一定会说半个钟头——而实际上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当他们踏着刈割了的草走回来的时候,老头子促使列文注意那在高高的草丛中几乎看不见的、沿着道路从四面八方向割草人走来的男孩和女孩们,他们用伸开的小胳膊抱来一袋袋面包,拿来一罐罐口上用破布塞着的克瓦斯。
“看,这些小虫子爬来了哩!”他指着他们说,用手遮住眼睛看太阳。他们又割了两排,老头子停下了。
“哦,老爷,吃午饭了!”他断然地说。割草的人们到了小河边,就跨过割了一行行草的草地,向他们放着上衣的地方走去,给他们送饭的孩子们正坐在那里等候着。农民们集合了——从远处来的聚在大车下面,近的聚在铺着草的柳树下面。
列文在他们旁边坐下;他不想走开了。
在主人面前感到拘束的心情早已消失了。农民们预备午餐。有的洗脸,年轻的在小溪里沐浴,有的在安排休息的地方,解开放面包的口袋,揭开克瓦斯罐的塞子。老头子把一片面包捏碎,放进碗里,用匙柄捣烂,从盒子里倒些水在上面,再捏一些面包进去,撒上一点盐,于是他转向东方祷告。
“哦,老爷,尝尝我的面包渣汤吧,”他说,跪在碗前。
这面包渣汤是这么甘美,竟使列文放弃了回家去吃饭的念头。他和老头子一道吃着,同他谈起家常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把自己的家事和能够引起老头子兴趣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他感觉得他对这老头子比对他哥哥还亲,由于他对这个人产生的温情不禁微笑起来。当老头又站起来,做了祷告,就用草垫在头下,在小树丛下面躺下的时候,列文也照样做了,尽管阳光下有一群群纠缠不休的苍蝇,还有小虫子叮得他那流汗的面孔和身体发痒,他依然立刻睡熟了,直到太阳偏到矮树丛那边,照到他身上的时候才醒来。老头子早已醒了,坐在那里给小伙子们磨镰刀。
列文向周围眺望,几乎不认得这地方了,一切都变得迥然不同了。大片草场被刈割了,排列着一行行的散发着芳香的草,在夕阳斜照里闪耀着一种特异的清新光辉。河畔割了草的矮树丛,以前看不见、现在却像钢铁一般闪烁着的蜿蜒的河流,站起来走动的农民们,剩下的一部分还没有刈割的草的峭壁,和在割光了草的草地上飞翔的鹞鹰——一切都是全然新奇的。列文完全醒了,他开始估量今天已经割了多少,还可以割多少。
四十二个人做了这么些工作是非常不少了。他们割了整个大草场,那在农奴时代是需要三十把镰刀割两天的。只剩下角落里很小的几片没有割完。但是列文渴望今天尽可能多割些,看见太阳那么快就西沉下去,感到十分懊恼了。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倦,他只想干得更快些,而且尽量多些。
“我们能不能把马什金高地也割了呢?——你看怎么样?”他问老头子。
“看上帝的意思吧,太阳不高了啊。给小伙子们喝点伏特加吧?”
在午后休息时间内,当他们又坐下来,而那些抽烟的人点燃了烟袋的时候,老头子对小伙子们说了:“割完马什金——大家会有伏特加喝。”
“干吗不割呢?去吧,季特!我们加劲干吧!我们可以在夜里吃饭。去吧!”大家异口同声叫着,割草的人们一边吃面包,一边走了。
“哦,小伙子们,打起精神来吧!”季特说,几乎跑步似地走在前头。
“去吧,去吧!”老头子说,在他后面赶去,一下子就追上了他。“我要打败你呢,当心呀!”
年轻的和年老的都在使劲割,好像他们在竞赛一般。但是不管他们工作得多么快,他们都没有把草损坏,一排排的草还是同样整齐而准确地摆着。角落里剩下的没有割的那部分草五分钟之内就割掉了。后面的割草人刚割完他们那几排的时候,前面的就已经把上衣搭在肩头上,穿过道路向马什金高地走去了。
当他们带着玎珰作响的磨刀石盒子走进马什金高地树木繁茂的洼地的时候,太阳已落到树梢上了。在洼地中央,草长得齐腰深,柔软的、纤细的、羽毛般的,在树林中间到处点缀着三色紫罗兰。
在简短的商议——直割呢还是横割——之后,普罗霍尔·叶尔米林走在前头;他也是一个有名的割草人,是个大个子黑头发的农民。他走上前去,又回转来,再动手刈割,于是大家排成一行跟在他后面,沿着洼地走下山坡,又走上山坡树林的边缘。太阳在树林后面落下去。露水已经降下来;割草人只有在山坡顶上才照得到太阳,但是在雾正升腾起来的山坡下边,在正对面,他们就处在凉爽的,多露的阴凉里。工作进行得很快。
散发芳香的草给割下来的时候发出汁液饱满的声音,高高地、一排一排地堆放着。从四面齐集在刈幅很短的草地上来的割草人,合着磨刀石盒子的玎珰声和镰刀的铿锵声,磨刀石的咝咝声和欢乐的叫喊声,互相催促着。
列文还是夹在年轻农民和老头子中间。老头子穿上了羊皮袄,还是那样愉快、诙谐、动作灵活。在树林中他们不断地用镰刀割掉那在多液的草丛里长得肥肥大大的所谓“白桦菌”。老头子每遇见一个菌就弯下腰,把它拾起来揣在怀里。
“又是一件送给我的老婆子的礼物呢。”他总是这样说。
刈割濡湿柔软的草虽然很容易,但沿着洼地的陡峭斜坡走上走下却是件困难的事。但是这并没有把那个老头子难倒。还是照样地挥动着镰刀,他那穿着大树皮鞋的脚迈着稳重的小步子,慢慢地爬上陡峭的斜坡,虽然他衬衣下面的松垂短裤和全身,因为吃力的缘故抖动着,但他却没有放过路上一株草或一个菌,而且还不断地跟农民们和列文说着笑话。列文走在他后面,每当他手里拿着镰刀爬上就是空着手也很难爬上去的险峻斜坡的时候,常常感觉得他一定会跌倒。但是他竟爬上去了,而且做了他必须做的事。他感到好像有一种外力在推动他。
六
马什金高地的草割完了,农民们割掉了最后一排草就穿上上衣,快活地走回家去。列文跨上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民们,向自己家里驰去。从山坡上,他回头望了一眼;他望不见他们,因为从山谷里升起的浓雾把他们遮住了;他只听见粗犷的、愉快的谈话声,笑声和镰刀的玎珰声。
当列文满身是汗,乱发粘在前额,背部和胸膛弄得又脏又湿,快乐地谈笑着,闯进他哥哥房间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早已吃过晚饭,正在自己房间里喝冰柠檬水,看刚从邮局收到的报纸杂志。
“我们把整个草场都割完了!真是好极了,妙极了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列文说,完全忘记了昨天不愉快的谈话。
“啊哟!你弄成了什么样子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最初一瞬间多少带点不满地望着他弟弟。“那扇门,把那扇门关起来呀!”他叫。“你至少带进来十只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顶讨厌苍蝇,他的房间里除了夜间从来不开窗,门总是小心地掩上。
“我敢担保一只都没有。但是假如我带进来了的话,我会捕捉的。你不会相信我今天多么快乐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好,但是你真割了一整天吗?我想你一定饿得像狼一样了吧。库兹马给你把一切都预备好了。”
“不,我倒不想吃东西。我在那里吃了点东西。但是我要去洗洗脸了。”
“好的,去吧,去吧,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一面望着他弟弟,一面摇头。“去吧,快一点,”他微笑着补充说,于是收拾起书本,他也准备走。他也突然感到很愉快,不愿离开他弟弟了。“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下雨?啊哟!几乎就下了几滴雨。我马上就来。那么你今天也过得很惬意吗?那真好极了。”说着,列文就走去换衣服了。
五分钟以后,兄弟两个在餐室里相遇了。虽然列文觉得好像并不饿,好像他坐下来吃只是为了不让库兹马扫兴,但是当他开始吃的时候,他觉得这顿饭特别鲜美可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望着他。
“啊,是的,还有你一封信呢,”他说。“库兹马,请你到下面把那封信拿来。当心要关上门呀。”
信是奥布隆斯基写来的。列文高声朗读着。奥布隆斯基从彼得堡写信说:“我接到多莉的信,她在叶尔古绍沃,一切事情都不如意。骑马去看看她吧,出出主意,帮助她一下,你是什么事都知道的。她看见你一定非常高兴。她孤零零一个人,怪可怜的。我的岳母和他们一家人现在还在国外。”“好极了!我一定要骑马去看看她,”列文说。“要不然我们一道去吧。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不是吗?”
“离这里远不远呢?”
“三十里。也许四十里吧。但是路很好走。我们可以很愉快地坐车去哩。”
“我很高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还在微笑着。
看见他弟弟的样子,他显然也立刻愉快起来。
“啊,你胃口真不坏!”他说,望着他那俯在盘子上的晒得又红又黑的面孔和脖颈。
“好极了!你真想像不到这对各种各样的愚行是多么有效的灵丹妙药。我要用一个新辞Arbeitscur①来增加医学的词汇。”——
①德语:劳动疗法。
“但是我想你并不需要这个吧。”
“不,但是各种神经性的病人却很需要呢。”
“是的,这应该试验一下。我本来打算到割草场来看你的,但是天气热得这样厉害,我走到树林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了。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就穿过树林向村子走去,遇见了你的老乳母,向她探听了农民们对你的看法。照我看来,他们并不赞成这个。她说:‘这不是老爷们干的事。’总之,我觉得在他们的观念里对于他们所说的‘老爷们做的事’是有一定的确切看法的,他们不允许老爷们越出他们心目中所定下的界限。”
“也许是这样;但无论如何这是我生平从来没有尝到过的乐趣。而且你知道,这也没有什么害处。不是吗?”列文回答。
“假使他们不高兴,那我也没有法子。不过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呃?”
“总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下去说,“我看你今天过得很满意吧?”
“真是满意得很。我们割了整个草场。我还在那里结识了一个老头子哩!你想像不出他是多么有趣啊!”
“哦,那么你今天过得很满意了。我也是呢。第一,我解决了两个象棋问题,有一个妙极了——用卒子开头的。我让你看看吧。其次,我仔细想了想我们昨天的谈话。”
“呃?我们昨天的谈话?”列文说,餐后幸福地眯缝着眼睛,大声喘着气,完全想不起他们昨天谈话的内容了。
“我想你也有几分道理。我们意见的分歧是:你把个人利益看成动力,而我却认为关心公益应当是每个有教养的人的责任。或许你说的也对,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活动也许更合心愿。你的性情,就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未免太prime-sautière①了,你要么需要强烈的、精力旺盛的活动,要么就什么都不需要。”——
①法语:容易冲动。
列文听着他哥哥说,却一句也没有听懂,而且也不想听懂。他只怕他哥哥问他问题,会看出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这就是我所想的,好弟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用手触碰他的肩。
“是的,当然啦。但是那又有什么呢!我并不固执己见哩,”
列文回答,露出惭愧的、稚气的微笑。“我争论的是什么事呢?”他想,“当然,我是对的,他也是对的,都不错呢。只是我得到账房去料理一下。”他立起来,伸了伸懒腰,微笑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微微一笑。静静的顿河
“你要出去的话,我们一道走吧。”他说,不想离开他那容光焕发、生气蓬勃的弟弟了。“哦,我们一同到账房去吧,假如你一定要去的话。”
“啊哟!”列文叫喊了一声,这么大声,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
“什么,什么事呀?”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胳臂怎样了?”列文说,在自己头上拍了一下。“我把她都忘了呢。”
“好多了。”
“哦,我还是要跑去看看她。你还没有来得及戴上帽子,我就回来了。”
他跑下楼去,靴跟噼啪地响着,就像木屐一样。
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为了完成一件最自然的重要公务到彼得堡去了,那种公务局外人虽然不了解,但是每个官场中人都很熟悉,那就是使部里注意自己,因为非此不能在官场供职。他为了举行这种仪式,携带了家里所有的钱,逍遥自在地在赛马场和别墅过日子。同时为了尽量节省开支,多莉和孩子们一道搬到乡下去。她到了叶尔古绍沃,这块地产原是她的嫁奁,今年春天卖出的树林就在这个地产上。这里离列文住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有五十里光景。
叶尔古绍沃的宏伟古老的宅邸早已拆毁了,老公爵曾把一所厢房修理好,加以扩建。二十年前,当多莉还是小孩的时候,那厢房还算是宽敞舒适的,虽然同普通厢房一样位于马车道侧面,而且不朝南。但是现在这个厢房已经破旧颓败了。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春天为了卖树林的事到那里去的时候,多莉曾请他去察看那幢房子,吩咐把必须修理的地方修理一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像所有问心有愧的丈夫一样,非常关心他妻子的舒适,他亲自去察看了那房子,并且吩咐了把他认为必要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他认为必要的事是把印花棉布重新铺在一切家具上,挂起窗帷,扫除庭园,在小池上搭一座桥,种植一些花草;但是他忘掉了许多其他必要的事情,这种疏忽后来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大大地吃了苦头。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努力想要做个关怀备至的父亲和丈夫,但他怎么也记不住他是有妻室儿女的。他有独身者的嗜好,他只想按照这种方式过活。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妻子说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房子简直是一座小乐园,劝她一定去。妻子住到乡下去,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非常惬意的:于小孩健康有益,可以节省费用,他可以更自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认为到乡下去避暑,对于小孩,尤其是对于那害过猩红热后还没有完全复原的小女孩是必要的,而当作逃避卑微的屈辱,逃避那使她痛苦不堪的欠木柴商、鱼贩、鞋匠的小笔债务的一种手段也是必要的。除此以外,她所以高兴到乡下去是因为她梦想要她妹妹基蒂住到她那里来,基蒂将在仲夏回国,医生曾嘱咐她用水浴治疗。基蒂从温泉写信来说,再没有比和多莉一道在叶尔古绍沃过夏天那么令她高兴的了,叶尔古绍沃在她们姊妹两人心里充满了童年的回忆。
乡间生活的头几天在多莉是极其困难的。她小时候曾在乡间住过,她保留下的印象就是乡间是逃避城市一切烦恼的避难所,乡下生活虽不豪华——多莉对此倒是容易迁就的——却是便宜的,舒适的:一切都充裕,一切都便宜,一切都弄得到,对孩子们也是好的。但是现在以一家的主妇来到乡下,她觉察出一切和她所想像的完全两样。
她们到达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夜里雨漏进了走廊和儿童室,以致不能不把床搬到客厅里。找不到厨娘;九头母牛,照养牛的女人说,有的快要生小牛了,有的刚刚生过头胎,其余的不是太老了,就是乳汁很少;乳酪和牛乳给小孩们吃都不够。蛋也没有。他们找不到母鸡;他们煎和煮的尽是些褐紫色的咬不动的老公鸡。找不到擦洗地板的妇人——大家都去刨马铃薯了。坐车出游也不可能,因为有一匹马很难驾驭,在车辕间暴跳着。没有洗浴的地方;整个河岸都被家畜践踏坏了,而且从大路上可以一览无遗!连散步也不可能,因为家畜从栅栏裂缝里侵入了庭园,并且有一头可怕的公牛,它吼叫着,有牴伤人的架势。没有合适的衣柜;原有的衣柜不是完全关不拢,就是人一走过就自动开开来。没有壶罐和铁锅;洗衣房没有蒸汽锅,使女房间里连熨板都没有一块。
没有得到安静和休息,倒遭遇到这一切在她看来非常可怕的困难,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头很失望。她尽力忙碌,仍然感到境况毫无希望,时时强忍着不让涌进眼里的泪水落下来。管家是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很喜欢他,因为他仪容俊秀而又恭顺服从,特地把他从看门人的地位提拔上来的,他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愁苦没有表示一点同情。他恭敬地说:“没有法子呢,农民都是那么可恶,”却没有帮她一点忙。
这种境况看来似乎毫无希望了。但是在奥布隆斯基家,也像在一般家庭里一样,有一位不惹人注目、但是最重要最有用的人物,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她安慰女主人,向她担保说一切·自·会·好·起·来·的(这是她的用语,马特维就是从她那儿学来的),于是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动手操作。
她立刻和管家的妻子有了交情,就在头一天,她和她同管家三人一道在洋槐树下喝茶,讨论着一切的事务。不久,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在洋槐树下成立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由管家的妻子、村里的长老和管账组成的,这么一来,生活上的困难就逐渐消除了,一个礼拜内一切就真的·好·起·来·了。屋顶修葺好了,厨娘找到了——是村里长老的亲戚,母鸡也买来了,母牛开始有奶了,庭园用栅栏围好了,木匠做了个轧光机,衣柜装上了钩子,不再自动地敞开了,蒙着粗布的熨板搭在椅背和有抽屉的衣柜上,在使女房间里发出了熨斗的气味。
“现在你看!您先前还那么失望呢,”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指着熨板说。
他们甚至造了一个围着干草编成的篱笆的浴场。莉莉开始洗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始实现了她那纵然不算安宁、但至少很舒适的田园生活的愿望,虽则这种愿望还只实现了一部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六个孩子是不能够安宁的。不是一个病了,就是另一个快要生病的模样,要么就是第三个缺少什么营养,第四个露出坏癖性的征候,等等问题。短暂的安宁时刻真是少而又少。但是这些操劳和牵挂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来说,却是她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幸福。要没有这些,她会剩下一个人孤单单地想念着她那不爱她了的丈夫。而且,担心孩子生病,疾病本身,看着小孩出现恶癖征候时的愁苦,对母亲虽然是难受的——但是现在孩子们自身已经在用微小的欢乐补偿她的痛苦。这些欢乐是这样微小,就像砂里的金子一样不惹人注目,在心绪不佳的时候她只看见痛苦,只看见砂石;但是也有兴致好的时候,那时她眼睛里看见的就尽是欢乐,尽是金子。
现在,在乡间的寂静生活里,她开始愈益频繁地感到这些欢乐了。常常,望着他们的时候,她竭力使自己相信她错了,她作为母亲,对于孩子们是有偏爱的;虽然这样,她还是不能不对自己说她的孩子通通是逗人喜爱的,六个小孩各不相同,但都是不可多得的小孩,她为他们感到幸福,以他们而自豪了。
八
在五月末,当一切事情都布置得差强人意的时候,她接到了丈夫给她的回信,她曾写信给他,向他抱怨乡间的紊乱状况。他回信说,他事先考虑不周,请她原谅,并且答应一有机会,就到她这里来。这种机会没有来到,直到六月初,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一个人住在乡下。
在圣彼得节前的星期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所有的小孩坐车去领圣餐。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和她妹妹、她母亲和友人亲密地谈论哲学性问题中,屡屡以她论述宗教的自由见解使她们惊异,她有她的独特奇异的轮回说的宗教,她笃信这种宗教,对于教会的教义很少关怀。但是在她的家庭里,她却严格地执行教会的一切要求——不单是为了做榜样,而且也是出于诚意,孩子们将近一年没有领圣餐,这件事使她非常担忧,于是得到了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完全赞许,她决心就在夏天此刻举行这个仪式。
好几天以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在忙着考虑孩子们出去穿什么衣服。连衣裙做好了,或是改好了,洗了,衣缝和皱边都放开了,钮扣钉上了,丝带也预备好了。为了英国家庭女教师担任缝改的塔尼娅的一件衣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生了很大的气。英国家庭女教师改这件衣服时把衣缝弄错了地方,袖子剪去太多了,以致完全糟蹋了这件衣服。这衣服穿在塔尼娅的肩膀上显得那么窄,看上去难受极了。亏得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想出一个妙法:嵌进一块尖角布,再加上一条小披肩。衣服总算弄好了,可是差一点和英国家庭女教师吵了一场。虽然这样,但是早晨一切事情都布置妥帖,到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她们要求牧师等到她们九点钟才做礼拜——孩子们就穿了新衣服,喜笑颜开地站在台阶旁马车面前,等候他们的母亲。
没有用烈性的乌黑马套车,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情面,套上了管家的棕色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因为焦虑自己的服装而耽搁了一会儿,她穿着纯白的棉纱连衣裙走出来,上了马车。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细心而又兴奋地梳好头发,打扮起来。过去,她把自己装扮得妩媚动人;后来,当她年纪渐渐大起来,她就对服装渐渐不感兴趣了;她知道她姿色日衰。但是现在她又开始对于服装感到愉快和有兴趣了。现在她打扮可并不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己显得俏丽,而只是作为这些漂亮小孩的母亲,她不愿损坏整个的印象。最后又照了一次镜子的时候,她对自己感到满足了。她很美丽。不是她从前赴舞会时想望的那种美丽,而是合乎她眼前所抱着的目的的一种美丽。
在教堂里除了农民、佣人和他们的家眷以外再没有人了。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出来,或者自以为看出来,她的孩子们和她自己在他们身上引起的惊叹神情。孩子们穿了华丽的小衣裳看上去不仅非常美丽,而且他们的举止行动也是魅人的。不错,阿廖沙还站不大好,他尽在回过头来,竭力想望望他那件小短衫的背部;但他仍是非常可爱的。塔尼娅像大人一样照顾着小的孩子们。最小的莉莉看到一切事物都露出天真的惊异,那样子怪魅惑人的,当她领过圣餐之后,用英语说:“Please,somemore。”①的时候,令人禁不住微笑——
①英语:请再给一点点。
在回家的路上,孩子们感到好像完成了一件什么庄严的事情,大家都非常地沉静了。
在家里,一切事情也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用早餐时格里沙吹起口哨来,而更加恶劣的,是公然不听英国家庭女教师的话,因此被罚不准吃甜馅饼。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是在场的话,在这样的节日是不会让事情弄到这种地步的;但是她不得不支持英国家庭女教师的权威,因此她赞成了不准格里沙吃甜馅饼的决定。这事多少有点使大家扫兴。
格里沙哭着,诉说尼古连卡也吹了口哨,他却没有受罚,他哭并不是为了馅饼,——他不在乎那个——而是为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也的确是太可怜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下了决心去说服英国家庭女教师,要她饶了格里沙,于是她就走去找她。但是在她走过客厅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动人的场面,使她的心这样充满了快乐,泪水涌进她的眼睛里,她自己已经饶恕犯罪者了。
受罚的人坐在客厅窗台的角上;塔尼娅手里端着一只碟子站在他旁边。她借口拿点心给洋娃娃吃,请求家庭女教师允许她把她的一份馅饼拿到育儿室去,而实际上她却拿到她弟弟这里来了。他一面还在哭诉着他受的处罚不公平,一面吃馅饼,而且尽在抽抽噎噎地说:“你自己吃吧,我们一道吃吧……一道。”
塔尼娅开始因为怜悯格里沙,随后又因为意识到自己行为高尚而感动,泪水也盈溢在她的眼睛里了;但是她没有拒绝,吃了她的一份。
看见母亲,他们都吓慌了,但是看到她的脸色,他们看出来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嘴里塞满了馅饼,突然笑起来,他们开始用手揩着带笑的嘴唇,在他们快活的脸上涂满了眼泪和果酱。
“啊哟!你的雪白的新连衣裙!塔尼娅!格里沙!”母亲说,竭力想保全那件连衣裙,但是她眼睛里含着泪水,脸上露出幸福的、欢喜的微笑。
新衣服脱下来了,她吩咐给女孩们穿上短衫,男孩们穿上短上衣,并且驾好小马车去采鲜蘑和水浴,使管家懊恼的是又套上他的棕色马。欢乐的叫声在育儿室里喧腾起来,一直到他们出发到浴场的时候才停止。
他们采了满满一篮鲜蘑;连莉莉都拾到了一只白桦菌。以前一向是古里小姐找到一个就指给她看;但是这一回她亲手拾到一个大的,因此大家都欢呼起来:“莉莉采到一个鲜蘑呢!”
随后他们坐车到了河边,把马留在白桦树下,走向小浴场去。马车夫捷连季把那尽在摇拂着尾巴驱逐苍蝇的马系在树上,就在白桦树荫下躺下来,把青草压倒了,抽着劣等烟草,同时,小孩们不停的欢乐的叫声从浴场传到他的耳边来。
虽然要照管所有这些小孩,不让他们淘气,是一件麻烦事,虽然要记住这么多不同的脚的长袜、短裤和靴子而不弄乱,要解开又系上所有的带子和钮扣,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再没有比和所有这些小孩一道水浴更快乐的了,她自己原是喜欢水浴,而且相信这对于小孩是极其有益的。检视所有这些胖胖的小腿,给他们穿上长袜,抱住这些赤裸的小身体在水里浸一浸,以及听着他们的又惊又喜的嚷叫,看着她的这些溅着水的小天使圆睁着惊奇而又快乐的眼睛,喘着气的那副神情,在她是极大的快乐。
当一半小孩穿起了衣服的时候,几个打扮得很漂亮出来采药草的农妇走近水浴小屋,怯生生地停下脚步。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唤她们中间的一个来,请她把掉到水里的一块浴巾和一件衬衣拿去晒干,而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和那些农妇攀谈起来。开头,她们用手捂着嘴笑,没有听懂她问什么,但是不一会她们就胆大了,开始谈起话来,立刻以她们对于小孩们所表示出来的纯真的叹赏而博得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欢心。
“嗳呀,看看这个小美人,白得像糖一样哩!”一个说,一边叹赏着塔涅奇卡,一边摇着头。“只是瘦……”
“是的,她生过病呢。”
“他们也给你洗了澡吗?”另一个望着婴儿说。
“不,他才三个月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夸耀般地回答。
“当真吗!”日瓦戈医生
“你有小孩吗?”
“我生过四个;只剩下两个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我就在上个狂欢节给她断的奶。”
“她多大了?”
“哦,有两岁了。”
“你为什么喂她那么久的奶呢?”
“这是我们的习惯,要过三个斋期……”
于是谈话就转移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最感兴趣的话题上:她生孩子的时候怎样?男孩有什么病?丈夫在哪里?
他是否常回家?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简直不愿离开农妇们了,和她们谈话她觉得这么有趣,她们的趣味又是这么完全相投。使她顶高兴的是她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妇人最羡慕的是她有这么多小孩,而且都是那么可爱。农妇们甚至逗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笑了,却触怒了英国家庭女教师,因为她就是使她莫名其妙的哄笑的原因。一个年轻妇人尽盯着看那个最后穿衣服的英国妇人,而当她穿上第三条裙子的时候,她就忍不住下了这样的评语:“嗳哟,她穿了一条又一条,永远穿不完呢!”于是大家一齐笑开了。
九
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被她那群刚洗过澡、头发还是湿的小孩们环绕着,自己头上系着头巾,坐车快回到家门口的时候,马车夫说:
“哪家的老爷来了,我想一定是波克罗夫斯科耶的老爷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望着前方,当她认出迎面而来的、戴着灰色帽子、穿着灰色外套的列文的熟悉的姿态的时候,她快活极了。她什么时候都高兴看见他,而这时他正逢她最得意的时候看到她,就更加使她高兴了。谁也比不上列文能赏识她的伟大了。
看见她,他就感到好像面对着他想像中的家庭生活的一幅图景。
“您好像一只母鸡后面跟着一群小鸡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噢,我真高兴看见您!”她说,把手伸给他。
“高兴看见我,可是您却不让我知道。我哥哥住在我那里。
我接到斯季瓦的信,才知道您到这里来了。”
“斯季瓦的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惊讶地问。
“是的,他来信说您搬到这里来了,他想也许有什么事我可以为您效劳,”列文说,这样说了之后,他突然感得狼狈起来,于是中止了话,他默默地和小马车并排地走着,摘下菩提树的嫩芽,细细咀嚼着。他感到狼狈,是因为他感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本来应该由自己丈夫照料的事情上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会不愉快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确实不高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自己的家务事推给别人的那种做法。她立刻觉出列文觉察到这一点。正因为这种敏锐的感觉和这种细致的感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这么喜欢列文。
“自然,我知道,”列文说,“那意思只是说您想要看看我,而我也非常高兴呢。不用说我也想得到,像你们在城市里住惯了的,在这里会感觉得很简陋,假如您需要什么的话,一切我都愿为您效劳。”
“啊,不!”多莉说。“起初是有点不大舒适的,但是现在一切都安顿得好好的了——这都是我的老乳母的功劳哩,”她指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老乳母看见他们说到她,快活地、亲切地向列文微笑着。她认识他,并且知道他是她最小的小姐的佳偶,极其盼望这门婚事成功。
“您不坐上车来吗,老爷?我们可以往这边挤一挤!”她对他说。
“不,我要走路。孩子们,有谁要跟我一道和马赛跑吗?”
孩子们不大认识列文,也记不起什么时候见过他,但是对于他,他们却丝毫没有感到孩子们对于做假的大人常常感到的那种畏怯和敌视混织在一起的奇怪情绪。那是常常使孩子们受罪不浅的。伪善不论在什么事情上也许可以欺骗最聪明最机灵的大人,但是最不灵敏的小孩也能识破伪善,对它抱着恶感,不管它掩饰得多么巧妙。列文尽管也有缺点,但是在他身上是没有丝毫伪善的地方,因此孩子们对他表示了像他们在母亲脸上看出的同样的亲切。接受他的邀请,两个大孩子立刻向他跳下来,和他一道跑着,好像和他们的乳母或是古里小姐或是他们的母亲一道跑着一样地自然。莉莉也嚷着要到他那里去,于是她母亲就把她交给他;他把她掮在肩头上,扛着她跑。
“不要怕,不要怕,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向母亲愉快地微笑着。“我绝不会让她受伤,也绝不会把她摔下来的。”
看着他那敏捷的、有力的、小心翼翼的、过度谨慎的动作,母亲也就放心了,于是她一面注视着他,一面愉快地、赞许地微笑着。
在乡间这儿,和孩子们,和他所同情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一道,列文体验到他常有的那种孩子般的快活心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特别喜欢他这种心情。当他和孩子们一道跑的时候,他教他们体操,用他那种怪腔怪调的英语逗得古里小姐发笑,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谈着自己在乡下的事务。
午饭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他两人坐在凉台上,开始谈到基蒂了。
“您知道吗?基蒂要来这里,和我一道过夏天。”
“真的吗?”他说,涨红了脸,为了改变话题,他立刻改口说道:“那么我给您送两头母牛来吧?假使您一定要算钱的话,就一个月付我五个卢布吧;但是您这样可就太对不起人了。”
“不,谢谢。我们现在还过得去呢。”
“啊,那么好,我去看看您的母牛,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指点您怎样喂牛吧。一切全靠饲料呢。”
列文为了改变话题,就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了一套喂牛的道理,说母牛只是把饲料变成牛乳的机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他谈着这个,但却热烈地渴望听到关于基蒂的详情,同时又怕听到。他害怕他那得来不易的内心平静又要被破坏了。
“是的,但是这一切都得要有人照料,这里可有谁来照料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没精打采地说。
她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帮助,已经把家务料理得这么井井有条,她不想再有所改变;加以,她对于列文的农业知识并不信任。说母牛是产乳的机器这一类道理,她是怀疑的。她觉得这种道理只会妨碍农事。一切照她想来要简单得多:像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的那样,只要多给花斑牛和白胸牛一点饲料和饮料,不让厨师把厨房的泔水给洗衣妇去喂母牛就行了。这是简单明了的。但是关于用谷类和草做饲料的一般道理是靠不住的,模糊的。而且,最重要的,她要谈基蒂的事。
十
“基蒂来信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孤独和平静是她更渴望的了,”多莉在沉默了一会之后说。
“她怎样呢,好些了吗?”列文激动地问。
“谢谢上帝,她完全复原了。我从来不相信她的肺有毛病呢。”
“啊,我真高兴得很!”列文说,当他这么说着而且默默地凝视着她的时候,多莉感到好像在他的脸上看出了有些叫人怜悯的、无助的表情。
“让我问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流露出她那温和而又略带嘲弄的微笑,“您为什么生基蒂的气呢?”
“我,我没有生她的气,”列文说。
“是的。您生气了。要不然,您为什么到了莫斯科不来看我们,也不去看他们呢?”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脸红到发根了,“我真奇怪以您这样个好心肠的人竟会感觉不到这个。您怎么一点也不怜悯我,您既然知道……”
“我知道什么?”
“您知道我求过婚,被拒绝了,”列文说,于是一分钟以前他对基蒂所抱着的满腔柔情,立刻转化为由于受到侮辱而产生的愤恨之情了。
“您怎么会以为我知道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您误解了;我确实不知道,虽然我这样猜测过。”
“那么现在您总知道了。”
“我先前只知道发生了一件使她非常痛苦的事,她请求我再不要提起那事情。假使她连我都没有告诉的话,她是决不会对别人说的。但是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告诉我吧。”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
“什么时候的事呢?”
“我最后一次到你们家里去的时候。”
“您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您痛苦的只是自尊心受了伤害……”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但是……”
她打断他的话头。
“但是她,可怜的孩子……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他说,站起身来。“我要走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再见吧!”
“不,再待一会,”她说,抓住他的袖子。“再待一会,坐下吧。”
“请,请不要再谈这个了吧!”他说,坐下来,同时感觉得他原以为埋葬了的那种希望又在他心中觉醒和骚动了。
“假使我不是喜欢您的话,”她说,泪水涌上她的眼睛,“假使我过去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您的话……”
那种原来以为死了的感情逐渐复活了,抬起头来,把列文的心占据了。
“是的,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您不会明白的;因为你们男子是自由自在的,样样都随自己选择。你们爱什么人自己总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一个女子处在悬而不决之中,带着女性的、少女的羞涩,她从远远的地方观看你们男子,什么话都只好听信——她可能有,而且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是的。假使不吐露感情的话……”
“不,会吐露感情的;但是只想想:你们男子看上一个女子,就到她家里去,和她做朋友,留心观察她,等着看她是不是您的意中人;后来,当您确信您爱她的时候,您就求婚……”
“哦,也不完全是这样。”
“无论怎样说,当您的爱成熟了或是在您所要选择的两个人中间看中了一个的时候,您就求婚。但是人们并不问少女的。我们希望她自己选择,但她却选择不了;她只能回答‘是’或是‘不’。”
“是的,在我和弗龙斯基两人中间选择一个,”列文想,而在他心中复活了的死去的希望又死去了,只是使他感到痛苦的压抑。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人会这样选择新衣裳或是别的物品,但却不是爱情。选定了最好……翻来覆去可不成。”
“噢,自尊心,完全是自尊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好像很轻视他的这种感情,因为这种感情比起只有女人才理解的别种感情来就显得很低下了。“当您向基蒂求婚的时候,她正处在一种不能回答的境地。她犹疑不定。在您和弗龙斯基两人之间犹疑。他,她天天看见,而您,她却好久没有看到了。假若她年纪再大一点的话……比方我处在她的地位就决不会犹疑的。我一向就不喜欢他,而结果果然这样。”
列文想起了基蒂的回答。她说了:“不,那是不可能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冷淡地说,“我看重您对我的信赖,但是我相信您是误解了。但是不管我做的对不对,您那么鄙视的那自尊心使得我根本不可能想念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了,——您知道,完全不可能了。”
“我只再说一句:您知道我是在说我的妹妹,我疼爱她如同疼爱自己的小孩们一样。我也并没有说她爱您,我的意思只是说她当时的拒绝并不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列文说,跳起来了。“要是您知道您是在怎样地伤害我呀。这正像您的一个孩子死了,而他们却对您说:如果他在的话会是怎样,他本来可以活着的,您看见他会多么快乐。但是他却死了!死了,死了!……”
“说得多好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尽管列文非常激动,她仍然带着怅惘而又嘲讽的微笑说。“是的,我越来越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那么基蒂在这里的时候您不来看我们吗?”
“不,我不来。自然我不会躲避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但是我要尽可能使她不看到我,免得她讨厌。”
“您真是说得好笑得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重复说,含着深情凝视着他的面孔。“那么好,就当作我们没有谈过吧。你来做什么,塔尼娅?”她用法语对走进来的小女孩说。
“我的铲子在哪里,妈妈?”白痴
“我说法语,你也要说法语。”
小女孩试着用法语说,但是记不起法语铲子这个字来了;母亲指点她,用法语对她说铲子要到什么地方去找。这给了列文一种很不愉快的印象。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家里和她的小孩们的一切,现在对他说来,再也不像一会儿以前那样富于魅力了。
“她为什么要和孩子们说法语呢?”他想;“这多么不自然,多么矫揉造作啊!孩子们也感觉到这点。学习了法语,忘掉了真诚,”他暗自思索,却不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于这事已经再三想过,结果还是相信:即使要牺牲真诚也不能不用那种方法去教孩子们法语。
“可是您为什么这样急着走呢?再待一会吧。”
列文留下喝了茶,但是他的愉快心情已经完全消失了,他感到不安起来。
喝过了茶,他走到门厅去吩咐套上马车,而当他转来的时候,他看见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很激动,面带愁容,泪水盈溢在她的眼睛里。正在列文走到外面去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把她今天一天所感到的幸福和她对她的孩子们所抱着的夸耀完全粉碎了。格里沙和塔尼娅为了争一个球打起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到育儿室的叫声跑去看见他们处在可怕的光景里。塔尼娅揪着格里沙的头发,而他呢,愤怒得脸都变了模样,正用拳头往她身上乱打。这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见这种光景,好像她的心碎了。好像黑暗遮住了她的生活;她感到她引以自豪的这些孩子不但极其平凡,而且简直是不良的、没有教养的、具有粗暴野蛮癖性的孩子,坏孩子。
她不能说,也不能想别的事情了;她不能向列文诉说她的不幸。
列文看出来她很不快乐,竭力安慰她,说这并不能证明有什么不好,小孩们没有不打架的;但是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心里却想:“不,我对我的小孩们可不会矫揉造作,不会和他们说法语;但是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的。只要不宠坏小孩们,不伤害他们的天性就行了,这样他们就会是很可爱的。不,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的。”
他告别了,坐车走了,她没有挽留他。
十一
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科耶约有二十里的、列文姐姐的地产所在的村子里的村长,到列文这里来报告那里的情况和割草的事情。他姐姐的地产上的主要收入来自河边每年春天被水淹的草场。往年,草是二十个卢布一亩卖给农民的。当列文接手管理这地产的时候,他估量这草场值更多的钱,他就定了二十五卢布一亩。农民们不肯出这个价钱,并且,如列文所猜疑的,他们拦阻了别的买主。列文便亲自到那里去,安排了一部分用雇工,一部分用按收成分摊的办法去割草。他自己的农民想尽办法来阻挠这个新的方法,但是事情终于办成了,第一年草场就获得将近两倍的赢利。去年——正是第三年——农民们还在继续反对,但是草却仍然用同样的方法收割了。今年农民按分摊收成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担任刈割全部的草,现在村长就是来报告草已经割完了,并且说恐怕下雨,他们已经请来管账,当着他的面分配了收获物,一共收集了十一堆作为地主的一份。当他问最大的草场收割了多少干草时,村长回答得吞吞吐吐;他未经允许就那么急急忙忙地把收获物擅自分配了;从农民说话的整个语调听上去又有些异样;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列文觉出这回草的分配里面一定有蹊跷,于是就下定决心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一个明白。
列文在午饭时到达那村庄,把马留在他哥哥的乳母的丈夫,他的一个年老的朋友的小屋里,就走到养蜂场去看这老头,想从他口里探听出割草的真情。帕尔梅内奇,一个饶舌的、漂亮的老头,热烈地欢迎列文,把他所有的工作指给他看,把关于他的蜜蜂和今年离巢的蜂群的一切详情都告诉他;但是列文向他问起割草的事情时,他却含糊其辞,不愿回答。这就更证实了列文的猜疑。他走到割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恐怕还装不满五十车,为了要揭发农民们的罪迹,列文吩咐立刻把运草的车拉来,抄起一堆运到仓库去。这堆竟只装了三十二车。不管村长怎样竭力辩白说干草有压缩性,它们堆积过久变得干硬了,以及他怎样赌咒说一切事情都是做得对得起上帝的,列文还是坚持己见,说干草的分配是没有经他吩咐的,因此他不能把那干草当作一堆五十车来接受。经过长久的辩论之后,问题方才得到解决,就是:这十一堆按一堆五十车计算归农民接受,而主人的一份重新分配。争辩和干草堆的分配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当干草分配到最后的时候,列文把监督分配干草的任务委托给管账,自己在以柳树枝作标记的干草堆上坐下,叹赏地眺望着农民的草场。
在他面前,在沼地那边的河湾上有一列穿得花花绿绿、高声谈笑的农妇们在移动,而散开的干草在淡绿色草场上很迅速地形成了灰色的蜿蜒的草垛。拿着叉子的男子们跟在妇人们后面走来,灰色的草垛堆成了宽阔的、高高的柔软的草堆。在左边,大车在割光了的草地上辚辚地驶过,干草一大叉一大叉地被抛起,草堆一个一个地消失,代替的是载满大堆芬芳干草,干草直垂到马臀上的一辆辆大车。
“多么好的割草的天气啊!一定会是很出色的干草呢!”一个老头子说,在列文身旁蹲下来。“简直是茶叶,哪里是干草!你看他们把干草拾起来,就像鸭子拾起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一样!”他指着逐渐变大的草堆,补充说。“午饭过后他们运了一多半了。”
“最后一车吗,呃?”他向一个青年农民说,那青年赶着车在他身边驶过,停在一辆空车前面,摇晃着大麻制的缰绳绳头。
“最后一车了,爹!”年轻人叫着,勒住了马,微笑着掉转头来,望了望一个坐在大车里也在微笑的、活泼的、玫瑰色面颊的年轻农妇,然后就驱车前进。
“那是谁?你的儿子吗?”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子露出亲切的微笑说。
“一个多好的小伙子呀!”
“这孩子还算不坏哩。”
“已经娶了亲吗?”罪与罚
“是的,到今年圣菲利普节①恰好两年了。”——
①圣菲利普节,圣诞节前的第四个星期日。
“有小孩了吗?”
“哪会有小孩!整整一年多他什么都不懂,而且还害臊呢,”老头子回答。“哦,多好的干草!真正像茶叶一样哩!”
他重复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列文更注意地凝视着伊万·帕尔梅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把干草装上车去。伊万·帕尔梅诺夫站在车上,接受,放好,并且踏平大束的干草,那是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灵巧地递给他的,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递上来,后来才用叉子叉上。年轻的农妇从容地、愉快地、敏捷地劳动着。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上她的叉子,她先把干草耙松,用叉子刺进去,然后用敏捷的、有弹性的动作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叉上,然后立刻把她的系着红带的背一弯,她挺起身子,昂起她那白衬衣下面的丰满胸部,灵活地转动叉子,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上车去。伊万显然想尽力使她不要多费力气,连忙大大地张开两臂接了她投来的一束束干草,把它们平平地摊放在车上。当年轻的农妇把最后剩下的干草耙拢来的时候,她拂去落在她脖颈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皙前额的红头巾,爬到车底下去捆扎。伊万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他大声笑出来。在两人的面孔表情上可以看出强烈的、富于青春活力的、刚刚觉醒的爱情。
十二
干草车捆好了。伊万跳下来,拉着缰绳牵走了那匹温顺的、毛色光滑的马。他的年轻的妻子把耙子投掷在大车上,就迈着有力的步子,摇动着两臂,走到围成一圈在跳舞的妇人们那里去。伊万驶到大路上去,加入到其他的载重大车的行列中去。农妇们的花花绿绿的衣衫闪烁着异彩,把耙掮在肩上,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着。一个粗声粗气的、未经训练的女人声音蓦地唱起歌来,唱到叠句的时候,随即有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来。
妇人们唱着歌渐渐走近列文,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住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合着那狂野而快乐的,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的歌声的节拍颤动起伏着。列文羡慕她们的这种健康的快乐;他渴望参与到这种生活的欢乐的表现中去。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躺着观看倾听。当农民们和歌声一道从视线和听觉中消失的时候,一种由于自己很孤独,由于身体不活动,由于他的愤世嫉俗而引起的沉重的忧郁之情就袭上列文的心头。
几个为干草的事和他争吵得最凶的农民,他责骂过的、想要欺骗他的农民,正是这几个农民愉快地向他点头致意,显然没有而且也不能怀恨他,对于曾经想要欺骗他这件事也不但毫不懊悔,而且连记都不记得了。一切都淹没在愉快的共同劳动的大海中了。上帝赐与了岁月,上帝赐与了力量。岁月和力量都贡献给了劳动,而报酬就在劳动本身。劳动是为了谁?劳动的结果又怎样?这些都是无谓的考虑——无关宏旨的。
列文常常叹赏这种生活,他常常对于过着这种生活的人抱着羡慕之意;但是今天第一次,特别是由于看了伊万·帕尔梅诺夫对他年轻妻子的态度而深受影响,他的脑海里明确地浮现出这样的念头,他能否把他现在所过的乏味的、不自然的、无所事事的、独身的生活换取这种勤劳的、纯洁的、共同的美好生活,这全在他自己。
坐在他旁边的老头子早已回家去了;人们都已星散。住在近处的回家去了,远处来的聚在一起晚餐,在草场上过夜。列文没有被人们看到,依旧躺在草堆上,还在凝望、静听和沉思。留在草场上过夜的农民们在短短的夏夜里几乎整夜不睡。起初可以听见大家一道晚餐的欢乐的谈笑声,随后又是歌声和哄笑。
漫长的整整一天的劳动在他们身上除了欢乐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黎明之前,一切都寂静了。除了沼地里不停的蛙鸣,和笼罩草场的破晓前晨雾里发出的马的喷鼻声以外,再也听不到夜晚别的声音了。清醒了,列文从草堆上爬起,仰望着繁星,他知道夜已经过去了。
“哦,我做什么好呢?我怎样着手呢?”他自言自语,极力想替自己把他在这短短的一夜里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他所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是抛弃自己过去的生活,抛弃自己的完全无用的学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会给与他快乐,而且对他说来是简单容易的。另一类的思想和想像是有关他现在所渴望过的生活的。他明晰地感觉到这种生活的单纯、纯洁和正当,而且深信他会在这种生活中寻找到他所痛感缺乏的满足、平静和高尚品德。但是第三类的思想却围绕着怎样使旧生活转变成新生活的问题。而这里面他没有一个念头是明确的。“要娶妻吗?要劳动和有劳动的必要吗?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吗?买地吗?加入农民一起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怎样办才好呢,”他又问自己,仍旧找不出答案。“不过,我整整一夜没有睡,我想不清楚了,”他对自己说。“我以后会想通的吧。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这一夜把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过去所做的家庭生活的美梦都是荒谬的,简直不是那么回事,”他对自己说。“一切都简单得多,好得多……”
“多么美呀!”他仰望着正在他头上天空中央的那片洁白的羊毛般的云朵所变幻出的奇异的珍珠母贝壳状云彩,这样想。“在这美妙的夜里,一切都多么美妙啊!那贝壳一下子是怎样形成的呢?刚才我还望着天空,什么都没有,只有白白的两条。是的,我的人生观也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他走出草场,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微风吹拂,天空显得灰暗阴沉。在光明完全战胜黑暗的黎明将要来临之前,通常总有一个幽暗的顷刻。
冻得瑟缩着,列文迅速地走着,眼睛望着地面。“什么?谁来了?”他想,听到了铃铛的玎珰声,抬起头来。在离他四十步远的地方,一辆驾着四匹马的、车顶上放着皮箱的马车沿着他正走着的长满了草的大路迎面驶来。辕马在辕木间挤着避免踏在辙迹上,但是斜坐在车夫台上的熟练的马车夫却掌握着,使辕木对准辙迹,这样,车轮又在平坦的道路上转动了。
列文只看见了这些,并不想知道来的会是什么人,他漠然地向马车里望了一眼。
马车里,一个老太婆在角落里打盹,而在窗旁,坐着一位年轻姑娘,两手拉住白帽子的丝带,显然是刚醒过来。脸上喜气洋溢,若有所思,充满了列文不了解的微妙复杂的内心生活,她越过他的头上眺望着东方的曙光。
就在这景象消失的一瞬间,那双诚实的眼睛望了望他。她认出他来,她的面孔惊喜得开朗起来。
他决不会看错的。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眼睛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给他把生活的一切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这就是她。这就是基蒂。他明白了她正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在那不眠的一夜里使列文激动不安的一切事情,他所下的一切决心,全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怀着憎恶回想起他要娶一个农家女的梦想。只有在那里,在那向道路那边疾驰而去的、转眼就要消逝了的马车里面,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够解决最近使他那么苦恼的生活之谜。
她没有再朝外面眺望。车轮声已听不到了,铃声也只隐隐约约听得见了。犬吠声证明马车已经穿过村子,剩下的只有周围空旷的原野、前面的村落和他孤单单一个人在荒凉的大路上踽踽独行。
他仰望了一下天空,期望看到他所叹赏的、他看成那夜的思想感情的象征的那贝壳形的云朵。天上可一点也没有像贝壳形的东西。在那里,在深不可测的高空,起了神秘的变化。没有丝毫贝壳的踪影,在大半边天上铺展着一层越来越小的羊毛般的云朵。天空渐渐变得蔚蓝和明亮了;带着同样的柔和,但也带着同样的疏远,它回答了他的询问眼光。
“不,”他对自己说,“不管这单纯和劳动生活有多么好,我也不能回到这里来了。我爱她。”
十三
除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虽然最冷静、最有理智的人,却有一种和他的性格总的倾向正相反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或看见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无动于衷。看到眼泪,他就会激动起来,完全丧失了思考力。他部里的秘书长和他的私人秘书都懂得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请愿的女人们千万不要流泪,如果她们不想错过良机的话。“他会冒起火来,不听你的话了,”他们这样说。而实际上,在这种场合,眼泪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所激起的混乱情绪的确是表现在急躁的愤怒上面。“我无能为力。请你走吧!”他在这种场合总是这样喊叫。
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把她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告诉了他,随着就蓦地哭起来,两手掩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心中对她产生了愤恨之情,但同时也感到了眼泪所照常引起的那种情绪的激动。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当时流露任何感情都是不适宜的,他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现压抑在自己心中,因此没有动一动,也没有望她一眼。这就是他脸上呈现出那种死人般的僵冷的奇怪表情的原因,那表情给了安娜那么深刻的印象。
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他扶她下了马车,极力控制住自己,带着他惯常的有礼貌的态度向她道了别,说了句含含糊糊的话;他说他明天把会他的决定告知她。
他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给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以剧烈的创痛。由于她的眼泪所引起的那种对她的生理上的怜悯使创痛加剧了。但是当只有他一个人在马车里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完全摆脱了那种怜悯,并且也摆脱了最近苦恼着他的那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这就使得他又惊异又欢喜了。
他体验到就像一个人拔了一颗痛了好久的龋齿那样的感觉。经过了可怕的痛楚和好像把什么巨大的、比头还大的东西从牙床拔下来那样一种感觉之后,患者,几乎还不相信他自己的幸运,忽然感到败坏了他的生活那么久,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能够生活和思想,以及对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味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他感到他又能够生活,又能够思索他妻子以外的事情了。
“没有廉耻,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一向就知道这一点,一向就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为了顾全她,极力欺骗自己,”他暗自说。而他真的觉得好像他一向就看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的详细情景,他以前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这些情景却明白地表明了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怪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而在她。但是我和她没有关系了。在我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
她和她儿子将遭遇到的一切——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地变了——已不再使他关心。现在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抖落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他的活跃的、光明正大的、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最于自己有利、因而也是最正当的。
“我不能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的缘故而使自己不幸;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摆脱她使我陷入的这种困境。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方法,”他对自己说,愈益愁眉紧锁了。
“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例证且撇开不讲,从最近大家从新回忆起来的《美丽的爱莲娜》中密尼拉依(作曲家奥芬巴哈(1819—1880)所作滑稽歌剧,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极为流行。密尼拉依是该剧中被欺骗的丈夫的可笑的角色)起,现代上流社会中妻子对丈夫不贞的实例一一浮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想像中。“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就连德拉姆,这么个正直有为的人物……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想着。“纵然有一种不合理的ridicule(法语:嘲笑)落在这些人头上,但是我从来只把这个看做一种不幸,而且总是对这种事抱着同情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虽然这并非事实,他对这种不幸从来不曾同情过,而他听到背弃丈夫的不贞的妻子的事例越多,他就越重视他自己。“这是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的不幸。而这种不幸已经降临到我头上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逃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开始一一思考着和他同样处境的人们所采用过的方法——
“达里亚洛夫决斗了……”
决斗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年轻时候是特别醉心的,正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他自己也十分明白这一点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起手枪对准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所以他生平从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怖心理在他年轻时候常常使他想起决斗,设想他将不能不把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那种情景。功成名就,获得了巩固的社会地位以后,他早已忘却这种心情了;但是这种心情的惯性又抬头了,害怕自己胆怯的心情现在变得这样强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各方面把决斗的问题考虑了好久,用决斗的念头来聊以自慰,虽然事先他十分清楚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不会和人决斗的。
“无疑地,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野蛮(英国又当别论),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的意见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尊重的),把决斗看做很对的事;但是这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定我找他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对自己说,于是在这里历历在目地想像着他在挑战之后将要度过的一夜和那瞄准他的手枪,他战栗了,了解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我怎样射击,”他尽自想下去,“并且把我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我扳了枪机,”他自言自语说,闭上眼睛,“结果我打死了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说,一面摇着头,好像要驱除这些无谓的念头似的。“为了要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而谋杀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还得决定怎样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发生的事是——我将会被打死或是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会成为牺牲者——被打死或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但是撇开这个不说,挑战出于我这一方面也不算是正直的行为。我的朋友们不会让我决斗——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这一点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吗?结果会怎样呢?事先明明知道决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成了好像我只是以这样的挑战来沽名钓誉似的。这是不正直的,这是虚伪的,这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毫无道理的,谁都不会期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只是保护我的名誉,为了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公务上的活动,名誉是不可缺少的。”一向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关系非常重大的公务上的活动,这时在他看来就格外重要了。
经过考虑,抛弃了决斗的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转到离婚的念头上——他所记得的好些被侮辱的丈夫所选取的另一个解决方法。他一一思量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他非常熟悉的上流社会里是很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找不出一个实例的离婚的目的和他现在所抱着的目的一样。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丈夫实际上是把不贞的妻子出让或是出卖了,而因为犯了罪、没有权利再结婚的一方,就和一个自命为丈夫的人结上了不正当的、非法的婚姻关系。在他现在的情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了,要获得合法的离婚,就是说,把犯罪的妻子休弃了事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以他所处的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可能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来即使有可能,他们生活的一定的体面也不容许把那样的证据提供出来,提供出来徒然使他在舆论中受到比她更大的贬责而已。(按照俄国法律,离婚中犯罪的一方不能再结婚,同时必须有通奸的见证方准离婚)
离婚的企图只会弄到涉讼公庭,丑声四播,给他的敌人们以绝好的机会来诽谤和攻击他,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息事宁人,这也不是离婚所能达到的。而且,假若离婚,或甚至企图离婚的话,那么,妻子会和丈夫断绝关系,而和情人结合,这是很显然的。虽然他现在觉得他对妻子完全抱着轻蔑和冷淡的态度,然而在他的心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她还剩下这样一种感情——就是,不愿意看见她毫无阻碍地和弗龙斯基结合,使得她犯了罪反而有利。单只这个念头就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激怒,他一想起这个,就痛心得呻吟起来,他抬起身子,在马车里变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很长时间内他皱着眉坐在那里,把他的容易受寒的、瘦骨嶙嶙的两腿包在毛茸茸的绒毯里。
“除了正式离婚之外,还可以照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做——就是和妻子分居,”他镇静下来时继续想。但是这个办法也和离婚的办法一样会损害名誉,而尤其要紧的是,分居也恰如正式离婚一样,会使他的妻子投到弗龙斯基的怀抱中去。“不,这是不成的,不成的!”他大声说,又把绒毯拉了一拉。“我不应当不幸,但是她和他却不应当是幸福的。”
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那种嫉妒心情,一到那病牙被他妻子的话猛力拔去的时候就消失了。但是那种心情却被另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所代替:那就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犯的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种感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渴望她因为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受苦。又细想了一遍决斗、离婚、分居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又一次抛弃了这些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途径了:就是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断绝他们的私情,而更重要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去惩罚她。“我得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就是说,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所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一切别的解决办法对于双方都比表面上的status quo(拉丁语:维持现状)更坏!在她遵守我的意愿,即是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系的严格的条件之下,我答应维持现状。”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终于采取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就浮上了另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只有这么办,我才是依照宗教行事,”他对自己说。“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的犯罪的妻子,却给予她悔悟的机会;而且,纵然这使我很难受,我还是要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尽我的一份力量。”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对他的妻子决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而使她悔悟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也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度过这些痛苦时刻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寻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正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时候,宗教认可他的决定使得他完全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这样的紧急关头,谁也不能够说他没有依照宗教教义行事——他总是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之中高举起宗教的旗帜的——他就觉得非常高兴。当他进一步考虑到今后的问题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不能仍旧像以前一样。不消说,他再也不能够恢复对她的尊敬了,但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了她是一个堕落的、不贞的妻子而扰乱他的生活,使他苦恼。“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它会把一切都弄停当的,旧的关系又会恢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那就是说,恢复到这种地步,我不会感到我的生活中有裂痕了。她应该不幸,但是过错不在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
十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快到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坚持着他的决定,甚至已经打好写给他妻子的书信的腹稿。走进门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眼部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吩咐把它们拿到书房里去。
“把马卸下来,我什么人都不见,”他回答门房的问话,带着一种表示他心情愉快的相当得意的声调,特别加重地说了“什么人都不见”这句话。
在书房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回踱了两次,就在一张大书桌旁站定,仆人点了六支蜡烛放在桌上。他把指关节扳得哔剥作响,坐下来,理出了文具。两肘搁在桌上,他把头歪在一边,想了一会,就动笔写起来,一刻都不停。他没有对她用什么称呼,而是用法语写的,使用了代词“您”,这个字眼并不含着像在俄语中那样冷淡的意味。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曾向您表示,关于我们所谈的问题,我要把我的决定告知您。把一切事情仔细考虑一番之后,我现在就是抱着实践那个诺言的目的来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割断由神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纽带。家庭不能被反复无常、任性妄为,甚至夫妇一方的罪恶所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我,对于您,以及对于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于引起现在这封信的那件事,已经而且正在悔悟,而且我深信您会同我和衷共济地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而忘却过去的事。倘若不然,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如何。这一切我希望见面时再详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终了,我请求您尽速回到彼得堡来,至迟不要超过礼拜二。我为您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请您注意,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
阿·卡列宁
附上您可能需要的钱——又及。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尤其满意的是他没有忘记在信里附钱;信里没有一句苛酷的话,没有谴责,也没有过分的宽容。最重要的,这是为她的归来而架起的一座黄金的桥梁。折好了信,用沉重的象牙小刀按平了,就把它和钱一道放进信封里,他带着每当他使用他那精致的文具时感到的满足,按了按铃。
“把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说,立起身来。
“好的,大人!茶要送到书房里来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于是,他一面玩弄着沉重的裁纸刀,一面向圈手椅走去,在椅子近旁给他预备好了一盏灯和一本他已开始阅读的论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在圈手椅上方悬挂着嵌在金框里面的、椭圆形的、由一位有名的画家美妙地描绘出来的安娜的画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它一眼。深不可测的双眸正像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那个晚上一样嘲弄而又傲慢地凝视着他。被画家绝妙地描摹出来的头上的黑色饰带,乌黑的头发和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这一切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似乎都暗示出一副令人难堪的傲慢和挑衅神气。对那画像望了一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战栗起来,嘴唇发抖,发出“布布”的响声,他扭过脸去。他连忙在圈手椅上坐下,打开那本书。他试着去读,但是他不能够唤回他以前对埃及象形文字所感到的强烈兴味了。他眼睛望着书,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不是在想他的妻子,而是想着最近在他的官场生活中所发生的、现在成了他的公务上主要兴味的一场纠纷。他感觉到他现在比以前更透彻地了解了这场纠纷,而且感觉到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可以毫不自夸地这样说——可以弄清楚全部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因而对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仆人刚摆上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身来,向写字台走去。他把公文夹移到中央,带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自满的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门阅读关于当前纠纷的复杂的报告。那纠纷是这样一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为政客的特色,那是每个步步高升的官吏所特有的那是和他热衷功名、克己、正直和自信一道造成了他的地位的,就在于他蔑视官样文章,减少公文往返,尽量接触活生生的事实,以及力图节约。恰巧六月二日有名的委员会提出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的灌溉问题(一八七三年的饥荒之后,出现了许多灌溉萨马拉草原的方案。不管这些方案的实际意义如何,但它们可以领取津贴,而且是可以不费力气发财的途径),那事务是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部里管辖的,成了铺张浪费和文牍主义的显著实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这是实情。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前任的前任所创办的。这个事务确已花费而且还在花费大量的金钱,而毫无收益,全部事务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接任立刻就觉察出这个,原来就想调查这个事务的。但是当初他感觉得他的地位还不够巩固,他知道这样做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这会是不明智的办法——
后来,他就着手于别的事情去了,简直忘了这件事情。这个事务像其他一切事务一样,完全借着惯性自动进行。(许多人靠着灌溉事务为生,特别是一家非常正直的爱好音乐的人家:这一家所有的女儿都会弹奏弦乐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家人家相识,做过他们的大女儿的男主婚人。)这个问题由敌对的部提出,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看来,是不正当的,因为每个部都有与此类似的或比这更坏的事情,却都因为众所周知的官场礼节的缘故,而没有人来揭发。但是,现在既已向他挑战,他就只好勇敢地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他也没有向对手示弱。他要求另外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安置该省少数民族的状况①。这个案子是在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上偶然被人提出,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予以积极支持的,他认为这个提案,从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看来,是刻不容缓的。在委员会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部之间的互相争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敌对的一个部证明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极为兴旺,而提出的改革适足以破坏他们的繁荣,并且证明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不外是起因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没有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算要求:第一,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赋予现场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权力;第二,假如少数民族的状况果真像委员会手里的公文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就另外任命一个新的研究委员会,从(一)政治、(二)行政、(三)经济、(四)人种学、(五)物质、(六)宗教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少数民族现在所处的这种不幸状态所曾采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它的行动,照在委员会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一五号和一八三○八号的报告看来,好像和T……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触。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迅速地把这些思想的大意写下来时,他的面孔泛溢着兴奋的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对那书的兴趣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现在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这事情了——
①“关于安排少数民族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乌发省和奥连堡省的巴什基尔人占有十一万亩土地。为了达到“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政府鼓励从俄罗斯中央各省去的移民向巴什基尔人租赁土地。一般租赁的地段是无条件的,这就给滥用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一八七一年通过了以优惠办法出售荒地的特殊条例。从此就开始了私自盗卖国家的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奥连堡省总督办公厅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一舞弊事件。当这一事件被宣扬出去之后,国家财产部部长瓦卢耶夫不得不辞职。
十五
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当她想到弗龙斯基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她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像里重复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家庭女教师。
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
我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老人与海
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感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二重的一样。她有时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惧的是什么,她希望的是什么。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噢,我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疼痛。当她清醒了的时候,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她跳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
“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了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
“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
“他大概又淘气了,”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
“怎么回事?”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一想起她的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了,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同弗龙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尽管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得尽快地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逃脱出来。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镇静下来。
她连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谢廖沙全身白服,弯着背和头,正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正在理他手里拿着的花。
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峻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踌躇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她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
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冗长而详尽地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顽皮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了我的儿子走。”
“是的,真是坏得很,”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膊,她毫不严厉地,却用一种使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的眼光望着他,她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探索出由于桃子的事他会遭到什么结果。
“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以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她感到眼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眼睛。“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责斥我吗?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几乎跑一般地走到外面凉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以后,寒冷的、晴朗的天气降临了。在透过刚被雨冲洗过的树叶的灿烂阳光里,空气是寒冷的。
她因为寒冷和内心的恐怖而颤抖了一下,那种恐怖在露天的清新空气里以新的力量袭击她。
“去,到Mariette那里去,”她对跟着她走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她就开始在凉台的草席上来回踱着。“难道他们不饶恕我,不了解这一切是怎样出于不得已吗?”她自言自语。
她站住了,望了望白杨的梢头在随风摇曳,它那刚被雨冲洗过的叶子在寒冷的日光里灿烂地闪烁,她知道他们不会饶恕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现在都会像那天空,那青枝绿叶一样对她毫无怜恤。她又感到一切都在她心里变成二重的了。“我不要,不要想了,”她自言自语。“我得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什么时候走呢?带谁呢?是的,搭夜车上莫斯科去。安努什卡和谢廖沙,和几件必需用的东西。但是我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个。”她迅速地走进户内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在桌旁坐下,写信给她的丈夫: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要走了,带了我的儿子一道。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留在双亲的哪一方;但是我带了他走,因为我没有他不能够生活。请宽大一点,让他跟了我去吧。
她迅速而自然而然地写到这里,但是请求他宽大,她不相信他会宽大的,以及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这就使她写不下去了。
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悟,因为……
她又停下了笔,她的思想连贯不起来了。“不,”她自言自语,“没有必要这样写,”于是撕了信,她重新写过,没有提到宽大,然后封了起来。
另外还得写封信给弗龙斯基。“我告诉了我丈夫,”她写着,坐了好久,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这是那样粗俗,那样不像女人。“我还能再对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又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了他的镇静,一种对他的怨恨之情使她把她已经写下一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写什么的必要,”她自言自语,于是关上带吸墨纸的文件夹,她走上楼去,对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就立刻动手收拾起行李来。
十六
别墅里所有的房间都挤满了走来走去搬运行李的挑夫、园丁和仆人。壁柜和大柜都打开了;两次派人到店里去买绳子;报纸撒了满地。两口箱子、几只手提皮包和用皮带束住的毛毯被搬到了大厅。一辆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台阶下。安娜因忙于收拾行装而忘记了内心的激动,正站在她自己房间里的桌子旁边检点着她的旅行皮包,正在这时,安努什卡使她注意到一辆马车驶近的声音。安娜从窗口望出去,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信差在台阶上按大门的门铃。
“去看看什么事,”她说,抱着一种准备承受一切的镇静态度在圈手椅里坐下,两手搭在膝头上。仆人拿了一个上面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笔迹的厚厚的小包进来。
“信差奉命要候回音,”他说。
“好的,”她说,他一走出房间,她就用颤栗的手指拆开了信。一卷还没有折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了出来。她打开信,开始从末尾读起。“我为您的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她读着。她看下去,随后又倒回来,读了一遍,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她读完了的时候,她感到浑身发冷,感到一种出乎她意料的可怕的不幸降临到她头上。
早晨她还后悔不该对她丈夫说,她唯一希望的就是没有说这话。而这里,这封信就当她的话没有说一样,而且给予了她所愿望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封信在她看来却比她所能设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她说。“自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教徒,他宽大得很!是的,卑鄙龌龊的东西!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这个,而且谁也不会了解,而我又不能明说出来。他们说他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虔诚、道德高尚、正直、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竭尽全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努力爱他,当我实在不能爱我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而他现在怎样呢?要是他杀死了我,要是他杀死了他的话,一切我都会忍受,一切我都会饶恕的:但是不,他……”
“我怎么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呢?他做的正好符合他的卑鄙的性格。他要始终是对的,而我,已经堕落了,他还要逼得我更堕落下去……”“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起了信上的话,“这是要夺去我儿子的威胁,而且大概照他们那愚蠢的法律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甚至连我对我儿子的爱都不相信,要么他就是轻视这种爱(正如他老是嘲笑它一样)。他轻视我的这种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会舍弃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舍弃我的孩子,即使和我所爱的人一道,没有我的孩子,我还是活不下去;但是他知道如果我舍弃了我的孩子,从他那里跑掉,那我的行径就会和最无耻、最卑劣的女人一样。他知道那个,知道我不能够那样做。”
“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又想起信上另一句话。“那生活过去已经够苦的了,近来更可怕。今后又会怎样呢?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我要呼吸,我要爱而悔悟;他知道这样下去,除了说谎和欺骗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了解他;我了解他乐于在虚伪中游泳,正像鱼在水里游一样。不,我不会给他那种快乐,不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擒住我的那面虚伪的蛛网。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
“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有过像我这么不幸的女人吗?……”
“不,我一定要冲破,我一定要冲破!”她叫了一声,跳了起来,忍住眼泪。然后她走到写字台前,打算再写封信给他。但是,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她没有力量去冲破一切,她没有力量跳出她过去的处境,不管那处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在写字台旁坐下,但是没有写信,她把两臂搭在桌上,头伏在胳臂上,哭起来,胸脯起伏,呜咽着,像小孩哭一样。她哭,因为她曾梦想她的处境快要弄清楚,明确,而那梦想如今是永远破灭了。她预料到一切仍会像过去一样,甚至会比过去坏得多。她感觉到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来那么无足轻重的,那地位对于她还是非常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抛弃了丈夫和儿子去投奔情人的那种女人的可耻处境;不管她怎样竭尽心力,她总不能够变得比本来的她更坚强。她永远不会尝到恋爱的自由,却会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时时感到罪迹被揭发的威胁,为了和一个她所不能共同生活的、同她很疏远的、无拘无束的男子结上可耻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同时这事情又是这样可怕,她连想都不敢去想事情会如何了结。
她尽情地哭泣着,像小孩受了处罚时哭泣一样。
仆人的脚步声迫使她振作起精神来,她扭过脸不望着他,装出在写信的模样。
“信差问有没有回信,”仆人报告。
“回信?好的,”安娜说。“叫他等一等吧。我会按铃的。”
“我能够写什么呢?”她想。“我一个人能够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爱什么呢?”她又感到她的心开始分裂成二重了。这种感觉又使她感到惊骇,于是她就抓住了她想到的可以排遣愁闷的第一个行动的口实。“我得去看阿列克谢(她心里是这样叫弗龙斯基的);只有他能够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要到贝特西家去,我也许可以在那里见到他,”她自言自语,完全忘记了当昨天她告诉他她不去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的时候,他说过既是那样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前,写了个字条给她丈夫:“来信收到了。——安。”于是,按了按铃,把它交给了仆人。
“我们不走了,”她对走进来的安努什卡说。
“一直不走了吗?”
“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解开,叫马车等着。我要到公爵夫人家去。”
“我拿什么衣服来呢?”
十七马丁·伊登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请安娜来参观的槌球是由两位贵妇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两位妇人是彼得堡一个新的上流社交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个团体以模仿之模仿自称为lesseptmervoillesdumonde①。这两位妇人所属的社交团体,虽是最上流的,却和安娜所出入的社交团体是完全敌对的。而且斯特列莫夫老人,彼得堡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由于这一切顾虑,安娜原来不打算去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信上的暗示就是针对她可能拒绝而发的。但是安娜现在却急于想去,希望在那里见到弗龙斯基——
①法语:世界七奇。
安娜到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比其他的客人们都早。
正在她进门的时候,弗龙斯基的仆人,颊髭梳理得像侍从武官一样,也走了进来。他在门边站住,脱下帽子,给她让了路。安娜认出他来,这时才想起弗龙斯基昨天对她说过他今天不来,他大概是送信来通知这事的。
当她在门厅脱下外衣的时候,她听到那仆人连发卷舌音也像侍从武官一样,说了句:“伯爵给公爵夫人的,”就把信交了。
她真想问问他的主人在什么地方。她真想转回去,写封信叫他来看她,或是她亲自去看他。但是这几个办法都行不通了。她已经听到铃响通报她的到来,而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仆人已经侧着身子站在敞开的门边,等候她走进里面的房间去。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马上会有人去通报的。您愿意到花园去吗?”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个仆人报告说。
犹豫不定的心情还是和在家里一样,实际上是更加厉害了,因为不能够有所行动,不能够见到弗龙斯基,反倒要留在这里,留在这些不相干的、和她现在的心情那么不相投合的人们里面。但是她穿着她知道很合身的衣服;她不是孤单单一个人,周围都是她所熟悉的那种奢华懒散的气氛,她感觉到比在家里轻松一些了;她不用去想她该做什么。一切都听其自然。看见贝特西穿着一件雅致得使她惊讶的雪白服装向她走来,安娜像往常一样地对她微微一笑。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同图什克维奇和一位年轻小姐一道走着,那位小姐是她的一个亲戚,她在有名的公爵夫人家里过夏天,这使她那在外省的父母大为高兴。
安娜的神色一定有些异样,因为贝特西立刻觉察出来。
“我没有睡好,”安娜回答,注视着朝着她们走来的仆人,据她猜想,他一定拿来了弗龙斯基的信。
“您来了我多高兴呀!”贝特西说。“我累极了,正想在他们来之前喝一杯茶呢。您去吧,”她对图什克维奇说,“和玛莎一道去试试槌球场,就是割了草的那地方。我们喝着茶还有时间谈谈心呢,we’llhaveacosychat①,好吗?”她用英语对安娜说,带着微笑,握着她的拿伞的那只手——
①英语:我们来促膝谈心吧。
“好的,特别是因为我不能在您这里逗留很久,我还得去看弗列达老夫人呢。我答应去看她总有一百年了,”安娜说,说谎原来是违反她的本性的,但在社交场中,说谎对于她不但变得又简单又自然,并且给与她一种乐趣。
她为什么说了她在一秒钟以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她怎么也解释不清。她说这话只是因为想到弗龙斯基既不会来这里,她就不如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好想个别的方法去和他会面。但是她为什么单单说了老女官弗列达,她去看她同去看许多旁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她可解释不出来;但是结果证明,要想出一条去看弗龙斯基的妙计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不,我怎样也不放您走,”贝特西回答说,紧盯着安娜的脸。“真的,我如果不是爱您的话,我简直要生气了。真要使人认为您是害怕我的朋友会妨碍您的名誉哩。在小客厅里预备好茶,”她照平常一样眯缝着眼睛对仆人说。从他手里接过信来,她看了一遍。“阿列克谢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信上说他不能来,”她补充说,用一种那么单纯而又自然的口吻,好像她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对于安娜,弗龙斯基竟会比槌球球员更有意义。
安娜明白贝特西什么都知道,但是,听见她在自己面前这样说弗龙斯基,她一时间几乎要相信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哦!”安娜漠不关心地说,好像对于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兴味似的,她微笑着继续说:“您的朋友怎么会妨碍人家的名誉呢?”这种语言游戏,这种隐瞒秘密,对于安娜像对所有的妇人一样,有一种莫大的魅力。并不是非隐瞒不可,也不是隐瞒有什么目的,而是隐瞒的过程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起来,他们都是社交界的精华之精华呢。而且他们到处受人欢迎,而我,”她特别着重我这个字眼,“从不苛刻和褊狭。
我只是没有时间。”
“不,您也许不愿意看见斯特列莫夫吧?让他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委员会上去互相攻击吧,那不干我们的事。但是在社交界,我知道他是一个最和蔼可亲的人,而且是一个热心的槌球家。您等等就会看到的。以他那么大的年纪,做丽莎的痴心情郎,处境虽然很好笑,但是您该看看他处在这种境地是怎样应付自如的。他真是有趣极了。萨福·施托尔茨,你不认识吧。啊,那是一个新的、完全新的典型。”
贝特西一口气说下去,同时从她的愉快、机灵的眼光,安娜感觉到她有几分猜到了她的处境,正在替她有所筹划。她们是坐在小房间里。
“可是我得回阿列克谢一封信,”说着贝特西就在桌前坐下,写了两三行,把它放进信封里去。“我写信叫他来吃饭。我说有一位太太在这里吃饭,没有男子作陪。您看我这样措辞会说动他吗?对不起,我要走开一会。请您把信封起来,叫人送去,好吗?”她从门口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吩咐呢。”
片刻也不思索,安娜在放着贝特西的信的桌子前坐下,连看也没有看,就在下面写着:“我急着要见你。请到弗列达花园来。我六点钟在那里等。”她封好信,待贝特西转来的时候就当着她的面把信交给人送走了。
茶已摆好在凉爽的小客厅里的小茶桌上,两个妇人真的在客人到来之前作了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所应许的acosychat。她们评论着她们在等候的人,谈话落到丽莎·梅尔卡洛娃身上。
“她可爱极了,我一向很喜欢她,”安娜说。
“您应该喜欢她。她为您着迷了。昨天她看过赛马后跑到我这里,没有看到您,大为失望。她说您才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中的女主人公哩,并且说她倘若是一个男子的话,她是一定会为您颠倒的。斯特列莫夫说她事实上已经颠倒了。”
“可是请您告诉我。我始终不明白,”安娜沉默了一会之后说,她的声调显露出她并不是在问一个无所谓的问题,她所问的问题对于她比实际上更重要。“请您告诉我,她和卡卢日斯基公爵,那个人们称做米什卡的,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难得看见他们一次。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呢?”
贝特西眼睛里含着笑意,紧盯着安娜。
“这是一种新的方式,”她说。“他们都采取了这种方式。
他们把什么舆论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是抛法有各种各样的。”
“是的,可是她和卡卢日斯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贝特西突然发出快乐的抑制不住的大笑,那种笑在她是少有的。
“您侵入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领域了。那是可怕的孩子才会提出的问题哩。”说着,贝特西显然努力想控制自己,但是控制不住,终于迸发出不常笑的人们笑起来的时候那种富于感染性的笑声。“您还是去问他们自己吧,”她含着笑出来的眼泪说。
“不;您尽管笑,”安娜也不由自主地笑了,“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不明白丈夫做什么的。”
“丈夫?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给她拿披肩,随时供她使唤。但是其中的内情,是没有人要打听的。您知道在上流社会里,甚至像化妆的某些细节是没有人去谈论或是去想的。
这也是一样。”
“罗兰达克夫人的庆祝宴会,您去不去呢?”安娜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我不想去,”贝特西回答,没有望着她的朋友,她动手把芬芳的茶斟在小小的透明的茶杯里。把茶杯移到安娜面前,她取出一支烟卷,装进纯银烟嘴里,把它点着。
“是这样的,您知道:我处在一种幸运的地位,”她这回非常严肃地,一面端起茶杯,一面开始说。“我了解您,我也了解丽莎。丽莎是那种性情单纯的人,像小孩一样不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至少她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这些。而现在她感到不懂事对她正合适。现在,也许是故意装出天真无知呢,”贝特西带着一种俏皮的微笑说。“但是,无论怎样,这对她正合适。您知道,同一件事可以从悲剧的方面去看,而变成一种痛苦,也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去看。也许您太偏于从悲剧的方面去看事情了。”
“我是多么想要理解别人就像理解自己一样啊!”安娜说,严肃而又沉思地。“我比旁人坏些呢,还是好些?我想是坏些。”“可怕的孩子!可怕的孩子!”贝特西重复说。“可是他们来了。”
十八
她们听到脚步声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跟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和笑声。不一会,她们期待的宾客走进来了:萨福·施托尔茨和一个叫做瓦西卡的健壮得容光焕发的青年。显然可以看出,他从不缺少嫩牛排、块菌和布尔冈红酒的丰盛营养。瓦西卡向两位太太鞠了鞠躬,瞥了她们一眼,但只有一秒钟。他跟在萨福后面走进客厅,好像系在她身上似地跟着她走来走去,他目不转睛地盯住她,就像要吃掉她一样。萨福·施托尔茨是一位黑眼睛的金发妇人。她穿着高跟鞋迈着灵活的碎步走进来,好像男子一样有力地和两位太太握了握手。
安娜从来没有会见过这位社交界的新星,看到她的美丽、她的过分时髦的装束和她的大胆举止,不胜惊讶。她头上柔软的金发(她自己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梳得那么高高的,以致她的头就和她那大部袒露的、丰满端丽的胸膛一样大小了。她的动作是这般迅速,每走一步,她的膝头和大腿的轮廓就在她的衣裳下面鲜明地显露出来,使人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位妇人的真正的肉体,那么细小苗条,上面那么袒露,背后和下部又那么隐蔽,在后面那像晃动的山峰似的裙子里面,实际上到什么地方为止呢。
贝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只想想,我们差一点压死两个士兵呢,”她立刻开口对她们说,瞟着眼睛,微笑着,扯好被她甩到一边的裙裾。“我和瓦西卡一道坐车到这里来……噢,你们彼此一定还不认识吧。”于是她介绍了一下年轻人的姓,随即微微涨红着脸,因为她的错误——就是,向不认识的人叫他瓦西卡——而高声大笑起来。
瓦西卡又向安娜鞠了鞠躬,但是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他向萨福说:“您输了。我们先到。交钱来吧!”他微笑着说。
萨福笑得更加开心了。
“现在不必,”她说。
“啊,好的。我以后来讨。”
“好极了!好极了!啊,真的!”她突然转向贝特西说,“我真是好人……我完全忘记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哩。他来了。”
萨福给邀来而又被她忘却的这位不速之客倒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虽然年纪很轻,两位夫人却都站起来迎接他。
他是萨福的一个新的崇拜者。他现在跟踪着她,正如瓦西卡一样。
不一会卡卢日斯基公爵到来了,还有丽莎·梅尔卡洛娃同斯特列莫夫。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一个瘦瘦的黑发妇人,有着一副东方式的、慵懒的面孔和一双美丽的、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深不可测的眼睛。她的深色服装的风格(安娜立刻注意到而且赏识了这一点)和她的那种美十分调和。丽莎之柔弱和娇慵正如萨福之结实和洒脱一样。
但是照安娜的趣味,丽莎是更魅人得多。贝特西对安娜说丽莎学天真未凿的小孩的模样,但是当安娜看到她的时候,她感觉得这不是真的。她实际上是既天真而又堕落,但却是一个可爱而柔顺的女人。固然,她的风度和萨福的相同;而且像萨福一样,她也有两个男子,一个年轻的和一个年老的,牢牢地盯着她,用他们的眼睛吞噬着她;但是在她身上却有超出她周围一切的地方,在她身上有那种混在玻璃制品中的真金刚钻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她那美丽的、真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双带着黑眼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其完全的真诚打动了人。谁凝视一下那双眼睛,都会觉得自己完全了解了她,而了解了她的时候就不能不爱她了。
一见安娜,她的脸上立刻喜笑颜开。
“噢,我看见您多高兴啊!”她一面说,一面向她走去。
“昨天在赛马场我正想到您跟前来,可是您走了。我是那样想要见您,特别是昨天。那不是可怕得很吗?”她说,用那种好像把她整个的心剖露出来那样的眼色望着安娜。
“是的,我也没有想到会那样令人激动呢,”安娜说,涨红了脸。
大家这时起身要到花园去。
“我不去,”丽莎说,微笑着,挨着安娜坐下。“您也不去吧?谁愿意玩槌球呢?”
“啊,我倒很喜欢,”安娜说。
“哦,您怎么会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厌倦呢?望着您,真叫人愉快。您是生气勃勃的,我可什么都厌倦了。”
“您怎么会厌倦呢?啊,您是生活在彼得堡最快活的圈子里哩,”安娜说。
“也许不属于我们圈子里的人们还要厌倦得多,但是我们——至少是我——并不快乐,倒是厌倦得可怕,可怕哩。”
萨福抽着烟,和两个青年一道到花园里去了。贝特西和斯特列莫夫仍旧坐在桌旁。
“什么,厌倦!”贝特西说。“萨福说昨晚他们还在您家里痛快地玩了一夜哩。”
“噢,一切都是多么乏味!”丽莎·梅尔卡洛娃说。“看过赛马之后我们大家一齐跑到我家里来。老是一样,老是一样!老是那种事情。我们整晚躺在沙发上。那有什么可快乐的?不,您是用什么方法才不厌倦的呢?”她又转向安娜说。“人只消望一望您,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可以幸福,也可以不幸,但决不是一个会感到厌倦的女人。告诉我,您怎么做的呢?”
“我什么也不做,”安娜回答,由于这寻根究底的盘问羞红了脸。
“那是最好的方法,”斯特列莫夫插嘴说。
斯特列莫夫是一个发鬓半白、却还显得年轻,生得丑陋、但有一副极有特色的聪明脸相的五十岁上下的人。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和她在一道消磨了他全部的剩余时间。一见安娜·卡列宁娜,他——在公务上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就像社交界的聪明人那样,竭力对她,他的政敌的妻子,表示殷勤。
“什么也不做,”他带着含蓄的微笑说,“那是最好的方法。我老早就对您说过,”他转向丽莎·梅尔卡洛娃说,“假如您要不厌倦,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厌倦。正好比您如果怕睡不着,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睡不着。这就是刚才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所说的。”
“我要是这样说了,我一定高兴得很的,因为这话不但说得很聪明,而且也很正确呢,”安娜带着微笑说。
“不,您倒告诉我为什么人不能够入睡,不能不感到厌倦呢?”
“要能够入睡,必须劳动;要心情愉快,也必须劳动。”
“当我的劳动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时候,我为什么去劳动呢?而故意装假是我不能而且也不愿意的。”
“您真是不可救药,”斯特列莫夫说,没有望着她,他又和安娜说话去了。
因为他和安娜见面的次数不多,他对她除了寻常的客套也说不出什么,但是他说这些寻常的话,如说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啦,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多么喜欢她啦,等等,却都带着这样的一种表情,暗示出他是全心全意渴望讨好她,而且对她表示尊敬和甚至不止是尊敬。
图什克维奇走进来,报告说大家在等候他们去打槌球。
“不,不要走,请不要走吧!”丽莎·梅尔卡洛娃听到安娜要走,这样地恳求着。斯特列莫夫帮着她请求。
“这真会有天渊之别,”他说,“离开这里在座的人到年老的弗列达夫人那里去。况且,您只会给予她诽谤的机会,而在这里,您却会唤起完全不同的、极其高尚的、和诽谤正相反的感情,”他对她说。
安娜犹豫不决地沉思了一会。这个聪明人的谄媚的话语,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所表示的天真的、小孩般的好感,以及她所熟悉的这一切社交的气氛,——这一切使她感到这么轻松,而在等待着她的事又是那么困难,以致她一时间踌躇不决了,不知道要不要留在这里,要不要把那痛苦的解释时刻再推延一下。但是一想起假如她没有作出决定的话,她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一想起她两手揪着头发时的那种姿势(连那回忆都是可怕的),她就告辞了,走了。
十九
虽然弗龙斯基过着表面看来是轻浮的社交生活,但是他却是一个憎恶没有秩序的人。当他年纪很小,还在贵胄军官学校的时候,他有一次手头拮据,向人借钱,尝到了遭人拒绝的屈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让自己陷入那样的境地了。
为了使他的事务保持着有条不紊的状态,他每年总有五次左右(或多或少,看情形而定)一个人关起门来,整理他的全部事务。这在他通常叫做清理或是fairelalessive(法语:洗涤)——
赛马的第二天弗龙斯基很晚才醒来,他穿着制服,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把钱、账单和信件摊在桌上,就动手工作起来。知道他在这种时候脾气大得很的彼得里茨基醒来看见他的朋友在写字桌旁,就悄悄地穿起衣服,没有打扰他就走出去了。
凡是对于自己的情况的一切繁杂事情了解得最为详尽的人,总不免以为这些繁杂事情以及解决这些事情的困难是自己所特有的、例外的个人遭遇,决不会想到别人也像他一样被他们自己个人的繁杂事务所包围着。弗龙斯基就是这样想的。他内心里不免带着几分自豪,而且也并非毫无理由,想随便旁的什么人处在他这样困难的境地,恐怕早已弄得十分狼狈,被迫做出不好的事来了。但是弗龙斯基感觉得如果他要避免陷于狼狈境地,那么,把他的状况整顿一番,弄个清楚,现在对于他是极其必要了。
弗龙斯基先从钱财问题着手,认为它是最容易的问题。用纤细的笔迹把他欠的债务通通写在一页信纸上,他加起来一看,他的欠债竟达一万七千卢布,另外还有几百卢布,他为了便于计算起见把零头略掉了。计算了一下他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他发现他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了,在新年之前再也不会有什么进项。又计算了一遍他的欠债,弗龙斯基把它分成三类写下来。第一类,他列入那些必须立刻偿还,或者至少必须准备好钱以便债主来讨时可以毫不拖延地偿付的欠债。这种欠债大概有四千卢布的光景:一千五百是欠买马的钱,两千五百是给他的年轻同僚韦涅夫斯基作的保,韦涅夫斯基在弗龙斯基面前输给一个赌棍这笔钱。弗龙斯基本来要当场偿付那笔钱的(他那时手头有钱),但是韦涅夫斯基和亚什温坚持着说那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付,不应该由没有赌博的弗龙斯基来付。这样倒也好,但是弗龙斯基知道,在这个肮脏的事件中,虽然他所参与的只是在口头上给韦涅夫斯基作保,但是却一定要预备好两千五百卢布,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把钱掷给那骗子,不和他多费口舌。所以为了这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他就得有四千卢布。第二类,有八千卢布,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欠债。这主要是欠赛马房的债务,欠燕麦和干草的承办人、英国人和马具商等等的。对于这些欠债,他为了使自己安心,也得偿付两千卢布左右。最后一类欠债,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倒不用担心。这样,他至少需要六千卢布作为目前开销,而他手头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对于一个像一般人所断定弗龙斯基那样的每年有十万卢布收入的人,这一点儿欠债似乎是毫无困难的;但是实际上他的收入和十万卢布差得很远。他父亲的大宗遗产,单这一项每年就有二十万收入,还没有在兄弟之间分开来。当他哥哥负了一身债,和一个毫无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瓦里娅·奇尔科夫公爵小姐结婚的时候,阿列克谢几乎把得自他父亲的领地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他哥哥,每年只给自己留下二万五千卢布。阿列克谢当时对他哥哥说,在他结婚之前这尽够他用了,而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结婚的。他哥哥,正统率着一支最奢华的联队,又是新婚,不得不接受这笔赠与。他母亲,有她自己一份财产,每年除了他应有的二万五千卢布再补助阿列克谢二万卢布,阿列克谢把这些钱通通花光了。最近他母亲因为他的恋爱事件和他离开莫斯科而生了他的气,已经停止给他钱了。结果,过惯了每年花销四万五千卢布的生活的弗龙斯基,今年只收入了两万五千卢布,他就感到困难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不能向他母亲要钱。他昨天接到的她最近的一封信特别激怒了他,原因是那封信里暗示着她极愿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军务上获得成功,却不愿帮助他过那种使整个上流社会丢脸的生活。他母亲想要收买他的这种企图,刺伤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了。但是他又不能够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慷慨的话,虽然他现在模糊地预见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感觉得那种慷慨的话说得未免太轻率了,而且感觉得就是不结婚他或许也需要那十万卢布的全部收入。但是收回是不可能的了。他只消回忆起他嫂子,想起那可爱而优美的瓦里娅怎样一有机会就要提到她对于他的慷慨永不忘怀,就知道要收回那笔赠与已是不可能的了。这和殴打妇女、偷窃或说谎是一样不可能的。只有一件事能够而且也不能不做了,弗龙斯基毫不踌躇就决定那样做:向放债人借一万卢布,这是毫无困难的,此外就只好一般地节省费用,卖掉他的跑马。这样决定了之后,他立刻写信给那位再三要求买他的马的罗兰达克。接着,他写信请英国人和放债人来,照他要付的账目分配好他的现钱。办完了这些事务之后,他就写了一封冷冷的尖刻的回信给他母亲。接着,他从笔记簿里取出三封安娜的信,又读了一遍,然后烧毁了,他回想起他们昨天的谈话,又沉入深思中了。
二十
弗龙斯基的生活是特别幸福的,因为他有一套明确规定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准则。这套准则包括的范围很有限,但是定下的准则却是无可置疑的,而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越出范围一步,在做他所该做的事上从来不曾有过片刻的踌躇。这些准则明确地规定:该付清赌棍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款;决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对女子却可以;决不可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决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人,诸如此类。这些准则也许是不合理,不对的,但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弗龙斯基在他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就感觉得心安理得,可以昂起头来。直到最近,涉及到他和安娜的关系,弗龙斯基这才开始感觉到他的准则并没有包罗万象,而且预见到将来他会有找不着指导原则的困难和迷惑。
他现在对安娜和对她丈夫的态度在他看来是简单明了的。这清楚正确地规定在指导他行动的那套准则里。
她是一个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他的品行端正的女人,而他也爱她,所以在他眼中看来她是一个应受到与合法的妻子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尊敬的女人。他如果让自己用言语、用暗示侮辱了她,或甚至没有对她表示出一个女人所能企望的那样多的尊敬的话,他是宁愿先把自己的手砍断的。
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猜疑到这件事,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来。要是有人敢说的话,他就准备使那多嘴的人闭口,而且使他尊重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复存在的名誉。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最是明确不过。从安娜爱上弗龙斯基那一瞬间起,他就把他对于她的权利看成了不可剥夺的。她丈夫不过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罢了。无疑地,他是处在可怜的境地,但是那有什么办法呢?丈夫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手里拿了枪要求决斗,而弗龙斯基从最初一瞬间就准备好这一着的。
但是最近,新的内在的关系在他和她之间发生了,那种关系的捉摸不定使弗龙斯基惊讶了。到昨天她才告诉他她有孕了。他感觉到这个消息以及她对他的期望要求一种什么东西,那在他一直用来指导他的生活的那套准则里是没有规定下来的。他真个遭到了意外的袭击,在她把她的情况告诉他的最初一瞬间,激情指点他要求她离开丈夫。他那样说了,但是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设法避免那样做的好;同时,当他暗自这么说的时候,他害怕那样做也许不对。
“我要是叫她离开她丈夫,那就等于教她和我结合在一起。我做好那样的准备了吗?现在我一个钱都没有,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即令我能够设法……但是目前我正在服军役,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如果我说了那种话——我就应当有所准备,就是说,我应当筹一笔钱,离开军队。”
他沉思起来。要不要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外一个隐蔽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几乎是主要的、纵然深深地埋藏在他心里的生活兴味上去了。
功名心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旧的梦想,这梦想他连对自己都没有承认过,但却是那么强烈,现在这种热情竟和他的恋爱对垒交锋了。他在社交界和军界的第一步是很成功的,但是两年之前他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急于要表示他的独立性和上进心,他拒绝了提供给他的一个位置,希望这样能抬高身价;但是结果证明他是太鲁莽了,这么一来,人家就把他的升迁的要求置之脑后了。他既已无可奈何地采取了一个独立人的立场,他就用极大的聪明机敏应付过去,表现得好像他对谁也不抱怨,丝毫也不觉得受了委屈,只愿一个人安安静静,这样就已经很快乐了的样子。实际上早在去年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不快乐了。他感到一个本来有所作为,却一事无成的男子的独立立场已经开始变得乏味了,许多人开始觉得他除了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以外实在是无所作为的了。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给了他一种新的魔力,暂时镇住了咬啮着他的功名心的蠕虫,但是一星期前那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他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属于同一社会圈子的人,他的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和他一同毕业,在学科上、在体育上、在恶作剧和功名的梦想上都是他的竞争者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不多几天以前从中亚细亚回来了,他在那里连升了两级,获得了一枚不轻易授与像他这样年轻的将军的勋章。
他一到彼得堡,人们就把他当作第一等的新星谈论着。他和弗龙斯基同学又同年,现在已做了将军,正等待着一个可以影响政局的任命;而弗龙斯基呢,虽然倜傥不羁,又被一个绝色女人爱着,到底不过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罢了。
“自然我不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而且也决不会羡慕他;但是他的升迁却提醒了我,人只要等待时机,像我这样的男子,飞黄腾达起来是很快的。三年前他也和我处在一样的地位。假如我退伍,那就是破釜沉舟。假如我仍旧留在军队里,那我就什么都没有损失。她自己也说过她不愿意改变她的处境。有了她的爱情,我是不能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于是慢慢地捻着胡髭,他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他的眼睛特别闪闪有光,他感到一种坚决、镇静和愉快的心情,那是每当他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常常感到的心情。一切都清楚明白,就像以前每次清理之后一样。他刮了胡髭,洗了个冷水浴,就穿起衣服,走出去了。
二十一
“我来接你的。今天你的‘洗涤’花去了不少时间哩!”彼得里茨基说。“哦,完了吗?”
“完了,”弗龙斯基回答,只有眼睛里含着微笑,并且那么细心地捻着胡髭,就好像把他的事务弄得井井有条之后,任何太鲁莽或者急遽的动作都会搅乱它似的。
“你每次这样以后总是像洗了个澡似的,”彼得里茨基说。
“我从格里茨基(他们这样叫那联队长)那里来,他们都在等你。”
弗龙斯基望着他的同僚,没有回答,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哦,音乐就是他那里发出来的吗?”他一面说,一面听着传到他耳边的那奏着波尔卡舞和华尔兹舞曲的管弦乐的熟悉的音调。“又是什么庆祝宴会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来了。”
“啊哈!”弗龙斯基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呢。”
他眼睛里的笑意闪耀得更加灿烂了。
既已下了决心以自己的恋爱为幸福,愿意为恋爱牺牲功名心——无论怎样,既已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弗龙斯基就不能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怀有羡意,也不能因为他到了联队没有先来看他而感到不快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他的好友,他来了他自然很高兴。
“噢,我高兴极了!”
联队长杰明住着一座地主的大房子。宾主全体齐集在下面的宽敞的凉台上。在院子里,最先映入弗龙斯基眼帘的是站在一只盛伏特加的大桶旁边的一队穿着白亚麻布制服的歌手,和被士官们围绕着的联队长的壮健的、快乐的姿容。他走到凉台第一级台阶上,挥着手臂,对站在一旁的几个兵士大声地叫嚷着吩咐什么,那声音盖过了奏着奥芬巴哈的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一队兵士,一个军需官,和几个下士同弗龙斯基一道走到凉台上。联队长回到桌子旁,又走到台阶上,手里端着一只酒杯,提议举杯祝酒:“祝我们以前的同僚,英武的将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公爵健康。乌拉!”
跟在联队长后面,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含着微笑,手里拿着酒杯走到台阶上来。
“你越来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正站在他面前的两颊红润、风度潇洒的军需官说,那位军需官虽然在服第二期的兵役,却还是显得那么年轻。
弗龙斯基有三年没有见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了。他看上去好像更健壮了,蓄起了颊髭,但风采却依旧不减当年,他的面貌和身姿的动人之处与其说在于它们的漂亮仪表,毋宁说是在于它们的文雅高贵风度。弗龙斯基在他身上看出的唯一的变化就是那种功成名就、并且确信自己的成功为世人所公认的人的脸上所表露出的沉静的、不变的光辉。弗龙斯基知道那种光辉,因此立刻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身上觉察出来。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下台阶的时候,他看到了弗龙斯基。欢喜的微笑使他容光焕发。他猛然仰起头,举起手里的酒杯,和弗龙斯基招呼,而且用这姿势表示他得先去和军需官周旋一下,那军需官已挺直了身子,噘着嘴唇在等待着接吻。
“他来了!”联队长叫着。“亚什温告诉我说你又在忧郁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吻了吻那风度潇洒的军需官的濡润、鲜嫩的嘴唇,用手帕揩拭了一下自己的嘴,就走到弗龙斯基面前去。
“我真高兴!”他说,紧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
“您照顾他吧,”联队长指着弗龙斯基对亚什温叫了一声,就走到下面兵士们那里去了。
“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看赛马?我原来希望在那里看到你的,”弗龙斯基说,打量着谢尔普霍夫斯科伊。
“我去了,但是迟到了,对不起!”他补充说,转向副官说:“请尽这点钱平分给大家吧。”
说着,他急忙从皮夹里取出三张一百卢布的纸币,微微涨红了脸。
“弗龙斯基!要吃点或是喝点什么吗?”亚什温问。“喂,拿点什么来给伯爵吃!噢,来了,喝一杯吧!”
联队长家的宴会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酒喝了不少。他们好几次把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抬起来抛到空中又接住。接着,他们又抬起联队长往上抛。随后,在歌手们面前,联队长本人和彼得里茨基跳起舞来。后来,联队长已显出疲乏不支的模样,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坐下来,开始向亚什温说明俄国比普鲁士优越,特别是在骑兵冲锋方面,于是欢闹就暂时停息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进屋里盥洗室去洗手,看见弗龙斯基在那里;弗龙斯基正在用冷水冲洗。他脱了上衣,把他那晒红的、多毛的脖颈伸在龙头下面,用双手搓擦着脖颈和头。等他洗完了,弗龙斯基就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身旁坐下。他们一同坐在盥洗室的小沙发上,开始谈起他们两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我总是从我妻子那里听到你的消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我很高兴你时常看到她。”
“她和瓦里娅很要好,她们是彼得堡我乐于会见的唯一的女人,”弗龙斯基微笑着回答。他微笑是因为他预见到谈话趋向的题目,而他是喜欢那个题目的。
“唯一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带着微笑反问。
“是的,我听到你的消息,可不单是从你夫人那里,”弗龙斯基说,用脸上的严峻表情阻止对方的暗示。“我听到你的成功非常高兴,但一点也不惊奇。我期望的还要大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微一笑。显然,弗龙斯基对他这种看法使他很高兴,他不觉得有掩饰这种心情的必要。
“相反,我原来期望的还要小呢——我坦白地承认。但是我高兴,非常高兴。我是有野心的,这是我的缺点,我承认这一点。”
“要是你没有成功的话,你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弗龙斯基说。
“我不这样想,”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又微笑了。“我倒不是说没有成功就不值得活下去,只觉得那会很沉闷罢了。自然我也许错了,但是我感觉得我在我所选定的活动圈内有些才能,而且任何权力只要落到我手里,总比落到我认识的许多人的手里要好一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意识到自己辉煌的成功,这样说。“因此我越接近权力,我就越觉得高兴。”
“这在你也许是实情,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这样。我也曾那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生活着,而且觉得人不值得仅仅为此而活着。”
“正是这话!正是这话!”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大笑着说。
“我开始就说我听到你的事情,听到你拒绝接受……自然,我赞成你做的事。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方法。我以为你的行为本身是很对的,但是你的做法却不太妥当。”
“事情做过就算了,你知道我做事从不翻悔。而且,我现在也还过得去。”
“还过得去——暂时的。但是你不会这样就满足的。我对你哥哥不会说这种话。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就像我们这里的主人一样。这就是他!”他补充说,听着“乌拉!”的叫声。“他是快乐的,你可不会这样就满足的。”
“我并没有说我这样就满足了。”
“是的;但是不仅如此,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啊。”
“谁需要?”
“谁需要?社会需要,俄国需要。俄国需要人才,需要一个政党,要不然一切都成泡影。”
“你是什么意思?说的是反对俄国共产党人的别尔捷涅夫党吗?”
“不,”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因为猜疑他有那种荒谬的意见而恼怒了,皱起了眉头。
“Toutcaestuneblague①。那一向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本来没有什么共产党。但是玩弄阴谋的人们总是要捏造出一个什么有害的、危险的政党。这是他们的惯技。不,需要的是有力的政党,像你我这样独立的人所组成的。”
“但是为什么呢?”弗龙斯基举出了几个当权者的名字。
“他们为什么不算是独立的人呢?”
“只因为他们没有,或是生来就没有独立的财产,他们没有门第,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出生在和太阳接近的世界。他们是可以用金钱或恩惠收买的。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只好想出一种政策。于是他们想出一种什么花样,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有害无益的政策,而那整个的政策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谋得高官厚禄的手段罢了。你且窥看一下他们的内幕,Celan’estpasplusfinqueca②。也许我不如他们,或是比他们更蠢,虽说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如他们。不管怎样说,你我有一种比他们强得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可不那么容易被人收买。而这样的人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哩。”——
①法语:那全是胡诌。
②法语:不过如此而已。
弗龙斯基用心地听着,但是引起他的兴味的与其说是那番话的内容,毋宁说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态度,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已在考虑和当权的人们斗争,在那权力的领域里已有了他的好恶,而弗龙斯基自己对于权力的兴味却没有超出他的联队以外。弗龙斯基还感觉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以他那思考和理解事物的显著的能力,以他那在他所处的社会里实不多见的聪明和口才,将会成为一位多么有力的人物。他有点嫉妒起来了,虽然他觉得有那种情感是可耻的。
“但是我在这方面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他回答说,“我没有权力的欲望。我曾经有过,但是过去了。”
“对不起,这不是真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笑着说。
“是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说句老实话,至少现在是这样!”弗龙斯基补充说。
“是的,现在这是真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现在是不会持久的啊。”
“也许,”弗龙斯基回答说。
“你说也许,”谢尔普霍夫斯利伊继续说,好像猜着了他的心思一样,“但是我却要说一定。我之所以想要见你也就是为了这缘故。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我是理解的,但是你却不能总是这样。我只请求你给我carteblanche①。我并不是要来保护你……但是,说起来,我为什么不能保护你呢?你曾经庇护过我那么多次!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超过这个。是的,”他说,像女人一样温柔地对他微笑着。“给我carteblanche,退出联队,我会让人觉察不出地把你提升。”——
①法语:全权委托书。
“但是你要明白我什么都不需要,”弗龙斯基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立起身来,面对着他站着。
“你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我懂得这意思。但是你听我说:我们是同样年纪,你认识的女人恐怕要比我多得多。”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微笑和姿势告诉弗龙斯基不用惧怕,他会很斯文地、细心地去触那痛处的。“但是我是结过婚的人,相信我吧,正像什么人所说的那样,只要了解了你所爱的妻子,你就会比认识一千个女人的人更了解所有的女人。”
“我们马上就来了!”弗龙斯基对一个向房间里张望的士官叫道,那士官是来唤他们到联队长那里去的。
弗龙斯基现在想听到底,听听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究竟会对他说些什么话。
“这就是我对你说出的意见。女人是男子前程上的一个大障碍。爱上一个女人,再要有所作为就很难了。要轻松自在地爱一个女人,不受一点阻碍,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我怎样对你表达我的意思呢?”欢喜打比喻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等一等,等一等!对啦,正好像你要拿着fardeau①,同时又要用两只手做事,那就只有把fardeau系在背上的时候才有可能,而那就是结婚。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感觉到的。我的两只手突然腾出来了。但拖着fardeau而不结婚,你的手就会老给占着,你再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了。看看马赞科夫吧,看看克鲁波夫吧!他们都是为了女人的缘故把自己的前途毁了。”——
①法语:包袱。
“什么样的女人啊!”弗龙斯基说,想起他提到的这两个人所勾搭上的法国妇人和女演员。
“女人在社交界的地位越稳固,那就越糟。那就好像不单是用你的手拿着fardeau,而且要从什么人手里把它夺过来。”
“你没有恋爱过,”弗龙斯基低声说,望着前方,想着安娜。
“也许是的。但是你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而且还有一点,女人是比男人更实际的。我们由于恋爱创造出伟大的事业,但她们却总是terre-à-terre①。”——
①法语:讲求实际。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他对走进来的仆人说。但是仆人并不像他所猜想的那样又来叫他们的。仆人把一封信递给了弗龙斯基。
“是你的仆人从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里带来的。”
弗龙斯基拆开信,涨红了脸。
“我的头痛起来了,我要回去,”他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呀,那么再见!你给我carteblanche吗?”
“我们以后再谈吧,我到彼得堡再来看你。”
二十二
已经快六点钟了,为了及时赶到那里,同时又为了不用大家都认得的他自己那辆马车,弗龙斯基坐上亚什温的出租马车,吩咐马车夫尽量快跑。这是一辆宽敞的、旧式的、有四个座位的马车。他坐在角落里,两腿伸到前排的座位上,凝思起来。
模糊地意识到他的事务已弄得有条不紊,模糊地回想起认为他是有用之才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友情和夸奖,特别是期待眼前的幽会——这一切融成了一股生命的欢乐感觉。这感觉是这样强烈,使他不由得微笑了。他放下两腿,把一只腿架在另一只的膝头上,用手按住,抚摸了一下他昨天堕马时微微擦伤了的小腿的富于弹性的筋肉,于是向后一仰,他深深地舒了好几口气。
“好,很好!”他自言自语。他以前对自己的身体也常常体验到喜悦之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他自己和他的身体。他愉快地感觉着他的强壮的腿里的轻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觉着在他呼吸的时候他的胸脯筋肉的运动。晴朗的、带着凉意的八月天,那使安娜感到那么绝望的,却使他感到心旷神怡,使他那由于用冷水冲洗过还在发热的脸和脖颈都感到凉爽了。他胡髭上的润发油的香气在新鲜空气中使他觉得特别好闻。他从马车窗口眺望到的一切,在清澈的冷空气里的一切,映在落日的淡淡余晖里,就像他自己一样清新、快乐和壮健。在夕阳的斜照里闪烁着的家家户户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鲜明的轮廓,偶尔遇见的行人和马车的姿影,一片静止的青草和绿树,种着马铃薯的畦沟匀整的田亩,以及房子、树木、丛林,甚至马铃薯田埂投下的斜斜的阴影——这一切都是明朗的,像一幅刚刚画好、涂上油彩的美丽的风景画一样。
“快点,快点!”他对马车夫说,把头伸到窗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在车夫回过头来的时候放在他的手里。马车夫的手在灯旁摸索什么东西,鞭子突然响起来,马车迅速地沿着平坦的大路行驶起来。
“除了这种幸福以外,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想,凝视着车窗之间的铃钮,一心回想着他最近一次看见的安娜的模样。“我越来越爱她了。这就是弗列达别墅的花园。她在哪里呢?在哪里呢?怎么回事?她为什么指定这个地方和我会面,她为什么在贝特西的信里附上一笔呢?”他想,现在才第一次觉得诧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思索的余暇了。还没有到林荫路之前,他就叫马车夫停下,打开车门,在马车还在滚动着的时候就跳下来,走进直通房子的林荫路。林荫路上没有一个人;但是向右手一望,他看到了她。她的脸给面纱掩蔽着,但是他用欢喜的眼光拥抱了她所独有的那种特殊步态、肩膊的斜度和头的姿势,立刻像有一股电流通过他的全身。他又以新的力量从他两腿的富于弹力的动作到呼吸时的肺部运动意识到他自己的存在,好像有什么东西使他的嘴唇抽搐起来。
走到他面前去,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请你来,你不生气吗?我非得见见你不可呢,”她说;他在她的面纱下看到的她的嘴唇的严肃庄重的线条,立刻使他的心情改变了。
“我,生气!可是你怎么到这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呢?”
“没有关系,”她说,挽住他的胳膊,“一道走走吧,我要和你谈谈哩。”
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幽会不会是欢乐的。在她面前,他没有了自己的意志:还不知道她的忧愁的原因,他就已经感到那忧愁不知不觉地感染上他了。
“什么事?什么?”他问她,用胳膊紧挽着她的手,极力想从她的脸上看出她的心事来。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鼓起勇气来,随后突然间她停住脚步。
“我昨天没有告诉你,”她开口说,迅速而又痛苦地呼吸着,“在我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家的路上,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告诉他我不能做他的妻子了……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他听她说着,不觉把整个身子弯向她,好像希望以此来减轻她处境的困苦。但是她一说出这话,他就蓦地挺直身子,一种高傲而严厉的表情显露在他的脸上。
“是的,是的,这样倒更好,一千倍的好!我知道那对于你是多么痛苦,”他说。
但是她没有听他讲的话,她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的心思。她猜想不到那种表情与弗龙斯基心中所起的第一个念头——现在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关。她心中从没有想到过决斗的念头,因此她对于这瞬息间的严厉表情作了别的解释。
当她接到丈夫的信的时候,她就从心底知道一切都会照以前的样子继续下去,她没有毅力放弃她的地位,抛弃她的儿子,投奔到情人那里去。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度过的早晨更坚定了她这个念头。但是这次幽会对于她还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她希望这次幽会能改变她的处境,能拯救她。要是一听到这消息,他就坚决地、热情地、没有片刻踌躇地对她说:“抛弃一切,跟我一道走吧!”她是会丢弃她的儿子,和他一道走掉的。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在他身上激起她所期待的变化:他只是好像感到受了什么侮辱的样子。
“这在我一点也不痛苦。这是自然而然的,”她激怒地说。
“你看……”她从手套里掏出她丈夫的信来。
“我明白,我明白,”他打断她,接过那封信,却没有看,竭力想要安慰她。“我只渴望一件事,我只祈求一件事,就是了结这个处境,好让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的幸福。”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她说。“难道我会怀疑吗?假使我怀疑……”
“谁来了?”弗龙斯基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个妇人突然说。
“也许她们认识我们呢!”说着,他迅速地拉着她一道转进一条小路去。
“啊,我才不在乎哩!”她说。她的嘴唇颤抖着。他感到好像她的眼睛从面纱下面含着异样的愤慨望着他。“我告诉你,问题不在那儿,我不会怀疑这个的;但是你看他给我写些什么话吧。看看吧。”她又站住了。
正像在听到她和她丈夫决裂的最初那一瞬间一样,弗龙斯基读着信的时候,又不知不觉地沉入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触中,那种感触是由于他自己和那个受到侮辱的丈夫的关系在他心中引起的。现在,他把信拿在手里,他不禁想像着大概他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在家里看到的挑战书,和决斗时他自己向空中放了一枪之后,脸上带着像现在一样的冷冷的傲慢表情,等待着被侮辱的丈夫的枪弹时那决斗的情景。这时候,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刚刚对他所说的话,以及他自己早晨所起的念头——还是不要束缚住自己的好——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他知道这个念头是不能够对她说的。
看了信,他抬起眼睛望着她,在他的目光里没有坚定的神色。她立刻明白他自己早就想过这事。她知道不论他对她怎样说,他都不会把他心里的话通通说出来。她知道她最后的一线希望落了空。这不是她所期待的结果。
“你看他是怎样一种人!”她带着颤栗的声调说。“他……”
“原谅我,但是这样我倒觉得很快活。”弗龙斯基插嘴说。
“看在上帝面上,请让我说完吧!”他补充说,他的眼睛恳求她给他解释这句话的时间。“我觉得很快活,是因为事情决不会,决不会像他所想的那样照旧继续下去。”
“为什么不会?”安娜说,她忍住眼泪,而且显然已不重视他所说的话了。她感到她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弗龙斯基本来想要说在决斗——他以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了——之后,事情就不能够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了,但是他却说了别的话。
“这不能够继续下去。我希望你现在离开他。我希望……”他感到惶惑,涨红了脸,“希望你让我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开口说。
她没有让他说下去。南回归线
“但是我的儿子呢?”她叫了一声。“你看见他信上写的话吗?一定要我离开我的儿子,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那样做。”
“但是,为上帝的缘故,哪一样好些呢?——离开你的儿子呢,还是继续在这种屈辱的处境中过下去?”
“对谁说来是屈辱的?”
“对于大家,尤其是对于你。”
“你说这是屈辱的!……请不要这样说吧。这样的话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她颤声地说。现在她不愿意他说假话。她剩下的只有他的爱,而她也要爱他。“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有了它,我就感到自己这样高尚,这样坚强,什么事对于我都不会是屈辱的。我为我的处境而感到自豪,就因为……我自豪……自豪……”她说不出引以自豪的东西来。羞耻和绝望的眼泪哽住了她。她停住脚步,蓦地呜咽起来。
他也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使鼻子发酸,他生平第一次要想哭出来。他说不出是什么那么感动了他;他为她难过,而且感觉到爱莫能助,同时他也知道他就是她不幸的原因,是他做了错事。
“离婚不行吗?”他无力地问。她默默地摇摇头,没有回答。“带了你的儿子一道离开他也不行吗?”
“是的,但是一切都要看他怎样。现在我就得回到他那里去,”她冷冷地说。她预感到一切都会照旧,这种预感并没有欺骗她。
“星期二我就回彼得堡去,一切都会解决的。”
“是的,”她说,“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吧。”
安娜打发走了马车,吩咐再到弗列达花园门前来接她,现在马车已经来了,安娜告别了弗龙斯基,就回家去了。
二十三
星期一,是六月二日委员会的例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会议室,照例向议员和议长打了招呼,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把手放在摆在他面前的文件上。在这些文件里有必要的证据和他预备发表的演讲提纲。但是实际上他并不需要这些文件。一切他都记得,他觉得不必要在他记忆里再三再西地重温他要说的话。他知道,到了时候,当他看见他的政敌面对着他,而且徒然想装出一副冷淡的表情的时候,他的演说就会比他现在能够准备的还要好地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他觉得他的演说的内容是这样重要,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同时,在他听照例的报告的时候,他流露出一种最天真、最平和的态度。看见他那青筋累累、指头很长的白净的双手,那么安闲地抚摸着放在面前的白纸的两端,看见他的头垂到一边那种疲倦的神情,谁都不会猜到几分钟之内从他的嘴里就会吐出的滔滔的言辞,那将卷起可怕的风暴,使得议员们叫嚷和对骂,使得议长不得不起来维持秩序。报告完了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他那平静而尖细的声音宣告,关于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他有几点意见向大家申述,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他身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清了清喉咙,不望着他的政敌,只像他平常演说的时候一样,选中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人,一个在委员会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安静的身材矮小的老人作为他的视线的对象,就开始陈述他的意见。当他说到基本组织法的时候,他的反对者跳了起来,开始抗议。同样也是委员会的一员,同样被触怒了的斯特列莫夫开始辩解,会议简直变得狂风暴雨一般了;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胜利了,他的提议被接受了;任命了三个新的委员会,第二天,在彼得堡某些社交团体中,就会专门谈论这一次的会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成功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大。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醒来的时候,怀着愉快的心情想起了昨天的胜利,当他部里的秘书长为了要奉承他,把他听到的有关委员会上发生的事情的传闻告诉他的时候,他虽然竭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笑。
和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指定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回来的日子,因此当一个仆人走来报告她来到的时候,他感到吃惊,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快之感。
安娜一大早就到了彼得堡;依照她的电报,派了马车去接她,因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应该知道她的到来。但是当她到了的时候,他却没有出来迎接她。她听说他还没有出去,正和他的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她差人告诉她丈夫她已经到了,随即走进了她自己的房间,一面着手检点行李,一面期待着他来。但是一点钟过去了,他还没有来。她借口吩咐什么事走进餐室,故意大声说话,期望他走到那里来;但是,他没有出来,虽然她听到他送他的秘书长的时候走到了书房门口。她知道他照例很快就要去办公,她想要在他出去之前看到他,以便确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她走过大厅,坚决地向他那里走去。当她走进他的书房的时候,他显然是快要出门的样子,穿着制服,坐在一张小桌旁,把胳臂肘搁在桌上,忧郁地凝视着前方。他还没有看到她,她就先看到了他,而且她看出来他是在考虑她的事。
一看到她,他本来想站起来,但是又改变了主意,随即他的脸突然红了……这是安娜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而后他迅速地站了起来,走去迎接她。他没有看她的眼睛,却看着她眼睛上面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请她坐下。
“您回来了,我非常高兴,”他说,坐到她的旁边,显然想说什么话,但是口吃起来。他好几次想说,但都停止了。尽管她准备和他会面时曾告诫自己要轻蔑他,责备他,她还是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才好,而且她可怜起他来了。这样,沉默继续了一些时候。“谢廖沙很好吗?”他说,没有等待回答,他又补充说:“我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立刻就要出去。”
“我本来想到莫斯科去的,”她说。
“不,您回来做得非常、非常对,”他说着,又沉默了。
看着他没有力量开口,她自己开口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凝视着他说,并没有在他望着她的头发那种凝神注视下垂下眼睛。“我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一个坏女人,但是我还和以前一样,和我告诉您的时候一样,我现在来就是要告诉您,我不能够有什么改变。”
“我并没有问您这件事,”他说,突然坚决而又怀着憎恨地望着她的眼睛。“我料到会这样的。”在愤怒的影响之下,他显然又完全恢复了镇静。“但是像我当时对您说过,并且在给您的信上写过的一样,”他用尖细刺耳的声调说,“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事。我可以不闻不问。并不是所有的妻子都像您这么善良,要这样急急地把这种·愉·快·的消息告诉她们的丈夫。”他特别着重说“愉快的”这个字眼。
“社会上不知道这事的时候,我的名字没有遭到污辱的时候,我可以不闻不问。因此,我只是警告您,我们的关系还要和以前一样,但要是您·损·害自己的名誉的时候,我就会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
“但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够和以前一样了,”安娜带着胆怯的声调说,开始惊惶地望着他。
当她又看到他那种镇静的态度,听到那种刺耳的、孩子一样的讥讽的声调时,她对他的嫌恶就消除了她刚才对他的怜悯,她只觉得恐惧,但是无论如何,她要弄清楚她的处境。
“我不能够做您的妻子了,我既已……”她开口说。
他发出冷酷的恶意的笑声。
“想必您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了您的思想。我那么尊敬您或者说轻蔑您,或是两样都有……我尊敬您的过去,轻蔑您的现在……您对于我的话所作的解释和我的原意相差很远。”
安娜叹息了一声,低下了头。
“但是我的确不能理解,以您所具有的独立精神,”他继续说,激昂起来了,“竟然对您的丈夫直言不讳地宣告您的不贞,而且不觉得这有什么该受谴责的地方,好像您觉得对您丈夫履行妻子的义务倒是该受谴责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要我怎样?
“我要求的是,我不要在这里见到那个人,您的一举一动都要做到·不·让·社·会·上·和·仆·人·们责难您……不要去看他。这个要求,我想并不过分。而且这么一来,您没有尽为妻的义务却可以享受忠实妻子的一切权利。这是我要对您说的所有的话。现在我该走了。我不在家里吃饭。”
他站了起来,向门边走去。安娜也站了起来。他默默地点着头,让她先走。
二十四
列文在草堆上度过的一夜,对他并不是虚度过去的。他的农业经营使他厌烦,使他丝毫不感兴趣了。虽然今年丰收,但是像今年这样,遇到这么多的挫折,在他和农民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争吵,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从来没有过的;而造成这些失败和敌意的原因,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他在劳动本身上体验到的快乐,由于劳动而和农民的接近,他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所感到的羡慕,他想要过那种生活的愿望——那愿望在那天晚上对于他已经不是梦想,而是真正的目的,他已仔细考虑了达到那目的的办法——这一切大大改变了他对于他所经营的农事的看法,使他再也不能够对它像以前那样感兴趣了,而且不能不看到作为这一切的基础的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不愉快的关系。一群像帕瓦那样的良种母牛,全部用很好的犁耕过的土地,九块用篱笆围着的平坦的耕地,九十亩施足了肥的田地,各式条播机,以及其他等等——假如这劳动只是由他自己,或者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们——同情他的人们所共同完成的,这一切就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看得很清楚(他正在写的一本关于农业的著作,说明农业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这对于他大有帮助),他所经营的这种农业不过是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一场残酷的、顽强的斗争,在这斗争中,一方面,在他这方面,是不断的竭尽全力,要把一切都做到十全十美的理想境地,在另外一方面,则是一切听其自然。而且在这场斗争中,他看出了尽管他这方面如何紧张,而另一方面却是毫不努力或者甚至毫无目的,而得到的唯一结果是,工作进行得使任何一方都不满意,而很好的农具、很好的家畜和土地,对谁都没有益处地白白糟蹋了。主要的是,花在这种事业上的精力还不只是徒劳无益,现在,这种事业的意义他既已明了,他就不能不感到连他浪费的精力的目的也都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斗争是为了什么呢?他努力争取自己的每一个小钱(而他不得不这样,因为他只要稍许放松一点,他就会没有钱去偿付劳动者的工资),而他们却只坚持要轻松愉快地干活,那就是说,照他们平常一样地劳动。为了他的利益,每个劳动者都应该尽量辛勤地劳动,而且劳动的时候,应该步步留神,竭力不要把簸谷机、马耙、打谷机弄坏,应该留神自己干的活儿。劳动者需要的则是尽可能快乐地、常常休息地、特别是漫不经心地、无忧无虑地劳动。这个夏天,列文随时都看到这一点。他派人去割苜蓿做干草,他选定了长满了杂草和莠草的、不能留种的最坏的田地让给他们去刈割,一次又一次地,他们尽割最好的苜蓿地,他们辩解说是管家要他们这样做的,而且说这会制成很出色的干草,这样来安慰他;但是他知道这只是由于那些地比较容易刈割的缘故。他派去了一架翻草机,翻了不到几行就坏了,因为坐在驾驶座位上,听着巨大的机翼在头上舞动,农民觉得很沉闷。而他们告诉他:“不要担心,老爷,女人们马上就会把草翻好的。”几张犁实际上不能用了,因为农民在掉转犁头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要把犁头提起,他使劲地把犁头扭转过去,折磨着马匹,毁坏了地面,而他们却要求列文不用担心。马自由自在地闯进了小麦田,原因是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做守夜人,虽然命令不要这样做,农民们还是坚决主张轮流守夜,而万卡,在劳动了整整一晚之后,睡着了,为了他的过失,他很后悔,说道:“随您怎样处置我吧,老爷。”由于把牛放牧到再生的苜蓿地里,又不给牛水喝,他们糟蹋死了三头最好的小牛,而且怎样也不相信,牛是吃多了苜蓿死的。为了安慰他,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位邻人三天里损失了一百十二头家畜。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谁对列文或者对他的农场怀着恶意;相反地,他知道他们都欢喜他,把他当做一位朴实的老爷(他们的最高的赞辞);但是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只是因为他们老想快乐地、无忧无虑地干活,而他的利益不仅与他们无关,难于为他们理解,而且是注定和他们的正当要求相抵触的。老早以前,列文就已不满意自己对农事的态度。他看到他的小舟有了漏洞,但是也许是要故意欺骗自己吧,他并没有找到而且也不去寻找那漏洞,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他所经营的农业,对于他不仅没有了吸引力,而且使他觉得讨厌了,他对它已不再感到兴趣。
现在又加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正在离他仅仅三十里的地方,他想要和她见面,却又不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奥布隆斯卡娅,在他拜访她的时候曾经劝他再来,来向她妹妹重新求婚,而且她意思之间好像现在她妹妹一定会接受他的要求。列文自己在看到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的时候,也感到他爱着她;但是知道她在奥布隆斯基家里的时候他却不能到那里去。他向她求过婚,而她拒绝了他,这件事,就在她和他之间设下了一道难于逾越的障碍。“我不能够仅仅因为她不能够做她所爱慕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自言自语,想到这个就使他对她感到冷淡和敌意。“我和她说话不可能不带责备的意思;我看到她不由得会怨恨;她也只会更加憎恶我,这是一定的。而且,现在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说了那些话以后,我怎么能够去看她们呢?难道我能不表示我明白了她告诉我的话吗?而我要宽宏大量地饶恕她,可怜她!我要在她面前扮演一个饶恕她、把我的爱情赏赐给她的角色!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什么告诉我那些话呢?也许我可以偶然会见她,这样一来,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借一副马鞍给基蒂用。“人家告诉我,您有一副女用的马鞍,”她信上写着。“我希望您亲自给我们送来。”
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一个聪明体贴的女人怎么可以使她妹妹处于这样一种屈辱的境地呢!他写了十次字条,都撕了,就把马鞍送了去,没有附回信。回信说他会去不行,因为他不能去;说他因事不能抽身,或是他要离开这里了,所以不能来,那就更糟。他没有回信,而且带着一种好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一样的心情,把马鞍送去了;他把他感到厌烦的一切农事交给了管家,第二天,他就出发到一个遥远的县里去看望他的友人斯维亚日斯基,这位友人的邻近有许多极好的松鸡出没的沼泽,他最近还来过信,要求他履行到他家里去小住的诺言。在苏罗夫斯克县有松鸡出没的沼泽,早就吸引了列文,但是由于田庄上的事务缠身,他一直拖延着没去拜访。现在他很高兴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邻近,主要是摆脱农事,尤其高兴的是去打猎,那在他烦恼的时候常常成为他最好的安慰。
二十五
去苏罗夫斯克县,没有铁路,也没有驿马,于是列文就乘他自己的旧式四轮马车去了。
在半路上,他为了喂马,停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一位长着浓密的、在两颊上变花白了的红颊须,秃头,满面红光的老人打开大门,把身子紧贴在门柱上,让三驾马车通过去。老人指点马车夫到院子里一间披屋里去,——那院子是新修的,宽大、干净而又整齐,院里摆着一些烧焦了的木犁,——然后请列文走进客房。一个赤脚穿着套鞋、服装清洁的少妇正在擦洗新门廊的地板。她被跟在列文后面跑进来的狗吓了一跳,发出一声尖叫,但是当她听说狗不会咬人的时候,她立刻就因为自己的惊惶失措而发笑起来。用她裸露的手臂把通到正房的门指给列文,她又弯下腰去,掩藏起她的美丽的脸,继续擦洗着。
“您要茶炊吗?”她问。
“好的,麻烦你了。”
正房很宽敞,有一个荷兰式火炉,一个隔扇。在圣像下面摆着一张绘着花样的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靠近门口,有一个摆满了杯盘的食器橱。百叶窗关上了,苍蝇很少,房间是这样清洁,使得列文很担心那一路跑来、而且在泥水里洗过澡的拉斯卡会弄脏地板,他吩咐它在门边角落里卧下。在正房里环视了一遍之后,列文走到后院里去了。穿套鞋的漂亮的少妇挑着两只摇晃着的空桶,在他前面跑到井边去打水。
“快一些,我的姑娘!”老人愉快地向她叫着,而后走到列文面前。“哦,老爷,你是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的吗?那位老爷也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把胳膊肘支在台阶的栏杆上,开始闲谈起来。
在老人正谈到他和斯维亚日斯基的交情时,大门又轧轧地响了,干活的人们曳着木犁和耙从田间走进院子。套在犁和耙上的马匹又光泽又肥壮。干活的人们显然是这一家的人;两个穿印花布衬衫、戴便帽的年轻人,其他两个是雇工,都穿着麻布衬衫,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年轻人。老人从台阶走下,走到马匹前面,开始卸马。
“他们犁什么田?”列文问。北回归线
“在犁马铃薯田。我们也租了一小块地哩。费多特,不要牵出那匹阉马,把它牵到马槽那里去吧,我们把另外一匹套上。”
“啊,爹,我要的犁头拿来了吗?”那高大健壮的汉子问,他显然是老人的儿子。
“在那里……在门廊里,”老人一面回答,一面把他解下的缰绳缠绕起来,投在地上。“趁他们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把犁弄好。”
漂亮的少妇肩上挑着满满两桶水走进了门廊。更多的女人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年轻美貌的、中年的、又老又丑的、带小孩的和没有带小孩的。
茶炊开始发出咝咝的响声;雇工们和家里的人安顿好马匹,进来吃饭了。列文从马车里取出食物来,请老人和他一道喝茶。
“哦,我今天已经喝过了,”老人说,显然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是再陪您喝一杯吧。”
喝茶的时候,列文探听到老人农庄上的全部历史。十年前,老人从一位女地主手里租了一百二十亩地,去年干脆就买了下来,另外还从邻近一位地主手里租了三百亩地。他把一小部分土地——最坏的部分——租了出去,自己全家和两个雇工种了四十亩地。老人诉说他境况不佳。但是列文明白,他这样抱怨,不过是出于礼貌的关系,而他的农场的状况是繁荣的。要是他的境况真不好,他就不会以一百零五卢布一亩的价钱买进土地,他就不会给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都娶了亲,也不会遭了两次火灾以后重新修建房屋,而且建筑得越来越好了。不管老人怎样诉苦,但是显然他是在夸耀,合乎情理地夸耀他的富裕,夸耀他的儿子们、他的侄儿、他的媳妇们、他的马匹和母牛,特别是夸耀他把这一切农事经营得很好。从他和老人的谈话中,列文看出来他也并不反对新式方法。他种了许多马铃薯,而他的马铃薯,像列文坐车走过的时候所看到的,已经开过了花,正在结果,而列文的却刚刚开花。他用一架从邻近一位地主那里借来的新式步犁来耕马铃薯地。他种了小麦。在筛黑麦的时候,老人把筛下的麦屑留着喂马,这件细小的事特别打动了列文。多少次列文眼看着这种很好的饲料被糟蹋了,竭力收集起来,但总是不可能。这位农民却办到了,他对于用这个来做家畜饲料,真是不胜赞赏。
“娘儿们做什么呢?她们把它包好送到路边,大车就把它运走了。”
“哦,我们地主拿雇工真是没有办法哩,”列文说,一边递给他一杯茶。
“谢谢你,”老人说,接了茶杯,但是指着他咬剩的一块糖,①他谢绝了再在茶里加糖。“你怎么可以靠雇工干活呢?”他说;“那简直是糟透了!比方,看斯维亚日斯基家吧,我们知道他的土地是怎样的土地——黑得像罂粟籽,但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收获。照顾不够——就是这样!”——
①俄国农民为了节约,轻易不在茶里放糖,而只拿着一块糖,一边喝茶,一边嚼着。
“但是你不也是用雇工耕种土地吗?”
“我们干的是农活儿。一切事情我们都亲自动手。要是雇工不中用,他可以走;而我们可以亲自来做。”
“爹,费诺根要一点柏油。”穿套鞋的少妇走进来说。
“就是这么回事,老爷!”老人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一连在自己身上画了好几次十字,他向列文道了谢,就走出去了。
当列文走进厨房去叫他的马车夫的时候,他看见全家都在吃饭。女人们站在那里侍候他们。年轻力壮的儿子口里含满麦粥正在说什么笑话,他们都在笑,正在把菜汤倒在碗里的、穿套鞋的少妇笑得最快活。
这个农家给列文一种幸福的印象,这同那位穿套鞋的少妇的美丽的面孔大概很有关系;这个印象是这样强烈,使列文永远不能忘记。从老农民的家到斯维亚日斯基家的路上,他尽在回想着这个农家,好像在那印象里面有什么东西特别引起他注意似的。
二十六
斯维亚日斯基是他那一县的贵族长。他比列文大五岁,而且早结了婚。他的姨妹,列文非常喜欢的一个少女,住在他家里。列文知道斯维亚日斯基夫妇非常希望这个姑娘和他结婚。他确切地知道这个,正像所谓合格的年轻人一样地知道,虽然他决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事;并且他也知道,虽然他很想结婚,虽然无论从哪方面看来,这位极有魅力的少女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妻子,但是他要和她结婚,纵令他没有爱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也还是和飞上天一样不可能。意识到这点,他希望由访问斯维亚日斯基而得到的快乐就减色了。
在接到斯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的时候,列文立刻想到了这点;虽然如此,他还是断定,以为斯维亚日斯基对他有这种意思,不过是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猜想,因此他还是要去。况且,在内心里,他想考验一下自己,再估量一下自己对这个少女的感情。斯维亚日斯基的家庭生活是极为愉快的,而斯维亚日斯基本人,是列文所认识的地方活动家的模范人物,而且他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斯维亚日斯基是那种经常使列文惊奇的人们之一,那些人的见解虽然不是独创的,却是合乎逻辑的,独自发展的,而他们的生活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与他们的见解大相径庭,而且差不多总是背道而驰。斯维亚日斯基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蔑视贵族而且相信大多数贵族暗地里都拥护农奴制,仅仅由于胆怯才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出来。他把俄国看成像土耳其一样衰亡的国家,而且他把俄国政府看得那样坏,以致他觉得不值得认真地去批评它的作为;但他却仍然是那个政府的官吏,而且是一位模范的贵族长,当他乘车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戴着缀着帽章和红帽箍的制帽。他认为人类的生活只有在国外才勉强过得去,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出国;同时,他也在俄国实行一种复杂的、改良的农业经营方法,而且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和了解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认为俄国农民是处在从猿到人的进化阶段,同时,在县议会上,没有人比他更愿意和农民握手,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又非常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和维持他们的收入的问题,而且特别尽力保存他村里的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站在极端派一方面,主张妇女绝对自由,特别主张她们拥有劳动权利;但是他和他的妻子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他们那恩爱的、没有小孩的家庭生活使得谁都羡慕,而且他这样安顿他妻子的生活,使得她除了和她丈夫共同努力尽可能地过得快乐和舒适以外,她什么也不做,而且什么也不能做。
要是列文没有往好里想人的特性的话,那么斯维亚日斯基的性格是不会使他感到大惑不解或疑问的。他会对他自己说:“不是傻子就是坏蛋,”而一切就都明明白白的了。但是他不能说他是傻子,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不仅是个聪明人,而且是教养很高,又十分朴实的人,没有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但是除非万不得已,他决不炫耀他的学识。列文更不能说他是坏蛋,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一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他愉快地、热心地、不屈不挠地干着他的工作;他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尊敬,而且的确从来没有蓄意做过,而且也决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竭力想理解他,却又理解不了,他看待他和他的生活,始终像看待一个真正的谜一般。
列文和他非常要好,因此列文常常大胆地去试探斯维亚日斯基,竭力想要寻究出他的人生观的根底;但却总是徒劳。每当列文竭力想从那向所有人都敞开着的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的接待室再深入一步的时候,他总看到斯维亚日斯基显得有点狼狈。他脸上显出隐约可辨的惊慌神色,好像他害怕列文会看破他,于是他就愉快地婉言拒绝。
现在,在列文对于农事感到失望以后,他特别高兴到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且不说看见这一对待在舒适的安乐窝里、对己对人都心满意足的幸福夫妇,总给与列文一种愉快的感觉,现在正当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这样不满的时候,他就更渴望找到使斯维亚日斯基这样开朗、干脆和愉快的秘诀。此外,列文还知道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他会遇到许多邻近的地主,现在听听和谈谈关于收成、雇农的工资等等农事上的话题,对于他是特别饶有兴趣的,他知道这种谈话照例被认为是非常庸俗的,但是现在在他看来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也许这在农奴制时代并不重要,在英国也不重要。在那两种情况下,农业的条件已经确定了;但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已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条件会采取怎样一种形式的问题,倒是俄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列文想着。
结果打猎并不像列文预期的那样好。沼泽干了,而且差不多完全没有松鸡。他到处走了一整天,仅仅打到三只,但是另一方面,正像他平常打猎回来一样,他带回来旺盛的胃口、愉快的心情和那种总是伴随着剧烈的体力运动而来的兴奋的精神状态。在打猎当中,当他好像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忽然回想起那位老人和他的家庭,他们留下的印象好像不仅要求他注意,而且要求他解决好像和他有关的什么问题。
傍晚喝茶的时候,座上有两个为了监护权的事情而来的地主,于是列文所期望的有趣的谈话开始了。
列文坐在茶桌旁的主妇旁边,他不得不同她和正坐在他对面的她的妹妹谈话。斯维亚日斯基夫人是一位圆脸、金发、娇小、面带笑容和酒靥的女人。列文竭力想通过她找到解决她丈夫在他心中引起的重大疑团;但是他没有充分思索的自由了,因为他感到非常局促不安。这种局促不安是因为那位姨妹正坐在他对面,身穿一件领口开成四方形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胸脯,列文简直觉得她是特意为他穿的。虽然她的胸脯是这样白,或者正因为这样白的缘故,这个四方形使列文失掉了思想的自由。他想像,也许是想像错了,这个领口是特意为他开的,他感到他没有权利看它,于是竭力不去看它;但是他又感到领口开成这样,仿佛是他的过错似的。列文感到好像他欺骗了谁,好像他必须有所说明,但又不能说明,因此他不断地涨红了脸,局促不安。他的不安也传染给美丽的姨妹了。但是主妇却装做没有注意的模样,尽在故意地引她参加谈话。
“您说,”她接着已经开始的话题说下去,“我丈夫对于俄国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在国外固然很快活,但是并不像他在这里一样。在这里,他感到他适得其所,他有许多事要做,他具有对一切都感到兴趣的才能。啊,您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学校吧?”
“我看见了……是那所长满常春藤的小房子,是不是?”
“是的,那是娜斯佳的工作,”她指着她的妹妹说。
“您自己在那里教书吗?”列文问,竭力想忽视她的裸露的脖颈,但是感觉到他无论望着哪个方向,他都看得见它。
“是的,我自己在那里教过书,而且还在教,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第一流的女教师。我们已经开始做体操了。”
“不,谢谢您,茶不要了。”列文说,虽然意识到这样做是无礼的,但却不能继续谈下去,他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谈有趣的事哩,”他补充说,就走到斯维亚日斯基和邻近的两位绅士坐的那张桌子的另一端。斯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只胳膊搁在桌上,一只手转动着杯子,用另一只手捻拢胡须,把它送到鼻边,然后又让它垂下,好像他在嗅它一样。他的明亮的黑眼睛直盯着那位留着灰色胡髭的兴奋的地主,显然他觉得他的话很有趣。那地主正在抱怨农民,列文看得很明白:斯维亚日斯基本来知道怎样驳斥这位地主的抱怨,他可以立刻粉碎对方的整个论点,不过处在他的地位上,他不能够把这样的回答说出来,于是不无乐趣地倾听着地主的可笑的谈话。
这位留灰色胡髭的地主显然是一个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一个终生住在乡下的热心的农业家。列文在他的服装上,在他那显然是不常穿的旧式的穿旧的外衣上,在他那精明的、愁闷的眼神里,在他那条理分明、流利的俄语上,在他那久而久之形成习惯的专横的语调上,以及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旧的订婚戒指的、被太阳晒黑了的粗大通红的手的坚决的动作上,看到了这种种特征。
二十七
“只要我舍得把已经开办的事情……已经花了那么多气力的事情……全部抛弃的话,我真愿意把一切抛弃,卖掉,然后像尼古拉·伊万内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爱·莲·娜》去。”
地主说,一丝愉快的微笑使他的精明的老脸容光焕发了。
“但是您看,您还没有把它抛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其中一定有好处。”
“唯一的好处是我住着自己的房子,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此外,人总希望农民会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相反,说起来您真不会相信——只有酗酒、淫乱!他们尽在把他们小块的土地重新分来分去,没有一匹小马或一只小牛的影子。农民在饿死,但是去请他做雇工吧,他会竭力跟您捣乱,结果还到调解法官面前去告您。”
“但是您也可以到调解法官那里去控告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控告?我才不干呢!那只会惹出许多是非,叫人后悔莫及。譬如,在工厂里,他们预支了工钱,就逃走了。调解法官拿他们怎么办?还不是宣告他们无罪。只有地方裁判所和村长维持着一切。他们按旧式方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那就只有抛弃一切!逃到天涯海角去的一法了!”
很明显的,地主是在嘲弄斯维亚日斯基,但是斯维亚日斯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
“但是您看,我们管理我们的土地并没有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列文,我,还有他。”
他指着另外那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事业在进展,但是问问他是怎样个情形吧?您说那是合理的方式吗?”地主说,显然是在炫耀“合理的”这个字眼。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谢谢上帝。我的经营方式就是准备好秋天纳税的款子。农民们跑到我面前来说:‘亲爷爷,好主人,帮助帮助我们吧!’哦,农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可怜他们。所以,我替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的税款,却说道:‘记着,孩子们,我帮助了你们,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得帮助我——不管是种燕麦的时候,或是割草的时候,或是收获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讲好每一家纳税人干多少活——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可靠的人,这是真的。”
早已熟悉了这种家长式方法的列文,和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了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转向留着灰色胡髭的地主。
“那么您以为怎样?”他问,“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经营呢?”
“哦,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一样经营: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者平分收获物或者收租金;可以这样做——不过就是这种方法使国家的总财富受到损失。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管理可以产生九分收成的土地,用收获平分制就只会有三分。
俄国已经给农奴解放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用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列文,而且甚至对他使了一个轻微的讥讽的手势;但是列文并不觉得这位地主的话是可笑的,他对于他的话,比对于斯维亚日斯基的话了解得更清楚。灰色胡髭的地主继续说了许多话,为的要指出俄国是怎样被农奴解放毁了,这些话他甚至觉得非常正确,在他听来是很新颖的,而且是不可争辩的。这位地主无疑地说出了他个人的思想,——这是难得的事情,这种思想,并不是由于他想要替什么也不想的脑筋找点事干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在他村居的孤寂生活中冥思苦想过,而且从各方面考虑过的。
“问题在于,您知道,一切的进步都是由于运用权力而造成的,”他说,显然想要表示他并不是没有教养的。“试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的改革吧。试看欧洲的历史吧。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比方马铃薯,就是强制地移植到我国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这也许是在封建时代输入的,但是这大概也是强制输入的。现在,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时代,在我们的农业上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改良设备:烘干机、打谷机、运肥机和一切农具——一切都是运用我们的权力输入的,农民们最初反对,后来就模仿我们。现在因为废除了农奴制,我们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我们的已经提到高水平的农业,不得不倒退到一种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就雇人劳动,您还是可以这样经营的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们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靠谁去这么经营呢?”
“正是这样——劳动力是农业中的主要因素。”列文心里想。
“靠雇工们。”
“雇工不肯好好地干活,而且不肯用好农具干活。我们的雇工只会像猪一样地喝酒,而且当他喝醉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给他的工具通通毁坏掉。他把马饮伤了,弄坏很好的马具,用车轮胎去换酒喝,让铁片落到打谷机里面,把它破坏。凡是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看了就厌恶。这就是整个农业水平低落的缘故。土地荒废了,长满了莠草,或者是给农民瓜分了,本来可以收获上百万的土地,你只收到几十万;国家的财富减少了。同样一件事只要稍加考虑……”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设想的农奴解放的方案,根据他的方案,这些缺陷都可以避免。
这个引不起列文的兴趣,但是当他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又回到他最初的话题上去,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竭力想引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
“农业的水平在低落下去,而且以现在我们和农民的这种关系,要用一种可以产生利益的合理方式去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他说。
“我不这样认为,”斯维亚日斯基非常认真地回答,“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耕种土地,而在农奴制时代我们的农业水平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牲口,管理不当,我们甚至连怎样记账也不知道。随便问问哪一个地主吧;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没有利的,他都说不上来。”
“意大利式簿记法!”灰色胡髭的地主讥刺地说。“你可以随便记账,但是如果他们把你的东西都毁坏了的话,那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的。”
“为什么他们会毁坏东西呢?一架蹩脚的打谷机,或是您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损毁,但是我的蒸汽机他们就不会损坏了。可怜的俄国马,您怎么叫的呢?……那种牲口您得揪着它的尾巴走,那种马他们会糟蹋,但要是荷兰马或是别的好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啊,只要花费得起就好了,尼古拉·伊万内奇!这对于您倒是很合式的,但是我,要供一个儿子上大学,小的儿子们在中学读书——因此我可买不起贝尔舍伦马载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银行啊。”
“结果您要我把剩下的东西通通拍卖掉吗?不,谢谢您!”
“我不同意说农业水平有再提高一步的必要或可能,”列文说。“我正从事这件事,而且我也有本钱,但是我却什么也做不出来。至于银行,我真不知道它对谁有好处。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去的钱结果都是损失:家畜——是损失,机器——是损失。”
“这是千真万确的,”灰色胡髭的地主附和着说,满意得笑出来了。
“而且不只我是这样,”列文继续说,“我和那些用合理方式经营土地的所有邻近的地主来往;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这样做,都遭受了损失。哦,告诉我们,您的土地怎么样——得到利益吗?”列文说,他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每逢他想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外室再深入一步时所看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惊愕表情。
而这个质问,在列文方面,并不是十分诚意的。斯维亚日斯基夫人刚才在喝茶的时候告诉过他,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了一个德国簿记专家来,他得到五百卢布的报酬,核算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发现他们损失了三千多卢布。确数她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德国人似乎连一分一毫都计算了的。
听到提起斯维亚日斯基农业的收益的时候,灰色胡髭的地主微微一笑,显然他知道他的邻人兼贵族长大概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不合算,”斯维亚日斯基回答。“那也不过是证明我要么是一个拙劣的农业经营家,要么证明我把资金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异地叫着。“地租在欧洲也许会有,在那里,土地由于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已经改良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为花在它上面的劳动而一天天贫瘠下去——换句话说,耗尽地力;所以,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呢?这是规律。”
“那么我们与规律无关;对于我们地租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反而扰乱了我们。不,告诉我,怎么会有地租这套理论……”
“你们要吃点凝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凝乳或者马林果来。”他转向他的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结得特别晚。”
然后,斯维亚日斯基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了起来,走开了,显然,正在列文觉得这场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终结了。
失掉了对手,列文继续和灰色胡髭的地主谈话,竭力想对他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劳动者的特性和习惯而来的;但是这位地主,正和所有与世隔绝、独立思索的人一样,理解人家的意见很迟钝,而且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贪恋猪一样的生活,要把他从猪一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一定要有权力,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条鞭子,而我们变得这样自由了,使得我们突然用律师和模范监狱代替了使用过一千年的鞭子,而在监狱里,还给不中用的、身上散发恶臭的农民吃很好的汤,而且还计算出来给他几立方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说,竭力想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要找到这样一种对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产生很高的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呢?”
“就俄国农民来说,永远不能这样!我们没有权力。”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找得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说,吃了一些凝乳,点上一支香烟,他又来参加争论了。“对于劳动力的一切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了,而且是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农奴制被废除了,剩下来的只有自由劳动;而它的形式是固定了的、现成的、非采用不可的。长工,日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于这些形式已经感到不满了。”
“不满了,正在探求新的。而且多半会探求出来的。”“那正是我所要说的,”列文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探求呢?”
“因为这正和重新发明铁路建筑法一样。它们本来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的。”
“但要是它们不适合我们使用,要是它们并不高明呢?”列文说。
他又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惊愕的神情。飘
“啊,这样我们真要目空一切了,我们居然探索出欧洲正在探索的东西!这套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关于劳动组织问题在欧洲取得的一切成就吗?”
“不,不大知道。”
“这个问题现在引起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注意。舒尔兹·杰里奇派①……还有极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②派论劳动问题的浩瀚著作……米尔豪森制度③——这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您大概也知道吧。”——
①舒尔兹·杰里奇(1808—1883),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储蓄信贷银行和独立合作社组织的创办人,他认为这可以调和工人和雇主的阶级利益。
②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盟”的创办人。他以得到政府支持的生产会社来对抗舒尔兹·杰里奇的独立的合作社组织。在这个基础上他和俾斯麦发生联系。“拉萨尔派”在工人问题上和普鲁士君主制度公开结盟。
③米尔豪森制度——工厂主多尔富斯在米尔豪森(法国亚尔萨斯的城市)创办的“关心改善工人生活协会”建造房屋,由工人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用。多尔富斯的“协会”是带有慈善目的的商业企业。它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工人问题。
“我稍微知道一点,不过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罢了;无疑的,关于这一切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自然,我不是一个社会学教授,但是这使我感到兴趣,而且实在的,要是您也感到兴趣的话,您应该研究研究。”
“但是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立起身来了,斯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住列文想要窥看他的内心深处那种令人不快的习惯,就去送客去了。
二十八
列文那天晚上和女人们在一道,感到十分厌烦;他想到,他对于他的农业经营所感到的不满并不是特殊情形,而是俄国的普遍情况;他想到,要调整劳动者对于土地的关系,使他们劳动起来,能够像在他到斯维业日斯基家的路上所遇见的那个农家干活一样,这并不是梦想,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想到这些的时候,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激动。在他看来,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他应该试着去解决。
向妇人们道过晚安并且答应了明天再留一天,好和她们一道骑马到皇家树林去游览一处有趣的占迹,列文在就寝以前走到主人的书房里去拿斯维亚日斯基介绍给他的、关于劳动问题的书籍。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是一个大房间,四围摆着书架,中间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大写字台,另外一张是圆桌,上面摆满了各种文字的新出版的报纸和刊物,在一盏灯的周围,像一颗星的光线一样排列着。在写字台旁有一个抽屉架,上面标着金字,里面装满各种各样的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取出书来,就在一把摇椅上坐下。
“您在那里看什么?”他对站在圆桌旁边翻看杂志的列文说。
“哦,是的,那里面有一篇很有趣味的论文,”斯维亚日斯基说的是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看来好像,”他兴致勃勃地补充说,“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腓特烈。原来……”
于是,以他所特有的明快的语言,他概括地述说了那些新颖的、非常重要的有趣的发现。虽然这时列文一心想着农业经营问题,但当他听到斯维亚日斯基的话的时候,他暗暗问自己:“他心里藏了些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为什么他对于瓜分波兰的问题会感到兴趣呢?”当斯维亚日斯基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忍不住问:“哦,那么怎样?”可是并没有下文。他有兴趣的只是“原来”是怎样怎样。但是斯维亚日斯基并没有说明,而且认为不必要说明,这为什么引起他的兴趣。
“是的,但是我对那位容易动气的邻人倒非常感兴趣。”列文说,叹了口气。“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而且说了不少真话哩。”
“啊,算了吧!一个隐蔽的顽固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呀!”
“是的,不过我是把他们领向另外的方向罢了。”斯维亚日斯基说着,大笑起来。
“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的对,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合理的农业经营行不通,唯一行得通的是像那位温和的地主所推行的那种放债方法,或是索性最简单的方法……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可是,说这行不通,这话是不对的。瓦西里奇科夫就行通了。”
“一个工厂……”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什么使您那么惊异。农民无论是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处在这样低的发展阶段上,他们对于一切他们觉得新奇的设施都要反对,这是很明显的。在欧洲,合理的经营方法行得通,就因为农民受了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怎样去教育人民呢?”
“要教育人民,有三件东西是必要的: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但是您自己刚才说过,农民是处在这样低的物质发展阶段上,学校有什么效用呢?”
“你知道吧,你使我想起了一个忠告病人的笑话:‘你该试一试泻药。’‘试了,更坏。’‘试一试水蛭吧。’‘试了,更坏。’‘哦,那么,除了祷告上帝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试了,更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坏。
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坏。教育,——更坏。”
“但是学校有什么好处呢?”
“学校供给农民另外的需要。”
“哦,这正是我始终不理解的,”列文激昂地回答。“学校怎么会帮助农民改善物质状况呢?你说学校和教育会供给他们新的需要。那更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加减法和教义问答的知识怎么样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这我始终不明白!前天傍晚时候,我碰到一个抱着婴孩的农妇,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她要到女巫那里去;她的孩子有好啼哭的病,因此,她带他去诊治。我就问:‘女巫怎么医治好啼哭的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面,口里念句什么咒语……”
“哦,您正好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要阻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去医治他好啼哭的病,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说,愉快地微笑着。
“啊,不!”列文烦恼地说,“我只不过觉得这种医治方法与用学校医治农民很相似罢了。农民是贫困而且无知的,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和那个农妇看到孩子啼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样确切。但是,学校怎样治疗这种贫困和无知的病,恰恰和鸡笼怎么可以医治好啼哭的病一样不可理解。需要医治的是农民贫困的原因。”
“哦,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①是意见一致的;他也说,教育可能是更大的生活福利和安适的结果,是像他说的更勤的洗涤的结果,然而并非是由于能够读书和计算……”——
①斯宾塞(1820—1903),反动的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里斯维亚日斯基是指斯宾塞的文章《我们的教育是正确理解社会现象的障碍》。
“哦,我居然和斯宾塞意见一致,这倒使我十分高兴,或者相反地,十分遗憾;不过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有用的是一种可以使农民更富裕、更悠闲的经济组织。这样一来,学校就自然而然会有的。”
“可是,现在在全欧洲学校都是义务的。”
“在这点上您自己怎么会同意斯宾塞的意见呢?”列文问。最后的莫希干人
但是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闪烁了一下惊异的神情,他微笑着说:
“不,那个治好啼哭病的故事好极了!真是您亲耳听到的吗?”
列文看出他简直发现不了这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他的论断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是毫不在乎的;他需要的只是推论的过程。而当议论的过程把他引进了一条死胡同的时候,他就不欢喜它了。那是他唯一不欢喜的东西,他总是把话题转到什么愉快有趣的事情上去,这样避而不该它。
从在路上遇见的老农民所给与他的印象起,那个印象成为这一天的全部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这一天所有的印象都使列文非常兴奋。这位善良可爱的斯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用的,而且显然还有列文窥探不到的某些生活原则,同时当他和群众在一道的时候,他就用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思想来指导社会舆论;还有,那位怨天尤人的地主,他说他被生活折磨得苦恼不堪,这话是十分对的,但是他对于俄国整个的阶级,而且是最好的阶级的愤慨,却是不对的;还有,不满意自己所做的工作,茫然地希望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这一切都混合在内心的烦恼和期望迅速解决的心情中。
列文一个人住在给他准备的房间里,躺在他的手脚每动一下就意想不到地弹跳起来的弹簧垫褥上,他很久没有睡着。和斯维亚日斯基的谈话,虽然他说了许多聪明的话,却没有一次使列文感到兴趣;但是那位地主的话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起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想像中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应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所以应该用权力强制他们接受;假使不改良农业就办不成的话,那么您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农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劳动就准会成功的,就像我到这里来的路上所看到的那个老农民家那样。你们和我们都对农事感到不满,这证明过错不是在我们,就是在农民。我们采用我们的方式——欧洲的方式——已经很久了,而从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劳动力的性质。我们且不要把劳动力看做一种理想的劳动·力,而把它看做具有自己本能的·俄·国·农·民,然后我们就按照这种情况来经营我们的农业。假定,我该对他这样说的,您像那位老农民那样经营农业,您找到了可以使得您的农民对于他们劳动的成果感到兴趣的办法,而且找到了他们承认的改良方法,这样您就不会使土壤贫瘠下来,而得到您以前的收获的两倍或三倍。把收成对半分,一半给劳动者;您剩下来的会多些,而劳动者所得到的也多些。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降低农业水平,使劳动者对农业的成果发生兴趣。至于怎样办?——这是一个涉及细节的问题,但是无疑这是能够办到的。”
这个念头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思量着如何实行他的这个思想。他本来不想第二天回去,但是现在他决心明天一早就动身回家。加上,穿着裸露脖颈的衣服的姨妹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似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而感到羞愧和悔恨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应该毫不延迟地回去;他得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们提出他的新计划,这样,播种就可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进行。他下决心改革他的整个农业经营方法。
二十九
列文的计划的执行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他尽力而为,总算达到了这样一种结果,虽然不称心如意,却也足以使他毫不欺骗自己地相信这事情是值得费力的。主要的困难之一是农事正在进行,要使一切停顿下来,再从头开始,是不可能的,而只得在运转中调整机器。
在他到家的当天晚上,当他把他的主意告诉管家的时候,管家带着明显的高兴神情同意他那一部分话,就是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愚笨而不中用的。管家说他早就这样说过,但却不听他的话。可是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主张他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对于这个,管家只显出一种大为失望的神色,没有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见,却立刻开始谈起明天急需运走剩下的黑麦捆和派人去锄第二遍地那些事情来;因此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讨论他的计划的时候。
在开始和农民谈起这事,提议按新的条件把土地租让给他们的时候,他遭遇了同样的巨大困难;他们是这样忙碌地干每天的工作,他们没有余暇去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那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让他和他一家分享牧场的利益——似乎十分理解,而且完全同情这个计划。但是当列文向他提到将来的利益的时候,伊万的脸上就表露出惊异和歉疚,好像表示不能听完他要说的一切,就急急地替自己找出一件什么刻不容缓的工作:他或是拿起叉子去把干草从牲口棚里抛出来,或是跑去打水,或是去扫除牛粪。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想要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目的。他们坚信,他的真正目的(不管他对他们说些什么)总是秘而不宣的。而他们自己,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说了许多话,但也从来没有说出他们真正的心思。此外(列文感觉得那位爱动怒的地主说得很对),农民们在订立任何契约的时候,总是把不要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式耕种法,或是使用任何新式农具当作首要的坚定不移的条件。他们承认新式步犁耕得比较好,快速犁也耕得比较快,但是他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说明他们不能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虽然他已经确信不疑这样做他就得降低农业水平,可是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觉得可惜。但是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一意孤行,到秋天这个计划就开始实行,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
最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依照新的合作条件按照现状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是他立刻看出这是不行的,于是就决定分散经营。畜牧场、菜园、果园、草场和分成几块的耕地,分别加以处理。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在列文看来,比谁都更理解这个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一家人组成的劳动组①,承担了畜牧场的管理工作。休耕了八年的一块遥远的荒地,靠着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帮助,在新的合作条件之下,由六家农民承受下来;农民舒拉耶夫以同样的条件租下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还照老样耕种,但是这三个组是新组织的基础,占据了列文的全部精力——
①劳动组是当时俄国流行的工人们的一种合伙分红的组织。
这是事实:畜牧场的情形并没有比以前略有起色,伊万激烈反对把母牛安顿到温暖的牛棚里,反对用新鲜乳酪做奶油,断言要是母牛放在冷处,饲料可以吃得少一点,而用酸乳酪做奶油更有利,而且他要求像过去一样付给他工资,对于他领到的钱不是工资,而是预付的一份赢利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
这是事实:费奥多尔·列祖诺夫那一组借口时间过于仓促,没有依照契约在播种以前把土地翻耕两次。这是事实:这一组的农民,虽然同意在新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并没有把土地看做大家的共有物,却当做是为了平分收获而租借来的,而且农民们和列祖诺夫本人就不只一次地对列文说过:“要是您收地租的话,您可以省掉麻烦,而我们也比较自由一点。”而且这些农民还借着种种的口实,把契约上规定了的在农场上建筑家畜场和仓库的事尽拖延下去,一直拖延到冬天。
这是事实:舒拉耶夫只想把他租下的菜园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他显然完全误解了,而且很明显是故意误解了把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这也是事实:在他和农民们谈话,对他们说明计划的一切利益的时候,列文常常感到农民们只听了他说话的声音,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上当。当他和农民中最聪明的那个列祖诺夫谈话的时候,他格外痛切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列祖诺夫的眼睛里觉察出一种光辉,那光辉那么明显地表示出嘲笑列文的神情,表示出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心,好像是说,尽管有人上当受骗,但决不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如此,列文仍然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而且由于严格核算和坚持己见,他将来总会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那时,这办法就会自然而然地推行起来。
这些事情,加上农场上未了的事务,还有他在书斋内的著述工作,在整个夏天这样地占据了列文的心,使他很少出去打猎。在八月末,他从那个送回女用马鞍的仆人口里听到奥布隆斯基一家人都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由于没有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由于这种他现在一想起来就要羞得脸红的无礼举动,他已经破釜沉舟,再也不会去看望她们了。他对于斯维亚日斯基家也是同样无礼:不辞而别。但是他也再不会去看望他们了。现在这些他都不在乎了。他的农业改造问题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他又读了一遍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手头没有的材料,他又读了一遍有关这个题目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像他预料到的那样,找不到和他所着手的计划有关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臂如在米勒①的著作里,他最早曾经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过的,时时刻刻希望从中得到盘据在他心头的许多问题的解答,他找到了从欧洲的农业状况得来的规律;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为什么一定会具有普遍性。他在社会主义的书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不论是在学生时代曾迷惑过他的那种美妙的但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者是改良和补救欧洲经济状况的措施,都和俄国农业毫无共同之点。政治经济学告诉他欧洲的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的、不变的。社会主义却告诉他,沿着这种路线发展只会引向灭亡。他,列文和所有的俄国农民和地主,怎样处理他们的千百万人手和千百万亩土地,使他们提高生产来增进公共福利,对于这个问题,两种书籍都没有答案,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既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就细心地阅读了所有与此有关的书籍,而且打算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一番,为的是避免在这问题上遇到像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常遇到的困难。常常,当他开始理解对方心里的思想,而且开始说明他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对方会突然地对他说:“但是考夫曼和琼斯、久布阿、米歇尔②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吗?读读吧;他们已把那个问题研究透了。”——
①米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作者。
②这些都是虚构的名字。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歇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他知道他需要的东西。他知道俄国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某些场合,就像去斯维亚日斯基家半路上那个农家,劳动者和土地能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但在大多数场合,当资本是以欧洲的方式使用的时候,产量就很少,而这完全是因为:只有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法,劳动者才愿意劳动,而且才劳动得好,这种敌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久的,是人民本性中根深蒂固的现象。他想,俄国人民负有占据和开垦广漠的、荒无人烟的土地的使命,他们有意识地坚持袭用合乎需要的方法,直到所有的土地开垦完了为止,而他们的这个方法也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坏。他要以他的著作从理论上,以他的农事从实际上来证明这点。
三十
在九月末尾,为了在租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上建筑家畜场,运来了大批木材,黄油卖掉了,利润也分了。实际上,农场上的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或者至少在列文看来是这样。要从理论上说明问题,完成他的著作——照他的梦想,那著作不但要在政治经济学上卷起一场革命,而且要根本消灭那门科学,奠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新的科学基础——那就只有出国走一遭,实地考察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列文只等小麦出售,可以拿到一笔钱,就到外国去。但是开始下雨了,影响了残留在田里的谷物和马铃薯的收割,使一切工作,连出售小麦的事在内,都陷于停顿了。路上泥泞难行;两架风车被大水冲走了,天气越来越恶劣。
九月三十日,太阳在早晨露了面,列文希望天气会放晴,开始坚决忙着做动身的准备。他吩咐动手装运小麦,并且派管家到商人那里去取卖出小麦的钱,自己骑了马到各处去,在动身之前对农场上的事务作最后一次安排。
列文办完了一切事务,全身被沿着皮外套流进他的脖颈和长统靴里的雨水浸透,但却怀着最紧张兴奋的心情,在傍晚回家去。傍晚,天气更坏了;雹子这样无情地打着那湿透的母马,使得它侧着身子走着,抖动着头和两耳。但是列文戴着风帽,所以觉得很舒适,他只顾愉快地向周围眺望,时而望着沿着车辙流过的浊水,时而望着从树叶落尽的细枝上垂下的水滴,时而望着桥板上没有融化的雹子的斑斑白点,时而望着在赤裸裸的榆树周围厚厚地堆积起的还是汁液饱满的、肥厚的落叶。尽管四周的景物很阴暗,他仍然感到异常兴奋。他和较远村落里的农民们的谈话显示出他们已开始习惯于新的状况了。他曾走到一个看管房屋的老头家里去烤干衣服,那个老头显然就很赞成列文的计划,并且自动请求入伙购买家畜。
“我只要坚定不移地向我的目标前进,我就一定会达到目的,”列文想,“而且这是值得努力去做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公共福利的事。整个农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非根本改变不可。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和谐和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因为正确的思想是一定会取得成果的。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我,科斯佳·列文,曾系着黑领带去赴舞会,曾遭到谢尔巴茨基家小姐的拒绝,而且自己觉得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用的一个人,居然会是这种事业的创始人——那也没有什么。我相信佛兰克林①想起自己的过去时,也一定觉得自己无用,他也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而且他一定也有一个他可以推心置腹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①佛兰克林(1706—1790),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在七年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美国反抗法国斗争的组织,战后奋起反抗英国,捍卫移民的政治权利。他是《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之一,并参加了保证美国独立的英美媾和条约的谈判。在内政上,他主张广泛的地方分权和解放黑奴。
这样想着,列文在薄暮时分回到家里。
到商人那里去的管家回来了,拿到一部分卖出小麦得来的钱。和那个看管房屋的老头订了合同,在路上管家看见到处麦子还摊在田里,所以他那没有运走的一百六十堆麦子比起别人的损失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晚饭后,列文照常拿着一本书坐在圈手椅里,他一面读,一面想着眼前与他的著作有关的旅行。今天他的著作的全部意义格外鲜明地浮现在他的心头,说明他的理论的整段整段的文句也在他的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我要写下来,”他想。“那一定可以成为一篇简短的序言,我从前以为那是不必要的。”他起身向写字台走去,卧在他脚旁的拉斯卡也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望着他,好像是在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一样。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把它写下来,因为农民的头头们来到了,列文走到前厅去接见他们。
在他接见了那些有事与他相商的农民,安排了明天的工作之后,列文就回到书房,坐下来工作。拉斯卡卧在桌子底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着袜子坐在她平日常坐的位子上。
刚写了不一会儿,列文突然历历在目地想起了基蒂,想起了她的拒绝和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他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烦闷有什么用呢?”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为什么要老坐在家里啊?您该到什么温泉去住一住,反正您现在准备要出门了。”
“哦,我后天就走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我得先做完我的工作。”
“啊,啊,又是您的工作!好像您赐给农民们的还不够哩!实在,他们都这样说:‘你们老爷这样做,会得到皇帝的嘉奖咧。’真的,这是怪事:您为什么要为农民们操心呀?”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于列文的农事上的计划,是一点一滴都知道的。列文时常把他的思想不厌其烦地向她说明,而且也常常和她辩论,不同意她的解释。但是这一回她却完全误解了他所说的话。
“对于自己的灵魂自然应该看得顶要紧喽,”她叹着气说。“那个帕尔芬·杰尼瑟奇,他虽说不识字,他死得可真清白,但愿大家都像他一样,”她提到最近死去的一个仆人这样说。
“他领了圣餐,也受了涂油礼呢。”
“我说的不是这个,”他说。“我只是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做的。要是农民们干活勤快一些,我的利益也就多一些。”
“哦,不管您怎样做,如果他是一个懒汉,一切都会弄得乱七八糟。要是他有良心,他就会干活,要是没有,您才拿他没有办法哩。”
“您自己也说伊万把家畜看管得比以前好了。”
“我要说的只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回答,显然不是信口说出的,而是严密思考的结果,“您该娶亲了,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提及他刚才想的事刺伤了他的心,使他难过。列文皱着眉头,没有回答她,他又坐下工作,在心里重温着他所想到的那工作的全部意义。只是偶尔在寂静中他听到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织针的声音,他想起了他不愿想起的事,又皱起眉头。
九点钟的时候他听到了铃声和马车在泥地上驶过的沉重响声。
“哦,有客人来了,您不会闷气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是列文超过了她。他的工作正不顺利,他高兴有客人来,不管是谁都好。
三十一
跑下一半楼梯的时候,列文听到门口传来他非常熟悉的咳嗽声;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脚步声,他没有听清楚,而且他希望他弄错了。随即他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瘦骨嶙嶙的、熟悉的身材,现在看来好像是没有弄错的余地了;但是他还在希望他是看错了,希望这位一面咳嗽,一面脱下毛皮外套的高大男子不是他的尼古拉哥哥。
列文爱他的哥哥,但是和他在一道却始终是一桩苦事。尤其现在,当列文由于受了袭上心头的思想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暗示的影响,正心绪不宁的时候,他觉得和他哥哥眼前的会面是特别难受的。他得会见的,不是一个健康快活的陌生客人,可以指望他来排遣他的彷徨不定的心绪,却是他的哥哥,那个最了解他,会唤起他内心深处的思想,会使他吐露一切真情人的,而这正是他不愿意的。
因为这种卑劣的感情而生自己的气,列文跑到前厅去;他一近看他的哥哥,这种自私的失望情绪就立刻消失,而被怜悯心所代替了。尼古拉哥哥的消瘦和病容,以前就够可怕的,现在显得更憔悴和疲惫了。这是一个皮包骨的骷髅。
他站在前厅里,扭了扭他的瘦长的脖颈,摘下围巾,浮着一丝异样的凄恻的微笑。当他看见那温顺而谦卑的微笑的时候,列文感到有什么东西扼住了他的喉咙。
“你看,我到你这里来了,”尼古拉用喑哑的声音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弟弟的面孔。“我老早就想来的,但是我一直身体不大好。现在我算是好多了,”他说,用他的瘦削的大手抚摸着他的胡须。
“是,是!”列文回答。当他吻着他,自己的嘴唇感觉到他哥哥的干枯的皮肤,逼近地看到他那双洋溢着奇异光辉的大眼睛的时候,他就更加恐惧了。
两三个星期以前,康斯坦丁·列文写了封信给他哥哥,告诉他还没有分开的那一小部分财产已经变卖了,他可以分到约莫二千卢布。
尼古拉说他现在就是来取这笔钱的,而更重要的,是到老巢来小住一下,接触故乡的土地,为的是要像古时的勇士一样养精蓄锐来应付当前的工作。尽管他腰弯背驼得很厉害。尽管因为他身材高大,他的憔悴身躯显得格外触目,但他的动作还和从前一样敏捷和急遽。列文领他走进书房。
哥哥特别细心地换了衣服,他是轻易不这样的,梳了梳他的又稀又直的头发,就微笑着走上楼去。
他怀着最亲切的愉快心情,正像列文常常想起的他幼年的时候一样,他甚至提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不带一点愤恨的意思。当他看见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时候,他和她说笑,探问老仆人们的状况。帕尔芬·杰尼瑟奇死去的消息给了他很痛苦的影响。恐惧的神色流露在他的脸上,但是他立刻恢复了平静。
“自然他很老了,”他说,随即改变话题。“哦,我要在你这里住一两个月,然后去莫斯科。你知道,米亚赫科夫答应了替我在那里谋个位置,我快要有差使了。现在我要把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他继续说。“你知道我甩掉了那个女人。”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吗?怎么的,为了什么事?”
“啊,她是一个可恶的女人!她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哩。”至于是什么麻烦他却没有说。他不能说他抛弃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因为茶泡得太淡,尤其是因为她照顾他,像照顾病人一样。“而且,现在我要完全改变我的生活。自然我像大家一样做过许多蠢事。财产倒是小事,我并不吝惜钱。只要健康在,而我的健康,谢谢上帝,完全恢复了。”
列文倾听着,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说什么才好。尼古拉大概也有同感吧;他开始询问他弟弟农事的情况;而列文也高兴谈他自己的事,因为那样他可以毫不虚伪地说话。他把他的计划和活动告诉他哥哥。
他哥哥听着,但是对此显然不感兴趣。
两人是这样相亲相近,连最细微的动作和声调,在他们之间也都能表达出比言语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
现在他们两人只有一个念头——尼古拉的疾病和死期的逼近——那念头压倒所有其余的念头。但是两人都不敢说出来,所以不论他们说什么都是虚伪的,除非说出盘据在他们心头的那个念头。列文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晚间终于过去,就寝的时刻到来。随便和什么外人一起,随便什么正式访问,他都没有像今晚这样不自然和虚伪。意识到这种不自然,而且为此感到遗憾,就使得他越发不自然了。他真要为他的快要死去的、亲爱的哥哥大哭,但他却不能不倾听而且尽在谈论他打算如何生活。
因为屋子潮湿,而只有一间寝室生火,所以列文就让他哥哥睡在他自己的寝室里,和他只隔着一道屏风。
哥哥上了床——不知道他是睡着了呢,还是没有睡着,像病人一样辗转反侧着,不住地咳嗽,当他咳不出来的时候,就抱怨一句什么。有时他的呼吸非常困难,他就说:‘啊,我的上帝!”有时他给痰堵住了,他就愤怒地埋怨说:“噢,真见鬼!”列文很久睡不着,听着他的动静。列文的思绪万千,但是一切思想只归结到一点——死。
死,万物不可逃避的终结,第一次势不可挡地出现在他面前。而死——就在这位亲爱的哥哥的身体里,他半睡半醒地呻吟着,而且由于习惯混淆不清地时而呼唤上帝,时而诅咒魔鬼——对于他已不像从前那么遥远了。他感到死也存在于他自己的身体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那么就是三十年以后,难道还不是一样?这不可逃避的死到底是什么——他不但不知道,不但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也没有力量,没有勇气去想。
“我工作,我要做点什么事,但是我却忘记了一切都要终结,我忘记了——死。”
他在黑暗中坐在床上,蜷缩着身体,抱着两膝,由于思想紧张而屏息静气,他在沉思。但他越是紧张地思想,他就越看得明白:无疑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他在人生中遗忘了和忽视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死会到来,一切都会完结,没有什么事值得开头,反正是毫无办法。是的,这是可怕的,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我还活着。现在怎样办才好呢?怎样办才好呢?”他绝望地说。他点上蜡烛,小心地起了床,走到镜子面前照照他的面孔和头发。是的,他的两鬓已有了白发。他张开嘴。他的臼齿已开始坏了。他露出筋肉丰满的臂膀。是的,很强壮。可是躺在那里用残肺呼吸的尼古拉也曾有过强壮健康的身体呀。于是他突然回想起他们小的时候怎样一道上床,又怎样只等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一走出房间就互相投掷枕头,哈哈大笑,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就连他们畏惧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的心理也抑止不住那沸腾盈溢的人生的幸福之感。
“现在,那塌陷的、空洞的胸膛……而我,也不知道将来怎样……”
“咳,咳!该死!你为什么老折腾,你为什么还不睡呢?”
哥哥的声音向他叫喊。
“唉,我不知道,我失眠了呢。”
“我倒睡得很好,现在我不出汗了。你来看看,摸摸我的衬衫。没有湿吧?”
列文摸了摸,就退到屏风后面,吹熄了蜡烛,但是他却很久没有睡着。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他刚变得明朗一点,就平地出现一个新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死。
“哦,他快要死了——是的,他恐怕活不到春天了,怎么帮助他呢!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关于这事,我知道什么呢?我甚至忘了有这么回事。”
三十二
列文早已观察到,当人们过分随和温顺而使人感到不安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一下子变得过分苛刻和吹毛求疵到令人难堪的地步。他觉得他哥哥就会这样。而他的尼古拉哥哥的温和态度的确没有维持多久。在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暴躁起来,好像拚命和弟弟为难似的,专触他的最痛的地方。
列文感到过错在自己,而又不能改正。他感觉得如果他们两人都不装模作样,而说了所谓的真心话——就是照实说出他们所想的,所感到的——的时候,他们是只会面面相觑,而康斯坦丁就只能说:“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而尼古拉就只能回答:“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但是我怕,我怕,我怕呀!”假如他们只说真心话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能说别的什么了。但是那样就不能生活了,所以康斯坦丁极力想做他这一生一直想要做、可是不会做的事情,那种事情,照他观察,许多人都会做,而且非如此就不能生活:他极力想说些不是他心里所想的话,但是他又总感觉得那听起来很虚伪,感觉得哥哥会看穿他的心思,而且会生气。
第三天,尼古拉又引他弟弟向他说出他的计划,开始不但对它吹毛求疵,而且故意把它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你只是采用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却歪曲了它,极力想把它应用在不能应用它的地方。”
“可是我对你说这两者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否认财产、资本、遗产的正当性,而我,却不否认这种重要的刺激因素,(列文本来讨厌用这种字眼,但是自从他潜心著作以来,他就不自觉地更加频繁地使用这种外国词汇。)我需要的只是调节劳动。”
“那就是说,你采用了别人的思想,去掉了构成它的核心实质的全部要素,而且想使人相信这是什么新的东西,”尼古拉说,忿怒地扭动着打着领带的脖颈。
“但是我的思想与此毫无共同之处……”
“那边,至少,”尼古拉说,浮着一丝讥刺的微笑,他的眼睛恶意地闪烁着,“有一种所谓几何学的明确和清晰的魅力。那也许是乌托邦。但是一旦承认可能把过去的一切变成tabularasa(拉丁语:光板(意即把过去的一切都抹掉)):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家族,那么劳动就自然地会调整好。可是你呢,你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混淆黑白呢?我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
“可是我从前倒是,而且我认为它虽然为时尚早,但却是合理的,它正像初期的基督教一样,是有前途的。”
“我只是主张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分析劳动力;那就是说,应该研究它,承认它的特性……”
“但那完全是白费劲。劳动力会按照它的发展阶段而自动地找到一定的活动形式的。最初到处是奴隶,后来是metayers(英语:佃农);而我们却有收获平分制、地租和雇农,——你到底要探求什么呢?”——
列文一听到这话就突然冒起火来,因为在他的心底里,他惟恐这是真的——惟恐真的是他极力想在共产主义和现存的生活方式之间保持平衡,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想探求一种对于我自己和对于劳动者都有利的劳动方法。我想要组织……”他激烈地回答说。
“你并不想要组织什么;这不过是你一贯地想要标新立异,想要表示你并不只是在剥削农民,而且还抱着什么理想哩。”
“啊,好的,你既然这样想,——就不要管我吧!”列文回答说,感觉到他左颊的筋肉在抑制不住地抽搐着。
“你从来没有过,而且也没有信念;你只不过是想要满足你的自尊心罢了。”
“啊,好极了,那么就不要管我吧!”
“我是不管你!而且早就是时候了,你滚吧!我真懊悔不该来!”
不管列文后来如何费尽苦心去劝慰哥哥,尼古拉一句也不听,声言还是大家分手的好,康斯坦丁明白这只是因为生活对于他是太难以忍受的缘故。
当康斯坦丁又走到他面前,有点不自然地说如果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就请他原谅的时候,尼古拉已经准备动身了。
“噢,好宽宏大量!”尼古拉说着,微微一笑。“假如你希望自己是对的,我可以满足你这种愿望。你是对的,可是我还是要走。”
仅仅在临走的时候,尼古拉才吻了吻他,突然带着异样的严肃神情望了望弟弟,这样说道:
“无论怎样,不要怀恨我吧,科斯佳!”说着,他的声音颤抖了。
这是他们之间所说的唯一的真心话。列文明白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而且知道我身体很坏,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列文明白这意思,他的眼睛里流出眼泪。他又吻了吻他哥哥,但是他说不出话来,而且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哥哥走后第三天,列文也动身出国去了。恰巧在火车站遇见基蒂的堂兄谢尔巴茨基,列文的忧郁神情使他大为惊异。
“你怎么了?”谢尔巴茨基问他。
“啊,没有什么,人生中快乐的事本来不多。”
“不多?你最好不要去牟罗兹(城市名),和我一道到巴黎去吧。你来看看有多么快乐呀。”
“不,我已经完了。是我该死的时候了。”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谢尔巴茨基说,大笑起来。
“我还刚刚准备开始哩。”
“是的,我不久以前也这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是离死不远了。”——
列文说出了他最近真地在想的事。他在一切事情上只看到死或死的逼近。但是他想的计划却越来越占据了他的心。在死到来之前,总得生活下去。在他看来,一切都被黑暗笼罩住了;但也正因为黑暗,所以他感觉得黑暗中唯一的引路线索就是他的工作,于是他就竭尽全力抓住它,牢牢地抓住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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