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卷（A）一

章一

我们所见到的城邦（或称城市）其实就是某一种社会团体_{（社会团体也可视为“二人以上群众所组成的‘团体’”（参见《尼伦》卷五章八）。不管地位是否相等，主奴（本书卷一章六）之间也好，地位相等的人们（卷七章八）也好，人人都可以是组成这种团体的分子。平等人所形成的团体利用物资相通的买卖构成经济团体（《尼伦》），而由夫妇构成的家庭也可以借其共同目的进行共同活动，从而构成如城邦（本书卷一章二等，《尼伦》卷八章十一等）一样的政治团体。组成的政治团体需要契约，而家庭无需的契约（宪法）（《尼伦》）。城邦作为一种行业和职能有别的分子之间的组合，其中必定有统治和被统治这两类人（本书卷一等））}，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目的都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在他们自己看来，所有人类的任何作为的本意都是在求取某一种善果。既然所有的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作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地位最高且包含最广的社会团体所求的　善业必定也是最高而最广的，而这种至高而又含义广阔的社会团体就叫做政治社团（城市社团），也就是所谓的“城邦”（πóλι）。
有人说，城邦中的政治家和君王、家长或奴隶主是一样的_{（Plato《politicus》258e—259d；Xenophon《memorabilia》iii4.12）}，这种说法实属谬论。主张这种说法的人认为，这些人物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其品种的差异，而只在于其治理的人民在数量上有多寡之分。这样一来，奴隶主只关注照顾到有限的少部分人，家长则关注照顾稍多的人；至于城邦中的政治家或者君王，就得关注照顾到更多的人。由此说来，一个大家庭和一个小城邦之间就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差别；君主和政治家的区别也仅仅在于：君王单凭个人的力量掌握国家的全部政权，而政治家则凭城邦政制的规章对国家加以治理，通过这种规章，全邦人民轮番做统治者或被统治者（城邦中的政治家只在当值的年月里掌握国家政权）。
其实这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凭借往常所应用的（分析）方法_{（参见章八：主奴体系、宪政体系、家务体系三者的区别，参见卷三章六）}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正如在其他学术方面一样，我们应该分析某一组合物_{（参见卷三章一等章节）}有哪些非组合的单纯元素，即将它分析到无法继续分析下去的最小分子。在20政治学的研究中，我们也要分析出组成每一个城邦所需的各个要素并加以考察。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就能较为清楚地区分上述不同社会团体及其人物，并由此得知是否可以就上述题旨作出一部分条分缕析的论断。

章二

这样一来，我们如果追溯包括政治或其他各问题的任何事物的原始根源，明了其发生的端绪，就能得到关于它的最清楚的认识。起先，雌雄（男女）生物不能单独延续后代，他们必须先成为配偶，二者互相依存，结合为一体。人类和一般动植物相同_{（虽然亚里士多德对植物雌雄的区别持该种意见，但他的著作里并没有实证这一观点，参见《论动物的生殖》卷一章二、卷二章一）}，都要使自己的后嗣保留自己的形性相肖。因此，配偶之间的结合是完全出于生理的自然需求，而非精神意义上的意志（思虑）。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结合也是如此，两者的互相维系是求得共同保全30的前提。但凡富有理智而又能审时度势，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往往会成为统治者；但凡富有体力而又能接受由他人所安排的劳务的人，往往会成为被统治者。当然，被统治者处于奴隶从属关系中的下层地位，主奴之间也具有共同的利害。 我们应该注意到，女人和奴隶之间有天然之别。自然宇宙所创造的女人绝不能像铁匠铸造的德尔斐小刀_{（Athenaeus《Deipnosophistae》133c，德尔斐人擅长铸小刀，并用来治理牲畜和烹饪以及宰牲、剥皮和出骨；Euripides《Electra》743—769，他们通常需要三种刃具：宰杀所用的“尖刀”、剥皮所用的“刮刀”以及出骨所用的“大刮刀”（Gttling《De machaera delphica》10）；Hesychius《Lexicon》，这种用具是集合了刀和匙的功能的复合工具）}一样，能使其具有多方面的用途。自然让每一种事物各自拥有一个目的，只有专用而不混杂使用某一事物，方能使其获得最精当的造诣。然而，在野蛮民族中，与自然情况相反，女人居然和奴隶拥有等同的地位，其实野蛮的民族里并不存在真正能主治的人物，男女的结合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女奴与一个男奴的相配。因此，有诗人说：
“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_{（欧里庇得《伊菲琪尼在奥里斯》（iphigin aul）第1266行）}诗人们觉得，野蛮民族就是天然的奴隶。
男女或者主奴之间的结合，首先会产生新的“家庭”（oιкεα）。希西沃图有句千真万确的名句：
“先营家室，以安其妻，爱畜牡牛，以曳其犁。”_{（Hesiodus，《opet di》第405行）}
该句中所提到的牛，就相当于穷苦家庭中的奴隶。其实家庭就是为满足人类日常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基本形式。因此，嘉隆达斯称组成了新家庭的人们为“食橱伴侣”（μοσιπουｓ），克里特的厄庇米尼特则又将其称为“刍槽伴侣”（μοкπουｓ）_{（根据π1p4等抄本和威廉拉丁的旧译本，这里应称为“炉火伴侣”（μοκπιοｓ））}。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团体叫做“村坊”（kμη），也是为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组成的一种社会初级形式。由一个家庭繁殖而衍生的聚落是村坊中最自然的形式。因此，有些人称这种聚落为“子孙村（παδων παδαｓ），称聚居的村人为“同乳子女”（μογλακα）。原先，古希腊的各个城邦都由君王进行统治，而直到如今，各野蛮民族还依然保持着王权，其渊源便在这里。在原始的家属关系中，亲属里的老人往往会在家庭中充当家长，各家所繁衍的村坊中年辈最高的长老也往往会成为统率整个村坊的村长。而君王_{（希腊字βασλειｓ，据缪勒所著的《语言学讲稿》（mmüller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卷二282所言，此语出自梵文“ganaka”，意为“家长”）}恰恰是从家长和村长那儿发展过来的。荷马就曾对古代散布世界的圆眼巨人族的聚落说过：
“人各统率着他的儿女和妻子。”_{（诗句出自荷马的作品《奥德赛》（homer，odessy）ix 112—114；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法律篇》（laws）也涉及了这句话（卷三680）。远古“独眼”或“圆眼巨人”（κυκλποｓ）族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他们要么栖息岩谷，要么居住山岗，没有建立法制，人人各自管理自己的妻子，互不往来。另一些史诗又称独眼巨人族是古希腊石匠和铁匠的祖先。随后，有的诗人和史家称这些力能搬运巨石、建筑居室的先民实在西西里（sicily）（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vi，2），有的人称他们是希腊阿尔咯斯地区迈西尼（mycenae）等古城的建筑者（斯特累波的《地志》［strabo，geographia］373页））}
古人一般都甘愿接受君王的统治，而现在的某些民族依然保持着这样的25传统，甚至还有人推想，群神也应当由其中的某一君王（大神）加以管理。既然人们最初都能用人的模样塑造出神的形象，人们自然也会凭借人类的生活设想群神的社会组织。
当若干个村坊进而组合成一个“城市（城邦，πóλιｓ）”时，社会就会更进一步地进化到高级且完备的境界。在城市（城邦）中，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自给自足来过自己的日子_{（见《尼伦》卷一章七）}。可以这么说：人类“生活”的发展推动了“城邦”的出现，而实际上，城邦的存在价值却是为了“更为优质的生活”。早期30的各级社会团体都起源于自然生长，既然所有城邦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成品，那应该也是自然造就的产物，而这也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不论是一个人、一匹马还是一个家庭，当它完成了整个生长过程之后，我们就会见到它的自然本性。表明自己的本性（我们在城邦这个终点也见到了社会的本性）_{（原文十分简短，不能充分表达辞意，汉文译本增加的解释都是原文已经含蓄表示的意义，用括弧［］加以注明，这些额外的解释都依据各家诠释加以添补，其中的主要依据是《纽曼（wlnewman）校注本》的注释）}。便是每一个自然事物的生长目的。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也将达到至善，这么一来，如今，（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恰恰就是这些完全得以自足的城邦了。
由此可知，城邦源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则是一种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就本性而言，人类也正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动物）。除非那是一群鄙夫或超人，或者是“出族、法外、失去坛火（无家无邦）的人_{（荷马《Iliad》ix63，原文稍微有所差异。古希腊家庭的“炉火”或“坛火”（σa）设在“内室”（家龛）中。广义而言，希腊人将炉火和家庭等同。由于氏族信仰的扩充已蔓延到部族和城邦中，坛火又变成了城邦生命的象征。因故流离而离开其本土的人不得参与和家祀有关的重大丧事，如果他被放逐，便不得不离开乡邦、舍其坛火的，这可算得上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大罪责。否则，人们都会出于本性或偶然而归属于某一个城邦）}”，荷马曾被视为自然的弃物。这种在本性上感到孤独的人物往往都会变得好战。他那种离群的情况正如棋局中的一颗闲子_{（希腊的石棋中，棋盘框内纵横各有五线，共分三十六格，棋法正如罗马的“卢杜碁”（ludus）和近代的“欧洲棋”（backgammon）（mbecqde fouquièrs，jeuxde anciens，303、385、391—398）；ζυξ，原作“无轭的牛”，现作“局中闲子”解。亚里士多德借此批判那些离群索居的超世者，参见卷七，对大局毫无意义）}。
就动物乐于群居是人类的天性，孤独不符合自然规律_{（参见《尼伦》卷一章七、卷九章九。动物群居和独居的区别，参见《动物志》卷一488a1。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动物的区别，参见卷九608b25）}而论，为什么人类能形成高于蜂类或其他群居动物所结团体的政治组织？其原因也很明显。按照我们的理论可知，自然不会创造无用的事物；而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拥有言语机能_{（参见《动物志》卷一、卷四）}。一般动物都只具有发声的机能，在这种机能的帮助下，它们利用声音表达悲欢的情绪，并在动物之间传达各自的情绪。至于一种事物之利害与否抑或正义与否，则需要凭借言语来进行说明。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其对善恶和正义与否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辨认都通过言语互相传达），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恰恰就是这类理论辨认的结合。
城邦虽然在时间上慢于个人和家庭出现，但就其本性而言，要先进于个人和家庭，全体必然优先于部分“全体”和“部分”的先后顺序_{（参见《形上》卷五章二十五、二十六；又章十一1019a2—14）}。以身体为例，倘若全身毁伤，那么手足也20就不能发挥手足的作用，那就不再具有手足的价值了，脱离了身体的手足相当于手足石膏，无从发挥它的实际作用，只能在含糊的名义上依旧被大家称之为手足罢了。我们之所以坚信自然生成的城邦优先于个人，原因就在于个人是城邦的组成部分，任何脱离了城邦的个人都无法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25除非所有个人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大家方能满足这种需求。但凡脱离城邦或因被世俗所鄙弃而无从得到人类社会组合之便利，抑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组合的人，也只有野兽或神祇能与之相匹。人生来便有合群的本性，因此能不约而同地共趋于这种高级的（政治）组合。然而，后世之人应该敬仰最先设想和缔造这种高级团体的人，将其功德视为人间莫大的恩惠。人类因共同趋向善良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巨大的成就，也成为动物中最优良的一类，任何人假如不讲礼法，违背正义，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倘若悖德（不义）武装起来，必定会给世间带来莫大的祸害；然而，恰好人类生来便具备（其所特有的）本应由人类的智虑和善德加以运用的武装（例如言语机能）_{（根据《纽曼校注本》卷二130页注释，“武装”（πλα）应被解释为“言语机能”）}，以此来惩罚那些狂妄罪恶的人物。于是，失去道德的人便会因淫凶纵肆、贪婪无度、卑鄙下流而沦落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_{（参见《动物志》卷六章二十二）}。正义是城邦的原则之一，它衍生了用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的礼法，也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_{（本书之卷一开始两章阐述了人类团体的社会发展，也提及了政治组织的伦理基础，可与《尼伦》卷一章一章二和卷十章九以及《修辞》卷一章二、章四相照应。由这些章节可知，伦理研究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先导）}。

章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明确了组成城市（城邦）的各个部分，既然众多家庭基本上是城邦的一大组成成分，我们就应该先行考虑“家务管理”的问题。一个完全的家庭由奴隶和自由人组成，他们各自拥有相对应的部分家务。研究每一种事物要从最简单的基本要素（部分）开始。一个完全家庭所包含的角色应包括主和奴、夫和妇、父和子。于是，我们就应该研究以下这三种5内含的关系及其素质：（1）主奴关系，（2）配偶关系_{（在我们的语言中，不适宜用“配偶”表示男女之间的结合）}，（3）亲嗣关系，在这里“亲嗣”也并不完全使用得当_{（“配偶”（γαμικ），的主要功能是繁殖，偏重生理意义；而“育儿”（εκι οποιηικ），也叫“亲嗣”；二者都无法表达“夫妇”和“父母子女”在社会团体中的伦理和经济关系，因此说这两个用语都不合适）}。在这三项要素以外，还有另一项要素（部分）——“致富技术”（χρημαισικ）。有人认为，致富便是全部“家务”（οικονουα）的核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致富只是家务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我们也应当研究一下这种技术上的性质。
让我们先行讨论主奴这一项，探究主奴的结合是否给人类日常生活带来了实际利益，并求取该方面的理论知识，希望能探讨出比现在流行的观念略15胜一筹的理念。有些人认为，管理奴隶是一门学问，而且家务、政务以及主人治理奴隶，与政治家和君王对人民所进行的统治完全相同，这一观点我们已在前面有所提及_{（色诺芬《经济论》（xen，oeconomica）和柏拉图《政治家篇》都有这种说法）}。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主奴关系其实违反了自然规律。他们认为，主人和奴隶生来并没有任何差别，二者的所谓区别是律令或俗例所制定的，因而主奴关系是强权统治的意志体现，并不符合正义之道。_{（法律出于“强权”或基于“自然”的论辩在柏拉图的对话如《普罗塔戈拉篇》（protagoras）337d、《蒂迈欧篇》（timaeus）64d、《理想国》（rep）359c等中屡屡出现。大部分智者都认为，法律源于强权，既然奴隶制度是法律定制的，便不符合自然规律。《亚里士多德残篇》八四曾记载，诡辩家（智者）吕哥第隆（lycophron）说，应当否定人类种姓的贵族、贱族之分。《修辞》卷一章十三中的名句说：“大神令人类全都自由，自然从来不曾强迫谁当奴隶。”这种说法出自演说家（修辞家）阿尔基达马（alcidamas，盛年，公元前432年）所著的《麦西尼亚演说》（messenian oration）。在这一节里，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可能是阿尔基达马，也可能是指犬儒学派（cynics）如翁尼雪克里图（onesicritus）等。当翁尼克里图随从亚历山大远征到印度的时候，曾称印度的缪西堪人（musicanus）境内不存在奴隶，这个国家遵循礼法，人民善良（参见《斯特累波》的卷十五710页）。自安蒂叙尼（antisthenes）和狄欧根尼（diogenes）以来，犬儒学派都鄙视礼法出于强权的说法，反对人类凭借威力奴役他人的行为）}

章四

既然财产是家庭的一部分，那么，获得财产也应该是家务的一部分。不具备社会必需条件的人简直无法在社会团体中生活下去，更别说是过上优良的生活。每一个专业的工人都必须具有各自的专门工具，这样才能完成他的工作（功效）。类比之下，治家也是如此_{（从O¹抄本“ν οικοι ομικν”的翻译与阿雷丁诺（A retinus）拉丁译文“etiam inre familiare”的意义相一致。Ⅱ组抄本所说的“治家和为政也是这样”则与威廉旧译（vetint）yconomico et politico的意义相一致，但这和本节的题旨并不相符）}。“工具”有生命有无的区分，例如对一个航海者_{(古代地中海航海时，船长指挥两领班，包括在船梢的舵师和在船首的守望者；舵工等由舵师管理，桨工（桡手）等则由守望者管理)}而言，舵是他无生命的工具，而船头守望者则是他有生命的工具。在每一个专业中，从属的人都可被称为业主或匠师完成他的工作的工具。这样一来，“财产”（所用物＝所有物）便是所有这些工具的总和，而每一笔财产（所有物）便都是一件谋生“所用的工具”。于是，奴隶也就成为一宗有生命的财产，一切从属的人都可成为比其他无生命工具优先的有生命工具。只有人们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或命令使每一种无生命的工具自动进行工作，有如达达罗斯的雕像或赫法伊斯托的三脚宝座_{(达达罗斯（Δαιδλοｓ），参见《伊利亚特》v，60，以及其他古诗，相传为克里特岛克诺萨斯城（knossus）米诺斯（minos）王时代的巧匠，他曾为王女阿里亚妮（ariadne）制造了一队能够自动起舞的女伎。参见挪克（nauck）编《欧里庇得剧本残篇）373等。赫法伊斯托（hαισο）（拉丁神名，作vulcanus），“火神”是冶铸和铜铁匠之祖，曾为祖父宙斯大神制作过宝座和神杖)}（荷马曾经感叹过的那个宝座）一般，能自动进入奥林匹斯山群神的会集_{(《伊利亚特》xviii376)}，只要人们不费人力便能让每一个梭自动地织布，让每一琴拨自动地弹弦，就算我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只有在这样的境况之中存在，那么，匠师才无需利用从属，奴隶主（家主）才可能放弃奴隶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卷一、第四部分、第五章第三节论及机器对工人的影响曾引这里的自动织布一节。。这里，我们可是还需要认识另一项区别：刚才我们所涉及的工具（比如梭）便是所谓的“生产工具”，而另一种家有财产（用品），比如奴隶或其他器具则是所谓的“行为（消费）工具”。梭的应用可以产生另外一些物品，但另一外些工具（如衣服或床）的应用就只是单纯的应用（消费）而已。生产和行为是人类的两种相异活动_{(“制造”或“生产”和“行为”或“活动”的区别，参见《尼伦》卷六章四章五。这里的“行为”指与生产活动意义相对的消费活动，另一组相对的意义是前者所指的勤劳的体力活动和后者所指的闲暇的德操和文化活动)}，二者都需要适当的工具，所需工具也需有相应的差别。既然［家常］生活不属于生产行为，那么作为生活的工具，家奴就仅仅是行为方面的从属了由上文织梭和琴拨句以及衣服或床句，分析无生命的工具分为生产和消费两类；有生命的工具也应分为从事生产的“农奴”和从事家务（消费）的“家奴”两类。
所谓“一件用品”（“一笔财产”），原指家产中的一部分。既然家产已有所属，那么每一件用品（财产）不单单属于全部家产，而且应属于应用该用品的人（财产所有者）。这样一来，以一个家庭而言，主人和奴隶原先都是家庭的一个部分，但作为用品（财产）的奴隶则应完全属于运用他的人，而就另有家务管理之外的自由生活而言，主人便不属于奴隶。于是，我们便可明了奴隶的性质及其本分：（1）如果一个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是从属于别人，那么他便是奴隶；（2）如果一个人成为了一笔财产（一件用品），15他就应当也成为别人的所有物；（3）在生活行为上，这笔财产应被当成一件工具，它可以与其所有者互相分离_{(奴隶和奴隶主的分离，是指主人拥有转让或者出卖奴隶的自由。奴隶的界说和奴隶与自由人的区别，参见本书之卷六；又《形上》卷一、卷十二)}。

章五

其次，我们应该研究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的奴隶是否本来就存在于世上；奴役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恰好是他应该做的而且也是合法的制度，或者相反，一切奴役都是违反自然的？这个问题，无论依照理智或依据事实都不难解释清楚下文所作说明涉及理论和事实而且又偏重理论。。世上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这不仅是事物发展所必需的，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种类数目很多。被统治者的种类比较良好，则统治者也就比较优秀，——例如对于人的管理就比对牲畜的管理好。因为一方是统治，则另一方就受命而行，两者合力，就可以完成一项事业，合作的两方越高，所完成的事业也就越高。一切事物如果都是由若干部分组合而成的一个集体，无论它是延续体，比如人身，或是非延续体，例如主奴组合，各个组成部分常常有明显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别。这种情况不仅在自然界有生命的事物中可以见到，而且在无生命的事物中也可以见到；无生命事物，也一定存在某种主导和辅佐的原则，比如一支乐曲。但这类事例涉及得太广泛了；我们这里所谈的应该限于生物的范围而举出其中最高级的组合，即身体和灵魂，前者自然地为人们认为的统治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从属）部分。有关这样的生物，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他保持在健全的自然状态的时候；我们所要考察的就应该是身体和灵魂都在最优良状态中的人，对于这种人，灵魂明确地统治着他的身体。我们绝不可能拿那些处于腐坏状态而丧失本性的人作例子，那些确实腐坏了的或暂时腐坏了的人，情况正好恰恰相反——他们既丧失自然本性，身体又统治着灵魂。
先不说无生命的事物，就生物界的现象来说，我们可以见到（也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可以确切地见到），专制和共和（宪政）两种体制：灵魂统治着的身体掌握着主人的权威，而理性的节制情欲则类似于一位政治家或君王的权威_{(参见柏拉图：《斐多篇》（phaedo）80a)}。。很显然，身体是从属于灵魂（人心）的，灵魂的情欲部分是受治于理性及其理智部分_{(灵魂的“理智部分”和“理性”（人心）相对应，无理智部分与“情欲”（欲望）和“身体”相对应；参见本卷、卷七)}的，这些总是合乎自然且是有益的；如果两者平行，或者倒转了相互的关系，那就常常是有害的。人生内心的这种现象也会在其外表或生活中体现出来；身体和灵魂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人和兽之间的关系。驯养的动物比野生的动物的性情更为善良，而一切动物都因受到人的管理而得以保全，并更为驯良。而且，男女间的关系也自然地存在着高低之分，这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原则在一切人类之间是普遍适用的。这里我们就可以下结论说，人类的分别如果符合于身体和灵魂，或人和兽的分别，比如在体力劳动而且只有在体力方面显示优胜的人们，就显然有这种区别，那么，凡属于这种只有体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依据上述原则，能够被一位主人统治，实际上对于他较为合适并且有益。所以，凡是自己缺乏理智，仅仅能够感应别人的理智，就可以成为而且真正地成为别人的财产（用品），自然这种人就是奴隶。在这里，他还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对于人的理智，其他动物没有感应，只能按照各自的秉赋（本能）活动。但应用奴隶于劳役同驯畜的差别是很小的；两者都只是以体力来供应主人的日常需要。
倘若不谈心理现象，而只是说身体，自然所赋予自由人和奴隶的体格也是有差异的，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合于劳役，而自由人的体格较为俊美，对劳役则并不适合，而宜于政治生活（包括平时的事业和战时的军事工作）。可是，与自然相反的事例仍然常常会遇到：有些奴隶的体格也像自由30人那样俊美，有些奴隶还具备自由人的灵魂。这些例外但不足为凭，自然所赋予人类的体格不仅有差别而且差别的程度竟有如人像和神像之间那样的优35劣分明，那么，大家应该承认体格比较卑劣的人要从属于较高的人，做他的奴隶_{(重视人体美的古希腊人以体格俊美和粗陋分别人类的等级，这是他们所特有的观念。柏拉图在《政治家篇》、本书卷七都是以体格和灵魂两者并论人类的高卑的)}。灵魂的优劣虽然比身体的优劣更难辨识，但这个原则假如已适用于身体方面的差异，则根据灵魂方面的差异来确定人们主奴的区别就更加合法了。这样就很明显，世上有些人天生就具有自由的本性，而另外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是有益的，也是正当的。

章六

但是，不难见到，有的人也持有正当理由来反对上述理论。“奴隶”和“奴役”两词都有两方面的含义。除了在上面所说明的自然奴隶以外，还有一类强迫奴役和法定奴隶。这里所指的法律就是战争的一些常例——凡是战败者都归战胜者所有。很多法学家都谴责这种常例所立奴役的原则而且控诉它为非法的：他们认为，力弱者都应该从属于强有力者这种专重强权的理念是不合法理，是可憎的。有关这种原则的对错，就是贤哲们的意见也难免不会产生分歧。这个争议的起源和足以混淆双方论据的地方是这样的：人们假设了足以制伏他人的最大权能必须是具有物质装备[“装备”（κορηγα）卷七章一1324a1译“配属”也有装备之意），或译为“手段” “方法”。参看卷七1332a20]的精神品德，所以，胜利的人在战斗中，应该是具有优良品德的。既然把权能与某些品德联系起来，让有力者同时也成为了有德者，由此双方的争点转到了正义问题（合法与否问题）。一方认为必须存在相互的善意，这才能够合乎正义（合法），凭惯例而成立的强迫奴役都是不合法的；另一方认为优胜劣败的规律是以任强者为主、弱者为奴，就是正义，而奴役本身就是合法的。双方持论的混淆点要是被澄清，可见争论双方都有不正确的地方而并不完美，我们还是维持尚善的宗旨，认为主奴关系应该是以卑恶和善良为准则_{(亚里士多德不承认强权是含有善德而合乎正义的，他不承认由战争造成的强迫奴役，认为这是不符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人类德能天生就有差别，劣种从属于优种的奴役，就合乎自然)}。

有些人一方面坚持由战争成例所造成的奴役是合乎正义（因为法律或成例就是正义的一种衍生物）的，在另一方面却又自相矛盾：第一，他们承认战争发生的原因也可能是不义的；第二，他们又知道凡是身心不应被奴役的人实际上就不应该降为奴隶。假如依据他们所坚持的原则，只要自己或其父母一旦成为战俘而被卖为奴，不管是多么优秀的氏族，他们自身及其子孙，就会永远沦为奴隶了_{(马其顿入侵希腊半岛各邦的前期，雅典反马其顿的民主党人莱喀古士（lycurgus）曾创制法令，严禁雅典人购买战俘中的自由人为奴隶。那时亚里士多德五十五岁，在雅典讲学。这一节维护自然奴役、反对强迫奴役的议论是违反马其顿制度而拥护莱喀古士主张的。但是当时亚里士多德又是被敌视为倾向马其顿而反对民主雅典的)}。希腊人谁都不愿意把优良的希腊种人称为奴隶，他们宁愿将奴隶这个名称局限在野蛮人（外邦人）身上_{(希腊人称非希腊人为“吧尔吧”人（ο βρβαροι），好比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外邦人”（gentiles）。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herodotus，historiae）卷二158讲，埃及人称非埃及人为“异舌”，即“异语之人”；阿里斯多芳的《群鸟》（aristophanes，avibus）119：戴胜用希腊语教“异邦鸟”，各鸟既习希腊语，就自称为“希腊鸟”。然后，希腊人卑视外邦人，以“吧尔吧里哥”（βαρβαρικóｓ）作为“野蛮的”形容词（大约在公元前五到前四世纪间开始流行），而视波斯、意大利、黑海两岸欧亚各民族都是“野蛮民族”。在罗马兴起后也相继称罗马和希腊以外的各族人为“野蛮人”（barbaries））}，而实际上他们却又承认战俘可用作奴隶。他们思想上的矛盾被撇除，大家真正的命意就落在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自然奴隶”上面_{（这里亚里士多德行文应用着他惯用的方式：先举出两种敌对论点，然后寻出可以“疏通或消解双方的论点”的途径，以表明双方所持论点都是片面的）}。在他们看来，世上有些人（野蛮族）到哪儿都应该是奴隶，因为其本性就是奴隶，而另一些人（希腊人）到哪儿都应该自由，因为其本性就是自由人。由奴性所引起的观念，也适用于优种（贵族）的观念。希腊人以优种（贵族）自居，认为自己不但在本国是优种，就35是在世界任何的地方，都应该是优种，他们认为外邦人只有在本国内可以优种（贵族）自居，而在别国，就显得并不优良。这样，就把优种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绝对的优良与自由，另一类就非绝对的优良和自由。在西奥德克底剧本中，海伦娜说_{（《西奥德克底残篇》（theodectes，fragm）3）}：
“双亲皆出于神裔，谁得辱呼我为婢？”

这些措辞所包含的意思就在以品德的善恶来判别奴隶和自由人以及劣种和优种_{（《斯特累波》66页：“埃拉托斯叙尼（eραοσθυηｓ）说，有人屡屡教导亚历山大要以外邦（野蛮民族）人为敌，以希腊人为友。人类宁可以品德的善恶为别，也不宜以希腊和外邦（国境或言语）为别。”这里犹如埃拉托斯叙尼（公元前三世纪下叶）正在批评亚里士多德的民族思想。但本书这一节，亚里士多德也确实抱有埃拉托斯叙尼的大同思想。这类大同思想也见于伊索格拉底的《腓力》（isocrates，phihppus）154节和柏拉图的《政治家篇》262d）}。依据他们的想法，人生人，兽生兽，善人的后裔也应该是善人。虽然这确实是自然的本旨，但是自然也常常不能如愿地维持这样的规律。

上述议论的分歧很明显是有根据的，所有的奴隶或自由人现在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自然奴隶或自然自由人。同样，很明显，人类本来就存在着自然奴隶和自然自由人的分别，前者为奴，后者为主，各随其天赋的本分而成为统治者和从属者，这是有益且合乎正义的。如果谁滥用或误用主人的权威，那么主奴双方的利益就必然都会受损害。部分和全体，就像身体和灵魂一样，必然利害相同；虽然奴隶和主人是两个不同的人身，但是从主奴体系上说，奴隶就成为了从属于主人的一个部分。两者在合乎自然的奴隶体系中，都各尽自己的职责，这就说明存在着友爱_{（“主奴间的友谊”可详见《尼伦》卷八章十一，其大意说：“奴隶作为奴隶，和主人异格，不讲仁爱；但主奴既同为人类，自然就存在人间之爱。”依这个论点说，奴隶就不应该单纯地被当做生产或行为的工具）}和共同的利益。但是凭借法律和权力所造成的强迫奴役，情况恰恰相反（那里将充塞着利害和仇恨的冲突）。

章七

从上面的一些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到主人的权威与政治家的权威是不同的，各种权威（统治制度），并不像有些思想家所说_{（参见上文。有些思想家是指柏拉图等。柏拉图认为政务和家务都道道相通。这里亚里士多德分析希腊城邦的平民和共和各政体为自由人间的治理，和主奴体系不同。家主犹如君王，只适合于君主之邦。“野蛮”民族大部分实行王制；希腊诸城邦到古典时代，王室就已经很少了）}的那样，是全都相同的。政治家治理的是自由人；而主人管辖的是奴隶。家务这里所说的“家务”，除了主奴外兼及夫妇、父子，三者都由“家长”一人主治。管理是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来掌握的，各家家长是统率其附从的家属以君臣形式来进行的；至于政治家所执掌的则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因此，家主所以为家主是出于他的本分，并不是因为他具有家主学术_{（参见柏拉图所著《政治家篇》259c、293c）}，奴隶和自由人也各凭其本分而成为奴隶和自由人，但是，在这里仍旧各自可以具有一门家主学术和一门奴隶学术。所谓奴隶学术好像就是那位叙拉古人_{（加梅拉留所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与经济学译文和疏释》（camerarius，politicorum et oeconomicorum aristotelis interpretationes et explicationes）45页说，这位叙拉古教师应当就是讽刺剧诗人费勒克拉底（pherecrates，盛年，公元前438）所创作一个剧本的主角“奴隶教师”之类的人）}所传授的本领，这位教师教导奴隶怎样做好日常该做的工作，从而收取微薄的报酬。奴隶学术可以从日常劳务扩展到专门的技艺，比如烹饪_{（见马哈斐所著《希腊社会生活》（mahaffy，social life in greece）287页说，马其顿富室的医师和厨师都是由奴隶来担任的，此风后来还在希腊各邦盛行）}等家事科目。在奴隶的职责中，有些工作，如给使杂役，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却不如另一些如专门技艺，受人重视；因此有句谚语说：“奴隶有先后，主人有高低。”_{（这句谚语还在菲利蒙（philemon，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作家）所著的喜剧《全能者》（pancratiastes），迈恩纳克（meineke）编的《希腊喜剧残篇汇编》2）}当然，所有的这些学术依然是奴隶们的鄙事。

至于主人的学术就重点在如何运用奴隶上，主人并不会因为他占有多少30奴隶而成为主人，懂得如何运用奴隶才能真正成为主人。所谓家主学术既然在于运用奴隶，那就只需要知道怎样指挥奴隶，让他们各尽所能，实际上这样的学术并不是怎样高深或博大的学术亚里士多德不重家主学术（家务管理），他的立论同色诺芬的立论不同。色诺芬的《经济论》第十三、二十一等章讲，治家如同治国，役使群奴，使他们的手足勤快，俾南亩丰稔，庭宇整秩，既是人生要务，也为应当予以重视之一门学术。。因此，有些人需要摆脱家务的烦琐而从事政治业务或哲学研究，尽可能委托给一个管家人（执事）去管理奴隶。

说到怎样按照合法的手续获得奴隶，这就完全不同于为主为奴的学术；这应当属于战争技术和狩猎技术中的一个部分按照这句话，在战争中所得蛮族俘虏以及向蛮族地区猎取的男女被用作奴隶，亚里士多德都视他们为“自然奴隶”。参见卷七章十四1333b38。对于主奴的定义及其区别，在这里，已说得够多了。

章八

在前面已经讲明_{（本卷章四）}，奴隶是财产的一个部分，那么按我们惯常应用的方法_{（指由部分而及于全体的“分析”方法和由胚胎追踪其所形成的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即“溯源”方法）}，现在应该进一步研究财产的一般问题，并对致富方法进行通论_{（“致富方法”（χρημαισικ），纽曼把它解释为“供应学术”，把它与“消费学术”（“使用学术”）相对，成为经济学中的两门基本技术。在本书中，这个名词的含义不很明确：（一）有时把财富等同于生活所需（财产），这就等同于合乎自然的“获得财产技术”（κηικη）。（二）常被用来指称不合乎自然的“获得金钱的方法”（比如下章）。（三）有时包含所有合乎或不合乎自然、正当或不正当的致富方法）}。首先应该考察的是获得财产的技术是家务管理，还是家务的一个部分，或者只是附属于家务的一个枝节_{（这个问题已经在章三提到）}；倘若是附属性质，那我们还应该区分它在性质上是附属于织布技术的类于制梭技术的，还是附属于造像技术的类于铸铜技术的。而这两种各附属于其主艺的副艺，其性质有所不同，其中一个是主艺的工具，而另一个则是主艺的材料。所谓“材料”，就是指造成事物的原料，比如羊毛，织工用的制呢，青铜，雕塑家用的铸像。如此看来，家务管理的技术是不同于获得财产的技术的。后者的职务是供应工具或材料，前者的职务是运用，家务管理技术正是运用家财所供应的事物。
假如说获得财产的技术确实不同于家务管理，但这是否是家务管理的一门独立技术或是另一个部分，仍然是一个疑问。财富的种类很多，那么如果有力求致富的人遍想找到各种财货的来源，首先他就会考虑_{（“首先”承“遍想”，增加了“考虑”字样）}到农作是否是致富方法的一部分，或是另一种独立的技术。实际上我们由此将向一切足以营生和积财的行业询问。问题又引到另外一方面：动物和人类都需要食料来维持生命，而维持生活的食料种类很多，不同的食料让他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动物界中见到有些动物群居，有些动物独处（散居），我们又见到它们的摄食方式，有些吃草，有些吃肉，有些则荤素全吃，其实它们的营生方式是聚是散，随摄食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分_{（蔬食性动物多群居，肉食性猛禽猛兽多独居，参见《动物志》488a1—15、563a12等章节）}。自然令动物随便按照所觅食营生的便利而养成各自的生活习性，这种习性即使在同一类的动物中也有很大的差别。不同品种的肉食性动物选择不同的肉料，不同品种的蔬食性动物对草木和籽实的嗜好也各有偏爱。同样，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同各种动物相类似，30相互间也具有很大的差异。人类中最懒散的要算是牧人（游牧民族）。他们之所以生活容易、闲逸是由于他们是以驯养的动物作为食物；而他们的畜群会因饲草的荣枯丰歉而转移牧场，他们也不得不跟着流徙，这好像是在耕种“一块生长活物的田园”，而另一些人靠狩猎营生，而狩猎（捕捉野生动物）方式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有些人以抢掠为生；有些居住在河边、湖畔、沼泽地区或海滨的人就适合以渔捞为生；另一些人则适合以捕禽逐兽为业。可是，大多数人是在耕种土地，栽培植物，用收获来作为供给。因此，凡是靠自己的劳力，不凭交换和零售（经商）以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可以根据上面的内容概括为五种不同方式：游牧、农作、抢掠_{（地中海上，直至亚里士多德时代仍然遗留着的习惯是以海盗作为一种事业。不禁抢掠的风俗游牧民族遗留得更久，比如在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半岛所称的“蒙昧时期”，也有这样的记载）}、渔捞和狩猎。有些人同时经营着两种谋生的方式，以便长期保持富足，当其中一种方式不利或欠缺的时候，他们就用另一方式来觅食：比如游牧民族经常干抢掠的勾当，而农夫也时常出外狩猎；人类总是根据不同兴趣和各处生活的不同需要，进行类似的兼业，以适应各自的生活方式。
这类赖以生养的财货（食料），一切动物从诞生（胚胎）初期到成型，原来都是自然预备好了的。例如，蛆生动物（如昆虫）和卵生动物（如鱼、鸟、爬虫、两栖）在它们所产的蛆和卵中就有幼体发育，直到它们能自己营生（成虫、小鱼、雏鸟等）以前，所需要的全部养料；胎生动物，从分娩的时候起就自然地分泌乳汁，在某段时间内，哺喂其婴儿_{（蛆生、卵生、胎生各类发生的概况，以及凭发生差异为动物分类的依据，参见《动物志》，48935—b12等章节以及《生殖》卷二至五）}。这样自然即为幼体做着周密的安排，由此可以推想对于成形成年的各种动物，它也一定有所照顾。同样，自然生长着的丰美的植物也是为动物，繁育许多动物也是为众人，以此来分别供应他们的生计。我们可以看到，经过驯养的动物，不仅可供人使用，还供人口腹；野生动物中也有大多数可以供人食用，而且它们的皮毛可以用来制作人们的衣服和鞋子，骨角可以用来制作人们的工具，它们对人类的生活和安适实在是贡献不小。假如说“自然所作所为既不残缺，也不虚废”，那么一切动物天生都应该是可以供给人类使用的。本来战争技术的某一意义可以说是在自然间获得生活资料（财产）；战争就源自于狩猎，而狩猎随后则成为广义战争的一部分；为了维持人类的饱暖掠取野兽既然是人类应该熟悉的技术，那么，对于原本就应该服从于他人的卑下部落，如果竟然不愿服从，人类向它发起战争，即掠夺自然奴隶的战争，也应该是合乎正当而自然的。
于是，这种获得财产自然方式（广义的狩猎方式）确实应该作为家务技术的一部分。因此，一个家主就应该熟悉并运用这些手段来获取所必需的各种家庭物品，而且不仅要取得足够当时所需的数量，还要有适量的积储，以备以后所用。这种技术和致富方式既有益于城邦团体，30也有益于家庭团体。这些物品就是真正的财富。梭伦的诗句中曾经说过，

人们的财富并未订定限额，_{（伯格（bergk）编的《希腊抒情诗人集》（lyricigr），“梭伦诗”13、71。希西沃图所著的《神谱》（theognis），227，二者意思相同，文字略有不同）}

就供应一家人的良好生活而言，这类真正的财富实际上不应该是无限度的。比如其他各业技术所需的手段或工具各有限度，家务上全部所需（生活资料和用以获得生活资料的工具）也有它一定的限度。在数目及大小方面，这些工具既各有限定，财富就可以解释为一个城邦或一个家庭所用的工具的总和_{（约翰·穆勒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前言”，所论述的“财富”定义就是按照这一节“财富”的解释。穆勒（1773—1836）所拟财富的两个条件：第一为可以“储藏”，这见于本节1256b30。第二为要具有“交换价值”，这个条件本节没有讲明，另外详见《尼伦》卷四章一1119b26。财富的“可储藏性”使空气、光、火等和衣、食、住等相分离；虽然清风明月同样为人生必需品，但取之无竭，用之不尽，既不能储藏也不用储藏；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财富。参见孔德（1798—1857）所著《社会静态学》英译本第131页）}。于是，很明显，政治家和家住应该各自熟悉所获得财产的这种自然技术，而我们由此也可以认识到这种技术，如家庭对于狩猎，邦国对于战争，存在于现今的原因_{（按照第一、二章所列研究社会团体程序，应该由村落、家庭而进于城邦。从四至七章叙述家庭这个团体，对主奴关系进行讨论之后，紧接着应该及于夫妇父子关系。但是章四因涉及奴隶为工具和财产，于是凡是讨论致富问题，致富问题就不限于家庭，本章结尾引用了城邦政治和战争的事例：在行文上这是一个很长的迂迴。直到第十二章才回到夫妇父子关系这个论题，回到原来的研究程序）}。

章九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能获得财产的技术，即现今很流行的名词“获得金钱（货币）的技术”，这一词造得极为合适。世人对财富没有止境的观念便是从这种致富方法中牵引出来的。很多人以为它与之前所提的那一方式相同，然而，二者虽然看似相近，但实则不同。前者是自然的人们凭借天赋的能力以觅取生活的必需品，后者则不符合自然，只不过是人们凭借某些技巧和经验，觅取某种非必需品的财富罢了。
借用下述论点，我们来探讨一下这种致富技术。我们的每一件财物都可以有两种用途。即使是同一样财物，也可以有不同的应用方式，其区别就在于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做出的使用是否正当。用鞋作为例子来说：同样是使用这双鞋，有人用来穿在自己的脚上，有人则用来进行交易。后者把鞋交给正好需要穿鞋的人，从而换取他人给付的财物或食物，固然也算是对“鞋之所以为鞋”的使用，但这种交易并非鞋的正用，因为制鞋的本意不是为了交换，是为了自己要穿着。其他一切财物也是如此，都有可进行交易的兼并作用。从前的人们各自拥有的物品，要么太多，要么太少，因此，他们拿有余的东西交换自己不足的东西，“交易”（物物交换以适应相互的需要）便是从古代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随后出现的所谓“贩卖”（收购他人财物，然后将其出售给另外的人，从中牟取利润）是致富技术中不与自然相符的一部分。根据自然原则，如果双方已满足了各自的需要，就应停止这种交换，而不让牟利贩卖无限制地进行下去。
家庭是社会团体的初级形式，每个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共同使用一切财物，显然，交易技术无需在家庭中被使用。后来，随着社会团体扩大到成为村坊，交易行为便应运而生。若干个部分（家庭）组合成一个村坊，而其中的各部分（家庭）所拥有的财物的种类和数量各不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就会通过物物交换各得其所，这种交易迄今仍然在野蛮部落（民族）中流行着：他们互相交换酒和麦，或者互相用自己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换取另一些必需品，当彼此都满足生活要求时，交易终止，双方都直接以物易物（即在交易中并不存在货币这种中间等价交换物）。既然这种交易并不是可以获得金钱的致富方法，那它就没有违反自然。随着这种简单交易的继续发展，我们自然可以料想到，它会演变得更加繁复，即为“获得钱币”的方法。渐渐地，人们开始进行远距离的交易。某一地的居民所需的某种货物依赖于别处生产，于是，该地的人便会从别处输入本地所缺的货物，而他们也得输出自己多余的产品，以抵偿这些输入。35这一发展过程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作为中间媒介的“钱币”。钱币制度有这样的来历： 往往生活必需品都是笨重而难于运输的，因此大家都希望用一种本身就有使用价值而又便于携带的货物作为交易的中介货物_{（《尼伦》卷五章五中曾说明了货币的来历：“一切财货须用某一事物计量其价值，钱币（νομσμα）就是这种计值单位，每一货物为大家所需求的程度是以钱币的数值表现的，各物就可按此相对照而互市了。”“钱币的价值也是有高有低的，这不是永恒不变的；但比较其他货品的供求状况，总是较为稳定的，所以，一切货物都是以钱币为之计价的。”）}。后来，人们发现铁_{（古希腊各邦如斯巴达（参见伪柏拉图的对话《欧吕克雪亚》［eryxias］400b）、拜占庭以及居叙可城（cyzicus）等）都曾使用过铁钱）}、银以及其他类似的金属是当这种中间媒介的良好货物。起先，人们凭这些金属的大小轻重计值；后来，为了不使大家都忙于称量，人们在每块已经称量过的金属上烙好证明其交易价值的印_{（χαρακ ρ（“烙印”），常用意思是“性格”，这里表示币值，特指“烙印”。古希腊各邦大都用图像作印文进行钱币的识别：雅典小银币中，一奥布尔（obol）的印文是一头枭（枭为雅典城的标记），两奥布尔的小银币则是一枭首而两身，四奥布尔的小银币是两枭。马是帖撒利亚的标记，因此在该城邦的货币中，一奥布尔的印文是一马，两奥布尔的是一人骑马图（参见赫德之《钱币史》［head，histnumorum］，lvi页）。叙拉古的大银币特拉赫马（drachma）也以货币上所烙印的马数作为币值大小的标记（参见加特纳《希腊古币的形式》［pgardner，types of grcoins］，50页））}
币制的出现促进了交易方法的演进，自然也致使以牟利为目的的“贩卖”的出现。从此之后，贩卖也就成为另一种获得财富（钱币）的技术。起先，贩卖还不是那么复杂，钱币只有计量单位的作用，交换物品依旧是本业的目的。如此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贩卖商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他们操筹益精，发现了在物品供求双方之间获取最大利润的方法。贩卖商的财富观念渐渐地从物品转向钱币，想到了聚敛钱币的致富途径，认为以钱币作中介的贸易会产生钱币，而其中的财富也正是积储的这些钱币。不过，也有人曾经提出相反的观念。他们认为，钱币只是一种虚拟的物品，习俗的信用是使其流行起来的主要因素。他们主张币制依于一时的共信的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自然的。如果惯用某种钱币的人改信另一种钱币，那么原来通行的钱币就会失去原来的价值，而再也无法买到任何生活必需品了。有钱的人的确常有乏食之虞。寓言中的米达斯贪婪地祈求神赐予自己点金的本领，然而，当他如愿以偿时，但凡他所触及的任何物品便都成了不能食用的金子。这个寓言也表明，将“人们拥有许多而终于不免饿死”的金钱视为财富，实际上是荒唐的想法。
按照这些观念，那些鄙薄钱币的人便企图寻找对财富和致富方法的不同解释。他们的这种想法无可厚非。自然财富和致富方法确实与上面的说法有所不同。获得财富的自然方法相符于家务管理，主要工作是寻求一切生活资料，而另一种从事在货物交换中，寻求并积储金钱则是主要的贩卖致富的方法。后者完全视金钱为交易的要素及目的，依靠金钱的权威进行交易_{（σοιχεου（“要素”）和πρα（“界限”）分别有多种意思}，_{这里译“要素”和“目的”）}。二者的差别还有：由后者所获得的财富并受到限制。从求得健康来说，医疗技术是没有限度（止境）的，而其他的一般技术在其所拟想的目的（效益）中也没有限度（止境）。每一行业都希望在其本业上得到最大的收获，然而实际上，每种技术中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在其本业上也是有范围（限度）的。这里，获得财富的技术也是如此。作为上面所涉及的那种虚拟的财富，即金钱，在企图由贩卖致富的人的求取过程中也是没有限度的。另外_{（第30行原文内。ο（“无”）字其实有误，应删。汉文按照培尔奈之《政治学》卷一至卷三校译本将此修改为α“另一方面”，译为致富应该“有”限度。根据《纽曼校注本》（卷二，文义注释190页），则不改动原文，而另增χρημων κ σεω，这样一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然而，获得钱币‘殊非’（ο）家务管理的本业，家务管理所求的是物资的供应，而不是钱币，它是有限度的。”）}，已纳入家务管理范围以内的致富技术则需要相应的限度。家务管理的功能（主要在必要数量的生活所需）不包括追求那些无限度而又非必要的财富。如果从生活方面思考一切财富，就会显示出它们的各种限度。然而，世人竟反其道而行，从事发财的人正在努力无止境地聚敛属于他们自己的钱币。
致富的两个颇相接近的不同方式使其二者容易发生混淆。二者运用相同的手段，同样致力于获得财富，不过，它们追求不同的目的，从而各趋不同的途径，其中一种便是专门从事聚敛财富（金钱），另外一种却为生活而专于对有限物资的觅取。当二者互混时，人们往往误以为，聚敛就是家务管理的目的；其中执迷于此的人尤其信奉钱币为真正的财富，其人生的追求目标便是保持其窖金的数量，或无止境地增多自己所拥有的钱币。这种心理的产生，实际上源于人们只知重视生活而对何者才是优良生活的无知。既然生活的欲望没有止境，他们就以为一切满足生活欲望的事物也是没有止境的。虽然其中有些人已有一心向往“优良”（道德）的生活，但却依然不能忘情于物质快乐，他们知道物质快乐需要有财货为之供应后，便开始熟悉致富的技术，专心赚钱。因此，后一种致富方式也成为了生活之时尚。因为人生的快乐有赖于充分的物质供应，所以他们就会专心投入于取得这些物质供应技术的事业当中。如果凭借某一门致富技术还依然无法完全如愿地达到致富的目的，他们就会反乎自然正道地将一切才德（职能）_{（υ διυμεων，原指“才能”，根据下文，包括如勇敢之类的“品德”，以及如军事和医疗技术之类的“才能”，因此译为“才德”）}应用到致富上。例如勇敢，原本是用来激发人们信心和坚毅的，军事技术和医疗技术也是如此，军事技术本是用来取得战阵的胜利的，医疗技术本是用来使人健康的，其职责都不是赚钱。但那些人却把这一切才德都完全应用于致富技术之中，似乎培养勇德的本意就在于教育人勇敢地赚钱，学习军事或医疗技术的目的就在于利用胜利或健康获得未来的财富，似乎致富恰好是人生的终极，世间一切事业归根到底都只是为了致富。
在此，我们已对那个非必要的致富方式及其性质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并解释了人们都向往这种技术的原因。同时，我们也已对获得财产的那个必要方式以及它与另一个方式（获得钱币）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证明它是家务管理中合乎自然的一部分，其功用是为家庭觅取适量的生活资料。它与另一方式的无限度不同，这一种技术活动有一定的限度。

章十

根据上面的论证我们足以解答如前所述的那个论题_{（章八首节所拟论题为：获得财产的技术是否就是家务管理的一个部分。该章最后一节，却从家务管理扩展到邦国。这里所说“如前所述的论题”则仍然指的原题）}：获得财富的技术是否属于政治家（城邦管理者）和家主（家务管理者）的范围，或者这种技术超出了他们的本职，他们的本职就只是运用财产（而财产的如何取得则不需要由他们来操心），主张后一观点的人还可以有所申述，虽然政治家在经营人类团体的业务，但却既不制造人类，也不自然创生人类并且给他们设置了海洋、陆地及其他种种，以供应其生活资料。家主只需要在这个就自然所供应的范围内运用一切现成的事物。（用织工来打比方的话，）织工的本分不在于制造兽毛，而仅仅在于运用兽毛，他应该能够清楚地辨识哪些毛适于纺织，哪些不适于纺织。家务管理技术也应该作类似的区分。如果不作任何区别而笼统地坚持一切致富方法必须包括在家务管理之内，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些疑问：食料固然是人生所必需，健康也是人生所必需，但是医疗为什么没有一并包括在家务之内呢？类似的其他事情也同样可提出这种的疑问。而合理的论断应该是这样的：广义地泛说一位家主或政治家的职责，他是应该关注到城邦或家庭中每一分子健康的；但各人的职责严格地说，这就应该是医师的本分，而不是家主或政治家的本分。有关财富问题也与此相类似，从一个意义上说，获得财富也是家主的职责；但从另一意义上说，这就不是他的本分，而是家务管理技术中的一部分。一般说来_{（《纽曼校注本》（卷二195页）在解释的时候之所以要附加“一般说来”或“从大多数说来”（μλισα）这一短语，是因为世界各地并不是全部可以营生，有些城邦格外地贫乏，自然没有赋予他们足够的食料，例如爱琴那（aegina）岛土地极其贫乏，近海又少鱼虾（参见《斯特累波》376页）}，无法经营农、牧、渔、猎，只能采取非自然的致富方法，如经商了），如前所述，在管理家务之前就应当先预备好财富。35对于每一诞生的动物自然都安排了维持其生命的资料；让动物初生的子息在尚未能自行觅食的时期拥有足够的营养资料参见上文1256b10—15。中，我们就能看见自然的意旨了。因此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狩集动物（渔猎、畜牧）的方式和获取籽实（农作）总是合乎自然的。
我们已经说明_{（章八章九）}，治产（致富）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与家务管理有关系的部分（农、牧、渔、猎），其二是指有关贩卖的技术（经商）。就这两种方式来说，前一种很自然地由植物和动物取得财富，事属必需，这是值得我们称赞的；而后一种则是为了牟取自己的私益而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这是不合自然而且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至于 “钱贷”（οβολοσαικ）（由贩卖发展起来的致富的极端方式）则更加可憎，人们都厌恶放债是有理由的，这种行业不是从交易过程中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的中介的钱币身上来取得私益。（贩卖脱离了物物交换的原意，而钱贷又脱离了贩卖（商业）的原意。）为了能够更方便地交易，人们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作父亲讲）进行增殖。这里显示了希腊人常用的“子息” _{（óκο原义为“子嗣”，兼用作“利息”来讲）}一字的真意，“儿子必肖其亲”，如今本钱诞生子钱，其所说的“利息”正是“钱币所生的钱币”。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钱贷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_{（雅典在公元前四世纪已经成为希腊各城邦间商贩和金融的中心，开始盛行放债取利的风气。港埠和城中已有钱庄；国际贸易和航业经常向钱庄借款）}。

章十一

这一章若干论点与以上数章不同，比如“致富技术”的区分就不同于章八至十，有人怀疑此章不是亚里士多德原著。

我在上面已经充分阐释了怎样致富的原理，现在将要论述它在实际运用中的情况。所有这类性质的问题，在理论上固然有充分研究的必要，但在实践时，还需要适应环境的各种考验。实际上，现在应用各种致富的方法是：第一，畜牧的经验。对于各种家畜，例如马、牛、羊或其他，我们要知道最为优良的品种是哪些，并且要获得最多的利益应在何处饲养。有些品种在某些地方饲养就可以繁盛获利，而另一些品种若放在该地则不然，15因此需要积累有关畜牧知识的经验以辨别畜种的优劣，然后给它们选择合适的牧场。还有农业包括耕地（即栽培谷物的田亩）以及林园（即栽培葡萄和油榄的坡地希腊农业包括“耕地”和“林园”两类经营，参见布荪旭茨所著《希腊古代的产业和收益》（büchsenschutz，besitz and erwerb in gralterthume）293—6页。）的经验，养蜂古希腊人已经知道制炼蔗糖技术，但是产量很少，仅供药用。饮食的甜味都用蜂蜜。因此“养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同上228页）。、养鱼和养禽等饲养事业的经验也有助于促进人们致富，改善人们生活。这些就是基本方式的若干生产部门，20同时更是致富技术中最正当有用的方式。第二，对于交易技术，它包括商业、贷钱取利（放款生息）、雇佣制度（人工交易）和制造业务中的技工以及仅仅提供劳力的非技工的技术问题。其中商业是交易技术中最重要的部门，它包括船舶供应、购货以及运载和商品的陈列及出售商业三事：ναυκληρα，ορηγα，παρσασιｓ，十八世纪艾利斯（wellis）英译本把它解释为“海外贸易、陆上贸易和当地贸易”；在《苏斯密尔（fsusmihl）校译本》中，把第一、二项解释为“海外（国际）商业”和“内陆商业”，也是就商业的种类索解的。

但是第二项，原义为货运，在希腊是指船载，所以作陆地贸易解并不妥帖。依照布荪旭茨（同上，456页）解释为商业方面的三项业务（参见《纽校》Ⅱ 202）。三项手续——这些业务或者比较安全，或者利润较大而各不相同。25第三，是关于从地层掘取有用的东西（例如矿冶），或从地面采集但不是为了果实而种植的植物（例如木材采伐）。这些也是上述两种方式的中间体，包括自然，交易方式的各种要素。对于矿冶，矿物从地层掘出，30经冶炼而得的金属有好多种类，所以矿冶又必须区别为若干部门本章“致富技术”的区分原则和所举内容都和前三章有所不同：一、钱贷在本章列于交易内的第二部分，第十章则是说钱贷由钱生钱，因此脱离了交易之道。二、本章所举的采林和采矿，属于交易方式和自然方式两者之间的第三方式，在前三章未曾涉及。林矿也都是取之自然。雅典当时木材是从色雷基（thracia）等地输入，金属或输出或输入，并且两业都已成为大规模的商业。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两业称为自然作业和商业的中间体。。

上面我们已列举致富的各种方式的梗概。固然分条叙述、充分理解其中的原理对于实际运用很有必要，但在这里不宜讲得太冗长。简要地说，在各行业中，35凡是使用体力最多的一定是最辛苦的行业，凡是不靠时运（机会）而着重于技术运用和改进的《尼伦》卷六章四1140a19，载有亚伽松（agathon）的名言：“技术爱时运，时运也爱技术。”《欧伦》卷七章十四1247a5中讲，游惰的人遭逢时运，竟然飞黄腾达，而“航海和战争”两业的成败利钝则更有赖于时运。一定是最有本领的行业；而凡是对人们健康最有损害的一定是最鄙贱的行业，凡是最缺乏道德不遵守法律的一定也是最可耻的行业。

关于这些论题也有一些前人的论述，40比如在嘉里底特帕洛斯岛人嘉里底特（χαρη δη），可能就是色乌茀拉斯托所著《植物志》（theophrastus，histplant）卷二章七中所涉及的农艺家嘉尔都特拉（χαρóδρα）。迪坦贝格的《希腊碑志集》（dittenberger，sylloge inscriptgraec）卷一，346页（240—5），为嘉里底特的人，但他是生于麦西尼亚（messania）的。（帕洛斯岛人）和阿波罗杜罗利姆诺岛人阿波罗杜罗（aπολλοδροｓ），参见拉丁语著作柏利尼的《自然志》（pliny，histnat）和梵罗的《农事全书》（varro，de rrustica）。（利姆诺岛人）1259ɑ曾经编写的有关庄稼和果圃栽培的书籍中，以及一些别的作家的其他各门专著中也有详细的阐释，有志于从事这些行业研究或实践的人们可以参考他们的著述。

依据拉丁古典，比如哥吕梅拉的《农艺宝鉴》（columella，de re rustica）Ⅰ1、7和梵罗的《农事全书》Ⅰ1、8都说亚里士多德和色乌茀拉斯托都有农艺著作。法国梅纳治（menage）所录古代无名氏所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目录》中第189号以及托勒密（ptolemaeus）阿拉伯文《亚里士多德著作目录》第72号也都有《农艺》（Γεωργικα）这个书名。但亚里士多德现存各个著作中都没有提及他曾写过这本书。蔡勒的《希腊哲学》（zeller，grphilosophy）卷二章二注一中说，“照此节而论，足见以上两书目中所列《农艺》一书实在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如果对于各行各业种种致富的零星故事加以汇编，5也是对那些重视经营财货的人们有所帮助的公元前第三世纪初罗得岛人希罗尼漠（ póδιoｓ iερνυμο）曾经著有《零星故事回忆录》（Σπορδην πομνμαα），书中也述及泰利斯这个故事（参见狄欧根尼·拉尔修的《学者列传》卷一26）。。

以前有一个赚钱的故事讲到米利都人泰利斯（因为泰利斯以智慧闻名于世，所以这个故事就归属到他的名下了），这其中特殊的赚钱方法是可以被普遍应用的。世人曾经因为泰利斯以哲学成就而闻名遐迩但贫困得难以自己维持生计而轻视他，并讥笑哲学并非救贫的学问。某年冬，他根据星象学狄奥多洛的《史丛》（diodorus，biblhist）Ⅰ81、5记载古埃及祭司能够观察星象，用于卜测来年庄稼园果的丰歉情况。预测第二年夏天油榄树将大获丰收，于是他把自己所有的资金全部交给启沃岛和米利都城10依据希罗多德《希腊波斯战争史》Ⅰ18等节，米利都和启沃岛同是伊昂联盟，两邦交好，因此米利都人随意可以租赁启沃的油坊。的各油坊作为定金，租得了各油坊的榨油设备。因为这时谁都不去同他竞争，所以订定的租金很低。到了收获季节，橄榄油果然获得大丰收。15需要榨油的人一时纷纷到各油坊，因为这时各个油坊都被他所控制，所以人们不得不按照他所要求的高额支付榨油设备的租金。由此他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向世人证明了哲学家不难致富，只是他们的志向不在金钱，而在于追求知识。

这个故事本来想显示泰利斯的智慧，但恰好也说明了造成垄断的方法——这种原理可以普遍应用于各个行业进行致富。20比如有些商人以及有些城邦在财政紧张时，就用这种方法垄断粮食或日用品的生产或销售以取得专利参见《经济学》卷二1348b33所列举的色令白里城（selymbria）粮食专卖的实际利益；1346b25、1347a32、1352b14、1353a15等节，又列举拜占庭、朗伯萨可（lampsacus）、埃及、雅典的执政者都曾经采用专卖政策以获得专利；并说这种理财术虽然在当时没有，但在近世较为盛行。。但私人垄断和城邦专利有时是互相冲突的。比如在西西里，某一商人用他刚刚掌握到的五十泰伦存款购进铁厂σιδηρεων一字，或译为“铁矿”（如培尔奈），或译为“铁厂”（如苏斯密尔）。在古代神话中铁匠始祖（火神）的冶铸炉就设在西西里的爱脱那山（mtaetna）麓（参见魏尔吉尔的《农歌》［virg，georg］Ⅳ170等）；在那里至今仍然有铁矿石。所有的存铁。随后，25当各地的铁商来西西里买铁时，他也就成为了唯一能够供应现存铁的人。

第7章 卷（A）一 (7)

于是他不用过分抬高铁价就可以用他那五十泰伦的存款赚进一百泰伦泰伦（λανον）古币名，一泰伦值六十米那（μνα）。在古典时代爱琴海商业上通用的银泰伦重量约合现在的八十二磅；雅典泰伦重约五十七点七五磅。。这个投机事件被当时的执政（当时那里实行僭主政治）狄欧尼修发现，他以这个商人所采用的方法有损于政府的利益为由限令他马上离开叙拉古城，并且仅仅允许他带走自己的钱财。30这个商人囤积奇居的策略只是泰利斯垄断方法的变相，即两者的原则都于在造成对某一事物的专有。不过这类知识对于政治家们也是非常有用的：邦国类似家庭并且比家庭更为重大，也常有财货困难的时候。倘若国库亏绌，他们就需要运用各种方法赚钱，故事里的执政官狄欧尼反垄断的做法就是其中的一种。35因此有些政治家就专以理财的政绩而成名《施奈得（tgschneider）校注本》（卷二65页）认为这是泛指雅典的“财务官员”。《纽曼校注本》（卷二208页）认为也许是专指雅典的欧毗卢（eubulus）。参见缪勒编的《希腊历史残篇》（muller，frhistgr）卷一293《色奥庞波（theopompus）残篇》96。。

章十二

前面1253b3—11。，我们讲到了要掌握家务管理技术需要注意三项要素——第一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家主如何管理奴隶的技术章三至七1253b14—1255b40。；第二是如何运用父权的技术；第三是关于运用夫权的技术。40父亲对子女的治理和丈夫对于妻子的治理虽然也是对自由人的统治，但也并不完全相同，父子关系就如同君王的统治，1259b夫妇关系则更像是共和政体。从天赋的角度来说，夫唱妇随应当是自然的状态，雌强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例外；又如长者指挥幼者、成年人治理未成年儿童也是比较适宜的。然而在一般共和政体中，公民们交替执政，5也就是轮番做统治者；在这个共和政体内，大家认为所有公民都完全平等，没有丝毫的差别参见卷二1261a39；卷三1288a12。。

尽管如此，那些当上了统治者的人们，在言语、姿态σχ μασι，兰比诺（lambinus）拉丁译文是vestitu（“服饰”）；维多利（victorius）译为vestibus（“衣服”）；塞普尔维达（sepulveda）和季芳尼（gipnanius）译为ornatu（“装饰”）。这里依纽曼解释，译为“姿态”。参见鲍尼兹的《索引》（bonitz，index）739b59—740a5。

、礼仪上又往往摆出一些与那些被统治的人们不同的样子，这不得不使人想起有关阿马雪斯的那只脚盆的妙喻埃及人阿马雪斯（amasis）出身庶民，后被立为王。他将自己金质的洗脚盆熔铸成一尊神像，后受到埃及人虔诚的膜拜。阿马雪斯有感于此，曾经喟然对他的臣民讲，“联本贱器，一旦登王位而成偶像，遂受万民崇仰”（《希罗多德》Ⅱ172）。。在家庭间，男女地位虽属平等，但是如同民众对于轮流担任的统治者的崇敬，丈夫也终身受到妻子的尊重。10另一方面，父权对于子女在性质上也类似于王权对于臣民，父亲和他的子女之间的尊卑不仅出于慈孝，还有因年龄的长幼而区分的高下，于是其在家庭中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严君了。也正是因为这样，荷马将万民及诸神共戴的君王宙斯称为“诸神及万民之父”，

也是正当、贴切的。15作为一国之君，他应该和他的臣民出生于同一个族类，然而又自然地高居大众之上；父子关系中长幼慈孝的体制也与此完全相符。

章十三

根据上述辨析，我们可以明白，家务重的是人事而非无生命的财物；20重的是人生的善德而非丰饶的家资，即我们所谓的“财富”；重的是自由人们（家族）的品行而非群奴的品行。有关奴隶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应当先在这里研讨一下。奴隶，除了作为劳役的工具，是否还具有其他更高尚的品质，比如勇毅、节制（克己）、25正义以及其他类似的品质克己、勇毅、正义、智慧或者明哲即为希腊人所崇尚的四德，这里亚里士多德只明举其三，没有说到“智慧”，意思似乎说即使奴隶也有些理性，也可能具备克己、勇毅、正义三德，但终究无法拥有智慧。参见章五254b20—26。？或者他在提供劳役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好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存在两方面的疑问：如果奴隶也有所谓的更高尚的善德，那么他同自由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反之，如果承认奴隶也是具有理性的人类，那么认为他完全没有善德就是荒谬的。类似这个有关奴隶的问题，也可以在妻儿方面进行考察；上述各种善德他们是否也具备？那些为人妻且称贤于世者是否由于她们同时能够如男人般克己、勇毅而富于正义呢？30是否可以用“放肆”或“谨慎”这类道德名词来批评一个小孩呢？我们应当从正面还是反面作出答复呢？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展开，使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根据自然而产生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否拥有相同的品德？如果说双方都应该具备“既善且美的品德”“美善”（καλοκγαθα），这个词常被希腊人用来称颂具备众德的完人。色诺芬的《回忆录》卷三章五，用这个词称骑士和甲兵的品德。参见《尼伦》卷四章七1124a1；《道德广论》（magnmor）卷二章九1207b20等。这里，亚里士多德不再列举上面提到的三种品德，而另举这种妇孺难以具有的品德，在行文上使本题的悖理性质加重。

第8章 卷（A）一 (8)

那么凭什么一方要常常是统治者而另一方又常常是被统治者呢？这也不能说两者品德相同而程度各有高下，统治还是被统治的差别，应该不是种类相同程度各异而应是在种类上就完全不同。反之，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作答，说统治者的各种品德，被统治者不需具备，这种论断无疑是怪诞的。如果统治者不能克己复礼，正义自持（守法奉公）自然无法治理，40而倘若被统治者缺乏这些品德，他也不会循规蹈矩地服从统治。1260ɑ那些放纵且怯懦的人必然无法好好克尽他的职分。解决了以上这些疑难，就显见根据自然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该具备相通的道品质，但如果使役不同的被统治者其善德有种类的差别，那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拥有的善德也的确可以因为两者所处地位的不同而有种类上的差别这里所说主从通例的论证，由人事组合引到灵魂组合，回头又述及人事组合，逻辑上并不充分。灵魂语句只是一个文学譬喻。参见章五1254a17—b15。。

5这里的论点可以一直引申到人类灵魂（人心）的性质灵魂各部分，参见卷七章十四。本卷章五1254b20—26讲，奴隶的灵魂缺乏理智部分，但与禽兽不同，他能感应主人的理智并服从他，从而进行劳役。这一节说奴隶虽然具备灵魂的各个部分，包括理智部分，然而理智部分缺乏判断机能；1260b5又说主人应该凭理智教导奴隶，此处前后矛盾。。在本质上，灵魂含有两种要素，一是主导，一是附从，其各自与不同的品德相对应，符合统治者的品德是理智要素，而符合从属者的品德则更多的是非理智要素。在其他事例（如家庭和邦国）中，像灵魂这样的组合性质也都显见；这里，各种人事组合中存在的主从两要素就可以说是一个普遍条例（这种普遍条例作用于各种不同场合时，其表现出的形态也各不相同）。自由人统治奴隶是主从组合的形态之一；丈夫治理妻子也是其一；成年人管理儿童又是其一。10以上所有人的确都具备灵魂的各个部分，但每个人所有各个部分的程度却各不相同。

例如思虑（审议）机能，奴隶完全不具备；妇女确实具备一部分但也并不充分；即使说儿童也有审议的机能，那也只是些不成熟的思虑。同理，这些人在道德品质方面的情况也与之类似。15他们都的确具有各种品德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各人的品德应该与其所司职务相符合。当然作为统治者，应该力求道德品质充分完善，既然他的职位寄托着最高的权威，他在机能方面就应该是一位大匠师，所谓的大匠师就是“理智”。至于其他被统治的人，由于其各自奉行其自然的职务，所需的品德只要在程度上适应各人的职务即可。20由此可知，虽然上述各人均具备道德品质，然而男女所持有的每一德行的程度却并不相同，比如节制（克己），就勇毅和正义来说也是这样参见卷三章四1277b20以下。又见《尼伦》卷八章十四1162a26的说法也相同。，苏格拉底认为男女在品德方面无区别参见柏拉图对话《曼诺篇》（meno）71—73。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就勇毅而言，男人的勇毅在于敢于领导，与之相对的是，女子的勇毅在于乐于顺从；即使就其他的品德来说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其细节，各别地考察人事关系的各个部分，这个问题将更为清楚。25将道德品质用 “灵魂的善性”或“正直的行为”等普遍（通用）的词语将“道德”释为“灵魂的善性”见柏拉图的《理想国》444d。将“道德”释为“正直的行为”，参看柏拉图的《查密第斯篇》（charmides）172a、《曼诺篇》97。来解释，只能是自圆其说。相比那些普遍界说，按照高尔吉亚的方式《曼诺篇》71e、72a。将道德的各个项目简明地列举出来似乎较为妥切。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诗人诗人当指索福克里（sophocles）；引语参见他的剧本《阿耶克斯》（ajax）293。所说的妇女的品德：

“娴静就是妇女的服饰”，

没有人会用“娴静”这样的品德来赞美一位男人。30这可见男女所拥有的品德是不同的，而儿童也应该具有其专属的品德。 既然一个儿童处于未成熟阶段，那么在他儿时的独立人格上考究他的品德就没有必要了，我们所应该留意的是他日后的有关成就以及当前经过父亲师长的教育后所表现的品德。同样地，考究奴隶的品德也应该着重关注他和主人间的关系方面。

在谈及奴隶时，30我们曾经解释奴隶是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劳役者。就劳役本身而论，只要他们不因为太粗率而导致坏事、不太怯懦而导致怠忽，其他方面并不需要多少善德。如果说奴隶的这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么人们考虑到生活中的工艺常常因粗率而坏事，必定会进一步询问，工匠是否也不需要太多善德？然而奴隶和工匠之间的区别不是很大么？奴隶是跟从主人终生的。而从工匠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来说，40他仅从事有限度的职务和服劳的时间；因此工匠所需的那种勤谨服从而不致坏事的品德也就是有限度的了。1260b又如，奴隶成为奴隶是本于自然的，至于一个鞋匠或其他工匠则并非本身是奴隶。他另有人格自由的品德。于是，这里已经可以明白，作为一家之主，他的责任就是教导群奴，培养他们具有上述品德而不只是役使群奴使其从事各种劳务参见章七1255b23—35。。因此，有些人认为管理奴隶只需专心用力于支配其工作，5无需与之空谈理智；我们的意见与之恰恰相反，相比于儿童，奴隶更需要加以教导。

对于这个论题我已经做了详细说明。至于夫妇关系和父子关系，夫妇父子之间每个人应具备的品德，怎样才能使一家的相处日趋敦厚，而怎样又会使其一天天流于乖戾，10以及怎样才能使一家除恶去殃、吉祥如意等，这些尚未叙述的题旨，在涉及到“各类型政体”（《政治学》）时将再行阐述照本章起初的计划，应该在本章内申述这些问题。本卷各章议论的范围为一“家政（经济）”专篇（参见本卷章六1278b17），显然在本卷以内应该包括夫妇父子的伦常关系。

这里说要留待《政治学》（περ ｓ πολιεα）中叙述有些可疑；而且，现行这本《政治学》，只在卷七章十六、十七中由于教育问题而说到夫妇父子两伦，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专卷专章讨论这些问题。又，章二讲到的“村坊”，之后也未有详叙。好像本卷当初不是完稿，或现行这本书的卷一和卷二之间有所遗失。。每一家庭都是构成城邦的一部分，而夫妇和父子的组合则是构成家庭的各个部分。各个部分的善德必须符合于整体的善德。15所以我们应该先研究整个城邦的治理，然后再考虑儿童和妇女的教导参见卷五1310a12—16、卷八1337a11—18。——如果我们懂得只有优良的妇孺才会造成优良的城邦这个道理，就会注意到这样的研究程序的必要性。妇孺是否善良确实与城邦的优劣有关：妇女人数占全邦人口数的一半；而不久儿童也要成长为公民参见柏拉图的《法律篇》卷六781a。。

关于这些问题，已经讲得够多了，20至此，我们的研究就此结束，转而开始另一研究；未尽的意思我们将在他日另行讨论。让我们考察一些思想家所憧憬的最完善的城邦的理想依照本卷开端所拟研究程序，应该由家庭转入村坊，然后详细叙述城邦。这一节好像是后世编纂者为了弥补两卷间的缺漏，使这一部没有完稿的“家政”专篇同下篇“关于理想国的评论”可以相相联系，所以订定了卷一卷二的次序后才加入的。

第9章 卷（B）二 (1)

现在，我们是要阐明的是，政治团体在具备了一定物质条件以后，何种形式是最好且又可能实现人们所设想的优良生活的体制政治组织的理想体制可分为两类：（一）在人类现实社会中可能实现的最高理想；（二）只有在理想的社会中才可能实现的最高理想。第一类见卷四至六；卷四下半部所涉及更多。第二类见于卷七卷八。本卷上半部叙述的是各家的政治理想。。因此我们必须要考察其他政体的形式，而不只是我们理想的那些。我们应全面研究世所公认的治理良好的各城邦中那些已经显出成效的各种体制，30以及很有声望的思想家们的理想形式。我们这种研究希望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理想的各种政体，它们的有益方面能够有利于世人，也希望世人知道我们的初衷，不在于显露才华，自炫智慧，只是我们对各国的历史和现况以及某些论断已经发现了其中的谬误，35就不能不将之辨明。

我们应从这个论题的最初起点开始。人们在进行政治组合时，该把哪些事物归社团公有？政治社团的组合方式，一定下列三者：（1）所有公民必须把所有东西完全归公；（2）完全不归公；（3）一部分归公，另一部分私有。既然是一个政治组合，完全没有一些是公有的东西当然不可能：40每一城邦的建立，其政治体制必须组合某些东西，至少每个人的住所应该在大家共同的境界内。既然是“同邦公民”就隶属于同一城邦，1261ɑ隶属于同一城邦也就是住在同一个地区。但我们还得在第一和第三这两个方式之间选择。

作为一个优良的城邦，是否应尽可能地把一切东西划归公有？或者公有的东西要有所限制，某些东西就不应该公有？如果按照第一种方式，那么公民就可以把子女归公育，妻子归公有，5财产归公管，一切都归公。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话的篇名“πολιεα”，泛指“城邦政体”或专指“共和政体”。柏拉图所拟的理想城邦，以哲王掌权统治，以士族为本，不是正宗的共和政体。这里采用中国旧译本的《理想国》这个译名。提到的苏格拉底的主张就认为这些都必须归公柏拉图：《理想国》卷四423e、卷五457c、462b。。那么，我们是应该保持家庭和私有财产的现状，还是应该遵从《理想国》中所倡导的新规约呢？

章二

建立公妻社会自然会发生许多纠纷，其中有两个主要症结。苏格拉底认为之所以须建立这种社会，10目的是要消除私心，保证城邦统一，但他所依据的理由实际上是不充分的。再者，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虽然在他所设想的城邦中貌似是必需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不可能施行的亚里士多德此处所举柏拉图公妻制度有两个症结：一是柏拉图的目的在于使城邦成为一个完全公有的整体，却未经证明为确当；二是柏拉图想用“公妻”这一手段来达到目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本章下文为对第一点的论辩，第三章为对第二点的论辩。。关于立论的根据和这些理想如何才能实现，他也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苏格拉底在政治上强调的前提，15可以概括为：“整个城邦的一切应尽可能地划一，越一致越好。”然而，一个尽量趋向整体划一的城邦最终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城邦。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若趋向于“单一”，也就是说城邦将先成为一个家庭，然后再成为一个个人；就单一论来说，家庭显然胜于城邦，20个人胜于家庭。由此看来，这样的划一化实际是城邦本质的消亡，那么，即使这也许是可行的，我们也不应该将它实现。

而且，城邦不仅是许多人在数量上的组合，它里面的人也应该是不同的种类，完全类似的人是不可能组合成城邦的。城邦不同于军事联盟。为了互相支援，城邦因形势需要而订结的联盟就是以数量取胜的。加盟的各邦在本质上类似，25但一个城邦再加上另一个城邦，就像是在天秤的这一边加上了另一个重物，当然会压倒另一边了。组成一个城邦的许多人必须是品类不同的人，各以所能和所得，分工合作，互通有无，这样才能使全邦的人过渡到更高一级的生活水平。就这方面来说，城邦也是不同于民族的。一个民族倘若不使它的族人散居各处而像阿卡地亚那样只是结为联盟，这就好像一个战斗团体“民族”（θνο），解释见卷七章四1326b3注。亚里士多德说民族只是许多自然村的总称，而民族国家或部落则为共同战斗的团体，不同于城邦这种政治经济高级团体。

阿卡地亚在希腊本是经济较落后的农牧地区，后来建置墨伽洛浦里，才立为城邦。亚里士多德时，阿卡地亚地区各族以墨伽洛浦里为中心结成了联盟。由于人数的增多而加强。正因为城邦是由不同的品类组织起来的，30所以它成为“一”这种不同于民族或军事联盟的整体“一”的各种喻意，参看《形上》卷五章六，该章1016b15喻：不同的小块皮革和其他零物缝合起来，成为新的“整体”，称为“一”鞋。。

不同品类的人们各尽自己所能来贡献社会，同时也从别人对社会的贡献中取得相应的报偿，我曾在《伦理学》中叙述过这种通工等偿“通工等偿”是说农民以谷物易皮匠革履，必须等值交换。城邦里不同品类的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才能够互利。参看《尼伦》卷五1132b32。的原则，这正是城邦增进福利的基础。这种原则即使在品类相同的公民组合中，如自由人和自由人之间也可以见到。他们不能同时做统治者，必须按年或按其他一定时期，35或者按其他轮流程序，交替执政。这样看来，如果拿行业来打个比方，公民就好像鞋匠和木匠之间互换了职务，同一个人不能一直做鞋匠或木匠。

就技术而论，自然是以坚守本行为贵，但如果恒心恒业的愿望也适用于政治，那么，就可以让某些人如同鞋匠一样终身不离线革，像木工一样终身不离斧斤那样，终身担任统治者从事治理城邦的工作。1261b可是，全体公民都有天赋的平等地位，因而政治上的这种恒业就不可能施行，并且依据公正原则，无论从政是一件好事或是一件坏事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一345—6。，都应该让全体公民参与政治，安排好执政者的轮流退休参看卷一1259b4、卷三1288a12。，并让他退休以后和其他自由人一样处于同等地位，这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办法。同一期间内，一部分人处于统治地位，另一部分人处于被统治地位，双方经过轮替，则同一人就好像更换了一个品类一样。而且在同一期间内执政的人们所处理政务也不尽相同。5这种情况也可以证明，一个城邦必须是由不同品类的人组成的。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思想家们以划一来求完整，实际上不符合城邦的本质，他们理想中的城邦最高成就实际上是城邦的消亡。然而每一事物所希望的是生存而不是消亡。我们还可以用另一观点亚里士多德在本章反对城邦“以划一为目的”所持的说法有：（一）1261a15—21认为城邦应兼收并蓄，包容众人，划一则会失去众人，就不成其为城邦。（二）1261a22—b7提出城邦集合品类不齐的分子组成了不同职能，政治职能不应划一，公民也无须划一。（三）1261b10—15认为团体愈复杂，则大家越容易通工易事，城邦可以日益高度自给。社会进化正日趋繁复，简单划一反而是背道而驰。来说明，10城邦的过度划一绝不是一个好的体制。家庭作为一个小团体，可以比个人达到较高度的自给，城邦同家庭相比也正是这样。但这也只有城邦在组织得足够大，并且达到高度自给才能称为真正的城邦参看卷一章二1252b27—33。。如果只把自给程度越高作为社会越进步的标志，那么我们宁愿城邦一天一天趋于繁复而逐渐脱离划一了。

章三

苏格拉底将全体人们作为拟定一个完整的城邦的划一性的标志，同时，对同一事物说这是“我的”或“不是我的”这公式见柏拉图：《理想国》卷五462c。柏拉图说“我的”“非我的”这类言语是人类私心的标志，而财产和家庭则被私心和私物所寄托，所以主张财产公有和妻儿公育。亚里士多德在本章及下章批评他毁弃家庭，至第五章再辩论财产问题。。即使政治团体把统一视为至善，将苏格拉底这样的公式当做城邦整体的统一标志也是不合适的。这里的“全”可以有两重意义。20它可以是一个一个人相加的总数，也可以是集体地不分彼此。与其说苏格拉底在企求城邦的划一性，不如说他是要每个人各别地都这样说。让每个人分别对同一人说这是“我的妻”或“我的儿”，每个人分别对同一事物说这是“我的财产”。也就是，让全体的人们都这样说。

事实上，“全”应该具有另一种意义，把“全体”当做一个“我”，然后那一个妻或儿就能集体地被称为“我的”；25而对于个别而言，这已没有“我”，也不存在“我的”了。在财物方面也是这样，大家都说这笔财物是“我的”，但所表示的已是集体的公我，不再是各别的私我了。显然，在这里用“全”字是错误的。与之相似的还有“两”“奇”“偶”三字“两”，可以是集体的一个两，也可以是各别的两个一相加。“奇”，可以是一集体的奇数或一奇一偶拼凑的奇数。“偶”，可以是一集体的偶数或两奇拼凑的偶数。，其意义上的双关都可能引起逻辑上的疑惑。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全体人们对同一事物说‘这是我的’”，如果各别这样陈述，30诚然是好事，但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另一方面，如果集体这样陈述，也不见得可以导致整个城邦的融洽。

这种倡议不仅不能带来城邦的融洽，实际上还有可能引起损害。那些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通常是属于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即使留心，也只是注意到其中那些与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一旦人们认为某一事物已有其他人在管理，他就不会再去注意了，35因为在他自己看来，他对那一事物并没有特别疏忽。家庭中的情况正是如此，少数侍从往往比成群的婢仆更为得力。按照柏拉图所述的苏格拉底的制度，每个公民将会有一千个儿子，但这些儿子不是每个公民个人的儿子，每个公民应该是任何儿子的父亲，同理，每个儿子也应该是任何父亲的儿子，最后导致的结果任何父亲都不管任何儿子。1262ɑ

再比如，每一个公民，当他对一个漂亮的小孩或一个丑陋的婴儿说你是“我的”儿子时，这其实只是某一分数上的措辞，这一分数是由全体公民的总数推算而来的。这句话意思并不是说这孩子全部是“我的”。在他说“我的”时，其他的“某”一公民也可以对那孩子说你是“我的”，这个“我”或“某”，5在数字上可能是整千或其他数目，当时，全城邦公民的总和在他心中是有数的。实际上，对于这分数来说，他还是存在疑惑的。在柏拉图的制度中，他不确定谁曾经为他生育过一个婴儿，也不知道这出世的婴儿是否成活柏拉图：《理想国》459—60，所拟废除家庭而实行妇孺公育制度的社会中，由专人管理婚配和育儿，秘密进行，不让男女互相认识，也不使新生婴儿认识本身父母。

育婴所的执事检验婴儿，合格者予以抚养和训练，使他成为后代的公民；如果不合格，则暴弃荒谷，让他死亡。。两千人或一万人分别在两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意义上说这个孩子是“我的’，或者仍然依照现在各城邦的习惯，即各人按自己的原意称自己的孩子为“我的”。这两种制度，究竟孰优孰劣？10依照常规，对于同一个人，如果他是某人的儿子，则他是另一人的亲兄弟或堂兄弟，是又一个人的表兄弟或亲戚，这样或亲或姻，或姻亲的关系，血脉越远关系就越疏一些，到最后他就成为某些人的同宗或同族。人们宁愿是这种制度下某一人的嫡堂兄弟，15也不愿意成为柏拉图式的儿子。事实上，在柏拉图的制度中，有些公民如果想知道谁是他的兄弟或儿子或父亲，谁是他的母亲，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10章 卷（B）二 (2)

凭借亲子相肖的遗传通例“亲子相肖”的遗传通例，可参看《动物志》586a5等节；《生殖》，767a36—769b10。又《雅典那俄》卷五190e，提到妇女对亲子间相肖之处特别敏感。，人们一定可以找出亲属关系的一些表征。某些地理学家曾记载有这样的事实：上利比亚一些地方的居民妇女是公有的，可是在那里，20人们根据所育子女的容貌相似程度分辨其生父此节似乎根据希罗多德：《历史》iv 180，记载的北非洲奥塞族人（auseans）情况。希罗多德称奥塞族为“海滨居民”。。有些女人以及有些雌性动物，例如扎马和牝牛，在这方面特别明显，所生子女必定像她的丈夫或生驹和犊必定像与之交配的牡马和牡牛。现实中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有“贞妻”之称的法尔萨罗牝马法尔萨罗种北马生驹，毛色形态完全像同它所交配的公马，不遗传其本身的毛色形态，对于公马的遗传十分忠实，所以称“公正牝马”（πποｓ  δικαα），这里译为“贞妻”。

章四25

针对倡议这种社会制度的人们的诘难还有很多，而且很多不易答复。举例来说，譬如故意或过失的伤害、杀人、吵架和诽谤，如果是在非亲属之间犯下这些罪行，人们往往看得较轻，但如果发生到父母或近亲身上，就会变得十恶不赦。人们若不知道相互的亲属关系，30这种罪恶就容易发生，而且由于这个社会原本没有伦常，因此在犯这种罪行之后“伦常”（δσιον）：希腊人认为氏族都出于群神，所以“人伦”和“神伦”是一样的。希腊习俗将违反伦常者视为渎神，如果杀害亲属，即使侥幸逃脱刑网，也必遭天谴。本书中此字另见于卷七1335b25。参看施密特：《古希腊人的伦理》（schmidt，ethik der alten griechen）卷一400页。

，礼法也就不能以逆伦（渎神）的名义来加重惩罚。虽然在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制度中，全邦所有青年都成为前辈公民共有的儿子，并禁止肉欲行为发生于前辈和后辈间，但他并不禁止前辈同后辈相好，甚至成为腻友参看柏拉图：《理想国》403a—c。，殊不知这也是错误的。即使没有肉欲，35过度亲昵的行为也都是不正当的，如果在父子兄弟间见到这些行为，那将是十分可憎厌的。而有在没有伦常的社会中，这些恰恰是容易发生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仅仅严厉禁止男子间同性肉欲，因为他知道这违背人情，，但他却忽略了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中，在父子兄弟间也极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令人惊诧的希腊当时男子同性恋爱颇为流行。亚里士多德此处所作论辩大都针对当代习以为常的道德观念。。

从柏拉图（苏格拉底）所追求的目的来看，40这种妇孺归公的社会大概只能实行于被统治的农民之间，1262b却不适用于统治阶级的卫国公民。在妇孺公有的社会中，“友爱”的精神必将被削弱，而被统治阶级相互间友谊的减少恰恰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服从，也免得他们试作反叛的图谋参看卷七1330a28。。概括地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倡议的这种制度所产生的效果与习俗制度所得的效果一定有很大的不同，5而这些效果与他原先所追求的目的也一定是相反的。因为友爱最有助于消除内讧，所以友爱总是被大家视作城邦主要的善德参看《尼伦》卷八1155a22。。苏格拉底尤其重视城邦的全体一致融洽，他和世人都曾经想到并说明只有友爱可以造就这样的团结。

10然而他所期待的全体团结，如同《爱情篇》（ο ρωικο λóγοιｓ）中柏拉图对话《爱情篇》（或《友谊篇》），也题为《筵话篇》（symposium）。参看该篇191a、192c。男女情侣的热爱，就像阿里斯多芬所描绘的，他们由于情意炽烈，双方都乐于合为一体。这样的结合令我体消失而合于彼体，或者两体都消失而合为一个新体。15至于在政治组织方面，过度企求一致将导致境况的大不相同：这里，友谊犹如水一样的淡泊，人们的关系只占据千分之一或其他分数。父亲懒得呼唤“我的”那个儿子，儿子也同样懒得依恋“我的”那个父亲。亲属感情是那样淡而无味，宛如一勺甜酒混入了一缸清水。20在这种社会体制中，父亲不会爱护儿子，儿子也不再孝顺父亲，兄弟之间也不必相敬相爱，亲属的名分和称号实际上已不再有原来的意义。事物之所以引人眷恋是因为具有两种性质：这是你的所有物，并且你又珍惜你的这个所有物——但在柏拉图的宪法下，你是一无所有的，而你又毫不珍惜那些所谓属于你的物品。

此外，25实施所谓新生婴儿的阶级转换“关于新生婴儿的阶级转换”，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三415b。亚里士多德在这一节的辩难不很明晰。依韦尔屯（welldon）英译本注释，所说“困难”应该是各人虽然已转换了阶级，其本生阶级的旧意识和旧关系必然存在，因此，新公民中将出现双关阶级或两重意识。也是有困难的。在那个理想的制度下，低级农民和工匠的婴儿经过检查，如果被认为是健美者就应当转入较高的卫国公民阶级。相反，那些劣弱的婴儿即使是高级父母所生也应当转为低级的农工。安排转移的手续虽然繁琐，但经办的人们事实上仍然知道各阶级中每个人的出生来历及其原来所属的阶级。还有，我们前面曾经提及的伤害、乱伦、凶杀这些罪行，30在这部分转换了阶级的人们之间将易于发生并且特别严重。那些由高级降落到低级的儿童们长大成人后，将不能称卫国公民为兄弟或父母或儿子。尽管实际上，他们恰恰真的是兄弟或亲嗣。而低级升入高级的情况也是如此。这里，既然连那分数的亲属关系也完全消失，那么他们对那些伤及伦常的罪行也将是肆无忌惮的了。35

经过以上辨析，世人对于妇孺归公的社会理想想必可以有所抉择了。

章五

让我们进一步论述与财产有关的问题：在理想政体（也就是模范政体）中的财产制度应该是怎样的？财产应该分属每一个公民抑或应该全部归公有。这个问题无须牵连到妇孺公育的倡议，40大可当做一个独立的问题来研究。根据现在的习俗，妇孺分别归属于各自的家庭，就现行一般政体而言，我们也能提出有关财产制度的问题：财产的应用和管属都应归公？或是一部分归公另一部分归私？1263ɑ这里可以有三种制度可供参考。（一）把土地划分为丘亩，归为私有，收获物则送储公仓供共同食用，在一些野蛮部落实行的农作制度就是这样的。

5（二）作法相反，土地共同耕耘，完全归公有，收获物则分配给各人，各家食用自己那份；另外一些野蛮民族就通行第二种方式。（三）土地和收获都归公有产业的应用和管理还可以采取第四种方式，就是丘亩和收获分别归私有；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没有在此节提及。在陈述了三种产业方式之后他也没有依次一一讨论。1263a8—20指摘柏拉图的公产制度，可以算作讨论了第三方式。1263a21—b14对公产私用——共同生产、各别消费——有利各点进行了说明，可以算作讨论了第二方式。之后各节对柏拉图的公产思想重复评论几乎是吹毛求疵。始终没有涉及第一方式；然而这与第二方式相反，从1263a21—b14的反面来看，亚里士多德对这一方式是反对的。。

在土地公有此处在指摘柏拉图的公产主义时，亚里士多德假定柏拉图主张土地公有和共同耕作。事实上，《理想国》中拟定的公产制度只限于卫国公民这个阶级；农民仍然保持私有制度并管理各自田地和收获物；只须上交一部分农产来品供给卫国的人。卫国阶级则既没有家庭，也没有私蓄。在《理想国》中农民的耕地面积是受到限制的，除此之外柏拉图没有提出重大变革。问题上，10如果耕作者和所有者不是同一个人，例如田主用奴隶来耕作，这种情况就比较容易处理。与此不同的是，在自耕的农民那边，财产所有权往往会引起重大纠纷。如果他们在劳动和报酬之间得不到平衡，多劳却少得的人就会埋怨少劳而多得的人。15在各种场合，人类作为伙伴共同生活和作业，大多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涉及财产时，常常会产生很多苦恼。可以举搭帮旅行的客人为例，他们经常在途中为一些细节问题而吵架，每天都会引起一些无谓的啰唆。还可以以我们的婢仆为例，与主人日常接触最多的婢仆总是会遭到诟骂的。20

这里所举的纠纷只不过是财产公有制度中无数纠纷中的一二例。接受现行的私产制度而在正当的法规上和在良好的礼俗上进行改善，就会更加进步，这样一来就能兼备公产和私有两者的利益。25如果在某一方面应用时财产可以归公，一般而论这种财产就应属于私有。对各人所有利益划清范围，就会消除人们之间相互争吵的根源；各人注意在自己范围之内的事业，也就可以改进各家的境况了。在这样的制度中，通过道德风尚督促每个人，使用财物时使其能有利大众，这种博济的精神就表现在一句谚语中：30“朋友的财物即共同的财物。”这句谚语见于柏拉图：《理想国》卷四424a。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卷八10，这句谚语来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他的意思不在财产制度而重在友谊，他认为“朋友有通财之义”。这种财产制度并不是妄想的，在现在一些政治统治情况良好的城邦中，我们隐约可以发现它们施政的纲领已经包含这些含义，而在另一些城邦的体制中也比较容易增订这类规章。

在这些城邦中，每个公民各自管理自己的产业，而他们财物经常有一部分是用来供给朋友的需要的，35另一部分则用于同国公民公共福利。比如，在斯巴达的拉栖第蒙，对朋友的狗马或奴隶都可以像对自己的一样使唤参考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de replac）章六。；在旅途中，如果人们缺乏粮食，他们可以在任何一家乡间的庄园中获得食宿参考普鲁塔克：《拉根尼制度》（instlac）章二十三。。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参考上文26行句。“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简称“私财公用”），这句话是亚氏经济思想的主旨。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妻子和财产都相共的头等理想国，在人间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他另拟了次级理想国，即财产私有而公用的制度（《法律篇》卷五740a）。在伊索格拉底中也有“私财公用”这样的经济思想：《元老院辩》（areopag）35节和色诺芬：《苏格拉底回忆录》卷二章六23。是较为妥善的财产制度，立法者的主要功能就应该是力图让人民的性情适应这种慷慨观念。40

我们在财产问题上也要考虑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两个方面。当你认为某一事物是自己的事物时，1263b在感情上会产生巨大的作用。人人都爱自己，自爱并不是偶发的冲动，而是出于天赋，人们对于自己所有物感到快意和喜爱实际上是自爱的延伸。固然，自私应该受到谴责，但我们要谴责的不是自爱这种本性而是那种超过限度的私意“自爱”（φλοαυον），参考《尼伦》卷九章八。过度的自爱就是“自私”。“自爱”与“自暴自弃相反”，实为道德哲学的基础之一。，比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是由于他过度贪财，5但事实上人们或多或少都喜爱自己以及金钱或财货。

人们在施舍的时候，或对伙伴、宾客或朋友进行资助后，会感到无比的愉悦。只有财产私有的体系中才能发挥这样乐善好施的仁心。在体制过度统一的城邦中，这种自爱爱人的愉快不但难以得到，另外还有两种品德显然也将随之消失。因为情欲上的自制，10人们才不至于与他人的妻子淫乱情欲自制的品德与财产制度之为私为公没有关系。这句大概是涉及到上章妻子之为公为私这一论题的。宽宏博济才是在财产上显现的品德。；宽宏（慷慨）的品德则都是表现在财物方面的参看《尼伦》卷四1119b22。。因为有财产可以运用才可以实现宽宏，在一切财物已经归公的城邦中，人们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无法做出慷慨的行为。

这类以仁心仁意为立论出发点的立法，15似乎能引人入胜。听到财产公有亚里士多德以前的作家说到希腊各城邦或各部落曾实行公产制度的例证不多：《斯特累波》302页，写道埃福罗（ephorus）曾称西徐亚（scythia）某些部落财产和妇孺均属公有；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卷六72，卷七33、131，写道犬儒学派或者半犬儒学派比如说西诺伯（sinope）的狄欧根尼、雪底翁（citium）的齐诺（zeno）也主张财产公有。柏拉图在《理想国》450中的议论显示他并不热心于帮助农民或一般人民施行公产制度。

第11章 卷（B）二 (3)

之后，人们深信人人都是至亲好友，并且为无私的情谊而欢呼；听到现世各种罪恶，比如违反契约去行使伪证和欺诈的财物诉讼，或者谄媚巴结富豪在公元前4世纪时雅典等工商城市已出现贫富悬殊现象，媚事富豪是米南徒（menandros）世态讽刺剧的一个主题：“哲学家们说神是太阳和光明。但我看见金银两神才真有权威。如果你家中引进这两位神祇，一切便如愿以偿，朋友、健仆、器用、庄园、告密者、见证人，应有尽有了。”等都被斥责为源自私产制度，会感到更加高兴。20但事实上，这些罪恶全都源自人类的罪恶本性。即便实行公产制度也没法补救。那些参加共同管理但财产尚未区分的人们之间比拥有私产的人们之间的纠纷只会更多，但当今绝大多数的人都在私产制度中生活，在公产制度中生活的人的数量很少，因此公产那一部分的罪恶表现得较少，25于是我们就将罪恶完全归为私产制度了。

而且，我们在深谋熟虑，试图为人们制订大经大法之时，不但应该注意怎样才能减免罪恶，还要想到，在财产归公有之后，有多少原有利益将从此被剥夺。在那样的社会中，生活几乎没有可能维持。城邦的划一性是苏格拉底的论辩的前提，30这种前提是不正确的参看本卷章二。，所以他才陷入错误之中。某种程度的整齐划一，确实在家庭和在城邦，都是有必要的；但完全的整齐划一却是不必要的参看章二1261a15—21。。如果一个城邦执意趋向整齐划一最后达到某种程度，那它将不再是一个城邦；就算没有达到消亡的程度，还奄奄一息地勉强算是一个城邦，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劣等且失去原来意义的城邦。

35这就像是在音乐上和声夷落来成的单调，节奏压平到仅剩单拍了。按照前面我们所说明的事实1261a18。，城邦原本应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只有教育才能使它成为团体，从而达到统一。因此，这真是令人诧异，作者的本意是试图给城邦建立一种教育制度，却遗忘了法度、文教此节论旨见于1263a21—26。“积习”（θεσι）就是“风俗”。“哲学”（φιλοσοα）在这里依韦尔屯解释为“理智教育”（intellectual culture），译为“文教”。和积习是可以化民成俗的，居然信赖财产公有的方法，想凭借它使城邦达成善德，于是一心采取的变法的手段。40可以作为教化的实例的是：克里特和拉栖第蒙的立法家通过会餐的规约使财产用于公众的福利上。1264ɑ

进一步追溯历史经验，我们会发现，既然人类已经经历了这么久远的年代，那么如果这些创见确实优秀，就应该早为前贤所察觉。现世的种种，历史上大多都已有先例；只是有些虽然曾经发明却未被记载，所以不传于后世；有些虽然大家已经知晓内容却从未实施，所以得失还不能洞悉亚氏认为人类和世界都已历经无尽数的年代，古人智慧的积累很厚；参看蔡勒：《希腊哲学》卷二432、508页。。5如果能在历史上找到某种政体的构造确实符合那些理想形式，我们就可以清楚它的利弊了。所有城邦的组合都必须把所有的分子做出区别然后进行配属，有些配属到公餐团体中，有些则分隶部族和宗社中《希罗多德》i65，提到斯巴达莱喀古士（lycurgus）制订的城邦军事组织，其中“公民－武士”属于“会餐（公餐）团体”（συσσια）。

《雅典那俄》143b，引用杜西亚达（dosiadas）所记录的克里特岛的吕克托城（lyctus）公民也属于被称为“安得赖亚”（νδρεα）的公餐组织。柏拉图：《理想国》416e，卫国之士同样采用会餐编组；《法律篇》中拟次级理想国的公民（842b），军事生活也作会餐编组（785a），从出生至老死的全部社会生活都纳入“宗社”（φραρα）编组（745e），全国公民五千零四十人，分为十二部族，每部族有四百二十人，隶属于若干宗社。。这样，各地多多少少存在着历史上公共财产的组织，柏拉图倡议的制度只有一个特点：卫国之士这个阶级是被规定为不事耕作的；10但这个特点在拉栖第蒙人那里可以说已经试行过了大约指专门从事军政的斯巴达士族，他们虽然各为田主，但并不从事农业，田作都是赫卢太（农奴，Ειλωα）担任的。但柏拉图拟制的理想国中的卫国的人不是田主，农民也不是奴隶，与斯巴达制度不同。。

苏格拉底拟制的整个体制是不合理的，各级组成分子的地位在其中都不够明确，事实上他也无法对其进行说明。他没有对除了卫国的人之外的占整个公民团体中大多数的农民进行详细的叙述：农民是否也应当像卫国之士一样把财产归公，15或者继续保持私有？农民阶级的妇孺应当归公育或者继续保持家养？他对这些都没有说明柏拉图：《理想国》卷三417a、卷四419，已经说明农民各有其田亩妻室子女。依照上文1262a40及下文1264b33看来，似乎亚氏也知道柏拉图已经言明（参看《苏斯密尔校本》修订二版170注）。。我们在这里可假定有三种可能的方式。根据《纽校》（Ⅱ259）所作章句来分析，加［］内语，并在下文加（一）、（二）、（三）数码。（一）农民包括财产和妇孺在内的所有事物完全归公有。这和卫国之士的规定是一样的。那么农民为何要受卫国阶级的统治？如何才能使农民接受那种被统治的从属地位？20符合这种境况的唯有克里特暂时采用过的应变政策，在那里，统治阶级允许奴隶享有和主人一样的一切特权，除了不准持有兵器和从事体育锻炼。

（二）农民和其他较低阶级的婚姻制度和财产制度如同今日多数城邦现行的制度一样，不进行改变，仍然各有其产业和家庭。25这样的话，整个社会又会成为怎样一个体系？在一个社会中将会包含两个在法制上相反的国家，其中，卫国之士如同一个占领别国城市的卫戍军，而工匠、农民和其他行业就像一个被占领国的普通公民。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苏格拉底谴责过的城邦现行的所有罪恶，如法律诉讼和财物纠葛等参看上文1263b19；又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五464、465。，仍会继续发生。他确实曾说过，30受有良好教育的公民可能不需要用许多法规来排除纠葛，例如商场条例、市政法规和类似的章则；但是，他所称述的教育却只限于卫国之士这一阶级。而且，他为农民维持产业订立了条件按时缴纳收获物来供给卫国之士。因此农民将以自己劳力的贡献和功绩自傲，拥有这种心理的农民比一般的帖撒利亚的卑奈斯太、35斯巴达的赫卢太或其他地区的农奴下文1269a36还列举了克里特岛的农奴（περιοικο，“贝里俄季”）。在本书中，“农奴”虽也笼统地称为“奴隶”（δνλοι），事实上二者有区别。

按照普吕克斯：《词类汇编》（pollux，onomasticon）iii83，农奴，如贝里俄季介于奴隶和自由人之间。《斯特累波》542页，则说农奴，如赫卢太等，不能被当做奴隶出卖到国外。一般希腊人都认为农奴比奴隶更易管理，可以加以委托，许多城邦就是将务农工作交付农奴。更难治理。低级公民们的财产和妻子是否应该像高级公民一样归公有，他们的政治地位以及应守的礼法和应受的教育，这些问题在苏格拉底拟制的体制中都没有订定。

既然这些问题是不能忽略的细节，我们就不易确切知道在城邦内应该如何组织那些低级公民，40才能保证高级公民（即卫国之士）的公共生活。（三）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农民的妻子1264b归公但是产业仍属私有。要是这样的话，农民在努力耕作的时候由谁来照顾家室？……假如按照第一种方式，财产和妻子一样完全归公，那么又由谁来照顾家室1264b3行kvε……γυνακε……句，与上句事理衔接不上。各校本都认为是疑文，或认为有缺漏，或看做错简。用缺漏例加……。？……这同样是荒谬的，有的人以动物生活为例，竟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从事一样的工作见柏拉图：《理想国》卷五451d。。5事实上，动物和女人不同，它没有家常需要料理。

而且，在苏格拉底设想的政体中，统治阶级永不更替，一直由他们执政。这样一来就会潜伏着危险的根源在上文分论妻子公育和财产公有的利弊以后，这一节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另一些要义进行了统论，可当做二至四章的总收尾。。即便是较为贫贱的阶级对这样的制度也会不满，进而滋生纷扰，傲慢的战士们当然更会感到无法容忍。10很明显，他规定一部分人一直执政的理由是认为这些人具有特殊的禀赋。在铸造人类灵魂时，神渗入的真金不能在这一时期给予这一些人，另一时期又给予另外一些人，必须让某一些人一直守着真金的传统。他说：“在世人诞生时，神给一些人渗入了金，给另一些人渗入了银，给日后做工农之人则渗入铜铁。”见柏拉图：《理想国》卷三415a。各阶级人民禀赋不同，这是柏拉图反对民主政体的基本观点。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自由公民各阶级（部分）禀赋是一样的，民主政体未必不如贤哲寡头政治或君主制。他还认为立法家应以全邦的幸福为重，15为此不惜牺牲卫国之士的幸福“幸福”（εδαμονια）的真谛应是身体强健，笃于品德，足以缮性，而且富有财物，足以资生。柏拉图规定其理想国中的公民－武士去舍弃家庭并且不治私产。此处所说的卫国之士被剥夺了幸福，应当是专指有关财产和家庭的世俗的快乐或物质幸福。。但是，这必须在各个部分的全部或大部分，至少是若干部分获得幸福（快乐）之后，才能提及全体的幸福（快乐）。幸福（快乐）和数字中的奇偶不同，在总数排列时，某些数字具有了偶性，等到总数区划为若干部分之后，它就可能丧失其偶性；20幸福的性质却不是这样，在部分中如果没什么快乐，在全体中也必定不快乐。在这样的城邦里，如果卫国之士缺乏欢乐，其他的人中又有谁能快乐？幸福不会属于工匠或者其他平民。

对于苏格拉底所提倡的“共和国”（即理想国），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些疑难，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问题，25虽然未必都能忽视，我们此处也不再一一列举了。

章六

在柏拉图比较晚的著作《法律篇》《理想国》为柏拉图中年时期作品。他在60岁后两次（公元前367年和361年）投身叙拉古的现实政治，历经患难，因此稍微放弃了玄想。他著有《法律篇》十二卷，在晚年才成书，内容上降低了理想标准，对第二个模范城邦进行了草拟。在柏拉图去世那年该书流传于世。中包含的疑问与以上提到的问题相同或大致相同。对于这一篇中作者拟制的政体，30我们还是需要给予简洁的评论。又“又”（κα γρ），这个章句联系词在西方旧译本一般省略。《纽曼校注本》注意到了这两字不是衍文，对上下文的承接有利。

，他在《法律篇》的辩析比较详细，但在《理想国》中却只列举了少数几个论题，比如财产的公有、妇孺的公有和政制中治权的安排。在政治组织中，人民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农民，一个是战士柏拉图：《理想国》卷二373e。；又在后者中选拔出第三部分成为城邦的统治和议事团体与书卷三412b同。。35但是苏格拉底在那篇对话中，并末说明工匠和农民是否参与政事、是否也要执盾矛服兵役。不过他确实说到了属于卫国阶级的妇女应当参加战争，接受同男人一样的军事和文化教育柏拉图：《理想国》卷五451e—452a。。其余的章节则详述卫国公民的训练，40并经常涉及许多题外的闲话狄奥·克利索斯托姆：《讲演》，赖斯克编校本（dio chrisostom，“orationes”reiske）ⅶ 267，同样谈到柏拉图《理想国》涉及太多题外话。。

《法律篇》以法律为主题，1265ɑ对于政体则说得较少。在这里，他原本说要设计另外一种比较切合实际并且更易为现存各邦采用的政体，但是，文中思绪的发展漫无边际，所以后篇中的政体又常常追踪着前篇的玄想。除了公产和公妇两者不同之外，他拟制的前后两种城邦的政治结构大致相同，5教育情况也相同。两邦的公民都不亲自做杂务，不参与贱业，拥有人生充分的自由；两邦都有会餐制度。仅有的分别是，一邦中的妇女也能参加会餐的餐桌柏拉图：《法律篇》卷六780e。，而战士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五千人柏拉图：《法律篇》卷五737e等节拟定他的第二理想国公民总数为五千零四十人。这个数目用2、3、4、5、6、7等数都能除得整数，所以适合任何分队分组的编排。，10但是前一理想国中战士原定只有一千人柏拉图：《理想国》卷四423a。。

第12章 卷（B）二 (4)

《苏格拉底各对话》（柏拉图各篇文章）全部内容都优雅、新鲜而富有创见，具有沉着高明的研究精神。但万物总是无法达到尽善全美，它也是有缺憾的。例如它拟制的五千闲人，这个数目就需要仔细估量一番。这样庞大的人数都需要受他人的给养，才能保持从政从军的闲暇，15加上与它相适应的妇女、婢仆和其他附属的人，就相当于几倍的五千人。要想供应这样庞大的人数，城邦的土地面积就要和巴比伦或与之相仿的地区一样大才行。在谈及理想时，固然每个人可以各抒所见，但完全无法实现的理想就近乎荒诞了亚氏国家观念与柏拉图类似，只限于希腊城邦。希腊半岛境内多山岭，周边为大海环围，各城邦面积一般约七百方里。雅典为最大城邦，面积也只不过是一万方里（约为中国纵横百里的县份）。科林多为次大，约四千方里。各邦在溪谷间经营农田，能供养的人口很有限。就希腊本土以及地中海各处殖民城邦来看，没有一个能维持五千常备军队（参看章九1270a32注、卷七1325b38）。。

《法律篇》曾经说过，20立法家在制订法律时应注意到境内的居民和国境的大小参看柏拉图：《法律篇》卷四704—709、卷五747d。这两个要素。但是，一个城邦的政治生活不能与四邻隔离，立法家也不可能忘记邻邦关系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城邦所备的武装应当不但能保证境内的安全，还能在一些时期用到境外以武力为国际关系或外交基础，城邦应该兼有舰队和陆军（参看卷七1327a41—b18）。。这种偏重军事和实务的生活，虽然对个人或邦国的一般事业来说不足以重视，但一个城邦总是要保持足够的力量，25才能无论进攻或退守，都能使敌国感到畏惧。

同时，也要考虑到财产的数量和军备的实际需要。苏格拉底认为，个人财产的数量应该以“足够维持朴素（节制）的生活为度”柏拉图：《法律篇》卷五737d。。对于这个数量，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它能否可以做出比较明确的叙述？这样的叙述有点含糊，就如人们随意说“生活舒适”一样不过是不着边际的笼统语言。30所谓的“朴素的生活”实际上可能是贫困的生活。比较明确的叙述（定义）应该是“以足够维持其朴素（节制）而宽裕（自由）的生活”为度财物的使用，待人从厚，对己重俭；对军事当宽裕，在平时尚素朴。参看卷七章五1326b30。。把这两个词联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出应用财富的边际——如果两者分开，宽裕（自由）将可能变成奢侈，素朴（节制）又可能沦为寒酸。在处理财富时，35人们表现出过弱（吝啬）或过强（纵滥）的态度都是不合适的，唯有既朴素而又宽裕才是适宜的品性。

还有一个疑问是，他既然规定了把全城邦区划为总数有定量的若干丘亩，然后进行平均分配，但对于公民的人口总数却没有作出相应的限制柏拉图：《法律篇》卷五740b—741a，拟定理想城邦的公民数为五千零四十人，并注明各家子女有多有无的要相互调节，超额人口要自己谋生，比如开辟海外殖民城市。，对于婴儿的出生数也没有作出节制的规定，他认为某些多子的家庭出嗣给另一些无后的家庭，40就可以使人口平衡，从而不超出原有的定额；在他看来，现在若干城邦人口的自然情况1265b虽然历经几代却没有重大的变迁。但是在这个拟想的城邦里，人口应该更为稳定地维持着。

在现在的各城邦里，财产能够自由分割和转移，增殖的人口不至于缺乏食物，但是在那个拟想的城邦里，各份产业已经划定完毕，就不能再进行分割柏拉图：《法律篇》（740b）规定已经划分的各份土地，属于各户后，不能用遗嘱继续分划；（741b）也不得出售；（742c）也不得用其他方式割裂；（855a等节）并规定理想城邦的政府也不许用政治权力随后分割各份地产。，5不论超额的子女有多少，都无法另得财产。因此限制从事产业的份数就需要设法限制人口，防止出生人口超过所需数量以达到平衡；再计算婴儿死亡和婚后不育的或然率按照原文直译为“注视并计算机会（事件发生和不发生的次数）”，就是“计算或然率”。，就可以算出繁殖率的数据。繁殖如果没有限制，必然导致贫穷，10但现在恰恰有许多城邦忽视了限制繁殖这个问题；接着贫穷又会导致盗贼和内乱。

古代立法家科林斯人斐登主张在开国时，产业的份数要与公民的人数相等，这些数额应当成为定制，不再增减；而各份产业当初或大或小则可以不用计较。但是在《法律篇》中，政策刚好与之相反科林斯人斐登（区别于卷五1310b26的阿尔咯斯僭主斐登），为科林斯城创制立法，确定公民数和产业份数的定额，之后国家所有的政治军事业务的计算都以这个数据为计算标准，当初各户份地（产业）或大或小也不调为平均，之后各家转移或出售其部分产业也不进行限制。这种城邦虽贫富不均，但因人数和户数先经限定、各户都不至于全无产业而乏食。柏拉图：《法律篇》着重点在于均贫富，规定份地每户大小相等，之后也不得分割或转移。按照柏拉图的规定，超额子女肯定无产而乏食。但斐登的人口限制也很难施行。科林斯人在地中海各处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就表明他们的人口增殖超出了初限。。15这一方面如何才能改进，我们以后再进行讨论这一预约，此后不再专章讨论，只在卷七自述政治理想时偶尔涉及（1326b2632、1330a9—18、1335bl9—26）。。

《法律篇》中还有一个疏忽之处。它没能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说明白。他只做了一个比喻：两者间的关系应当如同经线和纬线，用不同的毛来纺绩柏拉图：《法律篇》卷五734e、735a。。20还有一个疏忽之处是，他允许人们的财物增加到原来数额的五倍与上卷五744e，说“四倍”同。，但他没有说明为何在地产方面又不允许有相应的增加。而且，他拟制的农舍的安排也很可疑。他规定每一个公民在自己的份地上有两幢分离的房屋与上卷五745c。亚氏在本书卷七1330a9—18同，规定每人都授予两处份地。，但实际上在两幢房屋中生活对田亩和家务的管理一般没什么好处。25

他拟制的政体在整体上既不是民主（平民）政体也不是寡头政体，而是倾向于那种被称为共和政体波里德亚（πολιεα，共和政体），解释参看卷三章七1279a39—b4，和卷二章一1261a6注。卷四章八至九，十一至十三对共和政体详述，亚里士多德推崇它为一般城邦能施行的优良政体。此处列举了不同观点来诽议柏拉图政治思想。巴克尔的译本注统称1265b18—1266a22行止各节是亚氏对于《法律篇》的“咕噜”。的中间形式，在这种政体中，公民被限制拥有重装备的甲兵。假如这种政体被看做大多数城邦可以采用的制度，它是没有错误的，30但是他把它作为仅次于他初拟的理想城邦，这就不适宜了。如果还是从理想的高尚之处立法，也许人们宁愿采用拉根尼（斯巴达）的宪法或其他比较接近于贵族政体的形式。有些思想家确实认为理想的政体应当是混合了各种政体的政体，35所以，他们推崇斯巴达式的制度。

这些思想家都认为斯巴达政体是民主（多数制）、君主政体（一长制）和寡头（少数制）政体三者的混合组织卷四1293b16、1294b18—34，亚里士多德认为斯巴达政制兼具品德和人数是“民主”（平民）和“贵族”的混合政体。，但是他们对这三者的解释却各不相同。有些人认为斯巴达的埃伏尔（监察）“埃伏尔”（Εφορο）是斯巴达监察官，共五人，始于莱喀古士时期。监察官凭借自身对城邦各执政人员（包括王室在内）的审判和监督权力，逐渐凌驾于各行政机构之上，到公元前五到前四世纪间，五个监察官已经在事实上执掌了国政。既然由民间选任，则监察会议便代表民主政体，至于斯巴达的二王代表君主政体，其长老会议代表寡头政体。然而，另一些人却认为监察会议实际上表现为僭主政治，40只有在斯巴达式的会餐制度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中才显现他们的政体具有民主精神柏拉图：《法律篇》卷三691c—693e、712d。。

1266ɑ在《法律篇》中，论辩的主旨却提出，僭主政体和民主政体的两合组织柏拉图：《法律篇》所说混合政体，卷三701e、卷四710，作为偕主政治和极端平民政体的中和，卷三693d、卷六756e，又认为是一长制君主政体和多数制民主政体的中和。所说民主政体的实例为雅典，君主政体的实例为波斯；柏拉图所取于民主政体的不是暴民统治，所取于君主制的不是专制，其本旨在于舍彼所短，用彼之长。此节选称之为两合然后指责它取短舍长，认为这是最恶劣的政体，理由不够充分。自1265b29至1266a6止，苏斯密尔怀疑这些不是亚氏原著。是最优良的政体。这种制度，人们也许宁愿把它列入最恶劣的政体中，或是根本不把它当做一种政体。凡是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政体总是较完善的，因此那些混合多种政体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合事理依1294a10，政体的要素是“自由”（实际为自由公民的“人数”）、“才德”和“财富”。亚里士多德看重人数（自由）和才德两要素的混合，通于三者的棍合。

《苏校》二版认为此句并不是亚氏所作。的。而且，5《法律篇》中所陈述的政体其实缺少了君主政体的要素，他专注的是民主和寡头两要素并偏向于寡头政体那一方面。这可以在他所拟的行政人员的选任方式上柏拉图：《法律篇》卷六756、763e、765。明显地看出来。行政人员的选举是先用票选方式选出好几倍的人员名单，然后再用抽签做最后的决定，这确实是民主制度兼具寡头政体的方式。但是另外两种办法却是寡头（财阀）性质的：10其一，法律强迫比较富有的公民必须出席公民大会与764a同。同时参看本书卷四1294a37、1298b16a。，参与选举行政人员，并承担其他政治权利和义务，但对其他公民则任其自然；其二，从选举规章的细节可以看出，他的用意柏拉图：《法律篇》卷六763de。在于让较富有阶级拥有较多的行政位置，15最高级的职官都由资产最富足的人们担任。选举议事人员的方法也具有寡头性质。

公民确实是全体都必须参加选举，不过在预选过程中，只在局部施行普遍的强制规定：选举头等资财级的预选人若干名的时候，强制全体公民都要参加，选举二等资财级同等数目的预选人时也是如此；20但在第三等级的预选时，就不强迫第四等级的公民出席选举了，及至第四等级的预选时，对第三、第四等级的公民都不强迫柏拉图：《法律篇》卷六756b—e：议事会议员的定额是360人，由全城邦四个资财等级各选定90人构成。选举程序分为三个步骤：（一）预选进行分为四日，在第一日第一资财级预选人由全体公民选出若干人（原文没说确数），余级则挨次逐日举行。（二）到第五日公布预选人合格名单，在其中由全体公民选定每一资财级的议事员各180人。（三）最后用抽签决定每级各90人，一共360人，组成当年的议事会。在预选中，柏拉图的安排就如亚里士多德此节所述，侧重富饶的第一、二级。在复选时，强迫全体公民参加选举。参加。于是，柏拉图规定全体公民从预选人总名单中选出每一资财级相同数目的议员。很多平民为了省事就不去参加选举，最后导致最富有资财和等级较高的选举人成为议事会中的多数。

这些辩析和我在此后考察各邦最优秀的政体时见卷四章七至九，和章十二1296b34—38、1297a7—13。会谈论到的各种事例都能证明：25理想的善政并不是民主政体（多数制）和君主政体（一长制）的混合。选举行政人员的预选和复选双重手续柏拉图：《法律篇》卷六753，拟定行政人员（执政的）选举程序：300名预选人由全体在适龄后曾服过步兵或骑兵军役的男子公民用记名票来选举。预选得的名单经一个月公告后，由全体公民进行复选得到100人，这一百人再经公告，然后再行复选，选举出37人作为执政。中也存在缺点：某些人，就算数量不多，一旦联合起来也可以操纵选举。在政体方面，我们对《法律篇》说能见到的缺点柏拉图：《法律篇》内拟定的各种法规很多，亚里士多德未加评议。本章专门列举的是中有关政制的弊病；纽曼说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在于说明前贤所作的理想城邦欠妥，后人可以致力于这类研究（《纽校》Ⅱ 281）。，就是这些了。30

章七

第13章 卷（B）二 (5)

另有一些专家、哲学家以及政治家曾倡议各自的政制（政治体系），相比柏拉图（苏格拉底）所倡议的两种政制而言，这些倡议都比较切合实际及接近各邦的现行政体。与柏拉图等人相反的是，其他思想家都没有提及新奇措施，如妇孺公有或妇女会餐。35他们都是从人生的实际开始迸发各种想法。有人认为，是贫富不均导致了人间的争端甚至内乱的经常性发生，因此当务之急是对财产进行适当的节制。嘉尔基顿的法勒亚最早嘉尔基顿人法勒亚（Φαλα  χαλκηδóνιο）稍微年长于柏拉图，此节所说的“最先”提出节制财产方法，是就柏拉图同时代的人所说的。上章1265b12的斐登（Φεδον  κορνθιοｓ）的身世便比这两家还要早。

主张用节制财产的方法来消弭内乱，基于这一思想，他建议一国之内的公民应有同样的产业（如同样大小的田地）。40在他看来，这种平均分配产业在人们开始拓荒、建立一个新殖民地的时候是不难办到的。1266b但对于存在多年的旧城邦而言，困难则相对较多。不过在这种城邦中，倘若富户将地产作为女儿的妆奁，而在娶媳时又不接受陪嫁，穷人则只接受陪嫁而不必捐出妆奁，那么就可能在短时期内平衡整个城邦中各个家庭的产业。5柏拉图在《法律篇》柏拉图所著的《法律篇》744e。中提到，不必抑制任何公民初期的增益财产，等到他的增益达到最低业户产额的五倍左右时（如我们上面曾经说及的上文1265b21。），才应予以限制法勒亚提及的平均分配的财产，专指土地；而柏拉图所容许增益的财产则指对各家的一切收益和财物。。

在订立财产限额同时，立法家还得规定各家子女的人数，这是不应被疏忽的，10然而他们实际上却时常遗忘。人们如果生育过多子女，便没有足够的家产抚养他们，立法家便不得不抛弃根据均产原则制定的法律。当人们从原是小康的家庭沦落到现在无法自给的境遇时，对不幸的他们而言，作奸犯科已经算不上什么大事了，他们很容易狗急跳墙地陷入从事叛乱（革命）的深渊。15即使在古代，某些立法家也深知平均财产在政治团体中起到的作用。譬如梭伦在雅典所订的法制以及其他城邦所流传的律例，都曾禁止个人任意收购过多土地。

同样，还有其他一些法规禁止人们出售财产，如洛克里城的禁令洛克里人（locrians）共有三支：其一是居住在欧卑亚岸的奥布斯人（opuntian）（《修昔底德》卷一108等均有记载）。其二是居住在马里海湾的克涅米（cnemis on maliac gulf）山上的爱璧克涅米人（epicnemidian）（《斯特累波》416、426页）。其三是居住在科林多海湾的奥查里人（ozo－lian）（《修昔底德》卷一5、103）。本书1274a22中所列举的在南意大利随费里（zephyrium）山上建洛克里城的人，被称为“爱璧随费里人”，其建立的城市是奥查里族的殖民城市。此节（卷二1266b19）和卷五1307a38所简称的“洛克里”也是指这个位于南意大利的殖民城市。卷三1287b8所举的奥布斯应当是位于欧卑亚对岸的洛克里城。

布荪旭茨：《希腊古代的产业和收益》32页注，除说明此处提到的“洛克里人”便是爱璧随费里支族之外，还说明所举的禁令应当出自札琉科斯（zαλευκó）。——在没有确凿论据证明自己曾遭遇意外的重大损失之前，本邦人户不准出卖自己的产业。20有些律例制定的用意便在于维持各家的世传产业，防止丧失政治地位的事情发生。以琉卡岛为例，正因为这种律例遭到了漠视，所以它的政体已向过度平民（贫民）化趋近，最终会导致资产达不到，法定数额的人都被选为行政人员。然而，实施这种均产制度的地方，家庭的定额可能会偏大或偏小，因此，人们有的困于生计，25有的流于奢侈。所以，立法家不应只树立均产原则，还须制定一个适当的定额。再者，就算均产体系已将全体人民纳入其中，世事也未必从此尽善尽美。相比于财产而言，人类的欲望更需要被平均参见章五1263a24、b23、36、本章1267b1—8等节。，欲望的平均有赖于依靠法律实行有效教育。30人的欲望没有止境，而教育则是能制约人欲的唯一方法。

然而在这方面，法勒亚恰巧可以宣称这正是自己的意思，他本来就认为，在各城邦中，财产和教育都应均等。但我们要做的还须包括了解他所说的教育所属的性质。如果向每人授以同样的课程，这是没有实益的教育均衡；同样的训诲下，人们有的在智慧德行上下功夫，有的在俗务上十分热衷，35产生同样追求俗务的性情，35有的专尚货利，有的角逐名位，有的兼好两者，而各人所接受和所发挥的却南辕北辙。另外，社会生活中的争端或城邦的内讧的原因并不只是财富的失调，名位或荣誉的不平也是一大因素。但名利两途上却有着不同的表现：民众大多数因财货的不平而吵闹，而有才能的人却憎恨名位上的过分“平等”参见卷三章九。亚里士多德认为，名位的分配应与其功能相适应：才高勋重的人位居上位，才卑功小的人位居下位。如果名位在贤愚之间进行平均分配，有才之士必定会愤懑不平。，40他们倘若受到侮辱，或者不得其位，就会因对荣誉的不满而加入革命活动，1267ɑ有句诗句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ⅸ 319。恰好表现了这种愤慨的性情：

“良莠不分兮贤愚同列。”

除了像内乱这样的重大问题外，我们也得考虑平常的刑事犯罪。（一）有些犯罪的根源在于人民缺衣少食。针对这种情况，法勒亚提出了平均财产的补救方法，财产一经平均分配，便能使人人都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这样一来，迫于饥寒而产生的盗窃行为便自然会减少甚至消失。5（二）然而，衣食的缺少并不是犯罪的唯一原因。达到温饱的人还可能会为情欲所困，于是寻欢作乐以求自解烦恼，最终又触犯了刑法。（三）在社会上，不单有为了解决情欲的烦恼而陷入刑网的人，还有某些情欲可得尽情慰藉、名利可得尽情满足的人，因心中所抱的漫无边际的愿望，而去追求无穷的权威，最终在肆意纵乐中犯了罪。

那么，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治这三类罪行呢？对于第一类，我们可以给予他们适当的资财和职业。10对于第二类，我们可以培养他们克己复礼的品性。至于第三类，我们想到，世间的种种欢娱都有赖于他人，所以寻欢的人们最终还是容易走上犯禁之路，如果一个人能自足于己，与世无争，那就让他在哲学的清思中实现愿望吧。世间的重大罪恶往往源自放肆而非饥寒。有些人之所以成为暴君（僭主），绝不是因为他们苦于衣食的缺乏。因此，僭主之罪极大，15所以人们并不重视那些能捕获窃衣小偷的人，却将殊荣颁发给那些能够诛杀偕主的勇士公元前514年，雅典哈谟第俄和阿里斯托盖顿曾联合刺杀僭主希巴尔沽，后来二人都死于非难。雅典人尊其为一代英雄。这一事件参见卷五章十1311a35—39（参见该节注释）。此节中，亚里士多德因均产问题涉及了“诛杀僭主”的事例，其持义跟中国的孟轲略有相同，这二人都在二千余年前以诛杀独夫作为英雄的事业，不能算作是犯上作乱。直至16世纪，古代欧洲对“弑君”和“诛杀独夫”问题的争论很多。。由此可知，法勒亚所倡议的政制的一般措施只不过能防止较轻的犯罪罢了。

法勒亚政制还存在一点可争议的地方。这个政制中种种安排的目的都在于实现国内的安宁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然而，立法家也应该注意本国与邻邦以及外国之间的关系，安排好相关的对外防御措施亚里士多德很注重外交及国防问题，参见本卷1265a17—30；卷七章六、章十一。另外，《修辞》卷一章四也提到，政论家应熟悉国力，做好武备，明晰外务，接着再洞察和战问题的利害。。在缔造一个政府时，20立法家必须注意武备力量，但法勒亚却完全没有讲到这一点。实际上，财产问题也应包括对战时经济需求的考虑。国家在制订各家财产的平均额度时就应该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储备不仅能满足平日在国内里保障每个公民的政治活动，还应有多余的储备满足军队应付外敌入侵时的不时之需。财产定额不可太小，否则，别说和强敌作战，就算只和一个同等或类似的城邦作战，25也将困于给养；不过，定额也不能太大，因为邻邦或强敌往往很容易觊觎那些资财富裕而武力不足以自卫的城邦。法勒亚对此并没有作出任何指示，但我们依然可以知道，财产最好尽量充分，只要不逾越某种程度，它就总是有利的。

而定额的标准则应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在另一个较强的城邦看来，30这个城邦的财富总额不值得发动以掳掠为目的的战争，可是，这个城邦在遇到不可抗拒的战争时，即使财产不多，也足以和敌人作战。古代波斯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当波斯的奥托茀拉达底带兵围攻亚泰尔奈城时，城中的执政欧毗卢便请那位波斯将军计算，从将城邦围起来到攻破城邦所需的时间，以及在这期间他的军队所需耗费的给养。他说：“我可以接受少于这笔围攻费用的金额，35把亚泰尔奈全城完整地奉让给将军。”此故事印证上文所说的每一国家在富强贫弱的估计上，一定要使其武备与资产相适应。亚泰尔奈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隅，与贝伽蒙城一样，是希腊殖民城市中的重镇。欧毗卢（Εβουλο）曾统治过亚索和亚泰尔奈，公元前约352年，海尔米亚（eρμεαｓ）继位成为僭主。此故事发生于公元前352年之前。当时奥托茀拉达底是吕第亚的波斯总督，以智勇在小亚细亚闻名（参见鲍尼兹：《索引》662b61）。公元前347年，亚里士多德在卜居亚索岛上为海尔米亚宾友，所以熟知亚泰尔奈的掌故。奥托茀拉达底听到他的话后，稍作思考便放弃了围城的计划。

所有公民财产的平均分配固然有助于国内的安宁，但就此方面而言，利益也不一定很大。有才能的人往往感觉自己应该比一般公民多得一些，但他们却会被限制，因此，他们往往会抱怨这种制度。40实际上，这些人常常因愤懑不平而激起一国的内乱。人类的恶德源于其永无止境的贪心，1267b例如，一个永不知足的人一开始很满足自己拥有的两奥布尔津贴此处应是雅典“观剧津贴”的故事。根据普鲁塔克之《伯利克里传》（pericles，495？—429），观剧津贴产生于伯利克里时代，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被取消，后来又恢复实施。依亚里士多德之《雅典政制》章二十八说，伯利克里死后，雅典民主政治开始变得混乱，粗勇的人为了培植势力，争相取媚群众。克里奥丰（cleophon）是平民派的领袖，是观剧津贴的创立者，只要公民入场观剧，便可得到两个奥布尔，几年之后，加里克拉底（callicrates）又增为三奥布尔。后来，这二人都因浪费公共财产而被处死。《雅典政制》第四十一章对出席公民大会津贴也有类似记载（参见布克：《雅典城邦经济》［boeckh，public econof athens］英译本216页以下）。

奥布尔（óβολó），希腊小银币价值八个“铜元”（χαλκο）。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提到雅典史事时往往不列举地名，这就是一例。，等到他对此习以为常时，便又会希望获得更多的津贴。人类的欲望原本没有止境，许多人终生经营，为的就是填充自己的欲望。5财产的平均分配终究无法救治这种劣性的罪恶。仅有的办法便是教导大家以贪婪为诫，使高尚的人士都能知足，也使存有非分之求的卑下众生没有能力通过不轨行为获得不良收入。当然，他们也应当接受分内应得事物的公正分配，勿让他们产生怨望。

另外，法勒亚并没有完善关于均产的制度，10他要求平均的财产仅限于土地，人们尽可在人间的其他资财，包括奴隶、牛羊、金钱以及其他种种所谓动产上致富。因此所有这些财物必须一律加以均配，或一律规定最高限额，或全部交给各家自由聚散。显然，法勒亚当初只是给小城市创立的也是只适用于为数较少的公民团体的法律制度，在他的那个社会中，工匠都是公共奴隶，没有被他的公民团体所包含在工艺不发达的小城邦中，金钱等动产不占重要地位，工匠人数少，因此法勒亚只留意到田产和农业的平均分配。

第14章 卷（B）二 (6)

但是，城邦规定工艺只由奴隶去做的法令只能限于公共工程这一类事业，这种法令曾经在爱庇丹诺出现过，这类措施也曾在雅典、狄奥芳托被引用过希腊各城邦经常用公共战俘和奴隶进行公共建筑及矿冶的建设等，如色诺芬：《雅典的收入》（devectigalibus）章四23所建议的，雅典城邦应供应并管理劳里翁（laurium）银矿的奴隶，以增加国库收益。狄奥多洛斯《史丛》卷十一章二十五曾记载了西西里各城都用葛洛（gelon）所俘的迎太基人和里比亚人（libyans）做奴隶，让他们干各种公共建筑的劳动。现今还未能详悉此节所举的关于管理公共奴隶的两个实例的具体内容。至于提及的狄奥芳托（Διοφανó），查斐尔称其是与德谟叙尼同时代（也就是和亚氏同时代）的雅典政治家（《德谟叙尼及其时代》，schfer，demosthenes and seine zeit，卷一11、1等节）。旭曼则认为并非如此（《希腊掌故》，schomann，gralterth，卷一365）。

这一节，亚氏承接上文，对法勒亚把一切工匠列为奴隶的法制做出了否定，他认为，公共工程的确应由奴隶去做，但普通工艺则可由自由民进行操作。大城邦中拥有份地而兼营工商的公民的动产以金钱计算，通常也会相差悬殊，要想平均全邦贫富，就应当限制公民的田产和动产。。

经过这些考究，法勒亚制度的利弊便已显现在人们眼前。20

章八

欧吕丰的儿子米利都人希朴达摩是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却创制出最优良城邦制度的第一人。他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富有自然智慧和学识，25而且提出了城市的区划设计方法并对拜里厄斯港进行整齐的道路设计“欧吕丰的儿子米利都人希朴达摩”在史籍有记录的为：《希西溪辞书》中称他的父亲的名字为“欧吕庞”，福修斯《书录》（photius，bibliotheca）中称他的父亲的名字为“欧吕康”。狄奥多洛斯：《史丛》中10—7，记载希朴达摩是琐里伊（thurii）城殖民者，曾经是这个城市建立新城的设计者参看赫尔曼：《米利都人希朴达摩）（cfhermann，de hippodamo milesio）。

在公元前480年，米利都城就已经有依几何图案建筑的街坊道路。此节涉及到的拜里厄斯港的道路建设指的是伯利克里时代的市政工程，应该出现在米利都城的市政工程以后半个世纪。希朴达摩是第一个以米利都城的先进经验著书并向雅典人介绍的人（《剑桥古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v 463）。。这个人又以怪异的生平事迹闻名于当世，看见他的人有的认为他杰出，有的认为他矫揉造作，因为他平时散发垂肩并加以华丽的装饰，用粗布料做长袍，厚实温暖，无论冬夏都穿着。他设计构造的是以一万公民为度的城邦，分为三个部分（阶级），30依次是工匠，农民，武装保卫国家的战士。全邦土地同样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祠庙所有，城邦公有，私人产业。第一部分产业为境内诸神节日的庆祝和祭祀提供费用，第二部分负责武装设备开支，35第三部分则分配给各户农家。

他认为法律也应当分为三类，分别适用于三类刑事诉讼——殴打辱骂、伤害、杀人毕达哥拉斯学派推崇“三”，可见于《说天》卷一章一268a10。曾在数论派学习的启沃岛诗人伊昂（Ⅰων），著作有《尚三论》（ριαγμιó），称一切事物分于三而合于三（可见于《哈朴克拉底雄字汇》［harpocration，lexicon］）。希朴达摩和伊昂交好，因而也推崇“三”这个数字。下文1268a8，重视誓言，畏惧伪誓，也明显看出他承袭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风尚（参看《狄奥多洛》卷十章九2）。。他还建议设置独立的最高法院，它可以处理所有其他机构不能审理或判决不当的案件，依照他的设计，40要挑选若干专职长老负责组织这个法院。

在法庭的判决方式方面，1268ɑ他也提出了一个意见，认为每个审判员在表决时不应再使用向陶罐中投卵石的程序；每个审判员应该投一块用木头做的法板，如果认定被告有罪，就应在法板上写明罪状，如果认为完全无罪，就不在法板上写任何东西，如果他认为被告的行为一部分有罪，一部分无罪，就分别写明应该量刑的部分和应该澄清的部分的结论。

他不支持现行那种程序，5指出在上述那种边缘案件中，审判官所投的票（卵石）的结果不是完全定罪就是完全免罪，对于被告来说都是不公正的，这样，审判官自己已违背了受任审判时所作的公平正直的誓言，也就是犯了伪誓罪。除此之外，希朴达摩还对有利于邦国的各种创见或发明拟订了奖励荣誉的条例。10他也提出，所有阵亡将士的子女的生活教养的费用全都由城邦公款支付许多诠疏家曾指出，希朴达摩所拟政体中的战士阶级原来就是全部被公家给养，因此没有必要另外制定用公款给养阵亡者的儿女类似的单独规章。，他自认为这个倡议是非常新颖的，但实际上这类条例很早就被雅典参看《修昔底德》卷二46。和其他城邦颁布过了。他还认为行政人员应该由上述三部分（阶级）的民众选举，选举出的人分别管理三类公务，即一般公众事务、外邦侨民和孤儿事务。

这些正是希朴达摩所拟政治体系中15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其中最应该受批评的是公民的三分法，工匠、农民和战士既然都被包含在公民名籍中，他们就应该全部参加城邦政治体制。但农民没有武装，工匠既没有武装又没有田地，所以如果他们参加并被编配到这种政治体制中，不如成为战士阶级的奴隶。20政府不可能所有机构都接纳这两个阶级参加；将军、内务官吏“内务（或保卫）官吏”（πολιοφλακα）与“（作战的）将军”们类似，就是指平时警备部队官员（或译为“警官”）。参看卷五1305b29。以及其他重要的职位肯定全部由持有武器的阶级担任，那些人虽然以公民名籍参加城邦体系，但不能被列入职官名籍，他们必然不会效忠于这个政体。有人或许会说战士照理应该做工农的主人而统治他们，25但必须有很多持有武器的战士，工农才会被迫服从其统治。可是，如果战士阶级的人数很多，就没必要让其他外两个阶级来参加这个体系并且使选举执政人员的权利被分享。还有，农民在城邦中到底起什么作用？我们可以承认每一个城邦都需要工匠，30他们随时随地可以凭技艺生活，在希朴达摩所拟的城邦中也不例外。

但他所说的农民却不一样。如果战士的粮食是农民供应的，那么理所当然地要把农民纳入公民团体中，可是希朴达摩却规定公民各自拥有私有土地并且食用自己的收获。35还有那用来供养战士阶级的三分之一的公共土地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这些土地由有兵器的人自己来耕种，那么战士和农夫的身份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而他们却被那位立法家分成了两个阶级。相反地，如果除了农民和战士之外还有人耕作这些公共土地，那么这个城邦就需要有第四部分（阶级），这一部分人不被包括在公民名籍这里的亚氏推论应有“另外不列入公民名籍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奴隶，希朴达摩的原意大概就是这样。常常由奴隶耕作希腊各邦的公有田园。而关于谁应该耕种祠庙土地，亚氏没有质疑。之内，与城邦的政治机构毫不相关。另外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同一安民既耕耘私有土地又耕耘公共土地。40这样一来一个人就得供养两家，凭一人劳动来获取两人的食用，1268b这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就会提出疑问：原先为什么要把土地划分为公私两区？为什么不让农民在分得的同一块（双份的）土地上劳作而同时供养私家和战士（公家）的粮食呢？希朴达摩在考虑所有这些问题时，思维是混乱的。

他在司法改良方面所拟的判决手续也不是妥当的。他认为每一件控诉案中，即使原告人只提出一个简单的罪状，5审判员（陪审员）也要作出分别量罪、等级处罚的判决。这样一来，他就使审判员变成了仲裁人。因为分别量罪和等级处罚只有在仲裁法庭中才可能进行，虽然那里也有很多仲裁员，但他们可以一起讨论，经过共同商量而后确定某种恰当的罪罚；但是在一个公审法庭中，是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论罪方式的，大多数城邦的法规都特别要求，在公审法庭上所有审判人员都不能够相互交流占希腊公审法庭的陪审员（“审判员”）（δικασα）的人数常常有数百人，实际上他们可被称为“投票员”，他们决狱或判定诉讼胜负是以投票（卵石或铜骰）数的多少决定的。陪审员不能提前知道当日受审的案件，进入各自的审判席位后就不能够相互交流。其程序详见于《雅典政制》第63—69章，可作为各城邦法庭的一例。。10我们可以想象出把那种论罪方式引入公审法庭后会引起的纷扰。

譬如某一讼案，原告请求被告被处罚二十米那“米那”（μν），作重量时，大约是中国一市斤；作货币时，一百特拉赫马相当于一米那，六十米那相当于一泰伦。一银米那大约值现在的四英镑。，审判员们认为被告理应赔偿原告所受的损害，但对偿金数额却各持己见：有的断定为十米那，或是原告所要求的数更大而法官所断定者的数更小，另一审判员断定为五米那，还有一个审判员断定为四米那。这样，每个人都对原案做了分析和衡量，法庭的审判员的人数很多，15就可能产生从全数照偿到全不赔偿的许多判决。这些不同的判决将用什么方法来统一呢？另外，关于伪誓罪的议论也是不准确的，对原告一个简单而相同的申请，有时批准，有时否决是会构成伪誓罪的。20审判员对原告人索要二十米那的赔偿不予支持，并不代表判定被告完全没有处罚，他所判定的只是被告需要赔偿的实际上并不是二十米那而已。如果审判员知道被告确实没有做过需赔付二十米那的事情，却仍然判决他给付二十米那的赔偿，此时他才犯了伪誓罪。

至于要尊敬提出创见有贡献于邦国的人们，听起来，这话是合理的，25实际上这种政策的施行却未必能带来益处。这种政策鼓励改革的同时也会引发反动，因此可能给城邦政治带来麻烦。对此我们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有些思想家对变革的利弊进行思考，认为有了较好的新法就要废弃旧法（祖制）也是值得怀疑的此处所说的在政治上趋于保守的思想家们不清楚指谁。阿里斯托克色诺（aristoxenus）所著《残篇》19（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二278），指出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保留旧法，不赞成草率的变革。柏拉图所著《法律篇》769d、772a—d、《政治家篇》298e—299e，指出可随时代变革法制，但要有严格的审查，以免引起纷扰。。在守旧的人眼中，变革总是有损害的，30而且有的建议表面上是为邦国谋福利，实际目的却是破坏旧章和旧体制。依这种情况来看，希朴达摩的意见我们就不能赞成了。涉及这类问题，我们应该作出详细的说明。

各家对这点的想法都不一致，35有时变革确实给我们带来益处，这种因变革而获得进步已屡次在其他各种学术方面被证明。例如医疗、体育及其他技术工艺，现在都早已摆脱了往日的陈规。政治如果也能算做人类的一门学术，那么也应该得到变革带来的益处。有些史实也可以为“变革是有利的”这个论点提供证明；古代的风俗习惯常是很简陋而且野蛮的，希腊人总是随身携带刀剑《修昔底德》卷一章五章六，指出希腊古时各族为了自卫都佩戴武器，无论海上还是陆地都互相劫掠。雅典进入法治时代最早，禁止盗贼，因而在平日民众可以不带刀剑。，40他们都是用财物互相购买新娘以成婚《希罗多德》v6，记载色雷基人（thraciaus）可以卖买妇女成婚配。。至今还有古代习俗荒谬的野蛮遗迹在某些地方存在着。1269ɑ例如，在库梅库梅（κμη）为地名，另见卷五1305a1；此处大概指意大利的库迈（κμαη，（周伊特译本）凭人证定杀人罪不避亲属之事发生于古希腊城邦，今所得哥尔汀碑志中可见类似条例（参看比歇勒和齐特耳曼的《哥尔汀法律》［bucheler and zitelmann，das re－cht von gortyn］76—77页）。

第15章 卷（B）二 (7)

日耳曼古俗也有类似的习惯。此节从法制说到了比较原始的礼俗。在政治研究方面，亚里士多德除收集过希腊各邦的“政制”（Πoλιεα）外，还编录了野蛮民族的“风俗”（voμμα）。，有一条关于杀人罪的刑法，只要控告者有近亲作为证人，被告就可以被判定为犯有重罪。人类一般都选择好的事物遵从，不完全沿袭父亲的传统，专守祖辈的旧制。我们了解的原始人类，不论他是“土生居民”还是“某次灾劫的遗民”古希腊有两种人类起源说，（一）“土生居民”（γηγενε），见宾达尔诗的《尼米亚节颂》（pindar，nemeonicae）vi 1；希西沃图的《作业和时令》108。古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对此也认同。欧里庇得的剧本《伊昂》（ion）482，提到伊昂犹坚执“大地为人类之母”的说法。

（二）柏拉图的《法律篇》676、781、《蒂迈欧篇》22等推测人类已存在了千万年，今后还要存在千万年；或者无始无终，但时兴时衰。亚里士多德也说世界和人类都是从来就有的，也将永恒存在。这与以当今人类“出于某次（前次）劫难的遗民”（εκΦθορｓ ινòｓ σθησαν）的说法一致。亚里士多德认为劫难可能是洪水或大旱（《气象学》卷一章十四）。亚里士多德兼有两种说法；《生殖》卷三章十一762b28，并说研究“土生”这一说法非常必要，但他更偏重于“灾劫说”。，5一般可理解为类似于时下偶然遇见的愚蠢民族的情况，流传在原始“土人”间的故事确实是很愚昧的。如果一定要把守旧安常看成是珍贵的，就显得荒唐了。许多原始的习俗（不成文规律）必须废止或修改，而且以后所拟的成文规律也要随时代变化。10在政治方面，与其他学科一样，不可能每一条通例的编写都能做到精确、豪无遗漏：用普遍词汇所记录的每一个成文规定不可能完全概括人们千差万别的行为。初期的法令律例都不很周详而又模糊，必须根据人类无数的个别经验进行日新月异的变革。

但即使对法律在何种境况、什么时候需要变革的道理熟谙于心，我们仍要对另一论点加以注意：15变革确实是一件值得慎重考虑的大事。如果人们习惯了草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不得到较大的利益，那么我们还是姑且沿袭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一旦改弦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就会降低。这样，变革所得的利益就不足以抵偿改弦更张所带来的损失。上述政治和其他技艺间的类比上文1268b34。20并不完全一致；对法律的变革与对技艺的变革大不相同。法律之所以能够得到遵守，都是依赖民众的服从，而只有长期的培养才能养成民众遵守法律的习性，如果轻易地对各种法制作出废止修改，则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会减弱，法律的威信也就随之削弱了。在变革法律这个问题上还存在另一些疑难，25即使我们承认了法律需要实行变革，也必须研究是在全部法律和政体制度上进行全面变革还是局部变革，还有变革是要任何有志革新的人来操作还是只能由某些人来处理。这些论点的选择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暂且不详谈，日后会另有适当的评议但这些论题，本书后面也没有说。。

章九本卷的前八章评述前贤所拟定的模范政制，后四章评论历史上具有较为完备、治理较为良好的规模的各邦政体。全卷行文夹叙夹议，目的在于探明过去的利弊得失，来为自己拟订理想城邦提前安排。

在探讨拉栖第蒙（斯巴达）“拉栖第蒙”是“拉根尼”境内的主城，城市地区也称为“斯巴达”。斯巴达人凭勇敢直率的性格闻名于世，后世常常把斯巴达人总称为拉根尼人。本书在同一章内常常先用“拉栖第蒙”字样，然后再用“拉根尼”字样；此例也见于《雅典政制》的章十九等。和克里特的政制，或者应说探讨任何城邦的政制时，应该关注两个论点：30第一，与最好的（模范）政制相比，它们的全部法律到底是良法还是恶法；第二，各种实际设施是否遵守原先立法的纲领，是否与建国时的宗旨一致。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承认，在一个政治昌明的城邦中，大家必须都有“空余时间”，不能因为日常生活需要而终身忙碌不停，但要如何做才能使大众有这样的空余时间，35这是一个难题。帖撒利亚的卑奈斯太制度就是能获得空余时间的一个方式，但那些农奴时常对他们有空余时间的主人进行反抗；同样地，赫卢太（农奴）也时刻等待着拉根尼（斯巴达）人的挑衅，他们好像是潜伏在丛莽中的一支军队，一旦遇到机会，就马上出击（起义）。

可是在克里特，40这样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克里特之所以不发生农奴（贝里俄季）的叛乱也许是因为这个岛的邻邦虽然与它敌对，但各邦拥有自己的农奴，他们从没有在战争中同克里特的农奴联系，1269b并与之约定共同攻打克里特人克里特岛农奴称为“贝里俄季”（περοικο）（“边区居民”），依《斯特累波》中706页，称克里特农奴不反叛的原因是“阿福米鸟太”（óμιοαι），参看1264a21、1272b18。。但拉根尼的邻邦们，如阿尔哥斯人、麦西尼亚人、阿卡地亚人则都是它的敌人，这就是赫卢太农奴时常叛乱（起义）的根本原因阿卡地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岳地区（1261a29注）。麦西尼亚常常遭遇斯巴达人侵掠，斯巴达农奴中麦西尼亚人最多，两邦成为世仇。阿尔哥斯城是与斯巴达相邻的大邦。荷马的《伊利亚特》（ⅸ 141）称作“阿卡地亚的阿尔哥斯，以别于帖撒利亚的阿尔哥斯，后一阿尔哥斯，《伊利亚特》（ii 681）称作贝拉斯季的阿尔哥斯。阿尔哥斯作为地名泛指伯罗奔尼撒和帖撒利亚的各邦。

依此节亚氏的语意，似乎说阿尔哥斯等三邦与克里特的邻邦不同，均无农奴，所以可煽动并联系斯巴达农奴，联合攻打斯巴达。但卷五章三1303a8，说到阿尔哥斯时，指出该邦也有农奴。阿尔哥斯的“巨姆奈底”（γυμνηｓ）与“边区居民”（参看《苏校》二版1518注）相似。《希罗多德》的vi 83，也记有阿尔哥斯奴隶起义的记述。。帖撒利亚的例子也是这样，5在帖撒利亚遇袭，即阿卡地亚人、贝尔雷比人、马格尼西亚人入侵时，当地就会发生帖撒利亚农奴的叛乱（起义）。再者，即使邦国没有患难，管理农奴原本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管理农奴们的手段很难平衡：如果太过宽厚不加鞭笞，他们就更加恣肆，渐渐产生同主人平等的想法；10如果惩罚得过于严酷，又必然激起群愤而联合谋害主人。这表明了仅凭赫卢太（农奴）制度为统治者公民们谋求安逸的城邦是很难建构成最好的、安稳的政治组织。

拉栖第蒙政体制度另一个应该受到非议的地方是纵容妇女。实际上，斯巴达妇女的放肆是与斯巴达立法的初衷相违背的，并对全邦公众的幸福有害。15正如同由夫妇两人组合成为家庭一样，城邦也可被看做人数非常相近的男人和女人两部分组合而成的。所以，无论在哪个政体中，如果妇女的地位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就相当于一半的公民团体缺少管理了。这正如斯巴达的境况。20当初立法家制订斯巴达法律的目的是使全邦公民都能奋发向上，可以说，他的愿望实现了一半，这样的品性确实已见于斯巴达男子的身上。但他完全疏忽了妇女，于是她们一直放荡不羁，奢侈地生活欧里庇得的剧本《安得洛米达》（andromeda）575中同样指责了斯巴达妇女的放荡。柏拉图的《理想国》548b，指出斯巴达妇女奢侈；但《法律篇）806a，则说斯巴达妇女治家育儿很能干。。这种政体必然导致崇尚财富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听信妇女而被她们操纵的公民，表现得更加明显。

只要是富有军人气息而且好战的种族常常会出现这些情况，25也只有克尔得族克尔得族在古希腊人那里泛指伊斯得罗河（istros，今多瑙河）上游的“北方”民族，与日耳曼等地区的各部落混说（参看《尼伦》，卷三1115b26、《气象》卷一350a36）。日耳曼民族喜爱战争，但妇女无失德的，见于《雅典那俄》603a、《斯特累波》iv199等书。和那些公开承认同性恋爱的民族算是例外对男色无戒的民族，也可能指野蛮民族，或是指克里特人（1272a24）和卡尔基人（《亚氏残篇》九三1492b22），或者本节所提的忒拜（提佛）人。，但这两个民族中妇女失德的现象也是少见的。古代神话家运用智慧，把阿雷（战神）和阿芙洛第戒（爱神）配成一对将战神和爱神配成一对可参照卢克莱修的《物性论》（lucretius，de rerum natura）卷一31—40。

希腊古诗，如希西沃图的《神谱》933、宾达尔的《璧西亚节颂》（pythionikae）iv 155、埃斯契卢的剧本《反忒拜七英雄》（aeschylus，septc theb），都两神并举。，其用心意味深长。历史事实向我们证明，一切好战的民族基本都好色，30无论是女色还是男色。拉根尼人因为对女色的爱好，使邦内的许多权力在他们国家鼎盛的时代都落入了妇女手中。妇女统治了执政者或者妇女实际掌握了政权，这二者有分别吗？都是一样的结果。妇女的影响产生多方面的效果。就勇敢而言，这本是属于善战民族特有的气质，35在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结果斯巴达原有的丈夫气一度被妇女气抵消了，从而造成了最恶劣的结果。当被忒拜人侵掠时，斯巴达妇女远不如其他邦的妇女，她们十分慌张，40斯巴达男子们受到了比敌军的袭击更为严重的来自妇女的纷扰见于色诺芬的《希腊史》（hellenica）卷六章五28；普鲁塔克的阿偈雪劳传》（agesilaus）31。斯巴达鼎盛时，都在敌国境内进行战争，妇女不习惯见到战斗，当忒拜军入侵时，就慌张失措，扰乱军心。

第16章 卷（B）二 (8)

在拉根尼，妇女的放纵由来已久，我们可以追溯这些渊源。1270ɑ他们先后同阿尔哥斯人、麦西尼亚人和阿卡地亚人作战，男子们长年出征。他们本就是健儿，加上一生的战斗，在军队中养成了很多良好（服从）的德性。他们在战争结束回乡后，有着休闲的愿望，因而对立法家本章所提斯巴达的“立法家”（创制者），有人说指莱喀古士，有人说指色奥庞波（1270b19）此处应为前者。按此说法，莱喀古士应在第一次麦西尼亚战争后，即公元前723年后创制斯巴达律（“口传约章”pραι）。但1271b25亚氏说莱喀古士是斯巴达王子嘉里劳（χαρλαυ）的师保，那么依一般编年应该在公元前880年前后（参看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14）。的安排欣然接受。5但那些居家的妇女们却并未在战争期间养成相同的守法精神。据说，莱喀古士也曾经想过让妇女受法律的约束，但因为她们联合起来反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参照柏拉图的《法律篇》780b、781a。。从中可以看出，斯巴达妇女的失德是咎由自取的。我们现在再现这些经过，仅仅为了说明一件事情的是非，并不想深究谁要为这种错误负责。10

前面谈过，纵容妇女不仅直接养成了她们放纵的习性，以致危害到全邦的政治结构，而且又间接养成了她们的贪婪的恶德。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评论一下拉栖第蒙贫富不均的问题。15在那里，有的人家产十分巨大，有的人却十分寒酸，于是少数人慢慢把土地兼并了。斯巴达的法制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立法者很好地规定了每个公民所有的土地都不得作任何买卖，但他却允许每个人以自己的意愿将财产转赠任何人。时间久了之后，全邦的财产就会变得不均，20正与自由兼并的结果一样。事实上少数家族和一些妇女占有了全邦五分之二的土地。女子继承遗产在斯巴达常见，而且当地奁赠的习俗非常盛行，她们自然成了邦内的大富翁。实际上奁赠并不是良法，最好是没有陪嫁，25如果一定要有的话，也应只是少数或某些适当的财物。

在斯巴达的法制下，公民可把继承产业的女儿嫁给任何男子，无论贫富；如果在公民死前女儿还没有出嫁，他也没有明确的遗嘱，这个女儿也可以被她的合法保护人嫁给他所选中的任何男子30依照斯巴达的制度，父亲是以个人意志在子女中分配遗产的，也以个人意志为女儿选婿。因此富家女常常嫁进富家，富家由于奁赠变得更富，贫家很难与富家婚配，或者因为陪嫁变得更贫。雅典法规定继承财产的女儿必须在近亲间选择配偶，依长幼亲疏选婿，不得随便嫁给没有关系的男子。克里特的制度则规定，奁赠不得超过儿子们继承财产的半数。斯巴达有盛奁的习俗，于是常使本家族产生丧失财产的忧虑，不利于男子继承财产。国人因此重生女轻生男。再者，斯巴达律无法支付公共会餐费用的人会被取消公民资格，穷困的男子大多因此失去籍贯。亚里士多德认为斯巴达户籍中军籍衰减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参看《纽校》1326—330注释）。

在莱喀古士立法初期，斯巴达的全邦共有九千户，分地九千份，两世纪后，到公元前6世纪间，份地数仍维持原记载，后来的两世纪兼并速度变快，至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时，只剩一千五百户的公民－战士拥有田产了。。这种法制所引发的后果是：拉根尼全境原来可以维持有一千五百骑兵和三万重装步兵同上文1265a15说的希腊各城邦的面积都不够供养五千“闲人”之语不一致。，但到了近代指上文1269b38忒拜人入侵时期，即公元前369—362年间。，它全部承担战事的公民数却已经不够一千人了。历史证明了斯巴达的财产制度是不恰当的对于斯巴达的衰落原因，希腊的历史学家有两说法：一说认为色诺芬等论斯巴达人不遵守莱喀古士的旧制，于是日渐贫弱散漫。另一说法是旧制原本就有缺陷。亚里士多德虽然对莱喀古士很尊重，但他也认为莱喀古士的财产制度、苛待赫卢太（农奴）以及轻视妇女教育等策略不妥当。

普鲁塔克的《阿季斯传》（agis）5，谈到斯巴达妇女以父意取得奁赠，源于公元前第四世纪的监察爱庇太第（epitadeus），并不是莱喀古士旧制。《莱喀占士传》28，又说莱喀古士也没有创立虐待农奴的“挞伐队”，第十四章更明确说亚里士多德所说斯巴达妇女因为莱喀古士初制疏漏而失德是不实的。普鲁塔克的伪书《拉根尼制度》42，说斯巴达因为违背成法衰落。普鲁塔克似乎已见到原始的两类史实和史论，在上述各篇中想要替莱喀古士辩护来摆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书中对他的非难。，这个城邦竟然一度战败，以致不能重振昔日威风。

35男子的缺乏是斯巴达衰废的原因。传说古代的斯巴达列王常常把公民名籍授给外来人，所以即使城邦长期经历战争，也感觉不到人口的短缺，据说某些时期的公民数甚至超过一万人。我们可以不就这一记载的真实性进行议论，但它并不是好方法，与其对户口数额加以维持，1270b不如努力对公民间的财产加以平衡。可是，斯巴达的立法者为了族类繁衍，提倡生育，曾经订立制度：有三个儿子的父亲免服兵役，如果生了四个儿子就免除城邦的一切负担。实际上，提倡增殖的律令对平衡财产起了不利作用，多子的人家分到的田地更小，这一情况必然使许多公民日益陷于贫困。

贫富差距问题也与所谓的监察会议（监察院）5制度的缺点相关。拉栖第蒙监察官有权决定城邦的重要事务，但他们是在全体平民中选任的，当选这个职务的人常常是很贫困的，10他们因为急需钱财而容易收受贿赂。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近代，以安德罗斯岛事件安德罗斯岛事件（如ν οｓ aνδροι），也被周伊特解称为“有关安德罗斯人的事件”，被纽曼解称“安德罗斯岛事件”。据说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远征军战败于基利季亚（cilicia），波斯舰队前往安德罗斯岛和拉根尼附近的雪弗诺（siphnos），希腊各城邦打算联合起来共同攻打马其顿军队，对亚历山大的统治进行反抗。还据说当时斯巴达某些监察官受贿私通情报。但在现有的希腊史籍中，没有发现任何对于这种推测的佐证（参看格洛忒：《希腊史》［grot，histof greece］卷十二157页和注）。

耶格尔的《亚里士多德》（jaeger，aristotle）300页以下，指出《政治学》卷二同卷七卷八相似，都没有完全抛开柏拉图的玄想的影响，认为它们是亚里士多德中年刚离开雅典时在亚索岛上所作。依此节和下章1272b22相关史实而言，则应该是晚年在雅典所作。为例，监察院的某些监察官因为受贿，竟然参与阴谋，祸害本邦。这个重要机构还有另一个缺点，就是权力过大、专断职务，即使是国王也必须受它限制。因为监察院僭取的权力日益扩大，城邦原本的政体包括王室日趋颓废。于是拉栖第蒙也由贵族（勋阀）15政治变成民主（贫民）政治了。但这里也必须承认，监察制度也确实对团结公民团体、维持宪政起到了作用。平民参加城邦重大事件的机会均等了，大众也心满意足。姑且不论这种效果是由于立法的影响还是由于事势的变迁，它总是对斯巴达政治有益的。

一种政体如果想长治久安，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20的人民都有意愿让它存在和延续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以人民的“意愿”为政治组织的基础：任何政体的建立一定要有全体或者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保持稳定则一定要有大多数人的拥护。参照卷四章九1294b38、章十二1296b15、卷五章九1309b14—17。，而在斯巴达，各个部分都是具备这种意愿的：两王在这种政体所给予的光荣中得到满足，勋阀贵族欣然于长老院能够表达各人的意见，各人能以他的才能德行而被选任为长老；而对于平民大众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被选为监察，所以他们满意于这一监察制度，也拥护这一政体斯巴达在经济上落后于雅典等城市，工商业一向不发达，一直以农业为主，全邦由五个农业行政区组成，氏族和王室维持着大且久的势力。莱喀古士所拟的斯巴达政制大体如下：亚季族（agidae）和欧里滂族（euripontidae）各自有一王，“两王”一起作为祀典的主祭，对氏族内部案件进行裁决。

战时则以一王作为军队将领，出征四方。长老院（γερουσα）由两王以及28个长老组成，对全邦政务进行管理，长老由“公民大会”（ππλαι）在各族具有才能德行的人中选任。“监察院”（φορεα）共监察5人，对两王和全部军政人员的一切行为监督，在全体公民中由公民大会选任。每月举办一次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决定着和战大计等军国重要事务。但依卷七1313a26，不是莱喀古士创制监察制度的，本章19行的立法家指的应是“色奥庞波”。。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被选举担任公职，此举无疑是正确的，但现行的选举方式很幼稚。再者，监察官虽是平民，30却有权力对军政大事进行决断，这就不应该像他们现在那样以私意随便作出决定，而应对一切案件依法律上成文规定谨慎处理。另外，监察官的生活也与斯巴达政体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对于他们采取了放任他们一切的做法。但是斯巴达律却对其他公民的生活约束得非常严格，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致许多人无法忍受那些严酷的束缚，私下寻取肉欲的欢乐。35

长老院（长老会议）的组织同样存在缺点，如果长老们都是端正的人而且通过锻炼有了男子的才德，这当然有益于城邦的组织。但即使有足够多的善人一起执政，我们也不能轻易确立长老应该像现行制度一样成为终身职位。才德就像身体一样，40会随着年龄而逐渐衰弱。况且，当选为长老的人实际的才德未必与立法者的本意相符，1271ɑ因此长老院不算是一个完美的机构。根据历史，大家得知受任为长老的人们在处理公务时总有徇私舞弊的现象，所以应该设置另外的机构监督他们。在斯巴达，还是存在这种监察制度的。5监察官有权对一切行政人员的行为进行检查。可是，那样的监察官们被授予这样特殊的权力，似乎显得太过分了，而且所拟的检查方式用到长老们身上也不完全适当。长老的选举方式也有缺点。复选的手续是幼稚的，以“幼稚”的字样评论选举方式可见于1270b28。本书内对“幼稚”的实况没有说明。

依柏拉图的《法律篇》690c、692a，斯巴达监察官的复选以“拈阄”的方式，柏拉图将它类比于占卜，只要是初选合格，运气好的是被神保佑者，就接受这一要职，只要是运气不好而没有抓到阄的，就仍旧是被统治的民众（参照《苏校》二版第324注；又赫尔曼的《希腊掌故》［hermann，grantiq］卷一247页）。依普鲁塔克的《吕桑德传》（lysander）26，说斯巴达公民大会初选的长老数量比定额多。初选合格者依次被引人大会，群众为之欢呼鼓掌，监选人以声音的大小，抉择（复选）长老。

第17章 卷（B）二 (9)

以“拈阄”和“采声”的方式进行“复选”，也许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斯巴达“选举制度”中的“幼稚”程序。但伊索格拉底的《泛雅典娜节讲词》（panathenaicus）154；朴吕波的《史记》vi 10说斯巴达选举手续和此不一样（参照《苏校》二版第333注）。而且每一个希望成为长老的人，都必须奔走说服选举人。我们认为，10公职就应选拔贤能，不论他是否愿意担任这种职位。立法者当初订立竞选制度的目的应当是鼓励人们施展各自的抱负，培养大家以为公共服务为荣的意识，如果没有鼓励，可能没有一个有才德的人愿意投身于公众事业。可是，这同时也促生了野心（好名）和贪婪（嗜利）的性情，15意外地把人们引向种种罪恶了。

我们将对君主政体的一般问题以及王室对于各城邦的利害另作评论见卷三，十四—十七章。。但是，如果各城邦已确立了君主政体，王位要采取斯巴达现行的世袭方式是不适宜的，每一新王都应该根据他的品行，经人民的推举后才能继承王位拉栖第蒙的两王来自赫拉克里亚族的两大宗支，都是由长子世袭王位。依普鲁塔克的《吕桑德传》30，和《拉根尼嘉言汇录》（apophthegmata lac）229e，公元前第五第四世纪间海军统帅吕桑德曾提出废除王位世袭制，变为以才德选任制。亚氏此节和此议一致。。从现行制度上看，当初的立法者也清楚地知道不能保证每个君王都能磊落正直所以在订立的监察制度中，20监督范围也包括王室。而且斯巴达人在君王出使（访问）列邦时，25他们也会把与君主意见不一致的人纳入使团中在和战之际，斯巴达的两王或者两王之一常由公民大会或长老会议授命，负责对外邦访问，争取国土和缔结盟约，一般监察官和他同行。依赫尔曼的《希腊掌故》卷一250解释，两王以将军身份领兵出征时，按规定应有两监察随行。监察官就是所说的“与君主意见不一致的人”。。一般人也认为两王并立的制度是立法者意图利用两者的对峙来保证斯巴达政体的平衡。

被叫做“菲第希亚”（φδιια）的会餐制度，最初的安排也是值得怀疑的。这种集会的花销，如果按克里特的规定参看1272a13—21。，30应该由公款支付；但在拉根尼，不管那里的公民是否贫困，能否负担会餐费用，仍旧规定了每个人应缴的金额加。这样产生的结果是违背会餐本意的。会餐原本是平民化的方式，但依那里的规定开展时，结果却恰恰相反，穷人无法进入食堂。可是，按照斯巴达的传统，35没有进入食堂的人们是不能享有任何宪法上的权利的。

人们也曾指责过海军统帅的问题，他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此常常引起内讧。原本斯巴达的两王同时还是终身的陆军统帅，这里更有海军统帅与之对峙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吕桑德为斯巴达海军统帅时，有和王室相对峙的形势（参看卷五1301b19、1306b33）。。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两个王室之外又出现一个王室了。40

斯巴达立法创制的初衷是值得怀疑的，1271b柏拉图的《法律篇》柏拉图的《法律篇》卷一625e、630。就对此进行了批评。整个体系的目的是培养一种品德——战斗的（军人的）品德，以此为战争中取得胜利树立霸权提供保障。所以，只要不断有战争，斯巴达的权威就仍然占据优势，但在已经取得胜利，正要开拓疆土，规划新版图时，他们又突然衰落了参照卷七1334a6。此节提出斯巴达人衰落的原因是缺乏和平经营的教化和政治才能，比上文（1270a33）提出人口减少的原因更有深度。

与埃福罗的《世界史》67（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一254）论忒拜的暴兴速亡的原因是一致的。。他们拘泥于和平时期的生活和性情，5不知道利用空闲时间谋求长治久安，让大家共享太平；他们经受完全属于军事性质的锻炼，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才能。他们还有另一个严重错误。他们深知人生所希望的众善（事物）“人生所希望的众善（事物）”是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魂和身外的如足够生活、享乐的财富与声望。参看卷七1323a21—38、《尼伦》卷九1168b16以下。，应该以善德谋求，不能以恶行掠夺。这种以“善德”谋求“众善”（事物）10的认识本是正当的，但他们又认为这些善物（事物）比善德为更加重要，这就错的了。

斯巴达也没有良好的公共财政，因为邦国总是忙于战事，导致库藏空虚，也不能征上足额的税课。因为大部分田地被斯巴达公民执掌普鲁塔克的《莱喀古士传》8，莱喀古士进行的斯巴达土地区划分中，斯巴达公民拥有九千份，“贝里俄季”（“边区居民”）有三万份。后来由于富室兼并，大部分土地被斯巴达公民占据。公民占有土地纳赋又比农奴少，国库（仓廪）日渐空虚。亚季斯（agis）执政时重新划分土地，分四千五百份给斯巴达公民，一万五千份给服过兵役的贝里俄季（《亚季斯传》8）。，15但他们没有人积极输纳国赋。斯巴达律产生的后果常常在立法者的意料之外：城邦日渐贫困而私人却日趋贪婪。

以上就是拉栖第蒙政体的概况，关于其中重要的缺点我均已作了阐释。

章十20

克里特政制和拉栖第蒙相似，但大致来讲，它还不如拉栖第蒙政制精详，只有其中一两点能与之相比拟。史传确曾记载，拉根尼（斯巴达）律可能出自克里特律。任何制度，一般总是先前的比较粗疏，后起的相对而言更加周到。据说，辞去嘉里劳王的师保职务后的莱喀古士曾出国周游，并在克里特岛居留了许多年。岛上有个名叫吕克托的城市，25原来曾是斯巴达人的殖民地。因此，斯巴达人经常来访克里特岛，莱喀古士也到过这里希腊杜里族是克里特岛的主要城市，岛上的邦国政体大致相同，因此又统称为“克里特政制”（1271b20）。

《希罗多德》i 65说斯巴达莱喀古士法制出自克里特岛。柏拉图的《理想国》544c、574a中，将克里特和斯巴达政体统称为“勋阀政体”（timocracy）。朴吕波在《史记》vi45中，引用色诺芬、埃福罗、加里斯叙尼（callisthenes）等人旧传，也认为二者的法制十分相似。《斯特累波》x417（481页）引用了埃福罗的《世界史》，称米诺斯王故都克诺索斯（kνoo）在战争后被摧毁，哥尔汀和吕克托这两座城市取代其兴建起来。约在公元前第11至10世纪间，杜里族的领袖阿尔萨米尼（althaemenes）在克里特岛拓殖吕克托城上采取了各种旧邦遗制，建立了颇为古朴的法度。公元前第9世纪间，对吕克托殖民有族谊的莱喀古士南游克里特，深刻地学习了哥尔汀和吕克托等典章。归国后，他创立了以克里特政制为蓝本的斯巴达律，。。起初，移民到达吕克托后，采用了当地居民的政治制度。据说，当地的法制是从远古的米诺斯王时代流传下来的。直到现在，30那里的斯巴达人仍旧沿用全部旧法对岛上的贝里俄季（农奴）进行管理。

既然提到了米诺斯，那就得顺便说明一下，这个岛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其自然地形具有优异的构造克里特岛全长250公里，广12至60公里，海岸崎岖，多港湾。它位于欧亚非三洲之间，便于到东地中海各岛和亚洲滨海城市的航运。岛上耕地、矿冶和牧场错落于山间，人民过着富裕的生活。比起希腊半岛，此地的居民更早开始开化和称霸。此节中，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克里特岛地理，大概出自埃福罗的《世界史》（公元前第4世纪中叶所作）（参见《斯特累波》x 47［476页］和缪勒编的《希腊历史残篇》卷一249）。

米诺斯王，参见古希腊神话。《修昔底德》卷一4，说他是第一个建立希腊海军的人，他铲除了海盗，在克拉得群岛上建立了霸国。根据近代考古学家，如亚塞尔·伊凡斯（arthur evans））的考订，纪元前第15世纪是米诺斯王朝和克里特文明的盛世时期，是奴隶制农奴王国，国家中，除了豆、麦、油、酒、牛、羊等农牧产品外，还有麻毛衣服、彩陶、金银制器皿、四轮牛车、海上货船等。国家的货币是金银铜条。线形文字是流行文字，常被刻划在黏土片上，并烧成陶简。人民崇拜牡牛。米诺斯王室兼任判官、将军和祭司三职。

，这一切看上去就像上天有意安排的一样，它理应成为希腊世界中的霸国。克里特雄踞着大海“全海”（πση… θαλσση），也译作“大海”，实际上指的是东地中海，即爱琴海，古希腊人也称之为为“希腊海”。，全岛的沿海地带密布着希腊移民建立的城市。岛屿的西边不远处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35岛屿的东面接近亚细亚洲（西南）角上（克尼杜附近）的特里奥滨海岬和罗得岛。以上这些优越的地理位置是米诺斯王成功建立其海上王国的基础。他征服过许多邻近的岛屿，并派大量人口到另外一些岛屿进行拓殖，他还远征至西西里岛，最后在西西里的加米可附近逝世。40

克里特的一般体制可比拟于拉根尼体制。克里特岛上的“边地住户”（贝里俄季）1272ɑ相当于为拉根尼人耕田的赫卢太。这两个城邦都有会餐规定，斯巴达古称会餐为“安得赖亚”（νδρεα），与现行的名目“菲第希亚”（φδιια）有所不同，现今的克里特人则依然称会餐为“安得赖亚”，由此可见，拉根尼的会餐实际上仿自自克里特。另外，两邦也有相似的政治组织：斯巴达的埃伏尔（ο οροι）卷五1313a25称，埃伏尔（监察）制度是色奥庞波建立的。根据此节文义可知，这应当是莱喀古士所采取的克里特旧制。

但下文却说，“哥斯谟”统率军队，则其职权实际上并不同于斯巴达的埃伏尔（参见特里培尔所著的《斯巴达政制史研究》［trieher，forschungen zurspartanischen verfassungsgeschiebte］90页注）。5与克里特的所谓“哥斯谟”（κóσμοιｓ）相似，唯一的差别是，埃伏尔共5人，而哥斯谟共10人。克里特的所谓“布利”（ο βουλν，议事人员）则类似斯巴达长老那样的执政人员——“葛罗希”（ο γρονεｓ，长老）。古时候的克里特和拉根尼一样也有一个王室，10不过后来被废黜了，军队则归哥斯谟统率。克里特公民也都需要全体出席公民大会，但他们的权利仅限于通过哥斯漠和执政人员已然议定好的案件。

第18章 卷（B）二 (10)

克里特的会餐制度要比拉根尼的更胜一筹。拉根尼的公民每人都应缴纳一份会餐费用，15否则便如之前所说参见1271a35。，他的公民资格将会被取消。而克里特在这方面的安排则较有利于平民。它要求将公地上的一切收获和畜产及贝里俄季（农奴）所缴纳的实物地租完全储存到公仓中，一部分用于祀神和各种社会事业，20另一部分用于会餐，这样一来，所有男女和儿童都能吃到公粮翁肯所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稿》（oncken，die staatslehre des aristoteles）2，394页认为，此节的内容不同于柏拉图所著的《法律篇》780e中提到的内容——克里特和斯巴达会餐，后者说妇女儿童都不参加。这里的意思可能是，克里特拨给各户足供男子参与会餐及其妻女在家的食用的公粮。。克里特的会餐制度还包含了许多为公众节约粮食的聪明办法，以及鼓励男女分房居住的规则，防止家庭生育过多的子女。同时，制度还放任男子间的同性恋爱，当然，这种放任到底是好是坏，只能等以后有机会时再论述了。25

综上所述可知，克里特人在会餐上的安排确实比较优越。然而，在另一些事例上，他们却做出相反的表现，克里特的哥斯漠比斯巴达的埃伏尔更加恶劣。与埃伏尔相似，哥斯漠也将人选（不作正当的资格限制）寄希望于命运上参见上文1271a11注。，而它却并不具备埃伏尔制度对整个政治结构所发挥的那种有利作用。由于拉根尼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作为埃伏尔的被选举权，30全邦的人都有担当最高职位的机会，因此，整个政体参见1270b25。都将受到大众意志的拥护。

而在克里特，哥斯谟的被选举人有宗族的严格限制，并非人人都可当选，而且长老院（布利）的长老（参议）人选还必须限制在曾经受任为哥斯谟的人当中。克里特长老院组织的令人非议的地方有点像拉栖第蒙的长老院参见1270b37—1271a18。：没有生活拘束，35也没有任期限制，只要当选上便可就成为终身职务。然而这些都是他们不应有的特权。同时，他们往往只凭私意决定事务，不会依照规定办事，这就可能导致政治上的争执，给邦国带来祸患。不过，当地民众虽被摒弃在外，却未曾对哥斯谟这个组织有所抱怨。当然，这并非是说哥斯谟十分完善，大家已对它很满意。40哥斯谟之所以与埃伏尔有所不同，是因为在这个机构中相当程度地隔绝外界的引诱，没有借以营私受贿的事。1272b

克里特人用十分古怪的办法去补救哥斯谟的缺憾，这些办法与其说是宪政的法度，倒不如说是门阀的操纵。经常会有一些政治宗派集团在克里特发生叛乱，有时是某几个哥斯谟私相联络，5有时是另外一些非当权的人物暗中结合，它们企图推翻另一些哥斯谟或整个哥斯谟组织。在任期未满之前，哥斯谟是允许自行辞职的。也有法律规定了如何制裁哥斯谟，毕竟不遵循法律而让某些人逞其私意的行为会成为邦国的祸患。更恶劣的是，有些跋扈贵族不服哥斯谟对自己的裁判时，反而宣布停止该哥斯谟的职权。这些事例说明，10虽然克里特的体制包含了些许宪政因素，但实际上这还只是一种“门阀政治”（δυνασεα）“僭政”（ υρανν），指经僭越而变坏的王制（一长政体）（卷四1293b29）。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最恶劣的政体：僭主凭个人意志行事，破坏法纪。勋阀或寡头政体（少数制）经劣变后导致僭越，便会出现“门阀政治”（寡头僭政）（1292b9）。在克里特，少数“权贵”（δυν οι）结成“宗派集团”世代把持国政。极端平民政体（多数制）也能蜕化变质，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多数人相结合，而作违反法度的政治控制，也应是僭越（1298a31）。

柏拉图所著的《法律篇》680a中称系族长（δυνασ εα，酋长）世代相袭的王权，也可译为“王朝”（patriarchal kingship），不过这不同于本书所取的含义。。克里特的贵族向来热衷于私斗，常常勾结同党，分门别派，聚集民众作为门派的羽翼，拥立一人为首领，这样一来，一邦之内就像包含了几个经常互相争吵，甚至打仗的王朝。其实这样的邦国终究会被残破，邦国的政治机构正在解体。当城邦面临政治解体的危难境地时，强大有力的邻国就会产生入侵的念头。15但如上所说，克里特是一个同强邻相隔甚远的海岛，只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与邻国间遥远的距离，便足以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无须向像其他邦国那样为防止引起外患而颁布禁止外侨入境的律令。

与赫卢太（斯巴达农奴）时起叛乱的情况不同，克里特的贝里俄季（农奴）一般过着安稳的日子，当然这也得益于岛国的孤悬，而且克里特在国外也没有臣属的领地这一分句的意义不明。巴克尔之英译本83页的注释曾试图揣摩作者的意思：1269a40克里特和邻国作战时，因为邻邦也有农奴，所以不采取煽动克里特农奴作乱的手段。如果臣邦背叛宗主国，会不惜采用任何勾结内应的手段，但克里特又恰恰没有臣邦，因此也不采用任何勾结内应的手段。。不过，近年来，20外邦军队已经开始侵入这个海岛公元前345年，法勒可（phalaecus）曾率兵侵入克里特，攻占了吕克托城，后在塞屯尼城（cydonia）被杀。公元前333年，斯巴达王亚季斯的第三个弟弟阿偈雪劳（agesilaus）又在攻占了克里特后，征服了整个岛。此节说的可能是指公元前345年的事情。，克里特政制的弱点便开始暴露于世。

说了这么多克里特的政制后，现在我们再来讲述另一邦的政治体制。

章十一

大家都认为，迦太基的政治体制“嘉尔契顿”（χαρχηδων），拉丁名为“迦太基”（carthago），是公元前822年腓尼基人（phoe－nicians）建立的北非洲殖民城市，原本称作“迦太哈夏”（karthadshat），即“新城”的意思，位于乌蒂克海湾（sinus uticensis），也就是现在的突尼斯海湾，北有乌蒂克沼地，南有突尼斯湖。至公元前6世纪，迦太基逐渐强盛，成为西地中海中的大港，与西西里争霸海上。公元前4世纪间，斯巴达与克里特已衰，与之相反，迦太基方兴，因而经常与希腊人争夺西西里岛，亚里士多德居然把这个非希腊城市列在斯巴达与克里特之后，举为政体修明的三邦之一，令人很是费解。公元前3和2世纪间，迦太基与罗马人长时期争战，一直到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所毁。根据《斯特累波》833页所记，迦太基极盛将衰之时，城郊人口多至70万。

（参看格洛忒《希腊史》x 542，蒙森《罗马史》（mommsen，histof rome）Ⅱ 24注。）罗马人重建的迦太基城在公元698年被阿拉伯人所毁，目前仅存废墟。是一种良好的政制，25它在许多方面都独异于他邦，然而它的要旨，有些地方恰恰跟拉根尼相似。在这里，我们叙述的三邦——克里特、拉根尼还有迦太基，其政制确实是互有关涉并且是相通的，与其他城邦相比，三者都颇为特别。在迦太基，有很多设施的确是优良的。迦太基邦内的平民，30尤其是贫民人口相当多，在政治上却始终是稳定的，这便足以证明他们的制度是修明的。在它的历史上，既没有什么值得提起的内讧，同样，也没有发生任何僭窃的变故。斯巴达的政制和迦太基政制有若干相似之处：迦太基的“海太利”会餐制度“海太利”（τν αιριν）和斯巴达的菲第希亚（φιδια）并举，组成了迦太基的会餐团体。

《雅典那俄》143中引杜西亚达语，表明克里特岛吕克托城的“安得赖亚”（νδρεα）划分全城公民，以海太利编组，参加公共食桌。斯巴达与克里特会餐制度的本意是为了军事的编组与训练。“安得赖亚”的意义为“男子（特指战士）公共食堂”。迦太基的“海太利”用意也应该与之相似，为军事编组，而“海太利”在政治上的字义则为“党派”或“政治集团”。和斯巴达的“菲第希亚”相似；35而一百零四人院希腊文献中迦太基的事迹很少见，本章与卷四章七对后世研究迦太基史的人非常重要。在拉丁占籍中，李维（tlivius，59 bc—17ad）的《罗马史》所说的迦太基情况比亚里士多德所写的此章更为明晰，然而其所见所闻已比亚里士多德晚了三个世纪，至于其他史书更是后于李维了。本书所涉及的迦太基事虽然不少有疑点，然而如今难有早于亚里士多德或与之同时代的史料与它相对勘（参看《苏斯密尔校本》二版376—398注和《纽曼校注本》Ⅱ 401—408页“附录”b）。

“一百零四人院”（ν καòν κα ερων）似乎是李维的《罗马史》卷三十三46中所说的“法官团”（ordojudicum），对诸王还有长老们以及一切职官的所作所为，可加以检查并询问，其职权类似于斯巴达的埃伏尔。查士丁在《马其顿兴亡史》（mjjustinus，historiarum pbilipicurum）xix 25—6中称其为“百法官”（centum judices）。该机构创立于公元前5世纪，权力逐渐扩张，在迦太基政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的职权则和埃伏尔（监察院）相似，然而，不同于埃伏尔是命运的产物，迦太基这些职官的选任是以才德（贤能）作为标准的，这便较为合适了。

另外，迦太基也拥有可以与斯巴达相比拟的诸王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迦太基的“诸王”（οｓ βασιλεｓ）数目其实只有两人，依李维：《罗马史》卷三十75应称“苏费脱”（suffetes），译为“士师”或是“执政”，李维将之类比为罗马的两“执政”。伊索格拉底所著的《尼古克里》24说，“迦太基的内政由寡头统治，而战场则由诸王统率”，这与斯巴达两王制十分相似。然而依亚里士多德这一节，他们都无法世袭，在平时亦管内政，这与斯巴达有异。以及长老李维所著的《罗马史》卷三十163，说迦太基长老院有“三十长老为领导”，也就是说，长老的总数几倍于斯巴达。。同样的，这里也以迦太基的规定为优，诸王的继承方式跟斯巴达并不一样，他们并不限于某宗族而不问人才德。40迦太基的诸王并不是由上任诸王的长子或者族内的宗嗣继任，而是在当时一些著名的宗族中凭才德贤能选任的。诸王执掌重要的职权，1273ɑ如果是些不足以道的人物，对邦国的危害一定很大。事实上，拉栖第蒙人就曾深受其害。

在迦太基政制中，有一些会引人非议的事例，会被认为是违背宗旨、发生偏差。这些事在我们所述及的各邦中也大都可以看得到或是会发生，然而，有一种偏差却是迦太基所特有的，它的立国精神原本是贵族政体，或者共和（混合）政体πολιεα，本书中或者泛指一般政体，或者专指某种“混合”政体，也就是共和政体（1279a39），混合政体原来应该含有“一长”“少数”和“多数”原则的政体，这里用少数原则的“贵族政体”（ρισοκραα）类同于“混合”政体，这是“贵族”这一名词的别用，贵族可能出自王室、富户或是平民，倘若那些组成少数制的执政人员是出于各个阶级且又都是凭才德选任的，这样的政体便既属“尚贤”，同时又是“混合（共和）”的。

第19章 卷（B）二 (11)

然而迦太基诸王（“士师”）还有将军的职位可以贿卖，这样的话其政体的实质实在有“尚富”的偏向（1273a31—b1），同时趋于“寡头”统治（1273b18），这样，伊索格拉底就称它为“寡头政体”（λιγαργα）（参看1272b38注）。贵族与共和政体都可以称为“混合”政体，二者的实际区别可以参看卷四章八1294a19—25和卷五章七1307a13—16。，但是它有时偏向平民政体，5有时却又偏向寡头政体。就偏向平民政体这个情况而言，两王以及长老们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便能够决定某一案件是否要提交公民大会公议，不过即使是未经他们一致同意便提出的案件，公民大会也同样可以进行讨论。再者，对于诸王与长老们一致同意而提出的案件，人民在大会中并不仅仅限于听受原案然后予以通过或是批准，他们同样可以作出自己的最后决断。10出席大会的人民，无论是谁都可以起来反对执政人员所提交的议案。但在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政体中，公民大会是没有这些权利的。

另一方面，迦大基政制也有寡头主义的偏向。五元老团“五元老团”（πενταρχα），现今失考，因而无法详悉其职任。执掌很多重要国务，然而却有几点不到位之处：（一）五元老团是用补缺的方法选任；（二）那些具有最高权力的一百○四此处所说的具有最高权力的“百人机构”也就是1272b35的“一百○四人院”。人恰恰是由通过补缺手续受任的五元老团甄别，然而应选的；15（三）相较于其他行政人员，他们的任期更长，倘若有人出缺，便由团内其余的人遴选补缺的人，在其他行政机构，历届人员受任之前或者任期届满之后，这样的权力也都沿续存在。然而，又存在另一些措施却又与此相反而比较符合当初立法者的尚贤精神：他们不给执政人员支薪，而且，也不用抽签或是拈阄的方式进行复选，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规章。他们的任意一个执政机构都可以受理各种诉讼案件，20而不似拉栖第蒙的法制，由不同的机构分别受理不同类型的讼案此处以两邦讼案处理方式的不同作为辨别政体为尚贤还是寡头倾向的依据，意义不是很明了。（参看卷三1275b8—12）。。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迦太基政体中包含有一个重要的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是促进寡头倾向的。在迦太基和一般城市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观念：行政人员的选任不应该仅仅以才能作为标准，同时，还要兼顾到他们的家产。穷人既不善于政事，也没时间参加国家公务。25倘若把以财产为凭的选举作为寡头（尚富）主义的标志，而把以才德为凭的选举作为尚贤主义的标志，那么，迦太基的现行制度，看起来便和两者都不符合了，甚至可以说它是两者以外的另一种政体。在选任执政人员时，它兼取两种标准，这种标准在最高职位的两王还有将军身上，显得尤其显著。30实际上，这样的安排违背了当初重视尚贤精神的本意，甚至可以说这是立法者的一个错误。作为立法者，他应该注意保证国内才德优胜的人们可以有空余时间，无论他们在职还是不在职，应保证不让他们从事那些与他们自己才德不相称的贱业。

即使获得空闲时间，也必须依赖财产，35令人吃惊的是那尚富的暗流竟发展到最高的执政职位，例如两王和将军的职位都可以用贿赂的方式获得，那便颇为失当了，这样，实际生活中就会使富人居于才德之士的上风，而既然资财可以让人获取尊荣，那么全国也必会形成竞相贪婪的风气，40上行下效，很快，居高位者的习性便会引导平民百姓的风气。

在这个城邦中，才德要是不能得到最高的崇敬卷四章七，1293b14说迦太基的贤能政体兼顾“财富”“才德”还有“平民”（即“多数”）三要素，既然称为“贤能”，当以“才德”为主，此节及1273b18因为“才德”在迦太基没有受到应有的崇敬，而反复批评它的尚富倾向，。，那么，这里的贵族政体自然也不能保持长久。1273b另外，通过使用钱财贿赂而获官的人们会想乘机获得报酬，那样一来出现营私渎职现象将是再自然不过的后果。在遭遇困乏时，即使是再诚实的人们尚且不得不投身于取利的行业，那么，那些本质鄙俗且又恰好遭逢囊空家窘的情况，还有谁可以保证他不会渎职呢？5因此，谋国的人必须设法让那些才德高尚，又有政治能力的人们来担任行政工作，而在一邦之内，对于那些比较优良的公民，即便是不能给予他们终身的供养，至少也应该保证他们在从政期间，可以得到充分的空余时间而不需再为了自己的衣食操劳参见上文的1269a34。。

在迦太基流行着兼职的习惯，这看起来是一个缺点，每个职务还是由专人负责的好章二1261b1。，10立法家也应该把这个原则加入法规并设法让大家一同遵守。不管怎么说，不该让一个人既做笛师又做鞋匠，所以，如果城市相当广大，那么政治职务便应该分配给多人来担任，这也是比较合乎行政原理与民主精神的做法。前面我们就曾经论述，同一政治团体及其相关的人们应该给大家提供参政的机会，15而且职有专司的事业可以做得更好且更快。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陆军和海军方面广泛分配职务的好处：在这两种机构之中，从上到下全体成员每个人均各守其位，尽其才能，不管是谁都是既要受命也要授令，既要统治也要服从。

迦太基的政体虽然以尚贤为本，然而，它实际上已趋于寡头性质，不过他们经常陆续遣送一部分人民到他们所管辖的殖民城市依《苏校》二版第398注，这儿所说“殖民城市”指的应是里比亚地区的农业市镇，而派遣去致富的人们是去做那里的殖民地官员，而依格洛忒《希腊史》x 545，则是去做拓殖者。，20使那些人拥有发财致富的机会，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寡头趋向的缺陷，从而避免了国内发生祸患，使得整个城邦得以保持安定。只不过，这种政策只能偶尔根据时机实施，如果真想解除全国的内忧，就必须依靠更加良好的立法，而不是依靠这种偶然的机会。迦太基的现行法制并不能消除所有的乱源，如果时运艰困，遭逢边警，平民仍会起来反叛。

被世人所盛称的三邦——拉栖第蒙、25克里特以及迦太基，它们的政制大致便是这一种情况。

章十二首章所举本卷讨论的范围：（一）各家理想的政制，已经在1—8章讨论过；（二）各邦政治修明的现实政体，已经在9—11章加以讨论。本章所叙述的雅典梭伦法，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已然成为陈迹，把它归入第二论题范围其实未必合适，且语焉不详，同时，行文条理也与以上数章不同，这些似乎是亚里士多德所拟另一论题的纲要。关于其他各法家的旧制，均只见鳞爪，又类似札记。纽曼猜测这章是亚里士多德门人辑录的先师的一些残笔，附于卷末，而不是亚里士多德亲自成稿。

那些留下了关于政体问题记录还有著作的人们，有些人实际上从来没有参加过现实政治，而只是以处士或者学者的身份终其身。这些先贤的意见，凡是有价值的，大部分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30至于另一些人，则是立法家，他们或者为本邦，或者为外邦城市创制立法，也都曾实际执掌过所在城邦的政务。这些实际立法家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那些只为某一城邦拟订法典的人，另一类则是那些既拟订法典（律例），又兼定政制的人，例如莱喀古士还有梭伦，二人就完成了两项大业。关于拉栖第蒙的政制，35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一个学派认为梭伦是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公元前594年，梭伦凭借诗才以及军功被推为雅典执政，他致力于解除贫民旧怨，重分土地，平衡了当时的社会势力，同时，他还改革政制，制定新法。（详见《雅典政制》章八至十二，以及普鲁塔克的《梭伦传》，还有柏拉图《理想国》卷十599e。）雅典的梭伦以及意大利的嘉隆达斯同被称为“优良的立法家”。

伊索格拉底在《元老院辩》（areopagiticus）16、17、26、27、37等节中反复称颂梭伦以及他所倡导的法制，其所举的优点与此节略同。这儿所说“某一学派”可能指伊索格拉底学派。“平民政体的祖制”参看1305a28注。，在他们看来，梭伦消除了那原本过分专横的寡头政治，解放了贫民，使他们免受奴役，还建立了雅典的“平民政体的祖制”。

在梭伦所创立的政体中，各种因素都被完美地融合了起来而且各得其所：“亚留巴古布利”（元老院）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雅典才开始有“执政官”（ρχων）这一官职，以此来代替先前部落诸王（酋长）的权力，此人在平时发号施令，但在出征时，诸王仍旧是领军。执政官由人民选举产生，开始时是终身职，后改为十年任期。公元前7世纪中叶，执政官由1人增至9人：（一）首席执政；（二）司祭执政（即原来的君王）；（三）军事执政（同样也是原来的君王）；（四）另六人是司法官，审理民刑讼案。九执政是从各族勋阀（亦为富室）中选任，任职期满后便转入“元老院”。元老院拥有监督以及裁判现任执政的权力，设于战神山上，所以得名亚留巴古布利（aρεωπαγωβουλ），意思是“在战神山上的议事会”。（战神山在雅典卫城之西）。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从氏族制度发展起来的，而他所列举的最重要的实例，便是雅典城邦（人民出版社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Ⅱ 261—262页）。保全了寡头的作用，即尚富政治，40执政人员的选举规程看重才德标准（尚贤政治），而公审法庭则要求代表大众的意志，即民主政治。1274ɑ事实上，元老院还有执政人员的选举法都是雅典过去的制度，梭伦只是在自己立法时加以引用和因袭，然而，他规定全体公民都拥有被选举为公众法庭陪审员的机会，这的确是引入民主精神的表现。而这也是一些批评家责备梭伦的原因。他们认为梭伦将审判所有案件的权力交给了那些通过拈阄法拈阄复选的制度让任何“平民”都有可能当陪审员来投票裁决案件，不论任何资格，只凭机会。这些案件包括贵族富室，即所谓的“勋阀”和“财阀”的利益，同时，也有军政人员（“才德”）被控的事项，这样一来，就使资产与才德这两个要素都必须向“人数”，即“平民”低头。（参看《雅典政制》章九。）复选出来的公民法官所组成的法庭，5事实上就消灭了另外的两个因素。

在梭伦之后，这些法庭的权威日渐增强，历代任职的执政就像谄媚僭主那样谄媚平民，雅典的政体终于转成现世的那种“极端民主”的形式详情参见卷四章六1292a18—24和卷五章五1305a20—23。。厄斐阿尔忒还有伯利克里都削减了元老院的职权，另外，伯利克里还颁行了给予陪审员（公民法官）出席津贴的制度《雅典政制》章二十七第3—4节：伯利克里开始兴盛时和季蒙（cimon）竞争，各自争取平民的拥护。季蒙富饶，捐输公益，不惜巨资从事社会福利以及娱乐。同坊社（deme）的所有公民每天到他的家中拜访，各得所需，季蒙的庄园广袤，而且不设藩篱，凡是到庄园游玩的人，都可以任意摘果取食。相反地，伯利克里家资不足，在这一方面跟季蒙是完全无法匹敌的，于是听从渥亚（oia）人达蒙尼得（damonides）的计策，把公财施给群众，因而制定了陪审员领取津贴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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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卷（B）二 (12)

这样一来，每个群众领袖10（“平民英雄”）均相继努力抬高平民的势力，直到今天，人们所看见的政体就是沿着这种路径演进而来的普鲁塔克在《梭伦传》19中，说到了史家多赞颂梭伦能够注意到兼顾贫富，保全祖业，适应变革，他的做法深得平衡之义，然而也有一些作者严厉苛责梭伦创立“公审法庭”，使得平民得以钳制政权，凌辱富室，实际上已经压抑了财富寡头与才德之人，放纵了平民群众，最终导致了后世的极端民主政体。该处显示出亚里士多德是在为梭伦辩护。

《雅典政制》章四十一第二节中说：雅典自伊昂（ion）以四部族建王国后，一直到色修斯（thessus）在位时才开始制定宪法，稍减君权，其次有德拉科（draco）律（公元前7世纪下叶），转为少数制统治，其三，国家内讧，梭伦起而变法（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这才刚刚见到民主政体的萌芽，其四是庇雪斯特拉托（peisistratus）的僭政，其五，公元前5世纪克勒斯叙尼（cleisthenes）等驱除僭主，恢复民主政体，并且加强了平民的权力，其六，波斯战争之后，元老院主政，其七，阿里斯蒂德斯（aristides）再倡变革，到厄斐阿尔忒（ephialtes）时罢废元老院，自此，“平民领袖”得逞其志，其八，“四百人”为政，其九，继之民主旧制再度光复，其十，随之有“三十”寡头暴政，还有“十人”寡头暴政，其十一，又恢复民主政体（公元前第5世纪末），直到近代（亚里士多德著书时），约170年间，平民权力比往昔更重，实际已趋于极端形式。

这样，极端民主政体出现于梭伦残世后二百年，是经过了八次政变的结果，实不宜向梭伦法制追求其错失了。。这些情况的确是事实，然而历史变迁成这样，却并不是梭伦当初所能预料到的。波斯战争时期，以平民、贫民或是佣工为水手的海军确立了雅典的海上霸权雅典陆军由第一、二以及第三级公民组成，以士族以及富室的重装兵为主力，贫民及佣工充杂役或辅助兵种，例如掷石手、弓箭手等，而海军中的桡手尽属第四级贫民或是佣工，占全部海军中的大多数。波斯战争从公元前第5世纪初开始，一直到公元前449年缔结和约，五十年间多是海军获胜，所以平民地位渐渐见重于邦内。公元前478年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缔结，联合爱琴海各岛和沿岸各邦的海军同波斯舰队决战。雅典舰队多达三百艘，甚至超过其他各邦舰队的总数。三重桨战舰每艘桡手150人。雅典海军在盛时，人数共4万人，大幅超过陆军。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口约17万，成年公民大约4万人。，因此，平民便感觉自己在城邦中实实在在据有重要地位，平民中的鄙俗英雄便趁机利用平民的气概压倒了财富以及勋阀贵族的势力。

按照梭伦当初的立法本旨，赋予平民的实权其实是有限度的。15按照他的意思，其所规定的民权其实只是选举行政人员以及检察那些行政人员是否有失职之处的权力，这些都是平民该有的权利，如果他们没有这些权利，就和那点公民权的奴隶没什么区别了，也就可能成为城邦政府的敌对方。他规定所有职官的人选都必须出自著名人物（才德）以及小康以上的家庭（资产），同时，有资格成为执政人员的必须是“五百斛级”的人或者是所谓的“双牛级”20（即第三级）是或者是骑士级的人。佣工是第四级，因而是没有资格担任任何官职的麦第姆诺（μδιμνο）是希腊谷物和油酒等类物品的量器，容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7公升，近于中国的斛。《雅典政制》章七，将梭伦全邦人户记为四级：第一级，其资产如田亩收获谷物，或油树林可制油，或葡萄园可酿酒，每年可得五百斛以上者称“五百斛级”；第二级，为家财足以装备一骑兵而且畜养战马者，称“骑士级”，另外，估计第二级的年收益，可以在三百斛以上；第三级，为农民之畜有二牛或二马，足供一轭以进行耕作者，也就是相当二百斛以上的收益，称“双牛级”；第四级，家无恒产，只得以佣工为生，其年收益低于二百斛，称为“佣工级”。

19—21行，以财产等级当做职官选任的标准，似乎为后人所作的注释，这说明上文行政职司限于资产阶级的实况，并不是亚氏原文。（参看第尔上《关于《〈雅典政制〉的柏林残本》（diels,ber die berliner fragmente der aθπολdes a）33页。）。

除了莱喀古士和梭伦以外，其他立法家此处所说的“其他立法家”，按照本章第一节1273b33所说，应是两类立法家中只制订法律而不创政制的一类，然而下文卷四1296a21、1297a7、21等节涉及的嘉隆达斯法制，也与城邦政治组织有关。另外，普鲁塔克《奴马传》（numa）4，曾经说过札琉科斯为创立政制的法家。，比如札琉科斯也曾为爱璧随费里的洛克里人确立法律，而嘉隆达斯不但曾为他的本邦加太那，而且还为意大利以及西西里的若干卡尔基殖民城市制订过法律古希腊各城邦，实行嘉隆达斯律的有《狄奥多洛》卷十二11所记的琐里伊（thurii）、《斯特累波》539页所记的加巴杜阡的马石伽（mazaca）以及《希隆达斯》（herondas）卷二48所记的科斯岛（cos）等。。有些人25行συνγειν原义是“连贯起来”。

依康格里夫（congreve）校本和韦尔屯英译本，还有培尔奈德文译本，均都解释为“编成一个法家师传的谱系”。苏斯密尔校本修正二版第418注，进一步指明这一法家师承谱系的编者，所谓的“某人”或者“有些人”，指的是详悉克里特历史的埃福罗。《纽曼校注本》（Ⅲ 378页）注释说现今所存的埃福罗残篇所涉及到上述诸法家的，与此节不尽相符，此节又似零星札记的汇编，不像系统的文章。认为，如果可以追溯得更远，25最早的立法专家应该是奥诺马克里托。按照他们的记述，奥诺马克里托是洛克里人，他的本业是巫师，也就是所说的先知，他以先知的身份游于克里特岛，在克里特学习法学，当时，泰利斯这里所举的克里特的泰利斯，与卷一1259a6米利都的泰利斯是不同的。和他是同门。后来，泰利斯将其所学授于莱喀古士以及札琉科斯，札琉科斯又再传给嘉隆达斯，然而所有这些的记述，都与这些人实际生活着的年代有点儿不合。30

除此之外，科林斯人菲洛劳斯也曾经为忒拜人创制法律。菲洛劳斯出生于科林斯城的巴沽族，与奥林匹克赛会优胜者狄奥克里是好朋友，后来由于狄奥克里的母亲哈耳琼妮对狄奥克里不正常的情爱，狄奥克里不得不去往他国，于是，菲洛劳斯与他一起来到忒拜，35最终两人终老异乡，同居殁世。至今，那里的居民还向旅客指点他俩的坟墓。虽然两人的坟墓近在一处，然而在其中一个人的坟上可以望见科林斯境，而另一个人的坟上却丝毫看不见故乡的土地。据说，这是他俩在死之前便安排好的：因为生前不幸的处境，狄奥克里不愿自己的魂魄仍然因为科林斯的景象而伤感，40反之，菲洛劳斯却借坟墓之处所，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怀念。这便是他们移居忒拜的过程，1274b而菲洛劳斯也因此成为了忒拜的立法者。在菲洛劳斯的一些著作之中可以看出，有关宗嗣的所谓“继承律”是菲氏法典的一个特色。按照他的立法旨意，各家所有份地数以及子嗣数要始终保持平衡，使世代得以相续，人们赖以为生的产业不至于骤增或是剧减参看本卷章七1266b10，以下所举的均是各家立法的特点。。5

嘉隆达斯的法典很少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不过，其中对于那些担任伪证的人ΓΠ抄本字样为“伪证人”（ψευδομαρρων），阿雷丁诺（iaretinus，1369—1441），与拉丁译文“falsorum testium”相符。斯加里葛（scaliger）、本脱里（bentley）、贝克尔以及苏斯密尔等均校作“伪证”（ψευδομαρυριν）。的处分却可以算是一个特点。因为他是第一个制订伪证刑法的人。嘉隆达斯法典以精审见称，因而近世那些粗疏的法家面对这一古老法典也不免有愧色。

依《纽校》，二人均不是实际的立法家，其实并不属于本章这段“若干法律专家的特点”这一论题。法勒亚拟定的法制的特点是均产，10而柏拉图拟定的法制的特点却有很多，像妇孺和财产的公有，妇女的会餐制度，宴饮律，规定在节庆狂欢之时，要由清醒的人主持场面，要约束失态的醉人见柏拉图所著《法律篇》卷一640d以及卷二671d—672a。，15军事训练要求士兵“双手并用”即练习左右肢使具备同样的本领柏拉图所著《法律篇》卷七794d。。

德拉科曾经制订了若干法律，然而这些法律都是在原来的政制下颁行的。除了因课罪从重、处刑严峻著名之外，德拉科律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特点。和德拉科一样，毕达库斯专门制订法律，但在政制方面却没有什么作为。毕达库斯法典的一个特点是，20若是人在醉中犯罪，课刑便会加重。他发现醉汉闯祸比常人更多，因此认为要保护公众的安全，这种罪行便不可以宽恕德拉科，在梭伦前（公元前621年）是雅典执政，其所制定的法律以严酷闻于后世，即使是偷窃蔬菜水果，依其法律也可被判处死刑。直到今天西方俗谚中仍将严刑峻法比喻为“德拉科律”。德拉科之前，多行“习惯法”，而在德拉科颁行法典后，世人才开始重视“成文法”。

同时，毕达库斯律也以严峻著称，因此此处连类相及。毕达库斯（约前651—569）是希腊的七哲之一，是为累斯博岛的米提利尼（mytilene）人，累斯博岛盛产葡萄，也因此醉汉尤其多。毕达库斯给米提利尼城立法时，社会秩序十分为混乱，所以用重刑，立严威，除奸盗，绝私斗，最终得以确保治安。（参看《尼伦》1113b31，普鲁塔克《七哲会语》（septsapconv）13。）。还有一个立法家芮季俄人安德洛达马曾经替色雷基的卡尔基殖民城市芮季俄人安德洛达马（aνδροδμαｓ pηγνοｓ），现今不可考，据其字义，安德洛达马是为“驯人者”的意思。

公元前8到6世纪间，希腊半岛各地各族人民开始向四方移民，世称为“大移民时代”。他们的移民路线大致分为三条：（一）向东北的穿过赫勒斯谤（hellespont），分散到黑海沿岸和爱琴海北岸、东岸；（二）向西方的到达至西西里和意大利；（三）向南方的到达埃及息勒尼加（cyrenaica）等海滨和地中海沿岸。色雷基地区（爱琴海北岸）移民大多来自欧卑亚（euboea）岛上卡尔基城伊昂（爱奥尼亚）的各部族。公元前8到7世纪间，他们在这个地区拓殖了32城，后世将这32座城统称为“卡尔基（殖民）城市”。1274a24行，西西里的卡尔基殖民城市和意大利的来历相同。芮季俄（rhegium）在意大利南端，靠近西西里岛（今仍旧名为reggio），也是当时卡尔基人开辟的城市之一，不过随后到南意大利的希腊移民，却以杜里族斯巴达人为多，而到西西里则以科林斯人居多。制订法律，他所制订的法律，其中有关于杀人罪的条例，25有关于女子财产继承的规则，总体来说，他的著作也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特点。

关于实际见到的施行的政制以及政治理想家所设想的政制这两项论题的研究，我们就到此结束政制的见于实施者在章9—11，而政制的为各家所设想者则在章1—8，其实，这一结句应该放在章十一末，具体参看本章开始时所作的注释。

第21章 卷（Γ）三 (1)

在第一卷中，亚氏在经济发展途径上已论证城邦是家庭和自然村落的逐级组合，包括男女、长幼、主仆以及各行从业人员在内，解释了城邦的社会结构。本卷1—5章，从政治方面严格地解释了“城邦为许多公民的组合”（1274b41），论述公民的性质、资格、类别和品德，这五章中的理论为亚氏政论的基础。由性质不同的公民组成性质不同的城邦，6—8章列叙政体的种类，后世称之为“政治形态学”。依据公民的资格、性质和品德（公民的条件，即“义务”），确定公民政治“权利”分配的原则，在9—13章得到讨论，连同上三章实为亚氏在首五章的基础上所构建的主体。14—18章在政体的正宗三类型中单独讨论了王制及其种别。参看卷四开卷注释。

章一30

要研究“城邦政制”（πολιεαｓ，波里德亚）这个问题并考察各种政制的实际意义及其属性，就应当首先确定“城邦”的本质。因此，我们先要弄清什么是‘城邦（πóλι，波里）。现在常常听到人们讨论城邦的性质：有些人说这是城邦的一种措施；35还有一些人说这并不是城邦的措施而是那些寡头集团或僭主的措施。此外，政治家和立法家的一切活动或行为显然都同城邦有关，而政治制度原来是城邦居民据此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所以我们必须先确定城邦的本质，然后才能理解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体系。

城邦作为一个组合物，就好像许多“部分”结成的一个“整体”依《形上》卷七1041b11，“整体”的意义，不是许多无机事物的简单堆加，应该是若干“部分”的一个有机组合；从这个角度看“城邦”，就应该是：“许多公民各以其不同职能加入而组成的一个有机的独立体系”。，因为城邦是若干（许多）公民组合而成的，40所以我们如果要阐明城邦的性质，就得先行研究“公民”的本质。于是，我们又应当弄清什么是“公民”（ ποληｓ，波里德“波里”（πóλιｓ）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δμο）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κρóπολιｓ），常被雅典人简称为“波里”。堡垒周边的“市区”称“阿斯托”（στυ）。

后世把卫城、乡郊、市区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含有了“邦”或“国”的意义。拉丁语status、英语state、德语staat、法语état，字根都出于sto（“站立”），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的意义是“形态”或“立场”。拉丁语civitas字根出自cio（“召集”），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civis是“受征召者”，即“公民—战士”，许多战士集合起来组成的只能是战斗团体或军队。这些词作为政治术语时，意为近代邦国，同πóλιｓ渊源不同。汉语在《五经》和《说文》中把“国”解释为“郊内的都邑”，“邦”为“封境”，同“波里”的字源和文义相近似；但“波里”的内容又同中国先秦和秦汉以后的“邦”、“国”都不相同。近世把citystate（“城邦”）译为“波里”较旧译state为“邦”“国”更合适。

本书中由波里衍生出几个重要名词：（一）πολη（“波里德”），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二）πολιεα（“波里德亚”）：（甲）公民和城邦间的关系，（乙）由这种关系形成的全邦的“政治生活”，（丙）根据这种关系和生活制定全邦的政治制度，即“宪法”，（丁）有时只指该邦的“政府”。（三）πολευμα（“波里德俄马”）：（甲）“公民团体”，（乙）较狭隘的“公务团体”，（丙）有时就和“波里德亚”含义相同，或为政体或为政府。

从“波里”孽生的词类还有形容字πολιικó，作为名词 πολιικó，指“治理城邦的人”，现在泛指所有国家的治理者，即“政治家”。为 πολιτικ，亚氏原来专指城邦政治的理论和方法，现在也成为各种国体通用的“政治学”。

从以上所举一些示例，大致看出西方近代语言和汉语言同希腊语言脉络不同，没有同一系列、音义相符合的政治名词来一一对译原文。），1275ɑ以及什么人可以确定地被称为一个公民。如城邦问题一样，公民的本质也常常引起争论，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在民主政体中可以称为公民的人，在寡头政体中常常被排斥在公民名籍之外。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因偶然的机会而获得公民称号的人们，例如特许入籍的公民特许入籍的公民（ποιηο πολαι），直译为“制造成的公民”。雅典旧制度中，外侨入籍为公民者，不得任执政和祭司，这样，依下文所拟公民定义，归化公民还不是“全称公民”。参看德谟叙尼：《论归化公民》（demosthenes，inneaeram）92。，5一个正式的公民不应该是由于他的住处所在而成为当地的公民的；侨民和奴隶与他住处相同，但他们都不算公民。

仅仅有诉讼和请求法律保护这项权利的人也不算是公民；在订有条约的城邦间，外侨也享有这项法权例如雅典同它的各同盟邦都缔结了“侨民互惠公民权利协定”和商务协定，条约国双方侨民可以在侨居国兑换货币，订立契约，获得信贷，进行诉讼。。虽然许多地方的外侨要运用这项法权还须有一位法律保护人代为申请，仅就这项法权来看他们还不能充分行使。这些人就好像未达登籍年龄的儿童雅典儿童14岁时由坊社登记在“社长保管的册籍”中，至18岁时成为公民（《雅典政制》42）（吉耳伯特：《希腊［斯巴达和雅典］政制典实》，gilbert，grstaatsalt，卷一170说，公民年龄自17岁起）。和已过免役年龄的老人那样，10只有诉讼法权或不完全的诉讼法权，不够资格成为一个公民的。

以偏称名义把老少当做公民固然是可以的，但他们毕竟不是全称的公民，或者说儿童是未成熟的公民，或者说老人是超龄的公民，怎么称呼都无关重要，总之必须给他们加上些保留字样。15我们所要说明的公民应该符合严格而全称意义上的公民，没有任何需要补缀的缺憾——例如不足或超过一定年龄，或曾经被削籍或驱逐出邦的人们，这些人的问题相似，虽都可能成为公民或者曾经是公民，但他们现在的状况不符合公民条件。最好根据这个标准给公民下一个定义，20全称的公民是“所有能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这样一来，上述那些缺憾就被消除了。统治机构的职务可以凭任期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期限的，同一人不能连续担任这种职务，25或只能在过了一定时期后，再担任这种职务。

另一类却没有时限，例如公众法庭的审判员（陪审员“审判员”（δικασ  ）这一称谓来源于“正直”（δκη），或译“法官”；在公众法庭中，这些投票断案的审判员相当于现在的“陪审员”。公众法庭担任审判者为“庭长”或“审判主席”。柏拉图：《法律篇》767a说，依严格解释，陪审员不算是官吏，但在他当值那一天，参加投票断案时间内，他的确可算是一位统治人员。）和公民大会的会员。当然，人们可以反驳说，审判员和会员不属于治权机构的官吏，因为他们没有参与统治。但公众法庭和公民大会实际上是代表城邦最高权力公民大会代表着城邦政府的最高权力，另见卷四1299a1、卷六1316b31。的机构，如果参加这些机构的人没有治权那就十分可笑了。我们认为这种只在文字上30寻找漏洞的争辩是不需要重视的。这里缺少的只是审判员和会员二者的共通名称。为了追求事理的明晰，我们姑且称二者为“无定期（无定职）的职司”，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公众说为“参加这些职司的人们”了。

对于所有被称为公民的人们来说，35这个定义从广义上确切地说明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但这里还有疑问，公民身份这个概念具有什么性质，这其中包括不同的底层“底层”（ ποκεμενα）含义依鲍尼兹：《索引》798b59、799a15，公民所寄托的底层实际上是指城邦的各种“政体”。“底层”解释参看《形上》1028b36等节，“品种有别”，见1018a38。，依次为头等、二等和其他各等。考察底层方面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无法找到共通底层，或者只有微薄的共通底层。公民身份的不同底层就是不同的政体，显然，政体的种类不同，其中有些为先于，1275b另一些为后于“先于”和“后于”的解释见《形上》卷五章十一。，凡错误或变态的政体必然比不上无错误的政体，我们后面将说明所谓变态政体的真正意义“变态政体”详参看下文1279a19。。与不同的政体（底层）相对应，公民也就必然有区别。这样一来，5我们上述的公民定义最适合民主政体，虽然也可能同其他政体中的公民相符，但不一定完全切合。

比如，有些城邦不承认平民的政治地位，也没有正规的公民大会，只有特别召集的无定期的群众集会《斯特累波》640页，记以弗所城（ephesus）吕雪马沽所订制度，有“不定期召集的公民大会”（πκλητοι）。这种例子在希腊古籍中很少见到。在四百人执政期间，雅典的五千人公民大会也是不定期召开的，但非定制。，诉讼案件就分别交给行政各部门人员处理。譬如在拉栖第蒙，监察院负责审理有关契约纠纷的案件——他们把这些案件分配给各监察员处理关于斯巴达监察官有司法职权的事，普鲁塔克：《拉根尼嘉言汇录》中欧吕克拉底达（eurycratidas）也曾提及这一点。，长老院的长老们负责审理杀人案件，10其官员负责审理其他案件。迦太基的司法制度也与其相似，那里若干专职官员有权审理一切案件参看卷二章十一1273a19。。但我们可以稍加修改，对这些政体中的公民仍然保留上述看法。在非平民性质的政体中，担任议事（立法）和审判（司法）职责的人们，不是那些无限期的非专职人员，而是有期限而又专任的，这些人中的全体或某些人员有定期的议事和审判的权力，15他们所议所审的是某些案件或一切案件。

上述这些分析，已经阐明公民的普遍性质，我们在这里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一）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统治机构设有议事、司法和行政三类职司，参看卷四章十四1297b4－1298a3；此节和下章1276a4只叙述议事和审判职司，不涉及行政职司，可参看本卷章十一1281b30—34。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人数维持自给生活参看卷一章二1052b28。而具有的一个公民集团。20

章二

依照常例，公民就是父母双方都是公民所生的儿子，仅有父亲或母亲是公民，他们的子女也不能被称为公民。有时，这种条件还得追溯更远，甚至推及到二代、三代或更多世代的祖先下文章五1278a30，父母双方都是公民，他们的孩子是“正宗公民”。雅典公民条件对于公民的身份有时严格有时宽松，这要根据政治情况和人口增减而随时变化，见该章。另外，雅典执政和祭司的资格曾规定必须三代两系都是雅典公民（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第371号。《亚里士多德残篇》三七四1540a39；参看赫尔曼：《希腊掌故》卷一118、149等节）。

拜占庭城原来的条例中规定，父母都是公民的人才享有，公民资格，但在城邦财政困难的时候，曾经允许只出一系的男子，在缴付三十米那后加入公民籍（亚氏伪书：《经济学》卷二1349b26—29）。。25这的确是一个通俗而简易的定义，可是有些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上三代或上四代的祖辈是怎样成为一个公民的呢？里昂底尼的高尔吉亚为此嘲讽高尔吉亚（Γoργαｓ），见柏拉图各对话《斐德罗篇》《曼诺篇》等，也见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卷三章七1408b19，他是著名的修辞学家，擅长讥讽，并以此见称。古代希腊人尊祖宗、重传统，许多城市都对早期居民特别崇敬却轻视外侨或后至的氏族。当时高尔吉亚在拉里萨因为非公民的外侨身份受到被轻视，因此有这种说法

第22章 卷（Γ）三 (2)

希腊城市以拉里萨（λρσα）为名的有好几处，在帖撒利亚地区的拉里萨城较大，该城为寡头政体。地说：“石灰泥浆是由灰泥匠制造的，拉里萨公民是由公民匠（第缪俄古）“第缪俄古”（δημιουργó）有三义，第一种意思是平民而做“工匠”的，第二种意思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吏，例如说“工作人员”，第三种意思是有所著述的“作家”。此处高尔吉亚用第一、第二两个双关意义嘲讽拉里萨民政官吏利用职权，操纵公民册籍为“公民制造匠”。

制造的，第缪俄古这行职业（这些职官）就在制造拉里萨公民各抄本原文中的“制造拉里萨城邦”（λαρισοποιο），依阿雷丁诺拉丁译文，应译作“制造拉里萨公民”（λαρισαιοποιο）。加梅拉留、周伊特等校订皆从阿雷丁诺译文。。”当然，他一方面出于讽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嘲。30但问题实际上很单纯依照高尔吉亚的说法，公民应分为有凭血统的“自然公民”和凭登籍手续的“法定公民”。亚里斯多德对公民身份的政治定义特别重视，他认为应该“单纯地”按照城邦的法制规定，不必另外考究血统或门第。，依照我们上述的定义，那些“被制造成公民的”人们一旦参加城邦政体且享有了政治权利，他们就真正成为公民了。我们这样的定义比以血统来论断公民身分更加妥当，因为“父母双方都是公民，那么他们的孩子也是公民”的标准，无法应用到一个城邦的初期居民或创始的人们身上。

还有，由于政体的变革而获得政治权利的人们可能会被提出更大的疑难。譬如，35在雅典，克勒斯叙尼在驱逐了僭主们以后，把许多外侨以及外邦居留民中的奴隶编入雅典各部族间。这些新增的公民所引起的疑难，实际上不是某人是不是公民的事实问题，而是是否让这些事实上已是公民的人们成为公民的法制问题。于是这个问题又可以引起进一步的问题，那就是那些在道义上不该是公民的人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克勒斯叙尼出身于亚尔克米尼族（alcmeonidae），公元前6世纪末，他成为雅典平民领袖，在驱除庇雪斯特拉托僭族（peisistratidae）后受任为执政官，此事见《雅典政制》章二十及四十一。

克勒斯叙尼执政后，在公元前509年实行变法，把雅典公民由氏族编制改为地区编制，他由此分散了寡头派所依仗的氏族势力。雅典全境分为城区、郊区和海港区三部分，共划为十个“部族”，每部族各有十个“德谟”（坊社）。编属于坊社的居民叫做“德谟忒”（δημó η）。德谟忒为城邦的基本组成分子，这种坊社则为政治军事单位，公民（包括兵役）的登记就在坊社办理。坊社长由民众选出。根据这种基础建立的政体，后世就称之为“德谟克拉西”（δημοκραα，平民政体）。克勒斯叙尼曾经允许一些外邦人和居留雅典的外邦奴隶入籍于坊社，增加了平民人数，贵族势力由此相形见绌。恩格斯说，克勒斯叙尼的革命彻底颠覆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112—114页。）

此处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问题较1275b28所提出的自然公民和法定公民之间的疑难更大。公民匠（民政官）制造公民必须依据原有的公民入籍或归化条例办理。这里就完全是推翻旧法，另订公民的籍法。按照雅典和希腊各邦的传统观念，外邦人比不上本族人，奴隶远逊于齐民，克勒斯叙尼的变革因而被指责为破坏了成规。，1276ɑ而凡是不合乎道义的事物是否就是虚假的事物亚里士多德借这一问句，解释上文提出的疑难并作出了本章的结论：不管是否合乎陈规或道义，已存在的现实必须承认它是现实；已经取得法定公民的身份的人就得承认他是公民。

参看《尼伦》卷三章六1113a17，对于恶法也要承认它是法律。西塞罗：《论法律》（ccero，de legibus）与之相反，认为恶法就不成其为法律；他不承认恶法所赋予的权利，把它们看做虚假的事物。？现在正有些人，按道义来说是不应该做官吏的，竟然做了官吏，我们也没有因为他们治理得不好就说这些人不是官吏。在公民方面，情况也相似。他们既然被认为是参与城邦统治机构的人，我们上述定义就是以具有参加议事和审判的职能人作为判定公民的依据，5由此可知，凡是在变革后已经获得这些法权的人们，实际上就必须被称为公民。

章三

至于他们该不该成为公民这个问题，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一点和我们以前所谈到的较大范围的问题选自本卷首章第一节1274b34—38。有密切的联系。提到城邦时，我们曾经提到一个相似的疑难问题：10某一作为或者措施是否能够说它是城邦的作为或措施。将一个寡头或僭主政体转变为平民政体作为例子，在这种时期，有些人就会拒不履行公共契约或与之相类似的其他义务，他们坚称这些契约不是城邦所订的，仅仅是那个僭主的举动雅典三十僭主执政时曾经向拉栖第蒙借款。在那之后，民主党人推翻了僭主政体，并在公民大会中提出这笔借款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仅仅是三十僭主们的借款，雅典城邦不应该负偿还责任。

但是最后，新政府仍旧如数归还了这笔借款（公元前404年）（《雅典政制》40）瑟尔渥尔：《希腊史》（thirlwall，histof greece）第四章第235页，讲到亚里士多德此节所举疑难时隐隐提及这一事件。。在他们看来，某些政制是凭暴力建立起来的，并不是以公众利益作为建国的目的选自德谟叙尼公元前352年讲演词：《反铁谟克拉底》（ctimoc）76：“平民政体是为了公民的共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它和寡头政体不同，它是凭法律进行治理的。”。但这样的争执同样也发生在平民政体，因为平民政体也有通过暴力创始的，假如一个寡头政府或僭主政府的行为，15可以被否认为城邦的措施，那么这个平民政府的行为也同样是可以被否认的。于是这个问题又引起了另一问题，那就是我们要依据什么来确定这一城邦为“同一”城邦，或者相反，为“别一”城邦？

如果仅仅从自然条件，例如土地（国境）和人民来考察城邦的异同，20那就是一种很肤浅的方式。城邦的土地和人民是可以划分的，可以划分为两部分，或者作更多的划分，让某些人民处在一个区划之中，另一些人民住在另一区划中汉语翻译依据的是维多利的校注，具体意思是，邦内住区分划尽可变更，但城邦还是那同一城邦。但是依韦尔屯英译本，说“这一区的居民或迁移至另一区”，是指邦内部分居民的所在地点的变动。以曼底涅亚为例：拉栖第蒙人曾经强迫分散曼底涅亚人，只许少数居民留住于城中，而多数都被迁移到乡村。（选自鲍桑尼阿斯：《希腊风土记》［pausanias，helladus periegesis］第八卷8—9）亚里士多德此节所设的疑难为：“迁移”之后的曼底涅亚人是不是已经失去他们的原城邦？倘若城邦的定义就是“若干公民或人民的集团”，那么曼底涅亚人仍为同一城邦。

假如城邦的定义为“居住于某地区的若于居民的集团”，那么曼底涅亚人迁移之后的城邦就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城邦了。。这样的区划是不是就使一个城邦失去了它的同一性呢？这种疑虑是不值得重视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波里（即城邦）”这一名称是具有多种命意的波里（πóλι）包含的意义有“地区”，或“邦国”，或“城市”。以城市或地区而论，类似雅典城内和郊区的人民互迁，如果雅典城内换上了若干外邦人民，那么城市的面貌就大不相同了。但是以雅典邦国来说，还是同一邦国。邦国为一政治团体，它的同一性并不重在土地、人民这类自然条件，而是重在它的政治本质。详细参看下文1276b10—15。。就算仅就全部人民居住在整块地区的情况来论述城邦，25也同样存在问题：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这个城邦才能被确定是同一城邦。我们不应该以垣墙为标准去确定是否为一个城邦。

伯罗奔尼撒全区是可能被建筑成一座围城的，但能否因此说伯罗奔尼撒已经成为单一的城邦呢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有许多城邦，政体相异，虽然由一垣围绕，但仍旧不能算作“一个”国家。？可以说巴比伦城正是这个样子，其他“民族国家”的版图也都是这样，30同一的城邦是难以比拟的。据说，巴比伦曾经被敌国侵入，在被占领了三天之后，竟然只有一部分人知道境内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据《希罗多德》i 178，巴比伦城垣周围长四百八十斯丹第（约200华里）；据《狄奥多洛》ii7，引自克蒂茜亚（ctesias）的记载，则为360斯丹第。《希罗多德》i191中说敌人已经占领外城，巴比伦市中心的居民还在宴饮，欢庆节日。参照本书卷二1265a14。。但是这里提及的疆域问题最好另作论述参看卷七1326a8—1327a3。亚里士多德将国境大小作为政治上的“实务”，这里是研究城邦的同一性，纯属政治“理论”，所以两者不能混淆论述。。确定城邦疆域的具体大小以及邦内应该以一个民族为主或同时兼容几个民族针对这一问题，以下仅在卷五1303a25—b3，有所涉及，没有作详细论述。，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政治家考虑的实务。

我们再从全部人民居住在整块地35区的情况来说明一下有关种族的问题，居民们一代代地死亡也一代代地生长，一个城邦历经许多世代，如果它的种族仍一如从前，那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这还是同一城邦？就像流水滔滔，逝者如斯，我们仍旧可以说这是某泉某河？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看，40虽然人民种族仍然存在，就如同流泉一样，但是城邦却已经变换而不再是那个旧邦了。1276b

这里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城邦本就是一种社会组织，一定数量的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之内就可以成为一个城邦，所以，假如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成为另一种制度，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个城邦。以戏剧来打比方，一班合唱队（优伶）一会儿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演唱了一出慷慨凄凉的哀歌，5过了一会儿却又改成喜剧人物登场，合唱一出愉快轻松的乐曲。虽然优伶还是原来的优伶，但这两出戏剧却已经不是同样的戏剧了希腊的悲剧“合唱队”（χορóｓ），分为二纵列每列五人，和五横排每排三人；喜剧合唱队，分为四纵列每列六人，和六横排每排四人。这里以演员“组合方式”的不同来比喻城邦公民在政治职司组合方面的相异。详见赫尔曼：《希腊掌故》iii2—205，缪勒：《希腊舞台掌故》（die griechbuhnenalterth）。。

合唱队这一譬喻用于其他一切团体和一切组合事物都是适用的。组合的方式或体制相异，就能成为不同的组合物。一些相同的音符，或编配为杜里调，或编配为茀吕季调，10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乐调。从游戏可以看出，决定城邦同或异，主要应当是政制的异同。而种族的异同却不足以成为标准；无论这个城市是用原名或已经另题新名，不管它的人民仍然是旧族或已经完全换了种姓《修昔底德》vi4、5，记载芮季俄的阿那克西劳（anaxilaus）驱逐了赞克里（zancle）的塞莫斯人之后，另行殖民，把地名更改为墨塞那（messana）。同样的，《狄奥多洛》xiv 15，也记载西西里的狄欧尼修第一，用康帕尼亚人（campanians）移换了加太那（catana）的原居民，却并不改变“加太那”的原名。

第23章 卷（Γ）三 (3)

在色诺芬：《希腊史》卷四章四6中提到科林多党派相互倾轧，一党得势后必然变革旧党的各种设施，就像把“科林多”城改称“阿尔咯斯”城（事发生在公元前393年）。，这些都毫不影响。只要政制相承，没有变动，我们就能够说这是同一城邦，只要政制已经更易，我们就认为这是另一个城邦霍布斯：《利维坦》（thobbes，leviathan）第21章中观点：邦国的同一或延续在于宪法（政体）的是否保持，倘若政体变更，就不是同一邦国了。。而一个城邦在变更了政体之后，15应该或不应该承担前政府所遗留的义务，这便是另一回事，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本章首节中已经提出。这里的章末结语称之为“另一问题”，似乎它仍然是一个未答复的问题。但是照本章所论，政体变更，城邦已经不再是同一城邦，新成立的平民政府就可以不负旧政府的一切契约义务。但照1276a13“公众利益”一短语看来，如果旧政府的契约符合公共利益，、那么新政府就应该继续承担其义务。如此说来，本章实际上已解答了这个问题。了。

章四

和上述论旨“城邦的同一性应该依据政制”关系密切的下一问题是：善人的品德和良好公民的品德是相同的还是相异的《修昔底德》卷二章四十二2—4，记载了伯利克里：《国疡葬词》说：“执盾矛以卫坛火，只要是忠于城邦、效命疆场的都是‘善人’。”这样的话，公民的善德即人类的善德。善德是单意义还是多重意义？本就是柏拉图所作苏格拉底各对话的论题之一，《普罗塔戈拉篇》《曼诺篇》等全都是说人类的善德似乎分歧而实际是一致的。《纽校》Ⅲ154—155页提到此章亚里士多德订正苏格拉底的说法，主张善德不一定要一致，善人和良好公民的品德有不同之处，不同政体中的公民品德又各有不同。详细可参看《尼伦》卷五1130b28。？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提前说明公民品德的一些概念。20作为一个团体中的一员，公民与城邦就好像水手与船舶的关系一样。水手们各司其职，一位是划桨（桡手），另一位就是舵工，再一位就主管瞭望，又一位可能干其他的工作。

船上按照各人的才能来分配不同人的职责，每一位优秀水手所应具有的品德就应当符合他所负责的职务，25因而互不相同。然而除了最精确地符合于那些专职品德的各别定义外，显然还应该有适合于全船水手共同品德的普遍定义这里的“λóγο”，根据鲍尼兹：《索引》443b6，就是“定义”（ ρισμóｓ）之义。“各别定义”和“普遍定义”，还可参看《索引》339a5。：实际上各司其职的全船水手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齐心合力，那就是航行的安全。同样地，公民们的职责虽然各有分别，但保证社会全体的安全恰好是大家的一致目的。目前的社会已经形成一个政治体系，30也就是说，每个公民都已经成为他所属政治体系中的一员，那么他的品德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系。假如政体有几个不同的种类，那么公民的品德也得有几个不同的种类，因此好公民不必统归于一种至善“至善的品德”一说与卷四章七1293b5所说合乎“绝对标准”的最好品德相符。的品德。但是善人却是要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的。所以，很明显，作为一个好公民，35并不需要人人都具备一个善人所应有的全部品德。

就算我们不从一般政体而从最良好的理想政体去探讨这个问题，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比如，一个城邦不可能完全由善人组成，但每个公民又各自期盼能好好地克尽职分，如果不同的职分必须有不同的善德，则所有公民的职分和品德就不是完全相同的，40好公民的品德肯定不能全都符合善人的品德。所有公民都必须拥有好公民的品德，1277ɑ只有如此，城邦才能成为最优良的城邦。但是倘使我们不另加规定地要求这个理想城邦中的人在做好公民的同时，也必须个个都是善人，那么所有的好公民就不可能而且也无须全都具备善人的品德卷七章十三1332a32中提到最优良的城邦中所有公民都是善人。。而且，城邦是由不同的分子构成的。

就像生物由灵魂和身体组成，或像灵魂由理性和情欲组成，5或像家庭由丈夫和妻子组成，庄园据依培尔奈德文译本，“产业”或“庄园”是衍文。但《纽校》认为不一定是衍文。由主人和奴仆组成那样，城邦也是由不相同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不仅包含有上述的夫妇主奴等人，还包括其他各不相同的分子，例如官吏、士兵等。在一个合唱队中，乐师（领队）和随从歌者（演员）悲剧合唱队登场时，左纵列面向观众，右纵列转向舞台。“领队”（κορυφαοｓ）是左纵列中第三人，“比邻”（παρασαι）则是第二第四人，兹译“随从演员”（详参赫尔曼：《希腊掌故》卷三章二206页，缪勒：《希腊舞台掌故》）。的品德总是各不相同的，城邦也是这样，因为全体公民都是由各种职责不同的分子组成，10所以他们的品德就不能是单纯的同一品德。

我已经说明了好公民的品德和善人的品德并不完全相同。然而，两者是否有可能局部相同。全体公民没必要都是善人，那其中的统治者和政治家是否应为善人？当我们说到一个优良的执政者时就称他为善人，认为他是一个明哲端谨的人，又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理应明哲端谨φρóνησι，可译“明哲”或译“端谨”，这里兼取两义译为“明哲端谨”。政治需要“明哲端谨”，参见《尼伦》卷六章八1141b23。。还有些人竟以为统治者的教育必须从小就采取与其他公民不同的方式。15的确，大家也知道王室的诸子都曾经受到骑术和战术的特殊训练。例如，在欧里庇得的剧本中，一位君王为他的儿子们的教育吩咐说：

“我不需那些琐碎的机巧，却希望得到治国的要道。”选自挪克编《欧里庇得剧本残篇》16，剧本名为《爱俄卢》（aeolus），即此处提到的国王的名字。斯笃培俄：《采花集》（stobaeus，florilegium）xlv 23，引及本残句时比此处详细，可借以知道爱俄卢所说的治国要道为战术，所嫌弃的那些“机巧”指的是希腊当时一般教育课程中的音乐、修辞、辩证等。他明示了统治者的训练应该不同于一般公民的教育。20以上这些可证明，统治者的品德有别于一般被统治公民的品德。

那么我们可以说，统治者的品德就相同于善人希腊所称的这种善人类似于“完人”。拥有多方面的优良品德和崇高的理想和审美观念。表现为日常生活的具有德操，战时其义勇足以临阵，和平时其理智适于安闲。本书“善人”和“最好的人”（贤良，ρισο）常常混用。详可参看卷七章十四、十五。的品德。尽管不是所有公民都具备了与好公民和善人的相同品德，但在统治者这一特殊的公民身上，就的确相同。大家都知道，统治者（出令而指挥的人）和被统治的臣民（受命而服从的人）两者的品德有本质的差别。因此费雷城的杰森说：“除了当上僭主外，他就只能是一个饥民”，作为一个庶人，25他缺乏一般公民生活的才能（品德）。

相反的是，人们又往往盛赞兼擅两者的公民，能下令指挥也能受命服从的人常常为举世敬重。这里专于统治而类同善人的品德，与既擅长统治又擅长被统治的好公民的品德始终是不能等量齐观的。30由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类别不同，所以他们应当熟悉不同的才识，而公民兼为统治者和被治者，就应当熟悉两方面的才识，这两种意见互相抵触，我们理应论辩分析出其间乖违的实质并指出明确的观念《纽校》Ⅲ164中提到：亚里士多德把统治方式分成两种：一是主人统治非自由人，即奴隶，二是自由人统治自由人，即公民统治公民。在第一种专制统治中，统治者不必知道被统治者的才能。在第二种中，公民互为统治和被统治，就应该兼习指挥和服从的品德。。统治方式中有一种是主奴之间的统治。这种方式所涉及的多为劳役，统治者只要懂得怎样利用被统治者的能力，不需要亲自学习操作那些劳役的方法参卷一1255b20—37。，35有关这些劳役的事务和知识多是鄙俗的或带有奴性的。

带有奴性的劳役有很多种，服劳役的人也是如此。有一部分专门由奴隶担任，有一部分由佣工们（“用手的人”，χερνεｓ）担任。按他们的名称所显示的，这些人就是靠双手做工来谋生的，技工或匠师也属于这类人。在古代的某些城邦中，劳动的人是不被允许参加政治的，直到出现了极端民主政体，1277b他们才获得城邦公民权利。这些被统治者认为是奴隶或佣工的人从事着鄙俗的行业，身为善人、政治家、好公民或统治者（奴隶主或雇主），他们是没有必要加以研习的参卷八1337b5—14。。虽然偶尔为了自己的事情，他们会操作一些贱役，5但这应当视为例外情况，此时的劳务不是在主奴或主雇关系上操作的5行ε μποε…句的译法是依据塞普尔维达和培尔奈译文（《纽校》Ⅲ 168）的。正像依维多利、韦尔屯、周伊特等译文，为：“主人只可偶尔为自己的事情操作贱役，经常从事贱役，那么将失去主仆身分的区别。”亚氏认为贱役有奴性!久习鄙事，养成奴性，非自由人所宜（选自卷八章二1337b19）。。

除主奴关系的统治以外，还有一类自由人对自由人的统治，这种情况下，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出身相同。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谓城邦政治家的治理体系，即宪政。在这类体系中，统治者必须先要研习受命和服从的品德，就像要想担任骑兵统领，10人们就必须先在某一统领之下服役，如果要担任步兵将军就必须先在某位将军之下服役。说得更明白些，他必须先去当百人队长（中队长），然后才能做到联队长“百人队”，相当于今天的中队。“联队”由邦内各部族征召组成，人数有多有少，相当于今天的联队（团）或旅，每一部族集合若干中队编成一个联队。的各级部属。名言是这样说的：“不经偏裨，不成良将”（“唯有起于民间，才能擅长治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虽然有所不同，然而好公民必须修习这两方面的才识，他理应懂得作为统治者如何治理自由的人们，作为自由人之一的他又必须了解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15这就是一个好公民应具有的品德。

现在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一个好公民的品德是否和一个善人的品德相同。一个好公民，一个善人，理应具备统治和被统治两方面的才识。假如在自由城邦中，节制、温厚和正义这些品质，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需要有不同的性质，那么一个善人的品德，比如正义，就不只一种而是兼有两种性质：第一点，作为统治者时，他要表现其作为主人的正义，第二点，作为从属而又自由的被统治者的时候，20他则表现作为从属的正义1276b33所谓的善人，不管是统治者，是君王，或是被统治者，是人民，都得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这里将品德分离为两种性质或两种程度。。细察男子和妇女间同样的品德，如温厚（节制）和勇毅古希腊公民四德：（一）“节制”或温厚，相当于中国《论语》中所说的“克己复礼”。（二）“正义”，指的是公平正直。（三）“勇毅”也就是有丈夫气。（四）“端谨”或“明哲”。详参柏拉图：《理想国》卷四428、433；《法律篇》卷一631。

第24章 卷（Γ）三 (4)

男女的勇毅是不同的，可见于卷一1260a20。，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性质。这些差异类似于作为统治者和作为被统治者之间品德的差异。倘使一个男子的勇毅仅仅等于一个妇女的勇毅，人们就会说这个男子是懦夫；反之，假如一个利口的“谦德”（κοσμα）和“节制”相符，同节制相反的德行是“放纵”，校勘家常疑“利口（λλο）”一词有误。阿雷丁诺译文作“失态”或“虚妄”，根据《苏校》改订的原文是“放纵（κóλασο）”。女子即使不比一个善良男人的说话多，也有可能被嘲讽为有伤谦德。家务管理中，男女的功能也是不同的：一方的职能是获得财物，另一方则需保持这些财物。这些差异也类似于一国中主从之间功能的差异。25明哲端谨是善德中唯一专属于统治者的德行，其他德行，例如节制、正义和勇毅，主从两方就应该同样具备，不过两方具备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明哲”是统治者专门具备的品德，而“信从”（“识真”）应该是被统治者专门具备的品德。如果把被统治者比作制笛者，那么统治者就是笛师，他用制笛者所制的笛演奏。

以上内容已经论证了关于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为同为异的问题。30更精确些说，在哪一种意义上为同，对于哪一种意义上为异的问题已经解释得够明白了本章的论证取“设疑求解”方法，行文脉络很难被追踪。历代各国译本，往往互有出人。全章可以分成两部分：（一）11276b16—37，和一切形式的城邦对比，论“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是否相同”，结论是两者不同。城邦是有好有坏，然而恶劣城邦所需要的公民并非善人。（二）1276b38—1277b30，仍谈同一论题，专举理想城邦例子。这部分又分为两段落：（甲）1276b38—1277a15，在理想城邦中，好公民的品德不必完全相同于善人的品德，这可以作为通例。（乙）1277a16—b30当理想的自由人组成为最优良的理想城邦时，两者就是相同的。好公民作为政治家（官吏）和善人具有明哲端谨的品德。作为被统治的自由公民，又和善人一样的具有其他的一般品德。此时，每一公民都有善人诸德。在其政治地位轮番转换时，他所表现出来的品德也随之作相应的转换（详参参看章五1278a40—b5；《纽校》Ⅲ154—173页：巴克尔英译本107页章末长注）。。

章五

关于公民身份还应该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难道只有具有统治职能的人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吗？35工匠就不能归入公民之列吗？假使不担任官职原来亚里士多德所拟公民身份应参加议事和审判机能，即“无定职司”（章一1275a30）。这里接续公民品德的辩难，又将公民身份提高为应当参与有定职司，即行政机能。的工匠也被归入公民之列，那么在这个城邦中将会出现这样一些公民——他们不具备好公民应该具有的品德，即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品德。然而，如果不承认工匠为公民，他们将怎样在城邦安身立命？既不是外邦人（旅客），也不同于侨居者（居留民），他们应该属于哪一部分（阶级）？这的确是个尴尬的问题。

1278ɑ但工匠的这种无所归属的处境未必是荒谬的，奴隶和解脱奴籍的“自由人”也同样无所归属，他们既不被列入公民册籍，也不是外邦人和外侨。把维持城邦生存的所有的人全都列入公民名籍，对我们来说实际是办不到的。与之类似，儿童虽近似公民，与成人公民在含义上总是有所不同的。成年人是全称公民，儿童还没有发育，5如果一定要称为公民，那就只能是在含义上有所保留的虚拟公民参看章一1275a13—14。。在古代的某些城邦中，奴隶和外邦人构成了工匠阶级的全部，一直沿袭到现在，那里的工匠们仍旧多数是奴隶和客民古希腊尚武各邦，如斯巴达，工匠全部归入奴隶（色诺芬：《经济学》卷四章三）。重商的航业国重如科林多，工匠地位较佳，不完全将其拒绝于公民团体之外。雅典在梭伦改制时，许多奴隶因“免通令”（seisaiktheia）而得赎身为自由人，以工艺和佣力来糊口（普鲁塔克：《梭伦传》24）。

后来雅典航业和海军的强大就正是得力于这些技工和佣工（《狄奥多洛》xi433）。雅典技工多客籍，见柏拉图：《法律篇》848a，德漠正是叙尼：《欧毗卢》（eubu－lid）31。。在最优良的城邦形式里，工匠是不被当做公民的。在容许工匠入籍的城邦中，10要求每一公民都具备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良好品德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少数的不担任鄙俗贱业的人们才具备这些好公民的品德。从事着这些为维持城邦生存所必需贱业的有两类人——奴隶为私人服劳役，工匠和佣工（手艺人和苦力）为社会服劳役本节将全城邦人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另一部分是有益于城邦经济生活，虽为城邦所必需却没有享有政治权利的人们，参看卷七章八。。根据这些叙述再进行更深的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工匠和佣工的地位到底如何了。实际上，如果看懂了我们前面的一些议论章一1275a38—b4。，15这一问题就不需要再详细说明了。

政体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公民也同样具有许多不同的种类，那些不担任官职的被统治公民，其种类更多了。举例来说，在某种政体中，工匠和佣工都是公民；但是，在另一些政体中，他们却不能成为公民。譬如那种号称“贵族政体”的城邦，功勋和品德是分配职位的唯一依据，因此，以手艺和苦力为生的人们无法完成他们的品德，20从而无法成为这种城邦的公民。而在寡头（财阀）政体中，情况又与之不同了。在这里，各种官职要求很高的家产条件，于是佣工就永远不能成为公民，而艺匠因为能致富，有时就可以获得公民资格。但在忒拜实行了这样一个条例：凡是曾经从商的人，必须十年内完全不从事商业活动，25才能担任公职参看卷六1321a28。古希腊手工艺人大都是自己拿了制品到市场出售，此处所说到市场的人就是指技工或手工作坊的主人，也就是匠师。。

同这些精神相反，另外还有许多政体放宽了公民身份，客民也可以很容易地入籍。例如，只要一个男子的生母是公民，有些平民政府就容许这个男子（半客民）入籍；还有些城邦的这种条例对于私生子也同样适用。但公民资格开放得这样宽的原因，大概是邦内缺少正宗的公民，只好实行这种政策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这种由于人数少而暂时实行的法规，30到了人口增殖以后就渐渐地被废除了：最先是限制生父或生母的一方为奴隶者不能适用这种条例，继而生母虽为本籍，如果生父为客籍，也不得列为公民“外侨子女”常称“半客民”，是指本邦人和外邦人的混血子嗣。混血子嗣的等级分别为：（一）本国公民和客籍自由民或富贵家族所生的子嗣；（甲）生父为本国公民，生母为客籍；（乙）生父为客籍，生母为本邦公民的女儿；（二）本国公民和居留民或外来奴隶的子嗣，（甲）生父为本国公民，生母为奴隶，（乙）生父为奴隶，生母为自由人。；最后，公民身份又限于父母双方都必须是本国公民所生的儿女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说明了公民有多少种类，其中能够参与城邦官职和光荣（名位） μ 通常译作“荣誉”或“勋业”；光荣和功勋大都因军政官职取得，所以它的实际意义包括光荣和官职两事，这和汉语中的“名位”相符。的公民是最尊贵的种类。35所以荷马有句诗说：

“视我非类兮褫我光荣”见《伊利亚特》卷九648、卷十四59。；

凡是那些没有获得邦内的光荣或没有参加城邦官职的人就好像是一些外邦的居留民。虽然未必全无理由，但是有些统治者却运用隐蔽的方式把某些人摒除于城邦官职之外，40以欺蒙国内的居民一般寡头政体的任官资格都明确规定贫贱的人不得任官（卷五1308b33）。有些寡头和贵族政体实际上目的在于维持少数统治，而所订官员资格却含糊其词，借以此欺蒙国人，使没有来自政府之外的思想（详见卷四章十二、十三1297a7—41）。。

关于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是否相同的问题，1278b我们也可由以上的论证得到结论：（一）在有些城邦中、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是相同的，而在另外一些，这两者则是有差别的。（二）在前一类城邦中，所有的好公民并不全都是善人，只有其中单独或共同领导并执行公务的人，或正在领导且才德足以领导的人即政治家们，才必须既为好公民而同时又是善人此节应为章四结论，在这里是错简，或为后人撰入。。5

章六

公民的性质确定了以后，接着我们就应当研究政体这个主题本卷第一章提出了“什么是城邦（波里）”的问题和什么是公民（波里德）的问题。按照该章1274b41所说“城邦为若干公民的集团（组合）”，那么第1—5章就论定了公民的性质，随后也就解答了城邦的问题。6—8章继而叙述由“公民团体”所构成的“政体”，即“公民集团的政治制度”。参看1275a1注。。政体是只有一种类型，还是有好几种呢？如果有好几种的话，我们是否应当明确它们的数目并列举出不同的类型，进而分述各类型的差别呢？政体（宪法）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对政治有决定性作用的“最高治权”的组织尤为重要参看本卷章一1274b38；卷四1289a15。。

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城邦，10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参看下章1279a25—27。。例如，平民政体的治权寄托于平民（德谟）“德谟”（ δμο），（一）原义为与“城市”相对的“乡郊”。克勒叙尼斯重编阿提卡公民时（公元前509年）把城郊地区分为一百个“德谟”，之后它便成为城乡通用名称（“坊社”）。（二）该词用于人民，原指散居郊区的平民，相对于城居的王族或贵族，后来坊社成为城乡共同的区划，“德谟忒”（δημóηｓ）也成为一般公民（坊社居民）的通称。由“德谟”衍生的“德谟克拉西”（平民政体）本为一雅典词语，雅典词语随后多为希腊人所通习，久而久之流传为世界各国公用的名词。，而寡头政体的治权则寄托于少数人。既然治权所在的这两种团体有这样的差别，我们就进一步举出这两种政体的差别。15凭借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会对其他各种类型的政体进行区分。

首先，让我们来研究城邦存在的目的，而后再提人类和人类各种社会所接受的各种统治。我们在前篇中“有关家务管理和主奴体系”的卷章中“《关于家务管理和主奴体系》（专制统治）前编各卷”符合于现存《政治学》抄本的卷（a）一。下行所引文句即见于卷一章二1253a2。卷一末章末节1260b12所举“《关于各种政体》（自由公民统治制度）各卷”应当指现存抄本卷二至八（b—Θ）。这样算来，“前编”为家政，“另编”为国政。有的也称前编为“伦理性政治学”，另编为“技术性政治学”。但亚里士多德所说“各卷”，就专论家务部分而言，现在只见一卷，我们实难从卷二卷八间再检取有关主奴体系的卷章。或试于卷二至八，以理论和实际为纲，区分为前后编，但仔细考察这七卷行文往往错杂理论和现实政治，殊难得适当分界。或试以政体类型区分君主政体和宪政各型为前后编，这也不可能。所以近代译本常把“前编各卷”含混地解释为《政治学》这本书的“初卷”。

第25章 卷（Γ）三 (5)

已经涉及了第一个论旨，20“人类自然地应该是趋向于城市生活的动物”（“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虽然在生活中，人类有时不需互相依赖，但人类也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为了共同利益，他们当然能够合群，各以其本分参加一个政治团体，各如其本分而享有优良的生活。25无论是就个体来说还是就社会全体来说，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谋取优良的生活。但仅仅是为了求得生存这一目的，人类就已经有合群而组成并维持政治团体的必要了20—26行说明政治团体，即城邦组织的目的有三种：（一）单纯地实现人类的生存，即军事和经济生活。（二）进一步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即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再进一步，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能，实现人类的优良生活，即道德生活。。假如世间的苦难不是太重的话，生存的实际也许已经包含了一些良好的因素。这是一个明显的现象。许多人忍受着无数忧患，却坚持不肯舍弃自己的生存。以此为证可知，人世虽单纯地为生存而生存，其中也必定是含有幸福的日子和天然的乐趣的。30

关于通常所说的各种统治，大家不难辨别。我们在公开课程所授的各篇在吕克昂学院中所讲授的有（院内）深密课程和（院外）公开课程之别，参看《欧伦》卷一1217b22；格洛忒：《亚里士多德》卷一63。中，曾不止一次地对统治的各个种类加以说明。其中，主人对于奴仆的统治就属于其中一个种类。这种自由主人与天然奴隶相结合的方式的确可以使两者互利，但主人执掌统治权力时，总是尽可能多地考虑着自己的利益，35即使有时也会注意到奴隶的利益，那也仅仅是因为一旦奴隶死亡，主人的利益也就跟着消失了。

而从我们所谓的家务管理方面来说，家长对于妻子和子女以及一般家属的统治属于第二个种类，这种统治主要是以被统治者的利益为目的，同时也顾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方面的利益。40这种情况，就如同医药、体育锻炼及其他各种非政治的技术，1279ɑ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持其技术，即使技术家们曾经因此而使自己获得利益，那也只能说是附带的。体育教师也可以偶尔和自己所教的学生一起操练，就像航船的舵师也可以去当一名水手。体育教师或舵师大部分时间都是致力于他所统领的全班学徒或全船水手的利益，5即使教师偶尔作为学生之一，但就他本身来说依然还是一名教师，或舵师作为众水手之一时，他也附带着获得全班或全船的利益。

第三种类的统治同样适用这个譬喻，即城邦宪政统治。当一个城邦依据平等原则，10由相同身份的人组成政治体系时，公民（城邦组成分子）们就自然地认为治理之职应当由大家轮流执掌，因为它主要是为被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所以这些义务应该由大众轮流分担，而统治者作为公民团体中的一员，也附带地获得共同的利益。这个制度原本是合乎自然的，当初，人们分别都想到了：既然我在担当这种义务的时期，15照顾到了他人的利益，那么轮到他人执政时，也一定会照顾到我的利益参看卷二1261a37—b6。。但是，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一旦当官所得的便宜以及从管理公共财物中所获的残余或侵蚀打动了人们的心，他们就会渴望长期占据高职。这类公职人员似乎被病魔缠住了，只有用官司制约，才能把他们从病痛中挽救出来，他们一旦失官，就会变得憔悴不堪。总之，看到这些人对权力的狂热追求，不能不觉得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病态。从上面的情况可以得出很明显的结论：20按照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各种政体，只要照顾到公共利益，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的利益的政体则都是错误的政体或偏离正宗政体的变态。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因为他们用主人管理奴仆的方式施行统治，而城邦却正是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

章七

在说明了以上一些问题之后，我们便可逐步地研究政体究竟有哪几种类型，并考察各种类型的性质。25我们首先论述正宗的政体，说明正宗政体之后，相应的各种变态政体也就容易理解了。“政体”（πολιεα，波里德亚）的词义等同于“公务团体”（πολευμα，波里德俄马），而公务团体指的是每一城邦的“最高治权的执行者”，最高治权的执行者“主人”（ κριο）是具有主权的人物，奴隶以此称呼其“家主”，臣民以此称其君主。“主权”（ò κριον），在政治方面，指一邦的“最高治权”或“邦政最后裁决的机构”；许多译本引用“sovereignty”，这一译名。sovereign这词源出拉丁superanus（“主上”，犹中国古时所谓“皇上”），流行于中古时期。

希腊城邦自君主制以至平民政体，王室或公民大会裁决政事的过程都不同于中国、罗马帝国或欧洲中古诸王的统治方式。ò κριον和sovereignty指事情虽然一样，但情调不一样。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少数人，还可以是多数人。如果这一个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其目的是为了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那么我们就说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个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一定是变态政体参看《尼伦》卷八章十。。在这些偏离了正宗的政体中，30如果一般公民的公共利益不受照顾，那么他们就不能被称为“公民”；而如果一定要他们被称为“公民”，那么他们所在的公务团体或政体就应该照顾到全城邦人民的利益。以一个人为统治者的政体（政府），如果能照顾全邦人民利益，那么它通常就称为“王制（君主政体）”。

而如果是以少数人——尽管不止一人但又不是多数人统治的政体，35则被称为“贵族（贤能）政体”。这种政体之所以被赋予这样的名称，或是由于这些统治者都是“贤良”，或是由于这种政体对城邦及其人民怀抱着“最好的宗旨”。最后一种，以群众为统治者并能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我们称之为“共和政体”，它其实是一般政体的通称。把一个科属名称用作了品种名称参看卷二1273a5注。，这样做是有理由的。40一个人或少数人可能因为具有特殊才德而成为统治者，但等到人数逐渐增加时，就很难找到这么多各方面的品德都完善的人，1279b只有军事性质的品德可以期望在多数的人们实现，武德往往特别显著于群众。所以在共和政体中，最高治权掌握在保卫国家的战士手中，这里必须是持有武备而又力能持盾的人才能被称为公民，从而享有政治权利参看卷二章六1265b28；本卷章十七1288a12；卷四章十三1297b1。。

对应着上述各类型的变态政体，5僭主政体是王制的变态，寡头政体是贵族政体的变态，平民政体是共和政体的变态。僭主政体是以一个人来统治的，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以他个人的利益为目的；寡头（少数）政体本章，正宗和变态，政体六个类型的分类根据为：（一）统治者人数的多或少；（二）施政的目的，为全体公众或为执政部分的人们。这里作为变态政体的第二、第三类型的说明，又引出另一分类根据，即（三）贫富或阶级分别。如果是按阶级分别命名，这里的寡头政体应该被称为“财阀政体（πλονοκραα）”。则以富人的利益为追求；10平民政体就是以穷人的利益为意旨所在。这三者都不能照顾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

章八

关于这些政体的性质，我们需要逐一进行比较周详的研究，这其中含有某些疑难。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15还应当无所遗漏地阐明每一个个别事例的真相。上文曾说，僭主政体是一个人（君主）的统治，按照专制的原则，以主人对待奴隶的方式处理其城邦的公务；如果有产者们执掌某一政治体制的最高治权，就成为寡头（少数）政体；反之，如果由无产的贫民（群众）们执掌最高治权，就成为平民（多数）政体。20这里所举平民和寡头政体的定义中出现了第一个疑难。平民（穷人）政体已经被解释为多数人的统治见章七1279b6—章八1279b19。，但某种情况下，一个城邦中代表最高治权的多数人却都是有产者（小康之家）。相似的，寡头（财阀）政体原本已解释为少数人的统治见章七1279b6—章八1279b19。，但某种情况下，一个城邦中穷人少于富户，然而他们却都富有才能，从而掌握了治权。

这样一来，二者都同上文叙述的定义相违背。25让我们综合一下以上两类定义来解决这个疑难：将财富与少数联系起来，多数同贫穷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寡头政体的定义便变成人数较少的富人控制了城邦的治权。与此类似，平民政体则被定义为人数较多的贫民控制着治权。但是这里又产生了另一个疑难：30如果我们的新定义说已经可以包括一切寡头和平民政体，那么上述偶尔可能发生的情况，即某城邦富户数多而穷人数少的情况，如果在某一城邦，多数的富户控制了政权，而在另一个城邦控制政权的却是少数的穷人，对于这些政体，我们又该怎样取名？以上的论辩显示出人数这个因素应该为次要的属性，35既然一般的城邦常常是富户少而穷人多，那么上述的特殊例子就只是偶然的事件而已。寡头和平民政体的主要分别不在人数的多少，40二者在原则上的分别应该是贫富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以财富为依据，1280ɑ则一定是寡头（财阀）政体；同样地，如以穷人为主体，则一定是平民政体。

正如我们方才所说，世上一般是富户少而穷人多。在一个城邦组织内，如果全部都是自由的公民，而富有的人则限于其中的较小部分，其一以自由为标志，另一则以财富为依据，5这些就是寡头和平民两派用来争取权力的实际基础。

章九

其次，我们需要先确定主张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者各人所持有的原则，并辨明他们各自所包含的正义（法律）观念正义（δκη），“正义的观念”（ò δκαιον），它们的宇根“δκ”为对于“正直”的道路的“指示”，可能和拉丁字“手指”（digitas）或“正直”（directe）出于同一较古的言语。中国常以“公道”代指“正义”，用意相似。后世法语droit和意大利语dritto意为“法律”，都是源于拉丁文“正直”（directum）这个词，同希腊语δκαιον相似，兼有“义”和“法”两方面的用意。。寡头和平民派对于正义都各有认识，但如果他们的认识不充分的话，那么他们所持的正义就都是不完全的，每个人都只看到正义的某些方面。譬如在平民政体中，“正义”就被认定为分配政治职司的“平等”。这的确是平等，10但却是只限于同等人之间的平等，而非普及全体的平等。在寡头政体中，却以政治职司的“不平等”分配为合乎正义。这确实也是正义，但只限于不平等人们之间而言，也不是普及全体的正义。

寡头派和平民派都没有考虑哪些人可以适用他们所主张的这些原则这一因素，15所以两派都作出了自己的错误判断。各人都只是依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论断，而如果大多数人在判决有关自身的案件时，他们实际上就是不良的判官。正义（法意）与人身有关。正义的（合法的）分配是将那些付出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予相应的人。这一要旨我已经在《伦理学》中讲过了见《尼伦》卷五章三1131a15。。按照这个要旨，合乎正义的职司分配（“政治权利”）应该考虑到每个受委任的人的才德或功绩（“公民义务”）。20寡头派和平民派二者虽然都主张事物的平等，但对于人身的平等这个问题，他们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了。发生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就是前文所说的，他们都是作为自身有关案件的判官，因而做出了错误的论断；另一原因则是双方都是基于偏见而对正义观念进行了各自理解，却各自认为得出的是绝对而完全的道理。寡头（财阀）派的偏见在于“资财”，他们认为优于资财者就应一切都优先；平民派的偏见在“自由身份”，他们认为一件事相等则所有的一切也都相等。25

第26章 卷（Γ）三 (6)

可是，双方都疏忽了真正的要点，即城邦得以存在的目的。如果财产确为人类所有合群并组成团体的目的，那么人们分配城邦的职司和荣誉时就应该以他们所付出的财产为比例。根据这个理论，寡头（财阀）派的理由是充足的——如果要投资一米那的人与投资其他九十九米那的人，平等享用一百米那的本利，这才是真正的不合正义（不平等）了。30但是城邦不仅仅只为生活而存在，它还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参看卷一章二1252b29；本卷章六1278b24。；假如31行起，直至36行止，原句都从属于“假如……”绪句，中间夹入若干括弧子句结句实际见于1281a5……所以句。兹参照各家译文，改变了语句联系词，区分了这一长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生存），那么，奴隶也能组成奴隶的城邦，野兽也可以有野兽的城邦。

然而我们知道实际上并没有这类城邦，奴隶和野兽因为不具备自由意志，所以就不会组织为了追求真正的幸福而存在的团体。相似地，城邦的目的既不仅仅是为了寻取互助以防御一切侵害，也不仅仅为了便利物品交换以促进经济的往来。35假如城邦的目的仅仅是这些，那么替里尼人和迦太基人就可并为一邦，其他缔结商务条约的各邦也应进行相应的合并。事实上，这些邦国的确订有输入输出的合同，缔结了商务条约，规定在商业上互不损害彼此国家人民的利益，40保证各自正当的行为。这些邦国之间还有成文的军事互助同盟条约希腊古典时代地中海各城市从事矿业和手工业者，以铜铁器和陶器交换来自非洲、意大利、小亚细亚、黑海地区的农产品。很多城邦由政府经营粮食的输出输入，他们相互间订立“贸易合同”。而对于两邦间商务人员的一切行为，如果是发生纠葛，就凭商务条约各款处理。参看希克斯：《希腊碑志手册》（hicks，manual of grhistinscriptions）第74号碑文。

替里尼人指的是意大利半岛上拉丁地区北部埃特罗里亚（etruria）的居民。迦太基和意大利沿海城市贸易定有规约，其详细内容不知。布佐耳特：《希腊史》（busolt，grge－sch），卷二753—755页提到，公元前535年，曾有迦太基人和埃特罗里亚人的联合舰队驱逐替里尼海中科西嘉（corsica）岛上的腓尼基殖民，因而充分证明了两邦曾经订有“军事同盟”。。但是，在另一方面，两邦并没有设立共同的商务官员来总理两邦的贸易；相反，他们各自设自己的职司，1280b管理本邦的业务。两方的条约只限于防止并处分已方人员在进行贸易时发生有害于对方人员的行为，都不操心对方人员的道德品质，条约中也无须保证所有参加贸易业务的人们都不发生有违正义（非法）或其他的恶劣行为。

5然而，一旦城邦订有良法并且有志于实行善政，那么它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所以，只要不是徒有虚名，真正成为“城邦”的城邦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否则，一个政治团体就会类似于一个军事同盟，它们唯一的差别就只在空间上，一个“城邦”内的居民住在同一空间，而一个“同盟”内的人民则住在互相隔离的两个地区。如果不是这样，10法律就和一些临时的合同没什么两样了。引用智者（诡辩派）吕哥茀隆的话来说，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临时保证”而已，但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1280a25—b12参看卷一章二1252b27—1253a2和本卷章六1278b16—30。此节阐述了人类合群而组织团体的目的依次为军事、经济、政治三级（1278b26注）；平民（民主）派所持“自由身份”和寡头派所持“财富”仅仅各自符合于第一第二级目的，不符合人类的高级宗旨。。

一个城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善德，这一宗旨是非常好证明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梅加拉和科林斯两邦（市）虽然围以同一道垣墙，15但这两邦还不是一邦。虽然通婚是一邦之内社会生活的象征之一，但即使两邦（市）的居民都已经相互通婚，也仍然不能说它们已合为一邦。即使它们已实现下列安排，也仍然不能说它们已经成为一邦：人们相离虽远但还是能彼此到达，相互之间订立了在物品交换方面彼此保护、互不损害的规约，作为共同信守的典章。我们设想参加这种交换行为的人们，一个是木匠，另一个是农民，又一个是鞋匠，20以及其他一些物品的生产者，有很多人，我们也尽可设想这里的人数已经多到一万人。

但是，假如这些人的结合仅限于物品交换以至防卫同盟，那么他们的结合仍未能达到一个城邦政治组织的阶段1280a12至此，亚里士多德使用了“尽其可能”的作证法，给城邦组织的道德目的作证：说明（一）延续性，在同一个地区的人们可以互相接触；（二）因通婚而血统混合；（三）因经济往来使得日常生活被安排在同一防御体系以内。依次叙述了非道德目的的这三种可能的结合形式，证明了它们都不能成为城邦政治组织，这就反证了原先的道德主题。。为什么呢？那并不是因为，作为同一团体，其中所包含的分子尚缺少延续性包含在各分子间的“延续性”是事物“合一”的条件，参看《形上》卷五1016a1—16。。在上述的结合中，人们尽最大可能性地集合到密切相接的一个会场，但如果他们各自保有家庭，25像统治一个城邦那样管理家务，他们集合的作用便只限于共同防卫某种临时发生的侵害而已。简单来说，就是在集合完成以后，人们又像未集合以前一样各自进行原来的生活。

因此，任何精审的思想家就不会说这种结合是一个城邦（政治体系）。30因此，一个城邦很明显不只是一些居留团体生活在同一地区，也只是为了便利交换并防止互相损害而形成的一些群众团体，即经济和军事团体，虽然这些确实是城邦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所有这些条件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城邦。城邦是若干生活良好的家庭或部族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才结合而构成的。但如果不是人民共居一处并相互通婚，35这样完善的结合就不可能达到。所以各城邦中常常可以见到像婚姻关系、氏族祠坛、宗教仪式、社会文化活动等各自共同的“社会生活”现象。这些事业可以促进人间的友谊，而友谊只是社会生活情调的表现。这些活动都只是为了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40即实现一个城邦所追求的“优良生活”，城邦是若干家庭和若干家庭所集成的村坊的结合，由此结合，1281ɑ全城邦得到自足而至善的生活，由此达到所谓人类真正的美满幸福参看卷一1252b27—1253a2；《尼伦》卷一1097b6。。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是因为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我们应按照这个结论建立“正义”的观念。所以，谁在这种团体中所付出的美善的行为最多，5按照正义即“公平”的精神，他就比和他同样为自由人血统（身份）或门第更为尊贵的人们，或者比他更富有的人们，具有较为优越的政治品德，理应在这个城邦中享受到较大的一份。由此可知，对于政体问题有分歧意见的两方，即平民派和寡头派所持的“正义”观念都是偏见本章关于“正义”和“法律”两词的解释，参看1280a8、1287b6注。。

章十

10关于城邦的最高治权应该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中，这也是一个疑难：交给“群众”除为数甚众的奴隶外，希腊各城邦的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一）“上层少数”（1278b13）主要为“富户”（资产阶级），还包括“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下层多数”（1281a11）包括“群众”，即“平民”（1278b12），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贫困阶级），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之士”即保持公平公正的人，他们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的纠纷，他们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的中间。参看《尼伦》卷五章十 1137a31；《修辞》卷一章十三 1374b、章十五1375a25。或“富户”或“高尚人士”或“全邦最好的一人”或“僭主”，在这五者之中，选取任何一项都会发生不恰当的后果。

那些后果怎么会不随之而来呢？如果穷人占据最高治权，就会凭借多数地位来瓜分富户的财物——这种做法是否有违正义（非法）？15平民派就会出来回答说：“不，神明鉴临不，神明鉴临（n Δα），直译为“唉，大神”，这是一句口语，有誓言意义，用以加重原句的辞意，保证所言的确实。依鲍尼兹：《索引》，这个口语，全集中仅见于本书此节及下章1281b18。，这是最高统治机构依据正义（依法）而行的措施。

”但是，我们接着可以问：如果这还不算是极致的不义（非法），那什么才是不义？全邦中任何多数，无论是小康之家还是穷苦的人，如果他们把少数人的财物，取为己有，那么显然这种多数是在破坏城邦。可是，善德不会让我们去做破坏任何善物的行为，而正义也一定不会破坏城邦。因此，这种没收（分赃）的法令很显然是绝对不正义的。20如果说这种法令是正义的话，僭主的行为也就必然属于正义的了。就如同平民多数以强力（较高法权）胁迫富户那样，僭主们也以同样的方法胁迫他人。那么，如果由少数富人来执政是否就能合乎正义呢？如果他们也像别人那样掠夺并没收平民的财物，25他们的行为是否合乎正义（合法）？如果认为这是合法的，则平民施于富户的行为也同样应当认为是合乎正义的。这是无疑的，所以，所有这些恃强逞暴的行为都是卑鄙而不义的。

试问，由少数高尚人士（贤良）来执政而掌握最高治权又是否符合正义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高尚人士不会没收他人的财物，但依照这种制度，其他人虽可保有产业，却都不得任职。城邦的职司本来是名位（荣誉），少数的一部分人占据这些名位之后，30全邦其他人们就永远不能获得这些名位。如果以最好的一人来治理，是否就是最好的呢？这种制度的性质比起富户和贤良为政，实际上会更寡头，邦内不得名位的人自然也会更多了。有些人看到，无论是让谁掌握治权，都不能成为良好的政制，因为任何“个人”或任何一组的人都难免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35于是这些人建议将最高治权委托于“法律”“人治不如法治”这一学说。

毕达库斯早已主张过（狄奥多洛：《史丛》卷九274，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卷一77）。柏拉图：《法律篇》713e讲道，大神不再像在克罗诺（cronus）时代派遣精灵来保佑现世间的和平和繁荣，人类需要通过法律来得到和平与繁荣。亚里士多德此节说法律仍旧不易解决原来的疑难，并进而辨析柏拉图的法治主张，认为法律有好坏之别，如为恶法，便不能树立城邦的正义，也不能促成和平与繁荣。下文如卷四章四章五也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崇尚法治。。但法律本身可以或倾向寡头，或倾向平民，这样的统治，和寡头派或平民（民主）派执掌着最高治权又有什么不同呢？实际上是一样的，上述的后果原题见11—13行，后果见14—27行。还得发生，而我们所拟最高治权由谁来掌握的问题，即使将期望放在法律上，仍然还是一个疑问。

章十一

其他的论旨我们以后再研究见本卷章十二一十七和卷四、卷六。，这里先考虑以“群众”为政这一项——似乎把治权委托于少数好人（贤良），40不如交给多数平民，虽然其中存在着一些疑难《纽校》Ⅲ214说，这个疑难是指章二1275b35的疑难。，但毕竟也包含着某些真理，比起其他选择，1281b这个制度看来要更可取一些。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个个别的人往往是没有什么善德可言，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就像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那样。类似地，如果许多人共同议事，每个人都贡献出一分意见和一分思虑，5整个会场的群众集合起来就好像一个具有许多手足、许多耳目的异人一样，他具有多种性格和各种聪明。

第27章 卷（Γ）三 (7)

群众（多数）批评音乐和诗人的作品时往往较少数专家更为正确，这是因为有些人欣赏着这一部分，另些人则被另一部分所感动，把所有的感受都会合起来，就完全阐明了整篇的得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和文艺上都重视群众集体原则，这是符合雅典风尚的。雅典的传统不仅是城邦军政事项由公民大会审议，就连公共建筑计划的选择、音乐演奏或戏剧比赛的评定也是由公民投票来裁决。柏拉图在议论政治时，也常常用艺术作喻，但他的目的相反。他讨厌听从平民集体，更愿意听取专家意见，曾称公民议事的民主政体为“剧院（观众）政体”（θεαροκραα）（《法律篇》700e—701a）。阿里斯多芬也轻视群众，他在《骑士》（equites）752讥嘲公民大会中被平民领袖所领导的平民们都像是傻瓜。。品德高尚的好人所以不同于众人中的任何个人，就在于他一身集合了许多人的素质；10美人之所以不同于平常的容貌，艺术作品之所以不同于俗制的事物，原因也在这里。因为它在人的相貌上或作品上，把原来分散的众美集合成了一个整体。

这里的整个就符合我们现在对美的定义。或许你把整个画像拆散开来审视，15会说他的眼睛不如某一个常人的眼睛，其他部分又不如另一个人的相应部分。但是这种集众人的短处可以超越少数人的优点的原则，能不能应用到一切平民政体以及一切人类团体，在这里也不能做确切断言。“神明鉴临”，也许某些人的团体这里指平民政体中的艺匠和佣工，这些职业在本卷章四1277a37，被称为奴性行业，而奴隶在卷一章五1254b24，则被称为近于驯畜。参看《尼伦》卷一章三1095b19；柏拉图：《理想国》496c。赫拉克里图（heraclitus）崇尚少数贤良而鄙薄群众，曾认为群众类似于群兽（拜渥特［bywater］编《赫拉克里图残篇》Ⅲ）。希腊著名学者对于政治大都崇尚贤良，亚里士多德按照雅典的政治传统，为平民政体的多数原则辩护时，特多曲折。是不适用于这种原则的。如果说这种理论可以作为通例，也可在兽类中适用，那就显得有些可笑了，某些人的团体又与畜群有什么不同？不过尽管人们提出这些反对意见，20我们这个原则应用到某些公众团体中总是正确的。

经过以上论证，大概已经可以解答前述的“最高治权该由谁来掌控？”这个问题，以及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自由人或公民集团中的一般公民，他们既无财富又无才德，这样的人在最高治权中又能够发展什么本领、发挥什么作用？”上章1281a11，“最高治权由谁来掌控”的问题，辩论至此可以说是已经解答了：在原拟五项人物中应选定“群众”担任最高统治者，即采取“平民政体”。以下各节继续探讨第二问题。辩难者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25如果让这类人参与到最高职司，他们既少正义或欠明哲，就可能会犯罪过和错误。

但这里也可以从另一个观点提出反面质疑：如果不让他们分享一些权利，又会发生严重的危害，因为一个城邦中如果大群的穷人都没有权力参与公职，就无异于在邦内保留着许多敌人。30在这左右为难的处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即让他们参与议事和审判的职能这样的公民职能见章一1275b16—17。下句所举梭伦法要旨，（一）选举符合议事职能，（二）审查行政功过符合审判（司法）职能。。因此，梭伦和其他某些立法家将平民群众视为一个集体，给予他们两种权力：第一，选举执政人员；第二，由他们在执政人员任期届满时审查其行政的成绩或功过。但按照他们每个个人各自的能力，是不能受任官职的。当平民群众集会在一起时，他们的感觉和审察的作用是良好的，这种作用和较高尚一级行政人员互相配合是有益于城邦的。35这就好像不纯净的杂粮与细粮混合在一块煮着吃，就会比少许细粮的营养更加充足一些。但是如果他们每个个人都分别地进行审察，效果就不够良好。

但这样安排平民群众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政体，40又存在着某些困难。第一，人们可以这样说，必须是具有医术能够治疗某类疾病的人，1282ɑ即医师才能对医疗事件的得失进行判断，类比于其他一切行业和技术，也应如此。就像医师的功过应该由医师们集合起来加以审查，其他行业从业者的功过也是如此。所谓医师可以分成三类：（一）施行医疗工作的一般医务人员，（二）业有专精，能够担当领导工作的高级医师，（三）懂得一般医疗技术的业外人士。上述的业外人士几乎在每一行业中都可以找到，5这些人的判断能力并不比我们所列举的从业人员和专家要差一些这里亚里士多德举出并不行医而具有医学知识和医务判断能力的人土，拿不执行政事的公民也可具备审查行政工作的能力来打比方。但下文转入另一辩难；直至14—22行始引申这个比方。。由审查功过转到次一问题，即选举问题时，人们也同样可以提出这一原则。

辩难者可以说，只有同业的专家才能选举出真正的人才，只有精于几何学的人们才能准确地选定一位测量员，只有经常航海的人们才能选定一位舵师。10虽然在某些行业、某些技术中，有些业外人士也非常擅长识别从业人员技术的精疏，但总不如业内的专家那么熟悉。按照这一原则，辩难者认为，无论是选举执政或审查行政功过都不应由平民来抉择，最高治权不应由群众来执掌。可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辩难的理由其实是不充分的。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的集体异人论点1281a40—b21。，实际上就可以拿来回答这种质询。15如果群众不是很卑贱的带有奴性的人们，则就个别人而言，他的判断能力不及专家，但是他们在集合起来之后，就可能胜过或至少不比专家们差。并且，在某些技术中，创作者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评判家，当然更不是唯一的评判家。这些技术作品，在没有学习过这门技术的人看来，也是可以识别并进行评判的。20例如，一幢房屋就是非建筑者也能懂得的事物。房屋的所有者，即住户，有时会比建筑师更擅长评判房屋的好坏。相似地，对于一只舵，更擅长鉴别的是舵师而不是一位造船木匠，对于一席菜肴，最适当的评判者不是做出菜来的厨师，而是食客。

经过以上论辩，已经对平民群众议事和审判权力的质疑有了充分的答复。但与之相联系，25还可以引起另一质疑。现在赋予素质较低的人们（平民）的审议权力实际上是高于高尚的人们（贤良）所承受的行政职务的，这真是荒谬。30选举执政人员，并在执政人员任满后审查他们的功过都是城邦的大事。但我们看到有些城邦政体把这些大事交给群众团体，因此公民大会就在这些事情上执掌了最高权力。而且，城邦的财政官或将军，或任何高级官吏，家产和年资的条件一般要较高一些，凌驾于这些职司之上，担任议事和审判的公民大会会员却都是家产微薄的人，35又没有年龄的规定。不过，我们也可以像回答前一个质疑一样回答这样一个质疑，并且重新肯定这种安排是可行的。

因为按照现行制度，权力实际上是由公审法庭或议事会雅典及其他平民政体将“公民大会”（κκλησα）作为选举和议事机构，将“公审法庭”（δικασριον）作为最高审判机构。此处并举了“议事会”（布利）。各邦议事会的建制和职权并不都相同。雅典议事会为提出于公民大会各案件作预审工作，其议事员500人，由公民中年满30岁以上者抽签轮流担任。另如卷六章二1317b31所称“布利”，便属于行政机构。或群众的整体来掌控的，并没有交付给任何个别的一位“群众陪审员”或“议员”或“公民大会的会员”，每个成员都只是法庭或议会或大会整体中的一个［不能独立的］部分。40所以，把组成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法庭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些贤良所任的职司之上是合适的，1282b也是合乎正义的（合法的）。所有参加这些审议机构的人们的集体性能会大于那些少数贤良所组成的最高行政机构，自然也大于他们各人的个别性能。如果完全明白这些道理，就不会再产生上述质疑了。

当我们在讨论第一个质疑时本卷第十章。，曾引申到这一要旨，最后掌控裁决权力的应该是正式订定的法律。只是所有的规约并不能概括纷繁的世事变迁参看《尼伦》卷五1137b19。，只有在法律有所不及的时候，个人的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组成的权力才发号施令，作为补助雅典政治历来重视旧典和成规。公民大会以审议政事为主，如果有变更成法的议案必须另外经由司法委员审订，才能颁行，实际上公民大会很少制定新法律。有些人利用公民大会通过有违旧典的“政令”，常被责为僭越。

执政人员如果有违背成法的措施，任何一个公民都能以“违制罪”（γραφ παρανóυον）将他诉于公审法庭。亚里士多德这里崇尚法治的意旨符合于雅典传统（参看维诺格拉多夫：《历代法理》［vinogradoff，historical jurisprudence］卷二章六2，“法治”）。。5但是怎样的法律才能成为正宗的法律，这个问题仍旧没有辩明。如前所述的法律可能有偏向的疑难依然存在参看1281a36。。与城邦政体有好有坏一样，法律也有好坏，不合乎正义就是不合乎正义。10这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法律必然是根据政体（宪法）制订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推出，符合正宗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必然合乎正义，而符合变态或乖房的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就不合乎正义。

章十二章九至十一通过不同论点考察城邦中公民义务和权利分配的问题，即公民和他所应承受的事物（名位）之间如何能达到公平的问题。正义的要旨和法律的实质就在于使人和物的关系能够保持平衡的状态。第十一章的辩论显然已经承认平民“群众”应有最高政治权利，第十二章则改变了论辩的途径，平民的自由身份不再是政治上特别重要的条件，而“财富”和“品德”也分别得到了地位。

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追求一种美好；政治学术本来就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它的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15即人间的至善参看卷一章一：《尼伦》卷一1094a1。。 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它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参看本卷章九1280a7—22；《尼伦》卷五章三。。而这刚好和我们在伦理学上作哲学研究时所得的结论相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世俗之见”是大家共同的观念，其中存在着真理，应当加以分析、修正并提高。（参看《尼伦》卷十章二）。20简而言之，正义包含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这两个因素，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配到相等的事物。但问题是，所谓“相等”和“不相等”，它们所等和所不等者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问题中所包含的疑难应在政治学上进行明智（哲学）的考察。

有些人可能会说，25城邦的职司和荣誉应当按照尚优原则，不同层次地分别（不平等地）分配给任何方面有所优胜的公民——即使他们在某些方面与其他人没有太大区别，只要他们有一点长处，这一优点就该受到尊重，而权利的分配就应该符合他们各自优点的大小。可是人们如果遵循这种原则，那么谁的相貌较好或谁的身体较高，他就可以要求一份较大的政治权利了。这种理由显然是错误的。30我们可以用其他各门学术上的比拟来说明这个错误。比如，现在有一队笛师，如果大家吹笛的本领相等，你不会将他们出身门望的高低作为分配笛管的标准。

谁都不会因为出身较高便能吹奏得更好。因而应该对笛艺较高的人才分配给较好或较多的笛管。35如果认为这个比喻有些隐晦，我们还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笛艺要比其他人优秀但是出身卑微，而且相貌丑陋。就人生的众善来说，出身和相貌或许比笛艺更重要。现在比较一下具有这些善德的人，出身和相貌方面较好的人要比笛艺优秀的人多，然而较好或较多的笛管仍旧应当分配给优于笛艺较优的那个人。对于某些技艺，40我们或许应当考察出身门望或与之有关的财富，是否有益于该项技艺，但是就笛艺这一件事情来说，这两者实际上都无助于吹奏。1283ɑ

第28章 卷（Γ）三 (8)

依照这种尚优原则，任何优点都应当获得鼓励，每个优点之间就应当有共通的衡量方式。假如人体的某量（例如高度）为优于依李奇微（ridgeway）校订，删去“优于”（μλλον），原句可译为“假如人体的某一高度可与财富或出身相较量，则人体的任何高度都可与这类事物相较量”。另一些校勘家改μλλον为νμιλλον，成为“假如人体的某量为‘可以互相比较的事物’……”。纽曼不作删改而另增γαθóν一字，成为“假如人体的某量，作为一善物而优于财富或出身……”。财富或出身的某量，则人体的任何量度都应该可以同财富或出身的各量相比较。因此，说甲这个人的身体高度超过了乙那个人的品性德行，5就一般来说的话，人品性的德量也许会超过人体的高度，我们使用上述这种说法就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互相比较衡量，说若干数量的这类事物优于若干数量的那类事物，接着就可以说某一数量的这类事物一定等于某一数量的那类事物。10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素质的事物不能互相较量参看《尼伦》卷五章八1133a19、b18。。那么，和其他学艺一样，在政治事务上，将任何优点作为要求和分配职司（权力）的依据，都是不合理的。

有些人跑得快，另一些人跑得慢，这不能作为增减政治权利的理由参看柏拉图：《法律篇》696b、744b。大马士革人尼古拉（nicolaus damascus）：《残篇》138（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三），载有野蛮民族公推当地奔跑最快的人为王的事例。《希罗多德》iii 20，记埃塞俄比亚人公推最高大且体力最强的人为国王。《雅典那俄》566c则说埃塞俄比亚以最美俊者为国王，貌美为王的事例亦见于《尼古拉残篇》142。。跑得快这一优点应当是在运动比赛中领取他的奖赏。

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构成城邦各要素所做贡献的大小为依据参考卷四章十二1296b19。。15所以，人们只有具有的门望（优良血统）、自由身份或财富，才可将其作为要求官职和荣誉（名位）的理由。完全由奴隶来组织一个城邦当然不能成事，完全由穷汉来组织也好不了多少，受任官职的人必须是自由人和纳税人（捐输者）。但我们还必须指出，除了财富和自由之外，20正义的品德和军人的习性（勇毅）也属于不可缺少的要素卷四 1291a19—33。。人们如果共处于一个城邦之中，就应该各各具有这些要素。前两个要素是城邦存在的条件，而后两个则是城邦企求并获得优良生活的条件。

章十三

如果城邦只需要大家的贡献能够有助于其存在即可，那么刚刚所说的各个要素，或至少其中的某些要素，就确实可以被认为是分配职司和荣誉的正当依据。25但照我们前面所述及的本卷章九1281a1—10。，城邦还应该考虑实现更优良的生活因而要求大家都具有文化和善德，那么这两者才应该是最正当的依据。另一方面，按照我们所说的理论，人们只要有一项而且只有一项与他人相等者，就不应该像平民派那样要求享有各项事物的同等权利；只有一项优秀的人也不应该像寡头派那样要求对各项事物都享有较优的权利。我们把这种遵循这类原则而创制立法的一切政体都称为变态政体。30我们曾经指明1280a6—12。，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某种贡献而在政治上有所要求，虽然它们在某一方面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符合正义的，但没有人是绝对全面地符合正义。（甲）富人将他们有较大的土地作为依据，因为土地是有关城邦的共同利益的。

并且，他们由于富有恒产，也比较能够信守契约《修昔底德》vi 39，记叙拉古雅典那哥拉斯（athenagoras）的话说，财物保管应该信托富人。。（乙）自由氏族和贵族则相似地把他们的出身（门望）作为依据。出身较高的公民就比出身卑微的地位要高，尊贵的氏族（血统）35在一邦内总是比较受尊敬的，而且这种优种会传递下去，世泽之家的后代经常显现出良好的品德。（丙）相似地，品德当然也应该是要求政治权利的正当依据。我们认为正义恰好是社会性的品德卷一1253a17，37。又，《尼伦》卷五章三1129b25—1130a5。最有益于城邦团体，只要是能坚持正义的人，他们常常是众德兼具的柏拉图：《法律篇》631c，明哲（智）、节制（礼）、坚毅（勇）三德结合而成正义（义）。正义兼有其他三德之意，亦见于《亚里士多德残篇》七五1488b5。。（丁）在财富、出身或品德这些个别的依据外，多数（群众）40也具有他们要求政治权利的依据。就集体而言，他们就比少数（寡头）较强、较富而又较好。

如果这些具有品德、财富、1283b门望因而可以提出政治要求的人们组成某一公务集团，在一城之中聚居下来，那么由谁来统治这个城邦？这个争执不已的问题能否通过协议来解决？在我们前面已经叙述的各类政制中本卷章七。，并没有看到争执不已的情况。那些城邦因执掌主要统治机构的人们各不相同，因而性质也不同：其一是主张富户寡头政体掌控最高治权；另一种则主张最高治权应该由才德即贵族政体来掌控；剩下也都像这样，每个人都有他们想要偏袒的地方。但此处所提出的问题与上述这种情况不同，它发生了性质不同的人们同时要求治权的争执。例如，有德之士，如果人数很少，却提出了他们的要求。那我们应该怎样答复？10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他们人数太少而质疑他们：你们这么少的人能够处理全邦的要务吗？你们的人数足以构成一个城邦吗？还有一种质疑不仅可向有德之士提出，15也应该问其他一切提出政治要求的人们。

以财富较多或门望（出身）较高为理由而要求治权归属少数人，这同样也是不合正义的。如果承认这样的理由，那么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财富超过其余的人，他就理所当然可以统治他们了；类似地，门望特别高的人也自然想要统治门望较低的人们，例如自由人氏族。而这些自由人现在却正在以自己的出身为依据要求治权。在少数制贵族政体ρισοκραα取义于“好人们”（ρισοι），译为“贤良”或“贵族政体”。贤良多出于世族，因此中文版一般都译为“贵族政体”。按照本节，贤能对于“才德”（ρε）的重视要高于“门望”（εγενεα）。中，他们主张作为依据的才能或善德的道理也是如此。20如果在一些贤良（好人）组成的公民集团中有一个人的才德出类拔萃，比其他人更厉害，那么这些人就应当遵循自己所主张的原则让他一人来统治。如果认为多数群众因为强于少数就应当取得治权，依照这理论，如果有一人或某一小组的人强于这一多数群众，25这人或这个小组就可以代替那个多数群众来执政了。

所有这些分析，都可以证明，上述的各种被在各方面的凭借来要求取得对其他一切人的统治权利的依据，没有一个是可以作为正当的原则（标准）的。30试想一下，不管是以人们举品德作依据而要求统治公民团体的人，还是以人们举财富作依据的人来举例。群众（多数）就可以和这二者相抗衡，不进行个别的比较，而以多数集体同少数人相比较，那么无论在品德上或者在财富上，他们都是有可能比少数人更优秀。这里提到曾经偶尔涉及的一个疑难。

这个疑难就是：如果对于这个多数集体来说，确实是较少数的好人或富人为更优，35则主张尚优原则的立法者，如果他的目的正是想制订最公正的法律，那又该怎样取舍呢？他应当为了好人们或富人们的利益创制政体，还是为了多数群众的利益创造政体？我们的答复是：所谓“公正”，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如果要按照“平等的公正”，40那么就应该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参看章七1279a31。“最为正宗”（ρθóαο）的就是“最为公正”的政体，应该不偏于少数（好人和富户），不偏于多数（平民），而应该考虑到全邦公民的利益。《梭伦残篇》5：梭伦自述为雅典创制的本意是务使少数多数各得其平。。公民的一般意义原本是指一切参加城邦政治生活轮流为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们。而就它的特别意义说，公民在各别的政体中就各有不同。在一个理想政体中，他们的意义就应该是那些以道德优良的生活为宗旨，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本节末两句，疑为后增的衍文，或者原有的赘语。。1284ɑ

在讨论过“多数”在集体方面优于“少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再来设想另一个相反的境遇。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或一些人，他们的数量只是城邦的一部分，不足以组成城邦的全部体系卷七卷八所拟理想城邦，全邦均为模范公民；这里所说现实城邦当然不会全邦都是好人。不过他们的德行非常好，5超过了全邦任何其他人的个人品德以及所表现的政治才能，这样的一个人或一些人就不能被困于城邦的角落里，他或他们的德行才能已经超越其他所有的人，如果还让他或他们与其他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这对他或他们就不公平了。这样卓越的人物就好像人群中的神祇。10法制只应该规制出身和能力相等的众人。而这样的人物就不是律例所能约束的了。他们本身自成其为律例。

谁要是企图以法制来笼络这样的人物，就可以说是愚蠢的，他们尽可以用安蒂叙尼寓言中那头雄狮的语言来作答：群兽集会时，15野兔们登台演说，要求兽界群众一律享有平等权利，雄狮就说，“你也有爪牙么？”依加梅拉留：《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经济学译文和疏释》补加语句。参看韩姆编：《伊索寓言》（halm，fabulae aesopicae）241；又，巴布留：《寓言》（babrius，fabulae）67。这些情况实际说明了平民政体各城邦为什么要创制“陶片放逐律”雅典的“陶片放逐律”创于公元前500年，立法的初衷是保护平民政体，这样国内就不会因为产生杰出的政治人物而转变为寡头或僭主统治。决定应被放逐的人时，公民大会中公民各书其姓名于陶片上，而后投入陶罐中，必须有6000陶片才能通过一件放逐案。放逐期为10年，后减为5年（参看《雅典政制》xxii）。《修昔底德》viii73，《狄奥多洛》xi55所记放逐律的作用和目的同亚里士多德此节相符。但后世执政党派常假借此条法律以排斥异己。

叙拉古设有类似的“榄叶放逐律”（πεαλισμó），是将被放逐者的姓名写在榄叶上，放逐期为5年（《狄奥多洛》xi87）。其他城邦，如阿尔咯斯（本书卷五1302b18）、米利都和梅加拉（阿里斯多芬；《骑士》855诠疏）也设有放逐律。。这些城邦以“平等”作为超过一切的无上要义，根据这一宗旨，如果邦人特别富有资财，20或朋从过多，或者是其他势力过于强大等，如果它们的政治影响足以引起社会动荡，城邦就会运用这个处分，把他驱逐出境，并限令他在若干年内不得再回到本邦。在神话中，阿尔咯舟远航的舟子们遗弃赫拉克利斯的原因也是如此阿波罗尼（apollonius）：《诠疏》i1290，说，此故事实见于费勒居特（phere－cydes，公元前5世纪史家）著作（参看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i88）。

阿尔咯神舟能凭借船头的浪劈发声说话，这浪劈为一“神木”（参看公元前2世纪雅典作家阿波罗杜罗：《书丛》［apollodorus，bibliotheka］卷一919）。。阿尔咯舟因赫拉克利斯神勇胜过全船的舟子，就吩咐舟子们让他离开船上。对于伯利安德给司拉绪布卢的示意，25人们往往嘲笑它是僭术，这样说来，这种指责就算不上公正了。以前代代相传的故事说，僭主司拉绪布卢曾遣人向另一邦的僭主伯利安德讨教计谋。伯利安德当时正站在黍田之间，他没有回答使者的问题，而是用手杖击落高大的黍穗，30直至黍棵看起来齐且平才停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回话之后，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剪除邦内特出的人《希罗多德》v 92，记载了米利都僭主司拉绪布卢劝告科林斯僭主伯利安德清除邦内雄杰之事，此节中，两人互易了宾主地位。参看卷五1311a20。。对于这种政策，不仅僭主们把它看做是有利的国政而加以实施，寡头和平民政体两派也同样应用这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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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卷（Γ）三 (9)

“陶片放逐律”就是类似的措施，使才德出众的人远离本土，35他们在邦内的势力便逐渐地会变得弱一些。强邦对小城或弱族也会施行相同的虐政，雅典人对于塞莫斯岛人、启沃岛人和累斯博岛人的征伐就是这样的例子。雅典巩固了自身霸权之后，它就不顾盟约，以强暴施加于它的盟邦塞莫斯岛于公元前440年、累斯博岛的米提利尼城于428年、启沃岛于412年，先后叛离雅典。雅典海军征讨三岛（参看《雅典政制》章24）。但这次战争的起因并不是因为雅典背约。这三岛是雅典重要盟邦，雅典对这三邦还算有礼。《纽校》Ⅲ248—9，引《修昔底德》i76、vi76、《狄奥多洛》50、70等章节，说此处所言雅典背约加暴于三邦，应是指公元前440年以前，雅典尚未同各邦缔结提洛同盟时的事情。。40相似地，当米第亚人、巴比伦人以及其他臣服的民族被本族前代的光荣激励，1284b想奋发的时候，波斯王就一再武力征讨他们《希罗多德》卷一183、卷三159，记波斯王国在讨伐平米第亚巴比伦的叛军后，重惩其族。参看阿里安：《亚历山大长征记》（arrianas，anabasis alex）卷三164。。

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正宗以及变态政体之中：各式变态的政府为了它们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必须实行清除，5各式正宗的政府为了公共利益也必须应用类似的清除。这种务求整齐匀称的规律参看卷五1302b34；卷七1326a35。及柏拉图：《理想国》卷四420。也可以用一般学艺来验证。画家在画布上描绘人像，不可能画上一只特别大的脚，不管这只脚画得怎样美丽，如果失去了匀称，那也是不应该的。船匠不会把一艘船的艄部或其他部分造得特别高大。10乐师也不能让他的整个合唱队中有一人歌声特别嘹亮或特别纡徐。

随着这种清除政策的广泛采取，我们可以看到在君主政体中，一个王室，如果它平日施政一般对全邦是有利的，那么即使进行了清除，这个王室也未必就会同邦内人民失和。从对付某些可以引起内讧的显著势力来说，“陶片放逐律”也有政治理论上的根据。15当然，立法者最好是在创制法律的初期就为本邦构筑好良好的体系，使日后无需再依仗这种补救办法。但为了保持一个政体，使它不会轻易被邦内的某些人倾覆，这仍然是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可取手段。实际上，这种手段却常常被各城邦滥用，20这其实并不符合立法的本意，也不符合各自政体的原旨。他们为了党争，不惜一再使用“陶片放逐律”，借以达到排斥异己的偏私目的。

在变态政体中，各自维护立场，排斥异己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甚至可说是合法的了，虽然它们明显地不是绝对符合正义。25但在最好的政体中，如果也采用这种政策，那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疑难了。这里我们所说的疑难并不在于那些政治势力特别大，或是富于资财，或朋从众多的显要之辈。而是在于，如果邦内出现一个善德特别显著的人，那又该怎么办？大家既不能说应该把这样的人驱除，流放他到邦外，可是又不能强迫他屈服为臣民。因为如果强迫这样的人屈服为臣民，30就像把宙斯神一并纳入人类的政治体系而强迫他同样地轮流担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了。

既然如此，那么唯一的解决方式，可能也是最合乎自然的方式，就只有让全邦的人都臣服于这样的统治者：这样一来，最终他便成为这个城邦的终身君王章九至十三的主题为政治权利的正当分配，举出了两类分配根据：（一）在公民的品质方面为出身、财富、品德三者；（二）在公民的数量方面为多数、少数和一人三者。第十二、十三两章，在数量这方面，对崇尚“多数”的意思已说得非常详细；依照章七1279a23—25所拟的程序，这里应当依次分论正宗政体三个类型。本章末节突然提出了“一长政体”的要领。本卷以下五章承接本章，也承接第七章，专门叙述君主政体（王制），即正宗三型的第一型。下章首两句同章七首句相呼应。。

章十四

经过上面一番探讨后，35我们可以转向论述君主政体（亦称“王制”）方面了。我们曾经说，一王为治的制度是正宗政体的类型之一。但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是：任何城邦或国家要得到修明的治理，君主政体是否都完全适宜，或是完全不如其他形式的政体，又或者在某些场合未必适宜，40而在另一些场合却相反。首先，我们需要确定君主政体是只有一属还是数属（即多种）。其实我们并不难弄清楚，王制实际上包括若干不同的种属，它们的为政方式各不相同。1285ɑ

（一）斯巴达政体中存在着一种王室。这种王室向来被称为君主政体的真实典型。但斯巴达王除了在出征离开本邦以后，具有指挥军事的全权之外，并没有绝对的治权。5此外，宗教事务的权力也归属于王室。所以斯巴达王实际上是一个受任终身的“统帅职位”。他对于军事可以独立自主，发号施令。这种王不操生杀之权，只有某些王室“某些王室”（ν ινι βασιλεια），或“王制的某些种类”，这一短语在阿雷丁诺和季芳尼拉丁译本并没有出现，贝克尔校本等标明是衍文。这可能是上两行中“王室”字样的重复误缮于本行。，10例如史诗时代的王在出征期间可以凭借权威杀人“凭权威杀人”和“依法律杀人”相对；依艾利斯译本为“依军法杀人”，但古王在战场可格杀临阵退缩的战士，不经军法审讯手续。。在此，我们可引荷马的诗为证：阿伽米农在公民大会中对于受到的攻诘总是隐忍，但一到战场，他便实施生杀的权力。

“想要临阵脱逃的人，总逃不了。

我操持着生杀权，就要把他喂食鹰犬见《伊利亚特》ii391—393。现行《伊利亚特》抄本缺“操持着生杀权”一分句。亚里士多德各书所引荷马诗篇同现存抄本往往不同；鲍尼兹：《索引》507a29以下各页，列有这类异文的详单。。”

他如是说。

以上所说的就是君主政体的各个种类之一的军事指挥终身制。15这一属王室有两个品种，一个是世袭，另一个是公举。

（二）君主政体的另一属，其权力类似于僭主（亦称“专制”），常常出现在被视为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的各国中。然而这一类别的君主政体也出自于成法，历代的王都是世袭的。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加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加富于奴性，20结果，他们常常选择忍受专制统治而非叛乱参看卷七1327b27；又，《亚里士多德残篇》八一1489b27。。这样，蛮族王制便演变成为了僭政性质的王制。但既然那里遵循成法又世代嗣袭，那么这种君主政体就是稳定的。同时，我们可以在侍卫来源方面看到君主政体的分别。不同于僭主们常常依仗外邦（即雇佣而来的）武士来保护自己，蛮王的侍卫仍来自于本国的臣民。君主依照国法统治着自愿从属的臣民，25因此臣民也乐于担任侍卫为其服务。至于出自篡夺的僭主，他因为确实是同人民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了防备本邦的人民，就不得不把自己寄托于外邦（雇佣）卫士了。

以上已经叙述了君主政体的两个种属，30还有（三）屡见于古代希腊各邦的一种被称为民选总裁（“艾修尼德”）的形式。民选总裁大致相当于公举产生的僭主。这种权位之所以异于蛮族君主者，就在于其位不世袭，它与蛮族君主的相同之处，就在于依法受任。这种统治职位有时是终身的，有时则为期若干年，或者以完成某些事业为期限而定。例如，当流亡者以安蒂米尼得和诗人阿尔喀俄为领袖率众攻打米提利尼时，35米提利尼人就拥戴毕达库斯为“僭主”（领袖），从而便于统筹守御。阿尔喀俄曾经在所作《醉歌》的一章中，抒发了他的遗恨之情：

嗟此懦城，奉此鄙夫“鄙夫”（κακοπριδα），直译是“贱种”。依《修昔底德》iv107，毕达库斯这一族姓出于色雷基，可能毕达库斯的父母为奴隶出身，所以阿尔喀俄讽刺他是贱种。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例传》卷一75，提及毕达库斯任米提利尼总裁有十年之久。，

诅彼愚众，嚣尔趋附。

这些诗句参看伯格编：《希腊抒情诗人集》《阿尔喀俄残篇》37。阿尔喀俄，米提利尼诗人，盛年在约公元前606年；安蒂米尼得为阿尔喀俄兄弟，参看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卷二46。确证了毕达库斯的临时统治职位是由人民公推产生的。1285b这种制度常常显出两方面的性质：既具有类似于僭政的专制（独断）的权力“艾修尼德”这个名称见于荷马：《奥德赛》viii258者是一位运动会的裁判员；见于《亚里士多德残篇》四八一1556b44者为库梅（cyme）执政官的通称。这里提到的具有特大权力的“民选总裁”制度，米利都古代（《大马士革人尼古拉残篇》54，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iii389）和欧卑亚古代（普鲁塔克：《梭伦传》14）都曾有过。哈里加那苏的狄欧尼修：《罗马掌故》（dionhal，antrom）v73记录了，希腊城邦的民选总裁制与罗马的“狄克推多制”（独裁制）相同，世人往往视为僭主。，又是依照民意，经过大众的拥戴而受任，因而只能称之为君主政体了。

（四）君主政体的第四属是属于史诗（英雄）时代的王制：根据成法，统治如果符合臣民的公意，王位则从父辈传给子孙辈。5王室的始祖都起家于军事技术（战功），或是团结一族的人民创立了城市，开拓了疆土，为公众树立了不朽的勋业。因此大家共推他为君王并一致议定了传统世袭制。这种王室具有三项统治的权位：10战时为统帅；祭时为主祭（除另有祭司职掌的宗教事务之外，他们一般主管着氏族的祀典）；法律争端时担当最后的判决。在断案前，他们有时会举起他们的王杖先行宣誓，有时也不必宣誓斯巴达两王每月在监察院的监察们前进行一次宣誓（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xv7）。不要求诸王先行宣誓而后断案为王权较高的象征。。在古代，他们拥有着总揽一切（包括城市、乡郊以及同外邦来往等各种重大事件）的永久权力。后来情况逐渐改变，他们放弃了某些特权，15人民从而又争取了一些法权；王权经历代削弱，到了今天，大多数王室也已成为只能主持一般的传统祭仪的虚位王权逐渐削弱的实例，见于本书卷七1313a23行的谟洛修王室和26行的斯巴达王室。。虽然一些邦城内还有真王，也仅仅是保留着在出征国外时军事指挥的权力。

这里，我们已经叙述了四个种属的君主政体：20第一，史诗时代的古制，王位由人民公推产生，而权能仅限于领军、主祭和裁断法案。第二，蛮族君王，出于世袭，虽然是依靠成法统治，但具有专制权力。第三，所谓的民选总裁，这只能算是一种公推的僭主。25第四，斯巴达式的诸王，他们是世袭的统帅，终身掌握军事指挥的权力1285a16说这一属有世袭和公推两种。本节总结上文，次序同前面不符。。如上所述，这四式君主政体彼此不同。

（五）还有与以上四属完全不同的第五属君主政体，就是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即下章所称的“全权君主”（παμβασλευ）。纽曼注本卷1284a14、1287a1所涉及的全权君主应是指波斯王室。，他一人便代表了整个氏族或城市，全权统治所有人民的公务。这种形式类似于家长对于家庭的管理。30其实家务管理本就可以说成是家庭中的王政，那么反过来，这种君主政体也就是一城邦、一民族或若干民族的家务管理本章君主政体分类的依据为（一）是否依法成立，（二）是否具有统治全权，（三）出自选举或由世袭，（四）是终身还是临时职位。这四项依据，亚里士多德没有作出主次之分，  在所列君主政体五个种属中，这些依据参次互见。“城邦”和“民族”的区别，参看卷五1310b37注。。

章十五

第30章 卷（Γ）三 (10)

我们只须详细研究在这五个君主政体种属之中的两个——末一式和拉根斯巴达式。其他三个种属的王室一般都介于这两种属之间，35他们所持有的权力，一般比绝对王制（“全权君主”）小而比斯巴达诸王广。阐明了两端的种属，我们便大体可知中间的几个，因此我们就可简略地在这里提出这样两个要旨的论题。第一论题：关于斯巴达式君主政体是终身统帅的职权，无论采用世袭制还是规定有轮换的其他方法1285a15说斯巴达王室或由“世袭”或由“选举”（α αρεα）。《贝克尔校本》《纽曼校注本》从Ⅱ1p2p3，此处作“轮换”（καμρο），同“世袭”对举；《苏斯密尔校本》从p1p6l5，作“选举”。“轮换”包括选举或其他人事更替的方式，意义比选举或公推更广。，1286ɑ对于城邦究竟是否有利（适宜或不适宜）。第二论题：关于全权君主全邦政务都由一人治理究竟是否有利（适宜或不适宜）。

第一论题其实属于法制研究，不属于政制研究，因为任何政体都可能设置常任的将军（统帅）职能。所以这不是君主政体才专有的职能，我们现在可以暂置不论以后也没有再论及此题。。5另一种君主政体全权君主却确实是一种政制，我们应该对此做一番理论研究，对与它有关的各个方面的疑难问题进行概括地考察。

“由最好的一人还是由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更有利此处所提出的疑问“由最好的一人还是由最好的法律统治？”相同于拉丁成语“aut rex aut lex”（王治还是法治）论题。中国旧有“人治还是法治？”问题也和这个相似。这个论题早先曾屡见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政治家篇》，《法律篇》中也曾涉及。柏拉图轻视呆板的法律而主张由哲王治理。但他的“哲王”（ο φλóσοφοι βασιλε σωσιν）在《理想国》473c、d中是多数，他立论的重点在明哲（智慧）而不在王权，他的中心思想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亚里士多德本章的结论，是不抹杀个人才智的有利作用而略微偏重法律（参看1287a3注）。？”我们的研究就以这样的设疑开始。依照主张君主政体较为有利的人来说，法律只能订立一些通则，但是当国事演变时，法律本身却不能发布任何应对时事的号令。如果完全照成文的通则办事，任何技术都是愚昧的。

10在埃及，医师依成法制定处方，但如果至第四日医治无效，他就可以改变药剂，不过倘若他在第四日以前就急于改变成法，就要自己负责。同理，完全按照成文法律统治的政体显然不会是最优良的方式。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通则仍然是存在于统治者心中的。15而且虽说个人的意旨可有益城邦，但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一般会比性情中的人们更为优良。人类的本性（灵魂）决定人难免有感情，而法律恰恰是完全没有感情的。这里，君主政体的支持者可以接着强调个人的作用：虽然个人不免有感情用事的毛病，但一旦遭遇通则不能解决的特殊事例时，人的理智还是能进行较好的审裁的。20这样说来，的确应该让最顶尖的（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立法施令的统治者了，但在这样的一人为治的城邦中，一切政务仍是需要依托于整部法律，法律只有在其不能包括的问题上，才失去了权威，才可以让个人运用其理智。但现实中确实存在法律未及或虽有所涉及而并不周详的问题。这时候要运用理智，那么应该求之于最好的一人还是全体人民？25

依我们现行的制度，一旦遇有这样的情况，应当集合人民举行公民大会，以尽其议事和审断的职能。在这里，人民审议而裁决的事情就都属于法律所未及或未作详尽的特殊事例。虽然任何集会中个人可能都不及那才德最高的一人以下转而涉及人民权利的旧题，重复了章十一1281b1—6的议论。，但由于城邦原为多人合组团体，类似于多人出资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酒席。30在许多事例上，群众可能比一人更能作出较好裁断。除此之外，物多者更难腐败。如同大泽水多则不竭，小池水少则易朽；群众比起少数人也不易腐败。单独一人容易因愤懑或其他类似情绪失去平衡，最终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却不会同时发怒而错断。对于上述的集会，35我们假定它的出席者都是自由公民，所议事件的界限都是法律没有周密规定的方面，所作出的裁决也从未有违法。辩解的人也许要说，这样人数众多的集会，也未必真能使其严守于此范围公民大会可能逾越法律范围，参看卷四1292a15、23等节。有很多贫民群众参与的第四种平民政体，其公民大会更易于逾越法度（1293a1—10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701 a。。

那么，我们也可以另行假设一个既是好人又是好公民的群众集团，试问，这个好人集体和那单独的一个好人相比，40究竟谁更容易腐败？这不是已经很明显了么？1286b由若干好人组成的集体一定更不易于腐败。可是辩难者还可以提出另一个反对的理由，即人多了就容易意见分歧，从而发生党派之争，而一人为治却可以避免内讧《希罗多德》iii 82，君主以一人独断，可免党派纠纷，是大流士（darius）在政体辩论中所持“君主制优于民主和寡头”观点的理由之一。。

对于这个理由，我们就更无须另作解答，原因在于，既然所假设的集团都是好人，与一个好人做事一样，许多好人即使在一起也不会发生内讧。于是，我们可以对这一番论证进行总结了。假设若干好人所共同组织的政府被称为贵族政体，5以一人为治的政府被称为君主政体，那么，如果可以找到世间这样多如此贤良的好人，我们就宁可采取贵族政体而非君主政体了——无论这个一王之治是否拥有侍卫为武力支持有没有侍卫武力问题见下文27—40行。本章原题为王制是否有利于邦国，论辩至此开始出现两种变化趋势：（一）1286a26—35亚氏重申了平民多数的立场；（二）1286a36—b7又表明了少数贤良的立场：这些都反衬出君主政体不适合现世。。

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君主政体），它之所以适用于古代，是由于那时哲贤之人稀少，各邦地小人稀。而另一理由则是古代诸王都曾经于人民积有功德，10即使少数的才德之人也有一定恩泽于世，但是一人功德巨大的话，就会首先受到拥戴。随后，有同样才德的人越增越多，他们不甘心受制于一人，要求共同参与治理，由此便产生了立宪政体。再往后，这些贤良又渐趋腐败，他们侵占公共财物，将之据为己有，从此开始了尚富的渊源，而邦国的名位也渐渐以财产为根据，15由此兴起了寡头（财阀）政体。

随后，寡头政体先变为僭政，然后又变为平民（民主）政体参看卷五章十二：寡头变为僭主政体，1316a34，僭政变为平民政体，1316a32。该章所述政体的变迁并没有此节所述的一定程序。。追溯这一系列变迁的原因，都是因为为政者凭借名位，竞相贪婪，减少了参与统治的团体和人数，增强了平民群众的势力，因而发生变乱，随后建立了平民政体。现在，既然各邦的版图日益扩展，其他类型的政体已经难以存在或者是重行树立结论说广土众民的各城邦只适合平民政体，参看卷四1293a1、1297b22—25。遗憾的是，世事的演变反而不同于亚氏这一论断：希腊的城邦平民政体在他去世后不久就陆续消灭，地中海周围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被统治于马其顿亚历山大部属诸将的三分割据王国。，那么君主政体也应该是不适宜的了。20

再次回到比较研究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上来，我们在这里又提出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即使我们承认君主政体是城邦的最优良政体，那么王室子嗣的地位又应该如何？王位是否应该属于家族？是否一个人登上王位，其后嗣便有资格相继为王？如果这些子嗣均是庸才，使其坐上王位就必然有害于邦国参看章十七1288a15，如果王室子孙均属贤能，就应该世代继承王位。。25对于这种情况，君主政体的主张者会奋起辩护说：老的君王在行使传位于子嗣的法权时，可以不使庸儿继承。但是很难保证王室真会这样行事，毕竟传贤而不传于私爱之子的善德不易做到，我还不敢对人类的本性提出如此过于奢侈的要求。另一个疑难问题则是君王的侍卫武力。

登上王位的人身边是否就该有保护他的军队，30但凡遇到抗命者，便可用以压服这些不安稳势力？倘若没有这种武力，他又如何发号施令进行统治？即使这个身居至尊地位的君王毫无任何私意和法外行动，他的一切举措全都遵循法律，也应当有一支侍卫武力保障他执行这些法律。就以上所指这类依法为政的君王而论，这个问题可能并不难解决。他应该配备一定人数的卫队，35其人数要少于全邦民军，但多于任何个人或者若干人能够操纵的武力。在古代，当人民拥立一位所谓“民选总裁”或僭主原文ισυμνην  ραννον（“民选总裁或僭主”）都在宾格，这两词似乎同义，一些译本译成“作为僭主的民选总裁”。卷四章十叙述僭政种类时曾说民选总裁作君主政体之一，也可看做僭政之一。民选总裁与僭主不同的是：僭主都由政变或强权自立，不经民选，不遵成法，不定任期（章十四1285a31）。时，人民会给他组织一定的卫队，其规模正是如此。当狄欧尼修向叙拉古人民提出设置卫队的要求时，有一位议员就建议所给予的武力应当按照此定数。40

章十六

刚刚说过为政遵循法律、不以私意兴作的君王。1287ɑ但对那些喜欢凭个人智虑行事的君王还得进行一番考察上章“人治（王治）还是法治”这个问题的讨论，辨析自1286a5至25止。25行以下，假定了在尊重法治的情况下，法律有所未周而需依仗人治时，提出了另一论旨：应由一人的智慧还是由若干人的智慧来裁决这些案件。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偏向于集团智慧，即君主政体不如贵族政体亦不如平民政体。本章亚里士多德又回转到“人治和王治还是法治”的问题，结论仍趋重于法治。至下章亚里士多德表明绝对君主制（全权君主）在某种社会中仍有作用，因此可以存在。“人治（王治）或法治”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第十七章1288a32而终止。这一章也同时回答了1286a1所提绝对君主制是否有利于城邦的问题，并回顾到第十三章末节所由导向君主政体讨论的伏笔。。所谓“依法为政的君王”“依法为政的君王”（κα νóμον βασιλε），或译为“有限君王”，或译为“立宪君主”。，如上面所说上章1286a2。

，5它本身其实不能算是政体的一种。这种王室一般只是一个常任将军，在任何政体——例如一个平民政体或一个贵族政体——之中，都可以设置这样的军事领袖。在内务方面，一些类型不同的政体的城邦也曾设有权力特高的个人职位，但这种职务的权力是不逾越法律范围的。譬如在爱庇丹诺就有这一级的执政官卷五章一1301b21—25。，在奥布斯也有这样的职位，不过权力要小一些爱庇丹诺和奥布斯都属于寡头城邦（参看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 39236）。奥布斯内务职权最高的官位为“执政”（同书卷二411）。爱庇丹诺，参看卷五1301b21注；奥布斯见卷二12666b19注。。但所谓“全权君主”却是政体的一种形式。10在这种政体中，君主用个人的智慧处理全邦一切公务。有些人认为，在平等人民所组成的城邦中，出现一个人高高凌驾于全邦人民之上的情况是不合乎自然的，同时也是不相宜的。按照这些见解，所有自然而平等的人，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就应当分配给同等权利。

第31章 卷（Γ）三 (11)

所以，对平等的人给予不平等的的名位，或者相反地，15对不平等的人给予平等的名位，就如同对体质不等的人们分配给同量的，或对同等的给予不同量的衣食一样，这些在大家看来都是恶劣的。依此见解得出的结论便是，名位便应该轮番得到，同等的人交互做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这才合乎正义。但这样的结论就等于主张以法律为治了。因为建立的轮番制度就是法律。这样一来，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遵循这种法治的主张，这里还应当弄明白，即便有时国政仍须依仗某些人的智慧（人治），20这些人们也被限制在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用其智慧，让这种高级权力成为法律监护官“法律监护官”（νουοφ λαξ）原本是雅典政制中职官名称（参看卷四1298b29等），这里亚氏使用原来字义说明执政人员只应遵守法律，不应君临于法律之上（参看本卷章十一1282b3 ）。雅典法律监护官共7人，在公民大会或议事会开会时坐主席旁边，如有提案或决议违反成法和政制的，监护官可以即席加以否定。的权力。可以承认邦国必须设置若干职官，必须有人执政，但当大家同样具有平等一致的人格时，却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其中一个人身上，那就不是不合乎正义的。

本章1287a25行以上作为论辩的一方行文，主张法治而诽议全权君主，而在25行以下，则作为亚氏本人的申说行文，所持的宗旨仍旧在法治方面。章末结句总称这些是反对王制的人们的论旨。也许，对个别事例，法律可能规定得并不周详，无法进行判断，但遇到这些事例，个人的智慧是否一定能够作出判断，25也无法确定。法律教导执法者根据法意解释并应用一切条例，至于法律有所疏漏的地方，便让他们遵从法律的基本精神，公正地加以处理和裁决《普吕克斯》viii122，记录有雅典陪审员在投票决狱前的誓言：“有法可据者当依法投票；法律所未详者，当本法意，尽我诚心，作合乎正义的投票。”雅典法意崇尚“高尚公平”。参看赫尔曼：《希腊掌故》卷一134；希克斯：《希腊历史碑志》125号（211页），累斯博的埃勒苏城（eressus）碑文。亚氏此句及下文1287b25句论述和立论都是根据的这类政法誓言（参看《纽校》卷一“诠疏”273页，卷三，“文义注释”294页）。。法律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对现行各种规章进行修订或补充，以求日臻完备这里所说的法制进步同样是以雅典情况为根据的。

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曾有法典增修的规定：每年由执政院中后辈六执政组成“法典审议委员”（thesmothetai），所拟修订意见或补充规章，提交公民大会。公民大会进行决议后，该法案交由法院中推定若干立法委员草制正式的新条例。。那种认为应该由法律逐行其统治的观点，就等于说只有神祇和理智以“理智”归属“神祇”为希腊人的习尚；赖契和希那得文合编：《希腊古谚》（leutsch and schneidewin，pareomgr）卷一281：“遵循理智的人，通于神明。”可以行使统治权力；至于那种认为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的观点，就相当于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30常人不能完全消除兽欲，即使最贤良人们也难免有热衷的东西参看柏拉图：《理想国》588c—e。柏拉图设一比喻：一只庞大的由多种禽兽合成一体的怪物，一个稍稍小些的狮像，以及又一个更小些的人像，三者综合而成人性。因此人性善恶混杂，其中具有（一）属于低级生物的“低劣性情”，（二）狮性或属于高级动物的“高贵性情”，（三）“包含理智的人性”。这里的“热忱”（θυμó）就指第二项的“狮性”。，在执政的时候往往会引起偏向。而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

在这里打个灵活的譬喻，前面曾说到的见上章1286a12—14；又第十一章1281b40—82a7。例如医药并不确切。当然，按照药书擅自开列方剂是轻妄的举动，35病人还是应当求助于具备医疗技术的医师。但医师毕竟不同于政治家，医师不会因为对病人有所偏私而丧失理智，他们诊治不同的病人，各收一份诊费。政治家就不同了，他们做出的许多措施不能免于爱憎的影响，或通过它们挫败敌派，或加惠于对他们友好的人。病人如果怀疑医师受贿于他的仇敌而将不利于他时，40他尽可以查考药书的疗法和方剂。而医师们自身在患有疾病时，1287b也常请别的医师诊治。体育教师们在自己进行锻炼时，也常常求教别的体育教师。他们之所以求助于中立而无所偏私的名家，是担心自己受到情绪的影响，对自己的疾病作出错误的判断。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就相当有毫无偏私的权衡参看《尼伦》卷五1132a22。；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以上我们说的只是成文法律，5但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νóμοｓ（“诺谟”），字根νεμ的意义为“区分”，由νεμ衍生的字干衍化出两个系列的词汇。

一是作为地域区分的名词，如牧场和鸟兽生活的区域，都可称为诺谟。而人类生活的区域，如巴比伦和埃及古代的州郡也存在“诺谟”这样的名称。另一个则用于是非功罪的区分，则成礼法上一系列的名词。本书中的“诺谟”主要是解作“法律”，而各种“制度”也叫“诺谟”。那些为城邦创立制度的名贤或拟订法律的专家就统称“诺谟赛忒”（νομοθη，“法制作者”）。占时有些或行或禁的日常事例，经若干世代许多人们仿效流传而形成的“习俗”便是“习惯法”，也被称为“不成文诺谟”（γραοι νóμοι），即未经立法程序而业已通行于世的法律。此外，初民祭神的某些仪式有时传布为社会共同遵循的礼节，各族先贤因大众常情而受其限制，“礼仪”也可说是古代的生活规范。这些在希腊语中都是“诺谟”。在近代已经高度分化的文字中实际已经没有那么广泛的名词可概括“法律”“制度”“礼仪”和“习俗”四项内容，但中国经典时代的“礼法”这类字样恰也常常是这四者的浑称。实际上比“成文法”还更有权威，涉及的事情也更加重要。因此可以对一人之治可以这样推想：这个人的智慧虽然可能比成文法更为周详，却未必比所有不成文法更广博。

除了不能无所偏私以外，一人之治还有一个困难。统治者实际上不能独理万机，他必须任命若干官员帮助他处理各项政务。10然而，既然后来要由这个人继续挑选并任命这些共治的职官，为什么不在当初就把这些官员和这个君王一起安排好呢？我们还可以重提一些旧论见上章1286b2—13。来支持这里的论辩：如果说一人因为他比众人优良而执掌政权，这件事是合乎正义的，那么两个好人合起来执掌政权就更合乎正义了。古诗有云，

“二人同行。”荷马《伊利亚特》x 224，“二人同行，必有一人较另一人率先见到有利的途径”，意思是：两个人一定比一个人的见识更周详而敏捷。

第32章 卷（Γ）三 (12)

还有阿伽米农的祈祷词，15

“愿得十士，惠我忠谋。”《伊利亚特》ii 372，阿伽米农力图攻破普里亚姆（priamus）王的特洛埃城，说：“愿得十士，惠我忠谋，共奋智勇，克彼坚垒。”

今日，我们都承认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能尽其本旨地作出最适当的判决，但是这里也应当设置若干职官，例如法官，在法律不周详的事例上，他们可以作出自己的判决。因为法律难以完备无所遗漏，因此，从这些缺漏的地方考虑便会引起这个导致严重争执的问题：20“应该力求一个完备的法律，还是让那最好的一个人来统治？”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所遗漏，无法写定一切细节，这些细节原本可以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非是想抹杀人们的智慧，他们认为与其把这种审议交托给一个人，还不如交给众人。

参与公务的全体人员既然都受过法律的训练，那就都能具有优良的判断。如果说仅仅有两眼、25两耳、两手、两脚的一个人的视听、行动，一定胜过多眼、多耳、多手足者先见于章二1281b6。，这种说法未免荒谬。实际上，君王都在用心罗致自己的朋友和拥护王政的人们，让他们担任职官，作为自己的耳目和手足，和自己共同治理邦国。30参与君主统治的职官们都是君主的朋友，如果不是朋友，他们的作为就无法符合君主的心意，如果是朋友，就应该是和君主同样平等的人参看《尼伦》卷八章六。又，柏拉图：《法律篇》837a。。君主们既然认为朋友们应该同他们共同治邦国，那么一邦之内所有同样而平等的人们也同样应该参与公务。

这些就是不赞成君主政体（王制）的人们所持的主张。35

章十七

但是，这些主张也许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只能适用于某些社会，而未必适用于另外一些社会。有些社会自然地适宜于专制统治，即家主统治奴隶，另一些社会适宜于君王统治，还有一些社会则适宜于城邦团体的宪政统治。40各类社会各有其适宜，也都合乎正义。但任何一类社会都不适宜僭主政体和其他类型的变态统治，因为这些类型的统治都不合乎自然。1288ɑ上述种种已足够证明，一个团体如果是由同样且平等的分子组成，一人统治万众的制度就一定不适宜它，也不合乎正义。无论这种统治原先是有法律作为依据，或是根本没有法律而是以一人的号令为法律；无论这个人是好人并且统治的城邦中也多为好人，或者恰恰相反，这个人是一个恶人而统治恶人的城邦，这种制度都不适宜且不合乎正义。这一个人的品德如果不具有特殊优秀的性质，5他就不应该凭借普通的优点独擅政权。这个特殊性质，我们在前面曾有所涉及见章十三1284a3—11、b22—34。，这里将再次作出说明。

我们应该先论证具有哪些性质的社会分别适宜于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如果一个社会，那里的民族、种姓自然涌现出独一无二的英雄豪杰，其才德足以当政治领袖且无人能比，那它应该适于君主政体。如果一个社会，10那里不单自然地拥有一些政治才能突出的优秀者，还有乐于以自由人身份接受贵族统治的人民大众，那它应该适于贵族政体。如果一个社会，那里自然地拥有胜任战争的民众或武士，15在小康阶级之间按照每个人的不同价值分配政治职务，使他们在这样的制度中既能统治他人，也能被统治，那它应该适于城邦宪政，即共和制度。1288a6行和15行文理相承，夹在中间这一节旁涉，《苏校》作为后人串插，加〈〉。《纽校》疑其为错简。

如果一个家族，或者只是单独一个人，才德远远高于众人，这时给这个家族绝对权力，使它成为王室，或者给单独一个人绝对权力，使他成为王，就是合乎正义的了。但这不只是正义问题。在建立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时，无论它是贵族政体还是寡头政体，20或者是平民政体，每一种都合乎正义。根据尚优原则，各种政体要求政权的立场虽然各不相同，但各自有它们某一方面的优胜作为正义的依据。我们在前面曾讲过另一种观点见章十三1284b28—34。是否切实的问题。除去一个才德出众的优秀人物，或用陶片放逐律，让他有限期地流亡，或将他驱逐于邦外，终身禁止他回归故里，25都是不切实际的。纳入各部分交互轮番的体系中，使他也成为被统治者，同样不一定恰当。部分总是不及整体，这样优异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而其他人就如同他的部分。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服从他的统治，而他不与别人轮换，无限期掌权。

君主政体有哪些不同类型？30对城邦是否有利？如果说有利，那应该是哪种城邦，在什么情况下才真正有利？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上述的这些论证可以做出回答。

章十八

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研究怎样才能创建一个良好的政体。前面已经说明，政体的正统类型有三种，而其中最优良的应该是由最优秀的人们所治理的政体。35这种类型的政体，统治者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宗族，或者是几个人，他或他们都拥有出众的才德，擅长执政，而且被统治的民众都立志于，也都适宜人类最高尚的生活。在我们这篇专著的起初当指本卷章四章五1277a29以下各节。ν οｓ προιｓ λóγοι，解作“这篇专著的起初”，如果依照1278b18解作“前编”应指“卷一”，其内容和本节所说不符。，我曾经讲到过，在最好的城邦中，善人的品质一定无限接近于好公民的品质。40显然，创造一个善人的方法和途径可以作为城邦创建一个贵族政体或者君主政体首选的方法和途径。那些可以训练人们品德善心的教育和习惯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教育并训练一个人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或者君王本卷第十四章以下五章的主题当为君主政体理论；章十七、十八也涉及了贵族政体理论。照这样的程序，以下还该有多数制、如平民和共和政体的理论。但全书对多数制理论虽屡次涉及，却未见这样的专章。。1288b

论述了这些主要问题，我们可以接着研究最优良的政体，考察这种政体如何才能产生，又如何才能成立？对这个问题要进行适当的研究，就应当先论定人类最崇高的生活的性质……“对这个问题……”一句重见于卷七开章，这里，原抄本缺分句“先论定人类最崇高的生活的特质”。编校《政治学》这书诸家有些主张改卷七卷八为卷四卷五（例如《纽曼校注本》），他们的主要根据就在于这个卷三的末句和卷七的开卷语相合，认为古时的抄本原是这样连绵地抄下的。持相反的意见的则认为卷三的末章连这末一破句，都是后人撰入的。这一章认为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为最好的政体，同第七第八两卷意义全不相承，那两卷所述的理想政体以公民武士全体为基础，并不涉及君主政体，对贵族政体也极少关注。本章所重的教育论题，在卷七中直至第十三章以下才开始进行叙述，而所叙的教育宗旨是使一般公民都能成为良好的被统洽者又能成为良好的统治者，不同于本章所说教育一个只为执政、不为臣民的优良君王。5

第33章 卷（Δ）四 (1)

卷三列举了政体的六个类型后，末数章已专详君主制而又涉及了贵族政体。卷四、五、六如果承接卷三，就应该详叙另四类政体。现存抄本的卷四，除了说明平民、寡头、共和政体和僭政外，也提及贵族政体的诸多品种；卷五又述君主政体的诸多品种。各章对政体分类的依据也不局限于卷三所提及的两项原则：（一）执掌治权者人数的多少，（二）为了全体人民还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卷四至卷六的行文程序大体符合于卷四章二1289b11—25的纲领；常常见到与前三卷有些联系，却实际上却不是一贯相承的。

前三卷侧重于理论；这三卷专讲应用，内容都根据史实作简捷的论断，不再用“设疑”的方法反复辨析。从这三卷中叙述的大量史实来看，确实只有曾经收集而编订过一百五十八种城邦政制的人才会这样博学而反约。亚里士多德以史实为基础，论述了各式政体的类别与要领，并时常注意到怎样创制并维持各式政体的长久存在。就维持一个既成政体来说，他不仅提到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也在他素来并不重视的极端民主、极端寡头和僭政等的不正常政体方面也提供了意见。这些可以称得上是实际政治家的参考材料，所以纽曼称它为希腊的《政治家手册》（《纽曼校注本》卷一）“《政治学》绪论”第485—494页，卷四“序语”第viii页“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涉及的各种政制”）。

圣提莱尔（sthilaireb）、康格里夫、纽曼等人的校本都将卷七卷八放在卷四、五、六之前。纽曼认为亚里士多德先写成卷一、二、三；过了一段时间，又作卷七、八；卷四、五、六是已经编订过一百五十八种城邦政制之后的晚成稿。这个汉译本仍旧保持原抄本的传统编次（参看罗斯：《亚里士多德》wdross，“aristotle”，五版，1956年印本，235—6页；周伊特英译本（1885年）卷一序文，v页；巴克尔英译本，“绪论”，xxxvii—xli页）。

章一10

不管是技艺还是作为实用之学的学术，如果不仅以片段的陈述为满足而是有志于研究整个问题，那么对于每一种专门的技艺和学术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擅长的那一门，就应该考虑到其中所有领域的一切情况。

例如体育这一门技艺就得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针对不同体质的人应该用何种不同的教练方法；其次，其中最合乎理想的教练方法是什么15（所谓理想方法就是具有最良好的体质而又具备最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人们应该使用的最好的教练方法），以及普遍适宜于大多数人体质的教练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体育教练也得一并给予考虑）；最后，还得顾及有些人们愿意接受体育训练，而不想造诣到能够参加体育竞赛那么高度的技艺，而且成人体育教练和少年竞技教练体育或运动教练，少年（儿童）竞技或角力教练；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列举的这两种教练，前者专指“成人”的教练。依柏拉图：《高尔吉亚篇》（gorgias）451e、452b、456e等节，“少年体育教师”教导少年进行体育活动，以发展儿童的体态和体力，同时教导儿童进行各种竞技和角力练习。亚里士多德重视儿童体育教育和人体的健美，以便使他们适应将来公民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而并不着重于运动竞技。参看本书卷八1338b7。又得为他们所教授的截然不同的人群，设置某些对他们相宜的比较低的课程。这里以体育教练为例所说的原则，20对医疗、造车或缝纫等其他一切技艺均可适用。

对于政治（政体）的研究，既然是各种实用学术中的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不考虑外因的影响，则最优良的政体应该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其次，应考虑适合于不同种类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的政体。最良好的政体并不是现存的一般城邦所能实现的，优良的法25学家和杰出的政治家不应仅仅构想并苛求绝对至善的政体，还须根据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本城邦相适应的最良好的政体。再次，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哪种政体最为相宜，并研究怎样才能创制这种政体，并且在建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久远存在。这里，我们30就以那种只能实行较低政体的城邦作为假想的情况，这种城邦现在的确没有理想上最良好的政体，因为那里即便是良好政体的起码条件也是缺乏的，因而就不可能实行其他现存城邦所能实行的较良好的政体。

此时我们就不得不为它设计一种较低层次的政治体制了。最后，还应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35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的大多数学者虽然在理论上各具卓见，但等到他们的理论运用于实践时，错误却往往很多。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理想的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考虑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构建的政体形式是怎样的。世上的政治理论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人追求40最崇高的理想的政治制度，那是必须有充足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作为基础的。另一类人虽然崇尚实际的现实政治体制，却老是不满自己本1289α邦的政治体系，而往往标榜拉根尼参看卷二1265b35。（斯巴达）或其他城邦的良法。

一个优良的对于政体的建议，必须是以当代固有的体系为基础构架并且加上大家所乐于接受并易于实施的一些改变柏拉图：《理想国》501a，劝告立法家在立法之前，先将版上旧法制抹除干净后再落笔；又，从《政治家篇》296a、《法律篇》684等章节看来，他并不尊重现实政治。。改善一个旧政体和创制一个新政体一样困难，这恰恰就像要人们忘掉一页老课程和要人们诵习一页5新课程一样困难。所以实际政治家就不可以自囿于上述范围，他应该像我们预先所说明的那样参看上文1288b29—33。，帮助任何现存政体并以予改进或补救。因此他必须清楚地了解政体究竟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如果他对此不了解，就无法对现实政治给予任何有用的帮助。我们见到有些人认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都只有一个种类，10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蹈袭这种错误，应该牢记政体的每一种类有多少个，知道每一个政体种类是什么，并且每一个政体种类是怎样构成的例如平民政体有多少品种，可参看卷六章一1317a29—34。。

具有这些智虑的政治学者也应该懂得并能分别最优良的理想法律和适合于每一类政体的法律各是什么；法律实际是（也应该是）根据政体（宪法）来制订的，所以不能叫政体来适应法律。政体可15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用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用以实现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参看卷三章六 1278b10政体的说明。。法律与政体不同，它是规章，执政者凭它来行使他们的权力并借以监20察和惩罚一切违法失律的人。由此可知，凡有志于制订适合各种政体的法律（或为不同政体的城邦修改其现行的法律）的政治学者，就必须首先了解政体的各个类型及其总数。倘若我们已认识到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都有多个而不只一个种类，也就会懂得同样的法律不可能都适应于任何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25

章二

我们在“关于政体研究的初编中”“关于政体研究的初编”（ πρ μεθóδ περ ν ολιειν），应当指卷二和卷三；下文所述与卷三章七的政体分类是符合的。这样，似乎卷四至卷六是“政体研究的第二编”。但卷二所叙述的是前人所拟的理想政体，接着的后编应该是亚里士多德自己拟定的理想政体，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编校者把卷七卷八移接卷三之后；可是这种改编又引起其他方面的疑难（参看卷三末尾和卷四开篇的注释）。

依上章1288b21—37，本章应该开始顺次讨论四项政治研究纲领。但本章却又因为政体分类而另外定了一个研究项目。《纽校》i493注2，说“本卷1～4章颇为混乱”。这种混乱情况的造成是否因为后人有所窜改或增添，至今仍无定论。，已经区分了政体的三个正宗类型：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三个变态类型：僭主政体（为君主政体的变态形式），寡头政体（为贵族的变态形式），平民政体（为共和的变态形式）30。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已经讲过了卷三章十四—十八。。研究所谓最优良的政体实际上就是研究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这两种政体形式这里以“贵族”和“君主”两政体为最优良的政体同卷三章十八1288a34节论旨相符。

卷七章十四1332bl6—27说君主政体在目前已不符合实际宜作罢论。卷四如果移到卷七、八之后，则1289a3这句同1332b16—27句相抵触。《政治学》这本书中各章节前后不符合之处较亚里士多德其他著作要多。；这两种政体和理想政体一样，都需要有实现的必要条件，并且以建立社会的善德为宗旨。对于贵族政体和君主35政体的区别，我们在先前也已说明过，并说明了君主政体应该在何时何地建立两种政体的区别见卷三章七1279a33—39、章十五1286b2—7、章十七1288a8—15；王制可在何时何邦建立，见1288a15—31。。所以，余下的论题便只有：（一）在正宗政体方面，原为多种宪政通称，又用作一种政体的专属名词，即所谓的“共和政体”；（二）在变态政体方面，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

40倘若我们注意到正宗政体善德优良的次序，就可以看到变态政体哪一个比较恶劣，哪一个最为恶劣。最优良而近乎神圣的正宗类型的政体的变态一定是最恶劣的政体1289b。君主政体要么仅有虚名而毫无实质，要么君王具有超常的优良才德。所以，僭政是最为恶劣的，它同正宗政体（君主政体）偏反，处在与之相隔得最远的一端；寡头政体与贵族政体相偏反，是次劣的政体；平民政体是三者中最可容忍的变态政体。一个先进的学者曾经5对政体做过区分柏拉图：《政治家篇》302e、303a。，但他区分时所应用的原则与此不同。

按照他的原则，一切政体都可以有良好和恶劣的区分：譬如寡头政体就有优种和劣种之别。由此说来，就该把平民政体的良种列入优良政体之内，作为其中最次的一种品种，而把它的劣种列入恶劣政体之内，作为其中最优的一个品种；而在我看来，这两种政体的任何一种都应列入恶劣政体之内。这里不能说寡10头政体有好坏之分，只能说某一种更劣于另一种这里所指摘的柏拉图政体分类问题，依现存各对话查考，柏拉图曾经把多数制政体统称为“共和”和“平民（贫民）政体”而区分优劣（《政治家篇》303a），把少数制分别称为“贵族”和“寡头”而区分优劣，（《政治家篇》301a），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名称实际上与之相同。我们现在还未发现柏拉图指明贵族政体为“较好的寡头政体”的篇章。。

但是我们不必过多地谈论对于政体优劣的评价。在这里，应立即申述我们正待研究的程序。既然说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各有不止一类的品种，因此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见本卷第三至十章。必须理清并列举每一类型政体的各个品种。第二，本卷章十一。应该考察哪种政体（暂且不论理想的政体）15最受欢迎并且最易实施。我们还应该考察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另一些比较优良、理想而又能够较好组织的政体，也一样可为大多数城邦所采用。第三，本卷章十二。依该章1296b38所论，此处所说其他形式的政体，应当是共和政体。在政体的其他类型中，我们应该考察哪一种公民团体应适用其中哪一类政体。譬如，某一种公民团体宁愿舍弃平民政体而采用寡头政体，而另一种公民团体则认为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为适宜。第四，本章十四至十六，又卷六章一至七。

还应该考虑，倘若人们要建立各种20政体，例如平民和寡头政体的各种类型，应该怎样着手进行有效的构建。第五，卷五。，还应在以上问题加以简单说明之后尽力研究最后一个问题：各个政体是怎样毁灭的，一般政体是怎样毁灭的；怎样才能保全这些政体，它们所由毁灭和保全的原因是什么25这里重新安排的政治研究项目已与第一章所列四项有所不同：（一）章一各项目之（1），理想政体，本章业已讲过，此后毋需再谈。（二）其他项目的次序也有所变更：（三）章一所列之（2），本章为第三；（四）章一所列之（3），本章分列第四、第五；（五）章一之（4），符合于本章所列第二项；（六）章一1289a7—9，在四项之外涉及的论题，本章列为第一。本章所举五项，在四、五、六这三卷中都有所涉及，但次序和详略程度又不完全与这里的研究纲领相切合。。

章三

第34章 卷（Δ）四 (2)

政体之所以会分成若干不同的类型，是因为每一个城邦都是由若干不同部分组成的依照章二所列的政治研究纲领第一项，本章应说明的是各类政体的品种有多少？然而本章所讨论的却是政体何以不一而分化为多样品种？又，政体分化的基础正在于城邦组成分子之间的差异，而关于城邦组成分子的叙述，章三与章四的1290b22—1291b15并不相同。纽曼认为二、三这两章原来都出自亚里士多德的手笔，开始时未曾确定何删何存，遂被后人一并录存（《纽校》卷一“附录a”565—569页、卷三文义注释151页）。巴克尔说，从章三1289b26起到章四1291b15为止，是后人所增，或者是亚里士多德剩稿，可删（英译本 162页章末长注）。。

最开始，我们就看到每一个城邦都是由若干家庭组成的。其次，这些众多的家庭分化为若干部分（阶级），即富有阶级、贫穷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富有阶级拥有重步兵的装备，而贫穷阶级则没有这种装备。再次，平民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一部分人从事农业，一部分从事商业，又有一部分人则从事工艺。又次，根据财富以及家35产的大小，在邦内的著名人物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比如只有富饶的人家才能养育战马，而各人家里的马匹数就有的多有的少。在古代，擅长通过骑兵来制胜的城邦往往是寡头政体，就是因为战马只有富饶的著名家族才蓄养得的起。这些寡头城邦通常习惯用骑兵队同邻邦之人作战，我们可以以爱勒特里亚、欧卑亚岛上的卡尔基欧卑亚岛上卡尔基城有牧马家族立寡头政体之事，见《斯特累波》447页，也见于《亚里士多德残篇》五六○1570a40。

爱勒特里亚（eρερα）是小亚细亚吕第亚（lydia）地区滨海城邦。、梅安徒河上的马格尼西亚“马格尼西亚”城有两个，其一在吕第亚，另一个在卡里亚（caria）梅安徒河北。卡里亚的马格尼西亚和它东邻的滨海殖民城邦科洛封，都以擅长育马和骑术闻名，见黑海的赫拉克里图：《共和各城邦志》（heraclidpont，de rebuspub）xxii。

《雅典那俄》624引赫拉克里图之语，说帖撒利亚盛行育马。，以及40小亚细亚原文“亚细亚”（aσα），古希腊人所说的亚细亚实际上是指“小亚细亚”。“其他城邦”则是指科洛封等。的许多城邦为例。在这些著名人物（贵要阶级）之间，除了财富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要素）可以加以区别：比如说门望之别，才德之别。1290α又比如要素的区别，即我们讨论贵族政体之时，曾经分析并列举的一切城邦生活所必须的各个要素见卷三章十二1283a14—20，即正义的品德以及军人的习性。，这些要素在著名人物之间也有所区别。

这些就是用来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有时，所有的这些部分都参加政治体系，有时则是或多或少由若干部分参加。很显然，5这样一来就一定会产生种类不一样的若干政体。既然参加治理的各个部分有区别，那么政体跟着也就会有区别。一个政体就是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公民团体根据这个制度分配公职时，或是以受职人员的权能为依据进行分配，如富人或穷人各自有自己的权能，或是以所有受职人员之间的某种平等原则为依据来分配，如富人们和穷人们这两10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平等原则。因此，有多少种公职分配方式方式，也就会有多少种政体。这里的公职分配方式是指依据城邦各个组成部分间的区别和各个优异要素间的区别各个组成部分之别是指农、工、商等行业的区分；各个优异要素之别是指财富、门望、才德三者的区分。而定的。

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政体只分为两种。正如人们习惯于谈到风向时只说北风和南风希腊常年南北风比较多，见《气象》卷二章四361a6。希腊人将从黑海以北的寒带来的冷风称为“北风”（βορα），严格来说，应是东北风；从地中海上来的湿热风，称为“南风”（νóο），实际上应是西南风。，而将其他15的风向看成是这两个风向的转变，人们对待政体时就专举平民政体或者寡头政体古希腊各城邦多数施行平民以及寡头政体，见本卷章十一1296a22、卷五章一1301b39。。以此为标准，就要把贵族政体列入寡头政体之内参见卷五章七1306b24。，贵族政体就仅作为寡头政体的一个变种存在，而所谓共和政体则要相似地被列入平民政体之内参见本卷章十三1297b24。，就像西风被算作北风的一个转向，而东风则被算作南风的一个转向一样。

有的思想家认为乐调也的20确可以分成所谓的杜里调和茀里季调两种，其他的各种乐调则分别编类于这两种正调之内。虽然这种关于政体方面的观念颇为时髦，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在前面曾述及的分类指本卷章二1289a31—b11。这里所说的政体正变分类和卷三章七的三正三变不相符。较为良好而且更为切实。依据我们的分类，政体应当是以一种或者两种为正体，25其他所有的政体都是这种最优良的政体的变态，这就正如我们在音乐方面能够由正调聆取变调；政体转变后从而趋向于严厉及威重者（类似杜里变调），应该属于寡头性质，如果其转变后从而趋向于缓和并且弛散者（类似茀里季变调），则该政体是属于平民性质寡头政体主严急，平民政体主弛散，参见卷五章四1304a20—29的实例。乐调缓急，参看卷八1340a40—b5、1342a28—b32。严厉且威重的杜里变调为吕第混合调；缓和且弛散的茀里季变调为伊昂慢调。依照13—20行，这两种政体是正宗因而比于音乐的正调。。

章四

不应该像现在有些思想30家们参见柏拉图：《政治家篇》291d。那样单纯地认为平民政体是多数人主治的政体形式。事实上，以参与治权的人数而言，一切政体的主政者都属于多数，即使寡头政体也是这样。类似的，也不能单纯地认为寡头政体是少数人主治的政体。如果一个城邦一共有1300人，其中有1000人是富人：35如果让这1000人占据了治权，而完全不分配公职给那300个出身贫穷而同他们相等的自由人，人们总不可以说这是平民政体。或者虽然穷人的人数少，但是势力却比为数众多的富户要强，从而占取了治权，如果40此时强制富人谁都不能参与名位，也不会有人把这个政体指称为寡头（财阀）政体。因此，比较合适的论断应是，凡是由自由人执掌治权的就是平民政体，凡是由富人执掌治权的就是寡头（财阀）1290b政体辩论平民以及寡头政体的基本区别不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财富高下，已经见于卷三章八1279b20—1280a2。此节持论虽大多与前面相同，但是结语主张兼顾出身、财富和人数，和前面专主财富者稍有相异。

又，下文1291b37、卷五1310a28、卷六1317b4等节涉及平民政体依然看做以“多数”为主的统治。。世上自由人原来很多而富人往往为数甚少；然而多数自由人组成的是平民政体，该政体的特征在于出身自由而不在于人数之多，少数富人组成的则是寡头政体，其特征在于财富而不在于人数之少。否则的话，以数为政体的5要素（特征），凡是以人体高度（据说埃塞俄比亚有这种制度）或是以容貌美丽为任官的标准，都将成为寡头政体；因为在一国之内，体格特高或是容貌极美的人的数量一定不多。然而，专以贫富为标准或专以人数为标准来区别平民和寡头政体，其理由又是不充分的。我们应该记得平民城邦以及寡头城邦之中都包含着若干部分（要素），10我们必须加上另外一些标准来准确地区别这两种政体。比如，在爱奥尼亚海湾上的阿波罗尼亚以及赛拉伊昂尼亚（loνα），或译为“爱奥尼亚”海湾，在小亚细亚、吕第亚和卡里亚之间。阿波罗尼亚城有很多地方同名，因而举其地区所在。赛拉（θρα）在爱奥尼亚海湾西，是斯波拉第群岛中的一岛。

这里所称“自由人”以及“非自由人”实际上是早期移民后裔和后来移民的区别，而非自由人和奴隶的区别。这两个城邦的任官资格看重世系，必须先查明其世系为初期移民的子孙才可以授予公职。，专门以门望为选定主治者的唯一标准，这些由少数自由人统治多数非自由人的城邦，我们称他们的政体为平民政体是不合适的。在这两个邦中，初期移民的后裔的门望最高，虽然在全城之中他们只有寥寥几家，却占尽了城中的一切名位。

对那些富人们由于人数比15穷人为多而组成的政体，我们也不适宜称它为寡头政体依照Π，Γ抄本、梵蒂冈旧皮纸残本（vatpal）、《贝克尔校本》，应写作“平民［政体］”。依照布依逊（bojessen）、苏斯密尔、纽曼等校本，则修订为“寡头政体”。。古代的科洛封曾经有这种政体的例子。在吕第亚战争吕第亚战争是指公元前第7世纪上半叶吕第亚僭主巨吉斯（gyges）进犯米利都、攻陷科洛封之事，见《希罗多德》i 14。在亚里士多德时科洛封的骑兵和海军都很强（《斯特累波》643页）。之前，科洛封的大多数居民都富有财产。正确地解释“平民政体”一词，应该是由人数多，但自由而贫穷的人控制的政体；类似的，正确地解释“寡头政体”，应该是人数较少但富有而出身（门望）较20高的人控制的政体。

政体之所以有多种类型的情况及其之所以分化的原因已经说明过了。这里还需要继续解释为什么在平民和寡头两种政体之外还有其他几类政体，并且要用列举的方式说明它们存在的原因。前面曾说到过章三1289b27。，组成每个城邦的不只是一个部分，而是许多部分。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原则引作我们解释的基础1290b21和下文1291b14句一样，同为一段议论的开端，而两段前后不相连贯。1290b21—1291b13似是亚里士多德在全章写成之后另行增补的，或者是亚里士多德尚未成章的片断，由他的门人将它缀辑到这里的，或是亚里士多德讲授与行文时有所旁涉，此段也是“旁涉”的一例。。25以动物研究为喻，假如我们要进行分类，首先应该列举动物不可或缺的各个部分（器官）。

举例来说，这就既需要有某些感觉器官，又需要有某些进食和消化食物的器官，比如口和胃；还需要有各种动物运动所凭借的器官。这里，姑且假设器官仅有这么几类，但是30每类器官却各自有许多品种，如各种动物有各自相异的口、胃、感觉以及运动器官。那么，既然同一种类的动物只能各自有一种口或耳，而无法同时具备多种的口或耳，那么如果我们将各种器官进行配合，这之间可能配合的方式在到达某一数目时也会停止；各种器官之间的不同配合方式造成动物的不同品种，而动物种类的数目应该是和必要35的部分（器官）的各种可能的配合方式的数目相等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分类的主要根据是解剖，动物器官各部分都相同的则列于同种同类，各部分有一个不同就列于异种；某部分相异而某部分相同，应当是异于品种而同于科属。参见《动物志》卷一章六491a14等节，《论动物的构造》卷一章四644b7以下。。

就曾经谈到的各政体而言，情况刚好相似。各个城邦的各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之间有多少种配合方式，就应该有多少种政体。我们曾经多次说明各个城邦都不只由一个部分而应该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其中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所谓的农民，他们是生产粮食的阶级。40第二部分就是所谓的工匠阶级，这些人从事各种技艺和制造，1291α其制品或者为日常生活所必需，或者为优裕和奢华的生活所必需，假如城市中缺乏这些必需品，就无法居住了。第三部分则可以被称为市廛阶级，包括所有以买卖为业的商人以及小贩在内。第四部分则是在田间劳作的5农奴（佣工）阶级。第五部分是进行防御的武士（部族），假如任何城邦不愿意被侵入者俘为奴隶，那么这一部分的重要性应当不比其他四个部分差。如果一个奴性的社会却被称为城邦，怎么能无愧呢？独立自主以及自给自足就是城邦的要义，奴隶的本性就是无法独立以及自足。

第35章 卷（Δ）四 (3)

10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看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柏拉图：《理想国》卷二369b—371e。，虽然在那部著作里，柏拉图将之说得非常巧妙，但是并不完备。苏格拉底首先说明了织工、农民、鞋匠和建筑工人是一个国家最需要的四个部分；然后，当发觉这些人还无法使一个城邦达到自给自足的时候，又陆续增加了冶工，饲养那些必要的牲畜15的牧人，商人以及小贩这些构成城邦的其他部分。以上这些人配合起来就完成了他描写的第一城邦——这样的城邦似乎仅仅是在寻求经济的供应而并不是以善德为其社会生活的目的，至于经济供应方面，它们又似乎将鞋匠看得和农民一样重要。仅仅在这个城邦日后版图逐渐扩大，和邻邦土壤相接并且发生了战争之20时，他才将作为防御力量的战士部分引进来。对于那四个组成政治团体的原始部分（或者是若干个部分）总要有人来专门负责审议和判决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

假如说作为动物的一部分灵魂比身体更为重要，那么，凡是与城邦精神有关的部分应该要比供应城邦以物质需要的部分更加重要；所谓的类似于动物灵魂的部分，就是指那些城邦25的军事（战斗）职能、主持公道的司法职能和具备政治理智的议事职能。这三种职能是否由同一组人来担任，对我们当前的论证并不重要。时常可以看到同样一个人既在田间耕作同时又在战场持盾战斗。当然，兼任这三种职能之人也经常会有。假如说应该30把担任这些职能的人们同供应城邦以物质需要的人们一律看成是城邦所必不可少的各个部分之一，那么，这里就应把他们也列入其中，至少也应把军事人员“重武装（披甲持盾）部队”（ò πλιιρóν ），相对于行政人员而言，可译为“军事人员”，相对于农工阶级而言，可译为“武士阶级”。希腊重武装步兵都是公民，辅助兵种则不一定要在公民籍中征召。海军中桡手大多从佣工或奴隶中招募，舰上的战斗兵平日里则列入步兵队伍。列入其中作为第五部分。

第七部分上文缺少第六部分，抄本应该是有“缺漏”。或者认为22行已经提及，39行重复说明的司法审判部分就是第六部分。财富阶级是城邦不可或缺的部分，参看狄奥·克利索斯笃姆：《讲词》第38篇130，赖斯克编校本。是用财产资助社会的富人。第八部分是以自己的才能来服务社会（担任公职）的行政35人员。没有一个政府（治理者）就不能称其为城邦；这就必须要有具备才能的人，终身或者轮番来担任各种官职，服务于城邦。这样，剩下的部分就只是上面曾顺便提及的那两个部分了——议事部分以及审断争讼者之间是非曲直的司法部分。

这两部分应该是每个城邦所必需的；良好40的政治品德必须是议事以及审判人员都具备的，各邦都需要建立起良好而且适当的任用制度。1291b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明一个疑难。时常见到同一组的人具备其他部分的几种不同的能力。比如，同是这一些人，他们既可以做士兵，也可以做农民，又能做工匠；还有同是这些人，5他们既可以参加议事会议事，同时又可以参加陪审法庭参与司法审查。大家原来都有一些政治才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足以担任大多数的职司。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无法办到的：属于同一组的人不能既是富人又是穷人。因此作为城邦的组成部分，富人和穷人这两个阶级就别有意义。这两者之中一方人数10少，而另一方人数多，而且又正是相互反对的两个部分。于是，他们各自凭借自己的优势来组织对自己这部分有利的政体。这即是人们之所以认为政体只有平民和寡头两种形式的原因。

对政体应有多种的情况以及它之所以分化的原因，我们已经有所说明。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各政体中的平15民政体以及寡头政体这两个类型，从之前已经说过的情况来看，它们显然也分化成若干变异的品种14～30行这节起句和本章1290b21一样，已经见上注；全节内容，以平民以及贵要阶级为基本区别而分述二者的各个组合部分，和章三1289b27—1290a2的分析要领略同；有些校本将章三1289b27—1291b13加上删除括弧〈〉。这两章中对城邦组成部分的分析有些分歧之处，可以参看《纽校》i“附录 a”565—569页。本章1291b30到章六1293a34论述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之时，并没有认真应用章三章四那些城邦组成部分的各个行业来作分析。。这些政体之所以发生变异是因为平民（贫民）以及著名人物（贵要阶级）的组成成分的变异。

就平民来说，其中一部分人从事农作；第二部分人从事工艺和制造；第三部分人是从事买卖的商人；第四部分人则是在海上作业之人，其中有的人是海军，有的人在海外经商，20有的人从事航海活动，有些则是以渔捞为生。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所区分的各种行业之间，在许多地方时常是某一行业极其兴盛而且人数独多，比如塔兰顿以及拜占庭的渔民，雅典船舰上的桡手，爱琴那以及启沃岛上的外海估客和得内杜斯岛上的航渡水手拜占庭自古以来就以捕捞金枪鱼业闻名于地中海，参见《斯特累波》320页。爱琴那岛以及启沃岛都多石山，不堪耕植，而且海中少鱼产，居民大都以商贩为业（《斯特累波》376页）。色诺芬：《希腊史》卷五章一23曾经涉及“航渡业者”（ò πορθμευικòν）和“渔捞业者”（ò λενικóν）的区别。对于爱琴海上古代航渡的情况现在未能详细考证。得内杜斯岛（ενδοｓ）处在希腊斯滂（今鞑靼尼尔海峡）口之外，特别有利于航运，可以作为亚欧两洲间或者爱琴海各岛和大陆间商旅的枢纽。

雅典长期以海军和航海业称雄，参见卷二1274a13注。，这些都能够举作这样的例子。第五部分是没有技艺的劳工（佣工）靠双手佣力为生的“劳工”（ò κερνηικóν），参看卷三1277a38。此处专指贱役，跟1291a5的佣工（ò θεικóν）“雇工”或者“雇农”相同。，以及那些家无积蓄、每日以劳作谋生、终年不得过休25闲日子的人们；第六部分是双亲并不都是为公民的后裔。当然还可有具备相似性质的其他组成部分。著名人物（贵要阶级）区分为各个部分（流品）是通过财富、出身（门望）、才德、文化以及类似的各种标准来进行的。

平民政体的首个品种是最严30格地遵守平等原则的品种。在该种城邦之中，法律规定的所谓平等，就是指穷人不占富人的便宜：二者在城邦中处在同样的地位，谁都不是对方的主宰参见卷六章二1318a5—10。。有些思想家认为在平民政体之中，自由和平等尤为受重视，35假如我们认为他们所设想的是恰当的，那么就应该让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一律参加并且分配政治权利。由于平民总是占多数，那么由多数人的意旨裁定一切政事而树立城邦的治权，就必然会建成平民政体。另一种平民政体是以财产为基础来决定担任公职的资格，40但是其所要求的财产数额很低微；只要能达到这个数额就具有任官的资格，1292α没达到这一数额的不得参与公职。第三种是，只要是出身（族裔）无可指摘的公民都可以受任公职，而其治理方式则完全以法律为依据。第四种是不管双亲是否都是自由公民，只要是公民就人人皆可受任公职，但其治理方式仍然是完全以法律为依据。

第五种平民政体类似于上述这种政体，只要是公民就都可受任公职，但其政事的最5后裁断是决定于群众而非决定于法律，在这种政体之中，依公众决议所宣布的 “命令”就能够代替“法律”以“命令”为可以代替或者逾越“法律”的第五种平民政体同以法律为依据的第一至第四种正好相对。雅典民主传统重视法律以及成规，参见卷三1282b6注。以法律为“普遍通则”，“命令”为“个别事例”，参见下文1292a33、37。。城邦政治中发生这种情况都是由德谟咯葛（“平民领袖”）“德谟咯葛”（δημαγωγóｓ），本义是指“平民领袖”，这种人常常是公民大会中的“演说家”，汉文旧译为“奸雄”或者“民众煽动家”。本书卷二1274a14，将平民领袖称为“鄙俗的”，卷五1304b26，又称之为“恶劣的”，亚里士多德将德谟咯葛称为 “民众佞臣”。《修昔底德》iv 21，称克利翁为“群众领袖”，也怀有恶意。

另外如伊索格拉底：《“召抵”》（de antidosis）234，将“德谟咯葛”称为伯利克里，则是出于尊敬。阿斯脱：《柏拉图著作字汇》（ast：lexicon pla－tonieum）中没有此词。柏拉图将平民领袖称为 “先进”（《理想国》viii565b）。先进之为群众领袖都是出于坊社世族，或者身为将军，或者受任执政，负城邦重责，因而立言定策，经过慎重考虑。后来雅典等城市工商渐盛，城市中的智能之士，以自己的辩才左右公民大会中平民（贫民）的意向而成为一时之名人，始有“德谟咯葛”之称；他们大多不负军政责任，往往投民众之好而逞其辞锋，以致产生不良的影响。到亚里士多德之时，这个名称已经被世人所轻视，演说家们也忌讳用此词。所造成的。依据于法律的平民政体，其主持公议的人物都是比较高尚的公民，这样就不会产生“德谟咯葛”。德谟咯葛仅仅产生在不以法律为最高权威的城邦之中。

在这儿，民众成为一位集体的君主；原来只不过是一10个个的普通公民，现在则合并成一个团体而掌握了政权，在全邦称尊。荷马的诗中说荷马：《伊利亚特》ii204：“岂善政而出于多门，宁一王以为治。”，“岂善政而出于多门（众主）”，他所谓的“多”是指多数民众集体发号施令或是指若干民众执政各自为主，我们在这儿无法确定。但是，这样的平民，既然他们为政不以“法律”为依据，那么就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这样就会逐渐趋15于专制，佞臣一定会获得君主的宠幸从而成为一时权要以群众为僭主，而以佞臣来比喻“平民领袖”，参见阿里斯多芳：《骑士》1111，1330。。多数制中的这种平民政体与一长制（君主政体）中的僭主政体相似。这二者的情调一致，他们都对国内比较高尚的公民横施专制20暴政，平民群众的“命令”就如同僭主的“诏敕”，平民领袖（德谟咯葛）就等于、至少类似于僭主的佞臣；就如同在僭主政体中一样，在这种平民政体中，政权事实上落在了君主宠幸的佞臣的手里。

“平民领袖”们将所有的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于是代替法律的权威发布命令的就是群众的决议。一旦群众代表了治权，他们也就代表了群众之意志；群众既然已经被他们摆25布，他们就取得了左右国政的地位。还有那些批评和指控执政的人们也和造成这种政体有一定的关系。他们要求由“人民来作判断”；于是人民立刻接受那些要求，执政人员从此威信扫地。这样的平民政体实在不能不受到他人指摘，事实上它并不能算是一个政体。30凡是无法维持法律威信的城邦都不能说它已经建立了任何一种政体。法律应该在任何方面都受到尊重并保持至高无上的权威，执政人员以及公民团体仅应该在法律（通则）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这两者都不应该侵犯法律。作为各种政体中的一个类型的平民政体，但是这种万事以命令为根据的“特殊”制度很明显就使它不像是一个政体，依照平民政体这个35名词的任何实义来说，这种政体都是与它并不相称的。命令永远都无法成为通则（“普遍”）参见《尼伦》卷五1137b27。任何真实的政体则都必须以通则，即法律作为自己的基础。

这些就是所谓的平民政体的各个品种和它们的界说。

章五

寡头政体也有若干不同种类：第一种，受任40公职者所必需的财产资格相当高，财产达到了这个数额的人们就可以分享政治权利这里所述寡头政体第一品种与卷六章六1320b22—28和章七1321a26—28相符。1321a28以下述及受任执政者在财产资格以外，还有其他条件，故此处有“但……”分句，表明在财产资格以外别无限制。，贫民虽然属于多数群体却全被排除在外。第二种，财产资格高而且公1292b职的补缺选任只限于具有法定资格的人。凡公职补缺从全部合格的人们中选任的，表明其政体趋向于贵族政体；倘若限于具有某种特定资格的范围以内，5这就显示这种政体趋向于寡头政体。第三种是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

第36章 卷（Δ）四 (4)

第四种类似于前一种，也由世袭产生，而执政者的权力则更大，个人的意旨竟然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寡头政体（少数制）中的这一品种就好像君主政体（一长制）中的僭政，或者就像平民政体（多数制）中最后谈到的那个品种。这样的寡头政体就成了所谓10“权门政治”依维多利拉丁译文，“权门政治”（δυνασεα）音译作“第那斯得”（dynastas）。索福克里剧本：《安第戈妮》（antig）609，称宙斯大神为“第那斯忒”（δινσηｓ，“［全］能或［全］权之神”）。作为政体名词，第那斯得重在“权能”，实行权门统治的城邦，其寡头执政限于少数几个家族，所以周伊特英译本译作“世袭寡头政体”。在现代政治和历史书籍中，“dynasty”是称君主政体中一家世袭的“朝代”，同本书字义之为多数语尾者不符。。

这里已经叙明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各个品种。可是应该注意，在许多城邦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凭法制而论。原来不是民主政体的城邦，由于人民的教育和习性，却保持着民主的作风和趋向。反之，有些订立了民主法制的城15邦由于人民的教育和习性，实际上竟趋向于寡头主义的统治。这样的情况，在经历一番革命表现后尤为显著。人民的情绪并不是在一夜之间能完全改变的；在革命胜利的初期，主政者们如果占取了敌对者的上风地位就心满意足了，许多事情就让它们顺从旧章而进行。于是当革命派掌握了实权的时候，前代的法律还能继20续存在。

章六

依据前面所说的平民和贵要阶级各由若干不同部分所组成见章四1290b37—1291a10；又，1291b17—34。，就已经可以充分证明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必然要分化而导致所有这些变异（品种）章四章五分析平民和寡头政体的各个品种，以政治结构为主要根据。本章以社会经济成分为主要根据，再进行另一个程序的分析。的产生。这种变异的途径在以下两条道路中必出其一：有的是组成上述各部分的人民全体都可参加统治，有的是组成上述的各25部分中的某些部分的人民可以参加而组成某些部分的人民不能参加。当政权被农民和家道小康的人们执掌时，他们的政府总是倾向于法治。由于他们虽然能够在家业上营生，却没有多少空余时间用来从政，于是他们乐于让法律树立最高的权威而且尽量将公民大会集30会的次数减少，至于组成其他部分的人民只要能达到法定的财产资格，他们也全部容许这些人分享政治权利。作为政治识别的一个通例，寡头性质还指所有那些不容许任何公民一律可以分享政治权利的政体，平民性质则是指容许全体公民一律分享的政体Π1Π2“两系抄本，这一句都不易明白。

《纽校》，从拉梭：《〈政治学〉若干疑难的疏释》（rassow，bemerkungen über einige stellen der politik）和《苏校》。增“都属于平民性质”（πσι δημοκραικóν）。。容许一切具备必要资格的公民全都参加的政体就是这里所树立的政体；只是由于有些人缺乏资产，他们不得不天天忙于生计，因此就没有空余的时间用来实际从政。35这是许多种类的平民政体中的一种；这种政体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上述社会经济情况。以出身为基础是平民政体的第二种的一项标准。所有在族裔（门望）上无可挑剔的人，都依法享有政治权利，可是只有实际上必须有空余时间的人们才能真正出而从政。因为城邦没有公款“公款”（πρóσοδοι，税收或其他财政收入），这里当指用以支付公民大会出席津贴的任何款项，参看卷六章五1320a29。下文所说的第四种平民政体，以雅典为例，这类公款取之于市场税收、专卖利益和同盟各邦的贡赋（公摊的军政费）。供应公民们的生计，使他们有空余时间用来从政。尊重法律为最高权威也是这种平民政体的特点。

在第三种平民政体中，所有属于自由人出身40（血统）1292a1所说第三种，1292b36所说第二种平民政体中的“其族裔（世系）无可指摘的”应当是指双亲都属于本邦自由公民和自由族裔，身体中没有奴隶血缘的人们（《雅典政制》13，“在宗姓（族裔）上纯洁的”意义也相同）。这里的“自由人”，不同于较高一级平民政体中的“族裔无可指摘的”人，正如章四1291b26所说，“其双亲或有一方非自由人血统”。的公民一律都可以享有政治权利；但由于上面已经说明的原因，也不是每个公民都可以实际从政；必然奉法律为至上也是这种平民政体的特点。

平民政体的第四种是城邦发展史上1293α最近代的产物。按照固有的版图来说，现在城邦的人口就已经繁庶得多，财政收人也大大增加；由于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可以取得津贴，穷人就能有空余时间从政，公民全都享有政5治权利，群众在数量上就占了优势。获得津贴的平民群众实际上比其他部分的人拥有更多空余时间，因为他们没有必须要做的家务或必须照顾的私业；与之相反，小康之家或富人却因为家业的问题，都有私累，因此常常不能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正是由于以上这些情况，法律渐渐失去了固有的尊严，于是“贫民群众”就掌握10了这种政体的最高统治权。

平民政体分化为这样多的种类，它们各自的情况和产生的原因就如上述。至于寡头政体，其第一个种类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公民都有财产，但为数不算巨大，一般家庭都可说是小康之家；凡属小康（有产）之家的公15民便一律容许享有政治权利。既然参政的人非常多，统治的权威便不能由个人操纵，而只有寄托于法律了。这种中产性质的寡头政体完全不同于以个人权力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大多数公民所有的财产虽足以应付生计，并不依赖国家的津贴，却也并不能终岁闲适，可以天天处理公务，所以他们都宁愿安于法治，而非逞其个人的私意。20当一邦之内有产者人数减少而各家的资产数额却增大了的时候，就产生了第二种寡头政体。

资产数额增大了的公民势力加强，就要求较多的政治权利；他们掌握着容许其他部分（阶级）进入公民团体和受任公职的实权。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足以废弃法律而仅凭这部分人的意志专断行事，所以他们制订了一些有利于他们操纵政权的条例。25再进一步就产生了第三种寡头政体，这时有产者的人数更少而各家的资产更多，他们的势力也更强了。于是这些寡头统治者就力求操纵一切公职；他们虽然还是依据法律施政，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开始制定一些法律，于是像公职由父子世袭这样的条例也被制订并且颁行了。当社会演30变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时，最后的一种即第四种寡头政体就产生了。由于统治者们拥有绝大多数的财产和众多的附从（党羽），权门政治就在城邦中形成了。权门政治和君主政体非常相似，以个人权力为基础是它们共同的特点；在权门政治中，权力至上的不再是法律而是执政的个人。第四种寡头政体可以同最后一种极端的平民政体相比拟。

章七

除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之外，还有35两个类型没有陈述依照本卷章二所介绍的政体研究五项程序，在这里，前面几章已经介绍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各个品种，完成了第一项研究。但以下四章又介绍了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和僭主政体这三个类型的各个品种。第二项研究延至第十一章才开始。从本章开始，亚里士多德说政体类型只有四种，这与卷三章七所说的三正三变的六种类型矛盾。但下文随即补充了共和政体，跟着又提到僭主政体，这样仍旧为六种政体类型。。其中之一就是通常所说的君主政体，又称王制。这一政体曾被列举为君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贵族政体这四种主要的基本政体类型之一。可是在这四种类型以外，还应该增添第五种类型。40这个第五种类型通常就被称为立宪政体，或以波里德亚（“共和政体”）作为自己的本名。因为这一类型比较少见，分析政体类型的著作家往往将1293b其忽略。于是这些著作家都像柏拉图在《理想国》各卷中柏拉图：《理想国》卷八、卷九。叙述的那样，常常只列举以上四种类型。

在这一论文的前编这里“前编［各卷］“（οｓ προι λóγοι），应该和章四1289a26所说的“关于政体研究的初编”相同，实际上指本书现行编次的卷二和卷三，和卷三1278b18的“前编”不同，实际上指的是卷一。卷三章七（1279a34—）、章十五（1286b3—）等节也曾经谈到过贵族政体。，我们已经讲过贵族政体，在那里，引用“贵族政体”这个名词是恰当的。严格地说，可以称为贵族（最好）政体的只有一种政体。依照相对的标准看来，参加这种政体的人们可以算是“好人”；以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本人也的确具备“最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只有在这些人们组成的政体中，善人才能绝对地等同于好公民；而在所有其他政体中，5善德只是按照那种政体中各自的标准，各称为善而已。

然而我们也需要承认的是，在一些政体中，虽然有不够真正贤良（至善）的标准，但这些政体的确和寡头政体以及所谓的共和政体不一样，因此仍然可以称这种政体为贵族政体。有一种政体对于职司的选任不但要以财富为依据，还要以品德为依据。这样的政体，既然与上述两类10贵族政体有所不同，但人们还是将其称之为贵族政体。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名词，实际上也不是不可以。在这些地方，善德总是存在的。虽然一些城邦并没有明确规定善德是社会生活的目的，可是在这些城邦中，那些德高望重的人还是可以被我们找到。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同时注意到财富、才德和平民多数三项因素的迦太基等政府和卷二1273a21—30所述不完全符合。

，称之为贵族政体；15也可以把拉栖第蒙（斯巴达）那样的政体称之为贵族政体，因为这些政体是那种兼顾才德和平民多数两项因素，类似贤良主义和平民主义两种原则混合的政体。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把这两种贵族政体依次列于最好的贵族政体之后。除了上述的贵族政体，我们还得附加第三种政体，即所谓“共和政体”的各个变体其中之一，这是一种具有显著的寡头主义倾向的政体20最后一句行文含糊，称为“第三”，也和上句不相符合；《苏校》作为衍文。《纽校》说这句和卷五章七1307a10—16语句相符，不是衍文。如果这样，那么本章所举贵族政体实际上分为三属四种，（一）以善德为主；（二）（甲）迦太基式，兼以财富、善德、多数（平民）三者为依据，（乙）斯巴达式，兼以善德和多数两者为依据；（三）混合政体，如共和政体的某一品种，对多数这一要素不如财富那样重视，因而明显看出具有寡头主义倾向，但善德仍然是判断的主要依据，因而不失其作为贵族政体的特点。二（甲）和三都和共和政体相混淆；汉译本从《苏校》，加〈 〉。。

章八

在这里，我接着还要陈述共和政体，即“波里德亚”，以及僭主政体。我们可以把共和直接列于变态政体之中，虽然它偏离正宗政体的程度不超过方才所讲到的那几种贵族政体。之所以称其为变态政体，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比正宗25政体的最好类型要差。根据前章应该指的是卷三章七。按照该章的内容，各种寡头政体是从各种贵族政体相应地衍变而来的；共和政体劣变就成为平民政体。按照这里几章的内容，则正宗贵族政体演化成次级贵族政体，按这种方式递降，最后产生了寡头政体。共和政体既属于各种因素混合的政体，当它衍变时可以倾向于寡头政体，也可以倾向于贵族政体。所说，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属于正宗政体，变态政体是由这两个政体衍生出来的。在研究政体问题时，最后讲述僭主政体，这种安排是恰当而合乎自然的，因为在各类政体中，僭主政体根本没有法度，并不像一个政体参看本卷章二1289b3；又卷五章十1310b4。。

说明了为什么采用这样的讨论次序以后，我们30继续研究共和政体。我们已经说明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性能，也对共和政体略有了解。“波里德亚”的普通意思就是混合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制度，但在习惯使用时，当混合政体倾向平民主义时，大家就将之称为“共和政体”，当混合政体偏重于寡头主义时，35大家就将之称为贵族政体。原因就是虽然寡头主义偏重于资产阶级，但贵族政体才德的本源就是资产阶级的教养和文化。同时，富人之所以被称为“善人”或“贤达”（贵族阶级），40是因为他们生活无忧，因而不会产生偷盗之心，更不会因为饥寒而受到刑罚。贵族政体就是把最崇高的地位给予最好的人，于是人们把寡头政体看做以那些贵族为主的政体，认为它是贵族政体这一名词的延伸。

第37章 卷（Δ）四 (5)

1294α除此之外，贵族政体这个名词的意义还有另一方面的延伸，即人们认为任何守法的政体都可以被称为贵族政体。人们认为，如果政府由较贫困的阶级做主而不是最好的公民做主，那就不会导致法治；反之，政府如果由贤良之人为政，就不会乱法。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使一个邦国有良法，如果人民不能全都遵循，5那就谈不上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一个意义是已经成立的法律能够获得人民的普遍服从，另一个意义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必须是良法。当然，人民可以服从良法，也可以服从恶法。服从良法又包括两类：一类是乐于服从最好的而且是可能订立的法律，一类是宁愿服从绝对良好的法律。如果被引用到法治的意义上看，贵族政体主要是指已经具备较好的法律的城10邦。

以才德为受任公职（名位）的依据是贵族政体的主要特征，因而可以说才德是贵族政体的特征。与之类似的是，寡头政体的特征是财富，平民政体的特征是自由人身份。所有政体一律相同的是由多数决议以行政令。享有政治权利的所有公民的多数决议是最后的裁断，这一点无论在寡头政体、贵族政体还是平民政体中都是具有最高的权威的。其实在许多城邦中，所谓的共和政体这一类型只不过都假15借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称1293b38—1294a14好像涉及到了贵族政体，实际上却在论证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分别。具有守法精神和崇尚才德是贵族政体的两个优点，但是因为这两个优点常常只在富有资产的人家才能见到，于是像混合贫富的共和政体一样的，那些所有邦内存在有产者们的政体就常常被混称为“贵族政体”。

依1294a9—14来看，贵族政体即使不以“才德”为唯一根据，也一定以“才德”作为判断政体形式的主要根据；如果一个邦内只是多少有些法治精神和才德表现，就不能以贵族政体来称呼这个城邦。。就本旨而言，共和政体只是混合了贫富之分，兼顾资产阶级和自由出身的人而已；而人们之所以用上了贵族政体这个好听的名字，就是因为看到城邦中有富人的地位，从而联想到贵族为政。实际上，自由出身、20财富和才德这三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均存在于混合政体中。有的时候，人们还把门望（贵胄）列为判断政体的第四个要素，因为贵胄都是有财有德者的后裔，那么贵族政体只不过是那两个要素的衍生物而已。依此道理，我们就应该将贫富两要素混合的政体称为共和政体，将三要素混合的政体称之为贵族政体，这种混合式的贵族政体虽然比不25上专门以才德为特征的真正的贵族政体，但比那种冒称是任何品种的贵族而且符合贵族的命意的政体要好得多。到此为止，我们已说明了君主政体、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以外的其他类型的政体及其性质，还分析了共和政体同贵族政体之间的差别（这两个政体之间的确相近且容易混淆），也说明了贵族政体同其他政体之间的差别。30

章九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讨论共和政体可以与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一起存在的原因，以及这种类型的政体的组织方式。与此同时，对于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个别性质也必须加以明确的分析，从而明确这两类政体的差异，进而把它们作为信符35（一个钱币的两爿ομβολον（钱币）合爿：古希腊订立商业或其他契约时把一个钱币分成两爿，双方各执其一，用来作为信符。）合拼起来组成一个共和政体。拼凑或混合这样的政体可以遵循的原则有三种：第一种原则是同时采取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这两类法规。让我们以法庭中的陪审席位为例来加以说明：寡头政体规定，如果富人不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就要40受罚，相反，穷人如果出席也没有津贴。平民政体则规定，富人缺席不会加以处罚，穷人出席则可以从城邦取得津贴。将这两种规定比较之后可以获得一个中间型式富人缺席必须缴纳罚款，穷人出席就可以得到津贴，这就意味无论贫富都将出席。这是共和政体为了使穷人和富人一律到法庭投票而不至于在断案时偏袒一方所采取的措施。参看章十三1279a38。

读者必须注意古希腊“法庭”和我们今天所见的由常任法官断案的法庭不同。他们以出席投票于诉讼两方的陪审员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案件的曲直胜负。，这样将两种政体合并之后，然后取它们中间的型式就是共和政体的本质。1294b第二种原则是把两类法规折衷然后加以平均。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一种政体规定出席公民大会的人的资格时，完全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或者只是订立一个极低的财产数额作为出席的资格，另一种政体则对出席公民大会的人员资格订立了高额的财产条件。此时，这两类法规都不适用，5于是我们就必须订立一个折衷的数额，即将两个数额加以平均。第三种原则是在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中分别选择一些因素加以混和，不同于第一种原则的全部兼取两类法规，也不同于第二种原则的加以折衷的方式。以任用行政人员为例，平民政体一般采用拈阄（抽签）方法，寡头政体则运用选举法。又比如，寡头政体以财产资格作为任用行10政人员的限制，平民政体则完全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共和政体（或混合式的贵族政体）则将以上两种政体的条件各取一部分，即取寡头政体的选举法作为任官的方式，在平民政体中不以财产资格作为限制。

在这里，我们已经说明了混合政15体的一般方法。如果一个政体已经混和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而人们称它为平民城邦或者寡头城邦，已经不能对二者加以区分，这就说明这两种政体已经混合得很周到了。此时，这样的混合已经拼成一个中间体系；两端都可由中间体追寻原来政体的痕迹，所以大家有时就将原有的名称两用。我们可以举拉栖第蒙20（斯巴达）政体为例。由于拉栖第蒙政体有一些民主精神的特征，所以许多人就认为它是民主的。这些民主精神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在斯巴达，关于儿童的教养是贫富相同的，无论富家子弟还是贫户的子弟，他们以同样的文化标准对其加以教育。同样，在教育青年人和成年人的方针上，也是一样的。贫富没有差别还表现在衣食方面：在公共食桌上，无论富人还是贫户，25摆在他们面前的都是一样的食品参看卷二1271a28。；在衣着上，富人和穷人穿的是同样款式的极为朴素的服装。

第二，对于邦内的长老院和监察院这两个最高机构，人民分别享有对长老院中长老的选举权和作为监察官参加监察院的被选举权参看卷二1270b17—29。。然而，也有些人认为拉栖第蒙（斯巴达）政体是寡头政体，30因为它具有许多寡头性质的特点。如，关于执政人员的任用，斯巴达一律凭选举决定，而完全不经拈阄；对于死刑或放逐罪，也只有少数人有权裁定在平民政体中，死刑和放逐是由公民大会或公审法庭公决的；在寡头政体或被称为贵族政体的斯巴达，这两种重罪都要由长老院负责裁定（参看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x 2）。；诸如此类的特点还有不少。从这一点来看，一个混合得良好的共和政体应该是兼备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因素，又好像是两个政体的特点都不具备。共和政体要求的稳定，应该依赖内在均势，35而不是外力的支持；就内在力量而言，这种制度由大多数人来维护是不够的，因为即便是一个不良的政体也可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因此，只有全邦均不存在有改变现制的意愿，这种政体才算是稳定的。

40在此，我们已经说明了组织一个共和政体的方式，以及被混称为贵族政体而实际上是混合政体的其他混合方法。

章十

1295α下面，我要陈述僭主政体，这是剩下的另外一个类型的政体。其实，关于僭主政体，我们可以讨论的内容并不多，不过，既然它是政体中的一个类型，我们就必须一起加以研究。僭主政体是君主政体的变体，而关于君主政体，在这一论文的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讲过卷三的章十四至十七。，那儿所讲的君主政体是按照习惯上使用的制度和词义立论的5，我们考虑了王制是否对城邦有利，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君王，从什么地方能够得到君王，还有如何才能建立君主政体。在研究君主政体（王制）的时候，我们也提及了两种僭主政体卷三的章十四1285a16—b3。，由于这两种僭政均保持着法治的精神，所以，它们的性质便跟君主政体相类似，因此，也可以混称为君主政体。这10两种政体分别是（一）专制君主政体，即一些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里所尊崇的具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二）民选总裁政体，即在古希腊城邦中曾一度存在过的与君主相类似的一种执政者的政体。这两种僭主（君主）之间是有所差别的，不过两种政体都可以说是半王半僭的制度，即它的建制出于民意，它的统治方式则遵循法治，这个特点也和君主政体的特征相符合。

这里，统治者的意志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显示出了主奴的情调。不过，这里，还存在第三种僭主政体，15也就是大家经常见到的真正的僭政的典型，也正是绝对君主政体（“全权君主”）的反面型式卷三章十四末节以及章十六1287a9—15。。当一人单独统驭着全邦全部跟他同等或者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一点都不顾惜人民的公益，另外，也没有什么人或是机构能够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便成为第三种僭主政体，也就是暴力的统治20，当然，所有世间的自由人全都不愿意忍受这种制度希腊各邦的僭政最初兴起于公元前七世纪。

一般来说，僭主都是出身贵胄，利用平民群众来摧毁氏族长老的领导，独揽统治，篡夺王权。其时，奴隶生产渐盛，氏族经济衰退，僭主们借助奴隶发展农工业，也促进了平民势力的发展。公元前六到五世纪之间很多僭主政权相继被寡头和平民势力所推翻。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因为战争频繁，各邦情况类似：中产之家荒落，自由公民日益困苦，且均无力自备武装，而以全邦“公民—战士”为本的平民或共和政体也渐趋衰微，因此，富豪便以私资养战士，并且拥有了“雇佣军队”。 在城邦有内讧或外患时，这些豪强或佣军将领，往往乘机窃取国政，也因此，僭政复盛。。

僭政总共分为三类，我们在这里已经分别说明了这些品种，同时也说明了它们之间有所区别的原因。

章十一

现在我们应该考虑的是，25究竟哪种政体和哪种生活方式，对于大多数的城邦和人类最为优良这个问题本章所说为章二末节所列研究程序的第二项（1289b15—17）。按照卷四章三1290a6—11，政体是城邦安排公职的方式，按照卷三章九1280a38—1281a10，政体则关系到全邦人民的生活方式，本章所说的政体兼及这两种说法。，我们这里所说的优良，并不是指普通人所不能实现的，或者是那些必须具有特殊天赋还要接受过特殊教育的人才可能达到的标准，更不是那些认为只有理想的政体才可能达到的标准，我们是就大多数城邦所能接受的30政体、大多数人所能实践的生活进行的研究。方才我们讲过的所谓的“贵族政体”，其向善的一端都不是大部分城邦所能望及的，至于它趋向于另一端的，便和所谓的共和政体密切相近，实际上，它只能作为共和政体的一种，却不应该被称为贵族政体，35因此，对于我们现在的论题，贵族政体便不太合适。

我们可以用引用一些含义来论定我们现在正研究的整个问题。《伦理学》中参见《尼伦》卷一1098a16、卷七1153b10以及卷十1177a12。说：（一）免于烦累所谓“免于烦累”（νεμπóλισον），说的是一个人具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既没有物质困乏的担心，也没有财富之拖累，而身体强健，没有疾病之累。的善德善行是真正幸福的生活，（二）行中庸之道是善德的表现。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说法的确是真实的，那么行于中庸应该是适宜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中庸”（μεσóηο）指的是一般品德和个别品德都没有过无不及，例如人在遭逢危险时，有的人表示狂妄，有的人显露懦怯，这都不是中庸，只有勇毅才符合中庸。。同时，用来判断城邦公民团体中每一公民的生活方式的好坏的标准也同样适用于判定政体的善恶。40因为政体本来就是公民（团体和个人）生活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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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卷（Δ）四 (6)

1259b在所有城邦中，全部公民可以分成极富、极贫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这三个部分或者称之为三个阶级章七至九是由政治结构的方面论共和政体，而本章则是由社会成分的方面论共和政体。这跟章四章五由政治结构论寡头与平民政体，而章六则由社会成分方面立论，行文程序类似。。现在，既然中庸和节制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最好的品德，那么毋过毋不及的中间境界就是人生所赋有的善德的最佳状态。5这是因为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无论趋向于哪一端时，即达到太丑、太弱、太贱、太穷或过美、过强、过贵、过富的状态时，人们大都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第一类人常常懒散无赖，容易犯小罪，第二类则往往逞强放肆，容易犯重罪，要知道，10无赖和放肆是大多数祸患的起源。

另外，很少有野心也是中产阶级的人们的一个长处，如果一个人有了野心，且表现在文化和军事中季芳尼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诊疏》（commin polopa）以及《苏校》，认为该短语为后人的边注，加〈〉。，就会给城邦酿成大害。如果人们拥有过多的物资或善业，比如拥有财富、体力、朋从还有其他与之相类似的种种，他们就会不愿意也不能受别人的统治。在他们幼年时的家庭生活中，15这种缺点便已经能够见到。那些在奢纵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参看卷五1310a22。的人，不知道纪律为何物，那些在讲堂内和操场上成长的人，就不会养成循规蹈矩的品性，而另一方面，生活中缺乏物资和善业的人就会因为太卑贱从而自暴自弃。因此，生活在这一端的所有人，都只知道服从却不能承担为政的责任，他们就好像是一群奴隶；生活在另一端的所有人，却又只愿意对别人发号施令，20不愿意接受任何权威的统治，他们就像是一伙主人。这样一来，这就成了由主人和奴隶组成的城邦，而不是自由人的城邦了。

在这个城邦里，一方暴露着藐视的姿态，而另一方则怀抱着妒恨的心理，于是一个政治团体应有的交情和友谊在这里就见不到了。可是，友谊是社会成立的条件之一，如果友谊被仇恨所代替，即便是行走，人们也不愿走同一条道路，25就更不必再说什么要结成社会团体了。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地由同样的且相等的人们所组成，这样既属同邦，也会更加互相友好，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他阶级（部分）更适合于这种组成了普鲁塔克在《七哲会语》xi中说，在最好的平民城邦中，公民既没有特别富有的，也没有特别贫穷的。。

在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参见2—3行。来说，也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可能组成最好的政体。没有什么阶级能够比中产阶级30（小康之家）来得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而他们的资产的数量也达不到像富人那种足以引起穷人觊觎的程度，他们既不对别人有什么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可以说，他们过着的是一种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我们相信福季里特的祈祷文福季里特（phocylides）的祈祷文见伯格编《希腊抒情诗人集》，“福季里特残篇”，12。福季里特，是公元前6世纪时的诗人，也是雅颂作家。的确是出于至诚之心：

“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

35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是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是邦内中产阶级强大到足以对抗其他两个部分而且还有余时，或者中产队级的力量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来得强大时，那么此时中产阶级在邦内便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便谁都无法主治政权，这时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因此作为一个城邦，其无上幸福就是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可以过小康的生活。40如果不是这样，在城邦内，有些人家财万贯，有些人却是贫穷得没有立锥之地，1296α于是，结果便会各趋极端，此时城邦的政体不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就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更进一步，则可能由最强项的寡头政治或是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摇身一变成为僭政。一般来说，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但是由中产阶级所执掌的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几5乎不曾发生这样的演变。之后，我们在讨论到政体的演变（革命）时，应当会说明为什么中庸之道会有助于政治安定大概指卷五1308a18—24等章节。。

显然，对大多数的城邦而言，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唯此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是中产阶级强大的城邦，公民之间就很少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内讧。10大邦之中一般党派较少，就是因为大邦的中产阶级的公民较多。反过来说，小邦的人民常常分成两个部分（阶级），即全体公民都富有，或全体公民都贫穷，不存在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的人数微不足道。只要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且他们能分享较大的政权，这个城邦就显示着中间性格，与寡头政体相比就更加安定而持久参看卷五1302a8、1307a16。。

只要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而且穷人的数目又特别多，15达到占了绝对优势的程度，城邦内就会很快发生内乱，不久之后邦国就会归于毁灭。下面这种情况也可以作为中产阶级实属优胜的例子：像梭伦等最好的立法家都出身于中产阶级（中等公民）。梭伦自己的诗篇就说明了他的家道小康梭伦出身于中产阶级，这一点可以从《雅典政制》v，普鲁塔克：《梭伦传》1、14中找到依据。伯格辑“梭伦残篇”15，自己说“家非巨富”。；莱喀古士也不是出身王族，曾经有人说他裔出王族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3、《梭伦传》16，说莱喀古士是斯巴达王族；《克里奥米尼传》（cleomenes）10，则说“莱喀古士身非君王”。，20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嘉隆达斯以及其他大多数的立法家，也都同样属于中产阶级（中等公民）。

由上述说明，我们也可推想到世间少共和政体而多平民和寡头政体的原因。第一，在大多数的城邦中，中产阶级一般为数不多；有产者们和平民群众“德谟”（ δμο），本义为“乡村”或“坊社”；第二义为“平民（群众）”，即坊社居民。本书所用这个词的第二义时稍有不同：此处（1296a25）与“有产者们”相对，应该是“无产者”。1197a11等与“饶于资产的富人”，1304b1等与“富室”相对，应该是“薄于资产”的“贫民”。1274a12等与“高尚人士”相对，卷六卷七常常与“贵族（显贵之士）”，相对，应该是“平民”。1305b33，“平民”也别于“重装兵”，应该是第四级民众，但通常，重装兵也是坊社居民。1291b18，“平民”一词包括艺工和商人，而1278a24说“艺工”往往致富，则“德谟”也并不完全是“贫民”。“德谟”有时也可以理解为“群众”。1290b17，德谟为“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邦内多数的人们”。

是两个对立的部分，假如其中任何一方占了优势，25就会压迫中产阶级，把政治制度拖向他们自己所主张的方向，不是平民政体被树立，就是寡头政体被建成。第二，平民群众和富有阶级之间时时发生党争；不管最终取得胜利的是谁，30占了上风的一方总是把手握的政治特权看做党争胜利的果实，抢占到自己的手中后，就将政体或是偏向于平民主义，或是偏向寡头主义，而不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则来组织中间形式的政体。第三，应归咎于雅典和斯巴达参看卷五章七1307b22。这两个在希腊称霸的大邦。这两个城邦都坚持自己的政体：35一个往往指使所领导的各邦组织平民政体，另一个则根据它的势力所到达的范围树立寡头政体。于是两个城邦便都忽视各个属邦的公益，而只顾本邦的便利。正是由于这三个原因，中间性质的混合形式政体就永远不能成立，或者这种混合形式的政体最多只能在少数城邦中偶尔成立。

自古以来，在希腊各领袖中，只有一个人各家校注或译注大多揣测这“一人”应当指雅典在纪元前411年间党争中的温和派领袖色拉米尼（theramenes），他倡议将政权归于五千重装兵（公民—战士）而建成平民和寡头之间的混合温和政体。只有小康之家才能制备重武装，也只有小康之家有较多闲暇可进行重装兵训练。参加公民大会者限于重装兵，则政权基础就在中产阶级。《修昔底德》viii 97，曾称这种政体为寡头和平民主义的合流。

但色拉米尼只能称“雅典领袖”，这里所说的γεμονα通常指称“希腊领袖”，这同色拉米尼地位不符，巴克尔译本184页，章末长注另拟这“一人”为安第帕得（antipater），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昂学院授徒著书时安第帕得为马其顿摄政，总督希腊各邦军政，可能听受亚里士多德的劝告而主张共和（混合）政体。但安第帕得促使雅典削减公民人数、限其名籍为九千人、建立中间式政体一事见于公元前321年，时亚里士多德已卒。故以此指安第帕得，也不尽符合史实。曾经听从忠告而乐于让各邦组织这样的政体。到了现在，各城邦积习已深，40大家也就不再注意建立平等公正的体制，只是凭借本邦势力所到达的范围发挥着统治的权威，一旦失败，1296b就俯首听命于战胜国了。

通过上面的论述，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对大多数城邦而言最好的政体是什么，以及它之所以成为最好的政体的原因。既然确定了最好的政体，那么对于其他各种政体，包括我们前面叙述的见本卷1289a8—b13、1291b15—1292b10、1292b22—1293a10。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各个不同的品种，5就不难按照它们各自的品质的高低，各自价值的大小来安排它们的先后次序了。按照一般的惯例，不管各邦的特殊情况是怎样的，和最好的政体越接近的品种自然比较良好例如卷六章六、1320b21，说寡头政体的第一种与共和政体相近。，凡是离最好的形式，即中庸之道越远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这里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特殊情况”，因为虽然有些政体的真正价值的确较高，10但由于内部情况的原因，某些城邦并不适合采用，相反，这种城邦施行另一种政体则比较合适。这样的事例也很常见例如下章1296b32—34，依照假定的个别情况，各邦应采取和自己相适应的寡头政体品种，并不是必须采取第一种寡头政体。。

章十二

依照前面所讲的研究程序见章二1289b18。，现在我们应当考虑政体和城邦及人民相适宜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论题，我们必须确立一条公理，这条公理适用于一切政体：15在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色诺芬：《希腊史》卷二3、19、20、42、44，说此理出于色拉米尼。参看本书卷五1309b16、卷六1320b25。。在这里，我们还应注意到组成城邦的因素有质和量的说法。所谓“质”包括自由身份、财富、文化（教育）和门望（贵胄）；所谓“量”指的是人数的多少。组成城邦的一个部分优于质而另一部分则优于量。20举个例子来说，门望较低于贵胄的部分，在人数就上胜过了贵胃，穷人的数目胜过富户的人数；但一部分胜于量的可能还抵偿不了另一部分质的所胜。质和量之间应当加以平衡。

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三条规定：（一）如果穷人人数众多，在量方面的优势实际超越了另一部分人在质方面的优势，那就自然应该建立一个平民政体；25至于到底选用民主政体中的哪一个品种，这就得按照该邦平民势力优胜的个别情况而定。例如，要是该邦平民群众以农民为主，那么它就该建立农人见本卷章六1292b24—30。平民政体，即第一种；要是该邦平民群众以工匠和佣工为主，那么它就该建立极端平民政体，30即末一种章六1292b41—1293a6。平民政体；其他品种也同样要根据平民群众的成分来选择。（二）如果富户和贵族阶级在质方面的优势足以抵偿他们在量方面的劣势而且还要有余，那就会产生寡头政体；至于应该选取寡头政体中的哪一个品种，同样的应该按照各邦寡头部分所以为优胜的程度而定。《苏校》从比歇勒尔（buecheler），认为本节34—38行和下文1297a6—b1应移置于章九内1294b14之前，又，1297b1—28应移置于1294b40以下，归并到“共和政体”论题中。《纽校》从韦尔屯，认为这些不是错简，不必搬移。

第39章 卷（Δ）四 (7)

35顺便要提的是，立法者应该经常注意，无论创制何种政体，都要使中产阶级参加在内。如果他所建立的是寡头政体，就应该将中产阶级的利益纳入他的法制中；如果他建立的是平民政体，中产家庭也应该是他的民主法制中应该顾及的。（三）如果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他两个部分，或者只超过了两者其一，那么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就成为可能。40在这里，富人联合贫民来反对中产阶级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1297α因为贫富不能相容，谁也不肯做对方的臣属；如果他们想在“共和政体”以外创立一类更能顾全贫富两方利益的政体，那一定是徒劳无功的。同时，双方也不会愿意做出轮番为政的安排，因为他们不能互相信任。要取得双方最大信任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中性的仲裁，5而处在中间地位的人就是这样的仲裁者。共和政体中的各个因素混合得越好越平衡，这个政体就会存在得越久。可是，那些有志于建立贵族政体的人们，在这方面常常会出错，因为他们忽视了平衡的重要性，不仅把过多的实权给予有产阶级，而且还用虚假的利益欺蒙平民。10于是一时的伪善最终招致日后的灾祸。富人以这类诡计实现自己侵凌平民的企图，那种祸患对于国政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平民之间的争吵。

章十三

寡头主义者在政体上用虚假的利益欺蒙平民的方法共有五种。这五种方法分别应用于公民大会15、行政职司、法庭、武装、体育训练。下面我们一一来加以论述：（1）对于公民大会，允许全体公民参加；但只对富户执行缺席罚款，或者对富户的缺席罚款特别严重。（2）关于行政职司，凡是具备财产资格的人就不允许凭着誓言这里假设不给“共和政体”或混合式贵族政体中的行政人员支付薪资，誓言应当是说：“本人家资不足或身体衰弱，难以担任公职”。谢绝任命，但穷人却可以辞不就任。

20（3）关于法庭的陪审职务，富户一旦缺席就必须照例接受处罚；如果穷人缺席却不会受罚；或者采取另一种方法，即对富户的处罚从重，对穷人的处罚从轻。嘉隆达斯律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对于出席公民大会和法庭，有些城邦则另有规定，那就是凡是要出席的人必须先注册，已经登记入册而又缺席的人，25对其处罚特别重。这种规定的目的在于用重罚来使人们慎重注册，以使他们不敢轻意注册，因而他们就不能出席公民大会和法庭了。（4）关于武器装备和体育训练，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允许穷人不置备任何武器，30但富户则必须在家中有武器设备，否则就要接受处罚。穷人不参加体育锻炼，可以不受处罚，富户不参加体育锻炼却要接受处罚；于是富人出于害怕的心理就全都接受体育（军事）训练，穷人则因为没有强制的措施因而就不能接受这种训练。

35以上就是寡头主义立法家在寡头政体中应用的方法；平民政体也采用与此相应而恰好相反的措施。同样是出席公民大会和法庭，穷人一旦出席就可以领取公款津贴，富户如果缺席也不会受到处罚有津贴而无罚款的例子，曾经在雅典的某些期间的平民政体中实行。。如果想对贫民和富户进行公平的混合，就应该兼施两种措施：穷人出席者要付给津贴，富户中的缺席者则要施以罚款。40这样一来，双方就都会参加政治集会；反之，一个政体就只能专门属于某一方了。只有具备重武装的人，也即必须具有财产资格的人，才能成为“共和政体”1297b（或混合城邦）的公民团体。但关于这项资格，要想制订一个统一的财产数额以适用于一切城邦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在考查各邦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分别确定一个最高数额，这个数额应该适当，既不多也不少，即要符合这样的原则：这一资格应该是可以使一邦大多数的人都能合乎，从而取得政治权利，因为这项资格的限制，从而被摒弃于公民团体以外的人只能是少数。5对于穷人来说，如果不对其横施暴虐或剥夺其生计（财物）“穷人”（ο πνηε）或“贫民阶级”是可以有少数财产的，照卷一1252b12所说，乡村穷人可有一条耕牛作为他的财产。市区穷人有些什么资财并不清楚。1320b32、1279b9、1271a30所说“极穷的人”（赤贫）则指完全没有资产的人。，穷人即使不能享有政治权利，他们也会安分守己，不会和统治者为难。但统治者未必都是温和执政，遇到事情时能够自我克制，一般来说，执掌了权力的人对于下层人民是不会常常施行仁政的。于是，对于城邦来说，穷人有时就成为了一种麻烦，比如在城邦遭逢战争期间，要是穷人无法生活可是城邦又不能对他们提供帮助的时候，10他们就不愿为国效劳。但如果城邦给他们提供帮助，他们也是乐于出战的。

对于一些政体，其公民团体的构成不仅仅包含现役战士，还包含从前曾经服役过的退伍战士以下根据军事组织的发展论政体的演变，对本章原论题而言可以说是涉及到了其他的领域，但对政治史而言，这一节却相当重要。。比如在帖撒利亚南部马里人城邦的政制中，这两类公民就位列公民名籍内；但其中，能被选任为行政人员的则只有现役的战士—公民。15在古希腊，继君主政体之后产生的早期政体形式中，战士组成公民团体的全部。开始的时候，这些战士都是骑士参看1289b36、卷六1321a8。。

骑队是军事实力和战阵的重心所在，因为在战场上，胜利不能依靠未经编组而缺乏经验的步兵来取得；在还没有步兵战术“编组”（ξειｓ）或“列阵”，斯达尔（stahr）1860年德译本为“战术规律”。战术即中国古称“阵法”。的古代，骑队是进行战斗的主要力量。20随着城邦渐渐扩大，步兵（甲士）的力量也逐渐得到增强，于是公民团体中增中了许多步兵。由于扩大名籍、增多了公民，这样的政体在当时就被称为平民政体，现在则被称为“共和政体”。25同样的道理，在古代时是寡头政体，在远古时期就是君主政体。因为在人数还不多的时代，中产人户在国内不会有很多；如果中产人户人数更少，他们生活散漫而又缺乏组织，那么强者就可以很容易地使他们服属，成为他们的主上，从而对他们进行统治。

这里，我们已经论述了五项预定的论题中的三个：第一，我们说明了政体分化为好多品种的原因，30说明了在通常列举的各型式外尚有其他品种的原因，如平民政体就不止一种，其他政体也各有好多种别，还说明了各品种之间的差异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各品种。第二，我们说明了对于大多数的城邦而言，最优良的政体是哪种政体。第三，对于其他政体而言，我们说明了适合政体的公民团体是哪种原题参看章二1289b12—25并各注。自章三至此，大体都是照预定程序行文的，其间只稍有旁涉（例如本章1297b13—28）和穿插（例如第二论题原在章十一中叙述，而在章八和九研究第一论题、章十二研究第三论题时，都重复涉及第二论题）。。

章十四

35我们现在顺次研究下一个问题，即建立政体的正当方法。在这里，我们将叙述通例，并对各个政体加以论列。作为构成的基础，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政体时必须考虑到每一个要素怎样才能适合它所构成的政体。如果这三个要素都有良好的组织，40那么整个政体也将是一个健全的机构。如果各要素的组织不同，那么由它们组成的政体也不相同。

这三个要素分别为以下三者：第一是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1298α第二是有关城邦的行政机能，即行政机能有哪些职司，所主管的是哪些事，以及他们怎样选任，这些问题都必须论及；第三是审判（司法）机能从表面上看，这里的“三个要素（部分）”似乎与近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机能相同。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所讲述的内容都是根据希腊各城邦的政法制度：其“议事机能”不同于现代的“立法权”。公民大会和议事会，虽然也有立法权，所议的内容却常常是有关行政和司法审判的案件。卷六1317b32就称议事会（“布利”）为行政机构，他们的“执政机能”虽各有行政职司，却不像现在由执掌“行政权”的人员组成政府而发号施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实际上处于行政职司的上面。1275a26等注曾经说明希腊城邦由公民陪审员公决曲直的群众法庭不同于现代由常任法官治狱断案的法庭，这种法庭的“审判机能”也不同于近代国家中的“司法权”。读者必须根据古希腊的典章制度和政法情况来理解本书中的政体。。

议事机能具有最高权力，对以下方面能作出最后裁决，这些内容包括：和平与战争以及结盟与解盟事项，制订法律，有关死刑、放逐和没收的案件的司法内容，行政人员的选任以及任期5结束时对他们的政绩的审查参看卷三章十一1282a23—33。。这个机能有三种不同的安排：第一，由全体公民审议一切事项（案件）并加以裁决；第二，把一切事项交给某些公民，这可以把一切案件的审议权力归属于一个政务机构，或者是若干政务机构的联合组织，或者把个别案件的审议权力归属于不同的政务机构；第三，由全体公民审议某些事项，而由某些公民审议另一些事项。10

第40章 卷（Δ）四 (8)

第一种安排：由全体公民审议一切事项（案件）并加以裁决，这是平民主义的特征。对于平民来说，他们愿意有这样的均等机会。为实现这种目的可以有几种方法。第一，全体公民议事时可以轮番而不用同时集合进行。米利都的特勒克里立法家特勒克里（tηλεκλ ｓ）只在本书中提到，在其他希腊古籍没有记载，所以他的生平不可考。宪法（政体）中就有这样的议事的制度。有些城邦施行的制度是这种制度的变体，例如，在这些城邦里，15各个不同职司的政务机构联合“行政职司的联合（或合议）机构”（α συναρχαι）这个名称多次见于碑志中（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132、134），考据它存在的时代都在亚历山大死后；另见于朴吕波：《史记》（iv 42、xxxviii 114）者，也在晚期。亚里士多德生前那些城邦已有这种近于议会政治中的内阁组织者，但现在不容易考明。

迈恩纳克编：《希腊喜剧残篇汇编》iv 625，证明米利都在特勒克里以后确实曾经有这种组织存在。起来共同议事，公民根据不同的部族，按照最小的区分单位，顺次推定人员轮番参加政务机构，直到全体人员都轮遍一周为止一时所会集的议事公民只限于当番的行政人员，但因各机构行政人员是由各部族、各个区分单位的公民轮流充任，所以经过一定周期，全体公民都有机会可以成为议事兼行政人员。。这种全体公民分批轮番议事的制度，分别针对制订法律、讨论有关政制事项以及听取行政人员的报告。20第二，全体公民同时会集一堂，所议的事项是对执政人员的选任和审查，通过法律，讨论有关和战的大事。有关死刑、放逐和没收等的案件则由有关的行政机构人员审议；这些行政人员的产生方式可以由选举或抽签任命，全体公民都有机会担任这一职务。

第三，执政的选任和审查战争、结盟等对外政策，25这些是公民集会专门审议的两项大事，其他事项则由各个行政人员处理，这些行政人员对所处理的业务具有经验和知识，而且他们的任用情况也尽可能公开，使大众都有受任机会行政人员由“抽签”或“拈阄”抉择，于是全体公民，只要是参加抽签的人，人人都有相等的机会。由“选举”来抉择则较有才能或较为著名的人可以得到较大的受任机会。平民主义的特征是抽签（参看卷六1317b21）。以雅典为例，除了将军和其他要职外，其他职位常用的任用方法就是以抽签轮番担任。但各人受职以前必须经过“考验”，在任职期间必须行“信任投票”，任职期一定要经过“政绩审查”。所以雅典行政人员也一定由具有才能和资产者才能实际受任。参看维诺格拉多夫：《历代法理》卷二140—142页。。第四，全体公民集会审议一切事项，各个行政机构的人员没有任何裁决权，只能对政事预先有所研究而提供意见。30以上就是现代“极端平民政体”所采取的方法，正如前文所说，这种政体实际上可比拟为寡头式中的“权门政治”和君主式中的“僭主政治”参看1292a17—21、b7—10、1293b32—34。。

上述安排议事机能的途径都是根据平民主义进行的。实现将一切事项交给某些公民审议的寡头主义安排，即第二种安排也有许多种途径。35第一种途径是规定所有参加议事机构的议员的财产资格，这个财产资格相当而不高，这样就保证了参与议事的公民人数；同时规定议事团体应遵循成法，不得要求变革法律禁止更张的事项。前者，即必须具备某一财产数额的人才能享有议事权利原本是寡头主义的特征，但在这里数额定得较低，于是就有了共和政体的趋向。实现这种安排的第40二种途径是进一步限定参加议事机构的议员条件。参加议事机构的议员只限于若干选定的人，即使许多人具有某一财产资格，但这些人不能一律参加。这里也像上面一种方式，1298b规定所有当选为参加议事的议员都应恪守成法，因而这一途径偏向于寡头性质。另一个途径则是参加议事机能的人或者由他们互选补缺，或者由父子相传世袭承继，而且这些参加议事机能的人的权力可以超越法律。这样的安排的结果就是形成寡头（权门）性质的政体ΓΠ抄本为“寡头性质的政体”，顾莱（corae）校订本（1821年）、苏斯密尔校订本等作“寡头权门性质的政体”；韦尔屯英译本校作“最狭隘的寡头政体”。。

第三种安排，由某些人审议某些事项而不审议其他事项，而未审议的其他事项留待全体公民审议。5例如全体公民大会审议有关战争与和平以及执政人员事宜；除此之外的各项政事归执政人员处理，而执政人员要由选举从白朗迪斯（brandis）校订，以下删去“或拈阄”：执政者由“选举”产生与下文贵族政体相符，要是由“拈阄”产生，则下文应另有“平民政体”字样。产生。一种贵族政体具有这种安排。另一种途径是由选举产生的人员审议某些事项，另一些事项则交给由拈阄产生的人员审议。需要说明的是，拈阄的方法有两种，即全体参加拈阄或只许曾经审查合格的候选人参加拈阄。又一种途径是10由选举和拈阄产生的人员混合组成的议事机构审议一切事项。这些途径的安排，一部分体现了贵族性质的共和政体，一部分则是共和政体的本式。

以上就是议事机构的各种方式，它们各自相应于不同的政体。每种政体组成它的议事团体的方法就是在我们所说的各种方式中任取其一。

目前世上流行的极端平民政体就是执掌最高权力的平民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体。15为这种政体的利益着想，可以采取这样的方针：为改进议事机构的品质，可以用寡头政体实施于法庭（审判）集会的方法。寡头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为了让自己所希望的参加法庭陪审的富人都能出席，采用了相反的方法，前者对富人采用的是罚款的方法，后者对穷人采用的是给予津贴的方法。对于议事的公民集会，20平民政体可以对他们采用强迫出席的方法。这样就达到了让平民和著名人物（贵要阶级）混合在一起的效果，此时大家共同议事所得到的结果一定是比较恰当和周到的。这样的结果对平民政体也是相当有好处的：在一个城邦中，参加议事机构的各部分人数应该是相等的，各部分代表“各部分［选出］的代表”，所代表的部分可以是各个部族，也可以是贵要阶级和平民阶级两个部分。

按上文所说，这里是指后一类的区分。希腊城邦的公民大会都由全体公民参加议事，这里以及卷六章三1318a11—18，提及的代表制度都是古代政治史上的重要材料（参看《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卷六73页）。的产生可以用选举或抽签的方法。这也有益于平民政体：如果平民人数和具有政治经验的著名人物的人数相比，前者远远超过后者，那么公民大会的出席津贴就不应该支付给全体公民，25而应给予和著名人物人数相等的平民，对于那些超过了著名人物数目的公民假若平民占极大优势而贵要阶级又不愿屈从平民，便会引起扰乱，所以亚里士多德以谋得两方势力平衡为要图。参看章十一1296a16、卷六章四1319b11、卷七章四1326a31。，则可以用抽签方法加以淘汰，从而使两部分的人数得到平衡。

从寡头政体的角度出发，可以采取下面的两种方法：参加议事团体的若干人，可以用互选法从平民群众中选出；或者学习某些城邦现存的成例，建立名为“议事预审会”或“法律监护会”30议事预审会另见下文1299b30和卷六章八1322b16。又，1323a6以议事预审会为寡头政体的组织，“法律监护会”为贵族政体的组织，与此节将两者同归属为寡头体制不同。的组织，这个组织负责审议所有交付公民团体的议案。按照后一种方法，平民群众虽然能够享有议事的权利，但他们已经扰害现行政体的一切成规了。

对寡头政体有益的另一种方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或者规定只有通过执政机构提交的案件时，公民投票的方法才可以使用，或者至少规定公民投票的决议和执政者的措施不能互相抵触；或者全体公民在集会中的发言应限制在咨询性质范围内，35而实际上担任着议事机能的却是行政人员的团体。如果采取的是最后一种方法，那么在实施时寡头政体和共和政体采用的方法恰恰相反：寡头政体规定平民群众的最高权力只对否决各个案件有效，执政机构必须审核他们可以决议的事项或任何倡议。共和政体的执政人员掌握着否决权，40却没有可决权，他们的倡议，必须交由平民群众裁决而不能直接施行。1299α

关于议事机能以议事机能为政体最高权力所寄托的论点已见卷二章六1264b33—35、卷三章十一、1282a23—29所述。，即城邦政体的最高要素，我们的结论就是上面这些。

章十五

接着，我们将研究行政机能这一要素所寄托的执政人员和机构。无论在哪种政体中，如同议事部分一样，行政机能也可以有若干种安排。所有城邦的行政机构的数目、职司以及任期关于行政机构的研究，上章1298a1—3举三题，本章此节举四题，增加“任期”一题。但此题在本章只于1294a34—b10间稍露端倪；卷五章八1308a13—17略有涉及；卷六章八重论行政机构时亦未详述“任期”这一论题（参看《苏校》二版1343注；《纽校》1514—7、Ⅲ253）。都有差异。

第41章 卷（Δ）四 (9)

对于行政机能人员的任期，5有些城邦中规定是6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有些城邦规定为一年甚至更长。我们不仅应该从任期的长短来比较其得失，还应当考察执政任期的通例采用哪种方式合适，即究竟是终身职或若干年的长期服务合适，还是采用比较短的任期合适；如果说采用比较短的任期合适，那么就必须考察同10一个人能否继续连任，还是每个人只能允许其受任一次。任用行政人员的方法在不同的城邦中也有所差异，应该研究。以上论述的是考察城邦的行政机能时所要研究的三个问题：第一，谁可以有被选举权，即谁可以受任；第二，由谁来选举；第三，选举怎样进行。我们首先必须说明这三个问题各有几种施行的办法，然后才能根据这些方法论定每一种政体所采用的行政机构的组成方法。15

可是，我们很难确定所谓的“行政机构”实际上包括的人员。一个政治团体需要许多不同的官吏。我们当然不能把所有的供职人员称为“行政人员”，无论这些人是由选举产生的，还是由拈阄产生的。比如以下人员就不能称为行政人员。20第一类不能称为行政人员的是祭司，他们的职责和行政人员明显不同。第二类不能称为行政人员的包括剧团经理剧团经理即“合唱队领导”（χοεργο），由族内各富户中著名人物担任，方法是由各部族逐年轮番选举，节日戏剧表演费用很高，就由这些领导人捐输或筹集（参看《雅典政制》章五十六）。和传达员，以及被选举出的外交使节。一般公职可以分为三种：（一）每个行政人员在某职司范围以内，负责管理并指挥全体公民，如一位将军在战场上就管理并指挥着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军队，或者一部分公民监护官各自指导着自己所负责的部分公民，如妇女或儿童。

（二）经济人员也是由选举产生的，如粮食管理员（谷物会计官依《普吕克斯》vii 18，“谷物会计官”（σιομρα）列于粮官或仓官的范围之内，像是各邦常设的官吏。雅典在公元前330—326年间连年荒歉，曾设这种官吏分配进口谷物；当时他们的职权极为重要。本书著作年代可能正在这时期，因此这一名称应当指雅典的这一种临时要职。）一职在许多城邦中，25其职司就是负责分配公民的食粮。（三）属吏或皂隶的职责就是接受差遣，从事公务，在比较富庶的城邦，公共奴隶也可以担任这些杂役。以上所有官吏中，只是在一定范围以内具有审议、裁决和指导责任（指挥权力）的那些职司，才能被称为行政人员，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指挥权力，这必然属于执政。但这些只是在文字的辨析上略有困难，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什么疑难。因为从未有人因这些名称及其含义发生纠纷并提请法庭审断。30我们在这里进行讲述，只是为了在研究时顺便加以考察而已。

对于一切政体，尤其是诸小邦的政体而言，有许多问题非常重要。这些问题包括确认行政机构的种类和数目，指出它们中间哪些是维持城邦的存在必不可少的，哪些虽然不一定必不可少，对于组成优良城邦在某些方面却具有价值。大邦中的每项业务可能都要35设置一个适当的职司。大邦的公民众多，需要更多人从事公职，所以这并不难轮到，不过对于有些职司，每人一生不过轮到一次，另一些职司虽然一生可能轮到数次，但也得经过很长时间。既然没有人选上的困难，那么各项业务便会各设专职，相比兼理几项业务而言，一职显得更加适宜，事有专属，当然料理更加妥帖。相反，在小邦中，少数职司、1299b少数人员不得不同时兼理多种业务。

邦内公民不多，因此没法让多人同时出任公职，否则，又还有谁来相继呢？有时候，小邦也得和大邦一样设置相同的各种机构，规定同样的职司和任期。不过区别是，大邦的职司终年忙碌，而小邦的职司则须隔很久才有机会处理一件事情。5因此，所有人口稀少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将各种职司当成“炙钎—灯柱”《雅典那俄》700c也曾出现 “炙钎—灯柱”（βελισκολχνια）这一复合词，意思是既可以用来炙肉，又可将其竖立起来，用来放灯盏的两用工具。参见卷一章二“德尔斐小刀”注。这类两用或多用的工具在古希腊相当普遍。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构造》卷四章六683a22中谈到动物（如蜂类）用口器摄食，用尾刺防御，各种器官都各有“专用”，这是暗喻与人类的“兼用”工具不同。，小邦会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官吏身兼数职，不过，他们也就不会因职司划分不清而产生纠纷。

10然而，我们必须先说明若干问题，再得出定论。要想知道一个官员能身兼多少种职司，首先必须确切了解这个国家中必不可少的职司有哪几种，以及虽非必要，却也不可不设的职司有哪几种。其次，我们还必须注意，哪些事情应就地设置职官，哪些事情则应在某一集中的职司手中进行全境的管辖希腊各邦的境地都很小，一般史籍都没有对中央政府和地区管辖的层级制度做相关记载。根据这一节可知，当时，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间相关的观念已初现端倪。。以维持秩序（治安）为例：维持秩序的问题包括：15应否在这一市集中设置一个市场管理员“市场管理员”或“市集委员”（γορανóμη），参见卷六章八1321b14等章节。《雅典政制》章五十一称，市场管理员通过拈阄的方法委任，雅典城和拜里厄斯（piraeus）港各五人，专司商品检查等事务。此处所说的“维持秩序”，要么涉及另一种职司，要么市场管理员也承担治安责任。，还是应该完全由一人维持全境各处市集的秩序。

再者，我们必须考虑这些问题：职司的配置是应该以所负责管辖的业务作为依据，还是以所管理的人们的类别作为依据。还是以维持秩序为例，是应当所有的有关秩序的事项都完全由一个职司（一人）维持，还是应该专门对儿童或妇女等类别的人配置各自的管理人员。20最后，我们还必须留意不同政体之间的区别。这里的问题是：在一切政体之中，是否行政制度都应完全相同，还是说，特殊的政体应当设置特殊的行政机构。无论这个政体是平民政体、寡头政体、贵族政体还是君主政体，它的行政机构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员的不同来历，例如文化人士是贵族政体的行政人员的来源，富有阶级是寡头政体的行政人员的来源，25自由人（平民）则是平民政体行政人员的来源，正是这样从不同或至少不相类似的阶级中选拔出各自的公民来担任相应的职位，根据政体的不同，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也要有所不同，适用于某些方面的机构在另一方面则必须进行改动。例如，某些政体应增强某一行政机构的权力，而对于另外一些政体，则应削弱这一行政机构的权力。

有些行政机构确实只存在于某一类政体当中，30例如议事预审会。这种机构并不适合平民政体，平民政体应该采用像议事会这样的平民性组织。如果公民议员时常被要求集会，那么他们将荒废本业。因此，由某一机构预先审查议案，确实有利于群众。不过，倘若这种预审团体只限于少数参与者，它就会变成寡头操纵的组织。而议事预审会的人数一直都较少，所以它总是带35有寡头的性质。在议事会和议事预审会这两种组织并存的城邦中，议事会带有民主性质，而议事预审会则可制约平民势力的发展，可是，在采取极端型式的平民政体中，邦内一切政事都由公民大会包揽，1300α连议事会也变成了虚设物在雅典，议事会的议员共有500人，由全体公民以抽签的方式选举，轮番担任，其职务是为公民大会预先准备议案，带有平民性质。

议事预审会的议员只限于具有某种资格的人，人数很少，由选举产生，实际上，它也成为了制约公民大会的组织，因此亚里士多德把它当做寡头政体压制平民势力的药剂。公元前413年，即雅典出征西西里之役以后一年间，雅典曾设置预审会，不过它很快就被废弃了。出席公民大会后，公民便拥有津贴，这样一来，议事会也就毫无作用了，另见卷六1317b30—35。。这样的情况经常在只要出席公民大会便可领取高额津贴的城邦中出现；人们因有高额津贴，无需照顾家务（本业），可以随时集会和裁决所有政事。较平民政体而言，监护妇女和儿童的职官及其他类似的监护官员根据卷六章八1322b37，“其他类似官员”应当指“体育训导”（γυμνασαρχο）。对贵族政体来说较为适宜，5因为平民妻子的行为不可能予以管理；这些职司对寡头政体而言，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在那里，统治阶级的妻子从不接受教导，而且已习惯了奢纵的生活。

这些问题已说得够多了。现在我们则要详尽地研究行政人员的任用问题。这里，造成任用方式种种差别的因素可列为三项：（一）负责选任的人员；（二）受任的人员；10（三）任用的手续。这三项因素各自可有三种对应的变异。（一）负责选任的人可以是（a）全体公民，也可以（b）只是部分公民。（二）能够被选任的人可以是（1）全体公民，也可以（2）只是部分公民，至于究竟选任哪部分的公民，则要根据财产资格、出身（门望）、才能或其他某种资格进行决定。

比如在梅加拉，有被选任为执政的资格只有被放逐中归国、15曾与平民派斗争过的流亡人士才有参见卷五1302b30，以及1304b34—39及注。。（三）任用的手续可出于（α）选举，也可出于（β）拈阄。另外，上述各项的途径都可通过两两合并，成为第三个途径，这样一来，在（一）项中，可以是（c），在一邦中由全体公民进行选任某些机构的行政人员，而另一些机构则只需要由部分公民进行选任；在（二）项中，可以是（3），在一邦中，全体公民都拥有被选为某些行政人员的资格，20而另一些官员则只能给某一部分的公民提供被选的资格；在（三）项中，可以是（γ），在一邦中，某些官员必须通过选举法产生，而另一些官员则可通过拈阄法产生。

这些项目的变异都能衍生出四种方案根据1300a8—22，所列举的这三项各有三种变异，这样便可能制订出27种授职方案。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每项的第三种变异，即“两合”而成的变异，并没有多么重要，因此主张不予以采用，说每项可衍生出四种方案（22行）。由此可知，可以制订的方案一共有2×2×2＝8种。然而实际上，在23—3行的叙述中，他应用了“两合”变异中的一种（γ）变异，于是制订的方案共有2×2×3＝12种。这样，第31行所说的数目就不符于第22行所说的了，其中的四种方案（alγ、a2γ、b1γ、b2γ）是临时加上的。

第42章 卷（Δ）四 (10)

下文中，1300a31—b5，又采用了“两合”变异中的（3），列举的方案共有15种。这里，共12种方案在27种中未被提到：

（Ⅰ）a2β、a2γ；

（Ⅱ）b1β；

（Ⅲ）c项和1、2、3及α、β、γ可组合成9种方案。。以全体负责选任的制度作为基础进行安排时，则可组成如下方案：（子）应用选举法从全体公民中选出行政人员（alα），（丑）应用拈阄法，从全体公民中产生行政人员（alβ）。以上这两种方案都可以再有如下改变，在从全体中选拔时，要么将人民分为部族、选区（坊社）和宗社，然后进行选拔，直到各个分区全都轮上，要么每次都完全从全体公民中选拔；（寅）应用选举法，在部分公民中进行选拔（a2α），或者（卯）应用拈阄法，在部分公民中进行选拔（a2β），但这也可能25（辰、巳）在同一邦中，某部分官员是通过这一方法产生的，而另一部分官员则是通过另一方法产生的（alγ、a2γ）。

相似的，以部分公民负责选任的制度作为基础进行安排时，可以组成如下方案：（午）应用选举法，从全体公民中选拔行政人员（blα），或者（未）应用拈阉法，从全体公民中选拔行政人员（blβ），或（申）应用选举法，从部分公民中选拔行政人员（b2α），或（酉）应用拈阉法，从部分公民中选拔行政人员（b2β）；但这也可能会产生如下的情况：在同一城邦中，某部分官员由这一方法选拔，而另一部分官员则由另外一种方法产生，也就是说，（戍）某些职司是应用选举法，从全体公民中选拔出来的，而另一些职司则是用拈阄法从全体公民中选拔出来的（blγ），或者（亥）某些职司凭选举，从部分公民中选拔出来，而另一些则是凭拈阄选拔出来的（b2γ）。这样，30我们择取了两合项目之一（γ）而删除了另外两个两合的项目（c，3），其实一共组成了十二种方案。

这些个别的授职方案各自与哪种政体相适宜呢？第一，在各方案中，属于平民性质的有两类：（甲）经全体公民负责选任，应用选举法，从全体公民中（alα）选拔，或通过拈阉法（alβ）选拔官员，或（乙）将官员分为两种，兼用选举和拈阉这两种方法（alγ）。第二，有若干方案适合于共和政体：其中一类是（甲、乙）35经全体公民负责选任，从全体公民中选举官员，或凭选举，或凭拈阉，或者共用两者（alα、β、γ），但在实施过程当中，不作为全体公民中的一个整体而连续进行，必须把全体公民划分为若干选区，然后再相继进行选拔。另一类是（丙）经全体公民负责选任，将职司分为两种，一些从全体公民中选拔，另一些从部分公民中选拔，至于选拔的手续，则可以用选举法，或者用拈阄法，或者可以二者兼用（a3α、β、γ）。从这三类中任选其一。

（丁）还有一类，虽然只由一部分公民负责选任，但全体公民都有被选用的资格，但官员分为两种，分别应用选举和拈阄这两种方法（blγ）选用，这个方法对共和政体也适用，尤其适用于倾向寡头性质的共和政体。（戊）如果经部分公民负责选任，从全体公民中选出某些官员，同时又从部分40公民中选出另外一些官员，至于选拔的手续，则可在选举或拈阄或兼用两者1300b（b3α、β、γ）这三种中任选其一，末一个方案也适用于共和政体，尤其适用于倾向贵族政体性质的共和政体。

第三，（己）经部分公民负责，从部分公民中进行官员的选拔，选拔的方法可以用选举方法，或者用拈阄方法，或者两种方法都用（b2α、β、γ），这一类方案适用于寡头政体。第四，适用于贵族政体的方案为（庚）经部分公民负责选任，凭选举法，从全体公民中（blα），或经全体公民负责选任，凭选举法，从部分公民中（a2α）进行官员的选拔1300a23—b5的原文有很多缺漏、错误，大多数缺漏是因为“行末或行头上下行字样相同”，而大多数错误则是由于本节“重复短语”或“重复字样”太多。修洛（cthurot）、斯宾格尔（spengel）、苏斯密尔等都曾校补过原文。纽曼的校补文参见校本卷四30页。。5

这些就是组织行政机构的各种方案，它们各自适合于相对应的不同政体。如果想完整地了解哪种政体所应选择的适当方案，并了解该机构任用人员的方法，还得研究各种行政机构的职权性质下文并未叙述各种行政机构的不同职权，即执掌的业务和所负的责任。但本章的上半部分，1299a15—1300a7在谈论行政机构的种别的时候，却反复涉及到这一点。。所谓“行政机构的职权”指的是统率军务或管理财赋这一类的职权，10职权的种类有所差异，例如，一位将军的职权就和一位管理市场、检查贸易契约的商务官员的职权有所不同。

章十六

在议事、行政和审判这三种机能中，还需我们考虑的就是审判机能了。我们应当运用研究行政机构时所用的办法，对法庭希腊人称我们所说的法庭为δικασριον，这个名词而从δκη（“正义”）取义，而不从νóμοｓ（“法律”）（参见1280a8注），直译是“司直会议”或“正义庭院”。的诸多问题予以论述。这里发生变异的三项是（一）法庭的成员、15（二）所受理的案件以及（三）司法人员的任用手续。第一项问题是：组织法庭的法官（陪审员）应当从全体公民中，还是从部分公民中进行遴选。第二项问题是：以所处理案件作为区分点，法庭有多少种类。第三项问题是：应该用选举法还是拈阄法（抽签）任用司法人员。

让我们先确定一下法庭到底有多少种类。法庭共有八种法庭的分类，参见卷二章八，希朴达摩将司法案件所分的三类都归入于刑事案件。柏拉图所著的《法律篇》767、957a中提到法庭分类，他将此分为私人间争讼和危害公共利益这两类。亚里士多德在此节所作的分类，是以危害公共利益和城邦宪法等政治案件为参考重点。吉耳伯特所著的《希腊政制典实》英译本393页中，论述了雅典的公众法庭，审断的案件越是重大，陪审员就会越多，陪审人员有二百、四百、五百、一千、一千五百、二千和二千五百这几种区别。类型。其一为审查执政人员的账目及措施的法庭20政绩“审查法庭”（νθυνικóν），参见《雅典政制》章四十八和五十五。

；其二为听断破坏城邦公共利益的普通案件的法庭；其三为专司违反宪法（政体）案件的法庭；其四为处理民事和刑事上的争执（包括由私人或行政人员控诉的讼案参见卷五章四1304a13—17所列举的某些事例。）的法庭；其五为关乎私人间契约纠纷的法庭，通常这类纠纷时常发生；其六为处理杀人案件的法庭；其七为处理外侨案件的法庭。25杀人案件有几种区别杀人案件根据案情组织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法庭进行审判，这是雅典的习俗之一。福修斯所著的《书录》279，曾引用赫拉第俄（helladius）的说法，将杀人案分成四类。《雅典政制》的章五十七和德谟叙尼所著的《反阿里斯多克拉底》65—77（caristocr）都列举了五类，比此节多了一类——死于木、石、铁器的投掷而无法指证投掷者的案件。，同一法庭可能会审判各种案件，当然，也可以组织不同的法庭，分别审判不同性质的杀人案。

二者的区别在于：（1）预谋杀人；（2）非故意的过失杀人；（3）杀人业已招认，但却有不同论罪意见，该案件可以援引不同律例；（4）该案件由起先因过失杀人而放逐国外，回来后又犯故意杀人罪的人所犯。雅典的“茀里托法庭”（ò ν Φρεαο δικασ  ριον）过失杀人罪的刑罚为放逐一年。归国但还没办好定居手续前又犯故意杀人罪的罪犯须在茀里托法庭中接受审讯，受审者站在船中，法官（陪审员）坐在岸边。参见《雅典政制》章五十七；德谟叙尼所著的《反阿里斯多克拉底》77。便是审判最后一种案件的例子。这样性质的案件在大邦中也是很难遇见的。30相似的，受理外侨案件的法庭也分为两种：（1）处理客民之间讼案的法庭，（2）处理客民和本邦公民之间讼案的法庭。最后，第八种法庭裁判的是私人间的细小契约纠纷，争讼的币额仅限为一至五特拉赫马，钱债纠纷可稍微放宽限额，这些讼案不需要许多陪审员进行听断。

我们无需再对35受理小额契约纠纷以及杀人和外侨案件的末三种法庭作申述，而对于前五种受理有关政治性质案件的法庭，我们则应予以重视，如果这些案件裁断失当，便往往会引起政治骚乱和社会内讧。这里（一）如果全体公民都能被选为出席法庭的陪审员，我们便可形成以下这些方案。全体公民可担任陪审员的职位，（1）审断上述的所有案件，其选拔方法则可从（α）选举、（β）拈阄或（γ）部分选举部分拈阄40这三者中任选其一。或全体公民虽然都可担任陪审员的职位，但却（2）只限于审断某些案件，而无法审判所有案件，各种法庭的组织都由陪审员组成，陪审员一部分经选举、另一部分经拈阄选出。这样一来，便有这四种方案1301α（一lα、β、γ和一2）。（二）如果只允许部分公民而不是全体公民担任陪审员的职位，所构成方案的数目也是相同的（二lα、β、γ和二2）。

这里，从部分公民中选拔出来的陪审员（1）可以审断上述的所有案件，至于其选拔方法，则从（α）选举、（β）拈阄，或（γ）兼取两者，这三种中任选其一；或（2）因为仅限于审断某些案件，他们只能出席某些法庭，其选拔的手续就一律采取兼取选举和拈阄两者的方法，由这两种方法分别选拔的陪审员组成这些法庭。5如上所述，后四种方案可以各自同前四种方案相对照根据《纽曼校注本》，增加νσροφοι“对照”的字样。。此外，（三）我们还可混合上述两体系的方案，这样一来，某些法庭的成员便是从全体公民中选拔出来的，而另外一些法庭的成员便是从部分公民中选拔出来的，又另有一些则既是从全体也是从部分公民中选拔出来的，这样的法庭便由全体公民和部分公民中选拔出来的两种陪审员组合而成。关于陪审员的选拔方法，则可以从（α）选举、（β）拈阄或（γ）兼用两者这三种中任选其一。10

这里列举了各种可能构成法庭的方案。第一，平民性质的方案，即从全体公民中选拔陪审员，审断所有案件。第二，寡头性质的方案，即从部分公民中选拔法庭成员。第三类，贵族和共和性质的方案，即某些法庭的成员从全体公民中选出，另外一些法庭的成员则从部分公民中选拔，15以此审断所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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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卷（E）五 (1)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的著作中，内讧和变革的原因只随笔涉及，例如《希罗多德》iii80—82，《修昔底德》iii82、viii89，《斯特累波》480页中记录了埃福罗史书的片段。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三本书中，开始将这一点作为专题进行详细研究。《政治学》五六两卷的行文方式是列举史实来证明通理，非常像医学家作的以个别病案为病理示例的方式（例如希朴克拉底：《常见疾病》，hippocrates，de morbvulgar）。所以后世往往把卷五称为“政治病理学”，卷六称为“政治医疗学”。

卷五所举发生内讧和变革的事例涉及了希腊世界中大多数城邦，尤其是对小亚细亚沿岸及各岛的殖民城邦内的这种事倒记述得特别详细。希腊半岛本部所举事例则多出于大邦，如雅典、梅加拉、科林斯、阿尔咯斯、拉栖第蒙、赫赖亚、埃利斯、忒拜、拉利萨、法尔萨罗等的史实。阿卡亚地区各城、恢复以后的麦西尼亚、梅加洛浦里（megalopolis）、亚加尔那（acarnania）地区、埃陀里（aetolia）地区、哥季拉（corcyra）以及克里特岛各城都没有提及。《修昔底德》对哥季拉的变乱叙述得也很详细，本卷完全没有应用这一史料，实在是非常奇怪。西西里岛上各城只提到了叙拉古；爱琴海各岛只有靠近欧亚大陆的地方才涉及。黑海沿岸城市的史迹完全没有说到。现世所见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各史家的书中有些符合于亚里士多德所作政治变革通则的事例，在本卷中也没看到，而亚里士多德所举事例则往往在各史家的书中也无处得知。二千多年来，典籍亡失，现在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述史实的出处已不能一一考证。有一部分可能是亚里士多德亲耳听之于当代各邦政治家或史家的（参看1304a4、1311a36注），也可能有些是从各邦到他那里就学的门徒处得知的。

卷四章二1289b12—26所预先拟定的五项论题，卷四已经说明了四项。本卷所叙符合第五项论题“诸政体的倾覆原因及其保全方法”，而以“内讧”和“变革”问题为主，只在章八章九涉及保全的方法。参看卷六开卷的注释。

卷五和卷六的编次问题可参看卷六章五1319b38注。

章一

对预先拟定的五项研究程序，我们已经说明了四项，现在只需要考虑剩下的最后一个论题，20即各政体为什么会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并说明有几项变革的原因及各种变革的不同性质。同时我们还得考虑各个政体衰亡的特殊原因，以此来研究当一个政体趋于崩溃而必须有另一个政体取代时，什么政体会来取代它，以及哪个政体取代它更为合适。此外，我们还对怎样保持一般政体或某一政体的稳定进行各种政策上的建议，并为各个城邦分别指出能维护它的政体的最好的方法。25

我们先假定在创立各种政体时，人们都企求符合正义或公道和“和”（κσ）字，根据斯宾格尔、贝克尔、苏斯密尔的校订，这里应该是“即”（εναι）字。比例（相称）平等的原则，以此来作为我们论辩的基础，就如同曾经说明的见卷三章九1280a7—25、章十二1282b18—30：因为对于比例平等或正义，世人各作偏颇的解释和要求，因此实际上各邦都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原则。，但是迄今世界上都还未能实践的这种原则。例如平民政体就持有这种建国观念，即只要人们有一方面的平等，那么就应该保证他们在各方面都绝对平等；既然大家同样且平等地生为自由人，30就要求所有的一切都绝对地平等。而寡头政体则持有这样的建国观念：如果人们在某一方面不平等，那么相应的就应该在其他任何方面都不平等；通常在财富方面优裕的人们都认为自己在其他任何方面都要保持绝对的优势。

根据这些观念，平民们以所有人出身地位平等为依据，35从而要求平等地分享所有的权利；而寡头们则以他们所处地位的不平等，要求在其他事物方面也超过他人，享有较别人更多的权利。他们两者各自都坚持自己的正义，但实际上他们所坚持的都不是绝对的正义。因此，在同一城邦中，如果所赋予的政治权利不能满足这两个派别的想法时，他们就各自发起变革城邦由内讧而造成政体的“变革”（μεαβολ）或译为“革命”。

“煽动”（σσι）的意思就是煽动起骚乱，即“内讧”，包括引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续的政治活动；原来希腊城邦中的公民可以在公民大会中结党，以此要求改革法制或政体，在实际操作中，党派斗争经常超越了议会的辩论从而诉之于武力。由此所导致的“变革”就等于“革命”。。其实比较合适的是那些才德卓著且在当代的40公民中确实属于优异的人参看卷三1284b28—34。起来倡议革新，然而这些人通常都不是最初发难的人，而是最后出场的人参看章四1304b4。。在当时的体制下，门望（贵胄）一般被认为1301b是祖辈的才德和财富的嗣承，因此他们认为凭借特殊的门望，并以此为依据，从而要求超越平等的权利，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来说，这些就是邦国内讧的源泉。

以上情况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5么政体的变革（或者说革命）总是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演进。（1）有时发生的骚动指向现行的政体，企图改变政权的性质，或平民政体改转为寡头政体，或把寡头政体转变为平民政体，或把平民和寡头政体转变为共和与贵族政体，或是反过来把后者转变为前者。10（2）但是有时候，内讧的目的并不在于推翻现行的政体。发难的党派还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比较温和的路线：（一）不论原来属于何种政体，继续维持这种政体。例如，以前的政体可能是寡头政体，也可能是君主政体。发难党派让它继续存在，但将行政权尽力争取到自己所属的这一党派的手中。（二）他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促使原来的政体采取新的措施，有时这些新措施会变得严厉，有时也可能转为弛缓。

15比如原来是寡头政体，新措施可以使它加重或减轻寡头主义的性质，而如果原来是平民政体的，则可使它加重或减轻平民主义的性质，同理，对于其他形式的政体也可以作不同程度的改变。（三）发难的党派也可以只对其中的某些部分不满意而不是反对整个政体，因此它可以要求建立某一行政机构或推翻其中的某一机构。例如据说在拉栖第蒙（斯巴达），20吕桑德曾经极力主张废弃君主制，而鲍桑尼阿斯王“鲍桑尼阿斯王”见本卷1307a2和卷七1333b32及注。吕桑德，斯巴达将军，主张王位应凭才德在各族中公选，而不仅限于赫拉克里族的子嗣，参看普鲁塔克：《吕桑德传》30、《拉根尼嘉言汇录》229e。这里所说的“废弃君主制”，实际上是指废弃王位的世袭制度。则只是企图取消其中的监察院制度。又例如在爱庇丹诺依《修昔底德》卷一24记载，爱庇丹诺因国内多内乱而著称。当维护现有政体的党派还比较强盛时，反对党派就只能要求进行局部改革。爱庇丹诺原本是由哥季拉城移民拓殖的，哥季拉的大族为杜里三支族，因此爱庇丹诺也以这三大族为盛，其部族长掌管着重要的权力（参看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 236）。

爱庇丹诺，爱奥尼亚海湾上的港埠，在伊利里亚，离海滨20里，离爱俄斯河三里（参看《斯特累波》316页）；后来改称第拉吉恩（dyrrhachium），也就是现在阿尔巴尼亚的都拉索（durazzo）。，政体曾经发生过局部改变，部族长老会议被一个民主性质的议事会取代了。但迄今爱庇丹诺仍然不属于民主政体，它规定在举行公民大会会议来推选某一行政机构的人员时，只有公民团体中的官员们在选举后任行政人员时，强行规定前任必须全体出席，而公民则可以随便出席，因而前任人员可以操纵选举（参看卷四章十三1297a17，寡头主义操纵政权的方式）。依斯达尔的译文则应称爱庇丹诺，公民大会的议事人员原来仅限于公务官员。是必须出席会议的，对于其他的公民则没有硬性规定，也就是说其他公民可以随便出席。25又比如，迄今那里只设一名执政官，具有寡头性质的特征，这与其他邦国由若干执政组成执政院，制度要经过合议后才能施行有所不同。

所有的内讧，“不平等”常常成为发难的原因，虽然实际上可能并非“不平等”，因为在本来不相等的人们之间，依据比例而作的相应的不平等待遇是正常的。世袭的君主制经常被视为不平等者的原因只是因为那些嗣王并没有卓异的才德，而他却据此在与之相等的众人之间占据王位，因此是不平等的。30内讧总是从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而生长起来的。所谓的平等分为两类参看柏拉图：《法律篇》787b；及伊索格拉底：《元老院辩》第21节。，一类是指数量相等，另一类是指比值相等。

所谓“数量相等”，是指你所得到的相同事物不论在数目上还是在容量上都与他人所得到的相等；所谓的“比值相等”，是指依据各人的真正价值，按照比例来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举个例子，3比2多1个，2比1也多一个，它们多出来的数值相等；但4是2的两倍，同样2是1的两倍，它们的比例相等，两者都是2∶1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都超过对方一倍35这里的例子只限于数学比例，所说的“比值”可以按照数字比例来引申：例如以“才德”为例，如果甲的才德大于乙两倍，那么甲就应该获得比乙大两倍的政治权利。。现在的人们都承认应该按照各人的价值来分配政治权利，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和公道的；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说，在实践的时候，各人的主张却又产生分歧了：有些人凭借自己有某一方面与别人平等的条件从而要求在一切方面都平等；另外一些人则凭借自己在某一方面存在优胜的条件，从而要求在所有方面都要优先。

因为人们各自选取了两种不同的途径，40平民和寡头这两个不同类型的政体就在世间特别流行。尽管群众和财富遍地都有，然而门望（贵胄）和才德在各邦中都属少数。因此虽然在许多城市中都能轻易地找到一百个富于财物的人，1302α但却没有一个城市能够找到一百个贵胄或富于才德的人。然而实际上一个按照寡头主义（以财富为凭据）或平民主义（以人数为凭据）构建的政治体制（在任何方面都要求一律地按绝对平等的观念构成），并不是一个良好的政体。大量的史实已经摆在眼前：这些政体都不能持久地存在。

5根据因果相循的道理，凡是起初就错误的，后果也必定有错误；寡头主义和平民主义起先都不应该专执自己的观念，正当的途径应该是分别在某些方面给予数量的平等，而在另一些方面则给予比值的平等，并以此为原则政治权利的分配应该以比值平等为依据，这一主旨出于柏拉图：《法律篇》757e。。可是，这里有一个事实还得承认，就是两者相比较，平民政体较少发生内讧，因而比寡头政体更为安全。因为就内讧来说，寡头政体中的两个部分都可以发难：10寡头党派和平民党派相互之间可以相斗，寡头党派的内部也可能自相倾轧。而在平民政体中，就只存在平民派与寡头派之间的斗争，平民派的内部还不致吵闹，或者说至少没有值得记载的吵闹。与寡头政体相比，平民政体还具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比较接近于共和政体，因为共和政体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所以它是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各个政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15

章二

为了便于研究引起内讧从而发动政变的各种情形，首先我们应当考察它们发生的一般原因。这可以分为三项，我们将分别对其中的每一项作简略的叙述并对它们一一加以讨论：（1）什么样的情绪会引起骚动；（2）发难的人们经常抱着什么目的；（3）在何种机会下事变和20政争常常会爆发。

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引起人们要求变革情绪的主要原因和一般原因。也就是当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其他人占着便宜时，心中便会充满不平的情绪，并企图同样达到这种平等的境界。而另一些的确比较优越的人，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的人们却得到相等的东西，甚至得到更多时，25心中也充满了不平的情绪，于是他们企图达到优越（也就是不平等）的境界。这些情绪或许都有某种道理，或许都不应该。于是，为了求得平等，地位相对较低的人们就成为了革命家，同等的人们为了取得优越（实现某种不平等）也成为了革命家。

第44章 卷（E）五 (2)

30这就是导致骚动的情绪。而那些发难的人们的目的就在于私利和荣誉，也可以说是由于相对地害怕受到某种损害和耻辱。因此有些人闹事的本意只是为了避免某种惩罚或耻辱，或者是由于自己或朋友遭受了这些不幸，他们就鼓动大众发动了一次政变。

因为这些滋生不满情绪的源泉，以及促使离异分子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奋起的原因，创造了引起内讧的机会。35从常理来看，可以列举七端，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来，并且就偶然的事例来说，这个数字还会更多《纽曼校注本》卷四文义注释275—280、295—296页，分析得出以下所列举的内讧或革命的十一项动机，这些动机又分为三类。（一）心理作用：包括（1）对私利，（2）对名位或荣誉存在不平之心，（3）因为受到纵肆的当道的凌辱而心怀愤恨，（4）恐怖，（6）因为执政人员轻薄无能，从而引得人们心生厌弃；（二）政事措施的失当；（5）僭越，（8）舞弊，（9）疏懈，（10）怠忽；（三）社会变迁：如（7）邦内某部分或某阶级的人数增多或减少，（11）政治组合上某些派别之间的强弱对比失调。这三类动机中的（一）（二）类易于补救，但第（三）类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不得不变更政体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内讧和革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

本卷第五至七章在讨论个别政体的内讧原因时所列举的若干动机，在此节并未先总述。卷八章一说，要长久地维持某一政体，那么它的人民必须具有与这个政体相符合的德性和教育。这样，人民德性和教育的变迁就会引起变革。本章同样也未说明这类原因。本章1302a37—b4所列举的内讧或变革的七项动机和另四项的分类其实是不妥帖的，也是不完备的。在下章重述这十一项时，次序安排便不相同了。。尽管各种变乱的两种动机和上述私利和荣誉的两个目的相同，但作为动机和目的的意义却是不同的。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作为目的，因为人们为了争取名利而攘臂举事；40但作为动机则是为了名利分配的多少，虽然不论为多还是为少，都有可能合乎正义，也有可能不合乎正义，1302b但人们却因此认为不得其平，因此发生争执。除了名和利之外，其他动机就是纵肆、恐怖、某些形式的特权或僭越、对当权者的鄙薄，或者是由于一邦之中某些部分或阶级不平衡的扩张。因为偶然事故而引起内讧或变革的另一类动机是：选举过程中有舞弊行为，处理政事时疏忽懈怠，怠慢忽视小的细节，邦内各部分政治势力的组合失调。

章三

5在所有这些动机中，有两者是容易说明的：占有职位的人的恣肆和营私将对国内发生怎样的作用、怎样给予煽动者以发动骚扰的借口“恣肆”（傲慢）（βριｓ）和“营私”（πλεουεξα）（贪婪）这两者常常被联带叙述，参看章七1307a20；又见于埃斯契尼：《反克蒂西亚斯》（aeschines，cctesias）94，朴吕波：《史记》i 81等书。。凡是当权的人都行为傲慢并且贪婪自肥，为此公民们一定会对此议论纷纭，众口喧腾，他们不仅会指摘这些不称职的人，而且必然会批评那些授权给这些人们的政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顺便注意到所谓的贪婪，10或是依仗权势，侵凌他人，或是吞蚀公物。同样，荣誉的作用以及它可以成为鼓煽内讧的动机也是非常清楚的。

一旦人们丧失名位或荣誉，那么他们一定会心怀异志，当看到他人高据名位，备受尊荣时，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嫉妒心理并最终有贰心。对于荣誉的或得或失，很多时候可能两属失当，即某些人不应该被滥授名位，而另外一些人则该被褫夺尊荣；但有的时候却也能够各如其分，这两者都是合乎正义的法律的，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这些事例，15无论它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都足以导致内讧，这一点是一样的。当一个人或若干人所组成的团体的势力增长得过大，以至于它已经凌驾于整个公民团体之上时，这个人或这个团体据此而占取了某些形式的特权，这也常常会给人以起哄的机会。这种特殊地位常常造成君主专制政治或门阀寡头政治。对此，像阿尔咯斯和雅典的若干城邦，都制订了陶片放逐的政策参看卷三1284a17。。但是，在容许这种特殊人物产生后才加以补救的方式，不能算是一个良好的政策，20最好的办法是防微杜渐，设法不让邦内产生这种特殊的人物。

有两类人会将恐怖作为自己起事的动机：一类人因为自己曾经犯下不法行为，害怕受到惩罚，另一类人则害怕敌方会加以非理的罪责，所以就抢先一步发难。罗得岛的史实可以作为反映后一类政变的事例。在那里，贵要害怕平民派即将就加重课税而对他们起诉，25所以他们就互相结合，阴谋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平民派的政权见下文章五1304b28—31。。激发内讧和暴乱的另一个动机是鄙薄。如果寡头政体中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们日渐增多，他们就会越来越感觉自己强盛起来了，于是他们就对统治阶级萌生了轻蔑的意想。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资产阶级厌恶平民政体陷于混乱和无政府的状态，因此起事。这里有几个史实可以用来说明平民政体被人所鄙薄、所推翻：30忒拜发生奥诺费太之战后，它的平民政体因为治理混乱而最终被倾覆“奥诺费太之战”，在公元前456年，雅典大败卑奥细亚盟军事。

原句并没有说明忒拜平民政体在此后是如何被倾覆的，也没有说明究竟是在何年倾覆的。据《修昔底德》i 113记载，公元前447年，科罗涅亚（coroneia）之战中，雅典兵败，流亡归国的寡头党人乘机颠覆忒拜的平民政体。此节所说的可能就是这次事变。；梅加拉的平民政府因为内部多纷扰，最终引致外寇入侵，战斗失利后，就逐步走向衰亡参看章五1304b34—39及注。；叙拉古的葛洛利用大众厌弃平民旧政权的机会，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僭业葛洛（Γλων）和他的弟弟希洛（iρων）相继成为公元前5世纪间叙拉古的僭主，另见1315b34。叙拉古平民派借助公田的农奴，打败了田主寡头派并夺得了政权，但是因为他们率领的农奴没有纪律，所以他们为政混乱，于是葛洛就乘机入主（参看弗里曼：《西西里》［freeman，sicily］卷二126页）。；另外还有上面提到的罗得岛的贵要阶级之所以能够兴起，同样也是35利用了平民派被国人轻蔑的机会。

引起政体变革的另一个原因是某一部分不平衡的扩张。可以用身体作为比喻来说明这一点：身体是一个整体，由各个部分组成，各个部分之间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同时生长，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全身的匀称。否则的话，身体最终必将衰亡，就好比说有个人，他的脚长四肘但躯干却只到两掣，这样就失去了自然形态，肯定难以存活；并且不平衡的发展不仅限于量变，紧接着又会发生质变，40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将会转变成另一种动物亚里士多德动物学的比较解剖是用皮肤和鳞甲相比较，指爪和蹄趾相比较；总有动物的皮肤或指爪硬度变化到某种程度时就成为了鳞甲和蹄趾，由这些相异的部分就组成了相异的动物。。城邦也是这样的道理；城邦也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1303α它其中的某一部分常常会有畸形发育的可能。

例如，贫民的人数可能会在平民城邦和共和城邦中迅速增加，大量贫民快速的增加可能使社会的组成失去平衡。有的时候，这也可能是出于偶然的因素。就如同塔兰顿恰好在波斯战争后被耶比季亚族侵掠，大批的贵要阶级在战斗中战死沙场5这里的“波斯战争”当指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thermopylae）之战、萨拉米斯（salamis）之战和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替亚（plataea）之战。在这些战争中，耶比季亚族大败塔兰顿军，见《希罗多德》vii 170和《狄奥多洛》xi 52，发生于公元前473年（参看布佐耳特：《希腊史》二版卷二805页）。，最终共和政体转变成为了平民政体。在阿尔喀斯，为了补充那一批遭遇斯巴达王克利奥米尼屠杀、死于初七的人们人数的不足“死于初七的人们”，根据普鲁塔克：《女德论》（de mulierum virtutibus）章四记载，克利奥米尼在那个月的初七获胜，夜晚看见新月。

初七是日神阿波罗的诞日。这一战争约发生在公元前500年。据阿尔喀斯史的传说，这次战争恰逢日神阿波罗的斋日。希腊人的习俗是以每月一日和七日为日神的斋日，所以有的史家说是在一日（初一），而有的却说在七日（初七）。韦尔屯译本解作“第七队”，“七”下增φυλ，是指由第七部族编组的战斗联队，但纽曼认为在“七”字下宜增加μρ ，确定它为“七日”。，当权政府不得不容许某些农奴入籍成为公民，这就导致后来阿尔喀斯的政体趋向于民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陆军屡战屡败，只好对全部登记在册的公民实施强迫，逼迫他们服兵役，贵要阶级也要全部出征，导致他们在战斗中大批阵亡，之后相对于贵族阶级来说，平民就相对地成为绝对的多数，10于是民主势力顿时扩张了。与此相类似，尽管在平民政体方面，没有这么显著，但也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如果增加富户的人数或者使其财产增多，平民政体也就会相应地转变为寡头政体或门阀统治了。

选举需要任用的行政职官时，可以利用阴谋而使一个政体不需经过暴乱就发生变革。下面的例子就证实了这一点，15在赫赖亚，由于某些诡计的使用，原来推选任官的制度被拈阄取代，于是寡头政体就转向了民主主义。同时，偶尔的疏忽也可能导致一种重大的变化；欧卑亚的乌利俄公元前446年，欧卑亚的赫斯希亚（eσιαα）（见1303b33）城叛离雅典，雅典军为了驱逐它的叛民，于是移入了两千雅典殖民，他们的子孙后代常用雅典各坊社的名称之一“乌利俄”（Ωρεｓ）定为该城的名称。

乌利俄曾依附于斯巴达同盟施行寡头政体，后来赫拉克留杜罗把它改为共和政体，并重新加入雅典同盟，这个史实见于色诺芬的《希腊史》卷五456。但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ii 64，却记载说乌利俄改制发生在公元前377年。，不忠于政体与宪法的人们能够跻身显要的地位。等到赫拉克留杜罗做了执政者的时候，他运用手中权力对寡头政体做了倾覆，把乌利俄改为共和政体，这实际上是一种平民政体。还有，20细小环节的怠慢疏忽经常会逐渐累积成后患，发展到一定阶段最终就会酿成大变。在安布拉基亚，刚开始制订的担任官职的人的财产资格很低，发展到最后竟然完全取消了财产条件，安布拉基亚人起初持着这样的想法：微小的财产条件和没有财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并不大，因此他们并不计较。另外就邦内各部分或者政治组合之间的失调来说，如异族（也就是不同部族以下所述各个不同的部族，实质上都是希腊人并且还同是希腊的伊昂族。所说的“不同部族”其实是因为种族分支或宗姓之别。）在没有经过同化之前就常常发生纠纷和仇隙。25但这并不是说能随便在任何时期把任何人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城邦。

许多城邦因为在初建时或在日后引进了另一部族（不同种姓的人），因此内讧频繁柏拉图：《法律篇》708，认为由数族联合而组成的公民集团是有益的，但这里的意见却与之相反。。这类事例真是数不胜数以下所列举的异族杂处，多数都能在相互倾轧的8个事例中体现，前两例是说在城市初建时就由数个不同的部族共同拓殖者，后六例则是在拓殖以后才引进了异族共处者。。如阿卡亚族人和从特罗埃岑来的移民共同拓殖，建立了息巴里斯城，但之后随着阿卡亚族的不断繁盛，他们想竭力驱除特罗埃岑人，因为此原因，这个城市一直被世人所诟责。30而在琐里伊《斯特累波》263页记载，南意大利的琐里伊，最先由息巴里人和其他数族希腊移民共同拓殖。到伯利克里时，雅典人又和其他城邦移民再次拓殖此地。布佐耳特：《希腊史》卷三1523，记载此处所说的内讧都是指第一次移民间的争吵。，息巴里斯人认为是自己最先占有这里的土地，于是又和其他共同拓殖的部族（或说种姓）相争，认为自己就应当是这里的主人，理所当然应该享受分外的利益，可是最终他们却被逐出了这一城邦。

第45章 卷（E）五 (3)

还有，在拜占庭，后到的殖民者曾经一度想通过阴谋驱除原先的殖民，后来这个阴谋被揭露，后到的殖民者反而被驱除出去了。与此类似，在安底萨，原先的殖民者曾经容许过35启沃岛的流放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居留，但之后又尽力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在赞克里《希罗多德》vi 22，里面所记的情节与此稍微有点差异。那里面记载说赞克里是库迈人和卡尔基人在西西里海边上所建造的殖民城市。，情形却恰恰相反。最初的殖民者反而被后到的塞漠岛人驱逐。

在攸克辛海（也就是黑海）的阿波罗尼亚城“黑海上的”阿波罗尼亚是米利都人的殖民城市，以此来区别于亚得里亚海（即爱奥尼亚海）湾与它同名的城市，那里的阿波罗尼亚指的是科林斯人和哥季拉人的殖民城市（参看1306a7）。，因为闯进了新的殖民宗族，发生了骚乱；在叙拉古公元前第1世纪，西西里史家狄奥多洛的《史丛》xi 72记载了此事。参看格洛忒（grot）《希腊史》卷五318页并注。僭政的末期，由于把公民权利授予了客民和雇佣军队，1303b从此之后争吵不息，并最终引起了内战。同理，在安菲浦里城，由于初期拓殖各部族的后裔公民容许了从卡尔基城来的后期拓殖者，最终导致了那些原主（旧宗）差一点被喧宾所夺的后果。

正如同前面所说，在寡头政体中，平民起哄的依据是他们本应属于平等的公民，但是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5没有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在平民政体中，贵要阶级则因为他们比其他公民优越却仅仅得到和一般人相等的权利而发难，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已经违反了正义。1303b3—7这两句，依据《苏斯密尔校本》，应该是错简，应该移入章一来承接1301a39下。巴克尔的英译原本应该是某一章节的边注，因为误失了页行，而被错录在这里的正文以内。加〈〉。

另外，错杂的国境也可以成为邦内不和与相互争斗的根源，有些城邦中的土地天然就零散，与政治上的统一状况不相符合。例如在克拉左美奈，大陆上的丘特罗“丘特罗”（χρ），依据1587年薛尔堡（sylburg）的校订，应该是“丘托”（χυ），这样才与布克：《阿提卡碑志集》（aboeckh，corpus inscratt，1825—1877年）卷二397、423页，希克斯：《希腊历史碑志》的76号碑文地名相符；《埃福罗》136（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i 271），也叫“丘托”。但《斯特累波》645页的“丘特里”（χριον）的地名，与这里相符。城区的居民就常常同岛上的居民发生争吵，10同样，科洛封的居民和它的海港——诺底翁岬的居民之间也有类似的不和睦的问题希腊人的滨海城市有一个特点，常常是一部分筑在陆地上，另有一部分筑在邻接的岛上。

岛上的居民大多从事航海经商和渔捞的事业，而陆上的居民则大多数经营田园和工艺；他们之间在生活和思想上都存在差异，因此政治倾向也随之发生分歧。《修昔底德》iii 34中说陆地上的科洛封人一般较倾向于波斯，而港口的诺底翁（南岬）人，却更多地倾向于具有海上霸权的雅典。。同样的情形在雅典也出现过：与雅典城区的居民相比较，拜里厄斯港口的居民具有更强的民主倾向。假设我们以战场来作为比拟，如果那里有一条沟渠，哪怕是很狭浅的沟渠，一个联队的士兵渡过它时，也会因为沟渠造成原本整齐的队形杂乱。所以正是人世间的种种差别形成各种各样的阻隔，就如同沟渠一样。这其中最深阔的沟渠15首先是指善恶之间的道德差别，其次就是财富和贫穷之间的差别，其他方面的差异也会选成各种阔狭不同、深浅不一的阻隔。上面所说的地形上的阻隔实际上只是人世间存在的种种阻隔中一个最浅小的阻隔罢了。

章四

虽然内讧只起源于琐细的动机，但事情往往乘势扩大。仅仅是牵涉到执政人员的细节，20更容易因为轻微的风波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古代的叙拉古，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普鲁塔克：《修善正道》（reipgerendpraec），32，记载了这一故事和1303b37—1304a4的德尔斐故事。布佐耳特：《希腊史》卷二2785，考证了这个事件恰好发生在公元前485年，也就是葛洛建立僭主政权之前。当时地主寡头的两个派别发生了内证，于是平民派借机联络农奴，倾覆了寡头政治；后来葛洛又剪除了平民派（参看1302b33注）。。两个服务于行政机构的青年因为爱情的缘故而互相仇视，最终发展并扩大到导致了一场政治变革的发生。其中的一个青年，25利用他的同事（也就是另一个青年）出门远行的时机，对他的腻友进行诱骗。

那个遭受了欺侮的青年，怒不可遏，于是就诱惑他的同事兼对头的妻室，以此作为报复。由此两人各自集结那些同情他们的职官和公民，互相攻击，最终导致整个公民团体分裂成了两个互不相容的党派。这个故事为每个为政者敲醒了警钟，提供了训诫。对于那些身处一邦领导地位的人来说，他们的言行能够在各个方面影响人们，因此他们应该在这些争哄和寻仇萌芽的时候就保持特别的谨慎，30提先预防。错误源于开始这里的“原始（ρχ）”，也可以理解成“主政者”（参看《形上》卷五章一“原”之六义）。如果用这个词的双关意义来翻译全句，意思就是：“错误在于‘执政’，所以谚语说：‘执政者为事业之半’，执政者小小一点过失就等于余众的种种错误。”，所以谚语里说“善始者已经完成了事情的一半”，开始时一点小小的过错就能造成今后种种的大错。

一般说来，如果著名人物之间关系失和，其后果往往会牵连到全邦。波斯战争后赫斯希亚的政情就可以作为说明这一问题的例证。因为遗产分割问题，35兄弟二人发生争执，其中贫苦的兄弟控诉他的富有的兄弟隐瞒了父亲的窖藏以及确切的家产数额，他的遭遇得到了平民群众的同情，另一个兄弟则因为富有而获得了有产者们的援助。于是，原本是一家的阋墙竟然演变成了全国的斗争。纽曼的注释认为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替亚之役和公元前446年雅典攻破赫斯希亚这个期间。还有一个事例可以追溯在德尔斐相持了很久的内讧的根源，这件事起源于一件婚姻纠葛这个故事见在普鲁塔克：《修善正道》32与埃里安：《杂史》（aelianus，varhist），xi 5都有记载，但他们对于新郎的称呼不一样，一种叫做奥季劳（Οργλαυｓ），另一种叫做奥西劳（Ορσλαιｓ）。

德尔斐，福基斯地区的一个小邦，在帕纳塞斯山（parnassus）麓建有一座阿波罗神坛，一直以神识灵验而闻名，后来它成为希腊各邦神道和教仪的中心。凭借庙产和四方求谶进香的信男信女的献礼，德尔斐人收益极大，因此而招致邦内各宗社的相互争攘（参看布海姆：《德尔斐政制史研究》［buchheim，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s delphischen staatswesen］i 21以下）。。在迎娶新娘的夜晚，新郎因为在女方家中1304α偶然看到一个不吉的征兆，于是匆忙脱身回去，丢下了新妇不管；女方的亲戚们认为受到了奇耻大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合谋报复。他们借新郎在神庙献祭的机会，将一些祭器混进了他的献礼内，诬陷他盗窃圣物，并以此为借口当场将他杀死。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米提利尼，5为了争相迎娶一个富室的嗣女，邦内持续不断地发生骚乱，直到后来雅典人入侵，巴契斯攻占这个城市后，这种纷乱才停止《修昔底德》iii 9：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的第四年，除了梅修姆那（mεθμνα）仍旧效忠于雅典之外，累斯博岛上米提利尼等城市都叛离了雅典。因为梅修姆那人以及米提利尼城中有些激于党争的人曾经是雅典侨民的保护人，于是他们就向雅典密报了叛谋（公元前428年）。雅典巴契斯派海军包围了米提利尼，第二年（即公元前427年）攻破了米提利亚的城垣。亚里士多德在这节所记的德克珊德符合他说的“激于党争的人们”。但米提利尼分别倾向于雅典和倾向于斯巴达的两派的分野除了私人恩怨外，在当时还有社会经济依据。

当时希腊国际商业发达的各城邦一般都优待外侨，设有“保护侨民制度”（πρóξενια），由保护人（即侨民领事）照顾外侨的食宿，并为他们做向导。关于嗣女的婚配，参看卷二1270a30注。。在那里的豪富中，有一个叫帖谟芳尼的人去世后留下两个女儿。有一个富人叫德克珊德。依据律例，他的儿子有资格娶帖谟芳尼家的嗣女，于是他提出了婚姻的请求。但是他的请求没能如愿，于是德克珊德就煽动人民暴乱。由于他曾经做过雅典侨民的领事，10他还鼓动雅典人来干涉属于本邦的内争。这件事最终导致战祸的发生。另外，在福基斯，还有另一件嗣女婚姻的争执案影响巨大，莫那西亚斯——墨那逊的父亲和欧修克拉底——奥诺马沽的父亲分别是两方的讼主，这个案件导致了福基斯全邦人民的“神圣战争”的开端福基斯地区位于卑奥细亚和埃陀里之间；这件史实其他书中并没有记载。

墨那逊是亚里士多德的友人之一（见《雅典那俄》264a），这件事可能是亚里士多德从墨那逊那里亲耳听到的（参看查斐尔：《德谟叙尼及其时代》，i 445）。。这样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爱庇丹诺的一次政治革命的起因也是出于婚姻案件。有一家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另一个人，15新郎家的父亲是新任的执政官，因为新娘的父亲犯了事，于是他责罚了新娘的父亲，但新娘的父亲认为被姻家所罚是一种奇耻大辱，于是他联络了城内不在公民名籍上的人众（当时被称为贱民）发动攻击从而颠覆了当时的政权章二里列举了内讧或革命的十一项起因，章三分别叙述了史实。本章的上面各节中，又列举了很多因小的原因而闯下大祸的事例，似乎都是因为执政人员的“恣肆”（这是十一项中的第三项）所造成（恣肆在自身表现为“傲慢”，施加在他人身上就被视为“凌辱”）的。本章下面的各节中又另外举了“一邦之内某部分不平衡扩张”所酿成的政变的实例。。

各种政体倾向于寡头、平民或共和制度的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因为邦内诸职司之一或其他部分的荣誉或权力的日益增长。20举个例子来说，在波斯战争中，雅典的元老院卓著勋绩，元老们把持着国家的政权，由此导致政权渐渐趋向寡头政治。但随即时易势迁，海军在萨拉米斯之役中获胜，这就奠定了雅典的海上霸权，而这些军人大多数是从平民（贫民）中征集而来的，于是这些有功的平民（贫民）进而加强了民主的力量因为雅典海军的桡手大多原是城中和港口的佣工，他们服兵役后就可以入籍为公民，因此在公元前480年雅典萨拉米斯之役海军获胜以后，平民主义大为兴盛起来。这里海权和平民政体密切相关，参看卷二1274a12、卷七1327a40—b17、卷八1341a29；《雅典政制》章二十七。。25但因为阿尔喀斯的贵要阶级这里所说的阿尔喀斯的“贵要阶级’，实际上是指该邦中由各富室所装备而编组的一千甲士；在公元前418年曼底涅亚之役获得胜利后，他们凯旋回国推翻了现存的平民政体，另行组成了寡头政府，维持了八个月的统治（其事见《狄奥多洛》xii79、80；参看《修昔底德》v67、72）。

因为寡头领袖布莱耶斯（bryas）为政残暴，后来平民又推翻了这个寡头政府（见鲍桑尼阿斯《希腊风土记》ii 20）。在曼底涅亚战役中，在对拉栖第蒙军作战时表现得特别英勇，凭借这次的胜利，他们在归国后又重新压抑了平民政体。与此相反，在叙拉古人抗击雅典人入侵的战争中，平民的武力是取胜的关键，于是平民派借此将当时的共和政体转变成为平民政体在公元前415到前413年，雅典军跨海出征西西里，围攻叙拉古，详细记载见于《修昔底德》vii6、41、55、81、84等章。依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叙拉古当时原本是平民政体。

第46章 卷（E）五 (4)

但依据《狄奥多洛》xiii346的记载，在大败雅典军之后，叙拉古才改用拈阄法选任行政人员，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在此节说叙拉古原为共和政体，在战胜后才转成平民政体是有根据的。在这三年的战役中，叙拉古有产阶级组成的重装兵军队远不是雅典军的对手，只有将它由富室武力组成的骑兵和由弓箭手和狙击兵等组成的轻装兵相配合，才能屡屡打败强寇。在大港之战中，叙拉古海军歼灭雅典海军是致胜的关键。而海军和轻装兵都是平民的武力。。在卡尔基又是另一番景象。平民群众与贵要阶级相互联合起来，30将僭主福克淑斯驱逐出去卡尔基的福克淑斯（Φóξοｓ）及下文章十二的安蒂利昂（aνιλονοｓ）两个僭主都没有被其他书所记载。“福克淑斯”字义为“尖头顶”，依《相术》章六812a8，“尖头顶的人多厚颜而狂妄”。，凭借在这次斗争中的功劳，平民派在新政体中得势。

在安布拉基亚发生的一次政变的情形与此类似，一个阴谋集团反对僭主伯利安德的统治科林斯的僭主居伯塞卢（cypselus），派遣他的非婚生子高尔古斯（gorgus）在安布拉基亚建立起殖民城邦，后来高尔古斯的小儿子伯利安德（periander）继任，成为安布拉基亚的僭主，但他后来被人杀害。这件事记载于普鲁塔克：《多情多欲的人》（amat）23。参看本卷章十1311a39。，发起暴动，平民们也参加进来，于是旧政体被民主政体所取代。所有这些历史的陈迹都证明了一个通理：任何人或团体——不论是个人还是执政机构，或者是一个部族，35抑或是邦内的任何一个部分——凡是能够与别人争攘从而树立自己政治权力的人，在日后也必将引起后人的争攘；凭借内讧而身居高位的人可能招致内讧，招致内讧的原因包括他人嫉妒他的荣利，或者是他自己贪得无厌，不满足于现状，还贪图更高的权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这样的教训。

富户和平民通常被公认为是敌对的两个势力。如果在一个城邦中，他们的势力均衡，1304b而完全没有或者即使有也只有为数很少的中产阶级处于他们之间来缓冲，革命也是可以爆发的。但是如果双方都明知道各自的力量不足以来抗衡，那么较弱的一方肯定会收手，不敢贸然与较强的一方来争斗。所以才德优异的人们因为人数稀少，通常都是不肯妄动的，因为和如此多人数的平民较量，他们肯定是要输的。5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就是所有内讧和一切政变的起源和因缘。革命的成功不外乎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武力，一种是通过诈欺《雅典政制》十四、十五，记载庇雪斯特拉托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建立僭政时是使用了诈欺的手段，但在第三次建立僭政时则凭借的是武力。《修昔底德》iv 86中认为以诈欺行僭窃，比凭暴力更为可恶。。一般在革命开始的时候会使用武力，但也有在已经发动了斗争以后才诉之于武力的。同样，诈欺也可以在革命进行的两个不同时期运用。有时在事变刚刚开端时就进行诈欺。在这种情况下，10大家都同意革新制度，而权力就落入了改革派的手中，一旦他们掌握了实权，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反对派的揭发和抗议，通过尽力去抓紧机构而控制着局势。在雅典出现的“四百人”专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动政变的《雅典政制》二十九—三十三，详细记载了“四百人专政”。

雅典自公元前413年出征西西里惨败后，寡头派梅洛比俄（melobins）等人劝说国人改平民政体为寡头政体，这样才能得到波斯的援助，从而继续与斯巴达同盟作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十年，即公元前411年，公民大会作出决议，公民名籍限定为五千人，五百人议事会缩减为四百人。因而，代表寡头势力的“四百人议事会”实际上就掌握了国家政权，代表民主温和派的五千人公民大会形同虚设。但是“四百人议事会”当权仅有四个月。到公元前410年，“五千人”大会就又收回了政事裁决的权力，恢复了民主体制。参看《修昔底德》viii67、97章节。：他们首先迷惑群众，保证波斯王会供给他们军费，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同拉栖第蒙作战，当群众已经受骗后，他们就想极力且永久地维持他们所树立的体系。15另一种情况是，在用诈欺骗得了民众的信任之后，他们还可以继续行使另一种诈欺，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迷惑国人，以此来保全自己所改革的政体。总的说来，政变原因就是这些这一节的起句和末句的意义基本相同，应该是对全章1304b5以上各节进行总结的结句。7行以下所说的内容和上文不相承接，似乎是另一章的片段。末句重复出现，可以删除。。

章五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是分别研究各种不同的政体，将上述那些原理作为依据，逐一考察每一类政体各自经历的实况。20

就平民政体而言，政变一般均起源于群众领袖（德谟咯葛）的行为放肆。有时候，他们指责或诬控个别富户，这些富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要知道，当人们遭遇共同危难的时候，即使原来是仇敌，还是会联合起来的；有时侯，他们则鼓动群众攻击整个富有阶级参看章十1311a15和卷六章五1320a4—16。。25在这里，我可以举出很多事例《纽校》iv336页注释中指明，下面所列举的各城邦均是在小亚细亚滨海地区的杜里族殖民城邦，而梅加拉则是希腊本部的杜里族母邦，黑海南岸赫拉克里亚即梅加拉人在公元前第6世纪所拓殖。来说明引起内讧的这两种方式。

在科斯岛，由于平民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群众领袖，贵族阶级最终不得不联合起来，彻底倾覆了平民政体；在罗得岛章三1302b23与32所指内讧跟此节所述者可能是同一事变。《苏校》二版第1511注，认为这里指的是公元前390年《狄奥多洛》xiv 97所记的政变，乘雅典派平民势力为人所轻蔑时，岛上的斯巴达派驱除了雅典派。查斐尔（《德谟叙尼及其时代》i 427）以及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ii 175）则认为亚里士多德本节指的应该是公元前357年罗得岛改变平民政体为寡头政体并且叛离雅典这一事件（见色诺芬《希腊史》iv 8、20—24；德谟叙尼《罗得岛人的自由》［de rhodlibert］章十四、十九）。

雅典海军的每一艘三重桨舰都规定由一富室加以装备并且管理，其人被称为“船舶长老”，而罗得岛船舶制与雅典的相似。，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在那儿，群众领袖们已经提倡并且通过了公民大会和公众法庭的出席津贴制度，随之，为了筹措这笔公费，群众领袖们克扣了本应该付给船舶30长老的造船款项，船舶长老们被造船厂主的诉讼所激怒，于是，大家联合起来推翻了平民政权。在滂都海（黑海）边的依鲍尼兹：《索引》319b39与《苏校》二版1555注。赫拉克里亚这个殖民城市建立后不久，它的平民政体就不幸地毁于那些群众领袖的不公行为。他们用非法手段驱逐著名人物，于是流亡在外的著名人物都集结起来回到本邦，并且一起推翻了平民政权。

在希腊本邦的梅加拉，即拓殖赫拉克里亚的母邦，那里的平民政体也是因为相似的情况而被毁的。35当地的群众领袖们寻找各种借口，试图将本邦的若干著名人物驱逐出去，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只是，流亡分子日益增多，最终结队还乡，1305α通过激战击败平民军队，另组了寡头政体卷四1300a17、本卷1302b3、以及1304b34，三次指出梅加拉流亡的著名人物（贵要阶级）推翻平民政体改立寡头政体的事，其所言均大致相同。《苏校》二版，第1365、1513、1556号注，说三处指的都是梅加拉诗人色奥葛尼（theognis）时代（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的政变。普鲁塔克《希腊研究》（quaestgraecae）十八、五十九中曾经提到色奥葛尼时代，梅加拉平民政治秩序混乱，富室多被侵夺，然而该书并没有言明寡头变革情况，因而这一政变只能从色奥葛尼的遗诗中略见端倪。

布佐耳特《希腊史》ii2395认为，1300a17与1304b34所说的指的是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的政变，而1302b30所说的则指的是《修昔底德》iv 66—74叙述的梅加拉政局。公元前424年，该城邦推翻平民政体，改建为极端寡头制度。

另一些史家以及亚里士多德著作研究家，比如希罗色尔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schlsser，as“politik”）ii169页注，还有梅伊尔的《古代史》（即希腊罗马史）（emeyer，geschde alterth）ii633页，则认为亚里士多德三处所列举的均是公元前424年的变革。。库梅埃奥里斯（aeolis）有库梅城（kμη），南意大利康帕尼亚有库梅人所建的殖民城市库迈（kμαη），该处不知到底指的是什么，也没有能考订其所举的史实（参看卷二1269a1注）。的平民政体的命运也是这样，它是被司拉绪马沽推翻的。其他希腊城邦的政变大多都是这样的性质。为了讨好群众，平民领袖们不惜加害著名人物，一方面通过重课或是捐献督责他们，令他们倾家荡产，5最终沦为贫户，另一方面则诬告富有之家，没收他们的资财。这样，贵要阶级便常会联合在一起，成为反抗力量参看1309a14—19。。

在古代，倘若群众领袖又兼任将军一职，平民政体便会被篡窃从而成为僭主政体，因而古代大多数的僭主曾经都是群众领袖或是平民英雄参看1310b14等节，又，参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卷八565d。。然而，如今的情况已经不同，平民英雄再没有办法做僭主了，原因是由于平民领袖辩论才能的限制，先前的讲演术尚在萌芽，10平民领袖往往出身于军伍因而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近世这门学术已然得到发展，所以，只有擅长言语、辩论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群众领袖，然而善于辩论的人都没有将才，所以他们也就不再妄想做僭主了，虽然偶尔也会发生一两个例外。15古代僭政较为流行的另一个原因是重要职司常常落到私人手中，现在这一情况不会再发生了参看下文章八1308a20、章十1310b20还有卷六1317b24以下一节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当代平民政体中，行政职权分散到各个机构，并且不能久任，因此执政者不能长期专揽权力，形成个人势力。。

例如，在米利都，司拉绪布卢僭政的树立就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参政院的主政官依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ii 1392，说此节所说的僭主是为司拉绪布卢，见《希罗多德》i 20。“普吕坦尼”（πρανι）在雅典是参议会主席，参看卷六1322b26，这里指的是最高行政官职，科林斯有任期一年的普吕坦尼，曾代为行使王权。罗得岛有六位普吕坦尼所组成的“参政院”，米利都参政院的普吕坦尼可以凭借这个职位建立僭主政体，他拥有重大权力，并且由一个人长久担任，因此译为“主政官”。，该官职手握若干重要的权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代各城邦的土地都狭小，人民散居于郊野，从事农耕，因而他们的首领都是善战的健者，这样一来，就为建立僭政提供了机会。20一般来说，僭政者都表示自己敌视富室，以此来博取平民群众的信任。

在雅典，就是因为领导了一次山地和滨海贫民对平原派（富户）《雅典政制》二十三，公元前6世纪，梭伦法制颁行后不久，雅典人便分成了三派：滨海派主张温和的平民政体，平原派主张寡头统治，而山岳派（或译为高地派），也就是由庇雪斯特拉托领导的一派，则主张极端的平民政体。庇雪斯特拉托凭借平民领袖的地位，在三十三年（公元前560—527）间三次当僭主，其事详见《希罗多德》i 59等章以及《雅典政制》十三至十七章。

第47章 卷（E）五 (5)

的暴动，庇雪斯特拉托才成为了僭主；色阿季尼在溪边屠宰了大地主放牧于自己田园之外的大群牛羊，因而做了梅加拉的僭主色阿季尼是梅加拉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的僭主，此节所叙述的事迹在其他书中未有记载。；在叙拉古，狄欧尼修僭政的建立，25开始于对达夫那俄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西西里屡被迦太基攻掠，达夫那俄为阿格里根顿的（agrigentum）守城将军，战败，城市被迦太基人所占，狄欧尼修是雇佣军队统领，雇佣军多募自佣工、贫农还有逃亡奴隶。狄欧尼修乘诸将战败，在公民大会上指责他们的过失，罢免了达夫那俄，并取而代之成为将军。在僭立后，达夫那俄作为反对僭政的富室寡头派领袖之一，被狄欧尼修杀害，其事详见于《狄奥多洛》xiii 86—96。和其他富室的指责。因为如此敌视有产之家，平民群众便信奉这个人为一位地道的民主主义者。

同时，政治的变革还可以沿着传统的“平民政体的祖制”“平民政体的祖制”（παρα δημοκραα）指的是梭伦所建立的雅典政体，见于卷二章十二1273b38。“平民政体的最近代形式”，也就是卷四章六1292b41所称的“第四种形式”。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军屡败雅典海陆军，鲍桑尼亚斯引兵围雅典，雅典求和，和约说明废除极端民主制度，恢复“祖制”。后来雅典各党派对“祖制”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有的以公元前6世纪初所行的梭伦法为祖制，有的以公元前5世纪（490—480）内讧后色弥斯托克里（themistocles）所行的政体作为祖制。

平民派赞颂色弥斯托克里的“祖制”，力求保证平民的最高权威，而贵要阶级的两派中，色拉米尼（theramenes）领导的温和中间派称赞梭伦的“祖制”，企图恢复中产阶级为主的政体。凭斯巴达武力的帮助，极端寡头派树立了“三十人”寡头统治（公元前404年），并杀死了色拉米尼，压制了中间派。然而不久（公元前403年），流亡和领兵在外的平民派就回来驱除寡头极端派，并恢复了平民政体，之后相继七十余年，直到亚里士多德著此书时，雅典人就生活在所谓的“最近代的”民主形式里。进行，而革新则成为最近代的形式。30如今，既然公职全部是经由民选产生，并且完全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那么所有平民都享有选举权，因而，竞求公职的人们就必须摆出平民英雄（演讲家）的姿态来谄谀群众，于是平民的权威往往被高捧到了法律的权威之上。倘若要预防这种后果，或者至少要遏止这种趋向的过度发展，便应该将选举权分配给每个部族，避免全体平民联合起来进行选举。

平民政体各次政变的主要原因就是以上这些了。

章六

在寡头政体中，造成政变或者说革命有两种十分显著的途径：第一个途径是执政者虐待平民群众，因此群众便乐于信任服从那些对抗执政者的首领，如果这种首领是出于当权阶级之中，那就更加容易受到群众的拥戴，40纳克索斯岛的吕格达密就是一个寡头派他成为平民首领，推翻了寡头政体，之后在全岛形成专制统治，自己当了僭主1305b纳克索斯岛的吕格达密事迹，见《希罗多德》i 61、64以及亚里士多德《经济》卷二1346b7、《残篇》五一七（这一残篇，也就是《纳克索斯政制》，只是今已失去全文）。起初凭借平民势力倾覆原有政体，吕格达密改建民主政体，后来又凭借雅典庇雪斯特拉托的帮助，继而变成了专制统治。。内讧起因于执政团体之外的反对者可以有若干种不同的方式，如果公务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政变便会发生，一个寡头政体就会被毁损于摒弃在公职之外的诸富室手中。

这样的事在马撒里亚、伊斯特罗、赫拉克里亚马撒里亚，也就是现今的法国马赛，是公元前7世纪希腊移民所拓殖的，今多瑙河下游古称伊斯得罗河，伊斯得罗城在河南岸，这里应该指伊斯得罗城，是米利都人所开拓，赫拉克里亚在黑海南岸，三城都属于那时所谓的“希腊世界”的外围殖民城市。还有其他一些城邦都曾发生过。5在所有这些寡头政体内，那些得不到官职的人便总是吵吵闹闹，直至他们也同样分享了权位才会罢休。开始是各家的长子们从政，之后少子们也会一起从政。须作说明的是在一些国家的制度里，父子不可以同时担任官职；在有些国家中，甚至兄弟也不得同时任官。最后，马撒里亚的寡头政体转变成一种类似共和的制度参看卷六章七的1321a29—32。

迪坦贝格的《希腊碑志集》第200号记马撒里亚以六百世族公民（timuchi）的议事会作为治权机构，其人必须三代是公民，而且本身已有子嗣。迪坦贝格考定该碑文所记的是公元前196年之事，后于亚里士多德著书时百数十年。其他两例如今不能够详悉。，伊斯特罗的寡头政体则最终被了平民政体取代。在赫拉克里亚，由少数人把持的寡头统治开放了政权，10议事团体的人数扩大至六百人。在克尼杜，那里的寡头政体也曾经有过变革，这种变革首先是从贵要阶级的内部发生，当时那里有严格的规定即上文所说的，如果父亲已经任官，儿子们便不可以再行授职，倘若一家有几个兄弟，便只允许长兄选入公共职司，所以邦内贵要中只有少数人可以受任公职。15当贵要们在为官者和无职的人自相争攘之时，平民便从贵要阶级中找到了一个首领，趁机起事，这个首领领导平民推翻了陷于分裂的寡头政体，寡头政体由此分裂、衰亡。类似的事变在埃吕司勒也曾发生过。

在古代，这个城邦由巴西琉族“巴西琉”族（ν βασιλιδν）应该是古代诸王（“巴西琉”）的后裔，就像中国以“王”为姓氏，巴西琉族亦见于以弗所（《斯特累波》633页）和启沃岛，参看笃伯斐尔《雅典氏族谱》（toepffer，attische genealogie）240页。按照寡头政体治理，巴西琉族为政谨慎，因而治理良好，然而平民不满于权力被少数人操纵的现状，最终还是颠覆了旧制，改行民治20寡头政体发生革命和政变有两条途径：一，反政府势力发生在统治者之外，而这条途径又一分为二，（甲）统治阶级中不当权的人物发动变革（1305b1—12），（乙）不当权的显贵掀起内讧，平民乘机推翻寡头统治，或是平民直接推翻寡头统治（1305b12—22）。最后一例，统治者并没有虐待民众，也同样发生革命（1305b19—22），这对于1305a37所举革命通理实为例外，1305b22以下为第二条途径——政变是因为统治者内部自相倾轧而引起的。。

第二种途径便是执政团体之间自相倾轧。他们为了压制异己，不惜装扮做平民英雄的姿态，实际上最终还是捣毁了自己的政体。这种寡头派讲演家的内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统治者团体内施展 “平民英雄”的伎俩。这种团体，虽然人数有限，然而在其中做英雄也未尝不可。在雅典“三十人年代”，25嘉里克利还有他的追随者就通过讨好那“三十人”，从而取得他们的拥护，最终达到发展自己的权力的目的。在“四百人年代”，茀吕尼科还有他的追随者采取的方法和嘉里克利的相仿“三十人”僭政（公元前404—403年），1305a29注，“四百人”寡头统治（公元前411—410年），1304b13注。一般史书都把克里替亚（kρια）看做“三十”寡头的领袖，而这里只举嘉里克利（xαρικλ）。《雅典政制》章三十四—四十中讲到“三十人年代”事迹特别详细，却没有提及嘉里克利，但吕西亚斯的《反埃拉托斯叙尼》（lysias，ceratosth）55又把两人并举。

又，伊索格拉底《驯马》（de bigis）42中说嘉里克利是流亡归来的寡头党人，谄事“三十”寡头奴役人民，为巩固自己的权位而求宠于斯巴达，此节所讲的内言和伊索格拉底语相符。。另一种是寡头人物在平民群众面前表演这样的角色。这可以拉利撒作为例证，那里的内务职司（警备官员“警备官员”这种官职最先见于卷二1268a21，应该也是卷六1322a33所举的负责城防的官员。他们守护城墙，管理城门的开启和关闭，在平时，这是具有权势的。按照此节所说，拉利撒警备官的被选资格限于具有高额财产的寡头人物，但是选举人却为全体公民。）是由民选产生的，因而他们必须学习吹嘘，学习如何讨好群众。事实上，在所有寡头城邦内，30如果不是选举职官的权利在具有被选为这种职官的资格的公民中，而是被选举人限于具有高额财产的公民或是政治会社的会员“政治会社”（αιρεα）这个名词，另见于《修昔底德》viii62；还有吕西亚斯和伊索格拉底的讲演词中，是雅典寡头党人活动的团体。

这个团体以朋友交际的方式相结合进而从事政治斗争，寡头政体职官仅限于党派或者会社成员，卷四的5—6两章没有提及，仅第15章1300a15有这样的特例。公元前411年，阿琵多斯叛离雅典同盟，之后，其实行寡头政治长达二十年之久，效忠于斯巴达，是斯巴达进行亚洲战事的一个前进据点（参看《修昔底德》viii 62）。阿琵多斯的任官制度以及党派情况，现在已经不可考。，而选举人却毫无限制，所有重武装民军和全体入籍的公民都被包括在内，阿琵多斯的选举制度便是这样。这种情况便会普遍地发生。

同时，寡头政体法庭的组织没有统治团体（拥有任官资格的）35人员在内这样的法庭跟平民政体的公众法庭相类似，不符合寡头政体。该句原文或有脱漏，也许本意是说除了统治团体人员之外，还有平民加入成为陪审员，这样，可以符合卷六1317a4—9的混合寡头政体（行政以及议事机构是寡头制，而司法则是贵族制）。，也会发生类似的政治骚乱。在这样的城邦里，为了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裁决，人们就不惜向陪审群众扮起了平民英雄的相貌和腔调。于是，在滂都海边的赫拉克里亚，内讧以及政变便会发生。同样，如果寡头派中有些人还想把政权限制于更小的范围之内，同样也会引起骚乱，另一些执政者怀有平等思想，他们看到自己行将被摈斥在统治团体之外，便会投向平民群众的怀抱，与之合力发难了。

40寡头政体中某些寡头派浪掷其资财于宴饮等豪奢的生活，这也是它的内部将发生变故的征兆。他们这么做一定是有所图谋，1306a或者是自己想做僭主，或者是想拥护他人做僭主。叙拉古在希巴里诺戴立狄欧尼修之前就有这样的表现。又是在安菲浦里，克利奥底谟耗尽了自己的家财引进卡尔基的移民安菲浦里在色雷基斯脱吕蒙海湾，是雅典的殖民城市，它的西边是卡尔基的各殖民城市，这些城市的大多数都和它不和谐。它引进卡尔基移民的目的就在谋求与雅典的殖民相抗衡。参看1303b2。安菲浦里是否原为寡头政体？到底克利奥底谟鼓动内讧的目的何在，而其政变的成败究竟如何？原文不明，如今也无从详考。，等到这些移民定居之后就鼓动他们攻击富有阶级。在爱琴那岛也有一件相似的散财结交的事件。5那个人和嘉瑞斯这里所举的事例不见于它书，而原文简略，无法详考，嘉瑞斯似乎指的是公元前367年驻于科林斯的一位雅典将军（参看格洛忒的《希腊史》卷十372和379）。

当时雅典与斯巴达连衡以抵抗忒拜，而爱琴那素来与雅典不和，可能合纵于忒拜，其内部的异己分子计划借助于嘉瑞斯的雇佣军发动政变，而嘉瑞斯也乐意在爱琴那建立一个倾向于雅典的政权。暗通款曲，意图发动一次政变。

这样的人物，有时企图直接夺取政权，有时却只想侵占或是盗窃公款，即使是后一种行为也会牵动政局，它或者由那些志在不轨的人开始卜斯盖脱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札记》（postgatenotes on the politics of a）22页，认为盗窃公库并且发动内战，符合革命起因的第四端，因为有所恐惧，期望逃避惩罚，因此敢于作乱，参看1302b21。，或由另一些反对他们不轨行为的人开始，比如滂都海边的阿波罗尼亚的一次政变就是这样发动的。这些移民一旦开始斗争，10内讧马上就会扩大，凡是团结一致的寡头政权就不易通过内讧使其颠覆，法尔萨罗城邦的政体可作为例证。这个统治集团虽然人数很少，但却和衷共济色诺芬的《希腊史》vi 1、18、34等，法尔萨罗在公元前375年之前，波吕达麦（polydamas）守卫卫城，管理财务，深得大众信任，全邦太平，后来波吕达麦被杀，国内内讧也因此渐多。，因此可以管理那些繁庶的平民。

第48章 卷（E）五 (6)

如果在寡头政体中，寡头统治集团内又形成了为数更小的集团，同样也会由于内讧而导致颠覆。原本统治团体名籍（拥有公职资格者）人数就有限，15而这些少数人还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受任高级职司的机会。有一个时期，埃利斯的情况便是如此：政权掌控在人数有限的长老院，也就是参议会手中，而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受任为长老，全部90名长老均是终身制，比如拉栖第蒙的长老，只有一些家族中的人才能应选这一高级公职。

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20寡头政体都可能发生那些由内部起哄而引发的政变。在战时，寡头政体中不信任民众的寡头会组织雇佣军。当这种雇佣军队由一人单独统率时，他便常假借它来窃国从而使自己成为僭主，科林斯的帖谟芳尼便是用这种方式建立僭主政体的依《狄奥多洛》xv 403，公元前375年，曾经有一批流亡平民从阿尔喀斯回到科林斯。依色诺芬的《希腊史》vii 44，雅典曾经计图科林斯，平民党派可能是雅典的内应，因此科林斯寡头政府不信任平民武装，在公元前366年委任帖谟芳尼召募雇佣军。依《狄奥多洛》xvi 653，帖谟芳尼专制行事，类同僭主，然而没有真正做僭主。依普鲁塔克的《帖谟芳尼传》（timol）4，帖谟芳尼建立僭主政权，与此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相符，参看卷四章十一1295a23注。。倘若雇佣军由若干人带领，这些将领们也可以结成一个军阀统治组合。25如果寡头政府对这种后果有所戒惧，他们就必须重视平民武力，让群众也适当地分享一些政治权利。

平时，如果一个寡头政体中的成员们分成两派，两派之间又互不信任，于是在邦内维持治安职责的任务就会被交给雇佣军队和一位中立人士。如果这个中立人士恰好是一个野心家，他便可趁机压倒两方，推翻原先的政体建立僭政。在拉利萨，亚琉亚族的西漠就是30凭仲裁地位执掌了这个城邦的政权，而当阿琵多斯各会社（党派）纷争的时候，也同样击败了这样的一位人物，这个人便是伊菲亚第这里与1305b29—33相同，拉利萨和阿琵多斯两城连带举作示例。《修昔底德》ii 22中说拉利萨在亚琉亚族的西谟（simus）主政时，邦内有两个党派相对立（公元前431年），依此节的意思，伊菲亚第是两个党派间的一个中立领袖，因而被推为仲裁者。战术家埃尼亚斯在《攻城法》（aeneas，poliorcetic）二十八6，其中记有一个精于战术的伊菲亚第，德谟叙尼的《反阿里斯托克拉底》176—177，也说到一个名叫伊菲亚第的人物，《朴吕波》xvi 307，说阿琵多斯另有一个伊菲亚第，只是到底谁是这里所说的伊菲亚第，如今不可考。。

婚姻纠葛或是诉讼案件也会在寡头政体内部导致一方攻击另一方的骚乱，进而引发政治上的内讧。由婚姻问题而激发的政变，35已经讲过几个实例见1303b37—1304a17。，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另一件事：在爱勒特里亚，因婚姻问题，第亚哥拉受到委屈，因而愤懑地起来推翻了当时的骑士寡头统治《雅典政制》十五，曾提及雅典庇雪斯特拉托恢复僭政得到了爱勒特里亚寡头政府的帮助。第亚哥拉推翻寡头政体的事，现在不详，吉耳伯特的《希腊政制典实》ii 66中，认为这件事发生在希波战争之前。

，在滂都海边的赫拉克里亚和忒拜也都曾经发生过由于不服讼案判决而引起的政变，这两处的争讼均属于奸淫案件，法律裁断中混淆了党派倾轧的作用，1306b利用法律判决，败诉的一方的政敌，即赫拉克里亚的欧吕第雄，忒拜的阿基亚斯这两者的政敌，勒令该受惩罚的人枷示于市场，令其受到重大耻辱，以泄私恨此处两事叙述得十分简洁，似乎是亚里士多德的所处时期人人都知道的史实，然而如今无法考明其所引起的政变实况。在希腊各邦，如果“奸淫”案当场被其本夫或是女方之父兄所捕执，便可加以重惩。然而带枷示众，施行于窃贼的刑罚，却不可以行之于贵族。参看迈耶和旭曼的《雅典司法程序》，利普修辑订本（meier and schomann，der attische process，et，lipsius）402页之下。枷（κφων），加于颈项，使其头前俯，木制，见《苏伊达辞书》（suidas）。。因为暴虐过甚，寡头政体被统治团体内部那些反对暴政的成员推翻也是常见的，克尼杜与启沃岛的寡头政体就是这么被推翻的。5

有时政变也可能出于非预料的机运。所谓共和政体，还有担任议事会议员、法庭陪审以及其他职司都必须具有资产定额的寡头类型，诸政体往往可能遭遇这种机运。根据政体初建时的情况，在寡头政体中仅有少数人符合于当日所订的定额，在共和政体中，也只有那些所谓的中等阶级符合于当日所订的定额。10随后，或者因为长期和平，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一个兴旺的时代来临和平促进经济繁荣，可参看《狄奥多洛》xi 72；米南徒《喜剧残篇》（fragm）（迈恩纳克编：《希腊喜剧残篇汇编》iv 259）。，因而，民众原本微小的家业都各自增殖了不少倍。于是许多人都具备了担任官职的资格，政体也就不得不跟着有发生变更了。有时这种变革逐渐发展，不被时人所察觉，然而，有时变革来得很快，甚至可能突然改观。15

导致寡头政体发生内讧和政变的原因就是这样，按照通常的惯例，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的变革有时并不会变成与之相反的类型，而仅会成为自己现有类型的某种变体参看章十二1316a18：一切政体变成相反类型的比变为本类型的变体者更为常见。，比如，守法的平民政体守法的平民政体变成专权制度的，见卷二章十二1273b35—1274a15以及本卷章五1305a21—28等章节。与守法的寡头政体守法的寡头政体变成专权制度的，见本卷1302b15、1306a24、1308a18，还有1309a123等。20可以转为平民专权与寡头专权的制度，当然，也可能发生趋向相反的演变。

章七

名位只限于狭小的范围是引起贵族政体骚乱和变革的原因之一见上章1305b1—5。。我们前面也曾提到过，这一原因也同样会在寡头政体中引起风波；因为贵族政体在某一意义上具有寡头的性质，所以自然也会产生相同的影响。25虽然两个政体的统治阶级出身不同，但同样人数都很少。因此从这一共通的性质上来看，人们也可以说贵族政体包含于寡头政体的诸品种之中。当与统治阶级相样高贵的才德（品质）在平民群众中出现时，人们的平等思想就将被激发，上述原因的骚乱就必然发生，拉栖第蒙的所谓“巴尔赛尼”就是一例。30巴尔赛尼们为斯巴达真正公民（望族）的私生儿子，因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结党谋叛。叛谋泄露后，他们被强迫遣送出去拓殖塔兰顿亚里士多德称塔兰顿希腊殖民始祖的父系为“十足公民”（ο  μοιοι）即父母两代历代均为公民，这是译为“望族”）。但他们的母系非经婚配，不是正妻。

这些母亲是什么政治身份，在本书没有说明。其他史籍都说“巴尔赛尼”（παρθεναι）为斯巴达公民的私生子（一）《斯特累波》78页引叙拉古史家安第俄古（antiochus）说是麦西尼亚战争中未参战的斯巴达人被褫守公民身份后，贬为农奴的人，他的子嗣称为“巴尔赛尼”。（二）《斯特累波》279页引《世界史》作者埃福罗语，则说麦西尼亚战争开始时，出征将士先有誓言“不战胜者，决不还乡”。到战争第十年，人口锐减，于是那些没发这个誓言的战士被遣送还乡生育子女；当时的婚配失去常规，母系都非正妻。（三）黑海的赫拉克利图：《共和诸城邦志》26，所说与其他书相异：巴尔赛尼为斯巴达女所生诸子，其父身份不明，或为农奴（赫卢太）。。

具有卓越才能而被在上者所压抑或凌辱的人们也可能发起骚乱，例如屈辱于斯巴达诸王的吕桑德雅典寡头派依仗斯巴达将军吕桑德树立起来的“三十”寡头暴政被平民派推翻后，斯巴达王鲍桑尼亚斯压制吕桑德，不再让他领兵进攻雅典（色诺芬：《希腊史》ii 429）。后来在出征小亚细亚各邦时，阿偈雪劳王（agesilaus）又折辱了吕桑德（普鲁塔克：《吕桑德传》23）。因此吕桑德曾打算革除斯巴达王位世袭制度，以废黜当代诸王。。此外，勇健的人们得不到名位，也会聚众叛变，35如：当阿偈雪劳王在位时，季那屯就阴谋诛戮斯巴达权贵而自立“勇健的人”（νδρδη），依《修辞学》卷二章十七1391a22，都是“爱重名位的人”（好名之徒）。季那屯聚众起事，自立为首领，其众多战死，旋即败亡，其事在公元前399年（色诺芬：《希腊史》iii 4—11）。。又，在一邦之中，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一些人陷于赤贫，另一些人却日益富有，这也会导致祸患。这种情况在战争的年代尤其普遍，斯巴达在麦西尼亚战争时期的社会分化就是一个例子，1307b而窦尔泰俄窦尔泰俄，雅典古诗人，在公元前7世纪初到拉栖第蒙，成为斯巴达公民，因擅长作战歌而闻名于世。

斯巴达征伐麦西尼亚，第一次战争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在公元前7世纪初（参看卷二1269b3、1270a3）。鲍桑尼亚斯：《希腊风土记》iv 181—3中曾说到，在这次战争时期，边区农田都荒废了，未遭兵燹的地方更加富裕。所作题为《郅治》（eνομαｓ）的诗篇可以作为证据：诗中说到人民困于兵燹，要求重新分配田地。又，虽居高位仍心怀不满的人为求独断的统治也可图谋变革。波斯战争时期的统帅鲍桑尼阿斯参看本卷上文1301b20和下文卷七1333b32及注。、迦太基的汉诺《纽曼校注本》（iv 370页）中说，这里的汉诺（aννων）似乎就是查士丁尼：《马其顿兴亡史》xx5中所说的迦太基征伐西西里和狄欧尼修第一作战的迦太基将领之一也是汉诺。梅尔察：《迦太基史》（metlzer，geschdkarthager）卷一504页说，这里以及章十二1316a34，亚里士多德所举的汉诺应该是另一个较早的人物。都是其中的例子。5

偏离了建国的正义应该是贵族政体以及共和政体倾覆的主要原因。对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要素）作适当的调和是必要的，否则，两者都不能免于危亡。而那些应该进行调和的要素，在共和政体中是平民群众和寡头贵要；在贵族政体中，相对前者又多了一项才德要素。但实际上，对于两种政体来说，真正需要调和的都是前两个要素，就贵族政体而言，10真正难于调和的还是那两个要素。贵族政体和所谓共和政体间的唯一区别是调和这两个要素的方法不同参看卷四章七。，这也是为什么前者没有后者稳定的原因。在政体的调和中，贵族政体侧重于寡头贵要这一要素，共和政体则侧重于平民群众这一要素。所以后者常常比前者稳固。

平民只要能够分享到同样的政治权利，15就乐于顺从给予他们这种权利的政府，政府就会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平民的人数越多，政府得到的支持就越强大。但是富贵的名人们就不同了。即使一个政体赋予他们优越的地位，他们也可能流于骄纵而怀抱其他更高的奢望。可是，就通常习惯来说，如果一个政体不是适当地平衡各个要素而偏重于某一个方向时，20在那个偏重的方向，政变就可能发生。受有特惠的那一部分（要素）进而不断增强己方所占的优势：于是平民政体将取代共和政体，寡头政体将取代贵族政体《尼伦》卷八章十二1160b16的政变通例说，正宗类型最易变为和它相应的变态类型，即君主政体变为僭主政体，贵族政体变为寡头政体，功勋政体（即共和政体）变为平民政体。这里面含的“对反”要素所立通例与之相符。但这同章十二1316a18所举的通例不符。

第49章 卷（E）五 (7)

然而，变革的发展方向可能与之前的相反。例如，如果贵族政体中的较为贫穷的民众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不合正义（公道），就可能发动要求平民利益的变革；类似的，25在共和政体中，要是各如其值的平等观念日益发展，也可使共和政体变为寡头制度。那里原来认为要想只有以各人的价值为根据谋求与之相对应的平等权利，才可以保持政治的长久安定，琐里伊贵族政体内发生的变革就是这种倾向于相反方向的变革贵族政体要注重才德，南意大利琐里伊的任官制度有制定高额财产条件为寡头偏向的征兆。在琐里伊拓殖初期，息巴里斯人占地太多，被共同拓殖的其他宗族，即雅典人驱逐（1303a31），此事见于《狄奥多洛》xii11。希罗色尔：《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197中所列举的政变就是指这一事件。

《苏校》二版，1602号注，提到在雅典征伐叙拉古大败后，琐里伊亲雅典的平民派被驱逐，改建立“贵族—财阀”的混合寡头政体，其事见于伪普鲁塔克：《十演说家列传》之二《吕西亚斯》（pseudo—plut，decemoravitae，lysias）835 d此节亚里士多德所讲述的应是这一种混合寡头政体；之后在公元前4世纪初，这一政体被平民群众推翻了。的实例。最初，因为大家对任官的财产资格定额太高提出了反对，政府就降低了这个定额并增加了若干官职。之后，因为政府有了寡头倾向，贵要阶级贪婪无度得到放纵，他们竟然越权违法圈购田地，30于是立即爆发内战。寡头派的警备武力“在碉堡中戍守的军队”（ν φρουρν）、兹译为“警备武力”。 当时琐里伊为预防卢加尼亚（lucanians）入侵，在境内各处多设“碉堡”，碉堡戍军也许是富室或有产公民家庭的青年（参见本章1307b9，又卷六1322a27）。

被经过斗争锻炼的平民群众所战胜。就这样，贵族阶级不得不放弃购买逾限的田地，贵族政体就成为平民政体。我们也可以说所有贵族政体中的寡头势力都有纵容贵要的倾向，比如，在拉栖第蒙，少数富室参见卷二1270a18。手上往往集中着庄园田亩。贵族阶级一般为所欲为，随便娶占他们喜欢的任何妇女。南意大利洛克里城的错误就是因为叙拉古狄欧尼修和城内公民的联姻，叙拉古人后来竟在洛克里城建立了僭主政体。因而这种情形是不会发生的40由这里的最后一句看来，爱璧随费里的洛克里城原是“不平衡的贵族政体”。 当时洛克里人公决，在公民家庭中选择一个女子嫁给叙拉古狄欧尼修前主，这个事件见于《狄奥多洛》 xiv446。按照亚里士多德这里的议论，这种联姻出自寡头偏向。40年后，因为这次婚姻所生的嗣子狄欧尼修后主被驱逐出叙拉古（公元前356年），逃到洛克里城，在那里竟当了六年僭主，因多行暴虐，最后被洛克里人所废，其事见于《雅典那俄》541页等书。。

我们曾经提过见章三1303a20—25；又，1302b4、1303b17。政变通例之一是我们曾提到过的，革命的导火线1307α有时是由于各种政体不注重细节造成的，对于贵族政体，这个通例特别符合。往往贵族政体因微小的事情渐渐地沦丧，最终出乎意料地改变了旧政。组成原有政体的各要素中，有些最先偶然被废弃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就很容易也跟着被毁伤。5最终，一邦的整个制度得到改观。这就是琐里伊一番变革的实际经过。原来规定邦内的将军一职要隔五年之后才能再次受任。一些拥有军事才能而素来在警备部队士兵间有声望的年轻人希望他们的将军能够连任，他们认为既然群众可能愿意连续选择前任的将军，倘若废除这一成规就可以达成目的。10于是不管主政者的意旨，就这样动议了。

负责对这类动议考虑的机构是所谓“合议院”的“合议官”，他们起初尽力保护成规，但后来鉴于希望修改的动议只限于这一件事，于是就允许了这项修改，觉得这样能够保全原有政体的其他成规。但是，一旦修改的门户开放，15其他的变革就接踵而至；这时即使他们竭力阻挡，狂澜已经拦不住了。从此这个城邦的政治体系成为门阀（寡头—贵族）统治，缔造这种体系的那些改革派就把持了权利设立“合议官”来维持成规，应是贵族政体的措施；但须隔五年后，将军才能再任将军，在平民政体中这是防止国内产生僭主或寡头势力的措施。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城邦，比如塔兰顿也曾有这种限制（见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卷八79）。按照此节所说，当时琐里伊原是“贵族—平民”混合政体。考订一般认为这一变革发生于公元前4世纪：其时卢堪人和勃罗丁人（bruttians）经常攻掠琐里伊，为利于作战，应该重将才而让他久在其位；但长期任职的将军会发展寡头势力，于是琐里伊政体竟变成“贵族—寡头（财阀）”统治（参看《纽校》iv 373、377页）。。

既然所有政体都能被内部的变故毁弃，20一般地它们也能被外力破坏。如果各城邦的近邻施行的是一种敌对政体，或者施行相反政体的城邦虽然离得很远，但双方恰好是强敌，它的力量又强大到足够到达远方，它们就都难以维持固有的政体。在雅典和拉栖第蒙争霸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情况：雅典人处处破坏寡头城邦；斯巴达人则处处压制平民城邦参见卷四1296a32。。

章八照本卷最初，1301a20—25所举纲领，保护政体的方法和政变的原因两个论题应该分别论述。这里，章八章九，在上数章叙述平民和寡头政体变革的各种原因后接着就叙述如何补救的方法，就像医生在病理诊断之后，才下处方。《纽校》（tv“附录”a569—570页）曾把这两章列举的各种疗法与前数章列举的各种政治病例（脉案）列表进行对照。以下章十，亚里士多德又承接章七的病理分析，继续论述君主政体，包括僭主政体和引发变革的原因；章十一所叙补救的方法则与章十各病例符合。章十二论列了僭主政体很难久存的理由后，批评柏拉图对革命和政变的议论，这可以说又返回了卷五的本题。

25造成各种政体发生革命和内讧的各种原因，我们已经基本上阐明了。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保护各种政体的一般方法和保持各别政体的个别方法。首先，必须明白：只有考察清楚了破坏政体的原因，我们才可以找到保存政体的方法。因为相反的效果是由相反的原因导致的，破坏和保存就是由相反作用引起的相反结果。由此说来，（一）第一，30对于各个要素业已部分调和好了的政体，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禁止所有违法（破坏成规）的举动，尤其要注意到一切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因为事情微不足道，越轨违法的行为往往被人忽视，这就像不断浪掷小额费用，因为不重视以致最后耗尽了所有家产。因为不在同一时间大笔支出款项，人们就感觉钱少不必计较；有时造成诡辩谬语（谲词）的错话，35于是大家在这些事例上常常出乎意料地发生。比如说，在一定意义上“诸小相聚，其积亦小”是确实的，但是在另一意义上却就不适合了。“所积聚者虽属诸小，但诸小既积，所积就不小了”。因此大家应该注意小节上的越轨行为，以避免使它们成为违法举动的开端401307b30—40作为政治医疗方法，其所治疗的病症就是1307a4—b19所说的琐里伊的变革和1303a20—25安布拉基亚的变革。。

1308α（二）其次，我们要记住，所有欺骗人民的方法都不值得相信。这些诡计已经被前人的经验证明没有实效。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说了政治制度方面若干诡计的性质1307b40—1308a3这节，参见卷四1297a14—bl。。

（三）又，在寡头和贵族政体各邦中，政府之所以能长治久安，不一定是因为政体特别稳固，5可能和他们的官员，可以在不在仕籍的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一律获得好感有关。但凡政治安定的城邦，官员必定用正义（公道）对待籍外的群众，让籍外群众的领袖人物分任治理的职务，让勇健者得到应有的荣誉（名位），绝不侵占一般群众的财物；而职官和其他统治阶级分子之间，也一定能和衷共济，10他们都拥有民主性质的平等观念。平民主义者总是试图竭力扩展平等原则，直到所有群众都包括在政体之中。对实际上就是平等的人民之间施行平等的待遇的举措，确实是合乎正义的，并且因为合乎正义，也就对邦国有利。所以，把职官的任期限定为六个月，使平等的人们可以有轮番担任职官的机会，15是一项有益而公道的措施。

一邦之内拥有充分政治权利的公民或统治阶级即为同等的人，如果这些人的数目众多，则本身就能成为一种民主性质的团体，所以，前面我们曾经说见于1305b23—33。过，“平民英雄”就是在这种团体内产生的。这种团体构建的寡头和贵族政体，倘若在本阶级内采用这样民主性质的措施，20就不会轻易变革为门阀统治。短期执政的为害总比不上长期执政那么大；寡头和平民政体变成僭主政体，大概是因为权力长期掌握在某些人手中的原因。那些终于成为僭主的人，最初往往是著名人物，比如寡头城邦中的世家巨子或平民城邦中的群众领袖，历任要职的文物官员，以及久掌国政的文武官员1308a3—24与1302b6—14、1305a7—28、1305b2—22、36—39、1306a12—19、31—b5、1306b31—36对照。。

25（四）因为远离敌人的危害，一个政体能够获得保全，有时则因为迫近危难，大家反而振作了起来。因为患难在前，谁都要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政体了。所以执政的人如果爱重邦国，就要熟虑敌害，把远祸当做近忧，及时制造警报（危惧），这样全邦人民就能经常处于戒备状态，30人人都如守夜的巡逻，通宵关注着四周的任何动静1308a24—30这节，纽曼认为与1303a16—25所举“疏懈”的弊政对照。巴克尔译本注，以此节与上章末节1307b19—23所举的“敌国外患”对照。。

（五）凭自己的行动和城邦的法度，执政者应防止贵族阶级间发生内讧和争吵；对还没牵扯进党派气息的人们最好及时隔离，不使他们陷入私斗的旋涡。唯有真正的政治家才拥有远见1308a31—35与1303b19—1304a17、1305b22—39对照。，普通人常常不会注意那些显示变乱的预兆。

35（六）在寡头和共和政体中，财产资格（定额）的作用也会导致变革的发生。比如，任官条件的财产定额，以货币计算没有改定，但如果一邦之内的货币流通数量已经增加了很多，变化就会在全邦公职人员产生。应对这样的变化，可以以往年公估的币值为准把全邦各家产业定期重新估价。凡是每年办理一次公民财产登记的城邦，也要每年进行估价；因为大邦每隔三年或五年才重新注册，所以可以在相应的间隔时期内施行40大多希腊城邦有“财产登记”（μυημα）。寡头和共和城邦以这个登记册作为任官资格和公民名籍的依据。

平民政体虽不把财产作为公职和公民的必要条件，也办理这种登记，作为平时“公益捐输”和战时“征发”（财产税）的底册。估价。如果发现财产的币值总额已经比上年估定的数目减少了若干倍1308b或增加了若干倍，就该制订这么一条法规，政府所作财产资格的定额要按照当年的重新估价随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倘若不采取这种政策，寡头和共和政体的变革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倘若流通的货币减少而不修改定额，5那么发生的政变将由共和政体倾向寡头政体，由寡头政体倾向门阀统治；反之，倘若通货增加，政变将从另一方向进行，从共和政体倾向平民政体，一个寡头政体要么变成一个共和政体，要么变成一个平民政体1308a35—b10与1306b6—16对照。。

（七）在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中π1抄本，如下有“以及在君主政体中”数字，p1本用红笔涂抹了这些字，Π2抄本和《贝克尔校印本》删。《纽校》和《苏校》都加〈〉，但纽曼注释说明，按照1301b13，此处亦可由“寡头政体”联系到“君主政体”。 自此以上全章和本章末节所讲专指寡头和贵族政体；自此由下两节所讲治疗政治病变的办法普遍适用于各种政体。可以树立这种成规；在政治方面不让任何人得到脱离了普通比例的超越地位。事实上这一成规可以适用于所有政体。执政者施恩不宜太大太突然，要以微小的荣誉（名位），间隔相当长的时间陆续地授给人们。并不是每个世人都能安于尊荣；骄矜常常能让一般的品格堕毁。

第50章 卷（E）五 (8)

倘若已经违反了这个成规，已经对某人骤然地授予了过度的殊荣，15切记不要突然地剥夺，只能缓慢地逐次进行贬削雅典的亚尔基拜德（alcibiades）、色弥斯托克里（themistocles）以及斯巴达的吕桑德，都因为当初于位高任重时一时罢黜，对邦国非常不利。这些事迹是亚里士多德熟知的，因此有这一节的警戒（参看《纽校》，iv 391—392页的注释）。。要特别注意到，一个城邦如果有合适的法制，任何人就不能凭借他的财富或朋从获得特殊的权力，也就不会成为邦国的隐患。倘若不能事先防范，已经有人成为邦国的隐患，就得迫使他出国，以免酿成后患1308b10—19与1302b15—21、1307a2—5对照。。

20（八）（子）人们变成革命家同他的私人生活也是相关的。为此可以设立一种监督私人生活的职司，对那些在私生活上与现行政体不相协调的人们进行监督：谁在寡头政体中不守寡头生活的常态，谁在平民政体中却放浪于非民主的生活，谁在其他类型的政体中违背了那里通常的习俗1308b20—24与1305b39—1306a9对照。。（丑）与对私人生活特殊的人们应该进行监督相似，对于在一邦之中任何时刻特别兴盛起来的部分25（阶级）也应该加以注意。对于这一部分人可能引起的后患的预防和治疗，是（甲）把事权和官职经常授给那和它相反的部分即数量和品质，也就是富人和贫民的区别，使两个部分持平，对贫富进行协调，（乙）设法加强中产（中间）阶级的力量和数目。这样的政策可以消除由那个尤其兴盛的不平衡部分来发动变革的危机301308b24—30与1302b33—1303a13、1304a17—38、1306b36—1307a2对照。。

（九）最重要的一个为政规律是：所有政体都要订立法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给执政和属官创造假借公职、谋取私利的机会。对于贪污问题，寡头政体要更加注意。对自己不能担任公职、35群众不一定觉得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专管家业，不问公务；但是一旦听到公务人员正在侵吞公款，他们就深恶痛绝，感觉在名利两方面自己都有所损失了。如果能完成这样的安排，受任公职的人就无法取得私利，平民和贵族政体就能够合并，并且这两种政体只能经由这种途径使它们合并。40通过这样的安排，平民群众和贵族阶级能够各得其所，各安其宜。合乎平民政体的原则的是这里的全体公民都能够担任公职；1309α事实上担任公职的全都是著名（贵要）人物是符合贵族政体的原则的。因为官职不能赚钱，所以一个政体就可以同时兼备两个政体的原则。

因为公职无利可图，穷人便宁可执管自己的行业却不想从事公职工作；5富户则因为不需用公款来维持生活，就能接受名位从而为城邦尽自己的义务。于是穷人就可以凭借其勤奋和专心让家业逐渐兴盛，从而变成富户；贵族阶级则不至于从此被任何地位或高或卑的人们统治，也足感到欣慰了。为防止公款被侵吞，所有的征收人员应该当众在公职团体中交款当时希腊各邦已有财务公开制度，比如雅典（参看《雅典政制》四十七）、以弗所（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1431）、提洛（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第367号），有关寺庙宗教事务的财务官员都要在议事会中交代账目。，10而且账目要被复制，以便分别交存分区、宗社和部族“宗社”和“部族”是氏族组织，见卷二1264a7注明“分区”（λóχο）是军事政治的地域组织。

斯巴达全邦分为六“区”（μóρα）（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xi 47），每区又划分为四或五个“分区”（《希罗多德》ix 53等）。每分区出征时所集合的战士人数约等于当今之中队，每区与“部族”相当，合四或五个中队为联队，参看卷二1277b12。各书记载的每区“公民—战士”的数量不同，或说四百，或说七百，或说九百。。为保证任何官员不用索诈贿赂等其他方法营谋私利，应该通过制订章程奖励以廉洁而闻名的官员1308b31—1309a14与1302b5—10对照。在哥季拉职官们假公济私的贪污行为，曾经导致全邦严重内乱（《修昔底德》iii 82）。柏拉图：《理想国》521a，说当时希腊各邦贫困的人常常竞求公职，以肥私囊，所以结党纷争，最终身败名裂，危害政事。希腊古代公职无薪资，贪污的事很多，因此亚里士多德把禁绝贪污作为第一要图。。

（十）最后，可以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提供一条相应但又有所不同的规律。15平民政体要保护富室，不但不应该瓜分他们的产业，还应该保障他们从产业中获得的收益；暗中削减富室产业的办法也不应该采取。富室被强迫，甚至出于自愿对公众进行无益而非常豪奢的捐献行为也应该被阻止，这种行为通俗地说，就像设备没有必要的剧团（合唱队）希腊城邦富户捐献的著名者是剧团捐献和船舶捐献。这里不提船舶捐献，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属于必要的。剧团捐献数目很大，吕西亚斯：《讲演集》第二十一篇章一，提到担任一个悲剧合唱队领队（经理）的富室，出资有三千特拉赫马之多（参看赫尔曼：《希腊掌故》iii 2332，缪勒作《希腊舞台掌故》）。、火炬竞走和其他类似的义务，20也可以说是一项良好的政策。另一方面，就寡头政体来说，应该认真注重穷人的利益。

凡是可以从中取得小小功赏的职司应该尽量让穷人担任；如果富户侵凌穷人，处罚就要比富户侵凌富户受到的惩诫还要加重。必须按照亲属承继的规定把遗产付给应该嗣受的后人，不得用赠与的方法任意递传遗产；25而且每一个人都不得让他嗣受第二份遗产。如此一来，产业的分配可能比较均匀，较多的穷子孙的生活也可以变为小康。除了有关财产方面的这些建议之外，其他如礼仪和荣誉等在贫富之间也要追求平等，甚至应该让拥有较小的政治权利的阶级稍占优先，30即在寡头政体中让平民，在平民政体中让富室稍占优先。城邦政府的最高权力“政治的最高权力”，按照卷三1279b17等、卷四1290a33等所言，应该属于议事机构，如议事会、公民大会等；在这里，事实上是指城邦中的最高行政机构。应该不被包括在这个规定中；只能由具有十足政治权利的公民担任这些重要的职司，至少应该由他们来担任大部分职务1309a14—20与1304b20—1305a7对照。1309a20—32与1305a38—b1对照。。

章九依巴克尔译本注，上章所析十段，称为“维护城邦政体的十项‘专用’规律（方法）”。本章，由上章末句所涉及的“政府的最高权力”一事，引申而继续陈述医疗政治病变的处方，较前广泛，说的是“‘通用’规律（方法）”；所据病例也不限于本卷先前各章节，并及于先前各卷章。

如果一个人想在一邦中担任最高职务、执掌最高权力，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效忠于现行政体，35二是具有足以胜任所司职责的非凡才能，三是拥有适合该政体的善德和正义执政者应该把才能和品德并重，见卷三1284a6。《修昔底德》ii60，伯利克里在公元前430年作国难演说时强调，才识和忠诚对举，忠诚和廉洁对举。伊索格拉底：《泛雅典娜节》（panathenaicus）139，说平民城邦的执政者应该具备才德而又忠于宪法。但雅典人在选举执政者时往往偏重忠诚（参看伪色诺芬书，《雅典共和国》i7、ii19）。善德和正义并举，见卷三章九1280b12。参看吕西亚斯：《讲演集》《反埃拉托斯叙尼》5。。当然如果各个政体的正义在原则上有所不同，各邦公民的正义品德也一定有相应的差异正义（公道）的标准随政体的种别而有差异，详见卷三章四、章九。

正义是希腊四种善德之一，就政治而论，义德尤重于其他三德。柏拉图：《理想国》这篇对话的副标题便是“论正义”（ περ δικαιοσυν）。这里所谓“政体的正义”即指创制的“精神”，“公民的正义”则指人间的“公道”，这正如拉丁文“justitia”兼有“义”“法”两种含义一样。亚里士多德政治体系本来就是一个道德体系。凡所论证，于是否“合法”之外，一定先推求其是否“合乎正义”。。如果一个人不能兼备这三个条件，那就产生了怎样取舍的问题。譬如，某甲符合条件二，具有将才，40但也许他的品德不佳，且他未必效忠于现行的政体，因而缺乏其中两个条件。1309b某乙为人忠义，但并不是良将。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呢？需要考虑两方面：哪些是常见的品德，哪些是难得的才能。就军事职司而言，我们选择担任此职司的人必须把重点放在作战经验上，而把品德作为次要条件，将才世间少有，善德则较容易找到。

5如果是公产管理人员或司库，其选择的原则却正好相反：这一类职务所要求的品德应该超越常规要求，而计算财物的智能却是一般人都具备的。关于这三个条件，我们还存在一个疑问：倘使一个人已经具备才能和忠诚“爱重其政体”（ｓ πολιεκ φλα）的实义，即“效忠于城邦”。以下用“设问”解答原题：即使有才能，如果没有品德，对于公务会因怠忽、恣肆、贪污等问题而贻误政事；即使没有叛国的本心，也可能因为不克制私情而祸乱城邦。两个条件，不是已经能胜任与他的品德相应的公职吗，10又何必需要满足善德这一条件？可是，世间具备那两个条件而缺乏自制情操的人不是很常见吗？这种人即使对自己的私业完全了解，也很自爱，却总不好好料理家务；同样，这种人虽然对公务完全理解，也愿为之效忠，不也是会处处疏失吗纽曼注释以1309a33—b14与章三1302b5—10和1303a16—20相对照。但本节所说实际上较广于章三那两节。？

15一般而言，政体建立各种法制，其目的就在于谋求城邦的长治久安；大家拥护这些法制，一个政体就可以维持不衰。我们曾多次讲到见卷二1270b21、卷四1294b37、1296b5；又，参看卷六1320a14。保全的前提在于保证一邦之内愿意维持这一政体的人数超过反对的人数纽曼注释以1309b14—18对照于1302b25—33、1305b2—22、36—39、1306a12—19和1306b22—1307a5。这一节承上节诸职司所需三个条件中第一条件，即效忠于现行政体，扩展至全国人而言，政府应该得到多数人的拥护（效忠）；其要旨详见于卷四章十二。。

还有一条真理绝对不应该被忽略，但是恰恰被如今的许多变态政体所遗忘，这条真理就是“中庸（执中）之道”。20许多被认为是平民主义的措施实际上是在破坏平民政体，许多被认为是寡头性质的措施实际上却是在损伤寡头政体。坚持这两种政治主张的党人，都认为他们的政体类型是唯一合理的，于是变本加厉地各自趋向于极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一个政体需要保持平衡，正如一个鼻子应该保持匀25称是一样的道理。人的鼻子要是在一定程度内偏离了正直的标准而近似钩鼻或塌鼻，看起来仍不失为一个像样的鼻子。但畸形过度便同脸上其他部分失去和谐；如果畸形过度，终于变得极度的钩或塌，看起来就完全不像个鼻子了。不只是鼻子，人身其他部位也是如此，各种政体也是如此。30寡头和平民政体两者虽然都偏离了理想的优良政体，终究还不失为可以施行的政体。但如果两者的主张偏颇过度，这就会使一个政体逐渐发生畸形的变化，最终完全不成为一个政体本节所举“中庸之道”先见于卷四章十二1296b35—1297a13。就“取得多数拥护”而言，政府如果采取温和的政策，那么中间派加入到执政派方面，政府常常可以保持其多数。反之，中间派结合到反对派方面，政府将失去多数的拥护。

第51章 卷（E）五 (9)

立法者和政治家应该认清民主主义的诸多措施中，哪些能保全民主主义，哪些恰好足以毁灭一个平民政体；35相似的，他们也须知道在寡头主义的各种措施中，哪些起保全作用，哪些却足以摧毁一个寡头政体。如果不兼容富人和穷人，这两种政体都不能存在，或者不能继续存在。因此，如果实施平均财产制度，这两个体系都会消失，从而被一个不同的新政体取代40；过激的法律往往企图消灭富户或排除平民群众，1310α然而以贫富共存为基础的起初的政体也必然随之消失亚里士多德当时所说的“平民政体”是和“寡头政体”相对的名称；基本上先承认社会存在贫富两个阶级，其一由平民（贫民）主政，另一则由富人主政。这里的意思是假如社会没有贫富之分，则由此相对关系而兴起的两种政体将失去其相对的基础，这就使它们无法各自成为一种政体。。

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中的政治家们在这些方面往往因为欠考虑，铸成错误。比如，在群众意志超越法律权威的平民政体中，平民英雄们便习惯于将城邦分裂为两方，率领平民一方，攻击富户一方。他们所应取法的政策却是随时为富户辩护。寡头政体，也应采用相似的政策，即寡头们应随时为穷人的利益辩护；但他们所宣称的誓言恰巧与政策相反。5有些城邦的誓言是：“我深恶平民，当尽我力之所及，惩罚他们，以消除祸害。”这里的誓言类似敌国公民相仇的誓言。卷四章十一1296a27—32所说寡头派经过同平民群众血战而建立的政权，或章十五1300a17所说流亡归来重新夺得政权的寡头派可能有类此的宣誓。他们的思想实际上背离了应采取的政策，10为此应该把誓言改为“我决不加害于贫民（平民）”1309b18—1310a2对照于1305a24—34。1310a2—12对照于1304b201305a7、1305a38—b21。。

可是，在我们所讲到的保全政体的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这个论题已经见于卷四章十一1295b13—19。下文再见于卷八章一1337a11—33等若干章节。。当代各邦都普遍忽视这一点。即使是全体公民赞同的完善的法制，如果公民们的情操未经习俗和教化15陶冶因而不符合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法制也不能推行下去。即如果城邦虽然订立了平民法制，公民却缺乏平民意识，或者城邦虽然订立了寡头法制，公民却缺乏寡头意识，这些始终是不行的。城邦就像一个个人，可能因缺乏纪律而失于放逸。所以它也像个人那样需要教育。

这里所谓按照政体的精神教育公民，20并不是要求公民学习寡头党人或平民党人的本领，而是重在培养公民的言行，使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体，不论是平民政体还是寡头政体，如果这类言行在全邦能够普及就会获得长治久安。由此来看，现在各邦的实际情况都不符合这个宗旨。在寡头城邦中，当执政人员的子弟竞尚奢华参看卷四1295b17。，陷于浮夸时，平民子弟却因劳作和锻炼而志气日强，体力日壮，25一旦有机可乘，平民子弟就会奋起实行变革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八556d。。在极端平民政体中，虽然名义上处处以平民的利益为重，可所施行的政策上却违反了平民的真正利益。这种偏差产生的原因在于误解了自由的真正意义。在大家看来两个特别的观念是属于平民政体的：一个是“主权属于多数”，另一个是“个人自由”纽曼注：这两个观念是有所抵触的，“多数的权威”常限制“个人的自由”。。

平民主义者先假定正义（公道）在于“平等”，30进而又认为至高无上的民意就是平等；最后又说“自由和平等”就是“人人各行其意愿”。在这种极端的平民政体中，人人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结果正如欧里庇特参看挪克编：《欧里庇特剧本残篇》883。所说的“人人都各如其妄想”，最终城邦却陷入一片混乱。这种自由观念是卑劣的。35公民应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规则，约束各人的行为，法律不应被看做限制自由的枷锁，而应看成是拯救以法律为邦国的“拯救（σωηρα）”，参看《修辞》卷一章四1360a19；这种说法最先见于柏拉图：《法律篇》7151d，以及埃斯契尼在公元前330年反对授勋于德谟叙尼的讲演：《反克蒂雪封》（aeschines，cctes）6等篇中。亚里士多德限“自由”于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以内，近代政论家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霍布斯（hobbes）等都承袭了他的这个思想。1310a12—36对照于1302b25—33、1307a27—32。。

在此，我已经概括地说明了政体的变革及其毁灭的原因，以及如何使政体保全和持久。

章十

40我们还需要继续讨论君主政体即一长制度“君主政体”（μοναρχα）原来的意义为“一人之治”，为包括“王制”和“僭主政体”这些比较广义的名词。亚里士多德有时用这个词来指称“王制”。的毁灭原因及其保全方法。一般来说，1310b之前提到的普遍涉及诸政体本章称上述平民、寡头、贵族和共和四个类型为“诸政体”；不过君主政体和僭主政体两个类型则不在“诸政体”之内。其中君主统治以个人意志为依据，与其他四种类型的以宪法为本的整体有很大不同，严格说来，立宪四类型的确可称为“政体”，君主式两种类型实在不能称为政体。“政体”这个名词的这种用法与卷三的政体分类不同：该卷章十，君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和其他四种类型都列为“公务团体”而认为公务团体即政体（1279a26）；章十四更确定地说君主政体为各政体中正宗类型之一（1284b36）。

的原因和通用的方法，也同样适合于君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卷四章十关于僭主政体的内容不多，而且在该章已有所讨论；此处篇幅特长的两章却又专门讨论君主政体，尤着重于僭政。《纽校》iv 413页注释，说亚里士多德一心想纠正希腊各僭邦的偏向，迫切希望马其顿王室勿蹈各国时代的覆辙，所以特别写了这一章。亚里士多德当初讲演或行文时，似乎未必有这么深的用意，只是作为学术研究，尽其所知以作分析而阐明其利弊；至于次序为何不尽相符，则是由于文章非一时着笔、一气呵成的缘故。。因为君主政体具有贵族政体的性质，僭政则是寡头和平民两种政体的极端形式的复合；所以这比任何其他统治制度对它统治的人民都更加有害。既然僭主政体由两种恶劣的体系合成，5那它也就同时具备了那两种政体的偏差和过失。一长制的两种类型根本就各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君主政体起源于君王或其家族的优异的才德和卓绝的功勋，因而树立了个人或家族特殊的地位；10为了帮助国内较高尚的阶级能够同平民群众相抗衡，才实行建制。

这样一来，诸王都生来处在较高尚的阶级。反之，僭主出身于平民群众，所以刚刚兴起时，他们都装扮成为平民的保护人，领导他们对付贵要阶级，从而抵制对他们任何不公道的损害。史实已证明这一点。可以这样说：僭主大多都以“群众领袖”15（德谟咯葛）的身份起家，凭借攻击著名人物的本领博得平民的信任。但是在各城邦人口增长以后，许多僭主都是这样的来历，但另外有一些古代僭主却用不同的途径达到目的。其中，有些僭主本来出身王室而野心特大，对传统的职权不满足，因此建立了较为专制的统治。有些是僭主起先曾被推选为最高机构的执政人员，而在古代，第缪俄古（“民政官”们）和色乌里亚（“监督”们20这里的两个官职名称，在其他典籍中所着录者都属伯罗奔尼撒各邦的政治机构。第缪俄古（δημιουργοι）为民政官，见卷三章二 1275b29及注。

色乌里亚（θγωριο）为“监督”，类于斯巴达的埃伏尔（φοροι），这个名称见于曼底涅亚（《修昔底德》v 479）、特杰亚（tegea）（色诺芬：《希腊史》vi 57）、挪帕克托斯（naupactus）（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183）等邦。下文所举实例中，爱奥尼亚和阿格利根坦（在西西里）都不是伯罗奔尼撒的城邦。）这类官职习惯于久任（连任），因而人们比较容易有机会窃据而为僭主。还有另外一些人利用寡头政体中主政机构并非多数人合议而由一人专管的特点，窃取了地位。这些情况都给野心家制造了可乘之机。25君王或者身居某些其他要职的人，更是具备了僭窃的权力。像阿尔喀斯的斐登以及其他一些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开始时只是做王，最后终于做了僭主。另外一些人，像爱奥尼亚诸僭主和阿格利根坦的法拉利斯，就是把其他一些要职当做踏脚石参看章五1305a15—18、章八1308a22—24。

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爱奥尼亚各城邦，如米利都，在被阿吕耶底人（alyattes）围困时，司拉绪布卢曾经被推举为统帅，称之为“米利都领袖”（dux milesiorum）（罗马军事学家弗朗底诺，约40—103年，《统帅技术（兵法）》［frontinus，strategematicon］iii 156）；其后，司拉绪布卢成为了僭主。以弗所城和塞莫斯岛也曾经有类似的僭主（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141、149页）。

《修辞》卷二章二十1393b10中说，法拉利斯曾任希梅拉城（himera）的“全权将军”（σραηγò υοκρωρ），公元2世纪，波吕耶诺：《兵法》（polyenus，strategemata）v 1，说法拉利斯曾任阿格利根坦城大庙建筑工程“总监”。。同样，里昂底尼的巴那伊修，科林斯的居伯塞卢，雅典的庇雪斯特拉托，叙拉古的狄欧尼修，以及其他许多人，各自在他们的邦内，30都是凭着群众领袖的身份开始其僭业的巴那伊修为“群众领袖”，曾任“军事长官”（将军），见波吕耶诺：《兵法》v 47。居柏塞卢的情况相似，见《大马士革人尼古拉历史残篇》58（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iii392）。庇雪斯特拉托和狄欧尼修的事迹，见章五1305a21—28。。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王制应当归到贵族政体之中。因为以功业为基础的王制，和以功业为基础的贵族政体的性质非常相似。王制的前提有三个，第一是个人或家族具有优异的品质，第二是个人或家族的功业曾经为邦国造福，第三是兼备前两者，而且个人还要具有卓越的才能。35可以这样说，那些受到爱戴并登上王位的人，一定在此之前已经将恩德遍布城邦或民族中，或者凭着他们的名声，大家已经确信他们能为城邦或民族造福“城邦或民族”（ｓ πóλειｓ   θνη），希腊地区，如雅典和拉栖第蒙是城市国家，称“城邦”；波斯、马其顿、伊庇罗斯等是民族国家，称“民族”。。众多的王者，都曾有过开疆拓土的功绩，40像科特罗斯曾把雅典全邦从败亡中拯救出来，使雅典人民免受敌国的奴役《斯特累波》393页，梅朗淑（mλανθο）因战胜卑奥细亚王桑淑（zνθο）而成为雅典的王。

他的儿子科特罗斯（kóδρο）在杜里族入侵时阵亡（公元前1066年），而他的力战实际上拯救了雅典人，使他们免遭杜里族的奴役。这一节亚里士多德说科特罗斯因功业而登王位，同上述史传稍有不同，应该另有所本。鲍桑尼亚斯：《希腊风土记》ix 516说梅朗淑之父安德洛庞波（aνδροπóμπο）战胜桑淑而立为雅典王室，想来又是另有所本。参看笃伯斐尔：《雅典氏族谱》230页。，1311ɑ如居鲁士曾经是波斯人的解放者居鲁士（cyrus）被称为波斯人的“解放者”（ελευθερσανε，“赋予自由者”），见《希罗多德》iii 82。大流士（darius）曾和将领论政体优劣，说君主（一人统治）胜于寡头（少数人统治）和民主（多数人统治），得出的结论是：“是谁赋予我们以自由？是君主（居鲁士），不是寡头，也不是群众。我们既然依赖先王的勋业而获得自由，就应该保卫祖宗的旧制。

”，其他人，像拉栖第蒙君王，马其顿的君王，或者在伊庇罗斯的莫洛修人的王族阿契里之子纽柏托勒密（neoptolernus）引导众人到伊庇罗斯（epirus），进而征服全境；于是伊庇罗斯人将他立为其地莫洛修人之王（普鲁塔克：《毗卢斯传》，pyrrhus，公元前318—272年）。

第52章 卷（E）五 (10)

给社会安排一个保护人是设置王位的目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各家的产业全都在王的荫庇下得到保卫，从而免除一切欺侮或压迫以君主或王室为社会各阶级利益的仲裁者就是这种观点，19世纪的哲学家，如法国孔德（1798—1857）、德国黑格尔（1770—1831）都持这样主张。本书19世纪出版的《康格里夫校本》的附录“君主政体论”也采取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说到僭主政体，我们已屡次说过见卷三1279b6、卷四1295a19。，它的作用与王制恰恰相反。僭主政体除了关心自己的利益之外，并不把公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僭主重视的只是自己寻欢作乐，王制中的贤王倚重的却是善德。5两者的兴趣不同，所以他们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对于僭主来说，每天谋求的只是积累他的财富，对于贤王来说，他追求的是声名的永垂不朽。贤王以本国公民为卫队，僭主则以外籍雇佣军人参看卷三章十四1285b24—290。为卫队。

既然僭主政体是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结合体，那么它必然兼有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弊病。一方面，它从寡头政体中沿袭下来积累财富的目的，10以便维持维持其卫队的开支，满足其奢侈的生活。因此，僭主也和寡头们一样不信任平民群众，也不让他们获得武器米提利尼寡头政府不让平民成为重武装兵，见《修昔底德》iii 27。雅典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情况，见色诺芬：《希腊史）ii 320僭主不让平民为重武装兵更属常见，庇雪斯特拉托曾解除平民武装（《雅典政制》十五）。。僭主政体压迫平民，把他们逐出城市，疏散到乡郊雅典“三十”寡头为政时，曾将城内平民驱逐到拜里厄港埠和其他郊区（色诺芬《希腊史》ii 41等书）。斯巴达人占领曼底涅亚时曾进行“疏散”（διοικισμó），其实际作用就在于削弱平民势力，巩固寡头政权。

僭主驱逐城区贫民至郊区的事情，在史籍中有记录的有叙拉古的葛洛（《希罗多德》vii 156）、雅典的庇雪斯特拉托（《雅典政制》十六）、西基雄（sicyon）的诸僭主（普吕克斯：《词类汇编》vii 68）等。，这一点又和寡头统治相同。15另一方面，僭主政体接受了平民政体仇视贵要阶级的观念，以及明里暗里损害著名人物的政策。因为贵要是自己的对手，留在国内会妨碍自己权势的发展，于是僭主们时常将贵要流放“匹敌”，犹如说“同业中的对手”；参看下文1312b5“同行必妒”注。。事实上，贵要们的确可以做出许多不利于僭主的事情，有些贵要想自己执政，有些贵要不愿意成为虐政下的奴隶，于是他们常常联合起来反抗僭主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伯利安德会用摘除田畴间高大黍穗的方式劝告另一僭主司拉绪布卢见卷三1284a26—33。，20他所说的高大黍穗，直指这些贵要，暗示司拉绪布卢应该随时将邦内杰出的人物除掉。

在之前我已经说过参看本章开始1310b1—3语。君主政体发生变革的原因跟其他诸政体相同，则本卷章二所列举十一端动机也适用于本章，例如下文1311a25—28所言“恐怖”“鄙薄”“纵肆”，都先见于章二的1302b1—4。，发生在君主制度各邦的政变和发生在其他立宪诸政体各邦中的政变，原因是相同的。25导致人民背叛其君主的原因主要是不义、恐怖和鄙薄。在这些原因中，肆无忌惮地凌辱和没收他人的财产是最容易激起平民反抗的。发生在僭主政体和君主政体中的革命，其目的和原因（动机）相似，也和其他政体中发生革命的目的相同。声名煊赫而又富有资财，这正是独断的统治者们的特点，30而名和利这两者恰好是每个人的最大欲望。于是革命的锋芒所指也不同。有的革命是针对君主的人身发生的，一般来说，由凌辱所激发的叛乱往往报复在人身上。有的革命则是为了倾覆君主的权位。

尽管凌辱的种类非常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势的凌辱造成的后果都是受辱者的愤怒以下所举变革的实例是依照1311a25—27所列举的起因的次序叙述的。不义之为“凌辱”形式的最容易激起事故，其中的实例见于1311a33—b35。由于恐怖者，在1311b36-40。由于鄙薄者，在1312a1—22。以下由君主为人所鄙薄这一原因转到革命者的个人“野心”等，这就超越了1311a25—27所列的三端。。受辱者在愤怒狂热的时候会直接冒犯君主本人，其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受了凌辱，35并不是怀有什么野心，其志在复仇。在雅典，哈谟第俄和阿里斯托盖顿对庇雪斯特拉托族僭主兄弟的袭击，起因就在于哈谟第俄的妹妹受到了侮辱而自己也被欺凌。既然二人是朋友，那么当哈谟第俄为了妹妹投袂而起时，阿里斯托盖顿也为了友谊奋不顾身庇雪斯特拉托死后，他的儿子希庇亚（hippias）和希巴沽斯（hipparchus）继承，成为雅典僭主。

希巴沽斯向以美貌著称的哈谟第俄（harmodius）求爱而没有成功，因此侮辱了他的弱妹，导致她不能成为泛雅典娜节游行行列中的提篮女，他还诟辱哈谟第俄。阿里斯托盖顿（aristogeiton）和哈谟第俄是好朋友，两人就合伙在这个节日袭击僭主兄弟，杀死希巴沽斯，哈谟第俄当场死亡，希庇亚抓到了阿里斯托盖顿，阿里斯托盖顿经严刑拷讯而死。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14年，详见《修昔底德》vi 54—59和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十八。《雅典政制》中所记凌辱哈谟第俄的是庇雪斯特拉托侧室、阿尔喀斯女子提谟娜莎（timonassa）所生少子帖萨卢（thessalus），即希庇亚等的异母弟。本章下文1312b30，说庇雪斯特拉托僭政因此复灭，依《雅典政制》十九和《修昔底德》vi 59，希庇亚为斯巴达军和雅典反僭主政体的平民所困，终于被逐走，四年以后（公元前510年）雅典重建平民政体。。此外，安布拉基亚的僭主伯利安德也曾因为凌辱被谋杀。

40当伯利安德同自己宠幸的少年亲昵的时候，他开玩笑问少年是否会因此怀孕。这种侮弄令少年感到了羞辱。马其顿的鲍桑尼阿斯之所以企图刺杀腓力王腓力王遇弑事详见《狄奥多洛》xvi 93（参看格洛忒：《希腊史》ii 90）。腓力王在公元前336年逝世，根据这点，《康格里夫校本》序、《腊克亨译本》序都认为卷五是亚里士多德在晚年，即公元前336年以后所作。，1311b原因就是腓力王容许他的宠臣阿太卢及其附从对他无礼；德尔达之所以谋弑了小阿敏太“小阿敏太”（aμνοｓ ò μικρó）应该是一个王的名字，但此节所说情况同马其顿王阿敏太第二及第三（腓力王之父）生平都不相符。或许此人是爱吕米亚的王族。至今仍然未能确定。，原因就是小阿敏太曾说德尔达少年时曾经受过他的嫟爱。

塞浦路斯的欧梵哥拉之所以被杀，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奸占了一个侍宦的妻室，5这个侍宦因羞愤而做出了上述的行为《色奥庞浦残篇》Ⅲ（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i 295）述此事较详并稍有差异：宦者司拉绪达俄（thrasydaeus）杀死欧梵哥拉（evagóra），还有他的儿子柏尼太哥拉（pnytagóras）（参看格洛忒：《希腊史》ii 76）。。由此可见，许多弑逆事件的发生就是由于君主们对其臣民施行切身的凌辱激发出来的。克拉泰俄和马其顿王阿契劳斯本来就有嫌隙，虽然嫌隙很小，但是由于时间久了，便引起了愤恨。10原因是阿契劳斯曾答应克拉泰俄在他的两个女儿中任选一个娶为妻，但后来竟然食言了。这就造成了克拉泰俄起事。当时由于与瑟拉斯和阿拉培俄“阿拉培俄”（aρρβαιο）应该是《修昔底德》iv 79（公元前424年纪事）所涉及的林克斯泰族的“阿利培俄”（aρρβαιοｓ òλυγκσηｓ）。依照《斯特累波》326页来看，阿拉培俄有个儿子名叫瑟拉斯，孙子名叫阿拉培俄，与阿契劳斯作战的可能是他的儿子及孙子。

拉锯战到形势紧迫时，阿契劳斯就不顾已经定下的约定，直接将长女嫁给了爱吕米亚王，将幼女嫁给了爱吕米亚王前妻所生的儿子。他原以为这样一来，由于姐妹的关系，那长子往后同王的后妻克娄帕羯的儿子就可以相亲相爱。当然，这只是克拉泰俄发难的借口，实际上，15克拉泰俄对阿契劳斯一直以来以璧臣对待自己抱有怨恨，早就心存异志了。拉利撒的希拉诺克拉叛谋的原因和克拉泰俄叛谋的原因类似。希拉诺克拉底进身于阿契劳斯的宫廷凭的是嬖幸，阿契劳斯曾虽然口头答应帮助他回到乡邦，但一直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为此希拉诺克拉底感觉自己深受了侮辱和玩弄克拉泰俄、希拉诺克拉底和德堪尼沽三人（1130b30）合谋袭杀阿契劳斯（aργλαο）事，发生在公元前399年，见埃里安：《杂史》viii 9和《狄奥多洛》xiv 375。瑟拉斯和阿拉培俄为林克斯泰族（lyncestae）酋长，爱吕米亚（elymeia）为林克斯泰的南邻，可以牵制瑟拉斯和阿拉培俄的兵力，所以阿契劳斯急于以婚媾之好，与他结为友好的国家。，20痛恨阿契劳斯对待自己虚情假意。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色雷基王哥提斯之所以被杀，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哥提斯（kóυ）被刺杀的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59年（参看格洛忒：《希腊史》ii80）。；杀害他的是巴隆Ⅱ2各抄本及《贝克尔校印本》等均作巴隆（Ⅱ ρρων），Γm5p1作“庇隆”（Ⅱρρων）。德谟叙尼：《反阿里斯托克拉底》119、127、163都说杀哥提斯的凶手为“庇淑”（Ⅱθων）。《维多利校论本》从卑内伏伦修法比（fabius，benevolentius），校作“庇淑”；《苏校》从维多利。蔡勒：《柏拉图》（zeller：plato）英译本30页注，说应该是“巴隆”。和埃诺城的赫拉克利图。此二人是为了报复哥提斯责辱他们父亲的仇恨。阿达麦之所以叛离哥提斯王，则是由于哥斯提在其幼年时命人对他施以阉割，进而导致他终身伤残。1311a39—b23所述六事都由婚姻或同性恋爱纠葛而激起事变；有些是出自马其顿，有些是出自塞浦路斯，有些则出自色雷基，还有一些出自安布拉基亚：这些都不是希腊城邦。这些故事好像都出自稗官野史，可作为谈资而不适宜作政治学研究的材料，一般校本多加〈 〉。《巴克尔译本》删出正文，另行译存于章末长注。

体罚也会对许多人造成凌辱。那些遭受鞭笞之刑的人，也会因为不堪其辱，一时恼怒，于是勇往直前地进行狙击，25有的人甚至杀死了对他们施刑的王室官吏，把报复的剑锋直指王族成员。例如，米提利尼的墨伽克里，因为在路上看到彭茜卢族希腊大移民时期，爱奥里人至累斯博岛拓殖者，他们的领袖是彭茜卢（Ⅱενθλο）；彭茜卢是渥勒斯底（Ορεσ）的非婚生子，见《鲍桑尼亚斯》iii 2、1、《斯特累波》582页。彭茜卢氏后来成为米提利尼寡头城邦中的统治世族，此节称之为王族，就像埃吕司勒有巴西琉族（1305b18注）、米利都有纳勒伊族（neleidae），各地始迁祖的后裔常常称为王族后裔。

用棍棒殴打国人，于是就呼朋引伴将那引起之人袭杀；后来，斯摩第斯因也因为被彭茜卢族中一个名为彭茜卢的人，当着妻室的面施以杖刑，一怒而袭杀了这个彭茜卢族人。德堪尼沽能谋杀阿契劳斯王，30并成为这宗谋杀事件的首领的原因也一样。一旦身受凌辱，他就纠集同样失意的克拉泰俄和希拉诺克拉底，准备发动叛变。诗人欧里庇得因为德堪尼沽曾批评自己的杰作气息浑浊，觉得受到了触犯。于是阿契劳斯王把德堪尼沽交给欧里庇得，让他对其施行笞刑。结果德堪尼沽怀恨在心欧里庇得在公元前406年逝世，阿契劳斯遇弑于公元前399年，德堪尼沽等由蓄意叛变至犯上，蓄谋达六年之久（格洛忒：《希腊史》ii 76）。，最终也导致事件的发生。像类似上面这些原因导致的谋杀和叛变的史迹可以说举不胜举。35

在前面，我们曾经讲过，恐怖也能导致叛乱的发生。这一点表现在立宪诸城邦（其他诸政体），以及君主城邦中最为明显。如阿尔泰巴尼就是由于恐怖而谋杀了他的主上磋克西。

第53章 卷（E）五 (11)

当时阿尔泰巴尼未经磋克西同意就缢死了大流士，事后，他一方面觉得这件事是在磋克西宴饮酒醉的时候发生的，磋克西可能认为自己糊涂而不予追究，40另一方面，他又因为常常担心磋克西以此事问罪阿尔泰巴尼（aραπνη）事，见《狄奥多洛》xi 69，查士丁尼：《马其顿兴亡史》iii1，以及福修斯《书录》70所存克蒂茜亚：《波斯志》（ctesias，“persica”）：阿尔泰巴尼为波斯王磋克西（公元前486—465年在位）的侍卫长，谋窃王位，先加害于磋克西，再诱惑磋克西的少子阿尔泰磋克西［第一］（aραξερξη），杀其长兄大流士（Δαρεοｓ）而夺取了王位（公元前464—424年在位）。随后又谋杀阿尔泰磋克西未成，为阿尔泰磋克西所杀。依上述史迹，《施奈德校》“磋克西”为“阿尔泰磋克西”（1131b38行）；《苏校》从施奈德。依《狄奥多洛》等所记阿尔泰巴尼缢死大流士非擅杀，这里所谓“疑惧”和“恐怖”不相符合。纽曼认为亚里士多德语或有另外的版本，不作校改。，于是心怀疑惧。

君主被袭杀的又一个原因是别人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丧失尊严。1312ɑ叙里亚王萨尔达那巴卢就因为混杂于妇女之间梳理羊毛的事被别人看到τιｓ，“有人”或“某人”，据《雅典那俄》528e，这“某人”应为萨尔达那巴卢王的部将，波斯北米第亚人阿尔巴基（aρβκη）。其事迹有两说，（一）这个叛将就在梳羊毛处刺杀其王，（二）阿尔巴基引军逐其王，萨尔达那巴卢战败自杀。亚里士多德此节从前说（出于杜里斯duris）；《狄奥多洛》xi 69和查士丁尼：《马其顿兴亡史》i 3从后说（出于克蒂茜亚）。，于是知道他疏忽防范，就刺死了他。当然这只是道听途说，但这样一类事情并不仅发生在萨尔达那巴卢身上，在别的君王身上也可能会发生。叙拉古僭主狄欧尼修后主就是因为相似的原因被人鄙薄，5被狄昂袭击的。当时，狄昂看到狄欧尼修沉湎醉乡，导致国人对他失去崇敬，就藐视他了参看下文21—39。狄昂（Δων）起兵驱逐狄欧尼修后主的动机应该是兼有对僭主的“鄙薄”及其个人的“雄心”。普鲁塔克：《狄昂传》18、21，说狄昂固然看到后主孱弱，而其起事的直接原因却是因为狄欧尼修没收了他的财产和妻室。。

……统治者过于独断，甚至连其身边的亲友也不屑与之相处。10即使这位君主把这些亲友当做心腹，但在他们眼里，君主的这种行为极其糊涂，于是更加轻视他，而且更加肆无忌惮地图谋叛乱。如果叛徒们轻视主上，等他们觉得自信可以取胜的时候，他们就会举事。此时，他们不会再顾及当前任何的危险。一般来说，将领们倒戈向其君王的情形就是这种情况。比如，当居鲁士发现阿斯第耶季生活奢靡，精力日益衰竭的时候，他就悍然发难依《希罗多德》i 107和其他史籍，居鲁士应该是亚斯第耶季（aσυγη）的孙子；但福修斯：《书录》所引克蒂茜亚记载并没有说到两人的祖孙关系。从亚里士多德所述这一节看来，居鲁士好像是亚斯第耶季的部将。。亚麦杜哥王的部将，色雷基人修色斯犯上作乱，也是由于相似的原因修色斯，见色诺芬：《长征记》（anabasis）vii 232：色诺芬从波斯回归希腊雇佣军，途中曾帮助修色斯恢复其父亲的领地（公元前400年）。《希腊史》iv 826，又言及修色斯为色雷基“海滨地区执政”，同奥特利赛人（Οδρσαι）不和（约在公元前390年），司拉绪布卢为两邦调停。

《狄奥多洛》xiii 1053、xiv 942称修色斯为“王”。这里称他为“色雷基人”，同上述两书中的内容不一样。。事变的发生有时是由于一个原因，15有时则是由于多种原因的累积爆发。例如君王的部属中若是有人能力优秀而又被委以军事重任，就往往有多种原因促成他的叛离。原来勇敢而希望有所作为的人，一旦掌控了权势，就深信自己一经举动，不难成其大事了。《纽校》17—20行这句加〈 〉，并移接6—7行间。下章1315a10—13句和这里17行以上一节相应。

密司利达就是出于这种个人的贪婪企图，加上其头脑中鄙薄的思想，从而攻杀他的父亲、波斯总督阿里欧巴查尼斯《苏校》二版1692注，认为这里所举阿里欧巴查尼斯（aριοβαρζνη）是滂都（黑海）南岸的波斯总督（公元前363—336年间在任），死后，其子密司利达提第二继任为总督（见色诺芬：《居鲁士的幼年教育》，cyropaedia，viii 84）。诺尔特克：《波斯史论》（nldeke，aufstze zur persische gesch，）72页，认为这个阿里欧巴查尼斯应该是继任法那巴搓（Φαρναβζο）的希腊斯滂总督，公元前367年叛离波斯，被执，后二年死。。20

起因于争名的变乱，性质和上面所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是为了获得举世不朽的声誉，于是发动大事。有的人为了获得巨大的利益和更高的职位就冒险行刺，25为的是取得僭主们的生命。这两种人迥然不同。在前者看来，杀掉一个僭主，可以扫除苛政，就是震撼世间的伟大事业，如果能使这样的声名永垂于今后，就远胜于专城或得国。实际上，凭这种动机而表现得特别勇敢的人一直是稀有的。能这样做的人，30一定要具有舍身取义的精神，才能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自己的志向。

像狄昂那样果决的性格，才是适合怀抱雄心的人们的：当初狄昂率领着他的一小队附从者，准备和狄欧尼修后主开航出战时，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行前进，将会达到什么地步，35这些都可以不去预计；今天既然我们已经举起了旗帜；即使一旦我们的舰船着陆，我就阵亡在叙拉古的滩头上，但这也很好地完成了我的心愿。”叙拉古僭主，狄欧尼修前主（公元前406—367年在位）两次击败迦太基而以西西里称雄亚得里亚海各邦间。他死后，他的儿子继任，于是内讧多次发生，公元前366年，后主逐出其妹夫狄昂。迦太基乘机攻西西里，侵略其西部城市。科林斯帖谟利昂（timoleon）引军增援。迦太基兵退，叙拉古改建为平民政体，后主旋又恢复僭主政权。公元前357年，狄昂率领流亡之众回攻，战胜后主守军，入主叙拉古，不久就被加里浦（callipus）所暗杀，狄欧尼修于公元前356年被逼逃亡到意大利的洛克里城。事实上，这样果决的性情并不多见。

在此之前，我们曾经讲过见章七1307b19—24。，外力是其他各种政体“其他各种政体”（ν  λλων κση πολιειν），“其他”表明“僭主政体”也是“诸政体”之一，这和本章行文都以君主和僭主政体两种类型同“［立宪］诸政体”对举者相异。参看1310b1注。卷三列君主类型在诸政体之内，但该卷中章十五1286a8—13却将君主制列于一般政体之外。被毁灭的原因之一，当然，外力也同样可以使僭主政体毁灭。40一个具有相反的政体的城邦可能会比一个僭主的城邦更加强大。从原则上来说，具有相反的政体的城邦会有毁灭另一个僭主政体的城邦的企图。1312b如果具有这种意志，再加上本身拥有这种实力，就可以付诸行动了。反对僭主政体的原则包含于不同类型的政体之中。

如极端平民政体中采取群众僭专形式的人，往往会和个人僭政进行斗争。这种情况就像希西沃图所说的：5“陶者与陶者之间总是吵吵闹闹。”希西沃图：《作业和时令》25—28，说“陶工同陶工相争，樵夫同樵夫相吵，歌者和歌者相嫉”。这同中国俗谚“同行必妒”之义相同。色诺芬：《雅典共和国》（repath）iii 10“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相似者相亲”，意思与此相反。君主政体与僭主政体为敌，贵族政体也与僭主政体为敌，但他们的理由是不一样的。这里是因为两方建政的宗旨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的僭主城邦被以王室为主的拉栖第蒙摧残了，叙拉古在享有良好政体的时代叙拉古自葛洛僭主统治告终，改建为贵族政体或贵族性质的共和政体，历经五十多年，约在公元前465—412年间。也奉行相同的政策。

内部失和也会导致僭主政体被毁灭。10僭主政体体系中的人们常常心存嫌隙。像从前叙拉古的葛洛家族内部就有很多不和问题，现世的狄欧尼修第二家族也常常发生内讧狄欧尼修后主同妹夫狄昂内讧，参看1312a39注，事在公元前357~356年。这里（1312b10行）称“现世”（νν），好像《政治学》这书，亚里士多德在阿卡台米学院中便已开始属稿（参看罗司：《亚里士多德》，第一章“亚里士多德著作总述”）。但凭其他若干证据，卷四、五、六业经大家论定为亚里士多德晚年的作品。这里“现世”一词是泛指数十年间之事。。司拉绪布卢是葛洛和他的继任僭主希厄洛的弟辈。

希厄洛死后，僭主之位就被传给葛洛的嗣子“葛洛的嗣子”，现在所有古籍均未能查见这个嗣主的名字。依《狄奥多洛》xi664，司拉绪布卢继其兄希厄洛为僭主；依本书本卷章十二1315b38，也说葛洛三兄弟相继为僭主。该节或疑非亚氏原著。。司拉绪布就用荒淫的生活引诱这位幼主，使其堕落其中，而自己实际执掌着国政。于是嗣主的亲属结合党羽企图剪除司拉绪布卢，15挽回嗣主失落的权力；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个集团中的有些人却乘机驱逐了整个僭统家族。最后，司拉绪布卢毁掉葛洛所创的僭业。狄欧尼修僭主政权的倾覆则是由于戚属狄昂。当时狄昂获得了平民势力的帮助。于是起兵攻打后主，最终战胜并驱逐了他，但狄昂本人不久也死亡。

憎恨和鄙薄常常是激发人们攻击僭主政体的两个主要的动机。20身为僭主，必然受别人的憎恨；但这种憎恨只有发展到僭主被藐视的时候，僭主政体才能真的被推翻。所以，那些凭自己努力拼搏而创建其统治的僭主一般都能维持其政权，但是等到僭主之位传到后代之后，其先业往往容易丧失参看柏拉图：《法律篇》卷三695。。这是因为，后继的僭主因为生长在豪华之中，25于是忘记了一切艰难，大众对他的鄙薄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就给了随时可以攻击僭主政体的人们以可乘的机会。憎恨的感情中包含着愤怒，而愤怒则会激发人们的斗志。

作为一个有效的刺激，愤怒会激怒人们，于是被激怒的人们常常会不计较利害地勇敢战斗。凌辱则极容易搅乱人们的情绪；30造成庇雪斯特拉托僭主政权以及其他各家僭主政权覆灭的原因就在于此。对敌人的憎恨，不一定会让人感到苦恼，此时人们尚能考虑到利害关系。当愤怒、苦恼这两种情绪结缠在一起时，既怒且恼的人就容易丧失理智参看《修辞》卷二1382a12。此节举“憎恨”（òμσο）为毁灭僭政的特殊原因，相当于章五1304b19—24对平民政体，章六1305a37—41对寡头政体，章七1307a5—12对贵族与共和政体，在叙述了一般原因后，另举其个别原因。。

简言之，35就像前面所说的这样见1302b25—33、1304b20—1306b21。，未经调和的极端寡头和极端平民政体被倾覆的原因，也是僭主政体被倾覆的原因：实际上，这些政体和集体僭制参看卷四章四1292a15、章六1293a30。并没有什么不同。最不容易被外因破坏的是王制，所以王制能较久地持续；一般都是由于内因才导致王国的灭亡。导致君主政体发生内讧的原因有两点：一点是王族内部的人自相争权；40另一点则是君王本人逾越法度，不满足于王室本分，妄图取得更大更多的特权，甚至想得到僭主的擅专。1313ɑ当然，在现世，王制早已过时；现世那些称王称孤的政体，其实都是君主或僭主的个人专制。

基于公众意志的统治是君主政体的特点，在这种政体中，君王执掌着邦国的要政。目前在各国盛倡平等的形势下，具备执掌邦国要政，才能杰出，5并足能担当王室尊荣的人物几乎已经没有了。因此，王上的存在已经一般不会获得人们的同意。如果有人想凭借机诈或武力把个人统治强加于众人身上，这个人就会立即被指斥为僭政。10当然，一家世袭的君主政体还要注意另一个造成倾覆的原因。这种一家世袭形式的诸王遭到人民的鄙薄；或者是他们忘记了自己只是享有王室的尊严，但没有僭主的权威，而去任意损害或凌辱他人。就这样，他们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当然，僭主完全可以不管人民是否同意他做僭主，继续施行他的僭政。可是就王位来说，如果被统治者并不乐意做他的臣民，那这个人就不可能被称为君王了。15

正是由于这些以及和这些相类似的原因，君主政体（一长制度）才导致毁灭。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保全这一统治形式的方法了。

章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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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卷（E）五 (12)

概括而论，保全各种君主制度的方法就应当寻求与其毁灭原因相反的途径。20如果分开来说，就让我们先说君主制；凡采取温和谦恭政策参看柏拉图：《法律篇》690、691c。的君王常常能够维持他们的统治。王室的权威较小者，其统治往往更为长久而且极少受损害；他自己也因为权威少而不会妄自尊大，处处专制，于是就会保持某些同他人平等的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他的臣民对他只会有轻微妒忌。这就是莫洛修人的王室“关于莫洛修人的工室”，见普鲁塔克：《毗卢斯传》5；“莫洛修人和他们的王室时常共同宣誓，王室誓必遵守法制，人民誓必拥护王室”。可见这一王室的建立是基于公意而不逾法度的。所说久长的情况，现在无法考证。能长久保持的缘故；拉栖第蒙王室之所以能长期存在，25也可说是一部分是由于两王分权的旧制希腊各邦行二王制者，除去斯巴达以外尚有卡杜斯人（kαδουσ αι），见普鲁塔克：《阿尔泰磋克西》（artax）24。

韦兹：《德意志宪政史》（waitz，dontzverfassungsgeschichte）Ⅰ 283、300，说欧洲旧族如阿拉曼尼人、布及第人、东哥特人、图林根人、法兰克人（alamani，burgundians，ostrogoths，thuringians，franks）都曾经有二王分权并存的制度。，一部分是由于色奥庞波随后在其他许多方面所采取的谦恭政策的原因，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监察职权的创立。监察制度剥夺了王室固有的部分权力，从长久来看，这些举措恰好巩固了斯巴达君主制《希罗多德》i 65，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viii 3等说斯巴达监察制度创于莱喀古士（公元前第九世纪）。柏拉图：《法律篇》692 a，说创于莱喀古士后某人。亚里士多德此节指明为色奥庞波王（公元前第八世纪中叶）。；由此可见，30色奥庞波靠谦逊增加了王室的作用。这也是他答复妻子质疑的话的主旨：史传他的妻子曾质询色奥庞波遗给其后代的权力已经比他得到的大大减少，难道他不感到惭愧。他却说：“我确实无愧于后代；我所传授给他们的权力将是历世更久的权力。”

有两种途径可以保全僭主政体，35这两种途径是截然相反的。其一是大多数僭主迄今仍旧使用的传统方法。据说这种传统僭术大部分是由科林斯的伯利安德始创，但许多实际的措施也可能是从波斯的统治制度中而来的波斯列王剪戮群雄，广布侦探，搜罗才智之士，将他们豢养于宫廷，以巩固其统治，参看柏拉图：《法律篇》697c以下。。我们在前面论述僭主政体，谈到保全僭主政体的方法时已经讲到“芟刈杰出之士”为伯利安德的方法，最先见于卷三章十三1284a26—33、本卷章十1311a15—22。传统方法中的有些措施，像芟刈邦内杰出之士，40除掉邦内勇健飞扬的人物等。同时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都要加以预防。1313b意思是说，应当禁止一切可能使民众聚合，从而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全都应加以预防。除此之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组织。总之，他应该采用各种手段使邦内的人都像陌生人一样。因为如果人们能集会并相互熟识，他们之间就会渐渐相互信任。5当然，僭主自己则要时常使住在城内的人民集合于公共场所，会集在他的宫门之前。

这样的话，僭主就可以利用这种机会窥察人民的言行，还可以使大家习惯于这种奴颜婢膝的生活。所有这些方法，10以及其他与这些方法相类似的这类专制君王的愚民策略，在亚里士多德当时所知者大部分是波斯。纽曼注释这里所说“其他与此相似的手段”，当指波斯（非希腊民族）等国所行“膜拜”（προσκυνσει）和“神鬼附体”（κσσει）（假托神言以神化王室，使民敬畏）。、通行于波斯和其他非希腊（野蛮）民族的手段，都可以达到增强僭主威势的作用。经常收集人民的言行的情报也是一种手段。僭主们常常雇用密探去收集情取，像叙拉古曾设置过所谓“女间谍”普鲁塔克：《论干预》（de curios）16和《狄昂传》28，都说叙拉古狄欧尼修僭主政权设有“探事警察”（προσαγωγδαι），字用阳性语尾，应为男员。苏斯密尔校订“女谍”（αποαγωγδε）字样为“谍探”。依塞普尔维达拉丁译本181页，原文当为“探事警察”。格洛忒：《希腊史》卷二83，说叙拉古僭主雇用“女谍”，也有这种可能。一职，希厄洛常派遣“窃听者”去查访邦内一切公共活动和公共集会的情况。

这样，人们就会因为对密探的戒惧而不敢吐露心声，15更不敢随意地谈论国家大事；如果他们有时免不了有所诽议，那样也会被密探们侦察到。另一种手段是离间朋友和朋友之间、平民和显贵之间、某些富室和另外一些富室之间的关系，即在他们中间散播猜疑（不睦）的种子，使他们互不信赖。僭主们也可以用最后一种手段，即使人民贫穷化。当人民处于贫穷状态中时，人民就没有财力置备武装或屯积粮食，20一天到晚要忙于生计，没有从事政治图谋的闲暇。这种政策的实例之一就是埃及的金字塔建筑《希罗多德》ii 124，说埃及强迫劳役营造诸王陵墓，其旨在使人民困顿而不能别有所为，这同亚里士多德此节对金字塔的叙述相符。希腊城邦的劳役大部分由奴隶担任，无须征发公民；关于诸僭主使人民贫穷化，当指征发财物。。此外，居柏塞卢僭主政权异常豪奢地修建神庙关于科林斯居柏塞卢僭族的神庙献礼，在柏拉图：《斐德罗篇》236b，曾述及有奥林匹亚希拉庙（heraeum）的宙斯大金像；这个金像亦见于《苏伊达辞书》“居柏塞卢的献礼”（kυψελδων νθημα）条。

，庇雪斯特拉托僭主政权营造奥林匹亚宙斯大庙雅典奥林匹亚宙斯大庙，在庇雪斯特拉托主政期间开始建造，历数代未完工（鲍桑尼亚斯：《希腊风土记》ii 178）；庇雪斯特拉托想同梅加拉的宙斯大庙竞争，因此以特别巨大的规模设计这一建筑。。塞莫斯岛上各大建筑中，波利克拉底所增缮的工程依《希罗多德》iii 60，塞莫斯岛上有三大建筑，但未说明这些建筑出于公元前6世纪僭主波利克拉底（Ⅱολυκρη）。波利克拉底所修缮的大建筑可能是一所宫殿。修意通尼斯：《加力古拉该撒本纪》（suetonius，caligula）21，说加力古拉曾拟重修塞莫斯岛上故宫。

这一故宫也许就是波利克拉底的建筑。应该成为证明这种观点的又一事例。25僭主政权之所以兴办这些工程，目的都是相同的，即使要使人民劳苦不堪，常年忙于奴役。当然，赋课也可以产生相似的作用和效果。当初叙拉古的捐输就是僭主城邦苛征暴敛的例子。在狄欧尼修前主时，僭主政权明确规定，在五年以内，各家资产的全额要分年捐输到国库里这里所说的捐输相当于年纳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依《狄奥多洛》ii 56，叙拉古和迦太基作战时，狄欧尼修前主的舰队和陆军都非常庞大；这时期捐输想必是很沉重的。。由此可见，暴君们好战的原因，也是为了其臣民不得休息，从而不得不服从他们的统率。

僭主政体的特征之一是猜疑。30我们知道，朋友及党羽拥护着君王；由于僭主别有用心，因此他也知道虽然全邦的人民都想推翻他，但只有那些所谓的朋友才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是最不应该信任的，也是最应该格外警惕的僭主对于朋友、下人多猜疑，见伊索格拉底：《论和平》（depace）112等书。色诺芬：《希厄洛》iii7，记希厄洛，《狄奥多洛》xv73记狄欧尼修一世，都是猜疑之主。。因此，僭主城邦中就出现了种种极端平民政体才会采取的策略。这两种政体都在家庭中提倡女权，鼓励妇女们监督并举报丈夫的言行；两处政体也由于这同样的原因而放纵奴隶极端平民政体“对于奴隶的放纵”，参看伪色诺芬：《雅典共和国》i10，柏拉图：《理想国》563b，德谟叙尼：《腓力》Ⅲ 3。，以此鼓励奴隶揭发主人的阴私。35所以，奴隶和妇女一般不会参加反僭主的活动。实际上，由于在僭主政体中奴隶和妇女也像在平民政体中一样得意，他们非常乐于接受僭主的统治，像乐于接受平民政体的统治一样。当然，那些在民主政体中装扮成至高无上的君主的“群众”，其做法也像僭主一样。所以“佞臣”在这两种政体中都能获得宠幸，40也会因此成为显贵。

“群众领袖”（德谟咯葛）在平民政体中非常受欢迎，这种领袖尽可称之为“平民宫廷的佞臣”。1314ɑ原因就在于僭主们喜欢那些卑躬的献媚者，而这正是宫廷佞臣擅长的事业。正是因为僭主们乐于受到奉承，僭主政体便成为若干恶人的朋比体系。灵魂享有自由的人，都不会屈身献媚，好人们之间可以成为朋友，但他们决不肯做佞臣。恶人与之相反，他们不但擅长谄谀奉承，5而且他们还是奉旨去做坏事的好工具。正如谚语所说：“铁钉可用以敲出铁钉。”“铁钉可用以敲出铁钉”这句谚语和另一句谚语“坏人可用以对付坏人”（κακòν κακ  σθαι）相似，参看赖契和希那得文：《希腊古谚》卷一253、363、卷二116。亚里士多德引用这句谚语时稍稍改变了它的本意。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僭主那里是永远不会得到录用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品质应该是专属于主上的，如果有人也因为自身的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僭主的尊严和自由。10就因为这一点，僭主厌恶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暴君的习性之一就是宁愿把外邦人当做伴侣也不愿意结交本国公民，他们乐于邀请外邦人，同他们餐聚并会晤。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对自己毫无敌意，而公民对自己却抱有对抗的情绪。

这些就是所谓僭术，即“僭主的家法”，也就是僭主用来维持僭政的手段；僭主不惜采取任何卑劣手段建立有益于自己的政权。15我们可以把以上手段及目的综合归纳出三条要点：第一，摧毁臣民的精神是僭主的目的及其采取手段的动机。因为他们懂得，只有精神衰弱的人才会对谁都不作反抗。第二，散播并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不和睦和疑忌。因为人们一旦互相信任而达成团结，就有可能起来推翻僭主的政权。这就是僭主经常同好人们为仇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知道好人们对于他们统治的不利之处——好人不愿被别人看做奴隶，20也把受治于专制政治当做一种耻辱，而且好人之间能彼此信任，尊重朋友的义气，不做诬害告密等卑劣的勾当。第三，削弱臣民，使人人都无能为力。因为当人们知道反抗没有成功的希望时，他们就不敢轻意尝试了。这样一来，全邦的人们就会由于软弱，都不会起来与僭主为难了。25

这里，我们把僭主们常取的诸多手段加以汇总：（一）在臣民间散播并培养不睦和疑忌，（二）削弱臣民的能力，（三）摧毁臣民的精神25—29行综合而复述上文的三要旨，施奈德、顾莱、贝克尔（1855年重校本），都认为这是后世插入的边注，加〈 〉。《苏校》认为仍属正文，不加括弧。。这里已经说明了保全僭主政权的两种方法之一。30我们接下来要叙述的方法中，所采取的措施几乎全然相反《纽校》iv448页注，简述这相反的两途为（一）假定僭邦人民全都仇视僭主，因此，统治的方法为使人民无力反抗。（二）在于诱使人民把僭主当做全邦的管家或监护人，因此，他们不作推翻僭主政权的设想。。我们试回溯一下君主政体失败的原因，就非常清楚这一方法的性质了。

如果我们曾经注意到毁灭君主政体的原因之一是使君主政体转变成僭主政体，那么使僭主政体转变成君主政体就应该是保全僭政的方法了。但这个转变的前提是保证修正了的僭主仍然享有其个人权力，35并且不管他的臣民是否同意，仍旧要接受他的统治。倘使僭主连自己的权力也一齐交出，那就形同于自取灭亡了。因为权力是僭主政体的基础，必须继续加以巩固；至于其他方面，一个僭主应该依照王族的气象办事，至少要把自己装扮得像一位国王。首先以下数节类似对一幼君的告诫。弗洛伦斯的马基雅弗利（hmachiavelli，1469—1527）；《君道》一书的现实口吻与此相近。，40他应该表现出对公库的关心。他不仅要爱惜财赋，还要不把国库当做自己的赏赐，1314b以免引起民众的不满。这是因为，如果民众看到自己辛勤劳苦所得的收益，全部缴到公库后又立即落入与其毫不相干的人手中，5他们是不可能不愤慨抱怨的。

第55章 卷（E）五 (13)

僭主必须把自己的收支布告国内的民众，这是一种财务公开的政策，有些僭主的确曾经实行过叙拉古僭主葛洛（《狄奥多洛》xi 265）和苗季俄僭主密居索（micythus）（《狄奥多洛》xi66）都曾公开财政。。如果采用这样的措施，那在人民看来，他不但不像僭主，反而像一个管家。僭主不必担心自己的财用匮乏，因为只要邦国的实权没有旁落，一切担忧都是没有必要的。假如他必须出国远行，那么，如果有所亏空，反比留有窖藏或库存更为有利。10通常情况下，如果僭主出征，许多公民就会跟随他出征，成为他的士兵。为了驻守国外，他就要考虑委派的留守人员和部队；如果府库空虚，留守人员就无所觊觎了。其次，僭主要在征税和需要其他捐输的方面，让大众明白这些款项均有正当用途，都是为了公共事业的正当用途或军事方面的迫切需要而征收的。僭主切不可把城邦的收益视作私蓄，处理财务时，应该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监护人或司库员。

在个人行为和修养方面，15一位僭主应该显示出自己的威望，而不应该表现出严酷；别人和他接触，就应该让这些人看到他的脸色时，自然而然地产生敬畏之情，但却没有恐惧的感情。令人望而敬畏的风度是不容易做到的α δ有两种意义：（一）羞耻和（二）敬畏，此处作“敬畏”解。敬畏同“恐怖”或“惧怕”之别，参看《集题》卷十一章五十三905a5，柏拉图：《法律篇》886a等。僭主大都习惯于严酷，例如息勒尼僭主阿尔基雪劳二世（arcesilaus Ⅱ）的称号为“严酷者”（χαλεποｓ）（普鲁塔克：《女德》25），黑海南岸赫拉克里亚城僭主的始祖克里亚沽（clearchus），“性情暴躁而严酷”（伊索格拉底：《书翰》，epist，vii 2）。

只有王者方能保持“重威”（普鲁塔克：《德米羯留传》，demetrius，2）。。所以，如果一个僭主不能在其他方面修养得有所成就，至少应当培养自己良好的军事品德ΓΠ抄本、《贝克尔校本》作“政治”品德（πολιικｓ）。《苏校》和《纽校》从马德维格：《希腊典籍对勘》（madvig，advcritica ad scripgraec，1871）i468校订，作“军事”品德（πολεμικｓ）。，给大家留下知兵善战的印象。20僭主绝不应该为情色而伤人；无论僭主本人还是他的从属都应当避免陷于伤害其治下的任何人（无论其为童男或少女）的贞操的嫌疑，不要让自己在民间留下淫秽的蜚语。僭主家的妇女对于其他的妇女也当循规蹈矩，无所烦扰，因为很多僭主政权就是因为妇女的放肆最终毁灭的。

现世的一些僭主连朝宴饮《雅典那俄》435e，引亚里士多德：《叙拉古政制》（Συρακοσων Πολιεα）（原书今已逸失），说狄欧尼修后主曾经连朝宴饮九十日。，晨起设席，山珍海味无所不备，宴饮通宵达旦，甚至对外炫耀自己的豪奢，以为这正是人间所共羡的快乐和幸福塞浦罗斯的撒拉米斯僭主尼古克里（nicocles）和推罗王斯特拉托（strato）互相比豪奢、以宴饮放荡为人间快乐和幸福（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一299存录色奥庞波：《马其顿王腓力史》残篇126）。。25其实，一个想保持其长久统治的僭主应该一反这种纵欲的态度。一个僭主必须克己自持，杜绝这种人生行乐的思想；即使个人的理智达不到这种程度，也要向世人表现自己决不纵乐。民众见到荒淫的糊涂虫总会产生鄙夷之色，30认为这种人是不难加以袭击的；如果遇到清醒而警觉的人，他们就不敢对他藐视，进而轻举妄动了。

35实际上，一个僭主几乎应该抛弃我们前面所说僭主们的各种特性见1313a35—1314a29。。他应该学会美化他的城市，在大家的心目中树立自己是这个城市公众利益的监护人的形象，40而不是一个专制的主宰者。在祭祀诸神的仪式上，他应该表示出足够的虔诚；于是人们认为他既然对诸神都能如此恭敬，1315ɑ对于人民自然更不会亏待。而且人们感觉到诸神会保佑虔诚的人，会从内心对他产生敬畏之心，从而不肯轻意同他作对。僭主还必须注意到自己的虔诚不要被人当做愚昧以“神道设教”为罔民之一法，马基雅弗利的宗教观念与此类似。亚里士多德自己的神学思想见《形上》卷十二，有“宇宙万有，一神为之主动”的说法，但他仍然尊重希腊传统的多神习俗和祭仪。。

看到在任何方面有功绩和德行的人们，僭主都应当对这些人予以尊重或名位，当然，授予这些人的尊重和名位要恰如其分，5即使这些人私下里估量，跟他们同级或同业的公民们执政而论功度德，他们的所得也是正常的。在论功行赏时，僭主应当亲自施行；但一切罪罚则应该由属官或法庭去判决。要慎重注意一切形式的君主统治，包括僭政在内，千万不要让谁单独晋升到特别高的地位；假如必须提升某人或某些人，10就要使若干人同时晋升，这样，他们之间就会形成互相牵制的局面。如果必须提拔某位功臣，那就得仔细审察他的性情，只要这个人不是豪健的一派，就可以予以重任。如果这个人为人豪健，那就难免会有非分的举动。另一方面，如果僭主决心撤除某人的职权，罢黜的行动要逐步实行，不应该在突然之间就削夺这个人所有的权势参看章八1308b15。。

一个僭主应该杜绝任何形式的暴戾行为，15对于人们滥施体罚（人身凌辱）同章十1311b28—35和下文21—22行相应部分。以及伤害男女贞操这两种行为，尤其要切戒。如果碰到珍惜荣誉的人们，僭主更应该特别谨慎。对于吝啬之人，谁要是损害了他们的财产，他们必然盛怒；高尚而好名的人们珍惜荣誉，如果其荣誉受到亵渎，必然会产生憎恨之情。所以僭主必须避免做出凌辱人们的行为；在不得不对他们有所责罚时，他应该使大家明白，自己只是施行严父的训教，目的在于教育，而不在于凌辱。20如果有时同青年男女过长时间地待在一起，他就应当使人们认识到他心地善良，并没有依仗权势而逞其恣肆放荡的想法参看1311b1—20等节。。25一般说来，对于所有这些事情，他应当把更大的荣誉给予那些被视为受辱的人们，以此来补偿他们所遭到的伤害或荣誉损失。

对于僭主来说，最为危险的阴谋就是行刺，如果刺客不惜以生命为代价，那就更应该谨慎预防。因此，僭主应该特别戒备那些自感受辱的人和那些因为与受辱的人平时亲好而为其深感不平的人。要知道，人们激于愤怒而蓄意一逞其能时，30一定会奋不顾身，所以赫拉克里托说：“如果一个人抱有决死之志，热血沸腾，站出来报他的仇恨，那是没有人能够和他对抗的。”第尔士编：《先苏格拉底诸哲残篇》（diels：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85。

关于社会方面，一个僭主要牢记整个城邦是由穷人和富人两个阶级组成的。35防止这两部分的互相扰害是他必须尽力要做的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使每一部分都感到僭主有助于他们并作为他们的保障。如果此两者中有一部分较强，僭主就应该争取这部分力量为自己所用参看章九1309b16。。因为他一旦获得城邦内较强部分的拥护，如果事变发生，他就无须采取解放奴隶或解除公民武装僭主经常解放奴隶，利用他们来加强自己的卫士或军队（参看柏拉图：《理想国》567e）。

这种实例很多：库迈的阿里斯托德谟（aristodemus）（哈里卡尼苏的狄欧尼修：《罗马掌故》vii 8），叙拉古的狄欧尼修前主（《狄奥多洛》xiv581），黑海赫拉克里亚的克里亚沽（查士丁尼：《马其顿兴亡史》xvi 52），都曾经用奴隶扩充武力。色诺芬：《希厄洛》vi5，说僭主在亟需加强实力以应付战局时，除奴隶外，别无它途可获得士兵。这里所说“公民武装”（重武装部队）作为“反对僭主武装”，以与增加“拥护僭主武装”的解放奴隶手段相对。等手段了。当然，如果一个僭主本来就拥有实力，40后来穷人或富人中的任何一方又加入到他这边，那他就能够击败任何反对自己的叛乱。

第56章 卷（E）五 (14)

对于这些政策的细节，我们就不一一详述，因为僭政的一般手段已经阐明。1315b一个僭主，应该在人民面前表现为自己是大众的一员，而不是一个专制的僭主。他应表现出自己作为万民公益的监护人那种不重私利的品质。他应当万事不过分，把克己复礼当做自己的习惯。他应当和著名人物交朋友，也应当让平民群众对他产生好感。如果将这些方法用上，5他就不但不必压抑人民的精神意志，而且可以使那些被统治的群众保全较好的品质，他的统治也可以成为较高尚而值得受人羡慕的体制；他本人也不会是人民恐怖和憎恨的目标。当然，他的统治就会因此而长久存在；他本人的习性也就一定会日趋善良，10即使不能轻易地达到全善，至少可以达到半善的境地。如果一个僭主的习性已经达到半善半恶的程度，那至少说明他已经不再是全恶的了。

章十二斯宾格尔所著的《亚里士多德研究》（spengel，ariststudien）卷三63页中，称此节的第一句将“寡头政体”和僭主政体并列而谈，并不承接上章的专言僭主政体，他又将“僭主政体”列入“所有各种政体”之中，这也不同于前章和本章下文40行所提到的将僭政置于（其他）四种（立宪）政体者之外。苏斯密尔又说，这里所说的僭主传世情况，并没有将费雷（pherae）的吕哥茀隆僭族和叙拉古的狄欧尼修僭族包含在内。狄欧尼修族存在了五十七八年，公元前五世纪末，吕哥茀隆开始担任僭主，公元前352年，其嗣主传位了五十多年，相比本节所举第三悠久的僭主统治，这两个民族统治了更长的时间，而亚里士多德素来熟知这两族的史实，可见本节缺漏之因。另外，寡头政体（如在科林斯等邦国）通常延传甚久，这里与僭主政体并列，混称其历世都短的说法并不尽符合史实。下文也没有列举出寡头城邦长短的例子。《苏校》二版（1745号注）、《纽校》（iv 477页），都认为此实为伪撰，加〈 〉。

然而，就持久而言，在各种政体中，寡头和僭主政体应该是最短命的。西基雄的奥萨哥拉及其后代是最长命的僭主，他们的统治历经百年之久。这一僭族之所以能如此长久地存在，是因为他们治民温和，善于节制，施政在大体上遵循法度。在奥萨哥拉族中，克勒斯叙尼尤其以其将才见重于当世；15其他列主也都爱护自己的人民，因而获得了群众的欢心。在竞技中，史传克勒斯叙尼屡屡被裁判判为失败者，而他却给裁判员献上花冠并称赞他的公正。据有人称，现存于西基雄广场中的一个坐像经证实便是这一故事西基雄邻近科林斯，二者都是工商业较为发达的滨海城市。根据《希罗多德》vi126载，西基雄僭主的始祖安特里亚斯（aνδρα）（本书1315b13所说的奥萨哥拉），克勒斯叙尼是奥萨哥拉的四世子孙。《狄奥多洛》viii24说，德尔斐神识曾预卜奥萨哥拉族会有维持百年的未来。布佐耳特所著的《希腊史》卷一6614中对西基雄这一僭主政权的始终做了相关考订，称其始于公元前665年，亡于公元前576年后。中的那个裁判雕塑。关于雅典僭主庇雪斯特拉托，20也有一个类似的传说。受到亚留巴古（元老院）的传唤后，他便恭敬地作为被告而对所质讯的案件进行答辩。

以僭主政体传世的悠久著称的民族应为科林斯的居柏塞卢族，该民族共历73年半之久，其中，居柏塞卢在位30年，25伯利安德在位40年半，戈迪亚斯之子伯萨米底沽则在位3年缪勒编所著的《希腊历史残篇》卷三394，保存了《大马士革人尼古拉残篇》59，它记载了这个僭主家族的第三代为高尔古斯（Γóργο）之子“居柏塞卢”，这一名字不同于此处所说的“伯萨米底沽”。布佐耳特所著的《希腊史》卷一 638—639对科林斯僭统编年进行了推算。居伯塞卢为公元前657～627年，伯利安德为公元前627～586年，伯萨米底沽为公元前586～583年。。科林斯的僭主政体之所以历时悠久，其原因跟西基雄的僭主政权是一样的：居柏塞卢大获民心，主政30年中，出入从不带卫士；素称专制的伯利安德是一时的将才，当时还没有能同他匹敌的人出现。

雅典的庇雪斯特拉托父子则是第三个传得较久的僭族，30不过，他们的统治曾有过些许年月的中断。庇雪斯特拉托曾两次被驱逐出国，因此在前后33年中，他实际在位时间只有17年。他的诸子相承又在位了18年，所以实际上在僭位的时限应为35年《雅典政制》章十七、十九称，庇雪斯特拉托在位19年，他的儿子在位大概17年，总计36年，与《希罗多德》v 65中所记载的相符。章十七说，庇雪斯特拉托从始僭到身死的时间为30年，也与此节所说的一致。章十九说，庇雪斯特拉托从开始当僭主后，曾两度被逐，后来又复辟，其诸子将其倾覆，历时共四十九年，根据此节可知，应共计33加18即51年。其中的差数大概源自嗣位当年这一年的重复计算（参见来因博物院院刊［rheinmus］五十三383页以下，寇契纳［kirchner］文）。

其他僭主政体中为期较长的还包括叙拉古的希厄洛和葛洛。35但毕竟僭族的寿命有限，这一家只历18年根据《狄奥多洛》xi 387的记载，葛洛在位七年，希厄洛在位十一年零八个月（xi 664），司拉绪布卢在位仅一年（xi 765），这三兄弟在位共计十九年零八个月。司拉绪布卢在公元前466年覆亡（参见《苏校》二版1760注，《纽校》iv 480页注）。就消失了：葛洛在位7年，在位第8年时不幸逝世；希厄洛在位10年；司拉绪布卢在位参见章十1312b10—16并注。10个月便被驱逐了出去。

实际上，僭政一般都无法维持较长的时间。

如今，我们已说明了诸政体和君主（一长）制度之所以毁灭和保全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原因。1316ɑ最后我们还得提到，以下至章末是对柏拉图之《理想国》卷八中关于天运循环思想和政治变迁的议论的批判，从行文上看似乎有所衔接，但内容实则与上章不相承。但正校勘家（如纽曼）所说，文章的文理和辨析以及对柏拉图思想的考察，显然出自亚里士多德的手笔。本章末句断残或为当初全章原来没有完稿，或为后世传抄缺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曾论述过政体的变革，只可惜他的论旨有些缺憾。首先，他没有另外说明自己所提的第一种理想政体可能发生的变迁。他只是泛泛而谈，说世事消长，人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体制，而万物都有自己的生灭周期。然后，他又进一步叙述：一般的变迁都可通过“数理（数式）”推求其中的原因，这种数式中的“三分根”（3∶4），5“婚配于五”而成“两个谐合律数”按照他的意思，这种律数可在转作“立体”的时候发生万物“演化（生灭）周期”，参见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卷八546b—c。

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思想，称其经常断章取义，而又诘难其中偏颇之处，因此也不必悉符原旨。柏拉图的原旨是说，政体的变迁就像生物的演化，各有各的自然生灭“周期”，例如，动植物的寿命有长有短，由生物的机体、胚胎、成长、死亡的内在“循环”决定（参见《理想国》的孔福特［corniord］英译本263页注）。柏拉图信奉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宗学说，因而往往会将世事强合于成数。以数理论道的古人往往就像圆通妙悟一样，至于所谓实数布算，毕竟还是牵强附会的。此节提到的“三分根”，也可译为“三角根”，即所谓的“毕氏原理”——以勾三股四作为比例，配以弦五，作正三角形，其间的方程式为（5）2＝（3）2＋（4）2。将这三边的三次数（立方数）加起来，则有（3）3＋（4）3＋（5）3＝216。经计算，这正三角形的面积为（3×4）\/2＝6，而这一结果的三次连乘（6）3也是216。这个数目是古希腊医学中关于婴儿妊娠期的最短成活日数。柏拉图由此推断出，既然生物的创生日有定数，那么其死灭日必定也有定数。

而由许多生物集聚所成的世界，包括由众多人集聚而成的政体，也当然可借用更复杂广含的数式，计算出其生灭循环的周期。所谓的两个“谐合律数”，其一是指上述的数字“216”，其二是指3×4×5＝60，而60的四次连乘数是12960000。将这个数字进行开方，便可得到边长3600，另一长方形如长短边各为4800和2700，将二者相乘，亦得到的结果是12960000。柏拉图的原文对这些数式并没有做详细的解释，因而后世将其称为“数谜”，或姑且称为“婚配数”（nuptial numbers）。近代作品《亚丹斯》（jadams）（理想国）校注本》卷二201—209页、264—312页及蔡勒所著的《柏拉图》（英译本423页注110），都曾企图对此进行通解，后来的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刻的研究，但迄今仍然未能将其实际意义完全解读出来。

第57章 卷（E）五 (15)

他从数理上假定，人类的繁殖有时会不符合自然规律（正常的数式），从而产生劣变的品种，而既然这些品种都是卑弱的，就不堪教育而终究很难有所成就根据数论宗的神秘观念，得其数的人事便会健康兴盛，失其数的人事则会病弱衰残。因此，柏拉图称，在他所设想的理想国中，执政的人必须管理人民的婚姻、生育等事情，让一切行动遵循自然演化的吉数、吉期或吉日，让人民的子女健美生长，让社会日益繁荣，让政体日益清明。。也许，这些假定本就不确实。

10世间可能确实有如他所说的这种无法造就的人，但由于品种劣变或人才卑弱导致政体堕落或世事败坏，与其说这是《理想国》一书中所提到的理想国所特有的变革原因，倒不如说这是万物的通理或一切城邦的常情。因此，他虽指出了一切变革的总因，却并未说明个别政体发生变革的个别原因。另外，照他所说的，“时间的洪流使一切事物全都变改”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546a中提到，一切事物必然会经历生灭成坏的遭遇，成坏的景象表现在时间演变的过程中。这里，亚里士多德断取了“时间”一词，将它当做事物所由变改的“原因”，这会让柏拉图的论旨再也无法说明事理或物理了。，15这个成例可否作为不同日期创生的事物的解释，在同一时间内进行相同的演变呢？先一周期所生的事物，然后进入这一周期，这样是否就和这时所生的事物一起进入同样的成坏过程中呢？

再者，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何最好的理想国应（照他所说）变成拉根尼（斯巴达）式的城邦呢？从常例的角度思考，政体在演化的过程中，较为容易变成相反的体制，20却较难变为相近的体制关于所谓政体“相反”，可有多种解释，如章十1312b4—8中所说，极端平民政体的相反于僭主政体者为统治者的性格相反，僭主政体者为建政的宗旨相反于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相反。因尚未对“相反”和“相近”做出严格的定义，这一“常例”也没有被严格地应用。。至于其他政体的演化，我们也可做出同样的质疑：照他所说，斯巴达式（勋阀政体）“斯巴达（拉根尼）式”政体在本书中被列入混合性质的贵族或寡头政体中，柏拉图将它叫做“功勋政体”（帖谟克拉西）。功勋政体的演变，参见柏拉图的《理想国》550c、555b、562a的各个章节。

必定会演变成寡头政体，而寡头（财阀政体）则必定会演变成平民政体，平民（贫民）则必定会演变成僭主（专制）政体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544c等节提到，政体演变的程序是：开始为贤哲（以智慧为本）主政的体系，后因其劣变，又从“功勋政体”（以才能为本）变为“财阀政体”（以财富为本），继而变为“平民政体”（以人数为本），再继而又变为“专制政体”（以暴力为本）。。不过，相反的程序也并不是不能遭逢，例如平民政体有时便可以演变成寡头政体参见1316b10—13。，而且实际上，与变成君主政体相比，这一政体更容易，也更经常转变成了寡头政体卷四章十一1296a3，极端平民政体很容易变成僭主政体，本卷章八1308a20—24的一般平民政体可能会转变成僭主政体，参见章五1305a7，古时候的平民政体常被强者僭窃为一人统治。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批评柏拉图时，说平民政体较难转变为君主政体，这与上述各节有所出入。

还有，变革在他口中似乎停止在僭主政体这里了。他从未阐明僭主政体变革与否，就算也有变革，他也并未阐明这些变革的缘由或者变革所形成的哪种新政体。这里，他大概是有所迟疑，所以略而不论。如果依照他原来的论旨进行论述，则应变回原来的第一种理想政体，大可复原到连续演化的“循环”中。然而，这并不能解决这一疑难。30实际上，僭主政体确实可能转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僭主政体，例如西基雄的僭主政体，便是从弥罗所主的形式转变成克勒斯叙尼所主的形式的弥罗（mρων），西基雄僭主，参见《希罗多德》vi 126、《鲍桑尼亚斯》ii 81。《尼古拉残篇》61（缪勒：《希腊历史残篇》卷三394），弥罗孙弥罗第三担任僭主时，他的弟弟克勒斯叙尼曾用阴谋杀死了弥罗，并夺其僭位。；僭主政体也可以转变成寡头政体，如嘉尔基城的安蒂利昂僭政参见1304a29注。

；僭主政体也可转变成平民政体，如叙拉古葛洛的僭政这一节是说，公元前466～465年，葛洛僭主政体告终后，叙拉古就建立了平民政体。根据章四1304a27—29，“共和政体”是葛洛僭主政体，公元前413年，历经五十余年的共和政体转变成了“平民政体”。。另外，它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贵族政体，斯巴达嘉里劳的僭主政体卷二章十1271b25中，斯巴达嘉里劳（χαριλο）称“王”，不同于此节所说的“僭主”。普鲁塔克所著的《莱喀古士传》5说，嘉里劳是斯巴达的贤王，治民温和。黑海的赫拉克里图之《共和诸城邦志》23（缪勒：《希腊历史残篇》卷二210）说，嘉里劳为政苛暴。古代史料记载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嘉里劳，亚里士多德前后文各取了不同史实。和迦太基便曾遭遇过这种政变卷二章十1272b32中说，迦太基并没有僭主政体，与此节所说的有所不同。1316b3—4说，迦太基是平民政体，这也同卷二章十所说的时有平民或寡头主义偏向的贵族政体有所区别。纽曼认为，本卷比卷二慢著，相隔日久，因此落笔时有所歧异。

柏拉图的政治文章虽有理智，但不注重史实，其用意在于借用个人的理想对时政的弊病作出修订。这里，亚里士多德又用史实纠正了他的例子的谬误，但没有深论柏拉图政治思想的要旨。。僭主政体尽可继承于寡头政体（未必完全如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所说，必定是平民政体衍生的）。 35古代西西里的寡头政体便大多落得了这样的下场：例如里昂底尼的巴那伊修僭政便是推翻了寡头统治之后创建的参见章十1310b29。；杰拉的克利安徒也是这样建立其僭主政体的；在芮季俄芮季俄是位于西西里对岸的意大利殖民城邦，这里都作西西里城邦。这三邦的僭政，参见弗里曼之《西西里》（freeman，“sicily”）卷二56、104、107页。，阿那克西劳僭政的来历也是如此。此外，其他若干城邦的政治演变也曾有相同的依循程序。

苏格拉底（柏拉图）曾臆想，40斯巴达式（勋阀）政体变成了寡头（财阀）政体，1316b只因为邦内的执政人员变得贪图钱财参见柏拉图之《理想国》卷八550e。，而他居然并未提到富有资产的人对有产者和无产者应分别施予某种待遇的自然要求，并以此建制正义（法意）。这显然是一种谬论。其实，若干个寡头城邦颁行了惩治贪婪的专律，并禁止营利参见卷三章五1278a25。。5相反，平民性质统治下的迦太基施奈德认为，“平民性质的统治”是“贵族性质的统治”的一种错误（参见卷二章十1273a22等节）。苏斯密尔从施校。参见梅尔察：《迦太基史》卷二459页。（并非寡头政体）却盛行经商牟财，不过，这个城邦并没有因此而招致变革的发生。所以这也是一种谬论。

他说，一个寡头政体包含着两个贫富悬殊的城邦参见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卷八551d。。任何其他城邦的财产并非一概平等，或者说，其公民的才德并非一概平等，这岂不也和拉根尼式城邦那样，同时存在两部分吗？另外，在寡头政体中，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穷人变得更穷，而且穷人的数量日益增加，成为强大的多数者，那就同样会变革成一个平民政体柏拉图之《理想国》552a、555b中提到，寡头财阀牟利越是猖狂，平民则越是贫穷，最终将经不住困苦的折磨而发起革命。这里，亚里士多德又将其作为一个谬误——穷人不一定因贫穷而发起革命，人数也是革命的重要因素，人数越多，则越可能因势力加强而引发政变。。相反，在平民政体中，10如果相对富裕的部分势力逐渐强盛起来，最终超越了群众力量，便会由富室起事，而群众则忙于应付，最终也将变革成一个寡头政体。

由寡头政体转变为平民政体的原因有多种，但苏格拉底（柏拉图）只列举了其中的一种参见柏拉图之《理想国》卷八555d。——因放纵奢侈而导致负债，15进而变得贫困。按照他的说法，实际上要首先假定原来所有或大多数人民都应是富有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真实的情况是，只有那些领导人物丧失了产业，他们才会变成革命（叛乱）分子。至于其他人，就算有所损耗，也未必就会发生巨大的事故。而且由此而导致的政治变革也并非一定会转变成平民政体，20它也可以转变成其他某种政体。另外，按照他的说法，过度的自由会导致人人任情行事的风气散发，使人挥霍财物，最终倾家荡产。贫困往往会激起祸乱，然而，如果一个城邦并无过度自由和财产的挥霍，却有好些不得名位或遭受凌辱、非法（有违正义）待遇的人，也同样会引起内讧，引发政变。25

虽然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都有许多种形式，但苏格拉底（柏拉图）在讨论其变革时，好像都论述了其中的一种形式……孔林（conring）1656年校本，施奈德、苏斯密尔、纽曼等的校本都认为下有缺文。

第58章 卷（Z）六 (1)

章一

现在我们已经论述了各种组成政体的（1）议事机构，也就是全邦最高权力依托的机构，（2）各种行政组织和（3）各种法庭（即司法组织），说明了它们各自的性质和数目；我们又论述了每种形式的城邦在缔造政体时，应该在35这些机构的每个种类中各自应采用什么性质的组织见卷四章十四至十六。。同时，我们也研究了各种政体之所以颠覆而又保全的原因和有关的情况见卷五。。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怎样建立各种政体的问题。上接卷四卷五的叙述“各政体的变革和保全”之后，本卷继续论述“怎样构建比较持久的政体”。首先在卷四末数章分别说明了行政、司法、议事三项国务机构的各种组织原型，这里进一步叙述，如何按照各邦的政治要求选择各种组织方案，然后合并这三项机构，缔造一个适当而完备的政体。

下文实际讲到的只是寡头和平民两种类型中各个品种的建构。卷四章二1289b20—22所列举的五项论题的第四项是“怎样建构以寡头和平民为示例的各种政体”，在卷四章十四至十六这个论题就已经交代明白了，本卷重新讨论这个论题可算是对卷四的补充。这种建置的目的在于避免变革，使各邦可以长治久安，也可以说本卷是卷五论述保全方法的延伸。本卷1317b35、1318b7，都称卷四卷五为“前篇”，那么本卷应该是那两卷的“后篇”。平民政体与其他的各种政体都有若干品种见卷四章四至六。；我们要继续研究那些还没有陈明的各个品种的建置事项见下文章四1318b6—1319a6。，尤其要加以注意有关它们各自所应采取的组织方式和哪种才适宜而且有利。

我们也要考虑到三项40（行政、司法、议事）权力机构的各种组织形式，在组合成为同一政体时，可能会有哪种搭配方式；不同的配合可能使各种政体变成相互1317ɑ掺杂的政体，比如贵族政体混进了寡头制度，或者共和政体侧重了民主性质参看卷四章八1293b34。。应该讲述但是至今尚未说明的三机构的配合方式，可以举出实例来说明。这里可以是，执政人5员和议事机构的选举制度根据寡头原则来安排，而司法（审判）组织依据的却是贤良原则，或司法和议事团体按照寡头原则但是官吏选任却依据贤良原则进行安排。或许是其他各种方式的搭配，让一种政体混合着不一样的因素，作出内容相异但10都是掺杂性质的若干混合政体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慎重地提出了三权配合的问题，但之后本卷没有专章详论。亚里士多德混合政体的主旨是求取三种机构间的权力平衡，使之符合各邦构建政体的原则。巴克尔英译本注，英吉利十八世纪的宪政思想能与此节进行比较研究。。

我们已经说明了见卷四章十二。何种平民政体适合于何种性质的公民集团；何种寡头政体适宜于何种性质的社会；和其他各种政体各自适用于何种城邦。但是给每一个城邦确定适合它的政体，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简洁地15揭示建立这些政体和其他各种政体的正当途径。我们可以先讲述平民政体，在阐明了平民政体之后，大家对于情况和它相反的、一般所说的寡头政体也能比较容易知道它的梗概了。我们先必须了解平民政体的一切素质（属性）以及它的各种特征——为了进行这一研究。这些素质的不同综合形成了平民政体的各种形式；为什么平民政体不只是一种形式，20以及为什么它们会发生分化，都能从这些不同的综合方法来阐明它。

之所以平民政体分为若干品种，原因有两个。前面已经论述了其中之一见卷四章四1291b17—28、章六1292b25—1293a10、章十二1296b26—31。参考本卷章四。。25各邦都有不同的人民：这里的民众可以是些工匠或佣工，那里可以是些农民。不同的人民组成的平民政体也各不相同；如果你让农民加上工匠，使佣工混入农工，让他们组成平民政体，同前面各平民政体相比，这样的政体不但在程度上有优劣之分，而且是本质不同，成为相异的品种参看本卷章四1319a38—b32。。然而这里已经不必再谈第一个原因，30现在我们要叙述第二个原因。

按照这个原因来说，之所以平民政体形成不同的品种是因为那些相对于平民特征的各种素质能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对于这些素质，平民政体的某一品种，有一些缺漏，另一品种具备较多素质，又有一品种就完全具备各种素质。有时人们需要建造某种新政体，35有的只要对现存形式进行一些改良，如果他们能了解这些平民所有的素质，一定有利于它的缔造。从事创制政体的人常常兼收并蓄所有和该政体精神有关的各种素质，并全部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但这是错误的，在前面我们讲述见卷五章九1309b18—1310a36。各政体的颠覆和保全这个论题时就已经涉及这个话题了1317a30—35说对这些平民素质进行普遍研究，35—38行说民主各素质或不利于平民政体的持久作用，或有利于保全民主，要深知其利弊，方不至于胡乱使用。

现在我们来研究平民政体的情操、诸原则和目的（宗旨）

这里的三个名词，各种译本有不同的解释：

à  áξιμαα，按照本义译为“要理”，或为“假定”（自明论据）或译为“原则”。

àθη，“伦理品质”，或译为“情操”，或译为“德性”。

νεναι“所求的目标”，与下章1317b11和14的“宗旨”相同，兹译为“目的”。平民政体的三事就是下行（下章首句）提及的平民政体的“法意”（精神）（πóθεσιｓ，许朴色雪）。“许朴色雪”，本义是“设理”，各译本解作“意识”或“法意”或“基础”。1317a19行所说的“平民素质”也与“平民政体的精神”相符。。

章二

平民主义政体的精神是“自由”。一般来说，每个平民政体都以自40由为宗旨（目的），大家都认为唯有在平民政体中才能享受自由1317b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八557、562b。。自由的要点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是全民轮流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平民性质的正义要求数学（数量）平等参看卷三章九。而不主张按照功勋为准的平等。按照数学观念，平民群众必须具有最高的权力；政事决定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是正义。所谓“平等”说的就是全体公民人人相等；所以，在平民政体中，5穷人既属于多数，多数决定于一切，这样穷人就有了比富室较高的权力。自由的第一个要领即体现在这儿，所有平民主义者都把这个作为他们的政体的宗旨。另一个要领体现在个人生活是“人生应任情而行，各如10所愿”。平民主义者说，相比奴隶们的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自由人参看卷五1310a25—31，该节把绝对自由当做极端平民政体的特征；此节谈论的是一般平民政体的宗旨。

λεθερο（自由人）本义是一个“成年人”；当一个男儿达到公民年龄，就不再被束缚在他父亲的管理之下，有自己的妻室，也变成了父亲。这时他有了独立的人格，可以实现自己的意志，承担公民的义务，同时享有公民的权利，对奴隶进行管理。这就是他的自由（θευθερα）。的生活。这就是平民政体的第二个宗旨。按照这样的宗旨，人人都不应受任何人的统治，但是这样的自由实际上是得不到的，于是出现了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政制。对于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轮番制度所做15的贡献就是如此。

平等政体产生的基础就是这些精神（法意），在这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研究它的各种特征。在行政方面，有从全体公民中选举职官的任用制度；又有全体依次进行统治，也依次被统治的安排；还有抽签参加政治机构的规定，20至少是那些无需专长和经验的政治机构可凭抽签轮流参加；而且对于任官资格也完全没有财产定额的限制，或者只订立非常低的财产资格；还有这种成例，一切职司各人都不得连任，除了军务之外；如果真有连任的必要，也仅限于极少数的职司，偶尔能有一两次的例外；最后还有如此的规定：所有职司——至少是尽可能多的职司——的任期要短暂。在司法方面，还有公众25法庭制度，这些法庭由全体公民或者经由全体公民中选举出的人们组成，有权审判所有的案件，至少是大多数的案件，包含那些最重大的案件，比如审查财务和政务报告、公私契约以及法制事项。在议事方面，有最高治权的应当属于公民大会的制度，30所有政事至少是军国大事一定要由公民大会裁决；反之，执政人员就应该没有任何主权，至少应该限制他们的权力到很少很小。

在各个行政机构中，假如一国没有足够的公款来支付公民出席全体大会的津贴，那么议事会在平民政体中，议事会也可以列入“行政机构”，如雅典议事会不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还处理捐课之类的其他行政业务。雅典议事会的五百人，用抽签选出得出，全都拥有出席津贴。就是平民特征最明显的机构。如果城邦府库充裕，一旦公民们可以获得津贴，他们就会把所有政事包揽于（公民大会）自己的掌控之中，在我们前面的专著中见卷四章十五1299b36—1300a8。这也已经被提及了。35平民政体的又一特征就是这种津贴制度。

根据平民政体的理想，最好是所有机构——公民大会、行政机构、法庭——全部都给予津贴；如果可能性太小，则在开会期间，凡是出席议事会、法庭审判大会和公民大会的公民，一定要给予津贴，执政各机构也要给予津贴（薪水），至少那些被规定要参加公共食堂会餐在执政期间，规定在职人员必须参加公共食堂“会餐”，让他们彼此经常接触。会餐费用由公款支付；执政人员的收入就是这种“伙食津贴”，就像中国古代公职人员的俸禄称为“薪水”。的执政人员一定要给予。在这里，与寡头政体的特征相同，门望（出身世族）、教育和财富对照，平民政体的特征正好相反：40出身低微、鄙俗和贫穷。这一句与上下文不承接，按照《苏校》及《纽校》，加〈 〉。平民政体的又一特征是废除所有职位的终身任期，1318ɑ某种职位如果在前代变革后还保留着终身任期的规定，就必须减少其权力，并且这种终身职位都应改由抽签法废除终身职位指在古希腊的城邦之中，王位和统帅等的定制与权力被渐渐剥除；参看卷三章十四1285b13—19。而不得再由选举来授任。

这些都是一般平民政体中最常见的特征。但是在平民政体各形式和各平民类别中，5大众公认的符合典型的一式这里提到的各类平民中，应以哪类人民作为典型，辞意不明确。按照下文措辞，与卷四章四1291b28—38，所说五种平民的第一种就是农民符合。章四通论牧人、工商、农民三类平民构建的平民政体各种形式时，亚氏对农民城邦尤其称许。，应该是以正义为重，照顾到全体公民权利的数学平等，而不是以这些特征为重。在这种政体中，它所说的平等的真实意义是穷人对富室不占便宜，治权不完全取决于穷人部分（阶级），而是在数量上均衡地分配给全体人民。如果平民主义者服从这样的观念，人们就可以确信平等和自由确实将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中实现。10

章三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能实际实现这种平等？是否把全体公民估算的财产编成两个相等的分区，使其中一方为共有五百份大财产的公民，另一方则是共有一千份小财产的公民，两个分区持有相等的政治权力？还是应该采用另一种计算制度，15如把财产总额编成两个分区之后，由那五百人和一千人两个分区各选出人数相同的代表，这些代表联合起来办理执政人员的选举和组织公众法庭这里两种制度的区别：（一）两个分区分别选出的职官或人员，在各机构都是两个对等团体。（二）两个分区的代表合成一个团体后再进行选举议事和审判人员以及行政官吏，这样一来，表面上各机构内当选的人们不会有对立的分区。？对于政权的分配，这两种制度都对财产方面有所照顾。

第59章 卷（Z）六 (2)

试问，按照这样的原则来组成的政体，对于平民政体所持的正义是否最适合？或者完全按照数量（照人数计算而不管财产多少）原则才确实合乎正义？平民主义者回答：正义在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寡头主义者回答：20正义取决于大多数财产所有人的意志，政事的裁决应依凭资产的数额。双方的回答都违背正义而失去平等的真谛，假如以少数（富有财产的）人们的意志为正义，如果某人的财富超过其他富室的财产总和，就应该由他一个人独自为政了，这种寡头性质的正义观念如果扩张就必然会导致僭政。与之相反，25假如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正义的话，前面我们曾经说过见卷三章十1281a13—16。，这样的多数就会施行不义，也会对少数富室的财产进行没收。

从双方关于正义的解释来想，我们现在应该考察“什么样的平等才能取得双方的同意”？双方都主张最高权力应依托于公民团体中的多数派。我们接受这种原则（精神），但是要有所修正。30组成城邦必须有两个部分（阶级）——富室和穷人。当然，我们能把最高权力归属于两部分（阶级）的共同意志或者两者中大多数人的意志。但是也许两方对某件政事意见相异，想作出的裁决都正好相反。如果遇到这样的分歧，又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最高权力归属于兼具人数多和财产多的多数人的意志。在这里可举一个实例来说明：35如果贫穷阶级以二十计，富有阶级以十计，现在十中之六和二十中之十五意见就不同。这种情况表明贫穷阶级中的多数和富有阶级中的少数意见相符合。

于是，双方之一（6+5这一方或是15+4这一方）代表的贫富公民所有的产额超过对方，就应当取得最后的裁决权力这里要注意一个要点：一开始划分贫富两部分时，要先对全城邦的各家财产进行总计，找到一个分界线，这个界线划开的贫富两方人数虽然不一样，但是两方的财产总额刚好是相等的。这里的表决方式是先计算人数，再计算财产数。这样在裁决案件时，人数和财产就能起到投票作用。寡头政体是以财产为重，一部分财资不足的人就被排除于公职名籍和各个机构之外。。计算的结果有时可能双方恰好相同而成为僵局；这样的僵局，在如今两方势力相当的公众法庭和公民大会中经常会遇到。但这可以用拈阄或其他类似的办法来解决《巴克尔英译本》章末长注：这种等产区划的政权分配形式，现在不能考证在希腊各城邦中有没有例子。在财务方面，雅典有按照人数和财产综合分配税课的制度。公元前377年，雅典进行了一次普遍的家产调查；之后把公民及其财产划分成一百个“等产区分”（συμμορα）；每年城邦需要的款项就平均分配给各个等产区分，按时摊缴（参看《剑桥古代史》卷六74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普鲁士的选举权分为三种：（一）财产最多的富人占5%，（二）中产阶级占15%，（三）其余公民占80%。三部分人数不一样，但是选举权（选票计算）却因财产相等而相等。这种制度与此节拟定的相符。1318b

关于正义和平等这些问题，要从理论上理清谁持有的见解是正确的，实在是很困难。然而比起更加困难的劝人遵守正义，这类困难就微不足道的了；要是人们的权力足以攫取私利，一般就会不惜违反正义。弱者往往渴求正义和平等。对于这些，强者就无所顾虑了。

章四从章二1318a3起到章三末1318b5止，《苏校》作旁涉，加〈〉。纽曼认为这一段中除了第一句可当做上文的结语外，其余的和上文不承接；也可能是亚里士多德在后来自己增补了这一章。《巴克尔译本》注认为这一段重点论述平等和正义，分析平民政体的社会基础和特征，实际上是章四的楔子，而不是旁涉。这一章重涉卷四章四1291b30—1292a38、章六1292b2—1293a10所列举的平民政体的各个品种，而内容有些不同，卷四那两章专说形态，这里则讨论其构制。

按我们前篇专著所说明的，在平民政体的四个品种之中，首先叙述的第一个品种是最好的，同时也是各品种中最早的一种。然而我之所以把它列为第一，不是因为它最先创制，而是以人民的级类作为顺序的。组成城邦的人民中，农民是最优良的级类；也就是第一级类亚里士多德的重农观念除了卷四的章四、章六之外，已在卷一的章九至十一有提到。；10假如境内全是以农牧为生的人民，就易于构建一个平民政体。这类人民终年忙于耕耘，财产都不多，没有闲暇出席公民大会。他们一家衣食的没有余裕，所以早晚不舍耒耜，终岁辛勤；他们习惯了知足，不贪图他人的财物，也没有非分之想；总而言之，他们喜欢田亩之间的作息，服务公共事务和参政使他们没有实际的收获，所以就不想参与了。15群众都不重名位（荣誉）而是爱好实利。对古代僭主政体的忍耐，就是农民知足的证明，如果寡头政体不干扰他们的农事，不侵掠他们的收益，他们也能继续忍耐。只要他们安于耕耘，不久就能脱离穷乏，或者居然仓廪充盈，实现小康。即使这些群众有时感到需要政治权力和地位，只要给予选举行政人员和听取以及审查这些行政人员的财务报告和政绩的权利，他们就满足了。实际上，有些例子表明对于更小的权利，群众也可能感到满足。比如在曼底涅亚，群众就不享有选举行政人员的权利——这些选举由在全体公民中轮流推定的选举团体来行使——但他们还是被赋予了议事的权利。25这样的政治体系虽然赋予人民的权利是有限的，仍应算是平民政体，在曼底涅亚施行的政体就是这样吉耳伯特所著《希腊政制典实》卷二1262认为，此节亚里士多德所说曼底涅亚的平民政体是在公元前421年前后的情况。有的人认为这一节举曼底涅亚作为古代有代议制的实例是不恰当的。曼底涅亚有公民大会，全体公民都参加议事。这里所说的仅是在任官方面它应用了间接选举的方法。。

因为这些情况，在前面我们涉及的第一种农业按照《巴克尔英译本》加［农业］。按照《纽校》（iv511页注释），此处说的“第一种平民政体”应是梭伦所制订的政体，下文说的各机构公职的选任方法、公民的权利等都与卷二章十二所述的梭伦“祖制”（参考1273b40—1274a3、15—22等节）相符。平民政体就适合采用这种安排，让群众获得一般应具有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全体公民应该都享有选举行政人员、听取他们的报告，然后进行审查和出席公众法庭这三项权利；而另一方面，重要的职司一定要经选举拔擢，30被选任者限制于具备某种财产资格的人。各种职司，他所负的责任越重，相应地财产资格应该要求会越高。又或设立别的条例，让所有的职司都不需要财产条件，而事实上却唯有具有相应才能的人们才可以当选。

制订这种制度的城邦能有修明的政治——全邦的职司往往托付给最优良的公民，对于高尚的才德之士，35民众不会嫌弃，也愿意以民意为凭借的行政——；而贵要阶级和高尚人士在这个体系中，往往担任公职，不会被他人或是比他们低劣的人统治，他们也能以此来自我安慰了希腊人深耻于被低劣的人所统治，见于索福克里所著《菲洛克忒底》（philoctetes）456；柏拉图所著《普罗塔戈拉篇》338b等书；德谟叙尼所著《罗得岛人的自由》15。；又因为民众享有审查行政工作的权利，这为执政人员的所有措施必须遵循法度和合乎正义提供了保证。40人们相互依仗又相互限制，谁都不能任性行事，这在事实上对每个人都是非常有利的。1319ɑ如果人类任由他任性行事，难保不会引发他内在的恶性人类心里的恶性，参看卷三章十六1287a30；以及柏拉图所著《蒂迈欧篇》71d。。有利于任何政体者的事情莫过于责任分明：把政务托付给有才德的人，而赋予群众应具有的权力，由此就能对官吏的任何过错进行限制了。

显而易见，5这一品种的平民政体是最优良的；理由是构成这种政体的（农业）人民具有某些确切的品质。古代盛行的一些法规都试图使人民从事耕作、安于农业——比如，绝对禁止人们拥有超量的土地，起码在城区附近或离城市中心若干距离之内，都对份地进行限额，这种限额就是重农法规的实例。在很多城邦中还往往有这种法规：不允许各家出卖原来分配的份地参看卷二章七1266b21。；在埃利斯，还有一条奥克须卢不能把家产的某一部分或者全部分地作抵押，可以让任何穷困的人家能长期保留他的每块田地。埃利斯的创制者奥克须卢对小土地所有者一直注意保护，见朴吕波所著《史记》iv738。

定制的禁令，10不许任何人用其地产的某部分作为抵押来借贷。如果一个城邦一开始没有这类法规而土地已经发生兼并和转让，可以用与亚菲底人相似的一种法规进行补救，这种法规也能让农民谨守田园，15安心耕作。虽然亚菲底土地狭小，人口众多，却一向全部务农。这是由于他们田产的册籍不对每家的土地进行单一的整块估值。每家田产分成几块，注明册籍；较穷的人家只要可以保持或是获得最小的一块，20就足够获得或保持公民权利的财产资格了亚菲底在撒隆尼加附近，是巴勒尼（pallene）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巴勒尼土壤肥沃，尤其适合栽培葡萄，因此人民较多地务农。此节表明亚菲底的公民资格只要有“小额”土地，让小农也可以享受公民权利，这也是奖励农业，让穷户不轻易丢弃田园的一个方法。。

作为平民政体的基础，仅次于农业人口的，应该是以牛羊畜群为生的牧业人口最为优良。牧民的很多情操（性质）都类似于农民，而且体格特别健壮；由于旷野露营的生活习惯让每个人都锻炼得非常适合战争。作为其他品种的平民政体的基础的别的种类的人民，25几乎毫无例外地比农牧更卑微。商贩、佣工和工匠之类的市廛群众卷四章四1291b17之下列举人民职业类别，本章只讲述其五，还有渔业、桡手、航海等没有加以论述。，都操持贱业来糊口，他们的种种劳作都不足称道。聚集并徘徊于商场和市区之间，这类人民与农家的散处村落、鸡犬相闻不同，很少相互来往，也不热衷于社会政治的集合，而他们也乐意参加公民大会希腊各邦商贩和工匠经常入市售货，佣工入市待雇，而平民也经常在市集徘徊，闲游港埠（参看《色奥庞浦残篇》65描述的拜占庭平民情况，缪勒所著《希腊历史残篇》卷一287。

《狄奥多洛》i747，提及埃及人全部都孜孜作业，积累物资，而希腊各城邦的民众则是日聚市场，议论政事，把本业都荒废了。《朴吕波》卷二十八73，提到很多城邦的公民大会会场就设置在市集。德尔斐的公民大会也称作“市场大会”（，，αγοραι），见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第313号。在讨论某些问题时，雅典的公民大会也曾有在市场集合的时候（参看吉耳伯特所著《希腊政制典实》英译本288页）。。30如果以农牧业人口为主的城邦的乡郊与市区距离很远比如城市建在海滨或海岬者，它的牧场和耕地一般在内陆，农牧人口的居住区域也离城市较远。按照下句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开会太多不利于政治且有害于家业。《普吕克斯》viii116，说雅典公民大会在举行特别重要的政事会议时，才会集合郊区居民。，也有利于构建一种优良的共和政体或平民政体。这样，大部分国内的人口就要定居在郊野的农田之间，即使市内还有部分民众，35那么民主性质的政体也可以制定出这种规定，凡是郊区居民不能入市出席时，就不举行公民大会。

现在我们已经说明了最优良的第一种平民政体应该如何建立的情形。根据这些说明，也表明了其他各品种应该如何进行建置。它们依次包括了较为卑下的阶级40（部分），所以逐级地偏离了第一种的典型这一句如果完全按照原文直译，要补充很多简略掉的字样才能明白：“（原本）被排除在（公民名籍之）外的（各类）民众是逐级卑下的，（包括这些类别的民众的）其他各种政体也就逐级地更加偏离。”

第60章 卷（Z）六 (3)

某一个把各类人民都吸收在内的品种，1319b如果没有适当的习俗和法律来维系，就不容易持久，这不是所有城邦都能施行的。这种政体和其他各种政体之所以毁灭的原因已经大体讲过了卷五章二至七、1311a22—1313a16。。5在建立一种政体时，民主派的领袖们一直试图尽可能地用增加人数来加强平民势力。公民资格不但授给合法子嗣；对于双亲仅父系或母系一方是公民的非自由正裔，也让他们一并入籍；在这样的平民政体中，这些人物恰好为“平民”供应了数量参看卷三1278a26；又，1275b35。。但这只是“平民英雄”们10（德谟咯葛）经常使用的策略。正当的办法不应该是这样无限制地增加数量；对公民名籍的放宽只在于让平民人数能够胜过中等阶级和贵要的联合势力，这种程度超出是绝对不适宜的。

在所有较强的平民比例都会扰乱政体的平衡时，贵要阶级会因此不安，而对这种平民统治予以抱憾——在息勒尼，15这种不安情绪甚至引发了内战（骚乱）吉耳伯特所著《希腊政制典实》卷二2311认为，这次内战就是《狄奥多洛》xiv34所记载的公元前401年的骚乱。在当时，息勒尼平民当局杀了五百富人，其余逃亡富人结队反攻，双方都伤亡惨重，而后媾和，允诺富室回归本邦。。人们往往忽视小患，一旦祸害变得如此之大，大家必定会触目惊心。在构建这种最极端的平民政体时，还有一些其他措施，比如雅典克勒斯叙尼所用来增强平民势力的各种措施，和息勒尼平民统治创业的先辈采取的各项政策下面所说的关于教仪和宗教的两项措施，按照原文不能分别谁是克勒斯叙尼、谁是息勒尼先辈的政策，也不能确切地说两地是否采取了同样两项措施。

，20都同样有利：新兴（后至）的宗社和部族，要使它们依赖旧族来共存；各族独特的教仪（祭祀），要在公开场合奉行而逐渐加以合并或废除减少一邦中纷杂的祠坛吉耳伯特所著《希腊政制典实》卷二230，提到公元前462年，在阿尔基雪劳第四（arcesilaus iv）死之后，息勒尼改建为平民政体时，有引进新族新宗的可能性。雅典克勒斯叙尼对坊社进行改编，引入新族，使它与旧族相混，见于《希罗多德》v 69、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二十一等书。除一些节日祀奉各邦通行的神之外，希腊人的许多氏族都有秘传的鬼神，祭祀一般设在私宗的坛庙或族内首领的家室。

此节亚里士多德认为各宗私祀对全邦公民的混合有所阻碍。然而《雅典政制》章二十一提到，克勒斯叙尼在对坊社进行改编时保证过各族依旧奉行私祀，这和此节所说的不完全相符。；总而言之，25要施行各种方法让全体公民解除传统的信仰和狭隘的关系，尽可能多地相互混合。并且，僭主们采取的一些策略，对于平民政体的极端形式也是合适的。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实例，比如：对于妇女和儿童的放纵，对于奴隶们的放纵参看卷五章十一13131b32—39。——如果这种放纵不超过某一阶段，就既合于权宜，又对事有利。默许人们“任情行事，逞意生活”同样也是一种有效的策略；30很多人会拥护这样的政体；克己复礼是人类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大多数群众喜欢没有纪律和节制的生活。

章五

所有有志于创制这种（极端民主）形式的政体，35因而为之立法的人们之后将会知道自己的职责不单单在于创业，其真正的意图，应当是如何维持所创立的政体并使之不致衰亡。在任何品种的政体之下，任意一个城邦都可以存在两天或三天，然而必须是能够经受住时代考验的制度，方可以说是一种政体。因此，立法家应该慎重注意各政体之所以保全以及倾覆的种种原因卷五的政体分类与卷四卷六不一样，，μοναρχια“一长（君主）政体”两型（王制与僭制），除之“立宪诸政体”以外。卷四卷六中一些品种的平民与寡头政体，在卷五中就没有提到。所以有些校勘家怀疑卷五是另一单独的专篇，为后世编者将其插入五六两卷之内的。然而本卷不少章节回顾到卷四卷五的一些章节。这里（1319b37）的一句跟章二1317b34、章四1318b7语相符，很显然，卷四卷五实际上应当是卷六的“前篇”，参看卷五章十1310b1注以及本卷章一1316b36的注。

——这一论题先前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他们应该根据这些要领，尽心创制一个足以持久的基础“保全［原政体］的各种方法”具体见卷五。本卷的论题应是“建置”，然而这一章亚里士多德又转回了卷五的论题。卷五所叙述的保全各法，除了一般通用的手段之外，对各种政体专用的手段只讲到了一长（君主）制部分，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本卷论述“建置”平民城邦（其中极端平民形式是当代流行的政体）时，又兼有了他们的“保全”问题。。对于一切破坏因素，40他们都应该提前预防，他们还必须为他们自己的城邦制定整部习惯，1320ɑ也就是不成文法或是成文法律，使之能够流传后世。在这部法典中，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切保全它的方法。那些立法家们，不管其从事创制的是平民政体还是寡头政体，都极其相似，一定要相信：只想包揽并尽可能地加强有利于自己这方面的势力，并不是良好的政策，那些能够维护其所创政体于久远的，才能称得上是良好的政策。5当代的平民英雄们热衷于取媚平民群众，经常凭借公众法庭没收私财以济公用＇δημευσι（“充公”）原字干从＇δημο－（“平民”），词义是“（把私财）平民化”，也就是没收私财以济公用。因为平民城邦的公众法庭陪审员以平民（贫民）为多，所以没收富室财产的法案时常提出。比如雅典法，本来对于犯重罪者应该判死刑或是放逐终身，或是罚作奴隶；而没收财产则常常联同这些重罪重刑一齐决定。然而党人觊觎富室财产时往往会任意检出其危害城邦、不利民众或是亵渎神明等一些模糊却严重的罪状，鼓动法庭造成判决[参看赫尔曼（hermann）的《希腊掌故》卷二125以及索尼逊的《雅典共和国的刑法》（thonissen，droitpénal de la repath）的121页]，然而真心实意爱护其政体的人们应该纠正该种恶习，相反，他们应该订立一条成例：凡经法庭判决的罚款以及被没收的财物应当全部交给神庙，用做祠祭节庆之用，而不允许转为平民公产或缴入府库。这样一来，课罚照旧，同样的，犯罪的人也能保持警戒，10而既然平民群众没有可以作为利己的私图，便不会亟亟于固入人罪了。政治告发也应该力求减少，对诬告者应处以巨大的罚金，以防止人们的草率检举雅典成例：如果政治控案不能获得陪审群众五分之一的票数，不仅控案不能成立，而且原检举人也必须罚款一千特拉赫马。另外，还要剥夺其以后的检举权（参看迈耶和旭曼的《雅典司法程序》951页）。。平时，这类控诉都施之于贵要阶级，平民党人便不会被人告发；然而这不能算是正直的治道，大家应当遵循的政策是让全体公民都效忠其政府，爱护其政体，15即便不能使人人克尽忠爱，也要保证不激怒任何人对政府发生敌忾。

一般来说，极端平民政体都是施行于人口繁盛的城邦，这种城邦的公民，如果没有津贴，便很难出席公民大会。倘若事先缺乏充分的库藏来支付这种津贴，那么负担势必就会落到贵要阶级的身上，因而当局就假手恶劣的法庭来实行苛罚或者没收私财，20同时举办财产税等办法，聚敛所需的款项。在过去，这些措施已引起了很多内讧，所以颠覆了不少平民办政体。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城邦的库藏并不充裕，公民大会便不适合经常召集，公众法庭的陪审人数也较多的应该尽量少开庭吉耳伯特的《希腊政制典实》英译本403页，说雅典公众法庭除节日以及凶日之外，需时常开庭。。如果公众法庭召开的日数能够有所限制，那么会有以下两方面的好处：第一，25富户不需再顾虑自己要承担出席津贴的巨大支出——这种顾虑，在规定只有穷公民可以领取津贴时，而富户不得同样支给的城邦表现尤其严重；第二，本来富人们就不可以长久旷废自己的家业，既然现在法庭开审为日不多，便不难抽时间参加，这样一来，每个案件便都可以获得较公平的审判。反之，如果府库充裕，足够支付津贴，30平民英雄们就不需要以公费取悦群众。

他们已经习惯将任何羡余分配给群众，而一旦群众受领这种款项，便会跟着要求有更多的分配。以这样的施济方式帮助穷人，恰如注水于漏巵赖契和希那得文的《希腊古谚》卷二161：“愚昧的挥霍犹如注水于漏巵。”。但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自当注意到不能使一邦群众陷入赤贫的困境，贫困会导致平民政体的种种缺点。因此，应该有一些措施来保证人民可以维持某种程度的兴旺。35这些打算应该照顾到全部部分或阶级，包括原来的小康之家以及富室在内；正当的办法是，将羡余积储成大宗的款项，然后以趸数救助贫民。理想的趸数必须足够让每一个穷人都能够购置一块耕地；如果积储还不充分，1320b也应当使所济助的款项可能用来从事商贩与开始务农。倘若这样的济助不能对全邦贫民同时发放，那么，可以按照部族或者其他区分方法挨次地分批发放。且，富室依然应该贡献其资财给城邦，以供贫民参加一些不可缺席的公民大会的津贴，同时，为了酬答富室的这种贡献，也可以豁免他们种种无补于实际的公益捐款参看卷五章八1309a18及注。。就因为施行这些性质的政策，5迦太基政府得以始终深得人民的爱护。

他们经常从平民群众间选取一些人，将其遣送到附属城市，让这些人在那里能够致富参看卷二章十一1272b30—33以及1273b18。。贵族阶级中胸襟开阔、心存博济的人们也可以尽力帮助贫民谋生——每个人可以分别照顾一组贫民，该组内的贫民可以从他那里领取资金来从事某些行业。就济贫来说，大家可以效仿塔兰顿人；在一般情况下，那儿的富室都是让贫户利用他们自己的产业参看卷二章五1263a21—b3，财产应该私有而公用。，所以他们都能赢得平民的好感参看1263a35—37，塔兰顿人用救济众人的习俗是由于其斯巴达移民的祖风。

1320a36—b11所说的救济事业，不管是由公共举力还是由私人解囊，都应使贫民能因而自立这论旨，在希腊古籍中不易检取实例。《雅典政制》章四十九，曾载有年老多病者日给两奥布尔的专项法律，然而这些措施只是以救济为主，缺乏积极的意义。。而且，塔兰顿人把全部的行政机构分作两类，所有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另一类则是所有人员都由拈阄产生。后一类机构平民可以轮流供职，而那些由选举产生的执事仍然可以保证较好的统治以及稳定的秩序。如果将每一行政机构的人员都分作两类，一类由选举，而另一类由拈阄任用，同样也可以收到类似的效果。

章六

在这儿，我们已经说明了平民政体应该如何建置，通过这些说明，我们不难推想出，寡头政体应该如何建置。凭借着两种政体的对反性，我们便可以设计出与各种平民政体相应的种种寡头结构。第一种是各部分势力适当地平衡的最好的寡头政体，可以说相应于第一种最好的平民政体，20它是密切地接近所谓的“共和政体”的“由对反性”（）而论政体，最好的寡头政体应该与最劣的平民政体相反，然而以下跟着举示“最好的寡头政体”和（密切地接近共和政体）的“最好的平民政体”两个品种，事实上不是两个完全的“对反”，仅是两个“相应”的政体。第一种（最好的）共和政体和寡头政体之别，参看卷四章五1292a39以及章十三1297b2—6。。这类寡头政体，应该具备一高一低两种标准的资产册籍。在低级册籍中的公民可以充任低级职司，而较重要的官员便仅仅限于高级册籍中的公民才能选任。25另一方面，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其有某一定额数目的财产便可以允许他入籍并取得一定的政治权利。这样一来，大多数群众便能够参加到政府方面，其势力便可以超过那些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们。所有在册籍上添入新公民时，必须注意到他们应该属于群众中较好的一部分（阶级）。

第61章 卷（Z）六 (4)

寡头政体的第二品种的建置跟第一种大致相同，只是任官的资格稍稍提高了一点儿。30依此而逐步加强财产条件，我们最后所得的末一种寡头政体便应该与极端平民政体相对应，这一种寡头政体已成为狭隘的门阀统治，更加密切地相近于僭主政体，既然它是最恶劣的一个品种，便时时会有倾覆之虞，因此就更加需要高度提防了。健壮的体格尽可经历霜露，坚固合适的船舰有良好的舵师与水手为之驾驶，即使遇到惊涛骇浪也不至于沉没。至于一个病弱的人或是一艘构造不良而又缺乏良好驾驶之人的船也受不了哪怕一点点的风险。就政体而言，1321ɑ也是如此。最恶劣的政体是最不容易防护的。平民政体以数量为本——这与凭功能分配权利的体系恰恰相反。人口众多往往便是平民政体赖以保全的因素。显然，寡头政体要从与之相反的因素上入手，以寻求维持它的方法，这便在于以品质为本建立良好的组织。

章七5

有如人民（群众）分成四个主要部分——农民、工匠、商贩及佣工一样，战斗队伍（武力）也分成四种——骑兵、轻装步兵、重装步兵以及海军。凡境内川原适合骑兵作战的城邦，便可以建成强大的寡头政体；住在这些地区的居民需要骑兵来为他们守御，也仅有饶于资产的富户才可以蕃育马匹以供骑乘。10凡境内丘陵适合重装步兵队的城邦，如果能组成第二品种的寡头政体也是很自然的。一般来说，披甲持盾的士兵都是取之于小康之家，而不收录贫民通论社会、军事以及政治间的相关之处，已见于卷四章三1289b27—40。。相对的，轻装部队以及海军则都从平民群众中征召入伍，可以说，其实际是平民性质的武力。现代各邦，倘若轻装部队与海军人数十分多，一旦遇到内讧，15他们常常能挫败寡头的势力。

补救的方法可以依照一些将军所取的编组办法，在骑队和重装部队中也配置相当数目的轻装部队。在发生内战时，群众之所以可以战胜富室势力的原因就在于轻装兵利于运动，捷于聚散，依仗其灵活性，20他们便可以击破骑队和重装兵的严密阵容。如果寡头城邦完全用平民编成轻装部队，便无疑替自己预先埋伏下了一支敌兵。因此，兵役的征召及教练制度都应该有所变更。兵役的年龄应该分为高低两个等级，在低役龄期间，富家子弟应该跟贫民子弟一样练习轻武器及一些轻装活动。这样一来，在他们达到高役龄期间，实际上便也熟悉了轻装战斗骑兵和重装兵因乘骑和甲胄不是贫民所能置办的，因而便全属富室寡头势力。如果寡头方面的一部分子弟参加并且熟习轻装兵种，那么在发生内战时，寡头阵营用三个兵种的联合力量出战，虽然人数较少，但仍有可能制胜平民武力的仅凭灵活取捷而毕竟力量单薄的轻装部队。。

寡头政体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让平民群众在公民团体25（统治团体）中获得某种地位，曾经涉及的见上章1320b23—27。本章上段以军事编组来讨论各种寡头体制，看起来纯属串插。以下论述的寡头政体的建置与上章相承接。一个途径是所有人只要有某一定额的财产便可以让他进入具有任官资格的册籍。忒拜所施行的方法可以列举为另一途径的例子，凡是本来属于贱业（工匠和商贩）的人，在不操手艺若干年以后，便可以获得参予公务的权利参看卷三章五1278a25。。30而实行于马撒里亚的另一个途径，是无论人们当时是否已经具备参予公务的资格，都依其才能分别编录于任用的预备名册中。

对于一些须由十足公民担任的重要的官职，应让其承担一定的公益义务（捐输）。这样，平民自然就不会抱有高官显职的奢望了，看到煊赫一时的重任原来是要支付如此之多的代价，他们也就觉得无可妒羡了。35在这些显官莅任的那一天，还应该作丰盛的献祭，在职期间应当建设一些公共建筑。这样人民不但能同享快乐，而且还能见到他们的城市中满布酬神的点缀及堂皇的坊塔（建筑），自然会安心容忍寡头政体的长久统治，而将自己的钱财当做世代的纪念，这些贵要人物的愿望也应该满足了。40然而遍观当今寡头们的作为却并不如此，他们正走着相反的道路。既取盛名，更贪厚利叙拉古的阿瑟那哥拉斯（athenagoras）（《修昔底德》vi 392）与雅典的司拉绪布卢（色诺芬的《希腊史》ii 4、40）均曾有过谴责寡头辈的兼贪名利的语句。，从尚利观念来下评判，这样的寡头政体只能是“渺小的平民政体”而已。

章八1321b

在这儿关于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应如何建置的问题，已经讲得够多了依本卷章一1317a14—16，除了平民与寡头政体之外，还应该讨论其他政体的最好建置，然而按照这一句，其他政体的建置便会缺而不论了。。在此基础上，我们自然应该进而考虑行政诸职司的安排、数目、性质和在各种政体中诸职司各自应具有的作用，也就是责任——这个论题，5在前面我们已经涉及这一论题先见于卷四章十五。与前面章的立论相比，本章的立论有所不同。本章所述的都是根据希腊各城邦的实况，内容相较而言，更加亲切。

其中例如军事与文治职司的分立，对于各机构所支公款设置稽查并加以考核，议事会中另设常务人员为之审订以及准备议案等大多都是当代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通行的制度。因此，这一章，承上数章，可以说是建立这两种政体（侧重平民政体）的比较详细的一个规划。。如果没有某些必不可缺的司职，就无法称其为城邦，如果没有某些保证社会安全、协调人民生活的机构，同样也不能成其为城邦。这是建立城邦的规律之一。而另一规律，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说过见卷四章十五1299a34以下。——小邦应设置较少的职司，而大邦则应该设置较多。由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哪些职司能够合并，而哪些职司能够分别存在。10

在那些必不可缺的诸职司中，第一种是负责商市管理，这就需要有一个职官（“市场监理”）来维持市场秩序，并随时检查商务契约。为了供应人们的生活所需，买卖成为所有城邦都不可缺少的事业。人类想要达到经济自足自给的境地，这便是最便捷的方式，15而且自足自给正是人们组成政治团体的主要目的希腊大多数城邦市场管理与城区管理是分为两种职司的，不过有时候也合并为同一个职司。小邦的市场监理是清淡的。

而在大邦，如雅典的商务则很茂盛，人民生活必须经工艺产品和农产、国内和国外的繁重贸易为它调剂，自然，商务官员便成为了头等重要的职司。按照《雅典政制》五十一，所记“市场监理”雅典城和拜里厄斯港各五人，此五人专司商品检查。又有“衡量监督”（metronomi），也各五人，专司量器检查。又有“食粮（谷物）监护”（sitophylǎces），亦各五人，专管制粉、面包、谷物等卖买的品质以及价格，还有“贸易监察”亦各五人，专司进口粮食的分配等。以上各人均是由拈阄产生，轮番受任。亚里士多德在本节所举的“市场监理”（agoranomi）想必便是用来表示这类商务官员的通称。关于自给自足为人类组成政治团体的目的，参看卷一章二1252b34。。

仅次于第一并与之相关联的20

另一种必不可少的职司是监护城区公私财产、维持并修理损坏的建筑以及街道、20查察田畴、解决民间界务纠纷，还有其他一些相类似的业务。“城市监护”这里所举的“市场监理”与“城市监护”（astynomi）这两种职司则完全不同。“城市监护”，依21行所讲的，主管市政业务（柏拉图的《法律篇》758e、763c等所讲的略同），依25行所说，则着重于防卫工作，属于军事或警务。照一般史籍，希腊各大城市的防卫责任大多属于权力较高的执政官，而不属于“城市监护”。依据《雅典政制》五十，城市监护官员，雅典与拜里厄斯港各五人，其职司是在管理民房建筑式样、下水道、埋葬露尸以及检察艺妓等，这些业务与20—21行所说的相符。

对于城市职司，该章又记有“庙宇维修”官员十人，这儿没有说明城市监护官有此业务，下文1322b20，将这一业务归入了神职的范围。负责这一职司的官员的一般称呼；在人口较繁庶的城邦，这种职司可以由多人分任，分别负责一部分专责，比如一人维护城墙，另一人管理公共水源，而又一人专司港务“公共水源管理”（krenn epimeletés），该官名见于《雅典政制》四十三。雅典城缺乏淡水，因此这一职务很受全城的重视，所以是由投票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一年。“港务管理”（limenophlax）这一名称见加吕斯托城（carystus）（迪坦贝格的《希腊碑志集》第343号），也可见于战术家埃尼亚斯的《攻城法》第二十九章12。“护城官”（teixonoioí）这一名称见雅典（埃斯契尼的《反克蒂西亚斯》14），又可见于居叙可城（cyzicus）（吉耳伯特的《希腊政制典实》卷二333）。。

仅次于第二并与之相关联的第三种必不可少的职司，25其所负的责任与前者相似，不过所管辖的地区是城外的郊区。该职司的官员的称呼有时是“乡区监护”，有时是“林区监护”参看卷七章十二1331b15。“乡区监护”（agronǒmi）主要是在郊区管理碉堡道以及公共建筑等，其职司着重于军事防卫工作。“林区监护”（hyloroí）这个官名并不常见，可能是卡尔基半岛殖民各城邦境内多山林，以造船用木材供应地中海各港，所以一些城邦设有这种山林官员。以上三种职司，在其范围之内都具有司法权力，比如处罚违章人员以罚金还有一些其他惩戒。。

除了这三种各有专责的官员之外，30还有第四种职司，其所管的业务是征收并保存公共财务收益“公共财务收益”包括公费、罚金、公产收益、税课、捐输、等各种公款收入。，并且按照规定将征收来的收益分配于各个部门，“经征司”或“司库”是这一职司的官员的称呼。

第五种职司是办理民间契约以及法庭判决注册事务的，35所有诉讼和司法预备程序都必须在这里先进行登记。在若干城邦中，这一职司就好比城市监护，分成若干部分，不过各部门之上依然设有一人，或者若干人合为一个衙署，称为之总管。这一职司的官员或被称为诚信注册司或者注册主任，40或是被直接称为注册司或者其他类似的名称按这一节所说的“注册人员”，应该属于司法业务，因此下文1322b34和各个法庭联同叙述。这种官吏散见于史籍者有米咯诺城（myconos）的奁赠登记（迪坦贝格的《希腊碑志集》433号、达勒斯忒等的《希腊司法碑志集》［dareste，haussoullier and reinach，inscriptions jurisdiques grecques第一集48页），忒诺斯（tenos）的房地产卖买与奁赠登记（同上第一集的64页），启沃岛的债务登记（伪亚里士多德著作《经济》卷二1347b35），耶索（lasus）的交易数量以及价格登记（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77号）等。。

于是，仅次于第五种的职司，实际上既是各职司中必不可缺，同时又是最为艰难关于χαλεπωαη 一词，塞普尔维达、维多利、海因修（heinsius）等人拉丁译文均作molestissimus（“最为烦扰”），斯达尔德文翻译überaus bescbwerlich，意思相同;兰比诺拉丁译文作difficillimus（“最为艰难”），而韦尔屯、周伊特等英文翻译为most difficult，取义也相同。的一种业务。这种（第六）1322ɑ职司专门执行那些已经判决并且已登记在册籍中的各种刑罚，他们必须代替城邦追讨应缴的罚金或者债款，同时也必须替城邦监守罪犯。由于这些事情深深地让受罚的人们所憎恶，因而这就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差使。假如没有重酬，人们便会逃避这类的差使，即使勉为其难地接受，他们也未必愿意真像法律所规定的那样严格地去执行任务。

然而，每一城邦却总少不了这样的职司。5人们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进行诉讼，倘若经常得不到实效，那就徒然了。本来人们就没必要参加一个不能为人裁断曲直的社会体系，如果虽有裁断但并不执行其判决的社会体系，人们同样也没有参加的必要了。鉴于这些困难，这种职责便不可以完全委托给单独的一个机构的人员。每个法庭应该各自抽出若干人员一同担任执行一切的判决，10而编造欠缴公款名单和予以追索的事务也应该以类似的方法进行办理对于这种编录法庭或者行政机构判处罚款的名单并执行追缴的职司，本节没有说出名称，这在雅典称“经征吏”（πρáκωρ）或者“执罚员”（参看赫尔曼的《希腊掌故》卷一432页）。。况且，各个行政机构也应该一律帮助执行已经依法裁断的惩罚。还有，对前任行政人员所课的惩罚尽可能地将执行的责任留给后任。

第62章 卷（Z）六 (5)

倘若课罚和执行的时间均在同一个行政人员的任期之内，那么，各机构的课罚便可以各由另一个机构来执行。比如，城市监护应当执行市场监理所定的惩罚，而城市监护所定的惩罚则应当由另一些机构的人员来执行希腊各邦的行政以及司法机构实际上经常由同一机构课罚并且征收罚金。如《雅典政制》章八所说元老院、章四十五所说议事会（布利）就是这样的。色诺芬的《拉根尼共和国》viii 4所记载的斯巴达监察院的情况也是这样。。15倘若在执行惩罚时，可以减少所引起的憎恨，执行人员便可以比较认真地办理。如果同一机构的人员既决定课罚，又执行这些惩罚，受罚者便会加倍地憎恨这个机构。如果让一切惩罚全都由某组人专门执行，那么这组人无疑会成为众人的怨府。若干城邦对于监守囚犯以及执行惩罚也由两部分人员分担。20比如，在雅典，典狱是“十一人”的专责《苏校》认为这句所举的例子实际上与上文不相符，加〈 〉。

雅典的νδεκα“十一人”典狱同时执行刑罚，偶尔也会被差遣去没收财产或征取罚款，参看吉耳伯特的《希腊政制典实》英译本257页。。由此便知，典狱应分立为一项单独的业务，然后也像为执行惩罚所采取的措施一样，由每个机构各抽出一些人来共同担任。与执行惩罚一样，典狱也是每一个城邦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职司。只是对于这种业务，好人都力求回避，不肯担任，25而坏人又不可信托——坏人自身还需要有人对其加以监守，自然没法让他来监守别人。这样，如果一邦的监狱不能委托给某一部分人员，让他们终身从事这个受人憎厌的差使，那么，便应该由不同部分的人挨次派人担任，如果那些城邦曾经对及龄公民们在雅典，“及龄公民”或“年轻公民”是指十七岁的男儿。斯巴达人对农奴施行惩罚所组织的“讨伐队”（κρυπεα），便是以青年为主。雅典或其他邦守备监狱者大多属于军事训练的预备队伍。实施军事和警务的训练和编组，那么便可以从这些青年中抽取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由各机构抽取合组成为监狱管理的职司。30

这六种职司都是最不能缺少的，也必须位于前列。挨次及其他若干职司，也是各个城邦所必须具备而且其级位也是更高的。自然，这些职司需要丰富的经验以及为国效劳的忠忱。在这里，首先，我们要举出城防与其他军事等职司。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都必须有人负责守卫城门城垣，35要有人负责召集一邦的公民，施以战斗教练。有些城邦，在军事方面设立多种职司，分别负担各项业务，而另一些城邦就只有少数军事职司，至于小邦便只要一个职司就可以统辖一切了。这些职司的官员统称为“将军”或“统帅”（指挥）统帅（πολμαχο，“战争主官”），这个名称比较古老，而“将军”（σραηγ）这个名称则比较通行。雅典、帕洛斯岛（paros）以及琉卡（leucas）等邦两名称经常同时存在。参看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329—330。。如果邦内有骑兵队、轻装部队、弓箭手队弓箭手队，平时与掷石手、掷枪手等一样隶属于“轻装部队”，因此下文只列举轻装部队官名，而没举弓箭手队官名。

ψτλｓ原义是“裸体动物”（没有毛羽者），用于兵种名称，将它和“甲胄之士”（πλη，重装兵）相对，则这些列兵与其乘马都不披甲胄，所以译为“轻装部队”。和海军，1322b各建立为独立的兵种，有时就由数人分别统率。这些指挥官就分别被称为“海军统帅”“海军统帅”是斯巴达、罗得岛、阿卡亚、阿琵多斯等邦所用名称。雅典海陆军分设统帅，可两者均称“将军”。（“舰队司令”）以雅典为例，有骑兵两联队由两骑兵将军统率。每联队各辖十个部族大队，各部族各征编一个大队的兵员和乘骑还有甲胄，都由一个“大队长”带领。

“轻兵将军”还有“骑兵将军”轻兵将军是“战斗阵列的指挥官”，雅典的轻兵将军下辖十个部族的大队长，各大队的兵员、马匹、装备都由各部族征召编成。，从属于这些将领的官员各别被称作“舰长” “骑兵大队长”Λοχαγó，多数史书中都称其为“百夫长”（centurion），相当于现代中国的“连长”，这里承接上文，当为骑兵大队长，倘若在雅典，也是“部族大队长”（φυλαρχó）。 “大队长”，5而从属于他们之下统率较小的各个部分的官员也都有各自相应的称谓，所有的这些编组组成一个军事指挥体系。这些就是军事机构的主要职司了。

一个城邦的许多机构，即使不是全体机构，也都必须经手巨额的公款，因此，应该设置独立的财务职司，财务职司不管别的事情，专管各机构的收支账目，并加以稽核。这一职司的官员的称谓各邦也都各不相同，有的称为“审计”，10有的称为“会计”，有的称为“稽核”，还有的称为“财务纠察”以雅典为例，财务稽核工作以“会计”为主，各部族各选出一人，共计十人，“审计”为辅，也是共十人。行政人员任期终了由会计与审计审查其账目，倘若有舞弊之事，随即将之诉之公众法庭；定罪后，勒令其偿还十倍于所侵吞金额，参看《雅典政制》第四十八、五十四章，“财务纠察”（synegori）的名称也可见于《雅典政制》章五十四。。

除了上述的各种职司之外，还有一个超乎其他诸职司之上的职司。该职司执掌着全邦的每一项政务，在很多城邦中，各项政务都是由他们向公民大会动议，而且也由他们取得决议并交付实施。有些城邦，平民群众直接裁断一切政务，那么实际上，这些官员就成为了公民大会的领导，15即主持机构，固然公民们握有全邦最高的权力，然而必须有人为之召集。在有些城邦中，这一职司的官员，因为他们“预审议案”并且主持会议，所以称为议事预审官。如果邦内原来是以公民大会为主，那么这个职司便属于议事会按照此节来说，似乎凡有公民大会的城邦，议事会议员们便做公民大会的主席团，而不另设预审会。然而，实际上，议事会人数很多，因而不能全体一起去主持公民大会。

以雅典为例，各部族各五十人，十部共五百人，各部族另外在五十人中再各推定五人，合五十人组成参议会（πρυανεα，普吕坦尼亚）。在这五十人中，再拈阄按月抽出一个参议员，轮番为“首席”（πισαη），另外再推九人为“上座”（πρóεδροι），另外在五十人中选取一“秘书”（γραμμαε），合十一人组成“参议会主席团”。公民大会开会便是由这十一人团体主持。大会中，十一人坐在前列，必须首先发言。公民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在施行时，举当值的首席姓名及其部族名和秘书联署后公布。他们的餐桌设在参议会大厅，餐费由公费来支付。除了公民大会的议案预审工作外，议事会实际上还有其他广泛的职权，详见《雅典政制》二十一、二十二、四十一、四十三、四十五等章，参看章二1317b32注。。

大体上，重要的政治职司就是这些。20不过这里还必须有另外一个部门，专管奉事神明的业务，这些业务需要“祭司”与“庙董”。这类执事、庙董负责维护与修葺坛庙，同时管理有关祭祀事项的一切公产。有时，譬如在一个小邦中，所有这部门的业务便都属于一个职司小邦中，“庙董”们所任庙宇修葺事项便是由“祭司”们所承办。，其他城邦也有设置若干职司的，除了祭司以外，还有“典祀”“典祀”（‘iεροποιó）这一名称见于提洛的阿波罗日神庙（迪坦贝格的《希腊碑志集》367号）、米咯诺城（《碑志》373号）还有埃琉西城（eleusis）（《碑志》13号），这些城邦的“典祀”是为神职，也兼管庙产。迪坦贝格的《碑志》334号注13，指出雅典有若干不同业务的“典祀”，《雅典政制》第五十四章，所记载典祀一共十一人，是由公民大会拈阄选任产生。

“坛庙守护”以及“祠产经纪”“坛庙守护”这个神职，另见于欧里庇得悲剧的《伊菲琪尼亚在陶利斯》（iphigenia taur）1175。而“祠产经纪”这个名称则是于雅典者有雅典那庙与其他神庙的经纪，共十人（《稚典政制》三十），见于米利都附近，第弟马阿波罗神庙（apollodidymaeus）者有勃朗沽族（branchidae）世为该庙经纪（迪坦贝格的《希腊碑志集》170号），见于陶利斯的契尔索尼苏（cherosonesustaurica）者是为“神务经纪”（同上252号53），见于斯底里斯（stirls）以及耶吕苏（ialyaus）者（同上第294号、357号），称为“神司经纪”。。

与这些职司相类似而另行分立的，25还可以有一个管理全邦公祭的职司，这种祭典不在各坛庙，而是在城中公龛的神火希腊人各家于室内的家龛供奉“司火女神”（eσα），各邦公龛则设在参议会大厅，希腊以城市为邦国，参议会会所与现在的市政厅相类似，也与国会大厦相类似。龛前篝火，有贞女看守，永世不使熄灭。殖民城市的龛火都是在山母国取火种，再传递到新邦。希腊人以此作为民族生命以及城邦活力的象征。

参议会大厅是公民大会主席团的所在之地，外国使节莅止，也在这儿由“执政”接见并款待，有大功于邦国、死难于战争者的烈属等，每逢岁时节庆，也在这个大厅里会餐。前举行，所以，各邦都规定这种祭典不属于祭司的职掌。至于对这一典礼的主祭的称谓，有些城邦称为亚尔公（οιαρχονταｓ执政），30而另一些则称为巴西琉（οι βασιλειｓ，王）βασιλυ，巴西琉（酋长或王）：古代都兼领祭祀和军政，为主祭，也为统帅。后来平民政体代之而兴，王制很少流行，然而在一些平民或者寡头城邦，虽然王权已削落，但仍保留“巴西琉”作为某些祭祀的主祭。参看卷三1285b13—18。，还有一些则称为普吕坦尼（οι πρυτνειｓ，参议员）见1322b18注。。

各邦诸职司可以按照它们所负的责任（作用）加以分类。第一类负责的是有关神明（祭祀）、军务、财务收入以及支出的；第二类负责的是有关市场、城区、港埠以及乡郊的；第三类负责的是有关法庭、执行惩罚、监守囚犯、契约注册和查阅、审计、检察各行政机构的账目；35最后一类负责的是有关政务的议事诸职司本章开始所述各职司以轻重为次序，职轻者在前，重者越后。而此节总结各职司，以所管业务分类，便与原来的次序不一样。兹依《纽校》iv566页所作的分析，分为四类。祭战列为一类，可参看卷三章十四1285a5—7、b9。。除此之外，某些城邦，在它繁荣的时代，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等性质较为闲暇的职司，从事教化，比如“妇女监护” “法律（礼俗）监护”从上下两名称猜测，这儿的“法律监护”（νομοφλαξ）应该是教导成年人遵守礼法的职司，也可译为“礼法训导”。

下文7行的“法律监护”应是同这一职司相异而和1298b29所举者名实相同。 “儿童监护”和“体育训导”。1323ɑ这一类中，我们也可以将经办体育竞赛和戏剧竞赛（狄欧尼修节庆竞赛）还有其他一些相似的文化活动等列入职司《雅典政制》章六十每部族拈阄选择“竞技委员”各一人，共十人；经过考试后授任，任期四年，在泛雅典娜节主持体育、音乐、跑马等竞赛。又第五十六章：“当值执政”（argon epónymous或译“题名执政”）主持狄欧尼修大节的戏剧竞赛，第五十七章：“王执政”主持狄欧尼修小节的戏剧竞赛。。这些职司是完全不需要的，像妇女和儿童监护，在平民城邦中是完全不需要的——那儿的穷人们没有奴隶，5便不得不让他们的妻子及子女做奴仆所做的杂事《纽校》iv 568说，不少史论家认为希腊各邦的平民政体实际上大多数都是贵族或寡头政体——原因是每一个公民都至少拥有一个奴隶。按照此节所述的“穷人”无奴隶，既然平民政体以不畜奴隶的穷人占大多数，便不可以说他们实质上是少数制政体。

“妇女监护”（γυναικονομα）这一职司，实际上，不仅较大较富的城邦，例如塞莫斯岛、叙拉古等都曾经有设置。（参看吉耳伯特的《希腊政制典实》卷二337以下），财力较差的，如刚勃赖恩（gambreium）也曾有这种职司（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470号）。“儿童监护”（παιδονομια）这种职司，亚里士多德死亡后比其生前，各邦也更普遍存在。，这样一来，他们便没时间来听受监护们的教导了。

且，领导选举团体选任最高执政机构官员的职司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法律监护会”，第二种是“议事预审会”，第三种是“议事会”。第一种适合于贵族政体，第二种适合于寡头政体，而第三种则适合于平民政体。

虽然我们现在对各种职司几乎都已经作了简明的叙述，10然而……6~9行说得比较简略，似乎是偶尔的札记，尚未成章，10行开始，只写了一个分句，实际上是未完成稿。

第63章 卷（H）七 (1)

章一

我们再进行下一个论题，在对最好的理想的政体进行精确研究前，应该先讨论人类最崇高的生活15的性质这句与卷三末尾一句重复，参见前注。卷七卷八的编次问题参见卷四开始卷注。要研究政治理想就应先考察人类生活，参见卷四章十一1295b1讲，“原来政体就是全城邦公民生活的规范”。

布拉斯（《来因博物院院刊》卷三十九180页）（tblass，rheinisches museum）注意到《政治学》卷八行文较少“希亚托”（hiatus）；纽曼检校卷七也较少“希亚托”（母音冲突）。现世所存的当时曾经公开流传的亚里士多德对话也一样。由此诸家揣测这两卷是亚里士多德预备在当时问世的，所以着笔较严整，取材也都是当世所共喻，而说理也是取较通俗的方式（《纽校》i“绪论”297—298页）。。如果人们对这点还不清楚，那么对理想政体的性质也一定不能明了。在本源上，两者互相关联，那么，只要世界不反乎常道，并且各邦在现实的情况下所达到的最优良的政体中，我们便可以希望达到我们心目中最优良的生活。20因此，我们首先要求抽取全人类在一切情况之下所公认的最为乐愿的某种生活方式；进而考察公共社会团体所乐愿的生活是否和私人所乐愿的生活方式等同。

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生活论题，已经详见于院外课程“院外课程”（ξωερικολóγοι），参见127b031注。培尔奈认为是“非学术性著作”，即通俗论文，在这里并说，就1323a23—b136一段的行文造句研究，其所撮取者是出于亚里士多德早年所作的一篇伦理对话（参见培尔奈的《亚里士多德对话）［bernays，dialoge desa］69页）。这一论题及以下的辞旨，和见于《尼伦》卷一章六和卷十章六。在下文章十三涉及相同的辞旨时，就提示《伦理学》这一著作。此处之所以要取材于其通俗讲稿或者早年著作而不取材于先已成书的《伦理学》，它的原因现在也难以确切说明，参见蔡勒的《希腊哲学》卷二2119。所授的讲稿；以前所说的我们认为大体尚属恰当，现在可以简单地重提几点。对于最优良的生活，我们所作的分析确实谁都不以为误。25人们之所以能够造诣于优良生活者一定具有三项好的因素：躯体诸善，外物诸善，灵魂（性灵）诸善参见柏拉图的《法律篇》卷三697b和卷五743e。。

一般论者都公认只有幸福（至乐）的人生 ο μακαροι，“幸福的人生”或译成“快乐的人生”。如果人的体格、财物、德性三者都好，那么其人就幸福而快乐。按《尼伦》卷一章十一1101a6—8，“快乐”（μακαρο）的意义较重于“幸福”（ευδαμων）。这两词本章作同义词应用，参见本卷章九1328b34—40。才完全具备所有的这些事物（诸善）。听到蝇声掠过身边，有些人就突然惊惧；偶感饥渴，有些人便饕餮纵饮。为了两个铜元，有些人两个铜元是“四分之一”的奥布尔。希腊币制规定：八铜元合一个奥布尔（略同于旧中国通用的银角）。六奥布尔合一特拉赫马。不惜毁伤他平日最要好的朋友；30有些人心志迷惑像疯子，或愚昧像小儿这里所举的怯懦、、不义、无礼愚昧四例，是想说名与希腊四德相对的四失或四妄。：一个人如果没有丝毫勇气、正义、节制、明哲（智慧），世人决不能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一旦把这些命题提出，则全部可以获得绝大部分人的立即赞同。

但进一步如果考究到人生对上述诸善（事物）各自应有多少而且以后可以说是适如其量，各项善物之间又孰重孰轻之时，对这些命题，人们就会产生不同的意见。35有的以为对于灵魂诸善（德行），人只需适如其量就已经足够了，至于资产、财富、名誉、权力以及类此的种种事物则多多益善，从来没有限度。对于按照这种思想而行动的人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回答：“请注意事实，40事实容易帮助你明白而了解问题的真相，灵魂诸善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全部依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1323b诸善才能得以显露。你也可以看到，即使人们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能获得幸福，并且两者结合起来也能获得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会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对人生无济于补，终究依然还是靠衣食来维持生活，而思想（理解）和虔修品德（情操），5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除了人生的经历可以给这些论旨作出证明之外，我们在思想上也不难求得理解。

外物诸善，好比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会有限制参见上文卷一1256b35、下文本卷章四1326a37—b2。。一切应用的事物实际上，包括躯体诸善和外物诸善，情况在这里完全相同；这类任何事物倘若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过少也一定会无益。10至于灵魂诸善，情况就恰恰相反了。灵魂的各种善德越多而其效益越明显——我们这里的确不仅应该称颂每一善德，还必须指明它的实用（效益）。

我们可以列举出大家所公认的一个命题：如果我们较量事物之间的优良程度，就可以知道每一种事物的最好情况（境界），155并且都符合于其所以表现出的这个最好的情况（境界）的本质按照《巴克尔英译本》：“甲物最好境界比乙物最好境界更符合于甲物的本体比乙物的本体。”διáθεσι，或译为“情况”或“境界”，或译为“安排”或“趋向”，其释义参见《形上》卷五章十九。。那么灵魂之为物，如果在本质上和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躯体或财产更为可珍贵，则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健壮的躯体或最富饶的财产更为珍贵。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外物（健康和财产）之为善，实际都是在成就灵魂的善德，所以明哲的人都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使自己的灵魂竟然处于屈从的地位。20

于是，我们大家可以确认，各人所得幸福的分量应正好等于他的明哲和善德，以及他所显智慧和所作善行的分量。神的本性应该是这一真理的征信。神是幸福而快乐的；但神之所以幸福而快乐，不是凭借于外物诸善，而是一切由自己，凡是能为乐而邀福的诸善已全在他的本性中具备了参见《形上》卷十二章七章九和《欧伦》卷七章十二1245b18。。从而在这里也可以阐释幸福25（快乐）和幸运之间所具有的区别了。人成为幸运者，由于偶然的机会往往获得灵魂之外的诸善（健康和财富）；可是谁都不能完全依赖偶然的机会而成就其和敦厚（节制）正义（属于灵魂的）诸善，因此而获得幸福参见《尼伦》卷一章九1099b7—20和卷七章十四1153b21以下。。

与以上相似的论辩，30接着可以引出另一个原则：社会（团体）幸福的由来固然应该和个人幸福的由来相类似，由此看来，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在道德上必然是最为优良的城邦。如果人不做善行（义行）终不能获得善果（达成善业）καλｓ πραειυ兼有数种意义，（一）（1）义行，（2）善行；（二）由义行或者善行以达成善果或成善业。在这一节中，这一词分别表达了这些意义。全节的本旨仍在阐述幸福（快乐）基于善德（灵魂诸善）。；如果人无善德而欠明哲，也终不能行善（行义）；城邦也一样。一个城邦必须有类似于人们所称为义士、哲人、达者的诸品德35“称义、称哲、称达”，同下文义、勇、哲三善德不相符。

按照下文三善德，如果相符的话这里应为：“勇士、义人和达者”。瓦伦的《论亚里士多德著作》“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章”（vahlen，aristotelische aufsatze“ueber ein capitel aus aspolitik）列举卷一章十三1259b39—1260a2、卷三章十二1282b36—1283a3以及卷四章十一1295b6—9，也都有这样不相符的措辞。，只有正义、勇毅和明哲诸善性，才能达成善业，进而达到幸福这一节的命题为“每一城邦，有如每个个人，有多少善德就得有多少幸福”，上节的命题为“人有多少善德就得多少幸福各人的幸福基于各人的善德”。。

这些叙述可以作为我们议论的序言。其中有关的辞旨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预先有所说明，然而这里也不能把所涉及的论点全部进行详细的论述。这是另一门学术的范围。我们在这里只须确立这样一个命题：40“人类无论是个别而言或合为城邦的集体而言，都应该具备善性并且配以那些足以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事物，如躯体诸善和外物诸善，1324α从而立身立国以营善德的生活，这才是最好的生活。”这一节与上文1323b22、33等句都着重于各人或各邦的善行。在这里慎重说明，善性必须有外物（包括躯体和财富）为之“配备”然后能行善事而成善业。比如家有余资，施济以见其仁爱；体魄健壮，忍耐艰苦来显示其勇毅。此种意义也见于卷十章八章九。但在《尼伦》卷一章十，又说高尚之士只有在其穷乏而失去外物配备时，更见其安详，当德性的内美遭际困难时，其才能发出光芒。对这个命题，不是人人都赞同；但在这一研究（专篇）中，我们就不再进行深入论辩，假如他们有任何不同的意见，等到以后再答复。

章二

这里还有一个有待商量的问题：5个人幸福和城邦幸福终究是否相同？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答复：大家全都认为这二者是相同的上章1323b30—36，说明城邦的道德与个人的道德是相同的，而且城邦和个人都因为善德而获得幸福，这事实上已经说明两者的幸福也应当是相同的。这里用“大家全都认为”的论断方法，是对问题加以更加切实的肯定。这种辩难措辞同上章1323a40相似于“注意事实”（或经验）的论断方法。下文的意旨：各家对于幸福（快乐）的观念也不同，或以善德为幸福，或以权力为幸福，或以财富为幸福，；但虽各家对何为幸福（快乐）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对于“城邦幸福必须跟个人幸福相同”的观点则完全一致。。每一个相信个人的幸福（快乐）且依托于财富的人，也就相信只有城邦富裕才会有幸福（快乐）。凡是认为僭主的生活比其他众人更高尚（尊荣）的人，也一定会以为最幸福（快乐）的邦国版图一定最大，人数也一定最多。10凡是把人们的善德作为衡量各人幸福（快乐）的标准的人，也一定会把城邦的善德作为衡量城邦幸福（快乐）的标准。

由此引出两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其一是或者像一个不参与一切政治的侨居的客人，或者联合其他公民一起积极参加城邦的各种活动（事业），此两者哪一种是更为可取的生活根据上节，城邦幸福已经被确定为是和个人幸福相一致的，则每个人理所应当地参加城邦的一切活动。此节又作为疑问，提出隐居独处或投身政治，哪个可取？《纽校》（卷一“绪论”305—308页和卷三文义注释320—322页）讲此题系针对其前辈和当世一些人的避世思想而发（参见下文1324a27、35、1325a18），并且指出阿里斯底浦、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伊索格拉底等都有“独善其身”的思想。阿里斯底浦（aristippus）说丢弃政治的烦累生活方能过好私人的恬适生活（参见色诺芬的《回忆录》ii 1、9）。阿里斯底浦学派称林泉逸居的闲静生活为“晴朗的日子”（见狄欧根尼·拉尔修的《学者列传》ii 89）。这种“晴朗的日子”正好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幸福”。

第64章 卷（H）七 (2)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以一克拉左美奈人久居雅典为“侨民”以及晚岁被迫离弃雅典后也不回到故国，最后客死于朗伯萨可，终身也没有参加城邦政治（见《修辞》卷二章二十三1398b15）。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辞去行政官职而就家居（参见西塞罗所著《演说家》［cicero，de oratore］iii 1556）。伊索格拉底讲明自己终生不任官职的意见于《召抵》145和150节。亚里士多德注重实践，他认为善性见于思想不如善德见于行事，因此把参加政治作为每个人的正当生活；在世时不论穷达都应“兼善天下”。？15其二是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城邦的政治活动需要全体公民一致参加，也可以假设只需要大多数公民参加即可，按照以上的假设，对于这个城邦而言，哪一种政体是最好的政体，怎样才是最好的安排这一节的第二个疑问实际是跟着第一个疑问引出的。安排得最好的政体可使原来嫌恶僭主苛政或因群众喧哗而厌弃政治的人不再回避世务，这样，人人都乐于参加政治了。？

不同于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与政治思想和学说有关，恰好在我们现在这一专篇这一“专篇”即现行这部《政治学》的卷七卷八。所研究的范围内，20至于第一个有关个人善德的疑问则不是目前我们要研究的主题，只是从属于主题的附带讨论。对于何为最优良的政体，大家都明白的一点是：这必须是一个能够使每个人，无论其为注重实践或专于沉思的人，竭尽所能便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政治组织。然而大家就这一点虽然可以达成一致，对于另一点的意见却存在诸多分歧。25即使是那些一致将善德作为最优良生活的基石的人们，在这一点意见上也各执一词：怎样的生活方式是以善德为本的生活？通过参加政治活动而实践世务，还是与一切外物和俗事隔绝而独行于所谓静修（沉思）的生活——按照一些人的论断，一个哲学家的事业只是玄想？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从古至今，但凡崇尚善德的诚笃的贤者，30都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要想确定真理究竟属于哪一边是很不容易的；然而这无论是为个人按照上文21行“个人”的生活思想可以不提，这里偶尔又与“城邦”的政治集体生活并举。

本章的主题是探寻城邦较优良的生活并研求与之相符的政体；疑难的要点是在邦国应专心内修（35行），还是力图扩张（1324b5行）？或为城邦都是一个重要的关头，都必需凭借其明哲，抉择一条更优的行径来达成更为高尚的志趋（目的）。有些人认为一切邦国都应该安于内治，35不应当凭借自己的权力去干涉邻邦内政；他们厌恶一切专制统治政治应重视内修，厌恶专制和暴力的思想，参见于阿那克萨哥拉的思想，可参见《尼伦》卷十章九1139a13，参见于伊索格拉底的，可参见《致（僭主）杰森（jason）诸子书》11。，指斥其为人间最缺乏公正的悖德，而对植根于法治的政权也难于接受，在他们看来，虽不能说这种政制有违正义，但对于个人的“恬适”（幸福）εημερα，“晴朗的日子”，译作“恬适”，参见1324a16注。仍然会有所妨碍。

另一些人的思想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人生的本分就在于世间的实务40和邦国的政治；如果人与世隔绝，那么包含在社会的公务和城邦活动中的诸善德（勇毅、节制、正义、明哲）就将无法实践《纽校》Ⅲ324，相反于阿那克萨哥拉等的内修思想且以人生和政治重在行事者，列举高尔吉亚为例（参看柏拉图所著《曼诺篇》71e、《大希比阿篇》［hippmaj］282b和色诺芬的《长征记》ii 6、16等）。柏拉图所著《理想国》600c，所述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和普罗第可（prodicus）的政治思想也虽然相类似。

虽然雅典人政治思想喜欢理论，乐于辞辩，而大多崇尚功业，重视实践，可参见《修昔底德》卷二总叙雅典文化及其政治品德的40和41章。。那些重视世务和政治生活的人们，1324b有些人就以此为其立论的止境，而另一些人则更进一步，竟然认为真正造福人民的政体是专制和僭政的统治；而且世上这样的邦国也不在少数，把奴役邻邦作为自己的宗旨（职志），强迫制度和法律与这种扩张的目的这里，在尚世务重实践的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将其又分为极端和温和两派。这种反乎内修而力图向外扩张的政治家在现实政治中是很多的。《纽校》Ⅲ325，这一章提出这个问题以及相应的说明和批评，认为可能是有感于亚历山大的远征而作（参见亚里士多德《残篇》六一四1581b18。助长这种政治扩张的学者和作家当时和以前也是很多的（参见下文章十四1333b5—21）。相符合5。

的确，在大多数城邦中，大部分法律只是些芜杂的条例；但我们应当明白其并非全无作用，至少还有一个目标——霸业。例如在拉栖第蒙（斯巴达）和克里特，他们就是以从事战争为目的而制订教育制度和大部分法律的参见卷二1271b2—7和卷七1333b5—16；柏拉图的《法律篇》，卷一626a和633；又普鲁塔克的《莱喀古士传》31和《阿褐雪劳传》33。。与之相似的是，所有强盛且拥有足以征伐别国力量10的非希腊民族都极其重视武德，斯居泰人、色雷基人、波斯人和克尔得人都是这样《希罗多德》ii167所列举的好战民族为斯居泰人、色雷基人、波斯人和吕第亚人；这里举了克尔得人（北方民族），而不是吕第亚人。。

在这些民族（国家）中，有的就颁行专律以鼓励武德；据说迦太基对于每一个即将出征的士兵都授以一个新的象征光荣的腕环（臂铠）按照纽曼，κρκων作“腕环”解，普鲁塔克的《德谟叙尼传》30，所说òν κρκον载明“戴于腕上”。。又如，在马其顿，曾经有一条专律规定，15凡是还没杀过一个敌人的男子，腰间只可束络，不得佩带此律无可查考。腰带上可镶嵌金玉之类大概以示光荣。《集锦》（anthologia palatina）xi 238，讲加巴陀阡人（cappadocians）官长的服饰，腰际上有佩带。。

根据斯居泰人的习俗，凡还没有杀敌的男子，不能参与某一节日宴庆的传杯仪式中的欢饮“传杯”而饮的习俗可见于游牧民族。雅典那俄的《硕学燕语》498，也有类似的记载。。伊卑里民族也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在他们那里也流行着类似的尚武习俗；在死者坟墓周围环绕尖石（石柱）20以标志他生前的战功，尖石的数目就是他生平所杀敌人的数目柏拉图的《法律篇》637d，所列举非希腊民族的好战者为斯居泰人、迦太基人、波斯人、克尔得人、色雷基人和伊卑里人；对希腊族则列举克里特人和斯巴达。伊卑里人勇敢善战，也见于《修昔底德》vi90、《狄奥多洛》xiv758。

大马士革的尼古拉的《残篇》121；攸克辛海（黑海）东岸，高加索山麓，名为辛地人（Σνδοι）的一支斯居泰族，在战友死后祭献时，计算他生平杀敌的人数，上献如数的鱼（缪勒《希腊历史残篇》卷三460）。

βελσκου有些译本作“石柱”（华表）解，按照纽曼（《校本》Ⅲ329页）和杰克逊（jack－son）解（参见于《苏校》四版英文注释）作“尖石”解。。

这类提倡尚武精神的传统规矩在各民族间都流行着，有些是出于习俗，有些则被定为法制。可是，在一个清醒且能时常反省的人看来，作为一个政治家，只专心于制伏与统治邻邦的策划而完全不顾他人的意愿，25这是很令人诧异的。实际上这种统治并不合法，如此非法的事情怎能是一个政治家或立法家设想到的呢？掌握了权力就放弃了正义，这种不问是非（义或不义）的强迫统治必定是非法的。再没有其他的技艺或学术可比拟这种政治家的本领。这就好比对于病人或水手，任何医师或舵师都绝不应该运用诱骗或强迫的手段。30然而，涉及到政治问题时，很多人似乎就开始相信政治家的真本领即是奴隶主对付奴隶的专制；人们往往这样，那些在自己人之间认为不义或不宜的手段，在对他人（异族异邦的人）实施时却不以为可耻。他们在处理自己人内部之间的事情时总要求以正义为依据；35然而对于自己以外的人们，就不谈正义了。这样的行径是如此的荒谬；如果世上有一些分子生而具备自由的本性，同时也有另一些分子天然需要受人统治，那么专制的权力就应当仅限于那些本来就非自由的部分，而不应把这种权力向任何地方扩张

40参见卷一1255b6—15和卷三1287b37；又见，《残篇》八一1489b27。参见伊索格拉底的《腓力》（philippus）154，劝告腓力要好好对待希腊各邦而扩张马其顿的权威于非希腊（野蛮）民族。。没有人会把人类当做猎取的对象以供餐桌或用作献祭：狩猎追逐的对象应当是那些适于所需的东西，而餐桌或献祭所需者应当是那些可以宰食的野生动物。设想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有一个孤处但幸福的城邦参看柏拉图的《法律篇》704c中关于“幸福岛”的设想。又，参见本卷章十五1334a31注。。1325α这个城邦虽然四境无邻，但却流传着诸多优良的礼法，大家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岁月。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优良的政体，可是，崇尚战争并倾心于征服敌国绝对不会成为这种政体的宗旨，于是按照我们先前的假设，这个独立城邦是不存在任何敌国的。

5论述至此，我们足以明白一点，假如大家认为武功也是一种善德（善业）武功之为善德，其道是在勇毅。，但其终究不能成为人类超乎一切的主要目的：武功只是人们用来达到主要目的的一些手段。大家共同的优良生活以及由此而获致的幸福应当是，优良的立法家们对于一切城邦或种族或社会所应当操心的真正目的。立法家应该坚持这种目的，只是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在制订法律的时候，10对于某些条例完全可以各尽其变。如果一个城邦接壤于若干邻国参见卷二章六1265a20—26和章七1267a19—21。，为之立法的政治家既要应付每一邻国可能发生的挑衅又不得不熟虑国情，因此就要让其人民预作相应的操练并安排好各种适当的措施。15但对于最好的理想城邦所应具有的目的这个问题，以后会另行论述见本卷章十三、十四。。

章三

现在，我们须对那些同样视善德为人类最优良的生活而在实践上却又持不同观点的两派学者的意见进行研究参见上章1324a13—18所提的两道题中的第一题——“人生应以入世或避静为宜？”，原先已在第19—21行中申明它属于个人生活思想问题，本可不论，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仍含有政治思想，因此本章对此进行更深层次的辩难。。有些讨厌政治的人认为，独立自由人的生活与政治家的生活不同，他们通常会乐于安静，宁可避世寂处。而另一学派则认为，20政治活动是最优良的生活之一。人生一定要先有“善行”，方有“幸福”，人若“无为”，便无“善行”可言。这两派学者的持论都有其道理，但都存在着许多谬误。

前者认为，一个独立自由人的生活比做若干奴隶的主人的生活还要美满，这实属是正确的观点。我们不能将管理奴隶，对奴隶实行专制称作光荣，在日常鄙俗的25事情上号令众人也不一定能表现出自己多么高尚的才德。另外，他们认为，一切权威都是奴隶主的权威，这一观点便是不正确的了。天赋的自由人不同于原为奴隶的人，自由人之间的统治也不同于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关于这个论题，我们已经在第一篇论文中阐述了很多参见卷一的四至七章。。他们的另一个谬误在于，这个学派的学者过高地看待30“无为”（òπραεν），因而竟然认为“无为”比“有为”（ò πραεν）略胜一筹。实践（“有为”）便是幸福，义人和执礼的人之所以能实现他们的善德，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行为。

第65章 卷（H）七 (3)

也许，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论点被一些人解释成这样——一切善行中最高的事物便是所谓的最高权威，他们认为，35权力越大，就能实践越多越大的行为《修辞》卷一章十二1373a25中对僭主杰森的权力思想进行了记载，说人应该不惜以任何恶劣手段为代价在一国中建立自己的最高权力，必须使自己置身于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才能施展最好的才华，成就伟大的事业。参见普鲁塔克的《修善正道》（praecreipgerend）24、《摄生要诀》（de tueudo sanitate precepta）22。杰森服膺高尔吉亚的政治思想，另见于鲍桑尼阿斯的《希腊风土记》vi 179。这种权位观念就曾发生在高尔吉亚思想的过度推广中，这一节似乎暗指杰森。。

将这种解释进行推广，那便是：一旦人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就永远不应把手中的权力让给自己的邻人了；相反，他还必须尽自己的努力，争取从邻人那儿夺来更多的权力。实践（行为）既然是人间的至善，而实践又有赖于权力，因此，一旦遇到权力关头的事情，人们就不得不为了权力而做出义无反顾的事情，谁也不要为谁顾虑，父子之间不必相互让步，40朋友之间也不必互相关顾。倘若这种解释包含了真理，那么，对盗贼和暴徒来说，他们所犯下的（罪恶）行为，也就可以借口说是因怀有某种崇高目的而不得不使用这种手段了。1325b然而，对于社会而言，这种行为终究是不能被容许的。因此，假如说他们的设想可行，那也未免显得过于虚伪了。人们要想有所作为，就要取得和受他所作为的人相比有确定的某种程度的优胜，比如丈夫相对于妻子的优胜，父亲相对于子女的优胜，主人相对于奴隶的优胜，这样一来，他们的作为才能赢得尊敬。

至于那些进行非法活动的人们，单凭其所犯的罪恶，5便可证明其比受他所损害的弱者还要低劣，绝不能通过日后成就的任何重大善业，来对以前的罪孽进行平衡，更不可能将他们之前留下的污德消除干净。这样一来，我们便可断定，一切善德中的最高事业是永远把持统治权力，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合理。根据平等一致的原则，在一个由一群同样的人组成的社会中，轮番为治参见卷三章十六1287a10—20。制度的实行的确是合乎正义的，值得我们为之称颂。而那些违反自然的行为，如对同等的予以不同等的分配，或在同样的人之间施行不同的待遇，10都不足称颂。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世上，值得大家永远追随并一致服从，且（不作轮番而）仍不失其为正义和优美的治道的人参见卷三1284b32—34和1288a28。，必须是这样子的：他的善德优于他人，为人兢兢为善，而且没有人能超越他。当然，只有善德还是不够的，他所具备的条件和才能必须足以实践一切善行参见本卷章一1323b39—1324a2。。

倘若我们所持的“幸福在于善行”的说法不存在谬误，那么对城邦的集体生活和人们的个别生活而言，15“有为”（实践）必定是最优良的生活。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有为”生活，并不完全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必须要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说人的思想只在于指向外物，当他对外物的活动被引发出时，才能说他正有所思想。20更高级的思想活动在于纯粹为了思想而思想，只自限于它本身而不外向于它物。我们要求的目的是善行，当然我们应该做出某些行为以表现我们的意旨。不过，以这些外现活动为依据，也充分确切地表明思想为人们行为先导的观点。既然思想本身也是一种活动（行为），那么，当一个人在专心内修、完全不干预他人时，他也在进行有为的生活实践。因此，自愿与世隔绝的孤处城邦也不一定无所作为。

在邦内各个部分中，他们可以尽自己的力量进行活动，求其实践。25通过这种活动，城邦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多。个别的人生也是如此。如果否认内在的活动，那么完全自足于己而不务外求的宇宙体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一个宇宙”，除了整个宇宙之外，不存在其他事物（参见《说天》卷一章八276a18），因此宇宙并无向外活动。“神”是宇宙的原动者，神心以大自我为思想对象，也就是思想于思想的纯思想（参见《形上》卷十二章七1072b22、章九1074b33、1075a11），因此只有“内在活动”，而没有“向外活动”。关于整个宇宙体系，详见《形上》卷十二章八。普鲁塔克的《神识非必应说》（de defectu oraculis）24存录着古希腊人有关“多宇宙”的说法。和神也将是不完美的事物了。

因此，显然这也是最优良的个人生活方式，30也就是说，将全邦作为一个集体来看，对全邦所有的人而言，这也一定是最优良的生活方式。

章四

现在，我们回想一下之前所讲述的其他各家的（理想）政体参见卷二。，并以这些绪论为导引，来研究这个论题的其余事项。首先，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是：构成理想城邦的基础（条件）都有哪些？35一个完美的城邦所具有的配备必须与其性质相适应χορηγα这里解释为“配备”，指物质条件或社会生活的基础（参见本卷章一1323b40—1324a2及注）。理想政体应该有理想的社会基础，但根据章一1323a17—19，在现实环境中，利用构成最好政体的条件是所可获致的最好的物质条件。。这是作为理想城邦的基础条件之一，而我们也得为此设想包括可能实现的和纯属理想的若干情况参见卷二1265a17。。所谓各种条件中的重要事项40便是公民群众和土地（境界）。

一切工艺家，例如织布匠或造船匠所具备的原料都必须与他们的工艺相适应，1326α原料准备得越好，凭他们的技术所制成的成品则会要好。就像其他制造家那样，5立法家和政治家也必须具备符合他们要求的原料。人民是一个城邦所需要的主要配备，那就人民而言，其数量和品质自然也关系到城邦的好坏。人民所居住的土地（境界）则是城邦的次要配备，其数量和品质好坏也对城邦有所影响。大多数人认为，较大城邦的人民必然会更加幸福。也许他们说得对，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城邦大小的实义。他们以数量为标准，通过人口（居民）10的多少判断邦国的大小。然而就国势强弱而言，与其用人数来衡量，还不如用人民的能力来判断。城邦就像人们各从其业一样，也得各尽其用。

只有具有足以完成其作用的最高能力的城邦，方可称为最伟大的城邦，15作为医生的希朴克拉底比体格大于他的人更为“伟大”，所谓的“伟大”正是这样的命意。就算人数也可作为国势的一种估计，但毕竟任何一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统计都还是不足为凭的。我们知道大多数邦国都居住着很多客民、奴隶和外侨古希腊城邦的大部分客民和外侨是来自埃及和亚洲以及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城邦的工匠。在工商发达的城邦及其港埠中，这种客民尤其多。重农的城邦，如斯巴达也有这种客匠。希克斯的《希腊历史碑志》（hicks，grhistinscrip）157中所记载的雅典西顿（sidon）居留民可作其例。。如果我们用人口判断国势，20那就必须将计算的人口限于组成城邦的主要部分的各分子中。倘若这些分子为数特别大，自然这种估计可以准确得出该国的大邦征象。然而，倘若在一个邦国中，有大批的工匠，重装步队却只有少数，那么这样的城邦就不得称之为大邦这里承第20行文义，将除“工匠”以外的公民团体放到奴隶范围中（参见卷三章四1277a27—b3）。

加梅拉留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经济学译文和释义》279页中说，这句话实际上指的是阿偈雪劳的故事。当阿偈雪劳与斯巴达同盟联军征伐忒拜时，盟国诸将对作为各邦领袖的斯巴达很不满意，因为斯巴达军人数甚少，而阿偈雪劳只是联军的统帅。于是，阿偈雪劳集合全军，命令斯巴达军和各邦部队分坐在两边。然后，他传令，但凡原是陶工都站起来，紧接着，他又喊冶匠、木工等手艺工人起立，几乎各邦的士兵都起立了，而斯巴达军则无一起立者。阿偈雪劳笑着对诸将说：“斯巴达军为数并不比友邦少。”（参见普鲁塔克的《阿偈雪劳传》26。）。因为一个繁庶的城邦未必就是一个伟大的城邦。25

另外，经验证可知，虽然一个极为繁庶的城邦也不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城邦，但可以确信的是，这样的城邦总是很难使人都遵守法律和礼俗，从而维持良好的城邦秩序。任何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都限制了邦内的人口。我们也可在理论上对这种事实予以辩明。法律（和礼俗）就是所谓的秩序，普遍遵守法律和礼俗的习惯是普30遍良好的秩序的基础。然而，过多的事物就会导致秩序的难以定制。只有维系着整个宇宙万物的神才可能为无定限的事物创造秩序，神所控制的事物数量如此之多，体积又如此之大，但都能使其遵循各自的规律，来成就自然的绝美视“秩序”为“美”，参见《形上》卷十三章三1078a36。“美的主要形式为秩序、匀称和明确”，参见《诗学》章七1450b34、《尼伦》卷四章七1123b6。。

这里，凡被我们论定为最美城邦的，它们在大小上必然有限度，也与上面所阐释的秩序相适应35此处的文义是：能为尽多的事物创制秩序的只有神，而人因能力有限，虽然他企求美善，但也只能自量其能力所及，在一个城邦中限定若干人数，并为之创制秩序、维持秩序。。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在这一通则之外，正如动植物和无生命的工具参见卷一章八1256b35。那样，城邦的大小也各有其适中的限度参见卷五章九1309b21—35。另外，《尼伦》卷九章十1170b29中说，“十个人不能组成一个城邦，但十万人的聚合也不能算作是一个城邦”。。任何事物的过小或过大都会使其天赋的能力丧失，从而无法克尽其功用。这种事物，有时会因其40性能不良而全然丧失其本性，沦落为低劣的事物。拿船作为例子：只有一指距（约八寸）长或竟有两径（约一里）长一“指距”（σπιθαμ）是指伸长拇指和小指之间的距离，大概相当于当今中国的六寸许。

一径（σαδιον），或者叫一跑道，相当于当今中国的五十五丈。以上二者都是希腊的里程单位，罗马里程则称八径为一哩。的一艘船都不能成为一艘船，1326b就算一艘船不至于拥有那样失常的尺寸，但也还是可能会被嫌大或是嫌小，因而不利于航行。邦国也是如此。如果城邦的组成分子太少，人民在生活上就无法达到城邦自给自足的目的参见卷一章二1252a27—34。。而相反，如果一个城邦拥有一个民族国家那样的巨大人口，那么虽然在物质需要上，人民的确可以自给自足，但它却造成难以构成真正立宪政体的一个难题，最终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埃斯诺”（εθνοｓ）的本义是（一）若干个生活于同一个地方的人众（即宗族），都出自同一血统，或者说（二）由若干宗族组成的民族，或者说（三）这种民族的政治社会体制。在本书中，这个词经常与“城邦”对举或联举，与城邦有异而无确话，泛指非希腊民族或者其政治社会团体，我们或用“民族”或用“民族国家”作为译文。

第66章 卷（H）七 (4)

综合全书各章节及其词义的见于其他史籍者可知，在一“埃斯诺”中，人民依靠通婚、通商，使各自的经济得以自给自足，同时，他们树立了共同的礼法，信奉共同的神祇（1324b9），他们将权力交给君主（1285b31）。这种“民族国家”由许多村落或若干城市和许多村落组成。他们共同一致地对外敌进行攻防。这种组合便是所谓的“政治团体”，也被叫做“战斗团体”（参见1261a27注）。但是这样的“民族国家”因土地过大，人口过多或者过于散漫，不能像城邦那样构成公民之间休戚相关、一切共同负责的“宪政”。参见卷五章十1310b1及注，以“贵族、平民、寡头共和”四制，与“君主政体”（一长制）的说法有所不同。。5试想一下，群众人数如此之多，而又有谁能成为他们的将领，对他们加以统率呢？除了具有斯顿笃斯顿笃（Σνωρ）（参见荷马的《伊利亚特》v 785），是一个传令员，声音就像洪钟一样，他的音响是常人的五十倍。那样的嗓音之外，又有谁能够给他们传令呢？

因此，当城邦刚开始成立时，只要在一个目的可以达成优良生活的政治体制中，其人口底数足以使人民通工易事，自给自足，这便足够了。随着城邦的发展，当人口逐渐超越当初的底数、10成为较大的团体时，虽然它仍然是一个城邦，但，正如上面所讲，城邦必须意识到不能让这种增加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我们只要环顾实际，规定这种限度就并不是件难事。一个城邦的活动，一部分源自执政人员，一部分源自被统治的人民。断案决事和发号施令是执政人员的职责，15被统治公民的本分则是选举执政人员。为了解决权利纠纷，并按照各人的功能分配行政职司，每个城邦的公民都必须互相熟悉各自的品性这里所列举的司法审判和公职选举这两项要政，即认为法官和诉讼当事人、被选举人和选举人之间必须互相认识这种说法，这实际上是出于古代小国寡民的政治习惯。近代国家组织中却恰好取其相反之义。

现代司法要求“无私意审判”，必须根据案情断案，法官不须过问无关案情的一般事项，就算对两造私人情况各有所知，也不得因此而成为自己审判的干扰。现代国家人口均是千百万计，选举人只求粗略了解被选举人的公共生活和公务才能，对其私人生活及品性，实已无时间深求，也不须详细了解。。如果各不相知，则职司的分配和案情的裁断都不免存在着一些失误。临时随意处理这类重大的事件，总会多出纰漏，但如果人口实在过多，就显然没办法使用这周到的措置。20另外，在人口过多的城邦中，外侨或客民一旦混入群众之中，便不容易查明，这样一来，他们就很容易冒充该城邦的公民以雅典为例，由行贿注册或以它故入籍的公民被称为“冒籍公民”（παργγραποι）。冒籍公民各坊社都有，尤其以海港附近之地为甚。伯利克里在位时（公元前445年）曾清查户籍，检得五千个伪冒者（参见普鲁塔克的《伯利克里传》36—37）。德谟叙尼讲演词的《欧毗卢》59，也曾说冒籍所费是五个特拉赫马。，混用其政治权利。

由此可知，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应该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的，而又能观察到的最大人口的数目25此处，亚里士多德将“生活自给所需”人数（上文8—9行）定为上限，将“观察所能遍及”人数（15—20行）定为下限，教育人们在这两个限度中寻求适当的数额。《修昔底德》viii65—66中说，公元前411年为寡头为政时期，只限五千人的雅典在籍公民之间已多不相识，就算相识也不互相信赖。本文中，亚里士多德未确言实数，但根据所示两限，一邦公民人数限于万人之内，居民都远近相望，里闾相逢，互知彼此的能力、行为、门望、贫富等。在平时集会时，他们可以朝至夕归；战时征召时，他们可以朝令夕合（参见1326a37注）。这相当于近代国家的一个小城市或乡镇的人口和境界。。这里对城邦大小（人口的多寡）的问题已进行了充分的讲述，因而就到此为止。

章五

相似的论点也可在土地（境界）问题上应用。就拿土壤的性质来说，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有限的境界内尽可能种植一切庄稼（农产），使大家各得所需，无一所缺，以保证全邦高度的自给自足。30就国境大小或土地面积的问题而言，应以让其居民过上闲暇的生活为度，让一切供应在宽裕的基础上保持节制参见卷二1265a20。。至于我们所提的这种限度是否正确，待今后对财产和致富的一般问题及财产的执管和利用问题进行研究时，35再另作详述后来并没见对此论题的另外详解。本书卷一卷二中提到的“财产私有而公用”的主张可视为亚里士多德在财产问题上的基本宗旨。参见卷二章五1263a37注。。

这是个颇有争执的问题：往往人们的生活思想会向两个极端趋近，要么自甘俭朴，要么流于豪奢生活主“俭”（甘于贫困）的学派，即如阿里斯多丰（aristophon）一类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参见迈恩纳克编的《希腊喜剧残篇汇编》卷三362《阿里斯多丰残篇》），如狄欧根尼一类的犬儒学派（参见穆拉赫mullach编的《狄欧根尼残篇》273等）。当初，有些城邦，如克里特（本书卷二1272a22）、斯巴达（参见色诺芬的《拉根尼共和国》）的立法家或创制者，也是主俭派。阿里斯底浦（aristippus）是生活主“丰”者（参见狄欧根尼·拉尔修的《学者列传》ii 68、69、84）等。参见缪勒的《希腊历史残篇》Ⅱ276《亚里斯托克色诺残篇》所记的关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之阿巨太（archytas）与叙拉古狄欧尼修僭室某宫臣对辩“丰俭”话题的那一部分。。虽然某些问题有待征询军事家的经验《苏校》对于这个分句加上了〈〉。

，我们依然可为土地的坐落（国境的形势）问题提供这样的建议：一个城邦优越的地理环境应是那种敌军难进而居民很易出的地方。人口方面所说的“观察所能遍及”40的条件同样适用于以上的土地方面。容易望见的境界必定也是有利于防守。1327ɑ根据我们的理想，中心城市的位置应该有海陆方面的通道。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两个要点：第一，正如我们之前曾讲到的，城市是全邦的军事中心，四周有警，都能由此派遣赴援部队。第二，它也应是全邦中具有运输便利的商业中心，5使粮食、建筑所用的木材以及境内可供各种工艺的原料都易于集散10该城市的位置，参见卷五章三1303b7及本卷章十一1330a34—b18。斯巴达等虽然内陆的农产很富饶，但离海稍远。阿尔咯斯等城市离海很近，群山阻隔，与其内陆的交通很不方便。有些内地城邦（如曼底涅亚）离海洋很远，另一些岛上城邦管辖隔海的陆上郊区。这些地理环境都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海陆两便要求不相符。雅典城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吻合。。

章六

对于一个内政良好的城邦来说，海上交通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在人们之中存在十分严重的意见分歧。有人可能指的是柏拉图，参见《法律篇》卷四704d—705b、949e、952d。坚持认为，在外邦礼法中出生和成长的客民入国以此来增加邦内的人口，一定会对自己的良好礼法带来不利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城邦不宜滨海，其用意只是为了避免外邦礼俗对本邦礼俗的扰乱，并没有提到人口增加的害处。希腊各邦尤其是斯巴达的自给自足不免也带有闭关的意思。莱喀古士曾订立的“排外条例”（xenelasia）是为了防本邦公民沾染异俗而对外人入境进行限制。。滨海港埠的货运出入十分繁盛，商旅云集，15不免会使人口有所增加，他们认为，这最终会有害于内治的安宁受客民影响，许多希腊城邦事态显著而且也因此造成了许多祸患。阿格里根顿全盛时，客民人数竟超过了本邦公民，颇有喧宾夺主之势（《狄奥多洛》xiii 844）；拜占庭曾被客民袭破（阿里安的《杂史》iii 14）。

豪苏里埃的《雅典城市生活》（haussoullier，vie municipale en attique）第189页中说，拜里厄斯港埠客民的外邦风俗和教仪曾在雅典城内居民间广泛传布。。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能避免人口的增加，那么对一邦的城市及其全境而言，海洋不仅对国防有益，也可借此流通物资，20使境内获得充分的供应，这无疑是有利的。为了保障安全，以便克敌致胜，一个城邦应对海防和陆防进行兼备波斯战争中，希腊各邦最终得以驱除强敌的关键就在于兼用海陆两军。叙拉古之所以击败了雅典入侵部队，靠的也是两军兼并作战。相反，阿格里根顿被迦太基人围困时，因其军中没有海军，最终没法解围（《狄奥多洛》xiii 85）。这类史实还有很多。。就攻击而言，倘若具备海陆双军，那么，即使不能同时出动这两种兵力，但忽尔陆地、忽尔海洋的进袭，也比专用一种部队更容易对付敌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如果雅典没有拥有强大海军，其陆战必定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斯巴达在忒拜入侵时由于没有海军出击忒拜，使其国境深受破坏。这些典型的例子都说明海军利于攻击。。

另外，为了获得供应，一个城邦应谨慎注意到，25凡是输入的商货一定不是本邦所产的物品，而凡是用于输出的商货一定是本邦生产有余的物品。从事贸易的目的主要是维护本邦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成为国际市集的城邦从事贸易的目的都是贪图税收伊索格拉底的《泛雅典娜节讲词》42中说，雅典的拜里厄斯是各邦商货的聚散中心，大有功于希腊。有关国际贸易中的税收事项，参见色诺芬的《雅典的收人》（de vect）iii20、iv，40。雅典的出入征税是货价的五十分之一，征税总额十分巨大（参见吉耳伯特的《希腊政制典实》350页）。

，如果说一个城邦不应当贪图利益，30那起先就不该让城邦成为一大商场。如果我们仔细留意当代各邦的国情，就会发现，有些城邦境内及都邑布置着颇为恰当的港埠，它们离城区不远，却又独立在外，城港间的安全关系则以墙垣及其他类似的碉堡做保障，35使城区的武力足以来捍卫港埠的安全这一节显然是以雅典城和拜里厄斯港为例。拜里厄斯与城区的距离为十五里，联有长垣，该处有雅典军戍守。因此，雅典城能接受各邦物产的供应而很少被外国礼俗影响。。显然，通过这样的安排，则既可获得港埠的便利，又可利用法律防止其附带任何不良的影响，城邦可订立某种规章，对入城从事交易的外来商旅进行限定。40

1327b如果一个城邦具有相当多的舰队，那么这对海上作战无疑是特别有利的。它不仅有利于足资自卫，而且在国际关系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舰队的强大足以威慑强邻，在与友邦外交出现警报时，除了陆路以外，还能另从海上赴援。至于实力的大小，即舰船的多少，城邦要结合国情来予以衡量，并考虑立国的抱负，然后再进行制定。如果城邦想主动积极地在列国之间周旋，企图成为一代领袖，5那么它的海军规模就必须庞大到足够称霸的程度对于海军的优胜，忒拜的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颇有先见之明（参见格洛忒的《希腊史》卷十416—419页）。

《狄奥多洛》xi50中说，在波斯战争中，希腊各邦已认识到，没有舰队而企图通过陆军称霸的邦国，只能最终成“跛霸”。。由此编集的桡手群众勿增加该城邦的户口，而应从公民团体之外选取斯巴达舰队的桡手为雇工和农奴（参见色诺芬的《希腊史》vii112）。雅典海军的大部分桡手为贫民，少部分为应募的客民和奴隶（参见伊索格拉底的《论和平》［de pace］48、79，《修昔底德》i1433等章节）。雅典的贫民桡手是使雅典的平民政体发展为极端形式的主要群众（参见本书卷五章四1304a24及注）。亚里士多德因反对极端平民政体，所以警戒不宜从公民中的贫户中征召海军的桡手，也不宜将公民权利赋予曾担任桡手的奴隶。。异乎挠手， 作为舰上的主体，水兵则应从自由公民阶级中征召，让他们来担任战斗、管理和指挥等任务，像陆军（步兵）一样成为城邦武力的一部分。然而，

第67章 卷（H）七 (5)

10桡手不是战斗员，如果邦内的农奴和农庄雇工极为众多，桡手的召募和补充就不是什么难题。当今，我们所见到的若干城邦实际上依然施行这样的政策，比如在滂都海上的赫拉克里亚，虽然其公民团体的数目比其他城邦要少，但它却建立了规模相当大的舰队在公元前392—352年间，黑海南岸的赫拉克里亚与北岸的博斯普鲁斯的齐梅里人（kιμμριοι βóσπορο，在今苏联的克里米亚）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因此，赫拉克里亚建成了强大舰队（参见格拉忒的《希腊史》卷十二6233）。福修斯的《书录》（《贝克尔编校本》）226b19中说，在古代（至公元前三世纪初），赫拉克里亚以其造舰技术而著称，它讲舰型扩大至五排桨和六排桨，最大的舰为“八排桨”。近代造船史研究家怀疑，古代木船其实根本无法安排进如此累迭的桨手和长桨。。15

这里，我们已对土地（境界）、海港、城市、海洋以及海军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讲解，就此结束。

章七

我们已经论述过一个城邦凭以决定人口（公民）数量的限度和依据参见本卷章四1326a10—b24。，现在要进一步研究他们的品质，20即组成城邦的各个分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秉赋。如果我们不以希腊的著名城邦为限而兼并那些分布于全世界的非希腊民族，对它们进行广泛的考察，那么对这种秉赋来说就会有所认识。寒冷地区的人们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θμο（“修谟斯”）有多种意义；（一）魂魄、生命、呼吸。（二）强烈的感情，（甲）比如“愤怒”，《动物的构造》卷二章四650b35，讲修谟斯是动物“内热”的产物，奥格尔（wogle）译作“anger”，这“怒”字，好比中国《庄子》“草木怒生”之怒，作“奋发”解；（乙）“精神”，柏拉图的《理想国》iv435—442，旭雷（shorey，p）1930年译本作“high－spirit”（“勇往精神”）。本书用“修谟斯”这词和“情欲”对映，又和“理智”对映，这里译“热忱”和“精神”。

《集题》十四910a38，“寒冷气候使其地动物肌肉紧密坚实而‘内热’不易发散，故能耐寒”。《动物的生殖》卷五章三783a15：“寒地动物发肤粗硬，骨骼坚强，属土性，不属水性”。《动物的构造》650b33：“动物之血浓而多纤维者属土性，为胆汗型，‘精神’强阵，‘热忱’奋发”。另外，650b18—27：“血液稀薄而清净者多水性，较富理解”。但“水性过多，则流于畏怯”。另外《尼伦》卷三章七，讲欧罗巴寒地的克尔得人精神（热忱）健旺，无所畏惧。，尤其是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拙于技巧而缺乏理解“欧罗巴”（eρπη）：按照此节，希腊半岛除了欧洲大陆。按《物理》卷五章一224b21，讲雅典也是欧罗巴的一部分，而希腊不自外于欧洲。

但普朗特尔（pranti）校订《物理》中认为该行为可能是出于伪撰。；因此他们能长久保持自身的自由而未能培养治理他人的才德，政治方面的功业所以总是无足称道的。亚细亚的人民大部分都擅长机巧，25深于理解，但是精神卑弱，热忱不足θυμα这个词的意思是精神卑弱或热忱不足。参见希朴克拉底的《空气、水、居处》（de aere，aquis，locis）（库恩，kühn，编的《希朴克拉底全集》卷一553页）：亚洲人比欧洲人精神卑弱，性情温和，更怯于战斗。；因此，他们往往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直接沦为奴隶。只有希腊，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两大陆之间色诺芬的《雅典的收入》i6，雅典是希腊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斯特累波》419页，讲希腊人以“德尔斐是希腊之脐，也是人类所居住的全世界之脐”。它以人身为喻，脐在中央。

，其各种姓也兼有两者的品质。30他们既热忱，又理智，所以能永保自由，政治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倘使各种姓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他们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的其他民族在此，亚里士多德对全希腊统一成一个政体或联结成一个大邦，没有作详细的规划。揣彼所拟，当不出两途：第一，比如马其顿王腓力所主持的“科林斯会盟”（公元前337年），各邦都公认马其顿为领袖，结成对抗波斯的政治军事同盟，组建了“同盟会议”。第二，各个城邦的自由联合，不先确认谁是盟主。纽曼（《校本》Ⅲ336）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应当从希腊的素习，倾向于自由联合。但后来亚历山大和安第帕得继承腓力所开创的权威，把希腊各邦事实上统一马其顿势力之下了。。希腊和非希腊人之间的这种禀性区别在希腊各种姓之间也可以见到它的端倪，35有一些希腊人或偏于热忱或偏于理智，而另一些则兼具有两种品质。

这些分析说明，一个立法家不难引导兼有理智和精神的人民达成善业（善德）。某些人“某些人”，指柏拉图。《理想国》iv435—442、《蒂迈欧篇》69—72等节，柏拉图把灵魂机能分为三种：理智、精神、欲念。另外《理想国》376，说犬对所识者摇尾以示亲昵，对不相识者则狂吠以示暴戾，这说明爱憎出于识；当国者应以知识（哲学）教育其“公民—士兵”，从而能使其识别敌友。这里，亚氏说爱憎是出于精神机能而不是理智，所以在此订正柏拉图的语病。下文所说爱深怨烈的精神状态，取义也不同于柏拉图《法律篇》717d。1327b37—1328a17这一段在本章中虽不全属于题外，总嫌迂回太远。认为卫国之士该有这样的态度：对相识者必须表示友爱，对不相识者则都以暴戾相待40——这是富于热忱的一种态度。热忱正是我们的灵魂中爱情和友谊所产生的机能；我们如被亲朋好友轻侮会比被陌路人

1328ɑ亵渎受到更大的精神冲击，这可以证明爱憎为精神的现象而无关乎理智。所以，阿基洛沽在埋怨他的友人时，向自己的精神（灵魂）低沉控诉：

5“你竟在你自己好友的家中受到了创伤。”参见贝尔克编的《阿契洛古残篇》（archilochus fragm）66、67。

灵魂的这种机能不仅生发爱情和友谊，我们所有作为的能力和自由的情绪无不发源于此。精神（热忱）总是向外发展且从不屈服。但对于不相识者以暴戾相待则并不是良好的教训。人们对谁都不应如此；实际上，凡胸襟豁达、神志高尚的人，其性情必不致流于残暴——对于罪行和恶人只10是应当另眼相看。至于罪恶，如前所述，人们如对自己素来熟识的人犯了罪，其引起的反感当然也会更加强烈。人们在遭遇这样的事情时，除了实际的损害外，还在痛感忘恩负义的隐恨。

“兄弟相争，其为悖决也更严重”15按照普鲁塔克的《论友爱》（de fraterno amore）5，此语出自欧里庇得。参见挪克编的《欧里庇得剧本残篇》975。，

这是一位诗人的话；另一位诗人也曾说过，

“爱之过深者，及其生憎，

则为恨也愈深。”未能考知作者是谁；参见挪克编的《“无名氏”（aδεσπóοι）残篇》78。

这些就是有关一个理想城邦的必要基础的结论，关于（1）公民团体的人数及其所应秉赋的品质和（2）国土的大小及其土壤所应有的性状，都已经作了概述。这些理论上的设想无需像实际的事物那样要求一定程度的精确详实，所以我们姑且简略。20

章八

如同其他自然组合物，社会体系所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和组成该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不同，因此我们不能误认为城邦或这类社团的各个组成部分25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是各类或各级的公民，参见卷三章一1274b39—41等章节。全体以此作为存在的“必需条件”，就城邦而言是各种业务。好多业务虽是城邦所必需，但担任这些业务的许多人都不属城邦本体，比如虽然桡手为城邦所必需（假如无桡手，城邦的舰队就不可能存在，城邦假如无海军，本身也就不可能存在），但不在公民团体之内（参见本卷章六1327b7，和卷三章五1278a1—3）。把一个城邦或任何一个整体性的社团所必不可少的各种条件。

成为一个整体的所谓社团，一定有某些事物对于社团之内的各分子都是相通的，也是相同的。对于这些事物的分配，它们在数量上可以是相等的，也可以是不相等的。这些事物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多种，比如粮食、土地，或者类似的其他任何东西，但其中必有某一种为全体的各分子所相通30而相同的拿会餐团体来说，众人共同的东西是粮食。拿土地还没有私有以前的农业社会来说，土地是众人共同的东西（参见卷二章五1263b23）。就城邦而言，这一事物是大家“所可达到的最优良的生活”（见下文，36行），也就是说以道德为基础的“幸福”（见下章1329a22）。。现就手段和目的而论，虽然各种手段用于达成目的，而为了目的应用各种手段，两者之间只互相关涉而并无共通之处。比如应用工具来建筑房屋的工人和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工人和房屋之间没有什么是共通的，工人的技术只是手段，而房屋则是目的。由此可知，虽说城邦需用财产，比如房屋有赖于建筑工具以及运用工具的工人，财产并不能算作城邦的一个部分。所谓财产，确实包括无生命的东西，35同时也包括若干有生命的东西比如奴隶。

但其他的两件事也是确有的：城邦是同等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组织；另外，城邦的目的是人类所可能达到的最优良的生活，而这个目的奴隶们就完全不参与。最优良的善德是幸福，幸福是善德的体现，也是善德的终极目标。但在生活实践之中，这并不是人人都可获得；有些人达到了充分的幸福，40而另一些人或仅仅参加优良生活的一小部分或竟然完全没有。这样，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人们不同的德性产生了不同种类的城邦，1328b也同时建立了相异的政体。

由于各种不同的途径，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追求各自的幸福，不同的人民于是便创立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政治制度《巴克尔英译本》300页章尾长注，认为1328a37—b12这一节很可疑。根据上节的论旨，一个城邦内的某些人们，比如只作为有生命的财产来看待的奴隶们，或仅仅供应日用必需品的工匠们，都只能算是达成城邦生活的一些手段，都不能参加城邦本身的“部分”（目的）。下节对此义作了比较详细或比较明确的说明。但这一节的结论却说明了不同的人们各自创立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这样一来，各类不同的人们就各自成为他们所建立的政体的一个“部分”。作为本卷的总题 “理想政体”而言，这一节又旁涉了各种不同的政体，确属跑题。。

5我们现在列举“城邦所赖以存在的诸职能（条件）”，列举时，对组成城邦的“诸部分”也一并加以说明。要开始列出这种清单，先应当考虑一个城邦所必需的事物和业务。据此，我们可列举：第一要务为粮食供应。其次为工艺，因为许多用具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不可获缺。第三是武器装备：用于镇压叛乱，维持国内秩序和抵御外来侵略，10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第四是财产（库藏），这该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时之需。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责，即所谓的祭祀。列为第六且实际上是城邦最重大的要务的就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讼的职能，也就是议事和司法职能。

15这些就是每一城邦所必不可少的事物和业务。城邦不是人们偶然的集合。对于这个团体，我们曾说明参见卷二1261b12、卷三1275b20、卷五1303a26等各节。，在生活上必须达到自给自足，上述这些事物和业务倘若缺失了任何一项，城邦就不能做到自给自足。因此，一个城邦就应该具有完备的组织，20这些所有职能（要务）才能执行。那么，邦内应当有若干的农民，从事粮食生产；工匠；武装部队；资产阶级（部分）；祭司；一个团体有关城邦的业务和机能以及与之相符的人民各类别，此节所讲的理想城邦中的清单，与卷四章四所举平民城邦中的类别和次序不同；和卷四章三所列的也不相同。，负责裁断涉及公众的要务并且听断私事的。

章九

第68章 卷（H）七 (6)

这些职能确定了以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全邦诸分子应该参加所有的业务（职能）？——人们都同时从事农作、工艺并参与议事和司法活动25也是可能的——又或者上述各种业务应分别由某些人担任？或某些业务应由全体参加而另外一些则应分配给不同的各组？对此，每一政体不必作出同样的安排，恰如我们刚才所说的κθαπερ γρ επομεν，按照纽曼，这是指上文24—28行，所以译为“恰如我们刚才所说”。如果按照巴克尔，则认为是指卷四章四1291b2—6一节，可译为“有如我们所曾陈说”。，这尽可以有不同的体系：全体人们参加所有业务30（职能），或看不同的人们担任不同的业务（职能）。政体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这些相异的安排：在平民政体中，所有的人参加一切业务（职能），而寡头政体就采取与之相反的设置。这里，我们所探讨的是35“最优良的（理想）政体”。理想政体应该是城邦借以实现最大幸福的政体见本卷章二1324a21—29。，前面曾已说明见本卷章一1323b30—36。

，这种政体，要是没有善行和善业，就不可能存在。按照这些原则，组成最优良政体的城邦诸分子便是绝对正义的人们而不是仅符合某些标准“正义”，包含有礼法的意思；寡头政体或者平民政体各自都有不同的正义观念，因而形成不同的礼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和寡头政体的正义标准和理想（模范）政体的正义标准相比都是相比较低的。，40而自称为正义的人们；显然这样的城邦就不能以从事贱业为生且活动有碍善德的工匠和商贩为公民想要达到理想城邦的最大幸福，公民都必须具备四种善德；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说农业劳动者和工商都不能具备四德，因此理想城邦都不宜许他们为公民。柏拉图的《法律篇》卷八846讲，工匠没有闲余从政修德，卷十一919讲，商贩牟利，多违四德，两者都不能入籍于他所拟的次级理想国。。忙于田畴的人们也不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1329ɑ他们因为没有闲余时间，而培育善德，从事政治活动，就必须要有充分的闲余从政要有“闲余”，参见卷二章九1269a34、章十一1273a32—b7等节。

农民所缺少的善德中只有“智慧”这一德；其余三德农民未必都逊色。智慧得在于学习和教导中学到，必须有闲余时间，农民少闲余时间，因而不能免于愚昧。《形上》卷一章一987b24，讲埃及僧侣阶级特多空余时间，所以都擅长几何学。《传道书》（ecclesiasticus）章二十八24—25，讲文士富于智慧，都是由于有空余时间；如果整天执犁，则常常和牲畜相对语，怎能有智慧。“文士”（scribe）为犹太宗法吏，和埃及僧侣阶级相类似。《传道书》作于公元前200年间，明显有希腊思想的影响（参见博克斯的《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教》［ghbox，judaism in the grperiod］162页）；希腊思想则明显受埃及的影响。。

另一方面，武装部队和审议公务各一个组成听断私事的团体，显然两者都关系重大，应该是城邦的主要“部分”。试问，两者应由不同的人分任？5或是应由相同的一些人兼任？这个问题显然可作两种答复，第一有如后一种说法，第二则如前一种说法。两种职能都需要两种不同的才龄κμ（acme，“顶点”），就人生而论，是“壮盛期”； 亚里士多德这里兼作心理和生理分析，所以译为“才龄”。《修辞》卷二章二十二至二十四，按年龄把人生分为稚年、中年、老年三期，性情才力因年龄的变化而变化。中年期是三十至三十五岁，为人生体力最强的时期，适合战争，而四十九岁前后为老年期中智力最旺的。中年期兼有青春和迟暮的长处而免于两者的缺憾，是最有作为的时期。本书本卷章十六1335b32—35讲，人生智力旺于五十岁。柏拉图的（《理想国》460e）认为人生“智力和体力的才龄（旺期）”都是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

：议事有赖于成熟的智慧（明哲），而战争却需要有青壮的体力；这样，两者就应由不同的人来分任。从另一方面来看，凡属力能胜任战斗、能攻能守的人们，不能总使他们长期安于从属的地位；10因此，武装部队必须参与议事团体，从而两者应由相同的一些人兼任。而且我们考虑到执掌着武力的人们也同时执掌着一个政体的命运。那么，把这个理想城邦的军事和议事权力交给包括两种年龄相同的人们——但两种职能应当挨个一一付托，不能同时一起付托，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自然挨个给青壮年以实力，15给予老人以智虑；依据自然的顺序，把城邦这两种权力分配给年龄高低的两组人们，最为适宜每个公民在青壮时是士兵，五十岁后议事参政或者出庭听讼，则其国兼有强盛的武力和老成练达的政府，因此可以说合宜（συμφρει）。合宜又可义为亚里士多德的习惯用语。。这既属适宜，也是理所当然的：把职权进行这样的分配，正好和按照各人的功能或勋绩而赋予各种权利的原则相符合。

掌握这些权力的人们也应该是有财产的人们。这个城邦中的公民为了获得修养善德和从事政务的闲余，20必须家有财产，而在这个城邦，只有他们（资产阶级）才能成为公民。工匠阶级以及其他不能“制造（生产）”善行（善德）的阶级都不能列入这个城邦的名籍中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四419—421，讲到卫国之士（军人和官员）不该有财产；而农民（卷三464c）则可以各有其田亩（参见本书卷二1264a32）。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观点恰好相反，他认为土地应该归属于公民，军政人员都是“资产阶级”（εποροι）。。

根据理想城邦的原则，显然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幸福（快乐）基于善德，在一个城邦的诸分子中，如果只有一部分人具有善德，就不能称其是幸福之邦，必须全体公民都快乐才能达到真正幸福的境界25这一句也是在批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财产有助于人生的善行善德，柏拉图剥夺了卫国之士的财产而把它给予了农民，那么邦内可得快乐而称幸福者将是农民而并不是卫国之士（参见本书卷二章五1263a37—b9）；这样的城邦并不是幸福之邦。另外，按上文的论辩，假如将工匠等“不能制造善行的人们（阶级）”列入城邦名籍之中，则一部分军政公民具有善德，而另一部分工农公民不备善德，也就不可以说全邦是一个幸福之邦（参见卷二1264b17—24）。。另外，我们考虑到田畴的劳作应该属于奴隶或者非希腊种姓的农奴（贝里俄季）Γπ抄本：“或非希腊种姓或贝里俄季”（或野蛮民族或附庸民族）。根据苏斯密尔校订删去“或”字，译为“非希腊种姓的农奴（贝里俄季）”，这和下文章十1330b28相符。，认为产权确实应该归属于公民。

上面所列举的担任城邦要务的六个类别中只有祭司（神职）这一类别（阶级）我们还有待说明。这类职司的规格最为明显，农工阶级都不能受任神职。我们按照照刚才讲过的计划，30公民应分成两组——老年的议事组和少壮的军事组。这种虔敬的职司就应由老年组中的人们担任，他们年近迟暮，倦于津梁，正好在这里觅得安息并寄托其后世的思念。现在，我们对于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及其所需的条件，35已经详细地进行了论述。农民、工匠和一般佣工都是城邦赖以生存的条件；至于其组成部分就包含武装部队及其议事和听断的团体。

这些都是独立的要务，但其中分工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有些人终身专任一业，而有些人由于年龄的增长就转换了其他的职司40叙述到此，章八所列举的六个“类别”或“阶级”：武装部队（战士阶级）、裁断人员（政法阶级）和神职人员（祭司阶级），这三类的区别只在年龄——少壮、高年、老迈——而事实上可归到第四类别的资产阶级。剩下的农民和工匠（技艺）两阶级就不属于城邦政治团体了，而只是城邦经济服务的从属阶级。各业工匠和农民都是终身职业。如此，在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中，资产者三类，按年龄大小挨个分工为军、政、祭三项职能。“无产者”（ποροι）两类，终身从事生产各业。。

章十

邦国应区分为若干个阶级（类别），且战斗阶级要与农作阶级区分开来，这种政治理论（思想）不能说是近代的发明，也并不新奇。1329b直到今天埃及依然存在着阶级差别，克里特也一样：据说在埃及，这种习俗源于色苏斯特里的法制，而在克里特则源于米诺斯王时代钱德勒（chandler）认为，1329b3—25“据说在埃及……早得多”是伪造的。布依逊坚持1329b5—25“会餐制度……早得多”属后人撰增。纽曼认为该段明显不是亚里士多德手笔。。会餐（公共食堂）制度也早已在古代盛行，在克里特，米诺斯王在位的时期这里以色苏斯特里王和米诺斯王为例，来证实两地进入农业社会年代的早晚。米诺斯王参见卷二章十1271b33注，他生活在公元前第十五世纪左右；两王先后的考证参见下文1329b24注。

依《狄奥多洛》i 944，色苏斯特里是埃及古史上第三个立法建制的名王。《迪开亚沽（decaearchus）残篇》7，（缪勒编的《希腊历史残篇》卷二235）讲，埃及各种工艺都源于世传，身为冶工则代代为冶工，身为石匠则代代为石匠，这是色苏斯特里津的一例。伊索格拉底《比塞里斯》（busiris）15讲，工农和战士不同阶的规定源自埃及古王比塞里斯法制；按《狄奥多洛》，这种法制由色苏斯特里所创。就开始出现；5而再向前追溯，那么南意大利又比克里特早。据这些地区的史家记载下文表述，此节当出自叙拉古史家安底俄古，参见缪勒《希腊历史残篇》卷一181—182《安底俄古残篇》（antiochus fragm）3—6。这里所说的地区包括卷二章十二1274a22所记南意大利爱璧隋费里的洛克里城在内，洛克里本是古立法家渊源所在，此节又讲到会餐制度也起源于这一地区。

，奥诺羯利亚有过一位名叫“意大卢”的王，奥诺羯利亚人后来就由于这位国王的名字而称自己为“意大利人”，而这个存在于斯居勒季和拉梅托两海湾间——从海滨一湾走到另一湾，半天里程足以——其一线以南，欧罗巴洲突出的长岬这里所讲的拉梅托海湾——今南意大利欧茀米亚海湾（sinus eufemia），其海滨古有拉梅底尼城（lametini），今有一小河依然叫拉梅托（lameto）（参见《希腊和罗马地理辞典》［dlctof grand romgeography］《拉梅底尼》条）。按《安底俄古残篇》6，这条海湾叫那璧底诺（nαπινο），两湾之间的土腰长一百六十斯丹第（约六十里）。希腊人将三百二十斯丹第算作一日程，故称“半日程”。 实际上，这一海岬位于意大利这一靴形半岛的脚趾部分。，10也从此改名为“意大利”了。

按照这种记载，意大卢对奥诺羯利亚这个游牧民族进行引导，使之转变成了务农的人户，他创制了许多法律这类传说类似中国伏羲神农的故事。普鲁塔克著作中描述了西方古代农业社会史迹略异：“埃及古王奥雪里斯（Οσιρι）教民稼墙，为之立法”（《伊雪斯和奥雪里斯》［de iside et osiride］13）。并且，“意大利古初人民皆犷野而无理，约诺王（iνο）导之耕植，为之治理，而后生活有序，四境平安”（《罗马研究》［quaestrom］22）。，另外又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公共食堂“会餐”（οισσια）一词源于“谷物”（σο）一词，本意指“公谷”即“公仓”制度。同堂合食，源自古初各族由游牧生活向耕稼定居生活转变的时候。。15那个会餐制度以及他所订的法律的某些部分至今依然在他的某些族裔之中流传。

第69章 卷（H）七 (7)

这一界线的西北，直到替里尼亚，仍居住着奥布人，也就是古代所称渥逊尼人，这个旧名至今还在当地沿用这里是指拉丁地区的康帕尼亚（campania）和卢加尼亚（lucania）。亚里士多德将拉丁地区称作奥布地区（opica）参见《残篇》五六七1571a24。根据《安底俄古残篇》8（缪勒编的《希腊历史残篇》卷一183）康帕尼亚被奥布人——即古所称渥逊尼人所居。据《希罗多德》i 167，卢加尼亚名为爱里亚（elea），被奥诺羯利亚人所居，不属于奥布人地区。；其东北，向耶比季亚和爱奥尼亚海湾，20在所谓的西里底斯地区，居住着裔出奥诺羯利亚族的琼尼人这里与《安底俄占残篇》6所讲相符，该残篇来自《斯特累波》255页。。如此，会餐制度是起始于南意大利的。而另一制度——阶级（品级）制度，则肇端于埃及《希罗多德》ii 164，说埃及人分不同“品级”（γνη）或译为“阶级”或译“族籍”）；ii165讲，埃及战士不得为工匠（未言明不许为农耕）。《狄奥多洛》i 73列举埃及各品级为僧侣、诸王、战士、牧人、耕者和工匠。柏拉图的《蒂迈欧篇》24b，曾提到埃及战士跟牧人、猎户、耕者相区别。

普鲁塔克的《莱喀古士传》4，讲莱喀古士曾游埃及，根据埃及古制，为斯巴达规定战士和其他阶级相分离。伊索格拉底的《比塞里斯》17，讲斯巴达阶级分别和其他制度大都模仿埃及，但本书卷二章十1271b22，讲斯巴达法制源自克里特。：米诺斯的王于克里特显然比色苏斯特里的王于埃及还要晚的得多近代考古家伊凡斯用“米诺斯”王这个传奇名字概括了克里特古文化，从公元前3000年到1200年间十八个世纪，如果以克里特古文化兴盛期为米诺斯王生世时代，约在公元前第十五世纪左右。色苏斯特里是埃及王时，根据《希罗多德》ii102等章，在特罗亚战争时期（公元前第十二到八世纪间）。根据《迪开亚沽残篇》7（缪勒编的《希腊历史残篇》卷二235），色苏斯特里继奥罗王（orus）之后，在埃及称王，死于希腊第一次奥林匹克竞技大会2936年之前。奥林匹克始于公元前776年，而色苏斯特里应是公元前第三十八世纪的埃及法老，比米诺斯时代二十余世纪早。近代埃及史家考订色苏斯特里是埃及第十二朝三王之末王，生世约在公元前2000—1788年之间。。

如同这两种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各自为人们所发明、流传一样，25我们尽可相信其他很多的制度也大都是如此。在历史过程中，人类自有诸多机会——事实上可以说是无定数的机会——一再创造各种制度参见卷二1264a1—5；又见《形上》卷十二1074b10；《说天》卷一章三270b19。柏拉图的《法律篇》卷三676，单就政体的创制而论，早就有类似的论调：世上已有万千城邦历经存亡，在万千城邦中，当有多少种类的政体或创或废，或盛或衰，或传或不传，或有所增修或有所简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借此设想，“需要”本身就是各种迫切的发明的导师人类的发明创造能力一定首先表现在急需的事物上，这个理论最早出现于德谟克里特（参见公元前第一世纪伊璧鸠鲁派学者菲洛德谟的《音乐》［philodemus，de musica］iv 36，肯姆克［kempke］编校本108页）。参见卷八章五1339b30注。；而人类社会既由于这些发明获得了日常生活的基础，随后自然也会继续努力创造更多的事物来装扮生活，30让它臻于完美。这个普遍原则，我们相信对于政治制度以及其他各个面都应一律适用。埃及的历史通常证明一切政治制度的源远流长。

世人都了解埃及人是最古老的民族参见《希罗多德》ii 2、柏拉图的《法律篇》ii656—657。另外，亚里士多德著作《气象》卷一章十四352b19。；从远古至今，他们世世代代保有其政体和法制。他们的历史足够为我们提供借鉴。我们应当借鉴古人早已尝试而且表白于后世的一切事物或典章，35从而用心探寻先哲所没有想到或施行的各端，差不多能够弥补他们的缺失《纽校》（i“附录”e、Ⅲ注释382—383页）指出，本章上半1329a40—b35不是亚里士多德原作，可能为初期漫步学派在他自己用的《政治学》抄本上有所注释。作注者觉得原文对战士和农民两品级必须划分的理由不够充分，就做了填补，表明这早就是旧邦如埃及等行之已久的制度，我们大可模仿，无需疑虑。《巴克尔英译本》306页注，指出这一段同上下文似乎不相衔接，尤其赘述过多意大利人文地理语，但25—35行数句的思绪及笔触都很像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制度的创建或事物的发明，在各时代各地区时，各民族作“复演”；两代两处隔绝的民族能分别创成相同的事物或制度。近代种族学家则多采“扩散”说；一新事物或新制度只由某一民族在某一时代创始，而后散播于他处，于后世流行。。

前文已经提到，在我们的理想（模范）城邦中，土地应当归属于执兵器保卫国境并参与政治的人们（阶级）。为什么耕作者非得有别于此类人（阶级）也已做过阐释。有关国境的大小与土壤的性质也已叙述了上章1329a34—39和此节1329b36—39都是上文的总结。倘若肯定本章上半是伪造，那么这两个结语应删一个；《苏校》主删b36—39行，而《纽校》说应删a34—39行。。40我们现在就进一步研究土地的分配，并论证农业要如何安排以及农民阶级是何种性质。

土地分配应关注到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土地1330ɑ不能像有些作家所坚持的那样收归公有，虽然这也和朋友间的财物一样，互通有无以济公用参见卷二章五1263a26—37。。第二，全体公民必须生计有着，丰衣足食。一般都认为管理修明的城邦是以设置公共食堂（会餐制度）为益的，下文我们会另行说明我们赞成这个制度的原因设置公共食堂能够作为财产公用的实例，因此此处连带述及，但本书上下文并没有专章详述会餐的利益。。每一公民都应享有参与会餐的权利；5可是穷人既须养家糊口，经常无法支付会餐的份钱，因此，有些人就认为公共食堂应当用公款办理。公众祭祀（宗教仪式）的费用也应当用城邦的收益或公众的捐献来支付。

通过这些考量，我们建议，城邦全境应当分成两部分，10一部分为公产，另一部分为私产，属于每个公民。两个部分还须再各自划分为两份。公产中除一份供应公共食堂的用度外，另一份供应祭祀（宗教）。而私产地亩应当有一份配置在边疆，一份配置在近郊——每一公民要在两处各领取一块份地，如此，不管他们在近处还是在远处，15大家利益都一致了。这种举措卷二章五1265b22—34曾对柏拉图《法律篇》（v745）中所拟的这种措施进行批评。本书卷七卷八取法于《法律篇》，还有其他许多措施，参见巴克尔的《希腊政治理论》（grpolitical theory）380—382页。既可以满足正义和平等的要求，又可在遇到敌患、遭逢边警时，全邦公民必可因此凝聚得更加团结。

如果不作如此安排，则有些公民其产业远离边疆者，就会忽视邻邦的挑衅，而另外一些公民其产业恰在边疆者，又常常戒心过重，甚至委曲求全而有伤本邦的尊严边区田庄常常在战争中受害比较惨烈，实例见于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中，拉根尼和麦西尼亚间的边区埃伊拉（eira）地方（《鲍桑尼亚斯》iv 181）。在科林斯战争中，科林斯和西基雄间的边地全部被荒废（公元前393—392年）（格洛忒的《希腊史》卷九455页）。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盟军方面，亚嘉奈人（acharnians）由于战事多在他们境内进行，被蹂躏特甚，支持迅速出击（公元前431年）（《修昔底德》ii 21）可作为边区居民关于战争的情绪和观念跟远离边区的居民不同的佐证（参见《康格里夫校本》注）。。20因此一些城邦制定专律，来审议有关本邦和邻邦的边务或衅隙，禁止边区公民参与。他们认为边区公民因为自身的利害，可能发表错误的见解，影响公众对（边务）战争问题的判断。

按照上文所述，我们建议的土地分配方式正是如此。至于耕作这些土地的人们（阶级），若是依照理想，25让我们自由选择，则以奴隶最为合适，可奴隶不能专由一个种姓获取参见柏拉图的《法律篇》卷六777c—d、卷七806d。，也不能向性情强悍（具有自由精神）的种姓罗致。如此谨慎的选择能够求得劳力的供应使其避免暴动（反抗）的危险。假如不能如愿地获取奴隶，而思考决定于次一可用的等级，则就以非希腊种姓的农奴（贝里俄季）贝里俄季是非希腊种姓的农奴，此外如黑海南岸赫拉克里亚城邦内的马里安第族（mαριανδινο）农奴也能作为非希腊种姓农奴的实例。农奴是“半奴隶”，与奴隶不同，参见卷二1264a36、1269b5注。为佳，30此处应当注意到，不要使用性情彪悍的种姓。耕作的人手，凡是用于私家的，就全部属于各份产业的主人；凡是用于耕作公地的，就都归城邦所有。凡是服役于农业的奴隶应当有怎样的待遇，以及为什么对于服劳有功的奴隶们应当给予自由作为报偿，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文加以分析下文亚里士多德未重论此题。参见《经济》卷一章五1344b15。。

章十一

35如前面所讲，我们这个邦的城市，要尽可能依环境许可，建成联系陆地和海洋的中心，也即成为全境的中心。就拿城市本身的内部设计来说，我们的目标应致力于四个要点。第一，最为紧要的是应当顾及健康（卫生）。城市的阳坡东向者经常受到东风吹拂，40这最有益健康；第二，若是北有屏蔽，（其坡南向）能够抵御北风，1330b宜于冬季。应当注意的其他两点是城市要安排好方便政治和军事的活动。就军事活动来说，应让居民外出方便而敌人侵入或围困就比较困难。

如果可能，也要让市内有溪流和足够的井水，供应水源，如果情况不能完全称心，就应采取近代铸造大蓄水池的办法许多干旱的古希腊城市，比如推罗的岛区（马斯伯乐的《东方民族古代史》［maspero，hist，ancienne des peuples delorient］192页），亚历山大城（普尔的《埃及城市》［stuart poole，cities of egypt］181页），克尼杜城（《希腊和罗马地理辞典》“克尼杜”条）等，多建水池或水槽来积存雨水。达耳马戚亚（dalmatia）和各岛无溪涧，无水泉，居民常年用所蓄雨水供使用（杰克逊的《达耳马戚亚》［tgjackson，dalm，i］241页）。雅典市区，四泉仅一泉能喝；而附郭多清溪，亚里士多德时，稚典就建有水槽，从市外将溪水引入市内。塞莫斯岛也有长距离引水建筑（参见《希罗多德》iii60）。这节亚里士多德只说水池，不谈引水设备，是由于水槽易被敌军切断。古希腊人对公众的饮水和用水都特别留意。

近代考古家挖掘希腊化时代的一个希腊人城市旧址时，从一条街坊的地段就挖出了并行的十一支金属水管（白雷斯德特的《古代》［breasted，ancient times］第二十一章）。，5来贮备雨水，有了这种容量巨大的蓄水池，则即使久战被围，全城同四郊隔绝多时，市民也不致遭苦渴。要想保证居民的健康，不但应对候风相地谨慎，为他们选定优于摄生的“居处（位置）”，获得充分的空气与日照，还得供应良好的饮水。这是一件需万分重视的事情。

第70章 卷（H）七 (8)

在地、水、风、火各元素中，10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关系最为重大的一定是应用得最多最频繁的：而“水”和“风（气）”两者恰恰就具备这样的属性亚里士多德为城市选择位置时采人民健康观点，这是他旱年所受的医学教育的缘故。希朴克拉底的《空气、水和居处（位置）》一短篇素闻名于世，此节要点盖本于希氏。。所以，凡经谨慎规划而建造的城市，如果全部溪流或井泉，或清或浊，不尽相同，就须制订章程，分别饮水及用水不致互相沾污，人们也不得擅自浪费15希腊半岛地处亚热带，平均温度17℃，雨量少。某些地区患旱。夏季溪涧多干涸。古希腊人开辟农田，要先引水池和灌溉渠道。人人重视饮水；送别友人经常祝“一路平安并得清泉”。两邦缔结条约，须记明“双方都不得阻断对方的水源”。因此亚里士多德这一章也尤其重视水泉。。

至于城市的设防，各种政体最好不要作相同的规划。寡头政体和君主（一长）政体适合单独一个筑于高地的卫城；平民政体适合平原的防御工事；两者对于贵族政体的城邦就都不适宜了，这种政体需有若干同它的地形相符20的堡垒各种政体的城市设防规划要有各不相同的理由，没有说明。希腊各邦城市，例如梅加洛浦里和曼底涅亚都建在平原上（布尔西安的《希腊地理》［bursian，geogvon griechenland］卷二209、244），都属平民城邦。斯巴达（《朴吕波》v221）、迦太基（梅尔察的《迦太基史》卷二165）和爱璧隋费里的洛克里城（李维的《罗马史》卷二十九614）市区都有高地，各建有堡垒。。私人住房的设置，若是依照希朴达摩的新设计贺尔姆的《希腊史》（holm，griech，gesch）卷二324页，指出公元前五世纪前，有些希腊城市就有直线通衢和直角交互街道。希朴达摩不能被看做城市设计的最初专家，但由于他给许多著名城市设计过，因此世人将首功归于他。

，拟定方正的街衢后，让每户鳞次栉比，修筑整齐的房屋，自然有益观瞻并且方便平时的活动。然而，就战时的保卫而言，我们的要求却恰恰相反：古代街巷的参差曲折常令入侵25的敌兵不能找到内窜的途径，而闯进城中的陌生人也很难发现他的出路。因此，应当兼取两者的长处：模仿农民种植葡萄的“（斜畦）密垅”葡萄园种植葡萄五棵为一簇，比如骰子上的“五”（quincunx），其畦垅都斜向。希腊古园艺家相信这种畦式既美观又便于培育操作。，这样就能够制订出对战时和平时两方面都适合的里巷方案。另一种能够施行的方法是在全市中划出一部分区域以进行整齐的设计，保留剩余部分用作有利于巷战的规划。如此，30就既考虑了安全，也不至丢却市容的美观《纽校》Ⅲ396，分析全章句读，1330a39所讲“四个要点”，应是：（一）健康；（二）适宜政治生活；（三）利于攻防；（四）美观。亚里士多德原稿没有推敲和修整，因此第四点草率模糊，并且没有说明这是城市工程设计四点中的一点。a41行原文是“其余各点”，按纽曼解释说，译为“其他两点”。。

有关以垣墙为保卫城市的设施，颇有争议。一些人说以好斗称于世上的邦国就不需要筑城普鲁塔克的《拉根尼嘉言汇录》，“阿偈雪劳”30：“有人问阿偈雪劳，为什么斯巴达没有城垣？答：斯巴达不依木石以为固，而恃其居民的勇德。”柏拉图的《法律篇》vi778d—779b，说应像斯巴达人的恃其勇德，将敌人逐出国境；与其天天让士兵筑壕设堑，不如让他们认真警戒，勤于巡哨。若是相信金城汤池足以藏身其中，高枕无忧，那么人民终会消磨锐气，终至怯懦无用。。实际上这种议论是早已过了时（陈腐）的言论（奇策）——大家既然已经目睹了那些以此自鸣的人们所受到的事实打击，就更不用高谈了此语指的是斯巴达在忒拜的埃帕米农达引军入侵时（公元前369年）大败受辱一事。

雅典在公元前338—326年间莱喀古士以平民党领袖主政，比较有兴革，亚里士多德在写此书时，莱喀古士正重建拜里厄斯港与雅典间的长垣。对于莱喀古士的种种措施亚里士多德多报以同情，筑城也是其中的一端。。35假如交战的两邦大致相似，而敌军只在人数上略有优势，则躲在墙垣内靠土石托庇的军队肯定不会受人尊敬。

假如遇到这种情况——事实上经常会遭遇——进攻的敌军具备不是少数或少数超人的勇敢所能抵抗的优势，40那么，一个城邦想要避免惨败、屈服与毁灭，那么最好的军事措置依旧是设备最坚固的垣墙壕谍；1331ɑ如今石炮（重砮）以及攻城的其他机械迦太基与西西里战争时，迦太基人使用“攻城撞槌”毁坏墙垒。西西里狄欧尼修前主创“石炮”（掷石器）用远击撞槌（参见《狄奥多洛》xiv1450）。其他攻城机械像“云梯” “游动塔桥”，也出现在这次长期战争中。后来，马其顿腓力用西西里法多造攻城机械、对克敌制胜大有助益（参见德罗伊曾的《希腊战争掌故》［droysen，grkriegsalterth］209、211页）。有鉴于此，莱喀古士修整雅典城港长垣时，不但改旧有砖堞为石堞，还筑“城壕”来拒“撞槌”等。雅典公元前334—326年间筑城情况参见埃斯契尼的《反克蒂西丰》27、31（参见德罗伊曾的《希腊战争掌故》237页）。

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人勤于钻研攻防机械。《朴吕波》x44，曾提到战术家埃尼亚斯（aeneas）著有《攻城法》（τ πολιορκητικ）专书。至今还能从断篇残章中看到埃尼亚斯这一著作的痕迹。次第创制而且可以作高度精确的投射，城防正是当务之急。那种要求一个城市不设一点防卫观念，5说到底就得把一切高地据点都夷为平地，使敌人随意入侵。这种用意就好像要求人家不得修砌围墙，从而以免住户成为懦夫。我们必须明白，如果一个城市设有城垣，它能够主动于攻守的选择——将有垣当成无垣，它尽可出击，10或以此垣为依靠，它也可坚守——不过一个城市若全无城垣，市内的人众就会如逢寇敌，除了马上应战外别无他想。如果弄懂这些分析而确认城垣对防务有益，那么市邑不但应筑城，还需常常修建雉堞，以求其宏壮美观而又适宜御敌，15足够抵挡近代发明的各种攻城机械。蓄意攻伐的人们经常妄想制造新法新器，从而破阵陷邑、获取胜利；那么从事防守的一方，除了采取早就流行的一些设施外，也得孜孜不倦，寻找防御的新法新器。从事攻掠的人们，遇到一个守备完固、无懈可击的地区，事实上就不会想要轻试其锋锐。

章十二

如果我们假定公民们应该分配至各个会餐组织（公共食堂）而在某些适当的时期城垣又应该15设置碉堡和卫所，那当然会想到这样的设计：有些食堂应当安排在各个卫所。这是会餐制度与其他机构相配合的一端，还可以有其他配合。执掌要务之行政人员的食堂要设置在一些便利的适中地区，同公众朝礼的神庙相联系——不过曾有法律规定或德尔斐（阿波罗）25神识昭示的参见柏拉图的《法律篇》v738b—d、vi 178c、viii 848d—e。柏拉图所做的城市设计：全市居高地，市场在城中，四周建若干神庙，神庙同样是防御要塞。政府机构和法庭设于神庙附近。外围不需城垣。居民房屋要有统一设计，外围各户的房屋彼此相联，方便在战时成为防御工事。那些应当单独并隔离世务的祠祀，自然除外。

这个地区要位于所有人都能远瞩的位置，让向往的人仰瞻其庄重并崇敬这一善德所寄托的圣地，这样的地区当然应在全城的高坡，占据俯瞰四方的地形。在这个位置下边，30应该保留一片公共广场，它的性质和作用就像被帖撒利亚人命名为“自由”的那一广场。这里凡商人、工匠、农夫或其他类似的人们，一概不准入内，但经行政人员所召集的人除外，35这个广场中如果留有老年人健身和游息的场所自然就更好了。体育锻炼应当如公共食堂一样，以年龄为准，分成若干组并做好各自的安排；要是依照这样的方针建造各处健身房，老年人就能够同官员们一起在广场游息，40一些行政人员也应当分别到各卫所附近的健身房同青年们一起做体育活动。当官员在场时，青年们就会比较庄重，而人们常易流于放荡的一些情绪自然也因此有所消减，1331b甚至收敛此语指那时希腊青壮年间同性恋爱的陋习，在竞技和游息场中，若是没有警戒，就易于滋长这种陋习；参见卷二1262a38注。

“健身房”（或“体育场”）供人练习竞技和游息，附带建有公共浴室，主要作用是军事教练。亚里士多德时代，雅典健身房多设于城外。忒拜城内和郊区都有。而斯巴达和埃里斯只在城内见（色诺芬的《希腊史》v 225、30）。柏拉图的《法律篇》804c，支持健身房设于城内。色诺芬的《居鲁士的幼年教育》i 24，在他所虚拟的波斯国，为老人、中年、青年和儿童分别设置了体育场。。大家进行卖买的市场应当设在与公共广场相远隔的地方γορ，“广场”，γορζω，“赶赴广场”就是“买卖”，因此“广场”也作“市场”解释。雅典的“广场”分两部，北部为商贩互市之处（参见贺尔姆的《希腊史》卷二309页），南部为政治集会之所。帖撒利亚人令官员和公民的集会及游息与商贩隔离。这里的αγορα仅指“广场”，不指市场。斯巴达人政治集会和市场也分处两地。下文，1331b11称市场为“商业广场”（“περ  ναγκααν áγοραν”）（和上文1331a32“自由广场”相对映）按原词是指“必需品广场”。，市场要选择适宜商业运转的良好位置，使从海外进口的货物以及从内陆汇集的商品都便于贸迁。

执政和祭司是城邦的首要人员原文πγθο，“公民群众”，据《纽校》，（Ⅲ，校勘注释112页），改为“首要人员”προεστó（或“领导人员”）。。我们已提到执政们的会餐安排，有关祭司（神职）们的会餐编组，5也和其他人们的各附属于其所管辖的职司相类似，自然要宜于设在祠庙房屋内。处理诉讼、契约，法庭传唤以及类似这些事项的公务机构，还有那些所谓“商场监理”和“城市监护”——即管理商业广场和城市公共建筑9行所列的城邦职官名称以及职司，见卷六章八1321b13—16；15行所列的见1321b27—30。此处，行文似回顾到卷六这一章；这点也是近代校勘家主张保持旧的卷次，不将四、五、六卷移到七、八卷后的一个佐证。的位置都应当安排在公众聚集的地区周围。最适当的自然是以交换生活所需的市场范围内为佳。

10根据我们的规划，设在高处的公共广场就专供悠闲的游息，而商业广场则是大家日常生活迎来送往的活动中心。在此，我们所讲的一般体制，在郊区也大体能够通行。那里也有不同的行政机构——15官员有时称为“林区监护”，有时称为“乡区监护”——他们也分别与其业别相对应，各自设置卫所和食堂按照本章的规划，城内的高坡供奉群神，也在这里设置城邦政府；年龄较高的执政们以及耆耆的祭司们的食桌也设在这：这是全邦军政的重心。稍低处是公民政治集合的广场，老年人可在此处公余修养及游憩。交通运输便利的坡下或海滨设有市场；次级行政人员的机构以及食堂安排在市场附近，公民们和工商为卖买日用必需品也聚集在这儿，这也是人民生活的中心。亚里士多德在这章内没讲明何处应设法庭。一般青年则分别编组，生活在城垣各段和四郊的卫所，他们的食堂和体育场都设在卫所。

第71章 卷（H）七 (9)

雅典公民从十八岁到六十岁都列入军籍，遇到战事就分别召集（《雅典政制》五十三）。公元前338年，嘉罗涅亚（chaeronea）一役为马其顿腓力所击败后，雅典对十八至二十岁青年的军事训练尤其勤奋。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章反映了他的时代生活，也对卫所和青年军事训练讲得比较详细（参见《纽校》Ⅲ 412，《巴克尔译本》384页“附录”四）。。乡村四周也得散布若干祠庙，一些供奉诸神，另外一些祀事城邦的英烈参见柏拉图的《法律篇》717b、738b，城邦应有祠庙来供奉诸神和精灵（诸小神）及英烈；848d，每个乡村都应建置神庙。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章仅提英烈而不提诸小神，也许他认为宜罢杂祀。阿提卡地区，乡村多设坛龛，见李维的《罗马史》三十一26。《狄奥多洛》xv53，记希腊人坚信在城邦有兵祸时，所供奉的英雄士烈的神灵能上阵助战，杀敌佑民。。

不过详细叙述并说明规划细节，也只是白费精力。有关这些易于倡作高论，20但要把这些高论付诸实践，恐怕就困难了。我们大可祈愿，不过如何得偿所愿，却得依赖命运就上句中的“倡为高论”和“付诸实施”，下句的中命运和祈愿，原文各从脚韵，成为两个句内对仗，译文并未声义并达。。因此，目前我们对于这些细节无需再赘述了。

章十三

讲解了一个理想城邦的人口与土地等条件后， 25现在我们该讲到政体的本题了；25在这儿我们需阐述一个城邦因为什么以及如何才能拥有幸福生活并制定优良政体的要点。不管在何地，人们要获得幸福，必须注意两点：第一是端正其宗旨，令人生所有行为经常不违背其目的。第二是探寻一切行为的准则，借此察识人生将依什么规律才容易实现目的。目的与手段，两者相呼应，也能不相应。有时人们胸怀正大的宗旨，30可事实上最终未达成初志。有时全部手段都成功，人们得到所求，但是考究他所要求的事物，却又非常鄙薄。有时，甚至两者都属失当，比如一名医师，他既可错诊身体健康的本质，而对于获取他所希冀的健康又做谬误的处方。35对一切技艺和学术来说，必须兼明两者——既确定它的目的又精通于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作为）《纽校》Ⅲ422，指出此语在批评柏拉图所拟理想国时既对幸福的目的未讲明，又对追求幸福的方法存在谬误（比如卫国之上不得有家庭和私产），在目的和手段两方面均不合理（参见卷二1261a11—16、1264a27、b16—25）。。

全人类的目的明显是在于优良生活或幸福（快乐）。某些人的行为足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但还有一些人虽然向往，可最终却不能达到目的，或因为天赋薄弱，或因为遭遇艰难。40对此，我们应当还记得，若是想要获得优良生活，必须有适宜的配备，而每人的家境却随着他的遭遇，或裕或窘；至于那些配备的适量则因每个人的天赋厚薄而有所不同，1332ɑ凡是才德优秀的人，对于身外的需求也一定轻微，若是天赋不充，就不能不对财物多加倚重。另些人一开始就搞错了宗旨；虽然他们行为卓越，能够有所造诣，但全部才情都投入了错误的路径。在此，我们所研究的本意既在寻找最优良的政体，就自然必须要阐明幸福的本质。只有具有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后，5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优良的城邦，才有获取幸福的最大希望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重要公式：（一）政体＝人民的生活方式，最优良的政体＝最优良的生活方式。（二）优良（善德）＝幸福（快乐）。合并这两个公式，得到最优良的政体＝最幸福（快乐）的生活方式。参见卷三章九1280a31—1281a10、卷七章一至三等章节。。

在《伦理学》中，我们早已提到——在那里我们所持的论旨是有益（不虚）的——幸福是善行的极致与善德的完全实现，这种实现是由于“本然”而不需任何“假设的”《尼伦》卷一1098a16、卷十1176b4，分别有近似语句，措辞有别，但是意义相同。参见本书本卷章八1328a37。。我所讲的待“假设”，是指其人其事必须获取相关的条件而后才可成善；所说由于“本然”10则必自具备内善，不必外求而径可成善。以正义行为来举例，若是根据法律的正义课人罚金，或施以惩戒，固然是一件善事，但在这必须有罪人恶行作为前提条件而后执法者才能不得不做出这件善事——我们宁可相信城邦没有罪人，没有恶行，这样法官无法施行惩戒，无法实现他的正义。假如依照功赏的正义，以荣誉和财物给予他人，若是而以己所善与人为善，这样的为善就和惩恶的所善不同；凡出于己（出于本然）的善行才是最高的善行。

15用刑罚惩治罪恶，从某个意义，比如给人以痛苦来说，依然只是一件能够采取的坏事κακο ινò αρεσι（“可以采取的坏事”），按《施奈德校本》作κ…ναρεσι（“可以施行的坏事”）。《贝校》、《苏校》都从《施校》。；相反，就惩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罪恶而言，善施也是能够开创某些善业成为善德的基础。我们也可把此处的论旨作另一种申说：善人虽都可安于贫病，20且善于对待人生种种困乏，但是幸福总是依赖同这些恰恰相反的事物，即衣食、健康与人生所需的其他的物质配备。前文在讨论伦理问题的章节中参见《尼伦》卷三1113a22—b1、《欧伦》卷七1248b26、《道德论》卷二1207b31。，我们已几次说明，一个真正善良快乐的人，其本性的善肯定也是绝对的善“绝对的善”，即“本善”，参见《命题》卷三116b8和《形上》卷七1031b7。，当他发扬他内在的善德时，一定能明白彰显其所善具备绝对的价值（品格）。25然而，因为善良快乐的人们并不会完全没有身外的善这样的事实，让人们联想到身外之物是导致幸福的原因。这恰恰好像听到了一曲竖琴的佳奏，人们竟不会在意乐师的妙手，却赞赏那竖琴的弦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城邦必须预设一些要素，而后凭立法家的本领提供其他事项。我们希望这个理想城邦在每个方面都拥有足够的配备——外物的丰啬寄托于命运，当命运在主宰的范围以内，30我们就只能作虔诚的祈愿。至于城邦的善德又是另一回事儿：此处我们离开了命运的管辖，进入了人类知识与意志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立法家就能够施展他的本领了。一个城邦，必须令参加政事的公民具备善德，才可成为善邦。在我们这个城邦中，对政治全体公民人人都有责，35因此应当每个才都是善人。那么我们就需仔细考虑每一公民如何才能够成为善人。一切公民并不个个为善的城邦，也许集体地显示为一善邦。然而，若是每个公民都是善人这就肯定更为优胜。一切的善德必定内涵每个个别的善德。

人们所以由入德成为善者源于三端。这三端是出生所禀的天赋、日后养成的习惯、以及内在的理性“天赋” “习惯” “理性”是人生入德的三端，参见《尼伦》卷十1179b20，又卷一1099b9。“天赋”，也即“本能”，人和动物诞生时共同具备；人类在诞生之后由于教育的因素，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独具才德（参见本书卷八章三1138b4，《尼伦》卷十1179b23），因此从这以下，议论转入“教育”主题。。40就天赋来说，我们这个城邦自然不取其他某些动物品种（禽兽），而是专取人类——对人类，我们又乐意取其身体和灵魂所拥有某些品质的族姓。人类的一些自然品质，1332b本来开始对社会是不产生影响的。积习改变天赋；人生的一些品质，及其成长，耳濡目染，或习于向善，或惯于从恶。人类之外有生命的物类大都顺应它们的天赋，活动于世界中，只有少数动物可以在诞世之后稍微有所习得。

人类除天赋和习惯之外，又有理性的生活；5理性实是人类所独有。人类对此三端必须有其相互间的和谐，才能够乐生遂性。而理性应是三者中的基调。人们都明白理性的重要性，因此三者之间若是不和谐，宁可违背天赋和习惯，而顺从理性，将理性看做行为的准则。前文我们已经论述见本卷章七。，10在理想城邦中的公民该有何种天赋，才适合于立法家施展其本领。公民们既都具备那样的素质，其他种种就全部寄托于立法家所制订的教育方针了，通过习惯的训练，公民们能够培养一部分才德，而另一部分则要靠理性方面的引导参见《形上》卷九章五1047b31：“一切潜能（才能），或像感觉，秉于内涵（天赋）；或像吹笛，得于实习（习惯）；或像艺术，得于研究（理智）。凡由习惯和理智所得的才能必须先经过操练；非理智潜能之内涵于蕴受者，不假操练而自备。”此处亚里士多德讲有关教育的基本理论，与《尼伦》卷二1103a14、《感觉和可感觉物》章一437a11、《动物志》卷九608a17等章节大致相符。。

章十四

考虑到所有政治组织总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结合而成，15我们就需探讨两者应当混为一体，还是需要终身有别。教育制度要符合上述问题的抉择而确定不同的措施。我们能够想象，在某种情形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经划分，20应使终身有别。邦内若是在同级中有出类拔萃的人们，他们的体格与智虑几乎能像英雄和诸神，则统治阶级自会将与他们的臣民断然有别参见卷一1254b16、卷三1284a3。。但这类设想，世上几不可遇；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至今未见像斯居拉克斯加里亚的加吕扬达（caryanda）人斯居拉克斯著有《远航记》（scylax，periplus），提及印度见闻（《希罗多德》iv 44）。

原书失传已久，如今《远航记》并非原著，其中没有亚里士多德此节所列的事例。这里所讲的“诸王”，像是中国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载印度四种姓（四阶级）中的“刹帝利”。所讲印度诸王及其臣民身心两俱都明显有别的情况。所以我们应当选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更番迭代的政体；这种体制确突合乎时宜，具备多方面的理由。25在同类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中，大家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凡不符合正义，违反平等原则的政体必然难以长久。被统治的人们如果不能获得应有的权利，就将联合周围的人们（农奴）共谋革命；而和如此多的仇敌相比，统治集团为数实在是太少，无可相抗衡。从另一方面来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必定30存在一些差异。两者起初有所差异而又共享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正是立法家们需要解决的难题。有关这些，前文我们已经论述参见章九1329a2—17。。

按照自然的安排，我们拟议将所有种属相同的35一个公民集团划分成两个年龄高低的编组，所作的青壮与老人的区分自然正好符合政体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参见柏拉图的《法律篇》690a，父子、贵贱、长幼、主仆、强弱即是统治五序。。青年们都不会妄自以为才德胜于前辈而不甘受人统治；若是他们明知40自己到达适当年龄就要接替统治的职司，那就更加不必埋怨了。如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就当时来说，本来是编组不同的人们，可就先后来说，两者将是同组的人。关于他们的教育也是如此：从一个观点来看，1233α两者应该接受相同的教育；从另一个观点来讲，就应该相异。谚语正是这样描述的，“要明白主政的良规，必先学习服从的道理”参见卷三1277b9。。

我们在此专著前文参见卷三章四1277a26—bb30、章六1278b32—1279a8；但也可见本卷章三1325a17—31。中曾说明，统治存在有两个基本不同的方式：第一是以统治者利益为中心，第二则是以被统治者利益为基础，前者是所谓的“专制统治”（ν δεσποικν，主奴统治），5后者是所谓的“自由人统治”（ην ν ελευθρων）。青年们自然要学习自由人统治体制中服从的知识，但他们对某些只宜于主奴统治的道理，也应当熟悉遵从。有些任务，委任自由人和委任奴隶虽在执行方面似乎毫无差别，但事实上，目的却截然不同。一些琐屑而通常视为卑贱的事情，应当令自由青年们学习执行，他们并不会由于担任此类贱役而失去光荣的身份。10所有作为原本毫无高卑的区分，完全靠它们的目的（后果）的好坏，才能显示出那些行为或是卑辱或是光荣。

第72章 卷（H）七 (10)

我们前面已讲明参见卷三章四、章五。，好公民和作为统治者的公民们的品德都与善人的品德相同。我们也曾拟定各人需先被统治而后又参与统治机构，因此人人都应具有善人的品德。如此，立法家就得保证他的公民们最终个个都会成为善人，并应当熟悉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教育15而后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另外，有关人类最优良的生活，他也应当确立其目的。

人的灵魂存在两个不同部分：一是内涵理性；二是内无理性，却蕴含遵守理性并被其奴役的本能卷一章十三，灵魂内分别有“理性”和“无理性”两要素，与本卷章十五1334b17相符合。此节又作“内涵理性”（即“理性本体”，òλóγονκαθαó）和“服从理性的本能”的区别，与《尼伦》卷一章十三1103a1相符合。

《尼伦》卷一章十三指出，政治家的主旨在于促进人类的善德，而人类的善德重于灵魂（心理）方面，那么政治家应钻研灵魂（心理）之学，就像医学家的主旨是医治人们身体的疾病一样，就必先研明身体（生理）之学（参见耶格尔的《亚里士多德》354—357页）。。我们将某人称为“善”，就相信他灵魂的两个部分都具备着善德。不过人生的目的究竟置哪一部分为重点？接受我们上述区分的所有人，20对此都得到相同的解答。凡属较低较劣的事物通常由于有较高较优的事物而使其存在，这同在自然世界和人为世界全然相同自然界中，植物供动物食用，动物供人类食用，参见卷一章六1256b13—20。“人为世界”指从人手所制的诸事物来讲，认为人类先制造低级事物，再用低级事物为原料和工具，进而制造高级事物。。就灵魂来说，较高较优的部分是具有理性的部分。因此，人生的目的应该在这一部分中找寻。但依我们一向研习的说法，这一部分《苏校》四版按照维多利译本增加“这一部分，即内涵理性的部分”。

还需再分为二：由于理性有“实践理性”与“玄想理性”的区别见《灵魂》卷三章一433a14。参见《尼伦》卷六章二1139a3—6。，明显的，灵魂中内涵理性的部分也要作相应的划分。25灵魂的各个部分与区划既有尊卑差异，则对应于其各部分与区划所表现的操行也必然有优劣差异。凡是人们足够造诣于这三项（所有）操行，即“实践理性”和“玄想理性”所表现的操行以及无理性的本能所表现的操行，或其中的两项，必须将其中较高较优的一项置为重点。我们每人都力求造诣于各人所能实现的最高最优的目的（宗旨）30亚里士多德灵魂分析：（一）（1）“不涵理性部分”，（二）“内涵理性部分”，这个第二部分又分成两点，（2）“实践理性”，（3）“玄想理性”。三者自下而上，所表现出的品德也从低往高：（一）（1）表现出的作为，见其节制（syphrosyne），（二）（2）见其“周详”（phronesis，明哲），（二）（3）见其“智慧”（sophos）。众人行为若能遍见三德，应当以智慧为最高，若只见二德，那么智慧高于周详，周详高于节制。。

全部的人生也都有不同的区别——闲暇与勤劳，和平与战争；在人事方面，又有仅关实用或事属必需的作为和达到善业的作为的区别。我们对于人生每个部分及其每项事业的选择，应该遵守我们选择灵魂各个部分及其所表现的各种操行时所采取的途径。35因此，勤劳只是获得闲暇的手段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其义首先出现在柏拉图的《法律篇》628e。；战争必须只是导致和平的手段；凡仅关实用或仅属必需的作为只能是获得善业的手段。政治家在制定一邦的法制时，必须注意到全部要点：第一，他必须考虑灵魂的各个部分及其各种操行；而在这个区域内，必须着重于较高较优的部分，且着重于所企求的目的。第二，他又必须考虑人类生活的各个部分及其各项事业而为之区分本末和先后。

我们这个城邦的公民们自然40要有任劳与作战的能力，但他们必须更擅长闲暇与和平的生活（一，甲）“勤劳”和（一，乙）“战争”相联系而与（二，甲）“闲暇”相对应；闲暇则与勤劳对应而跟与战争相对的（二，乙）“和平”相联的。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这两类对论（antithesis）参见《尼伦》卷十章七1177b4以下。人生各事业都归为这四者：“战争”是世上不能避免的，政治对城邦实有益，都当以“勤劳”治，这些与灵魂的实践部分所表现的诸德相符合。学术和玄想是最高的善业，应当有赖于“闲暇”与“和平”，玄想与灵魂中理性部分所表现出的智慧相符合。。1333b他们也确实可以完成必需且实用的事业；但他们也必须更擅长于完成各种善业。在教育制度上所应树立的宗旨正是这些，这些宗旨普遍适用于儿童期，以及在成年前后依旧需要教导的其他各期5“其他各期”（ λλα λικα），按周伊特、纽曼等解释为十四至二十一岁的青年期以及二十一岁以上到某岁的成人期。巴克尔解作青年期（十四至二十一岁）中各阶段。人生教育分期，参见下文1336b37、1338b4、1339a4；亚里士多德没有对二十一岁以后成年期间的体育和智德训练作确切地说明。。

如今的希腊，以政体优良闻名的各邦，和为之制订政治体系的立法家们，却竟然无视此理。他们显然不将人生较高的宗旨当做建立政体的准则，也不将教育方针指向所有的善德。

10相反，他们崇尚鄙陋的趋向，试图培养那些能见实效且易于获得近利的各种品性。当代一些作家怀抱同种意志，也表现出类似的精神。他们赞扬拉栖第蒙的法制，敬佩立法家们将战争与克敌致胜当做整个政治体系的目的。这种鄙陋的观念极易靠理论加以驳斥，而且目前早已被事实所否定参见章十一1330b32—35及注。。15很多人都倾心于建立专制霸国，统治各族，从而取得物质的繁荣“和平或战争？”“从事国内文教或力图开拓境外？”是从古到今立国的主题。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章虽明显是说莱喀古士的旧制以及斯巴达的好战，收功利于一时，但终不至垂于长久，也许是对于雅典时人的针砭。直到公元前336年，雅典还有和战两派的分野。和平派坚持屈从马其顿，削减武备，将公款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主战派以德谟叙尼作为表率，竭力对抗马其顿方兴的势力，他们以自由为口号，想重振雅典的旗鼓，因此就必需提倡尚武精神，教民战斗。。

茜勃隆及传述拉根尼（斯巴达）法制的其他各作家讲述斯巴达法制的作家，除茜勒隆之外，还可能指《拉根尼共和国》的作者色诺芬（《苏校》）二版911注）。另外，克里底亚（cristias）也有斯巴达的相关著作，埃福罗的《世界大》中也曾涉及到斯巴达，但是两家的书在今天已不传（《纽校》）［312页1296a29行注释］。显然都是如此的胸襟，大家都称颂其立法家的才能，训练拉栖第蒙人令他们可以担当危难，最终树立霸业。20如今拉栖第蒙人已失去了他们的壮志；我们完全能看出那里并非是一个幸福（快乐）的社会，事实上他们的立法家是不足称颂的。这位立法家的功绩确实也是罕见的；这个城邦的人民世世代代谨遵他的教谕，一直奉行他的法制，25但是他们毕竟抛弃了人类较美善的生活。不管怎样，那些倾心于斯巴达法制的人，对立法家理应知所抉择的政体类型定是看错了；自由人政体事实上比任何的专制统治有更多的善德，也就是比较优良的政体。

我们还能从另一方面观察，特意训练其邦人保证克敌致胜、役属邻国的立法家，为什么不值得敬佩，为什么这样的城邦不能认为是幸福的：这种向外扩张的30政策事实上蕴藏着对于内政的重大隐患。显然，任一公民，他既然受到靠暴力侵夺它国的教导，那么，一旦他有机会，未尝不会用暴力强取本邦的政权对本邦和领邦的专制，都同为专制；列族被征服，建立霸国和钳制人民，按暴力为治的僭政相通：这种议论纽曼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当代最为锋利，也很鲜明（《纽校》iii446）。虽然斯巴达王室鲍桑尼阿斯鲍桑尼阿斯在1301b20称“王室”，与此节所将名位一致。

但是此节所谓有谋建专制政体的企图，则和1307a3的鲍桑尼阿斯一样，但该节的称号为“波斯战争中的统帅”。见布佐耳特的《希腊史》再版卷一513页注，说1301b20与此节的鲍桑尼阿斯为和吕桑德相敌对的鲍桑尼阿斯王；波斯战争的统帅鲍桑尼阿斯却是柏赖斯达沽王（πλεισρ ο）的师保，原本是王子的从兄，一些古籍中常常也将他误称为“王”（参见《希罗多德》ix 10、《修昔底德》i 132）。已位极尊崇，但还要轻举妄动，竟不惜依靠武备，谋建僭主政体。斯巴达人对鲍桑尼阿斯王的举动，是加以非难的。实际上，这恰恰是霸道在国内的表现。35

如此，我们也可以放心地说，那些颂扬霸道的说法，以及实行霸道的法制和政策无实际好处且违反正理，不该被政治家崇尚。每个私人和公众社会的善德跟战争的善德相对，即闲暇与和平等善德，指节制、正义和智慧（参见下章1334a11—16、22—28，又，章三1325b30—30）。都是一致的；立法家就该将这些善德灌输到公民的思想中。进行战争的训练不该以奴役不应做奴隶的人们为目的。

40尚武教育的目的应当是这样的：首先，保护自己，避免为人所奴役；其次，获取领导的地位，1334ɑ不过这种领导绝对不企图树立普遍奴役的体系而仅该以维持受领导者的利益为职责；再次，对于原来自然禀赋有奴性的人，才能靠武力为之主宰在亚里士多德理想国中依然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所有公民均是战士，这本是希腊各城邦的通常情况，但照上文谨慎主张闲暇与和平的生活，可见亚里士多德相信战争该以防御性者为限。然而，1333b40—1334a3所列战争的三个目标中，第二和第三种超过这一限度而允许谋取军事领导和维持奴隶制度的战争。但是这些反复贬责斯巴达争霸的争议，对于马其顿当时的扩张总是有所针砭的。。为了实现这类观点，立法家对于他所制定的军事法制，5必须以求取闲暇与和平为战争的终极目标；鉴于列国的史实，我们不能不倡悁于此。诸多专以致胜为功业的尚武城邦只能适合战场与战时的生活。等到得逞其霸图而停止了战争，他们既无伎俩可施，就会感到情境相违，在处于和平的世代，这些人就如同一把尘封的锈剑。那些在最初未曾以正当的闲暇生活善导他们的立法家，10事实上是难逃其咎的。

章十五

对个人和对集体来说，人生的终极目的都是一样的；最优良的个人的目的也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因此非常明显的，个人和城邦都需具备操持闲暇的品德；我们早已反复论证和平是战争的目的，15而闲暇又恰好是勤劳（繁忙）的目的，那么这些品性自然尤其重要。操持闲暇与培养思想的品德有两类；一些就操持在闲暇时和闲暇之中，而另一些则操持在繁忙时和繁忙之中闲暇（悠闲）与繁忙（勤劳）对应，不跟“作为”对应。闲暇也是人生的一种活动或作为，这种活动源自灵魂的理性部分，特别是以理性中的玄想部分为主。闲暇的所作所为都“由己”，而繁忙的各种活动则都被他人或为他物奴役。另外，闲暇也不同于“休息”和“娱乐”。繁忙含有紧张和辛苦之意，勤劳之外继续休息和娱乐，由于松懈之前的紧张，扫除积攒的辛苦；一张一弛，都属于繁忙的范畴。

至于操持闲暇该为不被他人他物所驱使的由己活动，这参见卷八章三1338a9—30的所谓“培养思想”，才是在闲暇中操持的闲暇，举例来说，倾听高尚的音乐和幽雅的诗词，以及学术研究和哲理玄想，人生能靠这些活动在闲暇之中陶冶情操，进于善德。若是要获取闲暇，进行修养，这得有若干的必需条件，因此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后一类关于繁忙的品德。20一个城邦应当拥有节制的品德，并且还得具备勇敢和坚忍的品德。古谚说，“奴隶无闲暇”参见赖契和希那得文合编的《希腊古谚》卷二765。，人们若不能凭勇毅对抗危难，就会沦为侵入者的奴隶，于是他们就再也不得有闲暇了。勇敢和坚忍是繁忙活动必需的品德；智慧是闲暇活动必需的品德；节制和正义则是在战争与和平时代以及25在繁忙和闲暇中都需要，特别要重于和平与闲暇。这一节先阐释战时与和平时都应该具备四德，而后为之分别轻重：平时尚智、战时尚勇；而礼（节制）义则并重于两个时期，但稍稍偏重和平与闲暇。参见《修辞》卷一章九1366b5。战争时期，人们经常不期而接受制约，顺从正义；等到和平降临时，社会趋于繁荣，共享闲暇，大家通常又流于放纵了。

第73章 卷（H）七 (11)

至于那些遭遇特别良好而被人人30羡慕的快乐人们，比如诗人所咏叹的“在幸福群岛上”（ν μακρων νσοι）“幸福群岛”参见希西沃图的《作业和时令》169：洪荒四期的半神与人间群雄死后的英灵被宙斯大神集合而移居到人迹远处于旋涡深海之中、所不能到达的幸福群岛上。此事参见宾达尔诗，《奥林匹克节颂》（olypionikai）ii 128者，作“幸福岛”（μνσο）。古诗所讲的“岛”或“群岛”都未指明它的位置。之后希罗多德说幸福岛是非洲沙漠中的“绿洲”（《波斯战争史》iii 26）。又或是爱琴海中各岛像累斯博、科斯岛或塞莫斯岛。阿里斯多芬的《骑士》1319和色诺芬的《希腊史》iv 81则认为幸福岛在居克拉第群岛（cyclades）之间。大多数希腊人认为自里比亚西航大西洋中，能找到这个幸福群岛的位置。的居民，当然拥有更高度的正义和节制；他们既生长在安逸富饶的环境中，闲暇越多，也就越需要智慧、节制和正义。目前我们已了解，为什么一个希冀幸福与善业的城邦，35必须具有这三种品德。

世间若由于不能善用人生内外诸善而感到羞愧，那么当正值闲暇之时而不能利用诸善尤其可耻；人们在勤劳中、在战争时，彰显了优秀的品质，可他们一旦过上和平、闲暇的日子，就堕落而降到奴隶一辈，这就避免不了要受到世人的指责的。40若是人们有志于成德达善，就不该实施斯巴达的训练方式。拉栖第蒙人有关诸善的看法原本不过是世俗之见，1334b将外物的为善看做人生最重要的善物外物的为善跟内德的为善不同，参见本卷1323a21—38；斯巴达人关注身外之物，参见卷二1271a41—b11。；但他们坚持获取这些善物只要实践一种善德，勇毅，这就是与众不同的。

既然将外物诸善看做高于其他诸善，又将拥有外善的利益较普遍操持所有诸善所可得的利益看为最重要，他们就独养勇德，作为赖以获取这些利益的手段。事实上，应当培养内外所有善德。5加梅拉留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经济学译文和释义》320页，第一注意到1334b4句内有缺漏。纽曼猜测这一缺漏源自“行末字样相似”之故，故此抄漏了一整行，凭上行行末“……所有诸善所可得的利益”字样推测到这缺漏一行的行末，可能为“……一切善德”，由此补上了［］内这一行。并且，依据先前的证明，特别要重视内善。因此，我们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应当如何，并以何为根据，才能普遍造诣于一切诸善德？”

我们已经讲明参见章十三1332a39—bl2。天赋、习惯与理性是培养人生诸善德的基础；我们已论证了参见章七。其中的第一项，表明我们的公民应具备何种天赋。此处当考虑后两项，并论证训练习惯同教导理性的谁先谁后。10并且这两项训导的方式必须尽可能地相互协调；如果不协调，那理性不但没有发扬最优良的宗旨，而且经过训练所培养的习惯也将表现出类似的缺憾。看到了这些问题，我们能够确切地说这一节首先将天赋、习惯、理性三端作为安排教育制度的根据，回答了上节末行的问题。至此再引出三端谁先谁后和如何协调的问题。下面，12—17行表明理性和思想是协调各项教育的标准，17—28行再论证下学上达的教育程序。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程序以人类生理“自然阶梯”（scala natura）为基础：（一）婚姻和育儿以健康与天赋为主，关注体格教育；（二）儿童和青年，以情欲与习惯为主，关注行为教育；（三）青年及成人以思辨与理性为主，关注哲学教育；协调三者，则每个人都能具备诸善德。

参见上文章十三1332a39—b8。：首先，人生的经历，就像所有生物的创生程序，诞生必先有因，始于父母的婚配，随后有胎婴这个后果，不过这一后果既诞世为人，那么以此为起因，又该各有其后果（目的）：15操修理性而应用思想恰好是人生最高的目的。因此，我们首先应靠思想和理性，调节公民们的生育（婚配）与习惯的训练。其次，人们都有灵魂和躯体两者的区分，其中灵魂又可分为理性与非理性两部分；对应地人们都有两种境界（状态）20——而玄想境界与情欲境界。对创生的程序来说，躯体先于灵魂，而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则先于理性部分。情欲的所有表征，比如愤怒、爱恶和欲望，从人们开始生命的历程，便就在孩提时显现；而辨解和思想的机能则依据常理，必须等到他长成时，随着岁月增长，日渐发展：这些都能鉴证身心发育的程序。25因此，我们的结论就应是：首先要重视儿童的身体，其次需留心他们的情欲境界，最后才及于他们的灵魂。但是，就像对于身体的维护一样，必须要将有造于灵魂的目的，训导他们的情欲，也必须要有益于思想为目的。

章十六

若是立法家希望在这个初建的理想城邦的有婴院内见到30大群最为健康的体格，他必须事先注意到婚姻制度，对婚姻来说，他应考虑配偶双方的年龄与他们的品质。制订婚姻法规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夫妇各自的及共同的生命分期，使他们生育年龄的起讫配合相互适当，35务使两方的生理机能在此时期足以匹配，不至于妇女已不能妊娠而男人精力还很旺盛，或男人已经衰老而妇女还能怀孕。年龄不配的配偶经常成为夫妻不睦、乃至家中争吵不断的原因。其次就得考虑子女跟父母之间按原文译为“子女及其父母之间”，据下文1335a32—35来看，此处实指“父与子之间”。的年龄差异。40一方面，这个差别不宜太大——年龄太高的父亲对他们的子女不容易做到充分的提携，而子女对他们的父母也未必可以克尽孝顺之道；然而，1335ɑ另一方面，这个差别也不能太小。子女同父母的年龄相近也有很多不利的地方：对于双亲子女几乎能够看做同辈，这自然就缺乏应有的尊敬，还有对于家务管理也易于产生争执。立法家应当考虑的第三件事情5——从刚才旁涉的两项转到原本的本题——即足以符合他的城邦所需的大群健康儿童的体格。

如今，一旦采取一项措施，这些要求全部都能达到。按照常理，生育期，男人终止到七十岁，女人终止到五十岁；10双方的婚配便应当规定在与此相符的期间（成婚的夫龄应比出嫁的妇龄高二十岁）。年轻男女就此成为双亲对子嗣不利。整个动物界中凡牝牡早配者，他们的幼体通常有许多缺点：身型既弱小，并且常常多雌性参见柏拉图的《理想国》459b。另外，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卷五544b14、卷七582a16；《动物的生殖》卷四766b29。。人类的情况也是如此，这能够用各邦的情况来做证明。15凡是惯于男女早婚的各邦特罗埃岑人（tροιζηιοι）除外，这里还兼有克里特岛人。克里特有早婚的习俗，参见《斯特累波》482页引用埃福罗《世界史》。达勒斯忒等的《希腊司法碑志集》407—408，考证克里特风俗，男儿婚年在十八岁以后，女儿嫁年在十二岁以后。

《纽校》Ⅲ 464注释，引用匈牙利科学院科洛西（gkorosi）1889年报告：《亲年对于子女生命力的影响》（influence of parentsages on the vitality of children）分析的三万个实例：父年二十五到四十、母年二十到三十的子女强于父年二十四以下、母年二十以下所生育的子女。居民通常身材矮小希腊人对身材矮小者，不但视其为孱弱，且不以为美，参见《尼伦》卷四1123b6。而发育不良。另外，年轻的母亲分娩困难，很多死于产褥者。按照一些记载，特罗埃岑人在起到神兆时所得的神识（“莫耕闲地”）p1及p2抄本对神识这一行都有注解，依此注原文直译：“切勿耕作休闲的田地”；依亚里士多德此处的文意，这一神识该是指“莫耕处女地”。，用意在于警戒他们早婚的鄙陋。识语的意义不在庄稼，20而在暗指特罗埃岑人特多夭亡的缘故就是少女的早嫁。

妇女一旦嫁人，就不能受约束，因此，若是家庭不过早地嫁出女儿，自可对性欲的节制有帮助。男子在他的种子“种子”，在动物胚胎学中是指“精液”，大多数较好抄本在这均作σπρμαο，维多利之后诸校本也同于此。可有些抄本以及戈脱林校本，在此作“体质”（σμαο），全句应当是“男子如果在体质生长未成熟前便行媾配，就有碍于其体质的发育”。拉丁旧译（威廉本）作“corpore”，与此相符合。p1抄本在此有边注：“另一种体质”，作注者也许认为体内的精液这个体质跟男子本身的体质有别。的生长还没成熟之前，就行媾配，据说也不利于他的体质的发育。25——在生理发育过程中，种子（精液）也有它自身的生长期，这个时期通常男子都相类似，或差别也很小“很小”两字原在29行，据《戈脱林校本》移到27行。——所以，妇女的出嫁年龄应当在十八岁，30男子的成婚年龄则应当在三十七岁前后。

假如男女都能遵守这样的规定，按时成为眷属，那么两方媾配开始时既同在人生健壮的岁月，生殖能力消失的时间也不致有太大的差别。子女的继承对双亲者也正好相当。按照这种期望，婚后即行繁殖，儿子就能在自己壮盛年龄壮盛年龄指男子在三十到三十五岁间的年龄（《修辞》卷二章十四1390b9）。梭伦《残篇》27，制定男子娶妻年龄在4或5×7，即二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间；其体力强盛在第4个七期，即二十一到二十八岁间，智力强盛在第8个七期，即四十九到五十六岁间。柏拉图的《法律篇》721，订立男子成婚年龄是三十到三十五岁。亚里士多德此节支持男子婚期为三十七岁前后，比别人订得迟，女子嫁期十八岁，则比他在《动物志》（卷七章一582a29）中所讲，妇女为3×7，即二十一岁为适于生殖者较早。亚里士多德在此处先制定了男女终止生育的年龄分别在七十与五十岁，随后推算初配年龄，所以或迟或早。继承老父的事业，此时父亲年届七十，已经有生机耗竭、日落西山之感了。35

如今，我们已经详述了婚姻的恰当年龄，应当进一步考虑生殖的季节（婚嫁的时候动物生殖与人类生殖季节，参见《动物志》卷五章八542a18—b1等章节。）。现在，大多数人都将冬令定为男女共营家室的良辰“大多数人”（οπ ολλο）大概指阿提卡地区大多数人，也可能是指希腊各邦的大多数人。各民族古代婚期在冬令者居多。参见中国《诗经》小雅“斯干”篇，咏农家在冬季经营宇舍，生儿育女。，此种风俗颇为可取。已成眷属的夫妇也应当向医师和自然学家请教，40学习生育的知识。医师们自然会将双方所该知晓的生理情况一一详述；1335b自然学家也会将吉利的风向告知他们——比如自然学家们都认为比起南风，北风有利于繁殖《动物志》卷六章十九574a1：北风时羊群交配多产雄羔，南风时羊群交配多产雌羔。《生殖》卷四章二766b34又说，一般动物都是如此。柏拉图的《法律篇》747d，风向对各民族的性格产生影响。。

父母应具有何种体质才会对子女未来的体格最为有益？这个问题等我们讲到“儿童管理”时，再加详述亚氏以遗传论亲子相肖，参见《动物志》卷五539a26等，符合柏拉图的《法律篇》775b所说。此处，不提婚配而谈到“儿童管理”论题，很可疑。此预拟的论题，如今未见于本书。，在这儿仅仅先简举它的概要。竞技选手（运动健将）的体质并不适合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5也未必有助于一般的健康要求竞技训练过于剧烈，特别辛苦，虽都能获得某一方面的擅长，但通常对全身的健康不利；参见挪克编的《欧里庇得剧本残篇》284、柏拉图的《理想国》7403e。亚里士多德《动物志》卷六章二十575a3，以斯巴达猎犬为例：雄犬随猎，追逐狐免，一生比雌犬辛苦，因此寿命都比雌犬短。卷八章四1338b11，竞技锻炼有伤人体美（姿态），另见《生殖》卷四768b29—33和子女的繁殖。娇嫩或柔弱而不胜繁重的体质并不所宜。介于娇弱之辈和竞技选手的体质事实上最为优良。如此，他必须历经相当的锻炼，才能胜任作业；而这些锻炼不能像竞技选手10一般过于专门而又过于剧烈；应当符合自由人生活全部作业的普遍操练，令每人五官四肢都能得到平衡的发展。

妇女也像丈夫们，应当具备我们刚刚所说的体质，孕妇要重视自己的身体；要时常进行操练孕妇不适于劳苦而应做适当的运动，参见《生殖》卷四章六775a30；另外，柏拉图的《法律篇》vii 788—789。，摄取丰富滋养的饮食。立法家可规定孕妇们每天要到专司育儿的女神坛庙进香一次。

第74章 卷（H）七 (12)

希腊妇女与孕妇朝礼的神，其一是宙斯大神（ρεμι，亚尔娣密）和丽多所生之女、日神之妹——月神，也是狩猎之神。又一是埃里茜娅（eλουια），神后希拉的诸女参见《伊利亚特》ii 270等节；希西沃图的《神谱》922，讲埃里茜娅司分娩，经常于产褥帮助妇女。另外，希腊4月11日到13日是妇女节，共三天（今历10月末），供奉地母（Δημηρ）；地母原是司谷女神在此节日变成“送子女神”（参见《希罗多德》ii 171）。在雅典，又有“三父（ριοπερε）”，也是妇女供奉的神祇，参见法诺德谟的《残篇》（phanodemus，fragm）4。伯罗奔尼撒各邦的埃里茜娅神庙经常建在城门外附郭处。，培养她们常常运动的习惯。不过思想与身体不同，孕妇要避免劳累心神，保证平静的情绪；由于胎婴在妊娠期间就像植物对于土壤那样，显然需从母体中汲取其生长所需的物质亚里士多德胚胎学以父亲为种子所自出，而由母体以生长所需的物质，供应此种子，参见《生殖》卷一章十七到二十。对胎儿物质营养来说，应述母体生理，此处举心理要求宁静，是因为取喻于植物生长情况，只有大地安宁，植物才能从土壤摄取所必需的物质。。

20新生的婴儿应全给予哺养，或有些能够暴弃希腊各地很多弃婴，弃婴都露置于城边山谷。亚里士多德的《残篇》二五八1525a37，指出埃及人对所生婴儿都哺养，希腊人知道后，认为特别奇怪。希腊弃婴中女婴最多，古剧本和故事中的女主人有时就是一弃婴，被人捡收，抚养长大而成才女。？这自然能够订立法规，凡属畸形或残废的婴儿禁止哺养斯巴达律禁育畸残婴儿，参见普鲁塔克的《莱喀古士传》16。拉栖第蒙城边有“弃婴谷”。。另一方面，在社会习俗不愿无限制地增殖的各个城邦中，又应有相反的法规，来禁止各家为减少人口，暴弃婴儿至其死亡。各家繁殖的子嗣要有一定的限数参见卷二章六1265b6—17。，假如新娠的胎婴已经超过了这个限数，25那么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未有感觉与生命之前，进行人工流产（堕胎）。堕胎的或不渎神（不悖伦）或为渎神（悖伦）应当以感觉与生命还没有显现或已经存在为标准。

如今我们已制定了男女婚嫁的年龄，接着还得探讨夫妇们为城邦“尽其义务”（λειουργεν），按韦尔屯，“繁育儿女”是“为城邦”尽义务；按斯达尔、苏斯密尔等，从朗比诺（lambinus）拉丁译本，作为“为自己”尽义务。柏拉图的《理想国》460e，在理想国中养男育女，被看做是公民们应当为城邦履行的义务。本卷，按照后代会为城邦的新公民着想，用意也与柏拉图类似。繁育后代期间的长短。老人的子嗣就像很年轻的父亲之儿女一样，30都在体质及心理上有缺陷；晚生的子嗣通常很孱弱。因此我们应当以人生智力的旺盛年龄为根据来制定大家终止生育的年龄。有些支持以七数为纪的诗人参见1335a33注，即梭伦等诗人。此处所讲“智力的旺盛年龄”（即“心理才龄”）在五十岁左右，实际专指男子，不含妇女。曾指出人类心理机能发展的顶点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人们到了五十四到五十五岁之间时，35大可解除从事繁殖的义务了；从此往后，若尚未断绝房事，就只能因为具有个人生理上或其他相似的原因。

在两人已经成婚而称为夫妻的时期，夫或妻无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若是犯奸淫，都是可耻的。40不过奸淫若发生在正在繁育子女的时期就应当衡量所犯案情的轻重，分别褫夺他的某些公民权利和荣誉参见柏拉图的《法律篇》vii 841d—e。。1336ɑ

章十七本章论述的有关儿童生理与教育各端大多都参见柏拉图的《法律篇》卷七中；其主旨与柏拉图不同的仅有允许小儿高声呼叫、七岁以下孩童应当在家庭中培育、文化教育迟延到十四岁起进行三年（见柏拉图的《法律篇》809e，从十岁起，进行六年）等项

儿童既离开母胎，自行生长，食用的食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体力（生理）。有关儿童的营养问题，不管从动物界方面来看5还是借鉴那些力求其子嗣体魄强壮而健斗的野蛮民族实施的实例，都是明显的，乳类最适合于儿童身体的发育章二1324b9曾以好斗的非希腊民族斯居泰等四族为例；斯居泰人以游牧为生，多饮乳类。凯撒的《高卢之战》（lcaesar，bellgall）iv 18，认为塞埃维（suebi）人身强力壮，这是因为乳饮。布荪旭茨的《希腊古代的产业和收益》313页认为过了哺乳期的希腊儿童多喝山羊乳。。如想不生病，那么就要让儿童的饮酒越少越好《动物志》卷七588a3，认为酒类有时能致小儿痉挛。，及时引导儿童进行适于肢体的各种活动是有益的；一些非希腊民族，10为了保护儿童柔软的肢体不受到损伤或扭曲，至今依然使用一些器械ργανα μηχανικ，“器械”（机巧的工具），至今不明亚里士多德是指何物。纽曼说是柏拉图的《法律篇》789e所提孩儿应服用到满两岁的“绷带”。巴克尔说是女孩扎在衣内的“背版”。

维多利认为是瓦罗的《拉丁语言》（varro de lingue latina）ix 5所提“护膝”（serperastra）之类。来帮助孩子们保持正常的姿态。同样有益的是使婴孩尽早训练成耐冷的习惯；这既可促进健康也能作为长大后征入军役的前期锻炼。有很多的野蛮民族，15在儿童出生后就将他浸入寒溪冷水洗儿还可参见加伦的《健康篇）（galenns，peri hygieinon）i 10（库恩编的《加伦全集》卷六51页）。《斯特累波》165页，记伊卑里女人将襁褓婴儿浴于溪水中。

朱利安的《书翰》（julianepist）xvi 383d，说莱茵河居民将初生婴儿浸于河中，辨别真伪，凡是非婚生子入水当沉溺，婚生子自能浮泳。，——比如克尔得人——或裹在单薄的襁褓内：这些风俗的目的在于增强他们的体质斯巴达和克里特的青年训练的目的都力求其能耐剧热与酷寒。这节取法自野蛮民族，幼儿时期便开始耐寒训练。这些习俗可能原载于亚氏所汇纂的《非希腊民族礼俗汇编》（nομμα bαρβαρικ），如今书已失传。。凡在儿童身上能培养的习惯，都应尽早开始，随后逐渐加强这些训练。20儿童的体质本富内热童体性热之说当源于希朴克拉底的《医学要理》（aphorismoi ）库恩编的《全集》卷三710页）。自然适合耐寒训练。

婴孩期ην πρην［儿童的］“早期”（“婴孩期”），不确定地说大约是初生到二或三岁。的保育能依据我们上文的要领及其他类似的方针进行。从婴孩期末至五岁止的儿童期内，对他们身心的发育避免有妨碍，不能教他们任何功课，或进行任何强迫的劳动。但在此阶段，25要让他们进行某些活动，使肢体不致跛弱或呆滞；这些活动应当安排成游戏或其他的娱乐形式。儿童游戏既要不流于鄙陋，而又不过于劳累，也不暗含柔靡的情调。负责这一职责的官员——一般都称作“教育监导”30——应注意选一些在这一岁数的儿童们要倾听的传奇或故事。

全部这些参见柏拉图的《理想国》ii 377，《法律篇》i 643等。都得事先为他们日后应当努力的事业和任务考量；即便是一些游戏也要布置妥当，使他们大多数的活动能实际成为自由人各种事业和任务的模仿。35有些人想要在他们的礼法中柏拉图的《法律篇》vii 791e_792a，根据斯巴达育儿规范，看护要让婴孩不哭不闹（参见普鲁塔克的《莱喀古士传》16）。按照柏拉图本文，此事是指婴孩期，因此苏斯密尔和韦尔屯将此节（34—39行）移到上文20行后关于婴孩期那一节。禁止孩子大声号哭；这是错误的。孩子的号哭就像成人的迸气蓄力那样令肺部扩张，其实有助于儿童的发育。

教育监导需注意儿童日常生活的管理，特别注意不能让儿童在奴隶们之间打发他们的光阴。40当儿童在满七周岁前的这个时期柏拉图的《法律篇》794，三岁到六岁儿童专事游戏，不用教功课。斯巴达儿童满七岁而集中受教于“学校”（“集合处”）（普鲁塔克的《莱喀古士传》16）。雅典儿童从七岁开始学书算，接受儿童操。波斯儿童满七岁就跟骑师习骑术（柏拉图的《亚尔基拜德篇》［alcib］i121e）。，训导全在家庭中施行；这时期极易熏染，1336b任何鄙陋的见闻也许都能导致不良的恶习。因此，立法家的首要任务应是在全邦杜绝所有秽亵的语言。

如果人能轻率地说出任何性质的恶言，5他就距离恶行不远了。对儿童，应当尤其要谨慎，不要让其听到，更不要让其讲任何恶言。凡不顾所有禁令，依旧发作秽亵的语言和举动，都必须给予相应的惩罚。这类犯禁的人，若是较年轻的自由人，还没有被允许据有会餐食桌的一席的《苏校》二版第966注，认为希腊青年十七岁以后参加专为青年设置的公共食堂，到二十一岁之后能够参与公民会餐。公民会餐有座位，就餐者各占一席，在此所分两类犯禁的人即有二十一岁以上和二十一岁以下的差别。，要给予其他斥责和体罚；若是年龄已大但仍做出类似奴隶的粗鄙言行，就要课以罚金。10

不端正的语言必须禁止，很明显地，我们也应当杜绝污秽的图画展览以及秽亵的戏剧表演。所以执政人员就得检查全邦的雕塑及图画，不要使它们临描任何秽亵的形象。15不过在一些祀神的庆祝节日，假如古传的礼法特许有鄙陋的节目狄欧尼修（酒神）节、地母（农神）节及其女儿柯丽（kρη，冥后）节日都流行酣歌狂舞、有失体态的游艺节目。酒神节中有代表生殖的雕像展示祀神的仪仗行列。这节亚里士多德超出了本章儿童教育的领域而是涉及了青年期教育。，自然应列为此类禁令的例外。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些节日，传统的风俗是允许成年男子，给他们自己并给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向诸神祈福，并且参与这些庆典。20青年们不能参加会餐席次与前辈传杯共饮之前，立法家需要求他们不得观听俚歌或滑稽的戏剧。到了这个年纪，他们已经接受了充分的教育，此类表演的不良影响，便不足为惧了。

既然在这涉及到这些问题，就顺便作一些必要的简单阐述；之后，等探讨到政府对这些事项究竟是否要加以管理，25以及管理应该采取何种方针和法规时，我们还需多加考虑，再行讨论本书之后未见重新详述。。悲剧名角色奥多罗色奥多罗是亚里士多德前一代的雅典悲剧名角，他的歌喉自然动人，当世无双。《修辞》卷三章二1404b22，讲色奥多罗的声调总是和其扮演的人物的神情一样，其他演员则不是这样。从来不允许任何其他演员——即使是不足道的演员——比他先登台，他说“观众（听众）总是喜欢他们最初听到的歌声的”：这句话是具有深刻含义的。不管我们是跟人或物接触，30事实上都会有相同的情况：通常对最初接触到的人或物留下最好的印象。因此，人在幼儿时，一定要他隔离于一切下流的事物，凡能引起邪慝和恶毒性情的任何表演都应当慎防，以免耳濡目染。已经平安地度过了开始的五年，35儿童就能够在以后的两年，即到七周岁时，旁观别人正在从事而他们将来也会从事的各种课业和工作。

然后，我们进入了正规的集体教育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分为两个时期——七岁到发情是第一期（少年期），从发情到二十一岁是第二期（青年期）人类七岁换牙（《动物志》卷二501b2），十四岁（男童）发情（同上书卷七章二）；二十一岁男子开始可以生殖（同上书卷七章一582a16—33）。亚里士多德重视这种“七”数分期，以此为教育分期的标准。。

那些对人生历程以七数为纪的古哲大致无误；不过，40有关教育设施作实际划分时，我们还得细致观察自然的状况，做出精审的安排亚里士多德说数学家尽可能在世事同万物演变中寻找其间普遍适用的数理，作为推算的依据；可自然间万物演变未必绝对都遵守这类数学规律：比如同为人类，女儿发情期比男童的十四岁（希腊习俗以十二周岁为女儿发情开始）早；同是动物，人到七岁换牙，群兽或迟或早各有其换牙的年龄。因此一切实际工作应当仔细观察各自情况而分别采取措施，不要轻信简易的数理规律（参见《形上》卷十四章六1093a12—30）。。1337ɑ教育的目的和作用跟一般的艺术一样，不过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漏洞加以殷勤的点缀而已参见《物理》卷二章八199a15；《尼伦》卷一章四1097a5。，长此以往，我们可以考虑下面三个论题：其一，是否应给儿童（少年）教育制定若干的规程；其二，儿童（少年）5教育究竟应由城邦负责，还是根据如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习俗，由私家各自处理；其三，这些教育规程应有何种性质及其内容。

第75章 卷（Θ）八 (1)

章一

10大家应该一致同意，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是少年的教育。有两项理由可以证明这种论断：一是如果邦国忽视教育，那它的政制必然将被毁损。为了使公民们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一个城邦应该经常教导他们参看卷五 1310a12—36。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也就是为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实力， 15原来是与某些目的相符的全邦公众的政治性格或（情操）。平民主义的性格创立并维护着平民政体；寡头主义的性格创立并维护着寡头政体；政体随着人民的性格高下而不同，只有在具备了较高的性格后才可以缔造较高的政治制度。二是人要运用每一种机能或技术，使其各个相适应，首先必须进行训练并且经过相当的复习。20那么，他们也必须先进行训练和适应，然后才能作为一个城邦分子从事公民所应实践的善业。

既然就全体（所有的公民）而言，一个城邦共同趋向于一个目的，那么，显然，全体公民也应该遵循同一个教育体系，而这种体系的规划当然是公众的职责卷七结尾提出了教育三题。本章1337a11—21 答复了第一题并且申述了两条理由。21—33答复了第二题并且申述了两条理由。第三题是教育方案的内容（章二1337a35重复提此题），以下应作详细的叙述，但在本卷之后的数章对于这一论题并没有周详地论述。。一是根据当今的情况，父亲各自照顾自己的子女，25向子女教授自己认为有益的教诲，教育作为各家的私事，然而这样实际上是不适宜的参见柏拉图的《法律篇》卷七804c—d。。既然教育（训练）所要达到的目的为全邦所共有，那么大家就该采取一致的教育训练方法。二亚里士多德回答教育第二题的立论是他常用的（一）“手段服从目的”论和（二）“部分服从全体”论。

每一个公民都是城邦的一部分，而教育既然是达到城邦政治和人类生活目的的手段，所以各家子女的教育（训练）都应该让城邦公办。是，我们应该认为任何公民都应是城邦公有的，而不应假想任何公民都可私有其本身公民必须“以身许国”的主张见于实际政治家的言论（比如普鲁塔克的《莱喀古上传》24、25，德谟叙尼的《勋贤金冠议》［de corona］205《修昔底德》i 706），也见于政治理论家的著作（比如柏拉图的《法律篇）923a）。柏拉图说：“作为你们的立法者，我认为你们的人身和资产都不是你们各人自有的：当属于你们的家庭时，不管是在过去还是未来；而你们的家庭又应当属于全邦。” 亚里士多德的《尼伦》卷五章十一，认为自杀者损害城邦，应受到惩处，认为“自杀”使城邦丧失公民；它的意思和本节中公民不自有其身的说法异曲同工。。每一个公民都是城邦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个别部分的任何照顾都必须与全体所受的照顾相符。就像其他的某些事情，这里，应该表扬拉栖第蒙人，他们把教育作为公共的要务，安排了集体的措施，对儿童（少年）的训练别具深心。30

章二

教育应该制定规程（法制）和教育应该由城邦来办理这两点现在已经得到明确的论定。接着我们就应该思考这种公办的教育应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如何实施的问题。当今各家关于教育的内容的意见是不一致的。35或从最优良的生活或从普通的善德方面这里“最优良生活”和普通的“善德”所相对或区别的意义并不明确；揣其用意似乎以最优良生活包括“玄想”品德，而以普通善德为仅属于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实践”品德。参见卷七章十四1333a21—30。着想对儿童（少年）应该学习的题材，大家各有不同的观念；教育究竟应偏重于道德性格（情操）还是偏重于理智，大家也常常含糊其词。

我们试着察看一下现世的篆刻，那些当师保的人迷离恍忽，各行其是，无可折衷：没有人知道他们设教的方针是专心于善德的操修，抑或注意人生实用的业务，又或旨在促进所有卓越的智能与中国古代以“礼乐射御书算”六艺教儿童相似，古希腊小学的四门功课（1337b25）是：（一）“读写”（包含初级算术），（二）“体操”（目的是培养将来的士兵，其内容很多都是模拟军事课程），（三）“音乐”，（四）“绘画”。在这四门中，绘画和读写都属于人生“实用业务”；体操和音乐都属于“培养善德”的课程，偏重于战斗训练的体操则是专修“勇”德。

τπεριττ，“特异的事物”，或解释为高级的课程，比如说辩难、天文、哲学、几何等，或解释为“卓越的智能”，比如克里奥芳托（cleophantus）能用骑术作出“惊人表演”（柏拉图的《曼诺篇》93d），伯利克里于阿那克萨哥拉（普鲁塔克的《苏格拉底的天才》［degensocr］3）接受“卓越的知识”，也以“卓越的智能”来使用这词。这些卓越的智能或有益品德，或有裨实用。。1337b对于各类学术，人们各有所崇尚，但是对于学术的分类却没有确切的观念；如果我们询间究竟哪些功课对培养善德有益，大家都绝不会作出同样的答复。即便是同样尊重善德的人们，对于善德的意义也都有不同的理解；既然这样，对于培养善德的方法，自然相互都有歧异了。

当然，儿童教育包括那些确属必需而有用的课目。但这里不需要5把所有实用的课目都集中比如“烹饪”也是有用之学，但自由人不用学习烹饪。参见章五1339a 39。。业务应当分成适合和不适合自由人操作两类；传授给儿童的实用知识就应该按照这个分类，不要使之形成“工匠（卑陋）的”习性。所有职业，学课或工技，10凡是可以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心理或灵魂，使之降格而不再适合于善德的操修者，那都属于“卑陋”；所以那些对人们身体有害的技术或工艺，以及所有受人雇佣、赚取金钱、劳悴并使意志堕坏的活计，15我们就称之为“卑陋的”行当bναυσο通常释义为“工匠”；古义为“熔炉”，所以用来指“炉边的人”即“铁匠”。希腊工匠或为佣人或为奴隶，或来自外邦，因此常俗把工匠作为形容词，就成为“卑陋的”。《传道书》（ecclesiasticus）三十八28，说“守候在砧边，肌体每日受到炉焰消蚀的铁匠们”总缺乏智慧，这些观念实际来自希腊社会。古希腊人因为工匠们日作夜息，在长年“作息”不已的循环之中，从来没有一朝的闲暇，所以被视为“贱民”。

又因为染工之手入于黄缸则黄，入于青缸则青，用自己身体来顺从他的所业，没有了自主，所以又把工艺视为有碍身心。。在各种适宜自由人学习的课目（学术）中，有一些也应该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要是这些课目着意用力过度，以求擅精，也会跟上述的工技一样妨碍身心。人或有所学习或有所实践，我们要按照其功用（目的）来论其高卑。如果人们所学或所行是为了自身的需要，或是为了助成善德的培养，或是为了朋友，这不能说是非自由人的作业；但是一样的作业，20要是服从他人的要求而一再操作，这就未免鄙贱而近乎奴性了根据这一节的用意，绘画、文艺、音乐等自由人学习的艺术都只应当做各人闲余时间的修养和欣赏，不能用来自炫，也不可以依为生计。中国古人鄙薄诸艺为“玩物丧志”，或称之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意思略同。英国十八世纪还把诸艺当做“绅士”业余所习而轻视伶工画匠之专精一艺者。十五六世纪间意大利也有相似的流风；卡斯底里昂（bcastiglione，1478—1529）所著的《宫廷人物》（Ⅱ cortigiano），提到艺文侍从之士率因“弘博”见称，却不了解百家的要领，甚至还动辄作鄙夷不屑之态，至于讳言技艺更是常有之事。。

章三

如上所说参见上章1337a 39—42及注所说善德的操修和实用的业务。，现行教育规程的各门课目，一般均包含有两种观念。通常基础课目是四门，也就是读写、体操以及音乐，还有些人将绘画也加上了说到儿童（少年）教育时，希腊各家往往不提及“绘画”这门功课，比如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篇）325d—326c，就说到儿童是先从文学教师学读写开始，次从琴师治乐，最后从体育导师学习体操，却始终没说到绘画。又如，《法律篇》810a—b，从十岁起，儿童便要学读写，使其通文理；十三岁时，开始学弹琴，使其能辨律听声，然而柏拉图自己也曾经学习绘画，在希腊社会，这一门技艺也颇为流行。

这儿并没有提及算术，按照《苏校》四版注，认为算术是包括在“读写”课程之内的。勃鲁姆纳尔的《古希腊人的家庭生活》（blümner，home life of the ancient greeks）英译本第111页上说，雅典儿童在自己的家庭中学习算术，因此学校里没必要开设此课目。

《普罗塔戈拉篇》，325e，指出儿童在“读写”课上诵习古史诗，在琴课中，倘若所奏者为之前所诵习的篇章，那么，便歌以和之。这样一来，实际上，读写也成了一门包括甚广的课程。。大家都认为，25读书和绘画在人生很多实务上都能够得到效用，至于体操则通常都是借以来培养勇毅的品格。至于音乐训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就颇令人费解，并且对此的争议也很多。现如今，人们研习音乐，大多数的目的是娱乐，然而在从前，之所以将音乐列为教育中的一门是30基于一些比较高尚的意义的。我们曾多次申述参见卷七章十四1334a2—10，章十五1334a11—25。，人类具有求取勤劳服务的天赋，同时又拥有愿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这儿我们应当再一次确认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的确，勤劳和闲暇都是必需的，但同时，闲暇比勤劳更为高尚也是事实，而人生之所以不惜繁忙，35其目的也正是在努力地获取闲暇。

那么，试问，在我们闲暇时分，我们又将做什么呢？总不应该以游嬉来消遣我们的闲暇时间吧!如果真变成这样，那么“游嬉”倒变成了我们人生的目的（宗旨）了。自然，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人生中的作用，游嬉都跟勤劳相关联。——人们从事工作，在紧张辛苦之后，40便很需要（弛懈）憩息，而游嬉恰好让勤劳的人们得以憩息。因此，在我们的城邦之中，游嬉等娱乐应该规定在适当的季节、适当的时间举行，以此作为药剂，来消除大家的疲劳。游嬉能够让紧张的（生命）身心获得弛懈之感，1338ɑ所以引起了轻舒愉悦的情绪，这便导致了憩息。然而，闲暇却是另外一回事儿：闲暇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以及人生的幸福境界，而这些内在的快乐也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到。倘若一生勤劳，那么，他永远都不可能体会到这样的快乐。在人繁忙的时候，老在追逐一些尚未完成的事业。5然而幸福实际上是人生的止境（终极），只有安闲的快乐是出于自得，而不靠外求，这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快乐。对于跟幸福相谐和的快乐的本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识，人们各自以自己的品格来估量快乐的本质，最高尚的本源只有善德最大的人才能感受到，以至于他们才能拥有最高尚的快乐。

第76章 卷（Θ）八 (2)

因而，显而易见，10这里必须有一些课目来专门教授和学习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但凡与闲暇有关的课目都是出于自主而切合人生的目的，实际上，这是与教学的宗旨相适应的，至于那些让人从事勤劳（业务）的实用课目固然必需，然而，由于被外物所役，只能视作遂生达命的手段。因此，我们的祖先将音乐作为教育其中的一门，其用意并不是认为音乐是生活所必需的——要知道，音乐绝对不是一种必需品。15同样，他们也不以此拟于其他可供实用的课目，譬如“读写”。读写（书算）可以被应用在很多方面：赚钱、管家、研究学术还有很多政治业务，都是有赖于这一门功课的。绘画也可以作为实用课目的实例——一般来说，练习了这种课目的人们都会比较擅于鉴别各种工艺制品，因而，在购买器物时便可以作出较精明的选择。

对于这些事务，音乐既完全没有效用，也不如体操那样有助于健康，还可以增进战斗力量——20音乐对这两者的影响都是不明显的普鲁塔克的《莱喀古士传》21、《音乐》（de musica）26，以及雅典那俄的《硕学燕语》626f。他们都说音乐可以鼓舞勇气，因而有利于战斗。《硕学燕语》624a，也称为色乌拉斯托语，说有一些疾病，可以让患者静听音乐来治疗。普鲁塔克的《音乐》42，也竭力称赞音乐的实效，据其记载，斯巴达遭逢瘟疫时，克里特名乐师萨勒泰（thaletas）亲自到此演奏，疫疠一时遽息。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偏重音乐的理性活动，因此低估了它的实效。。音乐的价值仅在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下文章五说明音乐的教育效用与此节相比实际上更广，音乐除培养理性之外，还有助于制约情感，训练道德，另外，还能佐人娱乐，资以休息。。当初音乐被列入教育课目，显然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确实是自由人之所以操修于安闲的一种本事。荷马诗篇的一叶这里所举的荷马诗，续句可见于现行的《奥德赛》xvii 385，稍有点儿不同；首句，按照此节文义，应该是383行，不过跟现行本文句不一样。，就见到了这样的含义，它的首句是：

25“侑此欢宴兮会我嘉宾，”

接着，在叙述了济济的良朋后，它的续句是：

“怡我群从兮独爱诗人。”οιδó，就像克尔得族（高卢）的bard，或者欧洲中古时代的minstrel，是为“弦吟诗人”，他们游行列邑，弹琴诵诗，很像中国的曲艺或弹词家。在古希腊，先有口传的“史诗”，然后有著录的诗文、讲演论说、历史杂俎、戏剧台词、还有各种学术著作。“史诗”是希腊远古历史及先人所有知识的总汇，行以韵语，谱于弦诵。“诗人”在熟悉这些篇章之后，就会聘访四方，传播民间，实际上便成为了西方文化的前导，也成了学艺的渊源。按照亚里士多德这里的用意，弦吟诗人重琴音超过诗句，便可以“琴师”或“乐工”论其才艺。

还有就是，在另一叶中参见《奥德赛》ix 7。，奥德修也说到，在英贤相聚之后，欣逢良辰，共同乐生励志的，没有比得过音乐的。

华堂开绮筵，共听诗人吟，

30列坐静无喧，清音自雅存。

在我们看来，上述各节足以证明对于诸子，父辈应该乐意他们接受一种既不是必需也不是没有实用而毋宁是性属自由，而且本身也内含美善的教育。或许，这种教育限于一门，也或者，这种教育兼备几门课目。倘若是有几门，那么这几门应该是哪些课目，还有这些课目应该如何研习——在以后，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另述在后未见重论。。35这里，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违背先贤的传统，音乐这样的一门不切实用也不是必需的课目，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被古人列入教育规程以内了。另外，我们还尽可以这样说：一些为了实用而授予少年的课目，比如读写，也并不完全是由于这只是切合实用的原因；其他很多无关实用的40知识也可以凭所习的读写能力来从事进修。与之相似，教授绘画的用意也未必是完全为了想让人在购置器物时不致于导致失误，或是为了让人在各种交易中避免受骗，这目的毋宁是在养成他们对于物1338b体还有形象的审美观念以及鉴别能力。任何事必求实用，这与豁达的胸襟以及自由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参看柏拉图的《理想国》vii 525。。

在教育儿童时，我们自然应该首先把功夫放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才能及于理性方面，我们必须首先训练他们的身体，然后再启发他们的理智。因此，一开始，我们要让少年就学于体育教师以及竞技教师5——体育教师将培养他们身体所应有的正常习惯，而竞技教师将授他们以各项角赛的技能亚里士多德要让七岁儿童先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十四岁后才开始学习“读写”以及“乐歌”（参见上文卷七章十七1336b39，还有本卷下章的1339a4 ），其教育程序与斯巴达所行的程序大概相近。斯巴达儿童从七岁开始至十七岁期间，一直受体育以及竞技训练。不过对于教育内容，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采取斯巴达式的过度剧烈的锻炼。通常来说，雅典儿童在七至十一岁之间学习读写，十一岁前后跟乐师学琴，至于体育教育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至今还不能确悉（勃鲁姆纳尔的《古希腊人的家庭生活》英译本111—115页）。从十八岁起，雅典青年登记于“坊社注册处”，作为“预备公民”（περπολοι），受军事训练，承担起卫戍任务还有野外差遣，二十一岁时，他们正式成为“公民”（参见《雅典政制》42），按照亚里士多德教育程序，青年二十一岁开始服军役。

竞技教师（παιδορβη）教导青年（士兵）应用甲胃，战斗技术以及掌握兵器等各种武艺，当然，还会教导他们运用掷石器（炮）还有攻城槌等方法。就少年（儿童）而言，军事竞技应当是弹丸、弓箭等轻巧武艺。

章四

在那些一向以重视少年（儿童）训练而著称的诸城邦中，有一些城邦专门培养少年们的运动员习性以及本领以培养少年成为运动员作为体育教育目的的人，是指忒拜人（普鲁塔克的《会语集录》［syrmposiaca］ii 52）与阿尔咯斯人（阿里斯多丰的《医师》［aristophon，latr］，迈恩纳克编的《希腊喜剧残篇汇编》iii 357）。犬儒家派狄欧根尼也认为运动不利于的身体发育与姿态（狄欧根尼·拉尔修的《学者列传》vi 30）。，10实际上完成这种训练经常会对他们身体的发育及姿态造成一些损害。拉栖第蒙人并不采取这种错误的体育方针，但是，他们也对少年进行严酷的锻炼，他们认为，养成勇毅的品德没有什么比实施这些野蛮（兽性）措施更有效果《修昔底德》ii 39载伯利克里的《国殇葬礼致词》中说，斯巴达人凭借严酷的训练（纪律）来培养公民的勇毅精神。雅典一任自由，而我们的公民临难奔赴，都绝不后人。。然而，我们已经屡次说过，教导少年们专练这样的一种品德，或者说特别重视这么一种品德见卷二1271a41—b10，卷七1333b5，1334a40。

，15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再说，即使就专门训练勇德的品德而言，他们的这种方法也是荒谬的。在动物界以及一些野蛮民族中，如果我们加以仔细地观察，很容易就能发现，通常来说，那些最凶猛的往往不是真正的勇毅，凡真是勇族与猛兽，其性情一般是比较温和（驯顺）或是比较近似雄狮的脾气的《动物志》卷九章四十四629b8，说动物性情有勇怯和驯暴的区别，狮子饥时凶暴，饱后又颇为和顺。又见，卷一章一488b16，说狮子高傲而勇敢。其他以和顺与勇猛兼称的动物，柏拉图在《智者篇》231a中举及犬，而在《理想国》589b中举及狮。。世上的确有很多野蛮民族习惯于杀戮，20更有甚者，还会宰食生人。滂都海（黑海）沿岸各族中，阿卡亚部落与亨尼沃契部落便是如此的凶猛黑海边吃人的野蛮民族也能见于《尼伦》卷七1146b21。《斯特累波》496页，说亨尼沃契人本来是拉根尼人的别支远裔。，另外，有一些内陆的部落也是一样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残暴。然而，在这些常常以掳掠为业的盗匪部落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勇德。

从史实来看，以拉根尼（斯巴达）本族而论，25在从前的一段时期，他们是唯一一个勤于严格训练并且能够恪守纪律的城邦，也唯有在那个时期，与其他部族相比，他们更为强大。如今，不管是对于运动竞技，还是战场决斗，他们都失败了至公元前第四世纪初，斯巴达人竞技与战斗能力都比不上忒拜的青年和士兵；参见狄奥多洛的《史丛》xv 871和普鲁塔克的《贝洛璧达传》（pelopidas）7。。过去，他们经常取得优胜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训练方法有什么特长，而仅仅是由于当初他们的对手没有对少年进行哪怕一点点的训练，因此他们得以独擅于往昔。

凶猛总是低了一着，只有高尚雄强的心怀才能得胜，30只有那些真正勇毅的人们才能正视危难而毫不畏缩参见《尼伦》卷三1115a29。，狼抑或其他凶猛的野兽面对威胁绝不会慷慨赴斗。如果驱策少年从事那些野蛮的活动，却不给予他们一些必要的训练，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必然会趋于鄙陋。只要他们培养成一种仅有的品德，以便将来为政治家的决策或措施服役，实际上，史实已经证明，他们随后所能发挥的本领远远比不上那些曾经受过多方面训练的青年。35现在，我们无须称道斯巴达人过去的伟业，而应该以当前的情况去衡量他们的训练工作。在过去，他们没有敌手。如今的斯巴达式训练就要和其他的教育规程较量短长了。

现在，大家已经普遍认识到了体育训练的重要性，而对其实施的方式也有所领会了。在发情年龄以前的儿童中，40应被教以一些轻便的体操（竞技），而凡是对生理发育有碍的剧烈运动比如体育竞赛的“重级运动”（βαρ ερα θλα）中，“五项竞赛”和“角斗” 就不是儿童应该参加的（《鲍桑尼亚斯》vi 241）。泛雅典娜节赛会中，一开始曾列有儿童五项竞赛节目，不过，之后便被删除了（勃鲁姆纳尔的《古希腊人的家庭生活》373页）。都不宜进行，另外，严格的饮食限制也会对儿童的成长不利。早期过度的锻炼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是很深刻的。在《奥林匹亚赛会历年优胜选手题名录》之中奥林匹克竞赛场中原来有题名碑石，这里所说的《奥林匹亚赛会［历年］优胜选手题名录》

第77章 卷（Θ）八 (3)

λυμπιονκοι）应该是为书卷形式的名单。亚历山大城编年学家所引用的优胜选手题名录是从公元前776年五世纪末开始被使用的，首先是埃利斯城智者希庇亚（hippias）将这类题名录编成卷册行世，随后亚里士多德又曾作续编。参见布佐耳特的《希腊史》卷一585和蔡勒的《希腊哲学》ii 2109。，先在儿童竞赛得奖，随后又在成人竞赛时得奖，这样的人很少，1339ɑ总共也就只有二三例而己其一例是克洛顿的米洛（mλων），童年时期，米洛赢得儿童级角斗首奖，在此后的二十一年间，也就是公元前532—512，他又连得六次首奖，是古希腊著名的运动员，参见贺尔姆的《希腊史》卷一439。。理由是很明显的：实际上，早期教练中的剧烈运动是在损耗儿童选手们的体魄。因此，发情年龄之前的体育规程只能是一些轻便的操练。在发情后的三年才可以适当授以其他功课，比如读写、音乐以及绘画。5直到十八岁，青年才适宜于从事剧烈运动并可以接受严格的饮食规则。同时要求人们进行心理活动和体力活动是不合适的。这两类不同的工作对人身会自然产生相异，或者说是相反的效果：10肢体在工作时，心理活动便停歇了，心理在思索时，肢体也就呆滞了。

章五

在以前的叙述中参见章三1337b27－1338a30。，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有关音乐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正好再拾前绪，重新对其加以论述，那些对于这个论题的叙述可以为作任何充分说明的楔子。阐释音乐的效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同样的，企图讨论为什么要学习音乐的理由也一样有困难。15有些人认为，跟睡眠和酣饮一样，音乐的作用只是娱乐与憩息（弛懈）。睡眠与酣饮，本身并不是什么高尚的事儿，然而不管怎么样，两者都属可喜之事，因此欧里庇得说：“遣愁赖有此。”这句话见欧里庇得的《狂欢者》（bacchae）337行（丁杜尔夫［dindorf］编校本）。睡眠、饮酒与音乐并列参见上述剧本377—381行，也可见19—21行。又，荷马的《伊利亚特》xiii 636，也是三事并列。有时候，音乐也和两者并列。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将睡眠、酣饮和音乐，还有舞蹈这里所说的音乐与舞蹈，实际上指的是听乐与观舞，参与卢季安的《论舞蹈》（lucian，de saltat）79、81，说舞蹈能够影响观众的心理及道德。，也尽可以一并列入——20都可以看做是可凭之消释劳累、解脱烦虑的事儿。另一种看法可能认为，和体育训练可以培养我们的身体一样，音乐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并且其对于人生的欢愉可以作出正确的感应，所以将音乐当做某种培养善德的功课。还有第三种可能的看法是认为音乐对心灵的操修方面有益处并且其足以助长理智此节叙述了音乐的三种作用，与卷七章四1333a26—32的心理分析相符合：（一）作为娱乐和憩息，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是其效应所在；（二）作为操修善德，理性部分的实践理性是其效应所在；（三）作为操修理智，玄想理性是其效应所在。。

很显然，让青少年娱乐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学习必须努力，因而疲劳必然是免不了的，自然也不是一种娱乐。另一方面，企图让人在幼年时操修心灵，30确实不是一件合适的事儿。固然，人生的目的在于心灵的造诣，不过他还只在入世的初期，还谈不到终极。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儿童们认真学习各门功课，比如音乐，虽然当初有所疲劳，然而，迨日后长成，他们便可以资以娱乐。这样，我们又可以追问：那么，又何必教儿童自己演奏波斯宫廷设置“乐队”，参见色诺芬的《居鲁士的幼年教育》iv 611。？为什么不效仿波斯以及米第亚诸王那样，让那些专精音乐的乐工演奏，自己倾听以取娱悦并领受其教益呢？35既然他们以演奏为业并且擅长此技，其技艺必然比那些仅能习知门径的少年好得多。又，如果竟因演奏而认为必须从小练习音乐，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少年们也应该先学习烹饪菜肴精美是成人的享乐，然而希腊人并没有因此而教其儿童从小学习烹饪，待其长大后可以调羹治馔。反而认为这是奴隶的事务（参见本书卷一章七1255b23—27）。，——不过，这是荒谬的。

如果我们认为音乐拥有陶冶性情的功能，40这里尚且还存在儿童是否应该自己学习演奏的问题。试问：“为什么儿童要自己演奏呢，让他们多听听音乐，终究也可以养成其欣赏音乐、领会其真趣的能力，不是吗？”据说，拉栖第蒙人便是这样的：1339b他们从不亲自学习管弦，却能够熟谙音律，还可以明辨曲调的雅俗《雅典那俄》628b，说斯巴达人不善于演奏音乐却善于欣赏音乐，大概本于此节。普鲁塔克的《莱喀古士传》21，说斯巴达人均学习歌咏。本书本卷章六1341a33，也讲到斯巴达人有擅长管乐的人。《雅典那俄》184d记亚里士多德及其第子嘉迈里翁（chamaeleon）说道，大多数的斯巴达人都能够吹箫。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公元前第三世纪，斯巴达的音乐教育比起前世纪更为普遍。。按照第三种看法，将音乐作为助长我们自由的操修、促进我们人生幸福的功课，问题依旧相同：如果我们意在闲适，那么，为什么不去顾曲听歌，5而偏偏要自累于鼓吹呢？在这里，我们可以举示我们有关群神的知识：诗人们“诗人们”应该指的是荷马等人。欧里庇得的《伊昂》905，称日神阿波罗弹琴高歌，然而希西沃图的《赫拉克利之盾》（scutherc）201，却说阿波罗挥弦，而群艺神（缪斯）和歌，参见普雷勒的《希腊神话》（preller，griechmythologie）卷一215。所咏的宙斯既不引吭，也不弹琴，而他仅仅在那儿静听而已。10我们往往说某人喝醉了或习惯于诙谐，因此载歌载舞。如果不是喝醉，使不再逗人噱笑，这样的活动将会被鄙视为乐工舞伎的能事。

不过，这个问题姑且留到之后再说详参看下文章六。。这里，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究竟音乐是否应该列入教育的一个课目。更由此而查询：在之前已经分析过的三端——教育，也就是陶冶性情，或娱乐，或操修心灵——究竟音乐是在哪一方面发挥其作用？既然音乐含有三者所共通的因素，那么便尽可以说它可以为三者各尽其效应。15请以诸要素之一，即怡悦作用为例：娱乐求憩息（弛懈）的原因。既然憩息被用以解除因为紧张而引起的疲乏，那么便必须具备怡悦的作用。又，相似地，一般来说，认为培养心灵应该兼备怡悦与高尚的要素，幸福的心灵便是由这两个要素合成的心灵。20现在，我们大家一致同意，音乐，无论发于管弦还是谐以歌喉柏拉图的《法律篇》669d，说琴笛（管弦）必须和之以歌喉，而歌咏则必须合于韵律，关于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之相异，认为乐器可以清奏，而人声也可独唱。，总是世间最大的怡悦。这里，我们可以引诗人缪色奥缪色奥，古代诗人，据传是为色雷基英雄，希腊乐祖奥尔菲俄（’Ορφε）之子。的诗为证：

“令人怡悦，莫如歌咏。”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对于社会交际以及闲居遣兴，为什么世人往往以音乐取乐——音乐确实能够打动人心，使人欢快。这里，我们可以将音乐的怡悦作用作为一个理由，25因而主张儿童应该学习音乐这一门功课了。所有没有后患的欢乐“没有后患的欢乐”（βλαβν δεν），或者“无邪的怡悦”，最先见于柏拉图的《法律篇》ii 667e，670d），说除了可以令人欢悦，音乐不会造成其他任何损害。不仅有补于人生的终极，也就是幸福，也可以借以之作为日常的憩息。固然，人生不易证受成果，但即使大家对终身的幸福不深求，其乐于憩息，抒情自娱，总是日常生活中可以暂时存在的欢娱。因此，让年幼的人们安静起来，让音乐激发娱乐，使人们有片刻的弛懈，自然是很有益处的30德谟克里特认为音乐不是古初世间所必需的事物，而是后世社会余裕的创作（参见菲洛德谟的《音乐》［philodemus de musica］ iv 36）。犬儒学派则认为音乐研究既不是必需的，也属于没有益处的（狄欧根尼·拉尔修的《学者列传》vi 73，104）。这里亚里士多德说，虽然音乐不是“必需”，却实际上属“有益”。。

确实，人们有时游戏世间，完全将娱乐作为其一生的目的，人生的终极应该有某些怡悦的作用。然而，这种怡悦并不是偶尔的欢娱，只是他们在追求终身的幸福时却误把寻常的欢娱当成了心灵的怡悦柏拉图的《法律篇》658，说音乐可以凭其所以娱人的程度论其高下。小孩子们喜欢傀儡戏，少年爱好喜剧，壮年愿听悲剧，而老人则宁愿聆听史诗弦诵。作为评判，宁愿取决于有德的善人，也不愿取决于偶尔为娱的俗人。。一般来说，人类的种种寻常活动都只求达到一时的目的，35而从不计较能否达到人生久远的成果参见《尼伦》卷七1153b33。。寻常的、偶尔的欢娱同这个是很相似的，都只考虑今朝的快乐，而没必要考虑明天的后事，实际上，毋宁是在回顾过去，这恰恰弛懈了因为之前的勤奋而遗留下来的疲乏，也就是迷惑了那些追求幸福的人让他们追逐寻常欢娱的原因。

不过，对人们来说，音乐不仅可资怡悦，就解除疲乏这点而言，音乐也有益上文分别提到音乐作用的三端：娱乐、陶冶性情以及操修心灵。就娱乐而言，上文将其混说为欢娱和憩息（解倦），在这里将欢娱作为音乐的通常作用，而解倦则是疲乏之后的特殊作用。。似乎，音乐的效用也正在这里。但是，我们还需要研究，这些属性，也就是在怡悦和解倦的效用上，1340ɑ音乐是否还具有另外什么比先前所说的更为高尚的本性属性与本性的差别，参看《形上》卷四章四1007a22—b2和卷五章八章三十。不管年龄差别有多大，性格差别有多远，对于音乐，人们确实都能自然地感受到怡悦。当然，或许在这种相同的怡悦上，个人还会有另外一些感受——也许，音乐是否会对我们的性格及灵魂有所影响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如果音乐能够影响情操，那么显然可见，其效应也将及于性格。许多不同的曲调会引发人们不同的感受，奥林帕斯奥林帕斯，传说中是为茀吕季的古音乐家的歌曲尤甚，这可证明音乐对人们性格的影响。10世人都知道奥林帕斯所作的歌曲能够鼓舞灵魂，让它兴起热忱；热忱νθουσιμó有的译为“热忱”（enthusiasm），也有的译作“灵感”（inspiration）。的兴起足以显见灵魂在情操上受到了影响“灵魂中相应于性情的部分”跟它相应于身体部分及其理智部分相对并且并比。音乐的感人或者说其影响在于理智部分（柏拉图的《伊昂篇》534b），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说音乐可以鼓动情感，让人在不知不觉之间手舞足蹈，因此说它的影响在性情部分。《尼伦》卷十章二1173b8，又说它的影响在身体或者说是（生理）部分。。又，不管是谁，当他们听到的仅仅是一些模拟的声音，虽然其中没有韵律，也没有曲意，但也因有所动心而表现出同情不和韵律或是未成曲调的模拟声音也能感动人心，比如，悲号让人闻而生哀，而喜笑则会使人闻而轻快，那么成调合律的音乐，在消释劳倦和令人怡悦之必外，更会影响人们的性格。

第78章 卷（Θ）八 (4)

15既然音乐令人怡悦而善德原在养成快乐的感觉和确当的爱憎，我们便可以由此作出推论：大家所急需要学习的功课和培养的心境，当数善性和卓行，以此来造就正确的判断以及快乐的感应参见柏拉图的《理想图》iii 401－2以及《法律篇》ii 659c—e。。音乐的节奏与旋律能够反映性格的真相，譬如愤怒与和顺的形象，节制与勇毅的形象以20及一切与这些相反的形象，其他种种性格或情操“其他性格”（情操或者品德）指的是“正义”等；亚里士多德对儿童音乐的教育，对培养“节制”以及“正义’这两种品德很是重视，参见本书1334a24，又见，柏拉图的《理想国》iii 399。的形象——在音乐中，这些形象都表现得最为逼真参看柏拉图的《法律篇》654e、655b、798d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尼伦》卷二1104b11。。凭各自的经验，明显可以知道当这些形象渗入到我们的听觉时，实际上，会激荡着我们的灵魂并使它发生演变。

这里，事实上，由原物所引致的悲欢的心境跟由音乐的形象所培养起来的悲欢的心境相符合柏拉图的《理想国》iii 395。。25比如，如果人因为谛视某物的雕像而感到欢喜——如果让他感到欢喜的确出于形象，而不是出于雕塑材料的高贵或是优美——那么，在他见到原物时，必定也会十分欢喜。而其他的感官，譬如味觉和触觉，却无法造就人物的性格或是品德的形象参见《集题》卷十九章十七919b26和章二十九920a3，说音乐与声感能表现一些视觉、触觉以及味觉都无法表现其性格的事物。。视觉所涉及的形象也可能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实际上，一些图形是在临摹事物的情态，不过图形所能反映的性格却是狭小而肤浅的见色诺芬的《回忆录》iii 10，提及画家巴尔拉修（parrhasius）说绘画无法表现“灵魂中相应于性情的部分”，苏格拉底为之说明，绘画也可能传神。柏拉图的《理想国》400d—401d中说，除了音乐以外，绘画、建筑、织绣还有其他一些艺术，同样也可以摹拟人物的性格以及情操）。在此节中，亚里士多德特重声感，与之稍异。

内脱耳歇伯的《希腊志》（rlnettleship，hellenica）117页上说在估量雕塑家和建筑家对于民族性格所遗留的影响这些方面，亚里士多德比不上诗人和音乐家。综合柏拉图对话有关各章节，并且推求其要义，柏拉图也偏重声感。不过施密特的《古希腊的伦理》卷一 207，说希腊人的心理受视觉的感应很重。。30同时，我们还必须知道所有人们的视觉都略同“所有人们”，包括儿童、奴隶还有其他一些智德不足称道的人们（参见下章1341a15），这一句的含义是说，颜色和图形所成画像，虽然可能稍微有性格的反映，不过大众还是很容易便可以了解的，不需要什么高深的鉴赏。。又，实际上，凭颜色和图形所形成的视觉印象并不是性格的表现，而只是性格的示意。它们仅仅是描绘了处于某种情感中的人物，因此显示那个物体的情操譬如绘画或雕像只能描述或塑造一个面临危难的“勇敢人物”，以此来显示“勇敢”的意态，视象不能像音乐一样直接表现出勇敢的性格。。

然而，就拿视觉方面的35各种作品来说，对于这些微薄的示意或表现进行鉴别，就不应该教儿童观看鲍桑鲍桑为何里斯多芳同时人，参见其剧本《阿卡奈人》（acharn）854（布吕恩的《希腊艺术家史》［brünn，geschichte der grkünstler］卷二49）。的手笔，取而代之，应该引导他们去研究波吕葛诺托公元前五世纪时的雅典画家波吕葛诺托，与鲍桑的艺术相异趣。另见《诗学》章二1448a1，其中说，善恶是为全人类的分界线，演员以其动作与表情来扮演常人，或者扮演较常人更为善或者较为恶的那些典型人物，就跟画家之取其题材差不多。

波吕葛诺托所取的主题一般都是超常的善人，而与之相反，鲍桑所绘则多是邪僻放侈之辈，至于狄欧尼修（Διονσιο）辄通常取材于常俗之众。《诗学》章六1450a26，又谈及波吕葛诺托与磋克雪杜（zεξιδο）较量艺术高低。亚里士多德称赞波氏的作品富于情操，在亚里士多德时，雅典画廊保存有波氏的“马拉松大战图”，而阿拿启神庙（aνκειον）等处的壁画也是波氏的作品（赫尔曼的《希腊掌故》卷三41）。普鲁塔克的《季蒙传》4，说波氏为雅典坛庙作画，向来是不收取报酬的。参见布吕恩同上书卷二40。的图画及其他一些善于摹拟情操和（道德性格）的画家或者雕塑家的成绩。

然而，在乐歌（作曲）方面，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这在基本上原来是情操，也就是（道德性格）的表现。这是很明显的：乐调的本性各异，40而听乐者聆听不同的乐调，便会被激发起不同的感应。有些曲调会让人情惨志郁，比如所谓的吕第亚混合调，1340b便是以沉郁著称；而另一些，流于柔靡的曲调，听着这样的曲调，人们往往会因此心舒意缓；还有一种曲调会让人神凝气和，这便是杜里调所特有的魅力；至于茀里季调却又有所不同；听者未及终阕，便会感到热忱奋发ρμονα的意义为“结合”或是“谐和”，若是用以说明世事，能够表达很多方面的专用意义。其在音乐方面，便有数个不同的含义：（一）作为“乐神”，也可以说是诸艺神之女（欧里庇得的《梅第娅》［medea］834），或者说成是战神与爱神夫妇之女（希西沃图的《神谱》937），乐神以及代表“青春”的神女希白（chβη）是为伴侣，主“洽和”；（二）“乐律”，比如毕达哥拉斯的“八度音程”。（三）“乐调”，比如下述的各乐调；（四）“曲谱”，可以按照乐章而歌唱的词曲。参见门罗的《古希腊乐调》（monro，the modes of ancient grmusic）56页。

“吕第亚混合调”（μιξολυδισ），按照普鲁塔克的《论音乐》16，引阿里斯托克色诺语，说此调是出自古女诗人萨芙（sappho），其声苍凉抑郁，近似于中国的“蒿里”“薤露”，用于哀丧追挽。参见公元前六到五世纪间抒情诗人普拉底那（pratina）的《残篇》5（贝尔克编校本）。

“柔靡曲调”（ι μαλακωρω）指的是“伊昂调”中的低调以及“吕第亚调”，参见普拉底那的《残篇》5（该《残篇》出于《雅典那俄》524f）。本书本卷章七1342b29，说虽然吕第亚调幽徐，然而其适合于儿童教育，儿童游唱时可导以此调。

“杜里调”（ Δωρισι  ρμονα），另参见于普鲁塔克的《论音乐》16，其称此调“雄伟而庄严”。伪亚里士多德书《集题》卷十九题为“论音乐”，第四十八章是为“乐调”922b14，该章中说拟杜里调（ποδωρισ）“雄壮安定”。普拉底那的《残篇》5，说“爱奥里调”（aιoλισ）是伊昂乐高调与低调之间的中调，该中调也就是亚里士多德书中的“拟杜里调”。希腊古哲认为，人生欢乐，因而心胸宽放，而悲伤则会导致心胸压抑，乐调悲欢即所以压放心胸。亚里士多德主张中道，他认为世人心胸应该不宽不紧，习于安和，只有这样，才能达成智德，因此专取杜里调。

“茀里季调”（ Φριγιστ ρ）是柏拉图所称赏的乐调（《理想国》399a）。然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该调过于兴奋，会令人陷入狂欢之中，不适合用于教育。。这里，关于乐调的辨识以及选择，我们尽可能遵循那些对音乐教育研究有素的人们对音乐教育素有研究的人们，详可参见下文章七1341b27和1342a30，这些人，有些指的是音乐家，比如达蒙（damon）（见柏拉图的《理想国》400b、424c等，有些指的是哲学家，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398d—399a以及其他篇章已先亚里士多德论述各种乐调），柏拉图的及门弟子黑海岸边人赫拉克里特（普鲁塔克的《论音乐》3）。伊顿（eaton）说也可以兼指毕达哥拉斯数论学派，参见《苏校》四版Ⅰ 596页和《纽校》Ⅲ 544页。的先进意见，5他们已经详征事实，综合了他们的乐理。

刚才所说的有关乐调的原理，对于各种韵律以及（节奏）来说，也是合适的。有些韵律，性质较为安静，而另一些则颇为动荡。至于动荡的韵律，又有适于理俗与适于自由人举止的区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鄙贱与高尚的区别有关韵律（节奏）（ρ‘νθμο）高卑之分，可参见《修辞》卷三章八1408b32，其中这样说道：“在各种韵律中，咏史韵律（英雄格 ρ

ο）庄严却稍欠亲切，扬抑格（  ι μβο）如大众日常的平话般亲切，而抑扬格（ τροχαο）则趋向于佻薄轻狂，四步句多用此韵律。”又，见《诗学》章二十四1450b34中说道：“一般来说，咏史诗体取最稳重庄严的格律，至于抑扬体和四步扬抑体则是以其流利取胜，这两者一个表达人生日常情趣，而另一个则令人兴奋，有闻歌起舞的节拍。”（英雄格作扬抑节奏，为六步体，古诗人以之作“史诗”。继史诗之后，伊昂作家盛行抑扬格三步体，用以作“讽刺诗”）。。通过以上这些论证，我们阐明了音乐的确有陶冶性情的功能1339a14—25举了音乐的三种功能，行文至此，仅仅是详述了怡悦解倦与陶冶情性这前两种效用，至于音乐对于培养理智方面的功能迄今未阐明。。10既然它具备这样的功能，那么，显然，应该将其列入教育课目而教授给少年们，再者而言，音乐教育确实适合于少年们的真趣。当年龄幼小时，儿童们都不愿学习，只有出于自愿，才更加容易取得功效。

此旨先见于毕达哥拉斯学派（《阿里斯托克色诺残篇》22，缪勒编的《希腊历史残篇》卷二279），柏拉图的《理想国》536e以及伊索格拉底的《元老院辩》43，其所言与之相似。接受辛酸却无法引起快乐的事物，至于音乐，15则是在基本上便内含了甜蜜而怡悦的性质参见《诗学》章六1449b28和1450b15。。又按照《苏校》，17—19这句移上，承接10行，说明韵律高卑之分。，音乐的曲调与韵律令人怡悦，而且音乐能够渗透灵魂。因此很多思想家都将灵魂结合于乐调。有些人就直接说灵魂本来就是一支乐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灵魂里面含有乐调的质素灵魂本身就是一支乐曲，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说法，参见《灵魂》卷一章四407b27。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中，阿里斯托克色诺与迪凯亚沽（dicaearchus）从毕说（参见蔡勒的《亚里士多德和早期漫步学派》［aand earlier peripatetics］卷二436页）。灵魂内含有乐曲是柏拉图的说法，参见《斐多篇》93。两说并论可以参看《论天》卷一章一268a4。

章六

现在，我们还必须回答前面慎重提到的问题上章1339a33—b10。：20教授音乐能否让儿童实现自行演奏和演奏。是否曾经登场演奏，这对于人们才艺的造诣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区别。虽然从未登场的人们，也有可能，但毕竟很难成为那一门才艺的良好评判（鉴赏）家“献艺”或“登场演奏”（κοινωνεν），不同于“业余演奏”（κιθαριξεν）；登场者大部分是专业艺人。希腊习俗轻视卖艺的人，所以卷三章十一1282a17，说艺人（作家）并不是最好的评判者而业外人士可以成为优良的鉴赏家。此处与前面说的不同。参看本卷章五1339a42—b10。

第79章 卷（Θ）八 (5)

又，父母们为了使儿童常常有事可做，为了保证儿童的身心健康，免得他们任意毁损室内的物品，往往给他们玩阿奇太的响器τνΑρχον πλααγν，“阿奇太的响器”：阿奇太是公元前五世纪末塔兰顿哲学家，阿里安：《杂史》xii 15中记述他欢喜同儿童游唱。这一玩具或许是阿奇太制作的。但响器这一名称，先已见于五世纪上半叶史家，希拉尼可（hillanicus）的《残篇》61和费勒居特的（pherecydes）《残篇》32（缪勒的《希腊历史残篇》卷一53、78），又赖、希合编的《希腊古谚》卷一213，讲创制儿童玩具响器的阿奇太是一个木匠。，这种玩具简直就是一项可喜的创作。孩子们整天都是难得安静的；在他们幼年时，一个响器正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岁月既增，当他们成为少年时，音乐教育便适于用作他们的响器了。

鉴于此，显然在音乐教育中，应该让少年们登场演奏。在发育期间各年龄段，至于如何安排才为合适，如何安排便属失当，自然不难抉择；还有，往往世人认为研习音乐并且竟然实际登场，35就未免犹如乐工的专业而趋于下流参见上文1339b5—10下文1341b14。，这也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之前承认让少年们参加演奏的目的仅仅是在于培养他们对别人演奏水平的评判能力：虽然早期应使其熟习手艺，到年长，他们既能欣赏音乐，判别雅俗，也就不需要再登场了。

对若干方面加以考察之后，让我们来回答这里所谓弄笛操琴近于玩物丧志、40使人鄙俗的谴责：（一）凡是希望成为良好公民而具备自由品德的少年，在受训时期他们如若参加演奏，应限于什么样的程度此题之前已经在章二1337b15有所涉及，其答复见下文1341a5—17。？（二）1341ɑ他们所须熟习的是哪些歌曲和韵律μλο（一）本义为歌曲，或歌曲中的一节（strain）。柏拉图的《理想图》398d，讲歌曲是“文词、乐调、韵律三者的结合”。（二）在乐器而言为“音调”（tone）。音调为数音所组成的“陪衬音节”和“基本音节”。该词在本书中除了译成歌曲之外，有时也作“节拍”（time）解，有时也作“旋律”（melody）解。

对这里所提到的歌曲问题的答复参见章七1341b19—1342b34；但对那些韵律的问题，下文没有答复。按照上文章五1340b7，亚里士多德用于儿童教育所选取的韵律是那些“性质较安静的韵律”。？（三）应该教他们演奏哪些乐器乐器问题的答复参见1341a17—b8。——因为乐器也是有尊卑之分的。这些问题我们如能辨明，也就可以消除那些谴责了。某些种类的乐艺可能是工匠性的薄技，但是我们必须先分辨各个种类的不同效果，然后才能评论这样的问题。

我们尽量假定少年音乐教育的安排绝对不能有碍他们成人后的事业，也不可以让他们养成那些匠人的习性；这些习性如果开始不利于体育活动，之后也就无益于学术研究，他们到了以应该受战士（军事）和公民（政治）训练的时候，10更见其害参见本卷章二1337b8—11。音乐课程的进度要遵守这样的规则：第一，在职业性竞赛中所演奏的那些节目不要教学生们学习；第二，近世赛会中的怪诞和奇异节目更不要教学生尝试，但这类表演竟被引入现行的教育课程中，确实不应当“赛会”行于节庆，这里当指赛会中的戏剧和音乐演奏竞赛。亚里士多德所拟的两条规则，第一，“竞赛节目”虽不是儿童所宜习，却为竞赛中艺人和乐工所应演奏；第二，“怪诞和奇异节目”就是职业演员也不应该演奏的。

柏拉图的《法律篇》812d—e，讲儿童期三年间的音乐教育不能要求他们练习复杂的韵律和深奥的曲调。又，610a—b中讲：当国者（立法家）经常要勉励诗人著作韵律、音调、词藻都高尚庄严的诗歌，以咏叹勇敢的战士和勤于为善的人们。但是现在只有斯巴达和雅典对戏剧和音乐订有成规，以防淫邪。其他国家既无所规定和限制，艺人乐工往往炫其新异，表演荒诞的舞蹈和怪异的乐曲，以让听众放肆失态。。按照这些规则，15我们所安排的课程固然不该仅仅让少年粗识某些动物宾达尔的《残篇》220和柏拉图的《政治家篇》268b，都讲到了鸟兽也能听乐。柏拉图的《理想国》620a说到“鸿雁”为音乐性动物。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卷九章五611b27中讲，鹿喜听歌听笛。普鲁塔克的《会语集录》vii 52（702f），讲鹿、马、海豚都喜爱音乐。和几乎所有奴隶以及幼儿都能领会的普通乐音为限，却也只须达到对高尚的韵律和歌词能够欣赏的程度为止。

从上述的那些论点，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应该对乐器选取什么样的种类。不应该将笛引入儿童音乐教育当中；20对于那些需要高度技巧的其他乐器，我们还得避免，比如吉柴拉琴等αλò为吹气发音的管乐器的通称，常常译作“笛”（flute），实际上也可是“箫”（oboe）或“笙簧”（clarionet）或者“喇叭”（clarion）。希腊的管乐器多是用苇梗、铜以及木材、象牙、骨等制成。

“吉柴拉”（κιθáρα），为拉丁文cithara和英文guitar（琵琶）的本词，与λρα（“吕拉”）及óρμιγξ（“福敏葛斯”）同见于荷马史诗中。欧里庇得的《伊昂》881，讲公元前七世纪名乐师忒尔朋德（terpander）时期，吉柴拉是三角式的七弦琴。以后逐渐增至九弦或十一弦。在古代制作各种竖琴当不甚相异。柏拉图的《理想国》339d，还讲到吕拉和吉柴拉都可以作为少年音乐教育之用。在亚里士多德时，吉柴拉已大异于古式，所以说不宜选取。。凡是授予学生们的乐器应当是对音乐方面和在其他学术方面能够有所助益的乐器。又，笛声仅仅能够激越精神而不能表现其道德的品质；所以这只能在祭仪之中吹奏，来借此引发从祀者25的宗教感情祭祀多用于管乐和锣钹，参见《斯特累波》466和468页；柏拉图的《克里托篇》（crito）54d，普鲁塔克的《会语集录》iii 72等。；这在教育方面是不适宜的。

另一种反对儿童吹笛的理由是当他们在使用这种乐器时就不能歌唱或言语。虽然古代曾盛行吹笛，但我们的祖辈不久便禁止少年和自由人们从事此种艺术希腊习俗，在儿童时期崇尚歌咏。《动物志》卷二章十六659b30论人类唇舌独异于其他动物而擅言语；亚里士多德特以此为重。笛器在于弦乐，须用唇舌，所以对言语和歌咏不利。笛声高吭，也不合适和歌。。古初，家家富足，饶有闲暇，于是人们往往要擅长多方面的才艺；波斯战争期间及其战事结束以后，30因为胜利大家而意气风发，于是力求遍及所有新鲜的学术，以至不加选择，甚至将笛管列入了音乐教育的课程。在拉栖第蒙，一位合唱队长竟然在他的队员舞蹈时亲自为他吹奏笛管希腊乐队中通常是由身份较低的乐工担任“笛师”（auletes）；这里的“领队”（choregus）亲自为笛师，所以举为特例。

而且在雅典，这曾经成为一时的风尚，几乎自由人个个都能操弄这种乐器——试看认真经营而组成了一个乐队35的司拉西浦所建立的那个碑志，其中便特别称誉队内的笛师埃克芳底特埃克芳底特（ekανδη），按《纽校》Ⅲ 555页，是雅典早期的喜剧作家，他的著作见于迈恩纳克编的《希腊喜剧残篇汇编》；依巴克尔英译本，这里解释为队内的笛师。这一节掌故可能出于吕克昂学院所编的《雅典历年节日戏剧竞赛优胜乐师及其剧本目录》（didascaliai）。

此后吹笛的技艺日渐进步，等到对于乐声的审听渐精，最后都能明辨乐器的有益或者无益于德性，大家就不再重视此艺了。40很多较古的制作，比如琵克底筝、琵琶多瑟和像这些仅以取悦于听众的乐器，以及三角琴、七角琴、撒琵基琴和其他各种专重于手法的乐器，1341b从此也被世人所轻视“琵克底”（π ηκ）或译“四角八弦筝”，开始通行于吕第亚，相传是由萨芙引人希腊的乐器（《雅典那俄》635e），其制作与八角十二弦的“麦加第”（μαγαδι）筝相似，都属于外乐器，好比中国称的“胡琴”。中国秦筝十二弦，汉瑟（箜篌）二十三或者二十五弦；古瑟五十或者二十五弦；希腊用筝或者瑟传至中古也增加到三十或者四十弦。

“琶琵多”（bρβιο）是一种“多弦琴”，也是从亚洲西传到希腊。这种乐器开始见于公元前六世纪抒情诗人阿那克里翁（anacreon）诗中（贝尔克编的《残篇》113）。

“撒琵基”（σαμβκη）为三角形四弦琴，出于叙里亚，原名“撒琵卡”（sabka）（《雅典那俄》115d、633f，《斯特累波》471页）。撒琵卡音响高锐，弹者很少（中国称“琵琶”四弦琴用胡名，）。

七角琴（πλωνα）、三角琴（ρλωνα），都属于多弦古琴。三角琴另参见《集题》卷十九章二十三919b13，弦索长短相差很多。柏拉图的《理想国》iii 399c说琵克底筝与三角琴多弦多调，非教育所宜。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批评这些古乐器与外邦乐器手法难于娴习而对心智者益外不多，所以只能由专业艺人修习，少年和自由公民一般就不需要学习这类才艺。对乐器，亚里士多德独重七弦竖琴（吕拉）。在希腊古传，自日神阿波罗为吕拉独创，为乐器正宗，其声弘顺，表现中和性情，不能用于哀伤狂欢的演奏。。古代相传有关笛管的神话，其中颇见智慧。据说，最早雅典娜创制了一支笛管，后她又抛弃了参见公元前五世纪抒情诗人梅拉尼庇得（melanippides）的《残篇》2（贝尔克编校）。。按照这个故事所说，因为她在吹笛时面颊鼓胀而失了她的雅致，因此抛弃了这种乐器。但雅典娜原是主管智慧的女神，5我们曾把所有的学艺都归属于她；她之所以掷笛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笛声无补于心理修养。

这样，就拿乐器及其所需要的技巧来说，我们实在应该摒弃一切专业的训练方式。10所谓职业训练，其意思就是使学徒们可以参加演奏竞赛。在公开演奏中，乐人的操作并不意味着自己身心的修养，而是专心取悦于他们面前庸俗的听众参看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501b—502a。，实际上，这些听众追逐着一些鄙薄的欢娱。所以我们认为登场演奏，总是那些佣工（乐工）的能事，而不是自由人的本分《形上》卷一章二982b25：自由人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能用自己的身心来取悦他人。《修辞》卷一章九1367a31，用意差不多有相同之处。。而且在剧场中演奏者自身也会渐渐趋于俚俗。15原来他们为取悦听众而从事乐艺的宗旨已经卑下，而往往听众的俚俗又使乐艺降格；艺人们于是为投听众的所好，就不惜淹没了自己的心志，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不得不按照流行趋势而忸怩作态了。

章七

第80章 卷（Θ）八 (6)

20关于各种乐调和韵律（节奏）的问题还有待于我们研究。一切乐调和韵律是否都能采用，还是应该分别取舍？在教育的音乐课程中，是否可以遵循一般的乐艺规则，还是应该另作安排？这些都是必须进行探究论定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另外一个论题，25那就是：音乐是由歌词和韵律结合而成的，二者在教育上分别有什么效应？是歌词还是韵律决定了音乐的优胜处然而，下文并未对这一论题再做详述。柏拉图的《法律篇》655a说，乐调（和声）能让人的性情变得善良，和洽相处，韵律能让人的举止变得从容，行动有序。《朴吕波》iv 204说，优良的韵律（节奏）对军事训练也有所帮助。？不过，我们相信当代很多的音乐家已对这些问题有了良好的论述，某些精于音乐教育的思想家也已经在乐理方面加以阐明了。有志深究的学者可以阅读那些著作，30而这里，我们就像立法者仅举万事中的大要，只对此进行提纲挈领的说明而已。

根据某些哲学家的分析，我们将旋律分为三种基本音节《诗学》章一1447a28所列举的乐章“音节”（旋律）之三类则为“品德、行动以及情感”。《诗学》章十八1455b32又将悲剧分为四种，其中的两种叫做“品德之剧”和“情感之剧”。《斯特累波》15页中说，旋律的三分之说源自“古哲”。以上各书提到的“情感音节”，就是这里所说的“热忱音节”。 “热忱音节” 和品德音节可参见章五1340a11—30中说明图画和雕刻表现性格和情感的那一部分。1340a39—b4等节中提到的杜里调的乐章以品德音节为重点，而茀里季调则以热忱音节为重点（然而《集题》卷十九922b12中说，“拟茀里季调”合于“行动音节”）。以行动音节为基调的有农夫田间的劳歌，桡手划船的呼应（参见菲洛德谟的《音乐》iv 86）。号角之声能激励军队的行进及战斗（参见阿里安的《杂史》ii 44）。斯巴达尚武的曲谱和诗歌大部分采用行动音节（参见普鲁塔克的《拉根尼制度》14）。——培养品德、鼓励行动和激发热忱。

这些思想家还说，35这样的音节分类是乐调性质的本源，每一种乐调都与各自的旋律原文为μρο，即“部分”，吐力脱（tyrwhitt，1730—1786）等人则将之校改为“μλο”，即“音节（旋律）”。相符合。另一方面，正如之前所讲到的参见章五1339b11—20。，我们仍然不该偏袒于任何一种单独的利益，而应该主张音乐对几种利益的同时兼顾。音乐的利益分为三种：第一是教育；第二是祓除情感，现在我们姑且先引用“祓除”这一名词，等到后面我们讲到《诗学》时再对其进行详解κθαρσι或译“引发情感”（release of emotion），或译“祓除情感”（purgation），因宗教音乐就像引泻之药消除腹中积食一样，它可激起情感，祓除人们心中的沉郁，所以以上两种译法看似不同，实则相通。参见1341a24及下文1342a15。我们现有的《诗学》未对这词进行详解。

蔡勒在《希脂哲学》卷二2107中说，《诗学》的现存抄本不仅残缺，而且还已被篡改过，其中许多应有的论题都已遗失了。；第三是操修心灵，40而这又与休息和消除疲倦有关这一节所列举的三种音乐利益，即（甲）教育、（乙）祓除情感和（丙）操修心灵，不同于章五所列举的那三种效用，即（一）怡悦、（二）陶情和（三）培养理智。（甲）教育相当于（二）陶情，也就是说，训练品德。（一）怡悦和（三）培养理智并于（丙），章三1337b36—1338a3对二者也有做连带的叙述。在这里所增加的有关宗教感情的（乙）目，同样与品德或情操有关。。因此，显然，各种乐调都能被采用，1342ɑ不过为了使其能各自发挥自己的用途，在不同情况下还是应当采用不同的乐调。如果教育是最终目的，那就要选取最优良的培德诸乐调“培德诸乐调”是（一）本卷中时常列举的杜里调、（二）拟杜里调（《集题》卷十九922b14）和（三）精于音乐的教育者所论述的一种乐调（参见本章下文第31行）。。听取他人的演奏可以列入行动乐调和热忱乐调这类节目，有些人对诸如怜悯、恐惧、热忱之类的情感十分敏感，其心灵感应也会特别敏锐，一般人也必有同感，

5只是在程度的强弱上有所区别而已。其中某些人特别容易因此而激起宗教灵感。我们可以看到，每当这些人因祭颂音节而激动，在听到兴奋神魂的歌咏时，他们就情不自禁地如醉如狂起来1342a9行“当……似狂”的分句，《苏校》四版Ⅰ640，揣为边注，加括弧。《纽校》Ⅲ563—565页中说，“祭颂音节”不完全是“兴奋神魂的音节”，这一分句应当是正文的一部分，而非“祭颂音带”的注释。，好像服了一帖药剂后顿然消除了他的病患参见柏拉图之《理想国》560d、《斯特累波》418页以及普鲁塔克的《会语集录》vi 72。

关于诗歌的激发和祓除作用，详见布彻尔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美术理论》（butcher，a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s）。一样，10他继而苏醒，继而又恢复了安静。用相应的乐调也能在另一些特别容易感受怜悯和恐惧情绪或其他任何情绪的人们身上，产生同样的效果，同时也依各人的感应程度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余的人。于是，音乐激发起所有人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祓除了他们的沉郁，继而使他们获得了普遍的怡悦。15因此，这些祭颂音节意在消释积悃，实则给我们带来了纯正无邪的快乐。

所以，在音乐竞赛中，一切登场艺人都可采取这些乐调和音节。然而听众也分为两类：其一是夙有教化的自由的人，20其二是普通的俚俗听众，比如工匠、佣工。竞赛和观摩演奏不但应为第一类听众所开放，也应一律为第二类听众开放，他们正需要借这些音乐来息劳解倦。因困于劳作，后一种听众的灵魂已丧失了自然，所以他们会喜欢倾听缓急失常而着色过度的音节“偏异的乐调”或“变调”（曾见卷四1290a24）属于急管哀弦，过高过低的乐调则是指吕第亚混合调、吕第亚急调和慢调、伊昂低调等。“着色”音乐是整个音程的变异部分，“过度着色”是四分之一音程（enharmonic）和半音阶（chromatic）的变异。和偏异的乐调。25趣味相投的人们会视其为无上欢乐，因此而兴致洋溢。所以，在献技于低级听众之前，应允许艺人演奏性质较低而合于俚俗的词曲。

正如刚才1342a2。所说，在教育中，培养品德是选择歌词和乐调的核心。我们曾经说1340b3。，30杜里调是培养品德的一种乐调，但我们也该兼收那些研究过哲学和音乐教育的思想家所论述的其他乐调。《理想国》参见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iii 399。此节对柏拉图的音乐教育理论的批评近似于卷五末第十二章1316a1以下各节对柏拉图政治理论的批判，不符于原卷上下文。《纽校》（i519，Ⅲ 569）猜测，这些文字本是亚里士多德批评《理想国》的若干片段，《政治学》这本书的编订者也按其内容分别将这些检到的段片保存在这两卷之末。里，苏格拉底在杜里调外只选取了茀里季调，而这是错误的。1342b他先是反对笛声，后来又存录了茀里季调，由此可知，他的谬误十分重大。茀里季调之于其他乐调正好比笛管之类的其他乐器，以诗体为证，二者都以凄楚激越、动人情感著称。笛管是与巴契亚（βακχεα，酒神热狂）及类此的情感冲动入于诗篇而谱于乐章者，5最为谐合，用其他乐器则会使其失去自然。

乐调也与此类似，最能表达这类热狂心境的当属茀里季调中的音节。第茜朗布（“热狂诗体”）狂欢或热狂诗体（διθνραμβο），这一词源已失考，有人说这原是酒神狄欧尼修的别名，因此后世又将其视为他的祝祭诗章的名称。杜里族作家开启了这种诗体。《希罗多德》i23中说，这种诗体“首创于抒情诗人阿里昂”（arion，盛年公元前624年）。后来引入雅典，在酒神节所歌唱的乐章也是一种舞曲，于是专用这种诗体为茀里季调作谱。这种音乐十分放荡，利用笛管奏乐，为逞时众轻狂之情，众人载歌载舞。柏拉图在《法律篇》700a—b中说，“古时乐章和诗体分类，其一为祭神所作“的祈颂歌曲”（hymus），其二为悲逝吊丧所作的“哀伤歌曲”（lamentations）。换言之，其一为“清愉歌曲”（paeans），其二为“狂欢歌曲”（dithrambs）。这种诗体源于庆祝酒神的庆典上。有一种法式正体，也叫“弦诵歌曲”（citharoedics）”。，同茀里季调的音节相适应，这里可举以作为一个实例。

为了说明热狂诗体的性质，精于乐艺的名家也可以引证许多掌故和篇章来说明，例如菲洛克色诺就曾以杜里调为谱，填制了一篇名叫《米苏人们》的热狂诗章ΓΠ抄本ο μθον（“故事”或“传奇”）中说，施奈德所校作的ο  mισο （《米苏人们》）中，曾为一诗篇题名。在古代，米苏人以孱弱著称，索福克里和埃斯契卢都曾根据戴勒夫（telephus）所传述的故事，编出名叫《米苏人们》（mysians）的剧本。据此校订，则菲洛克色诺又有与该题名相同的诗篇。近代各本多从施校。。10而后来他终究没有成功，又不得不仍然用过去的茀里季调进行编写。一般的公认是，最为庄重的当属特别适于表现勇毅性情的杜里调。另外，我们都认为，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的，我们应该遵循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杜里调正是介于诸调之间的那一中调参见章五1340a40—b4。。因此，我们应在对少年进行音乐教育时，15采用杜里调的音节和歌词本章1341b37—41列举了音乐的三种利益，至此，本文已涉及其中两点，而对第三种利益即操修理智，至此尚未细说（参见章五1340b13注）。最为适宜。

人们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注意可能标的和适当标的这两项标的。当人们努力对付自己的标的时，20就应当尤其注意这些标的的可能性和适当性是否确实符合13—34行所说的老人唱歌及“轻舒柔靡的软调”，也可用作教育，这与上文1339b9、1340b2、1340b35—1341a9所持的论点不相符合，《苏校》加括弧。本人的情况。就音乐而言，这些情况随人的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人越是年老气衰，就越难再唱高音乐调，因而他只能低吟较轻柔的词曲。苏格拉底认为，轻舒柔靡的软调能使人如进醉乡参见柏拉图的《理想国》iii 398e。，不宜用作教育。然而，饮酒陶醉，25一开始会使人感到兴奋，随后则会使人不胜困疲。因此，有些音乐家认为苏格拉底的说法有误，批评他的比拟是不伦不类的。其实我们应该这样想，时光如白驹过隙，任何人都会衰老，人一衰老，就会希望有低柔的乐调和音节陪伴。30不仅如此，这种乐调和旋律也必须应用于对少年所进行的音乐教育。

对儿童来说，凡是带有有益成分的教训都能培养出相应的秩序“秩序”（κσμον），这里也可译为“美感”。曲调。而所有的曲调就都应该被教授，吕第亚调则两者兼胜，尤为相宜。这样一来，显然音乐教育就应符合这三项标准——中庸标准、可能标准和适当标准杜里调便是所谓的中庸标准。可能标准是指，老人只能低唱柔调，而少年则可兼并对高音和低音乐调的学习。适当标准拟吕第亚调有所兼胜，特别适用于少年。显然，本卷和全书终止于此，是尚未完稿的表现。就全书而论，在对公民的早年教育进行论述之后，我们希望还能继续对其中晚年的公民生活和私人生活以及其他已在前面各卷中预拟“另详”的各题进行论述。就本卷而论，既然限于教育专题中，则也应对体育和理智等各门课程进行相关的说明，但本卷至此也只局限在音乐这一门当中。罗斯在《亚里士多德》（dross，aristotle），1956年五版，viii 269页中说，《政治学》实属“不但关于教育的讨论未曾完篇，亚里士多德理想国的其他好多事情也付之缺如。……是否他的想象力有所不足，或讲稿遗失了一部分，我们现在无可考明；也许他像柏拉图一样，认为具备了良好的教育，城邦所需其他种种就会跟着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