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伯城 (1922—) , 笔名钱东甫、钱冬父、阳湖等，江苏常州人。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中华文史论丛》杂志主编。后为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著《问思集》等。
雷群明 (1940——) , 笔名钟严、雨田，湖南耒阳人。196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1969—1981年上海市新闻出版工军宣队团部和上海市出版局机关工作，1981年进学林出版社历任编辑、副总编辑、社长、总编辑，编审。2002年起任韬奋纪念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著《聊斋艺术通论》、《聊斋写作艺术鉴赏》等。
1968年8月, 在奉贤滨海地区, 先后出现了上海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系统各自建立的五七干校。到1973年2月, 电影、新闻出版和文化系统三所干校合并为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 在十年之间, 数以千计的著名作家、演员、编辑、记者、画家、教授等, 被送到那里改造思想, 其中有巴金、孔罗荪、师陀、柯灵、赵丹、孙道临、袁雪芬、丁是娥、张骏祥、白杨、张瑞芳、赵家璧、张乐平、王丹凤、秦怡、黄宗英、仲星火、蒋月泉、徐丽仙、张充仁、程十发、刘旦宅、童芷苓、陈佩秋、周小燕等等。在“文革”的极左环境下, 有些人被逼自杀, 更多人被批斗。
粉碎“四人帮”后, 1978年11月, 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停办撤销。1978年秋冬之交, 一个崭新的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在杭州湾畔诞生, 12月开始招生。1985年5月, 该校改称上海技术师范学院。1994年10月, 经国家教委批准, 上海技术师院并入上海师范大学, 成为该校的奉贤校区。为迎接2014年10月上海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华诞, 我带领一个团队对在上海文化五七干校中生活过的老前辈进行了口述采访, 以下的两篇回忆便是其中的一组。从中可以一窥在“文革”非常时期, 在“五七干校”这样一个特殊空间中知识人的忧与喜, 苦与乐, 思与情, 彷徨与沉沦, 荒唐与抗争, 探索与期盼。
———苏智良谨识
一 采访钱伯城先生
采访时间: 2014年5月18日
采访地点: 钱伯城先生寓所
钱伯城 ( 1922—) , 笔名钱东甫、钱冬父、阳湖等, 江苏常州人。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中华文史论丛》杂志主编。后为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著有《袁宏道集笺校》、《珂雪斋集》点校本, 《问思集》等文史论集。主编《古文观止新编》、 《中华要籍集释丛书》等。
苏智良 ( 后文简称“苏”) : 钱老, 您是什么时间去的五七干校?
钱伯城 ( 后文简称“钱”) : 大概在60年代, 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 是蚕豆出来的季节, 应该是五六月份。我们从上海出版局所在的绍兴路出发, 走着去, 由闵行乘船过江到奉贤, 坐车到柘林车站下来, 再走到干校的。
苏: 那应该是早晨出发的, 出发队伍里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人?
钱: 我们当时的队伍大概前面是“革命群众”, 后面是“牛鬼蛇神”, 路上很多人在旁边看热闹。 大家低着头, 我们古籍社编辑部的都下去了。
苏: 您那时职务是什么?
钱: 我是右派编辑。那时的总编辑是李俊民, 已经打倒了。
苏: 你们这批人到了五七干校后是什么情况?
钱: 我们去之前, 每个出版社都派出人组成尖刀连进行最初的建设, 记得我们出版社当时派汪贤度参加的尖刀连, 他是北大过来的。按照社里的规定, 刚过来的年轻人为了熟悉业务都是从校对开始做起, 这个汪贤度就是做校对的, 后来做了副总编辑。我们去的时候干校的房舍基本已经建好了。
苏: 您记得当年是几个人一间房?
钱: 房间是分上下铺, 按连队住宿。房间很大了, 因为宿舍里还会有一些活动, 比如连队的批斗会就在这里开。但连队人多, 有“革命群众”, 有“牛鬼蛇神”, 一个房间一个连是住不下的。
苏: 还记得您是几连的?
钱: 好像是十一连。
苏: 您对当时的哪个批斗会最有印象?
钱: 后来大家都老油条了, 讲讲空话, 但看上去很激烈很革命的。
苏: 那时吃饭是什么情况?
钱: 在食堂吃, 食堂是要钱的, 要饭票付钱, 但很便宜。吃得不好, 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已经开始紧张了, 后来还减少口粮。上海的供应还稍微好一点。印象深的是在乡下还能吃到新鲜的莴笋。
苏: 除了学习, 还有劳动了。
钱: 主要是劳动。
苏: 劳动中您对什么印象最深?
钱: 当时我是连队的主要劳动力。有一幕记得很深, 就是为了开渠, 我们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把田里快要成熟的蚕豆苗铲掉, 感觉很可惜。
苏: 开渠是为了?
钱: 水渠开好后引水进来。记得当地的乡干部讲政治很有一套, 紧跟形势。那时候已经有军宣队和工宣队。管我们的是一个大胖子工人, 很会讲话, 一套一套的, 管我们管得很严, 名字忘记了。
苏: 那时除了劳动、政治学习、批斗会, 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
钱: 出版局长罗竹风、《文汇报》的黄裳在连队烧开水。在锅炉房内他们算是老弱残兵, 是被照顾的。
苏: 您与谁的关系比较要好的, 有哪些朋友?
钱: 比较要好的一个是原任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曾彦修, 被打成右派, 他有个回忆录, 他现在还在做《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 写一些东西, 年龄比我小。另一个俄文翻译, 马雅可夫斯基的主要翻译者, 本名李毓珍, 北大的俄文系主任, 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 是周扬特批的, 把他和曾彦修调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辞海》。
苏: 那曾彦修先生跟您一起劳动?
钱: 他在养猪场工作。每天经过我们连队拉猪食。他的特点是眼睛直直的, 不看旁边。我们关系比较好。
苏: 那时政治学习主要是工宣队、军宣队布置, 要写思想汇报吗?
钱: 思想汇报回来后写的, 在干校写得少点。在干校开大批斗会很热闹, 人才也多。
苏: 您印象中谁被批得最厉害?
钱: 每一次批斗罗竹风总要被带上去陪斗。还有《文汇报》的总编辑徐铸成, 也被批斗得多。这些徐铸成写过回忆录的。还有陈伯吹。
苏: 批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干什么?
钱: 说他在儿童文学里散布资产阶级思想。
苏: 批的时候要站在前面吗?
钱: 他们要站在台子上的。
苏: 那个时候搭有台子了。
钱: 搭台子很容易的。房子都造出来了。我们那个出版社最“左”。原来一个同事, 是参军回来的, 平时看不出什么。一造反很厉害, 很会讲。后来已经做到相当于出版局的书记了, 要掌权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到别的出版社做领导。
苏: 李俊民也是到奉贤去了?
钱: 记不清了。“文革”前讨论清官贪官时, 他讲过“清官比贪官好”这句话, 于是就要被批斗, 因为当时人认为清官比贪官的欺骗性大。现在想想都是可笑的。
苏: 您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
钱: 从开始起到后来号召“战高温”的时候, 我第一个报名, 就回上海了。当时家住在天平路的一个工厂, 做锁的, 后来改名字叫“四新”锁厂。
苏: 后来再也没有去奉贤了?
钱: 没有去了。“战高温”号召大家到工厂去, 我一个儿子已经到东北插队做农民。我就写信给儿子说, 以后写父亲的成分已经是“工人”了。
苏: 那个时候在干校的生活很枯燥吧, 有收音机吗?
钱: 没有, 不许带的, 书除了《毛泽东选集》也不能带。
苏: 有娱乐活动?
钱: 可以看一些革命群众打乒乓球。
苏: 有乒乓室?
钱: 也就是在大会场放一乒乓球桌, 每次的观众中都有徐铸成在, 我知道他是体育记者出身, 爱好看球。
苏: 除了打乒乓球还有什么活动?
钱: 还有晚会, 当然都是讽刺走资派。比如有一次由一个革命群众扮演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劳动, 什么都不会, 洋相百出, 引起观众笑声。
苏: 看电影有吗?
钱: 不大看, 也不喜欢看。
苏: 您对赵丹、白杨等电影明星有印象吗?
钱: 他们跟我们隔条河, 没有往来。
杨琳琳 ( 后文简称“杨”) : 钱老, 您刚才提到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还有当地农民的参与?
钱: 他们每次要给我们训话的。
杨: 与你们五七干校的政治理论学习也有相关性吗?
钱: 有的。当地的农民还与我们联姻过。有干校学员做了他们的女婿。当然不是我们出版社, 是其他出版社。因为农村女孩子很革命, 劳动力强。
苏: 那时有一个农村妇女叫顾阿桃, 就被林彪、叶群树为典型。当时五七干校就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牛鬼蛇神”要改造的, 一部分是“革命群众”, 您是属于前面一种。
钱: 牛鬼蛇神呀。
杨: 批斗的时候农民参与吗?
钱: 不参与, 主要是劳动的时候训话。训话讲政治性的, 比工人还革命。这些人也是当地的农村干部。
苏: 当时讲究工农联盟。工宣队也会找一些农民来助威。
钱: 训话的时候地主富农要跪着的。那时到市里面去买毛主席像的时候, 都要说“请”, 说“请宝像”。
苏: 五七干校要不要早请示晚汇报?
钱: 都要的。尤其是“牛鬼蛇神”。我们在办公室也要早请示晚汇报。古籍出版社在绍兴路的办公室进去就放一尊毛主席的像。有一天晚上我们留下, 就坐在毛主席像下面交代与“牛鬼蛇神” 的关系, 不准回家。我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 一人一张桌子, 就这么一整夜的交代。结果, 造成了古籍出版社在“文革”中三个人以现行反革命罪关进提篮桥监狱、两个人跳楼的悲剧。所以我们不希望“文革”再来。现在还有人认为那很浪漫, 认为“文革”再来最好,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家属受到牵连的人不计其数。
苏: 当时中国六亿人一共有两亿受到牵连, 这样的悲剧当然不能再来了。您有那时候照片留下来的吗?
钱: 没有。
苏: 那钱老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祝您身体健康。
二 采访雷群明先生
采访时间: 2013年10月31日
采访地点: 雷群明先生寓所
雷群明 ( 1940———) , 笔名钟严、雨田。湖南耒阳人。著名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6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9—1981年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工军宣队团部和上海市出版局机关工作, 1981年进学林出版社, 历任编辑、副总编辑、社长、总编辑。编审。曾主编《杂家》、《编辑学刊》和《邹韬奋研究》, 2002年起任韬奋纪念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 著有《聊斋艺术通论》、《聊斋写作艺术鉴赏》、《韬奋与出版》 ( 合作) 、《编辑修养十日谈》、《编辑应用写作》, 编著有《明代散文》、《中国古代童谣》 ( 合作) 、《韬奋论新闻出版》等, 译有《幼儿教育思想》等。
苏: 请雷老师介绍一下, 您是怎么到干校去的?
雷: 我是1968年4月份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 分配到解放出版社 ( 原“古典文学”) 工作。 第二年 ( 1969年) 5月份被借调到工宣队团部。干校的宣传队是在1968年底进驻, 进驻没多久我就过去了。1969年林彪发“一号令”, 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由上海市出版新闻系统组成的第一批尖刀连到干校去, 称为“尖刀一连”。后来第二批下去, 称为“尖刀二连”。
苏: 当年解放出版社挂过牌的吧?
雷: 挂过牌的。
苏: 工宣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雷: 当时工宣队队长是吕应潮, 工作人员有4个。在干校, 我们既是领导又从事干校和上级的联络工作。在干校工作一年多, 我又回到城里团部的办事处。工作地点就是现在绍兴路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77年干校解散之前, 我参加了干校最后一期的轮训, 时间大概有半年之久。所以说干校的开始和结束我都有幸参加了。
苏: 您还记得在五七干校的主要工作吗?
雷: 我主要从事文字整理、革命思想宣传工作。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次大的活动, 一个是要求知识分子到上海各个工厂去体验劳动的“战高温”, 另一个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外省市去工作的“四个面向”。
苏: 您在这一段时期也碰到一些大的批斗吧?
雷: 1973年批判黑线回潮的时候, 有一个画家刘旦宅。
苏: 对。刘老是我们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名誉院长。刚刚去世不久。
雷: 是的。他当时是隶属于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画家, 画了一幅画叫作《琵琶行》, 被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 于是, 针对他掀起了“批黑画”运动。还批斗过一位上海煤气公司的职工, 名字记不清了。
苏: 批刘的时候是在哪里批的?
雷: 当时刘本人就在干校学习, 这幅画也是在干校画的, 所以批斗也是在干校批的。
苏: 当时的批斗很残酷吧?
雷: 是的, 记得有一个年轻人姓陈, 是党员, 遭批判, 妻子还怀孕, 就在靠海边的地方投河自尽了。他怕自己挣扎, 还把自己的手脚绑上。对于他, 我是很同情的。出版系统因批斗而死的大概就他一个人了。还有桑伟川跳粪坑自杀没有成功。
苏: 陈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
雷: 他是解放出版社的。说他篡改毛主席著作。因为他喜欢收集资料, 把《毛泽东选集》的不同版本收集起来, 前后对比不同之处, 然后把改动的地方进行考证, 于是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苏: 我们从材料上看当时干校的规模还是挺大的?
雷: 当时干校分两个营。一个是新闻、报社、电视台, 一个是出版社、书店, 一个营又分若干连。 我们出版局机关是12连, 全校鼎盛时期有20多个连, 2000多人, 军代表是韩忠礼, 工宣队领导是沈鸿寿, 都长驻干校。当然, 出版局机关还是留了人的。但都是些老弱病残, 组成一个上海市出版革命小组留在绍兴路了。我有时也把出版社的一些工作带到干校去做, 比如做一些毛主席的大字本。
苏: 当时住宿情况是怎么样的?
雷: 作为工宣队成员第一次到干校去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 住的都是尖刀连盖的茅草房, 用芦苇隔开。后来条件好一点, 是砖瓦房。我们工宣队稍微好一点, 四个人一间房, 学员大概七八个人住一间吧。学员大概一个月能回城里的家一次。
苏: 学员里面有没有夫妻分开住的?
雷: 肯定有, 因为条件有限, 没有夫妻房。像人民美术出版社有一对夫妻, 名字记不清了。其他肯定还有。
苏: 平时开会在什么地方?
雷: 就在学校的食堂, 比较大, 茅草屋。
苏: 有洗澡的地方吗? 有男女之分吗?
雷: 后来应该有的。在食堂附近, 有水塘, 有锅炉房。但澡堂开放时间有限。一般大家就在锅炉房里打点水回宿舍稍微洗一下。一开始也没有男女之分, 后来应该有的。
苏: 干校收尾的时候有财产吗?
雷: 有一点。但具体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苏: 在奉贤的时候那里出版社里作家也不少。
雷: 是不少。像刘金。因为大毒草《战斗的青春》被批。还有少儿作家陈伯吹, 但对他的批判不是重点。
苏: 雷老师记性真好, 很多细节记得很清楚, 谢谢您!
(二)
采访时间: 2012年10月20日
采访地点: 上海市斜土路沈寂先生寓所
沈寂 ( 1924上海-)，原名汪崇刚， 笔名汪波等, 原籍浙江奉化。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肄业。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写作, 曾主编《幸福》、《春秋》等杂志。后去香港任电影编剧, 编写《中秋月》、《狂风之夜》、《一年之计》等十部电影剧本。1952年, 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回上海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任编辑、编剧。著《上海大亨》、《上海大班》、《上海大世界》等。
[采访者按] 1968年, 已经44岁的沈寂与他所在的电影系统的同事一起被下放到了奉贤五七干校, 据沈寂回忆, “文革”中开始的“斗批改”, 电影系统首当其冲, 而他所在的天马电影厂又是电影系统搞得最早的, 等到他去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 大部分人已经回到“革命队伍”了, 而他仍然是“牛鬼蛇神”。但是那时厂里的包括导演、演员甚至工人等都到五七干校去劳动, 当时领导说电影厂的工人也是知识分子, 也要接受改造, 连厂里的造反派也到了五七干校。在采访中, 沈寂回忆了他在五七干校时的所见所闻, 以及他的同事们所发生的故事。
到干校后, 我们最早开始造房子, 刚开始用芦苇, 后来用砖头; 后来插秧啊, 挖河啊, 什么活都干。冬天挖河泥, 下面的人用铁锹把泥巴往上扔, 上面的人再将泥挑走。
那时奉贤农村经过自然灾害, 没有什么东西吃, 我们电影系统将近1 000人, 没多少菜吃。我们种的菜自己都不够吃。什么活都干。当时的农民对我们干校这些人说过几句话: 衣服最破, 吃得最差, 学历最高, 工资最高, 斗得最苦。
我是在文学部的, 跟美工组一起, 我们将近十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组长是著名演员中叔皇。 当时我睡上铺, 基本上是白天劳动, 中午休息, 晚上开会。
当时干校的造反派也受工宣队领导,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五七干校发生了很多事情, 至今令我难忘。
顾而已绝望自杀
老演员顾而已与我非常熟悉, 我们关系非常好, 他出身资本家, 长得很胖, 不能劳动, 他开始没有去干校, 在家里接受改造。1970年6月份有一天, 造反派到他家里, 把他押到了干校, 并马上召开群众批斗大会批斗他。我们很多人都感到很奇怪, 说他“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攻击江青! 这个罪名可是很重。我们都不敢相信。顾而已否认, 结果工宣队就拿出一封信来让他看, 看完信后, 顾而已面露绝望而失落的表情, 一声不吭了。原来这封信是他的老婆写给造反派揭发他, 说他曾说江青的坏话。没想到他老婆竟然揭发他, 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顾而已怎么会说过江青的“坏话”? 这跟当年上海一桩著名的集体婚礼有关系。而这个著名的集体婚礼就是发生在1936年4月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 证婚人是沈钧儒, 主婚人是著名导演郑君里, 三对新人是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和他的前妻杜小鹃, 还有蓝苹 ( 江青) 与唐纳。顾而已曾跟他当时的老婆讲过当年这件事情……没想到, 这却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第二天早晨起来, 我去吃饭, 在外面碰到了顾而已, 他坐在宿舍对面的一个椅子上, 面无表情。 我对他说, 老顾, 去吃饭吧。他说, 你先去, 你先去。等我吃好饭后回来, 听到他房间里有人哇哇大叫, 一个医生正在给他做人工呼吸。原来顾而已上吊自杀了! 就在他去干校的第二天, 他拿了一根绳子, 坐在床上把自己勒死了。
我跟顾而已太熟悉了。在香港我们曾合作拍过很多影片, 在上海他也拍了很多好的影片, 他这个人对人非常好, 没想到竟然是他的亲人“害死”了他。这让我们所有的人感觉到, 白色恐怖就在身边。我知道, 他是绝望了, 他的绝望不在于“运动”, 而在于亲人, 连他最亲的人都这样对他, 他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他老婆过去曾经当过舞女。“文革”之后我们给顾而已开追悼会, 他老婆竟然也来了。赵丹当场把他老婆骂了, 赵丹和顾而已都是南通人, 他们关系也非常好。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性失落, 这场运动是每个人灵魂的大暴露。
桑弧“不爱红装爱武装”?
著名导演桑弧那时在五七干校也是经常被批斗的对象。经常在我们劳动时就接受批斗。记得有一次在插秧时, 天上还下着雨, 工宣队突然要批他, 他没有穿雨衣, 于是他就在田地里淋着雨挨批。
桑弧不太爱讲话。有一次, 我们被一起拉出来斗,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三名三高”, 三名是指有名的人, 三高是高报酬、高工资、高职位。这次为何要批他呢? 原来是因为1965年桑弧拍了一部电影《上海之春》, 这是一部大型的歌舞剧。当时桑弧选用了毛泽东写的一首诗《为女民兵题照》, 因为里面有一句这样写道: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那么如何在舞台上来表现呢? 武装, 可以让演员穿军装; 红装, 他就找了两个女演员穿红色的衣服。于是, 造反派就抓住这件事来批判他, 并当场打他……后来桑弧对我说: “我以后再也不拍电影了。”
汤晓丹“怀念蒋光头”被批
著名导演汤晓丹在五七干校是属于“隔离审查”的对象, 为什么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呢? 这也跟他曾拍过的一部影片《红日》有关。
《红日》是天马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的一部电影, 汤晓丹是导演, 主演有张伐、高博、杨在葆等。 由于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天气很热, 汤晓丹本来是有头发的, 一场戏拍下来他感到非常热, 于是为了方便, 他就把头发剃掉了, 而这, 成为他的重要“罪行”, 造反派说他剃光头是“怀念蒋光头”, 无疑是给他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发生在舒适身上的“人间悲剧”
演员舒适在五七干校中也是“隔离审查”的对象。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妹妹在台湾, 因此他的“问题”比我们严重得多, 我们每个月可以回家一次, 他和汤晓丹是不能回家的。舒适的妻子慕容婉儿也是著名的电影演员, 拍过很多电影。舒适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 婉儿不幸得了癌症, 这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有一天下午, 妻子的妹妹在厂里造反派的陪同下来到干校, 找到舒适说, 他妻子病得很厉害, 想让舒适回家看望一下妻子。当着造反派的面, 舒适说我不回去, 让我回去, 必须把我的问题搞清楚。 没有问题为什么把我“隔离审查”? 我知道, 他是故意这样讲的, 平时不让我回家, 妻子病重才让我回家。
后来在妹妹的劝说下, 他同意回家了, 由干校的造反派押着他回家, 并必须当天返回。当时从奉贤干校到他在市区的家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辗转回家后, 他看到婉儿在病魔的折磨下已经疼得昏过去了。于是舒适招呼她一下, 将她叫醒。她掉眼泪了, 没想到舒适会回来看她。舒适心里难过到了极点, 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没想到妻子病重到晚期, 而子女都不在身边。二人就这样相视着, 病重的妻子嘱咐他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他的事情一定会搞清楚。讲完这句话, 妻子又昏过去了。妻子的妹妹让他等妻子醒过来再走, 舒适说我不等了, 我就这样走吧, 再等她醒过来, 我更走不了了。于是, 造反派当天就要把他押回干校了。
第二天早上, 舒适接到电话: “婉儿没有醒过来。”舒适听到后大哭起来, 我当时就陪在他身边, 安慰他。这简直就是人间悲剧。舒适演过很多悲剧, 但却没有比这个更悲惨的了。
董霖床下的一张报纸
我们这里有一个演员叫董霖, 老是演反派人物。他在五七干校时, 也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由于我们睡的是木板床, 上面铺个席子, 夏天嘛, 一般会在下面铺张报纸,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没想到, 有一天有人把董霖铺的席子拉开一看, 是一张解放日报报纸, 可怕的是, 报纸上还印有毛主席的头像……于是, 他当场被打为“现行反革命”, 性质相当严重。董霖感到莫名其妙, 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丁景唐打扫礼堂引发的批斗
我们是属于电影系统, 在奉贤时隔着一条小河浜就是出版系统, 因此隔壁搞批斗喊口号, 我们都听得很清楚。
丁景唐是我的老朋友, 上世纪40年代我们就认识了。他当时是出版局局长。在五七干校时属于出版系统。因为我们离得不远, 所以经常一起劳动。
有一次, 派他去打扫礼堂, 他看到礼堂上的石雕毛主席像上布满了灰尘, 于是就用扫帚去扫。 不巧这一举动被造反派发现了, 竟然敢用扫帚扫毛主席像? 这简直是重罪! 于是他立刻被批斗, “打倒丁景唐”口号传到我们这里, 我当时不知情, 还问别人为什么要打倒丁景唐。
我在干校读完了22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我在干校是属于“审查对象”, 白天跟革命群众以及造反派一起劳动, 晚上学习。但是“牛鬼蛇神” 是不能参加学习的, 而我的问题没有解决也不能参加, 于是他们在宿舍里开会学习, 我就到外面去。
夏天蚊子多, 没有灯。我们那里有一个图书馆, 是一个很大的房间, 而且还有电灯, 一个小青年在那里管理, 他下面还点着蚊香。我没地方去, 就跟造反派说我要到图书馆去。造反派同意了。我跟小青年讲了, 他很欢迎我, 他说你来了, 我可以睡会觉了。
图书馆里的图书不多, 大部分是毛选, 还有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什么的, 最让我欢喜的, 是有全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按说“牛鬼蛇神”不能看这种书, 我们连毛泽东头像都不能戴, 他们唱毛泽东语录, 我们就在旁边低头认罪。我想, 我就看这个书吧。
于是, 差不多每个晚上, 我都去看一个半小时。我看得很快, 不久全集22本就全部看完了。我对《资本论》的理解, 也就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写了五分之二的内容, 恩格斯写了五分之三。我被恩格斯深深地吸引了, 他的自然辩证法、社会发展史尤其吸引我, 由于在干校的劳动, 使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有了更深的体会。社会发展史我反复看, 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我感到推动社会前进的, 是经济。但是当时不能做笔记, 也不能讨论, 我只能反复看, 反复想。因此, 进干校后我收获很大。马克思是经济学家, 他看到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很科学, 很辩证。
“打倒沈寂”
我在干校和革命群众关系都处得很好, 有一次一个人事科的干部跟我讲, 你不要留在电影厂了, 有机会就走吧。他说运动结束他也走, 电影厂不是好人待的地方。看来, 大家对有些问题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由于我之前在香港写过不少东西, 存下来一些稿费, 是港币, 抄家的时候全部抄走, 被“冻结”了。
在干校的时候, 他们查这个问题, 查来查去查不出问题, 我就被“解放”了。有一次中午我在午睡, 中叔皇叫我说: “沈寂, 我去小便。”我便跟着一起出去了。出去后, 中叔皇对我说: “沈寂, 下午开会要斗你了! ”我问为什么, 他告诉我说: “那些港币啊, 被冻结的港币, 问你怎么处理, 你要表态, 千万不要说还给你。”后来下午工宣队果然召开我的批斗大会, 说: “沈寂, 你站起来, 你去香港放毒, 赚了很多港币啊, 你打算怎么办?”我说: “没收, 没收! ”中叔皇于是紧跟着说: “打倒沈寂”, 好, 批斗会就这样结束了。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
接下来, 是去工厂战高温。由于工厂缺乏劳动力, 我们这些人被派到工厂去战高温, 一听到这个消息, 大家高兴死了, 因为不仅可以拿工钱, 也可以经常回家了。后来轮到我, 工宣队的人对我说, 你不是去战高温, 你是被清除出文艺队伍。我说好, 清除。我当时对电影绝望了, 宁可离开电影厂。当工人就工人嘛。当时整个电影系统就我一个人被清除出文艺队伍。
后来, 我去了燎原化工厂、光明化工厂等, 当起工人来。我在工厂待了六七年, 还升了车间主任, 它们一个生产厂长还让我担任副厂长。后来我回到电影厂做编辑工作, 一直到退休。去年上影厂成立60周年, 发给我一个奖状: “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从香港被驱逐出境, “文革”中被清除出文艺队伍, 现在又是杰出, 我经历的“三出”, 是这个我们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不过, 我一生的青春才华没有白付出, 最后得到了肯定。
采访时间: 2012年11月24日
采访地点: 上海市中山西路518弄
武振平 (1927江苏扬州-)，1946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49年起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 历任编辑、记者、评论员、文艺部副主任( 主任姚文元) 。“文革”后, 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0年离休。著《冲开的闸门——当代文学题材问题》、《敝帚集——文学论文随笔选》、《速朽集——杂文散文选》。
第一次下马威
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天去五七干校我们就栽了一个“大跟头”。1969年11月份, 还没有进入冬天, 《解放日报》派一辆大卡车将我们一车人从市区拉到了奉贤海边的五七干校。那时奉贤海边完全是一片荒滩湿地, 一大片的芦苇荡。虽然前头部队已经去“扫荡”了一遍, 除掉了很多芦苇, 但还没有正常的道路, 到处是泥地, 卡车开到那里, 一下子陷了下去, 我们在车上感觉卡车渐渐地倒下去了, 幸好全车只有一个同事受了伤, 不过, 这第一天的经历, 还是给我一个始料不及的“下马威”。
我们到的时候, 先遣部队已经盖好了草棚房子, 是泥土房, 芦苇上面涂上泥巴, 上面再用草棚盖上, 很简陋的。我们《解放日报》是17连, 差不多100个人, 一个宿舍有4张床, 上下铺共8个人。
到干校后, 我们就开始劳动了。一开始是去挖河, 因为那边是盐碱地, 不能种庄稼, 因此要挖很多河沟将水引进来, 挖差不多三四米深, 四五米宽。天天挖, 越挖越深。在下面将泥巴甩上去, 我那时四十岁不到, 有的是力气, 但是甩多了, 后来肩膀就疼了。后来挑粪, 插秧, 盖房子, 养猪, 种田, 什么活都干。我们自己盖房子。干校里面原来没有大食堂, 我们就盖食堂。因为我们都是新手, 就跟着干校的一些老师傅盖, 他们比较有经验。盖好后的食堂看起来有七八米高, 因为没有水泥和钢筋, 我们就用木头。我们原来都没有做过体力劳动, 不会种地, 不会盖房子, 因此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当时文艺活动也很多, 打乒乓球啊, 每个连都有乒乓室; 唱歌, 还有舞蹈队。大家也在大礼堂组织放电影。后来我们就读书, 读马列主义等。
马达掉到河里去了
劳动也有危险。当时五七干校的许多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都是从市区运过去, 有的用卡车, 还有的要用船载, 从黄浦江的小河道运到奉贤的柘林, 那里当时是一个港口。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些生产和生活物资从船上运到岸边, 然后挑回干校。然而从船上到岸边要经过一条又细又长的木板, 我们就踩着这条木板来回扛东西。由于跳板很窄, 而且我们肩膀上还扛着很重的东西, 因此这段路非常难走, 也发生过危险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 《解放日报》总编辑马达在扛东西的时候从跳板上掉下河了。那天我正好不在, 突然听到有人喊马达掉下河了, 马达当时劳动也很卖力, 因为他是走资派。我很吃惊, 工宣队也很害怕出事情, 马上把他送到医院了。当时我们觉得很危险, 但是也不敢讲, 因为当时号召我们劳动要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张乐平爱“吃老酒”
在干校时我跟张乐平一个宿舍, 他在《解放日报》负责画连环画。他这个人蛮有趣的。
张乐平有一个特点, 他要吃酒。他嗜酒如命, 晚上他在编辑部美术组画插图, 有时我找他聊聊, 聊到很晚, 他就喝老酒。当时他在编辑部里当着我们的面讲话时, 酒气熏天。我说你又喝酒了, 他就笑笑, 我就调侃说他是酒鬼。到了干校后, 每天还是喜欢喝酒。那时喝酒是违反纪律的, 但他不管, 天天喝。这也没办法, 他不喝不行。他的酒从哪里来呢? 当时干校附近有一个镇 ( 名字我忘记了) , 在柘林附近, 他就经常去买些酒来喝。当时工宣队啊军宣队大家心里也都有数, 知道他爱喝酒, 也管不了, 也就算了。
后来我问别人, 张乐平什么问题来干校啊, 那个人说他是美国特务, 他在抗战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 不过他那时主要是画漫画抗日。
“你救了我一命”
“文革”后, 有一次我陪香港一个朋友去家里看望张乐平。谈到“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时, 张乐平对我说: “武振平, 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你救了我一命! ”我感到很奇怪, 我说我怎么会救了你一命呢? 原来, 张乐平有小肠疝气这个毛病, 很麻烦的。有一次在干校, 他的小肠疝气复发了, 他这个毛病定期复发, 发了之后就要马上抢救治疗。那时我们一个月可以轮换着回家一次, 他突然疝气发作了, 必须回去治疗, 这次正好轮到他值班, 不能回上海, 我正好要回上海, 他就跟我商量说: “武振平, 你帮帮忙, 你替我值班, 我要回上海去! ”我说可以啊。后来他回到上海后马上抢救, 要是耽误了就糟糕了, 所以张乐平很感激我。
批尚古山房老板
当时我们每周开大会, 连里开小会, 搞批斗, 后来由于我表现好, 被调到了尖刀连。尖刀连由各个单位抽出来的人组成, 主要成员是上海书店和新华书店的, 还有上海解放初期很多私营书店的老板也到干校来接受再教育。批判他们什么呢? 他们卖书的有什么好批判的呢? 我记得有一次批一个书店的老板, 特别有趣。
解放前上海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书店叫尚古山房, 专门印字帖的, 他的老板 ( 名字我忘记了) 是个光头, 因为当时每个连队每个星期都要开批判大会, 那么找谁来批判呢, 这要动脑筋的。大家当时都找他批判, 这个人也无所谓, 已经麻木了, 每次都只有一句话“我有罪, 我有罪”。大家都偷着笑。 这个人有个爱好, 就是喜欢旅游。有一次, 他去蒋介石的老家溪口去旅游, 当时去旅游的人也不多, 他还带了一个小青年, 后来工宣队问他, 你为什么到那里去旅游? 他只好说: “我有罪, 我有罪。”
批判刘金大会
刘金是文艺批评家, 当时在上海很有名气。有一次干校召开了全校性的批判刘金大会, 这是比较严重的。为啥呢? 因为江青点了他的名。
他当时是文艺出版社的编辑, 编了一本小说叫《战斗的青春》, 是写河北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 江青为何点名批判他呢? 这个小说的作者是天津文联主席雪克 ( 原名孙振) , 江青批他是“走资派”, 是“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 江青批他, 也连带着批判刘金, 说他是三青团。实际上刘金是抗日时期的三青团, 后来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鉴于此, 到了干校, 刘金也成为一个很好的批判对象。 他“档次”很高, 到全校批判, 各个连队组织发言, 批判他的材料到处都是。当时我们连长让我写批判材料, 当时这种事已经是家常便饭, 我一边写材料, 也觉得好笑。后来我们连长念, 我们都偷着笑, 感觉像是一场闹剧。刘金由于被批得多了, 他也不在乎了, 只是说“有罪有罪”。
记得开刘金批判大会时, 是在我们那个大饭厅里, 大家都带着一个小板凳, 围坐在一起, 一边批判一边喊口号: “打倒小爬虫! ”为啥说他是“小爬虫”呢, 因为江青当时批评他是“小爬虫”。
戴季安写《干校的黄昏》
译文出版社的戴季安, 大家叫他“十八戴”。在干校也有过几次小批判。有一次我们在干校里办墙报, 办墙报我们编辑是拿手活, 因此就叫我们来办。戴季安当时写了一篇稿子叫《干校的黄昏》, 描写在干校里每到黄昏大家劳动归来的景象, 为了扫除一天劳动的疲劳, 大家有的唱歌, 有的拉手风琴, 有的跳舞……一片热闹景象。本来也没什么问题, 突然工宣队要批判他, 问他怎么不写 “干校的早晨”? 为何要写“干校的黄昏”? 是不是希望干校到末日了? 于是, 他也很无奈地接受批判, 其实这本来是一篇很好的散文。
柴子豪插秧“碰钉子”
柴子豪是当时上海宣传部文艺报刊处的处长, 他也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记得当时我们在干校插秧时, 他碰了一次“钉子”。当时我们插秧的地方在海边的水田里, 水田是人造的水田, 虽然经过清理, 把水灌到里面一遍一遍地冲洗, 但是泥土里仍然不干净, 有一些“杂物”。因为插秧时要赤脚下去, 脚难免会受伤。有一次, 柴子豪刚刚脱了鞋把脚踏入水田里, 就哇哇地大叫起来, 把脚拔出来一看, 木板上一个铁钉子插入了他的脚底板, 痛得他要命, 后来马上被送到医院去了。后来他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干校。
当时在干校接受改造的还有《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 文艺出版社老总江曾培; 还有郝铭鉴, 他是政宣组的组长。
我于1974年年初回到上海, 在干校里待了四年。经历了这些事情, 我们对干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 本来是对我们的一种惩罚, 但是也让我们学会了劳动。
转自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4年S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