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童年

【第一节】

在昏暗、拥挤的房间里，我的父亲躺在窗台下面的地板上。他身着白衣，身子特别长；两只光脚板，奇怪地伸着趾头；慈祥的双手安静地放在胸上，手指也是弯曲的；快活的眼睛紧闭着，被两枚黑的圆铜钱遮压着[1]；和善的面孔也变黑了，龇着牙吓唬我。

母亲裸露着上半身，穿一条红裙，跪在那里，用那把我平时喜欢用来锯西瓜皮的黑梳子，将父亲柔软的长发从前额梳向脑后。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嗓音沉重而嘶哑。她灰色的眼睛红肿着，又仿佛在融化，泪水大滴大滴地往外流。

外祖母拉着我的一只手。她身体圆胖胖的，脸庞大，眼睛也大，软软的鼻子滑稽可笑；她一身黑衣，身体软软的，特别有趣。她也在哭，但好像哭得很特别，仿佛在给母亲伴唱帮腔。她浑身颤抖，使劲把我往父亲身边拽；我站着不动，往她身后躲，我害怕，又害羞。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听不懂外祖母多次说的话：“跟爸爸告别吧！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亲爱的孩子，他死了，年纪轻轻就死了……”

那时我重病初愈，刚刚能下地。生病期间，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高高兴兴地忙着照看我。后来，他突然消失了，代替他的是外祖母——一个奇怪的人。

“你从哪儿走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从上头，从尼日尼[2]来，但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不能走，小人精！”

这话真可笑！我也听不懂。我家楼上住着满脸胡须、染着头发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卖羊皮的老头儿——黄皮肤的加尔梅克人[3]。骑着楼梯的栏杆溜下来，要是掉下去，还可以翻个筋斗，这是我所熟悉的。这与水有什么关系呢？她的话全错了，糊涂得好笑。

“我怎么是小人精？”

“因为你爱嚷嚷。”她也笑着说。

她说起话来亲切、快乐又流利。从第一天起，我就跟她成了好朋友。现在，我希望她快点儿带我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哭搅得我不安，但又使我觉得新奇：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平时很严厉，话少；她身上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个儿又高又大，像一匹马；她身板硬实，两只手特别有劲儿。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披头散发，身体臃肿不堪，身上的衣服全撕破了。平时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像一顶白色大帽盘在头上，现在有一半披散在脸上，耷拉到赤裸裸的肩头；编成辫子的那一半摆来摆去，触着父亲熟睡的脸。我站在屋里已经很久了，可是她没有看我一眼；她梳着父亲的头发，不断地抽泣，泪水好像堵住了她的喉咙。

两个穿黑衣的乡下人和一个警察伸头往屋里瞧。警察生气地吆喝：“快点儿抬走！”

窗户是用黑披巾遮着的，披巾被吹得鼓起来，像一面风帆。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划张着风帆的木船。忽然一声炸雷。父亲笑了，用双膝紧紧夹住我，大叫了一声：“没事儿，别怕，鲁克[4]！”

突然，母亲从地板上费劲地挣扎着站起来，马上又坐了下去，接着仰面倒下，头发散『乱』地铺在地板上。她眼睛闭着，刷白的脸色变青了。她也像父亲那样龇着牙，声音可怕地说：“闩上门……阿列克谢[5]，出去！”

外祖母推开我，自己奔向门口，喊道：“亲人们，不要怕，别动她！看在基督的份儿上，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是分娩。请原谅，好人们！”

我躲到阴暗角落里一个高箱子后面，看母亲在地板上缩着身子滚动，只见她痛苦地哼着，牙齿咬得咯咯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亲切地、高兴地说：“为了圣父和圣子，忍住点儿，瓦留莎[6]！圣母保佑……”

我害怕极了。她们在父亲身边折腾，碰他，又哼又喊，可是父亲一动不动，好像还在笑。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很久，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又倒下。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从屋子里滚出来。接着，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子哭了。

“感谢主！”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她点上了蜡烛。

我一定是在墙角里睡着了，后面的事我都不记得了。

印在我记忆里的第二幕，是雨天公墓荒凉的一角。我站在一个溜滑的黏土小丘上，望着那个放着父亲棺材的墓坑。坑底有许多水，还有些青蛙，有两只已经爬上黄色的棺材盖。墓坑旁边有我、外祖母、湿淋淋的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满脸怒气的乡下人。暖和的细雨，像珠子一样洒在大家身上。

“埋吧。”警察说着，走向一旁。

外祖母哭了，用头巾的一角捂住了脸。乡下人弯下腰，忙着往墓坑里撒土，打得水花啪啪响。青蛙从棺材上跳下去，慌忙往墓坑两边爬，却被土块打到了坑底。

“走吧，廖尼亚！”外祖母抓着我的肩头说。我身子一扭，摆脱了她的手，我不愿意走。

“你真是的，上帝啊！”外祖母埋怨了一句，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上帝。她低下头，默默地站了很久。墓坑都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

两个乡下人啪啪啪地用铁锹拍打着墓坑。一阵风吹来，把雨刮跑了。外祖母拉起我的手，领我穿过许多黑十字架，向远处那个教堂走去。

“你怎么不哭啊？”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问我，“想哭就哭吧！”
“我不想哭。”我说。
“既然你不想哭，那就不哭好了。”她轻轻地说。

说也奇怪：我很少哭，而且只是因为受了气才哭，不是因为身上疼。父亲总是笑我流眼泪，母亲也总是呵斥我：“不许哭！”

后来，一辆四轮小马车载着我们在一条很脏的大街上走着，两边是暗红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青蛙能爬出来吗？”
“爬不出来了。”她回答，“愿上帝保佑它们！”

父亲和母亲谁都没有这样频繁、这样亲切地念叨过上帝。

几天以后，我、外祖母和母亲乘轮船开始了旅行。我们的座位是在小舱里。生下不久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躺在角落里一张桌子上，身上裹着白布，外面用一条红带子捆着。我跪在包袱和箱子组成的行李堆上，从那又鼓又圆、像马眼睛一样的小窗口往外望：湿淋淋的窗玻璃外面，混浊的流水不断地泛起泡沫，有时候浪花溅到玻璃上。我禁不住要往地板上跳。

“不要怕。”外祖母说。她柔软的双手轻轻地接住我，又把我放到包袱堆上。

水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远方『露』出黑色的土地，但马上又消失在了雾与水中。身边的一切都在颤动，只有母亲一动不动，她将两手放在脑后，靠着舱壁僵直地站着。她脸色阴沉、铁青，双眼紧闭，像个瞎子，一直没有说话，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她身上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

外祖母不止一次地低声劝她：“瓦里娅，你吃点儿什么吧，哪怕一点点儿，好吗？”

她还是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外祖母跟我说话时轻言细语，跟母亲说话时声音大一点儿，但像是小心翼翼，而且话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我理解这一点，所以跟外祖母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7]，”母亲突然大声而且生气地说，“水手哪儿去了？”

连她的这些话也令人奇怪，感到陌生：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宽肩膀、蓝衣服、白头发的人，他送来了一个小匣子。外祖母接过小匣子，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放好后，外祖母双手端着匣子走到门口。但是她人胖，要侧着身子才能走过狭窄的舱门。她停在门口不知所措，样子真是可笑。

“你呀，妈妈！”母亲大叫了一声，从她手上夺过那个小棺材，于是她们俩不见了。我却留在舱里，端详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乡下人。

“怎么，是你的小弟弟死了？”他弯下身来对我说。

“你是谁？”

“水手。”

“那么萨拉托夫是谁？”

“是个城市。你往窗外看，那就是！”

窗外，陆地在移动。那片黑暗、陡峭的土地雾气蒸腾，像刚切下的一大片圆面包。

“外祖母去哪儿了？”

“埋外孙去了。”

“把他埋到地里吗？”

“那还用说？当然是埋到地里。”

我告诉水手，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紧紧地搂住，吻了吻。

“唉，小弟弟，你还什么都不懂哩！”他说，“用不着可怜青蛙，上帝会保佑它们！你可怜可怜你妈妈吧，看她痛苦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头顶上响起了呜呜的吼叫声。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在拉笛，所以没有害怕。这时，水手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拔腿就跑，一面说：“要快跑！”

我也想跑着离开这里。我走到门外。昏暗狭窄的过道里空无一人。离舱门不远，扶梯上镶的铜块闪着光。再往上看，我看见人们手里提着背囊和包袱。显然，大家正在离开轮船——也就是说，我也应该离开轮船。可是，当我随着人群来到船舷，站在登岸用的踏板跟前，人们对着我嚷嚷起来：“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人们推我、拽我、摸我，这样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那个白头发水手来了，他一把抓住我，解释说：“他是从阿斯特拉罕[8]上船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把我抱到船舱里，往包袱堆上一放，就走了，还指着我吓唬说：“看我揍你！”

头顶上的喧闹声越来越小，轮船已经不颤动了，也听不见拍打水面的哗啦声了。窗户好像被一面湿漉漉的墙挡住了，舱里变得又黑又闷，包袱堆也好像涨大了，把我挤压在中间——一切都不妙呀！也许我一个人就这样永远被留在空轮船上了吧？

我走到门口，开不开门，拧不动门的铜把手。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使尽全身力气猛击把手。瓶子打碎了，牛奶洒到我腿上，流进了高筒的靴子里。

我因失败而痛苦，便倒在包袱上小声地哭了，哭着哭着，含着眼泪睡着了。

醒来时，轮船又在哗啦啦地拍打着水面，不停地颤动。船舱的窗户亮堂堂的，像火红的太阳。外祖母坐在我身边梳着头，一面皱着眉头自言自语些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厚厚地披挂在两肩、胸脯前、双膝上，最后披散在地板上，乌黑乌黑的，泛着蓝光。她一只手往上提起沉甸甸的头发，另一只手费力地用稀齿的木梳梳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发绺。她嘴唇歪着，黑眼睛闪着怒气，脸在这么多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

今天她看上去很凶，但当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样长时，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柔和的语调说：“看来这是上帝的惩罚——罚我梳理这些该死的头发！年轻时我为这把马鬃骄傲；现在老了，我烦死它了！你睡吧！还早哩——太阳睡了一夜才刚刚起来……”

“我不想睡了！”

“那就不睡吧。”她立即表示同意。她编着辫子，不时地往沙发床那边看，母亲躺在那里，脸朝上，身子直愣愣的，像一根绷紧的弦。

“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打碎了？你说话小点儿声！”

外祖母说话时好像在唱动听的歌，她的话语像温柔、鲜艳、湿润的花朵，不费劲就被我牢记在脑海里。她微笑的时候，那樱桃般美丽的黑眼珠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微笑时雪白坚固的牙齿快活地露出来。虽然黝黑的双颊上面露出许多皱纹，但整个脸盘仍显得年轻而有光泽，只可惜被那个松软的鼻子、胀大的鼻孔和红鼻尖给破坏了。她用黑色的银饰鼻烟壶嗅烟草；她穿着一身黑衣服，但透过眼睛，从里到外放射出一种永不熄灭、快乐而温暖的光彩。她弯着腰，甚至有点儿驼背，身材很胖，可是行动轻快敏捷，比得上一只大猫——她身子也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一样柔软。

她没来以前，我像是躲在黑暗里睡觉，但她一出现，就叫醒了我，把我领到了光明的地方。是她把我周围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织成了五光十色的花边。她立刻就成了我终身的朋友，一个我最贴心、最熟悉和最珍爱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充满对付艰难生活的坚强力量。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慢，我们坐了很久的船才到尼日尼，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我一生中最初的这些美好的日子。

天气变好了。从早到晚，我和外祖母都待在甲板上，头上是明朗的天空，眼前伏尔加河如丝织锦绣般的两岸被秋天镀上了一层黄金。淡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它不慌不忙，懒洋洋地用轮桨旋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低沉的隆隆声。一只驳船系在船尾一条长索上，驳船是灰色的，模样像一只土鳖。不知不觉，太阳浮动到伏尔加河的上空。周围的景物也在时刻变换着。翠绿的山峦宛如大地壮丽服饰上华美的皱褶，沿岸耸立着一座座城市和村庄，远看像一块块甜饼干。金黄色的秋叶飘落在水面上。

“你看，多美啊！”外祖母一分钟不停地这样说，她从船这边走到船那边。她神采奕奕，容光焕发，高兴得睁大了眼睛。

她常常望着河岸出神，把我给忘了。她站在船舷，两手交叉在胸前，笑而不语，眼里含着泪水。我拽了拽她的印花布黑裙子。

“啊？”她哆嗦了一下，“我好像在打瞌睡，甚至在做梦。”
“可你为什么哭了？”
“我的宝贝，我哭是因为高兴，也是因为年老，”她微笑着说，“我真是老了，我已年过花甲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稀奇古怪的故事，讲善良的强盗，讲圣人，讲各种野兽和妖魔鬼怪。她讲童话时，声音很低，很神秘，俯下身子对着我的脸，睁大眼珠看着我的眼睛，仿佛在往我心里注入一种使人振奋的力量。她就像在唱歌，越往下讲，语言越流畅。听她讲故事，有说不出的愉快。每次听完，我都求她：“再讲一个！”
“好，就再讲一个：从前有一个看家神，这老头儿坐在炉灶边，将面条扎进自己的一只脚掌里。他摇晃着，哼叫着：‘哎哟，我的小老鼠，好痛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啊！’”外祖母抬起一只脚，双手抱着脚摇来晃去，可笑地哭丧着脸，真像是她自己感觉到了痛。

一些胡须飘扬、面目和善的水手站在周围，他们听完也笑着夸她、求她：“老太太，再讲一个吧！”后来，他们说：“走，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饭时，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都是偷偷做的，因为船上有一个人禁止吃瓜果，他会把瓜果夺走，扔到河里。他穿得像警察一样——衣服上有铜扣子，他成天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总是离我们远远的，总是一声不吭。她高大匀称的身材、生铁般黑的脸、像王冠一样盘在头上的那一大堆淡黄色发辫，她稳健有力的全身，一切一切，回想起来就像被一层雾或者一层薄薄的云彩包围着。她那双与外祖母的一样大的眼睛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看人。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人家笑话你哩，妈妈！”
“管他们呢！”外祖母满不在意地回答，“让他们笑个痛快吧！”

我记得外祖母见到尼日尼时的情景——她像小孩一样兴高采烈。她一只手拽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推着我走到船边，大声地说：“你瞧，你瞧，好美啊！我的上帝啊，那就是尼日尼！简直是神仙住的地方！你瞧那些教堂，真像在天上飞！”
她央求母亲，几乎要哭出来：“瓦留莎，你还是看一眼吧！你大概忘了吧！高兴高兴吧！”
母亲阴着脸苦笑着。

轮船停在这座美丽城市对面的河心，河上船只拥挤，几百根桅杆耸立着。一只载着许多人的大木船划到轮船的一侧，木船用钩杆套住了放下的舷梯。于是，木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轮船的甲板。对面，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儿，他穿着黑长衣，留着金黄色的胡须，长着一只鸟嘴鼻子和两只绿眼睛。

“爸爸呀！”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了一声，就扑到他怀里。他用一双又小又红的手接住她的头，快速地摸着她的脸颊，尖声厉气地说：“怎么啦？傻孩子。啊，原来这样……嗨，你们呀……”
外祖母像陀螺似的转动身子，好像一下子就拥抱和亲吻了所有的人。她把我推到人们跟前，急忙说：“快去，快去！这是米哈伊洛[9]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这是卡捷琳娜表姐，这是我们全家，你看有多少！”
外祖父问她：“你身体好吗？孩子他妈。”
他们对吻了三次。

外祖父从一堆人里把我拽出来，按住我的头问道：“你像是谁家的？”

“从阿斯特拉罕上船，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在说什么呀？”外祖父转身问母亲，没等回答就推开我说：“颧骨跟你父亲的一样……爬到木船上去吧！”

木船靠岸后，我们就三五成群地沿着斜坡往上走，地面上铺着大块的鹅卵石，两边陡峭的山崖上覆盖着枯黄倒伏的野草。

外祖父和母亲走在最前面。外祖父的个头儿只到母亲的肩膀下，外祖父走路时步子细而快，母亲像是在天上飘游，她要低着头才能望到外祖父。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头发乌黑溜光、像外祖父一样干瘦的米哈伊尔舅舅，头发浅黄卷曲的雅科夫舅舅，几个穿着鲜艳衣衫的胖女人和六个都比我年龄大的、安静的小孩。我跟外祖母、小个子舅妈纳塔利娅走在一起。纳塔利娅面色苍白，长着浅蓝的眼睛，挺个大肚子，多次停下来喘着气小声说：“哎哟，我不能走了！”

“他们干吗要惊动你？”外祖母生气地嘟哝着，“一家子蠢货啊！”

这一家的大人和孩子，我都不喜欢。在他们中间，我感觉自己是外人，甚至连外祖母也好像失去原来的光彩，离我远了。我特别不喜欢外祖父，我很快觉得他是我的对头，他也引起我对他的特别注意、警惕和好奇。

我们走完了这段斜坡。坡顶上，依着陡峭的山崖出现一条街道，街口坐落着一栋低矮的平房。房屋上涂的粉红色油漆已经很脏了，房顶低垂，窗户外鼓。从街面上看，这栋房屋很宽，但屋里面由于分成一个个昏暗的房间，就显得很拥挤。屋里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人在忙忙碌碌，孩子们像一群偷食的麻雀窜来窜去，到处都是刺鼻的怪味，这情景简直就像停靠在码头上的轮船。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也使人不愉快。整个院子里都挂着大幅大幅的湿布，摆放着盛有五颜六色液体的染缸。缸里面泡的也是布。在墙角另外搭的一间低矮、半毁坏的小屋里，炉子里的柴火烧得正旺，有什么东西煮开了，嘟嘟地响。一个看不见的人大声说着几个奇怪的词：
“紫檀素，品红，硫酸盐。”

 【第二节】

一种浑厚的、色彩斑驳的、离奇得难以形容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在我的记忆里，这段生活是由一个真实写作的、良善的天才忍受痛苦来精彩讲述的悲惨童话。现在回忆起来，我自己有时都难以相信那些确实发生过的事，甚至宁愿反驳和否认其中的许多事实。这“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但真实重于怜悯，而且我不是讲我自己，而是讲普通的俄罗斯人曾经生活，甚至今天还生活其中的那个景象可怕、令人窒息的狭小天地。

在外祖父家，人与人之间相互仇恨，这种气氛严重地毒害着大人，连小孩也都狂热地卷了进去。后来我从外祖母嘴里知道，母亲到来时，恰恰是她两个弟弟坚决要求父亲分家的时候。母亲的突然回来，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强烈、矛盾更加尖锐了。他们怕我母亲会要求外祖父本来已经准备给她，但是因为她违背外祖父意志“自行做主”出嫁而被外祖父扣留的那份嫁妆。舅舅们认为，嫁妆应当分给他们两人。此外，关于谁在城里开染坊，谁搬到奥卡河对岸库纳维诺村，他们早就争吵不休了。

我们到后没几天，在厨房吃饭的时候，他们大吵了一场。两个舅舅突然站起来，身子探过桌子，浑身颤抖，咬牙切齿地冲着外祖父大吼大叫，活像两条狗。外祖父用汤匙敲着桌子，满脸通红，嗓子像公鸡一样响亮地喊道：“叫你们讨饭去！”

外祖母痛苦地哭丧着脸，说：“全都给他们吧，老爷子！这样你会清静些，给吧！”

“住嘴，都是你惯的！”外祖父叫喊着，两眼露出凶光。说也奇怪，他这样小个头儿，却能够叫得这样震耳。

母亲站起来，慢慢地从桌子旁走到窗前，背对着大家。

突然，米哈伊尔舅舅伸手朝着弟弟的脸猛击了一下，弟弟大吼了一声，两人揪在一起，在地板上滚开了，他们又哼又喊，相互谩骂。

孩子们哭了。怀孕的纳塔利娅舅妈绝望地喊叫，我母亲连抱带拖地把她拉走了。生性快活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撵出了厨房。椅子都倒了。年轻的学徒——宽肩膀的“小茨冈”[10]，骑上米哈伊尔舅舅的背，秃顶、大胡子、戴黑眼镜的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从容地用毛巾捆住他的手。

米哈伊尔舅舅伸长脖子，下巴上稀疏的黑胡子擦着地板，嘴里可怕地哼着。外祖父围着桌子乱窜，高声埋怨道：“兄弟亲骨肉啊！嗨，你们呀……”

吵架刚开始，我就吓得跳到了炉坑上，惊恐地看外祖母从吊着的铜盆里取水清洗雅科夫舅舅脸上的血。舅舅一面哭一面跺脚。外祖母沉痛地说：“你们这些该死的野种，清醒吧！”

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衫拉到了肩头，对着她喊叫：“老妖婆，你生的这些野兽！”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祖母钻到墙角里，颤抖地号啕着：“圣母啊，求你还我儿子的人性吧！”

外祖父侧身站到她面前，望着杯翻盘倒、菜洒汤流的饭桌，轻轻地说：“孩子妈，你看着他们，不然他们会欺负瓦尔瓦拉的，说不定……”

“行了！上帝保佑你！把衬衫脱下来，我来补……”她用手掌抱着外祖父的头，亲了亲他的额头。他个头儿比外祖母小，把脸贴到她的肩上。

“看来应该分家了，孩子妈……”
“应该，孩子爸，应该！”

他们俩谈了很久。开始还挺融洽，后来外祖父用脚蹭起地板来，像斗架前的公鸡一样。他指着外祖母的鼻子，大声地悄悄说：“我知道你，你比我爱他们！可是你的米什卡[11]是个大滑头，雅什卡[12]又是个自由派！他们会把我的财产喝光、花光……”

我在炉炕上笨拙地翻了一下身，把熨斗碰倒了。熨斗顺着炕梯叮叮当当地往下滚，扑通一声掉进脏水盆里。外祖父一步跳上炕梯，把我拖了下来，对着我的脸仔细打量起来，好像是头一回见着我似的。
“是谁把你放到炉炕上的？是妈妈？”
“是我自己。”
“胡说。”
“没有胡说，是我自己。我害怕来着。”
他轻轻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把我一推。
“太像你爸爸了！走开！”
我高兴地跑出了厨房。

我那时就清楚地看到，外祖父那双聪明锐利的绿眼睛总是在注视着我，我害怕他。至今我还记得，那时我一直想避开这一双灼人的眼睛。我觉得外祖父很厉害。无论他跟谁说话，都是充满嘲笑、侮辱、挑衅的语气，极力惹对方生气。

“嗨，你们啊！”他常常感叹。这个长长的“啊”每次都使我感到无聊，不寒而栗。

在休息的时候，在喝晚茶吃点心的时候，在外祖父、两个舅舅和伙计们疲惫不堪从作坊走进厨房的时候，他们的双手被紫檀染红、被硫酸盐烧伤，头发用条带子箍着，全都像放在厨房角落里的一个个黑色圣像。就是在这种危险时刻，外祖父总在我的对面坐下来，跟我谈话，谈的比跟他的孙子们谈的多，因而使他们羡慕不已。他身材匀称，有棱有角，又瘦又尖。他那件用丝线缝的圆领绸坎肩已经破旧不堪，印花布衬衫也皱皱巴巴，裤子的两个膝盖上还各有一块大补丁，不过他的衣着还显得比他的两个儿子要干净、漂亮些——他们俩穿着西装上衣和护胸，脖子上却系着妇女用的三角围巾。

我们到后只几天，他就逼我背祷词。别的孩子都比我年纪大，已经在名叫圣母升天的教堂里跟一位读经的助祭学认字了。透过家里的窗户可以看见教堂的金顶。

教我念祷词的是文静胆小的纳塔利娅舅妈。她的小脸跟儿童的一样，眼睛透亮透亮的，我仿佛可以透过她的眼睛看见她脑后的一切。

我喜欢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看她的眼睛。她眯起眼睛，摇晃着脑袋，轻声地求人，几乎像在耳语：“喂，请你念‘我们的天父，您……’[13]”

如果我问“什么是‘雅科·热’[14]”，她就胆怯地看看四周，然后劝我：“你不要问，问就更糟！你简单地跟我念‘我们的天父’……念吧！”

为什么“问就更糟”呢？这个疑问使我不安。我不明白“雅科·热”的意思，故意用各种方式把它念得变了样：“‘雅科夫·热’，‘雅·夫科热’[15]……”

但脸色苍白、弱不禁风的舅妈还是用她那越来越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耐心地纠正：“不对，你简单地念：‘雅科·热’……”

但是，她本人和她说的话都不简单。这使我着急上火，妨碍我记祷词。

有一次，外祖父问：“喂，阿廖什卡[16]，你今天干什么了？一定是在玩！凭你额头上那块青疙瘩我就知道。赚一块青疙瘩不算高明！《我们的天父》一章念熟了吗？”

舅妈轻声地说：“他的记性不好。”

外祖父冷笑了一声，快活地扬起红眉毛。

“要是这样，那就得揍！”他又问我：“父亲揍你吗？”

我不懂他说的什么话，也就没有吭声，母亲却接过话茬儿说：“没有，马克西姆从不打他，也不许我打。”
“为什么呀？”
“他说，打不成材。”
“处处表现他是个傻瓜，这个马克西姆！上帝原谅我说死人的坏话。”外祖父生气地、清楚地说。

他的话使我感到屈辱和难过。他看出了这一点。

“你干吗撅起嘴？你呀……”他抹了抹『露』出银丝的红头发，加了一句，“我星期六正要为顶针的事抽萨什卡[17]。”
“怎么抽呢？”我问。
大家都笑了，外祖父却说：“等等你就看到了……”

我背地里琢磨：“抽”的意思是把送来染色的衣裳“拆开”，而“揍”与“打”才显然是一回事。人们打马，打狗，打猫；在阿斯特拉罕，警察打波斯人：这是我见过的。但我从未见过这样抽打小孩的，虽然这里的舅舅常常弯着手指敲自己孩子的额头和后脑勺，孩子们对此满不在乎，只是搔搔敲疼了的地方。我不止一次问过他们：“疼吗？”他们每次都勇敢地回答：“不疼，一点儿不疼！”

顶针那件事我是知道的，当时惊动了全家。一天晚上，从喝茶到吃晚饭前的这段时间，两个舅舅和格里戈里师傅把染好的一块块布料缝成一匹一匹的，再在上面别一个厚纸签。那一天，米哈伊尔舅舅想戏弄一下半盲的格里戈里师傅，就指使九岁的侄儿萨沙在烛火上烧红师傅的顶针。萨沙用镊子夹着顶针在烛火上烧，硬是把它烧红了，再把它偷偷地放到格里戈里师傅的手底下，然后躲到炉子后面了。恰好这时外祖父来了，他坐下来干活儿，顺手把一个指头插进那只烧红的顶针里。

我记得，当我闻声跑进厨房时，外祖父正在用被烫到的手揪着耳朵，可笑地连蹦带叫：“这是谁干的？你们这些坏蛋！”

米哈伊尔舅舅弯着腰，一面用一个指头拨弄着顶针在桌上滚，一面对它吹气。格里戈里师傅不动声色地在那里缝东西，人影在他那巨大的秃脑袋上蹦跳着。雅科夫舅舅也跑来了，他躲到炉炕的拐角后面，偷偷地笑。外祖母用擦板擦生土豆。

“这是雅科夫的萨什卡干的。”突然米哈伊尔舅舅说。

“胡说！”雅科夫舅舅从炉炕后面跳了出来。

他儿子就在那个角落里哭了，叫道：“爸爸，别信他。是他叫我干的！”

两个舅舅互相骂起来。外祖父反而马上平静下来，把擦碎的土豆敷到那个指头上，拉着我一声不吭地走了。

大家都说是米哈伊尔舅舅的过错。自然地我在喝茶时问了一句：“要不要揍他、抽他？”

“当然要。”外祖父嘟哝地说，还斜着眼看了我一下。

米哈伊尔舅舅使劲拍了一下桌子，对着我母亲大叫：“瓦尔瓦拉，管好你的狗崽子，不然我就拧掉他的脑袋！”

母亲说：“你敢，你敢动他……”

大家都不再说话了。

母亲善于用简洁的语言，好像三言两语就能把人推开、甩开，他们也因而变得渺小。

当时我看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怕母亲，甚至外祖父跟她说话时也跟与别人说话时不一样——声音要小。这使我心里高兴，我常常在表哥们面前夸耀：“我母亲最强大！”

他们没有反对。

但是星期六发生的事，动摇了我对母亲的这种看法。

还没有到星期六，我也犯了错。

大人们能灵巧地改变布的颜色，我觉得这很有趣。你看：黄布浸泡在黑水里，就变成深蓝色的；灰色东西在黑红的水里一涮，就变成深红色的。十分简单，却妙不可言。

我想自己动手染点什么，于是把这想法告诉了“雅科夫的萨沙”。这个办事认真的孩子，总是出现在大人身边，对谁都亲热，时刻准备为一切人效劳。大人们夸他听话、聪明，可是外祖父斜着眼看他，说：“多会讨好卖乖！”

“雅科夫的萨沙”又瘦又黑，眼睛鼓得像龙虾，说话匆匆忙忙、轻言细语，上气不接下气。他总是鬼鬼祟祟，东张西望，仿佛想逃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他栗色的瞳仁一动不动，但他一激动，瞳仁就跟着白色巩膜颤动。

我不喜欢他。他远不如那个不惹人注意、反应迟钝的“米哈伊尔的萨沙”招我喜欢。他是一个文静的孩子，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和颜悦色，很像他温和的母亲。他的牙齿很不美观，露在外面，上颚还长了两排牙齿，他觉得这很好玩，经常把指头放到嘴里，摇动着后排牙齿，想拔掉它们。谁想摸摸这排牙齿，他都服帖地让人摸。不过，在他身上我再也找不到别的有趣的东西了。在这个人满为患的屋子里，他却过着孤独的生活，喜欢坐在昏暗的角落里，傍晚就坐在窗前。默默地跟他一起坐在窗前是令人愉快的，这样待上整整一个钟头，望着一群黑色的寒鸦在夕阳映红的天空中绕着圣母升天教堂的金色圆球塔顶盘旋，只见它们直冲云霄，又自由降落。突然，一面黑网将即将熄灭的天空遮住了，随后寒鸦消失得无影无踪。望着这些景象，你什么也不想说，心里充满一种愉快的寂寞。

雅科夫舅舅的萨沙讲什么都能讲得又多又有理，像大人一样。他知道我希望干染匠活儿，就劝我从框子里拿出节日里用的白桌布，把它染成蓝色。

“白的最容易染色，这一点我很清楚！”他说得非常认真。

我拽出沉甸甸的桌布，拿着它跑到院子里，但我刚把桌布边缘放进盛有“蓝靛”的桶里，“小茨冈”不知从哪里飞奔过来，从我手中夺过了桌布。他一面用宽大的手掌拧桌布，一面喊门外过道里注视着我干活儿的表哥：“快去叫奶奶！”

接着，他知道情况不妙，不断摇晃着黑发蓬乱的脑袋，对我说：“你呀，会因此挨揍的！”

外祖母跑来了，她哎呀了一声，甚至哭起来，同时还骂我，骂的话简直笑死人了：“你呀，咸耳朵[18]的彼尔姆人[19]！真想把你提起来摔死！”

后来，她说服“小茨冈”：“瓦尼亚[20]，你可别告诉老爷子！我要把事情瞒住，也许能糊弄过去……”

瓦尼卡[21]一边用五颜六色的围裙擦着手，一边担心地说：“我还会怎样？我不会告诉他的；注意萨沙，别让他使坏点子！”

“我给他两戈比铜钱。”说完，她把我领进了屋。

星期六，在做晚祷之前，不知道是谁把我领到了厨房，那里又黑又静。我记得，过道和房间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窗外灰蒙蒙一片，雨声簌簌——就是这样一个秋天的傍晚！炉子的黑洞口前面一张宽大的长凳上坐着“小茨冈”，他满面怒容，跟平时全然不同；外祖父站在角落里一个大木盆旁边，从一个盛着水的桶里捞出长长的树条，再量量长短，把它们握在一起，然后在空中嗖嗖地挥舞。外祖母站在暗处，大声地嗅着鼻烟，嘟哝着：“还乐哩……害人精……”

雅科夫的萨沙坐在厨房中间的椅子上，握着拳头擦眼睛，像一个老乞丐似的，拉着与平时不一样的腔调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饶了我吧……”

米哈伊尔舅舅的两个孩子——表哥和表姐，像木头人一样肩并肩站在椅子后面。

“揍了再饶，”外祖父说着，从拳头中抽出一根湿的长树条，“好吧，把裤子脱掉……”

他说话时很平静。他的语气也好，萨沙在吱吱作响的椅子上动弹也好，外祖母在地板上急得蹭脚也好，任何声音都不能破坏昏暗低矮、天棚被熏得漆黑的厨房里那种吓人的、令人难忘的寂静。

萨沙站起来，解开裤子，把它脱到膝盖，然后双手提着裤子，弯着腰，踉踉跄跄地向长凳走去。看着他走路的样子，我的心里真难受，腿也发抖了。只见他服服帖帖趴在长凳上，瓦尼卡用一条宽大的长毛巾把他从夹肢窝捆到长凳上，又从脖子后捆回来，弯下腰，用漆黑的双手抓住他的脚脖子。看到这些，我心里更加难过。

“列克谢[22]，”外祖父叫我，“走近一点儿！……怎么，没听见？……你现在看看我是怎么抽的……第一下！……”

他手扬得不高，树条啪的一下，落在赤裸裸的身体上，萨沙尖叫了一声。

“你装相，”外祖父说，“这一下不疼！这一下才疼一点儿哩！”

于是他使劲抽了一下，表哥身体立刻像被火烧着一样，红肿了一块，他长声地号叫起来。

“不好受吧？”外祖父问，他的手均匀地一起一落，“不好玩吧？这可不是顶针！”

他扬起手时，我的整个心都随着手升起；他的手下落时，我的整个身子也好像在往下落。

萨沙尖声地惨叫，令人害怕又恶心。

“我不……不敢了。我不是说了桌布的事吗……我不是说了……”

外祖父平静得像念《圣经》似的，说：“告密不能减罪！告密的人挨头一鞭子。这是为桌布赏你的！”

外祖母向我扑过来，两手抱住我，大声说：“我不给你列克谢！不给，你这个恶魔！”

她开始用脚踢门，一面叫母亲：“瓦里娅，瓦尔瓦拉……”

外祖父向她猛扑过来，把她推倒，从她手中把我夺过来，往长凳那儿拉。我在他手里挣扎，拽他的红胡子，还咬了他的一个指头。他号叫着，把我紧紧夹住，最后扔到了长凳上，摔破了我的脸。我至今还记得他野兽般的叫喊：“给我绑起来！我打死他！”

我记得母亲煞白的脸和睁大的眼睛。她从长凳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沙哑地喊道：“爸爸，不要这样！……把他给我……”

外祖父把我打得失去了知觉。我病了好几天，背脊朝天，趴在小房间一个热烘烘的大床上。这个房间只有一个窗户。角落里，在一个装着许多圣像的神龛前点着一盏通红的长明灯。

生病的那几天是我一生中重要的几天。我在这几天里大概长大了很多，也获得了一种特别的感受。从这几天起，我开始提防着人们，仿佛他们从我的心上撕掉了一层皮，我这颗心对一切屈辱和痛苦，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变得敏感和不能忍受。

首先，外祖母和母亲的争吵使我非常吃惊：在拥挤的房间里，外祖母黑大的身躯逼近母亲，把她往墙角圣像跟前推搡，恶狠狠地压低嗓子说：“你怎么不把他夺过来，啊？”
“我也吓坏了！”
“亏你长这么大的个儿！真不害臊，瓦尔瓦拉！我一个老太婆都不害怕！你真不害臊！……”
“别说了，妈妈，提起这个我就恶心……”
“不，你不爱他，你不可怜你的孤儿！”
母亲沉重而大声地说：“我自己就当了一辈子孤儿！”

后来，她们俩坐在墙角一个大椅子上哭了很久。母亲说：“要不是有阿列克谢，我早就离开这里了！在这个地狱里我没法活，没法活，妈妈！没有力气活啊……”
“你是我的骨肉，我的心肝。”外祖母低声地说。

从此我记住了：母亲并不强大，她也和大家一样怕外祖父。是我妨碍她离开这个她没法活下去的家。这太叫人难过了。不久，母亲真的从家里消失了，不知上哪儿做客去了。

外祖父来看我了，好像突然间从天花板跳下来一样。他坐到床上，用一只冰冷的手摸了一下我的头，说：“你好，小少爷……你回话呀，别生气了！……怎么样了？……”

我很想踢他一脚，可是一动身子就疼。他的头发胡子显得比过去更红，脑袋不安地摇晃着，发光的眼睛往墙壁里搜索着什么。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山羊状的甜饼、两个糖羊角、一个苹果和一串青色的葡萄干。他把这些全都放在枕头上我的鼻子跟前。

“你看，我给你带了礼物！”

他深深地弯下腰，吻了吻我的额头，然后说开了，一面用那只硬邦邦的老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他的手染成了黄色，弯得像鸟嘴一样的指甲尤其黄。

“我当时对你是有点儿那个……过分，小外孙。我太不冷静，你咬了我，还使劲儿抓我，把我惹火了！不过，你多挨几下子并不算吃亏，它会记在我的账上！你要知道：自己亲人打你，这不是欺侮，是教训！不要让外人打，自己人打没事！你以为别人没有打过我吗？阿廖沙，他们把我打成那个样子，你做噩梦都不会梦到那种情景！他们欺侮我到那个份儿上，上帝见了大概也要落泪！结果怎样呢？我这个孤儿、叫花子母亲的儿子，现在爬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做了一个行会的主任、这些人的官长。”

他干瘦匀称的身子靠在我身上，用那沉重有力的话语畅谈起他的童年来。他的绿眼睛闪闪放光，他抖动着金色的头发，提高了嗓门，对着我的脸像吹喇叭似的快活地、没完没了地说：“你是坐轮船来的，是蒸汽把你运来的。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得用自己的气力拉着货船沿伏尔加河逆流而上。船在水里走，我在岸上走，光着脚，踩着锐利的石头，踩着山脚下的碎石，从日出走到天黑。太阳烤着后脑勺，脑袋里像一锅铁水在沸腾，可是还得把腰弯到几乎着了地——弄得骨头咯咯地响，我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着。前头看不见路，眼睛浸满了汗，心在哭，泪在流。阿廖沙，有苦只能往肚里咽啊！走着走着，突然滑脱了纤索，扑面倒在地上——即使这样，你也高兴！也就是说，力气全使尽了，哪怕休息一会儿也好，哪怕咽一口气也好啊！在上帝眼前，在仁慈的耶稣眼前，人们过的竟是这种日子！……我就这样，沿着亲爱的伏尔加河一步一数地走了三趟：从辛比尔斯克走到雷宾斯克，从萨拉托夫走到这儿，还从阿斯特拉罕走到马卡里耶夫，走到这个集市口岸，走了上万俄里的路程！第四个年头，我就当上了纤夫头——我向主人显示了自己的精明能干！……”

他讲着讲着，宛如一朵云霞，在我眼前迅速地长高长大，从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儿变成神话里一个力大无比的人物：他一个人拉着灰色的大货船逆流而上……

有时他跳下床，挥动双手，给我表演纤夫怎样在岸上拉纤，怎样从船里排水；他用低音唱一些我不熟悉的歌，然后像年轻人一样纵身跳起，坐回床上，用更加结实有力的嗓音接着往下讲，他整个人都变得神奇了。

“可是，阿廖沙！在停船休息的时候，比如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在日古里的一个青山脚下，我们常常生起篝火，熬粥。突然，一个苦命的纤夫带头唱起了心爱的歌曲，全组纤夫也都跟着唱了起来，唱得人浑身颤抖，仿佛伏尔加河也要加快流速，甚至像一匹野马一样将前腿直立，眼看就要冲上云霄！所有的痛苦和不幸，像烟尘似的随风飘走，人们唱得着了迷，常常把粥溢出了锅——这时熬粥的那个人的额头该挨勺子了。俗话说：愿意怎么玩都行，可不能忘了正事！”

好几次，有人往门里探进头来，叫他，可是我求他：“别走！”

他微笑着向那些人摆手：“在那里等一等……”

他一直讲到晚上，走的时候，他亲切地和我告别。这时我发觉，外祖父并不凶狠，也不可怕。但一想到是他这么残酷地打我，我就禁不住难过地流出眼泪，而且也绝不能把这件事忘记。

外祖父的来访给所有的人打开了大门，从早到晚总有人坐在我床边，尽力想让我开心。我记得，我并不是每次都快活的。来的次数最多的是外祖母，她甚至和我在同一张床上睡。但这些日子里，给我留下最鲜明印象的是“小茨冈”。他的身材四四方方，胸脯宽大，大脑袋上满头鬈发。一天傍晚，他来了，只见他一身节日打扮：上穿一件金丝绸衫，下穿棉绒布裤和一双轧轧作响的折叠式皮靴。他的头发溜光发亮，浓眉底下闪着一对斜视的快活的眼睛，年轻人的小黑胡子底下露出雪白的牙齿，那件绸衬衫在长明灯的红光照映下也像是在燃烧。

“你瞧瞧吧，”他说着，卷起一个袖子，给我看那布满伤痕的下臂，“瞧，肿成什么样了！原先还更厉害哩，已经好多了！”

“你知道吗，当时你外祖父气极了，我看他要抽你，就伸出这只胳膊去挡，指望这样能把树条折断，那时你外祖父会去拿另一根树条，你外祖母或者母亲就会把你拖走了。结果树条并没有折断，它被水泡得软软的！不过你还是少受了罪。你看，我被打的！小兄弟，我还是有点儿心计哩……”他笑了，亲切的笑声像绸子一样柔和。他再一次仔细看了看肿起的手臂，笑着说：“我是那样可怜你，心里堵得连喉咙都哽住了，感到事情坏了！只见他一个劲儿地抽……”

他一面像马似的打着响鼻，一面摇着脑袋，讲起外祖父的一件什么事，这使我立刻觉得他的可亲和儿童般的单纯。

我对他说，我很爱他。他的回答淳朴而简单，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要知道我也是同样爱你，正因此才为你受了伤，是为了爱呀！要是对别人，我会这样吗？我才不哩……”

后来他悄悄地一边教我，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门口：“如果下一回再抽你，注意，你不要把身子缩成一团，你懂吗？你把身子缩成一团，就会加倍地疼。你得把身子放松，让身子变得柔软，像一块乳糕那样躺着！不要鼓气，要大口地呼吸，拼命地喊叫。你记住这些，这样好！”

我问：“难道还会抽我？”

“那还用问？”“小茨冈”平静地说，“当然会了！说不定会常常折磨你……”

“为什么？”

“反正外祖父会找碴儿……”接着他又关怀地教导起来，“如果他直往下打，就是说树条一直落下来，你就平静、放松地躺着；如果打下去又往回抽，也就是拽一下树条，想扯掉你的皮，那么你就把身子顺着条子向他那边扭，你懂吗？这样就会不那么疼！”

他眨巴了一下乌黑的斜视眼，说：“这方面，我比那个巡警还高明哩！小老弟，我是个老油子了，我身上的皮磨得可以缝手套了！”

我看着他那快活的脸，又想起了外祖母关于伊凡王子和伊凡的童话。

【第三节】

我恢复了健康以后才清楚地知道，“小茨冈”在家里占有特殊的地位。外祖父吆喝他，也不像吆喝儿子们那样勤、那样凶，还背着他挤眉弄眼、摇头晃脑地说：“伊凡有一双金不换的手，真有他的！记住我的话：这小子有出息！”

两个舅舅也跟“小茨冈”亲热、友好，从来不像跟格里戈里师傅那样跟他开玩笑。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格里戈里搞点儿恶作剧：不是在火上烧热他的剪刀把儿，就是在他的座位上插一个尖朝上的钉子，再不就是在这个半盲人身边放一些颜色不同的布块——他把这些不同颜色的布块缝成一匹，外祖父就会责骂他。

有一次，他在厨房炉灶旁边的吊床上睡午觉，脸上被涂满了红颜料。他就带着这样一副又好笑又可怕的脸好长一段时间：从他满脸灰白的胡须里，透过眼镜暗淡地闪出两个圆圆光点，长长的红鼻子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像一条舌头。

他们想的这些名堂不断翻新，层出不穷，但格里戈里师傅都默默地忍受，至多也不过轻轻地咂咂嘴，在拿熨斗、剪刀、钳子或顶针之前把手指蘸上很多口水。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甚至吃午饭的时候，他在拿刀叉之前也要这样把手指弄脏，引得孩子们发笑。他叫疼的时候，大脸上露出波浪似的皱纹，这波浪奇怪地掠过额头，使眉毛微微抬起，然后在光秃秃的头顶上消失了。

我不记得外祖父当时是怎样看待儿子们的这些把戏的，但外祖母是握着拳头吓唬他们的：“不要脸的东西，两个恶鬼！”

但是，两个舅舅背地谈起“小茨冈”时也总是气呼呼的，冷嘲热讽，他们诽谤他干得不好，骂他是小偷和懒汉。

我问外祖母，怎么会这样。像平时那样，她高高兴兴、明明白白地向我解释：“你没看见，他们俩都想在自己将来开染坊时把凡纽什卡[23]拉过去，所以都在对方面前诽谤他，说他干活儿差。他们这是在撒谎，耍滑头！再就是，他们怕凡纽什卡不跟他们去，留下来跟你外祖父；而你外祖父有自己的主意，他想和伊凡卡一起开第三个染坊，这将对你两个舅舅不利，你懂吗？”

这时她悄悄地笑了：“他们总爱耍小滑头，真好笑！可是，外祖父看出了他们这一套，还故意逗他们俩说：‘我要给伊凡买一个免役证，他就不会被抓去当兵了。我需要他！’他们听了很生气，当然不愿意这样，也舍不得这笔钱——免役证很贵呀！”

现在，我又跟外祖母住在一起。像在轮船上那样，每晚睡觉前她都给我讲童话，或者讲她自己童话般的经历。讲起家里的大事，比如儿子们分家、外祖父给自己买新房子，她总带着讥笑的神情，根本不像是家里的二把手，而像一个与己无关、袖手旁观的女邻居。

我从她那里得知，“小茨冈”原来是个弃婴，是一个早春的雨夜在家门口摊床上被发现的。

“他躺在那里，裹着毛围裙，”外祖母在沉思中带着神秘的口气说，“吱吱地哭不出声来，快冻僵了。”

“干吗要把孩子偷偷地扔掉？”

“母亲没有奶，没有东西喂。她打听到哪儿有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就把自己的偷偷地放到那儿。”

她沉默了一会儿，搔了搔脑袋，又继续往下讲。她一边叹息，一边望着天花板沉思：“全是因为穷啊，阿廖沙！常常穷得没法儿形容啊！人们认为，没有嫁人的姑娘是不许生孩子的，这样是丢脸！外祖父原来想把凡纽什卡送到警察局，我说服了他。我说：‘我们留下吧，这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家死了好几个孩子。’要知道，我生了十八个。如果都活着，他们能占据整个一条街，那可是十八家啊！你瞧，我虚岁十四就嫁人，刚十五岁就生孩子。可是上帝喜欢上了我生的孩子，接二连三地把我的几个亲骨肉拿去当天使了。我又心疼，又欢喜！”

她坐在床边，只穿着一件长衬衫，披头散发的，庞大的身躯全都被乌黑的长发盖住了，毛茸茸的，真像塞尔加奇地方那个大胡子守林人不久前牵来院子的那只大熊。她在那白净的胸脯上画着十字，低声地笑着，全身摇晃着：“好的被上帝拿走了，差一点儿的留给了我。所以我特别喜欢伊凡卡，我是多么喜欢你们这些娃娃啊！于是，我们收留了他，给他做了洗礼，他现在活着，活得很好。起先我叫他‘茹克’[24]，他‘茹茹茹’的真像个甲壳虫，他满屋子爬呀，‘茹茹’地叫呀，特别好玩。爱他吧，他是个心地纯洁的人！”

我爱伊凡，也常被他的能耐惊得目瞪口呆。

每逢星期六，外祖父抽打完一周里犯了过错的孩子，就出去做晚祷了，这时厨房里就开始了乐不可言的游戏。“小茨冈”从炉坑里抓到几只黑蟑螂，不一会儿就用线做好了套马的缰绳，用纸剪好了雪橇。于是，四匹“黑马”拉着雪橇在刨得溜光的黄桌子上跑开了，伊凡用一根细松明条子赶着它们跑，还兴奋地尖起嗓子喊：“咱们赶车请大主教去！”

他在一只蟑螂的背上贴一小块儿纸，赶着它去追雪橇，并且解释说：“雪橇里忘了带粮袋，这个修道士就背着袋子追！”

他用一根线系着这只蟑螂的腿。蟑螂一边爬一边用头撞着地，伊凡拍着双手叫道：“助祭[25]从酒店里出来，赶着去做晚祷！”

他给我们看小老鼠表演，小老鼠随着他的口令站起来，拖着长尾巴，用后爪子走路，还可笑地、机灵地眨巴着两只黑珠子一样的眼睛。他爱护老鼠，把它们藏在怀里，用嘴喂它们糖，亲吻它们，并且满有理由地说：“老鼠是聪明的住户，怪可亲的，家神非常爱它！谁养老鼠，家神就喜欢谁……”

他会用牌或者铜钱变戏法，他叫喊得比我们谁都厉害，几乎跟我们这些小孩子没有什么两样。有一次，孩子们跟他玩牌，一连几次让他当了“大傻瓜”，他难过极了，气得撅起嘴，把牌扔了。后来他哼着鼻子埋怨说：“我知道，他们串通好了！他们眉来眼去，在桌子底下互相换牌。难道这也算游戏？骗人的玩意儿我也会，不比他们差……”

他当时十九岁，但比我们四个小孩子加在一起的岁数还大。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他在节日夜晚的表现。每当外祖父和米哈伊尔舅舅出门去做客，鬈发蓬松的雅科夫就拿着吉他来到厨房，外祖母为晚茶准备好一桌丰盛小菜，还有一瓶伏特加酒。酒瓶是绿色的，瓶底上精巧地制了几朵红色的玻璃花。“小茨冈”穿着过节的衣裳，忙得团团转。格里戈里师傅轻轻地侧着身子走进来，黑眼镜闪闪发光。还有红脸麻子保姆叶夫根尼娅，矮胖得像一个圆坛子，长着一双精灵般的眼睛，说起话来像吹喇叭。有时还请来圣母升天教堂里那位长头发的助祭，还有几个像梭鱼和鲶鱼一样滑溜的黑人。

大家愉快地唱着，吃着，叹息着，赏给孩子们一些好吃的东西，每人一杯甜酒，渐渐地出现一种热闹而奇怪的场面。

雅科夫舅舅抚爱地调着吉他，调好了以后，照例说一句：“怎么样，我这就开始了！”

他甩了一下卷曲的头发，弯下腰来抱着吉他，像鹅一样伸着脖子。他那无忧无虑的圆脸渐渐露出昏昏欲睡的样子；平时那活泼机灵的眼睛，像蒙上了一层油雾，黯然失色了。他轻轻地拨动着琴弦，弹起一支像是催人奋起的曲调。

琴声使空气变得紧张而寂静，琴声宛如一条湍急的溪水，从遥远的地方穿透墙壁和地板，奔流而至。它激荡着心灵，令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和不安。随着琴声，你会变得怜悯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大人觉得自己变成了孩子。于是大家默默地坐着，一动不动，陷入了沉思。

米哈伊尔的萨沙听得特别专注。他老是伸着脖子向他叔叔的方向看，眼睛盯着吉他，张着嘴，流着口水。有时候他听得走了神，从椅子上掉下来，双手撞在地上。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干脆这样坐在地板上，鼓起两只凝然不动的眼睛。

大家也都呆呆地入了迷。只有茶炊在低鸣，但并不妨碍如诉如怨的琴声。有时候，有人轻柔地敲着两个四方形小窗户，窗外已经是黑沉沉的秋夜。桌上黄灿灿的烛光摇曳着，尖尖的蜡烛像两支长矛。

雅科夫舅舅的神情越来越专注，而身子也凝然不动了。他仿佛在紧闭着嘴酣睡，只有两只手还在活动：弯曲的右手指在黑色的琴弦上颤动，动作细得看不清楚，像一只小鸟在振翅挣扎；左手指以无比快的速度在琴弦上来回飞奔。

酒后他几乎每次用一种难听的哨音从牙缝里哼唱一首无止无休的歌：
雅科夫要是变条狗，
他只好从早叫到晚：
哎哟，我闷死了！
哎哟，我愁死了！
一个尼姑在街上走，
一只乌鸦在墙头坐。
哎哟，我闷死了！
蟋蟀在炉外蛐蛐叫；
蟑螂被吵得心烦躁。
哎哟，我闷死了！
这个乞丐晾了脚布，
那个乞丐把它偷走。
哎哟，我闷死了！
是啊，我愁死了！

我受不了这支歌，当他唱到乞丐的地方，我抑制不住心头的苦闷，不禁放声大哭。

“小茨冈”也和大家一样，聚精会神地听着琴声，手指插到一绺绺蓬松的黑发里，瞅着墙角，喘着粗气。有时候他突然大声地叹息，埋怨自己：“唉！我要是有副好嗓子，主啊，我要唱个痛快！”

外祖母叹着气，说：“够了，雅沙[26]，简直把人的心都撕碎了！凡纽什卡，还是你来跳一个吧……”

他们俩并非每次都马上满足她的请求，不过我们的琴师往往突然一手按住琴弦，然后另一只手捏紧拳头，用力将一种无形无声的东西往地板上一甩，豪放地说：“让苦闷和忧愁见鬼去吧！瓦尼卡，上场！”

“小茨冈”理理头发，拉拉黄衬衫，小心翼翼地，像踩着钉子似的，大步走到厨房中央。他的黑脸膛红了，羞怯地微笑着请求说：“最好弹得快一点儿，雅科夫·瓦西里奇！”

吉他声犹如狂风暴雨，靴后跟碎碎地跺着地板，桌子上和橱柜里的餐具震颤得直响。而厨房中央，“小茨冈”像一团黄色的火苗熊熊升起，又像是一只鹞鹰展翅翱翔，他双手挥舞，步伐变幻莫测。砰的一声，他蹲在地板上，立即又像一只金色的雨燕腾空飞起，黄色的丝绸衬衫熠熠生辉，照亮了周围的一切，这黄色的丝绸颤颤悠悠地飘『荡』，宛如一团火焰，又像一团熔岩。

“小茨冈”不知疲倦、忘乎所以地跳着舞。如果打开门放他出去，也许他能这样跳着舞穿街串巷，走遍全城，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

“横着来一趟！”雅科夫舅舅大声说，一面在旁边用脚尖点着地板。

接着，他打着刺耳的口哨，颤抖地大声说出一句俏皮的顺口溜：
嗨！要是我不可惜草鞋，
早就离开老婆孩子逃走！

桌子旁边的人像被火烧着似的，身子抽动着，他们不时地呐喊助兴。大胡子师傅拍着自己的秃脑袋，嘟哝着什么。有一次，他弯下身子，贴着我的耳朵，像对一个大人那样说话，柔软的大胡子掩盖了我的一侧肩膀：“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要是你父亲活着，他也会在这儿跳得像一团火！他成天高高兴兴的，也很会体贴人。你记得他跳舞吗？”
“不记得。”
“不记得？从前他和你外祖母跳，你等等！”

面容憔悴、貌似圣像的高个子师傅对着外祖母一鞠躬，然后用异常粗重的声音请求：“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赏个脸吧，请跳一场！像从前跟马克西姆·萨瓦杰耶夫那样，让大家高兴高兴！”

“你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啦，先生，格里戈里·伊凡内奇？”外祖母缩了缩身子，微笑着说，“我跳什么舞！只能让人家笑话……”

然而大家也都来请求她。忽然她像年轻人似的站起来，整整裙子，直起身子，在厨房里跳开了，一面还高声地说：“让你们笑吧，笑个痛快吧！喂，雅沙，换一个调子！”

舅舅挺直了身子，微闭起眼睛，开始弹得慢了。“小茨冈”停了一会儿，然后跳到外祖母跟前，蹲下来围着她跳；而她像是飘浮在空中一样，无声无响地在地板上跳着，她摊开双手，扬起眉毛，一双黑眼睛望着遥远的某个地方。我觉得她可笑，扑哧笑了一声。格里戈里师傅伸着指头吓唬我，大人们都不满地往我这边看。

“伊凡，你不要跺脚了！”老师傅带点讥讽地笑着说。“小茨冈”很听话地跳出场外，坐到门槛上。保姆叶夫根尼娅提起嗓门，悦耳地小声唱道：
星期一到星期六，
姑娘都把花边织，
活儿干得累死人，
哎哟，只剩一口气！

外祖母与其说在跳舞，不如说在讲故事。你瞧，她若有所思地翩翩起舞，舞步轻巧，左顾右盼，手搭遮阳，往四下里观望，巨大的身躯摇摆不定，两只脚小心翼翼地探着往前走。你瞧，她突然被什么吓呆了，停住了脚步，面孔抽了一下，皱起了眉头，但马上又容光焕发，露出和善可亲的微笑。你瞧，她身子向旁边一闪，像是给谁让路，又像是抬手给谁指路；她静下心来，低着头，倾听着什么，露出更加快乐的笑容；她突然跃起，离开原地，像一阵旋风一样飞转。她个子变高了，身材显得更匀称了，人们的视线更无法离开她了。在她青春活力奇迹般恢复的这一时刻，她是多么美丽可爱呀！

保姆叶夫根尼娅像吹喇叭似的大声唱道：
从午祷跳到深夜，
她跳了整整一天。
她最后一个回家，
可惜礼拜日太短！

外祖母跳完舞，坐回到她原来靠近茶壶的位置。大家都夸她，她却理着头发，说：“得了吧！你们没见过真正的舞哩！我家乡巴拉赫纳有一位姑娘，哪一家，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看她跳舞，人们高兴得要掉泪！你要是看到她，心里就像过节一样愉快，别的什么都不要了！我当时真嫉妒她，罪过啊！”

“唱歌的和跳舞的，是世界上第一流人物！”叶夫根尼娅很严肃地说，于是又开始唱大卫王[27]的故事，而雅科夫舅舅抱住“小茨冈”说：“你该去酒店跳舞，你能让人们发狂……”

“我真希望有副好嗓子！”“小茨冈”抱怨说，“要是上帝赏给我一副好嗓子，我就唱它个十年八载，然后，出家当修道士也值！”

大家喝着伏特加酒，喝得最多的是格里戈里。外祖母给他倒着酒，提醒他说：“要注意，格里沙[28]，你的眼睛会瞎的！”

他回答得很干脆：“让它去吧！眼睛对我不再有用了，我什么都见过了……”

他没有喝醉，但话越来越多，几乎全是对着我讲我的父亲：“他心胸宽广，一个男子汉，我的好朋友，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

外祖母叹着气，附和着说：“是啊，上帝的好儿子！”

这一切是那么有趣，那么有吸引力，又使我心里产生一种无声无息、无止无休的忧愁。忧愁和欢乐在人们心里相伴而行，几乎不可分离，又以变幻莫测的速度相互交替。

有一次，雅科夫舅舅喝得有些醉了。他开始撕自己的衬衫，狠狠地揪自己那一绺绺的鬈发、稀疏的灰胡子、鼻子和耷拉的下嘴唇。

“我这算什么东西呀，什么东西呀？”他大喊大叫，泪流满面，“干吗要这样啊？”

他打耳光，敲脑门，捶胸膛，号啕大哭：“我是流氓野种，我不是人！”

格里戈里也大声叫道：“说对了！就是这么回事……”

外祖母也有些醉了，她抓住儿子的手，劝他说：“行了，雅沙，上帝知道教你怎么做的！”

喝了几杯酒，她变得更好看了：她那双黑眼睛含着微笑，把温暖人心的光芒洒在每个人身上。她拿着头巾扇着发热的脸，说：“主啊，主啊！这一切多好啊！不信，你们瞧，这一切真是多好啊！”

这诗歌般的语言，是她心的呼唤，是她整个人生的口号。

平时无忧无虑的舅舅竟痛哭流涕，这使我非常吃惊。我问外祖母，他干吗要哭，干吗他骂自己打自己。

“你什么都想知道！”她一反常态，不乐意地说，“你现在不懂，你管这些事早了些……”

这更加使我好奇。我到染坊跟伊凡纠缠，他也不愿回答我，只是偷偷地笑，斜着眼看格里戈里师傅，一面把我往染坊外面推，大声说：“别纠缠我，走开！我会把你扔进锅里染色的！”

师傅站在宽大低矮的火炉前，上面安放着三口锅，他拿着一根黑色的长棍在锅里搅拌，还把长棍从锅里提起来，观察染料水从棍端滴落的情况。炉火很旺，映照着他那像神甫袈裟一样光怪陆离的皮围裙的下摆。染料水在锅里咕咚地响，刺眼的蒸汽像浓云一样向门外飘去，狂风刮起院子里的细雪。

师傅混沌血红的眼睛从眼镜下方看了看我，粗暴地对伊凡说：“拿柴来！你看不见？”

“小茨冈”去院子里搬柴火了，格里戈里靠着一大包紫檀素坐下来，向我招手：“你过来！”

他把我抱在膝盖上，柔软温暖的长胡子贴着我的腮帮，我清晰地记得他这样说：“你雅科夫舅舅把妻子打死了，折磨死了，现在良心受到谴责。你懂吗？这一切你都应该懂。要当心啊，不然会把自己毁掉的！”

跟格里戈里在一起，觉得他为人好，像跟外祖母一样简单随便，但又觉得害怕，仿佛他从眼镜底下能看透一切。

“他怎样打的？”他不慌不忙地说，“就是这样：他躺下跟你舅妈睡觉时，用被子蒙上她的脑袋，掐她打她。为什么？你舅舅自己大概也不知道。”

他没有注意到抱回柴火在炉前烧火的伊凡，继续意味深长地说：“他打你舅妈，也许就是因为你舅妈比他好，他嫉妒你舅妈。小老弟，卡希林一家子不爱好人，他们嫉妒好人，容不得好人，害好人！你去问外祖母，他们是怎样害你父亲的。外祖母会全都告诉你。她不爱说假话，不会说假话。她像个圣人，虽然也喝酒、闻鼻烟。她大智若愚吧，你要紧跟着她……”

他一把推开了我，我也走出染坊，心里既难过又害怕。在过道里凡纽什卡追上我，捧住我的脑袋，在耳边轻轻地说：“你别怕他，他是好人。你要正眼看他，他喜欢人家这样。”

这里的生活令人奇怪和不安。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别的生活，但我模糊地记得父亲和母亲不是这样生活的。他们俩说话、娱乐方式都跟这儿不同。无论是走或是坐，他们俩总是亲近地在一起。傍晚，他们俩常在一起，长时间地有说有笑，坐在窗子旁边大声歌唱。街上的人围拢来，仰起头看他们俩，那些可笑的面孔使人想起午饭后的一个个脏碟子。在这儿，人们很少笑，有时也弄不清他们在笑什么。他们常常相互吆喝，相互威吓，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孩子们小声小气，甚至无声无息，像被雨水打落在地上的尘埃。在这个家里，我感觉自己是外人，这里的生活使我提心吊胆，疑心重重，提防着一切。

我和伊凡的友谊越来越深。外祖母从清早到深夜忙于家务，我几乎整天围着“小茨冈”转。外祖父抽我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用手挡鞭子，还是那样在第二天把肿起来的手伸给我看，并且埋怨说：“这全没有用！你并没有因此挨得轻一点儿，我呢，你瞧这打的！我再也不这样了，由你去吧！”可是下一次，他又遭受这种不必要的痛苦。

“你不是不愿意吗？”

“是不愿意，但还是伸了手……不知怎的就这样了，不自觉地……”

不久，我知道了“小茨冈”的一件事，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兴趣和友谊。

每个星期五，“小茨冈”给宽大的雪橇套上外祖母心爱的沙拉普——顽皮捣蛋、爱吃甜食的枣红骟马，穿上刚到膝盖的羊皮短外套，戴上沉重的皮帽，还紧紧系上绿腰带，就驾着雪橇上集市买食物。有时他很久没有回来，家里人都着急，走到窗前用哈气吹化玻璃上的冰花，朝街上张望。
“还没有回来？”
“还没有！”
最着急的是外祖母。
“哎哟！”她对舅舅们和外祖父说，“你们会把我的人和马毁掉的！你们多不害臊，没有良心的家伙！自己的东西还嫌不够吗？唉，一家子蠢货，贪心狼！上帝会惩罚你们的！”
外祖父沉着脸嘟哝着说：“好了好了，这是最后一次……”

有时候，“小茨冈”中午才回来。外祖父和两个舅舅急忙来到院子里。外祖母使劲闻着鼻烟，像大狗熊似的跟在后面，每到此时不知为什么她就变得笨手笨脚。孩子们跑出来顿时热闹起来了。“小茨冈”开始从装满的雪橇上卸东西：小猪、宰好了的鸡、鸭、鱼等各种类别的肉块。

“按照说的都买了？”外祖父锐利的眼睛斜视着满载而归的雪橇，估量着问。

“该买的都买了。”伊凡快乐地回答。为了暖和一下身子，他在院子里蹦蹦跳跳，还使劲地拍打着手套，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别拍坏了手套，那是用钱买的，”外祖父厉声地说，“还剩下钱没有？”

“没有。”

外祖父绕着雪橇慢慢地转悠了一圈，声音不高地说：“你又拉回来许多东西。不过，你瞧，有些东西不会没花钱吧？我是不希望这样的。”他皱起眉头，快步走开了。

两个舅舅兴高采烈地朝雪橇跑来，他们用手掂了掂家禽、鱼、鹅肝、小牛腿、大块的肉，嘴里打着口哨，大声地称赞：“你真会挑啊！”

米哈伊尔舅舅尤其兴奋。他，好像身上装了弹簧似的绕着雪橇蹦跳；那啄木鸟一样的鼻子嗅嗅这儿，嗅嗅那儿，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唇，甜蜜地眯起从不安静的眼睛。他和外祖父一样干瘦，但个子比外祖父高，脸膛黑得像烧焦的木头。他把冻疼的手藏在袖筒里，问“小茨冈”：“父亲给了你多少钱？”

“五卢布。”

“可是这些值十五卢布。你花了多少？”

“四卢布十戈比。”

“这么说，九十戈比装了腰包。雅科夫，你见过这样攒钱的吗？”

雅科夫舅舅偷偷地在笑。他穿着一件单衬衫站在冰天雪地里，望着寒冷的蓝天，直眨巴眼睛。

“瓦尼卡，你请我们一人喝半瓶白酒吧！”他懒洋洋地说。

外祖母在卸马套。

“怎么啦，小宝贝？你怎么啦，小宝驹？想顽皮？那就玩吧，上帝的小淘气啊！”

高大的沙拉普耸起浓密的鬃毛，用雪白的牙齿碰外祖母的肩膀，撕下她的丝绸头巾，用一只快乐的眼睛瞅她的脸，一边抖落自己睫毛上的霜，一边低声地嘶叫。

“你在要面包吗？”

她往马的牙齿里塞进一大块咸面包，然后兜起围裙，放在马脸下面，若有所思地看着它吃。

“小茨冈”像这匹年轻的马一样，也活蹦乱跳地来到外祖母跟前。

“老妈妈，这匹骟马多好啊，多通人性啊……”

“走开，不要你摇尾献殷勤！”外祖母跺了一下脚，喝道，“你要知道，我今天不喜欢你。”

她向我解释说“小茨冈”在集市上买的没有偷的多。

“外祖父要是给他五卢布，他就用三卢布买东西，再偷十卢布的东西，”她不高兴地说，“这个淘气鬼，就是喜欢偷。试了一次，尝到了甜头，家里人笑了，夸他成功，于是他偷成了习惯。你外祖父年轻时饱尝了穷和苦，老来变得十分贪，把钱看得比亲生儿女还贵重，他最喜欢人家白送！而米哈伊尔和雅科夫……”

她挥了一下手，不吭声了，但马上又对着打开的鼻烟壶唠叨起来：“廖尼亚，这种事好比瞎婆娘织花边，谁知道织的什么花！后果难料啊！要是偷的时候被抓住，伊凡会被打死的……”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唉！我们有许多规矩，但没有真理……”

第二天，我央求“小茨冈”不要再偷了：“不然，人家会打死你的……”

“他们抓不住我，我能溜掉。我动作机灵，马也跑得快！”他说话时带着笑容，但马上又皱起眉头，“我知道偷不好，也危险。我不过是拿这个来解闷。我也不想攒钱，只要一个星期，你那两个舅舅就会全都把它骗走。我不可惜，拿就拿吧！反正我能吃饱。”

他突然抱着我，我感觉他在微微地颤抖。

“你又轻又瘦，可是骨头硬，长大是个大力士。你听我说：你学习弹吉他吧，求雅科夫舅舅教你，真的！你还小，学起来不难！你人小，脾气可不小。你不喜欢外祖父，对吗？”

“我不知道。”

“除了你外祖母，卡希林一家我都不喜欢，让魔鬼喜欢他们吧！”

“我呢？”

“你不姓卡希林，你姓彼什科夫，另外一个血统，另一个家族的……”

突然，他搂紧了我，几乎是痛苦地呻吟：“唉！我的上帝啊！要是给我一副歌喉呀，我要唱得人们都热起来……小老弟，你走吧，我要干活儿了……”

他把我放回地上，把一把小钉子含在自己嘴里，然后开始把好大一块浸湿的黑布紧绷在一块大的四方木板上，用钉子钉好。

不久，他死了。

情况是这样的：院子里大门旁靠围墙放着一个橡木做的大十字架，主架是根粗大多节的圆木头。十字架放在那里好久了，我来这个家的头几天就看见了，那时候它比较新，比较黄。可是经过一个秋天，它被雨水淋得很黑了，散发出一股泡过水的橡木苦味，在这个拥挤肮脏的院子里成了多余的东西。

雅科夫舅舅把它买来，打算放在妻子的坟墓上，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她去世一周年那天亲自把十字架背到公墓去。

这一天到了。那是初冬的一个星期六。天气严寒，刮着大风，雪从屋顶上纷纷落下来。家里的人全都来到院子里，外祖父和外祖母先带着三个孙子去公墓祭祷去了，我因为犯了过失而被留在家里。

两个舅舅身穿一样的黑皮短大衣，他们从地上扶起十字架，各自扛着横木的一头。格里戈里和一个陌生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十字架沉重的主干放到“小茨冈”宽大的肩膀上。他踉跄了一步，叉开着两腿。

“吃得住劲吗？”格里戈里问他。

“不知道。好像很重……”

米哈伊尔舅舅气冲冲地喊道：“打开大门，瞎鬼！”

雅科夫舅舅说：“你该害臊，瓦尼卡。我们俩加在一起也不如你有劲！”

格里戈里开门的时候，严肃地嘱咐伊凡：“要当心，别累过劲了！上帝保佑你！”

“老笨蛋！”米哈伊尔舅舅从街上大骂了一声。

留在院子里的所有人都笑了，开始大声说话，仿佛都为背走了十字架而高兴。

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一边拉着我的手往染坊走，一边说：“也许今天外祖父不会抽你了，他的眼色挺和气……”

到了染坊，他把我抱到一堆准备染色的毛皮上，关切地用毛皮裹着我，直裹到肩膀。他嗅了嗅三口染锅上空的蒸汽，沉思着说：“亲爱的孩子，三十七年了，我了解你外祖父，从开始做生意直到后来，我看得清清楚楚。从前我们俩是好朋友，一块儿开办这桩生意，一块儿出的主意。你外祖父聪明！他让自己当了老板，我可没这个本事。不过上帝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聪明：他只要笑一笑，连最聪明的人也傻眼！你现在还不明白什么事怎么说、什么事怎么做，可是这些你全都应该明白。孤儿的生活艰难啊！你父亲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是个人精，什么都明白，但正因为如此你外祖父不喜欢他，不承认他。”

他说得多好啊！我一面高兴地听他讲，一面欣赏赤金色的火苗在炉子里嬉戏，看着乳白色的蒸汽像云彩一样升腾到染锅上方，在房顶歪斜的木板上洒下一层层白霜，透过房顶毛茸茸的缝隙，可以看见一线蔚蓝的天空。风小了，太阳在什么地方照耀着，院子里铺满了玻璃似的尘土。雪橇在街上发出尖厉的叫声，青烟从房屋的烟囱里袅袅升起，轻淡的影子在雪地上掠过，悠悠然，也像在讲述着什么。

细长干瘦的格里戈里，留着大胡子，不戴皮帽，长着一对大耳朵，活像一个慈善的巫师。他一面搅和着滚开的颜料，一面不停地教导我：“对任何人，都要正着眼看他；一条狗向你扑过来，也要这样对它，这样它就后退了……”

沉重的眼镜压在他的鼻梁上，像外祖母一样，他的鼻尖上露出发青的血丝。

“你听，出事了！”他突然说，侧耳细听，然后一脚踢关了炉门，几步跑到院子里。我也跟着跑了出去。

“小茨冈”仰面躺在厨房地板的中央。从两扇窗户射进来两条光带，一条落在他头上和胸上，另一条落在他腿上。他的额头奇怪地发亮，眉毛抬得很高，斜视的眼睛专注地望着黑色天花板；发黑的嘴唇颤动着，从里面流出来粉红色的泡沫，血从嘴角顺着两颊流到脖子上和地板上；从背部流出来的血像一条条浓稠的溪水。伊凡的两条腿笨拙地屈伸着，他肥大的灯笼裤显然湿透了，沉重地粘在地板上。地板是用沙子洗擦过的，干干净净，被阳光照得发亮。溪水般的鲜血横穿被光带照亮的身躯，亮晶晶的，向门槛流去。

“小茨冈”全身没有动作，两只手直挺挺地挨着身子，只有手指还在轻微地动弹，像是在抓地板。染色的指甲在阳光下闪亮。

保姆叶夫根尼娅蹲下来，往伊凡手里塞一支细蜡烛。伊凡握不住，蜡烛倒在地上，灯芯浸灭在血水里。保姆拾起蜡烛，用围裙角揩干净，又试着想稳稳地放在他那不安静的手指里。厨房里人们时高时低的窃窃私语，像一阵寒风，推着我往门外走，但我紧紧抓住门把手，不愿离开。

“他绊了一下。”雅科夫舅舅无精打采地讲，身子颤抖着，脑袋左右摇晃。他面如土色，疲倦不堪，两眼也没有了光彩，不住地眨巴着。
“摔倒了，十字架压在他身上，砸在他背上。我们及时地把它扔掉了，不然也会被砸成残废。”
“是你们砸死他的。”格里戈里闷声闷气地说。
“是，又怎么样……”
“你们呀！”

血还在不断地流，在门槛旁边低洼处积了一摊，它开始变黑，又好像在往上涨。“小茨冈”口吐粉红色泡沫，像是在梦里哞哞地叫，身子像变小了，变得越来越扁平，越来越紧贴地板，甚至像往地里陷。

“米哈伊尔骑马去教堂找父亲了，”雅科夫舅舅轻轻地说，“我把他弄到一辆马车上，赶忙拉回来了……幸好不是我亲自扛主架，不然也就……”

保姆又一次把蜡烛往“小茨冈”手里塞，蜡油和她的泪水滴在伊凡的手掌上。

格里戈里大声粗暴地说：“你把蜡烛一头化开一点儿，再把它插在地板上，蠢货！”

“可不是。”

“把他的帽子脱下来！”

保姆费劲地脱下伊凡头上的帽子，他的后脑勺猛地一下撞在地板上。现在，他的头歪向一边，血流得更多了，但只从嘴角一边流出来。这样持续了很久很久。我原先还盼着“小茨冈”休息一会儿就坐起来，吐一口唾沫说：“呸，好热……”

他星期天午睡醒来总是这样的，但这次他没有起来。他身子一直在消瘦，在变小。太阳光已经离开他的身躯，两条光带缩短了，只『射』到窗台上。他全身发黑，手指也不动弹了，嘴唇上的泡沫也消失了。他的头顶后面和两耳旁边立着三根蜡烛，金黄色的火苗摇曳着，照着他乌黑的乱发；黄色的光影在黝黑的脸颊上颤动，尖削的鼻尖和粉红的嘴唇在烛光中闪现。

保姆跪在那里，哭着说：“我可爱的小鸽子，知道心疼人的小鹰儿……”

我又怕又冷，爬到桌子下面躲了起来。后来，外祖父沉重地走进了厨房，他穿着一件貉绒皮袄；跟在后面的是外祖母，她穿着一件肥大的女大衣，领子是用带毛尾巴拼成的；还有米哈伊尔舅舅、表兄妹和许多外人。

外祖父脱下皮袄，往地板上一扔，大声说：“两个坏蛋！你们毁掉了多好的小伙子！再过四五年，他就是无价之宝……”

衣服堆在地板上，妨碍我看伊凡。我又爬了出来，碰到了外祖父的脚。他一脚把我踢开，握着一个红红的小拳头对两个舅舅狠狠地说：“两条恶狼！”

他坐到长凳上，两手抓住凳沿一面干哭，一面吱吱呀呀地说：“我知道，他是你们俩的眼中钉、肉中刺……我的凡纽什卡，小傻瓜啊！怎么办啊？我说，今后怎么办啊？马是别人的，缰绳是腐烂的——祸不单行啊！孩子妈，近几年来上帝就是这样不喜欢我们呀，嗯？孩子妈啊！”

外祖母趴在地板上，两只手抚摸着伊凡的脸、头、胸，贴着他的眼睛呼吸，拉起他的双手，又摸又揉，把蜡烛也碰倒了。后来，她沉重地站起来——她从头到脚一身黑，穿着黑里透亮的衣裳。她可怕地瞪起双眼，生气地说：“该死的家伙，你们出去！”
除了外祖父，大家都走出了厨房。
不记得“小茨冈”被怎样悄悄地埋葬了。

【第四节】

我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用一条大被把自己裹了四层，听外祖母跪在地上祷告上帝。她一只手按着胸口，间或用另一只手从容不迫地画着十字。

院子里严寒刺骨，晶莹的月光透过玻璃窗上的冰花，清晰地照着她长着大鼻子的善良面孔，那双黑眼睛发出磷火似的亮光。丝绸头巾遮着外祖母的头发，像钢盔那样闪光。黑色的连衣裙抖动着，从两肩披散到地板上。

通常，做完祷告，外祖母默默地脱衣服，细心地把衣服叠好放在屋角的高箱子上，然后走到床前。我假装睡得很香。

“你在装假哩，调皮鬼，没睡吧？”她轻轻地说，“我的宝贝，你大概没睡吧？喂，给我被子！”

我预料到下一幕会怎么样，忍不住笑了。于是她瓮声瓮气地说：“好啊！你竟敢戏弄你老外祖母呀！”她拉起被边，轻松有力地往自己身边一拉，把我从床上抛起，打了几个转儿，扑通一声，我跌落在柔软的绒毛褥子上。她哈哈大笑：“怎么样？小淘气！吃苦头了吧？”

有时候，她祷告很长时间。我真的睡着了，不知道后来她是怎样上床的。

人们总是在痛苦、吵架或打架的日子里做长时间的祷告。听这样的祷告非常有趣。外祖母向上帝详细讲述家里发生的一切。她跪在地板上，庞大臃肿的身子像一个小山包。起先她含糊快速地轻言细语，后来就粗声粗气地念叨、埋怨：“主啊，不说你也明白，任何人都想过好一点儿。米哈伊尔是老大，他本该留在城里，要他往河对岸搬，他觉得委屈。再说，那是没有开发的地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孩子爸比较喜欢雅科夫。对孩子偏爱，有什么好啊？老头儿性子犟，主啊，你开导开导他吧！”

她抬起又大又亮的眼睛，望着昏暗的圣像，一面向自己的上帝建议：“主啊，你托个好梦给他吧，让他明白怎样才能给孩子们分好家！”

她画着十字，宽大的额头碰着地板，不停地磕头，然后直起腰，又一次恳切地说：“你也给瓦尔瓦拉一点儿快乐吧！她哪儿惹你生气了？她哪儿比别人罪过大？为什么让一个年轻健康的女人生活在悲哀里？主啊，你也要记得格里戈里。他的眼睛越来越糟糕。他要是瞎了，就得要饭，这样不好啊！他为老爷子耗尽了精力，你以为老爷子会帮他吗？……主啊，主啊……”

她虔诚地低着头、垂着手，沉默了很久，仿佛已经睡熟，又仿佛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

“还有什么来着？”她微皱眉头，在回忆中说了出来，“可怜所有的正教徒吧，救救他们吧！饶恕我这个该死的老糊涂吧！你知道，我的罪过不是出自恶意，而是因为天性笨。”她长叹了一声，然后亲热地、满意地说：“亲爱的主啊，你什么都知道，你知道一切。”

我非常喜欢外祖母的上帝，外祖母对他是那样亲切，所以我常央求她：“讲讲上帝吧！”

她讲上帝时很特别：声音很低，奇怪地拉长话音，微微闭起眼睛，而且必须是坐着讲。她总是欠起身，坐下来，用头巾盖好没有梳理的头发，然后开始大讲特讲。她要讲很久很久，直到你睡着了。

“上帝端坐在天堂水草地中间一个小山包上，他的蓝宝石御座就掩映在银白色的菩提树下，这些菩提树一年四季繁花似锦。天堂里没有冬和秋，花儿从不凋谢，而且不倦地开放，这样讨上帝随从们的欢心。天使们在上帝身边飞翔，像漫天飞舞的雪花，又像成群结队的蜜蜂。也许白色飞鸽就是天使们的化身，他们从天上飞到地上，再飞回天上，将我们人间的一切告诉上帝。天使中有你的，有我的，有外祖父的，每人分得一个天使，上帝对大家都一样公平。比方说，你的天使报告上帝：‘列克谢对外祖父伸了舌头！’上帝就命令：‘让老头儿抽他一顿！’上帝对任何事、任何人都赏罚分明：有的人得到痛苦，有的人得到快乐。上帝那里一切都那么好，所以天使们欢天喜地，展翅翱翔，不停地歌颂上帝：‘主啊，光荣属于你，光荣属于你！’而亲爱的上帝只是微笑，好像对天使们说：‘行了，行了！’”

这时外祖母自己也微笑地摇着头。

“这些你亲眼见过？”

“没见过，可是知道！”她沉思着回答。

一讲起上帝、天堂、天使，她就变得人小了，又温顺，脸也变年轻了，湿润的眼睛洋溢着无比的热情。我双手不自觉地提起那条锦缎般的长辫子，把它缠绕在自己的脖子上，静静地、专心地听那永不结束和百听不厌的故事。

“人一般是无法看见上帝的，那会把眼睛看瞎，只有圣徒才能睁大眼睛看上帝。天使嘛，我倒见过，当心灵纯洁的时候，天使就出现了。那天我站在教堂里做晨祷，祭坛上隐隐约约有两个天使在走动，像云雾似的，透过他们什么都能看见，天使的翅膀挨着地板，明亮明亮的，像丝绸细纱，镶着花边。他们绕着御座走，帮助伊利亚神甫——一个小老头儿。他举起衰老不堪的双手祷告上帝，两个天使就过去扶他的双肘。他很老了，眼睛已经瞎了，总是碰这撞那的。做完祷告不久，他就去世了。当时我见到那两个天使，惊喜得发呆了，激动得心要跳出来，眼泪直往外流。啊，那是多么好啊！廖尼卡[29]，我心爱的宝贝啊！上帝那儿一切都好，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上，都非常好……”

“难道我们这儿也好？”

外祖母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回答说：“感谢最神圣的圣母，一切都好！”

这把我弄糊涂了。很难承认这个家一切都好，在我看来，家里的生活越来越糟。

有一次，我经过米哈伊尔舅舅的房门，看见纳塔利娅舅妈一身白衣、一只手按住胸口，在房子里来回『乱』窜，有时她突然尖叫，声音不大，但很可怕。

“主啊，你收拾我吧，把我领走吧……”

我明白她的祷词，我也明白格里戈里为什么念叨：“即使瞎了去外面讨饭，也比在这儿强……”

我希望他快点儿瞎，这样，我好请求替他带路，我们也就能一块儿到处讨饭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捋着胡须，含笑地回答说：“这好呀！我们一块儿去！我将满城吆喝，这是行会头子瓦西里·卡希林的外孙！那才有趣哩……”

我不止一次看见纳塔利娅舅妈鼻青眼肿，眼睛里空荡荡、死气沉沉的。她脸色焦黄，嘴唇也被打肿了。我问外祖母：“舅舅常常打她？”

外祖母叹着气回答：“他偷着打，这个该死的！外祖父不许他打，因此他就夜里干。他凶狠，你舅妈也太软弱……”

她来了劲儿，也就讲开了：“现在打老婆，终归不像从前那样了！现在只照牙齿、耳朵打一拳，揪一会儿辫子；从前呀，要折磨几个钟头！有一次，你外祖父在复活节的头一天打我，从午祷一直打到晚上。他打累了，歇一会儿再打。用缰绳抽，什么都用过。”

“因为什么打？”

“不记得了。又有一次，他把我打得半死，还五天五夜没给我吃的。那一次我几乎丧了命。还有比这……”

这使我十分惊讶：外祖母比外祖父块头儿大一倍，我不信外祖母打不过他。

“难道他比你力气大？”

“不是力气大，是年纪大！再说，他是丈夫！上帝要他管我，我只能听命去忍受……”

我特别喜欢看她怎样掸去圣像上的尘土、打理圣像身上的金属衣饰。这些圣像富贵华丽，头上的光轮镶有珍珠、白银和宝石。她双手敏捷地捧起一个圣像，微笑地望着它，十分动情地说：“多么可爱的脸蛋啊！……”

她画完了十字，开始吻它。

“唉！你蒙上灰了，熏黑了，万能的圣母啊！我难得的乐趣啊！廖尼亚，我的心肝宝贝啊，你瞧这字迹多细，画工多巧，每个图样都有特色。这幅叫‘十二节’，当中是至善圣母费兴多罗夫斯卡娅，而这幅叫‘勿哭我圣母’……”

有时我觉得，她是拿着圣像玩，那认真而严肃的神情就像卡捷琳娜表姐在挨打受气后摆弄布娃娃一样。

外祖母说，她常见到鬼，有时见到一大群，有时见到单独一个。

“大斋期的一个夜晚，我正路过鲁道夫家。在乳白的夜色中，我突然看见一个黑东西跨坐在屋顶烟囱旁边，它弯下带角的头朝着烟囱口嗅呀嗅，打着响鼻，大块头儿，毛茸茸的。它嗅呀嗅，还用尾巴扫着屋顶，刷刷地响。我给它画了个十字，我说：‘愿上帝复活，他的仇敌一个个被消灭。’它立刻轻轻地尖叫了一声，一个筋斗从屋顶翻到院子里，一溜烟不见了！也许，鲁道夫家里那一天正炖着鱼和肉，黑鬼正闻得高兴哩……”

想象着黑鬼一个筋斗从屋顶溜走的情景，我笑了。她也笑了，继续说：“鬼很喜欢调皮捣蛋，完全像几岁的小孩儿！比如有一次，我在家里的澡堂洗衣服，一直干到半夜。蒸汽浴的石炉门突然一下子开了！它们从里边一涌而出，非常非常的小，红红的，绿绿的，黑黑的，像蟑螂。我向澡堂门口奔去，但没有路了，脚被小鬼们缠住了。它们挤占了整个澡堂，我连转身的空儿都没有了。它们往我脚上爬、乱扯乱挤，吓得我连喊‘哎哟’都不会了！它们毛茸茸的，软绵绵的，热乎乎的，样子像小猫崽，它们都只用后腿走路。它们转来转去，吵吵闹闹，龇牙咧嘴，露出像耗子样的小牙齿，小眼睛绿绿的，头上刚冒出小角，像一个个小疙瘩，小尾巴像小猪仔的一样。哎哟，我的老天爷！当时我真傻眼了！等我回过神来，蜡烛快燃没了，盆里的水全凉了，洗的东西扔在地板上。哎呀，我想，真是活见鬼！”

我闭上了眼睛，看见那成群结队、色彩斑驳的毛茸茸的东西从炉口、从炉子灰色的鹅蛋石上，像黏稠的染料水涌出来，占满了小小的澡堂。它们用嘴吹着蜡烛，顽皮地伸出粉红的舌头。这情景也挺可笑，但也挺可怕。这时，外祖母摇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又突然精神起来。

“还有一次，我真见到该死的鬼。这也是在夜间，冬天，刮着大风雪。我经过‘酋长谷’，你可记得我讲过，就是在这座山谷，雅科夫和米哈伊尔想把你父亲淹死在池塘的冰窟窿里。我正沿着小路连滚带爬地往下走。刚滑到谷底，我就听见呼哨和吆喝声响彻山谷！只见一辆马车正冲我驶来，一个身躯高大的鬼头戴红色高帽，像木桩似的站在驾驶座上，驾着三匹黑马，他双手伸直，紧握着铁链子缰绳。山谷里过去是不走马车的，这辆马车现在直朝池塘飞奔，而且马车又被一层云雾似的风雪所笼罩。雪橇里坐的只能是一些鬼，他们打着呼哨，又喊又叫，挥动高帽。对了，后面还有七辆雪橇，像消防车一样飞奔而过。每辆都由三匹黑马驾驶，这清一色的黑马都是人变的，都是些被他们父母诅咒的人！这种人专给魔鬼开心取乐，魔鬼也就骑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拉车，每天夜里赶着他们赴各种宴会。这次我见到的大概就是魔鬼的婚礼……”

外祖母说的我不能不信，因为她说得那么简单明了，那么令人信服。

但她讲得特别好的还是那些诗歌和童话。有一首诗歌是讲圣母巡视苦难的人间，讲圣母劝诫女强盗、“女公爵”安加雷柴娃，劝她不要殴打和抢劫俄罗斯人，有一首诗歌是讲神仙阿列克谢，还有一首是讲勇士伊凡。童话里有大智大慧的瓦西莉萨、“公羊神甫”和上帝的教子。有的童话很可怕，比如女地方官玛尔法、女土匪头乌斯达、埃及女犯人玛丽亚、强盗母亲的悲哀。她知道的童话、故事和诗歌多得数不清。

她不怕人，不怕外祖父，不怕鬼，不怕任何邪气，但她怕黑蟑螂怕得要死，离得老远就能感觉到有蟑螂。常常半夜里叫醒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阿廖沙，亲爱的，一只蟑螂在爬，你碾死它，看在基督的份儿上！”

我迷迷糊糊的，点燃了蜡烛，趴在地板上找这个敌人。但我不是马上，也不是每次都能找到。

“哪儿都没有蟑螂。”我说。她却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连头都蒙在被子里。她轻轻地央求，声音几乎听不见：“有啊！再找找吧，我求你了！就在那儿，我知道……”

她从来没有说错，我在离床很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只蟑螂。

“打死了吗？那好，托上帝的福！也谢谢你……”

她掀开头上的被子，微笑着松了口气。

如果我还没有找到这种虫子，她就睡不着。我还能感觉到，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中的一点点儿动静都能把她吓得浑身发抖；我能听到，她屏住呼吸，轻声耳语：“它在门槛旁边……往大箱子下面爬哩……”

“你为什么怕蟑螂呢？”

她答得满有理：“我不了解蟑螂有什么用。这些黑玩意儿，老是爬呀爬的。上帝分配给每一种小虫任务：潮虫表明屋里潮湿；臭虫是说墙壁脏；跳蚤上了身，人要生病了。这一切明明白白！而这些蟑螂，谁知道它们有什么本事，上帝派它们干什么来了。”

有一次，她正跪着跟上帝谈心的时候，外祖父打开房门进来，嘶哑着嗓子说：“孩子妈，上帝来光顾我们了，我们家着火了！”

“你说什么？”外祖母大叫了一声，从地板上猛地一下子站起来。两个人脚步沉重地向黑暗的大堂屋奔去。

“叶夫根尼娅，把圣像拿下来！纳塔利娅，给孩子们穿上衣服！”外祖母严厉地、声音坚定地指挥着，而外祖父在那里低声地哭泣：“呜呜呜……”

我跑进厨房，朝向院子的那扇玻璃窗火光耀眼，金黄色的火苗映在地板上，流动闪烁。雅科夫舅舅光脚穿起靴子，在地板上乱蹦，仿佛脚被地板烫着似的。他一面大声喊叫：“火是米什卡放的，他放了火跑了，真的！”

“呸！你这条狗！”外祖母说着，把他向门口一推，几乎把他推倒。

透过窗玻璃上的白霜可以看见，染坊的屋顶在燃烧；在开着的门里面火苗旋风似的直往外冒。在静静的夜空里，红色火苗像盛开的花朵，看不见浓烟，只见浅黑的云彩在火苗上空浮动着，所以没有遮住银白色的天河。院子里的雪被映红了，房屋四壁摇摇晃晃，好像要倒向烧着的那个角落，那里烈火熊熊，染坊墙壁上宽大的条条缝隙里火光通红，从里边『露』出一个个烧弯了的钉子。屋顶干燥的黑木板上出现一条条金色和红色的飘带，很快就把屋顶包围了。在飘带似的火苗之间，细小的陶制烟囱竖在那里突突地冒烟。木板燃烧的噼啪声和丝绸飘动的沙沙声叩打着厨房的窗户。火越烧，范围越广，火光把染坊里边装饰得如同金碧辉煌的教堂，引诱人非到跟前去看一看不可。

我顺手拿起一件很重的短皮袄披到头上，把脚伸进不知谁的靴子里，拖拉着走出厨房，经过过道，来到门口的台阶上。我立刻惊呆了，熊熊的火焰弄得我眼花目眩。外祖父、格里戈里和雅科夫舅舅的喊叫声，以及噼噼啪啪的着火声，震耳欲聋。外祖母的行为更把我吓坏了。只见她顺手拿起一条空麻袋，往头上一罩，再裹上一件给马盖的被子，就直往火里冲。她冲进火里，大声喊叫：“硫酸盐，硫酸盐要爆炸了，你们这些笨蛋啊！……”

“格里戈里，拉住她！”外祖父咆哮似的喊叫，“哎呀，她可完啦……”

但外祖母从火里钻了出来，只见她浑身冒烟，摇着头，弯着腰，双手往前伸，捧着如桶一样大小的一瓶硫酸盐。

“孩子他爸，快把马牵出来！”她哑着嗓子，咳嗽着，大声地说，“快给我把马被从肩上扯掉，我烧着了，还看不见吗？……”

格里戈里把还在冒烟的马被从她肩上撕下来。他忍着性子，拿起铁锹，铲起大块大块的冰雪，只顾往染坊门里抛。雅科夫舅舅双手拿着斧子在他身边急得跺脚；外祖父在外祖母身边忙着往她身上撒雪。外祖母把那瓶硫酸盐放进雪堆里，就向门口奔去。她打开大门，向跑进来的人们频频鞠躬，一面说：“邻居们，救救仓库吧！火要是烧到仓库和干草棚，我们家就要烧光了，你们家也要遭殃！把仓库顶盖用斧子砍掉，把干草扔到花园里！格里戈里，你上去扔草，你干吗只往地里扔冰雪啊！雅科夫，不要瞎忙，拿斧子给大家，把铁锹也拿来！邻居大哥大叔们，你们帮帮忙啊！上帝保佑我们！”

我觉得她像大火一样有趣。大火照亮了她身上的黑衣，好像抓住她不放。她在院子里东奔西跑，哪儿有需要，她就及时赶到哪儿，她指挥自如，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沙拉普跑到院子里来了，它扬起前蹄，想甩开旁边的外祖父。火光强烈地照『射』着它两只大眼睛，从里面闪出了红光。它嘶叫了几声，前蹄紧紧抵着地面，不往前走。外祖父放开了手中的缰绳，往旁边一闪，叫道：“孩子妈，牵住它！”

外祖母冲到马扬起的前蹄跟前，张开双臂挡住它；马抱怨似的叫了几声，然后斜视着火焰，顺从地向她靠近。

“你不要怕！”外祖母低声说。她拍拍马的脖子，捡起了缰绳：“我哪能把你留在这里担惊受怕啊！胆小的小耗子……”

这个比她大三倍的“小耗子”，乖乖地跟着她向大门口走去。沙拉普气呼呼地打着响鼻，不时地瞅着外祖母被火光映红的脸膛。

保姆叶夫根尼娅领着穿戴严实的、呜呜啼哭的表兄弟从屋里走出来。

“瓦西里·瓦西里奇，列克谢不见了……”

“你走吧，走吧！”外祖父摆着手回答她。我躲到门口台阶下面，怕保姆也把我领走。

染坊的顶盖已经坍下来了，梁上那些细柱子还对着天空冒黑烟，发出火炭般的金光。染坊里面，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伴着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旋风发出呜呜的怒号，把一团团火球抛向院子，抛向聚集在大火前用铁锹向火里扔雪的人们身上。三口染锅在火里沸腾，发出疯狂的吼声，蒸汽和黑烟犹如浓云升起，院子里充满各种奇怪的气味，刺得人眼泪直流。我从台阶下爬出来，正碰着了外祖母的脚。

“走开！”她大叫了一声，“你会被踩死的，走开……”

一个头戴鸡冠式铜帽的人骑马闯进了院子，枣红马白沫飞溅。这个人一只手高举着马鞭，大声吆喝：“闪开！”

马鞍上的小铃铛快活而急促地响着，真像过节那样热闹。外祖母把我往台阶上面一推：“我不是对你说了？走开！”

在这个时刻，我不能不听她的。我又回到厨房，贴着窗玻璃往外看，但是一大群人影后面已看不到火光，只见几个铜盔在一堆黑色的冬帽和鸭嘴帽中闪亮。

火很快就压下去了，被浇灭了，踩熄了。警察驱散了人群，外祖母走进了厨房。
“那儿是谁？是你啊！没有睡，怕吗？不要怕。已经没事了……”
她跟我并排坐下，不再做声了，只是轻轻摇晃着身子。真好，又回到寂静的黑夜，但可惜没有了火光。
外祖父走进来，在门槛旁边停下脚步，问：“孩子妈？”
“嗯？”
“烧伤了没有？”
“没事儿。”
他划着了硫黄火柴，蓝光照亮了他那沾满烟灰的黄鼠狼般的小脸。他终于找到了桌上的蜡烛，不慌不忙地坐在外祖母身边。
“你洗一洗吧。”她说。她自己也是全身烟灰，散发着刺鼻的烟味。
外祖父长叹了一声：“上帝常常对你仁慈，给你大智大慧……”
他抚摸了一下外祖母的肩头，咧着嘴补充说：“虽然时间短，只有一个钟头，但上帝还是给了你……”
外祖母也苦笑了一下，正想说什么，外祖父却已皱起了眉头：“要跟格里戈里算账，这都是他看管不周！老家伙干够了，活够了！雅什卡坐在台阶上哭哩！这个浑小子……你去看看他……”

她站起身，把一只手放在面前，吹着指头，走出去了。外祖父虽然还是不看我一眼，却轻轻地问：“这场大火你都看见了，开头就看见了吧？你瞧外祖母怎么样？老太婆了……又一辈子挨打受苦……还能那样！嗨，可你们那些人啊……”

他弯下腰，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后来，他站起来，用手指掐掉烧完的烛芯，又问：“你怕吗？”

“不怕。”

“本来就没什么可怕的……”

他气冲冲地脱掉衬衫，走向角落里的悬壶洗手器，黑暗中只听见他跺了一下脚，大声地说：“火灾是愚蠢造成的！应该在广场上鞭打火灾肇事者。他是笨蛋，再不就是小偷！就是要这样办，那就不会有火灾了！……去睡觉吧。干吗坐在这儿？”

我去睡了，但这一夜并没有睡成。我刚躺进被窝，就听见一阵野兽般的嗥叫，我翻身起床，又跑到厨房里。外祖父站在厨房中间，没有穿衬衫，双手拿着蜡烛。烛光晃晃悠悠，外祖父在地板上沙沙地蹭着双脚，但不走动。他沙哑着嗓子说：“孩子妈，雅科夫又怎么了？”

我跳上炉炕，躲到角落里。屋里像失火一样又开始忙乱了。凄厉的叫声震撼着天花板和墙壁，像波浪似的，节奏分明，一浪高一浪。外祖父和雅科夫舅舅失魂落魄地乱跑，外祖母连喊带推地撵他们走。格里戈里往炉炕里塞柴火，往铁锅里倒水，弄得哗啦啦直响。他摇着头，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好像阿斯特拉罕的骆驼。

“你先把炉炕点上火！”外祖母吩咐他。

他跑去找松明，摸到了我的脚，惊叫了一声：“谁在这儿？嗨！吓死我了……你待的总不是地方……”

“出什么事了？”

“你纳塔利娅舅妈生孩子。”他冷淡地说了一句，就从炉炕跳到地上。

我想起了我母亲，她生孩子时可没有这样喊叫。

格里戈里把铁锅放到火里，又爬到炉炕上找我。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陶土制的烟斗，指给我说：“我开始抽烟了，因为眼睛，心情很不好！你外祖母劝我闻鼻烟，我认为还是抽烟比较好……”

他坐在高高的炉炕边上，两腿往下耷拉着，低头望着那惨淡的烛光。我看见他身子的一侧：耳朵和脸颊上沾满了烟灰，衬衫全撕破了，露出来一根根像铁箍那样宽的肋骨。眼镜片也被打坏了，有一半玻璃片不在镜框里。从这个空框里可以看见那只又红又湿的眼睛，像一个伤口。他把烟叶装进烟斗里，一面细听着产妇的呻吟，一面语无伦次地嘟哝着，像喝醉了一样。

“你外祖母烧成了这个样子，她怎么接生啊？听，你舅妈叫唤的！大家把她给忘了。火灾一开始她就疼得抽筋，是吓的……你看，生孩子多难，可是女人还不受尊敬！要记住：应该尊敬女人，也就是尊敬母亲……”

我打着瞌睡，不断地被忙乱声、关门声、米哈伊尔舅舅耍酒疯的叫喊声惊醒，耳朵里灌进一些奇怪的话：“应该把圣障中门打开……”

“把长明灯的油掺着甜酒给她喝，还要加些烟灰：半杯油，半杯甜酒，再加一小勺烟灰……”

米哈伊尔舅舅死死地要求：“让我去看看……”

他坐在地板上，叉开两条腿，两只手拍打着地板，一面往自己前面吐口水。炉炕开始热得我受不了，我从炕上爬下来。但当我走到舅舅所在的地方时，他忽然抓住我的一只脚，用劲儿一拉，我摔倒了，后脑勺撞在地板上。

“浑蛋。”我骂了他。

他跳起身来，又把我抓住，往炕上一扔，大声吼道：“我摔死你……”

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堂屋墙角圣像下面外祖父的大腿上。他望着天花板，摇晃着我，低声说：“我们没有理由得到上帝的宽恕，谁也得不到……”

他头顶上长明灯光亮耀眼，房子中间的桌子上点着蜡烛，窗外却已经露出冬天的晨曦。

外祖父低头问我：“哪儿疼？”

全身都疼。我的头发是湿的，身子很沉重，但我不愿意说。周围一切都很奇怪：屋里几乎所有的椅子上都坐着生人，一个穿淡紫色衣衫的神甫，一个戴眼镜、穿军服的白发老头儿，还有许多其他人。他们像木头似的，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专心地期待着，倾听着近处什么地方的泼水声。雅科夫挺直身子、背着双手站在门框旁边。外祖父对他说：“来，把这家伙带去睡觉……”

舅舅勾勾手指招呼我过去，就踮起脚尖向外祖母的房门走去。我爬上了床，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你纳塔利娅舅妈死了……”

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来厨房吃饭了。

“外祖母在哪儿？”

“在那儿。”舅舅答道，他把手一挥，仍然踮起赤脚，走开了。窗户玻璃上贴着几张面孔，都是斑白的头发，瞎着眼睛，但我看不清是谁。在墙角一个箱子上头，挂着外祖母的连衣裙，这是我知道的，但现在觉得有个活人躲在那儿等待。我把头藏到枕头底下，用一只眼睛瞅着门，真想从绒毛褥子上逃跑。又热又闷、浓烈的气味令人窒息，我不禁想起“小茨冈”死时的惨状，想起当时鲜血在地板上流淌的情景。在我的脑子里和心里，好像长出来一块肿瘤一样。我在这屋里所看到的一切，像冬天雪地上的车队，缓缓地从我身上轧过，把我轧死……

门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开了，外祖母几乎是爬着进来的。她用肩头把门掩上，背靠在门上，对着日夜不灭的长明灯的青光伸出双手，悄悄地，像小孩似的苦诉着：“我这双手啊，我的手好疼啊……”

【第五节】

开春时节，两个舅舅分家了。雅科夫留在城里，米哈伊尔搬到河对岸。外祖父在“田野街”买了一所挺有趣味的大宅院。楼下一层是石头建筑，租给一家酒馆。阁楼上有一个舒适的小房间。这个宅院还带有花园。从花园往下走，是一个山沟，山沟里有一片枝条光秃秃的小柳树林。

“瞧，鞭子有的是！”外祖父快活地眨巴了一下眼对我说，“很快我就要教你识字了，这些枝条派上用场了……”这时我跟着他在花园里松软的、冰雪融化的小路上到处转悠，走走瞧瞧。

整个楼房住满了房客。外祖父只在楼上留出一大间给自己住和接待客人，外祖母带着我住在阁楼上。阁楼的一扇窗户朝着大街。每天晚上，或者逢年过节，从窗台上毛腰可以看见醉汉们摇摇晃晃地从酒馆里出来，又跌跌撞撞地在大街上连喊带叫，甚至摔倒。有时他们像麻袋一样被扔到马路上。但他们又挣扎着往门里闯，把门拍得乒乒乓乓，震得叮叮当当，门上滑轮吱吱地尖叫，斗殴又开始了。从上面往下看，这一切太有趣了！外祖父早上去两个儿子那里，帮他们料理作坊，晚上回来时又累，又发愁，又生气。

外祖母烧火做饭、缝衣补袜，在菜园和花园里刨地种菜，整天忙得团团转，像一个被无形的鞭子抽着的大陀螺。她闻着鼻烟，津津有味地打着喷嚏，擦着脸上的汗，说道：“真是享清福了！愿它地久天长！阿廖沙，我的心肝宝贝啊，瞧我们过得多安静！感谢天上的圣母，我们大概变得万事如意了！”

可是我并不觉得我们过得安静！从早晨到深夜，房客们在屋里屋外忙来忙去，成天闹哄哄的。邻居的女人们也常过来，她们仿佛全都急着去什么地方，而又总是因为迟到而唉声叹气。她们全都仿佛在准备着什么，经常叫外祖母的名字：“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

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我的外祖母，无论对谁都笑容满面，亲切热情，对谁都关怀备至。她用拇指把烟装到鼻孔里，再用红方格手帕擦着鼻子和拇指，说：“消灭虱子，我的太太，就要常洗澡，需要洗薄荷蒸汽浴；如果虱子进了皮肤，就在碟子里放进一羹匙最干净的鹅油，一茶勺升汞[30]，三滴水银，用陶瓷瓦片研七遍，然后抹在皮肤上！要是用木勺或者骨头研，水银就糟蹋了。不许用铜和银，因为有毒，伤害身体！”

有时，她思考着给别人建议：“大娘，您去城郊佩乔雷修村找苦行修士阿萨夫，因为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她给人家接生，化解家庭矛盾，给孩子治病，能背《圣母梦》。据说女人们背会这首诗就能“交好运”，她还给人家提各种家务方面的忠告：“黄瓜自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腌，如果它不再有土味儿或者其他任何怪味儿，那就可以腌了。克瓦斯[31]要发酵，要让它‘生气’，这样它才够劲儿，才冒泡，才‘大发脾气’！克瓦斯不喜欢甜，所以你加一点儿葡萄干就可以了，也可以加点儿糖，但一桶只加半钱。酸牛乳有各式各样的做法，有多瑙河口味的、西班牙口味的，还有高加索口味的……”

我整天围着她转，无论她去花园还是去院子里，或者去邻居家几小时几小时地喝着茶、不停地讲各种故事，我都跟着她，好像长在她身上的尾巴。在我人生的这段时期，除了这位不知疲倦、不辞辛苦、勤劳善良的老人，我再也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

有时候，我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回家来住很短的时间。她傲慢、严厉，灰色的眼睛像冬天的太阳一样冷冷地注视着一切。她很快就消失不见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回忆。

有一次我问外祖母：“你会巫术吗？”
“哦，亏你想的！”她笑了，但马上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我哪里会巫术呢？巫术是一门难懂的学问，我连识字都不会，一个字母都不会！瞧你外祖父，他识字还真行！圣母可没有给我智慧。”
于是，她向我公开了她自己的一小段身世：“我也是孤儿。我妈妈是个孤苦伶仃的贫苦雇农，一个残废。还在当闺女的时候，她受到了地主老爷的惊吓。那天夜里，她吓得跳了窗户，摔坏了半边身子，肩膀也摔伤了，从此最有用的右胳膊全都萎缩了。我妈妈原本编花边是出了名的好，这样一来，她对老爷一家就没有用了，他们给了她‘自由的生活’。他们说：‘由你自己去生活吧。’可是一只手怎么生活啊！她开始沿街乞讨，到处流浪。那时候，人们生活比较富裕，心也比较好，巴拉赫纳的木匠和织花边女工就很好！我跟着母亲每年秋天和冬天在城里要饭，大天使加百利挥剑赶走了冬天[32]，春天拥抱着大地，我们就这样到处走，像俗话说的，由眼睛给我们带路。我们去过穆罗姆，也去过尤列维茨，我们沿着伏尔加河往上走，也在静静的奥卡河沿岸走。每逢春天和夏天，走在大地上，感觉真好！大地总是那么亲切，青草像天鹅绒似的，至高无上的圣母在田野上撒满了鲜花，简直使你心旷神怡！妈妈有时闭上蓝晶晶的眼睛，提高嗓门唱起歌来。歌声虽然不怎么有力，可是响亮，周围的一切仿佛打起盹来，静静地听她歌唱。这种托基督福过日子的生活也真好啊！我满九岁后，母亲觉得不好意思再领着我到处要饭，她觉得羞耻，就在巴拉赫纳落了脚。她一家一家地沿街乞讨，节日里就到教堂门口领些施舍。我就坐在家里学织花边，我加紧地学，想早一点儿帮妈妈。有的地方学不会，我就流眼泪。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你瞧，我学会了这门手艺，而且全城都闻名。只要谁需要好的手工，马上就来我们家：‘喂，阿库利娅[33]，织几个花边吧！’我可高兴了，心里像过节似的。当然，不是我的手艺高，是妈妈教得好。她虽然只有一只手有用，自己不能干活儿，但是她会指点。俗话说得好：一个好老师比十个干活儿的徒弟还珍贵。可是，当时我自以为了不起，我说：‘妈妈，不要到处要饭了，我自己一个人就能养活你！’你瞧，她怎么说：‘住嘴，你要知道，这是给你攒钱买嫁妆。’不久，你外祖父闯进了我们的生活——一个出色的小伙子，二十二岁，已经当上大船的工长了！她母亲看上了我，她看出来，我会干活儿，是要饭人的女儿，大概会老实听话的，瞧她想的……她是做甜面包的，是个心狠的女人，不要记她这些了……嘿！我们干吗要记起恶人？上帝自己会看见的。上帝看管恶人，魔鬼喜欢恶人。”

她会心地笑了，鼻子颤动得乐死人！沉思的眼睛炯炯有神，我对它倍感亲切。那眼神所表达的一切，比语言还要明白。

我记得一个寂静的夜晚，外祖母和我在外祖父的房间里喝茶。外祖父有病，坐在床上，没有穿衬衫，肩上披着一条长毛巾，时刻都在擦身上的大汗。他呼吸短促嘶哑，绿眼睛暗淡无光，浮肿的面孔烧红了，又小又尖的耳朵尤其红得厉害。当他伸手接一杯茶时，手哆嗦得可怜。他变得温和了，跟平时不一样。

“干吗不给我放糖啊？”他像个被惯坏的小孩儿，撒娇地问外祖母。外祖母亲切地回答，但语气坚决：“茶里放了蜂蜜，你喝它更好！”

他气喘吁吁、连咳带呛地大口喝着热茶，说：“你看好我，别让我死了！”

“不要怕，我会细心看护的。”

“那就对啦！要是现在死，那就像根本没有活过似的，一切都化为灰了！”

“你不要说话了，安静地躺着吧！”

他闭上眼，咂着黑色的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像被针扎了似的，他翻动起身子，说出了自己的心思：“要尽快给雅什卡和米什卡娶媳『妇』，也许老婆和未来的孩子会使他们老实点儿，嗯？”

于是，他一一提起城里谁家有合适的姑娘。外祖母一声不吭，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茶。外祖父由于我的某种过失而禁止我到院子和花园里去玩。我只好靠窗户坐着，看晚霞映红城市上空，街坊邻舍的玻璃窗闪着耀眼的红光。

花园里，甲壳虫绕着白桦树嗡嗡地飞；隔壁院子里有个箍桶的工匠在干活儿，附近一个什么地方有人在霍霍地磨刀；花园下面的山沟里，孩子们在密林里吵吵闹闹，惹得人心里发痒，真想出去玩个痛快！黄昏的惆怅渐渐地涌上心头。

突然，外祖父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小小的新书，把它放在手掌上用力一拍，兴致勃勃地叫我：“喂，你过来，调皮鬼！你坐下，你这个高颧骨。你看这个。你念：a3！6ykn！вeдn！这是什么？
“6ykn！”
“对了。这个呢？”
“вeдn！”
“你念错了，是a3！你看，这是：глaгoлъ，дo6po，ectь。这是什么？”
“дo6po！”
“对了。这个呢？”
“глaгoлъ！”
“对了！这个呢？”
“a3！”
外祖母插进来说：“你老实躺着吧，老爷子……”
“你别管，住嘴！我这样正好，不然胡思乱想的，我受不了。来吧，列克谢！”
他用一只滚烫冒汗的胳膊勾着我的脖子，把书端到我鼻子下面，另一只手越过我的肩膀，用指头点着字母。他身上发出一股醋味、汗味和烤焦的葱味，我几乎透不过气来，而他却兴致勃勃，哑着嗓子对着我的耳朵喊叫：“3emлr！людn！”
这些词的意思我都知道，但写成斯拉夫字母，跟它们的名称并不一致。“3emлr”的字母像一条蛆，“глaгoлъ”的字母像驼背的格里戈里，“r”这个词像外祖母和我；可是外祖父有些地方跟所有字母相似。他『逼』着我长时间地念字母表，有时按顺序问我，有时抽查着问。他的狂热劲儿感染了我，我也冒汗了，也扯开嗓子喊。这可把他逗笑了。他又抓胸脯又咳嗽，把手上的书都『揉』皱了。他哑着嗓子说：“老妈妈，你瞧，他在吊嗓子哩！嗨，阿斯特拉罕的狂小子，你喊什么，干吗要喊？”

“是您在喊嘛……”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外祖母，心里真高兴。外祖母用双肘靠着桌子，用拳头支着腮帮，望着我们，低声笑着说：“行了，你们会喊坏嗓子的！……”

外祖父友好地对我解释：“我喊是因为有病，你因为什么喊？”

他摇晃着汗淋淋的脑袋，对外祖母说：“纳塔利娅生前说他记性差，这话不对。感谢上帝，他有马的记性！翘鼻子，你再念！”

最后，他像开玩笑似的把我从床上推开：“好了！把书拿去。明天你得把全部字母一个不错地念给我听，这样我赏你五个戈比……”

我伸手拿书的时候，他又把我拉到身边，忧郁地说：“你母亲抛下你，在这个世上受苦，小外孙啊……”

外祖母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唉！老爷子，你干吗说这些？……”

“我本不想说，但痛苦『逼』得我……唉！多好一个姑娘，走错了路……”

他猛地一下推开我，说：“去玩吧！不许上街，就在院子里或者花园里……”

我正是应该去花园哩！我刚来到花园小山上，一些孩子从山沟里开始向我扔石子，我也高兴地回敬他们。

“哞哞来了！”他们叫喊着，远远地看见我就武装起来，“狠狠揍！”

我不知道“哞哞”是什么意思，这外号也并不惹我生气，不过我倒是喜欢一个人打退许多人，也高兴地看到自己的石子百发百中，逼得敌人逃进树林。这种战斗不是出于恶意，结局几乎也不令人恼怒。

我学习识字毫不吃力，外祖父对我越来越关心，打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虽然按我自己的估计，应当比以前打得更勤，因为随着成长，我越来越胆大妄为，越来越频繁地违犯他的规矩和教导。可是，他只不过骂我几句，用手打我几下罢了。

我心里想，也许他以前白打了我，没有收到效果。有一天，我把想法告诉了他。

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下巴，托起我的头，眨巴着眼睛，拉长腔调说：“什——么？”

他嘿嘿地笑了，说：“嗨，你真是胡说八道！你怎么能估算出应该打你多少次？除了我自己，谁能估算啊？滚开，去你的！”

但他马上又抓住我的肩膀，重又盯了我一眼，问：“你是机灵还是老实，嗯？”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要学机灵点儿，这样会好一些。老实就是愚蠢，你懂吗？绵羊就老实。你记住！去吧，玩去吧……”

很快我就能拼读圣歌识字本了。这种学习通常都是安排在晚茶之后，每一次我都得读完一篇圣歌。

“Бykn-людn-a3-лa-6лa；жnвe-te-nжe-жe-6лaжe；haш-ep6лa-жeh.”我一边念，一边在书页上移动着外祖父的教鞭。由于枯燥，我问：“雅科夫舅舅就是有傻福的丈夫吧？”

“我给你一巴掌，让你知道谁是又傻又幸福的丈夫！”外祖父气呼呼地哼着鼻子，不过我感觉他生气只是由于习惯，为了尊严。

我这种感觉几乎从来没有错过。一会儿，他就把我的事忘了，叽里咕噜说：“倒也是！要论玩耍和唱歌，他称得上大卫王，但做事却像押沙龙[34]一样恶毒。编歌、贪嘴、逗乐……样样都会！这种人呀！你念，‘双腿快活地蹦跳’，可是能跳得远吗？这样是跳不远的！”

我干脆不念了，用心地听着，不时地望着他那阴沉忧悒的面孔。他两只眼睛眯起来，看向我，又掠过我的头顶往前看，眼睛里闪着忧郁温暖的亮光。我已经知道，这时外祖父平常那种严酷正在他身上消失。他用细指头咚咚地敲着桌子，染色的指甲一闪一闪的，金黄色的眉毛在微微颤动。

“外祖父！”

“嗯！”

“讲个故事吧。”

“你念书吧，懒小子！”他嘟哝着说，好像刚醒过来，用手揉着眼睛，“喜欢听笑话故事，不喜欢念圣歌……”

可是，我怀疑他自己喜欢笑话故事要胜过圣歌，虽然圣歌他几乎全都能背，而且每天晚上睡觉前朗读一遍，像助祭在教堂里念祷词本一样。

我诚心地求他，越来越柔和的老人向我让步了。

“那好吧！圣歌永远陪伴你，而我很快就要到上帝那儿受审判了……”

他身子往后一仰，紧贴在古老的安乐椅的毛织靠背上。他仰起头，望着天花板，低声地、沉思着讲起往事，讲起自己的父亲：有一次，一伙强盗来巴拉赫纳抢劫商人查耶夫，外祖父的父亲跑到钟楼敲钟报警，强盗们追上了他，用大刀把他砍死，扔到了钟楼下。

“当时我还很小，没有见到这件事，所以不记得。从法国人来那一年我开始记事，那是一八一二年，我正好满十二岁。那时有三十来个法国俘虏被押解到我们巴拉赫纳城。他们一个个又瘦又小，身上穿的比叫花子还差。他们浑身发抖，有的都冻得两只脚站不住了。老百姓想打死他们，可是押送的部队不让打。城防军来干预，把老百姓纷纷赶回家了。后来就没什么了，大家都习惯了。这些法国人精明能干，甚至日子还过得相当快乐，时常唱唱歌。贵族老爷们常坐着三驾马车从尼日尼来这儿看俘虏。他们到了以后，有些辱骂法国人，伸着拳头吓唬他们，甚至打他们；另外一些跟他们用法语和蔼地交谈，给他们些钱，送给他们各种保暖的东西。还有一个年迈的老爷双手捂着脸哭起来。他说：‘到头来，拿破仑[35]这个坏蛋害苦了法国人！’你瞧，这个俄国人，甚至还是个贵族，心多好，对别国人他都有同情心……”

他闭上眼，双手摸摸头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小心翼翼地诉说自己的过去：“有一年冬天，大街上风雪漫天，茅屋里严寒刺骨。法国人常跑到我家小窗户下找我母亲——她卖烤面包。他们敲着玻璃，喊着跳着，央求买热面包，母亲不让他们进我家小屋，把一个面包从窗口递出去，法国人抓起面包就揣到怀里。刚出炉的面包是滚烫的，直往身上放，贴在心口上，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受得了！有好些人冻死了。他们是从暖和地方来的，对寒冷不习惯。我们菜园的澡堂里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他的勤务兵米朗。军官瘦长个儿，皮包骨头，穿一件旧式女外套，外套只到他膝盖。人很和气，爱喝酒。我母亲偷偷地酿啤酒卖，所以他常来买酒，回去就喝个够，醉了就唱歌。他学会了说咱们的话，叽里呱啦地说：‘你们这边不是白的，是黑的，凶恶的！’他的俄国话说得不好，但可以猜懂。他说得对：我们上游地区不暖和；沿伏尔加河往下地方比较暖和些；过了里海，好像就根本没有雪。这话是可信的，因为无论《福音书》《使徒行传》，尤其是圣歌，里面都没有提到雪和冬天，而基督住的地方就在那一边……我们这就结束圣歌，我就要教你念《福音书》了。”

他又沉默了，像是打起盹来。他斜着眼望着窗外，仿佛在想些什么，他的身子显得更小更尖了。

“您讲吧。”我轻声地提醒他。

“好吧，”他怔了一下，又开始说，“法国人，我是说，他们也是人！并不比我们差，我们也都是上帝的罪人。他们时常对着我母亲喊叫‘玛达姆，玛达姆’，俄语就是‘太太’的意思，‘太太’，可是我母亲这位太太能从粮店里扛一袋重五普特[36]的面粉。她力气大得惊人，根本不像女人。我都二十岁了，她还能揪住我头发毫不费劲地摇晃，我二十岁时也相当有劲了。再说那个勤务兵米朗，他爱马，常常到各家院里，打着手势要求给人家洗马。起先我们怕他使坏——敌人嘛！后来，乡亲们主动找他：‘米朗，你来！’他含笑低头地走来，驯服得像头牛。他头发黄得发红，长着大鼻子，厚嘴唇。他把马伺候得非常好，在给马治病方面医术惊人。日后，他在尼日尼这儿当了马医，但后来他疯了，被消防队打死了。那个军官呢，开春时生了病，在尼古拉节[37]那天悄悄地死了：他坐在澡堂的窗户下，头伸到外面，仿佛在沉思，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我可怜他，甚至偷偷地为他流过眼泪。他人温柔，重感情。他揪着我耳朵亲热地说些他自己的事，我不懂，但觉得好。人的亲热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他想教我法国话，但母亲不让学，还领我去见了神甫。神甫吩咐揍我一顿，还控告了那个军官。小外孙啊！那时候，日子很不好过，严酷极了。你不会受这些气了，这些气由别人替你受了。记住！比方我，就受过这些……”

天黑了，暮色中外祖父的身子奇怪地变得高大了，他的眼睛像猫眼一样发光。他谈什么都声音不高、小心翼翼、深思熟虑，但谈起自己来就热烈快速，沾沾自喜。

我不喜欢他谈自己，也不喜欢他经常地命令：“记住！你要记住这个！”

他讲的许多事情我都不愿意记，但却一件件即使没有外祖父的命令仍像针刺一样狠狠地扎进我的记忆里。他从来不讲童话故事，只讲过去的经历。我还发现，他不喜欢别人问他，所以我偏偏向他问这问那：“谁比较好呢？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那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见过法国人在自己国家怎么生活的。”他气呼呼地说，然后又补充说，“俗话说，在自己的窝里，黄鼠狼也表现好……”

“那么俄国人好？”

“什么样人都有。在地主时代要好一些，那时人们身上有枷锁。现在大家都自由了，却没有面包，没有盐！老爷们当然不慈善，正因此他们才比别人精明，但不能说所有的老爷都这样。要是遇到一个好老爷，你会欣赏与喜欢他。也有其他一些老爷，笨得像饭桶，你怎样摆弄他都行。我们有许多像空壳一样的人物，他看起来是人，但经过了解才知道他原来只是个空壳，里面没有东西，被吃空了。我们这些人应当受受教育，磨炼磨炼聪明才智，可是又没有真正的磨刀石……”

“俄国人力气大吗？”

“我们有大力士，但问题不在于力气，而在于机灵。无论你有多大力气，总大不过马。”

“法国人为什么跟我们打仗？”

“战争是沙皇的事情，我们理解不了！”

我问外祖父拿破仑是什么人，外祖父的回答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此人勇猛彪悍，想征服全世界，然后让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不需要老爷，也不需要官吏，过没有等级的生活。人只是姓名不同，但大家的权利一样，信仰也只有一个。这种想法当然愚蠢。只有龙虾才不容易区分，鱼就有各式各样。鲟鱼不跟鲶鱼做伴，鳝鱼也不跟鲱鱼合伙。我们也有过拿破仑式的人物——拉辛·斯捷潘·季莫菲耶夫，布加奇·叶米里扬·伊凡诺夫[38]。我以后再讲他们……”

有时候，他久久地、默默地打量着我，把眼睛睁得溜圆，仿佛是初次见面。这叫人好不愉快。

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这样谈话的时候，外祖母常常进来，悄悄地走到角落里，长时间坐在那里，不吭声，不露面，但突然发问时声音柔和，善解人意：“老爷子，你不记得咱们去穆罗姆朝圣那段美好的时间？那是哪一年了？……”

外祖父想了想，满有根据地答道：“说不准哪年了，是在霍乱流行以前，奥洛涅茨人在森林里遭追捕那一年。”

“对了！我们还害怕过他们哩……”

“确实那样。”

我问奥洛涅茨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干吗要逃到森林里，外祖父不太乐意地解释说：“奥洛涅茨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逃避官府，逃离工厂，逃避干活。”

“怎么追捕他们？”

“怎么追捕？就像小孩儿玩捉迷藏：一些人跑，另一些人追和找。抓住就用鞭子打，用皮带抽，还撕破鼻孔，在额头上还打上烙印，当作罪犯的记号。”

“为什么？”

“需要呗。这事搞不清楚。到底谁错——是逃跑的人还是追捕的人，我们弄不明白……”

“你记不记得，老爷子，”外祖母又说道，“在大火以后……”

外祖父对什么都要求准确，所以严肃地问道：“哪一次大火？”

他们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把我忘记得干干净净。他们的音调不高，轻言细语，听来非常和谐，有时候使人觉得他们在唱歌，唱一首忧伤的歌，内容是疾病、火灾、拷打、灾祸死伤、巧取豪夺、古怪的基督徒和生气的大老爷。

“我们经历过多少事啊，见到过多少世面啊！”外祖父低声地嘀咕。

“那日子过得未必差吧？”外祖母说，“你想一想，我生瓦里娅后的那年春天过得多好呀！”

“是一八四八年，正是远征匈牙利那年。教父吉洪在给我们的孩子做完洗礼后第二天就被抓去打仗了……”

“再就没有下落了。”外祖母叹息着。

“是呀，没有下落！从那年起，上帝的恩惠就像大水冲木筏，冲进我们家。唉，瓦尔瓦拉啊……”

“够了，老爷子……”

他生气了，皱起眉头：“什么够了？无论从哪方面看，孩子们不成材。我们的心血和精力白花了啊！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往篮子里装东西，但上帝放到我们手里的是一个破篮子！……”

他突然大叫起来，像被火烫着似的在房里『乱』跑。他痛苦地叫着，骂自己的女儿，伸着瘦小的拳头威吓外祖母：“这都是你这个惯孩子的女人把他们惯的，一窝贼崽子！你这个老妖婆！”他悲愤得号啕大哭，钻到角落的圣像面前，挥起拳头咚咚地捶着干瘦的胸脯。

“主啊！难道我比别人罪过更大？为什么这样啊？”

他全身颤抖，泪汪汪的眼睛闪着委屈而凶狠的亮光。

外祖母坐在黑暗里默默地画十字，然后小心地走过来劝他：“嗯，你干吗这样难过？上帝知道应当怎么办。比咱们儿女好的人家不多啊！老爷子，家家都一样，吵架，分家，闹得一团糟。所有当父母的都用眼泪洗刷自己的罪过，不光你一个……”

有时候，这些话使他得到了安慰，他默默地、疲倦地躺到床上。外祖母和我悄悄地走开，回自己的阁楼。

但是有一次，当外祖母带着这亲切的话语走到他跟前时，他突然转过身来，在外祖母的脸上狠打了一拳。外祖母踉跄了一下，几乎跌倒在地。她用手捂住嘴，站稳了脚，低声地、安详地说：“嗨，你这个傻瓜啊……”

外祖母往他脚跟前吐了一口血水，他举起双手，长长地号叫了两声：“你滚，我打死你！”

“傻瓜。”外祖母又重复了一句，就往门口走。外祖父跟着扑上去，但外祖母不慌不忙地迈过门槛，砰地一下关上了门，差点儿碰着外祖父的脸。

“老东西。”外祖父气哼哼地说，脸红得像火炭。他扶着门框，气得手指在上面都挠出印子来。

我坐在炕头，愣愣地看着，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打外祖母。这种事使我感到压抑和厌恶，它暴露了外祖父性格上我无法忍受的另一面，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心上。他一直那样站着，紧紧地抓住门框，面如土色，不断地打着寒噤，一副心灰意冷的模样。突然，他走到房间中央，双膝跪倒，由于没跪稳，身子往前倾，一只手碰着了地板，但他马上就跪直身子，双手捶了一下胸膛。

“我的主啊！……”

我像滑冰似的从炕头热乎乎的瓷砖上滑了下来，跑出了房间。外祖母在阁楼里走来走去，一面漱着口。

“你疼吗？”

她走到墙角，把水吐到脏水桶里，平静地回答说：“没事，牙齿还好，只是打破了嘴唇。”

“他为什么要这样？”

她伸着头望了望窗下的街道说：“他心里有气，他老年感到很艰难，事事不如意……你睡吧，上帝保佑你，不要想这些……”

我又问了她一句什么话，没料到她一反常态，严厉地大喝了一声：“我跟谁说来着，还不睡！这么不听话……”

她在窗旁坐下来，吸着嘴唇，不断地往手帕里吐痰。我一面脱衣服，一面望着她。她黑色的头似乎镶嵌在那蓝色的四方窗口里，星光在那里闪烁。街上静悄悄的，阁楼里黑糊糊的。

我躺下以后，她走过来，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安静地睡吧，我下楼去他那儿一趟……你不要心疼我，我的心肝宝贝，我大概也有错……睡吧！”

她亲了亲我，走开了。我心里难过得受不了，我从柔软、热乎的大床上跳下来，走到窗前，呆呆地望着下面空荡荡的街道，在难耐的痛苦烦闷中，我简直都僵化了。

【第六节】

又一场噩梦开始了。一天傍晚，喝饱了茶，外祖父和我坐下来念圣歌，外祖母开始洗餐具。这时雅科夫舅舅闯了进来，像平时那样，他的头发乱得像把破笤帚。他招呼也不打，把帽子往角落里一扔，就摇头晃脑、手舞足蹈、连珠炮似的开腔了：

“爸呀，米什卡简直造反了！他在我那儿吃午饭，喝多了，发酒疯，打碎了餐具，把别人一件订货——染好的毛料衣服撕成碎片，把窗户也打掉了，还欺负了我和格里戈里。他现在正往这儿来，一路上大喊大叫，吓唬说：‘我要拔父亲的胡子，我要杀死他！’您要当心啊……”

外祖父双手撑着桌子慢慢站起身来，满脸的皱纹都聚集到鼻子周围，整张脸可怕极了，杀气腾腾，像一把板斧一样。

“听见没有，孩子妈？”他尖叫了一声，“怎么样啊？来杀父亲了，还是亲生的儿子哩！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孩子们……”

他甩开膀子，在房子里走了一圈。他走到门口，猛然地闩上沉重的门钩，转身对雅科夫说：“你不是说想夺走瓦尔瓦拉的嫁妆吗？那你就来吧！”

他把拳头伸到舅舅的鼻子下，故意把大拇指『露』在食指和中指之间，表示对舅舅的蔑视。舅舅委屈地往旁边闪开。

“爸爸呀，关我什么事？”

“你呀？我太了解你了！”

外祖母没有作声，她赶忙往橱柜里收拾茶杯。

“我是赶来保护你的……”

“是吗？”外祖父大声地嘲笑，“那好呀！谢谢，好儿子！孩子妈，你递给这只狐狸一件东西——火钩子或者熨斗！尊敬的雅科夫·瓦西里耶夫，你哥哥一闯进屋，你就对准我的脑袋打！”

舅舅把双手插进裤兜，退到角落里：“既然您不相信我……”

“相信你？”外祖父跺了一脚，大声说，“不！不管什么野兽——狗呀，刺猬呀，我都相信，可是对你，我得看一看！我知道，你灌醉了他，是你教唆他的！好吧，现在就打吧！打他还是打我，你选择好了……”

外祖母悄悄地对我说：“快跑到楼上去，从窗户里往下看，米哈伊尔舅舅在街上一出现，你就跑来告诉我！快去，快！”

对于狂暴的米哈伊尔舅舅要来袭击的威吓，我感到有点儿害怕，但对外祖母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又感到自豪。我趴在窗口，注视着街道。宽阔的街道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大块的卵石像一个个肿包透过尘埃显露出来。大街远远地向左伸展，跨过山沟，通到“监狱广场”；在这片泥土地上稳稳矗立着一座灰色的建筑物——旧监狱，它的四角各设有一个岗楼，这座建筑阴森而肃穆。往右，从我们家起再数三家，就是宽敞的“干草广场”了，广场被一排黄色的牢房和一座铅灰色的消防塔锁住，是大街的尽头。一个守夜的消防队员绕着塔顶的瞭望台来回走动，像一只套着锁链的狗一样。好几条山沟纵横交错地经过广场，其中一条的沟底积着一潭绿水。再往右是臭气熏天的“酋长池塘”，也就是外祖母讲过的那年冬天舅舅们把我父亲扔进冰窟窿的地方。我所在的窗户对面是一个小巷，那里尽是些五颜六色的小房子，小巷的尽头是宽大低矮的三圣教堂。照直看去，一个个屋顶宛如底翻过来的小船，在花园的浓荫绿波上荡漾。

在长年的风雪侵蚀下，在连绵不断的秋雨冲洗下，我们这条街上的房屋已经褪色，蒙上了一层厚土。它们挤在一起，像教堂门前一群要饭的乞丐，它们也像我一样，在警惕地等待着什么人，那些窗户活像一只只睁大的眼睛。行人不多，他们不慌不忙地走着，像炉门前若有所思的蟑螂。闷人的热气向我冲来，我闻到了浓烈的、我不喜欢的大葱加胡萝卜的包子味。这气味通常令我心情烦闷。

太烦闷了！不知为什么特别烦闷！烦闷得几乎无法忍受！胸中像灌满了烧熔的铅水，从里面往外挤，胸腔都要胀开了。我又觉得自己像一个小气囊在充气，这间小小的阁楼、这棺材式的顶棚，使我更加感到拥挤。

米哈伊尔舅舅真的来了！他正从巷子里那幢灰色房屋的墙角张望哩！他把鸭嘴帽往额头下拉，拉到了耳根，两只耳朵被压得往两边翘。他上身穿着一件棕黄色西装，脚上是一双齐膝盖高的长筒靴，上面满是灰尘。他一只手『插』在方格花布裤的口袋里，另一只手捋着胡须。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站立的姿势就像要一步跳过街来一样，再用两只『毛』茸茸的黑手抓外祖父的房屋。应当跑下去报告：他已经来了。但是我吓得身子离不开窗户。我已经看见，他正在横跨大街走来，小心翼翼地，仿佛生怕尘土弄脏他灰色的靴子。我已经听见，他正在开酒店的门，门在吱吱叫，玻璃在哗哗响。

我跑下去敲外祖父的房门。

“是谁？”他粗暴地问，没有开门，“是你？什么事？他进了酒店？好了，你走吧！”

“我趴在窗户那儿害怕……”

“你坚持一会儿吧！”

我又站到窗口伸出头瞧着。天渐渐黑了，盖满尘土的街道膨胀了，尘土显得更深更黑了。街上住家的窗户里飘荡着黄色的烛光，对面教堂里传来了音乐，众多的琴弦奏着哀怨动人的曲调。楼下酒馆里也在唱歌。开门的时候，疲倦嘶哑的歌声飘到了街上。我知道这是独眼乞丐尼吉图什卡的声音，这个大胡子老人的右眼上有一块烫伤，左眼紧闭着。门啪地一关，他的歌声就像被斧子砍断了一样。

外祖母羡慕这个乞丐。听他唱歌时，她总感叹地说：“看他多幸福啊！他会唱这么好听的歌，真幸运！”

有时候外祖母把他叫到院子里，他拄着拐棍坐在门口台阶上，又唱又讲，外祖母坐在他身边听着、问着。
“你停一下，难道在梁赞[39]也有圣母？”
乞丐低声而有把握地说：“到处都有，各省都有……”

望着街道，不知不觉有一种昏昏欲睡的疲倦感袭来，它压迫我的心和眼睛。要是外祖母在身边多好！即使外祖父在也行！我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外祖父和两个舅舅不喜欢他，而外祖母、格里戈里和保姆叶夫根尼娅把他说得那么好呢？我的母亲到哪里去了？

我越来越频繁地想起母亲，越来越把她跟外祖母讲的童话和故事的中心人物相比。母亲不愿住在自己家，这更加提高了她在我幻想中的地位。我觉得，仿佛她正跟着劫富济贫的绿林豪杰们住在阳关大道上一个客栈里。也许她住在森林里或者山洞里，当然还是跟善良的强盗们在一起，替他们做饭，看守抢来的金银财宝。也许她像《女公爵》里的女主人公安加雷柴娃一样，跟随圣母周游人间，数着地主的宝藏，圣母也像劝告童话里这位女公爵一样，劝告我母亲：
贪心的女奴安加雷柴娃啊！
何必到处去收集金银财宝；
即使你利用人间全部财富，
也遮不住你赤裸裸的灵魂……

于是母亲也用女公爵即女强盗的话来回答圣母：
饶恕我吧，至圣的母亲！
可怜我有罪的灵魂吧！
抢劫天下不是为自己，
是为我那唯一的儿子！……

于是圣母，像外祖母一样慈祥的圣母，当然会饶恕她。圣母一定会说：
鞑靼后代的玛留什卡，
你这基督的不肖之徒！
那么就走自己的路吧！
路是自选的路，泪是自己流！
穿森林去抢摩尔多瓦，
过草原去抢加尔梅克，
但别动手抢俄罗斯人！……

我记起这些童话，恍惚觉得自己是在梦中。楼下过道里和院子里的脚步声、忙乱声、吼叫声把我惊醒了。我把头伸出窗外，看见外祖父、雅科夫舅舅和酒店的伙计麦里扬——一个惹人发笑的车累米西人，他们正把米哈伊尔舅舅从旁门往街上推。他硬撑着不走，他们打他的胳膊、背脊、脖子，用脚踢他。最后，他飞也似的从门里窜出来，一头栽到街道的尘埃上。旁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响起门闩上锁的叮当声。一顶皱巴巴的鸭嘴帽从大门的围墙上扔了出来。周围又寂静了。

米哈伊尔舅舅躺了一会儿，慢慢站起身来。他的衣服被撕得七零八碎，头发乱七八糟。他拾起大卵石，向大门扔去，像敲在桶底似的发出咚咚的响声。这时，黑色的人影从酒馆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他们吼叫，呼呼地喘息，手舞足蹈；从住家的窗户里也伸出人头来。街道活跃了，笑声和叫声响成一片。这一切也像童话一样，使你好奇，但又使你讨厌、害怕。

突然，这一切很快就从眼前消失，这些童话一般的人物也立即销声匿迹。

外祖母弯着腰坐在门槛旁边的大箱子上，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发愣。我站在她面前，『摸』着她那温暖、柔软、『潮』湿的脸颊。她显然没有感觉出来。她满脸愁容，嘴里不断地念叨着：“主啊，难道你没有多余的善良和智慧分给我和我的孩子们？主啊，饶恕我们吧……”

我仿佛记得，外祖父在“田野街”住了近一年的光景，从春天住到春天，但就在这期间，我们家已经名声很大了。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许多小孩跑来聚集在我们家大门口，欣喜若狂地告诉街坊邻居：“卡希林家又打架了！”

通常，米哈伊尔舅舅晚上来我们这儿，通宵围攻或者袭击这座楼，弄得全楼的人提心吊胆。有时他带来两三个助手，即库纳维诺的无业游民。他们从山沟窜进花园，大撒酒疯，胡作非为，拔马林果树，砍醋栗树枝。有一次，他们捣毁了澡堂，里边凡是能破坏的——蒸浴架、长凳、水锅，全都被破坏了，他们还拆掉了炉子，砸坏了几块地板，弄掉了门板和门框。

外祖父脸色发青，一声不吭，站在窗前仔细听这些人破坏他的财产，外祖母在院子里什么地方跑来跑去，黑暗里看不见她的身影，只听见她在大声哀求：“米沙[40]，你干什么，米沙！”

回答她的是从花园里飞来的蛮横无理和不堪入耳的谩骂。这些下流话，大概只有丧失理智和感情的畜生才能骂得出口！

此时此刻我无法跟在外祖母身边，但身边没有她我又害怕。我下楼来到外祖父的房间，但是迎面而来的是他喑哑的吆喝：“滚开，该死的！”

我跑到阁楼，透过“猫耳窗”瞧着黑暗中的花园和院子，眼睛在努力跟踪外祖母的身影。我怕她被人打死，我叫喊，我呼唤。她没有来，发酒疯的米哈伊尔舅舅听见了我的喊声，就野蛮下流地骂我的母亲。

有一次，还是这样的晚上，外祖父生病躺在床上。他一面在枕头上翻滚着用毛巾包扎的脑袋，一面大叫大嚷地诉苦：“我一辈子作孽、攒钱，原来就是为了这一切！要是不怕害臊、丢脸，真想去叫警察，甚至明天就去见省长……真丢人啊！叫警察来抓自己的孩子，这算什么父母啊？就是说，老头儿，你还是老实躺着吧！”

突然他下了床，摇摇晃晃向窗口走去。外祖母忙过来双手扶着他，说：“你去哪儿，去哪儿？”

“你点上灯！”他命令道，上气不接下气，呼呼地喘气。

外祖母点燃了蜡烛。外祖父双手捧着烛台，放在胸前，像战士端着枪似的，冲着窗户带着嘲笑，破口大骂：“喂，米什卡，黑夜小偷，癞皮疯狗！”

话音未落，窗户的上方玻璃哗啦一声碎了，碎片飞向四方八面。外祖母身边的桌子上还落下半块砖头。

“没打中！”外祖父号叫了一声，就大笑起来，也许他是在号啕大哭哩。

外祖母双手把他抱住，像平时抱我那样，把他放到床上，一面惊恐地说：“你干吗？你干吗这样？愿耶稣在你身边！这不是把他往西伯利亚送吗？他在疯狂中能明白西伯利亚意味着什么吗……”

外祖父双腿乱蹬，哑着嗓子干哭：“让他杀人好了……”

窗外是咆哮声、脚步声、抓墙声。我拿起桌上那块砖头，就往窗口跑。外祖母赶忙抓起我，甩到了墙角，气呼呼地说：“你呀，该死的……”

另外一次，米哈伊尔舅舅手拿一根削尖的粗木棍，从院子里冲进门外的过道。他站在黑洞洞的门口台阶上砸门，门里面等候他的是双手握着棍子的外祖父、两个手拿大棒的房客，还有拿着擀面杖的酒馆老板娘，她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外祖母在他们身后急得直跺脚，央求道：“你们让我出去见见他，让我跟他说……”

外祖父向前弓起一条腿，站在那里，像《猎熊图》里手持叉子的猎人。外祖母跑到他面前时，他默默地用肘子撞她，用脚踢她。四个人杀气腾腾地站在那里。墙头上点着一盏灯笼，忽明忽暗，影影绰绰照着他们的脑袋。我从阁楼的梯子上看到了这一切，我想把外祖母拉上楼来。

米哈伊尔舅舅拼命砸门，砸得门剧烈地摇晃，眼看就要脱离上头的环扣，而下头的环扣已经被砸坏，吊在那里讨厌地铿锵作响。外祖父也仿佛铿锵有力地对自己的战友们说：“请你们随便打胳膊和腿，可不要打脑袋……”

门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小窗户，只能伸过一个头。米哈伊尔舅舅已经把窗户的玻璃打掉了，周围『插』着玻璃碴的窗口黑洞洞的，活像一只挖掉了眼珠的眼睛。

外祖母扑到窗口，向外面伸出了一只手，晃动着手大声地说：“米沙，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快走吧！你会被打成残废的，快点儿！”

舅舅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木棍，只见一个很粗的东西在窗口一闪，落到她的胳膊上，紧接着外祖母就坐到地上，仰面躺了下去，但还是喊了一声：“米沙，快跑……”

“孩子他妈，怎么了？”外祖父可怕地号叫了一声。

门敞开了。舅舅跳进漆黑的门洞里，但马上又被抛到门口的台阶下，就像被人用锹扔出的垃圾那样。酒馆老板娘把外祖母搀到外祖父房里，外祖父很快也回来了。他哭丧着脸走到外祖母跟前。

“没伤着骨头吧？”

“唉，看来是断了，”外祖母说，没有睁开眼睛，“你们把他怎么了，怎么了？”

“放心吧！”外祖父严厉地吆喝了一声，“难道我是野兽？我们把他捆起来了，在板棚里躺着哩！我还浇了他一身水……看他多凶！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啊？”

外祖母疼得呻吟起来。

“我已经打发人找正骨婆去了，你忍耐一点儿吧！”外祖父说着，靠着外祖母坐在床边上，“他们要把咱们俩折磨死，过早地把咱们俩折磨死，孩子妈！”

“你把全部东西都给他们吧……”

“瓦尔瓦拉呢？”

他们俩谈了很久。外祖母轻言细语，唉声叹气；外祖父大吵大嚷，怒气冲冲。

最后，来了一个矮小驼背的老太婆。她嘴巴大得几乎到了耳根，下巴颏哆嗦着，嘴像鱼那样张开，尖鼻子好像在越过上唇往大嘴里边瞅。她眼睛小得看不见。她拄着拐杖，艰难地挪动两只脚，擦得地板沙沙响。她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袱，也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我觉得，这是外祖母的死神到了。我跳到老太婆跟前，使尽平生力气，大吼起来：“你走开！”

外祖父随手一把揪住我，很不客气地拉着我上了阁楼……

【第七节】

我很早就懂得：外祖父有一个上帝，外祖母有另一个上帝。

常常是这样。外祖母醒来后，久久地坐在床上用梳子梳自己奇妙的头发，脑袋使劲地动着。为了不惊醒我，她咬着牙，梳开一绺绺长长的青丝，轻声地骂着：“这该死的头发，纠在一起，烦死人了！……”

纠『乱』的头发总算梳顺溜了，她迅速编成粗大的辫子。她匆忙洗着脸，生气地哼哧着。怒色还没有从睡眼惺忪的大脸庞上洗去，她就站在圣像面前，这时才开始真正的“晨浴”，洗涤她的全部身心，她立刻变得容光焕发了。

她把微驼的背脊伸直，仰起头，亲热地望着“喀山圣母”的圆脸，虔诚地画着宽大的十字，热切又热情地念叨着：“无上光荣的圣母，赐福给未来的一天吧，圣母！”她深深地鞠躬，又慢慢地直起背来，又更加热烈、动情地念叨着：“纯洁无比的圣母，快乐的源泉，鲜花盛开的苹果树！……”

几乎每天早晨她都能找到新的赞美之词，每次都使我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听她做祷告。

“上天纯洁的心灵啊！我的心肝！我的保护神！我心中金色的太阳！上帝的母亲啊！保佑我免遭邪恶的诱惑，不让我欺侮任何人，也不让别人无故欺侮我！”她黑亮的眼睛里含着笑意，仿佛变年轻了，那只沉重的手慢慢地画着十字，“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赐福给我这个有罪的人吧，看在你母亲——圣母的份儿上……”

她的每次祷告都是颂歌，都是真诚淳朴的赞扬。

早晨她祷告的时间不长，茶炊必须烧，而外祖父又已经不雇仆人。因此如果外祖母不在他规定的时间烧好茶，他会怒骂好长时间。

有时他比外祖母早醒，于是就到阁楼上来。要是碰见外祖母在做祷告，他就听一听外祖母低声的念叨，轻蔑地撇着两片发暗的薄嘴唇，喝茶时总要埋怨说：“我教过你多少次呀，应当怎样祷告。你这个橡木脑袋！可是你老是念自己的一套，离经叛道的女异教徒！上帝怎么能容忍你啊！”

“上帝会理解的，”外祖母有把握地说，“不论对他说什么，他都明白……”

“该死的楚瓦什[41]女人！你呀……”

外祖母的上帝整天和她在一起，她甚至在动物面前也说起上帝。我很清楚：她的上帝很容易就能制伏一切生物——人、狗、飞鸟、蜜蜂、草木，等等；这个上帝对地上的万物一视同仁，一样亲近。

酒馆老板娘那只娇生惯养、爱吃甜食的猫，狡猾，会巴结人，一身云烟似的毛，长着金黄色的眼睛，是全院子的宠物。有一次，它从花园里叼来了一只椋鸟。外祖母夺下这只备受折磨的小鸟，责怪猫说：“你不怕上帝吗，下流的恶棍！”

酒馆老板娘和扫院子的听到后笑了，但外祖母愤怒地对他们说：“你们以为畜生不懂上帝吗？一切生物都懂上帝，而且不比你们这些没有怜悯心的差……”

她一面给那发了虚胖、垂头丧气的沙拉普上套，一面和它交谈：“上帝的伙计啊，你干吗没精打采的？你也老了……”

马叹着气，摇着头。

但外祖母念叨上帝的名字，还是不如外祖父念叨的多。我觉得外祖母的上帝可以理解，也不可怕，但在他面前撒谎是不允许的，也是可耻的。他只能引起我一种无法克制的羞耻心，但我从不对外祖母撒谎，简直不可能对这个仁慈的上帝隐瞒什么，甚至连隐瞒的念头仿佛也没有产生过。

有一次，酒馆老板娘跟外祖父吵了架，她把外祖父连同没有参加吵架的外祖母臭骂了一顿，把外祖母骂得很凶，还向她身上扔胡萝卜。

“您真糊涂，我的太太。”外祖母安详地对她说。我可是气坏了，决定报复这个恶婆娘。

我算计了好久，怎样才能最厉害地羞辱这个双下巴、细眼睛、红头发的胖女人。根据我对楼内居民们内讧的观察，他们报复时总是砍对方猫的尾巴，把狗毒死，打死公鸡和母鸡，或者夜里爬进仇人的地窖，把煤油倒进装着白菜和黄瓜的木桶里，或者放掉铁桶里的克瓦斯。但我对所有这些全都不感兴趣，必须想一个更惊人、更厉害的招数。

这一招我想出来了：我见酒馆老板娘下了地窖，就把地窖口的顶盖关了，上了锁，还在顶盖上跳了一通“复仇舞”，然后把钥匙扔到房顶上，一溜烟跑到厨房。外祖母正在那里做饭，没有马上明白我的高兴劲儿，当她明白后就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她把我拖到院子里，吩咐我上房顶找钥匙。我对她这种态度感到奇怪，默默地找来了钥匙，就跑开了，躲进院子的角落里，眼巴巴地看着她释放那位当了我俘虏的酒馆老板娘。她们俩有说有笑，友好地走过院子。

“我揍你！”酒店老板娘伸出肉鼓鼓的拳头吓唬我，但她那看不见眼睛的胖脸上却露出了友善的微笑。外祖母揪住我的领子，把我拉到厨房，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向你身上扔胡萝卜……”
“原来你是为了我呀！你呀，一肚子坏水，我把你塞进灶里喂耗子，你就清醒了！我能耐的保镖啊！你这一套就像肥皂泡，一吹不就破了嘛！我这就告诉外祖父，他会扯掉你一层皮！上阁楼念书去吧……”

她一整天没跟我说话，可是晚上在祷告前，她坐在床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一番我终生难忘的话：“亲爱的廖尼亚，我的宝贝！你要保证，以后不管大人的事！大人都变坏了，他们等着接受上帝的考验；你可不一样，你应当照孩子的理智和良心生活。你要等上帝来开你的心窍，教你做正事，领你走正道。懂吗？至于谁犯什么过错，这不关你的事。这得由上帝来裁判和惩罚。由上帝，不是由我们！”

她沉默了一会儿，闻了闻鼻烟，然后眯起右眼，补充说：“是呀，大概连上帝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弄明白谁犯了过错。”

“上帝不是一切都知道吗？”我吃惊地问。

她轻轻地、忧伤地回答：“他要是一切都知道，那么许多坏事也许不会有人去干了。他从天上望着人间，望着我们，望着望着，突然号啕大哭‘我的人啊，我亲爱的人啊！我多么可怜你们啊！’”她自己也哭了，带着满脸的泪水，到墙角祷告去了。

从那时起，她的上帝对于我，变得更亲近，也更好理解了。

外祖父教导我时也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主宰一切，洞察万物，在一切事情上保佑我们。但他的祷告跟外祖母不一样。

早晨，在站在墙角祷告圣像以前，他长时间地盥洗，然后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仔细地梳着棕色的头发和理着胡须；他照着镜子，拉了拉衬衫，把黑色的三角领带塞进背心，然后小心翼翼地，仿佛怕人知道似的往圣像走去。他总是在一块地板上那个像马眼睛模样的地方停下来，默默地站一会儿，再低下头，像当兵的那样把两只胳膊垂直放在身子的两侧。然后，他细瘦的身子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语气庄重地说：“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我仿佛觉得，在他说了这句话后，房间里显得特别肃静，连嗡嗡的苍蝇都飞得更小心了。

他站在那里，使劲儿仰起头，眉毛扬起、竖立，金黄色的胡须翘成了水平线。他稳稳当当、一板一眼地念着祷告，像回答功课一样：咬字清楚，要求明确。

“‘天使不必前来审判，行为终将暴『露』无遗……’[42]”他用拳头从容不迫地捶着胸，执著地请求，“‘我只在您一人面前有罪，求你转过脸去，不看我的罪过吧……’”

他念祷词《信仰篇》时，词句念得特别清楚；他的右腿一抽一抽，仿佛在无声地给祷告打拍子；他全身紧张地倾向圣像，伸长脖子，身子反而仿佛变得更细、更瘦了。他浑身上下是那么清洁、整齐，态度那么恳切：“‘亲爱的圣医，医治我多年受苦受难的灵魂，我从心里不停地哀求您，圣母，发发慈悲吧！’”

他大声地喊叫，绿眼睛含着泪水，念道：“‘请看重我的信仰，而不是追究我所做的事业，我的上帝呀！更不要追究那些我完全有理由做的事情！’”

这时他抽筋似的画着十字，不停地点着头，像只用角顶人的山羊。他尖叫着，抽泣着。后来我常去犹太教堂，才知道外祖父是照犹太人的方式祷告的。

茶炊早就在桌上呼呼地喷着热气，房间里飘散着奶渣煎黑面饼的香味。真诱人啊！外祖母满脸愁容地把头靠在门楣上，眼睛往下盯着地板，叹息着。快活的阳光从花园穿透窗户，『露』水像颗颗珍珠在树上闪耀，清晨的空气散发着茴香、醋栗和成熟的苹果的芳香。可是外祖父还是一个劲儿在祷告，在摇晃着身子，在尖声喊叫：“停止对我的折磨吧，浇灭我们的苦难之火吧，我已经是穷光蛋和倒霉鬼了！”

所有的祷词——晨祷和睡觉前的晚祷，我都记在脑子里，不仅记，而且全神贯注地留意外祖父有没有念错，哪怕他漏掉一个词。

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每一次发生，都使我幸灾乐祸。

外祖父做完祷告后，才对我和外祖母打招呼：“你们好！”

我们鞠躬，最后入座。这时我立刻对外祖父说：“你今天可漏掉了‘压倒’这个词！”

“你胡说吧？”他不安地、不相信地问。

“真的漏掉了！应当是：‘但是我的那个信仰压倒了一切’。可是，你没有说‘压倒’。”

“真是那样吗？”他惊叫起来，认错地眨巴着眼睛，以后他肯定会找碴儿狠狠地报复我的挑剔和指责，但眼前见到他那副窘态，我不由得扬扬得意。

有一次外祖母开玩笑地说：“孩子爸，上帝听你的祷告，大概会觉得乏味，你念的总是老一套。”

“什——么？”他拉长了调子，凶狠地说，“你瞎说些什么？”

“我说，我听来听去，你从未向上帝说过一句心里话！”

他满脸通红，身子颤抖着，从椅子上一蹦而起，操起碟子向她扔去，扔完就嚷嚷开了，发出锯子锯木头节时的怪声音：“滚开，老妖婆！”

在给我讲上帝法力无边的时候，他总强调这种力量的残酷。他说，人们犯了罪，就得被淹死，再犯罪，就得被烧死，还要毁灭他们的城市。他还说，上帝用饥饿和瘟疫惩罚人们，任何时候上帝是悬在人间的宝剑，是对付罪人的皮鞭。

“触犯上帝法律的任何人，都将受到苦难和灭亡的惩罚！”

他一面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敲着桌子，一面教训说。

我很难相信上帝的残酷。我怀疑这一切都是外祖父有意杜撰的，为的是教训我，也就是向我灌输一种恐惧，一种对外祖父本人而不是对上帝的恐惧。于是我直率地问他：“你说这些，是想让我听你的话吧？”

他也同样坦率地回答：“当然是！难道你想不听我的话？！”

“可是外祖母怎么不这样说呢？”

“她老糊涂了，你别听她的！”他严厉地教训我，“她从小就笨，不识字，又没脑筋。我这就命令她不跟你唠叨这些大事！回答我：天使分多少级？”

我答完就问：“这些官是干什么的？”

“瞧你扯哪儿去了！”他咧着嘴笑了。他避开眼睛不看我，嘴巴嚼了嚼，不乐意地解释说：“这跟上帝无关，官是人间的事！官是吃法律的，官贪吃法律。”

“法律是什么？”

“法律？法律就是惯例，”老人说得比较高兴和乐意了，聪明而又带刺的眼睛闪着亮光，“人们生活在一起，商量出一些共同的想法，他们说：这样最好，我们就把它当作惯例，定为规矩，也就是法律！比方说，小孩子们聚在一起玩游戏，先得商量好怎样玩，按什么规则来玩。对了，商量好的这些规则就是法律！”

“那么官呢？”

“官就像一个捣蛋鬼，他一上来，就把游戏中一切规矩或者法律破坏了。”

“为什么？”

“得了，这个你弄不明白！”他严肃地皱起了眉头，接着又继续教训说，“人们的一切事情由上帝来主宰！人们要这样，上帝偏偏那样。人做的事靠不住。上帝吹口气，一切化为灰烬。”

种种原因引起我对官的兴趣，于是我继续追问，可是雅科夫舅舅这样唱：
上帝的官是光明的天使，
人间的官是魔鬼的奴仆！

外祖父用手掌捧起胡须塞进嘴里，闭上了眼睛。他的腮帮子在颤动，我知道，他心里在笑哩！

“把你和雅科夫的腿绑在一起扔到水里！”他说，“这些歌他不该唱，你也不该听。这些无稽之谈都是分裂派、异教徒瞎编的。”

他陷入了沉思，眼睛越过我的头顶看向前方，拉着腔调轻轻地说：“你——们呀……”

他虽然把上帝威严地、高高地放在人们的头上，但他也像外祖母一样，请上帝参与他的事情，他既请上帝，也请无数的圣徒——神圣的信徒。外祖母好像全不知道他们，除了尼古拉、尤里、弗罗尔和拉夫尔。虽说这几位圣徒也仁慈，对人也很亲近，他们走遍城乡，干预人们的生活，而且具有人的一切属『性』，但外祖母没有称他们为“圣徒”。外祖父的圣徒几乎全是殉难者，他们打倒偶像，跟罗马的教皇争论，他们为此被拷问、被烧死、被剥皮。

有时外祖父幻想：“上帝要是帮我卖掉这所房子，哪怕赚五百卢布，我情愿给圣徒尼古拉专门做一场祈祷！”

外祖母带点儿讥笑的口吻对我说：“尼古拉居然替这个老糊涂卖这所小不点的房子，难道尼古拉他老人家没事干了？”

我长期保存过外祖父的“圣徒挂历”，上面有他手写的各种题词。比如在约阿基姆纪念日和安娜纪念日背面用土红色墨水写的直体字：“善人们，救我免了一次灾难。”

我记得这次“灾难”：外祖父想要帮助两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开始放高利贷，秘密地接受抵押品。不知是谁告了他。一天夜里，警察突然来家搜查。家里大乱了一阵，但结果平安无事。外祖父一直祷告到太阳出来，早晨当着我的面在“圣徒挂历”上写下那句话。

晚饭前，他领我一起念圣歌、祷词或者叶夫列姆·西林[43]的那本大书；吃完晚饭，他又要去站着做祷告，他那凄凉的忏悔祷词长时间在傍晚的宁静中回响：“我供奉您什么、报答您什么啊，伟大、英明、不朽的上帝……管住我不去胡思乱想……主啊，保佑我免遭某些人的毒手……死后为我流泪、为我追悼……”

外祖母却常常这样说：“哎哟，今天我多累呀！看来我不祷告了，我要上床睡了……”

外祖父常常带我去教堂：星期六去参加通宵的祈祷，节假日去参加下午的弥撒。我在教堂里也要区分人们当时在祷告哪一个上帝：神甫和助祭祷告的一切内容都是给外祖父的上帝的，而唱诗班永远是向外祖母的上帝歌唱。

我这里当然只是粗略地表述两个上帝在孩子眼里的区别，我记得，这种区别确曾把我的心灵分成两半，使我很不安。外祖父的上帝在我心里引起恐惧和仇视，因为上帝不爱任何人，他用严厉的目光注视一切，首先寻找和发现人身上邪恶的、有罪的一面。显然，上帝不相信人，总在期待着人的忏悔，上帝喜欢对人的惩罚。

在那些日子里，对上帝的看法和感情又是我主要的精神食粮和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一切其他的外界感受或印象只能惹我生气和厌恶，外界太残酷、太污浊了！在我周围的一切东西中，上帝是最美好和最光辉的，外祖母的上帝是一切生物的好朋友。当然，为什么外祖父看不见这个仁慈的上帝？——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不安。

家里人不让我上街，因为街上太使人情绪亢奋，我常常为街上的那些感受弄得失去理智，像醉汉似的，几乎每次都要成为闹事和斗殴的人。我没交上好朋友，邻居的孩子们仇视我。我不喜欢他们叫我卡希林什么的，他们看出这一点，因而他们更执意这样大喊大叫：“老瘦鬼卡希林的外孙出来了，瞧！”
“揍他！”

按我的年纪，我算是力气大的，打起架来动作也机灵，连那些总是合伙进攻我的敌人也承认这一点，但结果还是我被他们打得鼻孔流血，嘴唇开花，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衣服全被撕破了，满身都是灰。我回到家里，外祖母见了大吃一惊，心痛地说：“怎么啦？小萝卜头儿，又打架了？这是怎么啦？我怎么揍你才好，真该对你左右开弓……”她给我洗了脸，在青肿的地方敷上海绵、贴上铜钱或者抹上铅『药』，劝我说：“你干吗总打架？在家里老老实实，可是一上街就这样不像话！多不害臊呀！我这就告诉外祖父，让他把你关在家里，不让出门……”

外祖父看见我脸上的青疙瘩，却从不骂我，只是嘴里啧啧有词，低吼着说：“又带上一串奖章了？不怕死的英雄！不准你再去街上胡闹，听见吗？”

如果街上安静，那当然引不起我的兴趣，要是听见孩子们在那里嬉笑和吵闹，我就不管外祖父的禁止，从院子里跑出去。鼻青脸肿和头破血流倒并不可气，真正可气的是街上那些残酷的恶作剧——我经常见到的近似疯狂的残酷行为。我实在不忍看见孩子们挑唆狗和公鸡斗架、折磨小猫、追赶犹太人的山羊、嘲弄喝醉的乞丐和一个外号“伊戈沙，兜里有窟窿”的傻子。

伊戈沙个子高，很瘦，皮肤像被烟熏过一样，穿着一件笨重的羊皮袄，铁锈似的脸上颧骨突起，长着许多硬毛。他弯着腰在街上走，奇怪地摇晃着身子，默默地死盯着脚下的地。他生铁般的面孔，加上那双细小忧郁的眼睛，使人又敬又怕。我觉得，他仿佛正在做一件正事，正在找寻什么东西，所以不应该妨碍他。

孩子们跟在他后面跑，向他微驼的腰背抛石子。他好像长时间没有发觉，好像没有感觉到疼。可是，他突然停下来，仰起头，一只手抽筋似的整了整头上的粗布棉帽，然后四下里张望，仿佛刚醒过来。

“伊戈沙，兜里有窟窿！伊戈沙，你到哪儿去？小心，兜里有窟窿！”孩子们叫喊着。

他一只手抓住裤兜，然后迅速弯下腰，另一只手从地上拾起一把石子、一根木橛子或者一块土疙瘩，他笨拙地挥动那条长胳膊，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他骂人从来只用同样的三个词。孩子们在这方面的语言比他丰富得多。有时候他一拐一瘸地追赶他们，长的羊皮袄妨碍他跑，他常常摔倒，摔倒时两膝跪倒，黑得像干树枝的双手撑着地面。孩子们就在近处朝他的腰和背抛石子，一些大胆的还跑到跟前，将一把把土往他头上撒，撒完才跑开。

留在我脑海里的另一个也许是更加沉痛的印象是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他两只眼睛全瞎了，在街上要饭。他还是那个样子：个儿高，外表端正，心慈面善，但不言语，活像个哑巴。一个灰不溜丢的小老太太牵着他，在住家窗户下面停下来，一面望着自己身子一侧的什么地方，一面拉长尖细的嗓音说着：“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给瞎子、穷人一点儿吧……”

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一声不吭。他的黑色眼镜直视着房屋的墙、窗户、来人的脸，一只染透的手静静地捋着大把的胡须，双唇紧紧地闭着。我常常看见他，但从未听见他那紧闭的嘴说过一句话，老头儿的沉默使我感到压抑，难受极了。我不敢也从未到他跟前，相反，我老远看见他，就跑回家告诉外祖母：“格里戈里在街上要饭哩！”

“啊？”外祖母不安地、怜悯地惊叫了一声，“快！拿去给他！”

我总是粗鲁地、生气地加以拒绝。于是外祖母亲自走到门外，站在人行道上跟他谈很久。他总是笑，抖动着胡须，但很少说话，即使说也是三言两语。

有时候外祖母把他叫到厨房，请他喝茶、吃东西。有一次，他问我去哪儿了。外祖母叫我，但是我跑了，躲到柴火堆里。我实在不敢到他跟前，在他面前我感到十分羞愧，我知道，外祖母也感到羞愧。只有一次外祖母和我谈起格里戈里，那是外祖母把他送出大门以后，回来时在院子里慢慢地走着，低着头哭泣。我走到她跟前，拉着她的手。“你干吗要躲他？”她低声问，“他挺喜欢你，你知道他是好人……”

“为什么外祖父不养活他？”我问。

“外祖父吗？”她停下脚步，把我搂紧，耳语似的预言道，“记住我的话：因为这样对待他，上帝会狠狠惩罚我们家的！一定会惩罚的……”

她没有说错：大约十年过后，外祖母已经永远安息，外祖父自己也成了乞丐和傻子。他串街走巷，悲哀地站在人家窗下讨饭：“我的好厨师们啊，给块面包吧，给我点儿包子吧！嗨，你——们呀……”

从前的他，只剩下这句辛酸、拉长腔调的、震撼人心的话：“嗨，你——们呀……”

除了“伊戈沙”和格里戈里，放『荡』女子沃罗尼哈也使我感到压抑，我不忍心在街上见她。她每到节假日就出来，个儿高高的，不修边幅，醉醺醺的。她走路的姿势有些特别，仿佛双腿不动，脚不落地，像一朵乌云在移动，一面大声哼着『淫』秽的歌曲。所有遇见她的人都回避她，躲到门里、墙角或店铺里，她好像把行人从街上清扫一光。她的脸几乎是青的，胀得像个气球，两只灰色的大眼睛可怕而可笑地圆睁着。有时候她号啕大哭：“我心爱的孩子啊，你们在哪里？”
我问外祖母：“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该打听这个！”她皱着眉头回答，但还是简要地讲了讲：这女人原先有个做小官的丈夫，名叫沃罗诺夫。他想得到更高的职位，就把妻子卖给了自己的上司。上司把她带走了。她两年不在家，回来时，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已经死了，丈夫输掉了公款，被抓进了监狱。因为痛苦，她开始喝酒、放荡、胡闹。每到节假日，晚上总有警察来抓她……

家里毕竟比街上好，特别是午饭后那段时间最好。这时外祖父去雅科夫舅舅的作坊，外祖母坐在窗户旁边给我讲有趣的童话故事，或者讲我的父亲。

家里养了一只八哥儿，是外祖母从猫嘴里夺过来的。她把八哥儿摔折的翅膀修剪好，又在它被咬掉的腿上巧妙地安上一个木片。她把鸟治好以后，就教它说话。她常常像一头和善的大兽一样，对着面前的鸟笼在窗台边站上整整一个小时，用浓重的嗓音不厌其烦地反复教这只像煤炭一样黑的聪明小鸟：“喂，你说：‘给八哥儿——饭！’”

八哥儿斜着那只活泼的圆眼睛，幽默地看着外祖母，用腿上的小木片敲着薄薄的笼底，伸长着脖子学黄鹂吹哨，逗引松鸦和布谷鸟啼叫，它还努力学一声猫叫，也模仿狗的狂吠，但它却学不好人的语言。

“你别淘气呀！”外祖母认真地对它说，“你说：‘给八哥儿——饭！’”

这只满身羽毛的黑“猴子”学着外祖母的话震耳地吼叫着，这次学得有些像，老太太高兴地笑了，用一根指头递给八哥儿一点儿玉米饭。

“我知道你这个滑头，有意装蒜。其实你什么都能，什么都会！”

她真的把八哥儿教会了。一段时间以后，八哥儿能相当清楚地要饭吃，老远看见外祖母就拉长嗓子，喊出有点类似“你——好……”的声音。

起先，八哥儿挂在外祖父房里，但很快外祖父就把它赶到我们阁楼里来，因为八哥儿总是学外祖父说话。外祖父清楚地念祷词，八哥儿就从笼子格里伸出黄蜡般的鼻子，吹着口哨：“鸠，鸠，鸠——啼溜，嘟——啼溜，唧——啼溜！”

外祖父觉得这是在取笑他。有一次，他中断了祈祷，一跺脚，发狂似的大叫：“把这个魔鬼拿走，我要摔死它！”

家里有许多有趣的事，许多好玩的事，但有的时候，一种无法排遣的苦闷压抑着我，仿佛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堵在心里，我又好像长期待在黑暗的深渊里，失去了视觉、听觉和一切感觉，变成了盲人和半死不活的人……

【第八节】

不料外祖父突然把房子卖给了酒馆老板，在“缆索街”买了另外一所。这条街没有铺路，长满野草，然而清洁又安静。它直通田野，街道两旁星罗棋布地点缀着五彩缤纷的小屋。

新房子比从前的那所美观、可爱。房子正面涂着一层深红色的油漆，令人感到柔和、舒适，中间三扇蓝色百叶窗和阁楼那扇栅栏式的百叶窗闪着耀眼的光辉，左边的屋顶优美地掩隐在榆树和菩提树的绿色浓荫里。院子和花园里有许多舒适的墙边地角，像是专门用来玩捉迷藏的。花园特别好，它不大，但草木繁茂，乱中有序，令人愉快。花园的一角有一个像玩具似的小澡堂；另一角有一个相当深的大坑，坑里长满了野草，野草中冒出一些粗大的木头，那是旧澡堂被烧毁后留下的遗迹。花园左边是奥夫相尼科夫上校家马厩的一排围墙，右边是贝特连家的房舍，花园深处跟卖牛『奶』的彼得罗芙娜的住宅相连。她是个肥胖、红润、像铃铛一样热热闹闹的女人。她那座阴暗破旧的小屋陷在地里，上面盖着一层很好的青苔，两个窗口和善地瞅着深谷纵横的田野。田野远方是一大片青云般的密林，田野里整天有士兵『操』练和跑步，刺刀在秋阳的斜晖里闪着一道道白光。

这所房子里住满了我未曾见过的陌生人。前院住着一个鞑靼军人；他的妻子是个小圆个儿，从早到晚吵吵闹闹，说说笑笑，弹着一把装饰阔气的吉他。她常常放开高亢嘹亮的嗓子，唱一首她最喜欢唱的情歌：
这位不爱你，
该找另一位，
要能找到她。
这条正道上，
甜蜜的奖赏，
正在等候你！

那个军人也圆得像个皮球。他坐在窗户旁，鼓起发青的脸，快乐地瞪着显得有些棕黄的眼睛，不停地抽着烟斗，不住地咳嗽，声音怪得像狗叫：“呜汪！呜汪……”

在地窖和马厩上头，搭了一个温暖的小屋，里面住着两个运货的车夫——个子矮小、头发灰白的彼得大伯和他的哑巴侄儿斯捷潘。斯捷潘是个干净利索、结实有劲的小伙子，面孔像红铜托盘。此外，勤务兵瓦列伊也住在这里。这个鞑靼人个子高，不爱说笑。这些都是我不熟悉的人。

但是特别吸引我的是一个吃包伙的房客，他叫“好事情”。“好事情”在后院厨房隔壁租了一间房。这间房很狭长，有两扇窗户：一扇对着花园，另一扇对着院子。

这个人很瘦，背有些驼，长着一副白脸庞、两撇黑胡须和一对和善的眼睛，戴着眼镜。他沉默寡言，不惹人注意；叫他吃饭或喝茶的时候，他总是回答：“好事情。”

外祖母就这样当面或背地里叫他：“廖尼卡，去叫‘好事情’来喝茶！”

“‘好事情’先生，你怎么吃得这么少？”

他的房间摆满和堆满了各种不知做什么用的箱子和厚本的书籍，这些书是用我不认识的民间字体[44]印刷的，到处立着盛有各种颜色液体的小瓶，到处是铜片、铁块和铅条。他上身穿赤皮袄，下身穿灰色方格裤，全身涂满了各种颜料，气味难闻，头发蓬乱，笨手笨脚。他从早到晚在那里熔化铅，或者焊一些铜的玩意儿，或者在小天平上称点儿什么，叽里咕噜说些什么，烧疼了指头就连忙吹气，跌跌撞撞地走到墙上挂的图纸面前，擦擦眼镜，让又细又直、白得出奇的鼻子几乎碰着图纸，他真在那儿闻图纸哩！有时他忽然停在房间中央或者窗户旁边，久久地站着，闭上眼，抬起头，一声不吭，呆呆地像个木头。

我爬上柴火房的棚顶，隔着院子往他开着的窗户里观望。我看见桌上那盏酒精灯的蓝色火焰和他黑色的身影，他正在一个破笔记本上写些什么；他的眼镜像两片薄冰，闪着淡蓝色的冷光。这个人魔术师般的活计点燃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使我一连几个钟头待在棚顶上。有时，他把手藏到背后，站在窗口，像站在木框里似的，直望着棚顶，但又仿佛没有看见我，这使我很生气。忽然他像蹦跳似的，三步两步走到桌子跟前，深深地弯下腰，在桌上找寻什么。

我现在想，要是当时他比较富有，穿得比较好，我会害怕他。但是他穷，皮袄领口露出衬衣皱皱巴巴的脏领子，裤子上全是污点和补丁，赤脚上还穿着一双破鞋。穷人不可怕，也不危险。外祖母对他们的怜悯和外祖父对他们的蔑视，使我不知不觉地相信这一点。

这座房子里，谁也不喜欢“好事情”，大家讲起他，都带着讥笑。那个军人的快乐妻子叫他“粉笔鼻子”，彼得大伯叫他“药剂师”和“魔术师”，外祖父叫他“跳大神的”或“自由主义者”。

“他在干些什么？”我问外祖母。她严厉地回答了我两句：“不管你的事！住嘴，听见吗？”

有一天，我鼓足勇气，来到他窗前，勉强掩饰住激动的心情问：“你在干些什么？”

他怔了一下，从眼镜的上方打量了我好久，然后向我伸出一只烧得满是溃疡和伤疤的手，说：“爬进来吧！”

他要我从窗户而不是从门里进去，这一点更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他在一个箱子上坐下来，把我放在他的面前，先推了一下，后又拉近了些，最后才低声地问：“你是哪儿的？”

这就怪了！一天四次在厨房吃饭，我都坐在他的身边！我回答说：“我是房东的外孙……”

“噢，对了。”他端详着自己的一个手指说道，但马上又不吭声了。

于是我认为有必要向他解释一下：“我不姓卡希林，我姓彼什科夫……”

“彼什科夫？好事情。”他重复了“彼什科夫”，但念错了重音。

他把我往旁边一推，站起身来，向桌子走去，一面说：“好吧，你乖乖地坐着……”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看他用钳子夹着铜片锉，金星似的铜末纷纷落在钳子下面的纸板上。他把铜末扫在一起，抓了一把，撒进一个厚的茶杯，然后从铁罐里抓了点儿食盐一样的粉末加在里面，又从黑瓶子里倒了点儿什么，杯子里就咝咝地冒起烟来，一股呛人的气味直冲进我的鼻子。我咳嗽、摇头，这位魔术师却夸耀地问道：“味难闻吧？”
“是呀！”
“那就对了！好极了，小弟弟！”
“你有什么可夸耀的？”我心里想，于是严厉地说：“既然难闻，就是不好……”
“是吗？”他眨着眼惊讶了一声，“那可不都这样，小弟弟！对了，你玩不玩蹄腕骨？”
“你是说玩羊拐子[45]吧？”
“就是羊拐子，你玩吗？”
“玩。”
“要不要我帮你把羊拐子灌上铅？那样打起来可准了！”
“要呀！”
“那就拿个蹄腕骨来。”
他又向我走来，一边端着冒烟的杯子，一边用一只眼睛看着它，走到我跟前说：“我给你灌上铅。作为条件，你以后就不要上我这儿来了。好吗？”
这可把我气坏了：“就是不给我灌，我也永远不来了……”

我憋着一肚子气，走进花园。外祖父正在那里忙着给马林果树根施肥。已经是秋天了，树叶开始落了。

“来，修理马林果。”说着，他递给我剪刀。

我问他：“‘好事情’在搞什么啊？”

“在破坏房子。”他气冲冲地回答，“把地板烧坏了，墙纸弄脏了，墙皮剥落了。我这就叫他走！”

“就该这样。”我表示同意，一面动手剪马林果的枯藤。

然而我表态得过于匆忙。

下雨的晚上，如果外祖父外出，外祖母就在厨房举办非常有趣的晚会，请所有的房客来喝茶：那两个车夫、勤务兵瓦列伊，泼辣的彼得罗芙娜也常来，甚至前院那个军人爱说爱闹的妻子有时候也来，而每次“好事情”都出现在墙角的炉炕旁边，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哑巴斯捷潘和鞑靼人瓦列伊来玩牌，瓦列伊用牌拍打哑巴斯捷潘的宽鼻子，一面用鞑靼话说：“魔鬼！”

彼得大伯带来好大一块白面包和一大瓦罐果子酱。他把面包切成片，抹上厚厚的果酱，一只手托着这些涂着马林果酱的面包片，另一只手把这些好吃的东西分发给大家，他深深地鞠着躬，说：“请赏光吃一点儿！”他亲热地请别人品尝。当别人从他手里接过面包时，他就仔细看看自己乌黑的手掌，如果发现上面有一小滴果酱，就用舌头『舔』掉。彼得罗芙娜还带来一瓶樱桃甜酒，那位快乐的太太还带来核果和糖果。这样，外祖母喜爱的宴会开始了。

就在那次“好事情”想贿赂我、叫我不要再去他那儿以后不久，外祖母举行了一次这样的晚会。窗外噼里啪啦地下着连绵的秋雨，风呜呜地吹，树枝刮到墙壁刷刷地响。厨房里暖和舒服，大家紧挨着坐在那里，人人都显得特别的安详。外祖母很少像今天这样慷慨地招待大家，她讲了两个童话故事，一个比一个好听。

她坐在炉炕边上，双脚踩在炉炕的台阶上，俯首对着被铁皮油灯照亮的听众。每当外祖母来兴致的时候，她总这样爬上炉炕解释几句：“我应当站在高处讲，从高处讲要好些！”

我就坐在台阶上她的大腿旁边，“好事情”几乎就在我的脚下。外祖母在讲勇士伊凡和隐士米龙的趣闻逸事。她讲得有滋有味，字斟句酌，节奏分明，语言流畅：
坏蛋督军高尔琴，
他灵魂又黑又硬，
摧残真理和人们，
凶恶是他的本性。
他最恨隐士米龙，
恨隐士热爱真理，
恨老人热爱人类，
恨他聪明又骄傲。
督军命奴仆伊凡：
“你去砍下他的头，
提着他花白胡须，
拿回来给我喂狗。”
勇士便奉命起程，
一路上痛苦寻思：
“我不是自愿行凶，
是穷困逼得如此！
是上帝罚我命苦！”
伊凡把尖锐宝剑
藏到自己衣襟下。
他来到了隐士家，
向老人鞠躬问候：
“尊敬的老人，您好！”
“伊瓦！你要说真话！
你的来意我清楚！
上帝知道一切，
上帝知道善与恶！”
伊凡觉得很害臊，
但不敢违抗命令。
勇士抽出了宝剑，
用宽大衣襟擦拭：
“这宝剑在杀您前，
本不想让您看见；
为您、为我、为人类，
请您祷告上帝吧！
然后再砍您的头。”
老人安详地微笑：
“为人类祷告是大事，
为此你要等很久！
不如马上杀死我。”
伊凡皱起了眉头，
愚蠢地夸下海口：
“我是说话算数的！
祷告百年我也等！”
隐士便开始祷告，
一直祷告到傍晚，
从傍晚再到黎明，
从黎明再到黑夜，
周而复始不间断，
又从夏祷告到春。
橡树籽长成密林，
祈祷却永不休止！
勇士至今还站着，
老人继续在哭泣：
求上帝帮助穷人，
求圣母恩赐快乐。
勇士站在隐士旁，
宝剑早化成灰土，
衣服已完全腐烂，
盔甲也千疮百孔。
不论严冬与盛夏，
伊凡挺立在那里，
烈日晒他他不干，
蚊虫不吸他的血，
狼和熊不欺侮他，
风雪严寒他不怕，
但他不能够说话，
也不能抬手挪步，
这是上帝惩罚他：
惩罚他伤天害理！
惩罚他违心做人，
惩罚他听坏人话！
聪明老人的祷词，
至今还滔滔不绝，
流向上帝和圣母，
像那清澈的河水，
流向大海与汪洋！

外祖母刚讲没几句，我就发现“好事情”不知因为什么心神不定，只见他两只手奇怪地、抽筋地动着，像是不知所措。他时而摘了眼镜又戴上，时而又两手随着歌声般的语言有节奏地来回摆动，时而点点头，时而摸摸眼睛，使劲地用手指按一按，还不住地用一只手掌迅速地拭着额头和脸颊，好像他出了满身大汗。听众中如果有谁动弹、咳嗽、蹭脚，这位吃包伙的房客就会发出“嘘嘘”的禁止声。

外祖母讲完了，他猛地站起来，挥动着双手，身子不知怎的乱转，嘟哝地说：“实在讲得太好了，应当记下来，一定要记下来！这故事很真实，是我们的……”

现在我才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哭了，满眼都是泪，泪水从眼眶涌出，眼睛泡在泪水里。这种表现令人奇怪，又使人觉得他非常可怜。他可笑地、笨拙地在厨房里窜来窜去，手拿眼镜在鼻子前挥动，想戴又老是没法把眼镜腿挂到耳朵上。彼得大伯望着他笑，大家难为情地沉默着，只有外祖母急忙说：“那你就记下来吧，这没有什么罪过。这样的故事我还知道很多哩……”

“不，就要这个！这是我们的，地地道道俄罗斯的。”这位吃包伙的房客兴奋得叫起来。走着走着，他突然在厨房当中停住了脚步。他太激动了，开始大声地说话，右手在空中乱画，左手拿着眼镜发抖。他说了很久，慷慨激昂，声音尖厉，手舞足蹈，但常常重复同一句话：“是呀，做人不能违背天理良心啊！”

后来他的话不知怎的突然中止，他沉默了。他看了看大家，就静静地、抱歉似的低着头走了。人们笑了，尴尬地面面相觑。外祖母盘腿往炉炕里边黑处挪，在那里深深地叹息。

彼得罗芙娜用手掌抹了抹又红又厚的嘴唇，问道：“他像是生气了吧？”

“不，”彼得大伯答道，“他平时就这样……”

外祖母从炉炕上爬下来，默默地煨热茶炊。彼得大伯不紧不慢地说：“先生们全都这样，喜怒无常！”

瓦列伊阴沉地嘟哝了一句：“单身汉都有怪脾气！”

大家都笑了，彼得大伯拉长腔调说：“故事感动得他流泪。俗话说，从前大鱼常上钩，如今小鱼很少来，今不如昔啊！”

气氛变得沉闷了，一种凄凉的感觉涌上我心头。“好事情”使我感到很奇怪，但我又可怜他，我清楚地记得他那被泪水浸泡的眼睛。

那天他没有在家过夜。第二天午饭后他才回来，不声不响，疲惫不堪，样子十分尴尬。

“昨天我闹事了，”他像孩子似的向外祖母抱歉地说，“您没生气吧。”
“生什么气？”
“我插嘴了，我说话了。”
“你又没有气谁……”

我觉得外祖母怕他，不敢看他的脸，说话也跟平时不同，音调过分低。

他走到外祖母面前，说得十分干脆，令人吃惊：“您瞧，我孤独得可怕，一个亲人也没有！平时不说话，什么都闷在心里，可是突然心里开锅了，决口了……甚至想跟石头、木头说说话……”

外祖母往后退了几步，说：“那你就最好结婚……”

“唉！”他哭丧着脸叹了口气，一挥手就走开了。外祖母皱起眉头，望着他的背影，闻了闻鼻烟，然后严厉地教导我：“你要当心，不要跟他太接近，天晓得他是什么人……”

可是我又被他吸引了。

当我看见他说“孤独得可怕”的时候，他的脸色变了，完全变了。在这句话里，有一种我能够理解的、触动我心灵的东西。我去找他了。

我从院子里往他窗户里瞧，房间里没有人；像贮藏室一样，里面随手乱放着各种没有用的东西，像它们主人那样的无用和奇怪。于是我去了花园，在花园那个起过火的大坑里看见了他。他弯着腰，低着头，双手捧着后脑勺，双肘支在膝盖上，很别扭地坐在一根烧焦了的圆木头的末端上。圆木头上面全是土，末端发着黑炭的光泽，从枯萎的蒿草、荨麻、牛蒡中高高地突出来。他以很别扭的姿势坐着，更使人同情他。

他好长时间没有看我，他那猫头鹰似的眼睛茫然地从我身旁往别处凝望，后来突然仿佛不耐烦似的问我：“是找我吗？”

“不是。”

“那你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

他摘下眼镜，用一块满是红点与黑斑的手帕擦着，然后说：“那么，爬过来吧！”

我就挨着他坐下，他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

“坐着吧。我们就坐着不说话。行吗？这样最好……你脾气倔吗？”

“倔。”

“好事情！”

我们沉默了很久。这是金秋季节的一个凄凉的黄昏，一个寂静而温和的傍晚。周围万紫千红，但树木花草显然都在褪色，每小时都在渐渐变得苍白，大地已经耗尽夏日那种饱满的气息，只散发出寒冷的『潮』气；空气明净得出奇，寒鸦匆忙地掠过红晕的天空，引起人们淡淡的哀愁。一切都静悄悄的，任何一点声音——鸟雀动弹的扑棱声，落叶的簌簌声——听起来都响若惊雷，使人不寒而栗，但冷战之后，你的身心又归于寂静——寂静拥抱大地，寂静充溢胸间。

在这样的时刻，一些特别纯洁、特别轻松的思想油然而生。这些思想细腻、透明得如同蜘蛛网，但又难以用语言表达；它们又像天上的流星，突然亮光闪闪，转眼间又无影无踪。但这些思想使人们的心灵感到一种莫名的哀愁，它们抚摸着心灵，震撼着心灵，于是心灵沸腾了，熔化了，凝结成为一种终生不变的形式，于是心灵的面貌形成了。

我紧靠着他温暖的身躯，跟他一起透过苹果树的黑枝条望着血红的天空，注视奔忙的朱顶雀在那里飞翔，看金翅雀啄碎牛蒡尤其是野果里酸涩的籽儿，看毛茸茸的灰黑色云彩带着血红的边沿在田野上空蜿蜒伸展，看老鸦在云彩下沉重地飞向公墓上的鸟窠。这一切多么美好，多么容易理解和亲切感人啊！

有时候，这位房客深深地吸一口气，问我：“小弟弟，很美吧？就是很美啊！你感到潮湿吗？冷吗？”

天黑了，周围的景物在潮湿的暮色里胀大了，这时他说：“够了，咱们走吧……”

在花园的柴门口他站住了，悄悄地说：“你的外祖母真好……啊，多美的大地！”

他闭上眼睛，微笑地念道，音调不高，但很清楚：

这是上帝惩罚他：

惩罚他伤天害理！

惩罚他违心做人，

惩罚他听坏人话！

“小弟弟，记住这些话，要好好记住！”他推着我往前走，问道，“你会写吗？”

“不会。”

“要学会写。学会了，把外祖母讲的记下来。小弟弟，这很有用……”

我们俩交了朋友。从那天起，愿意的时候我就去“好事情”那里，坐在装着什么破烂的木箱子上，随心所欲地注视他熔铅、炼铜，烧红铁片后用带美丽把手的小锤在小砧子上捶打，用大小锉刀、砂布和细线似的锯条干活儿。他老是在灵敏的铜天平上称东西，一面往厚的白瓷杯子里倒各种液体，一面看它们冒烟，弄得满房间怪味熏人。他皱起眉头看厚厚的书本，一面咬着红嘴唇，或者拉长有点儿嘶哑的腔调轻轻地唱道：“山谷里的玫瑰哟……”

“你在做什么？”

“一件小东西，小弟弟……”

“什么东西？”

“啊，你看，我又不会说得叫你明白……”

“可外祖父说你在做假钱……”

“你外祖父？嗯，他胡说八道！小弟弟，钱算什么……”

“没有钱用什么买面包？”

“不错，小弟弟，是得用钱买面包……”

“对吧？买牛肉也得用钱……”

“买牛肉也得用钱……”

他轻轻地笑了，笑得特别亲切。他抚弄着我的一只耳朵，像逗狗似的，说：“我怎么也辩不过你，小弟弟，你把我给考住了。咱们还是不说话吧……”

有时他停下手中的活儿，挨着我坐下。我们俩久久地望着窗外，看雨点拍打着房顶和长满杂草的房子，看苹果树渐渐变得苍白，飘着落叶。“好事情”说得很少，但说的都是些必要的话。往往是：他要是想提醒我注意什么，就轻轻地推我，眯起一只眼睛，对我使眼色。

我并没有看到院子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经他用肘子一推和三言两语，我见到的一切就好像特别有意义，也都能牢记在心里。瞧，院子里有一只猫，它跑到一个明亮的水洼前停住了，瞅着自己的影子，抬起一只软绵绵的爪子，像要去抓。“好事情”便轻轻地说：“猫儿骄傲多疑……”

那只叫“妈妈依”的金红色公鸡飞到花园的篱笆上，刚站稳就扇动一下翅膀，但险些儿摔下来。公鸡生气了，便伸长脖子，怒冲冲地打鸣。

“这位‘将军’好气派，但并不聪明……”

动作笨拙的瓦列伊在院子里走着，他像一匹老马，沉重地踏着泥浆，鼓起颧骨突出的脸颊，眯起眼睛望着天空，秋日的白光直射他胸前，他上衣的一颗铜扣红光闪闪。这个鞑靼人停下来，弯着手指摸摸它。

“他像是得到一枚奖章一样，在欣赏哩……”

我很快就跟“好事情”来往密切了，他成为我在痛苦日子和欢乐时刻不可缺少的人了。他沉默寡言，但却不禁止我讲我所想到的一切，而外祖父总用严厉的呵斥打断我：“不要磨嘴皮，魔鬼！”

外祖母已经满腹心事，不再听别人的话和过问别人的事了。

“好事情”总是仔细地听我瞎扯，常常笑着对我说：“小弟弟，不是这样的，这是你自己编的……”

他的简短评语总是那么及时而又必要，他仿佛看透了我心里和头脑里出现的一切，看出我还没能说出口的废话和错话，而且能三言两语亲切地加以否定：“你胡说，小弟弟！”

我时常故意考验他这种魔术般的本领：我先在心里编出一套，然后像讲真事那样讲给他。可是他刚听了几句，就摇头说：“你又胡说了，小弟弟……”

“你怎么知道的？”

“小弟弟，我能看出来……”

外祖母到“干草广场”去挑水时，常常要带着我。有一次，我们看见五个小市民打一个乡下人。他们把乡下人按倒在地，拳打脚踢，像一群狗咬一只狗那样。外祖母扔掉水桶，挥着扁担向那几个市民跑去，同时向我喊了一声：“你跑开！”

我害怕了，反而跟着她跑，拾起圆石子和石头扔小市民。外祖母勇敢地用扁担戳小市民，敲他们的肩膀和脑袋。也有一些人来帮我们，小市民逃跑了。外祖母开始给那个满身是伤的人洗伤口。他的脸被踩得血肉模糊，他用脏手紧捂着被撕裂的鼻孔，又是号叫又是咳嗽，鲜血从手指下面迸出，溅得外祖母满脸满胸都是，她也吓得大喊大叫，全身发抖，这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想起来仍然觉得恶心。

我回到家，马上跑到这位房客那里，把事情讲给他听。他扔下工作，站到我面前，像拿马刀似的举起那把长锉，从眼镜下面严厉地注视着我，后来他突然打断我，非常动情地说：“很好，就应该这样！太好了！”

我被刚看到的场面所震撼，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对他的话表示惊奇，就又继续说下去，但他搂住我，在房间里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说道：“够了，不要多说了！小弟弟，该说的你都说了。全都说了！你明白吗？”

我委屈地闭上了嘴。但是，想了想以后，我记得当时特别惊讶地明白过来：他打断我的话正是时候，我的确已经把话说完了。

“小弟弟，这种事不要老挂在嘴边，对这种事念念不忘不好！”

有时他突如其来地对我说出几句话，却使我终生受用。我对他讲我的仇人克留什尼科夫——“新街”上打架的能手，那个大脑袋的胖小子。我怎么也打不过他，他也打不过我。“好事情”注意地听了我的苦恼，然后说：“这算什么！这种力气并不是真正有力！真正的力气在于动作快，越快越有力。你懂了吗？”

下一个星期天，我试着把拳头打得快一些，果然轻易地打败了克留什尼科夫。这使我更加重视这位房客的话。

“拿任何东西都讲究技巧，你懂吗？巧取善拿当然很难啊！”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但不觉间就记住了这些类似的话。正因为这些话朴素中有一种神秘的、令人苦恼的东西，我才记住了它。本来嘛，拿一个石头、一块面包、一个茶碗、一把锤子是不需要任何特别技巧的！

家里人越来越不喜欢“好事情”，连快活的女房客那只亲热的猫——它喜欢爬到大家身上，也不往“好事情”的膝盖上爬，甚至对他亲切的叫唤也置之不理。为了这个，我打猫，揪它的耳朵，几乎是哭着劝它不要害怕这个好人。

“我衣服上有各种酸味，所以猫也不接近我。”他这样解释道，但是我知道，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外祖母在内，对这位房客有另外一种充满敌意的解释，一种不正确的、带有侮辱性的解释。

“你干吗老待在他那儿？”外祖母生气地问我，“要当心，他会教坏你的……”

我去房客那里的事，渐渐被外祖父知道了。我每去一次，这个红毛黄鼠狼就狠狠地敲打我一次。我当然不把家里人禁止我跟他来往的话告诉他，但我却坦白地说出他们对他的态度。

“外祖母怕你，说你是巫师，外祖父也说你是上帝的敌人，对人们有危险……”

他大摇着头，像是在撵脸上的苍蝇，苦笑着，白粉色的面孔露出一阵阵红晕。他的苦笑使我感觉心里发紧，眼睛发呆。

“小弟弟，我早就看出来了！”他轻轻地说，“真是苦闷啊，小弟弟，是吧？”

“是！”

“苦闷啊，小弟弟……”

他终于被撵走了。

一天，早茶后我去他那里，见他坐在地板上往箱子里装东西，嘴里哼着“山谷的玫瑰”。

“小弟弟，再见了，我要走了……”

“为什么？”

他定神地盯着我，说：“你难道不知道？你母亲需要这个房间……”

“这是谁说的？”

“外祖父……”

“他胡说！”

“好事情”伸手把我拉到他身边。我在地板上坐下来以后，他悄悄地说：“不要生气！小弟弟，我以为你知道却不告诉我，我错怪你了……”

我在为他的事感到苦闷和烦恼。

“喂，小弟弟，”他微笑着，几乎是在我耳边说，“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不要上我这儿来吗？”

我点点头。

“你当时生我的气了，是不是？”

“是……”

“我是不愿意惹你生气的，小弟弟。我就知道，如果咱们俩交上朋友，你家里人就准会骂我。果然是吧？”

他像一个跟我同龄的孩子一样说话，我非常高兴他这样跟我说话。我甚至觉得，我早在那一次就了解他了，我真这样说了：“我早就了解了！”

“那就好！是呀，小弟弟。就是这样，小宝贝……”

我心痛欲裂，难过极了：“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你呢？”

他搂着我，紧紧地抱住，眨了眨眼睛，回答说：“我是外人，你明白吗？我是怪人，就是为了这……”

我的手颤抖地拉着他的袖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不要生气。”他重复了一句，又凑近我的耳朵补充了一句，“哭也不必……”

可是他自己，也是眼泪汪汪的，泪水从模糊的眼镜下流出来。

然后，我们像平时一样，默默无言地坐了很久，只是偶尔交换三言两语。傍晚，他走了，临行前和大家亲切地告别，紧紧拥抱了我。我走出大门，看见他坐在马车上，车轮辗在冻结的大泥块上，震得他身子上下抖动。他的车刚走，外祖母就动手刷洗那间脏屋子，我来回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故意妨碍她。

“走开！”她嚷道，因为我绊着她的脚。

“你们为什么把他撵走？”

“你再说一句！”

“你们都是浑蛋。”我说。

她用湿抹布啪啪地打我，叫道：“你疯了，淘气鬼！”

“不是说你，别的人都是浑蛋。”我纠正说，但她并未因此心平气和。

吃晚饭时，外祖父说：“谢天谢地！要不是这样，我见到他，心窝里就像插着一把刀。嗨！真该撵走！”

我恨得故意把羹匙摔断，因此又挨了他一顿揍。

我和“好事情”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他是我在亲爱的祖国里所结识的无数“外人”或“怪人”中的第一个朋友。

【第九节】

童年时代的我，可以比作蜂窝，像蜜蜂把蜂蜜输进蜂窝一样，各种各样的普通人即粗人，慷慨地往我头脑里输进各种生活知识和社会思想，大大丰富了我的心灵。这往往是一种又脏又苦的蜜，但任何知识毕竟都是蜜。

“好事情”走后，彼得大伯成了我的好朋友。他长得像外祖父，那么干瘦，那么干净利落；但比起外祖父，他个子更矮，身体更轻，像一个为了逗人笑而装扮成老头儿的小孩。他的脸像用一条条细皮织成的筛子。那两只眼白发黄、灵活可笑的眼睛在细皮之间，像两只黄雀在笼子里活蹦乱跳。他浅灰色的头发卷曲着，小胡须也拧成一个个圈儿。他抽烟斗，喷出的烟跟他的头发一个颜色，也是成圈儿地往上飘。他说话也绕圈子，满嘴俏皮话。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像是挺热情的，但我总觉得他是在嘲笑大家。他说：“女主人，伯爵，敬爱的塔季扬·列克谢芙娜[46]，最初命令我说：‘你做铁匠吧。’过了一段时间，她吩咐我说：‘你去帮帮园丁。’行啊，我一个大老粗，放在哪里都不会合适！又过了一些时候，她又说：‘彼得鲁什卡[47]，你应该去捕鱼！’对我来说，做什么都一样，我就去捕鱼……我刚爱上这一行，又要跟鱼分手：鱼儿，再见，谢谢你！于是我到城里赶马车，挣钱缴农奴金。好吧，就赶马车吧，还能怎么样？不过，女主人还没来得及叫我再改行，农奴就解放了，我也就这样跟马在一起。现在这马就代表了伯爵女主人。”

这是一匹老马，它身上就像曾经被一个喝醉的油漆工在它原来的白肤色上涂了各种颜色——只是开始涂，但没有涂完。它的四只腿往外撇，全身像是用破布缝成的。瘦骨嶙峋的马脑袋上长着一双模糊的眼睛，悲哀地耷拉在马身上，青筋突起，皮肤老而粗糙。彼得大伯对它毕恭毕敬，不打它，还亲切地叫它丹尼卡[48]。

有一次，外祖父对他说：“你干吗用基督教名字叫牲口？”

“不，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不，尊敬的先生！基督教根本没有丹尼卡这种名字，只有塔季扬娜！”

彼得大伯也识字，也能将圣歌识字本这类读得烂熟。他和外祖父常常争论圣徒里谁比谁更神圣；他们批判起古时的罪人来，一个比一个严厉，特别是乱臣贼子押沙龙常挨他们的痛骂。有时争论纯属语法性质：他们把“犯罪、犯法、不合理”三个俄语词的词尾变得不一样，外祖父将它变成阳性，彼得将它变成阴性。

“我认为是这样，你偏认为是那样！”外祖父冒火了，气得脸红脖子粗，故意气对方，“你那个阴性见鬼去吧！”

但是，满嘴喷烟、烟雾缭绕的彼得大伯却尖酸刻薄地问道：“你那个阳性哪点儿比我的好？你那样说，上帝并不爱听；也许上帝听你的祷告时，他会想：‘你可以任意祷告，但却一文不值！’”

“你滚！列克谢！”外祖父勃然大怒，绿眼珠直泛光。

彼得大伯非常爱整洁。他走出院子时，总要用脚踢开木片、瓦片、骨头，一边踢，一边追着骂：“多余的东西，尽碍事！”

他爱说话，看起来善良而快活，但有时候眼睛充血，混浊不清，甚至像死人似的停着不动。他常坐在黑暗的角落里抽筋似的颤抖，脸色阴沉，像他的哑巴侄子一样不说话。

“彼得大伯，你怎么啦？”

“走开。”他低沉而严厉地说。

我们街上几家小屋中，有一家住进来一个老爷式的人物。这个人额头上长了肉瘤，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每逢节假日，他就坐在窗口用猎枪装上霰弹射狗、猫、鸡、乌鸦，以及他不喜欢的行人。有一次，他用最细的铅沙射中了“好事情”腰的一侧，霰弹没有打穿皮上衣，但有几粒落在口袋里。我至今还记得，这位吃包伙的房客当时透过眼镜仔细地观察黑灰色的霰弹。外祖父劝他去告状，但是他把霰弹扔到厨房的角落里，说：“不值得。”

还有一次，那个射手有几粒霰弹打进了外祖父的腿。外祖父发了火，向纠纷调解员递了状子，还开始联络街上的受害人和证人，但这位老爷突然不知去向。

所以，每次街上枪响，彼得大伯如果在家，就连忙戴上那顶晒得褪了色的、过节才戴而且用劲才能戴上的宽檐鸭嘴帽，匆匆地跑出大门。他把两只手藏在背后长衫里面，把长衫撑得像公鸡尾巴似的，挺起肚子，大模大样地沿着人行道从射手窗前走过。他走过去又回来，走过去又回来。我们，也就是满屋子的人，都站在大门口，窗口里也『露』出那位军人青色的面孔，上头是他妻子金发的脑袋。贝特连的院子里也出来几个人，只有奥夫相尼科夫那间灰色的、死沉沉的房屋里没有露出一人。

有时，彼得大伯这种“溜达”毫无结果，显然那猎人不承认他是值得『射』击的野鸡，不过有时候那支双筒猎枪接连发出两响：“乒——乒……”

彼得大伯并不加快脚步，他走到我们面前，心满意足地说：“打着下襟了！”

有一次，霰弹打中了他的肩膀和脖子。外祖母用针挑霰弹，一面责怪彼得大伯：“你干吗纵容那个野种？当心他打瞎你的眼睛！”

“绝不会的，阿库林娜·伊凡娜，”彼得拉着腔表示轻蔑，“他算什么射手……”

“你干吗要惯他啊？”

“我哪里是惯他，我是想逗逗这位老爷……”

他把挑出来的霰弹放在手掌上端详一番，说道：“算什么射手！女主人塔季扬·列克谢芙娜伯爵身边曾经有一个军人，名叫马蒙特·伊里奇，临时充当她的丈夫；她换丈夫像换仆人一样。嗬，他打枪正规又准！老妈妈，他只用单发子弹，不用别的！他让伊格纳什卡傻子站得远远的，大约四十步以外，傻子腰带上系一个酒瓶，让瓶子吊在他的两腿之间；伊格纳什卡叉开两腿，傻笑着。马蒙特·伊里奇举起手枪，乒的一声，瓶子碎了。只有一次，也许是牛虻咬了伊格纳什卡一口，他抖动了一下，子弹打中了膝盖骨！叫来了医生，医生马上砍掉了他的一只腿，就此了事！腿给埋了……”

“傻子呢？”

“他没事。对傻子来说，不需要脚和手，光凭他的傻就能吃饱饭。傻瓜人人爱，笨蛋不欺人。俗话说：只要是法院的秘书和科长，就会管人；只要是傻瓜，就不愚弄人……”

外祖母对这类故事并不感到出奇，她自己就知道几十个这类故事。可是我渐渐地害怕起来，我问彼得：“老爷能把人打死吗？”

“怎么不能？当然能！他们甚至自家也互相打。有一次，一个轻骑兵来塔季扬·列克谢芙娜家，他和马蒙特吵开了，两人拿起手枪，来到花园。在池塘边的小路上，轻骑兵乒的一声，正打中马蒙特的肝脏！马蒙特被送到乡下的公墓，轻骑兵被送到高加索，这样也就没事了！这是他们打死自家人！要是打死农民或者别的什么人，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他们也许更不那么可怜人了，农民已不属于他们的了。从前他们总还可怜人，自己的财产嘛！”

“就是那时候也不心疼人。”外祖母说。

彼得表示同意：“这话也对：是自己的财产，不过是不值钱的财产……”

他对我很热情，跟我谈话时比跟大人们谈话时和气，也不回避目光，但他有的地方我不喜欢。他在招待大家吃他心爱的果酱时，我的那片面包的果酱抹得比别人的厚；他常常从城里带给我麦芽糖、罂粟籽饼。他跟我谈话时，总是一本正经，声音很低。

“将来做什么呀，小老爷？当兵还是当官？”

“当兵。”

“这是好事。如今当兵也不难了。当神甫也好，喊几句‘上帝饶恕吧’，也就完事大吉了！当神甫甚至比当兵容易，当渔夫就更容易了，什么学问也不需要，但要习惯……”

他有趣地描绘鱼儿怎样围着钓饵游来游去，上钩的鲈鱼、鲤鱼、鳊鱼怎样挣扎。

“对了，外祖父打你时你生气吧，”他安慰我，“小老爷，生气毫无必要，打你是为了教训你，而且这种打算不了什么！我女主人塔季扬·列克谢芙娜，嗬！她打人是出了名的！为此她还专门养了个打手，名叫赫里斯托福尔，他是个打人高手，邻近花园女主人都来这里求助：‘塔季扬·列克谢芙娜，请您派赫里斯托福尔去揍我家的农奴！’她答应了。”

他心平气和，详详细细讲述着：女主人身穿白细纱连衣裙，头系轻盈的天蓝色丝巾，坐在圆柱式门廊里一把红色安乐椅上，赫里斯托福尔就在她面前鞭打农『妇』和农夫。

“小老爷，这个赫里斯托福尔虽然是梁赞人，可是长相像茨冈人或者乌克兰人。他的两撇胡子翘到耳根，脸色铁青，下巴胡子剃得光光的。他也许是真傻，也许是怕人家更多地求他而装傻。常见他在厨房里往茶杯里倒点儿水，再抓一个苍蝇或者蟑螂、甲虫什么的，用根树枝把它们按到水里淹，淹好久好久。有时，他从衣领上抓自己身上的虱子来淹……”

诸如此类故事，我是很熟悉的，我从外祖母和外祖父的嘴里听过很多。故事各式各样，但彼此又都相似得出奇：每个故事里都讲折磨人、欺负人、压迫人。这些故事我听够了，不愿意再听，于是我求车夫：“讲个别的吧！”

他把全部皱纹都集中到嘴角，然后又把皱纹上移到眼角，同意了。

“好吧，你这个故事迷，我就讲个别的。我们那儿有一个厨师……”

“到底是哪儿？”

“就是女伯爵塔季扬·列克谢芙娜那儿。”

“你干吗叫她塔季扬？难道她是男人？”

他细声细气地笑了。

“她当然是女主人，可是她有小胡子，漆黑漆黑的。她祖先是黑皮肤德国人，这个民族像阿拉伯人。咱们还是讲那个厨师吧，小老爷，这个故事挺可笑……”

这个挺可笑的故事大意是这样：厨师做坏了一个大馅饼，主人逼他一口气把它吃完，后来他病倒了。

我生气地说：“这一点儿不可笑！”

“什么才可笑？嘿，你说！”

“我不知道……”

“那你就住嘴！”

于是他又胡诌些枯燥无味的东西。

有时候，两个表哥来我们这儿过节。前面说过，米哈伊儿的萨沙愁眉苦脸，懒惰成性；雅科夫的萨沙干净利索，什么都懂。有一次，我们三人在自家屋顶上练徒步旅行，看见贝特连院子里有一位老爷，穿着绿色毛皮礼服，坐在墙边柴火堆逗几只小狗崽玩。他又小又黄的秃脑袋没有戴什么。一个表哥提议偷他一只小狗崽，我们很快就拟定了一个机智的偷狗计划：两个表哥马上到街上贝特连的大门口，我在屋顶上吓唬老爷，等把他吓跑，他们就溜进院子抓小狗。

“怎么吓唬呢？”

一个表哥提议：“往他秃脑袋上吐痰！”

往人脑袋上吐痰算不了大罪，这我多次听人说过，自己也见过比这坏得多的行为，我当然也就忠实地执行了自己承当的这个任务。

这可惹起了一场风波。贝特连家的一大队男女来到我家院子，领头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军官。因为在我犯事的时刻两个表哥还在街上溜达，据说全不知道我的恶作剧行为，所以外祖父痛打了我一个，这样来充分地满足贝特连一家人。

挨了一顿痛打后，我躺在厨房的高板床上，这时快乐的彼得大伯穿着过节的衣服爬上我的床。

“这一招你想得妙，小老爷！”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就该这样对他，这个老山羊，吐他。吐这般家伙！还该用石头砸他腐朽的脑袋！”

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个老爷圆圆的、没有胡须和头发、像小孩一样的脸蛋儿，他像狗崽儿一样低声可怜地尖叫，一面用双手擦发黄的秃脑袋——想到这里，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也恨两个表哥。可是，当我细瞧眼前这位马车夫筛子般的脸时，这一切羞和恨都忘掉了。这副皱纹满布的面孔哆嗦着，令人害怕和讨厌，像外祖父打我时的面孔一样。

“走开！”我叫喊，用手推他，用脚踢他。

他嘿嘿地奸笑，眨巴着眼睛，爬下了高板床。

从这时起，我再也不愿跟他谈话了，我开始躲他，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注视他，模糊地期待着马车夫会有什么发生。

这场风波过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

奥夫相尼科夫寂静的房屋早就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这座灰色的房屋里，过着一种特别的、神秘的童话生活。

而贝特连家的生活喧闹和快活，那里有许多美丽的太太和小姐，军官和大学生们常来找她们，那里欢声笑语，歌声、琴声不断。连房屋的外貌也是快活的，窗玻璃亮光闪闪，玻璃窗里花草绿影绚丽多姿。

外祖父不喜欢贝特连一家。

“一些异教徒，无神论者。”他总是这样说这一家人，还用一个令人作呕的词来称呼这家的女人，彼得大伯有一次幸灾乐祸地给我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思，他的解释也令人作呕！

但是，奥夫相尼科夫严厉而沉默的房屋令外祖父肃然起敬。

这所高高的平房伸进院子里。院子有块茂盛的草坪，清洁而僻静。院子中央有口井，井口上方有一个用两根柱子支起的顶棚。房子仿佛想躲开大街似的往里面挪。三个狭窄的拱形窗户离地面很高，窗玻璃模糊不清，在阳光里映出彩虹。大门的另一边是一座仓库，仓库正面跟房子完全一样，也有三扇窗户，不过是假的：在灰色的墙上嵌进三个窗框的装饰板，在装饰板上用白颜料画上窗格。这些瞎眼的窗户使人感到不舒服，整个仓库也在暗示：这房子想躲起来偷偷地生活。整个花园宅地，以及几处空荡荡的马厩和开有大门的且空荡的几处板棚，仿佛都给人一种忍气吞声或者孤芳自赏的感觉。

有时候，一个老头儿在院子里走动，腿有点儿瘸，个子很高，刮净的脸上蓄着白胡子，鬓发像一根根针一样翘着。有时候，另一个脸庞宽、鼻子歪的老头儿从马厩里牵出来一匹长脸、瘪胸、细腿的灰马；马来到院子，冲着四周点头哈腰，好像一个温顺有礼的尼姑一样。瘸子老头儿用手掌响亮地拍打着马，吹着口哨，粗声地呼吸，后来马被牵到黑暗的马厩里。我觉得，仿佛这个老头儿想骑马离开这里而又不能离开，仿佛他被魔法给捆在这屋里似的。

几乎每天都有三个男孩在院子里玩，从中午玩到晚上。他们穿同样的灰上衣和裤子，戴一样的帽子，都长着圆脸、灰眼睛，彼此那么相像，我只能凭个子高矮来区分他们三个。

我从围墙缝里观察他们，他们注意不到我，而我很希望他们能发现我。我喜欢他们那么好地、快乐和睦地玩我不会的游戏，喜欢他们互相关心。两个哥哥特别关心小弟弟——那个活泼可笑的小矮个儿。弟弟要是摔倒了，两个哥哥也笑他，像平常人笑一个摔倒的人一样，但不是幸灾乐祸，而是马上过去扶他起来。他要是弄脏了手或者膝盖，他们就用牛蒡叶子、用手帕给他擦干净，老二还和蔼地说：“看你笨的！……”

他们从来不互相骂架，不互相欺骗，三个人都敏捷有劲儿，不知道疲倦。

有一次，我爬上树，对着他们吹了一声口哨。他们听见后都站住了，然后不慌不忙地聚在一起，瞧瞧我，低声地商量着什么。我心想，他们一定会向我扔石子，于是下地，把所有的口袋甚至连怀里都装满了石子，然后又爬到树上，但他们已经在离我很远的院子角落里玩游戏了，显然他们把我忘了。这真扫兴，然而我不愿意开第一枪。没过多久，有人从窗户的通风口向他们喊了一声：“孩子们，回家！”

他们不慌不忙、服服帖帖地走了，像三只小鹅。

有好几次，我坐在围墙上头的一棵树上，等待他们叫我跟他们一起玩，可是他们没有叫我。但我的心已经跟他们一起玩了，有时我竟那么入神，甚至高声叫好或者哈哈大笑。他们三个都一齐看我，悄悄谈论着什么。我怪不好意思，就从树上爬下来。

有一次，他们玩捉『迷』藏，轮到老二去“捉”。他站在仓库后面的拐角处，诚实地用双手蒙着眼，不偷看；他两个兄弟跑去躲藏。老大敏捷地爬进仓库廊檐下一个宽大的雪橇里，小弟弟惊慌失措，可笑地围着井台『乱』跑，不知道该藏到哪儿好。

“一、二……”大哥喊道。

小弟弟跳上井台，抓住绳子，两只脚踩进空桶里，那空桶碰着井架的四壁咚咚地响，不见了。

我看见上好油的辘轳快速无声地旋转，愣住了，但很快就明白会发生什么事，于是纵身跳到他们院子里，喊道：“掉井里了！……”

老二跟我同时跑到井台，他抓住井绳，井绳把他往下拽了一下，他的双手摩擦得像火烫着一般，但我已经把住了井绳。这时他大哥也跑来，帮助我往上拉水桶。他说：“请轻轻地拉！……”

我们很快就把小弟弟拉出来，他也吓坏了。鲜血从他的右手指往下滴，一边腮帮也擦伤了，腰部以下湿淋淋的，脸白得发青，但是他微笑着，打着冷战，睁大眼睛。他一面微笑，一面拉长腔调说：“我怎——么——掉——下——去了……”

“你疯了，你知道吗？”二哥把“疯”说成了“分”，他抱着弟弟，用手帕擦他脸上的血。大哥皱着眉头说：“咱们走吧，反正瞒不住……”

“你们会挨打吗？”我问。

他点点头，然后向我伸出手来，说：“你来得很快！”

我高兴听到他的夸奖，我还没来得及握住他的手，他又对二弟说：“咱们走吧，他会着凉的！咱们就说他摔倒了，不要说掉井里的事！”

“对，不要说，”小弟弟哆嗦着表示同意，“我这是摔到水洼里，是吧？”

他们走了。

眼前这一幕发展得这么快，以至当我抬头看那条我刚从上面跳到院子里的树枝时，它还在摇晃哩，黄叶正从上面落下来。

三兄弟大约有一个星期没有到院子里来，以后又来了，比先前玩得更活泼热闹。老大看见我在树上，就亲热地喊我：“来我们这儿玩！”

我们爬到仓库廊檐下那个旧雪橇里，彼此端详着，询问着，谈了很久。

“你们挨打了吗？”我问。

“挨了。”老大回答。

很难相信这些孩子也和我一样挨打，真为他们难过。

“你干吗要抓鸟？”小弟弟问。

“鸟叫得好听。”

“你别抓鸟，让它们爱怎么飞就怎么飞好了……”

“好吧，我以后不抓了！”

“不过你先抓一只送给我。”

“你要什么样的？”

“快活的，关到笼子里的。”

“也就是黄雀了。”

“猫会吃掉的。”老二把“吃”说成了“七”，“爸爸也不让。”

老大同意说：“爸爸不让……”

“你们有妈妈没有？”

“没有。”老大说，但老二纠正说：“有，不过是另外一个，不是亲的，亲的没有了，她死了。”

“另外的叫后妈。”我说。

老大点点头：“是的。”

三兄弟都沉思起来，脸色暗淡了。

从外祖母的童话里我知道什么是后妈。所以他们的沉思我是理解的。他们紧挨着坐在那里，一模一样，像三只小雏鸡。我想起了童话里那位骗取亲娘位置的巫婆后妈，于是我向他们保证说：“亲娘还会回来的，你们等着吧！”

老大耸了耸肩：“要是死了呢？不会复活的……”

“不会？我的上帝啊，死人复活的事多啦，甚至被砍成肉片，只要洒上活水，就复活了！这不是按上帝旨意的真死，是受妖人摆布和魔法捉弄的假死，这种假死情况可多啦！”于是我兴高采烈地给他们讲外祖母的故事。

老大开始总是轻轻地笑着说：“这我们知道，这是童话……”

他的两个弟弟静静地听着，小的抿紧了嘴，一副认真的样子；老二一只胳膊肘支着膝盖，俯身对着我，另一只胳膊搂着小弟弟的脖子。

天已经很晚了，红霞高悬在屋顶的上空。这时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出现在我们身旁，他穿着一件像神甫穿的紫红色长衫，戴着一顶『毛』茸茸的皮帽。

“这是谁？”他指着我问。

老大站起来，冲外祖父的房子点点头：“他是那家的……”

“谁叫他来的？”

三个孩子立刻一声不吭地从雪橇上爬出来，回家去了，那样子又使我想起服服帖帖的鹅。

老头儿紧紧抓住我的一个肩膀，牵着我经过院子向大门走去。我被他吓得想哭，但他的步子迈得又大又快，以至我来不及哭就已经到了街上。他在柴门口停下来，指着我吓唬着：“不准你到我这儿来！”

我气坏了：“我根本不是来找你的，老鬼！”

他又用那只长胳膊抓住我，牵着我在人行道上走，一面问：“你外祖父在家吗？”这问话像一把锤子一样敲打着我的脑袋。

该我倒霉，外祖父正好在家。他站在气势汹汹的老头儿面前，仰起头，胡子往前翘，正视着那对混浊的、像小铜钱一样的圆眼睛，慌忙地说：“他母亲出门了，我忙得很，没有管好他。请您原谅，上校！”

上校对着全屋满意地大咳了一声，然后像木头一样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我被扔进院子里彼得大伯的马车里。

“小老爷，又闯祸了？”他一面卸马套，一面问，“为什么挨打啊？”

当我对他讲了是为什么以后，他火了，气呼呼地小声说：“你干吗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是公子少爷，是小毒蛇。看你为了他们被打成这样！现在你也揍他们，还顾虑什么！”

他气呼呼地嘀咕了好久。我因为挨打也满肚子怒气，所以起初怀着好感听他讲，但他满脸的皱纹抖动得越来越讨厌，这张脸反而提醒了我：三个孩子也要挨打，而且他们没有对不住我的地方。

“不应该打他们，他们是好人，你尽胡说，”我说。

他看了看我，突然大叫一声：“从马车上滚开！”

“你浑蛋！”我跳下地，也大叫了一声。

他满院子追我，就是抓不到。他一面跑，一面不自然地喊道：“我浑蛋，我胡说？看我怎么揍你……”

外祖母走到厨房门口的台阶上，我扑到她怀里，车夫开始向外祖母诉起苦来：“这孩子弄得我活不了啦！我比他大五倍，他竟骂我母亲，什么都骂……还骂我是骗子……”

每当人家当着我的面撒谎，我就惊讶得不知所措，傻着眼发呆。这时也一样，我真不知怎么办，幸好外祖母很坚定地说：“彼得，你这真是在撒谎，他不会骂你太难听的话！”

要是外祖父，他会相信车夫的。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不宣而战，互相进行恶毒的挑衅。他极力装作无意地撞我一下，用缰绳碰我，放走我的鸟儿。有一次，他把我的鸟儿喂了猫。他找各种借口向外祖父告我的状，我越来越觉得他是个跟我一样的小孩，只不过装扮成老人罢了。我拆散他的草鞋，弄松和弄坏草鞋带却又不『露』痕迹，他穿上后，带子断了。有一次，我在他帽子里撒了胡椒，弄得他打了整整一个小时喷嚏。总之，我用尽心思报复他。每逢节假日，他整天都在监视我，一天几次抓住我和小少爷们来往这种犯禁的事，抓住了就向外祖父告密。

我和小少爷们的来往继续着，而且这越来越使我愉快。在外祖父的院墙和奥夫相尼科夫的围墙之间一个僻静的角落里，长着一棵榆树、一棵菩提树和密密一丛接骨木。我在这丛接骨木下面的围墙上开了一个半圆的小洞，三兄弟轮流或者每次两个人到小洞前面来，我们蹲着或者跪着悄悄地谈话。他们中间留一个放哨，提防上校碰见我们。

他们讲自己苦闷的生活，我听了感觉很悲伤。他们讲我抓来的鸟儿怎样生活，讲许多有关儿童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提到过后母和父亲，至少我不记得有这样的话。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干脆建议我讲童话，我也乐意认真地把外祖母讲过的故事重又讲给他们听，如果哪儿忘了，就请他们等一会儿，我跑去问外祖母忘了的地方。每次外祖母都愉快地告诉我。

我还对他们讲了许多关于外祖母的事。老大有一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大概外祖母都特别好，从前我们也有一个……”

“从前，过去，曾经。”他常常伤感地说，就好像他已经在地球上活了一百年，而不是十一年。我记得，他的手掌窄窄的，手指细细的，整个身体也是又细又弱；眼睛很亮，可是很温和，像教堂里长明灯的火苗。两个弟弟也很可爱，也使人对他们充满无限的信任，但是我更喜欢老大。

我正讲得出神，常常没留意彼得大伯是怎样出现的。他总用一句拉长的叫声赶散了我们：“又在——一起了？”

我看到，彼得大伯越来越频繁地发愁和发呆，我甚至能预见他干活回来的心情：他通常开门不慌不忙，门枢纽长时间发出懒洋洋的吱呀声；如果车夫心情不好，门枢纽便短促地吱呀几下，就像疼得“哎哟”几声一样。

他的哑巴侄儿到乡下结婚去了。彼得一个人住在马厩头上那间狗窝似的矮屋里，那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里面充满发霉的皮革、焦油、汗臭和烟草的浓烈气味。由于这种气味，我从不到他的住屋去。他现在睡觉不灭灯，这使外祖父很不高兴。

“当心烧了我的房子，彼得！”

“不会的，你放心！夜里我把灯放在有水的碗里。”他回答时眼睛往旁边看。

不知为什么他现在总是往旁边看，他也早就不参加外祖母的晚会了，也不再请人吃果子酱。他的脸干枯了，皱纹更深了。他走路摇摇晃晃，两只脚拖在地面抬不起来，像病人似的。

在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清早我和外祖父在院子里清扫夜里下的一场大雪。柴门的闩头突然铿的一声，跟平时不同，响声很大。一个警察进了院子，他用背把门掩上，又用灰色的手指一钩，招呼外祖父过去。外祖父走到他跟前，他把长着大鼻子的脸探向外祖父，就像是在啄外祖父的额头。听不清警察嘀咕了什么，只见外祖父急忙回答：“在这儿！什么时候？我这个记性啊……”
突然，他滑稽地腾空一跳，大叫了一声：“上帝饶恕，真有这么回事吗？”
“别大声。”警察严厉地说。
外祖父扭头看见了我，说：“你收起铁锹，回屋里去！”
我在拐角处躲起来，他们向车夫的狗窝走去，警察摘掉右手的手套，拍打着左掌，说：“他——明白，扔掉了马，把它藏了起来……”
我跑到厨房里，把我看见和听到的这一切告诉了外祖母，她正摇晃着落满面粉的脑袋，在面盆里和面做面包。她听我说完，安详地说：“大概他偷了什么……玩去吧，没你的事！”
当我又跳到院子的时候，外祖父正站在柴门旁边，脱掉帽子，望着天画十字。他面带怒气，头发竖起，一只脚打哆嗦。

“我不是叫你回屋里去吗？”他把脚一跺，对我吆喝了一声。

他自己也跟在我后面，一进厨房就叫外祖母：“你来，孩子妈！”

他们走到隔壁房间里，耳语了半天。当外祖母又来到厨房时我明白了，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你干吗害怕？”

“住嘴，听见没有？”她低声地回答。

家里的气氛整天都不好，可怕。外祖父和外祖母惊恐地面面相觑，说话声音低得听不懂，而且只是三言两语，这更加重了惊恐的气氛。

“孩子妈，你到处都点上长明灯。”外祖父吩咐时，一面咳着嗽。

我们没心思吃午饭，但还是匆忙吃了，好像等待什么人来。外祖父疲倦无力地鼓起腮帮，咳着，嘟囔着：“魔鬼比人力量大！信教的看来是虔诚的吧，可是你看——”

外祖母不住地叹气。

这个银灰色昏暗的冬日在慢慢地消逝，慢得使人心烦。家里变得越来越不安和沉闷。

傍晚时分，来了另外一个红头发的胖警察。他坐在厨房里长凳上打盹，磕着头，打着呼噜。当外祖母问他“是怎样查出来的”。他过了好一会儿才粗声粗气地说：“我们什么都查得出来，你放心吧！”

我记得，当时我坐在窗户旁，嘴里含着一枚古老的铜钱哈热气，想把铜钱上面战胜者格奥尔吉[49]的像印到玻璃的冰花上。

突然，过道里传出沉重的响声，房门敞开了，彼得罗芙娜在门口打雷似的大叫了一声：“看看你们后院发生什么！”

她一见警察，就转身往过道跑，但这位派出所的警察抓住了她的裙子，也吓得大叫：“站住！你是什么人？你看见了什么？”

她被门槛绊倒了，跪在地上，含着眼泪哽咽地说：“我去挤牛『奶』，看见卡希林花园里一个东西，像一只靴子！”

外祖父立刻跺着脚疯狂地号叫：“胡说，蠢东西！花园里你什么也看不见，围墙很高，墙上又没有缝，你胡说！我们花园什么也没有！”

“老爷子！”彼得罗芙娜咆哮着，她一只手伸向外祖父，一只手抓着自己的头，“真是这样的，老爷子，我能胡说吗？我走着走着，看见有脚印通到你们的围墙，有一块雪地被人踩过了，在围墙那边我就看见了，过来后明明看见：他躺在那儿……”

“是——谁——呀？”

这一声拉得很长，也弄不清这问话的意思。但大家忽然像发狂似的，争先恐后地挤出厨房，跑到花园，只见彼得斜躺在那个软绵绵地铺着一层厚雪的大坑里，他的背靠着一根烧焦的梁木，脑袋垂到胸前。他的右耳下面有一条深深的裂口，通红，像一张嘴，有几块淡蓝色的东西像牙齿似的从裂口里突出来。我吓得眯上了眼睛，透过睫毛我看见他膝盖上有一把我认识的马具刀。马具刀旁边，他右手的黑手指僵硬地弯曲着，左手甩开，埋在雪里。马车夫身下的雪已经融化，他矮小的身躯深深地陷在柔软发亮的雪花里，更像是一个小孩子。他右边的雪地上红红的『露』出一片奇怪的图案，像一只鸟；左边的雪一点儿也没被什么东西动过，平坦坦的，明晃晃的。他脑袋顺从地低垂着，下巴抵着胸脯，压乱了浓密卷曲的胡须。他裸露的胸脯上凝结着无数条红色的血流，上面摆着一个大的铜十字架。嘈杂的人声使我头晕得厉害。彼得罗芙娜不住地喊叫，那警察也嚷着打发瓦列伊去什么地方，外祖父也大喊大叫：“不要踩脚印！”

但他突然皱起眉头，望着自己的脚下，大声而威严地对警察说：“你这是白嚷嚷，老总！这儿是上帝管的事，由上帝来审判，而你净说些废话。嗨，你们呀！”

大家顿时都不吭声了，都把目光停在死者身上，叹息着，画着十字。

一些不认识的人从彼得罗芙娜院子往我们花园里跑来，他们翻过围墙，跌倒又爬起，气喘吁吁，但花园里还是静悄悄的，直到外祖父望了一下四周，绝望地喊了一声，才打破了园里的寂静：“邻居们，你们干吗糟蹋马林果，你们怎么不讲良心啊！”

“彼得干了什么？”我问。

外祖母答道：“难道你没看见……”

从傍晚到深夜，厨房和厨房隔壁都挤满了生人。他们叫喊着；警察指挥着；一个助祭模样的人在写着什么，一面不住地发问，像鸭子叫一样：“怎么样？怎么样？”

外祖母在厨房里请大家喝茶，桌子旁坐着一个圆滚滚的人，长着麻脸、大胡子，说话唧唧喳喳。他讲述着：“他真正的姓名还不知道，只查出他是耶拉吉马人。哑巴一点儿也不哑，他全招了。还有第三个人，也招认了。他们很早很早以前就抢过教堂，这是他们的主要行当……”

“哎哟，上帝！”彼得罗芙娜叹息着，脸又红又湿。

我躺在高板床上往下看，所有的人仿佛都变矮了，胖了，可怕了……

【第十节】

一个星期六的清晨，我在彼得罗芙娜的菜园里捕灰雀。可是我捕了很久，红胸脯、有派头的小鸟就是不往网里走。它们卖弄俊俏，在银一般的冰层上有趣地走来走去，或者飞到披着白霜的暖和的灌木枝上，像鲜花似的在那里摇摆，抖落银灰色的雪花。这是多美的景象，连捕鸟的失败也不使人懊恼了。我这个人并不热衷于捕鸟，我喜欢捕鸟的过程胜过捕鸟的结果；我爱观察鸟怎样生活，喜欢思考鸟。

独自一人坐在茫茫雪原的边缘，在似乎一点就破的严冬寂静中听小鸟啼叫，听疾驰远去的三套马车的铃声，宛如俄罗斯冬季忧郁的云雀在歌唱……这真是一种享受！

我在雪地上打了寒战，耳朵冻疼了，于是收起网和鸟笼，翻过围墙，也就是外祖父花园，回家了。朝街的大门开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乡下人正从院子里拉着三匹马的带篷大雪橇往外走，马身上冒着热气，乡下人快活地打着口哨。我怔了一下。

“你把谁拉来了？”

他转过身来，打着手罩看了看我，跳上车座，说：“神甫！”

那么这跟我没有关系。要是来的是神甫，大概他是来找房客们的。

“嗨，我的小宝驹！”乡下人甩起缰绳，吆喝一声，吹起口哨，寂静中顿时喜气洋洋。三匹马一齐往田野里奔去，我望了望它们的背影，掩上了大门。当我走进空荡荡的厨房时，隔壁传来母亲清晰的话语：“现在怎么办，是不是要杀死我？”

我没有脱外衣，扔掉鸟笼子，三步两步来到过道，碰上了外祖父。他抓住我的肩膀，瞪着凶狠的眼睛盯着我的脸，费劲地咽了一口什么东西，沙哑地说：“母亲来了，你去！站住……”他使劲拽了我一把，差点儿把我弄倒，然后往房门口一推，说，“去吧，去吧……”

我一头撞在包着毡子和油布的房门上，好久都没有摸到房门把手，两只手因冷和激动颤抖着。我终于悄悄地开了门，目光缭乱地站在门槛上。

“是他！”母亲说，“我的上帝，长这么大了！怎么，不认得了？妈妈，看你们给他穿的，简直像……他耳朵也冻白了！妈妈，快拿鹅油来……”

她站在屋子中央，俯下身子，脱去我身上的衣服，把我弄得像皮球似的团团转。她高大的身躯裹在一件暖和柔软的红色长袍里，长袍宽大得像庄稼汉穿的上衣，一排大黑扣从肩膀斜着钉向下襟。我从未见过这种长袍。

我觉得她的脸比以前小了，不仅小，也比以前白，可是眼睛更大了，更深地陷下去了，头发更显得金黄色了。她替我脱去外衣，扔到门槛上，深红的嘴唇讨厌地撇着，说话总带着命令的语气：“你干吗不说话？高兴吗？嘿，多脏的衬衫……”

然后，她用鹅油擦我耳朵，我感到疼，但她身上散发出的清新醉人的香味减轻了我的疼痛。我偎依着她，看着她的眼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透过母亲的话音听见外祖母低声的埋怨：“他任性，不听话了，连外祖父都不怕了……唉，瓦里娅，瓦里娅……”
“妈妈，别诉苦，会变好的！”

和母亲的身材高大、青春焕发相比，周围的人都显得小了，显得可怜和衰老了。我也感觉自己老了，老得像外祖父。母亲双腿紧紧地夹住我，用沉重温暖的大手按摩我的头发。她说：“该理发了，也该上学了。你愿意念书吗？”
“我已经念会了。”
“还要再念一点儿。嗬，看你多结实，该上学了吧？”
她笑着，逗着我玩。她的笑声显得低沉而温暖。

外祖父进来了，他没精打采，头发竖立着，眼睛红红的。母亲用手把我推开，大声地问：“怎么样，爸爸？我还是走吧？”

他站在窗前，用指甲搔着玻璃上的冰花，久久不吱声。房内的气氛变得紧张可怕。每逢这种时刻，我都全身紧张，眼睛和耳朵也长大了，胸也奇怪地扩张了，我真想喊出声来。

“列克谢，走开。”外祖父低沉地说。

“为什么？”母亲问，又把我拉到身边。

“你哪儿也不要去，我不准……”

母亲站起来，像一朵云霞在房间里飘然而过，她轻盈地走到外祖父的背后，停住了，说：“爸爸，您听我几句……”

他转身向母亲尖叫了一声：“住嘴！”

“我不许你对我喊叫。”母亲轻轻地说。

外祖母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她威胁说：“瓦尔瓦拉！”

外祖父坐在椅子上，嘟嘟囔囔地说：“你站住！你在跟谁说话？怎么能这样？”

他突然吼叫起来，声音全变了：“你丢尽了我的脸，瓦里卡[50]！……”

“走开。”外祖母命令我。我心情压抑地走到厨房，爬上炉炕，久久地听着隔壁房里：一会儿大家齐声说话，互相打断，一会儿一声不响，像突然入睡。谈话的内容是母亲生了一个孩子，并把他送给了别人，但弄不明白外祖父为什么生气：是因为母亲没有问他就生了孩子呢，还是因为她没有把婴儿给他带来呢？

后来，外祖父又来到厨房，头发乱蓬蓬的，红着脸，一副疲倦不堪的样子；外祖母跟在后面，用上衣襟擦着脸上的泪水。外祖父坐在长凳上，两手使劲地把着凳子，弯着腰，颤抖着，嘴唇咬得发青。外祖母跪在他面前，轻轻地然而热切地说：“孩子爸，饶了她吧，看在基督的份儿上，饶了她吧！”

“‘马有四蹄尚且失足’，雪橇哪儿有不坏的！难道老爷、商人家不发生这种事？一个女人嘛，她又那么漂亮！就饶了她吧，谁不犯错误……”

外祖父抬起头，往后面墙上一靠，看着外祖母的脸冷笑着，抽泣着：“当然是了！还能怎样？什么人你不饶恕？任何人你都饶恕！就这样吧，嗨，你们呀……”

他俯身抓住外祖母的双肩使劲地摇晃，一面轻言快语地念叨着：“可是上帝什么也不饶恕，对吧？快入土的人还碰上这种事！这是上帝的惩罚，我们在晚年都得不到安宁和快乐！记住我的话！我们咽气前会是叫花子，讨饭的！”

外祖母按住他的双手，在他身边坐下来，悄悄地、轻快地笑了：“这算什么！讨饭有什么可怕？讨饭就讨饭呗。你听我说，你坐在家里，我出去要饭。不要怕，人家会施舍我的，我们不会挨饿！你别想这些！”

外祖父突然笑了，像一只山羊似的扭转脖子，又用手搂住外祖母的脖子，偎依着她。矮小憔悴的外祖父抽泣着说：“唉，傻女人，你这个有福气的傻女人啊，我唯一的亲人！你什么都不爱惜，你什么都不懂！你想一想，我们不是为他们干了一辈子活儿，我不是因为他们才作孽犯罪吗？唉，哪怕现在，哪怕一点点……”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泪如泉涌，放声大哭，从炉炕上跳下来，朝他们扑去。我哭是因为高兴，高兴他们谈得空前的好；我哭是因为痛苦，为他们而痛苦；也因为母亲来了，还因为他们平等地待我，让我和他们一块儿哭吧。他们拥抱着我，搂紧我，泪如雨下。外祖父对着我的耳朵和眼睛低声说：“你呀，小魔鬼，你也在这儿！你母亲来了，你将跟她在一起了，外祖父这个老鬼凶狠，现在叫他滚，是吧？外祖母纵容人，溺爱人，也叫她滚？嗨，你们呀……”

他两手一摊，把我和外祖母推开，站起来，大声愤怒地说：“一家人都走了，都一心想走，全散了啊……把她叫回来吧，快点儿……”

外祖母走出了厨房，外祖父低头对着墙角说：“大慈大悲的主啊，你看，我就这么办了！”

他用拳头使劲地捶胸。我不喜欢他这样做，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这样跟上帝说话，他总是像在上帝面前夸耀自己。

母亲进来了，厨房也因为她红色的衣袍变得亮了。她坐在桌子旁边的长凳上，外祖父和外祖母分别坐在她的两侧，她宽大的袖子分别搭在他们的肩上。她小声地、认真地讲着什么，他们默默地听着，不打断她的话。现在他们俩都像小孩子一样，她仿佛成了他们的母亲。

长时间的激动弄得我很疲倦，我在高板床上睡着了，睡得很香。

晚上，两个老人穿着过节的衣服去做通宵祷告。外祖父穿着行会班头的制服，即貉皮上衣和撒裤腿的裤子，外祖母快活地朝他挤了挤眼，对母亲说：“瞧你爸爸打扮的，像一只洁净的小山羊！”

母亲快活地笑了。

当我一个人跟她留在她房间里的时候，她盘腿坐在长沙发上，用手掌拍了一下膝盖，说：“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不好，是吧？”

我过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

“外祖父打你吗？”

“现在嘛，已经不常打了。”

“是吗？你给我随便谈谈什么，说呀！”

我不愿意谈外祖父，我谈起了那个非常好的人，他曾经住在这个房间里，可是谁也不喜欢他，外祖父后来不让他在这儿住。母亲显然不喜欢听这件事，她说：“好，还有什么？”

我又讲了三个孩子的事，讲起上校把我从院子里撵出来，她紧紧地抱住我。

“这个坏蛋……”她沉默了，眯起眼睛，望着地板，摇着头。

我问：“外祖父为什么生你的气？”

“我对不起他。”

“你把那婴儿带给他就好了……”

她一怔，身子往后一仰，皱起了眉头，咬着嘴唇，然后又搂紧了我，哈哈大笑。

“嗨，你这个怪人！这事不准你说，听见吗？千万别说，甚至也别去想！”

她低声地、严厉地，但又莫名其妙地说了很久的话，然后站起来，开始走动，一面用指头敲着下巴，一面不时耸动着浓密的眉毛。

桌上点着一支蜡烛，蜡油往下淌，烛光摇曳，映在空『荡』『荡』的镜子里，烟火的黑影在地板上晃动，长明灯在墙角圣像前闪着微弱的亮光，月光为结冰的窗户涂上一层银白色。母亲打量着四周，仿佛在光秃秃的墙上和天花板上寻找着什么。

“你什么时候上床睡觉？”

“等一会儿。”

“不过你白天睡了。”她想起来了，叹息了一声。

我问她：“你想走吗？”

“去哪儿？”她惊异地反问，捧起我的头，久久地看着我的脸，使我流出了眼泪。

“你怎么了？”

“脖子痛。”

其实心也是痛的。我很快就感觉到，她不会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她还会走的。

“你将来像父亲。”她一边说，一边踢着脚下几块拼在一起的小毡垫，“外祖母对你讲过他吗？”

“讲过。”

“外祖母很喜欢父亲，非常喜欢！父亲也很喜欢外祖母……”

“我知道。”

母亲看了看蜡烛，皱了皱眉头，然后把它吹灭了，说：“这样好些！”

是的，这样空气好些，洁净些，油烟的黑影就没有了，淡青色的月光投到地板上，窗玻璃上也闪着金色的亮光。

“这一段时间你住在哪儿？”

她仿佛在回忆早已忘记的事，说出了几个城市的名字。她不停地在房间里转圈，像一只大鹰在盘旋。

“你从哪儿弄来这样的衣服？”

“我自己缝的。我一切都是自己做。”

她比谁都强，这使人高兴。但她很少说话，如果不问她，她就根本不吭声，这又令人难过。

后来，她又挨着我坐到长沙发上。我们默默无言地坐着，互相紧偎着，一直坐到两个老人带着满身蜡油和神香味庄严肃穆、和颜悦色地回来。

晚饭吃得像过节那样讲究，大家在桌旁很少说话，小心翼翼地，像是怕惊醒睡不稳的人似的。

不久，母亲开始努力教我“世俗体”文字。她买了几本书，选了其中的那本《国语》做教材。我在几天中克服了读世俗体文字这道难关，可是母亲马上又要我背诗，从此就开始了我们母子之间的烦恼。

一首诗这么说：
宽阔的路，笔直的路！
占了上帝不少土地；
斧和锹没把它整平，
它灰多地软怕马蹄。

我把“土地”念成“土梯”，把“整平”换成“砍掉”，把中性名词“马蹄”第三格变成了阴性名词第一格。

“喂，你想一想，”母亲引导我说，“什么‘土梯’，怪人！是‘土地’，你懂吗？”

我懂，可是仍然念成“土梯”，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她气得说我糊涂、任性，我听了很难过。我本来是诚心诚意努力背这首该死的诗的，心里念的时候没有错，可是读出声来就准走样。我恨透这些不可捉『摸』的诗句，于是故意让它走样，把发音相似的词荒谬地排成一行。我很喜欢让这些变过戏法的诗行不具有任何意义。

可是我为这种戏法或玩笑付出了代价！有一天，在顺利做完功课后，母亲问我到底把诗背会没有，我不自觉地嘟哝了一通：
道路、双角、奶渣、不贵
马蹄、神甫、水槽……

我醒悟晚了，母亲已经双手撑着桌子站了起来，咬牙切齿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愣住了。
“不，你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
“什么就这样？”
“这样好玩。”
“到墙角去。”
“为什么？”
她低声然而威严地重复了一句：“到墙角去！”
“哪个墙角？”
她没有回答，直盯着我的脸，使我全然不知所措，不明白她要我干什么。在挂圣像的那个墙角，圣像下面摆着一张圆桌，桌上有个花瓶，里面插着虽已干枯但仍香气扑鼻的花草；前墙角放着一个盖着地毯的木箱；后墙角被一张床占据了；第四个墙角没有形成，门框和墙紧挨着。

“我不知道你要我干什么。”我说，我实在无法明白她的意思。

她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擦擦额头和脸颊，然后问：“外祖父叫你站过墙角吗？”

“什么时候？”

“平时，随便什么时候！”她大叫一声，用手掌拍了两下桌子。

“不，我不记得。”

“你知道站墙角是一种处罚吗？”

“不知道。为什么处罚我？”

她叹了口气：“唉！你过来。”

我走到她跟前，问道：“你为什么生我气？”

“你为什么故意把诗念错？”

我尽力向她解释：我一闭上眼睛，那些诗句是怎么样印在书上的，我都记得，可是我一念，别的词就脱口而出了。

“你是装的吧？”

我回答说“不”，可是马上又想：“我也许是装的吧？”我突然不慌不忙地把诗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这使我自己吃惊，也使我十分尴尬。我感觉自己的脸忽然像是发胀了一样；两耳充血，变得沉重了；脑袋嗡嗡地响，很不舒服。我站在母亲面前，羞得发烧，泪眼模糊地看见她的脸忧伤地阴沉下来，嘴唇紧闭，眉头皱起。

“怎么会这样？”她一反常态，声音全变了样，“就是说，你是装的了？”

“不知道，我并不想装……”

“你真难对付。”说着，她低下了头，“去吧！”

她开始要求我背越来越多的诗，我的记忆力也越来越不会接受这些整齐的诗句，我越来越情不自禁地、越来越恶作剧地想改变这些诗句，用一些别的词来歪曲诗句的意思。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不必要的词蜂拥而来，很快就跟书上原来该用的词弄混了。常常是整个一行都变了样，变得使我看不见，而且无论我怎样认真努力地去抓、去记都无济于事。有一首凄凉的诗，好像是维亚捷姆斯基公爵[51]的，带给了我许多苦恼：
晚上和清晨，都是一样，
许多老人、寡妇和孤儿
挎着要饭袋子从窗下过，
口呼基督，在哀求救助。

这首诗的第三行准会被我漏掉。
母亲气得把我的这些“成绩”告诉了外祖父，他狠狠地说：“他在淘气！他记性可好着哩！祷告词比我记得都牢。他说谎，他记性特别好！像石头一样，只要刻在上面，就牢固得很！你狠狠抽他！”
外祖母也揭发我：“童话他记得，歌词也记得，歌不就是诗吗？”

这话说得好，我觉得自己错了，可是一拿起诗来学，一些别的词就不知从什么地方自动冒出来，像成群的蟑螂爬出来一样。这些词也排成一行行：
也像我家大门口那样，
有许多的老人和孤儿，
他们沿街讨来的东西，
全部卖给彼得罗芙娜，
她买来喂自家的乳牛，
他们买酒在山谷里喝。

夜里，我和外祖母躺在高板床上，不厌其烦地把我从书里记住的和自己编造的全都讲给她。她有时哈哈大笑，但通常是责备我。

“瞧，你不是记住了，你不是会了！不过你不要笑话要饭的，上帝保佑他们！基督要过饭，所有的圣徒都要过饭……”

我继续嘟哝着：
要饭的我不爱，
外祖父我也不爱。
这有什么法子？
上帝饶恕我吧！
外祖父老找碴儿，
借口把我狠揍……

“你说的什么话，烂掉你的舌头！”外祖母生气了，“外祖父要是听见了会怎么样？”
“让他听见好了！”

我的日子很不好过，令人产生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想掩饰这种感觉，我撒野任性，调皮淘气。母亲教我的功课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懂。我很容易学会了算术，可是我非常不喜欢写作，也全不懂语法。但最使我感到压抑的是我看见和感觉到母亲住在外祖父家的痛苦心情。她越来越愁眉苦脸，用陌生人的眼光看大家。她长时间默默地坐在那扇对着花园的窗户旁，浑身上下黯然失色。刚来的头几天，她动作敏捷，生气勃勃；可是现在，眼睛下露出了黑圈。她接连几天不梳头，衣服皱皱巴巴，上衣也不扣，这有损于她的美貌，也使我感到难受。她应当永远漂亮、严肃，穿得干干净净，胜过任何人！

教我功课时，她用深陷的眼睛越过我的头顶望去，望着墙壁、窗户；她用疲倦的声音问我，常常忘了我的答话，也越来越爱生气和喊叫，这也使我难过。母亲应该像童话里讲的那样，比任何人都公正。

有时我问她：“跟我们在一起你觉得难受吧？”

她生气地回答：“去做你自己的事！”

我还看见，外祖父正在筹划某件使外祖母和母亲害怕的事。他常常关在母亲房里，唉声叹气，或尖声号叫，叫声像歪脖子牧人尼卡诺尔讨厌的木笛。在这样一次谈话中，母亲大叫了一声，震得全屋都听见：“不，这办不到！”砰的一声，门关上了，外祖父咆哮起来。

事情发生在晚上。外祖母坐在厨房桌子旁给外祖父缝衬衣，嘴里嘟哝着。门砰的一响后，她仔细听了听，说：“她到房客们那里去了，我的上帝啊！”

外祖父突然跑进厨房，蹦到外祖母跟前，照她的头就是一下，他甩着打疼了的手低声吼道：“不该说的别多嘴，老妖婆！”

“你这个老浑蛋，”外祖母整了整打歪了的帽子，平静地说，“我能不说！你的主意，凡是我知道的，我都要告诉她……”

外祖父向她扑去，拳头雨点般落在外祖母的大脑袋上。外祖母不防卫，也不推开，只是说：“打吧，打吧，浑蛋！让你打！”

我从高板床上向他们扔枕头、被子，从炉坑上扔皮靴，可是疯狂的外祖父没有理会。外祖母跌倒在地板上，他用脚踢她的脑袋，最后他也绊倒了，弄翻了盛着水的木桶。他一下子爬起来，吐着痰，鼻孔呼呼地喷气。他蛮横地看了一下四周，就跑回自己阁楼上去了。外祖母站起来，唉声叹气地坐到长凳上，开始整理弄『乱』了的头发。我从高板床上跳下来，她生气地对我说：“把枕头和所有的东西都捡起来，放回炉炕上！你也胡想得出来，扔枕头！这关你什么事？那个老鬼发疯了，他笨蛋！”

她忽然哎哟了一声，紧皱眉头，低头叫唤我：“你来看看，为什么这儿疼啊？”

我拨开她浓厚的头发，原来有一根发针深深地扎进头皮里了。我拔出了它，又找到一根，我的手指麻木了。

“我最好去叫母亲，我害怕！”

外祖母摆摆手：“你母亲？我还敢叫她！她没听见，没看见，就谢天谢地了！你还要去叫她！你走开！”

她用自己织花边的巧手在又厚又黑的头发里『摸』索起来，我也鼓起勇气从她头皮上又拔出了两根扎弯了的粗针。

“你疼吗？”

“没事儿，明天我烧好澡堂，洗洗就好了。”

她开始亲切地央求我：“我的宝贝，你可不要对母亲说他打我了，听见了吗？他们俩本来就互相仇恨了。你不会说吧？”

“不会的。”

“那就记牢了！来，咱们把房子都收拾好。我的脸没有伤到吧？那好，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她动手擦地板，我真心对她说：“你真像个圣徒，人家总折磨你，你却不在乎！”

“说什么胡话？圣徒……我哪能是圣徒啊！”她唠叨了半天，一面在地上爬着擦地板。我坐在炉炕的台阶上，思考着怎样替外祖母报仇。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他这样狠毒、这样可怕地打外祖母。昏暗中我看见他满脸通红，赤发竖立，我感到极度的屈辱，复仇之火在我心中燃烧，却又恨自己想不出真正好的报仇方法。

但两三天后，我不知为什么去了他的顶楼。我看见他坐在地板上一个开着的小木箱前面，正在清理里面的图纸，椅子上放着他心爱的圣像月历图册——十二张灰色的厚纸，每张纸上按月份日子分成方格，每个方格里有该日的所有圣像。外祖父很珍惜这本圣像的月历图册，只有当他特别满意我的时候，才偶尔允许我看，而我总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感觉来细看这些可爱的、普通的小人儿。我知道他们当中一些圣徒的传记——基里克和乌莉塔，受苦受难的女圣徒瓦尔瓦拉，潘苔雷蒙，以及其他许多人，我特别喜欢神人阿列克谢的悲伤的传记和一些歌颂他的美妙诗句，外祖母常动情地给我念这些诗句。当你看到几百个这样的人时，你会暗暗感到安慰：受苦的人一直都有啊！

但是，现在我决定剪碎这本圣像图册。趁外祖父走开，趁他到那个小窗前去看一张印有老鹰的厚纸时，我抓起几张就飞奔下楼，从外祖母桌子里拿出剪刀，爬上高板床，动手剪圣徒们的脑袋。一排圣徒没有了脑袋，我又可怜起他们来。于是我开始按照划分方格的线条剪，但我还没来得及剪碎第二排的时候，外祖父来了，他站在炉炕的台阶上，问道：“谁允许你拿圣像图册的？”

他看见床板上撒满了方纸块，抓起了一把，贴着脸看看后扔掉，又抓起一把。他的下巴颏儿扭歪了，胡乱跳动着，他呼吸那样剧烈，以至纸片纷纷落到地板上。

“你干了什么？”他终于大喝一声，抓住我一只腿用劲一拉，把我腾空翻起，外祖母双手接住了我。外祖父用拳头捶她、捶我，尖声叫道：“我打死你！”

母亲来了，我退到墙角炉炕旁边，她挡住我，抓住并且推开在她眼前飞舞的外祖父的双手，说道：“太不像话了！你清醒清醒吧！”

外祖父躺倒在窗户下的长凳上，号叫着：“你们打死我吧！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啊……”

“你怎么不害臊？”母亲的声音很低沉，“你干吗老是装相？”

外祖父叫喊着，两只脚在长凳上拍打着，胡须可笑地翘向天花板，两眼紧闭着。我也觉得，他在母亲面前感到害臊，他的确在装相，所以才闭上眼睛。

“我把这些纸片给你贴到细棉布上，会更好、更结实。”母亲仔细瞧了瞧这些碎片和没剪的几页，“你看，原来就皱皱巴巴的，放久了，散页了……”

母亲跟他说话时，就像在上课时给我解释疑问时那样。外祖父突然站起来，一本正经地整了整衬衣、背心，咳了一口痰，说：“那你今天就贴！我现在就把其他几页也拿来……”

他向门口走去，可是刚走到门槛又转过身来，用弯曲的手指指着我说：“他该揍！”

“应该。”母亲同意了，她俯向我说：“你干吗要这样做？”

“我就是要这样。不叫他打外祖母！不然我还要剪他的胡子……”

外祖母正在脱撕破了的上衣，摇着头责备我：“你是答应不说的！”

她向地板了吐了一口：“烂掉你的舌头，叫它不能动，不能转！”

母亲看了看她，在厨房走了一趟，又走到我跟前，问：“是什么时候打的？”

“瓦尔瓦拉，你好意思问这个，关你什么事？”外祖母生气地说。

母亲拥抱着她：“哎，妈妈，我的好妈妈……”

“还好妈妈哩！走开点儿……”

她们彼此看了看，不再说话了，分开了，可是外祖父还在过道跺脚哩！

母亲来了没几天，就跟那个快活的女房客——鞑靼军人的妻子交上了朋友，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他们住的前屋去，贝特连家的人——漂亮的小姐、太太和军官也上那里去。外祖父不喜欢这样。有好几次，在厨房吃晚饭时，他拿起羹匙威吓着，嘟哝道：“该死的家伙，他们又凑在一起了！直到明天清晨，闹得你睡不了觉。”

不久，他要求房客腾出前屋。他们搬走后，他不知从哪里运来了两车各式各样的家具，摆到这些房间里，用一把大锁把这套住房锁上。

“我们家不需要房客，我要自己请客人！”

果然，每到节假日，客人们来了。走着来的是外祖母的妹妹马特廖娜·伊凡诺芙娜，她是大鼻子、大嗓门的洗衣工，身着花格子绸衣，戴一顶金黄色帽子；同来的是她两个儿子瓦西里和维克多。瓦西里是绘图的，长着一头长发，和善快活，穿着一身灰衣服；维克多穿得五颜六色，一张狭长的马脸上布满了雀斑，他一进门洞，就一面脱套鞋，一面像讨厌的车夫彼得那样尖声哼着小调：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这使我又惊又怕。

雅科夫舅舅带着吉他坐车来了，车上还带着一个独眼秃顶的钟表匠。钟表匠身着黑色长礼服，文静得像个修道士。他总坐在墙角，歪着脖子笑，奇怪地用大拇指顶着刮过了胡子的双下巴，支撑着脑袋。他的脸色发暗，独眼好像特别留意地注视大家。他说话少，总是重复这么一句：“不用为难，反正您……”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客人时，忽然想起很久前发生的事。

还是在“新街”住的时候，有一天，大门外鼓声急促不安地咚咚响，士兵和人群簇拥着一辆黑色的高大马车，在从监狱到广场的大街上行驶。大车的条凳上坐着一个个子不高的人，他头戴圆毡帽，手脚戴着镣铐，胸前挂着一块黑牌，上面写了一大片白字。他低着头，仿佛在念黑牌上的白字。他全身摇晃着，镣铐锵锵锵地响。我正在遐想，母亲向钟表匠介绍说：“这是我的儿子。”我吓得往后退，藏起手躲他。

“不用为难。”说着，他把整个嘴巴可怕地扭向右耳。他抓住我的腰，往自己身边一拉，轻快地把我转了个圈儿，然后放开我，称赞说：“还行，孩子结实……”

我爬上角落里的皮转椅。这转椅大得可以在上面睡觉，外祖父经常夸耀，说它是格鲁吉亚大公的宝座。我爬上去看大人们怎样强作欢笑，钟表匠的面孔怎样奇怪而可疑地变换。他油腻的面孔仿佛在溶化，在流油。他笑时，厚嘴唇往右腮偏，小鼻子像盘子里的一个饺子随之挪动。两只向外伸出的大耳朵一会儿随着那只好眼的眉『毛』抬高，一会儿又向两颊颧骨靠拢，看样子，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用两只像手掌一样的耳朵把自己的鼻子捂起来。有时候，他叹一声气，伸出像杵一样又黑又圆的舌头，『舔』着油腻腻的厚嘴唇，灵巧地画正规的圆形。这一切并不惹人发笑，只是令人惊奇，使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这些人喝掺有甜酒的茶，它有股烧焦的葱味；吃外祖母酿的果子酒，这种酒有金黄色的、黑焦油色的，还有绿色的；吃浓的酸牛『奶』和带罂粟的蜜糖『奶』油饼。他们出着汗，喘着气，夸着外祖母。他们吃饱喝足了，脸红脖子粗，大模大样地各自坐在椅子里，懒洋洋地劝说雅科夫舅舅弹一弹吉他。

他俯下身来弹着吉他，令人腻烦地伴唱：
我们也曾痛快一时，
也曾闹得满城风雨——
把这一切详详细细
告诉喀山来的女士……

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动人的哀歌，外祖母却说：“雅沙，弹弹别的吧，弹首像样的歌儿，嗯？马特里娅[52]妹子，你记得从前我们唱的那些歌多好啊！”

洗衣婆整了整沙沙响的衣服，装腔作势地说：“老姐姐，如今不时兴了……”

舅舅眯起眼睛看着外祖母，仿佛她坐在很远的地方，但还是一股劲儿奏着那忧伤的曲子和唱着那烦人的歌。

外祖父神秘地和钟表匠谈话，用手指向他比画着什么。钟表匠抬起眉『毛』冲母亲那边不住地点头，他那油腻的面孔变幻莫测。

母亲一直坐在两个表兄弟中间轻轻地、严肃地跟瓦西里交谈，谢尔盖耶夫·瓦西里叹着气，说：“是的，这件事是应当好好考虑……”

谢尔盖耶夫·维克多却满脸堆笑，两只脚不住地搓着地板，忽然咿呀地唱起来：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大家都不说话了，惊讶地看着他。洗衣婆郑重其事地解释说：“他这是从戏园子里学来的，那儿就是这样唱的……”

我记得这种枯燥无聊的晚会开过两三次。后来，在一个星期天，下午晚祷刚做完，钟表匠来了。我坐在母亲房里帮她在一件破旧的绣织品上补加一些玻璃珠，门突然开了一半，外祖母惊慌的面孔伸进来又马上消失了，只听见她压低大嗓子说了一句：“瓦里娅，他来了。”
母亲纹丝未动，也没有颤抖。门又开了，外祖父站在门槛上庄严地说：“穿上衣服，去，瓦尔瓦拉！”
母亲既不站起来，又不看他，问道：“去哪儿？”
“去吧，上帝保佑！听我话。他性情温和，业务上是把好手，列克谢有个好父亲……”外祖父说话特别庄重，手掌一直抚摩着两肋，胳膊肘弯到背后，打着哆嗦，好像两手想向前伸出却又尽力打住。
母亲平静地打断他：“我对你说，这办不到……”
外祖父向她迈近一步，伸出两手，像瞎子抓什么似的，弯着腰，头发乱竖着。他沙哑地说：“走！不然我拖你走！拉着辫子……”
“你要拉？”母亲站起来问。她的脸色变白了，眼睛可怕地变细了。她很快地从身上脱掉外衣、裙子，只剩下一件衬衫，走到外祖父跟前说：“拖吧！”
外祖父龇牙咧嘴，用拳头威吓她：“瓦尔瓦拉，穿上衣服！”
母亲一只手挡开他，另一只手握住门环往外推，说：“好，咱们走吧！”
“我诅咒你。”外祖父低声说。
“我不怕。走呀！”她推开门，可是我外祖父抓住她衬衫的下襟，跪倒在地上，低声说：“瓦尔瓦拉，你这个魔鬼，你在毁掉自己！不要丢人……”
他可怜地小声叫着：“孩子妈，孩子妈……”
外祖母已经挡住母亲的去路，挥着手，像赶一只母鸡似的把她赶进门里，咬着牙说：“瓦里卡，傻丫头，你怎么啦？回去，你多不害臊！”
外祖母把她推进房里，扣上门，向外祖父弯下腰，一只手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指着他威吓说：“嘿，你这个老鬼，真糊涂！”
外祖母让他坐在长沙发上，他的屁股一蹲，啪哧一声，像布娃娃似的张开了嘴，摇晃起脑袋。外祖母对母亲大喝一声：“穿上衣服，你呀！”
母亲从地板上拾起衣服，说：“我不去他那儿，听见了吗？”
外祖母把我从长沙发上推下来，说：“舀一瓢水来，快！”
她低声说，几乎是耳语，语气镇定而威严。我跑到过道里，听见前院均匀沉重的脚步声，母亲的房里传来她大声的喊叫：“我明天就走！”

我走进厨房，坐到窗户旁边，像在做梦。

外祖父又是呻吟又是抽泣，外祖母嘟嘟囔囔地在埋怨，后来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屋里静悄悄的，叫人害怕。我想起了外祖母对我的吩咐，于是舀了一铜瓢水，走出厨房，来到过道。这时只见钟表匠从前院走出来，低着头，用一只手抚摩着皮帽子，咳着。外祖母双手贴着肚子，对着他的背鞠躬，轻轻说：“您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钟表匠在台阶的门槛上绊了一下，疾步来到院子里。外祖母画了个十字，浑身颤抖，她像在默默地哭，又像在暗暗地笑。

“你怎么了？”我跑到她跟前问。

她从我手里夺过了铜瓢，水洒到了我的双脚上。她大声说了一句：“你是上哪儿舀水去了？拉上门！”

她到母亲房里去了，我又回到厨房，听她们在一起唉声叹气、呻吟埋怨、哎哟哎哟，仿佛在搬动一件力不胜任的重物。

这是个晴朗的日子。冬天的斜阳透过结冰的窗玻璃射进来，准备好开中饭的桌子上，锡制餐具和两个长颈瓶暗淡地发光：一瓶装着赤红的克瓦斯；另一瓶装着外祖父喝的深绿色伏特加，是用“郭公草”和金丝桃浸泡的。透过窗玻璃融化的地方可以看见外面房顶上皑皑的白雪，围墙的一根根柱子和给椋鸟做的一个个小屋上装饰着银光闪烁的小圆顶。阳光穿过窗户框上挂着的鸟笼子，我的一些小鸟在那里游戏。你瞧，活泼快乐、不再怕人的几只小黄雀啾啾地叫，几只灰雀吱吱地唱，一只金翅雀拉长它嘹亮的歌喉。但这阳光灿烂、莺啼鸟语、喜气洋洋的日子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对我来说无所谓了，甚至一切对我都无所谓了。我想把鸟放走，于是开始摘下鸟笼，这时外祖母跑进来，两手拍着腰，奔向炉炕，嘴里骂着：“该死的东西，去你们的！阿库林娜，你这个笨老婆子……”

她从炉子里掏出一个大包子，用一根指头敲了敲皮，恶狠狠地吐了一口。

“全煳了！瞧我把它们烤成什么样子了！嗨，这些鬼东西！把你们全捣碎！你这个猫头鹰，干吗要鼓起眼睛？看我把你当作破瓶烂罐打碎！”

她哭了，撅起嘴，来回翻着包子，用指尖敲着烧焦的包子皮，大滴的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上面。

外祖父和母亲也进来了，外祖母把包子往桌上一扔，震得碟子跳了起来。

“瞧，这都是因为你们，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母亲听了不生气，反而高兴，她拥抱外祖母，劝她不要烦恼。外祖父衣衫皱皱巴巴，很疲倦地在桌子旁坐下来，把餐巾系在脖子上。红肿的眼睛被太阳照得眯缝着。他嘟囔着说：“算了，没什么！好的包子我们也吃过。上帝是有点儿吝啬，你几年的辛苦，他只付几分钟工钱……上帝借钱不给利息。你坐下吧，瓦里娅……算了吧！”

他像精神失常了一样，吃饭的时候一直说上帝，谈《圣经》里的忤逆不孝的亚哈，谈做父亲命苦。外祖母生气地止住他：“你吃吧，听见没有？”

母亲说着笑话，明亮的眼睛闪着光。

“刚才吓坏了吧？”母亲推了我一下，问道。

不，刚才我并未太害怕，可是现在感觉不自在，不理解。

他们像平时过节那样吃得又多又久，久得令人厌倦，你会觉得，半小时前互相叫骂、准备打架和痛哭流涕的不是他们，你简直会怀疑刚才这一切全是他们的做作，连他们的哭也不是真的，仿佛他们不会哭。他们的眼泪、喊叫和所有这些互相折磨来得快又去得快，使我渐渐习惯，越来越不能刺激到我，越来越不能触动我的心了。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由于生活穷困，俄罗斯人一般都拿痛苦来取乐，拿痛苦来玩耍，像儿童玩游戏似的，他们很少因不幸而羞愧。

在无休止的平常日子里，痛苦就是过节，火灾就是取乐，在痴呆的脸上，连伤痕也是装饰。

【第十一节】

这件事以后，母亲马上变得坚强了，腰杆挺直了，成了家里的主人；外祖父却变得不起眼了，他忧心忡忡，不言不语，变成另一个人。

他几乎不再出门，老是一个人坐在顶楼上，读一本神秘的书：《我父亲的札记》。他把书锁在小箱子里，我不止一次看见，外祖父拿书前总是先洗手。这本书短而厚，有红皮封面；淡青色的内封页上，书名的下面有褪了色的花体字题词，惹人注意：
怀着感激之情赠给尊敬的瓦西里·卡希林留作衷心的纪念。

下面签了一个怪姓，姓的最后一个字母还钩了一笔，像一只鸟。外祖父小心翼翼地翻开沉重的书皮，戴上银丝眼镜，瞧着这个题词，鼻梁长时间做着动作，以便将眼镜戴合适。我好几次问他：“这是什么书？”他庄严地回答：“这个你不需要知道。等我死了，遗赠给你。貉绒皮衣也遗赠给你。”

他和母亲说话比较温和了，也比较少了。母亲说话时，他用心地听，像彼得大伯一样，眼睛闪着光，还挥着手，嘟囔着：“好吧，你爱怎么就怎么吧……”

他的几个大箱子里放着许多稀奇古怪的服装首饰：花缎子裙，缎棉背心，银色丝绸长袖披衫，缀着珍珠的女帽和头饰，色彩艳丽的帽子和三角巾，摩尔多瓦人戴的沉甸甸的项圈，镶着各种颜色宝石的项链。他把这些全都拿到母亲房里，摆到椅子和桌子上。母亲欣赏着服饰，外祖父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衣裳比现在漂亮多了，也阔气多了！生活比现在富有，而又比现在单纯好过。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试试穿上、戴上……”

有一次，母亲进了隔壁房间。没多久，她出来了，身穿金色丝绸无袖披衫，头戴珍珠女帽。她向外祖父深深一鞠躬，问道：“好看吗？父亲大人！”

外祖父咳了一声，好像全身都精神焕发。他两手摊开，指头微微地动弹着，绕着母亲走了一圈儿，像说梦话似的含糊地说：“嘿，瓦尔瓦拉，倘若你有大把的钱，身边又都是些上等人……”

现在母亲住在前院的两间房里，她那里常常有客人，最常来的是马克西莫夫兄弟。一个叫彼得，是个美男子，身材魁梧，长着浅色大胡须、蓝眼睛，我曾因为吐了贵族老头而被外祖父当着这个军官的面狠狠揍了一顿。另一位叫叶夫盖尼，也是高个子，腿细，肩窄，脸色苍白，留着尖尖的黑胡子。他那双大眼睛像两个李子，他穿着淡绿色制服，上面不仅配着金扣子，还配着金字肩章。他常常潇洒地仰起头，把波浪似的长发从高而平的前额甩开，他谦虚地微笑着，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用一句讨人喜欢的话开头：“您看，我这么想……”

母亲眯着眼，有意笑着听他讲，而且常常打断他的话：“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请原谅，你像个小孩……”

他哥哥用宽大的手掌拍着自己的膝盖，喊道：“他就是个孩子……”

圣诞节那些天[53]过得热热闹闹，几乎每天晚上母亲房里都有衣着华丽的客人，她自己也梳妆打扮，穿得最漂亮，还和客人们一起坐车出去。

每次，当母亲和一群花花绿绿的客人走出大门时，房子就像沉没至地下，全屋变得死一般的寂静，令人感到无聊和不安。外祖母收拾房间时，像一只老母鹅似的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外祖父背靠炉炕热乎乎的瓷砖，自言自语：“那就走着瞧吧，好啊……我们看会闹出什么名堂……”

圣诞节过完，母亲送我和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萨沙去上学。萨沙的父亲又结了婚，后妈进门头几天就嫌弃继子，开始打他。经外祖父坚持，外祖父把萨沙接到自己家。我和萨沙上了一个月的学，学校里教给我的，我只记得：“回答‘你姓什么’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别什科夫’，而要说‘我姓别什科夫’，也不能对老师说：‘老兄，你别嚷，我不怕你……’”

我一下子就讨厌学校了，表哥头几天却很满意，很容易就找到了伙伴，但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睡着了，在梦中忽然可怕地大叫了一声：“我再也不了……”

他被叫醒了，他要求出去上便所，为了这被同学们狠狠地嘲笑了一番。第二天，我们俩去上学，走到“干草广场”的山沟时，他停住了，说：“你去，我不去了！我还是去溜达好。”

他蹲下来，细心地把书包埋到雪里后走了。那是正月晴朗的日子，到处阳光灿烂。我很羡慕表哥，但还是狠了狠心，上学去了。我不愿让母亲痛苦。萨沙埋的那些书当然丢了，第二天他理所当然地不去学校。第三天，他的行为被外祖父知道了。我们受审了。在厨房里，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坐在桌子旁审问我们。我记得萨沙是怎样滑稽地回答外祖父的提问：“你为什么不到学校去？”

萨沙用温顺的目光直瞧着外祖父的脸，不慌不忙地回答：“忘了学校在哪儿了。”

“是忘了？”

“是的。我找啊找……”

“你不会跟列克谢走？他不会忘！”

“我把他丢了。”

“把列克谢丢了？”

“是的。”

“怎么丢的？”

萨沙想了想，叹了口气说：“刮大风雪来着，什么都看不见。”

大家都笑了。那天没有风，天气晴朗。萨沙也小心地微笑了一下。外祖父龇着牙，尖刻地问：“你不会拉着他的手，抓住他的腰？”

“我是拉着的，可是风把我吹跑了。”萨沙解释说。

他懒洋洋地不抱希望地说着，我很不舒服听他这种不必要的、笨拙的谎话，也很惊讶他的这股拗劲儿。

外祖父打了我们一顿，然后给我们雇了一个护送人，这是一个曾经做过消防队员的断了一只胳膊的小老头儿，他负责监视萨沙在上学时不走“歪路”。但这无济于事。就在第二天，表哥走到山沟跟前，忽然弯下腰脱掉一只毡靴，扔了出去，又脱掉另一只，扔到相反的方向。他就这样穿着袜子，撒腿从广场上跑掉了。小老头儿哎哟哎哟地叫着，小跑着拾起两只靴子，然后大惊失色地把我领回家了。

整整一天，外祖父、外祖母和我母亲坐车走遍了全城，找寻逃跑的萨沙，傍晚才从修道院旁边奇尔科夫开的酒馆找到了他，他正在那里跳舞让观众取乐哩！他们把他领回家，甚至没有打他，因为他们被孩子宁死不说的拗劲儿弄得不知所措。他和我躺在高板床上，他跷起双脚，脚掌沙沙地擦着天花板，悄悄地说：“后妈不爱我，父亲也不爱我，连爷爷也不爱我，我干吗要跟他们一起过？我要去问『奶』『奶』，强盗住在哪儿，我投奔他们去。将来你们大家会知道……咱俩一块儿跑吧？”

我不能跟他跑，因为那一段时间里我有自己的任务，我决定当一个蓄着浅色胡须的军官，为了这个就必须上学。我把这想法告诉了表哥。他想了想，同意了：“这也好。将来你当军官，我当强盗头，你应该来抓我，咱们不知谁死在谁手里，或者谁抓住了谁。我是不会杀你的。”

“我也是。”

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外祖母进来了，爬到炉炕上，望了望我们俩，开始说：“怎么样？小耗子们！唉，孤儿们啊，被当成破烂遗弃的孤儿啊！”

她可怜起我们来，于是骂萨沙的后妈——肥胖的舅妈娜杰日达，酒馆老板的女儿——然后骂天下所有的后妈和后爸，又顺便讲了聪明的隐士约那少年时如何跟后妈在上帝法庭打官司的故事。他父亲是乌格里奇人，白湖[54]上的渔夫，他被年轻的妻子谋害了。外祖母继续用诗歌的语言说：
她灌了丈夫浓啤酒，
还灌了丈夫蒙汗药，
于是把酣睡的丈夫，
放进橡木的独木舟，
像放进狭窄的棺材。
她拿起槭木的小桨，
把船划到白湖中央，
划到黑魆魆的漩涡，
干可耻的魔鬼勾当。
妖婆俯身用力摇晃，
小船翻倒在水中央。
丈夫像铁锚沉湖底，
她就连忙往岸上游。
游上岸就倒在地上，
她大声哭诉假悲伤。
善良的人们信了她，
和她一起伤心痛哭：
“年轻的寡妇真可怜！
女人的痛苦实在大！
我们生由上帝主宰，
死也得交上帝安排！”
但继子约那最明白，
他不信后妈的眼泪。
他把小手放到后妈心口，
话语尖锐、口气温和：
“后妈啊，我的灾星！
你这狡猾的猫头鹰！
我不相信你的眼泪——
你的心在快乐跳动！
你跟我一起问上帝，
问所有的上天神灵。
哪位拿出一把宝刀，
请往圣洁的天上抛。
真理属于你——刀杀死我，
真理属于我——刀落你身！”
后妈翻眼盯着继子，
眼睛里冒出来凶光。
她硬实地翻身站起，
强词夺理开始辩解：
“你这没理性的畜生，
你这不足月的孽种，

你怎能说出这种话？

你怎能想出这馊招？”

人们望着听他们讲，

看出这里必有蹊跷。

人们皱起眉头思量，

交头接耳把办法想。

一位渔翁走了出来，

他弯腰鞠躬向四方，

是他的话一锤定音：
“善良的父老乡亲啊！
把宝刀交到我右手，
我把宝刀抛到九天，
让它落到罪人身上！”
人们把刀放到他手，
老人把刀往头上抛，
刀像飞鸟直上云霄，

人们久等不见下来。

人们望着明亮天空，

脱帽肃立，紧挨一起，

大家默默站在那里。

夜已降临，万籁俱寂，

宝刀仍然没有落下！

湖上泛着红色朝霞，

后妈笑逐颜开正得意，

宝刀突然像飞燕落下，

直插妖婆后妈的心窝。[55]
善良的人们纷纷跪倒，
他们向上帝齐声祷告：
“多谢上帝您主持公道！”
渔翁拉起可爱的约那，
领他去凯尔仁查河畔，
那里是遥远的修道院；
它附近不见基杰查城……

第二天醒来，我全身都是红点，出天花了。我被隔离在后院的阁楼上。我长期病在床上，眼睛失明了，手和脚都被宽带紧绑着，做着各种怪梦，其中一次噩梦几乎使我送了命。这其间，只有外祖母来看我，她用羹匙喂我，像喂婴孩那样；她无止无休地给我讲许多新颖的童话。有一天傍晚，当时我还在恢复健康，外祖母不知为什么来晚了，引起我心里恐慌。忽然，我看见了她：她躺在阁楼门外满是尘土的台阶上，脸朝下，两只胳膊摊开，脖子被割破了一半，像彼得大伯那样；一只大猫贪馋地瞪着绿眼睛，从尘土弥漫的昏暗角落里一步步向她走来。

我跳下床，脚踢肩撞，打掉了窗户的框架，纵身跳到院子里的雪堆里。这天晚上，母亲那里来了一些客人，谁也没有听见我打破玻璃和窗框，我在雪地里躺了很久。我没有摔断任何骨头，只是一只手臂脱了臼，身上被玻璃严重地划伤，但是我的两条腿失去了知觉。我在床上躺了三个来月，两腿完全不听使唤。我就这样躺着，听着：家里越来越喧闹，楼下多次地开门和关门，许多人走来走去。

屋顶上风雪悲鸣，阁楼门外狂风怒号；烟囱像出殡似的呜呜地歌唱，火炉的风门震得轧轧响；白天乌鸦嘎嘎叫，夜深人静时凄厉的狼嗥从旷野传来，在这一片音乐的伴奏下，我的心也在胀大，都快裂开了。后来，阳春三月，春光明媚。胆小的春天睁开了眼睛：太阳怯生生、静悄悄，但一天比一天亲切地窥视着窗户。屋顶和阁楼上，猫儿开始歌唱、嚎叫，春天的轻轻脚步透过墙壁传了进来。水晶般的冰柱折断了，融化的雪水从屋顶的木刻马头上滚下来，教堂的钟声也比冬天洪亮了。

外祖母照常来，但她讲话时越来越多地散发着越来越浓的酒味。后来她还随身带来一个白色的大茶壶，藏到我床底下，挤挤眼对我说：“宝贝心肝，你可不要告诉外祖父那尊家神！”
“你干吗喝酒？”
“你别问，长大你就知道了……”
她对着壶嘴吮吸了一会儿，用袖子擦了擦嘴唇，甜蜜地笑了，问道：“嗯，我的小老爷，昨天我讲什么来着？”
“讲父亲。”
“讲到哪儿？”
我提醒了她，于是她轻言细语，侃侃道来，宛如潺潺流水，绵延不断。

她是主动给我讲起父亲的。有一次，她来我这里，头脑清醒，满脸愁容，疲倦不堪，说道：“我梦见你父亲了，他好像在旷野里走，手里拿一根核桃木手杖，吹着口哨，一条花狗跟在他后面跑，伸出颤抖的舌头。不知为什么我近来常梦见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显然他漂泊的灵魂不得安宁……”

她一连几个晚上讲父亲的故事，这故事像她讲的所有故事一样有趣。我祖父是当兵的，后来当上了军官，因虐待部下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父亲就是在西伯利亚一个什么地方出生的。他生活很苦，小小年纪就常从家里逃走。有一次，祖父带着几条狗在森林里像找兔子那样找我父亲。还有一次，祖父抓住了他，将他一顿狠打，多亏邻居把这个几岁大的小孩夺走藏了起来。

“小孩总挨打吗？”我问。外祖母平静地答道：“总挨打。”

我祖母很早就去世了；父亲满九岁时，祖父也死了。一个做木匠的教父收养了我父亲，让他加入了彼尔姆市的行业工会，教他木工手艺。但是父亲还是从他那儿跑掉了，到市场上给瞎子带路。十六岁时，他到尼日尼，开始在一个姓科尔钦的木匠那里干活，这个人在轮船上承包木工活儿。二十岁那年，我父亲已经是一个能做红木家具的好木工，他还擅长壁纸的糊裱和室内的装饰。他干活儿的作坊就在“铁匠街”，跟外祖父的几栋房子相邻。

“俗说话：围墙不高，人就胆大。”外祖母笑着说，“有一天，我和瓦里娅在花园里摘苹果。突然他，也就是你父亲，从围墙翻过来，吓了我一跳。只见他从苹果树里走出来，身材魁梧，穿着白衬衫、棉绒裤，可是光着脚，没戴帽，长长的头发上系着一条细皮带。他这是求婚来了！我先前就见他常从我们窗前过，我一见他就心想：好一个小伙子！这一次，等他走近，我问他：‘年轻人，为什么有路不走翻墙头？’他双膝跪倒，说：‘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我整个人，连同我整个心，都交给您，瓦里娅也在那里。求您帮助我们俩，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们要求结婚！’我当时愣住了，舌头也不转了。我一瞧，你母亲，精灵鬼，躲在一棵苹果树后，满脸通红，像熟透的苹果，正给你爸打手势哩，不过她眼眶里已经含着泪水。我说：‘两个鬼东西，去你们的！亏你们想得出来！瓦尔瓦拉，你疯了？小伙子，你也得想一想，你配折这枝花吗？’那时候你外祖父是有钱人，子女还没分家，他有四所房子，有钱又有名望。前不久，因为他连续九年当了行会头子，人家奖给他一顶饰有金银条带的礼帽和一套制服，他那时可神气了！该说的我都向他们说了，可是我自己吓得直哆嗦，同时也可怜他们，他们俩的脸都发黑了。这时你父亲说：‘我知道，瓦西里·瓦西里耶夫是不会甘心把瓦里娅嫁给我的，所以我要偷偷娶她，只求您帮助我们。’我哪能帮这个忙！我甚至给了他一巴掌，他却没有躲闪，还说：‘就是用石头砸我，我也要求您帮助，反正我是不会后退的！’这时瓦尔瓦拉也过来了，走到他跟前，把手搭在他肩头，说：‘我们早在五月就结婚了，我们现在只需要举行婚礼。’我的老天爷啊！我甚至晕倒了。”

讲到这里，外祖母笑了，笑得全身发颤。然后她嗅嗅鼻烟，擦去了眼泪，高兴地叹了一口气，继续说：“你现在还不懂什么叫结婚、为什么要举行婚礼了吧，不过要知道，要是一个姑娘没举行婚礼就生孩子，这可是件可怕的灾祸！你要记住这个！你长大了，可别勾引姑娘干这种事，对你来说这是天大的罪孽，姑娘会遭到不幸，生的孩子也不合法。你一定要记住，要当心！你做人，要怜惜女人，真心地爱她们，而不是为了玩弄，这就是我教给你的金玉良言！”

她陷入了沉思，在椅子上摇晃着，然后抖擞了一下，又开始讲：“现在怎么办？我敲打马克西姆的额头，揪瓦尔瓦拉的辫子，可是他理智地对我说：‘打，解决不了问题！’她也说：‘你还是先想想办法吧，打架的事放在以后！’我问他：‘你有钱吗？’他说：‘有，我还拿钱给瓦里娅买了个戒指。’‘你有多少？三个卢布吧？’‘不，大约一百卢布。’他说。那时候，钱很值钱，东西便宜。我望着他们——你母亲和你父亲，心想，这真是两个孩子，一对小傻瓜！你母亲说：‘我把戒指藏在地板底下，怕你们看见，可以把它卖掉！’简直是个『毛』孩子！话虽这么说，我们还是左商量右合计，总算谈妥了：一个星期后他们举行婚礼，由我去跟神甫交涉。可是我不由得大哭，心跳得厉害，怕你外祖父知道。瓦里娅也害怕。后来，也就这样安排妥当了！

“不过你父亲有一个仇人，是一个工匠师傅，他人很坏。他早就对这一切有所觉察，监视我们。那一天，我尽可能把自己唯一的女儿打扮好，领她出了大门。一辆三套马车在拐角的地方等着，她坐上车，马克西姆一吹口哨，他们就这样坐车走了！我含着眼泪往屋里走，忽然那人迎面走来，这个坏家伙对我说：‘我是好人，我不想妨碍这段姻缘，不过，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你为此得给我五十卢布！’我没有钱，我不爱钱，没有攒钱，真糊涂，我对他说：‘我没有钱，也不给！’他说：‘那你答应以后给！’‘哪能答应，我以后从哪儿弄钱去？’他说：‘偷你有钱的丈夫还难吗？’我这个傻瓜，本该跟他多谈几句，把他缠住，我却向他丑陋的嘴脸吐了一口唾沫就走。他跑到我前面，在院子里闹开了！”

她闭上了眼睛，微笑着说：“甚至现在想起这种大胆的胡来就觉得可怕！你外祖父暴跳如雷，活像只野兽，这事儿对他可非同儿戏！他常常望着瓦尔瓦拉夸耀：‘我要把女儿嫁给贵族，嫁给老爷！’现在他找到贵族、老爷女婿了！至圣的母亲比我们更知道谁跟谁相配。你外祖父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院子里『乱』窜，他叫来雅科夫和米哈伊尔，请来了那个麻脸的工匠师傅和车夫克里姆。我看见车夫拿起了流星锤，就是皮带上挂个秤砣；米哈伊尔拿起了猎枪。咱家的这几匹马好，有烈『性』，四轮马车能跑长途，又轻快。我想，他们肯定会追上！这时，瓦尔瓦拉的保护神指点了我，我找到一把刀，把驾辕的皮带割了个口子，我心想，它大概在路上会断的！果然，车辕在路上脱掉了，差点儿没把外祖父和米哈伊尔以及克里姆给砸死。这样他们耽误了时间，等他们修好车赶到教堂时，瓦里娅和马克西姆已经举行完婚礼站在教堂门廊里了。谢天谢地，荣耀属于主！

“他们这帮人拥上去要打马克西姆，可是他身体壮，力气大得惊人！米哈伊尔从门廊被扔了出来，摔断了一只胳膊，克里姆也受了伤，外祖父和雅科夫还有那个工匠师傅都害怕了。

“他在发怒时也没有失去理智。他对外祖父说：‘把流星锤扔掉，别对着我晃悠。我是老实人，不喜欢动武。我拿的是上帝给我的，任何人都夺不走，我也不多要你任何东西。’他们撤退了，外祖父坐上车，喊着说：‘瓦尔瓦拉，从此永别了，你不是我女儿，我不想再看到你，死活由你去！’他回到家，就打我骂我，我只是哎哎哟哟，不说话，心想：一切都会过去，反正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后来他对我说：‘阿库林娜，你给我听着，哪儿也不许你去认她这个女儿！你记住！’我心里有数：‘你只管胡说，赤发鬼！怨恨像冰块，见热就会化！’”

我听得津津有味。她讲的有些地方使我吃惊。外祖父描述母亲的婚礼却是另一个样：他当时反对这门亲事，婚礼后不准母亲进家门。可是他说，母亲的婚礼并不是秘密举行的，他也去了。我不想问外祖母究竟他们俩谁说得对，因为外祖母的故事更美，我更喜欢。外祖母讲的时候，身子老是摇摇晃晃，像是坐在小船上。她讲到悲伤处或者可怕的地方时，摇晃得更厉害，一只手向前伸出，仿佛在空中阻挡着什么。她常常眯起眼睛，满布皱纹的两颊『露』出盲人一样的慈祥的微笑，浓厚的眉『毛』微微地颤动。这种盲人的或者盲目的慈善——这种容忍一切的慈善，有时也曾打动我的心，但有时我非常希望外祖母能说一句强有力的话，能大喊大叫一声！

“大约头两个星期，我不知道瓦里娅跟马克西姆住在哪里。后来她打发一个机灵的小孩跑来告诉我。我等到星期六，装着去做通宵祷告，亲自去找他们。他们住在很远的‘忙人坡’上人家一间小厢房里。全院子里住满了手艺人，杂『乱』、肮脏、喧闹。可是他们俩过得不错，卿卿我我，有说有笑，简直像一对快乐的小猫。我尽可能带给他们东西：茶、糖、杂粮、果酱、面粉、干蘑菇、钱——不记得钱数了，是从外祖父那里悄悄拿出来的，只要不是为了自己，是可以偷的！你父亲什么都不肯收，生气地说：‘我们难道是讨饭的？’瓦尔瓦拉也帮腔说：‘哎哟，妈妈，这是为什么？……’我把他们俩数叨了一顿：‘傻小子，我是你什么人？是丈母娘，上帝把你的母亲赐给你；傻丫头，我是你什么人？是你亲娘！’我说，‘难道可以让我受气吗？要知道，亲娘在地上受气，圣母就在天上痛哭！’这时，马克西姆把我抱起来满屋子里走，还一面跳，力气可大了，像一头熊！瓦里卡这个小丫头像一只美丽的孔雀，一个劲儿夸丈夫，像是夸一个新买的洋娃娃，眼睛老是滴溜溜转，谈起家务总是那么一本正经，一副真正管家婆的样子，可是真笑死人！喝茶时她拿出了奶渣饼，这饼连给狼吃也要咬掉牙齿，奶渣像砂粒一样散开了！

“这样过了很长时间，直到你快要出生了，你外祖父还是一声不吭，这个倔犟的家神！我偷偷地去他们那里，他知道，却假装不知道。他在家里禁止所有的人提起瓦里娅，大家也都不提，我也不提。可是我心里有数：父亲的心是不会长时间不开窍的！这盼望已久的时刻到底来了。一天夜里，风雪呼啸，那声音像是一群狗在窗户上爬；烟囱欢唱，像家家灶神挣脱了锁链。我和你外祖父躺在床上睡不着。我说：‘在这种夜里穷人不好过，心不安的人更不好过！’外祖父忽然问我：‘他们过得怎么样？’我说：‘还不错，他们过得好。’他说：‘我问的是谁啊？’‘你问的是女儿瓦尔瓦拉、女婿马克西姆呗。’‘你怎么猜到我问的是他们？’‘你得了吧，’我说，‘老爷子，你还装糊涂，收起你这套把戏吧，谁高兴你这一套啊？’他叹息着说：‘嗨，你们这些鬼啊，你们这些背地里搞名堂的小鬼！’后来他正式打听，‘那个大浑蛋’，他这是说你父亲，‘他真是个浑蛋吧？’我说：‘谁不愿干活儿，谁骑在别人头上，谁就是浑蛋。你看看雅科夫和米哈伊尔，这种人活着不是浑蛋吗？谁在家里干活儿？谁挣钱？是你。他们是你的好帮手吗？’他于是骂我，骂我浑蛋、下贱，骂我给嫖娼拉皮条，记不清他怎样骂了！我一声不吭。他说：‘你怎么能轻信一个来路不明、不知底细的人？’我还是不吭声，等他骂累了，我说：‘你最好去看看他们过得怎样，他们过得可好哩！’他说：‘那太赏他们脸了，叫他们自己来……’这时我高兴得甚至哭了。他弄散我的头发——他喜欢摆弄我的头发，嘟哝着说：‘别哭了，傻婆子！我难道没心没肺？’是呀，咱们这位外祖父从前可好哩！自从觉得没有谁比他聪明，他就生气发火，变得愚蠢了。

“在圣日，就是大斋期前的最后一个礼拜日，你母亲和父亲来了，一对大高个儿，身上干干净净。马克西姆迎面站到外祖父跟前，外祖父只到他肩膀，他站在那儿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不要以为我是来求嫁妆的，不是的，我是来向岳父请安的。’外祖父很高兴，咧着嘴笑了，说：‘嘿，你这个大傻个儿，绿林好汉！别再淘气了，跟我一块儿住吧！’马克西姆皱起眉头，说：‘这要看瓦里娅是不是愿意，我怎样都行！’于是这一老一小马上就开始针尖对麦芒了，他们怎么也合不拢！我总向你父亲递眼色，在桌子底下用脚碰他，全都白搭，他总是我行我素！他有一双快乐、明亮的好眼睛，眉毛黑黑的。他有时把眉毛一皱，眼睛就被藏起来，脸变成石头似的，一副倔犟的样子。这时除了我，谁说话他也不听。我爱他，胜过爱自己亲生的儿子，他知道，所以也爱我。他时常依偎着我，拥抱我，甚至抱着我满屋子里走，他说：‘你是我真正的母亲，是养育我的土地，我爱你胜过爱瓦尔瓦拉！’你母亲那时候是个活泼爱闹的淘气鬼，向他扑过去，大声说：‘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你这个咸耳朵死心眼的彼尔姆人！’我们三个就这样闹着玩，我的宝贝外孙啊，我们过得可好哩！他舞也跳得特好，一些歌也唱得好，是跟盲人学的，盲人是再好不过的歌手。

“小两口住在花园里一间厢房里，你就是在那里生的。正好是中午，你父亲回来吃午饭，你迎接他。他欣喜若狂，把你母亲简直折腾了一番，仿佛一点儿也不知道生孩子的艰难！他把我放在肩头，穿过院子向外祖父报告生了一个外孙。外祖父甚至也笑了，说：‘你这个魔鬼，马克西姆！’

“你的两个舅舅可不喜欢他，他不喝酒，嘴巴厉害，又很有主意，他们恨透了他！有一次，那是大斋期间，突然天刮起了大风，全屋里呜呜地怪响，可怕极了。大家惊呆了，这是闹什么鬼啊？外祖父真害怕有鬼，吩咐到处点上长明灯，他跑着喊着：‘是该祷告了！’可是响声全都停止，大家就更害怕了。雅科夫舅舅明白了，他说：‘这也许是马克西姆搞的鬼！’后来，马克西姆自己承认了，他把大小瓶子放到天窗上，风吹着瓶口，瓶子就发出各种响声。外祖父吓唬他说：‘马克西姆，当心这种玩笑会把你送到西伯利亚！’

“有一年冬天很冷，狼从野外往城里跑，不是咬死狗，就是惊吓马，还把一个喝醉的守夜人咬伤了，闹得人心惶惶！你父亲拿起猎枪，穿上滑雪板，夜间到野外去。你瞧，他准会拖回来一两只狼。他剥下狼皮，掏空狼脑袋，安上玻璃眼珠，跟真的狼一样！这一天，米哈伊尔舅舅上过道去解手，忽然跑回来，头发竖立，眼睛圆睁，喉咙发哽，说不出话。他吓得连裤子都掉到地上，被绊倒了，嘴上有气无力地说：‘狼！’大家顺手操起家伙，拿着灯火，跑到过道。一看，一只狼从柜子里伸着头！打它，射它，它都不在乎！仔细一看，原来只是一张狼皮和一个空脑袋，两只前腿是用钉子钉在框子上的！外祖父当时对马克西姆大发雷霆。可是雅科夫马上就跟他学会了这种胡闹：马克西姆用硬纸壳糊成了一个头的模样，做好了鼻子、眼睛和嘴，再贴上麻屑当头发，然后和雅科夫一起上街，把这种可怕的鬼脸伸到人家窗户里，人家见了就害怕喊叫。夜间，他们蒙着被单，去吓唬神甫，吓得他往警察亭子跑，那警察也吓得连忙大喊救命！这种恶作剧他们干了不少，怎么也管不住他们。我多次对他们说：‘别胡闹了！’瓦里娅也说他们，可是都没有用，他们照样干！马克西姆笑着说：‘看见人们为了一点儿事就吓得没命地乱跑，太好玩了！’你看他说的，你跟他还能说什么……

“他为这个差点儿没有把命送掉。米哈伊尔舅舅完全像外祖父——爱生气，爱记仇，他想谋害你父亲。那一年刚入冬，他们四个串门回来：马克西姆、两个舅舅，还有一个助祭——这个人后来因为打死了一个车夫而被开除了教籍。他们在‘驿站街’上走着，路上马克西姆被诱骗到‘酋长池塘’，说是要他去徒步滑一会儿冰。他们就像骗小孩子一样把他骗到了那里，使劲儿一推，把他推到冰窟窿里，我先前给你讲过这件事……”

“舅舅他们为什么这样狠毒？”

“他们不是狠毒，”外祖母嗅着鼻烟，平静地说，“他们简直就是愚蠢。米什卡又『奸』又蠢；雅科夫差一些，一个傻乎乎的爷们……就这样，他们把他推到水里，他从水里钻出来，双手抓住窟窿边沿，而他们踩他的手，手指都被靴后跟踩坏了。幸亏他头脑清醒，而他们都醉醺醺的，不知怎的，也许是由于上帝的帮助，他在冰下伸直了身子，脸朝上保持在窟窿中央，运着气。他们够不着他，对着他的头扔了一段时间冰块后就走了，说是让他自己沉下去吧！可是他爬上来，跑到警察局。警察局就在广场上。局长认识他，也认识我们全家，问他是怎么回事。”

外祖母画着十字，感激地说：“主啊，让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和您虔诚的信徒们一起安息吧，他值得这样！你父亲居然对警察隐瞒了真情，他说：‘是我自己喝醉了酒，『迷』『迷』糊糊地走到池塘，掉进了冰窟窿。’局长说：‘不对，你没喝酒呀！’闲话少说，在警察局，他们用酒给他擦了身体，让他换上了干衣服，裹着皮袄，用车送他回来。局长亲自送他，还有两个警察跟着。雅什卡和米什卡还没有回来，逛酒馆去了，给父母‘现眼’去了。我和你母亲看见你父亲，他简直变成另一个人，浑身紫青色，手指全受了伤，流着血，两鬓好像有雪，但是不融化，是鬓角变白了。

“瓦尔瓦拉大喊大叫：‘你怎么啦？’局长对什么都打听、都过问。我心里反应过来：哎哟，事情不妙！我让瓦里娅对付局长，我自己去问马克西莫什卡[56]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耳语说：‘您先去截住雅科夫和米哈伊尔，教他们说：他们和我在“驿站街”分了手，他们到“圣母节大街”去了，说我拐进了“纺织巷”！别说错了，不然就要吃警察的苦头了。’我就对外祖父说：‘你去跟局长谈，我到大门口等儿子。’我告诉他出了什么『乱』子。他穿着衣，哆嗦着，嘟哝着：‘我就知道会出『乱』子，料到会出『乱』子！’他胡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于是我截住了他们，我迎面就给这两个小子几巴掌！米什卡吓得一下子就清醒了，宝贝儿子雅什尼卡舌头还是硬得说不成话，只是嘟嘟囔囔：‘我一点儿不知道，这全是米哈伊尔，他老大！’我们总算把局长哄好了，他是位好长官！他说：‘你们要注意，你们家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会知道是谁的罪责。’说完他走了。外祖父走到马克西姆面前说：‘谢谢你，别人是不会像你这样做的，我明白！女儿，也谢谢你，你带到娘家一个好人！’你外祖父高兴时，就这么会说话！他后来才变蠢的，才死心眼，不开窍！剩下我们娘儿三个人的时候，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哭了，像说梦话似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做了什么对不住他们的？妈妈，为什么呀？’他不叫我妈，像小孩那样叫我妈妈，他『性』格也的确像小孩。他问‘为什么’，我放声大哭，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两个是我的儿子啊，我也心疼他们。你母亲扯掉上衣的全部扣子，披头散发坐在那里，像刚打过架似的。她吼叫着：‘咱们走，马克西姆！兄弟是咱们的冤家对头，我怕他们，咱们走！’我喝住了她：‘你不要往炉子里烧破烂，屋子里本来就乌烟瘴气了。’外祖父打发两个浑蛋来求宽恕，你母亲扑过去，照着米什卡的脸啪啪就是几下，这就是宽恕！你父亲只是苦诉着：‘兄弟，你们干吗这样？你们这样会把我弄残废的，没有手我怎么干活呀？’就这样，他们总算和解了。你父亲病了，躺了七个来星期，他实在忍不住了，说：‘嗯，妈妈，跟我们一起到别的城市去，这儿实在有点闷。’不久，他们果然去了阿斯特拉罕。那里夏天要迎接沙皇，你父亲在那里承担建造凯旋门的工程。小两口乘当年第一艘轮船走了。我跟他们分别，就像跟自己的灵魂分别一样，你父亲也很伤心，一个劲儿劝我到阿斯特拉罕去，你母亲却兴高采烈，甚至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劲，这个不害臊的孩子……他们就这样走了。结局就是这样……”

她喝了一口酒，嗅了嗅鼻烟，若有所思地看看窗外灰暗的天空，说道：“是的，我和你父亲没有血缘，却是同样的心……”

在她讲的时候，外祖父有时候进来，扬起他黄鼠狼般的脸，用尖鼻子嗅着空气，疑惑地打量着外祖母。他听外祖母讲这些话时，嘟囔着说：“胡说，胡说……”

他突然问我：“列克谢，她刚才喝酒了？”

“没喝。”

“你撒谎，看眼睛我就知道。”

他犹豫不决地走了。外祖母瞧着他的背挤了挤眼，说了句顺口溜：“你可以来，但不要吓唬……”

有一天，他站在房子中间，瞧着地板，悄悄地问：“孩子妈？”

“嗯？”

“你知道怎么回事？”

“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是命，孩子爸！你可记得，你不是老说要找个贵族老爷吗？”

“是啊。”

“他不就是吗？”

“一个穷光蛋。”

“她自己愿意！”

外祖父走了。我感到有些不妙，就问外祖母：“你们讲了什么？”

“你什么都想打听，”她抚摩着我的双腿，埋怨道，“俗话说：从小包打听，老来没疑问……”她摇晃着脑袋，笑了。

“哈哈，老爷子呀老爷子，在上帝眼里，他不过是粒灰尘！小宝贝，这事你不要多嘴！你外祖父家业彻底完了！他借给一位老爷几千元的一大笔钱，这老爷破了产……”

她微笑着沉思起来，默默地坐了很久。她那张大脸堆起皱纹，变得阴沉而忧伤。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给你讲什么好，”她怔了一下，“就讲叶夫斯季格涅，好吗？那就讲这个吧：

从前住着一个书记，

他叫叶夫斯季格涅。

他认为自己最聪明，

聪明超过老爷神甫，

聪明超过最老的狗！

他走路骄傲如公鸡，

把自己还比作神鸟。

左邻右舍他训个够，

这也不行那也不好！

他望着教堂说：“太矮！”

他瞟着街道说：“太窄！”

他觉得红苹果不红！

太阳升了又嫌太早！

无论你要他做什么，

他只会说：“我嘛我嘛……”

外祖母这时鼓着腮帮，瞪大眼睛，慈祥的脸变得愚蠢可笑，她装着懒洋洋的腔调说：

“这玩意儿我自己会，

我做得比这还要好！

可惜挤不出时间来。”

她含笑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轻声地讲下去：

魔鬼们夜里找书记说：

“书记官在这儿不方便，

跟我们去地狱走一遭，

那儿的炭火烧得很热！”

聪明的书记还没戴帽，

魔鬼们把他抓住就走。

他们吼着拖着胳肢着，

两个魔鬼骑在他肩头。

他们把他塞进地狱火炉，

问书记：“可否跟我们一起？”

书记热得两眼直冒火，

仍双手叉腰东望西瞧，

嘴巴骄傲得撅得老高，

他批评：“地狱烟熏火燎！”

她没精打采，油腔滑调地结束了寓言，脸上换了表情，悄悄地笑着，向我解释：“这个叶夫斯季格涅没有认输，他紧紧抱住自己的一套，倔犟极了，就跟外祖父一样！好了，该睡觉了……”

母亲很少来阁楼看我，来也待不了多久，匆忙地说不上几句话。她越来越漂亮，穿得越来越讲究，可是她也像外祖母一样，我感觉她有些东西有意回避我。我这样感觉，也这样推测。外祖母的童话故事越来越不那么吸引我了，甚至她讲的父亲经历不能安慰我模糊的然而日益增加的忧虑。

“为什么父亲的灵魂不得安宁？”我问外祖母。

“这怎么能知道？”她微闭着眼睛，说道，“这是上帝的事，天国的事，咱们不知道的事……”

夜里，我失眠，望着窗外的蓝色天空，星星在那里慢悠悠地浮动，我心里在编撰一些悲惨的故事，故事里占主要位置的是父亲，他总是一个人，手拿棍子向一个什么地方走去，一条长毛狗跟在他后边……

【第十二节】

有一天，我傍晚就睡着了，醒来时，觉得两条腿也苏醒了。我把腿放到床下，它们又失去了知觉，但我已经有了信心：腿还是完好无缺，我将来还会走路。这太好了，我心里一亮，高兴得大叫起来。我将全身的重量压在两条腿上，站在地板上，但又瘫倒了。可是我马上爬向门口，爬下楼梯，脑子里在生动地想象：楼下的人看见我时会多么惊异。

我不记得是怎样爬到了母亲的房间，坐在外祖母的双膝上。她面前站着几个生人。一个干瘦的绿色老太婆严厉地说着话，声音压过所有的人：“灌他马林汤，裹好他的头……”

她全身都是绿的：绿衣、绿帽、绿脸，甚至眼底下那颗大痣上长的一撮毛也像是绿草。她看我时耷拉着下唇，撅起上唇，露着绿牙，一只手遮着眼睛，手上戴着镶花边的黑色手套。

“这是谁？”我胆怯地问。外祖父用不愉快的声音回答说：“这是你祖母……”

母亲带着笑脸把叶夫盖尼·马克西莫夫推到我跟前。

“这是你父亲……”她快速、含糊地说了些话。

马克西莫夫眯着眼，俯着身子对我说：“我要送你颜料。”

屋里很亮，前墙角的桌子上点着十支蜡烛，两个大的银烛台上各插五支。这两个烛台之间摆着外祖父心爱的圣像，“勿哭我圣母”，圣像法衣上的珍珠在灯光下一明一暗地闪烁，红宝石在金色的光环上放光。一些模糊的圆脸像一张张烙饼一样从外面紧紧贴在黑暗的窗玻璃上，压扁的鼻子粘在上面。周围的一切在飘浮旋转，而绿色的老太婆用冰冷的手指摸着我的耳朵根儿，说：“一定送，一定送……”

“他晕过去了。”外祖母说着就抱起我向门口走。

我并没晕过去，只是闭上眼睛罢了。当她连拉带拖、抱着我上楼梯时，我问她：“你干吗不把这事告诉我？”

“得了吧，你住嘴！……”

“你们是骗子……”

把我放到床上后，她一头扑到枕头上，浑身哆嗦，泣不成声。她哭得肩膀抖动，声音哽咽地说：“你也哭吧……哭吧……”

我不想哭。阁楼里又暗又冷，我浑身发抖，床吱吱地摇晃，绿色老太婆不停地浮现在我眼前。我假装睡着了，于是外祖母走了。

那些单调空虚的日子像一缕烟云轻轻飘过，母亲在订婚后出门去了，家里寂静得令人苦闷。

一天早晨，外祖父手拿着凿子到阁楼。他走到窗前，开始挖冬天窗框上的油泥。外祖母端来一盆水，还拿着抹布，外祖父悄悄地问她：“老婆子，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现在高兴了吧？”

外祖母像在楼梯上回答我一样回答他：“得了吧，你住嘴！”

这句简单的话现在具有特殊的含意，这话后面隐藏着一件不说自明的伤心事。

外祖父小心地取下冬天用的窗框，搬走了。外祖母把窗户打开——花园里一只椋鸟在高歌，麻雀在唧唧喳喳欢唱；化雪的大地那醉人的气息涌进了屋子，炉炕上的瓦蓝色瓷砖也微微地泛白，看上去冷飕飕的。我从床上爬到地板上。

“不要光着脚走。”外祖母说。

“我去花园。”

“那儿还没干，等些时候吧！”

我不想听她的话，甚至看见大人就不愉快。

花园里小草从土里钻出浅绿的针尖，苹果树上花蕾已经绽开，彼得罗芙娜屋顶上的苔藓嫩绿喜人。百鸟欢鸣，清新芬芳的空气令人陶醉。在彼得大伯割脖子的大坑里，乱七八糟地躺着被雪压折的枯黄杂草，那里面毫无春意，看了叫人难受。烧焦的黑木头凄凉地躺在那里，甚至整个坑也显得多余可恼！我恨不得拔掉、砍断杂草，搬走碎砖和木头，清除一切垃圾废物，在坑里给自己建一所干净的住屋，夏天我一个人住在里面，没有大人。我马上动手做这件事。这件事立即而且长时间使我很好地避开了家中所发生的一切，虽然这一切仍然非常令人生气，但日益失去了我对它的关注。

“你干吗老撅着嘴？”有时外祖母问我，有时母亲这样问我。她们问得我怪不好回答的，因为我又不是生她们的气，只不过因为我对家中的一切感到生疏罢了。绿色的老太婆常来吃中饭、喝晚茶或吃晚饭。她坐在餐桌上，像旧篱笆中间一根腐朽的木桩一样。她的眼睛是用看不见的线缝到脸上的；眼珠很灵活地转动着，简直要从瘦骨嶙峋的眼窝里滚出来。这双眼睛看得见一切，注意着一切。她谈上帝时，就向天花板翻白眼；谈家常时，眼睛分别向两颊耷拉。她的眉毛像用麦麸贴上去的。那几颗光板大牙无声地咀嚼着她塞进嘴里的一切。只见她可笑地弯着胳膊、跷起小指头往嘴里塞东西，耳朵旁边的圆骨头滚动着，耳朵活动着，黑痣的绿毛在又黄又皱、干净却讨厌的脸皮上微微地爬动；她全身像她儿子一样白净。我碰碰她们母子俩，就觉得怪不习惯。头几天，她曾经伸出一只死人般的手送到我嘴边让我亲吻，手上散发着喀山黄肥皂味和神香味，我总是扭头便跑。

她常常对儿子说：“这孩子一定要好好教育，叶尼亚[57]，你懂吗？”

他恭顺地低着头，皱着眉，不吭声。当着这个绿色老太婆的面，大家都皱起眉头。

我恨老太婆和她的儿子，但我的恨集中在老太婆身上。为了这个恨我挨了很多次打。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她可怕地鼓起眼，说道：“嘿，阿廖什卡，你干吗狼吞虎咽吃这样大块的东西？你会噎着的，亲爱的！”

我从嘴里吐出来一块，用叉子叉上，递给她：“您既然心疼，就拿去吧……”

母亲把我从饭桌上拽下来，我被撵到阁楼上，感到羞辱。外祖母来了，捂着嘴哈哈大笑，说：“老天啊！不过你也太顽皮，耶稣保佑你……”

我不喜欢她捂着嘴，便跑开了。我爬上屋顶，在烟囱后面坐了很久。是的，我非常想顽皮，对谁都想恶言相对，我很难控制这种想法和意愿，但又不得不加以控制。比如有一次，我在未来的继父和新的祖母各自的椅子上抹了一些樱桃树胶，他们两个人的衣服都被粘住了。这当然很逗乐，但外祖父打了我，而母亲到我阁楼来，把我拉到身边，双膝紧紧挟着我，说：“我说，你为什么脾气这么坏？你要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痛苦！”

她眼睛满含亮晶晶的泪水，她抱着我的头，紧贴着自己的脸颊，这太叫人难过了，还不如她打我一顿哩！我说我再也不气马克西莫夫一家了，永远不了，只要她不哭。

“对了，对了，”她小声地说，“不要顽皮了！我和他很快就结婚，然后到莫斯科去，然后再回来，那时你跟我住。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非常良善和聪明，你跟他能处好。你将来上中学，然后当一个大学生，就像他现在一样，然后当医生。当什么都行，有学问的人想当什么都能做到。好了，去玩吧……”

她一个接一个地“然后”，我仿佛觉得有一架梯子往脚下一个深渊伸展，从她身边伸向黑暗和孤独，这梯子并未使我高兴。我很想对母亲说：“请不要出嫁吧，我将来养活你！”但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母亲经常唤起我心里对她无限的眷恋，但这种感情和想法我从来不敢说出来。

花园里，我的工程进展顺利：我用镰刀割除了大坑里的杂草，把落土的坑沿砌上碎砖，用碎砖铺了一个宽大的座位——在上面甚至可以睡觉。我收集了许多彩色玻璃和碗碴儿，用黏泥把它们粘在砖缝里。当太阳照到坑里的时候，这里像教堂一样光彩夺目。

“想得好！”有一次外祖父细瞧我的工程，说道，“不过杂草还会扎你的，你把草根留下了！我来用铁锹再铲一遍。去拿铁锹来！”

我拿来了铁锹。他往手里吐了几口唾沫，又咳了几声，便一只脚踩着铁锹，把它深深地『插』进肥沃的土地里。

“把草根除掉！然后我给你在这儿栽些向日葵和锦葵，这地方就好看了！真好啊……”他弯身去踩铁锹，但突然不说话了，愣住了。我仔细看他，小滴的泪水从那小巧聪明的、像狗一样的眼睛里簌簌地流到土里。

“你怎么啦？”

他抖擞了一下，用一只手掌擦擦脸，泪眼模糊地望着我：“我出汗了！你瞧，有多少蚯蚓！”然后又开始挖土，突然他说：“这些你都白建了！白费了，小伙子！我不久就要卖掉这所房子。大约秋天就卖。需要钱，给你母亲办嫁妆。是这样啊！但愿她能生活得好，主保佑她……”

他放下铁锹，一挥手就去澡塘后面花园拐角了，那里有他罩在温室里的几畦菜地。我又开始挖起土来，但没挖几下就碰伤了一根脚趾。

这使我不能送母亲去教堂参加婚礼，我只能走出大门，目送她挎着马克西莫夫的胳膊，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踏着人行道上的砖块和从砖缝里钻出来的绿草，像是走在钉子尖上一样。

婚礼冷冷清清。他们从教堂回来后，闷闷不乐地喝茶。母亲马上换了衣服，去自己卧室收拾箱子。继父坐到我身旁说：“我答应送给你颜料，可是这城里没有好的，我又不能把自己的给你，我一定从莫斯科寄颜料给你……”

“我要颜料干什么？”

“你不爱画画吗？”

“我不会。”

“那我给你寄点儿别的东西。”

母亲走到我跟前，说：“我们不久就回来。你父亲考完试，毕了业，我们就回来……”

我高兴他们跟我谈话时像跟大人一样，但听到长胡须的人还上学，又觉得奇怪。我问道：“你学什么？”

“学测量……”

我懒得问这是门什么学问。屋里充满寂寞，寂静中发出收拾羊毛衣物的窸窣声。我希望夜晚快点儿到来。外祖父背贴着炉炕站着，眯着眼望着窗外。绿色老太婆帮助母亲装东西，嘴里叨叨咕咕，唉声叹气。外祖母中午时就醉了。怕她出丑，家里人逼着她去了阁楼，锁在里面。

第二天清早，母亲就走了。离别时她拥抱了我，还轻快地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用一种生人的目光对着我眼睛细看了一会儿，然后吻我，说：“别了……”

“对他说，要他听我的话。”外祖父望着还是粉红色的天空，阴沉沉地说。

“要听外祖父的话。”说时母亲对着我画了个十字。我本期待她说些别的，所以很生外祖父的气，是他妨碍了母亲说。

母亲和继父坐上了一辆四轮小马车，母亲的长衫下摆被挂在什么地方了，她生气地、久久地往外拉。

“你帮她，难道没看见？”外祖父对我说。我没有去帮忙，好像被离愁捆绑住了双手！

马克西莫夫耐心地在车上放好穿着紧身蓝裤的长腿。外祖母把一些包袱塞到他手里，他把包袱放到膝盖上，用下巴压住，惊吓地皱着苍白的脸，拉长腔调说：“够——够了……”

绿色老太婆和她当军官的大儿子坐上另一辆四轮小马车。她像画儿似的坐在那里，军官用战刀柄抚摩着胡须，不时地打着哈欠。

“这么说，你要去打仗？”外祖父问。

“当然！”

“好啊！土耳其人该打……[58]”

她们动身了。母亲几次转过身来挥动着手帕。外祖母一只手扶墙，一只手也在空中抖动，满脸泪水。外祖父也用手从眼里挤出几滴泪水，断断续续地嘟囔着：“这……只会……凶多……吉少……凶多……吉少……”

我坐在路桩上，望着马车颠簸地驶去。马车很快就在街口拐弯不见了，我胸中就像有样东西砰地关上，紧紧地关闭了。

天还很早，各家的窗口还紧闭着，街道是荒凉的，我从未见过它这样死寂空荡。远处，一个牧童不厌其烦地吹着笛子。

“咱们喝茶去，”外祖父搂着我的一个肩头，说，“看来你命该和我住在一起，那么你这根火柴就尽管在我这块砖头上划出火光吧！”

从早到晚，我们俩都在花园里默默地忙乎着。他挖几垄菜地，绑扎马林果树枝，刮去从苹果树上的苔藓，弄死毛毛虫；我一个劲儿在大坑为自己建造和装饰住所。外祖父砍掉一根焦木头的尖端，把一些木棍『插』进地里，我把一些装着鸟的笼子挂在木棍上，用干的杂草编成密密的篱笆，在长凳上做了一个遮太阳蔽露水的棚架，我把这个住所安排得非常好。

外祖父说：“你学着如何将自己安排好，这很有好处。”

我很重视他的话。有时候，他躺在我铺好草皮的“宝座”上，慢吞吞地教导我，他的话仿佛是从口里使劲儿掏出来的。

“现在你已是母亲身上切下的一块肉。她将要另外生孩子，他们比你对她更亲近。现在，外祖母又开始喝酒了。”

他久久地沉默着，仿佛在倾听什么，然后又勉强地吐出沉重的话语：“她这是第二次酗酒了。米哈伊尔该去当兵那阵子，她也开始酗酒。这个老糊涂，说服我替他买了免役证。他要是当了兵，也许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嗨，你们呀……我也快死了，那时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自己顾自己，全靠自己谋生，懂吗？就是这样啊！要学着独立工作，不要听别人摆布！要老老实实、安安稳稳而且顽强地生活！谁的话都要听，但要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

整个夏天，当然不包括天气差的日子，我都是在花园里度过的，暖和的夜里还在花园里睡，把外祖母送给我的毛毯垫在下面。她自己也间或在花园里过夜——她突然抱来一捆干草，撒在我的铺位旁，躺下来，久久地给我讲点儿什么，还常常突然『插』几句别的话。

“瞧，一颗星落了！这是谁的圣灵思念起了大地母亲！此刻某地一个好人出世了。”

有时，她还指着给我看：你瞧，又一颗星升起了！多亮呀！天呀天空，你就是上帝的法衣……”

外祖父嘟哝着：“你们会感冒的，两个傻瓜，会得病的，甚至会中风的，小偷进来，会捏死你们……”

有时候，太阳快落了，满天的红霞宛如一片火海，当火海烧尽，夕阳的余晖宛如金红色的灰烬落在花园里天鹅绒般的树影和绿茵上。不久，周围的一切明显地变暗、变大、膨胀，溶化在温暖的暮色里。吸饱了阳光的树叶低垂着，野草俯向地面，一切变得更柔和、更茂盛，悄悄地散发着宛如音乐般亲切的气息，而音乐正从远方，从野地飘来：军营里正在吹晚号。夜来了，一种清新有力的气息，如同母亲的慈爱，随着夜色流进胸怀，寂静像在用一只温暖柔软的手轻抚着你的心，将应当忘记的一切——白天遇到的种种鸡毛蒜皮、污泥浊水——都从记忆中拂掉。躺在地上，仰面注视着星光灿烂的夜空，真令人心驰神往！你看，随着星星一颗颗亮起来，天空永无止境地向深处延伸；深邃的天空越来越远，越来越高，新的星星不断地出现，天空把你从大地上轻轻提起，而且把你连同大地一块儿提起，奇怪得很！整个大地仿佛缩小得和你一样，又仿佛你自己神奇地长高长大了，并且和周围的一切溶化在一起。夜变得更暗更静了，但到处都像无形地紧绷了敏锐的琴弦，无论是鸟在睡梦中鸣叫，刺猬跑过，还是什么地方发出人声，在敏锐的、静谧的衬托下，每一种声音都使人觉得特别，都比白天响亮。

手风琴响了一阵，女人的笑声传来，军刀碰在人行道的砖面上铿锵作响，一只狗尖叫了一声，所有这些都无所谓了，只不过像喧嚣的白昼过后的余音，像从光秃的树枝掉下的最后几片叶子。

有些夜晚，忽然在野外或街上爆发出一阵醉汉的吼叫，一个人踏着沉重的脚步跑过，这也叫人习惯了，不引人注意。

外祖母久久地睡不着。她躺在我身边，双手垫在脑后，内心激动地讲着什么，看来她全不关心我是否在听。她总会挑选出一个神秘美丽的童话，使夜变得更神秘、更美丽。

我常在外祖母有节奏感的童话声中不知不觉地睡去，又在清晨的鸟语中醒来。太阳直射到脸上，越来越温暖，早晨的空气也在微微流动；露水从苹果树的叶面上抖落下来，湿漉漉的绿草越来越光亮耀眼，像水晶一样透明；绿草上升起一层稀薄的蒸汽。淡紫色的天空里阳光辐射的范围越来越大，天空也渐渐变蓝了。百灵鸟在看不见的高空歌唱，各种颜色和声音都像甘甜的露水一样沁人心脾，使人感到宁静和喜悦，催人早一点儿起床做些什么，早一点儿起来跟周围的一切生物和睦友好地生活。

这是我一生最安静、感触最多的时光。正是在这个夏天，我形成和巩固了自信心——相信自己的力量。我变孤僻了，不愿接触人；听见奥夫相尼科夫三个孩子的喊叫，但并不想去找他们；表兄弟来了，也丝毫不使我高兴，只会引起我的不安，生怕他们会破坏我花园里的建筑物——我生平第一件独立的创作。

外祖父的话也不再吸引我，他的话越来越枯燥、啰唆，他越来越频繁地唉声叹气。他开始常和外祖母吵架，还把她撵出门。她有时去雅科夫那里，有时去米哈伊尔那里。有时候她一连几天不回来，外祖父自己做饭，烫伤手就叫就骂，摔打锅碗瓢盆，也明显地变得贪吃馋嘴了。有时候，他来到我的草棚，舒舒服服地坐在我的草铺上，默默地注视我很久，突然问道：“你干吗不说话？”

“不干吗。有什么事？”

他开始教训了：“我们不是老爷，没有谁来教我们读书。我们什么事都得自己去弄明白的。书是为别人写的，学校是为别人建的，没有我们的份儿。一切都得你自己去弄……”

他变得爱沉思了，显得更干瘦了，总是待在那里，哑巴似的，几乎叫人害怕。

秋天，他卖了房子。在卖房子前不久，有一天喝早茶时，他忽然阴沉而坚决地向外祖母宣布：“喂，孩子妈，我一直养活你，现在我养够了！你自己挣面包去吧。”

外祖母非常安详地听着这些话，仿佛早就知道他会这样说，并且早就等着他这样说似的。她不慌不忙地掏出鼻烟壶，让自己的海绵似的鼻子吸了吸，说道：“那有什么法子！既然这样，那就这样吧……”

外祖父在小山脚下死胡同里租了一所旧房子地下室里的两间小黑屋。搬家的时候，外祖母拿起一只拖着长绳子的旧草鞋，扔到炉子底下。她蹲下来，开始呼唤家神：“家神家神，家族之神！给您雪橇，坐着跟我们一块儿去新家，找新的幸福……”

外祖父在院子里对着窗户往屋里瞧，大喝一声：“我还给你搬家神！你这个异教徒！你敢丢我的脸……”

“哎哟，孩子爸，你要当心，说这种话不吉利。”她一本正经地警告外祖父，外祖父却大发脾气，禁止她把家神请过去。

他花了两天左右的时间，把家具和各种物品卖给了收破烂的鞑靼人，卖时恶狠狠地讲价骂人。外祖母从窗口往外看，有时哭有时笑，不时地低声叫苦：“你拉走吧，你糟蹋吧……”

我也想大哭一场，可惜我的花园和草棚。

搬家那天我们坐上两个大车，我坐的大车装着各种日常用品，颠簸、震荡得十分厉害，仿佛要把我从车上甩掉。

就是在这种不断颠簸、不断被甩掉的感觉中我度过了大约两年，直到母亲去世。

外祖父住到地下室以后不久，母亲回来了。她苍白、消瘦，大眼睛带着十分惊讶的目光。她仔细打量着一切，仿佛头一次见到自己的父母和儿子。她这样默默地打量着，而继父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吹着口哨，不时地咳嗽，把两手抄在背后，摆弄着手指。

“我的主啊，你长得多高了！”母亲对我说，一双滚烫的手掌紧贴着我的双颊。她的穿着有点儿难看，宽大的棕色连衣裙罩着那鼓出来的大肚子。

继父向我伸出手。

“你好，小兄弟！你怎么样，嗯？”他闻了闻空气，说，“你可知道，你们这儿很『潮』湿！”

他们俩好像在外面跑了很久，筋疲力尽，全身的衣服都皱巴了，磨破了，他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了，只求躺下来休息。

大家闷闷不乐地喝着茶，外祖父望着大雨冲洗着窗户玻璃，问道：“那么说，什么都烧了？”

“什么都烧了，”继父语气断然加以肯定，“我们连人都险些没跑出来……”

“是呀，火灾无情。”

母亲紧偎着外祖母的肩头，对着她耳朵低语着什么；外祖母眯着眼睛，仿佛被光刺得睁不开。屋里更沉闷了。

外祖父突然尖刻、平静、大声地说：“可是有话传到我耳边，并没有闹什么火灾，叶尼·瓦西里耶夫少爷，只是你打牌输光了……”

屋里又静下来，真像是只放有东西的地窖，茶炊呼呼地冒气，雨簌簌地敲打着窗户的玻璃。后来母亲发话了：“爸爸你……”

“爸爸我怎么了？”外祖父的叫声震耳欲聋，“还能怎么样？我不是对你说过：不要三十岁嫁一个二十岁的。你现在可找到个文质彬彬的女婿！我的少『妇』人，嗯？怎么样？我的小女儿？”

四个人齐声喊叫起来，继父的叫声最大。我跑到过道，坐在柴火堆上，惊呆了：母亲像是换了一个人，她完全不是从前那个样子。在房里这还看得不那么明显，但在这昏暗的过道里，我清楚地想起了她从前的样子。

后来的情况记不清了：我住在索莫夫镇的一所房子里，房里的一切我都觉得新奇，墙上没有壁纸，木头与木头之间的沟缝里填着碎麻，碎麻里有许多蟑螂。母亲和继父住两间房，窗户对着大街，我和外祖母住在厨房，顶上有一个天窗。索莫夫工厂的一些烟囱从一片住家的屋顶后面伸向天空，像鹤立鸡群，俯视着住家的小屋。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冬天的风把它吹得满村都是，我们的冷屋里经常有浓重的煳味。清早，汽笛像狼一样嗥叫：“噢呜，鸣，呜……”

如果站在长凳上从天窗玻璃往外看，目光越过那一片住家的屋顶，可以看见被灯笼照亮的工厂大门像一个老乞丐张开的无牙黑嘴，一群小人拥挤地向里面爬。中午，汽笛又响了，大门的两片黑嘴唇张开了，『露』出一个深洞，工厂呕吐出被咀嚼过的人群，他们像一股黑水流到街上，白色的旋风像团团棉花，沿街疾驶，追赶人群，把他们抛向各自家里。村上的天空很少显『露』出来，住家的屋顶上，掺杂着煤烟灰的雪堆上，高耸着工厂灰色的平屋顶，它忧郁单调的颜色能钳制人们的想象，也使人眼花目眩。这种景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傍晚，混浊的红色火光在工厂上空飘『荡』，照亮烟囱的顶端，这些烟囱就好像不是从地面上向天空竖起，而是从天空这股红云里降落到地面上，一面降落，一面喷出红光，呼啸声和鸣笛声混在一起。看到工厂的这一切，无聊、苦闷、恶心、气愤，一齐涌上心头。外祖母干起了厨娘的活儿——做饭、擦地、劈柴、挑水，她从早忙到晚，上床睡觉时已经疲倦不堪，唉声叹气，叫苦连天。有时候，她做好了饭，就穿上短棉袄，撩起裙子，准备进城：“得去瞧瞧老头儿在那儿过得怎样……”

“带我去！”

“你会冻着的，瞧这风雪！”

她得在被茫茫大雪覆盖的路上走七俄里。

母亲脸色蜡黄，怀着孕，战战兢兢地裹着一条带毛边的灰色破披巾。我恨这条披巾把她魁梧匀称的身材变丑了，我带着恨意撕断这些毛边，我也憎恨这所房子、工厂、村子。母亲脚穿一双破旧毡靴，不停地咳嗽，震得难看的大肚子直抖；她深灰色的眼睛露出干瘪和气愤的目光，常常一动不动地停留在光秃秃的墙壁上，仿佛钉在上面似的。有时她望着窗外的大街。大街像人的牙槽，一部分牙齿老得发黑了，歪斜了；一部分已经脱掉了，一些新的、和牙槽不相配的大牙齿笨拙地镶在那里。

“我们干吗住这儿？”我问。

“嗨，你住嘴……”她很少跟我说话，只是老下命令：“去，给我，拿来……”

我很少被允许上街，我每次回来，都被孩子们打得到处是伤。打架成了我唯一的娱乐，成了我的癖好。母亲用皮带抽打我，但惩罚使人更加激怒，下一次我就跟小孩子们打得更凶，而母亲惩罚我也更厉害。有一次我警告她：如果她不停止打我，我就咬她手，我就逃跑，冻死在野外。她吃惊地推开了我，在房里走了一会儿，累得气喘吁吁：“小野兽！”

被称为“爱”的那种感情之花在我心里已经凋谢，“爱”的彩虹在我心里已黯然失色，越来越多地爆发出憎恨一切的怒火，像烟囱冒出的带煤炭味的蓝色火苗一样。那严重不满的情绪，那生活在死气沉沉、百无聊赖的灰色气氛中的孤独感，在我心里越积越厚，呼呼冒烟。继父对我严厉，也不多跟母亲说话。他老是吹口哨、咳嗽，午饭后站到镜子前面用火柴杆小心而长久地剔那不平整的牙齿。他越来越频繁地跟母亲吵嘴，生气，说话的腔调如同外人——这把我气得简直发疯。吵嘴时，他总把厨房门关死，显然不愿我听见他的话，但我仍然竖起耳朵听他有些嘶哑的低音。

有一次，他跺了一脚，大声喝道：“因为你这混账的大肚皮，我不能请客人来家里，你这头母牛！”

我大吃一惊，也感受到极大的侮辱，不由得从高板床上跳起，脑袋竟撞到了天花板，还把舌头咬出了血。

每到星期六，就有几十个工人来继父这儿卖购粮券，它是工人们用来在工厂开的店铺里购买食物的，是工厂当钱付给他们的工资，继父却用半价收买这些粮券。他在厨房接待工人，坐在桌子旁，神气十足，皱着眉头。他接过粮券，说：“一个半卢布。”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你不怕上帝……”

“就是一个半卢布。”

这种荒唐、黑暗的生活没有继续多久。在母亲生产前，我被送到外祖父那里。他已经搬到库纳维诺村，在一栋两层楼里租了一个狭窄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俄式炉炕，两个窗户朝向院子。这栋楼房位于“沙土街”上，这条山坡路直通小山脚下纳波尔教堂公墓的围墙。

“怎么啦？”他见到我时有点儿惊讶，接着又尖起嗓子笑着说，“俗话说，天底下最好的朋友是亲妈。现在看来，应该说，不是亲妈，而是老鬼外祖父！嗨，你们呀……”

我还没来得及熟悉这个新地方，外祖母和母亲就抱着婴儿来了。继父因为搜刮工人，被赶出了工厂，但是不知他去过什么地方，回来后就马上被录用当了一名车站卖票员。

过了很长一段空闲时光，我又被送回母亲住的那个石头房子的地下室里。母亲随即把我送到学校。从第一天起，学校就引起我的厌恶。

上学的那一天，我穿着母亲的皮鞋和用外祖母的短袄改作的外套，里面穿一件黄衬衫，外加一条“撒腿灯笼裤”，这身打扮马上受到了嘲笑。为这件黄衬衫，我得到了“红方块爱司”[59]的绰号。我很快就跟孩子们处好了，但是教师和神甫两人不喜欢我。

教师脸黄脑袋秃，鼻子常流血。他来到教室，将棉花塞进鼻孔，坐在桌子后边，问功课时鼻音嗡嗡的。忽然，他只说了半句就不吭声了，从鼻孔里拔出棉花来，摇着头细细地观瞧。他的脸扁平，像氧化了的黄铜，皱纹里露出丝丝铜绿。那一双完全多余的眼睛，像是被焊上去的一样，把面孔弄得特别丑。这双眼睛盯着我的脸，我感到不舒服，总想用手掌擦擦腮帮。有几天我坐在第一排头一个座位，几乎紧挨着教师的讲桌，这叫人受不了！他好像除了我，谁也看不见，他老是对我瓮声瓮气，把“什”说成了“斯”：“彼斯科——夫，换一件衬衫！彼斯科——夫，脚不要乱动！彼斯科夫，从你鞋里又流出了一潭水！”

我用恶作剧来偿付他的这种关照。有一次，我找了半块冻西瓜，弄去了瓜瓤，将瓜皮用线系到昏暗过道里门的滑轮上。门开了，西瓜就升上去；当教师随手关门时，西瓜就像帽子一样直落到他光秃的头顶上。结果，看门的拿着教师的字条把我送回家，我用自己的皮肉之痛偿付了这场恶作剧。

还有一次，我在他讲桌的抽屉里撒了些鼻烟，他呛得一个劲儿打喷嚏，只好离开教室，叫自己的女婿——一位军官来代课，这个人当然要强迫全班唱《愿上帝保佑沙皇》和《啊，您就是我的意志，我的自由》。谁唱得不对，他就用尺子敲谁的脑袋，敲得好像特别响，令人发笑，但是不疼。

年轻美貌的神学教师是个头发浓密的神甫，他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没有《旧约圣经故事》，还因为我挑剔和戏弄他的口头语。

他来到教室，第一件事就是问我：“彼什科夫，书带来了没有？是的。书呢？”

我回答：“没有，没有带来。是的。”

“什么——‘是的’？”

“没有。”

“那么你就回家吧！是的。回家去。因为我不愿意教你。是的。不愿意。”

这倒没有使我太苦恼。我走了，在厂区几条泥泞肮脏的街道上观看厂区喧闹的生活，一直到放学。

神甫有像基督一样慈善的面孔，有女人一样温柔的眼睛，还有一双温柔的小手，他对碰到的一切都是那么温柔。他拿每样东西——书、尺子、蘸水钢笔，动作都特别美妙，仿佛那些是活东西，脆弱得很，神甫十分爱惜，生怕不小心碰坏了它们似的。他对学生可不这样温柔，但学生仍然喜欢他。

虽然我学习成绩还凑合，但不久就听说，由于不合格的行为，我要被撵出学校。我有点儿蔫了。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的事情就要发生，因为母亲情绪越来越坏，我挨打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但是救星来了。赫里桑夫主教[60]突然来到学校，我记得他明显有点儿驼背。主教是小个儿，穿着肥大的黑衣。他在讲桌后面坐下，把手从袖筒里放出来，说：“怎么样，咱们谈谈吧，我的孩子们！”

教室里立刻变得温暖和欢乐，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愉快气氛。

在叫了许多同学之后，他把我叫到讲桌前，认真地问道：“你多大了？才这么点年纪啊？小弟弟，你长得多高啊？你常站在雨下面吧？”

他把一只干瘦的手放在讲桌上，手指上留着又长又尖的指甲，另一只手捏着不算浓密的胡须，用慈祥的眼光注视着我的脸，用建议的口吻说：“那么，你给我讲讲《圣经》里你喜欢的那些，好吧？”

我说我没有书，我现在没有学《圣经》。

他整了整高筒帽子，问道：“怎么会这样？应该学《圣经》的！也许，你知道或者听过一些吧？会圣歌吗？这很好！祷词呢？也会，瞧你！还会《使徒行传》？还会念诗？原来你是我的大学问家呀！”

我们的神甫也来了，他满脸通红，喘着粗气。主教给他道了祝福，但当神甫谈起我时，主教扬起了手，说：“您请等一下……你还是讲讲圣徒阿列克谢……”

“非常好的诗，小弟弟，是不是？”他说，这时我忘了某一行，稍微停了一下，他接着说，“还有什么来着？……大卫王的故事？我很想听听！”

我看出，他的确在听，他喜欢诗，他问了我很多话。后来，他忽然停住，话题一转，快速地打断我：“你学过圣歌识字本？谁教的？慈爱的外祖父？他凶狠？未必吧？你很淘气吧？”

我变得不硬气了，但只好说“是的”。教师和神甫两人多嘴多舌、添油加醋地证实我自己的供认。主教垂下眼皮、皱起眉头听他们讲，然后叹了口气，说：“这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听见了吗？来，你过来！”

他把散发着檀香味的手放到我头上，问道：“你究竟因为什么淘气？”

“学习很枯燥。”

“枯燥？小弟弟，这话有点儿不对吧。倘若你觉得学习枯燥，你就会学不好，可是两位教师证明你学得好。就是说，这里有别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在上面记了我的姓名，说：“彼什科夫·阿列克谢。是这样，不过你得克制一点儿，小弟弟，不要过多地淘气了！稍微淘气一点儿还可以；多了，别人就生气了！孩子们，我说得对吗？”

许多声音快活地回答：“对。”

“你们淘气得不多，是不是？”

孩子们笑着说：“不是，也多！也多！”

主教往椅背上一靠，把我搂了过去，令人惊奇地说了下面的话，使大家甚至教师和神甫都笑起来。

“真是这样，我的小弟弟们！我在你们这样的年纪，也是个过分的淘气包！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小弟弟们！”

孩子们笑了，他向他们问这问那，巧妙地把大家融和在一块儿，弄得大家争论不休，使快乐的气氛越来越浓。最后他站起来说：“和你们在一起真好，淘气包们，我该走了！”

他抬起一只手，把大袖筒甩回到肩头，大幅度地挥动胳膊对大家画了个十字，祝福说：“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祝福你们去做美好的事！后会有期，再见了。”

大家都喊起来：“再见，大主教！欢迎再到我们这儿来。”

他频频地点着高筒帽子，说道：“我一定来，一定来！我给你们带书来！”

他飘然离开教室，对教师说：“放他们回家吧！”

他拉着我的手走进过道，俯下身来悄悄地对我说：“你得克制一点儿，好吗？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淘气！好了，再见吧，小弟弟！”

我很激动，一种特别的感情在我胸中沸腾，甚至当教师放走了全班同学而仅仅留下了我，要我以后应当表现得“比死水还静，比小草还矮”——连这样的怪话，我都乐意仔细地听了。神甫一边穿皮大衣，一边亲切地发着隆隆的鼻音：“从今以后你应当来上我的课！是的。不应当缺课。但要老老实实坐好！是的。要老老实实。”

我学校的事算是妥了，可在家里却闯了祸：我偷了母亲一个卢布。这是一次未经周密策划的犯罪。一天晚上，母亲出去了，留下我看家带孩子。我闷得慌，随便打开了继父书堆中一本大仲马的《医生札记》，里面夹着两张钞票——一张十卢布，一张一卢布。我看不懂书，就合上了，可是忽然想到：一卢布不仅可以买《圣经故事》，也许还可以买一本《鲁滨孙漂流记》。我不久前在学校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那一天很冷，课间休息时我给小同学们讲童话，其中一个轻蔑地说：“童话，净瞎扯！《鲁滨孙漂流记》才真是故事哩！”

后来又发现几个孩子读过《鲁滨孙漂流记》，他们都夸这本书。外祖母的童话他们不喜欢，这使我感到委屈和生气，于是就决定读一遍《鲁滨孙漂流记》，回敬他们一句：“这书尽瞎扯！”

第二天，我把一本《圣经故事》和两小卷破旧不堪的《安徒生童话》、三俄磅[61]面包和一俄磅香肠带到学校。在弗拉基米尔教堂围墙旁边一个昏暗的小书店里真找到一本黄封面的薄书《鲁滨孙漂流记》，扉页上还画着戴『毛』皮圆帽、披着兽皮的大胡子，但我并不喜欢它。可是《安徒生童话》虽然书破旧不堪，就是看外表也觉得可爱。

午休时，我和小朋友们分享了面包和香肠，我们开始读美妙的童话《夜莺》，它立刻抓住了大家的心。

“在中国，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连皇帝本人也是中国人”。我记得，这句话以其单纯明快的音乐感和某种奇妙的东西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我在学校里没能读完《夜莺》，因为时间不够。我回到家里，母亲站在灶台旁，手拿锅铲，正在煎鸡蛋，她用奇怪的压低了的声音问道：“你拿了一卢布？”

“拿了。这不是买的书？……”

她硬是用锅铲把我狠揍了一顿，还夺走了安徒生的两本书，永远藏到了一个什么地方，这比打还令我痛苦。

我有几天没有去上学。这期间，也许继父对同事们讲过我的这件了不起的大事，同事们又讲给他们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把这件事传到学校里。当我又去学校的时候，他们用“小偷”的新外号迎接我。这外号简短而又明白，但是不正确，因为我并没有隐瞒这卢布是我拿的。我试图解释，但他们不相信。于是我回家对母亲说，我再也不上学了。

母亲坐在窗户旁，又一次怀孕的身子灰溜溜的，眼睛无神而痛苦。她正在喂小弟弟萨沙，像鱼一样张着大嘴看着我。“你胡说，”她轻轻地说，“谁也不可能知道你拿了一卢布。”
“你去问问。”
“你自己乱说出去的吧。你说，是不是你自己？当心我明天亲自去弄清楚，是谁把这事传到学校的！”

我说出了那个同学的名字。她伤心地皱起了脸，双眼满含着泪水。

我回到厨房，在炉炕后面用几个木箱拼凑成的床铺上和衣躺下，听母亲在房间里低声地痛哭：“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

我身上油腻的衣服被烤得臭烘烘的，实在忍受不了。我起身往院子里走去，但是母亲喝住了我：“你去哪儿？去哪儿？到我这儿来！……”

后来，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的大腿上，抓她连衣裙上的纽扣，不住地哈腰，说“少扣”，意思是说“小扣”。

我紧偎着母亲的一侧，她搂着我说：“我们是穷人，我们的每一戈比，每一戈比……”

她总是不把话说完，只是用一只滚热的胳膊紧紧搂住我。

“这个坏蛋……坏蛋！”她忽然说出了这句我以前只有一次听她说过的话。

萨沙学着说：“蛋！”

这个小孩儿很怪：动作笨拙，脑袋大，用美丽的蓝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面带微笑，怡然自得，仿佛期待什么似的。他说话特别早，从来不哭，总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身体弱，刚刚会爬，见了我就高兴，要我抱，爱用柔软的、不知为什么散发着紫罗兰香的小手『揉』我的耳朵。他没生病就突然死了，早上还像平时那样怡然自得，可是傍晚，敲晚祷钟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桌上了。这发生在第二个小弟弟尼古拉出生后不久。

母亲按她的承诺做了。我在学校里又过得很不错，但是我又一次被送回到外祖父那里。

一天吃晚茶的时候，我从院子回到厨房，听见母亲声嘶力竭的叫声：“叶夫盖尼，我求你，求求你……”

“蠢——话！”继父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到她那儿去了！”

“那又怎么样？”

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母亲咳嗽起来，说：“你这个狠心的坏蛋……”

我听见他在打母亲，我冲进屋子，看见母亲双膝跌倒在地，背和两只肘靠在椅子上，挺着胸，头往后仰，呻『吟』着，眼睛可怕地闪着光；他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新制服，用他的长腿踢她的胸脯。我从桌子上抓起一把带骨头把手的、镀银的小刀——是用来切面包的，这是我父亲死后留给母亲唯一的东西——我抓起它用尽全身力气向继父的腰刺去。

幸亏母亲及时把马克西莫夫推开，刀子从他腰间滑过，虽然把制服划了条宽口子，但只擦破了一点儿皮。继父“哎哟”一声，按着腰跑出了房间。母亲抓住我，提起来，大吼一声把我摔到地板上。继父从院子里回来，把我从母亲手里拉开。

天很晚了，他仍然离开了家。这时母亲来到炉灶旁找我，小心地、轻轻地搂抱我，吻我，哭着说：“原谅我，我错了！亲爱的，你怎么能动刀子呀？”

我对她说，我要杀死继父，然后再杀死自己。这全是我当时的真正想法，而且当时也完全知道这话的含意。我想，我真会这样做，无论如何我有这种意图。直到今天，我还看得见那只沿裤筒镶一条光亮的边缘线的卑鄙的长腿，看见那只长腿从地板上飞起，用脚尖踢女人的胸脯。

回忆起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这些像大山一样压在身上的丑恶现象，我时刻问自己：说这些到底值不值得呢？但每一次我都恢复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活生生的丑恶的真实，直到今天还没有绝迹。必须从根本上认识这种真实，这样才能从人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沉痛的可耻生活中，连根拔掉。

迫使我描写这些丑恶现象的，还有另一个更积极的原因。虽然这些丑恶现象令人作呕，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甚至把无数美好的心灵压扁压死，但必将被俄罗斯人仍然健康、年轻的心灵所克服和消灭。

我们的生活是奇妙的，这不仅是因为产生种种野兽行为的土壤是富饶和肥沃的，而且还因为鲜艳、健康、富有创造『性』的美丽事物即良善的人『性』，仍然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唤起我们对光明的人生抱着坚不可摧的希望。

【第十三节】

我又来到外祖父身边。
“怎么啦，小强盗？”他迎着我，用手敲着桌子说，“现在我不养你了，让外祖母养你吧！”
“我养就我养，”外祖母说，“你以为是多大的难题吗？”
“那你就养吧！”外祖父大叫一声，但马上又安静下来，对我解释说：“我和她全分开过了，现在我们的东西全分开了……”

外祖母坐在窗户下面快速地织着花边，手里的线轴快乐地发出短促的击打声，坐垫上密密麻麻『插』满了铜针，在春天的阳光下像金刺猬一样闪闪发光。外祖母自己也还是像金打铜铸似的，一点儿没变！外祖父更干瘪了，皱纹更多了，棕色的头发变得花白了，动作的安详神气被急躁忙乱所替代，两只绿眼睛露出怀疑的目光。外祖母嘲笑着讲起她和外祖父分家的情形。外祖父把所有的锅碗瓢盆都给了外祖母，说：“这是你的，再也别问我要什么了！”

然后，他拿走了外祖母所有的旧衣物和一件狐皮女大衣，卖了七百卢布，把这笔钱借给了他的义子，即那个做水果生意的犹太人，生利息。他彻底地患上了吝啬病，完全丧失了羞耻心，他找那些老朋友——手工业行会的老同事，找那些有钱的商人，向他们诉苦，说是孩子们把他弄得破产了，向他们哭穷要钱。他利用人家对他的尊敬，得了很多钱——成把的大票子。外祖父拿着一张票子在外祖母鼻子前晃悠，向她夸耀，像逗小孩似的：“瞧见吗？傻婆子！这钱的百分之一人家也不会给你！”

他常把弄来的钱，一部分借给他一个新朋友——个子高、脑袋秃、在厂区被叫作“马鞭”的毛皮匠，一部分借给这个人的妹妹——小店老板娘。她长着红脸颊、褐色的眼睛，是像糖浆一样又软又甜的高个儿女人。

家里的一切都是严格分开的：一天是外祖母出钱买来食物做午饭，另一天就是外祖父买食物和面包。该他买的那些天，午饭总要差些：外祖母买好肉，而他总买些杂碎肉。茶叶和白糖各人分别保管，但在同一个茶壶里煮茶，外祖父总担心地说：“慢着，等一等！你放多少茶叶？”

他把茶叶倒在手掌上，仔细地数了又数，说：“你的茶叶比我的碎，所以我要少放些，我的茶叶比你的大，出茶多。”

他很注意外祖母倒给自己和倒给他的茶是不是一样浓，外祖母和他喝的碗数是不是一样多。

“各喝最后一碗吧？”在倒尽所有的茶以前，外祖母问他。

外祖父看了看茶壶里，说：“好，就各喝最后一碗！”

甚至连圣像前长明灯用的油也是各买各的，这种事竟发生在共同劳动了五十年之后。见到外祖父这些名堂，我觉得既好笑，又厌恶，而外祖母却只觉得好笑。

“你别管！”她安慰我，“要问这是怎么回事，老头儿真的老了，糊涂了！要知道他八十岁了，就让他糊涂活八十岁吧！让他糊涂好了，谁去管他呢？我能够为自己也为你挣块面包吃，你别怕！”

我也开始挣钱。每逢节假日，清早我就拿着麻袋到各家院子和大街小巷捡牛骨头、破布、废纸、铁钉。一普特破布和废纸卖给废品商，可以得二十戈比，废铁也是这个价，一普特骨头卖十戈比或八戈比。平日放学后，我也干这事，每星期六卖掉各种旧货，能得三十左右戈比，甚至半卢布，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得到更多。外祖母接过我手里的钱，赶忙塞到裙子口袋里，低下头夸我：“谢谢你，好孩子！咱们俩总能养活自己吧？咱们俩是我加上你呀！这有什么了不起！”

有一次，我偷偷地看她把我的几个五戈比铜钱放在手掌上，瞅着它们默默地哭了，一颗颗混浊的泪水挂在她那宛如松软多孔的海绵的鼻子上。

比卖破烂更有收入的活儿是到奥卡河岸上或者彼斯基岛偷木材货栈里的劈柴和薄木板。集市期间，人们在那里临时搭起售货棚做铁器生意；集市过后，人们把棚子拆掉，柱子和薄木板就一堆堆码在彼斯基岛，一直放到春水泛滥的季节。一块好木板卖给小市民业主，可得十戈比，一天可以偷来两三块。但要得手，就必须在恶劣的天气，因为风雪或大雨会把看守人撵走，逼得他们躲开。

我们几个要好的结成了一伙：摩尔多瓦一个女乞丐的儿子珊卡·维亚希尔，是一个可爱、温柔、文静、笑容可掬的男孩；无家无亲的科斯特罗马，乱发蓬松，骨瘦如柴，长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后来，他十三岁那年，因为偷了一对鸽子而被送进少年罪犯教养院，在那里吊死了；小鞑靼哈比，是一个十二岁的大力士，淳朴又良善；扁鼻子的雅兹——公墓看守人和掘墓工的儿子，八岁左右，像鱼一样沉默寡言，患有癫痫病；年纪最大的是寡妇裁缝的儿子格里沙·丘尔卡，他明白道理，处事公正，酷爱拳击。他们都住在同一条街上。

在厂区，偷窃不算是罪恶，它已成为人们的习惯，甚或是半饥饿的小市民谋生的唯一手段。一个半月的集市，挣不够全年的吃喝，甚至很多有身份的业主都“到河上捞外快”——打捞被洪水冲走的劈柴和木头，用小木筏装运零碎货物，但他们主要还是偷窃驳船上的货物，一般说来，是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猴手猴脚”，拿一切保管不好的东西。每到节假日，大人们就夸耀自己的收获，孩子们听着、学习着。

春天，在集市开始前的忙碌时期，每天傍晚，厂区的大街小巷有很多喝醉的工匠、车夫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厂区的小孩们经常掏他们的腰包，这成了一种合法的行为，小孩们就在大人眼底皮下放肆地干。

他们从木匠那里偷工具，从轿车夫那里偷拧螺钉的扳手，从大车马夫那里偷肩轴，即车轴的衬铁。我们这一伙就不干这种事。丘尔卡有一次坚决地说：“我可不偷，妈妈不让。”

“我可怕了！”哈比说。

科斯特罗马厌恶小偷，说“小偷”这个词时特别加重语气，他看见别的小孩拿醉汉东西的时候就撵走他们，要是抓到一个就狠狠揍。这个大眼睛、不爱说笑的孩子把自己当成大人。他走路时迈着特殊的步子，像搬运工似的左右摇摆，说话时尽力装出浓重粗鲁的噪音，言谈举止处处显得迟缓、做作、老成。维亚希尔认为偷窃是罪恶。

但是从彼斯基岛上拖走木板和木柱子不算罪恶。我们谁也不怕做这件事，我们拟定了好几种能使我们十分顺利得手的方案。趁夜晚天黑或者刮风下雨，维亚希尔和雅兹踩着刚刚开化的冰面，沿河湾去彼斯基岛。他们明目张胆地、公开地走，尽力引起看守人的注意，我和其他三个就偷偷地、分散地摸过去。那些看守人被雅兹和维亚希尔惊动了，注视着他们俩；我们四个在预定的木材堆旁边集合，挑选要拿的东西。趁两个快腿的同伴逗得看守人追赶他们的时候，我们四个就往回跑。我们每人带着一根绳子，绳子末端系一个弯成钩子的大铁钉，用它钩着木板或木柱子，在雪上和冰上拖着走。看守人几乎从未发现过我们，即使发现了，也追不上。我们把拖来的东西卖掉，把卖来的钱分为六份，每个兄弟能得五戈比，有时能得七戈比。

用这些钱可以吃一天饱饭。但是维亚希尔如果不带给母亲一杯或半瓶伏特加酒钱，就要挨她的打；科斯特罗马把钱攒起来，希望养鸽子；丘尔卡的母亲有病，他在尽可能地多挣钱；哈比也在攒钱，准备回他出生的城市。他舅舅把他从那里带到尼日尼来。到尼日尼不久，舅舅就淹死了。哈比忘了那座城市叫什么名字，只记得是在卡马河边，离伏尔加河不远。

那座城市不知为什么使我们觉得很好笑，我们逗这个斜眼的小鞑靼，唱道：
卡马河岸一座城，
地点我们不知道！
手够不着，
脚走不到！

起初，哈比生我们的气，但是有一次，维亚希尔[62]真像鸽子那样柔声细语地对他说：“你怎么啦？难道生同伴的气吗？”
小鞑靼哈比觉得不好意思，他自己也唱起这首歌来。

比起偷木板，我们还是更喜欢捡破布和骨头。春天，当雪融化了，或者雨水把空荡无人的集市的石板路冲洗干净以后，捡东西就特别有趣。在市场的地沟里，总可以找到许多钉子、碎铁，我们往往还能找到铜币和银币。但为了使看货摊的不撵我们或者不夺走我们的麻袋，得给他们几枚二戈比铜币，或者向他们久久地央求。总之，挣钱不容易，但我们和睦相处，虽然有时也有些小争吵，但我记得我们之间从未打过架。

维亚希尔是我们的和事佬，他总是善于及时地对我们说几句特别的话，话语虽然简单，却使我们又吃惊又害羞。他说这些话时自己也带着惊讶的样子。雅兹的一些坏行为并没有使他生气和害怕，他认为一切坏东西都是不必要的，他安详而令人信服地加以否定。

“这有什么必要呢？”他问。于是我们看清楚了，确实没有必要！

他称呼自己的母亲“我的摩尔多瓦女人”，这称呼并没有使我们觉得可笑。

“昨天我的摩尔多瓦女人喝得烂醉回家！”他嬉笑着说，两只金黄色的圆眼睛闪闪发光，“她摇晃着把门推开，坐在门槛上就唱啊唱啊，像只老母鸡！”

正派人丘尔卡问：“唱的什么？”

维亚希尔用手掌轻拍膝盖，细声地学着她母亲唱的歌：
年轻的牧人，
来把窗户敲；
听见咚咚响，
我们往街上跑。
牧人真可爱，
晚霞美如画，
牧人吹芦笛，
村子静悄悄！

他知道许多这类情歌，唱得非常好。

“是呀，”他接着说，“她就这样在门槛上睡着了，弄得屋子里像冷窖，我浑身哆嗦，简直要冻死了。把她拖走吧，又没有力气。今天早晨我对她说：‘你怎么醉成这样，太吓人了！’她说：‘不要紧，你耐心等等，我马上就要死了！’”

丘尔卡认真地加以肯定：“她快死了，全身都肿了。”

“你可怜她吗？”我问。

“那还用说？”维亚希尔惊奇地说，“她对我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摩尔多瓦女人随便就打维亚希尔，但又相信她对儿子好，甚至在我们不走运的日子里，丘尔卡还提议：“咱们每人凑一戈比给维亚希尔的母亲买酒吧，不然她会打他的！”

同伙里有两个识字的——丘尔卡和我。维亚希尔很羡慕我们，他揪着自己老鼠一样的耳朵轻言细语地说：“等我安葬了我的摩尔多瓦女人，我也去上学，拜倒在老师脚下，求他收留我。学好了，求主教雇我当园丁，要不就求沙皇！……”

春天，摩尔多瓦女人和一个募款建修道院的老头儿一起，还有一瓶伏特加酒，被倒下来的一堆劈柴压在下面。这个女人被送进了医院，一本正经的丘尔卡却对维亚希尔说：“去我那儿住，我妈妈教你识字……”

没过多久，维亚希尔就高高地昂起脑袋念招牌了：“食品货杂店……”
丘尔卡纠正他：“不，是食品杂货店，你这个怪人！”
“我知道，可是子母在乱窜！”
“不，是字母！”
“字母在活蹦乱跳，字母在高兴我哩！”

他那样爱惜树木花草，使我们大家觉得非常可笑和惊讶。

分布在沙地上的厂区，植被很少，仅仅有些地方，在住家的院子里，孤零零地竖着几棵苍白的柳树和几丛歪斜的接骨木树，围墙下面还胆怯地藏着几根灰色的干草。如果我们有谁坐在上面，维亚希尔就生气地念叨：“喂，干吗要坐在草上？你坐在旁边沙土上不是一样吗？”

当着他的面，真不好意思在奥卡河岸弄断一枝白柳，折掉一枝开花的接骨木树，砍下一枝杨柳。对这种事，他总是耸起肩，摊开手，吃惊地说：“干吗你们什么都破坏？真是活见鬼！”他的惊讶使大家感到羞愧。

每到星期六，我们就搞一次快乐的游戏。整个星期我们都进行准备，在大街小巷捡来许多破草鞋，把这些东西堆到偏僻的角落里。星期六傍晚，当一群群鞑靼人从“西伯利亚码头”走回家的时候，我们在十字路口进入“阵地”，开始向这些搬运工扔草鞋。起初，他们被这种行为激怒了，追赶我们，骂我们。但是很快他们也开始对这种游戏感兴趣。他们知道对方的战略战术，所以也装备许多草鞋来到战场。不仅这样，他们还侦察出我们藏“军火”的地方，不止一次把我们偷得精光。我们埋怨他们：“这不能算游戏！”

于是，他们把草鞋分一半给我们，战斗又开始了。通常他们布置在开阔地，我们尖叫着在他们周围奔跑，投掷草鞋。当我们有谁在跑时被巧妙扔到脚下的草鞋绊倒，一头栽进沙土里时，他们也大喊大笑，笑声震耳欲聋。

游戏长时间热烈地进行着，有时直到天黑。这招来了很多小市民，他们躲在街拐角观看。为了体面，他们照例埋怨几句。灰色的、沾满灰尘的草鞋像乌鸦一样满天飞，有时我们有人吃了大亏，但快乐胜过疼痛和气恼。

鞑靼人的热情并不比我们少。战斗结束后，我们常跟着他们去他们的行会，他们让我们吃香甜的马肉和一种特殊的蔬菜汤；晚饭后，我们喝很浓的砖茶，吃奶油核桃甜点心。我们喜欢这些魁梧的大汉，他们一个个像挑选出来的大力士，他们身上有儿童般的、很容易理解的东西，特别使我吃惊的是他们忠厚、善良、坚毅的性格和互相关心、认真严肃的态度。

他们笑的模样特别有趣，笑声噎得他们一个个流出了眼泪。其中有一个来自卡西莫夫的鞑靼人，他的鼻子很难看，力大无比。有一次，他把二十七普特重的一个大钟从驳船搬出岸边很远。他笑着大声说：“嗨，嗨！俗话说，空话没有用，空话不值钱，值钱的话像黄金！”

有一次，他用一个手掌把维亚希尔高高托起，说：“你就住在天上吧！”

天气不好的日子，我们相聚在雅兹父亲的看守小屋里。他父亲驼着背，曲着腿，长着长长的胳膊，满身油污，小脑袋和黑脸上生着脏脏的毛发。他的脑袋像一朵干枯的牛蒡花，细长的脖子像牛蒡花的茎。他甜蜜地眯缝着似乎发黄的眼睛，连珠炮似的嘟囔着说：“我可别失眠啊，上帝！”

我们买来三钱茶、二三两糖、一些面包，还一定得给雅兹的父亲打一些酒。丘尔卡严厉地命令他：“没用的乡巴佬，把茶炊烧上！”

乡巴佬咧着嘴笑，他烧上铁茶炊。我们趁等茶的时候讨论自己的活儿，他给我们出一些好主意：“注意，后天特鲁索夫家举行四旬祭典，将有盛大的宴会，你们去那儿捡骨头！”

“特鲁索夫家的骨头由那个厨娘收集。”无所不知的丘尔卡说。

维亚希尔望着窗外的公墓，幻想着说：“不久我们就可以去森林了，真好啊！”

雅兹总是沉默不语，用忧愁的目光打量着大家，还默默地给我们看他的玩具——从垃圾坑里找到的木头兵、缺腿马、碎铜片、旧纽扣。

他父亲在桌上摆好各式各样的茶碗和茶缸，送来茶炊。科斯特罗马坐下来给大家倒茶。雅兹的父亲喝完自己那份酒，就爬上炉炕，伸着长长的脖子，用猫头鹰似的眼睛瞅着我们埋怨道：“呜嗬，你们真该死！好像都不再是孩子了吧？唉！你们这些小偷，我可别失眠啊，上帝！”

维亚希尔对他说：“我们根本不是小偷！”

“不是小偷，是贼娃子……”

如果我们觉得雅兹的父亲讨厌，丘尔卡就生气地呵斥他：“够了，没用的乡巴佬！”

我、维亚希尔和丘尔卡很不高兴听他一一说起哪家有病人，哪个居民快死了。他讲这些事时津津有味，全无怜悯之意。当他看见我们对他的话感到不快时，就故意逗弄我们：“啊哈，小鬼们，你们害怕了吧？原来是这样！一个胖子快死了，嗨！好久他才能烂掉！”我们阻止他，他仍然喋喋不休：“你们反正也得死，靠垃圾坑活不了多久。”

“死就死吧，”维亚希尔说，“上帝让我们当天使……”

“你——们？”雅兹的父亲惊得说不出话，“是你们？当天使？”

他哈哈大笑，于是又讲起死人生前的各种丑事来逗我们。

有时，他忽然压低声音，嘘声嘘气地讲起一些怪事。

“你们听呀，孩子们，等着听我说！三天前埋葬了一个女人，孩子们，我知道她的身世。她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呢？”

他讲女人的时候很多，而且经常用下流不堪的语言，但是在他讲的故事里有一种引人深思、令人怜悯的东西，他好像在邀请我们和他一起思考，我们也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他不善于讲，讲得也没有条理，自己常『插』进一些问话。可是他的故事总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一些令人不安的、支离破碎的情节。

“人家问她：‘谁放火了？’她说：‘我放火了！’‘傻瓜，怎么会呢？那天夜里你不在家，你躺在医院里！’‘是我放火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呀？哎哟，我可别失眠啊，上帝……”几乎每个被他埋进凄凉光秃的公墓沙土地里的街坊邻居的身世，他都知道，他好像在我们面前打开了这些人家的大门，让我们走进去，看见人们怎样生活，从中得到一种严肃的、重要的感受。看样子，他真能讲个通宵，一直讲到天亮，不过看守小屋的窗户刚被昏暗的暮色笼罩时，丘尔卡就从桌旁站起来说：“我得回家了，不然妈妈会害怕。谁和我走？”

大家都走。雅兹把我们送到围墙外，关上大门，还把瘦骨嶙峋的黑脸贴在栅栏上，嘶哑地说：“别了！”

我们也对他大喊：“别了！”我们总是不好意思把他留在公墓。科斯特罗马有一次回头看了看他，说：“明天我们一觉醒来，他已经死了。”

“雅兹比我们谁都活得苦。”丘尔卡常常说。而维亚希尔总要表示反对：“我们一点儿也不苦……”

我也认为，我们的生活并不苦，我很喜欢街上这种独立的生活，也喜欢这些同伴，他们在我心中唤起一种美好的感情，我情不自禁地想为他们做些好事。

到了学校，我又感到处境尴尬，同学们讥笑我，叫我捡破烂的、沿街要饭的。有一次，吵过架后，他们告诉老师，说我身上散发着垃圾坑的臭味，不能坐在我旁边。我记得，这控告当时深深地伤害了我的心，使我感到，上学是多么困难。控告是恶意捏造的，因为我每天早晨都细心地洗过身子，也从未穿着捡破烂时穿的衣服到学校去。

后来我终于通过二年级的期末考试，领到了奖品：一本《福音书》，一本带封面的克雷洛夫寓言和一本不带封面的、看不懂书名的小书——《法达-莫尔加那》。学校还发给我一张奖状。当我把这些奖品、奖状拿回家的时候，外祖父非常高兴，特别激动，他说这些东西必须珍藏起来，他要把书锁在自己的箱子里。外祖母已经卧病好几天了，她没有钱，外祖父唉声叹气，大声尖叫：“你们把我喝光吃净，只剩下骨头了，嗨，你们呀……”

我把书拿到小铺里卖了五十五戈比，把钱交给外祖母，奖状被我『乱』题了些字以后，就交给了外祖父。他把纸珍藏起来，因为他没有打开奖状，所以没有发现我『乱』题的字。

甩掉了学校这个负担，我又到街上找生活。现在更好了。正是春光明媚的季节，能干的活儿多起来了。每到星期日，我们这伙人早上去野外，进松林，很晚才回到厂区，虽然疲倦，但很痛快，彼此也更加亲近了。

但这种生活没有持续多久。继父被解除了职务，他又消失了。母亲带着小弟弟尼古拉来到外祖父家，保姆的职责就落在我身上，因为外祖母进城去了，她住在一个富商家里，给人家绣祭坛上用的棺罩。

变得干瘦的母亲只能勉强地移动双腿，她像哑巴似的，用一双可怕的眼睛看着一切。小弟弟得了瘰疬病，两只脚的踝骨内都有溃疡，身体弱得不能大声哭，饿时只是颤抖着呻吟，饱了就打瞌睡，在瞌睡中奇怪地叹气，轻轻地打呼噜，像小猫叫。

外祖父关心地摸了摸他，说：“真要好好喂他，可我的饲料不够喂你们大家……”

母亲坐在墙角的床上，嘶哑地叹了一口气，说：“他要的不多……”

“那个要的不多，这个要的不多，结果就多了……”他把手一挥，转身对我说：“应该把尼古拉抱到室外晒太阳，放到沙土里……”我用口袋背来一大堆洁净的干沙土，放在窗下阳光处，照外祖父的指示，把小弟弟放进埋到脖子的沙堆里。小孩很高兴坐在里面，他甜蜜地眯着那不平常的眼睛，闪着亮光——这眼睛没有眼白，只有蓝色的瞳人，被发亮的圆圈包围着。

我立刻喜欢上弟弟了，我觉得，我心里想的一切他都知道。这时我躺在他身边的沙堆上，外祖父尖厉刺耳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俗话说，死并不是上策，你应当学会活下去！”

母亲一连咳了好久……

小孩把两只小手从沙土里伸出来，向着我摇着白色的小脑袋。他稀疏的头发白晃晃的，小脸显得苍老，但很聪明。

如果有鸡呀猫呀向我们走近，科利亚[63]就久久地注视它们，然后看着我，露出一丝微笑，这微笑使我感到不好意思：弟弟是不是已经感觉到我跟他在一起无聊，想扔下他跑到街上去？

院子狭小、拥挤和脏乱，从大门开始，是一排用锯剩的木板边盖成的棚子、柴房和地窖，然后它们拐个小弯，最后是一间澡堂。房顶上堆满了破船板、劈柴、木板、湿木屑，这些都是小市民们在冰流和春汛季节从奥卡河打捞来的。院子里也乱七八糟地堆满各种木材，这些湿透了的木材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散发着一股霉味。
旁边有一家屠宰场，几乎每天早晨在那里都听得到小牛和绵羊的叫声，血腥味浓烈得使我感觉到：这气味振荡在满是灰尘的空气里，形成了一张透明的红网。

当牲口因两角之间的头部被斧背打蒙而吼叫时，科利亚眯缝起眼睛，撅起嘴唇，大概是想学这种声音，但只是吹着气：“呼——呜……”

中午，外祖父从窗口伸出头来，喊道：“吃午饭！”

他把小孩放在膝上，亲自喂他。他把土豆和面包嚼碎，屈着指头把这些送进科利亚的小嘴里，涂满了他的薄嘴唇和尖下巴。外祖父喂了一点点儿，就掀起小孩的衬衫，用指头按一按他那鼓起的小肚子，自言自语：“也许够了吧？要不再喂点儿？”

从近门的黑暗角落里传来母亲的声音：“您不明明看见他在伸手要面包吗？”

“小孩蠢！他不可能知道自己该吃多少……”

外祖父又把嚼碎的东西送进科利亚的嘴里。看着他这样喂孩子，我羞得心疼，感到喉咙下面窒闷和恶心。

“好了！”外祖父终于说，“把他抱给母亲吧！”

我抱着科利亚，他哼着往桌子那边挺。母亲迎着我站起来，嗓子里呼噜噜的。她伸出皮包骨头的胳膊，细长的身子像一棵只剩残枝败叶的枞树。

她完全像个哑巴了，偶尔气冲冲地说几句，要不就整天默默地躺在角落里等死。她快死了，这一点我当然能感觉到，也能意识到，而且外祖父无数次地、令人讨厌地讲到死。每到晚上院子里已经变黑，像羊皮一样臭烘烘的霉味钻进窗户的时候，他讲得尤其令人讨厌。

外祖父的床摆在门对面的角落里，几乎就在圣像下面。他睡觉时总是把脑袋冲着那些圣像和小窗户，他长时间地躺在那黑暗处嘟哝着：“死期就到了。我们有什么脸去见上帝啊？说什么好啊？忙碌了一辈子，也干了些什么……可到头来落了个什么下场啊？……”

我是在火炉和窗户之间的地板上睡觉，这地方对我来说不够长，我得把两只脚伸到炉口的空地方，忍受蟑螂搔痒。我在这个角落见到不少使我幸灾乐祸的事：外祖父做饭时，常让炉叉和火钩的尖端碰坏窗户的玻璃。他这样一个聪明人，竟不去考虑把炉叉截短，真令人好笑和奇怪。

有一次，罐子里有什么东西烧煳了，他慌忙用炉叉猛力一拉，叉头碰掉了窗框中间的一根横木和两块玻璃，弄翻了炉台上的罐子，把它打碎了。这使老头儿很苦恼，竟坐到地板上哭起来：“我的主啊，我的主啊……”

一天，趁他出去的时候，我拿起切面包的刀把炉叉剁掉了大约四分之三，可是外祖父看见我干的这活儿以后，骂起我来：“该死的魔鬼，应该用锯子锯掉，用锯不用刀！锯下的两端可以做擀面杖，可以卖，鬼孙子！”
他挥动着双手跑到过道里去了。母亲对我说：“你不要管闲事……”

她是在八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午死的。继父刚从外地回来，他在一个地方又找到了工作，外祖母带着科利亚已经搬到他在车站旁边住的一所清洁的小住宅里。过几天母亲也要搬过去。死的那天早晨，她轻轻对我说，声音比平时清楚而轻松：“你去告诉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我请他来！”
她一只手扶着墙，从床上欠起身，坐起来补充了一句：“快去！”
我觉得她在微笑，眼睛里好像闪着一种新的神情。继父正在做弥撒，外祖母又把我打发到一个摆摊子的犹太女人那儿买烟叶，不巧没有现成的烟叶，只好等着她研好烟叶，然后把它带回给外祖母。

当我回到外祖父那里时，母亲坐在桌子旁，穿着一件干净的淡紫色连衣裙，头发梳得很漂亮，跟从前一样有派头。
“你好些了吗？”我问道，不知为什么有些害怕。
她可怕地看着我，说：“你过来！你去哪儿逛了，嗯？”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抓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拿起用锯子改作的一把软的长刀，用刀面使劲地打了我几下，刀子从她手里掉下来。
“拾起来！给我……”
我拾起刀，扔到桌子上。母亲推开了我。我坐在炉子的台阶上，惊恐地注视着她。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慢挪动到自己的角落，躺到床上，用手帕擦着满脸的汗水。她擦汗的手不准确地动作着，有两次从脸旁落到枕头上，手帕竟擦在枕头上。
“给我水……”
我拿碗从桶里舀了水，她吃力地仰起头，呷了一点点，就深深地叹了一声，用那只冰冷的手把我拿水碗的手推开了。然后，她看了一眼角落里的圣像，把眼光移到我身上，动了动嘴唇，仿佛苦笑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把长长的睫毛垂放在眼睛上。她的两肘紧贴着两肋，双手摸着胸口，手指颤抖地向喉咙移动。她脸上浮现出暗影，渐渐加深，蜡黄的脸皮绷紧了，鼻子变尖了。她惊讶地张开嘴，但呼吸已经听不见了。我一只手端着碗在母亲床边站了很久很久，看着她的脸变冷、变硬、变灰。

外祖父进来了，我对他说：“母亲死了……”
他向床上看了一眼：“你胡说什么？”
他走到炉子前去拿馅饼，把锅盖和烤锅弄得震耳地响。我看着他，我自己知道母亲死了，只是等他知道。
继父来了，他穿着帆布上衣，戴着白色制帽。他不声不响地拿起椅子，放到母亲床边，突然地把椅子往地板上一掼，哇地大叫了一声：“她真死了！瞧……”
外祖父瞪大了眼睛，手里拿着锅盖慢腾腾地离开炉子，跌跌撞撞，像瞎子一样。

当母亲的棺材上撒满干沙土的时候，外祖母也像瞎子一样在坟堆里乱窜，她碰到十字架上，磕得满脸是伤。雅兹的父亲把她扶到看守屋里。趁外祖母洗脸的时候，他对着我悄悄地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唉，你呀，上帝可别让我失眠！你怎么了？孩子！人生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我说的对吧，外祖母？俗话说，富也好，穷也好，人人都要进棺材。是不是这样，外祖母？”

他望了望窗外，忽然从小屋里跳了出去，立刻却又跟维亚希尔一起回来，脸上放光，兴高采烈。
“你瞧，”他递给我一个折断了的马刺[64]，说道，“瞧这是件什么东西？这是我和维亚希尔送给你的。瞧这小轮子，怎么样？准是哥萨克用过的，把它弄丢了……我想向维亚希尔买下这玩意儿来着，我给他两戈比铜币……”
“你胡说什么！”维亚希尔低声然而生气地说，可是雅兹的父亲在我面前走走跳跳，向他挤着眼说：“维亚希尔好厉害！就算是他送给你的吧，是他，不是我……”

外祖母洗了脸，用头巾包好青肿的脸，叫我回家。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葬后宴上他们会喝酒，也许还会吵架。米哈伊尔舅舅还在教堂的时候就叹着气对雅科夫说：“今天我们喝一杯，怎么样？”
维亚希尔努力逗我说话，他把马刺挂在下巴上，用舌头舔马刺上的小轮。雅兹的父亲故意哈哈大笑，扯起嗓子喊：“瞧，你瞧他在干什么！”
可是当他看到这一切并没有使我高兴时，就严肃地说：“算了，别瞎想了！人人都要死，连鸟也要死。我给你母亲坟墓铺上草皮，你乐意吗？我们现在就到野地里去——你、维亚希尔、我，亲爱的珊卡和我们一起去。我们铲一大片草皮，铺在坟墓上，再好不过了！”
我喜欢这样做，于是我们三个就去野地了。
母亲安葬后过了几天，外祖父对我说：“喂，列克谢，你不是奖章，挂在我脖子上不合适，你还是去‘人间’吧。”
于是，我走向了“人间”。

注释：

[1]在死去的人眼皮上“盖铜钱”或“贴铜钱”是一种习俗或迷信做法，以使死者永远瞑目。

[2]“尼日尼”是地名，是“下诺夫哥罗德”的简称。但此词字面上表示“下”，“下面的”。

[3]“加尔梅克人”或译为“卡尔梅克人”，是俄罗斯境内一个少数民族。

[4]“鲁克”是爱称，“阿利克”的快读，但又是俄语中表示“葱头”意思的词。一语双关。

[5]“阿列克谢”是“我”的名，“阿利克”或快读的“鲁克”是其爱称，但还有别的“爱称”或“小名”，常用的是“廖尼亚”“阿廖沙”。

[6]“瓦留莎”是“瓦尔瓦拉”的爱称，后面出现的“瓦里娅”也是“瓦尔瓦拉”的爱称。

[7]“萨拉托夫”是鞑靼语，意为“黄色山城”。现今萨拉托夫州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位于伏尔加河下游，帝俄时期为著名的粮食贸易及锯木工业中心。

[8]阿斯特拉罕是今俄罗斯联邦阿斯特拉罕州的首府，位于伏尔加河下游，东南临里海。作者父母结婚后不久来此安家。

[9]“米哈伊洛”是“米哈伊尔”的别名。

[10]“茨冈人”指的是吉卜赛人，这种民族的远祖是居住在印度西北部的居民，自10世纪开始向外迁移，在西亚、北非、欧洲、美洲等地流浪，多从事占卜、歌舞等职业。在欧洲和亚洲的茨冈人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但在苏联时期已经过定居的生活了。

[11]“米什卡”是“米哈伊尔”的卑称。

[12]“雅什卡”是“雅科夫”的卑称。

[13]原文此处为古斯拉夫语。

[14]古斯拉夫语，“雅科”意为“似乎”，“热”为语气词。

[15]前者意为“而雅科夫呢”，小舅舅就叫“雅科夫”；后者意为“我在皮肤里”。

[16]“阿廖什卡”是“阿廖沙”的卑称。外祖父一般都叫孙子、外孙的卑称。

[17]“萨什卡”是“萨沙”的卑称，即亲热中带贬意的称呼。

[18]“咸耳朵”似可意译为“死心眼儿”。

[19]这里指的是现在住在科米别尔米亚克民族自治区的芬兰人。

[20]“小茨冈”叫伊凡，“瓦尼亚”是小名和爱称。

[21]“瓦尼卡”是伊凡的爱称，比“瓦尼亚”更亲切。

[22]“列克谢”是“阿列克谢”的快读音。

[23]“凡纽什卡”和“伊凡卡”都是“伊凡”的爱称，但前者比后者更显得亲热。

[24]“茹克”是俄语音译，意为“甲壳虫”。

[25]助祭是教会里职位最低的神职人员。

[26]“雅沙”是“雅科夫”的爱称。

[27]《圣经》中，大卫王是犹太以色列王，宗教诗歌的作者和音乐家。

[28]“格里沙”是“格里戈里”的小名和爱称。

[29]比爱称“廖尼亚”还亲切。

[30]即氯化汞。

[31]克瓦斯是俄罗斯人喜欢喝的一种清凉饮料，用面包或水果等发酵制成。

[32]旧俄历3月26日是加百利节。

[33]“阿库利娅”是“阿库林娜”的爱称。

[34]押沙龙是大卫王的儿子，他刺死哥哥，起兵篡夺王位，后兵败身亡。

[35]拿破仑（1769—1821），即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12年，法国入侵俄国，兵临莫斯科城下，但最后惨遭彻底失败。

[36]普特是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是重量单位，1普特约合16.38千克。

[37]俄历5月9日。

[38]两人都是俄国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

[39]梁赞是俄罗斯平原中部城市，在奥卡河右岸。

[40]“米沙”是米哈伊尔的小名。

[41]楚瓦什是俄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

[42]这句连同上句看来是东正教教徒祷告中的开场白。

[43]叶夫列姆·西林（4世纪），神甫，教会著作家。

[44]“民间字体”即现在通用的字体。阿廖沙跟外祖父学的是教会斯拉夫字体，所以说“不认识民间字体”。

[45]羊拐子是一种玩具，也是一种赌博工具，大多是用羊的蹄腕骨制成。

[46]这个名字慢说应为“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芙娜”。

[47]“彼得鲁什卡”是“彼得”的小名或爱称。

[48]“丹尼卡”是塔季扬娜的爱称。

[49]相传，格奥尔吉是基督教圣徒，他曾战胜毒龙。沙皇俄国曾在铜币上铸造他战胜毒龙的像。

[50]“瓦里卡”是“瓦尔瓦拉”的卑称。

[51]维亚捷姆斯基公爵（1792—1878），俄国诗人，评论家。

[52]“马特里娅”是“马特廖娜”的爱称。

[53]东正教的圣诞节到主显节，中间有十二天。

[54]俄语又音译为“别洛耶湖”，在俄罗斯平原西北部。

[55]我在唐波夫省波里索洛列勃斯基县科留潘诺夫卡村听到这个神话的另一种说法：宝刀杀死了毁谤后妈的继子。——作者原注

[56]“马克西莫什卡”是“马克西姆”的卑称。

[57]“叶尼亚”是“叶夫盖尼”的爱称。

[58]这里指1877—1878年的俄土之战。

[59]俄语中，“红方块爱司”的转义为“苦役犯的标志”，当时俄罗斯被判罚苦役的犯人背上缝一块红色或黄色方布。

[60]赫里桑夫主教是论文《古代世界的宗教》、政论《埃及轮回》、论文《论婚姻和『妇』女》三部著作的作者。后一篇论文我年轻时读过，曾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论文的题目我可能记错，它发表在19世纪70年代某神学杂志上。——作者原注

[61]1俄磅合409.51克。

[62]“维亚希尔”是俄语音译，其字面意思是“林鸽”。

[63]“科利亚”是“尼古拉”的爱称。

[64]马刺是钉在骑兵靴子后跟上的铁掌，马刺尖上有个小轮子。

在人间

【第一节】

我来到人间，在城里中央大街一家号称“时兴鞋店”的店铺里当“学徒”。

我的老板是个身材溜圆的矮个子，栗色的脸膛上坑坑洼洼，牙齿青绿，眼睛缝里积满了眼屎。我觉得他是个瞎子，为了确认这一点，我故意对他挤眉弄眼。

“别做鬼脸。”他小声却严厉地说。

我可不高兴这双混浊的眼睛看见我，也不相信这种眼睛能看见我的举动，也许老板只是猜想我在挤眉弄眼吧。

“我说了，别做鬼脸。”他更小声地教导我，两片厚嘴唇似乎没有动。

“不要抓挠。”他干巴巴的话语像虫子一样轻轻地爬进我的耳朵，“你是在城里中央大街上一等店里做事，这你要记住！学徒应该像雕像一样站在门边……”

我不知道雕像是什么，也不能不抓挠。从手掌到胳膊肘，两只手都长满了红斑和脓疮，疥疮虫咬得我实在受不了。

“你在家里干什么活儿？”老板问时，仔细打量着我的双手。

我详细告诉了他。他生气地说，同时摇晃着贴满花白浓发的圆脑袋：“捡破烂儿——还不如要饭，还不如偷。”

我却不无自豪地说：“我也真偷过哩！”

这时，他把两只像猫爪子一样的手放到柜台上，两只眼睛大惊失色地盯着我的脸，低声嘶哑地说：“什——什么，你偷过，怎么回事？”

我就把自己偷东西的事告诉了他。

“唔，这算不了什么。你要是在我店里偷皮鞋，或者偷钱，我就把你送进监狱，一直关你到老……”他说这话时，不动声色。我却吓坏了，也更不喜欢他了。

除了老板，在店里照看生意的还有我的表哥萨沙·雅科夫和一个动作灵活、喜欢唠叨、脸色红润的大伙计。萨沙穿着红褐色的常礼服和松腿裤，马夹上系着领带。他很骄傲，根本看不起我。

外祖父带我见老板时，还请萨沙帮助我、教导我。萨沙神气十足地皱起了眉头，预先提出条件：“那得叫他听我的话。”

外祖父把一只手放在我头上使劲按，按得我低下头：“你要听萨沙的话，他年纪比你大，地位也比你高……”

萨沙便瞪大眼睛教训我：“外祖父的话你可要记住！”

于是，从第一天起，他开始热衷于摆架子了。

“卡希林，别老瞪着眼珠子！”老板叮嘱他。

“我，我根本没有，东家。”萨沙弯下腰回答，可是老板并未就此罢休：“不要老沉着脸，顾客会当你是头好斗的山羊……”大伙计毕恭毕敬地笑着，老板难看地撇着嘴，萨沙则满脸通红地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这种谈话，许多话我听不懂，有时觉得他们在讲外国话。

每当女顾客进门，老板便把一只手从衣兜里抽出来，摸着胡子，同时脸上堆起甜蜜的微笑，这使他两颊布满了皱纹，却并未改变那双瞎子似的眼睛。大伙计挺直腰板，两个胳膊紧贴胸的两侧，两只手恭敬地捧着。萨沙颤抖地眨巴着眼睛，极力想掩藏起那凸出的眼珠。我站在门口，偷偷地搔了搔双手，注意观察这一套卖货的礼节。

大伙计跪在女顾客面前，巧妙地张开手指量鞋子尺寸。他两手直哆嗦，小心翼翼地接触女人的脚，生怕把它碰坏了。那只脚很粗，大腿像一只细脖子、大肚子的溜肩膀式酒瓶，倒立在那里。
有一次，一位太太抖动着脚，畏缩着身子，喊叫起来：“哎哟，你弄得人好痒啊……”
“太太，这是出于礼貌……”大伙计赶忙热心地解释。
他跟女顾客那种黏糊劲儿，实在叫人好笑。为了不笑出声来，我把脸转向玻璃门，可还是忍不住要看看他卖货的情景，因为大伙计的那套“手法”实在引起了我的兴趣，同时我又觉得自己永远也学不会这么礼貌地张开手指、这么灵巧地给别人穿鞋子。

老板常常退到柜台后面的小房里，也把萨沙叫进去，好让大伙计单独留下来跟女顾客周旋。有一次，大伙计摸了一下金发女顾客的脚，然后把拇指、食指、中指捏在一起吻了吻。
“哎哟！”女人叹了一口气，“看你多调皮！”
他却故意鼓起腮帮，嘴里重重地发着声：“嗯……啧啧！”
我不禁大笑出声，笑得前俯后仰，都站不稳了。我举手抓住了门把手，门被我拽开了，脑袋碰在玻璃上，把玻璃打碎了。大伙计冲着我跺脚，老板用手指上那只镶嵌着宝石的大金戒指敲打我的脑袋，萨沙想动手拧我的耳朵，但没有敢。在我们晚上回家的路上，萨沙狠狠地教训我：“你这样胡闹，会被撵走的！而且，有什么可笑的？”
他给我解释，要是大伙计得到太太们的欢心，生意就好做了。他说：“太太们为了看一眼讨人喜欢的大伙计，即使不需要鞋，也会来买一双。可你就是不明白！叫人替你操心……”这话叫我感到委屈——谁也没有替我操过心，尤其是他。

每天早晨，病恹恹的、爱生气的女厨子叫我起床，比叫醒萨沙要早一个小时。我得替老板一家人、大伙计和萨沙擦皮鞋，刷衣服，烧茶炊，给所有的炉子搬来柴火，把送午饭用的饭盒收拾干净。到了前面的店铺，我就要扫地、擦灰、准备茶水、给买主们送货，然后走回家吃午饭。我看门的差事这时由萨沙代替。他当然认为这有失他的尊严，总要骂我：“又笨又懒的家伙！又得替你干活儿……”

我很苦闷。我已习惯独立地生活在库纳维诺村的“沙土街”上，混浊的奥卡河岸边，或者田野、树林里，从早到晚，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而这里，没有外祖母和那些小朋友，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这里的生活暴露出它丑恶虚伪的真实面目，叫我生气。

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女顾客什么也没有买，她走后，三个人就都觉得受了委屈。老板收起他甜蜜的微笑，命令着：“卡希林，把货收起来！”接着他就骂：“呸！拱进来一头母猪！傻女人，在自个儿家里待腻了，就到人家店铺里来闲逛。要是我老婆，我可叫你……”

他老婆——一个黑眼珠、大鼻子、干瘦的女人，跺着脚叫唤他，像叫唤用人一样。

但常常是这样：他们送一个熟悉的女顾客出门时殷勤地鞠躬，说奉承话；送走以后，他们便厚颜无耻地说起她的坏话来。这时候，我恨不得跑出门追上她，把他们背后说的话告诉她。当然，我知道世人都在背后互相说坏话，可是这三个不管议论起谁来，都叫人特别气愤，似乎他们被某人批准为世上最优秀的人物，并被任命为对世界的裁判官。他们嫉妒许多人，却从不称赞任何人，他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坏事。

有一次，一个年轻女子来到店里。她双颊绯红，两眼闪光，披一件带黑皮领子的天鹅绒大氅，美丽的脸像一朵鲜花露在毛皮领子上。她掀去肩头的大氅，递到萨沙手里，她显得更加漂亮了。淡青色的丝绸衣裳紧裹着苗条的身材，两耳上的钻石闪闪发光。她使我想起传说中的绝代佳人瓦西莉萨。我坚信她就是省长太太。他们毕恭毕敬地招待她，在她面前低头哈腰，奉若神明，满口的奉承话把嗓子都说哑了。三个人都像是被火烧火燎似的，在店里蹿来蹿去。他们的影子在四面橱窗的玻璃上闪动，我仿佛觉得周围的东西真的被大火烧着了，在火中熔化，眼看就要烧成另外的样子。她迅速挑选了一双昂贵的皮鞋，走了。
这时，老板咂了一下嘴，吹着口哨，说：“一条母——狗……”
“简直是女戏子！”大伙计轻蔑地说。
于是，他们相互谈起这位太太的情人们和她纵酒作乐的放荡生活。

午饭后，老板在店铺后边的小屋里睡午觉，我打开他的金怀表，在表的机件上倒了几滴醋。他醒来后，双手拿着怀表进了店铺，惊慌地念叨着：“怎么回事？突然怀表出汗了！从来没有这种事——表还能出汗！莫非要出灾祸？”

虽然他店里和他家里的事把我忙得不可开交，但我还是感到无聊寂寞，简直烦闷死了，并且常常在琢磨着要闹出点儿名堂，好让老板把我撵走。

满身雪花的行人默默地、匆匆地从门口走过，他们好像是去公墓送葬——好像因为耽误了出殡的时间，忙着去追赶前面的灵柩似的。几匹马哆嗦地拉着车，吃力地在冰雪覆盖的坡地上走着。店铺背后那教堂的钟楼，每天凄凉地响着钟声——大斋期到了。“当——当”的钟声，像枕头撞击在人的脑袋上，不使你痛，却使你头和耳朵嗡嗡响。

有一次，我正在店门外面收拾刚到的一箱货，教堂里打更的老头儿走到我跟前。他走路歪着身子，身子骨软得像是用布做的，衣服烂得像被狗咬碎了似的。

“好小子，你给我偷双套鞋，行吗？”

我没有吭声。他在空箱子边沿坐下来，打了个哈欠，画了个十字，然后又说了一遍：“仅偷一双，行吗？”

“偷——不行！”我告诉他。

“可是有人偷呀，看在老人的份儿上！”

他跟我接触的那些人不同，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我感觉他十分相信我会答应他，于是同意从通风窗里塞给他一双套鞋。

“那也行，”他并不显得高兴，而是平静地说，“不是骗我的吧？嗯，嗯，我看得出，你不会骗人……”

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用一只靴子的底蹭着又脏又湿的雪，然后点燃土烧的烟斗。突然，他吓唬我：“要是我作弄你呢？要是我拿着这双套鞋到老板那儿，说你按半个卢布的价卖给了我呢？一双套鞋的价钱在两个卢布以上，而你只卖半个卢布！拿钱买糖果了！要是我这样说呢？”

我发呆地望着他，好像他真照他说的这样做了，而他却仍旧望着自己那只靴子，吐着青烟，夹着鼻音继续轻言低语地说：“比方说吧，要是发现我是受了你老板的吩咐：‘你给我试一试那小子是不是偷东西。’那么又将怎么样呢？”

“我不给你套鞋了。”我生气地说。

“你既然答应了，你现在已经不能不给了！”

他抓起我的一只手，把我拉到身边，伸出一个冰凉的指头敲我的额头，懒洋洋地接着说：“你怎么无缘无故就说‘你拿去吧’？”

“是你自己求我的。”

“我求的东西可多了！要是我求你抢教堂，你会怎么样，你也去抢？难道这个人可以相信吗？你呀，真傻啊……”说完，他把我推开，站起身来，“我不要偷来的套鞋，我不是老爷，不穿套鞋。我只是跟你开开玩笑……因为你的单纯，到了复活节，我让你上钟楼，你可以撞钟，看看城市……”

“我熟悉城市。”

“从钟楼上看去，它可漂亮多了……”

他慢慢地走到教堂拐角后边去了，两只靴子的前端在雪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又沮丧又害怕：这老头儿是真的在开玩笑还是老板派来试探我呢？我实在怕走进店里。

萨沙从店里跑到院子里，吆喝道：“你在搞什么鬼？”

这下子我可火了，拿起钳子向他一扬。

我知道他和大伙计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把一双皮鞋或者布鞋藏到炉炕的烟囱里，等离开店铺时便塞进外套的袖筒里。我不喜欢这种事，也害怕这种事，我还记得老板的那次吓唬。

“是你偷东西？”我问萨沙。

“不是我，是大伙计。”他严肃地向我解释，“我只是帮他，他要我干，我就得听，不然他会对我使坏。老板嘛！他本人以前就是伙计，他什么都明白。可是你不能说！”

他一边说一边照镜子，学着大伙计平时的动作，不自然地伸开指头整理领带。在我面前他总喜欢摆架子、耍威风、压低嗓门吆喝我。他吩咐我什么时，总伸出一只手做推开的姿势。我个儿比他高，力气比他大，但我骨瘦如柴，行动笨拙。他结实丰润，油光满面。他穿着常礼服、松腿的长裤，我觉得这样很有气派，但他身上有一种令人不快和滑稽可笑的东西。他憎恨女厨子，她也真怪——心肠是好还是坏，令人琢磨不透。

“世上我最喜欢的是打架，”女厨子睁大黑亮、炽热的眼睛说，“什么样的打架我都喜欢。不论是斗鸡、斗狗，还是男人们打架，我都喜欢！”

要是两只公鸡或者两只鸽子在院子里斗，她就放下手里的活儿，盯着窗外，出神地看到争斗结束。她每天晚上对我和萨沙说：“孩儿们，你们坐着干什么？打打架多好呀！”
“傻婆子，我不是孩子，我是你的二伙计！”
“我可看不出来，在我眼里，只要没娶老婆，就是孩子！”
“傻婆子，傻脑袋瓜……”
“魔鬼聪明，可是上帝不喜欢他。”
这句俗话惹火了萨沙，萨沙故意刺激她，她却轻蔑地瞟了萨沙一眼，说：“嗨，你这个蟑螂！上帝的过失！”

萨沙不止一次教唆我，要我在女厨子熟睡时往她脸上抹点儿煤烟和黑鞋油，在她枕头上插一些大头针，或者用别的方式跟她“开玩笑”。可是我害怕女厨子，而且她睡得并不熟，常常醒来；她醒来就点上灯，坐在床上，望着墙角一个地方发呆。有时候，她走到我睡的炉炕旁边，推醒我，哑着嗓子说：“我的好阿列克谢，我睡不着，不知为什么我害怕，你跟我说说话吧！”

我像是在睡梦中跟她说了些什么，她默默坐着，摇晃着身子。我感觉，她热乎乎的身上散发着白蜡和神香的气味，我觉得她快要死了，甚至马上就会一头栽倒在地板上死去。由于害怕，我故意提高嗓门，她阻止我说：“嘘，嘘！小声点儿！要是坏蛋们醒了，他们会把你当我的情人哩……”
她坐在我身边，总是一个姿势：弯着背，两只手掌放在双膝中间，用骨瘦如柴的双腿夹住。她胸脯扁平，甚至从厚实的麻布衫里露出一排排肋骨，像干木桶上的铁箍子一样。她默默地坐了好久，突然轻轻念叨起来：“还是死了的好，活着总是这样心烦……”或者她又突然在问谁：“我就这样活到头了，嗯？”
“睡吧！”我刚开口，她就打断了我的话，直着腰站起来，她灰色的身影静悄悄地在厨房的黑暗中消失了。
“妖婆！”萨沙在背后这样叫她。
我挑唆他：“你敢当面这样叫她？”
“你以为我会怕她？”但他立刻皱起了眉头，说，“不，我不敢当面叫，说不定她真是个妖婆……”
女厨子看不起任何人，对谁都气呼呼的，对我也一点儿不宽容，她早晨六点钟就使劲拉我的腿，叫喊：“还贪睡！快起来搬柴火！烧茶炊，削土豆！……”
萨沙醒了，抱怨说：“你大喊大叫什么，我告诉老板去，吵得人不能睡……”
她迅速挪动那副枯瘦的骨架在厨房忙活儿，瞪着因失眠而发红的亮眼睛，对萨沙说：“哼，真是上帝的过失！我要是你的后妈，就拔掉你的头发。”
“死婆子！”萨沙骂道，并且在去店铺的路上开导我：“要想法把她撵走。要偷偷地在所有吃的东西里加盐，如果样样东西都咸得发苦，她就得滚蛋。要不就加煤油！你干吗发愣啊？”
“那你呢？”
他生气地哼了一声：“胆小鬼！”

我们俩亲眼目睹了女厨子的死状：她弯着腰端茶炊，好像被人推了胸口一下子，突然身子瘫倒，然后两手向前伸，默默地侧身栽倒在地，血从嘴里流出来。
我们当时就明白她死了。两人都吓呆了，久久地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萨沙跑出厨房，我却不知道如何是好，身子靠在窗户旁边有亮的地方。
老板进来后，皱着眉头蹲下来用一个指头触了触她的脸，说：“真的死了……怎么回事呀？”
于是，他对着屋角圣徒尼古拉小圣像画十字祷告了一会儿。然后，他对着过道，命令萨沙：“卡希林，快去报告警察局！”
一个警察来了，他在屋里转了一会儿，拿了点儿茶钱，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带来一个赶大车的。他们一个扛着头，一个扛着双脚，把女厨子扛到街上去了。老板娘站在过道往屋里看了一眼，吩咐我说：“把地板擦洗干净！”
老板却说：“幸好她死在晚上……”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上床睡觉的时候，萨沙特别温和地对我说：“别熄灯！”
“你害怕？”
他用被子蒙住头，久久地躺着不吭声。夜静悄悄的，它仿佛在倾听什么、等候什么。我觉得钟声马上就会撞响，全城的人会突然吓得乱跑乱叫。

萨沙从被窝里伸出鼻子，轻声对我说：“来，上炉炕，睡在我旁边，好吗？”
“炉炕上太热。”
他沉默了一下儿，说：“她怎么一下子就这样了？这个巫婆！……我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他开始讲起死人来，说他们从坟墓中出来，在城里要转悠到半夜，寻找自己的家和家里的亲人。“死人只记得城市，”他小声地说，“是不记得这些街道和房屋的……”

夜越发寂静，似乎也越发黑了。萨沙微微抬起头问：“想看看我的箱子吗？”

我很早就想知道他箱子里藏着什么东西。箱子是锁着的，锁挂在那里。他每次开箱子，总是特别警觉，要是我往里面看一眼，他就粗暴地问：“你想干什么啊？”

这一次，当我表示同意之后，他爬起来，坐在炕上，又用他那命令的口气指使我把箱子放到他脚跟前。钥匙跟贴身的十字架一起，用一条带子挂在他脖子上。他朝厨房的黑暗四角扫了一眼，煞有介事地皱起了眉头，开了锁，吹了吹箱子盖，好像箱子烫手似的，最后他稍微打开了箱子盖，用手从箱子里掏出几套衣服来。

里边装了半箱子的东西：药盒子、各种颜色的茶叶包装纸、装皮鞋油的铁盒和沙丁鱼罐头盒。
“盒子里面是什么呀？”
“你马上会看见的……”
他盘着双腿把箱子夹在中间，弯腰伏在上面，轻轻地念起祷文：“求圣父保佑……”

我盼望里边能有玩具，因为我从未有过玩具。平时我表面上对玩具满不在乎，但实际上很羡慕有玩具的人。萨沙这么大的人还有玩具，这令我很高兴。虽然他害羞地把玩具藏起来，但这种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

他打开第一个盒子，从里面取出一副眼镜框，架在鼻梁上，很严肃地看着我，说：“没有镜片也无所谓，本来就是这种眼镜嘛！”
“让我看一看！”
“它不适合你。这是黑眼睛戴的，你眼睛好像是浅色的。”他解释完了，又装出主人的派头使劲儿咳嗽了一声，但马上害怕地扫了厨房一眼。

另一个鞋油盒子里装满各色各样的纽扣，他自豪地向我解释：“这都是从街上捡来的！我自己捡的。已经有三十七颗了……”

第三个盒子里放着大的铜质大头针——也是在街上捡来的，然后是皮靴上的铁后掌——有磨坏的，有破损的，也有完好的，还有皮鞋和便鞋上的扣钩、一个铜的门把手、一根破旧的骨制手杖柄、一把姑娘用的梳子、一本叫《圆梦与占卜》的书以及很多这一类有价值的东西。

我捡破布、骨头时，这种全不值钱的玩意儿我一个月里就能轻而易举地收集到十倍之多。萨沙的这些东西使我感到失望和难过，不禁对他心生怜悯。可是每一样东西他都仔细地观赏着，爱不释手地抚『摸』着。他的厚嘴唇神气十足地向上撅起，凸出的眼睛深情地、关切地看着，但那副“眼镜”使他那张孩子气的脸变得滑稽可笑。

“你要这些干什么？”
他从眼镜框里瞅了我一眼，用清脆的童音高声问道：“我送你点儿什么，你要吗？”
“不，我不要……”
由于我的拒绝和不重视，他显然感到难过和生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对我说：“你拿条毛巾来，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擦干净，全沾上灰了……”
当东西都擦干净后放好了，他才钻进了被窝，脸对着墙。下雨了，雨点从屋顶上滴答下来，风吹打着窗户。
萨沙仍然脸对着墙，说：“等园子里地上干一些，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你准会大吃一惊的！”

我没吭声，铺被子准备睡觉。

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坐起来，两手抓挠着墙，无比真诚地说：“主啊，我害怕……我害怕死了！求求主怜悯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时我也吓得说不出话来——我仿佛觉得，女厨子像她生前那样，正倚着窗口，对着院子，背朝着我，低着头，额头贴着玻璃，站在那儿看公鸡打架。

萨沙号啕大哭，双手挠着墙，两腿抽搐。我像踩着滚烫的煤块一样，吃力地挪动双腿，头也不回地穿过厨房，走到他身边躺下。我们大哭了一场，哭累了才睡着。

过了几天，一个什么节日到了。我们在店里做了半天生意，回到老板家吃了午饭。在老板和他家里人饭后睡午觉的时候，萨沙神秘地对我说：“咱们走吧！”

我猜到，我现在是去看那件我“准会大吃一惊的”东西了。

我们来到园子里。在两座房子中间一块狭窄的空地上立着十五六棵老椴树，粗壮的树干上长满厚厚的青苔，光秃秃的枝条死气沉沉地伸展着，上面连一个乌鸦的窝儿也没有。这些树简直像公墓里的一个个墓碑。除了这些椴树，园子里既没有灌木，也没有草丛。几条小径被人踩得像生铁那样硬。小径以外，从去年的落叶下面露出光秃秃的地面，不过也蒙上薄薄一层绿色的霉，像池塘的积水上覆盖着的浮萍一样。

萨沙拐了个弯儿，走到那临街的围墙边，在一棵椴树下站住了。他鼓起眼睛，瞅了一下邻居那座房子昏暗的窗棂，蹲下来，两手扒开一堆落叶，一棵大树根『露』了出来，旁边有两块砖，深深陷在土里。他掀开砖，下面是一块盖房顶用的洋铁皮，洋铁皮下面是一小块方木板。最后，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通向树根下边的大窟窿。

萨沙划了根火柴，点着蜡烛，把烛头伸进窟窿里，对我说：“你瞧！可别害怕……”

他自己显然害怕了。拿蜡烛的那只手直哆嗦，脸色变青了，嘴唇张开得怪难看，眼睛湿了。他偷偷地把另一只空手缩到背后。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我小心翼翼地向树根下面的洞里望去——树根成了洞顶。萨沙点燃的三支蜡烛对着洞的深处，洞里一片蓝光。洞身相当大，有一只水桶深，可是比水桶大。洞的四壁贴满各种颜色的碎玻璃片和茶具碎瓷片。洞中央微微隆起的地方盖着一小块红布，上面搁着一口用锡纸糊成的小棺材，一小块锦缎像棺材罩之类的东西一样盖在棺材上面，下面露出一只麻雀的两只灰色爪子和带着尖嘴的小头。棺材后面有一个隆起的灵台，上面平放着一个护身的铜十字架。三支蜡烛就被安放在灵台周围的烛台上，烛台上贴着包糖果用的银灰色和金黄色的锡纸。

蜡烛的火苗飘向洞口，昏暗的洞里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火星和斑点。蜡烛的气味、热烘烘的腐烂味和着泥土气息向我的脸扑来，那火花如同被击碎的彩虹，使我眼花缭乱。这一切使我又难受又惊奇，压住了我的恐惧。
“满意吗？”
“这是干吗？”
“小教堂，”他解释说，“像不像？”
“不知道。”
“这麻雀儿就是死人！它也许会显灵的，因为它是无辜殉难的……
“你找到它时它就是死的吗？”
“不，它飞进仓库里，我用帽子罩住它捂死的。”
“干吗要这样？”
“不干吗……”
他瞪着眼瞅着我，又一次问：“好玩吗？”
“不好！”

他马上低头转向洞口，迅速盖上木板和铁皮，把两块砖埋进土里，站起身，拍去双膝上的泥土，严厉地问：“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可怜麻雀。”

他像瞎子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瞧了我一阵儿，然后对着我胸部推了一把，大声骂道：“笨蛋！你说不喜欢，是出于妒忌。你以为，你在‘缆索街’花园里做的那个比这个好？”

我想起自己做的凉亭，便坚定地回答：“当然比这个好！”

萨沙甩掉肩头披的常礼服，扔到地上，挽起袖子，向两个手心啐了唾沫，提议说：“既然这样，我们干一仗！”

我不想打架。烦闷压得我心力交瘁，表哥这副凶相使我很不舒服。

他猛扑过来，一头撞在我胸前，把我撞倒，骑在我身上吆喝道：“要活还是要死？”

我的力气本来比他大，当时我生气极了。不一会儿，他就趴在那里，脸朝地，双手抱头，发出嘶哑的哀叫声。我吓坏了，赶忙拉他起来，可是他四肢乱打乱踢，弄得我更害怕了。我走到一边，不知怎么办。他却抬起头来说：“你以为自己赢了吗？我就这么躺着，一直等老板或他家里人看见，然后我告你的状，你就会滚蛋！”

他连骂带威胁，这激怒了我，我索性跑到洞跟前，抽出里边的石头，把这安放着麻雀的棺材扔到围墙外面的街上，又把洞里的东西全掏出来，然后用双脚踩踏。

“你看，我就这么赢你！”

萨沙对我的暴行表现得很奇怪：他坐在地上，微微张开嘴，皱起眉头，看着我做这一切，一声也不吭。等我做完了，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抖掉身上的土，把常礼服往肩头一披，平静却恶毒地说：“你等着瞧，马上有你受的，用不了多久！要知道，这些我都特意给你安排好了，等着瞧魔法吧！哼……”

他的话像一记拳头打在我身上，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全身发冷，他却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的沉着更把我镇住了。

我决定明天就逃离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老板，摆脱萨沙和他的魔法，摆脱这愚蠢无聊的生活。

第二天早晨，新来的女厨子把我叫醒，大声嚷道：“天哪，你的脸怎么了？……”

“魔法开始了！”我想到自己要倒霉了。

可是女厨子放声大笑，连我也不由得笑出声来。我拿她的镜子一照，原来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煤烟。

“是萨沙干的吧？”

“难道是我？”女厨子可笑地叫道。

我动手擦皮鞋，手一伸进鞋子，一根大头针就扎进了手指。

“这就是他的魔法啊！”

每只靴子里都发现了大头针和缝衣针，安放得很巧，正好扎进我的手掌。于是，我舀起一勺冷水，对着那个还没睡醒或者正在装睡的“魔法师”的脑袋泼了个痛快。

可是我心情仍然十分不好。我眼前总是浮现出装着麻雀的棺材、蜷曲的灰色爪子、可怜地向上翘起的蜡一样的尖嘴，以及洞里那些似乎要喷射却又喷射不出彩虹的五颜六色的火花。棺材越来越大，爪子越来越长，抬得越来越高，颤抖着，像活的一样。

我决定当天晚上就逃走。可是午饭前我在小煤油炉上用饭盒热汤时，由于走了神，居然把汤烧开了。我正要灭火，饭盒碰翻在我的双手上，于是我被送进了医院。

现在我还记得住院时的那场噩梦：一些灰色和白色人影，穿着死人的尸衣，在摇晃的黄色灯光里盲目地乱窜，嘴里念叨着、呻吟着。一个高个儿，长着像胡子一样的眉毛，拄着双拐，摇晃着那大把黑胡须，一边打着口哨，一边吆喝：“我要向圣明的主教告发！”

这里的病床使我想到棺材，鼻子朝天躺着的病人像一些死麻雀。黄色的四壁左右摇晃，天花板凸起来像一张风帆，地板泛起了波浪，一排排病床在地板上时而合并，时而分开，房里的一切都站不稳，可怕极了。窗外面，树枝像鞭子一样插在那儿，好像在被谁摇动着。

一个棕红头发的瘦小个儿——一个死去的人，在门口蹦蹦跳跳，他用两只短胳膊拽自己的殓衣，同时发出尖叫：“我不需要这些疯子呀！”

拄着双拐的高个儿对着他的脑袋吆喝道：“圣明的主教阁下……”

外祖父、外祖母，而且所有的人都经常说：医院里折磨人。我认定自己这条命完了。一个女人戴着眼镜，也穿着殓衣，走到我身边，在我床头边一块黑板上写了些什么。粉笔碎了，粉末纷纷落到我头上。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什么也不叫。”

“你总有个名字吧？”

“没有。”

“别胡闹，要不会挨打的。”

她来以前我已经认定自己会挨打的，所以干脆不再答理她。她像一只猫，用鼻子哼了一声，不声不响地走了。

房里点亮了两盏灯，黄色的火苗挂在天花板下面，像一双失神的眼睛。它们挂在那儿，在那儿眨巴着，它们像是要靠在一起了，那刺眼的黄光令人心烦意乱。

屋的一角不知谁在说：“来玩牌吧？”

“我少一只手怎么玩？”

“啊，你的那只手给锯掉了。”

我马上想象到：这只手是因为他玩牌而被砍掉的。他们在弄死我以前会怎么样折磨我呢？我的两只手痛得如火烧一般，跟撕裂一样，好像有谁在抽取里面的骨头。由于害怕和剧痛，我轻轻地哭起来。为了不让人看见眼泪，我闭上眼睛，但泪水冲开眼睑，从眼角涌出来，流过太阳穴，进到耳朵里。

夜深了，大家都躺在病床上，躲到灰色的被子里，房里渐渐地静下来，只有一个人在角落里嘟哝：“不会有什么结果，那男的是废物，那女的也是废物……”

真想给外祖母写封信，要她赶快来，趁我还活着，把我从医院偷出去。可是不能写，两只手不能用，也没有笔和纸。我只能自己试试，看能不能从这儿溜走。

夜变得越来越死一般的寂静，仿佛永远不会天亮了。我悄悄地下了床，走到门口，门是半开着的。走廊里一张有靠背的长木椅上，灯光下一个刺猬似的灰白色脑袋竖在那里，喷着烟，两只深陷的黑眼睛望着我。我来不及躲了。

“谁在溜达？到这边来！”

话音很轻，一点儿也不吓人。我走过去，看到了一张圆脸，满腮的胡子像短发，头发比胡子长，乱蓬蓬地竖着，在灯光下发出银白色的光，他的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假如他的胡须和头发更长一些，那就跟耶稣的门徒彼得一般模样了。

“你是烫伤了手吗？你干吗半夜里闲溜达，这合乎哪条规定呀？”

他对着我的胸脯和脸上喷了满口的烟，用一只暖呼呼的手搂住我的脖子，拉到他身边。
“害怕吗？”
“害怕！”
“来这儿的人，开头都害怕。可是并没有什么可怕的，特别是同我在一起——我不让谁受委屈……你想吸烟吗？噢，你不能吸。你吸烟还早，再等过两三年……你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都没了！哦，也不需要他们——没有他们，我们也能活下去。可是有一点：不能胆小，懂吗？”我好久没有遇到能这样随和、亲切，能用这样明白的词句说话的人了。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领我回到病床以后，我求他：“跟我坐一会儿吧！”
“行。”他答应了。
“你是什么人？”
“我？当兵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兵，高加索兵。我还打过仗，哪能没打过仗呢？兵就是打仗的。我跟匈牙利人打过仗，跟切尔克斯人、波兰人都打过——跟多少人打过仗啊！老弟，打仗可真是最大的胡闹！”

我仅仅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开时，外祖母穿着黑衣坐在兵原来的地方，兵却站在她身边说：“走吧，这儿的人都死光了，不是吗？”

病房里，太阳一会儿把屋子里的一切都镀上金色，一会儿又躲藏起来，一会儿又出来，明晃晃地照着每一个人，真像个淘气的孩子在游戏。

外祖母弯着身子问我：“怎么啦，小宝贝？烧伤很严重吗？我跟他——这个红胡子魔鬼大爷说了……”

“我这就去办好一切手续。”兵说着就走开了，外祖母擦着脸上的眼泪，说：“这个兵原来是我们巴拉赫纳市人……”

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一直没有吭声。医生来了，为我包扎了伤口。于是我跟着外祖母坐上了马车，在城内的街道上转开了。她告诉我：“外祖父在家里简直发疯啦！他本来就已吝啬得叫人恶心！不久前，他的一个新朋友——一个叫‘马鞭子’的毛皮匠，又把他《赞美诗》里夹的一百卢布钞票拿走了。竟出了这种事，唉！”

阳光灿烂，云彩像白色的飞鸟在天空翱翔。我们沿着伏尔加河上的小木桥向对岸走去。冰层直往上膨胀，咔嚓咔嚓地响，河水在桥板下哗啦啦地叫。集市上那座大教堂的红色屋顶上，几个金十字架闪闪发光。路上遇见了一个宽脸庞的女人，怀里抱着一大把细嫩的柳枝——春天来了，复活节快到了。
我的心高兴得颤抖起来，像云雀亮开了翅膀。
“我太爱你了，外祖母！”
我的话并没有使她惊喜，她用平静的语气对我说：“因为是亲人嘛！不是我夸自己，我敢说，连外人也都喜欢我哩。感谢圣母！”她微笑着，又加了几句：“圣母高兴的日子快到了，她的儿子就要复活了！可是瓦留莎，我的女儿呢？”
她沉默了……

【第二节】

外祖父在院子里迎接我——他双腿跪着，用斧头砍削一个像木楔子之类的东西。他扬起斧头，像是要向我脑袋扔过来似的，然后，摘掉棉帽，讽刺地说：“您好啊，尊敬的大老爷，退休啦？哦，现在可以清闲了，是呀！您呀您……”

“得啦，得啦！”外祖母急忙说，挥手赶他走。进了屋，她一面烧茶炊，一面说：“你外祖父现在穷得什么也没有了。他原来有几个钱，全都交给干儿子尼古拉去放利息，大概没有向他要字据——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反正钱没了，变成穷光蛋了。这都是报应，因为我们不帮助穷人，不可怜受难的人。上帝于是想到我们家了：为什么我先前要分给卡希林家财产呢？上帝这样一想，就把全部财产没收了……”

她看了一眼四周，告诉我：“我还是想讨好讨好上帝，求他别把老爷子迫得太厉害——现在我每到半夜，就把自己帮工挣来的钱悄悄送给穷人。你要是愿意，今夜我们就去——我有钱……”

外祖父走进来，眯缝着眼，问：“你们已准备好吃饭了吧？”

“没有你的事，”外祖母说，“你要是愿意，就坐下来和我们一块儿吃，够你的份儿！”他在桌边坐下，小声说：“给我倒一杯……”

屋子里的摆设都没有动，只是母亲生前占据的那一角凄凉地空着，再就是外祖父床边墙上头贴了一张纸，用粗大的印刷字体写着：“唯一永生的救世主耶稣，愿您神圣的名字每日每时与我的生命同在！”

“这是谁写的？”

外祖父没有吭声。等了一会儿，外祖母微笑着说：“这张纸值一百卢布哩！”

“不关你的事！”外祖父大声说，“我要把所有东西都送给别人！”

“要送可没有东西了，有东西的时候你没有送。”外祖母安静地说。

“住嘴！”外祖父呵斥她。

屋子里一切照常，一切按老样子。

科利亚睡在屋角高箱子上那个装衣服的篮子里，他醒过来，从篮子里向我望了一眼，眼睑边缘隐约露出一条条青筋。他比以前更加憔悴、衰弱、消瘦了。他没有认出我，一声不响地翻过身，又闭上了眼睛。

街上等着我的是各种伤心的消息：维亚希尔死了，是在受难周[1]“被风车压死的”；哈比到城里谋生去了；雅兹锯掉了双腿，不能闲逛了。黑眼睛的科斯特罗马告诉我这些消息后，生气地说：“小朋友们死得也太快了！”

“不是只死了维亚希尔一个吗？”

“谁要一走，街上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就跟死了一样。你刚跟他交上朋友，刚熟悉，他就被打发出去干活儿了，再不就是死了。对了，你们院子里，切斯诺科夫家隔壁，最近搬来了叶夫谢延科一家人。他家有一个小伙子，叫纽什卡，人不错，怪机灵的！他有两个姊妹，一个还小，另一个是瘸子，拄着一条拐棍走路，长得很漂亮。”

他想了一下儿，又补充说：“兄弟，我跟丘尔卡都爱上了她，我们老吵架！”

“同她吵吗？”

“干吗同她吵？是我跟丘尔卡吵，很少同姑娘吵！”

我当然知道大小伙子们，甚至丈夫们都谈情说爱，也知道这种事的粗野含义。所以我心里感到不舒服，也觉得科斯特罗马可怜，瞧着他那瘦得难看的身子和生气的黑眼睛，心里就别扭。正好这天傍晚我见到了那个瘸腿的姑娘。她下院子的台阶时不小心把拐棍掉落在了地上，茫然无措地站在台阶上，白净如玉的双手使劲抓住栏杆的上沿。她细瘦的身子弱不禁风啊！我想把拐棍捡起来，可是绑着绷带的双手行动困难，忙活了好久也还是失望和扫兴。她站在我上方，轻声地笑着问：“你的手怎么啦？”

“烫伤了。”

“啊，我也是——成了瘸子了。你是这院子里的吗？长时间住医院吗？我在那里可住过好长时间哩！”她叹了一口气，又补充说，“真是很长时间啊！”

她穿着一件天蓝色马蹄印花的白连衣裙，虽然很旧了，可是很干净；头发梳得很整齐，一条短粗的发辫挂在胸前；一双严肃的大眼睛幽静地燃着蔚蓝的光，照亮了长着尖鼻子的瘦削脸庞。她愉快地微笑着，可是我不喜欢她。她整个病体像是在说：“请别碰着我！”

那两个朋友怎么能爱她呢？

“我病了好久啦，”她很乐意跟我说话，而且好像夸耀似的，“我是被一个女邻居施了魔法。她跟我妈妈骂架，为了报复我妈，就对我施了魔法……医院里可怕吗？”

“可怕……”

跟她在一起觉得不对劲儿，我就回到自己屋里。

快到半夜时，外祖母疼爱地叫醒了我：“我们走吧，好吗？替别人出些力，手能好得快……”

她拉着我的一只手，像拉着一个瞎子一样在黑暗里走着。夜，漆黑而潮湿，风不停地刮着，像河水在奔流。冰冷的风沙吹打着双腿。外祖母小心翼翼地走近贫民小屋的黑暗窗口，画了三次十字，在每个窗口上放上一个五戈比的硬币和三个双环形小面包，然后抬头望着没有星星的天空，又画着十字，并且细声地念着：“至高无上的圣母，救救众生吧。救救您面前的所有罪人，亲爱的圣母！”

我们离家越远，周围就越荒凉寂静。漆黑的夜空深邃无底，好像永远吞没了月亮和星星。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一条狗，站到我们对面吠叫。它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我很害怕，靠紧了外祖母。

“不用怕，”她说，“它只是一条狗。这时候鬼已经不出来了，公鸡不是已经打鸣了吗？”

她把狗招引过来，摸了摸，嘱咐它：“小狗儿，你可不能吓我的外孙啊！”

狗挨着我的腿蹭了蹭，然后我们三个又一起往前走。外祖母第十二次走到人家的窗下，留下了“静悄悄的施舍”。天开始亮了，夜色中显『露』出灰色的房子，纳波尔教堂钟楼矗立在那里，像砂糖那样白。公墓四周，砖砌的栅栏已经稀疏了，像一条破旧的蒲席。

“老婆子累啦！”外祖母说，“该回家啦！明天女人们醒来一看：圣母给他们的孩子们准备了一点儿东西啰！当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这一点儿东西也就派上了用场！唉！我的阿廖沙，老百姓过着穷日子，可是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像歌里说的：
富人心里无上帝？
从不害怕上法庭。
穷人不是富人友，
富人爱的是黄金。
黄金终将如粪土，
炼狱炉里当柴薪！
真是这样！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上帝关心所有的人！我高兴你又跟我在一起……”

我也暗自高兴，心里模糊地感到自己接触到一种永远忘不掉的东西。那条棕毛狗在我身边摆动着尾巴，狐狸般的脸上长着一双充满善意和歉意的眼睛。

“狗要跟我们一块儿过吗？”

“那又算什么？它要是愿意，就跟我们过吧。我这就喂它一个双环形小面包，我还剩下两个。来，咱们在这条长凳上坐一坐，我好像累了……”

我们在一家大门口的长凳上坐下来，狗在我们脚边躺下来，啃着干面包，外祖母讲着故事：“这儿住着一个犹太女人，她竟有九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我问她：‘莫谢芙娜，你日子怎么过呀？’她却说：‘靠上帝保佑，还能靠别的什么人呢？’”

我依偎着外祖母暖和的身体，睡着了。

生活的洪流重又奔腾向前，每天给我的心灵带来各种各样新的感受，有时兴奋与不安，有时生气，陷入深思。

不久，我也想方设法，争取尽可能多的机会见到瘸腿姑娘，跟她说话，或者默默地跟她并排坐在门口的长凳上。跟她在一起，即使默不作声也是愉快的。她清丽动人，像羽毛光洁的柳莺，她能把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讲得娓娓动听。她长时间住在当油坊司机的叔叔家。后来，她当钳工的爸爸来到了这里。

“我还有个叔叔，他在沙皇跟前当差。”

每逢节假日，晚上居民全都走出大门。小伙子和姑娘们到公墓去跳圆圈舞，男子们去酒馆，家里只留下女人和孩子。女人们坐在大门口，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就干脆坐在沙土地上。她们争吵着，闲唠着，欢笑与喧闹连成一片。孩子们学着打棒球，打“方城”[2]，玩“棒球”。母亲们瞧着他们玩，夸奖动作机灵的，嘲笑手脚笨拙的。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至今记忆犹新。大人们的在场和重视激励着我们这些“小人儿”，使各种游戏都玩得特别起劲，竞争得十分激烈。但我们三人无论怎样全神贯注在游戏上，总有谁要跑到可爱的姑娘面前夸耀：“看见没有，柳德米拉？我把五个木柱全打出去啦！”她温柔地笑着，连连点头。

起初不管玩什么，我们三人总想法站在一起，可是现在我看出来，丘尔卡和科斯特罗马总分为两方，那种千方百计要赛胜对方的巧劲和气力常常弄得彼此啼哭和打架。有一次，两人大打出手，像两只狗一样疯狂极了，结果只得靠大人们出来制止。这两个对手被大人们用冷水浇透了全身。

瘸腿姑娘坐在长凳上，用那只正常的脚跺着地。当两人厮打着滚到她跟前时，她用拐杖撵他们，一面惊叫着：“你们别打啦！”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发青，眼睛失去了光彩，转动着，像疯女人似的。

又有一次，科斯特罗马跟丘尔卡玩“方城”，输得没脸见人。他躲到杂货店存放燕麦的木柜后边，蹲在那里偷偷地哭了，却不敢哭出声来，那样子简直可怕极了：他咬紧牙关，颧骨更突出了，瘦削的脸像石板，大颗的泪珠从忧郁的黑眼睛里滚下来。我过去安慰他时，他哽咽着低声说：“等着吧……我会用砖头砸他脑袋的……他等着瞧吧！”

丘尔卡变得骄傲了。小伙子摆起未婚夫的架子，在街中央，歪戴帽子，两只手『插』在衣袋里。他还学会对人咬牙切齿、吐唾沫这种野蛮行为，居然还向人表示：“很快我就学抽烟，已经试着抽过两次了，但感到恶心。”

这一切使我感到不快。眼看着要失去一个朋友，我觉得这是柳德米拉的过错。

一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分门别类地收拾捡来的骨头、破布和各种废物，柳德米拉身子摇摇摆摆地、右手一抬一晃地走到我跟前。

“你好，”她说，接连点了三次头，“科斯特罗马是你的朋友吗？”

“是的。”

“丘尔卡呢？”

“丘尔卡现在不跟我们好了。这都是你的错。他们俩爱上了你，这才打架……”

她的脸红了，但却讥笑地回答说：“岂有此理！我有什么错？”

“你干吗跟他们谈爱？”

“我并没要求他们爱我呀！”她生气地走开了，一面说，“这真是胡闹！我比他们都大，我十四岁。比自己大的姑娘是不能爱的呀……”

“你懂什么！”我想气气她，故意提高了嗓子，“那个女掌柜，‘马鞭子’的妹妹，完全是老太婆了，还跟小伙子们胡闹哩！”

柳德米拉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把拐杖深深地戳进院子的沙地里。

“你自己才什么都不懂哩！”她急急忙忙地说，话音里含着泪水，可爱的眼睛发红了，但美丽动人，“女掌柜是个放荡女人，难道我是那种人吗？我还小，不许别人碰我、捏我，我又没做别的……你还是先去读完长篇小说《堪察加女人》第二部，那时再开口吧！”

她呜咽着走了。我同情她了——在她的话里有一种我所不知道的真理。我的两个朋友干吗要碰她、捏她呢？还说是爱她哩……

第二天，我希望能弥补我对她犯下的过错，买了两戈比大麦冰糖——我知道这是她喜欢吃的。

“你要吗？”

她装作生气地说：“走开，我不跟你好！”

但她马上接过了糖，还责怪我：“哪怕用纸包一下哩——手这么脏！”

“我洗过，但就是洗不干净。”

她用那只又干又热的手，拿起我的一只手看了看，说：“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你的手指不也都被扎坏了……”

“这是针扎的，我常做针线活儿……”

过了几分钟，她望了一下四周，对我说：“喂，咱们躲在一个地方读《堪察加女人》好吗？”

躲在什么地方好呢？我们找了好久，哪儿都不合适。最后决定：最好爬到洗澡房的更衣间里，那儿虽然很暗，但可以坐在窗口。窗子对着板棚和邻近的屠宰场之间一个脏乱的拐角，很少有人上这儿来看一眼的。

她侧身坐在窗前，把瘸腿搁在长凳上，正常的腿放在地上，用那本皱巴巴的旧书挡着面孔，激动地念着一连串难懂而又枯燥的词句。可是我也激动不已，坐在地板上，看着她那严肃的眼睛像两点碧蓝色的火光在书面上移动。有时候她的眼睛被泪水浸湿了，声音发颤，她还在快速地念着难懂的句子中生疏的词。但我还是抓住了这些词，为了把它们组成诗句，我尽力东拼西凑，前后倒置。这样就彻底地妨碍我去了解书中的一切。狗在我的双膝上打瞌睡，我叫它“快风”，因为它毛茸茸的，身子长长的，跑得很快，吠叫时像秋风吹过烟囱的声音。

“你在听吗？”女孩子问。

我默默点头。

稀里糊涂的词句越来越使我兴奋不安，越来越促使我想把它们按照歌曲的要求重新编排。在歌曲里，每一个词都是活的，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能闪光。

天黑了，柳德米拉放下拿书的那只变得苍白的手，问道：“你看，挺好吧……”

从这天起，傍晚我们常常坐在洗澡房的更衣室里。不久，姑娘就无意再念《堪察加女人》了——这倒使我高兴，因为我回答不出这部书里讲的是什么。这是一本没完没了的书，说它没完没了，是因为在我们开读的第二部后面，出现了第三部，据她说，还有第四部。

我们特别喜欢阴雨天，即使不是星期六，待在澡堂里也很舒服。

院子里下着雨，谁也不出来，谁也不屑一顾我们这个昏暗的角落。姑娘很怕我们“被人碰见”。

“你知道那时人家会怎样想吗？”她轻轻地问。

我知道，也很怕“被人碰见”。我们常常坐上好几个钟头，谈论一些什么。有时我讲外祖母讲过的故事，柳德米拉讲“母熊河”岸边哥萨克人的生活。

“那儿多好呀！”她感叹地说，“这儿算什么？这儿只是叫花子住……”

我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去那儿瞧瞧“母熊河”。

不久，我们不再需要洗澡房的更衣间了，因为柳德米拉的母亲在一个毛皮匠那里找到了工作，清早就离开家，她妹妹上学校，兄弟去瓷砖厂上班。阴雨天我上她家，帮她做饭，打扫房子和厨房。她笑着说：“咱们俩好像一对夫妻，就是没睡在一起。我们甚至比夫妻还过得好——人家夫妻间丈夫是不帮妻子干活儿的……”

遇到我有钱的时候，我就买来糖果，我们俩一起喝茶，然后再用凉水让茶炊冷却，以免姑娘爱唠叨的母亲知道烧过茶炊。有时候外祖母也来这儿，坐着编织花边或者刺绣，一面讲好听的故事。外祖父去城里的时候，姑娘瘸着腿到我们家里来，我们放心大胆地聚餐。外祖母说：“我们过得多好啊！花自己的钱，愿做什么就做什么！”
她称赞我们的友谊：“小男孩跟小女孩交朋友——是好事！只是不能胡闹……”
她用十分简单明白的话向我们解释什么叫“胡闹”。她说得又美又生动，所以我深刻地懂得：花没开放前是不能碰的，否则就不香，也不结果。
我们并不想“胡闹”，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和姑娘谈人们通常闭口不谈的话。我们当然是在必要时才这样，因为见过的粗野的两性关系太多，令人讨厌，太叫我们生气了。

柳德米拉的父亲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美男子，长着一头鬈发，蓄着小胡子，两道浓眉颤动起来特别神气。他沉默得出奇，我不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他喜欢孩子的时候，像哑巴一样咿咿呀呀，甚至打老婆时也不说话。

每到假日，傍晚他穿上天蓝色衬衫、绒布灯笼裤和擦得锃亮的皮靴，走到大门口，把大手风琴背上肩，手握着背带，像哨兵一样站在那里“值勤”。我们的大门前立刻开始“演出”了。姑娘们和媳妇们像一群鸭子似的，一个接一个走过来，睫毛里眯缝着眼，或贪婪地睁开眼睛，瞧着姑娘的父亲叶夫谢延科，而他站在那儿，撅起下嘴唇，亮着黑眼睛，用挑逗的眼光打量着每一个女人。这种眉来眼去的无声交谈，和女人们缓慢走过这名男子身边束手就擒的神情，表现出一种兽性，令人作呕。好像她们中的每一个，只要这名男子向她命令式地递一个眼色，就会服帖地像死人一样躺倒在街道的泥沙上。

“公羊出场了，不要脸的家伙！”柳德米拉的母亲嘟囔着。她瘦高个儿，一张长脸不是很干净，害伤寒病后头发剪得短短的，模样像一把破旧的扫帚。
女儿跟母亲坐在一起。她有意纠缠母亲，问这问那，但并没有把母亲的注意从街上引开。
“行啦，讨厌的东西，倒霉的瘸丫头！”母亲嘟囔着，不安地眨巴着眼，她那像蒙古人一样的小眼睛闪着奇怪的光，一动不动：这目光碰着了一个什么东西，永远停住不动了。
“妈妈，你不要生气，生气也没有用，”柳德米拉说，“你看，蒲席店的老板娘穿得多漂亮呀！”
“要是没有你们三个，我穿得比她还漂亮。是你们把我嚼光了、啃光了。”母亲毫无感情地回答着，湿润的眼睛盯住开蒲席店的那个又大又胖的寡妇。
这女人像一座小房子，胸脯挺得像门廊，绿头巾下边露出半张红脸，犹如阳光照在门廊上面的玻璃天窗。

叶夫谢延科把背后的手风琴拉到了胸前，演奏起来。手风琴奏着许多曲调。那迷人的琴声悠然飘去。全街上的孩子们兴奋地跑来，匍匐在风琴手的脚下，静静地躺在沙土地上，听得入了迷。
“等着吧，会有人拧下你的脑袋。”叶夫谢延科的妻子恐吓丈夫。
叶夫谢延科没有说话，只是斜着眼瞟她。

蒲席店老板娘在不远处“马鞭子”店门口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侧着头、红着脸倾听着。红彤彤的晚霞映在公墓后边的旷野上，街上人影晃动，那艳丽的服饰像漂浮在河上的风帆。孩子们像旋风似的，在人群中转来转去。温暖的空气令人陶醉。晒了一天的沙土，散发出一种刺鼻的热气，甚至能闻出屠宰场那有点发甜的油腻味——血的味道。从毛皮匠们住的那些院子里飘来一股又咸又腥的皮草味儿。女人们的谈话、男人们的醉呓、孩子们的尖叫、手风琴的低唱——这一切汇成凝重的喧闹声，这也是生生不息、创造不止的大地在为此发出的深沉有力的叹息！这一切都如此粗野和露骨，充分暴露了人们顽固执着于这种黑暗的、兽性的、无耻的生活。这种生活在炫耀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在苦闷而紧张地寻求发泄的地方。

喧闹中有时传来一些特别可怕的话语，震撼着心灵，永远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大家不能同时打一个人，要轮流去打……”
“要是我们自己不爱惜自己，谁还会来爱惜我们……”
“上帝生女人，也许为了逗笑？……”

夜深了。空气更清新了，喧闹声渐渐静下来，幢幢木房子裹着黑色的人影，在膨胀扩大。孩子们被拉回家睡觉了，有些就睡在栅栏下妈妈的脚旁边或膝盖上。深夜，孩子们就变得比较老实听话了。叶夫谢延科好像融化了一样，不知怎么不见了。老板娘也不见了，手风琴在公墓后面远处奏着低沉的曲调。姑娘的母亲，像母猫儿一样弓着背，坐在长凳上打战。我的外祖母到邻家一个接生婆那里喝茶去了。接生婆又高又瘦，长着鸭嘴一样的鼻子，像男人一样平坦的胸脯上挂着一块“救生奖”的金牌，但常给私通者拉皮条。全街上的人都怕她，说她是巫婆。据说她在一次失火中从火里救出了某位上校的三个孩子和他生病的妻子。外祖母跟她相处得很好。街上碰见时，两个人远远地就笑着打招呼，好像特别地友好。

科斯特罗马、柳德米拉和我坐在门口那条长凳上，丘尔卡把柳德米拉的弟弟叫出去比武。他们俩胳膊扭在一起，双脚踏在沙地上，沙尘飞扬。

“住手呀！”姑娘害怕地央求着。

科斯特罗马的黑眼睛瞟着她，讲猎人卡里宁的故事。他说，这个白发老头长着狡猾的眼睛，名声很坏，全区人都认识他。他不久前死了，但人家没把他埋在墓地的沙土里，而是把他的棺材放在其他坟墓的边上。棺材是黑色的，架在四个高腿上，棺材盖上用白漆画着一个十字架、一支矛、一根手杖和两根骨头。

每天夜里，天一黑，老头儿就从棺材里爬起来，在墓地转悠，寻找什么，一直到公鸡第一次打鸣。

“不要讲吓人的话！”柳德米拉央求。

“放开我！”丘尔卡甩开柳德米拉弟弟的胳膊，对着科斯特罗马嘲笑地说：“你胡说些什么，我亲眼看见棺材埋在地下，不过上面空空的，没有碑……至于死人出来，那是铁匠们酒醉后的胡说八道……”

科斯特罗马不看他一眼，生气地说：“那么，你到公墓去睡一夜试试看！”

他们争论起来，柳德米拉没趣地摇着头，问道：“妈呀！死人夜里出来吗？”

“出来。”她母亲重复了一句，很像从远处传来的回声。

老板娘的儿子瓦廖克走过来。他二十来岁，是个脸色红润的胖小伙子，听了我们的争论后说：“你们三个人当中，谁要是能在棺材上躺到天亮，我就给他二十戈比和十支香烟，谁要是胆小鬼，我就拽他耳朵，拽个够，怎么样？”

大家愣着不吱声了。柳德米拉的母亲说：“多蠢的想法呀！难道可以怂恿小孩儿干这种事吗？……”

“你给一卢布，我去！”丘尔卡脸色阴沉地说。

科斯特罗马当即嘿嘿地讥笑着问：“给二十戈比，你不胆小害怕？”他又对瓦廖克说：“给他一卢布，反正他不会去的，只是吹牛罢了。”

“好，就给你一卢布！”

丘尔卡从地上站起来，一声不响，从容地沿着墙根走开了。科斯特罗马把两个指头放进嘴里，对着他的背影尖声地吹口哨。柳德米拉不安地说：“天哪！好一个吹牛大王……这是干什么呀！”

“你们是废物，胆小鬼！”瓦廖克挖苦说，“还认为自己是街上的好汉哩！猫崽子……”听了他的挖苦话，我心里很难过。我们不喜欢这个肥头胖脸的少爷。他经常唆使孩子们干坏事，给他们讲姑娘和媳妇们的脏话，叫孩子们去捉弄她们。孩子们听了他的话，结果吃了大亏。不知为什么他恨我的狗，常拿石头打它，有一次把针插在面包里喂它。

但更加让我难过的是，看见丘尔卡缩着脖子害臊地走开时的那副样子。

我对瓦廖克说：“拿一卢布来，我去……”

他一面嘲笑、吓唬我，一面把一卢布递给叶夫谢延科的妻子。可是女人严厉地说：“不要，我不拿。”她生气地走了。柳德米拉也不敢接这张钞票。瓦廖克就更加嘲笑开了。我已经决定，即使不要这一卢布，我也要去。可是，外祖母走到跟前，知道了这回事以后，接了这一卢布，镇静地对我说：“穿上外套，再拿条被子，不然天亮时会冷的……”

她的话使我相信：我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瓦廖克提出条件：天亮前我得一直在棺材上躺着或坐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即使棺材开始晃动、卡里宁老头从坟墓里爬出来，我也不能跳下来。如果我跳下来，就算输了。

“你要当心，”瓦廖克警告我，“整夜我都在看着你！”

临走前，外祖母给我画了十字，嘱咐我：“要是真看见了什么，一点儿都不要动，只要嘴里念着圣母保佑……”

我快步向墓地走去，想尽快开始并结束这件事。瓦廖克、科斯特罗马和另外几个小伙子跟着我走。在翻砖墙时，因为被子碍事，我摔了下来，但立刻一跃而起，好像被沙土弹起来一样，引起墙内一阵笑声。我胸中好似扑通了一下，背脊阵阵发冷。

我踉踉跄跄地走到棺材前。棺材的一边埋在沙土里，另一边露出了它粗短的脚架，好像有人想把它抬起来，但自己滑倒了。我坐在棺材的脚架旁边，向四周望了几眼：丘陵般的墓地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灰色的十字架，黑影纷纷散落在坟墓上，这些长满荒草的土包环抱在黑影之中。有的地方，一些细小的白桦树枝零乱地耸立在十字架的行列里，把分散的坟墓编织在一起，犹如图案的花边，荒草从黑魆魆的树影里露出来，像竖起来的灰色长发，可怕极了！教堂像高耸云天的雪山，月亮显现在静止不动的云里，显得很小，仿佛已经融化了。

雅兹的父亲，这个绰号“乡巴佬”的守墓人正在懒洋洋地撞钟。他拉一下绳子，绳子就摩擦着屋顶的铁皮，发出吱吱的响声，接着小钟“当”的一声，枯燥的钟声短促而凄凉。

“上帝可别让我失眠！”我想起守墓人的口头禅。我害怕极了，不知为什么感到闷热，全身冒汗，虽然夜很凉爽。要是卡里宁老头从坟墓里爬出来，我还来得及跑到钟楼吗？

我很熟悉墓地，以前同雅兹和别的同伴来这里玩过好几十次。我母亲的坟就在教堂旁边……还不到夜深人静，镇里传来断断续续的笑声和歌声。铁路采沙场的土山上，或者是卡特佐夫卡村那边什么地方，手风琴在哽咽。成天醉醺醺的铁匠米亚乔夫哼着歌儿在墙外经过——凭歌声我就知道是他。歌词是：
我们的妈妈，
罪过并不多，
她谁都不爱，
就只爱爸爸……

钟声——一天中这最后几声生活的叹息，听起来是愉快的。但每次撞钟以后，四周变得更加寂静。寂静像泛滥的河水，淹没了草地，淹没了一切。心灵在虚无缥缈、无边无底的空间飘游；心灵像黑暗中的火柴光，在汪洋大海似的空间里熄灭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遥远的星星还活着、闪烁着，地上的一切都消失了，没有用了，死了。

我裹在被子里，蜷缩着腿，脸朝教堂，坐在坟头上，身子稍微一动，就听见下面的棺材轧轧响，底下的沙土在沙沙地裂开。

我身后，有个什么东西“砰”的一声落在地上，接着又是一声。后来，一块碎砖头落到跟前，这太可怕了！但我立刻想到这是瓦廖克和他那一伙人从墙外扔进来吓唬我的。知道跟前有人，我反而感到好一些，不那么可怕了。

我不由得想起了母亲……我学抽烟时，有一次她开始打我。我说：“别动我，我本来就已经很难受了，恶心得厉害……”

我挨了打，坐在火炉旁边，她对外祖母说：“无情无义的孩子，他谁都不爱……”

我听了感到委屈。母亲责罚我的时候，我可怜她，替她难为情，因为她的责罚往往不公正、不应该。

总之，生活中令人生气的事太多了。就说围墙外这些家伙吧，他们明明知道我一个人在墓地已经怕得要死，却还要来吓唬我。为什么呢？我真想向他们大喊一声：“见鬼去吧！”但这很危险。谁知道魔鬼会怎样看待这种事呢？也许魔鬼就在附近什么地方。

沙土中有许多云母碎片，在月光中朦胧地闪烁，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趴在奥卡河上的木排上，看着河水。忽然一条小鳊鱼蹿出水面，几乎碰到我脸上，它翻转身子，侧面活像人的面颊，接着它用那一只鸟儿般的圆眼睛瞧了我一眼，钻进水里，像飘荡的枫叶一样向深水里游去。

记忆的大门打开了，各种各样的往事接连重现在脑海里，好像是借此来抵抗肆意制造恐怖气氛的胡思乱想。

眼前一只刺猬滚了过来，用硬爪子拍打着沙土。它是那么小，满身都是刺，使人想起看家小鬼的模样。

我记起来外祖母蹲在火炉前说的话：“善心的家神啊，把蟑螂撵出去吧……”

远处，城市的上空比较亮了——但城市还是看不见。早晨的寒气逼人，脸颊冻得发紧，眼睛也睁不开了。我用被子连头蒙住，身子缩成了一团。睡吧，管他呢！

是外祖母把我叫醒的——她站在我身边，拉开被子说：“起来吧！没冻着吧？怎么样，可怕吗？”

“可怕，只是你别跟任何人说，别跟我朋友们说！”

“干吗不说？”她感到奇怪，“要是不可怕，那还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我们回家了。在路上她慈祥地说：“一切都得亲身经历，我的心肝宝贝，一切都得亲身体会……自己不去学，谁也教不会……”

到了晚上，我成了街上的“英雄”，大家都来问我：“难道真的不可怕吗？”

当我回答“可怕极了”时，他们就摇着头，惊叹地说：“对吧，你看见了吧？”

女老板却大声地、深信不疑地说：“可见卡里宁爬出来，是谎言。要是他真能爬出来，他还会害怕一个小孩儿吗？他还不把小孩儿从墓地上摔到九霄云外吗？”

柳德米拉看着我，惊异中带着温情。甚至外祖父看起来对我也感到满意，他不住地微笑着。只有丘尔卡沮丧地说：“他当然容易做到，他外祖母是巫婆嘛！”

【第三节】

弟弟科利亚像一颗小星星一样在黎明时分悄悄地消失了。

外祖母、弟弟和我睡在一间小板棚里的柴火堆上，上面稍微铺了一些各种各样的破布。我们旁边，也就是满是缝隙的篱笆墙那边，是房东的鸡窝。天一黑，我们就听见那些吃饱了的母鸡入睡前抖动着身子咯咯地叫；早上，是那只打鸣的金色公鸡把我们叫醒。

“哎呀！真想把你撕碎！”外祖母醒来时嘴里嘟囔着。

我已经睡不着了，便观察阳光如何透过小板棚的缝隙射到床上，光线中飞舞着像童话中所说的那种银色灰粒。老鼠在柴火堆里吵闹，翅膀上长着黑斑点的红甲虫在那里乱跳。

有时候，我想避开臭烘烘的鸡粪，走出小板棚，爬到它顶上，观察屋里人们醒来时的神态。他们睡了一夜，眼睛好像都没了，个儿也大了，身体肿了，胖了。脸色阴郁的醉鬼费尔马诺夫船夫，从窗口探出满头乱发的脸，眯缝着浮肿的小眼望着太阳，像野猪一样哼着鼻子。外祖父跑到院子里，双手抚摸自己棕红色的头发——他正急急忙忙去澡堂淋冷水浴。房东那个多嘴多舌的女厨子——尖鼻子，满脸雀斑，像一只杜鹃。房东本人就像一只养肥了的鸽子。所有的人都像鸟兽。

晴朗的早晨这样美好，但我的心情有些忧郁，想离开这儿，到没有人的旷野里去，因为我知道这样美好的日子照例会被玷污的。

有一次，我正躺在棚顶上，外祖母叫我，她把头朝自己的床铺点了一下，轻轻地说：“科利亚死了……”

这个孩子的脑袋歪斜地落在铺着一块大红布的枕头上；紫青色的身子几乎赤裸裸的，下面垫着一条毯子；短衬衣拉到了脖子边，鼓起的肚子和长满脓疮的、弯曲的双腿，全都露在外面；两只手奇怪地垫在腰底下，像是想把自己抬高些，脑袋略微向一边歪。

“他走了也好！”外祖母一边说，一边梳着自己的头发，“这样畸形的孩子，怎么能活下去呀？”
外祖父踏着碎步，像跳舞一样进来了，用一个指头小心地碰了一下科利亚闭着的眼睛。外祖母生气地说：“干吗用没洗的脏手碰他？”
外祖父嘟囔着说：“他生下来，就这样度过了一生，什么也不如……”
“你醒醒吧。”外祖母阻止他。
他木木地瞧了外祖母一眼，走出屋，一边说：“我可没有钱埋他，你自己看着办吧……”
“呸，你呀，真可怜！”
我走开了，直到傍晚也没有回家。

第二天早上，科利亚被埋葬了。我没有去教堂，他们做弥撒时，我一直坐在被刨开的母亲的坟墓边，跟狗和雅兹的父亲在一起。他少收了刨这座坟墓的工钱，一个劲儿在我面前表功：“我这纯粹是看在熟人的份儿上，不然得要一卢布……”

我望了望黄色的墓坑，一股霉味迎面扑来。在坑的一侧我看见一排黑色的湿木板。我轻轻挪动身子，墓周围堆起的黄沙就往下泻，像一条条细流直泻到坑底，坑两侧形成了一条条皱襞。我故意挪动着身子，想让沙土掩埋住木板。

“别胡闹！”雅兹的父亲说，一边抽着烟。

外祖母双手端来了一口白色小棺材。雅兹的父亲跳进坑里，接住棺材，放在黑色的木板旁边，然后从坑里跳上来，用脚和锹把沙土填进去。他的烟斗像香炉一样冒着烟。外祖父和外祖母也默默地帮他干活儿。没有神甫，也没有乞丐，十字架林立的墓地里只有我们四个人。

外祖母把钱交给这个守墓人时，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你到底还是惊动了瓦留莎的棺木……”
“只好这样了！这样我还侵占了别人一些地。这——算什么！”

外祖母对着坟墓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了一声，哭着走开了。外祖父跟在她后面，用礼帽的帽檐遮着眼睛，不时地拉一拉磨损的旧礼服。
“种子撒到了荒地上，一切全都落了空。”他突然说了一句，匆匆地往前跑，像在田里找食物的乌鸦。
我问外祖母：“他怎么啦？”
“上帝保佑他！他有他的心事。”外祖母回答。

天气很热，外祖母走得很吃力，她的脚淹没在热沙子里，常常停下来用手帕擦脸上的汗水。我鼓起勇气问她：“墓坑里那黑东西是妈妈的棺材吗？”
“是的。”她生气地说，“都怪那条犟驴……没到一年，瓦里娅就腐烂了！这全因为沙土，里边渗水。要是泥土就好了……”
“所有的人都会腐烂吗？”
“所有的人。这只有圣徒们才能躲过……”
“你不会腐烂！”
她停下脚步，正了正我头上的帽子，严肃地对我说：“这个你不要去想，不用想。听见没有？”

但是我心里想：“死是多么令人难受和恶心啊！这可恨的死！”我心里难受极了。

我们回到家里，外祖父已经烧好茶炊，摆好了桌子。

“喝点茶吧，天太热了。”他说，“我沏的是自己的茶叶，够大家喝的。”

他走到外祖母跟前，拍拍她的肩膀：“怎么样？老婆子，啊？”

外祖母挥了挥手，说：“什么怎么样？”

“这样的！上帝生我们的气了，将一个一个地叫回去了……要是家里人都健在，像手上的五个指头该多好……”

他好久没有这样温和良善地说话了。我用心地听他说，希望老头儿能消除我心里的忧伤，使我忘记那黄色的墓坑和它的一侧那些黑色的湿木板。

可是外祖母厉声地阻止了他：“够啦！老爷子！你一辈子说这样的话，但有什么用呢？谁听了心里会轻松些呢？你一辈子都像锈腐蚀铁一样在吞吃大伙儿……”

外祖父哼了一声，看了她一眼，不吭声了。

傍晚，在大门口，我带着苦闷，把早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柳德米拉，但这并没有引起她明显的反应。

“当孤儿反而好一些。我真想爸爸妈妈都死了，我就把妹妹留给弟弟，自己进修道院，一辈子不回来。我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呢？出嫁不合适，瘸着腿不能当工人，甚至还会生出瘸腿的孩子……”

她跟街上的女人们一样，说得如此理智。大概是从这天晚上起，我对她失去了兴趣，而且生活也开始了变化，使我越来越没有机会跟这位女朋友相会。

弟弟死后没几天，外祖父对我说：“今天早点儿睡，明天天一亮我就叫你，我们去林子里打柴……”
“我也去拾草。”外祖母认真地说。

离街区三俄里左右的沼泽地上，有一片树林，那里有云杉，也有白桦。树林一头延伸到奥卡河，另一头延伸到一条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跨过公路继续往下延伸。树林里有许多老树枯枝，有的立着，有的倒在地上。在这平缓起伏、蓬松如云的树林上方，耸立着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林，犹如黑色的天幕，那就是有名的“萨韦洛夫松树岗”。

这片森林都是舒瓦洛夫伯爵的财产，可是保护得不好，库纳维诺村的小市民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一样。他们捡枯枝、砍枯树，遇到机会也不放过活树。每年秋天，为了准备过冬的柴火，好几十人拿着斧子，腰系绳子，就这样全副武装地来森林里。

于是，拂晓时我们三人走在露珠闪着银光的绿色旷野上。我们左边奥卡河对岸，俄罗斯懒洋洋的太阳冉冉升起，照亮佳特洛夫山脉红褐色的两侧山峦和下诺夫哥罗德白色城市的上空，照亮绿色的果园、连绵一片的山冈和一个个金黄色的教堂屋顶。金黄色的毛茛被露水压得轻轻摇晃，淡紫色的风铃草默默地俯向地面，五颜六色的蜡菊花在贫瘠的草地上鹤立鸡群，有“夜美人”之称的石竹吐露出红灿灿的花蕊……

森林黑压压的，像一队武士朝向着我们走来。云杉像大鸟展开翅膀，白桦树像妙龄女郎亭亭玉立。沼泽的酸臭味在旷野上空飘浮。狗伸出红舌头，跟在我身边，它不时地停下来，嗅嗅地面，怀疑似的摇晃着它狐狸一样的脑袋。

外祖父穿着外祖母的短褂，戴一顶没有遮阳的旧便帽，眯缝起眼睛，露出莫名其妙的笑容，两条细腿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好像行窃似的。外祖母穿着蓝布褂、黑裙子，头上还蒙着白头巾，走路很快，真难跟上她。离森林越近，外祖父就越兴奋。他使劲地用鼻子吸着空气，不时地咳嗽几声。他先是断断续续、模糊不清地说着话，后来像喝醉了酒一样，眉飞色舞，讲得美极了。

“森林是上帝的花园，不是靠谁播种长成的，全靠上帝的风，风是上帝呵出的气……从前我年轻时，在日古里当纤夫……唉，阿列克谢，我经历的那些事你不会见到，也不会再经历了！奥卡河沿岸大片大片的森林，从卡西莫夫延伸到穆罗姆，伏尔加河对岸的大森林就一直延伸到乌拉尔。是呀！它们无边无际，壮丽神奇……”

外祖母斜眼瞟着他，又眨巴着眼睛看我。外祖父脚下被土墩绊着，嘴里却叨咕着一个个干硬的字眼，深深地扎进我的记忆里。

“我们驾着一条运油的大帆船，从萨拉托夫驶往马卡里耶夫去赶大集，货主的管事叫基里洛——普列赫人；船工长是卡西莫夫的鞑靼人，好像叫阿萨夫……船到日古里，上游的风扑面吹来。我们精疲力竭，只好抛了锚。船晃动起来，我们上岸烧饭吃。陆上是五月天气，伏尔加河像大海一样，波浪像万千只天鹅，成群结队地向里海游去。日古里的山峦穿着春天的绿装，高高耸立，白云宛如放牧的羊群，阳光洒地，一片金黄。我们在这儿休息，欣赏着自然风光，彼此和善了许多。河上冷风凛冽，岸上却暖洋洋的！傍晚，我们的基里洛——他本来是个厉害的老头儿，从地上站起来，脱掉棉帽，对我们说：‘喂，小伙子们，我不再是你们的头儿了，也不是老板的仆人啦！你们自己干吧，我要到森林里去了！’我们大伙都感到震惊，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人对老板负责——那怎么能行！群龙无首啊！虽然这是伏尔加河，但‘走直道也会迷路的’。人是没有理智的动物，他什么舍不得！我们害怕了，他却我行我素：‘我再也不愿这样活下去，不愿当你们的牧人。我要到森林里去。’我们有的人想揍他、捆绑他，但有的人替他着想，高喊：‘住手！’不料船工长也嚷嚷着要走！这可糟了！船工长，这个鞑靼人，为老板驾驶过两趟船了，老板还没有付给他工钱。这第三趟又跑了一半——到时候他可以挣一大笔钱哩！我们一直嚷嚷到很晚，这天夜里有七个人离开了我们，我们留下来的有十六个，或者十四个，记不清了。这就是森林的造化啊！”

“他们去当强盗吗？”

“也许当强盗，也许当隐士。那时候我们不大考虑这种事……”

外祖母画着十字：“老天爷啊！想想这些人，真可怜！”

“大家都一样有脑筋，该知道去什么鬼地方……”

我们沿着潮湿的小道，穿过沼泽地的土墩和幼弱的云杉，进入森林。我觉得，像基里洛从普列赫出走那样，躲进森林里一辈子，实在挺好。在森林里没有多嘴多舌的人，没有打架和醉酒；在那里，你可以忘掉外祖父那讨厌的吝啬，忘掉母亲的沙土坟，以及使人感到委屈和压抑的各种苦闷。

到了干燥的地方以后，外祖母说：“得吃点儿东西了，我们坐下来吧！”

她篮子里有黑麦面包、青葱、黄瓜，用碎布包的盐和奶渣。外祖父不好意思地望着这些东西，眨巴着眼说：“我可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呀，好老婆子……”

“够我们三个吃的……”

我们靠着一棵桅杆粗的铜色松树坐下来。空气中洋溢着松脂的芳香。微风从旷野徐徐吹来，摇动着木贼之类的植物。外祖母用黑黑的手采着各种野草，一面对我讲金丝桃、“字母草”、车前草的药性，讲蕨草、黏性强的柳兰、灰尘厚的千屈菜的神效。

外祖父用斧子砍已经倒在地上枯死的树木，我本应该把他砍好的柴火搬到一起，但却不知不觉地跟着外祖母进了密林——只见她静静地穿行在粗壮的树行中间，轻快得像在水里游泳。她一直像潜水一样，弯着腰，看着满地的针叶，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又来早了，蘑菇又采不多啦！上帝啊，你太不关心穷人了！蘑菇就是穷人的美味佳肴啊！”我默默地、小心翼翼地走在她后面，担心会被她发现，因为我不愿妨碍她跟上帝、野草、青蛙的对话。

可是她看见了我：“是从外祖父那儿逃来的吧？”

接着，她又对着杂草丛生、野花盛开的黑土地弯下腰，说：“有一次，上帝对人间大发脾气，用洪水淹没了大地，淹死了所有生物。

“大慈大悲的圣母早就把采集来的种子全都藏起来，放在篾篮子里。后来，圣母求太阳：‘您把整个大地都晒干吧，人间都要赞美您的恩德！’太阳把大地晒干了，圣母便把藏着的种子播种在地里。上帝一看，地上又全都是生物——草木、走兽、人类！……就问：‘这是谁干的？竟敢违背我的旨意！’圣母马上向上帝忏悔，上帝本来见到地上光秃秃的时候就很难过，也就对圣母说：‘你做得好！’”

我喜欢这个故事，但感到奇怪，就很认真地问：“难道真是这样的吗？圣母是在大洪水之后很久才出生的呀！”

此时外祖母感到奇怪了：“这是谁告诉你的？”

“学校里，书上写的……”

她这才放心，劝我说：“你别信这些，全忘了它，书上全是胡说。”

她悄悄地、开心地笑了：“是糊涂虫编造的！有上帝，他却没有母亲，瞎说！那么上帝又是谁生的呢？”

“不知道。”我说。

“太好了！你在书上学到了‘不知道’！”

“神甫说，圣母是亚基姆和安娜生的。”

外祖母生气了。她站在我对面，严厉地正视着我的眼睛：“那么，马利亚·亚基莫芙娜又怎么解释呢？你要是再这么想，我就这么狠狠揍你！”但马上她又向我解释：“圣母一直就存在，比谁都早！上帝是她生的，以后才……”
“那么基督呢？”
外祖母不做声了，困惑地闭上眼睛：“基督嘛……嗯，嗯，嗯？”

我胜了，她被我弄糊涂了，她搞不清上帝的这些秘闻逸事。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反而难受。

我们越走越深，浓荫蔽日，金色的光线直射下来，把淡青色的密林切割成许多块儿。森林在温暖与舒适中静幽幽地发出一种特别的喧闹，恍如梦境，引人遐想。“交喙鸟”吱吱喊，山雀啾啾叫，杜鹃咯咯笑，黄鹂吹着口哨，爱嫉妒的金翅鸟不停地歌唱，奇怪的松雀若有所思地低吟。一群翡翠色的小青蛙在我们脚边活蹦乱跳。一条游蛇盘踞在几棵大树的根部附近，抬起金黄色的脑袋，窥伺着它们。松鼠吱吱叽叽地叫着，它们蓬松的长尾巴在浓密的松针中闪现。森林里，你见到的东西真不知有多少！你总想见到更多，进得更深。

一排排松树中间呈现出一团团透明的雾气，宛如一个个巨人的身影，接着又消失在绿荫里，透过绿荫隐约可见银灰色的天空。我们脚下是一片青苔，像华丽的地毯，那一丛丛越橘、一条条酸果的干蔓像地毯上的刺绣。“石生悬钩子”掩映在草丛中，像滴滴鲜血。蘑菇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至高无上的圣母呀！多么光明的大地呀！”外祖母赞叹着、祈祷着。

她像森林的主妇，殷勤地对待周围的一切。她又像一头母熊，边走边瞧，赞赏和感激所见到的一切。她身上好像涌出一股暖流，在林中荡漾。看见她踩倒的青苔又伸腰抬头，这景象特别使我高兴。

我边走边想：“最好去当强盗，抢劫贪心的财主，把抢劫来的东西分给穷人——让大家都能吃饱，快活，不互相嫉妒，不互相争斗。最好我能走到外祖母的上帝和圣母跟前，告诉他们人间的全部真相：人们活得多么糟，他们死后又是多么草率、多么委屈地被别人埋葬在恶劣的沙土里。总之，世界上有多少完全不该有的伤心事啊！圣母如果相信我说的，就让她给我智慧，使我能够把一切重新安排得好一点儿。如果人们都信任我，我就要想法子把生活变得更好些。我年纪小，这没关系。基督比我只大一岁的时候，圣贤们就信任他了……”

有一次，这样想着想着，我没有看见脚下的深坑，就掉进去了。我的腰被一条树枝划破，后脑勺也擦掉了一块皮。我坐在坑底黏黏得如同松脂的冷泥巴里，深感害臊，我自己爬不出来，又不好意思高声喊叫，怕吓坏了外祖母。但我还是叫了她。

她很麻利地把我拉了出来，画着十字说：“感谢上帝！幸亏是空洞，要是熊主人在洞里，那怎么得了。”

她笑着哭了。过后，她领我来到溪边洗了伤口，贴了几片止痛的树叶，用自己的衬衫给我包扎好，再领我来到一个看守铁路的小亭子里——因为我再没有力气走到家里。

我几乎天天请求外祖母：“去森林里吧！”

她欣然同意，我们就这样度过整个夏天，直到深秋。我们采集药草、野果、蘑菇和核桃。外祖母把采集来的东西拿去卖，这样维持生活。

“都是白吃饭的！”——外祖父咬牙切齿地骂我们，虽说我们一点儿也没有白吃他的面包。森林使我的心灵感到安静和舒适。在这种感觉中，我的一切痛苦都消失了，各种不痛快的事都被遗忘了。同时，我的感官反应变得特别灵敏：听觉、视觉更锐利了，记忆力更强了，感受更深了。

我对外祖母的惊奇也与日俱增。我已经习惯地认为她是世人中最高尚的人，是世界上最善良、最聪明的人——她的行为也在不断地增强我的这种信念。

一天傍晚，我们采了许多白蘑菇回家。走到森林边，外祖母坐下来休息，我却绕到几棵树后，看看还有没有蘑菇。

忽然我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只见她坐在小路上，安然地削着蘑菇根儿，而她的身边，一条结实的、灰色的狗拉长舌头站在那儿。

“你走开！”外祖母说，“上帝保佑你，去吧！”

不久以前，瓦廖克把我的狗毒死了，因此我很想弄到这条狗。我跑到小路上，它奇怪地弓起身子，直着脖子，用饥饿的绿眼睛瞅了我一眼，就夹着尾巴跳进了树林。它的身子不像狗，我打了一个口哨，它奇怪地跑进灌木丛里去了。

“看见了吗？”外祖母笑眯眯地问，“起初我弄错了，当它是条狗，一看却是狼牙、狼脖子！我真吓了一跳，就对它说：‘你既然是狼，就走开吧！’幸好夏天的狼老实……”

她从不会在森林里『迷』路，每次都正确地选定回家的路线。她能凭草木的气味知道这地方长着什么蘑菇，那地方又长着什么蘑菇。她常常考我：“什么树爱长蘑菇？怎么样识别无毒的和有毒的蘑菇？蕨草又爱长什么蘑菇？”

她能凭树皮上隐约的爪痕告诉我哪里有松鼠窝。我爬上树去掏松鼠窝，把里面小松鼠过冬用的榛子通通掏出来。有时候，一个窝里能掏到十俄磅榛子。

有一次，我正在干这事儿，一个打猎的在我身子的右侧打进了二十七颗打鸟用的铁砂子。外祖母用针挑出了十一颗，其余的留在我皮肤里，多年后才逐渐地弄出来。

我能忍得住疼痛——这使外祖母高兴。

“好样儿的！”她夸奖我，“忍耐，就能学到本领。”

每次，她总把卖蘑菇和榛子积攒起来的一点儿钱，散发在人家的窗台上，当作偷偷的布施。逢年过节，她也只穿破旧不堪、满身补丁的衣服。

“你穿得比要饭的还差，给我丢脸。”外祖父嘟哝着。

“那有什么！我又不是你的闺女，我又不是未出嫁的姑娘。”

他们的争吵越来越多了。

“我的罪过并不比别人多，”外祖父大声地抱怨说，“可是受的惩罚比别人大！”

外祖母嘲笑他说：“谁该受多大惩罚，魔鬼知道。”

她背地对我说：“我们的老头儿就是怕魔鬼！瞧他老得多快，就是因为怕的……可怜的人啊……”

这个夏天我身体结实了，在森林里我也变得野了，对那几个同龄人的生活、对姑娘柳德米拉，我都失去了兴趣。我觉得她太理智了，聪明得令人感到没趣……

有一天，外祖父从城里回来，全身都湿透了——那是秋天，秋雨连绵，他在门口像麻雀似的抖了抖雨水，庄严地对我说：“喂，调皮蛋，明天去上班！”

“又要上哪儿去？”外祖母生气地问。

“你妹子马特廖娜那儿，她儿子那儿……”

“老爷子呀！你又出馊主意了！”

“住嘴，笨女人！说不定他会成为一个绘图师。”

外祖母默默地低下头。

傍晚，我告诉柳德米拉，我要进城了，要住在那里。

“不久他们也要送我去城里，”她沉思着，对我说，“爸爸想把我这条腿截掉，这样我会健康起来。”

这个夏天，她瘦了，脸上的皮肤变青了，眼睛却变大了。

“你害怕吗？”我问。
“害怕。”她说，不出声地哭了。
我想不出话来安慰她，因为我自己也害怕城里的生活。我们俩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满腹哀愁，默默地坐了很久。
要是夏天，我就会说服外祖母去外边讨饭，像她小时候那样。这样就可以把柳德米拉也带上——我用小马车拉着她……但这是秋天，街上刮着潮湿的风，天空被无穷无尽的云笼罩着，大地也愁眉苦脸，变得肮脏和不幸……

【第四节】

我又来到城里，住在一座两层的白房子里，它看起来就像一口能装许多死人的大棺材。房子是新的，但有点儿像恶『性』病人一样全身浮肿，又像叫花子一样突然发了横财，马上大吃大喝，成了胖子。房子的一侧临街，每层楼有八扇窗子，正面每层有四扇。下层的窗子朝向院子和狭窄的走道，从上层的窗子可以望见墙外肮脏的洼地和那个洗衣女工住的小屋。

这里没有我平时所认为的那种街道，房子前面是一大片肮脏的洼地，洼地上只有两道狭窄的由垃圾堆起的堤坝。洼地向左通向犯人劳改队。各家各户把垃圾倒在洼地里，因此洼地积满了黑绿色的污水。洼地的右边有一个叫作“星池”的污泥塘，散发着酸臭气。我们这座房子正对着洼地的中心。洼地里一半地方堆满了垃圾，长满了荨麻、牛蒡、酸模；另一半被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甫建造成了花园。园里有一个用薄木板造的凉亭，外面刷着绿色油漆。要是扔石头砸这个凉亭，它就会散架。

这个地方是太令人厌烦、感到无聊了。秋雨把这块垃圾成堆的土地变成烂泥，如同棕红色的油脂一样，脚一踩进去就拔不出来。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却有这么多垃圾和污泥，我从没见过，加之我习惯了旷野和森林的洁净，城里的这种地方引起我的反感和不快。

洼地后面是破旧的灰色围墙，远远地可以看见围墙内有一座褐色的旧房子，我去年冬天在鞋店当学徒时就住在那里。那座房子离我这么近，这就使我更加不舒服。为什么我又要住在这条街上？

我认识这里的主人，他过去常带他兄弟来我母亲那儿做客。他弟弟说话时，嗓音尖细得可笑：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兄弟俩还是从前的样子：哥哥是鹰钩鼻子，一头长发，招人喜欢，看来为人和善；弟弟维克多还是那一副马脸，而且满脸雀斑。他们的母亲爱生气、爱叫嚷。哥哥娶了媳妇，媳妇富态、白净，像小麦面包，有一双黑亮黑亮的大眼睛。

头几天，她对我就提过两三次：“我送过你妈妈一件镶玻璃珠的绸子斗篷……”

不知为什么，我不相信她会送东西给别人而我妈妈会收她的东西。她第二次对我提起这件斗篷时，我就对她说：“你既然送过了，就不要夸耀了。”

她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什么，你在跟谁说话？”

她脸上立刻布满了红斑点，眼珠子都凸了出来，她叫唤她的男人。

她的男人双手拿着大圆规，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来到厨房里。听完老婆的话后，他对我说：“对她和别人说话，要用‘您’。说话要礼貌！”
然后，他不耐烦地对妻子说：“你不要为这点儿小事打扰我！”
“什么？小事？如果你亲戚……”
“什么鬼亲戚呀！”主人大声嚷着，跑了。

我也不喜欢外祖母的亲戚是这种人。据我观察，亲戚之间的关系还不如外人。他们比外人更清楚地知道彼此的丑事和笑话，造起谣来更恶毒，吵嘴打架也更频繁。
我喜欢上了主人。他总是潇洒地抖动着长发，用手把它理到耳朵后面，使我联想到那个“好事情”。他常带着满意的笑脸，灰色的眼睛和善可亲，鹰钩鼻两旁现出一条条有趣的皱纹。“你们别吵了，撒野的老母鸡！”他这样对妻子和母亲说，微笑中露出细密的牙齿。

婆媳俩每天都吵嘴。我很奇怪她们怎么容易这样快就吵起来。早上，她们俩都还没有把头梳好、把衣服扣好，就在房间里跑开了，像屋里着了火似的，整天忙碌不停，只有在吃午餐、下午喝茶、晚上吃夜宵时才休息。她们俩喝得多、吃得多，非喝醉、吃累了才罢休。午餐时，她们就谈论饭菜，懒洋洋地先争吵一回，为大吵嘴做准备。不论婆婆做什么菜，媳妇总要说：“我妈妈可不是这样做的。”
“那就是说，做得比这更差！”
“不，是比这好！”
“那你就上你妈妈那儿好了。”
“我是这儿的主妇嘛！”
“那我是什么呢？”
这时，主人插进话来劝架：“够啦！撒野的老母鸡！你们怎么啦？是发疯了？”
这个家，一切都令人觉得奇怪和可笑而又说不出原因：从厨房到餐厅，要经过屋里唯一的又窄又小的厕所；端茶送饭到餐厅，都得经过这里，厕所就成了各种玩笑的对象和各种笑话、误会的根源。我的职责是冲洗厕所水槽。我睡在厨房的门口，正对着厕所的门，厨房的门紧挨着正门的门廊。我的脑袋常常被厨房的炉灶烤得直冒汗，却被从门廊吹来的风吹得双脚发冷。睡觉时，我把擦鞋底用的所有小垫子全都收拾起来盖在脚上。

使人感到寂寞无聊的是大厅，门窗之间的墙壁上嵌着两块镜子，金色镜框里装裱着《田野》杂志奖赠的几张图画，还有一对玩牌用的桌子，配上十二把维也纳式的弯曲木椅。小客厅挤满五花八门的软座家具和几个玻璃碗柜，里面放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客厅还装饰着三盏灯，一盏比一盏大。在没有窗户的黑卧室里，除了一张宽大的床，还摆放着一些衣箱、衣柜，里面散发着烟叶和波斯菊消毒粉的气味。这三间房子经常空着不用，主人一家挤在小餐厅里，彼此碍手碍脚的。八点钟，喝完早茶，主人和他弟弟就立刻把折叠的桌子四向打开，在上面铺开一张张白纸，放上绘图仪器盒、铅笔、墨水瓶，就这样面对面地开始工作了。桌子摇晃开了。这张桌子占满了整个房间，奶妈和女主人从婴儿室出来，身子都会碰到桌子角。
“你们别在这儿来回走呀！”弟弟维克多嚷道。
女主人委屈地要求丈夫：“瓦夏[3]，你要他别对我大声叫嚷！”
“可你不要碰桌子。”主人和蔼地对她说。
“我怀着孕，这儿又挤……”
“好吧，我们到大厅里去工作。”
可是女主人怒吼了：“天啦！有谁在大厅里工作的！”
厕所的门里探出老婆子凶狠狠的被炉火烤红的面孔。她，马特廖娜·伊凡洛芙娜，高声嚷道：“瓦夏，你瞧，你在干正经活儿，她在四间房子里还产不下牛崽子！俗话——山里来的娇太太，智慧没有一寸长！”
维克多嘿嘿地笑，主人却大声地叫道：“够啦！”
可是女主人用连珠炮似的恶毒话语咒骂完婆婆，然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丧着脸说：“我走，我死！”

“你们别打扰我工作呀，活见鬼！”主人脸涨得发白，大声吼叫，“真成疯人院了！我这样驼背弯腰、做牛做马，还不是为了你们，养活你们！撒野的老母鸡……”

起初，这种吵架使我害怕。特别是当女主人抓起用餐的小刀，跑进厨房，把两扇门闩上，开始在那里大喊大叫时，我吓坏了。顿时屋子里变得安静了。然后，主人用两只手托住门，拱起背，大声对我说：“你爬上来，打碎玻璃，把门闩拉开！”

我急忙跳上他的背，打破门上头的玻璃。当我弯腰把身子伸进去时，女主人用刀把子使劲儿打我的脑袋。我还是把门闩拉开了。主人冲进去，扭打中把妻子拖到餐厅，夺下小刀。我坐在厨房揉着挨过打的脑袋，很快就明白自己是白挨了一通打：原来那是把不快的刀，切面包都费劲儿，人的皮肤是无论如何也割不破的；另外，也不必爬上主人的背，从椅子上就能打破玻璃；最后，大人胳膊长，他拉门闩更方便。自从这件事以后，我再也不害怕这家人的吵架了。

这对兄弟是教堂合唱队的。干活儿时他们常低声哼着小调，哥哥用男中音唱道：
我把戒指——丢失在海里，
那是姑娘的心……

弟弟用男高音接应道：
我毁掉了人间的幸福——
连同这只戒指。

这时会从婴儿室传来女主人低低的叫声：“你们发疯了？娃娃在睡觉。”或者：“瓦夏，你是有妻子的人，不可以再唱姑娘姑娘的了。这有什么用呀？做晚祷的钟声很快就要响了……”
“那我们就唱圣歌……”
可是女主人又开导说：“圣歌是不能随便唱的，何况还是这个地方……”她好像在演说似的用手指着那扇小门。
“我们应该换套房子，要不鬼知道会闹出什么！”主人常这么说。
他也常说：“应该换一张桌子。”可是这话他说了三年。

听主人们议论别人时，我便想起鞋店来——那里也是这样议论别人的。我明白，主人们也认为他们自己是城里最好的人，他们最清楚做人的行为准则。他们根据这些我不明白的准则，残忍无情地评判所有人。因此这种评判使我痛恨主人们的这些准则，破坏这些准则就成了我开心的事。

我的活儿很多：我做女用人的差事，每星期三擦洗厨房的地板，擦拭茶炊和铜器皿；每星期六擦洗全屋的地板和两个楼梯。我还要把烧炉子用的柴火劈好、准备好，还要洗刷炊具，收拾蔬菜，跟女主人去市场，提着篮子里买的东西，跟在她后面回家。此外，我还得跑商店、跑药房。

我的顶头上司——外祖母的妹妹，是一个从不安静、成天生气的老婆子。早上六点来钟，她就起床，匆忙洗完脸，穿一件衬衣就跪在圣像面前，长时间地抱怨自己的生活、媳妇和两个儿子。

“上帝呀！”她把拇指、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按在额头上，含着眼泪哽咽地说，“上帝！我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要，只求你让我休息一会儿！上帝呀，请施展您的威力，希望给我安宁！”

她的哭声把我吵醒。我醒来后，蒙在被窝里偷偷地看她，害怕地听她热烈的祷告。秋日的晨曦透过被雨水淋湿的玻璃窗照进厨房。地板上，她灰色的身影在清冷的晨曦中摇摆，一只手不安地挥动着。她稀疏的灰白头发，从滑落的头巾下，披散在脖颈和两肩上。头巾总是从她的小脑袋上往下滑。老婆子赶忙用左手把它扶正，嘟哝着说：“真该把你撕成碎片！”

她使劲儿拍打着脑门、胸脯和双肩，恶狠狠地说：“上帝呀，您替我处罚儿媳妇，把我受的一切侮辱，一切一切，都报应到她身上。您擦亮我儿子的眼睛，让他看清儿媳妇，看清我的维克多鲁什卡[4]！上帝呀，您帮帮维克多鲁什卡吧，赐恩于他吧……”

维克多就睡在厨房里的高板床上，他被母亲的咒语惊醒，用睡意正浓的声音嚷道：“妈妈呀！大清早你又吵嚷开了！真要命！”

“好吧，你睡吧！”老婆子低声地认错。她又默默地摇摆了一两分钟，突然咬牙切齿地报复说：“让枪子儿打穿他们的骨头，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上帝啊……”

即使我的外祖父，也没有这样恶毒地祷告过。

祷告了一阵儿，她叫我起床：“起来呀，你还想睡！你不是来睡觉的……去烧茶炊，搬柴火！晚上你没有准备松明吧？嗨！”

我尽快地把一切活儿干好，只图听不到老婆子的唠叨，但要让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一阵风似的来到厨房，厨房里好像刮起了冬天的风雪。她恶狠狠地喊着：“小声点儿，鬼东西！你惊醒了维克多鲁什卡，我就揍你！快到店铺里去……”

平日，吃早茶我得买两俄磅小麦面包，还要给小主妇买两戈比小白面包。我把面包拿回来时，两个女主人总要怀疑地仔细瞧瞧，再托在手掌上掂一掂分量，问道：“没有多给你一点儿吗？多给的哪儿去了？来，张开嘴！”于是，她们十分得意地嚷起来，“你把多给的吃了，瞧，牙缝里还有碎面包哩！”

……我很愿意干活儿，喜欢清除屋里的污秽、洗地板、擦铜炊具、通风窗和门把手。我不止一次听到过婆媳俩和好时对我的议论：
“人勤快。”
“爱干净。”
“就是太犟。”
“妈呀！是谁培养他的！”

婆媳俩都尽力培养我对她们的敬意，但我认为她们智商低，不喜欢她们，不听她们的话，跟她们谈话时我爱以牙还牙。小主妇一定发现某些话引起了我的反感，所以越来越频繁地说：“你要记住，是我们收留你这个穷人家的孩子！我送过你妈妈一件镶玻璃珠的绸子斗篷！”

有一次，我对她说：“难道我要从自己身上剥下皮来还你那件斗篷吗？”

“老天爷呀，这孩子会放火的！”小主妇惊叫起来。

我感到十分惊讶：放火？为什么？

她们俩常常向主人告我的状，主人就严厉地对我说：“小老弟，你可当心我！”

可是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妻子和母亲说：“你们也太过分了！你们使唤这孩子，简直把他当成一匹阉了的小马驹。换了别人，早就跑了，或者被这种活儿累死了……”

这话把婆媳俩激怒得哭了，媳妇跺着一只脚，像疯了似的喊叫：“难道可以当他的面这样说，你这个长头发的傻瓜！他听了这些话，以后会怎么看我？我是孕妇呀！”

他母亲大声地哭着说：“求上帝饶恕你，瓦西里！只是你要记住我的话，你会把这小子惯坏的！”

她们气冲冲地走开后，主人严厉地对我说：“你瞧，小鬼，因为你闹成了什么样子！我真要把你送回你外祖父那儿，你又得去捡破烂了！”我忍不住心头的委屈，对他说：“捡破烂也比在这儿强！收我做学徒，可你教我什么了？成天倒脏水……”

主人抓住我的头发，但抓得不疼，故意没使劲儿，他望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可是你也太犟了！小兄弟，这可不行，绝对不行……”

我想，我准会被撵走的。可是过了一天，他抱着一卷厚纸，还有一支铅笔、一个三角板、一把规尺，进了厨房。

“你磨完菜刀以后，画好这个！”

一张纸上，画着一个两层楼的正面图，这栋楼有许多窗子和雕塑图案。

“给你圆规！你要量好所有的线，图纸上，在线的两头打上点，然后照着规尺，用铅笔把两个点连起来。先画横线——这叫作水平线，后画竖线——这叫作垂直线。好，开始画吧！”

我很高兴能干这种干净活儿，而且是开始学画图，但我望着纸和这些工具，什么也不懂，心里感到既神圣，又害怕。但我还是马上洗了手，坐下来学画图了。我把纸上所有的水平线画出来，检查了一遍，很不错！不过，我多画了三条。然后，我把所有的垂直线画出来。可是一瞧，我吃惊了：房子的正面全都走了样，几个窗户画过了头，占了墙壁的位置，还有一个窗户画到了墙外的空中，跟房子并排地吊在那儿。大门廊也画得跟二楼一样高，门窗上方的屋檐画到了屋顶中间，天窗画在了烟囱上。

我久久地望着这些无法挽救的创作，差点儿没有流出眼泪来。我努力想弄明白怎么搞成了这样，但弄不明白，便决定凭想象来修改。给房子正面的屋脊和门窗上方的所有屋檐上画了一只乌鸦、一只鸽子、几只麻雀；一个窗户前的地上，画了一些罗圈腿的人，打着伞，但没有完全遮盖住他们的瘸腿。然后我又在改的这些地方打上一条条斜线，就这样把作业送到师傅那里。

他高高地扬起眉毛，拍拍头发，不高兴地问：“这到底是什么呀？”

“天正在下雨，”我给他解释，“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是斜的，因为雨本身总是斜的。鸟儿——这儿都是鸟儿，都躲在门窗上方的屋檐上。下雨时都这样。这儿是人们正往家里跑，这个太太跌倒了，这个人是卖柠檬的……”

“多谢阁下！”主人说完，哈哈大笑，他的头伏在桌上，头发在纸上扫来扫去。接着，他便嚷道：“哎呀，真该打烂你的屁股，小畜生！”

小主妇摇着小水桶般的肚子走来了，看了一眼我的作品，对丈夫说：“你狠狠揍他！”

可是主人和气地说：“不要紧，我自己开始学的时候，也好不了多少……”

他用红铅笔在房子正面坏的地方做了记号，然后给了我一些纸。

“再来一次！直到画好为止……”

第二张图我画得好多了，只是一扇窗户画到大门廊的门上去了。但我不喜欢房子是空的，于是就让它住满各种各样的人：里面靠窗坐着手拿扇子的太太们和抽着香烟的男伴们，其中一个没有抽烟，仰起他的长鼻子，戏弄着大家。大门廊旁边站着一个马车夫，地上趴着一条狗。

“怎么又涂得『乱』七八糟？”主人生气地问。我给他解释：没有人太寂寞。他却骂人了：“这都见鬼去吧！如果你想学，就认真学！你这是调皮捣蛋……”

当我终于制成一张与原样相似的正面图时，他高兴了：“你瞧，到底学会了！这样下去，很快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干了……”

于是他给我布置了作业：“你制一张住宅平面图。房间怎样布置，门窗开在哪里，哪里要有什么——我全不告诉你。你自己去画吧！”

我走到厨房，用心地研究起来：从哪儿开头呢？

可是我的制图研究就在这个关头停止了。

老主妇来到我面前，恶狠狠地问：“你想画图？”
她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往桌上使劲儿地一按，把我鼻子和嘴唇都碰破了。她跳起来，撕碎了图纸，把桌上的绘图工具扔在地上，然后双手叉着腰，胜利地嚷道：“哼，我让你画！不，这办不到！怎么可以教会外人工作，而把唯一的骨肉兄弟扔在一边？”

主人跑来了，他的老婆也急忙颤颤巍巍地跟过来。一场大闹剧又开演了：三个人跳着、嚷着、对骂着，吐口水。最后，女人们哭着走开，收场时主人对我说：“你暂时把这些放下，不要学了。你亲眼看见了——闹成什么样了！”

见他那副窝窝囊囊、无可奈何的样子——我可怜他。他这辈子简直让女人们的叫嚷声震得晕头转向了。

我原先就知道老婆子不希望我学绘图，故意打扰我。我坐下来绘图以前，就要先问她：“没有事吗？”

她皱着眉头回答：“等有了事，我就叫你。去学你的吧，到桌子那儿胡闹吧……”

过一会儿，她就支使我去哪儿干点儿什么，要么就说：“大门口台阶上你扫干净了没有？屋子四角很脏，都是土！去扫干净……”

我去看了——并没有土。

“你跟我顶嘴？”她大声嚷起来。

有一次，她把一瓶克瓦斯泼在我所有画好的图纸上。又有一次，她把供奉圣像的灯油全倒在图纸上。她调皮捣蛋，像一个小女孩一样，她的诡计幼稚可笑，却又笨拙地掩饰自己的狡猾。过去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谁像她这样容易突然就发脾气，这样狂热地喜欢抱怨一切人和一切事。一般说来，所有的人都喜欢抱怨，可是她抱怨起来特别高兴，像唱歌那样。

她对儿子的爱近乎疯狂，这种爱使我感到又好笑又害怕，我只能把它叫做狂热。常常这样：早晨做完祷告，她站在壁炉前的踏板上，两个胳膊肘支撑在壁炉的木板边沿，嘴里狂热地嘟囔着：“孩子！你是上帝意外送给我的宝贝呀！你是我身上最热烈、最纯洁、最宝贵的血液，你是天使轻盈的羽毛！我的宝贝睡着了。睡吧，小宝贝，你做一个快乐的梦吧，愿你梦见你的未婚妻——天下第一美女、公主、富贵女人、商人的小姐！愿你的仇敌未出生就断了气，愿你的好朋友长命百岁，愿姑娘们成群结队地追求你，像一群群的母鸡追一只公鸡那样。”

我忍不住要笑。维克多本来就像一只啄木鸟——穿得那样花哨，满脸红斑，有个大鼻子，又粗鲁又懒惰，又倔犟又呆板。

有时候，他母亲的喃喃声把他吵醒。他睡得迷迷糊糊，埋怨道：“妈妈，你见鬼去吧！干吗老冲着我的脸喷气！……难受死了！”

有时候，她顺从地走下踏板，苦笑着说：“好吧，你睡吧，你睡吧……野小子！”

但常常这样：她两只腿一打弯，几乎摔倒在壁炉的边沿。她张开嘴，呼呼地喘气，像是烫着了舌头似的。她气呼呼地说：“怎么这样？你这是打发你老娘去见魔鬼？狗崽子！你呀，真是我半夜里干的丑事，该死的！是魔鬼用你这根刺儿扎进了我的灵魂，你真该在出生前就烂掉啊！”

她说着一些只有街上醉鬼才说的脏话，听着叫人害怕。

她睡眠少，而且睡得不安稳。有时候一个晚上从壁炉上爬起来好几次，她扑到我睡觉的长椅子上叫醒我。

“您干吗呀？”

“别作声。”她画着十字，眼睛盯着黑暗中的什么东西，轻声地念着：“主啊……先知先觉者以利亚啊……伟大的女殉教者瓦尔瓦拉啊……保佑我，不要让我早死……”

她哆嗦着手，点起了一支蜡烛。她那长着大鼻子的圆脸紧张得肿大了，灰色的眼睛惶恐得直眨巴，死盯着昏暗中改变了模样的各种物品。厨房虽然很大，可是堆满了柜子和箱子，夜里就显得小了。月光静静地照进来，圣像前那盏长明灯的火苗晃动着，几把切菜刀像冰柱一样在墙上闪着寒光，架子上几个煎饼用的黑铁锅看上去像几张没长眼睛的鬼脸。

老婆子小心翼翼地从炉炕上爬下来，像从岸上爬进水里似的，然后光着双脚像踏着水似的向屋角走去。那里有一只带耳朵的洗手壶，像一个被砍下来的脑袋一样挂在洗衣盆上方，就在这里立着一个盛有水的桶。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咕咚地喝水，然后透过玻璃上一层淡蓝色的霜花望着窗外。

“饶恕我，上帝，饶恕我吧。”她轻声地祷告。

有时候，她吹灭了蜡烛，双膝跪下，委屈地喃喃说：“谁爱我呀？上帝！谁需要我呀？”

她爬上炉炕，对着烟囱的小风门画了个十字，就用手去摸，看它是不是关得严实，结果弄得满手烟灰，就拼命骂起来。不知怎的，一会儿她就睡着了，好像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她打蒙了。当我受她气的时候，我就想：可惜外祖父没有娶她，要不然，可以尝到她的厉害！当然，她也准会吃到外祖父的苦头。我常常受她的气，可是她那像棉花一样蓬松的胖脸常常变得忧伤，泪眼汪汪，这时她说话很有道理，令人信服：“你以为我容易吗？生了孩子，把他们养大成人——为了什么呢？我现在是给他们做饭的老妈子，这是享福吗？儿子把外面的女人领了来，取代自己的亲妈——这好吗？你说呢？”
“不好。”我真心地回答。
“是吧？就是这么回事嘛……”于是，她开始毫不害臊地讲起儿媳妇来：“我常跟她上澡堂，瞅见过她的身子！儿子被她什么迷住了？这样的也能叫美人吗？……”谈到男女关系，她总是说得不干不净，令人吃惊。起初，她的话引起我很大的反感，但不久就习惯了，乐意仔细地听她讲，觉得这些话隐藏着某种令人沉痛的真理。

“女人是一种力量，她把上帝本人也欺骗了，真是这样！”她一个劲儿地嘟囔着，同时用一只手掌拍着桌子，“就是因为夏娃，世上的人个个都进地狱，你看多冤！”

关于女人的力量，她可以说个没完，而且我总觉得她想用这种话来吓唬谁。我特别记住了“夏娃欺骗了上帝”这句话。

我们院子有一间厢房，跟正房一般大。这两座房子共有八套住房：军官们住了四套，第五套住的是团里的一个神甫。满院子都是勤务兵、通信兵，洗衣的、打扫房子的、做饭的女工们，常到他们这儿。每个厨房里常常演出一幕幕争风吃醋的闹剧，伴随着哭泣声、叫骂声和厮打声。这些兵互相厮打，跟房东家的土木工人打架，他们也殴打女人。健壮的青年男子饥渴难忍的兽性和情欲——也就是放荡和淫乱，弄得满院子乌烟瘴气。这种生活充满强者狂暴的肉欲、无端的折磨和肮脏的荣耀——这是我的主人们在午餐、晚茶、夜宵中不厌其烦、无耻地谈论的话题。老婆子很熟悉院子里的各种故事，对此经常津津乐道，幸灾乐祸。

小主妇默默地听着这些故事，两片又厚又软的嘴唇露出微笑，维克多哈哈大笑，主人却皱起眉头说：“够了，妈妈呀……”
“上帝呀，连话都不让我讲了！”女故事家发牢骚了。
维克多鼓励她：“讲吧，妈妈呀，有什么不好意思！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既厌烦又怜悯，尽量避免跟她单独在一起。遇到这种情况，母亲就一股脑儿地向他诉说媳妇的不是，而且一定向儿子要钱。儿子赶忙塞给她一个或三个卢布，或者几个银币。

“你拿钱没用，妈妈呀！不是我舍不得钱，是没用呀！”

“我拿它给要饭的，我拿它买蜡烛、上教堂……”

“得了吧，哪里是给要饭的！你会把维克多彻底毁掉的！”

“你不爱弟弟，你这是作孽呀！”

儿子向母亲一甩手，走开了。

维克多对待母亲很粗鲁，经常嘲笑她。维克多食量大，经常喊肚子饿。每逢星期日，他的母亲烤发面饼，总要拿几个藏在罐子里，然后把罐子放到我睡觉的长椅子下面。维克多做礼拜回来，拿出罐子，嘟哝说：“你不能多搞点儿？真是美味佳肴！”

“你快吃，不要让别人看见……”

“我就是要故意告诉别人，你是怎样为我偷烤面饼的。‘后脑勺藏叉子！’赖不掉的！”

有一次，我把罐子拿出来，吃了两个烤饼——维克多为此狠狠揍了我一顿。他不喜欢我，就像我也不喜欢他一样。他欺侮我，强逼我一天替他擦三次靴子。他上高板床睡觉时，移开床板，从木板缝里吐痰，想法吐到我头上。

也许维克多是在模仿常说“老母鸡”的那位哥哥，也常用些俗话俚语，但用得十分荒唐，莫名其妙。

“妈妈呀，‘向右后转弯！’哪儿是我的袜子？”

他常常拿一些愚蠢的问题逼我：“阿廖什卡，你回答我，为什么人们要说成‘坑害’，而不是‘炕害’？”

我不喜欢他们说的一些不合标准的话，比如“好笑的吓人”。我从外祖母和外祖父那里受到过良好的语言教育。

我问他们：“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他们骂道：“好一位先生呀，您说呢？！得摘下你的耳朵！……”
“摘下耳朵”这话我觉得也不对，因为可以摘下的是草、花和松子。
他们企图向我证明，耳朵是可以摘的，但没有使我信服，而且我胜利地说：“耳朵到底还是没有摘下啊！”

在这儿，周围有那么多残忍的恶作剧和下流行为，甚至比到处都是妓院与妓女的库纳维诺街还要多无数倍。在库纳维诺街上，下流行为和恶作剧还可以找到它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某种理由：艰难的、半饥饿的生活，繁重的劳动，等等。可是这儿的人吃得饱，生活得容易，而他们却用莫名其妙的瞎忙代替工作！这里的一切真令人生气和苦闷。

我的心情很不好，外祖母来这儿做客时，我感觉更难受。她每次从后门进来，进厨房后，就向圣像画十字，然后给妹妹深深鞠躬，这鞠躬像千斤重担，压得我直不起腰也透不过气来。

“是你来了，阿库林娜。”女主人无所谓地、冷冰冰地接待着外祖母。

我都认不出外祖母了！她很拘谨地紧闭着嘴，脸也全变得我不认识了。她在门口脏水桶旁边的长凳上轻轻地坐下来，像是做错了事似的不吭声，只是小声地、恭敬地回答妹妹的提问。

这情景使我很难受，我生气地说：“看你坐在哪儿了？”

她慈爱地向我递了个眼色，用开导的口吻说：“你别多嘴，这儿你不是主人！”

“他总是好管闲事，打他骂他都不管用。”老主妇开始告状了。

她常常幸灾乐祸地问姐姐：“怎么样？阿库林娜，还过叫花子生活吗？”

“这不差……”

“俗话说，既然不怕丢脸，什么也不算差了。”

“据说基督也要过饭……”

“这话是那些糊涂人和邪教徒说的，你这个老笨蛋竟当真了。基督并不是叫花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书上说，他要尽职尽责地来审判活人和死人——记住，连死人也包括在内！就是烧成了灰，也逃不出他的审判，我的老姐姐……基督要替我责罚你跟瓦西里的骄傲，你们夫妇从前有钱的时候，我去求你们帮助……”

“那时候我可是尽力帮助你呀，”外祖母很坦然地说，“而且上帝已经责罚了我们，你是知道的……”

“但责罚得还不够！很不够呀……”

她用那不知疲倦的舌头长时间地挖苦和奚落着外祖母。听着她恶毒的尖叫声，我又难过又奇怪：外祖母怎么竟能忍受这一切啊？这个时候我也不喜欢外祖母了。

小主妇从房里出来，客气地向外祖母点头：“请到饭厅里来，不要紧，进来吧！”

老主妇在外祖母背后嚷道：“把脚擦干净，乡巴佬！”

主人高高兴兴地接待外祖母：“聪明的阿库林娜姨妈，生活怎么样呀？卡希林老爷子还行吗？”

外祖母露出由衷的微笑：“你还是那样弯着腰干活吗？[5]”

“还是那样干啊，跟囚徒一样。”

外祖母跟他谈得很亲热，很投机，但又不失长辈的身份。主人有时也提起我母亲：“是啊，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多么好的女子——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他妻子就过来打岔儿，对外祖母说：“你记得吗？我送过她一件斗篷，黑色的，绸子的，带玻璃珠的。”

“怎么不记得……”

“那斗篷还是崭新的……”

“是呀！”主人嘴里嘟囔说，“斗篷外套、油盐酱醋——生活艰难，人生险恶！”

“你在说什么？”他妻子疑惑不解地问他。

“我吗？随便说的……快乐的日子容易过，善心的好人容易死……”

“我不明白，你干吗说这些？”妻子不安起来。

然后，她领着外祖母去看她刚出生的婴儿。我收拾桌上用过的茶具，主人若有所思地小声对我说：“你外祖母真好！……”

我深深感激他说这句话。可是当我单独和外祖母在一起时，我痛心地对老人说：“你干吗上这儿来？干吗要来呀？你明明知道他们是些什么家伙……”

“唉，阿廖沙，我看得明明白白。”她回答时聪明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我感到内疚了。当然，她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知道，甚至知道我心里此刻在想些什么。

她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周围是不是有人来，就搂住我亲热地说：“要是你不在这儿，我是不会来的，我找他们干吗？对了，你外祖父病了，我侍候他，没有干活儿，我没有钱了……可你舅舅米哈伊尔把萨沙赶出来了，我又得管萨沙的吃喝。这儿答应每年给你六个卢布工钱，因此我想，少说也能给一卢布吧？你在这儿过了大约半年了……”她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她们叫我训你、骂你一顿，她们说你谁的话也不听。心肝宝贝啊，你得在这儿待些时候，忍受一两年，直到你腰板硬了。你再忍受一段，好吗？”

我答应去忍受。但这有多难啊！这种像叫花子一样枯燥无味的生活压迫着我，我的生活真像一场噩梦。

有时候我想：应该逃跑。但是这是该死的冬天。天天夜里，暴风雪吼叫，风吹进阁楼里，严寒冻得房梁吱吱响——你能逃到哪里去？

他们不许我出去玩，我也没有时间出去玩。一个个短促的冬日飞快地在忙乱的家务劳动中消磨掉。但他们要我上教堂，我必须星期六夜里做弥撒，节日里做晚祷。

我乐意去教堂，我喜欢站在比较宽敞、昏暗的角落，远远望着教堂东头的圣障，它好像在一片烛光中熔化成无数条金黄色的溪流，会聚到神坛灰色的石板地上。那一个个圣像的黑影在圣障上轻轻摇晃，圣障中门的金黄色花边在快活地颤动，烛光悬挂在浅蓝的空间里，像金黄色的蜜蜂。女人们，特别是姑娘们的头像花朵一样。

周围的一切跟合唱队的歌声和谐地融为一体。一切都像童话一般奇特。整座教堂像摇床一样在慢慢地摆动，在昏暗的像焦油一样黏稠的空间里摇摆。

有时我觉得，教堂已经深深地沉入湖水，这里的人躲避到水中，去过一种独特的、无法比拟的生活。我的这种感觉，大概来源于外祖母讲的基捷日城的故事。我也常常跟着大家似睡非睡地摇晃着身子，伴着合唱队的歌声、人们的祷告声和叹息声，吟诵着一首忧伤的故事诗：
该死的鞑靼人实在太凶暴和残忍，
他们围困住美丽、光荣的基捷日城，
在这复活节早晨祷告的神圣时刻……
上帝，我们的主！请赐福给您的仆人！
至高无上的圣母！求您拯救我们！
让我们做完祷告并且听完《圣经》！
不让坏蛋们玷污我们神圣的教堂，
不让他们侮辱我们的妻子和闺女，
耍弄幼小的儿童，虐杀年迈的老人！
我们的天主——耶和华听见人间呼声，
我们的圣母听到了基督徒的哀求。
天主耶和华吩咐最高天神米哈伊尔：
“米哈伊尔天神，你赶快去基捷日城！
你掀起地震，让基捷日城沉入湖底；
让人们能日夜祷告，虽不休息，但不疲倦；
让教堂神圣的礼拜，千载不衰，万世长存！”

在那个年纪，我脑袋里装满了外祖母的故事诗，正如蜂房装满蜂蜜一样。我觉得，我甚至是按照她的诗歌形式去思想的。
在教堂里，我不做祷告——我不好意思在外祖母的上帝面前重复念外祖父那种气势汹汹的祷告词，反复唱那种如哭声一般的圣歌。我确信外祖母的上帝像我一样，不可能喜欢这些，而且这些东西已经印在书上，就是说，上帝也跟一切识字的人一样已经背会了。
因此，在教堂里，当我心头笼罩着某种甜丝丝的哀愁，或者当心里为过去一天的挨骂受气而难过时，我就努力编造自己的祷告词。一想起自己悲伤的命运，祷告词就自然地、不费力地变成了诉苦：
我太寂寞了，上帝！
让我快快长大吧！
我实在受不了啦，
不如求您掐死我！
我学艺没有结果，
姨婆就像狼外婆，
她经常对我号叫，
我活得实在太糟！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自己做的许多“祷告诗”，儿童时代的这些作品，像一条条很深的伤痕刻在心上，一辈子也不能愈合。

在教堂里很好，在那里，跟在森林和旷野一样，我可以休息。我小小的心灵尝尽了人间的屈辱，又受到残酷生活的玷污——总算在一些朦胧的、热烈的幻想中受到了洗礼。

但只有在严寒里我才能去教堂。在这样的天气，大风雪疯狂地席卷城市，我觉得，连天空都冻结了，狂风将天空的云彩粉碎成纷纷大雪，大地也在雪堆下逐渐冻死，永远不再复活，不再苏醒。

我更喜欢夜深人静时在城里转悠，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甚至窜进最僻静的角落。我常常像长着翅膀一样在飞跑，孤独一个人，像天上那轮孤零零的月亮一样，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身前的地上爬行，扑灭雪地上的闪光，影子滑稽地爬上石柱和栅栏。更夫手拿拍板，身穿笨重的长皮袄，在街中央大步地走着，一条狗跟着他，颤抖着身子。这个笨拙的更夫像一个流动狗窝。痛苦的狗跟着更夫，就像随同“狗窝”从院子出来，又随同“狗窝”在街上无目的地移动。

有时能遇到快乐的小姐和她们的情侣。我想他们也是在逃离通宵的弥撒。

有时候，一种特别的气味穿过灯火明亮的窗户上的气窗流到新鲜的空气中来。这是一种细腻的、陌生的气味，它暗示我所不了解的另外一种生活。我不由得站在窗下，吸着鼻子闻，尖起耳朵听，心里在琢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屋里住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教堂在做通宵的弥撒，他们却在这儿欢闹嬉笑，又弹又叫。他们弹着一种特别的吉他，铜弦乐器浓重的声音从气窗里悠然地传出来。

一座矮小的平房特别使我感兴趣。它位于“吉洪诺夫街”和“马尔丁诺夫街”的拐角处，这是两条空旷无人的街道。一个化雪的月夜，在离大斋期还有一星期的“谢肉节”前夕，我偶然来到这座平房跟前。一种特别的声音随着一股热气，从四方形的气窗里流出来，里面仿佛是一个非常有力、非常善良的人在轻轻地哼着歌。听不出歌词来，讨厌的琴声不时地把歌声打断，妨碍我把歌听得真切，但这首歌我特别熟悉和明白。我在一个石柱上坐下来，心想这是有人在拉一把有神奇魔力的提琴，但琴声叫人无法忍受——听起来几乎令人心痛。琴声有时特别有力，好像整个房子都被震颤了，窗玻璃也被震得哗啦啦响。雪水从房檐上滴下来，泪水也从我的眼眶里吧嗒吧嗒往下掉。

在我不知不觉中，更夫走到我跟前，把我从石柱上推下来，问：“你待在这儿干吗？”

“听音乐呀！”我解释。

“有什么好听的！走开吧……”

我绕着街的这一段跑了一圈，又回到窗户底下，但屋里已经不弹琴了，从气窗里传出来一阵阵欢笑，这跟刚才听到的哀乐反差那么大，以至我觉得刚才在做梦。

几乎每个星期六，我都要跑到那座房子跟前，但只有一次，在春天，才又一次听到大提琴声——一直响到半夜。我回到主人家里时，挨了一顿打。

在冬夜的星光下闲逛荒凉的街头，使我大开眼界。我故意选那些离市中心远的街道。市中心路灯多，可能被主人的熟人看见，主人会因此知道我在夜弥撒时间逛街，还有醉鬼、警察和『妓』女碍事。但在边远的街道，可以往屋子下层的窗户张望——如果窗户冻得不厉害，并且里面没有罩窗帘。

这一扇扇窗户展现着五花八门的画面，我看见各式各样的人物：或做祷告，或接吻，或打架，或玩牌，或在不安地无声交谈。这些无声的生活场面，像花一分钱就可以看到的西洋景，呈现在我眼前。

我看见地下室的桌子边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年轻，一个年纪稍大一点儿；对面坐着一个男的——一个蓄着长头发的中学生。他挥着手在给她们朗读一本书。年轻的那个紧皱着眉头，靠在椅背上听着；那个年纪大一点儿的——她身材苗条，头发蓬松，突然用双手捂住脸，肩头抽动着。突然中学生把书一扔，年轻的那个急忙起身离开，他就跪在头发蓬松的那女人面前，吻她的双手。

在另外一扇窗户里我窥见一个蓄着长胡须的大汉，膝上搂着一个穿红色短衫的女子，像哄一个孩子似的摇着她。他张着嘴、瞪着眼，显然是在唱着什么。那女人笑得浑身颤动，前俯后仰，两腿乱蹬。他抱着扶正了女子的身体，又唱起来，女子又大笑不止。我看了他们好久，直到知道他们准备这样玩个通宵，我才离开。

许多这样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时常因为看得入了迷而很晚才回家。这引起了主人们的怀疑，他们盘问我：“你去了哪个教堂？是哪位神甫主持的？”

城里的神甫他们都认识，也知道什么时候讲了哪一段《圣经》——他们很容易识破我在撒谎。

婆媳俩都信奉、礼拜我外祖父的那位脾气很大的上帝，这位上帝要人们带着恐惧跪在自己跟前。上帝的名字老挂在她们的嘴上，甚至骂架时也彼此吓唬：“等着吧！上帝会惩罚你的，你不得好死，下贱的东西……”

大斋期第一周的星期天，老婆子烤油饼，她总把油饼烤煳。她涨着被火烤红的脸，生气地吼叫：“哎呀！都给我见鬼去吧……”

忽然，她嗅了嗅铁锅，脸色阴沉了，将铁锅勾到了地上，哭着说：“天老爷呀！瞧这讨厌的烧过肉的铁锅！上星期一收拾时，我没有用火烧净，上帝啊！”她跪下来，眼泪汪汪地祷告：“上帝，我的主呀！饶恕我这个该死的吧！您大慈大悲啊！别惩罚我笨老婆子，上帝呀……”她把烤煳了的油饼给了狗，把铁锅用火烤干净，以后吵嘴时儿媳妇就责备婆婆：“你甚至在大斋期用荤油锅煎东西……”

她们把自己的上帝拉进各种家务里来，拉进自己琐碎生活的每个角落。贫困的生活因而在表面上有了重大的意义，好像时刻都在服务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这种把上帝拉进鸡毛蒜皮的无聊做法，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不由得时刻向各个角落张望，总觉得自己被人暗中监视；每天夜里，恐惧就像冰冷的云层把我团团围住——这恐惧来自圣像黑影前点着长明灯的厨房一角。

橱架旁边有一扇大窗户，两个框架被一条支柱隔开。窗外是深不见底的蓝色天空，房子、厨房、我——一切都好像悬挂在冰窟似的天空中，如果身子做个剧烈的动作，一切都会掉进这蓝色的冰窟里，一切都将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无声无息地飞去，擦过星星，飞往神秘的地方。我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不敢翻身，等待可怕的末日来临。

我不记得怎样治好了这种恐惧症，但是很快就把它治好了。这当然要部分地归功于外祖母的善良的上帝。我想，那时候我已经明白一个简单的真理：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没有过错，我就不应该受到惩罚，至于别人的罪过，我没有责任。

我也在举行弥撒的时候出去玩耍，特别是春天——春天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坚决不放我去教堂。遇上他们给我两戈比铜币买蜡烛，那就彻底地毁了我，我就用来买一副骨牌玩，一定要很晚才回家。还有一次，我想法子去玩牌，竟输光了祭祀和买“圣饼”用的十戈比，于是只好偷走别人的“圣饼”，留下的空盘子由祭司从祭坛端走。我就是一心想玩，玩得简直发了狂。我也很会玩，很快就成为附近几条街上玩骨牌、打球、打“方城”的高手。

他们借大斋期强迫我做斋戒。于是我就到邻居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甫那里去做忏悔了。我认为他是个严厉的人，而且我对他个人做过许多坏事，或常常扔石头砸他园里的亭子，跟他的孩子们作对，总之他能够指出我对他干的许多不痛快的事，这使我很不安。因此当我站在他所在的那个简陋教堂里排队等候做忏悔时，我的心怦怦直跳。

但多里梅东特神甫用善意的责备声招呼我：“啊，小邻居……来吧，就跪在这儿！你犯过什么罪？”

他把一块又厚又重的丝绒布料罩在我头上，在一片蜂蜡和乳香的气味中我透不过气来，说话很吃力，也不想说话。

“听大人话吗？”

“不听。”

“你说：我有罪！”

我不觉脱口说出来一句：“我偷过圣饼。”

“什么，你偷过圣饼？在什么地方？”神甫想了一下，缓缓地说。

“三圣教堂，圣母教堂，尼古拉教堂……”

“看你！所有的教堂都偷过！小老弟，这可不好。这是犯罪，你懂吗？”

“懂。”

“你说：我有罪！不像话。你偷，是为了吃？”

“有时候——吃，有时候，要是玩骨牌把钱输了，没法买圣饼带回去，就只好偷……”

多里梅东特神甫开始含糊而又疲倦地念念有词，后来又提了几个问题，突然他严厉地问：“你看过地下刊物没有？”

我当然听不懂这个问题，就反问他：“什么？”

“你看过禁书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

“饶恕你的罪……起来吧！”

我惊异地朝他的脸看了一眼——那似乎是一张深思而和善的脸。我感到不好意思和内疚。主人们派我来做忏悔祷告时，把这事说得十分可怕，使我相信应该老实地忏悔自己的一切罪过。

“我向你家的亭子扔过石头。”我坦白地承认。

神甫抬起头说：“这也不好！去吧！”

“还向狗扔过……”

“下一个！”多里梅东特神甫把眼光移到我后面的人，叫道。

我走开了，觉得上当受骗了，很委屈。我忏悔时心里那么紧张，结果却并不可怕，甚至觉得没趣。唯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神甫问到我的莫名其妙的书。我由此想起了那个在地下室给两个女人念书的中学生，也想起了绰号“好事情”的那个人——他也有许多本厚厚的黑书，里面有莫名其妙的插图。

第二天，主人家给了我十五个戈比，打发我去教堂参加圣餐。复活节来得晚，雪早已化了，街上已经干了，路上尘土飞扬，这是一个晴朗、愉快的日子。

教堂围墙旁边有一群工人在狂热地玩“羊拐子”。我估计离圣餐还有时间，便对这些人说：“让我也加入吧！”

“开局要一戈比。”一个赤脸麻子很神气地说。

我也同样很神气地说：“左边第二对，我押三戈比。”

“下注吧！”

赌博开始了！

我把十五戈比换成小钱，三戈比押在一对“羊拐子”下面长的赌盘里。谁打掉赌盘里这对“羊拐子”，谁就把钱拿去。如果打空了，他就得赔我三戈比。我走运了：有两个人瞄准我的钱，都没有打中，我从两个成年的——两个男子汉手里赢了六戈比。这使我的兴致大涨……

可是赌徒中有一个说：“大伙儿可得注意他，别让他赢了钱溜走……”

我听了很生气，扯开嗓门愤愤地说：“在左手最边上那对，押九戈比！”

但这并没有引起赌徒们的特别注意，只有一个跟我一样年纪的小伙子叫了一声，他警告说：“大伙儿注意呀！这小子走运哩！他是‘大星街’那个绘图的，我认得他！”

一个瘦个子工人——凭气味能知道是毛皮匠，挖苦地说：“什么？画符的小鬼[6]？那敢情好呀！……”

他用一个灌了铅的“羊拐子”瞄准以后，正好打掉了我的赌注。他俯着身子问我：“你还大声喊叫吗？”

我回答：“在右手最边上，押三戈比！”

“我也会打掉的！”毛皮匠吹嘘自己，可是他输了。

连续下注不能超过三次——轮到我打人家的注了，我又赢了四戈比，打掉了一堆“羊拐子”。可是当又一次轮到我下注时，我下了三次注，把钱输光了。正在这时候，早祷结束，钟声响了，人们从教堂出来。

“娶老婆了吗？”毛皮匠问时，伸手想抓我的头发。可是我身子一扭，跑掉了。我追上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年轻小伙子，很客气地向他打听：“你参加圣餐了吗？”

“当然啰，你想问什么？”他回答，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

我求他说说圣餐怎么进行的，神甫这时候讲了些什么，参加的人该做些什么。

这个青年严厉地板起了面孔，向我吆喝，声音实在吓人。

“进行圣餐时你是在外面玩吧？邪教徒！哼，我什么也不告诉你，让你老子剥你的皮吧！”

我拔腿往家跑，心想他们一定会盘问我，也一定会知道我没有去教堂参加圣餐。

可是，老婆子向我表示节日祝贺后只问了一句：“你给了祭司多少灯火钱？”

“五戈比。”我随口乱说了一句。

“给他三戈比——不让他看见，你可以给自己留两戈比。你这丑八怪！”

春天来了。每一个春日都在换新装，每一个新的日子都变得更加艳丽多彩，嫩绿的野草和白桦的新绿，散发着醉人的芳香。你忍不住想跑到野外，仰天躺在温暖的大地上，听云雀歌唱。可是我一天从早到晚忙于做我不喜欢的、无用的事情：把冬服收拾干净，帮主人们装到衣箱里，把烟叶弄成烟丝，掸拭家具上的灰尘。

空闲时我真不知如何消遣。我们这条贫穷的街道上经常空荡荡的，主人家又不让往远处走；而院子里都是些满面怒容、疲惫不堪的挖土工人和头发蓬乱、衣服破旧的做饭或洗衣的女工，每天晚上都有人像猪狗那样结婚——这使我感到厌恶和难过，我真想变成瞎子，眼不见为净！我常常拿着剪刀和各种颜色的纸到阁楼上，剪纸花，把它们装饰到屋梁上。这毕竟只是无聊中的消遣。我心里忐忑不安，真想去一个什么地方，在那里人们不这么贪睡，不这么喜欢争吵，不这么爱向上帝诉苦告状，不这么习惯怒气冲冲地谴责别人。

星期六复活节，是弗拉基米尔圣母显圣的日子，圣像从奥兰斯基修道院被请到城里来，要在城里供奉到六月中旬，在各教区挨户进行家访。

圣像是在一个非礼拜天的早上来到我主人家的。我当时正在厨房擦拭铜餐具，从房里传来了小主妇的惊叫声：“快去开大门，奥兰斯基圣母抬到我们家来了！”

我急忙跑去，忘了擦干净双手上沾满的油烟和砖灰。我打开了门，一个年轻的修道士一手提着灯笼，一手端着香炉轻轻地说：“你们还在睡？来，你帮我一把……”

两个居民抬着沉重的神龛走上狭窄的台阶。我过去帮他们，用两只脏手和一个肩膀抬神龛的边沿。后面是修道士们沉重的脚步声，他们浓厚的嗓音懒洋洋地唱着：“至高无上的圣母，替我们祈祷上帝吧……”

我心里担忧发愁：“我用这么脏的手抬圣母，她会生气的。我的手一定会干巴掉的……”

圣像被安放在正屋角落里用干净被单罩着的两张椅子上，神龛两边各站着一个修道士，扶着神龛。这两个年轻人像天使一样俊美，目光炯炯，笑容满面，头发柔软蓬松。

祷告在进行。

“至高无上的圣母呀！”大个子神甫高声地拉起调子，总好用一个红指头搔头发遮盖着的胖耳垂。

“至高无上的圣母，饶恕我们。”两个修道士疲倦地唱着。

我爱圣母。在外祖母的故事里，地上的一切花草、一切欢乐——一切善良美好的东西，都是圣母为了安慰可怜的穷人而播种的。所以轮到我去吻圣像小手的时候，我战战兢兢地吻了她的脸和嘴唇，因为我没有见过大人们是怎样吻圣像的。

不知道是谁使劲儿地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到门口的角落里。不记得修道士怎样抬走了圣像。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坐在地上，主人们围着我，带着恐惧和忧虑议论着：“这孩子以后会出什么事？”

“该找神甫谈一谈，他比别人有学问。”主人说，还善意地骂我：“真不懂事！你怎么不知道？嘴唇是不能吻的呀！亏你还上过学校哩……”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绝望地等待：以后会出什么事啊？！我用一双脏手扶神龛，违犯教规去吻圣像——这是一定会受到惩罚的，一定会的！

但是，圣母好像饶恕了我由于真诚的爱心而犯的这种无意的罪过，或者圣母对我的处罚太轻，我多次从好人那里受到过处罚，我觉察不出其中哪一次是圣母给的。
有时候，我故意惹我的老主妇生气，挑衅地说：“圣母好像已经忘记处罚我……”
“你等着，”老婆子狠毒地说，“等着瞧吧……”

有一次，我把包茶叶用的红纸剪成窗花，用它和锡纸、树叶以及乱七八糟的东西装饰阁楼椽子，一边照教堂里的调子哼起来，想到什么就唱什么，像加尔梅克人在路上唱歌那样：
我在阁楼坐，
手里拿剪刀。
不停地剪纸，
心里真烦闷。
假如变条狗，
还能随便走。
现在挨人骂：
“淘气鬼住嘴！
老实待在家，
免得打断腿！”

老婆子将我的手工看了又看，不住地摇头，笑着说：“你要是这样装饰一下厨房该多好呀……”

有一天，主人来到阁楼，仔细地看了我的手工，感叹说：“你真有趣，彼什科夫，活见鬼……也许你会成为一个变戏法的？真叫人琢磨不透……”他给了我一个带尼古拉肖像的五戈比大银币。我用细铁丝做成两个小夹子，把银币夹住，像奖章一样挂在我做的五颜六色的手工当中最显眼的地方。

可是过了一天，银币连同铁丝做的夹子都不见了。我相信一定是老婆子拿走了。

【第五节】

这一年春天，我终于逃跑了。那天早晨，我到一个小店买早茶用的面包，店老板当着我的面继续跟妻子吵架。他拿秤砣打了妻子的额头，妻子逃到街上，摔倒了，一些人马上围拢过来，把她抬上一辆小马车，送往医院。我跟在车子后面跑，不知不觉就到了伏尔加河街，手里握着一个二十戈比的硬币。

春光明媚，春天的伏尔加河水域宽广，大地呈现一派生机。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耗子，刚从地窖里爬出来。我决定不回主人家了，也不去库纳维诺投靠外祖母——我没有遵守对她的诺言，没有脸见她，而且外祖父又要对我幸灾乐祸了。

我在河街闲逛了两三天，跟那些好心的装卸工一块儿吃，晚上跟他们一块儿在码头上睡。后来，他们当中有一个对我说：“小伙子，我看你别在这儿闲逛！你去‘善良’号轮船看看，那里需要个洗碗的……”

我去了。食堂管事是个高个儿，长着长长的胡须，戴一顶没有檐的黑色丝绸帽子，他用混浊的眼睛透过眼镜看着我，轻言细语地说：“一个月两卢布。身份证呢？”

我没有身份证。食堂管事想了想说：“领你母亲来。”

我跑到外祖母那里。她赞成我的做法，说服外祖父去职业管理所替我领了身份证，她还亲自跟我一起来到轮船上。

“好，”食堂管事望了我们俩一眼，说，“我们走吧。”

他把我领到后舱里。小桌子旁边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厨师，他身穿白色短褂，头戴白色圆帽，一边喝着茶，一边抽着粗大的烟卷。食堂管事把我向他身边一推，说：“给你一个洗碗的。”

他说完就走了。厨师鼻子里哼了一声，翘起两边的黑胡子，对着管事的背说：“你只图便宜，什么样的鬼都雇……”

他气冲冲地抬起黑发剪得很短的大脑袋，瞪着黑眼珠，伸长脖子板起脸，大声喝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很不喜欢这个人。虽然他穿戴一身白，仍然显得很脏，他的手指上长着猪鬃似的长毛，大耳朵里也露出毛发。

“我想吃东西。”我对他说。

他眨巴了一下眼皮，凶狠的面孔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厚厚的红腮帮子直张到耳根，暴『露』出结实粗大的牙齿，嘴边的胡子软软地垂下来。他变得像一个和善的胖女人。他把自己杯子里的茶哗啦啦倒到船舱外，然后倒进了一杯新的，又把整整一条法国面包和一大截香肠推到我面前，说：“吃吧！你有没有父母？会不会偷？哦，别害怕，这里的人都是小偷，他们能把你教会的！”

他说话的声音简直像狗叫。在他那张把胡子刮得发青的大脸上，鼻翼周围布满了红色血管，像一张很密的网；胖得发肿的红酒糟鼻子，像悬空挂在胡子上；厚重的下唇厌烦地撇着，嘴角上叼一支烟卷，冒着轻烟。他显然刚从澡堂出来——身上散发着桦树扫帚和胡椒烧酒的气味，太阳穴和脖子上汗水泛着油光。

我喝够了茶，他又把一卢布纸币塞到我手里。

“你去买两条围裙和几个围嘴。不，你站住，还是我自己买！”

他拽正了白帽子，摇摆着笨重的身体，像一条熊一样一步一蹭地踏着甲板走了。

夜深了，皎洁的月亮渐渐地移到轮船的左方，照亮了大片草地。这条棕红色的旧轮船缓慢地在水上颠簸行驶，烟囱里冒着一股白烟，轮盘的叶片拍打着银色的水面。黑黢黢的两岸迎着船身悄悄地飘浮过来，把黑影倒映在水中。岸上一幢幢小屋里亮着红红的灯火，树林里歌声飞扬，姑娘们在那里跳圆圈舞，“阿依——柳里”的伴唱声飘进耳朵里，就成了“哈利路亚”……

轮船后面，一条长缆绳拖着一只同样棕红色的驳船。驳船甲板上放着一个铁笼子，里边关的是判处流放和服苦役的囚徒。船头，一个哨兵明晃晃的刺刀像烛光一样闪亮，星星也像烛光一样闪烁在深蓝色的天空里。驳船静悄悄的，沐浴在月光里；漆黑的铁栅栏里，隐约看见一些灰色的圆点——这是囚徒们的眼睛在望着伏尔加河。河水发出呜咽的声响，似乎像痛哭，又似乎像苦笑。四周颇有点儿教堂的气氛，散发出的油香味也像教堂里的那样浓烈。

望着驳船，我就想起小时候从阿斯特拉罕到尼日尼的那段路程，想起母亲铁一般生硬的面孔，想起外祖母——是她把我带进这个艰难却又有趣的人生，带进人间。每当我想起外祖母，一切的坏事和烦恼一扫而空，一切都变了样，一切都变得有趣和令人愉快，人们也都变得良善可爱了……美丽的夜色使我感动得几乎落泪，驳船也使我感慨万千——它像一口棺材，在这水波浩渺的大河之上和静谧温馨的夜色之中，实在是多余的。起伏不平的河岸忽然升高又忽然降低，使人惊心动魄，又令人心旷神怡，我真愿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对人们有用的人。

乘我们轮船的人跟我们开船的人不一样。在我看来，他们无论男女老少都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的轮船走得慢，有事的旅客都去搭乘邮轮，只有无事的闲人才搭乘我们的船。这些闲人从早到晚大吃大喝，用完的锅碗瓢盆、刀、叉、勺子特别多。我的工作就是洗这些用脏了的餐具，从早晨六点几乎一直干到半夜。下午两点和六点之间，晚上从十点到半夜，旅客们吃完饭休息，他们又一个劲儿喝茶、喝啤酒和伏特加烧酒。在这几个小时里，食堂的伙计们——我的上司们，也都有了空闲。厨师斯穆雷、他的助手雅科夫·伊凡内奇、厨房洗碗工马克西姆、上等舱里的茶房谢尔盖——他们坐在排水管旁的桌子上喝茶。谢尔盖是个驼背，高颧骨，麻子脸，眼睛油汪汪的。雅科夫·伊凡内奇讲着各种脏话，露出发绿的虫牙，发出哭泣般的讪笑。谢尔盖张开他青蛙般的大嘴巴，口角简直拉到耳根了。忧郁的马克西姆一声不吭，只是睁着一双辨不清颜色的严厉眼睛望着他们。

“这些亚细亚人！摩尔多瓦人！”领班的厨师斯穆雷偶尔也用低沉的嗓音念叨着。

我不喜欢这些人。秃头的胖子雅科夫·伊凡内奇喜欢谈论女人，每次都说得不堪入耳。他脸上没有表情，布满了暗青色的斑点，一边脸颊上长着一颗带红毛的大黑痣，他喜欢用手捻这些毛，把它们捻成一枚针。当船上来了举止轻佻的女客，他就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在她身旁转悠，活像一个乞丐，跟她说话时显得又温柔又可怜，嘴唇上冒出白沫，不时地迅速伸出不干净的舌头把这些唾沫舔去。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刽子手一定会是这种肥头大耳的胖子。

“要善于挑动女人的情欲。”胖子这样教导谢尔盖和马克西姆。他们俩用心地听着，满脸涨得通红。
“他们这些亚细亚人！”斯穆雷厌恶地小声说了一句。他吃力地站起来命令我：“彼什科夫，跟我来！”
他到了自己的船舱里，塞给我一本皮封面的小书，然后躺在冷藏库旁边的一个小床上：“念吧！”
我坐在装有通心面的箱子上，认真地念起来：“缀满繁星的恩勃拉库伦，意味着上天的交通畅通，他们获得这种便利，是因为摆脱了无知之徒和自己的罪过……”
斯穆雷点上一支烟呼呼地吸起来，吐着一口口青烟。他生气地说：“这些蠢驴！他们写了些……”
“露出左胸，表示心地纯洁……”
“是谁露的？”
“没有说。”
“那就是说女人露的……呸，一帮浪荡家伙。”

他闭上眼睛，躺着那里，后脑勺垫在两只手上。叼在嘴角的烟卷都快熄灭了，他用舌头拨了拨，又大口地吸起来，只听见胸膛里呼呼有声，一张大脸又坠入浓烟之中。有时候我觉得他睡着了，于是停下来凝视这本该死的书——它讨厌极了，令人作呕。但他沙哑着嗓子说：“念呀！”

“会长答道：‘你瞧，我亲爱的副手苏韦里扬……’”

“是塞韦里扬吧？……”

“是吗？真见鬼！结尾用诗写的。”

“你跳过去念诗。”

我跳过去念诗：

无知的你们对我们的事业感到好奇，

但你们无力的眼睛永远看不见它，

你们甚至听不懂我副手们的歌声。

“你停下来。”斯穆雷说，“这不是诗呀！把书给我……”他气冲冲地翻了翻这本厚厚的蓝封面的书，便把它塞进褥子底下，“另外拿一本……”

令人懊恼的是，他那只钉着铁皮的黑箱子里装了许多这类书：《奥米尔箴言》《炮兵回忆录》《塞丹加利勋爵书简》《论臭虫的危害及防治方法——附同类害虫的防治方法》，还有一些残缺不全、没头没尾的书。有时候厨师逼着我把这些书翻出来，一本一本地把书名通通念给他听。我念的时候，他就骂：“胡编乱造，这些无赖……他们写打人嘴巴，但又全没交代为什么打。格尔瓦西！他的书怎么落到了我手里，真见鬼！恩勃拉库伦……”

这些怪词和陌生的人名——记起来叫人讨厌，却又叫人舌头发痒，每时每刻想重复一遍。也许，从声音中可以发现意义吧？船窗外，河水在不知疲倦地歌唱、跳跃。要是能到后舱去看看，一定很有趣——那里有水手和司炉工，他们聚集在货物箱中间，跟旅客玩牌、唱歌、讲有趣的故事。真想跟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简单明白的话语，望着卡马河[7]的两岸，欣赏岸上那笔直的松树。你瞧，春汛过后草地上出现的一片片小小的湖泊，像打碎了的镜片一样映照着蓝色的天空——多美的景色！我们的轮船收起了踏板，正在离开陆地向前方行驶。可是岸上，在这疲倦一天后沉静下来的月夜，从一座看不见的钟楼传来洪亮的钟声，令人想起村庄和人家。一只小渔船，像一大块面包一样，在波浪上漂荡。啊，沿岸出现了一座小小的村庄，几个孩子在河里嬉水，一个穿红衬衫的农夫在一条如黄带子般的沙滩上走着。眺望河流的远方，令人心旷神怡。那里出现的一切，像玩具一样，小巧玲珑，五光十色，有趣极了。我实在想向岸上，也向驳船，喊几句热情美好的话。

这条棕红色驳船激起我很大的兴趣。我能整整一小时目不转睛地望着它用迟钝的船头排开混浊的河水。它像一头猪，被拖在轮船后面。松弛时缆绳抽打着水面，随后又绷紧，落下许多水点，随着轮船向前。我很想看清楚像野兽一样坐在铁笼里的那些人的脸。他们在彼尔姆被押送上岸时，我被挤到驳船的踏板上。几十个穿灰色囚衣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时，踏着沉重的脚步，镣铐发出哐啷啷的声响，背上沉甸甸的包裹把他们压弯了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俊的、丑的都有，跟普通人完全相同，只是身上穿的不一样，头发被剃成怪样子。他们当然是强盗，但外祖母为强盗说过许多好话。

斯穆雷的模样比其他人更像一个厉害的强盗，他阴沉沉地望着驳船，嘟哝着：“上帝啊，摆脱这种命运吧！”

有一次，我问他：“你干吗在这儿做饭，而别人在杀人抢劫？”

“我不是做饭，而是干烹饪，做饭是娘儿们的事。”他笑着说，想了一下，补充说，“人跟人的差别，就在于笨的程度。有的人好一点儿，有的人差一点儿，还有的人完全是傻瓜。要想聪明一点儿，就要读正确的书和垃圾似的废书——管它是什么！一切书都要读，那时你才能发现正确的书……”

他常常开导我：“你读吧！如果你不懂一本书，那就读它七遍[8]，七遍还不懂，就读十二遍……”

斯穆雷对船上所有的人，包括沉默寡言的食堂管事，说话都那么冲，还恶心似的撇着嘴，翘着胡须，简直像要用石头砸人。他对我却温和而关心，不过在关心中多少有一种令我害怕的东西。有时候，我觉得厨师像外祖母的妹妹，是个半疯的人。

有时候他对我说：“你等会儿再念……”

于是，他闭起眼睛，打着鼾，久久地躺着。他的大肚子均匀地起伏，两只手像死人一样交叠在胸口，被烫伤的毛茸茸的手指微微地颤动，好像在用一副看不见的织针编织一只看不见的袜子。

突然，他又嘀咕起来：“是呀，你天生聪明，就这样去生活吧！可是上帝赐给人智慧时是吝啬的，而且有多有少。要是大家都一样聪明，那该多好！可是不这样……有的人明白，有的人不明白，还有的人根本就不希望明白，不是吗？”

他结结巴巴地给我讲自己当兵的经历。我想不明白这些故事的意思，所以不感兴趣，而且他不是从头讲，而是想起什么就讲什么。

“团长把那个当兵的叫来，问他：‘中尉对你说了些什么？’当兵的如实地全说了——当兵的必须说真话。可是中尉狠狠地盯了当兵的一眼，然后转过身来，低下了头。是呀！”厨师生气地吐着烟，念叨着，“我难道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于是中尉在要塞关了他禁闭，母亲就……喊天叫地了！我本就是个没上过学的白丁……”

天气炎热，船在轻轻地摇晃，我周围一片轰鸣。船舱的铁壁外边，舵轮击打着水面，哗啦啦低鸣。滔滔河水像一条宽带从舷窗旁流过。远处能看到岸上一块草地，树林也『露』出来了。由于耳朵习惯了一切响声，所以我觉得四周很静，虽然船头上那个水手在凄凉地哼着号子：“七呀——七次……”

我什么事也不想『插』手，不想听任何人说话，不想干活儿，只愿坐在阴凉处，那里没有厨房的油腻和菜香，坐在那里，似睡非睡地望着这寂静的、疲倦的生活在水上划过。

“念吧！”厨师生气地命令。

甚至船舱的茶房们都怕他，就连那个性情温和、不爱说话、像鲈鱼一样的食堂管事看起来也害怕斯穆雷。

“嗨！你这头蠢猪！”他总是这样呵斥食堂里的伙计们，“过来，贼骨头！”接着，他又“亚细亚人……恩勃拉库伦……”说开了。

水手们和司炉工们对他恭敬，巴结他。他把煮完肉汤的肉送给他们，问乡下和各家的情况。浑身油腻、被烟熏黑的白俄罗斯司炉工们在轮船上被认为是最低下的人，人们只用“白俄罗斯佬”这个鄙称叫他们，还编成顺口溜戏弄他们：“白俄罗斯雅佬，岸上瞎跑。”

厨师听了，气得胡子翘起，满脸通红，他对着司炉工嚷道：“你干吗让人家嘲笑你？草包！你揍这个俄国佬嘴巴！”

有一次，水手长这个脾气坏的美男子对他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佬是一路货！”

厨师一手抓住他的领子，一手抓住他的腰带，把他举到头顶上威胁着问：“你要我摔死你吗？”

船上常有人吵嘴，有时候甚至打架，但没有人打过厨师斯穆雷——因为他有水牛那样的力气，此外，船长太太还常常跟他亲切交谈。这个女人长得魁梧，有一张跟男子一样的脸，头发也像男孩子一样剪得又短又平。

他喝伏特加很凶，可是从来没有喝醉过。早晨他就开始喝，四次喝完一瓶伏特加，然后喝啤酒，一直喝到晚上，晚上又大喝啤酒。他的脸渐渐变红，黑眼睛吃惊般睁大了。

傍晚，他常常坐在排水管上，这个穿着白衣的彪形大汉就这样一连几小时默默地坐着，忧郁地望着远处的流水。在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害怕他，我却可怜他。

这时，他的助手雅科夫·伊凡内奇从厨房走出来，脸被烤得通红，汗水直流。他停住脚步，搔搔秃脑袋，然后手一甩，走了，或者远远地对厨师说：“鲟鱼死了……”

“炖时多加些料好了……”

“要是客人想吃鲜鱼汤或者清蒸鱼呢？”

“照我说的去做吧。他们会爱吃的。”

有时候，我大着胆子走到他跟前，他像是很费劲才把眼光移到我身上：“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

“好吧……”

可是有一次，就在这样的时候，我终于问他了：“你干吗让大家都怕你？你可是个好人啊。”

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生气。

“我只是对你才好呀。”但他马上又坦率、若有所思地补充说，“不过，也许我对大家都好，只是不表露罢了。这是不能对人表露的，否则就要吃亏挨打。什么人都欺侮好人，骑他、踩他，像踩沼地上的土疙瘩一样……去，拿啤酒来……”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完了一瓶，舔了舔胡须，又说：“你这个小鸟儿再大一点儿，我会教你许多东西。我有些东西是值得告诉人的，我不傻……而你应该读书，书里应有尽有。书可不是无用的东西！你想喝啤酒吗？”

“我不爱喝。”

“好，那就别喝，醉酒可是件坏事，伏特加是魔鬼的勾当。我要是有钱人，就送你去上学了。没有学问的人就等于一头牛，牛被套上轭具，或者被宰了吃肉，它也只能摇晃尾巴……”

船长太太借了一部果戈理的书给他。我念完了《可怕的复仇》，觉得它很好。可是斯穆雷气鼓鼓地大声说：“胡说八道，无稽之谈！我知道还有别的书……”

他从我手里把书抢走，从船长太太那儿又借来另外一本，皱着眉头命令我：“你念《塔拉斯》[9]……他姓什么来着？太太说这本书好……谁觉得好呢？她觉得好，也许我觉得不好。她把头发都剪掉了，瞧她！干吗不把耳朵剪掉呢？”

当我念到塔拉斯向奥斯达普挑战那一段时，厨师笑得很开心：“对了！可不是嘛？‘你有学问，我有力气！’真能写！这些骆驼……”

他很注意听，但多次表示不满：“又胡说八道！不可能把人一刀从肩膀砍到屁股上，不可能呀！也不能用长矛把人挑起来。长矛会断的！我自己就当过兵……”

安德烈背叛那一段，引起他的厌恶。

“卑鄙的小人！不是吗？为了娘儿们！呸！……”

可是当念到“塔拉斯射死了儿子”，厨师就从床上下来，双手抓住床，弯着身子哭起来——眼泪顺着两颊慢慢地往下流，滴到甲板上。他鼻子喘息着，嘴里嘟哝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

忽然他对我大嚷大叫：“你念呀，小鬼！”

当我念到里奥斯达普临死前叫“爸爸！您听见没有”时，厨师又哭了，而且哭得更厉害、更伤心了。

“一切都毁了，”斯穆雷哽咽着说，“全都毁了！已经是结尾了？真是个悲剧！真有塔拉斯这种人吗？是啊，这才算人啊……”

他从我手里拿起书，仔细地瞧了瞧，泪珠簌簌地滴在封面上：“好书！真过瘾！”

后来我们读英国作家司各特[10]的《艾凡赫》。斯穆雷很喜欢主人公狮心王查理。

“这是真正的国王！”他饶有兴味地对我说。我却觉得这本书枯燥无味。

总的说来，我们的兴趣不一致。《汤姆·琼斯的故事》[11]很吸引我，斯穆雷却埋怨说：“真笨！汤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读这种书干吗？应该有别的书……”

有一天，我对他说，我知道还有别的书、一些地下的禁书，这些书只能夜里躲在地下室里读。

他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胡须：“什么？你胡说些什么？”

“我不是胡说。在做忏悔的时候，神甫问过我那种书，在这以前我还亲眼看见别人念这种书，他们还流泪哩……”

厨师皱起眉头盯住我的脸，问：“谁流泪？”

“那个在旁边听的小姐，另外一个小姐吓得跑掉了……”

“你醒醒吧，你在说梦话。”斯穆雷说，自己却慢慢闭上眼睛。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念叨起来：“当然，在什么地方总会有……一种秘密的书。这种书不可能没有……我已经不是这种年纪了，而且我的性子又……不过……”

他能这样口若悬河地谈上整整一个钟头……

我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而且一拿起书就高兴。书上说的跟实际生活不一样，读来令人痛快，而实际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斯穆雷也越来越沉醉于书，常常要我放下手里的活儿：“彼什科夫，去给我念书。”

“还有许多餐具没洗呀。”

“马克西姆会洗的。”

斯穆雷粗暴地撵马克西姆去干我的活儿，这个洗碗工头气得故意打破玻璃杯。食堂管事温和地警告我：“我可要让你离开轮船了。”

有一次，马克西姆故意把几个玻璃杯放在盛脏水和剩余茶水的脸盆里。我往船舷外面倒水时，玻璃杯也飞到河里去了。

“这是我的错，”斯穆雷对食堂管事说，“你记在我账上吧。”

食堂里的伙计们开始斜着眼看我，对我说：“你这个书迷！你凭什么拿薪水呀？”

他们还故意把餐具弄脏，想法儿多给我活儿干。我早已料到没有好下场。果然如此。

一天傍晚，一个红脸女人，后面跟一个系黄头巾、穿粉红色新上衣的姑娘，不知从哪个小码头上了我们的轮船。她们俩都喝醉了——这个女人微笑着，逢人就鞠躬，她的口音有个特点：把“阿’发成“欧”，就像教堂那个祭司一样。

“对不起，亲人们，我喝了一点儿酒！我刚打赢了官司，心里高兴，就喝了一点儿……”姑娘也笑着，用一双混浊的眼睛望着大家，一边用手推着女人：“你往前走呀，疯婆子，走呀，别傻愣着……”

她们在一间二等舱的一个工作室旁边安顿下来，那儿正对着雅科夫·伊凡内奇和谢尔盖睡觉的舱室。那个女人很快就不知去向了，谢尔盖就在姑娘身边坐下来，贪婪地咧开他那张青蛙嘴。

深夜，当我干完活儿后在一张桌子上躺下来睡觉时，谢尔盖过来抓住我的手：“走，我们给你娶老婆……”

他醉醺醺的。我想把手抽回来，但他打了我一下：“走呀！”

马克西姆跑来了，他也醉醺醺的。他们俩架着我，沿着甲板经过睡觉的旅客身边，到了他们的舱室跟前。但斯穆雷站在舱室的门边，门里边是雅科夫·伊凡内奇，双手抓着门框，姑娘用拳头敲打他的背，用喝醉了的声音叫喊着：“放我走……”

斯穆雷先把我从谢尔盖和马克西姆手里夺过来，再抓住他们俩的头发，把两个脑袋一碰，又往外一甩——两个人都跌倒了。

“你这个亚细亚人！”他骂了一声雅科夫，就把门砰地关上了，几乎碰到他的鼻子，同时推着我大声地嚷道：“还不快跑！”

我跑到了船尾。夜空乌云笼罩，河上一片漆黑，船尾后边翻滚起的两条灰白色水波向看不见的两岸散开，驳船就在这两条水波之间被拖着前进，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闪现出点点灯火，但没有把任何东西照亮，在河岸突然转弯处又消失了。于是，夜显得更黑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厨师来到我身边坐下，长叹了一口气，点燃了一支烟，说：“他们架着你可能是往那女子那里去。这些下流东西！我都听见他们在糟蹋……”

“你把她从他们手里救出来了？”

“救她？”他大骂了一番这个姑娘，然后又继续沉重地说，“这里人人都是坏蛋。这条船上比一个村子里还糟糕。你在村子里住过吗？”

“没有。”

“村子里简直糟透了！特别是冬天……”

他把烟头扔到船外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开了：“你在这群猪狗当中会毁掉的，我可怜你，可爱的小狗啊！我也可怜他们。有时我不知怎么做才好……甚至想跪下问他们：‘狗娘养的，你们到底干些什么？你们都瞎眼了吗？你们这些蠢驴……’”

轮船一声长笛，缆绳扑打了一下水面。一盏路灯的亮光在凝重的夜色中摇晃，表明码头到了，黑暗里还闪现着别的灯火。

“‘醉林’码头到了。”厨师喃喃地说，“这里还有一条‘醉河’。有个司务长叫‘醉科夫’，还有个文书叫‘醉沃辛’……我上岸去……”

来自卡马的大个子女人和姑娘们，用长担架抬着木柴，一副担架接着一副担架地从岸上走到船上。她们肩上挂着背带，俯着身子，迈着弹性的步伐，像跳舞似的走着，然后把一根根半俄丈长的木柴扔进锅炉的黑洞里，嘴里还响亮地喊着：“加油干呀！”

当她们抬着木柴走来的时候，水手们就跑上去摸奶头，捏大腿；女人们尖声叫喊，向男人们唾唾沫。往回走的时候，她们用空担架抵挡男人们动手动脚。这情景，每次航行都能见到几十次。每个给轮船装木柴的码头上，都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自己是个在船上已经待了多年的老人了，能够知道明天、一周后、秋天或者明年船上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天亮了，比码头高的沙岸上出现一大片松林。女人们向山上的树林走去。她们笑着、唱着、低声叫喊着。她们带着担架，看上去真像一队兵。

我想哭，泪水在胸口沸腾，心好像在泪水里煎熬——太痛苦了，但又觉得哭出来太难为情。于是我去帮水手布利亚辛洗甲板。

布利亚辛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全身显得灰土土的，委靡不振，老是躲在角落里，眨巴着他那一双小眼睛。

“我的真姓不是布利亚辛，我本来姓……这是因为，你可知道，我妈妈过的是淫荡生活。我有一个姐姐，她也这样。所以说，她们俩同一个命运。老弟，命运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一只锚碇。你想逃掉——那可等着吧……”

现在，他一边用拖布擦着甲板，一边轻轻对我说：“你看见女人是怎样受欺侮的！你瞧，就是这样！湿柴火烧久了也能着火！老弟，我不喜欢这种男人，我瞧不起。要是我生来是个女人，我就跳进万丈深渊里淹死——向神圣的基督保证！……女人本来就没有一点儿自由，还要受熬煎！那些阉割派，我说他们才不傻哩！你听说过这种教徒没有？他们是聪明人，他们想得对：抛掉一切小事，一心为上帝服务……”

这时，船长太太高高地提起裙子，踩着甲板上的积水，从我们身边走过。她总是起得很早。她那颀长的身材，朴素、明朗的脸庞……我真想跑过去，全心地恳求她：“您也给我讲点儿什么吧，讲吧！”

轮船慢慢地离开了码头。布利亚辛画着十字说：“船又开了……”

【第六节】

船到了萨拉普尔[12]，洗碗的马克西姆就上岸了——他走时不声不响，严肃而平静，没有跟谁告别。那个女人笑逐颜开地跟在他后面，再后面是那个精神憔悴、眼睑浮肿的姑娘。茶房谢尔盖久久地跪在船长室门前，用嘴贴着门板、用额头敲门，高喊求饶：“饶恕我吧，这不是我的错！是马克西姆……”

水手们、食堂的伙计们，甚至有些乘客都知道他在瞎说，但还是鼓励他：“去吧，去求船长吧，他会饶恕的！”

船长撵他出来，甚至还一脚把他踢倒了，但还是饶恕了他。谢尔盖马上又端着茶盘在甲板上跑来跑去，送茶倒水，像狗一样察看客人们的眼色。

船上从岸上雇用了一个当过兵的维亚特卡[13]人来代替马克西姆。这个人骨瘦如柴，脑袋很小，眼睛是红色的。厨师的助手立刻叫他去杀鸡。当兵的杀了两只，其余几只都跑了，在甲板上乱窜。乘客们开始抓鸡——结果有三只飞出了船舷。当兵的便坐在厨房旁的柴火堆上，伤心地哭起来。

“你怎么啦，傻瓜？”斯穆雷惊异地问他，“难道当兵的也哭？”

“我是卫戍连的。”当兵的轻声说。

这样一来他的处境更糟了！半个钟头后，船上的人全都大声嘲笑他。有人跑过来，直盯着他的脸，问：“是这个人吗？”于是人们发出抽搐般的狂笑，这笑声充满侮辱的意味。

当兵的起初没看见人，没听见笑声，只用印花布旧衬衫的袖口拭眼泪，仿佛要把眼泪藏到袖子里。可是很快他那双红眼睛燃起了怒火，他用维亚特卡方言快人快语地开腔了：“干吗瞪着眼看我？是要我把你们撕成碎片……”

这样一来，大家就更乐了。他们用指头戳他，扯他的衬衫、围裙，作弄他，像作弄一只山羊，一直作弄到吃午饭。吃完午饭，不知谁把一块挤干的柠檬套在木勺的把柄上，又把这个木勺系在他背后的围裙带上。当兵的一走动，木勺就在他背后摆动，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却像一只被捕获的小老鼠一样手忙脚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斯穆雷默默地、严肃地注视着他，这位厨师的脸色看上去像女人一样慈祥。

我可怜起当兵的来，便问厨师：“可不可以把勺子的事告诉他？”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告诉当兵的别人为什么笑他，他很快就摸到木勺，拽下来扔到地上，一脚把它踩扁，接着又两手抓住了我的头发。我们扭打起来，看客们马上围过来喝彩。

斯穆雷推开了围观的人，把我们俩拉开了，先拍了几下我的耳朵，然后抓住当兵的一只耳朵。观众见小个子士兵在厨师一只大手下晃着脑袋，乱蹦乱跳，就发疯似的喝彩、吹哨、跺脚，笑得前俯后仰：“卫戍兵加油呀！用脑袋撞厨师的肚子呀！”

见到这班家伙高兴得发狂的情景，我真想冲向他们，拿劈柴敲他们肮脏的脑袋。

斯穆雷放了当兵的，背起双手，气得像一头野猪，竖起胡子，走向观众，咬牙切齿地吼道：“各就各位！开步走！亚细亚人……”

当兵的又向我冲过来。但斯穆雷一只手搂住了他，把他抱到水管上，然后开始抽水，浇当兵的头，并且像玩弄布娃娃似的，摆弄着他瘦弱的身子。

水手、水手长、大副跑来了，又聚集了一群人。比大家高一头的食堂管事也站在那里，像平常一样安静，闷不作声。

当兵的在靠近厨房的柴火堆上坐下来，用发抖的双手脱掉靴子，然后开始拧绑腿，可是绑腿是干的，而他稀疏的头发滴着水珠。这又引起观众一阵哄笑。

当兵的使劲扯起他尖细的嗓子说：“反正我要打死这小子！”

斯穆雷一手搭在我肩上，对大副不知说了些什么。水手们驱赶着观众。当大家都走开以后，厨师对着当兵的问：“拿你怎么办呢？”

当兵的用野蛮的眼光看着我，奇怪地抖动着身子。

“立——正，安——静，尖嗓子！”斯穆雷说。

当兵的回答说：“你瞎扯！这又不是在连队里。”

我看见厨师感到有点儿羞愧。他那鼓起的双颊瘪下去了，他“呸”地吐了一口，就带我走开了。我傻乎乎地跟着他，还连连回头看当兵的。斯穆雷纳闷地嘟哝着：“真是个活宝，你说呢？……”

谢尔盖追上了我们，不知为什么竟悄悄地说：“他想自杀呀！”

“在哪儿？”斯穆雷大叫了一声，跑过去了。

当兵的站在食堂伙计们住的一间舱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把大刀。这把刀砍过鸡头，也劈过引火的柴火，但现在很不锋利了，刀口残缺得像锯齿一样。舱房前面站着一群人，在专注地瞧着这个满头是水的滑稽小个儿。他的脸像肉冻一般，连同那老鹰鼻子一起颤动，嘴疲倦地张着，嘴唇抖得像在跳。他声嘶力竭地喊叫：“你们折磨人……你们欺侮人……”

我跳到一个什么东西上，从人头上望去，看见了观众的脸。他们在微笑，在偷偷地笑，在互相谈论：“你瞧，你瞧……”

当兵的用干枯的、孩子般的小手把露出来的衬衫塞进裤腰里。我身边一个仪表堂堂的人吁了一口气说：“打算死，却还在整理裤子……”

看热闹的人群笑出声来了。很明显，没有人相信他会自杀——我也不相信。可是斯穆雷看了一眼当兵的，接着就挺起肚子，推开人群，吆喝着：“走开，笨蛋！”

他走到一堆人面前，冲着他们喊道：“各归各位，笨蛋！”

这个单数“笨蛋”用得也很可笑，但看来用得对。因为从今天早晨起，所有的人都成了同一个大笨蛋。

驱散了人群以后，他走到当兵的跟前，伸出手说：“把刀子给我……”

“反正……”当兵的说着，将刀尖向着厨师递过来。

厨师把刀子交给我，将当兵的一把推进舱里：“躺下睡觉！你怎么了，啊？”

当兵的在床上默默地坐下。

“他要给你拿吃的和伏特加酒，你喝伏特加吗？”
“我喝一点点儿……”
“可是，你不能碰他，取笑你的不是他，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不是他……”
“那为什么人家要折磨我、欺侮我呀？”当兵的低声问。
斯穆雷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会儿，皱着眉头说：“是呀，谁知道啊！”

我跟他往厨房走，他嘟嘟囔囔地说：“瞧！真的是拿穷人开心！你可看见了吧？世道就是这样！老弟，有人会这样把你逼疯，真会这样……他们会像臭虫一样叮住你不放——直到你完蛋！甚至臭虫也根本不能与他们相比！他们比臭虫还凶狠……”

我给当兵的送来了面包、肉和伏特加。他正坐在床上，前俯后仰地摇着身子，像个女人一样呜咽地哭。我把盘子放在小桌上，说：“吃吧……”
“把门闩上。”
“那舱里就黑了。”
“闩上吧，要不他们还会闯进来……”

我走了。我不喜欢这当兵的，他不能引起我的同情和怜悯。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外祖母多次教导我：“应该可怜人。大家都不幸，大家都艰难……”

“送去了吗？”厨师问我，“那好，他在那里干什么？”

“在哭。”

“啊……一个草包！他算什么当兵的？”

“我不可怜他。”

“什么？这是什么话？”

“应该可怜人，可是……”

斯穆雷抓起我的一只手，拉到自己身边，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要勉强去可怜人，但胡说也不好，你懂吗？你不要习惯做这种送糕点的活儿，你要知道自己的分量……”他一把推开了我，皱着眉头补充说，“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给你，抽支烟吧……”

乘客们的行为引起我极度的不安，身心备受摧残。他们捉弄当兵的，斯穆雷揪他耳朵时他们竟哄然大笑——我感觉到这是一种无法理解和难以形容的侮辱和欺压行为。他们怎么能为这种令人讨厌的、可怜的事而高兴呢？什么东西逗得他们这样兴高采烈呢？

现在，他们又坐在或躺在甲板上那低矮的棚子下——喝呀、吃呀、打牌呀，或者心平气和、正经八百地谈着话，望着河水，好像一个钟头前吹哨、起哄的并不是他们。他们又都跟平常一样安静和懒散。他们一天到晚在船上游来逛去，跟聚集在阳光中的小虫和尘埃一样。眼前就有十几个人挤上了甲板，他们画着十字，下船向码头走去。码头上，也有同样的一伙人，爬似的直向船上走来。他们也都弯着背，驮着沉重的包裹和箱子，穿着同样的衣服……

乘客的经常替换，没有给船上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新来的乘客和离去的乘客说的是同样的话题：土地、工作、上帝、女人，甚至用的是同样的话语。

“要忍受——这是上帝的安排。做人就要忍受！没有法子，这是我们的命运……”

这种话听着很乏味，甚至叫人生气——我不能忍受卑鄙龌龊的行为，不能忍受恶意的、不公正的、屈辱的待遇。我深知也真正感觉到：我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那当兵的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也许他自己愿意叫人笑话吧……

马克西姆被从船上撵走了——他是个认真、善良的小伙子，可是下流成性的谢尔盖却留了下来。这一切全不应该啊！那些擅长把一个人捉弄到几乎发疯的乘客，为什么对水手们的呵斥却唯命是从、听着那样的谩骂却心安理得呢？

“干吗都拥挤在船舷？”水手长眯起漂亮但恶狠狠的眼睛，大声喝道，“把船都弄斜了，都散开！穿呢子衣的魔鬼们……”

魔鬼们服服帖帖地拥到船的另一边。但他们在那里又像绵羊一样，被人撵走。

“走！该死的东西……”

炎热的夜晚，在烤了一天烈日的铁皮棚子下，是很闷的。乘客们像蟑螂一样在甲板上四处乱爬，他们随便找地方躺下。船靠码头之前，水手们用脚把他们踢醒：“喂，干吗四肢摊在边道上？走开，回自己地方去……”

他们爬起来，仍睡意正浓地被人推着向指定的地方走去。

水手们跟他们一样，只是穿着不同，可是却像警察一样指挥着他们。

他们这种人身上，温和、胆小和可悲的顺从首先引起你的注意，但这顺从的表皮一旦突然破裂，便会爆发出残酷无情、荒唐无聊，而且几乎总是令人不快的恶作剧——真令人奇怪和害怕！我觉得，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坐船去哪儿，好像他们在哪儿上岸都无所谓。无论在哪儿上岸，他们在那里都待不久，然后又搭上某一条船，重新驶向什么地方。他们都好像迷失路途、无家可归的人，整个陆地与他们无缘，所以他们一个个都胆小如鼠。

有一次，那是半夜过后，机器里不知什么东西爆炸了，发出一声大炮一般的巨响。甲板上立刻弥漫着一团白色的蒸汽。浓浓的蒸汽从下面机器舱冒出，所有的缝隙里都喷出来青烟。烟雾中不知是谁在大声喊叫，声音震耳欲聋：“加夫里洛，把焊接用的铅拿来，还有毡呢……”

我睡在机器舱旁边一个洗碗台子上，当时被爆炸声和气流的冲击波惊醒。甲板上寂静无声，只听见从机器里嘘嘘喷出热腾腾的蒸汽和锤子不断敲打的叮当声。可是过了一会儿，甲板上的乘客都叫嚷开了，顿时哭呀，叫呀，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情形非常恐怖。

在迅速散开的白色雾气里，只见那些披头散发的女人和乱发蓬蓬、睁着鱼一样圆眼睛的男人东奔西窜，互相推挤，甚至把别人挤倒。大家背着或提着包袱、袋子和箱子，跌跌撞撞，盲目地往前走。他们一边叫着上帝和圣徒尼古拉的名字，却又一边互相打架。这是一种可怕而又有趣的场面，我因此跟在他们后面，看一看他们干些什么。

我第一次见到夜间出现这种慌乱场面，但不知怎么却立刻明白这是人们由于失误造成的，因为轮船还是按原来的速度行驶，船右侧很近的地方依旧燃着割草人的篝火，夜色还是那样明净，圆圆的月高悬在天空。

但是人们在甲板上跑得越发快了，船舱里的乘客也纷纷跳出来。有一个人纵身跳到船外面去了，接着是一个又一个跳进水里；有两个庄稼人和一个修道士用劈柴打掉钉死在甲板上的长条椅；有人把一大笼子的鸡从船尾投向水里；在甲板中央船长驾驶台扶梯旁跪着一个男人，对着身边跑过的人不断地鞠躬，一边狼一般地嗥叫：“诸位正教徒！我有罪……”

“放救生艇，鬼崽子们！”一个肥胖的老爷大声叫喊——他只穿一条裤子，没有穿衬衫，叫喊时用拳头捶自己的胸口。

水手们跑来跑去，抓人们的衣领，打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推回到甲板上。斯穆雷在睡衣外面披一件外套，笨重地走来走去，他扯起洪亮的嗓门儿劝大家：“你们一点儿也不害臊呀！你们发疯了吗？船本来已经靠岸了，你瞧！这不就是岸！跳进水里的那些傻瓜都被割草的打捞上来了。瞧？那儿有两只小木船！”

他握着两只拳头，左右开弓，打三等舱乘客的脑袋，从脑门上往下打。他们一个个像麻布袋一样，不声不响地倒在甲板上。

混『乱』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就见一个身披斗篷、手拿菜勺的女人向斯穆雷飞奔过来，在他鼻子下晃动着菜勺，大声叫道：“你怎么敢这样？”

浑身湿透的老爷一边制止女人，一边舔着胡子，懊恼地说：“算了，放了这个笨蛋……”

斯穆雷摊开双手，羞惭地眨巴眼睛，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对我这样？我是头一次见到她呀！真是当头棒喝，岂有此理！……”

不知是哪个庄稼汉在擤着鼻血，大声叫唤：“这伙人呀！土匪！……”

这个夏天，我在船上见到两次这样的慌乱场面。两次都不是由于真正遇到了危险，而只是人们害怕会有危险。第三次，乘客们抓到了两个小偷——其中一个的穿着像香客。乘客们背着水手把这两个人打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后来水手们把小偷夺走了，观众们就开始骂水手：“小偷护小偷，谁不知道！”

“他们自己就偷摸拐骗，自然要纵容小偷、骗子……”

小偷已经被打得不省人事。他们在一个码头上被交给警察时，两只腿还站不起来……

这种事太多了，使人心情很不平静，叫你弄不明白：人们是坏还是好，是温顺老实还是调皮捣蛋？他们为什么这样残酷、这样凶狠而又这样温顺老实到可耻的地步？

我常拿这种问题问厨师，但他总是一个劲儿抽着香烟，烟雾笼罩着他的脸。有时他伤感地说：“啊，你『操』什么心呀？人就是人嘛……有的人聪明，有的人傻。你要读书，不要这样嘀咕。要是正确的书，里边一定都有解答……”

他不喜欢教会书籍和圣徒传记。

我想做一件使他高兴的事——送他一本书。在喀山码头上，我花了五戈比买了一本《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但正好碰上他喝醉了酒，正在生气。我就没敢把礼物送给他，自己先把书读了一遍。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全书写得简练易懂，趣味横生。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使我的老师满意。

可是当我把书送给他时，他默不作声，双手把它『揉』成一团，抛到了船舷外。

“你送的这本书！笨蛋！”他板起脸说，“我把你当作家里的狗来教，你却硬是想吃野味，啊？”他跺了跺脚，大吼起来，“这是什么样的书呀？我读过，全是胡说八道！书里写的是真话吗？你说呀！”

“我不知道。”

“我可知道！如果砍下一个人的脑袋，他就会从梯子上掉下来，而别人绝不会往干草棚里爬——当兵的并不是傻瓜！他们把干草烧掉也就完了！你懂了没有？”

“懂了。”

“那就好！我知道彼得大帝，他根本不像书里写的这样！你走开……”

我知道厨师说得对，可是我还是喜欢这本书。我又买了一本，重新读了一遍。说也奇怪，这次果真觉得书写得不好。这使我感到不好意思，从此我更加重视和信赖厨师了，而他也因为某种原因更频繁、更伤感地说：“唉，应该怎么样教你才更好呢？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我也觉得这儿不是自己待的地方。谢尔盖对我心怀敌意，我常常发现他从我桌上拿走茶具，背着食堂管事偷偷送给乘客。我知道这是盗窃行为，而斯穆雷不止一次提醒过我：“要当心，不要把自己桌上的茶具给跑堂的茶房！”

还有许多不顺心的事，所以我常想在船一到码头时就逃走，逃到森林里去，但是舍不得斯穆雷——他对我越来越和善。此外，轮船不停地航行，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不喜欢轮船停泊在码头上，我倒希望马上发生一件什么事，这样我们就能从卡马河航行到别拉亚河[14]和维亚特卡河，要不就沿伏尔加河继续航行，我将看见新的河岸、新的城市和新的居民。

但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我的轮船生活突然而且可耻地中断了。一天傍晚，当我们正从喀山开往尼日尼的途中，食堂管事叫我去他那里。我走进舱里，他关上了门，对斯穆雷说：“他来了。”

斯穆雷板着脸，坐在垫着毛毯的长凳上。他粗暴地问我：“你把茶具给过谢尔盖？”

“他在我没看见时自己拿走的。”

食堂管事轻声说：“他没看见，可是知道。”

斯穆雷照自己的膝盖打了一拳，然后又搔了一会儿，对管事说：“你等一等，别着急嘛……”说着他沉思起来。

我望着管事，管事望着我，可是我觉得他的眼镜后面好像没有眼睛。管事这个人静悄悄地生活，走路没有声响，说话压低嗓音。有时候，那褪了色的胡须和呆滞的眼睛也会从某个角落里露出来，但马上便消失了。临睡觉前，他长久地跪在食堂里点着神灯的圣像旁边——我通过“红桃爱司”形状的门眼看见的。但我看不见他怎样祷告，我只见他像平常一样站在那里，望着圣像和神灯，一面叹气一面摸胡须。

斯穆雷沉默了一会儿后，问我：“谢尔盖给过你钱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他不会撒谎。”斯穆雷对食堂管事说。
管事还是低声回答：“反正都一样。还是请便吧。”
“我们走吧！”厨师对我大喊了一声，走到我桌子旁，用一个指头轻轻地弹了一下我的头顶，“笨蛋！我也是笨蛋！我本应该关照你……”

船到尼日尼，食堂管事给我结了账——我得到约八个卢布。这是我挣来的第一笔大钱。

斯穆雷跟我告别时，愁容满面地说：“也罢……往后可要加倍小心呀，懂了吗？马虎大意是不行的……”

他把一个嵌珠的花荷包塞到我手里：“这个送给你！这手工好，是我的干女儿给我绣的……再见吧！要多读书——这是最要紧的！”

他把我拉到腋下，稍微抱起来吻了吻，再把我稳稳地放到码头的踏板上。我很难过——为他，也为自己。望着他那高大、沉重、孤单的身影推开拥挤的装卸工人，回轮船上去了，我差一点儿没放声大哭……

以后，像他这样善良、孤独、愤世嫉俗的人，我又会遇到几个？！……

【第七节】

外祖父和外祖母又搬进城里住了。我带着赌气好斗的情绪回到他们那里，心情很沉重——为什么人家把我当成了小偷？

外祖母亲切地接待了我，马上就去烧茶炊。外祖父照例讥笑地问：“攒了不少黄金吧？”

“多少也都是我自己的。”我回答着，就在窗旁边坐下来，然后十分得意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卷，神气地抽起来。

“原来是这样，”外祖父眼睛死盯着我的举动，“竟抽起鬼烟来了，不早了点儿吗？”

“有人还送给我一个烟荷包哩！”我夸耀说。

“烟荷包！”外祖父尖叫起来，“你怎么啦？存心惹我生气？”

他向我扑过来，伸出两只瘦而有力的胳膊，睁着两只发光的绿眼睛。我猛地站起来，一头撞在他的肚子上——老头子一屁股坐到地板上，张开了那黑洞洞的大嘴，惊异地眨巴着眼睛，严厉地看了我好几分钟，然后心平气和地问：“你这是撞你外祖父——你妈妈的亲爹，你懂吗？”

“你过去打我够多的了！”我喃喃地说，心里明白自己做得太不对了。

干瘦轻巧的外祖父从地板上爬起来，坐到了我身边，机灵地夺过了我手上的烟卷，扔到了窗外，然后用受惊害怕的腔调说：“野蛮的死脑袋，你明白吗？上帝永远不会饶恕你的，你这一辈子！老婆子，”他转身向外祖母说，“你来看，他把我撞了！是他！撞了我！你问他呀！”

外祖母并不问我，干脆走到我身边，抓住我的头发就摇晃起来，一边念叨着：“看你还敢撞他，还敢撞……”

我没感觉到痛，但觉得十分委屈，特别是外祖父幸灾乐祸的冷笑声更使我受不了——他双手拍着膝盖，坐在椅子上屁股一蹦老高，边笑边嚷：“活该，活该……”

我挣脱了外祖母，跑到过道里，在一个角落里躺下来，心里憋得慌，空『荡』『荡』的，无聊地听着茶炊“咕咕”的沸腾声。

外祖母走过来，向我弯下身子，用细得听不见的声音说：“原谅外祖母，我可没有拧痛你呀，我故意装的！外祖父是老年人了，应该尊敬他。他一把老骨头也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伤透了心——你不应该气他。你不小了，会明白的……你也应该明白，阿廖沙！外祖父也像个小孩子，比小孩子强不了多少……”

她的话像热水一样冲洗了我的全身。听着这亲切的低语，我又害臊，又轻松。我紧紧搂住她，祖孙俩又一阵亲吻在一起。

“去他那儿，快去，没事儿！可不要马上当着他的面抽烟，让他慢慢习惯……”

我走进屋子，看了外祖父一眼，差点儿笑出声来——他果真得意得像个小孩子，容光焕发，手舞足蹈，两只长着红汗『毛』的手在桌子上拍打。

“怎么啦？小公羊，你的角又要来顶人了？你呀，这个小强盗！跟你老子一模一样！不信上帝的自由分子，进屋也不画个十字，这么小就抽烟，你呀你！真没出息！”

我没作声。他把话唠叨完，已经累得不再作声了。可是喝茶点时，他又开始教训我：“人需要害怕上帝，就像马需要笼头一样。除了上帝，我们没有朋友。人和人是凶恶的仇敌！”

“人和人是仇敌”——这话我觉得有些道理，但其他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现在，你再去马特廖娜姨婆那里，冬天就待在他们家。春天你再去轮船上。但你不要说你春天要离开他们……”

“喂，干吗要骗人呢？”刚才假装拧我头的外祖母说。

“不骗人，就别想活。”外祖父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你说，谁不靠骗人活呢？”

傍晚，外祖父坐下来念圣诗，我跟外祖母就出门去野地。外祖父住的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小破屋，位于城边，即“缆索街”的“屁股”上。外祖父从前在这条街上有过一座自己的房子。

“瞧我们搬到多远的地方来了！”外祖母笑着说，“老头子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总是搬家。这地方他也觉得不好，我倒觉得好。”

我们眼前出现了一片贫瘠的野草地，大约有三俄里长。这片野地山沟纵横，尽头可看到沿喀山大道一字排开的白桦林，像梳子齿一般耸立着。灌木丛从远近两条山沟里『露』出来许多小枝条。夕阳的寒光把它们染成血红色。傍晚的轻风摇晃着灰白的草茎。在近处那条山沟的一边，出现青年男女的身影，这些小市民也像摇晃着的草茎。远处，右边立着古老教徒墓地的红墙，这块墓地叫作“布格罗夫隐修区”；左边，在一条山沟的上空，从原野上升起一小片黑魆魆的树林——那就是犹太人的墓地。四周一片贫瘠和荒凉，万物好像无言无声地紧紧偎依在这破败不堪的土地上。城边上那些小房子的窗口胆怯地窥视着尘土飞扬的大路，路上有一些瘦弱的小母鸡在来回觅食。一群母牛哞哞地叫着，从女修道院旁边走过。从营房那里传来军乐声，那是铜号在嚎叫。

一个醉汉疯狂地拉着手风琴，跌跌撞撞地走来，嘴里喃喃地说：“我一定要走到你那儿，一定……”

“傻瓜蛋！”外祖母眯起眼，看着红红的落日，说，“你能走到哪儿？马上就要跌倒了，睡着了。你睡着时，别人会来偷的……会偷走你喜欢的手风琴……”

我一边给她讲我在船上的生活，一边观看荒凉的四周，心情惆怅，我觉得自己像一条鲈鱼掉进了一个平底煎锅。外祖母默默地、专注地听我讲，就像我平时喜欢听她讲故事一样。当我讲到斯穆雷的时候，她恭恭敬敬地画了一个十字，说：“一个好人呀，愿圣母保佑他！你不可要忘记他呀！你要永远牢记好事，而把坏事忘掉……”我很难向她开口讲自己为什么被解雇的事，但还是硬着头皮讲了。外祖母听后毫不在意，只是淡淡地指点说：“你还小，不会生活……”

“大家都互相说，你不会生活。农民、水手，还有马特廖娜姨婆对她儿子——大家都这样说。可是应该怎样生活呢？”

她紧闭嘴唇，摇了摇头：“这个我也不知道！”

“那你也这样说别人！”

“怎么能不说呢？”外祖母心平气和地说，“你不要气，你还小，你也不可能会生活。究竟谁会呢？只有骗子才会。瞧你外祖父，人聪明，有文化，但也是什么也没有学会……”

“你自己生活得好吗？”

“我？好呀，也不好——什么样的生活没过过……”

过路人从我们身边从容地走过，他们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脚下升起一片烟尘，遮掩了他们的身影。黄昏的哀愁越来越浓了。从窗子里飘来了外祖父唠叨的声音：“我的主呀，求您不要怒骂我，求您不要严惩我……”

外祖母微笑着说：“上帝一定讨厌他！他每天晚上在那里诉苦，有什么可诉的呢？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什么也不需要了，可还总诉苦，总不安分……上帝要是听了他的晚祷词，一定会笑他：瓦西里·卡希林又在那里念叨了！……我们回去睡觉吧……”

我决定干起捕鸟的营生来，我觉得，这营生完全能养活我们——因为我捕来鸟，外祖母可以拿去卖。我买了一张网、一个网圈和几个捕鸟器，做了几个鸟笼。于是，天一亮我就坐在山沟灌木丛里，外祖母拿着篮子和布袋在树林里采最后一批蘑菇、荚果和核桃。

九月的太阳懒洋洋地刚刚升起，它的白光一会儿隐没在云中，一会儿又像一把银色的团扇向山沟这边扑过来，照在我身上。山沟底部还是昏暗的，那里升起了『乳』白色的雾气。山沟陡峭的一侧，光秃秃的，一片黑土；另一侧坡度较小，覆盖着干硬的野草和茂密的灌木，树上缀满黄色、半黄色、红色的叶子，清冷的风把叶子吹落。

在沟底牛蒡、苍耳等杂草丛中，刚出世的金翅雀在吱吱啼叫。在高高的灰色茅草堆里，我看见红的鸟冠在活泼地乱动。我身旁周围，好奇的小山雀在唧唧喳喳。它们可笑地鼓起白白的腮帮，喧闹着，忙碌着，真像过节时库纳维诺街上那些年轻的女市民。这“白头翁”机灵、聪明、厉害，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碰碰，也因而一只又一只落进陷阱。看着它们乱蹦』扑的样子，真叫人可怜。但我是做生意的，生意是严酷的呀，我把它们抓到笼子里，再用麻袋罩住。到了黑暗处，它们就老实安静了。

一群黄雀落在一丛山楂树上。山楂树丛全都沐浴在阳光里。黄雀欢喜太阳，啾啾地叫得更欢了。瞧它们的神态，简直像一群小学生。一只贪心的、顾家的伯劳鸟，延误了去暖和的南方的行程，正坐在野蔷薇的软枝上，用嘴清洁翼上的羽毛，同时睁着黑亮的眼睛在窥伺自己的猎物。忽然它振翅飞起，宛如一只云雀，捕获了一只野蜂，细心地把它穿在野蔷薇的刺上，然后坐下来，转动着那贼溜溜的灰色小脑袋。一只松雀不声不响地飞过——这种飞鸟堪称预言家，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捕获对象。捉住它多好啊！一只离群的灰雀像一个身披红甲、威风凛凛的将军，端坐在赤杨树上，摇晃着黑嘴，生气地叫着。

太阳越来越高，鸟儿也越来越多，啁啁的叫声也越来越热闹了。整个山沟里充满了音乐，主旋律是风吹灌木丛的簌簌声。热情奔放的鸟声也掩盖不住这不绝如缕的、哀婉的低吟——从这低吟中我听到夏季告别的恋歌。这低吟传递给我一些特殊的话语，这话语又自然地组成了歌词。就在这个时刻，我不由得回忆起许多往事。

从上边一个什么地方传来外祖母的叫声：“你在哪儿？”

她坐在山沟的边沿，摊开头巾，上边摆上面包、黄瓜、萝卜、苹果。这么多天赐的食物当中，一个十分美丽的多角玻璃小瓶在阳光下闪烁，细长的瓶颈上盖着一个拿破仑头形的水晶塞子，瓶里装着一两多用金丝桃浸泡过的伏特加酒。

“这多好呀，我的主！”外祖母感激地说。
“我正好编了一支歌！”
“是吗？”
我把诗一类的歌词念给她听：
冬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明显，
我夏天的太阳，别了，再见！

可是外祖母没听我念完，就打断我：“这种歌我也有，还更好一些！”于是她哼起歌来：
哎！夏天的太阳已经下山，
黑夜从遥远的森林里走来。
唉！只剩下姑娘我一个人，
已经没有了春天的欢乐……
清晨我就该到村子外面，
我不会忘记五月的约会。
凄凉的原野没有了人影，
就在这里我失去了青春。
女友啊，我亲爱的姐妹！
当第一场小雪刚刚飘落，
把心从洁白的胸膛掏出，
珍藏在洁白的冰雪之中！……

我写作的自尊心一点儿也没有受到伤害，我很喜欢这首歌，也很可怜这位姑娘。

外祖母却说：“这里唱的是悲伤！这首歌显然是一位姑娘编的。她从春天起跟爱人一起游玩，冬天来临时爱人抛弃了她——他可能另有了新欢，姑娘唱出了内心的悲伤……你要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你就不可能说得这么好和这么真。你看她编得多好啊！”
外祖母第一次卖鸟挣了四十戈比——这让她吃惊：“你瞧，我只当是儿戏——小孩子的游戏，不料竟卖了这么多钱！……”
“你还卖得便宜哩……”
“是吗？”
在赶集的日子里，她能卖到一卢布以上——她就更加吃惊了：这种小玩意儿竟能卖这么多钱！
“一个女人从早忙到晚给人家洗衣服，或者擦地板，一天只挣二十五戈比，你想想看！我们这玩意儿多不好！把鸟关在笼子里也不好。阿廖沙，这种事别干了吧！”

但我对捕鸟着了迷，我喜爱这营生，它能让我独立谋生。除了鸟儿，我再没有给谁造成麻烦。我购置了一些好的器具，跟老的一些捕鸟人交谈，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常常一个人走出几乎三十俄里，去伏尔加河岸的克斯托夫森林里捕鸟。在那里，做樯桅用的高大松树上栖着交喙鸟和鸟迷们珍爱的“阿波罗”小山雀——这是一种长尾巴、白羽毛的美丽小鸟。

我常常傍晚从家里出发，通宵走在喀山大道上，有时候顶着秋雨，踩着深深的泥泞，背着一个油布袋，里面放着捕鸟器和鸟笼，笼内还关着用作诱饵的小鸟，手里拄着一根结实的核桃木杖。秋天的寒夜黑黢黢的，十分可怕！……路两旁竖立着被雷电打断的老白桦树，湿淋淋的枝条伸到我头顶上。左边山崖底下，漆黑的伏尔加河面上，浮现着几盏桅灯——这是今天最后几艘轮船了，好像正拖着几艘驳船向无底的深渊开去。船的桅杆上灯光闪烁，外轮轰隆隆地拍打着水面，汽笛呜呜地叫。

路边村落的茅舍从生铁般坚硬的地面上出现了，一群饿狗凶狠地向脚下冲来，一个更夫敲着梆子，惊恐地叫喊：“来的是谁呀？真是见鬼了！——这话本不该在夜里说。”

我很怕捕鸟器具被拿走，所以总随身带几个五戈比硬币，准备送给那些更夫。福基纳村有个更夫跟我交了朋友，每次见了我总是惊叹：“又是你来了！你呀，真是个胆大和闲不住的夜游客！”
他名叫尼丰特，个子矮小，一头白发，像个圣徒。他常从怀里掏出一根萝卜，或者一个苹果，或者一把豌豆，塞到我手里。
“喂，给你，小老弟，这是我留着请你的。尝尝好吃的吧。”
他还一直送我到村口。
“去吧，上帝保佑你！”

天亮前我来到树林，把捕鸟器具安排好，挂起那些诱鸟笼，躺在林边等待天亮。万籁俱寂。四周全都沉睡在香甜的秋眠中。透过灰蒙蒙的雾障，隐约可见山崖下广阔的草地被伏尔加河切割成许多块，但还是跨过河面向远处伸展，逐渐消失在茫茫雾障中。远方，由红变白的太阳从草地那头的森林后边冉冉升起。马鬃般的黑黢黢的树林上空开始红光耀眼。一种动人心魄的奇观和运动开始了：雾从草地上升起，逐渐加快速度，在阳光中变成银色。接着，灌木丛、树林和干草堆从地面上渐渐升起。金黄色的草地好像在阳光中慢慢融化，流向四方八面。现在，阳光已接触到岸边平静的河水——好像整条大河开始运动，似乎向那沐浴阳光的地方流去。太阳越升越高，笑嘻嘻的，祝福着、温暖着大地赤裸裸的、冰冷的身体。大地散发出秋天的芳香。明净如洗的天空，把大地衬托得更加辽阔，一望无际，豁然开朗，心旷神怡，整个身心飞向远方那蓝色的天际。我在这个地方看见过几十次日出，每一次展现在我眼前的都是一个崭新的、美丽的世界……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太阳。我爱“太阳”这个名字，爱这个名字悦耳的音符，爱藏在这些音符中响亮的声音。我喜欢闭着眼睛，把脸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当阳光剑一般穿过围墙缝或者树枝间的时候，甚至伸出手抓它。外祖父很佩服书中“不拜太阳的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斯基大公和费多尔老爷”——可是我觉得他们跟茨冈人一样，黑皮肤，脸色阴沉，性格凶狠；他们还像摩尔多瓦人一样，永远患眼病。当太阳在大地的上空升起时，我不由得高兴地笑了。针叶林在头顶上方呼啸，颗颗『露』珠从绿油油的针叶上抖落下来。树荫下、蕨类植物如绣花般的绿叶上闪烁着早霜的银光，像铺着锦缎一样。棕红色的野草被雨水打倒。草茎伏在地上不动，但只要从上面落下一线阳光，就可以发现草茎在轻微地颤动——这也许是生命最后的挣扎。

鸟儿们醒来了。灰色的煤山雀像一个个绒毛球，在树枝间上下蹦跳。火焰般的交喙鸟用弯曲的嘴啄松树顶端的松果。松树枝头有一只白色的“阿波罗”鸟在轻轻摆动，不停地挥着那船尾般的长羽毛，黑玻璃珠似的眼睛不信任地斜视着我张着的网。一分钟前还在俨然沉思的整个森林，不知为什么突然百鸟齐鸣，千鸟竞飞，好一派喧闹和繁忙的景象！美之父——人类，就是按照大地上这种最纯洁的生物——鸟类的形象创造了和善天使、司智天使、六翼天使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天使来安慰自己。

捕这些鸟儿，我感到有点儿难过，把它们关进笼子里，良心上也受到责备，我更喜欢观赏它们。可是狩猎的热情和挣钱的欲望战胜了怜悯之情。

鸟儿们做出各种狡猾的动作，这使我觉得可笑。一只天蓝色的小山雀细心而又周详地察看了捕鸟器，知道了它的危险性，便从侧边钻进去，安全而伶俐地避开捕鸟器的撑杆啄去了做诱饵的种子。这种鸟很聪明，可是太好奇，这就害了它们。神气的灰雀比较笨一点儿——它们成群地往网里走，好像酒酣饭饱的市侩们拥进教堂一样。被罩住后，它们非常惊异，瞪大了眼睛，用粗厚的嘴使劲地啄你的指爪。交喙鸟走进捕鸟器时，镇定而从容。“绕树鸟”是一种模样独特、属性不明的怪鸟，长时间停留在网跟前，身子靠粗壮的尾巴支撑着，长嘴不停地动。它像啄木鸟那样在树干上跑，还经常跟小山雀做伴。这种烟灰色的鸟看上去有些可怕，它显得孤独，谁也不爱它，它也不爱谁。它像喜鹊那样喜欢偷细小发亮的东西藏起来。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收拾鸟具回家，路上经过森林和旷野。如果走大路经过村子，小孩子与大小伙子就要过来抢走鸟笼，打坏鸟具——这是我已经领教过的。

傍晚回到家，我又累又饿，但觉得自己好像在这一天里长大了不少，知道了新东西，也变得更坚强有力了。这种新的力量使我能够心平气和地听外祖父恶意的讥讽。外祖父见我能这样，便开始严肃地讲起道理来：“别干这玩意儿了，一定别干了！有谁靠卖鸟成人了呢？没有的事！我最知道！你还是找一个正经地方去增长才干吧。人不能靠这玩意儿过活呀。人是上帝播下的麦种，必须长出来好穗！人好比一卢布，周转好了就能变成三卢布！你以为生活容易吗？不，很不容易啊！世界对人来说是黑夜，每个人必须给自己打灯。每个人都长着十个指头，而每个人又都想用自己的手多捞。必须表现出力量来，没有力量，就要狡猾。你要是又小又弱，那么既不能上天堂，又不能入地狱！你似乎需要跟大家一起生活，但要记住，你只能靠自己。谁的话都要听，但是谁的话也不要信，光凭眼睛就相信，便会看错。要少说话——房屋和城市不是舌头造的，是卢布跟斧头造的。你不要做巴什基尔人，不要做加尔梅克人，虱子和山羊是他们的全部财产……”他可以这样讲一个晚上，他讲的这些我都能背下来。我喜欢这些语言，但我怀疑其中蕴涵的思想。他的话很清楚：有两种力量在妨碍人随心所欲地生活，就是上帝和人自己。

外祖母坐在窗口纺绣花边用的纱线，纺锤在她灵巧的手里嗡嗡地响着。她长时间默默地听外祖父讲，突然开口说：“一切都会好的，都会像圣母那样微笑的。”

“你说什么？”外祖父叫起来，“是上帝！我并没有忘记上帝，我知道上帝！傻老婆子呀，是上帝把一些傻瓜撒种到了人世间的土地上，不是吗？”

……我觉得，人世间生活最好的要算哥萨克人和士兵了，他们的生活单纯、快活。天气好时，他们大清早就出现在我们房子对面山沟的那一边，像白蘑菇似的撒在光秃秃的野地里，开始做复杂有趣的操练：这些人敏捷有力，穿着白衬衫，手里拿着枪，在野地上快乐地跑着，然后消失在山沟里。忽然，他们随着军号声又涌到野地上来，枪尖向前端起，直朝我们的房子跑来，好像马上就要把房子从地面上铲掉，像除干草堆一样扫除干净。

我也喊着“乌拉”，乐得忘乎所以地跟他们一起往前跑。急促的鼓点声激起我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破坏些什么东西，或者把围墙捣坏，或者揍小孩儿一顿。

休息时，士兵们拿“马哈烟”招待我，给我看他们沉重的枪。有时候，这个或那个士兵拿刺刀对着我的肚子，故意发出疯狂的号叫：“刺死这只小蟑螂！”

刺刀亮闪闪的，看上去像一条活蛇，盘旋着，真像要咬人——我见了真有点儿害怕，但更多的还是感到快乐。

鼓手是摩尔多瓦人，他教我拿两只鼓槌敲鼓。起初，他握住我两只手腕，把手握得酸疼，然后才将两只鼓槌塞到我被捏得发了疼的手指里。

“敲吧！一、二。一、二。咚咚——咚咚——锵，敲吧！左边要轻，右边要重。咚咚——咚咚——锵！”他睁大鸟一般的圆眼睛，大声严厉地说。

我跟着士兵们一起在野地上奔跑，直到操练结束，然后送他们穿过全城回到营房。一路上我听着嘹亮的歌声，观察着和善的面孔——这一张张面孔总是那么光鲜，那么百看不厌，像刚铸成的一枚枚五戈比硬币那样新。

这样一支步伐整齐划一的队伍，作为一支力量快乐地从街上经过——这情景引起我的好感，真希望加入他们的队伍，像百川入海那样，也像走进我喜欢的森林那样。他们什么都不怕，勇敢地看待一切，能够战胜一切，能够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单纯、善良。

可是有一次，休息时，一个年轻的下士军官递给我一支粗大的烟卷。

“你抽抽！我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我本来谁也不想给，可是你这个小伙子实在好！”

我点燃，抽了起来。他退后了一步，突然，一股红红的火焰弄花了我的眼睛，烧伤了我的手指、鼻子和眉毛。灰色的烟呛得我又打喷嚏又咳嗽。我眼睛看不见东西，吓得在原地直跺脚。士兵们把我团团围住，开心地哈哈大笑。我回家的时候，口哨和哄笑从背后传来，像牧羊人的响鞭。烧伤的手指火辣辣地痛，脸则痛得发痒，泪水簌簌地从眼里流出来。但我感到难过的还不是痛，而是沉重的、说不出的诧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种事为什么能使这些善良的青年人高兴？

回到家里，我爬上阁楼，在那里坐了好久，回忆起我人生道路上经常遇到的一切无法解释的残酷事实。我尤其清楚而生动地想起那个从萨拉普尔来的小个子士兵——他好像就活灵活现地站在我面前，他在问：“怎么样？你明白了没有？”

不久，我又遇到一件比这更痛心、更惊人的事。

我常去哥萨克营房，营房位于佩切尔区附近。哥萨克跟士兵们显得不一样，这不是因为哥萨克善于骑马和穿着漂亮，而是因为他们跟士兵们说的话不一样，唱的歌也不同，舞也跳得好。他们常常在傍晚刷洗好马，就在马厩旁边围成一圈，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小个儿哥萨克开始唱起来——他甩着一绺绺头发，歌声高亢，像在吹一把铜号。有时他使劲儿挺直身子，轻轻地吟唱静静的顿河和蓝色的多瑙河——歌曲哀婉动人。他闭着眼睛，就像欧鸲鸟闭上眼睛那样——这种鸟常常鸣叫到从树枝上掉下来，摔死在地上。这个哥萨克的衣领扣子开着，露出锁骨来，像马的铜嚼环，而他的全身就是一尊铜像。他的两条细腿左右摆动，好像土地在他脚下摇晃。他摊开两臂，紧闭双眼，洪亮的声音像号手的喇叭、牧羊人的芦笛一样，似乎不是由人唱出来的。有时候我觉得他会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像欧鸲鸟一样死去——因为他把全部心力都用在了歌声里。

他的同伴们在他周围站成一个圈，把手插在衣兜里，或者放在宽阔的背后，严肃地看着他铜色的脸，注视着他那只在空中轻轻挥动的手臂，庄重而安详地齐声唱和，好似教堂里的唱诗班。他们这班人——长胡子的和没长胡子的，在这个时刻都像圣像那样威严，那样超凡脱俗。他们的歌，像一条长长的大路，那么平坦，那么宽阔，又那么启迪人的智慧。听着这歌声，你会忘记人间是白天还是黑夜，自己是小孩儿还是老人，你会忘记一切！当歌声沉静下来，你能听见军马思念辽阔草原的叹息，听见秋夜从旷野轻快、稳步地走来，而心胸不断扩大，里边充满了一种非比寻常的感情——对人类、对大地伟大深沉的爱，你甚至情愿为这伟大的爱而献身！这铜铸般的小个子哥萨克在我心目中非同一般，是一个比所有人都高尚的童话式的超人。我不能和他交谈，他问我什么时，我只能幸福地微笑和羞怯地沉默。我情愿像狗一样默默地顺从他，只希望多几次见到他，听他歌唱。

有一次，我看见他站在马厩的角落里，把一只手举到眼前，仔细看手指上戴的一枚光滑的戒指。他美丽的嘴唇在微微颤抖，一小撮红髭须在抖动，脸上露出忧愁和苦恼。

但有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我带着鸟笼来到“老草场”地方的一个酒店，因为酒店老板非常喜爱歌鸟儿，并且常常买我的这些歌鸟儿。这时，那个哥萨克正坐在屋子角落的炉炕和墙壁中间的柜台旁，一个高大的妇人跟他在一起——这个妇人的身体几乎比他大一倍。她那张圆脸，像上等山羊皮似的发着亮光。她用母亲似的慈祥眼光望着哥萨克，略微有些惊恐。哥萨克已经醉了，伸着脚在地上乱蹭，大概碰痛了妇人的脚。妇人颤抖地皱起眉头，轻轻地央求：“别胡来呀……”

哥萨克十分费力地抬起眉毛，但眉毛又无力地耷拉下来。他感到热，就解开制服和衬衫，露出了脖子。妇人把头巾从头上拉到肩头，把结实白嫩的双手搁在桌上，手指使劲儿地绞扭得发红。越看他们俩，他就越像是一个在慈母面前犯过错的儿子，母亲慈祥地责备儿子，儿子只是默默地羞愧，好像对正当的指责找不出话来回答。

他像是被什么刺痛了，突然站起来，戴上了军帽，过分地把额头都盖住了，用手拍了拍，也不扣衣服，就向门口走去。妇人也起身，向店老板说：“库兹米奇，我们马上回来……”

人们用笑声和嘲弄送他们出门。不知谁重重地、严厉地说了一句：“领头的若回来，会给她苦头吃的！”

我跟着他们出了门，他们在我前面十来步的黑暗里，斜穿过广场，踏着泥浆，向着伏尔加河岸的高坡走去。我看见女人扶着哥萨克蹒跚地走着。我听见他们脚踩泥浆的声音。女的低声哀求般地问：“你往哪儿走？喂，往哪儿走呀？”

我跟在他们后面踏着泥浆，虽说这不是我要走的路。当他们俩走到斜坡的小路时，哥萨克停下来，他离开女人一步，突然打了她一个耳光。她惊吓地大叫了一声：“哎哟，这是为什么呀？”

我也害怕了，直跑到他们跟前。哥萨克拦腰抱起女人的身体，把她抛放到堤岸栏杆外边的山坡上，自己也跳了过去。于是两个人扭成黑黑的一团，顺着斜坡野草往下滚。我吓昏了，愣住了——只听见下面有扯破衣服的嘶嘶声，哥萨克在吼叫，女人在断断续续地低声埋怨：“我喊了……我要喊了……”

她痛叫了一声，就寂静了。我摸到一块石头，把它往下推——草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广场上，酒店的玻璃门砰砰地响了一阵儿，不知谁“哎哟”大叫了一声，大概是摔倒了。接着又是寂静——一种随时都会发生可怕事情的寂静。

山坡下现出一个大白团，哽咽着，啜泣着，轻轻地、时快时慢地向山上移动——我辨认出就是那个女人。她像只绵羊一样用四肢往上爬。我看出她上半身裸露着，吊着两只大乳房，好像她有了三张脸。现在她爬到了栏杆前，坐在上面，几乎就在我身边。她理着散乱的头发，好像一匹风尘仆仆的马，喘着粗气，嫩白的肉体上明显地可以看到乌黑的泥点。她哭着，像猫洗脸似的擦脸颊上的眼泪。她见了我，低声地惊叫起来：“我的上帝！你是谁？走开，不要脸的家伙！”

我呆了，惊愕使我迈不动步，走不开——这时我想起我姨婆的话：“女人是一种力量。她把上帝本人也骗了……”

女人站起来，扯起衣服上的几块破片掩住了胸脯，却又露出了两条腿，她急忙走开了。这时哥萨克已经从坡下爬上来，他在空中挥动着白衣的碎片，轻声地呼哨着、倾听着，然后得意扬扬地说：“达丽娅！怎么样？哥萨克人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你当我喝醉了吧，我没有！这是我装给你看的……达丽娅！”

现在，他站得很稳，说话的声音也清醒，明显地带着讥笑。他弯下腰，用破衣布擦干净自己的靴子，又接着说：“喂，把上衣拿去……我的好达丽娅！不要硬装了……”

于是哥萨克又大声地说了些侮辱女人的话。我坐在一堆碎石头上听他说。他的话在夜深人静中显得那样放肆而又那样目中无人。

广场的路灯在眼前晃动。右边，黑的树丛中耸立着白色的贵族女子专科学校。哥萨克向广场走去，嘴里懒洋洋地蹦出一个个脏的字眼，手里不时地挥舞着白色破布。最后，他像噩梦中的幻影一样消失了。

斜坡的上面，水塔上的排气管在嘟嘟地喘息。一辆四轮马车在坡道上疾驰，四周没有一个人影。我顺着山坡往下走，心里憋得难受，手里紧紧握着一块冰冷的石头——我没有来得及扔向哥萨克，就在降龙圣徒格奥尔吉教堂附近被一个更夫叫住了，他生气地盘问我是谁，麻袋里背着什么东西。

我把哥萨克的事详细告诉了他。他哈哈大笑，还不时地高声说：“他干得利索！老弟，哥萨克人真行！我们怎么能跟他比！那娘儿们是条母狗……”
他笑得都喘不过气来，我真不懂他笑什么！我继续向前走。
这时，我害怕地想：要是我母亲、我外祖母发生这种事，该怎么办啊？

【第八节】

下雪以后，外祖父又把我送到姨婆家里。

“这对你不是坏事，不是坏事。”他对我说。

我觉得，这个夏天我经历了很多很多，变得老练些了，聪明些了。可是在这段时间，主人家里也变得更枯燥无味了。他们依然常常因为吃得多而闹胃病，依然彼此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病情，老婆子也依然恶毒地祷告上帝。小主妇产后瘦了一些，体积变小了，但还依然像孕妇一样派头十足，动作慢腾腾的。每次给两个孩子缝衣时，她总是低声唱着同一首歌：
斯皮里亚，斯皮里亚啊！
斯皮里亚，我的亲宝贝！
我自己坐上雪橇出门，
把斯皮里亚放在后座……

要是我进她房里，她马上就不唱了，并且恶狠狠地嚷道：“你来干什么？”

我敢肯定，除了这首她一首歌也不会唱。

傍晚时候，主人们把我叫进房里，命令道：“来，讲讲你在船上的生活！”

我坐在厕所门旁边的椅子上讲起来。被迫塞进这种生活的我，倒很愿意回忆船上的另一种生活。我讲得出了神，一时竟把听众忘记了。两个女人没有坐过轮船，所以问我：“坐轮船也许有些可怕吧？”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怕的。

“轮船一下子开到深的地方，会沉下去的！”

主人哈哈大笑。我虽然知道轮船不会在深的地方沉下去，但又无法让她们相信。老婆子以为轮船并不是浮在水上，而是像大车一样靠轮子在河底行走。

“既然是铁的，怎么能在水上浮起来呢？斧子总不能浮吧……”

“铁勺子在水里不是也不会沉吗？”

“你真能比！可勺子小，中间是空的……”

我讲到斯穆雷和他的书，这时他们疑惑地看着我。老婆子说，书是混账或是邪教徒写的。

“那么圣诗呢？大卫王呢？”

“圣诗是圣书，而且大卫王还因为圣诗而向上帝请求宽恕。”

“这话写在什么地方？”

“就写在我手掌上，我给你后脑勺一巴掌，你就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她什么都知道，说什么都信心十足，也总是十分粗野。她说：“佩切尔那地方死了一个鞑靼人，喉咙里流出了黑灵魂，跟焦油一样黑！”

“灵魂是神灵。”我说。

可是她轻蔑地嚷道：“可他是鞑靼人呀！你这个傻瓜！”

小主妇也害怕书。“读书很有害，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她说，“我们格列别什卡那儿有一个好人家的姑娘，一个劲儿读呀读，竟爱上了一个当助祭的牧师。牧师的老婆把她羞辱了一番——真吓死人！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

有时我引用斯穆雷书里的话。他的书里有一本缺头少尾的旧书，那里写道：“严格说，火药并不是谁发明的，像任何东西一样，它是经过许许多多小的研究和发现后才出现的。”

不知什么缘故，这句话我记得最清楚，特别是“严格说”这几个字我更喜欢。我感到这几个字很有劲儿。但是它们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说来都觉得可笑。事实确实这样。

有一次，主人们要我再给他们讲点儿轮船上的事，我回答说：“严格说，我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了……”

他们听了，感到吃惊，叫喊起来：“什么？你说什么？”

他们四人齐声地大笑起来，还学着说：“严格说——我的天呀！”

连主人都对我说：“这个词儿你造得很不好呀！怪人！”

此后，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就这样叫我：“喂，严格说！你去给孩子擦干净地板；严格说，你……”

我对这种无聊的嘲弄并不感到生气，而是觉得十分奇怪。

我生活在无聊和苦闷的气氛中。为了排解心里的烦闷，我尽可能地多干活儿。在这儿有的是活儿干！家里有两个婴孩儿，保姆一个个又都不合主人的意，不断地换，我就不得不照料婴孩儿，每天洗尿布，每周去“宪兵泉”洗衣服，那里的洗衣女工常常笑话我：“怎么你也干起女人的活儿来了？”

有时候，她们激得我拿拧成条的湿衣服拍打她们，她们也用这个方法慷慨地回敬我，可是跟她们在一起很快活、很有趣。

“宪兵泉”顺着一条深沟的底部急湍地流入奥卡河。深沟把以古代神仙命名的“雅里洛原野”跟城市切开。在这个原野上，每逢祭亡节[15]城里的小市民都要举行庙会。外祖母对我说，她年轻的时候人们还信奉雅里洛神，拿供品祭神。祭的方式是：用浸过松脂的麻絮把一个轮子缠好，点上火，将轮子滚下山去，人们又叫又唱，注视着火轮是否滚到了奥卡河。如果火轮滚到了，那就是雅里洛神接受了祭品，因此夏天一定阳光充足，风调雨顺。

洗衣女工大部分来自雅里洛原野，是一些生性泼辣、利嘴饶舌的女人。她们熟悉城里的生活，听她们讲自己帮工的主人家——商人、官吏、军官，有趣得很。冬天在冰冷的溪水里洗衣服，真是一种苦役。所有女人的手都冻得裂开了皮。她们弯腰对着流进木槽的溪水，蹲在满是缝隙、根本挡不住风雪的旧木板棚下洗衣服，面孔冻得又红又痛；湿手冻得发烫，僵硬得不能弯曲；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可是她们仍然不断地互相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对一切人和事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勇气。

她们中间最健谈的是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她三十多岁，是个开朗结实的女人，眼睛里含着嘲笑，口齿特别伶俐，又有点儿尖刻。她在女伴儿们中威信很高，大家有事都找她商量，又因为她干活儿麻利，穿着整洁，还把一个女儿送到中学念书，所以受到别人的尊敬。当她弯着腰，提着重重的两篮子湿衣服从滑溜的山坡小路下来的时候，别人总是笑嘻嘻迎上去，关心地问：“你女儿好吗？”

“还好，谢谢你，在念书，托上帝的福！”

“瞧着吧，将来会当太太的！”

“就是为了这个才叫她念书。老爷太太，细皮嫩肉是从哪儿来的？全都是我们这班土包子出身的呀！难道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学问越多，胳膊就越长，就能挣得越多，谁挣得多，谁事业就光彩……上帝派我们来时大家还是些傻孩子，要我们回去时上帝要求我们成为聪明的老人，所以说，要念书！”

她说话的时候，大家都静静地注意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充满自信。大家当面背后都夸她，都对她的吃苦耐劳和聪明能干表示惊讶，可是谁也不去学她。她把长筒靴的棕色皮筒剪下一大段，缝在袖口上——这样她就不用把袖子卷到肘弯上，又不会弄湿袖子。大家都说她想得好，可是谁也没有照样给自己缝一个。我这样缝了一个，却遭到她们的讥笑。

“哎哟，你在向女人学聪明！”

她们这样说她的女儿：“这真是件大事！又要出一位太太了，这容易吗？但也许还没有念完书，人就死了……”

“有学问的人也不一定过得很好。你瞧，巴希洛夫的女儿就一直念书，结果也当了女教师。当女教师，就等于当老姑娘啊……”

“当然啰！没有文化，一样可以嫁男人，只要有一点可取的……”

“女人的聪明不在于头脑……”

她们这样不害臊地谈论自己，我听了又奇怪又别扭。我知道水手、士兵、挖土工们怎样谈论女人，见到过男人们互相吹嘘自己骗女人的高明和跟女人交往的能耐，也感觉出他们对“娘儿们”的敌意。但是，在男人们大讲自己成功的背后，除了吹嘘，几乎总可以听到另外一种东西，它使人觉得：他们的话里虚构多于真实。

洗衣工彼此不讲自己的爱情，但每当谈起男人，我就听出话里含着嘲笑和恨意，同时我想到：女人也许真是一种力量。

“任他怎么鬼混，任他跟什么人相好，不可避免地还是要回到女人身边。”有一次，纳塔利娅这样说。一个老婆子也用伤风感冒的嗓子大声附和着：“可不是呀！连修道士、隐士们也都离开上帝到我们这儿来……”

她们在山沟底部，在洁白无邪的冬雪都不能掩盖的这条肮脏的壕沟里，伴着如怨如诉的流水声和破衣烂衫在水中的捣击声，这样闲唠着，这样不知羞耻地、恶狠狠地谈论着一切种族和民族之所以产生与繁衍的秘闻逸事——使我又害怕又讨厌，我的思想和感情总爱往我身边经常纠缠我的那些“罗曼蒂克史”上拉。从此，在我的心里，“罗曼蒂克”的概念和肮脏的淫荡故事紧紧联系在一起。

可是，在沟里跟洗衣女工做伴，在厨房里帮勤务兵做饭，在地下室和挖土工在一起，比待在家里要有趣千百倍。待在家里，刻板单调的语言、概念和事情使人只感到十分的烦闷和无聊。主人们像中了魔似的，围着吃饭、生病、睡觉这个圈子转，成天忙于做饭和睡觉，谈罪恶，谈死，他们很怕死。他们像拥挤在磨盘上的谷粒，时刻担心被研碎在磨盘里。

空闲时我到柴棚里去劈柴，想借此一个人清静一下，可是很少能做到——勤务兵们常来这儿谈院子里发生的事情。

到柴棚来找我次数最多的，是叶尔莫欣和西多罗夫。叶尔莫欣是卡卢加人，高个儿，背有点儿驼，全身『露』出粗大结实的青筋，脑袋小小的，眼睛很混浊。他懒，又笨手笨脚，可是见到女人就哼哼哈哈、躬身弯腰，简直像要拜倒在她脚下。院里的人都惊异于他能很快把厨娘女佣们一个个弄到手，大家都羡慕他，都怕他熊一般的力气。西多罗夫是图拉人，瘦骨嶙峋，总是愁眉苦脸，说话轻言细语，连咳嗽都小心翼翼，眼睛胆怯地闪动着，他很爱往黑暗的角落看。无论他在低声说话，还是默默地坐着，他总要看着最黑暗的那个角落。

“你在看什么呀？”

“说不定老鼠会跑出来……我很喜欢老鼠，这小东西溜来溜去，默不作声……”

我常替那些勤务兵往乡下写家信，代他们写情书——我喜欢这种差事，但替西多罗夫写信，比替别人写更高兴。他每个星期六准要寄信给在图拉的妹妹。

他把我请到他的厨房，跟我并排坐在桌子旁边，两手使劲儿摸着剃过的头，对着我耳朵低声说：“好，你写吧！开头是老一套：‘我最亲爱的妹妹，祝你健康长寿！’——这一套不能少！现在写：‘一卢布我已收到，不过你不必寄钱来，谢谢！我什么都不要，我们过得好——’其实我们过得一点儿也不好，跟狗一样——不过这话不能写。你写：‘过得好。’她还小，只有十四岁——让她知道这些干吗？下面你自己写吧，照你学到的那样写……”

他侧着身子压在我的左肩上，对着我耳朵呼出一股股带臭的热气，反复低声说：“叫她不要让小伙子拥抱，千万不能让他们摸她的乳房。你这样写：‘如果有谁对你甜言蜜语，你不要相信，这是他想欺骗你、糟蹋你……’”

他竭力憋着不咳嗽，平时灰色的脸也涨得通红。他两腮鼓起，眼含泪水，屁股在椅子上不停地躁动，常常碰着我。我说：“你别妨碍我呀！”

“不要紧，你写……‘尤其不要相信那班老爷。他们是骗姑娘的老手。他们能言会道，什么话都会说，你要是信了他们，就会被卖到妓院里去。你要是能攒下几个钱，就交给神甫。他若是好人，会给你保存好。最保险的还是埋在土里，不让任何人看见，你自己却要记住埋的地方。’”

他的耳语被厨房气窗的铁皮风扇的尖叫声压得更加嘶哑，听起来令人忧伤。我不时地看看被熏黑的炉口和满是苍蝇屎的碗柜——厨房脏得真不像样，臭虫很多，散发出烧焦的食油、点灯的煤油以及煤烟的酸臭味。炉台上的劈柴缝里，蟑螂在吱吱叫，凄凉声袭扰人的心。这个当兵的和他的妹妹，让人可怜得几乎落泪。这种生活难道还算可以，难道还算好吗？

现在我已经不再听西多罗夫在耳边的低语，而是写自己想的，写自己生活里的寂寞和难过，可他叹着气对我说：“你写了不少，谢谢！现在她该知道提防和害怕什么了……”

“什么也不用害怕。”我生气地说，虽然我自己害怕许多东西。

这个当兵的轻轻地咳了几声，笑着说：“小怪人！怎么能不害怕！不怕老爷们？不怕上帝？太可怕了啊！”

接到妹妹的信后，他不安地求我：“请念给我听，快……”

他每次都要我把那写得歪歪扭扭、简单空洞得令人难受的信连念三遍。

他为人和善，但跟大家一样，对待女人像狗一样粗野和简单。我有意无意地观察过他们跟女人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常常是从头到尾以惊人的甚至可怕的速度在我眼前演变。我见过西多罗夫怎样对一个女人诉说当兵的痛苦，以引起她的好感，又怎样用甜蜜的谎话将她迷住。最后我见他给叶尔莫欣讲述自己的胜利时，好像喝了苦药似的吐着口水，厌恶地皱起眉头。我对此感到心痛。我气愤地问他：为什么他们个个都欺骗女人，对她们撒谎，然后轮流地加以玩弄，而且常常打她们呢？

他只是轻轻一笑，说：“你不要对这种事感兴趣，这都不是好事，是作孽呀！你还小，早着哩……”

不过有一次，我得到了比较明确的、很难忘记的回答：“你当女人不知道我在骗她吗？”他说，眨巴了一下儿眼睛，还咳了几声，“她知道！她自己愿意受骗。这种事，人人都不说真话。本来就是不要脸的事呀——人人都感到害臊，其实谁也不爱谁——不过玩玩罢了！这种事太可耻了，你往后自己会明白的！这种事必须在晚上，白天就得在暗处，在仓库里，是呀！因为这个，人才被上帝撵出了天堂；因为这个，咱们大家才这样不幸……”

他讲得那么好，那么忧伤和充满悔意，使我对他的“罗曼蒂克”的行为稍微宽容了一点儿。我对他比对叶尔莫欣要友好一些。对叶尔莫欣，我憎恨他，想尽一切办法嘲弄他、激怒他——这种事我往往成功。他常常满院子追我以图报复，只因为动作笨拙，很少得逞。

“这种事是禁止的。”西多罗夫说。

我知道是禁止的，但我不相信人是因为这种事才变得不幸。我看见人们的不幸，但不相信是这种原因——因为我常从相爱的男女眼里看见一种不寻常的表情，感觉到一种恋人们特有的良善和温柔——这是发自心灵的愉悦，令人看了只会觉得舒服。

但在我的记忆里，生活还是变得越来越枯燥和残酷，而且好像永远固定在我天天见到的那种形式和关系之中。我想不出还会有其他什么能比现状、比每天在眼前必然出现的东西好一些。可是有一天，一些当兵的给我谈了下面一件令我心情激动的事。

院子里住着一个裁缝，他在城里给一个高级裁缝店打工。他文静、谦虚，不是俄罗斯人。他妻子很年轻，没有孩子，白天夜里只顾着读书。在这个喧闹的院子里，家家挤满了酒徒，可是他们夫妻不声不响地过着日子。他们不请客，也不串门，只是节日里去去剧院。

丈夫一早去城里干活儿，很晚才回来。小姑娘似的妻子每周去两三次图书馆。我常看见她扭着身子，好像一瘸一瘸的，小步地在河堤上走。她背着书包，像一个女中学生，单纯、整洁、新鲜、可爱，娇小的手上戴着手套。她脸上闪动着像鸟一样灵动的眼睛，整个身材很美，像是摆在镜台上的瓷美人。这些当兵的说，她右侧少一条肋骨，所以走起路来身子扭得那么奇怪。但是我反而觉得她好看，而且马上就能将她跟院子里其他太太们区别开。那些太太虽然说话嗓音高，服装艳丽，腰下高撑起时髦的宽裙，但总觉得她们过于陈旧，像久久地放在黑仓库里一堆废物中，被人遗忘了。

院子里的人都说裁缝的妻子智力不健全。据说这个小女子是念书念傻了，以至于不会干家务活儿。丈夫得亲自上市场买菜，亲自交代一个女厨子做中餐和晚餐。女厨子也不是俄罗斯人，大高个儿，成天愁眉苦脸，一只红眼睛老是湿漉漉的，另一只却眯成一条玫瑰色的细缝。可是太太自己，按照人们的说法，连餐桌上的猪肉和牛肉都分不清。有一次，她竟把洋姜当作香菜买回家，真丢人！你想这有多可怕！

他们三个在这座房子里全是外人，好像几只山雀偶然掉进了这个大养鸡场的一个鸡笼里，或者因为怕冷，从气窗飞进了一个又闷又脏的人家。

突然有一天，这些勤务兵对我说，那些军官老爷想出了欺侮裁缝妻子的鬼点子：他们几乎每天，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轮流给这个小女子写信，在信里向她表白爱

情，诉说自己的痛苦，称赞她的美丽。她写回信给他们，求他们不要打扰她的平静，说自己不该引起他们的痛苦，求上帝帮助他们把她忘掉。军官们收到回信后，围在一块儿读，把女人笑话一顿，并且一块儿起草，用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再给她写信。

勤务兵们一边给我讲这件事，一边咒骂裁缝的妻子。

“倒霉的傻婆娘，瘸腿货！”叶尔莫欣用他固有的低音说。西多罗夫轻轻地附和着：“任何女人都愿意别人骗她，她心里什么都知道……”

我就不信裁缝妻子知道别人在笑话她，所以立刻决定去告诉她。我看见她的女厨子下地窖去了，就从后楼梯跑进小女子的屋里。我探身进了厨房——厨房空无一人，然后进了居室——裁缝妻子坐在桌子旁，一只手端着一个镀金的大茶杯，另一只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她吓了一跳，把书按在胸前，轻声地喊起来：“这是谁呀？奥古斯塔！你是谁？”

我怕她扔书或者扔茶杯来砸我，就慌忙前言不搭后语地向她说开了。她坐在一张红莓色的大圈椅里，穿一件长睡衣，下摆缀着丝绒，领子和袖口镶着花边，淡褐色的头发波浪式地披到两肩，真像下凡的天仙。她靠在椅背上，睁圆眼睛望着我，起先很生气，后来惊异地『露』出了微笑。

我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就再也没有了勇气，转身向门口走。这时她叫了我一声：“你站住！”

她把茶杯重重地放进茶盘里，把书扔到桌上，合起双掌，用成人的浑厚声音说：“你是个多奇怪的孩子……你过来！”

我很小心地走过去。她拉起我的一只手，用她冰冷的细小手指抚摸着，问：“没有谁吩咐你来告诉我这个吗？没有？那好，我看得出来，我相信——是你自己要来的……”
她放开我的手，闭上了眼睛，然后拉长了腔调低声地说：“下流的士兵原来在谈论这个！”
“你最好从这房子里搬走！”我十分认真地劝告她。
“为什么？”
“他们会欺侮你呀！”
她愉快地笑了，然后问：“你上过学没有？喜欢看书吗？”
“我没有时间看。”
“你要是真喜欢，总可以找到时间的。好吧，谢谢你！”
她手里捏着一个银币伸到我面前。我很不好意思收下这冷冰冰的东西，但又不敢拒绝她。走的时候，我把它放在楼梯栏杆的柱子上。

从这个女人身上，我获得一种新的、深刻的感受，好像曙光出现在我眼前，有好几天都生活在欢乐之中，总想起那宽敞的房间和住在里面的那位穿着天蓝色便服、天仙一般的裁缝妻子。她房里的一切美得出奇，金色的华丽地毯铺在她脚下，冬天的日光射进银色的玻璃窗，依偎在她身旁，暖洋洋的。

我想再一次见她。如果我去向她借书，会怎么样呢？

我这么做了，又一次见到了她。她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手里还是那样拿着书。但她的一边脸上缠着一条棕红色头巾，那只眼睛肿了。她在递给我一本黑封面的书时，只是含糊地嘟囔了几句什么话。我拿着书，郁闷地走了。书里散发出纸张味和茴香油的气味。我用件干净的衬衣和纸把书包好，藏在阁楼上，害怕被主人拿去毁坏掉。

主人家为了得到服装图样和中奖而订了一份《田地》画刊，他们并不读它，只是看看『插』图，然后就把它搁在卧室的衣柜顶上，年底又把它装订起来，塞到床底下。床底下已经有了三大本《绘画评论》。我擦洗卧室地板的时候，脏水流到这些书的下面。主人还订了《俄罗斯邮报》，常常晚上一边读一边骂：“鬼知道他们干吗要写这些！太没味了……”

星期六上阁楼晾衣服，我想起了那本书，取出来打开一看，第一行写着：“房屋也和人一样，各有各的外貌。”这句话的真实性使我吃惊，我就站在天窗下读起来，一直读到身子冻得发抖。这天晚上，主人们都出去做晚祷，我把书拿到厨房，就一头钻进翻旧了的、像秋叶一样半黄的书本里。它很快就把我带进一种新奇的生活，使我接触了新人名和新关系，向我展现了众多跟我看惯了的人全不相同的人物——善良的英雄和阴险的恶徒。这是法国作家格萨维埃·德·蒙特潘的长篇小说，像他所有的长篇小说一样，写得很长，人物和事件非常多，描写的是一种新奇而多变的生活。整部小说的语言又是惊人的简单和明白，字里行间好像露出一线亮光，照出善与恶，帮助读者爱与恨，使人全神贯注地关心各种人物错综复杂的命运，使人急于想帮助这个反对那个，甚至忘记这突然展现的生活原本是书里的故事。在起伏不断的斗争中你忘记了一切，这一页使你沉浸在欢乐中，另一页又使你感到十分痛苦。

我读得入了迷，一直到耳边响起大门的铃声，一时还不明白拉门铃的是谁和为什么拉门铃。蜡烛几乎烧光了，我早上刚收拾干净的烛台现在又流满了蜡油。我负责照看的长明灯熄灭了，灯芯从灯芯夹滑落到了灯油里。我急得在厨房来回『乱』窜，忙着消灭罪证，把书塞到炉子底下的窟窿里，着手修理长明灯。这时保姆从房里跑出来：“你聋了？门铃响了！”

我跑去开门。

“你贪睡了？”主人严厉地问。他妻子一边费力地上着楼梯，一边埋怨我害她得了感冒。老婆子骂着，跑到厨房里，看见了新点的蜡烛，就开始审问我在干什么。

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好像从高处掉下来，摔得全身散了架似的，心里害怕她会找到那本书。但她只是骂我会把房子烧掉。主人和妻子进来吃饭，老婆子就向他们告起状来：“瞧，一支蜡烛全给点光了，房子都快烧着了……”

吃饭时他们四人狠狠地责备我，数落着我以前有意或无意地犯过的错误，甚至骂我不得好死。可是我当时就知道，他们这样说，不是出于恶意，也不是出于好心，而是出于寂寞无聊。奇怪的是：我竟将他们跟书里的人物比较，发现他们是多么空虚和可笑！

他们吃完了晚饭，疲乏地各自回去睡觉。老婆子气愤地向上帝状告了一番之后，爬上炉炕不吭声了。这时候我站起来，从炉子底下取出书，走到窗口。夜色很好，月亮直照着窗户，但小小的铅字眼睛毕竟看不清楚，但不读又实在难受。我从橱架上拿来一只铜锅，用它把月光反射到书上——可是不行，光线更暗了。于是我爬上屋角的高凳，站在上面挨着圣像，借着长明灯的光看了起来。后来看累了，我就趴在凳子上睡着了。我被老婆子的叫骂和推拉惊醒。她手里拿着书，狠狠地打我的肩头。她气得满脸通红，棕褐色的脑袋愤怒地上下晃动。她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衫。维克多在高板床上咆哮道：“好了，你别嚷了！日子真没法过……”
“完了，书一定会被她撕碎的。”我想。
吃早茶时我受到审问。主人严厉地问：“书是从哪里弄来的？”
两个女人大声地轮流着插话。维克多怀疑地嗅了嗅书页，说：“有香水气味，真的……”

他们得知书是一位神甫的以后，又都把书拿起来观瞧了一遍，对神甫读小说这种事表示惊异和愤怒。不过这仍然使他们稍微放点儿心，即便这样，主人还是长时间开导我：读书是有害的，是危险的。

“就是他们读书人炸毁了铁路，想炸死……”

小主妇又气又怕，对丈夫吆喝了一句：“你发疯了！你给他说些什么呀？”

我把这本小说拿到西多罗夫那里，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这当兵的接过书，默默地打开小木箱，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把书包好，藏在箱子里，对我说：“别听他们的，你上我这儿来读好啦。我不会对谁说的！如果你来时我不在，钥匙在圣像后面挂着，你自己开箱子来读……”

主人们对书的态度，一下子使书在我心中成为一种重要而可怕的秘密东西。至于什么“读书人”炸毁了某条铁路，想暗杀谁，我并不感兴趣，但却因而想起了在忏悔时那个神甫的质问，地下室里那个中学生的念书，以及斯穆雷说到正确的书那些话，还想起了外祖父讲的那些关于读黑书、施巫术的自由主义派的故事：“沙皇亚历山大·巴夫雷奇在位时，贵族们图谋将全俄国人出卖给罗马教皇，这些阴谋家！阿拉克切耶夫将军当场把他们逮捕，不管他们的官职爵位如何，全都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他们在那里像小虫似的自生自灭了……”

我又记起了“挂满星星的恩勃拉库伦”“格尔瓦西”，以及那些庄严而又嘲弄的话：“你们这帮无知之徒对我们的事业感到好奇，但你们无力的弱视眼睛永远也看不见这个事业！”

我觉得自己站在一个秘密的宝库门口，并且发狂似的想进去，一心想读完这本书，生怕它在这个当兵的那里丢失或者被他弄坏。那时我怎好向裁缝妻子交代啊？

老婆子盯得我很紧，不许我往勤务兵那儿跑，还数落我：“书迷！书教人淫乱。你瞧那个女书呆子，念书念到什么份儿上了，自己都不会上市场买东西了！只是跟那些军官鬼混，大白天就接待他们——我知道！”

我真想大声说：“这不是真的！她没有跟人鬼混……”

但是我不敢替裁缝妻子说话——万一老婆子猜到这书是她的呢？

有好几天我心情很坏，魂不守舍，焦虑不安，甚至睡不着觉，为蒙特潘那本书的命运担惊受怕。有一天，裁缝家的女厨子在院子里叫住我，说：“把书送回来呀！”

趁主人们中饭午睡的时候，我羞赧和难过地来到裁缝妻子面前。她像第一次那样接待我，只是穿着不同：灰色的裙子，黑丝绒上衣，敞开的脖子上露出一个绿宝石十字架。她像一只美丽的雌灰雀。

我对她说，书还没来得及看完，主人们禁止我看。由于委屈，也由于见到她很高兴，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呸，这些人多么愚蠢啊！”她皱起细长的眉毛，说，“亏你那个主人还有一张满有趣的脸哩！不要难过，我想个主意——我写封信给他！”

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向她解释，我对主人们撒谎，说书是跟一个神甫借的，不是从她这儿借的。“不，您不要写信！”我请求她，“他们会笑您、骂您。院子里谁都不喜欢您，大家都笑话您，说您傻，说您少条肋骨……”

我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又立刻觉得自己说多了，她听了会难受——只见她咬着上唇，拍了一下儿大腿，仿佛骑在马上。我难为情地低下了头，真想钻进地洞里。可是裁缝妻子又坐回到椅子上，快活地大笑起来，反复说：“多愚蠢啊，多愚蠢啊！可又怎么办呢？”她问自己，眼睛凝视着我。然后，她叹了口气，说：“你是个很奇怪的孩子，很……”

我往她身边的镜子看去，里边有一张颧骨高、鼻子宽的脸，额头上有一大块青伤，好久没有剪的头发一绺绺地乱竖着——这就是她所谓的“很奇怪的孩子”吧……这奇怪的孩子跟这个纤细的瓷人儿是两个不同的模样……

“你那天没有拿我给你的那点儿钱。为什么？”

“我不需要。”

她叹了口气：“唉！怎么办呢？等他们允许你读书时，你就来，我借书给你……”

镜台上放着三本书，我送回去的那本最厚。我愁闷地望着它。裁缝妻子向我伸出玫瑰色的小手：“好，再见吧！”

我小心地碰了碰她的手，连忙走开了。

也许别人说得对，她真是什么也不懂——她竟把二十戈比的硬币说成“那点儿钱”，真跟小孩子一样。

但我喜欢这样。

【第九节】

这突然迸发的读书热情使我蒙受了许多难堪的侮辱、委屈和不安——想起来又伤心又可笑。我觉得裁缝妻子的书珍贵无比，生怕它们被老主妇扔到炉子里烧掉，所以我尽力不去想这些书，而是趁每天早晨去小店买面包和茶叶时，在那儿借些彩色的小书回来。

店老板是个令人很不愉快的青年：厚嘴唇，满头虚汗，苍白浮肿的脸上布满瘰疠病人的疤痕，眼睛苍白，虚胖的手掌上长着短而笨的手指。他的店铺是街上青少年和轻佻姑娘们晚上聚会的地方。我主人的弟弟也几乎每天晚上到那里喝啤酒和玩牌。我常常被派去叫他回家吃晚饭，所以不止一次地在店后面一间拥挤的小屋里看见那位傻里傻气、面色红润的老板娘坐在维克多或者另外一个年轻人膝上。老板好像对此并不感到难堪。甚至当歌手或者士兵，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乐意这样的人紧紧搂抱他那个在店里帮忙做买卖的妹妹时，老板也满不在乎。店里的商品很少，他说，因为新开张，生意还没有来得及安排好，其实店铺早在秋天就开张了。他给来玩的和买东西的顾客们看肮脏的画片，让那些爱好者抄无耻下流的诗歌。

我读过米沙·叶夫斯季格涅耶夫的无聊小书，每读一本，我要付一戈比租钱。租金很贵，可是书却一点儿趣味也没有。《古阿克——忠贞不屈》《威尼斯人法兰齐尔》《俄罗斯人和卡巴尔达人之战——一个死于丈夫坟头的穆斯林美人》以及其他这类书籍，也都不能提起我的兴趣，甚至常常引起我的愤慨，因为这种书用粗劣难懂的语言讲述荒诞无稽的故事，简直是在愚弄我。

《射击手》《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神秘的修道士》《鞑靼骑士亚潘卡》等一类书我比较喜欢，读后有所收获。但更吸引我的是各种圣徒传，这种书里有些严肃的东西可以令人相信，甚至有时使人激动。一切男的殉道者我想起那个外号“好事情”的人，女的殉难者使我想起外祖母，而圣徒们使我想起表现好时的外祖父。

我劈柴时在柴棚里读，或者上阁楼里读——这些地方都一样不方便、一样冷。碰到有趣的书，或者需要赶紧读完，我便半夜里起来点燃蜡烛。可是老主『妇』发现蜡烛每天夜里短了，从此便开始用小木片量蜡烛的长短，还把小木片藏起来不让我找到。如果早上蜡烛短了一俄寸，或者我虽然找到了小木片，却没有将它按燃掉的蜡烛长度折短，那么厨房里便会响起叫骂声。

有一次，维克多在床上愤怒地吼叫：“妈妈，你别乱叫乱嚷了！真要命！确实他常点蜡烛，因为他常在小店铺租小书回来看，这我知道！你上他阁楼去瞧瞧……”

老婆子跑到阁楼，找到了一本什么书，就把它撕碎。

这当然使我伤心，但读书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了。我知道，即使一位圣人来到这个家，老少主妇们也会教训他，也会按自己的要求来改变他——她们这样做是出于寂寞无聊。如果她们不再责备、叫骂和嘲弄人，那么她们就变得不会说话，变成哑巴，她们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一个人要想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他就得以某种方式对待别人。我的两个主人除了教训、责备身边的人，就什么也不会。即使你已开始像她们那样生活、那样思维和感觉，她们也会为了感觉自己的存在来责备你。她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想尽一切办法看书。老婆子有几次烧掉了我的书。不久我就欠了店老板四十七戈比这么一大笔债！他向我要钱，并且威吓我：我以后去他店铺买东西时，他要扣下我主人家的钱来抵债。

“那时候看你怎么办？”他嘲笑地问我。

我实在很讨厌他。他大概知道这一点，所以总以各种威吓来折磨我，并且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神情。当我走进店门时，他那布满斑痕的脸也喜笑颜开了，他温情体贴地问：“欠的钱拿来了吗？”

“没有。”

回答使他吃惊，他沉下脸来：“这怎么行！要让法院查抄你吗？送你进劳教所吗？”

我没有地方弄到钱——我的工钱是主人直接交给外祖父的。我慌了，不知道怎么办。我求他晚一点儿要债，老板却伸出像大饼一样肥胖的、油腻腻的手背，回答说：“你亲一亲它——我就晚一点儿要！”

可是当我从柜台上抓起秤砣，向他扬去时，他往下一蹲，喊道：“干吗？你要干什么？我是说着玩的！”

我知道他不是说着玩的，我决定偷钱来还这笔债。每天早上我给主人刷衣服，他的裤兜里常常有硬币锵锵地响，有时候蹦出来，在地板上滚。有一天，一枚硬币掉进地板缝，滚到楼梯下面的柴棚里去了。我忘了把这事告诉主人，几天后我才想起来，在柴堆里找到这个二十戈比的银币。我把它交给了主人，他妻子却对他说：“你现在看见了吗？衣服兜里放钱的时候，应该数一数。”

可是主人笑眯眯地对我说：“他不会偷——我知道！”

现在，我决心偷钱，可是想起了他这句话和他信任的微笑，就觉得多么难以下手。好几次我从兜里掏出了银币数了又数，但还是不敢偷。这件事我苦恼了两三天，但没想到后来竟解决得这样迅速和简单！那一天，主人突然问我：“你怎么了？彼什科夫，这样无精打采的，身体不舒服吗？”

我坦白地把自己的烦恼全都对他说了，他皱起了眉头。

“你瞧，这些小书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读这些东西，早晚会出乱子的……”

他给了我五十戈比，严厉地嘱咐我说：“千万别对我妻子和我母亲说漏了嘴——那会闹翻天的！”

接着，他和善地笑着说：“你真倔，着了魔了！不要紧，这样好。可是这些小书不要读了！从新年起，我订一份好报纸，那时你再读吧……”

于是，常常在晚间，从喝茶到晚饭这段时间，我给主人们念《莫斯科小报》，念瓦什科夫、罗克沙宁、卢德尼科夫斯基等人登在上面的长篇小说，以及其他那些为烦闷得要死的人们茶余饭后助消化的文艺作品。

我不喜欢念出声来，因为这样会妨碍我理解所念的内容。但是主人们听得很认真，甚至带着某种虔诚和专注，他们为主人公的恶行发出惊叹，并且彼此庆幸地说：“咱们过得挺平安，什么事也没有，感谢上帝！”

他们常把故事情节弄混，把著名的海盗丘尔金的行为记在马车夫福马·克鲁奇纳；他们也常把人名弄混。我常纠正他们这些错误，这使他们吃惊：“啊，他还真有记性！”

《莫斯科小报》也常登列昂尼德·布拉韦的诗，我很喜欢，就把一些诗抄到一个本子上。但主人们这样谈论诗人：“他已经是老头儿了，还编诗哩！”

“酒鬼，神经病，他对一切都无所谓。”

我喜欢斯特鲁日金和伯爵梅曼托·莫里的诗，可是老婆子和小主妇都认定诗是粗俗不堪的东西。

“只是舞台上的小丑和戏子才用诗说话。”

待在拥挤的小房间里，面对着主人们的监视——这样的冬夜，真令人难熬。窗外是死气沉沉的夜，偶尔听见树枝或者木板被冻得嘎吱响。人们坐在桌旁一声不吭，简直像冻僵的鱼儿。有时候，风雪沙沙地打在玻璃窗和墙壁上，在烟囱里怒吼，吹得炉门直响；婴儿室两个娃娃在哭叫。这时我真想坐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蜷缩起身子，像狼一样嗥叫。

桌子一端，老少主妇坐在那里缝衣服或者织袜子。另一端，维克多坐在那里弯着腰，懒洋洋地绘着图，他不时地喊叫：“别摇桌子呀！真没法活！特大号铁钉，抓耗子的母狗！”

主人坐在旁边一个大刺绣架前，给一面十字印花布桌罩绣花。从他手指下面出现红的大虾、青的鱼、黄的蝴蝶和秋天的红叶。这绣花图案是他自己画的，他干这个活儿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他做腻了，白天见我有空时，常对我说：“喂，彼什科夫，你坐下来绣这桌罩！”

我坐下来，拿起一枚粗针开始绣。我很同情主人，总想尽力帮他做点儿什么。我总觉得有一天他会扔掉绘图、绣花、玩牌这类事，干另外一种他朝思暮想的有趣的活儿。因为他常常忽然把手头的活儿扔在一边，用惊异的眼光凝视着自己的活儿，好像陌生的东西似的。他的头发散落在额头和脸颊上，好像修道院里的见习修道士。

“你在想什么？”他妻子问他。

“没想什么。”他回答说，又继续干起活儿来。

我暗暗地惊奇：难道可以问别人在想什么？这个问题是没法回答的。一个人一下子总可以想许多事：眼前的一切，昨天或去年见过的事，而且这些事纠缠在一起，变幻莫测。

《莫斯科小报》上的讽刺小品还不够念一个晚上。于是我建议念卧室床底下的杂志。小主妇怀疑地问：“那里有什么可念的呀？那里只有画……”

可是床底下除了《绘画评论》，我还发现了《火花》，于是我又给他们念萨利阿斯的《佳京·巴尔李斯基伯爵》。主人很喜欢这中篇小说里那位有点儿傻气的男主人公。他对这位少爷的悲苦遭遇并不同情，而是哈哈大笑，甚至笑出眼泪。他大声地说：“这编得倒真有趣！”

“看来是胡编乱造。”小主妇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说。

从此，床底下的这些画报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有权拿着这些杂志上厨房，夜里可以在那里看书了！

我感到庆幸的是：老婆子搬到婴儿室去睡了，因为保姆开始酗酒；维克多也不妨碍我，每当家里人睡了以后，他就悄悄穿好衣服，溜走了，直到天亮才回来。不过他们还是不给我灯，把蜡烛拿到卧室里去了，我又没有钱买蜡烛。于是，我偷偷地收集那些蜡台上的蜡油，倒进一个装过沙丁鱼的罐头盒里，再加上一点儿长明灯的油，用几根棉线拧成灯芯，每天晚上我便在壁炉上点起这盏油烟腾腾的灯。

当我翻阅大部头书的每一页时，红色的火苗颤抖晃动，好像就要熄灭了。灯芯每分钟都在朝着臭味很浓的蜡油下沉，油烟熏刺着我的眼睛。但这一切不便都在看图片和读说明的愉快中消失了。

图片不断地开拓我的眼界。瞧，大地上点缀着童话般的城市、高耸的山峰和美丽的海滨，生活奇妙地展现了，大地更富于魅力，人口增加了，城市增多了，世界变得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现在，我眺望伏尔加河对岸的远方，知道那里并不是一片空旷，可是以前，我常常呆呆地望着伏尔加河对岸，心里感到特别无聊和寂寞：草地平躺在那儿，灌木丛像披着黑色的破衣烂衫，草地的尽头是一片犬牙交错、参差不齐的黑色森林，草地上面是混浊寒冷的灰蓝色天空，大地空旷而凄凉，我的心也空荡荡的，被一种淡淡的哀愁困扰着。我当时万念俱灰，百无聊赖，只想闭上眼睛。这凄凉的空虚不会给人任何希望，只能掏空你的整个心。

图片说明通俗地讲述了别的国家和人民的情况，讲述了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事件，但许多地方我还是不懂，为此感到苦恼。有时候，一些奇怪的名词——“形而上学”“人间千年天国说”“宪章运动者”之类，扎进我的脑子里。它们不断地搅扰我，可怕地增多，日益充塞我的头脑。我觉得，如果不弄通这些名词的意义，我将永远什么也弄不明白——正是它们像卫兵一样把守着秘密宝库的大门。往往是大段大段的话长时间地停留在记忆里，像手指里扎进的刺一样，妨碍我想干别的事。

我记得读过这样的怪诗：
匈奴王阿底拉全身铁甲，
沉默阴郁如同坟墓死人，
他在无人之境催马前行。
他身后是乌云般的大军，
喊声震天：
“何处是罗马——雄伟的罗马？”

罗马是一座城市，我是知道的，但匈奴是什么人？这必须弄懂。

我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问主人。

“匈奴？”他惊异地重复了一遍，“鬼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大概是胡扯吧……”

他不赞成地摇头：“你满脑子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不好，彼什科夫！”

是不好还是好，反正我想弄懂。

我觉得随队的神甫索洛维耶约夫一定会知道匈奴是什么。于是，我在院子里找到了他，提出了这个疑问。

他体弱多病，脸色苍白，性情暴躁，眼睛红，眉毛全无，留一小撮黄胡须。他用那根黑手杖戳着地，对我说：“你干吗管这个？”

涅斯捷罗夫中尉对我的问题凶狠狠地回答：“你问什么？”

于是我决定去问药房那个药剂师。他见了我总是和和气气。他有一张聪明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匈奴，”药剂师巴维尔·戈利特贝格对我说，“曾经是一个游牧民族，类似吉尔吉斯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已经绝种了。”

我感觉很扫兴，倒不是因为匈奴人已经绝种，而是因为我苦恼了这么久的这个词的意义原来这么简单，而且使我一无所获。但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跟“匈奴”接触以后，其他名词就不那么打扰我了，也由于“匈奴王阿底拉”，我认识了药剂师戈利特贝格。

这个人能深入浅出地解释一切难懂的名词，他有一串打开一切知识宝库的钥匙。他用两个指头正了正眼镜，从两片厚玻璃后面看着我的眼睛，又像在我的额头上钉小钉子那样一板一眼地对我说：“朋友，名词好比树上的叶子。要想弄清楚叶子为什么长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就必须弄清楚树是怎样生长的，就必须学习。朋友，书像一座好园子，里面什么都有，有趣的和有用的两种东西都有……”

我常常跑到他药房，为长期患“烧心病”的主人们买苏打和菱苦土，或为两个婴儿买月桂子软膏和泻药。药剂师的简要指点，使我越来越认真地对待书，不知不觉中，书对我而言，像酒对酒徒那样，一天也不能缺少了。

书向我展现了另外一种生活——充满伟大感情和强烈愿望的生活，这种感情与愿望引导人们去立功或者去犯罪。我看见我周围的人，既不会立功，又不会犯罪，他们的生活跟书中所写的毫不相关。很难了解他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我不愿过这种生活……我不愿——这一点我自己清楚……

从图片说明里我知道布拉格、伦敦、巴黎那些城市里没有我们这样的沟洼地和垃圾山，那里有笔直宽阔的街道，房屋和教堂也是另一个样。那里，既没有人们在屋里度过的六个月冬天，也没有只准吃腌白菜、咸蘑菇、燕麦粉、马铃薯和亚麻子油的大斋期。大斋期是不准看书的，我读的《绘画评论》被没收了，这空虚的、斋戒的生活又降临到我头上。现在，当我能够将自己的生活跟书上写的加以比较时，就更加觉得生活的贫乏和糟糕。看书时，我就感到精神十足，有劲儿，干活儿就麻利，因为心里有了目标：早一点干完活儿，就可以多一点时间看书。书被没收以后，我变得浑身没劲儿，懒洋洋的，一种我从未得过的健忘症开始折磨我。

记得正是在这些空虚无聊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神秘的大事。那是一天晚上，大家正上床睡觉，忽然教堂的钟声“当当当”长响起来，立刻惊动了全家人。人们半裸着身子，冲向窗户，互相问道：“是失火了？是敲警钟？”

能听见别的住家也都在忙乱，房门砰砰地响。有一个人牵着套好的马在院子里跑。老主妇大声嚷道，教堂遭抢劫了。主人劝阻她说：“别嚷了，妈……不是听得很清楚吗——这不是敲警钟！”

“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维克多从高床上爬下来，穿着衣服嘀咕说：“我可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知道！”

主人叫我上阁楼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到阁楼，从天窗爬上屋顶——没有看见火光。钟声在寂静的寒夜里不慌不忙地敲着，城市也躺在大地上进入睡乡。黑暗中，一些模糊的人影在奔跑，冰雪在他们脚下嘎吱作响，雪橇的滑板吱吱地尖叫。当当的钟声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我下楼回到房间，说：“没有火光。”

“这就怪了！上帝！”主人说。他穿好大衣，戴上棉帽，竖起衣领，又迟疑地把脚伸进套鞋。小主妇哀求他：“别出去！你还是别出去！……”
“乱弹琴！”
维克多也穿好了衣服，逗着大家：“我可知道……”

两兄弟到街上去了，老少主妇吩咐我烧茶炊，然后又跑到窗口。几乎就在这时主人从街上回来了——他在外边拉了门铃，默默地上了台阶，开了门，粗声粗气地说：“沙皇被人暗杀了！[16]”

“真被人杀了？！”老婆子吓得大叫了一声。

“是的。是一个军官告诉我的……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啊？”

维克多也拉了门铃。他进屋后不情愿地脱着衣服，生气地说：“我还以为是打仗哩！”

然后，大家坐下来喝茶，平静地交谈，但声音压得很低，小心翼翼地交谈。街上静下来，钟也不响了。他们有两三天神秘地交头接耳，还去过外边什么地方，也有客人来我们这儿详细地谈了些什么。我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主人们把报纸藏起来不让我看。我问西多罗夫，沙皇为什么被人杀了，他低声说：“这是不准说的……”

这件事很快就被淡忘了，被日常的琐事挤掉了，而且不久我又遇到另外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一个星期天，主人们早晨出去做礼拜。我把茶炊生上火，就收拾房间去了。这时候，那个大一点儿的小孩跑到厨房里来。他拔下茶炊上的龙头，便坐到桌子底下玩弄起来。茶炊炉筒里的炭火很旺，水一漏完，茶炊就开始熔化了。我在房间里就听见茶炊呜呜地叫得奇怪，进了厨房一看，吓呆了。只见整个茶炊都烧成紫红色了，摇晃着，好像马上就会从地板上蹦起来。插龙头的壶嘴开了缝，软绵绵地耷拉下来；壶盖歪歪地软了一半；两个把手底下流着一滴滴锡『液』。这红里透青的茶炊像一个烂醉的酒鬼。我用水去泼，它咝咝地响，凄惨地瘫倒在地板上。

大门台阶上有人拉响了门铃，我开了门。老婆子问我茶炊烧好了没有，我简短地回答：“烧好了！”

这句话，多半是在慌张和害怕之中脱口说出来的，却被看成是嘲弄，因此我受到了更重的处罚。我挨了一顿毒打。老婆子用一把松枝条抽我，这并不很疼，但是背部的皮里面扎进了许多刺。傍晚我的背肿得像枕头一样。第二天中午，主人只好送我到医院。

一个瘦高个儿的医生看完了我的伤，用低沉的声音平静地说：“对这种虐待，我们这里应该做一份记录。”

主人红了脸，手足无措，两只脚在地板上蹭得沙沙响，他小声地对医生说了些什么，医生望着他头顶的后方，简单地回答：“我不能这样，这不行。”

但后来他又问我：“你想告状吗？”

我很疼，但我说：“不想，快点儿治吧……”

医生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放在台子上。他一边用一把令人舒服的冷钳子拔着刺，一边打趣地说：“老弟，你的皮肤被加工得十分出色呀，马上就要变成不透水的石板了……”

他给我动完这个又疼又痒的手术后，说：“拔出了四十二根刺，老弟，你记住，你可以吹牛了！明天这时候来换绷带。你常挨打吗？”

我想了一下儿，回答说：“以前——挨打的时候更多……”

医生低声哈哈地笑了：“一切都在变好，老弟，一切都是这样！”

医生把我送回到主人面前，对他说：“劳驾领回去吧，他已经被收拾好了！明天再带来，我们给他换绷带。算你走运，你遇到了他——”

坐在马车上，主人对我说：“我从前也挨过打，彼什科夫。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打得也很凶啊！你现在总算还有我来同情，而我过去没有人同情！根本没有！人——到处有的是，可是同情你的——连一个狗崽子也没有！唉，真是禽兽也不如呀！”

他骂了一路。我同情他，而且很感激他，因为他把我当作人跟我谈话。

一家人像迎接一个过生日的人一样迎接我。两个女人硬要我详细讲医生如何给我治伤并且说了些什么。她们听得津津有味，或者皱起眉头唉声叹气。她们对疾病疼痛以及一切不快的事竟有这么强烈的兴趣，真叫我感到奇怪。

我看出她们因我不想控告她们而感到满意，就趁机请求她们允许我向裁缝妻子借书。她们不太敢拒绝，只是老婆子惊叫了一句：“真是个鬼东西！”

一天后，我来到裁缝妻子面前。她亲热地说：“我听说你病了，被送到医院——你看，传说的话多么不可信！”

我没有作声，实在不好意思告诉她实情。干吗让她知道这种粗暴和痛心的事呢？她不像别人那样待我——这是难能可贵的呀！

现在我又看大部头书了——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蒙特潘、扎孔纳、加博里奥、埃马尔、巴戈贝[17]。我狼吞虎咽地、一本接一本地读着它们，心里很痛快。我觉得自己也参与了书里那非凡的生活——这种生活激励着我，使我精神振奋。我自己制作的蜡油灯重又烟气腾腾，我通宵达旦地读，我的眼睛渐渐地看坏了，连老婆子也亲切地对我说：“书呆子，瞧着吧，眼珠子会裂开的，眼睛会疼的！”

但很快我就明白了，虽然这些情节复杂又生动有趣的书里发生的事件多种多样，国家和城市也千差万别，但讲的是同一内容：好人不幸，受坏人欺侮，坏人总是比好人走运、聪明，但最后坏人被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战胜，好人一定获胜。所有的男女都用同样的话谈情说爱，这种千篇一律的“爱情”真叫人厌倦。它不仅枯燥乏味，而且令人产生一种模糊的怀疑。

往往你看了头几页，就可以推测出最后谁胜谁败，而且只要弄清楚各种事件交错的关键，你就能凭借想象去解开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放下书后，你还会琢磨它，像琢磨算术课本的习题那样，而且越来越能正确判断：主人公中谁将进入幸福的天堂，谁将被关进地狱。

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我看到了活生生的、对我有重要意义的真理之光，看到了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关系所具有的特点。我开始知道，马车夫、工人、士兵以及全体“下等人”在巴黎就不同于在尼日尼、喀山和彼尔姆——他们在那里可以比较大胆地跟老爷们讲话，跟老爷们的关系也比较随便和独立。比如一个士兵，他就跟我知道的所有士兵不一样，既不像西多罗夫，也不像轮船上的那个维亚特卡人，更不像叶尔莫欣，他比这些士兵更像人。他身上有一种跟斯穆雷相同的东西，但不像斯穆雷那样粗野。再比如店老板，他也比我知道的所有店老板都好。就连书里的神甫，也不像我见到过的神甫——他们对待人也多一些热情和关心。总之，书里所写的外国人的生活比我知道的生活要有趣、轻松和美好。在外国，打架斗殴不像我们这里这样多、这样野蛮，嘲弄人也不像我们这里嘲弄那个当兵的维亚特卡人那样厉害，向上帝祷告也不像老婆子那样凶狠。

特别明显的是，书里写那些恶徒、吝啬鬼和无赖汉时，并没有表现出我非常熟悉和常常见到的那种说不出的凶狠和莫名其妙的歹毒。书里的恶徒，因为正经事而凶狠，几乎总是可以清楚他们凶狠的原因。可是我见到的凶狠行为，是没有目的、毫无用意的，恶徒们并不想从中得到好处，而只是为了取乐罢了。

随着我读的书越来越多，俄国与外国生活上的这种差别在我心里越来越明显，我为此感到茫然和懊恼，怀疑这些纸页发黄、角边翻得很脏的书所写的故事是否真实。

我偶然得到一本龚古尔[18]的长篇小说《桑加诺兄弟》，一个晚上就把它读完了，里边有一种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新东西使我感到惊奇，于是我又将这个简单的悲惨故事重新读了一遍。书里没有任何错综复杂的情节，没有任何表面上有趣的东西，书的头几页就像圣徒传那样正经和枯燥。书中那准确、毫不夸张的语言起初使我感到意外和不快，但那十分精炼的词句掷地有声，像落在我心坎上一样。作者是那样意味深长、引人入胜地描述着卖艺为生的两兄弟的悲剧，以至我的手因阅读这种书的喜悦而颤抖。当我读到不幸的艺人用折断的双腿爬上阁楼，而他的兄弟正在那里偷偷练习心爱的技艺时——我忍不住号啕大哭。

我把这本好书送还给裁缝妻子时，求她再借一本同样的书给我。

“什么叫同样的书呢？”她笑着问我。

我窘住了，我没法解释我要的是怎样的书。她说：“这本书枯燥无味，过些时候我拿一本有趣的给你……”

过了几天，她给了我格林伍德的《一个小流浪儿的真实故事》。这书名有点儿刺痛我的心，但头一页就使我感到喜悦——我就是带着这种喜悦读完了全书，有些地方读了两三遍。

原来，甚至外国小孩儿有时候也过着困苦的生活！原来我的生活根本就不是那样坏，就是说——不必悲观失望啊！

格林伍德大大鼓舞了我。不久我又得到一本真正堪称“正经”的书——《欧也妮·葛朗台》。老头儿葛朗台使我想到了外祖父。可惜这本书篇幅太小，但里边却包含着那么多的真实——令人惊异。这是一种我生活中熟悉并感到厌倦的真实，却以一种全新的——善意而又平静的笔调表现出来。我以前读过的书，除了龚古尔，作者都像我的两个女主人那样严厉地斥责人，那些书常常引起读者对一个罪犯的同情和对善良人的恼怒。这个罪犯虽然费尽心思，但仍然不能达成自己的愿望——你读后觉得他可怜；而善人们虽然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像一根根石柱屹立在你面前岿然不动，一切阴谋诡计碰上去一定被击败，但他们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好比一道墙，不管它怎样美丽和坚固，当你想到墙后边的苹果树上摘苹果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欣赏这道墙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最珍贵和最生动的东西是藏在善行的背后……

龚古尔、格林伍德、巴尔扎克的书里，没有恶人，没有善人，只有栩栩如生的普通人。这些人是不容怀疑的，他们的言行都非常符合人物的『性』格——他们只能这样说和这样做，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这样，我懂得了，“正经的”好书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喜悦！但这种书上哪儿去找呢？裁缝妻子在这方面帮不了我。

“这是好书。”她递给我阿尔桑·古塞的《抱着玫瑰花、黄金和鲜血的双手》，或者贝洛、保罗·德·科克、保罗·费瓦尔等人[19]的长篇小说。可是我读这些书时，心里很紧张。

她喜欢马里亚特和维尔纳的长篇小说，我却感到枯燥无味。我甚至不大喜欢施皮尔哈根，但却很喜欢奥尔巴赫的短篇小说。欧仁·苏和雨果[20]也不太吸引我，我认为沃尔特·司各特比他们强。我希望得到像巴尔扎克作品那样令人拍案叫绝的好作品。就连那位瓷人儿——我也越来越不那么喜欢了。

去见她的时候，我穿着干净的衬衫，梳好了头发，并且尽可能打扮得好看一些。虽说我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我还是希望她看到这些以后能比较随便和亲切地跟我谈话，希望她那张成天像过节一样打扮的、过分白净的脸蛋上不再出现呆板无神的微笑。可是她仍然微笑着，用疲倦和甜蜜的声音问我：“读完了？喜欢吗？”
“不喜欢。”
她微微扬起细细的眉毛，望着我，叹息着，用我熟悉的鼻音问：“为什么？”
“我早就读过这方面的书。”
“什么这方面？你读过什么呀？”
“爱情……”
她微微皱起眉头，甜甜地笑着说：“啊，可是每一本书都写爱情呀！”

她坐在大圈椅里，轻轻摆动着两只穿着毛皮便鞋的小脚，不时地打着哈欠，浅蓝色长罩衫裹着整个身子，只露出玫瑰色的手指头，敲打着她膝盖上的已经合上的硬封皮的书。

我想问她：“你为什么还不搬走？军官们不是还在给你写信，还在取笑你吗？”但我没有足够的勇气问她，只是拿着这本写“爱情”的厚书，带着失望的苦闷走了。

院子里，这个女人被讲得越来越坏，越来越恶毒，成为嘲弄的对象。听着这些下流的风言风语，甚至造谣诽谤，我心里十分难过。我背地里同情她，替她担惊受怕，可是一来到她面前，看到她锐利的目光、猫一般灵巧的身子和那张总是像过节那样高兴的面孔，我对她的可怜和担心便一扫而光了。

到了春天，她突然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几天以后，她丈夫也换了房子。

当那几间房子空着等待新住户的时候，我顺便去看了一下：光秃秃的四壁上，留下一些挂过画的四方形痕迹和钉过钉子的伤痕，还留下一些弯曲的钉子。油漆过的地板上，乱扔着五颜六色的碎布、纸片、破药盒、空香水瓶，还有一枚大的铜饰针闪闪发光。

人去楼空——我心情十分惆怅。我真想再一次见到这位娇小的裁缝妻子，我要对她说：我是多么感激她……

【第十节】

在裁缝妻子离开以前，我主人家的楼下就已经搬来了一位眼睛乌黑的年轻太太，她带着一个小女孩，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老母亲一天到晚叼着琥珀烟斗抽烟。这位年轻太太很漂亮，样子威严、骄傲，说话时嗓音浑厚悦耳，看人时总仰起头，微眯着眼睛，好像因别人离她很远而看不清楚似的。几乎每天勤务兵丘菲亚耶夫牵来一匹瘦腿儿的枣红马，这时太太走出屋，来到门前的台阶上。她穿一件钢铁般银灰色的丝绒连衣裙，戴一双喇叭口形状的白手套，脚蹬一双黄色的长筒马靴。只见她一手撩起拖地的长裙，握着一条柄上嵌着一颗淡紫色彩石的马鞭，用另一只娇小的手亲切地抚摩着龇着牙的马脸。马儿用一只火红的眼睛斜视着主人，它全身哆嗦着，用蹄子轻轻踢着硬实的地面。

“罗贝尔，罗——贝尔！”她低声地喊着，重重地拍打马儿那美丽弯曲的脖子。然后，她一只脚踏上丘菲亚耶夫的膝头，轻巧地跳上马鞍。马儿得意扬扬地在堤岸上像跳舞一样走起来。她坐在马鞍上是那样轻松自如，简直像是长在马鞍上一样。

她的美貌堪称盖世绝伦，百看不厌。每次见到她，我都陶醉在满心的喜悦之中。我望着她，心里就想：狄安娜·普瓦提埃、玛尔戈王后、拉·瓦尔埃尔以及其他历史长篇小说中美如天仙的女主人公，就像她这样美丽吧。

她身边常围绕着一群驻扎在城里的师部的军官。他们每天到她这儿来弹钢琴、拉提琴、弹吉他、跳舞和唱歌。来得最勤的是短腿的少校奥列索夫。他是个胖子，脸庞红红的，头发有些花白，身上油光光的，简直像轮船上的司机。他吉他弹得好，对太太顺从得像一个忠实的奴仆。那白胖的、长着一头鬈发的五岁女孩，跟母亲一样可爱和美丽。那双淡蓝色的大眼睛总像在天真地、平静地期待着什么，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成年人才会有的沉思的表情。

她外祖母一天到晚跟沉默寡言的丘菲亚耶夫和肥胖的斜眼睛女仆在一块儿做家务。家里没有雇保姆，几乎没有人管小女孩，她整天在门廊上或者门口对面的木头堆上玩耍。我常常在傍晚时分去跟她玩，我很喜欢这个小女孩，她很快也就跟我混熟了，并且常常在我给她讲童话的时候躺在我胳膊上渐渐地入睡。她睡着以后，我就把她抱到床上。不久，她竟养成这样的习惯：上床睡觉时，一定要我去跟她道别。我去了，她就十分正经地向我伸出胖乎乎的小手，说：“明天见！外祖母，该怎么说来着？”

“上帝保佑你。”她外祖母说，同时从嘴里和尖鼻子里吐出一缕缕青烟。

“上帝保佑你到明天，我要睡觉了。”小女孩学着这样说了以后，就钻到缀着花边的被子里了。

她外祖母告诉她：“不是到明天，而是到永远！”

“不是永远有明天吗？”

她喜爱“明天”这个词儿，把自己喜欢的一切东西都搬到将来。她把摘下的花、折断的树枝插在地上，说：“明天这儿会变成花园……”

“明天什么时候我要买匹马，跟妈妈一样骑马……”

她很聪明，但不是很快活。正玩得高兴时，她常常突然凝神沉思，意外地问：“为什么神甫的头发跟女人的一样？”

她被荨麻刺疼了，就指着荨麻生气地说：“你等着瞧，我去告诉上帝，上帝会狠狠处罚你。上帝能够处罚任何人，甚至能惩罚我妈妈……”她不会发“拉”音，把“能够”说成“冷够”。有时候，她心里好像浮起了一丝淡淡的哀愁，于是紧偎着我，用那蓝色的眼睛期待般地望着天空，说：“外祖母爱生气，妈妈从不这样，她只是笑。大家都爱她，所以总没有空闲，总有客人来。客人来看她，是因为她美丽。她是个可爱的妈妈，奥列索夫就叫她：‘可爱的妈妈！’”小女孩又把“列”发成“耶”音。

我非常喜欢听小女孩说话——她给我讲述了一个我陌生的世界。谈起她妈妈，她特别高兴，滔滔不绝。于是，一种新的生活天地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在我眼前展现，我又一次想起了玛尔戈王后。这加深了我对书的信任和对生活的兴趣。

一天傍晚，我坐在门廊上等候主人们从“斜坡街”散步回来，小女孩在我怀里打瞌睡。她母亲骑马来到跟前，轻身跳到地上，仰起头问：“她怎么啦？是睡了？”

“是的。”

“原来是这样……”

勤务兵丘菲亚耶夫从屋里跑出来，接过马。太太把鞭子塞到腰带上，伸过来双手，说：“把她给我！”

“我替你抱进屋！”

她向我呵斥了一声，像呵斥马那样厉害。她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台阶。小女孩醒来了，眨巴着眼睛，望着妈妈，也向她伸出双手。母女俩走了。

我已经习惯人家的呵斥，但这位太太也这样呵斥我，这实在令我心里不痛快——她要是轻声地叫唤，谁也会听从的。

几分钟后，斜眼女仆来叫我——小女孩在撒娇，没跟我道别，不肯睡觉。

我进了客厅。小女孩坐在妈妈膝盖上，妈妈正在用那双灵巧的手给她脱衣服。在她妈妈面前，我『露』出不无得意的神情。

“你看，”她说，“他来了，一个怪物！”

“他不是怪物，是我的小伙伴……”

“原来是这样！那很好！我们送点儿什么东西给你的小伙伴吧。你愿意吗？”

“行，我愿意！”“太好了，我这就送他东西，你去睡吧。”

“明天见！”小女孩说着，向我伸出一只手，“上帝保佑你到明天……”

太太吃惊地叫了一声，说：“谁叫你这样说的？是外祖母吗？”

“是——是呀……”

小女孩走了以后，太太用一个指头招呼我：“送你什么好呢？”

我说什么也不要，只问她可不可以借本小书给我看。

她用一只热乎乎的、香气扑鼻的手微微抬起我的下颌，愉快地笑着问我：“原来是这样！你爱读书，是吗？你读过些什么书？”

她笑的时候，就更加美丽了。我难为情地说出了几部长篇小说的书名。

“你喜欢里边的什么呢？”她问道，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头轻轻地动着。

她身上散发出浓郁的花香，香气中奇怪地混着马臊气。一双眼睛透过长长的睫毛望着我，那样认真严肃，带着沉思——这是生平第一次有人这样注视我。

房里放着许多精致的家具，显得拥挤，像一个鸟窝。花草的浓荫覆盖着窗户，壁炉上雪白的瓷砖在黄昏中闪光。壁炉旁边有一架乌黑透亮的大钢琴，墙壁上挂着黑色奖状，好像在昏暗中窥视什么，奖状装在暗金色的框架里，上面布满了一个个很大的、歪歪斜斜的斯拉夫字母。每个奖状下边都用带子吊着一颗黑色大印。房里所有的物品，都像我一样，恭顺而又胆怯地望着房子的女主人。

我尽力向她说明我的生活非常艰难和寂寞，但只要拿起书来，就把这一切都忘记了。

“原来是这样吗？”她站起身来说，“你说得不错，也许是对的……好吧！我借书给你，但现在我没有……对了，你把这本拿去……”

她从长沙发上拿起一本黄封皮的旧书：“你读完以后，我给你第二部，一共四部。”

我拿着梅谢尔斯基公爵[21]的《彼得堡的秘密》回来，开始很认真地读。可是读头几页我就明白了：彼得堡的“秘密”比马德里、伦敦、巴黎的要乏味得多。有趣的只是一段关于自由和棍棒的寓言。
“我比你强，”自由说，“因为我比你聪明。”
可是棍棒回答说：“不，我比你强，因为我力气比你大。”
争着、争着，它们就打起架来。棍棒痛打了自由。自由——据我记得——因为重伤而死在医院里。

书里谈到虚无主义者。我记得，按着梅谢尔斯基公爵的观点，虚无主义者是十分恶毒的人，被他瞧一眼，鸡都会被毒死。我觉得“虚无主义者”这个词带有受侮辱和不体面的意味。此外我就什么都没有读懂，因此感到很灰心，我显然没有读懂好书的能力！但书是好书——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因为这样尊贵美丽的太太是绝不会读坏书的。

“怎么样？喜欢吗？”我把梅谢尔斯基的黄封面小说还给她时，她问我。

我很为难地回答了一声“不”。我想，这会使她很生气。

但她只是开怀地一笑，马上走到门帘后，那儿是她的卧室。她拿出来一本羊皮封面的小书：“这本你会喜欢的，只是别弄脏了！”

这是一本普希金的诗集。我带着一种特殊的贪婪心情一口气把全书读完了——这心情好像你偶然来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地方，总希望立即将它全都跑遍。长时间在沼泽地带的林子里行走，踏着一个个长满苔藓的土墩，忽然眼前展现出一片鲜花盛开、阳光明媚、土地干燥的林间空地——就常有这样的感觉。一时间，你欣喜若狂，心驰神往，随后你无限幸福地跑遍这个地方。每当你的脚接触到沃土上柔软的绿草时，心里荡漾起说不出的喜悦。

普希金的诗句朴素而又富于乐感，使人拍案叫绝，以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连散文我都觉得不自然了，读起来很不舒服。史诗《鲁斯兰》的“序曲”使我想起外祖母讲的许多优秀童话，“序曲”好像把这些童话巧妙地压缩在一起了，有些诗行写得生动真实，使我惊叹不已。

闻所未闻的羊肠小道上，
见所未见的野兽留下了足迹。

我心里反复念着这些美妙的诗句，眼前出现我熟悉的依稀可见的小径，还没有抖落水银般露珠的野草，以及野草上被踩过的神秘足迹。充满乐感的诗句最容易记，诗里所写的一切好像过节那样热闹——这使我感到幸福，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而愉快。读着这些诗句，好像耳旁响起了新生活的钟声。能识字念书——这是多么幸福啊！

普希金优美的童话使我感到最亲切易懂，我读了几遍以后就能背诵。上床睡觉时，我闭上眼睛低吟，直到入睡。有时候我把这些童话讲给勤务兵听，他们听得哈哈大笑，还常常亲切地骂上几句。西多罗夫摸着我的头，轻声地说：“好啊！真好……”
女主人们觉察出我过分的兴奋，老婆子骂道：“淘气鬼！迷上书了，有三天没擦茶炊了！我又要拿棍子啦……”
棍子算什么！我用诗句来对付她：
老巫婆，黑心肝，
不爱善，喜欢恶……

在我的眼里，太太的形象更高大了——你瞧，她读的是什么样的书！她到底不是瓷人儿裁缝妻子……

我把书带到她家，带着忧愁还给她时，她信心十足地说：“你喜欢上这本书了！你听说过普希金吗？”

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他的诗，但我愿意她亲自给我讲讲普希金，所以就说我没有听说过。她简略地讲了普希金的生平，然后像春花怒放一样笑着问我：“你瞧，爱女人是不是很危险？”

根据我读过的所有书来看，我知道这的确危险，但是很值得。我说：“危险，可人人都愿意爱！女人们不是常常为此苦恼吗……”

她像平时看一切东西那样，透过睫毛看了我一眼，认真地说：“原来是这样？你也懂得这个？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个！”
于是，她开始问我喜欢哪些诗。
我打着手势，背了几首给她听。她默默地、认真地听着，然后站起来，在房子里走了一会儿，沉思着说：“可爱的小家伙，你真应该去上学呀！我给你想想办法……你主人家是你亲戚吗？”

我回答“是”，她惊叫了一声“啊”，好像在责备我。

她又借给我一本《贝朗瑞诗歌集》。版本很精致，带版画插图、金色勒口和红皮封面。这本诗歌将刺心的痛苦和疯狂的欢乐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令我着了迷，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程度。我读着《老乞丐》的痛苦诉说，心里阵阵发冷。
我这只害虫麻烦你们：
踩死我这条讨厌的蛆！
赶快踩吧！还可怜什么！
为何你们以前不教我？
不让我野性得到发泄？
我宁愿从蛆变成蚂蚁，
我宁愿拥抱你们死去。
可我还是老乞丐一个，
临死还在把兄弟诅咒！

接下去读到《哭泣的丈夫》，我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我特别记得贝朗瑞下面的话：
学会去快快乐乐生活——
普通人也不太难做到！……

贝朗瑞激起我无法抑制的喜悦和兴奋，引起我对所有人调皮捣蛋和讽刺笑骂的冲动，而且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在这方面大有长进。他的诗我也背熟了，还跑到厨房兴致勃勃给勤务兵们背诵几分钟。

但不久我只得停止这样做，因为
对一个十七岁的姑娘，
什么样的帽子不适合？

这两行诗引起了他们关于姑娘的许多下流话——我为他们这种侮辱行为气得都发疯了，用铁锅打了一下叶尔莫欣的脑袋。他抓住了我，幸亏西多罗夫和其他勤务兵把我从他笨拙的双手中抢了出来，但从此以后我不敢再往军官们的厨房里跑了。

主人家不许我上街溜达，我也没有工夫溜达——活儿越来越多。现在除了要做屋里的女仆、院子里的男仆和“送信孩儿”三个人的日常工作，每天还要用钉子把底布钉在宽木板上，在布上面贴上图纸，抄写主人的建筑工程收支预算表，复核工头们的账目，因为主人没有时间，他自己像机器一样干活儿，从早干到深夜。

那个年代，正碰上市场的公有建筑改为商人私有，一排排店铺忙着改建。我主人承包了一些店铺的修理和新建。他为“改建走廊、开设天窗”之类工程画图纸。我拿着这些图纸，连同藏有二十五卢布钞票的信封送到一个很老的建筑师家里。建筑师收了钱，签上字：“图纸跟原设计图相符，工程监督由我承担。某某。”不用说，他没有见过原设计图，而且工程监督也无法承担，因为他害病在家，根本不能出门。

我还负责给市场管理人和其他一些需要的人送贿赂，从他们那儿拿到我主人形容的“从事一切不法行为的许可证”。由于这一切，当女主人们出去串门时，我“有权”晚上在门口等她们回来。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由于她们有时半夜过后才回来，我就好几个小时坐在门廊的台子上或对面的木头堆上，望着我那位太太家的窗户，贪婪地听着那里的欢声笑语和音乐。

窗户是开着的。透过窗帘和交错有致的花卉，我看到军官们英俊的身影在房子里走动，看到圆球似的少校好像在滚动，穿着十分朴素而又美若仙女的太太好像在天空飘游。

我心里默默地称呼她——“玛尔戈王后”。

“这就是法国小说里写的快乐生活。”我望着窗户这样想，而且心里总有些难过，因为见到一班男人像黄蜂绕花一样围在她身边，这刺痛了我孩童般的嫉妒心。

客人中，来得比别人少的是一位高个子军官，他脸色阴沉，额头上有多处伤痕，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他总是带着小提琴来，琴拉得十分好——连过路人都要在窗前停下来，全街上的人也都聚集在木头堆上，甚至我家的女主人们——如果她们在家，也要打开窗户听，不停地夸这位音乐家。除了教堂的那位候补祭长，我不记得她们还夸过别人。我也知道，毕竟她们对鱼油包子比对音乐更喜欢些。

有时候，这位军官用略微低哑的嗓子吟唱，只见他同时用一只手掌按着额头，奇怪地喘着气。有一次，我正在窗户下跟小女孩玩，“玛尔戈王后”求他唱。他推辞了好久，然后清楚地说：
只有歌儿需要美，
美甚至不需要歌……

我很喜欢这首诗，好像因此可怜起这位军官来了。

我更高兴见到那位太太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弹钢琴。琴声令人陶醉，除了窗户和窗户里黄色灯光中她苗条的身影、傲然的侧脸、像群鸟在键盘上飞翔的一双白手，我眼睛里再也看不见别的了。

我望着她，听着哀怨的音乐，沉醉在遐想之中：我一定要在一个什么地方找到宝物，全都送给她，让她变成富人！如果我是斯科别列夫将军[22]，一定要再一次向土耳其宣战，索取赔款，在城里最好的地方——“斜坡街”造一所房子送给她，让她离开大家说她坏话脏话的这条街、这座房子！

邻居们，我们院子里的这班下人们，特别是我的女主人们——大家都说这位“玛尔戈王后”的坏话，语言恶毒下流，像以前说裁缝妻子那样，不过说时比较小心——压低嗓子，四处张望。大家怕她，也许是因为她是一个有名人物的遗孀，她房里挂的奖状都是以前的俄国沙皇戈东诺夫、阿列克谢和彼得大帝[23]赐给她丈夫的祖父和曾祖父的——这是总读一本福音书的那位识字的士兵丘菲亚耶夫告诉我的。也许人们害怕她会用柄上嵌着淡紫色彩石的鞭子打人，据说一个大官被她痛打过。

但这种窃窃私语像大声诽谤一样厉害。这位太太生活在谣言的氛围中，但对人们为什么仇视她，我百思不得其解。维克多就常这样说，有一次半夜回到家，望了望“玛尔戈王后”卧室的窗户，看见她只穿一件衬衫坐在沙发上，少校跪在旁边，给她剪脚指甲，并且用海绵擦拭。老婆子咒骂着，轻蔑地吐着唾沫。小主妇红着脖子尖声地叫喊：“呸！维克多！亏你说得出口！可是这些先生也真下流啊！”

主人没作声，只是微笑。我很感谢他的沉默，却非常怕他会同情地加入这场叫骂中去。两个女人尖叫着、惊喊着，不厌其烦地追问维克多，太太是怎样坐的，少校是怎样跪的。维克多就添油加醋地不断补充新的细节：“他红着脸，伸出舌头……”

少校给太太剪脚指甲——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但是我不相信他伸出舌头——我觉得这是造谣中伤，于是我问维克多：“既然这样不好，那么为什么你要往窗户那边望？你又不是小孩……”

当然，我挨了一顿骂，但这并未使我难过，我只是希望跑下楼，像少校一样跪在太太面前，请求她：“请您离开这座房子吧！”

现在，我已经知道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人、另外的感情和思想，因此这座屋和它的所有住户日益引起我的厌恶。整座屋好像被一张肮脏的谣言网笼罩着，屋里没有一个人不被别人恶毒地谈论过。那个随军的神甫病得很可怜，可是被人家当成酒鬼和色迷。军官和他们的妻子，据我的女主人们说，常常在一起犯罪。我讨厌那些当兵的，他们在一起时总是那么单调乏味地谈论着女人；我最讨厌我的女主人们——我看透了她们喜欢无情地进行人身攻击的真正用意。寻找别人的缺陷是唯一不花钱的娱乐，我的女主人们对身边的人造谣中伤，只是为了消遣，好像她们自己过着正派诚实却又艰难寂寞的生活，因而要向一切人施行这样的报复。

当人们恬不知耻地谈论“玛尔戈王后”时，我义愤填膺——这已经不是儿童的感情，我心里充满对造谣诽谤者的憎恨，我忍不住要向所有的人发火和玩弄恶作剧。可是有时候，我又痛苦地怜悯自己和所有人。而这种哑口无言的怜悯比憎恨更令人痛苦。

我比他们更多地了解“玛尔戈王后”，因而也就担心他们会知道我所知道的。

每逢节日，主人们上教堂做早祷，我一早便去她那里。她把我叫到自己的卧室，我坐在用金黄色丝绸包着的一个小圈椅上，小女孩趴到我膝盖上，我给这位年轻的妈妈讲自己读过的书。她躺在一张宽床上，两只小手掌合在一起，侧身放在脸颊下。她身上盖着一床也是金黄色的被子——卧室的一切东西都是金黄色的。她乌黑的头发编成一条长辫，甩过晒黑的肩头，披挂在身前，有时还从床上拖到地板上。

她听我讲时，那双柔和的眼睛一直望着我的脸，微微地笑着说：“原来是这样吗？”

甚至她善意的微笑，在我的眼里也是一位王后宽大为怀的表示。她亲切浑厚的话语，让我觉得好像总表示一个意思：“我知道，我比他们所有的人美并纯洁千万倍，我不需要他们任何一个人。”

有时我正好碰上她坐在镜子前一把矮圈椅上梳头发，发梢披散在她的膝盖上和圈椅的两边扶手上，或者越过靠背几乎披到地板上。她的头发像外祖母的一样，又长又密。我在镜子里看见了她微黑的、结实的乳房——她当着我的面戴胸罩、穿袜子，但是她纯洁的『裸』体没有引起我的羞耻之心，而只是使人为她而感到喜悦和骄傲。她身上任何时候都散发着芳香，这芳香正好保护她免遭邪念的袭击。

我健康、强壮，很懂得男女间的秘密，但人们在我面前讲这种秘密时是那样幸灾乐祸，那样冷酷无情，那样低级下流，以至我不能想象这个女人能落入男人的怀抱，很难想象谁有权大胆无耻地触碰她的身体。我相信“玛尔戈王后”不会经历厨房或仓库里的那种爱情。她知道的是另一种爱情和幸福。

可是一天傍晚，我走进客厅时，就听见卧室的门帘后面我心爱的王后的爽朗笑声，一个男人在乞求：“你别急呀……老天爷！不相信你会……”

我应该走开，我懂得这种事，但是我不能走开。

“那是谁呀？”她问，“是你吗？进来吧……”

卧室里的花香令人发闷，光线昏暗，窗子挂上了窗帘……“玛尔戈王后”躺在床上，被子盖到下颏。她旁边，靠墙坐着那位提琴手军官——只穿着一件衬衫，露着胸脯；胸脯上也有一条刀伤，像一条红带从右肩伸向乳头。这伤痕是那么明显，昏暗中也看得清楚。军官的头发乱得令人可笑。他忧郁的、伤痕累累的脸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笑容——他笑得一副怪样。他那双如女人般的大眼睛盯着“王后”，好像是第一次端详她的美丽。

“这是我的朋友。”“玛尔戈王后”说，我不知道是对谁说的——对我还是对他。

“你怕什么？”她的话音好像从远处传来，“你到这儿来……”

我走到她跟前，她伸出裸露的、热乎乎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说：“你长大了，也会幸福的……去吧！”
我把还回的书放到书架，另外拿了一本，走了。

我的心好像碎裂了。不用说，我一刻也未曾想过我的“王后”也和其他所有女人那样谈恋爱，而且还是跟这位军官！我见他在我面前微笑着——他笑得那样开心，像受宠若惊的小孩儿，他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他一定爱“王后”——难道可以不爱吗？“王后”也可以慷慨地把爱赏赐给他——他琴拉得那么好，又会那么热情地朗诵诗……我已经不得不拿这些理由来安慰自己，但仅凭这一点就十分清楚：我对眼前所见的反应和对“玛尔戈王后”本人的想法并非无可指摘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有好几天陷入苦闷之中。

……有一天，我荒唐地大吵大闹了一场。后来我到太太那里借书时，她很严厉地对我说：“听说你不顾死活地调皮捣乱，我想不到你会这样……”

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向她讲起自己活得怎样苦闷和无聊，听人家说她坏话时心里怎样地难过。她站在我对面，一只手放在我肩上，开始时认真严肃地听我讲，但很快就笑了，轻轻地把我推开。

“够了，我都知道了，你懂吗？我知道了！”接着，她拉着我的双手，非常亲切地说，“你越是少注意这种下流话，对你就越好……瞧，你的手洗得很不干净……”
这话她可以不说啊！要是她擦铜器、拖地板、洗尿布，我想她的手也就不会比我的干净。“一个人如果会生活，他就要遭到别人的嫉恨；如果不会，又要受到轻视。”她若有所思地说着，又把我拉到自己身边，把我抱起来，微笑地看着我的眼睛，“你喜欢我吗？”
“是的。”
“很喜欢？”
“是的。”
“那么怎样喜欢呢？”
“不知道。”
“谢谢，你真好！我喜欢人家喜欢我、爱我……”
她嫣然一笑，好像想说什么，但是叹了一口气，好久没有作声，只是抱着我不放手。
“你多来我这儿，只要能来，就来吧……”

我利用这种机会得到了她许多好处。午饭后，趁女主人们睡午觉，我就跑下楼。如果她在家，我就在她那儿待上个把钟头，甚至更久。

“应该读些俄国的书，应该知道我们俄国自己的生活。”她一边教导我，一边用灵巧的玫瑰色手指把发针『插』在自己香喷喷的头发上。

她还列举一些俄国作家的名字问我：“你能记住吗？”

她常常沉思着，略带惋惜地说：“你应该上学念书，可是我总把这个忘了！我的上帝，真糟糕……”

每当我在她那儿待了一会儿，手拿着新书下楼的时候，心灵就好像受到了洗礼。

我已经读了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优秀的俄国叙事诗《在森林中》、令人拍案叫绝的《猎人笔记》、格列比翁卡和索罗古勃两人的几部作品，以及韦涅维季诺夫、奥陀耶夫斯基、丘特切夫的诗。这些书洗涤了我的心灵，洗去了贫穷艰辛的现实加在上面的污垢。我知道了什么是好书，懂得了我需要好书。由于这些书，我心里悄悄地形成了坚定的信念：我在世上并非孤身一人，所以不会走投无路！

外祖母来的时候，我兴高采烈地向她谈起“玛尔戈王后”。外祖母津津有味地嗅着鼻烟，深信不疑地说：“你看，这多好啊！好人还是多，只要你找，定能找到！”

有一次，她向我提出来：“也许我该去为你向她道声谢？”

“不，不用……”

“那就不去吧……我的主呀，一切多好啊！我真想永远活着！”

“玛尔戈王后”没有帮成我上学——三圣节那天发生了一件讨厌的事，差点儿都把我毁了。节前不久，我的眼睑忽然肿得吓人，眼睛完全睁不开。主人们害怕我眼睛瞎，我自己也害怕了。他们带我到了亨利·罗德泽维奇妇产医生那里。他从里面割开了我眼睑。我眼睛上包着纱布，痛苦地、寂寞地瞎着躺了好几天。三圣节前夕，他给我解去了纱布，我从床上起来下了地，真像在坟墓里活埋了几天后重新爬出来一样。再没有什么比失明更可怕了！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苦恼，它夺去一个人十分之九的世界！

欢乐的三圣节那天，作为病号，从中午起我被免去了责任内的一切劳务，我于是到各个厨房去看勤务兵们。除了严厉的丘菲亚耶夫，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傍晚前，叶尔莫欣拿劈柴打了西多罗夫的脑袋，西多罗夫昏倒在过道里。叶尔莫欣吓跑到山谷里去了。

令人不安的传闻很快就在院子里不胫而走，说是西多罗夫被人打死了。门廊旁边围了一堆人，他们望着这个躺着不动的士兵，他的脑袋搁在从厨房到过道的门栏外。人们轻声地说应该叫警察，可是没有一个人去叫，也没有一个人走过去动一动这个士兵。

洗衣女工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出现了。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紫丁香花色的连衣裙，肩头上披着一块白头巾，怒气冲冲地推开人群，走进过道。她蹲下来，大声说：“你们这些傻瓜！他还活着哩！拿水来……”

人们劝她：“别管闲事啊！”

“我说——拿水来！”她像在救火现场那样，又喊了一声，然后把新的连衣裙提过膝盖，又拉了拉下面的衬裙，把士兵血淋淋的头放在一个膝盖上。

看的人不赞成地、胆怯地走开了。在昏暗的过道里，我看见洗衣妇白白的圆脸上一双满含泪水的眼睛在闪着愤怒的光。我提来了一桶水，她叫我泼在西多罗夫的头上和胸上，还提醒我：“不要泼了我一身，我还要去做客……”
士兵醒过来了，睁开迟钝的眼睛，呻吟起来。
“把他抬起来。”纳塔利娅说着，伸直双臂，托住他的两腋，以免弄脏自己的衣服。我们把士兵抬到厨房，放在床上。她用湿抹布擦干净士兵的脸后就离开厨房，临走前说：“你用水把抹布浸湿透，贴在他头上，我去找那个浑蛋。这些酒鬼！迟早要被抓去服苦役的！”

她把弄脏了的衬裙从脚上脱到地板上，扔在屋角里，细心地整理好沙沙作响的皱巴了的连衣裙，然后走了。

西多罗夫伸起懒腰，呃逆着，呻吟着，热乎乎的血液一滴滴地从他的头上掉到我光着的脚背上——令人感觉不舒服，由于害怕，我不敢把脚从滴滴答答的血下面挪开。

这时外面是春光明媚的节日，各家屋前的门廊和大门口装饰着白桦树的嫩枝，街边每一个石柱上都扎着砍下来的槭树和花楸树的新枝条，整个街道洋溢着绿色的春光，一切都显得清新和新鲜。从早晨起我就感到这春天的节日将长驻人间，生活从今天起将变得纯洁、光明、快乐——可是，我此时此刻却在这里过节！真叫人痛苦！

当兵的呕吐了，温乎乎的伏特加和青葱混杂的臭气充满了厨房。窗玻璃上不时地贴着一些模糊的大脸和压得扁平的鼻子，托在两颊上的手掌像两只大耳朵，把脸形变得很难看。当兵的慢慢清醒过来，嘟嘟囔囔地说：“我这是怎么了？我摔倒了吗？叶尔莫欣？我的好朋友……”

接着是一阵咳嗽、呻吟、哭泣，流着醉醺醺的眼泪。

“我的妹妹，可怜的妹妹呀……”

他站起来，脚下打滑，身子又湿、又臭，只晃了一下就又倒在床上，可怕地转着眼珠说：“我真被人打死了……”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是哪个鬼东西在笑？”当兵的问我，呆呆地望着我，“你怎么还笑？我都真的被人打死、永远不醒来了……”

他用两只手抓住我，嘴里还在嘟哝着：“头一个是先知先觉以利亚，第二个是叶戈尔骑着马，第三个是……你别来找我！滚开吧，豺狼……”

我说：“别犯傻了！”

他无端地大发雷霆，咆哮着，脚在地上乱蹭：“我被人家打死了，你还……”

他沉重地抬起那只软弱无力的脏手打到我眼睛上，我大叫了一声，什么也看不见了，胡『乱』地跑到院子里，碰上了纳塔利娅——她正拉着叶尔莫欣的手走来，不时地大声嚷嚷：“走啊，你这条笨驴！”

她碰见了我，问道：“你怎么了？”

“他打人……”

“他打人了？”纳塔利娅惊愕地拉长了声音。她使劲儿推了一下叶尔莫欣，说：“魔鬼，算你走运，你感谢自己的上帝吧！”

我用水洗了眼睛，从过道往门里看，只见两个当兵的互相抱头大哭，和解如初。然后两个人又去拥抱纳塔利娅，纳塔利娅捶打他们俩的手，喊叫着：“狗杂种，收回你们的爪子！我又不是你们的那种骚女人！趁你们的上司老爷不在家，躺下睡吧！要不你们会遭殃的！”

她跟哄孩子似的，让他们躺下——一个在地板上，一个在床上。等他们打起了鼾声，她走出厨房，来到过道。

“我全身都弄脏了，这是我做客穿的衣服哩！他打了你？……那家伙多浑呀！都是喝伏特加弄的，你可别喝，小伙子，永远不要喝……”

后来我和她坐在大门口一张长凳上，我问她怎么能不怕喝醉的人。

“就是没喝醉的我也不怕。他们敢过来，就给他们这个！”她扬了扬握得紧紧的红拳头，“我死去的丈夫也喝得很凶。他喝醉回来，我常常把他的手脚捆起来。等他睡醒来，我就扒下他的裤子，拿粗树条抽他，对他说：‘不准你喝酒，不准你酗酒。你既然娶了老婆，老婆就能使你快乐，而不是伏特加酒！’是的，直抽得我累了才罢手。从此以后他在我面前就像蜡一样软了……”

“你真厉害。”我说，心里已想起连上帝都骗了的那个女人——夏娃。

纳塔利娅长叹一声，接着说：“女人应该比男人更有能力，应该有双倍的能力，可是上帝没有分给她这种能力！男人总是三心二意。”

她说话的语气平和，没有生气。她坐在那儿，两手交叠在宽大的胸前，背靠在围墙上，眼睛忧伤地盯着堆满碎石、野草丛生的堤坝。我听那聪明的话语听得出了神，忘记了时间。忽然，我看见堤坝尽头小主妇挽着主人的胳膊，像母鸡跟着公鸡一样，慢腾腾、大模大样地走来。他们老远地盯着我们，彼此说了些什么。

我跑去开正屋门廊的锁，门开了，小主妇一边上楼，一边恶毒地对我说：“又跟洗衣女工们谈情说爱了吧？是跟楼下那个太太学的吧？”

这种话太荒谬，甚至也没有刺伤我的心。倒是主人的话，令我听了很难过。他冷笑了一下儿，说：“也难怪——到年纪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下边柴屋取柴火，看见柴屋门底下方形猫洞旁边有一个钱包。我十几次在西多罗夫手里见过它，马上捡起来给他送去。

“钱哪儿去了？”他问，一面用指头在钱包里摸，“那是一卢布三十戈比，快还给我！”他的头用毛巾裹着，焦黄的脸瘦了，他生气地眨巴着红肿的眼睛，不相信我捡到的是空钱包。叶尔莫欣来了，开始说服他，一面朝我翘起下巴：“是他偷的，就是他！把他拉到他主人家！当兵的不偷当兵的！”

这些话提醒我：正是他偷的，也正是他把钱包故意扔到我柴屋里。我当即盯着他的眼睛大叫了一声：“你胡说！是你偷的！”

我深信自己的推测准确，只见他木头似的脸变得惊慌和恼怒，他转过身来，尖细地吼叫：“你拿证据来！”

我能拿出什么证据呢？叶尔莫欣连叫带拖，把我拉到院子里。西多罗夫跟在他后面，也一个劲儿地喊叫着什么。各种各样的脸孔从一个个窗口伸出来。“玛尔戈王后”的母亲悠然地抽着烟斗往这边望。我明白自己已被那位太太看见，我简直都吓呆了。

我记得，这两个当兵的抓住我的两个胳膊。我家主人们站在我对面，听当兵的告状，彼此附和着，小主妇很有把握地说：“这肯定是他干的！他昨天跟那个洗衣女工在大门口调情，可见他拿了钱，没有钱，那女人是绝不会白给的……”
“正是这样！”叶尔莫欣叫着。
地板在我脚下颤抖，我怒火中烧，大骂小主妇，结果挨了一顿打。

这顿打固然带给我痛苦，但更使我痛苦的是想到“玛尔戈王后”现在会怎样看我。我如何在她面前辩解啊？在那倒霉的几个小时里，我心里难过极了。

幸亏士兵们很快就把这件事传遍了全院子，甚至全街道。这天晚上，我躺在阁楼上，忽然听见楼下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的叫声：“不！我干吗要沉默！不，你出来，亲爱的，你出来！我说——你出来呀！要不我找你老爷去，他会强迫你说的……”

我立刻意识到这喊叫与我有关。她在我们家门廊旁边喊叫，她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庄重。

“你昨天拿了多少钱给我看？钱是哪儿来的？你说。”
我心里高兴得都喘不过气来，我听见西多罗夫沮丧地拖长声调说：“你呀你，叶尔莫欣呀……”
“你造谣污蔑小孩儿，让他挨了打，是吗？”
我真想跑到下面院子里痛快地舞一场，带着感激去亲吻这位洗衣女工。但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小主妇嚷开了——声音大概是从窗户里出来的：“打小孩儿是因为他骂人，可是谁也没有说他偷东西，除非你自己，贱货！”
“你自己才是贱货，太太，恕我直说，你是头骚母牛。”

我觉得这骂声像音乐一样好听，心里委屈而又感激纳塔利娅，热泪灼痛眼眶，我努力控制住眼泪，连呼吸都屏住了。

后来，我主人慢腾腾地踏着楼梯走到阁楼上来。他在我身边房梁的接口处坐下来，『摸』着头发对我说：“怎么样，彼什科夫老弟，你不走运啊？”

我默默地扭过头不理他。

“你也骂得不像话了。”他继续说。

我却低声对他表示：“等我能起床，就离开你们……”

他坐在那里，默默地抽着烟，凝视着烟头，说：“也好，随你的便！你也不小了，自己看着办，怎么样对你更好……”

他走了。我又像平时那样可怜起他来。

我这样熬过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我离开他们家。我十分想跟“玛尔戈王后”告别，可是没有勇气去她那里，说实话，我等着她来叫我。

跟小女孩告别时，我求她：“你对妈妈说，我很感谢她。你能说吗？”

“我一定说！”她柔情地微笑着答应我，“明天见，是吗？”

大约二十年后我又见到她——她已经是一个宪兵军官的妻子……

【第十一节】

我又来到轮船上打工，在这条如天鹅一般白的既大又快的“彼尔姆”号上当洗碗工。这次是在厨房里干“粗活儿”，或叫“厨房打杂的”，一个月领七卢布，我的职责是给厨师们做帮手。

食堂管事身材圆鼓鼓的，傲气十足，光秃秃的脑袋像个皮球。他背着两只手，整天在甲板上沉重地走来走去，像一条阉割了的公猪在大热天寻找阴凉的角落。他妻子却在食堂里卖弄风骚——这位太太四十岁开外，长得很漂亮，但面容憔悴，脸上的粉厚得要掉下来，她鲜艳的衣服上常常沾有白色的粉末。

厨房领班的是亲爱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厨师。他外号“小熊”，个子矮小，胖乎乎的，长着鹰钩鼻，眼带讥笑。他爱打扮，浆过的衣领硬挺挺的，每天刮脸，两颊露出青色的胡楂儿。几绺黑胡须往上翘，闲时他不停地用烤红的手指摆弄它，抚摸它，经常手拿一面小圆镜照一照。船上最有趣的人是司炉工雅科夫·舒莫夫。他虎背熊腰，胸膛宽阔，像铁锹一样扁平的脸上长着一个短而翘的鼻子，熊似的小眼睛藏在浓眉底下；两腮上长满卷成小圈的胡须，像沼泽地上的青苔；满头浓发，像戴着一顶帽子，他要费劲儿才能弯曲指头插进头发里。

他很会玩牌赌钱，食量大得惊人；嘴抿得像条饿狗，整天围着厨房转，想讨几块肉和骨头；晚上跟“小熊”一起喝茶，讲自己奇怪的身世。

原来，他从小就在梁赞一个牧人家当牧童。后来，一个过路的修道士把他诱骗进了修道院，他在那里打了四年工。

“我本可以成为一个修道士——上帝的一颗黑星！”他口齿伶俐地说着笑话，“不料我们修道院从奔萨来了一个女香客——一个很有趣的女人，她把我的心都扰乱了。‘你人这么好，身子这么壮实，’她说，‘我是贞洁的寡妇，孤单单的，你上我那儿去管院子吧。’她还说：‘我有自己的房子，还做羽毛生意……’

“好吧！她来找我当管家，我奔她去当情夫，在她身边吃了整整三年的热面包……”

“你真能瞎扯，”“小熊”打断他，眼睛担心地落在自己鼻子上的那些小丘疹上，“要是瞎扯能挣钱，你准有上万卢布了！”

雅科夫嘴里嚼着东西，青灰色的鬈发在眯缝着眼睛的脸上移动——连毛茸茸的耳朵也微微颤动。他听完“小熊”厨师的评论，继续往下说，语调还是那样迅速而有节奏：“她比我年纪大，我跟她在一起觉得没味，很无聊，就又跟她侄女发生了关系。她知道了，把我撵出了家……”

“你这是活该——真是再好不过的报应了。”厨师“小熊”说得跟雅科夫一样快而流利。司炉工雅科夫把一块糖塞到嘴里，继续说：“以后我闲逛了一段时间，又跟了一个来自弗拉基米尔的做行商的老头儿，同他一起走遍了地球。我们到过巴尔干山区，到过土耳其，也到过罗马尼亚、希腊，也去过奥地利——所有的国家都去过，在那个国家买进货，在这个国家卖出……”

“你们偷吗？”厨师认真地问。

“那老头儿可不干这种事！他还对我说，在别人的地方要老实，听说这里有这样的规矩，干一点儿坏事就要掉脑袋。我的确想偷，只是没有好结果：我想从一个商人那里牵走一匹马，结果没有得手，被人家抓住，当然免不了挨打，他们打了又打，最后把我们抓进了警察局。我与一个人合伙干，那人是真正的偷马好手，我却不怎么样，更多的是出于好奇才干的。我在这商人那里干过活儿，在新澡堂给他砌炉子。商人开始害病，做噩梦梦见了我，他害怕了，就求上面当官的说：‘放了他，放了他吧。’他还说天天梦见我，如果不放我，我就不会饶恕他，他的病就不会好，还说我是魔法师——我竟成了魔法师了！我就这样被放了——这个商人很有地位……”

“你不应该被放，应该在水里被泡两三天，把你的傻气泡掉！”厨师插了话。

雅科夫立刻接下话茬儿说：“对，我的傻气的确多，简直能盖过整个村子……”

“多荒唐！世上竟有你这样的囚犯！吃着、喝着、闲逛着，可是为了什么呢？你说，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司炉工一面嘴里巴巴地嚼着东西，一面回答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就是这么活下去的。有的人躺着活，有的人走着活，当官的坐着不动，可是——人人都得吃。”

厨师更生气了：“就是说，你猪狗还不如！老实说，是猪食料……”

“你干吗骂人？”雅科夫感到吃惊，“我们人人都是同一棵橡树上的果实——一路货色。你不要骂，我是绝不会被骂好的……”

这个人立即引起我的好感，我始终惊异地看着他，张着嘴听他讲。我认为他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对任何人都一样称“你”而不称“您”，对任何人都一样从『毛』茸茸的眉梢下面对面正视而从不卑躬屈膝。任何人——不论是船长、食堂管事还是勤杂工头，不论是上等舱的贵宾还是甲板上的乘客，他全都一视同仁。

他常常站在船长或者轮机长面前，猩猩般的长胳膊叠在背后，默默地听人家骂他懒惰，骂他没肝没肺地赢光了别人的钱。显然，骂对他不起作用。人家吓唬他，说船一到码头就撵他走，他也不害怕。他跟那位“好事情”一样，身上有一种东西与众不同，显然他相信自己有这样的特点，也相信别人不能理解他。

我从未见过这个人表现出委屈和沉思，也不记得他长时间地沉默——他毛茸茸的嘴里常常滔滔不绝，甚至好像不是出于他的意愿。当别人骂他，或者当他听谁讲有趣的事时，他的嘴唇就轻微动着，好像心里在重复别人说的，或者在轻声地继续往下说自己的话。每天，他值完班，从锅炉舱里爬出来——只见他光着脚，汗淋淋的，满身油污，穿一件没有了腰身的湿衬衫，敞开那卷着浓密长毛的胸脯。此时，他那均匀、单调、略带沙哑的话音随即响彻甲板，像打在甲板上的雨点一样。

“大娘，你好！你坐船上哪儿？奇斯托波尔？这地方我知道，我去过，在一个有钱的鞑靼人家里当长工。鞑靼人叫乌桑·古巴伊杜林，有三个妻子。这老头儿身子骨棒极了，红光满面。他的一个年轻的妻子是很有趣的鞑靼女人，我跟她搞过私情……”

他到处都去过，一路上他跟所有的女人都胡搞过。他讲什么都不生气，泰然自若，似乎他一生中从未受过委屈、挨过咒骂。一分钟过后，他的话音就传到了船艄。

“玩牌的人规矩老实吗？一副赌牌，三张，摆成一条，来吧！玩牌真舒服，坐着可以挣钱，就是做买卖……”

我发现他很少说“好、坏、糟糕”这些字眼，几乎总是在说“好玩、舒服、稀罕”。对他来说，漂亮的女人是好玩的蝴蝶，阳光明媚的好天是舒服的日子。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呸！这算什么！”

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懒鬼，可是我觉得他在炉口前冒着又闷又臭的热气干着苦活儿，而且像大家一样认真负责，我记不起他什么时候像别的司炉工那样叫过苦，喊过累。

有一次，一个年老的女乘客被人掏了钱包。这是个晴朗平静的傍晚，大家的心情也都好。船长给了老太太五卢布，乘客们也凑了一些给老太太。老太太接了钱以后，向大家又画十字又鞠躬，说：“乡亲们，这比我原来的还多了三卢布十戈比啊！”

有人乐呵呵地嚷了几句：“都拿了吧，大娘，干吗要瞎嚷嚷？三卢布什么时候也不多余……”

有人说得更妙：“钱不是人——人多余，钱不会多余……”

雅科夫却走到老太太跟前认真地说：“把多余的给我吧，我拿去打牌！”

大家笑了，以为司炉工在开玩笑，但他再三说服发窘的老太太：“大娘，给我吧！你拿钱有什么用？你明天就要进坟墓了……”

大家臭骂了他一顿，把他撵出人群。他摇着头，惊奇地对我说：“这班人真怪！干吗喜欢管别人的事？她自己说钱多余的呀！我拿这三卢布可以舒服一下……”

他大概对钱币的外观很感兴趣——他爱在说话时拿着银币或铜币往裤子上擦，擦得放光以后就用弯曲的手指拿到翘鼻子跟前，抖动着眉毛细细地观瞧。但他并不吝惜钱。

有一天，他要我跟他玩牌。我不会。

“你不会？”他奇怪了，“你怎么了？亏你还识字！你应该学会。咱俩来赌着玩，赌糖……”他赢了我半俄磅方糖，一块一块地都塞进他毛茸茸的嘴巴里了。后来他认为我已经会玩了，就说：“现在来真赌，赌钱！有钱吗？”

“有五卢布。”

“我有两个多卢布。”

不用说，我很快就输得精光。我想赢回来，把上衣当五卢布下了赌注——结果输了，把一双新靴子当三卢布下了赌注——又输了。这时，雅科夫不满意地、几乎生气地对我说：“不，你不能这样，太急躁了——这一下连上衣、靴子都不要了！这些我不要。衣服和靴子还你，钱也拿回去。还你四卢布，留下一卢布当作你交学费……好吗？”

我很感激他。

“呸！这算什么！”他这样回答我的感谢，“玩就是玩，也就是取乐，你却像在打架。打架也不能急躁——要算计好才动手！玩牌时急躁有什么用？你年轻，要好好克制自己。一次输了，五次输了，七次就罢手。先走开，等清醒了再来玩！就得这样玩牌！”

我越来越觉得他招人喜欢又惹人讨厌。有时候他的话使我想起外祖母，他有许多东西吸引我，但他那看来一辈子也改不了的对人的冷漠无情，却使我远离他。

一个夕阳西沉的傍晚，二等舱一个喝醉酒的大个子旅客——彼尔姆地方的商人，掉到船舷外面的水里，他慌乱地在金红色的水道上泅水。机器很快就关了，船停下来，从轮子下边放出云彩似的泡沫，夕阳的红光把它染成血色。那人黑色的身体已经落在船尾后面很远了——只见他还在那沸腾的血红水面上扑打着，从江面传来动人心魄的狂叫，旅客们也大喊大叫，他们挤到了船尾，靠着船舷。落水人的同伴——一个红脸秃顶的醉汉，挤向船舷，用两个拳头打着大家。他吼叫着：“走开！我现在下去救他……”

这时两个水手已经跳进水里，他们划动起双手，左一下右一下地向落水人游去。同时，船尾上放下了一个救生艇。在船上的指挥声和女人们的尖叫声中，飘过来雅科夫略带嘶哑的话音——语调安静而平稳：“他肯定会淹死，反正会淹死，因为他穿着齐腰的上衣！穿这么长的衣服肯定会淹死的。比如说女人，她们为什么比男人沉得快？因为她们穿裙子。女人一落水，立刻就像一普特重的秤砣沉往河底……瞧，他沉下去了，我不会乱说的……”

商人果真沉下去了，捞了他两个来小时也没有捞到。他那个伙伴酒醒以后坐在船艄，唉声叹气地喃喃埋怨：“他就这样到家了！现在该怎么办呀？我怎么对他家里人说呀？他家里人会……”

雅科夫背着手站在他面前，开始安慰他：“没关系，买卖人！谁也不知道自己要死在哪里。有的人吃些蘑菇，一下子就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吃蘑菇——健康长寿，唯独他死了！能怪蘑菇吗？”

他宽阔结实的身体像磨盘一样站立在商人面前，打开了话匣。话多得像磨盘里飞出的糠秕。商人起初默默地流泪，用宽大的手掌擦胡须上的眼泪，但仔细听了他的话以后，不禁大声嚷起来：“魔鬼！你干吗揪我的心？东正教教友们，把这家伙赶走，不然会出乱子的！”

雅科夫心平气和地走开，说：“怪人！你以好心待他，他拿棍棒对你……”

有时候我觉得司炉工有点儿傻，但更多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故意装傻。我多次想问出他的人生经历和见闻，但都没有成功。他总是仰起头，微微睁开如熊般的黑眼睛，一只手抚摩着自己如青苔般的脸，拖着声调回忆起往事：“老弟，人这个东西，跟蚂蚁一样！哪里有人，哪里就忙碌——这是肯定的！当然最多的是农民——庄稼汉，他们像秋天的落叶，满地都是。比如保加利亚人，你见过他们吗？我见过保加利亚人，也见过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还有各种茨冈人——他们有很多，各种各样！是什么样的？那还能是什么样的？在城里是城里人，在乡下是乡下人，跟我们这儿完全一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的甚至讲我们的话，只是讲得不好，比如鞑靼人，或者摩尔多瓦人。希腊人不会讲我们的话，他们叽里咕噜乱说一气，好像也在说一个个词，但到底在说些什么——怎么也听不懂，跟他们说话也要用手势。我跟的那个老头儿，他假装懂希腊人讲的话，他也嘟囔什么卡拉马拉和卡里莫拉。老头儿真机灵，把他们蒙得够呛！……你还问希腊人什么样？你真怪，他们能是什么样呢？当然啰，他们是黑头发，罗马尼亚人也是黑头发，这两种人同一种信仰。保加利亚人的头发也是黑的，可是信仰跟我们的一样。希腊人像土耳其人……”我觉得他没有把所知道的全都讲出来，有些东西他不愿意讲。

根据杂志的插图，我知道希腊的首都雅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那里很美，但雅科夫怀疑地摇摇头，说没有“雅典”这个地方。

“人家向你瞎说的，老弟。没有雅典，有亚陀斯，不过它不是城，而是山，山上有一座修道院，再无别的什么了。山叫亚陀斯圣山，我见过这种画片，那老头儿就买卖这种画片。有一个别尔戈罗德市[24]，位于多瑙河上，类似雅罗斯拉夫尔或者尼日尼。他们那儿的城市不漂亮，乡村就不同了！女人也漂亮，女人简直能让你舒服得要命！因为一个女人，我差点儿没有留在那里。对了，她叫什么来着？”

他的两个手掌使劲儿地擦那看不见眼睛的大脸，硬毛发出清脆的响声，他喉咙深处发出破铃铛似的笑声：“人就是健忘！我当时……跟她分手时，她哭了，连我也哭了，真的……”

他开始泰然自若，毫不害臊地教我如何对待女人。

我们坐在船艄上，船迎着暖和的晚风和月色向前驶去。银光闪烁的河水对岸，水草地隐约可见，岩山的河岸上眨巴着昏黄的灯火，宛如被大地俘虏的星星。周围的一切都在动，都在昏昏欲睡中微微颤抖，过着一种安详而又执着的生活。在这凄楚动人的寂静中飘荡着沙哑的话音：“当时，她张开双臂，像十字架一样，向我扑来……”

雅科夫的话虽然不害臊，但并不令人讨厌。他的话里没有夸张，没有残忍，好像流露出某种真情和一点点儿思念和哀愁。天上的月亮也不害臊地裸露着，也是这么样撩动人心，逼得你产生一种无名的思念和惆怅。我不由得回想起了那些最美好的往事，也只愿去回想美好的往事。我想起了“玛尔戈王后”和真实感人的诗句：
只有歌儿需要美，
美甚至不需要歌……

我抖动着身子，像抖掉微微的睡意一样抖掉这幻想的意境，又向司炉工追问起他的生活经历和见闻。

“你真是怪人，”他说，“能向你说些什么呢？我什么都见过。你问我见过修道院没有，见过呀。酒馆呢？也见过。见过老爷的生活，也见过庄稼汉的生活。我吃过饱饭，也饿过肚子……”

他像正在走架在深水上一座摇晃的险桥一样，小心翼翼地慢慢回忆着：“比方说，我因为偷马而被关在警察分局，我想我一定要被押送到西伯利亚！警长正在骂他新房的炉子冒烟。我就说：‘阁下，这个我能修好。’他对我吆喝：‘住嘴，最高明的工匠也没有一点儿办法……’我对他说：‘牧人有时比将军还高明哩！’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怕，反正要被押送到西伯利亚。‘那么你就试试。’他说，‘要是更糟，我就打碎你的骨头！’我用了两天两夜，为他做好了这件事。警长吃惊了，嚷道：‘你这个傻瓜，浑蛋！你本是个高明的工匠，竟去偷马，怎么会这样？’我说：‘阁下，这实在愚蠢。’他说：‘对，实在愚蠢！’他还说：‘我可怜你！’他真是这样说的。你瞧，当警察的人——就其职务是不会可怜人的，这次却可怜起人来啦……”

“还有什么？”我问。

“没有什么，他可怜了我，还会有什么呀？”

“干吗可怜你，你是那样一块石头呀！”

雅科夫和善地笑了：“你这个怪人！别人不是说我是石头吗？你也得学会去怜惜石头，石头也有自己的用处，石头可以用来铺街道。万物都应得到怜惜，没有一样东西是无故存在的。沙子算什么？沙地上也会长出草来……”

听他这么说，我更加明白，他知道某些我不可想象的东西。

“你怎么看厨师这个人？”我问。

“‘小熊’吗？”雅科夫冷淡地说，“怎么看他？这根本用不着去想。”

他说得对。伊凡·伊凡诺维奇是一个很严肃正派的人，对他不能有什么想法。但他有一点令人感兴趣和奇怪：他不喜欢司炉工，常常骂他，又常常请他喝茶。

有一次，厨师对他说：“假如还实行农奴制度，而我又是你的老爷，像你这种好吃懒做的，我一星期要抽打你七次！”

雅科夫认真地指出：“七次——太多了！”

厨师骂司炉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要拿各种东西给他吃。厨师粗暴地塞给司炉工一块，并且说：“嚼吧！”

雅科夫不慌不忙地嚼着，一边说：“托你的福，伊凡·伊凡诺维奇！我因此长了不少力气。”

“懒鬼，力气对你有什么用？”

“什么用？我可以活得久呀……”

“你活着又为了什么，魔鬼？”

“魔鬼也要活。难道活着不好玩吗？伊凡·伊凡诺维奇，活着是很舒服的呀……”

“真是个白痴啊！”

“你说什么？”

“白——白痴！”

“多难听的话。”雅科夫表示吃惊。

“小熊”却对我说：“你想想，我们在厨房炉灶跟前流血流汗，骨头快被烈火烤酥了。可是他，你瞧，跟阉割的公猪一样，大吃大喝！”

“各人有各人的命。”司炉工说，嘴里还嚼着东西。

我知道在锅炉门口比在炉灶跟前干活儿更辛苦，更炎热。我好几次在夜晚同雅科夫一起尝过“拼命烧火”的滋味，可是我感到奇怪，他为什么不向厨师说明自己工作有多辛苦呢！不，这个人知道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东西……

任何人——船长、大副、水手长，谁要高兴都可以骂他，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却不辞退他？与其他人相比，司炉工们对他显然要好一些，虽说他们也笑他多嘴多舌和打牌赌钱。我问司炉工们：“雅科夫好吗？”

“雅科夫吗？还可以。他从不生气，你怎样对他都行，即使把烧红的炭放到他怀里……”他在锅炉旁边干司炉的苦活儿，因此像马一样能吃，但睡得却很少。下班后，他常常不换衣服，一身臭汗，整夜地待在船艄，同乘客们唠嗑和玩牌。

在我面前，他像一只锁着的箱子，我觉得里面藏着我需要的东西，我努力寻找开箱子的钥匙。

“老弟，我不明白你想得到什么。”他认真地问我，一边用眉毛下那双小得看不见的眼睛端详我，“是呀，我的确去过世界不少地方，这有什么可讲的呢？你真是怪人！我自己嘛，最好还是讲一段我亲身的经历给你听吧。”

他讲道：县城里住着一个患痨病的青年法官，他妻子是个健康的德国女人，没有孩子。这个德国女人爱上了一个布商。商人已有妻子，妻子很漂亮，有三个孩子。商人看出德国女人爱上了他，就有意取笑这个女人，约她夜里到自己花园里来。商人自己却邀了两个朋友，让他们躲在园里的小树丛中间。

“妙极了！那德国女人真的来了，跟他说尽了好话，她说‘我整个是你的了’！他却对女人说：‘太太，我不能报答你，我有妻子，不过我给你带来了两个朋友，他们一个是老婆死了，一个还没有结过婚。’德国女人啊呀了一声，打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他倒在了长凳那边，她又用破高跟鞋踩他的脸。是我陪她来的——我在这个法官家打扫院子。我从围墙缝往里看，只见园里乱成了一锅粥。这时候，那两个朋友跳出来，揪住她的辫子。我翻围墙，推开他们。我说，‘这样不行，做买卖的先生们！太太对他真心实意，他却想出这种下流勾当。’我领她走时，他们用砖头砸伤了我的头……她苦闷想家了，失魂落魄似的在院子里走，对我说：‘我要回家，回德国。雅科夫，我丈夫一死，我就走！’我说：‘当然应当走！’果然，法官死了，她也就走了。她温柔热情，通情达理。那法官生前也温和热情，上帝啊，愿他安息……”

我不明白这段故事的意义，困惑不解地沉默不语。他讲的这些东西使我觉得十分熟悉，冷酷无情而又荒诞无稽。但我能说什么呢？

“这个故事怎么样？”雅科夫问。

我气得不知说什么好，骂了几句，他却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吃饱饭的人，他们事事如意，于是，有时候想开开玩笑，但结果没开成，好像他们不会开。他们买卖人，当然是严肃正经的啰！做买卖要求多用脑筋，但成天用脑筋又太枯燥，所以就想开开心。”

船后面，滔滔的河水奔流而去，哗哗地直响，黑魆魆的河岸随着河水缓缓地向后退去。乘客们在甲板上鼾睡，一个瘦高个儿的女人挨着在长凳上熟睡的旅客们身边向我们悄悄地走近，她穿着黑色连衣裙，披散着花白的头发。司炉工用肩头碰了我一下，低声说：“瞧她苦闷的样子……”

我觉得，别人的苦闷就是他的快乐。

他讲过许多事，我听得很有兴致。他讲的我都清楚地记得，但想不起他讲过一件快乐的事。他讲得比书上还要冷静——我常常能听到书里作者的感情、他的喜怒哀乐。司炉工讲的时候不笑也不骂，对什么也不明显地生气和高兴。他好像法庭上冷静的证人，同被告、原告、法官都一样陌生……他这种冷漠越来越使我生气，使我对他产生不满。

艰难的生活在雅科夫面前燃烧，像锅炉下面的火一样。他却成天站在炉门前，加减着燃料，不时地用熊掌似的大手握着木槌，轻轻敲打喷气管的活塞。

“有人欺侮你吗？”

“谁敢欺侮我？我力气大，我会给他一下子！……”

“我不是说打架，我是问你灵魂受过欺侮没有？”

“灵魂是无法欺侮的，灵魂不接受欺侮。”他说，“人的灵魂无论用什么也『摸』不到……”甲板上的乘客、水手，所有的人都讲灵魂，跟讲土地、工作、面包和女人那样经常。“灵魂”这个词在普通人嘴里随便得很，跟五戈比硬币一样使用。我不喜欢人家这样随便使用它，当男子汉们滥用“灵魂”这个词讲脏话时，无论出于恶意还是爱心，都像在抽打我的心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外祖母是如何谨慎地使用“灵魂”这个词的，说它是珍藏爱情、美丽、快乐的处所。我曾相信，好人死后，白衣天使们会抬着他的灵魂到蓝天上，送到我外祖母的那位善良上帝面前，上帝爱怜地迎接灵魂：“怎么了？我亲爱的！怎么了？纯洁的，你受苦受难了吧？”

于是，上帝把六翼天使的翅膀——六扇白色的翅膀送给了这个灵魂。

雅科夫·舒莫夫跟外祖母一样谨慎地说“灵魂”这个词——他很少说，也不爱说。骂人时，他不伤人家的心灵；别人议论灵魂时，他默不作声，耷拉着公牛似的红脖子。我问他“什么是灵魂”，他回答：“一种精气，上帝的呼吸……”

我不满足这个回答，又问了些什么，他低下头说：“老弟，连神甫都不大了解灵魂，这还是秘密。”

他经常引起我对他的思考，我努力去了解他，但这种努力没有成效。他不仅令人捉摸不透，使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用那粗壮的身体挡住了我的视线。

食堂管事的妻子对我亲热得令人可疑。早上，我必须侍候她盥洗，虽然这是二等舱清扫工卢莎——一个干净活泼的姑娘——的工作。站在一个拥挤的小船舱里，恭候在上身齐腰裸露的食堂管事妻子身旁，眼看着她那像过分发酵的面团一样松软的黄色肉身，不禁令我联想起“玛尔戈王后”那微黑的、铜铸般的身体——我感到恶心。食堂管事妻子却总在说些什么，有时像埋怨，有时像在生气地嘲笑。

她到底讲些什么，我无法知道，但我好像能猜到她的想法——这是一种可怜、下流、可耻的想法。但我不生气，因为我跟这个女人、跟船上所发生的一切都离得很远，因为我前面有一个毛茸茸的、外号“石头”的雅科夫保护我，但同时也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昼夜航行的轮船。

“我们的加夫里洛夫娜真的爱上你了。”我像在梦里听见卢莎的讥笑，“张开嘴，吞下这幸福吧……”

不只她一个人取笑我，食堂的服务人员全都知道女主人的这个弱点。厨师皱着眉说：“这女人什么都吃过，她又想吃蛋糕了！这种人……彼什科夫，你可要加倍留心啊……”

雅科夫也像父辈一样认真地教训我：“当然，你要是再大两岁，那我就告诉你点儿别的，可是你这样的年纪，现在还是不去上当的好！要不——照你自己想的试试……”

“你得啦！”我说，“这是下流事……”

“那当然……”但他又立刻用手指搔乱披在头上的浓发，说出圆滑的话，“是呀，也应该理解她，她寂寞、冷清……连狗都喜欢人去『摸』它，何况是人！女人靠温情过活，好比蘑菇离不开潮湿。她自己大概也感到羞耻，但有什么法子？肉体需要爱抚，没有别的……”

我死死地盯住他捉摸不定的眼神，问：“你可怜她？”

“我？难道她是我的母亲？人们连母亲都不可怜，而你……这个怪人！”

他发出破铃似的低哑的笑声。

有时候，我好像掉进死寂的空谷、无底的深渊。望着他，我感到茫然，如坠五里雾中。

“大家都结婚，雅科夫，你为什么不结婚？”

“结婚干什么？不结婚，我一辈子也能弄到女人，托上帝的福，这很简单……结婚的人得老住在一个地方，当农民。可是我，土地差，而且少，还被叔叔夺走了。我兄弟当兵回家，跟叔叔辩理、打官司，还拿棒子把叔叔的头打得头破血流。我兄弟因此坐了一年半牢。从牢里出来——只有一条路——再到牢里去。我弟媳妇是个讨人喜欢的少妇……说这个干吗！总之，结了婚，就得待在窝里当主人。可是他一个当兵的，不能当生活的主人——身不由己。”

“你也祷告上帝吗？”

“你问得真怪！当然祷告呀……”

“怎么样祷告？”

“怎样都可以。”

“什么祷词？”

“我不知道祷词。老弟，我就这样念：耶稣，主呀！饶恕活人，使死者安息！主呀，保佑我健康无病……还可以再说些什么……”

“什么呢？”

“随便什么！对他——不管说什么，他都能听到！”

他待我和善，又对我很好奇，像对待一只聪明的会耍把戏的小狗一样。夜晚，我常跟他坐在一起。他身上散发着汽油、焦煳味、洋葱的气味。他爱吃洋葱，像吃苹果一样啃生葱头。突然他求我：“喂！喂！阿廖沙，你念首诗听听！”

我能背许多诗，还有一个厚本子，里面抄着我喜欢的诗。我给他念《鲁斯兰》，他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像聋哑人和瞎子似的。后来他小声说：“是个很有味、挺流畅的童话故事！是你自己编的吧？是普希金编的？是有这么一个普希金·穆辛老爷，我见过他……”

“不是这个，是老早被人打死的那个！”

“为什么被打死了？”

我也像“玛尔戈王后”给我讲的那样，简要地把普希金的死因讲给了他。雅科夫听着，然后平静地说：“太多的人因为女人丧了命……”

我常常把书里读到的各种故事讲给他听。它们在我脑子里已搅和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很长的故事，讲的是动荡不安而又美丽非凡的生活，这种生活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充满各种荒诞无稽的丰功伟业、富丽堂皇，梦幻般的成功、决斗和死亡，高尚的语言和卑鄙的行为。在我这里，罗坎博尔[25]具有拉·莫尔、阿尼巴尔、科科纳等人[26]的骑士特征；路易十一[27]具有葛朗台[28]这位父亲的特征；俄国的骑兵少尉奥特列塔耶夫被与法国的亨利四世融合在一起。我凭灵感改变了人物性格和调换了情节后的这个故事，变成我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一个特殊世界。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我像外祖父的上帝那样自由——这位上帝也是任意玩弄一切的。这种“故事大杂烩”并未妨碍我观察现实的真相，并未冷却我理解真人真事的热情，反而使我用一层透明而坚实的厚膜来阻挡污秽的传染和生活的毒害。

书使我成为不易受到许多坏东西伤害的人。由于知道人们怎样相爱和痛苦，所以我反对逛妓院。这种廉价的堕落引起我的厌恶，也使我可怜那些寻欢作乐的人。罗坎博尔教我坚强，不屈服于环境势力；大仲马的主人公们促使我萌生献身伟大事业的愿望。快乐的皇帝亨利四世是我心爱的主人公，我觉得贝朗瑞的一首名歌就是歌颂亨利四世的：
他给了人民许多实惠，
他自己也爱喝上几盅。
既然人民都幸福快乐，
皇帝为何不开怀畅饮？

几部长篇小说把亨利四世描写成亲近人民的好人。他像太阳那样光彩照人。他令人确信法兰西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骑士之国，无论穿皇袍的还是穿布衣的，都是一样高尚。昂热·皮都[29]就是跟达达尼昂[30]一样的骑士。当读到亨利被杀时，我悲痛地哭了，并且切齿痛恨杀手拉瓦亚克。在我给司炉工讲的许多故事中，这位皇帝几乎都是主要角色，而且我觉得雅科夫也爱上了法兰西和“亨利”。

“亨利皇帝是好人——可以跟他一起钓鱼，干什么都行！”他这样说。

他从不欣喜若狂，也不中间提出问题，而是默默地听，低着头，脸上没有表情，简直像一块长满青苔的旧石板。但如果我的话音因为什么而中断，他马上就问：“讲完了吗？”

“还没有。”

“那你不要停呀！”

关于法兰西人，他感慨地说：“他们过得真凉快……”

“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咱们成天在火热里干活儿，而他们在凉快里享福。他们什么活儿也没有，只是饮酒作乐——多舒适的生活！”

“他们也干活儿。”

“从你的故事里可看不出来呀！”司炉工讲得对，我突然明白了：我读过的绝大部分书几乎完全没有说高尚的主人公们是怎样干活儿、靠什么工作维持生活。

“好吧，我想睡一会儿。”雅科夫说着，就地仰面躺下，不一会儿就响起匀速的鼾声。

秋天，卡马河两岸开始染红，树林一片金黄，斜阳发出白光。有一天，雅科夫突然离开了轮船。走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对我说：“阿廖沙，后天咱们到彼尔姆，到时候去澡堂舒舒服服洗个澡，紧接着就去有乐队的酒馆——这多舒服呀！我爱看乐队演奏。”

可是船到萨拉普尔，一个长着女人面孔的胖男子上了船，他脸皮松弛，没有胡子，穿一件厚呢子长外套，帽子两边吊着狐皮耳套——这就使他更像女人。他一上船就在厨房旁边较暖和的地方占了一个小桌，要来了茶具，喝起黄色的开水。他既没有解外套，又没有摘帽子，所以热汗淋漓。

秋云密布，细雨连绵地下着。我好像觉得：当这个人用方格花手帕拭去脸上的汗时，雨就小一些；当他重新出汗时，雨就变大了。

雅科夫很快就来到他身边。他们开始查看日历本上的一张地图——这位乘客的一个指头在地图上移动，司炉工却平静地说：“好吧！不要紧。这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那好。”乘客细声细语地说，把日历本塞到自己脚边开着口的皮兜里。他们开始一面喝茶，一面低声交谈。

雅科夫去接班前，我问他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冷笑着回答：“看来像个鸽子，也就是说，一个冷血动物，一个阉人，从西伯利亚来的——一个很远的地方！真有趣！他按计划过日子……”

他在甲板上踏着像蹄子一样又黑又硬的脚后掌，从我身边走开，突然又停下来搔搔腰，说：“我要去给他打工了。船一到彼尔姆，我就离开这儿。阿廖沙，再见了！我们要坐火车，然后走水路，还要骑马，总共要走五个星期——这个人走南闯北，他住得可远了……”

“你了解他吗？”他这个突然的决定使我感到惊讶，我问他。

“从哪里了解？这个人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我又没有去过他的地方呀。”

第二天早上，雅科夫穿着油腻的短皮袄，光脚上穿一双破烂不堪的旧鞋，头上戴着“小熊”破旧的无檐草帽，他用生铁般坚硬的手指紧握我的手说：“跟我一块儿走，好吗？只要我对阉人说，他准会连你也带走；如果你愿意，我就跟他说。从你身上割掉无用的东西，把钱给你——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把人弄残废，再付他钱，奖励他……”

那个冷血动物站在船栏边，腋下夹着一个白色包袱，一双死人般的眼睛盯着雅科夫，身子臃肿得像一具从水里捞起的死尸。我低声骂了他一通，司炉工又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由他去吧，呸！人人拜自己的上帝，与我们何干？再见了，愿你幸福！”

雅科夫·舒莫夫像熊一样一步一步地左右摇摆着身子走了，在我心里留下了沉重和复杂的感情。我可怜司炉工，又觉得他可气，回忆起来还有几分羡慕，但想到他去了一个不知道的地方时又替他担心。

雅科夫·舒莫夫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第十二节】

深秋时节，轮船就封航了，我进了一家圣像画作坊当学徒。但是第二天，女老板——一个和气的、醉醺醺的老太太操着弗拉基米尔地方口音对我说：“现在日短夜长，所以你早上到铺子里去干会儿杂活儿，晚上回作坊学艺！”

她把我交给一个个子矮小、腿脚麻利的伙计使唤，这个年轻人有一张漂亮、甜蜜的脸庞。每天早晨，在寒冷的曙光中，我跟着他沿着熟睡的伊利卡商业街，穿过全城，来到尼日尼市场。我们的铺子就在称作“客栈”的商场的二楼上。铺子是由仓库改成的，光线很暗，有一扇铁门和一扇小窗户，窗户朝向一个用铁皮做顶的外廊。铺子堆满各种尺寸的圣像、光滑无纹的或雕着葡萄花纹的相框神龛，以及黄皮封面的、斯拉夫文的《圣经》书籍。与我们的铺子并排的还有另一家铺子，老板是一个黑胡子商人，做的也是圣像和书籍买卖。他的亲戚是伏尔加河克尔热涅茨一带著名的旧教派经学家。商人有一个活泼的瘦小的儿子，他跟我同岁，有一张老头儿般的灰色小脸和一双小老鼠般骨碌碌转的惊慌眼睛。

开了店门，我就得跑到小饭馆打开水，喝饱茶后，又得收拾床铺，擦去商品上的灰尘，然后站到路上，密切注视与招揽顾客，不让他们去隔壁的铺子。

“顾客是傻子，”伙计蛮有把握地说，“他在哪儿买都一样，只要价钱便宜就行，东西好坏他根本不懂！”

他一边迅速收拾着一张张圣像，薄板发出簌簌的声音，一边夸耀自己精通业务。他带着教导的口气说：“我们作坊的制品便宜，三乘四俄寸圣像卖……六乘七俄寸圣像卖……你知道这些圣徒吗？记住：沃尼法季治嗜酒病，女殉道者瓦尔瓦拉治牙痛，猝死侠士瓦西里治热病……你知道这些圣母吗？你瞧：慈悲圣母，三手圣母，阿巴拉茨卡娅未卜先知圣母、勿哭我圣母、消愁圣母、七箭圣母……”

我很快就记住了各种不同尺寸和工艺圣像的价钱，记住了各种圣母像之间的差别，但要记住这些圣徒的治病作用可不容易。

常常，我站在铺子门口正在想着什么，伙计突然来考我：“哪位圣徒解决难产？”

要是我答错了，他便轻蔑地问：“你的脑袋干什么的？”

更难的是招徕顾客。这些画得奇形怪状的圣像我本来不喜欢，卖给别人时总觉得不好意思。根据外祖母的故事，我心目中的那位圣母是年轻、美丽、良善的，杂志『插』图上那位圣母也是这样的，可是这些圣像把她画得又老又严厉，鼻子又长又歪，小手像木头一样。

星期三和星期五是赶集日，店铺里生意兴隆，外廊上常常可以看到庄稼汉和老太太，他们有时一家一家地来——他们全都是伏尔加河流域的旧教徒，是生性多疑、脸色阴沉的林区人。你常常能看见一个裹着老羊皮和自制厚毛呢的乡巴佬拖着笨重的身子在画廊中间慢腾腾地走着，好像怕跌倒似的——这时真不好意思走到他跟前，真感到害臊。我好不容易上前挡住他的去路，在他穿着几乎有一普特重的一双长靴的大腿边周旋，像蚊子一样嗡嗡地奉承和吹捧：“尊敬的客人，您想要什么？经审订和带注解的赞美诗集、叶夫列姆·西林的作品、基里尔的作品、教规集、日课经——请随便看！什么样的圣像都有，有各种价格的，工艺上等，颜色深，定做也可以，每一位圣徒和圣母都可以画！您也许想定做一个做生日的圣像，或者全家用的圣像？我们是俄罗斯最好的作坊！生产能力在城里数第一……”

这位令人猜不透、弄不清的顾客默不作声，长时间地看着我，像看一条狗一样。忽然，他用一只木头似的手把我推到一边，向隔壁那家铺子走去。伙计搓着大耳朵，大声埋怨我：“把顾客放走了，你这样做生意……”

隔壁那家铺子里立刻传来柔和甜蜜、迷人的话语：“老乡，我们不是做羊皮靴子买卖。我们卖的是上帝的恩赐，圣像比金银还宝贵，是无价之宝……”

“鬼东西！”伙计又嫉妒又欣赏地嘟哝着，“他这是给乡巴佬灌迷魂汤！你学学！”我学习认真——任何事情，既然干了，就应当干好。但是在招揽顾客和做生意

方面，我学得很不好。这些少言寡语的乡下人，这些胆小如鼠、不敢抬头的老太婆，引起我的怜悯，我很想悄悄地告诉顾客圣像的实价，少要他们多给的二十戈比。他们个个都像穷人，吃不饱肚子，但看到他们拿出三卢布半买一本《赞美诗》，真觉得奇怪。《赞美诗》是他们买得最多的。

使我惊异的还在于，他们熟悉这些书和圣像画法方面的真正见识。有一次，我把一个白发老头儿硬拉进铺子里来，他却干脆对我说：“小伙子，你说你们的圣像画作坊在俄罗斯是第一家，这不是真的。第一家在莫斯科！”

我狼狈地闪到一旁，他却文静地往前走了，也没有去隔壁那家铺子。

“吃苦头了吗？”伙计幸灾乐祸地问我。

“你没有对我说过莫斯科那家作坊……”

他骂开了：“这些样子文静的家伙到处跑，什么都知道，这些杂种！什么都明白，该死的老狗！……”

伙计很漂亮，身体健壮，自尊心强，厌恶乡下人，高兴时向我诉苦：“我聪明，爱干净，喜欢乳香、香水之类。凭我这样的人品，却要为老板娘赚五戈比，向臭乡巴佬低头哈腰！我能好受吗？乡巴佬算什么东西？臭狗屎，是虱子、蚜虫，可是……”他苦恼地沉默了。

我喜欢乡下人，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能感到雅科夫身上那种神秘的东西。

有许多次，铺子里闯进一个穿农民上衣的粗鲁大汉，上衣外罩着一件短皮袄。他摘下毛茸茸的帽子，用两个手指画着十字，望着神灯闪烁的屋角，但尽力不让眼光触及那些没有被照亮的圣像。然后，他默默地用目光瞟了一下四周，说：“给我一本加注解的《赞美诗》！”

他卷起衣袖，长时间地念着扉页，只见那皲裂出血的土灰色嘴唇在微微地动。

“有古老一点儿的版本吗？”

“古老的版本值几千卢布，您是知道的……”

“知道。”

乡下人将一个指头沾上些口水，翻起书来。他翻过的地方，留下黑色的指印。伙计恶狠狠地盯着顾客的脑壳，说：“圣书都一样古老，上帝没有改变自己的话……”

“我知道！上帝没有改变，可是尼康[31]改变了它！”

于是，顾客合上书，默默地走了。

有时候，这些林区人跟伙计争论，我因此知道，他们在圣书方面比掌柜懂得多。

“沼泽地区的异教徒！”伙计喃喃地埋怨。

我还看到，新版书虽然不合乡下人的心，但他看书时还是带着敬意，翻书时小心翼翼，好像书会变成鸟儿从他手里飞走一样。见到这种情景，我心里很舒服，因为书对我而言也是神奇之物——书里关着写书人的灵魂。我打开书，把这个灵魂放出来，它就神秘地同我交谈。

常常有老头儿和老婆子把尼康改革以前的古老版本或者伊尔吉兹和克尔热涅茨沿岸地区旧派修女们漂亮的抄本拿来卖。这里有未经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订正的《日课经文月书》抄本，旧版印制的圣像、十字架和沿海地区浇铸的涂珐琅的折叠式铜像、莫斯科公爵们送给酒楼老板的银舀子——所有这些东西从衣襟底下拿出来时，他们鬼鬼祟祟，四下里观瞧。

伙计和隔壁的老板都十分注意这些卖主，并且拼命争夺这些卖主。他们两个花几卢布和几十卢布买下这些古董，再拿到集市按几百卢布的价格卖给有钱的旧教徒。

伙计这样教我：“你看住这些男女魔术师，睁大眼睛看好他们！他们是财神爷！”

这种卖主来时，伙计就派我去请广读经书的彼得·瓦西里伊奇，他是鉴定古本、圣像及一切古董的行家。

这个人个子很高，留着侠士瓦西里一样的长髯须，和蔼可亲的脸上有一双聪慧的眼睛。由于一只脚掌上割去了一块踝骨，因此他走路有些瘸，一只手里拿一根长拐棍。无论冬天还是夏天，他都穿一件袈裳似的轻薄短衫，戴一顶像煎锅一样奇怪的丝绒帽。他为人豪爽，进门时垂肩拱背地轻声呵哈着，还常常用两个指头画着十字，不断地喃喃念着祷告词和赞美诗。他的虔诚和龙钟老态马上使卖主信服这位博览群经的行家。

“你们遇到什么假货了？”老人问。

“这位拿了这个圣像来卖，说是斯特罗加诺夫版本……”

“什么？”

“斯特罗加诺夫版本。”

“啊……我听力不好。上帝把我的一只耳朵塞住了，不让我听尼康派的鬼话……”

他摘下帽子，平拿着圣像仔细端瞧，顺着笔画，斜看、正看，然后看板缝的榫头，他眯着眼睛，嘴里嘟哝着：“这些不信上帝的尼康派！他们知道我们爱古雅的东西，就造出各种各样的假货——这全是魔鬼教他们干的！现在连圣像都伪造得这么精巧，真不得了！不经心一看，真当成斯特罗加诺夫或者乌思丘日纳版本，或者苏士达尔版本，可是仔细一看，原来是假货！”

要是他说是“假货”，那就是说圣像是贵重的稀品，他用种种暗语告诉伙计，这个圣像或者那本书可以出多少钱。我知道“伤心与悲痛”表示“十卢布”，“尼康虎”表示“二十卢布”。见他欺骗卖主，我觉得羞愧，但这位经学家的巧妙把戏又使我感兴趣。

“尼康虎的这些黑子黑孙，这些尼康分子，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有魔鬼指导。看这上漆前的底色，好像是真货。身子是一个人的手笔，但瞧这脸，就是另一种笔法，另一个人的笔法！虽说像西蒙·乌沙科夫这样的老画师是异教徒，但整个圣像都是他一手画的，身子和脸都是！甚至木板都是他亲手刨的，底漆也是自己上的。可是当今这些亵渎上帝的家伙，根本不可能这样！从前嘛，画圣像是一种神圣的工作，可是现在只成了绘画手艺。真是这样，我的上帝啊！”最后，他小心地把圣像放到柜台上，戴上帽子说：“罪过，罪过！”

这就是说：买吧！

卖主被灌饱了滔滔河水般的甜言蜜语，又吃惊于老人的博学，于是恭敬地问：“老人家，这圣像怎么样？”

“这圣像出自尼康派之手。”

“这不可能！我们的祖父、曾祖父就拜这圣像……”

“可是尼康活在你曾祖父以前呀。”

老头儿把圣像捧到卖主面前，开始严厉地教训说：“你瞧，这副嬉皮笑脸的模样，这也算是圣像？这是画，是瞎搞出来的手艺，是尼康之流的玩意儿——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神韵！我会说假话吗？我这把年纪的老人，死也讲真话，快去见上帝了，还能昧着良心吗？犯不上呀！”

他出了铺子，向外廊走去，现出快要老死的模样，同时又像是因为受到不信任而感到委屈。伙计只花几个卢布就买到了圣像，卖主走的时候，向彼得·瓦西里伊奇深深鞠躬。

我被派到酒店打开水泡茶，回来就看见这位经学家谈笑风生，只见他满心喜欢地欣赏着刚买的圣像，一面教导伙计：“你瞧，圣像多严肃，手笔多精细，好一副神的威严，脱去了凡人的俗气……”
“是谁画的？”伙计满脸兴奋，连蹦带跳地问。
“想知道这个你还早哩。”
“内行人能出多少价？”
“这个我不知道，让我拿去给他看看……”
“哎哟！彼得·瓦西里伊奇……”
“如果卖了，给你五十卢布，其余归我！”
“哎哟……”
“你不用‘哎哟’……”

他们喝着茶，一边恬不知耻地做着交易，一边用骗子的眼睛互相看着。伙计的心思完全掌握在老头儿手里——这一点很清楚。可是老头儿一走，他就会对我说：“你注意，不许对老板娘讲这桩买卖！”

讲好出卖这个圣像的条件以后，伙计就问：“城里有什么新鲜事？彼得·瓦西里伊奇！……”

于是，老头儿举起那只枯黄的手分开胡须，露出两片油嘴唇，开始讲富商们的生活，讲他们如何生意兴隆、纵酒、染病、举办婚礼、夫妻变心。他把这些故事编得有滋有味，又快又妙，如同灵巧的厨娘煎油饼一样，逗得别人嘻嘻地笑。伙计圆圆的脸羡慕和兴奋得变成了褐色，眼睛被一层幻想的云霞笼罩着。他无限感慨地说：“看人家过的什么生活！可我……”

“各人有各人的命，”经学家低声说，“有些人的命运是天使拿小银锤敲的，另一些人的命运是魔鬼用斧子背打的……”

这个结实瘦削的老头儿什么都知道——他知道城里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知道商人、官吏、神甫、小市民的全部内幕。他的目光敏锐如老鹰，身上还兼有狼和狐狸的某些特点。我总想惹他生气，但他却离我远远地盯着我，又好像我们中间隔着一层雾。我觉得他四周是无底的深渊，要是再靠近他一些，准会掉到哪儿去。我还觉得他身上有些地方像司炉工舒莫夫。

伙计虽然当面和背后都佩服并赞叹他的聪明才智，但有时也跟我一样，想惹老头儿生气，叫他难受。

“你就是个骗子，骗了许多人！”他忽然火气十足、劈头盖脸地对老头儿说。

老头儿却不在乎地冷笑着回答：“只有上帝才不骗人，我们都是傻瓜；要是不骗傻瓜，要傻瓜干什么？”

伙计更加激动了：“并不是所有乡下人都是傻瓜，买卖人不也是乡下人出身的吗！”

“我们不是在谈论买卖人，傻瓜当不了骗子。傻瓜是圣人，他们的脑子在睡觉……”老头儿越说越不在乎，这叫人非常生气。我觉得他站在一个土墩上，周围与别人隔着一片泥沼地带。你无法到跟前触怒他——“愤怒”二字跟他无缘，或许他善于把愤怒深深地隐藏起来。

但常常是他来纠缠我。有一次，他走到我身边，翘起胡须笑着问我：“你怎样叫那个法国作家来着，是叫波诺士吧？”

我最生气这种歪曲别人名字的卑劣做法，但我还是暂时控制住自己，回答说：“不是波诺士，是庞逊——庞逊·德·泰尔莱利。”

“他哪能泻肚[32]？”

“您不要装疯卖傻，您又不是小孩儿。”

“对，不是小孩儿。你在读谁的书？”

“叶夫列姆·西林。”

“谁写得好些，是你的那些平民文学家还是这位？”

我没有作声。

“平民文学家什么写得美？”他紧追不舍。

“生活中出现的一切。”

“所以说他们写狗、写马——狗和马总会出现的。”

伙计哈哈大笑，我可恼火了。我心里很难受，不痛快，但如果拂袖而去，伙计就要阻止我：“你要去哪儿？”

于是老头儿继续考我：“好吧，读书人啊，你给我啃一道难题，你面前站着一个个裸体的人——五百个女人，五百个男人，里边有亚当、夏娃。你怎样才能找出亚当、夏娃？”

他考了我很久，最后胜利地说：“傻小子，亚当、夏娃不是爹妈生的，是造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肚脐！”

老头儿知道无数这类“难题”，可以把人难倒。

到铺子顶班之初，我把读过的几本书的内容讲给伙计听，现在这些故事成了我的灾难：伙计故意将它们篡改歪曲得不堪入耳，再讲给彼得·瓦西里伊奇听。老头儿听的时候巧妙地给伙计提出一些无耻下流的问题。两张脏嘴一唱一和，把一些恬不知耻的话像倒垃圾一样倒在欧也妮·葛朗台、柳德米拉、亨利四世等人身上。

我知道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寂寞无聊，但我并不因此感到轻松一些。他们先制造一些粪土，再像猪一样钻进去，又啃又闻，津津有味——他们以弄脏美为乐——美与他们格格不入，为他们所不理解，甚至成为他们的笑料。

整座“客栈”即商场里的所有居民——老板们和伙计们，都过着奇怪的生活，里边尽是这种幼稚无聊、可恶可气的闹剧。如果过路的乡下人问他们，到城里某个地方走哪条路近，他们一定会给他指错方向——这已经是他们每个人的家常便饭，连这些骗子自己也不再因此感到快乐了。他们捉住两只老鼠，把它们的尾巴系在一起，放在路上，欣赏它们怎样朝不同的方向拽，又怎样互相咬。有时候他们给一只老鼠浇上煤油，点着火烧。他们把一个破洋铁桶系在狗尾巴上，狗吓得汪汪直叫，拖着铁桶轰隆隆乱跑，他们看着哈哈大笑。

有很多这类消遣娱乐，所有的人——特别是乡下人，好像是专门供这座“客栈”消遣作乐的。在待人方面，这里经常可以感到一种嘲笑人、折磨人或使人难堪的欲望。奇怪的是，我所读过的书竟对人们这种经常渴望互相嘲弄的恶习缄默不语！

“客栈”的这类娱乐中，有一种特别叫我感到厌恶。

我们店铺的楼下，皮毛和毡靴商店有个伙计，他的食量让整个尼日尼市场吃惊。老板夸耀伙计的这个本领，像夸耀狗的凶恶和马的力气一样。老板常常叫邻家店铺的人来打赌。

“谁愿意打十个卢布的赌？我担保米什卡在两个钟头内吃完十俄磅火腿。”

但大家知道米什卡能做到，便说：“我们不打赌，却可以买火腿，让他吃给我们看。”

“不过只吃肉，不要骨头！”

他们懒洋洋地争论了一会儿，就见一个瘦削、颧骨高、没长胡须的小伙子从昏暗的仓库里走出来，他穿着厚呢子外套，腰上系一条红皮带，全身沾满碎皮毛。他恭恭敬敬地把帽子从小脑袋上摘下来，用深陷的眼睛茫然地、默默地看着老板那张红光满面的圆脸，那张脸上长着又厚又硬的连鬓胡子。

“能吃上十俄磅火腿吗？”

“您限多长时间呢？”米什卡用细嗓子认真地问。

“两个小时。”

“难啊，老板！”

“有什么难的！”

“那就请您加两瓶啤酒！”

“行！”老板答应了，接着就夸耀说：“你们别以为他空着肚子，早上他已经干掉两俄磅白面包，中午还照常吃了午饭……”

火腿送来了，观众围拢在一起，都是些老练的买卖人，披着沉甸甸的皮大衣，活像一个个大秤砣。这些人挺着大肚子，眼睛都很小，眼皮肥胖得像浮肿了一样，露出寂寞无聊、昏昏欲睡的神色。

他们双手插进袖筒，把“大吃包”紧紧地围在中间。“大吃包”准备了一把刀和一大块黑面包，虔诚地画着十字，坐在一大包皮毛上面，把火腿放在身旁一只箱子上，用茫然的目光打量着、计算着。

他切下薄薄的一片面包和厚厚的一片肉，整齐地叠在一起，双手送到嘴边——他的嘴唇发颤，他伸出狗一样的长舌头舔着嘴唇，露出尖细的牙齿，马上又像狗一样敏捷地低头去咬肉。

“他开始了！”

“你们看着表！”

所有的眼睛都认真地看着他的脸、下颚和耳朵旁两颊隆起的肌肉，看着他尖尖的下颏均匀地上下活动。大家没精打采地议论着：“真像狗熊一样吃食！”

“你见过狗熊吃食？”

“我又不住在森林里！不过俗话这么说：像狗熊一样吃食。”

“俗话是说：像猪一样。”

“猪不吃猪肉……”

人们勉强地笑着，立刻有一个懂事的人出来修正：“猪什么都吃——连小猪、连自己的姐妹……”

“大吃包”的脸渐渐由红变暗，两耳发青，陷进去的眼睛从眼眶里鼓出来。他呼吸困难了，但下颏还照样均匀地动着。

“加油呀，米什卡，时间快到了！”大家鼓励他。他不安地用眼睛打量着剩余的肉，喝一口啤酒，又吧嗒吧嗒地嚼起来。观众兴奋起来，越来越频繁地看米什卡老板手里的表，人们互相提醒着：“把表从他那儿拿过来，免得他往回拨呀！”

“留心米什卡，不要让他把肉块藏进袖子里！”

“他不可能按时吃完！”

米什卡的老板挑衅地喊叫：“我赌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米什卡，别让我输了！”

观众虽然也回击老板，但谁也没有答应跟他打赌。

米什卡一直嚼着、吃着，他的脸已经变成火腿颜色了。尖尖的软鼻子发出抱怨的哨音。他看上去很可怕，好像马上就要哭着叫饶，甚至要把肉吞食到嗓子眼，卡在那里，一头摔死在观众脚下。

他到底把肉都吃了，鼓出一双醉眼，疲倦地嘶哑着嗓子说：“给点儿水喝……”

他的老板却瞧着表埋怨说：“晚了，这浑蛋，晚了四分钟……”

观众嘲弄他：“可惜没有跟你赌，要不然你就输了！”

“不过这小伙子到底吃得像虎狼一样多呀！”

“是呀，该把他送到马戏团……”

“唉，上帝竟把人弄成怪物了啊！”

“还是去喝茶吧！”

于是他们一个个优哉游哉地朝酒馆走去。

我想弄明白，是什么心理使这些铁铸似的笨重家伙围在这个不幸的青年身边，他们为什么拿他的暴饮暴食取乐？

一条狭长的廊道昏暗又寂静，那里密密麻麻地堆着皮毛、羊皮、大麻、粗绳、毡鞋和马具。砖砌的柱子将长廊跟人行道隔开。这些柱子受时间的剥蚀，又沾满许多街泥，看上去粗大又丑陋。所有的砖块和砖缝也许被我在心里数过几千次，上面形成的丑陋图案像一张大网沉重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行人沿着人行道从容地来往，马车和雪橇也拉着货物不慌不忙地在街上走。街道对面，一座四方形的二层红砖楼商场里有一个平台堆满了木箱、麦草和『揉』皱的包装纸，地上覆盖着一层踩实了的污雪。

所有这一切，连人带马，虽说实际上在活动，但好像是静止不动似的，只是在原地懒洋洋地打转，好像被一些看不见的链条锁着似的。你突然觉得，这生活几乎无声无息，像一潭死水。雪橇的滑板在吱吱地叫，店门在啪啪地响，小贩在吆喝着包子和蜜茶，但人们叫得不起劲儿，懒洋洋的，这些声音单调乏味，你很快就习以为常，再也不去注意了。

钟声从这里或那里的教堂里传来——像丧钟那样凄凉，一直在耳边回响。它好像整天无止无休地飘荡在集市上空，一切思想和感情都被它层层包围，一切感观印象都被这钟声盖住了，令人感到压抑。

到处都能感到冷寂和苦闷，它来自覆盖着污雪的地面，来自屋顶上一堆堆的灰雪，来自房屋肉红色的砖墙。它宛如灰色的烟雾，从烟囱里升起，缓慢地升入灰蒙蒙的、广阔的低空，从马的喷气和人的呼吸中都能闻到。它有自己的味道：汗臭、油腻、大麻油、焦馅饼、煤烟等等混杂在一起的重浊气味。这气味像一顶又热又紧的棉帽，箍住你的头，渗进你的胸，引起你一种奇怪的醉意和一种茫然的愿望：你很想睁开眼拼命地连喊带跑，并且一头撞向墙。

我凝神注视着商人们一张张吃得发胖、冻得通红、像睡觉一样静止不动的面容。这些人不时地打着哈欠，嘴巴张得像扔在沙滩上的鱼儿。

冬天生意差，这些商人的眼里已见不到夏天那种能使他们显露出几分神气的机警贪婪的目光。沉重的皮外套限制他们的活动，压弯他们的身体。他们懒洋洋地说话，生气时就争吵。我觉得他们是在故意吵嘴，只是为了互相表示自己还活着。

我很清楚，他们是被寂寞无聊折磨成这样的，他们之所以玩这些残忍愚昧的游戏，我认为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吞噬万物的寂寞无聊无可奈何。

有时候，我跟彼得·瓦西里伊奇谈起这些想法。他虽然经常嘲弄我，但他喜欢我热爱书，所以有时候愿意一本正经地、带着教训口气地跟我说话。

“我不喜欢商人的生活。”我说。

“你哪里知道他们的生活？你能常常去他们家串门吗？小伙子，这里是街道，街道不是住人的地方，是做买卖的地方。你在街上匆匆走过，就又回家了！人出门时穿着衣服，包在衣服里面的人你是无法知道的！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在自己房屋的四壁里才袒『露』自己的一切。他们在家里怎么样生活——你是不知道的！”

“可是他们的心思，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家里，不是一样的吗？”

“谁能够知道邻居家的心思呢？”老头儿严厉地瞪圆两只眼睛，用有分量的男低音说，“心思像虱子，你数不清——这是老人们常说的。也许，人回到家里后便跪在地上，哭着祷告上帝：上帝饶恕我，我亵渎了你神圣的一天！也许，家就是他的修道院，他在那里只跟上帝一起生活吧？说不定每一个蜘蛛都有自己的角落，织自己的网，并且知道自己的重量，使网能支持住……”

当他说正经话的时候，声音比平时还低，变成低音中的低音，好像在告诉你重要的秘密：“你这是在发表议论，可是发表议论于你还早了点儿。你这样的年纪，不是靠脑筋做人，而是靠眼睛过活的！所以你要多看多记，尽量少说。做事要用脑筋，心灵要有信仰。读书是好事，但是一切都有个限度。有些人书读得太多，变得没有脑筋、不信上帝了……”

我觉得他能永远不死——很难想象他会衰老，会变化。他喜欢讲商人、强盗、伪造钱币者成为名人的故事。这类故事我在外祖父那里听过很多，外祖父比这位行家讲得好，但故事的意思都一样：财富是靠对人和对上帝犯罪而取得的。彼得·瓦西里耶夫对人并不同情，但讲到上帝时，他却满怀着热情，一边叹气，一边眼神闪躲着。

“他们就是这样欺骗上帝的，可是耶稣他老人家全都看见了，他哭着说：‘我的人啊，可悲的人啊，地狱给你们准备好了！’”

有一次我壮起胆子提醒他：“你不也骗乡下人吗？……”

这并没有使他生气。

“我干的这行算什么呀？”他说，“靠嘴巴赚三五个卢布罢了。”

碰见我看书，他就从我手里拿过去，挑剔地考我读过的部分，还带着不相信的口气，诧异地对伙计说：“你瞧，这小骗子竟读懂了这些书！”

于是他便开始教导我，说得头头是道，我至今记忆犹新：“听我的话，对你有好处！有两个基里尔，他们都是大主教——一个在亚历山大，另一个在耶路撒冷。头一个基里尔反对该死的异教徒涅斯托利。按照涅斯托利的无耻说教：圣母本来是人，不能生出上帝，只能生出人，这个人的名字和事业叫基督，也就是救世主。所以，‘圣母’不应该被说成‘上帝的生母’，‘圣母’应该改称‘基督之母’。你懂了吗？这就是异教徒的邪说！耶路撒冷的基里尔反对另一个异教徒——阿里……”

他的教会史知识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他用神甫一样白净的手连连拽着胡须，夸口说：“我在这方面是一员战将。我曾经在三圣节前夕到莫斯科跟邪恶的尼康派学者们、神甫们和俗人们论战。我是个小人物，却跟教授们进行对话，真是这样！我唇枪舌剑，把一个神甫『逼』得无路可走，连鼻血都流出来了——你瞧多厉害！”

他双颊泛起红晕，眼睛发亮、光彩照人。

对手的鼻子流血，显然被他看成自己成功的顶点——自己荣耀的桂冠上一颗光彩夺目的红宝石，所以说起来津津有味：“一个好漂亮的神甫！一个魁梧的大块头儿！他站在神案前，鼻血一滴滴往下淌！竟没有察觉到自己的丑态。这个神甫为人凶狠，像荒野的狮子，嗓音洪亮如铜钟！我轻言细语反驳他，但句句扣人心弦，而且像锥子一样直刺他的胸膛！……他也针锋相对，像一座火炉，喷出异教徒的毒火……嗨！我干过这种事啊！”

还有几个这样的“经学家”常到铺子里来：一个是帕霍米，挺着大肚子，穿一件油腻的上衣，只有一只好眼，脸虚胖，说话吭哧吭哧；另一个是矮胖小老头儿鲁基安，为人和气爽快，却常跟一个脸色阴沉的大个儿在一起。这大个儿外貌像马车夫，长着黑胡须，一张死人一般的脸，眼睛痴呆，看了叫人不愉快，但脸形和五官还是挺不错的。

他们几乎总是拿古书、圣像、香炉以及杯盘一类东西来卖，有时候还领来卖主——伏尔加河对岸的老婆子或者老头儿。做完了交易，他们就像乌鸦落在田头地埂一样，在柜台边坐下来，喝茶吃点心——茶是清茶，点心是一个个锁形的白面包。他们闲谈尼康派教会的压迫：那里进行了搜查，没收了祷告用的书；这里警察查封了小礼拜堂，按一百零三条法律传讯小礼拜堂的主人们。这一百零三条成了他们最常谈的话题，但谈论时语气平静，好像在谈冬天无法避免的严寒一样。

他们谈论中使用的词汇——警察、搜查、监狱、法庭、西伯利亚，经常表示对宗教信仰的压迫，这些词汇像一块块炭火落在我的心坎上，燃起我对这些老头儿的好感和同情。我读过的书教会了我尊敬那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珍视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

我忘记了他们的一切缺点，只感到他们——这些生活导师们忍辱负重的顽强精神，我觉得这背后隐藏着他们对自己真理的坚定信念和为真理忍受一切痛苦的决心。

后来，我在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中都能见到许多这类旧信仰的维护者。这时我才明白：这种顽强是那些无路可走、哪儿也不想走的人们的消极表现，因为他们被旧词汇和过时的概念紧紧地束缚住，并且在这些词汇和概念中僵化了。他们的意志岿然不动，不能向着未来这个方向发展，如果某种外来的打击将他们从习惯的地方抛出，他们就会像石头一样从山上机械地往下滚。他们死死地怀念过去，病态地恋着痛苦和压迫，这样牢牢地守在寿终正寝的旧信仰墓旁。要是从他们身上夺去了痛苦的可能『性』，他们反而变得空虚，像云烟一样在和煦的清风中消散。

他们心甘情愿为信仰忍受痛苦，并且引以为荣——这种信仰无疑是坚定的，但它使人联想到穿旧了的衣服，上面结了一层油腻和污垢，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它才能多少抵御时间的侵蚀。思想和感情被偏见和教条沉甸甸的外壳紧紧裹住而安之若素，虽说不能展翅飞翔，活动自如，也还能感到舒服和方便。

这种成为习惯的信仰是我们生活中最可悲最有害的现象。这种信仰的领域如同石墙下的阴暗处，任何新东西在那里都生长缓慢、发育不良、变成畸形。在这种黑暗的信仰里，爱的光太少，屈辱、愤慨和嫉妒太多，而且总是跟仇恨结合在一起。这种信仰之火是腐朽物发出来的磷光。

但是这种认识是我在经历了许多痛苦的岁月，摧毁了心灵中的许多东西以后才获得的。可是在那时，我是生平第一次在寂寞冷酷的现实中遇到这些生活的导师，他们在我眼里成了具有伟大精神力量的人物、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他们几乎人人都受过审，坐过牢，流放过，跟囚犯一起被押解到许多地方。他们个个都谨小慎微，东躲西藏。但是，我看得出来，这些老头儿虽然埋怨尼康派的“精神压迫”，自己却也很愿意甚至高兴这种互相压迫。

独眼龙帕霍米喝醉后喜欢吹嘘自己的记忆力——他的记忆力确实惊人，有些书他“了如指掌”，“熟背如流”，像犹太教神甫熟记犹太教经典一样。他用指头随便向哪一页一指，就从指的地方开始往下背，柔和的嗓音中夹着难听的鼻音。帕霍米总是望着地板，他唯一的那只眼睛对着地板惶恐不安地移动着，好像在寻找什么非常贵重的失物。他最喜欢背梅舍茨基公爵一本名叫《俄罗斯葡萄》的书，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特别熟悉书中“那些英勇顽强的殉道者受到的深重苦难”，可是彼得·瓦西里伊奇总是挑他的错处。

“你胡说！装神弄鬼的基普里没干这种事，这事跟大智全能的季尼斯有关。”

“哪里还有什么季尼斯？是季奥尼西……”

“你不要死抠字眼！”

“你不要教训我！”

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个都怒气冲冲，互相死盯着对方：“你这个大饭桶，真不要脸，瞧你肚子吃得多大……”

帕霍米好像拨算盘子似的一板一眼地回答说：“你是色鬼、公羊、女人的走狗。”

伙计将两只手笼在袖子里，『奸』笑着，怂恿他们，把这些旧礼仪的维护者当成了小孩儿：“就该这样！嗨，再来！”

有一次，两个老头儿打起来了。彼得·瓦西里耶夫不料竟敏捷地打了同伙几记耳光，使对方抱头鼠窜，然后有气无力地擦拭脸上的汗水，对着逃跑者的背影嚷道：“等着瞧吧！这罪过要算在你身上！该死的东西，你害得我这只手犯了罪，呸！”

他特别爱责备自己所有的朋友，说他们的信仰不够坚定，说他们正在堕落为“否定派”。

“这都是亚历萨沙在迷惑你们——他带头反对教派，好一派胡言！”
“否定派”使他激动，显然也使他害怕。但问他“这派的实质是什么”，他回答得就不十分易懂了：“否定派是一种最糟糕的邪道——它只信理性，不承认上帝！你瞧哥萨克人，除了《圣经》，他们什么都不尊敬，而《圣经》是从萨拉托夫的一些德国人那儿、从路德那儿来的，有人就说过，名与实搭配得好：留托尔就是路德[33]，留托尔——路德是名，可恶是实。路德可恶[34]！否定派分子叫作沙洛普特分子，又叫作史敦达教派。这些都是来自西方，来自那里的邪道分子。”
他跺着那条残废的腿，语重心狠地说：“新教派的这些家伙才真应该被赶走，他们才真应该被查封，应该被烧死！根本不应该是我们！我们是罗斯的后代，我们的宗教是真正的、东方的、俄国根基的宗教，而他们这些都是西方货，是随意胡诌的。德国人、法国人能搞出什么好东西？比如他们在一八一二年……”
他讲得入了迷，忘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孩子。他用一只有力的手抓住我的腰带，一会儿拉近，一会儿又推开，他的话又美又热烈，充满青年人的激情。
“这伙人的理性徘徊在自己胡思『乱』想的原始密林之中，好像一只可恶的狼。他们的理性听从魔鬼的调遣，折磨人的心灵——这是上帝的恩赐啊！魔鬼的门徒能想出什么好东西？鲍格米勒派[35]就是否定派的门徒，他们宣传：魔鬼撒旦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哥哥——你瞧，他们竟如此胡说八道！他们还宣传：官不要听，工不要做，妻儿要抛弃；人不需要任何东西、任何规矩，应该让人随心所欲地去生活，听从魔鬼的吩咐。你瞧，这位亚历萨沙又来了，真是一伙蛆！”

这时候，伙计偶尔支使我做什么事，我离开了老头儿，老头儿却一个人留在店铺的货廊里，对着空荡荡的四周继续说下去：“你们这些没长翅膀的灵魂啊！生来就瞎眼睛的猫崽子啊！我怎么才能避开你们啊？”

后来，他仰起头，将两手放在膝上，凝望着冬天灰暗的天空，好久没有做声。

他开始对我比较关注、比较和气了。他见我在看书，就拍着我的肩头，说：“读吧，小东西，读吧，有好处的！你好像有点儿小聪明，可惜你不尊敬长辈，对任何人都顶撞，你想，这种脾气会带你到什么地方去啊？小东西，这只会使你进拘留所。书是要读的，但是要记住：书毕竟是书，不如开动自己的脑筋！就说那些鞭笞派[36]教徒，他们的祖师爷达尼洛竟认为旧书新书都没有用，据说他把这些书放进大麻袋扔到河里了！这当然也是蠢事！这又是亚历萨沙这个狗头把水搅混……”

他越来越多地想起这个亚历萨沙。有一天，他走进铺子，忧心忡忡，脸色阴沉，严肃地对伙计说：“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昨天进了城！我找呀找，可是没有找到。他藏起来了！我在这儿坐一会儿，你瞧，他会来的……”

伙计不友好地回答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人也不认识！”

老头儿点了点头，说：“就应该这样，对你来说，一切人都是买主或卖主，再没有第三种人！喂，弄杯茶喝喝……”

当我打回来一大铜壶开水时，铺子里已经来了别的客人：老头儿鲁基安高兴地笑了笑，门后面的黑暗角落里坐着一个陌生人，穿着暖和的外套，脚上一双长筒毡靴，系一条绿色的宽腰带，帽子歪拉到眉『毛』边。他的脸没有什么特征，人很文静、谦虚，像一个因刚丢了饭碗而感到十分苦恼的伙计。

老行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并不往他那边瞧，只是声色俱厉地说着什么，而这个陌生人右手抽搐般一个劲儿往上推帽子。只见他举起右手，好像准备画十字，却往上推了一下帽子，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当帽子几乎要推到头顶，他又紧紧把它歪拉到眉毛边。这种抽搐的手势使我记起外号“兜里有窟窿”的傻子伊戈沙。

“我们这条浑水的小河里游着各种各样的鳕鱼，它们把水搅得越发混浊了。”彼得·瓦西里耶夫说。
貌似伙计的那个陌生人轻言细语心平气和地问道：“你这是说我吗？”
“就算是说你吧……”
于是那人又轻言细语却诚心诚意地问：“好吧，那么你怎么说你自己呢？你这人啊！”
“关于我自己，我只对上帝说——这是我自己的事……”
“不，你这人啊！这也是我的事，”陌生人义正词严地说，“你不能背过脸不看真理，不能自己故意闭眼不看真理——这是对上帝和对人类的大罪过！”

我喜欢他把彼得·瓦西里耶夫称作“你这人”，他的轻言细语和义正词严使我激动。他说话的样子，真像好的神甫在念“主啊，我生命的主宰”，身子越来越向前俯，几乎要离开椅子，同时举起一只手在自己脸前挥舞……他继续说：“你没有资格责备我，我的罪过不比你的重，在罪过坑里没有你那样脏……”

“瞧！茶炊开了，话匣子响了！”老经学家轻蔑地说，但陌生人不停地讲下去：“只有上帝知道，是谁更搅浑了圣灵之泉，也许就是你们这些咬文嚼字者的罪过，我不咬文，也不嚼字，我不是书呆子，我是一个平凡的活人……”

“我知道你所说的平凡，这些我听够了！”

“是你们把人们搞糊涂了，是你们这些书呆子和伪君子把正确的思想扭曲的……你懂我说的什么吗？你说！”

“是邪道！”彼得·瓦西里耶夫说。陌生人把手掌放在眼前移动，好像在读掌心上写的东西，激动地说：“你们是不是以为把人们从一个牲口棚赶到另一个牲口棚——就是改善他们的生活了？我说——不是！我说，人应该获得自由！家庭、妻子、你的一切，在上帝面前有什么用？人们应该摆脱一切为之争夺打杀的东西——摆脱金银财宝，这一切都是腐败肮脏之物！灵魂的获救不是在人世间的原野，而是在天国的山谷！要挣脱一切羁绊，我说，要挣脱一切绳索，打破这个世界的罗网——这罗网是反基督派编织的……我走直道，不扭曲灵魂，不接受黑暗的世界……”

“但是面包、水、衣服——你接受吗？这也是世界上的东西呀！”老头儿讽刺地说。

但是这些话也没有丝毫动摇亚历山大，他继续说下去，越来越动感情，虽然他的话音不高，像在吹着一把小的铜号：“你说，人所宝贵的是什么？只有上帝是唯一可宝贵的。你站到上帝面前，摆脱了一切污秽，挣脱你心灵的一切束缚，上帝就能看见你，面对面地看得清清楚楚！你离上帝这么近了——这是走近上帝的唯一道路！抛弃父母，抛弃一切，甚至挖掉诱惑你的一双眼睛——这样灵魂就能得救。为了上帝，摧毁自己的物欲，保留住自己的灵魂，你灵魂的火焰就会永世不灭……”

“去你的！还是找你的狐群狗党好！”彼得·瓦西里耶夫说着站起身来，“我原想你从去年起变乖了些，哪曾想你更蠢了……”

老头儿一摇一摆地走出铺子，向外廊走去，这下儿可使亚历山大感到惊奇和不安，他急忙问：“你要走呀？这……是怎么啦？”

和颜悦色的鲁基安递了一个眼色，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于是亚历山大转身对他说：“你呀，也是个世俗的忙人，也说一些废话，可是有什么用呢？祷告时三呼‘哈利路亚’也好，二呼‘哈利路亚’也好……”

鲁基安对他笑了笑，也朝外廊走了，亚历山大又转向伙计，自信地说：“他们抵挡不住我的思想、我的精神，根本抵挡不住！他们走了，像烟从火上飘散……”伙计斜视了他一眼，冷淡地说：“我不管这种事。”

这人似乎觉得不好意思，拉了拉帽子，嘟哝着说：“怎么可以不管？这种事……是应该管的……”

他低下头，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后来，两个老头儿叫他，于是三个人跟我们不辞而别了。这个人好像夜里的一堆篝火，在我眼前闪耀了一下，火光很亮，但马上就熄灭了。他使我觉得，他对人生和生活的否定中包含着某种真理。

晚上，我找了个合适的时间，把他的事对圣像画作坊的师傅——文静和气的伊凡·拉里昂诺维奇说了。他听完后，对我进行了解释：“他显然是个逃跑派，这是一种教派，他们不承认一切。”

“那么他们怎样生活呢？”

“他们靠跑江湖生活，成天在外面流浪，所以把他们叫作逃跑派。照他们说，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都跟我们无缘。警察认为他们是危险分子，抓他们……”

虽然我也过着痛苦的生活，但我不明白，怎么可以逃避一切？我周围的生活里，那时候也还有很多有趣的、对我很宝贵的东西，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因而很快就在我的记忆里暗淡了。但是在痛苦的时刻，他又常常出现在我眼前：他在野外灰色的土路上向森林走去，用那只白净的、不干活儿的手抽搐地推着帽子，喃喃地说：“我走的是正道，我什么也不需要！各种牵挂都应该扯断……”

我又想起了父亲，这个人像外祖母梦见的父亲那样，父亲一只手拿着核桃木棍子，后面跟着一条花狗，吐着舌头……

【第十三节】

圣像画作坊是在一间半石砌的大屋里，共有两间房子：一间有三扇窗户对着院子，两扇对着园子；另一间有一扇窗户对着园子，另一扇对着街道。窗户都很小，呈四方形，窗上的玻璃旧得模糊不清了，没精打采地把冬天苍白的散光放进画坊里。
两间房子里都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边俯身坐着一个圣像画匠，其中几张桌子每张坐两个人。一些细绳子吊着装满水的玻璃球，悬挂在天花板上。这些玻璃球把一盏灯的亮光聚集在一起，再把这白色的冷光投射到一大块四方形的圣像板上。
画坊里又热又闷，在这里干活儿的有二十来个“上帝的画手”——他们来自帕列赫、霍卢伊、姆斯乔尔这些地方。个个都穿着印花布衬衣，领扣敞开着，帆布短裤下露出赤脚，或者穿着破烂不堪的旧鞋。这些画匠的头上笼罩着马哈烟草的蓝烟，这里充满干性油、油漆和臭鸡蛋混杂在一起的浓烈气味，弗拉基米尔地区凄凉的歌声像松香油那样缓慢地在房子里飘荡。
现在人们多么不知羞耻啊！
男孩儿当众逗引女孩儿……
他们也唱别的忧伤的歌，但这首歌是他们最常唱的。缓慢拖长的曲调不妨碍他们思考，也不妨碍他们用银鼠毛做的细笔在圣像板上画出人体的曲线和服饰的皱褶，在圣徒瘦骨嶙峋的脸上描出痛苦的皱纹。雕版工戈戈列夫在窗户下用小锤子敲打着——这老头儿喝醉了酒，大鼻子发青，伴着枯燥无味的锤声不停地懒洋洋唱着歌，听来像虫子蛀树木一样。

画圣像这种活儿谁都不感兴趣。不知哪个很凶的聪明人把活儿细分成了一长串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没有任何美感，不能引起人们对它的兴趣。斜眼的、凶狠阴险的细木工潘菲尔负责送来自己刨好的和拼接好的各种尺寸的松木板和椴木板，患肺病的年轻人达维多夫负责为它们刷上底色，他的伙伴索罗金负责加上“底漆”，米利亚申用铅笔照样板画出图像，戈戈列夫负责镀金和雕刻花纹，还有一些工匠专画风景和服饰。然后，这些没脸没手的圣像就靠墙立着，等专画脸的工匠加工完成。

即将用于装饰圣障和祭坛门的那些大圣像没有脸、手和脚地靠墙立着时，看上去实在令人很不舒服——这里只是圣像身上的服饰或铠甲和最高天使穿的短衫。这些涂得五彩斑驳的木板死气沉沉，一点儿没有应有的生气，但又好像原来还是有生气的，只是后来奇异地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这些沉重的服饰。

画脸的工匠画完了脸，就将圣像交给了另一个工匠，这个工匠负责在雕出的图案上涂上“珐琅”，再单独由一个工匠来题字，最后由画坊的工头伊凡·拉里昂诺维奇自己来涂油漆，他是一个性情文静的人。

他的脸色灰白，细丝线一般的小胡须也是灰色的，灰色的眼睛陷得很深，流露出忧伤的神情。他笑时很好看，但你好像不好意思对他笑。他模样像著名的苦行僧西梅翁——像西梅翁那样干瘦，他那双呆滞的眼睛也像西梅翁那样凝视着远方，好像能看透人群和墙壁似的。

我进画坊几天之后，画神幡的工匠卡别久欣——顿河的哥萨克，一个美男子和大力士——喝醉酒回来，他咬着牙，眯着女人般甜蜜的眼，默不作声地挥起铁拳打大家。他个儿不高，身材匀称，只见他在作坊里飞快地乱窜，像猫在窖里追赶一群老鼠一样。大家慌忙躲到屋角，在那里互相喊叫：“打他呀！”

画脸的工匠叶夫盖尼·西塔诺夫用凳子砸了一下这个发疯的暴徒的脑袋。哥萨克两腿一软，坐到地板上。大家马上把他按倒，用毛巾把他的手脚捆起来。他像野兽一样想咬断毛巾。于是叶夫盖尼也发起疯来——他跳上桌子，两手叉腰，准备向哥萨克扑去。他个子高，结结实实地扑过去准能把卡别久欣的胸骨压折，但就在这时，卡别久欣旁边出现了穿着大衣、戴着冬帽的拉里昂诺维奇，他指着叶夫盖尼威吓他，同时轻声而认真地对工匠们说：“把他抬到过道里，让他醒醒酒……”

大家把哥萨克拖出了作坊，摆好了桌椅，又重新坐下来干活，三言两语地评论身边这位好同伴的力气，担心他哪一天会在劝架中被人打死。

“打死他可不容易。”叶夫盖尼很平静地说，好像在说自己熟悉的工作。

我望着拉里昂诺维奇，不解地想：为什么这些结实有力、性情狂暴的人这么轻易地服从他？

他指挥大家如何工作，甚至连最好的工匠都愿意听他的吩咐。他教卡别久欣比教别人多，算得上非常细致了：“卡别久欣，你既然叫画师，就应该画好、画活，用意大利的画法。油画要求各种色彩的和谐，可是你，把白色涂得太多，结果圣母的眼睛冷冰冰的；两颊画得像两个红苹果，眼睛跟脸颊不相配；眼睛的位置也不对：一只看着鼻梁，另一只却画到太阳穴上了。结果，脸部表现出的不是神圣和纯洁，而是狡猾和庸俗。你对工作不用心，卡别久欣！”

哥萨克歪着脸听，接着又厚着脸皮眯起女人般的眼睛微笑，用那因醉酒而变得有些嘶哑的嗓子愉快地说：“嗨，伊凡·拉里昂诺维奇大叔，这不是我要干的行当。‘生来是个音乐家，却当上了修道士’。”

“只要努力，什么事情都能干成。”

“不，我是什么料啊？我真想当赶车的，驾上三匹骏马，嗨……”

于是他鼓起喉结，吊起了嗓子拼命唱起来：
哎依拉嗨！我要套好马车，
驾起三匹栗黑色的骏马，
嗨哟！奔驰在寒冷的黑夜，
直奔啊——直奔我心爱的她！

伊凡·拉里昂诺维奇微笑着点点头，正了正灰鼻子上的眼镜，带着忧伤走开了，可是十来条嗓子齐声地跟着唱起来，歌声汇成一股强有力的气流，好像把整个作坊抬向空中，匀称的节奏震撼着作坊：
三匹骏马凭习惯就知道：
东家太太住在什么地方……

学徒巴什卡·奥金佐夫忘了手中撇蛋黄的活儿，两只手各握着一个蛋壳，用美妙悦耳的童音伴唱着。

大家陶醉在歌声中，忘乎所以，同呼吸，共感情，一同斜起眼注视着哥萨克。当他唱的时候，全作坊都承认他是领袖，大家被他吸引住了，注视着他两臂的挥动——他挥动着两臂，像是要展翅飞翔。我相信，要是他突然停止了歌唱，喊一声“把一切都捣毁”，大家，甚至连最稳重的工匠，也会在几分钟里把作坊彻底捣毁。

他平时很少唱，但他唱的那些豪放粗野的歌中每一首都同样具有战无不胜的威力。不管人们的心情多么沉重，他都能让大家振作起来，点燃他们心中的火。大家心情振奋，在热情奔放的精神力量鼓舞下变成一个强大的机体。

这些歌引起我一种热烈的羡慕之情——我羡慕这位歌手，羡慕他这种震撼人心的魅力。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注入我的心间，使我的心房胀痛，我想哭，想对这些唱歌的人大喊：“我爱你们！”

害痨病的达维多夫也张开嘴，只见他面黄肌瘦，头发蓬乱，很像一只刚从蛋壳里出来的小寒鸦。

哥萨克领唱时人们才唱这些豪放欢快的歌，平时多唱缠绵凄凉的歌：《关于不知羞耻的人们》《在小森林里》和关于亚历山大一世之死的歌《我们的亚历山大怎样检阅自己的军队》。有时候，作坊里最好的画脸师日哈列夫提议唱唱圣歌，但很少唱得好。日哈列夫总按着一种特别的、只有自己才懂的调子来唱，妨碍大家合唱。

这个人四十五岁上下，身材干瘦，秃脑袋上面只有半圈茨冈人那样的黑鬈发，粗黑的眉『毛』像胡子。一小把浓密的尖胡须，为他那张纤细、微黑、非俄罗斯民族的脸庞增色不少，但是鹰钩鼻下面翘起的硬胡子因为那浓眉而显得多余。他的两只蓝眼睛大小不一样，左眼明显比右眼大。

“巴什卡！”他对我学艺的师兄弟高声喊道，“你来领唱《赞美吧！》，伙伴们，大家注意听呀！”

巴什卡用围裙擦着手，开始领唱：

赞美……

“主的圣名……”有几个人接上来，日哈列夫不安地叫喊：“叶夫盖尼，唱低一点儿！把声音压到心底……”

西塔诺夫像敲打木桶一样，低沉地叫唤着：“上帝的仆人们……”

“不对！这里应该用劲儿，唱得地动山摇，连门窗都会自己打开！”

真不明白日哈列夫为什么兴奋得全身发抖，他那两道奇妙的浓眉在额头上蠕动。他的歌声跑了调，手指在弹着无形的琴弦。

“上帝的仆人们——这地方要弄明白，”他意味深长地说，“这地方要体会透彻，要透过全部外壳弄懂它的内在含意。‘仆人们，赞美上帝吧！’你们这些大活人怎么还弄不明白呢？”

“您知道，这地方我们一直唱不好。”西塔诺夫客气地说。

“那就不唱了吧！”

日哈列夫生气地干他的活儿。他是位优秀的画匠，能画各种风格的圣容——拜占庭风格、法国或西欧风格、意大利写生派风格。接受圣障圣像的订货时，拉里昂诺维奇总找他商量——他对圣像的真品和原作非常了解，所有珍贵的摹本，例如费奥多罗夫圣母、斯摩棱斯圣母、喀山圣母等等珍品，他都见识过。但在挖掘原作的同时，他常常高声埋怨：“这些原作束缚了我们……应该直率地说，束缚了我们！……”

虽然他在作坊里地位重要，却不像别人那样骄傲。他对学徒们——我和巴维尔[37]很和气，他愿意教我们手艺——除了他，谁也不管这件事。

他这个人很难捉摸透。一般说来，他少言寡欢，有时候整个星期像哑巴一样闷头干活儿，惊奇而陌生地望着大家，就像初次相识一样。他虽然很喜欢唱歌，但在这种时候，他不唱，也不听，甚至似乎听不见。大家互相递着眼色，留心观察他。只见他俯在斜立的圣像板上——这圣像板立在他的双膝上，板的中部靠着桌边。他的细毛笔在仔细地描绘阴沉的、超凡脱俗的圣容，他自己也显得那么阴沉沉、超凡脱俗。

突然，他说话了——他话语清楚，却又带着恼怒：“‘先驱’——是什么意思？古时‘驱’，就是‘走’，‘先驱’就是‘先走’，如此罢了……”

作坊变得安静了，大家斜着眼向日哈列夫望去，都在暗暗地发笑。寂静中却听见他奇怪的话语：“先驱不应该穿羊皮，应该给他画上翅膀……”

“你在跟谁说话？”有人问他。

他没有作声，不知是没有听见或者是不愿回答。过一会儿，人们在静静的期待中又听见他的话：“应该知道圣徒传记，可是谁知道这些传记呢？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活得毫无生气……灵魂在哪里？哪里是灵魂？真品、原作——当然有！可是心灵——却没有……”
这些自言自语的思想流露，引起西塔诺夫以外所有人的讥笑，几乎总有人恶意地轻声说：“星期六他又要酗酒了……”

个儿高、身体壮的西塔诺夫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圆圆的脸上没有胡子和眉毛。他总是凝视着屋角发愁。

我记得，日哈列夫完成了费奥多罗夫圣母摹拟作，好像要送到昆古尔县城去。他把圣像放到桌上，激动地大声说：“圣母画好了！你像一个碗，无底的碗，今后你要接受人世间辛酸的眼泪……”

他抓起谁的外套往肩上一披，去酒店了。年轻人笑了，吹起口哨，年长一点儿的羡慕地望着他的背影叹气，而西塔诺夫走到他的作品前，细心地看了一阵，解释说：“他当然要去酗酒了！因为他舍不得把作品交给人家。这种心情不是人人都懂的……”

日哈列夫的酒瘾期总是从星期六开始，这也许跟作坊其他酒徒的通病不同。他是这样开始：早上他写一张条子，打发巴什卡送到一个什么地方。临吃午饭时他对拉里昂诺维奇说：“我今天要去澡堂！”

“去很久吗？”

“嗯，天知道多久……”

“请千万不要晚于星期二！”

日哈列夫同意地点着光秃的脑袋，他的眉毛也在抖动。

从澡堂回来后，他穿着打扮一番：穿上了西装胸衣，脖子上披一条三角巾，西装背心上挂一条长银链。他默默地坐车走了，走前吩咐我和巴维尔：“傍晚的时候，你们把作坊收拾干净，擦洗好那张大桌子，把油污刮净！”

大家都有了过节的情绪，人人干劲儿倍增，干完活儿就忙着梳洗打扮，去澡堂，吃晚饭。晚饭后，日哈列夫回来了，他带来一包包小菜，还有啤酒和葡萄酒，后面还跟着一个女人——无论从身材还是体重方面，都大大超过正常的标准，达到难看的地步。她身高两俄尺十二寸[38]，我们所有的椅子和凳子放在她面前就变成了玩具，甚至高个子西塔诺夫站在她身边也成了半大小伙儿。她身材倒是很匀称，但胸脯像一座小山一样隆起，都要碰到下巴颏儿了。她动作缓慢而笨拙。她已年过四十，但呆板的圆脸却显得新鲜平滑。她有双马眼一般大的眼睛，但小嘴好像是画出来的，像廉价的布娃娃的嘴巴一样。女人微笑着，向大家伸出宽大温暖的手，说着一些不必要的话：“你们好！今天好冷啊！你们这里味儿多重呀！这是油漆味。你们好！”

她像一条平静的大河，瞧着使人舒服，但她的话却让人听着打瞌睡，因为全都是无用的话。她说每一句话，都得先鼓足气，把近乎紫红的两颊鼓得更圆。

年轻人冷笑着低声说：“这真像架大机器！”

“一座钟楼！”

她抿起厚嘴唇，两手放在乳房下面，坐在茶炊旁一张摆好酒菜的桌子边，挨个儿地望着大家，满眼发出和善的目光。

大家对她很尊敬，年轻人甚至有点儿怕她。一个小伙子贪婪地望着这庞大的身躯，但当他的目光跟她磁石般的目光相遇时，就不好意思地垂下了自己的眼睛。日哈列夫对自己的女客人既亲切又恭敬，用“你”跟她说话，称呼她为教母，请她吃东西时还深深地哈腰。

“您别操心，”她拉长甜甜的嗓音，“您太操心了，真的！”

她本人的行动倒真是不慌不忙，动手时只用从肘到手腕这半截，肘部紧紧靠着身子的两侧。她身上发出热面包的酒香味。

戈戈列夫老头儿欢喜得说话都结巴了，一个劲儿夸这个女人美丽——真像助祭在念赞美诗，她善意地笑着听。当他结巴得语无伦次时，她便自己来说：“我们当姑娘时一点儿也不漂亮，这全是女人婚后生活新添给我们的。快到三十岁的时候，我们特别引人注目，连贵族老爷们都感兴趣了，一位县太爷还答应送一辆双驾马车……”

醉醺醺的、头发蓬乱的卡别久欣用仇视的目光望着她，粗鲁地问：“因为什么要送你这个呢？”

“当然是为了我们的爱情。”女客人解释说。

“爱情？”卡别久欣心慌意乱地嘟囔着，“那算什么爱情？”

“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子，是很懂爱情的。”女人说话很干脆。

全作坊人哄然大笑，笑得屋子都发颤。西塔诺夫对卡别久欣叽里咕噜地说：“蠢婆娘，甚至像条蠢猪！除非很苦闷，谁也不会爱这种女人……”

西塔诺夫被葡萄酒醉得脸色发白，两个太阳穴冒出颗颗汗珠，聪明的眼睛不安地燃烧着。戈戈列夫老头摇着难看的怪鼻子，用手指抹着眼泪，问道：“你生过几个孩子？”

“只生过一个……”

桌子上方挂着一盏灯，炉角后面挂着另一盏灯。两盏灯的光都不亮，作坊的四角有浓厚的阴影，没画完的、缺脑袋少胳膊的圣像在那里窥视。该有胳膊和脑袋的地方平铺着一片灰色的斑点，显得比平时更加可怕，好像圣徒的身体从涂上颜色的衣服里，从这个地下室神秘地溜走了。玻璃球靠近天花板，它们挂在钩子上，在烟雾中发出淡青色的光。

日哈列夫围着桌子走来走去，忙着请大家吃东西：一会儿俯向这个人，一会儿俯向那个人，纤细的手指一直像在玩把戏一样。他瘦了，鹰钩鼻显得更尖了，当他侧身对灯站着的时候，鼻子的黑影就落在一边脸颊上。

“朋友们，喝呀，吃呀！”他用清脆的男高音说。

那女人像主妇一样甜蜜地说：“教父，不用您这么费心！人人都有手，都有自己的胃口。谁也不能超过自己的量吃呀！”

“那么大家就歇歇吧！”日哈列夫兴奋地嚷道，“我的朋友们，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奴仆，让我们唱一首《赞美圣名》吧……”

合唱没有成功，大家都因吃饱喝醉而浑身没劲了。卡别久欣两手握着双键盘手风琴；年轻的维克多·萨拉乌京拿起铃鼓，用一个指头弹着紧绷绷的鼓皮，鼓皮咚咚地发出低沉的声音，铃儿热闹地叮当作响。他神情严肃认真，浑身黑得真像一只小乌鸦。

“俄罗斯舞曲！”日哈列夫命令他们，“教母，请！”

“唉！”女人一面叹息一面起身，“看您忙成什么样子！”

她走到空地，像一座教堂那样屹立在那里。她身穿褐色宽大的裙子和黄色细麻纱短衫，头上系着鲜红的头巾。

手风琴热烈地狂叫着，金属片键盘嗡嗡作响；铃鼓叮叮当当，鼓皮发出沉闷的叹息。这些听起来令人很不舒服——真像一个人发了疯，连喊带哭，拿额头直往墙上撞。

日哈列夫不会跳舞，他简直是在走着细步，跺着擦得锃亮的皮靴后跟，像山羊似的一蹦一跳，跟激昂奔放的音乐总是不合拍。他的脚简直不是自己的，身体笨拙地扭着。他慌乱的样子，真像掉进蜘蛛网里的黄蜂，或掉进渔网里的鱼，看不出他有什么兴趣。但大家，甚至那些喝醉了酒的，也都在用心地望着他发疯似的动作，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脸和手。日哈列夫的脸色变幻莫测：一会儿是柔情中带着羞涩，一会儿突然又变得扬扬得意；他刚板起脸、皱着眉头，忽然又对什么感到诧异，惊叫了一声，闭了一会儿眼睛，睁开眼时却又显出了哭相。他紧握双拳，偷偷地走近女人身边，突然一跺脚，单膝跪在她面前，张开双臂，竖起眉毛，露出衷心的微笑。她也面带和善的笑容，却平静地提醒他：“教父，您会累着的！”

她想娇媚地合上眼睛，但是三戈比钱币那么大的眼睛却合不上。她皱起了眉，显出难看的表情。她也不会跳舞，只是慢悠悠地摇摆着庞大的身躯，不声不响地从这儿移动到那儿。她左手拿着手帕，懒洋洋地挥着，右手叉着腰——这姿势使她变得像一个大奶壶。

日哈列夫就围着这个石像似的女人转，露出各种矛盾的脸色——好像不是一个人，而是十个不同的人在跟她跳舞：一个人文静温顺，另一个人怒气冲冲；一个人胆小怕事，悄悄地叹气，想偷偷地摆脱不愉快的大块头女人，另一个人又龇牙咧嘴，发疯似的扭着身子，像一条受伤的狗。这种乏味难看的舞姿和丑态引起我无限的苍凉和伤感，使我想起那些兵、厨娘、洗衣女工和他们猪狗式的结婚。

记忆中出现了西多罗夫的窃窃私语：“在这种事情上人人都在欺骗，这种事大家也都感到害臊。谁也不爱谁，只是胡闹罢了……”

我不愿相信“在这种事情上人人都在欺骗”。

“玛尔戈王后”是这样吗？日哈列夫当然也不是欺骗。我知道西塔诺夫爱上了一个“游荡”的姑娘，被她染上了脏病，但他没有按朋友们的劝告打她，反而给她租了一间房，给她治病，而且说到她时总是显得那么温情和羞涩。

大块头儿女人不停地摇摆着身子，像死人一样微笑着，挥动着手帕。日哈列夫绕着她的身子发疯似的蹦跳着。我瞧着女人，心里在想：欺骗了上帝的夏娃是不是也像这匹母马一般模样？我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憎恨。

没头没脸的圣像靠着黑暗的墙壁张望着，黑夜已经紧贴在窗玻璃上。灯在憋闷的作坊里发着昏暗的亮光。侧耳细听，在沉重的脚步声和喧闹的叫喊声中，能听到急促的水滴从铜洗脸槽落进带耳把的脏水桶的声音。

这一切，跟我在书上读到的生活多么不同啊！没有一丝一毫的相同之处！最后，大家都感到乏味了。卡别久欣把手风琴塞到萨拉乌京手里，喊道：“来！玩个痛快！”

他像“小茨冈”伊凡一样跳起来，简直像在空中飞舞。接着，巴维尔·奥金佐夫和索罗金热烈敏捷地跳起来。患痨病的达维多夫也在地板上移动着脚步，灰尘、烟雾、伏特加浓烈的酒味和熏香肠时发出的鞣皮气味呛得他直咳嗽。

大家跳着，唱着，喊着，但每个人都记得自己在寻欢作乐，而且大家简直在互相考评，考谁舞姿好、劲头足。

喝醉的西塔诺夫一会儿问甲，一会儿又问乙：“难道可以爱这种女人吗？”他好像马上就要哭出来。

拉里昂诺维奇略微抬起瘦削的肩胛，回答他：“女人就是女人，你还想要什么呢？”

人们所谈论的那两个人悄悄地不见了。两三天后，日哈列夫又回到作坊，去澡堂洗完澡，再回到自己的角落里，不声不响地、神气十足地、谁也不认识似的干两个星期的活儿。

“他们走了？”西塔诺夫问自己，他抬起忧愁的青灰色眼睛扫视作坊一遍。他的脸蛋不漂亮，有点儿老气横秋，但眼睛明亮而和善。

西塔诺夫待我友好——这多亏我抄的那一厚本诗。他不信上帝，不过作坊里，除了拉里昂诺维奇，谁又可能爱上帝和信上帝呢？大家谈论上帝，像谈论老板娘一样轻蔑。可是，他们坐下来吃午饭或晚饭时却画十字，躺下睡觉时都做祷告，每逢节假日都上教堂——这很难理解。西塔诺夫全不做这一套，大家说他是无神论者。

“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说。

“万物又从何而来呢？”

“不知道。”

我问他：“怎么没有上帝呢？”

他解释说：“你看，上帝这么高！”

他把长胳膊举到自己的头上，然后放到离地有一俄尺的光景，说：“人又这么低！对不对？可是据说‘人是按上帝的样式造的’，这话你是知道的！可是戈戈列夫又像谁呢？”

这可把我难倒了。这个不爱干净的酒鬼戈戈列夫老头，虽然这么大年纪还犯俄南那样的罪！于是我想起了维亚特卡人叶尔莫欣那个当兵的，想起了姨婆——他们身上有哪一点像上帝呢？

“大家知道，人就是猪。”西塔诺夫说，接着又马上安慰我，“没关系，马克西莫维奇，也还是有好人，肯定有！”

他很容易相处，因为他为人爽快。他如果不知道什么，就坦率地说：“不知道，这我没有想过！”这一点也与众不同——在遇到他以前，我遇见的可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谈的人啊！

我看到他有个小本，里面除了一些打动人心的好诗，还有许多看了叫人脸红的下流诗——这使我觉得奇怪。当我对他讲普希金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本子里抄的一首《写给迦芙里莉达》给我看……

“普希金算什么！不过是个小丑，可是贝内迪克托夫[39]才值得重视呢，马克西莫维奇！”

于是他闭上眼睛，轻轻地读：
你瞧那美丽的女人……
那勾人心魄的胸脯……
也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强调下面三行，读时兴高采烈、扬扬得意：
但鹰的眼睛也无法
透过这火热的胸膛，
看清楚那里边的心……
“你明白吗？”
我只好难为情地承认：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高兴。

【第十四节】

我在作坊的活儿并不复杂。早上，当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我要给师傅们烧好茶炊；当他们在厨房里喝茶时，我和巴维尔得收拾作坊，把调颜料用的蛋黄和蛋清分开；然后我去铺子里。晚上，我得研颜料和“注意看”师傅们的手艺。起初我很有兴趣地“注意看”，但很快就明白：他们几乎个个都不喜欢这种分工过细的手艺，并且都感到无聊和苦闷。

晚上是空闲时间，我给他们讲轮船上的生活，讲书里的各种故事，便不知不觉地在作坊里取得了说书人和朗诵者这个特殊地位。

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这些人的阅历都比我的少，他们几乎个个从小就被关进手艺的小牢笼里，一直待在里边。全作坊只有日哈列夫去过莫斯科，谈起莫斯科，他总皱起眉头，无限感慨：“莫斯科可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你要加倍小心！”

其余的人都只去过舒雅或者弗拉基米尔。讲到喀山时，他们总要问我：“那里俄罗斯人多吗？有教堂没有？”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他们不相信西伯利亚在乌拉尔的那一边。

“乌拉尔的鲈鱼和鲟鱼是从哪儿运来的，不是从里海吗？可见乌拉尔在海边！”

他们硬说英吉利在大洋的彼岸，而拿破仑是卡卢加[40]的贵族出身，有时我就觉得他们在有意嘲笑我。我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很少相信。但他们都爱听惊险的童话和离奇的故事，就连上了年纪的人也喜爱听这些显然也是虚构胜过真实的故事。我清楚地看到：情节越荒诞，故事里虚构的成分越多，他们就越认真听。总之，现实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都幻想着未来而不愿意看见现在的贫穷和丑恶，这使我感到吃惊。更使我惊异的是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在我面前的是一些活生生的人物，在书本里却找不到他们。书本里没有斯穆雷、司炉工雅科夫、逃跑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日哈列夫和洗衣女纳塔利娅……

我在达维多夫的木箱里发现了一本破旧的戈利钦斯基的短篇故事、布尔加林的《伊凡·魏日金》和布朗别乌斯男爵的一本薄书。我把这些都念给他们听了，大家都喜欢听，工头拉里昂诺维奇还说：“读书能消除吵架和喧闹——实在太好了！”

于是我开始热心地找书，找到了就几乎每天晚上给他们念。这是些美好的夜晚，作坊里像深夜一样寂静，玻璃球像惨淡的寒星一样挂在桌子的上方，照着一个个低垂在桌子上的毛茸茸或光秃秃的脑袋。我能看到他们安静沉思的脸，有时候作坊里响起对书的作者和主人公的赞美声，他们显得不同寻常，专心而温和。在这种时刻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也对我很好。我感觉自己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有了书，我们就像到了春天，就像我们头一次把冬天的窗框推开，让空气自由地从窗口进来。”有一次西塔诺夫这样说。

搞到书是很难的，那时我们没想到去图书馆借。但我还是用尽了心思，像讨饭似的到处求人，终于搞到了书。有一次，消防队长给了我一本莱蒙托夫[41]的书。我拿起来一读，就立刻感觉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它对人的强大影响力。

我记得，从《恶魔》的头几行起，西塔诺夫就伸头往书里张望，接着又张望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回到桌子上，把两只长胳膊插到双膝之间，微笑地摇摆着身子，椅子在他身子底下吱吱地响。

“兄弟们，静一点儿！”拉里昂诺维奇说着，也放下了手里的活儿，来到看我念诗的西塔诺夫的桌子旁边。这首长诗感动得我悲喜交集，我常常念不下去，眼里含着泪水，看不清诗句。更使我感动的是作坊里轻声而小心的动作，整个作坊都好像在辗转不安，又好像被磁石吸引到我身边。当我读完第一篇，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站在桌子四周，紧紧地互相靠着，拥抱着，皱起眉头，或者露出笑容。

“念呀，念呀！”日哈列夫一面说，一面对着书按我的脑袋。

我念完了全书，他接过去看了看书的扉页，然后挟在腋下，说：“这本书应该再念一遍！你明天再念一遍吧，我把书藏好。”

他走开了，把这本莱蒙托夫锁进自己桌子的抽屉里，又开始干活儿了。作坊里很静，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回到各自的桌子旁。西塔诺夫走到窗口，将额头贴在玻璃上，茫然地站在那里。日哈列夫又放下画笔，语气严肃地说：“人生就是这样，上帝的奴仆就是这样……唉！”

他耸起双肩，缩着脖子，继续说：“我甚至能把恶魔画出来，他满身黑毛，长着火焰一般红的翅膀——用铅丹来画，把脸和手脚画成苍白色，好像月夜里的雪。”

一直到吃晚饭，他在凳子上不安地和反常地转动着身子，摆弄着手指，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恶魔、女人和夏娃，天堂以及圣徒如何犯罪作孽，等等。

“这都是真的！”他肯定自己的话，“既然圣徒都和罪恶的女人干出不端的勾当，恶魔当然也喜欢跟圣洁的灵魂作孽犯罪……”

大家默默地听他讲，也许他们跟我一样，都不想开口。大家懒洋洋地干活儿，不时地望望钟。当钟敲了九下时，大家就不约而同地一齐放下了手里的活儿。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我跟了出去。在院子里，西塔诺夫仰望着星星，念道：

一队队被抛弃的天体在太空中浮动……

“这样的诗句是捏造不出来的！”

“我一个词儿都不记得了，”日哈列夫在凛冽的寒气里哆嗦着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能见到他！真怪！——逼得人去可怜恶魔？他真可怜，是吗？”

“是可怜。”西塔诺夫表示同意。

“人就是这样！”日哈列夫长叹了一声，至今记忆犹新。

在过道里，他提醒我：“马克西莫维奇，在铺子里你可不能对谁谈起这本书，它准是本禁书！”

我高兴了！神甫在那次忏悔礼上追问我的原来就是这种书！

大家吃晚饭时无精打采，不像平时那样有说有闹，好像人人都因发生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而需要十分用心去思考。晚饭后大家上床睡觉的时候，日哈列夫拿出书对我说：“来，再念一遍！念慢一点儿，不要着急……”

有几个人默默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子旁，只穿着单衣，缩着双腿，坐在桌子周围。

我念完后，日哈列夫又一次用指头敲敲桌子说：“这就是人生啊！恶魔呀恶魔……原来是这么回事！老弟，是吗？”

西塔诺夫探身越过我的肩头，读到了书里的几句什么话，笑着说：“我把它抄在本子里……”

日哈列夫站起来，拿起书向自己的桌子走去，可是又站住了，突然用颤抖的声音抱屈：“我们活着，就像一些眼睛看不见的狗崽，什么都不知道，无论对上帝还是对恶魔，我们都是些废物！怎么能够做上帝的奴仆？约伯[42]才配做奴仆，上帝亲自跟他谈过话，摩西也是这样。他的名字还是上帝给起的。‘摩西’这名字听起来像‘我的东西’，意思就是‘上帝的人’。但我们是谁的人呢？”

他锁好了书，开始穿衣服，他问西塔诺夫：“去不去酒馆？”

“我要去我女人那里。”西塔诺夫小声回答。

他们走了以后，我就在门边的地板上躺下来，跟巴维尔·奥金佐夫在一起。他长时间地在地板上翻身，打着鼾，但突然低声哭起来。

“你怎么了？”

“我很可怜这些人，”他说，“我跟他们一起已经四个年头了，他们每一个人我都熟悉……”

我也可怜这些人。我们两个好久都睡不着，小声地谈论着他们，努力去找每一个身上的优点和大家身上那些更能引起小孩同情心的东西。

我和巴维尔·奥金佐夫相处得很好。后来，他成了一个好工匠，但好景不长。快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酗酒。后来我在莫斯科的希特罗夫市场遇见他——已变成一个流浪汉了，不久就听说他死于伤寒病。我这一生中见到多少好人毫无意义地死了——现在想起来就感到害怕！每一个人都会消磨尽精力而死去的，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像我们俄国，人的精力消磨得这样快，死得这样毫无意义……

那时候，他是个圆脸的少年，比我大两岁。他活泼、聪明、正直，有才能，鸟、猫和狗，他都画得很好，几笔就能将师傅们画成漫画，而且总让他们身上长满羽毛。他把西塔诺夫画成垂头丧气、一只脚站立在沼泽地上的鹬鸟，把日哈列夫画成一只被拔掉了鸡冠、头顶上又没有羽毛的公鸡，患病的达维多夫成了一只相貌可怕的凤头麦鸡。但他画得最成功的是雕刻师戈戈列夫老头儿：像只蝙蝠，长着两只大耳朵，一个滑稽可笑的鼻子，两只小脚爪，每个爪子有六个脚趾，又圆又黑的脸上睁着两只白圈形状的眼睛，眼珠像两粒扁豆嵌在眼睛里——这使他的脸变得栩栩如生却又十分可憎。

巴维尔把漫画拿给师傅们看时，他们没有生气，但戈戈列夫的漫画让大家感到不舒服，他们严厉地劝“画家”：“你最好把它撕了，要是老头儿见了，会打破你的头！”

又脏又坏的成天醉醺醺的老头儿，是一个死守教条的信徒，一脸凶相，背地里常向伙计告发作坊里的人和事——因为老板娘打算把侄女嫁给伙计，所以伙计俨然把自己当作作坊的第一主人。全作坊的人都恨他、怕他，所以也怕戈戈列夫。

巴维尔狂热地想方设法捉弄雕刻师戈戈列夫，好像打定主意不让他有一分钟的安宁。我也尽力帮助巴维尔这样干。全作坊的人对我们这种几乎总是粗野无情的恶作剧感到快乐，但总是警告我们：“小伙子，你们会吃苦头的，金龟子会把你们撵走的！”

甲壳害虫“金龟子”是作坊里的人给伙计起的绰号。

警告并没有吓住我们，我们在睡死的雕刻师脸上涂颜料。有一次，他喝醉酒睡着了，我们在他的海绵鼻子上涂上了金，有三天三夜他都没能把鼻钩上的金粉洗刷掉。我们每一次成功地惹得老头儿发火的时候，我都记起轮船上那个矮小的士兵，心里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内疚。戈戈列夫虽然年纪大了，却还是很有力气，一不小心，我们常被他抓住一顿痛打。他打完，还要向老板娘告状。

她也是每天醉得迷迷糊糊，因此总是那么乐乐呵呵，她努力装作吓唬我们的样子，用两只虚肿的手拍着桌子，大声嚷道：“小魔鬼，你们又胡闹了！他是老人，应该尊敬他。是谁把煤油当葡萄酒斟到他杯子里的？”

“是我们……”

女老板惊奇了：“我的小祖宗！他们居然自己承认了！你们这些该死的！应该尊敬老年人呀！”

她把我们赶跑了，晚上把这事告诉了伙计，伙计就生气地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你念着书，甚至念《圣经》，却这么胡闹，行吗？你得注意呀，小老弟！”

女老板孤零零一个人，怪可怜的。她常常大喝了一通甜酒后，坐在窗户旁唱歌：
没有谁会可怜我，
更没有谁疼爱我；
没有谁知我心事，
我向谁诉说忧愁！
她拉长着老年人的颤音，啜泣着：“呜——呜——呜……”

有一次，我看见她提起一罐煮开的牛奶上楼梯，突然她双腿打战，扑通一下子坐在楼梯上，接着又沉重地一级一级地往下滑，但没有放开手里的陶罐。牛『奶』溅在她的衣服上，她却伸直双臂，对着牛奶罐生气地嚷：“你怎么了，瘟神？你要干吗？”

她不胖，身子却软弱无力，好像一只已经不能抓耗子的老猫，可是因为吃得好，体重增加，只会像老猫一样轻声地叫着，甜蜜地回忆着自己过去的成功和快乐。

“是呀，”西塔诺夫皱着眉沉思着说，“这里曾经是家大业大，一个很像样的作坊，在这里管事的是个聪明人，可是现在什么都不行了，一切都操在‘金龟子’手里！我们不停地干，全都是替别人出力！想到这些，脑袋里就像有根发条突然断裂了——你什么都不愿做，真想扔掉一切活儿，躺在屋顶上，望着天空，在那儿躺一个夏天……”

巴维尔·奥金佐夫也掌握了西塔诺夫的这些想法，他学着大人的姿势大口大口抽着香烟，大谈起上帝、醉酒和女人，说任何作品、任何东西都在渐渐消失，说一些人在创造，另一些人把创造出来的东西毁掉——他们不珍惜，也不了解这些东西。

这个时刻，他机灵可爱的脸皱得像个老人。他坐在地铺上，抱着双膝，久久地望着那些四方形窗户外面的蔚蓝色天空，望着压在堆堆积雪下的屋顶和冬天夜空的繁星。

工匠们打着牛鸣般的鼾声，有人含混不清地说着梦话，生命垂危的达维多夫在高板床上咳嗽。被睡眠和醉酒捆住的“上帝的奴仆们”卡别久欣、索罗金和佩尔申横躺竖卧在角落里，身子一个挨着一个。没有脸和手脚的圣像在墙上张望，调颜料用的油和坏鸡蛋、地板缝里发酸的尘土臭气冲天，令人窒息。

“上帝呀！我是多么可怜这些人啊！”巴维尔低声说。

我也越来越被这种怜悯心弄得心神不安。我前面说过，我们俩都觉得所有的工匠都是好人，但他们的生活不应该过得这样坏，这样无聊苦闷，令人无法忍受。在风雪交加的冬天，大地上的一切——房屋、树木，都在摇晃、吼叫、哭泣。大斋期的钟声凄凉地响着。寂寞像千层波浪涌进作坊，铅一样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扼杀他们身上的全部活力，把他们拉向酒馆和女人——女人像伏特加酒一样，是这些人醉生梦死、忘掉一切的工具。

在这样的夜晚，书是无济于事了。于是我和巴维尔想方设法逗大家乐：我们把煤烟灰、颜料涂在脸上，用大麻做头发或胡子，扮演我们自己编的喜剧。我们就这样跟苦闷奋战，逗大家笑。我还记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就把这本小书改编成了对话。我们两个爬上达维多夫的高板床，在床上扮演剧中人，连说带笑地砍想象中的瑞典人的脑袋。观众也哈哈大笑。

观众特别喜欢的是关于一个名叫秦友东的中国鬼的神话。巴维尔扮演那个一心想做善事的不幸的秦友东，我扮演戏里的其他一切，包括两种性别的人、不同的物、神仙，甚至包括中国鬼每次因行善不成而垂头丧气时坐在上面休息的那块石头。

他们看了哈哈大笑，我倒奇怪怎么这样容易引起他们笑，因为这太容易了，我反而觉得不快。

“哈哈，两个小丑！”人们向我们俩叫嚷，“啊，两个小冤家！”

但我越来越觉得，悲哀比快乐离这些人的心更近。

我们这儿从来不存在快乐，快乐本身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快乐是作为排遣俄国人生活中的苦闷而使用的一种手段。这种本身并不存在的欢乐，其内在的力量之所以还令人将信将疑，不是因为它愿意存在，只是由于人生悲哀而呼唤出来的。

这种俄国式的快乐常常突然而意外地演变成残酷的悲剧。譬如一个人正在跳舞，好像在挣脱自己身上的枷锁，但是他突然发泄出自身残酷无比的兽性，带着野兽般的苦闷扑向一切，去撕、去咬、去毁坏……

这种被外力引发的勉强的快乐，使我焦躁不安，但焦躁到不能自控时便想把突然产生的一些幻想讲出来和演出来——我实在太想引起人们真正的、自由的和轻松的喜悦！我取得了某些成绩，人们称赞我，对我表示惊奇，但这种似乎被我略微减轻的苦闷重又慢慢地变得更加沉重第压在他们身上。

脸色苍白的拉里昂诺维奇和蔼地说：“你真有趣！愿上帝保佑你！”

“你真叫人开心，”日哈列夫跟着他说，“马克西莫维奇，你可以进马戏班或戏院，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丑角！”

全作坊里只有卡别久欣和西塔诺夫两人在圣诞节和谢肉节去过戏院。年长的几个师傅郑重地劝他们到“约旦河”[43]冰窟窿里参加洗礼，以洗掉这个罪恶。西塔诺夫却常常劝说我：“你什么都别干了，去学演戏吧！”

于是，他激动地讲着著名演员雅科夫列夫悲惨的一生。

“下场可能会这样！”

他喜欢讲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故事，称她是“坏蛋”。他特别欣赏《西班牙贵族》这个剧：“马克西莫维奇，唐·塞扎尔·德·巴赞是个很高尚的人物！一个奇人！”

他本人就有点儿像“西班牙贵族”。有一天，在“瞭望塔”前的广场上，三个消防兵正在打一个乡下人取乐，四十来个人围着看热闹，给消防兵喝彩助威。西塔诺夫冲进去，挥动长胳膊，一顿快拳将消防兵打倒，把乡下人扶起来，推到人群里，大叫一声：“你们领他走！”

他自己留下来，一个人同三个人交手。消防队的院子就在十步以内，消防兵可以叫人来帮忙，西塔诺夫有挨打的危险，幸亏消防兵吓得逃进了院子。

“狗东西！”他向他们的背影喝了一声。

每到星期天，青年们到彼得巴甫洛夫公墓那边的“林场”斗拳，在那里跟清扫大队的工人们和附近村庄的乡下人搏斗。清扫大队推出一个有名的拳师向全城人摆擂。这是一个高大魁梧的摩尔多瓦人，脑袋小，害眼病，常淌眼泪。他一只手用短褂的脏袖子擦着眼泪，双腿大叉开，站在自己人前头，用和善的口吻挑战：“出来吧，不然我要冻坏了！”

我们这边出场的是卡别久欣。他总是被摩尔多瓦人打败，但这个头破血流、气喘吁吁的哥萨克人说：“我死也要打败这个摩尔多瓦人！”

这终于成了他生活的目标，他甚至戒了酒，睡前用雪擦身，大量吃肉，每晚几次拿着两普特重的秤砣画十字。但这一切都没能帮到他。于是他把一些铝块缝进手套里，对西塔诺夫吹牛说：“这次，摩尔多瓦人的末日到了！”

西塔诺夫严厉地警告他：“别这样，不然比拳以前我要揭发你！”

卡别久欣不信。但比赛刚开始，西塔诺夫突然对摩尔多瓦人说：“退下，瓦西里·伊凡内奇，我先跟卡别久欣交手！”

哥萨克人脸红了，大声嚷道：“我不跟你比，你走开！”

“你得跟我比。”西塔诺夫说，一面斜视着哥萨克人的脸，向他走去。卡别久欣原地跺了几下脚，脱下了手套，塞进怀里，离开了拳击场。

我方和敌方都大为惊异和不满，一个颇有身份的人生气地对西塔诺夫说：“老弟，你把家里的纠纷拿到外边拳击场来解决，这是绝对犯规的呀！”

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西塔诺夫『逼』近，骂他。他久久地沉默不语，但终于对这位彬彬有礼的人说：“我要是预防了一场人命案了呢？”

这个人立刻明白了，甚至摘下帽子，说：“那么我方要感谢你！”

“不过，大叔，请不要宣扬出去！”

“为什么？卡别久欣这样的拳师真是少见。不过失败使人恼羞成怒——我们懂！以后，比赛前我们先检查他的手套。”

“这是你的事！”

这位长者走开以后，我们这方的人又开始骂西塔诺夫：“死脑筋！你好管闲事！让哥萨克人揍他一顿多好，如今我们又得吃败仗了……”

大家纠缠他不放，痛快地骂了他好久。

西塔诺夫长叹了一声，说：“唉，你们这班废物……”

出乎大家的意料，他突然向那位摩尔多瓦人挑战。对方摆开架势，高兴地挥着拳头，开玩笑地说：“我们斗一斗，暖暖身子……”

两个拳击手密切地注视着对方，双脚来回地移动着，右手向前，左手放在胸前。有经验的人马上看出：西塔诺夫的胳膊比摩尔多瓦人的长。四周静下来了，拳击手脚下的雪吱吱地响。有人耐不住这种紧张，抱怨而又焦急地嘟囔了几句：“该开始了……”

西塔诺夫右手一挥，摩尔多瓦人抬起左手来挡，心窝处却挨了西塔诺夫左手直打的一拳，他哼了一声，倒退了几步，高兴地说：“年轻人，不笨呀！”

他们开始跳动着向对方进攻，向对方胸部挥动沉重的拳头。几分钟后，我方和对方都激昂地喊着：“画圣像的，加油！给他画像呀，涂金呀！”

摩尔多瓦人的力气比西塔诺夫的大得多，但身体比他重得多，打起来没有那么快，打人一拳却挨了两三拳。但摩尔多瓦人的身子并不太在乎挨几下，他总是哼着、笑着，突然对着腋下重重地向上一拳，把西塔诺夫的右上臂打脱臼了。

“拉开——不分胜败！”好几个人同时叫喊，他们冲进围观的人群，过去把两个拳击手拉开了。

摩尔多瓦人和善地说：“力气虽然不很大，但很敏捷，一个圣像画匠嘛！他会成为好拳师的——这一点我可以向大家公开说。”

双方的少年们普遍开始比赛了，我却一个人扶着西塔诺夫到了接骨的医生那里。西塔诺夫的行为更加提高了他在我心里的位置，增加了我对他的同情和敬意。

总之，他为人诚实正直，并且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但粗心大意的卡别久欣却巧妙地讥笑他：“热尼亚[44]，你活着是为了好看的！你把心擦得像过节前的茶炊那么亮，还多处夸耀：看，亮得像天上的星！可是你的心是铜铸的，跟你在一起太寂寞了……”

西塔诺夫平静地沉默着，只是一个劲儿地干活儿，或者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抄写莱蒙托夫的诗句。他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全用在抄写上。每当我向他建议：“你本来有钱，去买一本吧！”他就回答：“不，还是自己动手抄好！”

他用秀丽潇洒的字体抄完了一页，一面等墨水干，一面轻轻念道：
你将冷漠地俯视大地，
没有同情也没有关心。
那里没有真正的幸福，
也没有千秋万代的美……
接着，他眯着眼说：“这就是真正的现实！他对真理了解得多透彻啊！”

西塔诺夫和卡别久欣的关系最使我感到奇怪。这个哥萨克喝醉了，就找朋友打架。西塔诺夫先是久久地劝他：“算了！不要动手……”

而后他就动手打这个醉汉，他打得这样狠，连平常把打群架当作热闹看的师傅们都要来拉这两个朋友的架。

“不及时把叶夫盖尼拉住，他会把对方打死，最后连自己也不会怜惜。”他们这样说。

清醒时，卡别久欣也喜欢嘲弄西塔诺夫，讥笑他爱诗和他不幸的罗曼史，他的话下流难听，但是没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和敌意。西塔诺夫默默地听着哥萨克人的嘲笑，并不生气，有时甚至跟着卡别久欣一起笑。

他们睡在一起，每天夜里轻声地长谈。

这些谈话引起我的兴趣——我很想知道这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在亲热地谈论着什么。可是当我走近他们时，哥萨克人就不高兴地问：“你来干什么？”
西塔诺夫好像没有看见我。
但是有一次，他们把我叫去，哥萨克人问道：“马克西莫维奇，要是你发了财，你想干些什么？”
“我就买书。”
“还有呢？”
“不知道。”
“哼！”卡别久欣失望地转过脸去。

西塔诺夫却安静地说：“瞧，谁也不知道，无论老人和小孩！我告诉你，就是财富本身——也毫无用处！一切都需要附加的东西……”

我问：“你们在讲什么？”

“不想睡，随便讲讲。”哥萨克人回答。

后来，我仔细听了他们的谈话，知道他们每夜都在谈人们白天爱谈的东西：上帝、真理、幸福，女人的愚蠢和狡猾、富人的贪婪，乱七八糟、不可理解的现实生活等等。

我总是如饥似渴地听这种谈话，感到激动不已。谈话中几乎人人都同样地说：生活很糟糕，应该过得好些——我为此感到高兴。但同时我看到，这种改善生活的愿望并没有使人承担起任何责任，并没有丝毫改变作坊的生活和工匠们彼此的关系。这种谈话照亮我面前的生活，但同时也暴露生活深处的空虚无聊，正是这些说“忙『乱』的生活没有意义、只有苦恼”的人们忙乱地、不安地游动在这种空虚无聊中，就像被风吹落在池塘水面上的尘埃一样。

人们高谈阔论中总喜欢责备别人，或者自我忏悔和吹嘘，甚至因为一些小事而大吵大闹，弄得彼此不痛快。他们猜测自己死后会怎么样，但作坊门口放污水桶的地方一块地板腐烂了，他们听任地下一股冷气和酸臭的土味从这腐朽、潮湿的窟窿里透出来，害得大家冻了腿——还是我和巴维尔用干草和破布把这个窟窿堵住的。他们也常说要换掉这块地板，但听任窟窿越来越大。在风雪交加的日子里，风雪从烟囱窟窿里吹进来，弄得大家感冒、咳嗽。气窗的铁叶尖叫得令人心烦，大家用不堪入耳的话骂它，又是靠我给它涂了一点儿油，日哈列夫反而侧耳倾听着说：“气窗不叫了，现在更寂寞了！”

他们从澡堂回来，躺在满是灰尘、肮脏不堪的床上，灰尘和肮脏从没有使谁不安。有许多妨碍生活的这类小事，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谁也不动手去做。

他们常常说：“谁也不怜悯人，无论上帝还是人自己……”

可是当我们——我和巴维尔给满身污垢和虱子的、快要死的达维多夫洗完澡以后，他们都嘲笑我们，脱下自己的衬衣让我们捉虱子，叫我们是“擦澡的”。总之，他们戏弄我们，好像我们干了一件什么可耻的、非常可笑的事似的。

达维多夫从圣诞节大斋期起一直躺在高板床上，咳嗽得很厉害，往床下吐着腥臭的血痰，但又吐不进脏水桶里，血痰便啪啪地落在地板上。每天夜里他大声地说梦话，把大家吵醒。

几乎天天有人说：“该把他送医院！”

但是一直没有送，也许是因为先是发现达维多夫的身份证已经过期，后来看他病好一些，最后人们认为：“反正他快死了！”

他自己也有预感：“我——快死了！”

他文静幽默，也总想开些玩笑，来驱除作坊里的苦闷气氛。他在床上抬起黑瘦的脸，呼呼地喘着气，扯着嗓子喊道：“大家来听听高板床上的歌声呀……”

接着，他抑扬顿挫地念他伤心的打油诗：
高板床上睡，
每天醒得早。
睡着或睡醒，
蟑螂一直咬……

“他并不灰心丧气哩！”听众这样夸他。

有时候，我和巴维尔爬到他床上去。他强打起笑脸，诙谐地说：“高贵的客人，拿什么招待你们呢？想吃新鲜的小蜘蛛吗？”

他死得很慢，连他自己都感到心烦了。他真正苦恼地说：“我怎么还不死呀，真要命！”

他这样不怕死——倒把巴维尔吓坏了！每到半夜，巴维尔就叫醒我，轻轻地说：“马克西莫维奇，他好像死了……今夜他真要死了，我们都睡在他下面，哎呀，上帝啊！我怕死人……”或者说：“唔，他生来干吗？还不满二十岁，就要死了……”

有一个月夜，他叫醒了我，惶恐地睁大着眼睛，说：“听！”

高板床上，达维多夫在呼呼地喘气，慌张而清楚地说：“到这里来呀，来……”

后来他开始打呃。

“真要死了，你看！”巴维尔惶恐不安。

白天，我一直在清扫院子里的雪，把它搬运到田里，所以很累，只想睡，但是巴维尔求我：“你别睡，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别睡！”

他忽然翻身跪起，发狂地叫道：“大家起来呀，达维多夫死了！”

有人醒了，几个影子从床上爬起来，听见有人生气地问。

卡别久欣爬上了高板床，吃惊地说：“好像是死了……可是身子还热……”

屋子里静下来。日哈列夫画了个十字，身子裹在被里，说：“也好，愿他上天堂！”

“把他抬到门外的过道里……”

卡别久欣从高板床爬下来，望了望窗外，说：“让他躺到天亮吧，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有打扰过任何人……”

巴维尔把头藏到枕头底下，痛哭不止。

西塔诺夫却一直没有醒来。

【第十五节】

田野上的雪在融化，天空的冬云化成雪和雨，落在大地上。白天越来越长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快乐的春天好像已经到了，春光捉迷藏似的躲到城外某处的田垄里，很快就会涌进城来。街道上是棕黄色的泥浆，人行道边流水淙淙，麻雀在“囚徒广场”上化了雪的地方欢蹦乱跳。人们也显得像麻雀一样忙碌。大斋节期的钟声，盖过这春天的喧闹，几乎从早到晚不停地响着，轻轻地震荡着人们的心。这钟声，如同一个掩饰着某种委屈的老人拉着凄凉的调子在诉说人间的一切：“从前……从前有过……从前有过这样的事……”

在我的命名日[45]，全作坊的人送给我一张小巧精美的圣徒阿列克谢画像。日哈列夫意味深长地做了长篇讲话，我至今还记得。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说时他摆弄着手指，抬起眉毛，“只不过是个孩子，一个孤儿，出生只有十三年，我岁数比你差不多大了三倍，可还是想夸你，我夸你不是因为你不回避现实，而是面对一切！你要永远这样——这很好！”

他还说到上帝的奴仆和上帝的人们，但我至今还是不了解他说的人们和奴仆有什么差别，也许他自己当时就并不清楚。他说得很乏味，全作坊的人都讥笑他。我两手捧着圣像站着，既感动又不安，不知道怎样才好。卡别久欣终于心烦地向演说家嚷道：“够了！你别继续给他唱赞歌了，瞧他耳朵都红得发紫了。”

接着他拍了我的肩膀一下，也夸起我来了：“你好就好在对大家亲——这就好！不要说打你，就是骂你，也难开口，即使真有什么理由！”

大家用善意的眼光看着我，亲切地嘲笑我的局促不安。我差一点儿没有因为感到自己对这些人有用而喜出望外竟至大哭一场！正好今天早上伙计在铺子里一边朝我点头，一边对彼得·瓦西里耶夫说：“不讨人喜欢的小孩，干什么都不行！”

和平常一样，我早上去了铺子。可是午后伙计对我说：“你回去，清除货房顶上的积雪，送到地窖里……”

他当时不知道当天是我的命名日，我相信铺子里谁都不会知道。作坊里给我举行祝贺以后，我换了衣服，跑到院子里，爬上房顶，去清除这年冬天厚实沉重的积雪。但由于兴奋，我忘了打开地窖的门，结果铲下来的雪把门全封住了。我跳到地上后才发现这个错误，连忙动手铲开门上的雪，潮湿的积雪粘在一起，又硬又沉，木锹铲起来很费劲儿，偏又没有铁锹。结果，我把木锹用折了。应了俄国一句谚语：快乐后面紧跟着痛苦。

“行呀！”伙计讥笑地说着向我走来，“你这样干活儿，见你的鬼！我要狠狠揍你这愚蠢的脑袋……”

他拿起一截锹把向我挥来，我闪开身子，生气地说：“我又不是被雇来给你扫院子的……”

他把这截木棒扔过来，扔在我的脚边，我抓起一团雪回敬到他的脸上，他呼呼地哼着鼻子逃跑了。我也扔下活儿回到作坊。过了几分钟，他的未婚妻，一个面无表情、长满粉刺、举止轻佻的姑娘，从楼上跑下来。

“马克西莫维奇，你给我上楼去！”

“我不去。”我说。

拉里昂诺维奇低声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不去？”

我把事情经过对他说了，他担心地皱起了眉头，小声对我说：“小老弟，你也太鲁莽了……”

全作坊闹开了，大家责备着伙计。卡别久欣说：“唔，这次一定会把你撵走的！”

这并没有吓住我。我同伙计的关系早已使我忍无可忍——他恨死我了，而且越来越恨。我也容忍不了他。但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样无理。

他常常把铜钱弄到店里的地板上，我扫地时发现了，就捡起来放到柜台上一个小碗里，这些零钱是用来布施乞丐的。后来我明白了他这套把戏的用意，便对伙计说：“你扔钱给我是白费心！”

他气急了，信口就对我嚷道：“你敢教训我！我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

但他马上又改口说：“我怎么会白白扔钱？是它自己掉下去的……”

他不准我在铺子里看书，说：“你这种脑袋瓜不是念书的料！白吃饱，你还想当读书人吗？”

他继续打算用二十戈比的硬币来陷害我。我明白，如果扫地时硬币滚进地板缝里，他就会认为是我偷了。于是我又一次要他放弃这种把戏。但是就在这一天，我从茶馆打开水回来，听见他正在怂恿隔壁铺子新雇来的伙计：“你教他偷圣诗——三箱圣诗很快就到货……”

我知道他们在说我。我走进铺子，他们两个都显得有点儿慌乱和难为情。即使他们不这样露出马脚，我也有理由怀疑他们阴谋陷害我的这种愚蠢伎俩。

隔壁店里那个伙计已经不是第一次替他做事了。这个伙计算得上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但有酗酒的毛病，酗酒时就被老板撵走。过后，老板又把这个身子瘦弱、眼睛机灵的人雇回来。他外表温顺随和，对老板百依百顺，小胡须总是『露』出聪明的笑容。他喜欢说俏皮话，嘴里有一种害牙病的人常有的口臭，虽然他的牙齿又洁白又硬实。

有一次，他使我大吃一惊。他亲热地笑着走到我跟前，但突然打掉我的帽子，抓住我的头发。我们俩扭打起来，他把我从门廊推进铺子里，总想把我按倒在地板上放圣像的神龛上——假如他这一招成功，我就会压碎玻璃，弄坏神龛上的雕花，说不定还会弄破贵重的圣像。但他力气很小，结果被我打败了。于是这个小胡子大汉竟坐在地板上，拭着打破的鼻子，痛哭起来——这是我始料不及和大为吃惊的。

第二天上午，两家主人都去什么地方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用一个指头擦着鼻梁上眼角旁边的一块肿伤，友好地对我说：“你以为我跟你打架是出于我自己的心愿吗？我又不是傻子，明明知道我会挨你打，我体质弱，又喝酒。这是老板叫我干的。老板说：‘去揍他一顿，尽量把他铺子里的东西打坏，让他们受损失！’我自己本来不想这样的，瞧你把我的脸打成这个样子……”

我相信他所说的话，所以可怜起他来。我知道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这女人常打他。但我还是问他：“那要是他『逼』你下毒『药』呢？”

“他真会这样，”小胡须低声地说，现出可怜的冷笑，“他能这样……”

过了一会儿，他求我：“我一个钱也没有，家里没有吃的，老婆跟我闹。朋友，你在自己仓库里弄一张圣像，我拿去卖，好吗？给我弄一张，怎么样？要不弄一本《赞美诗》？”

我想起了鞋店的事，想到看教堂的那个老头儿，心想，这个人会出卖我的！但我又不好拒绝，就给了他一张圣像。但是我不敢拿值好几卢布的圣诗给他，我觉得这是犯大罪。怎么办呢？

道德里总隐藏着“算术”问题，而《刑法》的神圣和坦率又非常清楚地暴『露』这小小的机密——它后面却藏着私有制的大骗局！

当听到我的伙计怂恿这个可怜人教我偷圣诗的话时，我吓了一跳。显然，我的伙计已经知道我拿他的东西送人情，隔壁的伙计已经把圣像的事告诉了他。

这种慷他人之慨的可恶行径和这种给我布置陷阱的卑鄙勾当——两者加在一起，使我产生一种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愤慨和厌恶。好几天，我都痛苦万分——我等待着那三箱圣诗的到来。这些货终于到了，我在仓库里开箱取书，隔壁的伙计走过来求我给他一本圣诗。

我便问他：“你把圣像的事告诉我伙计了？”

“告诉了，”他凄然地说，“老弟，我什么也瞒不住……”

我惊呆了，一屁股坐到地板上，瞪着眼看他。他匆忙嘟囔起来，显得很不好意思，又十分可怜：“你知道吗？是你伙计自己猜着了，不，是我老板猜着后告诉你伙计的……”

我感到自己完了——这些人串通一气来害我，少年犯收容所等着我去了！既然这样——反正都一样！“既然要淹死，就淹到深处”，一不做，二不休。我拿了一本《赞美诗》塞到伙计手里，他藏到外套下面，走开了。但是，他马上又转回身来，把《赞美诗》丢在我脚边，大步走开了，说：“我不拿！会跟你一起完蛋的……”

我不懂他的话——为什么会跟我一起完蛋呢？但我非常高兴他没有把书拿去。这件事以后，我那个小个子伙计更加生气地看我，更加怀疑我了。

当拉里昂诺维奇上楼去的时候，我回想起了所有这一切。他在楼上待了不久就回来了，神情更加压抑，比平时更显得沉静。晚饭前，他悄悄地对着我说：“我忙着替你说情，想让你不去铺子里，专在作坊里干活儿，但没有成功！‘金龟子’不愿意。你很不合他的心……”

楼里我也有个对头——伙计的未婚妻，一个十分轻浮的女子。全作坊的青年都跟她胡闹——在门廊的过道口等着拥抱她。她对此从不生气，只是像小狗似的轻轻叫几声。从早到晚她的嘴里总嚼着东西，衣兜里总装满甜饼、油饼，下颌不停地动——呆板的脸上却长着两只不安的灰色小眼睛，令人见了就不快。她经常要我和巴维尔猜一些无耻下流的谜语，教我们一些下流难听的绕口令。

有一天，一个上了年纪的工匠对她说：“姑娘，你真不害臊呀！”

她泼辣地哼着歌回答：

姑娘要害臊，

当不上婆娘……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姑娘。她胡闹起来，真叫人恶心和害怕。她见我对这种胡闹不感兴趣，便更加纠缠不休。

有一次在地窖里，我和巴维尔帮她清洗一些装克瓦斯饮料和腌黄瓜用的空桶，她对我们说：“小孩儿，我来教你们亲嘴好吗？”

“我比你还会亲哩！”巴维尔笑着回答。我对她说：“你跟你未婚夫亲去吧。”我说这话时语气不怎么亲热，她生气了：“多粗野的家伙！小姐跟他亲热，他却摆架子。你说，你算什么人？”

接着，她指着我威吓说：“等着瞧，我叫你记得这个！”

巴维尔支持我，也对她说：“未婚夫要是知道你这样胡闹，会收拾你的。”

她轻蔑地皱起长满痤疮的脸：“我不怕他！就凭我的嫁妆，能找到十个比他好得多的女婿。姑娘只有在出嫁前才能玩一玩。”

就这样，她开始跟巴维尔玩上了，从此我又多了她这个热衷于造谣的对头。

铺子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我读完了我所有的教会书籍，经学家们的争论和谈话也已经不再吸引我——他们说的是老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还像过去那样吸引我，因为他懂得人生黑暗，讲起话来有声有色。有时我想，先知以利亚独自周游大地，行善惩恶——就是他这个样子。

但每当我坦率地跟老头儿谈起周围的人，谈起自己的思想时，他乐意地听着我说完，然后把我说的话告诉伙计。伙计不是难堪地嘲笑我，就是生气地骂我。

有一天，我对老头儿说，我有时把他说的话记到本子里，那里面我已经摘抄了各种诗句和语录。这可使经学家吓坏了。他马上一拐一瘸地走过来，不安地问我：“你这是干吗？小家伙，这不行呀！为了背？不，你不要这样做！你竟能这样！你把记的东西交给我好吗？”

他劝了我很久，硬要我把本子交给他，或者把它烧掉，然后又生气地跟伙计嘀咕起来。

我们往家里走的时候，伙计严厉地对我说：“听说你在抄什么，这是不允许的！听见没有？只有密探才干这种勾当。”

我不经心地问：“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呀。”

“他也在抄？这个高个子傻瓜……”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以从来没有过的温柔说道：“喂，把你的本子给我看看，还有西塔诺夫的本子——我给你半卢布！但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要悄悄地……”

他大概认为我一定会按他的要求去做，所以再没说什么，迈开短腿跑到我前面去了。

到了家，我把伙计的要求告诉了西塔诺夫，他皱起眉头：“你太多嘴了……这下他一定教什么人偷我和你的本子。你的本子交给我，我藏起来……他很快就会撵你走，瞧着吧！”

我相信这一点，因此决定，等外祖母一回城，我就离开这里。她整个冬天住在巴拉赫纳，被人请到那里教姑娘们织花边。外祖父重又住在库纳维诺，我不到他那里去，他来城里时也不来看我。有一次，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穿着一件沉重的浣熊皮大衣，像神甫一样大摇大摆地踱着步子。我向他问好，他用手掌搭在眼边向我望望，意味深长地说：“啊，是你呀……你现在是圣像画师了……好呀，好呀……唔，走吧，走吧！”

他一把推开了我，又照样大摇大摆地慢步朝前走去。

我很少见到外祖母。她不知疲倦地干活儿，来养活患老年痴呆症的外祖父，她还要照顾两个舅舅的孩子。最让她操心的是舅舅米哈伊尔的儿子萨沙——一个爱幻想、喜读书的漂亮小伙子。他在几家染坊干过，换过几家老板，中间失业的时候就靠外祖母来养活，静候外祖母给他找新工作。萨沙的姐姐也靠外祖母养活，她不幸嫁了一个喝酒的工匠。丈夫打她，把她撵出了门。

每次见到外祖母，我都越发佩服她心地好。但我已经感觉到她美好的心灵被童话蒙蔽了，看不见也理解不了苦难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我的焦灼和不安也是她不能接受的。

“要忍耐，阿廖沙！”

当我对她大谈生活的丑恶、人们的痛苦、苦闷和使我愤愤不平的一切——这句话就是她所能给予我的全部回答。

我不善于忍耐。有时候我也表现过这种牛马和木石般的德行，那不过是为了检验自己，为了想知道自己的耐力和安身立足的意志力。有时候，一些青少年凭着愚蠢的血气之勇，羡慕大人的气力，试图举起也确实举起远远超过自己肌肉和骨骼所能承受的重物。为了炫耀自己，他们照着成年大力士的样子，双手拿着两普特重的秤砣，费力地画着十字。

从本义和转义上，即从体力和精神上，我也都干过这种事。只是由于某种偶然性，我才没有断送生命，才没有变成终生的残废。我干这种事，是因为我不愿忍耐和屈服于外部条件的『淫』威，因为再没有比这更可怕、更残害人了。

如果我因为争斗而终于伤废而死，那么临终时我不无自豪地说：这些四十来岁的善良人虽然十分用心扭曲我的心灵，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完全成功。

我越来越强烈地希望搞些有趣的把戏，为人消愁解闷，使人笑逐颜开。我做到了这一点，我会表演尼日尼市场上买卖人的脸相，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模仿乡下男女怎样买卖圣像，伙计怎样巧妙地愚弄他们，经学家们怎样辩论。

全作坊的人常常被弄得哈哈大笑，师傅们往往放下手里的活儿，看着我表演，但后来拉里昂诺维奇每次总要劝告我：“你最好在晚饭后表演，免得耽误干活儿……”

“表演”完了，我如释重负，心里感到轻松了。头脑有半小时甚至一小时感到很清爽，但过后觉得脑子里又装满了又尖又小的钉子，在那里钻动、发热。

好像有一锅烂粥在我的周围煮开了，我甚至觉得自己也渐渐地在里面煮烂了。

我想：“难道全部生活都这样吗？我将像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而找不到、看不见一点儿好东西吗？”

“马克西莫维奇，你变得爱生气了。”日哈列夫说时，留心地看着我。

西塔诺夫也常常问我：“你怎么了？”

我不知怎样回答。

生活顽固而粗暴地从我心灵上抹去美好的印记，恶毒地使心灵充满乱七八糟的废物。我对生活的这种暴行愤慨地做顽强不屈的抗争。我和大家在同一条河里游，但水对我更加冷，水不能像托起别人那样容易地把我托起，甚至有时我觉得自己正往深处下沉。

人们对我越来越好，他们不像吆喝巴维尔那样对待我，也不随意支使我。他们加用父名叫我，以强调对我的尊敬。这是好事。但看见他们许多人狂饮和醉酒的丑态，以及他们对待女人的恶劣态度，我又痛心疾首——虽说我也知道，酒和女人是这种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我常常伤心地想起，连聪明大胆的洗衣女工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也说女人是一种消遣。那么，我的外祖母呢？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时，我总带着一种近乎害怕的感情——她像我在梦里见到的那样，那么超凡脱俗，与众不同。

我开始过多地想到女人，而且已经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下一个节日我是不是也去大家去的地方？这不是出于身体的需要——我身体健康，洁身自好，但有时候却发疯似的想拥抱一个温柔、聪明的女人，把我心里的烦恼和不安尽情地、坦率而又长时间地向她倾诉，像告诉母亲一样。

我羡慕巴维尔，他每天晚上给我讲他同对面人家的女用人的罗曼史。

“兄弟，是这么回事。一个月前我还拿雪球扔她，现在却坐在长凳上紧紧依偎着她——她是我最心爱的人了！”

“你们谈些什么？”

“当然什么都谈。她给我讲自己的事，我也给她讲自己的事。当然要亲嘴啰……不过她人正派……可惜她太好了！……兄弟，你抽烟，像个上了年纪的老兵！”

我烟抽得多，烟把我心里的烦恼和不安都熏得麻木了。幸好我讨厌酒的气味和味道。巴维尔却爱喝酒，喝醉了就伤心地哭着说：“我想回家，回家！放我回家吧……”

我记得，他是孤儿，他父母早就死了，也没有兄弟和姐妹，从七八岁起就跟着别人过活。就在这种担心和不满的情绪下，再加上春天的诱惑，我决定再到轮船上去，等船到阿斯特拉罕，我就逃到波斯去。
现在我不记得为什么偏要去波斯，也许是因为我很喜欢现在尼日尼市场上的波斯商人——他们像石雕一样坐在那里，在阳光下捋着棕色的胡须，安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又大又黑的眼睛能看透世上的一切。

如果不是碰到一个人，也许我真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是复活节的一周，一部分师傅回自己的村子里去了，剩下的也都成天醉酒。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到奥卡河岸的旷野上散步，碰到我从前的主人——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着薄的灰大衣，双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叼着烟卷，帽子戴在后脑勺。他愉快的脸对我友好地微笑。他那快活、逍遥的风度令人倾倒。而且除了我们俩，旷野里没有别人。
“啊，彼什科夫，恭贺基督复活！”
我们按节日习惯互吻三次，互祝节日愉快。他又问我生活怎样，我也坦率地告诉他：对作坊、城市以及一切都感到厌倦，因此想到波斯去。

“你得了吧，”他认真地说，“去什么鬼波斯！不过，老弟，我知道，我在你这样的年纪也想到处『乱』跑，管它什么鬼地方！……”

我喜欢他这样豪放地开口就鬼这鬼那。他身上洋溢着春天美好的气息，他的一身打扮显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你抽烟吗？”他问，同时递给我一个装着粗烟卷的银烟盒。

这次见面可把我彻底说服了！

“是这样，彼什科夫，你再到我这里来！”他向我建议，“今年我在市场上承包了达四万卢布的建筑工程，老弟，你明白吗？所以我要派你到市场上去，你替我当工头这类人物，收发、准备和管理各种材料，让它按时到位，防止工人偷盗，行吗？薪水一个月五卢布，另加每天五戈比午饭钱！我家的女人们与你不相干，你早上离家，晚上才回来，女人们碰不上！不过你别告诉她们我们见过面，就在复活节后的星期天来家串门吧——就这样吧！”

我们像朋友一样亲热地分别，临走时他握了握我的手，甚至老远还向我热情地挥动着帽子。我回去对作坊的人说：我要走。开始，多数人表示惋惜——这使我感到荣幸。特别是巴维尔很着急。

“你想想吧，”他责备我说，“你在咱们这里过惯了，你怎么能跟各种各样的乡巴佬过？木匠、油漆匠……你呀！真像俗话说的，不当助祭当工友……”

日哈列夫嘟囔着说：“鲈鱼找深处游，好汉却往坏处钻……”

作坊为我举办的饯行会充满了伤感和烦闷的气氛。

“当然应该什么都试试，”醉得脸发黄的日哈列夫说，“不过最好一下子就抓住一件什么紧紧地不放……”

“甚至一辈子。”拉里昂诺维奇低声补充说。

但我觉得他们说话带着勉强，好像只是出于义务。使我跟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好像一下子霉烂了，断裂了。

醉醺醺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翻着身，嘶哑地说：“我真希望——大家都进牢房！我知道秘密！这里谁信上帝？嘿，嘿……”

和平时一样，靠墙放着没有画完的无脸圣像，天花板吊着玻璃球。我们好久没有在灯下干活儿了，这些玻璃球由于长时间不用，都罩上了一层灰色的烟尘。周围的一切牢牢地留在记忆里，就是闭着眼，黑暗中我也能看见这整个地下室、所有这些桌子、窗台上装着颜料的罐子、成捆的画笔，还有那些圣像、屋角上那只脏水桶、它上面那个像消防队员头盔似的铜洗手盆，以及从高板床上吊下来的戈戈列夫青得像淹死鬼一样的那只光脚丫。

我想快一点儿离开，但我们俄罗斯人喜欢延长悲伤的时刻。他们跟人告别时，好像给亡灵做安魂祷告一样。
日哈列夫扬起眉毛，对我说：“《恶魔》这本书，我不能还你。愿意以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这本书是我的财产——是当消防队长的那个老头儿送给我的，我舍不得把这本莱蒙托夫的作品让给人。但当我有些难过地拒收钱的时候，日哈列夫却已经泰然自若地把一个硬币塞进我钱包里，坚定不移地说：“管你愿不愿意，书我就是不给！这种书你不该读，把这种书带在身边，不用多久你就会犯罪的……”

“可是商店里卖呀，我见过！”

但他满有理地对我说：“这丝毫不说明什么，商店里还卖手枪哩……”

就这样，他硬是没有把这本莱蒙托夫的作品还我。

我上楼去向女老板告别，在门口过道里碰见她的侄女，她问：“听说你要走？”

“是的。”

“你要是不走，也会被撵走的。”她告诉我，虽不很友好，但十分真诚。

醉醺醺的女老板却说：“再见了，上帝保佑你！你这孩子不好，粗野得很！虽然我没有亲眼见到过你的坏处，但大家却都说你不好！”

突然她哭了，泪汪汪地说：“要是我亲爱的丈夫、我的宝贝心肝还活着，他会揍你的，敲你的后脑勺，可是决不会撵你走，会把你留下！现在一切全都变了，有一点儿不合心意就叫人家滚蛋！唉！你到哪里去呢？去哪里安身呢？孩子！”

【第十六节】

我和主人乘坐一只木船，在市场的街面上穿行，街两边那些砖石店铺被春汛淹没到二楼。我划着桨，主人坐在船尾笨拙地掌着舵，因为舵桨过深地放进水里。船在平静混浊的水面上缓慢地前行，艰难地从一条街拐进另一条街。

“唉，真见鬼！这回水涨得高，肯定会耽误工期。”主人嘟哝着，抽着雪茄烟，雪茄烟发出呢料烧焦的气味。

“划轻一点儿！”他惊叫着，“我们要撞到路灯柱子了！”

他把稳了舵，骂道：“看他们给的是什么船，这伙浑蛋！……”

他一路上指给我哪些地方在水退去后要进行店铺修理。他的脸刮得发青，胡子剪得短短的，嘴里叼着雪茄——样子不像是一个包工头。

他穿着短皮袄，长筒靴一直套到膝盖，肩头斜挎着一只猎袋，两腿间竖着一支莱贝尔牌法国造的双筒枪。他时而不安地把皮帽拉到眉梢，撅起嘴唇，忧心忡忡地到处看，时而又把帽子掀到后脑勺上，显得青春焕发，嘴角上浮出微笑，翘着胡须，好像在想什么愉快的事——他心里显然正激荡着某些与工作无关的念头。谁也不相信他工作忙，或者正在为水退得慢而发愁。

我却暗暗地为眼前的情景吃惊。这座死寂的城市显得多么奇怪：窗户紧闭的楼房排成一条条直线，城市未被水淹的那部分好像在我们的船边浮过。

天空灰蒙蒙的。太阳掩藏在云层里，只是偶尔从云缝里『露』出冬天太阳银灰色的身影。

水也是灰蒙蒙、冷冰冰的，看不见它在流淌。水好像冻住了，似乎在同空房屋和一排排染成脏黄色的店铺一起睡着了。当太阳从云缝里『露』出苍白的面目时，大地就变得稍微明亮了，天空像一块灰布映在水中。我们的小船就悬挂在两个天空之间，一座座石头楼房也升高了一些，它们似乎在向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漂去。小船四周漂『荡』着破桶、木箱、筐子、木片、麦草。有时还看见竿子和木头像死蛇一样从小船旁边浮过。

有些地方，窗户开着，一排排店铺的屋顶上晾着衣裤，立着毡靴。一个女人从窗口望着灰色的水。一只小船系在一条街上的铁柱子上，红色的船身映在水里，像两块大肥肉。

主人用头点点面前的情景，对我解释道：“市场的更夫就住在这里。他从窗口爬上屋顶，坐着小船来回巡逻，看有没有小偷。要是没有，他就自己偷……”

他懒洋洋、平静地说着，心里却想着什么别的事。四周像睡梦中一样，安静、空寂与缥缈。在这里，伏尔加河跟奥卡河汇合成了一个大湖。远处，在草木繁盛的山上，出现一片花花绿绿的城区，那里是一片葱绿的果园，满园的树枝已经抽芽，果园给房舍和教堂披上绿色的冬装。复活节的钟声在水面上回荡，听起来，似乎城市在轰鸣。可是，这里却像被遗忘的墓地。

我们的小船在两排黑魆魆的树木之间穿行，沿着大街划往老教堂。雪茄的浓烟熏着主人的眼睛，刺得他心烦意乱。船头和船身不时碰到树干上，主人焦躁地惊叫：“这只破船！”

“你不要把舵了！”

“那怎么行？”他咕哝着说，“既然船上有两个人，那么总是一个划桨，一个把舵。啊，你瞧，那几排中国店铺……”

我对整个市场早就了如指掌，我也熟悉这些可笑的中国店铺和那荒诞的屋顶。屋顶的四角上盘膝坐着中国人模样的石膏像。有时候我跟同伴们向那些石膏像扔石头，有几个人像的脑袋和胳膊就是我用石头打掉的。不过我现在已不再为此感到自豪了……

“胡来！”主人指着那些店铺说，“要是交给我建造的话……”

他把帽子往脑后一推，吹着口哨。

我不知为什么却这样想：要真是交给他，他也会把这座石头城这样枯燥无味地建在每年都要被两条河的水淹没的这块低地上。他也会胡想出这种中国店铺来……

他把雪茄丢到水里，又厌恶地吐了一口痰，说：“太闷人了，彼什科夫！闷死人了！受过教育的人一个也没有，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也没有。你想吹吹牛——可是向谁吹呢？没有这样的人啊！全都是些木匠、石匠、乡巴佬、骗子……”他望着右边耸立在山丘上那座美丽的白色清真寺，好像想起了什么遗忘了的东西，继续说，“我开始喝啤酒了，也抽雪茄烟了，照德国人的样子生活。老弟，德国人是个务实的民族，是些厉害人物！喝啤酒挺舒服，但雪茄还不习惯！抽多了，老婆还要嘀咕我有一股马鞍店皮匠身上的怪味。是呀，老弟，活着就要耍心眼儿……好吧，你自己把舵……”

他把桨放在船边上，拿起猎枪，对着屋顶上一个中国人像开了枪。中国人像没有受到损坏，散弹片纷纷落在屋顶和墙头上，向空中扬起了一股尘烟。

“没有打中。”射手毫不懊丧地说，一面又往枪膛里装弹药。

“你跟姑娘们怎样，开了戒没有？还没有？我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谈恋爱了……”

他跟讲梦一样，讲了自己给一个建筑师做学徒时跟他家女用人的初恋。灰色的水轻轻地泛起水花，冲洗着房舍的墙角。老教堂那边辽阔的水面闪烁着混浊的波光，有些地方水面上露出柳丛的黑枝条。

圣像画坊里常唱一首神学校的歌：
蓝色的海，
狂暴的海……

这“蓝色的海”，大概说的就是烦死人的寂寞和无聊吧……

“我夜里睡不着，”主人说，“常常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她房门口，像小狗一样发抖——屋子里冷啊！我东家每夜去她房里，我可能会被他碰见，可是我不怕，真的……”

他陷入了沉思，好像在审视一件穿旧的衣服，看看能不能再穿，接着说：“她觉察到了我，可怜我，打开房门叫我：‘来呀，小傻瓜……’”

我听过许多这类故事，都已经听厌了，虽然其中有一点儿叫人喜欢：差不多所有的人讲自己的初恋时都不吹牛，也不猥亵，而且往往是缠绵悱恻，使我觉得这是讲故事的人一生中最美好的事。

许多人好像也就只有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主人笑着，摇着头，惊叹地说：“这事你可不要对我老婆说，千万不要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也讲不清！这就是爱情……”

他好像不是在对我讲，而是在对他自己讲。要是他不讲话，我也会讲话的——置身于如此空寂无聊之中，就要讲话、唱歌或者拉手风琴，否则就会在这座被灰色寒冷的水淹没的死城里沉睡过去，长眠不醒。

“第一，你不要早结婚！”他教导我，“老弟，结婚是终身大事！你可以到你愿意去的地方生活，照你愿意的方式去生活——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去波斯当回教徒！在莫斯科当警察。吃苦也罢，偷窃也罢——这一切都可以变好的！可是，老弟，老婆同天气一样，你就没法把她变好……绝对的！老弟，这不像一只靴子可以脱下来扔掉……”

他的脸色变了，他皱起眉头望着灰色的水，用一个指头擦一擦鹰钩鼻，喃喃地说：“是呀，老弟……要睁大两只眼睛！比如你要八面玲珑，但脚跟始终要站直……不过人人面前都摆着自己设的圈套……”

我们划进了梅谢尔斯基湖的灌木丛里，这片湖跟伏尔加河汇合了。

“划轻一点儿！”主人轻声说，把枪筒对着灌木丛。

他打着了几只瘦小的长脚鹬，然后吩咐我：“划到库纳维诺去！我要在那里待到天黑，你回家去，就说我因事耽搁在包工头们那里……”

我们划到也被春汛淹了的工人区，他在一条街上上了岸，我又顺着市场划回到“指针街”。我系住小船，坐在船上眺望两条河的汇合处，眺望城市、轮船和天空。天空的白云，犹如大鸟的一只白色的羽毛丰满的翅膀。云缝的蓝色深渊里露出金黄色的太阳，当阳光照着大地时，万物就变了样。四周的一切在活泼平稳地向前移动。无数的木排顺着急流漂去，木排上牢牢地站着飘着胡须的乡下人，他们摇着长桨，朝着迎面驶来的一只轮船互相喊话。小轮船拖着空驳船，逆流而上，河水阻挡着轮船的去路，像是抓住它打旋。轮船像条大的梭鱼，转动着头，喘着粗气，外轮顽强地拍打着迎面奔来的水流。驳船上并肩坐着两个乡下人，他们把双腿吊在船舷边——其中一个穿着红衬衫。他们唱着歌——听不清歌词，但这首歌是我熟悉的。

在这生机蓬勃的河上，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熟悉、亲切，也都能够理解。可是我身后那个泡在水里的城市，却像是做了一个噩梦。而主人杜撰的故事也像主人自己一样，是那么不易理解。

我在饱览了这条河上的风光之后才划船回家，感觉自己已是一个能做任何工作的成年人了。一路上，我从克里姆林城堡的山头上眺望伏尔加河——从山头远望，大地辽阔无垠，让你觉得你能得到一切。

在家里，我有书读。“玛尔戈王后”住过的那所房子现在住了一大家人：五个小姐，一个比一个美丽；两个中学生——他们借书给我。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屠格涅夫的作品，惊奇地发现：他的作品里一切都是那么明白易懂，朴实无华，像秋天的晴空那样透明，他写的人物又是那么纯洁，而他在书中流『露』的祝愿如同暮鼓晨钟，又都是那么美好。

我读波缅洛夫斯基的《神学堂》时也感到惊异，里边所写的跟圣像画作坊中的生活惊人地相似，由苦闷绝望变成残酷作乱的那种心态，是我非常熟悉的。

读俄国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在书里，我总能感觉到一种熟悉和伤感的东西，好像书页中隐藏着大斋节的钟声——刚一打开书，钟声就轻轻地响起来。

我勉强读完了《死魂灵》和《死屋笔记》。《死魂灵》《死屋》《死》《三死》《活尸》——这类相似的书名不由得引起我的注意，使我对这类书产生一种模糊的不快。《时代的标记》《一步步向前》《怎么办？》《斯穆林诺村史》以及所有这类的书，我也都不喜欢。

但是我很喜欢狄更斯和沃尔特·司各特，读这两个英国作家的书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对同一本书我能读上两三遍。沃尔特·司各特的书使人联想起大教堂节日的弥撒——那里虽然有点儿冗长沉闷，但总是庄严肃穆。狄更斯是我最佩服的作家，他以惊人的艺术手法使人感悟到了爱。

每天傍晚，我家大门口台阶上聚集着很多人，有某某兄弟俩和他们的姊妹，还有一些少年和一个长着朝天鼻的名叫维亚奇斯拉夫·谢马什科的中学生。一个名叫普季齐娜小姐有时候也来，她是一位大官的女儿。他们有时谈论书和诗——这也是我感到亲切熟悉的——我比他们读的书都多。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彼此谈论中学里的事，发泄对老师的不满。听他们谈话时，我感觉自己比这些伙伴自由，也惊奇于他们的忍耐力，但我还是羡慕他们——他们是在上学呀！

我的伙伴们比我年纪大，可是我觉得自己比他们更像大人，更成熟，更有经验，这使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我本来希望感觉自己跟他们更亲近些。我夜里很晚回到家里，带着一身尘土和脏污，脑子里装满与他们不同的种种观感——其实他们的观感印象非常单调。他们谈的大多是小姐们，他们时而爱上这个，时而爱上那个，他们想写情诗——这方面往往需要我的帮助。我很有兴趣练习写诗，也容易找到韵脚，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写出的诗总带着幽默感，那位普季齐娜小姐收到的赠诗比较多，我总是把她比作葱头之类的蔬菜。

谢马什科对我说：“这算什么诗？简直是扎人的皮靴钉！”

我不甘落后，也爱上了普季齐娜小姐。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向她表达爱的，总之，结局不妙。“星池”池塘里黑绿色的污水上浮着一块楼板，我建议普季齐娜小姐到楼板上去，由我来划。她答应了。我把木板弄到池塘边，站了上去。木板支撑我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满身花边和丝带、盛装浓抹的小姐温文尔雅地踩上木板的另一头，而我也正得意地用木棍从池塘边撑开的时候，该死的木板就开始在我们脚下摇晃，小姐掉进了水里。我像骑士一样，跳进水里救她，很快就把她拉到了岸边——惊慌和池塘的绿色污泥把我这位“皇后”的美丽化为乌有！

她向我挥起一只湿淋淋的拳头，吓唬地喊叫：“你这是故意把我翻到水里！”

她不相信我真诚的解释，从此对我很不友好。

一般来说，住在城里不是很有趣：老主『妇』还像从前那样待我不好；小主妇用怀疑的目光看我；满脸是斑的维克多脸也更红了，他见了谁都气呼呼的，好像受了什么无法排解的委屈。

主人制图的活儿很重，跟弟弟一起干也干不过来，所以请了我继父来帮忙。

有一天，我从市场回来得早，大约五点来钟。我走进餐室时，看见这个我已忘记的人跟主人一起坐在桌子旁边喝茶。他向我伸过手来：“你好呀……”

这种意外的举动使我愣住了，往事立刻在我心里炸开了锅，灼痛了我的心。

“简直把我吓坏了。”主人叫了一声。

继父瘦得可怕的脸上带着微笑望着我。他那双黑眼睛变得更大了，面色憔悴，没精打采。我把一只手塞到他干瘦发烫的手掌里。

“瞧，我们又相见了。”他咳嗽着说。

我像挨了打似的，浑身无力地走了。

我们俩之间建立了一种谨慎的、不明朗的关系——他以名字和父名称呼我，像同平辈人一样跟我说话。

“你去店里的时候，请替我买四分之一俄磅拉费尔姆牌烟叶和一百张维克多松牌烟纸，另外买一俄磅煮熟的香肠……”

他给我的钱总带着他发烫的手的余热，使我握着很不舒服。显然他长期患肺病，在世间没有多少时日了。他自己也知道，他常拧着尖尖的黑胡须平静地说：“我的病几乎没法治了，然而多吃肉，就能好。说不定我真会好起来。”

他吃得特别多，他既吃东西又抽烟，只有在吃的时候嘴里才不叼香烟。我每天给他买香肠、火腿、沙丁鱼，但是外祖母的妹妹不知为什么还幸灾乐祸地、蛮有把握地说：“好吃的东西是喂不饱死神的，死神是哄不过去的，真的！”

女主人们对继父的关心勉强得令人难受，她们固执地劝他吃这种那种药，但背后却讥笑他：“真像个贵族！他说，应该常打扫桌上的面包渣，据说苍蝇是由面包渣繁殖起来的。”小主妇这样转述着，老婆子就搭腔：“可不！真像个贵族！一件破礼服全都是窟窿了，油光滑亮的，可是他还在用刷子使劲儿擦。真是个怪人，一粒灰也不让沾在上面！”

主人却好像在安慰她们：“老母鸡，你们等着吧，他快要死了！……”

市侩们对“贵族”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敌意，不禁使我跟继父接近起来。“捕蝇草虽美，但也还是毒蘑菇！”

继父气喘吁吁活在这班人中间，好比一条鱼偶然掉进了鸡场——这荒唐的比方正好揭露了整个生活的荒唐。

从他的身上我开始发现“好事情”的一些特点。“好事情”是我不能忘怀的人，我把书里看到的一切优点都拿来美化他和“王后”，把读书时激发的我的纯真感情和一切幻想都加在他们身上。继父也同“好事情”一样冷冰冰的，不讨人喜欢。他对家里所有人的态度都一样。他从来不先开口说话，回答问题好像特别客气和简洁。我很喜欢他指教主人的情景：他站在桌旁，深深地弯着腰，用干枯的指甲敲着图纸，平静地教训说：“这里必须用铁钩把托梁连起来，这样能大大减少对墙的压力，不然托梁会把墙压塌。”

“对啦，我真见鬼！”主人嘟哝着。

继父一走开，妻子就对他说：“真奇怪，你怎么允许他教训你！”

不知为什么，继父晚饭后刷牙、凸起喉头漱口时，小主妇特别生气。

她酸溜溜地说：“我认为，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你这样仰起脑袋，有害健康呀！”

他客气地微笑着问：“为什么呢？”

“那还用问！当然这样……”

继父拿一根骨头牙签剔他淡蓝色的指甲。

“瞧，他还剔指甲哩！”小主妇激动地说，“人快死了，干吗还……”

“哎！”主人叹着气，“你们这些毒母鸡，有多少这种蠢话啊……”

“你说什么？”小主妇生气了。

而老婆子每夜热心地向上帝告状：“主呀！这痨病鬼成了吊在我脖子上的累赘，维克多又在旁边……”

维克多开始模仿继父的举止迈着从容的步伐，两只手沉稳地摆着气派的手势，他还模仿系领带时那种特殊气派和吃东西不咂嘴的本领。他常常粗鲁地问继父：“马克西莫夫，法语‘膝盖’是怎么说的？”

“我叫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继父平静地提醒他。

“好吧！‘胸部’怎么说？”

吃晚饭的时候，维克多用带着俄语腔的法语命令母亲：“妈呀，再给我一点儿腌牛肉！”

“哎呀，你这个法国人！”老婆子爱怜地说。

继父没有反应，像个聋哑人一样，嚼着肉，对谁也不瞧一眼。

有一次，哥哥对弟弟说：“维克多，现在你学会了讲法国话，你该找情人了……”

我记得只有这一次继父默默地微笑了一下。

可是小主妇生气地把汤匙扔到桌上，对丈夫大叫着：“你真不害臊，当着我的面说这种下流话！”

有时候，继父来到后门过道里我睡觉的地方——这是通往阁楼的楼梯下面。我正在楼梯上对着窗口看书。

“看书呢？”他问，嘴里吐着烟，他胸中像有烧焦的木头在发出嘶嘶的声音，“这是什么书？”

我把书递给他看。

“啊！”他看了一眼书名，说，“这本书似乎我也读过！想抽烟吗？”

我们抽着烟，不时地看窗外肮脏的院子。他说：“很可惜，你不能学习。我觉得你天资好……”

“我这不就是在学习吗？我看书……”

“这个不够，需要进学校，有系统……”

我想对他说：“我尊敬的老爷，你也进过学校，也有系统地学，可又有什么用呢？”

他好像看出我的意思，补充说：“只要你有志气，学校就能把你教育好。只有文化高的人才能推动社会生活前进……”

他不止一次地劝我：“你最好离开这儿，我看不出这里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喜欢工人们。”

“啊……喜欢什么呢？”

“跟他们一起有意思。”

“也许……”

有一次他说：“说实在的，我们的这些女主人真不是东西……”

回想起我母亲那一次也这样骂过他，我不由得想离开他。他却笑着问：“你不这样认为吗？”

“是这样。”

“对了！……这一点我看得出来。”

“毕竟我喜欢主人……”

“是的，他也许是个好人……可是滑稽。”

我想跟他谈论书，但他显然不喜欢书，他不止一次地劝我：“你不要着了『迷』，书里的一切都是经过很多粉饰，经过某种歪曲的。写书的人多半跟我们这位主人一样，是一些小人物。”

我觉得这类评论很有胆识，因此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有一次他问我：“你读过冈察洛夫[46]的书没有？”

“读过《战船巴拉达号》。”

“《巴拉达号》这本书太乏味了，不过总的说来，冈察洛夫是俄罗斯一个最有才能的作家。我劝你读他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这是他写得最真实、大胆的一本书。总的说来，这是俄国文学中的一本优秀作品……”

关于狄更斯，他说：“那是一派胡说，你相信我……可是《新时代》报副刊连载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圣徒安东尼的诱惑》，你可以读读！你似乎喜欢教堂，书里写的全是教堂的事。《诱惑》这本书对你有好处……”

他给我拿来了一包《新时代》副刊，我读完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这部杰作。这部作品使我联想到无数的圣徒传记和那个经学家讲的故事中的某些东西，但却没有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副刊上同时连载的《驯兽者乌皮里奥·法马利回忆录》却使我兴趣更浓。

我把这个想法对继父老实说了，他平静地说：“也就是说，你现在读福楼拜这样的作品还太早！不过你不要忘了这部书……”

有时候他长久地跟我坐在一起，一言不发，只是咳嗽和不停地吐着烟雾。他漂亮的眼睛火红得吓人。我静静地望着他，忘记了眼前这个正直、单纯、无怨无恨地面对死亡的人曾经跟我母亲亲近而又侮辱过她。我知道他现在跟一个女裁缝在一起生活。我对她疑惑不解，也可怜她：她怎么能拥抱这副瘦长的骨架、亲吻他臭气冲天的嘴巴而不感到恶心呢？继父有时也像“好事情”一样，突然说出一些很独特的话来：“我爱猎狗，猎狗傻，但我爱它。猎狗很漂亮。漂亮的女人往往傻……”

我不无自豪地想：“你哪里知道‘玛尔戈王后’呀！”

“大家在同一个屋子住久了，脸也变成一样的了。”他有一次这样说，我把这话记到了本子里。

我对待这种警句，像对待别人的恩赐一样满怀期待。可是在这个屋里，大家都说一种平淡无味、单调僵化的陈词滥调。在这里如果能够听到一些不平常的词句，真叫人舒服。

继父从未对我说起过母亲，甚至似乎从未提过她的名字。我喜欢这样，这引起我对他近乎尊敬的好感。

有一次，我向他问起上帝——我记不清具体问了些什么。他看了我一眼，很平静地说：“不知道，我不信上帝。”

我想到了西塔诺夫，说了他的事。继父仔细听了以后，还是十分平静地说：“他好发议论，而议论者总信仰什么……我就是没有信仰！”

“难道这样行吗？”

“怎么不行呢？你看，我不就是没有信仰……”

我只看见一点：他是快死的人了。我未必可怜他，但第一次对一个临死的亲人和死亡的秘密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这个人就坐在我身边，滚烫的膝盖挨着我，他在沉思。他按照自己对人的看法，信心十足地把人分类，他像一个有权审判一切的法官一样谈论着一切。他身上有一种我需要的东西，或者说，一种能把我不需要的东西排挤掉的力量。他是一个复杂奇怪的人物，满脑子装着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思想。不管我对他的看法怎样，他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在我身上的某部分活着：我想起他，他的灵魂就映在我的心上。明天他就要消失，完全消失，连同他脑子里或心里隐藏着的一切，连同我似乎能够从他漂亮的眼睛里看到的一切。他一消失，将我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一根活的线索也就中断了，留下的是回忆，然而回忆全部留在我心中，永远不变。而那活的、变化着的东西，将离我而去……

但回忆就是思想，而思想的背后是一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是它产生、培育思想，是它强迫人们去审视各种生活现象并且要求对每一个生活现象的“为什么”做出回答。

“你知道，看来我快要躺下了，”继父在一个雨天对我说，“身子衰弱成这样，我什么也不想……”

第二天，晚饭喝茶的时候，他细心地拭着桌上和膝上的面包渣，抖着身上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老主『妇』偷偷地看他，小声对儿媳妇说：“瞧他拭拭抓抓，打扫身上……”

两三天后，他没有来上工。又过了些天，老主妇把一个大白信封塞给我，说：“拿去，这还是昨天一个女人送来的，是中午送来的，我忘了交给你。一个挺可爱的女人，她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真的！”

信封里是一张医院的用笺，写着挺大的字：

如果有空暇，请来一见。我在马丁诺夫医院。

叶·马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医院病房，坐在继父的病床边上。他个儿比床长，两只脚从床尾的栏杆里伸出来，灰色的袜子都快脱掉了。那双漂亮的眼睛模糊地望望黄色的四壁，先后停在我的脸上和一位姑娘的两只小手上。姑娘坐在床头凳子上，手放在枕头上。继父张开嘴，用脸颊擦着她的手。姑娘胖乎乎的，穿着一件平整的深色连衣裙，圆圆的脸上缓慢地流着泪水，湿润的碧眼久久地凝视着继父的脸、他瘦削突起的颧骨、大而尖的鼻子和黑洞洞的嘴。

“该请神甫来，”她轻声细语地说，“可是他不答应去请……他什么也不懂……”

她从枕上把双手收回来，放到了胸口，好像做祷告。

不一会儿，继父清醒过来。他望了望天花板，严肃地皱起眉头，好像在回忆什么，然后向我伸出细瘦的手：“是你吗？谢谢。你瞧……我感觉……很不好……”

他说完这几句话，就已经累了，闭上了眼睛。我摸了摸他冰冷的、指甲发青的长手指，姑娘轻轻地请求：“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请答应我！”

“你们认识一下吧，”他眼睛望了望她，说，“一个挺好的人……”

他不作声了，嘴张得越来越大。突然他叫了一声，嗓子嘶哑得像乌鸦。他在床上折腾起来，乱打被子，赤裸的双手在身边乱摸。姑娘也放声大哭，把头埋在揉皱的枕头上。继父就这么快地死了。死了，脸色也立刻变得好看了。

我扶着姑娘从医院里出来，她像病人似的东摇西晃，哭泣着。她一只手拿着捏成一团的手帕，拭拭左眼又拭拭右眼。她把手帕卷得越来越紧，望着它，好像它是最珍贵的最后一件东西。她忽然停住脚步，紧靠着我，责备地说：“竟没有活到冬天……唉，上帝呀，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说完，她向我伸出被泪水湿透的手：“再见。他很夸赞你。安葬就在明天。”

“送你到家吗？”

她望了望四周，说：“不用了！现在是白天，不是晚上。”

我在巷子拐角处望着她的背影——她慢腾腾地走着，好像一个无须赶着做什么事的闲人。这是八月，树上的叶子开始落了。

我没有找出时间去公墓给继父送葬，以后也再没有见过这位姑娘……

【第十七节】

每天早晨六点，我去市场上工。在那里，我常遇到几个有趣的人——灵巧幽默的木匠奥西普，长着一头像尼古拉圣像那样灰白的头发；驼背的瓦匠叶菲穆什卡；虔诚的石匠彼得，生性喜欢沉思，也像一个圣徒；泥灰匠格里戈里·希什林，一位碧眼褐须的美男子，容光焕发中透出文静和良善。

我在做绘图师学徒的后半期认识了这些人。每个星期天，他们到厨房里来，严肃认真地谈一些愉快有趣的事。在我看来，这些稳重的男子汉都是十足的好人，他们各有各的长处，比库纳维诺那些偷鸡摸狗、酗酒成性的凶恶小市民好多了。

那时我最喜欢的是泥灰匠希什林，我甚至请求加入他的劳动小组，但他用一只白净的手指搔搔金黄色的眉毛，委婉地拒绝了我：“你还早，我们这个活儿并不容易，等一两年吧……”

然后，他仰起漂亮的头，问：“你也许过得不顺心吧？哦，没关系，忍耐点儿，自己多克制些，那样也就能够忍耐了！”我不知道这个善良的忠告究竟给了我什么，但我怀着感激之情将它记住了。

他们现在也是每星期天早晨来到主人家，围着厨房的桌子，坐在长凳上等主人，高兴地聊着天。主人热情地跟他们打着招呼，握着他们结实的手，在对着门口的贵宾席入座。桌上摆着算盘和一包钞票，工匠们把自己的账单和皱巴巴的账本放到桌子上——一星期的结账开始了。主人有说有笑，拐弯抹角地想算计他们，他们也想算计主人。有时候，他们争吵不休，但更多的时候是握手言欢。

“哎呀，亲爱的，你真是天生的滑头！”工匠们对主人说。

他难为情地笑着回答：“哦，你们这些老狐狸，也够滑的。”

“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朋友！”叶菲穆什卡承认了，而认真严肃的彼得说：“靠偷才能活，干活挣来的都给了上帝和沙皇……”

“所以我也想从你们身上打主意！”主人笑着说。

他们善意地接过话茬儿，说：“就是说，你也偷？”

“你也骗？”

格里戈里·希什林双手捋着蓬松的胡须，按在胸前，像唱歌一样请求大家：“兄弟们，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事，不用骗人，因为正派人生活愉快，心安理得，对吗？亲人们！对吗？”

他那双碧蓝的眼睛变得阴暗了，湿润了。这个时刻，他表现出奇地好，大家好像有点儿被他的要求窘住了，都羞赧地转过脸去，不敢看他。

“乡巴佬骗术不会高明。”风度潇洒的奥西普嘀咕着，叹了一口气，似乎在可怜乡下人。脸色阴沉的石匠弯着腰坐在桌子旁边，声音凝重地说：“罪恶就像泥沼地，越陷就越深！”

主人也接着他们的腔调嘟哝着：“我有什么法子？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跟……”

他们大发了一番高论以后，又互相欺骗起来。算完了账，他们汗流满面地拖着紧张后的疲倦身子去饭馆喝茶了，主人也被邀请一同去。

我在市场上负责监视这些人，不让他们偷钉子、砖头和木板。他们除了做我主人的工程外，各自还有自己揽的工程，所以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从我的鼻子底下偷走些东西，去干自己的私活儿。

他们和颜悦色地迎接我。希什林说：“你还记得你想到我小组里来当徒弟的事吗？可是现在，瞧，你高升了，快做我头上的监工了！”

“是呀，”奥西普说了句顺口溜，“当好监工，上帝保佑！”

彼得不友好地说：“派了只小白鹤来管理一群老耗子……”

这个职务使我很为难，我在这些人面前感到害臊——我觉得他们个个都很高明，知道一些别人都不懂的事，我却要将这样的人当作小偷和骗子来看待！头几天，我不知怎样做才好，奥西普很快就看出了这一点。

有一次他单独对我说：“小伙子，你不要总板起面孔，这不管用——你懂吗？”

我当然什么也不懂，但感觉到老头儿理解我所处位置的难处。于是，我很快就跟他成了知己。

他开始在僻静的地方开导我：“你要知道，我们当中，主要的小偷是石匠彼得什卡[47]。他家里人多，他嘴又馋，人也贪婪。对他，你要加倍小心。他对什么也不挑剔，看什么都有用：一俄磅钉子、十块砖头、一袋石灰——他什么都要！他人是好人，信神，严肃认真，还能读书识字，就是爱偷！叶菲穆什卡——他像女人一样生活，『性』格温和，不会惹你生气。他也是个聪明人，凡是驼背的都不是傻瓜！要说格里戈里·希什林——他却真有点儿傻，他不仅不拿别人的，连自己的也给人！他总是白干活儿，谁都能骗他，他却不会骗人！没有脑筋……”

“他人好吗？”

奥西普好像在远远地观望着我，说了一番令我难以忘怀的话：“他的确是个好人！懒鬼做好人最容易。小伙子，做好人不需要聪明……”

“那么你自己呢？”我问奥西普。

他淡淡地一笑，答道：“我现在好比姑娘，将来会变成老『奶』『奶』，那时再去讲自己，你等到那一天吧！要不，你动用聪明劲儿，看看真正的我藏在哪里，你现在就找找看！”

他一一反驳了我对他和他朋友的各种想法。对他的种种反驳，我很难怀疑其真实『性』。我常常见到，叶菲穆什卡、彼得、格里戈里都认为这位挺有风度的老人在生活中各个方面比他们自己聪明、懂得多。他们遇到什么事都去找他商量，认真地听他的意见，对他非常恭敬。

“请给我们出个主意吧！”他们求他。但有一次，他们这样求了奥西普，可是当他走开后，石匠轻声对格里戈里说：“一个异教徒！”

格里戈里冷笑着补充：“马戏团的小丑！”

泥灰匠友好地提醒我：“你得留神，马克西莫维奇，跟老头儿在一起要小心，只要一会儿，他就能让你围着他的手指转！这种老头儿，我的天，别提他有多坏，老捉弄人！”

我被这番话弄糊涂了。我觉得，最正直虔诚的人是石匠彼得。他把一切都说得简洁、富有寓意，他的思想大都离不开上帝、地狱和死亡。

“喂，兄弟们，不管你怎么拼命，不管你愿不愿意，但谁也免不了进棺材和坟墓！”

他经常肚子疼，有时候整天不能吃东西，甚至一小块面包也能使他疼得抽搐和呕吐不止。我觉得驼背叶菲穆什卡很善良、正直，不过他总是那么滑稽，有时候像个本分温顺的傻瓜，甚至白痴。他经常对女人见一个爱一个，对她们的评价却都一样：“直截了当地说，那不是娘儿们，那是一朵出水芙蓉，一朵溢着奶油的鲜花。真的呀！”当库纳维诺那些小市民家的泼辣女人来店铺里擦地板时，叶菲穆什卡就从屋顶下来，站在一个屋角里，眯缝起神采奕奕的灰眼睛，大嘴巴都快张到了耳根。

“上帝给我送来了这么健美的女子，我真有艳福呀。看她多像出水芙蓉，一朵溢着奶油的鲜花！我又怎么感谢命运送来的礼物呢？见到这种美，我全身都燃起了火，都要被烧掉了！”

起初女人们讥笑他，互相叫嚷：“瞧，驼背都软了，我的天！”

泥瓦匠对讥笑全不在乎。他那张颧骨高的脸变得昏昏欲睡了，说话也好像梦呓一般，甜蜜的语言像美酒一样从嘴里流出来，显然已经把女人们醉倒。最后，一个年纪大一点儿的惊异地对女友们说：“你们听，那汉子煎熬得都受不住了，真像个年轻的小伙子！”

“像一只鸟儿在唱歌……”

“是像教堂门口要饭的。”另一个女子说，她没有被甜言蜜语所打动。

但叶菲穆什卡并不像要饭的，他稳稳地站在那里，像一根粗矮的木桩，他的声音越来越有魅力，语言越来越迷人，女人们静静地听着。他自己真的像是被醉人的柔情蜜语融化了。

结果往往是这样，他在晚饭时或者下工后，晃着那方头大脸惊叹地对同伴们说：“多甜蜜可爱的小娘儿们——我生来第一次接触到！”

叶菲穆什卡与别人不同，他谈起自己的成功时并不吹牛，也不讥笑被征服的女人，只是心怀欣喜和感激，他灰色的眼睛惊异地大睁着。

奥西普摇头叹息：“唉！你这个改不了的男人啊！你多大年纪了？”

“我的年纪——四十有四了。但年纪——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就年轻了五岁，好像在生命之河里洗了一次澡，全身都健康有力了，心里也舒坦了！不是吗？世上真有很好的女人啊……”

石匠严厉地对他说：“你一过五十就会尝到这种淫乱习惯的苦头！”

“你恬不知耻，叶菲穆什卡！”格里戈里·希什林叹着气。

我却觉得美男子是在嫉妒驼背的艳福。

奥西普扬起整齐卷曲的银色眉毛望着大家，风趣地说起顺口溜：“每个姑娘都有爱好，这个爱吃喝，那个爱穿戴，而且个个都要成为老太婆……”

希什林是有老婆的，但他的老婆留在乡下。他也常盯着洗地板的女人看，她们都是容易接近的，每个人都“干私活、挣外快”。在贫民区，人们对这种“私活”，像对其他工程一样，都习以为常了。但这个美男子不碰女人，只是远远地用特别的目光望着她们，好像在可怜谁——他自己或者她们。有时她们主动戏弄他、引诱他，他只是含羞地笑笑，走开了……

“去你们的吧……”

“怎么？你这个怪人，”叶菲穆什卡感到奇怪，“难道可以丢掉机会？”

“我是有老婆的。”格里戈里提醒说。

“难道老婆会知道？”

“要是行为不规矩，老婆总会知道的，她是骗不了的，兄弟。”

“她怎么知道呢？”

“怎么知道——这我可不清楚，不过她一定会知道，只要她自己行为规矩。如果我行为规矩，她『乱』来，我就会知道的。”

“到底怎么回事？”叶菲穆什卡大声问，格里戈里却平静地重复：“这我可不清楚。”

瓦匠叶菲穆什卡生气地摊开两只手：“真是莫名其妙！规矩呀，不清楚呀！……你呀，这个脑袋瓜！”

希什林手下有七个工人，他们对这位工头很随便，也不觉得他是他们的老板，背后叫他“牛犊”。希什林到了工地，看见他们在偷懒，就拿起托泥板和铁锹，自己动手干起来，干得像演员一样优美。他亲热地叫着：“加油干呀，兄弟们！”

有一次，我传达主人生气的吩咐，对格里戈里说：“你手下这班人很不好……”

他好像大吃一惊：“是吗？”

“这活儿本应该昨天中午前做完的，可今天他们还不能做完……”

“是的，是不能做完。”他表示同意。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小心翼翼地说：“我当然看见了，可是不忍心催促他们——他们也都是自己人呀，跟我同一个村子来的，而且都在受上帝的处罚：流着汗水挣面包，所有人都在受这种处罚，包括你和我。而我们俩比他们干得少，好像不好意思催促他们……”

他喜欢沉思遐想。走在市场空荡荡的街道上，他忽然在环形运河的一座桥上停下来，久久地靠着桥栏站着，望望水，望望天，望望奥卡河对岸的远方。要是你在路上碰到他，问：“你怎么啦？”

“嗯？”他如梦初醒，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没事儿……来这儿看看……”

“老弟，上帝把一切安排妥当，”他常这样说，“有天空，有大地，河水流，轮船走。坐上船，哪儿都能去：梁赞，或者雷宾斯克、彼尔姆，直到阿斯特拉罕！我去过梁赞——不怎么样，是个城镇，就是太寂寞！阿斯特拉罕就更加寂寞了。主要是阿斯特拉罕有很多加尔梅克人，我不喜欢这个民族。我不喜欢摩尔多瓦人、加尔梅克人、波斯人、德国人以及任何民族的人……”他说得慢条斯理，谨慎地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这个人总是石匠彼得。

“他们不是民族，是邪种，”彼得肯定又气愤地说，“他们躲着基督出生，躲着基督走路……”

格里戈里活跃起来，容光焕发。

“不管是不是这样，老弟，我就是喜欢纯洁的俄罗斯民族，连眼神都是直率的！犹太人我也不喜欢，甚至不明白干吗上帝安排这么多民族？真是莫名其妙……”

石匠脸色阴沉地补充说：“是妙不可言！可是多余的东西太多了……”

奥西普仔细听他们谈话，插进话来，辛辣地讥笑着说：“确实有多余的东西，你们说的这些话就是完全多余！你们这些宗派分子！你们统统都该挨揍！”

奥西普凡事有自己的看法，但弄不清他此时同意什么，又将反对什么。有时候，他似乎无所谓地附和一切，认同他们的一切思想。但最常见的是他讨厌一切人，他把别人看成智力不全的傻子。他对彼得、格里戈里和叶菲穆什卡说：“哼！你们这些猪崽子……”

他们笑了，笑得不怎么开心和乐意，但还是笑了。

主人每天给我五戈比伙食钱，这不够吃，我有点儿饿。工人们见了，就请我跟他们一起吃早饭和晚饭。我乐意答应他们，我喜欢坐在他们中间，听那些慢条斯理的谈话和稀奇古怪的故事，他们也满意我饱读了教会方面的书。

“你吃了满肚子的书，胃囊装得鼓鼓的。”木匠奥西普一双蓝眼睛凝视着我，这双眼睛的神情难以捕捉——他的眼球永远像在溶解和熔化。

“你要珍惜这一点，多积累些知识，会有用的，长大了可以当修士，用话去安慰人们，要不去当百万富翁。”

“是当传教士[48]。”石匠彼得不知为什么用委屈的口气纠正他。

“你说什么？”奥西普问。

“应该说传教士，你该知道的！你又不聋……”

“好吧，就是当传教士，跟异教徒辩论，要不就自己当异教徒——也是个挣面包的差使！只要聪明，靠异教也可以谋生……”

泥灰匠格里戈里害羞地笑着。满嘴胡子的彼得却说：“魔法师们也过得不差，无神论者各种各样……”

可是奥西普立刻反驳：“做个魔法师，不会读书识字，魔法师不喜欢读书识字……”接着，他又对我讲起来：“喂，你听我说。我家乡有一个穷光蛋，叫图什卡[49]，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像一根鸡毛被风吹来吹去。他既不干活儿，又闲不住！于是，有一天，由于没有事干，他决心去朝圣。他在外面鬼混了两年的时间，回来时突然变了一副模样：头发披到肩上，头戴法冠，身穿黑里透红的粗布长袍，瞪着鲈鱼一样的眼睛看人，一个劲儿对别人说：忏悔吧，罪人们！人们哪能不忏悔呢？特别是娘儿们！于是，图什卡万事如意：图什卡酒醉饭饱了，图什卡有娘儿们无数，图什卡心满意足……”

石匠生气地打断他的话：“难道万事是指酒醉饭饱吗？”

“那么指什么呢？”

“万事是指语言、学问！”

“他的语言，他说的话，我没有研究过，我自己的话就过多了。”

“我们很熟悉这位图什尼科夫·德米特里·瓦西里伊奇。”彼得生气地说。但格里戈里默默地低下了头，瞧着自己的杯子。

“我不是跟你争论，”奥西普表示和解，“我只是跟我们的马克西莫维奇谈挣钱糊口的各种门路……”

“有些门路是走向牢房的……”

“这种事还少吗！”奥西普表示同意，“不是走任何一条路都可以做神甫，要知道在什么地方转弯……”

他常常逗虔诚信教的泥灰匠和石匠，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他们，但这一点他隐蔽得很巧妙。总之，他对人的态度是不可捉摸的。

他对瓦匠叶菲穆什卡似乎比较亲热。瓦匠不参加关于上帝、真理、宗派、人生的痛苦之类的谈话——这是他朋友们喜爱的话题。他把椅子一侧靠着桌子，使椅背不妨碍驼背。他平静地喝着茶，一杯又一杯。突然，他警惕起来，环视着烟雾腾腾的房间，细听人们语无伦次的喧闹声。他猛然起身，溜走了。原来有一个人进了饭馆——叶菲穆什卡欠了他的钱。叶菲穆什卡的债主有十多个，有几个常打他，因此他这样躲债避祸。

“这些怪人，总发脾气。”他困惑地说，“我要是有钱，难道还会不还吗？”

他走时，奥西普同情地说：“唉，孤苦伶仃的人啊……”

有时候，叶菲穆什卡久久地坐着沉思，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颧骨高的脸变得温和了，和善的眼睛变得更加和善了。

“你这位不信教的，在想什么呢？”人家问他。

“我在想：我要是成了有钱人，嘿！我要娶一个真正的太太，一个贵族女子，比如说一个上校的女儿，我一定会爱她的——我向上帝发誓！在她身边，你的心会被熔化的……因为，兄弟们，有一次我在上校的别墅里盖屋顶……”

“他有一个守寡的女儿——我们听说过！”彼得不友好地打断他。

可是叶菲穆什卡双手搓着膝盖，摇晃着驼背的身子，继续说：“有时她来到花园，如花似玉，又白净又娇艳。我从屋顶上望着她，顿时觉得太阳、生命、世界都无所谓了，都可以抛弃！我真想变成一只鸽子飞到她脚下！她简直是一朵天蓝色的鲜花！同这样的贵妇人在一起，哪怕整个一生都是黑夜，我也心甘情愿！”

“那你们吃什么呢？”彼得严厉地问，但这并未使叶菲穆什卡感到难堪。

“我的天呀！”他感叹地说，“难道我们需要很多吗？而且她很有钱……”

奥西普笑了：“叶菲穆什卡，你这个放荡鬼，总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上面！”

除了女人，叶菲穆什卡什么都不谈。他干活儿质量不稳定，有时候干得又好又快，有时候很不利落，木槌子在屋梁上懒洋洋地、不经心地『乱』敲，铆眼里留下许多孔隙。他身上总散发出牛油味和鱼油味，不过他还有自己特有的气味——一种健康而愉快的气味，这气味使人想起新砍下来的树木。

跟木匠奥西普谈什么都很有意思。有意思，但并不很愉快。他的话总是动人心魄，但你很难知道，他的哪些话是当真，哪些话是玩笑。

跟泥灰匠格里戈里最好谈上帝，他喜欢谈这方面，而且语气肯定。

“格里沙[50]，”我问他，“你可知道，有些人不信上帝？”

他平静地冷笑：“这有什么？”

“他们说，上帝不存在！”

“这个吗？我知道。”

于是，他一只手做着拂赶苍蝇的姿势，说：“你可记得《圣经》里大卫王就说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你看，早在那时候，糊涂人就说过没有上帝！可是没有上帝，什么也不成……”

奥西普似乎同意他的说法：“你要是从彼得身边夺走了上帝，他会跟你拼命的！”

格里戈里漂亮的脸色变得严肃了，他用指甲上粘着生石灰的手指捋着胡须，神秘地说：“上帝就住在每个人身上，良心和整个灵魂——都是上帝给的！”

“可是罪恶呢？”

“罪恶来自肉体，来自魔鬼撒旦！罪恶是外来的，像天花，不过如此！对罪恶想法多的人，犯罪最严重；不去想罪恶，你就不会犯罪！犯罪的思想就是魔鬼撒旦——就是这肉体的主人，他在唆使犯罪……”

石匠表示怀疑：“好像有点儿不对吧……”

“对！上帝没有罪恶，而人是上帝的形象和同类。肉体能犯罪，但形象、同类不能犯罪。可是同类即精神……”

他胜利地笑了，但彼得叽里咕噜地说：“好像不是这样吧……”

“那么照你的看法，”奥西普问石匠，“不犯罪就不用忏悔，不忏悔就不用解救，是不是？”

“这样也许更可信些！忘了魔鬼，也就不爱上帝，老人们这样说……”

格里戈里·希什林不喝酒，喝两杯就醉，醉时脸通红，眼睛透『露』出一股孩子气，说话像唱歌：“弟兄们，这一切多好啊！看，我们这样生活，活儿不多，吃得又饱，感谢上帝！这多好啊！”

他哭了，眼泪流到胡子上，像串串玻璃珠在丝线似的须上闪光。

我并不喜欢他经常这样赞美生活，也不喜欢他这些玻璃珠似的眼泪——我外祖母赞美生活，就比较朴实可信，不像他这样勉强生硬。

我经常注意听所有这些谈话，谈话引起我模糊的不安。我读过许多关于农民的小说，已经看出书上的农民跟生活里的农民截然不同。在书里所有的农民都是不幸的，善良的也好，凶恶的也好，他们的语言和思想都比生活里的农民贫乏。书里的农民很少讲上帝、宗派、教堂，大多讲官老爷、土地、生活的真实与痛苦。他们也不多讲女人，讲得也不这样粗鲁，而是比较亲切。对生活里的农民来说，女人就是玩物，不过是危险的玩物。对女人是经常需要耍花招的；要不然，她就会征服你，捉弄你一辈子。书里的农民，不是好人，就是坏蛋，但始终是完整地展现在书里。生活里的农民，既不好又不坏，他们有趣得令人吃惊。不管他在你面前如何胡扯，你总觉得他心里还留了点儿什么，而留下好的部分只对他自己有用，也许这未说出的部分里隐藏着最主要的东西。

在书里所有的农民中，我最喜欢《木工班》的主人公彼得。我想给我的朋友们念这个短篇小说，所以把书带到了市场。我常常夜宿在某一个班组，有时因为白天累了，没有力气回去。

当我说“我这里有一本写木匠的书”时，就会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奥西普，他从我手中拿过去，翻着书页，一面不相信地摇晃着圣像似的脑袋。

“好像真是写的我们的！你怎么能把它骗到手！书是谁写的？是贵族老爷吗？我想一定是。贵族和官吏什么都能干！甚至连上帝想不到的，官吏都能想到，官吏活着就是干这个……”

“奥西普，你不能这样随便地说上帝。”彼得批评他。

“不要紧！对上帝来说，我的话还不如我秃头上的一片雪花或者一滴雨水。你不用怀疑，你我是到不了上帝跟前的……”

他突然兴奋起来，侃侃而谈，像燧石冒出火花一样，尖锐的话语锋利如剪刀，剪除一切反对自己的言辞。一天内，他问了我几次：“你想给我们念书，马克西莫维奇？正经事，正经事！这个想法好。”

下班后，一些人去他那班组里吃晚饭。晚饭后，彼得带着自己班组的阿尔达利昂，希什林带着一个小伙子福马，都来到在他班组睡觉的工棚里，点亮灯，于是我开始念起来。大家静静地听，一动也不动。但不久，阿尔达利昂生气地说：“好啦，我听够了！”

说完，他走了。第一个睡着的是格里戈里，他奇怪地张着嘴。接着，木工们也睡着了，但彼得、奥西普、福马反而挨近我，全神贯注地听着。

我念完了，奥西普立刻把灯吹灭——根据星星的位置来推算，已经是半夜了。

彼得在黑暗中问：“这本书究竟为什么这样写？是反对谁呢？”

“现在睡吧！”奥西普一边说着，一边脱靴子。

福马默默地退到一边。

彼得又一次要求：“我说——这是写来反对谁的？”

“作者自己当然知道！”奥西普说了一句，就在板铺上躺下来。

“要是反对做后妈的，那就毫无意义了，后妈不会因而变得好些。”石匠坚定地说，“要是反对彼得，那也是白费。他犯罪，他负责！杀人犯就该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如此罢了！为这种犯罪来写书，也许是多此一举吧？”

奥西普默不作声。于是石匠又说：“作者闲着没事做，就这样翻腾别人的事！真像女人们冬天晚上聚在一块儿闲扯。好了，该睡觉了，明日见……”

他在敞开的门口停了一会儿，那里露出一方块蓝色的夜光。他问道：“奥西普，你的看法呢？”

“嗯？”木匠睡意蒙眬地答应了一声。

“那好，睡觉吧……”

希什林就在他坐的地方躺下来。福马跟我一起躺在压软的干草上。工人区进入了梦乡，远处传来机车的鸣笛声、铁轮的轰隆声。我感觉不得劲儿，等待他们再说点儿什么，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突然，奥西普轻声却明白地说：“孩子们，你们俩不要信任何人的这类话，你们是年轻人，今后的日子长着呢，要积累自己的智慧！自己的一分智慧能抵别人的两分智慧用！福马，你睡着了吗？”

“没有。”福马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那好！你们俩都识字，那么你们就读书吧，但什么也不要轻信。他们可以写各种书，这是他们拿手的事！”

他坐在板铺上把双腿吊在板铺下边，双手扶着板铺床沿，朝我们俯着身子，继续说：“应当怎样去看待书呢？书是专门告发人的！书里说，看吧，人是怎么样的，木匠或者别的什么人。至于老爷，那是另一种人！书不是白写的，而是在为某人说话……”

福马用洪亮的嗓音说：“彼得杀死那个工头是对的！”

“哦，这没有用，任何时候杀人都是不对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格里戈里，不过要打消这个念头。我们大家都不是有钱人。我今天是主人，明天又成了伙计……”

“我不是说你，奥西普大叔。”

“说谁都一样……”

“你为人公正。”

“你等等，我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什么。”奥西普打断福马的气话，“这是本很狡猾的书！这里竟有没农民的老爷，又有没老爷的农民！瞧，你老爷的处境糟糕，农民的情况也不好。老爷变弱了，发傻了，而农民开始吹牛、酗酒、生病，受不了委屈——书里就是这样！书里说：城堡里面的老爷们要好些，老爷靠农民庇护，农民靠老爷庇护，老爷和农民双方都吃饭不愁，平安无事……我不想争论，在老爷那里生活确实是比较平安些。如果农民穷，对老爷不利；如果农民富，但不聪明，就对老爷有利——这对他们有好处。这个我知道，要知道我自己在老爷的城堡里生活了差不多四十年。我亲身经历过许多事。”

我想起了自杀的马车夫彼得，他就是这样谈到老爷们的。奥西普的思想居然跟这个凶老头的思想吻合，我感到很不愉快。

奥西普一只手碰了一下我的脚，继续说：“书和一切编出来的东西都应该弄明白，谁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干什么。看起来像是无缘无故，这只是外表。书也不是无缘无故写的，是为了搅昏人的头脑。干什么都得动脑筋；不动脑筋，就不能使斧子，也不能打草鞋，一事无成……”

他谈了很久，躺下又爬起来，在黑暗与寂静中轻轻地说出他的警句妙语：“据说老爷与农民无关，这话说得不对。我们就是这些老爷的人，只是生活在最底层。当然，老爷从书本上学，我是从吃亏中学；老爷的屁股比我的白——这就是全部的差别。不，小伙子，世界应该照新方式生活；书本嘛，应该扔掉，放在一边！让每个人问问自己：我是谁？是人！他又是谁？也是人。那么现在怎么样呢？难道上帝多要他七卢布？不，在缴税方面我和他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终于，天快亮了，曙光熄灭了天上的星星。奥西普对我说：“你瞧，我多会胡编！我今晚讲的这一大堆话，是我从来没有想讲的！孩子们，你们不要相信我，这些话大都由于睡不着而随便说出来的。躺着躺着，我就会想出个故事来消遣：从前有一只乌鸦，从田里飞到山上，从田埂飞到田埂，度完了自己的一生。也许是上帝惩罚它，它断了气，变成一堆干骨头！这故事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也没有……好，我们睡一会儿吧，很快就要起床了……”

【第十八节】

奥西普像那时候轮船上的司炉工雅科夫一样，在我眼里变得高大了，他的形象遮住了其他所有的人。他有些地方很像司炉工，但同时又使我联想起外祖父、圣像鉴定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和厨师斯穆雷。他像所有那些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人，但同时又在我记忆里留下他自己的深刻印记，像铜钟上锈蚀的花纹。看得出来，他有两种思想。白天干活的时候，在众人面前，他大胆直率的思想是实实在在的，比较容易理解，这不同于他晚上下班后带我进城去看望他那开煎饼铺的相好时的思想，不同于他夜里睡不着觉时的思想。在夜里，他的思想特别而多样，犹如路灯的光亮『射』向四面八方。这种夜间的思想光彩夺目，但你不知道这些思想的真实面貌在哪里，哪一种思想更接近奥西普的心、更为他所钟爱。

我觉得他比我以前接触过的所有人都聪明得多，我用接近司炉工雅科夫的那种心情接近他——我想认识了解这个人，可是他躲躲闪闪，令人捉摸不透。他的真相隐藏在哪里？他身上的哪些东西可以相信呢？

我现在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你自己找找看，我藏在什么地方，你来找找看！”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触动，但受到触动的不只是自尊心——对于我，了解这个老头儿，像生命一样重要。

他虽然令人捉摸不透，但性格坚定。我觉得，即使他再活一百年，也还会是这样，在很不坚定的人们当中他都能坚守自我。圣像鉴定家也使我产生过这种印象，但他的坚定性并不使人十分愉快；奥西普的坚定性不同，它比较使人愉快。

人们的动摇性，我见了很不顺眼，他们像变戏法一样变换立场，弄得我晕头转向。我已经对这种无法解释的戏法习以为常了。这种戏法悄悄地扑灭了我对于人们的浓厚兴趣，动摇了我对他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一辆几乎要散架的四轮马车朝我们干活儿的地方飞奔而来。一个醉醺醺的车夫阴沉地坐在驾驶台上，打着饱嗝。他胡子拉碴，没有戴帽，嘴唇被打破了。马车里，喝醉的格里戈里·希什林四肢摊开地躺在一个肥胖女子的怀里。这姑娘面颊绯红，戴一顶草帽，帽子缀着一条红丝带和许多樱桃状的玻璃珠，一只手里拿着小伞，光脚穿着橡皮套鞋。她挥舞着小伞，摇晃着身子，大声地笑着说：“活见鬼！市场没有开业，根本就不开业，可他们带我去市场！”

格里戈里蓬头垢面，衣服皱皱巴巴。他爬下马车，坐到地上，含着泪水向我们这些观众表白：“我乞求饶恕：我犯了大罪了！我一时起了邪念，就犯了罪！叶菲穆什卡对我说：‘格里沙呀格里沙……’他说得对，可是你们原谅我吧！我可以请你们吃饭。他说得对：人生只有一次……不能有多次……”

那个姑娘放声大笑，跺着双脚，把套鞋跺掉了。车夫皱起眉头，叫道：“快上车，我们继续往前走！你们这些大嗓门，走吧！马站不住了！”

这匹衰老的劣种马满身汗水，死死地站在那里——这场面叫人忍不住发笑。格里戈里手下的工人们望着自己的工头、花枝招展的女人和愣头愣脑的车夫，都笑出眼泪了。

只有福马没有笑，他和我一起站在店门口，嘟哝着：“这猪猡灌迷糊了……他家里有妻子，很漂亮的娘儿们！”

马车夫连连催着要走，姑娘从马车上下来，扶起格里戈里，上了马车，将他放在自己脚边，举了一下伞，叫道：“走！”

工人们善意地讥笑着工头，羡慕着工头，但在福马的叫喝声中开始了工作。显然，福马见到格里戈里的丑态，心里不高兴。

“这也配做工头！”他嘟囔着，“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活儿了，我们回乡下去吧……我受不了啦……”

我为格里戈里难过，这个戴着玻璃珠高级草帽的姑娘跟他在一起真是荒唐得令人懊恼！我常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当主人、当工头而福马却当工人呢？

福马是个结实、白净的小伙子，一头鬈发，圆圆的脸上长着鹰钩鼻和聪明的灰眼睛，不像一个干活的农民。要是让他穿一身好衣服，他简直像一个富商家庭的公子哥儿。他阴沉内向，话少，说的都是正经事。他识字，替工头算账，做收支预算；他善于督促同伴们好好干活儿，但自己不乐意干。

“活儿是永远干不完的。”他平静地说。他不把书放在眼里：“什么都可以印成书，我也可以给你杜撰出什么来，这没什么了不起……”

但他注意听别人谈话，如果有什么使他感兴趣，他就详细追问，同时他总在盘算自己的什么，并且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一切。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你真应该在这儿当工头。”他懒洋洋地回答：“要是一下子能赚个万八千，那倒可以去哪儿试试……可是为了几个小钱去跟一大堆人周旋，这不是白找苦吃？不，我还是看看机会，到时候上奥兰斯基修道院。我漂亮，有力气，说不定会被哪一个寡『妇』老板娘喜欢上！常有这种事：谢尔加茨市有个小伙子，两年里交上了好运，还娶了市里一个姑娘。他给人家送圣像，被姑娘看上了……”

这是他编的。他知道许多这类故事：到修道院出家，走上好运。我不喜欢他的故事，也不喜欢他的这种智谋，但我相信他会进修道院。

市场开业了，可是出乎大家意料，福马进了一家酒馆当堂倌。这未必使他的同伴们感到奇怪，但大家从此拿他开玩笑。节假日人们准备出去喝茶的时候，彼此笑着说：“走，找我们的伙伴去！”

进了店门，大家就像主人一样叫唤：“喂，跑堂的！那个鬈发的，过来！”

他走过来，微微抬起头：“你们想用点儿什么？”

“你不认得老朋友了吗？”

“我哪有工夫认……”

他知道同伴们看不起他，想拿他取笑，他用无奈的眼光望着他们，他的脸变得木头一样呆板，但好像在说：“快点儿吧！不是想开玩笑吗……”

“要小费吗？”他们问，故意在钱袋里掏摸了半天，可是一个戈比也没有给。

我问福马：“你本来打算当修道士，为什么却当了堂倌？”

“我没打算当修道士。”他回答，“当堂倌也是暂时的……”

大约四年以后，我在察里津遇到他，还是在酒店当堂倌。后来我在报上读到，福马·图契科夫因撬锁盗窃未遂罪被捕了。

石匠阿尔达利昂的经历特别使我惊异。他是彼得班组里最年长也最能干的伙计。这位四十岁的伙计，一脸黑胡须，性格开朗，他也不禁引起我的疑问：为什么不是他，而是彼得当了工头？他很少喝酒，几乎从未喝醉过；他精通自己的活儿，干起活儿来兴致勃勃。砖头就像红鸽子一样在他手里飞舞。脸色阴沉的病夫彼得跟他站在一起，简直成了完全多余的人。他却这样谈起自己的活儿：“我替人家盖石头砖房，是为了给自己挣一口木头棺材……”

阿尔达利昂兴高采烈地砌砖头，叫唤着：“喂，加油干呀！伙伴们，为上帝争光！”

他对大家说，明年春天，他要去托木斯克，他姐夫在那里承包了一项大工程——造一座新教堂，叫他去当工头。

“我已经决定了，我喜欢造教堂。”他说，还向我提出，“你跟我去！老弟，在西伯利亚，识字的人很吃得开，在那里，识字是张王牌！”

我同意了。他得意地叫起来：“就这样办！这是真事，不是说着玩……”

他带着善意的嘲笑对待彼得和格里戈里，像大人对待孩子一样。他还对奥西普说：“这两个吹牛大王总是互相卖弄自己的聪明，好像在玩扑克牌一样。一个说，‘我的牌多好’；另一个说，‘我这里都是王牌’！”

奥西普含糊地加以评论：“也只能这样嘛！吹牛是人的本能，姑娘们不都是挺着胸脯向前走路吗？……”

“人人都唉声叹气，口口声声不离上帝，可背地里在攒钱！”阿尔达利昂不肯就此罢休。

“格里戈里就攒不起钱……”

“我是说我自己的工头。我真想求上帝保佑，住到森林里，住到旷野里……唉！这里我实在待腻了。一到春天，我就去西伯利亚……”

工人们羡慕阿尔达利昂，说道：“要是我们有你姐夫那样的靠山，也不会害怕去西伯利亚了……”

突然，阿尔达利昂失踪了。星期天，他离开了班组，大约有三天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大家担心地推测着：“也许被谁打死了？”

“要不就是游水淹死了？”

不料，叶菲穆什卡回来了，他难为情地宣布说：“阿尔达利昂在外头鬼混呢！”

“你胡说什么？”彼得不相信地叫了一声。

“他在外头鬼混，酗酒，神魂颠倒，简直像心里着了火。似乎他那可爱的老婆死了……”

“他老婆早死了！他现在哪里？”

彼得气冲冲地出去救阿尔达利昂，却挨了他一顿痛打。

于是奥西普咬紧嘴唇，把两只手深深插进两边口袋里，认真地说：“我去看看，看看他到底怎么一回事。他是个好伙计……”

我缠着跟他去了。

“瞧，这个人，”奥西普在路上说，“活着活着，似乎一切都好，突然露出了尾巴，到外面鬼混了。马克西莫维奇，要注意呀，吸取教训啊……”

我们来到“库纳维诺游乐村”一家最便宜的『妓』院，接待我们的是一个贼眉鼠眼的老婆子。奥西普跟她低声说了几句，她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又黑又脏，像个只能关一头牲口的牛圈。一张单人小床上睡着一个胖大的女人，摊开着四肢。老婆子用拳头推了推她的腰，说：“出去！喂，大姐儿，出去！”

女人吃惊地翻身起来，双手擦着脸，问：“上帝呀！这是谁？干什么呀？”

“暗探来了。”奥西普严厉地说。女人“哎呀”了一声不见了。奥西普朝她背影吐了一口，向我解释说：“她们怕暗探，比见到鬼还怕……”

老婆子从墙上摘下一面镜子，揭开了一块壁纸。

“你们瞧——是这个人吗？”

奥西普从间壁的缝里看去。

“就是他！你撵那个姑娘……”

我也朝缝里看过去：那边，也同我们这边一样，是一间狭小的“狗窝”，一扇紧闭的窗户，窗台上燃着一盏洋铁皮的油灯，旁边站着一个眼睛歪斜的鞑靼女子，光着身子在缝她的褂子。她身后是一张床，阿尔达利昂浮肿的脸高枕在两个枕头上，翘起他那蓬『乱』的黑须。鞑靼女子哆嗦了一下，披上自己的褂子，走过床边，突然出现在我们这边。

奥西普望了她一眼，又吐了一口：“呸，不要脸的！”

“你这傻老头儿。”她笑着回答。

奥西普也笑了，却指着威吓她。

我们来到鞑靼女子的“狗窝”，老头儿坐在阿尔达利昂脚边的床沿，好久也没有把他叫醒，他只是说着胡话：“哦，好吧……等一等，我们就走……”

他终于醒来了，一脸惊呆地望着奥西普和我，又闭上了发红的眼睛，怪声地哼道：“哦，哦……’

“你这是怎么了？”奥西普平静地说，并没有责备，但也不高兴。

“我转昏了头。”阿尔达利昂嘶哑地解释，一面不停地咳嗽。

“怎么会这样？”

“就这样……”

“似乎不好吧……”

“那有什么好的……”

阿尔达利昂拿起桌上打开的一瓶伏特加酒，握着瓶颈咕咚咕咚地喝起来，然后问奥西普：“想喝吗？现在应该有下酒的东西……”

老人奥西普把酒倒在自己嘴里，咽了下去，皱起了眉头，然后细嚼慢咽地吃了一片面包。迷迷糊糊的阿尔达利昂没精打采地说：“我跟鞑靼女子搅上了。这全都因为叶菲穆什卡，他说这鞑靼女子年轻，是孤儿，从卡西莫夫来这儿赶市场的。”

从间壁那边传来快活的话语，但说的不是标准的俄语：“鞑靼女子像阳光！像年轻的母鸡。赶走他，他不是你爸……”

“就是她。”阿尔达利昂嘟哝了一句，呆呆地望着间壁。

“我见过她。”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昂转过身对我说：“老弟，你瞧我这副样子……”

我想奥西普会责备和教训阿尔达利昂，而阿尔达利昂也会难过地悔恨，但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俩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三言两语地闲谈。看见他们在这间又黑又脏的“狗窝”里，心里真不是滋味。鞑靼女子对着墙缝说一些令人发笑的话，但他们当作没有听见。奥西普从桌上拿了一条里海产的咸鱼，在靴子上磕打了一下，细心地剥起皮来。他问阿尔达利昂：“钱都花光了吗？”

“彼得那里我还有……”

“瞧，你身体还能恢复吗？现在该去托木斯克了……”

“去托木斯克又能怎么样……”

“莫非你改变主意了？”

“要是外人叫我去就好了。”

“为什么？”

“可那是姐姐、姐夫……”

“那又怎么样？”

“去自己人手下干活儿，不那么好受……”

“去谁手下干活儿都一样。”

“不过……”

他们俩谈得那样亲热、认真，以至鞑靼女子不再挑逗他们俩。她进了房间，默默地从墙上取下外衣，走了。

“她年轻呀！”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昂望了他一眼，并不懊悔地说：“全都是叶菲穆什卡——这个捣乱鬼。除了女人，他啥也不懂……这个鞑靼女子，倒是有说有笑，一个傻姑娘……”

“小心，你会脱不了身的。”奥西普警告他。老人嚼完了咸鱼，就起身告辞。

归途中，我问奥西普：“你干吗找他？”

“来看看，熟人嘛！这种事我见得多了。有的人，活着活着，忽然就想挣脱牢笼……”他把前面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要戒酒！”

可是不一会儿，他又说：“没有又寂寞！”

“没有什么？没有酒吗？”

“是的！有酒喝，就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天地……”

阿尔达利昂到底没有从里边脱身。几天后，他来到工地，但很快又无影无踪了。春天，我在流浪人群里遇到他——他在船坞给驳船敲打冰块。两个人相见，高兴极了，一起去小馆子喝茶。喝茶时，他夸耀道：“你记得，我当初是怎样的一个手艺人？说实在的，我精通自己的本行！我能挣好几百卢布……”

“但你没有挣到。”

“没有挣到！”他竟得意地大叫了一声，“我干腻了！”

他手舞足蹈，店里的人都注意地听他的一派狂言。

“你记得温顺的小偷彼得是怎样谈工作的吗？替人家盖砖头房，给自己造木棺材——这就是全部工作！”

我说：“彼得是病人，他怕死。”

阿尔达利昂却高声叫道：“我也是病人，也许我没有心肝！”

每逢节假日，我常出城去流浪汉聚集的“百万街”，亲眼看见阿尔达利昂是怎样迅速变成一个真正的“江湖汉子”。一年前快活严肃的阿尔达利昂，现在变得好像性格暴躁、爱喊爱叫，他学到一种摇摇摆摆的特殊步法，狂傲地看着大家，好像要跟大家吵架似的，而且老是夸耀：“你瞧，人家怎样看待我，我在这里像个头领！”

他不吝惜挣来的钱，请流浪汉吃饭。打架时，他站在弱者一边，而且常常咆哮说：“伙计们，不对，不正派！行为应该正派！”

人们也就这样给他起了个绰号：“正派人”。他对此十分满意。

我细心地观察这些人——他们挤在街上这个像口袋一样的砖头房子里。他们全都是被生活遗弃的人们，但他们好像创造了一种脱离了主人束缚的快乐生活。他们无忧无虑，大胆豪爽，使我想起外祖父故事中最容易变成强盗和隐士的纤夫。他们没有活儿干时，就不择手段地从驳船或轮船上偷点东西，但这并不使我奇怪，因为我看到：生活中到处都有偷盗，像一件破衣服，处处都是灰色线缝。同时，我还看到：这些人有时候拼命热情地干活儿——在码头紧急搬货时，在救火时，在大河解冻漂冰时。总之，他们比别人活得痛快些。

可是，奥西普发现我跟阿尔达利昂交往以后，慈父般地提醒我：“原来这样，我的宝贝心肝，你这苦命的干木头，要当心！不要害了自己……”

我勉强说了一句，我喜欢这些人——他们不干活儿，却活得痛快。

“如同天上的飞鸟。”他带着冷笑打断我的话。

“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是懒鬼、是废物，干活儿使他们痛苦。”

“可是干活儿本来就一文不值！正如俗话说的：靠正直的劳动赚不到砖头房子！”这种话轻易地就从我嘴里说出来，我也常听到这句俗话，而且觉得它说得对。但奥西普听了很生气，对我叫嚷着说：“谁说的话？是笨蛋，是懒鬼！而你，刚下地的小狗，不应该听这种话！你呀你！这种蠢话是心怀妒忌的人、倒霉的人说的。而你，应该生长羽毛后高飞！对不起，我要把你跟他们来往的事告诉主人！”

他真的告诉了主人。主人当着他的面对我说：“彼什科夫，不许你再去‘百万街’！那里净是小偷和娼妓，那里通向监狱和医院。不许你去那里！”

于是我偷偷地去“百万街”，但不久我迫不得已跟他们断绝了往来。

有一次，我和阿尔达利昂，还有他的朋友罗宾诺克，在一家店里过夜。我们坐在院子里柴房的屋顶上。罗宾诺克有趣地给我们讲他从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徒步走到莫斯科的故事。他当过工兵，得过乔治勋章，他瘸着腿——土耳其战争中被打伤了一条膝盖。他矮小精悍，双臂有惊人的力气，因为是瘸子，他不能干活儿，力气再大也没有用。因为一场什么病，他头顶和脸上的须发都脱光了——真像新生儿的脑袋。

他闪着红眼睛，说道：“有一天，我来到了谢尔普霍夫市，花坛里坐着一个神甫。我说：‘神甫，给我这个战争英雄布施一点儿……’”

阿尔达利昂捶着头说：“嘿，你又撒谎了……”

“我为什么要撒谎？”罗宾诺克并不生气地反问。

阿尔达利昂却懒洋洋地教训他说：“你这人不正派。你本应要求做一个更夫，瘸子适宜做更夫，你却乱跑，到处撒谎……”

“我不过是为了取笑，我撒谎是为了快活……”

“你应该笑你自己……”

虽然是晴天，院子里却阴暗『潮』湿，脏水遍地。一个女人走进来，挥动着一块布喊道：“谁要买裙子？喂，女友们……”

女人们从屋里走出来，紧紧围住叫卖的女人——我立刻认出她就是洗衣女工纳塔利娅！我马上从屋顶上跳下来，但她已经按第一次要价把裙子卖了，轻快地走出了院子。

“您好！”我在大门外追上她，高兴地问好。

“往下你有什么说的？！”她斜瞟了我一眼问。但她马上又停住了脚步，生气地叫道：“天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她的惊叫使我又感动，又害羞。我明白她是在为我担心，惊恐的神色这么明显地表现在她聪明的脸上。我赶忙向她解释：我不在这条街上住，只是有时候来看看。

“来看看？！”她生气地大声讥笑，“来看什么？你来的是什么地方？是看过路人的口袋，还是看女人的胸脯？”

她的脸色憔悴不堪，眼底下有一道道黑影，嘴唇松弛地下垂着。

她在小饭店门口站下来，说：“进去喝杯茶！你穿得倒挺干净，不像这里的人，不过我有点儿不相信你……”

但是在饭店里她好像相信了我，所以一面倒茶，一面枯燥无味地讲她自己的事：一个钟头前她才醒过来，现在还未吃未喝哩。

“昨天上床时，醉得昏迷迷的，至今还不记得在哪儿跟谁喝的酒。”

我可怜她，在她面前感到很尴尬。我想问她女儿在哪里。她喝了伏特加和热茶以后，讲话又像往常那样泼辣，像这条街上其他女人一样粗鲁。可是我问到她的女儿时，她立刻清醒了，嚷道：“你干吗打听这个？不，亲爱的，我女儿你是弄不到手的，弄不到手的！”

她又喝了几口，继续说：“女儿不管我。我算她什么人呢？一个洗衣工。我是她什么妈妈呢？她读过书，有学问。就是这样，老弟！她离开我，到一个有钱的女友那里当老师去了，好像是……”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地问：“一定是的！你对洗衣女工不感兴趣，你对狂『荡』女人感兴趣，是吗？”

我当然立刻看出，她就是“狂荡女人”——这条街上没有别的女人。但听到她亲口说出这种话时，羞耻和对她的怜悯，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好像我被她的这种表白烫得全身发烧。要知道，她不久前还是那么勇敢、自立、聪明啊！

“你呀！”她说着，瞥了我一眼，不断地叹着气，“你离开这儿！我求你，也劝你——不要来这儿鬼混！你会毁掉的！”

后来，她身子俯在桌上，一个手指在托盘里画着什么，轻声地、断断续续地说起来，好像是自言自语：“我的请求和劝告，对你又算得什么？连亲生的女儿都不听。我大声对她说：‘你不能抛弃亲妈，你怎么了？’她说：‘我快憋死了！’于是，她去了喀山，她想学产科。那也好……好她……可是我怎么办？我只好这样了……我能靠什么呢？……能靠过路人……”

她不吭声了，久久地想着什么，嘴唇无声地动着，显然忘了身边的我。她的嘴角垂下来，嘴像弯着的镰刀，嘴皮在颤抖，那颤抖的皱纹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这样子真叫人难过。她那孩童般的脸充满了委屈，一绺头发从头巾下露出来，掠过额角弯到小耳朵后面。一滴眼泪落到碗中的冷茶里。她察觉到了，把茶碗推开，紧闭双眼，又挤出一两滴眼泪，然后用手帕拭去。我不忍再跟她坐在一起，我轻轻站起来。

“再见了！”

“啊！你走吧，见鬼去吧！”她手一挥，也不望我一眼，大概忘了谁跟她在一起。我回到院子找阿尔达利昂。他原先想跟我一起去捉虾，我这时却想告诉他这个女人的事，可是他和罗宾诺克已经不在屋顶上。正当我在杂乱的院子里找他的时候，街上一阵喧哗——那里发生了常见的吵闹。

我走出大门，就碰见纳塔利娅——她在抽泣，用头巾拭着受伤的脸，另一只手理着散乱的头发。她盲目地沿着人行道向前走，阿尔达利昂和罗宾诺克大步地跟在后面。罗宾诺克说：“再给她一下儿，快！”

阿尔达利昂追上她，挥舞着拳头。她转身挺起胸膛，脸色可怕极了，眼里冒着仇恨。

“你打吧！”她嚷道。

我紧紧抓住阿尔达利昂的手，他吃惊地瞧了我一眼。

“你干吗？”

“不许动她。”我几乎说不出话来。

他哈哈大笑：“她是你情人吗？哎呀，纳塔利娅，你勾搭上了一个小修道士！”

罗宾诺克也拍着大腿哈哈大笑。他们满嘴脏话地奚落了我好一阵儿——我痛苦极了！但就在他们这样干的时候，纳塔利娅走开了。我忍无可忍，用头猛击罗宾诺克的胸口，把他撞倒后跑掉了。从那天以后，我好久没有去“百万街”，但还是又一次见到了阿尔达利昂——是在渡船上见到他的。

“你跑哪儿去了？”他高兴地问我。

我对他说，一想起他们殴打纳塔利娅和下流地奚落我，我就难过。他听后和善地笑了：“难道你当真了？我们是逗你玩的！至于她，干吗不打她？她是放『荡』的女人！连老婆都可以打，这种女人就更不用可怜了！不过这都只是闹着玩的！我当然明白俗语所说的，拳头不是教训！”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教训她？你哪一点儿比她好？……”

他抱住我的双肩，使劲儿地摇着，又嘲笑着说：“我们就坏在谁也不比谁好……老弟，我什么都懂，里里外外都懂！我不是乡巴佬……”他微微有点儿醉意，心情愉快，用一种疼爱的目光望着我，像一个和善的老师看着一个不开窍的学生。

我有时候遇见巴维尔·奥金佐夫，他变得更豪放了，穿着很讲究，跟我说话时态度傲慢，动不动就责备我：“你在干的什么工作——你会毁掉的！和这些乡巴佬在一起……”

接着，他伤心地讲述画坊里的新闻：“日哈列夫还在跟那乳牛鬼混；西塔诺夫看起来很痛苦，开始酗酒了；戈戈列夫被狼吃了。他动身回家过圣诞节，这个酒鬼在路上竟被狼吃掉了！”

于是，巴维尔爽快地笑着，还编造起一段笑话：“吃完他，连狼都醉了！这群狼高兴起来，像驯化的狗一样，竖起前爪在森林里走着叫着，但过了一天一夜，也都咽了气！……”

我听了，也笑起来，但又觉得画坊和我经历过的一切已经离我很远。这使我感到惆怅。

【第十九节】

冬天，市场上几乎没有活儿。我又像从前一样，在家里干繁重的家务。这种活儿吞噬了我整个的白天，不过晚间还是照样有空闲，我重新开始给主人们念《田地》和《莫斯科小报》上那些我不喜欢的长篇小说，而每天深夜我就读一些好书，还学着作诗。

有一次，老少主妇外出做通宵弥撒，主人因身体不舒服留在家里。他问我：“维克多笑你，彼什科夫，你好像在作诗，是真的吗？你念给我听听！”

我不好拒绝，就念了几首。看起来他不喜欢这些诗，但他还是说：“写吧，写吧！也许你会成为普希金。你读过普希金的诗吗？你读过这两句吗？
这是给家神送丧，
还是送女妖出嫁？
在他那个年代，人们还信家鬼门神。据说他自己不信，只是开开玩笑罢了！”

“对啦，老弟！”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你本该去上学，可惜晚了！鬼知道你将来生活怎么样？……你的那个小本要藏好，不然女人们要缠着你不放——她们要笑话你……老弟，女人爱这种东西——这能触动她们的心……”

从什么时候起，主人变得话少和爱沉思了。他时常胆怯地东张西望，听到门铃就害怕，有时突然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又喊又叫，冲出门外，深夜醉醺醺地回来……我感觉得到，他生活里发生了什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事，这件事伤了他的心。现在他活得心灰意冷，好像是按习惯混日子，得过且过。

每逢节假日，从午饭后到晚上九点，我总到外边闲逛，傍晚时候就坐在“驿站大街”的饭馆里。这家饭馆的老板是个经常出汗的胖子，非常爱听歌，几乎所有的教堂合唱队的歌手们都知道他这种喜好，所以常到他店里来唱歌，他就招待他们伏特加、啤酒和茶。歌手们都是些乏味的酒徒，对唱歌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为了这些“招待”才唱的，而且几乎都是唱些圣歌。但由于这些酒徒虔诚地信教，他们认为饭馆不是唱圣歌的地方，所以老板把他们请到自己房间里，我就只能隔着门缝听他们唱。但饭馆里也常有乡下的手艺人来唱歌——店老板亲自到城里去找歌手，向进城赶集的农民打听他们，把他们请到自己的饭店里来。

歌手总是坐在柜台旁边的椅子上，柜台上立着悬放着一小桶伏特加酒，他的脑袋就像是被画在桶的底部，好像嵌在一个圆框里。唱得最好的是一个又小又瘦的马具匠克列晓夫——他总要唱一些特别好听的歌曲。这个人满脸皱褶，憔悴不堪，赤红的头发一绺绺的，像死人一样的小鼻子闪着亮光，两只小眼睛总是睡意蒙眬的，显得呆滞。他常常闭上眼睛，后脑勺就靠在桶的底部，鼓起胸膛，用沉静有力的男高音唱出几句顺口溜：
当旷野升起大雾，
把远方道路笼罩……
这时他站起身来，把腰靠到柜台上，身子往后仰，面朝天花板深情地唱下去：
我该往哪里走啊？
哪里能找到大道？
他的声音不大却很有力，像一根银弦穿过酒店里嘈杂的谈话声，那忧伤的歌词、那呻吟和呐喊，震慑了所有的人，甚至连喝醉的人都变得惊人的严肃，默默地看着自己眼前的桌面，我的心也激动得都快崩裂了——优美的音乐巧妙地触及心灵深处，就会激发出这样强烈的感情。酒馆变得像教堂一样肃静，歌手就像一个善良的神甫。他并不是在传教布道，但又的确在全心全意为人类虔诚地祈祷，虔诚地吟唱出人生的苦难。胡须飘然的人们从各自的座位上望着他，童稚的眼睛在兽一样的脸上若有所思地眨巴着，有时候能听到叹息声——这更证明歌的巨大威力。在这种时刻，我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过虚伪的、矫揉造作的生活，而酒馆里才有真正的人的生活！

屋角坐着胖脸女商贩雷苏哈——一个放荡无耻的风尘女子，她把脑袋缩在肥胖的双肩里，轻轻地哭泣着，泪水冲洗着她那下流的眼睛。

酒馆里的人个个都听得入了神，好像在倾听一首早已忘怀但感到十分亲切的歌。

克列晓夫唱完了这首歌，然后谦恭地坐下来。酒店老板给他端来一杯酒，带着满意的微笑说：“唱得真好！虽然你唱时更像在讲故事，但是你是位高手，没什么可说的！谁也不会说别的……”

克列晓夫从容地喝着酒，小心地咳嗽，轻声地说：“谁都能唱，谁都有嗓子，可是要表达出歌里的灵感——就只有我具备这种才能！”

“但是你不能吹牛啊！”

“谁没有本事，他当然不吹哩。”歌手还是那样轻声地说，但显得更加倔犟了。

“你傲慢，克列晓夫！”酒店老板懊恼地叹息。

“我绝不盲目自大……”

屋角有一个脸色阴沉的男低音大声抱怨说：“你们这些长霉的蛆！你们哪里懂得这位丑神唱的歌？”

这个人跟谁都合不来，总跟人抬杠，揭别人的短，几乎每个节假日都要因此挨别人的狠揍——谁愿揍就揍一顿，谁能揍就揍一顿，连歌手们都揍他。

店老板爱听克列晓夫的歌，但容忍不了歌手的骄傲，当着大家的面抱怨他，而且显然在找机会侮辱他，嘲笑他这个马具匠。店里的常客和克列晓夫自己都知道这一点。

“歌是唱得好，但是太骄傲，应该敲打敲打他。”店老板说。

于是有几个客人表示同意：“是呀，这小伙子是太骄傲！”

“有什么可骄傲的！嗓子是上帝给的，又不是自己赚的！而且嗓子算得了什么？”店老板一个劲儿地咕哝着。

同意的人就帮腔：“是呀，嗓子算什么，这里更要紧的是才能！”

有一次，歌手克列晓夫冷静下来以后，走了。店老板开始说服雷苏哈：“玛丽亚·叶夫多基莫芙娜，你可以跟克列晓夫亲热亲热，捉弄他一番，怎么样？对你这算得了什么？”

“要是我年轻一点儿就好了。”女商贩笑着说。

酒店老板激动地大声叫道：“年轻人哪儿比得上你？你去试试！真想瞧瞧他怎么样围着你转哩！要搅得他神魂颠倒，这样他就会唱个没完。怎么样？试试看，叶夫多基莫芙娜，我会谢你的，好吗？”

但她没有答应。这个胖大的女人垂下眼睛，用手指捻弄落在胸前的头巾穗，懒洋洋地单调地说：“这得找个年轻的。要是我年轻一点儿，那我就不犹豫了……”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店老板想方设法要灌醉克列晓夫，可是克列晓夫唱完两三支歌，每支歌只喝一茶杯酒，然后用毛线围巾把脖子包得严严实实，再在毛蓬蓬的头上用力地戴上帽子，走了。

也常有这种情景：店老板找一些人跟马具匠克列晓夫赛歌，他唱完后，店老板就夸奖一番，然后激动地说：“这里又来了一个歌手！来！请你再露一手！”

这些赛歌的人有时也露出一副好嗓子，但是我还从未见到他们当中有谁能像这又小又丑的马具匠一样唱得朴素而动情……

“嗯，”酒店老板不无遗憾地说，“这当然好听！唱歌主要靠嗓子嘛，但是感情呢？……”

听众们带些讥讽的口吻说：“不，看来谁也比不过马具匠了！”

克列晓夫从赤色浓眉下望望大家，平静而客气地对店老板说：“别费心了。你休想找到比过我的歌手，我这种才能是上帝给的！”

“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给的！”

“你赔光了酒菜，倾家荡产，也休想找到……”

老板红着脸嘟囔道：“你在教训我……”

但克列晓夫喋喋不休地向他证明：“我还要对你说，比方说，唱歌不是斗鸡……”

“我当然知道！你老纠缠什么呀？”

“我不是纠缠，只是向你证明：唱歌要是为了取乐，那就是魔鬼的玩意儿！”

老板接着说：“就算是纠缠吧！最好你再唱一个……”

“我随时都可以唱，哪怕在梦中也可以唱。”克列晓夫同意了，他小心地咳了几声，又唱起来。

于是，各种琐事，种种无聊的话语和意图，酒店里一切吃喝玩乐之类的低级趣味，都奇妙地烟消雾散了。大家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新的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充满爱和忧伤，纯洁无瑕，耐人寻味。

我羡慕这个人，非常羡慕他的才能和控制别人的能力——他多么巧妙地使用这种能力啊！我很想结识这位马具匠，跟他长谈些什么，可是不敢走近他——他用白眼睛奇怪地看着一切人，好像他眼前并没有看见谁似的。

他确实有些地方不招我喜欢，妨碍别人爱他——我是多想在他不唱歌的时候也爱他啊！

见他老气横秋地使劲儿往头上戴帽子，故意在众人跟前显示脖子上那条红毛线围巾，我就反感。关于这条围巾，他说过：“这是我心爱的人给我织的，一个小丫头……”

他不唱歌的时候，便趾高气扬地用一个手指擦自己死人般的冻鼻子。别人问他话，他只回答三言两语，显得很不耐烦。有一次我坐到他跟前，问他一件事，他连一眼都不瞧我，说：“走开，小家伙！”

我更喜欢那个男低音——米特罗波利斯基。他来到酒店，像身负重物似的走到屋角。他一脚挪开椅子，坐下来，把两肘放在桌子上，双手托住头发蓬乱的大脑袋。他默默地喝完两三盅，就嗡嗡地哼着。大家一惊，转过身来看他，他还是托着下巴，挑衅似的看着人们。没有梳理的头发，像马鬃一样散乱地落到了他那浮肿的棕色脸庞上。

“看什么？你们看见了什么？”他忽然粗声粗气地问。

有时候人家回敬他：“我们看见了森林里的鬼！”

常常在夜晚，他默默地喝酒，又拖着沉重的脚步默默地离开。但是有几次，我听见他装作先知来责备人们：“我是上帝永不叛逆的忠仆，我现在以先知以赛亚的身份责备你们！耶路撒冷城大难临头——这里有流氓盗贼，各种胡作非为的败类，他们生活在卑鄙污浊的七情六欲之中！大地之舟将大难临头，因为它载着龌龊不堪的恶徒驶向宇宙的四面八方！我了解你们，贪杯好吃的酒肉之徒——这个世界的垃圾废物，你们多得不计其数。可诅咒的人们啊，大地是不会接收你们的！”

他的话音特别洪亮，连窗玻璃都被震得嗡嗡响。

听众很高兴听到这些，纷纷称赞这位先知：“骂得痛快，蓬毛狗！”

与他认识是很容易的事——只要请他吃东西。他要求的是一瓶伏特加和一份加红辣椒的牛肝——这是他爱的两样东西，常常弄得他嘴麻喉疼，翻肠绞肚，呕吐不止。当我请他告诉我应该读些什么书时，他直截了当地厉声反问我：“读书干什么？”

他见我难堪的样子，就又变得温和些说：“读过耶稣的书吗？”

“读过。”

“要读耶稣的书！别的就没有了。那里是世界的全部智慧，只有长着四方角的绵羊才不懂这些知识，也就是说，谁也不懂……你干什么？唱歌吗？”

“不。”

“为什么？应该唱。不唱——太荒唐了。”

邻桌有人问他：“你自己为什么不唱？”

“我游手好闲嘛！唔，怎么啦？”

“没怎么。”

“这不是什么新闻了，大家都知道你脑袋里空空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东西。阿门！”他对我说。

他跟所有的人都用这种腔调说话，当然也包括我。

“我总注意你，就是不明白：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来这里？真是，见你的鬼！”

他对克列晓夫的态度叫人不理解。他听他唱歌时，虽然很欣赏，有时甚至『露』出和善的微笑，但不跟他交往，谈起他来语言粗鲁，一种鄙视的神气！

“一个木头人！他会换气，他懂唱的内容，但还是一头蠢驴！”

“为什么？”

“他天性就是这样。”

我想在他清醒的时候跟他谈一谈，但他清醒时只会大声骂人，用那蒙眬忧郁的眼神看人。我听说，这位终生的酒鬼在喀山神学院读过书，有可能当过主教——我不相信这些话。但有一次，我跟他谈到自己，提到了主教赫里桑夫的名字，男低音把头一甩，说：“赫里桑夫？我知道。他是我的恩师，是在喀山，神学院——我记得！赫里桑夫，意思就是金黄色——正如潘瓦·别雷姆达[51]所说。对了，他确实是金黄色，赫里桑夫！”

“潘瓦·别雷姆达是谁？”我问米特罗波利斯基，他却简单地回答：“不关你的事。”

到了家，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一定要读《潘瓦·别雷姆达》。”我当时想：从这个别雷姆达那里，我会找到许多震撼我心灵的问题的答案。

这位歌手很爱使用些我不知道的人名和一些怪里怪气的词汇——这使我很生气。

“人生不像阿尼霞那样！”他说。

我问：“阿尼霞是谁？”

“一个有用的女人。”他回答，我的疑惑使他高兴。

这些词汇，还有他上过神学院的事实——使我觉得他知道很多。可恼的是，他什么也不说，说了我也听不懂。也许是我问的不得法吧？但他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些东西。我喜欢他喝醉时勇于发出先知以赛亚那样的谴责。

“啊，人世间污浊和丑恶！”他大声斥责，“你们当中的坏人得到荣耀，好人都受到迫害。恐怖的日子一定到来，你们将后悔莫及！后悔莫及！”

听到这种咆哮，我就回忆起那位“好事情”，那位轻易被环境一摧就垮的可悲的洗衣女工纳塔利娅，那位生活在流言飞语之中的“玛尔戈王后”——我有多少痛苦可以回忆啊……

我跟此人的短暂交往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束了。

到了春天，我在郊外军营附近遇见了他。虚胖的他，像一头孤寂的骆驼，点着头地在踱步。

“你在散步吗？”他哑着嗓子问，“我们一起走吧，我也在散步。老弟，我病了，而且……”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步，突然在搭过帐篷的壕沟里看见一个人。他坐在沟底，侧着身子，一个肩头靠在壕沟的边沿，外套的一边遮住了耳朵，好像他想脱又没能够脱掉外套。

“他喝醉了。”歌手这样断定，就停下脚步。

可是这个人一只手下面的嫩草地上放着一把大手枪，他身边不远处有一顶军帽，帽子旁边是一只几乎还未打开的伏特加酒瓶，瓶的空颈埋在青草里。这个人的脸害羞地藏在外套下面。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接着，米特罗波利斯基叉开两腿，说：“他开了枪。”

我马上明白，这个人不是喝醉了，而是死了。可是这太突然了，使人不愿意相信。我记得，当时我看着外套底下露出来的又大又平的头盖骨，看着那只发青的耳朵——真不相信这人会在这样美好的春天里自杀了。

男低音一只手使劲儿地搓着没剃胡子的脸颊，好像感到冷似的。他嘶哑地说：“是个中年人，是妻子跑了，或者是花掉了别人的钱……”

他打发我进城找警察，他自己在坑边坐下来，两只脚放到坑里，怕冷似的裹紧了破旧的外套。我向警察报告了这个人自杀的情况后，赶快跑回来。可是就在这期间，男低音喝干了死者的伏特加，挥着空酒瓶迎接我。

“就是这东西葬送了他的命！”他大声吼叫，疯狂地把酒瓶摔在地上，打得粉碎。

警察随后也跑来了。他看了看坑里，摘下了制帽，犹豫不决地画了个十字，然后问歌手：“你是干什么的？”

“不关你的事……”

警察想了一下，就比较客气地问他：“你是怎么了？这里死了人，你还喝醉酒！”

“我二十岁就喝醉了！”歌手拍着胸脯自豪地说。

我想，他一定会因喝了这瓶酒而被抓进监狱的。人们从城里跑来，威严的警察分局长也坐着马车赶到了。他下到坑里，拉起死者的外套，望了望他的脸。

“是谁第一个发现的？”

“是我。”米特罗波利斯基说。

分局长看了他一下，恶狠狠地拉长嗓音说：“啊，我的先生，你好呀！”

观众围上来，有十五六个，他们气喘吁吁，吵吵嚷嚷，围在坑上头，朝坑里张望。有一个人叫了一声：“这是我们街上一个小当官的，我认识他！”

男低音站在分局长面前左右摇晃，摘下了鸭嘴帽，嘶哑地跟分局长争辩，吐词含糊不清。后来，分局长推了一下他的胸口，他晃了一下儿，坐到了地上。于是，那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拿出根绳子，捆住了歌手平时习惯抄在自己背后那双服服帖帖的双手。这时，分局长生气地吆喝观众：“滚开！混账东西……”

又跑来了一个老年的警察，他长着一双湿漉漉的红眼睛，累得张开了大嘴。他接过捆住歌手的一头绳子，拉着歌手慢慢地向城里走去。

我也离开野地，心情坏透了，记忆中回响起他洪亮的谴责声：“耶路撒冷城大难临头！……”

我眼前呈现出那幕令人难受的情景：警察不慌不忙地从军大衣兜里取出绳子，威严可怕的“先知”恭顺地把两只发红的、毛茸茸的手放到背后，并且习惯而熟练地交叉在一起……

不久我打听到，这位“先知”被押解出了这个城市。接着，克列晓夫也不见了——他娶了个有钱的老婆，搬到一个县里了，在那里开了一个马具作坊。

……我常常向主人满口称赞马具匠歌唱得好，所以有一天主人对我说：“应该去听听……”

于是，他也坐在酒桌旁，惊讶地扬起眉毛，睁大了眼睛。我坐在他的对面。

可是在去酒店的路上，他还笑话我。进了酒店，头几分钟他还在讥讽我，讥讽酒客们和闷人的气味。马具匠开始唱时，他还露出讥讽的微笑，往杯里倒酒，但只倒了半杯就停下手，说：“好啊……”
他的手颤抖了，轻轻放下酒瓶，专心地听起来。

“果然，老弟。”克列晓夫唱完时，主人赞叹地说：“真是唱得人……真见鬼了，全身都热了……”

从富裕村走出个年轻姑娘，
她从大路走向清净的野地……

“他又唱了。”主人嘀咕了一句，一面晃着脑袋笑。

克列晓夫拖长嗓音，歌声颤悠悠的，像哀怨的笛声。

美丽可爱的姑娘回答他：
我孤苦伶仃，没有谁需要我！

“唱得好！”主人轻轻地说，眨巴着红润的眼睛，“好呀，鬼东西！”

我见他这样，心里很高兴。如泣如诉的歌声，战胜了酒店里的喧闹，越来越清楚、越美丽、越动情：
我们村里人生活冷冷清清，
他们不叫我参加娱乐晚会，
我穷得无一件见人的衣衫，
当然也配不上勇敢的青年。
一个鳏失想娶我做他奴仆，
我不愿听从这命运的安排！……

我主人毫不知羞地哭了。他低下头坐着，翕动着鹰钩鼻子，泪水落在膝盖上。听第三支歌，他感动得好像全身发软，说：“这里我待不下去了。我憋死了，气味也难受，真见鬼，我们回家吧！……”
但是出了门，他又提议：“彼什科夫，去旅店吃点儿东西……我只是不想回家！”

他没有讲价，就坐进雪橇马车，一路上没有吭声。到了旅店，他在屋角找到了一张桌子。刚一落座，他就立刻小声地对我说，说话时东张西望，苦恼中夹杂着怨恨。

“这歌手触动了我的伤痛……勾起了我无限的哀愁……不，你知书达理，你说，这是什么鬼世界呀？活着活着，活了四十岁，结了婚，有了孩子——可是没有人可以说说话。有时候想开怀畅谈，可是找不到人！想跟老婆谈，却谈不到一块儿去……老婆又能怎样？她要管孩子……家务，都是她的事！她不懂我的心。俗话说，生第一个孩子前，老婆是朋友……我老婆根本就………你亲眼看到的，根本不听我的，没有感情……简直是行尸走肉，真见鬼！苦恼啊，老弟……”

他抽搐着喝了又冷又苦的啤酒，沉默了一会儿，拍打着自己的长发，又说开了：“总之，老弟，人人都是坏蛋！你在那里跟乡下人谈这谈那……我知道，谈了许多不

合理、下流的事——的确，都是些小偷，老弟！你以为你的话起作用？——一点儿也不！的确，他们——彼得和奥西普，全是骗子！他们什么都跟我说，也说到你对我的看法，什么都说……哦，老弟，你说呢？”

我暗暗地吃惊。

“真是这样的！”主人轻声地笑着，“你打算去波斯——这主意对，虽说在那里你什么也不懂——外国话嘛！可是本国话说的都是卑鄙下流的东西。”

“奥西普说我了吗？”我问。

“当然说了！你以为他不这样？这个多嘴的家伙，说得比谁都多。老弟，这家伙很狡猾……不，彼什科夫，谎言走不了远路。真话呢？真话又顶什么用？两种话都一样，好比秋天的雪，落在污泥里就化了，污泥却更厚了。你最好闭嘴不说话……”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他没有喝醉，但越说越快，越说越生气了：“谚语说‘语言不是凿子，沉默才是金子’。唉，老弟，多苦闷啊……他唱得对‘我们村里人生活得冷冷清清’。人生好寂寞呀……”

他又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压低了嗓子，说：“我本可以找到一个……知心朋友——我在这儿遇见一个女人。她丈夫因为造假钞票而被判决去西伯利亚，这寡妇被关在本地的牢房里。我认识了她……她穷得一分钱也没有，于是她就只好那个……是一个鸨母给我们牵线搭桥……见面时我仔细看着她——多美丽的人啊！一个年轻的美女……简直美极了！一次、两次以后……我便问她：‘怎么弄成这样？你丈夫是骗子，你自己也不正经！干吗要跟他去西伯利亚？’显然她要跟丈夫一起去流放，她呀……于是她对我说：‘不管他怎样，我都爱他，他是我的好丈夫！他犯罪也许就是为了我，我跟你胡来——也是为了他。’她说，他需要钱，他是个贵族，过惯了舒服的生活。她说：‘假如只是我一个人，我就不会胡来了。’她说：‘你也是好人，我很喜欢你，但只是不许你跟我提这件事……’见鬼！……我把身上带的钱全给了她——八十卢布，外加了点儿什么。我还说：‘你原谅我吧……我以后不能再同你来往，我不能！’我离开了她，于是……”

他沉默了一会儿，这时酒性突然发作，他醉了。他低下了头，喃喃说：“我去过她那儿六次……你不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呀！也许我还去过她住所六次……可是没敢进去……我不能啊！现在她已经走了……”

他把双手放在桌子上，手指颤抖着，轻轻地说：“但愿不再遇见她……但愿不再见到她！不然，一切都得完蛋！我们回家，走！”

我们站起来，他摇晃着身子，嘴里喃喃地说：“老弟，就是这么回事……”

他讲的故事并没有使我惊讶，我早就觉察出他会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

但是，他关于人生说的一番话，特别是有关奥西普的评语，使我感到十分难过。

【第二十节】

我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里当了三年“监工”，在一些空荡荡的楼房之间，看着工人们秋天拆毁砖砌的简陋店铺，而春天又建造起同样简陋的砖房。

主人很关注我，生怕我对不起他每月给我的五卢布工钱。如果店铺里换地板，我就得从地板底下掏出一俄尺厚的泥土。流浪人干这个活儿，可以挣一卢布，我却拿不到分文。可是，由于干这个活儿，我就无法监督木工们。他们就可以拧走门上的锁、把手，偷走各种小东西。

工人和工头们想方设法骗我、偷东西，他们干这种事几乎是明目张胆，好像在执行上级一项乏味的任务。我抓住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丝毫不生气，只是现出惊而不怨的样子，说：“你只拿五卢布工钱，却像拿二十卢布那样卖力，实在可笑！”

我提醒主人：他用我的劳力赚得一卢布，却常常多损失十倍。他听了只是眨巴着眼睛说：“得了吧，别装样了！”

我知道他在怀疑我也参加了偷盗。这引起我对他的厌恶，但我并不生气。风气就这样：人人都偷，主人自己也爱拿别人的东西。

集市结束后，主人查看他负责修理的那些店铺，如果见到被人忘了拿的自鸣茶炊、食具、地毯和剪刀，有时还有一箱或一件货物，他就笑眯眯地说：“编一张物品清单，全都搬到仓库里！”

可是他又把东西从仓库里搬到自己家，我不得不好几次改动物品清单。

我并不稀罕这些东西，我什么也不想要，连书我都感觉累赘。我什么也没有，除了贝朗瑞的一本小书和海涅的诗歌。我想买普希金的作品，可是城里唯一一家旧书店的老板——一个恶老头儿要价太高。我不喜欢那些家具、地毯、镜子，以及主人家里塞得满满的各种东西，它们又笨又重，散发出难闻的油漆味。我根本不喜欢男女主人住的房间，它们像一个个装满废物的大木箱。更加令我讨厌的是：主人从仓库搬来别的东西，使自己身边的废物越来越多。“玛尔戈王后”当时的房间也住得挤，然而很漂亮。

生活在我看来，显得混乱与荒唐，里边显然有太多愚蠢的事。比如，我们把店铺翻修好，春天一到，春汛把房子淹了，地板撬起，大门东倒西歪；水一退，屋梁都腐烂了。几十年来，市场年年进水，房屋和街道被淹坏。这种年年都有的洪水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种水灾绝不会自行消除的。

每年春天，河上漂流的大冰块总要撞破一些拖船和几十只小木船。人们一边叹息，一边又建造新船，然后大冰块又把它们打坏。这种原地踏步式的忙碌，是多么荒唐啊！

我就此事问奥西普，他惊异地哈哈大笑：“哈哈，你这个高鹭鸶！你嘴巴也太长了吧！这一切跟你有什么相干？你管什么闲事啊！”但他马上又比较严肃认真地说起来，虽然那碧蓝的、老年人难得有的明亮眼神仍含着讥笑：“这事你提得有道理！就算这事跟你无关，但也许你说的有用！你还可以再提些什么……”于是他枯燥地说了一番，里边过多地用了一些谚语俗话，突如其来的比喻和各种各样的俏皮话：“有人埋怨说，土地本来少，伏尔加河春天还要冲毁河岸，带走泥土，在河道中形成浅滩。于是，另外一些人埋怨说，伏尔加河变浅了！春天的水、夏天的雨，冲得大地坑坑洼洼——泥土又冲进河里！”

他说话不带怜惜之心，也无愤恨之意，反而像在欣赏自己抱怨人生的本领。虽然他的话跟我的思想合拍，但听起来还是令我感到很不舒服。

“还要提一点——火灾……”

我记得，伏尔加河对岸的森林好像每年夏天都会发生火灾。每年七月，天空被昏黄的浓烟笼罩，血红的太阳失去了光芒，像一只患病的眼睛望着大地。

“森林算什么！”奥西普说，“那都是老爷、官家的财产，庄稼汉没有森林。城市烧掉了——这也不要紧，城市里住的是有钱人，用不着可怜他们！可是你想想乡下村庄——一个夏天要烧掉多少村庄！也许不少于一百个吧，这才是损失啊！”

他轻声地笑着说：“俗话说，有田产却没有本事！所以，在你我看来，人们干活儿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土地，而是为火、为水！”

“你干吗笑？”

“干吗不笑？眼泪灭不了火，眼泪使洪水更凶。”

我知道，这位仪表堂堂的老人在我见到的人们当中是最聪明的一个。但他爱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呢？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他却继续往我的篝火里添了干柴。

“你瞧，有几个人爱惜自己的或者别人的精力啊？伏特加酒让世界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是无法计算的，是任何学问家的脑袋所无能为力的……农家茅屋烧掉了，还可以再造，可是一个好庄稼汉白白地毁了——那是无法补救的！比方阿尔达利昂，再比方格里沙，你瞧，这样的庄稼汉突然欲火中烧，毁了！这个格里沙，虽然有点儿傻，却是个有心有肺的庄稼汉！像一堆麦草冒着烟。女人们向他进攻，像一堆蛆虫围住森林里的一具尸体。”

我好奇但并不生气地问他：“你为什么把我的心事告诉主人？”

他平静地甚至亲切地加以解释：“我是想让他知道你有哪些有害的想法，应该让他教训你，除了主人，谁还能教训你呢？我告诉他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对你的爱惜。小伙子，你并不糊涂，但你的脑袋里有魔鬼捣『乱』。你偷，我不吭声；你找女孩子，我也不吭声；你喝酒，我也不说！但对于你的轻举妄动，我是永远要告诉主人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我以后不跟你说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用一个指甲剔除掌心上的松脂，然后又亲切地看着我，说：“你胡说，你会跟我说的！你还能跟谁说？没有谁了……”

我突然觉得穿着整洁、处事精明的奥西普很像对一切漠不关心的司炉工雅科夫。有时他像古董鉴定家彼得·瓦西里耶夫，有时像马车夫彼得，有的时候表现出跟外祖父一样的某些特点。总之，他多少有些像我见过的所有老人。他们都是怪有趣的老人，但我觉得不能跟他们一起生活——这样太叫人难受和厌烦了。他们好像在吞噬人的心灵，他们聪明的言辞像一层铜锈蒙在你的心上。奥西普是好人吗？不是。是恶人吗？也不是。他是聪明人——这一点我清楚。但这种聪明以其机智圆滑令人惊讶，但更使人意志消沉，我终于觉得：无论如何，他不是我的朋友。

悲观的阴暗的思绪在我心里翻腾：“人与人之间虽然甜言蜜语、笑脸相迎，但彼此间很陌生。而且世界上的万物都是这样，似乎谁也不跟外界建立起爱心的纽带。只有外祖母爱生活、爱一切。除了外祖母，只有光彩照人的‘玛尔戈王后’。”

有时候，这些和与之类似的思想像乌云一样在我的心头密布，生活令人窒息和难受。怎样才能过另外一种生活？去哪儿才好呢？甚至除了奥西普，我再也没有可以与之说话的人了。我跟他谈话越来越频繁了。

他兴致勃勃地听完我狂热的空话，又反问我些什么，然后平静地说：“俗话说，啄木鸟倔犟，但并不可怕，谁也不怕它！我真心劝你，你最好去修道院，在那里住几年就成了大人，你将用良言安慰善男信女，你自己也感到安宁，而且修道士还有收入！我真心劝你。看来你应付不了世俗这一套，是吧？……”

我不想进修道院，但又觉得自己进了迷宫转不出来。我苦闷。生活变得像秋天的树林，里边已经没有了蘑菇，在空林子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并且，这片树林我已经熟悉得没有一点儿新鲜感了。

我不喝伏特加，也不跟姑娘们胡搞。我用书籍代替这两种麻醉心灵的办法。但是书读得越多，我就越不愿意过人们也许愿意过的这种空虚无益的生活。

我刚满十五岁，但有时候却感觉自己是个中年人，我好像因为经历过的各种事、读过的各种书以及担心过的各种问题而变得臃肿和笨重。回头看自己的内心，那里藏着许多印象，像一间装满各种东西的拥挤而黑暗的仓库。我没有力气和能力把它们整理好。内心藏的东西虽然多，但根基不牢，摇摇晃晃，使我的行为也变得摇摆不定，这就好比一个盛满水的器皿摇摆不稳。

我并不幸灾乐祸，不喜欢看到不幸、疾病和怨恨。见到残忍的场面——流血、殴斗，甚至对一个人的讥讽、侮辱，我打心眼里感到厌恶。这种厌恶很快又变成一种冷酷的疯狂，我自己也像野兽一样打架斗殴，然后又感到痛心和羞愧。

有时候我狂热地痛打某个害人的家伙——这种因懦弱无能而产生的绝望行为，现在想起来也还觉得可耻与可悲。

我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知道太多太多卑鄙龌龊的事，因此有些胆小怕事。这个人被可怕的世俗压得透不过气来，对生活、对人们开始抱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对一切人，也对自己只寄予无可奈何的怜悯。这个人梦想一种离群索居、静心读书的生活，成天想去修道院、森林里的看守小屋、铁路上的瞭望哨所、波斯，或者在城边什么地方当一个更夫，总之，尽量少跟人接触，尽量离他们远些……

另一个人则受到蕴藏智慧的书籍的圣灵洗礼。这个人观察着可怕世俗的巨大力量，并且觉得这种力量能够轻易地拧掉他的头、用肮脏的脚踩塌他的心。可是他咬紧牙关，握紧拳头，顽强地抵抗，并且随时准备应付各种辩论和搏斗。这个人用行动来表达爱和同情，像法国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那样，三言两语就拔剑出鞘，投入战斗。

那时候我有一个大仇人。他是“波克罗夫小街”一家妓院的门房。我是某一天早上在去市场的路上认识这个人的。当时，他正从妓院门口一辆四轮小马车上拖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女人。他抓住女人脱了大半截长袜的双腿，又无耻地扒光女人的上衣。他一面狞笑，一面向女人身上吐口水。女人被连拖带推地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已经是烂醉如泥，闭着眼，张着嘴，两只瘫软的、像脱了臼的手垫在脑后，背脊、后脑勺、青紫的脸磕碰在马车的座位上和踏板上。最后，她倒下来，脑袋撞在街面的石头上。

车夫抽了马一鞭子，走开了。看门人架着女子的双腿，像拖尸体一样，倒着把她拖到人行道上。我气极了，跑了过去。幸亏我在跑的时候有意扔掉或者无意放掉手中一俄丈长的水平尺，这才救了看门人和我，避免了一场大事故。我跑过去一拳打倒了看门人，跳上了门口的台阶，拼命地拉门铃。几个蛮横的人跳出来，我什么也没有对他们说，从地上拿起水平尺便走了。

在下坡的路上我追上了马车夫，他从车上看着我，称赞我说：“你功夫好，一下子就把他弄倒了！”

我生气地问他，他怎么能允许看门人欺侮一个姑娘。他平静地、令人恶心地说：“我吗——关我屁事！老爷们付了我钱，把她架到车上。谁打谁跟我有什么相干？”

“要是把她打死了呢？”

“嗯，这种女子能一下子被打死吗？”马车人这么说着，好像他不止一次地试图打死这种喝醉的姑娘。

从这天起，我几乎每天早晨都能见到看门人。我走在街上，见他在扫石板路或者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好像在等着我。我走近他时，他站起来，挽着袖子，警告说：“哼，我现在要把你打成肉泥！”

他四十开外，个子矮小，罗圈腿，肚子挺得像个孕妇。他冷笑着看我时，眼里露出一道光。十分奇怪的是，他竟有双和善活泼的眼睛。他不善于打架，而且他的手比我的短。交手两三回以后，他就向我让路，背靠着大门，惊讶地说：“哼，有你瞧的，摔跤的好手！”

我对这种交手感到腻味了。于是有一次我对他说：“喂，浑蛋，你以后别缠我！”

“那你为什么要打我？”他责问我。

我也问他为什么那么凶狠地欺侮那个姑娘。

“关你什么事？你怜惜她吗？”

“当然怜惜。”

他沉默了一会儿，擦了擦嘴巴，又问：“那你也怜惜猫？”

“嗯，也怜惜猫……”

他于是对我说：“你浑蛋，骗人！等着瞧，我给你点儿厉害看……”

我不能不走这条街——这是条最近的路。但为了不遇见这个人，我就起得更早了。可是没过几天，我还是见到了他——他坐在小门的台阶上，抚摩着躺在他膝头上的一只灰猫。当我来到离他大约三步远的地方，他突然起身，提起猫的双腿，使劲儿把猫的头撞到石阶沿上，一股湿乎乎的东西溅到我身上。他把猫摔死，扔到我脚边。他站在小门口，问：“怎么样？”

哼，有什么法子！我们又只好像两只公狗在院子里滚打起来。过后，我坐在斜坡的野草里，咬住嘴唇，以至不哭喊和吼叫。现在回忆起来，我还觉得痛苦和厌恶，同时也奇怪我当时怎么没有发疯去杀人！

为什么我现在给你们讲这些讨厌的故事？可爱的先生们！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这一切还未过去，的确还未过去！你们喜欢听杜撰的恐怖故事，喜欢听美丽动听的恐怖故事，恐怖的幻想能使你们兴奋激动。但我经历的是恐怖的现实、恐怖的日常生活。讲这种恐怖的事实使你们害怕，使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正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我应有的、谁也无法否认的权利。我们大家都在过着一种卑鄙龌龊的生活——这就是事实！

我热爱人们，不愿让谁痛苦，但也决不伤感，决不用各种各样美丽的谎言去粉饰严酷的现实。要面对人生，走向生活！要把我们心灵和头脑里一切好东西、人『性』的东西融化在生活中。……特别令我生气的是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在读过大量小说之后，我认为妇女在生活中是最优秀、最有意义的一部分。加强我这种信念的是外祖母，是她讲过的圣母和瓦西莉莎贤女的故事，是不幸的洗衣女工纳塔利娅，是妇女们、生命的母亲们千百次投向我的目光和微笑——她们用这种目光和微笑来为这缺少欢乐、缺少爱心的人生增光添色。

屠格涅夫的作品歌颂女性，我就用我所知道的妇女装点美化我永远怀念的“王后”形象。海涅和屠格涅夫在这方面做出了特别多的贡献。

傍晚从市场回来的路上，我常常在山上城墙边停下来，眺望伏尔加河对岸太阳西沉的景象，天空中奔腾着无数火红的河流，大地上这条可爱的大河泛起或红或蓝的光芒。有时，在这样的时刻，整个大地好像一个押解囚犯的驳船，船形像一只母猪，被一只无形的轮船懒洋洋地拖向某个地方。

但更多的时候，大地在我的想象里是无比广阔。我想到从书上知道的那些城市，那些过着不同生活的国家。在外国作家的书里，生活被描绘得比我身边那种缓慢、单调、难熬的生活纯洁、可爱和轻松多了。这也就减轻了我心里的不安，也引起我对另一种生活执着的向往。

我总觉得，会突然遇见某一个纯洁、聪明的人，引我走上光明大道。

有一天，我正坐在城墙下边的长椅上，舅父雅科夫出现了。我没有发觉他是怎么来的，也没有马上认出他。虽然几年来我们住在同一城市，但很少见面，偶然相遇也只是匆匆打个招呼。“哎哟，你长这么高了！”他开玩笑地说，还推了我一下。于是我们像两个早就认识的外人一样谈起来。

我从外祖母多次谈话中知道，舅舅这几年已经彻底破产，家当全都吃光、玩光了。他在一个犯人押解所当看守助理，但结局不妙，不久就丢了这个差使。看守生了病，雅科夫舅舅就在自己屋里为犯人们举办起热闹的酒会。消息传开后，他被免职查办，罪名是他每天晚上放犯人进城“作乐”。犯人里没有一个人逃跑，只有一个是在他用力掐一个助祭脖子时被当场抓获的。这案子侦查了很久，但没有送到法院审判——犯人们和看守们想办法为善良的舅父开脱了罪名。他现在没有做事，靠儿子过活。他儿子是当时闻名的鲁卡维什尼科夫教堂唱诗班的一名歌手。他这样奇怪地谈论儿子：“他变得严肃了，神气起来了！一个独唱家啊！你不及时烧好茶炊或者刷好衣服，他就生气！他衣着整洁啊……”

舅舅衰老多了，身上也脏了，头发也脱了，精神也不足了。他那飘散的头发稀疏了很多，耳朵向前翘，眼白里和刮过的脸颊细皮上露出了密网一样的红血管。他说话时开着玩笑，但嘴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妨碍他的舌头，虽然牙齿还很齐全。

我很高兴有机会跟这样一个生性乐观、见多识广的人聊天。我又清楚地记起了他那些泼辣诙谐的歌曲，记忆中又响起了外祖父对他的评价：“在唱歌方面他是大王，在办事方面他是毒蛇！”

林荫道上，一些衣冠楚楚的人物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们是妖艳的太太、官吏和军官。舅舅穿一件破旧的外套，头上一顶皱巴巴的便帽，脚上一双暗红色皮靴。他缩着脖子，显然是在为自己的穿着而害羞。我们离开这里，走进“茶街沟”一家小酒店，在一个面向市场的窗户下找了个座位——这窗户正敞开着。

“你记得自己唱的歌吗？歌词是：
一个乞丐晾晒着脚布，
另一乞丐把脚布偷走……”
我念完歌词，突然平生第一次感觉出这首歌的讽刺意味，也觉得生性快活的舅舅心狠却聪明。

可是他一面往杯里倒伏特加酒，一面沉思着说：“是呀，我一生做了点儿怪事，可是不多！这歌不是我编的，是神学校一位死去的教师编的，他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我和他是朋友。他是一个单身汉，喝成了醉鬼——死了，是冻死的。在我的记忆里，喝成了醉鬼的人真不知有多少，数不清啊！你不喝吗？不要喝，年岁还小，常见到外祖父吗？老头儿不快活，似乎要疯了。”

他喝了几杯以后，就来精神了，身板也挺起来了，也年轻了，说话也利索了。

我问他犯人的事。

“你听说了？”他问了一句，然后环视了一眼四周，压低嗓子说，“犯人又怎么样？我又不是他们的审判官。照我看，他们也是人，像其他人一样。所以我总说，弟兄们，大家和睦相处，快活地过日子吧。我说，有这样一首歌：
命运不能妨碍我们快活！
虽然命运压得我们背驼，
我们还要活得有滋有味，
傻瓜们才成天满脸忧愁！”

他笑了，望了一眼窗外发暗的山沟，沟底里摆着许多货摊。他抹了抹胡子，接着说：“他们当然高兴来我这里，牢房里实在寂寞呀！我们查完房，他们就来找我，喝酒、吃菜，有时我请，有时他们请。大家跳开了，唱开了，直闹得大地摇晃。我亲爱的俄罗斯大地啊！我喜欢歌舞。他们当中有优秀的歌手和舞手，真了不得！有的人戴着镣铐——这样就不能跳，我允许把镣铐取下来，这是真话。他们甚至自己会取，用不着铁匠。这些人真灵巧，了不得！至于说我放他们进城去抢劫，那是胡扯，这一点至今也没有被证实……”

他沉默了，望了望窗外的沟地，那里旧货商正在收拾自己的摊床，铁门闩叮叮当当，锈铰链吱吱嘎嘎，门板或者床板之类砰砰啪啪地掉在地上。

“如果说真话，那么的确有一个人每夜外出，不过他不戴镣铐，是本地的一个小偷，下诺夫哥罗德人。他在不远的佩乔尔克有个情人。也真发生过助祭那件事，小偷把助祭错当成了商人。事情发生在冬天，黑夜里，风雪弥漫，人人穿着毛皮大衣，急忙中谁能看清楚谁是商人谁是助祭？”

我觉得这很好笑，他也笑着说：“我的天呀！鬼能看清楚……”

突然，舅舅莫名其妙地生起气来。他推开了菜盘，厌恶地皱起眉头，点上了香烟，低声嘟哝道：“大家互相偷，然后又互相抓，抓进牢房，抓到西伯利亚，罚苦役。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呸，我看不起他们……我有自己的头脑！”

我眼前又浮现毛蓬蓬的司炉工形象——他也常说“呸”。他也叫雅科夫。

“你在想什么？”舅父轻言细语地问我。

“你当时可怜那些犯人吗？”

“他们怪可怜的，他们是些好小伙儿，真了不得！有时候，你看着一个人就会想：我真不配给他垫鞋底，虽说我是看管他的！这些人聪明，能干，鬼机灵……”

酒和回忆又使他兴奋起来。他用一只胳臂靠着窗台上，挥动着夹着烟头的焦黄的手指，绘声绘色地说开了：“有一个独眼龙，是雕刻匠和钟表匠，因为造假币而犯了法，他想逃跑。你听一听他怎么说的！火一般的语言！简直像一个独唱家在唱歌。他说：‘为什么官家可以印钞票而我不可以？你解释解释！’谁也不能给他解释，当然我也不能。我还是管他们的哩！还有一个是莫斯科有名的惯贼，此人温文尔雅，穿着讲究，过分地爱干净。他说话很有礼貌。他说：‘人们干活都干呆了，我可不愿意这样。’他说：‘我也这样试过，干呀干呀，累成了傻瓜。挣了几个钱，一分花在醉酒上，两分玩牌输掉，五分讨女人亲热，到头来还是挨饿受穷。’他说：‘不，我才不玩这一套哩……’”

雅科夫舅舅从窗台回到桌子旁，脸红到了头顶，兴奋得连他的小耳朵都在发抖。他继续说：“他们都不傻，他们议论得对，阿廖沙。让人间这一切全都见鬼去吧！比如说，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想起来，有时偷偷地害臊。像俗话说的，痛苦是自己的，快乐也是偷来的！老爹不准我做这，老婆不让我做那，自己呢，常常害怕因为一个卢布而丢了脑袋。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老来就给儿子当用人。干吗要瞒着呢？阿廖沙，就是当听话的用人，他摆起老爷的架子吆喝我。他叫我‘父亲’，我听起来是‘用人’！我生下来，忙忙碌碌，就是为了给儿子当用人吗？即使不是这种情况，不过我活着又得了些什么呢？我有过许多满意的事吗？”

我心不在焉地听他说，不高兴也不愿意回答他，但还是说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生活……”

他苦笑着：“是呀……谁能知道呢？我还没见过能知道怎样去生活的人呢！这样，人们只好按自己的习惯生活……”

突然他又委屈又生气地说：“我那里有一个犯强奸罪的，奥廖尔人，是个老爷，舞跳得特别好——这样，他常引得大家笑，他这样歌唱万卡：
万卡在墓地转悠，
这本来平平常常！
让万卡给我滚开，
离墓地尽量远点儿！……
我这样想，这歌词一点儿也不可笑，它是真理！不管你怎么转，也转不出墓地。于是，对我来说一切都一样，不论是当犯人，还是当犯人的看守……”

他说累了，酒也喝完了，像鸟儿一样用一只眼睛往空酒瓶里看了看，然后默默地点燃烟卷，从胡子里吐出烟来。

“不管你怎么挣扎，不管你有什么指望，但谁也免不了棺材和坟墓”——石匠彼得也常常这样说，虽然他完全不像雅科夫舅舅。类似的话语我已经听过了多少啊！

我不想再问舅舅什么。和他在一起，我心中很忧伤，也可怜他。我总是想起他活泼的歌声和从淡淡的哀怨中流露出欢乐的吉他声。我也没有忘记快活的“小茨冈”。望着雅科夫舅舅穷困潦倒的身影，我没有忘记也不禁想起一个问题：“他还记得‘小茨冈’被十字架压死的事吗？”

但我不愿意问他。

我望着八月的山沟笼罩在潮湿的夜色之中，从那里飘来苹果和香瓜的香味。这条进城的小道上亮起了路灯，一切都熟悉极了。开往雷宾斯克的轮船马上要鸣笛了，另一艘轮船开往彼尔姆。

“我们该走了。”舅舅说。

走到酒店门口，他握着我的手抖了抖，风趣地劝我说：“你不要愁！你好像心情不好，是吗？别这样！你还年轻。最重要的是，你记住‘命运不会妨碍我们快活’！再见了！我去做圣母升天节祈祷了！”
快活的舅舅走了，但他的长篇大论弄得我更加糊涂。

我踏着通往城里的山坡，来到了城郊的野地上。一轮圆月挂在天上，沉重的云层向前飘动，投下的黑影淹没了地面上我的影子。我沿着野地绕过城墙，来到伏尔加河的“斜滩上”，躺在那满是灰土的草地上，久久地望着河的对岸——那里的水草地、那静止的大地。云层的黑影缓慢地飘过伏尔加河，飘过了水草地，然后天空渐渐变得亮了些，好像被河水冲洗过似的。四周的一切都像在半醒半睡，都压低了声音，都像是在很不愿意地运动——这运动是出于一种严酷的必然，而不是出于对运动和生命的爱。
我真想给整个大地，也给我自己猛的一掌，使万物——也包括我自己，像欢乐的旋风一样飞转起来，又像恋人们在节日里那样翩翩起舞，沉浸在那新开拓的美好、生机勃发、真诚的生活里。
我心里想：“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不然就要完蛋……”
在这阴郁的秋天，不但见不到甚至感觉不到太阳，忘记了太阳——在这样的秋天里，我不止一次在森林里迷路。一个人迷失了路，走到没有人走的地方，最后找路找累了，但只要咬紧牙关，穿过密林，踏着枯枝、踩着沼泽地上一个个摇晃的土墩，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最后总会走出一条大道！
我就决定这样做。
这年秋天我去了喀山，心里暗暗希望：也许我会在那里进一所学校读书。

注释：

[1]受难周，即复活节前一周。

[2]画地为“城”，城内『插』着短木柱，游戏者用手杖击打木柱，以打出城外的木柱多少来决定胜负。

[3]“瓦夏”是“瓦西里”的爱称。

[4]“维克多鲁什卡”是“维克多”的爱称。

[5]俄语此处一语双关：绘图要弯腰；干活儿累弯了腰。

[6]俄语“绘图员”和“小鬼”发音相近。

[7]卡马河是伏尔加河最大的左支流。

[8]俄语有“一次量衣，七次裁衣”的谚语。

[9]这里指俄国著名小说家果戈理（1809—1852）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塔拉斯是主人公的名字。

[10]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诗人。其创作的历史小说《艾凡赫》最为大众熟知，原书又名为《撒克逊劫后英雄传》。

[11]《汤姆·琼斯的故事》是18世纪英国作家菲尔丁（1707—1754）的长篇小说。

[12]萨拉普尔是俄罗斯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城市，在乌拉尔以西，卡马河下游右岸。

[13]这里指的是维亚特卡河，是卡马河右岸的最长支流，发源于维亚特卡垄岗，曲折向西南流，折向东南，同卡马河汇合后注入伏尔加河。

[14]别拉亚河是俄罗斯中西部巴什噶尔共和国河流，是卡马河的左支流。

[15]祭亡节是复活节后第七周的星期四。

[16]1881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

[17]所述这些都是19世纪法国作家。

[18]这里指的是埃德蒙·德·龚古尔。龚古尔兄弟是19世纪法国作家，哥哥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和弟弟茹尔·德·龚古尔（1830—1870）毕生形影不离，都没有结婚，他们共同创作，献身艺术和文学。《桑加诺兄弟》是埃德蒙为怀念茹尔而作的。

[19]所提及的作家都是法国作家。

[20]所提及的作家都是法国作家。

[21]梅谢尔斯基公爵（1839—1914），俄国政论家。

[22]斯科别列夫将军（1843—1882），俄国步兵统帅，曾在1877—1878俄土战争中成功指挥了普列夫纳战斗。

[23]这是俄国三个沙皇的名，他们的姓是尼古拉。

[24]此处指今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首都贝尔格莱德。

[25]罗坎博尔是法国惊险小说《罗坎博尔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26]拉·莫尔、阿尼巴尔、科科纳是长篇小说《玛尔戈王后》中的人物。

[27]路易十一是英国作家司各特的长篇小说《昆丁·达沃德》中的一位法国国王。

[28]葛朗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同名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29]昂热·皮都和达达尼昂分别是法国作家大仲马长篇小说《昂热·皮都》和《三个火枪手》中的主人公。

[30]昂热·皮都和达达尼昂分别是法国作家大仲马长篇小说《昂热·皮都》和《三个火枪手》中的主人公。

[31]17世纪中期，尼康总主教实行宗教改革。

[32]俄语中，“泻肚”的发音近似“庞逊”。

[33]这里，俄国人留托尔和德国人马丁·路德被混淆了。马丁·路德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34]俄语中，表“可恶”的词发音上接近“留托尔”或“路德”。

[35]鲍格米勒派是中世纪保加利亚基督教的一个派别。

[36]“鞭笞派”是旧俄一种宣扬神秘论的教派。

[37]“巴什卡”是“巴维尔”的小名。

[38]这个身高相当于一米九五。

[39]贝内迪克托夫（1807—1873），俄国诗人，擅长写浪漫的抒情诗。

[40]卡卢加是原苏联一个省的中心。

[41]莱蒙托夫（1814—1841），俄罗斯著名诗人，《恶魔》是他浪漫主义长诗的最高成就，体现了作者的叛逆思想。

[42]约伯是《圣经》里一位品德端正的人，以虔诚和忍耐闻名。

[43]“约旦河”指的是行洗礼的河或湖，按《圣经》传说，基督曾在约旦河里受洗礼。

[44]“热尼亚”是西塔诺夫名字“叶夫盖尼”的爱称。

[45]命名日是东正教和天主教徒的个人节日，教徒以同名的圣徒命名。在这一天，教徒纪念与他同名的圣徒。

[46]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47]“彼得什卡”是“彼得”的爱称，也带有贬义。

[48]在俄语中，“百万富翁”和“传教士”读音相近。

[49]“图什卡”是“图什尼科夫”的卑称。

[50]“格里沙”是“格里戈里”的爱称。

[51]潘瓦·别雷姆达是16—17世纪乌克兰学者，一位词典编纂家。

我的大学

【第一节】

于是，我来到喀山，非进喀山大学读书不可。

我上大学的想法是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灌输的。他是个眉清目秀、漂亮可爱的小伙子，长着一双如女性般温柔的眼睛，跟我住在同一座房子的阁楼上。他常见我手里拿着书——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开始劝说我，他说我具备“非凡的科学才能”。

“你是天生为科学服务的。”他一边说，一边潇洒地甩动着马鬃似的长发。

当时我还不知道，兔子可以为科学服务。可是叶夫列伊诺夫善于向我证明，大学正需要我这样的青年，还自然地提到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他说，我到喀山可以住在他家，秋冬两季就可以修完中学课程，“随随便便”通过几场考试，我就能领到公家的助学金，大约再过五年，就会成为“科学家”。这一切简单极了——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只有十九岁，而且有一颗良善的心。

他通过了毕业考试，返回喀山。大约两周过后，我动身去找他。

外祖母送我时，叮嘱说：“你不要跟别人生气！你总生气，变得傲慢冷酷！你这是跟外祖父学的，可外祖父他又怎样了呢？活着，活着，到头来还是傻瓜一个，苦命的老头啊！有一点你要记住，不是上帝审判人、挑剔人——魔鬼才喜欢这样！别了，孩子……”

她从那焦黄、松弛的脸颊上抹去几滴老泪，又对我说：“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这匹野马要远走了，我也要死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不在良善的老人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此时此刻，我突然痛切地感到：真的要永远见不到我最亲近、最贴心的人了！我站在船尾望着她：她站在码头上，一只手画十字，一只手用很旧的披巾的一个角擦了擦脸和那双永远充满慈爱的黑眼睛。

现在，我来到半鞑靼式的城镇，住在一套拥挤的小平房里。平房孤零零地竖立在陋巷尽头的一个土坡上，它的一面墙对着荒芜的火烧场。火烧场里野草丛生，苦艾、牛蒡和酸模的杂草丛和生长着接骨木的灌木丛覆盖着一座砖房的废墟，废墟下是个大地窖。无家可归的野狗就生在这里，死在这里。对这个地窖我至今记忆犹新，它是我的多所大学中的一所。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母亲和两个儿子，靠穷人救济金维持生活。我来的头几天，就看见这位个子矮小的寡妇从菜市场回来，苍白的脸上带着忧愁，把买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思量着解决眼前的难题：即使不算她自己，这小小的几块劣等肉也无法让三个棒小伙子吃饱、吃好啊！

她沉默寡言，两只灰色眼睛里凝聚着绝望、温顺和顽强。她像一匹筋疲力尽的老马，拉着车上坡，明知拉不上去，但还是往上拉！

我来到她家第四天早晨，当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睡觉时，我就去厨房帮她削土豆、洗胡萝卜。她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为什么来喀山？”

“学习呀，进大学啊。”

她的两道眉毛，连同额头上的黄皮肉，立刻爬向头顶——菜刀切到了她的一根手指。她用嘴吸吮伤口上的血，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但马上又跳起来，说：“真见鬼……”

她用手绢包好了受伤的手指，然后夸了我一句：“你挺会削土豆的！”

嗨！这还能不会！我于是对她讲起我在轮船上干活儿的经历。她问我：“你以为这样就够你进大学吗？”

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幽默。我真以为她是在问我，就对她讲了一番我的行动计划。我说，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科学殿堂的大门最后就一定向我敞开。

她叹息了一声：“唉！尼古拉啊尼古拉……”

正在这个时候，尼古拉进厨房洗脸来了。他睡眼惺忪，头发乱蓬蓬的，像平时那样高高兴兴、无忧无虑。

“妈，包一顿饺子吃多好啊！”

“好吧。”母亲同意了。

我想炫耀一下自己的烹饪知识，就说，若是包饺子，这些肉太差，也太少。

这一下可惹火了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她厉害地嚷了我几句，我目瞪口呆，连耳朵根都觉得火辣辣的发胀。她把手里的几根胡萝卜往桌上一扔，扭身走出了厨房。尼古拉向我递了个眼色，解释母亲的行为：“她心情不好……”

他在长凳上坐下来，向我解释说，女人大都比男人更神经质。这是她们的天性，好像瑞士有位大科学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2]对此也有过议论。

尼古拉很喜欢这样开导我。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向我的脑子灌进一些人生必需的东西。我也如饥似渴地听他的开导。后来在我的脑海里，傅科、拉罗什富科、拉罗什查克林[3]竟混淆成了一个人，我也记不清拉瓦锡与杜木里埃[4]这两人之间到底是谁砍了谁的头。这位可爱可敬的青年人真诚地希望“把我开导成人”，而且信心十足地许下了诺言。但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其他任何条件来认真地开导我。自私心理和青年人的轻率，使他看不见母亲是怎样劳累、怎样费尽心思去操持家务。举止笨拙、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弟弟，就更理解不到这一点了。我本来早已通晓厨房里化学和经济学的奥妙，所以一眼就看出这个女人的高明：她天天不得不想法对付自己两个儿子的胃口，还要养活一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鲁的不速之客。自然，分给我的每一块面包都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我开始找工作。为了不在家吃午饭，我早上就出门。遇上恶劣天气，我只好待在火烧场那片荒地的地窖里，闻够了死猫和死狗的恶臭味，在大雨滂沱和狂风哀鸣声中我很快就觉悟到：上大学只是一种梦想。要是我当初去了波斯，也许比较明智吧。可是我早已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须发皆白的魔法师，能把麦粒培养成苹果那么大、让一个土豆长到一普特重。总之，在这片土地上不只是我一人举步维艰、走投无路，我已经在幻想中做出了不少的福利慈善事业。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种种奇遇和功勋。这大大有助于我在艰难的日子里生活。又因为这种日子很漫长，我就越来越沉『迷』于幻想。我不等待外援，也不希望侥幸得到好运，而是逐渐地磨炼顽强的意志力，生活条件越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坚强甚至越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人是在同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码头，在那儿很容易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在那些装卸工人、无业游民、骗子小偷中间，我感觉自己像一块生铁投到白热的炉火里，每天都有大量强烈、灼热的感受丰富我的生活。在我面前，那些贪婪、粗鲁的人们，性格如狂风暴雨。我喜欢他们对现实生活的仇恨，喜欢他们的玩世不恭、敌视一切、对自己的满不在乎、无忧无虑。我亲身的经历更使我向他们靠拢，使我心甘情愿地加入他们那个具有腐蚀性的队伍，而布雷特·哈特[5]和我读过的大量“庸俗”小说，更加激起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职业小偷巴什金原来是师范学院的学生，是一个受尽毒打的肺病患者。他口若悬河般地开导我：“你干吗像个姑娘似的战战兢兢？是怕丢脸、怕别人说你不老实？脸面、老实——对姑娘是财富，对你——不过是一条锁链。公牛是挺老实，可那是因为吃饱了干草！”

巴什金满头金发，脸总是刮得很干净，像一个演员，短小的身体机灵敏捷得像一只猫。他成了我的老师和保护人。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希望我成功和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尤其爱读《基督山伯爵》[6]。

“这本书里，有追求，又有坚持。”他这样说。

他很喜欢女人，一谈起女人就眉飞色舞，甚至那严重受伤的身体也抽筋似的颤抖。这种病态反应令我恶心，但不妨碍我用心倾听他美丽的言辞。

“女人啊，女人！”他抑扬顿挫地说，黄脸皮上泛起了红晕，黑眼珠闪出赞赏的亮光，“为了女人，我什么都可以干。女人像妖魔——为了她，无所谓罪过，活着就要有女人爱，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了！”

他非常会讲故事，也很会编歌曲，不费力就为妓女们编出了动人的情歌，唱出爱情不幸的忧伤。他的歌曲唱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城市。下面这段流传很广的小调就是他编的：

我穷又不美，

穿得更是差，

姑娘要像我，

谁也不娶她……

“黑人物”特鲁索夫待我也很好。他相貌堂堂，穿着颇为讲究，有演奏家般细长的手指。他在舰船修造厂附近开了个小店铺，挂着“钟表匠”的招牌，贩卖偷来的黑货。

“马克西姆，你可不要学偷这玩意儿！”他对我说，一面庄重地捋着他那有点儿斑白的胡须，眯起那双贼溜溜的眼睛，“我看得出，你走的是另一条道，你是个重精神追求的人。”

“什么叫重精神追求？”

“啊，重精神追求的人不羡慕任何东西，你只有好奇心……”

这话对我来说不合适，我羡慕许多许多人和事。巴什金能用诗歌般的独特语调讲话，有时突然用上几个比喻和成语——这种本领就使我羡慕不已。我现在还记得他的一个爱情趣事的开头：“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待在斯维亚日斯克这个贫穷城市的客房里，像猫头鹰躲在树洞里一样。正值十月的秋天，雨懒洋洋地下着，风有气无力地吹着，像一个满腹委屈的鞑靼人拖长声调唱一首永不休止的歌：‘噢——噢——呜——呜——呜……’这时候她来了，像一朵轻盈红艳的朝霞飘了过来，眼神里假装着纯洁的痴情。‘亲爱的，’她说话的声音十分诚恳，‘不是我对你负心。’我明明知道她在撒谎，却相信这是真话！理智上我很清醒，但情感上却怎么也不相信她会撒谎！”

他讲故事时，有节奏地轻轻摇摆着身子，眯缝着眼睛，不时地把手贴着自己的心坎。他的声音低沉嘶哑，但他的话语清晰生动，宛如夜莺在歌唱。

我也羡慕特鲁索夫。他把西伯利亚、希瓦[7]、布哈拉[8]这些地方讲得令人神往，对主教们的生活既有嘲笑，更有痛恨。有一次，他悄悄地讲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9]“这位沙皇在自己的职位上可是个行家！”

小说里常常有这样的“坏人”，他们在小说结尾时竟出乎读者意料之外，成了心灵高尚的主人公。特鲁索夫在我眼里就是这样的“坏人”。

有时候，在闷热的夜晚，这些人到喀山河对岸，或者去草地，或者进树丛。在那儿他们一面吃喝，一面交谈各自的心事，但内容大都是复杂的人生、荒唐的人事纠葛，谈得最多的是女人。一谈起女人，他们就带着怨恨和忧伤之情，有时候谈得令人感动，而且几乎总是令人提心吊胆，似乎他们在穿透黑暗世界在提防那里会发生的各种可怕的意外。我常跟他们一块儿，躺在长满河柳树丛的、闷热的洼地里，对着星光暗淡的漆黑夜空，度过两三个夜晚。这儿临近伏尔加河，潮气逼人，船上的桅灯在黑夜里像一个个金蜘蛛向四方八面穿梭爬行。闪闪烁烁的火光，花团锦簇般地点缀在宛如黑幕一般的山岩河岸上——这是富庶的乌斯隆村的酒店和住宅的灯火。轮船在鱼贯前进，轮盘的桨叶沉闷地击打着河水，水手们在驳船上像狼一般嗥叫。不知什么地方传来锤子敲打铁板的声响，伴随着悠长的歌声，如泣如诉——这是有人在悄悄点燃自己的心头之火。这歌声给人们的心头增添了淡淡的哀愁。

更令人伤感的还是听这些人的絮语：他们在思考生活，他们各自讲各自的，几乎不再听对方的。他们坐在或躺在树丛里抽着卷烟，偶尔喝几杯伏特加或啤酒——他们并不贪杯，在沉思中回忆往事。

“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黑暗中有人讲起了故事，闷热的空气使他一直躺在地上。

人们听完他的故事，附和着说：“这件事过去常有，什么怪事都有……”

“过去有过”“过去常有”“过去经常发生”——听着这些话，我心里觉得这些人今夜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日：一切都已经过去，今后也不会有什么新事物来临！

这种感觉使我避开了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不过我仍然喜欢他们。从我的经历来说，如果我跟他们走同一条路，那是十分自然和合乎我生活的逻辑的。此外，我的上进心受挫和上大学的幻想破灭——这些也都把我推向他们那边。遇到挨饿、委屈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去侵犯“神圣的所有制”，甚至去犯更大的罪。但是，青年人的理想主义阻止我离开我注定要走的正道。除了人道主义的布雷特·哈特和一些庸俗小说，我还读过不少严肃的书。它们激励我追求一种虽不明确但却比我见过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东西。

就在这时，我交了新朋友，增添了新的感受。中学生们常来叶夫列伊诺夫家旁边的火烧场空地玩“方城”游戏。其中一位把我吸引住了，他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他长着一张黑脸庞，头发黑黑的，看起来像日本人；满脸雀斑，好像被火药擦伤过。他总是乐呵呵，无忧无虑，游戏时动作灵巧，谈吐幽默风趣——内藏着多种才能。但他跟绝大多数有才能的俄罗斯人一样，是靠天赋过活，而不想加以提高和发展。他听觉灵敏，音乐感特强。他喜爱音乐，能上台演奏俄式古斯里琴、三弦、手风琴，却不打算掌握更高雅、演奏难度更高的乐器。他穷，穿得很差，身子瘦得『露』出了条条青筋，可是那皱皱巴巴的破衬衫、布满补丁的裤子、带窟窿的旧皮靴，跟他豪放泼辣的举止和手势十分相配。

他像一个久患重病刚从病榻上起身的人，或者像一个昨天才出狱的囚犯。他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新鲜有趣，高兴得手舞足蹈，又蹦又跳，活像窜来窜去的花炮。

他得知我生活艰难，就建议我跟他同住，劝我准备考乡村教师。于是，我来到这个奇怪热闹的贫民区——“马鲁索夫卡”大院，喀山的大学生中可能不止一代人熟悉这个地方。这是雷布诺里亚德街上一所破败不堪的大房屋，听说好像是一群挨饿的大学生、妓女和一些老不中用的穷鬼们从房主们手里夺过来的。普列特尼奥夫住在走廊一个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那儿放着他的一张单人床，走廊头一扇窗户旁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摆设了。走廊通着三个房间，两间住着妓女，另一间住着一个从教会学校毕业的数学家。这个人是个肺癌患者，又高又瘦，长相真有点儿吓人：身上到处有褐色的毛发，肮脏的破衣烂衫几乎衣不蔽体，从衣服的窟窿里裸露出可怕的青色皮肤和肋骨。

他总是啃指甲，手指头经常被咬出了血。他白天黑夜地在纸上画呀，算呀，同时不停地咳嗽，发出低沉的喉音。妓女们都害怕他，认为他是疯子，但是又可怜他，常在他的门口偷偷扔下一些面包、茶叶和方糖。他从地上捡起这一包包东西走回自己的房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像一匹累坏了的马。如果她们忘了或因为什么缘故不能给他送吃的，他就打开房门，哑着嗓子对着走廊喊叫：“面包！”

他那深陷眼窝里的黑眼睛闪烁着狂人那种孤高自赏、自命不凡的神气。有时候一个人到他这里来。这个人是个驼背的小个儿，一条瘸腿向外面撇，浮肿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数的眼镜，头发斑白，他那阉割派教徒的黄脸上露着狡猾的微笑。于是他们紧闭房门，默默地、奇怪地坐上几个钟头。只有一次，深夜里我被这位数学家嘶哑的怒吼声惊醒：“可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是鸟笼，对！是捕鼠器，也对！但更是监狱！”

瘸腿的驼背尖着嗓子嘿嘿地笑，多次重复一个什么奇怪的词。突然，数学家大嚷起来：“见鬼去！滚！”

这位客人“滚”到了走廊，他气呼呼的，尖声地喊叫，同时用宽大的斗篷裹着身体。这时候，这个高个子的数学家站在门口，可怕极了，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头上的『乱』发，嘶哑地说：“欧几里得[10]是傻瓜！一个真正的傻瓜啊……我要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他啪的一声关上了门，震得他房里有什么东西“轰隆”一声倒在地上。

不久我便听说，这个人想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件事就先离开了人世。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个印刷厂上夜班校对报纸，每夜挣十一戈比。如果哪天我没能外出挣钱，我们俩一昼夜只能消费四俄磅面包、两戈比茶叶和三戈比方糖。我没有多少时间打工，因为我需要学习。我还必须克服极大的困难去攻读一些学科，尤其是语法课，那些烦琐死板的语法规则使我苦恼不堪，我一点儿也不会把生动灵活的俄罗斯语言装进这些语法规则里。幸好没有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学习这些课程还为时过早。即使我考试合格，由于年龄，我也得不到乡村教师的职位。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睡同一张单人床——我有时夜里睡，他白天睡。他每天清早回来，疲惫不堪，脸色变得更黑，两眼通红。这时我立刻跑到小酒店买开水，我们自己当然没有茶炊。然后，我们俩就坐在窗户旁边喝茶、吃面包。古里给我讲报纸上的新闻，读一位酒鬼兼小品文作家的打油诗《红色的多米诺化装舞》。古里对人生的儿戏态度使我感到新奇，我觉得，他对待人生跟他对待那个做旧女服买卖、干拉皮条勾当的胖婆娘加尔金娜的态度完全一样。

他从这个胖婆娘那儿租来楼梯下的这个角落当“住房”，可是根本拿不出什么来付房租，于是他就用逗人的笑话，用拉手风琴、唱动人的歌曲来抵债。当他用近乎男高音唱的调子歌唱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讥笑。胖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当过歌剧院的合唱演员，她能领会歌中的含意。她常感动得泪如泉涌，从那不知羞耻的眼睛流淌到她这个酒鬼兼“馋嘴”的女人青灰色的胖脸上。她用肥胖的手指抹去脸颊上的泪水，然后再用肮脏的手绢仔细地擦干她的手指。

“哟！我的好古里呀，”她感叹地说，“你真是艺术家哟！要是你漂亮一点点儿，我会让你交好运的！有多少年轻的小伙子是我介绍给那孤独寂寞的女人！”

我们头上方阁楼里就住着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是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个儿，宽宽的胸脯，臀部狭窄得出奇，整个身子活像一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面的锐角被折断了一点儿。这个大学生有一双如女人般的小脚，脑袋也小，深深地缩在肩膀里，红色的头发像马鬃一样，苍白贫血的脸上忧心忡忡地瞪着两只凸出的绿眼睛。

他违背父亲的意旨，离家出走，流浪在外，受饥挨饿，吃够了苦，费尽了心思，才读完中学进了大学。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有一副好嗓子——发音低沉、音色柔和的男低音，又想去学唱歌了。

加尔金娜在这种情况下逮住了他，把他介绍给一位四十来岁有钱的女老板。她的儿子已经在大学读三年级了，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女老板很瘦，胸脯平平的，身子直挺挺的，倒像一个士兵，脸上干巴巴的，又像一个禁欲的修女，两只灰色大眼睛深陷在黑眼窝里。她身穿一件黑色连衣裙，头戴一顶老式的丝绸帽，耳朵下耷拉着耳环，上面镶着绿得刺眼的宝石。

有时候，她夜间或者大清早来找这位大学生。我有好几次看见这个女人飞也似的进了大门，然后大摇大摆地在院子里走。她的脸色很吓人，嘴唇紧闭得几乎看不见了；眼睛睁得很大，痛苦地、悲观地望着前方——但又使人觉得那双眼睛是瞎的。虽然不能说她长得丑，但是你能明显地感到，她的紧张使她变丑了，似乎拉长了她的个子，她的脸也似乎紧张得发疼！

“瞧，真是个疯婆子！”——普列特尼奥夫说。

大学生很讨厌女老板，想法躲着她；而女老板死死追他，像残酷的要债者，或者像跟踪的暗探。

“我感到没有脸面啦！”他喝醉后忏悔地说，“我干吗要唱歌呢？凭我这副嘴脸和身段，也不会让我上舞台的，不会让的！”

“你停止这种无聊的把戏吧！”普列特尼奥夫劝说他。

“对！只是我可怜她。我真是受不了，但是我可怜她！要是你知道她怎样跟我……唉！”

我和古里当然知道！因为我们常听见这个女人夜里站在楼梯上，轻轻地用颤抖的声音哀求他：“看在上帝的……我亲爱的！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就答应吧！”

她是一个大工厂的老板，有房产、车马，常给产科学习班捐几千卢布，可是却像叫花子似的乞讨男人的爱情。

早餐后，普列特尼奥夫吃完茶点，就上床睡觉，我便出去找活儿干。等到我很晚回到家时，古里又要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我能带些面包、香肠或者煮好的“下水”回来，我们就分成两半，他把自己那一份带走。

剩下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在“马鲁索夫卡”大杂院的各个走廊走走，仔细观察我的新邻居们是怎样生活的。大杂院里，人们住得拥挤不堪，真像一堆蚂蚁。屋里充满刺鼻的酸臭味，到处都有人，他们躲在各个角落里，对人们怀着敌意。大杂院从早到深夜总是乱哄哄的：女裁缝轧轧不停地踩着机器，小歌剧班子里的歌女们在练嗓子，阁楼的大学生咿咿呀呀地哼着音阶，那个喝得半迷糊的男演员在大声念台词，那些开始醉的妓女们在发狂般地号叫……于是我心中自然产生了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这一切为了什么？”

在这群吃不饱饭的青年人中间不知为什么还有一个红头发、谢顶、高颧骨、大腹便便的人物在晃悠。他长着两条细腿、一张大嘴和像马一样的牙齿——人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红毛马”。他跟他的一些什么亲戚——西伯利亚商人们打了三年官司，逢人就说：“我宁愿死，也要弄得他们倾家荡产！让他们当叫花子，让他们讨三年饭，然后再把打赢的全部东西还给他们，然后就问他们：‘怎么样？狗东西们！现在该知道厉害了吧？’”

“‘红毛马’，这就是你的生活目标吗？”人们问他。

“我这辈子，一心一意就为了这个目的，别的什么都不干！”

他整天跑区法院、高等法院，或者找律师。夜晚，他常常雇辆马车捎回来许多东西，一袋袋，一包包，一瓶瓶，各种各样。就在自己那间顶棚快要倒塌、地板已经翘起的脏房间里，他举行热闹的宴会，请来大学生、女裁缝——所有愿意饱吃一顿、喝上几杯的人们。“红毛马”自己只喝用甘蔗酿的一种烈性甜酒，这种甜酒在桌布、衣服甚至地板上留下洗不掉的紫褐色污点。他喝醉了就大叫大嚷：“你们真是我的可爱的小鸟！我喜欢你们——你们是老实人！可我是个大坏蛋，是一条吃人的鳄鱼。我想吃掉我的那些亲戚，一定吃掉他们！真的！宁可死我也要……”

“红毛马”的眼睛可怜地眨巴着，那高颧骨的丑脸布满酒醉后的泪水。他用手掌从两颊揩去泪水，再抹在膝盖上——他的灯笼裤裤腿插在靴子里，总是油渍斑斑的。

“你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呀？”他大声说，“饥饿、寒冷、破衣烂衫——难道应该这样？这样活着能学到什么呢？唉！要是沙皇陛下知道你们在过这种生活就好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各种颜色的钞票，说：“谁需要钱？拿去吧，小兄弟们！”

歌女们和女裁缝们拼命从他毛茸茸的手里抢钱，他哈哈大笑，说：“这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大学生们的！”
但是大学生们没有拿。
“什么鬼钱！”毛皮匠的儿子生气地喊着。
有一次，“红毛马”喝醉了酒，给普列特尼奥夫送来了一包十卢布一张的钞票。他把钞票揉成了硬纸团，扔在桌上，说：“这钱，你要不要？我是不要的。”

他躺到我们那张单人床上，大哭起来。我们不得不想法给他解酒，不断地在他头上浇冷水。他睡了以后，普列特尼奥夫想把纸团展开、抹平，但根本办不到。钞票这样紧紧贴在一起，只能用水把它润湿，才能一张张揭开。

“红毛马”的房间里烟雾腾腾，又脏又乱，由于窗户被隔壁房屋的石墙挡住，令人感到又挤又闷。屋里喧闹一团，令人厌烦。“红毛马”叫得比谁都响。我问他：“您为什么住这儿，而不住大旅馆呢？”
“为了这颗心，我的好兄弟！跟你们在一块儿我的心感到温暖……”

毛皮匠的儿子表示赞成：“‘红毛马’说得对。我也这样。要在别的地方，我早被毁了！……”

“红毛马”求普列特尼奥夫：“奏一段！唱一段吧……”

古里把古斯里琴放在膝上，边弹边唱：

红太阳啊，快出来吧……

他的歌声轻柔婉转，扣人心弦。

房间里慢慢静下来，大家陷入了沉思，静静地听着哀怨的歌声和轻柔的琴音。

“唱得真好，鬼东西！”那个给女老板解闷的不幸人儿嘟哝着。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在这座旧房屋的奇怪人物中间，扮演者神话故事里带给人快乐的角色。他那巧妙的笑话、动听的歌曲、对陈规陋习的尖锐讽刺，对极不公平的世道的勇敢抨击——这一切像腾腾升起的焰火，照亮现实的生活。他刚满二十岁，外表上看来还是个少年，但大杂院里的所有人都把他看成一个在危难时刻能提出高见并且随时能给予帮助的人。比较好的人喜欢他，比较坏的人怕他，甚至连警察局“岗亭”值班的老警察尼基福雷奇也总是带着狡猾的笑脸向他打招呼。

“马鲁索夫卡”大院是上山的“通道”，连接着雷布诺里亚德街和老戈尔舍奇纳街。在老戈尔舍奇纳街的拐角，离我们住宅大门不远的地方悠然自得地立着尼基福雷奇的“岗亭”。

他是我们街的居民区的警长：一个瘦高个儿老头，胸前挂满奖章。他的面孔看起来很聪明，笑容和善，目光狡黠。

他很注意大杂院这个人们来往频繁、熙熙攘攘的“移民区”。他线条整齐的身影一天好几次出现在院子里。他不慌不忙地走着，眼光注视着住房的窗户，就像动物园的看守在检查笼子里边的野兽。

冬天，独臂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兵士穆拉托夫——圣乔治十字军勋章的获得者，被从这个大房子中的一间里抓走了。他们参加过斯科别列夫[11]将军领导的阿哈尔捷金之战。此外，被逮捕的还有佐布宁、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克雷洛夫以及其他一些人，因为他们企图建秘密印刷厂，为此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在星期日白天到城内一条热闹街道有名的“克柳奇尼科夫印刷厂”偷铅字。就为这件事他们被抓走。另一天夜里，几个宪兵还从“马鲁索夫卡”大杂院里抓走了一个脸色阴沉、被我叫作“活钟楼”的房客。

第二天早晨，古里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急得乱抓黑发。他对我说：“真见鬼！马克西莫维奇，快去，兄弟！要快……”

他讲明了该去的地方以后，补充说：“要小心！那儿可能有密探……”

这种神秘的任务使我又高兴又害怕，我飞也似的跑到舰船修造厂区，在昏暗的铜匠作坊里见到了一个鬈发的青年人，他的眼睛特别蓝。他正在给一口锅镀锡，但他的模样不像工人。角落里的老虎钳旁边有个小老头儿正在忙着磨制一个铜活塞，他苍白的头发用一条小皮带拢在一起。

我问老铜匠：“你们这儿有活儿干吗？”

老头气冲冲地回答：“我们有活儿，但没有你干的！”

年轻人瞟了我一眼，又低头镀他的锅了。我用脚轻轻踢了一下他的脚，他又惊又气地用蓝眼睛盯着我，一只手抓起锅子仿佛向我扔来。我见了反而向他使眼色，心平气和地说：“走，离开这里……”

我再向他使了一个眼色就出了门，站在大街上。鬈发青年也出了门，默默地盯着我，点燃卷烟。

“你是吉洪吗？”

“是呀！”

“彼得被捕了！”

他生气地皱起了眉，用眼睛打量我。

“是哪个彼得？”

“个儿特别高，像教堂的助祭。”

“嗯？”

“就这些。”

“我跟彼得、助祭以及其他一切有何相干？”年轻的铜匠向我发问，从发问的语气来看我完全相信：他不是工人。我带着自豪感跑回了家：我成功地执行了任务。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秘密”工作。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跟这些人常接触，但每当我请求参加这些活动时，他总说：“你还早着哩，兄弟！你还得学习……”

叶夫列伊诺夫介绍我跟一个神秘人物见面。这次见面安排得十分周密，使我感到将发生一件严重的事。叶夫列伊诺夫领我出了喀山城，来到阿尔斯克郊野。一路上，他叮嘱我，要求我这次见面得特别小心，应该保密。然后，他指着远处的荒野，那里有一个灰色的小人影在漫步，叶夫列依诺夫环顾一下四周，轻轻地说：“就是他！你跟他走，他停下以后，你走到他跟前说‘我是过路人……’”

神秘的事总是令人愉快的。可是这一次却使我感到可笑：在一个阳光耀眼的大热天，一个孤独的人影像一棵灰色的草一样在荒野上摇晃——如此罢了！我在公墓门口追上了他，看到我面前的人是个青年：小脸儿干巴巴的，目光很严厉，眼睛圆圆的像小鸟儿。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学生外套，原来的白灰色扣子已经掉了，代替的是黑色的骨头纽扣，破旧的学生帽上还看得见帽徽留下的痕迹。总的说来，他使人有一种“拔苗助长”的感觉，似乎他太急于表现自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大人。

我们坐在浓荫蔽日的灌木丛里两个坟墓之间。这个人说话枯燥，一本正经，全身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儿叫我喜欢的。他很严肃地盘问我读了什么书，然后提出要我参加他组织的一个小组，我同意了，于是我们就分手。他先走，走之前小心地环视荒凉的原野。

这个小组还有三四个青年参加，我的年龄最小，根本还不能读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12]给它做的注释。我们在师范学院的学生米洛夫斯基家里开会——后来这个人用笔名“叶列翁斯基”写过短篇小说，他写了近五卷，后来自杀了。像许多我见过的人那样，他们自行退出了人生舞台！

米洛夫斯基沉默寡言，思想胆怯，行动小心。他住在一所脏乱的房屋的地下室里，从事木匠活儿以“平衡身心”。跟他在一起实在没有趣味可言。读穆勒的书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没多久，我已经很熟悉经济学的那些基本原理，我是靠以往的直接经验掌握了它们，所以我觉得根本不值得用难懂的语言写这么厚的书，为“别人”的幸福与安乐费心出力的人都十分清楚这些道理。我在充满胶漆气味的地下室非常难受地坐了两三个钟头，观看着潮虫在肮脏的墙上爬来爬去，感到非常疲累。

有一次，平时规定的时间到了，思想导师却还没来。我们估计他不会来了，所以买了一瓶伏特加、一些面包和黄瓜，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突然，我们这位老师灰色的裤腿从窗口闪过。我们刚把伏特加藏到桌子下面，他就来到了我们中间，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明智的结论。我们大家一动不动地坐着，活像一些木偶，十分担心我们中的哪一位会把酒瓶踢翻。但踢翻它的是这位训导师。他踢翻了以后，只是望了一眼桌子下，一句话也没有说。哎呀！他还不如痛骂我们一顿哩！

他的沉默，他严厉的面孔，他那因生气而眯缝起的眼睛，使我窘极了。我低头偷看同伴们羞得紫红的脸，感觉自己对思想导师犯了罪，而且真心地可怜他，虽然伏特加酒并不是由我提议去买的。

小组读书会枯燥无味，我想去鞑靼区转转，那里有一些好心和善的人，他们过一种特殊的、淳朴的生活，说一口腔调走样的俄语。傍晚，从清真寺高高的塔楼里传来执事们奇怪的传道声，召唤他们去那里做祈祷——于是我想，鞑靼人的生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它使我感到陌生，不像我常常过的和不喜欢的生活。

于是，我向往伏尔加河上那劳动生活悦耳的音乐，这种乐声至今还使我心神陶醉。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第一次感受到劳动的伟大和诗意。

一个载着波斯货物的大驳船在喀山附近触礁搁浅，搬运组带领我到拖船上卸货。当时是九月，头上刮着风，灰色的河面上怒涛汹涌，狂风掀起浪花，寒冷的细雨飘洒在河面上。搬运组有五十来人，身上披着草席、帆布，脸色阴沉地蹲在一只空驳船的甲板上，一艘小缆绳拖轮喘着粗气用力地拖着这只驳船，冷雨蒙蒙的江面喷射出一串串的火星。

天晚了。铅色的、潮湿的天空渐渐变黑，夜幕笼罩在河面上。工人们嘟哝着、叫骂着，他们咒骂雨、咒骂风、咒骂生活。他们懒洋洋地在甲板上蠕动，想以此躲避寒冷和潮湿。在我看来，这些半睡半醒状态的人们是没有力气干活儿的，他们是挽救不了这些快沉没的货物的。

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驶到了浅滩，把空拖船跟触礁的驳船并排靠在一起。搬运工组长——一个厉害而狡猾的小老头儿，满脸麻子，语言粗野，有兀鹰般的眼睛和鼻子，他摘掉那湿淋淋的便帽，露出光秃秃的脑袋，用女人般的高嗓门喊了一声：“伙计们，祷告吧！”

黑暗中工人们在拖轮的甲板上聚集成了黑压压的一片，并且狗熊般地嘟哝起来。组长最先结束祷告，又开始大喊大叫道：“点灯！小伙计们，露一手吧！好好干，孩子们！上帝保佑，干吧！”

于是，这些筋疲力尽、没精打采、满身泥水的人们开始“露一手”了。他们像投入战斗似的，带着呐喊、带着号叫、带着粗野的欢声和诙谐的笑语，冲到因触礁而沉没的驳船的甲板上和船舱里。那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捆捆皮革和中亚的特产羊羔皮，像鸭绒枕头一样从我眼前轻盈地飞过，矮小矫健的身影在我身旁奔跑，用喊叫、用口哨、用谩骂互相鼓励。很难相信，那些痛苦不堪、愁眉苦脸的人们，刚才还在沮丧地抱怨生活，抱怨下雨和寒冷，现在竟这样欢快、轻松和热烈地工作。雨下得更大了，天气更冷了，风刮得更凶了，它撕破了人们的衬衫，把下摆吹到了头上，他们的肚子裸露出来。六盏灯笼在黑暗中发着微弱的光亮，黑色的人影在雨水中窜来窜去，踏着空拖轮的甲板，发出低沉的响声。他们干得这样带劲儿，好像早就如饥似渴地期待这种快乐：一个个四普特重的麻袋被他们轻轻拿起，轻轻放下，并且他们扛着一大包、一大包货物飞跑，痛快极了。他们干活儿，像是在游戏似的，带着儿童的欢快，带着醉汉的喜悦，除了拥抱女人，再没有什么比做这个更让他们感觉甜蜜的了。

一个满脸胡须的大汉，穿一件腰部带褶的外衣，浑身湿淋淋的，滑头滑脑的——看来是货主或者他的代理人，突然激动地叫开了：“小伙子们，请你们喝一桶！小强盗们，两桶也行！干吧！”

黑暗中，从四面八方传来由几个人齐声喊出的吼声：“三桶！”

“三桶也行！干吧，加油干吧！”

劳动的狂热劲头更高涨了。

我也扛起麻袋，跑着，扔下，再跑回来，再一次扛起……我觉得，我自己以及周围的人们都在发狂似的跳着舞。我还觉得，这些人可以不知疲倦、不惜一切地干活儿，干得这样猛、这样欢，连续干上一个月甚至一年。我甚至觉得，他们能扛起喀山城里所有的钟楼和高塔，把整个城市搬到任何一个他们想搬去的地方。

这一夜，我体验到了一种从未经历的喜悦，心里燃起一种愿望，愿意一辈子都生活在这种半疯狂的劳动热潮里。浪花在船舷外跳跃，暴雨扑打着甲板，狂风在河上怒号，半裸体的、湿淋淋的人们在灰色的晨曦里跑着、叫着、笑着，他们欣赏着自己的力量，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时，狂风撕碎了一大片浓重的乌云，从一小块蔚蓝的天空上露出了一线玫瑰色的阳光，快乐的劳动者们对着太阳齐声咆哮，像一群快乐的野兽，甩动着可爱的嘴脸上那湿淋淋的毛发和胡须。真想拥抱与亲吻这些两只腿的野兽，他们劳动时是那样聪明和伶俐，对劳动又是那样的忘我和投入！

看来，这种狂欢的力量，任何东西都抵挡不了，它能创造出人间奇迹，能够一夜之间让大地盖起美丽的宫殿和城市，像寓言神话所描绘的那样。太阳从云缝中『露』出一线光亮，窥视一两分钟人们的劳动，却没能战胜浓厚的云层，像婴儿掉进大海一样淹没在茫茫云海中。雨变大了，开始瓢泼似的下起来。

“停工吧！”有个人喊了一声，但有人凶狠地向他回答：“看我怎么样给你停工！”

这一群半裸的人在倾盆大雨和刺骨寒风中不停地干活儿，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把全部货物卸完为止。这使我高兴地认识到：人类富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然后大家上了轮船，像醉汉那样躺下睡着了。船到喀山后，他们又像一条灰色的泥流涌上沙滩，去酒店喝他们的三桶伏特加了。

在酒店，小偷巴什金走到我跟前，打量了我全身，问：“你们干什么去了？”

我兴致勃勃地给他讲了这次干活儿的情景，他叹了一口气，不以为然地说：“傻瓜！比傻瓜还傻，简直是白痴！”

他吹着口哨，像一条游鱼一样扭动着身子，在拥挤的桌子中间飘然离去——装卸工们仍在喧闹地开着酒会，角落里有谁用男高音唱起下流的歌曲：
这事发生在夜间，
太太来花园散心！
十几个人同时发出震耳的吼声，并且用手掌拍着桌子：
更夫在城里打更，
看见她躺在那里……
欢笑声，口哨声，喊叫声——其歇斯底里、厚颜无耻，也许是人世间少有的。

【第二节】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杰连科夫。小铺子隐藏在一条偏僻简陋的小街尽头，旁边是条堆满垃圾的水沟。

杰连科夫是个骨瘦如柴的小个儿，一只胳膊因麻痹症而萎缩。他有一张和善的脸孔，一把银灰色的短胡须，眼睛里透露着智慧的光芒。他有全城最好的一批藏书，喀山许多高校的大学生和各方面的革命人士常来借用这些禁书和珍本。

杰连科夫的小铺是一间低矮的小屋，它搭在一个阉割派教徒兼钱庄商人的住宅前面。小铺后面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的房间，房间有一扇窗户对着院子，微弱的光线从窗外透射进来；房间后面紧接着是间很拥挤的厨房；厨房后面，在这低矮的小屋和后面那套住宅之间的黑暗过道拐角处有个小仓库，里面藏着一批思想叛逆的禁书。其中一部分是用钢笔抄录在厚厚的笔记本上的——拉夫罗夫的《历史书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一些论文，以及《沙皇即饥饿》《巧妙的机关》等——所有这些手抄本都已经被人反复读过，皱巴巴的，不成样子。

我第一次来店铺时，杰连科夫正忙于招待顾客，他朝后面的门点头示意。我进那大房间里一看：昏暗的角落里，一个小老头儿，像圣像上的圣徒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跪在那里虔诚地祷告。望着小老头儿，我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

人们说安德烈·杰连科夫是民粹派。在我的意识里，民粹派就是革命家，而革命家就不应该信上帝。祷告上帝的小老头儿就不该出现在这个屋子里。

他做完祷告，就一本正经地用手抚平了斑白的头发和胡须，眼睛盯着我说：“我是安德烈的爸爸。你是谁？原来这样，嗯？我原来以为是化了装的大学生哩。”

“大学生为什么要化装？”我问。

“是呀，为什么要化装？”老头轻声回答，“不管你怎样化装，上帝也会认得的！”

他走进厨房，而我坐在窗户旁沉思起来，突然听到一声叫喊：“原来他是这个样子！”

靠厨房门槛站着一个姑娘，一身白衣，浅灰色头发剪得很短，苍白浮肿的脸上两只蓝色眼睛闪着微笑，她的模样很像廉价石印画上的小天使。

“你为什么这样害怕呢？难道我这样可怕吗？”她用细弱颤抖的声音说，一面扶着墙小心地慢慢向我移动，好像脚下不是稳固的地板，而是悬挂在空中摇晃的缆绳。这种不会走路的样子，使她更加像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颤抖，像是两只脚板扎进了针，又像火墙烫着了她那双如同娃娃一般的胖手，手指奇怪地不能活动。

我默默地停在她面前，心里感到一种奇怪的困窘和强烈的怜悯。在这昏暗的房间里一切都是奇怪的！

姑娘小心翼翼地坐到椅子上，好像怕椅子从身子下飞走似的。她以独有的天真，非常简单地对我说明：她下地走动才第五天，以前在床上几乎躺了三个月——双手和双脚都失去了知觉。

“这是神经麻痹，一种病。”她微笑着说。

记得我当时想找另一种原因解释她的这种状态。神经麻痹症——这个解释对住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房间里的一个姑娘来说，就过于简单了。在这个奇怪的房间里，每一件东西都胆怯地挤靠着墙壁，而屋角一排圣像前面却点着一盏过分明亮的神灯，神灯那些铜吊链的阴影也没有理由在那张大饭桌的白桌布上晃动。

“人们常常对我谈起你，所以我想看看你到底长得什么样。”我听到她像小孩一样的细弱声音。

这个姑娘用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目光死盯着我，我甚至看见她那双蓝色眼睛里透射出一种穿透一切的犀利光芒。我不能也确实不会跟这样的姑娘说话。我默默地望着赫尔岑[13]、达尔文、加里波第[14]等人的画像，一声不吭。

从店铺里蹦进来一个年纪跟我相仿的少年，头发、眉毛、睫毛都是浅黄色，一双眼睛贼溜溜地转。

“玛丽亚，你怎么下楼来啦？”

这个少年用犹豫的声音大声说了一句，就又蹦进厨房里了。
“阿列克谢，这是我弟弟。”姑娘说，“我在产科班学习，偏偏病倒了。你怎么不说话？你是害羞吗？”

安德烈·杰连科夫进来了。他把一只麻痹的手插在怀里，用另一只手抚摸妹妹柔软的头发。他把妹妹的头发都弄乱了，然后问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接着又进来一个满头红色鬈发的苗条少女，长着一双淡绿色的眼睛。她严厉地看了我一眼，就用双手扶着这个穿白衣的姑娘，把她拉走了，并且说：“够了，玛丽亚！”

这样直呼姑娘的名字，显得有些粗鲁。

我也走出了杂货铺，心里莫名其妙的激动。第二天晚上，我又专门来到这个房间，想了解他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生活真奇怪。

那个善良温顺的老人斯捷潘·伊凡诺维奇脸上白净得像透明的玻璃。他总是坐在一个屋角里微笑地望着，悄悄地翕动着暗淡的嘴唇，好像在恳求别人似的：“请别碰我！”

他成天像兔子一样担心害怕，成天担心不幸发生——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一只手麻痹的安德烈穿一件灰色短褂，胸前沾满一片老树皮似的硬油污和面粉，他侧着身子在房间里走路，负疚似的微笑着，像一个刚淘气、请求饶恕的小孩儿。弟弟阿列克谢帮他做生意——这是个懒惰粗鲁的青年人。三弟伊凡在师范学院上学，在学校寄宿，只是假日才回家。伊凡个子矮小，穿着很干净，头发梳得光溜溜，颇有一点儿老官吏的派头。生病的玛丽亚住在一间阁楼上，很少下来。但是她一来，我就感到不自在，好像被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绑了似的。

跟房主兼户主的阉割派教徒同居的那个女人操持着杰连科夫的家务。她又高又瘦，一张木偶般的脸上长着一双修女特有的严厉的眼睛。她那红头发的女儿娜斯佳也常在身边转来转去，她用绿眼珠看着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翕动着。

但杰连科夫一家的真正主人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这群喧闹的人关心俄罗斯人民，他们与人民共命运，担忧俄罗斯的未来。每当他们为报上的文章、书里的结论、城里或大学发生的事件激动不已时，晚上就穿过喀山的大街小巷跑到杰连科夫店铺里来，进行热烈的争论，或者在屋角窃窃私语。他们带来厚厚的书，用手指戳着书页，对着鼻子喊叫，证明各自喜爱的真理。

当然，我不大明白他们在争论什么。在我看来，在一堆辞藻里真理少得像穷人家菜汤里的点点油星，有几个大学生使我联想起“伏尔加河经学派”中那些咬文嚼字的老头儿。但是我明白，我面前的这些人真心实意地投身于改善现实生活的事业，尽管他们的真心实意被滔滔不绝的言辞所掩盖，但并未完全被淹没。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我所清楚的，而且我觉得自己也在关心这些问题的成功解决。我常常觉得，大学生们的话道出了我心里想说却说不出的思想，所以我对他们充满无限的欣喜与感激，像一个囚徒对承诺释放自己的恩人那样。

他们看待我，就像木匠看待一块可以做出一件上等家具的木料一样。

“一块好料！”他们常这样把我介绍给对方，说话时带着这样的骄傲，好像街上的小孩儿把从路上捡到的五戈比铜钱拿给对方瞧似的。我不喜欢他们叫我“一块好料”或者“人民的儿子”，我觉得自己是生活的弃儿。有时候，我痛苦地感觉到有一种压力在限制我才智的发展。比如有一次，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一本题名《格言和箴言》的书，我不懂这个书名是什么意义。我非常想读这本书，所以求神学院一个大学生借给我。

“你真行呀！”这个未来的主教讥讽地大叫了一声，他长得像黑人，一头卷头发，厚嘴唇，大牙齿，“老弟，你这是胡闹！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不该你进的领域就不要硬往里挤！”

这种粗鲁的腔调刺痛了我的心。我当然买了这本书，一部分钱是在码头上挣来的，另一部分是从安德烈·杰连科夫那里借来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正派书，至今我还保存在身边。

总之，他们对我相当严厉。有一次，我读完了《社会科学入门》。我觉得，游牧部落在创造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被作者夸大了，而那些富有创业精神的流浪者和猎人们又遭到他们过分的贬低。我把这种疑虑告诉了一个哲学家。而他呢，尽量让他那婆娘般的脸蛋装出一副教训人的样儿，他对我讲了足足一小时“批评权”的问题。

“为了取得批评权，应该信仰一种真理。你信仰什么呢？”他质问我。

他甚至在街上也拿着书读。他走在人行道上，书把脸都遮挡住了，常碰撞到对面的行人。他患了斑疹伤寒，躺在阁楼上的时候还大喊大叫：“道德应该和谐地兼有自由和强制两种要素，要和谐，和……谐……”

这个温柔的人，因慢性营养不良而病恹恹的，又因执拗地追求永恒的真理而疲惫不堪。除了读书，他别无乐趣。当他自以为调和了两大社会思潮的时候，可爱的黑眼睛就『露』出孩子般的幸福微笑。在喀山的这段生活过去了十来年后，我又在哈尔科夫[15]遇见了他。他在凯姆的五年流放期服满后，又上大学念书了。我觉得他像是在一大堆互相矛盾的思想中度日。甚至被肺结核病折磨得快要死的时候，他还在尽力调和尼采与马克思的矛盾。他咳着血，同时用又冷又黏的手抓着我的手，嘶哑地说：“没有统一、调和，就不可能生活下去！”

后来，他死在了去大学路上的电车里。

我见过不少这种为理性而殉难的人，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常常有二十来个这样的人到杰连科夫家里开会。他们中间甚至有一个日本人，名叫佐藤·潘捷雷蒙，他是神学院的大学生。有时候还有一个虎背熊腰的大个子来这儿，这个人满脸络腮胡子，剃着鞑靼人的光头，整个身子好像被严严实实地包在灰色的“哥萨克服”里：高领子，从下巴开始扣着一长排纽扣。通常他坐在屋角一个地方，嘴里叼着一根短烟斗，用灰色的、冷静的眼睛观察着大家。他的目光常常停留在我的脸上，盯着不动。我感觉这个严肃的人正在用心琢磨我。不知为什么我很怕他，他的沉默不语使我感到奇怪。周围的人都在大声说话，说得又多又坚决，他们的言辞越激烈，我当然就越喜欢。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我才明白：激烈的言辞里面往往隐藏着可怜的和虚伪的思想。这位络腮胡子大汉究竟在沉思些什么呢？

人们叫他“一撮毛”。除了杰连科夫，好像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很快我就听说，这个人不久前从雅库特省[16]回来，在那里他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增加了我对他的兴趣，但这并没有激起我跟他认识的勇气，虽说我并没有害羞和胆怯的毛病。恰好相反，我的毛病就在于有一种近乎冒险的猎奇心理：总是渴望尽快地知道一切。这种性格使我一辈子都不能专心致力于某一件事。

当这群人谈到人民的时候，我惊讶地甚至愧疚地感到：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不能跟他们的一样。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良善的化身，几乎是一个像上帝那样的统一实体，一切美好、正义、伟大的事物都来源其中。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木匠、装卸工、泥瓦匠，认识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而他们这里所说的正是统一实体的人民。他们把自己远远地摆在这个实体下面，听从这个实体的意愿。我反而觉得，正是这些人身上体现着人类思想的美和力量，在他们身上集中反映着人们对生活、对自由的良好意愿和对人类的爱。正是这种对人类的爱，在我从前遇到的人们中间是未曾发现过的。可是在这里，这种爱洋溢在每一句话里，燃烧在每一道目光里。

人民崇拜者的话语像清新的雨露，滋润了我的心田，那些描写农村黑暗生活和苦难农民的真实的文学作品，极大地帮助了我。我开始觉得，只有非常执着、非常热烈地爱人，才能从中吸取到必要的力量去探索和理解生活的意义。从此，我不再只想自己，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

安德烈·杰连科夫信任地告诉我，他做生意的微薄收入全用来帮助这些相信“人民幸福至上”的人。他在这些人中间奔忙，真像一个虔诚的见习助祭在侍候大主教做弥撒一样，他对这些读书迷的聪明才智流露出由衷的喜爱。他幸福地微笑着，把麻痹的手放进怀里，用另一只手上下左右地捋着柔软的小胡须，问我：“好吗？当然好啊！”

可是当一位叫拉夫罗夫的兽医离经叛道地反对这些民粹派大学生时，杰连科夫就害怕地闭起眼睛，轻声地说：“真是个捣乱鬼！”

拉夫罗夫对待民粹派的态度跟我相似，但大学生对待他就像是老爷们对待仆人或堂倌一样，有些粗暴和随便。他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常常在送走客人以后，把我留下来过夜。我们俩打扫好房间，躺在铺着毛毡的地板上。在黑暗里，在几乎快灭的长明灯的昏暗光线下，我们俩长时间友好地轻声交谈着。他带着信徒那样的内心喜悦对我说：“将来会聚集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好人，占据俄国所有的重要职位，一下子就能把生活全翻个个儿！”

他比我大十来岁，我看出他很喜欢那个红头发姑娘娜斯佳。他尽量不正眼看她那火辣辣的眼睛，却带着爱恋和惆怅望着她的背影离去。在别人面前，他以主人的命令口吻干巴巴地跟她说话，但单独跟她一起时，就捋着小胡须，又羞又惊地微笑。

他的小个子妹妹玛丽亚也常在屋角里观看他们的争论。由于注意力过分关注，她那儿童般的小脸紧绷得令人发笑，眼睛睁得很大。每当听到特别激烈的话，她几乎是满头大汗，“唉呀呀”地叫起来。一个红头发的医科大学生，像只大公鸡一样在她身边“咕咕咕”地叫着，神秘地跟她窃窃私语，派头十足地皱起眉头。这一切太有趣了。

可是秋天到了，不找个固定工作对我来说是不行了。由于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入了迷，活儿干得越来越少，甚至靠别人的面包维持生活，而这种面包非常难咽！必须找个过冬的“位置”。我终于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找到了“位置”。

这段时期的生活在我的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里面有过描述。这是一段痛苦的时期，然而非常有教育意义。

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我来到面包坊的地下室，从此和原先天天见到与听到的人们逐渐疏远。他们谁也不来我的作坊，我也因为一天干十四个钟头，在节假日里都不能去杰连科夫那里。节假日里，我不是睡觉，就是留下来跟同伴们一块儿干活儿。一部分伙伴从头几天起就把我看作丑角演员了；有几个竟喜欢上了我，他们像天真的孩子，喜欢会讲有趣童话的人。鬼知道我给他们讲了些什么，但所讲的当然都能激起他们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使他们向往一种比较美好、比较有意义的生活。有时候，我的目的达到了：我看见他们浮肿的脸上露出常人应有的忧愁，眼里喷出怨恨和愤怒的火花。这时我就像过节一样的高兴，自豪地想，我在“做人民的工作”，我在给他们做“启蒙”工作。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和知识不足，甚至不会回答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问题。这时我觉得自己被抛进了一个黑洞，人们在那里像蛆虫一样盲目蠕动——他们只求把现实忘却，只求在小酒馆里，甚至在妓女冷冰冰的怀抱里做到这一点。

妓院是他们每月领到工钱那一天必去的地方。在这“幸福”的一天到来前的一周里，他们就日思夜想并且情不自禁地谈着这种欢乐。享受完这一天以后，他们又长时间地交谈这种“乐趣”。在交谈中，他们卑鄙下流地炫耀性的力量，百般辱骂妇女。他们谈论女人时，轻蔑地吐着唾沫。

但说也奇怪！在这一切的背后，我听到并似乎感觉到了他们的忧伤和羞耻。我看出，在一卢布可以通宵买到一个女人的“烟花馆”里，我这些伙伴行为上是惶惑和内疚的——我认为这种表现是很自然的。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行为过分放荡，肆无忌惮，反而令我觉得做作和虚伪。我对两性的关系好奇，所以对这方面的观察特别敏锐。我自己从未享受过女人的温情，这使我处于不愉快的境地：女人们和伙伴们都嘲弄我。他们很快就不再邀我去“烟花馆”了，并且坦率地对我说：“老弟，你不要跟我们去。”

“为什么？”

“那还用说！跟你一起去不好。”

我对这几句话抓住不放，觉得其中有些东西对我很重要。但是我没有问出所以然来。

“你呀！我们都对你说了——你不要去！跟你一起去太没意思……”

只有阿尔乔姆冷笑地说：“就像跟牧师或者神甫在一起。”

姑娘们先是笑我拘谨，后来就生气地问：“你是嫌弃我吧？”

鸨母是个四十岁的“姑娘”，富贵美丽的波兰女人捷列扎·博鲁塔，有一双良种狗的聪慧的眼睛，她望着我说：“姑娘们，咱们放了他吧——他一定有未婚妻了，对吗？这样壮实的小伙子一定被未婚妻缠住了，不会是别的！”

她嗜酒如命，酩酊大醉时丑态百出，令人作呕；清醒时，她为人处事却深思熟虑，察言观色，冷静地分析别人行为的动机，这令我惊奇。

“最不好理解的人是神学院的大学生，”她对我的伙伴们说，“他们竟能这样对待姑娘：吩咐将地板涂上肥皂，让一个赤裸的姑娘四肢着地趴着，两只手掌和两只脚尖都放在菜盘上，然后照姑娘的屁股猛一推——看她能在地板上滑多远。这个姑娘滑完了，第二个再来。就这样！这是为什么？”

“你胡说！”我说。
“没有啊！”捷列扎叫了一声，可并没有生气，还是那么心平气和。但是从这种平和里可以感觉到她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是你捏造的！”

“一个姑娘怎么能捏造这种事呢？难道我疯了？”她瞪大眼睛这样问。

人们津津有味地听着我们的争论。捷列扎一直用冷静的语调讲述嫖客们的鬼把戏，似乎她唯一的目的是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听的人吐着唾沫表示厌恶，他们粗野地咒骂大学生。可是我能看出捷列扎在逗引他们仇恨我心爱的大学生。我说，大学生爱人民，大学生愿意人民幸福。

“对！‘沃斯克列先斯卡娅街’那所正式大学的学生是你说的这样，他们不信教。可我说的是阿尔斯克乡下那些神学人士！他们这些信教的人，全都是孤儿。孤儿长大后一定成为小偷，或者成为无赖、坏人。他们无牵无挂，无情无义，孤儿嘛！”

鸨母心平气和地述说着姑娘们对大学生、官吏以及一切“纯洁嫖客”的怨恨，在我同伴们的心里不仅引起厌恶和仇恨，甚至也激起喜悦之情，他们幸灾乐祸地说：“原来，受过教育的人比我们还坏！”

听了这话，我心里感到沉重和痛苦。我好像看见城市全部的污泥浊水流进这些昏暗的小房间，这些房间成了垃圾坑，而污泥浊水在浓烟烈火中烧开后，又满载着仇恨流回城市。我观察到，就在这些洞穴一般的房间里，人们由于性本能和生活的无聊钻进来，用荒唐无稽的话语编出一些情歌来诉说爱的惶恐和痛苦。他们对“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编造出各种丑陋的“神话”，他们对不明白的事物抱着嘲笑和敌视的态度。于是我看到，“烟花馆”是我伙伴们从中掏取剧毒知识的大学。

我看着这些“卖乐的姑娘”懒洋洋地在脏乱的地板上拖着脚步，我看着她们伴着手风琴讨厌的尖叫声或破钢琴恼人的嘶哑声，令人恶心地扭摆着憔悴瘦弱的身体。我看着她们，心里顿然产生无法形容的忧虑。周围的一切使我苦闷，使我想离开这儿又感到无能为力，使我的心情变得很糟糕。

当我在面包坊提到有些人正在无私地为人民谋取自由和幸福时，马上就遭到反驳：“可是姑娘们并不是这样说他们的！”

于是他们毫不留情地嘲笑和谩骂我一番。我也不示弱，大发脾气——我当时觉得自己是条血气方刚的狗崽子，并不比那些成年的大狗愚蠢，而且比大狗们更勇敢。我开始懂得，对人生的思考，其痛苦不亚于人生本身。有时我对这些逆来顺受的伙伴们从心眼里感到厌恶。他们听任老板发酒疯时侮辱自己，那种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的表现特别使我生气。

说也凑巧！正是在这个痛苦的时期我接触到了一种崭新的思想，尽管它压根儿与我格格不入，但还是搅乱了我的心。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狂风仿佛把灰色天空撕成碎片，撒在地上，把大地埋葬在一堆堆冰雪之下，好像地球的末日来临，太阳已经沉没，再也不能升起来了。就在这样的“谢肉节”期间——“大斋期”前一周的一个夜里，我从杰连科夫家返回面包坊。一路上我闭着眼睛，顶着风，冒着灰蒙蒙、乱纷纷的飞雪，大步地往前走。突然，我被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绊倒了，跌在他的身上。我们俩互骂了几句——我用俄语，他用法语：“哎哟，真见鬼……”

这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扶他站起来。这个人个子矮，身体轻。他推开我，怒气冲冲地说：“我的帽子呀，真见鬼！给我帽子，我要冻死了！”

我从雪地里找来了帽子，抖了抖雪，戴在他那毛发竖立的头上。可是他摘下帽子挥舞着，用俄法两种语言骂我，撵我走：“滚！”

突然他往前冲去，立刻消失在纷纷扬扬的飞雪之中。我往前走了几步，又看见了他。他站在那儿，双手抱住那根熄了灯的街灯柱子，表白地说：“列娜，我要死了！……我的列娜啊！……”

显然他喝醉了。要是我把他丢在街上不管，他大概会冻死的。我问他住在哪儿。

“这是哪一条街呀？”他含着眼泪叫道，“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呀！”

我搂住他的腰，扶他往前走，一面问他住在哪儿。

“住在布拉克街。”他全身发抖，嘟哝着说，“布拉克街，那儿有个澡堂……一座房子……”

他东倒西歪，脚步走不稳，弄得我也走不稳。我听见他的牙齿在打战，他说的是法语。“如果你晓得——”他推着我说。

“你说什么？”

他停下脚步，举起一只手，带着骄傲的语气一字一字地说着法语：“如果你晓得我要把你带到哪儿。”

他把手指放进嘴里，身子摇摇摆摆，东倒西歪。我蹲下身，背起他继续往前走，他的下巴贴在我的头顶，嘴里嘟哝着法语：“可是我快冻死了！上帝啊！……”

到了布拉克街，我好容易才找到他住的那所房子。我们终于钻进一间小厢房前的过道。这间厢房隐没在院子深处，四面挡风，大雪飞舞。他『摸』到了房门，小心地敲了一下，低声对我说：“嘘！轻一点儿……”

开门的是一个穿着红睡衣的女人，一只手端着点燃的蜡烛。她让我们进了屋，默默地退到一旁，不知从哪儿掏出来一个长柄眼镜，开始仔细地看我。

我对她说，这个人两只手冻坏了，应该给他脱掉衣服，盖好被睡一觉。

“是吗？”她用清脆年轻的声音问。

“应该把他的两只手放到冷水里……”

她没有回答，只是用长柄眼镜往屋角指了一下。屋角的画架上立着一幅画，上面画着一条河、几棵树。我惊奇地望了一眼她毫无表情的脸。她走到屋角一张桌子旁坐下来，桌上亮着一盏带粉红色灯罩的灯。她从桌上拿起一张“j”牌，开始观察起来。

“你有伏特加酒吗？”我大声问道。她还是没有回答，只是在桌上摊纸牌。我领回来的这个人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通红的胳膊垂落在身子两侧。我把他抱到长沙发上，替他解衣服——这一切连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真像在梦里似的。我面前的长沙发上方的墙头贴满了照片，其中有一个金黄色花圈若隐若现，这个花圈由一条白蝴蝶结的丝带组成，丝带末端印着一行金字：

献给绝代佳人吉尔达[17]

“你轻一点儿！”我开始摩擦他的手时，他痛得叫起来。

女人心事重重，她默默地摆弄着纸牌。她长着像鸟一样的尖鼻子，亮着两只一动不动的大眼睛。突然她用那少女般的两只手轻轻拍打自己那像假发一样多的灰色头发，用轻柔响亮的声音问：“乔治，你见到米沙了吗？”

这个叫法国名的“乔治”，一下子把我推开，赶忙坐起身，说：“他去了基辅……”

“是的，去了基辅。”女人重复了一句，但视线还是停留在牌上，而且我发现，她的声音单调、冷淡。

“他快回来了。”

“是吗？”

“是呀！快回来了。”

“是吗？”女人又重复了这个“是”字。

只脱了一半衣服的乔治急忙下地，两步就窜到女人的脚边，双膝跪下了，用法语对她说了些什么。

“我很放心。”女人用俄语回答。

“可我迷了路啊。大风雪天，可怕的风啊！我以为会冻死了。”乔治匆忙地说着，同时抚摸着女人放在膝上的一只手。他四十来岁年纪，长着厚嘴唇、黑胡须的红脸上流露出惊恐不安。他使劲地摩擦着自己圆脑袋顶上灰鬃毛一样的头发，说话也越来越清醒了。

“我们明天去基辅？！”女人这样说，像在发问，又像在决定。

“是，明天去！可现在你该休息一会儿。你为什么还不去睡？已经很晚了……”

“米沙他今夜不会来了吗？”

“不会了！这样的大风雪……我送你去睡吧……”

他拿起桌上的灯，搀着女人进了书柜背后的小门。我一个人在外屋坐了好久，什么也不想，一心在听他那有点儿沙哑的轻言细语。大风雪像毛茸茸的脚掌一样拍打着窗上的玻璃，屋内一个雪水洼里映出摇曳的烛光。房间里挤满了家具，充满了怪味，但暖和和的，令人昏昏欲睡。

乔治出来了，双手握着灯摇摇晃晃，灯罩不时地碰着灯泡。

“她睡下了。”

他把灯放到桌上，若有所思地在房间中央停下来，说：“说什么好呢？要是没有你，我大概已经死了……谢谢！你是谁？”

他却偏过头去听隔壁房里的鼾声，身子颤抖着。

“这是你妻子？”我轻轻地问。

“是我妻子。妻子就是一切，就是全部生命！”他这样说，声音不大，但斩钉截铁，眼睛望着地板。说完，他又用手掌按摩自己的脑袋。

“你喝点儿茶吧？”

他心不在焉地往门外走去，但突然停住，他想起了，女用人因吃多了鱼，住进了医院。

我提议我们自己去烧茶，他点头同意了。显然他忘了自己半光着身子，竟然不怕光着脚嗒嗒地在湿淋淋的地板上走，就这样把我领到了小厨房。他背靠着厨房的火炉，又重复了一句：“要是没有你，我已经冻死了。谢谢！”

突然，他哆嗦了一下，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盯着我说：“那时她又将会怎么样啊？我的天啊！……”

他望着内屋黑洞洞的门，又快又轻地说：“你瞧，她是个病人。她的儿子——一个音乐家，在莫斯科用枪自杀了。可是她一直在等他回来，已经等了两年，几乎……”

后来我们在喝茶的时候，他讲了他们的故事，虽然语无伦次，但并非茶余饭后的闲谈。他说这个女人是一个地主，他自己是历史教师，给她儿子做家教，爱上了她，她离开了丈夫——一个德国人，男爵，在歌剧院演戏。他们俩生活得很好，虽然她前夫想尽法子来破坏她的生活。

他讲的时候，眯起眼睛，紧张地盯着什么东西——厨房又黑又脏，火炉旁边的地板也已经腐烂了。他喝着热茶，脸上起了皱纹，一对圆眼睛惊恐地眨巴着。

“你是谁？”他再一次问我，“对了，你是面包坊工人。奇怪。不像。这是怎么回事？”

他语气平静，却像一只被捕获的兔子，用疑虑的眼光望着我。

我简要地谈了自己的情况。

“原来这样，嗯？”他轻轻地表示了惊讶，“是的，是这样的……’

他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他问：“你知道《丑小鸭》这个童话吗？读过吗？”

他的脸色变了，他带着愤怒声嘶力竭地说开了，简直在尖叫——这使我吃惊。

“这个童话是挺诱人的！我在你这样的年纪也曾想过：我是不是一只天鹅。可是你瞧……我本该进神学院，却进了大学。我父亲是个神甫，他不要我了。我在巴黎研究人类灾难深重的历史——进化史。不错，我写过文章。可怎么竟落得这样，唉！……”

他屁股在椅子上猛地抬了一下，又细听了听屋里的动静，接着说：“进化——这是为了自我安慰捏造出来的！生活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奴役，就没有进步。没有多数服从少数，人类就会停滞不前。我们希望改善生活、减轻劳动，结果只会使生活更困难，劳动更沉重。工厂和机器就是为了造更多更多的机器——这真是愚蠢的想法！工人越来越多，可是只有生产粮食的农民才是必要的。粮食才是一切，才应该用劳动从自然界索取。谁的需要越少，他就越幸福；谁希望的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也许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的，正是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想法，而且他说得那么尖锐，那么直白。他兴奋得尖叫了一声，然后用胆怯的目光盯着那扇通往内室的门。门是开着的，他听了一会儿，里面仍然没有动静。于是他又继续轻声地说，几乎带着怒气：“你要明白，每个人需要的并不多，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

他谈起女人来，声音很低，语气很神秘，用了一些我从未听说的词和我从未读过的诗——他突然变成小偷巴什金了。

“贝亚德、霏娅米诺、劳拉[18]、妮农[19]——”他轻轻地说出一些我不熟悉的名字，讲了一些国王、诗人的恋爱故事，背诵了一些法国诗句，背诵时还用他裸露到胳膊肘的那只单薄的手打着拍子。

“爱情和饥饿统治世界——”我听着他热情的低吟，就想起这话是《沙皇就是饥饿》这本革命小册子的副标题——使他的这句话在我的思想里具有特别的分量。

“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种思想使我震惊！

早上我离开厨房时，墙上的小挂钟指着六点零几分。晨色苍茫，我踏着积雪的坡地，听着风雪的吼声，想起这个穷困潦倒的教师的愤怒尖叫，我觉得他的话如鲠在喉，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愿回面包坊，不愿看见人，所以就在鞑靼区的大街小巷徘徊，甚至不顾肩上落了一层冰雪。我徘徊到天大亮，这时市民的身影已经开始在波浪起伏的雪堆中间浮现。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教师，也不愿意见到他。可是我多次听到过关于生活无意义、劳动无益处的言论。说这种话的有目不识丁、云游四海的僧人，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以及文化程度高的人。一个堪称神学大师的僧侣，一个制造炸『药』的化学家，一个信仰新活力论的生物学家，此外还有许多人，都发表过这种言论。不过，他们的这些思想已经不像我第一次听到时那样使我目瞪口呆了。

大约两年前，也就是在第一次听到这种言论三十多年以后，我意外地从一个老朋友——一个工人嘴里听到了几乎用同样词句说出的同样思想。

有一次，我跟他“谈心”。他带着苦笑自称为“政治内行”，就是此人以也许只有俄国人才具有的大胆和直率对我说：“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我什么也不需要。科学院、科学、飞机——所有这些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再就是——一个娘儿们，我可以在需要时亲吻她，她也用心灵和肉体忠诚地报答我——如此而已！你是按知识分子的方式想问题的，你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你中毒了。你把思想看得比活人还高贵。你是不是也像犹太佬那样认为‘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20]呢？”

“犹太人可不是这样想的……”

“鬼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这个摸不透的民族！”他回答说，随手把烟头扔到河里，注视着它漂走。那是个秋天的月夜，我们坐在涅瓦河街一条花岗石长凳上，两个人都被白天无益的奔忙累得筋疲力尽。在白天，我们坚持想做点儿什么有益的好事，但没有成功。

“你跟我们在一起，但不是我们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继续低声思考着说，“知识分子就喜欢杞人忧天。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参加造反。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也是个唯心主义者，因而为了上天堂的事而造反。所有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他们为实现乌托邦造反。唯心主义者造反了，废物、坏蛋、流氓，各种各样的人也都跟他们一伙——这些人心怀不满，他们看到生活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工人起义是为了革命，他们需要正确分配劳动工具和产品。彻底夺取政权之后，你以为他们会赞同国家？绝不会的！他们全都会各奔西东，各自为自己找个安静的角落……

“你说到机器吗？机器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绞索拉得更紧，把我们捆缚得更牢。不！应该解除多余的劳动。人都希望安静，工厂和科学不能给人安静。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要是我仅仅需要一间小房子，为什么要去建一座大城市呢？哪里居民成堆，哪里就得又是自来水，又是下水道，又是电。你试试，不要这些，生活该多轻松！我们这里多余的东西太多了！这全是知识分子搞的，所以我说，知识分子是害群之马。”

我说了，谁也不能像我们俄国人这样彻底、这样坚决地否定生活的意义了。

“我们是精神上最自由的民族，”对方淡然一笑，继续说，“不过，你别生气。我的论断是正确的，我们的千百万人民是这样想的，只是他们没能说出来……生活应该弄得简单些，它才能对人们宽松些……”

这个工人从来也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也没有表现出兴趣——我十分了解他的思想变化。

跟他谈话以后，我不由得想：要是千百万俄国人真是仅仅因为内心深处希望摆脱劳动才忍受革命的艰难困苦呢？最少的劳动——最多的享受——这想法，像一切不可实现的幻想一样，像一切乌托邦一样，倒是挺有诱惑力的。

于是我记起了亨利·易卜生[21]的诗句：
我绝对不是保守主义者！
我始终还是以前那个人，
我愿意把全局通通打乱，
不喜欢一步一步地走棋。
记得世上只有一次革命，
比后来的每次革命聪明，
它能把人类的一切冲毁，
这是指那次滔天的洪水。
那次魔鬼没有完全得逞，
方舟救了诺亚全家性命，
人类万物重新繁衍生息，
完人诺亚成了世界主人。
要是你能做得光明正大，
此事我不拒绝给予协助，
你努力引来滔天的洪水，
我乐意方舟下布置水雷。

【第三节】

杰连科夫的店铺只有微薄的收入，而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业”越来越多。
“是该想点儿法子了。”安德烈一边忧虑地摸着胡须说，一边抱歉地微笑，深沉地叹气。
我觉得他这个人把自己帮助别人当成一种无期劳役，尽管他甘心接受这种惩罚，但有时候感到力不从心。我不止一次用不同的话问他：“你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看来他没听懂我的问话，把“因为什么”听成“为了什么”，回答时他用书上那些空泛含糊的词句来讲人民的苦难生活，讲教育和知识的必要性。
“嗯，人们希望获得知识、寻求知识吗？”
“当然是啦！你不是也希望吗？”
不错，我是希望，但我想起了历史教师的话：“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十七岁的人交谈这种尖锐的思想，是有害的。由于这种交谈，尖锐的思想变得迟钝无力，而交谈者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我开始发觉，人们爱听有趣的故事，是因为故事能使他们忘掉艰难但已习惯的生活。故事里虚构的成分越多，人们就更爱听。书中如果有许多美丽的虚构，它就是最有趣的书。这种怪现象经常引起我的注意。总之，我感到莫名其妙，如坠云里雾中。

杰连科夫想开一个面包店。记得我当时仔细计算过：做这个生意，每卢布周转一次至少可以赚三十五戈比。他要我担任面包师的“助手”，同时以“自家人”的身份监督外请的面包师，使他们不偷面粉、鸡蛋、乳油和制成品——面包。

于是我从肮脏的大地下室搬到这个比较清洁的小地下室来了，关心清洁正是我的责任。我眼前这儿不是四十人的大班子，而是只有一个伙伴：这个人两鬓斑白，有两只沉思的黑眼睛和一张像鲈鱼嘴一样小的、奇怪的嘴，肥厚的嘴唇半闭着微微往上翘，好像他正在心里跟谁亲吻似的。他眼睛深处闪现出嘲弄人的神气。

他当然偷，干活儿的头一天夜里就把十个鸡蛋、约三俄斤面粉和一大块乳油另外搁到一旁。

“这是干吗用的？”

“这是给一个姑娘的。”他友好地说，又皱着鼻梁补充了一句，“一个挺——挺好的姑娘！”

我试着说服他，偷是犯罪行为。不知道是我的口才欠缺，还是因为我也不那么相信自己的论据，我的话并未收到效果。

面包师在里边盛有生面团的箱子上躺着，眼睛望着窗外的星星，用惊讶的口气嘟哝说：“他竟教训我！第一次见面就装模作样训人！论年纪我比你大三倍哩。真好笑！……”

他观察完星星后，才问我：“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在谁那儿干过？是谢苗诺夫那儿？就是闹暴动的那个地方？是这样。那就是说，我梦见过你……”

几天以后，我发现这个人很能睡觉，睡多久都行，也不在意什么睡姿，甚至站在那儿靠着铁锨也能睡。他入睡的时候，微微扬起眉毛，脸上做着怪相，露出讥讽、惊讶的表情。他喜爱的话题就是关于宝藏和做梦的故事。他自信而又认真地说：“我能看到地里面。地像一张大馅饼，里面装满了财宝：钱一锅一锅的，珍宝一箱一箱的、一罐一罐的，到处都埋着铁。有好几次，我梦见了一个熟悉的地方，比方说一个澡堂吧。墙角下就埋着一箱银制厨具。醒来后，我当然去挖。挖了一俄尺半，我一看，原来是煤块和一个死狗的头骨。你看，这就是我找到的东西！……突然哗啦一声，玻璃窗被碰碎了。一个女人疯狂地大喊起来：‘来人呀，抓小偷呀！’我当然跑掉了，要不就会遭一顿毒打。真好笑！”

我常常听他说：“真好笑！”但伊凡·科兹米奇·卢托宁自己这时并不发笑，只是似有笑意地眯起眼睛，他甚至皱起了鼻梁，张大鼻孔。

他的梦并没有什么稀奇的，跟现实生活一样枯燥和荒唐。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兴致勃勃地讲自己的梦，而对他周围的真人真事却没有兴趣。

一天，一件事轰动了全城：一个大茶商的女儿因被迫出嫁，刚过门就用枪『自杀』了。一大群青年、好几千人，跟在灵柩后面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她墓前发表演讲，警察驱赶他们。面包坊旁边的那个店铺里，大家又在高声谈论这场悲剧，店铺后面的那个房间又挤满了大学生。愤怒的说话声、尖锐的言辞传到我们地下室来。

“这个姑娘小时候挨的打太少！”卢托宁说，紧接着他告诉我，“我仿佛正在池塘里捉鲫鱼。突然一个警察过来说：‘住手！你好大胆！’我没处逃跑，急得往水里一钻，就醒来了……”

虽说现实生活远远被抛在他的注意范围以外，但他很快就感觉到面包店有点儿不同寻常：在店里做买卖的是两个不会经商只爱读书的年轻姑娘——老板的妹妹和他妹妹的朋友，后者大高个儿，红脸庞上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常来这儿的是大学生，他们长时间地待在店铺后面那间房子里，或大声说话，或窃窃私语。老板不常来店里，而我这个做“助手”的，好像成了面包店总管。

“你是老板的亲戚吗？”卢托宁问我，“也许他想招你做妹夫吧？不是吗？真好笑！大学生干吗到这儿来胡闹呢？是来找小姐的吧？对了，也许是的……虽说两位小姐并不太漂亮，并不怎么有味……穷大学生嘛，看来他们吃面包的劲头比找小姐的劲头还大哩……”

几乎每天清早五六点钟的时候，一个短腿的姑娘来到面包坊窗外的街道上，她的模样像一个装满一些西瓜的布袋子，整个身子又像是由一些大小不同的半球体组成。当她两只光脚出现在地下室的窗前时，就听见她一面打着哈欠一面喊面包师的名字：“瓦尼亚[22]！”

她戴着一块花头巾，头巾下面露出淡黄色的鬈发，像一个个小圆圈，飘落在她红润、圆鼓鼓的面颊和低矮的前额上，轻拂着睡意蒙眬的眼睛。她懒洋洋地用两只小手抹去脸上的头发，手指可笑地伸开，像刚生下来的婴儿。真有意思，跟这样的小姑娘能谈些什么呢！我叫醒面包师，他问姑娘：“你来了？”
“你不是看见了嘛！”
“你睡过啦？”
“当然！”
“梦见什么了？”
“不记得了。”

城市静悄悄的，只听到清道夫的扫帚在地上刷刷地响，刚醒的麻雀在唧唧喳喳地叫。朝阳穿透住家的窗玻璃射进暖和和的光线，像这样美好的早晨——一天中的“启蒙时段”，我是很喜欢的。面包师从地下室窗口伸出他那只毛茸茸的手，抚摸着姑娘的双腿，姑娘顺从地接受他的抚摸，但毫无表情，没有微笑，眨巴着绵羊般的眼睛。
“彼什科夫，把奶油面包取出来，时候到了！”

我把烘面包的铁片从炉子里取出来，面包师从上面抓起十来个小奶油饼、面包卷、小圆面包，抛到姑娘兜起的裙子里。姑娘拿起一张滚烫的小奶油饼，两个手掌来回地换着，然后送到嘴边，用黄色的羊牙齿咬，烫得生气地哼着，像羊一样叫着。

面包师欣赏着她，说：“把裙襟放下去，你这不害臊的小妞！”

姑娘离开时，他在我面前夸耀：“你看见了吗？一只未产羔的小绵羊，满头的鬈发。老弟，我洁身自好，不跟女人们同居，只跟姑娘们相好。这是我的第十三个啦，是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听着他这些十分得意的话，我心里问自己：“我也要这样生活吗？”

我从炉子里取出论斤卖的白面包，这些大圆面包有十一二个，我把它们放到一个长托盘里，匆忙送到杰连科夫的店铺。转身回来以后，我再装满两普特重的一篮普通面包和奶油面包，跑到神学院，好让大学生们能赶上喝早茶。我站在神学院大饭厅的门口，供应大学生们面包，有的“记账”，有的“付现款”。我站着听他们关于托尔斯泰的争论，神学院教授中有一位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死对头，他姓古谢夫。有时候我的面包篮子底下藏着几本小书，我必须把它们偷偷塞到某个大学生手里；有时候大学生们也把书或者便条藏到我的篮子里。

我每月要去“疯人院”一次，这段路比去神学院更远一点儿。精神病专家别赫捷列夫就地用病人做实例给大学生讲课。有一次，他给大学生看一个“夸大狂”病患者。这个病人来到教室门口。他高高的个子，穿着白色的病号服，头上戴一顶像长袜一样的圆筒高帽。我见了不由得嘿嘿笑了一声。可是他忽然在我身边停住，瞪着眼看了一下我的脸，把我吓得直往旁边躲闪——他乌黑的目光像一把锋利炽热的尖刀刺到我心上。当别赫捷列夫捋着胡子彬彬有礼地跟病人交谈时，我悄悄用手掌摩挲自己的脸，好像脸被煤灰烫着了。

病人说话的声音很低沉。他好像要求什么，从大白褂的袖筒里威严地伸出那只长长的手——连手指也是长长的。我觉得他的整个身体是奇怪的长，无止境地伸长，以至他可以原地不动用这只黑色的手伸到我的身上，抓住我的喉咙。在他那颧骨突出的脸上，深深陷进两个昏暗的眼窝，一双黑眼睛威严可怕地射出刺人的光芒。二十来个大学生仔细观看着这个戴着奇怪高帽的病人——少数几个在微笑，多数在聚精会神，忧心忡忡。跟这个病人炽热的眼睛相比，他们的眼睛就非常平常了。病人的模样是可怕的，同时他身上确实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

在大学生们死一般的沉默当中，这位教授讲话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教授的每一个问题都引起病人低沉可怕的喊叫。这喊叫好像来自地板，来自死寂的白墙。病人的举止像大主教那样的缓慢和庄严。

这天夜里，我写了一首描写“躁狂病人”的诗，把这个“夸大狂”称作“王中之王”“上帝的朋友和军师”。他的形象久久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打扰我的生活。

我晚上六点开始工作，差不多直到第二天中午才休息，午后我睡觉。所以只有在工作的空隙，就是这一团面刚刚揉好而另一团面还需要等到发酵的“空隙”，或者在把面包放进炉里以后，我才能读点儿书。我渐渐摸到这门手艺的诀窍，面包师的工作随之越来越少。他带着惊讶、亲切地“教训”我：“你能干，过一两年，你就当面包师了。真好笑。你还太年轻，人家不会听你的，不会尊重你的。”

他对我如此爱读书的喜好持不赞成态度。

“你别再读了，去睡吧！”他这样关心地劝我，但从来不问我读的是什么书。

一个又一个梦，幻想地下的财宝，再就是那个又圆又矮的姑娘——占据了他全部的身心。姑娘也常夜里来，那时他就把姑娘领到过道里放的一袋袋面粉堆上。要是冷天，他就皱巴起鼻梁对我说：“你出去半个钟头吧！”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想：“这种恋爱法，跟书上写的太不一样了！……”

店铺后面的小房间里住着老板的妹妹，我常常替她烧茶炊，但尽量少跟她见面，因为跟她在一块儿令我感到很局促。她那孩子般的眼睛老是那么令人难堪地看着我，就跟最初几次见面时那样。我怀疑她眼睛的深处含着一种笑，而且觉得这是一种嘲弄人的笑。

由于我用力过大，动作显得很笨。面包师观察我搬运五普特重面袋的动作，遗憾地对我说：“你的力气能抵三个人，可是一点儿巧劲儿也没有。虽说你个子高，但还是一头笨牛……”

虽然我读了不少书，喜欢读诗，而且也开始写诗，可是我愿意用自己的话来说来写。我知道自己的话生硬、尖锐，但我觉得只有用这种话才能表达出我十分纷『乱』的思想。有时为了抗议那些跟我格格不入、使我愤慨的某种东西，我就故意把话说得粗鲁难听。

我的“老师”中间有一个数学系大学生，他责备我说：“鬼知道你是怎么说话的。你用的不是词句，而是秤砣，是枪炮……”

一般说来，我也不喜欢自己，这像少年们常见的那样，总觉得自己粗鲁可笑。我的颧骨突出，脸像卡尔梅克人，说话时嗓子不听使唤。

可是老板的妹妹动作过分的轻快灵便，像凌空的燕子。我甚至觉得她的轻便动作跟她那又圆又软的身材很不协调。她的手势和走路的姿态有点儿不真实，有点儿做作。她说话声音欢快，笑声不断。听到这种响亮的笑声，我就想，她是想让我忘记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情景。可是我不愿意忘记她当时的样子——我珍视那次不寻常的发现。我能肯定：那次发现的不寻常现象，是可能的，是存在的。

她有时候问我：“你在读什么书啊？”
我用反问简单回答她：“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有一次，面包师正在爱抚着他的短腿姑娘，他用陶醉的声音对我说：“你出去一下。喂！你去找老板的妹妹去，干吗要错过机会呀？连大学生们都……”

我告诉他，要是他再说这类话，我就要用秤砣砸碎他的脑袋。说完，我就去了过道里堆面粉的地方。透过闭得不严实的门缝我听到面包师的声音：“我干吗要跟他生气？他吃饱了书，像疯子一样生活……”

过道里老鼠在吱吱地乱叫乱闹，面包作坊里，短腿的姑娘叫着、哼着。我来到院子里，细雨懒洋洋地、几乎无声无息地下着。但我还是感到心里憋闷，空气里弥漫着焦煳味——树林着火了。时间早已是后半夜了。面包店对面屋子的几个窗户敞开着，那些房间里灯光暗淡，人们在合唱：
瓦尔拉米是圣徒，
圣像头上有光环。
他脸上露出微笑，
从上面俯视姑娘，
啊……

我努力设想玛丽亚也躺在我的双膝上，就像面包师的姑娘躺在他的双膝上。可是我全身心地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怕的。

通宵达旦，
又喝又唱。
那种事啊！
他也在干，
啊……

合唱中厚重的低音“啊”特别显得有劲儿。我两只手支撑在双膝上，弯起身朝一个窗口望去：透过窗帘的花边，我看到一个像空洞一样的四方形房间，一盏带蓝色灯罩的小灯照着灰色的墙壁。一个姑娘面对窗户，坐在灯前写信。你看，她抬起了头，用红笔杆把落到鬓角的一绺头发挑开，眼睛眯缝着，脸儿微笑着。她慢慢地叠好信，装到信封里，用舌头舔着封口把信封上，然后把信扔在桌上，用她那比我小指还小的食指狠狠地指着它，但又重新拿起信，皱着眉头把信封拆开，读着，又装进另一个信封，封好，伏在桌上写好地址，举着信在头上挥动，像在摇一面小白旗。她转着圈儿、拍着手，走到放着床的屋角，随后又从那里走出——这时她已经脱去了短上衣，露出了像酥油面包似的圆肩膀。她从桌子上拿起灯，又隐没在屋角里了。当你观察一个人单独行动时，这个人就像一个疯子。我在院子里来回走着，心里想，这个姑娘一个人在自己的小屋里过的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生活！

然而当一个棕黄色头发的大学生来找她，并且压低嗓子几乎用耳语跟她说些什么的时候，她身子战战兢兢，人变得更小了，羞怯地望着他，把手藏到背后或者桌子下面。我不喜欢这个棕黄色头发的大学生，很不喜欢。

短腿姑娘紧裹着头巾，摇摇晃晃，从里面走出来，嘟哝着说：“进作坊里去吧！”

面包师从箱子里往外掏着面团，对我讲述他的情人是多么体贴人，多么有耐力，而我却在想：“我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甚至觉得，我会在附近屋角的什么地方遭到不幸。

面包店的生意这样好，以至杰连科夫想再找一处比较大的面包作坊，并添加一个助手。这是好事，因为我的工作太累，常累得我头昏眼花。

“在新作坊里，你将做助手领头了。”面包师向我许愿说，“我去说，应该给你每月十卢布的工钱才是。”

我心里明白，他有我这个助手领头，对他是有利的，因为他不爱干活儿，我却乐意干。疲劳对我有好处，疲劳能扑灭“心火”，抑制强烈的性欲。但是疲劳不允许读书。

“你不读书了，这是好事，让耗子去啃书吧！”面包师说，“难道你没有做过梦？看来你做过梦，你只是不说罢了！真好笑！把梦里的事讲出来很安全，丝毫用不着担心害怕……”

他对我很和蔼，甚至尊重我。或者他怕我，像怕主人的心腹，虽说这并未妨碍他“正常地”偷作坊的面包。

我的外祖母死了。这不幸的消息，我是在她安葬七周后才从一个表兄弟的来信中知道的。那封简短的、没有加标点的信里说，外祖母在教堂门口讨施舍的时候，在门廊上跌了一跤，摔折了一条腿。到第八天，她得了“丹毒病”。后来我又听说，我的两个表兄弟和一个表姐，还有表姐的孩子们——这些健康的年轻人，居然也来连累老太太，吃她讨来的施舍。这些缺心肝的人们居然想不起来给她请医生。

信里这样写道：
她埋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公墓 我们全家的人给她送葬 还有叫花子 他们爱她都哭了 外祖父也哭了 他撵走了我们 他一个人留在墓旁 我们从矮树林子里看着他哭 他也快要死了

我没有哭，只记得当时像受到寒风袭击，浑身冰冷。那天夜里，我坐在院子里的柴火堆上，真的很想跟谁说说我的外祖母——所有人的妈妈。她是多么的良善和聪明啊！这个强烈而痛苦的愿望久久缠绕心头，但我找不到可以诉说的人。这个火一般的愿望就这样烧没了。

许多年以后，当我读了契诃夫关于马车夫那篇十分真实的短篇小说以后，我又想起了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个马车夫跟马诉说了他儿子的死。遗憾的是，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我身边没有马，连狗也没有，作坊里老鼠倒有很多，而且我和他们相处得十分友好，我也未曾想到去跟老鼠分担我的痛苦。

警长尼基福雷奇开始像老鹰那样在我周围盘旋了。他身材匀称、结实，满头的银发，浓密整齐的胡须。他看着我时，像在看圣诞节前宰了的鹅一样，还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巴。

“我听说你爱读书？”他问道，“到底是什么书呀？比如说《圣徒传》还是《圣经》呢？”
“我读过《圣经》，也读过一些《圣徒传》。”
这使尼基福雷奇感到惊讶，显然把他搞糊涂了。
“真的吗？读书，当然很好嘛！那么你也读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吗？”
我也读托尔斯泰的书，但可惜不是这个警察感兴趣的那些作品。
“你读的，可以说是些大家都读的普通书，据说他在几个作品里大反神甫，这些书你倒可以读读！”
“这几个作品”我也读过，是用胶版印刷的。不过我觉得这些书枯燥无味，而且我也知道，不应该跟警察谈论它们。

经过几次在街上的边走边谈以后，这个老头儿开始正式邀请我了：“去我亭子里喝点儿茶吧！”
我当然明白他的用意，但是我愿意去他那里。我跟一些明白人商量过，大家认为：如果我谢绝这个警察的邀请，这会加深他对面包作坊的怀疑。

于是我来尼基福雷奇这儿做客了。他住的这个小亭子，俄式炉子占了三分之一的地方，另外三分之一用一块印花布帘隔着，那里放着一个双人床，床上叠放着一些带大红布套的枕头，剩下的三分之一地方摆放着一个碗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条放在窗旁边的长板凳。尼基福雷奇解开了制服的纽扣，坐在长板凳上，他的身子遮住了这唯一一扇小窗户。他妻子坐在我身边——一个二十来岁胸部丰满的少妇，粉红的脸上长着两只凶狠的眼睛，眼睛的颜色很奇怪，黑里透蓝。她鲜红的嘴唇撒娇似的撅着，说话的声音干巴得像在生气。

“我知道，”警察说，“我的教女谢克列捷娅常去你们面包坊——这个放荡卑鄙的小妞。所有的娘儿们都卑鄙下流！”
“所有的？”他妻子问他。
“没有一个不是！”尼基福雷奇坚决地加以肯定，把胸前的奖章摇晃得当当响，像马摇晃着鞍辔的铃铛。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津津有味地重复说：“从最下等的街妓……甚至到女皇们，都放荡下流！《圣经》里那位示巴女王穿越沙漠去两千俄里外所罗门王那里，就是为了放荡淫乱。叶卡捷琳娜女皇虽说号称大帝，也……”

他详细讲述了一个锅炉工的故事，说此人跟一个女皇睡了一夜，获得了从军士到将军的全部军衔。他妻子注意地听着，舔舔嘴唇，并且在桌子下用脚碰我的脚。尼基福雷奇说话非常流利，用语很风趣，而且在我不知不觉中转换了话题：“就说那个一年级大学生普列特尼奥夫吧。”
他妻子叹了一口气，插了一句：“他不漂亮，可人好！”
“谁？”
“普列特尼奥夫先生。”
“第一，他不是先生，他毕业以后才能成为先生。目前他还只是个大学生，这种人我们有成千上万。第二，什么叫作好？”
“他活泼、年轻。”
“第一，戏台上的小丑也活泼……”
“小丑装活泼是为了赚钱。”
“住嘴！第二，老公狗，常常顶得上小狗崽……”
“小丑像猴子……”
“可是我叫你住嘴！你听见了吗？”
“听见啦。”
“就得这样……”

尼基福雷奇压服了妻子后反而向我建议：“对啦！你可以跟普列特尼奥夫认识，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因为他可能不止一次在街上看见我跟普列特奥尼夫在一块儿，所以我说：“我们已经认识。”

“是吗？那么……”他的话音显得有点儿不快，他猛然活动着身子，奖章叮当作响。我警觉起来了，我知道普列特尼奥夫正在用胶版印刷某种传单。

他妻子用脚碰我，狡猾地用话激老头儿，老头儿也真像孔雀似的卖弄自己的口才。他妻子的恶作剧妨碍我听话。我竟又没有发觉他什么时候变换了腔调：声音变低了，更像教训人了。

“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你懂吗？”他这样问我，同时瞪着两只圆圆的眼睛看着我的脸，好像被什么吓着了，“你可以把沙皇陛下当作一个大蜘蛛……”

“哎哟！你在说些什么呀！”女人大叫了一声。

“你给我住口！蠢婆娘！我这样说是为了明白易懂，不是为了诽谤。你这匹母马，给我收拾茶炊去……”

他皱起眉毛，眯起眼睛，继续用教训的口吻说：“这条看不见的线，就像个精密织成的蜘蛛网，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皇帝陛下这颗心脏出发，类似的线通过各部大臣老爷们，通过省长大人和各级官吏，一直连接到我，甚至连接到最后一个大兵。这条线无所不通，这个网无所不包，它像座无形的堡垒，维持着沙皇千秋万代的统治。可是，那些被英国女王收买的波兰人、犹太佬和俄国人到处在想方设法破坏这条线，好像他们是为了人民似的。”

他隔着桌子向我俯着身子，小声威胁我，说：“明白了吗？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对你说这个？你的面包师夸奖你，说你是个好小子，聪明正直，又是一个人生活。可是你们面包店总有大学生去鬼混，每天晚上还长时间待在杰连科夫的妹妹那儿。要是一个人，事情就很明白。但要是很多人呢？我不是反对大学生。他今天是大学生，明天就会是检察长的同事。大学生们是好人，只是他们太爱出风头了，沙皇的敌人又在唆使他们！你懂吗？我还要告诉你……”

可是他没有来得及告诉我，门就大开了，进来一个红鼻子的小老头儿，鬈发上系着一条细皮带，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而且已经喝醉了。

“咱们下盘跳棋吧？”他兴冲冲地问，脸上立刻显露出滑稽的神气。

“这是我岳父。”尼基福雷奇沉着脸说，露出懊恼的样子。

几分钟后，我告辞了。狡猾调皮的少妇送我出来，在关门的时候拧了我一把，说：“多红的云彩，像一团火！……”
天上只有一小片金黄色的云朵，而且正在消失。

我本不愿意惹我的老师们生气，然而我还是要说：这个警察对我讲解国家机器的构造比他们讲得更透彻、更清楚。一个什么地方坐着一只大蜘蛛，从它那里伸出一条条“看不见的线”，维系和控制着全部的社会生活。我很快就学会到处触『摸』这蜘蛛网上的那些线圈了。

深夜，老板的妹妹关上店门，把我叫到跟前，认真地说，她受委托来了解警长跟我谈了些什么。

“哎哟，我的上帝！”她听完我详细的报告后，惊恐地叫了一声，接着就像耗子一样，从房子的这一角走到另一角，急得直摇头，“怎么，面包师没有向你打听什么吗？要知道他的情妇是尼基福雷奇的亲戚，你知道吗？应该把他撵走。”

我靠着门框站在那儿，皱紧眉头望着她。她说“情妇”这个词儿似乎太随便了，使我感到不快。她要撵走面包师的决定——我也不喜欢。

“你要多加小心。”她说。像往常一样，她那死盯住我不放的眼光使我感到尴尬，好像这眼光在问我无法知道的事情。

突然她在我眼前站住了，把两只手藏到背后。

“你因为什么总是这样闷闷不乐？”

“不久前我外祖母死了。”

这好像引起了她的兴趣，微笑着问我：“你很爱你外祖母吗？”

“是的。你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

我走了，当天夜里写了一首诗，我记得诗里有这样一行语气坚决的句子：“你不是你想成为的那种人！”

后来，店铺里决定，让大学生们尽可能少来面包店。由于见不到他们，我几乎不再有机会向他们请教书里不明白的问题，于是开始把那些引起我兴趣的问题记在笔记里。但是有一次，我困倦得在笔记本旁边睡着了，面包师读了我写的笔记。他把我叫醒来，问：“你这是写的什么？‘加里波第为何不赶走国王呢？……’加里波第是什么人？难道可以赶走国王吗？”

他生气地把笔记本扔到面粉箱上，钻进了炉膛，在那里嘟哝着：“请你说，他真的应该撵走国王？真好笑。你要扔掉这些想法！读书人呀！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们像抓老鼠似的抓这些读书人，的确是这样。就是没有这些想法，尼基福雷奇也已经对你感兴趣了。你还是不要去撵国王了吧，国王可不是和平鸽子。”

他怀着好心对我说，我却不能按我的愿望回答他，因为我被禁止跟面包师谈论“危险话题”。

【第四节】

城里暗地里流传着一本激动人心的小书，人们读着，争吵着。我请求兽医拉夫罗夫找给我读，但他失望地对我说：“不，老弟，不要光等了！看来近几天会在某个地方组织读这本书，也许我领你去……”

圣母升天节[23]那一天，我漫步阿尔斯克郊野。透过夜色，我看见拉夫罗夫的背影，他在我前面百余米的地方走着。郊野空荡荡的，但我还是“警觉地”走着，如拉夫罗夫所交代的那样，吹着口哨，哼着小调，装作一个“半醉的工人”。我头上一块块黑云在缓缓浮动，黑云与黑云之间滚动着金色的月球，阴影笼罩大地，水坑闪着银光或钢的寒光。身后，喀山城发出愤怒的鸣笛声。

我的领路人在神学院后面一座花园的围墙下停住了，我急忙赶上他。我们默默地爬过围墙，在杂草丛生的园子里走着，时时碰着树枝，大滴的水珠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一所房子的墙边停下来，轻轻地敲着紧闭的窗户板。一个大胡子的人打开窗户，我看见他背后一片黑暗，听不见一点儿声音。
“谁？”
“雅科夫派来的。”
“爬进来。”

漆黑中，我感觉屋里来了许多人，能听到衣服和脚步的刷刷声、轻轻的咳嗽声、耳语声。有人划了一根火柴，火光照到我脸上，我看见靠墙的地板上有几个黑影。

“都到了吗？”
“挂好窗帘，不让光线透出去。”
有人生气地大声说：“哪位聪明人竟然能想到把我们召集到这个不住人的房屋里来？”
“安静！”

有人在屋的一角点燃了一盏小灯。房子里很空，没有家具，只有两个箱子，上面放一块板子，板子上坐着五个人，像五只寒鸦栖在一面篱笆墙上，一个挨着一个。灯也放在由“神甫”摆好的一个箱子上。靠四面墙壁的地上还坐着三个人，窗台上坐着一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很瘦，脸色苍白。除了这个青年和那个大胡子，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大胡子用他的低嗓音说，他将给大家读一本小册子，书名叫《我们的意见分歧》，作者是原“民粹党人”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24]。

黑暗中有人在地板上低声起哄：“我们知道！”

神秘的氛围使我感到兴奋：神秘的诗是最高深的诗。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在教堂里做晨祷的信徒，还联想起头一批基督教徒的地下避难所——地下经堂。那一位略带嘶哑的低嗓音清晰地朗读着，这嗓音响彻整个房间。

“胡说！”屋角那个人又在起哄了。

黑暗中，一个铜器在闪光，若隐若现，神秘莫测，使人联想起罗马武士的头盔。我猜想这铜器是火炉的通风口。

房间里嗡嗡地响着压低嗓子的说话声，汇成一片乱糟糟的词句，也分不清谁在说些什么。我头上有人在窗台上大声讥讽地问：“我们是不是开始念呀？”

这话是那个头发长、脸色苍白的青年人说的。大家又静下来，只听得见朗读人低沉的嗓音。人们擦燃火柴，点起烟卷。闪亮的红光照出一副副沉思的面孔——有的眯缝着眼睛，有的把眼睛瞪得很大。

念的时间实在太长，我却听得疲倦了，虽然我喜欢那些尖锐犀利的言辞，它们流畅而通俗地表达出了具有说服力的思想。

突然，念小册子的低沉嗓音意外地停了，房间里立刻充满各种愤怒的叫声：“叛徒！”

“一把铜喇叭，胡吹一气……”

“这是玷污英雄们的鲜血。”

“在格涅拉洛夫[25]和乌里扬诺夫[26]受绞刑以后竟……”

从窗台上又响起那个青年的声音：“先生们，能不能用严肃的辩论来代替谩骂呢？”

我不爱争论，也不善于听别人争论，我很难听得懂那些言辞闪烁、思路不清的激烈辩论，而辩论者『露』骨的自尊心常常使我生气。

那青年从窗台俯身问我：“你是面包工人彼什科夫吗？我是费多谢耶夫。我们应该交朋友。老实说，这里没什么意思。这种闹哄哄的争吵——很久才能结束，但好处很少。咱们走吧？”

我听说过这个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青年小组的负责人。我很喜欢他苍白的但表情丰富的面孔和那双深沉的眼睛。

我们俩在阿尔斯克郊野上同行。一路上他问我在工人中有没有朋友，问我读什么书，有没有空闲时间，以及其他。他说：“我听说过你的那个面包店，很奇怪你竟干这种无聊的活儿。你这是为了什么？”

从某一个时候起我自己也感觉不应该干这种活儿，也就这样向他说了。我的话使他高兴，他紧握着我的手，露出明显的笑意，告诉我，他后天要去外地住三个来星期，回来后再通知我相会的方式和地点。

面包店的生意很兴旺，我个人的情况却越来越糟。搬来新作坊以后，我身上的责任更重了。我得在作坊里干活儿，我得给一些住户送面包，给神学院送，给“贵族小姐寄宿中学”送。这些小姐趁着从我篮子里挑选甜面包的时机，偷偷塞进一些要转递的便条。我常常在这些美丽的纸条上吃惊地读到用半大孩子笔迹写的一些无耻下流的话。我觉得自己非常奇怪，每当这群衣着整洁、眉清目秀的小姐们围着我的篮子嘻嘻哈哈，滑稽地做着鬼脸、用那红润的小手翻腾一大堆面包时，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望着她们，并且想尽量猜出是哪些人写这些无耻的便条，也许小姐们并不明白里面不光彩的内容吧。于是我联想起“烟花馆”，心想：“莫非‘烟花馆’里也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伸展到这里？”

她们当中有一个黑发女郎，丰满的胸脯高耸着，留着一条黑色的大辫子，在走廊上拦住我，慌忙地轻轻说：“如果你能把这个条按地址送到，我给你十戈比。”

她温柔的黑眼睛噙着泪花。她望着我，紧紧咬住嘴唇，面颊和耳朵变得通红了。我行为高尚地拒收了这十戈比，拿起了纸条，递到高等法院一个法官的儿子——一个因患肺病面颊红晕的高个子大学生手里。他提出要给我五十戈比，并且默默地、沉思地数出了一把小铜钱。可是当我说了“我不要这个”的时候，他就把铜钱往自己裤兜里塞，但塞的不是地方，这些钱撒落在地板上。他茫然若失地望着这些五戈比、七戈比的铜钱到处滚，使劲儿地摇着双手，把手指关节都摇得嘎嘎响。他困难地喘着气，嘟哝说：“现在怎么办？好，再见吧！我需要想一想……”

我至今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当时非常可怜那位小姐。不久，她就从这所学校消失了。大约十五年后，我见到了她——她在克里木一所中学当教师。她患肺结核，谈起人世间的一切，受害者那种愤愤不平的心情溢于言表。

白天我送面包这份活儿完成后，我就睡觉。天刚刚黑，我就去面包坊干活儿。为了能在前半夜把奶油面包做好送到店里，因为面包店在市剧院附近，散戏后观众会来我们店“抢吃”热腾腾的面包。然后，我再回面包作坊准备论斤卖的大面包和法国式小面包——和面粉、揉面团。十五至二十普特的生面团全凭两只手去揉、和——这可不是轻松活儿啊！然后，我再睡上两三个小时，再出去送面包。这样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但同时，我忍不住要去撒播“合理的、美好的、永恒的东西”。因为我爱交朋友，我还会生动地讲故事，我的生活经历和读书心得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不费多少力气，我就能把普通的事实编成有趣的故事，让那条“看不见的线”巧妙地贯穿其中。我跟克列斯托尼科夫工厂和阿拉富佐夫工厂的一些工人有交往，织布工尼基塔·鲁布佐夫跟我交往最密。他几乎在俄罗斯所有的织布厂干过活儿，是一个不安静的、聪明的老人。

“我来世上五十七年了。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可爱的年轻人，我的一把新梭子啊！”他闷声闷气地说，一双害病的灰眼睛在黑眼镜后面微笑着；两个镜片是用自做的一根铜丝系起来的，这铜丝在他的鼻梁上和耳朵后常常留下一点点绿色的铜锈。工人们叫他“德国佬”，因为他刮胡子时总要在下唇底下留着硬硬的髭须和一把长长的银须。他中等身材，宽胸脯，性格活泼开朗，但难免流露出内心的伤痛。

“我喜欢去马戏团。”他说，向左肩歪斜着他那露出疙瘩的秃脑袋，“你知道怎么样驯马、驯牲口吗？这很令人激动！我佩服地望着牲口，心想：这就是说，人也可以教会它们使用理智。马戏演员用糖块就可以收买牲口，当然，我们在小店里能够买到糖块。我们自己的心灵也需要糖块，这就是爱。就是说，活着要用和善待人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用棍棒。小伙子，你说对吗？”

他自己对人却并不和善，跟人谈话时半轻蔑半嘲笑，辩论时常常三言两语大声反驳，显然是在尽力激怒对方。我是在酒馆喝啤酒时跟他认识的。当时正有人想打他，而且他身上已经挨了两下，我过去把他拉走了。

我们俩在黑暗中走着，细小的秋雨在头上下着。我问他：“把您打痛了吗？”

“啊！这算打？”他满不在乎地说，“慢着，你干吗跟我说话用‘您’？”

从此，我们开始了交往。起初，他常常幽默风趣地讥笑我，可是当我向他讲了“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生活中如何起作用以后，他沉思地惊叹说：“你可不笨，一点儿也不笨！你真行！……”从此他开始像父亲那样对我慈爱，甚至称我的名和父名。

“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亲爱的小兄弟呀！你的想法是对的，但谁也不会信它，没好处……”

“你信不信呢？”

“我一个孤老头儿，无牵无挂，像一条短尾巴的丧家犬。而一般老百姓是带着锁链的看家狗，尾巴像牛蒡草一般长，上面长满许多果实：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而每条狗又都爱自己的窝。他们是不会信你的。我们经历过这种事！那是在莫罗佐夫工厂。谁走在前头，谁脑门就挨打。脑门可不比屁股蛋那样经打。”

当他认识了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的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以后，他的谈话内容开始有些变化。这个患肺病的钳工雅科夫会弹吉他，通晓《圣经》，激烈地攻击与否定上帝。雅科夫在坚决热烈地论证时，不断往四下里吐着带血块的浓痰，他的双肺显然已经有了脓。他说：“第一，我就绝不是‘按上帝的模样和形象’创造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而且也不良善，一点儿也不良善！第二，上帝不知道我是多么困难，或者他知道但无力帮助，或者他能够帮助但不愿意。第三，上帝并非无所不知，并非无所不能，也并不慈悲。简单说，根本就没有上帝！上帝是捏造出来的，他的一切都是捏造出来的，他的全部生活是捏造出来的，但是骗不了我！”
鲁布佐夫先是被惊得哑口无言，后被气得脸色发白，最后就粗野地大骂起来。但是雅科夫从《圣经》引用一段段庄严的语句使他缴械投降，迫使他沉默下来，低着头沉默思索。沙波什尼科夫说话的时候，样子相当可怕。他的脸又黑又瘦，像茨冈人一样满头乌黑的鬈发，发青的嘴唇张开时露出一排闪亮的狼牙齿，两只黑眼睛一动不动地直盯住论敌的脸，那盛气凌人的目光令人难以忍受——这目光使我想起了那位患“夸大狂”的病人。

我们俩从雅科夫那儿出来的时候，鲁布佐夫脸色阴沉地说：“过去没有人在我面前反对上帝，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什么话都听过，就是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当然，他是个快要死的人了。真可怜呀！他的思想已经白热化了……有意思！老弟，太有意思了！”

他很快就跟雅科夫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好像一下子心花怒放，兴奋极了，还常常用手指擦去害病的眼睛上的泪水。他笑嘻嘻地说：“这样看来，上帝该被免职了吧？哼！关于沙皇，我有自己的看法，我的小兄弟呀！沙皇不碍我的事。问题不在沙皇，而在老板。我可以跟哪个沙皇，甚至跟伊凡雷帝讲和：‘坐你的宝座吧，由你怎么去统治吧。但有一点：你得让我能处置老板——就是这点儿要求！你要答应我用金链条把老板锁在你的宝座上，我就向你跪拜和祷告……’”

他读完《沙皇就是饥饿》这本书后，说：“写得都对，合情合理！”

他第一次见到这本石印小册子时就问我：“这是谁写的？写得清楚明白。你替我向他说一声‘谢谢’！”

鲁布佐夫的求知欲很强，学而不厌。他十分专心地听沙波什尼科夫拼命亵渎上帝的言论，一连几小时地听我讲关于书的评论和故事，常常开怀大笑，仰起头，歪着脖子，赞不绝口：“人的脑袋真灵，哎哟，实在太灵了！”

他自己读时有困难——生病的眼睛妨碍他，但是他知道许多，这常常令我吃惊：“德国人有一个智力非凡的木匠，国王常亲自请他参加会议。”

我反复问他，才知道他讲的是倍倍尔[27]。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嘛！”他简短地回答，同时用小指头搔一搔露出疙瘩的秃脑袋。

沙波什尼科夫对苦难纷乱的现实生活不感兴趣。他只是专心致志地去消灭上帝，嘲笑神甫。他特别憎恨僧侣和修士。

有一次，鲁布佐夫生气地问他，虽然态度挺和气：“雅科夫，你干吗只是成天谩骂上帝？”

雅科夫却都嚷得更凶：“不就是上帝妨碍我吗？我差不多信了二十年的上帝啦，在他面前我战战兢兢活着，忍受着。争论是不允许的，一切都由上面决定，活得没有一点儿自由。仔细读了《圣经》以后，我发现：一切都是捏造的！全是捏造的！尼基塔！”

谈到这里，他挥着一只胳膊，好像在扯断那条“看不见的线”，他几乎要哭了：“就因为这样，我快要未老先死了！”

我还跟一些很有意思的人来往。我没有少去谢苗诺夫面包作坊看我的老伙伴们。他们欢迎我，也很愿意听我讲些什么。可是鲁布佐夫住在舰船修造厂区，沙波什尼科夫住在卡班河对岸很远的鞑靼区，彼此相隔五俄里。所以我很少能见到他们。这些伙伴来看我，就更不可能了。我没有接待客人的地方，新来的面包师——一个退伍兵，又跟宪兵们常来住，宪兵总队大院的后面紧连着我们面包店的院子，神气十足的“蓝制服”们常常跳墙过来替汉加尔特上校买奶油面包或给自己买大面包。再说，已经有人劝告我不要太“出风头”，免得引起别人对面包作坊的过分注意。

我眼见着自己的工作逐渐失去意义。下面的情况越来越多：人们不关心店里的生意，随便从钱柜里拿钱，弄得有时候拿不出钱买面粉。杰连科夫揪着自己的小胡子，无可奈何地苦笑：“我们要破产了。”

他家里的处境也不好：红鬈发的娜斯佳挺着个大肚子，粗声粗气，像一只怀孕的凶狠的猫，总是瞪着两只绿眼睛生气地看一切人和事。她走路直往安德烈身上撞，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安德烈赔着笑给她让路，然后就唉声叹气。

有时候他向我诉苦：“全都这样随随便便。大家什么都拿——真不像话！我刚给自己买了六双袜子——一下子就没了！”

他这时候还谈“袜子”，实在可笑，但我并没有笑。我亲眼看见这个谦虚无私的人是怎样挣扎着尽力做好这份有益的事业，然而他周围的人们对这个事业既不重视也不关心，甚至加以破坏。杰连科夫虽然不指望得到他所服务的那些人的感谢，但有权要求他们对他多一些关怀和友好，而不是得到上述那种结果。他的家也在迅速地破产。父亲因为宗教信仰患了精神忧郁症；弟弟开始酗酒，逛妓院；妹妹也变成另一个人，显然正在跟那个红头发大学生闹罗曼蒂克，弄得不那么愉快。我常见她眼睛哭肿，那个大学生对我来说也就变得可恨了。

我觉得我爱上了玛丽亚·杰连科娃，也爱上了我们面包店里的女店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一个两颊红润的胖姑娘，她红红的嘴唇上经常带着温柔的微笑。总之，我在恋爱了。年龄、性格和我生活的艰难复杂，早就要求我跟女人接触与交往。现在谈恋爱与其说是过早，不如说是太迟。我现在需要女人的爱，至少需要女人的朋友般的关怀。我应该坦率地谈自己的心事，理清各种杂乱无章的思想和感受。

我并没有知心的朋友。至于那些把我看成“需要加工的原料”的人们，我跟他们既不志同道合，又不能肝胆相照。每当我讲一件他们不感兴趣的事时，他们总要劝我：“别讲了！”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被捕了，他被押解到彼得堡，关进了“十字监狱”。尼基福雷奇头一个告诉我这个消息，是他在街上碰到我时告诉的。那天清早他若有所思地、庄严地迈着大步向我走来，胸前戴着各种奖章，他一只手举到了帽檐，好像刚参加阅兵归来——默默地与我擦肩而过，但突然停住，生气地冲我背后说：“古里·亚历山大洛维奇昨天夜里被捕了……”

接着，他挥了一下手，轻声补充了一句，说时打量着四周：“这个青年完了！”

我似乎看见他狡黠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我知道普列特尼奥夫对被捕是有心理准备的。他警告过我，劝我和鲁布佐夫不要跟他见面，他与鲁布佐夫跟我一样要好。

尼基福雷奇低头望着自己的脚，苦闷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我那儿了？……”

晚上我去他家，他刚睡醒，坐在床上喝汽水，他妻子在窗户旁躬着背补裤子。

“事情是这样的，”警察开始说，搔着长毛的胸脯，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他被捕了。在他那儿搜到一口小锅——他用锅煮颜料，印刷反沙皇的传单。”

他往地板吐了一口痰，生气地向妻子喊道：“把裤子给我！”

“马上就好了。”她头也不抬地回答。

“她可怜他，还在哭哩，”老头儿用眼光示意了一下他妻子说，“我也感到难过。但是一个大学生怎么能够反对沙皇呢？”

他开始穿衣服，继续说：“我出去一会儿就来……你给烧好茶炊。”

他妻子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可一当老头儿消失在门外，她就立刻转过身来，握紧拳头朝门口伸，咬牙切齿地骂道：“呸！老不死的！”

她的脸哭肿了，左眼四周有一大片青伤痕，几乎睁不开了。她猛地站起，走到炉子边，弯腰烧茶炊，轻轻地说：“我要让他失望，让他失望得号叫，像狼一样嗥叫！你不要相信他，他的每句话都不要信！他在引你上钩。他撒谎，他不会可怜谁的。他就是‘渔夫’。他知道你的一切。他是干这行的。捕人、引人上钩——这就是他的爱好。”

她走到我跟前，脸挨着我，用乞求的声音说：“你亲亲我吧？”

我本来不喜欢这个女人，但她的这只眼睛那样凶狠，又那样忧伤地看着我，我只好把她抱在怀里，抚摸她散乱油腻的硬发。
“现在他在跟踪谁？”
“雷布诺里亚德街上客房里的一些人……”
“你不知道他们的姓？……”
她笑着回答：“我这就告诉他，你刚才向我打听谁了！他来了……可怜的古里就是他侦探出来的……”
她赶忙离开我怀抱，跑回到炉子边。

尼基福雷奇提回来一瓶伏特加和一些面包。我们坐下来喝茶吃点心。马林娜坐在我身边，特别殷勤地招待我，用那只好的眼睛望着我的脸，她丈夫却在谆谆地开导我：“这条看不见的线，就在人们的心里，在他们的骨髓里，你能把它消灭掉？能把它扯掉？沙皇，是人民的上帝！”
他突然问我：“你读过许多书，《新约》你读过吗？你认为怎么样？那里说的都对吗？”
“不知道。”
“我认为，那里有些话是多余的。而且这种话还不少。比如写到穷人，那上面说穷人是有福的——可是穷人怎么会有福呢？上面说了一些这类多余的话。总之，关于穷人，有许多糊涂话。应该区分穷人和变穷的人。穷人不好！但变穷的人可能是不幸的。应该这样看问题。这样看比较好。”
“为什么？”

他仔细打量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明确有力地说出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新约》中关于怜悯写了许多，可是怜悯是有害的东西——我这样认为，它要求在一些无用之人甚至有害之人身上花大量的钱。什么残废人收容所呀、监狱呀、疯人院呀，诸如此类。应该帮助的是健壮的人，使他们不白费心力地得到报酬。可我们现在帮助弱者，难道可以把弱者变成强者？由于这种无聊的做法，强者变弱了，而弱者依赖与连累了强者。这个问题真值得研究！许多东西应该重新考虑。应该知道：现实生活早就跟《新约》背道而驰了。生活有自己的道路。你现在看到了，普列特尼奥夫因为什么完蛋了？因为怜悯心。我们施舍穷人，大学生却一个个完蛋。这哪里有什么理智呀？”

虽然我以前就接触过这种思想，但这样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思想的威力之大与传播之广，出乎人们的意料。大约七年以后，当我读尼采的书时，就又十分清晰地想到了喀山这位警长的哲学。我顺便说一句：我书上遇到的思想，很少是我从前在生活中没有听到过的。

这个“捕人的老渔夫”直往下讲，语调抑扬顿挫，还用手指敲打着茶盘边。他皱起那干瘦严厉的脸，但眼睛并不看我，而是看擦拭得像镜子那样亮的铜茶炊。

“你该上班了。”妻子两次提醒他，他却没有回答，而是一句接一句地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突然这思路换了方向，令我捉摸不透。

“你这个小伙子不笨，还读书识字，难道安心做一个面包工？你本可以再替沙皇帝国服务而另外得到一笔不少于现在薪金的收入……”

听他说话的时候，我就在考虑，怎样才能让雷布诺里亚德街上那些我不认识的人知道尼基福雷奇正在跟踪他们呢？那儿的旅馆里住着一个不久前从亚卢托罗夫斯克流放回来的人，他叫谢尔盖·索莫夫，我听人说过许多关于他的有趣的事。

“聪明人一定会聚居在一起，如同蜂房里的蜜蜂，或者土窝里的黄蜂。沙皇帝国……”

“你看，已经九点钟了。”女人说。

“见鬼！”

尼基福雷奇站起身来，扣着制服上的纽扣。

“不要紧，我坐马车去。老弟，再见！以后常来，不要客气……”

我走出这个岗亭，坚定地对自己说，我以后再也不来尼基福雷奇这儿“做客”了，这老头儿跟我很不投机，虽说倒也有趣。他关于怜悯有害的那番话曾经震动了我的心，并且深深刻进我的记忆里。我当时感到里面有几分真理，但可惜出自一个警察之口。

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有不少次，其中有一次残酷地震撼了我的心。

【第五节】

城里来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这样的人物。这个人大高个儿，脸庞黑得发紫，长着黑色的山羊胡子、黑人一般的两片厚嘴唇。他总是耸着肩，弓着背，望着地上，但有时猛然扬起有些秃顶的脑袋，两只湿润的黑眼睛闪烁着热情的火焰——像有某种仇恨之火在他锐利的眼睛里燃烧。当时是在一个教授家开讨论会，有许多青年参加，其中有一位文质彬彬、举止优雅的小神甫——一个神学硕士，穿着一件齐腰长的青丝绸法衣，这件法衣鲜明而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他那张苍白秀气的脸，一双灰色的冷眼闪着无情的冷笑。

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长时间地讲着《新约》书里永不衰败的伟大真理。他的声音有点儿嘶哑，句子虽短，但铿锵悦耳，从中可以感觉到信仰的力量。他右手『插』在兜里，毛茸茸的左手单调地做出挥、砍的手势，配合着他抑扬顿挫的言辞。
“在演戏。”角落里我身边有人轻声说。
“演技还真不错，但是……”

不久以前，我就读过一本好像是德雷珀[28]写的天主教反对科学的书。我觉得现在讲话的这个人是狂热信奉爱的力量能拯救世界的信徒，他们竟出于爱人之心而宁愿把人宰杀并放在篝火上烧着吃。

他穿着一件宽袖筒的白衬衫，外面罩一件黑灰色的旧长衫——这身穿着也使他与众不同。

他在传道的末尾激昂地大声问道：“那么，你们信仰基督还是信仰达尔文？”

他抛出这个问题，像向屋角投了一块石头，拥挤地坐在那里的青年男女带着惊恐和狂喜望着他。他的讲话显然打动了大家，人们低头沉思，没有说话。他用火热的目光扫视了大家，然后严厉地补充说：“只有法利赛人或者伪君子才企图把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原则联在一起。他们这样做，是自欺欺人，用谎言诱使别人堕落……”

小神甫站起来，仔细挽起法衣的宽袖，又开怀畅谈了，客气中流露出恶意，冷笑中又带着宽容：“显然你们支持关于法利赛人的那种庸俗看法，这看法不仅是简单粗暴的，而且是彻底错误的……”

使我大为惊异的是，他开始证明法利赛人是古犹太人遗训的真诚保卫者，人民当时始终跟他们站在一起反对自己的敌人。

“比如说，你们读一读约瑟夫·弗拉维乌斯[29]的书吧……”

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猛地站起，做出挥、砍弗拉维乌斯的手势，大声说道：“现在各国人民却在跟自己的敌人反对朋友了，人民当然不是出于自愿，是被人驱使和强迫的。你们读的约瑟夫斯的书现在对我又有什么用？”

小神甫和另外一些人把争论的主题扯得支离破碎以至消失殆尽。

“爱就是真理！”托尔斯泰主义者的言辞慷慨激昂，他的眼睛里闪着仇恨和鄙视。

我感觉自己被他的话说得晕头转向，抓不住他话里的思想，似乎我脚下的土地在语言的旋风中摇晃，我常常多次绝望地认为：地球上再没有比我更愚蠢、更无能的人了。

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拭去了紫脸膛上的汗珠，凶猛地喊叫：“抛掉《新约》，忘掉它吧，免得去撒谎行骗！再一次把基督钉上十字架——这样做更虔诚！”

于是，我糊涂了。怎么会这样呢？如果生活是争取人间幸福的不断斗争，那么爱只能妨碍斗争的成功吗？

我后来知道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姓——“克洛普斯基”，也打听到他的住处。第二天晚上，我到了他那儿。他寄住在两个女地主的家里，当时他正跟这两个姑娘坐在房前花园里一棵古老的大椴树浓荫下的桌子旁。他穿着白色裤子和昨天那一件白衬衫，扣子解开，敞露着毛茸茸的胸脯。他高个子，颧骨突出，脸庞清瘦，很符合我想象中那位云游天下传播真理的基督大弟子的形象。

他用银匙舀着盘子里的红莓奶糕，咂着两片厚嘴唇，品尝着、吞咽着，每吞咽一口，总要用嘴吹去稀疏的猫须似的胡子上的牛乳白沫。一个姑娘站在桌旁侍候他，另一个姑娘靠着椴树，双手交抱在胸前，望着昏沉燥热的天空出神。她们俩都穿着紫丁香色的、轻薄的连衣裙，两个人的相貌几乎完全一样。

他和颜悦色地地跟我讲述爱的创造力。他说，应该在自己的心里培育这种感情、发挥这种力量，只有爱的创造力才能“将人跟世界精神联系在一起”——跟生活中到处存在的爱联系在一起。

“只有靠这种力量才能将人跟爱联系在一起！不去爱，就不能理解生活。那些谈斗争是生活法则的人，是些注定要灭亡的糊涂虫。不能用火灭火，同样，用邪恶战胜不了邪恶。”

可是当两个姑娘并肩搂抱着离开这儿，回花园深处的房屋里去时，这个人一边眯起眼睛望着她们俩的背影，一边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他听完我的话以后，又开始说了，用手指敲着桌子。他说，人到哪儿也还是人，不需要追求生活地位的改变，而应该追求博爱精神的培养：“人的地位越低，他就更接近生活的真谛，更接近神圣的智慧……”

我怀疑他自己也未必知道这个“神圣的智慧”，但是我没有说。我感觉到他对我失去了兴趣。他扫兴地望了我一眼，打了个哈欠，双手托着脖子，伸伸双腿，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像做梦似的嘟哝说：“服从爱……是生活的法则……”

他抖了一下，双手一挥，在空中抓什么似的，他受惊地看着我：“怎么？我累了，对不起！”

他又紧闭上眼睛，咧着嘴，龇着牙。牙关使劲地咬着，像是在忍受剧痛；下唇向下翻着，上唇略微抬起，几根稀疏的青胡须也往上翘。

我带着厌恶的心情离开了他，模模糊糊地怀疑他对人有没有诚意。

几天以后，一天清晨我给一个认识的副教授——一个爱喝酒的单身汉送来了面包，在他这里我又看见了克洛普斯基。他大概一夜没睡觉，脸是铁青色的，眼睛又红又肿，这使我感到他喝醉了酒。肥胖的副教授喝得眼泪汪汪，只穿着一件内衣，双手抱着吉他坐在地板上，周围是挪动过的家具、啤酒瓶、乱扔的外衣，真是凌乱不堪！他坐在那儿东摇西晃，吼叫着：“仁——仁慈……”

克洛普斯基断然否定，厉声叫道：“没有仁慈！我们不是被爱腐蚀，就是为争夺爱窒息而死，反正我们都免不了一死……

他抓住我的一只肩膀，把我拉到房里，对副教授说：“你现在问他，他要求什么？问他需不需要仁爱？”

副教授泪眼汪汪地看了我一下，笑道：“他是面包工！我欠了他的钱。”

他晃了一下身子，把一只手伸进衣袋，掏出钥匙递给我：“喂！把所有的钱全拿走！”

但托尔斯泰主义者接过他手里的钥匙，向我挥了一下手，说“去吧！以后再来拿钱。”

接着，他从我这儿拿去几个面包，甩到屋角的长沙发上。

他没有认出我来，这使我感到高兴。我走的时候，同时也将他关于爱导致死的言论，连同我内心对他的厌恶带进了记忆。

不久我就听说，他在同一天向两个房东姑娘分别表达过“爱”。姊妹俩后来在一起把心里的快乐说出来，于是快乐变成了对求爱人的仇恨。她们吩咐管家立刻撵走这位“爱的传教士”。他就这样从城里消失了。

爱和仁慈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是一个可怕而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早就出现在我面前，起初表现为内心一种模糊的却尖锐的矛盾情绪，后来形成了明确的疑问：“爱的作用究竟怎么样？”

我读过的书全都充满着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以及“要对人同情”之类的喊叫。我那时所知道的优秀分子正是热情洋溢、言辞动人地宣传着同样的思想。

但是我亲眼看到的一切跟人类的同情心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生活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无穷无尽的仇恨和残忍，是为区区小事而不断地、卑鄙地钩心斗角。我个人只需要看书，其他一切在我眼里毫无意义。

只要上街或者在门口坐个把小时，你就会明白，所有这些马车夫、清道夫、工人、官吏、商人——他们全都不像我和我所喜爱的那些人那样生活，他们有另外的追求，走另外的道路。奇怪的是，我所尊敬和相信的那些人却孤芳自赏、自命清高，跟大多数人格格不入，显得多余；而大多数人像蚂蚁那样干着肮脏的、狡猾的活儿，忙忙碌碌、处心积虑地营造自己的安乐窝。我觉得眼前的生活愚蠢透顶，烦死人了！我还常常发现，人们只是在口头上仁慈博爱，在行动上连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在听从生活的普遍规则。我感到生活太艰难了！

有一天，兽医拉夫罗夫板着他黄而水肿的脸，气喘吁吁地说：“残酷应该加大到人人厌倦与厌恶的程度，使人人厌恶残酷，像厌恶这该死的秋天一样！”

那是早秋天气，阴雨连绵，寒冷潮湿，瘟疫和自杀事件频频发生。拉夫罗夫不愿等着被水肿病拖死，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他给我的牲口治病，又像牲口一样咽气！”房东梅德尼科夫给兽医送葬时说。他是个裁缝，个子细长，是个虔诚的教徒，能背诵全部的圣母赞美诗。他用三条尾巴的皮鞭抽自己的孩子——七岁的女儿和念中学的十一岁的儿子，用竹棍子抽打老婆的腿肚子，还抱怨说：“法官大人处罚我从中国人那里学来了这一套，可是除了在招牌和画片上，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中国人。”

他雇的工人当中有一个愁眉苦脸的罗圈腿儿，绰号“冬妮雅丈夫”，这个人谈起自己的老板时这样说：“我害怕那些据说是虔诚信教的温和人！暴性子的人立刻能看得出来，而且经常来得及躲避；可是温和的人整你时，像草里一条毒蛇不知不觉中爬到你身上，突然在你心上最无防备的地方咬一口。我害怕这种温和的人……”

“冬妮雅丈夫”的话包含着真理，他自己就是梅德尼科夫喜爱的温和而又狡猾的“耳朵”。

有时候我觉得，温和的人像岩石上的苔藓，能使岩石般的人心变得松软，使现实生活的岩石上长出果实。但更多的时候我发现，许多温和的人善于随波逐流、同流合污、随机应变、变幻莫测，他们像蚊子一样嗡嗡地叮人。于是我觉得自己像一匹前腿被捆绑的马，被包围在一大群黑压压的马蝇当中。我从那位警察家里出来时，也有过这种感受。

秋风萧瑟，街灯摇曳，连灰暗的天空似乎也在颤抖，向大地洒落十月的蒙蒙小雨。一个湿淋淋的妓女拖着一个醉汉沿街往上走。她架着醉汉的一只胳膊，推推搡搡，醉汉嘴里嘟哝着，抽泣着。女人疲倦地低声说：“你是这种命啊……”

我于是想到，我也被人拖着，他把我拖向讨厌的角落，给我看丑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我已经感到厌倦了。也许，我想说的不是这些话，但脑子里闪出的正是这种思想。正是在这个凄惨的夜晚我第一次感到心的疲倦、心的灼痛。从这时候起我的心情更坏了，开始从旁观者的角度、用陌生甚至敌视的眼光冷冷地审视自己。

我发现，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错综复杂地存在着突出的矛盾——不仅表现在言语上、行动上，而且表现在感情上。人们的感情矛盾变幻无常，这使我十分难受。当我发觉这种变幻无常的感情矛盾就存在自己身上时，心里更难受了。什么都在吸引我——女人、书籍、快活的大学生，但我什么也贴不上，什么也干不成，我就像一个陀螺，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用一条无形的皮条抽打得“团团转”。

听说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住进了医院，我去看他。可是那里有一个嘴巴歪的胖女人，戴着眼镜和白头巾，头巾下面垂着两只像是煮过的红耳朵。她冷淡地说：“他死了。”

见我不走，默默地待在她面前，她很生气，高声说：“喂，你还想干什么？”

我也很生气，说：“你是个笨蛋！”

“尼古拉，来把他撵走！”

尼古拉正在用抹布擦铜丝之类的东西，他大叫了一声，顺手用铜丝在我背上狠狠抽了一下。当时我双手把他抱住，拖到街上，把他放到医院门口台阶上一个水洼里。他对这满不在乎，两眼冲我瞪着，一声不响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说：“呸，你这个畜生！”

我来到杰尔查文花园，坐在这位诗人的纪念碑旁边的长凳上，心里非常希望干些调皮捣蛋的坏事，好让一伙人冲我扑来，我也好因此有理由揍他们。但是——虽然是节假日，花园里却空荡荡的，四周没有人影，只有秋风在扫着枯叶，路灯柱子上那张没有粘严实的海报在沙沙作响。

花园上空寒气逼人，清澈的蓝天逐渐蒙上了暮色。巨大的青铜雕像耸立在我的面前。我望着铜像，心想，人世间曾经有过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名叫雅科夫，他一心一意要消灭上帝，结果死得平平常常，真是平平常常！这事令人难过，也令人为他叫屈。

“尼古拉原来是个白痴！他本该和我厮打，或者去叫警察，把我送进警察局……”

我去找鲁布佐夫。他坐在自己的小屋里的桌旁，对着一盏小灯补短褂。

“雅科夫死了。”

老头儿举起拿针的手，看来是想画十字，但只是挥了一下，线被什么钩住了，他轻轻骂起娘来。

后来，他埋怨开了：“跟你说吧，不久咱们都得死。我们就是这种倒霉的命，是呀，老弟！他这不就死了吗？！这儿还有那个铜匠，他也要报销了。上个星期天，他被宪兵抓走了。是古里领我跟他认识的。一个聪明的铜匠！跟大学生们有些牵连。你听说过大学生在造反吗？喂，给我补这短褂，我眼睛一点儿也看不见了……”

他把自己破烂不堪的短褂和针线递给了我，自己背起双手在小屋里转开了，他一边咳嗽一边埋怨：“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闪出一点儿火光，但魔鬼一吹，又是一片沉寂！这个不幸的城市！趁轮船在河上还能开动，我要离开这里。”

他停下脚步，搔着脑袋，问自己：“可是去哪里呢？到处都去过了。是的，到处都去过了，但除了自己家，又像是哪里也没有去过。”

他吐了一口唾沫，补充说：“这就是生活！他妈的！活呀，活——可什么也没有享受到，无论肉体还是心灵……”

他沉默了，站在门口的角落里，好像在倾听什么，然后毅然决然地走到我面前，坐在桌子边上。

“我跟你说，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雅科夫在上帝身上煞费了苦心。无论上帝还是沙皇，反是反不好的，而是应该让人们痛恨自己，抛弃自己卑鄙下流的生活——这才是办法！唉，我老了，已经晚了，眼睛快完全瞎了，多苦呀，老弟！补好衣服了吗？谢谢……我们去小馆喝杯茶……”

我们走在去小馆的路上，他抓着我的两个肩膀，在黑暗中才没有绊倒。他一路嘟哝着：“记住我的话，人们不会永远忍受的！总有一天会拍案愤起，把一切摧毁，把自己无聊的一切打得粉碎！他们是不会永远忍受的……”

我们没有去成小馆，因为遇见了一群水兵在围攻妓院，阿拉富佐夫厂的工人们在保卫妓院的大门。

“每一个节假日都要打架！”鲁布佐夫带着赞赏的口气说，一面摘下眼镜。当他认出保卫者中间有自己的同伴时，就立即参加战斗——鼓气加油，煽动进攻。

“工厂的伙伴们，要坚持住！狠揍这些癞蛤蟆！狠揍那个水鬼！嗨！加油呀！”

看着这个聪明的老头儿那么狂热、那么机灵地行动，我感到又奇怪又好笑。只见他钻进船夫水手们堆里，与他们拼拳头，用肩膀撞他们。人们厮打着——并无仇恨，却吵吵闹闹，是为了逞强，或者是由于有力无处使。黑压压一群人蜂拥到大门口，把工厂的人挤压在大门上，门板压得吱吱响，到处是狂热的叫喊：“揍那个秃头军官！”

有两个人爬上了房顶，有节奏地、活泼地唱着：
我们不是骗子和盗贼，
是年轻的水手和渔夫！

一个警察吹着警笛，警服上的铜纽扣在黑暗中闪光，脚下的泥水啪啪直响，歌声从屋顶上飘下来：
我们“撒网”在河的两岸，
“撒网”在商店、货栈、仓库……
“不要打已经倒下的人！……”
“老爷子的颧骨多么硬！”

后来，鲁布佐夫、我，大概还有五个人——朋友或者敌人，被带往警察分局。秋夜恢复了宁静，活泼的歌声在黑夜中为我们送行：
我们捕到四十条狗鱼，
用狗鱼皮可以缝大衣！

“伏尔加河上的人民多好啊！”鲁布佐夫兴奋地说，不时地擤着鼻涕、吐着唾沫。他小声对我说：“你跑！找个机会跑掉！你干吗要进警察分局？”

我和一个高个子水手一溜烟窜进了胡同——他跟在我后面，跳过两道围墙，跑出来了。从这一夜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可敬可爱的聪明老头儿尼基塔·鲁布佐夫。

我与外界的交往越来越少。大学生们开始闹学潮。我不明白闹学潮的意义，也不清楚它的动机。我只看见热闹忙乱的场面，却感觉不到这会产生悲剧。我想，为了在大学学习的幸福我甚至可以忍受各种折磨。如果有人对我建议：“你去学习吧，不过你因此每个星期天要去尼古拉广场挨一顿我们的棍棒！”大概我也能接受这样的条件。

一天，我来到谢苗诺夫面包坊，得知这里的工人们正打算去大学殴打大学生。

“我们将用秤砣打！”他们说，恶意中带着几分风趣。

我开始跟他们争论、谩骂。但我突然痛切地感觉到，我心里并不愿意，也说不出理由来为大学生们辩护。

记得那天我走出这个地下室时，像受了伤似的，心里有一种无法排遣的、令人窒息的苦闷。

那天夜里，我坐在卡班河的岸边，无聊地向黑沉沉的河水投石块，心里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怎么办？”

由于苦闷，我开始学拉提琴，每天夜里在店里拉得吱吱响，弄得更夫和老鼠都烦躁不安。我爱上了这门音乐，对它开始产生极大的兴趣。但我的老师——戏院乐队的提琴手来教课时，趁我出门时，打开了我没有锁的钱盒，我回来时正碰上他在往衣兜里装钱。见我刚进门，他就伸长脖子，送过来他那一张刮得干净的、枯燥无味的、痛苦的脸，轻声说：“你打吧！”

他的嘴唇颤抖着，从那双无精打采的眼睛里滚出两行油亮的泪珠，一颗颗大得出奇。

我本想打琴师一顿，但为了不这样做，我坐到地板上，把拳头压在自己的大腿下，叫他把钱放回钱盒。他把衣兜里的钱全拿出来了，向门口走去，但又停下来，像白痴那样高声而又可怕地说：“给我十个卢布！”

我给了他钱，但学提琴的事从此告吹了。

这年十二月我决定自杀。我曾试图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活中的一件事》中描写这个决定的动机。但我没有成功——小说拙劣，使人不快，也没有内在的真实性。小说的优点，照我看来，也正在于它完全没有这种真实性。事实是真实的，但这些事实的阐述者好像不是我，小说写的也不是我。如果不谈小说的文学价值，里面倒有一点是我喜欢的：我似乎已经超越或者超脱了自我。

【第六节】

我在集市上买了一支装有四颗子弹的左轮连发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本希望能打中心脏，但只打穿了一片肺叶。一个月后，我又在面包店里干活儿，心里十分羞愧，感到自己愚蠢到了极点。

但时间不长，三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从面包坊来到店里，在一个女店员的房里见到了乌克兰佬“一撮毛”。他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抽着卷得很粗的纸烟，凝视着屋里的烟雾。

“你现在有时间吗？”他问我，先没有打招呼。

“有二十分钟。”

“坐下来，咱们谈谈吧。”

他跟往常一样，穿着紧绷绷的黑粗布短上衣，淡黄色的胡须飘拂在他宽阔的胸前，倔犟的额头上竖着剪短的硬头发，脚上穿一双庄稼人的重皮靴，散发着强烈的焦油味。

“喂！”他开始说，语气很平静，声音也不大，“你愿不愿意去我那儿？我住在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沿伏尔加河往下走四十五俄里。我在那里有个店铺。你在那里帮我做生意，这占用不了你多长时间，我有许多好书，我帮你学习，你同意吗？”

“好吧。”

“你星期五早晨六点钟去库尔巴托夫码头，打听由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来的一个木板船。船主叫瓦西里·潘科夫。不过，我比你先到那里，会看见你的。再见！”

他站起身，向我伸出了宽大的手掌，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来一只银壳大怀表，说：“我们六分钟就讲完了！对了，我名叫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姓罗马斯。就这样吧。”

他轻松地托起那笨重的、铁铸般的高大身躯，步伐稳健，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天以后，我乘船去克拉斯诺维多夫村。

伏尔加河刚刚解冻。松软的灰色冰块顺着混浊的河水，从上游摇摇晃晃地漂流而下。木船追赶着冰块，冰块擦着、碰着船舷，咔嚓咔嚓地响，有的碎成许多尖尖的晶体。从上游吹来的大风掀起浪花，击打着河的这一岸。太阳金光耀眼，把玻璃般的淡蓝色冰块照得白光四射，令人目眩。木船沉重地载着一桶桶、一袋袋、一箱箱的货物，扬帆行驶。掌舵的是那个叫潘科夫的年轻小伙儿，他穿一件相当漂亮的熟羊皮短褂，胸前绣着一条花带。

他面容镇静，目光冷静，沉默寡言，很不像庄稼人。潘科夫的雇工库库什金双手握着篙竿，两腿叉开，站在船头。这个身材矮小的庄稼汉穿一件破烂的粗呢子上衣，腰间系着一根绳子，头上戴着一顶皱巴巴的神甫礼帽，脸上布满了青色伤痕和血迹。他用撑篙抵挡着冰块，轻蔑地嘟哝着：“靠边……你往哪儿钻！”

我和罗马斯并排坐在船帆下一堆箱子上。他轻声对我说：“乡下人不喜欢我，特别是富人！这一点你会亲身感受到的。”

库库什金把撑篙横放在自己的脚旁边，转过来满布伤痕的脸，兴奋地说：“特别是神甫不喜欢你，安东诺维奇！……”

“这是真的。”潘科夫证实了一句。

“神甫这个麻子，这条花狗！他把你看成喉咙里的一块骨头！”

“但是我也有朋友，你也会有的。”我听见“一撮毛”的说话声。

春寒料峭。三月的阳光还不暖和。河岸上光秃秃的黑树枝摇摆着。有的地方，岩石缝里和灌木丛下还铺着一片片天鹅绒似的白雪。河面上到处漂动着冰块，宛如羊群在点头吃草。我感觉自己如在梦境之中。

库库什金装着旱烟斗，大发议论说：“就算你不是他老婆，但神甫的职责要求他爱万物，像书本上写的那样。”

“是谁打伤你的？”罗马斯讥笑着问。

“这个嘛，是黑道上的人干的，大概是流氓、恶棍吧。”库库什金轻蔑地说。马上他又自豪地说：“对了！许多炮兵打我一个——这是确确实实！我甚至弄不明白自己怎么还活过来了。”

“为什么打你？”潘科夫问。

“昨天这次还是炮兵那次？”

“就说昨天吧。”

“是呀！难道能弄明白为什么打我吗？我们的人像好斗的公羊，随时都能斗起来！”

“我想，”罗马斯说，“是因为你多嘴多舌才打你吧，你说话不小心……”

“也许是吧！我这个人就是好奇，习惯问东问西。我呀，听到什么新鲜事就高兴。”

船头重重地撞到一个大冰块，船舷可怕地“咔嚓”一声。库库什金身子摇晃了一下，抓起撑篙。潘科夫责备他说：“你干活儿要看着点儿，斯捷潘！”

“你不要说我！”库库什金嘟哝着，一面用撑篙推开冰块，“我可不能同时又执行自己的任务又跟你谈话……”

他们俩半开玩笑争论着，罗马斯对我说：“这儿的土地比我们乌克兰的差，但人比那儿的好，非常能干！”

我用心听他说，也相信他的话。我喜欢他的镇静平和的语言，简单却有分量。我感觉这个人知道很多，他待人有自己的尺度。我特别感到愉快的是，他没有问我因为什么开枪自杀。要是换作他人，早就问我这件事了，而我又多么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啊！而且它也很难回答。鬼知道我因为什么决定自杀！这个乌克兰的“一撮毛”真要问我，我的回答大概会又长又笨！但我根本不愿再回想起这件事，因为伏尔加河上是这么美好，这么风光明媚，这么自由敞亮！

木船靠河岸行驶，左边是宽阔的河面，河水漫过长满水草的沙岸。你看，汹涌的江水把右岸的灌木丛击打得东摇西摆。一股股清澈的春水从岸上顺着沟壑和地缝喧嚣地流到河里。太阳微笑着，黄嘴鸦在阳光下闪着钢铁般的黑色羽毛，“呱呱”地忙着筑巢。在向阳的地方，绿油油的嫩草迎着太阳，高兴地从土里钻出来。我身上寒冷，但心里喜悦，打心眼里钻出美好愿望的幼芽。春回大地，令人心旷神怡！

将近中午，我们驶到了克拉斯诺维多夫村。一座陡峭的高山上耸立着蓝屋顶的教堂。从教堂开始，漂亮结实的小屋沿着山的一侧一幢接一幢地展现在眼前，黄色木板的屋顶和锦缎般的草房盖闪闪发光。好一派朴素美丽的景象！

每当我乘轮船经过这村庄时总要欣赏这儿的风光！

当我和库库什金一起开始卸船上的货物时，罗马斯一边给我递麻袋，一边说：“不过，你还真有力气！”

接着他又问，但眼睛并不看我：“胸不疼吗？”

“一点儿不疼。”

我深深地被他亲切而又委婉的问话所感动，我非常不愿意这些乡下人知道我曾经自杀过。

“力气是有，但可以说使过了劲儿。”库库什金又多嘴饶舌了，“小伙子，你是哪个省的？下诺夫哥罗德？你们这地方靠水吃饭。还有一句歌：‘留心看天气，水鸥打哪儿飞。’也是说你们的。”

一个乡下人沿着松软泥泞的山坡，趟着一股股银光闪闪的溪水，脚下滑溜着、身子摇晃着，大步地从山上走来。他瘦高个儿，光着脚，只穿衬衫和裤子，蓄着卷曲的胡须，满头浅黄色的浓发像戴着一顶棉帽。他来到岸边，声音洪亮而亲热地说：“欢迎你们！”他看了一下四周，从地上搬起一根粗的木头，把它的一端搭到船舷上，又搬起另一根粗木头，一端搭到另一侧船舷上，然后纵身跳到船上，便指挥起来：“用两只脚踩住木头的这两端，不让它们从船舷滑跑，然后再接住桶。小伙子，过来帮忙吧！”

他很漂亮，像画中人，而且也很有力气，脸庞红润，大鼻梁长得很端正，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

“伊佐特！会感冒的。”罗马斯说。

“我吗？不要替我担心。”

我们把一桶煤油滚到岸上以后，伊佐特用眼睛打量了我一下，他问：“是新来的店员吗？”

“你跟他打一架！”库库什金提议说。

“你的小脸又被打坏了？”

“那有什么办法！”

“谁打的？”

“是打人的人呗……”

“你呀！唉！”伊佐特叹了一口气，又转身对罗马斯说，“大车马上就下来，我老远就看到了你们——在船上，船划得很快。你先走吧，安东内奇[30]。我在这看守一会儿。”

显然，这个人对罗马斯友好又关心，甚至像保护人那样，虽然罗马斯比他还大十来岁。

半小时以后，我已经坐在一个清洁舒适的房间里。这是一座崭新的小木房，墙壁的松香和麻屑的气味还没有完全消散。这时，一个手脚利落、目光敏锐的女人在摆桌子准备吃午饭。“一撮毛”从手提箱里取出书来，放在火炕旁边的架子上。

“你的房间在阁楼上。”他说。

从阁楼的窗口可以看到村子的一部分，看到我们小屋对面的那条山沟，山沟里住家澡堂的屋顶掩映在灌木丛中。山沟那边是果园和黑色田野，平缓地延伸到天际，那里是高耸入云的蓝色森林。一个穿蓝衣的乡下人跨坐在一个澡堂的屋脊上，他一只手握着斧头，一只手举在额前，搭起眼罩，望着下面的伏尔加河。一辆大车吱嘎吱嘎地响，拉车的母牛累得哞哞叫，山洪喧闹地叫着。一个全身黑的老太婆从小屋的正门口走出来，又马上回过头朝门口狠狠地说：“你们这些该死的！”

两个淘气的小孩正在煞有介事地用石头和泥土堵一股溪水的去路，听见老太婆的声音，掉头就跑了。老太婆从地上拾起一块木片，对着它吐了一口，扔到溪水里，然后用她穿着男人靴子的那一只脚，摧毁了两个孩子的工程，下山往河边走去。

我大概要在这儿住下去了吧。

他们叫我吃饭了。阁楼下面，伊佐特伸着他的长腿，跷起他紫青色的脚板，坐在桌子旁，正在说什么，他见了我，突然不作声了。

“你怎么了？”罗马斯皱起眉头问，“继续说吧！”

“没有什么可说的，都说了。也就是说，就这样决定了。据说，我们自己会应付的。你随身带上手枪，要不就带根粗一点儿的棍棒儿。在巴里诺夫面前，不能什么都说。他，还有库库什金，是女人的舌头。小伙子，你爱钓鱼吗？”

“不爱。”

罗马斯说，有必要把农民和小园主们组织起来，把他们从收购贩子的手里抢救出来。伊佐特用心听完他的话以后说：“寄生虫们是绝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

“我们走着瞧吧。”

“一定是这样的！”

我望着伊佐特，心里想：“卡罗宁和兹拉托夫拉茨基[31]写的短篇小说大概就取材于这样的农民吧……”

难道我接触到了一种正当的事业，难道我马上就要跟从事正当事业的人们一道工作了？

伊佐特吃完了饭，说：“米哈依洛·安东诺夫，你不要急，好事多磨，要慢慢来。”

他走了以后，罗马斯沉思着说：“多聪明诚实的人啊！可惜没有文化，几乎不识字。但他学习刻苦。对了，你在这方面帮帮他吧！”

天黑前，他一直向我介绍店里各种商品的价格，说：“我比村里另外两个店老板卖得便宜，他们当然不高兴，对我干了许多坏事，还想打我。我住在这里不是因为我喜欢做生意赚钱，而是为了别的原因。我的意图类似你们面包店……”

我说，我已经看出来了。

“那好……就是应该教会人们智慧和理智，对吗？”

关好店门后，我们手里端着灯在店里来回忙碌。门外也有人踏着泥泞在街上小心翼翼地来回走动。有时候还有人沉重地爬上了门口的台阶。

“你听见了吗？门外有人在走动！这是米贡，一个穷光蛋，一条恶狼！他爱干坏事——这是他的本性，像漂亮姑娘爱卖弄风流一样。你跟他说话时要多加小心，当然跟其他人一般也要这样……”

然后，我们进到里屋。他点燃了烟斗，宽阔的背脊靠着火炕，眯起了眼睛，对着自己的胡须吐着一缕缕青烟。他在斟酌词句，构成简洁明了的语言，他说道：“我早就发现你在浪费自己的青春。你是个有才能的人，天性顽强，看来也有良好的愿望。你应当学习，但不要让书本把你和人们隔开。某教派的一个老头儿说得很好‘任何教训都来自人’。人们给你的教训要比书本上的教训更令你痛苦。人们教训你时态度很粗暴，但他们这种教训会更牢固地铭刻在你心里。”

他又说了一些我熟悉的话，他说，首先应该唤起农村的理智。但在这些我所熟悉的词句里，我捕捉到了更深刻的，对我说来是崭新的含意。

“你们那里的大学生往往谈什么对人民的爱，我这样对他们说：人民是不应当爱的。对人民的爱——这是句空话……”

他从胡须里露出冷笑，用审问的眼光打量着我，接着在房间里踱起步来，坚定地、充满教训口吻地继续说：“爱，意味着同意、宽恕、不批评、多原谅。应该用这一切对待女人。但难道可以不批评人民的愚昧、同意他们头脑的糊涂、宽恕他们的卑鄙、原谅他们的野蛮吗？不可以吧？”

“不可以！”

“你说对了！可是你们那里，大家都爱读爱唱涅克拉索夫[32]的诗，要知道，靠涅克拉索夫的诗是绝对不行的！应该这样告诉农民：‘兄弟，虽说你本人并不坏，但生活得很不好，你自己也毫无能力让生活变好、变轻松。连野兽大概也比你会关心自己，比你会保护自己。不过农民你，可以变成一切——贵族、神甫、科学家、沙皇，他们都曾当过农民。你看见了吗？你明白了吗？要学会生活，不让别人欺侮你……’”

他去了厨房，吩咐女厨子烧开了茶炊，然后给我看他的书——所有的书几乎都是科学方面的：英国人里有巴克尔[33]、莱伊尔[34]、哈特波尔·莱基[35]、卢伯克[36]、泰勒[37]、穆勒[38]、斯宾塞[39]、达尔文的作品，俄国人中有皮萨烈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等人的作品，以及冈察洛夫的《战船巴拉达号》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他用宽大的手掌带着感情抚摸着这些书，像抚摸心爱的猫儿，同时又以哀求的语气抱怨道：“多好的书呀！这本书是罕见的珍本，是检察机关要焚烧的书。你想知道什么是国家，就读它。”他递给我霍布斯[40]的《利维坦》。

“这一本也是讲国家的，但比较容易读，更有趣！”

这本有趣的书原来是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

喝茶吃点心的时候他简要地讲了自己：他是切尔尼戈夫省一个铁匠的儿子，在基辅车站做过列车油漆工，在那里认识了一些革命者，组织过工人自学小组，他被捕过，坐了两年左右牢，后来被流放到雅库特省达十年之久。

“起初，我同雅库特人住在一起，住在一个村里，心想：这一下可完了！那里的冬天，真他妈的冷，连脑浆都要冻硬了！而且理智在那里也是多余的。后来我发现，这儿那儿不时地出现个俄国人！遇到的俄国人不多，但总算还有吧！为了不让这些俄国人寂寞，当局不时地给他们增加些新人以示关怀！那里有些好人啦。其中就有大学生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他现在也回来了。我和他相处得很好，后来分开了。我们俩在许多地方相似，可是友谊不能靠相似维持。但他是个认真顽强的人，什么活儿都会干，甚至会画圣像——这一点我不喜欢。据说他现在给杂志写稿，做得很出色。”

他一直谈到半夜，显然是希望一下子把我稳步提高到他自己的水平。我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自杀以后，我对自己的评价大大降低，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好像对谁犯了过错，甚至感到羞耻。罗马斯一定了解我的心情，以人的朴素感情为我打开了通往生活的大门，他帮我挺起了胸膛！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

星期天教堂做完礼拜以后，我们开了店门，农民们立刻开始聚集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头一个到的是马特维·巴里诺夫。他身上很脏，头发很乱，有猿猴似的长手和东张西望的女人般美丽的眼睛。

“城里听到什么了？”他打了招呼后问我，但不等我回答，就对着库库什金喊道：“斯捷潘！你的那些猫儿又吃了一只公鸡！”

他马上又讲述着：省长从喀山去了彼得堡——为朝见沙皇而奔走，求沙皇把所有的鞑靼人都迁到高加索和突厥斯坦。沙皇夸省长：“你聪明！会办事……”

“这全是你自己编的。”罗马斯平静地说他。

“我什么时候编过？”

“不知道。”

“你多么不相信人，安东内奇！”巴里诺夫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一面遗憾地摇着头，“可是我可怜鞑靼人，他们不习惯高加索的生活。”

一个瘦矮个儿小心翼翼来到跟前。他穿着别人不要的一件破长衫，灰色的脸孔因为中风而歪了嘴，两片黑嘴唇偏得都合不拢，现出悲痛的微笑。锐利的左眼不停地眨巴，左眼上颤动着斑白的眉毛，眉毛上面有道道伤痕。

“尊敬的米贡！”巴里诺夫嘲笑着说，“你昨夜偷了什么？”

“你的钱。”米贡用他洪亮的男高音回答，同时向罗马斯摘下自己的棉帽。

我们小屋的房东，也是我们的邻居潘科夫，从院子走出来，他穿着制服上衣，脖子上系一条红领带，脚上穿着橡皮套鞋，胸前挂着一条像马的缰绳那样的银制长链条。他怒目扫了米贡一眼：“要是你这个老鬼爬进我菜园子，我就用棍子打你的腿！”

“你又老调重谈了，”米贡平静地说，他叹息地补充道，“不打不成才，不打怎么活？”

潘科夫开始骂他，他又补充说：“我算什么老？才四十六岁……”

“可圣诞节和主显节期间你已经五十三岁了！”巴里诺夫大喊大叫起来，“你自己说的：五十三岁了！干吗要撒谎？”

这时渔夫伊佐特和个子高大、髯须飘洒的老头儿苏斯洛夫也来了[41]，“一撮毛”坐在小店门口的台阶上，吸着烟斗，默默地听农民交谈。农民们就地坐在台阶或者两侧的长凳上。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冷天。被寒冬冻僵了的蓝天上浮云现在正迅速飘动着，阳光和云影倒映在溪水和水洼里，一会儿光亮耀眼，一会儿像柔软的天鹅绒令人赏心悦目。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像美丽的孔雀，她们顺着街道轻盈地向伏尔加河走去。她们跨过街上的水坑时，撩起裙摆，露出钉有铁掌的皮鞋。小孩子们掮着长的钓鱼竿跑过去了；大人们，都是些农民，走过店铺时，总要瞟一眼门口这十来个人，同时又默默地向着店铺轻轻举起“鸭嘴帽”或毡制的礼帽。

米贡跟库库什金友好地分析着一个不清楚的问题：打起架来谁更狠——是商人还是地主老爷。库库什金证明是商人，米贡论证是地主老爷。米贡洪亮的高音压倒了库库什金杂乱无章的言辞：“芬格罗夫先生的父亲敢揪拿破仑·波拿巴皇帝的胡子，可是芬格罗夫先生本人常常抓住两个人后脑壳上的羊皮领子，两只细手一合，两人的额头碰在一起，砰的一声就完蛋了！两人都躺着不动了。”

“要这样碰，你也会躺下的！”库库什金表示同意，但又补充说，“不过商人比老爷吃得多……”

面目和善的老人苏斯洛夫坐在门口最高一级台阶上，诉苦说：“农民在土地上待不住了，米哈伊洛·安东诺夫！过去在老爷们手下是不准闲逛的，每个人都规定有活儿干……”

“那你上书请示再实行农奴制吧！”伊佐特回敬了他一句。罗马斯却默默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开始在门廊的栏杆上磕打着烟斗。

我盼望着他什么时候会开口。我认真听着这几个农民语无伦次的谈话，心里揣摩着“一撮毛”究竟会说些什么。我觉得他错过了好几次机会去参与农民们的谈话。但他还是若无其事地沉默着，像木偶一样坐着不动，只是低头看着水坑里的水被风吹起涟漪，或抬头看着天上的云朵被风驱赶在一起，挤压成灰黑色的浓云。河面上一只轮船在轰隆隆地叫，从河岸飘来了姑娘们清脆的歌声和手风琴的伴奏。一个醉汉在街上大步向河边走去。他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嘴里叽里咕噜。他双手挥舞着，两条腿过分地弯曲着，常常踩到水坑里。农民们说话越来越慢，声音里充满凄凉，我心里也涌起了忧愁——这是因为这寒冷的天空有下雨的威胁，也因为我又想起城市的生活：那从不停息的喧闹和各种各样的声响，街上匆匆闪过的行人，他们大胆泼辣的话语和激动人心的丰富词汇。

这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我问“一撮毛”：他究竟什么时候跟农民们谈话。
“谈什么？”
“啊！”他用心听完我的话后说，“你知道，要是我跟他们谈这件事，而且还是在街上谈，那我又要被发配到雅库特人那里了……”

他装上了烟斗，大口大口地抽起来。不一会儿，屋子里就烟雾弥漫了。他平静地开始了一次难忘的谈话。他说：农民谨小慎微，疑心重。农民怕自己，怕邻居，尤其怕外来人。农民获得自由还不到三十年。每一个四十岁的农民都记得自己生下来就当奴隶，自由是什么呢？——这问题很难解释。如果简单地解释为：自由就是我愿意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但到处有官老爷，官老爷就要妨碍你生活。沙皇从地主们手里夺取了农民，所以现在沙皇是全体农民唯一的老爷先生。那么再问：究竟什么是自由？突然有一天沙皇对自由做出解释。农民非常相信沙皇——这位全国土地和一切财富的主人。沙皇从地主那里夺取了农民，还可能从商人那里夺取轮船和商店。农民拥护沙皇，农民认为：老爷或先生多了不好，只有一个老爷或先生比较好。他们盼望有一天，沙皇给他们解释自由的意义，那时候谁能拿什么就拿什么。这一天——他们人人都想，但人人都怕。他们内心警惕百倍，枕戈待旦，生怕睡过了宣告全国大分配那关键的一天。同时他们又都怕自己：自己想要很多，也确有东西可拿，但怎么拿呢？大家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同一件东西。而且到处有无数的长官，他们显然要仇视农民甚至沙皇。但没有长官也不行，大家又都得争斗起来。

狂风卷着大滴的春雨愤怒地扑打着窗上的玻璃，灰色的烟雾流到了街上。我心里也变得灰暗和无聊了。烟雾中继续听到罗马斯平静、沉思的话语：“要教育农民，使他们逐渐学会从沙皇那里夺取政权；要告诉农民，人民有权从自己的阶层里选出官吏——县警察分局局长、省长，甚至沙皇……”

“这要一百年！”

“你以为这一切在‘三一主日’[42]前就能成功？”“一撮毛”严肃地问。

这天晚上他去了什么地方。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我听见街上一声枪响，这枪声就在附近。我冒雨跑到黑暗处，看到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又大又黑的身影不慌不忙，仔细地绕过一条条溪涧，朝我们店门走来。

“你来干吗？这是我打的枪……”

“打谁了？”

“这里有几个人拿着削光的木棍冲到我跟前。我说，站住，我要开枪了，他们不听。我就朝天开了一枪，天是打不坏的……”

他进了门廊，站在过道里脱衣服，用一只手挤压湿淋淋的胡须，像马一样打着响鼻，喘着粗气。

“这双鬼靴子，原来都长眼了！应当换一双了。你会擦拭手枪吗？请给擦拭一下，不然会生锈的。涂上一点儿煤油……”

他临危不乱的沉着镇定，灰色眼睛里放射出来的冷静而顽强的目光，真令我赞叹！他进了房间，在镜子前梳理着胡须，提醒我说：“你去村里时要加小心，特别是在节日的晚上。他们大概也想打你的。但不要带棍子，这会刺激那些好斗者，也可能使他们感到你是出于害怕。不应该害怕的！他们自己倒有些害怕……”

我开始过得很舒适，每天的生活都有新内容，每天过得都很有意义。我开始贪婪地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罗马斯这样开导我：“马克西莫维奇，你最好首先弄懂这门科学，它包含着人类最高的智慧。”

伊佐特每周有三个晚上来这里，我教他识字。起初他对我不信任，常常带点儿讥笑。但上过几堂课以后，他心悦诚服了：“你讲得很好！小伙子，你会成为教师的……”

他又突然提议：“你好像很有劲儿，来，我们拉棍比比力气，怎么样？”

我们从厨房拿了一根棍，各自握着棍子的一头，坐在地板上，脚板顶着脚板，都尽力要把对方从地板上拉起来。我们俩较量了很久，“一撮毛”笑着为我们俩鼓劲儿：“来吧！加油！”
伊佐特拉起了我，这使我对他的好感加深了。

“不要紧，你还是很有力气的！”他安慰我，“可惜你不爱打鱼，不然跟我一块儿上伏尔加河。伏尔加河的夜晚——真是人间天堂！”

他学习很热心，也成绩显著，而且常常露出惊喜的神情。比如正在上课，他突然站起来，从书架取下一本书，高扬起眉毛，吃力地读完两三行，然后红着脸看我，惊喜地说：“我能读了，他妈的！”
于是，他闭上眼睛背诵：
像母亲哭倒在她儿子的坟墓前，
一只水鸟哀鸣在凄凉的平原上。

“你看对不对？”

有好几次他轻言细语、小心翼翼地问我：“老弟！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搞的？人一见到这些黑道道，它们就成了一行行我懂的话，成了咱们嘴里说的那些话！可我是怎样读懂的呢？又没有谁在我耳边提示。假如是些画片，那就不奇怪了。可是这上面印的好像就是人的思想——这是怎么回事？”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我的“不知道”使他苦恼起来。

“这是妖术了！”他叹息地说，就着灯光看起书来。

他身上有一种令人愉快和感动的天真，一种纯洁如童心的品质。他越来越让我想起书里写的那种可敬可爱的农民。像几乎所有的渔人那样，他真像一位诗人，他爱伏尔加河和河上幽静的夜晚，他爱孤独和旁观消极的人生。

他望着星星问我：“安东诺夫说过‘那里也可能住有跟我们类似的人’。你认为他说的对吗？真想给他们发个信号，问问他们生活怎么样。大概要比我们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吧……”

实际上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他是孤儿、穷光蛋，在他所喜爱的、平静的渔人生涯里不依赖任何人。但他对农民们不友好，常常警告我：“别看他们那么亲热，他们都很狡猾、虚伪。你不要相信他们。他们现在对你这样，明天就另一样。每个人都只看见他自己，公共事务——他们认为是苦役。”

他这样一个软心肠的人，谈起“吃人的”地主、富农来，不料竟有这样的仇恨。

“他们因为什么比别人富呢？因为他们比别人聪明。所以我要这些家伙记住：如果你们农民聪明，就一定要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可是这些坏蛋把村里弄得四分五裂，像一盘散沙。事情就是这样！俗话说，敌人就是自己！这些自作孽的人啊！安东诺夫为他们操尽了心……”

美丽健壮的伊佐特很受女人们的青睐，也容易被女人征服。

“当然，我被她们惯坏了。”他真诚地忏悔说，“她们的丈夫当然感到羞辱。我要是他们，也会感到羞辱的。可是又不能不可怜这些女人，女人像是你的第二生命。她们活着没有节日的快乐，也享受不到丈夫的温情，她们像牛马一样干活儿，如此罢了。丈夫们没有时间去爱她们，而我是个自由人。有许多女人，结婚后第一年就吃丈夫的拳头。是的，我在这方面是有罪的，我跟她们乱搞。我只请求一件事：娘儿们，你们彼此别吃醋，我一个人足够使你们大家都快活！不要互相嫉妒了，你们对我都是一样的，我同情你们大家……”

于是他含羞地低下头，胡须里露出微笑：“我差一点儿没跟一位太太胡搞上了，这位太太坐船从城里来别墅度假。她是个美人儿，皮肤白嫩得像牛乳，一头亚麻色的秀发，一双淡黄色的和善的眼睛。我卖鱼给她，眼睛不停地看她。‘你怎么啦？’她问。‘你自己明白。’我说。‘那好，’她说，‘晚上我去找你，等着吧！’她真的来了！只是她怕蚊子——蚊子咬了她，结果我们没出什么事。‘我不能，咬得太厉害。’她差点儿没哭出来。第二天，她丈夫来到她身边。他像是位法官。对了，她也像是官太太。”最后他伤心和责备地说，“蚊子也能妨碍她们生活！”

伊佐特很夸奖库库什金：“你仔细看这个庄稼人，他心肠好。人们不喜欢他，那才是没有理由！当然他爱瞎说。可是哪有牲口身上不长出杂毛的呢？”

库库什金没有地，娶了一个好喝酒的女帮工。她个子矮小，但十分机灵，又有劲又厉害。库库什金把自己的小屋租给一个铁匠，自己住在澡堂里，在潘科夫家做长工。他很喜欢新闻，要是哪天没有新闻，他就自己编造各种趣事，把它们贯穿在一起。

“米哈依洛·安东诺夫！你听说没有？京科夫区一个小官辞职当修士了。他说：‘我不愿再打骂农民了，干够了！’”

“一撮毛”认真地说：“是呀，所有的官吏将来都会这样跑掉的。”

库库什金抹去浅黄色乱发中的麦秸、干草和鸡毛，思索着说：“不会全跑光的。只有那些有良心的才跑掉，他们当然对自己的职务感到沉重。安东内奇，你不相信良心——这一点我看出来了。但要是人没有良心，再聪明也活不下去！我再讲一件事给你听……”

于是他讲了一个“最聪明”的女地主：“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厉害女人，连省长大人都屈尊来拜访她。他说：‘太太，你要小心呀！关于你做坏事的新闻甚至传到彼得堡了！’她当然用果子酒招待了省长，然后说：‘愿上帝保佑你平安回去，我不能改变自己的性格！’过了三年零一个月，她突然召集农民们，说：‘我的地全给你们，再见了！原谅我，我要……’”

“去修道院啦！”罗马斯接了他的话茬儿说。

库库什金注视着他，并且肯定说：“对，去当修道院院长！也就是说，你也听到过她？”

“从来没听到过。”

“但你从哪里知道的？”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

幻想家摇头嘟哝着：“你太不相信人了……”

他的故事经常是这样的：坏人和恶人做坏事做得累了就“跑掉”，但更多的结局是，库库什金把他们送到修道院，就像把垃圾送到垃圾场一样。

他常常突然出现一些奇怪的念头。突然他皱起了眉头，声明说：“我们打败了鞑靼人——这没有道理，鞑靼人比我们好！”这时谁也没有谈到鞑靼人，大家在谈组织果园主合作社。

罗马斯正在讲西伯利亚，讲西伯利亚的富裕农民，库库什金突然若有所思地嘟哝着：“假如两三年不去捕海里的鲱鱼，鲱鱼能繁殖到使海水涨过海岸，天下就要发大水。繁殖力多么强的一种鱼呀！”

村里人认为库库什金是个说空话的人，他的故事和奇怪的念头惹人们生气，引起他们的谩骂和讥笑，但他们每次都有兴趣地、用心地听他讲，好像希望从他的杜撰中找到真理似的。

“空谈家！”老成持重的人这样称呼他，只有爱打扮的潘科夫认真地说：“斯捷潘是个谜一般的人……”

库库什金很会干活儿。他是位箍桶匠、砌炉匠，懂养蜂，教女人们繁殖家禽，还会一手好木匠活儿。他什么活儿都干得不错，虽说他干活儿慢，也有点儿懒。他喜爱猫，他澡堂里有十来只吃得很饱的“野猫”——野性十足的猫儿。他喂它们乌鸦和穴鸟。猫儿被他驯养得会吃飞禽，这就更加深了别人对他的不满。他的猫儿常常把小鸡和母鸡咬死，所以女人们也设法捕捉他的猫，无情地追打它们。库库什金的澡堂附近常常听到恼怒的主妇们尖声叫骂，他却毫不在乎。他反而说：“女傻瓜呀！猫儿是捕食动物。猫儿比狗还机灵。所以我要训练它们抓飞禽。我们将繁殖几百只猫，再卖掉它们，赚来的钱给你们，女笨蛋呀！”

库库什金本来会识字，可是全忘了，也不愿意再捡起来。他天性聪明，他比大家更快地抓到“一撮毛”讲话的要点。

“这样，原来这样呀！”他皱起眉头，像小孩儿服了苦药似的，说，“这就是说，伊凡雷帝对小百姓们并没有害处……”

他、伊佐特和潘科夫晚上常来我们店铺，而且常常坐到半夜，听安东诺夫讲世界形势、外国生活、各国人民的革命暴动。潘科夫喜欢法国革命。

“这才是真正把生活翻个个儿！”他赞叹地说。

潘科夫两年前就跟父亲分开过了。他父亲是个富裕的农民，脖子底下吊着一个大瘰疠，眼睛鼓得很可怕。潘科夫靠“恋爱”娶了伊佐特的侄女——一个孤儿。他管老婆很严，但给她穿城市的服装。父亲骂儿子任性，路过儿子的新屋时都要冲它狠狠地吐唾沫。潘科夫把这座屋租给了罗马斯，并且靠着这房租修了这个小卖店——这是违背村里财主们的意愿的。财主们恨他这样做，他表面上对他们满不在乎，谈起他们时带着轻蔑的口吻，跟他们在一起时，态度简直是粗暴和嘲笑。农村的生活使他感到厌倦：“我要有门手艺，就去城里住了……”

他身材匀称，经常穿得干干净净；他举止稳重，很有自尊心；他思想谨慎，有猜疑心。

“你凭冲动还是经过思考干这种事的？”他问罗马斯。

“你觉得呢？”

“不，你自己说。”

“你觉得哪样好？”

“不知道！你认为呢？”

“一撮毛”很倔犟，终于迫使这个庄稼汉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是经过头脑思考以后好！思考当然只能从利益出发，哪里有利益，哪里的事情就可以做得好。心愿只会引我们走错路。要是只讲心愿，我早就惹出乱子来了，一定会去放火烧神甫了！可不能冒冒失失地乱来啊！”

神甫是个长着田鼠般嘴脸的凶老头儿，曾经干涉过他们父子间的争吵，弄得潘科夫很不愉快。

起初，潘科夫对我不大友好，几乎有点儿仇视，甚至像主人对待奴仆那样使唤过我，但他很快改变了态度，虽说我感觉他对我还心怀疑虑，甚至可以说我不喜欢他。

这小木房里的那些夜晚至今还历历在目。一个清洁的小房间，圆木的四壁，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屋角桌子上亮着一盏灯，一个额头高、胡须长、头发剪得平整的人在灯前讲话：“生活的实质，就在于人逐渐摆脱牲口般的地位……”

三个农民用心地听着，他们个个眉清目秀，一看脸庞就知道都是些聪明人。伊佐特始终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在倾听远方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的什么东西。库库什金身子转来转去，似乎有蚊子在咬他。潘科夫摸着浅黄色的小胡须，静静地沉思：“这就是说，人民还是需要分成阶层。”

潘科夫从来不跟自己的长工库库什金粗暴地说话，而且很用心地听这位幻想家编造各种趣事——这一点我很喜欢。

每当谈话结束，我就回自己的阁楼，坐在开着的窗子旁边，望着入睡的村子和万籁俱寂的田野。透过夜幕能看见星星在闪烁，星星离地面越近，看起来就离我越远。寂静好像在有意地抓紧你的心，可你的思绪却在广阔无限的空间四处流淌。我浮想联翩，看见成千上万座村庄也像我们村子一样，默默地紧贴着平坦的大地蜷伏在那里。大地上万籁俱寂。

空寂的夜幕温暖地拥抱着我，又像万条血吸虫吸吮我的心。渐渐地，我感到困乏无力，昏昏欲睡，但又忐忑不安，有一种说不清的忧虑。我在大地上是多么渺小……

现在，乡村的生活在我面前变得颇有乐趣了。我过去多次听说过，也从书上得知，乡下人比城里人健康与热情。但我亲眼看见农民在不停地从事苦役般的劳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积劳成疾，而且几乎没有快活的人。城里的工匠和工人们的工作不比他们少，但生活比他们快活，不像他们这些满脸愁苦的人这样无聊寂寞，埋怨生活。在我看来，农民的生活并不简单，要求他们紧张辛苦地耕种土地，机灵圆滑地对待人。而且，这种理智上贫乏的生活，心灵上也是冷酷的。我发现，村里的人全都像盲人那样，瞎『摸』着过日子，人人都在害怕什么，彼此不信任，性情上与狼有些相像。

我难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顽固地不喜欢“一撮毛”、潘科夫和所有的“我们这一伙”愿意理智地生活的人。
我清楚地看到城市的优越性：城里人渴望幸福，大胆追求理智，城市有多种多样的目标和任务。遇到这样的夜晚，我总要想到两个城里人：
弗·卡卢金和兹·涅别伊

钟表匠，兼修各种机械、外科医疗器械、缝纫机、留声机、风琴等。
这块招牌钉在小店铺狭窄的小门上方，小门两边各有一扇沾满灰尘的窗户，一扇窗户旁边坐着弗·卡卢金。他黄色的秃脑袋上有一个肉瘤，一只眼睛上夹着一片放大镜。他圆脸庞，身体壮实。他用小小的镊子拨弄钟表的机器时，几乎在不停地微笑，或者张开他隐蔽在白猪鬃般胡子下面的圆嘴巴，哼着小调。另一扇窗户旁边，兹·涅别伊也在拆装一件小玩意儿，有时也突然用男低音哼起小调。他一头鬈发，黑脸庞，长着鹰钩鼻、两只李子般的大眼和一小撮尖胡须，干瘪得像个骷髅。

“那里塌啦，那里，那里！”

他们的背后乱堆着音箱、机器、轮子、八音盒和地球仪，到处都放着各种各样金属物品的货架。墙上挂着许多钟，钟摆来回地摆动。我情愿整天看这两个人干活儿，但是我的高个儿挡住了他们的光线，他们对我做出可怕的鬼脸，挥动胳膊，撵我离开。我离开时，心里羡慕地想：“什么都会做——这是多么幸福啊！”

我尊敬这些人，相信他们知道一切机器、工具的秘密，也能修理世界上的一切东西。这才配叫作人啊！

可是我不喜欢农村，不理解农民。女人们特别容易患病，她们谈自己的病时总说：“心里有个什么东西堵着”“胸口闷得慌”“肚子经常刀割似的疼”。她们节日里坐在自

己小屋附近或者在伏尔加河边时最爱谈这些病。她们个个都容易激动，激动时就彼此大吵大骂。因为一把只值十二戈比的瓦罐打碎了，三家人『操』起棍棒大打出手，打断了一个老太婆的手，打坏了一个小伙子的头。这样的打架几乎每月都会发生。

年轻小伙子公开侮辱姑娘，找她们胡闹，在田里抓到了姑娘，把她们的裙摆撩到头上，用柳树皮牢牢系住，这叫作“给处女开花”。这些从下面裸露到腰部的姑娘们尖叫着、咒骂着，但看起来她们也乐意这样的游戏。你会发现，她们故意放慢放下自己的裙摆的速度。教堂里做“晚祷”时，小伙子们使劲儿揪姑娘们的屁股蛋儿，好像他们专为这个才上教堂的。礼拜日，神甫在传道台上说：“畜生！难道这地方供你们这样胡闹吗？”

“在乌克兰，人民在宗教方面也许较比多一点儿诗意，”罗马斯评论说，“在这儿，人们信上帝，我看只是出于恐惧与贪婪的本能。你知道，这里的人并不真正爱上帝，也并不真正佩服上帝的美和力量。这可能是好事，他们比较容易从宗教里解放出来。我对你说：宗教是最有害的偏见！”

小伙子们爱吹牛，但却很胆小。大概有三次，夜里我突然在街上碰见他们，他们想打我，但都没有成功。只有一次，他们用棍子打了我一条腿。当然，我没有把这几次交手的事告诉罗马斯，但他发现了我有点儿跛，自己就猜出来是怎么回事了。

“你看，到底还是得到他们的赏赐了吧？我早就告诉过你！”

虽然他没有劝我夜里出去散步，我还是有时候路经一家家菜园到伏尔加河岸，坐在河边一排柳树下，穿过透明的夜幕眺望下面的河水和河对岸的草地。伏尔加河庄严缓慢的水面闪烁着万道金光——这是在看不见时太阳由死寂的月亮反射出来的光。我不喜欢月亮，月亮里似乎有“不祥之物”。月亮引起我的忧愁，像传说中的“野狗吠月”那样，我真想号叫。后来我知道，月亮自己不会发光，月亮上死寂一片，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生命——这使我十分高兴。在这以前，我想象着月亮上住着铜人，他们是由许多三角形构成的，走路的动作像圆规，他们说话声如铜铃，又像大斋期教堂里十分吓人的钟声。月亮上面的一切都是铜的。植物、动物——一切一切都不停地、震耳欲聋地对地球发出仇恨的吼声，企图危害地球。后来，我知道月亮在天上是块空地方，我感到高兴，但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大流星猛然落在月亮上，这种碰撞的力量足以使月亮喷出火花，并开始在地球上空放射出自己的光辉。

我望着伏尔加河的流水摇动着一条锦缎般的光带，从远处的黑暗中流过来，又消失在岩石河岸的阴影中。我突然觉得思维活跃起来，敏锐起来，脑海中很容易地涌现出一些难以言表的、与白天的感受截然不同的思绪。伏尔加河的巨流无声地流淌着，一只轮船在黑暗的河道上缓缓地滑行，看上去好像一只长着火色羽毛的怪鸟。船尾发出轻轻的拍水声，听起来好像怪鸟在扑扇沉重的翅膀。在对面长满野草的河岸边，一点灯火忽闪着，在水面上延伸出一片刺眼的红光。这是渔民在借着灯火捕鱼，却使人误以为天上的一颗星星陨落到河面上，变成一朵火花在水面上浮动。

这时，我先前从书中读到的东西在脑海中变化出种种奇思妙想，想象力不知疲倦地编织出一幅幅美丽无比的图画，让我随着潺潺流水飘浮在轻柔的夜空中。

伊佐特找到了我，在黑夜里他显得更魁梧，更使人喜欢了。

“你不是头一次来这儿吧？”他问，然后在旁边坐下来，长时间沉思不语，看看河又看看天，抚摸着细丝般的金色胡须。

然后，他幻想开了：“等我学完了，书读多了，我要走遍所有的江河，我要知道一切！我还要教别人知道！是呀，老弟！能跟人交心多好啊！甚至跟有些娘儿们倾心交谈，她们也能理解。不久前有一位坐在我的船上问，我们死了后将会怎么样。她说：‘我既不信地狱，也不信天国。’老弟，你看，她们也是……”

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字眼，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补充说：“活人……”

伊佐特是夜间活动的人。他对美有着敏锐的感觉，也善于谈论美，谈论时使用幻想丰富的小孩儿所用的语言。他信仰上帝，虽说也按教堂的一套来做，但是并无恐惧，他把上帝想象成一个慈眉善目、高大魁梧的老人，良善聪明的救世主。上帝之所以没有镇住邪恶，只是因为，“他还未来得及，世上的人养得太多了！不过不要紧，他会来得及的，你会看见的！但基督，我就不理解了——怎么也不理解！基督对我什么也不顶用。上帝就够了。这儿干吗又来一个基督！据说是上帝的儿子。儿子有多大用？上帝大概没有死吧……”

但更多的时候，伊佐特坐着不吭声，默默地想着什么，只是有时叹息着说：“是呀，原来这样……”

“什么事呀？”

“我在想心事……”

于是他又望着朦胧的远方叹息着：“生活真美好！”

我表示同意：“是的，生活是美好的！”

天鹅绒般的黑色河水奔流向前。银色的天河在上空蜿蜒曲折，大颗的星星金光闪烁，像金色的云雀在飞翔，心儿在悄悄地歌唱，倾吐对人生奥秘的遐想。

远处草地的上空被太阳光照射成粉红色。不一会儿，天空光芒四射，宛如孔雀开屏。
“太阳太奇妙了！”伊佐特嘟哝着说，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苹果树开花了，村子像覆盖着一堆堆淡玫瑰色的雪花，到处飘逸着苦涩的花香，压过了油烟和马粪味。上千棵苹果树开满锦绣似的淡玫瑰色花朵，像花枝招展的姑娘穿着节日的盛装。这些树一行行整齐地从村边延伸到田野。月明风清，花枝在微风中摇曳，那盛开的花朵宛如粉蝶在枝头摆动。万籁俱寂，树枝沙沙声也几乎听不见了，这时村庄又像被金光闪烁的蓝色巨浪淹没了。夜莺不知疲倦地纵情歌唱。白天，热情奔放的椋鸟互相挑逗，高空中看不见身影的云雀也不停地向大地送来婉转动人的歌声。

每到节日，傍晚时姑娘们和媳妇们哼着歌儿在街上走，小嘴张得像嗷嗷待哺的雏鸟，疲倦的脸上露出醉人的笑容。伊佐特也像喝醉似的微笑着。他瘦了，眼睛陷进黑眼窝里，脸变得更严峻、更美丽，也更神气了。他常常整天地睡觉，只是傍晚才来到街上，心事重重，默默沉思。库库什金奚落他，言语虽然粗鲁，但带着关心。伊佐特只是羞愧地笑着说：“你住嘴，你不知道！这有什么法子呢？”

于是他谈兴大发了：“生活多甜蜜啊！生活本可以过得充满爱心！心里有多少美好的话想说！有一样东西到死也不会忘记，如果死后复生，首先想起的就是它！”

“当心女人的丈夫打你。”罗马斯警告他，也关心地笑着。

“挨打也值得。”伊佐特表示同意。

几乎每天夜里，米贡高亢激昂的歌声伴着夜莺的歌唱在果园、田野、河边荡漾。他的歌唱得非常美，歌词也很不错，农民甚至因此原谅他许多事。

每逢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店门口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人，其中一定有苏斯洛夫老头、巴里诺夫、铁匠克罗托夫、米贡。他们坐着，若有所思地交谈着。一些人走了，另一些来了，就这样——几乎一直到半夜。有时候发生醉汉闹事，次数最多的是当兵的科斯京。他只有一只好眼睛，左手有两个手指没了。他常常卷起袖子，挥动两个拳头，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快步走向店门，声嘶力竭地喊叫：“‘一撮毛’！你这个乌克兰佬！一个坏民族，信土耳其人的教！你回答我，你为什么不上教堂，啊？你这个邪教徒！害群之马！你回答，你是什么东西？”

有人逗他：“米什卡[43]，你为什么开枪打掉自己的手指？是害怕土耳其人吧？”

他冲上来要打架，但人们抓住他，笑着、喊着把他往山沟里推——他一边像陀螺似的转着被推下山坡，一边尖叫，刺耳的声音令人受不了：“救命呀！杀人啦！……”

后来，他从山沟里爬上来，浑身是土，求“一撮毛”给他点儿钱买酒喝。

“因为什么给你钱？”

“因为给你们取乐了。”科斯京答道。农民们听了齐声哈哈大笑。

【第七节】

一个节日的早晨，女厨子点燃炉子里的木柴，就去院子里了，而我已来到店里。这时厨房里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呼啸声，强大的气流震得店铺颤抖了一下，盛有糖果的那些铁盒子从货架上掉到地上，震坏的玻璃乒乒乓乓，地板像敲鼓一样响。我冲向厨房，团团浓烟从厨房门口钻进卧室，浓烟后面有个什么东西咝咝地冒气和噼噼啪啪作响。“一撮毛”一把抓住我的肩：“站住！……”

女厨子在过道里哭喊着。

“看你！蠢女人……”

“一撮毛”钻进了浓烟，叮当地碰上了什么东西，狠狠地骂了几句，喊道：“别哭了！拿水来！”

厨房的地上木头在冒烟，木片在燃烧，砖头倒塌在地上，黑洞洞的炉膛空荡荡的，像清扫过了一样。

我在烟雾中摸到一桶水，浇灭了地上的火，然后把一根根木头扔回炉膛里。

“当心！”“一撮毛”说，拉着女厨子的手，把她推到卧室，命令说：“你去把店门关上！而你，马克西莫维奇，要多加小心，可能还会爆炸……”他蹲下来仔细观看圆圆的松木头，然后把我扔进去的这些木头从炉膛里抽出来。

“你这是干什么？”

“你看！”

他递给我一根炸得奇怪的圆木头，我看见像是用“手钻”在里面钻了一个空洞，空洞奇怪地被烧黑了。

“你明白了吗？这些魔鬼，在这木头里装上了火药。这些笨蛋！一俄磅火药能顶什么用？”

他把这根木头放到一边，开始洗手，说：“幸亏阿克西尼娅出去了，不然会炸伤她的……”

带点儿酸味的烟雾散了以后，我才看清楚：一个架子上的炊具打碎了，一扇窗户的所有玻璃都被炸掉了，炉门的砖头被炸塌了。

我反而不喜欢“一撮毛”在这个时刻表现的镇静——好像这种愚蠢行为丝毫也不能使他生气。街上这时却闹开了，孩子们跑着、嚷着：“‘一撮毛’家里起火了！我们家烧着了！”

阿克西尼娅哭叫着，她在卧室里害怕地喊道：“米哈伊洛·安东内奇！外面的人推着门要进来！”

“不要紧，要安静！”他说着，一边用毛巾揩他的湿胡须。

大惊失色与怒不可遏的人们蓬头垢面，从房间敞开的几个窗口瞧我们屋里，眯着被烟熏得难受的眼睛。有一个人激动地尖声喊叫：“把他们撵出村子！他们这儿不断地出乱子！这是怎么回事？我的上帝！”

一个赤发的小个子农民念念有词地在胸前画十字，他企图爬进窗户，但没有爬上来。他右手拿着斧子，左手抽筋地抓着窗台，但抓不稳，人掉了下去。

“一撮毛”罗马斯一只手握着那根木头，问他：“你干吗上来？”

“我来灭火，叔叔！”

“可是没有哪儿失火呀……”

这个农民目瞪口呆地走了。罗马斯走到店门口的台阶上，把这根木头拿给人群看，说：“你们当中有人在这根圆木头里装上了火药，塞进我家的木柴里。但火药装得太少，结果什么也没有炸坏……”

我站在“一撮毛”的背后，望着人群，只见拿斧子的农民惊慌失措地说：“他要拿这木头打我……”

喝醉的退伍兵科斯京大喊大叫：“把这个狂热的异端分子撵走！送法院……”

但大多数人不吭声，眼睛盯着罗马斯，不信任地听他讲话：“要炸毁这个小屋，需要很多火药，也许需要一普特！好了，大家走吧……”

有人问：“村长在哪儿？”

“应该找警察局局长！”

人们走开了——慢腾腾，很不乐意，好像对什么感到遗憾似的。

我们坐下来喝早茶，阿克西尼娅给大家倒茶，像往常一样亲热和殷勤。她同情地看着罗马斯说：“你不埋怨他们，他们才这样胡闹啊！”

“这不使你生气吗？”我问他。

“哪有时间对每件蠢事生气啊？”

我心里想，要是人人都这样沉着镇定、心平气和做自己的事该多好！

这时他说，不久他就要去喀山，问我需要捎回来什么书。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的心上像装有一种特殊机器的钟表，只要上一次弦，就可以走一辈子。我很喜欢“一撮毛”，很尊敬他，但我希望他对我或某个人暴跳如雷地大发一次脾气。但他就是不可能也不愿意生气。当他被愚蠢或卑鄙的行为激怒时，也只是嘲弄似的眯缝起灰色眼睛，三言两语说几句冷淡的话——不过这些话经常是简单而严厉的。

比如他问苏斯洛夫：“你这样的老年人为什么也心术不正呢？”

老人的黄脸颊和额头上慢慢染上了一层红晕，白胡须似乎也红到了根。

“要知道这对你没有好处，只能失掉敬重。”

苏斯洛夫低下头来，表示同意：“对，是没有好处！”

然后他还对伊佐特说：“这就叫作心灵的向导！应该选这样的人当领导……”

……罗马斯简单明了地开导我，他不在时我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我这时觉得，他已经忘了有人企图用爆炸威胁过他，像人们容易忘记被苍蝇叮过一样，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这种事。

潘科夫来了，他仔细看了壁炉，皱起眉头问：“你们吓坏了吧？”
“看你问的，有什么可怕呢？”
“一场战争啊！”
“坐下来喝茶吧。”
“老婆在等我哩！”
“你从哪儿来？”
“从河上打鱼来。跟伊佐特一块儿。”
他走了，经过厨房时又意味深长地重复了一句：“一场战争！”

他跟“一撮毛”谈话向来都是简短几句话，好像早就已经就全部重要和复杂的内容交谈过了。记得有一次，他听完罗马斯讲的伊凡雷帝统治时期的故事后，说：“一个讨厌的沙皇！”
“一个卖肉的！”库库什金补充说。

潘科夫坚定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他身上看不出有特别聪明的地方。他打败了王公们，又培植了小贵族去代替他们，还引来了许多外人，也就是外国人。这一招不聪明。小地主比大地主还坏。苍蝇不是狼，不能用枪打，苍蝇比狼还招人讨厌。”

库库什金提着一桶和好的泥进来，一边给炸坏的炉门上砌砖，一边说：“这些鬼安的好心！自己身上的虱子——他们不会抓，但杀人——真是不眨眼！安东内奇，你不要一次运很多货物，最好每次少运些，但次数多一些。不然，你看，又要放火烧你了。现在，你又要干这玩意儿——你等着灾难吧！”

“这玩意儿”是指果园主合作社，是村里有钱人很不喜欢的。“一撮毛”在潘科夫、苏斯洛夫和另外两三个明理的农民帮助下几乎已经把它干好了。大多数户主开始对罗马斯抱有好感，甚至“毫无用处的”农民巴里诺夫和米贡也千方百计帮助“一撮毛”。我对米贡十分感兴趣，我喜爱他凄婉动人的美丽歌曲。他唱歌时，闭起眼睛，痛苦的脸上不再抽搐了。他常常在没有月亮或者天空布满浓云的黑夜出来干活儿。有好几次，傍晚时分他就悄悄地来找我：“上伏尔加河。”

到了伏尔加河，他就收拾捕鲟鱼的渔网，这种网本来是禁止用的。他坐在自己小木船的船尾，像骑马一样，把两只弯曲的黑腿放进黑水里，轻声地说：“老爷讥笑我和侮辱我，也就算了，我能忍受，这个遭狗咬的！他是头面人物，他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可是自己的农民兄弟也压迫我——我怎么能够接受呢？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只不过他按卢布数钱，我按戈比数罢了！”

米贡的脸抽搐着，眉毛跳动着，两只手检查渔网，同时用小锉子修理上面的鱼钩，手指的动作倒还轻巧灵便。他低声地倾诉着心里的话：“我承认是小偷，确实有罪呀！可是大家都这样靠抢劫过活，彼此喝对方的血，吃对方的肉。是的，我们这种人‘上帝不喜欢，魔鬼却溺爱！’”

漆黑的河水在我们身旁流动，黑云在河的上空移动，黑暗中看不见对岸的草地。波浪小心翼翼地拍打着沙滩，冲洗着我的双脚，像是要把我带进无边的黑暗，随着漆黑的河水漂向一个地方。

“人总是要活吧？”米贡叹息地问。

岸上，一只狗在山坡上哀叫。我像在做梦，迷迷糊糊地想：“但为什么要像你这样活呢？”

河面上很静，很黑，也很可怕。这温暖的黑夜无边无际。

“他们会打死‘一撮毛’的，瞧着吧，也会打死你的。”米贡嘟哝着，然后又突然唱起歌来：
妈妈疼爱我，
妈妈跟我说：
“我的心肝啊！
雅沙要好好儿活……”
他闭上眼睛，声音更加深沉和悲哀，他修理鱼钩的手指动作也放慢了。
我没听妈妈的话，
我没有听话……

我这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脚下的土地被奔流的黑色河水冲走，我正从大地滑向黑暗，滑向太阳永远沉没的地方。

米贡又突然停止唱了，像他突然开始唱那样出乎意料。他默默地把小船推到水里，坐上去以后就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中。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这样的人是为什么活着呢？”

我的朋友里还有巴里诺夫。这个人吊儿郎当，游手好闲，喜欢吹牛和造谣。他在莫斯科住过，谈起莫斯科，他就表示唾弃：“地狱一样的城市！一片混乱！教堂有一万四千零六个，可是满城的人都是骗子！大家都长着疥疮，像马那样满身都是，真的！商人、军人、市民——他们都是这样，一边走路一边搔痒。那里的确有一台‘炮王’，炮筒粗极了！是彼得大帝为了轰击造反的人亲自铸造的。一个女贵族，因为跟他有爱情关系而起来造他的反。他跟这个女人日复一日地同居了整整七年，后来把她和三个孩子一起抛弃了。女人气极了——就造反了！真的，小老弟！他这门大炮‘轰’的一声——一下子就打倒了九千三百零八人！甚至连他自己也吓坏了。所以他对菲拉列特大主教说：‘这不行！因为蛊『惑』罪，应该将这个女流氓钉在绞刑架上！’她被钉上了绞刑架……”

我对他说，“你这全是胡扯”。他生气了。
“我的老天爷！你这人性格多怪呀！这段历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详细讲的，可是你……”
他从基辅“朝圣”回来，说：“这个城市，像我们的村子，也在一座山上，下面也有一条河，可是我忘了叫什么河了。比起伏尔加河，它只是小沟！说真话，城市里乱七八糟。所有的街道都是弯弯曲曲往山上爬。市民是乌克兰人，但跟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不是同样的血统，他们一半是波兰一半是鞑靼的混血儿，爱胡扯，不说正经话，头发不理，身上很脏。他们吃蛤蟆——那儿的蛤蟆每只重十俄磅。他们骑牛，甚至骑牛耕田。他们的牛也不一般，最小的也有我们牛的四倍大，重八十三普特。那里有五万七千个修道士，二百七十三个主教……怪人！还能跟你辩论什么呢？这一切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你去过那里吗？没有。这就得了！老弟，我说话最喜欢准确……”

他喜欢用数字，跟我学会了把一些数字加起来或乘起来，但没有耐心学除法。他常常很有兴趣地将多位数相乘，即便算错了也不怕，他用棍子在沙子上写了一长串数字，瞪着一双儿童般的眼睛，吃惊地望着它们，感叹地说：“这玩意儿谁也不能读出来！”

他人长得并不匀称，蓬头垢面，穿得破烂，可是他的脸还算漂亮，有一小把卷曲的胡须，碧蓝的眼睛露着童稚般的微笑。他和库库什金有一些共同之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俩反而合不来。

巴里诺夫去里海捕过两次鱼，所以他又胡扯一阵海：“小老弟，大海是什么也比不了的。在大海面前，你是个小飞虫！你看着海——连自己也忘了！海上的生活像蜜一样的甜！谁都愿意去，甚至有个大司祭也去了那里，他说：‘没什么，无非是干点活儿吧！’还有一个女厨子去了那里，她本来是一个检察官的姘头——这够好了吧，还想再要什么呢？但是她还是忍不住说：‘检察官，你对我很好，但还是分手吧，再见了！’因为——谁哪怕见过一次海，他就老想着再去一趟。大海无限广阔。像在天空一样，没有任何东西挤你碰你！我也要终生去那里。我不喜欢人——这就是原因所在！我真想当隐士，到没有人烟的沙漠里生活。当然，我还不知道真正的沙漠在哪儿。”

他像条没有家的狗，在村里摇来摆去，人们看不起他，但很高兴听他讲故事，像听米贡唱歌一样。

“还真会瞎编！真有趣！”

他编的故事有时候甚至让潘科夫这样稳重的人也感到困惑。有一次这个好疑的农民对“一撮毛”说：“巴里诺夫证明说，伊凡雷帝的事没有全写进书里，许多东西被隐瞒了。伊凡雷帝好像会变，他变过老鹰，从他‘鹰的时代’起，伊凡雷帝就被铸在钱币上——为了纪念他。”

我发现——也许有好几次——人们对一切不平凡的、神话般的、显然是杜撰的、有时杜撰得拙劣的东西，比有关生活真理的严肃故事要感兴趣很多。

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一撮毛”时，他笑着说：“这不要紧！只要人们学会思索，他们就会思索到真理。你应该理解巴里诺夫、库库什金这些怪人。你知道，他们是艺术家、作家。基督也是这种怪人吧。你会同意吧，有些东西他杜撰得还真不错哩……”

令我奇怪的是，这些人都很少也不喜欢提到上帝——只有苏斯洛夫老头儿才常常虔诚地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而且就从这句话里，我也能听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情绪。我跟这些人相处得很好，我从他们的夜晚交谈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觉得，罗马斯提的每一个问题，像一棵大树那样，扎根在生活的土壤深处。在那里这棵树的树根，又与另一棵同样大的千年古树的根缠绕在一起，而这些树的每一条树枝都鲜艳地开着思想之花，茂盛地长着语言之叶。我感觉到自己在成长——当然也由于饱汲了书中那富有营养、引人上进的“思想蜜汁”，说话也更有信心了，甚至“一撮毛”不止一次地笑着夸奖我：“马克西莫维奇！你干得很好啊！”

我是多么感激他这些话啊！

潘科夫有时候把妻子带来——这个小女人有一张温顺的脸和一双聪明的蓝眼睛，穿着像“城里人”。她静悄悄地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谦虚地闭上嘴唇，但每隔一些时间总要惊异地张开嘴巴、害怕地睁大眼睛。有时候她听到一句恰到好处的话就两手掩住脸羞赧地笑起来。潘科夫向罗马斯使了个眼色，说：“她也听懂了！”

外地一些小心谨慎的人来找“一撮毛”，他就带他们到我的阁楼，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

阿克西尼娅上阁楼给他们送吃的喝的，他们在那里睡。除了我和这个女厨子，谁也见不到他们。这个女厨子对罗马斯像狗那样忠实，几乎像母亲那样关怀备至。每天夜里，伊佐特和潘科夫用小船把这些客人送上开往洛贝什的轮船或者送到码头。我从山下望去，那黑色的或者被银色月光覆盖的水面上一叶扁舟时隐时现，一盏灯笼的点点亮光在小船上头来回摆动，以引起轮船上船长的注意。我看着想着，觉得自己也在参加这个伟大的秘密事业。

玛丽亚·杰连科娃从城里来了，但是她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曾经使我感到羞赧的神情了——她的眼睛向我表明：她已经是这样一位姑娘，她因意识到自己的美貌而感到幸福，因有一位高个子、大胡子男人追求而感到高兴。这个男人跟她讲话时，如同跟大家讲话一样，安静又稍微带点儿嘲笑，只是捋胡须的次数更多，目光显得更温暖；她讲话时，柔和的嗓音显得活泼愉快。她穿着天蓝色连衣裙，金黄色的头发上扎着天蓝色丝带。她那孩子般的小手出奇的不安静——好像总在找个什么东西抓。她几乎不停地低声哼着什么，同时用小手绢扇着桃红色的、无精打采的脸。她身上有一种东西重新激起我对她的不快和恼怒。我尽力不用眼睛看她。

七月中旬，伊佐特失踪了。起初，有人说他淹死了，两三天后证实：在村子下游大约七俄里的地方，他的小船撞在对面生长水草的河岸上，船底被打穿了，船的一侧被打碎了。人们解释这次不幸是因为伊佐特大概在河上睡着了，船被水流冲到村子下游大约五俄里的地方，撞到并排停泊的三艘驳船坚硬的底部。

事情发生的时候，罗马斯去喀山还没有回来。那天晚上，库库什金来店里找我。他垂头丧气地坐在成堆的面粉袋上，望着自己的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燃烟，问我：“‘一撮毛’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他开始用一只手掌使劲儿搓自己被打伤的脸，轻声骂着脏话，压低嗓子喊叫，好像喉咙被骨头卡住似的。

“你怎么了？”

他看了我一眼，咬着嘴唇。他眼睛红了，下巴颤抖着。我见他不能说话，就不安地等着悲惨的消息。最后，他向街上望了一眼，很费力地、结结巴巴地说：“我和米贡去了。我们看过了伊佐特的小船。船底是用斧头砍穿的，你懂吗？也就是说，可怜的伊佐特是被人杀害的！不会是别的……”
他接二连三地骂着脏话，气得头不住地抖动，竟泣不成声。后来，他不吭声了，开始画十字。看见这个庄稼人想大哭一场又不能也不会大哭的情景，真令人难受！只见他全身颤抖，愤怒地、伤心地喘着粗气。突然，他一跃而起，不住地晃动着头走了。

第二天傍晚，孩子们在河里洗澡时发现伊佐特躺在一只破驳船底下，驳船搁浅在河上游离村不远的岸边。船底一半显露在岩岸上，一半淹没在水里，船尾下面是伊佐特长长的尸体：他四肢摊开，脸朝下，被砍的头盖骨是空的——是河水把脑浆冲走了；他两只手紧紧抓住舵上的两个破孔。这个渔夫是被人从后背砍死的，后脑勺被斧头整整地削掉了。水流轻轻冲刷着伊佐特的尸体，使他的两只脚对着岸边移动，同时让两只手不停地活动，仿佛他在使全力挣扎着爬上岸。
岸上有二十来个有钱的乡下人愁眉苦脸、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穷乡下人还没有下工。只有胆小怕事的村长一个人挥着手杖，来回张罗。他不停地吸着鼻子，用粉红色衬衫的袖口擦着鼻涕。矮胖的店掌柜库兹明两脚叉开，挺着肚子站在那儿，望望我，又望望库库什金。他凶狠地皱起眉头，但他无色的眼睛也在流泪，我觉得那张麻子的脸儿怪可怜的。
“真胡闹啊！”村长哭着说，两条罗圈腿拐着走来走去，“唉！乡巴佬啊，这样不好啊！”

村长的儿媳妇——一个又大又胖的青年女子，坐在一块石头上，呆呆地望着河水，一只手颤抖地画着十字；她的两片嘴唇翕动着，那又红又厚的下嘴唇像狗的嘴唇那样往下垂，挺难看的，还露出黄色的、母绵羊般的牙齿。一群群姑娘和小伙子穿红戴绿地从山上飞奔下来，满身尘土的农民也匆匆忙忙大步赶来。人群小心轻声地议论着：“这个人多嘴多舌，惹是生非。”
“怎么弄成这样的下场？”
“他就像库库什金一样多嘴多舌，惹是生非……”
“平白无故就把人杀死了……”
“伊佐特老实本分地生活……”
“老实本分吗？”库库什金冲向人群，吼叫着，“那你们为什么杀害他？为什么？坏蛋们！”

突然，一个女人发狂似的哈哈大笑。这个神经质的女人的狂笑像用鞭子抽打着人群——农民们也怒吼了，他们互相推撞着，叫骂着。库库什金冲到店掌柜库兹明跟前，朝他坑坑洼洼的脸颊使劲打了一巴掌：“揍你，畜生！”

他挥动两个拳头，立刻从打群架的人堆里跑出来，几乎是幸灾乐祸地对我喊叫：“快走，他们要打架了！”

他已经挨了打。他吐着受伤的嘴巴流出的鲜血，脸上却显得十分得意……

“看到了吗？我给了库兹明狠狠一巴掌！”

巴里诺夫跑到我们面前，害怕地回头望着驳船旁边的人群，人群已经『乱』成一堆蚂蚁，从里边冲出来村长尖细的话音：“不！你拿证据来，我放纵谁了？你要拿证据！”

“我得离开这儿。”巴里诺夫气呼呼地嘟哝着，往山上走去。

这是个炎热的傍晚，闷得叫人难受。血红的太阳已经落进淡蓝色的浓云里，灌木丛的树叶上闪烁着红色的落日的余晖。远处某个地方传来雷电的怒吼。

伊佐特的尸体在我面前微微摆动，在他被打坏的头盖骨上，头发因水流的冲击而变得整齐了，好像吓得竖立在水面上。我想起他略微嘶哑的声音和他美好的话语：“每个人身上都有童心——就是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这儿童般的天真！就拿‘一撮毛’来说，他好像铁石心肠，实际上他的心跟儿童一样天真！”

库库什金和我并排走着，他生气地说：“他们要把我们大家都搞成这样……上帝啊，多么愚蠢的行动呀！”

大概过了两天，“一撮毛”深夜回来了，显然是很满意一件什么事，所以显得格外亲热。当我让他进了屋，他拍了一下我的肩。

“马克西莫维奇，你睡眠不够呀！”

“伊佐特被人打死了。”

“什——什么？”

他的颧骨顿时鼓得像肿瘤，颤抖的胡须宛如股股清泉流向胸前。他没脱帽，在房子中央停下来，眯起眼睛，摇晃着脑袋。

“那么，还不知道是凶手是谁？当然……”

他慢慢地走到窗前坐下来，伸直了双腿。

“我提醒过他……当官的来过没有？”

“昨天来过一个警官。”

“有什么结果？”他问，他马上又自己回答：“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告诉他，城里来的那个警官，像往常一样住在库兹明那里，吩咐把库库什金关到拘留所，因为他打了这店掌柜一巴掌。

“当然！这还有什么可说呢？”

我去厨房烧茶炊。

吃茶点的时候，罗马斯说：“这些可怜虫！他们竟杀害自己的优秀分子！可以说，他们害怕这些优秀分子。这些优秀分子，正如这里常说的，跟他们‘不同路’。在我被押解去西伯利亚的流放路上，同伙的犯人中有一个对我讲，他专干偷窃，他有一个五人盗窃集团。其中一个人开始说：‘兄弟们，咱们别干了，反正没有意思，生活还是一样不好！’因为这一句，他们趁他喝醉后睡觉时把他掐死了。讲故事的人向我大大夸奖了死者一番。他说，他以后又毫不可惜地结果了三个人，他说：‘但前面那位同伴，我至今还可怜他，他是个好同伴：聪明，性格开朗，心地纯洁。’我问他：‘那你为什么杀害他？是怕他出卖你吧？’他甚至生气地说：‘不，给他多少钱，无论什么原因，他也不会出卖我！可是，我们跟他开始合不来，我们都有罪，他看起来是圣洁的。我们处不好。’”

“一撮毛”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大步地走着——他把双手放在背后，嘴上叼着烟斗，鞑靼式的白色长睡衣一直盖到脚跟，两只光脚板稳步地走着。他轻轻地、若有所思地说：“我多次遇见过害怕圣洁人物和害死好人的情况。对这些好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先毒害他们，然后用各种方式加以消灭；另一种是像狗那样正眼望着他们，跪在他们面前爬行。后一种比较少见。至于向这些好人学习怎样生活，以这些好人为榜样——人们不能，也不会。也许人们不愿意吧？”

他拿起一杯冷了的茶，说：“人们也真可能不愿意！你想想看，人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给自己安排了一种生活，并且已经习惯这种生活，可有个什么人造反了，说，这样生活不对！不对吗？可我们在这种生活里投入了最宝贵的精力！见你的鬼去吧！于是这个教师——这位代表真理的人挨了一巴掌，你不要碍事！但不管怎样，真理还是属于说那话的人，这样生活不对！真理属于这种人。是他们把生活推向美好。”

他挥手指了一下书架，补充说：“特别是这些书！我要是能写出一本书，该多好！但我不适合干这行——我的思想一大堆，沉重，没有条理。”

他坐在桌旁，支起胳膊，双手抱着头，说：“伊佐特多可怜啊……”

于是他长时间地沉默。

“我们去睡吧……”

我来到阁楼，坐在窗户旁。远处田野上空电光闪闪，照亮了半边天。当天上闪出无数道明亮的红光时，月亮似乎吓得战栗不止。狗疯狂地叫着，如果没有狗的叫声，真可以想象自己生活在一座不住人的荒岛上。远处雷声隆隆，一股沉闷的热流从窗口冲进来。

伊佐特的尸体就在我楼前河岸上的小柳树丛里。他发青的脸朝着天，玻璃球似的眼睛像在严肃沉思。金黄色的胡须粘在一起，末端成了尖尖的几团，惊愕地张开的嘴隐藏在胡须里面。

“马克西莫维奇！最重要的是良善，是爱。我之所以喜欢基督复活节，就是因为它是最有爱的节日！”

被烈日晒干的青裤腿黏附在渔人被河水冲洗干净的发青的腿上。苍蝇在他的脸上嗡嗡地飞，尸体发出一股令人头晕恶心的气味。

楼梯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罗马斯弯着身子走进门来，坐到我的床上，一只手把住胡须，说：“你知道不？我要结婚了！可是……”

“女人住这儿会有困难吧……”

他注视着我，像是等我说下去。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电光闪进了房间，照得怪影憧憧。

“我要跟玛莎[44]·杰连科娃结婚……”

我不由得笑了，因为此前我从未想到会有人用“玛莎”这个爱称去称呼玛丽亚，我甚至不记得她父亲和兄弟们曾经这样叫她。

“你笑什么？”
“没笑什么。”
“你以为我配她太老了吧？”
“不，不是！”
“她告诉过我，你曾经爱过她。”
“好像是吧。”
“现在呢？过去了吧？”
“我想是这样。”

他放开了胡须，轻轻说：“在你这样的年龄，这种事常常是好像，在我这样年龄，这种事已经不是好像，简直就占据了整个身心，其他什么事都不想了，也根本无力去想！”

他露出结实的牙齿笑了，于是继续说：“安东尼在亚克兴被古罗马皇帝屋大维打败，因为他抛弃了自己的海军舰队，放弃了指挥权，坐着军舰尾随吓得临阵脱逃的妻子克莉奥佩特拉逃跑了。这是常有的事！”

罗马斯站起来，挺直了身子，然后好像很不情愿地重复了一句：“是啊，我就这样结婚！”

“很快吗？”

“秋天，等收完了苹果。”

他走了，出门时过分地低着头。我躺在床上想，如果秋天我离开这里，也许要好些。他为什么要讲起那个“安东尼”呢？我不喜欢这个故事。

已经到了摘早熟苹果的时候了。这一年苹果大丰收，树枝被累累果实压弯了，几乎接触到地面。大片果园洋溢着扑鼻的芳香，孩子们在地上捡那些生虫的苹果和被风吹落的黄苹果、红苹果，吵吵嚷嚷，一片欢声笑语。

八月初，罗马斯从喀山回来，带来了两船的商品，其中一船的货物是用箱子或盒子装的。在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早上八点，“一撮毛”刚换上白天的衣服，洗完了脸。他准备吃茶点了，高兴地说：“真好啊！——夜里在河上行船……”

突然，他吸了一下鼻子，担心地问：“好像闻到了焦味？”

就在此时，院子里传来了阿克西尼娅拖长的哭叫声：“我们房子着火了！”

我们奔到院子里。板棚仓库靠近菜园的那面板壁在燃烧，板棚仓库里有我们放的煤油、柏油和食用油。我们惊慌失措地站在那儿望了好久，在耀眼的阳光下火红色变成了黄色的火舌舔着这面板壁，火苗弯曲地向房顶延伸。阿克西尼娅拖来了一桶水，“一撮毛”把它泼到火花盛开的棚壁上，他扔下小桶说：“糟糕！马克西姆维奇，你去把油桶滚出来！阿克西尼娅，你去店里！”

我赶忙将一桶柏油滚到院子里，又滚到街上，接着又去搬一桶煤油。但当我把这个油桶放倒，发现桶的口原来是开着的，煤油流到了地上。正在我寻找塞子的时候，火不等人——尖尖的火苗已经穿透板棚过道的板壁，棚顶也燃得噼啪作响，甚至能听到火的呼啸声了。我把这个油桶滚出来，就看见妇女和孩子们满街乱跑，大喊大叫。“一撮毛”和阿克西尼娅把店里的货物搬出来，放到山沟里，街中央站着一个黑衣白发的老太婆，她挥着一只拳头威吓着，用刺耳的声音喊叫着：“你们这些魔鬼！……”

我又跑回板棚，这时板棚里全是浓烟，浓烟里噼噼啪啪，一条条红色的火苗从板棚的顶盖飘下来，那面板壁已经变成了白热的栅栏。我被浓烟熏得喘不过气，两眼看不见，勉强将一个油桶滚到板棚的门口，突然被卡在门口，再也不往前滚了。火花从板棚的顶盖落到我身上，烧伤了我的皮肤。我高喊求援。“一撮毛”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拖到了院子。

“快跑开！油桶要爆炸……”

他冲进了过道，我跟在后面，冲进了小阁楼——我那里有许多书。我把书从窗口扔出去以后，还想再扔出去一箱帽子，可是窗口太窄，于是我开始用半普特重的秤砣砸窗户框。但轰隆一声巨响，板棚顶也“啪”的一声——我明白这是煤油桶爆炸了。板棚顶在头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噼噼啪啪。一条血红的火龙从窗户外面经过，从窗口窜进来的火苗烤得我受不了。我冲向楼梯，滚滚浓烟迎面从楼下扑来，多条“火蛇”沿着楼梯往上爬，下面过道里在燃烧，吱吱嘎嘎地响，像是谁的铁牙齿在啃木头。我惊慌失措了。眼睛被烟熏得看不见，呼吸困难，我停在哪儿好一会儿——好像很久很久！这时楼顶上的天窗闪出一张长着红胡须的黄脸，他朝下看了一眼，嘴巴抽搐地一歪，消逝了。就在此时，一排血红的火矛穿透了房顶。

记得当时我头发噼噼啪啪地响，此外再也没有听见别的声音。我当时觉得，我完了，腿沉甸甸的。我用双手捂着眼睛，眼睛痛得很厉害。求生的本能提醒我找唯一一条生路。我急中生智，抱起自己的褥子、枕头和一捆椴树纤维，用罗马斯的羊皮袄裹住头，从窗口跳了出去。

我在山沟边沿苏醒过来时，看见罗马斯在我面前蹲着。他大声喊叫着：“你没事吗？”

我站起身来，傻呆呆地望着我们的小屋在红色的火花里熔化，鲜红的火舌舔着屋门前的黑色土地。几个窗户都冒着黑烟，房顶上这里那里有黄色的火花在摆动，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到底怎么了？”罗马斯叫喊着。他哭了。只见他满脸汗水，和着煤烟和脏污的眼泪，两只眼睛惊恐地眨巴着，湿漉漉的胡须上沾满了椴树纤维。我被他的这种强烈感情所震撼，一阵令人振奋的喜悦涌上心头！我越来越清醒了，后来我感到左脚灼痛，就躺下来对“一撮毛”说：“这只脚脱臼了！”

他摸了摸我的这只腿，突然一拉，我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感到剧痛。几分钟后，我高兴得忘乎所以，居然还能把从火里救出来的东西一拐一拐地往我们澡堂里搬。罗马斯叼着烟斗，高兴地说：“当油桶爆炸，煤油喷到屋顶时，我想你准是烧着了。当火柱冲到天空形成一个蘑菇时，整座小屋立刻淹没在火里。我想，马克西莫维奇这下子完了！”

他又像平常那样镇静了，有条不紊地把东西堆在一起，一面对蓬头垢面、满身灰尘的阿克西尼娅说：“你坐在这儿守着，不要让人偷了东西，我去灭火……”

白色的纸片在山沟上空的烟雾中飞舞。

“唉！”罗马斯说，“真可惜这些书！书像自己的亲人……”

已经烧着了四座木屋。这天没有风，火缓慢向左右两边蔓延，灵活的火钩子好像懒洋洋地在钩篱笆和屋顶。白热的火梳子梳着屋顶的麦秸，火的手弯曲着指头，拨动着篱笆，像在弹奏着古斯里琴。烟雾中飘荡着火焰，怨天尤人却又幸灾乐祸地狂热歌唱，快要烧尽的木头发出几乎是柔和的噼啪声。火苗像金色的“乌鸦”从烟雾里落到大街上和各家的院子里。农夫和农妇们四向乱跑，不断传来哭叫声：“水！”

水，在离这儿很远的山下的伏尔加河里。罗马斯很快就亲自把农民们聚到一起，他抓住这个的肩膀，把他拉过来，又把那个推开，然后把他们分成两组，吩咐他们拆篱笆和火烧场两边的牲口棚之类的附属建筑。他们听从他的指挥，开始投入较有组织的灭火战斗。烈火有吞噬所有这几排房屋和整个街道之势。但农民们好像是在给别人干活儿，仍然畏缩不前，表现出绝望与无奈。

我心情很愉悦，感觉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有力气。我看见村长和店掌柜库兹明领着一伙儿富人站在街头，他们袖手旁观，什么也没做，只是挥着胳膊和手杖在那里大喊大叫。农民们骑马从田里飞驰而来，他们在头上高高地挥动着马鞭。女人们对着他们哭喊着，孩子们乱跑着。

一家牲口棚也烧着了，必须尽快拆掉牲口棚的一面墙。这面墙是用粗树枝编成的，已经披上了一条条鲜红的火带。农民们开始砍篱笆墙木桩的下面。火花、火炭落到他们身上，他们赶忙跑开，用手掌来扑灭冒烟的衬衫。

“不要怕！”罗马斯叫喊着。

但这无济于事。于是他从一个人头上摘下一顶帽子，深深地戴在我的头上，说：“你从另一头砍，我在这里砍！”

我砍了一两个木桩，墙就摇晃起来。我爬上墙头，抓住上面，“一撮毛”拖住我的双脚往自己身边拉，这面篱笆墙整个地倒了下来，几乎连头把我盖在下面。农民们齐心协力地把它拖到了街上。

“烧着了吗？”罗马斯问道。

他的关怀增加了我的力气和灵便。我想在这个我最亲近的人面前露一手。我拼命干，为的是不辜负他的称赞。但我们的书还在燃烧，一张张书页像鸽子在烟雾中飞翔。

右面的火势已经被切断了，但大火却向左面延伸，越烧越宽，已经烧到第十家了。罗马斯留下一部分农民监视右边这些狡猾的红色“火蛇”，把大部分人调到左边，我从富人们身边跑过时，听到有人恶狠狠地喊叫：“纵火犯！”

店掌柜库兹明说：“要去他的澡堂看看！”

这些不愉快的话深深地刻入我的记忆。

不用说，激动特别是兴奋能使人力量倍增，我这时的心情是激动的，我在忘我地干，最后到底“累垮了”。记得当时我坐在地上，竟然背靠着还在燃烧的一个东西。罗马斯用桶向我身上泼水，而农民们向我们围拢过来，尊敬地说：“这小伙子真有力气！”

“这种人不会出卖朋友……”

我把头紧紧伏在罗马斯的一条腿上，不怕羞地大哭起来。他却摸着我汗淋淋的头说：“休息一会儿！够累了！”

库库什金和巴里诺夫被熏成了两个黑鬼。他们俩把我领到山沟，安慰我：“小兄弟，不要紧！已经没事了。”

“受惊了吧？”

我没有躺多久，甚至情绪都还未恢复正常，就看见十个“富人”进入沟里，朝我们的澡堂走来。走在他们前头的是村长，村长后面有两个保长架着罗马斯的胳膊。罗马斯没有戴帽子，湿衬衫的一只袖子被扯掉了，嘴里叼着烟斗，皱起眉头，面色严厉甚至可怕。当兵的科斯京挥舞着手杖，拼命地号叫：“把这个邪教徒扔到火里！”
“打开澡堂……”
“你们砸锁吧——钥匙丢了。”罗马斯大声说。

我一跃而起，从地上抓起一根木桩，站到他身边。两个保长倒退了两步，村长胆战心惊地尖叫：“咱东正教徒是不允许砸锁的！”
库兹明指着我吆喝：“还有这家伙……他是干什么的？”
“马克西莫维奇，你要冷静！”罗马斯说，“他们以为我把货藏在澡堂里，是我自己放火烧了店铺。”
“是你们两个！”
“砸锁吧！”
“东正教徒是……”
“我们负责！”
罗马斯在我耳边说：“你背靠着我的背站着！以防从后面打来……”

他们砸了澡堂的锁。几个人一拥而进，可是马上又从门里钻了出来。我这时把木桩塞到罗马斯一只手里，从地上又拿起另一根木桩。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吗？”
“真是些鬼家伙！”
有一个人胆怯地说：“我们搞错了，这些农民不过是……”
几个声音同时回答，像醉汉那样粗暴：“什么？搞错了？”
“把他们扔到火里去！”
“这些捣乱鬼……”
“他们搞什么合作社！”
“这些小偷！他们的同伙——也都是小偷！”
“住嘴！”罗马斯大喊了一声，“怎么样，你们看见了，我澡堂里并没有藏着货。你们还想干什么？一切都烧了，剩下的在这里：你们看见了吗？我放火烧自己的财产有什么好处呢？”

“他的财产是参加过保险的！”

十张喉咙又狂暴地吼叫了：“还看着他们干什么？”

“来吧！我们忍耐够了……”

我气得腿发抖，眼冒火。透过微红的烟雾我看见一张张疯狂的嘴脸，那周围长满髭须的一个个黑洞般的大嘴，真恨不得打这些人。而他们围住我们连蹦带叫：“啊哈，还拿着木桩呀！”

“还敢拿木桩？！”

“他们要上来抓我的胡须了！”罗马斯说，我感觉他在冷笑，“你也要挨打了，马克西莫维奇！唉！不过你要镇静、镇静……”

“看，那年轻的还有斧子！”

我的裤腰上的确别着一把木匠用的斧子，我把它忘了。

“他们好像很害怕，”罗马斯这样估计，“但是你不要用斧子，要是他们……”

一个我不认得的矮的瘸子，滑稽地连走带跳，他尖起嗓子叫喊着：“从远处扔砖头！我带头！”

他真的抓起半块砖头，一举手向我扔来，打在我的肚子上。我还没来得及向他回敬一下子，库库什金像一只老鹰从天而降，扑到他身上，两个人扭在一起，滚进了山沟。接着，潘科夫、巴里诺夫、一个铁匠，还有十来个人，跟在库库什金后面跑来了。这时，库兹明马上装作正经地说：“米哈依洛·安东诺夫，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火灾把庄户人都吓疯了……”

“马克西莫维奇，我们走，去河边酒馆里。”罗马斯说着，立刻从嘴里抽出烟斗，塞进裤兜里。他拉着那根木桩，疲倦地拖着两只腿走出山沟。库兹明跟着他并排走着，当这家伙向他说些什么时，他向这家伙望了一眼，回答说：“滚开，蠢东西！”

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还亮着一堆金黄色的炭火，火中央竖着那个壁炉，一缕蓝烟从没有烧坏的烟筒里冉冉升向炽热的空中。烧红的单人床架，像一只多足蜘蛛。烧焦的大门框又像是黑衣卫士守卫在一堆篝火旁，有一个卫士还戴着炭火织成的红帽子，身上披着公鸡翎毛一样的火花。

“书烧光了！”罗马斯叹息了一声，“真气人！”

孩子们像赶小猪似的，用棍子把烧红的木头木块拨弄到街上的泥水里，它们在咝咝的叫声中熄灭了，冒出刺鼻的白烟。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灰头发，蓝眼睛，坐在一塘黑黑的温水里，拿着一根棍子敲一个多处烧坏的水桶，还专心地欣赏铁桶发出的声音。受灾的住户们愁眉苦脸，来回忙着收拾没有烧掉的家具物品，把它们归成堆。女人们哭着、骂着，为几块烧焦的木头争吵不休。火场后边的那些果园里，苹果树屹立在那里，安然无恙，很多苹果树的叶子烤得焦黄了，但累累的红苹果也看得更清了。

我们下到河里洗完澡，然后在岸上一家酒店默默地喝茶。

“吃人的富农们在苹果上的算盘失败了。”罗马斯说。

潘科夫来了。他心事重重，比平时更加温和。

“有什么事？兄弟！”罗马斯问道。

潘科夫耸了耸肩，表示无所谓：“我房子是办过保险的。”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彼此奇怪地用探索的眼光看对方，好像不认识一样。

“米哈伊洛·安东内奇！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想一想。”

“你得离开这儿。”

“我有一个计划，”潘科夫说，“我们上外面谈吧。”

他们走了。走到门口，潘科夫回头对我说：

“你胆子不小！你可以在这儿住，他们会怕你的！……”

我也来到河边，躺在灌木丛下，看着河面。

虽然太阳已经偏西，但天气还很热。在这村子所经历的一切，像大幅画卷展现在我眼前——它又好像用彩笔画在这河面上。我感到惆怅，但很快被疲倦压倒，我熟睡过去了。

“喂！”我在梦中感觉有人摇我、拽我，“你死了，还是怎么的？醒来吧！”

河对岸草地上空已经升起一轮血红的大月亮。巴里诺夫俯在我身边摇着我。

“去，‘一撮毛’在找你，他着急了！”

他走在我后面，嘟哝着说：“你不该随便找个地方就睡！要是有人从山上经过，一失脚，石头就会落在你身上。何况还会有人故意扔石头。我们这里的人不是闹着玩的！小兄弟，他们记仇。除了仇恨，他们什么都不记。”

河边灌木丛里有人在轻轻地走动——树枝在微微地摇晃。

“找到了他吗？”米贡的洪亮声音在问。

“找到了，正领他来哩！”巴里诺夫回答。

再走远十来步，他叹了一口气，说：“他正在打算偷鱼。米贡生活也不易啊！”

罗马斯见着我，迎面就是生气地责备：“你干吗去溜达？你想让他们揍你？”

可是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皱着眉头轻声地说：“潘科夫建议你留在他身边。他想开一个店铺。我可不劝你这样做。情况是这样的，我把剩下的一切都卖给他了。我要去维亚特卡，过一段时间我写信邀请你去我那儿。行吗？”

“我想想看。”

“你好好想吧！”

他躺在地板上，翻动了几下，不再作声了。我坐在窗户旁，望着伏尔加河。水面的月光使我想起刚才的火光。一艘拖轮在长有水草的对岸，轮盘沉重地拍打着河水，三盏桅灯在夜空中向前浮动，灯光从星光旁边擦过，有时把星光都挡住了。

“你在生农民的气吧？”他像在梦中问我，“不要这样。他们只是愚蠢。凶狠就是愚蠢。”

他的话没能安慰我，没能减轻我强烈的委屈情绪。我眼前看见一些毛茸茸的虎头和豹脸，耳旁又响起那凶狠的尖叫：“从远处扔砖头！”

那时候我还未学会忘记我不应该有的想法。的确，我看见，他们每人单个说并不很凶狠，甚至往往一点儿不凶狠。本质上他们是一些良善的野兽——不难让其中任何一个人发出童真的微笑，任何一个人都会带着童真的信任听关于志士仁人追求理性、幸福和建功立业的故事。他们奇怪的心灵也知道珍惜一切美好的东西，去激励自己按个人意志去追求轻松的生活。

可是当这些人灰溜溜一伙聚集在村社或者河边的酒店时，他们就收藏起了一切美好的东西，披上谎言与虚伪的外衣，在外衣的掩饰下像狗一样，对强者奴颜婢膝，令人作呕。或者他们突然怒发冲冠，咬牙切齿，像狼一样凶狠，野蛮地对打。为了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他们就要厮打，也真的经常厮打。这时，他们可怕极了，他们可以摧毁教堂——虽然昨天晚上他们还服服帖帖地进教堂，像绵羊进羊圈一样。他们当中有诗人和童话家——谁也不喜欢的人物，这些人受到村里人的耻笑和鄙视。

我不会也不能在他们中间生活。于是我与罗马斯分别的那一天，我向他陈述了我所有这些痛苦的想法。

“这个结论为时过早。”他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但既然形成这种结论，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错误的结论！毫无根据！”

他长时间地好言相劝，希望我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自己错了。

“不要急于谴责！谴责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不要迷醉于这个。要冷静地看待一切，要记住一点：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变好。缓慢吗？但是可靠！到处你都看看，什么你都摸摸，不要害怕，但不要急于谴责。再见了，朋友！”

这次“再见”发生在十五年以后，在谢德尔采[45]。那时，罗马斯因“民权派”案在雅库特省又度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

他离开克拉斯诺维多夫以后，我感到无比的惆怅。我六神无主，像一条失去主人的小狗，在村子里到处乱窜。我和巴里诺夫在乡下东奔西走，给有钱的农民们干活，打谷、挖土豆、收拾果园。我住在巴里诺夫住的澡堂里。

“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光杆司令怎么行呢？”一个雨夜他问我，“我们明天离开这里上海边去？真的！干吗留在这里？这里不喜欢我们哥们儿。说不定谁还要遭到醉鬼的毒手……”

巴里诺夫不是头一次说这种话。他也因为什么而开始感到惆怅，他的猿臂无力地垂着，他颓丧地环顾四周，像在森林里迷路的人。

雨点敲打着澡堂窗户，雨水冲洗着澡堂的一角，哗啦啦流向沟底。这是最后一场雷雨，苍白的闪电软弱无力。巴里诺夫轻声地问：“我们走吧？明天？”

我们真的走了。

……秋夜航行在伏尔加河上，有说不出的愉快。我坐在驳船末尾的舵手旁，舵手是个脑袋特大的毛茸茸的怪人。他掌舵时，两只大脚重重地踏着甲板，嘴里哼着深沉的号子：“噢——喔波！噢——喔……”

船后面漆黑的、浩荡的江水，像丝绸一样漂流而去，发出轻轻的响声。河上空卷起一团团秋天的乌云。四周只有黑暗在缓缓移动。这黑暗淹没了河岸，似乎整个大地都在黑暗中融化了，化作烟雾或者黑水，无休止地、整块地向下游流去，流向一个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荒凉死寂的世界。

在前面，黑色的湿气中看不见的拖轮吃力地行驶着、喘息着，好像在抵抗着一种想把自己拖走的弹性拉力。三盏灯火——两盏照着水面，一盏高悬在这两盏上头——陪送拖轮往前行驶。离我更近处，还有四盏灯在乌云下面向前游动，宛如四条金色的鲫鱼，其中一盏是我们驳船桅杆上的照明灯。

我感觉自己如同被关在一个油胶囊里的小虫，身子粘在胶囊上，而胶囊正沿倾斜的平面下滑。我觉得，滑动速度在逐渐放慢，不久就要完全停止了——到那时轮船不再叫，不再在浓黑的水上扑打轮叶，一切声音即将消失，像秋叶从树上飘落，又像粉笔字从黑板上擦掉，寂静即将包围我，主宰我。

这个身穿破羊皮袄、头戴毛茸茸的山羊帽、在船舵旁迈步的大汉，也将停止下来，像永远被魔法钉住在那里一般，永远不动，永远不再“噢——喔波！噢——喔”地抱怨了。

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你干吗要问这个？”他低沉地回应。

傍晚，轮船离开喀山时，夕阳里我就发现这个笨得像狗熊的人满脸毛发，看不见眼睛。他站到船舵旁以后，把一瓶伏特加倒进一个木勺子里，两口就喝光了，像喝水一样，随后又吃了一个苹果。缆绳刚拖动驳船，他就握住了舵柄，望了望圆圆的红日，脑袋一甩，很严肃地说：“求上帝保佑！”

轮船从尼日尼开往阿斯特拉罕。它拖着四个驳船，驳船满载着从市场上买来的各种铁制用品、一桶桶砂糖，以及用大箱装的其他各种东西——这些都是出口波斯的。巴里诺夫用一只脚轻轻踢了踢木箱，用鼻子闻了闻，又想了想，说：“这准是枪，伊热夫斯基厂出的……”

但那个舵手用拳头在他肚子杵了一下，问：“这关你什么事？”

“我想是……”

“你想挨嘴巴？”

我们没有买票乘坐客轮，“承蒙善心”才搭上了运货的驳船。虽然我们也像水手一样“值班”，但驳船上的人都把我们俩看成乞丐。

“而你总说什么‘人民’——”巴里诺夫责备我，“这里很简单：谁骑在谁身上……”

黑暗是这样浓，看不见这些驳船，只看见它们桅杆尖端上亮着的灯火，镶嵌在黑色烟雾的背景上。烟雾中散发着汽油味。

我被舵手的愁眉苦脸和沉默不言激怒了。我是水手长分配来“值班”帮助这个野人的。他注视着桅灯转弯的方向，轻轻对我说：“喂！把好舵！”

我翻身跳起，转动着舵杆。

“好了。”他嘟哝着。

我又坐到甲板上，想跟他畅谈，但未成功，他总是以反问作答。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他究竟在想什么呢？当航行到卡马河的黄水跟伏尔加河铁青色的河面汇合处，他望着北边，骂了一声：“浑蛋！”

“你骂谁？”

他没有回答。

在漆黑的远方，狗在狂吠。这使人想起地上还残留一些生命未被黑暗吞噬掉。不过这显得多么遥远，多么寂寞和无聊。

“这儿的狗坏！”掌舵的人突然说。

“你说的是哪儿的狗？”

“哪儿的狗都是这样。我们那儿的狗就是凶……”

“你是哪儿人？”

“我是沃洛格达人。”

于是，一些晦涩而沉甸甸的话语从他嘴里挤出来，像土豆从破麻袋里一个个滚出来那样：“这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是谁？是你叔叔？我看，他俊。可我有个叔叔，聪明，彪悍，是个财主。他在辛比尔斯克掌管码头，开了个酒店，在河边。”

他慢腾腾地好像很吃力地说完这些话以后，用他那双看不见的小眼盯着轮船上的一盏桅灯，注视着这个金黄色蜘蛛在网一样的夜幕中爬动。

“把住舵！对了……你识字吧？你知道法律是谁写的？”

不等我回答，他继续说：“有各种说法，一些人说是沙皇写的，另一些人说是大主教写的，是元老院写的。我要是知道是谁写的，我就去找他说，你干脆让法律规定我不能动手，否则我就要打人！法律应该像铁一样，像一把钥匙，把我的心锁住就成！那样我保证不犯法！可现在这样，我不能保证！绝对不能！”

他自言自语，声音越来越低，语句越来越不连贯，同时用拳头轻轻敲打木制的舵杆。

船上有人拿着话筒大声喊话。那人喑哑的话音，跟远方的狗叫声一样，都是多余的，被漆黑的夜色吞没了。在轮船两侧，桅灯的微光映在黑色的河面上，照不亮任何东西，只是泛起一层黄色的油点，浮游着，溶化着。黑云在我们头上流动，也像河里的淤泥一样黏稠。轮船仿佛在死寂一样的黑暗深渊里滑行，越陷越深。

舵手迭迭叫苦：“轮船把我领到了什么地方？心都不跳了……”

我心灰意冷，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我很想睡觉。

黎明前的曙光灰蒙蒙的，有气无力的，好不容易穿透乌云，小心翼翼地露了出来，把河水染成铅灰色。曙光中，展现出两岸的黄色灌木丛、铁锈色的排排松树和青幽幽的松叶，露出了一长排农舍和一个农民石雕般的身影。一只海鸥扑棱着双翅，在我们驳船上空鸣叫而过。

我和舵手都交了班，我钻到帆布下，就睡着了，但我感觉很快就被脚步声和喊声惊醒。我从帆布里伸出了头，看见三个水手把舵手逼到“工作舱”的墙边，三个人同时对他吆喝：“别这样，彼得鲁哈！”

“不要紧，上帝保佑你！”

“你太过分了！”

彼得鲁哈两手交叉地紧紧抓住自己的双肩，安静地站着，用一只脚踩住甲板上的一个包袱，轮流地望着他们三个人，嘶哑地劝他们说：“让我走吧，免得我去犯罪！”

他光着脚，没有戴帽子，只穿一件衬衫和裤子，头上是一堆黑色的乱发，盖到他那倔犟的突出的额头，额头下能见到田鼠般的两只小眼睛，充满了血丝，露出哀求、惊恐的目光。

“你会淹死的！”他们对他说，“我？绝不会的！兄弟们，放我走吧！你们不放我走——我会杀死他！船到辛比尔斯克，我就会这样……”

“你可别这样干！”

“哎呀，我的兄弟们……”

他慢慢地摊开双臂，双手靠着“工作舱”的墙壁，双腿跪下，四肢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重复说：“让我逃避这次犯罪吧！”

他高深莫测的声音里有一种震撼人的东西，摊开的双手像两只桨一样长，颤抖得很厉害，手心向着大家。他那披头散发、满口长胡须的狗熊脸也在颤抖，像瞎子似的田鼠眼瞪出来两只黑眼珠。他的喉咙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捏住，快被掐死了！

这三个人默默地给他让开一条路。他笨拙地站起来，从甲板上提起包袱，说：“谢谢了！”他走到船舷，以想不到的敏捷跳进水里。我也奔到船舷，只见彼得鲁哈

摇着头，把包袱稳稳地顶在头上，斜对着水流游向对面的沙岸。沙岸上灌木丛在风的吹拂下好像在向他点头，黄色的落叶漂在水面上。

三个人说：“他到底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我问：“他疯了？”

“怎么会？不，他这是在拯救灵魂……”

彼得鲁哈已经游到了浅水处，他站在齐胸的水里，举起包袱，在头上方挥了一下。

水手们喊道：“再——见！”

不知谁问了一句：“他没有身份证，怎么办？”

一个赤发瘸腿的水手乐意地讲给我听：“他在辛比尔斯克有一个叔叔，对他很坏，骗走了他的财产，所以他有心杀死叔叔，但是他又要可惜自己，想躲开这次犯罪。这个人外表像野兽，心地却是良善的！他是个好人……”

这个好人已经沿着那条狭窄的沙滩向上游大步地走去，很快就消失在灌木丛中。

水手们原来是善良的小伙子，他们都是我的同乡，祖辈就是伏尔加人。到了傍晚，我感觉他们已把我当成自家人。可是第二天，我发觉他们皱着眉头看我，满脸的不信任。我立刻明白了，一定是巴里诺夫的舌头中邪了，这个幻想家给水手们胡说了些什么。

“你说了？”

他笑着眯起那女人般的眼睛，不好意思地搔着耳朵，承认说：“说了一点点儿！”

“啊！我不是求你不说吗？”

“我本来就不想说，可是这段经历太有趣了。大家想玩牌，可舵手把牌拿走了，闷死了！于是我就……”

经我细问，原来巴里诺夫为了解闷，编过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故事结尾是：“一撮毛”和我像古代的维京海盗那样，拿着斧子跟农民们对砍。

对他生气是无益的——他只能在现实以外看到真理。有一次，我和他在一起出去找工作，途中我们坐在田边壕沟里歇息时，他关心地劝导我，语气充满着自信：“选择真理是为了心灵得到满足！你看壕沟那边，羊群在吃草，狗在跑，牧人在走。这算什么呢？我和你在心灵上从中能享受到什么呢？亲爱的马克西莫维奇，你只要简单地看一眼，恶人——这就是真理，就是真实！好人在哪里呀？他们还没有被编造出来哩！”

船到辛比尔斯克，水手们很不友好地要我们离船上岸。
“你们跟我们不同路。”他们说。
他们用小船把我们送到辛比尔斯克码头。在岸上，我们一身都干了，所有衣袋里只找出三十七戈比。
我们去小酒店喝茶、吃点心。
“我们将怎么办？”
巴里诺夫有信心地说：“怎么怎么办？继续往下走。”
我们搭“黄鱼”客轮到了萨马拉。以后，我们在一只驳船上帮工，七天后总算是平安地到达里海。上岸后，我们在加尔梅克一个很脏的卡班库尔·拜依渔场的渔民“劳动互助组”安了身。

[1]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科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出身贫寒，但后来通过自己的奋发努力成为一位学术泰斗。

[2]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3]傅科（1819—1868）是法国物理学家。拉罗什富科（1613—1680）是法国箴言作家。拉罗什查克林（1772—1794）是法国将军。

[4]法国大革命中，保皇派杜木里埃将军（1739—1823）杀害了化学家拉瓦锡（1743—1794）。

[5]布雷特·哈特（1836—1902），美国著名小说家。

[6]《基督山伯爵》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主要讲述的是19世纪一位名叫堂泰斯的大副受到陷害后的悲惨遭遇以及日后以基督山伯爵身份成功复仇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

[7]希瓦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西南与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交界处的一座古城。

[8]布哈拉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一座大城市。

[9]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在位），在其父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登极。他恐怕被谋杀，一方面，强化警察制度，维护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实施废除人头税，降低农民赎金。他有“王位看守人”之称。

[10]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年—前275年），古希腊数学家，被称为“几何之父”。

[11]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军事家，曾率领俄军入侵中亚地区。

[12]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

[13]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

[14]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革命民主派领袖。

[15]哈尔科夫是今乌克兰东北部的一座城市。

[16]现为俄罗斯联邦萨哈（雅库特）自治共和国，首府是雅库茨克。

[17]吉尔达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13—1901）创作的著名歌剧《弄臣》中的女主人公。

[18]贝亚德、霏娅米诺、劳拉都是13世纪至14世纪意大利的女性，分别是意大利佛罗伦萨贵族小姐、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所钟爱的女人、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情人。

[19]“妮农”是17世纪一位有名的法国贵族妇女，她跟法国哲学家和作家伏尔泰、喜剧作家莫里哀等有交往。

[20]《新约·马可福音》中记载，法利赛人批评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事，耶稣回答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21]亨利·易卜生（1828—1906），挪威著名剧作家、诗人。

[22]这里的“瓦尼亚”是“伊凡”的爱称。

[23]天主教的圣母升天节是在每年8月15日。

[24]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1858—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和理论家。他于1875年加入民粹派，1880年与民粹派断绝关系，逃亡国外。《我们的意见分歧》是他反对民粹派观点的著作之一。

[25]格涅拉洛夫（1867—1887），俄国民意党成员，因参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密谋未遂而被捕，后被处以绞刑。

[26]乌里扬诺夫（1866—1887），俄国民意党的组织者之一，是列宁的哥哥，因参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密谋未遂而被捕，后被处以绞刑。

[27]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出身贫寒，当过车工、木匠，1871年3月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28]德雷珀（1811—1882），美国化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29]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约37—约100），古犹太历史学家。

[30]“安东内奇”是“安东诺维奇”的快读。

[31]两个人都是俄国民粹派的作家。

[32]涅克拉索夫（1821—1877），俄国诗人。他的诗歌紧密结合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充满爱国精神和公民责任感。

[33]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

[34]莱伊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

[35]哈特波尔·莱基（1838—1903），爱尔兰历史学家。

[36]卢伯克（1834—1913），英国考古学家、生物学家。

[37]泰勒（1832—1917），英国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创始人。

[38]穆勒（1773—1836），英国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和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家。

[39]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

[40]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

[41]我现在记不清这些农民的姓了，也许把他们的姓混淆了或搞错了。——作者原注

[42]“三一主日”是圣三主日，东正教十二大节之一，在每年夏季耶稣复活节后第五十天。

[43]“米什卡”是科斯京的名字“米哈伊尔”的爱称。

[44]“玛莎”是“玛丽亚”的爱称。

[45]谢德尔采是今波兰东部的一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