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1-4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定义　第二节　方法论　第三节　布局
第二章　节约的意愿　第一节　对商品的欲望（一）　禁欲主义（二）　财富和社会地位　（三）　有限的眼界　第二节　努力的代价（一）　对工作的态度　（二）　冒险精神　第三节　资源与反应
第三章　经济制度　第一节　得到报酬的权利　（一）　非物质报酬　（二）　资产的经营管理　（三）　劳动报酬 第二节　贸易与专业化　（一）　优点　（二）　市场的规模　　（三）　组织　第三节　经济自由　（一）　利己主义和集体行动　（二）　纵向流动　（三）　市场的自由　第四节　一些事例　（一）　宗教　（二）　奴隶制　（三）　家庭　（四）　农业组织　（五）　家庭手工业　第五节　制度的变化　（一）　变化的过程　（二）　变化的周期
第四章　知识　第一节　知识的增长　　（一）　科学前的社会　（二）　发明和研究　第二节　新观念的应用　（一）　对革新的态度　（二）　知识和利润　第三节　训练计划　　（一）　先后次序　（二）　农业技术的推广（三）　工业的能力倾向（四）　企业管理
第五章　资本　第一节　资本的必要条件　第二节　储蓄　（一）　储蓄的必要性　（二）　国内来源　（三）　外来资金　第三节　投资（一）　制度基础　（二）　起点　　（三）　稳定性　（四）　长期性停滞
第六章　人口和资源　第一节　人口和产出　（一）　人口的增长　（二）　规模和产出　（三）　职业 第二节　国际关系　（一）　国际贸易（二）　移居国外（三）　帝国主义
第七章　政府　第一节　企业的体制　　（一）　政府的职能　　（二）　生产计划　第二节　公营部门　　（一）　政府开支计划　（二）　财政问题 第三节　权力和政治　（一）　通往停滞之路　　（二）　治国才能的背景
附录　经济增长是否可取？　（一）　经济增长的好处　（二）　贪得无厌的社会　（三）　过渡问题

序言

本书并不想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而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关的基础。研究经济增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举在本书的书目提要部分。像本书这类著作看来颇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面论述这个主题的著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世纪未见问世。最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巨著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48年出版。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一部著作里论述范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作者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策制订者的实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敢于向持有挑剔眼光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著作。
本书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作为本书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误解为本书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划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本书肤浅的一个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1英寸等于1英里，那么本书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于100英里。这一点对读者了解本书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本书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本书的格局。好奇心理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手册。
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本书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看来，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本书，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期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1500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本书全部内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1830年至1930年牙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著作。那部著作到1956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本书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我受到了许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协助。在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这些朋友抽暇陪同我观看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交换了意见和殷勤地款待我。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还要感谢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朋友与我进行了无数的谈话，以及寄来了源源不断的刊物上的文章。彼得·鲍尔先生、马克斯·格拉克曼教授、Ｊ．Ｍ．洛先生、Ｊ．马尔斯博士、Ｋ．马丁博士、Ｒ．Ｈ．普雷斯顿牧师、Ｐ．罗森斯坦－罗丹博士和Ｍ．Ｎ．斯里尼万斯教授等诚挚地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他们的评论使我得益匪浅，但同时，在某些章节方面我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写法，尽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我的秘书多拉·沃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劳动，耐心细致地为书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谢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为了我写作此书需要宁静环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深情使我感激不尽。
阿瑟·刘易斯1954年7月于曼彻斯特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定义

本书的主题为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书中所述并非全是对专门名词下确切的定义；不过对它们的意义加以评议可能是有益的。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主题是增长，而不是分配。
有可能产出也许增长了，而人民群众却反而比以前更为贫困。我们必须考虑产出的增长与产出的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分析增长，而不是分配。
其次，我们关心的主要不是消费，而是产出。有时产出也许增长了，而消费却在下降。原因或许由于储蓄增长，或是由于政府为其本身的用途而消耗了产出。我们必须考虑产出、消费、储蓄和政府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是从产出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消费增长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

关于产出的定义，我们留给国民收入理论家去探讨。但仍有不少难题：即在对比一个年度与另一个年度的产出时的指数问题；又如何决定什么算是产出，什么算是产出的成本；还有零售分销、广告或运输等费用的增加应算作为产出的增加，还是仅仅算作为提高专业化的成本？此外，若是消费者过去为其自身需要所付出的劳务（如缝制衣服）现在转移到工厂去，这算不算产出的增加？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应付学究式的评论家，不至于说我们不关心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解答它们。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测算产出，而是产出的增长。在本书中，任何关于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定义只要前后一致，均可应用。
但是，产出的定义必须与商品和劳务相连，即与按老框框所下的“经济”定义的“经济”产出相连，而不是与福利、满足和幸福等一些概念相连。一个人很可能在获得大量自由使用的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反而不如以往幸福。对有些人来说，常常会发生上述这样的情况，对某些群体也可能如此。不过，本书不是一本研讨人们是否应有或需要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论著，本书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能获取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各种方法。作者认为拥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是件好事，可是本书的分析不完全建立在这个信念上。为了着重指出本书论述的是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产出是否可取这个事实，特将有关产出是否可取的观点放在本书结尾的附录中加以论述。
其次，我们应划分产出与人均产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人口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毋庸说是我们主题的一部分。但我们将不仅仅关注人均产出，而且关心每小时劳动的产出。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可能不同于人均产出，因为人们劳动的小时有长有短。或者人口中劳动的人数有多有少。我们将探讨所有这些问题。
探讨问题的单位是集团。最通常的是国家集团，即从特殊的统计概念上说的集团，关于它的活动应有公诸于众的单独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或是独立的人口普查资料。对国家集团所下的这个定义只是为了便于能使集团这个词近乎说明隶属于一个政府下的人民，而不触及区分它是殖民地政府、联邦政府抑或是其他类型的“一个”政府的难题。在探讨许多问题时，上述定义有时也适用于其他集团，例如少数民族集团、地区集团等。
最后，应当指出，我们还经常使用简略词。本书中一再提到“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这个词过于冗长。我们在不少场合将使用“增长”或是“产出”，甚至间或为了有所变化而使用“进展”或“发展”。不论使用哪个短语都应当了解为指的是“总人口的人均”产出的增长，除非上下文中明确地说明或指明是谈的总产出。

第二节　方法论

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方面在于人的行为。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只有在自然资源影响到人的行为时才论及自然资源。这就是说，自然资源的贫乏显然使人均产出的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各个不同国家财富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用资源的贫富来解释。但是，也很明显，有些国家拥有大致相等的资源，可是它们的发展却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就有必要探讨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的行为的差异。

对人的行为应从不同的层次进行探讨。因为增长既有近因，也有这些近因的起因。近因主要分三类：首先，是厉行节约，即降低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本，或是设法在投入一定的力量或其他资源后，提高产量。这类节约的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从试验到冒风险；从职业性的流动到地理性的流动；以及专业化等，这只是一些主要的表现。若是不作出节约的努力，无论是由于缺乏节约的愿望，或是由于习俗和制度挫伤节约的努力，那就不会出现经济增长。其次，是增进知识及其应用。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近几个世纪以来产出增长加快显然与生产上知识的积累和应用的加快有关。第三，增长有赖于人均资本额与其他资源量的增加。这三类近因虽说在概念上可以明确地加以区分，但是却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

第二阶段的分析是从这些近因的背后加以探讨，为什么在有些社会这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则不；或是在某些历史时期，这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其他历史时期则起的作用较小。我们要问，什么样的环境对促进增长的力量的出现最为有利？这个阶段的探讨又可细分如下：一是我们必须探讨哪类制度对增长有利，而哪类制度对努力、革新和投资是有害的。接着我们将进入信念领域并探讨哪些原因造成一国建立的制度有利于增长、而不是不利于增长？其中部分原因是否可从不同社会对商品和劳务具有不同的评价中得到解答，这种评价又同对非物质上的满足，尤如对闲暇、安全、平等、良好的情谊和宗教的助人为乐等的评价有关。必须确定精神与物质价值冲突的程度以及这些制度对其所作出的反应，特别是对正当的生活方式的看法。再进一步探讨藏在后面的原因将与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关。什么原因造成一个民族的一套信念对增长或多或少比较有利，而不是另一套信念？形成不同的信念和制度是由于种族不同，抑或是由于地理上的差异，或者仅仅是由于偶然的历史事件？

这些问题都是互相适合与否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制度或信念或环境适合于经济增长，可是还存在演变的问题。信念和制度是怎样转变的？为什么会发生有利于或有害于增长的转变？增长对转变又有何影响？增长是否为累积性的，即是说增长一旦开始，信念和制度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进一步促进增长；抑或增长是否为自我制约的，即是说按辩证的观点，新的信念和制度的建立会不可避免地抵制增长并使其缓慢下来？人类的态度和制度在以往几个世纪里是否存在自我逆转的趋势，使得增长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期性的循环？

我们在上述所作的分析按习惯说来，其领域应由社会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来加以划分，可是，此类划分即使曾经进行过也从未奏效。因此人们或许期望经济学家研究这些近因，但他们研究的选题极为有限。他们研究了专业化和资本。他们也强调了流动性、发明创造和冒风险的重要性。他们还小心翼翼别出心裁地分析了节约愿望的逻辑含意。有的经济学家进而研究制度；19世纪的经济学家特别经常引证土地所有权、长子继承权以及合资股份公司的立法。但是，到了20世纪的40、50和60年代，这类研究不再时兴了。有人甚至权威地宣称这类题材不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项目。这个领域的其他各个方面属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信仰论者、律师、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研究范围，可是，他们只是发表零零碎碎的文章。人们认为社会学家已把经济制度的研究留给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又将这个课题留给社会学家。正由于普遍的态度是把研究领域留给别人，也许本作者进行通盘考察的大胆尝试将不致于引起他人的忌妒。同样，也许这个领域看来不再令人泄气，假若本书能最低限度地对这个领域的资源和潜力提供一个粗略的概貌的话。

解答是否适合的问题要比演变问题容易得多。原因是是否适合的问题与经济学和数学的理论相类似，它采取的方法是从简单的前提中进行推论。因为依据一两个简单的概括就不难看到有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更能促进增长。

有关这类概括包括：假若人们重视额外的产品，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否则就不；又假若他们投资所获的成果归己所有，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若是投资的成果成为公共财产，他们就不会投资；或者说假若他们可以自由而不是无权购买或租赁合作的资源，他们就会投资。经济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能用数量表达（至少在概念上）的问题，他们一直应用演绎法，因而也就应用数学方法来加以处理。然而信仰和制度与增长适合与否都非数学上的问题，所以近年来我们竭力避开探讨这类课题。不过演绎法仍然是可以应用和有成效的。

近年来经济理论家所从事的最出色的一些工作涉及经济增长稳定性问题。经济学家以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习惯为出发点，他们建立了各种数学模式，这些模式或是摇摆不定、或是从数理逻辑上升到一个极限、或是最终从增长转向长期的衰退。取得这些结果是因为将各种系数和各种参数之间的关系应用于储蓄的趋向、出生率和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等问题。这项工作必然也促进统计调查，从而发现何种关系和系数对近代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最为适用。这项工作主要研讨的领域是适合性问题，而非演变性问题。它企图显示有哪些关系和趋向以及这些关系和趋向与稳步增长适合的程度；但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系数是这样的，或为什么这些系数过一段时间会起变化。上述研讨的成果对进行短期分析是不可短缺的工具，可用以研讨某一集团在一段短时期内的历史，在这段时期内，基本的制度和态度均被认为变化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要进行趋向变化的长期研讨，或是想进行集团或国家之间差异的研究，那我们通常就不得不超越当今经济理论的界限进行考察。

在将演绎法应用于研讨制度和增长是否适合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避免偏见的危险性。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就是认为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有关联的事物也一定必然与所有其他社会的事物有关联。利己主义与增长的关联就是一个重要的实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比大多数其他社会较少承认社会义务。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认为倘若个人所获得的成果将只归于他自己本人，他就会作出节约的努力。但倘若这些成果将与他的远亲家族，或全体家族来分享，或是与宗教或政治领导人来分享，或是在利己主义社会里与不会自动地被承认的提出要求的其他成员来分享，那么人们是不会如此努力节约的，这种假设也许是错误的。阻碍西欧进步的制度也许有助于另一个社会的进步，因为这种社会考查努力的价值完全不同，对有无价值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我们除了进行观察，无法防备这类偏见。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力求断定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人们哪些行为是共有的，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得出基本的概括，这些概括可以作为不同社会的对比，并且还能进而用来对制度作出评价。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有些制度和信仰可能适合于增长，但是它们并不互相一致。例如，经济增长同国家把20％的国民收入投资于公共资本形成是适合的，或者同私人企业把20％的国民收入投资于私人资本形成是适合的。但在同一个社会里国家投资20％于资本形成，而私人企业也投资20％于资本形成，这种可能性值得怀疑。在分析社会变迁时，制度之间的互相适合性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

研讨适合性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保持自己的信仰。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有人曾经尝试说明一个社团与另一个社团具有不同态度的原因。可以从不同的宗教信仰来回答，但这仅仅重申难题所在，因为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某一宗教、具有某一教义，又为什么在某一地区接受这种宗教，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接受。还可以从自然环境、气候和种族不同来回答，如果这些都解释不了，那么也可以用历史上偶然事件来回答。有经验的社会学家懂得这些问题在目前知识的状况下肯定是无法回答的，也许永远也回答不了。也不要期望本书能作出回答，不过本书将扼要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将以相当的篇幅阐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适合性问题，以及态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但当我们进而探讨态度的本身、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为何它们会起变化时，我们迟早会遇到了解人类历史的局限性。

社会演变问题甚至比适合性问题更难于回答，因为演绎法对解答这类问题的帮助要小得多。我们必须考查事实，以便了解某些事物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何发生的，这就是说，对历史的数据，我们必须应用归纳法。

每个经济学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他不满足于经济理论的演绎基础，并颇有把握地意识到从研究历史事实中可以取得对经济进程更完整的见解。这种直觉合乎情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到真正想掌握历史事实时，热情便会消失。原因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历史事实本身极为有限。我们这样说的意思首先是指，在极少数的国家，在近几年来拥有足够数量的历史纪录；同时即使拥有大量的纪录，我们未必能确切肯定所发生的事件。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指理论家感兴趣的“事实”并非发生的事件，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同时历史可以记载所发生的事件，但很少可能记载下为什么发生事件。这些记载可能表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某些人所认为的发生事件的原因。不过，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大多数事件（特别是制度和信仰的缓慢变化），只有少数的当代人知道发生了这些事件，而且大多数记载下来的对所发生事件的原因的见解使我们不得不持有保留的态度。
因此，历史并非由事实组成，而是由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的见解所组成。历史学家对事件发生的见解一般说来颇为可靠，当然也有触目惊心的例外，因为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是对历史的证据进行筛选。不过，他们对发生事件原因的见解通常只不过反映了他们个人对社会因果关系的理论，这些理论决定了挑选哪些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实。多数经济史学家在阐明经济事件时是依据流行于他们写作时期的经济理论（甚至更糟的是依据流行于正当他们作为大学生学习经济理论时的经济理论），紧接着一个新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必然会带来大量依据新的理论而重写历史的新的史学文章。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对他所发现的事实是否与这个或那个假设相适合提出看法是应该的，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当社会学理论家求助于事实时，即求助于历史时，他所寻求的事实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寻求的事实，其意义显然是完全不相同的。
可是我们的难处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即使发生的事件是一清二楚的，但仍很难从这些事实中引出社会理论来。每个历史事件都有许多起因。事件也许会重演数次，但是起因一般说来是不一样的，因为历史本身决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仅指出一点即会明白，因为每个相继出现的事件其背后又有了一段历史。于是问题在于确定哪些原因比其他的更为重要。若是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可以测量的，我们有时可以运用统计的方法将其结果列出方程式，使每一起因都有其分量（系数）。不过，倘若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不可测量的，那么我们就得回到个人判断的领域。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个人判断就更为困难。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通晓全部历史（包括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通晓全部的事实（即使这些事实都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以至于使他确信，他的理论是以足够数量事件的对比为依据的，可以证实他的概括是正确的，他每次所取得的全部事实也是正确的，他的概括不会被他没有考虑的类似事件所驳倒。
因此，社会演变理论的基础决不能像化学和生物学的理论的基础那样可靠，后者的理论可以诉诸于反复的实验。两者的差异也许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因为以推理为主的自然科学理论往往由于发现新事实而被推翻。但是历史的事实比经过反复实验的事实不可靠得多，这是程度上不同的一点，实际上又是本质上的差异。
不能由此推断我们不去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人类是一种好奇的动物，不设法进行了解与我们的天性相悖。不过我们应努力对我们提出的论点持谦虚态度，并应承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任何假设都是初步的。
演变理论的形成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低级的研究是我们试图发现事物如何发生变化和发生变化的原因；到了高级研究，我们就要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低级的研究是社会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可是高级的研究当然最为激动人心，同时也可以说是最为愚蠢。
社会理论家在进行低级研究时试图发现重大的可变因素、它们有关的份量以及它们之间如何同时和及时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到了高级的水平，社会理论家就要预测全部可变因素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这点又使得进行预测成为不可能。
大多数的预测只不过是方法的实际运用：若是我们说答案取决于ａ到ｚ可变数的行为；并且我们假设ａ到ｇ保持不变，而ｈ到ｒ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就能预测结果将是如此这般，为了能对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预测，我们必须知道所有可变数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必须知道在特定时间内是否将会发生战争、地震，或产生流行性感冒，或在某一关键时刻某些有影响的人士诞生或逝世，或者发生影响事件发展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事件。这类事件许多事先是无法得悉的；即使可以事先得悉也绝无一人能够提出一种方程式体系，将千百万决定未来的可变数都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只能对“假若……那么……”的变化作部分的预测。这类例证有：我们在实际运用某些经济动力学问题时所运用的差数方程式；又例如李嘉图的经由人口和报酬递减律走向停滞的经济增长理论；又例如熊彼特的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预测。这些方法上的实际运用往往似乎会超过预期效果，因为不少作者自己并未察觉，或者他们未能向读者交代清楚实际运用假设的基础。他们通常也不能正确地预测未来，因为他们弄错了系数，或是系数起了变化；或者因为弄错了可变数的关系、或可变数关系起了变化；或者因为被忽视的新的可变数变成了重要的因素。用不着对这些实际运用的失败感到难为情，因为只有找出假设不充分的原因，我们才能期望对社会变化的状况和缘由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在本书写到社会变化的缘由时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写到社会可能往什么方向变化时则信心不足或者说毫无信心。关于变化的过程存在少数已充分确立的概括——比如说谁最可能是革新者、模拟的作用、抵制变革的根源以及增长的逻辑过程等等。这些概括看来在下述意义上可以普遍应用，即今天社会变迁的过程与二千年前的大致相同、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中也大致相同。因此，在写到这些事件时，我们可以把人类全部历史作为我们的研究范围，而不必去寻求社会组织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这种情况与我们研讨适合性问题大致一样；人们对待财产、报酬、或生儿育女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可是不同的社会具有足够的共同观点使得我们有可能推演出人类行为的某些普遍规则。因此，倘若发生了变化的话，我们能够说出变化将是怎样发生的。但我们无法预见到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关于方法论的这一导言也许会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本书没有采用其他经济发展分析中可以看到的探讨途径。我们不相信有可能说明某个社会制度将会如何发展，因此，我们不像李嘉图、马克思、汤恩比、汉森或熊彼特那样陈述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我们不相信每一个社会存在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从原始阶段进到封建社会，再进入交换经济，因此，我们不步孔德、马克思、赫伯特·斯潘塞或韦伯的后尘。我们的全部预测的基础要脚踏实地得多，即探讨富裕国家在发展中所发生的变化将在多大程度上也许可望在较贫穷国家里重现，如果后者发展的话。有时我们能颇有把握地回答；例如，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将下降，或者说地位观念的关系将不断让位给契约关系。在别的方面，我们还不知道答案，比如说，预测生活水平提高后，出生率是否会下降，或者预测战争是否为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内容是指明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并探讨一些后进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步先进国家的后尘。至于对先进国家本身，我们认为无法预测它们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因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未来是受我们认识的或能够认识到的不变规律的支配的。

第三节　布局

关于经济增长著作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选择的问题。鉴于所研讨的问题密切相关，因而从任何问题入手都无关大局。本书一开头就研讨节约的努力以及决定努力势头程度大小的信仰和制度。其次，本书进而研究知识对增长所起的作用以及研究便于知识的累积和传播的方法。关于人均资源的探讨则从资本这一章开始，然后在人口这一章中继续探讨。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向研究国际贸易，因为它是人口资源分布比例不同的结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是一个单独的主题，实际上它从属于每个章节，但是考虑到政府的重要意义，把政府问题单独放在最后一章来研讨是适宜的。每一章的处理方法是相同的：从适合增长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经济关系、制度和信仰；从演变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事物为何产生变化、如何发生变化以及是否能够看出任何趋向。

在经济增长的种种因素中，我们对我们的主题进行这样的划分使得有必要经常强调几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任何一个方面的进展将会导致其他方面的进展。比如，倘若能从国外得到更多的资本，它多半与新技术有联系，而且很可能影响制度和人们态度的格局。如果发现了新知识，必将刺激投资，同时制度也将会受到冲击。若是制度自由化了，人的努力将会增加，同时应用于生产的知识和资本也将会更多。
社会变化是累积的，不同的因素会起到相互加强的作用。尽管有这种内在的相互关系，仍有人断言，某一个因素比一切别的因素更为重要。例如，亚当·斯密和一大批自由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主要在于有正确的制度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不怎么需要关心作出努力的意愿，知识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因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天生的反应，只不过受到了错误制度的抑制而已。在另一方面，马尔萨斯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主要障碍乃是缺少需求，今天可以理解为“低估与业余闲暇有关的收入”，这个观点至今仍有不少附和者。另外一个学派则坚持认为技术不熟练是妨碍增长的瓶颈环节；例如，杜鲁门总统对不发达国家的计划宣称，不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那里所需要的主要是技术援助。还有另一学派则认为，资本是个瓶颈环节，他们宣称只要有了资本，就可以得到新技术，他们还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敌视经济增长的所有制度都将改变或废弃。最后，还有一个学派则把重点全都放在自然资源上，他们实际上主张每个国家应根据其自然资源来筹集资本和建立制度。由于这些不同的重点，“不发达”一词就具有不同的含意。一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的原因可能有：与其他国家比较它的技术落后；或是它的制度相对来说不利于投资；或者说与西欧相比，它的人均资源较低；或者是由于人均产出较低；或是它虽拥有可贵的自然资源（矿产物、水力和土地），但尚未开始利用。一个国家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不发达，但在别的意义上则不能算不发达，但事实上这些指标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因而当人们互相指责对方提出“不发达”一词时应用其二含义而不应用别的一些含义时，就会感到奇怪。

当然，确实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某一阻碍增长的因素可能比其他因素更为突出，这就是说这个缺陷在这一点上是最突出的，或者说从这点出发比从其他点开始要容易。例如，可以设想，有些国家当前主要阻碍其增长的是制度（比如说，腐败的政府或恶劣的佃租法），这就是说倘若制度改变，更多的知识和资本就会涌现，别无他法。同样，也可以设想，在别的地方现行的制度并非经济增长的障碍，主要短缺的是资本。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若农民以肥料和良种的形式引进新技术，就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有的时候需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问题上而排除其他大多数的问题。不过，这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因为倘若一个人成功地克服了一个瓶颈难题，结果常常却又有其他难题会突出起来。如果农民开始用良种和肥料，就需要新的资本来经营额外产出；如果有了资本，抵押和别的投资法必须制订得恰如其分；如果制度改进了，某些别的阻碍增长的因素就会呈现出来。因此，虽则改良者开始时只研讨一个因素，他必须记住若要取得完全的成功，除了他当前关心的因素外，还会牵涉到许多别的变化。

在本书中，我们把各种增长的起因加以区分只是为了分析的目的。由于这些起因是相互关联的，为了避免误解就必须把本书作为整体来研究；每一句话、每一段落或每一章节应不成问题地看成与别处所写的相联系。若是将上下文割裂开，那就会成为谬误。还有某些题目，如宗教在好几章里都提到了，但每次都是从经济增长的某些不同方面加以论证的。 当人们不得不仔细剖析无法进行解剖的题目时，造成一定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试图把混乱压缩到最低限度，用的方法是在文章里经常运用前后参照的方法，但是若读者希望得到某一题目的全部观点，则必须为此目的使用索引。

第二章　节约的意愿

正如我们所已经论述过的，促使经济增长的三个近因为经济活动、增进知识和增加资本。在本章和下一章里，我们先探讨经济活动。

所谓经济活动，我们意指为提高一定努力和资源的产量，或者为降低一定产量的成本所作的努力。经济活动对经济增长说来是必要的，就是说除非人们尽力去挣得更多的成果，否则他们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成果。增长是人类努力的结果。大自然对人类并不特别仁慈；若是对大自然任其自流，那么到处将出现杂草、洪水、瘟疫和其他灾难，人类通过思考和采取行动才能防止这些灾难。只有接受环境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人类才能通过无数的途径用比较少的努力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的产品。

接受大自然提出的挑战就要乐于进行试验、发掘机会、不放过机会和考虑整个策略。在产生最大增长的社会里，人们的眼光注视着经济机会，并且愿意随时抓住机会。

目前各个社会互相之间差别极大，这表现在其成员发掘和开拓利用经济机会的程度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内部的团体之间（比如说，地区、宗教和种族团体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行为方式之间都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可以追溯到三个明显的原因，即对物质产品和为取得这些产品所需付出的努力的关系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对现有的机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制度在鼓励努力的程度上有不同的看法，不管鼓励的方法是消除作出努力的障碍还是保障个人取得其努力的成果。许多已被注意到的努力上的差别是由于制度的缺陷造成的，那些渴望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改革者主要关心的是使制度进行适当的改变，其手段是通过宣传，或是通过立法。不过在作出努力的意愿方面确实存在着心理上的差别，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分析这些差别。毋庸说态度和制度并非互不相关；我们把两者加以分开的目的只是为了进行分析。

第一节　对商品的欲望

当我们说某一团体对努力后取得的商品评价并不很高时，这类差异也许由于对商品和劳务不很赏识，或者认为为取得商品和劳务所需作出的努力的心理代价过高。第一种看法，对商品评价较低可能是由于禁欲主义，或对别的活动的评价更高、或者由于眼界狭隘。第二种看法，我们必须记住经济上的努力包括发掘和利用各种机会的一切手段，不仅要工作，而且还要有能动性和进取精神。我们将依次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的教规公认一个人的消费少于他的同伴是突出的美德。由好几条途径引出的结论认为，消费少是高尚的生活方式。首先，有的教规强调学会压抑个人天生欲望的价值，如食欲、性欲、安逸感及其他满足；它们鼓励各种形式的斋戒和别的苦行作为精神超度的手段。其次，有的教规认为一个人谋生需要消耗时间，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花在修身养性或进行宗教礼拜上；不是所有宗教都持此观点——有的宗教认为工作和祈祷同样受到上帝的赞美，并认为工作是谋取精神美德的一种手段。第三，一个人谋生有时会带来侵犯其同伴的倾向，因而为了避免这种倾向，最好还是尽量限制个人消费。

大多数的教规对僧侣教士或对别的在职业上从事实施、维护和传播教规的人提出的要求与对凡人俗夫的要求是有区别的。通常要求僧侣教士过贫苦的生活。但即使在理论上也并非总是如此，如在非洲，有的宗教对僧侣并不要求他们比其教徒更为禁欲。此外，这个理论往往并未付诸实践，虽说有不少教会要求其僧侣教士成为禁欲主义的完美典型，可是，有的僧侣教士却过着吃喝玩乐的奢侈生活。促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离是由于教规在僧侣教士与教会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如果教规并不制止教会富裕起来——几乎没有一个宗教反对它的教会积聚财富，那末就很难要求教会里管理财富的个别僧侣教士压抑自己而不去享受一部分财富。

教规对僧侣教士的要求与对一般凡人的要求，在划分时不可能严格到毫无漏洞，因为虽则僧侣教士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圣洁献身的模范，但教规却仅仅指望一般凡人在某种程度上以僧侣教士为榜样。尽管如此，就禁欲主义而言，教规更多地指望于一般信徒时时或在特定的日子或时期里实行各种形式的苦行禁欲（特别是在斋戒期间）。但在这些禁欲时期结束以后，通常就有相应的喜庆节日或欢乐宴会，信徒们在这些日子里不同程度地进行纵情欢乐是受到鼓励的。不少斋戒节和喜庆的起源是与农业季节有关；在收割前青黄不接时期人们实行斋戒，而当农产品存入谷仓时就举行欢庆以示感恩。

世界上要求凡人多多少少维护重视禁欲理想的只有印度教和佛教统治的地区，甚至在这些地区这种理想也不见得真正影响凡人的品行。也许在这些国家，有的人原本可能去从事商业，可是却被吸引去过僧侣生活，但到处都发生这种情况。另一可能是这种受吸引过僧侣生活的人在数量上多于别的地区，而且产生“僧侣教士过多”的现象，这只是从有限的经济意义上来解释的，即没有去从事经济事业的人才过多。

还有普通俗人原本可以利用来作为资本形成的资源却被用来供养比例上不相称的、人数众多的僧侣阶级。倘若情况是这样，那只不过证实了这些地区宗教势力的强大和僧侣生活的吸引力。一个宗教吸引大批社会成员从事僧侣职业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是否强调禁欲主义的美德。地理上距离如此遥远的17世纪的西班牙和当代的西藏据说都是由于僧侣过多而造成了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但是这类说法与调查那些决定多少资源可用来作为资本形成的各种势力更有关系，而与讨论禁欲主义对普通俗人行为的影响关系不大。

完全可以说这种影响不大。世界上没有一处的俗人们会仅仅由于他们相信提高目前生活水平将凌辱他们的灵魂而不乐意去抓住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机会。也许他们认为不值得花费气力，但这是不同的命题，我们后面还将讨论这一问题。

如果不涉及到花费力气的话，没有俗人会仅仅由于怕提高消费水平会阻碍灵魂得救而拒绝这样做。因此，若是向印度或缅甸的农民供应高产的种籽或化肥，在他们宗教教规方面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他们不去应用这些对他们工作有帮助的事物，也不会阻止他们去享受可能最终取得的优异成果。宗教可能制止人们去追求某些生活方式（这将在以后再讨论），但并不能制止任何人去享受在不触犯教规下所挣来的较高的生活水平。

（二）财富和社会地位

在大多数的社会里，禁欲主义与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和取得较高社会地位标志的财富相比，前者的吸引力不如后者。

摆阔挥霍消费的吸引力是人们熟悉的话题。为了这个目的，即使不能用来享受的财物也有人会想望它们。许多人猎取他们无法享受的物品，仅仅是为了炫耀他们的地位——文学作品里充斥着描绘某些家庭设有钢琴而又无人弹奏它们，不懂艺术的百万富翁却拥有私人画廊，有人牧养牛群不是为了肉食和牛奶而是为了表现其部落的地位，还有例子表明有人获取财物只是为了挥霍或破坏，类似的例证还有，如不少想望的财物只是出风头，而并非为了个人享受。那些从社会地位较低上升到较高的人们，为了切望自己的优越地位受到公认，他们特别热衷于这类炫耀铺张。在工业化国家里的暴发户就十分沉湎于纵情挥霍。在殖民地国家里，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种族不同，往往可以看到那里的中层和上层阶级热衷于摆排场的挥霍。这是因为他们表现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就是表明，他们与统治者“同等优越”，至少他们能盖得起同样大的住宅，驾驶着同样大的汽车，或者举办同样奢侈的宴席。这类过分的消费常常削弱殖民地人民的地位，使得他们负债累累和减少他们可能节省和投资于积聚财富的钱财数字。

财富又可作为通往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受到人们的想望，——它可以使人得到收买的权力、政治权势、压服雇员或其他形式的权力。

但是，财富未必终是通往权力或威望的最轻易的捷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富翁都能进入最上层或靠近最上层的社会圈子。但在许多别的社会里则不尽然。比如说，在印度教社会中受到其他人尊重的也许是僧侣等级的人；又比如说，在古代中国却是有学问的人士受到尊重。在别的地方受到尊重的是军人，或者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才拥有声望。在任何国家里，最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为了出人头地就力求走上能赢得最崇高荣誉的道路：不论是通过战争、狩猎、宗教、官职，只要能盛名于世，他们就走那条道路。只有在经济活动中有成就的组织者能获取最高的声誉，他们才会把自己的心思转向经济活动。苏联建国初期，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受到人们的藐视；当时的荣誉是属于党务工作者、工会工作者或科学家，而工厂经理只受到鄙视。今天的情况却全不一样了。有成就的经理所得的薪金非常之高，并享有住房和娱乐的特权。他们在自己的工厂里不再附属工人，而且跨进了社会最高层的圈子里。

在某些国家里，对财富的想望要高于别的国家，为生产财富所付出的努力总数是想望财富的函数，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不过这只是程度上的问题。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里，财富是可以赢得尊重和声望的，即使在有的国家里时间上存在着差距，即也许要等到第二代才能取得充分的威望。尽管如此，赚钱往往与取得社会地位的其他途径存在着竞争，聪明而富于进取心的青年被吸引到这种生活方式上的比例，部分要视赚钱与其他活动所取得的相应地位而定。因此，有人认为赚钱所取得的相应地位在美国要高于英国，而在英国又高于缅甸。这些地位上的差异部分地说明它们相应的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同样，关于产业革命（不论成功或失败）的大多数分析探究出产业革命前不久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与当时贵族、学者和军人的社会地位有差异。例如，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异往往被用来说明为何一百年来两国的经济史差别如此之大的部分原因。同样，西班牙的商业地位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商业地位相比十分低贱，这就是为什么在16与17世纪时，西班牙如此显著地未能开发利用它的经济机会的原因。

人们一度喜欢将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赚钱的社会地位高与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发生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中世纪的基督教确实曾谴责把商业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还认为任何人想要发财致富借以提高他本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是有罪的。可是，到了今天增加赚钱机会却受到了更大的重视，大约自从航海贸易扩张的12世纪起，这种情况开始明显起来。随着财富的积累并受到更大的尊重，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已经从事于修正他们的教义以便表明经商和放高利贷并不一定是有罪的活动。到了15世纪发生宗教改革时，这项修正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这是表明宗教改革与经济变化之间关系的一个饶有兴趣的例证。关于此点我们还将在第三章第四节（一）中加以充分的讨论。因为宗教反映了经济变化，所以对经济的态度不能全部用宗教来进行解释。另一方面，正因为宗教变革在时间上较慢，宗教信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几乎在每一个社会里，财富、声望和权力是密切相关的。各类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的富人如何使用其财富以及与声望有关连的财富的来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富人们在非生产方面乱花他们的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将财富投资于生产方面。在经济停滞与经济扩展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富人们将其收益花费在供养门客和修建纪念碑，抑或是投资于水利工程、矿山或其他生产性活动上，却对经济增长率有着巨大的差别。富国和穷国的区别在于生产性投资的习惯，而不在于收入均等的差异，也不在于给予富人尊重的差异。就与财富有关的声望存在差异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财富表现为生产性投资的人们与财富来自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如何。在多数的社会里，地主组成了贵族阶层，只有在经历了重大经济扩展的社会里，那些财富源于商业活动的人们才能与那些财富源于土地的人们取得同样的地位。一个社会生活中的真正重大转折点并不始于尊重财富，而应始于当这个社会把生产性投资及与其有关的财富放在首要地位的时候。

对待生产性投资态度上的差异，其背后存在着许多因素，我们将在第五章第二节（二）中较为详尽地加以探讨。在这些差异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民族愿望。那些急于求得军事上强盛的国家，或是渴望独立以及对别国进行征服和殖民化的国家，即使仅仅因为战争时的需要，一般也希望拥有经济实力。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国家这种民族主义的雄心正在起着作用。殖民地国家或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正在忙于寻求经济增长的起因和制订经济扩展的计划，部分原因是它们想要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也因为它们渴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苏联强制实行惊人的发展纲领而不惜付出使人民遭受痛苦的昂贵代价。英国为了急切保持它的头等强国的地位正在宣扬生产率的福音，等等。国家之间在它们对待财富态度上的差异正在迅速缩小，因为民族主义愿望具有强大的力量。随着其后的可能性研究揭示出至今尚未发现的获取财富的更多机会，上述这种对待财富态度上的差异还会进一步缩小。

（三）有限的眼界

到目前为止，我们论证了禁欲主义并非经济努力的障碍，还论证了大多数人向往着财富，不论其目的是为了个人享乐或是为了声望和权势。虽说如此，与其他成功形式的声望相比，在不同的社团里，财富的声望有高有低。我们现在探讨的也许是限制人类想望财物的最重大的因素，即他们的有限的眼界。

我们想在此指明一点，由于人们了解的和能使用的财物是有限的，因此需要也是有限的。各个社会在局限性程度上的差异是大不相同的，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以及纯粹的愚昧无知。

我们所谓的物质资本意指享受某种满足所必需的物质环境。这也许是一个自然或人为的问题。因此无法进入水域的人不需要船只。在南北极，冰淇淋不受欢迎，而在赤道无人问津裘皮。住在又小又黑房屋里的人并不怎么想要家具。不通电的地方就无法使用电唱机、洗衣机、电烤箱、真空吸尘器等电器用品以及没有公路的地方无法行驶汽车等等。在多数的贫穷国家里，没有积累的物质资本来维持高水平的需求。那儿个人的房舍既小，又无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的供应。其他的资本也同样匮乏。因此，个人能购买和使用的物品极其有限。

我们所谓的文化资本意指一个社会知识积累的基本情况。例如，要是一个人不能够阅读，那么报纸、书籍和其他需要有文化才能享受的消费品对他来说就毫无用处。倘若一个社会的文化对音乐的欣赏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那么对乐器或音乐娱乐的需求也不会高。同样的，对剧院、电影院、体育场、舞厅等类似的群众性娱乐场所的需求也取决于人民的文化修养。

第三，需要还受到习惯和禁忌的限制。生活水平低的地方，饮食和穿着占到收入的三分之二或以上。然而正是在这些支出方面社会习俗显得颇为重要。所以很难使人们改善他们的饮食，倘若这种改善意味着要吃新品类的食物或用新方法制作的食物的话。同样，服装式样如果得不到普遍赞同，它的市场也是有限的。

最后，需要还受到愚昧无知的限制。尽管受到物质和文化的基本情况以及习惯或禁忌的限制，但有些产品如果人们懂得它们，他们仍将愿意购买和作出努力来获取它们。可是知识传播的过程是缓慢的。

这些原因部分地说明为什么有些原始社会的人不努力工作，他们并不在乎即使有人提供看来有较高工资的职务。他们不在乎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使用这些钱；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们用这些钱能买来的东西只带来很小的边际满足。这些原因也使得大量收入按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常常被胡乱花掉。他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使用这些钱。尤其是他们不大花费在获取以前所未拥有过的新型物品上，而是花费在购买更多的同样的物品上——如更多的酒、更多的妻子或更多的布匹。

要是人们的欲望是有限度的，当每小时的报酬增加时，他们很自然地会把投入工作的时间减少。相反，要是欲望是膨胀性的，照推理，当每小时的报酬增加时，人们可能会延长工作时间。在考虑欲望的伸缩性时，我们应区别眼前的和长远的欲望。从眼前的欲望来说，一个人的想法是明确的，他力图保持他的生活水平，也就是他的阶级的惯常生活水平。一旦收益增加，他的直接反应是少工作些，倘若收益降低，他的直接反应是多工作些。然而从长远的欲望来看，他的生活水平是可以调整的。若是生活较前艰难，他可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并将工作的时间缩短些；若是生活较为好过，他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并将工作时间再延长些。因为不仅生活水平，而且工作小时的多寡都是惯常的。碰上一次变化的直接后果是生活水平多少会有所改变，而工作小时则变化很大；但最终后果是大大改变生活水平，而且工作的小时回复到原来的习惯。

在原始社会里超过惯常水平的额外收益不能像在先进社会中那样享受，因为可能使用的范围有限。如果某些物品能帮助减少花费更多的气力，那么对这些物品就将有需求：例如自行车减轻步行的需要；枪炮使捕杀野兽、获取食物和保护自己变得简易些；以及容器可以储存水等。额外收入还可使人对其同伴拥有更大的权力，可以用来保证选入令人羡慕的职位；进行贿赂；购买奴隶和放债。财物还可以用来炫耀；人们可以举办盛大的宴席；娶更多的妻子；或购买更多的服装和首饰；建造巨大的坟墓；甚至进行放荡的破坏，包括破坏本人的一些器材来使其同伴们加深印象（例如，波利西尼亚破坏渔船）。还有对不实用的珍奇物品的一种短暂需求，它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或为了炫耀。所有这些动机当然在一切社会都存在，不论其发展程度的高低如何。原始社会与先进社会的区别在于：首先在先进社会里，人们自己可以较多享用额外的商品，而不仅仅因为它们给予机会向人们进行夸耀、夺取权力或减少努力；其次是可以享用的财物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随着物质装备的增加、文化变为更形复杂、常规束缚削弱以及新产品的知识逐步扩散，欲望的扩张也随之增加。而新产品知识的扩散很自然是欲望扩张的关键所在，因为正是这种知识的扩散推动了那些破坏常规与改变物质环境的势力。要了解欲望如何更富于伸缩性，我们必须了解新产品的知识是怎样扩散开来的。

这是一个仿效的过程。新产品有时只有通过劝说才能售出。国内的创新者、或是从别国带入产品的外国人，在推销时可能劝说人们试用这些产品，然而这些产品一定要等到人们看到别人使用时才会流行起来。所谓别人必须通常是在社会上拥有较高地位的人，然后其他的人才会想到去仿效他们。

对此也有例外的情况，电视在普通平民中间比在上层地位的人中间扩散得快。虽说如此，一般的规律是新产品先由上层阶级采用，然后下层阶级才接受它们，因为一般只有上层阶级在一开始能买得起新产品并不大受常规的约束。

因此，扩散的速度首先取决于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它取决于上下层阶级是否互相杂居，因而使得穷人能见到富人消费的状况；抑或取决于富人是否居住在城镇或国家的单独的地区、在对外不开放的私人俱乐部或别的场所享受他们的闲暇生活，并且回避与别的阶级进行社交。此外，扩散的速度还取决于富人是否鼓励穷人模仿他们，或者是否存在某些法律或习惯，阻止穷人去消费富人消费的物品。它还取决于社会流动的程度，因为如果下层阶级的人较易上升，那些升上来的人就会产生某些欲望去采纳富人消费的习惯以便夸示他们改变了的地位。在社交方面上下层互相交往越是民主的社会，努力方面的欲望越有伸缩性。

与其他困难相比较，新产品推广所受到的扩散上的困难，其程度的大小在各个社会是有差别的。在原始社会中，缺乏装备和像文盲等文化上的落后限制了欲望，而不是对新产品的无知。当这些国家与外界往来被切断的时期，情况就不是这样。但是在今天，当有外国人住在他们中间过着可羡慕的高物质水平的生活时，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会想出花费额外收入的途径，倘若不是嫌他们的房屋小，就会想到电力、煤气和自来水龙头。大量的额外收入流向购置房屋和家具。另一方面，像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下层阶级对获得更多产品的欲望有其限度，可能是由于缺少模仿富有者的愿望，后者拥有电话、汽车、电冰箱或昂贵的衣着。这是因为那个国家的社会的不民主（不是政治不民主）传统使得其下层阶级比美国的相应阶级较易满足于接受他们生活上的物质状况。

第二节　努力的代价

关于人对财富的态度就写到此为止。我们以下转入人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虽然对待财富的态度相同，但如果人们对作出努力的态度不相同，那么他们将仍然会对取得财富作出不同的努力。

这只不过是说，人除了物质财富之外还珍视其他事物。他们珍视闲暇生活；珍视相互之间的良好关系，各在寻求财富时采取了过激手法，这种关系可能受到破坏；他们珍视友谊以及如果他们改善经济机会必然会失去的那种关系；他们还抱有偏见，阻挡他们去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要是不抱偏见的话，他们是会利用这些机会的。

（一）对工作的态度

我们首先探讨对工作的态度。假若人对财物的愿望相等，然而如果工作看来要比不工作艰苦些，那么他们将少工作。关于这点部分是客观问题，部分则是主观问题。

客观上较艰苦的工作是指如果某一指定的任务使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感到更易疲乏。这也许由于他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他的健康状况和他的环境不一样。此外，主观上较艰苦的工作是指一个人把工作作为生活方式的兴趣少一些。

种族之间和同一种族个人之间，他们的身体体质是不同的。举例说，在解放黑奴之后，印第安人被介绍去西印度群岛，当地的种植园主比较喜欢印第安人工作循规蹈矩，但在强壮的体力方面他们比较喜欢黑人。这类体质上的差别还不能肯定有多少是由于营养或环境的差异，有多少是由于生物遗传所造成的。不管怎么说，正如上述例子所表明的，乐意工作和身体强弱并非有必然的联系。

营养不良和慢性病也许是多数不发达国家居民为什么容易疲乏的主要原因。这就形成了一个很难突破的连锁关系，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造成生产率低下，而生产率低下又反过来使营养不良和疾病的状况继续下去。在这种环境下营业的现代资本主义公司发现如它们密切关怀其雇员的饮食和健康会给它们带来好处。在中非，有的矿产公司对新招收来的工人在派往矿井前先请他们吃几天好伙食。还有不少公司，不限于矿产公司，发放免费的营养配给品，或提供一顿午餐，或至少有补助餐，以便保证它们的雇员吃好吃饱。同样提供免费医疗和保证工人们住在健康的环境里也会带来好处。甚至在先进工业国家，如在美国和英国，许多公司认为提供廉价的中午饭对公司有利，特别是如果它们雇用了众多的女职工，因为据说妇女们为了她们子女的利益、或为自己购置衣着、或为了其他方面的花费，她们乐意节省伙食费用。

一个人工作的环境也决定工作的疲乏程度。居住在严寒或酷热的地方是不舒适的；在华氏60度和75度之间的温度下，又有适中的湿度，人体功能看来起最佳的作用。可见温带气候比热带气候有利。同样，研究现代工厂实际的学者着重强调恰如其分的光线、暖气和通风以及工间休息、位置恰当、消除不必要的动作以及一般舒适的物质条件对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还有若是一个人与一起工作的同事不意气相投也会使工作易于疲乏和感到不舒畅，这点也给工业心理学家带来了思考的材料。要说明什么叫意气相投并不容易。有些人喜欢与自己的亲属一起工作；而有的则不乐意；有些人喜欢大集体，而有的则喜欢人数少些；有些人喜欢有严明的纪律和规则，而有的人则喜欢个人作决定的余地大些。要明确规定工作集体的愉快条件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它们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有些工作比别的工作更易令人疲乏，因为它们在每个单位时间内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或者这些工作比较不愉快。

这些因素有可能互相抵消。在别的方面的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在较易疲乏的岗位上可能反而比在较轻松的工作岗位工作得长，倘若前者的社会气氛比后者更吸引人。还有身体状况较弱的人工作时间可能长于身体状况较强的人，倘若前者在工作中有较好的条件。

下面将从论述工作本身带来的紧张状态的差别转而论述对工作的态度的差别。

让我们假设两个人在想望物质财物的意义上有着相同的需求；他俩的工作职务客观上同样辛劳和乏味；但是其中一个人职务的报酬比另一个要高。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那个职务报酬高的人将必然比另一个人工作小时会短些。这取决于他的工作态度。工作是获取产品和劳务的手段，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此而言，有些人、有些社团认为工作吸引力大于别人或别的社团。每个人把工作既看作是一种厌烦的事，另方面又看作是一种美德，但是有些社团强调工作厌烦的方面，而另一些社团则更多地向子女传授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的思想。

这些不同的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有的宗教教导人们说，灵魂得救和精神安慰主要依靠修身养性或祈祷。有的宗教则教导说这些也可以从工作中或交替着从工作中得到，因为工作锻炼人的心灵，也因为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充分利用上帝恩赐给我们的才能和资源从而为自己的同胞服务。然而，通常很难确定在经济事务中，宗教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首先，我们在前面一节里就对宗教对僧侣及对俗人的期望加以区分。如果像往常那样，宗教指望僧侣进行祈祷而俗人去工作，那么除非宗教吸引过多的人去过僧侣生活，否则就不会减少社会的经济努力。即使宗教强调俗人进行修身养性而不鼓励他们致力于经济事务，也难以评定它的训诫究竟有多大效用，因为很多人不会放过致富的机会，即便他们的宗教反对这样做。在这一切的背后还存在更进一步的问题，即为什么一种寂静主义的宗教被社会接受。宗教的训戒往往适应于该社会的谋生之道。因而若说人们不奋力工作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不鼓励他们这样做，不可能作出一个根本的解释；同样有可能宗教在当前不强调工作是由于该社会的环境或社会情况并不把奋力工作放在价值的最前列。

我们不能肯定产生工作态度差异的还有哪些其他情况。有人说是生理上的差异，也有人说是工作的乏味或生产率低，还有人说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缘故。在分析这些因素时，重要的是记住一种态度与产生这种态度的条件之间始终存在着时间上的差距。这就是说，倘若我们要了解一个社会的信仰，我们应注意的不是这个社会目前的生物学成分或社会结构等等，而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前的状况，即当它的传统形成时的状况。

让我们先探讨生物学上的因素。有的人精力充沛或比别人有更多的工作癖好，这是由于与他们环境无关的生物学遗传所形成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些生物学上勤劳的人数比例在有的种族或国家多于别的外族或国家。而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生物学上的勤劳或懒惰的分布状态在各个种族之间并无差别，而所观察到的差异全部可以从物质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条件上加以解释。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否认存在着把人的态度与种族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可以接受的证据。可是倘若我们把自己局限于局部地区，虽然缺乏证据，我们至少有某些似乎有理的理论。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连续遭受到某种灾难或危机，它的生物学上精力充沛的人生存了下来，而其他的人则死亡了，那结论必然是，这个社会生物学上的遗传在活力方面将不断得到改善。当然困难的是弄明白在哪种情况下，上述的生存和死亡之间的差异取决于生物学上的遗传活力：在多数危机中，生存下来的人同样得益于教养、灵巧和运气。此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有移民居住的国家比一个定居时间较长的居民居住的国家（所有国家都有移民居住）更有活力，因为移民往往比那些留在原地的人更富有进取心，也因为移居和定居的艰苦会淘汰那些不适应的人。困难在于怎么断定生物学上的因素是移民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移民往往比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和那些原来居住在移居地的人更富有活力，但这可能只是由于移民们所遭受到的困难较大，因此他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引用生物学来解释集团之间态度的不同既无法采纳也不能加以否定。我们自然可以否定某一种族比另一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种族的全体成员在行动的考验中比另一个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但是，至于不同集团之间优等、中等和劣等的分布，眼前还不能说出什么道道来。因而我们关于集团之间差异的解释只能限于物质和文化环境的差异。

其次，我们进而阐述工作的乏味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有的工作本身可能特别辛苦，原因是工人的体力状况、或者是因为工作场所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令人感到不舒畅。所以我们说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料想人们也许会少工作些。然而，假若我们不去比较在称心境况下与在不称心境况下做了多少工作，而是提出对工作的态度如何，那么上述论点会得出相反结论。因为如果工作不称心，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许被迫尽力而为。而那些由于感到不称心而不工作的人也许会无法生存下去。处于这些境况下，作为父母也许会开始教导他们的子女说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一种为了切身利害而做的事，哪怕做起来并不称心。这个传统也许会传给后代，即使条件有了变化也会保持下去，因此即使所做的工作不再不称心，人们仍可能怀有同过去一样的刻苦的决心去做。

正是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比较非生产性的工作。因而可以这样说：在谋生较易的国家，工作很少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因为人的习惯是去做非做不可的事。另一个极端是在谋生极为艰苦的国家可能会挫伤干劲。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论点认为在谋生艰苦，但又不是十分艰苦的国家，工作则被当作是一种美德。这就是说，在这类国家里，人们作出一定的努力有可能获得不错的生活水平，但是不作出这样的努力的人们将会无法生存。谋生艰苦也许由于人口过众、土壤不够肥沃、经常发生旱灾或飓风以及其他的不幸事故。在这类国家里，人们将教育儿童把工作看成为一种美德，并给儿童们看玩忽工作任务的人们的贫困；这些儿童以后又会把这个传统教育他们的后代。

然而，立足于环境的一切解释必须面对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因此，解释态度必须依据历史和环境；换句话说，如果依据环境，他们必须表明何时和为何环境的变化会带来他们所解释的差异。这对于依据气候进行解释特别不利，因为同一国家在其历史不同时期会出现颇为不同的态度；所以有些解释寻求引用气候的变化来表明，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衰落。用环境来解释辛勤劳动的传统大多包含对社会的某些历史性的冲击，例如战争失败、面临饥荒或大规模移民等，这要求人民显示出他们高贵的耐久品质。但是，要锤炼一个民族的意志需要比一次巨大历史性的苦难更大的某些事变，要不然看起来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偶然事故，不管一个社会遭受苦难后变为沮丧或泄气，还是从中找到了勇气和启示。

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将一个社会的工作态度与其上层阶级的行为联系起来。根据这种解释，在那些传统上人人都工作的社会与那些传统上富人过着游手好闲生活的社会相比较，一般说来前者的人们对工作要重视得多。因为人们爱模仿他们社会的上层人士，若是上层人士认为工作是低下的，其他人将会尽量少工作。举例说，在新世界的奴隶社会里，大种植庄园主整天过着无所事事的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中多数人都不直接从事经营。直到今天，这些社会中的中层和工人阶级还表现出好逸恶劳的倾向，这点只有说他们继承了奴隶才干活的思想才解释得通。我们要划清的不是平均主义与非平均主义之间的区别，而是富人参加工作与富人过着无所事事生活社会之间的差异。因此，美国的富人通常都工作，即使只是出于习惯势力，反之在英国，它的悠久传统认为富人的典型生活就是狩猎、射击和垂钓，但这个传统今天已近乎绝迹。情况并不是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长于英国工作的人，实际上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要短些。但有证据表明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要更紧张些。有的人把这些差别归因于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并就这些差别追溯到理想的不同，比如说有成就的人应如何消磨他们的时光。用以对比的事实都是可争议的，但对比阐明了论点。

不论有的人比别人更反对工作的原因如何，事实是，个人之间和社会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表现在做完一项工作所用的时间上，而且也表明在对提高生产率的反应上。实际上，提高每小时工作效率的长远后果终是减少工作小时的数量（在理论上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不论是不是以工业国家之间作对比，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工业国家我们发现通常人均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工作的小时最少；或者不论是不是以同一国家的工作小时作对比，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因为报酬的标准提高了。这是很自然的反应。由于悠闲是人生乐趣之一，人们很自然地会利用额外生产率去买额外的悠闲以及一些其他的财物。此外，悠闲和财物是相互补充的享受，因为一个人财富愈多，他就需要更多的悠闲来享受它。从长远来说，如果工资低于在较有利条件下获得的水平，人们会工作得更辛勤些，倘若实际收入仍足以维持身体健康和生产率的话。集团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程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追求财富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渴望悠闲的程度。

当西方国家的企业主最初来到较原始的国家时，他们在招雇劳动力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当地土著居民过着传统标准的生活，他们不受提供额外收入的引诱。于是有人认为必须采用强迫手段。于是奴隶被贩卖，用契约的形式把劳动力从远方国家运来。还对土著居民课以重税以迫使他们不能再过懒散的生活，重税必须用金钱支付，而金钱只有为外国人工作才能得到；或者禁止居民种植商业性的农作物；或者强夺居民的土地；或者强迫土著酋长派遣青年到矿山或农场干活。除了奴隶制之外，这些强制手段至今在所有欧洲强国的一些非洲殖民地仍然存在，不过现在已被认为不像过去那样必要了。因为模仿已经起了作用。非洲人已有了新的需求，即使不强制他们，他们也愿意工作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通常都切望它的人民愿意稳定不变地和持续不断地工作，比如说每周平均工作40小时或更长些。资本家和雇主们希望人民勤奋工作，因为如果有了大量劳动力会使他们易于实现工业上的抱负，还因为产量的提高会使他们的利润增加。同样，不管是民主的或专制的、保守的或激进的，所有政府也都希望人民工作，因为产量的增加会使税收收益扩大。这些政府且不论其抱有什么目的，它们都需要大量的收益。或许为了“民主”的目的以改进教育、公共卫生、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或许为了“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目的以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或许仅仅为了“贪污腐败”的目的以填肥政客们的私囊。（因而“激进的”政府由于同情工人缩短工作时间的热望而当选，但它们一旦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就通常会反过来呼吁人民延长工作时间和更认真地工作）。在利害关系上不带个人目的的人道主义者一般说来也抱有同样的态度，即认为勤奋对人民有好处，因为人道主义者憎恶贫困及其带来的后果，他们希望人民生活得好。

然而愿意延长工作时间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显然，如果人们多工作，他们的生活水平会高于少工作（如果他们不要工作过度以致降低他们的生产率的话），但是不一定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得更快。我们关注的并非产量的绝对水平，而是产量的增长率。除了工作小时的少量变动外，产量的提高通常并不一定由于人们工作得更辛勤些，而是由于他们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例如运用更多的知识和资本以及利用较有利的机会进行专业化、贸易和投资。

不论人们可能规定何种工作水平都存在着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这些机会有的确实取决于乐意作出正常努力，比如说，工厂的例行工序要求按时上班和有固定的工作小时。其他的机会还取决于机动性——即愿意在夜间工作、周末值班、或甚至随叫随到。可是，这些机会并不取决于每人准备在一年之内工作多少小时；正常性和机动性两者都是与事先约定的每人的工作小时限额相适应的。有些提高产量的机会也会错过，这是由于有些工业也许不会建成，因为人们不愿按照这些工业的要求去工作；但在其他较合乎人们工作习惯的工业中，他们能工作得十分有效率。

经济增长还要求人们自觉地愿意工作，但这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应该愿意把心思用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上；认真干活，竭尽全力以及准时开始工作和准时交货。在有的社会里遗憾地缺乏这类素质，那儿的人看来不大重视忠实地履行他们的合同。在原始社会里，对个人提出的新要求往往使人感到奇怪。在人们习惯于按自己的进度在田间和没有钟表的地方工作，他们既不守时又不定时出工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样，在习惯于根据亲属和地位建立关系的地方，人们很难习惯于唯有金钱关系的义务，也许需要两代三代以后，他们才能使新的合同关系获得一个新的普遍的道义上的约束力。在较先进的社会里，内部纠纷也可能使这个社会四分五裂：“雇主阶级”可能厌恶“雇员阶级”，而售货者可能对购货者心怀不满，因此人们对合同对方完全没有道义上的义务感。在一个有竞争的社会里，这些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解决。那些作出最自觉贡献的人的成功程度要大于其他条件相等而较不自觉作出贡献的人，而且前者的榜样受人仿效与日俱增，直到新的道德传统牢固地确立为止。

但是社会并非总是竞争的，并且朝这些方向前进的势力可能很软弱。

现在可以说，愿意利用个人机会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是相互有关的，这就是说那些不怕麻烦地去延长工作小时的人也会不怕麻烦地去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或者愿意定时地和自觉地从事工作。然而这个论点并不完全有理。即使人们下了坚定的决心要比他的同伙们工作的小时短些，他们也可能迅速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比如说，在热带国家很难使农民像温带国家产业工人那样长时间地工作，但是这并未妨碍这些农民抓住各种机会选用良种或肥料，或者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据说加纳的农民是世界上最懒惰的农民之一，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并未妨碍他们在很短促的时间内从仅足糊口的生产转向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可可工业；也未妨碍乌干达或印尼的农民热情种植棉花和橡胶。甚至还可以联想到越是想少工作的人似乎越能寻求获利较大的工作的机会，以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少工作些。但是这个联想也不见得比相反的论点更有理些。在愿意长时间工作与愿意寻求生产率最高机会之间也许相互毫无联系，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关系。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工作的时间缩短了。倘若他们对财物的需求低于对闲暇的需求，从极端的角度看，他们减少工作时间的速度将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一样快。于是即使生产率提高了，生活水平却将停止上升。

虽说如此，增长将会出现。我们对增长出现下了定义，即每小时的劳动产出提高了。这是一个合理的定义；经济增长的出现仅是因为人们比较喜欢用他们提高了的生产率去购买更多的闲暇而不是去购买更多的财物，否认这点可以说是愚蠢的。

勤勉工作和经济增长若有任何相互联系的话，联系就在于增加了生产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那些辛勤工作的人大多可获得较高的收入，但是花费那些收入的时间要少于那些工作较短的人；因此前者可能在投资方面的状况要好些。愿意更多地节约是不够的。倘若农民把节省下来的钱去买金子和珠宝，那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用这些钱去买更多的土地，它的影响不是提高农业产量，而是改变土地的价格和所有权。对增长来说，起作用的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这类资本不一定与工作愿望和节约愿望有关。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勤勉工作必定与生产投资并行。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负有世上最勤劳人民之一的盛誉，但是，虽然中国人口的增长比欧洲慢得多，但他们的勤劳工作并未产生经济增长的结果。当我们被告之有两个不同的种族居住在一起，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勤快些，因此也更富裕些时，经过较缜密的调查，我们通常发现真正的差异在于前者比后者更广泛地从事生产资本的形成工作。辛勤工作和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优秀公式，然而没有辛勤工作的资本形成也将会产生相当幅度的增长，但没有资本形成的辛勤工作对发展很难作出什么贡献。

寻求和抓住机会以及进行生产性投资并不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但是它肯定与一个人对他的各种机会所注入的思考程度有关，而这可能在精力上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商业界人士易得胃溃疡病并不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而是由于他们担心他们的生意经；正如他们被认为的那样，他们总是考虑节约另外六分钱的途径、或是赚取另外六分钱的方法，这就需要绞尽脑汁。当然这就产生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即是否值得不惜工本，这就是说，是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经济良机并取得物质进步好呢？还是很少考虑这些事务而过穷苦的生活好呢？在有些社会里，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青年人也受到鼓励去争取上进。然而在有的社会里，人们却选择把心思用在其他事务上：发动战争、欣赏艺术、或者享受高谈阔论或其他乐趣。

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作出努力是值得的，确实他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就大，但是任何社会的大部分人会对各种良机并不很敏感，同时对增长来说也无必要期望广大群众对此非常敏感。不过必须有少数人愿意充当先驱者；一旦他们开拓的事业得到成功，其他的人通常将步他们的后尘而不会对事情本身加以深思，除非他们这样做会受到等级、种族或宗教等的阻碍。在这个意义上，增长取决于机敏的领导。当然，这类机敏的少数人越多，他们被允许的活动范围越宽广，这个社会经济上的增长将会越迅速。正是这种人数比例和活动范围的差异造成了各个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

（二）冒险精神

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社会给予那些愿意进行经济机动活动的人的范围有多大；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继续考察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愿望。这类愿望表现的方式繁多，我们现就其中最重要的来进行探讨。这些包括：愿意摆脱习俗和禁忌进行活动；愿意担当风险；愿意在情况需要时从一地迁往他处等。

习俗和禁忌可以从许多方面限制机会。例如，它们可以限制利用资源。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对待圣牛的态度就是有名的例子；不宰杀劣质牲口、又不准抑制这类牲口的繁殖；以至于牲口的数量激增而给农民的农业资源造成很大负担。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多数西方国家的偏见，它们制止使用人粪作为肥料来浇他们的田地，因而意味着土壤中有价值的矿物质每年被倾注入大海。每一个社会都存在这类阻碍他们充分利用其资源的偏见，而这些资源对别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很乐于利用，不过有的国家的禁忌要比其他国家多得多。

当今阻碍经济发展最严重的偏见也许就是有关牲畜的偏见。除了下一章谈到的有缺陷的农业结构的抑制影响以外，看来农民到处渴望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并对能改善他们物质条件的改革很感兴趣。他们乐于采纳新品种的种籽或肥料、利用新灌溉设施提供的水利以及种植收益较高的商业性的农作物。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受阻于缺乏世俗价值观念的农民的论点基本是一种神话，因为任何地方的农民几乎都是一个想获得的阶级。然而有关牲畜的偏见却完全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在亚洲和非洲，有的农业社会对牲畜采取了非商业性的态度，它们不尽量利用牛群，不让牛群劳动、不吃牛肉和牛奶，饲养了大批无用的牲口，然后在此过程中拖垮了自身。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个极大的损害，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范围内与农业进步密切相关，而农业进步又反过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牲畜与耕作的更好的结合。

另一个重要偏见是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禁忌，特别是有关妇女可以干那类工作（第三章第二节（二））和节育。幸运的是，有理由认为，经济发展本身的进程会使这些偏见消失，但是这些偏见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能严重地降低生活水平。与牲畜和家庭有关的这类偏见是当今宗教造成贫穷的最致命的原因。

还有些干各种事情的习俗，它们必须得到遵守否则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因此，有的国家的农业耕作受僧侣教士的控制，这些国家认可这些僧侣故弄玄虚地声称在何时、何地和如何进行耕作，并认为他们的宗教仪式对收成好坏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文化的发展，技术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但总有一些其他教条主义者守候在发展的大道上。中世纪行会制订的条例同阻碍发展的正统教派并无实质的区别，甚至到了今天也还是如此。17世纪的科尔伯特法令同对李森科的迫害都同样是国家野心勃勃地企图管制科学的例子。绝对开明地行事和始终愿意在各方面进行试验是不可能的，但有的社会在扩大个人自由试验方面比别的社会更有成效。

此外，还存在与职业有关的偏见。中世纪初期的神学家们认为商人的行业与基督教徒的生活实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甚至肯定地说发放贷款是罪孽深重的。这些告诫究竟有多大实际效力是可以讨论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告诫不断地被修正，因为随着城镇的振兴，获利的贸易机会增加了。属同一类别（虽然根源各异）的还有藐视贸易，16世纪的西班牙的贵族社会就是如此，对此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西班牙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利用其对新大陆的所有权和轻易进入新大陆的方便，部分原因就是藐视贸易。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及其贵族如果也抱有任何这类偏见的话，他们却并不因此而不进行贸易冒险活动。在每个社会里，有些职业的地位要低于别的职业。虽说如此，通常总有众多社会地位低的人去干这些地位低的行业。然而，情况一旦发生变化，恰恰是这些行业现在提供了大量经济扩展的机会，于是偏见就成为了增长的障碍。因此，英国将会是不幸的，如果像说的那样从事采煤业在英国社会里名声不佳；或是那些从事技术革新的科学家的地位低于那些从事“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或是经商生涯的地位低于具有优异成绩的大学毕业生。由于一个社会的偏见不同于另一社会的偏见，因此一个社会拒之门外的良机往往被它的对手接过去。正因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偏爱自由职业的声誉，西印度群岛的印度人和中国人赢得了越来越多商业上的控制权，结果使得黑人极为沮丧。

甚至在各个行业里也存在着不愿干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偏见。其中最令人惊讶的经常报道的事例之一，就是关于不发达国家的工程师拒绝干那些玷污他们双手的工作，当官的人甚至不愿搬动自己的座椅。在那些十分看重等级和威望的所有社会里，认为体力劳动应由社会地位卑微的人去干的教条极为根深蒂固。最基本的解释往往是人口过剩。在人口过剩的国家里已确立了的传统认为，境况较好的人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即应尽其所能为境况较差者提供职业，因此倘若看到地位较高者干体力活，他们就会失去尊严——不仅由于他们降低了自己的等级，而且还由于拒不将这类活给予其他人，因而表明了他们的吝啬和无情，或者表明他们的境况并非像乐于被认为的那样良好。这类传统对静态的人口过剩社会来说是非常适应的，但对以个人主义和自助作为哲学的动态社会来说则是无法适应和溶合在一起的。

人们同陌生人和他们认为是外人者发生经济关系的乐意程度也有差异。倘若一个人要进行交易、雇用人员或借贷款项，这些机会的赐予必须受到限制，即只限于给予他的亲属和同一阶层的成员、或只限于他的同村、同一国度、同性、同一种族与同一宗教和同一政党的人或任何别的限制。这类差异也与经济关系非人格化的差别有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签订一项合同的主要依据是考虑价格和质量，而不考虑亲属关系或交易对方的个人长处、福利状况和产业的多寡；但是在多数其他的社会里，一项合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这种个人关系并非由交易本身带来的，而是始于和产生于个人关系。即使在现代社会里，许多商业关系也含有个人成分；有些性质的合同最好只同能忠实履行合同而不欺诈的那些能信得过的人签订；也许还有必要给予某些人以特殊的个人照顾以便换取对方的特殊个人照顾（特别是在组织松弛的市场上，那里的供求关系并不总是平衡的）；此外，如果经济自卫需要互相保护，那么有时可能必须支援本人的亲属或本人从属的种族、性别或集团的其他成员。除了使商业关系个人化有利于签订合同的人的情况之外，还有不少建立在情感和偏见的基础上的个人化。不论以何种理由建立的关系（亲属、政治、宗教或其他关系），但毫无疑问在这些情况中，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对经济增长会提供更广泛的机会。

我们正在研讨一种使得那些留恋往日的生活方式的人感到悲哀的现象。多数的原始社会依靠地位。人们拥有的权利和期望取决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成绩。因此，当他们所期望于别人的服务改而售给出高价的人的时候，或当他们传统上有权得到的物品改而进入市场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疾呼地反对瓦解建立于个人关系基础上的习俗和制度以及一切取而代之的东西，将其称之为贪婪和不敬。从地位关系转为契约关系对一切社会来说都是一场革命。价值的旧准则消失了，这个社会也许真的解体了，甚至在道德观念上也是如此，直到新传统形成并取得尊重为止。这场革命不仅影响经济关系，经济事务上地位的下降也影响到政治组织和家庭中有关地位的老观念，而且同时向昔日保卫地位权利的宗教戒律发动挑战，因此也向宗教本身进行挑战。因此，不会立即产生重新组合，而要等到这个社会找到与新的契约观一致的新的亲属关系和新的政治部署以及找到一个新的或改革的宗教或新的道德准则来认可新的格局。在西欧这个过程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较好地得以解决；需要一段时间形成一种基于社会契约观念的、新的政治哲学，然后又需要时间来使这种契约观与一个基于启示和权威的宗教进行和解。这个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实际上，20世纪出现了某些从契约观回复到地位观的倾向：比如说通过立法规定各个阶级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除了法律所规定的条例之外，否认签订雇用、租地、或分期付款购买和出售等合同的自由。发展中国家刚刚才进入这个周期。有的非洲社会已经建立了基于契约观的政治和婚姻制度。但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多数社会里，要适应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就必然受到那些地位遭受挑战的人的抵抗，或者不得不来一次总的思想剧变。

冒险精神造成某些人悲哀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性的影响。竞争精神贯串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人们喜欢表现自己的力量，无论在游戏、狩猎、吸引异性、唱歌等方面都是如此；在某些领域，比如在争夺政治权力、夺取宗教和社会地位的领导权方面，这类斗争可能颇为激烈、冷酷无情和无休无止。不过，好在总有某种限定如何进行竞争的准则，比如说控制政治权力斗争的准则；还总有些人认为竞争的天性对心灵有危害，并且焦急地尽一切可能来约束它。这些思想情绪既适用于经济生活中的竞争，也适用于任何其他领域的竞争。

在仅能维持生计的经济中很少存在专业化和贸易，因而没有多少余地可以进行经济竞争。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不论垄断者如何想方设法力图消除竞争，竞争还是见之于各个领域，因为买主总有某种自主权来决定花钱的不同途径。虽则卖主们不要竞争，但竞争依然存在，只要买主有选择卖主的自由。倘若同一产业的全部卖主勾结在一起，这种选择就会受到限制，但是不会消失，因为不同产业（如电视与电影）之间的竞争也许同样是重要的。倘若有些卖主急于想取得更大的市场，无论是提供较优的质量或是较低的价格、或是通过广告甚至采取欺骗的手段，那时竞争就将会更为尖锐。

竞争几乎肯定会损害某些人。工厂工人在生产中超越了定额就可能损害别人，因为他表明了别人的松散，或者雇主因而被鼓励去提高定额，或者因为这个工人留下较少的工作给别人去干；所有这些后果并非不可避免的，但在某些场合下是可能发生的。同样，在工业中由于某个企业谋求夺取更大的市场就会给其他所有企业增加压力，并可能促使某些企业破产。不打破鸡蛋就不可能炒鸡蛋。

在有的社会中，弱者遭受破产，但无人为他洒同情之泪。在美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家里，对待公认的期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残酷无情的（虽则在其他方面，三个国家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与三国在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相对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很难完全割断关系。在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强烈的愿望以保证所期望的事物不致于受到粗暴的挫折；过于侵犯他人、或工作勤奋过度、或者在其他方面使一个竞争对手受到严重损害等都是“不可取的方式”。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制度对努力约束时更为详尽地对此主题加以探讨；这里只是提请注意对待竞争的态度存在何等巨大的差异。

冒险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待风险的态度。愿意承担风险的问题部分涉及气质、部分涉及一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部分涉及一个人成长环境的传统。若是对不同集团的态度进行比较，我们必须撇开气质问题。不同集团的人有可能继承了一种生理上遗传下来的脾性，他们对冒风险的态度有大有小，可是我们仅仅知道不同集团在生理遗传方面的勤奋习性有所差异而已。

个人的经济基础越牢靠，他能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因此一个富裕的农民能大量试用新种籽，而且并不熟知这些新种籽能否很好地抵挡得住干旱、洪水的灾害以及其他农业风险。

但是生活在仅足以糊口水平的农民就极不愿意舍弃他们知道的那些在变化多端情况下都将有收成的种籽，尽管这些收成平均说来可能是低产的，因为他们简直不敢冒风险去应用新种籽，不论能平均带来多好的收成，因为若是有一年失败了，那么他们就得饿肚子。另一方面，一无所有赤贫的人倒是会比尚过得去的农民更愿意去试试运气，因为如果机会失败了，后者就会有所失。所以，若是有传闻说一百英里以外发现了金矿，那么失业的人比那些已经有中等收入来源的人也许更愿意去，因为后者倘若找不到金子，他们就无法恢复原来的生活水平了。所以，比较富裕或极不安定的人要比那些有中等资产的人更敢于冒风险。

传统的各异或许更为重要。在20世纪的英国学校的毕业授奖典礼上，许多讲演人竭力劝告毕业生不要去找安稳的职业，而要培植一种冒险的精神；讲演也许还谈及德雷克和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人以及英国冒险事业的辉煌业迹。类似的讲演在中世纪的英国与当代的摩洛哥和泰国是不会有人去做的。像看待工作一样，有的国家教导青年说冒险是一种美德，而有的国家则不如此教导青年。要说明传统的差异的原因同样困难。那些依靠危险职业为生的国家可能比别的国家更不怕风险。但是一切职业都是危险的：变幻莫测的雨量使印度农民的生活同从事捕鱼或对外贸易为生的人有着同等的危险性。不论其起源如何，传统可能不会消失，这就是说传统上拥有成功的冒险经历的国家对成功的机会显出一定程度的信心，而其他的国家则会缺乏这种信心。

冒风险的另一个方面对发展中经济特别重要，那就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在极端地位类型经济里，等级制度强迫一个人只能从事他的父辈们和祖先们从事的行业（除非所有等级的人都从事农业）；即使在不承认等级制度的社会里，牢固的家族感情和孝顺心情也可以把儿辈束缚在一个他们不具备才干的职业上，或是束缚在需求已明显衰退的职业上。除了家族感情之外，一个人也许对他受过训练的手艺有着特殊的爱好，因此很自然不愿丢弃自己的手艺，甚至不愿去干某些更为赚钱的职业。这些情况再一次表明各个社会之间传统上的差异，有的社会天经地义地认为一个人应毕生从事于一项行业，最好是他父辈的行业，而别的社会则鼓励一种较为冒险的精神。

改变一个人的职业会显得特别困难，如果这种改变要他离开自己的家庭和迁往异乡居住的话。可是，增长经常要求这种流动：比如说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发现了新的资源；或是原来地区的资源已经枯竭；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动更改了对已知资源的估价。当今有些政府竭力做到把工作带给人们而不是使人们去迁就工作，如果新兴工业的创办适合原来的地点并与迁往别处无多大区别的话，那么不迁动可能从经济上说来是正确的。有时这种观点受到支持是基于原来的地点已经在房屋、动力供应、学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方面花费了资金，一旦迁往他处就会造成浪费，这种辩解虽说有点道理，不过并不像设想的那么强而有力，因为资金会逐渐损耗而不得不在某时某地以新资本来取代。总之，依赖类似土壤、矿产或水源等自然资源的工业除了迁往可以找到这类资源的地点以外别无选择。

愿意流动与否部分是情感问题，部分是压力问题，部分是将迁往的地方对人们的吸引力问题。

情感问题是一个人对其亲属、朋友、家园、地区或生活方式的依恋。最大的决裂是移居包括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再在一个小圈子里当农民，而一个大团体里成为工厂工人或矿工。对此，传统会有所帮助。许多人经历了十余年的变动，他们的后代会渐渐习惯于这种想法。传到家乡来的消息会说到另一地方的状况，而知识可以消除疑虑，甚至可能会激发热情。关于情感问题只说一点就可以了，即习惯于流动的人愿意迁居的程度胜过不流动的人。

大规模地改变习惯通常需要一些压力。在那些农业国家里，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维持生计的土地，要他们迁居到即使有好得多机会的地方也颇为困难，除非他们的家乡发生了某种安定遭受威胁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是突然出现饥荒、人口过剩、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或者像在非洲那样，政府也许会增添压力：如提高税收、没收人们的土地、或者强令非洲土著居民离开他们的保留地去干挣工资的行业。英国的古典派经济学家在探讨长子继承权的影响时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影响是迫使除继承人以外的儿辈们更具有冒险精神和更为流动。家族关系的力量或许也不能予以轻视：倘若一个人能依赖一大批亲属的支撑，他较少可能为自身作出巨大的努力；下述情况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即大家庭制度与经济增长很难并存。在工业化的社会里，人们往往迁移出大批失业者聚居的地区，如果有别的正在扩展的地区可以移居的话；虽说现有的失业保险金可能稍为降低他们的流动性，但是多数人愿意有个职业而不愿失业，不管怎么说失业救济金和工资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悬殊的，只有工资收入最低微的工人除外。

移民将愿意去的地方应该具有吸引力，许多移民规划失败的事例已经表明了这点的重要性。移民们需要种种保证：比如友好的接待、合适的住所、经济的前景以及适应新生活的机会。中非和南非的大矿业公司曾需要成千上万的非洲土著居民移出他们的保留地来工作，但这些公司最初很少提供任何吸引人的东西，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为此不得不采取高压手腕。现在这些公司的规划已比较注意给移民提供优厚的报酬、可以安置妻子儿女的良好的住所、擢升的前景以及修建长久城市生活所需的舒适环境，它们几乎对保留地已完全取消施加压力的办法。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大工业城镇的郊区住宅区正在以同样的态度企图把人口迁移出市中心拥挤不堪的贫民窑。但那些迁出市中心的人往往要求搬回城里。他们说他们惦念自己的朋友以及城市的街道和嘈杂声；事实上他们不喜欢走长得多的路去上班，实际上也由于郊区缺少足够的电影院、酒吧间和建立一个新社区生活所需的其他设施。要是新建的郊区住宅区有它们自己的工厂，还有成批的朋友和亲属一起搬来，以及新的郊区拥有为建立新社区生活所需的一切设施，人们就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另一例证是相当多的开发新垦荒区，计划的失败。虽则往往新的移民得到了土地，但事先却不修建公路和供水设施；还有选择移民的工作杂乱无章，根本不考虑人们的务农经验和资金；任凭这些移民去照料自己，既无指导和帮助，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印度尼西亚的经验特别有启示。1937年以前，印尼政府提出运送爪哇居民去苏门答腊，并在那里给开发者以土地和财政援助，但很少人愿意去。以后，印尼政府安排移居者应在收割季节前不久到达，并要他们在最初几个星期当先去的移民的劳工，并同先去的移民住在一起。这就使新移民有可能赚得一笔钱，能在各方面适应新的居留地，能就地得到指导以及进行有用的交往。这个制度还保证新移民在收割庄稼时得到帮助。结果从1936年到1940年，每年移民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逐年增加，尽管事实上印尼政府已大大削减了给予移民的财政援助的总数。

虽然确实愿意流动的人看来更能获得成就，但经济增长并不要求人人都流动。经济状况的变化相对来说较缓慢，而且发生在边缘上，因此，只要有一部分人愿意流动，通常每年占很小比例就足够了。虽说如此，即使比例很少的人也不愿移居，除非新地区具有吸引力，而且原地区又有流动的传统或强大的压力。

几乎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冒险”的一切其他方面。经济增长并不要求人人都冒险，但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数是革新者。反过来这又部分关系到成功的革新所能得到的报酬和声望。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天生酷爱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经济形式，而蔑视公认的见解或既得利益。有的社会赞赏和鼓励这类人物，而有的社会则认为他们是应予以压制的海盗型的冒险家。但是，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风气培植这类人物的程度和给予他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在以下几章还将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第三节　资源与反应

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淡水、肥沃的土壤，有效用的矿产以及便于交通运输的地形。这些特色没有一个在任何绝对意义上可以确定为丰富或贫乏，因为其中任何一个类目在今天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可能到了明天会被认为一文不值。一项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但它的效用却随着兴趣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或新发现而时时产生变化。直到人们学会烧煤炭以前，煤炭曾经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同样，在今天谁也不能有信心地说出二百年后煤炭的价值。塞文海湾曾被认为主要是个天然障碍，直到美洲大陆的发现才使布里斯托尔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牙买加一百英亩沃土一度是一笔财富，但是当前已不被如此重视，因为宜于种植蔗糖的大批土地已被开发。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国家资源丰富，这只是根据当代知识和技术而言。同样，一个国家今天被认为资源贫乏也许在一段时期后却被认为资源极其丰富，不仅仅是由于发现了未被发现的资源，而是由于已知的资源有了新的用途。

将时间的局限性牢记在心就会有兴趣探询任何一个国家从利用它的丰富的或贫乏的资源中所表现出来的增长率程度有多大。很明显资源和增长是相互依赖的。倘若其他条件相等，人们能利用丰富的资源优于利用贫乏的资源，所以我们认为那些机会最大的国家将表现出最高速度的发展。世界经济史大多可以很简单地这样去叙述。在古代，当农业是主要活动的时候，肥沃的大河流域发展得最快。在别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其他地区显得突出了，这是因为发现了矿产（例如，马来亚的锡），或是发现了矿产的新用途（例如，中东的石油、英国的煤）；或者因为贸易通路发生变更（例如，1492年后西欧的港口）；或是因为发现了新的交通手段（例如，曼谷的飞机场），一个国家的资源多少十分明显地对它的发展程度和类型都有限制。这不是唯一的限制，或者，甚至不是主要的限制。对多数国家来说，它们在利用已有的资源方面还可以作得更好些。一国有了资源，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人的行为和制度：比如精力、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节俭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愿望以及制度上的自由和灵活性。自然资源决定发展的方向，并构成一种挑战，而人的精神意志可能接受这个挑战，也可能不接受。

所以在深入探讨资源与增长的关系时，较根本的问题是研究资源的贫富与人的反应质量之间是否有关连。假定人类作出努力、同样的努力在富国产生的增长速度会快于穷国。然而是否还有某些规律可以表明较富国家付出的努力会大于较穷的国家，抑或是恰恰相反？

回答这个问题时只有一种“资源”是肯定的，即进出通道，至于其他资源则肯定性差得多或完全不能肯定。进出通道作为资源意指它的地理特征——一个国家的地面形态、它的河流、它入海的通道、它港口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这个国家与其它文明世界之间有无不可逾越的屏障，尤如高山峻岭、沙漠地带或无法穿越的丛林。进出通道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刺激贸易，从而扩大需求的范围、鼓励努力和促进专业化。它还最终使具有不同习俗与不同思想的人混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们的精神意志保持生气，刺激知识的增进以及有助于维护制度的自由和灵活性。进出通道的方便程度在解释任何国家人民的经济活力方面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下一个方面是气候，但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怀疑。看来人的身体在温度华氏60到75度与中等湿度的情况下其功能发挥得最佳，但气候对人的智力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不明显。但温度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利的，这点是明显的。尽管如此，在以往的岁月里，文化昌盛的国家在气候方面差异极大，从亚热带的炎热江河流域到墨西哥和秘鲁的高原地带，或者是欧洲西北部的又冷又黑的冬季气候都有。由于温带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最迅速，于是就流行经济增长需要温和气候的说法，但是增长与温和气候相关只是人类历史上最近年来出现的现象。

至于谈到其余的资源，如肥沃的土地，争议便转到究竟艰辛程度会刺激人们的才智，抑或会耗尽他们的精力。资源与知识的增进显然有联系，换句话说，人只会学习使用那些他所拥有的事物。采煤技术不会在无煤的社会里得到发展，建筑学也不会在无适当石块的社会里发展起来。可是，即使有了一些资源（否则就不会有社会），看来也很难在资源丰富与社会活力之间确立任何明确的联系。这点无法引用逻辑推论，因为丰富的资源既可助长懒散，也可促进活力；同时也无法诉诸历史，因为拥有相似资源的国家表现出不一样的活力，还因为同一个国家在其不同历史时期，在资源并无明显的变化的情况下表现出不一样的活力。

有些戏剧断定性格与职业之间有联系。有人描写，农民和矿工“呆板迟钝”；渔民、商人、水手则又“富于冒险进取心”，以及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心灵手巧”。依据这些性格描写就可以把增长与资源的关系说成增长最迅速的国家是其居民喜欢出海或靠出口制成品换取食物的国家。实际上，这颠倒了资源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靠海为生或以出口制成品的人通常正是那些因缺乏足够的肥沃的土地而无法全靠国内产出来养活自己的人。这类的概括只能适用于少数事例——比如说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只在他们历史的某个阶段是这样的，但不能说明其他事例——比如说南美的印加人和非洲的埃及人。一个“定律”要不适用于一切事例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定律。

资源通过经济增长的累积影响左右人的反应还有更多的理由。假设有两个国家，新来这两国的移民来自同一个古老的国家并有着同样的态度和制度。又假设这两个新国家之一拥有资源的丰富程度大大高于另一个国家。所以前者表现出较迅速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较迅速的增长给居民的态度和制度带来的变化将加速增长的速度还是抑制它；资源较富国家的人们在一定时期后作出的反应将会高于还是低于较穷的国家？有人说反应会越来越好。较迅速的增长将刺激新的消费需求。技术知识将会更快发展，而是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使人更愿意去进行试验和冒险。这个国家将会有更大的社会流动和更多的制度上的灵活性。机会越多将唤起的反应也越大。有人则说事情会恰恰相反。财富增多将提高对闲暇的需求，并降低对工作的愿望。经济压力的减弱会减少冒险的必要性，也会降低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资源的愿望。财富会引起忌妒、民主的不满、内部纠葛和内战。社会像人一样会变得“肥胖和怠惰”。预言家、宗教复兴者、法西斯独裁者、军国主义者、学校老师以及那些认为舒适是人类精神最大破坏者之一的人，长期以来就大声疾呼反对财富。

倘若这个争论的解决不能诉诸历史，那么能否诉诸人类学呢？众所周知，有的原始社会比别的原始社会拥有更富饶的自然资源可供使用。是不是有证据表明资源较富的那些原始社会比资源较差的原始社会工作得更勤奋或更聪明些？只有天知道，你可以挑选你最赞赏的人类学家，正如你可以挑选自己最赞赏的历史学家一样，也无法解答上述问题。看来事实上，资源与人类行为之间，不论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都不存在直接的关连。有些拥有较佳资源的人比拥有较差资源的人更为努力；但又有些拥有较差资源的人却比拥有较佳资源的人更为努力。如果我们想解释某一民族的精神充沛的反应，我们可以从生物学、地理学和心理学中寻求一切能够找到的帮助，但我们到头来仍会被迫承认这类问题依然是宇宙间尚未得到解答的谜之一。本作者则认为所有解释中最可取的是领导的偶然性。倘若一个社会在其历史的关键时刻幸运地出了一个好领袖，他能引起人民的兴趣，引导他们去进行创造；他还将创造传统、传说和准则并把它们灌输到人民的思想中去以至在许多世纪里指导人民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生物学的偶然事件。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领袖也只不过是他们时代的产物，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看法等于相信，每个国家每年都诞生一位潜在的贝多芬、一位潜在的释迦牟尼和一位潜在的牛顿。具有最高度创造力的人的分布看来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难得的偶然事件。时间和地点的境况有助于决定具有这些特质的人是否被认识和被利用，但是不能创造并不存在的这些特殊人物，所以最幸运的社会是当它需要领导时，他们所需要的领导人已经在他们中间了。

第三章　经济制度

在前一章，我们探讨了人们为经济增长而作出努力的意愿；在这一章，我们要研究社会制度对这种努力所提供的机会。二者并非互不关联。如果制度能如人意，那么，这种作出努力的意愿便会得到鼓励并日趋强烈；如果有了强烈的意愿，制度也将随之改变。之所以把二者分开，仅仅是为了便于分析。
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逐一加以探讨。那么，在对某些制度作较为详细的分析之后，我们将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密不可分，转到探讨制度的演变及其变化的过程。

第一节　得到报酬的权利

除非努力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作出努力的。这就是本节所要阐述的基本观点。社会改革者们的努力，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不断变化的制度的，以便使制度为努力提供保护。不过，处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人也许既对“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提出争议，也对把“成果”归因于“努力”提出争议。

（一）　非物质报酬
要想激发人们的努力，就必须对人们的努力给予相应的物质报酬。空想社会主义哲学家们常常对这样的想法提出异议。有些人认为，人生来就是，或者说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动物：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创造性劳动的乐趣，或者就是为他人服务的乐趣；而另一些人则退一步认为，人生来就是，或者说能够成为满足于社会的赞誉而不求得到物质报酬。

人们从劳动中除了获得物质报酬外，也会得到满足，现在这当然是无可否认的。有些允许创造性地自我表现的工种，报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报酬就有人干。但大部分工作不属于这一类。不仅大部分行业确实是不属于这一类，而且即使在具有吸引力的行业中，大部分工作也是单调乏味的。外科医生切除第25例阑尾之后，这种手术就会变得使人厌烦，甚至大学教师对自己翻来复去地讲课也会感到厌倦。如果社会依靠的人都是只愿意干那些具有吸引力的事情，那么社会的大部分工作就会无人做了。

其次，为他人服务的心情的确可以给劳动增添乐趣。大部分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如为教会，为本乡本土，或遇到突如其来的灾害——是乐于出力而少要或不要报酬的。但是，在同我们所在集体的其他成员的关系中，除了乐于服务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二者也许会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有的人善于逃避责任，另外一些人则有强烈的正义感，决不愿有非分之举。在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高度自觉的集体里，人们是不会在劳动和报酬上斤斤计较的。不过，除了小家庭而外，很少有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这种理想来维系的集体。

空想社会主义者坚持说，如果大家动手，大家平等受益，而不是某个人从中获取明显的特殊好处，人们有可能不要求报酬上的差别，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人人得到的报酬差不多相等的社会里，人们是不会因为别人从他们的劳动中受益而发怒的。但是，他们也得不到鼓励去做特殊的努力。甚至不偷懒地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都得不到鼓励。保证一个人不拿别人的劳动来发财致富这很重要，但这是不够的。因为，除非用不同的报酬来衡量不同的劳动，要人们吃苦受累，尽全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劳动成果由他们自己或由他们亲密的同道来享有，人们会比之让劳动成果不得不同更广泛的人分享能更加努力，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人们也应当在自己的劳动中得到创造性的愉快，并不否认人们乐于为他们的伙伴服务，也不否认由于得到荣誉而受赞赏会给劳动增添乐趣，这些都是可取的。如果人们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如果他们的工作能为他们所珍视的社会目标服务，如果他们的工作得到人们的承认，那么，人们将会格外努力工作，不过，如果没有物质报酬，他们也会不那么努力工作。现在这一点在哪里都没有比在苏俄得到更明确的承认。苏联建国之初，它的领导者们认为，如果把收入拉平，用勋章和奖章来取代工资上的差别，人们的努力不会下降。经验粉碎了他们的预想，当谋求经济迅速增长成为政策的重要目标时，苏联的统治者们又反回来依靠扩大收入差别的作法，而认为那种不管工作做得好坏都应付给同等报酬的见解是有害的。

在农村地区开展“社会发展”运动以来，近几年，具有现代背景理想的社会自治式的权力机构在兴起。在这些机构里，计划鼓励村民无偿地参加有利于本村的公益工程劳动，如筑路、修建学校、打井、建社区中心或其他公共设施。要使这些计划项目付诸实施，需要作一些组织工作：必须有政府官员制订规划，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还必须筹措公积金以支付材料费或聘请本村无法找到的技术人员。有了这样的组织工作，经验表明，村民乐意出来无偿地参加本地的公共工程劳动。说村民乐意这样做，在城里人看来，特别是在我们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在一个小村庄里，谁都认识谁，为共同的目的而从事共同劳动的观念也许是改善社会状况的一种十分有效的鼓励。同样，以这种方式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度。首先，这项工程必须是当地受益。村民愿意修筑把本村和大路连结起来的小路，而不愿无代价地修筑为所有人使用的大路；他们也许可以无偿地挖本村的下水道，但是，如果其他地区广为受益，他们就不会干了。第二，这项工程必须使全村人都受益，而不得让一些人明显地比别人得到的好处大得多。

“社会发展”的这些局限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以集团义气为动力的局限性。这种忠诚义气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只要求按步就班，不需要个人的首创精神，每个人成长起来，都知道他应该付出什么，能够得到什么，经济系统可以运转自如，甚至可以自动去适应变革，只要这种变革使每个人几乎受益均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不会使每个人同等受益，有些人会比其他人得到的利益多，如果主要是为了别人受益，就很难让人们做比过去所做的更多或做不同于过去所做的工作。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们应当心甘情愿地去循规蹈矩，不计辛苦和报酬。经济增长涉及不同的人的工种和数量的变化；即使上面下令进行革新，增长还涉及这个小集体中个体成员是否愿意自觉地去适应不断变化的机会，寻求和利用新机会。当然，有些社会看来已经达到在他们生活的那种艰难地理条件和用他们掌握的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例如，爱斯基摩人可能正在尽其可能做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个性较强就可能发现不了生活中的技术进步；而服从与尽责的约束一旦放松，也就可能反而难以生存。要是经济没有增长的可能，个人缺少积极性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大部分社会的经济是能够增长的，这种增长不是靠从内部来改进它们的技术，至少也可以靠从外部吸收新的技术或者通过利用对外贸易所创造的新机会来达到。那么，我们一旦从稳定状态进入不断变化的环境，人对集体的责任感在个人努力和报酬之间没有紧密关系的情况下，能否足以产生必要的适应力，是令人怀疑的。这种责任感能否为个人利益留下什么机会，同样是值得怀疑的。在致力于加速经济变化的一切社会里，以个性为主体似乎在突飞猛进，而且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二）　资产的经营管理

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而资产法的存在则是资本形成的条件之一。所谓资产权，我们指的是排除他人使用某种特定资源的合法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赋予某个私人，某个团体或某个公众机构，享有权利者可多可少，但是，不管是谁行使这一权利，权利的排他性是最基本的。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资产一词往往被用来仅仅指私人财产。政府的一艘战列舰就像农民的一亩地那样，同样是资产，因为尽管战列舰在某种理论意义上是属于“全民”的，但在法律上和在实践上，公众中的个别成员是不得同战列舰发生关系的，除非得到严格的授权。

一切经济学，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的还是其他的，都把资产的法律概念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如果一种资源及其成果不能得到保护而任人使用，就肯定会被滥用，而且谁都很难发现它是否值得投资加以改进。因此，一旦资源匮乏，对资产的法律保护立即会扩大到一切资源方面。有一些国家，它的人口同资源相比相对稀少，有些资源就可能许多世纪都无人管。个人可以任意砍伐森林，任意捕鱼，随意用水或者随便在公共土地上放牧。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活动都会受到控制；所谈到的这些资源将成为私人资产，或者被承认为公共资产，这些资源的使用将由国家或其他管理机构仔细地加以规定。

如果说保护公共资产免为私人滥用是必要的，那么保护私人资产免为公众滥用同样是必要的。维护法律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之一，许多社会衰落下去，就是因为国家不愿意或者过于软弱而无法保护资产的所有者免遭土匪和暴徒的劫夺。投资的天性的确可以引发相当大的民众动乱甚至革命，但是如果动乱长时间地拖下去，入不敷出将取代资本的形成。政府也会被当作土匪和暴徒一样失去人们的信任。如果投资者事先知道赋税的性质和用项所在，他们也许会承受高额赋税，但是任意征税——如一个统治者因为兴之所至看上某乡间住房，便将其据为己有，或者随便抓住一些人，强迫他们拿钱出来——便会鼓励人们隐瞒财富（通常是以非生产形式），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或者消费掉（在第七章还要进一步讨论税收问题）。

资产权是举世公认的制度；因为没有这一条，没有改善人们生活环境的动力，人类就不会有任何进步。但是除了基本的排他权外，在同资产有关的法律和税收方面是非常复杂的各个社会大不相同。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基本的要求是，潜在的投资者必须相信，他能够“把钱拿回来”，由于投资额外可得到一些补偿而不是消费掉他的资产。这一要求既适用于私人投资者，也适用于政府机构，因为，即使是政府也期望它的钱能全部保值，否则是不会投资的。投资者也许会估计错误，承担的风险也许比他预计的要大，他也许事实上拿不回钱来，但是，在决定投资时，他必定是抱有希望的。另一方面，“把钱拿回来”也要求有较为充分的筹划。有人也许投资于其产品一时不能销售的某种行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得到收益——以私人为例，投资于房屋或其他耐用消费品；以政府为例，投资于学校、公路或机关办公处所；私人也许出于兴之所至投放贷款；政府则出于政治考虑投放贷款，明知这些钱是得不到偿还的。从投资者满足于他将有所收益来讲，这些都属于“把钱拿回来”的范围，不管从物质上，兴之所至还是政治上，投放这笔钱是值得的。从广义上使用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说，投资者必须相信他能够把钱拿回来，额外加上对投资的一定补偿，而不是立即把钱用于消费，这是投资的一个条件。

现在，如果投资者是在自己的公司投资，没有伙伴或雇员，这问题相对说来是简单了。但如果他有合伙人，或把他的资产租让出去，或雇人经营，或别人对其有所影响，由于这些关系会出现种种复杂问题。因为他的资产和别人的资产的共同产品到时候必须分享，如果分享产品的人发生利害冲突，而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要使各方都感到满意，就必须遵守十分严格的规章。

首先看一看伙伴关系。如果共有资产是伙伴之间平均分摊的，那么每个合伙人要求投入所得的利益不能多于其他伙伴投入所得的利益——不管投入的是钱、是劳动还是出谋划策。家庭事业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家庭成员众多或相互不合，由于一些成员急于从共同资产中拿出能拿到的一切而不是去维护它，这事业往往因而破败。先前有一些农民试图合伙拥有农业机器，这是另一种例证；人们看到，有些农民并不像这些机器为他们所有那样，细心地去使用机器，因此必须雇佣受过训练的技工去操作和维修，而不能让哪个农民自己去操作机器。现代企业也有不同阶层的股东之间存在利害差异的问题。在控制资产的人和其受益人之间可能存在着债权人的或有利益；因为，如果确定存在着资产有可能转入债权人之手的前途，那么，业主可能不愿去改善经营，甚至会蓄意使其无所起色。经济的增长要求能够决定使资产得以维持还是加以改善的人，应热心作出正确的决策。

如果使用资产的人不是业主，同样也要产生棘手的问题。因此，如果要使佃户热心保持土壤的肥力和精心改良土壤，对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细心地作出规定——我们将在这一章的后面一节里再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在一切雇佣的合同中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其次，拿薪水的经理或代理人都是为人所知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不仅是他们总是想把业主合法所得中的一部分收益归为己有，由于减少了资本形成所需要的补偿，这的确可能使增长减弱，而且还会牵涉到收入分配上的改变。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许更重要的是，代理人的收入如果不同他们照管资产所耗的精力直接随之变化，他们就不会精心照料；而另一方面，代理人为了延长自己的受雇期，把业主的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自己经管的资产，从而不适当地延长这部分资产的寿命，而业主的这部分利润本来是可以投资到其他能获取更多利润的地方的。这类问题在遥领制的情况下特别严重；但是，业主要是不愿在他的资产上花费心血，哪怕他住在现场，这类问题同样会有；当然，有些代理人经营资产要比业主强得多，因为他们知识丰富得多，对这类工作的鉴别力也强得多。业主遥领制现在已成惯例，现代工业社会中无一例外。我们的大部分资产要么属于股东，他们把经营权委托给了董事会，要么属于国家或其他公益机构，它们也是依靠雇员来经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严格的但并不完全成功的法律，这些法律力求保护业主的利益，不保护那些受他们雇佣的人们的利益。有些赞成私营产业而反对公营产业的人所持的论据是：私人资产的业主可能比国家给薪水的雇员对资产的照管要好，不过许多持这种论点的人已经坚持不下去，因为大规模组织和联合股份公司的增多，已使很多私人产业的经营从业主手中过渡到了拿薪水的雇员手中。

最后，我们社会中一些最困难的问题是来自劳资双方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可由任何一方持极端态度的支持者的说法弄得形象而生动。一方面，总是有些奴隶制的鼓吹者，他们认为，工人只应得到能维持生存的费用，而超过这一需要的全部剩余产品属于资产所有者。另一方面，有些人则断言，只有劳动才创造产品，因此，工人理所当然地应给予“他的劳动的全部产品”——是不是要允许扣除一些来抵偿资本减损，始终没弄清楚。在这些极端主张之间，出现了许多对产品分配的不同意见。

这个问题同我们在本节已探讨的问题不是同一类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是谁拥有资产，究竟是业主、佃户还是经理，他们中哪一类人对维护和改善资产状况应当热心。然而，工人在产品中的份额不一定牵涉控制资产问题，所以我们将另作探讨。

（三）　劳动报酬

我们说过，除非人们的努力成果确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尽最大努力去工作的。例如人们在一个联合企业中一起劳动，或为属于另外的某个人的资产效力，当难以把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同别人的劳动成果区分开的时候，问题马上就出来了。

只要存在规模经济，就有必要在一起劳动。因为规模经济的问题不同于那些由于劳动同所有制分开所产生的问题，我们最好能进行深入的剖析，探讨一下人们为他们自己的资产一起劳动的事例，即合作企业的事例。“合作”一词，各种不同的组织都使用它，而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只限于原意上的合作社，就是说是工人们自己所有、自己经营和在自己的范围内分配收入的组织（另外的合作社，工人是为挣工资而受雇于消费者或受雇于农场推销机构之类的）。一当规模的优越性开始显现，就需要共同劳动——不管是因为专业分工，还是因为需要一起参加生产某些无法分割的设备。

合作的单位有两大问题，即刺激因素和权威。关于刺激，每一个入伙者都必须相信别人的诚实，有的时候任何一个入伙者都可能松懈而并没有相应地减少他的产品份额。如果伙伴不多，特别是他们彼此相处不错，或者相互同情，这种制度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几个或十几个工匠或农夫可以不发生任何重大分歧在一起共事几十年。但这种合作并不总是相安无事的，即使是家庭企业，也难免出现松懈、缺少刺激或发生纠纷。不管怎样，一旦入伙的人增多，这种伙伴关系就不可能只靠相互信赖和同情了。按照各个成员的工作时间和熟练程度来付给报酬就有必要了。超额利润仍可按照某种“合作”原则进行分配——按照收益、按照平等、或按照资本的多少等原则——但是重点必须主要放在建立工资刺激制度上——按件计工、奖金及其他——这个制度要奖勤罚懒。

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规模大小产生的唯一问题，更为困难得多的是经营大型合作企业的问题。一大群人在无纪律、无权威的情况下是不能有效地一起劳动的。必须有人作决定和贯彻执行这些决定。合作社的成员可以是平等的伙伴，但不能有同等的权威。如果人很多，他们就必须把他们的大部分权威委托给一个委员会，而执行委员会要是不肯把它的大部分权威委托给并把责任直截了当地放在少数个人的肩上，什么执行委员会都是无能为力的。不管怎样，这就是说，合作社的绝大多数成员无权参与决策，而必须像任何领工资的雇员一样执行命令。他们将成为对此感到不满意的人。他们或许还不满意收入的分配办法；不满意自己同别人不相上下的工资，也不满意经营部门要把大部分结余储备起来以应急需或用于扩充业务的愿望。他们迟早要把权威弄垮，内部的纷争使组织四分五裂。其结果，以合作形式的大规模组织要同不以合作原则经营的其他大企业进行成功的竞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种种例外反证了这一规律。苏联的集体农庄只是名义上的合作，经营管理由共产党党员来做，他们告诉每个农庄庄员该做什么，按庄员的劳动付酬，把结余部分按收入的比例分配。庄员个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权改变经营管理和政策。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是真正民主的，这些农场确实多半受惠于一个中心机构并受其监督，但是这样做看来并没有限制它们真正的自治权。农场成员平均250人左右，对成员甚至并不按他们的劳动计酬。大部分观察家似乎一致认为，这些集体农场所以取得成功到现在是凭借同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农业方面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感情，是采取军事保护孤立定居点的集体组织工作所起的作用。在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中蕴藏的这种特殊联系和感情迟早将消失净尽，到那时，如果这些集体组织仍保留着它们的原始共产主义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他们将是在违背前人一切经验的情况下干出来的。

一些合作形式是人类原始的劳动单位。我们知道，在最早期的社会里，劳动单位是家庭、氏族、手工业工人行会、牧师、或其他群体。西方的工业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合伙单位，让手工业工人一起劳动；手工业工头雇佣短工似乎在中世纪后期才出现。集体劳动有它的优越性，特别对那些生计艰难，成天担心遭到不测或周期性自然灾害的人特别有好处，到时候可以互相帮助，在一起劳动也可以互相照应。农民组织成劳动小组互相帮助种田、盖房、开荒或收割，这是十分平常的事。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要继续下去，取决于集体忠诚义气、家族观念或宗教联系。只要以个人为主的观念开始滋长，只要从事经商或为个人日益懂得进行革新的机会越来越多，只要大规模的组织开始显现经济效益，这种组织形式便立即解体。企业的合作形式对于稳定的社会是最优越的形式，但是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有别于销售或信贷单位），一旦越过较低的物质水平阶段，它就不容易再存在下去。

一切大规模组织都存在着刺激问题和权威问题，即使在工人拥有他们靠其劳动的资产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但是所有制和劳动分离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即在劳动和资产之间分配收入的问题。在合作组织中，资产不单独计股，全部收入在使用和拥有资产的人当中分配。但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不是属于资本家就是属于国家，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业主既要求一定的报偿也要求参与监督经营。特要指出的是，资产的国有化并不解决上述任何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个阶段，社会主义者主张资产应当属于劳动者——以工团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或工人监督的形式出现——在那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将简化为合作企业，只面临两个问题而不是三个问题。但其结果，无论是苏联、美国、英国或其他地方，社会主义采取的形式并没有把资产从私有者手里转给工人，而是转给国家或其他权力机构，由国家或权力机构来进行监督并保留一份收入。这种作法在工人头脑里引起多么大的异议，则取决于他对国家所持的态度。他可以十分相信，与国家共有并由国家进行管理，比同与私有者共有并由私有者管理更公平一些；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受到的教育要去相信什么。有的工人是在担心他们的政府和在同雇主保持友谊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他会抵制这种转移资产的办法；而另一些人受的教育是仇恨“雇佣阶级”和尊重“民主国家”。但是无论如何，哪怕工人愿要国家老板而不要私人老板；愿要国家的投机商而不要私人投机商，他是不大可能挑选这个不要那个的。这就是说，在最正规的国营企业形式中，他会意识到，他得不到他劳动的全部成果（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拿工资的奴隶”不得不唯管理人员之命是从。这就证明，国营企业的问题同私营企业的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如果说在苏联不像在英国或别的地方表现的那么显而易见，那主要是因为工人的态度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不容易表达出来。

资产有分得一份收入的权利始终是让人心情激动的。有一个学派极力主张，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只应属于劳动者，由此而产生了劳动价值论。另外的学派则为维护资产享有的份额提出了许多论据——人们有拥有资产的天赋权利；需要提供刺激来改善资产，马尔萨斯的理论认为，穷人会把资产的收入浪费在多子女上，富人则把资产的收入用于再投资；心理上的成本节约；各因素取得边际生产力的权利等等许多辩护理由。国家的机智灵活并不亚于私人业主及其经济哲学家。如果20％的国民经济需要用于资本总构成；20％供政府当前开支，即使最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难证明，工人不能指望拿到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或者说得更巧妙一些，他们必须满足于直接得到的60％，对那间接地以他们不能也不会由他们自己支配的方式花在他们身上的40％一定是高兴的。

这些问题在大规模组织中可能无法解决。工资支付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也许能刺激干劲，分红的办法也许可以恢复一点合作企业的气氛，但是对生产有权提出要求的人太多，要不是不断地使投入同得到的报偿相适应，合伙人就无法毫无怀疑地彼此信赖。工人们将比较他们得到的报酬；把他们的报酬同管理人员或高级职员的报酬相比较；把总产出同不是被私人资本家便是被国家拿去的份额相比较。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合伙人的争吵比在其他地方更激烈；他们永远无法同意对所有人都公平合理，因为谁都说不明白什么样的公平才是人人永远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也是个权威问题，就像刺激问题一样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大的机构中，人们在心理上对劳动的不舒适感是无法医治的。人的头脑生来就不受纪律约束，大的组织要是没有纪律、服从和忠诚，就无法管理。可以让工人们有权选举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但是，如果这个组织很大，代表同选民相比不可能很多。总之，一旦代表们负起管理责任，他们必然倾向于站在管理的立场，因为他们知道，自下而上是管不好一个大规模组织的。大组织里的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心理，就像僧俗之间、政府与平民之间、家长和家庭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对抗心理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心理的产生是由于工作在一个不能不接受无数决定的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行其事，因为这些决定在制定时，我们除间接参与外，没有参与的资格，而且这些决定并不适合每个人的情况。这种状况给管理部门提出一个没完没了的难题——管理部门要对它们管辖的人们表示关心（绝不是不利用它们的效能）来赢得忠诚，使它们的事业近似和睦家庭那样互让互敬，而不靠军事集团那样等级森严和动辄制裁。但是，大规模组织不可避免地要有冲突和挫折。

也许对工人要求自治的愿望过于重视，无论是认为工厂内部可能实行民主的人，还是担心不能实行民主准会导致工业制度失败的人，都过于重视这一愿望。工人并不都是希望在工业中实行自治的；或许多数人宁可得到一份职权范围有限的工作，而不承担一般事务工作的责任。在一切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工厂、郡县、工会、教会和国家，到处可见的是，只有很小部分的少数人愿意去当官或对本组织的事务始终热心不怠。他们也许很高兴属于这个组织，他们可在选举中出来投票——虽然投票的百分比有时很小——但是要让成员们随时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让他们积极参加讨论和管理了。之所以如此，人们也许认为，少数人要求积极参加管理的愿望在工业中可用那些涌入小公司的人予以满足，因为在那里参加管理是行得通的，而那些到大企业的人，他们宁愿有人为他们管理事情。但是事情并非有这样的预期结果。恰恰相反，大企业倒是经常吸引那些渴求组织和监督的工人，这些人就会鼓励其余的人为保护自己而去参加管理（他们是这样看的），要不就会滋事生非（管理部门有时是这样看的）。

这些少数积极分子在教育和组织其他工人为争取工资所

起的作用，还将唤起舆论风尚在人类有关的事务中所起的作

用。虽然制度的成败一方面取决于其固有的本质，而另一方

面也取决于人们信任这些制度所中意的是什么。20世纪经历

着的大的工业动荡，既有宣传上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苏

联的产业工人不如美国工人自由，得到的生产份额也比美国

工人少，但是可以相信，赞扬这种状况的宣传鼓动可使他们

接受这些比美国工人要强得多，美国工人受到的是反对类似

苏联状况的强烈宣传，虽然美国工人的情况相对优越。因此，

要作出预言是不可能的。斯巴达克斯时代生活在罗马的某经

济学家也许已经满怀信心地预言，奴隶制对群众来说简直无

法容忍，一定会很快完蛋；实际上，奴隶制曾比过去更牢固

了。同样，现在也许有人想要预言，大规模组织无论是合作

的、私营的还是国营的，都在证明使工人非常厌烦，一定会

失败；而且预言，只存在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小型企业的时

代将很快到来，这些小型企业将长期保留下去，没有罢工和

怠工，能在市场上站得住脚。但是这种预言也许恰恰是错误，

尤其是因为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管理，国家同教会和工会领

导人一起说服工人，使他们相信这是一项根本的变化，将给

他们带来最美好不过的世界。再回到我们在本节开始叙述的观点：“除非人们努力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

认有权占有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作出努力的。但是，他们

认为什么是他们适当的一份劳动成果和他们承认谁有权提出

要求，这些大都是主观上的问题，要看他们所受的教养，要他们相信的是什么。

第二节　贸易与专业化

现在再来探讨一下制度为贸易和专业化提供的种种机会，因为扩大贸易和推广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一）　优点

贸易从多方面刺激经济增长，推动专业化的发展只不过

是其中之一。贸易通过向社会引荐新的商品刺激了需求，进

而刺激人们要求多干工作或提高劳动效率的愿望。由于眼界

狭小，需求有限，在许多原始社会，劳动水平低下，贸易一

开放，影响所及，会使人们对劳动的价值采取革命性的态度。

贸易还会减少社会对流动资本的需要。在没有贸易时，一家

一户必须贮存它需要的一切；有了贸易，这种贮存便由商人

在集中的库房去保管，因而各户消费品的贮藏量大大减少。对

于那些生活在饥饿边缘的国度来说，消费品的贮存确实往往

意味着生死存亡，因为贸易可以在灾荒之时把消费品从丰裕

的地区运往欠缺的地区。贸易也给人们带来新的观念——消

费的新方式、新技术或社会关系的新观念。从域外之地流入的种种传说对既定的传统提出了挑战，使社会的个体成员能

以种种方式进行实验，而否则是不允许的。如果我们在研究

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发现，经济突然急剧增长、信仰发生

变化或社会关系有所改变，其原因几乎总是由于进行贸易的

机会增多了。

贸易还会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因为劳动的分工取决于市

场的范围大小。亚当·斯密谈到专业化时说，专业化的高度

生产率“首先应归功于每个有特殊技能的工人技艺的提高；其

次要归功于时间的节省，时间通常是干完一件活再干另一件

活的过程中流失了；最后，要归功于许多机器的发明，方便

和节省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斯密非常重视劳

动分工，他甚至似乎认为劳动分工是发展技术和使用资本的

起因。后来的一些作者对他这种看法提出异议，有的甚至提

出了相反的说法——专业化不是原因而是结果。现代，我们

可以说，专业化、技术知识和资本是平行发展的。

不断提高专业化似乎就像生物进化原理一样，已成为一

条经济原理。它同经济的增长密切相联是毫无问题的。然而，

它有它的代价。任何专家都有可能吃苦头，如果对他的专业

服务的需求缩小的话。需求是经常变化着的，因为人们的情

趣爱好在变，或者新技术、新商品使老的技艺淘汰下来。如

果这方面的专家不能转入其他领域，他的收入就会受到严重

损失。这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专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职业

上的机动性，这是防备需求变化的最佳保证，如果贸易中断

因而无法得到重要的供应，例如：战争打断了贸易或者由于

地震等自然灾害切断了正常的供应来源，专业化也许会给社会造成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动用紧急库存解决一下暂时

中断的必需品供应，就像现在美国政府设置的战时储备这样。

不过采取措施预防过分专业化也许是可取的，究竟怎样才算

不过分则是主观上对危险性估计的问题。

过于专业化的另一代价是失去平衡。这一点在农业经营

中看得很明显。过分专门种植一种作物就会造成生态失调，表

现为土壤肥力枯竭，病虫害蔓延。个体农民都懂得采取作物

合理轮作或间作的办法来防止地力衰竭。但是，个人无法阻

止本地区的农民采取单一种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病虫害危

险。在一个认为单一种植不可取而暂时可获厚利的地区，要

想制止这种种植方式，就必须集体作出决定，禁止种植或对

其他作物给予补贴。

专业化也会造成人的才智失调。专事采矿的人同专事务

农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同样，在一个集体内部，从事不

同专业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很可能在世界观上和物质

利益上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观点上和利益上的不一致

往往令人无计可施：参加学校毕业授奖典礼日的演说家们谴

责范围狭窄的专业化，要求教育的基础应当宽广。尽管这样，

有人认为这种变化也许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特质增添某些东

西，而这些东西在人人具有同样职业和经历的社会中正在消

失。专业化给合作带来更多的问题，但是它也给思想进步提

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正是在种种经验发生冲突当中，人的

思想才得到锻炼。

同样，物质利益的冲突至少使得社会不断发生变化。客

观事实是这样，不管我们是否接受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把全部历史看成一连串的阶级斗争，还是我们是否仅仅认为如果

人人满足于国民收入中有他的一份，社会就不会有多大的变

化。有些人惋惜的是，变化没完没了，并且说，他们宁愿回

到人人自耕自纺的世界——要是存在过这样的世界的话。在

这里，我们不谈喜欢变化还是喜欢稳定（这个问题放在附录

中去谈）；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变化是永无休止的，而专

业化将为变化作出贡献。

（二）　市场的规模

市场越大，专业化的可能性就越多。市场的规模取决于

一家一户的自给程度、人口的多少、交通运输是否便宜、社

会财富的多寡，情趣是否符合标准以及人为的贸易壁垒的多

少。

原始家庭几乎全部自给。每个村庄有一些有专门手艺的

工匠，但是他们仅能满足村民的一些零星需要，整个村庄的

自给自足状态主要是同它与世隔绝有关，而每户人家的自给

状态则主要同妇女的地位有关。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原来

是妇女在家里干的活转到家庭之外的代办机构去承担了，这

些机构由于分工比较明确，投入资金较多，因而效率高，如

取水、磨面、纺纱、织布和缝纫、教育儿童、照顾病人等等。

这种活计的转移是由于妇女劳动力离家转移到户外机构参加

劳动而同时发生的。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男人反对他们的

女人干活挣钱。打破这些禁忌之后，加速专业化便成为可能，

国民生产也有了很大增长——妇女的自由也随之大大增加。

市场的大小还取决于人口的多少。某些类别的生产中存在着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公用设施，以及某

些服务业（教育、卫生、群众娱乐）。相当多的国家人口稀少，就是说如果它们的人口多一些，这类产品或服务就可在大规

模生产的基础上较为廉价地提供出来，而不是在规模较小、不

那么专业化的企业里生产。不过人口的多少是一种概念，它

同空间和数量都有关，因而这实质上是个交通问题。如果运

输费用是零，即使最小的国家也能享受专业化的全部好处，因

为整个世界会成为一个单一的市场：即使最小的国家到时也

能实行专业化，把自己的剩余产品卖给别人，换取自己想要

的消费品。在第六章里，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人口问题。

交通的费用和范围部分取决于自然特征，部分取决于企

业的运输事业。有些政府在这方面比别的政府更意识到自己

的责任。确实，在大部分国家的历史上，好的统治者往往由

于他们把精力用在扩展道路系统方面而扬名，而坏的统治者

则因他们主政期间道路状况恶劣而声名狼藉。从经济观点出

发，便宜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是任何国家所能有的最大幸事。

在铁路发明之前，水上交通是唯一比较便宜的运输方式，凡

是靠海或有江河之便的国家，贸易最发达，财富也增长得最

快。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比其他国家

起过更有活力的作用，答案之一往往是比较靠近水路。

市场容纳商品的多少显然取决于买主的财富。需求标准

化的程度也同样重要。在美国，人们愿意购买成批生产的标

准化物品，这有时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这里

有一部分是追求虚荣的社会风气问题，如果社会风气要求显

示个人的显赫地位是以购买个别设计的商品、手工制品，或专门按本人要求的款式定作的物品为荣，那么，市场容纳每

种类型的商品就少。这也可以说是个阶级结构的问题；拥有

高度发展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比只有富人和穷人的财富均等

的国家，更可能为成批生产的商品提供较好的市场。除去阶

级差别，对个别设计的工艺品的爱好也许仅仅由于某个国家

的工匠技艺超群才引起的，这些工匠在大批生产实现之前的

几十年或几百年，曾专门从事生产声誉卓著的制品。例如法

国和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以后，当大批生产成为可能时，这

类国家也许会落后于别的没有专门技艺并因而较容易出现大

批生产需要的国家。许多事情也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想象力。

在像福特和伍尔沃思那样的人带出这条路之前，谁也不知道

对成批生产的商品需求的规模有多么大。

其次，存在着人为的贸易壁垒——捐税、关税、限额和

禁令等等。减少这些壁垒是人类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最伟

大成就之一。工作从国内开始，先消除政治疆域以内的内部

壁垒，接着是在一些原来由地方王公掌握大权的国家建立强

有力的中央政府。重商主义年代以其维护限制对外贸易的作

品而闻名，但是重商主义哲学家们最重要的著作是他们坚持

内部统一的优越性，努力消除当时存在的内部贸易壁垒。他

们的著作决非毫无作用；今天，谁都不会主张下属政治当局

——省政府、县议会或市政府——应当有权征收关税。重商

主义年代悄悄地进入了自由贸易年代，19世纪是它的鼎盛时

期。在19世纪，几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减少了国际贸易壁垒，

虽然到19世纪末潮流有了改变，但1900年，同前一个世纪

相比，贸易上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当今有关国际贸易的种种看法再次像重商主义年代那样复杂起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将放到第六章去谈。

（三）　组织

人们一开始专业化就需要有一定的机构来协调他们的活

动。规模最小时，可以由政府下令来起协调作用。在一个厂

家、一个政府部门或一个军队单位的内部，都个别通知每个

专业人员要作什么事，经理部门的任务是要有一个构思，怎

样让各个人适合一起工作。然而，这种事情为了整个社会就

干不成，因为要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

要由中央协调就太多了，无法有效地工作。实际上，个人的

活动要由市场来调节。供求决定价格，个人能以对价格刺激

作出反应的方式来达到他本人的目的，与此同时，服务于所

有个人的更为广泛的目的。价格机制的确解决不了所有的社

会冲突；价格机制能同一切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完善的，而

且它的作用也要受到人们努力的影响，人们力图阻碍它自由

发挥作用。价格机制到处都由私人垄断资本家或由政府作出

规定，但是只要存在着专业化和贸易，哪一个地方都不能把

它统统取消。即使是苏联政府，它对经济活动的规定比其他

国家政府规定得都多，也十分注重依靠价格体系来调节经济

活动——刺激稀有技艺、刺激农业产量、限制紧俏商品的消

费、迫使国营工业提高效率和在没有什么“计划性的”经济

部门多少也利用价格来达到一切其他目标。

现在，如果要把价格机制当成调节器，人们必定对价格

很敏感。他们必定关心价格，无论是对他们能从事的劳动、他们能制作的物品、他们可能购买的商品还是其他情况，他们

都关心；他们必定愿意对价格作出反应，为利用价格的有利

变化而改变他们的态度。人们对价格敏感的文明也许被轻蔑

地说成是“拜金的”或者是“贪得无厌的”文明，但是，我

们关心的不是道德或轻蔑，而是经济增长的条件，经济增长

要求专业化，专业化要求由价格机制来进行协调，这种协调

只有在个人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时才有相应的效力。这种

反应的程度现在大体上是个习惯问题。人们到目前仅仅是为

他本人的生计而从事生产的，当人们最初知道价格经济时，他

们对价格的反应是有限的，不熟练的。他们会错过种种机会，

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择，很容易受骗上当，意识不到价格的暂

时变化和永久变化之间的差别，不懂得季节性变化和周期性

变化，不懂得打多少折扣等等。就像学习人类文化的任何其

他部分一样，人们必须学习怎样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人的

作为会随着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有所改善，他们已经越来越

了解和运用市场了，并且对市场上的欺骗有了经验。

专业化还要求使用货币；以货易货只能适应专业化和贸

易的初期形式。货币的发明，就像拼音字母的发明或发现自

由取火一样，是人类的一大成就。没有货币，贸易就会少得

可怜。没有货币，每户人家就不能从集中的贮存库（商店）中

购买需要的东西，而不得不把全部物品储备起来。没有货币，

就不可能有借贷和投资。

尽管货币有它的价值，但货币的发明传播得很慢，致使

世界上有大片大片的地区，在那里货币才刚刚开始流通使用。

例如，亚洲的一些大国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用了货币，而现在仍有多达40％的国民生产，按标准

定义讲，无法换成货币。货币的使用是同专业化和贸易联系

在一起的，人们穷到没有剩余物可供交换时，也就用不着货

币。

由于市场越来越重要，货币的使用使社会制度发生变化；

更重要的也许是它使人的态度发生变化，一旦货币开始在某

个社会流通，一旦为开拓市场进行生产成为人所共知，经济

关系就会日益不断地向不以人为的基础方面发展。地位和家

族关系算不了什么，因为钱更加重要。用现金积累财富比用

牛或一袋袋谷物更容易；“贪得无厌的”本能——渴望取得财

富——因而比较容易施展，而且这种本能由于得到施展而成

长。有了货币，“资本主义的”货币借贷关系和工资雇佣关系

也比没有货币更易于推广。因此，在不能用货币的社会里适

用的组织形式，如庞大的家族组织或主要基于地位维系的组

织，在货币广泛使用之后便不起作用了。

我们再要指出的是，专业化和贸易还要求市场的场地有

所组织。缺少市场是原始社会的一个标志。几乎总是要有一

些集中的场所，在那里可以买到食品、衣服和比较简单的消

费品。但是专业化要求的市场种类范围，比之劳动市场、房

地产市场、外汇市场、借贷市场、股票证券交易市场等等要

大得多。这些市场采用各不相同的形式。正如房产代理代办

所是一种市场一样，可以付钱给某个个人，使其成为像过去

那样的专门把买主和卖主集拢在一起的市场。市场也可以就

是某家报纸上的一栏广告。市场的数量和多种多样则是社会

的财富的标志。有时，单开办一个市场方便贸易，就能增加财富，但是在社会能以开展足够的贸易来证明需要市场之前，也有可能开办市场——就像有些比较穷的国家，那里在谈论开办股票交易所的事情。

专业化和经济单位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简单的。

有的人认为，专业化使厂家的规模增大，因为分工细增加了

工种的数量，从而增加了协调单位的规模。但是不一定都是

这样，因为专业人员的活动也可以由市场来调节。某种新产

品第一次上市时，介绍它的厂家不得不在自己的车间里制造

大部分零配件；但是随着需求的增长，各种厂家将专业分工

生产零配件。因此，汽车现在是由几十家不同的厂家生产的，

各自专门制造底盘、车身、挡风玻璃水刷、轮胎或大量其他

汽车配件；而所谓的“汽车制造厂”不过是把大部分从别的

厂商那里买来的部件装配起来。专业化就其在生产活动中的

成果来看将使厂家的规模增大，因为生产活动必须大规模地

进行；但是每当把生产活动分解成部件加工时，专业化就会

缩小厂家的规模。

大规模组织因而成为专业化的间接结果之一。因为人们

从事各种专业，他们的活动必须加以协调，这种协调可由市

场来完成，也可在厂家内部进行。在这方面，市场和厂家的

作用成反比。市场越完善，就越不需要在厂家内部进行协调，

反之，市场越不完善，需要企业协调各个专业人员的活动的

机会就越多。认为这类专业化的原则对大规模组织有利的看

法是不对的。如果市场组织得好，小厂家就容易生存，以致

像廉价专家咨询，技术服务、零配件、原料等都能廉价买到，

产品也容易卖给买主或中间商。市场组织得越好，各个厂家

要给自己办的事情越少，市场越小，就是大规模组织的有利

条件。

由此推论，如果人们喜欢小规模企业，最好的办法是在小厂家周围组织起种种既有效又便宜的专业服务和代销机构，使这些厂家不致由于规模小而处于不利地位。大的组织可从事研究、作大宗买卖、筹款容易、生产标准化产品、作广告、聘用最好的专家顾问等等。小组织如果其周围辅以代理机构，同样能办得到，这些机构——私人的、合作的或法定的——可以把需要按大规模来完成的一切工作接过来，从而使小厂家可集中适于按小规模来完成的那些活。这样，小农场可以从农业推广站得到专家咨询，可以从种子公司得到良种或从拖拉机出租站得到拖拉机，还可以把产品卖给批发站，由它去进行分级、加工、作广告和批发。如果要讲求效率或使经济增长，并不是非要个体厂家规模大才行，但是，无论是在厂家内部还是在组织良好的市场结构内，除非采用规模经济，专业化的优越性确实不能得到保证。同样，组织良好的市场能取代大厂家到什么程度则因行业与行业的不同相关甚大，很难有效地按小规模来组织铁路运输、炼钢或组装汽车，而小型企业在公路运输、店务管理和从事某些类型的农业和范围有限的制造业方面则可运筹自如。经济增长确实要求发展大规模生产，但是，就效率而言，市场、合作运动或政府可继续扶植较小的单位。

大规模组织的扩展取决于企业家的手腕以及这种手腕对

其他生产因素的运用如何。企业家的职责可由私人或政府官

员来承担。无论是哪种情况，企业家所能处理的企业职责大小都是运用他的能力、经验和他所掌握的技术的表现。先以

技术来说，大规模组织的发展是由于通信手段（书写、电话、

无线电）、计算手段（统计方法、会计）和行政手段（等级制

度、委员会等等）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扩大了有效活动的

规模。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富有大规模行政管理或技术

的经验的人很少。在这些国家，小规模组织比大规模组织更

为适用，其原因就是缺乏经验，组织小规模的活动比较合算，

而较为先进的国家会发现组织大规模的活动更加经济。随着

经济发展过程，国家将积累行政管理经验，并能更有效地把

大规模的方法应用于更为广泛的活动领域。

由于大规模组织涉及人们态度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并随

之招来许多不满情绪，以致许多人不喜欢它，而宁愿不扩大

组织规模使经济可能增长多少就增长多少。这种态度在一个

自然资源只限于可耕地的国家是足可以了，如果这个国家拥

有相当的资源可供开采或加工，这种态度几乎可以肯定会限

制许多机会，除非允许和鼓励发展大规模企业。

第三节　经济自由

（一）　利己主义和集体行动
西欧和北美在近几个世纪人均收入的增长完全同经济自由的发展有关——同个人改变其社会地位或其职业的自由、同租赁资源并以增加产出或降低成本的办法把资源结合起来的自由，以及同其他已经在贸易方面有所建树的人竞争的自由有关。在这一节里，我们要研究制度上对这些自由的障碍。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指出，利己主义并不一定是发展经济最快的道路。集体行动也是必要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产生较快的成果。
以政府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集体行动，即使只是对私人行动的补充，也是必要的。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会起推广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七章中将要详细地谈到。这些作用，甚至在私有企业经济中，包括诸如保养公路或促进研究这些明显的作用，直到诸如对新企业提出担保或向私人商业提供资金等比较复杂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私营企业家风度的质与量，个人开拓能力越小，落在有为的公用事业上的负担越重。

不过，除了政府行动之外，强烈的民族团结意识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不管这种开创事业是由个人还是由政府去做。如果民族的成员习惯于求助和接受领导，实现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变革就会比如果人人都是顽固的利己分子要容易得多。这一点可以多种方式显现出来。如果开创事业是在新技术方面，一旦革新者表明这种新技术能提高生产，普通人将比较快地转变。如果有必要在大规模企业中安排要完成的工作，那里原来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监工，新的纪律能迅速确立。如果不得不作出种种牺牲——譬如，如果政府决定要实施一项资本构成的重大计划——其实现将比在成员不大容易为一个共同目标团结起来的社会引起的内部冲突要少、通货膨胀要小。如果习惯和制度必须加以改变——如妇女的地位、土地的合法地位、对移民的态度——这种改变是比较容易的，等等之类。

有些历史学家把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同近百年的日本历史相比，他们着重强调日本社会生活中的“纪律”，而中国的利己主义较多。要给这些概念下精确的定义或作精确的估量是极为困难的，但是由于经济变革是为少数人倡导而多数人仿效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整个社会的变革速度应取决于多数人是否愿意接受少数有事业心的人的领导，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集体行动和内聚力感不单单对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而且

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可以取得优于利己主义所取得的结果。一

个按照强制路线组织起来具有内聚力的集团，也许比一个具

有比较多的利己主义倾向的集团更有能力达到既定目标。这

对于任何事都必须按照计划进行，也许具有优越性，因为大

家一起干乃是成功的要素——无论要达的目标是作战、控制

某条大河的洪流（否则有造成破坏的危险）、扑灭森林火灾还

是其他需要人人都接受首领命令才能成功的活动。具有内聚

力的、强制性集团，如果其首领比个人更了解经济增长所要

求采取的措施，也将有助于占优势的经济增长。首领可以推

行教育、改进的技术、使用良种、提高资本形成的水平，或

者改变诸如土地使用、奴隶制、垄断等社会关系。所以，要

说经济增长取决于个人有无施展权术的自由是不真实的，因

为采取的办法是个人要被迫去干促使经济增长的事情。个人

自由在经济事务方面的优越性这种情况，是出于认为首领没

有卓越的知识头脑，出于认为在多方面有所追求的个人比一

个有垄断权术的首领，更可能发现敞开的门户的这种信念。我

们即将看到，这种信念在先进社会里是完全真实的，而在落后社会里则显然不那么真实，落后社会的成长全靠模仿较为

先进社会充满活力的特征。所以，倘若一个政府以促进经济

增长为己任，而且对涉及的问题有合情合理的充分了解，则

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落后社会几乎肯定会比建立在利己主义

基础上的落后社会要增长得快。难处在于条件，政府可能是

有才智的，是有强制权的，并且基本上是真心实意关心普通

人的；但是要这三者都具备看来属于例外而非必然。

这些探讨对于当前关于“计划”的争论比之对于是由公营企业而不是由私营企业经营工业的争论更有关系。这个问题在人们讨论中往往被混为一谈，但它们完全是两回事。中央计划的私营或公营经济都能存在；而公营企业经济同样可以有计划，也可以无计划。我们先说一说公营工业，然后再谈作计划的问题。
私营工业和公营工业之间的争论，涉及到许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都同我们当前的目标无关。许多争论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后果，这不是本书的直接兴趣所在，争论之点是，国家职工从国民收入所得的部分是否要比营利的私人企业家所得的部分为多。争论的另一方面是，在财富和主动性都集中在国家手中的社会里，对个人自由——工人的自由、消费者的自由或政治自由，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现在关注的仅仅是争论中涉及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那一部分。
这问题本身将分解成刺激和资源使用的问题。企业家，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官员，必须受到激励去寻求种种办法，来降低成本、用引进新的或更好的商品或用改进销售或服务的办法来改善为公众的服务。他还必须善于使用劳力、资本和原料；这就是说，在寻求提供资本的支持者时，在说服这样或那样的权力当局让他得到他需要的劳力和原料时，他必须没有太多的困难。

至于私营企业系统最初是靠私人利润的引诱，那是个刺

激的问题。不过，这种刺激在小厂家要比在大公司管用，因

为大公司的企业经营是由董事和拿薪俸的经理们来掌管的，

他们的报酬在这期间同利润并无紧密关联。私营大公司的企

业经营和公营公司的企业经营都同样依靠刺激；无论何者，都

可有按利润多少不同的少额奖金，但主要的刺激是雄心，是

要把本人工作做好的意愿，是希望得到晋升以提高薪俸的意

愿，是希望得到赏识的意愿。因此，就刺激来说，在大规模

工业范围内，私营和公营企业之间也许没有太多的选择。在

小规模活动中选择就多得多。多数小规模企业——商店、农

场、饭馆、小工厂、专业性服务——都是在能力并非超群的

人管理下，在干按步就班的工作，这些人是没有强烈的雄心

足以驱使他们去采纳已经改善的作法，因为没有物质刺激，也

不担心破产。如果完全禁止私营企业，大企业就有可能继续

保持高效率的魄力，但是较小的企业——在任何国家，这种

企业占工业、商业和农业就业人员的一半以上——的效率极

有可能会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

大企业和小企业间的区别差不多也适用于取得（资源）问

题。在任何系统中，私营的或公营的，大企业筹集需要的资

本要比小企业容易。如果只能从国家机构得到资金，这种差

别或许还要大，因为大企业的政治和其他实力使得它们更易

于坚持得到需要的资金。同样的实力还可能给它们以更大的垄断的权力，为取得新的较小的工业、公司或商品的竞争者

得不到的资金和其他资源而施展计谋。小企业，特别是那些

急于要实验未曾尝试过的设计方案——新商品、新发明等等

——的小企业，也许会发现要得到必要的支持，比他们在私

营企业系统去寻求支持还要困难。

许多事情取决于对资源的控制普及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来自某中央权威的许可就不能得到资金、劳力或原料，企业家们就没有施展才能的余地，无论是私营企业系统还是在公有制系统。这种由中央计划的经济，无论私营还是公营，届时将受制于计划制定者决定的方向。为了达到某具体的目标，这类经济优越于无计划的经济，因为无计划的经济没有具体的目标。计划经济在形成战争力量方面是比较优越的，这就是战时各类经济所以全都纳入高度计划的原因。在施行高水平的资本形成时、在创建某一大产业部门、或在计划制定者给自己规定任何其他的单一目标时——如灌溉沙漠、建筑房屋或其他，计划经济也是比较优越的。如果没有必须集中努力去实现的单一目标，计划经济便不如无计划经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个人作出的判断同在中央的计划制定者的判断会是一样的或优于后者；因为不存在经济应向哪里发展的单一方向；因此，最好让每个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去自由地充分利用他所能得到的资源。无论企业家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这一点都同样适用。国家不需要为了仅仅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由而拥有一切产业资本的经济，因为国家可以决定把自己的权限如同一个股东的权限，让自己的官员用他们所能使用的资源放手去生产他们愿意生产的东西，只受市场赢利与否的考验。即使国家是资金的唯一来源，也可以通过彼此竞争的多重代理机构分配资金，而不要通过单一的中央控制；这样，寻求资本的厂家可有若干得到资本的机会。计划和公有制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既有无计划的公营企业，也有严格计划的私营企业。

这种单一目标和没有目标或多种目标之间区分的必然结果是，计划在那些单纯仿效别国领导体制的国家要比在那些开拓型的国家为害要少。在像英、美这种先进的工业国家，谁都不知道经济模式在50年间将是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哪些现在尚未发明的新商品将统治市场；哪些运输的新方式是重要的；商店会是什么样子等等。如果这种经济现在就放进中央计划的框框里，授权给坐在中央办公室的一小批人去决定哪些发展事业要鼓励，哪些要抑制，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经济的增长会受到阻碍。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产量不会提高得快一些，因为资本形成可能扩大；但是我们能够肯定，在生产和消费类型方面不会有那么多的新商品，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变化。可能是旧的多，新的少。如果经过开拓者指明什么是值得作的以后的10年、50年或100年，一个落后国家单纯步这些开拓者的后尘，形势就将大大不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的中央控制也会妨碍由于技术和制度从一种环境过渡到另一种环境始终所必要的调整。

但是计划制定者不像在开拓型国家那样容易失败，因为他们有可以照抄的的模式。

许多事情还取决于特殊的社会学到多少公共管理的艺术。大多数政府现在是，而且始终一直是腐败无能的。创建相对来说不那么腐败、注意效率而且在这些问题上十分渴望保持高标准的公共服务，这种艺术学会得最慢而且仅有几个国家。因此，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果采用公有制或实行中央计划，把经济事务的会部负责置于现行政府之手，经济增长肯定是不可能的。在政府是腐败无能的国家里，自由放任是使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只有建立了有效的行政机构时，私营企业和公有制或国家控制的相对优点才值得认真辩论。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是在私人主动性和政府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无论是计划还是国有化，而是要把这两者结合在最有成效的比例中。赞成还是反对计划，或者说赞成还是反对企业公营的争论是从19世纪遗留下来的。实际上很清楚，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现在是而且也应当是比过去大得多，这是因为现在已可以一般地预计到增长的速度更快。不少已在物质文明方面走在前头的国家，是通过独特的努力，经历几个世纪才慢慢发展起来的。现在可以预期，那些刚刚走上同样道路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政府主持下至多用几十年就可做到。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日益增长，而且今后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增长。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留待第七章加以较为详细的论述。

（二）　纵向流动

经济增长通常同高度的纵向流动即上下流动分不开，这有多种原因。

首先，如果上层阶级——商业、政府、科学及其他领域的上层阶级，不是不断地从下层递补更新，上层阶级从生物学方面和文化方面都会退化。生物学方面的退化，是因为如

果一千个聪明人有一千个儿子，这些儿子未必个个聪明。如

果我们假设，在社会历史的某个时期，有一批生物学上的上

等人处于上层地位，而且这批人以后永远不许除了自己的后

裔之外的任何其他人的后裔占据他们的上层地位，那么，我

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个阶级在生物学上的活力会下降。从

生物学来看，一个健康的上层阶级是允许它的衰弱成员降为

下层阶级的，它在每一代都要从下层阶级中吸收一些较为有

成就的成员加入自己的行列。同样，也必须有丰富的文化素

养。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封闭的上层阶级往往倾向于追求某

种形式的崇拜祖先。办事情的陈规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在

变化着的世界里过多地沉缅于往日的成就。如果不断吸收一

些没有过去可供回顾或急于忘怀过去的人，这种情况就不大

可能发生。

为了经济增长而从下层吸收新鲜成分的作法不能同要求

平等的论点混为一谈。社会阶层总有高低之分，就是说，在

任何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

总是有人要有权威管理他人，无论在商业、政府、宗教或其

他领域莫不如此。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些划分是否应当消失，因

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权威，社会就没有经济增长。我们

讨论的是靠出身或靠其他测验办法把一些人递补到上层地

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什么。再者，那些要行使权威的人

需要为此进行专门训练。他们比别人受教育的时间越长，他

们在训练期间和训练以后拥有的特权越多。有些富裕的社会

有能力让所有的儿童接受长期的费用昂贵的教育，但大多数社会作不到这一点，因而出现不同的对待，那么，问题在于谁将受到享有特权的教育——作为选择应当靠出身还是靠其他测验的办法。

如果仅仅在生物遗传的基础上，通过智力测验或其他途径来选拔可能担任领导的儿童，就根本不会把发生经济增长和家庭的特权地位相联系的事。不过，事实是，一个人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他从自己的教养中学了些什么。他在学校和在其他学府学到的东西，有些同他的家庭无关，但是他还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确实同他的父母是什么人有关。如果统治阶级的文化教养同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教养差距很大，我们就可极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譬如，在19世纪的西印度群岛，白人统治阶级的文化同新解放的黑奴的文化差距很大。白人说，所有重要职位都应留给他们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在他们的文化教养中长大成人的，他们硬说，如果允许黑人进入负责岗位，不管他们的天赋多么高超，西印度群岛很快会回到野蛮状态，因为他们继承的文化低下。其实，19世纪在西印度群岛的白人文化水平并不高，英国人一般是看不起他们的，因为他们不讲道德和缺乏艺术造诣。他们落后的技术和缺乏进步的经营思想使这个群岛连续处于贫穷状态。同样，白人文化确实优于当时的黑人文化，但是，如果1838年就实行成年人普选制，说不定现在这个群岛会更加落后。不过，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平等，而在于为特权阶级补充成员的制度。要是当初能想出某种制度，补充更多的聪明的黑人，给他们以承担职责的专门训练，很难说他们不会把这群岛管理得比他们实际上受管理要好。土耳其统治者曾奉行这种政策，他们征召一些基督教男青年，把他们当作穆斯林那样培养去担负重任；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土耳其帝国的兴盛部分地归功于这种制度。法国人在他们非洲帝国的一些地方也奉行了类似的政策，用法国文化教育挑选出来的非洲人，让他们担任最高的职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甚至在被统治者的文化同统治者的文化差距非常大时，只要被统治者的子女受到专门训练，向他们开放最高职位也许会有好处。

如果我们看看那些有共性的社会，那里各个社会阶层的文化传统差不多，情况就更加是把优越的职位只限于给受过优越训练的人，而不是把优越的职位只限于给“优越”出身的人。

我们说，上层阶级如果不从下层阶级中补充新鲜成分，就会退化，我们是在假设上层阶级只从他们自己的子女中补充。然而，他们也许会划一条线，给自己以相当大的活动范围。譬如：南非联邦的白种人大约占总人口的20％。因此，如果优越的职位仅仅向白人开放，仍然有相当的选择余地，只要这200万人全都合格。这样一个集团也许能无限期地保持活力，每一代都有新的家庭进入上层，而别人为他们开路。对比之下，西印度群岛的白人只占总人口的3％弱，他们就不可能大力保持对领导地位的垄断，哪怕他们起初曾具有生物学上的天赋，因为一个家庭出了纨袴子弟，没有别的出身卑微的家庭能取而代之。

另一条出路是，一个小的统治集团可以通过移民来保持住自身的地位。极端的事例是那些受英国人统治而英国人并没有定居的殖民地。统治阶级每一代都靠移民来补充更新，只要它能吸引有活力的移民，就能保持兴旺不衰。

根据这些事例，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负责的职位只向有限数量家庭的成员开放，经济增长是保持不了几代人的。哪怕这些家庭在其掌权时，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是优秀的，也将如此。如果这些家庭天赋很差，或者如果它们的文化传统同经济增长不相容，情况就会更糟。常见的情况是，上层阶级的传统不适合经济增长。社会的上层阶级容易蔑视许多经济增长需要的东西。它可能蔑视劳动和精打细算的精神，而把时间浪费在打猎、射击或跳舞上，靠租金和股息过活；它可能蔑视学习、科学和新技术；甚至可能蔑视功绩而重视出身。如果优越职位完全让这种传统出身的人占据，经济增长一定不会出现。而大部分准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贵族老爷的传统。

我们由此认为，经济增长会要求换掉现存的统治阶级，由另外的统治阶级来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可能因为它的世界观和传统而不能适应经济增长。也许是因为它的经济力量的基础注定要遭到破坏而不能适应。有时，经济增长会加强现存的基础，但也可能削弱它。当现存的统治阶级从土地或从农奴制中获取财富时，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发展可以提高土地的价值，也可以降低土地的价值。在提高土地的价值时，现存的统治阶级不需要去阻挠这种发展，如为了采矿使用土地、灌溉工程用地、为富有的旅游者开辟游乐场址等。但是，当计划把劳动力从土地吸引到工厂去；或为进口廉价食品减少关税壁垒；或在人民中普及教育（这通常会使人们不满现状）时，可以预料，现存的统治阶级会阻挠实施这些计划。如果促使经济增长的种种机会，恰好是会减少现存统治阶级的财富时，统治阶级一定不会带头利用这些机会，更可能的是将带头设法阻止利用这些机会。那么，经济增长将要靠一个新集团的出现，新旧集团之间将有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为争取改变法律的权力，改变关税权、教育制度、信仰制度或其他生活方式的权力而斗争。

由于新型经济活动的发展往往是由上升的社会阶级打前锋，历史学家在考察经济急剧变化的各个时期时，总是要密切注视阶级结构和阶级变动。但是没有单一的历史模式。如果把18世纪的英国同俄国加以对比，最明显的是英国社会相对说来比较“开放”，给商人和企业家以较大的施展才能的自由，对有土地的贵族给予比俄国的商业阶级还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把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相对比，很难确认日本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比中国的社会更开放。这两个国家中的商业阶级的地位和机会都有所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没有大到足以说明这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年代的发展差别有多大。如果把日本的情况同英国对比，人们就会看到，商业阶级不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缓慢发展才最终取得支配地位的，而是由贵族中比较少的一部分爆发一场革命，他们在顺利地完成革命之后才把商业阶级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着重说明，具有经济后果的社会变化并不总是由商业阶级造成的——在当代反帝运动中，民族主义领袖和商业界领袖各自所起的作用也着重说明了同样的问题（见下面第五节（一））；但是它没有触及我们的主要问题，即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新的经济阶级要比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更易于发展。

再者，经济增长创造并扩大了中产阶级，这主要是靠从下层补充，而在那些在向上流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社会里，是无可指望的。中产阶级的发展是由于经济增长要更多地利用生产方面的知识和要更多地调剂资源。要积累和运用知识，就有必要不断增加生产中的熟练人员——各级工程师、科学家以及一般受过若干年教育和训练的人员——的比重。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也造成对熟练服务，对牙医、教师、音乐家和承办伙食等服务的需求。经济增长还要求加强协调，因为经济增长专业化，同生产熟练的程度增加有关；因而需要有更多的领班、会计、经理和更多的管理人员。卡尔·马克思最有名的预言之一是，经济增长总是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确切地说，出现了对立情况，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立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卡尔·马克思认为，社会划分为阶层完全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但是我们看到，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由于技术知识的积累，由于专业化、协调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这些因素同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关，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内都同等起作用。

因此，在那些社会流动受到奴隶制、种姓制、种族隔离、社会势利行为、宗教派别等等的阻挠的社会里，不能指望会产生蓬勃的经济增长，除非特权集团在整体中相当庞大，或不断靠移民来使自己得到补充更新。而且不管怎样，哪怕特权集团仍然保持朝气和进取精神，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定会失去这些精神，因为它自己不利用下层阶级成员的智慧。如果其他情形都一样，一个摆脱流动障碍的社会必定比剥夺其多数成员机会的社会显得经济增长要迅速。

实际上，比较“开明的”贵族统治为了保持活力所必要，尽可能允许纵向流动，虽然它们是小心翼翼并不允许超出这一范围。任何阶级在它的成员中都包括才能有高、中、低的人。“开明的”贵族统治允许才能高的人提升，才能低的人下降。这完全是保持它的活力所要求的。同时，它维护自身才能平庸的成员，而排斥下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这样，社会的阶级结构从而得以维持下去，因为下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是不得取代上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而贵族统治同时却不断得到更新。因为要保持上层阶级的活力只需一点点纵向流动，只要允许这种最低限度的流动，阶级结构和经济增长就不是互不相容的。同时，如果最聪明的犹太人、黑人或工人阶级子弟得以攀上最高的阶梯这一点是明确的，哪怕这些人只占他们本阶级微不足道的比例，哪怕他们本阶级一般人的大多数完全处在“他们的原地”，社会安宁是比较容易保持的。不过，不管贵族统治容忍这些例外时怎样“开明”，如果一个社会限制纵向流动的机会，它必定丧失自己经济增长的机会。

某一部分的例外对这种普遍情况来说无关宏旨。在有些情况下，对一个集团的歧视也许使得这个集团要表明朝着并非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方向大力发展。因此，如果统治阶级轻视经济活动，同时又阻挠其他集团在统治阶级崇尚的活动——如军职、政府和教会——中一显身手，受轻视的集团可能放弃机会而去开辟经济活动，可能在这条道路上显示自己的本领。这使人立即想到犹太人在西欧的地位；他们曾集中精力去赚钱，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为人不齿，而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如果对犹太人的歧视消失，犹太人可能在种种职业，科学、农、军队以及在更为“体面的”生活方式方面毫无顾忌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他们也许在赚钱方面不会再胜过大多数其他集团，反而可能逐渐蔑视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不善此道的了。在印度也有类似情况，袄教徒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无资格加入统治阶级，他们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活动，变得比他们的主人还要内行。这是我们在小的移民集团中可望看到的一种发展，这些移民集团，由于在宗教、种族或其他方面的差异，既不能同上层阶级也不能同下层阶级揉合在一起，于是集中力量去自谋生路——在东南亚的华人是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更多地谈到移民和他们的问题。

（三）　市场的自由

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自由地租用资源，从事贸易——是以私人帐户还是以公务员身份，则是一个单独问题，我们已在第三节（一）中探讨过。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取得资源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然后讨论进入市场的困难。

所谓取得资源，我们指的是，企业家应能够购买、借用或租用各种生产要素，因为，如果一个人只可利用他自己的劳力、土地和资本，就不会有专业化经济和大规模企业经济。在这一节里，我们不是随便谈资本的问题，而是要指出，如果宗教或风俗不赞成有息贷款，经济增长必定受到限制；关于资本的制度问题留待第五章去研究。这一节我们要讨论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性。

一定要有土地使用权。能购买土地不动产的所有权并非

总是必要的，但是至少必须有可能得到一纸长期使用土地的

可靠租约，特别是如果企业要在土地上以建筑、灌溉工程、地

下管道等等形式进行长期投资。大多数土地使用制都定有土

地使用权，虽然通常附有种种限制。这样，土地在法律上或

事实上都不得属于个人，只准属于集体，如在苏联就是这样。

再有，土地不得给“外来人”，即不得给移民、某些特殊种族

或宗派的成员、在印度一些地方的“非农业经营者”（一种防

止高利贷者把农民全部买下的措施）。有称为“城乡计划”的

土地，特别是在土地使用按地理划分区域的年代，要使用这

些土地也可加以种种限制。或对土地使用权可以有种种限制，

有些国家不准购买土地的所有权，但只准立租约；而且租约

对使用土地也许没有足够的保证来为某种长期投资提供法律

根据。如果土地所有权不稳定，种种困难也将出现；一些现

代国家虽然有地籍调查和土地登记，但是有许多地方，一个

买地的人可能会为地界或卖地人的土地财产所有权的诉讼所

苦恼。澄清所有权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必要步骤。

尽管大多数制度规定，土地所有者可以放弃土地，只要他们想这样作，然而公共所有者在它们是愿意卖地还是愿意出租土地方面表现不一。土地所有权往往同家族的自豪感联在一起。家族的自豪感可使人们不愿意放弃已经为本家族世代所有，有时正埋葬着祖先的土地。土地所有权还同社会和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一些人主要不是把土地看成是生产资料或财富的来源，而看成是地位的标志，看成是甚至不惜以年收入的绝大部分来保持的某些东西。这种考虑在那些土地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里也许最为得势，例如，在全部土地属于一个小小贵族集团的地方；而在土地所有权非常分散的国家，购买或出租土地通常要容易得多。这种家族感或政治感附着在土地所有权上，将减少土地作为一种资源的流动性并将限制经济的增长。由于存在这种感情，已经使得一些政府为了公用目的、修筑铁路、把大片地产转化为小农场或相反而运用权力去强迫出卖土地；要不就是在家族合并规划或城镇安排规划时强迫交换土地。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单单由于土地的价值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买卖土地的，也没有哪个国家那里的非经济因素对本来会增加产出的规划不起阻挠作用的。

由于容易利用土地，其效果会使得自然资源减少的地方，为了社会的利益也可不允许利用土地。对土地的某些用法会不可避免地减少自然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采矿，其他例子是在沃土上修建飞机场、修建难看的建筑物破坏当地的景观等。对土地的另外一些用法可能不一定是破坏性的；可用保持土壤肥力的办法来发展农业，砍伐木材可不破坏森林；但使用土地的人并不总是这样注意、有这种认识或事先想到采取保护措施。以此为由不准使用土地也并非永远对公众有利，譬如，采矿、用收益来创建其他资源（包括学校）也许是对公众有利的；修建一处机场可能比在耕地上得到的等值收益更为有益。但是，以此为由不让使用土地并不一定同经济增长不相容。相反，控制土地的使用也许会对经济增长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许多社会遭到困难正是由于耗尽地力、破坏了森林或把矿藏采光并不把收益再投资于创造其他财富而浪费了它们的自然资源。（见第六章第一节（二））

现在我们从土地转入劳动力使用问题。如果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受到赞誉，就必须有能力把大批工人组织在中央控制之下，无论是在集体、国营或私人企业中都要这样。而且因为经济增长牵涉变革，还有必要使劳动力流动，离开某些企业到另一些企业去。在集权的社会里，这种流动可通过行政命令来执行，告诉工人他们必须在哪里工作；甚至民主社会在战时也要采取这种强制作法。但在和平时期，民主社会靠市场的作用；剩余的劳动力被解雇，需要劳动力的企业则用给工资的办法得到劳动力。

实际上，只有靠雇佣就业，劳动力才是流动的。在一个

社会内，人人拥有满足其需要的一切土地，就很难找到劳动

力。因此，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要创造无地阶级。这件事

可以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来完成，如某种程度上像英国过去

的圈地运动那样；或者由于人口过剩造成这种情况。这不仅

是资本主义才有的一种现象。任何制度，只要是以大规模组

织为基础和准备变革，就必须依靠工薪阶级，否则经济不可

能增长。总之，人均收入要高和人口中的多数眷恋在土地上

是互不相容的，从需要劳动力和提供劳动力这两方面来说都

是这样。因为人均收入高同只用收入的小部分在食品上是联

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同土地上只需要人口的一小部分是联

在一起的。在像美国这样高效率国家，只要人口的六分之一

从事农业就可以养活全部人口。哪怕一个国家靠出口农产品

换取工业品为生，按照当前高效率的标准，它要求从事农业

的人口将超不过三分之一。反对把人民同土地分开一直是政治鼓动的丰富原始资料，也是诗人怀旧情感的丰富原始资料，

但从经济眼光看，一个社会需要它多数的成员在土地上劳动，

只能说明它效率低。不过一定要记住，反对把人民同土地分

开主要是出于反对强迫无产阶级化。如果用高税收的办法把

非洲人从他们的保留地上赶走，迫使他们去采矿，无论从哪

种角度来衡量，产出也许会大大提高；而多数人的处境会更

加恶劣，他们的土地无人耕种；他们的妻儿将无人养活，大

半年要忍饥挨饿；他们的部族组织及其伦理规范将受到严重

损害。正如我们在附录中所强调的，产出的增长并非是幸福

或福利增长的同义语。幸运的是，它们也并非总是对抗性的。

使用劳动力，不仅受到过于分散的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而

且也受到把人束缚于特殊职业或雇主的制度的限制，如奴隶

制、农奴制、种姓制、种族偏见或宗教歧视；还受到剥夺个

人寻求有利职业的积极性的体制的限制，如几代同堂的大家

庭制或大量的社会安全规定。所有这些体制都将减少劳动力

的流动机会，使新厂家或新工业的建立或发展不大容易。这

就是为什么新工业的创办者，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通常总

是敌视这些制度的原因。农奴的挚友始终是在某个新工业中

得不到他所需要的劳动力的业主：在南非联邦或美国南部各

州的黑人的地位，由于那些地方的工业迅速发展，会比用其

他办法提高得要快。这也是那里总是存在着反对经济增长的

强大阶层的原因之一，因为这威胁着要失掉他们赖以为生的

依靠。

资本主义早期，国家对使用劳动力没有什么规定，雇主和工人可以根据他们愿意的条件自由签订合同，没有奴役或类似的东西。然而现在，签订合同要受到种种限制。国家禁止签订某些合同，如雇佣童工或雇佣女工采矿。有的国家规定了最高工时或最低工资。国家规定学徒年限。国家保护工会权利等等。其中有些禁令限制了经济的增长，当然也并不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不好。

现在我们来谈谈接近消费者。经济增长要求怀有新想法

的人能自由地去实现这些想法，虽然这些想法的实施可能损

害他们的竞争对手。经济增长要求自由竞争；同时这种增长

能把竞争对手损害到难以再作努力来压制竞争的地步。我们

说人们应当自由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这只限于那些增加竞

争的想法；至于限制竞争的想法，如包办合同或分摊市场，从

经济增长依靠竞争来说，都是在损害经济增长。

新想法——新产品、新的生产和销售方法、新款式、新的供应来源——的竞争，将使那些把财富同旧思想联在一起和使那些拥有资源“不得流动”的人受到损害，就是说他们不能很容易地适应新的想法，不受损失也不能使他们转移到其他职业或行业上去。在这种意义上说，大部分资源是不可流动的。劳动力一旦学得专门技能就是不可流动的；劳动力在职业之间丧失流动性的同时在几种行业之间则可保持流动。所以土地和可供再生产的资本也程度不等地不能流动。因此人人在限制竞争中都有某些利害关系；我们同别人竞争的“本能”具有防止别人同我们竞争的对应“本能”。在劳动力领域，由集体制裁强制实行的限制性作法中，这种情况暴露无遗，如在工会和职业协会执行的限制性学徒制规则中；在抵制“劳动力的削减”和坚持通过指定的测验中，这有时符合公众利益是必要的，有时也不是；在学得技能很费钱时；在严格划分工种界限时，像在建筑业中或在牙科医生和牙科技工之间划一条界限那样；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会破坏机器和谋害或恐吓竞争对手。在商业领域也同样存在着分摊市场、价格协议、合并、专营执照以及其他一切使市场“秩序井然”的手段。

现在虽然经济增长由于引起变革确实在刺激对竞争的阻

力，但是，竞争越能为社会所接受，社会的扩大也越迅速，这

大概也是确实的。这多半是因为在扩大的社会里比在停滞的

社会里更容易避免损失。如果一个人在某种行业上投资过多，

他就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忍受损失，但是，如果收入长期增

长，需求将赶上供给，受损失的时间将缩短，收入的增长越

快。其次，如果一个人在某一行业因工艺改变而失业，只要

经济一直在普遍发展，他将比较容易在另外的地方就业。所

以，经济增长虽使人们更不得安稳，减少长期呆在一个地方

的机会，而同时也在不断创造许多新的机会，以致看来在发

展中的社会里比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不大必要依靠垄断性的

保护。而且，在出现经济增长的社会里，由于垄断造成的害

处越明显，对垄断的抵抗也越强烈。因此，如果社会是经济

发展迅速而不是相对停滞的社会，一般公众比较拥护竞争的

想法，比较拥护国家尽力采取保护竞争的措施。

由于垄断造成的害处在经济增长领域比在其他经济领域

更为明显。大部分经济学家关于垄断的著述多是作为一个深

奥的课题，这问题的重大意义显然并没有为一般公众所接受；

因为经济学家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垄断使“边际”比例紊乱而造成对“一般福利”的影响，这种比例“应当”决定资源的

分配。公众越了解，也就会越注意垄断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

题目对于同那些受垄断之利的人相比是受垄断之害的个人来

说，是个很难同人的选择分别开来的主题。因此，如果不提

经济增长而要讨论垄断问题，这种讨论不是莫测高深并对一

般公众毫无意义，要不就是确有其事而无力解决，只能谈谈

一部分人愿意要垄断而另一部分人不愿意要垄断而已。因此，

按照个人的爱好，有些人赞成工人垄断，反对商人垄断；赞

成零售商垄断，反对制造商垄断；赞成书商垄断，反对医生

垄断，等等。如果说公众对垄断有自己的态度，那也许仅仅

是赞成有益的垄断，反对不利的垄断。对此最接近的理解似

乎是公众赞成弱者垄断而不赞成强者垄断；虽然这样理解同

争论者的理解总是不一致，后者提出公众还赞成高效率的垄

断而不赞成无效率的垄断。

另一方面，不管对垄断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所持的态

度可能是多么千差万别，在一个“习惯于经济增长的社会

里”，大部分人都同意只要垄断促进经济增长垄断就是好事，

垄断限制经济增长就是坏事。其理由是，习惯于经济增长的

大部分人普遍相信经济增长所开辟的前景比重新分配国民收

入所开辟的前景更为重要。如果人均收入每年增长2％，每个

人的收入在10年后就能提高22％，经济不增长的境况下将

大大超过任何可想象的阶层之间收入的再分配。我们还要考

虑到，经济发展本身也将保证个人免受由于竞争而带来的严

重损失，这时就容易明白，为什么不断发展的社会比停滞不

前的社会更愿意接受竞争。

这就是说，并不一定认为垄断是同经济增长不相容的。相

反从重商主义作家开始，拥护垄断最力的人都是那些认为垄

断在经济发展中有其必要作用的人。因为他们的论点立论周

密，也就一直较有说服力。他们主张垄断的理由有二。首先，

要发挥某些大规模经营的有效作用，垄断是必要的。其次，在

发展的一些初期阶段，垄断是必要的。

如果某一种行业，由于公司内部精打细算，平均经营成

本因产量增加而下降，一直到市场收进的极限，那么，拥有

一家公司要比拥有几家公司合算。这始终不成其为主张垄断

的具有决定性的理由。因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垄

断的存在会常常窒息主动性和事业心。所以，如果规模经济

并非有重大价值，从长远来看，在可开展竞争的地方坚持竞

争也许要比在垄断的保护下以最终停滞为代价来换取临时性

经济要合算得多。要权衡赞成和反对的利弊则是对情况的判

断问题。

如果存在具有重大价值的规模经济，垄断往往是由于竞

争过程造成的。因为较大的厂家能把较小的厂家赶出市场，除

非较小的厂家对市场有限的某些类型的商品或服务有所专

长。然而有这样的情况：从一开始就只有一家厂家才比较合

算，如在筹划销售煤气、电力或用水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

竞争过程的结束不是由于出现单一的大公司，而是由于两家

或多家公司达成协议停止彼此竞争。达成这样的协议有时会

降低生产或销售的成本，但这很少是协议的主要目的或主要

结果；协议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结果完全是为了提高价格，要

把从消费者手里得到的收入重新分配到生产者手里。这些协议在某些情况下确实降低了成本，最突出的是协议会形成标

准化或简化工作程序。因为有时候没有这样的协议，一个厂

家要生产一系列型号的商品，才能保证它在市场上立足。有

了协议就可以使每个厂家专门生产一小部分型号的商品，从

而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甚而可以减少上市型号的总数量；有

时还可以按地区划分市场，降低推销和运输费用。为降低成

本和价格而达成协议属于例外而非规律，不过，这样的协议

确实存在。

有人认为规模大的优越性的另一方面是，垄断对经济增

长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垄断才担当得起目前需要用于研究和

发展的大笔费用。这种论点含有多种多样的内容，必须分别

开来。首先，并非所有的创造发明都需要花很多钱。仍有许

多老的款式适于由人使用非常少的资源来设计和改造，还有

许多革新是由小厂家作出的。花费大的是那些需要有受过很

好训练的化学家或物理学家通力合作的发明项目，这在化学

工业和电力工程工业方面最为明显。其他工业中，有的如炼

钢也需要训练有素的小组，但是在大部分工业中，机械眼光，

精于设计和有才智的头脑仍然是从事发明创造的最佳装备。

其次，垄断的规模大小并不一样。卡特尔或分享市场式的垄

断安排并不在于单个企业规模的大小，也很少规定联合研究

活动。因此，更准确地说，在某些工业中，有些类型的研究

是中小厂家无法资助的，因此这些工业中的大厂家就可能有

某种从中革新的优势了。第三，如果研究是合作进行，或是

在政府的实验室里进行，就像英国的某些制造业和大多数国

家的农业那样，这种优势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外部的研究机构确实不能完全代替厂家内部的研究部门，因为内部的

研究部门接触厂家的日常问题，并且能使自身适应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需要费钱进行研究的并不是这些日常问题，而是

靠推进科学新领域的基础性的长期工作，这种工作最好能在

合作的或政府的实验室里完成，而且可能具有使研究成果较

快地在全行业中推广的好处。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应当局限在为这整个行业工作的实验室里；相反，这种实验室正像大厂家的实验室那样很可能失去更有成果的调查方法。我

们只是说，小厂家的劣势可通过合作机构得以消失。研究不

能成为维护垄断的论据，因为使科学进步完结的最有把握的

办法之一就是对研究加以垄断（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第四

章第一节（二）中详加讨论）。

不过，因为研究和发展之间的差别，我们并没有完全放

弃关于规模大小的论点。小组研究确实能得出大厂家实验室

得出的同样成果。但是，在进入发展阶段时，优势也确实可

能在能拿出大笔经费使革新进入商业开发阶段的厂家一边。

资助费钱的革新的能力，如同享有大规模生产经济的能力一

样，是大厂家无可否认的优势之一。有时，这种优势终于产

生垄断，有时，不首先创造垄断的条件，就不能享有这种优

势。在有些企业中，垄断偶尔确实促进经济增长，就是说规

模会促进增长，就是说规模和垄断有关。但是我们一定不能

把这一点夸大成为一切企业和在任何情况下的普遍规律。

除了这些规模经济的问题以外，在某种新工业发展的初

期阶段予以保护也许是可取的，只要这种保护在合理的短期

几年内便于取消。这种立场在1624年的垄断法中第一次得到法律上的支持。经过两代人的激烈争论之后，在这项法律中

规定，国家可以对新的发明给予保护，但这种保护在确定的

几年保护期之后便须停止。这就是我们专利制度的起源。在

当时，新的发明并不仅仅指今天所指的那些；它还包括从别

国引进的新工业，不管这种工业的技术在别的地方是多么陈

旧或早已出名。这项法律因而默认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新生

工业”的论点以及酷似当前解释专利争论的论点。

尽管经过几个世纪的争论，谁都没有改进1624年立法者

们采纳的主张。有些新的想法需要保护，因为使这些想法能

在商业上获利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也许是研究或发展，也

许是培训工人或者是使公众熟悉某种新商品的代价。所以政

府总是愿意保护新工业，不管是以关税的形式，以许可证的

形式，以津贴的形式还是以专利的形式。在有些情况下，有

可能按其功能检验每一要求，相应地调整保护的类型和期限，

就像现在某些不发达国家所作的那样，鼓励新的制造业。在

另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处理在工业国家中申请专利保护的新

想法时，没有个别对待的问题，法律对一切事例都规定了同

样的保护年限，让当事的各方在法庭上去决定什么是新的，什

么不是。关于专利立法的细节有许多还要辩论——如保护应

给多少年，保护应从什么日子算起，等等——但是基本原则，

即如果新的想法要得到发展就要求有限的垄断性保护，是为

人普遍接受的。

人们一般也都同意，保护必须有时间限制，否则就会有

害经济增长。这种看法根据的信念是：人在压力之下比之不

在压力之下更可能从事和利用新的发现。这种看法还认为，新厂家比老厂家更可能采用革命的想法，这部分是由于老厂家

感到自己难于保持活力；部分是由于老厂家在物质上和智力

上拘泥于陈旧的技术，不太可能快步赶上全新的方向，因为

那样可能毁掉它们现有的资本。这些信念，就像对人类举止

的大部分笼统看法一样，显然有例外情况。有些垄断者大力

引进革新，有些老厂家确实保持住异想的青春活力。同样地，

一些新厂家进行了很大程度的革新，开始进入市场，一些老

厂家出于担心在竞争中败北也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很清楚，

如果根本不准新厂家进入市场，革新的速度就会放慢。自由

进入（市场）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保护新的

排斥更新的固然重要，而保护新的排斥旧的同样重要。专利

保护是为第一种目标服务的。经常回顾专利立法防止被滥用

是为第二种目标服务的。而且还需要有总的反垄断法，以防

强有力的厂家或厂家联合体使用它的力量不让新厂家进入市

场——使用的办法有诸如停止证券上市、专营、价格战、价

格歧视、堵塞销路、垄断货源等等手法。这种法律的起草、解

释和生效要求有慎重的判断，因为在某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需

要垄断，在另外的情况下垄断则对经济增长不利。因此，这

方面的法律往往处于更加错综复杂和界限不清之中，但是，是

一件并非因为其困难而不必要的任务。

新近，发展中国家特别倾向于实行垄断，因为它们缺乏

企业家。在这些国家里投资所冒的风险比在比较先进的国家

里要大，因为不大知道它们存在的问题和潜力，经验少和财

力弱的企业家在周期性危机中易于被消灭。在殖民地的贸易

中，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那种贸易易于集中在几家大的财力雄厚的厂家手中；日本历史上也如此。日本的

经济生活曾很快控制在几家托拉斯手里。有成就的企业家不

仅要控制他们举办的工业，而且还想把他们从一种工业得到

的利益扩展到另一种工业，部分是因为这样作比把所有的鸡

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要少些；部分是因为各个企业之间可

以互为供应者或消费者得以互助。因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阶段，在各种不同的经济部门——银行业、保险业、商业、运

输业、旅馆业、报业、制造业等等之间发展着密切的所有权

联系，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毫无疑问，这就是卡尔·马克

思所以根据早期著作家和他本人对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观

察，确信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要同日益增强的垄断化联系在

一起的原因。事态发展并未证明这一预言（见第五章，第三

节（四））。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企业家能力及其平均经验水

平方面也有提高。投资的风险也将减少。因为积累了更多的

关于经济的知识，还因为新工业存在的问题也更为普遍地为

人们所熟悉。这样一来，少数人的聪明才智要支配经济舞台

就不那么容易，垄断的地位就更难于建立和保持。换句话说，

赞成垄断的“新生经济”论点同“新生工业”论点平行存在，

但是后者只具有暂时的意义，容易受到垄断期拉长可能减少

经济的活力的同样限制。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有一种赞成垄断的论点，其根据是发展中的经济要求有高度节约和高额利润。依照这种论点，认为把大部分国民收入转到那些愿意节约和投资的人的口袋里是可取的，而不要给那些愿意把它用于消费的人。当然，这种论点并不是说要走极端；消费是对生产的报偿，是对进一步努力的刺激力；问题只是程度的问题。在节约和消费之间分配国民收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一直争论很多，因为有的看法认为，如果消费部分过多，投资就会过少，而如果消费部分太少，投资就会得不到鼓励，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非常高的投资率至少可以保持几十年而不会使投资的机会枯竭，这一点似乎是没有理由怀疑的。只要经济增长同高度节约并非不相容，那么问题的下一步就是为了取得大量节约究竟需要有多大的利润。的确，非资本家阶级确实很少致力于节约，但是节约并不需要完全靠个人的努力。政府也可以作为储蓄者，向公众征税，用于公共设施的资本构成或借给私人生产者。不过，如果政府不能或成不了一个生产性的储蓄者，可以肯定，发展中的经济要获得足够数量的节余，它确实需要大量利润。即便如此，利润的水平并不一定取决于垄断；垄断可以决定在这一资本家和另一资本家之间的利润分配，并不能决定经济中全部利润的份额。这曾是大部分经典经济学家的意见。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通常有大量劳动力储备可供按勉为求生的工资水平雇佣；只有在劳动力缺乏的经济社会中，实际工资的水平才取决于竞争。

因此可能同时为了经济增长的利益主张利润要大，而又要抵制垄断的作法，理由是这种作法将挫伤革新（见第五章第二节（二）和第三节（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总之，很清楚，对垄断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能下简单的结论。我们或许可以说，垄断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比后期更可能出现，也更可能有所助益。同时，垄断在任何阶段都是危险的，因为它能掩盖低效率，因为它能运用权力来抵制或压制革新。因此，不管垄断有什么暂时性的优越性，使得人们处处不信任垄断，力求限制它的权力，则是一种殷实的本能。

第四节　一些事例

（一）　宗教

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里多次提到宗教；现在把宗教和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简要地集中总结一下也许是有帮助的。

就这方面来说，有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怎样同形

形色色的宗教态度相容？第二，互不相容的信仰是否会窒息

经济增长，或者是不是说这种信仰是在不具备经济增长条件

的地方才会盛行，而经济增长一旦成为可能就会为人抛弃呢？

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容易回答；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相当详尽地谈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制

度，现在只需要再列举一些要点。在我们列举这些要点时，将

清楚地看到，每个人都要违背这种或那种宗教的教义，当然

有些宗教比其他宗教牵涉的范围要广泛。首先，不管是因为

人们想要商品还是因为他们珍惜额外的闲暇时间，经济增长

要求人们愿意把他们的才智用在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方法上。

渴求商品的愿望，也许是出于喜欢物质享受，也许是出于追

求与财富俱来的社会声望和权力；因而在财富是通往声名显

赫的捷径的社会里，经济增长较为迅速。有些宗教确是教导

人们，通过潜心修养和诚实劳动便能得救，而且的确把追求效率升华成为美德。有的基督教派还强调节衣缩食和进行生

产性投资的美德。但是大多数宗教也教导人们，最好是专心

于灵魂的净化而不要去孜孜以求提高收入或降低成本的办

法；实际上，一切宗教都劝阻物欲。

其次，经济增长要求有进行实验的意愿。这是技术得以

改进的主要途径，也是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态度的途径。实

验的意愿反转来也是同对事物追根求源的愿望联在一起的，

因而也同理性信仰有关。正如已经指出的，中世纪的基督教

神学家摆出的信条中大都是，上帝就是理性的化身，因而有

助于为科学调查在西欧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对宇宙的本质持

这种态度的宗教为数极少。

实验的意愿正牵扯到人们对宇宙神圣感所持的态度。只

要认为人体解剖是渎圣，医学就不会进步。如果动物的生命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也许要有一段艰苦的时期同牛、猿

猴、兔子、松鼠、蛇、昆虫和细菌进行生存竞争。同样地，有

些宗教对有意限制家庭人口持反对态度，其结果是人口过剩，

饥荒和贫穷。只有认为世上存在的一切是为造福于人类的，人

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加以改变，许多技术进步才会兴起。这

种看法同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的宗教完全一致，而同那种把

人看作是上帝意志的一种表象——并且是无足轻重的表象

——的宗教是不相容的。

经济增长也牵涉非个人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人们同别人做生意并不考虑亲属关系、民族或宗教教义。因此，宗教对外来人的态度十分重要。如果宗教鼓励人们公平对待外来人

——诚实服务，信守合同等等——这种宗教便将推动贸易和专业化。反之，如果宗教是排外的，鼓励仇恨异教徒，使人

们分裂而不是团结，这种宗教将会湮灭经济发展的机会。

我们谈到社会制度时，宗教差不多总是起限制性作用。因

为宗教几乎总是把服从、责任与义务的道德观念置于其他一

切之上，尤其是置于正义的美德之上，这有时便会同别人发

生冲突，总之这主要是个争夺世俗权力的问题。因此，宗教

在对待家庭关系、政治或宗教义务上极为倾向维持现状方面。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社会制度使人们认为，他们是在

取得自己的努力成果（而不是在受剥削）；如果贸易与专业化

是可行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非个人的基础上），如果在经济

上有施展才能的自由（包括纵向社会流动），那么经济的增长

会十分兴旺。这些要求哪一条都同宗教的教义不一致。尽管

这样，宗教主张社会关系维持现状的倾向，往往使它成为向

任何方向谋求变化的一个障碍，不管这种变化是向左还是向

右。宗教既不赞成增长也不赞成衰退，而是主张社会稳定。如

果社会是奴隶制，宗教便教育奴隶们服从；同样地，如果社

会已习惯于高度纵向流动，牧师们便将带头谴责限制（经济

发展）机会的种种企图。不过这样概括一定不得引伸得过头。

几乎每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先行者，他们不时地起来抨击现状。

他们的影响与往往同世俗政权以及当时的贵族结成同盟的僧

侣集团的影响相似，总是受到限制的；但是这先行者的传统

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有时是起决定作用的。只考虑到

宗教的权威阻碍变化的一面，也是不对的，因为宗教在变化

发生之后也有再使之结为一体的重要作用。没有服从、义务

与责任感，社会就无法活动。时代变了，我们的责任感也将随之改变，我们对之负有义务的那些人也将改变。因此，时

代的变化总是伴之以道德上的解体，因为在新的义务为人充

分理解之前，旧的义务已不复存在。创建和传播适应变化了

的关系的新道德规范，则是道德卫士和导师的任务。

这一讨论到目前为止集中注意力在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

的对立上。不过，宗教和变革之间的对立只有在我们集中于

那些反对变革的人的宗教观时才成为焦点。如果反过来，我

们考虑到倡导变革的人的宗教观时，宗教有时反而会成为一

种强大的革新力量。首先，宗教领袖并不是对所有的变革都

反对。对那些同他们的教义并无冲突的革新，如培育新种籽、

人工肥料、社会发展或合作社会等，有时可能得到他们的支

持，而且事实上，革新有了宗教的支持，有助于使其更快地

被人们接受。即使年老的宗教领袖反对革新，宗教也可以表

现为一种推动革新的力量。因为革新者往往有自己的新宗教

或对旧宗教作新的解释，从中得到指引、启示或行为准则，使

他们有别于社会的其他人，而这些行为准则在他们的头脑里

是同他们正在进行的革新相联的。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常常

出现宗教骚乱——无论想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或想到非洲

现代的种种事态，都是这样。如果要评价宗教的作用，我们

必须要像考虑旧宗教抵制改革那样，考虑新宗教推行改革的

热诚。

人们往往也注意某些少数教派在他们居住的国家发展中

所起的卓越作用，如犹太教、胡格诺教派、贵格会或袄教等。有几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少数教派的成员也许具有某种独特的生物学上的韧性，不论在精神上还是体力上。这是因为他们曾不得不经过种种困扰的煎熬，这些困扰把较弱的同党

淘汰了。留下来的都是头脑敏锐、机警、受过勤劳和自我克

制传统的培养和具有善于自卫本能的人。他们也都愿意互相

帮助，虽然这会给大家带来灾难，如果这群人在成就方面不

如一般人，而如果这群人走运或能力超过一般人，它也会给

大家带来进步。所有这些都是生物学的影响，是令人怀疑的，

但是传统的影响则无可怀疑。少数教派也许在政治上得不到

提升，不能涉足某些高等的社会职业（军事、行政、科学

等），因此，发挥其精力的最好出路是在商业上有所成就。大

多数教派的宗教戒律还可禁止多数教派的教徒从事某些活动

（贸易、放债）、禁止处理某些物质或生物（混合肥料、皮革、

猪只），也不准利用有利可得的机会，如果少数派怀有不同的

偏见，它就能以借多数派不屑一顾的那些机会中兴旺发达起

来。在少数派开始站住脚时，少数派的教规并不一定比多数

派的教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时间本身会影响这种差异。

少数派要使自身适应生存，它的教规也将改变。

另一方面，肯定不是所有的少数教派都会在经济上兴旺

起来。因为有不少的少数教派在经济成就方面反而落后于多

数教派，如加拿大的罗马天主教徒或印度的穆斯林。只有在

多数教派更热衷于其他问题时，少数教派才转向并在经济事

务方面大显身手。但在多数教派有实利主义倾向时，少数教

派很可能脱离经济事务而努力尽可能保持自己特有的生活方

式，它反而可能培育各种专业或技艺，要不也可能故意采用

敌视经济进步的教规。

这也有助于着重说明，我们讨论的这种现象实质上不是宗教现象，它适用于少数派，不管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什

么。宗教在这些事例中往往最为明显，因为宗教是把少数派

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不过形成局面的最基本的因素是，少

数派，不管是宗教的、不是宗教的，不仅擅长于多数派要做

的事而且擅长于多数派不大重视的事。

我们因而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结为，有些宗教的

教规比其他宗教的教规同经济增长更具有一致性。如果一种

宗教把重点放在物质价值、劳动、节约和生产性投资、诚实

经商、进行实验和承担风险以及机会平等方面，这种宗教就

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要是对这些事情采取敌视态度，必

将抑制经济增长。当然，教规也许完全有效，人们并不总是

按照他们皈依的宗教教规行事。估计神职人员的举止规定得

比较严格，如上一章里曾提到，据说有些宗教劝诱一大批人

隐退到宗教秩序之内（如西藏），宗教不是使许许多多富有创

见的人脱离经济事业就是用使其他产出降低非常之多的办法

（如神职人员本身不得从事农业、制造业和其他经济事业）来

强行制止经济增长。除了神职人员，人们不大注意那些同经

济利益相矛盾的教规。但是宗教布道的力量很强，往往足以

阻止人们去作明明对他们有利的事——如不能宰杀圣牛，不

能清除被神化了的压迫者。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宗教是否具有约束经济活动的独立

作用，或者说宗教是否仅仅反映出经济的条件？显然，宗教

信仰是随着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改变而改变的。宗教的教义

不断地加以重新解释，使之适应新的形势。因此，有些人甚

至认为，宗教既不妨碍也无助于变革。如果今天的宗教教义同某些变革不相容，这仅仅是因为这种变革的基本经济条件

和社会条件尚不具备。一旦条件具备，就会产生变革，宗教

教义也会改为支持新的现状。根据这种观点，几乎任何宗教

都能使本身去适应几乎任何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革命。因为神

职人员中总会有些人愿意重新解释教义，不管是出于信服，出

于无所适从，还是出于怀有抱负。这些神职人员在革命后开

始掌权，把反对的人赶下台，使教会纳入一条轨道。要不，在

不太极端的情况下，或是由于神职人员看到人们愈来愈不理

会信条，或是由于他们自己看到信条同变化着环境毫不相干

而对信条加以修改。

这种看法似乎太简单。首先，即使宗教的教义确实总是

为经济利益让路，仍然不能就此认为这些教义就不限制变革，

因为这些教义既可使变革速度放慢，也可歪曲变革的效果。也

许是这些教义终将改变，但同时它们能把变革拖上几十年，甚

至几个世纪。总之，变革主要来自人们的所作所为，而且这

也主要是人们信仰什么的结果。宗教渗透在我们的信仰中，因

为宗教的教导（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我们还是孩

提的时代便开始了。我们在晚年自己学到的东西，往往由于

辩论或论证而记不住，但在孩提时代吸收的东西却很难抛掉。

即使宗教不能阻止全部变革，也肯定能减弱变革的速度和效

果。

更根本的是，我们不能接受总是先有经济变革才引起宗

教变革，而宗教变革从来不会引起经济或社会变革的结论。并

不是说，如果经济利益和宗教教义发生冲突，经济利益永远

占上风。印度教的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神圣的，尽管这同经济利益完全相悖。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西班牙未能抓住并利用发现新大陆带来的经济机会，如果不考虑到宗教信仰和

态度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正是这种信仰的态度妨碍

了西班牙同别国的竞争。一个国家要是热衷采纳同经济增长

不相容的宗教教义而且不容异说，那就可能窒息自己的经济

增长。或者另作选择，改变一种新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引

爆经济增长的火花。

（二）　奴隶制

奴隶制的制度应予以特别探讨，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存

在过那么长的时间。从经济增长的观点看，奴隶制有些明显

的坏处，然而它却往往是大繁荣的基础。现在，我们可参照

在本章前几节里讨论过的原则来考察一下这种制度。

在谈奴隶制的坏处时，我们先谈谈刺激的问题。奴隶因

效率低和不心甘情愿而恶名昭著。一匹马，如果对它细心照

料，也会乐于为爱它的主人的需要全力以赴。在这方面，有

些奴隶像马，但大多数奴隶不像。这种差别是出自他们的人

性，出自他们对那种利用他们的劳动使别人致富的制度的正

义反抗意识，出自他们痛恨约束的自由感。即使多数奴隶出

于满足，总是有少数奴隶具有强烈的作人意识，并以这种情

绪感染其他人。如果奴隶同一位主人私人接触密切，个人的

联系可使这种关系平安无事；但是如果奴隶受雇于大规模企

业，奴隶彼此间接触多，而同主人没什么接触，肯定他们会

对他们的状况不满，会报之以消极怠工。接着便会是主人和

奴隶之间一场实力较量，每一方都将在这场较量中探寻能走多远。由此可出现某种“均势”，在“均势”中就什么是各方

的“传统”权利与义务达成默契。其后，奴隶们便在这种传

统的范围内尽可能少干活而不会受到惩罚，绝不多干。

在有些制度下，奴隶生产的全部产品归主人所有，而在

另外一些制度下，法律或习惯都允许奴隶有些自由时间和财

产，供他们自己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奴隶通常在属于自

己支配的那一部分上比为主人工作的时间里要勤劳和有效率

得多。有些主人看到这一点，便限制奴隶自由支配的时间，借

口是奴隶的体力会消耗殆尽，从而无力完成他应尽的义务。另

一些主人看到这一点，就付给他们报酬来改变他们的劳动权

使之成为奴隶生产的一个百分率，这样奴隶制便可以不知不

觉地变为分成制。奴隶如果仅仅把产品中的百分之多少付给

主人，他们干活肯定地比把他们生产的一切都交给主人时要

有效率。

其次，奴隶制不仅影响奴隶，而且影响奴隶主本身的心

理状态。因为奴隶主极可能养成损害经济增长的对劳动的看

法。劳动受到轻视，因为只是奴隶干的。甚至把管理奴隶的

事情也交给雇来的管理者。男女奴隶主们自己沉迷于游手好

闲，无所事事，要不就沉迷各种活动，不管这些活动多么高

尚，却同生计无关。他们搬出自己的庄园，住到繁华的城市

中等等。因此，他们丢掉了寻求新的经济机会并从中获利的

能力；甚至失去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以避免灾难的能力。奴

隶经济的奠基者也许是一些生气勃勃的人，他们创建了在他

们那个时代条件下产生大量财富的社会结构；但是他们的子

孙后代就很不同了，随着条件改变，经济也渐渐衰退。

奴隶经济也遭到没有纵向流动之害，而且因为奴隶制对

于为贵族劳动的意愿日益减弱所具有的影响，这一点特别有

害。在自由经济中，处于政府、企业或知识界的领导阶层不

断把下等阶层出身的聪明人吸收到他们的队伍中来充实自

己。奴隶经济则使自身不存在这种优势，除非它鼓励奴隶解

放。有些奴隶社会确实使奴隶容易赎身，或鼓励奴隶主赐于

自由；而有些奴隶社会则敌视奴隶解放，特别是在奴隶的来

源越来越少的时候。一些奴隶社会也因奴隶制延续到什么程

度成为对自由民或他们子孙后代的障碍而不同。如果奴隶同

主人种族不同，即使经过多少代，奴隶的子孙后代也很难被

接纳进入最高的社会层。纵向流动的重要性，按要填补的领

导职位数字比例来说，取决于奴隶主的数量有多少。因为，如

果奴隶主的数量充足，他们将把充分的流动性提供给他们自

己的各阶层以保持最高阶层的活力，虽然整个社会必将不能

迅速进步，因为它不能充分利用奴隶制束缚下大批人的聪明

才智。

其次，如果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可资利用，就不会有推

动发明或节约使用劳动力的刺激，因而也得不到由于单位劳

动产出增长而常有的经济增长，尽管劳动量增加总产出当然

会加多。有人由此想到，希腊科学在其后期发明了玩具而没

发明有用的机器，这就是因为奴隶制的存在泯灭了使用机器

的刺激。这两种说法都已受到批驳。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论

证的方法在按照商业方针管理的奴隶经济中说不通，如新大

陆的种植园。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为节约奴隶劳动力和节约

其他生产成本付出的费用是一样的。只要人们能以出售剩余产品，或能以消费这些产品，或能以出售不再需要其劳务的

奴隶，奴隶制中就存在着推动采用节约劳动力办法的刺激作

用。在奴隶主业已拥有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需要的全部

奴隶或者不是按照严格商业方针施行的奴隶制经济中，这些

条件就不具备。家奴的存在，有别于商业奴隶制，也许会阻

碍发明创造。在这种社会里，奴隶们如果是自由的，也许会

有所发明创造或采用新技术以减轻劳动或增加剩余产品；在

奴隶制下，不同的是新技术的采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减轻

劳动或改善工人的命运。

再者，奴隶社会不如自由社会灵活，因而不能适应变化

着的环境。例如，环境的改变也许使得一个社会有必要改变

它的谋生之道；对其主要出口的需求也许已经改变，供应也

许由于突然发生某种新的植物病害而受到影响，因此必须着

手从事新的行业，这就要发展新的产销结构，学习新技艺。乍

一看，似乎奴隶经济应当比自由经济灵活，因为奴隶主具有

法律权力可以靠革命来实现大改变。而事实上，奴隶主的权

力是受传统制约的，这些传统已经形成，规定了他们同奴隶

的关系。譬如，传统则规定，不得派家奴到地里去干活，不

得让学当木工的奴隶去采石场干活。确切地说，因为奴隶制

不靠合同，它所依靠的是在主人和奴隶之间什么才算公平的

种种概念；这是一种身份经济，因此比有限期的合同经济更

少灵活性。再有，灵活性还会因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而

减少。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不同的企业所受的影响不同；有

的应该收缩，有的应该扩充。要是有良好的奴隶市场，扩充

的企业就可能从那些正在收缩的企业那里购买奴隶，但这种交易过程会受到奴隶同他们主人之间的个人关系的阻碍，也

会由于奴隶所有制给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威望和特权使主人不

肯同他们的奴隶分手而受到阻碍。灵活性的差别只是一种程

度上的差别。所有的经济都是不灵活的，都对变化着的情况

反应迟钝。但是似乎有些根据可以使人认为，自由经济比奴

隶经济反应要快，果如此，因为条件不断变化，奴隶经济就

不大可能生存和发展了。

另一方面，说奴隶制效率低并不是要否认在特定的地方

奴隶制可能是某些行业发展的唯一途径。我们所比较的是自

由民和奴隶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内的劳动。而在找不到自

由民只有奴隶可资利用的地方，这种比较就不适用了。西印

度群岛在17和18世纪要是没有奴隶制就发展不起来巨大的

制糖业，因为当时没有可资利用的自由民。而且，即使有自

由民可资利用，就是说该国有自由民存在，而从有足够数量

的人愿意按拟议的工资到计划的行业里干活这个意义来说，

就找不到可用的自由民——尤其是如果他们有了所需要的全

部土地，并从土地上得到他们认为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就更

是这样。奴隶制基本上适用于劳动力缺乏的条件；如果劳动

力同资源相比是充足的，通常雇佣自由劳动力和愿意挣工资

的劳动力更合算。哪怕在因自由劳动力缺乏而使奴隶制有利

可图的地方，有些类型的生产对奴隶制比其他制度更合适得

多。因为奴隶劳动是不情愿的，它只是用于易于监督的地方。

例如，在农业上，它只适合于那些每亩地要求有相当多的劳

动力的作物，这样的地方一个监工就能看管一大批奴隶——

如甘蔗、棉花、烟草或茶叶，而不是小麦、咖啡或牧畜。这也是矿山、工厂和摇橹船之所以甚至在把其他职业都让给自

由劳动力的情况下也一直同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事实

就是，把大批人集中在一小块地方便于监督。奴隶劳动不心

甘情愿的另一个后果是，它不适于那种工人必须认真运用手

工技艺的行业。有些受到主人优待的家奴成为高级手工艺者。

往往可以发现，凡是奴隶有手艺的地方，主人都是认真按比

例同奴隶分享奴隶的收入，甚至允许奴隶按约定的数目保留

挣来的一切，这样奴隶就有了干好手艺活的经济刺激。总的

说来，由于奴隶劳动效率低，奴隶制无法同自由劳动竞争，除

非自由劳动力缺乏。

说奴隶制效率低也并不否认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建立起高度的文明。奴隶们的劳动产品可以养活一个有闲阶级，就像古希腊那样，这个阶级可以使其本身具有哲学、雕刻和其他自由人应具有的学识，并且反常地可能成为解放人的精神和才智的先驱。奴隶制并不总是产生这种影响；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文化普遍受到蔑视，尽管南部各州的文化水平较高，一般说来，新大陆奴隶制创造的财富都被骄奢淫逸的生活浪费掉了，对人类的进步毫无贡献。而且，甚至在奴隶制基础

上产生的灿烂文化，其益处也是大大受到限制的；受益的是

奴隶主而不是奴隶。始终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大多

数人作为奴隶受到细心照料，而不是任他们胡乱来，他们的

情况就比较好；就像另一些人所说，家马总是要比野马的情

况好。我们在这里无需探讨这种论点究竟怎样，因为我们的

兴趣不在于是这种而不是那种生活方式可取，我们的兴趣在

于经济增长的机制。

最后，应当指出，一种奴隶经济不管它在一段时间里多

么繁荣，它势必没落，因为奴隶的人口通常自身无法更替。只

要能从外部得到廉价的奴隶来源，奴隶经济便兴旺，一旦这

种来源被切断，奴隶经济便衰落下去。因此，只要有连绵不

断的战争或奴隶的侵袭，从中可以俘虏大批的人并卖为奴隶，

奴隶经济便可繁荣。但当实现和平或废除奴隶买卖时，奴隶

制便趋向消亡。罗马帝国的经历就是这样，当边境一实现和

平，罗马的奴隶经济立即开始没落，牙买加也是这样，它的

没落不是始于1834年废除奴隶制，而是始于在此之前近30

年废除奴隶买卖的时候。

切断奴隶的来源必定马上会使奴隶人口下降。因为受奴役的男人比女人多，即使妇女有足够的女孩子替代她们自己（她们并没有），多出来的男人死掉时，奴隶人口也必然下降。
这样，经过一代人之后，人口的自然繁衍有可能产生新的平衡，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出生数量大体相等，但是即使这样，奴隶人口也不会自己繁衍。
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它很长一段时间不从外面移入奴隶，所有的奴隶都是在本国出生的，那么可用来干活的奴隶人口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这便是西印度群岛在废除奴隶制之前那里的甘蔗种植园主所报告的比例数字。其余的奴隶都是儿童和照料子女及丈夫的母亲；经常还有大批人声称有病要不就利用奴隶制固有的漏洞逃避干活。这样低的比例不应引起人们大惊小怪，因为我们知道，哪怕在自由社会里，据人口普查确定“有报酬职业”的人通常也不过占人口的30—40％。

如果允许奴隶同家人一起生活，他们本来会有同自由人

口一样多的机会更替自己——机会可能还多些，因为他们可

能改善一些医护条件，或许还会少干些活。但是，奴隶往往

不得同家人一起生活，因为这会使奴隶主要为每个有用的奴

隶而非养活两个无用的人不可。因此，许多奴隶主只要男性

成年奴隶，而且不鼓励他们结婚。女奴不受欢迎，不鼓励她

们生孩子，如果她们确有子女，也不让她们有充足的时间去

照料。所以生育率低，婴幼儿死亡率高；这样，奴隶的人口

便不能自我繁衍。当然，大庄园比小庄园的处境要好，因为

在大单位比小单位容易保持男、女和儿童的正常平衡。所以

小庄园在大庄园出现之前便相继消失，如罗马帝国后期变动

增多。但是，除非大庄园从商业角度研究解决养活新奴隶的

问题，大庄园也将消亡。

确切地说，要是期望一个养马主保持公、母马，大、小

马的比例均衡，同样的命运将会落在依靠马为劳动力的经济

的头上。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以马为主的经济是专门养

马出售。所以，奴隶经济要不靠移民维持下去，也只能是有

些奴隶主专门养活奴隶出售才行。美国南部在废除奴隶买卖

之后曾采用这种制度，但是这是奴隶制最不得人心的一面，因

为奴隶制弄得家庭妻离子散，并不顾我们认为属于人类之间

常理的性关系的情感联系。因此，奴隶农场在奴隶经济中，并

不多见，如果说这种农场存在，数量上往往也不足以解决维持奴隶来源的问题。因而在大多数奴隶社会中，一旦外部奴隶来源断绝，经济就会毁灭。

在这方面，农奴制大大优于奴隶制，这无疑是在外部奴隶来源枯竭时奴隶制便让位于农奴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农奴

有权结婚，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同自由民生活一样。农奴通常

也有权有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有一些自己耕种的土地，有

些农奴还可以是分成或对半分成的佃户。在农奴制最发达的

时期，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是指农奴没有主人的允许不得

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农奴的义务仅仅是缴纳固定的地租，因

此，农奴有一切动力为自己生产多于地租的产品。以农奴制

为基础的社会能延续几个世纪，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一

旦外部的奴隶来源消失必定开始衰落。

（三）　家庭
家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几乎全部是由家庭产生的，这是不足为奇的。它涉及刺激、专业化、纵向流动以及取得资源的手段等问题。首先，我们探讨家庭的横向联系，也就是说一支和另一支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研究妇女的地位，最后加以概括。至于人口问题，将留待第四章去探讨。

在原始社会里，家庭的概念通常是十分广泛的。一个男

人不仅与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联系在一起，而且与他的众

多的亲戚联系在一起。人数也许会多到500人。在这个群体

里，实行的也许是不同程度的共产主义：土地公有共同耕作；

所有家庭成员已承认他们有权要求家庭供养。

情况看来是这样，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家庭概念变得

狭隘了。大家庭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保险办法，这种情

况适应于生活水平低的社会。在生活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必须同心协力，对遭难的人鼎力相助；家庭范围越大，

这种保险制度就越有效。然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

储蓄能力以及养活自身和抗拒灾难的能力增强了。家庭成员

之间财富和收入差距也扩大了。政府组织得更好了，并开始

承担起帮助老人或穷人的责任。社会关系进一步按照契约的

概念而不是依照地位的高低而建立起来，所以在比较富有的

社会里男人比较倾向于否认他们对远亲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所以，总的说来，社会在物质上越是先进，被挣钱的户主承

认是家庭成员的人数越少，不仅从自动分享户主增加的收入

这个意义上说是如此，而且从因陷入贫困而对他的收入提出

某种要求这个比较狭隘的意义上说也是如此。在小的社会里，

对家庭提出要求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彼此都了解，因此舆论

可象会迫使富有者帮助家庭中的贫困者。可是在大的社会里，

人们彼此相邻而互不了解，所以他们可以对他的家庭置之不

理，独自生活而不必顾及他们朋友对此有何看法。这也同社

会的平均收入有关，因为城镇和乡村的大小同国家的财富是

有联系的。

大家庭制度在生活只够温饱的社会里有着巨大的优越

性，而对经济正在增长的社会来说却并不合适。在这样的社

会里，这几乎肯定会妨碍人们努力工作。经济的增长取决于

积极性，如果作出努力的个人必须与许多其他人分享他的报

酬，而他又不承认这些人有这种权利的话，那么这种积极性

可能被窒息。存在大家庭的地方，每个家庭成员都会遇到这

种情况，只要他的收入增加，大量远亲就会纷纷要求他相应

地提高对他们的赡养费。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拼命干的阻力，特别是本家庭观念变得越来越狭隘的时候，社交圈子由大变小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在那时，人们最不可能接受

以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要求。来自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报道提

到，一些有才干的人拒绝提升，因为他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

将会大部分转入他们并不承认其道义要求的亲戚的私囊。如

果我们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个问题，这种制度本身就对主动性

造成障碍，因为它为每个人提供了防止匮乏的自动保险，从

而削弱了活动性、节俭和进取精神。

一种强烈的家庭义务意识，即使是真心实意的，也可能

在其他方面成为取得成功的障碍。这种意识可能会促使一个

人委任他的亲戚担任并不适合他们的工作，甚至也会发生这

样的情况：其他人不委任他去担任他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因

为他们知道他随即会委派不适宜的亲戚担任他属下的职位。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害怕如果冒犯女巫的家属，她便会对他

们施魔法，也许正是出于害怕心理，而不是出于爱，才促使

他们搞裙带关系。当然，有时候一个家庭成员也许是要委任

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才华，或者甚至仅仅因为人们肯定他

有教养，因此能够信任他。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另一个

困难是在牵涉到几个成员时怎样处理家庭事业。如果他们彼

此信赖，各尽自己的本份，那么家庭感情可能成为一种力量

的源泉，然而它往往是消极因素的根源。在家庭联系密切的

国度里，那些没有家庭负担因而能独立的人，往往是最富于

进取精神和最成功的人。

虽然在事业上家庭感情有这种缺点，但人们必须看到它

的长处。凡是在人们不能指望外人给予忠诚的服务的社会里，家庭也许是经营大规模企业的最适宜的单位。比如说，某些

行业如能在许多城镇、郊区或乡村设立分支机构，那是有好

处的。例如银行、联号零售商店以及批发业就是如此。在这

些情况下，兄弟或近亲多的家庭，可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因为自家兄弟的可信赖程度超过那些不沾亲带故的分支机构

经理；何况，即便遇到欺诈行为，金钱也不会流到家庭外面。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如果不是属于同一行业的分支机构，而是

属于不同的行业和专业，那么兄弟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

相互支持。同样，在移民之间或是在信奉某种宗教的少数人

之间，关系密切的集团可以在生意上向对方提供机会，亦可

以在发生危机时互相贷款支持，从而加强整个集团的地位，帮

助其成员在经济上取得更大的发展，而要是不允许他们彼此

之间的特殊关系影响他们的业务，他们就不会取得那么大的

发展。当然，如果这个集团在经济上一般并未比社会上的其

他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种亲属之间的义务或者其他义务

也不是特别有益的；如果它的成员在竞争能力方面低于平均

水平的话，他们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累赘，因为其中比较幸运

的成员将会由于承担超过平均负担的义务和他人的不足而处

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一个才智出众的家庭如果紧紧抱成

一团，就会占有很大优势。任何社会的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

都表明，总有几个才智出众的家庭，他们通过范围广泛的活

动而鹤立鸡群，不论是14世纪的意大利银行家，还是20世

纪的印度和日本的企业家，情况都是这样。在早期的这些条

件下，一个才智出众的家庭有可能在任何其他类型的组织都

难以达到的规模上做生意。这种优势随着行政管理技术的改善而减弱了，因为委派外人来担任经理职务比较容易了，而

完全可以相信他们不会鲸吞资金。

我们下面来考察一下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男人对

妇女参加工作的态度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些社会中，男

人们为了确保其社会地位得到承认，设法不让他们的女人参

加工作，他们故意使他们的妻子、女儿闲在家里，周围侍仆

成群，以显示他们是有财产之人。妇女当中的一些人从事一

些无偿而有益的社会工作，否则这种势力的风气会降低妇女

们的贡献，哪怕这可能会使那些为了付帐而不得不更加辛劳

地工作的男人们作出更多贡献也罢。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中

上等阶级的妇女为了争取工作的权利，而不得不进行“斗

争”，而在其它许多社会里，妇女必须从事繁重的劳动，常常

在田里耕作，为丈夫煮饭做菜、织布缝衣，而男人们却过着

比较悠闲的生活。

凡是对妇女可能从事的工作加以限制的地方，经济的增

长也必然会受到阻碍。在一些原始社会里，妇女是不许参加

工作的，只能从事家务劳动或是为自家干些农活，这种情况

提高了每个家庭自给自足的程度，从而减少了进行贸易和实

行专业化的机会。而实际上十分明显的是经济的增长与妇女

们摆脱家务劳动走向市场是紧密相关的。随着人均收入的增

长，成衣、理发、饮食等行业发展得更快了，更不用说年轻

人进学校受教育了。学校教育取代了家庭教育。仅仅以统计

学家在计算国民收入时拒绝将家务劳动包括在内这一点是不

能说明上述联系的。因为专业分工也确实使产出的质量和数

量都确实提高了。如果当地习惯只准妇女作家务、或者说他们外出工作只能做家庭佣人、打字员、或挤进其它一些工作

范围狭窄的职业里，经济的增长就要受到限制。通常使国民

产值增加得最快的方法之一就是开设工厂，向妇女提供她们

非常容易干的那种轻活。许多缺少男劳动力的社会，已经发

现这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不但可以直接地而且亦可

间接地增加产出。例如，非洲的一些农民，把本来可以在中

心工厂进行高效加工的作物，坚持在家里进行粗“加工”，因

为若把作物送到工厂加工，他们的女人们可做的事就太少了，

因此，为妇女创造更多的家庭以外的工作，将会有助于改善

作物的加工。还是在一些非洲地区，妇女们花很长的时间手

工舂米，如果在家庭以外给她们提供更多的挣钱的工作，她

们很快就会坚持要求从今以后使用机器碾米。为妇女们创造

更多的有收入的就业机会是同时提高她们的地位、减轻她们

繁重的劳动和提高国家产出的最切实可靠的办法。

在某些社会里，宗法意识十分强烈，极而言之，甚至达

到了崇拜祖先的地步。这对经济的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弊，是

可以争论的。这有某些好处，比如说，一个人知道自己属于

一个可上溯几代人的家族大概会产生某种自信心，人在年轻

时就会受到家族的传统教育，如果这种传统包括某种特殊技

能，冒险精神或是性格特点，它可能得到保持，并且比在没

有家族传统的情况下得到更大的发扬。因此，英国海军相信，

“海军世家”的子孙，一般说来会成为比其他应征士兵优秀的

水兵。在某种职业气氛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从事该

职业时很可能比其父母从事其它职业的年轻人更能胜任。宗

法观念也可能对人的财产观念产生影响。一个人也许会感到自己仅仅是继承下来的财产的一个暂时托管者，因此可能小心翼翼地去保护它，甚至会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节蓄去增加这

份家业。

但是也有弊端。对一个面临着一种与父辈所面临的不同

的挑战的社会来说，过多地回顾历史是无益的。传统模式在

当时也许是至善至美的，但在现在，由于问题不同，可能是

极不适宜的。当一个社会留恋过去甚于急着要对未来进行探

索时，那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强烈的家庭传统意识也会妨碍

社会的流动性。

“非世家”子弟得不到与他们的才能相称的机会，而出身

“名门”但无才的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机会太多了。如果传

统坚持子孙必须步其父辈的后尘，职业流动性必然被削弱。两

代人的职业过于相近的弊端在种姓制度中暴露最为明显。种

姓制度要求每个人必须继承其父辈的衣钵，不然就去当农民，

这就妨碍了纵向的流动和社会流动。这是必然阻碍变革，因

而阻碍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

当我们分析大家庭的横向联系时，我们认为这种联系主

要是阻碍人们作出努力的联系，因为无论如何它要求男人们

去满足他们对其毫无感情的远亲们的要求。但是，当我们谈

到孩子们对父母的要求时，我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家庭

在某种程度上是促进其成员作出更大的努力的一种激励。当

男人们雄心勃勃期望子孙后代有一个比他们自己出生时更高

的社会地位时，这种激励发挥了最大的效率。

这种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取决于实现这种愿望

的机会。在每个农民仅能勉强糊口的贫穷村庄里，这种愿望是不会存在的。因为那里提高物质地位的机会是微小的。如

果法律或习俗上的障碍，不管是种姓制度还是肤色上的障碍，

不允许人们从一个阶级升到另一个阶级，这种愿望也不可能

存在。在经济停滞或衰退的社会中，纵然抱有这种愿望也不

可能有多大意义。在经济停滞的社会里存在某种流动，但是，

最大的流动还是出现在产出迅速增长的地方。因为在那样的

情况下，中产阶级扩大得最快，需要从下层吸收行政管理人

员、技术人员、企业或专业人员。正是这种环境为赚钱，或

是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提供最好的机会。因此，在经济增长

的社会中，“建立家庭”的愿望最为强烈，也最有成效；而在

经济停滞的社会中，则几乎没有这种愿望。这仅仅是促使经

济增长的力量互相依存的许多方面中的另一个方面。一旦经

济开始增长，男人们发家致富的思想也就更加强烈，甚至可

能采取限制家庭人口的做法，以便不因孩子多而影响过富裕

的生活，这种观点的流行，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建立家庭的概念只有在基本的父系家庭社会里才有意

义，而在大家庭或母系家庭的社会里就无意义了。由于其中

的含义是要将下一代人的社会地位提高到这一代人的社会地

位之上，所以，除非下一代的意思是指只有几个直系子孙，而

不是指可以声称有家庭关系的数以百计的姻亲子弟，否则就

无法考虑提高他们的地位。因此，大家庭就被排除在外。至

于母系家庭，可以设想一个男人拼命干活，为的是使其姐妹

的子女变得富裕，而不是使自己的子女变得富裕，但是，母

系家庭在经济和其他方面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很难存在下去，

因为变化通常意味着流动，而流动通常又增强了婚姻关系和父系联系，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一起流动，而

不是带着他的姐妹及其子女一起流动，因此在男人开始四处

奔忙寻找财富的任何社会里，母系联系削弱了。

甚至在基本的父系家庭里，遗赠财产的权利作为对人们

努力的一种鼓励，其重要性是何尝不清楚。在不同的社会中，

建立家庭的抱负各不相同，在那些经济增长率最高的社会中，

这种抱负并不是总是最大的。例如，许多美国富人不是把钱

留给他们的家属，而是设立教育基金或从事其它慈善事业。少

数人甚至故意不给他们的子孙留下什么财产，以免妨害他们

的个性发展。而英国富豪在处理财产时，平均给家属留下大

部分，只将少部分捐赠给慈善事业，这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

的。这是因为在英国，门庭观念要比在美国的大城市里重要，

同样美国人却在其它方面找到许多对人们努力的激励，其中

包括他们希望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为自己谋求权力和威望的

愿望。

但是，即使对遗赠财产权作为一种鼓励的重要性无法作

出精确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鼓励，现代国家对

这种权利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特别是征收高额死亡税

——对发财的刺激有所减少。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必须考虑

继承财富对所继承的财产、对继承人及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影

响。

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继承对财产管理的影响。创业者的

儿子不一定是最善于照管财产的人。相反，靠继承财产创立

的机构不会像每一代都招聘新领导人的机构那样富有生命力

或存在同样长的时间。罗马天主教的一部分生命力无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主教是选举的，而不是天生的。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常常被认为是由于实行近卫步兵制的缘故，这种步兵

每代都是新招的。在现代大公司，家庭联系常常是很少的，有

人对此表示遗憾，但是，公司越来越多地在不考虑家庭联系

的情况下招聘领导人可能正是力量的源泉。另一方面，财产

自动传给下一代的制度也有其优点；这是比较肯定的，因此

可以事先培养继承人；这也比较简单。

继承的影响也取决于财产是否完全由长子继承，或者取

决于在其它家庭成员中财产如何分配。长子继承可以使全部

家产保持完整，在有规模经济的地方，或者在财产已经很小，

再进一步分割就不经济的农业地区，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如

果继承人可能共同经营财产，而不用再行分割的话，这一点

就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长子继承权有助于维持一种财

产不平均分配的制度，这对家庭其它成员也许是不公平的。长

子也不总是最能干的儿子，这一点在继承人并不是长子，而

是由遗嘱所指定的儿子的制度（通常是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

制度）中得到了承认。一些经济学家为长子继承权辩护说：这

一制度迫使小儿子们勤奋起来；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说：这会

迫使贵族的小儿子们进入中层阶级，使阶级之间不再相互蔑

视，从而增进社会的团结和流动性；但是，如果把这些论点

提高到逻辑结论的程度，必将支持完全取消财产继承权。

虽然遗赠财产权对想发财致富的人是一种刺激，但我们

也必须估计到使继承人放松努力的程度。继承人有时会受到

先辈们树立的榜样的鼓舞，也许会把他们继承的遗产当作一

种信托财产，他们不仅有责任去维护这种财产，而且有责任去扩大这种财产。但是，他们往往作出相反的反应。总的来

看，如果继承财产并没有成为继承人逃避艰苦劳动的借口，他

们几乎肯定会过更为有益的生活。

财产的继承也减少了社会的纵向流动和进取心，这一点

在某些农业地区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在那里，所有土地都属

于为数很少的几家人，而其余的所有家庭都注定一代一代地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财产继承的作用是：每一代人开始时情

况只对少数成员极为有利，而这些人的才能未必比别人优越，

而且往往未加好好培养，因为继承财产使他们无需最大限度

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在那些开始时一切都人人平等的社会里，

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会较快，而在那些故意使情况有利于有卓

越才能的人的社会里，经济发展速度会更快。

（四）　农业组织

有关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和惯例，在经济上具有

最重要的意义，在农业是主要活动形式的比较贫穷的地区里，

尤其是这样。同时，土地在决定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起着巨

大的作用，所以在制订规章和形成惯例时，很少考虑经济因

素。从经济增长的观点来看，我们感兴趣的是农田的使用权、

农场的大小，以及这些事情与奖励、资本形成和技术革新之

间的关系。

首先谈谈土地公有问题。使用这个词具有三种不同的含

义。此处用的是第一种含义，即几个人有权使用同一块土地，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土地，比如在这块土地上放牧

牲畜，或在这块土地上砍柴。这同第二种含义是不同的。第二种含义指的是人们在统一权力机构的管理下在同一块土地

上一起劳动，分配收入，这就是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庄。我

们已在本章的前面一部分［第一节（三）］论述过它的主要问

题，而且还要在本小节的末尾再次谈到这一点。第三种含义

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每个人都有权独自使用某一块土地，但

是他对土地的支配权要受限制，因为从理论上讲，土地是属

于首领或部落的。由于差不多在每个社会里，土地的使用和

支配都受限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所有权和“完

全保有”所有权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将所有那

些个人有使用土地的专有权的情况都看作是“个人”所有权

（用个人这个词来代表家庭），那么在苏俄以外几乎所有的地

方都可说是实行个人土地所有权。我们所要谈的主要就是这

种形式的所有权。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就上述第一个含义的

公共所有权进行论述，在那种情况下土地公共使用，但不实

行集体管理或分配集体收入。

个人所有权无疑比公共所有权优越。这首先表现在它对

投资和革新的影响。如果许多人都自由地使用同一块土地，而

各人都为各人的目的，他们就会对土地进行掠夺式使用而不

投入任何东西。在这些情况下，一旦土地开始不足，它也会

开始由于耕种过度、放牧过分、或由于没有采取适宜措施保

护土壤而变得贫瘠。个人在改良土壤、施用化肥、兴修水利

或改善草地上投资得不到好处。如果果实归己的权利得到承

认，人们就会种植果树，这种权利通常是得到承认的，但他

们种树不是为了一般用途，如乘凉或造林等。在非洲，由于

人口与土地相比为数甚少，公共所有权算行得通，但是，在人口压力大的地方，这种所有权会破坏土地。除了投资以外，

公共所有权对于革新是一个障碍。牲畜如不加以隔离和控制

交配，就不能选择优良品种。在公共活动按老规矩进行的环

境下，也不便于对新型的耕作方法进行实验。这就是为什么

公共所有权在50年前盛行的地方迅速消失的原因。许多人出

于感情上的原因对公共所有权的消失感到遗憾，可是那种制

度与经济发展无疑是格格不入的。

至于个人所有权，我们发现，在有记载历史上的大部分

时间里，多数农民是根据租佃合同而占有土地的。因此，我

们首先探讨一下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对迫迁的补

偿、租佃权利以及缴租的形式和数量等问题。

之所以需要给予补偿是因为有这样一项原则，即必须保

证佃农得到他自己的劳动果实。假使要佃农对土地进行投资，

那么必须对他保证，在他失去土地时，要对他所作的其效益

尚未用尽的一切改良进行补偿。否则，他就不会种树，不会

建造许多建筑物，不会改进排灌系统，也不会进行任何其他

投资。这种保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地主必须事先答应作出

要求予以保护的改进。在大多数先进的国家中，法律规定了

这种保护；但在原始国家里，这种规定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例

外，因此佃农很小心，不投资改善土地，甚至让土地丧失肥

力，如果地主不追究责任的话。

许多国家并不满足于保护效益未用尽的改良，它们还在

法律上保护所有权。至少它们规定了发出通知的最短期限，而

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法律规定佃农只要耕作有方，就有权

留在土地上（如在联合王国），甚至可以保证他的继承者享有继续租用土地的权利，只要有能力就行。这样的法律发生作

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实施这种法律而设立的法庭

的性质。在“民主”国家里，要收回佃农所租的土地几乎是

不可能的，哪怕是一名坏的佃农，除非他在明显地毁坏农田；

而在“保守的”国家里，法律甚至对最好的佃农也不提供什

么保护。这种法律的意义就是给予佃农以充分的保障，使他

们对长期的改良进行投资。也有人反对给予太多的保障，希

望保证土地的流动性。但我们将在后面探讨也应加以保障的

农民完全保有的所有权时再谈这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地租形式是指固定地租或比例地租。固定地

租，在年景不好时，对于小农可能负担过重，把好年景和坏

年景合在一起计算，固定地租还是完全可以负担的。地租可

以固定用钱或实物来缴纳。若是由于歉收而造成年景不好，固

定用实物交租会给农民造成较重的负担；若是由于价格低廉

而造成年景不好，固定用货币交租会给农民造成较重的负担；

由于这两种情况对农民都不利，所以，以货币交租与以实物

交租这两者之间没有多大选择余地，除非是在战争时期，那

时候，固定以货币交租的农民很占便宜，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是这样。但是，如果从整个世界来看，多数地租是不固定的，

而是按比例交纳的。农民根据收成（或收入）情况按比例向

地主交租，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不等，视土地的多少而定。

贫苦农民是欢迎比例地租的，因为在年景不好时他们承

受的负担要比固定地租少。在年景好的时候，他们多给地主

交租——而且他们那时多交一些也是承担得起的。不管怎样，

地租的数量在年景好和年景差之间可以拉平。但是，分成地租往往受到经济学家的攻击，认为这种办法会减少农民进行

改良的积极性。因为要使一项改良值得进行，并对农民有利，

那么地租占一半时这种改良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得比在实行固

定地租时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一倍。这就是说农民要承担改良

的一切费用。在比较先进的分益制或分成制（比例地租的名

称）中，地主承担改良的一部分费用，或者契约规定，佃农

若进行改良，地租须加以调整。但是在不那么先进的国家里，

通常没有这样规定，比例地租制肯定会削弱农民进行改进的

积极性。

在大多数国家里，地租数额是造成重大不满和骚乱的原

因。地主反过来做些什么，各国的情况各有不同。在英国，契约通常规定地主有提供永久性建筑物和维持固定资本的义务。契约甚至可能规定地主还得提供一些流动资金。由于缺

乏好地，英国的地租一度很高，足以补偿地主为履行这些义

务付出的费用，还可以使他有盈余——这是“纯粹”地租。但

是，现在地租很低，除了维持农场固定资本的开销以外所剩

无几。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最不发达的国家里，地主不

对土地承担任何义务，他只是收租。自然他可能担任某些社

会职务——他可能担任相当于治安法官、警官、地区行政长

官或牧师的职务，如果他没有从地租中取得报酬，他或别人

则必然从税收或以某种其他方式得到酬金。然而就土地而言，

如果地租由农民保留（比如地主被“消灭”，农民对土地拥有

完全的所有权），土地的生产能力不会减弱；如果地租付给国

家（国家常常以对土地或农民征收直接税的办法来收租），土

地的生产能力也不会减弱。实际上，如果减少或者取消地租，土地的生产能力可能得到提高，因为这时农民有可能储蓄更

多的钱，为改良土地增加投资。在地主拿走农民生产的东西

的一半，而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的那些国家，很难设想，如

果不从农民肩上卸去这个负担，农业生产率不会大大提高。

在许多国家里，人们要求完全废除地主制度，农民应拥

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这种要求不应与关于改变农场的规模

的要求混为一谈。有些改革家主张打破大庄园，把土地作为

小农场进行分配以增加农场的数目；另一些人则希望采取相

反的做法，即减少小农场的数目，说服或迫使农民加入集体

农庄。我们后面再阐述农场的规模问题。目前我们谈的只是

完全保有土地所有权及租佃制的问题。尽管关于土地改革的

要求有很大一部分与改变农场的数目的要求有关，但在一些

地区，尤其是在亚洲，确有这样一种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它

仅仅限于要求废除地主制，把租佃土地改为拥有土地。

这种转变的效果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转变的

支付条件、地主得到补偿的数量，以及农民为得到土地而应

支付款项的数额。但是，除了补偿问题，在权衡租佃和拥有

土地的利弊方面还涉及到许多其他问题。事实上，许多人争

辩说，农民拥有土地的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这

种制度削弱了土地的流动性，它会带来耕作不善、土地分散

以及负债过重等问题。因此，他们主张小农只能是佃农，应

当受到控制，不管地主是私人还是政府机构。实际上，正如

我们将会看到的，适宜的控制措施大多既适用于佃农也适用

于地主：事实上，如果加以适当控制，一方面会使佃农得到

保障，另一方面会迫使拥有者好自经营，那样租种土地和拥有土地在经济上的差别将基本消失。

下面让我们先来谈谈土地的流动性问题。正如我们在前

面所看到的，有些人反对保障耕作得好的佃农的租佃权的法

律，理由是这样一来农业经济的灵活性将会减少。他们说，地

主们大概都希望土地的利用能产生最大的利润，因此他们应

该能够在情况改变时自由地更换佃农。由于情况的变化，将

耕地改为牧场，改变农业单位的规模，或者出于某种其他原

因，把土地租给更能应付新局面的新佃农可能比较适宜。可

是，如果长期的佃农得到保护，那就可能无法这样做。出于

同样原因，这些人也反对小农完全保有土地，因为他们认为，

这类农民对于日新月异的情况反应迟缓，而且他们相信，如

果地主更换佃农，反应就会快一些。这种论点是否站得住脚

首先取决于如下设想：地主是精明和有知识的农业家，他们

始终在谋求以更好的办法来利用土地。虽然某些人可能是这

样，但是对于大多数地主来说，实际情况大概是，他们由于

不在当地，除了能收多少地租以外对土地的情况知之不多。无

论如何，这种论点可以引伸为任何人都不应拥有他所使用的

资源，因为，如果资源是由那些善于很快将它们从一个租借

者转入另一个租借者手中的人所拥有，它们很可能落入最有

能力使用它们的人的手中。由此推论，一个人甚至不应拥有

自己的房屋，因为总会有某个人能够更好地利用它。答案无

疑是，拥有者始终是愿意接受报价的。如果另一个人认为，他

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那就让他报出吸引人的价格。实

际上，我们的经验是，如果土地的所有权很分散，而不是为

少数有权势的家族所拥有，那么土地易手就会容易得多。少数有权势的家族把拥有土地看成是获取政治权力和威望的源

泉，而不仅仅是获得收入的源泉。要想易于得到土地，土地

的所有权就得很分散。

有人说，完全保有土地的农民，如不受到控制，可能会

使土地耗尽地力，这种说法比较有道理。世界上许多地区，小

农的耕作方法使土壤变得贫瘠。但在亚洲的某些地区，这种

现象并不多见。因为在那些地区，许多世纪以来，人口稠密，

农民痛切感到土地肥力的重要性。但是在那些正从土地充足

向土地缺乏过渡的地区，特别是在北美和非洲，这种现象非

常普遍。同样，在农民尚未被迫在同一地方永久定居，保持

土壤肥力当作生存的首要条件的地区，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

在这些情况下，改革者特别希望能够控制农民的耕作方法，特

别是在土壤保持、轮种和休耕方面。他们知道，在比较先进

的租赁制度中，地主进行这种控制，因此他们渴望实行这样

的制度。试图用强制手段而不是通过教育来改进耕作方法在

多大程度上是可取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可行的

话，依靠法律同设法在陌生的情况下推行十分先进的租赁契

约制，一样可以办到。对土地耕种不好可以成为一种罪过，处

以罚金或取消耕种资格；同时在每一地区可以设置农业官员

或者法庭，规定耕种标准或者审理案件，就像地主所做的那

样，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样做将更加知情和公正。同样，

好的农民可以给予奖励，如发给奖金和津贴。

土地由大分小通常是由继承制度造成的。根据这种制度，

农民的每个子女，在他去世时可以得到一份土地。在分地时，

为了公平合理，每个子女可得到几块土地，比如一块在河附近，一块远离河旁，一块沃土，一块只能用于放牧的草地，一

块林地和一块不毛之地。这种制度延续几代人以后，每个农

民所拥有的土地都成了几小块，各块土地可能相距甚远。分

地造成几方面的浪费。大量的劳动时间浪费在从一块地到另

一块地之间的奔波上。其次，远处的土地不如近处的土地易

于照管。这些土地由于易于发生病虫害，缺乏照顾和庄稼容

易被盗而产量较少。由于收成不多，对它们的照顾就越少。第

三，设备、牛棚、水槽等设施，由于彼此之间距离较远，也

许需要加倍投资。第四，如果地块太小，也许会难以犁地，难

以防止邻近土地的杂草蔓延，难以进行邻居不喜欢的试验，至

于用地挖井，建房和搞其他基本设施就更不切实际了。筑地

界可能还要浪费许多土地。然而，最大的损失还是时间。因

此，在劳动时间缺乏的地方，农民乐于交换地块，这样便于

使每个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连成一块。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在

多数农民表示愿意合并土地的地区，强迫交换地块。另一方

面，在劳动时间充足的地方，比如在人口过密的国家，合并

地块不会使产量增加多少，通常农民不愿意费心实施合并土

地计划。

不采用租赁使用权，也有可能防止分地。实行长子继承

制，便不会有分地这种事情。就是不实行长子继承制，如果

继承人共同管理他们继承的遗产而不将其分掉，也不会出现

分地的现象。共同管理一个农场并不比管理一个店铺、一个

制造厂或任何其他分掉不经济或者甚至不可能分管的遗产更

为困难。如果把土地分掉，并且造成了巨大浪费，可以通过

法律，规定未经有关农业法庭的批准，不得将农田分成小于规定的最小面积（如五英亩）的小块。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如若限制农民对他的土地的权利是可取

的话，建立公正的法庭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不必实行地主所

有制。

当农民负债十分沉重，致使他实际上为放债人劳动时，债

务就会对产量产生不利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农民负债十分沉

重，以致他们无法偿还每年的利息和到期的本金。于是放债

人除了农民所必需的口粮以外，拿走了农民生产的一切。处

于这种状况的农民，对于改进耕作毫无兴趣，因为他们的全

部或大部分收益都会落入放债人的私囊。这种状况如果像经

常发生的那样十分普遍，政府可能不得不进行干预，把债务

减少到可以偿还的程度，以便给农民以某种刺激。许多国家

为此设立了法庭。但是，如果农民会迅速回复到以前的奴隶

地位，仅仅减少债务是不够的。小农很容易陷入讨厌的债务，

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易受水灾、干旱、低价和流行病等等风险

的影响。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他们没有远见，但往往也是由于

放债人故意采取的政策。倘若农民欠债无力偿还，他便受到

剥削，放债人可能会迫使他通过放债人的代理人出售他所有

可以上市的产品，或者在放债人的商店购买所有必需品，在

这两种情况下价格对农民都是不利的。或者，放债人逼迫农

民破产，廉价收购他们的土地，收取勒索性的租金。因此，在

某种程度上，农民借债是因为放债人蓄意使农民易于欠债，以

便剥削他们。政府很可能认为有必要采取反措施，防止农民

欠债。

不使小农负债过重的唯一办法是，使小农难以举债，对农民赖以借债的抵押品取消法律保护。因此，在一些国家里，农民不得出卖土地抵债，因而土地不是一件可以买卖的抵押

品，放债人就不会预先付款。另外一些国家对作物扣押权也

不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例如，在乌干达，法律规定，非洲的

棉花必须以不低于市场管理机构规定的价格，在特许的市场

上出售；同时，在成交时就必须由买主把买棉的全部现金交

给卖主。按此规定，事先把钱交给农民是危险的，除非你可

以在集市日监督他，并在他出售棉花的时候从他身上拿走现

金。博茨瓦纳保护国甚至走得更远，法庭不为商店老板向非

洲人索还欠帐，所以商店老板也不向非洲农民赊销。

但是，这还不足以防止农民向放款人借钱，因为农民对

于贷款有着正当的需要。如要将私人放款人排除在外，就有

必要设立其他机构来满足这种正当的需要。实际上，农民需

要保险可能甚于贷款。很大一部分债务是由于统计上可以预

见到的种种不幸，如疾病、婚丧开销、火灾、干旱，飓风或

者牲畜发生事故所造成的。这类事件经常发生，实际上提供

贷款未必合适，因为如果一位贫苦农民，为了支付患病的费

用、或者補种在飓风中损失的庄稼而不得不借钱的话，他绝

不可能从未来的收成中省出足够的产品来偿还债务。所有这

类在统计上可以预见的事件应该靠保险来支付。而实现这一

点的障碍是收取少量的钱来为许多人保险的代价太大。尽管

如此，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在开始实行强制性保险计划，

比如牙买加的飓风保险。凡在接受保险的农民都要冒同样风

险的地方，承办这类保险的费用可以通过从对农民征收的一

般税赋中多提取收入而降至最低限度，而无需对每个农民逐一作出估计。

除了保险，农民还需要信贷。由于创建了乡村合作社，向

小农贷款的费用已大大降低了。贷款的费用即为收集有关借

债人信用地位的信息的费用，收集分期付款的费用及监视他

的动向的费用。如果一家商业银行贷款给农民，为数在50英

镑以下，那么这笔贷款的费用可能很容易相当于年利20％。

但是，对于村民来说，这笔费用是很低的。他们对于借债人

的身世及其秉性了如指掌，他就在他们中间生活，所以他们

能够监督他的一切财富，不管怎么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取

乐，不论他是否借钱。因此，乡村合作社可以比它们的借款

利率高5—8％的费用放款。这种合作社的规模不宜过大，在

这个单位里，每个成员彼此了解，否则那种不用花钱便可获

得情报的主要优势便化为乌有。它们通常还需要政府官员的

某种监督，因为社员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经验来管理一个组织

的事务和照料财务。况且，当合作社与买卖农民的产品的机

构连结在一起时，它便很少有呆帐，因为农民所欠款项可以

用他的产品来自动抵债，所以拖欠债务和呆帐便可避免。

在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信用合作社都取得了重

大成就。但是，它们把重点主要放在鼓励小农储蓄和为他们

提供便宜的银行服务上面。但是，农民需要的资本要比他们

能够储蓄的钱多得多。只要能够获得资金，不管是从向农民

本身征税得来的还是从其他经济部门得来的，或是从外部来

源得来的，信用合作社都是向小农贷款的极好渠道。向放款

人借了许多债的农民的态度和由于建立农民自己帮助管理的

信贷制度而使债务保持在能够偿还的限度内的农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耕种的规模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土

地改革者们已进行过许多辩论。在一些国家，由领工资的农

业工人指导耕种的大农场正在分解为小农庄。而在另外一些

国家，正在迫使小农把他们的土地合并成为大农场，作为集

体农业单位来经营。

如果采取机器耕种方法或大规模控制灌溉、种子、病害

预防、加工和销售能够省钱省时，那么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的

效率要比小规模生产高，经济增长也比较迅速。几乎总是存

在着某种有利于大规模耕种的差别——大规模的意思是指，

比如可耕地面积不少于300英亩的单位或者拥有相当于300

英亩可耕地的土地的单位（超过比如说1000英亩可耕地，管

理上的不经济现象马上就会表现出来），但是差别的程度部分

取决于作物和土地的性质，部分取决于围绕保持高效的小型

农民服务机构做了多少组织工作。

让我们先谈谈机械化耕种。首先，机械化耕种是不经济

的，除非是与资金相比缺乏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十分充裕，像

在印度和中国那样，实行机械化的主要后果就是增加失业人

数，为了进口机械设备及其燃料而不惜耗尽有限的外汇。在

这样的情况下，经济政策的目标应是尽量提高每英亩土地的

产量，而不是每个农业工人的产出。如果由于土地太硬，或

者由于天气或气候的原因，时间太短而无法用人工完成耕种

任务，而用机械则能使无法用人工耕种的土地得到耕种，在

这种情况下机械化能增加产量。这是有价值的贡献，但是除

此以外，手工耕种的亩产往往高于机械耕种，因为手工耕种比较仔细。机械耕种若能把本来要用于饲养牲畜的土地腾出

来供人使用，在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也是经济合算的。这一方

面要看机械和燃料（可能也得进口）的费用多少，另一方面

要看腾出来的土地上所种的庄稼的价值如何。这还取决于农

民在不再需要牲畜进行耕作时实际上是否少养牲畜。这种算

法在中国应用起来效果如何难以肯定。但是，在牛仍在宗教

上起作用的印度，机械化目前在农业政策中的作用还很微小，

这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土地十分充裕，如

在西非的某些地区就是那样，在那里，政策的目标应是使每

个劳动者而不是每亩土地的净产出达到最大限度。一般说来，

经济增长在农业以外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新需求，减少可以腾

出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的比例。与此同时，机械化也减少

了对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每名农业工人的产出，

因为它使每名农业工人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在劳动力缺乏

的地方，机械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劳

动力充裕的地方，它只是稍稍起了一点作用而已。

如果说由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相对缺乏而适合使用机

械，机械化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土地和作物。机械耕作适合于

平坦的、用于种植一年生作物的和不易发生涝灾的土地。山

地不适于机械耕种，从这一观点出发，还是归小农所有为好。

长期种草植树的土地也不需要机械耕种。天气酷热或雨量极

多的国家用机械耕种是否明智，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些条件

限制了应用机械耕种的地区。在这方面，如农田的面积使农

民购置机械设备有利可图，那么经营这种农场才有好处。这

就是说，在气候温和的条件下可耕田不到100英亩，看来是不利的，而耕种的农田为300或400英亩在西欧往往是最经济的。

无论如何，如果机器为一个中心机构所拥有，并由这个

机构有偿代农民耕田，由农民自己来种植、除草和收割的话，

机械耕作是可以同小农相结合的。由拥有机器的中心机构代

为耕种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是行之有效的。取得成效的条

件在于农田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比如在12—50英亩之间。

如果农田太小，机器完成的工作大部分本来可由农民自己去

完成，而且农民自己干活要比机耕费便宜。反之，如果农田

很大，工作量也就很大，于是农民就有理由拥有自己的机器。

农场需要机器时马上就能得到自己的机器特别方便，不必排

长队去等待。这是妨碍农民联合拥有机器取得成功的主要障

碍之一：农民的困难在于商定由谁在什么时候得到机器。这

种困难在像西欧那样天气变幻无常和难以捉摸的国家里，也

许比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主

动组织政府或集体所有的机器合营机构，或者鼓励拥有多余

机器的私人企业家或大农场，以收费方式为小农场主提供机

耕服务。在农场具有适当规模的地区，这种安排取得了相当

大的成功。但是，如果经营平原土地的农场大得足以拥有自

己的机器，那么用机器耕作一大片平原沃土的费用，几乎总

是比分成小农场时的机耕费用为低，不论人们把中心机耕机

构的活动组织得多么有效。

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销售，尽管实际上分散

买卖要比分散机耕容易得多。因为总有中间人愿意从农场主

手里购买少量农产品，然后把几家农场的产品汇集在一起，以便大规模地进行最经济的加工和销售。尽管中间人时时都有，但是他们的服务到处受到指责和调查，理由是他们效率不高，

人数太多或垄断。在中间人服务效率不高的地方，通常可以

建立检查制度，譬如进行强制性评定等级时的检查制度，予

以防止中间人过多通常是由于不完善的竞争造成的。过多的

中间人也许能够在他们明里暗里同意不再减少的最低利润的

掩护下存在下去。过多的中间人如果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领

域——由债务、情感或法律规定的分区条例同他紧密地连结

在一起的某一批农民——也能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最

简单的补救办法通常是开展竞争，因此必须偿清债务、停止

分区和禁止商定物价和销售份额的安排。但是也有这样的情

况，即垄断组织确实比许多小中间人的竞争更加有效。比如，

在大厂里进行最经济的加工。在这样的情况下，补救办法在

于搞合作销售，对私人中间人施加物价和利润的控制或建立

国家销售机构。

合作销售能否成功取决于与之竞争的私人企业家的质

量。合作社有时能出售一种比中间人提供的质量更好的产品，

但是这一情况只有在中间人在安排农作物收购和分类方面效

率极差或者是在对优质农作物规定适当的优质优价方面效率

极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换言之，这大概是一种迹象，表明

他们之间缺乏竞争。如果中间人之间缺乏竞争，这一事实正

使他们的效率降低，或者造成人数过多、获利过高，这些条

件对合作社取得成功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如果中间人的工作

卓有成效而富有竞争性，他们往往会由于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而在竞争中击败合作社组织。但这并不是说，合作社只能在垄断条件下取胜。发生这种情况时，中间人也许会“成帮结

伙”来对付他们，施展垄断者所惯用的一切伎俩——价格战，

排他性交易安排，等等；合作社对于这些伎俩可能无力战而

胜之，除非合作社的成员受过足够的教育，拥有足够的物质

能坚持下去。或者买卖的规模或许是合作社无法控制的；小

农场主可以自行经营一个小的轧棉厂，但是他们却难以像合

作社那样经营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碾米厂或糖厂。这就是在经

营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例如拥有30多英亩土地的农场

——的农场主中间合作销售获得最大成功的原因。当农场主

经营的土地在20—30英亩的水平上时，他们可以合作经营的

范围则是有限的，比如鸡蛋、牛奶和其它少数几种不需要精

密加工的产品。超过这个规模，他们只有靠法律控制或者建

立法定销售机构，才能在中间人中不受垄断做法的损害。

除了机械耕作和销售以外，其他一些活动也是能够分散

经营的，并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灌溉工作可以由一个单独

的水利管理机构控制。种籽控制则比较难以实施，但是如果

一个合作社或者一个国家机构保持着几个纯种农场，并且说

服农民或者（像在乌干达那样）强迫农民只能使用由这些农

场提供的种子，这也是保证可以做到的。植物和动物传染性

疾病的预防工作更难做，但是这亦可依靠法律或说服教育加

以贯彻。期望小农场像大农场那样卓有成效，那是太过分了。

但是小农场也能够坚持下去，只要在它的周围设有负责下列

工作的机构网络：机械、种子、信贷、水利、销售、防治传

染病、研究或者可能需要大规模进行的任何其他工作。详细

列举上述网络，只是说明为什么小农场主在农业的许多领域不具有竞争力，因为在许多领域上述必要的网络是根本不存

在的。即便在存在这种网络的地方，小农场比起经营有方的

庄园来，在采用经过改进的技术方面，几乎肯定是缓慢的。有

些大庄园也是经营不善，尤其是那些在几代人的时间里由同

一家族经营的，被看成是地位的象征而不是一个商业企业的

庄园。但是经营有方的庄园很快就会采用新型的作物、牲畜、

肥料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而说服或强迫小农场主广泛接受

这些东西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

上面所作的分析都是阐述小农经济的弱点的，但是它也

具有几个重要的优点。在适宜的情况下，这些优点会使小农

经济比大规模农业更加卓有成效，哪怕从经济效果来评估也

是这样。

第一，小农场主比大农场主更能做到精耕细作。有几种

作物，如糖，大农场每英亩的产量比小农场高，在大农场更

快地采用新品种、新方法和新肥料的地方更是这样。但也有

许多别的例子，说明小农场每英亩土地产量高，这主要是由

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场主耕作得更精细。欧洲的农业情况

几乎都是这样的，其他各洲报告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劳动力

比土地短缺得多的地方，政策的目标应是采用一种制度，尽

量提高每人的产量，而不是让每英亩的土地尽量高产。因此，

在充分就业的工业国家——它们可以廉价进口粮食——建立

大型农场要比建立小农场的好处多。大型农场可以使用机器，

把人均产量提到最高限度；而小农场则是人均产量低，而亩

产高。另一方面，在某些亚洲国家的经济中，由于劳动力充

裕，小农经济具有使最为短缺的土地得到精耕细作的优点。不论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亚洲，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都很强调提高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的程度。如果把一些大庄园分成家

庭小农场，便可做到这一点。

其次，家庭农场比大规模耕作的农场具有的优点在于农

民比雇用的农业工人勤劳、精细。正如阿瑟·扬在考察了法

国农民的操作之后所说：“财产的魔力可使沙土变成黄金。”这

似乎同我们在前面谈到的农民可能会使土地贫瘠的危险这种

看法相矛盾，但是我们在那里曾经指出，这种危险只有在土

地由充裕变为短缺的地方才会出现。在许多世纪以来土地一

直缺乏的国度里，比如在中国、爪哇或非洲的一些地区，农

民已经懂得了怎样爱惜他们的土地，保持土地的肥力。在那

种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中，自耕农的劳动比起雇工的

劳动来，其优越性是最大的，因为每英亩使用大量劳动力的

那种农业付得起适当的监督费用（这种差别同我们在本章的

前一部分中所提到的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之间的差别几乎是

一样的）。

因此，小农耕作的第三个优点是，它不需要大量的监督

人员。如果这类人员用于农业推广服务，便会产生许多成果。

但是如果像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那样难以找到这类人员，而

且雇用他们费用太大，小农进行农业生产靠现有人员也就可

以了。大规模农业则不然，它的生产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管理

质量的高低。管理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对农场的

经济规模进行严格的限制。虽然如上所说，欧洲一个拥有300

英亩可耕地的农场的效率比一个拥有400英亩的农场高，一

个拥有1000英亩可耕地的农场的效率并不比一个拥有300英亩可耕地的农场高，如果耕地超过那些限度，效率就会急

剧下降。兴建巨型农场的大多数尝试，不论是在俄国种植谷

物，还是在坦噶尼喀种植花生，都是由于这一简单的原因而

宣告失败。在缺乏高超农业技术的国家，利用计划中规定的

条件来改善农业生产，往往要比用它建立新的大型农业企业

更加见效。

除去经济上的这些考虑以外，还要考虑一些社会因素，这

些因素使许多人宁愿建立家庭农场，即便事实可能证明大规

模耕作比较经济也罢。正如我们在前面有一节中所见到的，大

型企业往往造成雇主和雇工之间的争端；其次，拥有土地会

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威望或权势，以致绝大多数人哀叹土

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一派人认为建立国家或者农

民合作社，由集体占有土地是摆脱这些困难的途径。我们已

在本章第一节（三）中谈到了这些组织形式。一些国家有国

营农场，但是由国家取代私人雇主并未大大减少工人的纠纷。

集体农场如果由农民自己进行民主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形式

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但是由工人自己管理的大型合作企业由

于我们业已看到的原因在历史上是很少有成功的。总之，要

尽力说服农民几家联合起来进行集体管理的试验，如果这种

联合保持很小的规模——比如说不超过5—6家——其中许

多将会取得成功。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建立比如有100户

以上农民参加的全村大型集体农场看来大概是不可能有什么

前途的。

想使个体企业与大规模耕作效率结合起来的愿望已导致

对涉及某几种强迫形式的使用权进行试验。典型的例子是苏丹的杰济拉棉花种植园，在那里土地分成若干小片，每个农

民耕种自己分得的那片土地，但是农民遭到种种控制。他的

那片土地由机器代为犁地，他必须播种按规定的轮作面分给

他的种籽，并且要按照建议施肥和耕作，然后把收获的庄稼

交给执行这项计划的一个中心机构去加工和销售。强迫的理

由是，这样做可保证效率不断提高，反之如果中心机构提供

的服务是自愿的，那么许多农民则会播种低劣的种籽，或者

以丧失大规模组织的优势的方式耕作或销售。使用强迫手段

能使种植园规模的优点和家庭农场的好处结合起来。另一方

面，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使耕种者的地位部分地从独立的农民

降为听从命令的劳工。

杰济拉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农民必须恪

守某些契约条款才能拥有土地，这不是异乎寻常的事。在以

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里，最好的方针可能是，首先建立自愿

服务网，然后在多数农民习惯于中心机构管理体制时把这种

服务从自愿的变成强制性的（强迫使用经过改良的种籽，强

迫进行集体销售，强迫土壤保持）。此时，强迫持不同意见的

少数人这样做在总体上就不会失去农民的支持。

在当代的文献中十分强调农业组织的问题，这里不妨唱

点反调。农民应以得到保障和受到激励为条件来拥有土地，这

在任何地方都是最重要的；同时有适当机构提供基金也是最

重要的。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在当前的讨论中对其他制度问

题，特别是分散耕作、土地大小以及销售等问题强调得太多；

而对提高效率的其他手段，特别是水源，改良种籽的种籽农

场，肥料和农业推广服务等强调得太少。人们从很大一部分讨论中得到的印象是：若不在乡村进行广泛的制度上的改革，

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办法就不多了。情况并不是这样。日本典

型的农场仍然只有两三英亩大，然而每英亩的产量却为亚洲

其他地区的两三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30年里，日本

的亩产增加了近50％，而到30年代中期在农场规模没有重

大改变的情况下，产量却翻了一番。不发达国家农业迅速发

展的秘密，主要在于农业推广工作，肥料、新种子、农药和

水的供应，而不在于改变农场的大小、采用机器耕作或者在

买卖过程中摆脱中间人的盘剥（无论如何，扩大农场规模和

使用机器的政策对于人口过密的国家来说是令人怀疑的）。在

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但不是所有国家），现行的制度十分适合

于通过引进经过改进的技术来大大提高生产率。实际上在绝

大多数这类国家中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大希望在于它们落后的

农业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使产量大幅度提高。我们将在第

四章里讨论这些问题。

（五）　家庭手工业

每个社会都有一部分居民，作为独立的生产者，专门生

产制成品。这一部分人所占的比例，哪怕是在最贫穷国家的

经济中也很少低于5％，除非那里的经济依赖外贸的程度很

高。这些手工业者从事的职业首先是织布，布在任何地方都

是人类仅次于食品的第二需要，可能还有一些人是木材、皮

革、金属、编织、陶器等行业的工人。有些制品可能是供王

公贵族或富人使用的精美工艺品，但是多数则是为普通人使

用的一般制品。

在工业制度的发源地西欧，工厂制度有时候脱胎于家庭

手工业。手工业有时成了技能的源泉。家庭或“分散在家庭

加工”的制度有时成为个体作坊和工厂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有时工厂使用机器，使老技术变得

过时。工厂主有时故意到那些他们可以避免与手艺有关的高

工资或限制性做法的地方去招收工人。作坊不一定发展成为

工厂，新工厂经常向老作坊挑战，把它完全挤垮。

许多人急于保存独立的手工业工人，不使他们被现代化

工厂毁掉，原因同他们喜欢小规模所有制，而不喜欢大规模

耕作制是一样的。从经济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两者存在的

条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说，工业同农业一样，有

些技术条件只适合大规模操作。除此之外，小规模操作的存

在，也取决于在生产者的周围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大规模运

转的服务网。不论我们感兴趣的是农业、工业、采矿业、交

通运输业还是零售业，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领域为小型企业

提供更多的活动余地，此外，即使在这些领域里，小企业的

成功也有赖于销售、信贷、研究和教育的适当组织，而所有

这些活动通常都需要大规模进行。

首先，家庭手工业由于是一种非全日性职业，大概最富

有生命力。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只在一年当中的一部分时间终

日忙于农业。他们如果用一年的其余时间在自己家里主要为

自己生产一些物品，他们产品的成本，从上述供选择的方案

来看，是十分低廉的，因此他们能够经得住非常激烈的竞争。

实际上，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大部分是由整天劳动的专业人

员

生产的，而不是由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在业余时间生产的。但是从事乡村改革运动的一些社会工作者仍在劝说农妇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

所有手工业生产，同工厂生产相比，都具有这样一种优

越性：它节省了两个难得的因素，一是资本，一是管理技能。

在不发达国家里，资本是十分缺乏的，所以那些与土地和其

他资源相比，劳力资源充足的国家，发展一种使用劳动力而

不是资本的生产方法是明智的。工厂生产也需要大量的管理

技术人才，担任领班、工程师、会计师等职，而这种技术人

才也很不足。工厂生产的这些不利条件可以靠机器生产的优

越性予以弥补。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劳动的质量方

面，而且表现在所需劳动力的数量方面。优质表现在产品必

须标准化，尺寸、形状或式样必须做得精确。机器往往要比

人的手和眼睛精确，在这种工作中，机器很快地取代了手工

工人。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精确的问题，那么竞争主要

表现在劳动力成本上。从这种相对意义上说，一些机器的生

产率比另一些机器高得多。因此，工厂里用来织布的织机同

家庭使用的织机本质上无多大区别，但是，工厂用来纺纱的

机器却比家庭使用的手摇纺车产量高得多。因此纺纱被工厂

取代之后很久，家庭织布仍是经济合算的。

在没有大批量标准化要求的行业里，小规模生产，不管

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小作坊里，都是最富有生命力的。一旦有

着大批量的需求，发明高度专门化机器来承担这个工作就有

利可图，因而，最小单位的生产方式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此

外，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如果标准化成了交易的一个条

件的话，手工业工人同机器相比则是处于劣势，这或者因为他不能精确地控制他自己的产出，或者因为难以使别的手工业工人制作同他本人制做的一模一样的产品以便集中起来大

量出售。那些试图在英国或美国市场上销售手工业品的人们

已经发现，没有标准化成了销售这种产品的一个障碍。在小

量购置商品的地方，在具有没有两件产品完全一样这种优势

的地方，这类产品存在的机会最大。因此个体生产的领域十

分狭窄。纺织、木雕和贵重金属的艺术品还有发展余地，但

是必须预料到，对纺织品，鞋袜和金属制品的大量需求将转

向工厂生产。

其次小型工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它的技术的改进。人们

使用的工具往往几个世纪没有变样，鉴于现代的经验，有可

能大大改良工具，而不改变手工艺人所需要的基本技能。正

如在小规模农业中，一个政府研究机构完全可以进行改良技

术的试验，为在生产者中间传播新知识提供咨询服务；同样，

在小型工业里也是如此，只要有机构负责进行试验以改进手

工艺人的工具和技术，负责在这些人中间传播知识，这种工

业的效率和生存的前景都会大大提高。技术的改进并不限于

设备，也可以向手工艺人介绍采用更好的材料，比如进行染

色，用更好的办法来试验他的材料，或者保证提高精确性和

标准化。当然，迄今最伟大的技术革命是给手工艺人的工具

装上小的电动机，并接上电源；单单这一项革新便可使每人

的产量成倍增加。但是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给许多村庄

都通上电还根本谈不上。

下面谈谈销售和资金组织问题。手工艺人无力储存大量材料，也不能生产制成品储存起来。如果他只是根据顾主的定货生产，他可能经常断断续续地失业。如在手工艺人和最终消费者之间有一个中间人，这样组织生产最经济。中间人可以储存货物；在商店里安排大型的展览以扩大市场；如果市场需要标准化的产品，可以安排几个手工艺人生产相同的物品；如果这种物品本身适合专业分工和集中装配，他可以安排不同的手工艺人生产各种部件然后进行组装。这类工作经常是由私人中间商来进行的，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中间人可以使手工艺人负债来利用他们。所以，各国政府现在都在建立机构来行使这种职能，这种机构有时也行使研究新技术和提供咨询的职能。印度尼西亚大概收效最大。在那里，历届政府都做出重大努力，通过专门机构来改善和组织手工业。

印度尼西亚善于改组老行业，而日本却善于在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组织新的行业。日本在组织这种新行业时实际上没有得到政府多大帮助。在日本，“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似乎已经根深蒂固，由私商向手工艺人提供在家里或者在小作坊里干活的原材料。这种制度特别有名是因为它已扩展到了一种商品必须分几个部分制作的行业；把各部分分给个别手工艺人或小作坊按详细说明进行加工，然后在中心工厂进行组装。所以，今天日本手工艺人制作的许多商品是他们的先辈闻所未闻的。小规模生产得以保存下来有赖于这类企业的继续存在，把新商品纳入这种制度的范畴。小型工业若是仅仅依靠陈旧的老式产品，它必定衰落下去，因为大多数这类产品迟早会纳入工厂生产。

上面我们所谈的措施，都是为了使家庭手工业更加有效，而不是为了保护这类工业不受工厂的竞争。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使家庭手工业在经济上能与工厂工业竞争，它就能存在下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需要有一项系统的技术研究计划，改进原料，筹措资本和做出优异的市场销售安排。至于保护家庭手工业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着手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值得考虑的。

这个问题只对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才有意义，在那里人们由于缺少土地或资本来源不能充分就业。因此有人说，在家庭手工业中使用劳动力的实际成本等于零，而工厂生产则要动用稀有的资本和管理技术。假如家庭手工业工人不论能够得到多少货币收入都愿意干活，哪怕是很低的收入，那么在价格基础上的竞争将会产生合适的结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坚持非要得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不可，他们索取的价格也许会超出实际社会成本。所以，无论货币成本差别多大，实际成本的差距是有利于家庭手工业的。这样一种说法显然不适用于劳动力比较缺乏的国家。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它也是指亚洲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而不是指非洲和拉丁美洲。

现在我们来研究这种说法在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是否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数字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有100名家庭手工业工人进行生产。再假设大型工业有10个人连续地制造、维修和更换机器，30个人在工厂里使用机器，就能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还要把投入的资本的利息打入成本，但是这不属于本段的论点）。那么，如果需求相同，建立工厂就意味着40人可以作以前100人所作的工作，60人将会陷入贫困境地。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需求相同这一假设。如果相反，需求量增加60％，那么若40人在工厂工作，60人在家庭手工业中劳动，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如果需求量增加150％，那么每个人都在工厂有工作可做。所以关于家庭手工业的论点仅仅是关于技术进步的整个论点的一部分。如果生产率比需求量提高得快，则会出现失业现象；反之如果需求量的增加速度快于生产率，那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增加就业人数。

需要注意的是在采取提高制造业（不管是家庭手工业还是工厂）生产率的措施的同时，必须采取增加制成品的需求量的措施。这种需求量仅仅有一小部分来自工业生产者本身，他们只占这类国家居民的一小部分。需求量的大部分来自其他各阶级，其中农民的需求量最大。如把资本投放在发展制造业，而国家的农业仍处于停滞状态，结果肯定是制造部门困难重重，因为工厂和家庭手工业的工人都将竞相争夺有限的需求量。但是如果均衡地发展，农民的生产率迅速提高，对制成品的需求量也相应地增加，那么对工业进行投资就会大有余地。此外，在人口过多的国家，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制成品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多数发展问题的奥秘在于各个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论述这个问题［第五章第三节（二），第六章第二节（一），第七章第一节（二）］。

叙述了上述种种问题以后，情况仍然是，在拥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把资本用于发展运输和其他公用事业，灌溉系统和其他农业必要设施，以及大规模生产最有利的各种制造业——尤其是金属、化学、工程、建筑材料——比较有利，而把资本投放到用家庭手工业工人可以制造得相当好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行业，尤其是纺织业，就不是那么有利。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如果情况发展了，对家庭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很快会赶上供应量，于是工厂就有了发展的余地，而不致造成大批人失业。与此同时，在家庭手工业生产最能坚持的领域兴建工厂在批准时是否应该加以限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取决于价格机制反映实际社会成本的效率如何，也取决于人们对于某个国家批准方式抱有多大的信心。暂时保护某些家庭手工业有其经济上的理由，这是一种防止资本浪费的措施，但是并不是所有经济理由都值得政府给予支持。

第五节　制度的变化

（一）　变化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从社会制度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角

度探讨了社会制度问题。下面让我们来探讨制度如何变化以

及这种变化是否符合事先确定的路线。

或许最好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自己，经济的变化并不完

全产生于制度的变化。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于资本形成的增加，

新技术知识的应用，或者不是源于制度变化的其它因素。说

明这一点的一个明显的例证产生于外国人带来新知识或者新

资本的时候。源于这些因素之一的增长差不多肯定会造成制

度的变化。相反，制度的变化可能不是产生于经济的变化，比如由宗教、政治或自然动乱造成的变化——认为一切社会动乱都是经济问题引起的观点等于是说，唯有经济利益才是人

的动力，这显然是错误的。本节仅限于探讨制度变化的性质、

原因和影响；但是，这不是说这是经济变化的主要的或唯一

的原因。

我们在考查了制度和经济增长的一致性之后得出如下结

论：制度促进增长取决于制度使报酬和努力联系在一起的程

度；取决于它们允许专业分工和进行贸易的范围；取决于准

许找出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现在，不同国家的制度在这

些方面是大有差异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无时不在发生变

化，纵然有的快些，有的慢些，这些制度可能正以有利于增

长的方式发生变化，但也可能正以限制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大概是它

们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人们一旦有可能抓住经济机会，便

会出现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制度就要适应形势，以便保护

积极性和促进贸易。反之，如果机会减少，增长也会下降，制

度便开始朝着停滞方向调整。例如，假设在一个社会发现了

黄金，那里所有的制度都不利于经济增长——那里只有原始

的财产概念，家家都自给自足，除非经过最严格的许可（这

是很少见的），不能开展新的活动。然后再假设有些人——不

论他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获得特许来开采金矿、雇用劳

工并且从海外进口材料和参谋人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底改

革制度所需的。家庭将不再自给自足，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额将有巨大的增长，财产关系将变得微妙而复杂，等等。假

使人们有可能抓住机会，他们就会在适当时候相应地改变他们所有的制度。

因此可以说，变化越多，越强劲。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制

度将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加强促使

经济增长的力量。反之，如果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制度将

会变得不那么有利于增长；垄断比较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并比

较易于维护，家庭变得更加自给自足，纵向流动减少，社会

地位将会在经济上起更大作用，甚至达到走向封建主义的地

步。

存在这些累积过程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种社会制度

得以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取决于它是否方便，取决于人们

是否认为它公正，取决于效力。如果开始出现增长，所有这

些因素将渐渐消失。这种制度将不再为人们提供方便，因为

它妨碍经济取得进步的机会。于是人们将不再信赖它。以往

用各种教条为其辩护的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其他哲学家

开始反对旧教条，并以比较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新教条来

取代旧教条。政治力量对比亦随之发生变化。因为新人是靠

着经济增长而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他们向老的统治阶级挑战，

缓慢地或者以比较激进的方式获得政权，并支持新制度而不

是支持旧制度。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它无疑会削弱旧制度，并

建立比较适应进一步增长的新制度。同样，一旦增长停止下

来，适应经济不断增长的制度便不再适宜了。人们也不再相

信这种制度；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会转而反对这

种制度，主张维持现状的有权势的集团就能进行不利于经济

增长的变化。

如果这种变化不是源于经济机会，而是始于制度本身，那么这些累积的力量将会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因为在那时，人们变得比较愿意或者更有可能去抓住机会这一事实，本身便会创造或者显示有待抓住的新机会，同时新机会的涌现反过来将支持信仰和制度的变化，正是由于经济机会及信仰和制度彼此累积的这种相互影响，要指出变化的“基本”原因

通常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很难说在13世纪到16世纪的西

欧到底是经济机会日益增多使神学发生变化，最终分成宗教

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呢；还是日益变化的神学观念允许人们利

用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的机会？所有这些问题往往是

无法解答的。

使制度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情况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完备的。变化是在信仰和关

系网络的某一点上开始发生的，然后从那里向外扩展。结果，

文化方面的一些信仰或习惯产生了彻底的变化，而其他信仰

或习惯却丝毫未变。新的和旧的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

而且比例也很不相称，各个社会之间大不相同。转变永远是

不完全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彼此迥然

不同的原因。它们保留资本主义前的观念的比例不同，在亲

属关系的亲密程度、机会均等、对待私人企业的态度、对待

私人财富的态度等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一个仅在最近几

十年里才加速增长的社会，始终显示出许多不协调的东西。人

们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自己适应货币经济，学会利用以

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种种机会，以及学会在他们得到钱财

以后怎样去花钱和存钱。他们需要一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才

能建立起来的新型道德观，因为他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根据地位确定义务的社会里，而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在这种

社会里，义务是根据合同确定的，一般说来是根据没有任何

亲属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确定的。因而，一个迄今一直极其

诚实的社会可能会变得极不诚实，直至人们懂得，为了履行

以钱来表示的合同，对一个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都必须诚实

地提供劳务或货物方面的服务。还必须有新的价值观；人们

不再尊重原来优越的地位；首领、叔伯祖父和长者不再得到

人们自动的服从。领导力量可能转向其他方面，新的领导人

要得到或者应该得到像对老领导那样的尊敬恐怕要过很长的

时间。旧道德的没落是经济变革中的一个比较痛苦的方面，这

也就是为什么道德家和人类学家通常反对变革，或是至少反

对迅速变革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迅速变革会促使老

的信仰和制度解体，其速度要比建立取代它们的新的信仰和

制度的速度来得快。现在另一个引起人们很大注意的不协调

的例子是，经济增长开始后不久出现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

不平衡，造成人口增加（当经济衰退伴有人口下降时同样是

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出生率和死亡率均

高，两者大致相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死亡率开始下降；起

初仅仅是因为通讯联络的发展和贸易额的增长使得局部的饥

荒得到控制，以后是因为公共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死

亡率下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出生率才开始下降。在此期间，

人口可能会在30年至60年内翻一番。一段时间以后，人们

才认识到，如果他们要控制死亡率，他们也必须控制出生率

（我们将在第六章再论述这个题目）。

面对变化的不协调现象，许多人在问是否能以“平衡”的方式，即防止某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变得快来对社会变革进行调节。答案看来是，这是不可能的。一种文化的众多方面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以同样比例发生变化。一些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比别的方面大，于是便发生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拉着别的方面一起变化，我们不可能总是预计到什么先变化，因为这在各个社会因其历史和传统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同样不可能预计到文化的哪些方面会被拉着一起变化，或者以什么比例变化。防止变化不平衡的唯一办法就是防止一切变化，但这是谁也无法办到的。

当然，虽然我们不能预见因任何特定事件而产生的所有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对变化的进程施加任何影响。例如，我们知道，工业化过去曾在许多国家造成城市贫民窟；但是我们也知道，如若采用适当的城市规划措施，实行工业化而不产生贫民窟也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在其他一些地方，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大批劳动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然后又倒流回去；我们知道，这种现象也是能够控制和杜绝的〔第四章第三节（三）〕。更加难以预测的是，人们对下列问题的态度会有什么变化，比如家庭关系，对待部族权威的尊重，宗教仪式或者合同义务的神圣性。一些人担心的是，旧的道德价值观随着经济增长的新酒倒入社会稳定的旧瓶而化为乌有。旧的关系瓦解到何种地步大概部分地取决于发展是如何主持的。如果这种发展是由蔑视老的政治，宗教和家族领导人的外国资本家和政府主持的，那么这种发展将会比由已经确立的领导人主持的发展更加迅速和有效地破坏现行权力结构。有时有人说，日本人改造西方资本主义，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这是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是令人怀疑的。事实是，日本业已存在的领导集团主持的资本主义，使新的方式和旧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减至最低限度。当经济增长从阶级意义上讲最少革命性时，亦即当新的企业领导人得到老的政界、宗教界和社会领导阶层承认和赞助时，从它对人的态度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来说，它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也最少。这也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对经济

增长的反应的巨大差别之所在。在亚洲，旧的宗教和政治制

度要比非洲稳固，没有为西方的影响所彻底摧毁。而在非洲，

欧洲的资本家和政府对既定惯例、宗教和生活方式，只要它

们与欧洲人的利益相悖，就采取反对的行动或者采取蔑视的

态度，其结果则是更大范围的土崩瓦解。

制度一旦开始发生变化，就会越变越厉害。旧的信仰和关系改变了，新的信仰和制度渐渐变得相互一致起来，并朝着同一方向进一步变化。尽管这样，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经济增长一旦开始，会永远继续下去；经济衰退一旦开始，便永远制止不了。

首先，一切增长往往有其规律性，这就是说，它开始时

缓慢，逐渐加速，然后又放慢下来。这是因为刺激增长的每

个因素最终都会接近极限。可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当

收音机问世时，公众并不了解它们可能的用途，疑心重重；最

初只销售几台，可是收音机逐渐变得很受欢迎，很快就像热

饼一样抢手。但是在每家都有一台收音机时，销售额差不多

便到了极限。一旦到了这个极限，销售额的增长率便陡然下

降。第二年销售额可能增加一倍，第三年增加两倍，第四年增加三倍，但是不能永远每年都增加一倍，因为根本没有那

样多的人。制度的变化也是这样。当提出某种新的原则时，它

首先遭到反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原则会受到欢迎，

人们开始热情地将其应用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去。但是

必定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届时这个原则垄断了几乎能应

用的一切有关领域。经济增长是对连续不断的刺激的反应，而

每个刺激最终会达到极限。因此，持续稳定的增长只有偶然

在新刺激的产生始终正好接上旧刺激的消失的情况下才有可

能。实际上，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好的情况不是一种稳定的增

长率，而是由相对平静时期分隔开的连续的增长高潮。

但是，经验表明，即使是有节奏的增长也可能会终止。有

些社会表明，在经济出现强有力的增长之后会出现停滞和下

降——甚至下降到一无所剩的地步。增长之后可能呈现停滞，

正像停滞之后可能出现增长一样。历史上也有增长加速和减

速的转折点。对动态进程所进行的各项调查表明，人们最感

兴趣的是转折点。因为紧接转折点之后出现的累积过程是比

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研究这些转折点给予极大

的注意。

让我们先来谈谈加速问题。我们业已阐明，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抓住机会。因此，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产生了新的机会，或者是由于制度的变化使人们现在可以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由于上述两个原因。

新的机会也许是多种多样的。新的发明可能会创造新的商品，或者降低生产老商品的成本。新的公路，新的海上航线或者交通运输方面的其他改善都可能为开拓贸易创造新的机会。战争或通货膨胀可能造成新的需求。外国人可能来到一个国家，开展新的贸易，投资新的资本，或者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样一些新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现行制度之外的。情况未必完全如此，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里研究制度对于创造发明率或外国资本流入数量等问题的影响。然而由于这些问题不是有赖于一国的制度，所以可能出现更多的机会，其原因与制度的变化无关，而机会的增多将会引起制度的变化。

也有可能在基本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发生变化，使行动自由增大。一种可能的、但是不常见的情况是，统治者改变主意，准许人民以先前严禁的方式进行活动。较为可能的情况是，国家受到某种冲击，诸如发生战争、饥荒、飓风、地震、瘟疫或其他灾难之后政权发生变化。这样的冲击有时会削弱喜欢保持现状的统治集团的控制，从而使权力落入锐意变革的人的手中。

因此，经济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创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机会；或许是由于制度发生了变化，为抓住机会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实际上，加速增长的转折点通常同这两种变化都有关。经济状况已变得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大概是因为外贸的机会越来越多，而这又加强了那些希望朝着允许扩大自由的方向进行制度改革的人的力量。

革新者始终是少数。新思想最初总是由一、两个人或极少数人付诸实施的，不管是技术方面的新思想、还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商品或其它新生事物都是如此。这些新思想也许会很快就被其余的人所接受。然而更可能的是它们遭到怀疑和不信任，因此，即使有所进展，最初的进展也只能是很缓慢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新思想被认为是成功的，那时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此，经常有人说，改革是精英们的事，或者说，改革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某个社会领导人的素质。如果这种说法的含义仅仅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是革新者，而只是仿效别人所做的事情，那么，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然而，如果认为这种说法的含义是所有这些新思想均为某个具体的阶级或集团所掌握，那就多少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每个革新者都是单个的人，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也许是先进的，然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又是同样反动的；他们同其他革新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是在阶级和亲属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都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有时有这样一种情况：革新者形成一个单独的群体，或者至少不得不成为一个意识到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因为他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障碍使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进行自卫或发起进攻。新思想最初并不是在任何一个阶级中产生的，但是，提倡者们很可能会发现，由于社会对他们的革新所进行的抵制，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

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比较富有成效的观察结果之一是概

括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转折时刻进行改革时起最重要作用的

是“新人”。这意味着，在那些抓住新机会或实行增加行动自

由的制度改革的人中，很少发现是过去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

态时的统治阶级。首先，统治阶级通常满足于现状；他们不

需要寻找新机会。只有那些对现行制度感到失望的人才寻找

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实现他们的抱负的其它途径。同时，提倡改革的人既不是居于社会结构最上层的人物，也不是处于底

层的人。处于底层的人可能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种姓制度中

受煎熬，没有能力去抓住新机会；或者说他们可能太穷，太

缺乏教育，缺乏勇气和传统的进取心。因此，新人来自社会

的中间阶级，也许十分接近上层，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一

定的个人自由和一定的活动传统。在日本，1868年出现的那

批新人就居于贵族中比较下层的人物，他们对失去过去的特

权感到恼火。在西欧，13世纪和14世纪出现的新人过去是农

奴或他们的后裔，这些人逃到城市后得到了保护。在非洲，新

人是失去了部落特征的人，这些人接受过一点西方的教育，他

们再也无法适应部落的老模式。不用说，这种概括并非是一

成不变的，在这些新人中也许有一、两名过去的贵族，也许

还有一、两人来自最底层阶级，因为阶级状况始终会有个别

的例外。这种概括只是说绝大多数新人将来自中间阶层。

其次，新机会也许会对现在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提出

挑战。它们可能会改变土地的价值，土地是统治阶级财富的

基础。新机会也许会对农奴制或奴隶制提出挑战，或者可能

通过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把工资提高到使统治阶级感到难堪

的程度。因此，统治阶级将对新机会持敌对态度，有可能出

现一场权力之争，甚至发展到内战的程度。另一种可能是，新

机会并没有在经济上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这是从减少他们

财富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但是，最终将在政治上对他们构成

威胁，也就是说，随着这些新人逐渐富有起来，他们将要求

享有同样的威望和同等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

取得妥协，因为统治阶级可能仿效那些新人利用新机会（例如，想一想过去拥有土地的贵族在英国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统治阶级还可以用通婚或使一些新人

变成贵族的办法同意把一些新人拉进他们的行列。因此，新

机会的出现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一场内战；但是，也

可以在经过不是那么激烈和残酷的斗争之后达成妥协来实

现。

“辉格党”历史学家往往突出革命在实现变革中的作用，

而“托利党”历史学家却贬低革命的作用。辉格党认为，看

来变革的高潮必然是革命——就像鸡蛋破裂孵出小鸡或蝶蛹

破裂飞出蝴蝶一样。另方面，托利党指出，许多根本性改革

是在没有爆发内战的情况下实现的。老的统治阶级可能采纳

新思想，因此可能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者他们可

能同新人妥协，把新人纳入老的统治阶级的行列。如果发生

革命，那也要在新人崭露头角以后很久——也许要过好几个

世纪——才会出现；因为只有当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取得

了极大的成功和牢牢地站住脚跟以致能控制足够的武装部队

来反对和击败政府时才能发生革命。到这个时候，他们谋求

的绝大部分权利早就得到了。然而，这些说法是言过其实了。

这些说法完全适用于英国内战、法国革命或者美国北方和南

方之间的独立战争，因为无论如何这些革命所确立的观点即

使在未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可能已被接

受。但是，它们却不适用于海地革命、日本的维新、中国革

命、俄国革命以及20世纪欧洲和拉美相继发生的使独裁者掌

权的起义。有些革命也许是“不必要的”，因此历史似乎顺应

了它们的潮流；但是，另一些革命是同过去彻底决裂，甚至扭转了过去的趋势。

另一种观点认为，市民在使经济加速增长方面始终起着

决定性作用。市民对改革所作的贡献很可能比乡下人所作的

贡献大，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在生物学上比别人优越，而是由

于环境或机会的缘故，这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在

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欧洲由城市带头掀起了争取扩大

经济自由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市民之所以在组织大多数政

治运动的过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不管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争

取扩大自由还是相反，是因为通常是由城市进行治理的，而

这对那些政治上有抱负的人具有吸引力。市民在促进贸易、制

造业和在当前促进发明方面起带头作用是很自然的事情；在

近几十年的科学革命之前，发展农业技术主要依靠乡下人也

是很自然的。另外还据说城市的气氛对于采取有助于经济增

长的态度和观点比较有利。大批的人聚集到城市，为了生存

而展开竞争，这一事实削弱了亲属关系和对地位的过分尊重；

促使建立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经济关系，只要机会合适就愿

意做生意；而且使人们增长才智。诚然在这些方面和其他一

些方面，人们也许应该对商业城市和军事、教堂或政治城市

加以区别。此外，城市里文娱活动丰富多采，这意味着花钱

的机会实际上是无限的，财富往往使人们得到同出身一样的

威望，奋斗精神受到了激励。另外还据说，市民比乡下人思

想开放，不那么迷信，因此更能从事那种最终能使技术得到

改进的科学研究工作。乡下人对自然的力量印象很深，因为

自然界的旱灾、水灾、风暴、庄稼的传染病和其它一些表现

自然力量的灾害经常使他种的庄稼颗粒无收。另一方面，城市的建设者却充分掌握了自然界的秘密，能够筑起高大的建

筑物，把水蓄进大水库，把它输送到他需要的地方，还能把

天上的电用来为自己服务，等等。因此，市民比较容易相信：

人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一切，只要他做出了足够的努力。毫无

疑问，市民的态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乡下人，这仅仅是因为

城市使大批人聚集在一起。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有些结果特

别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城市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转折

关头也起了作用。因为城市是暴民的场所，这些暴民既可投

入解放运动，也可把暴君推上权力的宝座，从而减少经济自

由发展的机会。另外，城市还是垄断组织——商人协会、行

会、工人联合会——的所在地。这些垄断组织的目的在于限

制机会和排斥新人。城市在限制家庭规模方面起带头作用，这

对增加人均收入有时能起到好的作用，有时起坏作用。城市

在减少工作量、使人们对工作感到枯燥和不满，而不是尽最

大努力去干好自己的工作的运动中也起带头作用。因此，如

果可以说城市引导经济摆脱停滞进入增长，那么同样可以说

城市引导经济从增长转入停滞。

另一种多少有点对立的观点预料，经济“边界”一带经

济的增长势头最强劲。很难给这种“边界”下一个定义：它

既包含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一个国家商业首都的地方的概念，

又包含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疆界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某个人

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边界可望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是因

为定居的机会吸引着移民，另一方面还因为它们远离首都，不

易受法律、习惯或有组织的集团所施加的压力的控制。因此，

它们的制度是自由的，容易适应环境，机会和自由的这种结合把一些精力充沛的人从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吸引来了。因

为这些人觉得自己在比较保守的条件下无法施展才华。这种

概括在历史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一个国家有

丰富的资源，不管是否在边疆地区，它就会吸引移民；如果

一个国家吸引了大量移民，它的社会制度将是灵活的。随着

它的资源开始耗尽，或它的所有土地都已耕种，或它特有的

优势被削弱，那么移民就会减少，它的社会制度就会趋向于

比较稳定。这些似乎是事实。但是没有特殊的理由把这些情

况同边疆联系起来。边疆地区有时有吸引人的资源，有时没

有。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在其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拥有这个意义

上的边界，但是，这种边界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发挥重

要作用的情况却是极其罕见的。

有人认为，从两个国家或两种文化的会合点这个一般政

治或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边界是重要的，这种观点有说服力

得多。这是因为外国人通常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靠国内的

发展来加速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似乎在五千年前肥沃的新月

地带，在中国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发生过。大部分其

它国家的经济加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外国的接

触。外国人带来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新概念，这些新概

念向既定模式提出挑战，并削弱对它们的道德规范的信任。外

国人还带来了发展贸易或就业的新机会。外国人可能还起到

使现有的统治阶级放松控制的作用，使新人有机会在经济上

大显身手或在政治上发动改变。外国人可以用战争恐吓，或

者发动战争，或征服那个国家，或者甚至把现有的统治阶级赶下台等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征服者的做法各不相同，这就可能使改革的前景截然不同。有些征服者同现有的统治者

实现和解，并支持这些统治者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集团；而

另一些征服者却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推翻统治阶级。最近几

个世纪的情况表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这方面的做法存在着

有趣的差异。在印度以及在非洲那些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的地

区，如尼日利亚北部，英国人习惯于支持统治阶级，而同新

人的关系始终很糟，因此，新人们就把帝国主义同反动和停

滞等同起来——这种等同肯定并不符合整个帝国主义的实际

情况。另一方面，法国人却相信同新人实现和解，甚至试图

把非洲人或亚洲人变成法国人，把他们作为法国帝国制度的

一部分，甚至让他们担任最高级的职务。然而，决不要以为

我们强调征服者，因为无论是否发生战争，外国商人也起到

同样重要或更加重要的作用。

外国的影响还起一种间接的作用，也就是说促使民族主

义情绪的增长，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当今往往对经济的发展产

生重大的影响。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使我们联想到现在处于

或最近一直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决

不只限于这样一些国家。当今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都怨

恨他们自己落后，因此渴望促进经济增长，由于落后纯粹是

一个相对的字眼，希望自己的国家经济的增长不落后于其它

国家的那种愿望，在像英国和中国这样极不相同的国家的经

济政策中都在起作用。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情况

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参加政治活动的“新人”和参加经济活动的“新人”不是同一批人，他们未必出身于同一阶级，并不总是互相同情。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都赞

成经济增长，其中有些人，如甘地，就反对“西方主义”，相

反希望恢复过去的一套。然而，这些人在民族主义领导人中

属于少数。其次，参加经济活动的许多新人是外国人，因此，

遭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怀疑和厌恶，这些领导人不是对他们

进行鼓励，而是为他们设置障碍。第三，许多民族主义领导

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因此，他们甚至对本国的资产阶级都

表示怀疑，想限制他们的活动。但是，民族主义政府仍然倾

向于使他们国家的经济实现“现代化”；其中有些政府扩大教

育设施，或者保护农民不致受到贪得无厌的地主的剥削，或

者着手在公路、水利或其它公共服务方面实行积累资本的计

划或者同社会等级制度和妨碍纵向流动的其它障碍作斗争，

或者削弱迷信的教士的权力，或者采取其它手段来设法促进

改革。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它的基础往往是在

大批暴民中间煽起嫉妒和憎恨情绪；但是，民族主义有时也

是建设性的力量，它正在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方

面发挥其作用。

这使我们又回到前面谈过的一点上来了，那就是：经济

增长不仅靠个人的活动，还靠政府采取的行动。因此，经济

加速增长的转折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某一群人——如民族

主义者——掌权联系起来，这些人决心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积极的措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

这些问题，新的私人企业家首先崛起，然后夺取国家，以此

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然而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新的私人企业家和国家的新主人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这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先于对方出现；他们可能彼此采取敌视

或冷淡的态度。如果政府有决心和明智的话，它就能为促进

经济增长做很多事情，无论是改善公共服务、发展教育、改

革制度、鼓励新兴工业，还是开拓新技术。我们将在最后一

章再来论述这些问题。

下面我们接着研究一下标志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转折

点。在此，我们再次对由于机会减少而造成的速度减慢和在

经济机会并没有减少的情况下由于进行限制行动自由的制度

改革而造成的增长速度减慢加以区别。机会的减少很可能造

成不利的制度改革，但是，我们想把这种情况同由于制度的

演变而不是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的制度变化加以区

别。

经济条件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不利的变化。自然

资源可能耗尽，或者人口增长可能过多或过少。有些资源比

较丰富的国家可能发展成国际贸易中强有力的竞争者。资本

或人才可能大量流向新的发展中国家。还可能出现自然灾害

——例如地震或飓风，战争也可能起到类似的作用。有些人

认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能发生不利的变化，原因

是优等类型移居国外，或者不利的类型由他国移入，或者还

由于优等类型与劣等类型通婚使优等类型不再成为优等，但

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得不够多，不知道对这种看法应该

给予多大的重视。还有一些人认为，存在着一些朝着经济停

滞的方向发展的自然趋势，这种停滞同人们富裕后如何花钱

有关；有些人说他们花钱太多，另一些人说他们节蓄过多，或者用来修筑坟墓和纪念碑的钱太多，或者贪得无厌的官僚阶层膨胀，等等。我们将在以后几章里研究这些问题。一方面

从这些问题是否不可避免的角度，另方面从它们可能产生什

么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目前，我们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

足够了，那就是：经济可能由于这些原因中的某个原因而下

降，而且过去就常出现这种下降的现象。

我们目前感兴趣的是探讨仅仅由于制度改革而引起的经

济下降，而不是由于前一段中所提到的那些问题中的任何一

个问题所引起的经济下降。由于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报酬之

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或者由于进行贸易的渠道受到越来越大

的限制，或者由于对经济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就有可能出

现经济下降。总有人希望这样的情况进一步发展。有些人通

过多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得益，如地主和想当农奴主或奴隶

主的人。这种人夺取政权甚至通过发动反革命来夺取政权，并

利用所夺取的政权来恢复经济剥削并不是不可能的。还有一

些人希望保持凭出身的贵族制，他们对旨在扩大机会均等的

措施如累进税、免费教育和遗产税感到深恶痛疾；这些人也

有可能掌权。还有一些想当垄断者的人，凡是其利益受到竞

争损害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垄断者；这几乎是指每一个人，因

为竞争将损害我们作为生产者的资格，只有在我们作为他人

产品的消费者时才使我们受益，因此，无论是政治上的左派

还是右派在限制竞争、贸易、改革和增长方面可能很容易找

到共同基础。最后，还有一批计划制定者，他们无论是左派

还是右派，都不喜欢经济自由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他们可能

成功地使管理人员、工人和控制资源的人受到条例的广泛制约，因而使改革的速度放慢。经济一旦开始增长，决非必然会持续增长下去。

必须强调指出：制度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技

术或其它物质条件的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固然常常促使制

度的相应变化，但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物质条件

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制度可能会自行发生变化。因此

不能把海地革命归因于技术或环境的变化。海地革命摧毁了

在奴隶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繁荣，使该国变得贫穷和自由。由

于过分强调经济趋势具有支配政治和其它社会信念和社会关

系的威力，从而出现了相反的观点。经济趋势可能有助于形

成这种或那种行动方针，但是，政治倾向，或社会态度的倾

向、或习惯和禁忌的倾向则可能完全相反。繁荣的经济可能

仅仅因为人们采取与经济发展不一致的习惯或信仰或者因为

推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的人掌权而被摧毁。

一个社会是否允许某些集团利用政权来达到限制经济发

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

受过多少教育。如果有足够的人重视自由经济并且时刻注意

保持这种经济的话，经济将继续保持自由。要说明为什么有

些民族比别的民族容易取得和维护自由，就需要作长期的调

查，很可能得不出最后的结论。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说

明下面这一点也就够了，即有些社会具有自由的历史和传统，

而另一些民族具有长期的独裁统治的历史和传统。一个有长

期自由传统的国家必定会时刻注意保持它的制度的自由，如

果它们屈从，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它们一定是遇到了严重的

问题，如战争或经济资源减少，从而动摇了对自由的信心。而长期来制度不自由的国家发现很难赢得和保住自由。

历史和传统的这些差异有时可用某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

置来加以解释。因为正如外国的影响在帮助经济开始增长方

面起到重大作用一样，外国的影响在帮助避免经济下降方面

也起到重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容易进入的话，它最有可

能保持自由制度。因为那样的话，社会结构就不容易僵化。就

可以进行人员、商品和思想的交流。新机会造就新的富翁和

新的穷人，保持着社会的纵向流动。新思想使比较灰色的迷

信思想无法立足。经常同生人接触使人们必须根据他们的长

处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地位来看待他们，等等。与外界接触并

不能确保自由；甚至还可能增加被外国征服的危险性。但是，

这却使自由的敌人比较难以占上风，甚至外国征服者都有可

能认为不妨碍经济的增长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二）　变化的周期

本章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制度问题，也就是说通

过使努力和报酬相联系，通过促使经济专业化，或通过增加

经济自由等手段，使制度朝着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方向演

变这个角度来研究制度问题。我们研究了这一演变加快速度

的问题以及那时正在进行累积过程；我们也已看到有可能出

现减速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累积下降力。我们接着要研究社会

演变的理论。是否有一条制度改革必然要遵循的路子？是否

要经过一连串的阶段？是否不可避免地要取得“进展”？或者

历史是否沿着某种周期的曲线向前发展？

许多人认为，历史表明每一个社会必须经过演变过程中某些特定的阶段。这些阶段的划分根据作者的兴趣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作者对人们的谋生方式感兴趣，他就可能

认为社会必然从游牧生活、定居务农、经商、然后发展到开

办工厂的过程；可能认为制度的变化是同这些谋生手段中的

每一种手段相适应的。如果作者对阶级关系感兴趣，他就可

能认为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农奴制、无

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他可能研究宗教的变化，从灵魂独立

说和崇拜祖先到一神论和理性论。或者在政治思想方面，他

可能宣称发现人们从对家庭的忠诚渐渐扩大到对全村、国家、

帝国，最后到对联合国的忠诚。

认为发展必然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思想不再是

一种流行的思想。甚至共产党人都已经放弃了认为一个国家

在到达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或者

自从中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以来他们还放弃了只有城市无产

阶级，而不是农民，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现在有一点

是清楚的，那就是：一个社会可以跳越这些阶段中的一个或

更多的阶段，比如说从“农奴制”跳越到“社会主义”。同样

清楚的是，它不仅可以“前进”，而且还可以“倒退”，比如

在政治上从忠于帝国倒退到忠于种族或民族，或倒退到忠于

地方。不再认为阶段不可避免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更加认识到

了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过去，当社会处在

比较与世隔绝状态时，每个社会也许有可能不顾外界发生了

什么事而只顾自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而现在，几

个大国的影响扩及到了全世界，甚至连最原始的社会都发现

它们自己在效仿最先进的国家，而不顾它们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的差别。同时，那些认为自己具有最先进思想的人常常也把他们的传播技术看成是无往而不胜的；共产党人认为，他

们可以把每一个社会都变成共产主义社会，不管它处在什么

阶段；理性论者认为，理性论能给大家带来好处；国际主义

者把他们的信仰传播到了最遥远的和自给自足的乡村。认为

阶段不可避免的思想遭到了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达到最高阶段

的人最激烈的抗拒。

阶段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同社会必然进步的思想密切有

关，因此也随着这种思想的淡薄而衰落。关于社会必然进步

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比较新的思想。在18世纪以前，

人类更多地认为，过去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因此，历史上

记载着人类的衰落。在其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社会必

然进步的信念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当生物进化论的出现使肉

体、思想和精神三位一体臻于完善时达到顶点——思想朝着

理性主义演变，精神朝着自由主义演变。当今，几乎没有什

么人认为，进步是必然的，许多人甚至对进步是一个有意义

的概念也表示有异议。当然，为了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有限

的兴趣的水平上进行探讨，就不可能认为制度的累积变化会

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因为很明显过去曾有很多

时候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在奴隶制取代自由的时候，在为

贸易设置的越来越多的障碍削弱了专业化的时候，或者在越

来越僵化的社会阶级和种姓制度减少了活动余地的时候，就

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甚至最蓬勃向

上的增长势头都有可能被扼杀。

19世纪的乐观主义者当然知道经济增长在过去经常被扼杀的事实；他们之所以认为社会必然进步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人——或者至少是欧洲血统的人——通过积累知识

“逃避了历史的束缚”。为这种见解的最合理的辩护似乎是说，

过去经济增长被扼杀是可能的，因为人们对这种增长及其遭

扼杀的方式了解得不够。他们失去自由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科

学了解得不够多，意识不到自由会遭到攻击和建立不起坚不

可摧的防线。他们允许采取一些扼杀经济增长的措施是因为

他们对政治经济了解得不够多。随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它

在人民群众中间的传播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更多地采

用理智的态度，经济增长此后就有可能得到保障。20世纪失

去的正是这种对人类事务中理智力量的信念。我们知道人类

的事务是受人的愿望支配的，这些愿望的正确与否是不能用

理智来证明的，它们也不能完全靠理性的表示来反对。

不同意必然增长或必然下降的观点未必就同意周期的概

念。相反人们可能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既否认增长是必然

的，也否认周期运动是必然的。因为增长率的变化并不完全

由于制度演变的结果。我们要再次对由于经济机会的改变而

引起的变化和由于制度的演变而引起的变化加以区别。由于

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增长的速度，或

者由于自然灾害；或者由于世界贸易路线的改变；或者由于

世界对这个国家专门生产的产品需求量下降；或者由于不是

在内部的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其它许多原因，增长速度都有

可能减慢。人们甚至可能认为，由于上述原因中的这个或那

个原因，增长一定迟早会结束，他们不认为必然会出现制度

变化周期。不过，本章只探讨由于制度的演变而引起的变化；由于其它原因引起的变化将在后几章论述。

关于制度变化周期的理论认为，增长促使收缩，反之亦然。但是并不因此而认为，这种周期的长期影响将不会使生活水平发生变化。因为周期运动与长期的增长或下降完全一致。这并不是说上升和下降的幅度必须完全一样。所需要的仅仅是增长和下降应该交替出现。

关于制度变化周期的理论有三种，分别从生物学、社会态度和社会集团这三个方面来论述。

生物学理论认为，朝着一个方向的运动同一种生物学类型有关，而朝着另一个方向的运动则同生物学上的另一种类型有关。生物学上一种类型的人施加的影响有利于一种促进

经济增长的制度，而另一种类型的人则倾向于那种限制经济

增长的制度。所以根据这种理论，生物学上的这两种类型互

相交替。当“进步派”掌权时，他们促进经济增长。可是，统

治阶级必然会由于“非进步派”的存在而使自己的力量被削

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目前尚不清楚。也许是由于

“进步派”没有能繁殖足够多的后代——社会上的统治阶级通

常比其他人生的孩子要少。也许还由于“进步派”同“非进

步派”通婚的缘故。我们对人类生物学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

系了解得不够多，无法对这一思想进行有益的探讨。

社会态度的周期与生物学上的差异不相适应。但是却与我们每个人心目中所怀有的截然相反的愿望相适应。我们每个人既看到增长的好处，也看到稳定的好处；既希望自由，也希望有所控制；既希望有物质产品，但同时也认识到，同精神价值相比，物质产品是毫无价值的，等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我们热情支持，但是，过不多久就使人生厌了。我们开始渴望稳定；我们反对实利主义，又恢复到精神至上，等等。因此，社会态度是时而赞成增长，时而反对增长，社会制度也同样不断变化。然而，这种理论除非能使态度的变化和制度的变化联系起来，否则就无法说明社会变革的原因。因为制度是通过各个集团的人的努力发生变化的，通常是因为制度改革对他们有利（包括物质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而这种改革遭到其它集团的抵制，因为他们希望保持现状。因此，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理论，都必须从具有不同利害（不一定是物质利害的社会集团的角度去理解。

从社会集团的角度来看，周期理论也许是理想主义的，也许是实利主义的。就像我们刚刚研究过的理论那样，理想主义理论认为，人的信仰是在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我们或者赞成改革，或者赞成稳定；或者希望得到自由，或者支持权威；或者关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或者热情地牵挂着上帝，等等。当时无论哪种信仰占上风，便能站住脚根；有那种处世哲学的人便会获得权势，体制度是按照他们的思想制定的。然而，过不多久，人们便开始起来反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人生观失去了在当初确立时所富有的那种朝气；贪污腐化现象开始出现；哲理思想不适应的现象更为明显。因此，出现了对立的学派，一些个性激烈的人迟早将建立一种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新的”信仰。那时，我们就会进行一场宗教改革，或者一场政治革命，或者是不管什么形式的改革和革命。这些理想主义的理论认为，人的行动是受到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思想所支配——从政治、宗教或浪漫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这些思想本身如与物质利益不一致，便能引起社会改革；如果这些思想同物质利益相一致，那么，这些思想在社会改革中是主要的，而这些思想所吸引的利益则是次要的（例如，是希恃勒吸引了资助者，而不是资助者造就了希特勒）。

另一方面，实利主义理论主要是从不断变化的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革的。这些理论可能采取两种方针。它们可能认为，开始促使经济加速增长的新经济阶级——“新”人——到一定的时候会转而反对进一步改革。它们还可能认为，经济增长会引起由于这种增长而遭到损失的那些人的反对，因此，这些人到一定的时候会组织起来限制进一步增长。

第一种方针可表述如下，当新人取得权势时，他们积极主张“门户开放”。他们支持竞争、扩大贸易、纵向流动，等等。然而，一旦他们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开始关心保护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确保为他人开放门户。过去的自由贸易者现在却鼓吹征收关税，过去主张进行竞争的人现在却千方百计地实行垄断。过去在社会上一心向上爬的人现在把他们的子女送到那些只限于某些人可进的学校去上学，试图确保他们拥有进入经济界的特权。激进派变成了保守派。因此，社会制度开始僵化。此外，经济状况也发生变化。使新阶级变得富有和拥有权力的那些机会趋向消失；因为技术、需求和供给来源都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是对一系列刺激的反应，每一个刺激都可能得到不同于上一个刺激的对待；这个阶级可能无法使自己适应这些接连不断的变化；它可能感到它的财富受到了威胁，因此可能采取措施来防止发生不利的变化。一个统治阶级之所以渐渐失去自己的适应能力是因为它受了自己传统的束缚；它总是夸耀使自己掌权的那些箴言和技术，总是向后看，总是把作为先驱的祖先的做法理想化。因此，当条件发生变化，需要新的技术时，这个阶级就无法应付，因此成了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当这一阶级刚刚崛起时，它的新人必须首先向当时正在台上的统治集团进行挑战，然后才能最充分地利用他们的机会，而现在他们反过来可能变得同过去的统治集团一样，渴望保护自己不受新一代新人的挑战。

第二种方针是由于经济加速增长而受害的那些人的行为产生的。首先，有些人所掌握的技能只适应于老的技术或需求，他们无法适应日益变化的条件。有些手艺人建立了工会保护自己，他们对学徒或增添新手施加种种限制，坚持严格划分哪些是只有他们才可以做的工作。还有一些小店主对大规模零售业的发展感到愤慨；因此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联合起来对制造商施加压力，或者到处游说要通过法律来控制联号商店。还有许多各种不同的集团受到变革的影响，其中有许多集团组成协会和施加压力，以制止或减缓使他们深受其害的变革进程。因为我们每个人作为生产者都有可能受到变革的影响，所以经济增长所招致的敌人同所吸引的朋友一样多。当社会制度建立不久、并显示出具有提供商品的能力时，人们对它热情支持。但是，随着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增多，统治阶级再也得不到被统治者的忠诚。社会出现分裂，出现一场新的权力之争。在斗争过程中，统治阶级往往对自己失去信心，并放弃它形成时所依据的原则，为了保护将受到变革损害的那些人的利益而设置障碍。于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减慢下来。

毫无疑问，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同样，我们不能说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如果存在着周期，由于我们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原因，这个周期在某一些社会中比在另一些社会中完成得更为迅速。如果我们问：为什么“Ａ”社会能如此长期地保持着自由，而“Ｂ”社会却如此轻易地丧失了自由，我们常常不得不作出这样的解释：“这些人不那么走极端”，或者说“这些人政治意识比较强”，等等。但是，如果“Ａ”社会能比“Ｂ”社会坚持的时间长的话，它也许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从经验教训中懂得存在着哪些隐患。也许这种“无限期”的期限太长；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显然无法预言这种周期将有多长或多短，如果制度变革的时间推迟得太久，那么，经济增长可能由于不是由制度变革拿本身所引起的许多原因中的这个或那个原因加速或减慢。总之，制度有可能以有利于经济增长或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对往事的一种反作用，也可能不是。如果它是对往事的一种反作用，可能会很早出现，也可能拖延很久。关于变化的方向，我们所能说的大概就是这些了。

第四章　知识

促使经济增长的近因是：努力节约、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在前两章中，我们从价值以及从制度两个方面对努力节约进行了论述，价值大的节约看来是值得履行的，制度既能鼓励努力节约也能使这种努力不起作用。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下一章将论述资本的积累。在序言中，我们业已着重说明，这三个因素所以分开论述仅仅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这三者是同样重要的，是相互依存的。
经济的增长既取决于有关事物和生物的技术知识，也取决于有关人和人际关系的社会知识。前者往往在这个范围内加以强调，而后者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增长取决于学习如何管理大规模组织或创建有利于努力节约的制度之类的事情，就像增长取决于培育新的种籽或学习如何修建更大的水坝一样。
本章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论述知识积累的过程；第二部分论述知识在生产上的应用；第三部分论述培训。这样划分也仅仅是为了分析起来方便一点。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是相互促进的，有一方面落后，另一方面也必然落后。

第一节　知识的增长

知识的增长是因为人生来就有求知和喜好实验的本能。

人的求知欲使得他要探询事物的究竟，因为这些事物引起他的注意，虽然它们与他遇到的实际问题并无直接关系。正在实施的实际任务和他们提出来寻求解决的种种问题，也大大刺激了他要求进行实验的愿望。

因为每一代人都要靠其先辈遗留下来的知识，有助于知识积累的最重要的发明就是文字的发明。在文字发明之前，每一代人只能把头脑中能够记忆的事情传下来——如果我们拿在有一个特别指定的历史学家阶层的原始社会中文盲历史学者留传下来的多少历史，同文明社会留传下来的历史的数量相比——例如比较一下19世纪的这两种历史——我们就能发现口传下来头脑能记忆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文字艺术在描述抽象概念时的差异。譬如，数学的进步要是没有文字是不可能的（许多未开化的社会甚至没有词汇来描述十二以上的数字），而在其他每个研究领域，目不识丁的人的知识必定停留在抽象的最初阶段。

使知识增长率出现各种差别的第二个发明是科学方法的发明。这确实是哲学家们的功绩。逻辑和玄学的发明起源于古希腊，但是直到近两千年以后，文艺复兴重新打开这些研究领域时才得到发展。从那时起，知识的增长率比之以前出现过的任何增长率都是非常高的。

因此，人们在考虑知识增长时必须区别三个时代，即文明前时代，有文字而无科学方法的时代和科学方法的时代。同样，我们还必须根据社会是否开化和社会的文化与哲学是否具有科学观点来区别各个社会。

关于适合知识增长的条件的论述，有很大一部分涉及第二阶段的社会——开化而处于科学前的社会。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国家在这个阶段的进步比另外一些国家的进步要快，或者在同一个国家里，某几个世纪的进步比其它世纪的进步快。关于处于开化前阶段的国家，也可提出类似的问题，虽然我们对这类问题不提得很深，因为开化前的各族人民的技术成就没有那样大的差异（他们发明）同样的工具、农业、熔炼和其他技术工艺，主要差别是他们是否使用轮子，是否有本事用石头造房子），也还因为实证太少。在开化而处于科学前的社会，差别比较大，实证也比较多。不过，要回答问题同样不容易，由于它们对我们时代的实际问题没有什么影响（现在各个国家都可分享科学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这类问题上将不花费大量的时间。

（一）　科学前的社会

广义地说，科学前社会，在识字人中知识增长率似乎取决于他们的哲学态度和他们的阶级结构。

知识的增长要求具有推理、提问、实验的头脑。这一态度也许在一定的环境中得到最好的发扬，但是什么样的环境最有利，我们只能猜测了，我们不能希望在这一问题上得出

靠得住的结论。在宗教信仰具有竞争性的国家，就是说有多

种宗教信仰可供公民自由选择的国家，善于探索的头脑也许比在宗教是专制和垄断的国家更加活跃。同样，在政治和经济权力分得很散和自由行使的国家，爱问根究底的头脑将处

于最活跃的状态；这对于社会制度领域内的自由思索确是一

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经常遇到多种多样经历的环境中，头

脑也会保持和发展询问的习惯；在游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城镇

而不是在乡村中，头脑以不同的方式保持和发展询问的习惯；

在从事对外贸易经常得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办事方式的社会

中，或者在拥有各种各样资源，提供各种各样职业，从而产

生不同世界观的地区也是这样。知识通过各种文化的交流而

大大增长起来，所以我们应预计到地理位置将发挥重要的作

用。可能还有一种长期的模式：据说一个年轻的怀有抱负的

民族善于实验，然而随着它顺利成长起来，它会墨守陈规，会

为它的过去、它的种族、它的宗教和它的制度感到自豪，并

对自由探索的美德失去信念。我们并不知道科学前的社会发

展探索头脑的条件是什么，而且我们现在要找出这些条件同

样是不可能的。

阶级结构对知识增长的影响也具有同样的情况。在这方

面，人们根据他们认为新的工序是由上层阶级发明和应用的，

还是由农民和工匠发明的，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至于上层阶

级，有人认为科学的进步依靠有闲阶级的存在，他们有时间

从理论进行思考并进行实验，但这种见解是值得怀疑的，其

部分原因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在农活做完以后，几乎人人都

有半年的闲暇时间，另一部分原因是在这种技术水平上，进

步来自人们在干活过程中进行的观察和实验，而不是来自理

论上的思考。也还有人认为，奴隶社会上层阶级对采用节约劳力的装置感兴趣的可能性不如自由社会的上层阶级大，但是我们已经提出（第三章第四节（二）），这个论点在商业奴隶社会是不成立的。至于农民和工匠的态度，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允许他们保留多少劳动成果。如果地主和王公贵族不管他们生产多少产品，除了留下糊口部分之外，肯

定会把他们的劳动果实统统拿走，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积极

性从事发明或采用增加生产的办法了。这大概是在那种社会

中影响技术进步的最大的一个社会因素了，因为在这种社会

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或许比有闲之士进行理论上推测重要

得多。另一个“阶级”因素在这类社会中也许是重要的，那

就是知识受垄断到什么程度。虽然我们称这些社会为开化社

会，但事实上仅有一小部分人是有文化的，主要是僧侣、行

政官员和商人。在许多社会中，有文化的人都小心翼翼地保

守他们的秘密。没有文化的人也组成了行会，不让他们的手

艺外传。如果知识成了少数人的秘密，知识就不会迅速增长

了。

不管可能出于什么原因，各个社会赋予学者的地位，以及学者受尊敬和爱戴的程度大不相同——例如，考虑一下学者在中国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处的有利地位。不过，技术进步是否由于学者所处的地位的这些差异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看来是极可怀疑的，这不仅是因为对科学感兴趣的学者几乎没有，也还因为他们感兴趣的科学同技术相距甚远。在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技术的进步同我

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即同现有的一套抽象原则的应用没有

什么关系。发明是靠两类人来完成的，一是靠干活的工人，一是靠专业发明家。前一类人包括所有那些在每天活动过程中观察如何改进工作方法或者对自己想到的事情进行实验的

人。后一类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人，通常是有闲之士，他

们对当时的科学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玄学、神学或

占星术，如果他们把心思转而用在发明上，其成果只是偶尔

具有实际重要性，这是因为他们脱离日常生活的实际任务，使

得他们很难了解在哪些领域能够作出最有成效的实际贡献。

在最早的年代，这些“科学家”极少考虑技术问题。然而，随

着时光的流逝、技术知识的积累和第一批有关技术问题的论

文的出现，研究这类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在耶稣降生之前

的五百年间，在希腊爆发过具有相当规模的机械发明热潮。此

后，据我们所知，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局限于技术和其

他方面的推想，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热潮。

要说明一个国家技术知识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就和说明

各国之间的差异一样困难。人们也许不得不去设法弄清是什

么原因使得学者们对技术不再感兴趣，使得投资者对节省劳

力失去兴趣，使得老百姓对增加生产失去兴趣。对于这个问

题，人们有一套与我们在本书第三章第五节论述整个制度变

革问题时所看到的同样的解释，人们可以举出生物学因素，对

物质的估价发生变化，政治或宗教态度发生变化，使自由探

索变得很危险，由于垄断或无保障而停止投资，对老百姓的

压力日增，使农民或工匠失去增加生产的动力，或者由于战

争或内乱过于频繁等原因。进行研究的最有意思的理由是公

元前大约头一百年之后，希腊技术进步的速度明显下降，对

此直到目前还作不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出现技术停滞的可能性，也有相当多的论述，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四））中再谈这些可能性。

（二）　发明和研究

技术史的第三阶段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推动了

各个领域知识的增长。至于经济的增长，文艺复兴时期学术

活动最重要的成果出现在哲学知识、数学、社会科学和机械

发明方面。哲学知识曾为纯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纯

科学要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见效，但是到一定时候事

实证明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学当时就有所发展，虽然

利用数学的成果也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出来。社会科学也

立即有所发展，因为从马上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推测中产生了

对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现代研究课题。

人们对机械发明也重新发生了兴趣，在16世纪、17世纪和18

世纪，机械发明保持了发展的势头，直到19世纪发明家阶级

中间出现职业发明家时为止，这些人不是把发明看作是他们

每天劳动的副产品，他们也不是作为寻求知识的有闲之士从

事发明的，他们把发明当作是他们希望发财致富的专业。纯

科学首先是通过在17世纪慢慢开始的化学对技术作出贡献

的，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发挥重大作用。继之而来的是电的

应用，到了我们这一世纪，物理学的其他分支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我们要了解现在存在于科学和工业之间的奇怪的关系，了解这种背景是必要的。外行人认为他在其中生活的世界——至少是其中的受控制部分——是由科学创造的，而且当他了解到在庞大的工业领域，做实际工作的人对科学家是没有用处的，甚至他们轻视做实际工作的人时，常常感到震惊。事实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伟大发明都不是出于科学家

之手——如蒸汽机、纺织机的发明，新的农业轮作制，熔炼

矿石的新方法，机床——所有这些都是做实际工作的人发明

的，他们并不懂科学或知之甚少。只是到了20世纪，科学教

育才对未来的发明家成了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只是到了20世

纪，或者科学发现才成为推动技术不断进步的主要泉源。

科学在20世纪已经以多种方式影响发明。科学不仅对于

一个要成为发明家的科学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许多发明现

在已不仅仅是靠科学家本人个人的努力，而是要在由一个科

学家小组组成的实验室内来完成的。这种过渡决不是全面的。

站在工作台前操作机器的工人仍然有可能注意改进工作的方

式，并提出有益的改进意见。在这些方面仍在取得进步，虽

然与整个发明潮流相比进步不大。具有摆弄机械资质和某些

科学知识的单个发明家，也仍然可能作出十分重要的发明。机

械工程领域以及动植物遗传学领域的发明，数量最多的也许

还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互相配合在材料化学以及射电和核裂

变物理学方面最为有用。

关于技术研究的组织，现在已经说得很多，也写得很多

了，我是指在昂贵的实验室中由科学家小组完成的那种研究。

不过关注单个发明家的工作仍然是必要的。他们的地位似乎

也已有所转变。少数人仍然在家里或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利用

业余时间甚至全部时间独自工作着，但是大部分人已经发现

把发明当作全部收入的来源风险太大。多数人都想方设法受雇于他人，由后者提供实验室和发薪水，也许还能得到一份专利权税。他们可能同其他发明家共用实验室，各自研究自

己的课题。他们研究什么课题也许要受到老板的限制。条件

是有的自由研究，有的在一个小组内工作。为了取乐而从事

发明的有闲之士，其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历来如此）。

小组研究越来越重要，为组织工作提出了种种新问题。这

种研究是很费钱的，因此不是个别小厂家的财力负担得了的。

所以开拓这种研究工作都是规模最大的厂家，这反转来就给

了他们胜过其中小型竞争对手的非常大的竞争优势。不过，要

是研究同厂家的其他活动分割开来，为一批厂家或为整个行

业集体进行，这种优势将被削弱。联合王国一直奉行这种发

展方针。一方面，由政府给予一些资助，创建了大量合作性

质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为那些志愿参加并提供赞助的厂家

所拥有和控制。另一方面，还有若干完全由政府资助并受政

府控制的政府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发现和发明向一切人开

放，如科学和工业研究处控制的研究机构。除了这些研究机

构之外，政府还向私人研究机构，包括各大学的院系提供赠

款，供它们从事专题研究；这是像农业研究委员会或医学研

究委员会这类机构履行义务赋予它们的职责的主要方式。小

组研究的这种分割状况并不全面，因为除了集体研究或在政

府主持下完成的研究以外，大厂家继续资助它们自己的私人

研究小组和实验室。

科学对技术知识的增长所发挥的另一方面的影响，是把

这一过程分为三个各自独立的阶段，即：科学原理形成阶段，

这些原理应用于某些技术问题的阶段，和技术发明发展到随时可以进行商业性应用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促进纯科学的工作现在几乎完全依靠各个大学和非商业性机

构去完成。有时某一工业厂家也可能允许一名科学家在它的

实验室里从事对其技术问题并非直接有关的研究，但是这种

情况很少见。第二阶段是，把已知的科学原理应用于解决商

业问题的技术研究阶段，在这个阶段，发明家以及私人的、合

作性质的和政府的发明家和工业研究小组从各大学把技术研

究任务接过来（这种工作有些也是在大学和技术院校完成的，

但是这对它们来说是次要工作）。这一阶段取得的工作成果是

一种公式、蓝图或模型。其后就是把这种成果转化成为能以

按标准质量大批量廉价制造的某种产品的问题。这种被称为

研制阶段的生产问题，往往像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一样困

难和费钱。譬如，从想要制造一架喷气式飞机，到这种飞机

首次飞行，其间需要经过好多年；选择能耐高温的金属，设

计适应飞行速度的机身等问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研

制阶段不能总是同技术研究截然区分开来，这既是因为有些

研制问题是技术问题，也还因为从事研究和研制的是同一班

人。不过，一条原则方针是能够制订的。

就研制阶段对工业结构的影响而言，它提出的问题同研

究阶段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在有些情况下，只有规模最

大的厂家能够承担研制工作，这就使得它们具有胜过较小对

手的优势。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即用把研制同厂家的其他

职责分割开来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呢？这样办的障碍在于，应

不应该研制下去的决定实质上是一项商业决定，要根据对这

种商品的潜在需求所作的估计来做出，而在以前各阶段做出的决定更多地具有科学决定的性质。纯科学的进步靠科学家的努力，他们多少是本着一切知识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一原

则行事的，幸而这一原则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持，那就是

一切科学知识到时候总是有用的，但是这种支持仅是次要的

支持。在技术研究阶段，决定并非清一色是科学方面的决定，

在选择值得设法解决的问题时，需要作某种商业性的判断；同

样，科学因素仍然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并不因为把这些

决定分解而使由科学家和商界人士共同领导的研究机构增加

多大重要性。在这一阶段花一些时间和金钱来表明存在的可

能性比之事实上利用的可能性多得多是十分合适的。不过，一

旦科学家们从研究的角度表明了什么是可能的，他们的作用

大体上即告结束。这些可能性哪个是值得开拓的，哪个应不

予理会，这样的决定是商业性的决定，要由在生产成本和销

售前景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做出。

在私营企业经济中，作这种决定是个别厂家的事情，厂

家必须做出自己的估计，得失则要看这些估计的正确还是错

误而定。这种决定也可委托由有关行业的所有实业家组成的

委员会去作，在这种情况下，由整个行业来决定哪些发明要

开发，费用由整个行业负担。为这一目的给某一行业划定范

围是个难题，除此之外，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的效果将是阻

碍进步，因为行业活动是集体性的，因此也是垄断性质的，它

要保护现有的投资不受技术改造的损害；要不然就是因为集

体对新观念作出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所以认为取得进步是

靠能够不顾集体反对而坚持自己判断的个人的说法是可以争

论的。这种决定也可委托为此目的而成立的，拨给开发新发明基金的政府委员会去作。这样的机构已在联合王国建立，但是它没有研制垄断权，只能就向它提出的发明作出决定。把

作决定的垄断权给一个政府委员会看来从两方面来说是不利

的：一方面是因为决定将不得不由集体来做，个人的主动性

将受到压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决策者不用自己掏钱，所以他

们就不会有金钱方面的动力来确保他们的决策在商业上是正

确的。我们因此可得出如下的结论，任何认为一件发明将有

所收获的人，如果能随意用他自己的资源或者用其他愿意分

担风险的人提供的资源来支持这项发明，我们在研制阶段可

能取得最佳成果。在研制费用非常高的地方，这将使那些掌

握大量资源的人占有某种优势。如果为了避免这种有利于一

部分人的优势而使研制工作成为集体的责任，那么其他不利

情况就会随之而来。任何社会问题都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办

法。总之，大规模组织在某些方面占优势是严酷的现实；不

管我们作多大的努力，我们不是总能逃避这一现实的。

把发明过程分为纯科学、技术研究和研制三个阶段，有

助于阐明专利权问题。纯科学的发现不能申请专利。纯科学

的发现通常也不保密，这并非因为发现者有时候不能秘密应

用他的发现来发财，而主要是因为这违背科学家对其发现保

密的职业准则。科学的进步要求众多的科学家研究同样的问

题，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如果比较自由的思想交流受到重

大限制，科学肯定要遭受损失。今天科学家出国参加国际讨

论会和发表同国防密切有关领域的成果，都受到这类限制；这

种限制目前仍然比较小，但是许多人还是怕这些限制，因为

他们担心一旦自由交流思想的原则遭到破坏，那么限制范围可能扩大。由于科学概念不能变成私有财产，科学家不能靠出卖科学概念过日子。因此纯科学的进步主要靠公共基金来

资助。

当我们转到技术研究阶段时，成果是能够申请专利的，因

为技术研究主要是由那些指望从中谋利的人资助的，因此他

们必须在从技术研究中得出的概念里获得私有财产。19世

纪，当发明主要是由发明家单独来完成时，人们有时提出这

样的论点：尽管概念不能成为私人财产，发明的流动不会大

大减少，这是因为出于热爱事业而从事发明的发明家人数足

以使发明保持适当的流动；否则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发明保密

并用发明谋利的发明家，可以从早期阶段的发明中赚取足够

的独占利润，来补偿他本人为发明所支付的费用。这两种论

点在19世纪都未为人们普遍接受，在今天为人们接受的机会

甚至更少了。如果发明要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资助，它必须

成为私人财产，如果技术研究用公共或非商业基金资助，主

张成为私人财产的论点就会消失；于是发明就可供大家自由

利用。不过，只要发明得到有关各方的资助，成果必然成为

私人财产。专利制度在这一阶段的优点是，它不仅保护专利

的所有者，而且还鼓励他公开他的发明，从而维护科学概念

的自由交流。

然而我们的专利制度不仅把垄断权给了发明家，而且还

给了研制者和后来的商业生产者。研制者要求得到两个垄断

权；他要求得到研制垄断权和随后的生产垄断权。发明家可

任意向研制者发许可证，他愿意发多少就发多少，但是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研制者只有在他们得到专有许可证时才会着手去研制。不过，垄断生产要比垄断研制更有理由一些。垄断生产基于同发明家的垄断权一样的论据，即由于研制工作

很费钱，资助研制的人要求得到某种保证，研制问题一旦得

到解决，他们能够用垄断生产的办法来使自己得到补偿。然

而，这并不成为给予研制垄断权的理由，因为这正如所有的

发明家在一场自由运用科学原理的竞争中谁第一个获得成功

谁就获得发明专利权一样，许多发明研制者也可能开展一场

竞争，谁先获得成功谁就获得生产垄断权。按照专利法目前

所用的定义，如果研制产生了在可取得专利的过程，这种垄

断权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但是保护范围也可扩大，将对一切

新兴行业的保护包括在内，专利法本来就是打算这样做的

（那些给予新兴行业以“开拓者地位”的不发达国家现在就是

这样做的）。还有许多人争辩说，不管是研制还是生产都不需

要保护。实质上他们是说，哪怕不予保护，担当风险的人也

会由于从优先权中得到很大好处而适当流动。这肯定是若干

行业的真实情况；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在其他行业，优先权

同研制成本相比，并无什么好处可得，因此如果不给研制者

以独占的权利，取得进展的速率可能降低。

把发明过程分为纯科学、技术研究和研制三个阶段，对

评价不同国家应把它们的重点放在哪里也是重要的。譬如，现

在人们都这样说，联合王国同美国相比，在纯科学方面花了

很多钱，但是在后来各阶段却落在后边了。由于人均发明英

国少于美国，英国在技术研究阶段是否就落后了，这是值得

怀疑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考虑到当今的技术进步——人

造纤维、喷气发动机、电视等等，联合王国似乎已无可置疑地处在发明的最前列。它落后的地方在于把新发明转为大批商业性生产的程度。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足的地方绝

不是在于研究或发明，而是在于利用新知识的动力；因此我

们将在本章第二部分再论述英国的情况。

较贫穷的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之处在于它们实际上没有

必要花大量的钱来促进纯科学的发展。它们大部分可把这一

任务留给先进的工业国去完成，后者取得的成果可免费为各

国所利用。可能有些例外情况，因为科学的某些部分比之科

学的其他部分使它们更感兴趣，但是在纯科学领域中很难想

到实例。总之，纯科学的发展有些像风一样，“风向听得到它

的地方刮”，比较贫穷的国家是否能从它们为了影响新科学原

理的发现而支出的经费中得到什么好处是令人怀疑的，科学

研究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发达国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发明，

有很大一部分同样适用于不发达国家，并可全部引进。不过，

发达国家已集中力量运用科学原理来解决它们自己的问题，

这些问题同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是不同的。譬如说，热力学原

理已被用来找出最大限度地提高煤炭燃烧时利用的热量的办

法，而不是木柴燃烧时利用的热量的办法，许多较为贫穷的

国家煤炭短缺，而这些国家中的有些国家木柴却很多。遗传

学的原理已被用来改良小麦品种，而不是用来改良薯类的品

种。生理学原理已被用来设计温带地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热

带地区的生活方式等等。所以，不发达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进

行技术研究，对它们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状况的一切事情都

要进行技术研究。最后，即使在技术研究成果可以应用的地

方，研制问题也不一样。有些生产方法在那些煤炭、铁矿石、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很多的国家是经济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采用则可能完全是不合算的，这些国家的问题是要想方设法，

主要利用现有的非熟练剩余劳动力，和在当地能廉价买到的材料。

毫无疑问，不发达国家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它们在研究工

作上，在开发适应它们情况的新工序和材料方面花钱不够。造

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在工业国家，私人企业

家开支大量的钱来从事工业研究，因为他们希望这种研究有

利可图。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都是农业国。在它们的农业

是将大商业公司包括在内的地方，这些公司已个别或者集体

投资进行研究（如橡胶、香蕉、甘蔗），但是在它们的农业中

并非在这一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部分（主要部分）里，没有私

人利益集团资助研究。因此，这些国家所需要的研究经费

（即不包括采矿和商业性农业）几乎不得不全部由国库开支。

而在工业国家，研究可被认为基本上是私人利益集团的事情，

政府仅来填空补缺，在不发达国家，研究基本上是政府的事

情，应是政府主要活动领域之一。

它们应当开支多少呢？这当然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联

合王国目前用于工业研究和研制的经费，估计差一点不到工

业收入的1％。美国的工业研究处于类似的水平上，而农业研

究却占农业净产值的0．5％不到一点。在同样的基础上，如

果不发达国家花在各类研究（技术、社会、卫生等等）上的

费用相当于它们国民收入（不要与政府开支相混）的0．5％

到1％之间，这并非是不合理的。这样一种建议并没有可靠的

根据。同样，当前的经费没有达到这一水平的零头，显然是太低了。

迄今，我们主要论述了技术知识；现在必须说一说社会关系。人类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并不下于技术领域。不过发明的过程是迥然不同的。首先，许多重要的社会发明不是由个

人完成的；社会在使自身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过程中，不知

不觉地创造了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常常要在实

施很久之后，才为人们所承认。但是也有我们能够指出个别

发明者，甚至能够说出其日期的例子，——例如，在由立法

程序或由政府行动（只举几个例子，失业保险、集体农庄、中

央银行业务、由议会治理）创造发明的地方就是这样。第二，

这一过程中的各阶段是有差别的。我们能想出一个阐明一般

原则的阶段，如果我们愿意，还有一个利用这些原则解决问

题的阶段，但是关系往往正好相反，即有实际社会问题要解

决的人经常因这种问题而对社会进行推论，所以社会理论是

社会“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是理论的应用。开发过程

也是非常不同的。有关的人联合起来为他们的想法作宣传，所

以他们的想法不是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就是强加于人。换句

话说，社会、知识是通过政治过程增长的，这种过程提出具

体的问题要求人们予以注意，提出拟议中的解决办法也要取

决于政治上的支持。这只不过是从表面上来区分社会知识和

技术知识的，就是说两者都依靠有关方面的支持。同样，差

别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如果从事技术工作的科学家把一个方

案出售给有关支持者，而这个方案是假的，就是说它在技术

上发挥不了要求它发挥的作用，这名科学家很快就会被发现。

而社会科学家却能出售假方案而不被发觉，这种方案是假的，因为它们未说明世界真相，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方案非常成功，因为它们使有关支持者能够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教训

就是，虽然让有关方面来促进技术知识的增长可能是保险的，

但是主要由有关各方来传播社会知识不可能是保险的。我们

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都有个人的利益，这将影响我们对社会

结构的问题的态度。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社会科学家也是这

样。不过，社会科学家有他们的职业道德准则，这种准则使

得他们在提出和分析事实时力求客观。因此关于社会的真相

极可能由那些社会科学家弄清情况并加以促进发扬，这些科

学家是在以科学自由得到维护的方式得到资助的研究机构中

工作的。

不发达社会像它们从发达社会借鉴技术发明得到好处一样，借鉴社会发明也得到同样多的好处。仅仅举几个例子——卓有成效的，比较清廉的行政机构的发明；免费义务教育的发明；刺激投资并保持土壤肥力的土地所有制的发明——事实上，本书就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有益的社会发明概览。而且，在社会领域也像在技术领域一样，借鉴必须谨慎从事。有些发明并不适宜当前的发展水平（如西藏并不需要普遍实行失业保险）；有些需要加以修改（如在私营企业没有发展起来的领域依靠私营企业）；还有一些发明将是危险的（如在人口每25年翻一番的国家支付家庭补贴）。这些国家往往使人得到深刻印象是，如同它们缺乏资本或自然资源一样，它们在社会领域缺乏想法（和实现这些想法的人）。因此，用于从事社会研究的经费应像拨给其他知识部门的经费一样，被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

第二节　新观念的应用

专家们知道的最有效的行事方式和绝大多数人实际所干

的事情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的。知识应当增长，这并

不够；知识还应当得到普及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占有知识

的速率有一部分取决于人们对新观念的接受能力，一部分取

决于各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使吸收和应用新观念成为有利可

图。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一）　对革新的态度

在人们习惯于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或者习惯于变革并

从而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的那些社会里，接受新观念非常

迅速的。当我们探讨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种种条件时，我们已

经探讨了创造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本章第一节（一））。我

们强调的主要要素是政治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能把从事许

多不同职业或来自世界许多不同地方的人汇集在一起的地理

形势。相反，要是一个国家与世隔绝、同族、自傲和实行独

裁，它在遇到新观念时就不大可能迅速吸收它们。

除了这种一般背景之外，以哪种速率接受一种新观念还

部分地取决于新观念本身。首先，并非所有的新观念都适用，

不管这些新观念在某些其他国家可能是多么有益。譬如，一

种新的种子在风调雨顺时可能丰产，但是如果这种种子特别

不耐旱，它在年降雨量变化很大的地方就不适宜种植。一种

新观念也可能因为社会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而不适用。譬如，一种新工具可能不为人们采用，除非当地的铁匠或机械工能制造这种工具，或者至少在它损坏时能加以修理。新的观念还

可能要求对固定设备作相当大的改动。譬如，采用新的高产

种子可能要求建造更好的磨坊、新的粮库，或新的运输设施

来运送这种粮食。又如使用新的肥料可能要求添置灌溉设施，

如果不增加灌溉，土地就会太干，影响肥料的增产效能。一

种新的观念既适应旧的技术，同时又不要求技艺或资本形成

发生一系列其他变化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

这就是从别国来的专家同他的咨询对象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同

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专家认为他进行革新当然要有一整套

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并非是他的专长，而且并没有放在他的

心上。可是，他的咨询对象可能马上认为这个主意按他的条

件行不通；如果他没有马上看到这一点，那么在适当时候，当

未预见到的障碍一个接着一个阻碍他得到在别的地方取得的

成果时，他的主意可能失败。对这种局面的唯一补救办法是

专家要持谦虚态度，而他的咨询对象愿意作示范实验。

除了技术上的调整之外，新的观念还可能涉及种种社会

变革，并可能因此而遭到抵制。譬如，由于引进从油棕果榨

油的主要设备，出油率增加一倍，但是这也使得西非农民的

妻子们得不到为她们的丈夫榨油时拿到的赏钱，因此遭到她

们强烈而有效的抵制；而且这样做也将改变丈夫和妻子之间

的分工，这样做的任何事情都会产生深远的和预见不到的后

果。革新可能损害以特定方式维持生计的各阶层的人，因此

他们抵制引进这种革新。这种人就是卢德分子（19世纪初叶

英国手工业者为破坏纺织机器而组成的集团，其成员称卢德分子，首领称卢德王），每个社会中都有工人、地主或资本家天天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到处游说，阻止会损害

他们具体利益的任何变革。因此，在那些存在着棘手的既定

期望的社会，推行革新并非易事；在竞争得到尊重、建立或

维护垄断地位的企图受到无情压制的地方，革新工作开展得

比较好。

如果革新同流行的禁忌或宗教的教义直接冲突，那么开

展革新工作也会遇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观念常

常首先受到少数集团的支持，例如受到宗教、种族或政治少

数派的支持，因为革新与它们的信条没有矛盾；要不就是受

到多数集团中失意的或持异议的成员的支持，他们把这种观

念当作表达他们不同政见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进展往

往不是通过当权人物的努力，而是通过反对他们的努力的人

取得的。

许多事情还取决于一种意见是哪些人首先提出的。如果

这种意见是有影响的社会成员提出的，那么人们采纳这种意

见可能要比采纳由无足轻重的人提出的意见要快。在有些社

会里，发挥影响的是权威人士——首领、长者、牧师、法官

和官人，革新者首先要努力说服权威人士。这就是英国人声

称他们在非洲实行“间接统治”的有利条件之一；一旦首领

和长者被说服，他们就会告诉人们做什么，新的观念就会得

到普遍应用；而在比较民主的社会里，要使人们接受新观念

就困难得多。在有些社会里，权威人士和那些被他们统治的

人们之间关系紧张；旧的统治者也许行将下台，真正的影响

集中在别的地方。想要成为新观念传播者的人的首要任务是找到起点。外国人的影响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他们要成为有钱有势的统治阶级，人们也许会仿效他们，他们的生活方

式将传播开来。但是人们也可能出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因而

痛恨他们，或者因为他们出身低微而蔑视他们，他们的方式

有一部分或者全部可能故意遭到拒绝。实际上，外国人是今

天新观念的最伟大的传播媒介，无论他们的影响是本人当场

发挥的，还是通过他们的著作、影片、广播节目，或是通过

从本国到外国访问的学者和游客发挥的。

（二）　知识和利润

如果新的知识要为人们所接受并应用在生产上，它必须

是既新又有利可图的。获得知识要经过一番努力，应用知识

则可能需要额外的资源以及担当风险的额外意愿。因此，知

识的应用要求一种制度形式能把有差别的努力同有差别的报

酬联系起来。我们已在第三章中概括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这

里仅略作论述，特别是谈一谈接受知识对制度的要求。

问题的实质是，按技能、责任和承担的风险所给予的报

酬，必须有适当的差别。按这些因素确定的差别的大小，实

际上似乎随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速率而异。在人均产量不是增

长的社会，技术人员往往是供大于求；要给所有合格的人找

到工作是很难的，待遇的技术差别不大。当经济开始增长时，

这种局面就不复存在。经济的增长将造成对多种技术人员的

巨大需求。这种情况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有关，因而同技

能的范围大大扩大有关。这反过来又增加协调的必要性、厂

家或其他经济单位的一般规模、对监督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需求量。与所有其他阶级相比，“中产”阶级从而迅速增大。在这一进程中，熟练和非熟练之间、识字和不识字之间、监督

和被监督之间的差别趋向扩大。如果为了满足对熟练人员的

需求，需要从比较先进的国家召募熟练人员，这一进程特别

有帮助；因为给这些人的薪金甚至必须高于他们在国内所得

的薪金，这就使得当地的同类人员也能要求得到同农民或非

熟练工人的收入相比高得不成比例的收入。因此，在社会的

这阶段，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比在不发达社会

和较为发达的社会要大。当前在苏联出现的大差别就是说明

这一问题极好例子。

当教育设施扩大，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员的流动人数开始

增多时，这种局面就会得到纠正。义务教育实施以后，只有

看书识字这种本领的人得不到赏识了。技术学校和以师傅带

徒弟的方式培养的木匠、技工、建筑工人和其他各类能工巧

匠成倍增加。中等学校源源不断培养出打字员、职员、教员

和各种类型的私人助理。各大学也开始培养出在较高层次上

需要的人才。由于人才来源增加，工资差别在减少。工资差

别大也推动用机器取代人工；以前需要熟练工人来做的工作，

现在由机器来做了，操纵这些机器的人不需什么技术，工资

水平比较低，制度也许还有重大的变革。一开始，为了提高

收入，极容易把自己组织到工会和职业协会中去的都是熟练

工人。但是到一定时候，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工会，如果熟练

工人感到自己受到使用新机器的非熟练工人的威胁，他们自

己可能会想方设法把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防止熟练工人和

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过于悬殊。由于高度发达的教育设施，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工资差别在经济先进的国家日趋缩小。它们当然也会引起社会关系紧张，因为“中产”阶级

正在失去在经济阶梯上的地位，他们对此耿耿于怀。

企业主的收入情况看来也差不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人

们极不愿意实行新方针而冒风险。资金轻易地投到土地、贸

易、放债和城市建房上，但是当地的资本家不敢投资开矿、办

公用事业、经营商业性农业或制造业，除非他们认为有获取

超额利润的机会。此外，他们对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知识。因

此，这些领域都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有关生产和组

织的新技术，而他们所以被吸引来，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

可以赚取比在国内投资大得多的利润。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利

润将同国民收入按比例增长，储蓄也将如此（这种过程将在

第五章中论述）。外国企业家也广泛为人们仿效，最后达到当

地的企业家人数众多，以致国家的经济不再依靠外国的企业

家经营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使国家达到经济独立，甚至到一

定时候可开始输出资本和本国的企业家。

除了可以一家一户耕作的农业领域之外，经济的增长速

度必定是缓慢的，除非注意新观念并愿意为引进这些新观念

担当风险的企业家来源充足。因此，要是没有足够的实业家，

要是这些实业家不肯冒风险，不管是因为筹集不到资本，还

是因为他们生来缩手缩脚，或是因为承担风险的利润差别不

适当，私营企业经济就将停滞不前。譬如，我们在本章前面

一部分里看到，许多人将联合王国同美国相比，认为前者采

纳革新措施比较迟缓。我们曾经指出，这并不是由于缺乏发

明创造，因为联合王国在发明新的商品和工序方面一向名列前茅。如果有什么缺陷的话，那是把新产品转入大批量生产阶段的速度有差别。这并不是缺乏研究，而是缺乏企业家精

神，说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英国企业家利用新发明不

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迅速。

刺激企业家们去革新的是他们渴望在社会上获得成功，

希望获得巨额利润，或者是由于担心如果他们不去革新而蒙

受巨大损失。这些动机中的头一个动机在事业上的成功不受

高度重视的社会里是软弱无力的；第二个动机在利润和资本

收益税很重的社会是谈不到的；第三个动机如果整个经济环

境变成垄断的而不是竞争的环境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说英国

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确实不如美国企业家——并非人人都同意

这种看法——解释或许可在这些因素的某一个因素中找到。

20世纪中叶觉醒起来，怀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的许多

不发达国家，被收入方面似乎必然要出现的差别——无论是

在“中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还是在

利润和其他收入之间出现的差别——弄得很尴尬，因为我们

时代的气氛一般说来对收入的差别，特别是对外国的差别，以

及极而言之对巨额利润是持敌视态度的。然而，这些都是谋

求发展要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应付这种局面的一种办法是

停止发展，使发展的步伐同当地的技术人才的供应相一致，同

行政机关取代私人企业家的能力相一致。另一种办法就是接

受这些差别，把它们当作取得更迅速增长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最有效的良方是尽可能快地增加发展

经济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因为这既能加速发展的可能性，又

能使发展在造成不平等方面付出的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

第三节　训练计划

（一）　先后次序

经济的发展对各个层次的教育设施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对初等教育的需求增大了，最终要求每个学龄儿童都接受义

务教育。还需要办更多的中等学校，这一方面是为中等教育

本身的发展提供人才，另一方面为各个大学提供人才，或者

进行进一步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为秘书、教师或技术助理。

需要一整套教育设施来培养手艺人、农业助理员、教师、护

士、秘书、技师。除了这些学校之外，尚有成人教育，从扫

盲或推广农业技术直到文学写作班次。而居于整个体系顶端

的是需要在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培养具有大学水平的人才。

“适当”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费用是任何低收入国家的预

算担负不了的。所以必须加以选择。那么是让少数人得到良

好培训，还是让多得多的人受到半培训呢？在技术教育和中

等教育之间，成人教育和初等教育之间，人文教育和技术教

育之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

先说先后次序问题。教育提出的困难是，它既是消费项

目，又是投资项目。作为一项投资，教育直接为增加生产作

出贡献。有些国家对一切教育都抱怀疑态度，因为教育可能

损害当前的权威，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还是种姓

的权威。但是大部分国家决定一切直接增加生产的教育设施

都值得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充是毫无困难的，就是说花在这些设施上的钱就像花在灌溉方面的钱一样是一种资本投资。困难在于对那些有助于欣赏而不是有助于生产的教育——譬如

扫盲，界限划在哪里。有些社会成员必须断文识字，否则他

们就不能工作。但是如果大多数农民、搬运工、理发匠或佣

人是有文化的，他们的生产率将会大大提高，以致补足他们

受教育的经费还有余。我们希望让所有这些人受教育不是作

为一项投资，而是作为一项生活资料，因为我们认为教育将

帮助他们享受更多的东西（书籍、报纸），或者更好地理解一

些事情（他们并不一定因此增加任何乐趣；他们仅仅变得更

加通情达理）。从经济观点来说，这部分教育不是有利可图的

投资，而是同其他消费品，如衣服、房屋或留声机一样的消

费品。国民收入没有多到足以使社会的每个人都得到温饱。

在实行免费、义务和国有化教育之前的时代，每个家庭

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家庭收入、投资计划和其他需要，

尽可能地承受从私人教师那里接受教育的负担。由于没受过

教育的人实在无法正确判断教育的优点和缺点，作出的决定

都是错误的，大概错在低估教育的价值——总而言之，在这

样的社会中，就全体居民来说，对教育的需求是极小的。然

而，现今教育是一项公用事业，因此必须作出的大部分决定

都是政治上具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教育应放在什么样的优先地位的政治见解正在起变

化。50年以前，大部分民族主义政治家都提倡教育；据认为

教育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要让所有儿童都进学校受教育。重点

基本上是把教育当作一项消费事业来办；有的教育也会产生

增加生产的效果，但是社会应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不管对生产的影响如何。现在先后次序正在变化，投资型教育正在受到重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譬

如，许多国家为推广农业技术和开办技术院校的财政拨款在

迅速增加。成人教育已走向前列。甚至有些教育理论家说，在

这一阶段，教育父母比教育孩子更有价值。其论据是，孩子

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他们回家见到他们无知的父母时就

会忘得一干二净，或者根本不当一回事。许多孩子在经过五、

六年义务教育学习看书之后，离开学校三年之内就忘记怎样

看书了。反之，如果教父母看书写字，他们的孩子也会以这

样或那样的方式跟着学习，而且父母还能在他们自己的工厂

或农场学习怎样改进他们的生产技术。甚至有些持极端看法

的人说，为断文识字提出的要求太多；人们应当学习让环境

生产更多的东西——学习增加亩产的办法，学手艺、照看孩

子、做衣服，这些事情大部分用不着教断文识字就能做到，而

且更有用处。

同类的争论已影响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基本上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投资，是确保取得优越的社

会地位和优厚收入的一种手段。律师的地位就是这样，最有

成就的律师的收入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学这一专业的人多

得不成比例。这是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律师太多的一个原因，也

是人们认为有些律师为了生计而落入圈套的一个原因。在大

专院校开设广泛的国家，律师人数明显过多，使得许多学生

不得不转到其它系就读。如果同时社会不发展经济，那么工

程师、科学家或医生就没有日益扩大的市场，国家到处是文

科毕业生，由于他们拿不到薪水，甚至得不到他们认为他们所受的优越教育应得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做他们能够得到的任何工作，他们都极为不满意，他们是进行政治鼓动的

头等人才。

从社会观点来看，大学教育是一种消费还是一种投资的

问题，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在那些每年培养大批找不到职

业的文科毕业生的低收入国家，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消费，

难以维持。所以说难以维持是因为培养一名大学毕业生的费

用非常之高，如果教育仅仅是一种消费，那倒不如把纳税人

的钱花在开办更多的小学，或者让更多的儿童受中等教育上

要好得多，而不是把钱花在让为数较少的人受高等教育上。但

是在经济发展得相当快的社会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

种地方，对医生、工程师、生物学家、行政人员和大学培养

的其他各方面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甚至由于需要开办更多

的小学，也给大学增加了负担；因为要增加小学生人数，你

就必须增加小学教师，更多的小学教师意味着更多的中学生；

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中学教师；更多的中学教师就意味着更多

的大学生；小学、中学、大学构成一座金字塔，各个层次必

须同步发展。一个穷国在其儿童仅有10％的人接受初级教育

的时候，却花费许多钱去开办一所大学，这种“反常现象”是

一点也不反常的。

舆论改变的一般效果就是改变教育预算的重点。50年

前，主要重点放在初等教育上，但是今天许多国家的预算中

大大强调高等教育、技术教育或成人教育（包括推广农业技

术）。趋势是赞同把这类教育看作是投资开支并把它们置于绝

对优先的地位，而让扩大初等教育去与公路、卫生和政府必须提供的所有其他服务争政府开支。

除了不同类型的教育的先后次序问题之外，还有每一类

教育的质量问题。初等教育是让全体儿童都上5年学呢，还

是让半数儿童上10年学？所有小学教师都必须在中学毕业后

再受两年专门训练——这样的教师人数不会多——呢？还是

靠短期训练班使教师人数迅速成倍增加呢？这种教师本身除

了读写算之外，对其他所知甚少，但是可以用他们来使初等

教育迅速扩大。苏联曾经只顾数量而不顾质量，着手使受过

半截子训练的教师、农业助理员、牙医助理、医务助理之类

的人员迅速成倍增加。他们这样做有两点理由。使人无可反

驳的理由就是快速。培训人员达到技艺的最高标准需要很长

时间和花费大量的金钱。所以，如果只允许完全合格的人才

能参加实践，那么大多数居民就没有治牙、医疗、农业或教

育设施了，而他们如果能得到受过半截子训练的人员的服务，

他们的生活条件就会好得多。另一个理由是，由受过充分训

练的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由受过一半训练的人来做也能做

得一样好。因此，坚持认为只有熟练的人才能做是一种浪费

技术的主张。另一方面，反对“稀释”技术的主要政治论据

是民族自豪感。在好几个国家已有人提出这种建议，但遭到

报界和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政界人物的拒绝，理由是民族自

豪感要求“我们的医生（教师等等）应同英国的医生一样

好”——或者说凡是先进的国家都是当地的样板。还有一些

专业协会进行抵制，但是要是不能也用民族自豪感来支持，这

种抵制也许不会起什么作用。

在教授一门技术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上，意见也在发生变化。在专业协会和工会的影响下，迄今一直强调长期学徒和培训。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速度成为取得成

功的要素时，人们承认，有时学会一件工作的要领只需迄今

所需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快速培训的新技术研究出来了，在

扫盲和教授外国语方面取得的成果或许最为突出，但是在缩

短培训工匠和技工所需要的时间方面也取得特别有益的成

效。在那些由于缺乏技术人员而使发展停顿的地方，这些方

法能起重大的作用。

打破培训计划由专业人员把持的局面的另一成果是，实

现了教育基本上不必依靠专业人员来办。“群众教育”计划是

按照每个人既是学员又是教员的原则执行的，为大批成年人

扫盲运动研究出了以学生传授他们的知识为基础的新技术，

从而以较少受过训练的教员取得惊人成果确实成为可能。任

何成人教育运动——无论是在扫盲、农业、儿童保育方面，还

是在中国文学方面——取得成功的秘诀是要激发学生们的热

情，因此他们不仅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而且还以他们

的热情感染别人并把他们学得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只要计划

把学生考虑在内，使他们不仅当学生，而且也当先生，而不

是在师生之间设置专业障碍，那么这种热情就愈加可能迸发

出来。

技艺的稀释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技术的进步总是

使公认的技艺失去作用并创造新的技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

这样，但是由于每种公认的技艺开始为拟订界限守则和学徒

规则的人们所垄断，他们想用限制获准使用这种技艺的人数

的办法来为他们靠这种技艺获取优越的地位和报酬，情况就尤其是这样。垄断永远是对新发明的挑战，所以新发明的损失得以逃避。因此每种技艺都有一部生活史；那就是产生，承

认自己，成为许许多多规定的课题，引起敌视和回避，对侵

入其领域的新技术打一场后卫战，取得妥协要不就消亡；所

有这一切都伴随着说不尽的自豪、愤怒、汗水和眼泪。

现在有一些国家（如黄金海岸）因为缺乏所需技术，可

以用于发展的资金不能全部派上用场。在这种情况下是使增

长率停下来以保证质量和适度呢，还是迅速增加部分受过培

训的人，这要由政治因素来决定。

（二）　农业技术的推广

农业教育将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刚刚论述过的几点，即

先后次序的问题，受过部分培训的人员的作用和热情的重要

意义。

以先后次序来说，在任何较为贫穷的农业经济国家中，把

经费用在向农民传授新知识上，也许是能够做的最富有成果

的投资。因为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在大部分地方是现在可资利

用的大大增加国民收入的最有把握和最便捷的办法。譬如，有

些农业专家断言，应用现在众所周知的技术，印度每亩地的

农业收成可翻一番——最重要的增产措施是选育良种、多施

人造肥、多用农药以及改善水源的保护和利用。这种明摆着

的可能性并非到处可见，因为专家们懂得的事情和农民所干

的事情之间的差距并非到处都是这样大。不过，在许多地方，

这仅仅是因为对粮食生产未作必要的研究。由于上述原因，热

带地区的农业研究已集中在经济作物方面，这些作物都是向工业国家出口的（食糖、可可、橡胶、茶叶等等），差不多完全忽视了为国内消费的产品（甘薯、木薯、高粱之类），虽然

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中，用于生产粮食的人力和土地

为用于经济作物的人力和土地的四倍或者更多。

研究是推广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基础研究尚待进行

的地方，没有推广农业技术的余地可言。不过，一旦掌握了

知识，推广这种知识的工作人员就非常之需要了。如果我们

设想，自耕农付酬雇用的每1000个人中有一名推广工作人

员，三分之二的人口受雇用，维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的费用

为一名农民收入的四五倍，那么这笔包括管理人员的服务费

总数将达国民收入的0．25％以上。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适当

的农业研究费（本章第1节（二）），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农

业部用于研究和教育的费用大约为国民收入的0．75％到1％

之间。美国的推广开支和农业收入大致保持这一比率；美国

每700名靠农业为生的人有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它花在农业

技术推广和研究上的钱约为农业纯产出的0．75％。英国的比

例也是1比700，但是在世界上较为贫穷的国家中间，只有日

本在农业服务方面花费那么多的钱（日本也是农民生产力有

惊人提高的唯一国家）。

如果每年的开支占年度国民收入1％就能使农业生产率

每年提高1％（等于国民收入的0．5％）的话，这将是一笔

效益极高的投资，因为它相当于每年得利50％。生产率的提

高不能完全归功于推广农业知识，因为还要为水利、工具、肥

料等等提供资金。不过，即使扣除其他需要，这种综合投资

是农业国能办得到的最有利的投资。我们使用的比率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日本从1880年到1920年，每英亩土地的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1．3％。英国和美国的生产率也达到了1％。那些在起步时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大得多的国家，

要从它们在农业服务方面的开支中取得可观的收获不应有什

么困难。

为了照这种比率提供农业服务，农业官员的人数必须大

大扩充，需要许多受过非常好的训练的人来从事研究工作和

监督推广服务工作，但是扩充得最多的是推广工作人员本身，

因为每5—10个村庄就需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如果每个人

都要受过大学本科的农业教育，那么要提供这样多的人是不

可能的。但是要大学毕业生从事这一工作也是不必要的和不

可取的。说不必要是因为推广工作人员的任务仅仅是把别处

经过充分试验的技术传授给农民。他要保持机警，对农业实

践要懂得甚多，因为不这样他对农民就没有作用。在这方面，

最好的训练就是亲自下地干活，所有的农活都要干一干，然

后再受一年至多两年的新技术训练。由大学毕业生负责农业

工作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的主要问题是同农场主打交道，而

且还得使农场主乐于同他接触，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比对

一个经历与农场主本人差不多的人困难得多。

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问题是打交道；不光是社会

接触，这在农村社会中非常之容易，而是要做到心心相印，这

样农场主就会模仿。譬如，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工作

一度常在农业服务部门所属和经营的示范农场进行。这些农

场都是用最有效的方式种植最优良的作物，请农场主来参观，

让他们亲眼看看所取得的成果。哪怕产量很高，农场主也并不总是照着他们看到的样子去做。他们争辩说，示范农场取得的成果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不一定能取得。农场的士壤和

其他质素说不定都是精选的，也许使用了设备，这种设备一

般农场主是没有的；农场的工人或许受过特别训练，要不就

是接受特别监督，而这在农民的土地上是做不到的。为了克

服这些困难，推广现代技术除办示范农场之外，还要说服几

个农场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试一试革新成果。于是其

余的人就明白了，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农场主，在像他们自己

那样的土地上获得了好收成。成绩再也不是某个受遥控的机

构取得的成绩，而是他们邻居取得的成绩，于是引起街谈巷

议、兴趣、调查、讨论和模仿。现在新来的负责推广工作的

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弄清哪些农场主在本地区最受尊敬

和最有可能为他人仿效，并在他准备开展的运动中设法得到

他们的合作。

在一个农场主不大习惯于改革技术的观念的社会做推广

工作，和在一个农场主很自然地指望科学家来解决他们的问

题的环境中做推广工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

像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先进社会中，农场主们知道遗传学家在

培育良种，植物学家和病理学家在研究控制病虫害的方法，机

械制造商们在不断推出经过改良的设备。他们非常想听到这

些事情，所以他们订阅农业报刊，收听为农场主准备的广播

节目，他们参加农场主俱乐部的会议。通过这些渠道，新的

观念迅速传播。落后地区推广工作的问题就是要创造类似的

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农场主把农业官员看成是农业社会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好过一些。要做到这一点，一部分秘诀是让农场主组织农业协会，以便进行讨论、相互观摩农场和作示范。另一部分秘诀是确实有东

西可以往外拿。如果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解决了一直使农场

主发愁的某个问题——譬如某种病虫害——他将获得他们的

信任；而如果从他的建议中一无所获，农场主就会把他看成

无所谓的人。

农场主产生热情的背景有时是具有政治性的。在农场主

世世代代受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盘剥的社会里，他们很难

对新技术产生热情，如果他们怀疑主要的成果也许是增加压

迫他们的人的收入，就尤其如此。因此，土地改革往往是成

功地推广农业技术的必要前提。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确实

开始关心农场主的问题——而他们往往是不关心的——而且

他们不但用言语而且用行动表明他们一心想帮助农场主，那

么农场主是有可能作出响应的。推广农业技术要是不具备它

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热情，可能会完全失败。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推广新技术要求进行许许多多的变

革，不仅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进行变革，而且还要在提供

资金和获得新技艺方面进行变革。因此，必须把农业技术推

广工作仅仅看作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农业改良计划的一个部

分，这种计划还包括诸如修路、农业信贷、供水、卓有成效

的销售、土地改革、开发新产业吸收剩余劳力、办合作社等

其他事情。经济增长总是涉及范围广泛的改革，没有哪一个

部门比农村生活涉及更广泛的改革了。

（三）　工业的能力倾向

经济的增长导致农业的重要性同其他就业门路相比呈不

断下降趋势。所以其他工业部门不断从农业部门招收劳动力

（如果人口稳定，这种情况是绝对的，如果人口增长得快，这

种情况是相对的）。

普遍的经验是，当劳工最初从农村来到工业（或采矿）部

门时，其生产率同已在工业部门劳动很长时间的工人相比是

很低的。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工业生活方式与农业生活方

式完全两样。一个人干农活在种植或收获季节要有几阵子从

早忙到晚的紧张活动，然后在不利于种植的季节，则有长期

的农闲或进行闲暇活动的时间。另一方面，在工业部门，人

们长年每天劳动八九个小时，一星期要劳动五六天，忙闲均

匀。再譬如，自耕农为自己干活，努力经营生来就熟悉的行

当，从头到尾自己决定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工厂，人们是在

监督之下努力干一种新的活计，要严格按照别人告诉的去做，

完全像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那样转动，制造你

也许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卖给几乎肯定你也不知道的人。干

活的群体也是不一样的。在地里，人们单独干活，或者同选

定的几个朋友一起干活。而在工厂里，一大群人一起干活，你

不能挑选与谁一起干活。要习惯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安下心

来适应工业生活要求的这种规律性需要很长时间。据说，妇

女和儿童比成年男子容易适应，这就是工业革命在其初期阶

段如不加控制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儿童和妇女劳动的一个

原因。在人们的哲学已经包括在社会关系中严格遵守纪律、制度和秩序的地方，过渡也比较容易，因为这将使他们为过严格管理的生活有所准备，而这种生活是他们在大工业企业中

必须过的。譬如，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由于这类原因，德国人和日本人实行工业化比较容易。

农村生活背景和工厂生活背景的差别，也说明为什么新

手们做有些工作比做其他工作要好得多。譬如，不管一个人

在农场多么在行和负责，在工厂履行职责所要求的知识则完

全是两回事。他必须对机械加工有很强的直觉才能，好防备

出差错或抓住改进的机会，而不是对下雨或动植物行为有很

强的直觉才能。新招来的工人缺乏这种才能，必须一次学习

一种操作法，尽量减少由他自行处理的事情；他不能干那种

必须同时进行和协调几种不同操作的活计。使用的劳动力越

是不熟练，劳动的分工越是要细。因而工厂需要增大管理人

员的比例，来协调细分的工种。管理人员所占比例高，是一

切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标志，当这些管理人员必须从国外引进

的时候，这也就成了这些国家的费用并不像人们可能预期的

那样低的一个原因，人们本来以为工资水平是低的。另外，使

用很不熟练的劳动力会刺激机械化，因为各种活计都被细分

成了最简单的工序，而且还因为在某些工序，机器比能依靠

的不熟练工人的精度高。人们有时认为，这也许是19世纪下

半叶美国实现机械化比英国快的一个原因。

背景的这些差别也说明为什么纪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往往是严格的和令人厌倦的。农业工人生来就想做的许多事

情同高效率的工业是不相容的。形成不同秉性的任务并不比

培养儿童去过成人生活的任务容易。这种纪律有很大一部分是生硬的，弄巧成拙的，因为实行纪律的人并不了解问题之所在，也不了解与其打交道的人，但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种种令人生厌的纪律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适应了新环境，学得了一套新知

识和本领。他们变得较为熟练了，这不仅是说他们懂得较多

的操作方法，而且可以让他们处理范围较为广泛的问题了

——他们以前不知道是错误的东西，现在知道了。城市工人

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生产率增长得特别快。如果允许并鼓励

新来的人安居下来过城市生活，完全脱离农业，这个过程就

会加快，凡是工厂招募的工人在厂里干一年左右而后又返回

乡村，这个过程最慢。

在工业部门利用流动工人不是简单的问题。有些特殊的

情况。譬如，日本少女离村到纱厂做工，到一定时候就回农

村结婚。无论流动还是不流动，各地的妇女劳动力轮换率都

很高。临时采掘业是另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行业本身只是暂

时性的，它显然建立不起一支永久性的劳动大军。除了这些

特殊情况之外，有些工业家认为他们用这种办法可得到较为

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认为，有些年轻人只离开乡村一年，他

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心，因此要求工资较低；因

为雇佣期短，他们对廉价而不舒适的单身宿舍也就容忍了；因

为轮换率高，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工会运动；如果有必要裁减

工人，就打发他们回农村，而不用为发失业津贴操心。这种

推理是否正确是极其令人怀疑的。肯定地说，靠雇佣流动工

人开始经营的中非各采矿公司，现在全都放弃了这种做法，改

为建立永久性的劳动队伍。把钱花在购买一支有经验的固定劳动力上，往往是最佳的投资。如果工业发生猛烈的周期性波动或其他波动，看来能够把失业者遣返回乡也许是有利的，

但是要想在这种基础上不断提高生产率，则是毫无希望的。

无论是长久的还是流动的，新的产业大军总是拥挤在令

人难熬的贫民窟中，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乐趣和有利条件。在

这种境遇下，要人们切断同乡村的联系的动力是极小的。因

此，没有理由不规划好新的工业城镇，建造家庭住宅、学校、

公园、教堂、电影院以及其他生活设施，使得一座像样子的

城镇成为比乡村具有大得多的吸引力的居住地（对大多数人

来说）。也没有任何借口不发展一套适当的社会服务事业——

医疗、失业救济、养老金之类——没有这些服务，产业工人

就不得不一只脚踏在农村，以便一旦需要，就可回到农村去。

这样做的效果会产生一支较大的劳动大军，他们更为安心，更

加渴望谋求改进工作。办这些事情要多一些花费，但是也能

提高生产率并使工人们比较愉快。

卫生和饮食对于提高新招收来的工人的生产率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在比较贫困的国家中，大部分人体内都有这种

或那种寄生虫，如疟原虫或钩虫，它们消耗他们的精力，减

低生产率，但不妨碍他们去上班。各工业公司提供免费医疗，

确保它们的工人居住得舒适，甚至定期给房子喷洒ＤＤＴ是

值得的。让工人在餐厅免费或廉价就餐，保证工人吃得好也

是值得的。工厂内部福利好，在这些国家甚至比在欧美更有

必要。生产率的差别有很大一部分正是由于身体不健康和营

养不良所致。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还取决于他们受到的培训。比较贫困的国家现在正花许多钱去建立新技术学院，以培养各种技工——建筑工人、技工、电工等等。这些学校将满足巨大的需

要，因为经济的发展造成所有这些熟练工人非常短缺。

不过，产业劳动力中大部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不是

在学院里而是在工作岗位上学会干活的。这种培训有很大一

部分完成得不好，因为新来的人仅仅被分派给某个别的工人，

让这个工人教他干活；可是，不论自己干活干得多么出色，教

别人干活也很出色的人却并不多，除非他们在教学方面已经

受过训练或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较为讲究效率的厂家为

此挑选事实证明确有特殊才能和喜欢从事教学的工人。而且

这些厂家也可能为新来的工人开设专门训练班，指定专人负

责。

对训练的这些限制同样适用于有组织的学徒制。在所有

那些技艺必须凭经验的行业里，学徒制是必要的。同样，大

部分学徒制已堕落成为一种骗局。有关工会或协会延长学徒

期限，以便减少进入本行业的人数，保持稀缺收入。徒弟的

时间因此被滥用，因为他们在头几个月要把时间用来扫地、拿

工具、泡茶和做类似的工作。而且他学艺的工匠可能是一位

好师傅，也可能是一位坏的或漠不关心的师傅。因此非常值

得做的是，不时对学徒制加以检查，用部分工作时间或晚间

对学徒授课，参加的厂家应特别注意选择带徒弟的工人。

最后，生产率取决于工人干活的兴趣。这有一部分是报

酬问题，一部分是晋升前景问题，一部分是工厂的社会气氛

问题。说到报酬问题，所需的主要是，报酬应按熟练程度、上

乘产量和所负责任有适当差别，这样就能鼓励工人拼命干，感到这样做是有酬劳的。这种奖励应是个人的还是应以小组的成绩为依据，这是个按照情况决定的次要问题。至于晋升，这

关系到的人不多，除非社会阶级受到肤色障碍等某种群众性

歧视，或因宗教、性别、民族等而受到的歧视的影响。这种

群众性的歧视由于使社会失掉歧视对象中某些优秀人才，所

以除了影响社会关系，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在任何情况下，

哪怕晋升涉及的人很少，这些人也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少

数，因为他们在负责岗位的业绩，可使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大

为改观；因此，使工人们感到有一条对一切该走的人都开放

的光明大道是很重要的。至于工厂内部的社会气氛，这是一

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三章曾详细论述过。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厂家规模大小、工厂内部关系融洽、商讨问题

的机会、工人和他们的管理人员之间无拘无束相互信任的问

题。所有的工业社会都在尽力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尚无把握

有什么普遍的解决办法。大部分观察家在有一点上看法一致，

那就是不管是为了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是为了确保高水平

的生产率，厂里的工长都处于关键地位。因此，选拔和晋升

的制度必须要能迅速发现具有当工长素质的人并给予有助于

发挥他们重要作用的训练。

许多适应工业生活问题的背后，存在着适应道德准则这

个更大的问题。从部族环境中招募到工厂的新工人有一个非

常完备的道德准则，为他规定了对待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以及

各种年龄、政治或宗教地位的人应尽义务的范例。如果他来

自一个不是由金钱支配的社会，他的准则也许并不包括处理

雇主和雇员之间、买方和卖方之间或工人和其伙伴之间的关系的规矩；像“多劳可多得”或“多得要多劳”这种格言同他的准则毫不相干，只有在他获得适应他的新环境的新准则

时才有意义。每天在严格监督下连续劳动九小时，每星期劳

动六天这种观念，在他的经历中更是闻所未闻的。道德准则

的冲突是痛苦的，出现的情况往往不为按在互相冲突的准则

中任何一种准则成长起来的任何人所承认。因此更有必要进

行非常特殊的努力，在新工业增长区建立一种新的有意义的

群体生活。否则，本来可以是一个守纪律的、愉快的和生产

力很高的群体，也许反而会变成精神上、政治上和生产上的

老大难问题。从历史上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往往还

同新的宗教激情有联系。在工业革命期间，美以美教会在英

格兰和威尔士新工业城镇的发展中，曾为这些新的群体的一

体化，并为新来过城市生活的人灌输一系列适应他们的新生

活，使它们变得很有意义的观念起过很大作用。在其他大部

分工业革命中，宗教革新无疑也有类似的作用可以发挥。

（四）　企业管理

经济的发展使得对称职的经营管理人员的需求量大增，

无论是在工商界还是在行政机关里都是如此。较为贫困的国

家往往有大批商人——尤其是小商小贩——他们热衷于赚

钱，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或者放高利贷。不足之处不是没

有进取精神，而是没有管理经验。只要能找到能够卓有成效

地经营大企业，包括管理大量人员和有形资源的人，大规模

生产的经济就可能大大增加收入；这些国家最为明显的是缺

乏大规模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

伟大的企业家是生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推出新商

品和新的组织制度的人——福特家族或伍尔沃思家族——为

数很少，是不能定制的。不过，大部分企业家只需按常规办

事，他们只要有知识和经验就能胜任。

这种知识有些可以在商业学校中学到，但是有一个重要

的部分只能靠工作经验学得，其余知识则取决于个人的气质

和秉性。商业学校能教授记帐（股票、订单、信贷、借支等

等）的方法，掌管有形资源（工厂布局、机器维护、顺利生

产）的一些方法以及人员管理（职员选拔、职责委任、培训

方法等等）的一些方法。但是学校无法教一位企业家怎样同

他的下属相处得好，使他们既忠心耿耿，劳动效率又高——

如果他的气质确实容许，他必须在实践中学习这一点。这些

学校也无法传授消除浪费，按照产量多少调整资源的使用，知

道按什么价格付钱或收钱，知道如何买卖以及给予多少信贷

的商业意识。而灌输诚实意识是学校完全做不到的，要是没

有这种意识，厂家就得不到信誉或好感，因而就不能持久。

实际上，胜任经营管理所需的经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

内外的外国厂家中工作时得到的，此后，雇员成为一名独立

负责的经理人员。所以，对有些外国厂家提出的最严重的告

发不外是它们通常因为种族、宗教或其他偏见，不愿雇用当

地人负责下等职务之外的任何职务。如果没有一家厂家愿意

雇用当地人担任办事员以上的职务，他们就难于学到怎样为

自己经营工业企业；这样他们的经济事务将永远受外国人的

支配，经济的增长将因为依靠外国企业所涉及的费用和种种

缺陷而停滞不前。这就是大部分殖民地国家一旦独立，就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步骤，迫使外国厂家向当地人民开放管理职位的一个原因。而且，甚至非殖民地国家也采取这些措施。

因而当16世纪和17世纪外国人把新的行业带到英格兰时，

他们得到的垄断专利往往包括这样的条件：外国人必须在规

定的期限内培养若干英国人学会他的技术。

与此同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发现，派一些年轻

人到国外学习外国厂家的经验是合算的。因此，德国人在19

世纪的最后25年派了大量青年到英国去做工，其后不久，日

本仿效他们的榜样，把日本人派到德国和美国。待他们返国

后，经营他们自己企业的人数很少；大部分人在现在的本国

或外国的厂家处谋得职业；也有人在不断扩大的政府机关任

职，这些机关也需要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世界上有色民

族对白人实行这种政策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先进国家的

肤色偏见，也许难于找到愿意接受有色人种练习生的厂家，但

是存在的机会比事实上利用的机会要多。一个有利的情况是，

有些工业国家为了把定货从别的工业国家转到自己方面来，

渴望同较为贫穷的国家扩大人事关系，因此，这些工业国家

可能欢迎有机会接待和训练那些返国之后将提出定货的人。

不过，传授商业经验的主要学校是由从事贸易、用一二

辆卡车经营货运、开办小作坊或类似小商号的小人物组成。其

中许多人要破产。少数人不断壮大，取得经验，最后成熟成

为大企业。这些行业的数量经常是过多，资本严重浪费。因

此有时候有人认为，从事这类行业应予控制，以保证适当的

收入，或者减少资源的浪费。作为立即取得产量的手段来看，

这些行业的过分发展可能是浪费；但是如果人们把它看作使人取得经营管理经验的手段，这种浪费也许是一种必要的培训费。

在一些不发达国家，有人感到当地小商业阶级的成长因从事类似行业的移民的竞争而受到威胁。欧洲各大公司往往限于进行大规模买卖，但是在东非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西非的叙利亚人、在牙买加的华人和在东南亚的华人，甚至在最小的行业中都有他们在竞争，因为他们比起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当地人有更长的经商传统，他们往往经营得更加成功。此外，移民往往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这使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繁荣起来。在这类国家，往往有这样的要求：当地的

商人在某些行业应受到保护，外来移民不得竞争。这就出现

了棘手的种族歧视问题，此外，因为模仿和竞争是通往学习

的两条道路，如果移民的活动受到限制，当地的商人是否会

进步得更加迅速，或者整个社会是否会得到利益，这一点并

不清楚。看来较好的政策是坚决要求移民收当地的徒工（如

英国都铎王朝所做的那样）和为当地的商人创造其他的机会

来提高他们的才干。（移民问题在第六章中作进一步论述）

有些国家的政府切望开发当地的企业源泉，创建特殊的金融机构，贷款给小实业家。如果当地的企业仅仅缺乏资本，那么这样做是有所助益的。不过这种情况不多。当地的资本家缺乏经营管理技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把钱贷给没有经验的小商贩往往等于把钱白白扔掉。这些人首先需要监督和指导，其次才是资本。他们的地位非常像小自耕农。因此特殊金融机构应把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企业管理人员看作它们的主要职责，这些人能给要求指导的小商贩出主意（就像先进工业国中的工业顾问或农村中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人员所做的那样）。把钱借出去以后，应对贷款的使用情况严加监督；作为放款的先决条件，金融机构的高级职员应有权对经营方法实行改革，至少在贷款收回以前，要制止得不偿失的经营方法。如同在农业中要提供咨询服务一样，在商业上也有提供咨询服务的很大余地。

在这些国家中贷款给小商人的最大难题是不大重视商业

信誉的人太多。在先进的国家里，“企业信誉”被认为是企业

最珍贵的资产之一。厂家都切望保护它们信守合同的信誉

——按规格交货，交货迅速，接受定购的货物付款迅速。然

而，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买方、卖方或贷方如果主要靠与之

做生意的商人的诚实，他们肯定十之八九要受骗上当。实际

上，外来商人在这些国家多有所成就的一个原因，恰恰是由

于外国供货人、银行、甚至国内的公众从经验中发现他们比

较靠得住。“企业信誉”的重要性（或说“诚实是最佳政策”

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大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能为人所了解的，

而竞争以及新的商业道德准则的成长到适当的时候会结合到

社会的传统中去。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意识相对缺乏，使得

政府机构在试图用贷款、合同或其他涉及个人可靠性的方式

帮助小商人时有必要非常谨慎小心。

企业经营管理的另一个训练场所是合作社运动，当合作社运动在民主基础上进行管理时，它将使许多人深入了解企业的问题以及商业经营管理的一些经验。这或许是合作社运动最可珍贵的方面；它所做的工作，推销产品、沟通储蓄渠道、购买供应品等等许多时候由私营企业或政府机构来做可以做得一样卓有成效，但是这些其他机构的教育价值是比不上的。从广义来看，这又一次表明，经营能力和进取精神在那些分散作决定的国家比之在那些专制统治的国家，可能传播得更为广泛。这是主张民主的重要论据之一。民主不但适用于公共行政管理，同样适用于商业生活。实际上，在公共行政管理权力分散和民主的国家，在人民习惯于从乡级以上的各级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的国家，商业生活本身比之在政治权力属于寡头统治的国家或许更有活力。这也是主张竞争的最大的论据之一。在经济生活中，竞争同样使决策和行政管理的经验分散。

由于另一个原因，不管怎样竞争对卓有成效地经营企业也是至为重要的。总之，企业家极有可能利用培训和咨询的便利，找出提高他们自身的能力的一切办法，如果他们有这样做的推动力的话。最强有力的积极动力是取得成功的前景，而最强有力的消极动力则是害怕破产。这两种动力都取决于竞争的存在。竞争本身不会保证企业有高效率，但是，要是连竞争也不保持，任何其他要素也不会保证企业有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