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历史记忆

倪匡：不辨南北，东来西去

倪匡（1935年-2022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是日下午在香港辞世，算是东来西去了！
倪匡兄弟姊妹7人，香港作家亦舒就是其六妹。
1949年，倪父带部分家庭成员去香港，倪大哥倪亦方决定留下，倪匡当时也选择了留下。
1951年，16岁的倪匡初中辍学，只身从上海去苏州，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 自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成为江苏省公安厅干警。此后，倪参与了苏南的土地改革_{[1957年10月27日，倪曾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相关小说《活埋》]}和苏北洪泽湖的治淮工程、南潮河水闸工程，之后被派去内蒙古，专职管理劳改农场的犯人，足迹远至大兴安岭。当时的内蒙古保安沼是第三劳改管教支队所在地。倪匡二十岁到内蒙古，二十二岁离开。

倪匡，不知道自己已然再次惹下大祸。
此时，批评会矛头陡然转向。会上批评不再提水平仪和测量员，而劈头盖脑冲着倪匡而来，他稀里胡涂被扣上“在严肃场合竟然纵笑”的罪名，不到十五分钟，有了更具体的结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生命线，嘲笑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反对党的生命线，就是反对党的政策，就是反党。”
倪匡据理力争，一一反驳。那个领导官大，却不善口才，几番争辩，那个领导文化水平不高，结结巴巴不知如何回应，但很显然他再度记恨之心。

内蒙古的冬天冰天雪地。倪匡和战友住的房子，冬天一旦没有燃料，就和冰窖差不多。一次，受大风雪封阻，燃煤运不到，燃料中断，不到二十四小时，本来身贴上去暖烘烘的墙上，出现了厚厚冰花，冻得人都没法坐，这样下去，人都会冻死的。
倪匡想起不远处有一道小河，河上有一道简陋小木桥，是粗糙地随意搭成的，河水早已冻到了底，过河可以不必用桥。于是，倪匡带了工具，找了几个人，把那座木桥拆了，化成一堆木柴，搬了回来，烧了三四天。煤运来了，就此渡过难关。
本来，他认为那是小事一桩，来年春暖花开，再去砍几株树，把桥搭起来就是了，谁知总队知道后，又上纲上线变成政治事件。倪匡背上一大罪名：“破坏交通”就是“反革命罪行”。批评会、批判会、批斗会，逐级升级。

在一次批斗会上，那个总队领导竟拉起衣袖，展示手背疤痕，大声宣布：“此人早就对革命同志怀有仇恨，故意蓄养凶狼，残害革命同志。在战场上，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没能伤了我，我是给他养的狼狗咬伤的。这是早有预谋的反革命行为！”

会场上群情激愤，倪匡只好唯唯诺诺，低头认错。会后，写上几万字检讨，承认自己“潜存的反革命思想”。

不久，倪匡被隔离在十里方圆没人烟的一间小屋子里。农场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彻查他。

五月初的一天，倪匡在总队部政治处的一位朋友，悄悄跑来倪匡那间小屋。这位朋友是蒙古族人，来自托克托县。原先与倪匡一起工作，两人不久就成了好友。朋友对他说：“情况不对劲，看来你有危险了。听说要组一个法庭审判你。”

朋友对倪匡说：“你已触犯破坏交通罪。”

倪匡不解：“这怎么能算‘破坏交通’呢？不就拆了一座小木桥吗？到夏天再重新铺上去。”

朋友说：“依我看，事情会很麻烦，一旦特别成立法庭，那即便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

倪匡惊呆了：“那怎么办？”

那朋友说：“你赶快逃跑，远离这里。”

沉默了好一阵。倪匡疑惑，问那朋友：“怎么逃？”

那朋友说：“从草原腹地走，要朝北跑，那里游牧民族多，有蒙古人村落，蒙古人会收留你的，他们正需要劳动力，住上两三年再说。”他接着说：“我帮你去偷一匹马，骑上它逃亡，越远越好。”

翌日早上，那朋友牵来一匹马。马又老又瘦，没有马鞍，只披着两个麻布袋。那朋友说：“你快跑吧，兄弟。”

倪匡握着他的手臂：“我跑了，你们怎么办？”

“你别管那么多了。记住，往北走。”

几十年后，倪匡还记着这个蒙古人，认他是恩人。但可惜的是，虽珍藏着与他的合影，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倪匡骑着马逃跑，他不辨方向，无法认路，好在这匹老马识途，只好听天由命，由马慢慢走。下午时分，又开始下雪，田野茫茫，雪花飞舞，极目所望，不见人影，似乎天地之间，只是他一个人。

入黑时分，到了一个小村庄，居然有小吃店，倪匡要了一大碗热豆浆，两只大馍。他的手已冻得无力端起碗，只好俯首就着碗喝，热腾腾的豆浆，化成一股暖气，身子哪一部份先暖和，可以清楚感觉，到了脚趾，吸一口气，竟有死而复苏的感觉。休息了一阵，雪也止了，倪匡继续上路。

此时，倪匡心情落寞，这一去，何去何从，虚空无着，莫此为甚。入夜，骑着马，朝北？往南？朦朦胧胧的焦虑中，全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个方向。放眼四周，黑夜下的茫茫草原，皑皑白雪，世界只剩下黑色和白色。

五月初，刚下过一场大雪，看不到北斗星，他在马背上，发现一条火车轨道。倪匡任随胯下的马无意识循着铁轨前行，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火车站。车站里没有人影。他将马拴在一条木柱上。他走进破陋的车站小屋。站里很冷。没有灯光，他在黑暗中，只见到奄奄的火炉。他将墙角损坏的半条板凳拆成木条，扔进火炉里燃烧取暖。

倪匡就这样靠着一把椅子，他混混沌沌，睡意袭来。不知过了多久，火车撞击轨道咣当声由远而近。他惊醒了：前路茫茫，上车再说。转身走出屋，走向那匹带着他到此的老马，捋了一下马颈上的鬃毛，又轻轻拍了两下老马的脸，向它道别。随后跳上车卡。那是一列载货火车。

倪匡这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逃离这里，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内蒙古。敞开露天的载货车厢，倪匡倚靠在杂货箱边，在刺骨的寒风中，随着火车缓缓前行。载货的火车停站，他就混上客车，客车停了，他又扒上货车。货车缓缓行驶，再次进入一个车站，停靠的是黑龙江泰来县车站。倪匡跳下火车走向车站候车室，候车室墙上一幅辽宁省地图，倪在地图找到了泰来，而后往南寻觅，白城、通辽、沈阳、辽阳、鞍山，倪匡在“鞍山”停顿了。他哥哥倪亦方就在鞍山，任辽宁省鞍山钢铁厂任工程师。

倪匡决定去鞍山找哥哥。他口袋里还有点钱，但没花钱买火车票。跟着一帮盲流，见火车就上，查票了，就被赶下火车，在车站睡觉，有火车了，就再上。一路往南。经一番周折，他找到了鞍山钢铁厂，找到了哥哥。

倪匡父亲倪纯壮和母亲王静娴1950年去了香港，倪纯壮在香港荷兰好实洋行保险部任业务经理。父母生了五男二女，倪匡是家中老四，本名倪聪。大姐大哥，从小由亲戚抚养长大，都改了姓。老三倪亦方、老五倪亦平、老六倪亦舒（即作家亦舒），老七倪亦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
倪亦方的经历是另一条路。他先后被授予鞍山市特等劳模、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荣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委曾作出向倪亦方学习的决定。2008年4月病逝。

1957年，倪匡在哥哥倪亦方家住了一个多月。哥哥也不敢长期收留他。倪匡自己也明白，他不可能报进户口，此地不宜久留。他最后决定：先去上海，再寻找机会去香港找父母。
倪匡坐船去了上海，他住在舅公家里。亲友也都不敢收留他太久，有的甚至见他都怕。
一天，倪匡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能帮忙去香港定居，实质就是“偷渡”。倪匡按广告所示，找到那家机构，那里拥挤着很多人。
半小时的面谈，沟通。他们总共要收倪匡四百五十元人民币。倪匡回家筹措这笔资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好在亲朋好友最后一起出钱帮倪匡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

偷渡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静待逃亡的倪匡，终于接到启程通知。他听从安排，先坐火车去广州，三天后偷渡去澳门。他在澳门住了几天。1957年7月，由澳门偷渡香港。
当时倪匡乘坐的是一艘运菜的船。曾经有人撰文说，倪匡在偷渡路上“吃棉花”、“吃老鼠”什么的，全是胡编乱造。偷渡安排，一路上很周到。倪匡跟随他们到了香港九龙，就在一个码头偷偷上岸。
香港边境的关卡，其实是时紧时松的。1956年，当时国内放宽言禁，一时间局势似乎平定下来。于是不少港人遂要求港府重开关卡，并指离开香港的人定必比进入香港的人多。
有见及此，港督葛量洪决定在1956年2月重开关卡，但是，由于重开关卡再度吸引大量难民到港，葛量洪又在同年9月宣布关闭关卡。
在开放关卡的短短七个月的时间，港府就录得有6万人进入香港，而没有人返回内地。

1957年，倪匡伪造多种公章、证件、介绍信由内蒙古逃至广州，7月间偷渡至澳门，再逃进英控香港。初至香港时曾在夜校读书，结识夫人李果珍女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香港报业与影视的黄金时代。倪匡最初在染厂里做杂工，并开始写作投稿，先后任工友、校对、助理编辑、记者与政论专栏作家（笔名为衣其）。后开始写武侠小说，笔名为岳川。
1962年，开始用笔名“卫斯理”写作科幻小说。
倪1992年离开香港，赴旧金山居住，2006年又返回香港。
有人称他是“带给人间快乐的顽皮孩子”。

孙志刚：生命或可收容

2003年3月17日，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男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殴打，并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治站。这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先被带至派出所，后被送往收容站，再被送往收容人员救治站，最后不治身亡。

事发时孙志刚27岁，来广州才20多天。2001年，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此前20多天，他应聘为广州达奇服装公司的一名平面设计师。从深圳跳槽进入达奇公司，当时处于试用期，月薪2000元。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喜欢上网的孙志刚离开与朋友合租的住房，准备到附近一家网吧去玩。因为刚来广州，还没办理暂住证，他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走到天河区黄村大街上时，孙志刚突然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的警察拦住了去路。当时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事后已无处查实，因而也无法判断警察拦住他，是否因为“他不修边幅”。

孙志刚并不知道，此时广州市公安机关正在开展“严打”的统一清查行动，三无人员是重点清查对象。当天下午，天河公安分局刚开了动员大会。由于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孙志刚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当晚，将近110人先后被带进这个派出所，其中30多人被收容。

孙到派出所后，由两名“辅警”做了笔录。这是一份有点奇怪的笔录，上面孙志刚被问及有无固定住所、稳定生活来源和合法证件时，所答已无可考，填写的竟均为“无”。当晚负责甄别“三无”人员的，是34岁的黄村街派出所专区中队长李耀辉。李有十余年的警龄，曾经立过二等功，多次受过嘉奖。

晚11点左右，与他同住的成先生（化名）接到了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孙志刚在电话中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在一份《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孙志刚在电话中让成先生“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于是，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到达时已接近晚12点。

出于某种现在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那里，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但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但并没解释原因。成先生说，其中一个警察还让他去看有关条例，说他们有权力收容谁。

成先生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诉他，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成先生回忆说，他后来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孙回答说“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成先生说：“他（孙志刚）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警察随后让孙志刚写材料，成先生和孙志刚从此再没见过面。

据广东省有关部门事后调查，当天晚上，孙志刚的两位朋友舒某某、杨某某曾来到派出所，说明孙有身份证和工作单位，提出为其补办暂住证，并予以保领，但均被李耀辉以“没有进行核实必要”的理由予以拒绝。

3月18日凌晨2时左右，孙志刚被送到天河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该所值班民警罗侨安对其进行了询问。治安协管员罗东升参照黄村街派出所移送的询问笔录，“制作”了询问孙的笔录，并在笔录上填写了孙志刚的身份证号码及“无暂住证”、“无正当职业”、“无正常居所”等内容，然后让孙签字。民警罗侨安则代替待遣所所长签下了“同意收容遣送”的意见。后来的调查报告说，正是由于待遣所民警极不负责任，才导致孙志刚“被错误地作为被收容遣送人员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当时，根据之前公安机关填写的内容，中转站工作人员判定孙的情况符合《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审批手续齐备，便将孙志刚收入站内。

9个小时后（即18日上午），孙志刚向中转站护师殷孝玲报告自己有心脏病，因为紧张而心慌、失眠，要求放他出去或住院治疗。中转站遂以“心动过速待查”为由，将孙送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后来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孙进入救治站时身体正常，脱衣检查未发现有外伤。医生对他的诊断是“焦虑症”。

广州市一份调查报告针对外界的怀疑特别说明，“经询问派出所、分局收容待遣所和收容遣送中转站的有关民警和工作人员，均称孙志刚没有与民警、工作人员发生过顶撞、争吵或被民警、工作人员殴打”。但据孙的父母说，孙志刚虽然身材较瘦，身体却一向很好，从没听说有心脏病。孙何以声称自己有心脏病无从得知。他的一位朋友猜测说，或许是他以为医院的待遇会更好一些。

当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2003年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在护理记录上，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成先生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

收容人员救治站

2003年3月18日，孙志刚因称心脏病被送往了救治站。

孙志刚本以为利用称病会被送到医院，可以换取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亦或是想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自我拯救。可是他做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决定。

这个救治站位于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的一个角落，是一幢三层小楼，每间病房门窗都有铁栅栏。救治站由张耀辉分管。

救助站内还配有医生、护士、护工，专门负责各类人员的救护和医治。应该说这里面配备了一整套的医疗体系，是能够起到基础的医疗作用的。

根据救助站的病人描述，救助站里护工实际上就是保安，因为雇佣保安须向派出所交一笔钱。救治站为了省这笔钱，就给保安改了称呼。实际上保安们并没有护工的资质。

救助站内不仅仅收治“三无”人员，还包括精神病、艾滋病、各种涉案人员。所以为了维护救治站的秩序，护工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救助站的这些护工们除了维护秩序外，也经常随意殴打和勒索病人。根据资料显示，救治站前几个月每个月死亡人数都在10人以上。而这些病人到底是如何死亡的，已经不得而知了。

孙志刚在被送到救治站先是被关进了201房。在这里据说被同病房的人打了两次。后来有人出院，孙志刚对着外面大喊，说明自己是有工作、有学历的人。

他的意图是想通过别人拯救自己。但是他这一举动惹恼了护工乔燕琴。

乔燕琴想教训一下孙志刚，告知206房的收治人员，孙志刚太闹，呆会儿把他弄过来让你们玩玩

随后，乔燕琴等人将孙志刚调到206房。

2003年3月20日凌晨1点，206房内的八人在乔艳琴的授意下先后两度对孙志刚轮番殴打。

他们对孙志刚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又把其抬起来往地上摔。即便孙志刚跪地求饶，仍然没有停止。

206领头的李海婴吩咐说，打得保安不满意。保安交待的事不办好，大家都有麻烦。再打半个小时。

后来孙志刚被带到了205房，依然遭到了护工的殴打。

当天晚上，一名值班护士邹丽萍在值班护理记录上，为孙志刚做的记录是本班睡眠六小时。

显然，她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知她这个六个小时是自己随意写上去的，还是真的去查看了孙志刚的状态，我相信此时的孙志刚应该已经昏迷了。

2003年20日上午9时50分，护士查房，发现孙志刚趴在水泥床上一动不动，通过查验呼吸微弱，脸色发紫，意识到不妙护士立刻将其拉到救助室。

值班医生任浩强立即开展常规抢救，然而回天乏术，十分钟后宣布孙死亡。

值班医生向病区区长彭红军知会后，在死亡证明上填写了死亡原因为心脏病猝死。并且声称孙志刚除趾部有异样外没有明显伤痕。

后面，孙志刚的尸体经过法医鉴定，其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位于远郊，距市中心一个多小时车程。这里本来属于广州市精神病院，后来改称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2002年8月1日，这个巨大院子的一个角落被划为特殊病区，由广州市民政局和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指定为收容人员救治站，专门为收容人员中的病患者提供基本治疗。救治站占用了三幢小楼。与普通医院不同的是，每一个病房的门窗都有铁栅栏。救治站由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分管。31岁的彭红军是病区区长，他手下有3名医生，护士若干和10名护工。彭后来被控玩忽职守，但早在今年年初，他就对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急切的改革建议。当时他说，“这里场地拥挤、设施简陋，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管理混乱，几无规章制度可循。”31岁的彭和其他3名医生都是精神科大夫。但是，他们要负责的是近200名的各种病员的治疗。在法庭上，公诉人的举证也证实了彭红军医生的诸多忧虑。举证调查发现，这里经常发生病人间打架斗殴事件，有人被打断肋骨，有人被打成重伤。

而护工是救治站内的特殊角色。乔志军，在武警上海总队服役五年后，回到家乡山西。2002年中，通过保安公司推荐来到广州，经培训后，被推荐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当保安。乔燕琴，同为山西人，去年年底通过熟人介绍来到救治站。胡金艳，河南姑娘，与乔志军是一对恋人。没过多久，这里的保安们都被改称为护工——要雇用保安必须向当地派出所交一笔钱，救治站为了省这笔钱，就给他们改了名。但事实上，这些护工从未接受过任何护理培训。病人仍然称他们为保安，“他们穿着迷彩服，提着警棍”，一些病人当庭指证说。警方后来还从救治站搜出了两支塑胶警棍和一支电警棍。乔燕琴在法庭作证时这样表述护工的职责，第一是“防止病人闹事和暴动”，其次才是协助护士拿药、打针、派饭。

在由医生、护士和护工构成的层级中，护工位次最低。但在这里的病人眼中，他们却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份护工的笔录证实，因为208房女病人汤凤珍一直在哭，护工何某某去制止时被汤咬伤，何立即提了根棍子对其殴打。医生彭红军也发现了这一点。其他医生曾多次要求开除一些殴打勒索病人的护工，但均不了了之。彭红军辩解说，他没有人事权。彭后来被指控对救治站管理不善负责。直至他被捕，数份规章制度仍在草拟中。而他在建议中指出的诸多问题，此时已不幸言中。据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从2002年8月10日到2003年1月20日，救治站里共收治病人多达877人，其中外科病人280余人（包括脑外伤、骨外伤和普外伤），精神科病人280人，内科病人210人及传染病人105人。这里还经常收治特殊病人，包括一例艾滋病确诊者、15例自缢未果者、20例吞刀片者、1例自制凶器者和一名身带匕首者。此外还有约30名各类涉案人员。

4名专治精神病的医生显然难以应付如此繁杂的病人。而那份材料还披露了救治站内发生的令人吃惊的死亡现象：在去年10月、11月、12月和今年1月的头20天，这个救治站均有相当数量病人死亡，死亡人数分别为16、15、15和12。但材料没有说明他们的死亡原因。此外，在孙志刚案庭审时，一位病人检举说，他亲眼看见209房有人被打死。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证实，从3月16日到3月19日，救治区共有3人死亡。其中两人属于病死，一人是“头部挫伤，颅内出血”。这个死亡名单中尚不包括孙志刚。

同时被抓

几乎与孙志刚同时，23岁的张明君正在广州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抓住了。张明君是四川南部县人。几年前，因种地无以糊口，全家四口人，包括父母和弟弟撂下田地到了成都。父亲做些装修活，母亲背建筑材料，弟弟去年初中毕业，进了一家饭馆当服务员。早在1998年，小学毕业的张明君就来到广东，进入鞋厂和服装厂打工，很快就成为针工熟手，还当过干部。张明君和四川南充老乡李芳在广东认识，前年结了婚，有一个7个月大的儿子。今年3月17日下午，夫妇二人从东莞到广州找工作。当天下午，张明君又让李芳先回东莞，说找到工作后再去接她。后来张告诉妻子，那天晚上他出去吃宵夜，买了个面包正坐在台阶上啃时，被巡警叫住了。当时张莫名所以，他怀疑是因为自己把腿搁在台阶上，才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警察要他出示证件。张明君身上带有身份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和工作牌，但他没带暂住证，他告诉警察，暂住证是厂里办的，被扣在厂里。由于没有广州市的暂住证，他仍然被收容了。按照后来一份调查材料的叙述，当晚7时，张明君因腹痛、胃炎和消化道出血被送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但据张明君称，当天晚上，他就遭到了毒打，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救治区的很多病房都关有精神不太正常的人，而206房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那里关的都是基本正常的人——精神病人一般不打人，206房就不同了。发生孙志刚惨案的这间206房，中间是一道铁门，两旁有窗，南北向过道的两侧是水泥砌成的铺位，大约有十一二个。房间尽头是用水泥板隔开的厕所。靠窗的两个铺位是“大哥”专用，靠厕所的则属于新来者。在这里，病房被叫做“仓”。这种叫法甚至在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公安分局的逮捕申请书上都能得到证实。206房被称为“206仓”，调房被称为“调仓”。

3月19日晚，206仓关了8名病人。李海婴和钟辽国当时是206仓的两名“仓头”。“仓头”是由护工指定的。据李的朋友说，李海婴以小买卖为业，在番禺市汀沙村二大街文魁巷租房住，2001年办过暂住证。他为何在朋友的房内被带走收容，尚不清楚。3月7日，李海婴因患皮肤病和性病被送到救治站。刚来时也挨过三次打。3月8日，一名男护工用自己的手机让李打电话叫朋友送钱过来。在朋友花了70多块钱请两名护工吃了顿饭并塞了150块钱后，李没再挨过打，并且当上了“仓头”。不只是李海婴，206仓的8个人都挨过打——救治站每个新来者都要挨打，这似乎是规矩，叫“过仓规”。另一名病人韦延良说，他3月11号进来，到18号的一周内已经挨了5次打。李海婴说，“206就是专门打人的地方，打完了，就把被打的调出去。”3月18日晚9时50分，当孙志刚进来时，张明君刚被打得爬不起来，只能躺在床上休息。孙志刚在救治站的第一个落脚点，其实是二区201仓，里面关着10个精神病人。为什么把“心脏病人”孙志刚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这是一个疑问。一位医生说，“部分精神病人难以控制或经常糊屎糊尿”。

而孙志刚此时至少已挨过两次打。据张明君说，他亲眼看到孙志刚在201仓被“贵州人”和“大胡子”两人殴打。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服装设计师孙志刚，显然并不甘心自己的命运。20日凌晨时分，病人罗小海要出院，他的7名亲属来接他。孙志刚摇动着铁窗大叫：“我叫孙志刚，达奇服装公司职工，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在里面挨打！”由于孙记不清老板的电话号码，他的呼救并未奏效，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山西籍护工乔燕琴，首先被惹恼了。此人身体高大精壮，一份调查报告形容他“一贯霸道，脾气暴躁，其余护工因惧怕而畏服”。“仓头”李海婴也在庭上作证说，乔曾告诉他，孙志刚向上面下来检查的人打小报告，说这里经常打死打伤人，要修理他一下。当晚，乔燕琴来到206门外，对李海婴等人说，“孙志刚太闹，呆会儿把他弄过来让你们玩玩。”

晚上12点半，护工交班时间。乔燕琴和乔志军该下班了，由另外两名护工胡金艳和吕二鹏接班。乔燕琴提出要把孙志刚调房。胡金艳后来在法庭上辩解说，她当时在办交接班记录，没有听清乔说什么，也没有表示过同意或不同意。乔志军则辩解说，当时他并没有告诉吕二鹏调房就是为了要教训孙。但后来法院认定，这三人均属于“认同”乔燕琴的用意和行为。

值班护士办理手续后，乔燕琴和乔志军上楼了。胡金艳说，她听到要将孙调到206，就担心他们会干坏事。她不希望男朋友乔志军参与，便跟了上去。乔燕琴来到206后，就对里面的人说，“那小子过来后，过半个小时，给我狠狠地打。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反正打死也没事。”“这里死一个人像死个蚂蚁一样！”（据乔燕琴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记载）然后，乔燕琴来到201，叫孙志刚出来，见孙没动，“我进去用右脚往孙志刚的小腹部踹了好几脚，再上去用右脚往他的肩膀和背部踹了好几脚，这时孙志刚便跪在地上，求我不要打他，我不理他，再往他的肩部及背部踹多几脚(据乔燕琴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记载)，然后将孙拉了出来。

孙被换到206仓后，走到厕所旁的床位倒头睡下。而此时，乔燕琴等人下楼去煮玉米当宵夜。

“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

半个小时后，李海婴说：“时间到了，开始！”此时张明君说了句话：“为什么要打人家？”当即遭到李海婴的喝斥：“你不打就收拾你！”张明君后来在法庭上说：“我不愿意打人啊。因为我们也是受害者，与孙志刚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打？”206仓8个人事后都说：我们是被逼的。如果我们不打，护工就要打我们。“我们就可能成为第二个孙志刚！”他们作证说，护工曾经告诉他们，这里随时可以让不听话的人“站着进来抬着出去”。结果，8个人围住孙志刚，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又把孙抬起来往地上摔。

“孙只能抱着头蹲在地上，就像我以前被打一样。”张明君在法庭上回忆说。他跳到孙志刚背上跺，后来被指控为故意伤害孙的主犯。张说，他打了几下后，假装摔伤了，回到床上躺下。另一名病人回忆说：“孙跪在地上求我们别打了。他受不了了。”

此时，值班护士曾伟林在楼下的监控录像上发现了这里发生的一切，胡金艳立即上去，对李海婴说：“你再闹，还想不想出去了！”但跟上来的乔燕琴阻止说：“别管她（指胡金艳），继续打，打得还不够狠。”乔燕琴（另一份供词里说是吕二鹏）还向里面挥了两下拳头，按房内人理解，意思是打得更狠一点。护工走后，仓头李海婴吩咐说：“打得保安不满意。保安交待的事不办好，大家都有麻烦。再打半个小时。”

几分钟后，胡金艳在监控室发现206仓内有人再度殴打孙志刚，便跟着曾伟林又来到206。孙跪在地上，直请求换一个房间。孙抱着被子，跟着吕二鹏来到对门的205房，一头钻进了厕所。这里面有大约15个精神病人。但胡金艳说，他们一般是不打人的。然而很快，206房的病人们又听到了孙志刚的叫声，“非常凄惨”。他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吕二鹏提着警棍隔着门在捅孙志刚。也有人称，他们看见吕进入了205，打从厕所里露出头来的孙志刚。

大约1点半左右，乔燕琴吃完了玉米，上楼回宿舍去了。此后未再听到孙志刚的动静。当天晚上，另一名值班护士邹丽萍在值班护理记录上，为孙志刚做的记录是“本班睡眠六小时”。

20日上午9时50分，护士查房，发现孙趴在水泥床上一动不动，且呼吸微弱，脸色发紫，赶忙把他送到救治室。值班医生任浩强做了常规抢救。十分钟后宣布孙死亡。他在向区长彭红军知会后，在死亡证明上填写了“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 并且声称孙志刚除趾部有异样外没有明显伤痕。但在广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法医学鉴定书上，孙志刚的伤痕是这样被描述的，“身体有多处表皮擦伤和表皮脱落，背部在60×50cm范围内大片皮下出血，其中在左侧背中部可见四处条形皮内出血，宽0.3cm,长分别为16、12、8.7、7.5cm。而解剖还查明，孙双肺表面淤黑，胃内有褐色水样物160cm。法医解释说：“被害人孙志刚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背部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206房的两次殴打“共持续了约9分钟”，而孙背部的出血区几乎覆盖满了整个背部，其状惨不忍睹。

法庭上

4月4日，张明君被送到湖南省怀化市收容中转站。此时他已在收容机构里“中转了”了17天。其间，他借用别人的手机给妻子李芳打电话，叫她送1500元钱来，然后就被放了出来。中转站给了他三块五毛钱让他回家。身在湖南的张明君用这些钱给妻子打通电话，李芳立即汇了100块钱，让张回到了东莞。但“失踪”多日的张明君已丢掉了工作。在寻职无着之后，5月8日，夫妻俩回到成都。 刚下火车，张的朋友就告诉他，家乡的公安在找你。张明君还以为是由于自己从“疫区”广东回来，要到医院检查。在家人怀疑的眼光中，急于洗清的张明君四处打电话到家乡和成都的“110”询问警方为何找他，最后他问到了成都市公安局的一名巡警朋友。5月9日，朋友说请他吃火锅。在成都金牛山庄门口，赴约的张明君被广州来的警察抓获。他这才想起，当时在广州收治人员救治站里“自己曾经打过一架”。

6月5日，身穿黄背心的张明君站在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在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的12名被告中，他是排名第五的主犯。李芳此时在成都已全然束手无策。她四处借钱无果，并且在SARS尚未解除警报之前，难以及时赶赴广州。张明君和同案9名被告都没有请律师，其中8人由政府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两人未要律师。律师们大多对公诉方指控的主要事实未持异议，而均对被告作减罪辩护。身材瘦小的张明君在庭上失声痛哭，多次抢着发言，强调自己完全没有故意打孙志刚，是受胁迫的，因为如果他不动手，就会成为第二个孙志刚。

李海婴的辩护人梁国雄指出，根据《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得有体罚、虐待、侮辱、被收容人员”，第十五条规定：“被收容人员的人身及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但我们遗憾而震惊的发现，该救治站根本就没有做到上述规定的要求，而是变成了一张被收容救治人员的噩梦之床。”梁国雄当庭辩护说，“李海婴等被起诉的被收容人员，因不想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杀死的蚂蚁，在求生的本能支配下，惧于护工的淫威，不得不选择听从护工吩咐而保全自己的方法，除此以外，他们能有其他选择吗？在这样充斥着暴力的地方，他们不过是护工手里的一个伤害他人的工具而已。”8名收容人员及其代理人均强调殴打孙志刚是被迫为之，希望法庭能以“被胁迫”而减轻处罚。

梁国雄等多名律师还特别提出，尸检结果不能证实206仓的打击是造成孙志刚死亡的直接原因，因为尸检提到“背部可见多处条形下出血”，这样的伤痕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器械的收容人员打击形成。律师强调，“可能有其他共同导致孙志刚死亡的打击”。孙志刚在两次被打后，自己抱着被子走到205室，还能自己上厕所。但是，此后直到其死亡的八九个小时内还发生了什么，至今无法查证。而且，孙在进入201前就曾被打，这方面的查证也不清晰。事实上，这一切只要播放当时的监控录像就可以清楚。此前，有关方面也强调案发当时有录像为证。但是，这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并未出现在公诉方出示的证据中，律师也未当庭提出展示请求。

6月9日下午3时30分，当张明君听到自己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时，再度痛哭失声：“我还有9个月的儿子啊！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进了监狱，一家人就都完了！”

（以上报道除已注明来源处，均来自庭审当天出示的经过质证的证言和相关法律材料）

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

医院让孙志刚的朋友去殡仪馆等着。孙的朋友赶到殡仪馆后又过了两个小时，尸体运到。护理记录上，孙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3月20日10点25分。

2003年5月14日三名法学博士俞江（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腾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撤销。 2003年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但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事件发生及学者上书后，并未给予任何形式的违宪审查或调查程序甚至是回应，同年6月20日，在未公布详细程序的情况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6月22日，经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并将于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身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这是孙志刚墓志铭中的一段摘录。

马发泉：记忆与访谈

1951年3月，18岁的马发泉不顾母亲的反对，在父亲的支持下，与哥哥、堂兄、姐夫、外甥、妻子的叔叔及两个远房亲戚等七位亲属一同加入志愿军。他在辽宁本溪集中参加新兵训练后，先编入31军，后被编入12军第四团，担任机枪手。1951年5月，随部队渡过鸭绿江，经阳德前往金城。
1952年8月，金城541防御战打响。当时，马发泉的大哥是侦察班长，奉命执行排摸541高地美军火力配系任务。而马发泉所处的第四连，则埋伏在美军附近，与侦察班进行接应。出发前，许多人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一天晚上，马发泉的大哥带队，摸黑潜进了美军的前沿。他们将铁丝网剪开了一个口子，悄悄地钻了进去。正当侦察完毕准备回撤时，突然，探照灯突然亮起，随后弹如雨下。马发泉大哥中弹倒下。这一幕，被藏在隐蔽点的马发泉看得真切。
“我当时我说我去救，连长说不行，因为我被发现了，不得了，我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因为我是机枪手，我想掩护他们，他说不行，不能过去，我也没办法。他（大哥）也很勇敢了，他一个班基本上都牺牲了，就没能过来。”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马发泉所在的志愿军12军一个连队一天要补充三四次新兵，战士们的名字都叫不上来。
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1954年，马发泉回到家中，当年一起出去的家族兄弟都牺牲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

　　主持人：跨过鸭绿江踏上朝鲜的土地之后，你看到的朝鲜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马发泉：当时的情景有点可怕，因为丹东的晚上到处都是黑的，探照灯突然一下子照过来，警报器也会突然响起来。因为我们都是才开始参军，都有点怕。
　　我们原来是有手电筒的，排长都给收走了，到处都是黑压压的。我们当时看到鸭绿江桥被炸掉了，后来是搭个浮桥过去的。
　　主持人：朝鲜那边的建筑被破坏了吗？
　　马发泉：都被打得没什么房子了，空洞洞的。
　　我们第一天行军过了新义州以后，有一个驾驶员开车，没注意，把车灯亮了一下，飞机一下就来了。那个炸弹就甩下来了，炮怦怦地爆炸了，把我的帽子炸飞掉了。

　　我第一天就差点牺牲了，那个时候帽子弄掉以后，我头上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想找一找，连长就说小马你走呀，你还要帽子干什么，命要紧呀，保存自己要紧。

　　主持人：从入朝开始到进入前线，这个路程你们走了有多长时间？

　　马发泉：大概有十来天，脚上的泡都很大了。

　　第一天就走了大概有90里到100里路，快天亮了，就是不走了，上级后来命令休息一天。走到封锁线那里，敌人飞机不停地飞。

　　之后就到釜山了，我就分到12军了。

　　主持人：到了前线之后，就直接投入战斗了吗？

　　马发泉：到了釜山前线以后，一个副指导员来带我们去了。

　　上去到了阵地以后，当时那个心情确实非常激动，感觉有点害怕。敌人的飞机不停地投炸弹，我们的副指导员走在前面，一发炮弹把他的头打掉了，就在我的面前。

　　主持人：当时离你有多远呀？

　　马发泉：离我有20、30公尺呀。

　　主持人：那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了？

　　马发泉：很清楚呀。后来我们去找他的头，但是找不到了。当时有点害怕的，死人这么多，我以前都没看到过这个场面的。

　　主持人：到了前线之后呢，您参加的第一次比较激烈的战斗是在哪里？

　　马发泉：是金城反击战。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打541高地。

　　那次战斗很激烈，团里召集一个加强营，大概有256个人，之后团长牺牲了，有七、八个营长也都牺牲了，那次我们的损失是最大的。后来我们都打急眼了，我们拿起枪咚咚就打，都不瞄准了，要为团长报仇。

　　主持人：当时你们进攻的541高地，是多大的一个山呢？

　　马发泉：山不大，我们10来分钟就攻上去了。
　　后来我姐夫冲上去了。在冲上去之前，我姐夫把他的一块纪念章和一支钢笔给我了，那个是祖国人民慰问团送给我们的。我姐夫还给我十块钱，他说我们上去一定回不来了，要我照顾好我姐姐。还有个小鬼，也是我的同乡，他说他一定会死的，要我把他的骨头找回来，给他家里捎回来。
　　两个小时以后就开始冲了，200多号人就上去了，下来的时候只剩了30来个人。我姐夫当时是班长，他受了重伤下来了。我大哥到敌人阵地下面那个山头，把敌人的钢炮背过来了，一发炮弹打在身上，就死敌人阵地那边了。我的外甥也负重伤了，我二哥的脚被打瘸了，打了好几个洞，他们就回国了。
　　后来不知怎么搞得，我母亲以为我也死在了战场上，就给我设了一个灵堂，在外面的天井下烧香、拜佛，给我烧了两年。
　　主持人：马老，当时在朝鲜前线，您第一个牺牲的亲人是谁？
　　马发泉：我大哥。
　　主持人：他当时是在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牺牲的？

　　马发泉：执行侦察任务。541这个阵地一带是有很多敌人的火力点，我大哥摸过去了，回来的时候，一发炮弹就打在他背上了。

　　主持人：他当时是夜间摸过去的吗？

　　马发泉：是夜间，白天不好行动的。

　　主持人：他是一个人，还是带着其他人一块儿去的？

　　马发泉：他们是一个班。

　　主持人：他们当时已经进入到敌人前沿了吗？

　　马发泉：已经进入里面了，他们把敌人的铁丝网都剪了一个洞爬进去了。我听到我大哥牺牲的消息以后，我想去把他尸体找回来的。后来大家都觉得要顾大局，首先要保证自己，就是这样我大哥的尸体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主持人：当时一起去的一个班的战士，回来了几个？

　　马发泉：很少。敌人的火力点很凶呀，他们的炮、机枪，就象下雨一样的，能回来真是要碰好运气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主持人：侦察任务完成了吗？

　　马发泉：侦察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把敌人的炮都拆过来了。

　　主持人：当时的541高地战斗，持续了多长时间？

　　马发泉：10几分钟，冲上去是6、7分钟，第一次还没成功，冲了好几次了，一个副连长还滚下来了。
　　最后阵地是拿下来了，快到天亮的时候，就剩下30多人。后来我们就跟敌人反复争夺，我们打的是消耗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们不冲锋，就是挖工事，挖防空洞，保证自己。敌人炮弹打的得密、飞机轰炸得再猛烈，我们就躲在洞里，我们在里面唱歌。
　　主持人：当时阵地工事的里面是怎样的情况？

　　　马发泉：当时我们都是用手挖的，一夜不停地挖。我们睡觉就在地上，这个地上很潮湿，还有水，里面还有蛇。但是那个时候谁也不怕了。

　　我们的一个班长，他带着我们四个人到了靠近敌人前沿的一个工事里。当时我们带了一挺机枪，两支冲锋枪，再有两个爆破筒，十来个手榴弹。我们到了最前面的一个阵地，只有30来公尺，就是一道沟，几乎就是和敌人面对面了，连里面讲话、咳嗽声都听到了。

　　我们的班长那天晚上他再防空洞里面穿上了他的一套新衣服。我说班长你穿这个衣服干什么？他说我要准备。准备什么？他就没有讲了。他是准备死的。结果后来敌人的机枪打过来，把工事出口封锁牢了，再后来一炮弹打过来，把他两个腿都打没有了。他跟我说马发泉你要坚持战斗，要坚持下去，不要失守。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难过，他快要死了。我给他包起来，那个血都流了2、3米，我的身上都是血呀，我还想把他背上来。就从那时开始，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就背着班长的尸体，后来他牺牲了。

　　主持人：当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们对敌人的杀伤有多大呢？

　　马发泉：敌人的兵力也损失了不少的。我们是打游击战一样的，一下弄一个小组，三个人打一下，在某一个交通沟上挖一个洞，再打一下；有些同志一个棍子，上面支起一件衣服，在棍子上面再顶一个帽子，就像一个人一样的，放在那个地方。敌人看到了就猛打，我们就看到了他们藏身的地方，他们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打过去。

　　后来敌人给我们弄的没办法，我们是能打能躲的游击战，非常灵活，当时敌人也吃了不少苦头。

　　主持人：当时在前线能够看到被我们打死的敌人的尸体吗？

　　马发泉：都能看到。

　　我们在高地上的时候，如果敌人爬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打。因为当时弹药很紧张，我们就把石头滚下去，就可以把敌人打下去。所以说这个战斗很可怕的，枪一响就要死人，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死。

　　敌人的飞机也很有意思，他们竟然在飞机上唱京戏，敌人说12军你们投降吧，你们的妈妈等你们过年呢。

　　当时快过年的时候，我们的指导员就跟我们说，你们的妈妈爸爸在家里肯定很想念你们的，我们也在战场上过个好年。然后我们就一起包饺子。那个时候的饺子都是大个一点儿的，肉馅就是我们祖国人民给我们的罐头。等到了快好的时候，一发炮弹打下来，打在炊事班长身上，他当场就牺牲了，把一锅的饺子全打光了，还有几个同志负重伤。当时我就想一下子把那个敌人打死，都消灭掉。可是没办法，过不去呀。

　　主持人：当时我们在上甘岭，感觉最困难的是什么？

　　马发泉：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水了。有一次连长说，小马去背一桶水，大家喝。

　　当时山下有一桶水，可能没有放毒细菌，大概有300、400米。我背着一个装汽油的那种铁桶，走到半山腰，一发炮弹打到这个桶，整个都打掉了，我身上摸摸这里也没有负伤，又摸摸这个脚还是好的。回来以后，我说连长，任务完不成了，他也没批评我。

　　连里的同志没吃到这个水。所以当时我们吃水很困难的，别人可能都想象不到的。有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喝同志的小便，真是没办法了，因为嘴肿起来，都不能讲话了。晚上在洞里，就把舌头贴在洞里的石头上，弄一点湿气，这个水就这么困难了。
　　到现在我都很节约水的，我刷牙、洗脸就是一杯水，我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主持人：当时住在坑道里的部队，主要都要靠下山去背水吗？
　　马发泉：没办法，后方送不上来呀，飞机封锁得很牢的呀。
　　主持人：取水的地方离咱们的坑道大概有多远呢？
　　马发泉：不一定，有的是在山下面一个孔里，那是没有放细菌的，放了细菌就不能去吃了。
　　到了1951年冬天，又下了很厚的雪，但是因为地上有细菌，所以落地就不能吃了。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一个白被单，大家一起拿着，可以接一点雪。那个雪下得很大，我们的政委用装子弹的铁盒子，把这个雪弄起来放在这个子弹盒里，保存起来，保存一点水。然后就和糙米一起吃，还有一些压缩饼干。这个饼干很难吃，很硬的。我们每个人还有一瓶100 粒的维他命，这个吃下去一天打仗不睡觉都没有关系的。

　　主持人：马老，我看您所在的这个12军，是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那您当时参加过这次战役吗？

　　马发泉：有。

　　主持人：当时上甘岭前线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马发泉：当时上甘岭打了以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志愿团，写血书，主动报名去前线。写完了血书以后，领导再批准。支援团的意思就是说牺牲是光荣的，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朝鲜人民。

　　主持人：当时您也是自愿参加的志愿团？

　　马发泉：我也是自己报名的。

　　主持人：当时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您知道您守卫的这个上甘岭阵地，在整个战争当中的地位吗？

　　马发泉：当然知道，上甘岭就是要塞，是要害的军事基地，有很大的战斗意义的。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是在537.7高地，原来1号阵地。上面就是上甘岭，就是两个连守的。

　　后来敌人组织6万人，它三门大炮，178辆坦克，撂下来5000枚炸弹呀，炮弹飞过来190万发。

　　主持人：那么这两个小山头大概有多大呢？
　　马发泉：面积是3.7平方公里，就这么一个很小的范围了。
　　主持人：当时您所在的部队，进入到上甘岭前线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马发泉：大概是10月份去的，快到冬天了。后来我被调去做通信员了。
　　主持人：当时您所在的部队进入到前线之后，是首先打反击呢，还是打防御呢？

　　马发泉：开始是在阵地上打防御。
　　主持人：当时您在哪一个高地？
　　马发泉：537.3高地，也就是1号阵地。
　　主持人：您上去这个阵地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马发泉：都是光秃秃的。朝鲜那些20几米的树，全部都被打光了，打得一塌糊涂的，石头都打下去很深了。
　　敌人的穿甲弹打过来，都是先钻进去然后才爆炸的，很厉害呀。还有烟雾弹和燃烧弹，把树木全部烧掉。所以那个时候交通过道就很难挖了，我们当时都是边挖边牺牲。但是没有交通过道我们就过不去呀，敌人都封锁得很牢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拼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人在阵地在，一个人也要守。
　　上甘岭战役最大的特点就是阵地反复地得失，一次又一次地打回来又丢失，然后再抢回来。牺牲真的很多。
　　当时我们牺牲了1万1千人，敌人死了2万5千人，3.7平方公里的地方，3万6千人死那里。
　　主持人：马老，我听您说您当时给家里寄回了一张照片？
　　马发泉：开始没有寄的，后来我二哥写了一封信，说大哥牺牲了，说我也牺牲了。我二哥在战场上受伤了，有一天我碰到他，他说兄弟你怎么没死？他说他写信回去讲我已经死掉了。我说不好了，我就赶快写信，给母亲寄了照片。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在家给我烧香、烧纸烧了两年，一直烧到1954年4月份我回国，我母亲才相信，原来我没有死。后来我缴获了一把卡宾枪。一个美国兵冲上来，我把他打死了，我就跑下去 50来米捡起来，很轻的，装15发子弹的。
（马发泉的二哥马荣根因腿部负伤，回到丹东治疗。听战友说弟弟牺牲了，便写信回家告诉了母亲。半年后，马荣根伤势渐好回到战场，与马发泉相遇。马发泉让翻译官给他照个相，照片上写着“妈妈，我还活着”，用信寄了回去）
　　主持人：当时跑到阵地前50来米？那应该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吧？
　　马发泉：是很危险呀，但是我们基本上胜利了，那个阵地我们占领了，他人就倒在那里，那个枪还在那里冒烟呢，我就去捡了起来。战争实在是很残酷，不是讲讲空话的，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

陆家羲：人生的奇异组合

1935年6月10日，陆家羲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小商贩，母亲在家靠给别人缝补衣服有些微薄的收入。即使家庭如此困难，陆家羲的父母仍然坚持让他上了学，他从小对数学是情有独钟。

上完初中，以卖酱油为生的父亲去世了，陆家羲不得不去当学徒挣钱补贴家用。

1951年，16岁的陆家羲告别家人，只身来到沈阳，考入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办的统计训练班。半年后，他顺利毕业并被分配到哈尔滨电机厂工作。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月薪64元，在当时是比较高的。

在工厂里，陆家羲一干就是5年多。但他利用业余时间，仍持续的学习着。

与数学问题的一次邂逅，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就是他偶然间看到孙泽瀛所著的《数学方法趣引》一书，这本书里介绍的妙趣横生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深深的吸引了他。

没有人能想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会改变他的一生，为他带来遗憾、光荣甚至灭亡。

世事就是如此，一句话、一本书，甚至一个眼神，都能改变一个有心人的人生轨迹。

1850年，在英国的一本名为“女士和先生们的日记”（Layd’s And Gentleman’s Diary）的杂志中，登载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数学题：15个女生每天出去散步一次，每次散步三人一组。请问如何安排散步方案，可以使得一周七天内任何两个人恰好一起散步一次？

这就是“寇克曼女生问题”，题目本身并不难解，但其一般化之后，就成为了一个100多年悬而未决的组合数学难题。

有趣的难题激发了他继续学习深造的念头，然而当时他的学习申请遭到了厂里相关领导的拒绝。

陆家羲并没有放弃，他毅然决然抛下饭碗，选择了考大学。那个时代，考大学是困难的，而初中毕业的陆家羲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在1957年考入吉林师范大学物理系。

不多的助学金支持了他大学生活。

毕业时，他基本攻克了“寇克曼女生问题”。

1962年，陆家羲将完成的论文《寇克曼系列和斯坦纳系列制作方法》寄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然而数学所并没有理解他，次年才给了他回信，回信希望他能够自己去核实论文，然后将其投给相关领域的学术报刊并发表。

陆家羲对自己的证明充满信心。于是1963年，他将重写后的论文发给了《数学通报》。不过，一年的等待收到的回复只有一句话：建议改投其他刊物。

1965年冬，他把“寇克曼系列”推广到四元组，投给《数学学报》。等了一年，他收到了退稿信，退稿意见是：论文没价值。

此后，陆家羲又多次给相关报刊投稿，然而每次都是被退回。

1966年之后的十年是段特殊的时期，几乎所有科学研究都陆续陷于停滞。

陆家羲被当成“疯子”，被扣上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送到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给他的精神造成了很大伤害，也使他中断了一切思考。

不过，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1972年陆家羲结了婚，还育有一女，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又过了7年，1979年，陆家羲借到了两本1974年和1975年出版的美国组合数学刊物《组合论》（Combinatorics），发现Ray-Chaudhuri and Wilson已经在1971年和1975年分别解决了柯克曼三元系存在性的充要条件问题以及推广到n元组的情况。

虽然这一时间比他做出研究成果的时间要迟7-10年左右，但直到此时他投出去的论文仍渺无消息。

这个打击非常大，但他没有灰心。

陆家羲在国外研究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问题，将研究目光转向了组合数学中另一问题——“斯坦纳问题（Steiner Triple Systems）”——寇克曼问题更一般化的研究。

1980年，他完成了“斯坦纳系列”论文，但稿件寄出之后仍是石沉大海。

不过，这次幸运的是论文稿件被苏州大学朱烈教授看到了。朱烈找到陆家羲，建议他把文章直接寄给《组合论》。

马上，陆家羲把相关6篇论文相继寄往美国。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全部的回复。

1982年5月，陆家羲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书籍出版的版权签约书。

1983年3月，陆家羲的前3篇论文正式发表；4月，后3篇论文一并发表。

此时陆家羲是包头一所中学的物理老师。

这些论文也没有引起国内数学界的关注。

1983年有关单位邀请加拿大组合数学专家门德尔逊来中国讲学，而门德尔逊却对此感到很疑惑，他对大会组织者说，你们中国在组合数学领域有陆家羲博士，为什么还要邀请他去讲学呢？

门德尔逊的话是有分量的。

主办方马上邀请陆家羲来参加学术会议。

但陆家羲凑不齐参加学术会议的400元路费，好在妻子帮他筹借到了。

1983年10月，他终于来到了在武汉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数学年会。会上，陆家羲宣布自己解决了“斯坦纳问题”。会议结束后，他随即返回包头家中，对妻子說“这次可见过大世面了”。

10月30日晚饭后，陆家羲和家人聊了一下便說“太累了太累了，明天再讲，早些休息吧”。这大约是48岁离世的陆家羲的最后一句话，还留下了400多元外债，以及抽屉里尚未完成的“斯坦纳系列”最后一篇论文。

在他去世当天，妻子收到中国科学院寄来的45元钱：28元是从大连到合肥的路费；9元是他买的一部数学新作报销款；剩下的8元，是他为人代审稿件的酬劳——这大约是他一生中唯一从出版部门换来的报酬。

1987年，陆家羲的《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研究成果被追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由其妻子代为领取。

这样看，陆家羲的研究大概是正确的吧。

张铁生：长生如铁

张铁生是谁？

他曾是“白卷英雄”。

也曾是《人民日报》特别发文表扬的“洋溢着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的年轻人。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辽宁省兴城县知识青年、农村生产队队长张铁生因考试交白卷而写的一封信。

《辽宁日报》加上了“编者按”——“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加了一段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封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的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人民日报》发文如下：
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
这封信洋溢着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废除了旧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实行了新的大学招生制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选拔大学生。招生制度的这个重大改革，向工农兵敞开了高等院校的大门，在教育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在前进的道路上，都会碰到阻力。新的大学招生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也必然会有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在群众评议、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为了了解被推荐对象的实践经验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把这种文化考核同过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入学考试制度混为一谈，当作一道“关卡”，以“分数”为录取入学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一种表现。
在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面前，张铁生同志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这个下乡锻炼已经五年、现在担任着生产队长的知识青年，采取的是反潮流的态度：对物理化学的试题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一八八九年，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一封信中，就曾经提倡过反潮流的精神。他说：“如果我们不去阻挡暂时陷入愚蠢举动的民众潮流，那末，真是活见鬼，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三十四年前，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在青年运动中有一股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的潮流。毛主席说：“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社会潮流，也是如此。有革命的潮流，有反动的潮流；有进步的潮流，有落后的潮流。马列主义倡导的反潮流，就是要反对反动的、落后的潮流，也就是要反对形形色色的逆流。
反潮流，要有眼力。要善于识别两种不同的潮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反动的、落后的潮流，又往往是乔装改扮成革命的、进步的潮流的模样出现的。因此，没有尖锐锋利的眼力是不行的。
反潮流，要有胆略。当错误路线、错误倾向和资产阶级思潮，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声势，形成为一股潮流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给以迎头痛击，这是需要胆量的。
这眼力，这胆略，归根到底，也就是路线斗争的觉悟。具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才能善于识别潮流，才能敢于反潮流。
眼力从何来？胆略从何来？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同工农相结合，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在革命的、进步的洪流奔腾向前的时候，反动的、落后的潮流，总是要冒出来抵制、干扰和捣乱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最“发人深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有反潮流的精神，都要坚持反潮流的斗争。

没多久，《红旗》杂志再次转载了这封信，这一次，直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观点：称考大学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指责高校招生进行文化考试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是“复辟回潮”。
由此，1973年9月，张铁生顺利进入了辽宁农学院，成为该学院畜牧医系1973级大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辽宁省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员，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英雄”。辽宁农学院宣传部、共青团曾为他撰写的《张铁生同志事迹简介》中，首先称赞他是“敢于斗争的青年人”。

张铁生的经历

（张是黑五类出身。原姓刘，父亲是做生意的，与伪满保安司令是把兄弟。抗战胜利后，伪保安司令投了国军，后来因反共被毙。张的爹受其把兄弟牵连，也被判了刑。刘铁生后随了母亲的姓，改姓张。）

张铁生本姓刘，1950年出生在辽宁锦州市兴城县。

上初中时，张铁生是劳动积极分子，学校每次组织学生下乡劳动，他都干得很踏实认真，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他还乐于助人，学校里评助学金，同学们照顾他，但他坚决不要，硬让给其他同学。

1968年10月，初中毕业前夕，张铁生“响应国家号召，愿意去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把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革命的大字报贴到学校礼堂，不久，他被分配到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

1969年秋天，张铁生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城镇人口下乡的运动，从城里回到老家——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

张铁生跟随母亲到这里继续插队。半年后，被当地农民推选为大队仓库保管员。

1971年，张铁生被推选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并加入共青团。

刚下乡时，有个“好心人”对张铁生说:“到农村，多栽花，少挑刺，好好劳动，就能早走。”听了这话，小张当即给顶了回去:“我到农村不是来镀金，而是来革命。人活着不能为了个人私利，革命者的一生应该是斗争的一生!”厂子沟大队有个家伙，经常为非作歹，破坏集体经济。有一次，他故意捣乱，不服从队里分配给他的活计。张铁生觉得有责任维护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便当场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事后，这个家伙怀恨在心，装疯卖傻，对小张进行威胁恫吓。张铁生识破了他的花招，继续进行斗争。在大队党组织的领导下，小张到群众中调查了解，掌握了这个家伙偷窃公家食盐等犯罪行为，和群众一起对他进行了批判。不久，这个犯罪分子就受到了法律制裁。张铁生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革命精神，给贫下中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据一份记录，张铁生在1972年全年，出勤天数超过340天。

张铁生成为大学生后，学习积极刻苦。但是，那时他已是全国闻名的“大人物”，对于他来说“读书”早就不是主要任务。

1975年，25岁的张铁生，已经是沈阳农学院的领导班子成员了。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名列新一届人大常委名单中。

后来，他被称为“反革命打手”，被称为“一个臭蛋”“一个假典型”“黑典型”。

1977年，张铁生被打倒、开除。

后来，被捕入狱。

后来，又成为了一个亿万富翁。

张铁生与高考变革

张铁生在1973年高考时写的那封信是这样的：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 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 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 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 坚持始终， 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 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 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 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 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 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 但那样做， 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 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 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 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那一年高考，张铁生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他并没有交“白卷”。
1973年7月15日，张铁生接到了县招生办的通知，让他再去补考一次。在那次补考中，除了一般性的考题外，张铁生还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大学门，向谁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人民日报》刊登“改革”，通告取消高考。1966至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学生升学路被阻断。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3年3月10日，国务院批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此后，举行了一次实行文化课考试的“高考”。但因张铁生的这封信，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了。

1975年11月29日，《辽宁青年》上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文章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趁我们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机，趁全国各条战线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要在教育战线上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这篇文章的署名，是“张铁生”。

1976年1月6日，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这成为张铁生交出的一份“新答卷”，此时张铁生25岁，是沈阳农学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副组长、党委书记。

1976年10月 10日，张铁生大学毕业，回到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继续插队务农。10月17日，张铁生吃过早饭，一辆吉普车开到村里，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和组织部的一位干部从车上下来，以到锦州开会的名义将他带走。张铁生开始了他牢狱生涯。

有关部门先是将张铁生安置在兴城县当地驻军军营里。到部队后，一位军代表向他传达了中央文件。张铁生十分震惊，当即说：“这是政变，右派上台了。”军代表对张铁生的话做了记录。有关部门将张铁生安置在军营主要是希望他思想转弯子，一个多星期后，他始终转不过弯，又被带到沈阳，继续到学习班转弯子，还是转不过来。张铁生对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说：“希望组织上尽快给我一个结论，我好早点回农村去，改变生产队的落后面貌，实现我的理想。”这位领导劝张铁生赶紧表态，赶紧转弯子，赶紧揭发，晚了就来不及了，但张并未领会到其中的涵义。

11月18 日，《山西日报》刊登了《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 揭露了张铁生1976年2月在山西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行，拉开了对他揭批的序幕。

12月，张铁生被押到沈阳市郊陈相屯，单独关在某防化部队的院子里。警卫战士一个小时换一次岗，张铁生每天24小时都在监视之下。

对张铁生的批斗会也随之展开，第一站就是铁岭农学院。在批斗会上，张铁生知道自己被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12月14日，在锦州开完批判会后，晚上8点多钟，张铁生被关进沈阳看守所。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制度，重新恢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最终法庭判处张铁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出狱后

在服刑期间，张铁生采过矿，做过兽医，也做过医生，还做过护士。期间，生父已过世，养父病瘫。

1991年10月16日清晨，张铁生服满刑期，当走出监狱大门、回望身后的高墙时，他很想拍张照片以作留念，但因提前出狱，家人未到，只能作罢。他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等待家人，等了他15年的董礼平把他接回了家。

后来，张铁生与董礼平结婚。

此前张铁生有个恋人叫小侯。入狱后，小侯家悔婚，小侯坚决不同意，甚至从家里搬了出来。可是，她不知道张铁生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会怎样，来找她外调的人接连不断，赤脚医生也不让她干了，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张铁生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她：不要等了，我是没有指望的人。小侯26岁时嫁给了县城里的一位工人。

而董礼平是张铁生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1977年，董礼平是1973级唯一一位留校毕业生，1991年成为沈阳农学院讲师。

婚后，由于一直没有能被安排工作，1992年，张铁生被董礼平推荐给其曾经的学生金卫东，因金卫东引荐而走上从商之路。
1995年，张铁生的“天地”牌饲料已经占据沈阳半壁江山。
2014年7月30日，张铁生作为“禾丰牧业”的七位发起人之一，持3244万股，以发行价计算，张铁生身价1.89亿。

他现在在哪儿

目前，张铁生已退休，董礼平已因病去世。
他拥有新西兰永居权，生活在新西兰奥克兰市。
张铁生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王申酉：有罪的日记

王申酉的一些思想：
“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 1963年；
“思想独裁” 1964年；
“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 1965年；
“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 1966年；
“十年前划了30万_（原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 1967年；
……

但他的观点只是写在日记中，写在给女友的书信里。
王申酉在1976年9月7日至9日用三天工夫给女朋友写了封长信，信分八个问题。除了他谈到与女朋友的结识及双方关系发展前景的外，主要阐述了他的世界观；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对苏联历史的看法；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美的看法；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他全面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恶果，提出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王申酉这份写给女朋友信中的内容，是他十年探索形成的真知灼见。
当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已宣布结束。他给父母写信，要求他们用他的工资代买《资本论》1-3卷、《剩余价值学说史》1-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传》、《论一元唯物史观的发展》、《没有地址的信》、《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书送来，还准备在牢中再次攻读马恩著作。但无人理会他的要求，这封家书也被扣压。

他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都给公安局当作“罪证”收缴，在内蒙做工的弟弟也被关了起来。
一个多月20次审讯，预审员反复要求王申酉承认所谓“恶毒攻击罪”。而王申酉认为这不是攻击，他是讲真理，讲人所共识的客观事实。
1976年11月18日，办案人员要王申酉重写一遍给女友的那封没有写完的长信内容，作为一份他全面的“亲笔供词”。
原来的那封信已被他丢到水池中毁掉了。再重复写这封信时，靠他多年生活的观察积累和深入思考的透彻分析，下笔一泻千里，从11月18日到23日，6天中写了6万多字。但他的这封信，被当时的审查者们当成了“恶毒攻击罪”的罪状供词。

“供状”
警车飞快越过上海闹市区，驶向普陀区拘留所。当晚即开始审讯，紧紧围绕着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而展开。
问：“你的矛头针对谁？”
答：“我主要写的是现在的社会情况。”
问：“我们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我想有很多情况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不能高速度增长；科技水平不是高速发展；文学艺术也不能达到高水平。我们社会是闭塞的，不是如马克思所讲的和国际交往密切。”
问：“为什么你的攻击在1976年？”
答：“我感到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中国有了希望，我的思想是和他完全合拍的。1976年批判邓小平以后，我情绪抵触，认为国家没指望了，自己也失望了。这在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上都讲了……”

1977年年初，北京传来中央文件和通知，再一次强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凡是恶毒攻击……者，必须严厉镇压，决不手软。
1977年3月，上海市革委会决定在“五一”节前要召开“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要求法院上报案例。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核组”人员立即到各区、县选择公判典型，王申酉不幸被选中。
“全面专政机器”飞速开动。时间紧迫，连表面上的法律程序也顾不得了。按规定，公安局向法院起诉后，法院才能受理审讯、判刑。可是，王申酉一直关在公安局，并未移交法院审讯。为了赶在3月20日前向市委上报公判案例，3月8日，市、区两级法院审判员联合突击审讯王申酉。此时，他们还没有接到公安局的起诉书。普陀区公安局的起诉书是在3月9日才正式送到区法院的，而在头一天法院却已开始审讯。
3月8日、9日、10日、16日上下午，普陀区法院和上海市高级法院联合提审王申酉五次，围绕“攻击罪”整理出了“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反右派运动”、攻击“反右倾运动”、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运动”、攻击“批林批孔”、攻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九项恶毒“攻击罪”。
3月14日，普陀区法院党组和普陀区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决定：对王申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月17日，普陀区区委书记董镇同志认为王申酉只是动嘴，没有动手，写信没有扩散，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批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
区法院党组将原报批“死刑，立即执行”和区委书记的批示“死刑，缓期两年”两种意见一并上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
3月25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开会讨论，一致意见：判处王申酉死缓。
4月5日，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1977年中央五号文件精神，开展几次大的打击，抓住典型案例，坚决打击，决不手软！”
参加会议的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开完会回来，睡不着觉。他想自己过去曾被市委领导批评“太右”，今天会上的精神是对政治案件判刑要从严，王申酉的案子我们判“死缓”是否轻了？如果上报市委审批时，市委意见是“死刑，立即执行”，岂不说明自己真的“右”了？想来想去，他决定将王申酉案改为“死刑，立即执行！”
4月6日上午，他召集党组开会，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建议立即改变上次党组判处王申酉死缓的决议，改判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王申酉的命运就此决定了！
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查组、刑一庭以及所有党组成员都没有看过王申酉写的六万言的“供状”，他们判刑的根据只是区法院整理的几百字的“九条罪状”。
1977年4月7日，在一间布置得十分幽雅的会议室里，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市高级法院上报的公判案件。这一天他们共讨论了58个案件，决定了68个罪犯的判刑，每个常委都分到了一袋装有“罪犯”“罪行”的材料。他们在讨论这决定人命关天的大事时，包括汇报时间，平均每六分钟就讨论决定一个死刑案！王申酉的案子，排在第12名。高院刑一庭同志同时汇报了普陀区委建议“死缓”和高级法院党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种意见。市委的决定性意见是“杀”！
1977年4月27日下午，普陀区体育场上，召开了一万六千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王申酉被押赴刑场枪决。
但上海市高级法院的书面批文，在王申酉被枪决后的第二天才送到普陀区法院，而区法院却在没有见到批复件之前就宣布判决了。
1981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庄重的追悼大会，为王申酉正式平反。受他株连坐牢的弟弟和朋友也都同时平反。

沈元：夭折的历史

沈元原籍浙江义乌，1938年生于上海。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当时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

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

1956年，沈元从美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长篇“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原先在他心目中老大哥的光辉形象瞬间被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暴虐无情、杀人如麻的恶魔。在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而这些是北大的同学们在《联共（布）党史教程》里看不到的。

当时，沈元就“秘密报告”发表了许多问题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
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却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
赫鲁晓夫仅归结为个人崇拜，而沈元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

1957年，中央和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沈元除了和同学创写“鸣放”的宣传报外，也发起创办了《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北大“五一九”事件后，他虽同意“左派先锋”林希翎（人大）、谭天荣（北大）的观点，但却反对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却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之后，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沈元被打为“右派”， 上级更认为“他早就是右派”，认定他的《准风月谈》是向党进攻，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私下的评论，指控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年代”，将其定性为“极右”。

1958年，沈元被北大开除学籍，送北京西郊农场劳动改造3年，据他同学雷光汉著文回忆：被打成右派后，雷光汉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沈元因此大受刺激，痛不欲生，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

1961年，沈元摘“右派”帽，被允许返回北京在街道上劳动。虽已摘帽，但由于被取消了学籍，已不能再回北大继续学业。于是他一头钻进北京图书馆自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写出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当时，恰巧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正在寻觅一位称职的助手，当他读到由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推荐的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后，十分欣赏沈元的才华，认定沈元就是自己要找的助手，遂录用沈元为近代史所实习研究员。

1962年，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的黎澍，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选出《急就篇研究》在杂志上发表。《急就篇》原是汉代的蒙学课本，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超越了大学问家王国维（仅为考订，不指学术水平）。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凭借在史学、文学、音韵学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视角，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

1963年，沈元完成文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多字，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从中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发了整整一版（整版摘录极其罕见）。沈元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

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有人控告，有人赞叹，闹得沸沸扬扬，这就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在当时情况下为保护沈元，息事宁人，不再发表其文章是唯一办法。

但之后沈元又写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副主编丁守和在看后认为文章颇佳，便用署假名“张玉楼”的方法把它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正好这时《人民日报》让他们推荐文章，丁守和便将沈元的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起送往《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辑不知“张玉楼”系何人何背景，只以文章质量取胜，最终采用了沈元的文章。但有人知晓内情，知道“张玉楼”为何人，便把揭发“沈元事件”的材料寄到了毛那里，虽被秘书田家英暂时压下，但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再次派人来调查，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但建议以后少发他的文章。

1964年，沈元利用故宫的材料，写了《中国历代尺度概述》。这次丁守和说不发了，但经不住沈元恳求，而丁守和也看出他在此文中功夫下得很深，再说是一篇关于科技史方面的，有很大实用价值，无关政治，不忍心埋没这样的优秀文章，还是发表了，这回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

结果还是有人发觉了，研究所党委书记找丁谈话，下了最后通牒：“中宣部刚发通知，你们怎么又发沈元的文章了？以后不要再发了，免得给你们也给我们都带来麻烦。”这篇文章遂成了沈元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1966年，28岁的沈元被列为要打倒的“历史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之外，其他9人都是史学界知名人物。

沈元在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一来，便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轻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1968年，沈元选择用油彩乔装成黑人闯入马里驻华大使馆（郭罗基《哀沈元》中说他进入苏联驻华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结果大使不敢收留，通报中国政府逮捕了他。

1970年，为了给中央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树立“样板”，北京市当局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所谓“反革命”罪犯。2月11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通知》，开列了以顾文选为代表的55名罪犯，交群众讨论。沈元名列其中的第19位。3月5日北京当局召开全市公判大会，对这份《通知》所附等55人予以判决。其中顾文选等18人加上前份《通知》名单上因故留下的遇罗克等共19人被处决。名单上的其他人，如闻佳、张朗朗、周七月等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然而，只有沈元一人是没杀也没判。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3月5日那批当局预定的被处决人数已满，而且超出。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或北京市革委高层，对沈元是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存在某种分歧，所以暂被“刀下留人”。

但沈元这次侥幸并没维持多久，其校友顾文选与遇罗克等被处决后仅过了19天，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又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此类通知。沈元在《通知》中“榜上有名”。《通知》上，关于沈元的“罪行简介”全文如下：
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其母系右派分子。
沈犯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积极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份文本上，在沈元的简介文字之后，批注有“死。张死缓”字样，表明曾有位张姓人士，认为对沈元可以“刀下留人”，处以“死缓”判决。可惜的是，这个意见最终未被采纳。最终，沈元于4月18日被处决，时年32岁。

文革过去，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内容为：
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沈元老母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沈元的一包文稿，在文革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幸亏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保存下来。之后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

方忠谋：不可认定为文物

1970年的春天，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医生方忠谋，以“不忠于毛主席”的罪名被押往了刑场。
检举和揭发这名医生“罪行”的，是方的长子张红兵和丈夫张月升。

1926年出生的方忠谋，23岁时参军成为解放军卫生员，曾参与了渡江战役，荣获过二等功，转业后曾任蚌埠市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的父亲方雪吾曾是一名地下党员，土改运动时，方家因有田有地有草屋，又加上方雪吾还有些文化，便被划为了地主。最后方雪吾被以“地主分子”“反革命”等，被处以极刑。作为方雪吾的女儿，方忠谋也受到了牵连，身份遭到怀疑，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忠心，方忠谋便主动跟家里划清界限。
1967年，方的大女儿张芳作为当地的学生代表去北京受到最高领导的接见。回来还没有一个礼拜的时间，14岁的张芳就因染上流行性脑膜炎不幸去世。
女儿离世没多久，就在同一年，张月升被扣上“走资派”的名号。
张月升此前是固镇县卫生科科长、党总支书记，被打倒后成为固镇县里卫生系统的头号“走资派”，常被戴着高帽押送着游行，接受批斗。
据张红兵回忆，“文革”刚开始的两年，张月升被批斗最多，方忠谋也被“陪斗”，张红兵本人还写过批判自己父亲的大字报。

1953年，张红兵出生，原名张铁夫。1966年，张铁夫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红兵”。
到1970年，对张月升的批斗逐渐冷却，但方忠谋由于被固镇县医院造反派认为是出身地主家庭，有“国民党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很久后，一直持续了一年，才允许回家。
方忠谋的精神方面可能也出现了问题。
方忠谋返家后依然要被家人批斗。当时，遵照最高领袖的倡导，家庭辩论、家庭批斗是常见现象。
张红兵回忆说，当时主要是他这个16岁的中学红卫兵在斗母亲，父亲和其他家人则说话不多。
1970年2月13日晚，方忠谋当晚在家人面前说了些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话。张红兵记得，当晚方忠谋将卧室里的毛主席画像等烧毁，张月升发现后喊“打反革命分子”。
当时“一颗红心”的张红兵马上意识到这是“现行反革命”，张月升则让方忠谋把自己说的话写下，然后拿着字条出去报案。
张红兵担心父亲没有真去报案，又写了个纸条，将方定义为“反革命的罪犯”，和自己的红卫兵胸章放在一起，塞在同住一大院的“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家的门缝里。晚年的张红兵回忆道：“我知道当时这么做的后果，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_{（即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共六条，1979年2月17日被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规定，肯定是这个结果。”
当晚，军代表赶到张红兵家中，红卫兵们揪着她的头发将方忠谋押走。
没过多久，身为方忠谋亲属的张红兵、张月升二人也被要求写材料，这些材料后都被作为审判方忠谋的证据。张红兵在材料的最后写道，应“判处现行反革命方忠谋死刑，立即执行”。1970年4月8日，张月升与方忠谋离婚。同一天，方忠谋被固镇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判处死刑。
三天过后，方忠谋便被批准押往安徽省固镇县的郊外执行死刑，当时固镇县的许多民众都来到了行刑的现场，其中也包括方忠谋的儿子：张红兵。据晚年的张红兵回忆称，当时的行刑人按住母亲方忠谋的头，让她把头低下面朝地，但她只是把头朝左偏了一个位置。

方忠谋被执行枪决后，张红兵的事迹被作为“大义灭亲”的典型，在县里教育革命展览中展出，被当地宣传成“榜样”和“楷模”，其照片和故事也被陈列在博物馆内进行展览，这让张红兵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最典型的红卫兵青年学生之一。
张红兵在被当作“正面榜样”宣传没过多久，因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作为当时“罪大恶极”的“罪犯”，张红兵本人也脱离不了干系。高考之后，张红兵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收到自己想要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是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被下放到了乡村，接受劳动改造。
张月升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一直是正科级干部，但在方之案发生后，离开了固镇县卫生科调动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行政职务从科级变成了副科级，直到退休。
方的妹妹方佩兰、兄弟方梅开均下放农村劳动，方家和张家断绝了关系。
1978年，张红兵已经返城成为一名工人，已经和张红兵断绝关系的小姨找到他，表示希望他能够出庭作为人证，帮助方忠谋平反，恢复名誉，张红兵同意了。1980年，固镇县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在搜集人证、物证之后，方忠谋被认定无罪。同年7月，安徽宿县地区中级法院作出《关于方忠谋现行反革命一案的批复》，指出“此案是一冤案，应予以平反昭雪”。
1982年，张红兵及其亲属在确认方忠谋遗骸掩埋地的大致位置后，向当地生产队购买了这块土地，建起一座土坟作为方的墓地。
张红兵后来产生了将方忠谋墓申请认定为省级文物的想法，多次请求把方忠谋墓地（遇难地）列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范围，作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调查、登记，依法将其确定为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
张红兵在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经历时，总会说自己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孩子。

张志新：被告密的思想

张志新（1930年12月-1975年4月4日），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天津市人，生前系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在“文革”期间，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受了残酷迫害。她坚持真理，公开揭露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四人帮”一伙定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5年4月4日惨遭“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杀害，年仅45岁。1979年3月21日，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常委认真听取了有关调查组的汇报。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说：“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

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平反大会，宣读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时任省委书记徐少甫同志讲了话，高度评价张志新烈士的革命品质，号召全省党员向她学习。

4月4日，是烈士殉难4周年的日子，省委宣传部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四周摆满了花圈。烈士的母亲在墓碑上题词：“探求真理，贵在实践，忠骨毁灭，浩气长存”。

1969年9月18日，有着“人大才女”美誉的张志新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原本只要她老实“认罪”，组织上也不会如何为难她，可能被关个几年就会放出来。但张志新始终坚称自己无罪，并且多次公开发表在当时不被允许提及的言论，此举彻底葬送了她生还的希望。

起初张志新只是接受简单的劳教，但后来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再后来直接被判处死刑。入狱6年后，受尽折磨、精神几乎失常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当时的她才年仅45岁。

1930年12月5日，张志新出生在天津。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各路军阀中原大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去，中华大地的上空总笼罩着挥散不去的阴云。当时的人们没有自由和安全可言，看似平静的生活随时可能被打破，拥有的一切也随时可能会失去。

幸运的是，张志新出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她的父亲张玉藻是一名老革命家，早些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算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到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她的母亲郝玉芝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在父母的熏陶下，张志新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展现出了极强的音乐天赋。

在张志新出生前，她的父母已经先后生了三个儿子，如此一来她自然成了全家人的“掌中宝”。在这样一个充满关怀的大家庭里，张志新得以自由的学习她喜欢的一切，她也因此养成了开朗大方、爱憎分明的性格。

1950年，20岁的张志新从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毕业，随后进入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深造。值得一提的是，她的母亲也曾毕业于师范学校，想必母亲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一定给她树立起了极佳的榜样形象。

就在张志新进入天津师范学院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便爆发了，无数爱国青年纷纷向国家请缨上前线参加战斗。张志新也不例外，她积极响应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第一时间就提交了报名表。

刚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新中国自然不缺乏骁勇善战的将士，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人才却是国家所急需的。毕竟当时我们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必须在每一环上都做足功课，才能争取最终战争的胜利。

当时我们的志愿军部队急需俄语翻译，为了尽早做好万全准备，国家随即从报名参军的年轻人中筛选出一批开始接受俄语培训。就这样，20岁的张志新被保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那里她的人生将迎来重大转变，同时也邂逅了人生中第一段感情。

仅仅2年后，张志新便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提前毕业的资格，而抗美援朝战争也以我国的胜利而宣告进入了尾声。张志新顿感“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为了不让2年间的学习成果埋没，她选择留在学校任职，此后便一直在俄语资料室负责翻译工作。

不久后，张志新结识了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曾真，两人很快便确立了恋爱关系。张志新生性热烈而浪漫，而曾真则沉稳踏实，这对俊男靓女的组合在当时人大的校园里成为了一桩美谈。

1955年国庆，张志新和曾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选择在祖国的生日这天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足可看出他们的满腔爱国情怀。婚后第二年，张志新便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从此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诞生了。

那段时间的张志新特别满足，她觉得生活一下子就多姿多彩起来。在丈夫曾真的引荐下，张志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的爱国之情更加坚定且纯粹。1957年，夫妻俩双双被选调到沈阳工作，此后便一直在中共辽宁省委机关任干部。后来因为专业特殊性，张志新又被调到宣传部担任干事。

几年之后，夫妻俩又生育了一个儿子，之后便一直在沈阳生活。但好景不长，在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蓄意推动下，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逐渐蔓延开来。一时间，所有人都紧张起来，生怕被扣上各种“反革命”的帽子。

张志新和丈夫起初并未有太多顾虑，他们多年来一直在高校和政府机关任职，轻易不会被卷入任何政治风波。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志新目睹了太多惨无人道的暴行，社会上的种种乱象引发了她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思考与批判。

1968年的一个星期天，张志新拜访了一位朋友，希望能从朋友那里得到江青等人发表讲话时的资料。在两人谈话过程中，朋友不止一次提出让张志新加入他们的阵营，声称他们的阵营代表着正义和革命。可张志新当即就一口回绝，她表示自己所追求的是革命的真理，而不是所谓的任何派系。

这本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可张志新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让朋友感到很不舒服，那位朋友随即将此事写成报告交给了上级。没有人知道所谓的上级到底是谁，也没有人知道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但这件事却给张志新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张志新便同沈阳3万多名机关干部一道，前往盘锦的干校接受学习。张志新本以为在这里可以听到更多正义的声音，但结果却令她失望至极，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说出心底的想法。

张志新的内心渐渐被愤怒和悲伤所充斥，她开始为那些蒙冤之人叫屈，同时也对部分人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批判和嘲讽。结果张志新的行为很快就被组织上给发现并揪了出来，为了彻查她的种种反动行为，组织上甚至专门为此设立了专案组。

其实张志新的很多言论都是在同朋友闲聊时无意间表露出来，虽然言辞多有激烈之处，但从没有要公开或者传播的意思。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从未跟外人提及，甚至连丈夫都没有透露过半分，可还是有人拿她的部分言论“大做文章”。

被组织上关押起来后，张志新拒绝承认错误，坚持认为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合理的宣泄和批判。很快，专案组便以“反革命罪”对她进行了多次提审，甚至多次在内部开大会对她的行为进行批斗。

为了逼张志新承认错误，负责审讯的人员不仅经常动用私刑，还多次对张志新的住处进行搜查，企图从中发现一些能证明她罪行的文稿等证据。但无论他们使用何种手段，张志新就是不服软，并且还当众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

“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无论面对任何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你们想强迫我把真理说成错误是行不通的。人活着，就要光明磊落，我不想奴役别人，但也绝不允许别人奴役自己。”

张志新的一番话慷慨激昂、振聋发聩，台下许多人听完都开始默默流眼泪，但始终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她说几句公道话。其实每个心怀正义的人都清楚背后的真相，但在大环境的趋势下，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其实只要张志新能有个积极的“认罪”态度，她最多只会在牢里被关上几年，根本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但她始终拒绝承认错误，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公开批斗，张志新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起来。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抵挡不住精神上的压力，被迫交代了很多深埋心底的想法。

张志新说得越多，那些人认为她的罪行就越重，从而便会变本加厉的挖掘她内心深处的想法。1970年5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志新一案进行了初步审理，看到张志新被判死刑后，一位姓高的处长眉头紧皱。

他表示：“毛主席已经下达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而且张志新并未给社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破坏，只是在党员内部会议上发表了她的部分看法，这构成犯罪吗？”

高处长的发言引发了大家的深思，但很快“军管会”便以执行不力为由撤了高处长的职，新上任的处长只好加重对张志新的处罚。

他本想判处张志新两年刑期，但又怕组织上指责他“办事不力”，最后把刑期改为了15年。

其实早在辽宁省初步实行“军管”之时，张志新就曾对这种举措提出过质疑。她认为军队并不熟悉地方的情况，贸然介入很可能会产生问题，没想到“问题”偏偏就出在了她身上。

当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初审意见稿被送到“军管会”之后，为首的军代表暴怒不已，他坚持认为像张志新这样的行为应该判处死刑，随即下达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指令。更可悲的是，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居然一致通过了死刑的决议，当真叫人心寒不已。

好在当时辽宁省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及时拦下了此事，他提议将张志新当作反面教材，不杀为好，这才让张志新多活了几年。后来张志新被关进沈阳监狱接受劳教，当时她整个人已经被摧残的不成样子，有时候连说话都不受大脑控制。

被关押期间，张志新多次谩骂监狱长，并多次在监狱内大喊各种“反动”口号，此举也直接导致她被判处无期徒刑。等到1973年年末的时候，张志新的精神已经彻底失常，她经常会自顾自的胡言乱语，有时候还会止不住的狂笑。

不久之后，监狱内部召开了一次批林批孔大会，结果精神失常的张志新再次当众喊出了一些极端的“反动”口号，这次无意识下的行为彻底葬送了她的性命。随后张志新被认定“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中又构成重新犯罪”，监狱方面提请加刑后被判处死刑。

当张志新的死刑判决公布后，监狱里有人提出是否对她的量刑过重，是否需要考虑她的“精神失常”问题。但上级对张志新的杀意已决，做出了“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的批示，之后便不再参考任何人提出的质疑和意见。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押送到沈阳大洼刑场，随即被执行枪决，当时的她年仅45岁。这本该是一名共产党干部为国家和人民做实事的最佳年龄，可张志新却遭受迫害，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她的死在当时引发了巨大反响，想必除了对她个人的惋惜，也包含了许多人们对于那个黑暗时代的无声控诉。

纵观张志新的一生，她是人人交口称赞的“人大才女”，是怀着赤诚爱国之情的“女战士”。她后来的一些“反动”言论固然有不妥的地方，但归根结底，她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张志新当年的一些言论充满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依然令人震惊。

直到1978年10月16日，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才撤销了对张志新的判决，宣告张志新无罪。次年3月9日，辽宁省委常委就此事召开了专题会议，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说了这样一番话：“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

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公开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得到平反后，张志新被安葬在了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她的墓碑上刻了这样一句话：“探求真理、贵在实践、忠骨毁灭、浩气长存。”

林昭：红楼梦里 来去匆匆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笔名。出生于苏州，其父彭国彦曾任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中学毕业即追随其兄许金元参加革命。景海中学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
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在随着的反右运动中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事后，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她又被认定在对抗组织、 “态度恶劣”，于是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因其体弱多病为之说情，林昭得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 “监督改造”。

1959年，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并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
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期间她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狱中，没有笔和纸，林昭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计有二十万字之多。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等待中接到了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即由二十年有期徒刑加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后林昭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36岁。
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过复查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严凤英：痴迷是一道光

“戏子”是传统社会对艺术从业人员极度侮辱性的称呼，现在也还被人偶尔用起，这是一种有逆文明的话语。

严凤英正是出生于传统社会，那个时代，但凡家里有点办法，都不会让孩子去学唱戏的。

然而，后来几乎正是借助严凤英一人之力，黄梅戏在现代中国众多民间戏曲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剧种。

1930年4月13日，严凤英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县西南部山区一个小山村——罗家岭。父亲严司明年轻时在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城里一家印刷所当抄写生，善拉能唱，是个很讨周围人喜欢的京剧票友。严凤英3岁那年，母亲与父亲闹翻后离家而去。严凤英便离开安庆城，回到故乡大龙山下罗家岭，依附祖母生活。

严凤英四五岁时，认识了同族中曾唱过两天戏的严云高，由此对黄梅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还拜严云高为师，偷偷学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撤出安庆，城中居民也纷纷外出逃难，严司明回故乡罗家岭暂居，一有空闲就教7岁的女儿学唱京戏，当女儿学会一些京剧流行唱段后，又为女儿拉琴伴奏。此后不久，父亲又外出教书谋生去了。

1945年春，严凤英不顾祖父的反对打骂，加入了严云高的戏班子。罗家岭是个思想极为传统的地方，当时社会的宗族对于其族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因为登台唱戏的缘故，严凤英触犯了族规，族人便把她绑起来沉河，年仅15岁的严凤英差点就被淹死。虽然后来严凤英保住了一条命，却也无法在家乡立足，只能背井离乡，另寻生路，到安庆市唱戏。

1945年，严凤英出演《二龙山》，这是她第一次登台唱戏，扮演了一个小丫环。

善于表演或许是一种天赋，严凤英登台不久就以主演黄梅戏《小辞店》中的柳凤英一举成名，成为安庆一带最红的旦角。她的《小辞店》《游春》两出戏曲轰动了整个安庆城。

但时代烙在底层人身上的印记决定了这样一个抛头露面而又独具艺术气质的年轻女子的命运。

1945年冬天，安庆府怀宁县国民党自卫大队长盯上了严凤英。大队长率领百多人围住剧场，气势汹汹架起枪，将才满15周岁的严凤英掳去。在其家中，严凤英犹如囚犯，失去了人身自由。她就装疯，不梳头、不洗脸，整日披头散发，将床单披在身上演戏，又哭又唱。不久，大太太将她赶出了家门。

1946年夏天，严凤英避祸远离安庆，搭戏班子到长江下游的安徽铜陵一带演出，后又受到当地权势人物的骚扰，不得不在一个深夜乘小船过江出逃。

1948年，严凤英随戏班来到江南的青阳县唱戏。未演出几场，当地一陈姓人士起了歹意，领着四个带枪的打手，撵走戏班子，将严凤英抓回家中，逼她做小妾。严凤英拼死不从，被扔进一个门窗紧闭的黑屋里。她曾几度欲吞金戒指自尽，后却逃了出来，但再已不敢去寻找戏班子登台演戏了，只能只身四处漂泊流浪。

1949年4月下旬，渡过长江的解放军队伍在铜陵县大通镇的江心洲上发现一位衣着破旧的卖唱青年女子，经询问知道其曾是位演员，现已无家可归，这就是严凤英。军人动员她参军做医务工作，她摇摇头，说自己从小就爱唱戏。一位苏姓解放军告诉她，现在已经解放了，可以放心回家乡演戏了。可严凤英并不懂解放的含义，在家乡的遭遇仍让她心有余悸。

离开大通镇后，她流浪到芜湖，于1950年春辗转来到解放后的南京。，严凤英初到南京，生活无着落，寄住在南京一家做木材小生意的桐城老乡家中。她先是在秦淮河、夫子庙一带卖唱，后经人介绍在南京米高梅舞厅做伴舞，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严黛峰。

南京没有黄梅戏，但京剧和昆曲很流行，严凤英加入了南京市影响最大的由一批京剧票友组成的演出社团——友艺集。友艺集的组织者之一是出身于南京知名京昆世家甘家的子弟甘律之。甘家是金陵大族，住宅俗称甘家大院，坐落在南京城南南捕厅街道上，府内宅院众多有“九十九间半”之称。民国时期，甘家第二十五代甘贡三热衷诗词、书画、戏剧、音乐，尤好昆曲，家里就有一个“传”字辈昆曲艺人组成的演出班子，还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溥侗等在家中组织了昆曲“紫霞社”，吸引了梅兰芳、马连良、俞振飞、奚啸伯等戏曲名家来往。甘家大院内长年绵竹之声悠扬，甘贡三子女皆与京昆戏曲有缘， 友艺集就是其子甘南轩、甘涛、甘律之三兄弟于建国初期组成。

严凤英进入友艺集后，向甘律之求教京剧，两人很快便相恋同居。甘律之是甘贡三的小儿子，兄妹排行第四，此前其妻子因冬日在屋内烧炭取暖不慎中毒亡故。由于严凤英是流落风尘的女子，而甘家是南京的名门望族，加上妻子新逝，按照家族风俗，丈夫续弦需三年之后。甘律之没有将消息告诉家里，借朋友的房子在外与严凤英同居。由于甘贡三是个昆曲戏痴，严凤英随甘律之来到甘家大院学戏，甘贡三十分高兴。甘律之小妹甘纹轩回忆父亲曾对四哥说：“家中的房子这么多，你们还住在外面干吗？”就这样，严凤英因京昆戏曲结缘甘家，成为甘家一员。

严凤英在甘家的安定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位意外的访客打乱了。

1950年底，安庆市“群乐剧场”的黄梅戏班派一位姓陈的职员到苏州购置演出行头，路过南京时顺道前往甘家大院拜访，不经意间见到了严凤英。陈某回安庆后将严凤英的消息传了出来，此时“群乐剧场”的老板正为演出生意不好而犯愁，听到严凤英的下落，忙派人去南京相请。

也许是甘律之理解严凤英的艺术前途在黄梅戏的舞台上，就劝说严凤英返回安庆，并亲手张罗为其添置了一套演出的衣箱行头。数年之后，甘律之曾向甘纹轩透露过自己同意严凤英离开的另一番苦心：严凤英在甘家生活期间，妯娌们之间情谊很好，可几位堂嫂喜好抽鸦片烟，严凤英也禁不住她们的劝说时常来上一口。甘纹轩说：“我们甘家兄妹因喜好京昆艺术，律己甚严，从不沾染这种东西。四哥因担忧严凤英在甘家禁不住诱惑，万一染瘾，她那天生唱戏的嗓子非毁了不可。”

1951年初，严凤英终于踏上了返乡的归途，乘江轮回到安庆。3月17日，她在安庆的“群乐剧院”（后称“解放电影院”）正式登台演出黄梅戏传统剧《小辞店》，受到观众的欢迎。

1951年底，严凤英在排演现代戏《柳树井》的过程中，结识了部队文工团出身的作曲家王兆乾。王兆乾军区的业务骨干，二人不久后便同居了。一次两人偶然间遇见了甘律之，严凤英大大方方的为双方作了介绍，可谁知王兆乾伸出手掌打到了她的脸上。严凤英毅然同他分了手，虽然这时她已有孕在身。

甘律之后来闻讯曾专程到安庆看望她。甘纹轩回忆到：“那年夏天，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放暑假回家，见四哥要去探望严黛峰，临行前四哥特意买了糖果，说是带给她孩子吃的。我当时心里挺纳闷，严黛峰已有孩子了？但是我不敢向四哥询问详情。”严凤英后来带着孩子和甘律之结了婚，可这段婚姻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年便以失败而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艺术从业者的地位极大提高。1953年春，中共安徽省委决定从安庆市调集一批黄梅戏演员到合肥，成立省黄梅戏剧团，严凤英第一个报了名。

1953年4月30日，私营公助性质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正式成立。严凤英是团里的主要演员，剧目有《蓝桥会》、《春香闹学》、《送绫罗》、《柳树井》、《夫妻观灯》、《打猪草》等。后来，严凤英最终成为黄梅戏的“一代宗师”，甚至被誉为“黄梅戏里的梅兰芳”。 《天仙配》、《女驸马》成为她的代表之作，也是黄梅戏中的珍品。黄梅戏也从一个地方小戏，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皆知的剧种。

1954年春，原在安庆“民众”黄梅戏剧团演出的王少舫也被调往省团，严凤英和王少舫正式合作，加工排练新编黄梅戏传统剧《天仙配》，准备参加年内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戏曲观摩会演。对这次会演，严凤英极其看重。

梅兰芳在合肥演出时，严凤英曾登门求教。梅让严凤英在舞台先跑一个圆场，严凤英跑了一个圈子下来，梅笑道：你的舞台基本功几乎没有。为更好的塑造《天仙配》中的七仙女一角，1954年夏，严凤英重返南京甘家学习。对于严凤英的到来，甘家上下极为友善和重视。甘律之请其大姐夫汪剑耘予以指导。汪为梅兰芳入室弟子，得其梅派青衣真传。汪下场示范，向严凤英传授舞台身段和表演诀窍。甘律之又让小妹甘纹轩将昆曲《孽海记》中《思凡》一折戏从头至尾教授给严凤英，这是一场20多分钟一个人在舞台上的身段和内心表演，极其考验一个演员的舞台基本功，其部分手法后被严凤英成功地运用到《天仙配》的表演中。

1954年9月25日，华东地区戏曲观摩会演在上海开幕。严凤英将甘贡三老人接到上海，观看自己的演出。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在上海会演获得巨大成功，赢得剧本、演出、音乐、导演等多项大奖，严凤英更是获得演员一等奖。得奖后的严凤英十分高兴，胸佩演员一等奖奖章，分别同甘贡三、甘纹轩在上海公园内留影。甘家保留的严凤英照片在文化革命期间因抄家而流失，仅留下了一张严凤英与甘纹轩的合影。

严凤英获奖后不久，回到南京与甘律之正式登记结婚，并在南京碑亭巷曲园饭店举行了婚礼，由当时南京文化界的名人郑尚尊为严凤英和甘律之担任证婚人。

1956年2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上映后引起极大反响，严凤英由此名扬全国。而就在此时，甘家的祖居房屋甘家大院被当地政府没收，举家搬出住入一处平房。

严凤英返回安徽省黄梅剧团，在现代戏《王金凤》的排练中认识了刚从部队转业到剧团的年轻导演王冠亚，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严凤英随即与甘律之离婚，解除了婚约，和王冠亚正式结婚。

文化革命期间，严凤英过去的个人感情经历被剧团的造反派视为生活作风问题，本人还被指控为特务，时常受到批斗。

1968年4月7日深夜，严凤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第二天凌晨在医院告别了她短暂的人生。

时年38岁。

后来，王冠亚曾回忆起严凤英之死：“我把医生找来，又去找军代表，但他来了以后还想搞口供，严还是讲自己不会反党，边讲边哭，他们还不让医生进来。我去借板车，送到医院，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点钟死了。军代表马上要牛鬼蛇神表态，谁也不能流眼泪，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后来为了转移视线，说严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我几乎要疯了，要我签字，我不干，我走后，听说当众将严开膛，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胸骨一直劈到耻骨，把肠子翻出来，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药，又拿去化验。军代表在现场。”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这位军代表的名字叫刘万泉。

而甘律之也被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关进监牢９年，直到文化革命结束后才被平反。出狱后的甘律之仍积极从事京剧活动，先后创办了南京京剧艺术研究会，中山业余京剧培训班，曾担任江苏省老年京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90年，71岁病逝于南京。

方先觉：等待救援

1944年5月26日，日军向湘北发起全面攻势，目标直指长沙。这是日军第四次进犯长沙，前三次不但都无功而返，还被薛岳的第九战区打出个世界闻名的“天炉战法”，让日军吃尽了苦头。因此，日军这次集中了10个师团20万兵力，超过前三次进犯长沙兵力的两倍还多。第九战区仍然采用“天炉战法”来应对，后退决战，等日军顿兵于长沙坚城之下，再发动反击，截断其补给和退路。可惜的是，“天炉”的炉底长沙仅仅守了4天，于6月18日被攻陷，炉底被凿穿了，“天炉战法”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守城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日军此次进犯的真正意图是打通与广东日军的联系。长沙失守后，衡阳便成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详细记载着：18日长沙陷落当晚，一个长途电话直接要到衡阳方先觉的寓所。王副官一听，对方先觉说：“是重庆打来的电话。”
方先觉刚刚躺下，不以为然地说：“我被军委会撤职当老百姓了，重庆还有谁找我？你就说我不在！我要睡了。”王副官捂住电话：“是蒋委员长的电话。”方先觉急忙起身趿拉着鞋子接过话筒：“报告校长，我是方先觉。”
方先觉原本是第10军的军长，因为得罪了薛岳而被撤职，新任军长尚未到任，所以蒋介石才会打电话来安抚一下这位黄埔三期生，让他重新执掌第10军守卫衡阳。蒋介石的计划是在衡阳重铸“天炉”炉底，围歼日军于衡阳城外。
方先觉遂开始布置衡阳城防工事，第10军下辖第3师、第190师和预备第10师，其中第190师只有一个团满编，全军总兵力1.7万人，不及日军一个师团。

6月22日，日军抵达衡阳外围，随即发起进攻。次日拂晓，日军强渡耒水河，第190师第568团一营用战防炮和重机枪趁敌半渡而击之，被打死的日军连同溺毙者多达300余人。

首战得胜，第10军士气大振，方先觉主动收缩兵力，将战斗力最强的第3师布置在城内，作为预备队及巷战主力，第190师和预10师进入城西南的主阵地，准备抗击日军的重点突破。

衡阳是座大城，1.7万守军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集中兵力于日军主攻方向，而方先觉的判断完全正确，城西南的丘陵正是日军的主攻方向。

事实上，城西北方向一马平川，更有利于日军进攻，但中美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日军无法在平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只能选择城西南的丘陵。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指出：衡阳之所以能苦撑这么久，除了归功于地面部队以外，空军日夜鏖战的劳绩，更是不可埋没的。

日军绕远路渡过耒水河后，首先夺取五马归槽据点，第570团团长贺光耀身负重伤，然后日军攻进衡阳机场。第190师师长容有略亲自指挥第569团逆袭，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消灭突入机场的400多日军。由于日军后续部队赶到，容有略破坏机场设施后，退回主阵地。

第10军有一个特点，非常善于修筑工事，把丘陵朝向敌人的一面改造成90度峭壁，用铁丝网、地雷和木栅墙予以保护，无法改造的地段就挖出5米宽5米深的壕沟，壕沟底部还有暗堡火力点，让日军下得来却上不去。

各阵地之间以交通壕相连，可以在不暴露的情况下相互增援。使这些工事在战斗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使第10军能用很少兵力顶住大批日军的进攻。衡阳百姓积极帮助第10军修筑工事，尤其几个木材加工厂捐赠了120万根圆木，使防御工程的修筑事半功倍。

衡阳会战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历时47天，守城的第十军将士伤亡达一万余人，攻城的日军伤亡达四万八千多人。1944年12月20日 《救国日报》 曾发表社论 “抗战8年,战死疆场之英雄烈士,至少数10万人;而保卫国土,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为衡阳守军。”衡阳会战中最为惨烈悲壮的,当属1944年6月28日至7月14日,中日生死大搏杀的衡阳南郊张家山战役。

张家山地处衡阳西南1公里的位置,是衡阳西南城郊战场的一把钥匙,为确保衡阳西南防线的关键所在。其整个阵地,分别由它和相距约50公尺的东 南面227.7高地、西北面211高地3个小高地组成,为机枪、步枪组成的交叉火力网最佳射程。而比上述两小高地稍高的张家山在东北方向,位于它们的正后方, 相距约150米。整个张家山阵地 呈互为犄 角的 “品”字排列,可互相支援、互相掩护。在日军第一次总攻关键期间,张家山阵地曾经被日军发起猛攻不下20次,均被我守军击退。虽然期间部分阵地被日军冲入或占领, 但旋即就被我守军反复冲锋逆袭夺回,如此反复竟达13次之多。
衡阳会战前夕，日军116师团最精锐的133联队就做好了攻击衡阳西南张家山的准备。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计划在6月27日日落之后开始行动,次日天明前到达前沿阵地,并在拂晓以步炮火力开始攻击,最终夺取张家山阵地。
方先觉在战斗打响前就准确判断出日军的主攻方向是衡阳西南方向,因此对张家山阵地不仅加固工事,而且还激励守军誓死坚守阵地。因为张家山阵地一旦丢失,衡阳城便失去了屏障。对日军而言,拿下张家山就意味着攻克衡阳只剩下一步之遥,所以张家山阵地成为日军总攻衡阳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阳保卫战中两军激战最惨烈的地方。日军第一次总攻关键期的1944年6月28日到7月2日,为连续五昼夜的全面进攻。除了战况稍微沉寂停顿一两个小时外的黄昏、拂晓和中午时段,其余时间双方均无休止地战斗。由于日军采取车轮战术,中国守军前线各处纷纷告急。而被日军突入的我军阵地,我守军均成功组织了猛烈地反攻逆袭,并且将失去的阵地夺回。但守军亦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
张家山主阵地位于火车西站背后,只是一个高出地平面约六十余公尺的山包和一些土丘,由第10军30团长陈德坒上校守备。作为敌我争夺激烈地区之一,全阵地之中央突出点,张家山既没有险峻的山势屏障,也没有来得及构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永久性工事。 但就是这不起眼的山包, 这些固若金汤、坚若磐石的土丘,却成为了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日本陆军的坟场,成为了日军精锐师团的葬身地。刚经历了长沙和常德会战,作战指挥经验十分丰富的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作为守卫张家山的总指挥,为了目力所及全师各阵地,特意将师指挥所设在离张家山主阵地仅700米、离30团团指挥部仅300米之处, 以此调配兵力指挥张家山一带的防守,负责确保张家山阵地万无一失。
日军对张家山的攻击,一开始首先集中优势炮火对我守军阵前的障碍物实施破坏式射击,同时实施空袭和毒攻。而我守军则不顾炮火猛烈和毒气威胁,沉着镇定地坚守工事,以大力扫射、手榴弹轰击和刺刀白刃,铸就守卫张家山的钢铁长城。此战,敌我全属近战白刃战。枪声哒哒,炮声隆隆,杂以密集手榴弹爆炸等,喊声、杀声、 负伤痛苦哀鸣声,混成一片,声动九霄,日夜无休无止。夜间于高处视之,全阵地有似一条火龙翻腾滚转,其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敌机以十余架为一组之机群,日夜临空投弹,因敌我处于近战白刃战之胶着状态,敌机不敢轰炸我阵地,乃向我阵地后方轰炸。并以烧夷弹轰炸城内外民房,当即起火燃烧,城内外烈焰冲天,我官兵日夜处于火海之中,既要拒敌又要灭火,还要抢救火中伤兵。军长令辎重兵团团长李绶光上校以辎重兵二营扑灭火势,抢救伤兵,另外一营则川流不息运送弹药至阵地。

蒋鸿熙、王选、卢华磊著《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 中,这样记载了6月28日至7月1日张家山阵地的战况：
28日拂晓,日军68师团和116师团一起向阵地进攻。午时、15点、黄昏后,日军再一次发起进攻。15点,先以大炮向守军阵地射击,日军带云梯,欲攀登阵地南端断崖,被击退。29日午后、黄昏、午夜,29团1、2营227.7高地和221高地三次被日军突破。第三次突破时,日军以自己伙伴的尸体为掩护,当阶梯,向前冲锋。夜,30团2营接防。30日中午,221高地两次被日军突入,均为守军击灭。黄昏,221、227.7两高地同时为日军突入,30团2营伤亡70%。30团1营营长 (萧维) 率两个连增援,大部击灭突入日军。7月1日清晨5点,日军开始向我炮击,我守军以炮弹反击。日军架云梯攻击我张家山阵地,被我守军用手榴弹击退,日军约一个中队的官兵全部被炸死。
战斗中最为悲壮的,是第十军一个平时有点憨头憨脑、外号叫 “ 傻子 ” 的士兵 。他的臂力非常强,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当时在战斗中被爆炸震昏醒来后,连队阵地上除他以外其他战友全部壮烈牺牲。后续部队让他下去休息,而他则含着眼泪,大义凛然地说:“我的兄弟们都死在这里了,我是不会下去的,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接着抱起一捆手榴弹,发了疯似地冲出阵地。然后人们听到一声巨响,亲眼看见他与日军抱在一起同归于尽,壮烈殉国!

《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抗战回忆录》一书中,对张家山战役的叙述：
据点,乃主阵地外面,形成一点之独立作战,据点工事,以步兵一连固守者,称之为连据点。本师三十团阵地前方,约四百公尺远,有一良好地形可资利用。阵团长指定第三营营长萧维少校,派第七连连长张德山上尉,率全连构筑坚强工事固守。战端开始,该连据点首当其冲,敌人想安然接近我三十团主阵地,非首先攻占此据点不可。
自六月二十七日始,该据点官兵经数昼夜之奋战,虽伤亡重大,阵地却稳如山岳,而敌之伤亡则数倍之。有一天拂晓后,敌以重兵向连据点攻击,这时该连官兵仅存三十余人。敌前仆后继,势在必得,主阵地火力,惟恐误伤自己人, 不能支援乃以迫击炮超越标点,向进犯之敌猛烈轰击。敌虽伤亡枕藉,仍猛攻不休。
连据点张德山连长直接电话报告战斗状况。 张连长行伍出身,我任团长时,被任团部中士传令班长,因其作战勇敢,又善于带兵,一级一级提升至现职。他在电话中报告战况毕,继以凄凉语气道:“本连官兵决计在此据点,与敌拼个同归于尽。此后,我再也不能聆受教诲,目睹尊颜了。”
“张德山!你要听我的话,倘若敌势太强, 可放弃据点,撤回主阵地,我即电话团长以火力掩护。” “师长不必了。我之死,一则以报国, 一则以报答师长这些年来爱护栽培之恩,自认以此结束此生公私咸宜。我母早故,老父有二胞弟赡养,我应去阴曹地府侍奉母亲。再则,只因敌人太多,我弹无虚发。杀个痛快。我宁愿敌人刺刀插入胸膛,而不愿意在撤回途中,敌弹由背后射入。就算能撤回主阵地,还是要与敌拼个偕亡。两种方式,一个结果,那又何必舍近求远呢!本连官兵之死不会无代价的,敌人必须付出数倍于我之死亡。刻下,我只有一个愿望,我这支木壳枪还有六十发子弹,希望子弹能全数射出而后死!师长!敌人快冲上来了,官兵枪支上已上好刺刀,正在投掷手榴弹,我要去加入战斗, 师长保重!”带着哭泣尾音!我的泪水盈眶,连叫了两声张德山,没有反应。“总机,接三十团陈团长讲话。”“陈团长, 张德山连据点目前战况怎样?”“正在激烈战斗中,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密如连珠。”“张德山连,我曾命令放弃据点撤回, 如有官兵撤回同时,主阵地以火力掩护,该据点之演变随时报告。”二十分钟后,三十团陈团长报称,连据点枪声已停止,敌人已在上面活动,张德山连官兵无一人退回者,谅必全连殉职矣。
我全身颤抖,火冒千丈!“很好!死得壮烈。陈团长,你即令团迫炮连,以猛烈火网,截断占据连据点敌归路,不让其撤走。我即令炮兵营,用炮弹将该据点地皮全面翻过来。张德山连阵亡官兵全部‘铁葬’,也要占据之敌悉数‘陪葬’。”炮兵指挥所设在师指挥所。炮兵营张营长未待我通知,当即命令炮兵阵地,以猛烈炮火向连据点射击。霎时间,炮声隆隆震耳欲聋,连据点烟尘迷漫,冲入九霄,遮天蔽日,结束了连据点战斗。炎夏似火的7月衡阳,激战后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腐烂起蛆,奇臭无比。日军打破了前几日的战规,不论白天黑夜、黄昏正午,只要缓过劲来就疯狂地轮番进攻,把张家山阵地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国民党将领葛先才抗战回忆录》 中记载：
“敌人经五昼夜之猛烈攻击,皆未能越我阵地雷池一步,惟造成我重大伤亡,敌之伤亡则数倍于我。第六日黄昏后,七月二日,敌因累攻不能克,乃使用国际公约所禁用之毒气炮弹,大量向我军阵地射击,配合其步兵强攻。又经两昼夜之血战,敌攻势顿挫,无功而退,遗留下遍地敌尸。”“我军防毒设备极劣,现有防毒面具尚不敷军官分配。在此种情况下的紧急措施,乃立即通知各部队,敌人使用毒气,无防毒面具者尽速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浸湿捆在面部,这样岂不成为瞎子?激战中,各种武器岂能稍停,或盲目射击,乃将湿毛巾的眼睛部位剪二小孔,庶不致妨碍视线,并严令各战斗部队镇静处之。再报请军长,将军直属部队所有防毒面具收集,即送阵地应用,仅先发给炮手及轻机枪射手使用。第六七两昼夜之激战中,敌发射之毒气炮弹在千发以上,我即时做适当之处置,遭其害者甚微。足见敌人两个师团,皆已使出其全身解数,但均未能得逞,亦未丝毫动摇我斗志,打击我军心,其奈我何。”

7月2日上午8时,日军在数十门大炮和空军的狂轰滥炸的掩护下,向张家山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仅日军冲锋的第一波兵力就达200多人, 旋即突入了我军227.7和211高地。尽管我军将士殒身不恤、前仆后继地不断奋起抗争,但经过反复冲杀后终因伤亡过大,无力克复阵地。师指挥所里,师长葛先才密切审视着战局的进展和变化。眼看张家山阵地告急,他立马亲率师直属工兵连、搜索连向前线支援。由于天气酷热,他跑得大汗淋漓后索 性脱下上 衣,亲自赤膊指挥冲锋陷阵。顿时, 师长赤膊上阵、挥刀杀敌的消息传遍全军,使得我军官兵们豪气如云,士气大振。一时间奋起喊杀,排山倒海般冲上两高地。历经一小时鏖战后,被日军突入的我阵地终于夺回。

葛先才在 《抗战回忆录》 中的 《决战张家山》 部分中写到：
“张家山麓距师指挥所,在横方向只不过约六百公尺,因工兵连为特种兵,战斗经验较少。我带着该连向张 家山急急 行进,集合连排长在我身边,一面急走,一面告知连之攻击部署及攻击要领。一直送他们至张家山脚下,散开就攻击准备位置,看他们攻击。”“师长亲送官兵至战场,比千言万语之鼓励都有效。在连长口令下,高喊一声冲,官兵们大叫一声杀,无不争先恐后,一口气冲上山头与敌肉搏,勇敢的官兵令人敬爱。瞬间,将占据之敌全数歼灭,该连亦伤亡十五人,而我并未参与冲锋,因我还有重任。这时我指挥五个步兵团及军部特、工、炮三个独立营作战,我不能自已将自己当作一个士兵使用。”
“还有两次夜间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冲上张家山。我官兵无一后退者,敌我混杂其间,谁也看不见谁,无枪声无叫声,彼此维恐暴露位置,不敢弄出一点音响,敌我皆用手摸穿棉布军衣者为自己人,穿卡机布军衣者为敌人,是敌人则以刺刀刺杀,一阵阵枪枝碰击声,乒乒乓乓通宵达旦,惨叫声时有所闻。敌之后续部队被我左右翼猛烈交叉火网,及密集迫炮弹封阻,不能进入缺口。而我增援部队,亦停止于半山之间,因天暗分不出敌我,不能加入战斗。俟天将拂晓,微有阳光时,才冲上山头,将敌人悉数歼灭。张家山小小高地,十余次拉锯战中,敌我伤亡共计约在七千人左右。”

张家山血战,尽管我10师第30团官兵损失70%以上,但是日军却付出了四千多人的伤亡代价。日军连续五昼夜冲击张家山阵地,除了在阵前留下大批尸首以外,其他均一无所获。7月11日黄昏,在炮火掩护下,日军以100人为一梯队分别向守军221和227.7高地冲锋。阵地四次陷落,又四次被守军逆袭夺回。午夜,张家山阵地 第一次失 守 。 30团两个连 约130余人趁日军立足未稳、后续部队被守军隔断,连夜奋勇杀上阵地,于天明前将阵地恢复。12日中午,日军又一次突入张家山。 我守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无一人退却, 浴血奋战,最后全部壮烈殉国。后葛先才令师部防毒连、30团直属队组成突击队,向日军展开逆袭。双方血战至黄昏, 我军终于将张家山阵地夺回。不久日军又厉行反扑,我守军将士奋战不退,全部战死,壮烈殉职。
12日午夜,我守军军部工兵营陆伯皋营长指挥两个工兵连,于张家山阵地与日军反复进行争夺,双方在层层堆积的尸体丛中你来我往、跌跌撞撞地打开了拉锯战。后日军由于心怯而渐渐地向山下溃退,余下日军则被守军全歼。13日清晨,我守军赶往张家山,整顿工事已破坏殆尽的阵地。由于战况紧迫,守军只好以里三层外三层那些惨不忍睹的积尸,重新垒筑避弹墙。然而工事修筑未完,日军新一轮进攻又接踵而至。午后,鏖战又起。221和227.7高地的我军部工兵营两连官兵战至黄昏,全部壮烈牺牲。后军长方急速调第3师第8团第1营增援,1营营长李恒彰少校急率2连、3连跑步赶到张家山。葛先才忙令李营长立即前往张家山速作反攻,战斗至午夜打起,双方反复冲杀,互有进退。

14日天明前,张家山三次失而复得。其阵地上伤亡枕籍,伏尸没胫,惨状非常人所能想象。 后张家山两侧的221和227.7高地失守,使张家山主阵地受到极大的钳制。无奈之下葛先才只好报请方先觉军长批准,将张家山阵地于拂晓前放弃。

1946年2月,蒋介石指派葛先才赴衡阳收集阵亡将士尸骸,仅在张家山就含着热泪收集到3000多具守军将士忠骨,堆积如一丈多高的山岭。葛先才为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民族英烈怆然泣下,故特请了一位摄影师拍照留存,并吩咐部下在张家山修了一个巨大的墓穴,将3000多具忠骸移入安葬,墓前竖碑“陆军第十军衡阳保卫战阵亡将士之墓”。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里有这样的战例：停兵山守军一个连和高岭守军一个排，构成掎角之势。日军在26日上午同时向两个阵地发起攻击，飞机大炮轮流轰击后，步兵发起冲锋。

每次日军一靠近，两个阵地里便飞出成片的手榴弹，轻重机枪一起开火，将日军打得尸横遍野。即使碉堡被炸掉五分之三，官兵伤亡过半，阵地仍屹然不动。

战至27日凌晨，高岭守军李建功排长以下全部壮烈殉国，阵地才被日军占领。而日军在高岭阵地前遗尸200多具，在停兵山阵地前，也遗尸400多具。

在丘陵地带的主阵地前，日军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宽大的外壕既不能藏身（底下有火力点），又无法作为下一步冲锋的依托（太深太宽），只能用梯子跨过去。

等日军越过外壕，却被重直峭壁拦住了路，他们只好想办法攀爬。峭壁顶上的守军只要不停地往下扔手榴弹，就能轻易把日军炸得人仰马翻。更可怕的是，峭壁前的日军一旦聚集得足够多，便是守军侧射火力发挥威力的最佳时刻，日军因此死伤无数。

在付出数千人的代价后，日军终于攻到衡阳城下，他们以为噩梦即将结束时，哪知此时才是噩梦真正的开始。第3师已经把衡阳城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堡垒，每一间房屋、每一条街都是让侵略者丧胆的战场。

起先进攻衡阳的日军是第68和第116师团，经过6月28日和7月11日的两次总攻后，这两个师团伤亡超过8000人，战死1名联队长、6名大队长和几乎所有中队长。日军让更加强悍的第13和第58师团加入衡阳攻坚，使总兵力超过9万人。

蒋介石对方先觉和第10军的要求是坚守10-15天，为外围反攻争取时间。蒋介石这一次并不打算食言，除了命令第九战区各军向衡阳增援外，还从第四和第七战区各抽调一个军，加强第九战区的力量。

以衡阳为核心的上千平方公里地域内，数十万中日两国军队绞在一起，互相攻防，竟然没有了完整的战线，双方统帅部都无法完全弄清楚交战状况，只好任由前线各军各师随机应变。

中国军队尽力往衡阳突进，日军则拼命阻挡。7月28日，第79军的一个团攻至衡阳外围的杨梅岭，但是遭到日军侧击，全团伤亡四分之三，不得不放弃杨梅岭。

第62军也从另一方向攻进衡阳市郊，同样被日军两面夹击，伤亡惨重，只得撤出战斗。这是外围援军与衡阳守军靠得最近的两次机会，但都没有能够与衡阳守军会合。

第79军与第62军连日苦战，伤亡惨重无力继续攻击。衡阳城内的第10军官兵能够听到郊外的枪炮声，却总是看不到援军的身影。随着阵地的日益缩小，空投物资越来越困难，守军的弹药和粮食越来越少。

方先觉将城市划分成几个防区，由各团分别防守，军和师的机关后勤人员全部武装起来，补充到战斗部队。巷战打了一个月有余，第10军逐屋逐街地与日军进行争夺，伤亡总数将近1.6万人，只剩下1200多人完好无损。

《抗日战争正面会战档案全纪录》记载：时值盛暑，打死的尸体无法清除，臭不可闻，伤员得不到医治，伤口恶化，治疗的器械、药品根本谈不上，棉花、纱布都没有了，不少伤兵伤口生蛆流脓，活活受死。有的重伤员开枪自杀，还有的央求医护人员发发善心，“给我一枪吧”。

8月7日，方先觉召开紧急会议，让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突围、死守，还是投降？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议暂时投降，以待将来。方先觉默然，回到自己屋里放声大哭。

守城最惨烈之时，有人建议突围，方先觉说：“不能突围！如果我们走了，伤兵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日本鬼子不遵守国际公约，他们会屠城的！”
衡阳城被攻破时，方向蒋介石发了“最后一电”：“……来生再见！”开枪自杀时，被手下阻止而未果。
后方先觉接受日军有条件投降，其受降条件要点有：保证我官兵生命安全；收容治疗伤兵，埋葬阵亡者；保留第10军建制，就地驻防。
这些条件日方因确有困难而救治伤兵没有做到。

当晚，第3师首先放下武器，方先觉命令开炮，却发现炮弹用光了。周庆祥带着日军联络官来到军部，第10军在坚守47天后，最终向日军投降，日军承诺妥善救治第10军伤兵，使很多战士有机会活下去。

此时的蒋介石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在8月8日，出动战车（坦克）部队企图救援衡阳，却因炮兵协同不利，攻势再次失利，衡阳保卫战结束。第10军被俘人员在1万左右，其中8000多是伤员，日军承认的伤亡是2.9万，中方的伤亡统计是击毙2万，伤6万，第10军自身伤亡1.6万人。

此次，日军未像战争初期那样虐待战俘，第10军的幸存官兵大部分逃脱。
方先觉得到救援逃离衡阳，于当年12月11日到达重庆。陪都出现热烈“欢迎抗战的灵魂归来”的热潮。《大公报》12月13日发表了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救国日报》12月20日发表社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称：“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及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分，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方先觉受到蒋介石接待，并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举行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颁发训词：“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7日之久(蒋起先令方固守待援两周，军委会预估至多能坚持7天)，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盟军对第10军的顽强和功绩也颇为认可。

方先觉于1969年元旦以陆军中将的官阶退役，1983年病逝于台北。

沈崇：她的名字已更改

当事人简况：

沈崇，生于1927年，福建闽南人。她是林则徐外玄孙女，沈葆桢（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孙女，林琴南外孙女，其父是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沈劭，其兄系国民政府驻法公使。

1946年，沈崇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先修班的学生经过考试才能成为大学的正式学生，不过与普通的高中生比，先修班的学生考中的几率要大得多）学习，1946年12月24日平安夜发生“沈崇事件”。

事件发生之后，沈崇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后考入复旦大学，改名为沈峻。

沈峻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中联部，之后又进入外文局工作到退休。工作期间因同学丁薇——丁聪之妹，结识时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的漫画家丁聪，1956年二人成婚。

1957年反右派运动期间丁聪被打成“右派”先后发配到“北大荒”和另几个农场劳动多年，沈峻怀有一子，后此子留学美国。

2009年丁聪去世。

沈峻2014年12月11日晚因病去世。

事件：

1946年12月24日平安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其表姐家，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就在那里，沈崇自己说，遭到皮尔逊强奸。沈崇拼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告，当警察到出事地点查看时，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察局询问。

晚上8点多，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修理班工人孟昭杰从修理班出来，打算去隔壁的平安电影院（今东方广场）门口买包烟。

孟昭杰一出门，就听见电影院对面东单练兵场旁的树林里有女人的哭声。黑灯瞎火的，他不敢贸然行动，于是回到修理班叫来同事强志新、赵泽田、马文彬、赵玉峰四人。这五个人打着手电筒，进入小树林一探究竟。后来，孟昭杰在法庭上作证说，他们看见距自己一丈多远，有一个美国兵站着。距离他一二尺处，有一个美国兵与一个女人躺在地下。由于手里没有武器，对方又是美国兵，所以一干人决定去平安电影院报警。

当时，电影院最后一排座位是“弹压席”，专供持枪军警执勤、维持电影院内的治安。孟昭杰等人跑进电影院，向警察报告，东单练兵场旁的小树林里，有美军士兵在强奸中国妇女。正在执勤的警察唐文华、王桐二人，手执步枪，随5人又一次来到小树林。

他们眼前的情景与之前一模一样。看见警察来了，把风的美国兵迎面走过来，居然要夺唐文华手里的枪。虽然警察手里有枪，但也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于是，一群人又退了出来，打算去王府井路口找交警帮忙。

正巧，他们碰上了正在巡逻的士兵关德俊、刘志平。众人带着关、刘二人再一次来到事发现场。美国兵与那名女子仍躺在地上，不过把风的美国兵已经跑了。关、刘二人见状，喝令美国兵站起来。那美国兵态度十分蛮横，挥手就向关德俊打来。众人一拥而上，才将他制服。他们押着美国兵和中国女子走到东单路口，恰好遇到一辆正在巡逻的中美警宪联络室的巡逻车。根据1943年中美双方签订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规定，美国军人在中国犯罪，归美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于是，肇事美国兵被巡逻车带回了美海军宪兵司令部。经讯问，这名行凶的美国兵名叫皮尔逊，受害的中国女子名叫沈崇。

简单录过口供后，沈崇被美军移交给北平市警察局，此时沈崇的表姐夫杨振清也闻讯赶到了。为了取证，警察将沈崇送到医院检查。经过一夜的检查身体、录口供，沈崇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8点了。

这起案件当时知情人并不多，但还是让媒体发现了。

北平一家民办新闻机构——亚光新闻社总编辑王柱宇写了篇名为《女生看电影 归途被侮辱》的稿子：

大学女生某，年十九岁。昨晚九时，赴平安电影院看最后一场《民族至上》影片。散场后，忽见身后有美兵二人尾随。迄行至东单大操场地方，该二美兵即对该女施以无礼。该女一人难敌四手，大呼救命。适有行路人闻知，急赴内七分局一段报告。有警士电知中美警宪兵联络室，派员赴肇事地点查看。美兵已逃去其一，当将余一美兵带走，该女生被强奸后，送往警察医院，检查后，转送警局办理。

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亚光新闻社由于他是从一名洋车夫口中得知此事的，所以报道中有不少细节与事实有出入。

亚光新闻社刚把这篇电稿发给北平各报纸。

事件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游行，并迅速席卷全国。

北京、天津、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数十座城市爆发了共有50万学生相继参加的游行抗议活动。 

各地的学生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严惩凶手，二、美军赔礼道歉，赔偿受害人损失，三、慰问受害者。

1947年1月6日，上海市总工会致电蒋介石，提出惩凶、赔偿、道歉等4项要求。同日，15个民主团体强烈要求“立即驱逐美军出境”。

1947年1月30日，北京东交民巷的一个临时法庭受理此案，媒体也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连续报道。

几经波折后，法庭判处威廉斯·皮尔逊强奸罪，劳动监禁15年；判处普利查德监禁劳役10个月。

1947年，美方改判两人无罪释放。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对此多次致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不断与国民党教育部进行交涉，以无果告终。

此事件，最后导致美国撤军、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军援。

媒体反应：

彼时北京的社会治安并不好，《北京日报》在平安夜当天曾发出过警告：“今晚是洋人的狂欢，妇女们勿出门。“

警方对涉及美军的事务也高度敏感。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曾给国民党的中央社打电话，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中央社当即以警察局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声称：“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察局当更发专稿。”

得知亚光通讯社将发稿的消息，汤永咸将亚光总编辑王柱宇和一些报社记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们具结，保证不发表此消息。

但亚光通讯社还是在12月25日发出了新闻。

12月26日北平的《北平日报》、《世界日报》、《经世日报》、《新生报》、《新民报》5家报纸都刊登了亚光社的新闻。

《新民报》更是把中央通讯社发来的禁令也登了出来，其当班编辑是方奈何。

这一消息引发了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活动。

但12月28日，《新民报》刊登了一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稿。文中写道：“该女二十余岁，似系良家妇女，仅云曾在本市某学校就读……经检查后，只判断其曾受强暴之胁迫，尚无显著被奸污之迹象……”

后又有几家媒体抛出了“受害者身份可疑”论。有报纸称：“美兵是否与沈女士认识须加以调查”，“沈系在影院和美兵搭过话”，“少女勾引，彼系狎游，并言定夜渡资”等。

12月27日，有人在北京大学壁报中发现一则名为“情报网”的壁报。壁报以知情人的口吻写道：“最近延安曾派若干女工作人员赴各地，专门以各种技术诱惑美军，造成事件。”

北京大学学生找北大训导长陈雪屏，陈雪屏看法是：“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该女生亦有不是处，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还是一个人？”陈雪屏恰是管理沈崇的先修班委员会主任委员，说话似非口误或措辞不当。

为了搞清楚受害者的真实身份，《益世报》记者刘时平展开了调查。他在北大注册组刘姓主任的协助下，在学校的注册卡片上找到了受害人名字：“沈崇，十九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文法组新生。永久通讯处：上海古拔路二十五号。”并找到了其寄住地址：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14号，其表姐杨振清家。

1946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石美浩（后成为中共党员）去访问了作为同乡的沈崇的表姐夫妇和沈崇本人，完成文章《沈崇女士访问记》。

文章说，1947年元旦早晨九时，“记者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跨进了沈小姐现在住着的杨公馆。这是十分难得的访问。假如不是记者与杨府熟悉的话，这个访问怕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两天杨府已被包围监视。美浩遂请杨太太的外甥、他的老友来到胡同口等候，这样他才进了杨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沈崇的表姐夫杨先生说，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便有美军方带领译员并美军医官五、六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杨公馆，要求检查沈崇被污情况。时为我国资源委员会华北电厂主要负责人、沈崇的表姐夫杨先生说，事情发生后已经检查过，乃拒绝。美方来人说，如不愿再检查，则美方不负责。这些美方来人态度蛮横，十分无礼。但杨先生镇静地说，在美国，黑人污辱了白人，一定会受严惩；还说按美国军法，美军人员犯了强奸罪，不处死也会判无期徒刑。美军来员凶狠地问：“你怎么会了解这些情况？”杨先生回答说：“我在你们国家读书多年，对你们美国的风土人情很了解。”美军来人听后立刻变得非常客气礼貌了。他们说，美方已考虑对肇事美军由中、美双方会审，又表示了他们可以赔款。杨先生声言中国人被污辱绝不是赔款可了结，必须先严惩凶犯，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石美浩又问北平警察局调查情况如何？

　　杨先生说，沈崇被污之后，来了一个警察。那天夜里漆黑，警察来到出事地点，看到美军暴行和沈小姐，马上打了这个少女一耳光，喝道：“你赚了他几块美金？”“谁赚了他的美金？我不认识他，他侮辱了我。我是大学生。”沈小姐悲痛地回答。

　　“既然你是大学生，他说的话你给我翻译一句。”警察回身恭敬地叫美军说一句英语。

　　狡猾的美兵懒懒地说：“She is my friend．”

　　“她是我的朋友。”她只好照着翻译。

　　啪！警察又打了沈一耳光。说：“妈的，你说不认得他，他不是说你是他的朋友？”

　　“这是我翻译他说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警察问。

　　“八面槽甘雨胡同杨公馆。”

　　“呸，你配住那儿？你只配住八大胡同。”警察还是非常恶毒地侮蔑沈小姐，随后又把她带去警察局，最后同意用电话通知了杨公馆。杨先生星夜赶至，并作了检查等手续后，次日清晨五时才带沈小姐回到杨家。

　　这次，石美浩见到沈崇，说她脸色很苍白，但态度镇静严肃，穿的是蓝布旗袍，绒布鞋，毫无奢侈浮华之气。这篇访问记很快在《燕京新闻》上发表了。

法庭：

1947年1月18日，被害人沈崇出庭作证，讲述了自己的被害经过。据她描述，她一个人在北京求学，住在姐夫家。1946年12月24日晚，她本想去平安影院看电影，但走到对面树林旁时，突然被两个美兵架走，她想喊救命，却被一个美兵掩住了嘴巴，两个美兵把她架到南大地墙根强奸，这时发现了手电光，强奸后，美兵又把她拉向东，仍在南墙根下，又发现手电光，所以此次强奸未遂。后来她又被拉到东大地空房内，她曾脱身逃出，但又被抓住，并滑入沟中，后又被拉到东大地空房内被强奸，此时她已经没有力气哭喊，脖子也被掐住，后又在东空地被强奸。这时忽然有人以枪喝令美兵起来，三人似乎有争斗，这时人也越来越多……法医给沈崇做检查，发现她腿上及下身都有伤痕。

被告辩护：

1947年1月21日，双方展开辩护，被告辩护指出：在事发当晚，事发地点周围行人多在百人以上，都未听到沈的叫喊，又有中国兵士七人往观，都没听到沈呼喊。前后三小时之久之性行为，而臀部等处都没有伤痕，可见未有挣扎。

皮尔逊的辩护律师约翰·马斯特斯不能证明沈崇是个妓女，但他长时间地使劲争辩说，沈同意和皮尔逊发生性行为。马斯特斯声称，所谓强奸发生的地方交通通常很繁忙。如果沈大声呼救，就会有更多的人更早地前来援救她。

马斯特斯还说，如果沈像被强奸时那样挣扎，其私处就会受到更多瘀伤和伤害，缺乏激烈的体力抵抗提示那是合奸。关于沈崇在警察局提出强奸指控一事，马斯特斯声称，沈崇这么做只是因为她在合奸中被捉到了，因此觉得说那是强奸更有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皮尔逊的律师很可能没有看过《大清律》中强奸罪的严格条文（其中的僵硬的证据要求给受害人施加了沉重的证明犯罪的负担），他的辩护却是按照类似的路线走的。根据《大清律》的强奸条，为了确立强奸犯罪，受害人必须提供证据，以证明她在那折磨中自始至终都在反抗，“此类证据须包括：甲、目击犯罪或听到受害人呼救的证人。乙、身有瘀伤或伤口。丙、撕破的衣服。”如果那女子在性攻击的过程中停止反抗，则该案须断为“非法合奸”。换言之，如某个学者所言，如果不是受害人的死亡，起码必须是严重受伤，才能让判案官员认定强奸指控的真实性。在沈崇案中，她实际上已经满足了中国传统的强奸罪的三条标准，但马斯特斯还要争辩说，为了强奸案得以确立，她应该受更多的瘀伤和叫喊得更响亮。

原告辩护：而被害人称被扼住颈部，但颈部也没有伤痕。而膝盖小腿上的伤痕，是在当天11小时后才发现，也不能算是理由。所以可能是沈同意与被告发生性行为的。而当天她并没有向值勤美国宪兵控诉被强奸，可能是她的姐夫计划好后才控诉的。

检察官：

检察官驳斥沈未喊叫，但中国兵作证称听到三次。扼住颈部不一定就有伤痕，所以不能认为同意性行为。而当日没有控诉强奸，原因不确，可能是语言不通……

检察官保尔·斐茨格若尔德中校指出了两个陆战队员的强大的躯体（皮尔逊身高六英尺，手“又大又有力”）给一位只重125磅的18岁女大学生带来的震慑效应。他进一步争辩说，法律并不要求一个女孩去作超过“她的年龄，力气，周围的事实以及环境允许她做的事，来表示她的反对”。他最后说，很难解释一位出身于良好家庭、受过出色教育的年轻姑娘(注：沈崇出身福建名门，清代名臣沈葆桢之曾孙女，林则徐之外玄孙女，为世家之女、名门大家闺秀)，为何会愿意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一个空旷的操场上，与一个她刚刚偶然遇到的醉汉度过三小时。唯一的解释就是她因为别无选择不得不呆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审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记录已经解密。

据在美国的周启博介绍，当时沈崇案由军事法庭审理，案卷存军方档案库。因涉外国公民，管外交的国务院也有相同的一套案卷。他从国家档案馆取得国务院这套案卷的复制件，全部为英文记录，共150张。因年久有些词和字母不太清楚，需从上下文猜出。据周介绍，沈崇事件发生以后，1947年 1月6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加强师）司令下令于中国北平第五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举行审判，前后经过多次审理。

当时法庭组成情况是：

1、律师开场白。2、有关人员，法官和记者入庭，宣誓。3、提出控告。4、辨方抗辩。5、控方发言结束。6、辩方发言结束。7法庭调查结果。8、判决。

同时法庭还出示了相关证据：

1、黑板上地图的照片。2、 手套的描述。3、 1946年12月24和25日气象纪录。4、1947年1月13，14和15日气象纪录 。5、大衣的描述。6、内裤的描述。7、上衣的描述。

最初对皮尔逊的控罪共有五项。 控罪1、强奸。控罪2、企图强奸而攻击。控罪3、自愿性行为。控罪4、有害秩序和记律的行为。控罪5、可能损害士气风纪的不道德行为。

1947年1月7日，对案件中的控罪3和5 及说明予以撤销。1947年6月11日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案的审判记录显示：控罪3和控罪5已经撤诉；控罪2和控罪4被宣判无罪。控罪1，他被判有罪。他被判决降为列兵军阶，监禁十五年， 受不名誉退伍和其他有关处分。下令审判的有关当局已经批准了审判过程，调查结果和判决。

据档案记录显示，原告是19岁的在北平国立大学读书的学生。她的证言内容如下：

强奸发生的那天晚上，大约８点，她一个人沿公共街道走向亭台电影院。在照明良好，行人众多的街上，被告和另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普利卡德）忽然一左一右把她挟持，“护送”她走向与她目的地几乎相反的方向，穿过一个狭窄的街区（那里显然有树），到了东（长安）街，又穿过东（长安）街，走了约60码，进入一个叫作“跑马场”或“阅兵场”的地方，到达“南墙”（前奥地利公使馆墙）附近的一个地点。根据原告所说（被告和他的同伴都没有这样说），她喊叫了一次，此后她的嘴就被捂住了。她反抗却没能挣脱。到达墙边时，被告和普利卡德强制她倒在地上。因为她反抗，所以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要合力才能按住她并脱掉她的内裤。然后被告趴在她身上，尽管她反抗和力图并拢两腿，被告还是完成了性交行为。原告看到手电光束后喊叫，但她的喉咙马上被扼住了。为引起注意，她挥舞在她身旁的她的白色内裤。显然是怕引起别人干涉，被告沿着墙“拖”她向东走，紧抓住她怕她逃脱。被告再次试图性交，她激烈反抗使被告未能得逞，她又看到手电光，但她因怕被告杀她，没敢喊叫。被告带她绕过墙角向南，到达检阅台，在那里她从被告手中挣脱，随即又被抓住。在检阅台附近，在离交通繁忙的哈德门街约80到90步的地方，被告再次性交进入原告身体获得成功。原告因与被告挣扎多时已经筋疲力尽。她又喊叫了一次，并挥舞她的衬裤。这时有８个中国人，带着手电和枪，来到现场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救了原告。一辆宪兵巡逻吉普把被告和原告带走。

据法庭记录，一个中国军队人员是原告的证人，他作证说：在事发那个晚上 8点左右， 他看见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在亭台电影院附近“带走”一个姑娘。 她在哭，“声音不响也不太弱”， 但她什么话也没说。他没有进一步调查就回他的总部去了，把此事告诉4名中国军人。

这个证人由这些中国军队人员陪同，其中两人有手电，来到离领事馆南墙边一个位置约20尺处，在那个位置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姑娘在地上，一人在另一人身上。第二个海军陆战队员站在离地上的两人约2尺处。不但这个证人，而且他这一组人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听到任何喊叫，也没看到任何挣扎。这组人中有一个听到女人哭泣，其他人没听到任何声音。这5个人被站在旁边的并没带枪的海军陆战队员赶走了。过了一会，又有两个带枪的中国人加入这组人，现在这组人共7个人，他们又往回走，只到了那条街，又被那个海军陆战队员赶走。被告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此时还在南墙下原来地点，离这组人有大约60码远。这组人取得了附近一个中国交通警察的协助之后又向那个地点进行了第3次行动。（这时距离两个海军陆战队员第一次被看到“带走”那个姑娘已有两个半小时。）这次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已经不在那里了。在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呆过的地点，这组人发现了一条围巾和一支有血迹的手套。 姑娘发出哭声并挥舞她的衬裤，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在检阅台附近找到了卧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他们强迫被告站立起来。这组人作证说，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都是满身尘土，衣着凌乱，他们的外衣都穿在身上，姑娘臀部是湿的，被告对警察态度粗暴，被告试图搂抱姑娘，姑娘一直在哭。刚才提到的交通警察作证说，大约晚10点半时他接到关于此事的报告，他去了跑马场，看到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两个人都站了起来。警察说姑娘告诉他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但是，那一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听到姑娘的这一投诉。在法庭盘问时，警察被问到姑娘向谁宣称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警察回答“她告诉我了，因为我问她了”。而且，这个警察第一次见到在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时，姑娘没有说她正在被强奸。

第2天凌晨大约2点半，姑娘由一个中国医生做了检查。医生作证说，他在阴道入口下部中间发现了一小块新鲜伤痕，只有生殖器进入阴道才能达到那个部位。他说“正常性交”通常不会产生这样的伤痕。除了这一小块伤痕之外， 医生说姑娘的“身体”是正常的，外生殖器没有可见伤痕，没有发现精子细胞，而且“难以确定是不是真的强奸”。记录显示这个事件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那天夜间很黑，无风，气温在华氏15到 20度。

辩方证人作证说，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夜之后大约3个星期里，他们两次在所说的强奸发生的地点观察行人和交通情况。他们在黑暗程度，风速，时间和气温都和所说的强奸的那个夜晚很相似的条件下研究了那个地点的行人和交通。总括地说，他们作证指出，每小时通过东长安街的行人和车辆数目有几百，那条街离被告第一次攻击原告的地点距离在60码以内。哈德门大街上行人车辆数目就更大些，而哈德门大街在第2次攻击的地点和被告被抓起来的地点以东不到100 码。证词进一步指出，如果谁在第一次攻击地点“大声说话，不必喊叫”，那么在60码以外的东长安街上的人能清楚地听到。

据法庭记录显示，有数名宪兵到了中国警察逮捕被告的现场。他们作证说在现场被告用手臂搂住原告，原告显然是同意的。一个证人作证说被告和原告试图一同离开跑马场，另一个证人作证说他认为那个中国姑娘看来“完全放松”，不像“受到刺激或者哭过的样子”，而是“对整个事件表现平静”。早些时候和被告一同喝过酒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说，被告被酒瓶割伤了手指节，这可以解释现场发现的手套上的血迹。

所说强奸案次日下午，一个美国医生检查了原告。这个医生作证说，在原告的臀部，大腿内侧，脸和脖子上都未发现伤痕。原告阴道入口处小的割伤在正常性交时也可能发生。这个医生在所说事件次日早晨也检查了被告，在被告性器官上没有发现伤痕。当夜值班的宪兵军官作证说，被告被从阅兵场带来时，对被告没有任何控告。假如有强奸的指控，被告就会被关起来，而不会作为嫌疑人释放听候传讯。原告在所说的攻击那天晚上穿的衣服和衬裤都列入了证据。原告陈述她交出衣服以后，衣服被割了几个小口子，除这些小口子之外，这件衣服没有其他损坏。和衣服一样，她的衬裤也没有暴力的痕迹。

法庭记录认定，仔细考察举出的证据后即可发现，原告没有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做出足够的反抗来支持她对性交不自愿的说法。虽然证据显示 1946年12月24日晚事件开始时她不是自愿跟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走的，但是除了她自己的证词以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她哭过或者反抗过。与此相反，其他控方证人作证说，在她和被告呆在一起的那么长的时间里，证人既没听到她哭叫，也没看到她挣扎反抗。如果说这些要干预被告和姑娘的证人相信姑娘正在被强奸，而他们无力援救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同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事件长达几乎3小时，所说的几次攻击就发生在交通繁忙行人众多的街道附近，竟然没人听到呼救声。她并没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被殴打，也一直没有失去知觉。虽然她宣称被告几次扼住她的喉咙和捂住她的嘴，医生在次日检查时在她脸上和脖子上没有发现伤痕。她作证说她的衬裤是被强力脱下来的，但在当庭展示证据时，却没有任何污迹和撕破之处。她的衣服也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在整个争执过程中她都没脱下她的手套。她的阴道口有轻伤，这种轻伤与自愿性交的情况相符合。她争辩说她做了当时环境条件下她力所能及的反抗，可是除了这点轻伤以外，所有其他事实都不支持她的说法。在警察拘押被告和她两人时，也没有见到他们精神歇斯底里和身体筋疲力尽的证据。对于被告违背原告意志和原告性交的说法，本案证据不能消除对此说法的合乎常识的怀疑。

军事法庭最后认定，根据事实和上述法律， 对控罪 1 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 , 予以撤消。根据对控罪2和控罪4的调查结果，对法庭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 予以撤消。总军法官认为，下令审判的机关根据以上陈述和建议采取的司法程序和行动是合法的。

这个陈述和建议后来得到了海军部长苏利文的批准。因此，对控罪1 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予以撤销。根据对控罪 2 和 4 的调查结果，审判的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也予以撤销。

对撤销皮尔逊强奸案判决，当时国内反映非常强烈。（但许多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认为，虽然在道义上这很不公道，但不能说这个案子不合法。）

时代背景与成为公共事件：

沈崇事件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美军驻华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对于抗战以后获得一时声誉的国民党来说，种种社会问题使得民众不满情绪长期积累，“沈崇事件”或成为国民政府垮台的导火索之一。

沈崇事件恰好为国人，特别是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产生巨大反感的机会，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沈崇事件就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振荡。

沈崇事件的发生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是这一事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青年学生愤怒的主要原因。

在沈崇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在华驻军引发的类似社会问题非常之多，其中有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

1946年9月22日晚上，在上海黄浦滩的一条路上，一个驻华美军（也是海军部的），把一个黄包车夫臧大咬子给打死了。

按说这样的事件应该比沈崇事件更令人发指，因为人命关天。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证明中国的青年学生在人命和贞洁方面，后者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或者说后者更具备诱发他们愤怒的因素。

至少在如下几条原因中，沈崇事件是一个恰好的导火线。

1、沈崇本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严格说不是正式学生），也就是说，她的受害就是青年学生直接受害；中国人在判断社会是非时有一种心理，就是他们总是关心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事，远处的事，他们通常都很冷漠。

2、沈崇是一个女学生，还是一个富家子女。她的出身和四十年代多数青年大学生的出身背景相近。对美军示威抗议者的阶级偏见很明显。有一个对蒋介石颇有微词的美国领事馆官员， 当他问一个抗议者，中国士兵是否也对妇女行为不轨时， 抗议者告诉他：“是的，可是中国士兵只去搞中国农村女人， 不会性侵犯中国女知识分子。”这些学生决心保卫自己的同类，因此他们虽然联想起以前发生的“暴行”，但认为沈崇强奸案与那些攻击底层中国人的案件不同。 北平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中地，比其他城市受西方影响相对小些， 强奸案发生在北平就使问题更复杂。 许多有教养的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优于西方人， 现在这种态度就公开化了。此外，对日战乱中逃离北平，刚刚返回中国学生渴望生活正常化， 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北京一所医学院无疑使他们不快。
3、沈崇是被强奸的，在中国人心理中，这是比人命还要大的事。
4、沈崇是被外国人强奸的，特别是当时的美国人，这更让当时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可以设想，如果皮尔逊是直接拔枪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强奸，事情恐怕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
5、沈崇是被美国人强奸的。

像沈崇事件这样的事，在海外驻军当中是最容易发生的，近年来美国在日本冲绳的驻军也时常发生强奸案，这是海外驻军中常见的问题。但对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传统上，他们还是很难摆脱中国人常有的思维。

1947年1月11日《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过记者写的文章《中国学生抗暴运动》。文章认为，典型的中国骂人的话是永远和性关系相连的。比如说有“王八蛋”“混帐”，“小舅子”，“娘个操匕”“狗养的”，“丢那妈”等等之类，在英文里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同类语是：“Son of bitch , Son of gun，Bloody bastard”，一般地这些在社交中都是使人蹙额或是甚至加以禁止的。

中国人对于性关系上的失检是认为极其严重的，而这些常常为外国人视为单纯的“私事”而已。这是北平强奸案之所以为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所特别重视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还因为这个罹难者是中国第一流最高学府的一个有高等身份的女学生。进一步说，更重要的是这案的政治主义。在平时，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已经一声不响地过去了，或者已经毫无困难地被掩饰过去，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势形下，当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成了各方抨击的对象，强烈的反美暗流已经存在多时，北平强奸案就必然使小事酿成大祸了。

在中国人看来，强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种罪恶。就法律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为，就道德观点说这是一种卑鄙，同时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同时在许多情形中，旧式的中国人特别是重视其社会性远超过其法律性。一个很有名的中国格言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以诽谤加之于一个男人的女亲的贞节或其个人的正直恐怕是你对一个自尊的中国人所能加的最大的侮辱。

此点就是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也不讳言，他们在事后的回忆中说：“那时我们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的要求，但多数同学对这要求的了解是因为只有美军退出中国，才可以不再发生类似沈崇的事件。若在当时强烈的指出美国政府与中国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有缘的关系，恐怕是不能为多数同学接受的。当时是感情多于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们得承认民族自尊心和贞操观念是运动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虽然美军在华侵犯中国主权，间接直接屠杀中国人民是这个运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时是潜伏的。能明显如此自觉的并不多，那是远没有今夏‘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大家所表现的高度的自觉和认识的深邃的。”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
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
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
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
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
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
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
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

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作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
1946年12月31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

四、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

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

邵燕详曾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选择：“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

1948年初，一个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学生的认识也很有代表性，这个女生名叫杨静远，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在和自己恋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许多史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

信中说：“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 ’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

当时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有诱惑力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杨静远在她的信中说：“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情共产党罗！’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

对于沈崇案，在当时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上做了分析，这些人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就对此事发表过许多评论，《观察》的态度大体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

吴世昌在《论美军事件》中认为“这次因美军暴行而引起的学生运动，除了抗议暴行，要求道歉，惩凶、赔偿保证以外，全国学生第一次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也有人要求废止中美商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虽不是全体的意见，但要求美军撤退是一致的。这个运动截至现在为止，中国官方除通令劝止外，尚未有公开指为受中共策动者。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沪市长称，应付此事，决以民主作风。渝党政军联合会议，决定准许学生游行，各地学生游行秩序亦佳。只有联合社的报道，却拾了旧中国政府的牙慧，说是受中共策动，以侮辱学生游行的价值，图减轻美国舆论的指摘。”

吴世昌在他的文章中还对胡适和傅斯年认为沈崇事件是法律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吴世昌当时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观点，他也认为美军驻华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所以即使美军在华相安无事，而国人提出请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为‘越轨’。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和去年反对苏军在东北延不撤退，同样正确。连清华大学美籍教授Winter都赞同北平学生的运动，联合社至少不能指Winter也是受中共指使罢？”

“至于中国需要美国的友谊与协助，则为另一问题，与此案无关，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运动。所幸各地学生游行，尚无此现象。现在必须弄清楚：第一，敦睦交，不必也不可牺牲一国主权，容许外兵在平时长久驻留。第二，反对美军驻华，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的友谊，正如因反对苏军驻东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谓反苏排外一样。反对美军驻华只是反对其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某种政策。一个人民尚且可反对其本国政策，何况一国政策侵及别国主权，被侵国人民岂有不能反对此政策之理？第三，美军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为此政策之结果，则二者显然不能分开。第四，抗议暴行，反对侵害主权，美国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时仍不可不诉诸理智。万不可因此损害邦交及友谊。我们不愿受人侮辱，自己也不可侮辱别人。”

《观察》还发表了费青《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和周子亚《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权问题》。

费青和周子亚都是法学家，他们虽然在感情上非常认同学生的行动，在道义上也谴责美军的暴行，但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对美军的暴行及后来美国海军部对皮尔逊案的翻案，却表示出了相当的理性。

费青就说过：“这个复核结果当然是不当，从而违反了公道，但是狭义地或严格地讲，不能说它是违法。我并非在替美国辩护，更不是在反讥美国以违法为合法。”

周子亚从国际法角度对于美军暴行做了分析。他在立场上也和学生一样，但他的观点却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华驻军的法律失之过宽，让美军在中国领土行使审判权，有损国体。

沈崇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重新观察沈崇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却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他们后来的命运。任何历史都有延续性，半个世纪前，一次偶然事件中所映现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各方的行动：

为能顺利平息案件，蒋介石委派宋美龄来处理该案件。

据陈廷一所著的《宋美龄传》记载，宋美龄一天晚上先是来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董务室与沈崇（已经被提前转移到这里）会面。

宋美龄刚问“你是沈崇姑娘吗？”沈崇点点头，就失声痛哭起来。宋美龄掏出白手帕给沈崇擦眼泪，并对她进行了安慰。

然后，宋美龄对沈崇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会满足你的。”

沈崇只提了一个要求，“为了天下姐妹免再遭痛苦，请夫人严惩皮尔逊之流！”

宋美龄离开金陵女子大学后转向远郊的特别军事囚禁处。

宋美龄与皮尔逊在接待室会面，皮尔逊对其的到来很吃惊，还开玩笑地问，“我的第一夫人，什么屁事能够使你跑到这里关心我？”

宋美龄没有发火，她认为冷静更具有威慑力。于是，她笑容可掬地说道，“我的皮尔逊上士，看来没有给你铐上手铐，倒过得挺痛快呀！”

宋的态度让皮尔逊害怕起来，他赶紧问，“夫人，我可能判多少年？”

宋美龄伸出手做了一个抹头的动作，意思就是直接处死。皮尔逊吓得尖叫起来，“不能按你们中国的法律办事，在我们美国强奸最多判3年。我是美国人，应该按照美国的法律办事。”

宋美龄，说你这不是一般的强奸罪，你强奸了美国的援华政策，强奸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且惊动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国总统。

皮尔逊顿时被吓瘫了，认为自己肯定是死定了。宋美龄见时机已到，就对他说，“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可以救你！”

已经被吓傻的皮尔逊连忙求饶，“只要夫人能救我一命，夫人要我干什么都行。”

这个时候，宋美龄拿出一卷纸说，“只要你写一份认罪书，我一定在美国总统面前说清，最多判你15年的徒刑，决不会处死你！”

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共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没有确切证据。

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

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

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是，沈崇案发生后，当时中共有一些对策。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指出：

“（一）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通知特别提出利用妇女对沈崇案的愤怒，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

王汉斌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一文曾详细讲述过当时的情况。

当时南系北上后，由袁永熙、王汉斌、洪德铭组成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学委，并立即在北大、清华等校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他说：“这时党面临着在学校里迅速扎下根子，占领学校阵地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也是极其细致深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计划非常周密。

王汉斌说：“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党员徐裕荣同志当选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由此，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即为我党所掌握了。第三种是北大。——地一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想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

中共对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汉斌回忆：“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极大努力弄清沈崇真实身世，向社会公布真相的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当时各方态度：

毛泽东称其开辟了解放全中国的“第二条阵线”。

美军高层悍然否决这是一起强奸案，并裁定罪犯无罪开释。

国民党前政府要员则称沈崇是中共的女特工，色诱美兵制造事端以打击美军和政府当局，是中共地下党蓄意制造的一起假案。

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飞机抵平。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

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格蕾蒂斯·艾伟德在中国

1902年，艾伟德出生在英国的伦敦郊区，她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她的家境仅仅能够维持温饱，她也仅仅只能上几年学，毕竟家中的条件无力支撑她的学业，于是当她长大后，她便去了富人家庭去当了女佣。

她也因为家境贫寒以及长时间的劳作，导致了长期的营养不良，身高仅仅只有1.45米。

在艾伟德27岁的时候，她和大部分英国人一样信仰基督教，同时，她申请参加对华传教的内地会，却因为受教育经历而被拒之门外。

得到消息的她，积极参加了神学培训班，却因为基础差学习进度并不理想而被淘汰。但她并没有气馁，一边打工一边攒钱，终于抓住了一个好机会。她听说在中国传教的珍妮女士因为年龄大了，想要退休，但是没有人愿意接替她。

艾伟德得知后立即提笔写了信，她表达了自己愿意前去接替珍妮女士的愿望，希望她能给自己这个机会。

在几个月之后，她得到了珍妮的回信，珍妮愿意接纳她，但是希望她能先到达中国的天津，她会派人前去接她。

收到信后，艾伟德辞去原本的工作，并和父母家人告别，简单地收拾行囊，用自己打工多年的积蓄购买了前去荷兰的船票，准备在荷兰乘坐前往俄罗斯的火车，从西伯利亚中转进入中国，沿着中东铁路南下大连，最后从大连坐船到达天津。

其实有直接从英国直达天津的船票，但是坐船的费用比她原定的路线所花费的总钱数贵了2倍，此时的艾伟德并没有那个经济实力，买好去荷兰的船票后，她身上仅仅只剩下了2英镑9便士，这还不一定够她后面的车资，而且她的旅程也并不顺利。

当她在荷兰坐上前往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火车时，这趟列车居然被迫转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车站的许多劳改犯登上了这趟列车。

随着火车再次行驶，列车终于到达西伯利亚，可是还没有到达终点站，艾伟德等乘客就被赶下车，要乘客们向前走一站，而艾伟德无奈之下只能到前面的赤塔转车。

可在她艰难地到达之后，当地的官员却告诉她，直接前往中国东北的铁路已经不通行了。

原来日苏矛盾升级，去往中国东北的满洲铁路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已经暂不通行了。在当地一位夫人的帮助下，她坐上了前往海参威的火车，从那里搭上了日本人的商船，跟着商船去了日本。又从日本，乘船到了中国天津。就这样，她跨越了一万多公里来到了中国，在这里开启了她人生的新篇章。

艾伟德在天津宣教中心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到达了山西晋城。在这里她遇到了司米德夫人，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司米德夫人为她准备了中式的旗袍，又派人将她送到了阳城。

当她到达阳城后才发现，教堂的地理位置似乎并不符合教义。

在阳城的教堂是在一所民房里面，恰好处于县城的大街旁，来来往往的人和车队络绎不绝，并不清净。

所幸的是，教堂租金低廉，每年只需一英镑，而且面积足足有百余平方米，还有专门的厨师做饭。在这样的条件下，地理位置的不利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

此时的珍妮已经七十三岁了，在中国传教也有五十余年了。对于来接替她的艾伟德表现得十分友好，亲切地握着她的手，为她展示教堂里的一切，还手把手地教她如何处理教堂的日常事务。

于是，艾伟德就在这里留下了，她将教堂打扫得干净整洁，对于在中国的将来生活也充满期待。

艾伟德在这里住下后，发现教堂的院落十分空旷，她想要在教堂的闲置院落开一个客栈，就专门用来接待那些路过的骡队，同时还可以趁着他们进来歇息、吃饭的时候，给他们传播教会的福音，客栈的房费还可以作为传教的经费。

在与珍妮商议后，珍妮欣然同意，在两人给客栈起名字的时候，珍妮提出建议，希望能叫做“八福客栈”，这是取自圣经里面的《登山宝训》中的八福训导，艾伟德欣然同意了。

客栈开门之后经营惨淡，艾伟德觉得厨子是当地人，口味不会偏差，只能是中国人看着是外国人开的，有些害怕，但这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她毫无办法。

面对没有客人登门的状况，珍妮建议让艾伟德在门口招揽客人，可作为一名传教士，珍妮的建议让艾伟德有些犹豫。

就在艾伟德陷入两难之地的时候，或许是基督的福音让她得到了某些启示，她开始走向门口，只不过由于语言不通，她的揽客计划行不通。但是她依旧坚持，总有人好奇地看上两眼，有的人看到干净的用餐环境和便宜的价格也会进店吃饭。

珍妮与艾伟德两人招待细致，慢慢地口碑就传了出去，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吃饭、休息。

她们学习当地的方言，将《圣经》变成一个个小故事讲给过往的人们听，人们将其当做神话故事也愿意听一听，解除自己的劳累，还自发地定下规矩，在艾女士讲故事的时候，不准发出声响随便打断。

受到艾伟德传教的影响，慢慢地她发现来用餐的人们都有了一些改变，大家不再是以前那种拍桌子骂娘的凶悍模样了，都能相互谦让，礼貌交谈了。

就在这个时候，噩耗传来了，在一次外出传教的时候，珍妮从楼梯上摔下，不治身亡。艾伟德只好自己承担起了八福客栈的经营责任。

由于八福客栈的名气越来与响亮，甚至吸引来了县长。县长前来是带着目的，希望艾伟德能支持自己推行“天足运动”，废除缠脚的陋习。面对县长的请求，艾伟德欣然同意。就这样，艾伟德代表政府游走在附近的乡里，向他们普及缠脚的危害，并用自己做例子，告诉人们缠脚后女性的脚会是一种病态的现状，她也趁机宣传圣经里的故事劝导人们向善。

在这件事情后，艾伟德在阳城一代彻底出名。

监狱暴乱，监狱长还请她前去劝说，面对暴徒沾满鲜血的刀刃，她十分平静地向暴徒承诺，只要他放下武器，不会受到惩罚的。还为那名暴徒讲述圣经里耶稣的故事，最后暴徒在她的劝导下放下了武器。

在1938年，日军将战火蔓延到阳城，派出两架飞机对阳城地区进行轰炸。

日本战斗机在阳城投下了二十四枚炸弹，八福客栈也被投下的炸弹轰成了废墟。艾伟德被压在了房子下面，庆幸地只是受了轻伤。

但是不久后，日军就快到达阳城。艾伟德为了避开战火，带着人转移到了山区。

在山区中，她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将不多的急救药品全部用在了临时医院，专门用来救治受伤的中国军民，对于伤者的来历，她并不多问。

看着百姓受苦失去生命，艾伟德对于日本人的行径十分憎恨。这也是她第一次直面日本人的残暴。

1932年，艾伟德前往了泽州内地会，与同胞们短暂相聚。却没想到喝多了的日本人像是发了疯一样，闯进了他们的屋子里。

她上前去劝阻的时候，被日军用枪给砸晕了，醒来后的几天里面，她还一直头痛不已。

日军的残暴行为让本来中立的她渐渐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1936年艾伟德加入了中国国籍。

《时代》杂志的创始人也十分同情中国人的遭遇，得知了艾伟德对中国人的援助行为，对她进行了采访。

艾伟德公开表示：作为宗教人士对于战争持中立态度，但是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她十分憎恨日本的残暴，因为她受到了日军的多次无理由伤害，而且她已经是一名中国人了。

五、千里迁移

艾伟德还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

有一次她在阳城的市集上闲逛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个满脸沧桑的妇女在卖自己的女儿，孩子十分瘦弱。

她于心不忍便与那位妇女讨价还价，从两个银元砍到了九毛，最后将女孩带回了八福客栈。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又接连收留了流浪的八岁男孩、失去父母的婴儿等等，在她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时，她计划建立一个救助站收容这些孩子。

1940年，在泽州暂住时，她的艾伟德的救助站终于建成。她建立的救助站收纳了两百余名孤儿、一千余名难民。

救助站的规模有些庞大，在战争即将来临之际，出于安全考虑，她决定将这些孩子们分两批转移到西安的救助站和阳城山区，她留下来照顾这一千多名难民们。

她派遣助手率先将一百多名孤儿护送到了西安救助站，在准备转移剩下的一百名孤儿的时候。

她得到了日军春季扫荡的情报，日军要对她和她的宣教站下手，并且重金悬赏一百美元想要抓住她。

艾伟德得知此消息后，她带着一百名孩子连忙出了泽州赶往阳城，在回去的路上，她没有躲过日军的战斗机扫射，肩膀上受了伤，在简单地处理过后，她没有暂歇，而是依旧坚持赶回阳城。

随着日军逐渐迫近，艾伟德感受到严峻的形势，她只得再次规划撤退路线，决定去往西安。

她可以随便走，可孩子们怎么办？

一百名孩子人数太多了，没有办法藏匿在老乡们的家里，而且自己一旦离开他们应该如何生存？

可是从阳城去西安地区足足有一千多公里路，人多了目标也就大了，何况带着孩子们可怎么走啊。

但是艾伟德害怕留下的孩子成为日军泄愤的工具，于是一咬牙就决定带着孩子们进行转移，大路走不通就从山里面绕。

在他们转移出城的时候，县长闻声赶来，送给了他们几袋小米，还派人送到了黄河边。

这次转移最难的地方在于，一千公里的路上有近一半路程都是崎岖难走的山路，别说孩子们，就是她一不小心也会摔倒。

她考虑到这一点，就让孩子们走到中间，前后都是大人们。

一方面，在前面的大人可以及时地查看道路，在后面的大人可以兼顾到孩子们，让孩子们不会落下；

另一方面，中间的孩子们相互搀扶着，最小的几个孩子被大人们用箩筐担着，有的孩子累了走不动了，就由大人抱着走一段路，稍微休息再接着自己走。

等到孩子们大多都喊累的时候，队伍就会停下来歇息。

由于物资不够，每天就吃一顿小米粥，到了晚上，找个防风的地方就地睡觉。

孩子们走的鞋子都磨破了，衣服也没好到哪里去，被树枝刮得一条一条的，最让艾伟德心疼的是，好多孩子的脚因为高强度的行走，出现了肿胀的现象。

有一次，他们在山里面遇到了一支游击队，游击队的士兵们陪伴着这群孩子走了一段路，临走前还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食物。

这才让他们得到了物资的补给。就这样不断地赶路，他们一行人终于在十二天之后看到了黄河。

黄河波涛汹涌，如何安全渡过黄河，成为艾伟德思虑的重要问题。

想要找船，但是附近压根就没有能够容纳这些大人、孩子的大船，而小船在河面上也并不安稳，好几天都没有进展，让她苦恼不已。

这时候，对岸的国军士兵划着船来到了艾伟德身边，这群难民国军已经观察很久，在他们确定不会对国军士兵产生威胁的时候才划船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当国军士兵得知她就是艾伟德后，纷纷向她表示敬意。

在山西，艾伟德的事迹被很多人所知晓，于是，国军派了一艘船将这群孩子分了十余次运送过黄河。就在艾伟德得知自己来到了国军防区的时候，她终于不在提心吊胆了。

在军人们的帮助下，艾伟德一行人搭上了前往西安的火车，一路上他们发现沿途有很多的难民救济点，这也让一行人的吃饭问题得到保障。

当火车到了中条山中部的时候，因为桥梁被战火波及而炸毁，火车只能原地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艾伟德决心带领孩子们继续徒步向前，但是前进的路线无论是当地的村民还是火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无人知晓。

她只能根据大概地走向硬着头皮往前走，孩子们面对一座座的山峦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面对这样的状况，艾伟德既要耗费大量精力在前进探路上，又要分出精力安慰这些孩子们。

孩子们绝望的哀嚎声，让她也有一瞬间只想要躺下去放空自己，什么都不管，可是这不行，委屈的她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她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她哭，直到好久之后才停下来。

哭过后，艾伟德又打起精神继续赶路，在几天过后，她发现前面有了房屋，在向屋主人进行简单的询问后，艾伟德知道自己终于到了潼关。

从这里的人口中得知，这里距离西安已经只剩下一百四十公里了。

在当地人的指导下，艾伟德一行人坐上了运送黑炭的车，然后又转乘了几次火车，终于到达了西安，但是却得知西安已经不再接收难民。

她在多方询问之下，得知扶风县的保育院能够接受他们，他们便动身前往宋美龄创办的保育院，到达后，艾伟德在数完人数发现一个都不少之后，松了口气就晕倒了。

医生告诉保育院的负责人，艾伟德已经高烧很久了，但是由于精神紧绷她自己并没有发现，已经发展为肺炎了，脑部也有被重物击打过的痕迹，肩膀上竟然还有一颗子弹。

医生十分感叹，本来艾伟德就存在营养不良，现在各种情况混在一起，非常糟糕，随时都有去世的风险。奇迹发生了发生了，即便情况如此危急，艾伟德还是醒了过来，她醒来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开口询问自己一百个孩子的情况。得知他们在扶风县的保育院，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又彻底地昏迷过去了。经过医生的救治，艾伟德保住了性命，但是她在孤儿院整整治疗了一年才恢复了过来。

在1940年带领一百个孩子们离开阳城之后，她就再也没能回去阳城。原本是因为那里是日军占领地区，回去并不安全，她便去往兰州和成都传教。抗日战争结束后，局势并不平稳，她的阳城之行只能被搁浅。内战爆发，阳城又成为了国民党的管辖区，由阎锡山驻守，身在共产党辖区的她，因为战乱又无法成行。

离开前，她去同孩子们告别便动身前往成都，在那里她救助了很多的贫苦百姓和麻风病人。但是好景不长，她又在1948年病倒了，这次的她需要长时间的休养，但是当时的中国，并不能给她良好的休养环境。在朋友们的劝说下，艾伟德在次年她回到了英国，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团聚。

在艾伟德回国后，伦敦记者为她专访，将她的英雄事迹都记录下来，让世界都知道了这位勇敢、善良的女性。她的故事还被编写成《小妇人》一书，其后，又被改编为广播剧。1957年，她的故事被美国的福克斯公司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

1957年，艾伟德前往中国香港地区，在这里她遇到了她救助过的孤儿，和他们一起救助香港的难民，无奈的是因为自己的签证到期，艾伟德只好离开香港前往了台湾。在台湾她建立了“艾伟德孤儿院”，救助台湾的孤儿群体。她还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接见，并给她的孤儿院捐款。

1970年元旦，艾伟德不幸患上了流感，因为病情凶猛转为了肺炎，随着病情恶化已经无力回天，艾伟德去世了，她被葬在台北，按照她的遗愿头朝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