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

第一部

一

这是明朗但清冷的四月天，时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低着头，将下巴埋进胸前，试图躲过凛冽的寒风。他快速地闪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但动作还是不够快，一阵正打着转的沙土随着他一起进了门。

一进走廊，一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扑鼻而来。走廊尽头的墙上钉着一副彩色的宣传画，画有点大，不太适宜在室内展览。画上是一个男人巨大的脸，宽度超过一米，看起来大约四五十岁的模样，还留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样子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拾梯而上，坐电梯是没什么希望的，这电梯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很少开，何况现在白天连电源都关掉了。“仇恨周”快到了，一切都得从简。温斯顿住的公寓在七楼，今年才三十九岁的他，右脚踝处患有静脉曲张，所以走得很慢，一路歇了好几回。他每上一层楼，悬挂在电梯门对面墙上的那幅宣传画，画中那张巨大的面孔就静静地凝视着他。这是一张设计奇特的宣传画，无论你走往哪个方向，总有一双眼睛跟着你。“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画的下方如此写道。

一踏进自己的房间，温斯顿就听见一个圆润的嗓音在念叨一系列和生产生铁有关的数字。房间右边的墙上内嵌了一块长方形的铁板，看起来像灰蒙蒙的镜子一般，声音就是从那传过来的。温斯顿扭动一下开关，声音稍微低了一点，但仍然听得清楚。这个装置（被称之为“电幕”）的声音可以调低，但没办法完全关掉。他走到窗前，身材羸弱，穿上那件蓝色的党内制服，就更显得单薄了。他头发颜色很淡，面色红润自然，但皮肤却因用了劣质的肥皂和硬钝的剃须刀片，加上刚刚结束的冬天，变得粗糙不堪。

即使透过紧闭的玻璃窗向外望去，外面的世界仍然是冰冷的模样。在街道上，一阵阵的风吹卷起尘土和碎纸片，越飞越高。虽然艳阳高照，天空也出奇的蓝，但除去无处不在的宣传画，似乎什么东西都没了颜色。那张留着浓密八字胡的脸，在每一个居高临下的角落直直盯着一切。温斯顿对面那个房子的前面就贴有一张，下面写着：“老大哥正在看着你”。那双眼睛如利剑，直逼他心底。街上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边角已破，随风微微拍打着墙面。“英社”这个词一会儿被盖住，一会儿被打开。远处，一架直升飞机从屋顶掠过，像一只绿头大苍蝇，盘旋一会儿又疾驰而去。这是巡逻警察所用的直升飞机，他们从人家的窗户中探视里面的动静。不过巡逻警察没什么好惧怕的，可怕的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中的声音仍旧在喋喋不休地播报生铁产量的情况和超额完成的第九个三年计划。这电幕能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所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是比窃窃私语高一点点，都能被识别。不仅如此，只要温斯顿在那块金属铁板的视线之内，他的声音不仅能被听到，他的样子还能被看到。当然，在特定的时刻里，你是无法知道你的一言一行是否正在被人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接收哪一个人的线路，这些都只能自我猜测罢了，甚至说不定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每一个人。反正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可以随意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去生活——确确实实地生活，从开始的习惯到后来的本能——在这种充满假设中去生活，也就是，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有可能被偷听，除非在黑暗中，否则你所作的每个动作也可能被细细观察到。

温斯顿站在原地，继续背对着那块电幕，这样做比较安全一些；不过他心里明白得很，即使只是背部，也可能暴露出问题。一公里以外是真理部，那是他上班的地方，一座屹立在灰暗之中的白色大厦。这里，他带着几分厌恶的情绪想着——这就是所谓的伦敦了，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本身就是大洋国人口排名第三的省份。他竭力回忆，想找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确认一下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满眼都是始建于十九世纪现已摇摇欲坠的房子，墙壁需要用木头硬撑着，而窗户用硬纸板钉上，屋顶盖上铁皮，花园的围墙也破旧得东倒西歪，是否一直都是这样？在那被轰炸过的地方，尘土飞扬，断壁残垣上野草丛生；炸弹所落下的地方，腾出了一大片地，现在都变成了一座座像鸡笼一样的木板平房，是否一直都是这样？没用的，他一点都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光亮画面，他的童年什么都没有留下。

真理部——用新话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有关其结构和词源学解释见附录。——原注来说就是“真部”，和视线内能看到的其他建筑明显不同。这是一座庞大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闪闪发亮，一层叠加着一层，耸入云端，有三百米之高。在温斯顿所站立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标语，是用漂亮的美术字雕刻在真理部大楼的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房间就多达三千间，此外还有相应的地下层附属建筑。在伦敦的其他地方，还有三座外表和规模都与这类似的建筑。它们的存在，使得周围的建筑顿时渺小了不少，所以站在胜利大厦的屋顶，就可以同时看到这四座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大职能部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仁爱部是真正让人心惊肉跳的地方，那里连窗户都没有。温斯顿从未到过仁爱部，也从未涉足过它半公里范围以内的地方。那里非公事要办不得入内，进去时候还要经过重重铁丝网、铁门以及机枪暗堡，甚至在它的外围屏障之外的街道上，警卫也在不停地巡逻，他们身穿黑色制服，随身携带着警棍，模样凶神恶煞。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脸上换上了一副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时，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他穿过房间，来到那间小厨房。在这个时间点离开真理部，就意味着吃不到食堂的午餐了，而他也知道，他的厨房里除了一块发黑的面包外别无他物，而他还得把它留着作为明天的早餐。他从架子上取下一瓶无色液体，上面的白色标签印着“胜利杜松子酒”字样。它散发出的也是一股令人作呕的油味，像中国的米酒。温斯顿倒出一茶匙的量，打起精神，像吃药一般一口气咽了下去。

马上，他的脸色变得通红起来，眼泪也随之流出。这玩意儿像是硝酸，还不止这样，喝下去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就像后脑勺挨了一顿胶皮警棍似的。不过，紧接着，他胃里灼烧的感觉慢慢消退，这世界好像也跟着慢慢好起来一样。他从压扁了的胜利牌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但不小心拿反了，烟丝全部落到了地板上。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多了。他回到卧室，在电幕左侧的小桌子前坐了下来。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只鹅毛笔管、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大的空白本子，本子底色是红色，封面印有大理石花纹。

不知道什么缘故，电幕安放在卧室里是不同寻常的。按照通常的做法，它会被装在远一点的墙上，这样可以监视到整个房间，但现在却是安在正对着窗户较长的墙上。墙的一边正好有一个浅浅的壁龛，大概是当时建造这房子时打算做书架用的，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他尽可能躲得远远的，把身子往后靠，这样可以保持在电幕的视线范围之外，这仅仅是对视线而言的。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被监听到的，但只要待在现在这个位置，他就不会被看到。正是因为这个房间特殊位置的缘故，他才想到要马上动手做他想做的事情。

躲在电幕边缘写日记的温斯顿

同样使得他想要做这件事的，还有那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本子。这个本子非常精美，纸张光滑细腻，但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发黄。这种纸至少已经停产四十年了，但他猜想这个本子的年头还远远不止四十年。他当时是在市内一个破烂不堪的小杂货铺的橱窗里发现它的（至于是哪个区，他现在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瞬间被一股无法阻挡的冲动所击中，想要马上拥有它。党员是不应该进入普通商店的（去了就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但这项规定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因为很多东西，诸如鞋带、剃须刀片，除了到这里，在其他地方是根本无法买到的。他瞅了瞅街道的两头，就迅速溜进了杂货铺，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下了那个本子。他当时也没想过它日后能派上什么用场。装进皮包里，他心有不安地回家去了。他知道，即使本子上什么也不写，拥有它也算是违规的。

他正着手准备做的事，是写日记。这不算什么非法（没有什么是非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然而一旦被发现，肯定是会受到死刑的惩罚，或者接受至少二十五年的劳改。温斯顿将钢笔尖装到笔管上，用口舔了一下上面的油脂。这种蘸水笔已经是老古董了，甚至签名时候也很少用到它。他偷偷地费了不少劲才弄到一支，只因他觉得这个精美的本子只配得上这种真正笔尖的书写，不能用那种墨水笔来涂画。其实他已经不太喜欢手写字了，除了一些极其简短的字条以外，他通常都是使用口述器记录一切，而对目前所想要做的事情，当然不能这样做。他把钢笔蘸进墨水里，然后又犹豫了那么一会。他全身感到一阵战栗，下笔真是一件颇具决定意义的行为。他用笨拙而纤细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身体往后一靠，他瘫坐下来，一阵非常无助的感觉攫住了他。首先，就说日期吧，他实在毫无把握今年就是一九八四年。不过想来也是差不多的，因为自己是三十九岁这是错不了的，而自己要么出生在一九四四年，要么出生在一九四五年。如今要确定具体的年份，不可能不存在一两年的误差的。

他突然想到，他为了谁而写日记呢？为未来，为那些尚未诞生的人。他那细微的心绪在那年份上犹豫了一会，心底忽然咯噔一下，跑出了一个新话中叫“双重思想”的词语来。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所做之事的艰巨性：你要如何与未来进行沟通？从根本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未来与现在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当然也不会听他所说的；要么未来不同于现在，那么他的预言将变得毫无意义。

他呆呆地坐着，看着那个本子。电幕此刻传来刺耳的军乐声。说来也奇怪，他似乎不仅仅失去了表达自我的能力，甚至忘记了自己本来想要说出口的话。过去的几个星期，他一直在为此刻做准备，从未想到过除了勇气，他还需要些别的什么。真正下笔不是难事，只需要将多年来萦绕在他大脑里那些没完没了的内心独白转移到纸上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然而在此刻，这种独白也变得枯竭，他感到脑袋空空如也。更致命的是，此刻他的静脉曲张患处也开始痒了起来，十分难受。他不敢去抓它，一抓必定是会发炎红肿的。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除了摆在面前空白的本子，脚踝上的瘙痒，电幕中刺耳的音乐，以及酒精带来的丝丝醉意，他再无其他感觉。

突然间，他慌慌张张开始写了起来，但对于自己所写为何物，心底是朦朦胧胧的。他那纤细又像孩子气的笔迹在本子上随意写着，文法错乱，漏了大写，到最后干脆连标点符号也省略掉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天晚上去看了几场电影，全是战争片。很好看的那部讲述的是关于一艘载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炸掉的事。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想要游开船体去追赶一架直升飞机的镜头，我感到很开心。一开始他像一只海豚一样在水里扑通扑通，然后是透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了他，紧接着他就全身都是枪眼了，身边的海水也慢慢被染成红色，他突然下沉，看起来像是枪眼导致了他的身体进了水似的，观众在他下沉那一刻哄堂大笑。然后你会看到一艘载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位中年妇女，像是个犹太人，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坐在船头。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叫，把头深深扎进她的怀里，像是要钻个洞躲进去一样，尽管那个妇女也早已吓得脸色发青，但依然用胳膊环抱着他，安慰他，一直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似乎认为自己的双臂能为他阻挡住子弹。接着直升飞机在他们中间投下一颗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声爆炸后小艇变成了碎片四分五裂。紧接着出现的一个精彩的镜头是个小孩子的手臂举了起来越来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在直升飞机上安置了一台摄影机跟着他手臂拍摄党员那边座位传来一阵掌声但是在无产者的座位部分有个妇女突然无缘无故吵了起来嚷叫着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放这种电影在孩子面前反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来了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应该不至于碰到什么事的谁也不关心无产者说了些什么也不会有人把它放在心上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从来不会——温斯顿就此停下了笔，部分原因是因为手指握笔太久产生了痉挛的感觉。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一发不可收地说了那么多的废话来。但奇怪的是，在写下这些字眼的时候，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地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一切历历在目。现在的他才明白，正是这件事使得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的。

这是那天上午发生在部里的事——如果那样模糊的一件事也能称之为发生过的话。

当时快到十一点了，在温斯顿工作的档案司，人们开始将椅子从小隔间办公室里往外搬，摆放在大厅的中央位置，正对着那台大电幕，这一切都是为了准备那两分钟的仇恨会而准备的。温斯顿正打算在中间那排的一个位置坐下来的时候，有两个他只认得面孔但从来没有和他们讲过话的人意外地向他走了过来。其中有一个女孩，是他在走廊里经常碰见的。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可能——因为有时候看见她满手是油污，还拿着扳手——大概是做机械类的工作，负责维修那些生产小说的机器吧。她是一个看起来挺大胆的女孩，约二十七岁，头发浓黑，脸上长有雀斑，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一条鲜红色的丝带——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成员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带上缠了几圈，松紧刚刚好，衬托出她臀部的优美曲线来。温斯顿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心生讨厌，他知道是什么原因：她身上无时无刻地彰显出一种曲棍球场、冷水鱼、集体远足，再就是思想纯洁毫无杂念的氛围来。他几乎讨厌所有的女人，特别是那些年轻貌美的。女人——特别是所有年轻的女人——她们总是党最死心塌地的信徒、不经大脑就相信所有宣传口号的人、业余侦探和异端思想的打听者。但眼前这个女人给他一种比其他大多数的女人更危险的印象。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她瞟了他一眼，那种感觉好像看透了他的心，刹那间他感到内心充满一股黑色的恐惧。他脑子里甚至忍不住这样想：她有可能就是那种思想警察的特务，不过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每次只要她在附近，他就会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那是一种混淆了恐惧和敌意的情绪在起作用。

另外一位是个男的，名字叫奥布兰，是一名党内分子。温斯顿只知道他身居要职，但也因为他的高不可攀，温斯顿对他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看到一名身穿黑色工作服的党员走过的时候，椅子周围的人们立刻安静了下来。奥布兰块头大，脖子又短又粗，皮肤粗糙，面部表情看起来既幽默又冷酷。虽然外表让人望而生畏，但他的行为举止还是充满着一定的魅力的。他有一个小动作，就是推一推架在鼻子上的眼镜，这一举止很奇怪，但居然让人感到亲切——谈不上是为什么，但就是给人一种文质彬彬之感。如果还有人这样想的话，这个小动作或许能使人联想到一位十八世纪的绅士拿出鼻烟来待客的情景。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温斯顿大概就看见过奥布兰十多次。他觉得奥布兰颇具吸引力，不仅仅因为某些温文尔雅的小动作和像职业拳击手般的大块头所形成的反差让他觉得挺有意思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一个秘密的信念——或许还称不上信念，只是一丝希望，那就是奥布兰在政治信仰上不完全是正统的，他脸上的表情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他脸上所表现出来的，甚至不是什么政治正统性，只是单纯的睿智。但不管怎么样，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可以和你谈谈心的人，如果你能躲过电幕的监视和他单独呆在一起的话。温斯顿从未付出过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努力来证实自己这种猜想，事实上也没办法去证实。这时，奥布兰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档案司，等那两分钟的仇恨会结束。他和温斯顿坐在同一排，中间隔了几张椅子，一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坐在他们中间，她是在温斯顿隔壁的小办公室工作的，而那个黑头发女孩则正好坐在温斯顿的背后。

接着，屋子尽头的大电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难以忍受的摩擦声，像一台没有了油的大机器一样。这种噪声让人咬牙切齿、毛发直竖，两分钟的仇恨大会要开始了。

像平常一样，屏幕上出现了人民公敌伊曼纽尔·戈斯坦因的面孔。观众中间响起了各种鄙夷之声。那个黄红色头发的矮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尖叫声。戈斯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曾经(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因为参加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最后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两分钟仇恨会的节目每天都不一样，但毫无例外的是每次都由戈斯坦因担当主角。他是头号卖国贼，是最早玷污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反党罪行、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直接源自于他的煽动教唆。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依旧活着，策划着造反的阴谋；也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甚至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着——有时就有这样的谣传。

温斯顿顿时感觉胸口像被堵住了。每次看到伊曼纽尔·戈斯坦因的脸出现在大电幕的时候，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百感交集，这使他感到痛苦。戈斯坦因是个犹太人，脸型瘦削，一头蓬松的白发，一小撮山羊胡须——这是一张聪明人的脸庞，但总是觉得有些天生的可鄙，长而尖的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给人一种年老又昏庸的感觉。这张像绵羊的脸，连声音也有一种绵羊的味道。戈斯坦因正在对党进行他一贯夸张恶毒的攻击，他这样不讲道理，即使是三岁的孩童也能一眼看穿，但听起来却似乎有些道理，说不定有人就没有三岁小孩那么清醒的头脑，就上当受骗了。他在骂老大哥呢！攻击党的独裁统治，要求立即同欧亚国言和，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已被出卖了——所有这一切的话语都是用多音节的方式飞快地说出的，是模仿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的风格，甚至还包含一些新话；说真的，这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在他说话的时候，唯恐有人会对他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电幕中他脑袋后面有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一队又一队结实的士兵从电幕的表面蜂拥而过，他们的亚洲人的面孔上没有表情，跟上来的是完全一样的一队士兵。这些士兵们的军靴沉重有节奏的踩踏声变成了戈斯坦因叫嚷声的背景。

两分钟仇恨大会现场

仇恨大会开始还不到半分钟，大厅里有一半的人已经忍不住开始大喊大叫了。那张自我感觉良好、像绵羊般的脸孔以及他后面那些欧亚国军队的可怕力量都让人难以忍受，而且，只要想到戈斯坦因的脸，或者哪怕只是想到他这个人，就自然而然感到一阵恐惧和愤怒。和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相比，他更经常成为仇恨的对象，因为大洋国和这两个大国中的一个进行战争时，一般和另外一个都会处于和平的关系之中。但是奇怪的是，尽管他被所有人仇恨鄙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可以在讲台、电幕、报纸和书本上听到或看到他的理论，这些理论遭到否定、粉碎、嘲笑，被一般人认为是可恶的垃圾，然而这一切似乎都不能削减他的影响力，总会有一些新的受害者被他诱惑上当，每天都有信奉着他指令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被思想警察揪出来。他成了一支庞大而隐秘的军队的司令，是一群阴谋者组成的以颠覆国家为目标的地下组织。据说这个组织叫兄弟会，传言还有一本可怕的书，由戈斯坦因所写，汇集了各种异端邪说，到处秘密散发。这本书连书名都没有，人们在迫不得已提起它的时候，只能简单地说“那本书”。不过这些事情都是从谣传中听来的，凡是一般的党员，都会尽量避免提及兄弟会或者“那本书”。

到了第二分钟，仇恨会达到了巅峰状态。人们开始在座位上手舞足蹈，大声高喊，想盖过大电幕里传过来的像羊叫声一样难以忍受的声音。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脸色变得通红，嘴巴一张一合，像一条离开水的鱼儿。甚至连奥布兰那张粗犷的脸也开始胀得红红的。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那硕大的胸膛也一鼓一鼓的，还在不停地颤抖，似乎正在抵抗着波浪的袭击。坐在温斯顿后排那个黑头发女孩开始大声喊道：“猪猡！猪猡！猪猡！”突然间，她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朝着电幕的方向扔过去，击中戈斯坦因的鼻子并反弹了回来，但那个像羊一样的声音依旧在我行我素地继续着。温斯顿的头脑曾有过那么片刻的清醒，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也加入大家的行列，一起大喊大叫，还用脚后跟猛踢椅子上的横挡板。两分钟的仇恨会的最可怕之处，并不是你会被迫参与进来，而是无法避免参与其中。不用三十秒的时间，任何的矜持都变得毫无必要。这是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心理的快感，一种要去杀戮、拷打，用大铁锤去砸对方的脸的渴望，通通像一股电流一样迅速穿越人群，甚至使人变成一个违反自我意志面目狰狞的疯子。但是，他们所感受到的这种愤怒是抽象而盲目的，像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随意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所以，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心中的仇恨并没有指向戈斯坦因，而是反过来针对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刻，他是打心底里同情电幕上那个被嘲笑的孤独的异端分子，他是唯一一个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捍卫着真理和理智的人。可是，在接下来的一刻，他又跟周围的人重新站在了一起，攻击戈斯坦因的那些话都是真实正确的。在这个时候，他对老大哥那种憎恶又变成了崇拜，老大哥形象越来越高大，像一个所向披靡、毫无畏惧之心的保护者，如岩石般屹立着，对抗着从亚洲来的乌合之众。尽管戈斯坦因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甚至他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都还是一个疑问，但他似乎成为一个阴险狡诈的巫师，仅仅凭借他自身话语的能量就能将文明摧毁。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自动地将自己的仇恨对象如变魔术一般变来变去。突然间，温斯顿把仇恨从电幕上的脸孔转到了坐在他背后的那个黑发女孩的身上，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像做恶梦醒来时猛地坐起来一样。他脑海里浮现了一些栩栩如生的幻觉：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扒光她的衣服并把她绑到一根木桩上，像异教徒对待圣塞巴斯蒂安一样射她满身的箭，如“万箭穿心”。他会强奸她，然后在高潮时候割断了她的喉管。此外，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为什么会那么恨她。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无性感可言，想同她上床却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她那芊芊细腰似乎在引诱你伸出胳膊去抱住她，但永远只有那条可恶的红色腰带系在那，那是代表贞操咄咄逼人的象征。

仇恨会达到了最高潮。戈斯坦因的声音变成了真正的羊叫声，而且有那么一会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接着那张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军人，凶神恶煞的样子，似乎在踏步前进，手中的冲锋枪在乱喷，有夺幕而出之势，吓得第一排上有些人真的从椅子上站起来往后退。但是，就在这一刻，每个人都如释重负，电幕上的敌人变成了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镇定沉着，脸庞大得几乎占满了整个电幕。没有人听见老大哥究竟在说什么。不过，应该就是几句鼓动人心的话，这种话一般都是在战斗中说出的，无法一字一句听得清楚，但是仅仅说出这些话，他们的信心就又回来了。紧接着，老大哥的面孔又渐渐隐去，党的三条标语以醒目的大写字母出现在电幕上：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面孔在大电幕上持续了几秒钟，似乎是因为对每个人的眼球造成的冲击过于强烈，而不能马上消失。那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扑倒在前面的椅背上，向着电幕的方向伸出双手，颤抖着喃喃自语，像在说：“我的大救主呀！”接着又开始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显然是在祈祷。

就在这时，全场的人开始了缓慢但有节奏的呼喊：“B－B！……B—B！……B—B！”

B－B是老大哥（Big Brother）两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语速非常缓慢，一遍一遍地重复着，特别是两个B之间会停顿很久，这种声音奇怪得有点野蛮的味道，仿佛听到赤着脚踩踏和敲打锣鼓那样的声音。他们持续喊了大约三十秒。每当情绪高涨的时候，你就能听到这种声音。一定意义上它是对老大哥的伟大智慧和威严所表示的一种赞颂，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自我催眠，一种故意用节奏感强的噪音来压制心智丧失理性的行为方式。温斯顿心底觉得发凉。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里，他无法控制自己不参与到和大家一起疯狂的状态中去，但这种不像正常人所发出的“B—B！……B—B！”的叫喊声让他不寒而栗。当然，他也必须和他们一起大声高喊，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掩饰住你自己的感情，控制你自己面部的表情，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些属于本能的反应。然而总是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的眼神也会失控，也会因此泄露了天机，这是可想而知的。而正好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一件颇具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这件事是真的发生了的话。

此刻，他和奥布兰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这时的奥布兰已经站了起来，那时的他正在以他自己特有的姿势摘下眼镜放在鼻梁上。就在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的一瞬间，温斯顿就知道——是啊，他就知道了！——他知道奥布兰心底所想的和自己的一样。他们好像开始在交换着确切无疑的信息，好像彼此的脑袋都打开了一个洞，透过眼神的交流，思想可以从这个洞流向另外一个洞里。“我和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奥布兰似乎在跟他这样说，“我完全理解你心底的想法，你所蔑视的，所仇恨的，所厌恶的，我全都知道。但是尽管放心好了，我会站在你这一边的！”心有灵犀的神情稍瞬即逝，奥布兰的脸色又变得和别人的一样了，令人难以揣测。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可是他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像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后续的，能留下的，不过是在他的心中保持着这样的信念，或者说是希望：除了他自己，党的敌人还会有别的人。也许那些关于大规模地下组织的谣言真有其事——或许真的有兄弟会存在呢！尽管关于逮捕、招供和处决的事情层出不穷，但还不能下定论说兄弟会真的就存在着，温斯顿有时信其有，有时信其无。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只不过有一些浮光掠影般的现象，这可能是有意义的，也可能什么意思也没有：无意中听到的一些聊天，厕所墙上真假难辨的涂鸦，甚至是两个偶遇的陌生人之间的一个小动作，也被认为是在打暗号。这全都是瞎猜而已：很可能这一切都只是他自己的想象。他不再看奥布兰，回到了自己的小办公室，也几乎不曾想过要将他和奥布兰这种一瞬间的接触延续下去，即使他知道怎么去延续，这也是危险至极的。他们只不过在这一两秒钟的时间里交换了彼此的眼神，全部的经过无非如此。纵然如此，在这样自我隔绝的非人生活里，这短暂的目光碰撞，也是值得铭记的。

温斯顿挺了挺腰板，坐得更直了。他打了一个嗝，之前喝下的杜松子酒的劲头又从胃里冒了出来。

他的视线又重新回到面前的本子上。他发现，在自己冥思苦想的同时，也一直在写，像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且写下的字也不再像开始时那样歪歪斜斜模糊难辨了。在那光滑的纸上，他手中的钢笔写下了这些漂亮的大写字母：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页纸。

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恐慌。这也挺荒谬的，按道理，写下的这些字与开始记日记的行为相比，并没有更危险，但就有那么一阵子，他是真想撕掉这几页写了字的日记，彻底放弃整个写日记的计划。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也是于事无补的，不管他是写下“打倒老大哥”还是忍住没写，是继续写他的日记还是停止了这个计划，这都没什么区别，思想警察一样还是会抓住他。他犯下了滔天大罪——即使他从未写到纸上去，他还是犯下了——包括其他一切罪行的基本罪，他们管这个叫“思想罪”。思想罪是永远没办法掩饰的，你可以成功逃过那么一阵子，甚至好几年，但他们迟早是要逮到你的。

总是在夜里——逮捕的行动毫无例外都是在夜里执行的。睡着的时候突然被惊醒，粗暴的手一把捏住你的肩膀，手电筒直射你的双眼，床的周围出现了一圈冷峻的面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审讯和逮捕报告的，人就这么消失了，在悄无声息的夜里。你的名字会从档案里删掉，你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也会销声匿迹，甚至你一度的存在也会被否定，然后被遗忘。你被抛弃了，消灭了：人们通常用“人间蒸发”这个词来形容它。

刹那间，他变得歇斯底里，开始慌乱地写道：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在我后脑勺蹦上一枪我也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会在后脑勺给你一枪的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往椅背靠了靠，放下笔，有点为自己感到羞愧。不一会，他又开始胡乱地写了起来，这时他猛然发现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

要来了！他像只老鼠一样动也不敢动，心中满是希望无论这个人是谁，希望他听不到有人回应就走吧。然而并没有，敲门声一直在重复着。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一直愣着不去开门了。他的心怦怦直跳，但脸上或许没有什么表情可言，因为已经长期习惯这样了。他站起来，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门口。

二

当温斯顿把手放到门的把手上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放在桌子上的日记本还没合上，“打倒老大哥”的大字全在上面了，字体大得即使从房间的这边看过去也清晰可见。这样做实在是愚蠢至极。但是，他也意识到就算在这种六神无主的时刻，自己也不想在墨水还没干的时候就合上那个本子，这样会弄脏那张细腻洁白的纸的。

他深呼吸一口气，打开了门。一个面容憔悴、苍白无力的女人映入眼帘，稀疏的头发，满脸的皱纹。这时，他心头那块石头才落了地，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流遍全身。

“呀，同志呀，”她用一种近乎悲切的疲惫声问道，“我刚才听见你进了房间的声音，你能不能过来我家帮我看看我家厨房的水池怎么回事，好像堵住了，还——”

原来是帕森斯太太，是住在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在党内是不太受党的欢迎的——你应该称每个人为“同志”，但人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称呼某些女人为“太太”。）她大约三十岁，但看起来却要更老一些，看起来像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灰尘。温斯顿跟着她走到过道的另一头，像这种业余的维修工，他每天都得接手，真是烦死人了。这座胜利大厦是栋老房子，大约是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现在都摇摇欲坠了。天花板和墙壁上的水泥总是不断地剥落。到了寒冬时候，水管就爆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水。供暖系统如果不是由于节约需要关闭掉的话，一般也只能烧到半温半热的状态。这种维修的事情要么自己动手，要么就需要经过某个高层委员的批准才有人来维修，可像换块玻璃这种小事，该委员会都很有可能拖上两年时间才批准。

“汤姆如果在家就不用麻烦你啦。”帕森斯太太含含糊糊地说。

帕森斯家的公寓比温斯顿的还要大一些，但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肮脏。房间里看起来像被什么东西敲打和践踏过一样，犹如刚刚来过一头凶猛的大野兽。尽是一些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被踢爆了的足球、一条向外翻着的汗迹短裤——全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桌子上还放着一堆脏兮兮的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挂着青少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和一副老大哥的巨大画像。这房间和整座大楼一样，弥漫着一股煮卷心菜的气味，但也掩盖不了那股更强烈的汗臭味，这汗臭味——只要闻一闻就知道，但这味道不是从这间屋子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虽然这实在是很难解释得通。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有人用卫生纸贴在梳子上做乐器来吹，想跟上电幕上那些军乐的节拍。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慌张地朝门口看了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呢，当然了——”

她有一种话只说半句的习惯。厨房的水池里的水已经脏得开始长绿毛了，而且满得快要溢出来，味道比那些卷心菜还难闻。温斯顿弯下腰，检查了水管的拐弯接头处。他不是很愿意干这种活，也不愿意弯下腰去，这样做总是会引起他的咳嗽。帕森斯太太在一边又帮不上忙，只能在旁边看着他忙乎。

“当然了，要是汤姆在家，他一下子就能弄好的。”她说，“他喜欢干这个，他的手非常灵巧，汤姆就是这样。”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材发胖、头脑简单但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满腔低智商的热情——是那种完全忠心耿耿的顺从之士，毫无情趣可言。他们比思想警察更能维持党的稳定。他今年三十五岁，前不久刚刚被青年团请了出来，在升上青年团之前超过了规定年龄但还是赖在侦察队多呆了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的职位，这不需要什么智力就可以胜任，但另一方面，他在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可是个核心人物，此外其他那些需要集合群众来参加的活动，譬如在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中，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他会一边叼着烟，一边心平气和地告诉你，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都会到集体活动中心去。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染上他那浓烈的汗臭味，这无意中便成为了他生活精力充沛的象征。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摸了摸接头处的螺丝帽问道。

“扳手呀，”帕森斯太太说着马上又变得不太有把握了，“我不知道呢，说不定孩子们——”

随着一阵靴子的踢踏声和吹梳子的声音响起，孩子们冲进了房间。帕森斯太太找到了扳手，温斯顿把水放掉，强忍着呕吐的冲动把堵在水池里的那一团头发取了出来。他在水龙头下洗干净了手，然后回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

“举起手来!”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叫嚷道。

一个九岁的男孩子，长得英俊但表情冷酷，正拿着一把玩具自动枪正对准他，还有那个大约比他小两岁的妹妹也在一旁做着相同的动作。他们两个都穿着蓝色的短裤，灰色的衬衫，戴着红领巾，那一套正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将手举过头顶，心里隐隐感到不安，男孩做出如此恶狠狠的动作，可不是闹着玩呀。

“你这个卖国贼！”男孩大声说道，“你这个思想犯，你这个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毙了你！我要将你蒸发掉，我要把你送到盐场去！”

突然，两个小孩子开始围着温斯顿不停地跳，还大声喊着“卖国贼”和“思想犯”。小女孩模仿着哥哥动作的每一个细节。不知怎么的，看着真的让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他们看起来像两只小虎崽在相互嬉戏，不久就会长大成那种会吃人的大猛兽。男孩眼神流露出一种恶狠狠的神色，显然想要对温斯顿又打又踢，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到可以做这件事了。温斯顿暗地里想，幸好他拿的不是真枪。

帕森斯太太的眼光在温斯顿和孩子之间不安地游来游去。客厅的光线挺明亮的，所以温斯顿注意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藏有灰尘，觉得真有趣。

“他们真会闹，”她说道，“不能去看绞刑，孩子们都很失望，所以才会闹得这么厉害。我又太忙了，根本没时间，等汤姆下班的话又来不及。”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呢？”男孩扯大嗓门问道。

“我要看绞刑，要看绞刑！”女孩蹦蹦跳跳喊着。

温斯顿猛地想起来了，今晚有几个欧亚国的俘虏因为犯了战争罪会在公园里处以绞刑。这种事情每个月都会进行一次，大家都很爱看。孩子们总喜欢吵着去看热闹，温斯顿向帕森斯太太告辞后就朝门口走去了。他在房子的过道里还没走上几步，就有什么东西突然击中他的脖子，瞬间疼痛难忍，像是一根烧得通红的铁丝狠狠戳了进去。他转过身来，只看见帕森斯太太把孩子拽到了房间，男孩正往自己兜里塞弹弓。

“戈斯坦因！”男孩在被房门关上的时候吼了一声，但让温斯顿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女人苍白脸上那种无助又恐惧的神情。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温斯顿快步走过电幕，又坐到那个桌子的前面，手还在揉着脖子。电幕上的音乐已经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的声音，正在以一种残酷的口吻宣读一篇关于新式水上堡垒武器装备的文章，这个堡垒不久前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的地方抛锚了。

他在心底想，养着这样一群孩子，那个可怜女人的生活一定是过得提心吊胆的了。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夜监视着她，企图发现任何异端思想的迹象。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过诸如侦察队这样的组织，孩子们被系统地训练成一种无法管教的小野人，但又不会引起他们任何对党的纪律控制的反对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关于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打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在他们身上，所有的残暴都是一致对外的，针对的对象是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卖国贼、破坏分子、思想犯等等。过了三十岁的人害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也不是没道理的，因为《泰晤士报》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刊登出一篇关于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告密者的文章——而一般都是“小英雄”这样的称呼——他们偷听父母说的一些不敬言论，然后向思想警察告发他们。

弹弓造成的刺痛感慢慢消退了。温斯顿心不在焉地拿起笔，想看看是不是可以想到更多的事情写在日记本上。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兰。

几年前——究竟有多久了？一定有七年了——他梦见自己正在穿过一个漆黑的房间。在他走过的时候，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他说得很平静，几乎是随意脱口而出，是一种陈述的语气，不是命令。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停留。奇怪的是，当时在梦中，这句话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是慢慢到了后来，这句话的意义才突显出来。现在的他也记不清他第一次见到奥布兰是在做梦前还是做梦后了，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认出那是奥布兰的声音。但是无论怎么样，他认定了是奥布兰在黑暗中同他说话。

温斯顿从来都不太确定——即使在今天上午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一闪之后也不能确定——奥布兰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其实这也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之间这条理解的纽带，比起友爱和党派之间的情谊更重要。“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他曾经这样说过，温斯顿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它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来显示的。

电幕上的声音暂停了，在这浑浊的空气中响起一阵悦耳动听的声音。接着那声音又刺耳地响起：

“注意！请注意！现在我们插播一下马拉巴尔前线的急电。我们前方的军队在印度南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宣布，我们所插播的这次战役将大大推动战争结束的步伐。急电如下——”

坏消息要来了，温斯顿想了想。果不其然，在插播完一段描述如何消灭一支欧亚国军队并报告了大量的死伤和俘虏数字之后，来了一个通告：从下周开始，巧克力的定量将从每天的三十克降低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劲头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幕上——或许为了庆祝胜利，或许为了掩盖大家对巧克力供应减量的印象——奏响了雄伟的《大洋国呀，这是为了你》的歌曲。这个时候按照常理是要立正的，但他此刻所站的位置，电幕是看不到他的。

《大洋国呀，这是为了你》之后来了一段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保持着背对电幕。天气仍然明朗而清冷。远处某个地方一枚火箭弹爆炸了，沉闷的轰鸣声在久久回荡着。目前，这种火箭弹在伦敦一个星期要掉下二三十枚左右。

在下面的街道上，风把这张撕破了角的宣传画吹得啪啪响，“英社”二字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幻无常的过去。他感觉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中漫步一样，迷失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他形单影只。过去已经死亡，未来却无法想象。他如何能确定有一个活着的人站在他那边呢？他又怎么知道党的统治不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那三句宣传标语像答案一样映入他的眼帘：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上面压铸着同样的宣传标语，小而清晰，另外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硬币上，邮票上，书本封面上，旗帜上，烟盒包装上——无处不在，那双眼睛总是会盯着你，那声音总包围着你。无论是睡觉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室内还是室外，在洗澡还是在床上——你无处可逃。除去脑子里那几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

太阳已经西斜了，真理部的无数窗口因为没有阳光的照耀显得阴森恐怖，像一座堡垒上的枪眼。在这座巨大金字塔形状的建筑前，他的内心感到恐惧。它太坚固了，无法被占据，即使是一千枚火箭弹也无法摧毁它。他又开始想，自己究竟是在为了谁写日记。为未来，为了过去——为了一个可能是乌托邦的时代。等待着他的不是死亡，而是毁灭。日记会被烧成灰烬，他自己也将被人间蒸发。只有思想警察会读到他写的东西，然后再把它销毁，再把它从记忆中清除。你自己，甚至你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的一句匿名的话都不可能实际地存在，你又怎么能向未来呼吁呢？

窗口如枪眼一般恐怖的真理部

电幕上的钟敲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在十四点三十分之前赶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钟声刚刚响完，他精神为之一振。他是个孤独的鬼魂，正在讲述一个谁也不会听的真相。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某种连贯性就以一种不明显的方式延续下去。不是通过让他人听到你所说的话，而是通过保持理智的清醒，将人性的传统继承下去。他回到桌子边上，蘸了一下墨水，又继续写道：

致未来或过去，致思想自由、人们各自不同但并非孤独生活着的时代——致真理尚存、发生过的事实不会被清零的时代：我们从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您致敬！

他已经死了，他想。对他而言，好像只是现在，在开始把自己的想法系统化表达之后，他才迈出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每个行动的结果都包含在行动本身之中。他写道：

思想罪并不致人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既然他已经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已是死人一个，那么尽量长久地活着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他右手的两个指头沾了墨水，像这样的小细节是可能暴露自己的行为的。部里有个爱到处打听消息的热心人（很可能是个女的，像那位黄红色头发矮个子女人或者小说司里那个黑头发女孩这样的女人）或许会琢磨他为什么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会用那种老式的钢笔，他究竟在写什么呢？——然后向有关部门暗示一下这个事情。他跑到厕所里用一块深褐色粗糙的肥皂擦洗干净手中的墨迹，这种肥皂像砂纸一样摩擦着你的皮肤，用来擦洗墨迹还蛮管用的。

他把日记放回抽屉里，要把它藏好是没什么用的，但至少可以确认自己的笔记本是否已经被发现。要是夹一根头发就太明显了。于是他用指尖夹起一粒自己能辨认出来的白色灰尘放进封面的一个角落里，要是有人动过日记本的话，它肯定是会被抖掉的。

三

温斯顿梦见了他的母亲。

他想，母亲失踪时，他肯定有十或者十一岁了。她身材高大健美，仪态端庄，但比较沉默寡言，做事动作也很缓慢，一头漂亮的金头发。至于父亲，他的记忆更模糊了，只记得他又黑又瘦，总是穿着深颜色的整洁衣服（温斯顿对父亲那双鞋底很薄的鞋子印象深刻），还戴着一副眼镜。显然，他们两个人一定是在五十年代最早那几次大清洗中被吞噬掉的。

此时的梦中，他的母亲正坐在距离他下面很深的某个地方，怀里还抱着他的妹妹。但是他根本记不得妹妹了，只记得她身材娇小，体质虚弱，长着一双机警的大眼睛，但总是不爱出声说话。她们两个人都抬头看着他。她们是在地下某个地方，比如说井底或者很深的墓穴里——但这个地方虽然很深了，但仍旧在坠落。她们是在一艘正往下沉的船的大厅里，抬头透过颜色不断变黑的海水看见他的。客厅里还是有些空气，她们能看见他，他也能看见她们，但她们不断下坠，一直下坠到绿色的海水中去。再过一会儿，绿色的海水一定会吞没她们。他留在有光线和空气的地方，而她们正被死亡吞没，她们之所以会在那里，是因为他在上面。他清楚这一点，她们也明白。无论脸上还是心里，他们都毫无责备之意，只是明白为了使他能活下去，她们除了死去别无他法，这也是事情发展中无法避免的。

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梦中他是明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母亲和妹妹是为了他而牺牲自己生命的。有一种这样的梦境：它保留了梦的特点，但人的思维活动仍旧在继续进行着，在梦里会遇到一些事实和想法，在醒来的时候仍然觉得新鲜且珍贵。这时候，温斯顿突然想到，母亲在三十年前的死亡是那么的悲惨，令人扼腕痛心，这样的死亡在现在已经不再可能了。他意识到这种悲剧只属于那个遥远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还存在隐私权、爱情和友谊。一家人相互支持，不需要问什么。想起母亲的这一切，让他痛彻心扉，因为至死之时，她都是爱他的。而当时的他太年幼，太自私，不知道用爱来回报爱，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记不清是为什么了——她是为了一个内心不可改变的信念牺牲了自己的。他明白，今天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今天有的是恐惧、仇恨、痛苦，但不再有情感的尊严，也没有深刻或者复杂的悲哀。所有这些，他仿佛都从母亲和妹妹那睁得大大的眼睛里看见了，那两双眼睛透过几百米以下的绿色海水看着他，而且她们还在不断下坠。

突然，他站在一块草很短但很有弹性的草地上，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晚霞把大地染成了金黄色。他看到的这些风景经常会在他梦中出现，以至于他无法确定这些是否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过。他醒来后，就把这个地方叫“黄金乡”。这是一片旧牧场，到处都有兔子啃咬的痕迹，中间有一条踩出来的小路，到处都可以看见田鼠打的洞。在草地那边的灌木丛中，榆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簇簇树叶微微颤动，好像女人的头发一样。在离这不远处，尽管看不见，但是也知道有一条清澈溪流在缓缓流动，还有小鲮鱼在柳树下的池塘中游来游去。

那个黑发姑娘从田野那边向柳树下走过去，手好像简单动一下就脱下了衣服，并且很高傲地把它扔到一边去。她的身体光滑白皙，但丝毫挑逗不起他的欲望。他确实不怎么看她。此时此刻，他心底最强烈的感情反而是佩服她扔掉衣服的那种姿态，这个动作潇洒又优雅，像是把整个文化和思想都摧毁了，单单是手臂一个无比漂亮的动作，就能把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甩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同样，这个姿态也是属于古代的。温斯顿醒来，嘴里还在默默念叨着“莎士比亚”。

电幕里传来一声刺耳的哨音，还以同一个调子持续了半分钟。那时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间。温斯顿挣扎着爬起来——赤身裸体，因为外党的党员一年只有三千张配给券，但一套睡衣就要六百张了——他抓起放在椅子上的一件很脏的背心和短裤。三分钟后体操就要开始了。此时，他却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几乎每次醒来都会这样，咳得他几乎伸不直腰，肺部像被清空了一样。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好好喘了几口气才恢复了正常呼吸。这时候的他，因为咳嗽连青筋都显露出来，脚踝的静脉曲张处又痒了起来。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归到一组！”一个刺耳的女声叫道，“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赶紧找好你们的位置，三十岁到四十岁的！”

温斯顿赶紧一蹦而起，跳到电幕前站好，电幕上已经出现了一位年轻女人的模样，尽管她很瘦，但肌肉发达，穿着一身束腰的外衣和帆布鞋。

“举手弯腰！”她大声喊道，“跟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同志们，打起十二分精神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每天跟着电幕做体操运动

咳嗽所引起的肺部疼痛还是没能驱散温斯顿在梦中所形成的印象，而现在这种有节奏的体操运动又或多或少恢复了这种印象。他一边机械般挥动着他的胳膊，脸上挂着做操时所需要的乐观表情，一边拼命回想早期童年时候的记忆。这是非常难的，五十年代后期再往前的记忆都很模糊了。当可以参考的档案记录都不再存在，甚至你自己的生活轮廓都失去了它形状的时候，你所记得的重大事件很可能根本都没发生过。你记得事情的细节，但不能重新感受到当时的气氛，还会存在一些很长的空白期，你根本记不起都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时候一切都和现在不一样，甚至国家的名字还有地图上的形状都有所区别。例如，一号空降场当时并不是这样叫的，而是叫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就一直都叫伦敦，温斯顿对这一点还是很有把握的。

温斯顿记不清他的国家究竟什么时候不是处于战争的状态了，不过在他的童年时期是明显有过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的，因为他有一段早期的记忆是关于空袭的。那一次简直让大家大吃一惊，措手不及。也许就是原子弹扔在科尔彻斯特那次。他已经记不得空袭本身了，但是记得父亲紧紧拽住他的手往下走呀走，绕着那一圈又一圈的螺旋形扶梯走到下面一个很深的地方去，直到他的双腿再也走不动开始嚎啕大哭的时候才停下来休息。他的母亲精神有点恍惚，远远地跟在后面。她抱着他的妹妹——很可能抱着的是几条毛毯，他记不清那时候妹妹是否已经出生了。最后，他们走到了一个人声鼎沸、拥挤不堪的地方，他意识到那是一个地铁站。

铺着石头的地板上到处都是人，那些双层的铁铺上也是，而且一个高过一个。温斯顿和他的爸爸妈妈在地上找到一块空地，旁边是个老头儿和老太太，他们肩并肩坐在一张铁铺上。老头儿穿着一身不错的深色衣服，头发花白，头顶后方戴着一顶黑色的布料帽子。他脸色通红，蓝色的眼睛里噙满泪水。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杜松子酒味道，从他皮肤里冒出的好像是酒而不是汗，也令人猜想他眼眶里装着的是酒而不是泪。虽然他有点醉了，但他还是在为某件难以忍受的真实事情而伤心着。那时候，温斯顿以小孩子特有的心灵感受到，刚刚发生了一件恐怖的、无法被原谅、无法挽救的事情。他看起来好像知道是什么事情：一个被这个老头深爱着的人——或许是他的小孙女——被炸死了。每过几分钟，这个老头儿就唠叨着：

“我们是不应该相信他们的。我不是这样说过吗？孩子他妈，是不是？这就是相信他们的下场，我全都说过了，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混蛋的。”

但温斯顿想不起来，他们究竟不应该相信哪些混蛋了。

自从那一次以后，战争就一直连续不断，不过如果严格来说的话，并不是同一场战争。在他孩童时期，伦敦发生过持续好几个月的混乱巷战，有些巷战他还能清晰地记起来，但是要描述那一整段历史，或者说出谁和谁在哪个时间段打仗，那是完全没办法做到的，因为没有任何的文字档案，也没有任何人的讲话提到除了现在这个同盟之外的其他同盟国。例如当前一九八四年（如果这一年是一九八四年的话），大洋国和欧亚国在打仗，和东亚国结盟。但无论是在公开或者私底下的谈话中，从未有人承认过这三个大国之间有过战争或者结盟的关系。事实上，温斯顿记得很清楚，大洋国和东亚国打仗，和欧亚国结盟是在四年前的事情。但这也只不过是他碰巧知道的事情，因为他对自己的记忆控制还达不到要求。官方说法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改换同盟国的事情，大洋国和欧亚国在打仗——所以大洋国是一直在和欧亚国打仗，目前的敌人总是邪恶势力的代表，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和它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的。

他把肩膀尽量往后仰（把手放在臀部，腰部以上的身体做旋转运动，据说这样做对背部的肌肉是有好处的），一边想着这件恐惧万分的事情——他几乎成千上万次这样想过了，这有可能会是真的。如果党插手参与过去，说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不曾发生过，那岂不是比单纯的拷打或者判处死刑更可怕吗？

党说大洋国从来没有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温斯顿知道在四年前，大洋国和欧亚国是结盟过的。这种知识存在于何处呢？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意识之中，而他的意识反正很快就要被消灭的。如果其他的人全都接受了党所宣传的谎言——如果所有的档案上都记录着这样的说法的话——那么谎言就被写入历史并成为真理的一部分。党的宣传标语里有这么一句话：“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虽然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从性质上这么说，但是从来没有被篡改过，现在什么是真实的，永远都会是真实的。其实很简单，需要的不过是持续不断地战胜自己的记忆。他们喜欢管这个叫“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就是“双重思想”。

“稍息！”女教练大声喊道，口气稍微和气了一点。

温斯顿放下胳膊，慢慢地吸了一口气。他的思想滑向一个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了。知道或者不知道；明白全部的事实但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明知道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但又深信不疑；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不可能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然后又马上忘掉它，最重要的是，对于过程本身，他也是这样处理的。双重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有意识地诱导自己进入到无意识的状态中，然后，再次意识不到自己刚刚所完成的自我催眠行为。甚至要理解“双重思想”本身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开始叫他们立正了。“现在看看我们中间谁能摸到自己的脚趾！”她满怀热情地说，“请把上身弯下去，同志们。一，二！一，二！……”

温斯顿最讨厌做这一节体操了，这让他从脚后跟一路疼到臀部，而且还经常因此引起咳嗽。他原先在沉思中所感受到的那一丝丝乐趣此刻消失得一干二净。“过去不但是被篡改了，简直就是被消灭了。”他又沉入到思考的境界中去了。如果除去自己的记忆，此外再无任何记录可言，人们怎么来确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呢？他努力回忆自己第一次听见老大哥这个名字是在哪一年。他觉得肯定是在六十年代中的某一年，然而要确定具体是哪一年则是不可能的。当然，在党史中，老大哥从建党开始就一直是革命的领导人和捍卫者。他最早建立功业的时间一直在往前推，一直推到奇迹般的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时候的资本家们还戴着各种奇形怪状的高礼帽，坐在锃亮的大汽车里或者两边镶着玻璃窗的马车在伦敦的街道来回跑。这种传说有几分真假，还真无从知道。温斯顿甚至都记不清党是在哪一年成立的。他记得1960年代以前是没听说过“英社”这个词的，然而也有可能是以旧话的形式——也就是“英国社会主义”——在那以前就流行而开了。一切都变得如此的暧昧不清。但是，有些时候你还是可以明确地指出什么话是谎言的。例如，在党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飞机是党发明的，可是他记得很清楚他很小的时候就有飞机了。但是你什么也证明不了，什么证据都不曾存在过。他这一辈子只有那么一次，在他的手里拿过证据确凿的文件，可以证实有一个历史事实是伪造的。而那一次——“史密斯!”电幕上那个女尖声又开始叫道。“6079号的史密斯·W！对，就是你!再弯得低一些！你完全可以做得到。你没有尽力。低一些！这样就好多了，同志。现在全体注意，稍息，看我的。”

温斯顿一下子直冒冷汗。他的脸部表情深不可测，可千万别露出沮丧的神色，千万别露出不满的神色！哪怕只是眼神一闪，都有可能暴露了你自己。他站在那里看着女教练就这样把胳膊抬起来，然后——虽然谈不上姿势优美，但是动作是相当干净利索的——弯下腰来，手指尖就碰到了脚趾。

“嘿，同志们，这就是我想要你们做到的。再看我做一遍，我都三十九岁，有四个孩子了。看着我。”她又弯下腰去，“你们看看，我的膝盖这里是不弯曲的。你们想做到的话都是可以做到的。”她一边说一边直起腰来。“凡是在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摸到自己的脚趾。咱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前线去打仗，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保持身体健康。想想我们那些在马拉巴尔前线打仗的弟兄们吧！还有那些在水上堡垒的水兵们!想一想，他们得经受多少的艰苦考验。同志们，现在再来一次。好多了，这次表现好多了。”她看到温斯顿把身子猛地向下弯去，膝盖一点也没弯，终于摸到了脚趾，就鼓励地说。这是几年来的第一次。

四

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即使距离电幕如此的近，也阻止不了温斯顿不自觉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他把口述器拉到跟前，吹走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然后把已经从办公桌右边气力输送管中送出来的四小卷纸打了开来，夹在了一起。

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有三个气筒喷口。口述器的右边是个小气力输送管，要输送的是一些书面通知，左边大一点的输送来的是报纸。在温斯顿触手可及的侧面墙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口子，被铁丝罩着，用来处理废纸。类似这样的口子在这座大楼里有成千上万个，不仅每个房间里有，而且每条走廊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口子有一种绰号叫“记忆洞”。当你明白哪一份文件应该被销毁时，甚至你看见一张躺在地上的纸片，都会习惯性地打开最近的“记忆洞”的盖子，把它扔进去，而且马上就会被一股暖和的气流所卷走，卷到楼下一个不知名字的大锅炉里烧掉。

正在工作的温斯顿

温斯顿看了一下他所打开的四张纸条，每张上面都只有一两句话的信息，是以行话写的——并不是真正的新话，但包含着大量的新话词语——供内部所使用的。这些信息是：
《泰晤士报》17384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改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测三年计划四季度八十三处排错核正最新一期
《泰晤士报》14284富部报错巧克力定量请改正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温斯顿把第四则信息放在一旁，心底隐约有种满足感。那是一件复杂且责任重大的工作，是要留到最后做的。另外的三则信息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尽管第二则或许需要去整理一大串的数字，有些单调乏味。

温斯顿在电幕上拨打了“过期报刊”的号码，要了对应日期的《泰晤士报》，没过几分钟，气力输送管就送来了。他接到的信息中提到一些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必须篡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必须改正的文章或新闻。例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前线将平静无事，但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起进攻。结果却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在南亚发起进攻，在北非毫无动静。因此需要改写老大哥讲话中的那一段话，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的情况。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也就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预测数字。今天出版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实际产量，对比之下，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正原来预测的数字，使它们和后来的数字达成一致。至于第三则信息，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正。距离现在最近的二月，富裕部曾许下诺言(官方的话是“明确保证”)在1984年内不再削减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也知道的，这个星期刚刚过完，巧克力的定量供应将要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温斯顿需要做的，只是用一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在四月间降低定量的话来代替原来的诺言就行了。

温斯顿每处理完一则信息，就把口述器记录下的更正纸条和那天的《泰晤士报》别在一起送进气力输送管。然后，尽量表现得像无意为之，把原来的信息和他所记下的笔迹揉成一团丢进记忆洞，为大火所吞噬。

气力输送管最终会通向何处，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发生着什么具体的事情，他并不清楚，但一般的情况他还是了解的。一旦对《泰晤士报》上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集齐全并改正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进行重印，原来的报纸也需要被销毁，改正后的报纸则进行存档所用。这种不断篡改的工作不仅仅用在报纸上，也会在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上——但凡涉及到政治或者思想层面的印刷品或者文件，都是如此。每一天，几乎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对过去进行修改，改动成和现在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党所做的每一个预言都被档案所证明是正确的，凡是和当前的需要不相符的任何新闻或者意见，都不允许留有记录。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多次重写的本子，只要有需要，随时都可以擦干净重新记录。这些行为一旦完成，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篡改历史的事情了。在档案司最大的一个处里——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把一切内容过时需销毁的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因为政治结盟或者老大哥的预言出了错，有些《泰晤士报》可能已经篡改过了十几次，但是档案的日期仍旧是原来的，不会有原来的报纸或者其他版本留下来。书籍也被一遍遍回收改写，重新发行时候也不会承认做过任何的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进行伪造，提及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而已。

实际上，当他在修改富裕部数字的时候想到，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伪造，只不过是用一个谎言代替另外一个谎言而已。你所处理的绝大多数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和现实之间的那种关联也不存在。修改前后的统计数字都是荒诞不经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数字都是指望你在脑子里杜撰出来而已。例如，富裕部预测这个季度的靴子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但实际的产量却只有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数据时将一亿四千五百万双降低到五千七百万双，这样照样可以宣称超额完成计划。反正，无论六千二百万、五千七百万还是一亿四千五百万，跟真实的情况比起来，都是一样的离谱，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一双鞋子都没有生产出来，更有可能的是谁也不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不用说关心这些事了。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面上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着赤脚。不论大小每一样被记录下来的事实都是如此。一切都褪去色彩，变成了一个影子的世界，最后甚至连年份也无法确定了。

温斯顿朝大厅那边望去。在位置对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个名叫狄洛森的矮个子男人在忙碌着。他外表精明、下巴稍微有点黑，膝盖上放着一卷报纸，嘴巴凑近口述器的话筒。他的样子仿佛是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除了电幕以外。他抬起头来，透过眼镜向着温斯顿的方向白了一眼。

温斯顿一点都不了解狄洛森，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档案司的人并不喜欢谈论他们的工作。在这条长而无窗的大厅两旁都是一间间的小办公室，站在这里总是能听见纸张的沙沙声和对着口述器说话的嗡嗡声。在这些小办公室里工作的人中，有十几个人是温斯顿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虽然他每天都看着他们进进出出，或者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上手舞足蹈。他知道，在他隔壁小办公室里工作的那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是从早忙到晚的，她所做的就是在报纸上查找那些已经被人间蒸发，所以被认为是从来就不存在过的人的名字，然后删除掉。她来做这类工作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就在两年前被人间蒸发了。再过去几间小办公室，是一个性情温和，样子有点窝囊，而且工作心不在焉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安普福斯，他耳朵上的汗毛长得非常浓密，在诗词韵律方面却造诣颇高。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删改一些在思想方面有问题，但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需要保留下来并集合起来进行篡改的诗歌合集——他们称之为定稿本。在这个大厅里工作的大概有五十多人，这仅仅是一个科而已，只不过是整个档案司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的一个细胞而已。上下左右，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在从事着各种各样无法想象的工作。这里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里面有编辑校对人员、排版专家和一些制造假照片需要的精密暗房；还有电视节目部，有工程师、制作人员和许多的演员参与其中，这些演员能够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具备模仿别人说话的特长；还有大批的资料员，他们要做的是列出那些应该被回收的书籍和期刊的名单；有很大的仓库来储藏篡改后的文件和隐秘的锅炉来焚烧原件。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匿名的智囊团，他们在制定政策，确定过去的事实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篡改，另外的部分则需要完全消除，不能留下蛛丝马迹。

说到根本上，档案司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已。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重新塑造过去，而是面向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信息、指示或者娱乐，从雕像到口号，从抒情诗到生物学论文，从小孩子用的拼字书到新话辞典。真理部不仅仅要满足党各种各样的要求，并且要搞出一套层次稍低的东西来供无产阶级享用，所以设立了一系列不同的部门，来负责无产阶级文学、音乐、戏剧以及大众娱乐，所制造出来的垃圾报纸，除了体育、凶杀案、占星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言，还有骇人听闻五分钱一本的廉价小说和色情电影，一些完全是通过一种作曲机器谱写出来的伤感歌曲。甚至还有整整一科——用新话来说叫“色情科”的——从事的是最粗俗的色情创作，发行时候用的也是密封的包装，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

温斯顿在工作的时候，气力输送管的口子里又滑出了三则信息，不过都是一些简单的事情而已，在两分钟仇恨大会开始之前他就处理完了。仇恨会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里，从书架上取下新话词典，将口述器推到一边去，擦了擦眼镜，然后开始干这天上午最主要的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了。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例行公事而已，但的确有一些难度大而且复杂的工作，做起来能让人像钻研数学题一样沉浸其中——那是一些精细微妙的伪造工作，除了对英社原则的了解和党希望你写什么样的话有所理解之外，是没什么可以作为指南的了。温斯顿很擅长做这种事，他曾经受命修改《泰晤士报》中完全是用新话写的社论。他打开他原先放在一边的信息通知单，上面写着：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这则信息通知用旧话（或者标准的英语）可以这样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的《泰晤士报》对老大哥当日指示的报道非常不好，其中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并在放入档案前把草稿提交到上一级。

温斯顿通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报道。老大哥的当日指示主要是为了表扬一个叫FFCC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工作任务是向水上堡垒中的士兵提供香烟和其他可以改善生活的用品。有一位名字叫威瑟斯的同志——他是一名内党成员——被特别点名并授予了二等功。

但是，三个月后，FFCC突然解散了，什么原因无法得知。可以猜想到的是威瑟斯和他的同伴们如今已经失势，但是报纸或者电幕都没有报道这一相关事件。这也在预料之中，因为政治犯一般都不会进行公开审判或者谴责的。在对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运动中，卖国贼和思想犯被要求公审，他们低声下气地坦白自己的罪行然后被处决，那都是几年才有一次的事，而且是特意做给大家看的。更常见的是，干脆就让那些对党有所不满的人无故失踪，销声匿迹。谁都无法得知，他们究竟遭遇了怎样的下场。有些时候，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死。在温斯顿所认识的人中，先后这样无缘无故失踪的就有差不多三十来个，还不包括他们的父母。

温斯顿用一枚回形针轻轻地刮着他的鼻子。对面那个小办公室里，狄洛森同志还在那台口述器面前诡异地说着话。他抬了一下头，眼镜片里又折射出一阵白眼之光。温斯顿心里在嘀咕，狄洛森是不是和自己干着一样的工作，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像这种高难度工作是不会单独交给一个人去完成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把这个工作交付给一个委员来做的话就等于公开承认伪造了。极其有可能同时有十几个人在修改老大哥所说过的话，将来再由一个党内的智囊团来选择其中一个版本，重新进行编辑，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最后那个当选的谎言就载入永久档案，成为真理。

温斯顿想不明白为什么威瑟斯会失势，要么是因为腐败或者无能，要么是老大哥只不过想铲除掉一个太过于张扬的下属而已，要么威瑟斯或者他身边某个亲近的人有异端的倾向，要么可能是——这是最有可能的——这种事情的发生，只不过是因为清洗和人间蒸发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了政府运转机制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了。通知信息上唯一一条真正的线索是“提到非人”这几个字，这就说明威瑟斯已经死了。人们被捕的时候，你不能每次都做这样的假想。有时候他们会获释出来，在被处决之前可以多享受一两年的自由生活。也有这样的偶然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像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证词又牵涉到好几百人，然后再次人间蒸发，这次是永远性消失了。但是威瑟斯已经是个“非人”了，他不在了，不曾存在过了。温斯顿想好了，仅仅是改变一下老大哥讲话的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将讲话的内容修改得和原来的毫无相关才好。

他可以把讲话转变成常见的那种对卖国贼和思想犯的谴责，不过这有点过于明显了，但活生生编造出一次前线战争的胜利，或者是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完成这种事情，对于修改工作又过于复杂，最好还是能够进行纯粹天马行空的幻想。突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叫奥吉维同志的形象来，他最近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有时候老大哥的每日指示，是为了纪念某个地位很一般的普通党员，他的生和死都成为了学习的榜样。今天，他应该纪念一下奥吉维同志，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人，但只要印刷上几行字和伪造几张照片，这样一个人马上就活生生地存在了。

温斯顿想了一会，然后将口述器拉向自己，开始用老大哥所熟悉的口吻进行口授：这个口吻既是好战的又是迂腐的，而且采用了先提出问题再回答问题的招式（“同志们，我们从这件事中得出什么样的教训呢？教训——就是英社的基本原则——这个……”诸如此类），是很容易模仿的。

三岁，奥吉维同志除了一面鼓、一挺冲锋枪、一架直升飞机模型，别的玩具都不要；六岁，由于受到特殊照顾比一般情况要早一年参加了少年侦察队；九岁，当上了中队长；十一岁，偷听了叔叔的谈话，觉得有犯罪的倾向，就向思想警察揭发了叔叔；十七岁，担任青少年反对性联盟的地方组织者；十九岁，设计了一种手榴弹并被和平部采用，第一次试用就炸死三十一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在战斗中牺牲，当时他携带着重要文件飞行在印度洋上空，被敌军的喷气机追击，他就把自己和机关枪紧紧绑在一起，跳出直升飞机，带着文件葬身海底——这是一个让人想起来不得不羡慕的结局。老大哥还对奥吉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忠心耿耿补充了几句。他烟酒都不沾，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呆上一个小时以外，再无任何消遣活动可言。他发誓要过一种独身的生活，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这种生活方式和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尽心尽责工作是互相矛盾的。除了英社的原则，他与人再无共同话题可谈，生活中除了打败欧亚国的敌军和挖出哪些间谍、破坏分子、思想和卖国贼以外，没其他目标可言。

要不要授予奥吉维同志卓越的功勋奖章，温斯顿犹豫不决，最后决定还是不要为妙，因为这样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反复核对工作。

他又看了一眼对面小办公室的那个竞争者，似乎有种东西在告诉他，狄洛森正和他做着一模一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知道最后究竟会采用谁的创作成果，但他深信一定会是他自己那份。一个小时以前，都还没想象过的奥吉维同志，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温斯顿忽然想到，死人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但是活人却不行，这真是一件荒唐的事。奥吉维同志，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存在过，现在却被载入史册，一旦伪造这个行为被遗忘掉，他就能像查理曼大帝或者凯撒大帝那样真实存在着，而且有理有据。

五

位于地下深处的食堂，天花板很低，排队吃午饭的人在慢慢向前挪动着。食堂里人满为患，嘈杂不堪。柜台的格子窗上，炖菜的热气一直往上冒着，还带着一股酸酸的铁腥味，却盖不住胜利牌杜松子酒的气味。食堂的那头有一个小酒吧，只是在墙上开了个小洞，只要花上一角钱，就能在那儿买上一大杯杜松子酒。

“嘿，你正是我要找的人呀。”温斯顿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说道。

他转过身，原来是他的朋友塞姆，在研究司工作。确切来说，也算不上是“朋友”。今时今日，不再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和一些同志在一起，比起另外一些同志，还是要愉快一些。塞姆是个语言学家，还是新话方面的专家。事实上，他是正在进行第十一版《新话词典》编撰工作的众多专家中的一员。他个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一头黑发，眼睛微凸，眼神中带着悲伤和嘲讽之情。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研究你的脸。

“我想问一下你，你有刀片吗？”他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且着急地回答道，“我哪都找过了，全都用完了。”

人们总是会问你有没有剃须刀片。其实温斯顿还留着两片没用。过去几个月里，剃须刀片一直缺货。某一段时间，党自营的商店里总是有几种商品供应不上，有时是纽扣，有时是毛线，有时是鞋带，现在轮到刀片了。实在非要不可，只能去偷偷“自由”市场才能买上了。

“我的那片已经用了整整六个星期了。”他口是心非地补充了一句。

队伍又往前挪动了一点点。他们又停下脚步，温斯顿转过身和塞姆面对面。他们两个人都从柜台边一堆铁盘中取出一个油腻腻的盘子。

“昨天你有去看战俘绞刑吗？”塞姆问。
“在上班呢，”温斯顿冷冷地回了一声，“我会在电影上看到的。”
“那就相差太远了。”
他那嘲讽的眼神在温斯顿的脸上扫来扫去的。“我知道你的，”他那双眼睛似乎在说，“我早就看透了你，你为什么不去看战俘绞刑我心里清楚得很。”从思维本身的角度来看，塞姆的正统思想到了恶毒的程度，他经常会讲起直升飞机如何对敌人的村庄进行袭击，思想犯先被审讯然后招供，再有仁爱部在地下室进行处决，诸如此类的事情，带着幸灾乐祸的满足感，娓娓道来。和他一起聊天，主要是要将他从这些话题中引开，如果有可能的话，用一些新话的技术问题将他套住，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也很有兴趣谈论这些。温斯顿稍微转过他的头，为了避开他那双黑色大眼睛的“搜索”。

“绞得很不错，”塞姆回忆道，“不过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他们把战俘的脚都捆绑在一起，我可想看他们在挣扎时蹬脚的样子了。特别是到了最后，舌头一直往外伸，颜色发青——青得发亮。我就喜欢看这种小细节。”
“下一个！”系着白色围裙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塞姆都把他们手中的盘子塞到铁窗下，很快一份午餐就盛好了：一盒粉中带白的炖菜，一块大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不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幕下面，”塞姆说，“我们也顺带去点杯酒。”

酒吧的服务人员把酒盛在没有把手的瓷杯子里，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到了那张桌子边，然后把盘子放在金属面的桌子上，桌子一角还留有一滩炖菜，黏糊糊的像一堆呕吐物。温斯顿拿起他的酒，愣了一下然后鼓起勇气，一股脑咽下那带着油味的酒。他眨了眨眼睛，等眼泪流出来，他忽然发现肚子已经饿了，就开始一口一口地把炖菜往嘴里送。炖菜除了有点黏糊糊的感觉，还有一些粉红色的硬块的东西，大概是肉制品。吃完小盒子里的炖菜之前他们都没再说一句话。温斯顿身后左边不远的一张桌子上，有人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声音嘶哑粗粝得像鸭子在嘎嘎叫，饭堂里虽然嘈杂，但还是听得很刺耳很清晰。

“词典编得怎么样了？”温斯顿提高嗓音，想盖过那些嘈杂声。

“慢着呢，”塞姆说，“我负责编撰的是形容词，挺有意思的。”

一提到新话，塞姆就精神抖数。他推开那个炖菜盒子，用细长的手拿起面包，另外一只手拿起干酪，身体向前倾趴在桌子上，这样就用不着扯着嗓门说话了。

“第十一版是定本了，”他说，“我们正在让语言最终定型下来——也就是大家都得用这种语言作为说话时候的形式。等我们的工作完成后，像你这样的人就得重新学习了。我敢说，你们一定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创造新词，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是在消灭旧词，几十个，几百个地去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剔除得只剩下一个骨架。第十一版中不会有任何一个词是在二零五零年以前过时的。”

他饿得狼吞虎咽地啃了几口面包，然后带着一种学究气式的热情继续说。这时候他那黑黝黝的瘦尖的脸庞开始变得生动起来，眼神里的嘲讽也消失了，一副如痴如醉的样子。

“把多余的单词消灭掉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最浪费的是动词和形容词了，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可以不要。不仅指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归根到底，那些词只不过是其他一些词的相反意思，这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以‘好’为例，如果有一个‘好’字了，为什么还需要‘坏’字呢？用“不好”就行啦——而且还要更好一些呢，因为它才是更准确的反义词，另一个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需要比‘好’字语气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用一连串像‘很棒’‘一流’这样语义不明的词呢？用‘加好’就能包括这其中的意思了，如果还想再加强的话，就用‘加加好’。当然，我们目前已经在使用这些词形了，但是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这就是唯一的形式了。到那个时候，关于好和坏的观念只能用这六个词来表达了——实际上只用了一个词。温斯顿，是不是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当然，这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加了一句。

塞姆一提到老大哥，温斯顿脸上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色一闪而过。但是塞姆还是马上察觉到他热情度不够。

“你还没真正领会到新话的奇妙之处，温斯顿。”他几乎是带着一种悲哀的口吻说道，“甚至说你在用新话来创作的时候，仍旧是用旧话在思考。我读过几篇你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文章是写得不错，不过都是翻译而来的。你的内心里还是偏爱旧话，尽管它含糊不清，含义多变但毫无用处可言。你理解不了消灭词汇的微妙之处。难道你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总量逐年减少的语言吗？”

当然，温斯顿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他笑了笑，希望自己脸上露出的是赞同的笑容。塞姆又咬了一口黑面包，嚼了几下又继续说：

“难道你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缩小思想的范围吗？到最后，我们几乎连思想罪都不可能犯了，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凡是需要使用的概念，都只能用一个词来精确表达，它的意义会受到严格的控制，所有引申义都将被消除，然后被遗忘掉。在第十一版里，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但是这个过程在你我死后仍需要继续进行下去。词汇在逐年减少，我们意识的范围也相应减少。当然，即使是现在，也是找不到理由或者借口去犯思想罪的，这是一个自觉性和现实控制的问题。但到最后，这也会变得毫无必要了。语言变得完美之时，就是革命成功之日，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说到这里，他带着某种神秘又满足的表情补充道，“温斯顿，你想过吗？最迟到二零五零年，不会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得懂我们现在的谈话。”

“除了——”温斯顿犹豫了一下，就此打住了。

“除了无产者”，这话到了嘴边又被吞了回去，他克制住自己，不太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算不算异端意见。但是，塞姆很快就猜到了他要说的话。

“无产者不是人。”他随意一说，“到二零五零年，或许更早一些，所有关于旧话中的真正知识都消失殆尽，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也被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只会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仅仅是变成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实际上是变成了和以前意义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文献也要改，标语也一样。在自由的概念都被取消的时候，怎么还可能有‘自由即奴役’这种宣传标语呢？到时候整个思想氛围都不一样了。事实上，不会再有什么思想了。思想正确意味着没有思想，不必有思想，思想正确就是无意识。”

塞姆迟早是要被人间蒸发的，温斯顿突然对此深信不疑。他太聪明了，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露骨了。党可不喜欢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他会失踪的，这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了。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酪。他移了一下椅子，开始喝起他那杯咖啡来。左边的桌子上，那个大嗓门的男人还在高谈阔论，喋喋不休。一个大概是他秘书的年轻女人，坐在温斯特的背面，正在听他说话，似乎对他所说的一切都非常赞同似的。温斯特时不时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你说得太对了，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那个女人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但也很愚蠢。而那个男人的声音根本停不下来，即使那个女人在插嘴时候也是如此。温斯顿只是跟这个男人有一面之缘，只知道他在小说司担任重要职位。他大约三十岁，喉头发达，嘴巴大而灵活。他的头向后仰，所坐的角度使得他的眼镜片有点反光，所以温斯特看到的东西是有点像两片玻璃而不是眼睛。让人感到有点恐怖的是，从他嘴里源源不断奔流而出的声音中，一个字都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到一句话——“通通彻底消灭戈斯坦因主义”——很快地一蹦而出，像是铸成一整块的一行铅字。其他的仅仅是噪音而已，一片叽叽喳喳。虽然你无法真正听得清他究竟在说什么，但是对他所说的内容，还是能猜得到个大概的。他可能是在谴责戈斯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可能在对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尔前线的英雄大唱赞歌——这都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无论他说的是什么，可以很肯定的是，他所说的每一字都是绝对正统的，绝对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张看不到眼睛的脸以及那一张一合的嘴巴的时候，心底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个假人。根本不是他的大脑而是他的喉头在控制着说话。从他嘴里说出的话也是由一系列的词语组成的，但那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发出来的噪音而已，像是一群鸭子在嘎嘎大叫。

塞姆一阵沉默，他开始用汤匙在桌子那摊炖菜上划来划去。隔壁座位上的声音还是在噼里啪啦，尽管周围都是一片嘈杂，但还是听得很清楚。

“新话里有个词，”塞姆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知道：叫‘鸭讲’(duckspeak)，就是说起话来像鸭子那样嘎嘎叫。这种词挺有意思的，有两种相反的含义在其中。用在敌人身上是辱骂，但用在和你意见一致的人身上，就是赞美之词了。”

毫无疑问，塞姆是要被人间蒸发的，温斯顿忍不住又想了想。他想起这些的时候，心底忍不住涌起一阵阵的悲哀，尽管他很清楚塞姆也瞧不起他，也不是那么喜欢他，而且只要他认为理由充分的话，完全有可能把温斯顿当思想犯来揭发的。反正塞姆身上有一种不太对劲的地方，但究竟哪里不对劲，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塞姆身上有着某种自己缺乏的东西：谨慎、超脱、一种难得糊涂的能力。不能说他这是不正统，他信仰英社的原则，对老大哥尊敬有加，听到战争胜利就欢欣鼓舞，痛恨异端分子，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真心实意，而且也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热情。他的消息灵通，是一般党员无法企及的。但他身上有一种无法真正依靠的感觉，总会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读书太多，还经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经常聚一起的地方。没有法律甚至不成文的法律来规定不能经常光顾这个栗树咖啡馆，但那个地方隐隐约约还是有点邪门的。那些身败名裂的党的前领导人，在清洗之前都是那里的常客。据说戈斯坦因本人在几年还是十几年前就光顾过那里。塞姆未来的命运是不难预测的，但更为肯定的是，只要塞姆发现温斯顿隐秘的思想，哪怕只有三秒钟之短，也会立马向思想警察汇报揭发他的。谁都会这样做，但塞姆会是最积极的。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正统就是无意识。

塞姆抬起头。“帕森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里似乎还有潜台词：那个残忍的蠢货。帕森斯，也就是那个和温斯顿一起住在胜利大厦的邻居，正穿过屋子走过来。他胖乎乎的，身材中等，头发颜色很淡，脸像青蛙一般。他今年三十五岁，脖子和腰部已经冒出一圈圈的脂肪来，但动作还可以敏捷得像个小伙子。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那种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至于他虽然穿着制服，但你还是觉得他像是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色短裤、灰色衬衫和红领巾那种打扮一样。只要你闭上眼睛一想到他，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胖乎乎的膝盖和卷起袖子后那又短又粗的胳膊来。确实，只要有像集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之类的，他总是会穿上他那条短裤。他挺愉快地向他们两个打了声招呼“你好，你好！”就在桌子前面坐下，马上一股浓烈的汗臭味扑鼻而来。他红扑扑的脸上满是汗珠，他的汗腺一定十分发达。在集体活动中心，看到湿漉漉的球拍，你就知道他刚刚打过球。塞姆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印满了字，他手指间夹着一只墨水笔，正仔细研究着。

“你瞧，你吃饭时间还不忘工作呢，”帕森斯用肘部碰了一下温斯顿说，“嘿，这么积极？你在忙什么呢，伙计，对我来说可能太高深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追着你走，你忘记你要捐款啦。”

“捐什么款？”温斯顿问，一边下意识地去掏钱。每个人工资的四分之一都得留出来应付各种志愿捐款，名目多得你很难记得清都有哪些捐款。

“仇恨周的捐款，你是知道的，按房子片区来收的，我是我们那个片区的出纳。我们现在正准备轰轰烈烈表现一番，做出点成绩来。我跟你说，要是胜利大厦的红旗不是在整条街上遥遥领先，你可怪不得我呀，你答应过我要捐两块钱的。”

温斯顿找了两张又脏又破的纸币给了帕森斯，帕森斯用他那文盲式的整洁字体一笔一划记到一个小笔记本里。

“还有，伙计，”他说，“听说我家那个小兔崽子昨天用弹弓打伤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告诉他，下次还这样就要没收他的弹弓了。”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没看成那个绞刑，所以有点不开心吧。”温斯顿说道。

“啊，是呢——我正想这样说，这表明他的思想动机还是正确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还是淘气的小孩子，两个都还是，但是态度方面，热情可没得说。他们整天脑子里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当然还包括打仗在内。你知道上周六我家那个小女孩都干了什么吗？在她们中队远足去伯克海姆斯德的时候，她居然叫上另外两个小女孩一起开溜了，然后花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去跟踪一个陌生人。她们一直跟踪他足足两个小时，穿过森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就向巡逻队揭发了他。”

“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帕森斯自我感觉良好地继续说：

“我的小孩能认出他是敌军特务之类的——比如说是通过跳伞空投下来的。但关键就在这了，伙计。你知道她一开始是怎样瞄上他的吗？她发现他穿了一双很奇怪的鞋子，所以很可能是个外国人。这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脑袋怪好使的了，是不是？”

“那人后来咋样了？”

“哦，这个呀，我当然没法知道了。但要是这样了，我也不会感到吃惊的。”说着他做了个步枪瞄准的姿势，嘴里还发出开枪声。

“好啊。”塞姆心不在焉地说，头也不抬，继续看他那张小纸条。

“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温斯顿按照本分附和道。

“我是说我们现在还在打着仗呢。”帕森斯说。

像是要确认他说的这一点，他们头顶上方的电幕传来一阵喇叭声。但这次不是要宣布军事胜利，只不过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而已。

“同志们！”一个年轻的声音慷慨激昂地说，“注意了，同志们，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生产战线又打了漂亮的一仗，根据公告完成的对各种消费品的统计结果表明，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生活水平指数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在大洋国的各地都有自发组织的庆祝游行活动，工人们走出工厂和办公室，在街道上游行，为的就是表达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在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过上了崭新而幸福的生活。我这里有一些已经统计出来的数字。食品——”

“我们过上了崭新而幸福的生活”这句话反复出现了很多次。这是富裕部最近最爱用的话。帕森斯的注意力被小喇叭声吸引住了，他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听着，脸上挂着一种受到启发时的无聊表情。他跟不上喇叭上说的那些数字，不过他明白，这些数字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使人感到满足的。他掏出一根脏兮兮的大烟斗，里面装着一半烧黑了的烟丝。烟丝一个星期的供应量是固定的，只有一百克，所以很少可以将烟斗装到满。温斯顿在吸一根胜利牌香烟，他小心翼翼地横拿着。下一份定量供应要明天才能开始买，他现在只剩下四根了。此刻的他，只专心听电幕上传出来的声音，远处的嘈杂声他一概充耳不闻。电幕里似乎还提到，有人要庆祝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上升到了一个星期二十克。他心里想，昨天才刚刚宣布定量要降低到一星期二十克。相隔才二十四小时，难道他们就相信了吗？是啊，他们硬是相信了。帕森斯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以他那种畜牲般的愚蠢就这么相信了。旁边那张桌子看不到眼睛的家伙热烈疯狂地相信了，还满怀激情要追查是谁提出上星期的定量供应是三十克的，将他挖出来，人间蒸发掉。塞姆也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相信了，他用到了双重思想。那么，是不是说只有我独自一人还没失去这种记忆呢？

神话般的数字继续从电幕上喷涌而出。和去年相比，我们今年有了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家具，更多的铁锅，更多的燃料，更多的轮船，更多的直升飞机，更多的书籍，更多的婴儿——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外，一切都更多了。每年每月每分每秒，每个人每件事都在迅速往上升。和塞姆刚刚做的一样，温斯顿也拿起勺子，在桌子上那滩黏糊糊的东西上划来划去的，把原来画的那道长直线变成了一个图案。他带着怨恨的情绪在思考生活的物质层面。一直都是这样的吗？是不是食物也一直这个味道？他环视了一下食堂四周。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人满为患的屋子，墙壁上由于人们身体无数次的擦来擦去，变得脏兮兮的；铁桌铁椅之间挨得很近，以至于坐下来的时候都有可能会碰到别人的肘部；勺子的把柄弯了，盘子变了形，白色杯子显得很粗糙；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是一层油腻，所有的裂缝里都积满灰尘；到处还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你的肚子和皮肤里，总会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就是那种人生来就有权拥有的某样东西被无端骗走的感觉。的确如此，他对所有事物的记忆向来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在他还能清楚记得的记忆里，无论什么时候，东西总是不够吃的，袜子和内衣内裤总是千疮百孔，家具也破旧不堪得像要散架，暖气严重不足，地铁拥挤，房子摇摇欲坠，面包是黑乎乎的，茶叶买不到，咖啡里有股脏水的味道，香烟也不够——除了人造的杜松子酒以外，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不够。虽然，这样的情况势必会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个人在一种不舒服、布满灰尘，所用的东西总不够的环境里生活。冬天长得要命，袜子破破烂烂，电梯停开，自来水冰冷，肥皂粗糙，烟丝会掉，食物百般难吃的环境会令人心生厌恶，但是，这不也正表示这种生活一点也不正常吗？为什么需要某种久远的记忆来想起过去并非如此，否则现在的这一切都是如此不可忍受的呢？

他又环顾了一下饭堂的四周。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即使不穿蓝色制服，也还是丑陋的。屋子的那头，一个长相奇怪，像甲壳虫的矮个子男人独自坐着，他在喝咖啡，一双带着怀疑神情的小眼睛在扫来扫去。温斯顿想，如果你往自己周围一看，那你就很容易相信党所树立起来的完美体格形象——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和胸部丰满的姑娘，金黄色的头发，古铜色的皮肤，充满生机，无忧无虑——这些不仅仅存在着，而且是大多数。可是，就他目前所能了解到的，一号空降场的大部分人都是身材矮小，皮肤发黑，长相难看。奇怪的是，那种长相像甲壳虫的人是怎么在真理部里激增的：又矮又胖的男人，还没上年纪就身材发福，四肢短小，走起路来动作飞快，肥胖的脸上表情难以猜测，眼睛又细得可怜。似乎在党的统治下，这样的人最盛产了。

富裕部的公告播报结束后，又是一阵小喇叭声，紧接着来了点轻音乐。帕森斯在一大串数字的轰炸下被唤醒了一丝的热情，取下了嘴里的烟斗。

“富裕部今年做得还不错，”他一边说一边晃了一下头，“顺便问一下，史密斯伙计，我猜你也没剃须刀片可以借给我用一用？”

“一片都不剩了，”温斯顿说，“我自己那一片都用了六个星期了。”

“啊，好吧——我只是想问一下而已，伙计。”

“对不起啊。”温斯顿说。

刚才由于富裕部播报公告而暂停了的，像鸭子般嘎嘎大叫的邻座声音，这会又响了起来，还是和之前一样的大声。温斯顿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帕森斯太太来，想起她那稀疏的头发，还有藏在皱纹里的灰尘。用不了两年的时间，她的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帕森斯太太将会被人间蒸发，奥布兰也会被人间蒸发。而帕森斯将永远不会被蒸发，那个看不到眼睛，嘴里像鸭子嘎嘎大叫的家伙也不会被蒸发，那些像甲壳虫一样在真理部迷宫一般的走廊里忙碌穿行的男人也不会。那个小说司里的黑发女孩——她也永远不会被人间蒸发。温斯顿好像靠着本能就能知道，谁能活下来，谁又会被消灭，只不过要靠什么活下来，则是很难说得明白的。

就在此时，温斯顿从沉思中被猛然拉回现实。邻座那个黑发女孩半转着身子，正在看着他。奇怪的是，她是斜着眼睛看的，还盯得很紧，令人感到不舒服。在他们眼睛相碰那一刻，她又望向别处。

温斯顿的后背开始冒冷汗，一阵恐惧袭上心头，但很快就消失了，留下一种惴惴不安之感。她为什么要这样看着他？为什么总在跟踪他？遗憾的是，他记不清他坐到这里的时候，她是不是也已经坐在那张桌子上了，还是她后来才过来的。但不管如何，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上，她也无缘无故地坐在他后面。很有可能，她真正的目的就是偷听他，看他是不是喊得足够响亮。

他早先的想法又回来了：或许她不一定就是思想警察中的一份子，但业余性质的警察才是最危险的。他不知道她偷看了他多久，但有可能有五分钟这么长，很有可能他都没能完全控制住他脸上的表情。在公共场合和电幕的视线范围内，让自己的思想如脱缰的野马一般驰骋真是危险至极，最细微的事情都有可能暴露出来。比如一次面部抽筋，无意中显露的焦虑表情，自言自语的习惯——任何暗示着不正常或者要刻意掩盖什么的小细节，都有可能使你暴露。无论如何，脸上挂着不适当的表情（例如在听到宣告胜利消息的时候有所怀疑的表情），本身就是一件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女孩又转过身来。归根到底她或许并不是在跟踪他，或许连续两天和他坐得那么近也纯属巧合。他的烟已经熄火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桌子边上，要是能让烟丝不掉出来，他倒是可以留着到下班后再吸的。邻桌坐着的那个男人很可能是个思想警察，很可能他会在三天之内到仁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但是烟头可不能白白浪费掉。塞姆已经折叠好他的纸条放进口袋里。帕森斯又开始说起话来：

“伙计，我有跟你说过吗？”他一边含着烟斗一边笑着说，“那次我的两个小家伙把市场上一个老女人的裙子给点着了，因为他们看见她居然敢用印有老大哥头像的宣传画来裹香肠。他们偷偷溜到她的身后，然后点上一根火柴，裙子就着火了，我想把她烧得够呛。他们还是个小屁孩呢，是不是？但真是热情似火呀！这就是他们当前在少年侦察队里接受最一流的训练的结果——甚至比我小时候都还要好。你知道他们最近给配备了什么吗？插在钥匙孔上的窃听器！那天晚上我家那个小女孩带回来一个在我们的客厅上试了试，说她只是用耳朵靠在锁眼上就能听到大一倍的声音。当然，这不过是一种玩具而已，但还是可以培养他们的正确思想的，对不对？”

这时，电幕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哨音，该回去上班了。他们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长长的人流去坐电梯，温斯顿那截烟头里的烟丝掉了下来。

六

温斯顿正在写日记：
事情发生在三年前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狭长的小街上，她倚墙而站，门口的路灯几乎一点也不亮。她面容姣好，粉却抹得很厚，吸引着我的其实就是这一抹粉，白得像面具一般，还有那鲜红的嘴唇。女党员是从来都不涂脂抹粉的。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也没有电幕。她说两块钱，我——此时此刻他觉得太难写下去了。于是闭上眼睛，用手指按摩眼球，想把那些不断重现的画面挤出来。他有股无法按捺的冲动，想大开嗓门，狂喊脏话，或者拿脑袋去撞墙，用脚去踢桌子，把墨水扔出窗外——也就是做任何一种要么很激烈，要么声音很大，要么会带来疼痛的事情，好让他忘记那些不断折磨他的记忆。

他心里想，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都可能由你的外表表现出来。他想起就在几个星期前在街上碰到的一个人，相貌平平，是个党员，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又高又瘦，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在他们还相差几米远的时候，他留意到那个男人的左脸忽然抽搐了一下。在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这动作又来了一下：仅仅是抽动一下，颤抖一下，快得像相机的快门咔擦一声而过，很明显看得出这是习惯使然。他还记得当时自己是这么想的：这个可怜的家伙要完蛋了。可怕的是这个动作很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就温斯顿自己能知道的而言，这完全是防不胜防的。

他倒吸了一口气，继续写道：
我跟她一起进了门，穿过后院，到了地下室的一间厨房里。里面靠墙的地方有张床，桌子上有一盏灯，灯光很暗。她——他咬紧牙关，有种想吐的感觉。想到地下室这个女人的时候，他也想到了他的妻子，凯瑟琳。温斯顿是已婚的——无论如何，是已婚的，很可能现在还是已婚状态，到目前为止，据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活着。他似乎又闻到地下室那股浑浊闷热的气味了，混杂着臭虫、脏衣服和廉价的劣质香水的味道，但还是很吸引人，因为女党员从来都不用香水的，也不可能想象她们会用。只有无产者会用香水。在温斯顿的心中，香水的气味和偷情总是难解难分。

他跟这个女人偷情，是他这两三年以来第一次的不检点。当然，和妓女搞在一起是被禁止的，不过这是一种偶尔你可以鼓起勇气来违反的规定。这当然是一件危险之事，但还不至于事关生死那么严重。如果被抓到和妓女在一起的话，可能会被判劳改五年，如果没其他罪的话，也不会判更久的。这种事情也很容易的，只要不是被当场抓到。贫民窟里，愿意出卖自己肉体的女人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女人的价格只需要一杯杜松子酒，因为普通人是无法买到这种酒喝的。党虽然不鼓励，但暗地里还是倾向于鼓励卖淫的，因为这可以作为一个发泄不能完全压制的本能的途径。只要是和底层那些被鄙视的女人在偷偷摸摸、在没什么乐趣之中进行，偶尔放荡一下并不伤大雅。罪大恶极的是党员之间的乱搞，但是——尽管在大清洗中，每个被告都毫无例外地供认曾犯下这种罪——很难想象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党之所以会阻止男人和女人之间形成彼此忠诚的关系，当然是因为这种关系是老大哥也无法掌控的。党不曾明说但实际上的真正目的是要抹除掉性行为的全部乐趣。无论是在婚内还是婚外，都不要爱得太浓烈过分，因为性欲就是敌人。所有党员之间的婚姻都需要经过专门成立的委员会的批准才有效——尽管原则不曾清晰列举过——但只要两个人的结合给别人的印象是因为他们在肉体上彼此吸引，那是不被批准的。传宗接代，生出孩子为党服务，这是婚姻唯一得到认可的目的。性交被认为是一种让人有点恶心的小手术，像灌肠一样。不过，这也是不曾明确表述过的，但从小就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根植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甚至像青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就曾经提倡过男女之间要过独身的生活，所有孩子都用人工授精(新话叫“人授”)的方式来生育，然后由公家抚养成人。温斯顿很清楚，他们这么说，但并不会说到做到的，但不管怎么样，这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人类的性本能，如果消灭不了，那就扭曲它，丑化它。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看起来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至少就女性而言，党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到了凯瑟琳。他们分开已经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了吧。很奇怪，他不常想起她，他有时连着好几天都会忘记自己是已婚人士。他们相处过的日子，也不过十五个月而已。党是不允许离婚的，但如果两个人没有孩子的话，分居倒是很鼓励的。

凯瑟琳是一个身材高挑，头发淡黄的女人，性格直率，婀娜多姿。她的脸形轮廓鲜明，像老鹰一般，如果你没发现这张脸的背后其实是空洞无物的话，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张高贵的脸。在他们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他就一口咬定，她是他所有认识的人中最愚蠢，最俗气，最无脑的一个，这也许是因为比起对其他人，他对她有更深入的了解。她的脑子里除了宣传标语外，就没有其他的想法了。无论什么样的蠢话，只要是党说的，她一概接受。他在心底默默给她起了一个“人体录音带”的绰号。但如果不是为了性的话，他还是勉强可以忍受和她生活在一起的。

只要他一碰她，她仿佛就要往后缩一样，而且身体变得紧绷起来，抱着她和抱着有关节的木偶没什么区别。奇怪的是，即使她在抱紧他的时候，仍旧能感觉到她在用尽全力推开他，她那紧绷的肌肉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她经常就躺在那里，既不反抗，但也不合作，只是默默地顺从。这一点是最让人难堪的，再这样过上一段时间，就令人心生厌恶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也还是可以忍受和她在一起生活，只要事先说好保持禁欲就好。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凯瑟琳居然拒绝禁欲。她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必须生出一个小孩来，所以要继续房事。这样，一个星期一次，除非是在特别时期。她甚至会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就提醒他这事，把它当成一件非要在当天晚上完成，不可忘记的事情来执行。她对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是“生宝宝”，二是“咱们对党的义务”——没错，她还真的就这样叫。很快，当那天快要来临的时候，他就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幸好孩子没有生出来，最后她决定放弃再尝试了，不久他们也就分手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了口气，又提起笔继续写道：

她一下子就扑到床上去，然后一点前奏都没有，就马上撩起她的裙子，用上你所能想象得到的那种最粗野，最可怕的动作。我——他好像又看到自己站在那盏昏暗的灯光下，充满臭虫和廉价香水的气味扑鼻而来，心底翻滚着一种失败和憎恨之感，甚至这些感觉在当时还和想到凯瑟琳那雪白的肌体的回忆纠缠在一起——那个已被党的催眠永远定格的身体。为什么总是要这样？为什么他不能拥有自己的女人，而只能隔几年来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但是真正的恋爱几乎不可想象呀。那些女党员都差不多，禁欲的思想就像对党的忠诚一样牢牢根植在她们的心底。通过孩童时代的熏陶，通过各种比赛游戏和洗冷水澡，在学校、少年侦察队和青年团中进行没完没了的洗脑教育，通过演讲、游行、唱歌、口号和军乐，人性中本能的情感在她们心底早已荡然无存。理性告诉他，然而他自己的内心也不相信。她们坚不可摧，就像党所希望的那样。他想做的，与其说希望有人疼爱，不如说是摧毁这道贞操之墙，这一辈子哪怕只是成功一次也心满意足了。一次满意成功的性行为本身就已是造反。欲望是思想罪。即使只是唤醒凯瑟琳自己的欲望——如果他做到过——也算是诱奸，尽管她是他的妻子。

这个故事还是需要一个结尾的，得完成它，他写道：
我把灯调亮了一些，当我在灯光下看到她时——

在黑暗中待过一会后，此时的煤油灯好像显得更亮了。他第一次看清楚那个女人的模样。他向她走近了一步，然后停了下来，心里满是欲望和恐惧。他痛苦地意识到待在这种地方是很危险的，巡逻队的人完全有可能会在他出门的时候把他逮个正着；说不定他们此时正在外面等着呢。但是，怎么可以还没达到自己的目的就逃走呢？！

一定要把这些写下来，一定要坦白交代。在那灯光下，他忽然留意到那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脸上那厚厚的脂粉，看上去像那种纸板面具一样，随时都可能破裂而开。她的头上有几缕白发，但真正让人觉得恐怖的是，此时她那微微张开的嘴唇，里面除了深不见底的黑洞什么也没有。她的牙齿全都掉光了。

他心急如焚地写着，笔迹甚是潦草：
我在灯下看清楚了她，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至少已经五十岁了，但是我还是走向她，干了那件事。

他又把手指按在眼球上。他终于还是把它写出来了，但是感觉上也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办法失效了，那种想扯开嗓门骂脏话的冲动又恢复得和以前一样强烈了。

七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它就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真的有希望，那它一定是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大批被忽略掉的的人身上，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拥有摧毁党的可能性力量。是无法从内部来推翻党的存在的。它的敌人，如果说它有敌人的话，是无法集中在一起或者甚至是把彼此辨认出来的。即使有传说中的兄弟会的存在——很可能是存在的——其成员之间也只能三三两两碰一下面而已。造反也只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碰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顶多是偶然能接上头说几句悄悄话而已。但是，对于无产者而言，只要你能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身所拥有的力量的话，那就不需要地下密谋了，需要的是站起来，像一匹马一样抖动一下身体甩掉苍蝇一样。只要他们真的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撕得粉碎。毫无疑问，迟早他们会想到去这样做的，难道不是吗？但是——！

他记得曾经有一次，他正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走着，突然从前面不远的小街道上冒出几百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喊大叫。这是一种充满着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的声音，大而深沉的“噢—噢—噢—噢—噢！”叫声像是一口充满回音的钟。他的心猛地怦怦直跳。开始了！他想。暴乱！无产者终于挣脱了束缚！当他来到事发地点之后，他看到的却是两三百个女人正拥挤在街边市场的摊位周围，一脸的悲惨相，像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里那些无力回天的乘客。就在那时候，普遍的绝望又开始变成一张张嘴的争吵。原来只不过是有一个摊位在卖铁锅，都是一些容易碎裂的劣质产品，但是无论哪一种烹饪用锅，都是很难买到的。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断货了。成功买到铁锅的女人们，正在一群女人的推推搡搡中费劲地拎着铁锅准备离开。还有十几个人还在那个摊位上围着叽叽喳喳，指责那个摊主是看人卖货，还私藏着铁锅。接着又响起一阵叫嚷声。两个身材发胖的女人，正在相互抢着铁锅，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有那么一会，她们都在同时用力拉扯，结果把铁锅的把手给扯断了。温斯顿恶心地看着她们。但是，刚刚那瞬间，几百人的喉咙里一起发出几乎让人可怕的力量来，可那些真正值得如此呼叫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从来就没喊起来过呢？

温斯顿写道：
除非他们真的觉醒了，否则反抗永远不会发生，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永远不会觉醒。

他想，这句话简直就像是在教科书上抄下来的。当然了，党是会宣称自己将无产者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前，他们是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饭吃不饱，还要挨揍，妇女被迫要到煤矿里干活（其实现在也还有），儿童在六岁的时候就要被卖到工厂里去。但与此同时，又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会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一些简单的规定来圈住他们，让他们处于服从的地位，像牲口一样。其实，对于无产者，大家的了解是微乎其微的，当然也没有必要了解太多。只要让他们能继续工作和繁殖后代，其他的行为也没什么重要性可言了。他们过着放任自流的生活，就像阿根廷平原上无人管束的牛群一样。他们似乎在回归大自然，返璞归真，像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那样。他们在贫民窟里出生，然后长大，十二岁开始工作，度过一个充满生机却非常短暂的青春期和性冲动期，二十岁就结婚，三十岁就人到中年，接着衰老，然后死去，大多数人的寿命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满脑子都是沉重的体力活，如何养家糊口，和邻居之间为那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电影、足球、啤酒，特别是赌博。要控制住他们，并非难事。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总会在他们中间活动，散播谣言，看到具有危险的个别人，就揪出来消灭掉；但没有人尝试着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无产者而言，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觉，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纯粹的爱国之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唤起他们内心的这种热情，让他们心甘情愿接受加班和减少定量供应。甚至在他们心生不满之时——有时的确会这样——这种不满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缺乏整体上那种抽象概念的思维能力，只会关注一些具体的无关紧要的事情，无暇关注或者说无法上升到关注那种大的罪恶。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家里甚至连电幕都没有，普通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非常高，这里到处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贩和各种骗子，但是这些都发生在无产者的生活中，因而无足轻重。在所有的道德问题上，是允许他们按照他们祖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办事的。关于党在两性问题上的禁欲要求，并没有强加给他们，他们乱交是不受惩罚的，离婚也很简单。甚至，无产者表现出有信仰宗教的需求，也是可以得到允许的，他们配不上被怀疑的份，正如党的宣传标语上所写的“无产者和动物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的手往下伸，小心地挠了挠脚踝的静脉曲张处，那里又痒了起来。其实，绕来绕去，都离不开这样一个问题：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真正生活会是怎么样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帕森斯太太那借来的。他开始把书中的一段话抄写到日记里：

过去（教科书上写着），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的伦敦，肮脏、黑暗、无比糟糕，很少人能吃上饱饭，成千上万的人没鞋子可穿，头上无遮挡之处。年龄比不上你们那么大的孩子们，每天得为残暴的老板工作上十二个小时，如果他们的动作慢的话就要遭到鞭子的抽打，但只能吃一些过期的面包屑和水来填饱肚子。然而，在普遍都是贫困的时代里，还有几栋高大雄伟的房子，里面住着那些富贵人家，伺候他们的仆人就有三十个。这些富贵人家被称为资本家。他们大腹便便，无比丑陋，面相凶残就像本页后面的那幅插图那样。从图中你可以看见他们身穿长长的黑色大衣，那叫礼服；头上戴着的叫高礼帽，光亮又古怪，像烟囱一样。这就是资本家们的统一着装，其他的任何人是不允许穿的。资本家占据着世界上的一切，其他的人只能是作为他们的奴隶而存在。他们拥有一切的土地、房屋、工厂和金钱。任何敢和他们作对的人，就会被送进监狱里去，或者因为失去工作而活生生饿死。普通人在和资本家说话的时候，需要表现得毕恭毕敬的样子，取下自己的帽子，称呼他为“先生”。整个资本家的头头被称为国王，而且——不需要再读下去，温斯顿就已经知道下文了。接下来他们会提及到穿着细麻法衣的主教，披着貂皮长袍的法官，手脚铐具，惩罚踏车，九尾鞭、市长大人的宴会以及亲吻教皇的脚趾等等。另外还有一种叫“初夜权”的玩意，这个大概不会出现在儿童教科书上。所谓的“初夜权”，它是一道法律规定，就是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有权力和他工厂里上班的女人睡觉。

这其中蕴含多少谎言，你怎么能判断得出呢？这有可能是真的，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要比革命前的好。唯一相反的依据是，来自你骨子深处那无声的抗议，你凭借本能就知道现在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从前和现在相比，一定也有某种不同。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的残酷和不安全性，而是生活本身已经沦落为荒芜、肮脏和厌倦。看看周围的世界吧，就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活和电幕上那不绝入耳的说辞毫无关系，和党所描绘的雄伟蓝图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生活中的最大部分，其实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即使对党员来说也是如此，也不过是每天完成枯燥无味的工作，在地铁占上一个位置，缝补一双破了洞的袜子，蹭一片糖精来吃，节省一个烟头等等。而党所描绘的伟大蓝图则是一个巨大的、可怕并光辉灿烂的世界，一个拥有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的钢筋水泥世界，一个由勇敢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组成的国家，迈着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拥有一样的思想，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在工作、战斗、争胜、迫害——三亿人的面孔都是长一样的。现实却是城市衰败肮脏，吃不饱肚子的人们穿着破烂不堪的鞋子在慢慢移动，住的是年久失修的十九世纪的老房子，里面充斥着煮卷心菜的味道和厕所里那种恶臭。他好像看到眼前的伦敦，宽阔但衰败，有上百万个垃圾桶。在这幅画面里，帕森斯太太的模样也混杂其中，她脸上满是皱纹，头发稀少，正在无奈地捣腾着她家那堵塞了的下水道。

温斯顿又伸下手去挠了挠他的脚踝。电幕正夜以继日地往你的耳朵里输送统计数字，以此来证明我们今天和五十年前相比，有了更多的食物，有更多的衣服，更好的房子，更棒的娱乐体验——人们比五十年前更长寿了，上班时间缩短了，更健康了，更强壮了，更幸福了，更聪明了，更有素质了。没有一个词能被证实或者推翻。例如，党宣称今天的无产者中的成年人有百分之四十是识字的，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还宣称现在的婴儿死亡率仅有千分之一百六十，革命前则是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的数字，就像方程式上两边的未知数一样。很有可能，我们历史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字，甚至是我们已经深信不疑的事实，都完全是捏造的。谁知道呢，或许从来就不存在“初夜权”这样的规定，或者像上文谈及的那样的资本家，或者像高礼帽那样的装饰。

一切都坠入迷雾之中。过去已被篡改，而篡改本身已经被遗忘，谎言变成了真理。在他的一生之中，仅有一次是抓住了党篡改历史的确凿证据的。那真是宝贵至极，因为是事后才弄到手的。那个证据文件在他手指之间紧紧捏住了三十秒。这大概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反正是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但和这件事真正有关的日期，还需要回溯到七八年前。

实际上这件事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也是那个清洗革命元帅的时期。到一九七零年，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几乎一概不留，都是被冠上卖国贼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头目揭发出来的。戈斯坦因逃逸了，藏了起来，没人知道他的下落；至于其他人，有几个是失踪了，其他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公开审判的时候对自己的罪行坦白供认后进行了处决。最后的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他们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在一九六五年被捕的。跟和以前发生的案子一样，他们神秘消失了一年多，没人知道他们是生是死。然后又像通常一样，他们突然出现并坦白供认自己犯下的罪行。他们招供自己曾经通敌（那时候的敌人也是欧亚国），挪用公款，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密谋刺杀党内的负责人，要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造反，还策划过破坏活动，导致成百上千的人死去。供认这些罪行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还恢复了党籍，安置在一个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只是挂个名的闲置职位上。他们三个人都写了又长又无聊的检讨文章，并登在《泰晤士报》上，检讨自己的背叛，并承诺改过自新。

被释放后不久，温斯顿确实在栗树咖啡馆见过他们三个人。温斯顿依旧记得当时的自己是如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用眼角偷瞄他们的。他们三个人都比温斯顿要年长一些，可以说是古老世界的遗物呀，几乎是党早期的辉煌岁月遗留下来的最后几个大人物，身上隐藏着那时候地下斗争和内战的气息在。他觉得，虽然早已忘记了事实和具体的日期，但他是久仰他们的大名呀，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上几年。但是他们归根到底是不法分子，是敌人，不可接触者，是注定要在一两年之内灰飞烟灭的。无论任何人，只要落在思想警察的手里，都妄想逃脱这个厄运。他们不过是一具等待着被送进坟墓的行尸走肉罢了。

他们旁边的那张桌子没人坐，甚至被人看到和他们走得太近也不是明智之举。他们沉默不言，面前放了几杯有丁香的杜松子酒，这是这家咖啡馆的特色酒。在这三个人之中，给温斯顿印象最深刻的是鲁瑟福，他以前是一位著名的讽刺画家，他那一针见血的讽刺画曾经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鼓舞人心。即使今时今日，《泰晤士报》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刊登一幅他的漫画，不过只是对他早期绘画风格的临摹而已，毫无生气，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可言，看着就觉得奇怪。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弹：贫民窟的人们，饥饿的孩子，巷战，带着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靠铁丝保证生命安全的路障中，他们还是要戴高礼帽。总之，他在革命后所作的画，大多是看不到希望，拽着过去不放的。他身材高大，一头白发浓密又油腻，面容松弛，嘴唇非常突出。他以前身材一定很魁梧，但现在却是松松垮垮的样子，还发胀，像要朝各个方向散开一样。像一座快要坍塌的大山，马上就要在你的面前崩溃掉。

在栗树咖啡馆下棋的“世界遗老”

现在是下午三点，咖啡馆里冷冷清清的。温斯顿也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跑到这儿来。电幕里传来一阵轻音乐的声音。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角落的桌子边，从不开口说话。服务员不等他们打招呼就自动上前加酒。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有一盘棋，棋子都摆好了，但没有人去下。这时候，大约是半分钟，电幕开始换台，调子和音色都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难描述的声音，是一种特别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温斯顿在心中称它为预警调子。接着，电幕上开始有人唱道：
“在遮荫的栗树下，
我出卖你，你出卖我；
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
在遮荫的栗树下。”

他们三个人听了，动也不动。但是当他再次看到鲁瑟福那张破了相的脸的时候，发现他热泪盈眶。他第一次留意到，艾朗森和鲁瑟福的鼻子都给打塌了，他心不由得抖了一下，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不久他们三个又被捕了。传言他们在被释放那时候起就在密谋新的造反计划了。在第二次审讯中，他们除了坦白了过去的全部勾当外，还供认了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了，这下场被记录在党史中，以示后人。大约是在五年后，也就是一九七三年，温斯顿在打开由气力输送管传进来放在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时，意外发现一张小报纸片，很显然是无心之举，夹杂其中又忘记拿开的。打开纸片那一刻，他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这是一张从十年前的《泰晤士报》上剪下来的上半版——上面印刷着年份和日期——上面的照片是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代会时代表们的合影，在中间那突显的位置上的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三个人。没错，就是他们三个人，照片下面还印着他们的名字呢。

问题在于，他们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大会上都对他们那天在欧亚国境内的事情供认不讳。他们从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飞到西伯利亚的一个秘密之地，然后和欧亚国指挥部的人员碰头，并向他们透露了我们的重要军事机密。这个日期之所以会深深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是因为这天刚好是夏至，而且像这种纽约大会，也会在无数的文件中保有记录的。那只有一种可能了：他们坦白说的全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就其本身而言，还谈不上什么发现。甚至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从未想象过这些在大清洗中被清除的人，实际上真的犯了他们在供词中所说的那种罪行。但这张报纸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是那些被抹杀了的过去留下的一个碎片，就像地质学家在某个地层发现了一块不该在此出现的化石一样，由此推翻了某种地质理论。如果能通过某种方式将它公布于世，并让人们了解其中的意义，就足以将党置身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他继续工作着。一看到那张照片并明白它的意义所在，他就马上找另外一张纸来盖住它。幸运的是，当他翻开这半版报纸的时候，从电幕那个角度看过来刚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笔记本搁在膝盖上，把椅子往后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离电幕远一些。要保持住面部表情其实并不难，再努力一些连呼吸都可以掌控自如，但是，你是无法控制你的心跳的，这电幕已经灵敏到可以监控你的心跳频率了。他等了大约十分钟，琢磨着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比如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就暴露了自己。然后，他连盖着的纸都没有打开，就把那张照片连同一些废纸一起丢进那个记忆洞里了。用不了一分钟，它们就会化为灰烬。

这都是十年，不，十一年前的事情了。要是发生在今天，他说不定会留下那张照片。奇怪的是，虽然那张照片和那半版的文字早已成为记忆，但他双手拿过这张照片的经历竟然影响至今。他想弄明白的是，是不是因为这份本应化为灰烬的文件曾经存在过，他觉得党对历史的控制是不是就不像想象中那么牢不可破了？

然而，假如在今天，即使这张照片能从灰烬中恢复原形，也可能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证据。因为在他发现那张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经和欧亚国停火了，而那三个人是向东亚国的特务泄露机密来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从那时候开始，打仗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还是三次了，他记不清是几次了。很大可能是，供认的材料一再被修改，一直修改到真正的事实和日期变得一点意义也没有了。过去不仅仅被篡改，而且是一直被篡改着。最让他备受煎熬、噩梦连连的是，他从未真正搞清楚，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思来做这种瞒天过海的事情。伪造过去所能获得的直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最根本的动机却深不可测。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知道怎么做，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走火入魔成为疯子了，这样的想法他已经琢磨过好几次。或许，疯子就是这样的少数派。疯子曾经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而在今天，相信过去不可被篡改的也是疯子。抱着这种信念的人，大概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吧。如果仅有一个，那么他就是疯子了。不过，想到自己是个疯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或许也是错的。

他拿起那本儿童教科书，看了看放在扉页里老大哥的照片。那双颇具催眠力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看，像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天而降把你压住——一种能够穿透你的头颅的东西，在敲击着你的大脑，恐吓你要放弃自己内心的信念，几乎要说服你否定自己的知觉判断。到最后，党要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也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这样宣称的，他们的立场所内含的逻辑就必然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哲学就是，不仅仅否定你在经验上的正确性，连同客观现实本身的存在，也会遭受无声的否定。常识成为了异端邪说，可怕的不是他们因为你拥有其他的想法而想要杀了你，可怕的是他们或许是对的。因为，归根到底，我们是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的呢？怎么知道重力在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不可篡改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但意识又是可被操控的，那怎么办？

不，不能这样！他的勇气似乎自动地迸发出来。奥布兰的脸在他脑海里出现了，他并没有故意要去联想到他。他比以前更有把握了，奥布兰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是在为奥布兰写日记，写给奥布兰：这是一封不会有人读到的长信，但因为有了具体要写给的人，因此有了某种生机。

党告诉你要排除掉你自己的所见所闻，这是他们最主要、最基本的命令。联想到自己所面对的那些庞大的力量和党的知识分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驳倒他，他的心不由得沉了一下。他连那些辩词都理解不了，更不用说去反驳了。但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必须捍卫那些显而易见的、纯粹的真理。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是正确的，必须要捍卫它，客观世界存在着，它的规律是不变的。石头是硬邦邦的，水是湿漉漉的，缺少东西支撑，物体就会向着地心的方向下坠。他觉得自己是在和奥布兰对话，也是在阐释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这一点若成立，其他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八

巷子里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是真咖啡的味道，不是胜利牌的。温斯顿不由得停下脚步，大约有那么两秒钟的时间，他的思绪又飘回到那几乎已经遗忘了的童年记忆里去了。紧接着，那扇门砰的一声被关上，像是突然把香味的来源给切断了，好像它是声音一般。

他沿着人行道一直走了好几公里，脚踝的静脉曲张溃疡处在隐隐作痛。三个星期来他第二次没有去参加邻里活动中心的节目了。这真是太草率了，可以肯定的是，你所在活动中心参加节目的次数是要记录在册的。原则上，党员是没有什么自己的空闲时间可言的，除了上床睡觉外，平时都不能单独行动。如果不是工作、吃饭或者睡觉的话，那么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娱乐活动中。做任何具有独处意味的事情，甚至像一个人自己去散步这种行为，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有个专门的词语，叫“个活”（own life），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古怪。但今天傍晚从真理部走出来的时候，四月那醉人的春风已经撩动了他的心。那湛蓝的天空看起来比今年任何时候都要更有暖意，于是刹那间，他觉得在活动中心度过的那些漫长而嘈杂的夜晚，那些无聊累人的游戏，那些报告演讲，那些需要靠杜松子酒来维持的同志关系，都让人无法忍受。于是，他突发奇想地离开了公共汽车站，漫步在伦敦那迷宫般的大街小巷中。先是朝南走，然后转东，最后向北走，让自己迷失在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街道上，几乎都不考虑自己要往哪儿走。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曾经在日记本上写过，“它就在无产者身上。”这句话反反复复在他脑海里出现，它陈述的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事实，但它的荒谬又是显而易见的。他走到了原来是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那里是一片褐色的贫民窟。他走在那条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旁边是又低又矮的两层式楼房，破烂不堪的大门就朝着人行道敞开着，看起来奇怪得有点像老鼠洞。鹅卵石的路面上到处都是脏兮兮的积水。数不清有多少人在这黑乎乎的门道里进进出出。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街道两边的小巷子里——抹着老土口红、穿得花枝招展的女孩，追女孩的小伙子，身材臃肿走起路来摇摇欲坠的女人，像在给你展示十年后这些女孩会长成什么样，还有那用八字步走路的驼背老人在慢吞吞地走着路，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赤着脚在积水坑里玩耍，一听到母亲的呵斥声又像小鸟一样四处逃散。街道上四分之一的窗户都是打破了的，并用木板钉上了。根本没人会注意到温斯顿，只有几个人好奇地瞄了他几眼。两个身材高大的妇女站在门口说话，腰里系着围裙，两条像砖那么红的手臂交叉抱在胸前。温斯顿走近时候，听到了她们聊天的只言片语：

“‘是呀，’我对她说，‘这样是挺好的，’我说，‘不过，要是你站在我的立场上，你就也会像我一样了。说别人是很容易的，’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

“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刺耳的声音戛然而止。当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两个妇女还怀着敌意冷不丁地看着他。但是，准确点说，那不算是敌意，只是一种警觉，一种片刻的紧张而已，好像一头陌生的动物经过一样。党员穿的这种蓝色制服可不常出现在这种街道上。确实，让别人在这种地方看到自己是有点不太明智了，除非真的有公务非来不可。如果遇上巡逻队的话，还会被拦截下来盘问一番。“同志，我可以看看你的证件吗？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是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你回家经常要走的路吗？”——诸如此类。他们这样问并不是说有什么规定不允许走另外的路回家，而是这些细节如果被思想警察知道的话，你的行踪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整条街陷入一阵骚乱中，警笛声从四面八方响起，人们像兔子一样躲进门道里。有个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的门道里一跃而出，一把抓起在积水坑里玩耍的小孩，用围裙一裹，又跳回那个门洞里，动作敏捷得如神出鬼没。就在这时候，有个穿着黑色套装衣服的男子从一条小巷子里向温斯顿走过来，用手激动地指着天空。

“汽船！”他大声叫道，“小心，先生！就在头顶上，快趴下！”

“汽船”是无产者给火箭起的外号，至于是为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温斯顿脸朝下，迅速趴在地上。无产者每次给你提出这种警告的时候，几乎都是对的。他们似乎有一种直觉，能在火箭弹到来之前的几秒就感应到它的存在，尽管火箭弹速度比声音的要快。温斯顿双臂抱头，这时候传来一阵轰鸣声，那种感觉像是要把人行道都撬起来了，一些比较轻巧的物体像雨滴一样滴答落在他的后背上。他站起来，原来离他最近的那扇窗户的玻璃被震碎了，飞出一些玻璃渣。

他继续往前走。炸弹炸掉了街道前面两百米远的一片房屋，一缕缕黑烟正在慢慢升腾到空中，烟雾下面笼罩着一团团墙灰，人们已经聚集在那了。他前方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墙灰中间有一滩血迹，当他走近一看，原来是块从手腕部炸掉的手。除了手腕处血迹斑斑外，那只手完全变成了白色，像是一块石膏。

温斯顿把它踢到排水沟里，然后躲开人群，钻进右边的小巷子里。走了三四分钟后，他就离开了刚才受炸弹影响的地方。附近的街道依旧人潮汹涌，肮脏而拥挤的生活在继续着，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已经快到晚上八点了，无产者经常去喝酒的地方（他们叫“酒馆”）依旧人头攒动，脏兮兮的弹簧门不断地打开又合上，里面还飘出一股尿骚、锯木屑、酸啤酒的味道。在一个房子门口凸出的角落里，三个人紧紧地站靠在一起，中间那位手里拿着一张对开的报纸，另外两个人站在边上看着。在温斯顿走近看清他们表情之前，他就注意到他们的全神贯注了。显然他们在看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距离他们还有几步远的时候，三个人突然散开了，其中两个还吵了起来，像要动手似的。

“你他妈的能好好听我说话吗？我告诉你，过去十四个月以来，尾数是七的号码从来没中过！”

“中过！”

“没有，从来没中过！”这些中奖号码我家全都有，两年来全都记在一张纸条上了，一次不落，全记着呢，我告诉你，尾号是七的号码没有——”

“中过的，七字是中过的！我现在就差不多可以告诉你那个数字，二月，二月的第二个星期的中奖号码，就是四-○-七！”

“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记着呢，白纸黑字的，一字不差。我告诉你，没有——”

“唉，你们都给我住口吧！”第三个人说。

原来他们是在谈论买彩票的事情。温斯顿走了三十米远后又回头看了看他们，他们还在争得面红耳赤。彩票每个星期都会开一次，数额巨大，是无产者真正关心的话题。对几百万无产者而言，彩票即使不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彩票成为他们快乐的源泉，愚蠢的证明，止痛的灵药，智力的刺激。谈到彩票，即使是只认识几个字的文盲，也能熟练于心，记忆超群。有些人就仅仅靠卖这种彩票中奖秘籍，预测中奖号码和兜售一些吉祥物营生。温斯顿跟彩票的经营没什么关系，那都是由富裕部负责的，但他心底清楚着（其实每个党员都明白），所谓的中奖，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构出来的。只有很小数额的奖金才会发放到中奖者手里，那些中头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在大洋国内，信息之间的传播并不通畅，要安排这些并不难。

然而，“如果有希望的话，它就在无产者身上”，你必须坚信这一点。当你从口中说出这句话，它似乎听起来很有道理；当你行走在人行道上时，看着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们，这就需要一种信仰的力量才能相信了。他刚才钻进来的这条街是个下坡路，他感觉好像曾经来过这边似的，前面不远处是一条主干道，从某个地方传来了嘈杂声。这条街突然改变了走向，然后到了尽头，那是一个台阶，台阶再往下走就是一条凹进去的小巷，有几个人在那摆摊，卖着已经发蔫的蔬菜。此时此刻，温斯顿已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了。这条小巷子也通向那条大街，下一个拐弯的地方再走五分钟，就是他上次买那本空白本子当笔记本的旧杂货铺了。在隔壁不远那家文具店里，他还买过笔管和墨水。

他停在了台阶的最高处。小巷子对面是一家灯光昏暗的小酒馆，窗户的玻璃看上去像结了一层霜，其实只是蒙上一层尘而已。一个上了年纪但身体还很矫健的老人推开旋转门走了进去，他有点驼背，花白的胡须像虾的触须一样翘了起来。温斯顿就站在那里看着，他忽然想起，这个老头一定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了。他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现在已经成为和已经消失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在革命前思想已经定格的人，在党内是不多的。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大部分人已经被扫除出党，几个侥幸留下来的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在幸存者中，能把本世纪初期的真实情况叙述清楚的，那只能是在无产者中找了。突然间，之前从历史教科书中摘抄到日记本里的那些话又浮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他顿时感到心潮涌动，像发疯一样，想去酒馆和那老头儿打打招呼，问他个究竟。温斯顿会问他：“跟我聊聊你小时候的事吧，那时候是怎样过日子的，比起现在，是更好还是更差了？”

他匆匆忙忙走下台阶，穿过那条狭窄的巷子，生怕自己再迟疑就心生恐惧而改变主意了。毫无疑问，他这样做确实是疯了。按照常理，并没有什么命令规定他们不能和无产者交谈，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店，但这种行为想不引起注意却是很难的。如果遇上巡逻队，他当然可以辩解说自己是因为突然的头晕，不过他们一般都不会相信的。他推开门，一股非常难闻的酸啤酒味迎面扑来。他走进去的时候，里面那嘈杂的声音就降了下来。他感觉到了背后每个人都在盯着他那套蓝色制服看，屋子尽头正在玩飞镖游戏的人们也暂停了半分钟。比他先进门的那个老头就站在吧台边上，不知因何事和酒保正吵着架。酒保是个身材蛮结实的小伙子，手臂粗壮，长着鹰钩鼻。有几个人拿着酒杯在看他们争吵。

“我问你问得够礼貌了，是不是？”那老头儿挺起腰板儿说，“你是说你们这个破地方居然找不到一个一品脱的杯子来？”

“妈的，品脱到底什么是个什么玩意呀？“酒保手压柜面，身体靠近老头儿问道。

“你们都听听他说的是啥，连品脱都不知道是什么还敢自称是酒保呢！一品脱嘛，就是半夸脱，四夸脱就是一加仑。看来下次我还得从ABC开始教你呢。”

“这玩意，闻所未闻，”酒保说，“一升，半升——我们这里就这样卖。杯子就在你面前的酒架上。”

“我就是要一品脱，”老头儿还在坚持着，“你就给我倒一品脱的分量就好，我年轻那会还没一升半升这种鬼玩意。”

“你年轻那会我们还在树顶上住着呢。”酒保扫了一眼其他酒客说道。

随之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好像温斯顿进来时带来的那种不自在感也随之消失了。老头儿那满是胡渣的脸此时气得通红，嘴里嘀咕个不停，转过身的时候正好撞到温斯顿，温斯顿轻轻地扶起了一下他。

“我请你喝一杯，怎么样？”温斯顿说。

“你算是一个绅士，”老头儿又挺了一下肩膀说，好像并没留意到温斯顿穿着蓝色制服。“品脱！”他有意挑衅着酒保说，“一品脱汽酒。”

酒保拿着玻璃杯在柜台下面的水桶里冲洗了一下，利索地盛上两份半升的深棕色啤酒来。在无产者的酒吧里，你能喝到的就只有啤酒了。按说无产者是不准喝杜松子酒的，但是很容易就能搞到手。玩飞镖游戏的那边又重新热闹起来了，吧台边上一群人又聊起彩票来，显然已经暂时忘记了温斯顿的存在。桌子下方有张木桌子，他和老头儿就坐在这儿聊天，不必担心被人听到。危险归危险，但好在没有电幕，这是他刚踏进这个酒馆就确定了的。

“想不让我喝品脱，没门，”老头儿在桌子前坐下时还在发牢骚，“半升哪够呀，一点都不过瘾。一升呢又太多了，老让我想去尿尿，更别提还要考虑价钱了。”

“从年轻到现在，你一定经历不少。”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儿那淡蓝色的眼睛，从飞镖靶到吧台，再从吧台到男厕所门口，像是要在这里找出些变化的蛛丝马迹来。

“啤酒是比以前要好喝些了，”他最后说了一句，“还更便宜了！我年轻那会，淡啤酒——我们那时管它叫汽酒——是四便士一品脱。当然，这都是战争前的事了。”

“你说的是哪个战争？”温斯顿问道。

“一直都在打仗呢。”老头儿含含糊糊地应道，然后拿起酒杯，又一次挺了挺肩膀说：“我祝你身体健健康康的。”

他那尖尖的喉结在瘦长的脖子上快速地上下抖动，啤酒一会就喝光了。温斯顿走到吧台，又带回来两半升的啤酒。老头儿好像忘记了自己之前说过死硬不喝一升的了。

“你比我年纪大多了，”温斯顿说，“我还没出生前，想必你已经是到中年了。你一定会记得革命前的日子是怎样的。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从前的事一无所知，只能看书来了解，但书上说的那些事情却未必可靠，所以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说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革命前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老百姓都遭受严重的迫害，贫困日益加重，生活毫无正义可言，情况糟糕得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伦敦这里，大部分的人们从出生到死去，从未吃饱过，他们中间的一般人，甚至得赤着脚走路，无鞋可穿。他们九岁就得辍学，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间房子住上十个人。但是同时又有少部分人，只有几千个——就是那些被称呼为资本家的——他们就有钱有势，要的东西应有尽有，住着高楼大厦，仆人成群，出入有汽车马车代步，喝香槟酒，戴高礼帽——”

老头儿这时候突然眼前一亮。

“啊，高礼帽！”他说，“真奇怪，你也提到这个，昨天我还想起它呢，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在想好多年没见过这玩意了，连影子都没有。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在参加我嫂子的葬礼上。那是在——唉，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差不多是五十年前了吧。当然，那时候可买不起高礼帽，只是租来应付一下葬礼的。你懂的。”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高礼帽本身，”温斯顿耐心地说着，“问题在于，这些资本家——他们以及仗着他们而生活的那些律师和牧师们——是地球上的主人——一切都因他们的利益而存在。而你们——普普通通的人们，工人们——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尽情摆布你们，可以把你们当牛马一样运送到加拿大去，可以随意和你们的女儿睡觉，可以命令人用鞭子抽打你们。碰上他们的时候，你们还得脱下帽子来致敬。每个资本家都有一群走狗跟随，他们——”

老头儿眼睛又亮了起来。

“走狗！”他说，“我很久没听过这个词了。走狗，这总让我想起从前，没错。我记起来了。噢，就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经常在星期天下午的时候去海德公园听那些人的演讲。救世主啦，天主教啦，犹太人啦，印度人啦，总之什么人都有。其中有个家伙，唉，名字我都叫不上来了，不过他挺能侃的，真的算是。他骂起那些人来可一点儿都不客气！‘走狗们！’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统治阶级的奴才！’对了，他还喜欢用‘寄生虫’这个词，还有

‘狼心狗肺’。当然了，他们都是在说工党，你知道的。”

温斯顿觉得他们在各说各的，有点对牛弹琴的感觉。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个，”他说，“您觉得跟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自由？您现在更像一个人一样被对待？在过去，都是那些有钱人，高高在上的人们——”

“贵族院。”老头儿有点怀旧地打了个岔。

“就贵族院，随便你怎么称呼它吧。我想问的是，那些人是不是就因为他们有钱，你是穷光蛋，就可以把你看得低人一等呢？比如说，当你走过他们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就得脱下你的帽子，毕恭毕敬地叫他们一声‘先生’，是不是？”

老头儿似乎陷入沉思中。把第二杯啤酒喝掉四分之一后，才开始回答。

“是的，”他说，“他们喜欢你点点帽子以示尊重。我自己是一点儿都不喜欢这样做，但最后还是乖乖做了，能怎么样？”

“这种事情是不是很普遍存在——我只是引用了我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那些人和他们的走狗是不是经常把你从人行道上往水沟里推呢？”

“有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头说，“现在想起来像是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所以我记得。就是划船比赛——那天晚上一般都会热闹得很——我在夏夫兹伯里大街撞到了一个小伙子。他穿得很绅士，真的是——白色衬衫，高礼帽，黑外套。他在大街上走得扭扭捏捏的，一不留神我就撞上他了。他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呀？’我回答他：‘你以为整条人行道都被你买下了吗？’他说：‘你再啰里吧嗦的看我扭不扭断你的头？’我说：‘你喝醉了，我一会再跟你算账。’我可没乱说，他当时就把手往我胸口一推，几乎要把我推到一部正驶过来的公共汽车底下去了！那时候我还年轻气盛的，真想还手，只是——”

温斯顿陷入一阵无助感中。这个老头儿脑子里装的都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细节而已，即使再问上那么一整天，也会毫无所获。从某种角度来看，党所记载的那些历史，或许是正确的，不仅如此，或许全部都可能是正确的。但他还是有点不甘心，又试探了一下。

“或许我还没表达清楚，”他说，“我想说的是：您已经活了一把年纪了，一半时间是在革命前度过的。比如说在一九二五年，您已经是一位成年人了。在你的记忆里，你能不能说说那时候的生活比现在是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呢？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宁愿回到过去还是选择现在呢？”

老头儿若有所思地看着那飞镖靶。啤酒被他一饮而尽，但速度比之前要慢一些，当他再次开口的时候，脸上似乎有种哲学家那种洞若观火的神情，似乎啤酒让他变得更成熟了似的。

“我知道你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他说，“你指望我说用不了多久，我会变得再年轻一次。很多人在遇到这种问题时，都想着自己能否返老还童。年轻时候，身强力壮，但如果你活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身上呀，没一件东西是对劲的。我的脚有毛病，膀胱更差，每天晚上都得起来上六七次厕所。但是，做个老头还是有好处的，你不用再为那些同样的事情而操心了。不用去讨好女人了，这可省下不少功夫，我都快三十年没碰过女人了，你信不信，我也不想碰。”

温斯顿倚窗而坐，知道再谈下去也是白费功夫。他正打算去多买些啤酒来的时候，老头儿突然站了起来，快步走到酒馆那头臭气熏天的厕所里去。多点的那半升啤酒已经在他身上起作用了。温斯顿默默地坐着，对着那个空空的杯子发了一两分钟的呆后，几乎没留意什么时候自己已经又跑到街上来。他想，不用二十年，像“革命前的生活比现在要好过一些吗？”这种再简单不过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再也没有人可以回答了。其实，现在也是回答不上来的，因为那几个遗老已经无法将这两个新旧世界联系起来做比较了。留在他们记忆里的东西，多半是琐碎无用的：哪天跟同事吵架了，自行车的气筒弄丢了怎么找回来，一个死去很久的妹妹脸上的表情，七十年前一个刮着大风的冬天的早晨那股被风卷起沙尘等等，但都没有事实可讲。他们真像蚂蚁，眼前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别的一概看不到。等到大家的记忆都差不多消失，文字记录也已经被伪造篡改的时候，党说人们的生活水平比革命前提高了，那也只能相信了，因为除了眼前的生活，你根本找不到其他可供参考的标准来比较，这种标准现在没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这时，他的思绪戛然而止，他停下脚步向四周望了一下。他是走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除了两旁的住户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小商店。就在他面前的那一家，挂着三个褪色的金属球

这种金属球曾经是当铺的标记。，看起来以前是镀金的。噢，他好像认识这地方，没错，它正好在那间杂货铺的外面，他曾经在那买过日记本的。

一阵恐惧袭上心头。开始时买这个本子已经够不谨慎的了，而且自己也曾经发过誓不再到这附近来。但当他任由自己的思绪如脱缰的野马自由奔驰的时候，他的脚就已经把他带到这里来了。他要开始写日记，就是想及时阻止自己这种自取灭亡的冲动。这时候已经差不多十一点了，店门还开着。他琢磨着这样站在人行道上反而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就干脆钻进铺子里了。要是遇上巡逻警察的话，就撒谎说是来买剃须刀片的。

店主刚刚点亮了一盏悬挂着的油灯，味道虽然不太好闻，但是灯光还是给人一种友好的感觉。他大概六十岁，身材偏瘦，有点驼背，鼻子长长的，透过厚厚的镜片，能看到他那和蔼可亲的目光。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眉毛还是浓黑的，那副眼镜，还有那温柔的举动，特别是他身上那件老旧的黑天绒夹克，看起来颇有知识分子的气质，说不定他就是一个文人呢，或者一位音乐家？他的声音细细的，口气不像无产者那般粗暴。

“你刚踏进门口我就认出你了。”店主马上对温斯顿说，“你从我这里买过一本女士用的日记本。那本子的纸质可真漂亮，以前这种纸叫‘白条纸’，现在都已经停产了——我敢说，都有五十年没再生产了。”说到这里，他的眼光透过镜框的上方，瞄了一眼温斯顿，“您还想要点什么吗？还是只是随便看看？”

“我只是路过这里而已，”温斯顿搪塞过去，“我只是进来看看，没想过特意要买什么。”

“也好，”店主应道，“估计我这里也没什么合适你的。”他摊开手掌，做了个抱歉的动作说，“你也看到了，我的店铺空空如也，是不是？坦白和你说吧，古董生意呀，差不多要走到尽头了。没什么人会来买，我也没什么库存。那些家具、瓷器、玻璃之类的，全都慢慢坏掉了。当然，金属类的东西大多数是可以回炉熔掉再做成别的东西。这么说来我也很多年没见过那种铜制的烛台了。”

店铺的空间很小，东西塞得满满的，走动起来不是很方便。里面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件是值钱货。最挤的就是地板了，因为墙壁的四周都堆满了尘封已久的画框。窗台上放着一盘盘螺丝钉和螺母、一些陈旧的凿刀、已经走不动没有光泽的旧手表，还有很多没什么用处的废品等等。只有墙角那张桌子上面，有一堆杂七杂八的玩意——烤漆的鼻烟壶、玛瑙胸针等等——说不定还有值得看一看的东西呢。温斯顿慢慢走过去，目光被一个圆滑的小玩意给吸引住了，它在油灯的照耀下散发出柔和的光芒。他捡起来看了看。

这是一块沉甸甸的水晶玻璃，一边是平的，一边有点隆起，差不多像个球状。玻璃的色泽和结构看起来都很精致，给人一种雨水滋润过的柔和感。隆起那部分像一块放大镜，透过它，温斯顿看到里面有一个卷着的东西，像玫瑰，又像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有点被迷住了。

“那是珊瑚，”店主说，“一定是从印度洋来的。他们以前喜欢把这种珊瑚嵌在玻璃里面，制造时间在一百多年前了，不过看样子，可能还要更早。”

“真漂亮。”温斯顿说。

“是呀，真漂亮。”那个老头附和着一起赞赏说，“但今天没几样东西经得起这样的赞美了。”他咳了一下，接着说：“要不就这样吧，你如果想买的话，就给四块钱好了。我记得以前像这种东西，是可以卖到七八块的呢——唉，反正我也不会算，总之是蛮多钱的。今时今日还有谁对古董感兴趣呢？再说了，实际上留下来的也没几件了。”

温斯顿连忙掏出四块钱给他，然后把这宝贝收入囊中。这东西的美，当然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但更令他着迷的是，它有着那种不同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外观。那种柔和的颜色，如雨水浸润过的玻璃，和他所见识过的都不一样。这件东西之所以那么吸引人，正是因为它的毫无用处，尽管他还是可以猜测得到，它在以前是用来当镇纸用的。它在口袋里挺沉的，但至少还不会让他的口袋显得很鼓。无论如何，一个党员收藏一个这样的玩意，不但有点儿奇怪，而且说不定还需要作出某种妥协。任何陈旧的，甚至美的东西，都会引来注意和怀疑。老店主从他手里接过四块钱，喜上眉梢。温斯顿这才意识到，或许只给他两三块，他也会接受的。

“楼上还有一间房，你有兴趣要看看吗？”店主问，“除了有几件家具摆那，也没什么东西了。如果你想看，那我去点灯。”

他又点了一盏油灯，弯着腰在前面蹒跚带路。爬上又陡又烂的楼梯后穿过一段狭窄的小过道，就到了那个房间。房间不对着街边，对着的是铺着鹅卵石的院子和带烟囱的丛林。温斯顿注意到房间摆着家具，像是还有人住着的感觉。地板上铺着一块小地毯，墙上挂着一两幅画，靠近壁炉的地方还有一张又脏又破的扶手椅，炉架上有个十二小时制的老式玻璃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窗户底下放了张大床，差不多占据了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床上还留着床垫。

“我妻子去世前我们一直住在这。”店主略带歉意地说，“我正一件件卖掉这些家具。那张漂亮的红木床，如果你有办法把那些臭虫清理掉的话，它还不错呢，可惜就是有点儿太笨重了。”

说着，他举高了一点油灯，好把整个房间都照亮。在温暖光线的照耀下，整个房间看起来充满诱人的好奇。这时候温斯顿的脑海里掠过一个念头，要是每周花上个几块钱，或许就能把这个房间租下来了，问题是他敢不敢冒这个险。这真是一个荒唐离谱的想法，他刚一想到就放弃了，但那个房间又唤醒了他心中那股怀旧之情，一些久远年代的记忆。他似乎完全能想象得到以前的人坐在这个屋子里是怎么样一种情景：壁炉里的火在熊熊烧着，你随意瘫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双脚搭在壁炉前面的挡板里，铁架里放上一壶水在烧。只有你一个人，拥有绝对的独处空间，绝对的安全感，没有人监视你，没有声音纠缠你，只有水壶喷出的声音和玻璃钟的滴答声，一片静谧。

“关键是没有电幕啊。”温斯顿忍不住低声说道。

“啊，”店主说，“我可没这种东西，太贵了，再说我也用不上这东西。你瞧，角落里还有一张折叠式的桌子，不过你要用的时候换上新的铰链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角落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架，温斯顿已经被它吸引住并走了过去。不过，书架上只有几本很垃圾的书。搜查和焚烧旧书的命令执行得真彻底，连无产者的居住区也不例外，在大洋国内，你几乎没办法再找到一本一九六零年以前出版的书。店主还在高高举着灯，站在一副带蔷薇画框的画前面，画挂在壁炉的一侧，正对着床。

“嘿，要是碰巧你喜欢旧版画的话——”店主试探性地问了问。

温斯顿走过去仔细看了一下那幅画。那是一副钢板雕刻的画，画里有一座椭圆形的建筑，长方形的窗户，有座小塔在前面。建筑周围有扶手栏杆，后面还有一座像是雕像之类的东西。温斯顿盯着它看了一会，感到似曾相识，虽然那座雕像是记不起了。

欣赏墙上的版画

“画框是嵌在墙壁上的，”店主说，“不过，如果你要的话，我当然可以把螺丝钉取下来。”

“我想起这座房子了，”温斯顿终于说，“不过现在都已经坍塌了，它就在正义宫外面那条街的中间是不是？”

“是的，就是在法院外面，很多年前就被炸毁了。以前那里是一座教堂，叫圣克莱门特教堂。”店主略带歉意地笑了笑，像是意识到自己说了些荒谬的故事，他接着说：“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什么？”温斯顿问。

“噢，‘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那是我们小时候念的歌谣，其他的都记不起来了，就只记住了结尾：‘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砍掉。’我们是一边跳舞一边唱的。他们手牵手抬高胳膊让你穿过去，等唱到‘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砍掉’的时候，就把胳膊往下压拦住你。这歌谣只是一些教堂的名字，全伦敦教堂的名字都在里面了，所有主要的教堂都在了。”

温斯顿很想知道这圣克莱门特教堂是哪个世纪建造的。要想确定伦敦那些建筑是哪个时代建造的可不是一件易事。凡是令人惊叹的大建筑，只要样子还算比较新，党是一定要说这是革命后的成果的，而那些看上去很早以前就建造的，都会被归类到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建筑中去。资本主义主导的那几百年，被认为是没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年代。如果想从建筑上来认识历史，是不会比在书本上认识到的要多的。雕像、铭文、纪念碑、街道的名字——凡是可以和过去扯上关系的痕迹，都被有计划地进行系统性的改头换面了。

“我不曾想过那会是个教堂。”温斯顿说。

“还是有很多被留下来的，真的，不过都被另作他用了。好吧，那首歌谣怎么唱来着？噢，我记起来了！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法新

法新，英国旧时候值1/4便士的硬币。。’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我所记得的，也就剩下这么点了。法新式硬币，和我们现在用的一分钱差不多。

“圣马丁教堂在哪儿呢？”温斯顿问道。

“圣马丁教堂？它还保留着呢，在胜利广场，和画廊一起。前面是个三角门廊，有很多柱子和长长的台阶那栋。”

温斯顿对那熟悉得很。它是一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宣传资料，比如火箭弹和水上堡垒的模型、展示敌人如何凶残的蜡像等等。

“以前它叫‘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店主补充说道，“不过我从来没在那附近看见过什么田野。”

温斯顿没买那张钢板雕刻的画，这玩意比刚才买的那个水晶玻璃难带，除非能把它从画框里取下来，否则都没办法带回家去。但是，他还是在那多呆了几分钟，和店主聊上几句，才知道他的名字并不是威克斯，那是人们根据他的杂货铺门口的题字所猜测的，而是叫查林顿。查林顿先生似乎是个鳏夫，今年六十三岁，在这间杂货铺住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来，他一直想着亲手把橱窗上的名字修正过来，但一直没动手。在他们聊天的时候，温斯顿一直对那首不太记得的歌谣念念不忘。“‘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你欠我三法新。’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说来也怪，当你念着这首歌谣时候，似乎真的能听到那钟声——那已经消失了的伦敦钟声，依旧在某个地方被更改着，被遗忘着。从一个鬼影般的教堂尖顶到另一个尖顶，他似乎听到了那洪亮的钟声。但事实上，在他的真实生活里，他从未听过教堂的钟声。

他告别了查林顿先生，一个人走下楼梯，不想让店主看到他出门前还要观望一下街道周围的情况。他已经下定决心在合适的时候再来一次这里（大概一个月以后吧）。这或许比缺席集体活动中心的活动危险不了多少。最愚蠢的是自己跟一个还不知道能不能信赖的店主买完日记本之后还要“故地重游”。他已经这样做了，可是——是的，没错，他还是要回来，回来买一些“美而无用”的东西。他要买下那副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钢板雕刻画，然后把它从画框里取下来，藏在制服的上衣内带回家去。他要继续从查林顿先生那模糊的记忆里把歌谣的剩下部分继续挖出来，甚至还要租下那间房的疯狂念头也一闪而过。大概过了五秒钟，兴奋感让他变得粗心大意了，出门前没在橱窗里先观望一下就走到人行道里了。他甚至即兴唱起了刚才听来的歌词：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法新。’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哼着哼着，他突然觉得自己吓得心惊胆战，魂飞魄散。在前面不到十米远的地方，有个穿着蓝制服的人正朝他走过来。噢，是小说司那个女孩，一头黑发那个。天色越来越暗，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她正瞪着他看了一眼，然后又飞快地走开了，似乎没看见他一样。

温斯顿吓得一下子就软了下来，好一会都动弹不了。慢慢地，他才转身向右走，一点都没留心自己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无论如何，问题总算水落石出了：这个女孩在监视他。她一定是跟踪他来到这里的，这个地方离任何一个党员的住宅区都有好几公里远，她总不可能在同一个晚上也碰巧在这些大街小巷散步吧？如果是这样，那太巧合了。不管她的身份是思想警察还是一名爱管闲事的业余侦探，都不太重要了。她是在监视他，跟踪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说不定她还跟踪他进过那个酒馆呢。

他走得异常吃力，每走一步，口袋里装着的那块玻璃就撞他一下，他几乎都忍不住想拿出来扔掉了。最难受的还是这时候肚子开始隐隐胀痛。有那么几分钟，他觉得自己再找不到厕所，就要死掉了。但这种地方哪可能有什么公共厕所可言。幸好后来胀痛慢慢消退了，只留下一阵麻木感而已。

这条街是个死胡同。温斯顿停了下来，呆呆站了几秒钟，琢磨着该怎么办，然后他掉头原路返回。转过身去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三分钟前和他擦肩而过的那个女孩，如果现在快马加鞭，说不定可以追上她呢。他可以尾随着她，遇到偏僻的地方就用石块把她脑袋砸破，再说了，他口袋里那块水晶玻璃也是够分量派上用场的。但他很快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脑袋想那些费劲的事情，真是不能忍受。他既跑不动，也没勇气拿石块去砸人，再说了，她年轻力壮的，说不定就还手了。他也想着要不要快点到集体活动中心那边去，然后一直在那里待到关门，以此来作为自己下半个夜不在场的证据。可是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此刻被一种倦怠感所包围着，只想能尽快回家静坐下来休息一下。

他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过了二十二点了，电闸会在二十三点半的时候准时关掉。他走近厨房，将一茶杯的杜松子酒一饮而尽，然后坐到那张桌子前，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但没翻开它。电幕里此刻传来一个嗓音粗糙的女声，在唱着爱国歌曲。他就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日记本那印着大理石花纹的封面，想对电幕里传来的声音说不，但怎么也做不到。

他们经常是在夜里来抓你，总是在夜里。正确的做法是在他们来抓你之前，你自行了断，毫无疑问有些人就是这么干的，许多所谓的失踪事件其实都是自杀而已。然而，在对拿到枪支或者任何有效的速成毒药之前，在大洋国自杀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他领会到肉身所感受到的那种痛苦和恐惧是会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力的，但更意识到，每次采取一种特别的行动前，自己身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争气，瞬间就崩溃了。如果动作够快的话，说不定他早已经干掉了那个黑发女孩，但一想到所要面对的危险，他就丧失了行动的力量。他突然想到，一个人在遇到危机的时候，要反抗的并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即使现在喝了杜松子酒的自己，心情也是受到腹部隐隐作痛的影响而没办法做系统性的思考。他意识到，在表面看起来是英勇或者悲剧性的情况下，也总是如此。在战场中，在审讯室，或者在一条往下沉的船中，你总是会忘记你真正需要对抗的是什么，因为你全部的体力和精神都集中在你的身体这个驱壳上了，并成为唯一的问题持续到最后。即使你没被恐吓得瘫软在地，没被痛得倒地大叫，你剩下的生命也不过是每时每刻在和饥寒斗争、和失眠纠缠、和胃痛和牙痛交战而已。

他打开日记本。写下点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电幕上那个女人的声音已经换了一个曲子，她那尖刺一般的声音像玻璃碎片一样插进他的大脑里。他在努力回忆奥布兰的样子，这日记也是为他而写的，或者说就是写给他的。但是，他反而开始想象警察把他抓走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了。如果他们立马就把你干掉那倒没什么关系，被处死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可是死前（没有人提到这些事情，但每个人都是知道的）还要经历一场招供时候必不可少的过程：趴在地上大喊饶命，骨头被活活打断，牙齿被打飞，头发浸满鲜血。既然结果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忍受这些？把你的生命缩短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又有何不可？从来就不存在有人逃得掉监视的，从来就不存在有人敢不坦白的。一旦犯了“思想罪”，总有一天要承受被人间蒸发的命运。既然恐惧是无法改变的既定的命运，为什么还要这样苟延残喘下去呢？

他的思绪终于慢慢成功地回归到奥布兰身上了。“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是的，奥布兰和他说过这种话，他懂这句话的意义，至少他认为自己是懂的。在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虽然永远看不见，但却可以凭借一种先见之明参与其中。电幕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他无法顺着这个思绪继续往前走。他点上一根烟，一不留神，半根烟丝都掉舌头里去了。其实说“烟丝”是不太准确的，应该是“烟沙”，这种东西一沾上舌头就难以吐掉。这时，老大哥的面孔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占据了奥布兰的位置。就像几天前一样，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看着它。那张脸就直直地盯着他，沉重，冷静，警觉，但在那两撇黑色八字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微笑？像一个沉重的预兆，那几句话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第二部

一

这天早上，上班时间大概过了一半，温斯顿离开办公室去了厕所。

长长的走廊亮堂堂的，只有他一个人在那。突然，一个人影从那边的尽头向他走来。黑发女孩！自打那天晚上在杂货铺门口碰见她后，他们已经整整四天都见过面了。当她走近他跟前的时候，他才注意到原来她的右手上系着一条纱带，颜色和制服的一样，所以在远处的时候才看不见。可能是她在操作哪台大型机器时候弄伤了手的，小说的情节就是在这种机器里出产初稿的。在小说司里，这是常见之事。

距离温斯顿差不多四米远的时候，黑发女孩的脚被什么绊了一下，突然摔倒了，痛得哇的大叫一声。她肯定是摔到伤口处了。温斯顿立马停下脚步。那个女孩已经半跪在地上想站起来，脸色惨白，但两片嘴唇却更加红润了。她盯着温斯顿看，哀求的眼神里，恐惧多于痛苦。

温斯顿此时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在他面前的，不正是想置自己于死地的敌人吗？但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痛苦万分，说不定还摔成骨折了。他本能地向前一步想扶起她，看着她那绑着纱带的手臂被压倒在地，他自己的身体似乎也感到了一阵疼痛。

“有摔伤吗？”他问。

“没关系，只是手臂有点疼而已，一会就没事的。”

听着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心脏在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但脸色却已经苍白得厉害。

“你没摔断骨头吧？”

“没有，真的没事，只是会痛一会，真的。”

她伸出自己的左手给他，他拉着她就站了起来。她的脸色开始慢慢恢复，看起来好多了。

“没关系的，”她又说了一遍，“也只是手腕撞了一下。同志，谢谢你呀。”

说完这句话，她就继续朝她原来行走的方向走了，脚步轻盈，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整个过程，也不过半分钟而已。面不改色，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的本能习惯了。再说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好是站在电幕前面，但要不表现出任何的惊讶之情是很困难的，因为在他拉起那个女孩那短短的两三秒之际，她塞了一个什么东西在他手里。她一定是故意这样做的。是某种扁平的东西，当他走近厕所的时候，他顺手把它塞进口袋里，用手指捏了一下，原来是个折成小方块的纸片。

站在便池前，他尝试着用手指摸索着打开它。显而易见这一定是纸条之类的东西，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忍不住想马上拿进一间厕格里看看究竟写了什么，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真是太愚蠢了。同时他也很清楚，比起其他地方，厕格间更是处于电幕连续不断的监控之中的，这一点他是很确定的。

回到办公室坐下来，温斯顿随手就把那张纸片和桌面上其他的文件混在一起，然后戴上眼镜，把口述器拉到面前。就等五分钟，他心里想着，至少五分钟！他的心像揣了只小兔子在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幸好他现在正需要处理的只是一般性的公事，订正一下数字而已，不需要特别专心。

不管纸条上写了什么，它一定是和政治意味相关的。就目前他所能想到的，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也就是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一直所担心的，这个女孩是个思想警察。但他想不明白的是，思想警察怎么会选择这种方式来传递通知之类的，但或许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吧。如果猜对的话，那纸条的内容说不定就是恐吓信、传唤令、要求他自杀的指令，再不然就是一种陷阱，引诱他上当，都是有可能的。但还有一种更离谱一点的可能，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想把它摁下去却徒劳无功。这种可能就是，这张纸条根本不是来自思想警察的，而是某个地下组织。说不定还真的存在兄弟会呢！也许那个女孩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当然，这种想法荒谬至极，但在他一接触到这张纸条的时候，脑子里就立马蹦出这么一个想法来。几分钟之后他才联想到另外一种更接近事实的可能性。即使此时此刻，他的理智告诉他这张纸条有可能会给他带来杀生之祸——然而他还是不相信，他那不切实际的希望在继续酝酿着，心跳加速跳动。他对口述器低声说话的时候，尽量控制自己的声音，不显露出颤抖的痕迹。

他卷起处理好的文件，投进气力输送管。从厕所回来都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分钟。他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轻轻叹了口气，又开始拉了一堆文件过来。那个女孩塞给他的那张纸片就在这堆文件上面。他摊平了它，上面露出三个不太工整的大字：

我爱你

他瞬间惊呆了，好几秒都没回过神来，还差点忘记把这张足以定罪的纸条扔到记忆洞去。等他清醒过来真的要往里面扔的时候，虽然很清楚如果表现出很大兴致也是会招致危险的，但还是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只想再次确认自己究竟有没看错。

这天上午剩下的时间，要再专心做点什么是很难的。想在电幕前隐藏自己那兴奋的心情，比专心做那些不得不做的无聊之事还要难。他觉得腹中有熊火在燃烧，到闷热拥挤又嘈杂的饭堂里吃午饭更是受不了。他真想在午餐的时候可以独自待一会，没想到帕森斯那个蠢货，又一骨碌坐在他的旁边来，他身上那浓烈的汗臭味几乎要盖过了炖菜的味道，而且还在喋喋不休说着仇恨周的筹备工作。他特别热衷制作老大哥的头像这件事，头像的直径是两米宽，是他女儿所在的侦察队专门为仇恨周而策划的。最烦人的是在那种吵得要死的环境里，他根本听不清帕森斯在说什么，所以偶尔还得叫他重复那些无聊至极的话。在这时间段里，他只是看见那个黑发女孩一次，她坐在食堂很远那个角落的一张桌子前面，和她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她好像没留意到他，他也没再往那边看过去。

下午的时间就没那么难熬了。吃完午餐回来，气筒就传来一件很费脑子的文件要处理。即使把其他事情都搁到一边，集中精神只办这一件，也得花上好几个小时。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使得一位如今失势的党内要员名誉扫地，需要伪造一系列两年前的生产报道。这正是温斯顿所擅长做的，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一直埋头苦干，居然完全没想起过那个黑发女孩来。但工作完成后，她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了。他真希望可以独自待一会，好好想一想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以后该怎么办。今天晚上他还得到集体活动中心去，在饭堂狼吞虎咽吃了一顿无味的饭后，他就赶到那边去了。他参加了看起来无比庄严，实际上无比愚蠢的小组讨论，打了两局乒乓球，喝了几杯酒，听了半个小时题目为“英社与象棋的关系”的演讲。他感觉自己的灵魂都无聊得快要窒息了，但今天晚上是他人生第一次没想过要逃离活动中心。自从看到“我爱你”这三个字后，他心底涌起了强烈的求生意志，即使只是去冒个小小的风险，他也认为太不值得了。一直到晚上二十三点，他回家上床休息后，他才真正有连续沉思的机会。在一片漆黑中，只要你默不出声，电幕也无法看到你，你就是安全的。

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如何才能和那个黑发女孩联系上并安排一次约会呢？现在他可不再怀疑那个女孩是引诱他上当的了，因为在她塞字条的时候，那种激动的表情是没办法伪装出来的。很明显当时她已经吓坏了，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他根本没想过要拒绝她的主动。虽然五天前他还想过要拿一块鹅卵石去砸她的脑袋，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了。他现在脑子里想的是她那赤裸裸、充满生机的胴体，正如自己在梦中所见到的一样。曾经他把她看成是和别人一样的笨蛋，满脑子全是谎言和仇恨，还铁石心肠。现在，一想到有可能失去她，失去那洁白的少女胴体，他就心急如焚。最担心的还是如果不赶紧跟她联系上，她会不会就改变主意了，但是怎么才能联系上呢，他又毫无头绪。就像在下象棋时候，都已经被人将死了还想往前走一步。你在哪里，哪里就有电幕的监控。其实，在看见那三个字后的五分钟内，他已经绞尽脑汁想尽了能与她联系上的方法。但也只有到了现在，他才有时间和心情对这些方法进行逐一的检视，就像审视一堆摆在桌子上的工具一样，看看究竟哪一件合适。

显然，早上那种“邂逅”是不能再重复的了。如果她是在档案司上班的话，那还比较好办，但对于小说司，他真是印象模糊，不知道它在这栋大楼的哪个位置，而且也找不到什么借口到那边去。如果他能知道她住在哪里，什么时候下班，那就有办法在她下班回家的路上“偶遇”一次她了。但不能在真理部的门口等她回家，这样太不安全了，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至于通过邮局的方式寄上一封信，那更不靠谱了，因为全部的信件都是需要经过检查的，根本毫无秘密可言。事实上现在都没什么人会写信了，有什么信息要传达的话，就去邮局买一张明信片，上面会印着很多日常用语，你自己把合适表达自己信息的话语打勾就可以了。其实要给她写信也是做不到的，他压根儿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更不用说地址了。最后，他还是觉得在饭堂跟她联系上是最安全的。如果碰见她是一个人吃饭，最好那张桌子是在食堂的中央，这样可以离电幕远一点，周围的人在叽叽喳喳说着话。只要这些条件都能持续上半分钟，那么他就有把握和她说上几句话。

此事发生后的一个星期，他简直如坐针毡，噩梦不断。第二天，他都快要走了，她才刚刚到饭堂，而且这时候哨声已经响了，看来她应该是被调到另外一个晚一点的班次了。擦肩而过的时候，彼此也没看对方一眼就走开了。第三天，她倒是在通常的饭点到饭堂的，不过是和另外三个女孩在一起，还坐在了电幕的下方。接下来的三天她都没有出现过，真让他生不如死，整个人的身心都被一种难以忍受的敏感所折磨着，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掩饰不来。这让他的每个动作、每个声音、和人的每一次接触，以及他说出或者听到的每句话都成为难以忍受的折磨。即使是在梦中，他也无法忘记她的样子。那几天，他碰都没碰过他的日记本，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他稍感安慰的话，那就只剩下工作了，有时候他可以忘记自我连续一口气工作上十分钟。她究竟怎么了，他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更不能向谁打听她的下落。或许她也人间蒸发了，也可能自杀了，或者调离到大洋国的另一边去了，而在全部的可能性中，最糟糕、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或许她仅仅是改变了她的主意，决定躲开他了。

第二天，她又出现了。她手臂上的纱带已经拿掉了，只是手腕上还贴了块膏药。重新见到她，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以至于忍不住直愣愣地看了好几秒钟。接着那一天，他几乎要跟她说上话了。当他走近饭堂的时候，她正坐在离墙很远的一张桌子前，而且只是她一个人。时间还很早，没什么人。排队领午餐的队伍在慢慢移动，但在温斯顿快到柜台的时候就停住了，前面有人还抱怨说还没拿到糖精片，所以耽搁了两分钟。等他拿到自己饭菜的时候，那个女孩还是一个人独自坐着。于是温斯顿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向她，眼睛也假装在她那张桌子以外的地方找位置。他与她仅仅剩下三米的距离了，只需要两秒钟就到了。正在这时，一个声音从温斯顿的背后传来：“史密斯——”声音越叫越响亮了。完全没辙，只好往后转过身去。原来是那个叫威舍尔的小伙子，正笑着邀请他坐到旁边的位置去。一头金黄色的头发的他，脸型看起来有点傻傻的，跟温斯顿并不太熟。这时候拒绝他的邀请可不太安全。既然都已经被认出来了，他怎么能还在这个时候置他于不顾之地，去和旁边一个孤零零的女孩一起坐呢？那太惹人注目了，所以只好对着威舍尔报以微笑，然后坐到他那边去，他也对着温斯顿傻笑了一下。温斯顿想象自己这时候拿着一把丁字斧在凿他的脸。女孩那张桌子几分钟后就坐满了人。

但是，她应该是看见他有向她走过去的，或许能了解到他的暗示呢。第二天，他提前了一点到饭堂了，她果然已经在那了，一个人在昨天那张桌子的附近坐着。排队的时候，他前面站着一个像甲虫一样的男人，身手敏捷，两颗怀疑的小眼睛在那扁平的脸上骨碌骨碌转动着。在温斯顿盛满食物转身准备要走的时候，看到这个甲虫人一直朝那个女孩的方向走去，顿时觉得这一次希望又要落空了。再远一点的地方也有个空位置，但看他走路那模样，他肯定会为了自己的舒服选择一个最空旷的桌子来坐下。温斯顿紧跟其后，心里一阵冰凉。没用的，除非他能想到法子和女孩单独在一起。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此时，前面突然轰的一声响，只见甲虫男人已经四脚朝天躺在地上了，他手上的餐盘像飞碟一样飞了出去，汤汁和咖啡在地板上汇聚成两道小溪状。甲虫人爬起来后狠狠瞪了温斯顿一眼，他一定觉得是后面的人搞了鬼，还好只是瞪个眼而已。五秒钟后，温斯顿终于在女孩的桌子上坐下来了，心还一直怦怦直跳。

他没有正面看她，只是默默把餐盘饭菜端上桌台来，开始吃饭。在有人来之前，和她说上话是很重要的，但此时的他已经被恐惧占据于心。自从那次见面后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说不定她已经改变主意了。她一定会改变主意的！这种事情才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期待有什么结果。这个时候，要是没发现那个耳朵上长了很多汗毛的诗人——安普福斯，正端着餐盘在有气无力地找位置，他可能就临阵退缩了。安普福斯对温斯顿还挺有好感的，如果他这时候发现温斯顿在的话，一定会坐到他这张桌子来的。如果要行动的话，大概也只剩一分钟时间了，但温斯顿和那个女孩都只是低着头，默默地吃着豆芽汤。一会儿，温斯顿开始低声说话了，两个人还是没有抬起头来，只是拿着勺子把那些像水一样的东西送进嘴巴里，在一勺勺吃着的空隙里，他们面无表情，压着声音说了几句必要的话：
“你什么时候下班？”温斯顿问。
“十八点半。”
“我们可以在哪碰面？”
“胜利广场，纪念碑旁。”
“那里全是电幕。”
“只要人多就没事。”
“打暗号么？”
“不用。除非你看见我周围有很多人，否则别走过来，也别盯着我看，在我周围转着就好。”
“几点？”
“十九点。”
“好的。”

安普福斯没看到温斯顿，他坐到了另外一张桌子上了。他们两个也没再说话，只要两个人是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不会相互看着对方。那个女孩匆匆吃完就走了，温斯顿还在那，并点上了一根烟。

还没到约定的时间，温斯顿就到了胜利广场。他在放着老大哥铜像的柱子附近转悠着。铜像中的老大哥，目光凝望着南边的天空，正是这个方向，他曾在一号空降场大战中击落过欧亚国的飞机（几年前还是东亚国的）。铜像对面是一个骑着马的雕像，那个人应该是奥利弗·克伦威尔

奥利弗·克伦威尔（155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内战时候率领国会军战胜王党军队，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1653-1658）。。已经是十九点十五分了，女孩还没出现。温斯顿再次被恐惧占据于心，他心里想，她不会再来了，她一定是改变主意了！他慢慢地走向广场的北边，有些开心，他居然意外发现了圣马丁教堂。曾经那里的大钟鸣叫着：“你欠我三法新。”就在这时，他发现那个女孩站在纪念碑下面，在念着（或者假装念着）纪念碑下盘旋而上的宣传画。现在人还不是很多，就这样接近她不太安全，教堂廊顶的三角楣处全是电幕。但这时左边的某个地方传来一阵喝彩声和大型汽车的轰鸣声，那个女孩也迅速绕过纪念碑下的狮子铜像，加入到人群中去。温斯顿紧跟其后。跑起来的时候，才从人们的喊叫声中知道原来有辆车队正押着欧亚国俘虏经过。

人群一下子都涌到广场的南边了。一般这种情况，温斯顿都只是在混乱的人群的外围中走动而已，此时此刻他却拼命推着人群，一点点往中间挤过去，不一会他离那个女孩只有一个手臂的距离了，但又被一对看起来像无产者的夫妇挡死了去路，两个人都牛高马大的，像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血肉之墙。温斯顿只好侧着身体，一点点向前挪，想把肩膀挪到那两个人的中间去。有那么一会，他被夹在两个肌肉结实的臀部之间，感觉内脏都快要被挤爆了。还好过一阵子就挤出来了，还出了一身汗。黑发女孩就站在他的身边，站个人肩并肩站着，两眼直直盯着前面。

前面经过一排长卡车，卡车的四个角都站着一个面无表情，手执冲锋枪的士兵。卡车内就是一些矮个子的黄种俘虏，他们穿着破旧不堪的绿色军装拥挤在一起。他们那忧郁的面孔朝卡车外看，一点好奇的样子都没有。卡车偶尔颠簸一下，这时候就会发出金属撞击的叮当声，那是因为俘虏们都戴着脚镣的缘故。一卡车一卡车的忧郁面孔从温斯顿的面前经过，他知道他们在车上，但只是间歇性看他们一眼。女孩的肩膀到肘部位置的手臂都一直贴着温斯顿的，她的脸颊贴着他，几乎让他感受到她的热气。像上次在饭堂一样，女孩又开始见机行事起来。她只是用不露声色的音调，嘴唇像是没动似的呢喃着。卡车声和人声轻而易举就掩盖过她的声音了。

押送的俘虏们

“你能听见我说的话吗？”

“能。”

“星期天下午方便走开吗？”

“可以。”

“那你仔细听好，好好记着，周日下午去帕丁顿车站。”

接着她以军事般的精确，描绘了他要走的路线和方向，这着实吓了温斯顿一跳：先是坐半个小时的火车，到站后向左拐；沿路走两公里，然后穿过一条没有横梁的大门，进去后走过一条有田野的小径和杂草丛生的巷子；最后再走过一条有灌木丛的小道到达一个一棵已经长满苔藓的枯树前——她脑袋里就像安装了一张地图似的。“你都记住了吗？”最后她问了一句。

“记得。”

“你就先左转，然后右转，再左转。那道门上面是缺一道横梁的。”

“记住了。什么时候呢？”

“十五点吧。可能你需要等我一会，我自己是走另外一条路线的。你确定自己都记住了吗？”

“是的。”

“那你赶快走吧。”

她毫无必要这样告诉他，但是当时的他们无法从人群中抽身离开。卡车还在一辆一辆地驶过，人们还张着嘴巴百看不厌的样子。一开始还有几句唏嘘声，是混迹在人群中的党员发出的，但很快就停止了。其实现在大家都只是好奇而已。外国人，不管是来自欧亚国还是东亚国，都只不过是一种新奇的动物而已。他们除了以俘虏的面孔在大洋国出现外，几乎一个都没有见过，现在即使是俘虏，但人们也只是短暂性地看上一眼而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场究竟如何，除了几个是作为战争犯绞死外，其他的战俘只是会消失，或许是进了劳改场之类的。蒙古面孔的战俘陆续离开后，接着出现了一些像欧洲人的面孔，脏兮兮的，满脸的胡子，看起来疲惫不堪。那些藏在满脸胡渣上方的眼睛，偶尔带着好奇扫了温斯顿一眼，但很快又转向别处去。卡车的队伍很快就过完了，在最后一辆车上，温斯顿看见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直挺挺地站着，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像习惯了双手被绑在一起似的。几乎都到了温斯顿和女孩分开的时候了，在最后的时刻，人群还紧紧包围着他们，女孩的手摸了一下他的，还握住了一会。

他们的手握在一起的时间，连十秒钟都不到，但这种感觉却像紧紧握在一起很久很久，让他有时间去了解她手的每一个细节。他摸着她那细长的手指，整齐的指甲，因做粗重活而长满了老茧的掌心，皮肤细嫩顺滑的手腕。就是这么一摸，他却感觉像亲眼所见一样。这时，他很想看一看女孩眼睛究竟是什么颜色来着，很可能是褐色吧，但一般黑发女孩的眼睛都是蓝色的多。这时候如果回过头去看她的话，就有点愚蠢了。他们仍旧十指紧扣，人潮汹涌，所以并没被发现，他们的眼睛平静地看着前方。这时候，不是那个女孩，而是那个老俘虏的眼睛，正透过凌乱的头发悲伤地看着温斯顿。

二

温斯顿正沿着小径走着，阳光透过树荫，地上一片光影斑驳。那些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他一脚踏进去便是一个个金黄色的池塘。他左手的树林下，蓝铃花正怒放着迷人的芬芳。微风像是在亲吻着他的肌肤。今天是五月二日，附近的森林深处，传来了一阵阵斑鸠的叫声。

他早到了一点点，一路没遇上什么困难。那个女孩显然经验丰富得很，否则他会比通常情况下要担心一些。找这么一个地方约会，她应该是值得信任的。不过一般说来，乡下就比伦敦安全，但也说不准。当然，乡下是没有电幕的，但危险无处不在，说不好哪儿就隐藏着麦克风，能将你的声音辨认出来。再说了，一个人出远门也难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在一百公里以内活动，虽然不需要申请通行证之类的，但有时候火车站也会有巡逻队，遇上党员就会上前询问。但一路上他没遇上巡逻队，从车站步行到这里，他也是经常回头盯着，以确定没有人跟踪。火车上全是无产者，因为天气晴朗的缘故，还显现出一片假期的欢乐气氛来。他坐的那节木质椅子车厢，就给一家子坐满了，上至老到掉牙的曾祖母，小到还裹着尿布的婴儿，听说这都是为了到乡下亲戚家聚会去的，还可以趁机到那边的小黑市里买点黄油。

小径路面变得宽阔起来，不一会他就走上那条女孩跟他说过的小道来，是一条夹在灌木丛中赶牛时候通过的小道。他没带手表，但应该还没到十五点。脚下的蓝铃花开得太茂盛了，路过的时候难免会踩碰到。于是他蹲下来，想采一些。一半是为了打发时间，一半是因为忽而有了个念头，想一会儿见面时候给女孩送上一束花！他摘上一大束，正闻着那模糊难辨的气味时，听到背后有人踩着树枝走过来的声音，吓得他浑身发抖。他继续采花，这是最好的办法了。说不定是那个女孩呢，但也许他真的被跟踪上了，这个时候往周围看反而显得心虚了。他就一直采着花，一朵又一朵，有只手轻轻放在他肩上。

手拿蓝铃花，第一次约会

他抬起头，原来是那个女孩。她摇了摇头，显然是想告诉他先别出声，然后她拨开灌木丛，带着他穿过那条窄窄的小道往树林深处走去。很明显她以前是来过这里的，因为能习惯性地避开地上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温斯顿跟着她，手里还抓着那束花。看到女孩，他第一感觉就是松了一大口气，可是现在这个结实又苗条的身体在前面晃动，系在腰里的红丝带刚好把臀部的曲线衬托出来，他心头涌上一阵沉重的自卑感。即使是在这一刻，如果她转过身来瞧上他一眼然后再离开的话，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微甜的空气和绿意盎然的树叶让他感到害怕。这种感觉自从离开火车站就产生了。五月的阳光让他觉得自己是肮脏的，苍白的。他是个宅男，连皮肤的毛孔里都藏匿了伦敦煤烟的气息。他想着，可能到现在，她都还没在太阳底下看过他的模样呢。他们到了她之前说的那个倒地的枯树旁，女孩跳过去，拨开上面的荆棘。开始看时，这个地方是没有出口的。温斯顿跟着她，才发现他们已经来到一个天然形成的空地上，边上的土墩里长满了青草，四边是高高的树苗，把这里完全封闭起来了。这时候女孩停住，转过身来。

“我们到啦。”她说。

他距离她只有几步而已，可是他还是不敢向前。

“刚才我在那条小道上不敢和你说话，就是担心那里藏着麦克风。”她接着说，“我猜应该没有的，但谁敢保证呢，要是被那些猪猡辨认出我们的声音来，那就完了，在这里就没事。”

他还是不够勇气去接近她。“我们在这里就没事？”他像傻瓜一样重复地问了一句。

“是的，你看那些树枝。”那是一些小小的白蜡树，曾经被砍掉了，后来又慢慢长成了一片小树林，它们都比我的手腕还要细呢，没有一棵可以藏得住麦克风，我以前也来过这边。”

他们只是在找话说。现在他试着靠近她一点点了，她就直直地站在他的跟前，面带微笑，像是在微微地嘲笑着他为什么这般拖后腿。蓝铃花散落一地，像自己掉下来似的。他牵起她的手。

“你会相信吗？”他说，“直到这一刻前，我还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呢。”是棕色的，他注意到了，一种浅棕色，眼睫毛黑黑的。“现在你看见我的样子了，你觉得还受得住么？”

“怎么说这种话呢？”

“我今年三十九岁，有个死缠烂打的老婆，脚踝上有静脉曲张溃疡，还有五颗假牙。”

“那又怎么样，我不在乎这些。”女孩说。

下一分钟，她已在他怀里，说不清是谁的主动。开始，除了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毫无感觉。如今，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就贴在他胸前，一头浓密的黑发噌着他的脸，棒极了！她转过脸，他开始亲吻那两片微微张开的红嘴唇。她的双手紧紧搂住温斯顿的脖子，在耳边叫他亲爱的，心肝宝贝，还有爱人。他拉起她，让她躺到地面上，她一点儿都不反抗，他可以对她为所欲为。但此时的他一点生理上的冲动都没有，仅仅是肌肤上的触觉而已。他只是感到骄傲，还有难以置信。虽然没有生理上冲动的渴望，但这一切居然都发生了，他感到高兴。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她的年轻和美丽惊艳了他，但他说不出那种害怕。或许是这么久以来，他都习惯没有女人的生活了。女孩站了起来，从头上扯下一根风铃草。她靠在温斯顿的身旁，搂住他的腰。

“没关系，亲爱的，着急什么，一整个下午都是我们的。这里是不是特别棒，可以把我们藏起来，我是在一次集体远足时在这迷了路。要是有人过来，一百米之外都能听见。”

“你叫什么名字？”温斯顿问。

“茱莉亚，我知道你的名字，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怎么会知道？”

“大概是我比你强一点，在刨根问底方面。好啦，那你告诉我，在我塞纸条给你之前，你对我有什么印象？”

他觉得没有任何欺骗她的理由。一开始就告诉她最糟糕的，这甚至是一种表达爱情的方式。

“我讨厌看见你，”他说，“我想过对你先奸后杀。就在两周前，我还想过要用石块来砸破你的脑袋。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那我不妨告诉你，我曾经怀疑你和思想警察有某种关系。”

茱莉亚听完，哈哈大笑起来，显然她是把这个当作自己高明伪装的一种赞美之词。

“别总是思想警察，你该不会真的那么想吧？”

“怎么说呢，也许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从你的外表看——只是因为你年轻、活力四射、身体健康，你明白的——所以我忍不住想你或许就是——”

“你以为我是个模范党员呀。就是言行举止都很纯洁，举着旗子参加游行、喊口号，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比赛，还有集体远足这些破事。你还琢磨着要是有一点儿机会，我就会把你当思想犯检举，然后把你干掉，是不是这样？”

“是，就是这些。很多年轻的女孩都是这样，你知道的。”

“就是这破玩意惹的祸。”她一边说着一边把系在腰间那条红色饰带扯下来挂到一根树枝上。解腰带时好像碰到什么似的，她伸进制服的口袋里，掏出一片巧克力来，把它掰成两半，给了温斯顿一半。他在接过来之前，就从气味上知道这是一块不常见的巧克力。黑中带有光泽，包在一张锡纸内。平时见到的那些巧克力都是浅褐色的玩意，味道像有人描述的那样，像是燃烧垃圾中那种烟火的气味。以前他也尝过类似这种味道的巧克力，它那芬芳的味道勾引起他的回忆。什么时候尝过，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那种深刻的印象和让人不安的思绪还在。

“你从哪儿弄到这些玩意？”他问道。

“在黑市里。”一脸的不在乎，“其实表面看来，我就是你所说的那种女孩，擅长各种比赛，还在侦察队当过队长。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是在青少年反性同盟里做志愿者，会连续好几个小时在伦敦的满大街张贴那些扯淡的宣传画。在游行的时候，我总是会举着横幅的一端，看上去精神抖擞，也从不推辞任何事情。我总是和大众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说的，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

第一片巧克力已经在温斯顿的舌尖融化了。味道很棒，但刚才所勾起的回忆还在他的意识边缘游荡着，印象鲜明但无法捕捉它的模样，就像从眼角的方向看到的东西一样。他推开这种感觉，只知道这是某种行为所留下的记忆，但想解开这个谜团却是做不到的。

“你还很年轻，”他说，“比我年轻十到十五岁呢，跟我说说，像我这样一个男人，还有什么可以吸引你的？”

“是你的面孔，有些东西我想冒冒险。我很善于发现那些格格不入的面孔。在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是要和他们作对的。”

他们，她所指代的似乎是党，首先是指内党。谈论起这些，她的神情里流露出一种公开性的嘲讽和恨意，即使他知道没有地方比这里更安全的了，但还是感到很不安。最令他惊讶不已的是，她说话的时候，总是满口脏话。按道理党员是不能说脏话的，在任何情况下，温斯顿自己也很少大声说。但是，茱莉亚不一样，每次提到党，特别是内党，她用上的那些脏话，只能在那些小巷子的墙壁里才能看见。温斯顿并不是不喜欢这样，他知道这也只是她对党和党所代表的一切的反抗姿态而已。不但不讨厌，反而觉得挺正常的，很健康的一种方式，就像一匹马在嗅到一股难闻的稻草味会打个喷嚏一样。他们已经离开那片空地，在光影稀疏的树荫下散步，在遇上可以容纳两个人并肩走的路上时，他们就彼此搂着腰走。他注意到去掉那条饰带后，她的腰间有多么的柔软。他们就一直压着嗓门窃窃私语，茱莉亚说在空地以外的地方最好就是默默走路。不久，他们来到小树林的边缘，她让他停下来别再往前走了。

“别往那片空地上走，可能有人在监视着，我们躲在树后面就没事的。”

他们站在榛树丛下。阳光透过树梢散落下来照到脸上，还是一阵火辣辣的。温斯顿望着远处的田野，心里慢慢泛起一阵讶异。他认得这个地方，一切都似曾相识。这是一个破旧的草场，但那些草差不多都被啃光了，有条人行道穿插其中，到处都是鼹鼠洞。对面是一个很久没修剪的篱笆，里面浓密的榆树叶子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飘扬，像女人的头发。尽管看不见，但附近某个地方，一定会有条小溪，成群的鲮鱼在绿色的池塘悠然游荡着。

“附近难道不是有条小溪吗？”他低声问道。

“没错，那边是有一条，在另外一片田野边上。里面还有很多条鱼呢，你可以看见那些鱼儿在柳树荫下摆着尾巴游来游去。”

“那就是黄金乡了，几乎是了。”他低声说道。

“黄金乡？”

“没什么，我说的是在梦中看见的风景。”

“快看！”茱莉亚轻声对他说。

一只画眉鸟停在离他们头顶不到五米远的树枝上，和他们的脸差不多在一个水平线。鸟儿应该没看见他们，它站在阳光下，而他们在树荫里。画眉鸟拍了拍翅膀，还猛然点了下头，像在对太阳行礼一般，然后还唱起歌儿来。在这无比静谧的下午里，它歌声的音量可真吓人。温斯顿和茱莉亚紧紧抱在一起，陶醉其中。这鸟鸣声真是马不停蹄呀，一首完了还有一首，各种声调都有，从不重复，像是在展示它那完美的歌唱技巧一样。有时候会停下歇几秒钟，拍打一下翅膀后，又继续高歌。温斯顿就这样看着它，冥冥中感受到一种敬畏之情。它究竟是在为谁而歌唱？为什么要歌唱？没有伴侣，没有对手可言，为什么要飞到这种偏僻的树林里，独自高歌？他实在想知道这附近是不是真的藏有麦克风，他和茱莉亚因为说话声音比较低而没被辨认到，但画眉鸟的歌声被辨认到。或许就在设备的另一端，有个像甲虫的矮个子男人正在专心监视着——监听着这种歌声。渐渐地，这种纯天然的音乐抹去了他心底的顾虑，他像整个人的身心都沉浸在这种洒满阳光味道的温暖液体中。他再也不思考了，只是静静地感受。茱莉亚的腰肢就在他的臂弯里，柔软而温暖。他把她翻过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胸贴着胸，她的整个身体像是融化在他面前了。温斯顿的手摸到哪里，哪里就变得和水一样柔软。他们在一起吻了好久，跟开始时候那种生硬笨拙的亲吻很不同。停下来的时候，他们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鸟儿像被吓了一跳，拍拍翅膀就飞走了。

温斯顿把嘴唇贴近她的耳边，悄悄问：“现在，好不好？”

“不能在这里。”她悄然回了一句，“我们回去那个老地方，这样安全些。”

很快地，他们又穿过树林回到那片空地上，路上只是偶尔踩到几根小树枝，发出点声音而已。一到那空地上，她就转过身面对着他。两个人开始呼吸加速，但她的嘴角又露出了微笑。她站着，就这样看了他一会，然后伸手去拉衣服的链子。真是美妙，这一切几乎要跟温斯顿梦见的一模一样了，几乎跟他所想象的那样，她迅速地扯下衣服，往边上一扔，姿势优雅且潇洒，像在一瞬间摧毁了整个英社文化。她赤裸着的身体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但温斯顿没盯着她的身体看，反而看着她那长有雀斑的脸，还有脸上那淡淡的、无所顾忌的微笑。他跪着，捧着她的双手。

“你以前这样做过么？”

“当然，几百次呢——最少也有几十次吧。”

“跟党员一起？”

“是的，经常和党员来。”

“内党党员？”

“才不跟那些猪猡一起做，从来就没有。不过他们那些人，只要有半点机会，就会对我垂涎三尺，求之不得，可不像表面伪装的那般道岸貌然。”

他的心瞬间激动得怦怦直跳。她已经做过几十次了，真希望这个数字是几百次，甚至几千次。任何与堕落有关的事情，都能让他激情澎湃。谁知道呢，或许党早已烂透了，表面宣传的那些艰苦奋斗和克己奉公的精神，都只不过是用来掩饰罪恶的。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把麻风或者梅毒传染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他真是乐此不疲呀。一切能使他们堕落、腐朽、崩溃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他拉下茱莉亚，两个人面对面跪坐着在一起。

“听着，你跟越多的人做，我就越爱你，明白我说的吗？”

“明白，完全理解你说的。”

“我憎恨纯洁，憎恨善良，我不想看到任何地方还存在着任何德行，我希望每个人都堕落到骨髓里。”

“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应该是适合你的，亲爱的，我已经堕落到骨髓了。”

“你喜欢这样做吗？我不是说只是和我做，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

“再喜欢不过了。”

这都是他愿意听到的，不仅仅爱着某个人，而且携带着那种动物般的本能，这种人皆有之的简单欲望，就足以将党摧毁于无形之中。他把她摁倒在地，在那些散落的蓝铃花中间。这次毫无问题。不久，他们两个人急速的呼吸慢慢趋于正常，带着某种愉悦的无助感，他们分开而卧。太阳似乎越来越猛烈了，两个人累得睡意朦胧。他伸出手拿过那件扔在地上的制服，盖在她身上。然后他们几乎一下子就进入梦乡了，睡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温斯顿先睡醒的，他坐起来，仔细端详着这张带有雀斑的脸庞。她还在梦中，头枕在手臂上。除了双唇，她算不上漂亮。仔细看的话，还能在眼角找到一两道鱼尾纹来。她的头发不长，但十分浓密，还很柔软。这时候他才想起自己还不知道她究竟姓什么，住在哪里。

面前这个还沉浸在熟睡中年轻有活力的胴体，它唤醒了温斯顿心底那股怜悯之情，他想要好好保护她。但此刻这种感觉，和刚才在树下因为画眉鸟唱歌而产生的又不太一样。他拉开盖在她身上的制服，仔细欣赏起她那光滑洁白的身体来。他心里想，在以前，男人看见女人的身体，会产生一种肉体的欲望，就这么简单。但现在，已经不存在那种纯粹的爱情了，也没有那么纯粹的肉欲了。没有什么感情是纯粹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种胜利。这是对党沉重的攻击，这是一种政治行为。

三

“我们还可以来一次这里，”茱莉亚说，“一般来说，一个藏身之处去两次还是比较安全的，但要相隔一两个月再去第二次。”

她醒过来，神色也变了，变得警惕，动作也利索起来。她穿上衣服，系上红色的贞操饰带后就开始安排回去的路程了。看起来真应该听她的，温斯顿身上就缺乏她这种处理生活的常识和世故。她似乎还对伦敦的乡间了如指掌，这都是她在无数次的集体远足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她给温斯顿规划回去的路线，和来时颇有不同，连下车的车站也不一样。“回家时候千万别走相同的路。”她说道，像在阐述一条重要且普遍适用的原则一样。她要先动身，半个小时后温斯顿才能跟着离开。

茱莉亚指定了一个四天后他们下班相见的地方。那是在一个贫民窟的街上，因为有个露天市场，所以总是人声鼎沸。她会在各种摊位面前晃悠，假装在找鞋带和缝衣线之类的东西。在他靠近她的时候，如果她觉得周围没有什么可疑人员的话，她会擤鼻子以示安全，否则就假装只是路过而已。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聊上十几分钟，还能安排下一次的见面。

“现在我必须走了。”温斯顿明白了所有的指示后，茱莉亚就对他说：“我应该在十九点半回去的，晚上得在青少年反性同盟那里呆上两个小时，忙发传单或者做点其他事情。你说这是不是挺扯淡的？帮我拍拍身上的尘，头发上有树枝树叶什么的吗？确定喔。那么再见了，亲爱的，再见了！”

她一下子就扑到他的怀里，几乎用尽力气去亲吻他，然后轻手轻脚拨开前面的小树苗，很快就消失在树林中。直到现在，他还是不知道她的姓，住在哪儿。不过这些都没关系了，他们根本没办法在室内见面，或者有什么文字书信来往之类的。

事实上他们再也没回去过那片树林空地中去。整个五月份，他们仅仅有另外一次机会发生关系。那是在一个已经废弃了的教堂钟楼上，是茱莉亚找到的地方，三十年前那里曾经被原子弹炸过，现在已经是个荒凉之地。那里确实是个很好的藏身之地，但一路上却危险重重。其他时间里，他们只能选择在街上见面了，每天晚上换一个地方，每次聊天也不超过半个小时。他们在街上走着，可以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他们混迹在拥挤的人群中，不能肩并肩走着，前后需要保持一小段距离，也从不相互看对方，只是前后一句一句地聊着，像灯塔和航海船只之间一闪一灭的信号交流。如果碰见身穿党员制服的人员靠近，或者走到附近有电幕的地方，就立马打住，保持沉默，然后几分钟后再接上原来的话继续说。到了约定好的分手地点，就自动中断聊天，第二天几乎不用怎么找话就自动接上之前的聊天继续说。茱莉亚似乎很适应这种聊天模式，她还给这种模式起了个名字叫“分期聊天”。她也很擅长用不动嘴唇的方式来说话，这真让人讶异。这样的每晚见面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但他们只是亲吻过一次。那一次，他们在一条小街上默默走着（茱莉亚在大街以外的地方都是沉默不语的），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大地在震动，空气中全冒着黑烟。温斯顿发现自己已经倒卧在地，有些皮外伤，人也吓呆了。肯定是在他们附近掉下了一枚火箭弹。突然他发现茱莉亚的脸只距离他几厘米而已，死一般的苍白，连嘴唇也是。难道她已经死了？他紧紧抱起她亲吻起来。原来她还活着，是一张温暖的脸。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嘴里卷进了一些粉末之类的东西，两人脸上，都是厚厚一层灰泥。

有几个晚上，他们到了约会的地方后，连信号都不来及发就得假装互不相识擦肩而过，因为街角边上正好有巡逻队路过，或者头顶上方有直升飞机在盘旋着。即使不至于这么危险，他们见面的时间也很有限，温斯顿每个星期要工作六十个小时，而茱莉亚的更长，他们的休息时间是根据工作的强度来灵活变化的，经常是凑不到一块去。茱莉亚很少一整个晚上有空，她几乎都在为听演讲、参加游行、派发青少年反性同盟的宣传单、为仇恨周准备旗帜、为节约运动收集捐款之类的事情忙碌。她说这都是值得做的，一种伪装艺术，守住一些小规则，才能突破那些大戒律。她因此还想着说服温斯顿每周都牺牲一个晚上的时间，到火车站和其他那些忠诚自愿的党员分子一起参加军火装备工作。就这样，温斯顿每个星期都得花上四个小时去装炸药的导火线，他觉得无聊得要命，工作是用螺丝刀把那些小金属块拧在一起。工作的地方还漏风滴雨，光线昏暗，那些锤子的声音和电幕里播放的音乐混合在一起，无比讨厌。

一到教堂的钟楼上，他们就忙着补上在街上还没说完的话。那是个闷热的下午，钟楼上的小房间一点都不透气，热气烤人般难受。鸽子屎在猛烈的阳光的照耀下发出阵阵恶臭。他们就坐在那个满是灰尘和树叶的地板上聊了几个小时，他们中的一个还得偶尔朝那个像箭头一般的洞口往外看，以确保没有人会上来。

茱莉亚今年二十六岁，和三十个女孩子同住在一个宿舍里（“无论走到哪里，你都逃不掉女人那种臭味！我真是受够了那些女人！”她补充说）。她上班的地方，正如温斯顿之前所猜想的那样，是在小说司负责保养那部小说机。她挺享受自己的工作，上班主要是负责开启和维护这部功率很大且有点难搞的电动马达而已。其实她并非聪明，只是手脚灵活，是捣腾机械方面的行家。她可以把生产一部小说的全部过程陈述清楚，从计划委员会发布的总指令开始，到修改小组进行相关的润色。但是，她对最终完成的成品不感兴趣，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对读书不怎么喜欢”。书籍也只是一种必须生产出来的东西，和果酱鞋带之类的一样。

关于六十年代的事情，她没什么印象了。在她所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人经常会提到革命前那些事。这个人就是她的祖父，但他在她八岁那年就神秘失踪了。读书那会她还是学校曲棍球队队长，曾连续两年获得体育奖章。她还担任过少年侦察队的中队长，在加入青少年反性同盟前还是一个团支部书记。她的综合素质很高，甚至被色情科（那是声誉很好的一种标志）选中，在小说司下面的一个部门工作。这个部门专门负责生产一些低级趣味的黄色书籍，在无产者中发行传阅。她自己说，这个部门被自己的员工起了个外号叫“粪坑”。她在那工作了一年，协助生产那种密封起来的读物，书名如《打屁股的故事》和《在女校的那一夜》之类的书。无产者中的青少年都喜欢偷偷地买上这种书来读，那种感觉就像自己买了某种违禁品一样。

“这种书中写的都是什么内容呢？”温斯顿很好奇地问道。

“噢，完全就是垃圾书。他们实在无聊至极，真的。整本书只有六个情节，但都被他们翻来覆去地用。不过我工作时只是在小说机旁边，没在修改小组待过。我文笔太差了，亲爱的，还远远不够格呀。”

他惊讶不已，原来在色情科工作的那些人，除了科长外，其他的全是女孩子。据说是因为男人的性本能要比女人的难控制，而且经过这些书的浸淫后，会变得更加危险。

“他们甚至不喜欢那些已婚妇女在那工作。”她又说，“他们总是认为女孩子应该是更纯洁的，当然，我不在其中。”

她十六岁那年就开始和男人发生性关系，那是一个六十岁的党员，后来畏罪自杀了。“这还差不多，”茱莉亚说，“否则他被刑讯逼供的时候会供出我的名字的。”自打那以后，她还和很多的其他人这样做。在她的眼中，生活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你要追求自我的快乐，但是“他们”——说的是党——会极力阻止你，那么你就用力去打破这个规矩。她似乎认为既然“他们”要剥夺你追求快乐的自由，那你就应该竭尽全力不让“他们”抓到你，好像这样才显得自然一些。她对党充满仇恨，会以最粗鲁的语言说出那些话，但并不是对所有的东西都看不顺眼，批评一通，除非它已经影响到她的个人生活，党那些理论她才没兴趣去搭理。温斯顿注意到她从来不使用新话那些词语，除了那些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她连兄弟会都没听说过，也不相信真有这种组织存在。在她看来，那些要反抗党统治的组织，都是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而且这种方式是愚不可及，聪明人的做法是钻党的漏洞，打破那些规定，同时有能力保住自己的脑袋。他想知道在年轻一代中，还有多少人会像她那样，在革命中成长起来，对别的事情一无所知，坚定不移地接受了党，就像接受天空的存在一样理所当然，从未想过要去对抗它的权威，只是去逃避它，就像兔子也会逃避狗的追赶一样。

他们不去讨论是否要结婚这种事情，那真是遥不可及，不值得现在费心思来琢磨。即使温斯顿可以甩掉凯瑟琳，也无法想象会有任何一个委员会能批准他们结婚，这一切无望得像个白日梦。

“你太太是个怎么样的人？”茱莉亚问。

“她是一个——你知道新话里有个词语叫‘思想好’的吗？意思是说你与生俱来就是正统的，从来不会产生那些坏想法。”

“没，我不知道这个词语，但我知道那一类人是怎么样的，我太了解他们了。”

温斯顿开始给她讲他婚姻生活中的故事，但奇怪的是，茱莉亚对其中的基本情节似乎早已了然于心。她描述给温斯顿听，像一个过来人：只要温斯顿一碰到凯瑟琳的身体，凯斯林就浑身僵硬起来；凯瑟琳抱紧他的时候，他却感觉到她是在暗中用力推开他，尽管当时她的手臂是紧紧环绕着他的。和茱莉亚讲起这些事情，他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凯瑟琳带给他的痛苦记忆，他早已忘却，只不过还剩下一些不愉快的回忆而已。

“要不是遇上那件事，我本来还是可以继续忍受这种关系的。”他说。然后他告诉她，凯瑟琳强迫他在每周周一晚上必须遵守的一种仪式。“她也恨透了这个仪式，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她。她称这种东西为——你是猜不到的。”

“对党履行的责任。”她马上接着他的话说。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

“亲爱的，我也上过学呀。十六岁以上的孩子每个月都得参加一次性教育课，这在青年团里也是有的。他们花费很多年的时间把这些东西塞进人的脑子里，我敢说这在大部分人身上都是见效的，但有时候也很难说，人们总是这么虚伪。”

她开始慢慢展开她的话题。对茱莉亚而言，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她的性欲。只要与之相关的东西，她都是极其敏锐的。不像温斯顿，她抓住了党推行禁欲主义的内在本质：党要扼杀性，不仅仅是因为党根本无法掌控性本能所造就的那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性压抑能引发歇斯底里的情绪的爆发，而这能转化为一种好战心态和狂热的领袖崇拜。关于这一点，茱莉亚是这样解释的：

“当你做爱的时候，你耗尽了全部的力气后只感到一阵愉悦，而其他的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他们怎么忍受得了你们这样闹，他们要的是你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精神饱满。换句话说，我们平时熟视无睹的那些游行示威、摇旗欢呼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发泄性压抑的方式而已。如果你的内心是快乐的，还会有心思去搭理老大哥这种所谓的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和其他那些破玩意吗？”

确实如此，温斯顿心底想着。禁欲主义的推行和政治正统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直接且密切的关系，党员内心那些恐惧、仇恨和因为狂热而引发的轻信是必须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并加以利用的，党除了压抑某种强烈的本能并将之转换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内驱力，还有别的办法吗？性冲动已经危害到党的统治，党是非整治不可的。在对待父母的天性上，他们的计谋也如出一辙。家庭制度的存在是无法被消灭的，因此人们被鼓励像旧社会的做法一样去疼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同的是孩子从小就受到系统的训练，要去监视父母的行为，并揭发他们的越轨行为。家庭已经沦落为思想警察的延伸地。就这样，每个人日日夜夜都身陷各种包围中，还是那种和你最亲近的人在监视着你。

突然他又想到了凯瑟琳。如果发现温斯顿有什么不正统的思想观念，毫无疑问凯瑟琳是会愚蠢至极地向思想警察揭发他的。然而，此刻之所以会联想到凯瑟琳，却是因为那天下午那种让人窒息的闷热所致，他的额头早已满头大汗。他开始和茱莉亚讲起十一年前发生过，或者说几乎要发生的一件事，那同样是发生在一个夏天闷热的下午。

那是在他们结婚三四个月之后的事情。他们参加了一次集体远足活动，在肯特郡那里迷了路。本来他们只是落后其他人几分钟而已，但他们不小心又拐错了弯，居然就拐到了一个老旧采矿场的悬崖上。从边上到崖底，十多二十米全是石块。走到这种地方，压根儿找不到可以问路的人儿。凯瑟琳一发现他们已经迷路了，就开始烦躁起来。只要离开那个吵吵闹闹的远足组织一分钟，她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她想尽快沿路返回，然后再按另外一个方向去找他们。但是，此时的温斯顿留意到在脚下的悬崖缝隙里，开着一排排的黄连花。有一排还长出两种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紫红一个是砖红，但居然是长在同一个茎上。他以前从未看见过这样的花儿，就赶紧叫上凯瑟琳一起看。

“凯瑟琳，快看，看那些花，就在下面那一排里，看到了吗？是两种不同的颜色。”

那时候她已经转身准备离开了，但还是勉强回来看了一会。她甚至还把身体朝温斯顿说的方向探出去看，而他就站在她的身后，搂住她的腰部好让她能站稳一点。刹那间，他突然意识到，这里只有他们孤孤单单的两个人，到处都找不到一个人影，甚至树叶也是纹丝不动的，小鸟也不再啼叫。即使要在这里安装上麦克风，那可能性也是很低的，即使真的有，那也只能接收到一些声音而已。这是最让人昏昏欲睡无比闷热的下午，太阳在头顶烤着，汗流不止。这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你为什么不推她一下？”茱莉亚问，“如果换了我，我就会那样做。”

“当然，亲爱的，你当然会那样做。如果我当时的想法和现在一样，我也会那样做。或者说，真的会，不是太确定。”

“你后悔当初没那样做吗？”

“是的，整体上来说，是后悔的。”

他们在铺满灰尘的地板上相互挨着坐下。他把她搂近自己一点，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头发的香味盖过了鸽子的粪味。他心里想，她还很年轻，对生活还有期盼，是不会明白即使把一个碍手碍脚的人推下悬崖也是于事无补的。

“其实那也没什么区别。”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后悔呢？”

“我只是更喜欢积极一点，不喜欢消极。在这场我们都参与进来的游戏中，我们是注定要输得彻底的，只是输掉的方式，有一些是要更好一些，就这样而已。”

他感觉到她简单耸了一下肩，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每次和他意见不合的时候，这就是她的表达方式。她不能接受的是，个人的反抗注定是要一败涂地这种自然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早已意识到自己在所难逃，思想警察是迟早要找上她，杀掉她的。但不管怎么样，在她脑海中还有另外一个秘密世界，在那里你可以按照你的喜好穿行其中，你所需要的是运气、阴谋和胆略。她不明白在这种制度的碾压之下根本就没有幸福这回事，唯一的胜利只是存在于遥远的将来，在你死后很久很久的以后。在你想好要向党宣战的那一刻，你最好将自己想象为死人一个。

“我们都已经死了。”他说。

“我们还活着。”茱莉亚随意地应了一句。

“我不是说肉体上的活着，那半年，一年，甚至五年，谁晓得呢。我怕死，你比我还年轻，理应比我更怕死。当然，我们也会尽量多活几年，但这其实没什么不同，只要人性还在，生与死其实都是一样的。”

“噢，真是在说胡话，你一会要和谁一起睡觉呢？和我还是一副空骨架？你不喜欢开开心心地活着吗？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来，这是我，我的手，我的腿，我是真实的，活生生的，难道你不喜欢这些吗？”

她围着他，开始扭动着自己的身体，用胸脯去挺着他。虽然他们之间隔着工作服，但他还是能感觉到她那坚挺成熟的乳房，像是为他注入了一股青春的活力。

“喜欢，我当然喜欢。”他说。

“那就别整天都在要死要活的了，好不好？听着，亲爱的，我们现在得开始计划下次见面的时间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回去上次那片树林的空地里，我们够久没去那边了。不过这一次你得走一条新的路线，我都想好了，你坐火车——好吧，我还是给你画出来比较靠谱。”

雷厉风行的她马上用手在地板上扫了点灰尘，从鸽子窝里拿下一个枯枝，画起地图来。

四

温斯顿还是租下了查林顿铺子上面那间简陋的房子了，他环视四周，窗边那张大床已经铺好了，上面放着一张破旧的毛毯和不带枕巾的枕头。壁炉架上的那台有十二小时刻度的老式钟正滴滴答答地走着，角落边的折叠桌上，上次过来时买下的那块玻璃镇纸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中，散发出柔美的光辉。

壁炉前面的那块挡板上，查林顿先生为他准备了一个破旧的煤油炉，一口平底锅和两个杯子。温斯顿点上煤油灯，装上一壶水到炉子上烧。他带了一包胜利牌咖啡和一些糖精来。这时候，老式钟已经指着十九点二十分了，还有十分钟茱莉亚就到了。

他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真是愚蠢呀，愚蠢！这是明知故犯的愚蠢，多此一举的自杀式愚蠢。在党员所犯下的全部罪行中，就这种最不能掩盖了。最先让他萌发租下这个房子的念头，是来自于那块放在折叠桌面上的玻璃镇纸，它所散发出的那种气质令温斯顿久久不能忘怀。正如温斯顿所预想的那样，查林顿一口成交了租房的事，爽快得很。很明显他自己也为挣了几个钱开心着。明白温斯顿租房是为与情人幽会而用，查林顿先生既不感到惊讶，也不觉得受冒犯。相反，他目光微微看着前方，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无意中让温斯顿形成一种印象，就是自己已经处于那种有形和无形之间了。他说，独处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情，任何人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偶尔让自己放松一下，而当他们找到这么一个地方，知道实情的人都应该心照不宣，独守秘密。说起这些事情，温斯顿都觉得他快隐形了。临走前，他还告诉温斯顿这栋房子有两个出口，其中一个是穿过后院直通小巷子去的。

窗子下面有人在唱着歌，温斯顿隔着厚厚的窗帘向外偷着看。六月天的太阳还很高，楼下那个洒满阳光的院子里，一个大块头女人，壮得像根圆柱子，结实的胳膊已经发红，腰间绑着一条粗布围裙，笨重地在洗衣盆跟晾衣绳间走来走去，晾出一大堆白色的方布，温斯顿认出那是婴儿用的尿布。只要嘴里没含着衣服夹子，她就用那浑厚深沉的女低音唱起来：

“不过是些无望的幻想，

像春日般飞逝，

岂料颦笑之间，春梦重生，

令我心猿意马，难以停止！”

这首曲子已经风靡伦敦好几个星期了。其实，它不过是音乐司下面某个科为了迎合无产者的口味生产出的无数歌曲之一而已。这首曲子的歌词是由一部叫乐谱机的东西制作出来的，根本用不上人手。本来这首歌挺低级趣味的，声调也难以入耳，只是这个女人把它唱得铿锵有力，才不至于那么不堪。温斯顿听得清她唱歌的声音，还有她鞋子走在石板路上的摩擦声和孩子在街上的呼喊声，以及远处某个地方传来的汽鸣声。房间里没了电幕，真是出奇地安静。

真是愚蠢呀，真是愚蠢！愚蠢！他又想起这个来。他们连续几个星期都到这里来的话，如果不被抓住，那真不可想象。然而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拥有一个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私密空间，而且不必走太远，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诱惑呀。自从在教堂钟楼后，他们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安排到见面了。为了筹备仇恨周的事情，工作时间延长了不少。其实距离仇恨周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但随着准备工作的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复杂，每个人都得加班才能完成额外的工作量。最终，他们只能安排在一个下午见面，而且约定好再到那个树林的空地去的。在出发前一天晚上，他们在街上有个短暂的会面。像过去见面那样，彼此在人群中迎面走来，都假装不认识对方，但这一次温斯顿在快速瞄了她一眼的时候，发现茱莉亚的颜色比平常时要苍白很多。

“全完了，”她判断一下周围是安全的，趁机说，“我是说明天的事情，吹了。”

“什么？”

“明天下午的事，我没办法过去了。”

“为什么去不了？”

“唉，还是那个原因呢，这次提前了。”

有那么一会，他感觉肺都气炸了。认识她一个月以来，他对她的欲望有了本质上的变化。最开始的时候，欲望中的性欲成分很少。第一次做爱也仅仅是意志力作用的行为，但第二次之后，一切都变了。她头发的香味，她嘴唇的味道，她皮肤的触感，似乎都已经渗透到他的心里来了，或者说已经在他身边的空气中围绕着他，她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种不仅仅想拥有，还想去占有的存在。当她说她没办法赴约的时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她在欺骗他。就在这时候，路上的行人推推搡搡的，无意中把他们的手搭在了一起。情急之下她捏了一下他的指尖，他立刻感受到她的爱意，而不是那种欲望。他意识到，和女人相处，遇到这种沮丧之时也是正常的，而且会继续出现。这时，一种发自内心深处，从未有过的柔情占据了他的内心。这一刻他真希望他们是已经结婚十年的夫妇，像现在一样漫步街头，没有恐惧，光明正大，一边唠叨着家里的琐碎事，一边买着家庭日用品。最渴望的是，他们能有一个完全不受打扰的空间让他们静静地待在一起，也并不是说每次见面都非做爱不可。那天之后的第二天，他就认真考虑租下查林顿先生那间房子了。咨询茱莉亚意见的时候，没想到她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疯狂的决定，像是故意向自己的坟墓走近一步似的。他坐在床边等茱莉亚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仁爱部里的牢房来。怪异的是，这种注定要到来的恐怖事件这时候在他的意识里若隐若现。它就在那里，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固定着，在死亡之前。这种事情跟九十九之后是一百那么确定无疑。每个人都无法逃脱，但或许可以把它往后拖。相反，温斯顿不但没有想着延后这种日子的到来，反而时不时有意地缩短它到来的时间。

这时候，楼梯里传来急促的上楼声，茱莉亚一下子就闪进了房间里。她拎着一个棕色的帆布工具包，有时候他在真理部上班时也看见过她拎着。他向前一步，想拥她入怀，但她急急忙忙地挣开了，大概是手里还拿着东西的缘故。

“等一下啦，”她说，“给你看看我带了什么来。你是不是又带了那种胜利牌咖啡过来了？我猜你就会带，把它都扔了吧，我们用不上了，你看。”

她就跪在地板上，打开她的工具包，掏出放在最上层的那些扳手和螺丝刀之类的东西来。下层是几个干干净净的纸包。她把第一个纸包递给温斯顿，他只觉得怪怪的，但朦胧间又感到很熟悉。那东西拿在手里沉甸甸，样子有点像砂粒，拿手一碰，感觉软软的。

“是糖么？”他问。

“是真的糖，不是那种糖精，这里还有块面包——正宗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破玩意——还有一瓶小果酱，还有牛奶——看，这些才是我最得瑟的东西，你看我都包了好几层帆布，因为——”

用不着跟温斯顿解释那么多，因为气味已经弥漫在整个房间里。这是一股很浓郁的香味，几乎唤醒了温斯顿童年的记忆，即使在今天，这种香气也还是偶尔可以闻到的。有时候在过道的门缝里，有时候在人潮拥挤的街头，但飘着飘着就消失了。

“是咖啡，”他喃喃自语，“是真的咖啡。”

“这是内党党员专供的咖啡，这里足足有一斤。”她说。

“你是怎么整到这么多的东西？”

“这些都是给内党党员用的，没有什么东西是那些猪猡没有的，一切都应有尽有。当然，那些服务员呀，仆人呀，还有能偷上东西的人也会有——看，我还弄了一包茶叶过来了。”

温斯顿在她身旁蹲下，撕开包装的小角。

“是真的茶叶，不是那种黑莓叶子。”

“最近茶叶真不少。听说他们好像打下了印度还是什么地方。”她模模糊糊地说，“听着，亲爱的，你转过身去三分钟别看我，要不你干脆坐到床那边去，别靠窗太近，我叫你之后你再转身。”

温斯顿透过棉布窗帘，心不在焉地朝外面看着。楼下那个院子里，那个胳膊红红的大个子女人还是徘徊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她又取下嘴里的夹子，又饱含深情般唱了起来：

“谁说时间能治愈一切，

谁说早晚都忘掉。

过去的笑容和泪水，

历历在心头。”

她似乎把这首愚蠢的歌曲都熟记于心了。她的声音随着六月那心旷人怡的微风徐徐上升，优美动听，深情饱满，快乐中隐约有种悲伤的味道。从这歌声中能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这夏日的黄昏若无穷无尽，这婴儿的尿布永远也洗不完，她就可以一直站在那里唱上千年这样的垃圾歌曲。突然，他想到，自己还没见过一个党员会自发性地唱起歌来。这看起来多少有点反叛的意味，也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像是在自言自语一样。或许是因为人快要被饿死了，才觉得需要唱出点什么来。

“好了。”茱莉亚说。

温斯顿转过身，好几秒钟才认出她来。他本以为她会赤裸着身体，然而她没有。他看到比这更让人吃惊的：她化了妆。

她肯定是溜进无产者居住区的小店铺里买了一整套的化妆品。抹了口红，涂了胭脂，鼻子上了粉，眼皮上还刷了什么东西，眼睛看起来明亮不少。看得出她的化妆技术很一般，但温斯顿也对这种事情了解甚少。他也从来没见过女党员是会在脸上涂涂抹抹的。化了妆，她的容貌看起来好太多了，让人吃惊。往脸上涂抹了几下子，不仅使她看起来漂亮不少，而且更重要的是，更有女人味了。她的短发和男性化的制服更加反衬出这种效果来。把她拥入怀中的时候，一阵仿制品味道的紫罗兰香水扑鼻而进，令他不由得想起在那个昏暗的地下室厨房以及那个血盆大开般嘴巴的女人来，和她用的那种香水的味道太像了，但此刻的他，也懒得有心思去顾及这些了。

“还喷了香水呢。”他说。

“是呀，亲爱的，是用了香水。你猜一下，我下一步想做什么？我要想办法弄到一条连衣裙来穿，才不想再穿这种破裤子了。我还要穿丝袜，穿高跟鞋，在这个房间里，我要做一个女人，不做什么党的同志。”

接着，他们都脱下身上的制服，爬上那张大红木床。这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脱光自己，他一直难为情于自己那羸弱的身体见不得人，更别提脚踝上还有静脉曲张这个伤疤了。没有床单，铺在上面的那张旧旧的毛毯已经摩擦得甚是光滑，但那张床的宽度和弹性都让他们很吃惊。“里面肯定有很多臭虫吧，但不管了。“茱莉亚说。除非在无产者的家里，否则今时今日是很难再看到这种双人床了。温斯顿小时候还睡过，但在茱莉亚的记忆中，自己是见都没见过的。

很快，他们就睡着了。温斯顿醒来的时候，那台老式钟的指针都快走到了九点。他没动，因为茱莉亚枕着他的手臂睡着了。她脸上大部分的胭脂都跑到温斯顿的脸和枕头上去了，剩下脸颊那点绯红，正好把她的颧骨衬托得很好看。落日的余晖洒在床脚上，照亮了壁炉，那里的水也已经沸腾了。院子下面那个女人已经不再唱歌了，但街上孩子的叫嚷声还是隐隐听得见。蓦然间，温斯顿想弄明白，在过去的社会中，这样一幅情景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经历：在一个凉风习习夏日的黄昏，他们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想做爱就做爱，想聊什么就聊什么，不一定非起床不可，就这样平躺在床上，悠然听着外面那寂寥的声响。或许在那时，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谁又能断定这样的事情，从来就是不平常的呢？这时，茱莉亚醒了过来，她揉了揉眼睛，支起胳膊肘，看了看煤油炉。

“水都烧干一半了。”她说，“我起床泡杯咖啡吧，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们那边什么时候关灯呢？”

“二十三点半。”

“我们宿舍是二十三点，但是得早点进去，因为——嘿，滚进去，你这破东西！”

突然间，她弯下腰在地板上抓起一只鞋子，像个男孩一样挥动她的臂弯，一下子把鞋子扔到墙角去，这动作和在两分钟仇恨会上把词典扔向戈斯坦因的一个模样。

“那是什么？”温斯顿诧异地问。

“老鼠，我看见它虎头虎脑地伸出鼻子来，那边有个洞，不过，估计我都把它吓坏了。”

“老鼠？”温斯顿嘀咕着，“这房间还有老鼠呀？”

“到处都是老鼠，”茱莉亚又躺下来，一副无所谓的模样说：“我们宿舍连厨房都有呢。伦敦一些地区简直都成老鼠的家了，到处都是。你还不知道老鼠也会咬小孩子吧？真的会，在那种街上，妈妈都不敢把孩子单独放下来两分钟，就是那种个头大，棕色毛的老鼠专干这种事，最讨厌它们了，总是——”

“别再说了！”温斯顿喊了起来，双眼紧闭。

“我最亲爱的，你脸色苍白，怎么了？我说的老鼠让你不舒服了？”

“全世界最恐怖的就是老鼠了！”

她紧紧搂住他，用自己的手臂和双腿一起裹着他，好像要用自己的体温让他安心。他没有马上就挣开双眼，感觉自己一下子又掉到那个他一生中时不时会做的噩梦中去。实在是太像了：他就站在一道黑暗的墙壁前方，墙壁后面存在着某种他实在无法忍受又不敢面对的东西。在梦中，他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自欺欺人，因为他其实是知道那道墙的背后是什么东西。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可以痛下决心，像从脑袋中扯下一块东西那样用尽全力的话，说不定就能把那个恐怖的存在拉出来重见天日，但每次醒来都是茫然不知所措。无论怎么样，他意识到和他打断茱莉亚说话的东西有关。

“对不起，”他说，“其实没什么，我不过是讨厌老鼠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以后我们这里不会再出现这种破东西了。”一会我们离开前先找些碎布把那个洞口给堵上，下次我会那些水泥过来把它封上的。”

经茱莉亚这么一说，温斯顿刚才那种恐怖感就消失了一半。他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有些不堪，倚靠着床头坐了起来。茱莉亚起床穿上衣服，开始煮咖啡。屋子里飘着一股浓郁的咖啡味，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关上窗户防止有些多管闲事的人感到好奇。比咖啡味道更好的是，加了糖的咖啡变得丝滑爽口，这是吃了多年糖精的温斯顿快忘记的味道。一手插在口袋中，一手捧着抹上果酱的面包，茱莉亚在房间里随意闲逛。她只是简单扫了一眼书架，指着那张破烂的折叠桌子说该如何好好修理一番，突然坐到破扶手椅里，看看是否坐得舒服，还仔细端详了那个怪异的老式钟，觉得挺有意思。她把那块玻璃镇纸捧到床上来，想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好好看一看。温斯顿从她的手中拿过来，他早就被这块表面如雨水般晶莹剔透的镇纸所迷住。

“你觉得，这是干什么用的？”茱莉亚问。

“我觉得呀，它什么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东西根本没什么实用价值，但这正是我所喜欢的。它就是一块被忘记篡改的历史见证，来自百年前的信息，如果我们看得懂的话。”

“那么挂在那边的画呢？”说着她示意了一下对面墙上的版画，“会不会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或许更长一些，我敢说有两百年了。没人拿捏得准，现在对任何有历史性的东西都不可能有什么新发现了。”

她走过去看了看说：“老鼠就是把鼻子露出来嗅了嗅。”她用脚踢了一下版画下面的墙壁，“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好像在哪儿见过。”

“是个教堂，至少以前是个教堂。圣克莱门特是它的名字。”他又想起查林顿先生之前和他说起的那首歌谣，于是带着怀旧的心情唱了出来：“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他大吃一惊，茱莉亚居然接了下去：

“‘你欠我三法新。’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老百利的大钟说。”

“我不记得后面的怎么唱了，但最后一句记得是这样唱的：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砍掉。”

这歌谣真像一问一答的口令。但是，“老百利”后面肯定还有一行的，或许查林顿先生什么时候灵感一现，就能把它想起来。

“谁教你这些的？”他问。

“我爷爷，我小时候他经常给我念这些。我八岁那年他就被人间蒸发了——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失踪了。我想知道，柠檬是怎么样的？”她随意问了一下，“橘子我就见过，是黄色圆圆的，皮有点厚。”

“我记得柠檬，”他说，“在五十年代这种水果还是很普遍的，只是闻一下就能把你的牙齿酸到发软。”

“那副版画后面肯定有臭虫在，”茱莉亚说，“我哪天得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我想我们差不多到时间走了，我得马上卸妆才行。真是烦人，等一下我再把你脸上的口红唇印抹掉。”

茱莉亚走了，温斯顿在床上多躺了几分钟。房间慢慢变暗，他朝光亮的地方挪了挪，一直盯着那块玻璃镇纸看。一直让他着迷不已的并不是那片珊瑚，而是玻璃本身。虽然它如空气般透明，但却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尽管玻璃表面如苍穹一般，里面却自有它的世界。他觉得自己能进入到这个世界中去，实际上他早已身在其中，还有这张大红木床、折叠桌子、老式钟、版画，甚至那块玻璃镇纸也一并包括在内。他所在的这个房间，就是一块玻璃镇纸，里面的珊瑚就是茱莉亚和他的生命，他们被固定在这块清透的玻璃中心，永恒不朽。

五

塞姆消失了。有天早上他没来上班，当时还有几个没心没肺的人在谈论他，但第二天就再也没人提起了。第三天，温斯顿去档案司的前厅看公告栏，其中贴了一张象棋委员会的名单，塞姆的名字曾经一直都是赫然在列的。现在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不一样的，只是少了塞姆的名字。一切都了然于心，证据充足，塞姆不在了。他从来也不曾存在过。

天气酷热难忍。虽然那像迷宫一般的真理大厦无窗可挡，但有了空调，房间里的温度还比较正常，不过人行道上的温度却高得可以灼伤行人的脚板，高峰期间的地铁则恶臭熏天。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真理部的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完成工作。游行示威、开会、阅兵、演讲、蜡像馆展览、电影展、电幕节目，这些都需要一一安排妥当。此外，还需要搭建舞台、制作模拟像、写标语口号、谱新曲、散播谣言和伪造照片等等。茱莉亚所在的小说司，已经停止生产长篇小说了，开始忙碌制作一系列描述敌人暴行的小册子。而温斯顿，除了常规的工作外，还得每天费劲心思搜寻《泰晤士报》的档案，对那些即将被引用到领导讲话稿中的新闻进行润色或者修改。深夜时分，那些游手好闲的无产者就会在大街上游荡，为这个城市徒增一些奇怪的热烈气氛。跟以前相比，火箭的袭击也日益增加，有时候在很远的地方也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没有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谣言也因此风生水起。

专门为仇恨周准备的主题曲《仇恨之歌》已经完成，正在电幕上没玩没了地播放着。音调粗野，节奏野蛮，根本算不上是音乐，而是比较像捣鼓的声音。音乐响起的时候，附和着几百个嗓门异口同声喊出的操步声，真叫人胆战心惊。无产者却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首歌，和之前深受欢迎的《这只是一种无用的幻想》比拼上了。帕森斯家那两个孩子拿着梳子和纸巾不分日夜地在吹着唱，真让人不堪忍受。温斯顿晚上的时间比以前更满了。在帕森斯的组织下，成群结队的志愿者在为仇恨周忙碌着布置街道、缝纫旗帜、粘贴宣传画、在屋顶竖上旗杆，还冒着危险在街道两边拉上铁丝，以此来拦截火箭。帕森斯口出狂言说单单在胜利大厦就要摆上四百米长的彩旗。策划这种活动对他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他简直快乐得像只百灵鸟。热气腾腾的天气以及这种颇费体力的活儿让他有绝好的借口来穿短裤和开衫。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他的影子，都是在那里推呀、拉呀、锯呀、捶呀。一会儿在这里即兴来个好点子，一会在那和别人称兄道弟来点同志般的鼓励。他身上那厚得可以折叠起来的肌肉，真像是那源源不断臭汗的发源地。

一张新的宣传画突然出现在伦敦各地。画中没有任何说明性的文字，只有一个手持到臀部位置的冲锋枪，穿着大大的军靴，面无表情的欧亚国士兵。这幅画有三四米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那个像透视镜一样的画法总能表现出一种枪口在对准你的效果来。每堵墙的空白处都贴满了这张画，比老大哥的肖像画还要多。无产者一向对战争的态度都很冷淡，现在进行周期性的煽动活动就是要激发他们的爱国情绪。好像为了配合大众这种普遍的狂热情绪，火箭弹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比平时要多很多。其中一颗火箭弹落到斯泰普尼区的一家影院上，四百名无辜民众就这样被活活埋在废墟之下。周边居住的人们都到街上参加了这次出殡仪式，长长的队伍走了好几个小时，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发泄大会。还有一颗是落到一个小孩子玩耍的空地上，几十个小孩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紧接着是无产者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开始焚烧戈斯坦因的画像，也有几百张从墙上撕下来的欧亚国士兵图像被扔到火中，有些人趁火打劫，把商店里的东西洗劫一空。不久就传出消息说这些火箭都是间谍通过无线电的方式来控制的。一对有外国血统的老夫妇成为他们怀疑的对象，房子被烧毁，人也被困其中窒息而死。

只要能寻上机会，他们两个人就到查林顿先生店铺上面那个房间去，打开窗户，赤身裸体并排躺在窗口下面那张没有床单的床上。老鼠果然没有再次出现，那些臭虫在这种大热天却拼命繁殖，但似乎也无关紧要了。不管这里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这里都是他们的天堂。一到那，他们就会把从黑市里弄来的胡椒粉到处都洒上一点，然后就迫不及待脱光衣服汗流浃背地做起爱来。一觉醒来，就会发现那些臭虫正在紧急集合，准备联合反击呢。

整个六月份，他们幽会了六七次。温斯顿已经摒弃了他身上那种不分时间都要喝酒的习惯，那种需要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他长胖了一点，静脉曲张处的溃疡也好了，只是在脚踝上方留下一小块褐色的疤痕，早晨起床后也不再咳嗽了。日常生活不再是不能忍受的模样，也不再有向电幕做鬼脸，或者扯着嗓子骂脏话的冲动了。现在他们有了自己安全的藏身之地，这里几乎就是一个家，即使他们见面的次数也不算多，每次也只能留几个小时而已，但这也不再是什么艰难之事。重要的是，铺子上面那个房间还在，心里知道它完好无损地在那里，就像自己已经身处其中了。这个房间就是一个世界，是一块关于过去的小地方，连灭绝动物也可以在其中自由行走。温斯顿想到，查林顿先生也是另外一种灭绝了的动物，每次上楼前，他都要跟查林顿先生寒暄几句。这个老头似乎很少或者可以说从不外出，另外他那里好像也没什么人光顾。他生活得像一知幽灵，来往于阴暗狭小的店铺和铺子后面那个更狭窄的厨房之间。除了做饭需要用到的厨具外，还有一台老式留声机在那里，喇叭大得很。有机会和别人聊天，他看起来挺开心的。当他游走在那堆一文不值的物品中时，他那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以及被那件天鹅绒上衣压得很低的肩膀，都让他看起来有一种艺术收藏家的气质，而不是一个生意人。每次看到温斯顿，他指着一堆破铜烂铁，像瓷器瓶子塞、破鼻烟盒上了油漆的盖子、里面放着一缕某个已不在人世孩子头发的仿金项链盒——他从来都不开口说温斯顿你应该买下，只是说你应该欣赏一下。跟他一起聊天，感觉声音是从一个古老的音乐盒里出来的。他从自己记忆的角落里，又扯出了一些原本已经忘掉的歌谣片段，有一首是关于二十四只乌鸦的，另外一首是关于一只奶牛如何把牛角弄掉了的，还有一首是讲述了一只大公鸡罗宾死亡的故事。“我恰好想起或许你会感兴趣呢。”每次他想起一首新歌谣的时候，就会轻轻笑着说上这么一句，有点自我嘲笑的意味。遗憾的是，每次他只能记起几句而已。

温斯顿和茱莉亚都知道，这种日子不会持续很久。实际上这个阴影也一直存在于他们心中。有一段时间，死亡临近之感犹如他们躺在身下的那张床一样触手可及。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以绝望的心情紧紧抱在一起，像一个即将走进刑场的人，在钟声敲响前的五分钟里，拼命抓住生命中最后的快乐一样。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他们幻想着自己是安全的，还幻想着他们会天长地久地在一起。他们觉得，只要能留在这个房间里，就不会有东西来伤害他们。要到这个房间来，道路虽然是艰难且危险的，但这个房间本身就是一个避难所。这种感觉就像温斯顿每次盯着玻璃镇纸看的时候一样，他感觉自己可以进入这个玻璃世界中去，但一进入里面，时间就停住了。他们经常做起逃避现实的白日梦来，相信自己会永远手持幸运走下去，像现在一样偷偷摸摸过上一辈子。或者凯瑟琳会突然死去，而他和茱莉亚耍上一些微妙的计谋，他们就可以顺利结婚；或者他们两个一起自杀；再或者他们就一起消失，通过改头换面之后再学无产者的口音到工厂中找工作，然后在某条街住下，不为人知地过一辈子。这都是白日梦，他们也都知道，在现实中，其实根本无路可逃。即使是惟一可操控的计划——自杀，他们也不愿意就这样了结此生。有一天就活一天，有一星期就活一星期吧，过着这种得过且过毫无未来可言的生活，似乎也是一种无法抑制的自然本能，像肺功能一样，只要有一口空气，就会呼吸上一口一样。

有时候，他们也会谈论如何采取积极的反抗行动来和党对着干，然而如何下手却心里毫无底数。就算传说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但怎么加入进去也是个问题。温斯顿告诉茱莉亚他和奥布兰之间那种时隐时现奇怪的亲近感，他自己也偶尔会感受到心底那股冲动，想走到他跟前，跟他直接说出“我就是党的敌人，请你帮我”的冲动。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茱莉亚并不觉得这是莽撞之举。她习惯了通过别人的表情来判断一个人，对她而言，温斯顿会通过一个眼神来确定奥布兰值得信赖，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且，她觉得更理所当然的是，几乎每个人在私底下都是憎恨党的存在的，如果判断这样做是安全的话，他们肯定会违反所谓的规定。但是她不相信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那种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她说关于戈斯坦因以及那些地下军队的传言都是一派胡言，那只是党为了迎合自身的实际需要而编造出来的，而你们不得不假装相信他们的存在。在那些数不清的党的集会和那些自发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她一直是那个拉扯着大嗓门高喊处死那些她闻所未闻人名字的人，但却是一点儿都不相信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当遇上公审时，她所参加的那个青年团分队，就会从早到晚都包围住法院，还时不时发出“处死那些卖国贼！”的口号。在两分钟的仇恨会上，她骂起戈斯坦因来比任何人都要卖力，但对于戈斯坦是何人，他持何种主义，却只有模糊的印象。她成长于革命后，太小所以根本记不清五六十年代曾发生过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无法想象会存在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在任何情况下，党都是所向披靡的，它会永远存在，而且永远如初。如果你想反抗，只能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充其量也不过是搞出些独立暴力事件来反抗而已，如暗杀某个人或者炸掉一些建筑物之类的。

但在某些方面，她远比温斯顿要敏锐，也更不容易受到党宣传的影响。有一次，他刚好说到一件事，提及了我们跟欧亚国的战争。但她很随意地说，在她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战争，那些落到伦敦街头的火箭弹很可能就是大洋国政府自己放的，“只是想让人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这实在让他很惊讶，而且他自己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想法。她还说到，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上，她最大的困难就是要忍着不笑出声来，这也让他也心生羡慕。除非党的宣传教育已经在某种方式上影响到她的生活，否则她是不会去质疑它的。她是经常做好准备要接受这种官方神话了，反正在她看来，党所说的是真是假对她而言都无足轻重。譬如说，她相信党发明了飞机，这是从学校就学来的（温斯顿记得在五十年代上学的时候，党只说自己发明了直升机。十多年后到茱莉亚上学时，党已经声称发明了飞机。按照这样的推算，党会在下一代的孩子中说自己已经发明蒸汽机了。）他告诉她，在他出生和革命以前就有飞机了，但这件事对她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毕竟，是谁发明了飞机有什么关系呢？更令温斯顿震惊的是，他从谈话中知道，茱莉亚完全忘记了四年前和大洋国交战的是东亚国，而不是她记得的欧亚国。虽然她认为整场战争不过是个骗人的玩意，但总不能连敌人的名字变了都没留意到呀。“我以为我们一直是跟欧亚国打仗呢。”她淡淡地说着。这又让温斯顿感到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可以追溯到她出生以前，但是战争对象的转换是四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她已成年。他和她争论了大约十五分钟，最后成功扭转了她的记忆，她确实依稀记起大洋国的敌人一度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还是坚持认为这些事情无关痛痒。“管他呢，”她很不耐烦地说，“战争总是一个挨着一个，而所有的消息全都是撒谎。”

有时候，他谈起他在档案司以及他所从事的那种无耻的伪造工作，这些事情好像都吓不到她。想到谎言正变成事实，她感受不到脚下的深渊正张开血盆大口。接着他告诉她关于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故事，还有那张他手里捏过的可以证明党篡改历史的纸条。这也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起初，她根本没领会到温斯顿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所在。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她问道。

“不，我从来没认识过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而且，他们年纪比我的大多了，他们是属于革命前那一代人，我只是从外貌上认出他们而已。”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杀掉，不是吗？”

他尝试着想让她明白：“这是一个特例。这不仅仅是某些人被杀掉的问题那么简单。你还记得从昨天开始往前推的那些过去吗？其实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如果它还存在某个地方的话，那就是存在于某些少数的实在之物上，没有附带任何文字说明，就像我们看到的这块玻璃一样。对于革命和革命前的事情，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一无所知了。每份记录都被销毁或被伪造，每本书都经过改写，每张图画都被重新画过，每座雕塑、每条街道以及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每个日期都被修改过，而这一切的一切，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着。历史已经戛然而止，除了党所认可的正确的无穷无尽的‘现在’，其他一切都荡然无存。我当然知道过去一切都被篡改过，但对我而言却永远无法去证明这一点，甚至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篡改工作的。只要这件事完成了，就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唯一的证据仅仅存在于我的大脑中，但我无法确定是否有其他人也跟我一样拥有这种记忆。在我的一生中，只有那么一次在事后，在那件事过去很多年以后，我还拥有过确确实实的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呢？”

“没什么用，因为没过几分钟我就把它扔掉了。但如果今天还遇上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把它留下来。”

“这个呢，我才不会这样干！”茱莉亚说，“我已经做好随时冒险的准备，但是要为值得的事情而干，而不是为了几片旧报纸。如果你保存下来的话，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不会怎么处理，但至少它是一个存在的证据，或许可以播下一点怀疑的种子来，或许哪天我也敢于拿给别人看一看。我不敢想象我们这一辈子能改变什么，但还是可以想象它会落到一些角落去，产生一些反抗的情绪——起先是一小群人结合在一起，然后慢慢壮大，甚至会在身后留下一些记录，这样下一代的人就可以在我们离开的时候继承我们的事业。”

“我对下一代毫无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你的腰部以下才算得上是个叛徒。”他对她说。

她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太妙了，开心得一下子抱住了他。

对于党的洗脑教育引发的后果，她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他开始谈论英社原则、双重思想、历史的易变性、对客观现实的否定以及使用那些新话单词，她就变得厌烦，不知所措。她说她从来不关心这种事情，既然知道那都是一些垃圾，为什么还让自己去瞎操心呢？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欢呼起来，什么时候该发出嘘嘘声就足够了。如果温斯顿非谈论这些事情不可，她就亮出她那令人难堪的习惯：倒头大睡。她是那种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就能倒头大睡的人。通过和她聊天，温斯顿知道，对于一个根本不知正统为何物的人来说，要摆出正统的姿势来真是太容易了。在某种意义上，最容易接受党那一套世界观的人，反而是对党毫无了解的人。只要稍微加以引导，他们就可以接受那些被严重歪曲的事实，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考虑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另外，他们也不怎么关注公共事件，不关注自身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了解这些也是一种难得的糊涂，至少他们是不会发疯的。他们轻易就接受一切，而他们所吞咽下去的也不会伤害他们，因为不留一点残渣，就像一粒谷物完全没经过咀嚼就吞下肚子了。

六

终于还是发生了，这个一直等待的信息已经来临。他这一辈子，似乎都在等待这一刻的发生。

当时，他正走在真理部那条长长的走廊上，差不多走到茱莉亚塞字条给他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人紧跟其后，而且身材比他的还要高大。那个人，不管是谁，反正他轻轻咳了一声，很明显是准备说话了。温斯顿突然停住，转身一看，原来是奥布兰。

终于等上面对面的机会了，可此刻温斯顿内心唯一的冲动却是拔腿就跑。他的心脏怦怦直跳，几乎说不出话来。而奥布兰却用同样的步伐继续往前走着，还友善地把手臂搭在温斯顿的肩膀上，使得两个人可以肩并肩一起走。他说话了，礼貌又严肃，这一点让他和大多数的党内党员都显得不一样。

“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聊聊，”他说，“我前几天在《泰晤士报》上拜读了你的大作，我想你对新话一定很有学术方面的兴趣，是不是？”

温斯顿慢慢恢复了部分常态。“谈不上是学术上，”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已。那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来都没参加过这种语言的编写工作。”

“但你的文章写得优雅得体，”奥布兰说，“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最近还和你的一位朋友聊过，他倒是一位专家，只是，我现在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温斯顿心里猛然一颤，这个想不起来的专家如果不是指塞姆，那真的不敢想象了。但塞姆不仅仅死了，而且被消灭了，是一个“非人”的存在了。任何明显涉及到他的东西，都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奥布兰那句话显然是在发出一种信号，一种暗语。这就是“思想罪”的一种，奥布兰是在告诉温斯顿这就是塞姆的下场，通过这么一个细微的行为，就可以把他们变成共谋者。他们走了一段路后，奥布兰就停了下来，用他那习惯性善良的模样推了推眼镜，然后继续说：

“我真正想说的是，你那篇文章里有两个已经淘汰了的词语，不过也是最近才淘汰的。你有看过第十版的新话词典吗？”

“没有，”温斯顿说，“还没发行吧，我们档案司的工作人员都还是在用第九版。”

“第十版还要几个月才能发行流通，但是已经发行了一批试用版，我自己就留有一本。或许你也有感兴趣看看？”

“非常感兴趣，”温斯顿说，立马明白了他的用意所在。

“这个版本改进的地方还真不少呢，都是极具天才的修改。我想你会对里面减少动词这一点感兴趣的。我看看，我找人给你送来好不好？这种事情我是常常忘记的，或者你什么时候方便就到我家里来取一下，你看如何？等一下，我写个地址给你。”

他们就站在电幕前面。奥布兰心不在焉地摸了一下他的口袋，掏出一个小小的牛皮封面的记事本和一只金色的钢笔来。他就站在电幕后下方，他写什么，在那个位置能让设备另一端任何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他潦草地写上自己的地址，然后撕下那一页递给了温斯顿。

“晚上我一般都会在家的，如果不在，我的仆人会把词典给你的。”

他走了。这一次温斯顿再也不用藏着手中的那张纸片了，不过他还是小心翼翼记下上面所写的，几个小时以后就和其他文件一起扔到记忆洞中去了。

他们之间至多聊了几分钟，这段插曲只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奥布兰以此让他知道他的住址。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大洋国根本没有什么通讯录之类的，除非开口问别人要地址，否则你是无法得知别人住在哪里的。“如果你想见我，那就来这里找我。”这就是奥布兰对他说的。甚至在字典的某个地方，藏着什么信息。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已经得到确认，那就是他日思夜想的那个谋反组织真的存在着，而且他已经触摸到它的边缘了。

他明白，自己早晚是要听从于奥布兰的召唤，也许是在明天，也许要到很久的以后，他无法确定这个。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的一个延续而已。第一步只是萌发了一个发动了的意念，第二步就是开始写日记了。从只是有想法变成文字，到现在是要变成行动了，第三步是将会发生的仁爱部的牢房里。他已经接受了这一切，这一切的开始都已经酝酿着结局。但这一切还是让人感到恐惧，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就像预先尝了一口死亡的滋味，像在经历着生不如死。即使是在和奥布兰一起说话，当他明白话中有话的时候，心里还是会不寒而栗。他感觉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那个阴冷的坟墓，即使他一直都知道坟墓就在那里，但这也帮不上什么忙。

七

温斯顿醒了，泪眼朦胧。茱莉亚睡眼惺忪，倚着他，嘴里喃喃问道：“怎么了？”

“我梦见了——”刚开口就立马打住了。太复杂了，语言描述不来。除了梦本身外，还有醒来几秒钟之后那些奔涌而进的记忆。

他又躺下来，眼睛紧闭，还沉浸在刚才的梦境里。那是一个长而清晰的梦，他的一生似乎就像一副夏日黄昏时分雨后的景色一样全部展现在他的面前，晶莹剔透。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玻璃镇纸里面发生的，但玻璃的表面就像苍穹一般，里面的万物都沐浴在清晰柔和的光线中，可以极目远眺。他在梦中看到很多东西，还包括他母亲挥动手臂的姿势，这和三十年后，他在电影里看到那个犹太女人试图在直升飞机炸死他们之前，用手臂挡住子弹的姿势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他说，“直到现在，我还是相信是我害死了我妈妈的。”

“你为什么要害死她？”茱莉亚问道，几乎是睡着的状态。

“我的意思是害死，并不是杀死。”

在梦中，他想起自己最后一次看见母亲的情景。醒来之前那一小段时间里，所有围绕这个情景的小事情都涌了出来。这些记忆，这么多年以后，他一定是故意把它拒绝在意识门之外了。虽然他无法确定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但当时他应该不会小于十岁，或许是十二岁左右吧。

他的父亲在早些时候就失踪了，究竟是多早，他自己也记不清了。那个时候一切都糟糕透了，他记得那段时间喧闹不安的情景：阶段性的空隙所引发的惊慌和跑到地铁站的躲藏，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街角的地方张贴着不明其意的公告。青少年穿着一样颜色的衬衫三五成群游荡在街头，面包店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机枪声——而最重要的是，肚子未曾填饱过这件事。他和其他的男孩子一起，花上一整个下午徘徊在垃圾桶和废物堆之间，就为了能捡上别人扔掉的卷心菜梗和土豆皮，有时候幸运的话能捡到发了霉的面包皮，他们也不会放过，抖掉上面的煤渣就放进嘴里去。有时候，他们还会在运输牲口饲料货车的必经之地傻傻等着，货车走到颠簸的地段，有时候会甩出一些油渣饼的碎片来。

他父亲失踪后，母亲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之情，也没有悲恸得呼天抢地，但还是有些变化的:她开始变得无精打采。温斯顿也看得出，她是在静静等待那无处可逃命运的到来。她静静做着那些需要做的事情：煮饭、洗衣、缝补、铺床、拖地、擦洗壁炉桌台，但一切都是缓慢的，没一点多余的动作，像一个艺术家一样的人体模型的自行走动。她那高大的身体似乎能自己恢复到静止状态。有时候，她会连续好几个小时都抱着温斯顿的妹妹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妹妹那时候大概两三岁，体弱多病，也不爱说话，脸瘦得像个猴子一样。有时候，母亲也会一句话也不说就紧紧抱上温斯顿不放手。虽然那时候他还小，做什么事情也只考虑自己，虽然母亲从来也没提起过，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一切都与即将发生的事情有关。

他记得他们住过的那个房间，阴暗且空气不流通，那张铺着白床单的床似乎占据了一半的空间。壁炉挡板处还有个煤气灶和一个放食物用的架子，门外的平台上有个褐色的陶瓷水槽，是几家一起共用的。他记得母亲那轮廓清晰的背影站在煤气灶前捣腾平底锅里的什么东西的情景，可能是因为他总是吃不饱的缘故。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缠着母亲问为什么没有吃的了，对着她大喊大叫（他甚至记得他那时候开始提前变声，声音有时候阴阳怪气的），有时候甚至用悲情计来争取超过自己应有的那一份。他的母亲也很愿意给他多一份，觉得他作为男孩子也理应多得一些，但是不管给他多少，他总是要求更多。每次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会恳求他不要那么自私，要知道他的小妹妹还在生病中，也需要吃东西，但也无济于事。看到母亲不再给自己添饭的时候，他就脾气大发，从母亲手里夺过锅和勺子，再从妹妹那里抓一把。他知道这样做会让母亲和妹妹挨饿的，但还是忍不住，甚至觉得自己是有权利这样做的，那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就是最好的理由。在两顿饭之间，如果母亲没看住的话，他就到食物架子上偷东西来吃。

有一天，家里拿到了分发的巧克力，已经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都没吃过这个了。他记得很清楚那珍贵的一小片两盎司的巧克力（他们那时候还是用旧制），很明显应该平分成三份。但是，他脑子里似乎听见有人跟他说话，于是他大声地嚷叫着要拿那一整片。母亲告诉他不能太贪心，于是两母子之间出现了各种争辩，伴随着喊叫、哽咽、哭泣、抗议和讨价还价等等。妹妹两只手紧紧搂着母亲，活像一只猴子，她睁着忧伤的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最后，母亲把巧克力的四分之三都掰给了温斯顿，剩下的一点点给了妹妹。妹妹拿着巧克力后有点发愣，似乎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温斯顿站了一会，突然一跳而起把她手中的巧克力抢过来，夺门而出。

饥饿使然，温斯顿强抢妹妹的巧克力

“温斯顿，温斯顿！”母亲在身后喊，“你快回来，把巧克力还给妹妹！”

温斯顿停住了，但没有回去。他母亲那双焦灼的双眼一直盯着他的脸庞。即使在这一刻，他心里还想着那件事，但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他的妹妹意识到自己的什么东西已经被抢走了，开始低声哭了起来。母亲搂起她的双臂，把她的脸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他从这个动作中知道，妹妹快要死了。他转过身，顺着楼梯而下，手里的巧克力变得黏稠稠的。

从那以后，他再没见过他的母亲，咽下那块巧克力后，他觉得自己有点羞愧，于是在大街上晃悠了几个小时，直到肚子饿到无法再忍受了才打道回府。当他回到家，才发现母亲不见了。这在当时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屋子里什么都在，只是母亲和妹妹不见了，她们没带走什么衣服，甚至连母亲的外套也还在。直到今天，他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母亲是不是已经死去，或许是被遣送到劳改场里了。至于他的妹妹，可能就像温斯顿一样，被送到一家孤儿院里（那时候叫感化中心），这是因为内战才设立的机构；又或者跟随着母亲一起被送到劳改场里，又或者只是被扔到某个地方自寻生死了。

他脑海中的梦境依旧鲜活，特别是母亲用手臂保护怀中孩子的那个姿势，包含了梦境的全部意义。他又想起了两三个月前做的另外一个梦。那时候，母亲像之前坐在那张铺着白色被单但还是很脏的床上一样，怀里抱着妹妹，而这一次是坐在一条每一秒都在不断往下沉的船上，他在上面，母亲一直抬着头，透过颜色越来越深的海水看着他。

他把母亲失踪的消息告诉茱莉亚，但她并没有睁开双眼，只是翻了个身，睡得更舒服些。

“我猜你小时候一定是个调皮捣蛋鬼，”她模模糊糊地说着，“每个小孩子都是这样。”

“是的，但我不是想说这个——”

听着茱莉亚的呼吸声，知道她又睡过去了。他原想继续谈谈他母亲的。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没什么过人之处，也不是那种聪明人，但身上还是散发出一种高贵纯洁的气质来，那是因为她所信奉的做人的标准都是发自内心的，外面那些变化是无法改变她的。她也从未想过，一个没有实际用处的行动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去爱他，当你什么也给不了他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给他爱。当最后一块巧克力也没了的时候，他母亲就用胳膊搂紧她的孩子。那也无济于事，什么也改变不了，它不会因此多出几块巧克力来，也不会让她或者她的孩子免于一死，但对她而言，这样做是自然而然的。纪录片中那个乘着小艇逃命的妈妈，也用自己的手臂来掩护她的孩子，这不会比用一张纸来抵挡子弹的袭击更有效。党所做的恐怖之事，就是说服人们相信仅仅靠一时的冲动或者感情用事，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同时又剥夺你在物质世界中的全部力量，让你陷入一种软弱无力的境地。一旦落入党的手中，你有感觉或者没感觉，你采取行动反抗或者控制自己什么也不做，从表面上看，是一点区别都没有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最后都逃不过被销声匿迹的命运，你和你的所作所为同样不再为世人所知，在历史的长河中，你已被清出行列。但仅仅对上两辈人而言，这一点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并不会想着去篡改历史，他们遵从的，是个人之间的那种忠诚，他们从来都不怀疑这一点。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完全绝望的动作，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对垂死挣扎的人说一句安慰的话，都有着它自身的价值所在。他突然想到，今天的无产者还保持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会忠诚于一个党派、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思想。他们彼此忠诚。第一次，他不再看低无产者，或者仅仅把他们看成是一种某天突然觉醒并能改变世界的潜在力量。他们保持了人性，内心还没被异化，一直留存着人类最原始的朴素情感，这一点是需要温斯顿重新用心学习的。想到这里，他忽而记起几个星期前的那次空袭，他在人行道上看见一只断掉的手，他自己不就像踢一棵卷心菜一样把它踢到阴沟里去的吗？

“无产者才是人，”他大声地说出来，“而我们不是。”

“为什么？”茱莉亚问道，她又醒了。

他想了想，换了种说法问，“你想过没有，对你和我而言，最好是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离开这里，永远不再见面？”

“亲爱的，我当然想过这一点，还想过好几次，但无论如何，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我们运气一直不错，”他说，“不过现在看来运气不会持续太久，你还年轻，看起来既正常又纯洁。如果你不和我这种人来往，说不定还可以再活五十年。”

“不，我全都想了个遍，你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你不必那么泄气，要活下去，对我来说还是绰绰有余的。”

“或许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待半年，甚至一年，没人知道会怎样。但是，最后我们肯定是要分开的。你知道我们将会面临多孤立的境地吗？一旦他们抓住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我们谁都无法为对方做些什么，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我坦白了，他们会枪毙你；我拒绝坦白，他们同样会枪毙你。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甚至控制自己不说什么，都无法把你的死延迟哪怕仅仅五分钟。我们双方甚至都不会知道彼此是死了还是活着，我们将会完全的无能为力。不过，有一点非常要紧，那就是我们不会相互出卖对方，虽然这也影响不了最后的结果。”

“你是在说招供吗？”她问，“我们当然会招供，毫无疑问的，每个被抓进去的人都会招供，他们会用酷刑折磨你。”

“我不是说招供。招供并不等于出卖。被抓进去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感情。如果他们有办法让我不再爱你，这才是出卖。”

她琢磨了一下，最后肯定地说：“他们做不到的，这是他们唯一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能逼迫你供认所有的事情——任何事情——但却不能迫使你去相信它。他们跑不到你的心里去。”

“对，”他应道，心底也多了一丝希望，“确实如此，他们跑不到你的心里去。如果你认为保持人性是最值得的事情，即使这带不来任何的结果，但在精神上，你已经打败了他们。”

他想到那个不曾停歇过的电幕，他们可以没日没夜地监听你的一切，但如果你能保持头脑的清醒，还是可以以智取胜的。即使他们穷尽所有的聪明手段，也掌握不了你内心在想的秘密。不过要是真的落到他们手里，这一点就难说了。人们无法得知在仁爱部会遭遇到什么，不过这也不难猜测：酷刑、药品、测探你神经反应的精密仪器，不让你睡觉、单独监禁和没完没了的审讯，通过这些手段，一点一滴地击垮你。事实上，无论怎么样，你是无法保持闭口不谈的，他们总会不择手段从你口中挖出东西来。但是，如果你认为人生的意义不仅仅是苟活着一条命，而是活得像一个人，那说到底他们怎么对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改变不了你内心的感情，就连你自己也改变不了这种感情，即使你自己也想着要改变。他们能挖出你的一切，你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但在你的内心，不曾被屈服，它的流转轨迹，仍旧保持着它的神秘。

八

来了，他们终于还是来了。

他们站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灯光柔和地照着，电幕里的声音很小，深蓝色的厚地毯给人一种像走在天鹅绒上的感觉。奥布兰正坐在房间尽头的桌子前工作着，桌前有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桌子两边摆满了文件。仆人把温斯顿和茱莉亚领进来的时候，他都懒得抬一下头。

温斯顿的心脏猛烈地跳个不停，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来了，到底还是来了，他脑子里只能想到这些。来这里见奥布兰已经是鲁莽的决定，把茱莉亚一并带来更是愚蠢至极。尽管他们是走不同路线过来的，而且是在奥布兰的门口汇合，但仅仅到这样的地方来，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能够进入到一个内党党员的家里，或者说到他们所住的这一带转转，这种事情是少之又少的。那公寓大楼的整体氛围，那所有东西的华丽宽敞，那美味佳肴陌生的香味，那升降迅速又无声的电梯，那身穿白色短上衣忙里忙外的仆人——这一切全都叫人吓得慌。尽管他有很好的借口来这里，但还是走得提心吊胆，生怕在哪个角落会冒出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看守员来盘问他的证件，并命令他赶紧滚蛋。但是奥布兰的仆人却没怎么为难他们两个就放行了。他很矮，头发乌黑，身穿一身白色夹克，面部毫无表情，看起来像是个中国人。他领着他们穿过一条走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壁一片洁白，还贴有奶黄色的墙纸，全都一尘不染。这太让人害怕了。温斯顿还没见过一条走廊不是被人的身体摩擦得脏兮兮的。

奥布兰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手里捏住的那份文件。他那沉重的脸庞低垂着，所以温斯顿可以看见他鼻子的轮廓，样子看起来既让人敬畏，又很聪明。在可能有二十秒的时间里，他就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然后把口述器拉向自己，用部里那种行话说道：

“项目一逗号五逗号其批准句号建议包括第六项加加荒谬近于罪想取消句号前所未有建设性不敢加满可能机械顶上句号通知结束。”

他不慌不忙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步过那静得无声的地毯朝他们走过来。念完那段用新话读的公文后，他身上的官场气息似乎有所减少，但表情却比平时更阴郁了，似乎因为被打扰而感到不高兴。这时候，温斯顿原来感受到的恐惧慢慢变成一种普通的尴尬。他似乎觉得自己犯下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现实的意义上，他自己又怎么知道奥布兰会是一个政治反叛者呢？除了那个一闪而过的眼神，仅有的一句含糊不清的话，他一无所有，剩下的，不过是他根据自己的梦境所建立起来的内心想象而已。这个时候，即使再拿出是过来借字典的理由来，也派不上用场了，因为这样一来茱莉亚的到来就无法解释了。奥布兰路过电幕的时候，似乎想到了些什么，于是停下脚步，转身按下电幕上的开关，只听见啪的一声响，声音就停止了。

茱莉亚忍不住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叫声。温斯顿也惊呆了，但还是忍不住舌头的速度溜了一句话出来：

“您能关掉这个电幕呢！”他问。

“对，”奥布兰回答道，“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有这个特权。”

此刻，他们面对面站着，奥布兰那魁梧的身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两个，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他有点严肃地等待着温斯顿开口，可是能说什么呢？即使在这一刻，作为一个大忙人的他，估计正在琢磨着自己怎么被打扰的。没人吭声。自从电幕关掉后，房间里弥漫着死一般的沉寂，每一秒都被拖得很长很长。温斯顿费劲儿地盯着奥布兰的眼睛看。紧接着那张阴郁的面容忽而松了下来，似乎要示以微笑。奥布兰推了推眼镜，那是他的经典动作。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他问。

“我先说吧。”温斯顿马上应道，“电幕真的关掉了吗？”

“是的，全都关了。现在在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

温斯顿愣了一下，第一次意识到他自己来这里的动机如此不清晰。因为在根本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从奥布兰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所以要说出为什么来这里是很不容易的。他继续说着，感觉自己所表达的一定听起来很不充分，也有点自命不凡。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相信你会和一个地下的反党组织有某种联系。我们也想加入，想为它而服务。我们要与党为敌，不相信那一套英社原则，我们是思想犯，是通奸者。我之所以会把这些告诉你，无非是为了听凭你的安排。如果你想揭发我们，我们也是做好心理准备的。”

说到这里，温斯顿停了下来，感觉房门被打开。转头一看，果然是那个黄色面孔的仆人不敲门就进来了。温斯顿看见他手里捧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个玻璃瓶和几个玻璃杯。

“马丁是我们自己人，”奥布兰淡淡地说了一句，“马丁，把酒拿到这个圆桌上来，椅子都够了吗？这样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坐着来聊了。马丁，你自己也拿张椅子来一起坐吧，我们谈的都是公事，你有十分钟时间不用做仆人了。”

矮个人男人听从吩咐坐了下来，动作很自然，但还是带着一种仆人的神态，是那种享受到特殊待遇贴身男仆的模样。温斯顿用眼角瞟了他一眼，他察觉到这个男人的一生都在扮演着一种角色，即使是卸下伪装的身份一分钟，仍旧觉得是危险的。奥布兰拿起玻璃瓶的瓶颈，把一种深红色的液体倒入玻璃杯中。这个动作唤起了温斯顿那已经模糊了的记忆，那是他很久以前在墙上或者广告牌上看到的情景——一个由点灯组装而成的大瓶子在上下摆动，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倒进杯子里。从上面看，这种液体几乎是黑色的，而从玻璃瓶外面看，则有一种红宝石般的光芒在，味道又酸又甜。他看见茱莉亚拿起她自己那杯，好奇地闻了闻。

“这东西叫葡萄酒，”奥布兰微笑着淡淡地说，“你们在书上肯定看过这个，不过恐怕你们这种外党党员是很少能喝到。”他的脸色又暗沉下来了，但举起了酒杯。“我想我们应该先为我们的健康干杯，为我们的领袖伊曼纽尔·戈斯坦因干杯。”

温斯顿有点急切地举起杯子来。他曾经在书中知道葡萄酒这种东西，就像那块玻璃镇纸和查林顿先生那隐约记得的歌谣一样，这都是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浪漫存在——他在内心深处就是这样称呼旧时代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误解葡萄酒是一种味道很甜的东西，就像黑莓酱那样，而且很容易就喝醉了。而实际上，当他喝下这个东西的时候，实在是失望之极。可能是他在喝了多年的杜松子酒之后，已经无法真正地品酒了。他把空杯子放了下来。

“那么说真的存在戈斯坦因这么一个人？”他问道。

“是的，真的有这么一个人，而且他还活着。但是，他现在在哪里，我也无从知道。”

“那么那些反叛组织呢？也真的存在着？不会是思想警察自己杜撰出来的吧？”

“不，是真的，我们叫它兄弟会。除非你相信它的存在和成为它中间的一员，否则你不会知道很多关于它的事情，这一点我一会再跟你解释。”他看了看腕表，又说，“即使我是个内党党员，但是要把电幕关掉半个小时以上的话，也不是明智之举。你们不应该一起过来的，离开时候也需要分开走。你，这位同志——”他朝茱莉亚点了点头，“你要先走。我们还有二十分钟来处理我们的事情。你们得明白，我必须先问你们几个问题。大概地说，你们准备做点什么？”

“在我们力所能及范围内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温斯顿说。

奥布兰转了一下椅子，这样就能正面对着温斯顿。他几乎忽视了茱莉亚的存在，理所当然地认为温斯顿可以代表她来发言。他半闭着眼睛，声音低沉，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开始他的发问，像是在教堂进行洗礼时候问答式一般的例行公事，对于大多数的答案，其实他早已心中有数。

“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吗？”

“愿意。”

“你们愿意奉命杀人吗？”

“愿意。”

“去执行可能导致几百名无辜群众丧命的破坏活动呢？”

“愿意。”

“向国外势力出卖你自己的国家呢？”

“愿意。”

“去欺骗、敲诈勒索，去做毒害儿童心灵的事，去散发令人上瘾的毒品，去逼良为娼，去传染性病——总之，去做任何有可能引发党的道德败坏以及削弱它的力量的事情。”

“愿意。”

“如果，打个比方说，把硫酸泼到某个小孩子身上这件事也会符合我们组织的利益——你也愿意这样做吗？”

“愿意。”

“你们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都当一名服务员或者码头工人吗？”

“愿意。”

“如果我们要你们自杀呢？”

“愿意。”

“你们两个人愿意分开，永远不再见面？”

“不！”茱莉亚突然插了一句进来。

温斯顿似乎停了好一会才回答他。有那么一阵子，他好像失去了说话的力气，他的舌头在动，但是毫无声响，蹦出一个音节，再一个音节，一次又一次。他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只是说了个“不”字。

“你跟我们说了实话，这很好。”奥布兰说，“我们有必要了解一切的细节。”

他转过身去，正对着茱莉亚，并且话语间加了点感情说：

“你想过没有，即使他这样活着，他也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或许我们有义务要给他换一个新的身份。他的脸，动作，手的形状，头发的颜色——甚至他说话的声音也会完全不同。而你自己也有可能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我们的整形医生能给任何一个人改头换面，有时候甚至要进行截肢。”

这时候温斯顿忍不住快速地瞟了一眼旁边马丁那张脸，倒没发现有什么明显的疤痕之类的。茱莉亚的脸色却越显苍白，雀斑都显露出来了，但是她还是勇敢地看着奥布兰，嘟囔着似乎说了句同意的话。

“好，那我们就这样定了。”

桌子上放着一个银色的香烟盒，奥布兰心不在焉地把烟盒推给温斯顿他们抽，他自己也抽上一根，然后站起来开始来回踱步，似乎站着更有助于思考。那是一种高级香烟，卷得很好，有点粗，连外面的卷纸都带着一种不常见的顺滑感。奥布兰再次看了看手表。

“马丁，你现在最好就回到餐具室里去，再过十五分钟我就要打开电幕了。你走之前，好好看看这两位同志的脸，你可能会再看到他们，我估计就不会了。”

和刚才进门时候一样，这个矮小的男人那双黑色的眼睛又开始在他们的脸上扫来扫去。没有一丝的友好，他是在记住他们的外表，但对他们本身却没一点兴趣，至少是看不出他有什么兴趣。温斯顿突然想到，他那张整容过合成的面孔，可能是不能随便改换表情的。马丁走了出去，没说话，也没打招呼，就静静地关上了门。奥布兰依旧在来回踱步，一只手插在制服的口袋里，另外一只手则掐着烟。

“你们要明白，”他说，“你们将来是在黑暗中战斗，而且永远都是这样。你们会收到命令，然后就是不问究竟地去执行。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本书看看，你们就会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它的真正本质是什么，还有我们会制定怎样的策略来摧毁它。当你读完这本书，你就是兄弟会中的一份子了。但是除了我们奋斗的总目标和目前的任务之外，关于兄弟会你不会了解到更多。我告诉你真的存在兄弟会，但不会告诉你它究竟有一百还是一千万个成员。你们会同时和三四个人接触，但下一次再接触的就未必是原来的同志了。这是你们第一次接触，所以会保持下去。你们所收到的命令，都是从我这里发出的。如果有必要和你们联系，我们会找上马丁的。如果你最后被抓，你会招供，这当然是无可避免的，但你能招供的东西非常少，除了你自己本身的行动，或者再供出几个无关紧要的人来。甚至，你们都不会出卖我，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死了，也可能变身为另外一个人，换了另外一张脸。”

奥布兰继续在那张柔软的地毯上来回踱着步。虽然他长得蛮壮实的，但一举一动之间却透露着非凡的气质，即使是把手插在裤袋里，或者在摆弄着那根香烟，他给人的印象——不仅有力量，而且是自信且善解人意的，尽管言谈举止之间充满着嘲讽的意味。虽然他的内心可能充满着渴望，但狂热分子那种偏执在他身上近乎不存在。当他谈及谋杀、自杀、性病、截肢和整容的时候，空气中似乎漂浮着一种嘲讽的氛围，似乎在说：“这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我们要毫不妥协地做下去的事情，但等到我们的生活有了尊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金盆洗手不干了。”温斯顿的内心燃起对奥布兰由衷的敬佩之情，甚至近乎崇拜了。那一刻他忘记了戈斯坦因这个幽灵一般的人物了。当你看着奥布兰那强壮有力的肩膀和粗糙的面孔，既丑陋又文明，几乎不能相信他会被打败。他是一个精通谋略，能预测危险的人物，甚至连茱莉亚也被他所折服。她专心听着他讲话，任由手中那根烟自个儿燃烧殆尽。奥布兰继续说：

“你们已经听说过兄弟会存在的谣言，毫无疑问你们自己脑中也会有一副关于它的图景。你们或许会想象，它是一个大规模的地下反叛组织，会秘密聚会，在墙上涂鸦各种信息，通过暗号或者打手势的方式来接头等等，但是这其中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曾存在过。兄弟会之间的成员是无法彼此确认的，任何一个成员，至多也仅仅是知道另外几个人的身份而已。即使是戈斯坦因自己落到思想警察的手中，也不可能交出全部成员的名单来，或者供出任何信息找到全部的名单。根本就没这样一份名单。兄弟会不能被消灭掉，就是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它的存在，依靠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法被摧毁的信念把人们联结在一起。除了这种信念，再无其他东西来支撑你。既无同志之间的友谊，也没有人会来鼓励你，当你最终被捕之际，你也不会得到任何的援助，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援助我们的成员，至多在非常必要的时候要求某人保持沉默，有时候会偷偷送一个剃须刀片到牢房里。你们必须要适应这种毫无结果也毫无希望的生活。你们会为此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被捕，然后招供，然后死去。这些就是你们能看见的结果。在我们这一生中，不会发生任何可见的变化。我们是死去的人，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未来。我们会化为几缕尘土，以及剩下几块骨头，来参与到这未来中去，但这所谓的未来究竟有多远，没有人会知道，或许在一千年以后。现在，除了微乎其微地扩大那些具有清醒意识的人群，我们别无他法。我们不能集体性行动，我们只能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我们的认识和经验。在思想警察当道的时代，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奥布兰停了一下，第三次看了看他的表。

“你差不多得走了，同志。”他对茱莉亚说，“等一下，瓶里的酒还有一半没喝呢。”

他斟满了一杯，然后举起他那一杯。

“这次为了什么而干杯呢？”他说，依旧半带着嘲讽的语气，“为了愚弄思想警察？为了老大哥的死去？为了人性？还是为了将来？”

“为了过去，”温斯顿说。

“过去更重要，”奥布兰认真地附和着说。

喝完杯子里的酒后不久，茱莉亚起身准备走。奥布兰从壁橱里取下一个小盒子，从中拿出一片扁平的白色药片给她，要她放进舌头里。他说不能让外面的人闻出她口中的酒味，那些负责开电梯的人看得非常仔细。关上门后，奥布兰似乎就忘记了茱莉亚的存在了。他又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停住。

“我们还得处理一些细节问题，”他说，“我想你们总该有个藏身之地吧？”

温斯顿跟他说起查林顿先生楼上的那间房。

“暂时住在那里是可以的，迟点我再安排另外一个地方给你们，经常变换地方也是很重要的，同时我还要把那本书给你。”温斯顿留意到奥布兰在说这个词语的时候加重了语气。“你也知道的，就是戈斯坦因的书，但是可能要再过几天我才能拿到一本。你应该想象得到，没几本这样的书能流传下来，几乎是我们印刷一本，思想警察就查抄和销毁一本，但也没关系了，这本书是不可能被毁灭的。上一本没有了，我们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再印刷一本。对了，你上班时候会带公文包吗？”

“一般来说，都带的。”

“什么样子的？”

“黑色，很破旧了，还有两条带子。”

“黑色，破旧，两条带子——好。这段时间的某一天——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哪一天——你早上上班时候会收到一份有错别字的文件，你就要求再送一份，然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就别带公文包。就在这天的某个时候，大街上会有个人按按你的胳膊对你说：‘我想这是你掉的公文包。’在他给你的这个公文包里，就会有戈斯坦因的书。然后你要在两个星期之内归还回来。”

他们沉默了一会。

“还有几分钟你就得走了，”奥布兰说，“我们会再见面的——如果真有机会再见面的话——”

温斯顿抬起头看着他。“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有点迟疑地说。

奥布兰点了点头，没有觉得惊讶。

“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说，似乎领会了温斯顿的暗示，“但现在，在你离开之前，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有什么口信需要我捎的么？或者还有什么疑问吗？”

温斯顿想了一下，似乎没什么问题想问的，更不想在这个时候来唱高调。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的倒不是和奥布兰、兄弟会有直接关系的事，而是浮现出一个混合的图景：在母亲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住的那间阴暗的房子，查林顿先生铺子上面的房间，那块玻璃镇纸以及带玫瑰木框的版画。他几乎是随便就脱口而出：

“你是不是也知道这首歌谣？它的开头是这样唱的：‘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奥布兰又点了点头，紧接着他用虔诚的声音念出了那一整节：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法新。’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老百利的大钟说。

‘等我阔了再说。’肖尔迪奇教堂的大钟说。”

“你居然知道最后一行！”温斯顿惊讶地说。

“是的，我知道最后一行。不过恐怕现在你得走了，时间已经到了。再等一下，我去给你取片药。”

温斯顿站起来，奥布兰就伸出他的手，那只强有力的手几乎要把温斯顿的掌心捏碎。到门口的时候，温斯顿转过头来，但奥布兰似乎已经把他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他的手指正按着电幕的开关，等待着温斯顿的离开。在他的身后，温斯顿可以看见一张写字桌，桌面上放着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口述器和堆放在铁篮子里的一沓沓文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温斯顿想到，半分钟内奥布兰就会恢复刚刚被打断的重要工作，继续为党服务。

九

温斯顿累得像一块果冻。真的，果冻是最恰当不过的词语了，这是自然而然在他的脑海里蹦出来的。他的身体似乎像果冻那样柔软，而且也是半透明状。他觉得自己要是把手举起来，都会看见光线穿过。他的血肉之躯全都被大量繁重的工作所抽干，剩下的只是一些神经、骨骼和皮肤组成的柔弱骨架。他的知觉似乎被放大了，因此感到敏感。工作服摩擦着他的肩膀，走在人行道上感到脚底在发痒，甚至伸缩一下自己的手臂也能感觉到关节在咯咯响。

他在五天之内的工作时间几乎超过九十个小时，部里的其他人也一样。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到明天上午之前，他都无事可干，党也没给他安排什么公务。他可以去查林顿先生那个房间待上六个小时，然后回自己的宿舍待九个小时。下午的太阳非常柔和，他慢吞吞地走在那条通向查林顿先生店铺的街道上，路上脏兮兮的，他继续留意着是否有巡逻队的出现，但直觉告诉他今天下午不会有什么危险，没人会上前盘问他。每走一步，他身上携带的那个沉重的公文包就碰一下他的膝盖，使得腿部从上到下都有一阵发麻的感觉。公文包里放的正是“那本书”，他已经随身携带整整六天了，但至今还没打开过，更别说翻开来看了。

仇恨周的第六天，在经过各种游行、演讲、呼喊、歌唱、摇旗、贴宣传画、电影、蜡像、击鼓演奏和喇叭的尖叫、操正步的脚踏声坦克履带的倾轧声、一呼而过的飞机声和枪炮的轰鸣声之后，民众的情绪达到顶峰，对欧亚国的仇恨也已经飙升到不同戴天的程度。在这个时候，原本安排在仇恨周最后一天才执行绞刑的两千名欧亚国俘虏，如果落到他们的手中，一定会被四五分尸。但偏偏在这个时候，传来的消息却说不是跟欧亚国，而是东亚国打仗，欧亚国是同盟国。

当然，不会有人承认发生过任何的改变，只是大家都突如其来地知道了东亚国是敌人，欧亚国是友国而已。这件事刚发生的时候，温斯顿正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参加示威活动。当时是晚上，那些苍白的脸孔和鲜艳的旗帜都在灯光的照耀下渲染而开。广场上挤满了好几千人，其中有一千人是身穿侦察队制服的小学生。在铺满红布的讲台上，一个内党党员正在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个子矮小，手臂硕长，脑袋奇大，和身体极度不相称，头上只有几缕稀稀疏疏的头发。他长得像个小侏儒，身体因仇恨而扭动着，一只手紧紧抓住话筒，另一只骨瘦如柴的胳膊却在头顶的空中各种比划着。他的声音穿透扩音器，显得非常刺耳，口中不停地发出欧亚国的各种罪行：屠杀、驱逐、抢劫、强奸、虐待战犯、滥杀平民、散发不实的宣传、侵略、撕毁合约等等。听他的演讲，起先你不得不暗暗相信，继而变得疯狂不已。每隔一两分钟，民众就被他的煽风点火弄得义愤填膺，喇叭的声音也被这从几千个喉咙里迸发而出咆哮般的声音压制下去，而喊得最猛的，就是那些小学生。讲话持续了大概二十分钟，突然一个通讯员急急忙忙走上讲台，塞了一张纸条给他。他打开看了一眼，但并不停止他的演讲。他的声音、动作甚至演讲的内容都没发生丝毫的改变，但是那些国家的名字却悄悄变得不同。一句话也不用说，理解的波浪就层层盖过人群，大家马上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大洋国是在跟东亚国打仗！然后是一阵剧烈的骚动。广场上那些旗帜和宣传画全都错了，有一半以上的宣传画印的都是错误的人像。这还不是明摆着吗？准是戈斯坦因那群阴谋分子在搞破坏！接着出现一阵狂欢般的插曲，有人开始把墙上的宣传画扯下来，旗帜也被撕成碎片踩在脚底。侦察队的成员个个身手敏捷，他们爬上楼顶，剪掉在烟囱上随风飘扬的三角旗。不过才两三分钟时间，一切就都改换妥当了。那位演讲者还是紧紧握着他的话筒，肩膀前倾，另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直接继续他的演讲。不到一分钟，台下那些人群又爆发出声嘶力竭的咆哮声。仇恨周照常进行着，只不过仇恨的对象变了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温斯顿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演讲者在看完那张纸条后，可以完全在不停顿、不改变语法规则的情况下把欧亚国变成东亚国。但在那一刻，他心里想着另外一件事。在那些宣传画被扯下的混乱中，有个他看不清面孔的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打扰一下，我想这个公文包是你掉的。”他没说话，随手就接过那个公文包。他明白，书虽然是到手了，但还是得等上几天才有机会一睹真容。示威活动一结束，他就马上回到真理部去，虽然那时候已经快二十三点了。部里的其他员工，也都这样。电幕上已经在发号施令要他们回到岗位上了，真是多此一举。

大洋国正和东亚国交战，大洋国一直都是在跟东亚国交战。过去五年内的政治文件，大部分也因此而作废，所有的报道、档案、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和照片——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火速校正。没人发布什么正式的指示，但大家都心知肚明，部里的首长是希望在一个星期之内，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再提起和欧亚国打仗、和东亚国结盟的事情。这件事情本来就很艰巨，同时还需要拐弯抹角地说，搞得就更复杂了。每天二十四个小时，档案司里的每个人都得工作十八个小时，中间小睡两次，一次三个小时。从地窖里拿出床垫，摆得满走廊都是；他们吃的是三明治和胜利咖啡，饭堂的服务员会用推车推过来分发。温斯顿每次去走廊眯一会前，都尽量把桌面的工作完成，但每次拖着沉重的脚步睡眼朦胧回来后，发现桌面的纸卷又堆积如山了，不仅把口述记录器埋了一半，还有很多都飘到地上去了，所以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纸卷整理成堆，好腾出地方开始干活。最糟糕的是，这项工作并不是简单地例行公事就可以了，有些地方只把一个名字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就可以了，但有些详细的报告就需要费上不少心思和想象力。就说把某场战争的地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都需要有非常丰富的地理知识才能驾驭得了。

到了第三天，他的眼睛疼得无法忍受，而且每过几分钟就得擦一遍镜片，这真是像在为了应付一件累人的体力活而苦苦挣扎，一件本身有权利拒绝去做，但同时又鬼使神差般想把它做完才觉得满足的体力活。就他所记得的，自己并不为自己睁着眼说瞎话的行为感到不安，虽然他对口述器所说的每个字，用笔修改过的每一划，都不过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而已。他和部里其他人一样焦虑，希望把这种伪造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在第六天的早上，纸卷慢慢减少了，有时候等了半个多小时，气力输送管啥都没喷出来，然后出了个纸卷，然后又没了。同时，各个单位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样，于是档案司里的每个人都悄悄地叹了口气，一项无法被光明正大提起的伟大工程要完成了。从此，再也不会有人可以拿出文件来证明，大洋国是跟欧亚国打过仗的。十二点时候，部里忽然意外发了条通知说，下午到明天早上都不用上班。温斯顿自从七天之前从那个人手上接过那个公文包后，就一直带在身边。他上班的时候就把它夹在两腿之间，睡觉时候就垫在身体下面。回到家后，他刮了个胡子后就开始洗澡，水只不过是微热的，但他居然睡着了。

他爬上查林顿先生房子楼梯的时候，关节在吱吱响，他觉得有点舒服。虽然很累，但不再睡意昏沉。他打开窗子，点亮那个肮脏的油炉，准备烧水煮咖啡。一会茱莉亚也要过来，可以先看看“那本书”。他坐在那张脏兮兮的扶手椅上，打开公文包。

这本书的封面是黑色的，装订看起来也很业余，封面上也没印上作者或者书的名字，印刷的字体和常见的不太一样。书的边角已经破破烂烂的，很容易就裂开，像是经过很多人的传阅。扉页上印着：

寡头集体领导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纽尔·戈斯坦因著

温斯顿开始阅读：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

温斯顿停了下来，为的是感受一下此时的自己正在安全又舒服地看着书。他独自一人，没有电幕，钥匙孔中也无人会偷听，更不用紧张地扭过头去看有没人在监视着，或者用手不安地捂着书。夏日的微风轻轻地吹着他的脸庞，小孩子的叫喊声隐隐约约从远处某个地方传来。房间里除了那台老式钟的滴答声外，一切都是静谧的。温斯顿往扶手椅中坐得更深一点，把脚搭在壁炉前的挡板上。这真是不朽的天赐之福呀！突然，正如一般人在拿到一本书后，知道自己会一再读这本书一样，他随意翻了翻这本书，发现翻到了第三章。他继续读着：

第三章

战争即和平

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就可以真实预测到这个世界即将分裂成三个超级大国。由于俄国吞并了欧洲，美国吞并了大英帝国，这三个大国中的两个，也就是欧亚国和大洋国，事实上已经存在了。第三个大国，也就是东亚国，在经过十年的混战之后才崛起。这三个大国的边境，在一些地区是任意而定的；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根据战争的结果来决定，但一般而言，是根据地理界限来划分的。欧亚国的版图包括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从葡萄牙一直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则包括美洲、大西洋列岛、不列颠各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端。东亚国要比另外两个小一点，西部的疆域还不太稳定，包括中国、南洋、日本群岛等地。

这三个超级大国，一国结盟另一国来攻打第三国，处于这种混战状态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战争不再像二十世纪前几十年那样，打得如此绝望与疯狂了。他们之间的战争都是很有限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无法彻底摧毁另外一个国家的，他们不是为了物质而战，意识形态方面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差异。但这并不是说对于战争方式或者战争的态度变得没那么嗜血成性或者多了些武侠风度，相反，这三个国家的战争氛围已经持续不断，并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了。强暴妇女、抢劫、滥杀儿童、大批人口被迫成奴，甚至把战俘活埋或者煮死这种事情，都被视为正常现象，而且如果是自己人而不是敌方来做这种事情，就更是英雄行为了。但在实际的数字上，战争所涉及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经过高度训练的专家，伤亡人数也比以前的战争要少很多。战争一般都是发生在一些模糊的边境地带，对于真实的地点，一般的人也只能猜猜而已。如果不是在边境地带作战，那就会是在游浮堡垒防卫的海上地带附近。对于居住在大都市中的人而言，战争除了经常造成消费物品的长期短缺外，就是偶尔飞来一颗火箭弹，炸死几十个人而已。事实上，战争的特点已经发生改变，更准确一点来说，就是战争的重要性顺序已经悄然改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战中，这种动机只是在较小范围内得到呈现，现在已经变得明显起来，并有意执行。

要了解现在这场战争的本质，（虽然每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结盟或者拆伙的事，但实质上都是同一场战争）首先，必须弄明白，这种战争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即使是两国联合起来，也不能完全打垮第三个国家。三国鼎立，势均力敌，它们与生俱来的防御能力也各有特色。欧亚国土地面积辽阔，大洋国则依靠大西洋和太平洋，而东亚国人口稠密，人们辛苦劳作。其次，从物质的意义层面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再大打出手的了。随着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的建立，生产和消费都已经平衡，过去战争中因为争夺市场的驱动力已经荡然无存，不再是为了原材料而争得你死我活的了。无论如何，三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建立了自己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如果说战争的发动还有直接经济方面的原因的话，那就是对劳动力的争夺了。在各个大国的边界之间，有一个不曾被任何一个国家所占领的地方，它是一个四角形，四个角分别是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以及香港，加起来的人口占据全球的五分之一。三个超级大国就是为了占据这些人口密集地区和北极区的所有权而冲突不断。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这个地区，它的各个部分经常易主，要见风使舵才能占据下那么一小块地方，因此，结盟的方式真是千变万化。

这些必争之地都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有些地区则盛产重要的植物，比如橡胶。在不生产这些东西的寒冷地区，需要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提炼，成本高出不少。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不管哪个国家，只要占领了赤道非洲，或中东地区，或者印度南部，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就能够主宰这几千万甚至几亿个廉价劳动力的命运了。这些地区的人民，奴隶的地位或多或少是公开化的，一个征服者前脚刚走，另外一个后脚就来了，而且他们被当成像煤和石油一样的消耗品来对待，是制造军火武器的燃料，侵略战争的卒兵。以竞赛来制造更多的军备，掠夺更多的领土，就这样无限地循环下去。应该留意到，战争也蔓延到这争夺地区以外的地方去。欧亚国的国界，就在刚果河和地中海的北岸之间伸缩，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屿，辗转于大洋国和东亚国之间；而蒙古，在欧亚国和东亚国的分界线中一直也不稳定。在北极地区，三个大国都声称对它那辽阔的疆域拥有主权，其实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荒无人烟的，未曾被探索过。这三个超级大国也维持着平衡的力量，所以都是在边缘地带开战，从未蔓延到三国的中心地带。而且，靠近赤道地区的人们虽然备受剥削，但他们对世界的经济和财富并没什么大贡献，因为不管他们生产的是什么，总是消耗在战争上，而发动战争的目的又在于争取更多的人力物力，让自己在下一场战争中能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说这种奴隶还有什么用的话，就是所投入的劳动力使得战争的节奏变得更快了。但假如这些奴隶不存在，世界社会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运行的原则，也不会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

现代战争最主要的目标（根据“双重思想”原则，内党的头目可以认识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同时也可能完全不当一回事）是尽量消耗机器生产的产品，而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就是工业社会的潜在问题。现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人在挨饿，这个问题并不紧迫，即使不进行人为的销毁，剩余消费品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今天这个世界，与一九一四年以前相比，是个缺乏物质、遍地饥饿、破落不堪的世界，跟当时人们所设想的未来世界相比的话，那差距就更远了。二十世纪初期，人们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富裕、休闲，社会有秩序、有效率，是一个由钢铁和雪白水泥所建构起来的美丽新世界，是一个几乎每个识字的人都曾意识到的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一般的人也很自然地想象着它会一直发展下去。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部分原因是长期战争和革命所引起的贫困，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科学技术进步所依赖的经验主义思想习惯，在这种严格军事化管理的社会里，无法存在下去。总体而言，今天的世界比五十年前的那个世界更原始。有些落后地区确实得到发展，一些和战争武器或者思想警察用来监视平民有关的技术也取得某种进步，但重要的科技实验和发明，总体上都停止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核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一直都没恢复过来。机器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还存在着。机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有思考力的人马上就想到，人们不必再从事苦力活了，因此很大程度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会消失。如果机器真的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一种工具，那么饥饿、苦力、肮脏、文盲和疾病就会在两三代之间被消灭掉。实际上，机器并不是为以上任何一种目的而服务的，而是一种自动化的过程——机器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有时候不可能不分发出去，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五十年期间，机器的出现确实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很明显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也会对政治集团产生威胁。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威胁到的只是等级社会的存在。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只需要工作很短的时间，食物充足，住的地方有浴室和冰箱，还拥有私家汽车甚至飞机，那么最明显并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平等现象将会消失殆尽。如果这演变成一种普遍现象的话，那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就变得没有任何区别了。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社会的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意义上的财富能进行平均分配，而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这是无法想象的，实际上这样的社会也是无法保持长期稳定的。如果所有人都享受到既奢侈又安定的生活，那么平时遭受贫困折磨的大部分人都将开始读书认字，并学会独立思考。等他们学会这一点之后，他们早晚会意识到这些少数特权分子毫无作为，会将之清出历史的舞台。从长远的目光来看，等级社会的存在只会建立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之上。如二十世纪初期一些思想家所梦想的，回到农业社会中去，这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因为第一，这和已经成为全球人们天性的机械化是对着干；第二，凡是在工业方面落后的国家，在军事中也会处于疲软状态，最终是会直接或者间接被先进国家所控制。

不过，如果通过控制物质的产量来让老百姓处于贫穷的状态，也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在资本主义的末期（大约是一九二零年到一九四零年之间），很大程度上就是走这种路子。允许许多国家的经济停滞下来，土地不再耕种，器材也不添加，大部分人都处于失业状态，需要靠政府的救济金来勉强维持生活。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军事上的力量，而且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这种缺乏本身就是人为的，根本毫无必要，那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的反抗了。问题在于如何继续运转工业生产这个车轮，同时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财富。产品是必须要继续生产的，但同时又不能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通过不断发动战争了。

战争最根本的行为就是毁灭，不是非要取人性命，而是消耗人们的劳动产品。战争就是把这些产品炸个粉碎，抛到太空或者沉没海底，否则这些东西就会让人们生活得太过于舒服。从长远的意义来讲，这样会使他们变得太过于聪明而不受控制。虽然这些战争武器会被摧毁，但仍旧可以通过投入劳动力进行再生产，他们宁愿这样，也不想生产任何消费品。举例来说，建一个水上堡垒所消耗的劳动力就能造几百艘货船，这座堡垒在根本上也会废弃并拆掉，它永远也不会为任何人带来物质上的好处，并且接着还会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继续再建一个。原则上，发动战争的目的就在于消耗那些满足国民基本需求以外所剩余的物资，但事实是，国民的基本需求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满足，导致的结果是一半以上的生活必需品常常是处于短缺状态，但这一点也被认为是有利条件。这是政府别有用心的政策，为的就是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偶尔也吃点苦头，这样他们在得到甜头的时候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这样也能更加凸显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别所在。用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来衡量的话，甚至内党党员也是过着艰苦朴素、工作繁重的生活。然而，他们也正因为手中的特权得以享受一些奢侈品，比如宽敞豪华的房子，质地更好的衣服，美味佳肴，上好烟草，私人汽车或者直升飞机，还有两三个仆人听候差遣——这就和外党党员的生活有了天壤之别，而外党党员和那些所谓的普罗大众相比，又拥有着这种相似的特权地位。整个社会就处于一种四面受困的氛围之中，贫富之间的差距就表现在谁能吃上一块马肉；同时，人们意识到此时身陷战争之中，危机四伏，为了求生存，也只能把手中的权力交付给一个小阶层来说了算。

可以看出，战争不仅仅是完成破坏这个任务，而且在心理层面也是需要被接受的。从原则上来说，要消耗世界上这些剩余劳动力，其实非常简单，建庙宇和金字塔，挖坑再填上，甚至可以生产出一大堆产品然后放火全都烧掉。但是，这仅仅是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基础，除此之外，还有情感基础需要考虑。但是，要紧的并不是无产者的精神面貌如何，只要他们像牛马一样不停地工作就可以了，要紧的是党自身的精神面貌。即使是身份最底下的内党党员，也被要求表现得既称职又勤勉，甚至在有限的范围内还能耍点小聪明。同样必要的是，他们应该是那种盲目轻信愚昧无知的狂热分子，脑子里装的就是恐惧、仇恨、崇拜和胜利的亢奋。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保持着一种战时的状态，而是不是真正发生战争，那都不要紧，因为我们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争打得是进是退也没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应该继续保持着这种战争的状态。党会要求党员做到理智分裂，而这种境界在战争的氛围中是最容易达成的，现在都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党员的地位越高，这种心态就越明显，所以，恰恰是内党党员对战争的情绪是最歇斯底里，恨意最强的。作为一名管理者，内党党员是需要经常知道在那些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中，孰真孰假。有时候他也知道战争不过是无中生有之事，要么压根儿没发生过，要么战争目的和党所宣传的是南辕北辙。不过也无关紧要，因为运用“双重思想”的手段就极其容易将这种认识中立化。同时，没有一个内党党员会怀疑大洋国和敌国交战的真实性，而战争注定是以我们大洋国的胜利为结束，大洋国也将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的主宰。

征服世界，向来都是所有内党党员的信仰。如何征服世界？有两条途径，第一可以通过一步步掠夺更多的土地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则是研制出他们无法抵抗的新式武器。这种研制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于那些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天才而言，这是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在今天的大洋国，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几乎荡然无存。在新话中，不存在“科学”这个单词，过去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所依赖的经验主义思维和英社中最基本的原则又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连技术上的进步，它的目标也在于减少人类的自由。在实用技术层面，要么是停滞不前，要么是开历史的倒车。用牛马来耕田，用机器来创作，但在关键问题上——指的是战争和警察监视——鼓励的还是采用经验主义的方式，至少是容忍这样做。党的两大目标就是征服世界以及全面消灭任何关于独立思想的苗头。因此，党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在非本人自愿的前提下如何得知一个人在想什么，二是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如何一口气杀死几亿人。今天的科学研究，也集中在这两大课题上。而今天的科学家，也只有两大类，一类是兼具心理学家和审讯者的身份，他们会对人的面部表情、举止动作和说话语调所代表的含义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而且对那些能测试人讲真话的药物，震惊治疗、催眠术和毒打的各种效果也进行试验，以此来获得罪犯招供的手段。第二类是化学家、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只要他的研究专业能和杀人沾上关系就可以。在和平部的大型实验室里，在巴西的隐秘森林中，在澳洲的沙漠地带，或者南极洲的荒野列岛上，专家团队们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有些人负责制定未来战争的作战计划，有人在设计更大型的火箭弹，威力更强悍的炸药和更难以穿透的装甲钢板，也有人在研究更具杀伤力的毒气，或者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可溶性毒药，它的产量要足以毁灭整个大陆的植被，或者是繁殖不怕一切抗体的细菌。有的专家则想造出某种类似潜水艇的工具，可以在地底下穿梭而行，或者造出类似轮船那样可以脱离基地独立行动的飞机，还有类似船那样可以脱离基地独立行动的飞机，还有些专家在做一些更不可思议的研究，例如能不能用悬挂在几千米高空的棱镜来把太阳射线聚焦，能不能利用地心的热能来人为制造地震和海啸等等。

但是，这些所谓的项目没有一个是接近所设定的目标的，三大国中，也没任何一个国家会完全领先于谁。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三者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这比他们目前所想研制的任何一种武器都更具威力。虽然党总是惯性般把发明原子弹的功劳都归于自己，但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出现了原子弹的身影，十年后就开始投入大规模的使用中。当时，几百颗炸弹落到工业中心地带中去，主要集中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西欧和北美。这次世界性的灾难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教训，那就是再扔几颗的话，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都要完蛋了，如果这样，他们的权力也就没了用武之地。从那以后，虽然大家都没签订什么条约或者留下口头承诺，但是，谁都没有再扔原子弹了。三大国只是继续埋头研制原子弹，并把它们储存着，等待着在某种迟早会到来的关键性的时机中能独领风骚。同时，这种战争方式已经固定了三四十年了。直升飞机比以前用得更频繁了，因为飞弹已经取代了轰炸机，军舰也让位给几乎难以击沉的水上堡垒，但其他方面，几乎没什么进展。坦克、潜水艇、鱼雷、机关枪，甚至那些步枪和手榴弹都还在继续使用。虽然报纸和电幕还在夸夸其谈，但是那种在几周内就丧命几十万几百万人的早期恐怖战争，却从未重复过。

三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会尝试调遣部队来发动大规模伤亡的战争，如果非要发动不可，一般会选择突袭盟国的方式，这是他们共同采用的策略，或者表面上假装遵从这样，这都是一样的。他们心底打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战斗、谈判、恰当时机的算计等手段，来夺下围绕在敌国周边的一批基地，然后和他签下友好条约来维持多年的同盟关系，以此来消除对方的疑虑，变得麻痹起来。在这期间，装有核弹头的火箭弹就可以集中在那些战略要塞上，最后万弹齐发，打对手个措手不及。解决一个对手之后，再和剩下的那个大国签订友好条约，为下一次的袭击做准备。这种阴谋计划，几乎不用说都知道不过是在做白日梦而已，永无实现之日。再者，三大国从未在敌国领土上开过战，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只是围绕在赤道到北极那些存在争议的地带展开，这也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三大国边界地带的某些地方仍是不固定的。例如，欧亚国轻轻松松就可以拿下不列颠群岛，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些都是欧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洋国若想把边界推到莱茵河或者波兰的维斯瓦河，就会违反了“文化整体”这个虽然不成明文但各国一直都恪守的原则。因为，如果大洋国要占领以前被称为法国和德国的地区，很必要的一点，就是要么把当地的居民都杀个精光（那也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要么把他们那一亿人全都同化了。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的发展和大洋国的国民的水平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三大强国都面临着一样的难题，就他们的社会结构而言，民众除了需要必要地与战俘和黑奴进行有限的联系以外，不能和外国人发生任何的联系，即使是现在的盟友，也是揣怀着一颗黑暗之心怀疑之心。除了战俘，大洋国那些普通的国民从未能见过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的国民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他们是被禁止学习外语的。党所担心的是，国民一旦和外国人接触，不仅仅会发现他们也是和自己长得差不多，而且最后也会发现，党所宣传的那些东西尽是谎言。这样，他们所身处的那个封闭世界将被打开一个窗口,而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恐惧、仇恨和自以为是的道德感也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了。因此，三国都意识到，不管波斯、埃及、爪哇岛或者锡兰多几经转手都已无所谓，除了扔炸弹外，主要的疆域绝对不允许任何东西跨过。

在这个“不破坏整体文化原则”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不曾明言的事实，但这已被默认成规，并遵照不误，那就是这三大国的生活状态都八九不离十。在大洋国，大家安身立命的哲学是英社，在欧亚国流行的则是新布尔什维克思想，而在东亚国的信仰中，有个中文名字，叫“死亡崇拜”，但翻译成“消灭自我”更贴切一些。大洋国的民众并不被允许去学习其他两国的哲学思想，他们教导民众的那些思想不过是一些败坏道德和违背常识的言论而已。事实上，这三种哲学几乎无法分清你我，他们所支持的社会制度在根本上也是大同小异的，都是千篇一律的金字塔结构，都有着半神半人式的个人崇拜，同样是靠源源不断的战争来支撑经济的运行。由此可见，这三国不仅无法征服任何一方，而且即使征服了也毫无益处可言。恰恰相反，只要这三者之间保持着战争冲突的状态，反而会像三脚架一般彼此支撑。通常来说，这三者对其所作所为既有所了解又并非真正洞悉真相。在生活中，他们都极力想征服世界，但他们也明白，让战争处于一种不可战胜的状态并持续下去也是一种需要。同时，因为并不存在征服或者被征服的可能性，所以歪曲事实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也正是英社的特色之处，其他两个对手的思想体系也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得重复之前说过的话：连续不断的战争把战争的基本性质都改变了。

在以前，战争之所以成为战争，只不过因为它迟早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天，胜负之间也是清清楚楚，确定无疑的。过去的战争也是人类社会和现实世界之间保持接触的一种主要方式。在任何时代，统治者都会穷尽一切手段来瞒住老百姓，将错误的世界观强加于他们的追随者，但这种方法也并非是万能的。一旦局势的发展遇到军事上的胜负，他们就很难再自圆其说了。只要是打了败仗，那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就得接受战败所带来的惨痛后果，所以一定要认真准备，以防战败。在哲学、宗教、伦理学和政治的范畴中，二加二或许可以等于五，但在设计枪支或者飞机中，二加二就必须等于四。缺乏效率的国家迟早要被人征服，而错觉对效率的提升毫无帮助。而且，要追求效率，必须以史为镜，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有准确的判断。当然，过去的历史也难免存在歪曲和夸张的成分，但不可能像今天这般进行伪造。战争的存在能让我们保持头脑的清醒，而于统治阶级而言，战争也是一个颇残酷的考验，无论输赢，没有哪个统治阶级能逃脱责任。

上面所谈及的，乃古代之战争。今天所打的连续战争，已无危险可言，也谈不上有什么军事需要。科技的发展可以暂停，而最明显的事实也可以否认或者抛到一边去。正如我们所见，那些还在继续进行着的可以称之为科学的研究还是为了战争这个目标，然而从本质上讲，这只不过是一场白日梦，能否出成果并不重要。效率，甚至是军事效率，也不再需要。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一切都称不上有效率可言。既然这三大强国每一个都无法被征服，因此他们各自独立，自成一体，可以放开手去散播自己那歪曲了的思想。而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你才感受到现实的压力：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冷了要穿衣，深夜要找地方睡……要提防误喝毒药或者从高楼窗户跌下。当然，在生与死之间、肉体的快感和痛苦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的，但这几乎是人类仅存的差别了。大洋国的民众和过去的历史相割裂，与外面的世界相隔绝，他们俨然成了漂浮于星际之间的太空人，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在这类国家中，统治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就连古埃及的法老或者罗马的凯撒大帝也无法与之相比。他们的责任不是让民众吃得太饱，但也不能让他们饿死很多，否则就难以为继了。他们只要保持着和对手一样低的水平线，就可以大施拳脚，为所欲为了。

由此，如果我们按照以前的战争标准来看的话，现代战争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看起来正如某种反刍动物之间的搏斗，头上的角度早预先设定好角度，看起来是打得你死我活，实际上根本无法真正伤及对方。但这种徒有虚名的战争也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一方面它消耗掉剩余物质，也有助于保持那种在等级社会所需要的特殊精神状态。可以看出，这种战争纯粹是内部所演的把戏而已。在过去，虽然所有的统治阶级都认清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在和敌国进行交战的时候也会有所顾及，尽量控制破坏的程度。但是，他们是真正在开战，获胜者也确实在战争结束后对战败者进行掠夺。我们今天的战争可不一样了，它瞄准的不是敌国，而是对准了自己的子民，而且战争的目的并不在于防止敌国的侵略或者去侵略敌国，而是为了保存着现有社会结构的不变。因此，“战争”一词就难免让人产生误解了，说得更准确一点，正是这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战争不复存在。自新石器时代起到二十世纪初，战争所赋予人类那种特殊的压力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某种不同凡响的东西。如果三大国不是相互开战，而是和平共处，保持各自边界不受侵犯，结果将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自成一体，外来的危险能使人清醒的影响也无法得以进入。真正持久的和平与战争将是一回事。虽然大部分的党员对此仅仅是一知半解，但这就是党的口号中“战争即和平”的精髓所在。

看到这里，温斯顿停了下来。远处传来火箭弹爆炸的声音。这种独自一人在没有电幕的房间里阅读被禁之书所带来的愉悦之感，还萦绕在心头。他的身体感到独处的宁静和安全感，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和身体上的疲惫感，椅背的舒服感以及从窗外迎面吹来的微风混杂在一起了。他被这本书迷住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这本书给了他信心。书上所谈及的，于他而言并无新奇之处，但这正是让人着迷的地方。如果他能将自己那凌乱的思想梳理一遍，整理成书，那这本书将是他所要说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和他具有某种类似的思想，但更具力量，而且系统性更强，鲜有顾忌之处。在他眼里，那些能描述你所知事情的书籍，才是真正的好书。他刚刚翻回第一章，就听见茱莉亚上楼梯的声音，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去迎接她。她把那个褐色的工具袋扔到地上，一下子钻进他的怀里，他们整整一周没见面了。

“我拿到那本书了。”温斯顿松开手后对她说。

“噢，你真的拿到了？真不错。”她随口一说，显然没多大兴趣，接着就蹲在煤油炉旁边开始煮咖啡了。

他们躺在床上半小时之后才开始谈到那本书。夜晚的风渐渐大了起来，他们拉了一下被罩盖在身上。楼下又传来那熟悉的歌声，还有皮鞋在石板路上来回摩擦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到这里来时看到的那个红胳膊大块头的妇女，她几乎成了这个院子里的一个摆设。只要太阳还没完全下山，她就时刻不停地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游荡，嘴里不含着衣夹的时候就高歌一曲。茱莉亚躺在他的身边，像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拿起放在地上的那本书，然后倚床而坐。

“我们要把这本书看完，”他说，“你也得看看，这是兄弟会的全部成员都要看的。”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道，“读大声一点，这个方法最好了，你可以一边念一边给我解释。”

时钟走到了六点，也就是十八点了，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把书放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茱莉亚，你还醒着吗？”

“亲爱的，我在听着呢！你继续念，说得太好了。”

温斯顿继续念道：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上等人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中等人则想着抢占上等人的位置，而下等人呢？如果说他们还有目标的话，那就是想消除社会的等级，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他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终日被劳力所缠绕，只是偶尔想起才会注意到生活以外的事情）。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和这种运动轨迹大致一样的斗争反反复复发生，贯穿了整个历史。上等人在掌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迟早会在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信仰，或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耐继续高效统治下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候，中等人就会借助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名义，拉拢下等人进入自己的阵营，一起对付上等人。等达到目标后，中等人又是一脚踢开下等人，让他们滚回自己原来受奴役的生活中去，自己一跃上升为上等人了。就这样，很快就有一个新的中等人从上等人或者下等人阶级中分裂出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了。在这三类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无法实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要是说自古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未改变过，那是有夸张之嫌，即使是处于衰退期的现在，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比几个世纪前的要好得多。但是，无论财富增长了多少，行为举止的文明化进步多少，改革或者革命所抛洒下的鲜血，都不曾把人人平等这个理想推进哪怕那么一点点。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的变化所带来的，除了换了个主子，别无他物。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许多观察者注意到，这种斗争模式越来越明显。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兴思想流派，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周期性的，并认为不平等的现象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改变的准则。这一学说，向来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不同的是，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大大不一样了。在过去，上等阶层不断宣扬等级社会存在的必要性，除了王侯将相，那些依靠他们而存在的神职人员和法律人士，也鼓吹这一点。通常来说，他们是通过承诺人生最后的归宿乃是天国之类的言论，来淡化大家对现世等级社会的严酷性。中等阶层只要还在为掌权而的奋斗，就离不开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幌子。现在不一样了，寄希望于将来夺权但实际上还没掌握权力的人，一开始就攻击博爱这个观念。过去的中等人就打着平等的旗帜来搞革命，但是，当旧的专制被推翻后，就马上建立起新的专制来，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早就预先了要实行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连接古代奴隶起义思想上最后一个环节，它依然受到旧时代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从一九○○年以来所出现的社会主义变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伟大目标。本世纪出现的新运动中，无论是大洋国的英社，还是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死亡崇拜”，都打上“反自由”和“反平等”的烙印。当然，这些新运动都是旧运动的衍生物而已，除了还套用它的旧名以外，对其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口头上宣扬一下而已。但在这三种运动的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抑制进步，让历史在某个可选择的时刻如被冻住一样，停止不前。如同过去一样，历史的钟摆再次启动，不同的是，这次摆到另一边的时候就停止了。按照过去的惯例，上等人被中等人给推翻了，中等人跃居高位，不过这一次，通过耍些计谋，他们将永远稳坐顶座，难以被推翻。

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学说之所以出现了，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得到累积，以及历史意识的日益增强，而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辨别的，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被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特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必要了。在更早的时代中，阶级的划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所渴望的。不平等是文明所必须承担的代价。随着机械式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者经济水平之中了。因此，从那些为了获得权力这一派人的观点来看，人类不再需要为了这个所谓的不平等而奋斗，而需要对它存在的危险加以克服。在更为久远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把它作为一种信仰相对就比较容易了。几千年来，人们相信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在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甚至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是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早先所谓的天堂，不再为人所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打上什么幌子，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零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很久不再使用的做法，比如不加审讯就抓进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甚至被逼放逐这种已经废止了好几百年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起来；更可怕的是，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是辩护。

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中，在经历这十年之后，英社和它的敌国才有了体系成熟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在世纪之初时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萌芽的迹象。从这种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轮廓在那时候也显现出来了；哪一类人将统治世界，也已经变得很清晰：新贵族的主要组成人员包括行政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方面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他们属于在中产阶级中拿着工资的那一部分人，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是因为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就的这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什么，更加热衷于干掉对手。最后这个区别很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并没什么效率可言；统治阶级总是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也愿意留有余地，更看重所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则毫无兴趣。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还是宽容大度的。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要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都是有心而力不足的。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多了，电影和广播就走得更远。然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收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走到了终点。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他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政府不仅可以强迫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这真是开创历史之先举。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再度自我恢复，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而是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唯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由一小撮人把持着，更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集团而非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中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它不仅控制了一切，还可以随意支配可生产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都设想过，在资产阶级被消灭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消灭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被公有化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是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这个运动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也是第一个履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政治集团，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但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等级社会，还不仅仅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只有四种因素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它的权力。外部的征服；统治效率低下，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防范不周，让一个强大且对现实不满的中等阶层团体强大起来；丧失了对统治天下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因素很少单独起作用，通常都是并发引起的，只是各自程度不同而已。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上述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掌控自己的权力。最后，关键之处就在于统治者的心态了。

从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个危险因素实际上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超级大国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口增长方面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更不会仅仅因为受到一点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以外界的标准作为参照物，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也会尽力避免。而可能发生的其他同样严重的局面，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可能有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之情。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了解决（详情见第三章），持久战还能保持公众那昂扬的斗志。因而，从现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唯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集团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权力欲望旺盛且无处施展才华的集团来。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属下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就可以了。

一个人即使不知情，也能从这种给出的背景中猜想到大洋国总体的社会结构来。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他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画上一张脸，电幕中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如热爱、恐惧、尊敬，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在老大哥的下面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内党的下面是外党；如果把内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外党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说，这三类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相传，理论上内党的后代也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内党。一个人在十六岁的时候，是要通过参加考试的方式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个分支结构的。种族歧视或者地方偏见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种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多半从该区域的居民中选拔而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领袖身在何处也无人知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通用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性的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出于血统，而是由于某种共同坚守的学说。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社会是存在阶级的，而且是很严格的阶级分层，粗略一看像是一种世袭的标准。阶级之间的人员来往，比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内党和外党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内党中犹豫不决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以此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满而已。在实践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那些人，只需要出动思想警察把他们揪出来消灭即可。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并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了，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是非常乐意从无产阶级中招揽新一代接班人。党并非一个世袭的机构，这一点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们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成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坚持着某种世界观，某种生活方式。这是一套由死人强加给活人的制度。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究竟是谁人在行使权力，这并非关键，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情感、内心态度，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不让人看清当前社会的真相。武装反抗，或者任何有预谋的反抗，目前而言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那点动作，根本不足为惧。让他们放任自流，他们会继续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不具备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如前面所讲的，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的。无论群众持有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无产者可以享受知识所带来的自由，因为他们本身毫无知识可言；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是不能容忍的。

一个党员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都是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活着的。即使当他独处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只是自己一个人。无论他身在何处，入睡或醒着，工作或休息，在浴室或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毫无知情。他的言行举止，一切都不被放过。他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都一滴不漏地受到监视。且不说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微小的背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人间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当下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要惩罚那些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党要求他必须持有许多信念、态度，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是为什么，因为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者”），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但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过的，以“罪行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私人的情感，同时需要保持着内心的热情之火。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大会这类安排加以消解，而那些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保护性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统思想还需要完全控制自身的智力过程，犹如柔术专家一样控制自己的身体。大洋国社会最终是建立在对老大哥的全知全能、党的永远正确的信念之上，但既然现实中老大哥并不是全知全能，党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事实的处理上就有必要时时刻刻、从不厌倦地保持一种灵活性。在这方面，关键词叫“黑白”。这个词也像很多新话一样，有着相互矛盾的含义：当它指的是敌人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强词夺理、无耻地颠倒事实；如果它指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把黑说成白的时候要忠诚主动。但它也意味着你要有相信黑是白的能力，有承认黑是白的本能，而且要忘记以前自己有能分辨黑白的那种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篡改历史，这种改头换面的工作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能做到，这种黑白思维逻辑，在新话中就叫“双重思想”。

篡改历史的理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是补充性质的，也可以说一种起预防作用的，这就是，党员之所以会像无产者那样忍受眼前这种生活状况，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标准。他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这样才能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祖辈的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需要维护党永远正确的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经常更新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篡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遭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仁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历史的多变性是英社的核心内容。它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历史，历史事件只存在于文字和人的记忆中。凡是记载和记忆相互吻合的，这就是历史。既然党已经完全控制了各种文字的记录，又控制了民众的思想，那么历史其实就是党说了算数的一个东西，是可以任意修改的。而且，尽管历史现在仍在修改中，但就具体的事例而言，它是从来没有修改过的。因为它一旦按照我们现在的需要重新制造一份历史出来，那么这个版本就是历史了，与之不同的历史都不再存在。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在一年之中被多次修改，最终落得面目全非了。任何时候党都拥有绝对的真理，并且，很清楚的是，所谓绝对的真理永远就是它现在的模样。以后会看到，对过去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对记忆进行调整。要保证所有文字记录符合今天的正统观点，这只是一项纯技术的工作。但必须谨记的是，一切事件都是要符合党的愿望的。同时，如果有必要重新调整人的记忆，修改文字记录，那也就有必要把我们曾经这么做过这个过程也忘记掉。这种技巧和其他智力手段一样，是可以学习的。多数的党员，所有聪明正统的人，都学会了这一招。这在老话中有个很直白的说法，叫“控制现实”；在新话里它叫“双重思想”，尽管它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双重思想意味着一个人心里同时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并且拥有同时接受这两者的能力。党的知识分子知道他的记忆应该朝哪个方向变化，当然也知道自己是在玩弄历史，但受到双重思想的训练之后，他就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这么做并没有违背历史。这个过程必须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否则它就显得没那么准确了；但同时它又必须是无意识的，否则就会因此产生造假，甚至负罪的感觉。双重思想正是英社的核心，因为党的行为本质就是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同时又要保留一种对目标的坚定态度，这是需要绝对的诚实的。故意撒谎的同时又真心相信这些谎言；忘记那些不符的事实，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又重新把它从记忆中召唤出来；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同时又慎重对待那已经否认的现实，这一切，都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在使用“双重思想”一词的时候，也必须进行“双重思想”的思维。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承认了我们在篡改现实，那么用一下双重思想，我们就会抛开这种意识。这么反反复复进行下去，谎言总是比真理先走一步。最终，党就是靠“双重思想”才能够阻断历史的进程，就我们所知道的，可能还会持续几千年。

过去一切的寡头统治所以会垮台，要么因为老化，要么因为软化了。他们不是变得愚蠢自大，不能与时俱进而被推翻，就是变得开明软弱，在应当使用暴力的时候却作出让步，于是也被推翻。这就是说，他们的垮台不外乎两种：自觉或者不自觉。党的成功表现在它有一套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里面上述两种状况可以同时并存，换成其他任何思想做基础，党的领导地位都不可能永久。无论谁要统治，而且要使统治持久，他都必须能够使人们对现实产生混淆之感，因为统治的秘密就在于既要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又要能够从过去的历史教训中借鉴经验。

无需赘言，在一切“双重思想”的实践者中，最狡猾的当属那些发明这一思想的人，他们知道这是一整套智力骗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了解现状的人是那些不仅仅从现状来观察世界的人。一般来说，人知道得越多，受的蒙蔽越大；越是聪明，神智越不正常。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对战争的情绪就越是歇斯底里。能够用最理性的态度看待战争的，是有争议地区那些被统治的人民。对于这些人，战争只是一场持续的灾难，它像潮水一样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身体。哪一方获胜对于他们完全无关紧要。他们知道，主人的变化只是意味着他们仍然要做从前一样的事情，因为新主人会用和老主人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处境稍好、我们称作“无产者”的工人，只是偶而意识到战争。如果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被鼓动起来，产生强烈的恐惧和仇恨；但当只有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长时间地忘记正在进行着的战争。只是在党这一级，尤其在核心党内，我们才能发现对战争真正的狂热。他们知道世界不可被征服，却抱着坚定的信念执意为之。知识伴随着无知，玩世不恭伴随着盲目的信仰，这种奇怪的两极现象是大洋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官方的意识形态即使在没有任何实际原因的情况下也充满了矛盾。例如，党是排斥和抨击社会主义运动原先所主张的一切原则的，但又要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来继续进行。它对工人阶级的歧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它的党员却穿着工人阶级特有的工作服。一方面它有系统地破坏家庭的纽带，可是对自己的领袖又直称“老大哥”。即使是统治我们的四大部门，它们的命名也是有意歪曲事实而显得极端无耻的。和平部关心的是战争，真理部供应谎言，仁爱部关心酷刑，富裕部制造饥荒。这些矛盾并不是偶然，也不是出于一般的伪善，它是“双重思想”中有意为之的杰作。因为只有调和矛盾，权力才能永久，其他的方法都不能打破古代历史覆辙的循环。如果要永远避免人人平等理想的出现，如果我们所称的上等人要永远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变，那么所流行的精神状况必须是一种处于控制中的疯狂状态。

但还有一个至今我们都没注意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阻止人类的平等呢？假定这一过程确如我们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么处心积虑、不惜代价地把历史凝固在某一时刻，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就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秘密了。正如我们看到，党的神秘，尤其是内党的神秘色彩，完全依赖于“双重思想”。但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个更为原始的动机，一种从来没有受到质疑的本能，是它最初引导人们去夺取权力，以后又导致了“双重思想”、思想警察、持久战以及其他的附带产物。这个动机实际就是……温斯顿发现周围一片寂静，就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他觉得茱莉亚半天没动了。她侧身躺着，裸露着腰，脸颊枕在手心里，几缕黑发散在眼睛上，胸脯有规律地起伏着。

“茱莉亚？”

没回答。

“茱莉亚，你睡着了？”

还是没回答，她睡着了。温斯顿合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地板上，然后自己也躺下来，拉了拉床罩盖住他们俩。

他还是搞不懂那本书所说的“秘密动机”指的是什么。他知道的是怎样去做，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章和第三章一样，并没有告诉他任何他以前不知道的事实，只不过比他以前所知道的表达得更系统而已。读完这些文字，他更清楚了，自己并没有疯掉。作为少数分子，即使至少一个人的少数分子，也不会疯掉。世界上存在着真理与非真理，如果你选择站在真理这一边，即使全世界都与你为敌，你也不会疯掉。一抹夕阳的残照透过窗户，投射在枕边。他闭上眼，阳光洒在脸上，茱莉亚那柔滑的身体贴着他，让他感到信心满满，睡意朦胧。他是安全的，一切都安然无恙。他念叨着“理智不是数字可以统计的”入睡，他觉得这句话蕴含着无穷的智慧。

十

温斯顿醒来了，觉得自己已经睡了很长时间，但瞟了一眼那台老式钟，发现不过是晚上八点半而已。他迷迷糊糊又躺了一会，院子里传来熟悉的歌声，如往日一样深沉。

“不过是些无望的幻想，

像春日般飞逝，

岂料颦笑之间，春梦重生，

令我心猿意马，难以停止！”

这首傻里傻气的歌儿居然流行这么久，无论在哪，你都可以听见它，比那首《仇恨之歌》还要长命。茱莉亚也听见了这歌声，伸了个舒服的懒腰后，就下床了。

“我肚子饿了，”她说，“我们来煮些咖啡吧。妈的！煤油炉熄火了，水也是冷冰冰的。”她举起炉子晃了一下，“煤油烧完了。”

“我想，我们或许可以问查林顿先生要一点的。”

“真是奇怪了，本来还是满满的。我先把衣服穿上了。”茱莉亚又补充说道，“好像越来越冷了。”

温斯顿也跟着起床穿好衣服，歌声又从院子里飘来了：

“谁说时间能治愈一切，

谁说早晚都忘掉。

过去的笑容和泪水，

历历在心头。”

他系好制服的带子，踱步到窗边。太阳准是落到了屋后去了，院子里都看不见阳光了。那些石板很湿，像是刚刚洗过；他感觉天空也刚刚被洗过一般，烟囱之间那片天，蓝得清澈透亮。院子里那个女人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来回走着，夹子含在嘴里，时进时出，所以歌声也是时有时无，尿布一块块地晾上，越来越多。温斯顿想知道，她是不是就靠洗衣为生，或者给二三十个孙儿当牛做马。朱莉亚走到他身边，他们一起看着下面那个壮实的妇人，像着了迷一般。他远远看着她，那样子真有意思：粗壮的胳膊举到绳子上，肥硕的屁股翘起来像一匹母马。他第一次觉得她还挺漂亮的。没想到，一个五十岁的女人，生孩子生到出奇的肥胖，干粗活干到手掌粗糙得像个熟透的萝卜，竟然也可以这么漂亮。但事情就是这样，而且，为什么不能漂亮呢？那健美却毫无曲线之美，像花岗岩一般的躯体，再加上那粗糙无比的红皮肤，比起姑娘的皮肤，恰便似玫瑰的果实之于玫瑰花一样，但是，为什么说果实就比不上花朵呢？

“她真是漂亮。”温斯顿喃喃细语。

“她的屁股至少有一米那么宽。”茱莉亚说。

“那正是属于她自己的风格美。”温斯顿说。

他一只手臂轻松地在茱莉亚的腰上绕了一周，从臀部到膝盖，她身体的一侧紧紧贴着他。他们之间发生过关系，但注定是无法生育自己的孩子的，他们永远也无法抵达这一点。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口语相传的方式来传递各自大脑里的秘密。下面那个女人，谈不上有什么头脑，她有的是粗壮的胳膊、仁慈的内心和多产的肚子。温斯顿突然想知道，眼下这个女人究竟生了多少个孩子，他猜想至少有十五个。她也曾有过花季雨季般的年华，也许有一年也如玫瑰般怒放自己的生命。后来呢，突然就像一颗受了精的果实一般，开始变得壮实、红润和粗糙了，然后生活中就充满着洗衣、拖地、缝补、做饭、扫地、擦地板、缝补、浆洗、熨烫这些事情了，先是为子女，然后为孙儿，一直干上三十年。但到最后，她仍旧在歌唱。不知为何，温斯顿对这个女人产生的神秘又尊敬的感觉，此时和烟囱后面的天空混杂在一起了，那片天空万里无云，一直延伸到无限远的远方。说来奇怪，对每个人来说，天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欧亚国、东亚国，还是此时的这里。天底下的人们，也几乎是一样，在全部的地方，在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们跟这里的人一样，对彼此的存在一无所知，被仇恨和谎言所相隔。但正如大洋国的人们一样，尽管他们是无知的，从未学会思考，但在他们的身体里，在他们的心里，蕴藏着一种未来之日可以推翻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如果说还有希望的话，那就得看无产者的了！虽然没阅读完那本书，但他知道戈斯坦因最后肯定会表达这样的信息的。未来是属于无产者的。但他又是怎么知道，无产者在未来所创造的那个世界，也如党所创造的世界一样，会让他感到陌生呢？可能会，但至少那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世界，只要有平等的地方，就会是一个精神健全的地方。力量最后会变成理性，这是迟早要发生的。无产者是不朽的，你只要看看院子里那个勇敢的女人，你就会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一定会觉醒过来的。在这到来之前，虽然可能会等上一千年，他们也会在各种逆境中生存下来，像鸟儿一样，活力从一个身体向另一个身体传递，这是党所缺乏的，也是党无法消灭的存在。

“你还记得吗？”他问道，“在我们约会的第一天，那只在树林边上对着我们歌唱的画眉鸟？”

“它才不是对着我们歌唱，”茱莉亚说，“它是为自己的快乐而唱。也不能这么说，或许它只是在唱歌而已。”

鸟儿在歌唱，无产者在歌唱，而党不歌唱。在全世界，在伦敦和纽约，在非洲、巴西和边疆那些神秘地带，在巴黎和柏林的大街上，在辽阔宽广的俄国平原的村庄里，在中国，在日本的集市上——每一个地方，都站立着坚强不可被征服的身体，虽然因为生儿育女和干苦力活备受煎熬，身躯日渐庞大，从出生一直干到死去，但她们仍旧在歌唱。在这强健的腰身中，一定会诞生一代觉醒的人们。你们已经死去，未来是他们的。但是，如果你能像他们保持身体一样保持你的精神，并传递二加二等于四的真理，你也可以分享到未来。

“我们已经死了，”他说。

“我们已经死了，”茱莉亚随声附和着。

“你们已经死了，”身后传来一个冷酷的声音。

他们一跳而开。温斯顿吓得如冰块般不敢动弹，他看到茱莉亚那睁得圆圆的大眼睛，脸色如蜡黄般模样，那残留在脸颊的胭脂，显得格外耀眼，像是脱离了皮肤独自升起一般。

“你们已经死了，”那个冷酷的声音再次说道。

“是在画的后面，”茱莉亚轻声说。

“是在画的后面，”那个声音说，“站着别动，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动。”

来了，他们终于开始了。他们站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就这样看着对方的眼睛。去逃命吧，趁着为时未晚，逃出这间屋子——他们从未动过这种念头。不敢想象会去违抗从墙上传来的冷酷之声。只听见啪的一声，像门把被扭动了，接着是玻璃掉地的声音。那张画掉到地上，露出了后面的电幕。

“他们现在看见我们了，”茱莉亚说。

“我们现在看见你们了，”那声音说，“站到房间中间去，背靠背给我站好了。手放到脑袋后面，谁也不准碰谁。”

他们没有碰触，但温斯顿似乎感觉到茱莉亚在发抖，也说不准是他自己的身体在发抖而已。他努力控制住牙齿不打寒颤，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膝盖。楼下传来皮靴的声音，内外都是，院子里像是挤满了人。他听见什么东西拖过地板的声音，那个女人的声音也戛然而止。地上又传来东西滚动的声音，像是洗衣盆被扔到院子那头去了。接着是各种愤怒的呼喊声，最后传来一声痛苦的尖叫声。

“房子被包围了，”温斯顿说。

“房子被包围了，”那个声音说。

他听到茱莉亚咬紧牙齿的声音。“恐怕我们得说再见了。”茱莉亚说。

“你们得说再见了，”那声音说。接着传来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文弱雅致之声，温斯顿觉得好像曾经在哪听见过。“趁你们还没跑题我顺便说一下，‘这里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这里有把斧头把你的头砍掉！’”

什么东西从温斯顿的背后砸了进来，掉到床上。一把梯子从窗口闯进来，把窗框也弄坏了。有人正从窗户跳进来，还有上楼梯的皮靴声。房间里站满了穿着黑色制服的大汉，全是穿着铁钉一般的皮靴，手里握着警棍。

温斯顿不再颤抖了，连眼睛也不转了。只有一件事最要紧了：千万别动，千万别动，别让他们找到揍你的理由！一个长得像职业拳击手的家伙站在他的面前，他下巴扁平，嘴巴纤细得只有一条缝，拇指和食指捏着警棍上下摇晃着。温斯顿与他的眼睛对视，那种暴露之感，像把手放在脑袋后面，脸和身体毫无遮掩一样，令人无法忍受。那家伙伸出白色的舌尖，舔了舔算是嘴唇的地方，便走开了。这时，又传来一阵响声，原来是有人抓起桌子上的玻璃镇纸砸向壁炉底部的石头上，瞬间摔了个粉碎。

那一小片珊瑚碎片呀，那小小的红粒儿，犹如蛋糕上糖做的花蕾，在地板上滚动着。真小呀，它总是那样小！温斯顿听见身后有人吸了口气，接着是砰的一声，他的脚踝处被狠狠踢上一脚，让他失去平衡几乎摔在地上。另一个家伙，挥拳就砸在茱莉亚的太阳穴上，揍得她一下子弯了腰。她倒在地上扭动着身体，拼命想要喘过这口气。温斯顿脑袋一点都不敢动，然而有时候，她憋得铁青的面孔，他依然能从眼角处看得见。尽管吓得要命，他还是觉得仿佛就疼在他的身上，而这剧痛，倒不如喘不过气来更急人。那两个家伙一个抓膝盖，一个扯肩膀，把她提了起来，像个麻袋似的拎了出去。温斯顿瞥一眼她倒悬着的脸，蜡黄扭曲，双眼紧闭，脸上还剩一点脂粉印儿——这便是他最后一眼看到她。

他站着一动不动。还没有人来打他。各种想法，自动地跑进了他的脑袋里，他却丝毫没有兴趣。他们是不是逮着了查林顿先生？他们对院里那女人干了些什么？他觉得自己憋不住尿。真怪，两三个小时以前才尿过呀。他留意到炉架上的钟指着九点，也就是二十一点。可外面依然亮得很。难道八月的晚上，都二十一点了，还没有天黑吗？难道是他跟茱莉亚搞错了时间——他们多睡了十二个小时，当时其实是第二天早晨八点半。然而他没有想下去，这有什么意思呢？

走廊里传来一阵轻缓的脚步声，查林顿先生迈步进了门。那些黑衣汉子突然老实了下来。查林顿先生的模样也有点不同以前。他的目光落在玻璃镇纸的碎片上。

“把这碎片拣起来，”他厉声道。

有人弯腰从命。查林顿先生的口音不见了，温斯顿猛然认出来，几分钟前他在电幕里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查林顿先生，依然穿着旧黑绒夹克，可从前几乎全白的头发现在变成了黑色。他也没有戴眼镜。他只是严厉地朝温斯顿扫了一眼，仿佛在验明正身，就再也不去注意他。他纵然还能认得出，然而再不是原来那个人。他身体挺直，个子也像高了一些。脸上倒变得很小，不过那神情却彻底改了样。黑眉不再那样浓，皱纹再也看不出，脸的轮廓也成了另一种样子。甚至鼻子，仿佛也短了一些。这明明是张警觉冷静的面孔，年纪不过三十五岁！温斯顿想，他这一辈子，明明白白地看见个思想警察，这还是头一回。

第三部

一

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概是在仁爱部，但也不能确定真的是在这里。

他是在一间天花板很高但没有窗户的牢房里，墙上还贴满了亮晶晶的白瓷砖，那藏起来的电灯一直发出冰冷的光线，还有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在响个不停，估计是换气系统抽风机的声音。墙壁的四面都有一排板凳——其实说是木架更合适，一直延伸到门口，宽度只够刚刚坐在上面。门对面是个马桶，上面却连个坐圈也没有。牢房里有四个电幕，每面墙各安一个。

他觉得肚子隐隐作痛，这种感觉自从他们捆绑住他并用小货车把他拉到这里来后就没停过。肚子是痛，但同时也饿得要命。他应该二十四小时没吃过东西了，甚至三十六个小时都有可能。他到现在还弄不清楚，自己被抓的时候究竟是早晨还是夜晚，或者永远也不会弄清楚的。总之，被捕后，肚子还没吃过东西就是了。

温斯顿安静地坐着，沉思中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狭小的板凳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他已经学会安静地坐着，要是随便有某个动作，他们就从电幕上对着你大喊大叫。对食物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他可真想吃上一片面包呀。制服的口袋里似乎还有些面包渣，他之所以会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感觉时不时有东西在摩擦着他的腿，或许是块大面包呢！最后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诱惑，偷偷把手伸向口袋中。

“史密斯！”电幕上果然传来一句喊叫声，“6079号史密斯！手不准放在口袋里！”

他又安静地坐着，双手又交叉放在膝盖上。在被带到这里来之前，他还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里应该是个普通的看守所或者巡警用的临时拘留所之类的。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究竟待了多久，但几个小时是少不了的,没有钟表也没有太阳光，是很难判断时间的。这个地方一团糟，还臭气冲天的，他曾经也被关在一个和现在差不多的牢房里，也是脏得要命，还关着十至十五个人。他们中大多数都是普通罪犯而已，也有少数几个是政治犯。他靠墙静静地坐着，身上脏兮兮的人不停地挤来挤去，他的心满是恐惧和肚子的疼痛，对周围的事情根本提不起兴趣来。不过，他还是注意到了党员囚犯与其他囚犯之间在行为上的惊人差异。党员总是一声不吭，一副恐惧的模样，但那些一般罪犯，谁都不入他眼似的，把坐牢都不当一回事。他们大声嚷叫骂着看守员，在财物被没收的时候会拼命反击，在地上随处写着他们发泄的脏话，从衣服里拿出藏着的食物偷偷吃，甚至电幕那头喊他们保持秩序的时候，他们也要回骂上几句。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跟看守员的关系又很好，可以叫他们的外号，还可以通过门上的监视孔骗上几根香烟来抽。看守员对普通的囚犯也很宽容，虽然有时候职责在身下手会严格了点。他们经常谈论劳改场的事情，这些囚犯多半都是得送到那里去的。温斯顿算是听明白了，在劳改场里，只要你懂得搞好人际关系，有熟人帮忙打点，在里面还是很吃得开的。各种各样的行贿受贿，走后门拉关系，敲诈勒索，更有同性恋和卖淫活动，甚至还能买到用马铃薯酿造的酒。政府信任的工作，都会给那些普通罪犯来干，特别是那些流氓和杀人犯，他们组成了一种贵族帮派，而那些累活脏活，都是留给政治犯的。

各种各样的罪犯进进出出，有毒贩子、小偷、土匪、奸商、酒鬼、妓女等等。有些酒鬼闹起事来，得大伙合力才能把他制止。一个壮实得很的妇女，看模样有六十岁了，被四个看守员一人抓一边抬了进来，她喊着叫着，乳房沉沉地往下掉，头发也在挣扎中弄得乱糟糟的。她想伸腿来踢人，看守就把她的鞋子扯了下来，把她一下子撂到温斯顿的大腿上，快要把他大腿的骨头给压断了。那个女人坐正后，朝着他们的背影大声骂起来：“你们这些狗杂种！”然后，才发现自己坐得不稳，赶紧挪开自己的屁股，坐在板凳上。

“真是不好意思，亲爱的，”她说，“不是我要坐在这里的，你也看到了，是那几个家伙把我扔到这的，他们对女人也敢这样，是不是？”说到这里，她停下来，拍拍胸脯打了个嗝。“真不好意思，我不太舒服。”

她身体往前一倾，吐了一地。

“吐出来就感觉好多了，”她说完就闭上眼睛，靠在后面墙壁上说，“要我说呀，千万别忍着，要趁这酒精还没在胃里消化就吐出来。”

她恢复了不少，转过脸看了看温斯顿，像瞬间被迷住了一样。她伸出胳膊搂住温斯顿的肩膀，一下子把他拉了过来，她嘴里那股混淆着啤酒和呕吐物的味一下子全冲到温斯顿的脸上了。

“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她问。

“史密斯，”温斯顿说。

“史密斯？”那妇女问道，“真好玩，我也叫史密斯！这是怎么回事？”她有些悲伤，说，“说不好我是你妈妈呢！”

温斯顿想，她没准还真的是他的妈妈，她看起来和妈妈岁数差不多，体型也很像，人要是呆在劳改场里过上二十年，样子总会变的。

没有一个囚犯会跟他说话。令人不解的是，普通囚犯对党员囚犯是不甚理睬的，他们称党员囚犯为“吃党饭的”，语气中不但毫无兴趣，甚至带着某种轻蔑之情。而党员囚犯自己，也很害怕和旁人说话，特别是和同样是党员的囚犯说话。只有一次是例外的，两个女党员在板凳上被挤到一块，在人声混乱之际，温斯顿无意中听到她们快速说了几句话，其中特别提到了“101房间”。他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

大概是两三个小时前，他被带到这里来。肚子的隐隐作痛从未停止过，不过是时轻时重而已，他的情绪也跟着此起彼伏。疼得厉害的时候，他只想到疼痛本身，以及充满对食物的渴望；感觉好一些的时候，他就万分恐惧。有时候想到将要遭遇的这一切，便会心跳加速，呼吸中止。仿佛看到警棍就抽在他的胳膊上，带着铁掌的靴子踹到他的小腿上。他似乎看见自己趴在地上，牙齿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但依旧在大声尖叫着喊饶命。而关于茱莉亚，他却没怎么想起她来，也没办法集中精神来想她。他爱过她，也不会背叛她，可这只是一个事实，他了解这个事实，如同了解算术法则一样。可这一刻，他不爱她，也不去想她究竟会遭遇怎样的命运。他此刻想得更多的是奥布兰，心里怀着一丝希望。奥布兰肯定知道自己已经被抓了。他说过，兄弟会从来都不营救自己的成员。可是还有刀片呀！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该会把刀片送过来的。如果他要自杀，在看守员冲进来之前他有五秒钟的时间就够了。刀片割进血管的时候，将会是一种热辣辣的冰凉之感，那个拿刀片的手指，说不定也会受伤，没准一下子就会割到骨头了。全部的感觉都涌向这病怏怏的躯体中来，即使是很小的痛苦，都把它吓得往后缩。即使有刀片在手，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有勇气去自杀。心底明明清楚地知道，到最后都是难逃一顿毒打的，但现在能活上一分钟算一分钟吧。

为了消磨时间，他有时候就去数墙上的瓷砖，这不是一件难事，但每次还没数到一半就把数字给混淆了。更多时候，他想到的是，自己现在身居何处，现在是几点了。有时候他确定外面是白天，但瞬间又肯定，外面应该是漆黑一片。他的直觉告诉他，这种地方的灯光是永远都不会关上的。这便是没有黑暗的地方，现在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奥布兰听出他话中的暗示了指

“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这句话。。在仁爱部，到处都是看不到窗户的，他所待的牢房可能就在这栋大楼的中心，也可能靠着外墙，可能在地下十层，也可能在地上十三层。他在心底里把自己移动起来，想凭借身体的感觉来判断，自己究竟是被提到了天上，还是被埋入了地底中。

外面传来皮靴操步的声音，紧接着铁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进来一个年轻的警官，步伐甚是敏捷。他穿着整洁的黑色制服，皮靴擦得锃亮，映照着全身发光，那苍白的面孔，犹如戴上了蜡制的面具一般。他示意看守员把外面的犯人押进来。于是，诗人安普福斯踉踉跄跄地走进牢门，门砰的一声又被关上了。

安普福斯迟疑地左右动了动，并在里面来回踱着步，然后停下来，像是发现这里有另外一个门可以出去一样。他还没注意到温斯顿的存在，不安的眼神一直盯着温斯顿头上高一米的墙。他没穿鞋，脏兮兮的大脚趾从破烂的袜洞里露出来，看起来应该是好几天都没刮胡子了，腮帮子上全是又短又硬的胡须，看起来凶巴巴的样子，这和那高大虚弱的身材、神经兮兮的动作不甚相符。

温斯顿勉强振作起来。他得和安普福斯说说话，即使有被电幕上声音呵斥的危险，但说不定这就是兄弟会的人托安普福斯送刀片来的呢。

“安普福斯。”他说。

电幕上并没有传来呵斥声。安普福斯愣了一下，有点吃惊，眼光慢慢转到温斯顿身上。

“啊，史密斯！”他说，“你也在这里！”

“你犯了什么事？”

“跟你说实话吧……”他笨拙地在温斯顿对面的板凳上坐了下来。“只有一种罪，是吧？”他说。

“你犯了？”

“很明显就是！”

他的手放在额头的太阳穴上揉了揉，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样。

“是有这种情况，”他含含糊糊地说，“我能想到一个例子——算得上是个例子吧。毫无疑问，就是不够谨慎。那时候我们在给吉卜林的诗集出版做最后的定稿，我当时把诗歌最后一行那个‘God’(上帝）给留了下来。我实在是没办法呀！”他抬头看了一下温斯顿，愤愤不平地补充了一句，“那一行实在没办法改，它押的韵是‘rod’（棍子），你知道吗？英语里总共只有十二个词和‘棍子’相押韵的？我绞尽脑汁想了好几天，但就是没有别的词可以代替。”

说完，诗人脸上的神情变了，喜悦之情代替了原先的烦恼。这蓬头垢面的家伙，脸上洋溢着沾沾自喜的光彩。书呆子发现了什么毫无用处的事实，往往就是一副这样的表情。

“你想过没有，”他说，“英语诗歌的全部历史，竟会取决于英语太缺乏韵脚？”

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而且，在这样的场合，对这种问题他也不觉得有什么要紧的，也打不起兴趣来。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吗？”温斯顿问。

安普福斯看起来有点吃惊的样子，随后他回答：“这个呀，我想都没想过呢。他们大概是两三天前把我抓过来的。”他的眼睛盯着那片墙壁转个不停，仿佛在那里可以找出个窗户来一样。“在这种地方，无所谓什么白天和黑夜，谁又能算出时间来呢？”

他们漫无边际地谈了几分钟。然后，电幕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来，叫他们不许再说话。温斯顿双手交叉，又安静地坐着。安普福斯是个大块头，坐在窄板凳上怎么也不舒服，身子扭来扭去，那双长手，一会儿放到这个膝头，一会儿又换到那个膝头。电幕又冒出一句，叫他安静坐好。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二十分钟，一小时——谁知道有多久呢？不久，外面又传来一阵皮靴声，温斯顿的心头又是一紧。快了，很快了，也许就五分钟，也许就现在，皮靴声的到来可能就意味着轮到他了。

门打开了。那冷冰冰的年轻警官迈进牢房里。他的手轻轻一动，指了一下安普福斯。

“101房间，”他说道。

安普福斯被夹在两个看守员中间，笨拙地走了出去，脸色隐约中带着不安，不太理解眼前的一切。

好像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温斯顿的肚子又开始疼了起来。他的思绪一直是围绕着六个念头不停地转动：肚子疼，面包片，流血和尖叫，奥布兰，茱莉亚和刀片。这些念头，就像是一个球，无论如何转动，总逃不过掉进那个槽口的命运一样。皮靴声又出现了，他的肚子抽搐了一下。门被打开，一阵浓烈的汗臭味随之飘了进来。帕森斯走进了牢房，穿着卡其布料的短裤和运动衫。

这一次是温斯顿惊讶得快要忘记了自己。

“你怎么也来了！”他问。

帕森斯看了温斯顿一眼，对这个问题，他既不觉得惊奇，也没显露出什么兴趣，脸上只是挂着一副自己遭受苦难的模样。进来后他就在里面走来走去，显然是无法安静下来的。每次他把那圆胖胖的膝盖伸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实际上他是在发抖。他的眼睛睁得奇大，一直盯着东西看，好像忍不住非得要审视身边的一切似的。

“你为什么也被关进来了？”温斯顿问。

“思想罪呀！”帕森斯说道，几乎要哭出来了。从这腔调中，可以看得出他的矛盾心态：他显然完全承认自己犯了罪，但又诚惶诚恐，似乎连自己也无法相信思想罪这个词儿居然会掉到自己的头上来。他停了下来，站在温斯顿的面前，急切地问他：“你说，他们不会枪毙我吧，对不对，老兄？如果你并非真的做了那件事，仅仅是一个念头，而且这是你无法控制的念头，他们不会因此而枪毙你的，对不对？我知道他们会给我一个公平审讯的机会的。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他们了解我过去的表现，不是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也是知道的，我虽然头脑简单，但我热心办事呢，我还想着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呢，是不是？判我五年就差不多了，你说呢？要么判个十年？像我这种人，在劳改场里可有用了。我这一辈子就犯这么一次错，他们该不会就这样把我给枪毙了吧？”

“你有罪么？”温斯顿问。

“那是当然有罪的！”帕森斯哭着说，还一副奴才相地看了一眼电幕，呜咽道：“党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抓无罪的人？”他那张像青蛙一样的脸平静了一点，带着几分虚伪的虔诚说：“思想罪是个恐怖得要死的东西呀，老兄。”他的语气中充满着说教的味道：“它是阴险的东西，根本防不胜防，你知道我是怎么被抓住的么？在我睡着的时候，对，这就是事实了。我如此恪守本分，像卖命一样——谁曾想到，我脑子里居然也装着这些坏思想！唉，我睡着的时候竟然说起了梦话来，你知道他们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他压低了嗓音，那表情仿佛为了健康而遵从某种义务来说脏话一样。

“打倒老大哥！”对，我就这样说了，而且看样子我还连续说了好几遍。老兄，不怕跟你说，我挺感激他们的，他们是及时拯救了我呀，让我不至于在这条思想罪的路上越走越远。你知道吗？将来到了法庭上，我会对他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

“是谁揭发了你的？”温斯顿问。

“是我那个小女儿，”帕森斯那悲伤的语调中带着某种骄傲，“她是在钥匙孔里听到我所说的话，第二天就去和巡逻队报告了。这小家伙才七岁，就这么聪明了，是不是？我才不会恨她呢，我为她感到骄傲，这也证明我对她的教育是正确的。”

说完，他又像之前那样开始坐立不安了，目光好几次在马桶那边游离着。后来，他突然扯下自己的短裤。

“对不起啊，老伙计。”他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憋得慌呀。”

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大屁股就一骨碌坐在马桶上了，温斯顿赶紧用手捂住了脸。

“史密斯！”电幕上又传来一阵呵斥声，“6079号的史密斯，不许捂住脸，牢房里是不许捂脸的。”

温斯顿只好把手放下来。帕森斯开始方便了，稀里哗啦地响个不停。不巧的是，排水开关坏了，牢房里好一阵子都是臭气熏天，难以忍受。

帕森斯被带走了。许多囚犯进了又出，神神秘秘的。温斯顿注意到，有个女人被带到“101房间”，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她浑身发抖，脸色大变。到后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带到这里来的，如果是早晨来的，那么现在就是下午了；如果是下午带来的，那么现在就是半夜了。此时牢房里有六个人，有男有女，都很安分地坐着。坐在温斯顿对面那个男人，因为没了下巴，所以牙齿看起来特别突出，像一只块头很大但不伤人的啮齿动物。他那胖胖的脸颊满是斑点，并且松松垮垮往下掉，让人很容易想到他在那藏了吃的东西。一双灰色的眼睛胆怯地盯着人看来看去，目光一旦相遇，就马上转向别处。

门被打开了，又带进来一个囚犯。温斯顿看见他那模样，心里掠过一阵冰凉之感。他长得一般，有点猥琐，看样子像是个工程师或者技术人员之类的。令人害怕的是，他的脸太瘦削了，活像一具骷髅。因为脸实在太瘦了，所以眼睛和嘴巴就显得非常地大，眼睛看上去像是充满了杀气，像对什么有着无法化解的仇恨一般。

那个男人就在离温斯顿不远的板凳上坐下来，温斯顿没有再看他，然而他那张瘦削痛苦的脸庞却在温斯顿心里异常鲜明，就像还站在他眼前一样。突然间，他明白了：那个人快要饿死了。这一点，似乎牢房里的人同时都想到了，因为他留意到了板凳上出现了轻微的躁动。那个没有下巴的人不停地盯着骷髅人打量，但很快又带着负罪感一般移开目光，不久又像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拉了回来。他开始坐不住了，终于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牢房这边，把手伸进那个深深的制服口袋里，有点不好意思地掏出一块脏兮兮的面包，递给了那个骷髅人。

这时候，电幕里传来震耳欲聋的暴怒声。那个没下巴的人吓了一大跳，骷髅人迅速地把手藏到背后，似乎在向全世界表明，他是不要那个没下巴的人的馈赠的。

“巴姆斯德！”那声音怒吼道，“2713号的巴姆斯德，把面包放到地上去！”

没下巴的人把面包丢到了地上。

“站在原地，”那个声音又说道，“脸朝门，不许动！”

没下巴的人乖乖遵命站着，那松松垮垮往下掉的脸庞禁不住颤抖起来。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年轻的警官进来站在一边，后面还跟随着一个又矮又胖的看守员，胳膊粗，肩膀宽。他站在没下巴的人面前，等警官点了点头，他就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朝没下巴的人的嘴巴上砸了一大拳，差点把他打得飞起来。他一下子从牢房这头摔到那头，倒在了马桶边下。他就躺在那里，像晕了过去，鲜血从鼻孔和口中流了出来，无意识中还发出微弱的呻吟声。他翻了一下身，用手撑着地板，摇摇晃晃地想要爬起来。从口中流出的除了鲜血和口水，还有那两排假牙。

囚犯们坐着纹丝不动，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没下巴的人爬回座位上，一边脸开始变得青紫，嘴巴也肿成两片红色的肉块一样，中间是嘴巴的黑洞，偶尔还有鲜血滴到工作服上。他那双灰白色的眼睛还像之前一样在旁人脸上来回看，只是目光中多了一些负罪感，好像想要弄明白，他受了这样的侮辱，别人是不是会更看不起他。

门又开了。警官轻轻挥了一下手，指了指那个骷髅人。

“101房间，”他说道。

温斯顿身旁有人吓得倒吸一口气，还有人开始惶恐不安。骷髅人几乎是一头栽倒在地上，双手合十开始求饶。

“同志！长官！”他哭着说，“别送我去那，我全都交代了，你还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坦白，全都交代，只要你告诉我，我什么都交代。你写下来，我签字——什么都行，只要别带我到101房间！”

终极受刑室101房间

“101房间，”警官说。

骷髅人脸色本来就惨白如纸，瞬间变了颜色。温斯顿开始还不相信，但那就是一片绿色，毫无疑问地。

“你想怎样对我都行！”他叫嚷道，“你们都让我饿了好几个星期的肚子了，干脆让我死了吧。枪毙我吧，把我吊死吧，判我二十五年吧。你们还想让我供谁出来？你们尽管说就是了，我全都招了，我才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你们会怎样处置他们。我有老婆，还有三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够六岁，你可以把他们全都带走，在我的面前割掉他们的喉咙，我可以站在旁边看，但就是不要带我到101房间去呀！”

“101房间，”警官说。

骷髅人的眼睛发疯似的扫了一圈牢房里的囚犯，像是在寻找替死鬼一样。最后，他的目光落在那个没下巴的人那张被打烂的脸上。他举起自己那条瘦削的胳膊。

“这个才是你们应该带走的，不是我！”他大声喊道，“你们没听见他被打脸之后所说的吗？给我一个机会，我把他说的全都告诉你们。他才是反党的，不是我呀。”看守员又向前走一步，那个男人的声音演变成尖叫声。“你们没听见他说了什么吗？”他又重复了一遍，“是电幕出毛病弄错了，他才是你们要带走的，带他走吧，别带我呀！”

两个粗壮的看守员弯下腰紧紧抓住他的胳膊。这时候，他一下子扑倒在牢房的地板上，抓住板凳腿，像野兽一样发出无词的嘶叫声来。看守员抓住他，想拉开他的手，可他力气大得惊人，一直紧紧抓着不放。他们就这样拉着他二十多秒钟，囚犯们都静静地坐着，双手都交叉放在膝盖上，眼睛紧紧盯着前方。嘶叫声停了下来，他除了双手还抓着板凳腿，已经没有了力气再出声了。但突然又是一声嘶叫，这声音却不大一样——原来是一个看守员抬腿一脚，踢断了他的手指头。他们终究把他拽了起来。

“101房间，”警官说。

骷髅人被带出去了，他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低着头，捧着那只被踢伤的手，之前那些反抗的意志全都不见了。

又过了很久。如果骷髅人是半夜带走的，那么现在就是早晨了；如果是早晨带走的，那么现在就是下午了。温斯顿孤身一人过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坐在窄板凳上弄得疼，于是他站起来走动一下，电幕居然也没责骂他。那块面包，还留在没下巴的人丢下的地方。一开始，他需要费不少劲才说服自己不去看它，后来，口渴的难受取代了肚子饿，他嘴巴干得很，还有一股口臭味。嗡嗡的响声，还有那一直亮着的灯光，都给他一种晕眩的感觉，脑子似乎也一片空白。他之所以会站起来，是因为骨头真的疼痛难忍，但又需要马上坐下去，因为晕乎乎得实在难以站稳。当身体稍微感觉好一些的时候，恐惧又开始冒头了。有时候，他也怀着越发渺茫的希望，想到奥布兰和刀片。如果会给他送饭吃，那里面还是有可能藏着刀片的。茱莉亚也在他脑海里若隐若现，或许她也在某地受着苦，说不定比他还难受呢，说不定正在尖叫着喊救命。他心里想:“要是我受到加倍的苦，但能救出茱莉亚，我会愿意吗？对的，我愿意。”但这只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应该这样做。可是他的心底并没有这种感觉。在这里，除了感受到的痛苦和预知痛苦会快来临，你什么感觉都不会有。而且，正当你受着苦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了某种原因而增加自己的痛苦呢？这个问题，他一时还找不到答案。

皮靴的声音又响起来了。门打开了，进来的居然是奥布兰。

温斯顿吃惊地站起来。奥布兰的出现太惊讶了，他完全没了戒备之心，这是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忘记了电幕的存在。

“他们把你也抓了？”他嚷着说。

“他们很久以前就抓到我了。”奥布兰的话中，带着一种温和的、几乎是抱歉的讽刺。他站到一旁去，身后出现了一个宽胸壮臂的看守员，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黑色警棍。

“你是知道的，温斯顿，”奥布兰说，“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你以前就知道了，你一直是知道的。”

对，他现在明白了，他一直都明白的。但压根儿没时间想这些，他现在需要盯着的是看守员手中那根警棍，它有可能落到任何一个地方：脑袋、耳朵、胳膊、手肘……手肘！他突然倒下，跪在地上，一只手握着那只手肘，全身几乎要瘫痪了，眼前的东西都在冒黄光。真是没想到呀，一棍打下来，居然这般痛苦。黄光慢慢消失了，他看见奥布兰和看守员正高高俯视着他。看见温斯顿那扭曲的样子，看守员不禁笑了起来。刚才那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无论什么理由，你绝对不能再增加自己的痛苦了。面对痛苦，你只会想到一件事，那就是停止痛苦。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肉体承受痛苦更难受的事情了。“痛苦面前，逞不了英雄，没英雄可言。”他抱着那只受伤的手，在地上翻滚着，心里一遍遍地想着这句话。

二

他好像躺在像行军床一样的东西上，不过离地面要高一些。他的身体被绑在床上，动弹不得。灯光比平常的还要亮，直接照在他的脸上。奥布兰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的另一边，站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手里还拿着注射器。

温斯顿躺在受刑床上，接受审讯虽然他的眼睛已经睁开，但只能慢慢地分辨清楚周边的模样。那种感觉，像自己是从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游离到这里来的，那是个深埋在水底的世界。而自己在那个世界待了多久，他不得而知。自从被捕后，他就没看见过白天和黑夜，而且，记忆也是断断续续的。他脑子里的意识，甚至入睡时候的意识，都会突然迎来一阵停止状态，等过了一段空白期后，再度重启。这空白期，是几天，几个星期，或者只是几秒，他更是无从知道。

自从手肘那被打之后，噩梦便降临了。后来他才了解到，提堂审讯不过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每个囚犯都是逃不掉的。罪行是很宽泛的一个概念——间谍呀，搞破坏之类——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坦白的。坦白只是一种程序，但拷打起来确是实实在在的。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挨过几次打，也记不清每次打了多长时间，他只记得总是会有五六个身穿黑色制服的人一起来揍他，有时用拳头，有时用皮靴，有时用钢条，有时用警棍。好几次他都像个动物一样，疼得不知羞耻地在地上打滚，蜷缩着身体各种闪躲，想避开一些踢打，但只能招惹来更多的拷打，他们打在肋骨、肚皮、手肘、小腿、腹股沟、睾丸和背后的尾龙骨上。这种拷打有过好几次，像是没完没了，到最后，他觉得最残酷和无法原谅的事情，已经不是看守员那连续的毒打了，而是自己为什么不能强迫自己昏死过去。有时候，他完全吓坏了，甚至在毒打之前就开始跪地求饶，见到那只收回去又准备出击的拳头，他便能滔滔不绝地坦白起罪行来；有时候又顽抗到底，决心什么也不坦白，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说两句；又或者想软弱无力地坦白，就对自己说：“我会坦白，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到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再招供。再踢我三次，再踢我两次，我就坦白。”有时候，他被打得实在无法站得住了，便像一袋土豆一般，被扔到牢房的地板上，休息几个小时，又被再次拖出去毒打一顿。有些时候他们会让他歇息更久一点再拖出去，但实在无法记得清楚，因为他不是昏迷不醒就是睡着了。他记得自己进过一间牢房，里面摆着一张木板床，墙上有个突出来像搁板之类的东西，还有个铁盆，能喝上热汤吃上面包，有时还会有咖啡。他记得有个粗暴的理发员，是来给他刮脸剪头发的，另外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也来了，职业般按了一下他的脉搏，查验了他的反射，翻翻眼皮，粗糙的手在他全身摸来摸去，看看是否有骨折，还在他的手臂上打了一针，让他好好睡上一觉。

毒打没那么厉害了，而是变成了一种威胁。要是回答得不满意，随时都会迎来一顿毒打。审讯他的不再是身穿制服的打手们，而是变成了党员知识分子们，那都是长相矮胖，但身手非常敏捷的人。他们轮流审讯他，一次该有十到十二个小时，虽然不能十分确定，但他觉得是有这么久的。这些后来的审讯者并非想让他感受疼痛，只不过想让他吃点苦头而已，他们扇他嘴巴，拧耳朵，拽头发，逼他单腿站立，叫他憋着尿，用强光来照他的脸，直到他满眼热泪。可他们这样做，只是想要侮辱他，毁了他论辩推理的能力。他们真正的武器，是那无情的审讯，没完没了，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让他说漏嘴，掉进陷阱里，歪曲他所说的一切，抓住他话中的矛盾和谎言，一直到他因为羞愧和精疲力尽而痛哭不止。审讯一次，他就会哭上五六次。每次审讯的时候，他们都会辱骂他，如果他表现出迟疑之情，他们就威胁要把他交回给看守员那去挨打；但有些时候，他们又变了腔调，称呼他为同志，要以英社和老大哥的名义来感召他，问他事到如今是否还对党保有忠诚，是否想过要洗刷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之前几个小时的审讯已让他接近崩溃，现在又用这些花言巧语的软话来引诱他的眼泪。疲劳审讯的效果果然比那些看守员的毒打还要有效，他的意志力全线崩溃了，变成了一个随随便便就招供和签字的机器人。眼前他最关心的是他们想要他招认什么罪行，在他们发问之前就坦白出来，免得再次挨揍。他坦白自己暗杀党的领袖，散发煽动情绪的小册子，私吞公款，出卖情报以及参与各色破坏活动等等。他坦白，早在一九六八年他就曾被东亚国收买了，做他们的间谍。他坦白，他信仰宗教，贪恋女色，还是个资本主义崇拜者。他坦白杀害了自己的老婆——虽然他知道，审讯他的人更清楚，至今他的老婆还活着。他坦白，多年来他就跟戈斯坦因有交集，自己是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至于那个组织，差不多包括了他认识的所有人。坦白一切，把所有人都牵连进来，这样做容易多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样说也没什么错。事实上，他真个是党的敌人；而在党看来，思想和行动之间，毫无差别可言。

然而，他还记起其他一些事情，不过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孤立的片段而已，无法联结成片，像是包裹在黑暗中的一张张照片。

他是呆在一个小房间里，这房间是亮还是暗，他都记不起了，因为除了一双眼睛外，别的一概看不见。他的旁边是一个仪器，滴滴答答很有规律地响着。那双眼睛越睁越大，越睁越亮，突然他从座位上漂浮而起，陷入那双眼睛之中，被吞噬得干干净净。

他被绑在一把周围全是仪表的椅子之上，灯光刺眼得很，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正在读着仪表。外面有沉重的皮靴声，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脸如蜡像般的警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个看守员。

“101房间，”警官说。

穿白大褂那个人没转身，他甚至没看温斯顿一眼，只是在看着他的仪表。

温斯顿被推进了一条敞阔得足足有一公里宽的走廊中，在金黄色光线的照耀下，他放声大笑，并叫着坦白的话语，他什么都交代出来了，甚至那些在拷打时候忍住没说的话都坦白出来了。他把自己这辈子所经历的东西全都讲给一个对此早已无比熟悉的人听。他的身边有看守员、其他的被审讯者、白大褂人、奥布兰、茱莉亚、查林顿等等，他们全都在这走廊中转着轮椅走动，又喊又笑的。有些隐藏在未来之中的事情，不知为何，最终却没有发生。一切都结束了，他不再会有痛苦，这一生最后的细节都赤裸裸地摆了出来，他得到了谅解，也得到了宽恕。

他想从木板床上坐起来，想确定一下自己听到的是不是奥布兰的声音。在整个审讯中，他从来没见到过奥布兰，但却有种感觉他就在他的身边，只是藏起来不让他看见而已。奥布兰，正是他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是他叫看守员毒打温斯顿，也是他说不让打死，是他来决定温斯顿什么时候会尖叫，又是什么时候可以暂缓松口气，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在手臂上来一针，是他来提问温斯顿，又暗示温斯顿该如何回答。奥布兰毒打他，但又保护他；审讯他，又成为他的朋友。有一次——温斯顿记不得是在打了麻药还是在正常的睡眠中，或者甚至是在没入睡的状态中——有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轻声细语道：“别担心，温斯顿，我在看着你呢，我看着你七年了，现在该到了转折的时候了。我会拯救你的，我会让你变得完美！”他搞不清楚是不是奥布兰的声音，不过他知道，这与七年前在梦中对他说“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的，是同一个人。

他不记得审讯是怎样结束的，只记得有段时间周围是漆黑一片的，而在他现在所在的这个牢房，或者说小房间里，他才渐渐看清楚周围的一切。他平躺着，无法动弹，身体上每一个重要的部位，都被绑得严严实实的，连后脑勺也给什么东西给勒住了。奥布兰正低头看着他，眼神严肃，甚至还带着一丝的悲哀之情。温斯顿从下面往上看，他毛孔粗糙，尽是憔悴，眼睛下还带着黑眼袋，满脸皱纹。他比温斯顿所想象的还要老，应该有四十八或者五十岁了。他手中握着一个仪表，上面有个控制杆，表中有数字。

“我曾告诉过你，”奥布兰说，“如果我们再见面，就是在这里。”

“是啊，”温斯顿说。

完全没有任何警告，奥布兰用手轻轻一动，温斯顿瞬间就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疼痛。这种痛让人感到太恐怖了，他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感觉像被夺了命似的。他无法知道，这是真实发生的痛苦，还是由于通了电流造成的效果。不过，他的身体已经被拉扯得变了形，关节慢慢在被撕开。他的额头直冒冷汗，最让他担心的是这样下去脊梁会不会被拉断。他咬紧牙关，用鼻子来呼吸，尽可能保持长时间的沉默。

“你害怕了，”奥布兰盯着温斯顿的脸说，“再过一会，就会有个东西要断了。你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脊梁骨了。你的脑海中，其实已经有了自己脊椎骨被撕裂开，那些脊髓一滴滴往下掉的情景，你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温斯顿？”

温斯顿没回答他的问题。奥布兰拉回仪表上的控制杆，疼痛感迅速消失了，如来时一样快。

“这只不过是四十而已，”奥布兰说，“你看，这仪表上的数字，可以到一百。在我们说话这个过程的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调整任何一种级别的疼痛来让你感受。如果你企图对我撒谎，企图来搪塞我，甚至是你的智力表现比平时的水平要低的话，你就会立刻感受到痛得跳起来的滋味，懂了吗？”

“我懂，”温斯顿答道。

奥布兰变得和气一点了。他沉思般推了推眼镜，来回踱着步。当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却变得温柔和耐心了许多，像医生，像老师，甚至有点像牧师的感觉，仿佛只是想解释或者说服他而已，并非要惩罚他。

“温斯顿，我愿意为你倾注我的时间和心血。”他说，“因为你值得我这么做，你自己很明白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多年以前你就明白了这一点，但你就是不肯承认。你已经精神失常，记忆也是有缺陷的。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你总是记不住，反而是强迫自己去记住那些压根儿没发生过的事情。幸运的是，你还是可以被治愈的。你从来都没想过要治愈自己，你自己根本就不想这样做。这只不过需要费一点点意志力而已，你也不肯。现在，我也清楚得很，你还是抱着那些毛病死不放手，当它是一种美德。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吧，现在大洋国是和哪个国家在打仗？”

“我被捕之时，大洋国是和东亚国在打仗。”

“和东亚国，好。那大洋国是一直和东亚国在打仗，对不对？”

温斯顿倒吸了一口气。他欲言又止，他没办法不去看那个仪表。

“请老实回答，温斯顿，你的实话。请告诉我，你还记得的东西。”

“我所记得的，在我被捕之前的那个星期，我们还没和东亚国打仗。它那时候还是我们的盟国，我们那会是和欧亚国在打仗，而且这场战争打了四年。再往前的话……”

奥布兰摇摇手，示意他住口。

“再来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几年前你确实得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幻觉症。那时候你相信那三个名字为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旧党员，在被指控犯了背叛和破坏罪之后坦白并被枪决了这件事是毫无根据的。你相信自己看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文件，可以证明它们的坦白都是虚假的。曾经有一张照片让你产生了幻觉，你自以为自己真的拿在手上。那张照片就像这一张。”

奥布兰的手指间拿着一张长方形的报纸，他停着让温斯顿从他自己的角度看去能看大概五秒钟。那是一张照片，至于是什么照片，毫无疑问，就是那张照片，是它的复印件。照片上琼斯、艾伦森跟卢瑟福正在参加一项在纽约举行的党会议，温斯顿在十一年前曾有幸看见它，又当场销毁了。它在他眼前仅仅停了一瞬间，便被拿走了。然而他看到了，确定无疑地看到了！他奋不顾身拼命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但无论是朝哪个方向，他都动不了一点点。就在那时候，他甚至忘记了仪表的存在，一心只想把照片抢回来，哪怕仅仅是看上一眼也好。

“它是存在的！”温斯顿叫道。

“不。”奥布兰说。

他走到房间的另一边，那墙上有个记忆洞，奥布兰打开了它的盖子，那张薄薄的纸片，顷刻间被一阵热风卷了进去，闪了一下火光，瞬间就化为灰烬了，奥布兰从墙那边转身走回来。

“烟消灰灭了，”他说，“这已经变成了无法辨认的灰烬，变成尘埃了。它不存在了，从来就没存在过。”

“不，它是存在过的！它确实存在过！它就在我的记忆中，我记得它，你也记得它！”

“我才不记得它，”奥布兰回答。

温斯顿的心猛地一沉。他意识到，这就是双重思想，这真让他绝望透顶了。要是他能确定奥布兰是在撒谎，那么事情也就没什么要紧的了，但要命的是，奥布兰或许真的就忘记了照片的存在啊。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他已经忘记自己否认过照片存在的事实，连忘记的过程也是忘记的。那又该如何确定这仅仅是个小把戏呢？也许人的思想真的可以这样随意发生混乱疯狂的状态吧。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被打败了。

奥布兰低着头，沉思般看着他。他的表情越来越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正在拯救一个迷途但前途无量的孩子一般。

“我们党有一句关于控制过去的口号，你把他念出来吧。”奥布兰说。

“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温斯顿听从了命令重复了一遍。

“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奥布兰慢悠悠地点了点头，以示赞同，“温斯顿，按照你的想法，过去真的存在吗？”

温斯顿又心生绝望之感。他又盯着那个仪表看，他根本不知道，该回答“是”还是“否”可以拯救他免于痛苦之中，他甚至不知道，究竟哪个答案才是真正的答案。

奥布兰淡淡地笑了笑，“温斯顿呀，你还算不上什么玄学家。”他说，“直到今天，你还不曾想想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来明确地告诉你吧。过去，它是具体有形地存在于空间之中的吗？它会不会在某个地方，某一个实际的世界之中继续发展下去呢？”

“不会。”

“那么，你要去哪里寻找这个过去呢？”

“在档案里，它会记录在册的。”

“在档案里。还有吗？”

“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记忆中。很好，那么，我们党，控制了所有的档案，控制了全部的记忆。这样说来，我们控制了过去，不是吗？”

“但是，你们要怎么控制人们不去回忆呢？”温斯顿嚷了起来，再次忘记了仪表的存在，“记忆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是情不自禁的，你们怎么控制得了记忆呢？你连我的记忆都控制不了！”

奥布兰变得严肃起来，他的手又放在仪表上面了。

“完全相反，”他说，“是你自己没控制好记忆，所以我们才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妄自菲薄，不知自律。你不想通过服从的代价来换取心智的健全，你宁愿选择做个疯子，做少数中的少数。但是，只有严格训练过的头脑，才可以看见现实的。你却相信现实就是客观存在的、外在的、不需求证的，是自己存在的；你也相信现实的本质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你欺骗了自己，以为自己看见了的东西，别人也同你一样看到了它。但是，我要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东西，现实就是存在于人的思想里，它不在其他地方。它不会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因为个人是会犯错误的，而且是很快就会消亡的。现实，它只存在于党的思想里，党才是集体的，才是永恒不朽的。无论如何，党认为对的东西，它就是真理。不通过党的眼睛，你是无法看见现实的。事实上，你需要重新学习了，温斯顿。这需要你发挥意志力的努力，因为你需要消灭自我，要想做到头脑清醒，首先你得让自己变得谦卑起来。”

他暂停了一会，像是为了等温斯顿消化一下他所说的。

“你还记得吗？”他接着说，“你曾经在日记里写道：‘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我记得。”温斯顿答道。

奥布兰举起他的左手，手背朝着温斯顿，他把拇指压下去，剩下的四根手指伸出来。

“温斯顿，我举的是几个手指？”

“四个。”

“如果党说是五个，而不是四个呢？那么，该是几个？”

“四个。”

话音未落，他就疼得直喘气了。仪表盘上的数字指着五十五。温斯顿浑身都是汗，他拼命地喘息，那些被吸进肺里的空气似乎化为了痛苦的呻吟声喊出来。他咬紧牙关，但一点也不解痛。奥布兰看着他，还是伸出四个手指。他拉回了控制杆，这一次稍微减轻了痛苦。

“温斯顿，几个手指？”

“四个。”

指针飙升到了六十。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四个，我还能说别的吗？就是四个呀！”

仪表里的指针肯定在上升，但温斯顿是看不到的，他能看见的就是奥布兰那张严厉又阴沉的脸，以及那四根手指。手指在他的眼前就像石柱一般，粗大但模糊，还微微颤动着，但毫无疑问就是四个。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停下来，停下来，你怎能再继续？四个！四个呀！”

“几个手指，温斯顿？”

“五个，五个，五个！”

“不，温斯顿，没用了。你是在撒谎，你还是觉得是四个。几个手指，说！”

“四个，啊五个，四个，你喜欢几个就是几个，只要你停下来，别再让我疼了！”

突然间，他想依靠奥布兰放在他肩膀上的手臂坐起来，之前几秒钟的他应该是昏过去了，绑着他的那些绳子也松开了。他觉得很冷，忍不住发着抖，牙齿也在打寒战，眼泪流了一脸。刹那间他像个孩子一样，紧紧抱住奥布兰，奥布兰那粗壮的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感到出奇地舒服。他有一种感觉，奥布兰就是他的保护神，痛苦全都是来自于外面，来自于别的地方，只有奥布兰才能让他免于受这些疼痛。

“你学得很慢呀，温斯顿。”奥布兰温和地说道。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抽噎着说，“我怎能看不见眼前的东西，二加二就等于四呀。”

“有时候是四，温斯顿。有时候是五，有时候又是三，还有些时候，它是四是五又是三。你得加油呀，要想变成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把温斯顿放回木板床上躺下来，四肢又开始绑紧，但他不感到疼，也不发抖了，只是觉得全身虚弱寒冷。这时候，奥布兰朝那个白大褂点了点头，白大褂刚才一直只是站在旁边不动。白大褂弯下腰仔细检查了他的眼睛，摸了摸他的脉搏，耳朵贴在他的胸口听听他的心跳，到处敲了敲，然后对奥布兰点了点头。

“再来。”奥布兰说。

疼痛一下子涌进温斯顿的身体，指针一定上升到七十甚至七十五了。这一次他选择闭上双眼，他心知肚明，奥布兰还是会竖着他的手指，而且还是四个。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忍住疼痛，等待痉挛过去。他也无心留意自己是哭出来还是没哭。疼痛减弱了一些，他睁开双眼，看见奥布兰拉低了控制杆。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我想应该是四个。要是能看到五个我就会看到五个，我也正努力想看到五个呀。”

“那你要选择哪一样？让我相信你看到五个，还是说你真的看见了五个？”

“真的看见了五个。”

“再来。”奥布兰又下命令。

指针上的数字大概到了八十，甚至是九十吧。温斯顿只是断断续续想起他为什么会这样疼。他紧闭上眼睛后，眼前似乎出现了一片手指森林，正若隐若现般起舞。他想数一数，但怎么也记不起自己为什么要去数。他只知道根本没办法数清楚有几个，因为五个和四个之间纠缠着某种神秘的东西。疼痛又减轻了，等他张开双眼，看到的还是原来那一幕：无数个手指像可移动的树木，正朝着两个方向不断地交叉游动。他又闭上了眼睛。

“我现在伸出几个手指，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再这么玩下去，我就要被玩死了。四个，五个，六个——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呀。”

“有进步。”奥布兰说。

白大褂在温斯顿手臂上扎了一针，就在那一瞬间，一股暖流穿过全身，舒服得让他几乎忘记了刚才的疼痛。他张开双眼，带着感激之情看着奥布兰。他那长满皱纹的阴沉之脸，如此丑陋又如此聪慧，真让温斯顿的心忍不住在翻滚。此时要是他能动一下，他就会伸出手搭在奥布兰的胳膊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敬爱着奥布兰，爱得如此深沉，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奥布兰为他止住了疼痛，而是以前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那就是，无论奥布兰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是一个可以对谈的人。或许，有人懂自己比有人爱更重要吧。奥布兰已经把他折磨得几近崩溃，他也知道，用不了多久，他还会把他送上黄泉路，可这一切都没关系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现在是至交了，这是比友谊更深刻的感情，他们便是这样。世界上总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面对面交流，虽然有些真正想讲出口的话，可能永远也不会说出来。奥布兰低下头看着他，那神情，正说明他自己的心底也可能是这样想的。他开口了，语气平静得像平常的聊天。

“知道你这是在哪里吗？温斯顿？”他问。

“不知道，我猜，应该是在仁爱部吧。”

“知道自己在这里呆了多久了吗？”

“不知道。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我觉得有几个月了。”

“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把人们带到这里来？”

“让他们坦白交代。”

“不，这不是原因，你再想想。”

“为了惩罚他们。”

“不是！”奥布兰大吼一声，他的声音大变，脸色也变得严肃又激动起来，“不是，不仅仅要你们坦白，要惩罚你们。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我们是为了给你们治病，要让你们清醒，让你们心智健全。温斯顿，你要知道，带到这里来的人，走的时候没有人是治不好的！我们对你们犯下的那些愚蠢之事一点都不感冒。党对那些公开的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仅仅要摧毁敌人，我们还要改造他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奥布兰弯下腰靠近温斯顿。靠得太近了，他那张脸看起来大得要命，从下面往上看，丑得怕人。而且，这张脸还充满了兴奋和疯狂。温斯顿的心再次一紧，恨不得钻到木床里面去。很肯定的是，奥布兰性急起来是又会扭动指针的。但，就在这时候，奥布兰转过身去，来回走了几步，平静了一下，然后继续说：

“首先你要明白，这里不存在殉道这个东西。那些宗教迫害异端分子的故事，你以前一定读过。在中世纪，有过宗教大审判，那种行动注定是要以失败告终的。他们本意是要铲除这些异端，没想到却让他们扎下了根。烧死了一个异端，千百万个异端站了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宗教法庭公开杀害了他们的敌人，是在他们还没悔悟之前就烧死了。准确来说，他们之所以会被烧死，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信仰。自然，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牺牲者，罪名则由施刑者来承担。到了二十世纪，则出现了所谓的极权主义者，这就是德国的纳粹和俄国的共产党。俄国人对待异端分子的手段，比宗教法庭的还要残酷。他们自以为自己从过去的历史中总结了教训。他们明白，无论如何，都不能制造殉道者。将牺牲者送往公开审讯前，得先决意摧毁他们的尊严。严刑拷打，独自关押，反正就是要把他们变成卑躬屈膝，畏畏缩缩的可怜虫，让他们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他们将自己骂得体无完肤，指责别人，寻找替死鬼，跪地求饶。可是没过几年，又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死去的人成了殉道者，之前的受辱的过程已经被人所淡忘。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他们所坦白的一切很显然都是假的，是伪造的，我们不会再犯这种错误。我们这里所坦白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要它是真实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会给死者反抗我们的机会。所以，温斯顿，你别做后来人会为你平反洗冤的白日梦了，后来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你这个人的存在。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你早已被清除得干干净净。我们要把你变成气体，让你消失在太空之中。你在世上不留一丝痕迹：档案里没有你的名字，活着的人的脑海里也不会有关你的记忆。过去不会有你，将来也不会有，你将不复存在过！”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如此折磨我？温斯顿这样想着，真感到痛苦。奥布兰好像感觉到是温斯顿在大声说出这些心里话，于是停下了脚步。他凑近他那张丑陋的脸庞，还眯着眼睛。

“你心里想，”奥布兰说，“既然我们决意要把你消灭得一干二净，你的所作所为到最后都毫无差别，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周折先来审讯你？这就是你心里想的，是吧？”

“是的。”温斯顿答道。

奥布兰微微一笑。“温斯顿，你是我们这个模式中的一个缺陷，一个污点，我们必须把你弄掉。刚才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我们不再像过去的迫害者那样，我们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即使是最卑贱的服从也不能。你的投降，必须是出自于你的自由意志。异端起来反抗我们，我们不会消灭他，只要他继续反抗下去，我们就绝不消灭他。我们要改造他的信仰，捕捉他内心的思想，重新塑造一个新的他，我们要把他心中一切的邪恶和幻想都燃烧干净，我们要把他争取到我们的阵营中来，不是表面上这样，而是实实在在的，内心和灵魂都属于我们。在杀掉他之前，我们要把他改造成我们的人。对于我们而言，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居然有错误的思想存在着，即使只是秘密存在着，即使没什么能量，但这也是不可容忍的。行刑前的犯人，也是不允许有任何背离之处的。过去，异端分子走向刑场的时候还是个异端，可以到处宣扬他们的异端邪说，并为此疯狂。甚至在俄国，那些被大清洗的牺牲者，在走向刑场吃子弹的时候，满脑子都还是那些反抗的思想。可是，我们在敲碎这颗脑袋之前，要将它变得完美无瑕。旧专制的律条是‘勿以身试法’，到极权主义的时候变成了‘为自己的信仰牺牲’，而我们的律条是‘你是我们的’。我们所带进来的人，没有一个是会反抗我们的，他们的思想全都被清洗得一干二净，甚至那三个你曾以为他们是无辜的卑鄙叛徒——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最后也被我们打垮了。我参加过他们的审讯工作，看着他们的意志力一点点地垮掉，他们趴在地上，哭泣着，求饶着——到最后，他们不再感到痛苦，也不再害怕，只有一颗悔悟之心。结束审讯后，他们只不过剩下一副皮囊。除了懊悔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和对老大哥的热爱，他们什么都不剩下。看着他们最后如此热爱老大哥，真是让人感动呀。他们央求我赶紧枪毙他们，趁着他们的内心是纯洁的时候。”

他的声音变得如梦境一般迷离，脸上依然洋溢着一种疯狂的热情。温斯顿想，这绝对不是伪装出来的，再说了，他也不是一个伪君子，他相信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最让温斯顿忍受不了的是，和奥布兰相比，自己的智力远不如他。他看着那个粗犷却优雅的身体在来回踱着步，时进时出。无论哪一方面，奥布兰都要比他强大，凡是他所想到过的，甚至可能会想到的思想，都事先被奥布兰所想到，所思考，所抛弃过。他的思想包含了温斯顿的思想。这样说来，奥比兰又怎么会是疯狂的呢？一定是他自己疯掉了。奥布兰停下脚步，低头看着他，声音又开始变得严厉起来。

“温斯顿，你千万别妄想自己可以拯救自己，即使是你向我们彻底屈服都不行。每一个误入歧途的人，都别想着可以逃得掉。即使我们让你得以善终，颐养天年，但你一样是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的。你在这里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抹不掉的，你必须先明白这一点。我们要将你砸个粉碎，让你永世不得卷土重来。即使是活上一千年，都无法恢复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正常人拥有的那种感情，对你而言已经是一去不复返的了。你已心如死灰，再也不可能感受到爱、友谊、活着的喜悦、欢声笑语、对世界的好奇、勇气和正直之心了。你不过是一个空心的人，我们把你的全部都掏空了，然后灌入我们的东西。”

奥布兰停下脚步，向白大褂示意了一下。温斯顿感觉到一个很重的仪器放在他脑袋后面。奥布兰坐在床边上，脸和温斯顿的一样高。

“三千。”他对着温斯顿后面的那个白大褂说。

两块湿漉漉的软垫夹在温斯顿的太阳穴上，他紧张得蜷缩着身体。来了，是一种全新的疼痛。奥布兰把手放在温斯顿手上，几乎带着和蔼的表情，好让他安心。

“这次是不会疼的。”他说，“看着我的眼睛。”

就在这时候，传来一声毁灭性的爆炸声，只是说像爆炸声，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是否真的有声音发出来，但毫无疑问的是，看到了一道刺眼的闪光。温斯顿没感觉到疼，只是感觉被弄得平贴了，虽然在发生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就是仰着睡的，但总有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像被打到了什么地方。一种毫无痛感的恐怖的一击把他整平了，他的脑子也受到影响。等到视力恢复了之后，他记起了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也认出了那张盯着他的脸。然而脑袋里总感觉有一块空白处，像被人给挖走了一样。

“很快就好的，”奥布兰说，“看着我，现在大洋国和谁在打仗？”

温斯顿想了想，他记得大洋国，也记得自己是大洋国的公民，也记得欧亚国和东亚国，但究竟是和谁打仗，他就不知道了。实际上，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仗。

“我不记得了。”

“大洋国和东亚国在打仗，现在你记起了吗？”

“嗯。”

“大洋国一直和东亚国在打仗。自从你出生后，自从党诞生以来，自从有了历史，战争就从未停歇过，而且一直都是同一场战争。你记起了吗？”

“记起了。”

“十一年前，你编了个传说故事，是关于有三个因为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的，你自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份可以证明他们是无罪的报纸。从来就不存在过这样一份报纸，这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但后来你自己居然相信了。你还记得自己当初是怎样编造这个故事的吗？”

“记得。”

“刚才我举起我的手指给你看，你看到五个手指，你还记得吗？”

“记得。”

奥布兰再次举起左手，把大拇指藏在下面。

“这是五个手指。你是看见五个手指吗？”

“是的。”

他真的看见了，虽然只是一瞬间，是在他脑海里的景象还没发生改变之前看见的。他看到了五个手指，简直完美。但很快一切又恢复了正常的状态，之前感受到的恐惧、仇恨和困惑又全都席卷回来了。但也有那么一瞬间——他不知道有多久，或者有三十秒吧——他觉得自己似乎胜券在握，奥布兰的每个新的暗示，都变成了绝对的真理，并填补了温斯顿脑海中的空白。如果有所需要，那么二加二轻而易举就等于三，或者等于五。但这一刻很快就消失了，连奥布兰的手都还没放下，不过虽然他无法再捕捉到这种情景，但却记住了它，一如一个人记住了生命中某个印象深刻的经历一样。

“现在你看到了吧，”奥布兰说，“无论如何，这都是有可能的。”

“是的。”温斯顿答道。

奥布兰满足地站了起来。温斯顿看到在他的左边，白大褂弄破了一个注射剂瓶子，还把针管插了进去。奥布兰转过身，微笑地看着温斯顿，并像往常一样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

“你还记得吗？你曾经在日记本上写过。”他说，“对你而言，我是你的朋友还是敌人，这都无所谓的，至少我是理解你的，我能与你谈心，是不是？你说得对，和你一起聊天，我很享受。我对你的思想很感兴趣，它和我的很相似，只不过你是精神失常的。在这次谈话结束前，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问我几个问题。”

“问什么都可以么？”

“什么都可以。”他看见温斯顿的眼睛正看着仪表，“都关着了。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们对茱莉亚都做了什么？”温斯顿问。

奥布兰又微笑起来。“她背叛了你，温斯顿。很快且彻底，我还没见过哪个人，投靠我们如此地快速。你如果再次见到她，估计你都认不出她来的。她脑子里所有的反叛、欺骗、愚蠢、肮脏的思想——都从她的心底里消除得一干二净了。真是一个完美的改造，教科书式的典范。”

“因为你们刑讯逼供了？”

奥布兰不屑回答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他说。

“真的存在老大哥吗？”

“当然，党是存在的，老大哥就是党的化身。”

“他是像我这样存在的吗？”

“你是不存在的。”奥布兰说。

他再次心生绝望。他知道，或者说他也想象得到，那些证明他不存在的理由，都毫无意义，他们只是在玩文字游戏而已。说这样的话，如“你是不存在的”，这在逻辑上不是很荒诞的吗？然而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想到奥布兰可以用那些疯狂的理由将他反驳得体无完肤的时候，他觉得万分沮丧。

“我想我是存在的，”他疲惫地说，“我能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我曾经出生，也将死去，我有胳膊有腿，我占据着一定的空间，没有别的东西同时跟我占据一样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说，老大哥存在吗？”

“这根本不重要，他就是存在。”

“老大哥会死吗？”

“当然不会。他怎么可能死？下个问题。”

“兄弟会存在吗？”

“关于这个，温斯顿，你是永远也别想知道答案的。如果我们审讯完放你出去，你能够活到九十岁，你也不可能知道这个答案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只要你还活着，这就是一个不解之谜。”

温斯顿安静地躺在那里，呼吸加速。他还没问那个最先涌进他脑海中的问题，他很想问，但舌头似乎不听使唤。奥布兰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就连他的眼镜，似乎也自带嘲笑的光芒。温斯顿突然意识到，他知道我要问什么，他知道！就这样，他想问的话瞬间就脱口而出了：“101房间里有什么？”

奥布兰的表情丝毫未变，他冷冰冰地说：“你知道101房间里有什么，温斯顿，每个人都知道那里面有什么。”

他朝白大褂举起一个手指。显然，这一次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一根针头突然刺向温斯顿的手臂，他几乎是瞬间睡着了。

三

“你的改造分为三步，”奥布兰说，“一是学习，二是理解，三是接受。现在是时候进入第二步了。”

温斯顿照例仰卧在床，不过最近这段时间，那根绑他的带子松了一点。虽然还是绑在床上，但他的膝盖是可以活动的，脑袋也可以转，手臂可以抬一抬。那个仪表，也没像以前那样吓人了。要是他的思维可以转得快一些，他还能少吃点苦头。只有在他表现得非常愚蠢的时候，奥布兰才会拉动那个控制杆。有时候他们谈完一次话，仪表也没有用一次。他记不得一共谈了几次话，只觉得那过程相当漫长，时间又没有限制——或许有几个星期吧。两次之间的间隔，有时有几天，有时只不过是一两个小时。

“你躺在那里，”奥布兰说，“你总是在想，你也问过我，仁爱部为什么要在你的身上浪费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大的力气。我记得当你还是个自由人的时候，这问题就叫你很困惑。你生活的这个社会，你知道它的结构，但你搞不懂它本质的动机何在。你还记得吗？你曾经在日记里写，‘我知道怎么做，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当你一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你自己是否精神正常了。你也读过那本书，戈斯坦因的书，或者说你至少读过一部分。它有告诉你哪些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吗？”

“你也读过么？”温斯顿问。

“是我写的，或者说，我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你知道的，没什么书是一个人可以单独完成的。”

“里面说的，都是对的吗？”

“从它所描述的来看，都是对的。但它所提出的那些纲领，不过是废话而已。比如秘密地积累知识，慢慢开始启蒙，最终期待老百姓起来造反，推翻党的统治等等，这些不用看完整本书，都能推测出它的结论会是这样。完全是一堆废话，无产者永远都不会起来反抗，再过一千年也不会，一百万年都不会。他们才不会干这样的事情。至于原因，不用我说，你都能猜得到的。如果你还抱着老百姓会起来造反的梦想的话，我告诉你，你可以死心了。党是不可能被推翻的，党的统治是千秋万代的，你应该把这个作为你思想的出发点。”

他走近一些温斯顿的床。“千秋万代都不变。”他重复说道，“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怎么样’和‘为什么’这个事情。你对党是如何维护自己权力的手段是很清楚的，现在你来告诉我，党为什么要紧紧抓住权力不放？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动机？我们为什么如此渴望权力？说吧，再说一点。”看到温斯顿沉默不语，他多说了几句话。

温斯顿又沉默了几秒钟，他已经疲惫不堪。可是，奥布兰却越说越带劲，脸上又洋溢着若隐若现的疯狂激情。他早就知道奥布兰要说什么：党根本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追逐权力，党是为大多数的人民在争取权力。群众是一种软弱无能的动物，不懂追求真理，又害怕面对自由，所以必须有一群比他们强的人来统治他们，来欺骗他们，这就是党追逐权力的全部理由。人类需要在自由和幸福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对大部分的民众而言，幸福要比自由重要。党永远都站在弱者这一边，保护弱者，具有献身精神。他们做那些罪恶之事，是为了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他们牺牲自己的幸福，是为了给别人带来更大的幸福。温斯顿想，可怕的是，奥布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自己居然相信这一套，这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奥布兰什么都知晓。他比温斯顿厉害一千倍，他知道这世界真实的面貌，知道人类堕落到了何种的程度，而党又应该用怎样的谎言和野蛮来统治，让他们继续保持这样的水平。奥布兰，他对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思考得明明白白。不过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终极的目的，会使得一切手段看起来都是正义的。这样一个人，比你还要聪明，还让你畅所欲言，他却依然执迷不悟——面对这样的狂人，你又有什么办法？

“你们统治我们，也是为了我们好。”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相信的是，人类不适合自己统治自己，所以你们才……”

他刚刚开口说话，但几乎要哭出来了。一阵强痛几乎要穿透他的身体。奥布兰把仪表上的控制杆拉到了三十五。

“蠢货，温斯顿，你可真是蠢透了！”他说，“你看看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废话，你应该想到些更好的来说。”

他拉回控制杆，接着说：“现在，还是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听好了：党之所以会追逐权力，完全是为它自己所用。我们才不管别人有什么好处，我们只是对权力有兴趣，不是荣华富贵，不是长生不死，也不是幸福快乐，是权力，纯粹的权力。纯粹的权力是什么？很快你就会明白了。我们跟从前所有寡头政治集团都不一样，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些所谓的寡头政治集团，不过都是些胆小鬼而已，全都是伪君子，就连那些看起来和我们很像的，也一样。德国的纳粹，俄国的共产党，在做法上倒是和我们很像，可他们从来没有勇气来承认自己的动机。他们假称，或许也真相信，他们不是自愿夺了权，只会执掌有限的一段时期，用不着多久，便会出现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乐园。我们才不这样做。我们知道，谁夺权的目的，都不可能是为了放弃权力。权力就是目的，它不是手段。没有人是会为了捍卫所谓的革命果实而去建立一个独裁政权的。迫害的目的就是为了迫害，拷打的目的就是拷打。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你现在懂我说的了么？”

奥布兰那疲惫不堪的神情再次吸引了温斯顿的眼光。这张脸是刚毅的，容易感动的，但同时也是残酷的，有智慧，有克制着的激情。在这张脸面前，温斯顿感到自己的无助。但是，这张脸确实也累了，眼睛下面有突出的眼袋，皮肤也是松松垮垮的模样。奥布兰弯下腰，故意让自己这张老脸离温斯顿近一些。

“你是在想，”他说，“我这张脸又老又累。你在想，我在谈论所谓的权力，但连自己的衰老也挡不住。温斯顿，难道你不明白，一个人只不过是细胞而已吗？细胞衰老，才能换来机体的活力呀，要不你试试，你给自己剪指甲，会不会死去？”

他从床边转身走开，又开始来回踱步，有只手插在裤袋里。

“我们是上帝的祭司，”他说道，“上帝就是权力。不过现在在你的眼里，权力只不过是个词语而已。现在是时候让你明白权力的真正意义了。首先，你要意识到，所谓的权力，一定是集体的权力，个人，只有在他不再是个人的情况下，才能拥有权力。你知道有一句这样的口号：‘自由即奴役。’你可曾想过，这句话也可以颠倒过来说：‘奴役即自由。’一个单独存在的人，一个自由的人，永远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每个人注定都是要死去的，这是人类最大的失败之处。可是，如果他能够与党打成一片，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放弃自我身份的认同，那么它就成了党，那么这个他就是全能的，就是永垂不朽的。其次，你还需要知道，所谓的权力，是对人行使的权力，是对人的身体，特别是人的思想所行使的权力，对那些所谓的物质，或者你称之为现实的权力，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对现实的控制，早就达到了巅峰的境界。

温斯顿听得入神，一下子忘记仪表的存在，想用力坐起来，反而弄得自己一身疼。

“但是，你们怎么能控制得了现实呢？”他大声嚷道，“难道你们能控制气候，控制地心引力？还有那么些疾病，痛苦死亡呢？……”

奥布兰挥挥手，示意他安静下来。“我们控制思想，也就等于控制了现实。现实，实际上就存在人的脑袋里，这一点你慢慢就会明白的，温斯顿。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上天下地，我们无所不能。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像泡沫一样浮离这块地板。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党是不愿意这么做的。十九世纪流行的关于自然法则的那些思想，你得把它们通通抛弃掉，因为我们创造了自然的法则。”

“你们才做不到，甚至在这个行星上，你们都还算不上是主人，还有欧亚国，东亚国，你们也还没征服它们！”

“这个关系不大，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征服它们。即使没征服，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可以否定它们的存在，大洋国就是整个世界。”

“但世界只不过一缕尘土而已，人也是如此的渺小——真让人绝望，人类才存在多长时间？地球有好几百万年荒无人迹呢。”

“胡说，我们多老，地球就多老，地球怎么可能比我们还老？没有人的意识，一切都不复存在。”

“可是地下不是藏着一些已经绝迹生物的化石吗？像那些猛犸、柱牙像呀，恐龙之类的，在出现人类之前，它们早就存在于地球上了。”

“你看见过这种化石吗？温斯顿。当然不可能，这是十九世纪的生物学家发明出来的东西。人类出现之前，什么都没有；人类灭绝之后，也什么都不剩下——如果人类真的会灭绝的话。总之在人类之外，什么都没有。”

“可是，在我们之外的整个宇宙呢？你看那些星星，有些星星离我们有一百万光年，我们这辈子都够不着它们。”

“星星算什么东西？”奥布兰冷冷地说，“只不过是几公里之外的一些光而已，只要我们想去，我们就能到达。或者我们把它抹掉也成，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呢！太阳和星星也是围绕着地球转的。”

温斯顿又动了一下那痛苦的身体，但这一次他不再说话。奥布兰接着说话，像在回答温斯顿那沉默的抗议似的：

“当然，出于某种目的，我们说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当我们的船在大海上航行，或者当我们为了预测月食日食，就会假设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就会假设星星距离我们有百万光年，这样完全是为了方便而已。可这样做，又能怎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创造一种双重的天文学体系来解释这一切吗？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星星可以离我们近，也可以离我们远。你觉得我们的数学家做不了这种工作吗？难道你忘记我们有双重思想了吗？”

温斯顿不禁又蜷缩着身子。无论他开口说什么，奥布兰很快就能反驳回去，像给他沉重的一击。可他知道，他心底里知道，自己才是对的。一定有方法可以揭露这个自认为思想之外别无它物的荒谬之处。不是早揭露了这想法的错误吗？它还有个名称呢——可他想不起来了。奥布兰低头看着他，嘴角露出一丝的微笑。

“我跟你说过的，温斯顿，”他说，“形而上学不是你的强项。你打算想起的名称，叫做唯我论。可你又错了。这不是唯我论，我们暂且叫它做集体唯我论吧，这两者差别很大的。严格来说，恰恰相反。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了，”他又换了种口气，“真正的权力，我们夜以继日为之战斗的权力，绝不是对事物的权力，而是对人的权力！”他停一停，又换上那种老师向有出息的学生提问的模样说话：“一个人是如何向别人表明自己的权力的，温斯顿？”

温斯顿想了想，“通过让别人受苦的方式。”他回答道。

“完全准确到位，对，就是叫别人受苦，仅仅是服从是不够的。不让他们受苦，怎么能判断他们是在服从你的意志，而不是偷偷在遵从他们自己的呢？权力，它是带来痛苦和耻辱的；权力，就是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撕个粉碎，再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拼凑成新的模样。那么，现在你看到我们正在创造的这个崭新的世界了吗？那些老一辈的改革家们，他们所想象的那个乌托邦世界，简直就是愚蠢至极，我们要建立的世界，和他们刚刚好相反。这个世界将是充满恐惧、背叛和痛苦的，这个世界到处都上演着践踏和被践踏的事情，在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世界显示出来的将是更加地残酷而不是温情。我们这个世界越是进步，就越是走向痛苦。过去的文明说自己的基础是爱和正义，但我们的基础却是仇恨。在我们这个世界中，除了恐惧、仇恨、狂欢和自卑之外，再不会有其他的情感了，我们会将其他的情感消灭干净。事实上，我们已经把革命前遗留下来的那些思想习惯都改变了，我们割裂了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丈夫也不再信任妻子，父母不再信任儿女，朋友之间的友谊也不复存在。在未来，人们连妻子和朋友都不需要了，孩子一出生就被党领养，就像我们从鸡窝里拿走鸡蛋一样。性本能将会铲除掉，生育繁衍将变成年度的手续一样，如同去更换一个配给证。男女之间的性高潮也要废掉，我们的神经病学家正在研究这件事。除去对党的忠诚，任何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出卖掉；除去对老大哥的爱，就没有别的爱了。欢声笑语，也只有在打倒敌人的时候才会出现。不再会有文学和艺术，不再会有科学——我们已经无所不能，还要什么科学，要什么美和丑，它们再也没什么区别，我们不再有什么好奇心，生命中毫无乐趣可言。消灭所有留下来的快乐，可不要忘了，温斯顿——对权力的沉迷，却永远存在，永远存在，而且会不断增长，越来越精致。每时每刻，永远都有胜利的激动，践踏毫无抵抗力的敌人的快感。要是你想看到未来的图景，那就想象你的一只脚踩在别人的脸上——而且是要永远地踩下去。

他停下来，似乎等着温斯顿说话。温斯顿真的希望自己只是蜷缩在床上，因为自己的心早已冷得说不出话来了。奥布兰接着说：

“你要记住了，是要永远地踩踏下去，那张脸永远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踩踏。异端分子，社会公敌的脸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等着你们打败他们，羞辱他们。自从你落到我们手上所经历的这一切，只会变本加厉地继续下去。侦察，背叛，逮捕，折磨，处决，失踪，这些都是会没完没了的。这将是一个既恐怖又疯狂的世界。党越强大，宽容就越少；反抗的力量越弱，专制就越残酷。戈斯坦因和他那一套理论将永远存在下去。每一天，每一刻，它们都会遭受打击、怀疑、嘲笑甚至是抛弃，但它们会永远地存在下去。我和你已经演了七年的戏，它将会一遍遍，一代代地演下去，形式也会越来越精致。这里总是有让我们摆布的异端分子，他们因为疼痛而发出尖叫声，他们精神会崩溃，会变得面目全非，最后是彻底地醒悟过来，爬到我们的面前求饶。这就是我们正在建造的世界，温斯顿，它会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世界，它会不断压迫着权力的经的世界。我看得出，你已经开始明白我所说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了。但最后，你还需要理解更多，你需要去接受它，欢迎它，并成为它的一部分。”

温斯顿有点力气说话了，“你们不能这样做。”他虚弱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温斯顿。”

“你描述的这个世界，是根本不可能建成的。它只是一个梦，是不可能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文明的基础是不可能建立在恐惧、仇恨和残酷之上的，它是无法持续发展的。”

“为什么不能？”

“它不会有活力，会解体，会自动毁灭的。”

“胡说。你的印象是仇恨比爱更消耗人的精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就算这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假如我们就想着老得更快一些呢？假如我们要加速人生的速度，三十岁的时候就老了呢？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难道不明白，个人的死亡并不是死亡，而党是不朽的吗？”

同样，这一段话又把温斯顿反驳得哑口无言，而且他害怕的是，他的不同意会招致奥布兰再次拉动那个控制杆，但他无法保持沉默。他有气无力地开始反击，不算是争论，除了对奥布兰的话表示极端的厌恶之外，他也找不到什么可以支撑他的了。

“我不知道这些，也不在乎。不管怎么样，你们会失败的，总有一些东西会打败你们，生活就会打败你们。”

“我们都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温斯顿。你是在想象一种所谓人性的东西，会对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感到愤怒，继而会反抗我们。可是，你忘记了，人性都是我们所创造的。人的身上具有无限的可塑性，或者你又想起你那破烂的思想了，你以为那些群众，那些奴隶会起来推翻我们。忘记这白日梦吧，他们像动物一样毫无依靠，人性就是党，其他一切都是外在的，根本毫无关系。”

“我不在乎，反正最后它们一定会打败你们的，迟早它们会看清你们的庐山真面目，会把你们撕得粉碎的。”

“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会发生这样的过程，你看见了吗？凭什么会有这样的过程？”

“没什么证据，可我就是相信。我知道你们会失败。宇宙里有些东西，我虽然不知道，或许是一种精神，一种原则——但是它是你们根本没办法战胜的。”

“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

“不信。”

“那这个打败我们的原则，又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是人的精神吧。”

“你觉着自己是个人？”

“是的。”

“温斯顿，如果你还算是个人，那你就是最后的人了。可是，像你这样的人，已经绝种了，我们才是新的继承者。你知道你是孤身一人的吗？你在历史之外，你根本就不存在。”他的态度突变，口气也随之严厉起来，“你以为我们会撒谎，我们残忍，所以你就自以为在道德上高我们一等了吗？”

“是的，我自认为比你们要高一等。”

奥布兰没再说话，另外有两个声音倒是说起话来。过了一会，温斯顿辨认出其中一个声音就是自己的，那是他报名加入兄弟会时候和奥布兰的谈话录音。他听见自己保证过会撒谎、偷盗、造假、杀人、教唆人吸毒卖淫、传染性病、往孩子脸上泼硫酸。奥布兰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仿佛在说，播放这个录音，实在是不值得呀。他按了一下开关，声音戛然而止。

“你起床吧。”他说。

他身上的绑带自动就松开了。温斯顿下了床，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你是最后一个人了。”奥布兰说，“你还是人类精神的捍卫者呢，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模样，把衣服脱了。”

温斯顿解开那根把工作服绑在一起的绳子，拉链扣子早就被拿走了。他都记不清，自己被捕后，有没脱过衣服。在工作服里面，还有一些颜色有点发黄脏兮兮的布片，勉强认得出是残留着的内衣。把衣服脱到地上后，他看见房间另一边有个三面的镜子。他走了过去，瞬间突然停下脚步，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走过去，”奥布兰说，“站在镜子中间，这样就能看见你的侧面是怎么样的了。”

他停下来时被吓呆了。一个驼着背，脸色苍白，像一具骷髅的东西正向他走来。他被自己的外表吓坏了，而不是仅仅从镜子上看见那个就是自己。他向着镜子走近了一些，那个东西弯着腰，脸凸了出来。那张脸孔，简直就是一个可怜的囚徒：前额全是皱纹，光秃秃的头顶，鼻子也已经变形了，脸颊开始深陷，眼睛却炯炯有神，充满着戒备。毫无疑问，这张脸就是自己的，可是完全想不到呀，这外表的改变比内心的还要可怕。脸上的表情，与他内心的感情完全不同。他的头发已经掉了一半，刚开始他以为自己也已经变得灰白了，走近一看才知道是头皮变成了灰白色。除了双手，还有脸上，他浑身上下满是灰垢，脏兮兮的，灰垢下面还有很多的红色疤痕。脚踝处的静脉曲张红了一大片，开始往下掉一些皮屑。但真正可怕的是，他身体的瘦削程度。肋骨窄得和骷髅一般，大腿居然也瘦得不如膝盖处粗了。他才明白过来，刚才奥布兰让他看侧面时的用意何在了。他的脊椎弯曲得恐怖，那瘦削的肩膀向前倾，胸膛像被人挖空了一样，瘦得皮包骨的脖子被脑袋的重量压着如对折了似的。如果让他来猜，他会说这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头，还得了某种不治之症之类的。

“你曾经想过，”奥布兰说，“我这张脸，一个内党党员的脸，看起来衰老又疲惫了。你看你自己的脸，你又有什么想法呢？”

他一把抓住温斯顿的肩膀，扭转过来正对着自己。

“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模样！”他说，“看你全身上下脏兮兮的样子，看你连脚趾的缝隙里都塞满了灰尘，看你脚踝处那让人恶心的脓疮。难道你不知道，你都臭得像只山羊了吗？不过我知道你是闻不出来的。看看你瘦成这模样，看见了吗？我都可以捏住你的胳膊，把你像只胡萝卜一样给拧断了。你知道吗？自从落到我们手上来，你都瘦了二十五斤肉了，还有你的头发，也是一把一把地掉。不信你看吧。”他揪下温斯顿头上的一把头发，“张开你的嘴巴，九，十，还有十一颗牙齿。你来这里的时候还有几颗，你看你，就连剩下的这几颗都快要掉光啦。”

他那强有力的拇指和食指，伸进去抓出温斯顿剩下的最后一颗门牙。温斯顿的上颚一阵剧痛，奥布兰把拧下的那颗门牙，扔到房间的另一边去了。

“你正在烂掉。”他说，“你看你都开始解体了。你算什么东西？一堆垃圾而已。现在再转过身看看镜子，看到眼前这个东西了吗？那是最后一个人了，如果你算是人类，那你就是人性了。穿上你的衣服吧。”

温斯顿笨手笨脚地穿上他的衣服，直到现在，他才留意到自己是这样的羸弱。他只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呆在这里的时间，一定会比他所想象的还要久。他穿上那破烂不堪的衣服后，对着自己的这副模样真是心生凄凉呀。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就跌坐在旁边的一个小板凳上了，一时放声大哭起来。后来他才明白，是自己太丑了，太难看了，不过是包裹在脏衣服里面的一堆骨头，现在坐在刺眼的灯光下痛哭流泪的人而已，可他就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奥布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带着亲切的口吻说：

“你不会永远都是这样的，”他说，“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就什么时候能避免这一切，一切的主动权都在你的手上。”

“都是拜你所赐。”温斯顿呜咽着，“都是你们，都是你们把我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不，温斯顿，是你自己把自己弄成这样的。自从你开始反党，你就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这些全都包含在你踏出的第一步里，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全都应该预料到的。”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我们打败了你，温斯顿，我们击垮了你。你都看到了，你的身体都成什么模样了，你的内心，也差不多如此，我不认为你还剩下什么自尊心。你被毒打过，被辱骂过，因疼痛而尖叫过，在自己的血迹和呕吐物中翻滚过，你乞求过宽恕，你背叛了所有的人，你自己想想吧，还有什么堕落的事情是你没干过的？”

温斯顿不再哭泣了，但还是泪盈满眶。他抬起头，看着奥布兰。

“我没有背叛茱莉亚。”他说。

奥布兰沉思般低头看着他，说：“对，你没有，完全正确，你没有背叛茱莉亚。”

温斯顿的心里又充满着对奥布兰的敬意，这种敬意仿佛什么都无法将之摧毁。他想，奥布兰多么地聪明，多么地有智慧，他从来不会听不懂我的话，如果是换成别人，肯定马上就说我已经背叛了茱莉亚。在拷打中，我还有什么是没坦白的吗？我已经向他交代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她的全部，我知道的我全都说了，她的生活习惯，她的个性，她过去经历怎样的生活，还有他们约会时候的一切细节，他们之间说过的话，在黑市上吃买过的东西，还有通奸，策划着如何造反。这一切的一切，都坦白了。但是，按照他的意思，我并没有背叛她，我还在继续爱着她，我对这依然不变。对于奥布兰，我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他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告诉我吧。”温斯顿说，“你们什么时候会枪毙我？”

“或许还需要很久。”奥布兰说，“你是个例外，情况很复杂。或早或晚，每个人都会被治好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枪毙你。”

四

温斯顿看起来精神好多了，每天都在变胖变强壮，如果用“每天”这个词语是合适的话。

这间牢房还和以前的一样，到处都是白色的灯光和嗡嗡的声音，但比他之前呆过的要舒服了些。木板床上多了一个枕头，也加了床垫，还会给他一个小板凳坐，也允许他经常拿脸盆来洗洗澡，有时候甚至还给他提供热水。他们还给他买了一套新内衣和干净的工作服，也给他的静脉曲张处涂上止痛膏，剩下的牙齿被拔光后，又给他装上一套全新的假牙。

就这样时间过去了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如果他有兴趣的话，还是能计算出时间来的，因为他们现在会定时给他送饭。按照他的判断，一般都是每二十四小时吃三顿饭，但有时候也分不清那几顿饭是白天还是黑夜吃的。这里的伙食好得很，每三顿饭就有一顿可以吃到肉，甚至，还给过他一包烟，他当时身上没带火柴，于是负责送饭的看守员就给他点火了。第一次吸烟的时候他有点恶心，不过慢慢就习惯了，他习惯在饭后抽上半根，一包烟够他抽好长一段时间了。

他们还给他带来一块可以记事的白板，边角处还绑上一根铅笔头，刚开始他没用它，即使是睡醒了，也根本不想动。吃完一顿饭，他便躺着不想动，等下一顿饭送来。中间这些时候，他有时候会睡觉，有时候也会迷迷糊糊地幻想一些东西，这种时候，完全不想睁开眼睛，太麻烦了。现在，即使那些强光照在脸上，他也照睡不误，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除了会做一些连贯起来的清楚的梦。这段日子以来，他做过很多的梦，而且梦里大多是一些愉快的事。他梦见自己在黄金乡里，和母亲、茱莉亚还有奥布兰一起坐在那一大片金灿灿的废墟之中，聊着家常话。醒来的时候，他想的多半也是他的梦。他仿佛失却了思考的能力，连疼痛也感觉不到了。他并不觉得无聊，但不太想说话，也不想什么娱乐活动。他只想独自一个人，没人来拷打他，也没有人审讯他，他能吃得饱，全身都是干干净净的，他便彻底满足了。

慢慢地，他入睡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虽然他也不愿意下床去活动一下。他只想安静地躺着，让自己慢慢恢复元气。他偶尔用手指在身体的各个地方摸一摸，想搞清楚他那越来越结实的肌肉和皮肤究竟是不是一种幻觉。最后，连他自己也相信自己真的长胖了，大腿要比膝盖粗了。从这以后，他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开始那一两天还是很困难，只是在牢房里像兜圈子一样走走路而已，不久之后居然发现自己可以走上三公里远了，这用牢房里的宽度可以算得出来。他的脊椎也慢慢可以挺直了，他想开始做一些复杂的运动，但还是心有余力不足，那些复杂的运动还真做不来。他不能快步走，不能举板凳，也不能单腿站着，蹲下去再站起来，大腿跟小腿都会很疼。如果趴下来做做俯卧撑，同样也是连一厘米都撑不起。但几天后，或者说几顿饭后，他竟然做到了，有时候还能做上六次。从此，他为自己感到骄傲，有时候他也相信，自己的脸也正在慢慢恢复正常了。只是偶尔伸出手摸到那光秃秃的头顶，他才想起之前在镜子中看到自己那可怕的模样。

他的思维也越来越活跃了。他坐在木板床上，背靠着墙，把白板放在膝盖上，正准备开始改造自己了。

他已经向党投降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现在来看，实际上他在做这个决定以前，他已经准备着投降了。从他第一天踏进仁爱部开始——应该说自从他和茱莉亚不知所措站在那里，听从电幕的声音指示的时候，他就应该清楚，他们反党是一件多么轻率且肤浅的事情。七年后的今天，他终于明白了。这些年，思想警察一直在秘密监视着他，犹如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一个甲虫一般清楚。他的一举一动，大声说过的话，他心里的思绪，都逃不过他们的监视。不敢想象吧，他们甚至把那颗白色的灰尘也小心地放回日记本的原处。他们放录音给他听，拿照片他看，有些照片就是他跟朱莉亚，没错，甚至是……他再也不能跟党斗争了，而且，党是对的，不是吗？事情一定是这样的，集体的大脑，不朽的大脑，又怎么会犯错误呢？有什么外在标准来衡量它做出的判断呢？理智是一个统计学的玩意，问题不过是，得学会按照他们思维来思考问题，只是……他用手指夹着铅笔，觉得粗得不太好用。他开始把脑海里出现的念头写下来。他先用大写字母笨拙地写道：

自由即奴役

然后不停顿地继续写：

二加二等于五

但他突然停住了，他的思维好像在逃避什么似的，很难集中精神。他知道，自己明明想到下一句写什么，但就是想不起来，真正记起来的时候，是透过有意进行推理得到的，而不是自动出现的念头。他写道：

上帝即权力

他全盘接受了，过去是可以改变的，过去未曾篡改过。大洋国也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琼斯、艾朗森跟鲁瑟福，他们就是犯了所被指控的罪，他也从来没见过什么能证明他们是无罪的照片。那照片根本不存在，全是他编造出来的东西。他记得，以前所记住的那些东西全都颠倒了，都是错误的记忆，是自欺欺人的东西。真是轻而易举，只要肯投降，一切都水到渠成。就像逆水游泳，不管你多么卖力游，水流还是会把你往回推，可是，就在那一瞬间，你决定了要顺流而下。你变化的只是你的态度，其他都不变，命里注定要发生的，总会发生。他几乎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反抗了，一切多么容易呀，只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对的。那些所谓的自然法则，不过是在胡说八道而已，什么地心引力，也是如此。奥布兰曾经说过：“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像泡沫一样浮离这块地板。”温斯顿想：“要是他认为自己真的能浮离地板，同时我也认为自己看到的是这样，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发生的了。”突然，他的念头像一块埋藏在海底的木板船块一样冒出水面来。“对，这不是真实发生的，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是一种幻觉。”但是，他很快又压住了这个念头。真是显而易见的荒谬呀，他事先就预想在思想之外，有那么一个地方，一个“真实”的世界，发生着“真实”的事情。但怎么会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呢？我们关于一切的知识，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思想，才能得以确认，一切都是需要经过我们的头脑才可以发生的。发生在大脑中的事情，才是真正地发生过呀。

要揭露这个谬论其实并不难，他也不会危险到会接受这种谬论，但是他还是意识到，他不应该去想这些。大脑应该在危险思想有所抬头的时候，就产生一个盲点，这个过程应该是自动的，本能的反应，这在新话里，就叫做“罪行停止”。

于是，他开始让自己练习这种“罪行停止”。他给自己提出很多命题——“党说地球是平的”“党说冰比水要重”——诸如此类的命题来训练自己看不到，或者无法理解它们之间的矛盾之处的能力。这真的很难，它需要很强的推理能力和瞬间的反应能力。像“二加二等于五”这种算术题，就超出他的思维水平了。他还需要一种思维的训练，一种先运用精细的逻辑，然后又抛弃自己所具备的基本逻辑的能力。愚蠢和聪明都是必不可少的，也一样难以熟练到手。

同时，他大脑里还在思索着他们多久才会枪毙他。“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奥布兰曾经这样对他说，但他知道不能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让这一天提前到来。这一刻或许在十分钟后发生，或许需要等上十年才到来。他们可能会单独监禁他好几年，也可能把他送到劳改场去，也可能把他放出去一阵子。也很可能在枪毙之前，还得重新演一遍那一套逮捕和审讯时候做的戏。他唯一能确定的是，死亡是不会按照预定的时刻来临。传统的做法——那些不曾说出口的传统做法，就是在你的后脑勺来一枪，没有任何警告，就在你从这个牢房走向另外一个牢房的时候。

有一天——但这“一天”的说法是不太确切的，因为也可能是在半夜，所以应该说有一次——他陷入一种奇怪又幸福的幻觉中。他正顺着走廊走着，等待着那颗子弹。他知道不久子弹就要来了，一切都解脱了，和解了。不再有怀疑，不再有争论，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害怕。他身强力壮，走得轻快，像沐浴在阳光之中，心情愉悦。他不再走在仁爱部那条狭窄的白色走廊上，他是走在阳光普照一公里宽的大路中。走在那里，他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有点恍惚之感。他感受到脚下那有弹性的短草，脸上洋溢着灿烂的阳光。在草地边上有榆树在微微颤动着，远处还有一条小溪，有鲮鱼在柳树下的池塘里畅游。

突然间，他醒了，感到恐惧万分，背脊发凉，冷汗直冒。原来他在梦里大叫：

“茱莉亚！茱莉亚！茱莉亚！我的最爱，茱莉亚！”

那一瞬间他有一种强烈的幻觉，觉得茱莉亚就在他身边，而且是在他的体内。她好像钻进了他的皮肤肌理之中。那一刻，他感受到自己比他们自由在一起的时候还要更爱她。他也知道，或许在某个地方，茱莉亚还活着，她正需要他的帮助。

他躺在床上，努力安静下来。这是怎么了？这样软弱一下，又得增加多少年的奴役呀？

不久，他听见牢房外面传来一阵皮靴声。他们不可能让你这样狂叫而不惩罚你的。如果之前他们有所不知，那么这次就完全知道了，他违反了他们之间签订的协议。他服从党，但也还是仇视党。过去，他是表面服从党，但私底下却隐藏着异端思想，现在倒是好了，又倒退一大步了：大脑上他是投降了，但还是想保持内心的完整性。他知道自己错了，但他却要一错再错。他们会知道的。奥布兰也会知道的。这一切都在这愚蠢的叫喊声中，全都曝光了。

他只能从头再来了，或许得花上几年时间。他伸出手，想让自己先熟悉一下自己的新样貌。他的脸颊陷得很深，颧骨摸起来尖尖的，鼻子也已经坍塌下去。而且，上次照过镜子后，他们给他装了一副新的假牙。他不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很难保持出一副神秘的表情。反正，仅仅控制表情也是不够的。他第一次意识到，你要是想保持住自己的秘密，同时还需要把秘密藏得连自己都不知道。你需要时刻知道它在哪里，但不到关键的时刻就不能以任何一种可以叫得出名称的形式出现在你的意识之中。从现在开始，他不仅仅需要正确的思想，更需要正确的感觉，做正确的梦。同时，他需要把自己的仇恨紧紧锁在身体内，它就像一个有形的物体，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和其他的部分不发生关联，就像那些囊肿一样。

他们终有一天是要枪毙他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在事前几秒钟是可以猜想到的。这总是从后脑勺来开枪，在你走在走廊里的时候，十秒钟就够了。在这十秒钟来临之前，你的内心世界会各种翻滚。然后，突然间，二话不说，也不停下脚步，没一丝表情——面具就突然卸下。砰的一声，他的仇恨开炮了。仇恨像一团燃烧着的火焰把他吞噬掉，也在那一瞬间，子弹夺膛而出，但一切都太迟了，或者说太早了。他们还来不及改造就把他的脑袋瓜打得粉碎。异端思想不会受到惩罚，在未曾悔悟之前，永远都在他们的掌握之外。这颗子弹，会在他们所谓的完美制度之中打上一个洞，死去之时还在仇恨他们，这就是所谓的自由。

他闭上眼睛，这比接受一条思想准则还要困难。这是一个自己糟蹋自己、自己作践自己的问题。他一定会投到最肮脏的污秽中去，什么事情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事情呢?他想到老大哥。那张庞大的脸(由于他经常在宣传画上看到，他总觉得这脸有一米宽)，浓密的八字胡，目不转睛地盯着你，好象自动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对老大哥的真实情感是什么呢？

过道中传来沉重的皮靴声，铁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奥布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那个如蜡像般模样的警官和穿着黑色制服的看守员。

“起来。”奥布兰说，“你过来。”

温斯顿站在他的对面，他把双手放在温斯顿的肩膀上，盯着他看。

“你曾经想过要欺骗我，”他说，“这真是愚蠢呀！你给我站直一点，看着我的脸。”

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声音温柔了一些：

“你已经有所进步了。从思想上讲，你已经问题不大了，只是在感情方面，你进步不大。告诉我，温斯顿——记住，千万别撒谎，你知道我能识破你的谎言——告诉我，你对老大哥的真实感情是什么？”

“我恨他。”

“你恨他。很好，那么你该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了。你必须热爱老大哥，仅仅是服从是不够的，你必须热爱他。”

他松开手，把温斯顿推向那个看守员。

“101房间。”他说。

五

在他被囚禁的每个阶段里，他都知道，或者说似乎知道，他在那栋大楼的哪个位置，但气压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警卫拷打他的那个牢房是在地面以下，奥布兰审讯他的房间是在高高的顶层，现在这个地方则在地下有好几公尺深，到了不能再下去的程度了。

这个牢房比他呆过的地方都要大，不过他很少留意周边的环境，只看见他的正前方有两张小桌子，每张上面都铺着绿色的桌布。有张桌子距离他大概只有一两米，另外一张就要远一些，靠近门口。他被绑在一把椅子上，紧得无法动弹，甚至连脑袋也无法转动。他的脑袋后面有个软垫子把它卡住了，所以他只能向前看着。

刚开始只有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后来打开了门，奥布兰走了进来。

“你曾经问我，”他说，“101房间里有什么，现在我来告诉你，其实你自己早已有了答案，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答案。101房间里有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

门又被打开了，进来一个看守员，手中拿着一只用铁丝做的像篮子那样的东西，并把它放在远处那张桌子上，但因为奥布兰站在那个位置挡住了，所以他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

“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他说，“这都是因人而异的，有人觉得是活埋，有人觉得是活活烧死，或者淹死，或者被钉子钉死，或者其他五十种死法。但有时候，最可怕的东西反而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一种看起来根本不致命的东西。”

奥布兰移动了一下，温斯顿看清楚桌上究竟是什么了。那是一只铁笼子，椭圆形，上面有个手柄可以提起来。固定在前面的，是一个看着像击剑用的面罩，凹面在外。虽然相隔三四米，但是他还是看清楚了这个笼子被分成两部分，里面装着一些小动物，是老鼠。

“对你来说，”奥布兰说，“老鼠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

温斯顿刚刚看到那个笼子的时候，就预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铁笼子正面那个面罩一样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他开始吓得屁滚尿流。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他声嘶力竭地哭了起来。“你不会这样做，你不会，那不可能！”

“你还记得吗？”奥布兰说，“你经常梦见惊慌失措的时候，你的面前有一片黑暗的墙，耳朵里划过隆隆的响声，墙的另一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那里。你自己很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你不敢公开说。墙的另一面是老鼠。”

“奥布兰！”温斯顿说，他尽量控制自己的音量，“你知道的，根本不需要这样，你究竟想要我怎么样？”

奥布兰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等他说话的时候，他再用他惯有的那种说教语气，若有所思地看着前面，就像温斯顿的后面坐着一排听众一样：

“就痛苦本身而言，”他说，“这并没什么效果。有时候一个人即使快痛死了，他也能够咬紧牙关不怕痛，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各自无法忍受的事情——或者连想也不能想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勇敢和懦弱的问题。要是你从高处掉下来的时候能抓住一根绳子，这并不是懦弱；如果你从水底浮上水面来，尽量吸一口气，这也并不是懦弱。这不过是一种无法不服从的本能而已。老鼠也一样。对你来说，它们是无法忍受的，是你无法承受的一种压力，即使你心里想着要去承受，也承受不起。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但你说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我怎么去做呀？”

奥布兰拿起铁笼子，放到较近的一张桌子上。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绿桌布上。温斯顿好像听到自己血脉喷涌而出的声音。他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好象处身在一个空旷又辽阔的平原上，声音隔着被阳光烤着的沙漠，从遥远的四面八方传入他的耳中。其实，放老鼠的笼子距离他只有两米而已。那是一些硕大无比的老鼠，毛色已经长到深棕色，正是最凶猛的时候。

用吃人的老鼠来审讯温斯顿

“老鼠，”奥布兰仍旧对着那隐形的观众在说话，“它是一种啮齿动物，但是也吃肉，我想你也清楚这一点。你一定也听到过本市贫民区中发生的惨案吧。在一些街道，妈妈都不敢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哪怕只有五分钟，老鼠就能把孩子的皮骨都啃光光，只剩几根小骨头。它们也吃病人和那些快要死去的人。它们能知道谁没办法还手，智力真是超群。”

笼子里，那老鼠尖声叫了一下，温斯顿感觉这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是老鼠在打架吧，它们想穿过隔板，然后杀死对方。他还听到一声绝望的呻吟，同样好像来自他身后的什么地方。

奥布兰提起笼子，按一下笼子上的什么东西。温斯顿拼命地挣扎，想从椅子上挣脱开来——可毫无用处，身体的每个部分，连他的脑袋，都无法动弹。奥布兰把笼子再挪近一点，离温斯顿的脸不到一米了。

“我已经按下第一个手柄了。”奥布兰说，“你是知道这个笼子的结构的，它和你的脸正好吻合。只要我打开第二个手柄，笼子的门就会开，那些饥肠辘辘的老鼠，它们会像子弹一样冲出来。你有看见过老鼠跳得很高的样子吗？它会跳上你的脸，然后一直钻进去。有时候会先咬你的眼睛，有时候会从口中钻进去先把舌头给吃了。”

笼子越来越近了，就要来到面前了。温斯顿听到连续不断的尖叫声，仿佛是从他脑袋后面传来的，他拼命想要保持冷静。想，想，想，哪怕只剩下半秒钟——也得想法子呀，这可是唯一的希望了！突然间，他闻到那一股强烈的腐臭味，一阵恶心，几乎失去了知觉，眼前一片漆黑。一时间，他尖叫着，像一只发狂的动物。然而他抓住了一个念头，从黑地里挣了出来。有一个方法，唯有那一个办法，才救得了他。他必须得在他跟老鼠之间，插进去一个人，插进去一个人的身体。

面罩的铁圈，大得刚好遮住旁边的一切。铁门离他，只有一两只手的距离。老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有一只已经开始上窜下跳，另一只已经老态龙钟，居然站了起来，粉色的爪子扒着铁丝，正在嗅来嗅去的。温斯顿甚至看得见它的胡子和黄色的牙齿了。一种漆黑的恐惧，再次袭击了也。他束手无策，眼前一片黑暗，大脑里一片空白。

“在中华帝国，这种刑罚已是家常便饭了。”奥布兰还是好为人师的模样说道。

面罩挨到他的脸上，铁丝贴在他的面颊上。于是，噢，已经逃不掉，只是个希望，一线渺茫的希望。太晚了，或许太晚了。在那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转移他现在所承受的惩罚——只有一个身体，她可以隔在他跟老鼠之间。他就一遍又一遍，拼命嚷了起来：

“咬朱莉亚！咬朱莉亚！别咬我，咬朱莉亚呀！你想怎样对她我都不管了，去咬她的脸，啃她的骨头呀！别咬我！咬茱莉亚呀！别咬我呀！”

他身子往后倾，像坠落一片深渊之中，逃离了老鼠。他还给绑在椅子上，可却穿越了地板，穿越了墙壁，穿越了地球，穿越了海洋，穿越了穿越了大气层，一直到星际之间。他远远地落，远远地落，远离了老鼠。他落下了很多的光年，可奥布兰依然站在身边。他的脸上，还感觉得到铁丝的冰凉。然而透过黑暗，他分明又听到一声金属的咔嗒声。他知道，笼门是已经关上了，不再打开。

六

栗树咖啡馆没什么人，冷冷清清的。一抹晚霞透过窗户，打在那满是灰尘的桌子上。这是孤单单的十五点钟，电幕上流淌着轻音乐的声音。

温斯顿习惯坐在那个角落里，发呆地看着那只空酒杯。对面的墙上老大哥的画像，偶尔也会抬头看一眼。画像下面写着：老大哥正在看着你。不用打招呼，服务员会自动过来给你斟满胜利牌杜松子酒，再用吸管穿过另外一个瓶子的木塞，吸取几滴东西加到他的杯子里，这就是丁香味的糖精了，是这家栗树咖啡馆的特色。

温斯顿听着电幕的声音，现在只是放着音乐，但很可能随时都插播和平部的简报。这段时间非洲前线的消息让人担心，他也忐忑不安了一整天。欧亚国（大洋国和欧亚国在交战，一直都是这样）大军南迁，神速得很。午间新闻虽然没说得很具体，但战场很可能已经转移到刚果海岸了。布拉柴维尔和利奥彼德维尔也岌岌可危。我们不用看地图就明白危险何在。战争继续发展下去，大洋国不但会丧失中非，而且本土也会迎来第一次的威胁。

一种莫名的激动袭上心头，但很快又平息下去了。他不再去想战争的事情了。这些日子里，他对任何事情，都无法集中精神来思考几分钟。端起酒杯，他一饮而尽。和平常一样，这酒让他直打哆嗦，甚至有些恶心。丁香油和糖精本来就已够令人恶心的，更盖不过杜松子酒的油味儿。最糟糕的是杜松子酒味在他身上难以散去，使得他脑海中偶尔联想到那个东西的气味——即使只是在脑中，他也不敢叫出这个东西的名字，也努力不去想他的模样。那是在隐约之中会想起的东西，曾经爬近过他的脸，味道直扑鼻孔。酒精反胃涌上来的时候，他张开发紫的嘴唇打了个嗝。他从牢房里出来后，就开始发胖了，也慢慢恢复了以前的颜色，老实来说，比以前还要好。鼻子和脸颊上的皮肤是粗糙的红色，甚至那秃顶的头皮也成了深粉色。他没打招呼，服务员就送上棋盘和当天的《泰晤士报》，还把刊登棋艺栏的那一页打开。看到温斯顿酒杯已空，又斟满。不需要叫酒，他们知道他的习惯。棋盘总是等着他，角落的桌子也总是给他预留着，甚至其他座位满人了，他还是自己坐一桌，因为没有人愿意靠着他太近。他从来都不去数自己究竟喝了多少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会送来一张脏兮兮的纸，说是他喝酒的账单，但他总觉得他们少收他的钱了。即使是多收一点也无所谓了，他现在有的是钱，甚至还有一份工作，虽然是个闲职，但收入比以前的还要多。

电幕上的音乐声停止了，有人开始说话。不过也不是前方的捷报，只是富裕部的简短公告而已。原来上个季度，第十个三年计划中的鞋带生产指标居然超额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八。

他研究了一下那盘残局，就把棋子都摆开了。这局棋结局巧妙得很，“白子先走，两步将死”。温斯顿抬头看了看老大哥。白子总是将死黑子，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感觉思考着。总是这样，没有例外。自世界开始，黑子就从来没取胜过。这是不是象征着永恒不变的真理：邪不胜正呢？那张庞大的脸看着他，充满着沉静的力量。白子总是赢的。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一会，然后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宣告：“大家听好了，十五点三十分有重要公告，请注意收听。十五点三十分有重要公告，请注意收听，不要错过。”音乐又响了起来。

温斯顿心里咯噔一下，一定是前方来了新闻简报，直觉告诉他这会是个坏消息。这几天一想到在非洲打了败仗，他就莫名地兴奋起来。他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欧亚国的军队如蚂蚁一般，接踵而至冲破了从未断过的防线，涌进非洲的下端。为什么不能用一种办法来包抄他们呢？西非的海岸线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拿起白子向前，这里就是走对了的地方。甚至在他看到黑色的大军往南奋进的时候，他也看到另外一支大军，不知在什么地方集合起来，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后方，割断了他们的陆海交通。这支部队就像是从他的意念中产生的。必须立马行动，如果让他们控制了整个非洲，打下好望角的机场和潜艇基地，那大洋国就要一分为二了，后果将是战败、倾覆、重新划分版图、党末日的来临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里五味杂陈，感情在一层层地叠加着，真不知道哪一层才是最底层最隐秘的。

内心的冲突过去了，他把白子放回原位，现在的他，还不能集中精神来研究棋谱。他又开始胡思乱想了，沾了沾桌上的灰尘，心不在焉地写下：

2+2=5

“他们跑不到你的心里去。”茱莉亚曾经说过，但他们能钻到你的脑子里来。“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永远都抹不掉。”奥布兰曾经这样说过。这是真心话，你所做的决定，你所采取的行动，永远是无法挽回的。他们已经把你心胸的某些东西杀死了，烧掉了，腐蚀了。

被释放后，他早已见过她，也和她说过话，没什么危险可言。他的直觉告诉他，他们现在不再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兴趣。如果茱莉亚和他都愿意的话，他就可以再安排一次见面，而事实上他们也是碰巧在公园遇见而已。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三月天，大地冷得如铁块，草地也干枯，除了几颗刚从地下钻出来就被吹得七零八落的藏红花外，到处都看不到一颗花蕾。他当时正行色匆匆，双手都冻僵了，眼泪直流。在距离他十米左右的地方，他看见了她，刹那间他意识到她的样子变了，但无法说出具体哪里变化了。他们几乎不打招呼，如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但很快他又转过身去跟着她，但没多热心的样子。他知道这毫无危险可言，因为不会有人对他有什么兴趣了。她没说话，在草地上斜穿而过，像是要甩开他，后来见难以甩开，就让他走到自己身旁来了。他们终于走到一片没有叶子的灌木丛中，既不能藏身，也无法挡风。他们停住了脚步。那天真是冷得要命，风儿呼呼地刮，打在那些灌木树枝和剩余的藏红花上。他用手臂搂住了她的腰。

这里不会有电幕，但说不定有麦克风。而且，他们所在的地方，可以被人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都走到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愿意，此刻就躺下，干起那事来。但，一想到这，他的身体就因为厌恶变得僵硬起来。他抱着她，但她毫无反应，甚至也不想着要挣脱。他现在知道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了。她瘦了，脸上多了一道长长的疤痕，从前额到太阳穴的位置，部分隐藏在头发底下了。不过他说的变化并不是指这些，他是说她的腰身变粗了，而且也变得僵硬了。他记得有一次火箭弹爆炸，他从废墟里拖出一具尸体，让他非常震惊的，不是尸体的重量，而是他已经僵硬得难以收拾了。与其说这是血肉之躯，还不如说是一块硬邦邦的石头。现在，抚摸着茱莉亚的身体，也有这种感觉，他忍不住想到她的皮肤一定不像以前那般柔软了。

他并没吻她，他们也不说话。他们再走回草地的时候，她第一次正面看着他。在那短暂的一瞥中，他感觉她心里充满了厌恶和鄙视。他想知道，这种冷漠的眼神，究竟是来源于她曾在仁爱部待过，还是因为看见他那张臃肿的脸，或者因为刮风导致眼泪不断外流而产生的厌恶之情？他们在两张铁椅子上并排坐下，椅子是并排在一起，但没挨着。他看见她打算开口说话。她把那双笨重的鞋子移开了几厘米，故意踩断一根树枝。这时候，他留意到她的脚似乎比以前要宽一些了。

“我出卖了你，”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也出卖了你，”他说。

她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有时候，”她说，“他们用一些你无法忍受的东西来威胁你，这些东西甚至是你想都不敢想的。于是，你就会说，‘不要这样对我，你去折磨别人吧，折磨谁谁谁’。然后你就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事后，你也会自我安慰，认为这不过是个缓兵之计，只不过想让他们停下来，而并非真的想让他们去折磨那个人。这都是假话。他们在折磨你的时候，你是真的希望有人来替你承受这痛苦，你知道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的办法，你是很乐意用这个办法来拯救自己的。你想着让这一切都发生在别人身上，你根本不在乎他们会遭受什么样的罪。你只关心你自己。”

“你只关心你自己，”温斯顿随着附和道。

“在这之后，你对那个人的感觉就变了。”

“对，”他说，“感觉不一样了。”

他们似乎没有更多的话想要说了。那单薄的工作服被风吹得紧贴着身体，他们都觉得，坐在这里，不说话多尴尬呀，而且干坐着不动是很冷的。于是她说自己要去赶地铁了，站起来转身想离开。

“我们以后一定要再见面，”他说。

“是的，”她说，“我们以后一定要再见面。”

他优柔寡断般跟着她走了一段路，差半步之遥而已。他们都没再开口说话。她也不是真的想这样甩掉他，只是不想让他跟上一起并排走，而他已经下定主意要跟着她送到地铁站，但是突然之间，他觉得在寒风中这样跟着她走真是没什么意思，天气也冷得难以忍受，于是想着躲开茱莉亚回到栗树咖啡馆去，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着他。他怀念地想着他在角落上的那张桌子，还有那报纸、棋盘、不断斟满的杜松子酒，最重要的是，那里现在一定温暖极了。于是，也并不是完全出于偶然，他让一小群人走在他与她的中间。他半真半假地追了几步，就放下脚步，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了。他走了五十米左右，转过头远远看过去，街上的人并不多，但都看不见她在哪了。十几个匆匆赶路的人中，或许有一个就是她，但也很难从她那发胖且僵硬的身体中辨认出来了。

“他们折磨你的时候，”她刚才说，“你真的希望有人代替你来受苦。”他真的是这样希望过。他不但这样说过，还这样祈祷过。他当时真的希望奥布兰是拿着茱莉亚而不是自己去喂——电幕上的音乐又变了调子，流淌而出的是那种浮靡之音，正是这种黄色的腔调。不久，一个声音唱了起来，或许不是真音，只是他记起来了这个声音：

“在遮荫的栗树下，

我出卖你，你出卖我——”

他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一个服务员刚好经过，看到酒杯是空的，于是又给斟满了。

他端起杯子闻了闻。这个玩意，不知道喝了多少年了，但还是无法习惯它的味道，真是难以入口。但这已经成为他每天沉迷的东西，这是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之物。每晚他靠杜松子酒喝得昏天黑地，到早晨，他又靠杜松子酒挣扎着起床。出狱后，他很难在十一点前就起床。醒来时候也全是眼屎，嘴巴发干，背部的脊椎像被折断一样疼，要不是前晚把酒瓶和茶杯放在床边，他肯定是爬不起来的。中午那几小时，他就呆呆地坐着听电幕，面前放着酒瓶子。到十五点，他照例要去栗树咖啡馆，直到人家关门才肯回家。再没人管他干什么，再没有哨子声让他起床做操，再没有电幕会来骂他。有时候，每星期该有个一两次吧，他要去真理部，那里有间灰头土脸的办公室，他要在那里干点活，不过都是一些闲活。为解决十一版新话词典编纂过程中出现的次要问题，设置了不计其数的委员会；其中的一个委员会，它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下设的小组委员会，他便给任命了进去。他们正忙着起草一份东西，叫什么中期报告，可报告的是什么鬼东西，他却从来没有弄明白过——好像是什么逗号该放在括号内，还是括号外的问题。这个小小的委员会还有另外四个人，和他差不多一样。偶尔正儿八经地开一些会议，但很快就散会了。大家都承认，其实没什么正经事可做，但也会认认真真把会议记录写一遍。还想着要写一份备忘录之类的，但也没写成。因为他们开会先是讨论，后来就演变为争论，越搞越复杂，还为一些词语的定义争得面红耳赤的，离谱的是说话不着边际，离题万里，最后就变成私人恩怨之间的纷争了，你吓我，我吓你，还说要报告给上级来处理。但一瞬间，大家也会忽然就泄气了，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坐在桌子前，你看我，我看你。犹如听到鸡鸣声的鬼魂一样。

电幕声停了下来，温斯顿以为是要开始报告前线消息了，实际上只是转换音乐节目而已。仿佛在他的眼前，就是一幅非洲地图，军队的动向都在图表上表示出来了：一个黑箭头径直开向南，一个白箭头却横向冲向东，斩断那黑箭头的尾巴。他抬头看看海报上那冷酷的面孔，像是跟他求证自己想得对一样。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存在那根白箭头呢？

他又没了兴趣继续想下去，喝了口杜松子酒，拿起白子试着走一走。显然这是走错了的，因为——往事又再涌上心头。他仿佛看见一间屋子，被烛光照亮着，有一张铺着白色床罩的大床。他大概九或十岁，就坐在地板上，兴致盎然地摇着手中的骰子。妈妈就坐在对面，微笑地看着他。

这一定是她失踪前一个月发生的事情了。那时候算是他们暂时的和解，温斯顿忘记了肚子中没完没了的饥饿感，恢复了对母亲的爱意。他记得很清楚那天发生的事情。外面电闪雷鸣，大雨滂沱，雨水顺着窗棂流了下来。屋子里太暗了，根本无法看书。两个孩子在这一团漆黑且狭窄的房间里简直无聊透顶了。温斯顿开始吵闹着要买吃的，翻衣倒柜地找东西，直到邻居敲打隔墙表示抗议。而他的小妹也在断断续续地哭个不停。最后，妈妈说：“你要乖乖的，我去给你买个玩具回来，你一定会喜欢的。”然后就冒雨出门，附近有家杂货店，偶尔还是会开门的。她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纸板盒，里面装了一副蛇梯棋。他还记得那硬纸板潮乎乎的味儿。真是个破玩意。盒子破破糟糟，木头小骰子也很粗糙，站也站不稳。温斯顿绷着脸看一眼，一点兴趣都没有。可妈妈点了根蜡烛，他们就坐在地板上面玩起来。没一会儿，见棋子就要走到终点，却又退了回去，险些儿退到了起点，温斯顿兴奋得大笑起来。他们玩了八局，每人都赢了四局。小妹太小了，看不懂他们玩什么。她靠着枕头坐着，见他们俩笑，便也跟着笑。那个下午，他们快活得像回到早期的童年时光一样。

他努力着想忘记这一幕，这都是虚假的记忆，他偶尔会受到这种记忆的困扰。只要你知道它们是假的，就没有关系。有的事情的确是发生过，有的没有。他又回到棋盘上，拣起白子。他刚拣起，那个棋子就啪的一声掉在棋盘上了。吓了一跳，好像身上给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响起来。公告来了，胜利！在播放公告之前响起喇叭声，总是意味着胜利的消息。咖啡馆里兴奋极了，像是接通了电流一样。甚至连服务员也吓了一跳，竖起耳朵来听。

喇叭的声音大得可怕，大概广播员也有点兴奋过度，说话语速有点急，都被外面的欢呼声给盖住了。新闻传到街上去了，他从电幕上听到的消息，真如他之前所预料的一样：一支海上大军秘密集合，突然插入敌军后方，白色的箭头切断了黑色箭头的尾巴。人声喧哗之中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得意扬扬的话：“伟大战略部署——完美配合作战——彻底溃退——五十万俘虏——完全丧失斗志——控制整个非洲——战争结束向前推进一大步——胜利——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温斯顿的脚在桌子底下胡乱踢着，虽然他没离开椅子一步，但他的心早已飞出咖啡馆外，和群众一起奔跑欢呼着。他又抬起头看了一眼老大哥，噢，这个操控世界的巨人呀，这个把亚洲的乌合之众们打得屁滚尿流的神人呀！他想起十分钟之前，是的，不过才十分钟，他在思考前线是战胜还是失败的时候，心中的疑团。现在，不仅仅是一只欧亚国的军队被消灭了呀！自打他进入了仁爱部后，他已经发生过不少的变化，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发生必不可少的、治愈性的变化呀。

电幕上还在继续播放关于这次战争的其他消息，关于有多少俘虏、战利品以及敌人的暴行。街道上的欢呼声也渐渐减弱了，服务员又各司其职了。温斯顿仍旧沉浸在这胜利的喜悦之中，完全没留意到服务员又给他斟满了酒。现在的他，不再逃跑了，也不再尖叫了，他又回到了仁爱部，一切都被宽恕了，他的灵魂像冬雪一样洁白如新。他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坦白了一切，供认了全部有关的人。他走在那条贴满白色瓷砖的走廊上，就像走在阳光之中，后面跟着一个持枪的看守员。等待已久的子弹穿越了他的脑袋瓜。

他抬头看着那张巨大的脸。他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弄明白那两撮黑色八字胡下隐藏的微笑意味着什么。噢，残酷呀，不必要的误解呀！噢，顽固不化呀，你这个要挣脱老大哥慈悲的胸怀的游子！他鼻翼两端流下带着酒味的眼泪。但现在一切都解脱了，斗争已经结束，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附录

一   新话的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它是为了满足“英社”（Ingsoc）——或称为“英国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而被设计出来的。到1984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新话作为唯一的交流手段，无论其是讲话还是写作。《泰晤士报》上的头条社论是用新话写成的，但这种精心力作，只有专家才写得出来。预计在2050年前后，新话会彻底取代旧语（或者我们称之为“标准英语”）。在这期间，新话会稳步地普及开来，所有的党员都会倾向于在日常谈话中越来越多地运用新话的词汇和语法结构。1984年所使用的版本（被收录于第九及第十版的新话词典中），只是临时性的，并且其中包含着许多冗余的字眼以及陈旧的词形，以后都会被废止。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是已臻完美并收录于第十一版新话词典的最终版本。

新话的目标，并非只是为英社的信徒提供一种适合他们表达世界观及思维习惯的媒介，更是要让所有其他的思考方式都不复存在。所预期的结果是，当新话被彻底采纳而旧语被遗忘之后，简直不能够再想象异端的思想，也就是有违英社原则的思想，还能够存在——至少只要思想的形成还依赖于词语的话。新话的词汇之所以被如此构建，为的是使党员在渴望适当表达时能够有一套精准而又微妙的措辞，同时又排除掉了所有其他含义以及通过间接方法得出这些含义的可能性。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步，部分是由于新词汇的发明，但主要是由于消除了不合需要的词汇，清除了具有非正统含义的词汇——并且只要有可能，还将所有的次要含义全部清除。举个简单的例子。新话中依然保留了“free”（自由）这个单词，但是它只能用在这样的语句之中，例如“这条狗身上没虱子(The dog is free from lice)”或“这块地不生杂草”(The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可是这个词无法再表述其原来所包含的意思，比如“政治自由(politically free)”或“思想自由(intellectually free)”，因为政治和思想上的自由即使作为概念都已不复存在，因此必然是难以名之的。除了消除那些明显带有异端色彩的词汇，减少词汇的数量也是新话所要实现的，凡是能够省略不用的词汇一概被消除。设计新话，并非为了扩展思想的范围，而是为了缩减它——将对词汇的选择降到最低，正有利于间接地促成这个目的的实现。

新话是以目前我们所懂得的英语为基础的，然而许多新话的句子即便不包含新创造的词汇，对我们当下说英语的人而言也是难以理解的。新话的词汇可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类，即A类词汇、B类词汇（又被称为复合词）和C类词汇。分别讨论这三类词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关于新话在文法上的独特性，可以在涉及到A类词汇的部分予以处理，因为这三类词汇所适用的都是同一个规则。

A类词汇。A类词汇包括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各种词汇，例如关于吃、喝、工作、穿衣服、上下楼梯、乘车、打理花草、做饭等等。这一类词基本上全是我们已掌握的，像“打”、“奔跑”、“狗”、“树木”、“糖”、“房子”、“田野”——但是跟我们当下所用的英语相比，这类词的数量极少，而且含义也被限定得更为死板。凡是含混不清、有着多层含义的，全都被清除了。在最大的限度下，这类词汇仅仅就是表达清晰无歧义概念的声音而已。要用A类词汇进行文学创作或者进行政治和哲学性的讨论，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只能用来表达简单的、目的明确的想法，通常与具体事物及人体活动相关。

新话的语法有两大突出特点。第一，不同词类的功能几乎完全可以混用。新话中的任何一个词（这对于像if和when这样的非常抽象的词，基本上也适用）都既可作为动词、名词、形容词，又可作为副词。如果动词与名词的词根相同，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词形上的变化，这条规则就消除了许多旧的词形。比如说“thought”这个词，在新话中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think”，而这个词既可以当名词，又可以当动词。这跟词源学没有什么关系：在有些情况下保留了原来的名词形式，而另一些情况下却保留了原本的动词面貌。甚至两个有相近意义的名词和动词，如果没有词源学的关系，那么其中一个常常是会被废止掉的。例如，并不存在“cut”这个词，它的含义完全被既是名词又是动词的“knife”所涵盖了。把名词和动词加上“ful”这个后缀，就可以得到形容词；加上“wise”就会变成副词。这样的话，speedful的意思就是rapid，而speedwise的意思是quickly。我们当下所使用的一些形容词，例如good,strong big,black,soft等等，都被保留下来了，但是这类词的数量非常少——确实也不怎么用得着它们，因为几乎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通过对既能作动词又能作名词的词加ful而形成。除了非常少的一些本来就以wise结尾的词以外，现有的副词全部都被消除了。例如well这个词，就被goodwise取代了。

此外，任何词——基本上新话中的任何词都不例外——加上前缀“un”便带有否定意义，加上前缀“plus”就能加以强调，或者加上前缀“boubleplus”就更加具有强调意味。例如，uncold取代了warm的意思；pluscold和doublepluscold各自的意思是“冷”和“非常冷”。就像当今的英语一样，也可以通过添加如ante,post, up ,down等这样的前缀改变几乎所有单词的意思。可以发现，通过这种方式，词汇的数量被大副度地削减了。比如说，有了good这个词，那么bad这个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用ungood就可以更好地表达同样所需要的含义。总之，如果两个词是一对天然的反义词，那么便需要去决定废止它们中的哪一个。比如说dark这个词，就能用unlight来替代，light也能被undark取代——这都全凭喜好了。

新话语法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它的规则性。除了下面要提及的几个例外，所有的词形变化都遵守一样的规则。如此一来，所有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以ed结尾。steal的过去式是stealed，think的过去式是thinked；整个新话中都是这样，诸如swam,gave,brought spoke,taken这样的旧的词形全都被废止了。所有复数形式都是加上s或es——视具体情况而定。Man ,ox ,life这些词的复数形式是mans,oxes, lifes。形容词的比较级全部都是加上er或者est（例如good,gooder,goodest），不规则的形式，以及像more和most这样的，都被废止了。

词语中唯一被允许进行词形变化的，是名词、关系代词、指示形容词以及副词。在这些词中，除了whom被认为是多余的而被删去以外，连shall ,should这两种时态也被废止，因为它们的功能已经被will和would给涵盖了。由于表达即时和方便的需要，还存在着一些不规则的变化。一个不容易发音或者有可能让听者产生误解的词，就会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个坏词，出于悦耳动听的考虑，有时会插入一些另外的字母，或者保留旧的词形。不过，主要是B类词汇有这种需求。至于词汇容易发音为什么如此受到重视，将会在下文中解释清楚。

B类词汇。这一类词汇都是由于政治目的而被特意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有着政治的意图，而且意在使词汇的使用者具有所应当有的思想态度。若是未全面地理解英社的原则，是很难正确地使用这些词汇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被翻译成旧语，甚至可以转化成A类词汇，但是这通常都需要一长段的解释文字，并且还总是会导致其失去言外之意。B类词汇可以看成是一种口头上的速记，常常把一系列的概念包含在几个音节里面，而同时又比普通的语言更为准确和有力。

B类词汇都是复合词（像speakwriter这样的复合词，肯定也存在于A类词汇中，但这些只是缩写，并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色彩）。它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或者几个词的某一部分所构成，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容易发音的形式。这些词主要是动名词，按一般的规则进行变化。举一个例子，goodthink这个词，大体上也可以理解为“正统”，如果有人把它理解为动词的话，那就是“正统地思考”。它的形态变化如下：名词、动词形式是goodthink；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是goodthinked；现在分词是goodthinking；形容词是goodthinkful；副词是goodthinkwise；动名词goodthinker。

B类词汇不是按照任何词源学的规则构成的，什么词性的词都可以成为它的构成组件。可以随意地安插位置或进行删节，也可以为了方便发音而移位，只要能表明它的词源就行。比如crimethink（思想罪行）这个词，think放在第二个位置；在thinkpol（思想警察）中，它又排在了开头，而police的第二个音节则被省去了。由于想让词汇听起来悦耳，是非常困难的，所以B类词汇的不规则形态比A类词汇更为普遍。比如说，“Minitrue”“Minipax”和“Miniluv”这三个词的形容词格式本来分别是“Minitruthful”“Minipeaceful”和“Minilovely”，但是

“trueful”“paxful”和“loveful”都有些不太容易发音。不过从原则上而言，所有的单词都可以变形，并且都遵循同一个规则。

一些B类词汇的含义极度隐晦，无法从整体上掌握新话的人，几乎难以理解。就拿《泰晤士报》社论中的一个典型句子Oldthinkers unbellyfeel Ingsoc为例。用旧语把它表达出来所能用的最简洁的说法是“Those whose ideas were formed before the Revolution cannot have a full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English Socialism”（在革命之前思想就已经成形的人无法对英国社会主义的原则在感情上充分理解）。但是，这翻译并不适当。首先，一个人为了能充分理解新话的含义，应该对英社有明确的概念。此外，只有全身心地投入于英社的人，才能够领略到bellyfeel这个词完满的魅力——它意味着一种盲目而狂热的接受，这种状态在今天很难想象。oldthink这个词也是，它跟邪恶和堕落的观念纠葛不清。但是新话中的有些特定的词的功能，与其说是表达意思，还不如说是将其摧毁，比如oldthink就是一个代表。这一类的词为数不多，其含义扩张，直到能包揽众多词的含义时并能够被一个单个的结合性术语所涵盖时，它们就能够被剔除和忘掉了。新话词典的编纂者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并非发明新词汇，而是在发明了词汇之后，要确定好它们的意思——也就是说，弄清楚一个词发明之后，要相应地废除多少个词。

就像我们已经在free这个例子中所看到的，为了方便起见，带有异端含义的词有时候也会被保留下来，不过其中不合需要的含义会被消除掉。许多别的词汇，像humour, justice, morality, internationalism, democracy, science和religion这些词都已不复存在。一小部分能够表达总称概念的词涵盖了它们——通过涵盖而消除了它们。所有围绕着“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的词汇都被crimethink这一个词给概括了。所有跟“客观”和“理性”这两个概念有关的词汇都被oldthink这个词给取代了。定义越准确，越容易产生危险。一个党员的世界观被要求像古代的希伯莱人的那样，不需要知道得太多，只需要知道除自身以外，别的民族所信的神都是“假神”——党员们也不必知道这些假神的名字叫Baal，Osiris，Moloch，Ashtaroth，等等。或许他们知道得越少，越有利于保持正统的思想。他们知道耶和华以及耶和华的诫命；因此他们知道，所有有着别的各种名字和别的特性的神都是假的。稍微有些类似的是，党员知道什么是正当的行为，并且非常模糊和笼统地了解违反这种正当行为的可能限度在哪里。比如说，他的性生活完全被新话中的两个词汇sexcrime和goodsex所限制。sexcrime一词概括了所有的性行为，包括乱伦、通奸、同性恋及其他的堕落行为——此外，因正常的性欲而性交也是犯罪。没必要将它们分别列举出来，因为它们都是应该受到责罚的，而且原则上都被判为死刑。Ｃ类词汇是科学和技术类的术语，或许需要给特定的性变态行为进行专业的命名，但是普通的公民是用不到这些词的。他知道goodsex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男女之间正常的性交只能有唯一的目的，即繁衍后代，而女性的一方没有肉体上的欢愉感——其他的性行为都属于犯罪。运用新话时，极少能够在认识到某个想法是具有异端色彩了之后还能继续进行下去；超出这个限度所需的词汇都不存在了。

没有一个Ｂ类词汇是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有很多都是委婉语。这类的词汇，比如joycamp(劳改营)或minipax（和平部，即战争部），其字面意思和实际的含义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另一方面，有一些词汇所展现的是对大洋国真正本质的直白而轻蔑的理解。例如prolefeed，其含义是党施予民众的垃圾娱乐和虚假新闻。别的一些词也有着相互矛盾的不同含义，用来形容党的时候就是好的，而用到敌人那里就是坏的。不过，此外还有许多的词汇，乍一看好像是缩写形式，并且其意识形态色彩并非来自于它们的含义，而是来自于它们的构造。

只要有可能的话，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政治意义的词汇都被归类于Ｂ类词汇。每一个组织的名称、人民团体、学说、机构或公共建筑，全都被削减为常见的词形，即单个的易于发音、具有音节尽可能少的词汇，同时又保留了最初的词源。例如在真理部，温斯顿·史密斯的工作部门档案科，被称作是Recdep，小说科被称为Ficdep，电视节目科被称为Teledep，诸如此类的。这样做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节省时间。实际上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使用缩略语已经成为政治语言的一个特色，并且人们也注意到，在极权国家和极权组织中，最倾向于使用这种缩略语。例如这些词：Nazi,Gestapo,Comintern,Inprecorr, Agiprop。一开始，采用缩略语仿佛是一种本能，但是在新话中则是有明确目的地被使用的。造词的人认为，通过对一个名称进行缩略，删除掉附着在它之上的大部分联想，就能够收缩并巧妙地更改它的含义。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这个词，可以让人联想起一幅全人类的兄弟之情，以及由红旗、路障、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所组成的画面。另一方面，comintern一词则仅仅代表着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和一个定义明确的学说。它是指几乎像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那样的易于辨识且有特定意义的东西。comintern这个词可以几乎不经思考地被表达出来，而人们在表达communist international时则肯定至少会有稍稍的停顿。同样的，像minitrue这样的词汇所带来的联想比ministry of truth要更少一些，并且更容易操控。这不仅解释了为何会尽可能地使用缩略语，而且可以弄清楚为什么新话被拼命地设计得使每个词汇都易于发音。

在新话中，除了含义要准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和谐悦耳。为了满足这一点，语法的规则甚至常常都可以被牺牲。音节短促、含义清晰无误的词汇也确实是需要如此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体现政治目的，以便说话的人可以快速地发出这些词汇并且在头脑中尽可能地不对这些话进行思考。Ｂ类词汇甚至因为每个都非常类似而变得更铿锵有力。几乎一成不变的，是这些单词，诸如goodthink, minipax, prolefeed, sexcrime, joycamp, Ingsoc, bellyfeel, thinkpol以及无数的其他单词，都只有两个或三个音节，而重音都是放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节上。使用这些词会促使形成一种急促而含糊、非常不连贯而且又千篇一律的说话风格。而这正是目的之所在。它的用意就是使得讲话，特别是使任何主题的讲话都体现出政治倾向，并且几乎不受意识的控制。在日常生活中，说话的时候肯定需要——或者有时候需要——开口之前先好好想想，但是一个党员被要求，在表达一个政治或道德化的判断时，应该像一架机枪发射出子弹那样从口中迸出正确的观点。他所受的训练能够让他达到这一步，新话给了他一种安全无误的工具，并且这些词汇的构造——刺耳的发音和肯定有意为之的粗鄙——和英社的精神原则相符合，更是使得他用起来得心应手。

而且实际上可供选择的单词也非常少。相比于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新话的词汇量非常小，并且还常常设计出减少词汇的新方法。的确，同几乎所有的其他语言相比，新话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词汇量每一年都在减少，而不是增加。而对新话而言，每减少了一个词，都是一个进步，因为可供选择的词汇里越少，寻思的诱惑也就越少。新话希望最终达到这样的结果，即让人可以从喉咙里清晰且不间断地说话，而这些话完全不需要经过大脑中枢。新话中的duckspeak直白地体现了这个目的，它的意思是“说话时像一只鸭子的嘎嘎叫”。就像各种各样的其他Ｂ类词汇一样，duckspeak同时具有褒义和贬义：如果讲出来的是正统观点，那么它不过是在暗示着鼓励；当《泰晤士报》上称党的某位演说家是一位”double plus good duckspeaker”的时候，那就是在对其表达热情而可贵的称赞。

Ｃ类词汇。Ｃ类词汇是对其他两类词汇的补充，并且完全是由科学和技术类的术语所组成的。这些词汇同今天所使用的科学术语很像，由相同的词根而构造，但是通常也要注意严格地给它们下定义，并且剥除掉不合需要的含义。Ｃ类词汇和其他两类词汇都遵循相同的语法规则。这一类词汇很少运用在日常交谈或政治演讲中。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或技术人员都能够在为他的专业领域所编纂的清单中找到他所需要的全部词汇。但是，对于非本领域的清单中所出现的单词，则基本上都不怎么了解。只有极少数的词汇是不同领域的清单中所共用的，然后无论在哪个特定的科学分支中，都不存在能够把科学作为一种思考的习惯或思考方法加以表述的词汇。的确，没有能表达science这个含义的词，它所可能承载的含义都被Ingsoc彻底地包含了。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想用新话表达出稍微具有些水平的非正统的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也可以用一种非常粗鲁的方式表达异端邪说，即一种亵渎侮辱的话语。比如说，或许可以说出Big brother is ungood（老大哥是不好的）这样的话，但是这句判断在一个具有正统意识的人听来，只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荒谬言行，不可能被理由充足的论据所支持，因为在新话中找不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词汇。与英社为敌的思想只能以一种含糊不明、无言的形式存在于心中，并且只能笼统地一概而论——被判定为全部的异端邪说而没有对其进行定义。事实上，一个人能够出于异端的目的使用新话——通过这种方式，即非法地把一些词汇转换回旧语。例如，All mans are equal（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是一个新话中的句子，但是就像旧语中的All men are red haired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句子并没有语法错误，但是它表达的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谎言——即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体形、体重和力量。政治平等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并且equal的这个第二层含义被清除掉了。在1984年，当旧语依然是交流时的常规媒介时，从理论上而言有着这种可能，即人们在使用新话词汇的时候，可能会想起它们最初的含义。实际上，任何有着很好的“双重思想”根底的人都不难避免这样，但是在两三代人以内，甚至连这种失误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了。对于一个在新话这唯一的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人而言，他可能不会知道equal这个词曾经有“政治自由”这样的次要含义，也不会知道free这个词曾经有“思想自由”的意思——就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国际象棋的人不会知道王后和车的次要含义。可能有许多罪行和错误是一个人无力去犯的，仅仅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可名状，因此也是难以想象的。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话的突出特色会变得越来越显著——它的词汇会变得越来越少，含义也越来越死板，并且将其用于不正当用途的可能性也会一直降低。

当新话被彻底地取代之后，同过去的最后一缕联系也会被断绝。历史已经被改头换面了，但是以往的文献片段会幸存于各处，没有完全被删除掉，并且只要一个人还保留着关于旧语的知识，就有可能读懂它们。但是在未来，这样的片段即使侥幸得以留存下来，也没有人能理解和破译了。没有可能将用旧语写就的文章转译成新话，除非它指涉的是某种技术化的步骤或者非常简单的日常行为，又或者已经变成正统的东西（用新话的表达方式，就是goodthinkful）。事实上，这意味着写于大约1960年以前的书，没有一本能被完全翻译了。革命之前的文献只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翻译——也就是说，在文字和意义上都被修改了。就拿《独立宣言》中这个知名的段落为例：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用新话把这一段文字给翻译出来并且依然保有原来的意思，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最接近这段话意思的可以用crimethink这个词给概括总结了。想要全文翻译出这段文字，也只能是意识形态化的翻译，而这会使得杰斐逊的话变成对专制政治的颂歌。

的确，大量过去的文献都被以这种方式给改变了。出于声誉的考虑，保存关于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是有用处的，但是与此同时，也要使得这些历史人物的成就和英社的思想体系相一致。因此，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等作家以及其他作者的作品都将被翻译：当这项任务被完成之后，这些作家的原作以及所有其他幸存下来的作品都会被毁于一旦。翻译这些作品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事情，不要期望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或者二十年内能把它完成。另外，还有一大批只具有实用主义性质的文献，即不可或缺的技术手册，无疑也会被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掉。主要是为了给初步的翻译工作留出时间，才使得最终采用新话的时间给安排到了2050年那么晚。

二    我为何写作

从很小的时候起，可能有五六岁吧，我就知道长大后我要当作家。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试过放弃这个念头，然而在放弃时，也意识到那样做违背自己的真正天性，早晚我会不得不专注于写书的。

家里的三个小孩中我排行老二，但往上往下都差了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我父亲。种种原因之下，我多少感到孤独，不久我就有了些不讨人喜欢的癖性，让我在上学期间一直不受欢迎。我有了那种孤独小孩拥有的习惯，就是编故事和跟想象出来的人对话，我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野心一开始混合了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我当时就知道我能够熟练运用文字，而且具有直面不愉快事实的能力。我觉得是这种能力创造出了一个有点个人化的世界，在其中我可以找回自信，平衡日常生活中的失意。尽管这样，我童年和少年期间所有的严肃作品——即出发点是严肃的——总量不会超过六页纸。四岁或五岁时，我写下了第一首诗，我母亲记录下来，我全忘了，只知道是关于一头老虎的，它长着“椅子般的牙齿”——很不错的短语，可是我想是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十一岁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爆发后，我写了首爱国诗发表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又发表了一首，是关于基钦纳（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所乘巡洋舰触雷沉没而死）牺牲的。我长大一点后，时不时写过糟糕而且是写了半截的“自然诗”，是乔治时代风格（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的英国文学风格。我还大约尝试写过两个短篇小说，差得目不忍睹。那就是我那么多年的确写到了纸上，而且是立意严肃的全部作品。

不过，这段时间从头到尾，某种意义上说我也从事过文学活动。先是下单交货的东西，我可以很快很容易地写出来，也不曾感到过多大乐趣。除了学校的作业，我还写过应景之作和打油诗，那些我能以如今看来惊人的速度写出来——十四岁时，我一星期左右就写了一部诗剧，仿的是阿里斯托芬（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风格。我帮着编过学校里的杂志，有印出来的，也有手抄的。那些杂志是你能想象到的最滑稽和令人同情的东西，我编杂志比现在写最垃圾的新闻报道还要轻松许多。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乃至更久的时间里，我也以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方式进行文学训练：即编写关于自己的连载“故事”，那是一种仅仅存在于自己脑子里的日记，我相信这是小孩子和青少年都会有的习惯。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幻想自己是比如说罗宾汉这样的人，幻想自己是从事令人心惊胆战的冒险活动的英雄。但是很快，我的“故事”不再有拙劣的自恋性质，开始越来越多变成单纯对自己所作所为及所见的描写。一次几分钟地，会有诸如此类的东西进入我的脑海：“他推门进入房间，一束经过细棉布窗帘过滤过的黄色太阳光斜照在桌子上，那里放了一盒半打开的火柴，旁边是墨水壶。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到窗前。下面的街上，一只毛色是龟背纹的猫正在追赶一片落叶。”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二十五岁左右，贯穿了我的非文学生涯。虽然我不得不寻找合适的词，也确实寻找过，但我好像在几乎违背自己意愿地做这种描写性尝试，是处于外界的某种压力之下的行为。我想我的“故事”肯定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时仰慕过的作家的风格，但就我能回忆起的，“故事”总是具有一丝不苟的描写性特点。

十六岁前后，我突然发现了纯粹属于单词本身的乐趣，即单词的发音和关联。如《失乐园》的这一行——

于是他面对困厄，辛苦劳作

度日；困厄劳作也将其压迫。

如今在我看来，这好像也并非特别精彩，但那时却让我浑身发颤；而且以“hee”来拼写“he”（ “hee”（他）是“he”的古体写法更是锦上添花。至于需要描写事物，当时我已经全知道了。如果说我当时就想写书，要写什么则已经清楚。我要写自然主义长篇巨著，有着并非皆大欢喜的结尾，里面充满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和极为贴切的比喻，也充满了词藻华丽的段落，其中的用词部分是因为单词本身的发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就相当接近那种风格，那是我在三十岁时写的，但立意在之前很久就开始了。

我给出了所有背景方面的信息，因为我认为人们在一点也不了解某个作家早期发展过程的情况下，不可能了解他的写作动机。他的写作主题由其所处的时代而决定——至少在我们目前这个喧嚣和变革的时代是如此——然而在动笔前，他会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姿态，那是他永远不可能完全与之脱离的。当然，他有一样工作要做，就是控制自己的性情，避免纠缠在某一不成熟的阶段，或者陷入某种不正常的情绪。但是，如果完全脱离早期所受的影响，他就会扼杀自己的写作冲动。暂不论谋生需要，我认为写作有四种最重要的动机，至少对非诗歌写作而言是如此。这些动机在每位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不同，根据他生活的外部环境，所占比例也会时时变动。它们是：

纯粹的个人主义。渴望显得聪明、被谈论、死后被记着、报复在你童年时怠慢过你的成年人等等。装做个人主义不是动机或者很强的动机，那是欺人之谈。在此特点上，作家跟这些人有相通之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战士，商界成功者——简而言之，是人类中的全体精英。人类中的大多数并非很自私。一过三十岁左右，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作为个人的感觉——主要为了别人活着，要么在苦差中压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有另外少部分具有天分、随心所欲的人，他们决心一辈子到头为自己生活，作家就属于这类人。至于严肃作家，我要说总体而言，他们比记者更自负，更以自我为中心，尽管他们对金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美学热情。即对外部世界之妙处的感知，或者另一方面，对词语以及它们恰到好处排列的美感上的认知；对于一个发音对另一个发音的影响，或是好文字的精当，或是好小说的节奏给人的愉悦；渴望跟别人分享本人认为很有价值、不容错过的一段经历。美学冲动在很多作家身上很不明显，但即便是个小册子作者或者教科书作者，也会有些喜欢用的词，这些词为他所偏爱，并非出自实用方面的原因；要么他可能对印刷样式、边缘宽度等等有强烈的偏爱。除了铁路时刻表之类，没有哪本书完全排除了美学考虑。

历史冲动。即渴望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发现真相并将其载存，以供后来者使用。

政治目的——此处的“政治”是最广义上的含义。即渴望将世界向某一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应该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概念。同样，没有哪本书完全无政治倾向。那种艺术应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即为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些不同冲动一定互相争斗，而且一定会在不同人身上在不同时候波动不已。从本性上说——把“本性”当做刚踏入成人时具有的状态——我是个前三种<a></a>动机大于第四种动机的人。在和平年代，我可能只会写些文字绚丽或者单纯描写性的书本，也可能几乎从来意识不到自己所持的政治信念。的确，我曾经不得不成为类似小册子作者的人。一开始，我在不合适的职业上花了五年（驻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然后我经历了贫困，有过失败的感觉。这些增强了我对权力的天生恨意，也第一次全面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认识。然而这些经历不足以让我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然后就出现了希特勒和西班牙内战等等。到一九三五年底，我仍然未能做出明确决定。我记得当时写了首小诗，表达了我的两难心态。

我也许会当个快乐的牧师，

活在两百年前，

就不变的世界末日布道，

也看着我的核桃树长高；

但是生在，唉，极坏的时代，

我错过了那个适意的避风港，

因为我的上唇长出了胡须，

而教士们的脸都刮得光光。

后来的日子仍是不错，

我们曾是如此易于高兴，

我们把烦心事轻轻放下

置于树冠之中。

我们曾不以无知为耻，

欢乐如今却被我们掩饰；

苹果树枝上的黄鹂鸟

就能让我的敌人战栗。

可是姑娘的腰腹和杏林，

树荫下溪流里的斜齿鳊，

马匹，破晓时争斗的鸭子，

所有这些都成了泡影。

禁止再次做梦；

我们把欢乐粉碎或是藏起；

马匹是由不锈钢所造，

由矮个胖男人把它们骑。

我就是那条永远不动的蚯蚓，

一个无后宫可以逞威的宦官；

像尤金·亚拉姆（（1704——1759）：英国哲学家，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他第一个发现克尔特人的语言与欧洲大陆某些语言的关系。1758年，他正在编纂克尔特语词典时，他14年前谋杀一位朋友的罪行败露，因此被判处绞刑）一样走在牧师和政委（苏联时期的政治委员）两人中间；

政委正给我算命，

收音机在响着，

而牧师保证我会有辆奥斯汀牌小汽车，

因为克已奉公（原文为“Fgie alays”，其中的Duggie似应指法国法学家莱昂·狄骥，他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几乎排斥了个人的权利。其理论曾为德国法西斯所采用）总有收获

我梦见住在大理石厅

醒来后发现竟是真的

我生在如今可谓不逢时

史密斯呢？琼斯呢？（此处提到的人名是英国常见人名，类似于张三李四）你呢？

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写它们，无非是简单选择何种立场和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自己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的目的。

过去全部十年里，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有感于党派偏见和不公。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但如果同时没有一种美学感受，我就不会写一本书，甚或为杂志写一篇长文。任何人如果有心详细读一下我写的东西，就会发现即使是纯粹的宣传，其中还是包括很多一个全职的政治家会认为跟主题无关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愿意完全抛弃我自孩提时期开始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追求文字上的风格，继续热爱大自然，继续乐于欣赏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以及星星点点的无用信息。我想压制自己的这种天性是徒劳的。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与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身上基本上是大众的、非个体的活动相调合。

这并非易事，它引出了结构及语言的难题，而且以新的方式引出了真实性的难题。我可以举例说明出现的基本困难。我那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确是政治性作品，但它主要是以一定的超脱心态和体例上的考虑写成的。我确实很努力地想在里面说清全部事实，又不与我的文学本能相悖。但除了别的，这本书中还包括篇幅很长的一章，里面全是引用报纸上的片段之类，是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辩护的，他们被指控阴谋串通佛朗哥。很明显，再过一两年，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对这样一章失去兴趣。这必定将毁了这本书。一个我所尊敬的评论家给我上了一课：“你干吗要把那些玩意儿放进去？”他说：“你把本来不错的一本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不错，可我只能这么做。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有条件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不曾为之愤怒，就可能永远也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还会以种种方式一再出现，而语言方面的问题与之相比更为微妙，讨论起来也需要太长时间。我只是要说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写得不那么栩栩如生，更追求准确性。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已经完美地形成任何一种写作风格时，你总是已经超越了这种风格。《动物农场》是第一本对自己写作意图有完全清醒的认识，混合了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的书。我有七年时间没写过长篇小说了，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写一部。它注定会失败，每本书都会失败，但我对要写什么样的书则多少已经心中有数。

回头看看前面的一两页，我看到似乎我的写作动机完全出自于热心公众利益，我不想让这成为别人对我的最终印象。凡是作家都自负自私，也是懒惰的，在他们各种写作动机的根子里面，还存在一个谜团。写作是场可怕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挣扎，就像很长一段时间得了令身心痛苦的病症。如果不是为某种他既无力抵抗又无法理解的魔鬼所驱使，他永远不会做起这样一件事。就人们所知，这只不过跟小孩子号啕以引起别人注意一样属于一种本能。但同样正确的是，除非他不停奋力消除自己的个性，否则就写不出任何具有可读性的东西。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我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出我的几种动机里哪种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值得遵循。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