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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原的概念及中原文化区的由来

中原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原以环嵩山地区为中心，包括河南大部。广义的中原包括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晋南的运城—临汾和长治—晋城地区、陕甘渭河谷地、汉水上游，可称“大中原”。大中原又可分为两个核心区域，一个是环嵩山地区的“中原腹地”，另一个是包括关中东部、运城—临汾和三门峡地区的“陕晋豫邻境地区”（图一）。

考古学中的中原文化区多指广义的中原，即“大中原”。这种范围的界定是老一辈学者早就提出的。如苏秉琦所划分的“六大区系”之一，就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他从仰韶文化分布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原“大致西起甘肃东部，东至河南中部的郑州，中间穿过陕西关中（渭河盆地）”，“宝鸡—郑州间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带”，并在上述范围内进一步划分出中区（宝鸡—陕县间）和东区（洛阳—郑州间）。与此类似，严文明所划分的中原文化区也是“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但外围似乎更大些，囊括了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的大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没有将中原腹地视为史前中原文化区的核心区域，而是定位在陕晋豫邻境地区。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中原文化区的理解恐怕仍然不尽相同，对中原文化区的范围、结构和变化过程也没有达成一致而清晰的认识。此事关涉到对中国史前和青铜时代文化格局的整体认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趋势形成的认识。本文拟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结合近些年的新成果，再次系统梳理、重新审视黄河流域，主要是黄河中游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格局的动态变化过程，对中原文化区的形成、演变及其特征，以及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尝试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二、中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格局的演变过程

（一）裴李岗时期

在史前农业初步发展成熟、人群开始普遍定居的早期阶段，即通常所说的裴李岗时代，黄河中游主要存在着三大考古学文化，从西到东分别是分布在秦岭南北即渭河和汉水上游河谷的老官台文化（又称大地湾文化）、分布在河南大部的裴李岗文化、分布在太行山东侧即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这三个文化的分布地域实际上就构成了大中原区的主要部分，奠定了中原文化区的基础。其中，位于中原腹地的裴李岗文化无论是聚落数量反映的人口密度与规模，还是聚落、墓地布局展示出的规划与秩序，都远胜于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显示出更繁荣、更成熟的氏族社会形态。此时中原大部分地区种植的是黍、粟等旱地作物，但偏南一线即淮河上游的各支流等区域，稻作农业似乎占有更大比例。

（二）仰韶早期

仰韶文化早期阶段，大中原区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兴起于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开始向西扩展，影响到了太行山东、南麓和嵩山一带，中断了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传统，并以豫北冀南为中心演化出了后冈一期文化。该文化除吸收了一些磁山、裴李岗和半坡文化的因素外，其大量的釜、鼎等陶炊器源于北辛文化，两者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后冈一期文化形成后向南、北和西面都有很大范围的传播扩散。向南直接到了嵩山南北的豫中地区，并且在这一带与西部传来的半坡文化相交错、遇合；往北传播到了河北西北部和内蒙古岱海—黄旗海一带的山地高原区；再往西则渗透到了晋中北及河套地区。与此相对照，西部的渭河流域在前期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同时深受裴李岗文化影响而演化出了半坡文化。半坡文化形成后，逐渐向四周扩散，西抵陇东，东达豫中，南至汉水上中游，往北则从晋南一直绵延到陕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在这里半坡与后冈一期文化因素共存。其中，往北、往西朝黄土高原的扩散最明显。

在中原腹地，半坡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彼此交融、混合共生。例如，郑州大河村仰韶早期遗存就兼有两者的特点，但以后冈一期文化因素为多。值得注意的是，早先的裴李岗文化在本地区没有直接的后继者，土著文化的衰微与东西两面外来文化的侵入形成鲜明对照，中原腹地此后长时间落入低谷。另外需提及的是，在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此期偏早阶段还分别存在着枣园文化和零口文化，两者其实大同小异，并有相似的渊源，除了承袭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一些因素，还接受了东面北辛—后冈一期文化的一定影响。其后零口文化直接过渡为半坡文化；在晋南稍晚出现的东庄类型，则是西部半坡文化向东扩展、与当地枣园文化相结合而形成。总之，贯穿仰韶早期阶段，整个渭水流域到晋南豫西皆经历了一个半坡化的文化趋同过程。

概言之，仰韶早期的黄河流域，主要分布在黄土地区的半坡文化与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的北辛—后冈一期文化呈现为西、东并峙的二元结构。若从颇具代表性的陶炊器看，凸显出以平底罐为代表的文化系统与以圜底釜—三足鼎为代表的文化系统的分野。这一分野对以后黄河流域文化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两个文化系统的中心区，实际上就是北方旱作农业早期发展过程中，在黄河中下游气温、降水和土壤条件优越的河谷、平原地带，所形成的两个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区域。后冈一期文化因受北辛文化强烈影响而形成，其面貌与半坡文化相比也是大相径庭，故此不宜再将其纳入“大仰韶文化”范畴之内。

（三）仰韶中期

接下来的仰韶中期，由半坡文化演化出来的庙底沟文化空前繁荣。该文化的初兴之地在晋南豫西，主要源自半坡文化的东庄类型。从遗址数量、分布密度和拥有较多大型中心聚落等方面看，最发达的区域包括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东部在内的陕晋豫邻境地区。庙底沟文化兴起后以更加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囊括了整个黄河中游以及上游和下游的部分地区，大大超过了此前半坡文化的范围。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南至汉水上中游，往西北远达甘肃中部，往东一直覆盖到太行山东侧一带。原后冈一期文化在这股反向的西风东进的浪潮中被取而代之，半坡、后冈一期文化分布区此时都转化成了各具特色的庙底沟文化诸类型。尽管分布和影响的范围广大，但庙底沟文化的主体和最繁荣的区域仍主要在黄土地区，太行山东侧到嵩山一带及秦岭以南只是其“外溢”部分。因此可以说，包含半坡—庙底沟及其后续文化的所谓“大仰韶文化”，实则是黄土的儿女，其形成与传承显然与本地区特定生态环境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仰韶中期整个黄河流域主要是黄土高地的庙底沟文化与海岱低地的大汶口文化西、东并峙的二元结构。中原腹地在仰韶早中期都处于这两个核心文化区的边缘地带，自身特色不强。大中原区，以及整个黄土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中心区域，主要位于黄土高原南端，即陕晋豫邻境地区的河谷地带，具体就是汾渭盆地和豫西与晋南间的“黄河走廊”，也许还可以算上伊洛盆地。这一带肥沃的黄土台塬、河谷阶地和冲积平原，既适宜旱作农业种植，又存在少量稻作生产，还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为早期农业社会提供了多种生业资源。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仰韶中期随着农业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外部食盐的补充成为人类生存发展之必需，而天然结晶生盐的运城盐湖，作为中原乃至整个黄河中游最大的产盐地，能够提供丰富、稳定的食盐资源，这很可能成为该地区人口增长、财富积累并导致等级分化、文化与社会相对发达的重要因素。上述几种要素的综合，使得陕晋豫邻境地区与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某些环境优良的地区一道，成为史前中国最早产生社会分化、并形成复杂而发达的区域社会组织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文明萌芽、曙光初现的地方。

（四）仰韶晚期

到了仰韶晚期，这种大范围文化统一的局面骤然瓦解，各地特色凸显，而且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心也发生了偏移。在原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内，出现了许多各具特征的文化类型，包括渭河流域的半坡晚期—泉护二期类型，晋南豫西的西王村类型，晋中的义井类型，河套及左近的海生不浪类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等。实际上，除仰韶核心区即关中至晋南豫西仍保留有较强的仰韶特色，其他诸类型都可单立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或者也可称为“大仰韶文化”概念下的亚文化。随着庙底沟文化的分化瓦解，此时东风西进再占优势，大汶口文化在黄淮之间开始向西扩展，对中原腹地产生强烈影响，与本地原有文化相结合，在环嵩山地区孕育出了大河村文化（或称秦王寨文化）。该文化仰韶色彩趋于变淡，中原腹地又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并呈现出繁荣景象。另外，此时在甘青地区，从仰韶晚期文化中脱胎出来的马家窑文化，迅速向河西走廊、川西北和宁夏南部等周边地区散播。黄河中上游文化格局的剧烈变动表明，随着仰韶人群的迁徙扩散、环境变迁以及人们的适应性改变，在不同环境中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并突出体现在日用陶器、房屋建筑、埋葬制度等要素中。可以说，此期整个黄河中上游，包括大中原地区，各地文化走向了相互分离的状态。

与文化格局演变同步，仰韶晚期社会格局也发生了巨变。原本发达的陕晋豫邻境地区的发展势头有所衰落，罕见大型聚落；其东边的环嵩山一带即豫中地区及位于泾河和渭河上游的关中西部到陇东地区却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局面。这两片区域虽分属平原和高原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但此期不仅聚落数量有显著增长，在东部的郑州和西部的宝鸡、天水、庆阳等地，还发现了多处规模大、结构复杂、有大型高等级建筑的中心聚落，如巩义双槐树、扶风案板、秦安大地湾、庆阳南佐等，其中以南佐遗址最为突出。显然，在这些地区应该存在多个复杂的地域性社会组织，有的可能还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导致此种格局发生变动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究。

（五）庙底沟二期

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仰韶时代结束，大中原及整个黄土地区都进入了广义龙山时代早期阶段。黄河中上游的考古学文化一方面仍持续了多元分立的局面，另一方面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兴起又开启了新一轮“分久必合”的发展趋势。该文化受到持续增强的大汶口文化西进浪潮的冲击，出现了斝这种空三足器，并开始流行鼎，形成了鼎、斝、釜灶等一套独特的炊器组合，整体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庙底沟二期文化从晋南豫西兴起后，很快往西、往北冲击到整个渭河和汾河流域，原来仰韶文化发达的区域此时都表现出浓厚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特征。同时，晋陕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也受到该文化影响，这一带在阿善文化基础上兴起的老虎山文化普遍流行单把釜形斝或罐形斝，应该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斝向北传播、衍变的结果。

此时黄河中上游文化与社会的兴衰变化再次发生逆转。陕晋豫邻境地区特别是晋南再次趋向繁荣，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在较晚阶段，以陶寺早期一批权贵大墓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受到东方大汶口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开始崛起。而此前东、西两边兴盛一时的豫中和关中西部到陇东地区，这时分别转变为大河村文化晚期、案板三期遗存和常山下层文化，各自的发展势头都有所回落，遗址数量减少且罕见大遗址。太行山东南侧的豫北冀南地区，继大司空文化之后更是急剧衰落。北方晋陕蒙高原在庙底沟二期阶段持续发展，虽出现一些石城址，但缺乏大型中心聚落，尚未兴旺起来。西北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虽有较多的遗址和发达的彩陶，但没有迹象显示出现了大规模的复杂分层社会。

总之，这个时期黄河流域文化发展的大势，就是西北甘青宁地区马家窑系统的文化，陕晋豫地区庙底沟二期系统的文化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北方高原的老虎山文化，还有东部海岱地区及黄淮间的大汶口晚期文化，三大系统并立共存。由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持续扩张的冲击，夹在两者之间过渡地带的中原腹地再次陷入低谷，大中原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心，重又摆动回到了陕晋豫邻境地区，尤其是晋南。

（六）龙山时期

龙山时期持续并加剧了此前的变化趋势。首先在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鬲文化系统”，包括以双鋬鬲和矮体单把鬲、斜腹盆形斝、甗等一套炊器为代表的北方高原的石峁文化，以高体单把鬲和罐形斝等炊器为代表的西部的客省庄文化，以及它们南下、东进于晋南豫西交汇，并与来自中原腹地的王湾三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陶寺—三里桥文化。此外在西北甘青宁地区，先是有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马厂类型，之后还有一个逐渐取而代之，以平底罐为主、兼有鬲和斝的齐家文化（鬲和斝等三足炊器显然来自相邻的客省庄文化）。马家窑—齐家文化可以自成一个文化圈，实际上是从黄土高原向西延伸、分立出的亚文化系统。与西北高地这两个系统并峙的，则是分布在我国东南广阔平原、丘陵地带，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鼎文化系统。在大中原区的东部，环嵩山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繁荣发展，自身特色增强，它与海岱龙山文化之间分别形成了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豫东的造律台文化等颇具混合特征的文化，这些文化虽然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西边的因素，但总体上都可归属于东部的鼎文化系统。因此可以说，龙山时期黄河流域仍是三大文化系统并立的格局。

由上可知，在包括庙底沟二期在内的广义龙山时代，大中原西、东两部分，分别属于西北部的斝—鬲文化系统和东南部的鼎文化系统。其中，鬲文化系统的形成，应该与龙山时期羊、牛等家畜从西域传入，从而改变了黄土地区的食物结构和炊煮方式有关；而传统更加久远的鼎文化系统的形成，则很可能与东部低地稻作和稻粟混作的经济与炊事方式有关。

在东南低地的鼎文化圈内，先是江汉平原，然后是中原东部到海岱地区，先后出现城址林立的现象，反映出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丘陵地带，由于众多社会集团彼此竞争加剧，导致频繁的战争冲突，从而形成了“城邦林立”的局面。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于尚未确定的原因，长江中下游和海岱地区先后衰落，中原腹地则尚未出现能够统领群雄的“大邦”。据目前材料，龙山时期真正强势兴起而发展出早期国家水准的社会、能够代表当时东亚最高发展水平的，是持续兴盛的晋南的陶寺集团和新兴的陕北高原上的石峁集团，两者都是黄土地区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结晶。至于海岱龙山文化，以及大西北的齐家文化、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突然兴起的宝墩文化，它们在各自社会发展鼎盛期所达到的高度，目前皆受限于考古发现而尚不能做出准确判断。

（七）夏商周时期

在中原腹地，真正迎来历史上发展的高光时刻，就是始于二里头代表的夏王朝的诞生。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外围还包括晋南和陕西关中东部，差不多将大中原的两个核心区域都囊括在内。它的兴起蚕食掉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多个分布区。这样一种分布格局，即将中原腹地与陕晋豫邻境地区统一成一个文化区，继庙底沟文化之后这还是第一次。与之前相反，这次统一的力量来自中原腹地，而且不仅是文化上的趋同，更可能是作为一个国家政体的统一，彰显出中原的真正崛起。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晋南运城盆地的区域系统调查、绛县周家庄遗址的发掘，反映出龙山之后的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聚落数量与规模都骤然衰减，到殷墟时期更是遗址稀疏。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陕晋豫邻境地区，与中原腹地夏商王朝中心区遗址密集、“都邑聚”多等级结合的聚落形态形成强烈反差。这表明，整个夏商时期，中原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中心已从西部黄土地区迅速转移到了东部的环嵩山地区，且重心不断向东推移。从晋南看，此种情况的发生当与夏商王朝对本地区的征服有关，而这种征服、控制又与新兴王朝对晋南盐与铜等重要战略资源的追逐密切相关。

夏商时期，海岱地区经历岳石文化的衰落后逐渐被商文化所覆盖，长江中下游平原在持续衰退后又局部复苏。位于半月形高地的燕辽、河套以及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诸文化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繁荣景象；尤其是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更是展现出炫目的光彩和辉煌的成就。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所有这些地域文化都没有达到中原夏商文化的发展高度。中原王朝庞大且布局有序的都邑、复杂而高级的宫室建筑、奢华的贵族墓葬，青铜器、玉器等所蕴含的复杂的器用与礼制，这些所显现出的综合性的文明成果，是所有上述诸文化（社会）都不能比肩的。

夏之后，商起于北，周兴于西，它们先后经过逐鹿中原而定鼎中原，并将统辖范围不断扩大。商、周都源于“鬲文化”系统，它们的崛起与扩张彻底改变了自仰韶晚期以来中原腹地长期为“鼎文化”所笼罩的传统。与之同步的是羊、牛、马等大型食草家畜也逐渐成为中原腹地重要的肉食资源，其中牛、马还被大量用于畜力牵引，其食余骨骼则成为手工制品、占卜用具乃至文书载体的重要原料。夏、商、周的创建者各自属于不同的族群，但彼此间在文化上又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尤其是以青铜器为代表的上层贵族的礼制方面，三者更是一脉相承。

西周时期，随着“小邦周”灭“大邑商”，起于周原的周人以关中西部为核心向东拓展，通过分封带动了晋南豫西和其他各地的复兴，又通过建立成周洛邑加强了对中原腹地的控制。如此，周王朝的崛起不但使得陕晋豫地区再次成为核心区域，并将这个核心区扩展到了关中西部，而且通过进一步整合中原腹地，将大中原融合成为一个紧密相关的整体。经夏商周三代的接力、传承与不断开拓，大中原区真正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自此也确立了中国早期历史上“华夏”与“四夷”的分野。

三、对中原文化区的再认识

如上所述，新石器到青铜时代的大中原主要包括两个核心区域，一是西边的陕晋豫邻境地区，二是东边环嵩山周围的中原腹地；两个核心区之外还有多片与之关系密切的其他区域（图一）。这样的界定与前述苏秉琦所定义的中原文化区的二分结构基本相符。苏秉琦和严文明都强调陕西关中、豫西和晋南为史前中原文化区的中心，本文的认识也与之相近。另需说明的是，本文将秦岭南侧的汉水上游划归大中原文化区，是因这一带前仰韶和仰韶时代的文化面貌与关中盆地基本一致，龙山时代有限的考古资料也表现出浓厚的中原龙山文化的特征。同理，河南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也与中原关系更密切，而不宜划入其他文化区。夏商周时期大中原的文化面貌更是越来越趋同。

陕晋豫邻境地区处于四周高原、山地和大河所环绕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从老官台文化到仰韶各期文化，再经庙底沟二期到客省庄和陶寺—三里桥文化，发展脉络比较清楚。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呈现出比较发达的面貌，只是有时发展重心会在不同的小区域里转移。

中原腹地则处于相对开放的环境，在新石器时代受到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强烈影响，但不时也会显露出一些自身特色。比如前仰韶时期有繁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晚期大河村文化有自身特点，龙山时期王湾三期文化独特性进一步凸显，区域特色如草蛇灰线，不绝如缕。本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不算很发达，到夏商时期中原腹地终于汇聚四方精华并摆脱了周边的束缚，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

总体看，新石器时代的多数时段里，大中原相对发达的区域都偏向西边，即黄土高原南部的河谷地带。或者说，中原西部的渭水流域和晋南豫西其实是黄土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中心区域；中原东部的环嵩山地区则主要是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与边缘地带，自仰韶晚期以后受东方海岱文化影响更多些。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史前的大中原西、东两部分经常分属不同文化系统，且格局多变，总体上没有形成连续、稳定、独立、统一的文化区。

然而，如果就此说“史前无中原”，则又显得过于简单、草率。换个角度看，史前中原区又确实存在，那就是黄河中游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最充分、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各小区域彼此交织、关系最密切的地区。

中原不像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其他几个文化区那样，始终有一以贯之的近于单纯的文化发展谱系，而是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但各时期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融合，又使得大中原区的文化通常会表现出许多共性。到龙山时代中原内部各文化的相似性进一步增强，彼此结成了一个亲缘性很强的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有学者统称之为“中原龙山文化”。到二里头及以后的商周时期，中原文化无论源于何处，最终都以独立、核心和引领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将大中原统一为一个整体，共同缔造了华夏族群，确立了中原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史上的中心地位。

另外，进一步说，只有将陕晋豫邻境地区和环嵩山地区统归为大中原文化区，我们才能在恰当的尺度上把握中原与周边其他文化区的区别与联系、确立史前和历史早期文化区的分布格局。反之，如果不突出中原文化区，将陕晋豫邻境地区划入北方文化区，将环嵩山地区划入海岱文化区，显然都不合适，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假如将大中原的东、西两个区域分开，只以其中一个区域代表中原文化区，也是不合适的。如将陕晋豫邻境地区及周边作为唯一的中原文化区，而排除中原腹地，这显然是难以被人接受的，那样的话中原腹地该何以自处呢？况且两者间在史前始终关系密切，稍晚中原腹地又是夏商王朝的核心区域。同理，如果排除陕晋豫邻境地区，只以中原腹地及周边作为中原文化区，这在史前和早期历史上都是不妥当的，因新石器时代大部分时段里该区都属于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边缘、交汇地带，算不上是一个稳定、独立的文化区；而在后来的周秦汉唐时期，更不可能脱离首都所在的陕西关中，只讲洛阳—郑州地区为中原。因此，从史前到三代早期，总体上看，陕晋豫邻境地区与环嵩山地区之间存在着彼此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将这两部分及附近区域合起来统称为大中原文化区，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是最合适的。

四、中原的区位与经济、文化特征

中原的地理环境、区位特征，塑造了其特有的人文地理和经济、文化格局，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原文化区及其东、西两部分，总结起来具有如下几个突出特征。

首先，中原西部的陕晋豫邻境地区属于广义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地处其南部河谷低地；中原东部的环嵩山地区既是黄土区延伸的东端，同时也是华北平原的西缘，属于两者间的过渡地带。太行山东侧至嵩山，再与秦岭山脉东端连成一线，属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线，也就是中国自然地理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后来被视为天下之中、夏和早商都城所在的洛阳—郑州地区，恰好处于这个过渡地带和分界线附近。其实，整个大中原区都可看作是从高原山地向平原低地过渡的区域，其河谷阶地、平原丘陵兼有东西两边地理的特点，在史前晚期和历史早期物产丰富，具有一些独特的环境与生态优势（图一）。

其次，中原为黄河中游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区域，史前到青铜时代东西两部分都以旱作农业为主。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两个区域都形成了以粟为主、包括少量黍和大豆的旱作农业体系，同时还兼有一些水稻种植，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小麦的种植有所增加。其中水稻在各期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多数情况下数量较少、比例较低，并非主要作物。但在关中、豫西和中原腹地，尤其是黄河以南地区，少数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比例较高，很可能与遗址微地貌和水资源环境有关。较容易理解的是，越往南稻作所占比例越趋于增高，反之越往北稻作越偏低。这种旱稻混作的农业种植模式，除了中原，其实也是东方海岱和黄淮间特有的经济形态。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中国大部分农区的肉食资源主要来自家养动物，特别是家猪。但自龙山时代开始，从西亚经中亚传播而来的绵羊、山羊和黄牛，逐渐扩散到我国西、北部的黄土地区，在北方和西北文化区内，龙山后期许多地方羊和牛数量的比例已大大超过家猪，成为主要的肉食来源，其中北方高原的这一变化过程已有较充分的资料可资说明。在陕晋豫邻境地区，大型聚落内羊和牛的比例也在明显增长。如陶寺文化晚期绵羊的数量激增，与猪的数量几乎相当，如果加上牛则超过家猪；绛县周家庄龙山期动物骨骼的统计结果表明，羊和牛合计的比例也超过家猪。可见龙山时期在整个黄土地区，绵羊、黄牛的饲养和利用已经普及，这些外部输入的大型家畜，使得原本农业略显微弱的黄土地区获得了新的生产力，是促使龙山时期陕北和晋南等地人口增长、文化与社会兴旺发达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可以推断，在特定气候与适宜的局地环境中，大量增加的家畜与河谷、台塬发达的粟黍农业相结合，促进了人口与财富的增长和集中、社会分化的加剧，并最终为石峁和陶寺代表的早期国家的兴起提供了充分的经济条件。到了青铜时代，随着这些家畜进一步在中原腹地的大量饲养和利用（或许还有部分来自黄土高原的输送），畜牧业可能也成了中原王朝得以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基础。

再次，由于地理环境、生业经济的一些差别，导致东、西两个区域的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在考古遗存上直接体现为陶器形态、种类和组合的区别。仰韶到龙山时代，中原腹地及其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主要以鼎为炊器，以鼎、豆、壶、杯、鬶、盆、钵、罐、缸等为基本陶器组合。西部陕晋豫邻境地区及其连属的黄土高原，仰韶时代以罐等平底器、龙山时代以斝—鬲—甗等空三足器为主要炊器，基本组合中还包括瓶、盆、钵（碗）、杯、罐、缸、瓮等。可见炊器是区分不同生态系统中文化差异的最显著标识物。商周以后，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向外扩张和渗透影响，以鬲为主要炊器的商周文化不仅覆盖了整个中原，而且使得原本流行鼎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广大地区，也都逐渐以鬲取而代之。此种文化格局的转变有力地证明，青铜时代的中原文化强势崛起，辐射大半个中国，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主导力量。

东、西两部分及各自所连属的低地平原和黄土高原，在房屋建筑等方面有同有异，既是因地制宜的结果，也受到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整个黄河流域都以半地穴式单间房屋为主，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东、西分异就明显了。东部鼎文化区，包括中原腹地，自仰韶中期、大汶口早期以后，除了半地穴式，开始较多出现地面式建筑；大河村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以后，直到龙山和夏商周时期，地面式房址逐步变成主要的建筑类型，其中多开间房子逐渐增多，而且高等级的排房常建在夯土台基之上。

在西部黄土地区，适应黄土深厚、直立性强、便于掏挖、环境干燥等特点，新石器时代始终流行穴居的房屋形式，并辅以少数地面式建筑。从前仰韶到仰韶时代，普通房屋主要是半地穴或浅穴式单间建筑，仰韶晚期开始流行窑洞式房子，到龙山时代窑洞甚至成了黄土高原的主要房屋类型。但自仰韶晚期之后，直到龙山乃至后来的历史时期，黄土地区的高等级大建筑基本上也都是建于夯土台基之上的多开间房屋。可见，各地宣示贵族富贵、威仪的高级建筑，都有高大、宽敞、华丽、气派的共同特点，而且大多呈现为“宫殿”般的封闭式院落，以营造一个具有神秘、崇高感的独立空间。

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在黄河流域流行的夯土筑造技术，很可能起源于陕晋豫邻境地区。目前所知早期成熟的夯筑技术始见于仰韶中期，仰韶晚期以后很快扩散开来，中原腹地的巩义双槐树、泾河上游的庆阳南佐都有大型夯土建筑。到龙山和青铜时代，除了黄土地区和中原腹地的高级建筑普遍使用夯土，夯筑技术还进一步延伸到了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和黄淮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东、西两部分，史前大型中心聚落的防御设施存在不同的形式。按已知资料，陕晋豫邻境地区从仰韶到龙山皆流行环壕聚落，甚至龙山时期的大型聚落也主要以宽壕深堑来环护，例如近年发掘的绛县周家庄、沁水八里坪、西安太平等几处大遗址都是如此，这显然是黄土地貌条件下一直延续下来的因地制宜、简便而又实用的防御措施。而中原腹地则同东部海岱和黄淮平原一样，龙山时代流行高耸于地面之上的城墙，城壕结合，是适应平原区地貌特点的表现。到青铜时代及以后，整个中原大型聚落、城址的防御设施逐渐趋同。

最后，作为一个整体，中原文化区处于中国史前八大文化区的中心地带，周围分别被黄河上游的甘青区、中游北部的北方区、下游的海岱区，东北的燕辽区，以及长江上游的巴蜀区、中游的两湖区和下游的江浙区所环绕，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向心结构”。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特征是其他文化区所不具备的，也是这个看似松散的史前文化区，在其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能够成为辐射四方、聚合统一的大中心所具备的一个区位优势。

五、青铜时代中原崛起的密码

接下来需要集中讨论的问题是：既然中原腹地自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一直处于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处或边缘地带，为何到二里头时代却一枝独秀，开始以独立、核心、引领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其后大中原为何能够继续成为商周王朝的龙兴之地，并逐渐聚合为一个整体，进而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核心区域？其间东、西两部分从边缘或区域中心转变为整个中华文明的中心，奥秘何在？

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的因素可资说明。

其一，夏商到西周，中原的崛起与周围其他地区的持续衰弱或相对落后，是彼此共生而又对比强烈的现象。这是一种长时段的、结构性的转变。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此前繁荣兴旺、分布在东部平原低地的鼎文化系统的全面衰落。这一过程实际上始于龙山—二里头时代，期间原本更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的渐次衰落，与中原的相对兴盛形成鲜明对照。另需指出的是，尽管在早期“全球化”背景下，因羊、牛、马等大型家畜和青铜冶金术的先后输入，在我国半月形地带适合饲养这些食草家畜、并广泛使用青铜车马器和武器的地区，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但受到特定环境中经济发展综合条件的限制，所有这些边区地带的戎狄族群，其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水平始终都没有达到中原夏商周王朝的高度，反而受到中原王朝多方面的辐射和影响。此外，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天府之国优越的环境与农业条件中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但综合水平仍难以比肩中原王朝，且其上层礼制仍要模仿中原。只有到了东周时期，随着中原王朝的衰微和各地诸侯国的发展，黄河下游、燕辽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才又再次呈现群雄并起的局面，但最终还是统归于大中原区王朝的统一。

其二，随着资源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增强，青铜时代的中原具备了强大的混合型的经济基础和获取多样化生业资源的优势。

如前所述，中原腹地除了文化上兼有东西两边的特征，经济上也属于粟、稻混作农业区，除了传统上占优势的小米种植和家猪饲养，龙山到二里头时期，局部区域的水稻和牛羊等食草家畜在食物结构中的占比都有明显增长。特别是作为夏王朝都邑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炭化粟粒占农作物总数的60%，其次炭化稻米的出土量占30.8%，水稻占比之高在中原同时期的遗址中是很突出的。二里头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按可鉴定标本数，各期平均家猪最多，占出土哺乳动物总数的近半数；绵羊和黄牛的数量也很多，两者相加平均占哺乳动物总数的30%多，这在同期的一般遗址中也不多见。如果按实际权重来计算稻米和牛羊的食物贡献量（稻米和牛的单体重量都远高于小米和猪），它们各自在动植物食物构成中的占比应该更高。这说明，除了传统的旱地作物和家畜，在品种增多、环境适宜且有强烈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某些地方会出现较大规模的水稻种植和牛羊饲养；另一方面还可推测，像二里头这种大型都邑，包括食物在内的各种重要资源，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外部的供给。随着环境变迁、社会发展，中原地区在综合性的生产能力和多种生业资源获取方面，其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并成为夏王朝在此崛起的重要经济基础。

商周王朝在大中原接续发展，除了继续经营以粟为主、水稻为辅的农业经济，麦作也有所增加，而牛、羊以及稍晚引进的马的利用增长显著。特别是到晚商和西周时期，六畜具备，牛、马这些大型家畜的增长更是惊人的。有证据表明，殷墟晚期单是黄牛对肉食的贡献就已经远超过了猪。殷墟、周原都发现有规模庞大的制骨作坊，并且已经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都出土了巨量的动物骨骼，其中牛骨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制骨原料，其次是猪、马、羊、狗等。光是在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三千多平方米发掘区内，出土的骨料就重达36吨之多。这些都充分表明，随着国家实力的逐步增强，中原王朝进一步扩大了在生业和手工业生产、财富获取方面的区位优势，包括大中原区本地多种粮食作物的生产、多种家畜的饲养，以及从周围广大地区获得更多资源的力度，通过输出产品换取财富的能力，等等。在当时长江流域尚未完全复苏的背景下，中原也许是唯一具有获得如此多样化丰沛资源优势的地区。

其三，青铜时代的中原还具有全方位获得战略资源的区位优势。

作为地理中心和四方通衢之地，中原腹地获取资源的区位优势不只限于上述作物和家畜等食物，还包括早期国家建设、发展需要的其他战略资源。例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夏商王朝能从邻近的晋南地区获得充足、稳定的铜、盐资源。近些年在运城地区所做的早期冶金考古调查和绛县西吴壁遗址的发掘，可证夏和早商时期王朝中心所用的铜料主要来自黄河北岸的中条山。而作为中原地区最大的咸水湖，中条山北侧的运城盐湖也是供给夏和早商王朝食盐的最重要产地。这两大资源对于支撑夏商王朝的兴起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到了晚商和西周，随着王朝势力的扩张、大中原区需求的增加，两大资源的主要来源分别扩展到了中原之外的长江中游和东部沿海地区。此外，中原王朝所需的重要资源还应包括玉料、绿松石、朱砂、木材、漆料、海贝、象牙、丝织品原料等等，或近或远，皆经陆路与水路交通，从四方辐辏汇聚到中心都邑。

其四，如人们所熟知的，中原地处“天下之中”，容易汇聚四面八方的优秀文明成果，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经融合和进一步的再创造，不断形成新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共同体，并最终成为推动中华文明趋向一体化的核心力量。这种融合创新优势的形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更加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其后的商周时期则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来源，许多研究者认为洛阳盆地及附近地区是其肇兴之地，是在大量吸收本地龙山期文化包括新砦类型的基础上，同时融合东西南北多种因素而形成。从上层贵族的礼器看，二里头更是汇聚了四方精华，也更多展现出自己的发明创造。二里头遗址，特别是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常见精美的铜器、玉石器、陶器和漆器，种类繁多。其中既有来自龙山时代的晋南、陕北、西北、海岱和本地流传下来的传统，也有许多新出现的事物。尤其是高端玉器和铜器，比如形制特殊的玉钺、圭、戚璧、戈、柄形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龙形器，特别是爵、斝、盉、鼎等铜容器，都是始于二里头的新发明或再创造。可以看出，在体现贵族地位、权力和相关礼制的高级物品的制作方面，二里头在吸收、融合许多外来因素的基础上，还展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吸收外来技术并经改进、提升，使用复合陶范创作出了标榜贵族身份的复杂的青铜礼器。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同时也是国家政权建设、社会秩序构建能力的体现。这种高端技术与礼制建设的完美结合，到商周王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一个显著特色。

其五，逐鹿中原的激烈竞争不断增强社会发展的动力。作为“天下之中”，中原乃“四战之地”，容易受到周围几大文化区外来族群的冲击；同时，区域内不同集团、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变。区域内外各种势力彼此竞争乃至频繁的战争、冲突应该是常态，而且其剧烈程度和持久性恐怕也远超其他地区，形成一种“旋涡效应”。这从仰韶晚期以后考古遗存所显示的武器增多、乱葬坑增加，到龙山时期深沟高垒、城堡林立，以及夏商周之间的交替征服，都能得到真实的反映。中原既是文化交汇地带，同时也是各种社会势力碰撞、争斗的旋涡中心。从史前不同时期多种文化的此起彼伏，到青铜时代夏商周的兴亡交替，这个中心在涡流激荡中形成了一种动态结构。古史传说中属于不同集团的唐尧、虞舜、夏禹在中原大地轮番登场，其实就是各种竞争加联盟的族群关系的反映。因此，正如笔者以前曾论证过的，从陶寺到二里头，以及后来的商周，中原早期国家兴起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就是不同社会集团间激烈的竞争和战争，由此导致权力的集中、强化和复杂的国家政权的诞生。

青铜时代中原的崛起始于二里头代表的夏王朝。如前所述，夏王朝经汇聚四方精华、再加融合创新，创造出了当时独步天下的青铜文明。夏王朝的开创性贡献至关重要，使得中原腹地快速成为文明的高地，同时也成为各种势力竞争的旋涡中心，吸引区域内外各强势族群不断参与到逐鹿中原当中。优胜者如相继而起的商周王朝，又不断把中原文明推向新的高度，并把“文明高地”扩展到整个大中原。有学者认为，中原最重要的特殊资源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即争夺知识生产能力和历史解释权是逐鹿中原最具决定性的动力。其实，综合来看，从青铜时代到其后的历史时期，群雄逐鹿的主要目的，一是中原丰饶的物产和“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二是获取“一统天下”的正统地位，三是能够占有并享用“文明高地”的优质文明成果（当然也包括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将自身融入或提升为文明开化之邦。

其六，夏商周时期随着王朝中心统辖范围的不断扩大，大中原区东、西两部分能够在生业资源和其他战略资源、经济与人口、对外关系等方面互相补充、支持，在地缘战略上互相支撑，从而在剧烈动荡的局面中，反过来又能在黄河中游肥沃的河谷平原地带，拓展出一片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和“王畿之地”。西周到汉、唐的东西两京制，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是这种地缘优势的充分体现。

商周之际，通过不断分封的外围诸侯国、势力所及的诸“方”盟国或藩属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有中心有外围的“天下国家”的圈层结构。这种结构对其后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结　语

最后对本文进行简单的概括总结，再谈一点有关认识。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整体看，大中原文化区分为陕晋豫邻境地区和环嵩山地区两个核心区，此外还包括周边一些关系密切的区域。大中原地处二级向三级阶梯、高原向平原过渡的地带，西、东两部分在许多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大部分地域为以粟为主、旱稻混作的农业区，但黄河以北各地稻作占比很少；家畜中龙山时期西、北部黄土地区牛羊数量较多，中原腹地则较少。新石器时代西、东两部分还分属罐—斝—鬲和釜—鼎等炊器为代表的两大不同的文化系统，在房屋建筑和防御设施等方面也有不同形式和风格。到青铜时代，东西两边的文化面貌、经济结构、聚落形态等方面逐渐趋同，最终实现了大中原的统一。

如果单从陶器为主反映的文化面貌看，好像史前无中原。在新石器时代大部分时段里，陕晋豫邻境地区都是西北部高原区的文化中心，环嵩山地区则是西北高原与东南平原两大文化系统相交汇的边缘区。然而，以环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即便在受到东部剧烈冲击的时代，仍同陕晋豫邻境地区保持了较密切的关系；同时由于与海岱和黄淮间各时期文化的明显差异而难以归入东部文化区，其自身又很难独立成区。此外，很重要的是，中原腹地与陕晋豫邻境地区同为黄河中游环境优良和农业、文化发达的区域，到青铜时代又皆为多种生业经济（农业与畜牧业）综合开发和多种重要资源汇聚的理想之地，也都是王朝中心所在。故此，多方面考虑，仍适合将东西两部分合并为同一个大中原文化区。

史前中原可分仰韶、龙山两个大时代观察。仰韶文化是黄土的儿女，从渭河流域到晋南豫西为其兴起的中心和发达区域，即黄土高原的南缘和东南部河谷沃地，由这一带发展起来之后向四周传播，其中往西、往北朝黄土高原区扩散最广远。仰韶早、中期的文化中心在陕晋豫邻境地区，环嵩山的中原腹地属于仰韶文化的边缘区。这个中心到仰韶晚期有所式微，关中西部到陇东的渭河上游繁荣起来，同时中原腹地也兴旺一时，大中原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心反而向两端偏移。

东、西两端短时期兴旺后迅速衰落，龙山时代中原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诸多特大聚落为代表的真正繁荣发达的区域在晋南的运城到临汾地区，可以说，大中原区的发展重心又摆动回到了陕晋豫邻境地区，只是其范围好像缩小到了晋南；而渭水流域到黄河南岸的洛阳—郑州一线都表现平平，至少目前看，上从庙底沟二期文化，下到客省庄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分布区，都没有出现像陶寺那样的“超级聚落”。龙山时期的晋南之所以兴旺，与这一带在生业经济甚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北方化”、贵族精英的礼仪及器用制度等方面的“东方化”，都有实质关系。从大量牛羊的饲养到鬲斝甗等反向传播而来的陶炊器的使用，陕晋豫邻境地区更多地与北方和西北的黄土高原融为一体，形成了很大的鬲文化圈，而中原腹地的王湾三期文化更多地融入了鼎文化系统，东西差别变大。

随后的二里头时期，大中原的东、西两部分意外地出现了与此前相反的发展势头，并由此将中原带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青铜时代。洛阳盆地内的二里头一跃成为夏王朝的首都，中原腹地从以前的边缘区反转成了大中原的核心区域，陕晋豫邻境地区反而成了夏王朝的附属之地和边区。紧接其后的商王朝最初也立足于此，随后不断迁都而重心东移，但始终在中原区范围内。随着西周灭商，局势再次逆转，大中原文化与政治中心又转回到了西部，而且直抵关中西端。在王朝中心不断东西摆动的过程中，大中原逐渐融合为一个同质化越来越高的整体，最终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

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成为夏王朝的首都，其后的商周王朝仍要逐鹿中原而定鼎中原。大中原地区展开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其实是在“青铜时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原区位优势开始突出的表现。西北高原率先开花，但最终收大功、结硕果者却在环境更优良的中原的河谷平原。此前自西、北而来的牛羊和青铜冶金术在二里头时期扩散到了中原腹地，生根发芽，与本地原有的旱稻混作的农业种植和家猪饲养相结合，与内地传统的制陶和玉石器制作等手工业相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生产力，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最终缔造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些新的生产力、文化和社会又由商人、周人不断发扬光大，于大中原这块沃土上绽放出灿烂的青铜文明之花，在全球范围内都显得格外耀眼夺目。

本文转自《考古学报》2025年第1期

金属技术的发生和演进在早期文明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史前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转变，是以金属的发现、金属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为界标的。使用陶范铸造技术制作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时代最为突出的特点，这一点迥异于西亚、中亚和欧洲等地使用锻打技术制作兵器、工具、装饰品以及使用失蜡法制作雕像的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是这一技术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

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开始规模化生产，贵重的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特质开始出现。根据最新的统计，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制品的数量超过了250件，已经发表的近170件。冶铸遗物主要发现于二里头遗址IV区和V区的建筑基址、灰坑和地层中，其中宫殿区发现17件，包括铜渣和矿石；作坊区发现55件，包括铜渣、坩埚、浇勺、陶范、泥芯等遗物。二里头一期铜器数量很少，仅有一些铜块和铜刀等小型工具；二期除了刀、锥等小型工具外，还出现了铜铃、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三期器类和数量显著增加，有工具、武器、容器等，出现了爵、戈、戚等器物；四期容器种类丰富，出现鼎、盉、斝、觚等器物。二里头时期青铜器器壁普遍比较轻薄，纹饰简单，为单层花纹。礼器中酒器突出，代表器物是爵、斝、盉，爵与盉往往相配使用，也有鼎、鬲等炊食器，兵器已占较大比重。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材质非常复杂，共计有红铜、锡青铜、铅锡青铜、铅青铜、砷铜、锡砷铜、铅砷铜、铅锡砷铜八种类型，人们已经认识到锡、铅的加入对青铜器的机械性能和铸造性能的影响。容器多为三元合金，工具有较高的锡含量。但是，大部分青铜器的锡含量不高，与之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之后二里冈文化出土的铜器相比，具有早期冶金技术从发端迈向成熟和规范的发展期特点。从二里头一期到四期，红铜逐渐减少，但始终占有一定的比例；含砷铜器也在逐渐减少，但存在波动；锡青铜和铅锡青铜逐渐增加。三、四期显著地出现大量应用铅锡青铜的情况，特别是四期，铅含量有较大提高，说明合金材质发生了较大变化，可能与使用的矿料来源和冶炼技术的变化有关。

二里头二、三期时主要使用一种矿源，新砦期与二里头二、三期铜器的矿料来源有可能较为接近。这或许意味着在夏纪年晚期之前，有着比较稳定的矿料来源。这种矿源在二里头四期时逐渐弃用，转为使用另一种矿源，后者为偃师商城所继承。随着青铜生产规模的扩大，人们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矿源以满足对原料的巨大需求，二里头文化铜器的重要铜料来源之一可能是晋南地区的中条山。

巴纳指出，由于铜容器形制上的复杂性，复合陶范铸造技术（块范法）很可能是专为制造铜容器而发明的，这是早期金属技术的一大飞跃，它不像锻造技术是靠改变金属的形状制造器物，而是靠改变金属性状和使用复杂的组合陶范制造器物，后者因涉及金属的合金化问题及“陶”与“铸”的关系而使得技术较为复杂。比如，陶范的材料选取和制作要符合铸造性能的要求，多块陶范的拼合使得铸型配合及对强度的要求增加。二里头出土的陶范上多有刻划符号，一些陶范上有榫卯结构，就是为便于合范而设置的。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壁厚最薄处不足1毫米，如何控制陶范的变形，不使型腔尺寸受影响，如何控制充型平稳性，不使铸件产生气孔等缺陷，都是技术性很强的问题。

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铜刀、锥、牌饰等简单器物可以用双面范制作。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出土了爵、鼎、斝、盉、觚等青铜容器，造型复杂，器壁匀薄，浑铸成形，可能采取正浇的方式，显示了一定的铸造技术。铜爵是出土最多的容器，大部分爵都是2块外范，并在腹、足间各设一内芯，只有少数爵存在水平分范，腹部2块外范，足部3块外范。3件铜斝中，有1件使用2块外范，在腹口、足间各设一内芯，2件使用3块外范以三足中脊分型，由口部向下兜底。后者是二里冈文化及殷墟时期爵和斝的常见铸型方式。

尽管此时的铜器相对比较简单，形制往往是仿自同期或略早的陶、石等器，还保留一定程度的原始性，但已肇建了中国青铜器的基本构架，形成了中国青铜器的独立传统——特殊的形制和块范法。此时已具备陶范铸造的基本技术特征：按照垂直和水平方向进行分范设计；合范时严格的定位技术 （画线和销钉）；一些简单器形铜器（如工具和兵器）的铸型设计已成熟；纹饰的设计沿水平方向展开，在范上制作等。后者是中国青铜器范铸技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在青铜器成形之前，纹饰的设计、施工在制范的过程中预先完成。这种技术过程和理念迥异于以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地区为代表的青铜器成形后再在器表上直接施加纹饰的技术传统。

二里头时期已经出现分铸法和泥芯撑技术的应用。河南洛宁的一件角，其流部后铸接于器身。这种技术起源于补铸，直到早商时期，才在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更多的应用。爵鋬上的长三角形镂孔，是范自带鋬部泥芯上的三角形凸块形成的，是泥芯撑技术的最早应用。而某些爵假腹部分的镂孔，是在底范上设置突起的小块，浇注后形成的孔洞。这些小块用于底范或泥芯与外范之间的定位以及保持壁厚，具有泥芯撑的功用。

目前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近20件牌饰中，均装饰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兽面纹，兽面纹构图复杂而规整，显示出高超的镶嵌工艺。牌饰有两种装饰方式：一种纹饰主体是由凸出的铜框架构成，绿松石几乎都被切割成长方形的片，规整地从上到下成行排列；另一种则相反，纹饰由绿松石组成的纹带来表达，绿松石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排列成弧曲的宽带构成兽面和兽角。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大型专业青铜作坊出现。出土的熔炉推测直径约20厘米，深约18厘米，处于竖炉熔炼的初期阶段。浇铸的工场、可能用于烘烤陶范的陶窑、预热陶范的房子等，展现出铸铜工艺及设施的专门化。遗址出土有大量熔炉残片、大量陶范和1件石范。研究显示二里头时期的陶范材料由经过淘洗的黄土制成，具有高粉砂、低黏土、高孔隙率的微观结构，与黏土含量很高的制陶原料完全不同。造型材料的选择与制备工艺的基本规范和方法，在二里头时期已经形成。

由此可见，块范法铸造技术传统的形成，是文化和技术交流、发展及选择的必然结果。首先，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新兴贵族需要将青铜器作为彰显身份、铸鼎象物的载体。其次，中原地区地处广袤的黄土地带，黄土具备良好的复印性、可雕性以及较高的耐火度等，非常适合青铜铸造需要。最后，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高超的陶器制作技术传统就使得工匠熟练掌握制模翻范技术以及高温技术。

遥想四千年前的中原大地，青铜容器的出现揭开了青铜时代礼乐制度的序幕。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以及对金属资源的控制、青铜生产的组织管理，奠定了礼乐制度的物质基础。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武王墩墓墓位于今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徐洼村，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的高等级大型墓地。武王墩墓曾多次被盗掘，基于此，2019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相关单位对武王墩墓展开考古工作。2024年4月16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武王墩墓的相关发现。这些发现为了解战国晚期楚王陵制度、楚人东迁后的历史、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一

武王墩墓为一处以主墓为核心的独立陵园，由主墓（一号墓）、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遗迹组成，四周以一圈环壕为界。主墓为一座大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由封土、墓道、墓圹及椁室组成，为单一东向斜坡墓道。墓圹底部为亚字形的椁室，由长方形枋木搭建而成，棺室位于椁室正中，内置有三重棺。一号墓墓室由一个棺室和八个侧室组成，在椁室盖板及各侧室内壁发现有众多墨书文字，有表示方位的“东”“南”“西”“北”，展现出楚国棺椁制度中典型的主、边箱形式——“井椁”，这一特点对西汉葬制有所影响。

随葬品中，东一室内出土器物以铜礼器为主，其中出土的大鼎为迄今所见最大的楚国大鼎。西侧两个椁室出土器物以漆木俑为主，同时出土木车、乐器和少量遣策类竹简。北侧的两个侧室受到盗扰，主要是琴、瑟以及编钟架等。南侧的两个侧室中出土有漆盒、耳杯、盘、豆、鼓、玉璧、璜、佩以及大量铜箭矢。从以上随葬品来看，其“事死如生”的功能一目了然。

关于墓主身份，出土的一件青铜簠口部刻有“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供岁尝”的铭文，其中“酓前”可释为“熊完”。《史记》载，楚考烈王名为熊元，亦称作熊完。据专家考证，“酓”与“熊”、“前”与“完”在上古音中发音相近，均属于音近通假。自考烈王迁都寿春后，又历经幽王、哀王、负刍，后二王在位时间较短，且负刍为亡国之君，幽王墓一般认为是寿春以东的李三孤堆，故武王墩为楚考烈王墓的可能性最大。

二

“陵随城移”，楚王陵墓见证了楚国历史的发展。楚文王时，“始都郢”，郢为楚国对都城的统称。纪南城遗址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市，发掘者认为其为楚国郢都，城墙始建年代约为春秋晚期，废都于公元前278年。在纪南城周围发现多处楚国最高等级的墓葬，熊家冢墓地位于荆州市川店镇的山岗上，东南距纪南城遗址约26公里。熊家冢墓地的年代可能为战国早期偏晚。

冯家冢位于荆州区（原江陵县）八岭山林场中部的一处岗地上，该墓地为战国时期的某位楚王及其夫人异穴合葬的陵园。大薛家洼墓地亦被认为是楚王墓地，位于今纪山国有林场，南距楚都纪南城约13公里，年代为战国中晚期。除上述墓葬外，纪南城周边的谢家冢、平头冢也可能是楚王墓葬。

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迁都陈城，即今河南淮阳。马鞍冢位于今河南淮阳东南5公里处，一般认为南冢为楚顷襄王之墓，北冢为其王后之墓。寿春为楚国最后的都城，位于寿春以东的朱家集李三孤堆，多被认为是楚幽王墓，为带封土的单一东向墓道竖穴土坑木椁墓，其周边未发现陪葬墓及车马坑。武王墩大墓位于李三孤堆以北。

纵观之，从楚都纪南城时期一直到都寿郢时期，楚国王陵都具有很强的传承性。表现在墓地地势较高，多位于南北向的岗地之上，基本由主墓、车马坑、殉葬墓、祭祀坑等要素构成等。具体布局方面，结构较为清楚的一般为主冢居中心，其北为陪葬墓（副冢），二者西侧存在车马坑，而殉葬墓多分布于主墓、陪葬墓南北两侧。在墓葬形制方面，皆为带有较大规模封土的竖穴土坑墓，多为单一东向斜坡墓道，仅马鞍冢南冢采用两条墓道。当然，各楚王陵也存在一些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是否有殉葬墓、车马坑的数量以及封土形状等。相较其他楚王墓，武王墩是由一条近方形的环壕确定了明显界限的独立陵园。陵园规模达150万平方米，是其他楚王陵的数十倍以上。此时，楚国国力虽然没落，而埋葬礼俗却在强化，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三

诸侯争霸，秦、楚两个大国，一个并吞天下，一个失败灭国。两国王陵的一些特征对比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秦人迁都次数严格意义上说共有8次：西犬丘（西垂）—秦—汧—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秦国国君墓葬与楚国一样，遵循“城陵相依，陵随城移”的特点，目前秦国国君墓的发现包括西垂陵区、雍城秦公陵区、咸阳周陵镇秦陵、临潼秦东陵、神禾原秦陵、韩森寨秦陵。秦国都城及陵墓的迁徙呈现由西向东的趋势，在此过程中，秦国不断发展，最终统一六国。也就是说“陵随城移”之于秦人是主动的结果，之于楚人显然是被动的过程。

秦人雍城陵区的十四处陵园多有“兆沟”为界，呈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但陵区西侧及南侧发现的“兆沟”将十四处陵园划入一个大的陵区内，各陵园之间的距离也较近，中字形大墓应为秦公级别的墓葬，具有集中公墓制的特征。至咸阳周边诸秦陵，大多相隔较远，以垣墙或兆沟为界。从雍城陵区到咸阳周边的多个陵区，秦国国君墓完成了从“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的转变。

战国时期的楚王陵却基本均位于独立岗地之上，具有一定程度“独立陵园”的特征，并拥有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秦国国君墓具备的要素。楚王陵直至战国晚期武王墩墓确认出现了由环壕构成的陵园界限。在墓葬形制方面，秦国国君墓通过“独立陵园制”完成了由中字形大墓到亚字型大墓的转变。楚国于春秋时期已经称王，但陵墓形制却体现出一种“守旧”传统，战国时期的楚国基本采用“甲字形”竖穴土坑墓作为王陵之制，仅马鞍冢出现带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到寿郢时期的李三孤堆和武王墩，墓葬形制又回归“甲字形”墓。

究其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各诸侯国由血缘政治逐渐转向地缘政治。秦楚两国虽同样设县较早，但商鞅变法普遍推行郡县制和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有力强化了秦国的中央集权，完成了国家对全国资源的有效整合。四条墓道的“独立陵园”成为秦人陵墓制度的核心要素，某种意义上正是其国家集权的象征之一。

四

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拓展到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崛起，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格局。齐、韩、赵、魏等国的王侯墓均位于城外的一个大的区域内，各国国君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燕下都外也发现了独立的国君墓地，战国时期的国君墓普遍已使用高大的封土。同时，各诸侯国王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武王墩墓周边设置一圈环壕作为陵园界限，陵园整体近方形。秦国王陵多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陵园，设置有二重至三重的兆沟或垣墙。胡庄韩王陵周围发现了3条隍壕类的近长方形半封闭环状壕沟。魏国固围村大墓为呈“回字形”的陵园。齐国王陵多是在方形台基之上构筑圆形封土，未发现有壕沟、垣墙等陵园界限。

墓葬形制方面，秦国迁都咸阳后王陵普遍采用四条墓道的“亚字型”大墓，而其他诸侯国王陵多采用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武王墩墓则为单一东向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葬具方面，武王墩墓使用多重棺椁，且椁室采用枋木构筑，与其他诸国国君墓具有相似性。神禾原秦陵亦采用枋木构筑，使用二棺一椁。韩国王陵中的胡庄大墓采用重棺重椁，枋木构建。燕国王陵中亦使用重棺重椁。武王墩墓中为棺室，四周各带有两个侧室的亚字型结构则不见于其他诸侯王陵。

在陪葬坑与祭祀坑方面，武王墩主墓西侧发现有一座大型车马坑，这是战国以来楚王陵的传统，主墓南侧的祭祀坑遗存，于其他楚王陵内也多有发现。其他诸国王陵也多存在陪葬坑与祭祀坑，其中陪葬品以车马为主。随葬品方面，礼乐器随葬在战国王陵中比较普遍，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如燕国使用大量仿铜陶礼器随葬，魏国王陵中亦出土有九种陶鼎。此外，武王墩墓中出土的众多漆木器、木俑也是一大特点。

周平王东迁以后，诸侯国日渐强大，同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国王陵虽多采用封土，但存在“覆斗形”与“方基圆坟”等不同形式；墓葬形制有“中字形”“甲字形”“亚字型”之分；各国虽多采用木质棺椁，但棺椁形制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楚国采用独特的“井椁”。在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同时，诸国王陵亦呈现出统一的发展趋势，一是“周制”在各国王陵制度中仍有所体现，如采用棺椁制度、流行礼乐器及车马陪葬等。二是伴随着宗法制的解体，独立陵园制逐步形成与发展。

武王墩墓的发掘不仅为研究战国晚期楚王陵特征提供了直接材料，也是楚国晚期历史变迁的重要物证。同战国时期秦国王陵的巨大变革不同，楚国王陵呈现“守旧”的态势，结合地方行政组织与社会结构演变形态等，可以看出楚国深受血缘政治以及传统习俗的影响。通过考察各诸侯国王陵的变迁，可以发现战国时期各国王陵形成了多元化格局，同时也存在一体化的趋势。秦汉陵寝文化统一性的形成正是多种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其构成大致可以总结为“承周制”“袭秦制”“融楚俗”的进程。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4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