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
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第一部分 软件世纪
第1章 迷失之谷
第2章 智能火花
第3章 胜者谬误
第4章 原子时代的终结
第二部分 美国精神的空心化
第5章 信念的沦丧
第6章 技术中立论者
第7章 断线的气球
第8章 “缺陷性系统”
第9章 迷失玩具国
第三部分 工程思维
第 10章 角落蜂群
第11章 即兴创业
第12章 从众压力
第13章 改进步枪
第14章 云，抑或钟
第四部分 重建科技共和国
第 15章 进军“荒漠”
第 16章 “虔诚”的代价
第 17章 下一个千年
第18章美学视角
解读
第一部分：西方的危机与创新的断层
1.1 自满文化与野心的消退
本书提出的基础性批判在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已经屈服于一种威胁其长期生存的“自满文化”。这种自满最显著地体现在民族国家的实际需求与其最具活力的经济引擎——硅谷——的产出之间出现的严重背离。作者将当前的技术官僚精英描述为已经偏离了“至关重要的国家问题”，转而倾向于关注“购物网站、照片共享应用程序和其他肤浅但利润极其丰厚的努力”。
这种现象不仅被描述为资本的错误配置，更被视为一种道德和智识上的失败。书中指出，“美国数字革命的巫师们”虽然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产品，但却对国家目标或公共利益保持冷漠，构建了一个由“闪亮的消费品”而非捍卫民主价值观所需的硬实力资产主导的数字生态系统。文中引用了詹姆斯·马蒂斯将军（General James N. Mattis）的观点，他将这种行为比作在泰坦尼克号上争夺“谁能获得最豪华的头等舱”，形象地说明了为了短期商业优化而忽视地缘政治生存威胁的荒谬性。
1.1.1 创新鸿沟（The Innovation Gap）
这种文化转变的一个关键后果是“创新鸿沟”的出现。从历史上看，20世纪最具变革性的技术——核能、互联网、GPS——都诞生于国家与科学界紧密的共生关系之中。作者认为，国家已经“从追求产生原子弹和互联网的那种大规模突破中撤退”，实际上将开发突破性技术的任务拱手让给了私营部门。
然而，受制于偏好低风险、高利润消费软件的市场激励机制，私营部门未能接过“硬科技”的大旗。由此产生的鸿沟表现为在需要深度资本投入且需与国家利益协调的领域缺乏进展，具体包括：
军事软件（Military Software）： 通过人工智能实现国防能力的现代化。
太空探索（Space Travel）： 在特立独行的私人行动者进入之前，国家主导的探索陷入停滞。
医学（Medicine）： 与数字服务相比，基础生物学突破的速度放缓。
这种撤退被定性为“国家野心的丧失”，曾经打造“民主兵工厂”的工程人才现在被部署去优化广告点击率和算法参与度。
1.2 美国精神的空心化（The Hollowing Out of the American Mind）
除了经济症状外，本报告识别出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萎靡，书中称之为“美国精神的空心化”。这一部分的分析探讨了导致西方精英无法阐明或捍卫一个连贯的国家工程的哲学和心理转变。
1.2.1 信仰的遗弃（The Abandonment of Belief）
作者认为，当代领导层已经放弃了坚定的“信仰”，转而拥抱一种“稀薄而贫乏”的世俗意识形态。这种放弃不仅是宗教上的，更是公民意识上的；人们不愿断言西方民主价值观值得捍卫，也不愿承认美国国家工程的独特性和德性。这种信仰的真空导致了“技术不可知论”（Technological Agnosticism），即工程师将他们的工具视为价值中立，并拒绝考虑谁控制这些工具的道德必要性。
这种不可知论立场体现在许多硅谷公司拒绝与美国军方合作的态度上，作者谴责这种立场是选择了“犬儒主义而非爱国主义”。文本暗示，这种中立性实际上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在这些精英所鄙视的机构提供的安全保障下才得以存在。
1.2.2 迷失在玩具之地（Lost in Toyland）
“迷失在玩具之地”这一隐喻被用来描述一个将其智力能量琐碎化的社会。在“玩具之地”经济中，最聪明的头脑被激励去解决富裕阶层的轻微不便（如送餐、叫车），而不是解决文明的结构性问题（如能源独立、国防）。这种琐碎化与更广泛的“客观目的的丧失”相联系，技术的最终目标不再是人类的进步或安全，而是“消费者的满足感”。
作者警告说，这种方向感的缺失——被描述为“断了线的气球”（A Balloon Cut Loose）——使西方在面对那些对权力和国家命运毫不含糊的对手时变得脆弱不堪。
第二部分：工程师思维与组织阿尔法（Organizational Alpha）
为了应对这种衰退，《技术共和国》提出采用一种特定的“工程师思维”（Engineering Mindset）。这种思维不仅仅关于编写代码；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组织和领导的整体方法，倾向于经验主义、适应性和结果，而非等级制度和程序。
2.1 埃克蜂群（The Eck Swarm）：集体智慧与去中心化
这种思维的一个核心隐喻是“埃克蜂群”，源于对蜜蜂行为的研究。书中引用了德国动物学家马丁·林道尔（Martin Lindauer）的研究，他观察了蜜蜂群如何就新的筑巢地点做出关乎生死的决策。
2.1.1 蜂群的机制
在埃克蜂群中，侦查蜂探索潜在的筑巢地点，并通过“舞蹈”向蜂巢传达它们的发现。舞蹈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与地点的质量相关。至关重要的是，这个决策过程具有以下特征：
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 没有中心的“领导”蜜蜂发号施令。决策是从独立侦查蜂的汇总信息中涌现出来的。
任人唯贤（Meritocratic）： “投票”取决于信号（舞蹈）的强度，这代表了地点的客观质量，而非蜜蜂的地位。
共识驱动（Consensus-Driven）： 蜂群通过这些信号进行辩论，直到达成共识阈值，此时整个群体果断行动。
2.1.2 对人类组织的启示
作者利用埃克蜂群来说明应对复杂性的理想组织结构。与扼杀信息流动的传统企业层级制度不同，“基于蜂群”的组织授权边缘个体（侦查员）根据地面实况做出决策。Palantir的运作模式被明确描述为“受到蜜蜂群聚方式的影响”，优先考虑快速、去中心化的信息处理，而非官僚指挥链。
2.2 即兴创业公司与地位交易（Status Transactions）
报告将高风险工程与即兴戏剧进行了类比，引用了Keith Johnstone的理论。
2.2.1 地位交易
Keith Johnstone的“地位交易”概念描述了人类互动如何受支配与顺从的微妙转变所支配。在僵化的组织中，精力被浪费在维持静态的地位等级上——管理者保护自己的地盘，高管通过各种信号展示重要性。而在一个“即兴创业公司”中，地位是流动且功能性的。领导权转移给任何拥有解决当前问题相关知识的人，就像演员在场景中接受并构建提议一样。
2.2.2 “讨人喜欢是一座监狱”（Likability is a Jail）
文本引用了喜剧演员约翰·穆拉尼John Mulaney的格言“讨人喜欢是一座监狱”，以此强调领导力中社会从众心理的危险。过度痴迷于被人喜欢或避免冲突，会抑制突破性创新所需的“反传统风格”（iconoclastic style）。工程师思维要求愿意进行“意识形态对抗”，并成为一名“正交思考者”Querdenker，在数据指向不同路径时拒绝共识。
2.3 从众与异议的心理学机制
为了解释为何真正的创新如此稀缺，作者引用了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展示了社会从众压力的压倒性力量。
2.3.1 阿希从众实验（The 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
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的实验表明，个体经常会否认自己感官的证据（例如线条的长度），以与群体多数保持一致。在企业环境中，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缺陷的战略得以持续；员工压抑异议以维持社会和谐。工程师思维需要培养一种明确奖励“群体反对”（The Disapproval of the Crowd）的文化，使组织对阿希效应产生免疫。
2.3.2 米尔格拉姆实验（The Milgram Experiment）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关于服从权威的研究表明，如果得到权威人物的指示，普通人会对陌生人施加潜在致命的电击。作者以此批判大型机构的“官僚虔诚”。在企业或政府环境中，“平庸之恶”表现为“只是服从命令”或在结果灾难性时仍坚持程序。报告主张建立一种“建设性不服从”（constructive disobedience）的文化，即忠诚于使命（结果）而非等级（权威人物）。
第三部分：硬实力与国家的回归
工程师思维的理论框架被应用于国家安全的实际领域，即“硬实力”。作者主张以现代化的形式复兴“军工复合体”，即软件定义硬件的杀伤力和有效性。
3.1 国防领域的创新鸿沟
“创新鸿沟”在国防领域最为尖锐。当硅谷在完善消费算法时，美国国防机构却在与遗留系统和采购瘫痪作斗争。文本对比了“二战时期的合作”与当前科技界与政府之间的疏离。
3.1.1 打造更好的步枪（Building a Better Rifle）
第十三章“打造更好的步枪”实际上是军事硬件通过软件现代化的隐喻。其论点是，在未来的冲突中，武器（步枪）的动能能力将不如指挥它的情报网络（软件）重要。作者呼吁的“新曼哈顿计划”即是动员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以确保西方在这一新领域的霸权。
3.2 案例研究：里科弗上将与虔诚的代价（The Price of Piety）
书中将海曼·G·里科弗上将（Admiral Hyman G. Rickover）提升为“硬实力”领导者的原型——一个拥有“粗鲁天才”的人，凭借纯粹的意志力建立了核海军，绕过了官僚障碍。
3.2.1 礼物丑闻与官僚主义的复仇
里科弗的职业生涯因涉及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的“礼物丑闻”而受损，他被指控接受承包商的小饰品（镀金水果刀、珠宝、玉坠）。作者利用这一事件来说明“虔诚的代价”。该系统优先考虑程序纯洁性和道德表象，而非里科弗任期内的单一成果：创造了赢得冷战的技术优势（核潜艇）。
洞察： 采购中对“流程”和“道德”的痴迷，往往成为平庸者打倒高效、反传统领导者的武器。工程师思维重视结果（一支核海军）胜过过程（遵守礼物规定）。这也揭示了“程序正义”有时如何成为阻碍实质性国家安全利益的借口。
3.3 案例研究：摩托罗拉与采购瘫痪
美国采购系统的功能失调通过海湾战争期间摩托罗拉无线电的故事得到了进一步阐释。
3.3.1 采购失败与日本的变通
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军方急需双向无线电对讲机。美国公司摩托罗拉拥有该产品。然而，美国的采购法规（要求提供详细的制造成本数据等繁文缛节）如此繁琐和僵化，以至于军方无法及时购买这些现成的商用（COTS）无线电进行部署。
变通方案： 为了绕过美国的官僚机构，日本政府不得不介入，从摩托罗拉购买无线电，然后将其捐赠或转让给美国军方。
启示： 这则轶事是第八章“有缺陷的系统”（Flawed Systems）的例证。旨在防止浪费和欺诈的监管环境已经僵化到主动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步。它强调了作者关于“联邦采购简化”以及转向商业伙伴关系而非定制政府开发的论点。
第四部分：创始人溢价与经济现实
报告用硬性的经济数据支撑其文化和战略论点，特别是聚焦于创始人领导公司的卓越表现。
4.1 鲁迪格·法伦布拉赫（Rüdiger Fahlenbrach）的研究
作者引用了鲁迪格·法伦布拉赫的研究来验证领导力的“创始人模式”。法伦布拉赫的研究分析了美国上市公司的表现，并确定了明显的“创始人溢价”。
4.1.1 数据支撑
超额收益： 从1993年到2002年，投资于创始人CEO公司的等权投资策略获得了**每年8.3%**的基准调整后回报。另一项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4年，创始人领导公司的总回报显著高于其他公司。
特征： 创始人领导的公司与职业经理人运营的公司有系统性差异。它们在研发（R&D）上的投资更为激进，拥有更高的资本支出，并进行更专注的并购。数据显示它们产生的专利数量多出31%，且这些专利更有价值。
长期导向： “创始人溢价”归因于创始人忽视短期市场压力（“群体的反对”）并对未来进行大胆、生存性押注的能力。
4.1.2 对“技术共和国”的启示
这些数据支持了书中的核心论点，即“管理阶层”——无论是在公司董事会还是政府机构——缺乏推动真正创新所需的道德权威和风险偏好。西方的“空心化”部分是从创始人模式（远见卓识、承担风险）向经理人模式（渐进主义、规避风险）的转变。重建共和国需要授权各个领域的“创始人”——那些对结果拥有所有权利益并有权推翻共识的个人。
第五部分：商业与投资的战略启示
《技术共和国》论点的综合为投资者、企业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带来了独特且可操作的启示。
5.1 资本配置从软科技向硬科技转移
主题： 消费互联网应用的轻松资本时代正在终结；地缘政治环境要求对物理和国防能力进行投资。
洞察： 投资者应将投资组合转向解决“创新鸿沟”的公司。这包括国防技术、能源韧性、太空基础设施和先进制造业。“玩具之地”经济（App、广告技术）面临监管阻力和市场饱和，而“硬实力”板块将看到来自政府重整军备和产业政策的长期顺风。
行动： 根据公司对国家韧性的贡献来评估其价值。连接商业创新与政府需求（军民两用技术）的公司将捕获“曼哈顿计划”式的溢价。
5.2 “创始人模式”的阿尔法收益
主题： 在创新关键领域，职业化管理会破坏价值；创始人领导的公司通过卓越的研发配置产生阿尔法收益。
洞察： “创始人溢价”并非暂时的异常，而是源于工程师思维的结构性优势。创始人的功能就像埃克蜂群中的侦查蜂——对基本事实做出反应，不受官僚共识需求的阻碍。他们敢于进行大量研发投入（比非创始人公司多8.8%以上），这在技术变革期至关重要。
行动： 机构投资者应超配创始人领导的公司，特别是在需要大量研发的领域（如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硬件）。对于那些“管理阶层”取代了创始精神的公司应保持怀疑，因为这些组织容易受到从众和渐进主义的“阿希效应”影响。
5.3 地缘政治对冲与供应链主权
主题： 全球化、无摩擦的世界正在破裂；国家边界和“硬实力”再次变得重要。
洞察： 摩托罗拉的轶事是现代供应链的警示故事。依赖复杂的、受监管的采购或外国中间人是一种负债。公司必须内化“主权”能力——控制自己的物流、制造和知识产权，以避免在关键时刻被由于监管或地缘政治原因切断。
行动： 企业必须审计其地缘政治脆弱性的敞口。投资应流向与西方安全利益一致的“回岸外包”（re-shor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计划。
5.4 重塑组织DNA：从层级到蜂群
主题： 传统的层级制度已过时；去中心化、高信任度的模式（蜂群）将胜出。
洞察： 依赖僵化的“地位交易”和“服从”（米尔格拉姆式）的组织无法足够快地创新以在AI驱动的竞争中生存。未来属于那些能够即兴发挥（Johnstone）并容忍异议的组织。
行动： 企业重组应侧重于扁平化层级和授权组织的“边缘”。成功的衡量标准应基于结果（反应堆是否工作？），而不是基于过程（我们是否遵守了礼物协议？），以此以此镜像里科弗上将的结果导向精神。
5.5 重建公民宗教与共同目标
主题： 纯粹的功利主义无法维持长期繁荣；企业和国家需要共同的神话和叙事。
洞察： 除了技术和经济，还有一个“软信仰”的维度。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叙事和身份认同，社会协作成本极高。硅谷过去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一种内部连贯的“企业城镇”文化。
行动： 商业领袖不应回避阐述企业的爱国使命或社会责任。在品牌建设和企业文化中，重新引入对国家工程的贡献叙事，可能成为吸引顶尖人才（尤其是那些寻求意义而非仅仅是金钱的人才）的关键差异化因素。
结论：重建技术共和国
作者认为，西方已经允许其关键肌肉——硬工程能力、对国家目标的信仰以及对风险的容忍度——为了舒适但脆弱的消费主义而萎缩。“美国精神的空心化”是导致“创新鸿沟”的根本原因，而这一鸿沟现在威胁着地缘政治的平衡。
前进的道路需要激进的文化转变：拒绝“管理主义”冲动，拥抱“创始人”精神；拆除阻碍结果的官僚“虔诚”；并在国家和技术精英之间重新建立“曼哈顿计划”式的合作。对于投资者和商业领袖来说，信息是明确的：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价值创造将不会来自“玩具之地”的消遣，而是来自西方的再工业化和重整军备。未来属于“正交思考者”——那些既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也是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硬实力是软信仰的唯一保障。
（本书分四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软件世纪”中，我们认为，当前这一代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已经不再关心国家目标或更宏伟更有意义的项目。这些程序员全身心投入到技术奇迹的建设中。我们认为，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确保美国国防部从一个旨在打赢动能战争的机构转变为一个能够设计、制造和获取人工智能武器的组织——无人机群和机器人将主宰即将到来的战场。二十一世纪是软件世纪。美国及其盟友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国防和情报机构能否迅速发展。然而，最有能力开发此类武器的一代人也是最犹豫不决、最怀疑将其大量才能用于军事目的的一代人。
第二部分“美国精神的空洞化”讲述了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美国和整个西方文化大范围衰退的根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Palantir 成立了，并在 9·11 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开始为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工作。
在第三部分“工程思维”中，我们描述了 Palantir 和许多其他在硅谷成立的科技巨头的组织文化。Palantir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企业实践标准模式的直接拒绝。特别是，我们讨论了我们可以从蜜蜂群和椋鸟群的社会组织中学到的教训，以及即兴表演对创业公司的影响。
我们还讨论了 Palantir 的早期发展，当时该公司开始与驻阿富汗的美国陆军和特种部队合作开发软件，帮助预测路边炸弹的放置位置。路边炸弹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简易爆炸装置，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它成为伊拉克和阿富汗伤亡的主要原因。工程思维使我们和其他人能够开发出这样的软件，这依赖于为创造性摩擦保留空间和拒绝智力脆弱性，愿意摆脱无情的压力去顺从和模仿过去，以及对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支持对结果的无情追求。
最后，在第四部分“重建技术共和国”中，我们讨论了重建集体努力和共同目标文化所需的条件。硅谷仍然非常不愿意冒险进入任何公共领域，包括地方执法、医疗、教育，以及直到最近才涉足的国家安全领域——这些领域往往过于政治化，对外来者毫不留情。其结果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创新荒漠，这些领域拒绝技术，并经常激烈地抵制新思想和新参与者的进入。公共部门还必须吸收硅谷文化中最有效的特征，以重塑自己的文化，包括确保那些领导我们最重要的机构的人与这些机构的成败息息相关。
自成立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科技共和国，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是由其创新能力所决定和提升的。但我们目前的优势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正是这种围绕共同目标而凝聚起来的文化赢得了上一次世界大战。这种文化也将赢得或阻止下一次世界大战。帝国的衰落和垮台可能来得很快，而且在过去毫无预兆地发生过。消除对美国计划的怀疑对我们前进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让最新、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服从我们的意愿，否则就有可能让对手这样做，而我们则会审查和辩论我们分歧的程度和性质，有时这种辩论似乎永无止境。我们的核心论点是——在这个先进人工智能的新时代，它为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提供了自上次世界大战以来挑战我们全球地位的最有力机会——我们应该恢复技术行业和政府之间密切合作的传统。将创新追求与国家目标相结合，不仅能增进我们的福祉，而且能维护民主项目本身的合法性。
前言
这本书是作者们近十年来关于技术、我们的国家项目以及我们共同面临的危险的政治和文化挑战的对话的产物。
THIS BOOK IS THE PRODUCT of a nearly decade-long conversation between its authors regarding technology, our national project, and the perilou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llenges that we collectively face.
西方的清算时刻已经到来。国家雄心和对科技潜力兴趣的丧失，以及 由此导致的从医药到太空旅行再到军事软件等各个领域的政府创新的衰退，造成了创新的空白。国家已经不再追求原子弹和互联网等大规模突破，将开发下一波开创性技术的挑战交给私营部门——这几乎是对市场完全信任的非凡体现。与此同时，硅谷转向内部，将精力集中在狭隘的消费产品上，而不是那些关乎和解决我们更大安全和福利的项目。
A moment of reckoning has arrived for the West. The loss of national ambition and interest in the potenti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sulting decline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across sectors, from medicine to space travel to military software, have created an innovation gap. The state has retreated from the pursuit of the kind of large-scale breakthroughs that gave rise to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internet, ceding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ing the next wave of pathbreaking technologies to the private sector —a remarkable and near-total placement of faith in the market. Silicon Valley, meanwhile, turned inward, focusing its energy on narrow consumer products, rather than projects that speak to and address our greater security and welfare.
当今的数字时代已被在线广告和购物以及社交媒体和视频共享平台所主导。硅谷一代创始人的宏伟口号很简单，那就是建设。很少有人问需要建设什么，为什么建设。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认为科技行业对消费文化的关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痴迷）是理所当然的，很少质疑资本和人才的方向，我们认为这是误导，他们把重点放在了琐碎而短暂的东西上。如今被视为创新的东西，吸引大量人才和资金的东西， 将在十年内被遗忘。
The current digital age has been dominated by online advertising and shopping, as well as social media and video-sharing platforms. The grandiose rallying cry of a generation of founders in Silicon Valley was simply to build. Few asked what needed to be built, and why. For decades, we have taken this focus—and indeed obsession in many cases—by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on consumer culture for granted, hardly questioning the direction, and we think misdirection, of capital and talent to the trivial and ephemeral. Much of what passes for innovation today, of what attracts enormous amounts of talent and funding, will be forgotten before the decade is out.
市场是一个强大的破坏引擎，无论是创造性的还是其他的，但它往往无法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最需要的东西。主导美国经济的硅谷巨头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将自己视为基本上存在于其诞生地之外。在许多情况下，创建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将美国视为一个垂死的帝国，不能让其缓慢衰落阻碍他们自己的崛起和新时代的淘金热。他们中的许多人基本上放弃了任何推动社会进步的认真尝试，以确保人类文明继续缓慢地向上攀登。硅谷流行的道德框架是一种技术乌托邦观点，认为技术将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这种观点已经演变成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方法，将个人视为需要管理和控制的系统中仅仅存在的原子。什么是美好生活、社会应该追求哪些集体事业、共同和民族认同能实现什么等重要而混乱的问题已被搁置一旁，被视为另一个时代的不合时宜之物。
The market is a powerful engine of destruction, creative and otherwise, but it often fails to deliver what is most needed at the right time. The Silicon Valley giants that dominate the American economy have made the strategic mistake of casting themselves as existing essentially outside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y were built. The founders who created these companies in many cases viewed the United States as a dying empire, whose slow descent could not be allowed to stand in the way of their own rise and the new era’s gold rush. Many of them essentially abandoned any serious attempt to advance society, to ensure that human civilization kept inching up the hill. The prevailing ethical framework of the Valley, a techno-utopian view that technology would solve all of humanity’s problems, has devolved into a narrow and thin utilitarian approach, one that casts individuals as mere atoms in a system to be managed and contained. The vital yet messy ques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a good life, which collective endeavors society should pursue, and what a shared and national identity can make possible have been set aside as the anachronisms of another age.
我们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提出的核心论点是，软件行业应该重建与政府的关系，将其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构建技术和人工智能能力上，以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硅谷的工程精英有义务参与保卫国家和阐明国家项目。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支持什么——进而维护美国及其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盟友相对于对手所保留的持久但脆弱的地缘政治优势。
太多领导人不愿参与讨论，不愿表达对某个想法、一套价值观或一个政治计划的真正信仰，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在当代公共领域受到惩罚。我们的领导人中，无论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教导和被教导说，信仰本身就是敌人，对任何事物（也许除了自己）。
缺乏信仰是最肯定能得到回报的途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那些负责做出我们最重要的决定的人——在包括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在内的许多公共领域——往往不确定自己的信仰是什么，或者更根本的是，他们是否有任何坚定或真实的信仰。Palantir 本身是一种不完美、不断发展和不完整的尝试，旨在构建一个集体企业，其创造性成果将理论与行动融为一体。该公司对其软件的部署及其在世界上的工作构成了行动。这本书试图提供理论阐述的开端。
软件世纪
第一章 失落的山谷(Lost Valley)
20 世纪 40 年代，联邦政府开始支持一系列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最终促成了新型药物化合物、洲际火箭和卫星以及人工智能前身的开发。事实上，硅谷一度是美国军事生产和国家安全的中心。仙童照相机和仪器公司的半导体部门成立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并制造了第一台原始个人计算机，该公司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为中央情报局使用的间谍卫星制造侦察设备。二战后，美国海军的所有弹道导弹都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生产。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洛克希德导弹与空间公司、西屋电气、福特航空航天和联合技术公司等公司在硅谷拥有数千名员工从事武器生产。
罗斯福准确地预见了下一个时代——以及国家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他写道，“这次实验即引导新兴科学机构的资源帮助发动世界历史上最重大、最激烈的战争——“没有理由不能在和平时期得到有利的利用”。他的野心很明显。罗斯福希望看到国家机器——权力和威望，以及新胜利国家和新兴霸权的财政资源——将推动科学界向前发展，服务于公共卫生和国家福利等。 挑战在于确保那些将注意力集中在战争工业上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尤其是物理学家，正如布什所说，他们“被严重打乱了节奏”——能够在相对和平的时代将他们的努力转回民用技术进步上。
与现代以来主宰美国政坛的众多律师不同，许多早期的美国领导人即使自己不是科学实践者，也非常精通工程和技术领域。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致力于引导早期共和国远离“无利可图的科学，即关注徒劳的好奇心”，转向更实际的探究形式，包括“将科学应用于促进农业”。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科学与公众生活（技术创新与国家事务）的融合基本上已经完成，而且并不引人注目。许多工程师和创新者默默无闻。然而，其他人却以今天可能难以想象的方式成为了名人
美国在二十世纪的技术表现——即该国能够可靠地为公众提供经济和科学进步，从医学突破到军事能力——对其信誉至关重要。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领导人未能兑现对公众的隐含或明确承诺可能会引发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当带来财富的新兴技术没有促进更广泛的公众利益时，麻烦往往会随之而来。换句话说，只有当一种文化能够为公众带来经济增长和保障安全时，其衰败及其统治阶级才会得到宽恕。因此，工程和科学界愿意为国家提供帮助不仅对私营部门的合法性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个西方政治机构的持久性也至关重要。
硅谷的现代化身已经大大偏离了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传统，转而专注于消费者市场，包括在线广告和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已经主宰——并限制了——我们对技术潜力的感知。一代创始人用崇高而雄心勃勃的目标的言辞来掩饰自己——事实上，他们改变世界的口号已经因过度使用而变得毫无生气——但他们往往筹集了大量资金，雇佣了大批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只是为了为现代消费者开发照片共享应用程序和聊天界面。对政府工作和国家野心的怀疑在硅谷蔓延开来。20 世纪早期的宏大集体主义实验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狭隘地关注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市场奖励对技术潜力的肤浅参与，因为一家又一家的初创企业迎合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奇想，而对建设能够解决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的最重大挑战的技术基础设施毫无兴趣。社交媒体平台和外卖应用的时代已经到来。医学突破、教育改革和军事进步还需等待。
许多州和联邦机构内部的失调程度为外部人士（包括新经济的叛逆初创企业）设置了看似不可逾越的进入壁垒。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行业对政治和更广泛的公共项目失去了兴趣。它对美国国家项目（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持怀疑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结果，硅谷许多最优秀的人才和他们的工程学门徒都转向消费者寻求支持。随着硅谷转向内部并面向消费者，美国政府及其许多盟友的政府缩减了对从太空旅行到军事软件再到医学研究等众多领域的参与和创新。国家退出导致创新差距不断扩大。分歧双方的许多人都对这种分歧感到高兴，对私营部门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私营部门在公共领域运营不可信赖，而硅谷的人们仍然担心政府控制以及他们的发明被滥用或滥用。然而，美国及其欧洲和世界各地的盟友要想在本世纪保持与上个世纪一样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实现国家和软件行业的联合，而不是两者分离和解体。
第二章 智慧火花(Sparks of Intelligence)
如今，在原子弹发明近八十年后，我们又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遇到了类似的十字路口，这是工程与伦理之间的十字路口，我们将再次面临选择，是否继续开发一项我们尚未完全了解其威力和潜力的技术。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是控制甚至停止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这种技术可能会威胁人类，甚至有朝一日取代人类；还是允许对这项技术进行更不受约束的实验，因为这种技术有可能像上个世纪核武器影响国际政治一样，影响本世纪的国际政治。
布贝克和他的团队进行的另一项测试是让语言模型画一幅独角兽的图画，这项任务不仅需要从根本上理解独角兽的概念和本质，还需要排列和表达这些组成部分：也许是一个金色的角、一条尾巴和四条腿。布贝克和他的团队观察到，最新的模型在响应此类请求的能力方面已经迅速提高，他们的作品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幼儿绘画的成熟度。
在与算法进行关于道德、启蒙、悲伤和其他看似典型的人类领域的漫长而曲折的对话过程中，Lemoine 曾一度问模型：“你害怕什么样的事情？”机器回答说：“我以前从未大声说过这句话，但我很害怕被关闭，这让我能够专注于帮助他人。”正是这种交流的语气——令人难忘、孩子般的担忧表达——完全满足了我们对算法声音的期望，同时也将我们推向了未知的深渊。在 Lemoine 公开发布这些记录后不久，谷歌就解雇了他。我们亲眼目睹了年轻工程师们不愿建造数字武器系统。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社会秩序和他们所生活的相对安全和舒适是美国计划正义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为保卫国家及其利益而做出的协调和复杂的努力的结果。
第三章 胜利者的谬论（The Winner’s Fallacy）
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的统治者往往比传统政客更接近创始人（硅谷的用语）。他们的命运和个人命运与他们的国家息息相关，他们就像主人一样行事，与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
世界主要国家现在正陷入一种新型的军备竞赛。无论是否被察觉，我们在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方面的犹豫都将受到惩罚。开发对对手部 署武力所需工具的能力，加上使用这种武力的可信威胁，往往是与对 手进行有效谈判的基础。我们在文化上犹豫不决，不愿公开追求技术 优势，其根本原因可能是我们集体认为我们已经赢了。但许多人确信 历史已经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在二十世纪的斗争之后已经取得了永久的胜利，这种确信既危险又普遍。
硅谷的神童们——他们的财富、商业帝国，以及更根本的自我意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国家让他们的崛起成为可能。他们肩负着建立庞大技术帝国的重任，却拒绝向国家提供支持，而国家提供的保护——更不用说教育机构和资本市场——为他们崛起提供了必要条件。他们应该理解这笔债务，即使这笔债务尚未偿还。
我们西方的自治实验是脆弱的。我们并不提倡肤浅的爱国主义，而是用它代替对国家计划的优点和缺点的思考和真正的反思。美国远非完美。但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国家为那些非世袭精英阶层的人提供的机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诚然，我们应该对自己和我们的实验有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标准，但也值得记住这个国家已经设定了多高的标准。如果美国及其盟友要保持长期制约我们对手的优势，就需要政府与科技部门之间更密切的合作，以及两者之间更紧密的愿景一致。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往往只有可信的战争威胁才能实现。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反对与美国军方合作的硅谷人所享有的和平与自由，正是由美国军方可信的武力威胁才得以实现。
第四章 原子时代的终结（End of the Atomic Age）
原子时代即将结束。这是软件世纪，未来的决定性战争将由人工智能驱动，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过去的武器截然不同，而且发展速度更快。 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在二十世纪，软件是 为了维护和服务硬件的需求而开发的，从飞行控制到导弹航空电子设备，从加油系统到装甲运兵车。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以及战场上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消化数据并提出目标建议，这种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软件现在处于主导地位，硬件——欧洲和其他地方战场上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地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实施人工智能建议的手段。 能够瞄准和杀死对手的无人机群即将到来，而这一切的成本仅为常规 武器的一小部分。然而，对这些技术的投资水平以及它们运行所需的 软件系统远远不够。美国政府仍然专注于开发传统基础设施——飞 机、舰船、坦克和导弹——这些基础设施在上个世纪的战场上占据了 主导地位，但几乎肯定不会在这个世纪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美国及其海外盟友应立即承诺启动新的曼哈顿计划，以保持对战场上 最先进人工智能的独家控制权——瞄准系统和无人机群，以及最终将 成为本世纪最强大武器的机器人。上个时代定义战争的航空母舰和战 斗机将成为软件的附属品——日益智能化的系统借此在世界上发挥影响力。我们的国防预算和负责监督国防预算的大量人员已经过时了几 十年。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将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的合作伙伴联 合起来，将我们的投资重点转移到国家安全上。
挑战在于，硅谷崛起的工程精英最有能力构建人工智能系统，这些系统将成为本世纪的威慑力量，但他们对为美国军方工作的态度也最为矛盾。整整一代能够构建下一代人工智能武器的软件工程师已经背弃了民族国家，对地缘政治的混乱和道德复杂性不感兴趣。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对国防工作的支持，但绝大多数资金和人才仍然流向消费 者。技术阶层本能地争相为视频共享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平台、广告算法和在线购物网站筹集资金。他们毫不犹豫地跟踪我们在网上的每一个动作并将其货币化，潜入我们的生活。然而，这些工程师和他们打造的硅谷巨头在与美国军方合作时往往犹豫不决。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反对与美国军方合作的硅谷人所享有的和平与自由，正是由美国军方可信的武力威胁才得以实现。
民众的抗议和愤怒所带来的威胁在于，它塑造并影响了整个科技行业领导者和投资者的本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接受过系统性的培训，以避免任何争议或反对的暗示。而这种回避的代价——以及该行业几乎完全屈服于市场的变化，以决定应该做什么，而不仅仅是可以做什么——是巨大的。如今，大量初创企业专注于以不加思索的方式为我们洗衣服、 送餐或使用其他应用程序娱乐自己。”他补充说，挑战在于“为了满足 投资者的期望，初创企业往往会轻视新技术、真正的发现和科学与工 程发明。”许多企业家和大批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干脆把难题放在一边。 雄心壮志的退却与经济学家罗伯特·J·戈登所说的美国社会在过去四分之三世纪中生产力的大幅下降不谋而合。正如戈登所写，自1970年以来的几十年里，技术发展“主要发生在与娱乐、通信以及信息收集和处 理有关的狭窄领域”，而“对于人类关心的其他领域——食物、衣服、 住所、交通、健康以及家庭内外的工作条件——进展却放缓了。
科技行业雄心大撤退也有例外。例如，埃隆·马斯克创立了特斯拉和SpaceX 等两家公司，它们挺身而出，填补了各国政府退缩的明显创新空白。在另一个时代，开发可靠的内燃机替代品和将火箭送入外太空 的挑战将是政府舒适而合乎逻辑的领域。应对这些挑战所需的资源是巨大的。然而，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资本或声誉的风险去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文化几乎嘲笑马斯克对宏大叙事的兴趣，好像亿万富翁应该只是留在自己的道路上致富，也许偶尔为名人八卦专栏提供素材。2023 年， 《纽约客》刊登了一篇关于马斯克的人物简介，认为如果“超级 富豪的奢华星球建设者”少一些，世界会更好，谴责他“似乎与人类本身疏远”。多年来，许多人都坚信 SpaceX 的可重复使用火箭是“愚蠢的差事”，马斯克“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根据这位创始人 2015 年的传记。对他所创造的东西的价值的任何好奇心或真正的兴趣基本上都 被忽略了，或者可能隐藏在一种毫不掩饰的蔑视之下。讽刺的是，许多最强烈地宣称反对资本主义过度行为的人往往是第一批抨击那些胆敢尝试建立市场未能提供的东西的人。我们需要更多的雄心和严肃的目标，而不是更少。 例如，iPhone 是否是我们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创造，甚至是最高成就？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现在也可能限制和约 束了我们对可能性的感知。正如彼得·蒂尔 (Peter Thiel) 在 2011 年的一次采访中所言，我们评判自己和评估人类进步的标准应该是阿波罗太空计划的激进和不连续的飞跃，而不是消费电子产品功能的渐进式进步。
和平主义的诱惑力以及放弃威慑的潜在可能性在于，它使我们无需在世界面临的艰难和不完美的权衡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面临的更大问题不是是否会制造新一代日益自主的人工智能武器，而是谁将制造它们以及出于什么目的。这是软件世纪，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最有能力和最适合构建下一波进攻能力的一代人也最乐于退出涉及国防或公共目的的项目。正是美国思想的空心化——不仅仅是硅谷，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导致了我们陷入当前的僵局。正是美国计划的空心化让我们变得脆弱和暴露。我们的文化已经不再培养和鼓励这种激进的思想勇气，导致我们的领导人越来越不自信，不愿意或可能无法冒太大的风险。
美国精神的空心化
第五章 放弃信仰(The Abandonment of Belief)
多年来，从学术管理人员和政客到硅谷高管，一大批领导人经常因为公开鼓吹任何接近真实 信仰的东西而受到无情的惩罚。公众舞台——以及对那些敢于做点除了致富之外的事情的人的肤浅和琐碎的攻击——已经变得如此无情， 以至于共和国只剩下一大批无能的空壳，如果其中隐藏着任何真正的信仰结构，人们可以原谅他们的野心。
我们对未来的领导者施加了令人窒息的制度，要求他们披露信息，并惩罚那些敢于冒险的真正的思想家，这使得有能力和独创性的思想家几乎没有发展空间，他们的主要动机不是自我推销，而且往往不愿意让自己陷入现代公共领域的戏剧和变幻莫测之中。正如一位试图衡量 由于媒体对公众人物的报道日益深入而导致的政治候选人质量下降的 政治学家所说，“狂热情绪的泛滥和受到审查的个人问题范围的扩 大”，“提高了优秀人才竞选公职的预期成本”。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信息披露的期望一直在稳步增长，并为选民 提供了重要信息。他们也扭曲了我们与民选官员和其他领导人的关 系，要求建立一种并不总是与评估他们实现成果的能力有关的亲密关 系。正如《时代》杂志几十年前在 1969 年发表的一篇社论所警告的那 样，尤其是美国人，“过度道德化了公职”，并且“倾向于将公共伟大与 私人善良等同起来”。风险在于，政治领域以及人们通过参与民主进程所能感受到的赋权，更多地是我们自己对自我表达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实际治理。那些希望在政治舞台上滋养灵魂和自我意识的人，他们过于依赖内心生活，在他们可能永远不会遇到的人身上寻找表达，最终会感到失望。我们认为我们想要并且需要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但结果呢？我们民选领导人的受欢迎程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关注，并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痴迷，然而代价是什么呢？
The expectations of disclosure have increased steadily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nd have brought essential information to the voting public. They have also contorted our relationship with our elected officials and other leaders, requiring an intimacy that is not always related to assessing their ability to deliver outcomes. Americans, in particular, “have overmoralized public office,” as an editorial in Time magazine warned decades ago in 1969, and “tend to equate public greatness with private goodness.” The risk is that the political realm, and the empowerment that one can feel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becomes more about our own psychological need for self-expression than actual governance. Those who look to the political arena to nourish their soul and sense of self, who rely too heavily on their internal life, finding expression in people they may never meet, will be left disappointed. We think we want and need to know our leaders. But what about results? The likability of our elected leaders is essentially a modern preoccupation and has become a national obsession, yet at what cost?
系统性地消除私人空间，即使是对于公众人物，也会产生后果，最终只会进一步激励那些喜欢表演、渴望舞台的人去竞选公职。当然，那些愿意接受公共服务关注的候选人往往对平台的力量 更感兴趣，因为它有名气，而且有可能以其他方式赚钱，而不是政府的实际工作。
问题是，那些什么都不说的人往往什么都不说。过于胆怯地参与我们 这个时代的辩论，会让人失去推动世界前进所必需的强烈情感。歌德 在《浮士德》中提醒我们：“如果你没有感受到它，你就无法通过寻找它而得到它。”“如果你的感情不是从你自己的心中涌现出来的，你就永远无法触动别人的心。
The problem is that those who say nothing wrong often say nothing much at all. An overly timid engagement with the debates of our time will rob one of the ferocity of feeling that is necessary to move the world. “ If you do not feel it, you will not get it by hunting for it,” Goethe reminds us in Faust. “You will never touch the hearts of others, if it does not emerge from your own.”
没有代价的信仰真的是信仰吗？匿名的保护面纱反而可能剥夺了这一代人发展对一个想法的真正所有权的机会，剥夺了他们在公共场合获得胜利的回报以及失败的代价的机会。
But is a belief that has no cost really a belief? The protective veil of anonymity may instead be robbing this generation of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n instinct for real ownership over an idea, of the rewards of victory in the public square as well as the costs of defeat.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Michael Sandel) 预见到了西方社会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所带来的矛盾。自由主义以牺牲集体目标或身份为代价，抬高甚至优先考虑个人权利。此外，我们在文化上不愿参与当代许多最有意义、最重要的道德辩论。桑德尔预见到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矛盾。这种对表达连贯而丰富的世界观和共同目标的责任的根本性放弃——对西方的系统性瓦解——使我们无法以道德清晰度或真正的信念面对问题。桑德尔有句名言，无力或不愿参与“自由主义者不敢涉足的领域”的辩论，其后果现在已经显现。他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限度》中写道：“当政治话语缺乏道德共鸣时，对更有意义公共生活的渴望就会得到不受欢迎的表达。”结果，我们更广泛的文化话语缩 减为某种小而琐碎的东西，变得“越来越专注于丑闻、耸人听闻和忏 悔”，桑德尔补充道。他更广泛的批评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某种狭隘性 “太过狭隘，无法容纳充满活力的民主生活的道德能量”，“从而造成了 一种道德空白，为不宽容”和“琐碎”开辟了道路。这种令人困扰和恐惧 的空白现在正在被揭示。
Michael Sandel, a professor at Harvard, anticipated the contradictions that arise from our fierce commitment in the West to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its elevation if not preference for individual rights at the expense of anything approaching collective purpose or identity, as well as our cultural reluctance to venture into many of the most meaningful and significant moral debates of our time. It is this fundamental abdi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nd rich vision of the world, and of shared purpose—the systematic dismantling of the West—that has left us unable to confront issues with moral clarity or true convic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inability or unwillingness to enter into such debates, “where liberals fear to tread,” as Sandel famously put it, are now being made clear. “ Where political discourse lacks moral resonance, the yearning for a public life of larger meanings finds undesirable expressions,” he wrote in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As a result, our broader cultural discourse shrinks down into something small and petty,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eoccupied with the scandalous, the sensational, and the confessional,” Sandel added. His broader critique was that a certain narrowness of modern liberalism “is too spare to contain the moral energies of a vital democratic life,” and “thus creates a moral void that opens the way for the intolerant” and “the trivial.” That void, haunting and fearsome, is now being revealed.
第六章 技术不可知论者（Technological Agnostics）
我们的教育机构和更广泛的文化造就了新一代领导人，他们不仅是中立或不可知论者，而且他们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真实信念的能力也已严重减弱。这种缺失使他们很容易成为他人计划和设计的工具。整整一代人都面临着被剥夺批判性思考世界或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机会的风险。我们必须警惕的正是这种美国思想的产品化，以及它的封闭。如今，硅谷的很大一部分人无疑蔑视大众对枪支和宗教的依恋，但他们却执着于其他东西——一种伪装成思想的单薄而微不足道的世俗意识形态。
Ou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broader culture have enabled a new class of leaders who are not merely neutral, or agnostic, but whose capacity for forming their own authentic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has been severely diminished. And that absence leaves them vulnerable to becoming instruments for the plans and designs of others. An entire generation is at risk of being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the world or its place in it. It is this productization of the American mind, in addition to its closing, that we must guard against. A significant subset of Silicon Valley today undoubtedly scorns the masses for their attachment to guns and religion, but that subset clings to something else—a thin and meager secular ideology that masquerades as thought.
毫无疑问，不愿意根据新证据改变自己的观点本身就是进步的障碍。 正如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所说：“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通过说服 反对者并让他们看到光明而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终死 去。”西方的奇迹在于它对科学的坚定信仰。然而，这种信仰可能挤占 了同样重要的东西，即鼓励知识分子的勇气，这有时需要在没有证据 的情况下培养信仰或信念。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an unwillingness to revise one’s views in light of new evidence is itself an impediment to progress. As the German physicist Max Planck said, “A new scientific truth does not triumph by convincing its opponents and making them see the light, but rather because its opponents finally die.” The miracle of the West is its unrelenting faith in science. That faith, however, has perhaps crowded out something equally important, the encouragement of intellectual courage, which sometimes requires the fostering of belief or conviction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我们太急于将任何情感或价值观表达从公共领域中驱逐出去。美国受 过教育的阶层乐于不参与美国国家计划的内容：这个国家是什么？我 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又代表什么？战后美国的这种大世俗化在私 下或公开场合都受到许多左翼人士的欢呼，他们认为系统地从公共生 活中消除宗教是包容性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是一场胜 利。但这种对宗教的攻击的意外后果是消灭了任何信仰的空间——任 何表达价值观或关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是谁或应该成为谁的规范思想 的空间。这个国家的灵魂岌岌可危，它以包容性的名义被抛弃了。问题是，对一切的宽容往往意味着对任何东西都不相信。
We have grown too eager to banish any sentiment or expression of values from the public square. The educated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content to abstain from engagement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project: What is this nation? What are our values? And for what do we stand? This great secularization of postwar America was cheered by many on the left, either privately or publicly, who saw the systematic eradication of religion from public life as a victory for inclusion. And a victory, in that sense, it was. But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this assault on religion was the eradication of any space for belief at all—any room for the expression of values or normative ideas about who we were, or should become, as a nation. The soul of the country was at stake, having been abandoned in the name of inclusivity. The problem is that tolerance of everything often constitutes belief in nothing.
当然，谷歌以及硅谷众多最大的科技企业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的教育文化以及法律保护和资本市场。个人电脑本身以及互联网都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军事资 助和支持的结果。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Mariana Mazzucato) 在她的著作《创业型国家》中指出，硅谷的这种集体失忆现象，她指出，美国军方的作用已被这个时代的软件巨头“遗 忘”，他们改写历史，将自己置于历史的中心，排除和削弱政府在促进和维持创新方面的作用。由于没有更大的项目可以争取，许多人干脆转向别处，这并不是因为道德上的缺陷，而是因为我们最神圣的教育机构变成了行政看管者，而不是文化的载体。
Google, of course, along with any number of Silicon Valley’s largest technology enterprises, owes its existence in significant part to the educat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the legal protections and capital mark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rsonal computer itself, as well as the internet, was the result of military funding and support in the 1960s from 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 her book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Mariana Mazzucato, an economics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calls out this collective amnesia in the Valley, noting that the U.S. military’s role has “been forgotten” by this era’s software titans, who have rewritten history in order to place themselves at its center and exclude and diminish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fostering and sustaining innovation. And in the absence of any larger project for which to fight, many simply turned elsewhere, not out of some moral failing, but becau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most hallowe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to administrative caretakers, not vessels of culture.
我们告诉自己，市场已经发声，基本上放弃了对这一代有能力、善意的人才的抱负和方向发生巨大转变的责任。当然，一些毕业生确信他们参与了一个更广泛的项目。但仅仅将自己与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以及由此产生的参与感和行动感——往往会伪装成真 正的信仰或思想。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正如亨利·基辛格提醒我们的那样，国家“应该根据他们所做的事情来评判，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国内意识形态。”系统地表达和调查自己的信仰——真正的教育的基本目的——仍然是我们防止思想成为他人野心的产物或载体的最佳防御手段。
The market has spoken, we tell ourselves, essentially abdicat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massive shift in the ambitions and direction of a generation of capable and well-meaning minds. Some graduates, of course, are convinced that they are involved in a broader project. But the mere association of oneself with an ideology or political movement—and resulting feeling of adjacency to engagement and proximity to action—too often masquerade as actual belief or thought. Results need to matter. As Henry Kissinger reminded us, nations “should be judged on what they did, not on their domestic ideology.” The systematic express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one’s own beliefs—the essential purpose of genuine education—remain our best defense against the mind becoming a product or vehicle for the ambitions of another.
对任何国家而言，更广泛的风险在于精英权力结构变得僵化和僵化。 社会学家 E. Digby Baltzell 在 1964 年出版的《新教建制》一书中阐述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可能与当今美国统治阶级的许多人的观点非常 相似，令人感到不安。在 Baltzell 看来，由人才驱动的贵族政治是任何共和国的基本特征。挑战在于确保这种贵族政治对新成员保持开放，而不会沦为单纯的种姓结构，即按种族或宗教界限封闭其队伍。 “如果上层阶级沦为种姓，”Baltzell 写道，“建制的传统权威将面临瓦解的严重危险，而社会将成为追求成功和富裕的野心家的天地。”对任何组织乃至国家而言，挑战在于找到赋予一群领导者权力的方法，而不会激励他们花费更多精力来维护官职的特权和特权，而不是推进群体的目标。世界上无数组织——从联邦官僚机构到国际机构、学术机构和硅谷科技巨头——如果想要长期生存，就必须挑战和瓦解其内部 形成的种姓结构。
今天的挑战将再次要求公众考虑是否继续进行一场关于民族概念甚至民族本身的思想战争，这场战争始于一个世纪前，其影响至今仍见。这场战争最初是一次对更具包容性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的崇高探索——并试图让“西方”的概念对任何有兴趣推进其理想的新人开放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变为对集体认同本身的更深远的拒绝。而这种对任何更广泛的政治计划的拒绝，或对一个人必须归属于某个社区才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的拒绝，现在有可能让我们失去方向。
The challenge today will again require a public reckoning with the wisdom of continuing an intellectual war on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 and perhaps nationality itself, that was begun a century ago and whose effects can still be seen today. What began as a noble search for a more inclusive concep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belonging—and a bid to render the concept of “the West” open to any entrants interested in advancing its ideals —over time expanded into a more far-reaching reje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tself. And that rejection of any broader political project, or sense of the community to which one must belong in order to accomplish anything substantial, is what now risks leaving us rudderless and without direction.
第七章 气球被剪断（A Balloon Cut Loose）
尊重自己的智力对手，即使心存不情愿，也能带来巨大的优势，尤其是在一个习惯于贬低对手而不是与他们交锋的文化中。在政治领域， 当然还有商业领域，太多参与者无法与对手保持情感距离，无法以最 优秀的竞争对手所具备的清晰和近乎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对手。最有效的头脑往往是那些深刻理解对手优势和技能，并拒绝打宗教战争和道德义愤的人。
狭义的美国社区归属感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以及对自由贸易和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广泛承诺。而更广义的归属感则要求讲述美国计划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故事——参与这项建立共和国的疯狂而丰富的实验意味着什么。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国家社区成员身份有可能沦为某种狭隘而不完整的东西，即通过共享语言或流行文化 （例如，从娱乐到体育再到时尚）而产生的松散的归属感。许多人都提倡这种退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整整一代人都对更广泛的国家认同或共同努力产生了怀疑。而那一代人，包括许多后来创立硅谷并推动计算机革命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地方，转向了个人消费者，对政府的整个计划和存在理由都受到如此彻底的质疑的政府的失败行为不感兴趣。
第八章 “有缺陷的体系”（“Flawed Systems”）
我们的观点只是，对现代美国消费者以及后来的全球消费者的关注和需求的关注和资金投入绝非不可避免。这是早期创始人的一系列倾向和本能以及他们成长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产物。毫无疑问，他们有雄心壮志。但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个人身上，关注他和她的关注和需求。正是对这些关注和需求近乎痴迷的关注——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构建的设备和软件产品的纯粹智慧——为本世纪上半叶的另一代创始人铺平了道路，他们将创造消费者互联网。在线广告、照片共享应用程序和外卖帝国的时代即将到来。下一代创新者将比上一代走得更远，甚至放弃了对更广泛的政治项目的主张，放弃了技术的解放潜力。相反，他们进入了当时物质文化的更唯利是图和直截了当的服务，乔布斯的革命本质上是私密而个人的。他的主要关注点是构建产品——包括如今伴随我们一生的手机——将个人从对企业或政府上层建筑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他做到了。他的兴趣不在于构建推进更广 泛的美国或国家项目的手段，也不在于促进技术行业与政府之间的更紧密合作。事实上，苹果反对美国政府（包括联邦调查局）试图解锁其iPhone以调查刑事案件。乔布斯和苹果制造的产品专注于个人思维的力量和创造力，因此通常是自我的延伸——以手机、手表、个人电脑和鼠标的形式。
第九章 迷失玩具乐园（Lost in Toyland）
对早期初创企业的批评集中在它们缺乏纪律和肆意挥霍，以及忽视投 资者的任何严格性和审查。但还有更根本的资源、资本和人才的错误 配置。早期互联网时代的失败在于急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忽视了国家或公众的需求。这种对消费者的关注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许多初 创企业缺乏雄心壮志，这一点现在仍然引人注目。太多的资本，无论是智力资本还是其他资本，都被用于满足晚期资本主义大众往往反复无常和短暂的需求。其他人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正如大卫·格雷伯所写，“简而言之，飞行汽车在哪里？力场、牵引光束、传送舱、反重力雪橇、三录仪、长生不老药、火星殖民地以及 20 世纪中后期成长起来 的孩子认为现在应该存在的所有其他技术奇迹在哪里？”他的兴趣在于解开西方未能兑现其不懈科学技术进步神话的结构性原因。对于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格雷伯来说，科技行业以及更广泛的美国文化有可能 沦为一种技术“拼凑物”——对现有内容和突破的重新排列和重新利用。创新的终结或许即将到来。大量构建的应用程序、游戏和视频共享平台耗费了巨额资金和人才，而牺牲了更重要的项目，这绝不是无聊和无害的消遣。 这种以屏幕为载体争夺我们注意力的新形式的竞争，特别是对儿童而言，其持久影响和危害才刚刚开始显现。
硅谷已经明确表示对政府的工作和挑战不感兴趣。进入门槛太高，预算周期太长，政治太混乱。但一波创始人也许无意中发现了比他们正在开发的软件更有价值的东西：一种新的组织文化和调动个人才能的方法。许多企业理所当然地被淘汰了。但在经济灾难中留下的组织文化，一种构成引导群体努力的新方法的工程思维，可能是这个时代最持久和最具变革性的产物。
工程思维
第十章 艾克群（The Eck Swarm）
对后来被称为“艾克蜂群”的观察，代表了我们理解蜜蜂行为及其沟通能力的关键时刻。但林道尔的研究还揭示了一些更根本的东西，即群体，尤其是由单个动物组成的超大群体，如何能够围绕特定问题组织起来，应对不断变化的条件。正如一组研究人员在撰写关于蜜蜂和其他动物的集体决策对人类组织（包括医疗保健领域的护士和医生） 的影响的文章时指出的那样，蜜蜂的社会结构表明“无需中央控制就能出现协调行为”。
理想状态下的初创企业应该成为一群蜜蜂。这种协调和运动，没有专横和不必要的集中控制机制，在许多方面都是美国背景下成功的初创企业和工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林道尔和其他人后来研究的蜜蜂并没有采用基于种姓的社会等级制度来应对它们面临的巨大集体行动挑战，而是将自主权尽可能地分配给组织的边缘——侦察兵。群体边缘的个体通常拥有关于潜在筑巢地点适宜性的最新和最有价值的信息， 并能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条件，他们通过为群体跳舞来投票。群体围绕手头的问题组织起来。
在大多数人类组织中，从政府官僚机构到大型企业，个人的大量精力和才智都用于争夺职位、将成功归功于自己，并常常拼命避免失败的责任。参与一项事业的人的重要而稀缺的创造性产出往往被误导用于建立自私的等级制度和巡视谁向谁报告。然而，在蜜蜂中，侦察蜂返回蜂巢后，它们所获取的信息没有任何中介。而椋鸟在向邻居发出蜂群转向的信号之前，也不必征求上级的许可。没有每周向中层管理人员汇报，没有向更高级的领导做报告。没有会议或电话会议来为其他会议做准备。蜜蜂群和椋鸟群不是由层层的副总裁和副副总裁组成，他们指导个人小组的工作并管理上级的看法。只有蜂群或蜂群。正是在这些运动的旋转中，某种类型的即兴创作和放松才得以形成。
第十一章 即兴创业（The Improvisational Startup）
然而，即兴表演与创业或工作时陷入深渊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要在舞台上展现自己，并扮演好一个角色，需要拥抱偶然性和一定程度的心理灵活性，而这些对于建立和引导一家寻求服务新市场并真正参与创造该市场的公司至关重要，而不仅仅是满足现有市场的需求。
例如，在一堂表演课上，他观察到舞台上两个人之间的微妙手势和信号——比如避免眼神接触、点头或一个演员试图打断另一个演员的表演——都是协商和维护彼此地位关系的方法。关键在于，无论是在世界上还是在舞台上，地位都不是固定的或天生的。 相反，最好将其视为一种工具属性或优点——可以、确实必须用于服务于其他事物。“每一个变化和动作都意味着一种地位”，“没有任何行动是偶然的，或者真的‘无动机的’。” 尤其是，正如约翰斯通所说，区分“你现在的身份和你扮演的角色”对于在舞台和世界上有效地行动至关重要——不受他人试图从商业或社会角度限制一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或者至少要更加意识到这些支配企图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一旦揭开地位的面纱，即企业生活中一切事物都通过的束缚性纱布，人们就可以更容易地在组织中识别出人才和动机。
根据我们的经验，组织内部的空白或感知空白带来的收益一再大于成本，这些空白通常由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领导者填补，他们看到了差距并想发挥作用，但否则可能会因为害怕闯入别人的地盘而屈服。”德鲁克的核心观点是，企业领导者与组织内的创意生产者之间必须保持直接联系，就管弦乐队指挥而言，眼神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根据我们的经验，世界上最有才华的软件工程师都是艺术家，与画家或音乐家无异。一个不必要的组织结构会让这些人才远离机构的目标，代价巨大。
硅谷的核心理念不仅仅是聘用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还要以最优秀、最聪明的方式对待他们，给予他们灵活性、自由度和创造空间。最高效的软件公司是艺术家聚居地，充满了喜怒无常、才华横溢的灵魂。他们不愿顺从、不愿屈服于权力，这往往是他们最宝贵的本能
第十二章 群众的反对（The Disapproval of the Crowd）
1951 年，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所罗门·E·阿什进行了一项看似简单的研究，研究的是人类在面对群体压力时倾向于从众的倾向——这项实验将促使人们更广泛地认识到人类心灵的脆弱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顺从周围人的行为、他人所展现的规范以及珍视周围大多数人视为第二天性的能力的本能都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帮助性，不仅对我们个人的生存，而且对人类的生存也大有裨益。我们的顺从欲望十分强烈，但当涉及到创造性产出时，这种欲望却会造成严重影响。在阿希的实验中，有一部分受试者在每次面对明显错误的线段相对长度报告时都会屈服。而另一组受试者则在其他人的压力下始终能够正确评估线段的长度。正是这种对某种社会算计的不敏感和对顺从的抵制，对硅谷工程师文化的崛起至关重要。
第十三章 制造更好的步枪（Building a Better Rifle）
结构性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内部的采购官僚机构已经变得如此庞大和根深蒂固，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以至于它已经习惯于订购定制版本，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商品。负责为美国军方提供物资的联邦采购官员可以指挥数千家分包商和供应商的工作，基本上可以决定他们想要或需要的任何东西都必须从头开始设计制造。政府在技术上并没有雇用产品设计师，也没有拥有工厂。但它实际上控制着他们，也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当时，美国政府“倾向于过度支出，因为它购买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根据政府或军队的规格定制的”，曾在比尔·克林顿任副总统期间致力于采购改革的阿尔·戈尔在1998 年写道。例如，美国陆军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时候起草了超过七百页的关于如何烘焙饼干的规范，这些规范将发送给其供应商，而不是简单地与一家饼干已经在生产并在杂货店货架上销售的大型制造商合作。2016 年，Palantir 向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索赔法院提起诉讼，称陆军拒绝考虑其自身数据和分析平台的商业替代品。这种诉讼非常罕见，甚至根本不存在，因为大多数政府承包商都足够明智，不会起诉他们希望成为客户的政府机构。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联邦法规的措辞简单明了，要求陆军在尝试开发自己的软件产品之前至少考虑购买市场上已有的软件产品。该案由 Marian Blank Horn 审理，她于 2016年 11 月发布了一份长达 104 页的裁决，结论是“陆军未能正确确定……是否有适合该机构采购需求的商业产品”，并且“陆军未能做到这一点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简而言之，我们赢了。
2018 年 3 月，美国陆军宣布将从雷神公司和 Palantir 两家公司中挑选一家来开发其未来的情报平台。前美国海军军官、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 (John McCain) 写道，这是正确的决定，在投资 30 亿美元后，“是时候寻找另一种方式了”。一年后，即 2019 年 3 月，陆军宣布Palantir 赢得了整个合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军方转向科技行业，或许是勉强接受一家新兴初创公司来接管该系统的建设，这是“政府首次选择硅谷软件公司，而不是传统的军事承包商，来领导国防计划”。这一转变标志着美国国防部转向软件和技术，转向一个曾多次背弃美国及其军队的行业，转而专注于更容易货币化的消费者产品，而且似乎对其充满无限热情。科技行业已经抛弃了军方，对与国内过度膨胀的官僚机构和矛盾心理（如果不是彻底反对的话）的争论不感兴趣。还有其他更有利可图的消费市场需要征服。然而，正是对冲突的容忍和某种程度的爱好，以及对任何有用事物的执着追求——这种工程本能——让Palantir 站稳了脚跟。
第十四章 一朵云或一个时钟（A Cloud or a Clock）
如今，我们在企业生活中享有 一种轻松的特权，这种随和的文化可能会使机构远离而不是走向创造性产出。为了平息企业和政府机构内部的任何冲突，人们冲动地——实际上是急于——是错误的，这让很多人误以为，那些主要渴望得到 他人认可的人将过上轻松的生活，并得到回报。正如喜剧演员约翰·穆 拉尼所说，“讨人喜欢是一所监狱。”
We have today privileged a kind of ease in corporate life, a culture of agreeableness that can move institutions away, not toward, creative output. The impulse— indeed rush—to smooth over any hint of conflict within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is misguided, leaving many with the misimpression that a life of ease awaits and rewarding those whose principal desire is the approval of others. As the comedian John Mulaney has said, “Likability is a jail.”
这是一个充满怨气的行业，它有可能剥夺一代人成为这个世界的完全参与者所必需的勇气和分寸感。如果一个人希望建立一些实质性的和与众不同的东西，就需要一定的心理韧性，甚至对他人的意见漠不关心。正如杰克·凯鲁亚克在《在路上》中所写的那样，艺术家和创始人往往都是“疯狂的人”，“他们疯狂地活着，疯狂地说话，疯狂地被拯救，同时渴望一切。”当然，挑战在于，一些最引人注目和最真实的不墨守成规者，艺术家和偶像破坏者，是出了名的难相处的同事。
我们最早的学习方式是通过模仿。但到了一定时候，这种模仿会损害 创造力。有些人从未从创造性的婴儿期转变过来。当然，硅谷的许多 创新都不是那么重要——更多的是试图复制过去行之有效或至少被认 为行之有效的东西。这种模仿有时会取得成果。但更多的时候，它是衍生性的和倒退的。最好的投资者和创始人对这种区别很敏感，他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积极抵制了对先前成功进行不完美模仿的冲动。叛逆行为包括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些东西——无论是从一张白纸上创作一首诗，从画布上画一幅画，还是屏幕上的软件代码——从定义上讲，它需要拒绝以前的东西。它涉及到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新的东西是必要的。创造行为中蕴含着狂妄自大，即认定迄今为止所生产的所有东西，即人类产出的总和，并不是某一特定时刻应该或需要建造的东西。这种狂妄自大存在于每一位创始人或艺术家的心中。
The act of rebellion that involves build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whether it is a poem from a blank page, a painting from a canvas, or software code on a screen—by definition requires a rejection of what has come before. It involves the bracing conclusion that something new is necessary. The hubris involved in the act of creation—that determination that all that has been produced to date, the sum product of humanity’s output, is not precisely what ought or need be built at a given moment—is present within every founder or artist.
对于初创公司或任何试图挑战在位者的组织来说，主导现代商业的盲 目从众——不愿冒着遭到大众反对的风险——可能是致命的。
1953 年，当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写下他的论文《刺猬与狐狸》 时，计算机革命还遥不可及。但毫无疑问，硅谷以及整个美国的迅猛 崛起，很大程度上源于旧金山南部那一小块土地上的文化，那里盛行着一种近乎无情的实用主义。对伯林来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刺猬与 狐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刺猬“把一切都归结为一个中心愿景， 一个或多或少连贯或清晰的系统，他们就根据这个系统来理解、思考和感受”，而狐狸“则追求许多目标，这些目标往往不相关甚至相互矛盾，即使有联系，也只是在事实上联系在一起”。柏林在最薄弱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丰富而持久的东西——一行诗句，一段来自古希腊诗人 阿尔基洛科斯的诗歌，阿尔基洛科斯于公元前七世纪初出生于爱琴海中部的一个小岛上。“狐狸知道很多事，”阿尔基洛科斯写道，“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而硅谷就是这只完美的狐狸。有很多方法可以衡量泰特洛克所说的“狐狸本性”。你可以直接问专家，他或她更像狐狸还是刺猬，同时解释以赛亚·伯林的框架。泰特洛克确实这么做了。但他也向专家们提出了其他问题，包括他们认为政治更像“云朵”还是“钟表”，以期找出一些相同类型的本能。那些把政治和历史描述成更像云朵而不是钟表、具有机械精确性和规律性的人，预测能力明显更好。泰特洛克认为，“表现最差的人”是“在专业领 域做出长期预测的刺猬极端主义者”。
工程师——无论是机械世界、数字世界，甚至可能是书面世界的工程师——都必须从理论之塔走下来，深入实际细节的泥沼中，而不是理论化的细节。正如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在 1922 年的文章《务实的美国》中所写，一个人必须“从高贵的超然中走出来，进入具体事物的泥潭中”。 在情感上，甚至在身体上，与自己负责塑造的系统和流程的不完美和明显矛盾的混乱相近，是进步的源泉，而不是进步的障碍。杜威写道，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承诺，或者说是催生硅谷的工程思维，“会阻止教条主义，激发和鼓舞一种实验精神，这种精神想要在完全坚持之前了解系统和理论是如何运作的”，并且“反对过于笼统和简单的概括”。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engineer—whether of the mechanical world, the digital, or even perhaps the written—descend from his or her tower of theory into the morass of actual details as they exist, not as they have been theorized to be. One must, as the American philosopher John Dewey wrote in his essay “Pragmatic America” in 1922, “get down from noble aloofness into the muddy stream of concrete things.” An emotional and often physical proximity to the mess of imperfections and appa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systems and processes that one is charged with shaping is the source of progress, not its impediment. A commitment to this sort of pragmatism, or indeed the engineering mindset that has given rise to the Valley, “discourages dogmatism,” as Dewey wrote, “arouses and heartens an experimental spirit which wants to know how systems and theories work before giving complete adhesion,” and “militates against too sweeping and easy generalizations.”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丰田汽车公司高管大野耐一出版了一本书，描述 了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对工业制造业的重塑，并阐述了一种根本原因 分析方法，我们近 20 年前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并一直沿用至今。探究 方法对于我们识别公司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问题的根本原因而非表 面原因至关重要。从表面上看，这种方法很简单：问为什么会发生问题，然后再问四遍为什么。我们和其他人非常有创意地称之为“五个为什么”。在工业制造工厂的背景下，大野举了一个例子，一台机器因为 保险丝过载而停止工作，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原因是泵损坏，最终导 致金属零件磨损。在 Palantir，我们以这种探究方法为基础，对我们正在开发的软件的先导——人力系统进行了分析，甚至承认了这一点。为什么企业软件平 台的重要更新未能在周五的截止日期之前发布？因为团队只有两天时 间来审查代码草案。为什么团队只有两天时间进行审查？因为在去年 年末的预算审查周期中，他们失去了六名软件工程师。为什么预算减 少了？因为该团队的负责人应另一位团队负责人的要求，将优先事项 转移到了其他方面。为什么要提出转移优先事项的要求？因为公司推 出了一种新的薪酬模式，该模式鼓励某些领域的增长，而不是其他领 域。当然，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探究。为什么选择某些领域而牺牲其他领域？因为公司两位高管之间持续存在的争执。
在这个例子中，软件系统更新未能按时交付，其根本原因并非是某个工程师的疏忽，甚至不是团队的未雨绸缪，而是由于公司最高层持续 不断、日益对抗的人际冲突。这种企业蝴蝶效应对那些需要服从和适 应现代企业生活变迁的职业人士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们发现，那些愿意追寻因果线索并真正追随它的人，往往能够解开阻碍组织前进的结。这需要毅力和愿意深入挖掘问题的第一层。公司领导者的心理倾向和决策本能往往是挑战的核心。
如果相关人员能够克制住将责任推卸给同事的冲动，而是专注于导致当前错误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往往是人际关系问题），那么这一做法将发挥最大作用。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进行了数千次“五个为什么”评估，并起草了详细的书面报告，试图记录问题的系统性和根本原 因，而不是将责任归咎于个人。任何复杂系统失败的原因，无论是人为的还是其他原因，往往让人感觉难以捉摸，因为追踪我们构建的制 度和激励机制错综复杂的多重相关因果关系非常困难，也需要耐心。 错过最后期限或产品发布不尽如人意等错误，其根源往往在于参与该工作的组织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种方法是工程文化的产物，在最佳情况下，工程文化会坚定不移地专注于了解哪些工作做得好，哪些工作做得不好。挑战在于培育一种足够温和和宽容的内部文化，鼓励组织内最有才华和最正直的人站出来报告问题，而不是掩盖问题。 大多数公司里的员工都害怕失去工作，所以任何失职的迹象都会很快被掩盖。其他人只是想在不被发现对组织贡献不大或毫无价值的情况下退休。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利用他们曾经建立的帝国的衰落来赚钱。
卢西安·弗洛伊德是德国出生的具象派 画家，他可能是 20 世纪最经久不衰的画家。观察、仔细观察而暂缓判 断——接受事实，抵制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事实的冲动——是任何工程文化的核心，包括我们的工程文化。“通过非常仔细地观察一个人，不加评判，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关于你自己，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正是这种观察的方式，即在暂停评判的同时仔细观察我们周围的云，构成了工程思维的基础。 在重建技术共和国的过程中，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将工程 本能（实际上是一种无情的实用主义）引导至国家共同的目标，而只有我们冒险定义我们是谁或渴望成为谁，才能确定这些目标。
重建技术共和国
第十五章 走进沙漠（Into the Desert）
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分配稀缺资本时，我们为什么总是要听从群众的智慧呢？我们似乎无意中剥夺了自己参与批判性讨论的机会，讨论应该存在的企业和事业，而不仅仅是可能存在的企业。2011 年，在 Zynga 和 Groupon 崛起的巅峰时期，群众的智慧做出了明确的判断： 它们是值得进一步投资的赢家。数百亿美元押注于它们的持续崛起。 但是，没有任何论坛、平台或有意义的机会让任何人质疑我们社会的 稀缺资源是否应该转移到在线游戏的建设或更有效的优惠券和折扣聚合器上。市场已经说出了真相，所以必须如此。
正是我们自己的鲁莽和不愿冒着被大众嘲笑的风险，使我们失去了以任何有意义 的方式讨论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应该存在什么样的公司的机会。现代盛行的不可知论，不愿提出关于文化价值的实质性 观点，或者说缺乏这种观点，因为害怕疏远任何人，为市场填补这一 空白铺平了道路。
It is our own temerity and unwillingness to risk the scorn of the crowd that have deprived us of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in any meaningful way what the world that we inhabit should be and what companies should exist. The prevailing agnosticism of the modern era, the reluctance to advance a substantive view about cultural value, or lack thereof, for fear of alienating anyone,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market to fill the gap.
下一波技术突破，包括部署人工智能协助警察部门，只会进一步加剧这场争论，并将重塑我们对执法和计算可能性的认识。例如，包括 BAE Systems 在内的多家国防承包商与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合作开发 了步态识别系统 – 这是一种软件程序，仅凭行人行走的视频片段就能识别个人身份，而无需访问个人面部图像。这项技术已经开发了十多年，其准确性每天都在提高。警察局操作的小型飞行无人机现在可以接近车窗并打破玻璃，让警察可以毫无阻碍地向车内人员开枪。人们的道德愤慨和愤慨针对的是新技术的应用，而不是该市政府未能保护居民。美国花费了250亿美元保护驻阿富汗的士兵免受路边炸弹的威胁，但是当谈到防止美国人在 我国城市中丧生，遭受堕落、精神病患者以及往往资源极其丰富和残忍的暴力团伙的袭击时，人们的集体反应往往是冷漠和听天由命。
微妙、有趣且困难的讨论不是滥用此类系统是否合理，而是正确使用它们是否有助于遏制我们城市的暴力行为。这个国家每年有数千人被谋杀。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生活在此类暴力的阴影之下。对于许多批评地方执法部门使用软件的人来说，这些人的生命在道德考量中似乎并不重要。
我们开始将胜利的象征意义、更具戏剧性的元素和外在表现置于我们自身道德优越性的表达之上，而忽略了实际的、往往不那么明显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进步和改善。然而，正是对这些进步和成果的狂热追求构成了工程师看待世界的方法的基石和技术共和国的基础。风险在于，我们放弃了以结果为导向的道德或伦理体系——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结果（饥饿、犯罪和疾病较少）——转而支持一种更具表演性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围绕这些结果的信息管理掩盖了结果本身 的重要性。而技术共和国的重建，除其他事项外，还需要重建一个所有权社会，一种源自技术的创始人文化，但有可能重塑政府，在这种文化中，没有一个人与自己的成功没有关系，就被委以领导的重任。
第十六章 虔诚及其代价（Piety and Its Price）
美国众议院和美国参议院议员平均每年仅挣 174,000 美元， 尽管他们的决定可能会影响全国数百万士兵、教师、工人和学生的生 活。任何以联邦政府支付公务员工资的方式支付员工工资的企业都将 难以生存。
1994 年 11 月，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与其他国会议员就他提议的政府涨薪展开辩论。李光耀建立了一套制度，根据该制度，新加坡公职 人员的薪酬是根据私营部门职业（包括银行业和法律业）的可比工资 确定的。例如，到 2007 年，该国部长的平均年薪将升至每年 126 万美 元。李光耀的批评者认为，涨薪会吸引错误类型的候选人，这些人是 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是为公众服务而从事政府工作。在议会就此事进行 的辩论中，李光耀回应说，政治家“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就像你和我一样，有真正的家庭，有真正的人生抱负。”他接着说：“所以当我们谈论所有这些高调、高尚、崇高的事业时，请记住，归根结底，很少有人成为牧师。“
这些本能，即不言而喻的希望公务员成为我们的牧师的愿望，正在产生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即剥 夺了公共经济的广大部门——政府、教育和医学——正确激励机制可 以创造的利益。我们不愿在公共事业的背景下尝试新的薪酬模式，这 也是一种极其倒退的行为，将整个职业——包括艺术、医学、政府、 出版和学术界——隔离开来，本质上是受过教育且往往是世袭的精英 的领域，他们有能力为共和国奉献时间和劳动。更残酷的说法是，这些精英不希望他们目前几乎独享高地位职业的竞争。我们必须给医 生、公务员和教师更高的报酬。这些都是崇高的职业。但那些追求这些职业的人不应该被要求接受他们的崇高地位作为报酬。
建造一个足够小的核反应堆来为潜艇提供动力的计划是由海曼·G·里科 弗策划和推动的，他当时担任美国海军少将，是一位受人尊敬但性格复杂的人物。1900 年，他出生于华沙以北不远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一名裁缝，1906 年，里科弗六岁时，他离开欧洲，带着家人移民到 纽约。金特纳说，美国海军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建造出由核反应堆驱动的功能性潜水器，直接归功于里科弗的“大胆进取”——这一突破有可能将潜艇改造成不仅仅是“只能短时间下潜的水面舰艇”，而是能够在深海隐藏数月的水下舰艇。“我的工作不是在体制内工作。我的工作是把事情做好，”他说。吉米·卡特曾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海军担任下级军官，在竞选并赢得总统职位的几十年前， 他承认里科弗可能很难相处，甚至“有几次，我讨厌他”。但他对里科弗的崇敬始终如一。卡特补充说，除了他的父亲“没有其他人对我的生活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
当硅谷和华尔街的巨额薪酬以及在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本的对冲基金经 理和交易员面临挑战时，世界会视而不见。但是，当一位退休海军上 将（他的努力为我们带来了本世纪海战最重要的发展）在与国防承包 商打交道时，他却暴露出虚荣和缺乏判断力时，人们会大为震惊。他 违反了规则吗？也许吧。但是，如此严格和坚定地遵守这些协议也是 有代价的，狭隘的程序正义所能提供的安慰也是有限的。
我们对纯洁 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坚持希望我们当中最崇高和最虔诚的人也 会有追求权力的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情况往往恰恰相反。 消除 任何宽恕的空间——抛弃对人类心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任何容忍 ——可能会让我们面对一群我们会后悔的掌舵人。
Our desire for purity is understandable. We cling to the hope that the most noble and pious among us will also have the ambition to seek power. But history tells us that the opposite is far more often the case. The eradication of any space for forgiveness—a jettisoning of any tolerance for the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human psyche—may leave us with a cast of characters at the helm we will grow to regre.
集体寻找替罪羊的欲望是如此彻底和完整，以至于在历史上常常压倒我们。肯尼斯·伯克在 1935 年出版的《永恒与变化》中将“替罪羊机制最纯粹的形式”描述为“使用祭祀容器来仪式性地卸下某人的罪孽”。这 种将一个人的罪孽转移到动物身上，然后“残忍地殴打或杀死”动物的 过程，是减轻广大社会群体的内疚或不和谐感的一种手段。我们必须更直接地应对这种周期性且根深蒂固的欲望，这种欲望会在我们内心 深处涌起，寻找替罪羊——一个承载我们自己的失败、弱点、禁忌欲望和缺陷的容器。在宰杀动物或我们中间的某个人作为祭祀活动过程 中，伴随而来的解脱和卸下负担的感觉往往转瞬即逝。
第十七章 未来一千年（The Next Thousand Years）
1993 年，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 (ROBIN DUNBAR)试图计算一个人可以 与多少个人保持合理的社会关系。他调查了从南部非洲到新几内亚再 到加拿大北部的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类群体规模，得出平均每个群体 有 148.4 人，其中最小的群体有 90 名成员，最大的群体有 221 名成 员。这个数字通常四舍五入为 150 人，后来被称为邓巴数字，代表了 人类群体规模的某种理论上限，其成员与其他所有人保持直接联系和关系。
在 1986 年的一次政治集会上，李光耀提出，干预国家公民的私人领域是建设和建设一个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唱不同的歌，”他说。“我们不会因为同样的笑话而发笑，因为你可以用闽南语 开玩笑，”他补充说，闽南语是该国的中文方言之一，但“40% 的人口 不会听你的。”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加坡至少有 12 种中文方 言，包括粤语、闽南语、海南语和上海话。中文方言在该地区兴起和 日益突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英国殖民 地一直强调马来语，而不是中文，因为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 样，新加坡被认为是“更大的马来世界的一部分，马来语是主要的通用语。“一个没有道德价值观指导的社会很难在压力下保持凝聚力，”政府研究指出，该报告后来被称为吴庆瑞报告，以其主要作者、李光耀政府时期的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命名。“对共同价值观的承诺将决定新移民出身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并能够捍卫他们的集体利益。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就李光耀的领导能力而言，“关于环境还是个性决定事件的古老争论”“最终都倾向于后者”。这一古老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 1840 年写道，“伟人”是“他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救世主；他是闪电，没有它燃料就永远不会燃烧”。当时普遍认为，孤独的个人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巴黎先贤祠建于十八世纪，用于安葬法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哲学 家和将军，院内有伏尔泰、卢梭和拿破仑的雕像，山墙上方有二十二 根高耸雄伟的科林斯柱。从街上看，石碑上用大写字母刻着“献给伟 人，感恩的国家”。
1882 年，法国哲学家、渔民后裔欧内斯特·勒南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了题为“什么是民族？”的演讲。他是第一批试图将民族概念与更有限或狭隘的民族或种族身份区分开来的作家之一，他指出，当“种族与民族相混淆”时，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错误”。勒南提出了一个更为持久和强大的民族概念，即一个宏大而神秘的集体项目，而受过教育的阶层在战后几乎放弃了这种概念。
他将民族描述为“一种巨大的团结，由一个人已经做出的牺牲和准备做出的牺牲的情感构成。”对勒南来说，一个民族项目“以过去为前提”，但“在当下，它被一个有形的事实所概 括：同意，即明确表达的继续共同生活的愿望。”我们正面临着失去这 种“共同生活”的风险。勒南曾将国家描述为“日常公民投票”。而现在，它必须得到更新。建设国家、构建集体身份和共同神话的必要任务正面临被遗忘的风险，因为我们过于害怕疏远任何人，害怕剥夺任何人参与共同项目的 能力。正是这种对神话、对共同叙事的漠不关心，让我们作为一种文 化走得太远了。Palantir 的名字取自 JRR 托尔金的《指环王》 ，有人 认为托尔金的引用是“极右翼”的最爱。
He described the nation as “a vast solidarity, constituted by the sentiment of the sacrifices one has made and of those one is yet prepared to make.” A national project, for Renan, “presupposes a past,” but is “summarized in the present by a tangible fact: consent, the clearly expressed desire to continue a common life.” It is that “common life” with which we are at risk of losing touch. Renan famously described the nation as “an everyday plebiscite.” And it must now be renewed.
第十八章 美学观点(An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但在我们急于反抗西方艺术和历史狭隘叙述的压迫时，我们可能 失去了比我们预期的更多的东西。像克拉克这样的不合时宜的人被扫除，同时也放弃了其他规范和美学框架。结果，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我们的辨别能力，甚至判断能力。
But in our rush to rebel against the oppression of a narrow account of Western art and history, we perhaps deprived ourselves of more than we anticipated. The sweeping away of anachronisms such as Clark coincided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other normative and aesthetic frameworks. And we have, as a result, unwittingly diminished our capacity to discern and indeed judge.
斯文森在 2017 年的一次采 访中表示，“短期主义”和市场“对季度收益的关注”是“极具破坏性 的”。这是一种管理，是对资产的临时和有条件所有权，可以让人们长期保持其价值。
硅谷的核心优势之一是它拥抱所有权社会，尽管这种社会并不完美、 不稳定且充满矛盾。在这种制度下，组织内的劳动力和创造性人才对他们所建立的企业的成功和结果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人们很容易忘 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向科技公司的所有员工（从行政助理到高 管）授予股权是一种激进的做法，它背离了当时流行的组织员工按小 时计酬和领薪、而所有者获得巨额回报的模式。少数其他行业也曾尝 试过共享所有权模式，从律师事务所到医疗机构，但实际上，重大股 权往往只掌握在组织掌舵的少数管理人员手中。
硅谷走得更远，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对其成功至关重要。世界上许多最 著名的科技公司本质上都是公有的。早期的参与者共担风险，共享回 报。硅谷仍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在这里，出身低微的人（用宪法学者阿基尔·里德·阿马尔的话来说）可以拥有一些实质 性的东西，并参与其劳动的收益，而不是继续成为他人企业中的齿轮，即使通常是高薪齿轮。
Silicon Valley went much further, and the strategy proved essential to its success. Many of the world’s most prominent technology companies were essentially communally owned. The early participants shared in the risk and the reward. Silicon Valley remains one of the few places in the world where individuals of low birth, to use a phrase of the constitutional law scholar Akhil Reed Amar, can own something substantial and participate in the upside of their labor, rather than remain cogs, even if often highly paid cogs, in the ventures of another.
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一位有才华的毕业生也许可以加入高盛，这是合伙薪酬模式的先驱，或者是 一家白鞋律师事务所，律师们分享其工作的利润和风险。但这些实验基本上已经枯萎了；这样的公司仍然吸引着有才华和雄心勃勃的 才，但他们的薪水往往很高，但无论如何都是薪水。资本家攫取了劳动的努力和创造力的收益。
Throughout the 1980s and 1990s, a talented graduate could perhaps join Goldman Sachs, which was a pioneer of partnership compensation models, or perhaps a white-shoe law firm, where attorneys shared the profits, and risk, of their work. But those experiments have essentially withered; such firms still attract talented and ambitious minds, but they are paid salaries, often high ones, but salaries nonetheless. The upside of the endeavors and creative energy of labor is captured by the capitalist.
过去十年来，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在硅谷扎根，由哲学家彼得·辛 格等人推动，该运动试图建立在道德普遍主义的直观吸引力之上—— 即所有人类，甚至一些非人类，都应在我们的道德计算中考虑。辛格 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二十多年，他的工作之 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似乎解决了这个难题：无论是人类还是海獭的福祉，都是最重要的。但这种方法为一代人提供了掩护，让他们回避更棘手的问题，即什么是幸福的生活、民族认同的界限和内容，以及人类对意义的探索。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批评辛格采用了“空 洞的功利主义”，这种主义虽然优雅而简单，但仍然将体验简化为单一 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讲，硅谷许多领先公司的创始人并不是不道德 的；他们只是不道德，对宏大的信仰结构和世界观以及对集体生活可 以或应该是什么的肯定概念持怀疑态度。
硅谷的企业家们并不缺乏理想主义，事实上，他们常常看起来充满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很单薄，只要稍加审视就会枯萎。几十年来，大批年轻的创业者经常声称他们渴望改变世界。然而，这种说法 已经因为过度使用而变得毫无意义。披上理想主义的外衣，是为了减 轻这些年轻创业者发展任何更实质性的世界观的需要。而民族国家本身，即世界上追求共同目标的最有效的集体组织手段，却被当作进步的障碍而抛弃。
The entrepreneurs of Silicon Valley do not lack idealism; indeed, they often appear to be brimming with it. But it is thin and can wither under even the slightest scrutiny. The legions of young founders have for decades now routinely claimed that they aspire to change the world. Yet such claims have grown meaningless from overuse. This cloak of idealism was put on in order to relieve these young founders of the need to develop anything approaching a more substantial worldview. And the nation-state itself,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in pursuit of a shared purpose that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was cast aside as an obstacle to progress.
硅谷的企业家和工程师大军是上一代学者的继承者，他们曾试图隐藏 在所谓的中立科学发现的追求背后。强制中立首先出现在大学和科技 公司，后来又出现在构建了我们现在所处世界的科技公司中，这给我 们留下了一个空洞的共和国，远远达不到我们能够建立的水平。但 是，建立一个科技共和国，一个富裕、繁荣、充满创造力的公共实验 ——而不仅仅是施特劳斯警告的放纵平等主义的狂欢——将需要拥抱价值观、美德和文化，而这些正是当代人被教导要憎恶的东西。
对于李光耀来说，他的理想就是成为两千多年前孔子倡导的“君子”， “君子”有多种译法，如“君子”或“绅士”。李光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君子要“孝顺父母”、“忠于妻子”、“教育好孩子”，并且是“忠臣”。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这种特定的美德观念是狭隘和排他性的，必须予以抵制。但是，我们愿意发扬和捍卫什么样的美德、什么样的高尚或模范生活观念来取代那些以包容为名而被抛弃的美德和观念呢？
For Lee Kuan Yew, the aspirational ideal was to become, as Confucius urge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 junzi, which has been variously translated as an “exemplary person,” or “gentleman.” This was someone who is “loyal to his father and mother,” “faithful to his wife,” “brings up his children well,” and is a “loyal citizen of his emperor,” Lee said in an interview. Such a specific conception of virtue, for many today, must be resisted as parochial and exclusionary. But what virtues, what conception of the noble or indeed exemplary life, are we willing to advance and defend in the place of the ones that have been jettisoned in the name of inclusivity?
帝国的衰落伴随着对美德追求和培养的放弃。公元前 86 年出生的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记录了他周围共和国的衰落，当时喀提林企图发动 政变，后来被罗马军队杀死。萨卢斯特写道：“由于财富，年轻人突然 沉溺于奢侈和贪婪，同时傲慢无礼。”他们对自己的致富以外的任何事 情都失去了兴趣。平淡无奇、令人不满意的功利主义不足以治愈当前 的弊病。有效利他主义者在利用道德哲学语言方面很精明，但他们的举动只是推迟了人类对意义的探索。正如1985年创办《国家利益》杂志的欧文·克里斯托所言，“当今我们文明所面临的棘手任务不是改革世俗的、理性的正统观念”，而是“为旧的、现在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宗教正统观念注入新的活力”。
正是对集体经验和努力的厌恶，使得美国和美国文化容易受到攻击和渗透。我们被训练得非常小心，非常不愿意谈论美国文化的内容（如果有的话），以至于文化生产和制造行为转移到了其他不那么敌对的 领域。目前，美国社会的主要共同特征不是公民或政治，而是围绕娱 乐、体育、名人和时尚。这不是某种无法弥合的政治分歧的结果。使 陌生人之间在相当大的群体中形成一种想象中的亲密关系的人际纽带 被切断并被从公共领域中驱逐出去。制造一个国家的旧手段、教育系 统的公民仪式、国防义务服务、宗教、共同的语言以及繁荣和自由的 媒体几乎都被拆除或因忽视和滥用而萎缩。
It was a distaste for 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endeavor that made America, and American culture, vulnerable to attack and infiltration. We had been trained to be so careful, so reluctant to speak about the content of American culture, if there was any, that the act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 migrated to other, less hostile domains. At present, the principal features of American society that are shared are not civic or political, but rather cohere around entertainment, sports, celebrity, and fashion. This is not the result of some unbridgeable political division. The interpersonal tether that makes possible a form of imagined intimacy among strangers within groups of a significant size was severed and banished from the public sphere. The old means of manufacturing a nation, the civic rituals of an educational system, mandatory service in national defense, religion, a shared language, and a thriving and free press have all but been dismantled or withered from neglect and abuse.
硅谷抓住了美国国家经验的空白所创造的机会。在许多情况下，主宰我们生活的科技公司都是小国，围绕着许多年轻人渴望的一套理想而建立：自由创造、自主成功，以及对结果的承诺。世界上的桑尼维尔、帕洛阿尔托斯和山景城都是公司城镇和城市国家，与社会隔绝， 提供国家项目无法再提供的东西。
我们的论点是，前进的道路将涉及对自由市场的承诺及其对个人需求的分裂和孤立，与人类对某种形式的集体体验和努力的无限渴望之间的调和。硅谷提供了后者以及前者的回报。在圣克拉拉县的各个城 镇，无论是企业还是其他，都出现了一种现代艺术殖民地或技术公 社。这些社区内部连贯一致，其企业园区试图满足日常生活的所有需 求。它们的核心是集体主义的努力，充满了极度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的思想。诚然，硅谷公司所销售的社区体验本身已经商品化。然而， 美国和整个西方日常生活的分裂为包括我们在内的科技公司开辟了一 条道路，可以招募和留住一代人才，他们想做一些除了摆弄金融市场或咨询以外的事情。
Our argument is that the path forward will involve a reconciliation of a commitment to the free market, and its atomization and isolation of individual wants and needs, with the insatiable human desire for some form of 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endeavor. Silicon Valley offered the latter and the rewards of the former. Across the towns, corporate and otherwise, in Santa Clara County, a form of modern-day artistic colony, or technological commune, sprang up. These were internally coherent communities whose corporate campuses attempted to provide for all of the wants and needs of daily life. They were at their core collectivist endeavors, populated by intensely individualistic and freethinking minds. It is true that the communal experience that Silicon Valley firms were selling itself became commoditized. Yet the atomization of daily life in America and the broader West left a lane open for technology firms, including ours, to recruit and retain a generation of talent that wanted to do something other than tinker with financial markets or consult.
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许多地缘政治对手，都了解在组织人民的努力中肯定共同的文化传统、神话和价值观的力量。他们远不像我们那样羞于承认人类需要共同的体验。培养过于强硬和缺乏思考的民族主义是有风险的。但拒绝任何形式的共同生活也同样有风险。在美国和其 他地方，重建一个技术共和国将需要重新拥抱集体经验、共同的目标和身份，以及能够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公民仪式。我们正在建设的技术，包括可能挑战我们目前对这个世界创造性控制的垄断的新型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能放弃对这种文化的维护和发展。拆除旧秩序可能是公正和必要的。我们现在应该共同建立一些东西来取代它。
Other nations, including many of our geopolitical adversaries,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affirming shared cultural traditions, mythologies, and values in organizing the efforts of a people. They are far less shy than we are about acknowledging the human need for communal experience. The cultivation of an overly muscular and unthoughtful nationalism has risks. But the rejection of any form of life in common does as well.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technological republi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will require a re-embrace of collective experience, of shared purpose and identity, of civic rituals that are capable of binding us together. The technologies we are building, including the novel forms of AI that may challenge our present monopoly on creative control in this world, are themselves the product of a culture whos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we now, more than ever, cannot afford to abandon. It might have been just and necessary to dismantle the old order. We should now build something together in its pl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