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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20年前的寻找 一、发现径肚村 二、小松树下的孤坟
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一节 浅浅的界河 一、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共高层最初的决策 二、“隔岸村惨案” 三、深港边境三道防线的建立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
第四节 荷叶塘故事——一个地主后代的回忆
第五节 强扭的瓜不甜——宝安县的合作化和“退社风 一、新中国的集体化尝试 二、宝安县的反“退社风”运动
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第一节 三十年牛郎织女：文素巧寻夫
第三节 逃港的广州女大学生
第四节 “木脑壳”八次逃港传奇
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一节 “六二”大逃港为什么会发生 一、历史怎样让毛泽东失误——从莫斯科会议到“三面红旗” 二、狂热的深圳河 三、从“反瞒产”到“大饥荒”
第二节 逃港：饥荒中的出路 一、毛泽东尝到了“苦果” 二、“六二”大逃港的形成
第三节 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 一、“陶铸派我去宝安” 二、东莞和宝安的民兵排长为什么逃港 三、“不行，我们得去找省委” 四、从陶书记手上要到了特殊政策 五、最早的“对外开放”是这样搞起来的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 一、大饥荒旋风刮过神州大地 二、中英士兵持枪对峙 三、大军区政委亲令撤岗哨 四、“钦差”密访香港 五、广州火车站告急 六、总理致电：赶快收 七、究竟逃了多少人？
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一节 涌过边界的洪流 一、被尘封的历史 二、逃港大军撼动香港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 一、华山救亲与港警大搜捕 二、万名市民以身阻车队
第三节 梁成功九龙寨奇遇
第四节 暴雨下的冤魂 一、边界大惨剧 二、饥饿，你懂得是什么滋味吗？ 三、铁丝网下的冤魂
第五节 潮水冲击之后 一、狂潮是怎样平息的 二、逃港群众进入香港以后 三、港英政府失算了 四、台湾国民党政府和各国政府密切关注“六二”大逃港 五、港台“紧急援救”
第六节 全港大审判 一、行善者被法处 二、非礼逃港妇女案 三、港警夫人“窝藏”案
第七节 从逃港者到“洋参大王 一、从“富农狗崽子”到“投机倒把分子
二、为活命挥泪别爱妻 三、深圳河上枪口逃生 四、从苦力熬到大老板
第五章 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第一节 北戴河的错误判断 一、毛泽东北戴河一夜未眠 二、“反对者”变成“支持者”
第二节 在深圳河边筑起“铁壁铜墙 一、宝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西乡大算账——两个制度的对比
第三节 西坑之战——社会主义阵地的争夺 一、“反偷渡”典型魏天粦 二、神奇的西坑俱乐部 三、梧桐山下的“红旗”倒了
第四节 “爱”也拴不住的“心” 一、李美容揭发丈夫偷渡 二、美女罗秀姑轶事
第五节 刑场上的鲜血——老头与青年殊死血斗
一、有偷渡者被枪毙？ 二、四青年密谋逃港 三、四千军民夜围羊台山 四、群众齐喊：杀、杀、杀——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一、“群众外逃，我们总得想个法子呀！” 二、邓小平的话是什么意思？ 三、省委书记与大队支书的一场辩论 四、宝安县等来了“尚方宝剑” 五、历史，在随时光远去
后记

楔子：20年前的寻找

一、发现径肚村

眼前这片一望无际，长满芦苇的河滩，当年是一片流淌着鲜血、回荡着走投无路的百性惨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与火的迸发，是一场比之元宋大决战更为悲壮更为惨痛的历史大悲剧！
有历史学者告诉我说，东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广裹的空旷地，便是700多年前南宋王朝与元军最后决战的古战场。我想他一定是搞错了。我记得崖山之役发生在海上，从福建逃来的南宋皇帝，带着军民在深圳的大鹏半岛登陆后，因为害怕在陆上遇到追赶的元军，于是从海上绕道走。行朝的目的地是崖山，根本就没有去过深圳墟。
而顽固的老头言之凿凿，说是南宋的军队大败之后，小皇帝是由人抱着沿深圳墟东北的一条小路逃跑的，仓皇中还把一条护肚的锦帕失落在小径上，所以深圳墟东北的那个小村子后来就叫做“径肚”。
真是这样的吗？
打开那本70年代印制的深圳市宝安县地图，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深圳东部各个村落的名字和位置。
没错，径肚。一个芝麻大的村庄，就贴在蜿蜒的深圳河边上。而且，现在从罗湖通往沙头角的公共汽车有一个站就叫“径肚”。
见鬼，难道史载的“崖山之役”都成了空话？
我一定要到那个什么“径肚”村去看看，包括那条鬼才知道的小径，看到底是不是史书出了问题。
于是我带了地图，骑上“笨驴”——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宝贝单车上路了。
这是2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准确地说是1985年11月，深圳四季中最好的时光。

远处响着振动地皮的打桩声。深圳城里正在轰轰烈烈搞经济特区的大建设，国贸大厦正在拔地而起，满街尘土飞扬。我却跑到深圳河边去探古，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脚下是从深圳墟通向沙头角的一条鹅卵石公路。贴着深港的边境线蜿蜒向深圳墟的东面伸去，“笨驴”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东晃西晃着，简直要把主人“晃”下来。
在一块写着“边防禁区”的木牌前下了单车，一支木杆拦住了路。路边孤零零立着的矮小砖房，想来就是著名的“长岭边防哨所”。这里就是边防禁区了。当年这寂寞的边防哨所在的位置，大概便在而今罗湖区行人如织豪华气派的“兰亭豪苑”附近。

哨所里走出一个端着冲锋枪的边防军人，用手示意我停下。他把我的记者证拿过去端详一阵，又拿了进屋去，同里头一个年纪稍大的军人商量了什么。
哨兵挥手，表示我可以进人边防禁区了。那年头，一个党报的记者是挺吃香的。
于是，我来到一片广阔的田地，开始打量那块被史学家称为“战场”的地方。
其实这儿就是香港的山脉和深圳的山脉之间形成的一片开阔地。没错，地势平坦，三千元军和他们的马队足可以展开惯用的弧形阵势。

我在四周寻找着，沿着宋军退败时可能选择的路径。希望在小路上发现点什么，比如一片马甲、一截兵器什么的。
深圳河在身边的芦苇丛中无声地流淌，只有隔着铁丝网，在离我三十米处竖着英国旗的碉堡上，传来执枪走动的英国兵沉重的皮鞋声。
那位英国大兵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大概值勤的生活太枯燥了，才又慢慢地走过去……
难道700多年前南宋与元军的最后决战，真的就发生在这里？
我睁大了眼睛注视地面。没有啊，什么战斗痕迹也没有。
奇怪！
我趴在地上打开地图，手指沿着深圳河边上一个个地名找：莲塘村，有，在梧桐山底下；罗芳村，也有，更靠近深圳河……
照地图上的方位，在长岭村边，莲塘村偏南，也就是在这条小河靠北一点的地方，应该就是径肚村了。
我真糊涂，此刻，它不就应该在我的脚下吗？
可是，哪儿是“径肚”？哪有什么“径肚”村？我跺跺脚，身边除了松软的沙土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丛和从深圳河上吹过来的风拂动芦苇的声音……
究竟是我找的方位错了，还是地图错了？我开始怀疑顽固老头的说法了。
我沿着河边的山地往芦苇深处走去……走近河边，扒开芦苇。
啊，那是什么？
在长满野草的一条荒芜小道边，地面上有一些灰色的东西，蹲下身去看时，发现那是一些砖瓦的残片。
没错，这儿的确有一个村落。
接着，我拨开密密的芦苇，终干看到路边上几截残破的土墙。
对了，径肚！这里就是径肚村！
“喂―有人吗？”我把双手做成话筒大声喊。
四周除了风吹动芦苇的“沙沙”声和深圳河在转弯处冲击石头的“哗哗”声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没有人的村子！

我很快想起了半年前在调查深圳（宝安县）历史时，翻看的那些蒙着厚厚灰尘的案卷。当时，我无意中发现了那中问记载着的，深圳河边上几十年前发生的一段历史―大逃港！
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我记得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明明白白写着：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
难道这芦苇丛中、这朝霞掩映下的断壁残垣，就是当年因为大外逃而造成的“鬼村”之一？

大逃港啊，几十年前那段震撼深港的偷渡潮！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
什么“崖山之役”，什么“径肚锦帕”，在我心中一下都失去了重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绵延三十年不断的深圳河边的大外逃。中国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军人……无法忍受“左”祸带来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饥荒等种种政治和经济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之下冒着生命危险，强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的“自由世界”!
逃亡的群众涉及广东、湖南、福建、黑龙江等12个省，62个市（县），实际人数超过了百万！
守卫在河边上，荷枪实弹、刺刀出鞘的边防军人，面对的是成百成千黑云一般涌过来的群众。一位脱下了军服的老军人曾告诉我，那些年轻的端着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为着良心和军令的冲突而颤抖！那是一场保卫共和国的法纪尊严与人民群众挣脱饥饿煎熬，寻找自由、幸福之间的血火大碰撞啊！

眼前这片一望无际，长满芦苇的河滩，当年是一片流淌着鲜血、回荡着走投无路的百姓惨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与火的迸发，是一场场比之元宋大决战更为悲壮更为惨痛的历史大悲剧啊！
悠悠三十年，谁的是，谁的非？以往的恩恩怨怨已成过去，唯留下而今的芦苇一片，朝霞如血，黎明静悄悄……

铁面无私的历史啊，你在把矛盾推向极致的同时，已经悄悄安排了下一段的启动！不正是那一场场残酷的碰撞，鲜血的迸发，才促使了中国人沉思、觉醒、推动改革开放的车轮前行吗？
这，便是历史，永远藏着谜底的历史！
冷风阵阵，芦苇沙沙，深圳河无语西流……我默然肃立、低头，祭奠那些在这场历史的阵痛中，献出了鲜血和生命的农民、军人、共产党员、地主富农、右派分子……在这里，在这片芦苇中，他们曾一度不分阶级、不分贫贱、不分地域，为了一个共同的追求而亲密拥抱……
我不觉热泪盈眶。
无情的深圳河啊，你轻轻流淌．不虑不忧。你还记得只十年前，你身边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泪血掺和的辛酸吗？
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二、小松树卜的孤坟

我知道这个题材意味着什么。当年，对于这样一个“左”风未尽，某些人正讳忌、千方百计掩盖的题材，一个党报记者的披露显然要冒着丢掉记者证的风险。
那是在几月之前，罗湖区的某家酒店开业。酒店的总经理亲自登门我任职的单位，要求派记者出席，任务轮到我。
一切都很平常，主人十分热情，迎宾，嘉宾入座，放爆竹……可到了主人致词时，情况起了变化。本来还平静地站在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的欢迎辞之后，突然捧着演讲稿号啕大哭。
台下猛然一片寂静。
这太突然了，主人竟在喜庆开业的典礼土痛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各位嘉宾，”主人稍稍冷静了一下，嗓音依然带着硬塞，“请原谅我的失态。我实在是太难抑制住自己，在今天这个地方……”他用脚蹬了蹬铺展着红色地毯的地面。“我的父亲……二十多年前，”他又重新变得激动起来。“就是在我现在站着的这个位置……”他又硬咽起来。“倒下的……”他擦了擦眼睛，“当时我还小，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上了，一颗子弹打来……”主人抑制不住自己，痛哭失声。
“我没有辜负他——”他擦了擦眼泪，镇定了一下。
“不瞒大家说，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活得有出息。我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以下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在我对一家港资工厂采访之后，一位邱姓香港厂主突然把我拉到一个无人的客厅中：“你是记者吗？”
我莫名其妙，“当然——当然是。”
“那么，你有一个记者的良心吗？”
我又点点头：“当然，当然有。”依然一片狐疑。
“好了，你是记者，你也有良心，有一段历史，你应该记录下来的，这对我们民族是笔财富。你敢写吗？”
他的问话使我为难。那年头，对于“记录”是有许多限制的，尤其对于一位党报的记者来说
“请你说说是什么？”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他说，“我亲身经历的事。敢写吗？”
他上下看了一下我，似乎在掂量我够不够分量写他的故事。
我知道这个题材意味着什么当年，对于这样一个“左”风未尽，某些人正讳忌、千方百计掩盖的题材，一个党报记者的披露显然要冒着丢掉记者证的风险。
“敢啊！”我说，“充其量就是丢了这个饭碗吧！”
“那好。你跟我来吧。”

汽车沿着前面说的那条从深圳通往沙头角的简易公路往东走。公路崎岖蜿蜒，进人一片大山中。公路下面便是深圳河。我们在一条崎岖的山路边下了车。
“看见了吗？”他指着深圳河南面说。
一片随着山势绵延的英军铁丝网。
 “不对，你再朝南看，在那片小树林，对，那株小松树的底下。”
我看见了，那是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里是我的哥哥……”
顿时，我发现，这位香港人，眼睛里涌上来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20多年前，我过去了，他没有过得去。当时，他的脚受伤了。我小，才几岁，是有人背着的，他没有。我回头，看见哥哥倒在河里了。唉——”
他擦了一下眼睛，“也没办法拉他哟……”
“其他的就不用说了……20年后，我在那边富了。就又到边界上来，站在那边的铁丝网下，想看看哥哥过不去的那地方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二十年了，河都拐了弯了。”他摇着头，硬咽起来，泪流满面。
“于是我在河那边对着河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碑。还好，现在它还在那，看见了吗？”
我远远看去，河对面是一片野草的山墓前是立有一块碑，留有红色的墓字。只是隔得太远，字看不清。
“记住，这里叫闸门山。”他说，“愿意听我的故事吗？”
我们在公路旁的草地上坐了下来。山谷中吹来了凉凉的山风，拂动我们的头发。
迎着山风，我打开笔记本……

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一节 浅浅的界河

一、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共高层最初的决策
20世纪40年代末，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两大阵营相互仇视，几无往来。罗湖桥便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极为珍贵的“对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这条“对外走廊”成为毛、周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课题。

“咕、咕……”这是海拔214米的深圳牛屋岭上。拨开密密的乱枝树叶，我看见一块不到50平方米的沼泽地。水流，更准确地说是从地下涌出的泉水，在那儿发出轻微的咕咕声……
这便是深圳河——深圳和香港的界河的源头。
深圳河自梧桐山发源，从东北往西南流入深圳湾，全长37公里，河最宽处75米，最窄处仅为2米，人一跃就可以跳过去。
1898年，中英谈判代表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香港新界“租借”给英国，以深圳河作为港英方和中方的分界线。
紧靠着深圳河北岸中方的村镇有沙头角、罗芳、径肚、莲塘、长岭、深圳镇等。
紧靠着深圳河的南岸是香港的沙头角、莲麻坑、新屋岭、老鼠岭、粉岭等。两方陆地接界处有开阔的田野和山地。
深港西端的深圳湾是两地分界。深圳的最东面是南海，两方的边界为大鹏湾的海水。

1949年以前，草深叶密的深圳河边基本上处于无人管辖的状态。虽然在深圳镇边有一座罗湖桥，法定上它是香港与内地来往的唯一通道。但两地农民一般不走罗湖桥，他们习惯挽着裤腿，牵着牛、背着犁越过深圳河，想从哪里下水就在哪里下水。沿河两岸虽然有卫兵巡逻，大都装作没看见。
河两边的村庄姓氏主要有陈、庄、叶、万、黄等。沿河两岸村庄，田地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说，中方的村庄有田地在港英方；而港英方的村庄也有田地在中方。因而两地的农民常要过河到对岸去插田割禾。
有时收工晚了，过境的农民便不再回家，就在对方所属的河边搭个茅草篷过夜。香港一方，有一个小村叫较寮村，据说就是罗芳村的农民为耕作方便在河对岸建起的。
两地的人，常是同一个祠堂分出去的，各姓又结亲联姻，常结着亲戚。

1949年10月，由陈赓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了广州后向南挺进，直逼深圳。
河南岸紧张起来。解放军的目标在哪里？伦敦弄不清底细。于是两个精锐师，从南洋群岛的丛林调到深港边境。而另一封要求增派军队驻守深圳河防线的请示，也很快呈递到英国首相的长桌上。
然而，情况突然变化，如滚滚洪流南下的数十万解放军，突然停在深圳北面的布吉一带不走了。
1949年7月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令叶剑英向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传达命令：为避免引起边界冲突和国际纠纷，部队不再往南。
1949年10月19日，深圳和平解放。
从此，深圳河北岸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深圳河南岸隶属于英国政府下辖的港英政府。

港英一方在河南边的边境线上建起了铁丝网，据守的是精锐的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中方也在深圳河边设立了检查岗哨，派遣的是在河北组建的精锐的解放军公安一O师三O团。
据说公安三O团刚来的时候，河边巡逻的英兵听见对岸解放军操纯正的北方话，以为是中共主力“四野”到河边上来了，香港报纸也好一阵的报道，担心大军进攻香港，弄得人心惶惶，离港的轮船票曾一度紧张。

依照中英双方的协定，两地不再允许自由来往了。但习惯了“大家庭”生活的两岸农民，尤其那些会缠着哨兵磨嘴吵架的大婶大嫂们，是不认什么铁丝网和冲锋枪的。而习惯了在田埂上鸟雀似的飞跑的小孩们，也从来不问脚下踩的是港英的界土还是深圳的界土。
香港报纸登过一张照片：一群深港边境村落的妇女围住执枪的英方哨兵，理论要过河，另一群妇女则趁机把粽子从铁丝网上抛过去。
一开始，边境上中方与港英方的关系也还不错。
从盐田到蛇口，除了沙头角的一段山路有港英方用铁制的英国小旗插在路上作标志外，整个深港边界不设边界标志。人员车辆任意出人。由于从沙头角到深圳开会要走70里山路，不方便，中方军人常把军帽军服脱了，到港英方搭公共汽车往文锦渡，绕近路进深圳。港英方警察认出，也不加阻拦。由于深港两地的农田互为“插花”，五六十年代，中方曾一度允许给农民办过界耕作证去港方耕种并指定了出入路径：长岭村的农民通过一条10米长的石桥到香港境内的莲麻坑村耕作；罗芳村的村民通过河边的一个检查哨，到港方的打鼓岭耕作；黄贝岭村也有部分田地在打鼓岭，所以同罗芳村村民同经河边缺口出人境耕作；赤尾村有田地在港英方马草龙、落马洲，所以村民经深圳河边检查哨，下船出人境耕作；罗湖村有田地分布在港英方的罗湖、廖堂村和上水等地，村民经罗湖桥口出人耕作……
这，便是罗湖桥。

从民国年间广九线通车起，由于铁路经过深圳墟，罗湖桥头成为大陆通往香港的最后一站。

桥中间的木板上，用红漆划出的一道线便是边境线，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分界线。红线的北边，站着执枪的中国卫兵；红线的南边，站着执枪的大鼻子英国兵。

说起罗湖桥，至少到清代中期，它还只是过河种田的农民用几株树搭起来的“树桥”。清代后期，村人合资修建了石桥。广九铁路修建时，中英双方同意，由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建造铁路桥。桥上设立“出境检查站”。

当时的“出境检查”是怎么回事呢？

桥北边的中方有两排低矮的平房，十分简陋，以致你可能误以为是某个单位的员工宿舍，但那便是代表着堂堂中华民国实施管理出人境事务的“深圳海关”。

当然，平时出人境的中外公民是不多的。“平房海关”面向着罗湖桥，平房中有一个窗口，窗口边贴有一张白纸，白纸上面有人用毛笔工整地写了四个字：“出入检查”。南来北往的旅客，把行李恭恭敬敬放到窗口上，接受“中华民国海关人员”检查。

那年头，细心的检查员，会在行李上按一按，用生理感应一下包中的藏匿；不细心的，看也不看，举着一个大大的红印，在你的证件上“啪”地一声盖了，你便可以“出境”。

相对来说，港英方的检查要严格得多，除了检查来者的出境证件外，还要检查行李的重量、皮箱中有没有携带违禁品。

火车过桥则比较麻烦，双方的火车头是不能越过那条红漆分界线的。只能开到红漆线后，一方把火车头卸下来，对方在另一头接上一个车头，把车拉走。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边境检查突然放宽了。几乎不需要证件就可放人过关，这是因为：在中国大陆一个巨大的政治变化发生了。

1949年，蒋介石被中国共产党打败，仓皇退往台湾。出于对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害怕”或者“担心”，成千上万的不愿在共产社会中生活，又来不及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大陆百姓，潮水般地涌向罗湖桥，企图避往香港。
如同一夜涨水，1949年的下半年罗湖桥头突然变得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据当时香港的报纸记载，最高峰时，每天过境的人数不下十万。

共产党政权来得太突然，群众成千上万涌来。港英政府手足无措，生怕香港涨水。

怎么才又“人道”，又不会“水浸”呢？

港英警方临时订了个奇怪的“过桥标准”——广东人可以过，非广东人则不可以。

港报这样描述“奇怪的标准”：“难民”们牵儿带女、大包小箱地到了罗湖桥。先检查车票，看行李，英方海关人员（不一定是英国人）眼睛膘过来，看看你的皮肤、长相，判断一下像不像广东人。然后问你：“嗨丙到？”（粤语：“去哪里”）如果你能答得上：“嗨烘公。”(“去香港”）那就是广东人，让你过去。要回答不上的，便从队伍中拉出来，推回到桥那边去！

我的堂兄陈秉卓，原国民党的一位军官，就是这样被港英方人员从队伍中拉出来的。

过桥受限制了，一些非广东籍的“逃难者”便生出另一些路径来。

这也许就产生出深圳河上最早的“偷渡”。

我的那位国民党少校堂兄对我这样描述了最早的“偷渡”：
我不会说广东话，只好离开桥上的队伍往深圳镇里头走。那时罗湖桥边上的街道两边，都搭着一排排的木板房子，说是旅店，专门接纳从内地跑来深圳等候过香港的人。我有个朋友介绍的朋友住在镇上，他把我领到一间木板房子里头，贴着耳朵告诉我，晚上就在这房子里坐着等，哪儿都别去，会有人来找我的。
大约后半夜吧，我看看表，正是三点，听见有人用两个手指头轻轻敲门。我把门开了一道缝，进来一个三十多岁渔民模样的人。也不说话——不过说广东话我也不会懂的。用两个手指头在我眼前晃了一下，然后伸出巴掌，意思是要钱。我按朋友的吩咐，在他手心里按了两根金条，他就把手掌朝门外摇了两下，意思是可以跟他走了。
这简直就像干间谍工作的呀。外头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我跟着他，经过了一条好像是铺着石板的街道，又转了几道弯，前面便出现了一片芦苇。穿过芦苇丛，我便听见水声，面前是一条河。我想，这大概就是人家说的深圳河了。好像比现在的河面宽，因为能行船嘛。芦苇也比现在多很多，都遮得看不清人。
那人在河边上轻轻拍了一下手掌，芦苇里就慢慢穿出一条船来。
那人在我背上赶紧拍了两拍，意思是叫我快快上船。我上得船去，还想回头说什么感激的话，他已经把船一推，小船便朝香港那边去了。
船一到河中央．撑船的——我这才看清原来是个女人——立起身来告诉我，说我没事了．因为水是属港英地界，共产党没法抓你了……
我就这样偷渡到了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年，政府对于罗湖桥如此“放宽”，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是同当时毛、周对国内形势的考虑分不开的。
20世纪40年代末，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两大阵营相互敌视，几无往来，罗湖桥便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极为珍贵的“对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这条“对外走廊”成为毛、周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大陆财政拮据，粮食、生活物资的供应都趋紧张。军政人员数目一度突破了900万。政府要养活的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旧人员就高达数百万。另外，一些国民党军队残余上山藏匿顽抗，放火，杀害共产党干部，严重影响新政权的稳定和国内的治安。

让一些依然留恋蒋介石政府的人出去，既可节省财政开支，又有利于国内秩序。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最体面的做法：从罗湖桥放人。
从1947年到1950年，究竞有多少所谓的“大陆难民”通过’‘对外走廊”逃到了香港呢？估计总数达200万人之多。
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资本家，南京、广州的达官贵人。有躲避共产党土改反霸的地主豪绅，更多的是躲避战火的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像唐炳源、王云程、荣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内地逃到香港的。
50年代，在香港的调景岭和摩星岭的山头上，曾出现大批数里相连的木屋，据说就是大陆逃港者居住的地方。
后来很长一段时期，“每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的双十节），这里就变成了青天白日旗的旗海，成为香港的一道特殊的风景” （见深圳市政协编《深港关系史话》）。
想走的，都走啦。少了分饭吃的，倒是好事。新生的国家，换来了一时的安宁。

二、“隔岸村惨案”

深圳，原意就是一条深的河沟。两万人口的小镇，属于县府设在南头的宝安县管辖。镇中一条十字形的老街，两旁是两层的广式骑楼。每逢三、五、七日赶墟的日子，附近四乡的农民挑了蔬菜、鱼虾集拢到小镇上来了。广式骑楼下人声鼎沸、买三吆四，分外热闹。
清末有了广九铁路通过，深圳的位置便变得格外重要，它是国内通往境外的最后一站。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只玻璃瓶，深圳就是瓶底。国民党政府被打败到台湾时，所有大陆上想要去香港的人，都集中到这个瓶底下来了。火车站旁的罗湖桥边上，搭满了一片片的赌寮、妓寮……最高峰时，深圳镇的常住人口达到4万多人，来自全国22个省市、 96个县。

1949一1950年，深圳镇市面上流行着5种以上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南方券（中共南方局发行）、港币、银元、银毫。各种不明身份的人聚集、出入。各种货币的流行，加上宝安县当地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对新生政权的敌视和反抗，共产党在宝安县的政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1950年3月，一支征粮工作小组6人，在宝安县西乡的隔岸村被香港的国民党势力杀害了。这就是惊动了北京的“隔岸村惨案”。

当年的两广纵队三团女兵，而今已80多岁的工作队员邬少慰，是至今唯一一位面对记者，还能较详细叙述“隔岸村惨案”的人。

大约是冬天吧，我们在深圳领了任务，就准备下村去。我和彭振儒在一个工作队。工作队分了两个组，我去了上川村，彭振儒他们组6个人去了隔岸村。

这样搞了大约十几天，我们组的任务完成了，准备回县。我让手下的一个小战士去叫老彭他们一起走。那战士回来报告说，组长，不好了，找不到老彭他们了。

我说，是不是上村里访贫去了？他说，恐怕不是。我便问，住地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床褥，被子很乱呢，像是有打斗过的痕迹。我说糟了，恐怕遇上了顽固地主，赶快通知大队。

隔岸村跟香港就隔了个海湾，很窄，上船就到。地主反革命要过海来搞破坏，是一眨眼功夫的事。

第二天一早，20多人带枪进入了隔岸村。村头村尾地找，找了一个上午，也没线索。一直到中午，才有战士在山上喊：在这里啦！

这是隔岸村后面的山上，一个水塘边。6位烈士，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一个18岁，一个才14岁。手都被反绑着，脸朝下排成一排趴在那里，背上的枪眼血迹未干，地上留着一大滩的血。周围的地上还有香港出产的烟蒂……

“你要杀我，我必杀你！”

50年代初的深圳一带，杀机密布。

1951年2月，一张深夜贴到深圳戏院墙上的反动标语说，原国民党宝安县公安局长肖天来在香港许愿：“捉一个村干部赏300元、捉一个共产党员赏2000元。”

随之，靠近深圳河的长岭村三次被袭。佛子坳木桥被烧，守桥民兵被杀。

宝安县公安局内部的《敌情综合》指：仅1953年3月份就“发现反动传单3宗、国民党旗l宗、燃烧炸药1宗……”

“3月15日10时左右，新图乡大口村村民刘六，在村口口米坑山牧牛发现松山挂着一面青天自日（该旗长9寸4分，横6寸）反动国民党国旗。”

“3月24日下午3时正，深圳火车站从新界过来的火车箱内发现放有大小反动传单38张……内容完成反共大业、实行三民主义、反攻大陆、打倒苏联走狗等等。”

“1952年7月31日，肖天来的‘广东反共救国军’匪部6人，从新界潜入，枪杀了一名在村口放哨的民兵。”

“1952年8月4日，盐田乡南山村村民钟天生、钟煌友两人上山砍竹子，发现外国香烟盒和罐头盒。公安部门随之前往追浦，全歼敌特6名，牺牲了排长陈德才和战士唐生源。”

这种情况是不能够长期下去的。门，得关上了。
1950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要对深港边界实行封锁，整顿边防。
深港边境大清理开始了。

三、深港边境三道防线的建立

开始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南方的封闭从此开始了！它将延续，并将影响到以后几十年深港上空的风云……
首先是：杀一批。
1951年初，中共宝安县委在《关于防特镇反推动群运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在3月10日前，一齐动手，将已批准的死刑犯公审控诉，杀他一批，不得迟疑。再检举，再收集，再请示，再逮捕，再呈报杀一批。各地杀人，必须大张旗鼓，以安定农村。”

除了临时绑赴野外山头外，当年宝安县的刑场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南头西门，即现在的南头加油站附近。一处是深圳镇的晒布岭，即现在深圳中学背后。

据说由于隔岸村“反革命杀人”事件惊动过毛泽东，北京大为不悦，1950年6月30日，宝安县委特意给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信，称：“毛主席：关于这里镇反，过去现在都做得不大好，1949年解放到1950年底，共杀3人，地委说，你们宝安县至少得杀200人……”
在铁腕打击“镇反”，枪毙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后”，中共华南分局文件称，深港边境的敌我斗争形势已大有好转，可以对边防实行大的清理了，以便下一步对边界实行封锁，结束长期以来“有边无防”的状况。

深圳边防大清理由宝安县委书记于斯夫、副书记李馨亭、三O团政委宋云舟等直接指挥。

深圳边防的建立分两步走。第一步：把“不可靠”的人员清理出边境。

初时，公安派出所设在而今深圳老街大江南商城附近。街头上，佩着木盒枪、穿着褪色黄军装的公安人员，操着东北或者山西口音，十分和气地到每个居民家中进行户口登记，询问出身、个人历史、来源。

经过逐人逐户的户口登记和严格的询问调查，深圳公安部门再对镇上人口进行“有选择性居留”登记。

什么叫做“有选择性居留”呢？就是留在深圳镇上的居民，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祖籍本地或广东省籍、身份清白，没有同国民党政府合作的经历。外省迁来的一律退回原籍（由国家派往深圳工作的除外）。

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表现出开明的姿态：即使是敌对者，在清理出去时，也发给基本路费。第一批从深圳镇被清理出去的人共计351户、892人。这中间包括来不及跑往香港，躲藏在镇上的国民党残余，也包括一些一直居住在深圳镇的地富反坏分子。

经过选择，被允许留在镇上的，基本上都是忠于共和国的“良民”。

但深圳是个特别的地方，即使是共和国的“良民”，也必须在严密的“内控”之中。这种内控，主要通过居民自身严密的管理组织来完成。

镇上设有专管治安的派出所。每条街道都将十户以上的居民组织起来，建立“居民小组”。居民小组中选定成分好、政治性强的积极分子担任小组长。小组长直线与派出所“专干”联系。

居民小组每五天开一次会，对号点名。会上各家各户汇报五天来的劳动、学习情况。小组长细心听取“情况”，遇有居民“思想波动”或者出现“动向”，从夫妇不和到外来不明客人，小组长都会深人家庭“了解”、“帮助”。当然，情况很快登记到派出所专干的记录册中。

外地进人深圳镇的人，必须持有所在地公安部门签发的边防证件。到达镇上后，要由户主陪同上派出所登记，接受询问和证件检查，经签字批准后才能留住。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每条街，每个巷子，甚至一草一木，都已经在层层控制之中了，任何对共和国不忠的行为，都会碰响派出所门上的钢铃。
深圳，变“单纯”了。
车站旁的寮棚、妓院、光怪陆离的舞场商店通通都拆除了，就连那条老街的青石板路也似乎变得干干净净、安安稳稳了。

完成了镇内严密的控制网络后，华南分局便开始着手第二步：建立“边防区”，即在镇外的边境一带建立一个隔开内地和香港的安全保护区。

最初的“安全保护区”包括三道防线，从北向南看，第一道是边防线，第二道是禁区线，第三道是警戒线。三道线的戒备步步升级，越来越严密。
华南分局在1956年的文件中称，在宝安县内划出的“边防区”，其指向是：东起大鹏湾，西至矛洲河；南从深圳河起，北至山厦。横长91公里，纵深19公里。
任何外来人须持有由公安部门开出的边防通行证，才能进人深港边防区的第一道防线：边防线。
通过了边防线，再往南走，须持有由深圳当地边防开出的“特许证”，再经哨卡执枪边防军验证，方可进人第二道防线，即“禁区线”。
进人“禁区线”后再往南，即在距离边境线（如深圳河）还有50公尺至100公尺的地方，划有一条“警戒线”。这条警戒线常常是一条约两米宽的简易公路。越过了“誓戒线”的人，再前行50~100米，就有可能到达河边，即“深港边界线”（主要是深圳河）。这里是“最高警戒区”。
需说明的是，能够进入第二道线，即边防“禁区”的人员，除公务者外，为数已极少。凡是无手续而踏进了“禁区”的，便可视为偷渡，随时可拘捕。
对于偷渡者，初时的命令是：制止不驯，或有武力反抗行为者，可以鸣枪警告乃至射击。
三道誓戒线，警犬枪弹、严密防守，层层警戒，深港边境可谓戒备森严。

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公开发布命令：从即日起，深港边境“封锁河口”。自清与英签约以来、包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岸群众实际上存在的自由来往至此终止。那些私自进人三道防线，企图从深圳河偷渡者，将被视为“叛国投敌”。

第一张盖有钢印的深港通行证明，于1951年3月3日上午发出，是由深圳镇上的一位中年农民从派出所领到的。

据经事者回忆，为了表示“感谢”，当时派出所的人还特意向中年农民端茶递烟，并赠送了奖状。因为边民“觉悟提高了”，不再是打着赤脚，想“过界”便“过界”了，能第一个规规矩矩地来办证件的，当然是大大的良民！

那第一个拿到出人证的农民，大概不可能想到，如同数年后东德矗起了柏林墙一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南方的封闭从此开始了！它将延续，并将影响到以后几十年深港上空的风云……
而一场中国人的劫难，一场偷渡者与“执法者”之间的血与火的大拼斗，也将随之开始！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

一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现在，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连战都回来了，两党握手了。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还有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要让它再发生了。”
见到他的时候，这位当年三○团的边防军战士，已经年近古稀。他从深圳边防转业后也没有走远，一直在惠阳商业部门工作，1981年儿子来特区，他又跟来了。他说，这一辈子像是同深圳结了缘似的。
“你也知道那回事啊？”他反问我，“你们记者也够会钻的。”
对于５0年前的那一次“闸门山事件”，他记忆依然十分清楚，并且愿意告诉我。
“但有个条件：不要提我的名字。”
我理解，这段历史虽然解密了，在他们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

二

“那是1956年的９月，或者是10月吧，几号我记不清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新兵。”王志刚（化名）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站岗的地方就在闸门山，就是现在从深圳往沙头角去的路上。有人把它说成夹门山，那是错了。为什么叫闸门山呢？因为我们这边的山离香港那边的一座山特别的近，看起来就像一座闸门一样。
那天大约是上午11点，太阳暖融融地照着，叫人昏昏欲睡。我觉得那时也怪，太阳都不像现在这样烤人。我抓了枪在边境线上走。
突然发现身后的树枝在摇动。
“谁？”

“是我——”一个30多岁的汉子笑着向我走过来。我认出是部队请来打石的工人班长老潘，潘子良。

“你来这儿干什么，这是禁区！”我严肃地说。

“我来看石头，那边的石头都打完了。”

“你不要过来了——这里是警戒线了！”我警告他。

“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会逃。”老潘还在笑眯眯向我靠近。已经就要到我身边了。

“你站住！要不我要鸣枪了。”

“怎么这样——”

潘子良的话还未说完，我刚把冲锋枪朝天举起想吓吓他，突然被身后的一个人抱住。

我猛地感到头上被重重的东西击了一下，便“扑通”倒在地上。

“哔——”一声尖锐的口哨声，从山头上的灌木丛中猛地冲下来三十几个人。中间有妇女，还牵着两个五六岁的小孩。潘子良大喊：“快——过河！”

“扑通”“扑通”“扑通”只听得一片水响，一片水花。几十号人跳进了水浅得只盖脚肚的深圳河。

就在这时，猛听见山头上“哒哒哒……”“哒哒哒……”的枪声，冲锋枪响了！

我对照着档案材料看了，事情发生在1956年10月6日。
1956年下半年，驻深港边境的边防部队接到国防部命令，要在边境旁的梧桐山脚下建一个大的国防工程，据说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亲自批准的。山洞要大到可以开坦克，于是要招募一批民工开洞。
但是，深圳镇上的人大都只会做生意、开铺子，不会打石头，更不会砌石墙。砌地下的工程，得请外来的民工。
８月的一天，有人给梧桐山下的边防驻军引来了一个湖北口音的中年人，部队领导一看，虎头虎脑，像是有一把子气力的。
“叫什么？”
“潘子良。”
“干过活吗？”领导问，关心是不是劳动人民。
“干过的——在家专干粗活。”那人说。
领导点点头：“什么成分？”
“贫农。”
“嗯，把你的手给我看看。”领导说。
那人伸出手掌来，领导在上头磨了磨，粗粗的，结了茧，果然是干活人的印记。
“好吧。你留下来。”领导说，“以后你就是班长，打石民工班的班长，过两天你就去招民工，快些去，活很急。”

两天以后，潘子良来到了东莞县石龙镇的一家旅店里，他的四个朋友正在苦苦等他。他们是龚维卫、杨照业、王国忠、任殿奎。
五人都是在原籍无法存身的国民党军、警、宪人员。而潘子良则是正规军中被打散了的国民党军官。家乡“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后，他们呆不下去了，只好流落在衡阳一带做泥水匠。谁知“清查反革命”一地接着一地，看看衡阳也无法呆，五人又从湖南逃到了江西，藏身在赣南的一座山洞里。
住山洞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像野人一样，到山坡上掰点苞米、到山户人家门上偷点粮食过。终于有一天，龚维卫在下山寻食时让人发觉了。山洞不能再呆了。

“潘哥，往下怎么走呢？”几个人躲在农家防野猪的茅棚里又冷又饿。
“逃香港去！”潘子良是见过世面的，“咱们的人都去那儿了，共产党管不到那块天。”
“好啊，可那地方去得了吗？”
“去得了，从深圳跑。”
“深圳我知道的。”龚维卫说，“有铁路，我去做过生意的。”
潘子良说：“就一条河，过去就到了香港。以前可以过桥，现在让共产党封了。”他说的是罗湖桥。“我们早点行动就好了。”
他们很快到了广州。

潘子良带了些干粮，先去深圳镇打探，打算摸到了虚实，再靠近深圳河。竟然乘黑夜溜进了边防线，平安到达了深圳镇。

出乎潘子良意料的是：一观察，深圳河边上边防军来往巡逻，镇子里走来走去到处是民兵。潘子良傻了。没想到边防警戒这么严。

“要是不行，”潘子良想，“那就又得折回去，朝云贵走，从西双版纳那条线逃缅甸了。”他对众人说。

正当潘子良准备往回走时，情况又变了。

潘子良到杂货店买一包烟，发现一位军人正好也倚在柜台上买烟，他很快发现那军人口音中的江苏味。
“兄弟敢么是徐州人？”机灵的潘子良问。
“你怎么知道？”那军人马上便来了兴趣。
“我是泗洪的。”潘子良说。
“啊，那不远啊。”那军人说，“你怎么上这来了？”在南方这么个边远地方能遇到江苏老乡，军人显然很高兴。
“出来找碗饭吃啦。你知道，咱们家乡日子苦啊。”潘子良递上一支烟，“听说香港那边要人干活，就想去干份活。”
那人大惊，压低了嗓子：“你怎么还敢说这话！你是溜进来的吧。那是几年前的事，现在不行了，要坐牢的，知道吗？”
潘子良显得“懵”了。
那“江苏军人”接着又问：“你没办边防证的吧？”潘子良点点头。
“我就知道你胆大包天。你还是快点离开这。我没抓你算看你是老乡了。”军人说。
潘子良显得可怜巴巴的：“我回去也是老婆孩子干挨饿。再说，咱老家都千多里地，怎么回呀！出门靠老乡，你给行个好吧。”
“行好？行啥好？要我也坐牢呀，快走——”那人推着他走，猛地推着厚厚背脊的手停住了，“你在家干过力气活没有？打石头。”
“打石头？”潘子良心头一喜，“打过啊，你们要人干活？”
“会砌墙不？”
“会啊，我干过这行啊。”
绝处逢生！
“算你小子福分好，正好找不着人，你跟我去见我们连长，碰碰运气。”

两个小时后，潘子良回到旅店。龚维卫等四人正等得焦心，以为潘子良出什么事了。
好差事！潘子良把事情同四个朋友一合计：到深圳河边上打石头，那不是送个机会给我们跑吗？
潘子良把人一一领到连长面前，让连长挑。连长是个爱兵的，看着这一排精壮的后生，捶了捶龚维卫强壮的胸肌，显然很高兴，对那江苏兵说：“挑得不错嘛，我们全要了。”
“谢长官，谢长官！”五个人一个劲地鞠躬。
“你们说在哪儿打呢？”连长望了一下山头问。
“长官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潘子良回答，其实他早瞄中了一块地方，对他的江苏老乡说过了。
“就在闸门山吧。”江苏兵在一旁说，“那儿青石多，还都露苗了的。”
“那是禁区呀。”连长有点不放心，但压头的任务更让他着急。“都是贫农吧？”连长望了望劳力们问。
“都是！”潘子良带头回答说。
“贫农就好，你们要提高警惕。对面有时朝这边放枪的。”连长说，“明天我通知一下三排，你们去就是了。”
“是！”潘子良太高兴了，照着部队的样式行了个礼。

这时，连长皱了一下眉头。

后来在追查责任时，这位连长回忆说：“我当时也奇怪，怎么那家伙敬起军礼来，姿势那么正规啊？”不过他没有再往去深处想，工程任务太急。

打石队建立起来了，在从深圳镇到沙头角之间的山路边，开始搭起帐篷，烧起炊火，替建山洞的驻军供应石料。打石队也很快发展到二十几人。

潘子良看准闸门山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儿离深圳河最近，地势最有利。

从香港那边延过来的山头，同从深圳这边滑下去的山头，在这地方好像就要拉上手了，隔开仅仅几十米，像留着一道闸门。浅浅的深圳河就从这“闸门”中间穿过去。

靠河边是一段斜坡，向香港方向倾斜，有利于快速冲跑。

潘子良计算了一下，只要到达河边，冲过深圳河，就是再慢，也只需20秒左右的时间。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第二，这儿是边防军三排与二排接岗的衔接点，容易出现衔接上的时间差。埋伏在山上的打石工们，完全有可能抓住宝贵的“20秒”。

打石队中，又有人提出了“新思维”。

“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只管自己跑。”龚维卫说，“不如把老婆孩子都接来，一起过香港去。”

杨照业对潘子良说：“也对，反正要死一起死，我也去把你二姐接来。”杨照业的老婆就是潘子良的二姐。

潘子良犹豫了。他以前不是这么想的，尤其是在江西躲山洞时，想的是如何保命。现在命保住了，大伙儿想法又多了。这渡河是件难事，危险性极大，弄不好是要死人的。他想的是让五个男人先逃出去，在那边定下来，找机会再回来接家属跑。

但是，二姐夫说到自己的姐姐，弄得他的心也有些动了，他不由想起自己的妻子，她正怀着几个月的身孕呢。

“子良，你想想，如果我们能过去，分隔两地，要再回来接他们，恐怕就是一句空话了。”姐夫杨照业悲伤地说，“一家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分开，让他们在共产党手里挨斗受苦，我就是过了河也活不安生啊！”

有的人眼圈都红了。

“行吧！”潘子良同意了。

“他们早晚要派人出去招打石工的，顺道就去内地接人。但是，只能是带老婆一个人！”他对杨照业说，“孩子都不能带的，记住了吗？跑不动，要害事的。老婆接来，这儿是不准进的，都放在石龙镇，有火车，来这很快的。等这边的通知。”
10月５日，杨照业偷偷来找潘子良，告诉他一个消息：“家属已经到了石龙。你老婆也到了。”
“好。”潘子良眼里的火花一跳。“那就把他们领过来。”
“怎么领？”
潘子良吩咐道：“你和大家都准备好。我到部队去开招工的证明，开了马上到石龙去接人。人到了深圳后，我们走山路来与你们汇合，看准机会就从闸门山冲过去！”
杨照业想了一下，有个疑问：“是单个偷偷过河好，还是集体过河好呢？集体涉水目标太大了吧？”他眼睛看了潘子良半天。
对于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潘子良没有回答，只是说：“你先别问这个，听我的。人到了再说。”

三

潘子良带了龚维卫和任殿奎，拿到了证明，迅速到了石龙的车站。可是一看，立刻又叫他凉了半截。

不但几个人的老婆来了，而且跟来了四个孩子，一个十二三岁，三个才五六岁。

“叫你们不带不带的嘛！”潘子良生气了。乱弹琴啊！哪有拖儿带女去偷渡的！

但看见这些女人孩子，一身褴褛，同叫花子也差不多了，是不知吃了多少苦才挨到这里的。他又叹了一口气。

这时，他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咬咬牙，把四个小孩扔在石龙车站，让他们自己讨饭回老家去，大人则赶快奔深圳河。但是，他犹豫了。当看见多时没见任殿奎的孩子一声“爸爸——”亲热地扑在任殿奎身上时，他的鼻子也酸了。

潘子良无可奈何地瞪了杨照业一眼：“全都是你们害的！现在是要退也没得退了，往下就拼命吧。”他对任殿奎说，“就看我们命大不大了。拼过了深圳河，你们一家人过上安心日子。要是拼不过，大家就一起死。”

大家一时黯然。任殿奎的老婆便流着眼泪说要带孩子回去。

“算了！”潘子良一看情绪不对，马上安慰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一条河吗？有什么了不起？几分钟的事。明晚到了香港，你们一家请我吃团圆饭！”

大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露出一丝笑，情绪又上来了。

“宽不宽的嘛？”任殿奎的妻子有点恐惧。

“不宽，就只几米，水又不深，跨过去就是英国的土地，下水他们就不能开枪了。”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小孩，”龚维卫说，“怕他们哭。”

潘子良皱皱眉：“大人背着，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能出声，小孩不准哭。哭就拿手巾捂住！听好了啊，别到时候下不了手！”

一群人没有声息，但只有一个意思：放心吧！都横了心了！

“上车吧！”

十几人就这样上了火车，往深圳去。

一到深圳，潘子良就直奔派出所。

潘子良原来以为凭边防部队的证明，派出所会给他们一行开出去沙头角禁区的通行证。但是，那办证的人是个老公安，他拿介绍信看了半天，又看了看潘子良，表示怀疑：“你不是招人到沙头角打石头的吗？还带些女人小孩去干什么？”
潘子良笑着递上一支烟：“是家属，嘿嘿，去煮饭的。”
老公安用肘把递来的烟碰开：“煮饭？小孩也会煮饭吗？不行，通通回去——要探亲也只能在深圳镇上见。”
老公安拿出笔在纸上写下：“可在深圳旅店住宿，不能进入边防禁区。”撕下来递给潘子良：“去吧，同意这些人在深圳住旅社。三天。”

事情大出潘子良所料。他只好拿着住宿证明，出了派出所。

大队还在闸门山那儿等着呢，现在，管不了什么“禁区”不“禁区”，只有冒险领着这帮妇女小孩往禁区走了。

天昏黑，他们出了镇子，就看得见高高的梧桐山。路上有警戒，他们提心吊胆，绕着山走，沿着梧桐山脊翻过去。

那天正好部队杀了猪，大部分士兵都聚餐去了，值勤的不多。熟悉道路的潘子良得以带人避过了岗哨，爬过了梧桐山，来到了边界附近。

杨照业早已领着一群打石工在草丛中等着了。

“到底来了。”杨照业看见潘子良领人来了，不知有多高兴。其余的人看到自己的亲人来了，都欢喜得抱成一团。

“不许高声！”潘子良制止团聚了的人们。他点着脑壳把大大小小的人清点一下，包括后来招来的打石工，一共是32个人。

“好的。”潘子良说，“大家都听从我的指挥。”

现在，深圳河与对岸的香港已经历历在目了。“大家看见了吗？”潘子良指着山下亮着灯光的铁丝网说，“就是那——铁丝网下面的那条河，就是深圳河。”

一条带子一样的小河，在昏暗中闪着白光，轻轻松松地向远方流去。隐约看得见，山下边有端着枪的边防军在走来走去。

河那边是一片平原，平原上有些稀稀落落的屋舍。“那就是香港新界，我们就要胜利到达的地方！”

他说：“今天夜里大家先躲起来，明天白天再过河。”

“明天白天？”有人不明白，现在夜间正是好时候啊，为什么不利用夜色作隐蔽冲过去。

“你们不懂，他们巡逻的重点就在晚上。白天这一线两公里只有两个巡逻的，晚上就有十几个，你穿针都穿不过去，等于是送死。”

潘子良用树枝在地上划着，把他的分析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位置离河边已经不到一千米了。靠河是一片灌木。明天冲河前我们可以接近灌木丛，到达离河两百米甚至一百米处。越近，当然冲河的时间就越短，越容易成功。”潘子良交代说。

“他们明天那班岗是早晨8点换岗，到那时候这一公里的边防线，就只两个人巡逻了。他们两个人，要看一公里的芦苇灌木丛，我看，怎么都看不过来。”潘子良继续说。

“我为什么把冲河的时间选在十二点前的十分钟？这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因为已经站了快四个小时了嘛，快换岗了嘛。太阳又大，人最累。”潘子良说。

“我看表算过了，他巡逻过去再转身回来，到看清这边发生的情况，大约需要5分10秒以上的时间。我们那时离边界已经很近，5分钟还跑不了一二百米？跛子都行了啦，过河才几秒钟。等他们回头来巡逻到这里，”潘子良手中的树枝指着闸门山的山脚说，“我们已经冲过了河，他们想抓也来不及了。下了水就平安了，他们就不敢开枪了。”

大家不能不对这位出缅打过战的连长投过去佩服的目光。

“好了，没事了。现在，大家养好精神，睡觉去。”

所有的妇女儿童当夜就在梧桐山的灌木丛中睡了。打石队的人全部回山下的营地，一切照常，以免部队的人突然来访发现。

第二天一早，潘子良突然出现在山头上。

“起来——起来。”大家起来时，发现潘子良轻装打扮，绑腿、武器是一根木棍，已经站在一个小坡上了。大家便很快地集合。

“我们拼命的时候到了。”潘子良说。

大家都有些紧张。

“我把话给大家说明白了：像我们这些人，就是回去也是给共产党抓起来，进监狱、枪毙。反正一个字：死。只有拼出一条命来冲过去，才有一条活路，才能挺起腰来做人！”

他突然“沉”了一下，显得有些悲痛

“我为什么要32个人一起冲呢？”眼圈有些红，“有些弟兄还不明白。他一个哨兵再有本事，回过头来，也抓不了我们32个人。就是开枪打死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冲过去30个；打死我们10个，我们也能冲过去22个。值！”

大家一下子都静悄悄的看着潘子良。

有女人在“凄凄”地哭……

“不许哭！”有人制止说。

潘子良说着眼泪也往下掉：“过河时男人都走在最后，我在最后的最后——我也许会死，要是我死了，我的儿子拜托各位了，他现在住的地方是××省××县××乡××村。各位将来好了，要还记得我潘子良，能回来把我儿子也领到自由世界去，给我多烧几炷香，我就感激不尽了。”

一片死前的寂静。

“记住，到了香港的人，将来好了，发了，不要忘了死了的人啊！”有人说。

几个女人的哭声由于被抑制而显得格外凄惨。奇怪的是小孩似乎感觉到事情的危险，反而一点也不哭，只是紧紧地贴在女人怀里，根本用不上原来准备的毛巾。
“走！”
潘子良猛地变得凶狠异常，拿了一根木棒：“我先上，先干掉那个当兵的，然后大家听我的命令，冲！照业，走！”
潘子良的分析失误了，因为那次新兵王志刚没有巡逻到一公里外的顶点处，就提前转了回来……

四

烟卷烧起的青烟袅袅上升，那是从坐在我对面的王志刚嘴边飘过来的。
“杨照业抱住了你的腰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很清楚了，后来告诉我是潘子良在我头上打了一棒，当时我只知道，眼里是一片金花，耳朵里嗡嗡的，什么也看不清，就迷迷糊糊倒了。后来，我依稀听见劈劈啪啪的，像平时炒豆子的声音，我马上意识到是枪声，顿时清醒了许多，我知道那是开枪了。我想爬起来，可是爬不动。就有人来救我了。”
“你还看见了什么？”
“眼睛看不清，蒙眬中，好像有被打死的越境者被拖过河来，男的女的都有。”“再后来呢？”
“再后来……”他似乎在搜寻着记忆。“我记不起来了，已经在医院了。留下了这个——”他拢起头发，头上有块疤。
有一种说法是，当32个越境者一齐冲向深圳河时，可能是被枪声吓懵了，有小孩突然往回跑，潘子良于是又回过头来，跑向北岸去抱小孩……

2009年5月，当我去向那位向我提供线索的香港老板问询文章意见时，两鬓白发，年近六十的他正忙着准备参加一个政协招待会，由于对特区建设作出的贡献，他新近被评为“优秀投资商”。
“是的，是这么回事。”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把我的文字在手中缓缓抚摸着，眼圈都红了。“谢谢你，谢谢你，记者先生，我已经很满足了。”他摘下眼镜来擦着眼睛说。
我发现老人的声音在颤抖：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现在，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连战都回来了，两党握手了。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还有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要让它再发生了。”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宝安县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6年７月2９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一

1955年下半年，有一位着花条格衫的香港中年男子，在经过罗湖桥时因为带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的行李而被带到了调查室询问。在调查室里，中年男子突然提出要同深圳市某机关某人通电话的要求。

十几分钟后，一辆吉普车开来把香港男子接走。

神秘的香港男子被带去宝安县公安局，接待他的是一杯清茶、一把蒲扇，还有一位宝安县公安局的领导。

“辛苦了，辛苦了。”公安局的战友握着香港男子的手摇着。

香港男子说的是广东的客家话。局领导李馨亭是北方人，所以当时在场的还有侦察科懂客家话的小Z。充当“翻译”。

“４号同志叫我向你们问好。”香港男子说，“他叫我口头带来情报：刘立福为陈镜辉收买，过河来爆破铁路。国庆节前就可能从香港莲麻坑一带渡河。请你们注意防范。”

半小时后，宝安县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个工人在单车后尾搭着该名香港男子进入深圳火车站，消失在回香港的人流中。

香港情报机构不通过其他途径，而是派人亲自过河来送情报，说明此一情报的机密性。

50年代的宝安县公安局局长李馨亭在办公室向作者回忆深港边境往事

陈镜辉是什么人？刘立福是什么人？这位中年男子送来的情报说的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后，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在派遣特工潜入大陆，策动对红色政权的颠覆破坏。台湾海峡不易跨越，中立的香港自然成了国民党势力潜入大陆的最好通道。

当然，共产党也不是等闲之辈。深圳河北边早作戒备，布满眼睛。据说，广东的一位作家在公安部门的陪同下参观罗湖桥时，问：“我们的地下线索在哪里？”陪同者指着布满车站前的杂货店、报摊、卖云片糕的小贩说：“这些人中有一半是我们的人。”

双方的情报部门都在竭力利用香港。

据说，在香港，有人是专干“贩卖情报”这一行的：共产党给钱，给共产党弄情报；国民党给钱，给国民党弄情报。谁给的钱多，情报给谁。

当时，国民党针对深圳河边境的特工组织主要由台湾的“中委二组”直接指挥，首领是一个宝安县观澜乡人，名叫陈镜辉。

双方的“特工”虽然彼此从不见面，却非常“熟悉”。李馨亭等人清楚“中委二组”头目是谁，隶属台湾的哪个系统领导，最近主要的行动目标是什么。陈镜辉同样也知道：河对岸那个对手叫李馨亭，是山东东明县人，老家地名叫五霸乡。甚至连李馨亭什么时候南下、老婆在哪儿上班，他手下最得力最英俊的侦察员周水君最近在同一位姓杜的女教师“谈恋爱”……他们都清楚。

所谓高手过招，谁也不服谁，往往是你策反了我一个人员，我还你一次秘密爆炸……角力，在无声地进行着。

1955年，台湾方面给予“中委二组”指示：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期间，派人偷渡过河去，炸掉广九线的一段铁路。

一旦铁路瘫痪，按时驶入广州和香港的列车突然停开了，消息会很快传到国内外，这不仅会在广州和香港造成恐慌，还能在国际上造成中共政局不稳的假象。

“上百公里的路段，在哪里放颗炸弹不行啊？以各位对宝安县的熟悉，不说放颗炸弹，就是放颗炮弹，也只是湿湿碎（小意思）的事啦！”陈镜辉端了一碗酒，绕场一周，敬着各位兄弟。

“小意思，小意思。”众弟兄一齐举杯。

陈镜辉在会上布置任务的事，第二天就成为宝安县公安局秘密会议桌上的讨论题目。以致后来被捕的国民党特工不能不摇头感慨说：“还以为我们的内线厉害呢，你们的更厉害！”

但实际上，宝安县公安局知道的也只是计划的表层，“中委二组”的核心组织还没有人打进去。这个计划派谁来执行？偷渡走什么路线？手法打算怎么样变化？依然不清楚。

当时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是：执行人很可能不走罗湖桥的正常通道，而采取从深圳河边芦苇丛偷渡的路线。这是因为从罗湖桥以“港澳同胞探亲”身份通过，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带上炸弹不容易；而陈镜辉身边有不少宝安县人，熟悉地形从深圳河一带偷渡，较为容易。

让李馨亭感到为难的是，边防线这样长，很不好防。过河就靠近铁路了，放个炸弹就是几分钟的事，对于熟悉边境的人来说，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要避免“爆破成功”，最佳的办法当然是：掌握核心机密，得到偷渡位置，在“人”一过河时就先抓住。

宝安县公安局把得到更“进一步机密情报”的要求向上级提出来了。

真要感谢那位神秘的“4号”，现在，情报送来了，准确地指明了：人叫刘立福，渡河的位置在莲麻坑一带。

有人，有方位了，事情好办多了。

至于送来情报的4号究竟是谁？这连当时宝安县公安局的最高层也不清楚。也许就是前面说的代４号问好的中年人本人：“宽脸膛”、“三十多岁”。

当然，也许根本不是。

二

“刘立福。”侦察人员打开秘密档案，细细寻找着那个准备过河来爆炸的人。

找到了——所有必须注意的人物，都在秘密档案中记录着。

“刘立福，男，宝安县平湖白泥坑村人。文化程度，高中。未婚。1950年由蛇口乘船偷渡去香港。”

下面是有关人员对刘立福的外相描写，也在记录中：
“20多岁，白净面皮、面貌俊秀，有点像女人。人非常机灵、善变，行动诡秘。喜欢同女人说笑，好色。说话时喜欢用食指和中指并合打手势。”
据说刘立福在读书期间还被“中统”相中，学习过有关的谍报知识。
由于宝安县的偷渡者过河之后，往往会找不到工作。国民党的特工组织便常常在偷渡者身上做工夫，发现好的“苗子”便下工夫培养，然后再派过来。
刘立福一偷渡到香港，陈镜辉就把他网罗为准备送往台湾深造的“重点训导对象”。

有趣的是，据说，当时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也注意到了刘立福，开始还准备把他发展成为中方的谍报人员。当时有关方面的指示是，只要刘立福不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服务，他可以脚踏两只船，为国民党方面提供一般性情报，以掩护自己，而暗中应为我们提供更机密、更重要的情报。

但是，刘立福的一个叔父在镇反时被共产党枪毙，他反共立场很坚定。陈镜辉用重金把他发展成“中委二组”的谍报人员后，他拒绝了中共驻港情报机构对他的“收买”。

对于这样的危险人物，广东省公安厅特别指示：一旦偷渡过河，立即利用机会，执行武力抓捕！

陈镜辉选择刘立福，当然还考虑到刘立福是宝安县当地人，说话、利用地形，都有条件。反过来说，一个操江浙口音的人，一接近边界就会被监视。

但陈镜辉万万没想到，选择宝安县当地人，又给宝安县公安局的侦察人员对爆破点位置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可供判断的条件。

情报分析人员认定，因为被派遣人一般会选在自己熟悉的地段下手，刘立福不可能选择到深圳镇或者龙岗乡等他根本不熟悉的地段去作不必要的冒险。所以，“中委二组”计划的爆破地点，很可能就在刘立福长期生活过的广深铁路的平湖一带。这就大大缩小了防范的范围。

很快，在准备“过莲麻坑便抓捕”的同时，宝安县公安局还作了如果“抓捕不成”的第二手应对：广深线的平湖及附近路段的警戒，在暗中加强，变得水泼不进。

根据4号提供的情报分析，刘立福的潜入爆破时间，可能是在1955年的国庆节前后，所以到了9月的下旬，一切抓捕的工作都已做好，只等鱼儿上钩。

但是，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没有动静。

1955年的国庆节，宝安县城里开了庆祝大会，晚上舞龙灯。刘立福没有来。

又过了几个月，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情报说，没有什么变化，刘立福天天在尖沙咀泡歌厅，同舞女们打牌、喝酒，看不出他有什么要行动的迹象。

是４号的情报有错，还是陈镜辉的计划改了？

1956 年2 月的一天，罗湖边检站的监视哨突然报告：刘立福出现了，执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在海关接受检查呢。奇怪，没走莲麻坑了。他怎么还选择了这么一个时间进来？就是离五一节，也还有两个多月啊！

“是让他入境还是马上抓？”电话那头，侦察员小周悄悄的声音。

“有没有带违禁物品？”公安局长问。

“没有——什么也没带，就一个包。”

当然，这是个好时机。抓了他会省了很多后患。但是没有现行，就是有血债的国民党警宪，过境时也不能抓呀。

一时已容不得考虑那么多了。人已在站台边，再拖他的时间说不过去。

“先放他进来。”

当时的判断是：刘立福必定是带有任务来的，有任务就会行动，只要盯得紧，不怕他行动，行动了就好抓。

奇怪的是，刘立福来到深圳镇上后，什么也没干，在杂货店买了一包香烟，在车站的旅客休息室坐了十分钟。好像很无聊似的，漫步到摊上买了一份《羊城晚报》，突然转身上了往广州方向去的火车。

车站旁卖报摊的王老头，立刻把情况传给了走过来买报的“港客”——侦察员刘志新。

这家伙上火车是要到哪里去呢？想干什么呢？

火车在往他的老家平湖的方向开。

宝安县的公安机关，立刻通知在他的老家平湖白泥坑村周围和铁路沿线加强警卫，等着刘立福回老家来。一边派人跟踪刘立福上了火车。

但是，刘立福没在平湖下车，火车拐了一下，朝广州去了。

刘立福一直到广州才下车。

一下车，他身边突然冒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他领着孩子在广州火车站转了一圈，又突然跳上了火车，往深圳香港的方向回去。

这家伙在卖什么药啊？他潜入过来的“任务”，难道仅仅是给那些在香港的父母，雇来领孩子偷渡的吗？

打掩护，这小子不会那样简单。

他真正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他会要在这个时间搞爆炸吗？

不管怎样，先上火车，盯住了他再说，别让他跑了。

在刘立福后面的座位上，有四个高声叫着打扑克的青年；在刘立福座位前面的过道上，一个找不到座位的“农民”正将行李“横摆”在过道上抽卷烟。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似乎在漫不经心地欣赏窗外的风景。

现在，前后有7个侦察员堵住了刘立福，刘立福可说是插翅难飞了。当时的计划是：到了深圳，先以“带小孩偷渡”为名扣押刘立福，把他关起来再审。
但是，此刻，刘立福似乎一点警惕都没有，火车刚出广州站，他竟靠在长椅上打起盹来。躺在地板上装睡觉的侦察员从地板朝上看，看得见刘立福悬着的两只脚和穿着的皮鞋。心想：今天你就是再有本事，怕也难飞出去了！
车过了石龙就是平湖，到他老家了。
他没下。
过了平湖就是布吉，过了布吉就是深圳。
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像从地上蒸发了一样，一到深圳，刘立福就不见了！
座位上留下的是那个孩子。

三

当夜，香港方面的内线情报人员就报告说，刘立福此次过境，目的还不是爆破，是转手另一个情报。本来要在平湖下车回老家，顺势观察的。但在车上，他同侦察员的目光偶然相碰的时候，发现了危险。于是不走罗湖桥，中途突然下车，临时决定“偷渡”回去。现已回到了香港观塘家中，窗口的灯已经亮了！
好个狡猾的刘立福！他在广州火车站已经顺利交接了情报，很有可能就是利用小孩转的手。
“我们上当了！”
“一定要抓住刘立福！”第一次的耻辱让侦察员们分外气愤。
还好，根据香港方面的情报，刘立福并不知道他最重大的行动任务——节日爆破铁路的计划已经暴露。因此，照分析，他仍会再来。

又是两个月过去。侦察员们等着。

1956年4 月26日，宝安县公安局突然再次接到可靠情报，刘立福将在五一节前夕过来，这次他的任务次才真正露出陈镜辉的底牌：爆破深圳的平湖—布吉之间的铁路。

绝密的命令下到了守卫边境的三○团部队各岗哨，尤其是与莲麻坑接界的哨所：“就在边境上抓他！如果他反抗或逃跑，可以开枪。不能抓活的就把死的带回来！”

铁路沿线也加强了岗哨，平湖—布吉一线的铁路线上，哨哨相望。加上附近公路上巡逻车来往巡逻。即使刘立福通过了边境线，也根本无法靠近铁路实施爆破。

这回，李馨亭把刘立福的破坏计划再多作了一种考虑。万一刘立福不走罗芳村渡河呢？万一他直接走罗湖桥，作为港客回乡合法入境呢，怎么办？

对刘立福来说，这样做也是完全可行的，作为“港澳同胞”，只要没有“现行”，谁也不可以抓他。他可以平安地回到白泥坑村家中，而爆破用的炸药，可能早已经有人先带过来，藏匿在他家中或者什么地方了。

他可以在家中睡个好觉，然后突然在某个时候出现，到某个地方，取出炸药，瞅着机会，飞快地靠近铁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完成爆破。

为了对付这一种可能，李馨亭又再加派了一支队伍，将白泥坑村周围的山头、道路以及刘立福的家秘密包围起来。

“我记得是26号下午开的会，27号我就与叶盛湘、周水君去了白泥坑村。”老公安陈恩祺回忆说。几十年的事情，至今还记得在哪一天发生，可见老侦察员独到的记忆力。

“我们去的时候，民兵队长还不以为然呢，”陈恩祺说，“还说，不会吧，刘立福人挺老实的呀，他怎么会干这个呢？”

白泥坑的山上，有一条小路，是刘立福要潜回来必走的，十几个民兵，还加上我们公安局的五个人，提前埋伏在路边上。

虽然是四月份，天气已经是闷热难耐。尤其是夜晚，十几个小时趴在草丛中，蚊子一团团地来围攻人。“也许是太盼望抓到刘立福了，蚊子叮在身上都没感觉了。”老侦察员们回忆着。

“28、29、30——”他掰着指头说，“我们就这样在草丛中整整等了刘立福三天。没来。”

“五月一号晚，大约11点的时候，我伏在地上累了，正想到偏僻处小便，猛听到笋岗桥方向‘轰——’地一声巨响，爆炸了。”

“狗日的，给他爆炸成功了！他根本没有上白泥坑来！”

刘立福顺利地在平湖附近完成了爆炸。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过境时也没有被抓住吗？

刘立福是怎么爆破成功的呢？这在当时成为一桩轰动的疑案。

据后来侦破的情况，狡猾的刘立福突然不选择他熟悉的莲麻坑路线偷渡，而选择了他不熟悉的从香港新界到深圳黄贝岭的路线偷渡。那儿深圳河上有一段芦苇特别密。据说，这条路线是他从被香港方面收容的偷渡者口中得知的。

“当时，我也早有一点预感，这家伙可能爆破成功。”另一位侦察人员说，“因为据香港方面情报，他应该在4月28日就已经离开了香港，就是说，我们有三天时间失去了他的踪迹。对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这么久，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那么，这三天中，刘立福到哪儿去了？

直到后来刘立福被抓获，才揭开这个谜。

为了隐蔽行踪，在到达了深圳方面的黄贝岭后，刘立福哪儿都没有去，就一直趴伏在酷热的稻田里，整整躲了三天！全靠干粮和露水生活，根本就不接近铁路，也不回他的老家。就这样，他凭着坚韧的毅力，终于得以在宝安县公安人员的眼皮下消失三天，无法跟踪。

“这个人好耐心啊！”老侦察员们至今还感叹说。

好个刘立福！

那么，他又是如何接近铁路而未被抓获的呢？

其实，哨兵是有机会抓住他的。刘立福在4月30日时已经第一次接近了目标，即平湖的布吉桥一段。那是深夜两点。那时，在严密的警戒下，只要一行动，他就可能被生擒。然而两点半左右，负责埋伏的铁路公安中，有人熬不住了，点了一根烟。据后来刘立福交代，就是这两下红闪提醒了他，使他停止了冒险，再次折回到隐蔽处。

潜伏在草丛中的刘立福发现，他的行动已经暴露。可能内部有共产党的内线，不然，自己要爆炸的目标，怎么会突然有如此严密的监视，并且设有潜伏？

面对密密层层的潜伏哨，刘立福想：回去肯定不行了，他已经给陈镜辉立了军令状。只有麻着胆子，炸！不管在哪里，爆破了一段就算成功！

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抓住时机，还是要接近铁路。

5月1日深夜，他离开了布吉桥，像蛇一样滑到了深圳铁路的另一段，即清水河路段附近，在草丛中苦苦等待时机。

由于兵力都抽去防“重点”了，这里的巡逻要松弛很多。他悄悄等着：十点、十点半、十一点！

就在巡逻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他突然窜上了铁路，安放下了炸药，飞快地点燃了引线……

清水河路段的铁轨被威力巨大的烈性炸药炸翻了十几米。

第二天，通往香港的广九火车停开，数千旅客停滞在香港和广州车站。

香港、台湾的右翼报纸没命地狂呼：“爱国志士英勇爆破”“共党五一节一片恐慌”。

趁着人们的注意力为昨晚的爆炸所吸引，天刚蒙蒙亮，刘立福已经按照原路，经罗芳村附近的山地，平安回到香港。

刘立福炸损铁路被看成“中委二组”的巨大成功，受到了台湾国民党情报组织的高度嘉奖。在庆贺酒会上，陈镜辉高举酒杯不可一世地称：“我们现在有了一位可以来往深圳河如入无人之境的‘英雄’。”

当记者问他“英雄”叫什么名字时，陈镜辉说：“我们暂时无法告知英雄的真实姓名，这要等到我们成功光复大陆以后。不过我们已给他一个绰号，你们可以在报上这样称呼他：‘飞鱼’！”

当时负责深圳保卫的公安局副局长李馨亭，在1956年被免去了职务，调往广东省龙门县。

四

广东省公安厅震动了！
北京公安部也生气了！
最高国家安全部门严词切峻，为此事专门成立的工作组赶到了深圳，带来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签署的命令。
“公司”（当时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的代号）严令限期破案。
抓住他！一定要擒获这条为大陆安全带来巨大危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带来巨大损失的所谓“飞鱼”！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不得已动用了香港“4号”。
正当“英雄”刘立福在灯红酒绿的尖沙咀“泡”得晕晕乎乎的时候，他的死期也已经逼近。

一个月后，他突然接到更高的“上峰”急令，因广州地下反共组织要加快行动，急需电台，着“飞鱼英雄”刘立福立刻携带电台部件赶往广州。此次成功后，他将不再在香港行动，台湾当局将提升他去台湾特工总部任职。
对于上司的器重，刘立福兴奋不已。在“胜利”的狂热中，他向陈镜辉表示：３天内可以成功返回。“共产党的防线”“不过是薄薄的一张纸”！
他，太骄狂了！
只有老练的陈镜辉对刘立福的前往表示过迟疑，他曾向“上峰”提议“刘立福方建奇功，中共方面必严加防范。是否稍事休整，再行渡河”云云。但是，“上峰”严词切峻，以“广州情势急如星火，望勿狐疑至误”为由，催刘立福立即启程。

二话没说，刘立福稍加准备就再次偷渡黄贝岭。

结局是这样的简单：当刘立福带着电台部件，按照由“上司”精心策划过的路径，刚钻过稻田就被埋伏已久的公安人员按倒在地。

情报之准，令人惊异！

当时被抓住的有两人，另外一个是刘立福的助手。他们被抓的位置在而今罗芳村附近一间电子厂里。现在是一个篮球场，当时是一片芦苇。

1956年6月，所谓的“飞鱼”，终于在严密监禁下，以“反革命特务”罪，接受了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的刑判。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宝安县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6年７月2９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五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想到另一个重要的人物——4号。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在哪里？
“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无名英雄。”
几十年后的座谈会上，深圳的老公安们，无不这样谨慎地回答我。

对于4号，我可以告诉读者的是：到90年代末，他已是快80的老人了。他一直在香港生活，开着一家不大的商场。有时也会到台湾的儿子家小住。喜好种花，他的兰花据说还在香港某展览会上展出过。
1999年，他在香港静静地去世，只有老伴陪着，葬礼也像普通的香港居民一样简单无华。
他的儿女所能知道的是：爸爸一辈子都是个生意人。只有大陆最核心的公安部门，才会用代号记着他的真实姓名。
当然，记录谍报人员的那些册页，照规定到一定的年月就会被销毁，是几乎所有的世人都不可能再记住的，包括他们的亲人……
在香港的山头上，有许多公墓，墓前立着他的碑，不知是哪一块，但那名字一定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也许——连碑也没有。

第四节 荷叶塘故事——个地主后代的回忆

“孩子，如果你看到了这张条，就说明你出来了，妈妈已经没了，你的家也没了。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你也赶快跑吧——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让你们同你爸爸跑……”

得到他的允许，我公开这段故事。

1997年2月的一天，香港旺角一间酒楼里，十分热闹，不大的酒楼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喝早茶的广东人。

对面这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按辈分是我的表哥，名叫何增璜。原住湖南省桂阳县的何家巷，50年代从老家潜到深圳，然后偷渡到香港。

“大虎表哥不想回老家去看看？”我用小名叫他。还带着县里请港台人士回乡去办厂的“拜托”。

“不回了，不回了。”他摇着斑白的头，“回去做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了。”有些凄凉。

半天，他忽然问我：“石板街还在吗？”似乎在想什么。“还有，我家后门园里的石榴树，还在吗？红红的，这么大——”他拿手比划着，像当年爬在树上摘石榴的孩童。

他想着他的家呢，这位离乡几十年的老人。其实，他哪还有家？他家所有的砖瓦．都早在“大跃进”中被拆了建炼铁炉了。

我的心便不觉有几分悲凉。

他忽然停顿了一下，靠拢我，紧张地问：“还有，荷叶塘呢？还在吗？”他似乎很怕提起那个地方。

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家乡在湖南的南部，是个小县，名叫桂阳。

县虽小，却出了一个全世界都有名的伟大人物，那就是蔡伦。

也许是造纸的缘故罢，小县城的水井特别多，水也特别清甜。

清清的小溪水，与长长的青石板街道平行着，构成了一道诗意的景观，一同向南缓缓“流”去……于是一些人家的门槛边，就会架上一道道弯弯的像桥一样的砖拱，用来过人。月牙形的，别致得很。

小溪的水流过了何家湾、七里街、洋行角……最后接上一片水塘。塘里长满了绿绿的荷叶，红红的荷花，都在夏天的风中一摇一摆，美丽极了。那便是大虎表哥问的他小时候抓鱼的地方：荷叶塘。

“在的，在的。”我只好告诉他。

他嘘出了一口气：“啊，在就好——不要破坏了。”

五十年前，美丽的荷叶塘附近，便是大虎表哥的家。

大虎家的房子很气派，门额上题着三个字：家风第。

大虎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五表姑，出身官宦门第，她算起来，应该是曾国藩的重孙辈了。

五姑丈是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营长的。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散兵游勇到处乱躲，五姑丈便失去了踪迹。

那一日，已经是深夜了，五表姑突然听到有人在窗口叫：“文琪、文琪——”文琪是五表姑的名字。她一回头，便吃惊地看见窗口上露着一双眼睛：五姑丈回来了！
“哎呀，你还敢回来呀！”她赶忙开了门，把五姑丈迎进来：已经换了便服了。
五姑丈背靠着门，却不进来：“快，收拾东西，快跟我逃！”
“逃？去哪里？”
“香港——大虎二虎呢？”
“在床上。”五表姑指着熟睡中的大虎兄弟。
“快叫醒他们——人家还在山后头等着。”“人家”指的是准备一起跑的城里的几个大户。

据说那次成功逃去香港的，还有桂阳城里“大北关”刘家两兄弟、县城姓李的国民党党部书记，还有一个少校军医、后来都住在香港的调景岭，一辈子没再回来。

熟睡中的大虎二虎怎么也叫不醒“你别叫这么大声啊，外面听见啦——”姑丈很担心。

五表姑忽然想起，带着孩子是逃不了的，便催五姑丈：“你逃吧，他们能拿我母子怎么样？又没做坏事。”

话还没完，就听到有人擂前厅的大门——是民兵！

五表姑一把就把丈夫往后门推：“快跑！”两人转身就到了后门。

走到墙边，五姑丈爬上了梯子，泪珠就掉下来了：“但愿菩萨保佑你们没事。今生不知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日子！”说完，翻身就出了后院的墙。从此跑了香港。

等两个端着枪的民兵进来时．五姑丈已经逃远了。

“为什么不开门？”民兵问。

“我没听见。”五姑扣着衣襟说。

但梯子是来不及搬了。

“呀——后墙还有梯子呢！”一个民兵在后院发现了木梯。

五表姑因此被抓去派出所关了一个月，从此成了日日被“批斗”的对象。

我至今还记得五表姑被游斗的情形。

一长串衣衫槛褛的队伍，从石板街道的尽头上走过来了。队伍中的人，用一根长长的麻绳串在一起，像孩子手吸的一串大蚂蚌。民兵拿着竹片在后头吆喝着：“走！走！”如同赶牲口。五表姑就跟在这行列中，胸前挂着牌子，上头的红叉里写着：地主分子陈义琪。

她低着头走。头发有一半己经花白，身上的蓝布衣却十分整洁。

她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敲着一个破热水瓶。走几步，后头的押解人就在她的头上拍一巴掌警告：“敲响点！”

于是，筷子敲着破热水瓶的“念经”声，便响得更高：
“坦自从宽，抗拒从严。”她自念。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她依旧自念。
“打倒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家属陈文琪。”她还是自念。

有时母亲隔着窗口，看着从石板街上走过的“地主婆”队伍，会惊慌地关上窗子：担心这“风”也会吹到我们家里来。然后着急地对父亲说：“文琪呀，怎么旧社会的习惯还不改呀，都押着游街了，还穿得那么整齐，找死呀！”
父亲不做声．他本身就很危险。

“游街”结束的当晚，大抵都是“斗争会”，由居民小组组织。
晚饭过后的时间，长长的石板路上，便回响着铁皮喇叭筒的喊声：“各家各户注意了！今天晚上，在三厅屋开斗争大会。”
顺便说一句，这种“斗争会”是可随意举行的，主要用来“抓革命、促生产”。比如居民工作碰到了困难、修马路的任务完不成、“除四害”还欠着数字……那一定都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搞的“破坏”，可以搞一次“斗地主”来“促生产”。

至于那天的“斗争会”斗哪一个，也是随意的。看居民组长的喜好而定，如同抓出关在笼里的鸡。

厅屋的地下用木柴架着，烧着一堆大火。火堆旁，密密麻麻坐满几十个街邻。古街邻居，年年结亲嫁女的，如果照人们血缘看，四分之一都是五表姑的亲戚：或是叔伯舅舅，或是表弟表兄。
但是，这些曾经亲亲热热，一张凳上磕瓜子的街邻亲戚，开起斗争会来，个个像是有深仇大恨，争着“大义灭亲”!
“陈文琪站出来！”喊五表姑出来的，正是她的远房表妹，居民小组长。
五表姑就站出来了，在一圈“群众”中勾着头……
火山爆发般愤怒的口号声：
“打倒反动分子陈文琪！”
“陈文琪老实交代！”
“快说！你是怎么放走伪营长老公的！”
“我上次已经交代过了。”五表姑回答，语气很硬。
有人尖叫：“你同反革命老公有没有联系？”
五表姑反问：“人都跑香港了，怎么去联系呀？”
“呀，还不老实啊！”这里“老实”其实是“驯服”的意思。

“这是要打！”就有人愤怒地叫着，正义地从队伍中跳出来，对着五表姑就是一耳光！

“打得好！打得好！”人群中有人叫好——打人的正是准备入团的街邻秀秀。

“端渣子来呀！”秀秀声嘶力竭地叫着。

就有人端了一箩炉渣子进来，“噗——”地倒在地上，锋利的渣尖向上朝着，像张着口。

“跪下！”秀秀在五表姑后头推了一把，她便“哎哟”一声惨叫，双膝已经跪在了炉渣上……鲜血从她跪着的膝盖边——自然会有人把她的裤腿挽上去的——流出来。
终于，一个小时后，五表姑晕死在地上了。
于是，有人把关在屋里的大虎二虎放出来，让他们把母亲背回去。主持人也满意地宣布“斗争会很有成效”，大会结束，明天上水库。
餐桌边的大虎擦着眼泪对我说：“他们就是这样折磨我无辜的母亲。母亲怕我们多事，晚上回来，还安慰我们兄弟说，没啥，这年头，挨斗的人多呢。运动过了就没事了，平安了。”
不过，五表姑的这个希望也破灭了，不久，小虎就出事了。

二

我同小虎在初中是同班，所以他出的这事我前后都清楚。

那是一天快放学的时候．教室里突然进来了面色严肃的校长和班主任，而且后头还跟了比他们更严肃的公安。

我很快感到气氛不对。

“今天下午，有哪些同学进厕所了？”

问得太突然，被恐惧笼罩的教室中，几十个小脑袋木木地竖着，像水面的一根根桩。一片死寂。

“听见没有——进了厕所的站起来！”校长气愤得涨红了脸。

我的身后站起来四个同学，其中就有小虎。

“你们都在那做什么了？”校长问。

“拉屎……”其中一个大点的怯怯地说。

要是平时，这种回答一定会在教室中引起哄堂大笑，但这次没有。整个教室静悄悄地，紧张得像落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

“我也是。”

“我也是拉屎。”其他二个都说。

“拉屎？谁在厕所里写字了 ?”校长问。

四个学生都互相望着，没有人承认。

“这是谁的？”黄军装公安拿出一张作业纸来，举过头顶，上面用钢笔写着几个字：“苛政猛于虎也。”

这不是我们正学着的《孔子过泰山侧》中的话吗？

“还要顽固吗？”这回是公安问，态度倒平和，眼光在四人中扫射。慢慢集中在小虎的身上，不动了。

“我……我，”小虎声音在颤抖，“我，错了——”

两行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

“说得轻松，”公安说，“带走！”

就有另外两个公安跑上来，抓住了小虎，像抓着一只小鸡往教室外头去。我听见小虎在被架出去时叫着：“我不是啊，我不是啊——”

我至今不懂小虎最后说的“不是”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他只是随意写上的，并没有“反动”的意思。

后来知道，是去了厕所的团支书到校长室报告的，说在厕所里发现“反标”。那团支书后来被“录取”到省城的高中。

当年学校的厕所很简陋，只是一层木板楼。排着十几个锯出了粪洞的格子，用木板隔开。

“反标”——就是那张作业纸，被人贴在格子中的板壁上。

“作案”工具是钢笔。字迹显然是小虎的，更有小虎被撕去一页的作业本为证。

那时，我弄不清，孔子过泰山侧干吗要说那些话？我更弄不清，小虎把那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作业纸贴在厕所中，究竟有什么意义？

事情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案件。十五岁的小虎被关进了监狱，接受共和国法律的刑判。

这究竟是无意的，还是“阶级斗争情结”的发泄？今天想来，恐怕的确是后者。世上本应无“仇”，本应无“斗”。仇恨却因为煽动，你要斗我，我也斗你，越煽越烈。

小虎最后被判了十年徒刑。

但是，犯人才15岁，“阶级报复”得要被证明“有人指使”才顺理成章啊。当然，“指使者”便是他的母亲和哥哥了。

五表姑和大虎也同时被捕，关押了半个月，追查同“反动标语”的关系。从此，十七岁的大虎就被共和国“内部监控”起来了——照规定：凡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如其直系亲属中有被无产阶级专政“关、管、杀”者，他本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进人无产阶级政权的秘密“监视”之列。这在《公安条例》中称为“十六种人”——直到后来宣布“阶级斗争”的错误才取消。

“你们进十六种人了，不能乱说乱动，知道吗？”公安指着两母子：“要互相监督，互相揭发。谁敢于揭发，准改造得好，谁就早解放。”

三

香港的酒楼上，大虎在继续往下说：“事情在慢慢起着变化，二虎关进去以后，一个夜晚，我刚修水库回家，母亲把饭端到我面前，看我吃着，突然说：大虎，你逃吧。”
逃？大虎一时还不明自她的意思。
“逃香港，找你爸爸去”
大虎迟疑了一下，问：“不，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会找你的。”
“娘都快五十的人了，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五表姑说。
“不，我不能走。”大虎搂住了娘，“现在就剩咱娘俩了，要死咱娘俩死在一块！”
昏黄的灯光下，大虎的眼泪滴落下来了。

几天以后，居民小组派大虎到离城二十里地的地方去修水库。

这是个大晴天，清早起来，大虎吃了一碗母亲准备的甜酒，背起行李和锤子同几个一起干活的青年上路了。

阳光暖暖地照着，拱桥下的绿水轻松地唱着歌。

“走到那条石板路的转弯处，也就是在离荷叶塘不远的地方，突然我想回过头去……看一眼我的母亲”大虎声音哽咽。“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平时我出门，全不是这样的，难道这就是心灵感应？这时，我发现母亲也站在窗口望我呢……”

“没想到这就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老人的泪水溢出了眼眶。

四

两天后的傍晚，四个孩子到小城外的荷叶塘游水。昏暗中，有人看见水面浮上来一大块东西，还以为是一段木头，就用竹竿去捅。等游过去看时，才发现是一具尸体。

五表姑是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塘底的。她学过游泳，担心自己沉不下去。

没有人看见她投塘。

只是在前一天黄昏，有人看见她穿得干干净净，把门锁了，提了一桶衣服，往荷叶塘洗衣去。

当年五表姑投水的地方——桂阳县城南荷叶塘，面貌已非昨日尸体扔在塘边上，很久没有人敢管。据说公安并没有去——死的只是一个地主婆，用不着去的。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她为什么会自杀，地主婆自杀是常有的事。

事情传出去，小县城中还是有了议论，都说是畏罪自杀。

“大约是还有没坦白出来的吧。”革命人民怀疑。

“八成，那写反标的事，同她也有关。”更有人肯定说。

得到凶讯的大虎是第二天才从工地赶回来的。二公安局表现出人道，同意让狱中的小虎也由人拿枪跟着出来，看他的母亲一面。

两兄弟于是得以相聚。先是抱着母亲湿漉漉的身子哭，后来是兄弟抱在一起哭，再后来是跪在地上哭。

两兄弟求一位路边的老奶奶为母亲换下湿的衣服，这是做儿子的没办法做到的事。天上的乌云聚积，两兄弟求人的头磕得地皮“嘣嘣”地响，天地动容！

街邻都只是远远地围成一圈看着，不敢走近，更不敢同他们搭话。

三天后，回到工地的大虎就从水库上跑了，毫无牵挂地踏上了偷渡香港的路——找他父亲去了。

逃跑前他还打伤了一直盯着他的烧石灰的伙伴——在五位派去修水库的青年人中，有一位是被公安局交代了任务，要监视“十六种人”的大虎的“哥儿们”。

“我命大，过河很顺利，也没遇上警犬，很快就到了香港。”大虎说，“我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只有她死了，我才会下决心跑！”

当然，此后，大虎再也不可能知道他逃跑后家中发生的事了。两地隔绝，没有人会传给他家乡的音讯。

“你是78年才出去读书的吧？”大虎哥问我，我点点头。“后来我家的情况，你清楚吗？”

我只好摇摇头，我能说什么呢？

其实，“家风第”第三天就被政府收走了。后来改住了一户姓葛的商业局的干部。据说半年后，干部的妻子无意中在旧的壁缝里发现了一张纸条，是五表姑留下的，信交给政府了。是五表姑留给小虎的，其中有这样的话：“孩子，如果你看到了这张条，就说明你出来了，妈妈已经没了，你的家也没了。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你也赶快跑吧——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让你们同你爸爸跑……”
那干部的妻子是位小学教师，有文化的。她后来告诉别人：“到底是读过书的，一笔好娟秀的字啊，竖着写的！”
大虎表哥在东莞办有三间电子厂，有一千多名工人。桂阳县里的外经部门做了许多工作，想请他回家乡去投资办厂，帮助家乡解决年轻人就业的问题。他始终没有去。我去做工作也没用。
2007年4月17日，大虎病逝于香港观塘。

第五节 强扭的瓜不甜——宝安县的合作化和“退社风”

“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时，是不是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悲剧？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反面！”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一、新中国的集体化尝试

1956年。武汉。
毛泽东轻松地浮在长江水面上。
大江浩荡，滚滚倾往天际。好一派壮观景象！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此刻他的心情格外豪迈。
在他的心中，还有另一番壮观的景象：一年来，全中国的形势，真是好极了！
城市实现了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工业指标连续被突破……尤其是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大变化，那真是翻天覆地。
前不久，秘书送上的报告称，直至1956年4月，全国的农村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合作化。几亿中国的农民拿着申请书，敲着锣打着鼓，高高兴兴进了“合作社”，走到集体化道路上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就在农村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富农的田地财产都没收过来，分给了那些穷苦的农民，人人有田可种，有饭可吃了。农民的生活比动荡下的国民党时候好了，人民群众从内心拥护共产党。
他又发动农民搞起了互助组。让一户两户、三户四户的农民“互帮”,贫苦农民相互协作，农具耕牛交换使用。

但是，好景不长，新的问题出现了。
土地分到农民手里后，农村很快又出现了“分化”：那些劳力弱的、孩子多的、生活穷困的，宁愿把手里的地卖了了。而劳力强的、富裕的农民想发家，又把穷人的土地买到自己手上来……土地往富人一边流，平均分下去的土地又不平均了。
原来，共产党就是把土地送到农民手里，如果任其下去，还是会穷的穷，富的富呀！

汇报的材料告诉他，一些穷苦的农民，是靠着互助组的乡亲把粮食借给他们度过荒年的；那些没有劳力耕地的老人．生病在床的寡妇，是靠着互助组的乡亲替她们耕地下种的……

要这样下去，那还革什么命，流什么血啊？这是谁都没有想到！

于是，毛泽东在巾臾的会上警告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拉农民一把，“农民会说我们共产党见死不救！”

在中国，既要让农民富裕，又要避免再回到贫富两极分化的路上去，是个难题。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只有靠三个字：集体化。

这是一条不是哪一个人“富”，而是大家都“富”的共同富裕的道路！

那么，这条路怎么走呢？

首先，把儿亿农民都组织起来，组合到许多的“集体组织”中去。再进一步解决产生贫富悬殊的生产资料——土地问题。

发动农民把已经分下去的土地、耕牛、农具……再交回来，重新组织到“集体”中去。

只有这样，地是集体的地、田是集体的田，打的谷子是集体的谷子，农具、耕牛……全都是集体的，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分配，才不会有哪家贫，哪家富，哪家剥削哪家。

这样就铲除了资本主义的土壤，消灭了“不平等”，最后就可以实现千百年来多少圣贤的愿望！
他给中国的这个“集体”取了个名字，叫做“农业合作社”。
从个体到互助组．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一步步把农民朝高处引。这就是“集体化”的道路。将来还要把农民引向集体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共产主义，最后让农民进人丢掉小“我”，溶入大“我”的至高境界中！
这，就是毛泽东的集体化理想！

但事情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顺利。
1955年7月11日，颐年堂。
刚刚从农村调查回来的毛泽东风尘仆仆，便急着召见邓子恢、廖鲁言、谭震林、陈伯达等人。
“你们说农村的形势那样不好，农民要求退社的多。有那么严重吗？”
邓子恢：“的确是这样的，主席。有些农村干部强迫农民入社。农民思想不通，生产就没积极性，庄稼也就长不好……”
“我刚从外地回来，怎么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很好嘛，农民生产消极了？”
邓子恢插言：“农民缺粮是真的。”
毛泽东：“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嘛。我调查了。是地主、富农们闹的。他们对搞集体化本来就一肚子火。柯庆施对我说，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几人都没作声。
“你们原来发展合作社的计划太慢了，要改！”他把送来的计划放到桌上，“下半年我们的合作社要发展到130万个！”

“我看还是维持原来计划的100万个吧。慢一点好。”邓子恢壮着胆子反对，“这不像我们土改，把土地交给农民，现在是要从他们手中收回来，工作就不好做了。”

毛泽东没作声，继续抽烟，听。

邓子恢越说越起劲：“大规模普及的条件也不成熟，前段时期试办的那些合作社，有些连会计都找不到……有些地方，把农民的棺木、老羊皮袄都拿来入社了……”

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了：“你好像比我还有理！”
他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当然，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他同陈伯达谈起过多次，这在同邓子恢争论时，没有去展开。

那就是，不仅防止“贫富分化”必须搞“集体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逼着你不能不搞“集体化”。

就在此前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重工业的目标制订了。这中间遇到一个问题：发展重工业就得要粮食、要棉花、要原料。这些原料从哪儿来？只有从中国农村这个大仓库中来。照新中国成立初年农村的状况：薄地、耕牛、水车……农民吃的都不充足，拿什么去支持五年计划？

说白了，用什么办法来让地里快点多打粮食，多生产棉花、多出油料来支援工业化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靠农村快点实现合作化，靠“集体化”来促进生产发展！

用一句经济学上说的话就是：用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力发展！

这个道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的：18世纪手工工场的生产力，正是通过“分工”创造出来的！祖师爷马克思也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过。

通过发展集体化来提高生产力，苏联的集体农庄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取得了醒目的成就。

1952年苏共第十九次大会上，马林科夫就宣布：通过“集体化”，苏联已经使小麦的产量比1940年增加了48％。长期困扰俄国人最严重的“吃”的问题，就是在“集体化”中解决的！（后来证明，这个增长数字是虚夸的——作者）

毛泽东身边的“秀才”陈伯达更是力主这一经济观点。毛泽东在批复山西省关于办合作社的报告中，更特别提醒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注意社会主义可以创造高速度的问题：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_{（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l期第9页）}不加快办合作社的步伐，不靠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你邓子恢的农村部张着个巴掌，拿什么去支援工业化呀？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指出，全国农村在1958年之前，要全部实现合作化！

这比原来刘少奇设想的花二十年的时间先搞机械化再搞集体化的速度翻了几番！

一个“加人农业合作社”的热潮，随之就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起来了！

到1956年5月止，全国91.2％的农户都人了合作社，到11月底，更增加到96.1％。

毛泽东决定继续扩大战果：又把矛头对准了城市“集体化”!

按照中共中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于1967年完成，结果1956年就完成了。提前了12年之多！

从农村到城市，双喜临门！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全国山河就都“集体化”了，真是飘在南海里的一只小渔船，也是农业合作社的了！

但是，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另一个问题：亚当?斯密的手工工场例证，能不能运用于20世纪的中国农村实践？18世纪的英国赤贫无产者，与20世纪有田有地的中国农民，对于搞“集体化”会有怎样不同的心情？

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强行快步走“集体化”的道路，必然导致“隐性反抗”——消极怠工、生产效率低下，种种恶果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那是后话。

而他的“大办快办”合作社，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已经开始。

现在，我们离开万里长江那个浩大的背景，去找一个小“点”看一看。

在遥远的南方，在“合作化”的高潮被掀起，一片敲锣打鼓之后，深圳河边的那个小县——宝安县是怎样的？

当那些无奈地牵着老牛的农民、拿着“申请入社”的红纸，强作“欢笑”走进合作社的大门时，毛泽东可能并不知道，在这一些的后面，在发生着什么……

二、宝安县的反“退社风”运动

宝安县的历史档案，记载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宝安县农民的生活状况。宝安县80％以上的土地权都集中在少数人——地主阶级手中。

民国时期的中国，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决定了社会处于极大的不合理与不安定之中。没有土地的宝安县的大部分农民，生活必然贫困。

正是这种贫困导致了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否定。

以一例为证：
宝安县桥头村农民林嘉福耕了地主林良旺三石种田，一年只能收谷三十五担。除交租二十担外，每年还要交“文田谷”二十斤、“巡丁谷”九十斤、“保长谷”一百五十斤、“族房谷”十斤、“征兵谷”二百零六斤……
辛苦付出血汗一年，林嘉福最后拿到手中的，只有不到三担谷子。就是说，不到其实际生产的十分之一。一年一家人只有二个月的口粮。

三四月，青黄不接，是地主向农民盘剥的最好时机。农民不忍一家老小饿死，高利向地主借粮。往往是借一还三，甚至借一还四。

在这种情况下，战乱中的国民党政府还要向农民征收壮丁谷、保甲谷、靖安谷等等苛捐杂税。

种种盘剥之下，宝安县农民一年的收人，大约是其收获的一成到两成。

这样可怜巴巴的收获，怎么养活妻子儿女？

为穷困所逼迫的农民常常走上绝路。

资料记载：“林嘉福在此情势之下，只得带着一家老小七口出去讨饭，七十几的老母亲不忍心拖累儿女，出门前上吊而死。妻子和小儿子饿死在去东莞逃荒的路上……”

有此遭遇的宝安县农民，在民国时期，非此一例，不在少数。

蒋介石政权在农村的失败，农村的贫富悬殊，农民的穷困境遇，正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拥护的“立政”基础。

共产党来了，改变了这一切。

1949年10月19日下午4点25分，在今天的深圳剧院原址，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深庄严宣布：深圳解放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这是多么大的喜讯啊！群众自发地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炮仗庆贺。

如同当年在解放区开展的，使得后来的解放战争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支持的“土地革命”一样，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在广大农村发动“土地改革”,“斗富济贫”，把集中在农村少数人手中的土地，拿来分给在农村占大多数的贫苦农民。

1950年6月，宝安县人民政府向人民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没收地主的生产资料和多余的房屋。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的土地和其他公地。”

人民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农民世世代代盼望的“均贫富”。共产党，真正获得了贫苦农民的心！

宝安县的“均贫富”是分成这样几步走的：
第一步，镇压反革命。首先把农村的反动势力打下去！
1951年3月9日，宝安县政府分别在深圳、南头、西乡召开群众大会，判决了163名反革命和不法地主。一次就枪毙了大匪特首领林强、刘色风等16人。
1951年3月至6月，宝安县共扣押“反革命”1324人，枪毙180人。反动阶级的气焰被打下去了！
第二步，派出工作队进人农村“访贫问苦”、“串连扎根”。

一队队背包上挂着毛巾和漱口杯的工作队进人了农村。他们大都来自底层的劳动人民，与穷苦的“阶级兄弟”吃一锅饭，睡一张床。贫苦农民把他们当成了“贴心人”。

第三步，把农民组织起来，跟地主阶级势力斗争。

怎么把农民组织到一块呢？什么是农民的共同点呢？那就是他们在旧中国同样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充满着对国民党旧社会的怨恨。
共产党在农村广泛开展“忆苦思甜”教育。
一次次的“访贫问苦”，一次次的“诉苦大会”，共同的遭遇，使分散的农民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到“黑暗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国民党”身上，农村的组织坚强了。穷人的心紧紧地同共产党连在了一起。
第四步，农村工作队顺势发动组织“农会”，并开始了中国农村革命的“重要”一步：划分“阶级”。
怎样划分阶级呢？
有关资料记载，1951年宝安县的土改工作队刚进人农村时，无法分清“阶级”，曾用过一个最朴素的“方法”：穿烂衣服的就是贫雇农，谁家壁上挂着腊肉腊鸭的就是地主。

同一个祠堂姓氏的子孙，按照经济状况被分成：贫（雇）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等多个成分。前三者为人民政权的“依靠对象”，富裕中农为“团结对象”，富农、地主为“专政对象”。

“千年百代一姓人”的中国农民，从此有了不同的身份——“阶级”。

为什么要划分阶级呢？

有了阶级的划分，阵营就分明了，斗争的对象才能清楚，才能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人，进人“革命”的下一步。

第五步：斗争地主分田地！

而今互联网上网的年轻人常常不解为什么“斗地主”：地主和农民有深仇大恨吗？分了人家的田地得了，为什么还要“斗”他们呢？

事实上，斗倒地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把地主阶级的威权打下去的过程，更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在农村获得道德支持的过程。

做牛做马的贫苦农民翻身了，而当年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阶级被斗倒在脚下了。是共产党来了，让他们扬眉吐气，“当家作了主人”。

在大会上被批判斗争的地主“交代了罪行”，穷苦农民上台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群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口号喧天，群群激愤。

打倒少数，底得大多数，新生政权更加稳固了。

勇敢的农民冲进地主的高墙大院，强迫地主交出账本、地契，然后一把火烧了。地主所有的土地、房屋、牲畜都被充公，按农会的指定一一分给农民。

宝安县的历史记录充满了激动：“那些盖满官印的田契，从此随着整个封建剥削制度的灭亡而焚烧殆尽！”

我在宝安县土地改革有关的历史资料中发现了一张图，图中的说明写着：”1951年5月29日，宝安县举行土改没收典礼大会，做成猪栏形状的地主栏设在主席台的右边。低眉顺眼，垂头丧气的地主被一个个押上来，被定为不法地主的都戴一顶五寸的白色高帽，守法地主则蹲在地主栏的前面。献田契仪式开始，地主们一个接一个上台，向毛主席像叩头谢罪，然后双手向农民代表献上红纸包着的地契……”

毫无疑义，5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20世纪90年代，深圳作家苏伟光、杨宏海主编了一部《深圳民间歌谣》，其中有一段《土改快板》，用宝安县农民的话，记录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喜悦的心情：
我名叫亚福，今年五十六。
想起解放前，住个茅寮屋。
着个烂衫巾，食个盐傍粥。
解放翻倒身，分田又分屋。
涯阿福，涯阿福。
不忘共产党，永远过幸福。

可惜的是，中国农民的这种欢天喜地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为了“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一场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卷地而来，交给农民的土地又要重新收回去！

人民对共产党那种感激的心情，从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宝安县的合作化运动来得很快，一开始曾让人感到突然，人们原以为“集体化”是多年后的事，1953年底，宝安县委在试办了第一个合作社——“新桥农业合作社”后，还在文件中得意地认为速度已很快了：“这样，5年时间内，我们就可以实现全县合作化。”

可是北京一声号令，全国的“合作化”突然加速！随着毛泽东批判邓子恢等的“小脚女人”，所有的人都不敢冉站在“革命的对立面”。

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击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

一般人都熟悉共产党在城市发动的“反右运动”，而对于农村进行的反“退社风”却知之不多。

我们来看看，宝安县农村是怎么“反退社”的。

宝安县的农村“整社”，即反击“退社风”运动，是在1957年8月后进入高潮的。

“整社”方法同“反右”类似，先让农民提意见，搞“大辩论”。让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再根据“辩论”划分阶级队伍。组织群众，对暴露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反击。

据称，最初在宝安县农村搞的“反退社”比在城市搞“整风反右”还难。雪片似的向县委飞回来的报告都称：“大辩论搞不起来。”

农民开会不积极，喊了半天开会，稀稀拉拉就来十几个人。拿张凳子坐在大屋中，只抽烟，听干部讲，就是不吭声。

开了一晚的会，煤油都烧过半盏灯了，还没有人肯说共产党一个不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此时的农民已有了“参照物”。

我查了一下宝安县开展农村反“退社风”的时间，其时为1957年的9月到10月。此时，城市的“反右”斗争已经先开展起来，凡是向共产党提了意见的右派分子，正被揪了出来批判斗争。

城市的右派分子“多嘴”已经尝尽了苦头，宝安县的农民有“前车之鉴”，不肯讲话了，是情理中事。

工作组十分着急。群众不说共产党的不好，就找不到“靶子”，找不到靶子，怎么好开展“斗争”呢？不“斗争”一些人，合作化怎么能继续走下去呢？

于是做细致的工作：农民不开口不能“吊捆打”，得要有一套叫他们开口的办法——在这点上，城市的“整风反右”为农村的“反退社”积累了经验。

一位老工作队队员回忆说：“经验就是启发式运动，就是由贫下中农、干部带头揭问题，把反动的话引出来。”

有关这类的资料，留下来是不多的。我有幸找到了记录宝安县农村“大鸣大放”历史的，1957年惠阳地委（当时宝安县属于惠阳地区）农村工作部所编的《东江在前进》一书．书中有一篇《和平社大鸣大放斗争的经验》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宝安县和平农业社“大鸣大放”是怎么做的。

“宝安和平社大鸣大放大争搞了15天，有273人鸣放了729条意见。”

“鸣放”热情分明很高。

那么，和平社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片先是召开党支部会议，解除顾虑。其次是队、组长、贫农要带头鸣放。不管（群众）提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对的意见要沉住气听下去，不要立即反驳。

估计到反动力量主要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向党“进攻”：一是攻击合作化后生活今不如昔、粮食不够吃。二是工农悬殊大。三是物价太高。四是集体不如单干。所以，要在这几个方面充分作好“应战”准备。

应战的准备是这样做的：

“以队组织为核心，每队准备一个（人），驳斥（一个）谬论。事先收集材料，（如由）四队收集合作化后生活大大改善的材料：黄耀中全家5人，每人每月吃了34斤米；黄伯如说，全队现有54支水笔（钢笔）, 20把电筒，解放前只有伪军官才有一支水笔。”

当“反击”的材料准备充分后，“大鸣大放”会就可以召开了。

开会前要反复讲清不打击报复，解除顾虑。号召群众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引导”是循序渐进的：第一晚“一般都是由干部、贫农先带头发言。都集中在领导方法、生产安排（这些不很要害的间题）上。社委队长当场要表示接受批评……”

通过第一晚的“放松’后，第二晚．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便会蠢蠢欲动了。

“第二晚主要是引导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合作化优越不优越？统购统销好不好等方面。”

真正的交锋这才开始。

政府征购是否太重？档案记载，富裕中农黄观生、黄和兴说：“全社全年人口增加了43人，增加口粮2万斤。”但上交的任务不减，粮食当然不够吃。除非“减少公余粮才满足口粮需要”。

早准备好的人们是如何“驳斥”的呢？

贫农童田生起来发言说，不能因为我们困难就要求国家减少征粮：“一个社减少2万斤，全省全国那么多社，不知要减多少多少。这样军队、工人吃什么？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我们自己增加生产。”

第二个问题，农民生活是不是“苦”了？

黄观生说：农民“年年口粮220斤，生活没改善”。“同志（工人）白雪雪，农民乌黑黑。”

“贫农黄秤生拿出一包黄金龙香烟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农民都能抽香烟了)？谁说生活没改善？”

农民黄亚居说：“过去100斤谷子换100斤盐，现在200多斤才换100斤盐，是政府剥削了农民。”

“贫农黄秤生说，政府只向农民收点公粮，不从盐、烟、酒多收点税，哪里有钱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可以去惠州看看建设糖厂要多少钱？”

那时，邻近的惠州要建一个大糖厂，看了回来的农民无不赞叹祖国的大建设好。“叫苦派”没说的了。

第三个问题，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

说单干好的人说：“入了社．我比以前干的还多了，收入还没增。”

“今日是有得做冇得食。还不如以前给地主打工好，三餐饱饭热烘烘。”

说集体好的人反驳说，旧社会我一家流浪讨饭，进了合作社我才有吃有穿。谁说合作社不好啊？

“社主任廖伟荣说，大陂头的水利，过去（单于力量单薄——作者）打架也搞不成（为争水利村与村械斗——作者）。只有转了高级社，才修得成。2000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增产了8万多斤，这不是集体的优越性吗？”

“你们说合作社这不好那不好，难道国民党还好些吗？”

反驳者的最后一句发言很有杀伤力，否定合作社的一方马上不再说什么了。

没发言的富裕中农一看不行了，便纷纷附和着说社会主义的好话。

南头社的富裕中农求饶说：“大家不要计较过去的意见啦，都系撮（坐）一条船啦，我们以后积极生产就是。”

“我歹（们）再不敢哇（说）退社啦！行不行？”那些发了言的社员感到后悔了。

贫下中农说，哼，你们放了这么多天的毒，就这样罢休了吗？不行！没那么便宜！

那些提了意见的富裕中农，尤其是地主、富农，后来被一个个揪出来，在武装民兵的押解下，戴上“攻击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再一次“斗地主”，游村、游田垌……

最热闹的算是南头的一次反击“退社风”大游行了。被牵出来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像一长串蚂蚌，绕着南头乡的田桐转，排了一里多路长。“队伍到天黑还没绕南头城一个圈”。

与此同时，宝安城镇的“整风反右”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

共有852名教师被集中到深圳镇学习在积极分子的“带头”下，很快出现了“鸣放”的高潮。文教卫系统’‘头5天就有863人鸣放了4485条意见，贴出了180658张大字报。运动结束后统计，平均每人写大字报258张。”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数字是否有水分，如是这样，写大字之多堪称惊人！

由于大字报写得太多，令当时深圳镇上所有的文具店里的白纸都一售而空，文教局只好派汽车到惠州拉纸。

我们看看，深圳镇上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究竟都写了些什么话呢？

县食品公司有人贴了一张“猪肉倒海”的漫画，说1956年公司猪肉管理不善，落盐过少，霉烂了1500多斤。全部倒进了海里，是浪费。

县医院有人贴大字报，说1953年医院买了一套价值9500元的人工呼吸器，谁也不会使，结果积压四年多，浪费了人民财产。

此两个写大字报的人后均被划作右派。

大鹏小学教师何志超被划为右派的“罪行”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因为那段时间经常买不到猪肉，（他）对一个叫胡瑜的同事发牢骚：‘每天有四两酒，四两肉，谁做皇帝都一样。’胡瑜发火柴点烟，划了几根都划不着，何志超又说牢骚话：‘屌！亡国火柴。’”

何志超因此被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1979年3月7日，宝安县委为他平反时，他已在多年前病死在劳改场中。

南头中学教师黄锦瑞被划为右派的罪行是“辱骂毛主席”。

怎么辱骂的呢？

“大鸣大放”期间，黄锦端说：“（共产党干部）拿橡皮包钢丝做的鞭子，抽人伤骨不伤皮。北京这么远，你能向毛主席诉苦吗？”黄锦瑞参加过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三青团”，他的话很快被积极分子汇报。专案组定性他为“诬蔑伟大领袖拿鞭子抽人”。

黄锦瑞在被划为右派后送罗田水库劳动改造。他不能忍受这种“欲加之罪”，于1959年上吊自杀，用死亡了表示了最后的反抗。

1957年宝安县的反击“退社”和“整风”的运动，是在枪声中画上句号的。

1957年8月4日，闹“退社”最厉害的库坑乡举行大会，斗争地主分子叶孝忠。罪名是串连农民“退社”，妄想“挖空社会主义墙脚”。叶孝忠是国民党时期的土豪劣绅，本来民愤就很大。一时会场上群情激愤，口号声震天，到会农民一致同意“枪毙”。

叶孝忠被五花大绑，还想辩什么，早被人按着头，押上了一辆牛车，跳上三个背着长枪的民兵，两个公安。老牛一开步，会场上立刻有人带头喊口号。

“坚决镇压地主分子叶孝忠！”
“谁反对合作化就叫他灭亡！”
“合作化就是好，就是好！”
口号声落的时候，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后来有人形容：“就像炒豆子的声音’”。
全场猛地死一般沉寂。

中国的农民明白了，顺着共产党说话比说真话好。他们开始学会了用两副面孔做人。

新的政权与人民之间出现了裂痕，这可以从偷渡逃港群众的成分中看出。

1956年前，逃港者主要为新政权的“敌对者”，地、富、反、坏，蒋介石遗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余部。而1956年后，逃港者中第一次出现了新政权的“受益者”：贫农、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这显然同城市的反右，农村的强拉入社以及反“退社风”有关。

但是，这些“光明下的阴影”，是很难呈送到高层的办公台上被“看到”和被“知觉”的。

“退社风”被打退了，上报的材料写着：“宝安县上下出现了一片人人走社会主义路，个个爱社如家的喜人景象”

1957年末，宝安县委的一份总结材料更不无得意地称：“人民群众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坚定、意气风发。真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材料的最后欢呼说：“全县人民正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信心百倍地奔向1958——”

而事实，是这样的吗？

中国，在离真理越来越远……

“1958”就在前面、“大跃进”正在前面、“大炼钢铁”熊熊的炉火正在前面。

一段更为危险更为狂热的历史，就这样等候在前面了……

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颤栗在狂风暴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芸芸众生，何能把握自己？

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就在这一“放”一“收”的历史中产生……

有人对1957年宝安县的反“退社风”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牛不想喝水，按了牛头也不会喝。”

宝安县那些被强迫入社的农民，还有那些被镇压、被批斗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比起内地的农民来，多了一条出路，那就是：逃港。

逃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被定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并且认定造成逃港的原因不是大陆政府在政策上有什么过失，而是外部台湾、香港的美蒋特务煽动的结果，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逃港者，就是“叛国”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30年逃港的潮起潮落，可说是中国政治稳定与否的晴雨表。

我在笔记上，用红色的波纹线详细标明着30年来深圳河上偷渡的情况。

波纹线在1952年到1956年的一段，变化是平缓的。波纹线没有大的起落。在每天的记录上，甚至出现过“0”的记录。

很明显，国民党在大陆的势力基本被消灭、一部分持不同政见的人已被放出去香港。国内政治清明，人民群众满意。政局稳定。

这个态势在1956年下半年后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红色波纹线在1957年后更突然急剧动荡，随之上升。毋庸置疑，这表明国内政治斗争开始激烈，一部分群众对政治、经济的状况不满而开始“背叛”。

红色波纹线节节上升，开始是每月偷渡几十人，接着是每月出现数百人，到了1957年的6月以后，猛然上升到每月近千人，最高上升到7月的几千人。
这就有点反常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不满“入社”而引起逃港，它应该是断断续续的，不应该形成集中的大规模的偷渡潮。

陡然上升的“水银柱”仿佛在提醒我，这后面有个什么事情在推动着“逃港”。

难道在1957年的六七月份，宝安县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堆积如山的有关宝安县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着。企图找到打开疑问的钥匙。我坚信，造成一个月几千人规模的大逃港，不会没有原因。

一份由中国共产党宝安县委员会所发的《边防字21号》文件，引起我的注意。

这是1957年6月8日，由王志任县委书记的中共宝安县委，向中共广东省委和惠阳地委呈递的一份报告，报告题为《关于对人民群众“放宽”来往香港问题的意见》。

我仔细地翻看了这份文件：果然不错，看来，1957年六七月群众逃港高潮的形成，与这份文件有着某种联系。

这份文件主要谈的是深圳河上的偷渡的事，内容分为：偷渡情况的分析、矛盾的性质和意见和我们采取的措施三部分。

在谈到群众偷渡的原因时，报告中的认识同习惯的把“逃港”看成“叛国”的看法是不同的，而有其“新观点”。

报告称：
由于英方的坚持，1956年3月以来，中英双方实行了“出入平衡”政策。即香港每天过来多少人，深圳这边每天就只能放多少人过去。由于要求去香港的人数大大多于香港来大陆的人数，宝安、东莞、惠州一带成千上万要求去香港的群众，探亲的要求不能得到批准，造成了不少群众选择“偷渡”这条路。
报告说：“对于人民群众去香港的问题，采取放宽还是继续从严呢？我们认为放宽较好些。”

报告大胆提出了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在这里，作者把“逃港”改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出港打工”。十分聪明。报告还认为，与其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不如把“出港打工”的这道门打开得更大一点，更“放宽”一点。

“这样，就可将矛盾转向英帝国主义”对群众、对政府，都是好事。

表面看，这份报告没什么，而细看则柔中有刚，内含着要求“对港政策”改变的潜台词。

那么，广东省委是怎么样对待这份报告的呢？

广东省委很快就批准了这一报告，同意“放宽”。

广东省委为什么会同意“放宽”？

进一步说，宝安县委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向上面提出要“放宽”呢？

这是个什么样的时候？

看来是农村政策出现了问题。农民对强迫入社不满，整风整社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造成偷渡逃港。宝安县委难以控制局势，只好请求上级“放宽”让一部分群众去港。

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

但同时另一个反过来的解释是：群众逃港越多，应该只会促使宝安县把边防卡得越严，为什么反倒“松”了？

放宽政策是为什么出台的？

是不是有一件“突发”的事情，让宝安县委无法“卡”下去，从而“有理由”要求上级把政策“放宽”？

终于找到了。

也许65岁以上的广东的老百姓会记得，1957年的三四月，对于依靠田里的收成来填饱肚子的广东农民来说，是一个难熬的春天。一方面是政治运动，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一方面是青黄不接，粮食紧张，群众没饭吃。粤北地区更有甚之。

1957年春，粤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大的水灾，致使数以万计的农民失去了家园，大批农民自北往南避荒。

当时，广东的南部，宝安、惠阳一带没有受灾。于是，流浪到广州一带的成千上万的灾民，又像潮水一样流向广东南部。

关于群众流落边防的报告

广东省委（56）字第131号文件《中共广东省委批转宝安县公安局“关于外省、外县居民大量流落边防区的专题报告”》称：流亡到深圳边防线上来了的灾民，手里拿着乡里、社里开的证明，拖儿带女、哭哭啼啼，成千人围聚在罗湖桥海关一带，口口声声要到香港去“投亲”。说如果不让他们去，就躺在罗湖桥上不起来。

都是没吃没喝的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边防军也不好硬性驱赶他们离开。

那时，从香港来往内地的旅客，都要在深圳罗湖桥下车换车。深圳镇上灾民集体要饭的情景，被“港澳同胞”看得清清楚楚。不少右翼记者抢着拍照，港台的报纸上，立即登上了“粤北大饥荒，数万难民南逃边境”、“共党政权料难维持”的醒目标题。

对于灾民流边，当地部门十分为难，因为数万群众来边，无论在治安上或者在食物的供应上，都成了问题。于是向上反映这种情状：“由香港返来的同胞看了十分难过，买东西给她们吃，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希望引起上级的重视并尽快解决。

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当时的广东省委的高度重视。

有关资料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
自2月1日至4月6日，据不完全统计，（涌来深圳的流民）计有21县3个市。
揭阳县十六区美德乡王印庄等5人带有小孩2个，已饿得骨瘦如柴。
东莞县石鼓墟青乙乡妇女吴玉带着三个小孩捶胸大哭，想去香港。高呼：“冒得食饿到死。”_{（见广东省委（56）字第131号文件《中共广东省委批转宝安县公安局“关于外省、外县居民大量流落边防区的专题报告”》）}

显然，上报文件是有意披露群众在罗湖桥边，迫切要求去香港的凄苦情状的。

按照往常的做法，那些擅自进入边防，而且在“影响着共和国形象”的人，是要被强行驱赶离开罗湖桥的。但是，这一次有关方面却显得格外的“宽松”，竟没有提强行遣返群众，在一些场合反而站在流浪群众一边说话：“既然人民群众有了困难，我们难道能见而不管吗?”

这样，在“强迫入社”而导致群众逃港的情势下，本来就希望上级“放宽”的宝安县委，由于灾民事件的出现，找到了更多的向上要求“放宽”的理由。

上级，即广东省委，分明也在配合宝安县委的要求。

20天后，即1957年的6月28日，广东省公安厅便向广东省委、省人委上呈了报告，称已经研究出了“放宽”的具体措施，请求省委、省人委批准。

很快，一天以后，即1957年的６月29日，广东省委、省人委便向各地批转了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对外的第一次向香港的“放宽”，就这样出台了。

批复称：
省委、省人委同意省公安厅关于放宽人民群众前往香港的请示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希各地认真研究执行。在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我们。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 1957年6月29日

“批复”所称广东省公安厅提出的“意见”即是“放宽”。放宽的范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门的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
“在珠江口以东靠近香港的地区，包括惠阳、汕头两专区的各有关县，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沿边、沿海的适当地方出口。”
这中间，宝安县边防开放的程度是最高的。出境的“秘密口子”包括“沙头角区的梅沙、盐田，福田区的沙嘴、沙头、石下、沙尾，南头区的白石洲、后海、粤海门、湾下，蛇口等地”。
在这些地方，群众可以“凭证件到自己认为方便的地方外出”。

除非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群众只要向村治保主任申请，即可办理证件，“均可批准其出口”：
一、有现行反革命活动。
二、正在执行管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
三、专案侦查的对象。
这就是年纪在65岁以上的宝安县人，至今记忆犹新的所谓“57年大放河口”！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某种原因的打断，文件所设想的还将“正式放宽和取消入港限制”本来很有可能成为广东省委的下一步政策。
但是，谁也没想到，文件下发不久后就突然被收回！
这是因为情势的发展，突然变得不可控制！
“开放河口”的秘密文件还刚刚在县一级传达，还没有到基层去，“可以自由去港了！”“边防军秘密引路出去！”的消息不知怎么就突然传遍了宝安县，接着飞快地传遍了惠阳地区、广东省。
风集云汇，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广东各地成千上万的群众，黑云一样涌到深圳河边上来了。

宝安县委在1957年向省委政法边防部、省公安厅、军区司令部等呈递的报告中惊呼：“自今年7月以来，我县群众大量外流去香港，其情况是解放以后从未有过的，其中尤以７月份最为严重。由个别到集体、有组织……”
“从东莞乘火车经我县平湖下车，最多的7月14、20、21日，每天成群结队集结边境偷渡，每天晚上均有1000余人。”
“一个突出严重的问题，已经从边防到内地，从大人到小孩，从暗中到公开煽动，日益发展成严重趋势。”
“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中竟外逃了13人，不久，连剩下的2个也跑了。”
“沙湾乡团支部26个团员中，除了6个表示不会逃以外，有20个团员在准备外逃。”
“集结在乡府和派出所要领通行证，未达到要求就无理谩骂我干部。”

边境的铁丝网边涌满了群众，边防也承受不住了。各种告急的汇报不断从边境发到宝安县委、省政法边防部甚至中央的桌案上。

汇报材料称，有情况表明，群众的外流正在逐步蔓延到内地，湖南、广西农村，已有数县得讯的群众准备涌港。

港英当局也慌了。香港的报纸惊呼：“共产党偷放河口，难民潮水涌港！”“中共违背中英对等原则，出入平衡被破坏。”所谓对等原则，就是每天港英方进入大陆多少人，大陆才可放出多少人到香港。

不良的国际影响出现了：英国的本土主要报章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深港边境“难民涌入香港”事件。英国政府立即向北京发出了“照会”。

香港的左翼人士也向北京惊呼：“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后果可能十分严重！”

北京也紧张了，直接质问宝安县委是怎么回事，命令“从速反映情况”。

在难以控制的形势面前，广东省委、宝安县委，都不敢再走下去。

1957年10月6日，宝安县委政法边防部向上级提交了题为《关于放宽群众去港及外流情况的总结报告》

在回顾了几月来的边境“放宽”后，不能不提出要采取铁腕措施。重新封锁边界，一边又再拾“阶级斗争”的法宝，号召宝安县的群众起来：“坚决打退外逃风”！

报告称：“凡是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自己偷渡，或为首积极参与煽动组织偷渡，带渡引渡者，经查证实后，一律依法逮捕惩办。”

“凡是放弃正当生产，专门进行引渡带渡的，不论其什么成分，一律逮捕，予以判刑。”

“虽属基本群众，经教育不改的应判处管制或逮捕法办。”

“凡属无合法证件进入边防区的，可由当地民兵扭送当地公安派出所拘留审查……”

深圳河边的铁丝网下，荷枪实弹的部队增加了，有行动的地富反坏分子，如参与偷渡逃港，可以被判刑，以至枪毙！

一时，正在惠宝公路、平湖铁路沿线潮水一般涌向边界的满怀热望的群众，惶恐地停住了脚步。

潮水在宝安县北打了一个圈后，又逐步向北退去。

……

有人曾评议过中国农民的盲目性，常常是盲目而起，盲目而退。

这次逃港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几天的时问，深圳河边境就恢复了平静。

1957年年底，宝安县委关于1957年的边防工作总结似乎松了一口气写道：“一年来，在上级公安机关的指挥下，依靠边防军和广大群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偷渡风，终于被刹住了。”

发生在1957年深圳河边的第一次大逃港，除了在蔡屋围经常开大会的广场上，留下了片片监禁、枪毙地富反坏分子和偷渡犯的布告的残页外，只是把更多的痛苦留在了人民的心头。

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战栗在狂风暴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芸芸众生，何能把握自己？

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就在这一“放”一“收”的历史中产生……

第二节 三十年牛郎织女：文素巧寻夫

自愿立写离婚书。口口健自（一）九五八年由家长主婚与文口口结婚为夫妻。本人因谋生关系移到香港现居法国十余年，而受环境所迫，未能归家，使之夫妻有名无实。为免误人青春，故此自愿题（提）出离婚。从今日起，与口口巧脱离夫妻关系，双方后男婚女嫁各有自由双方并无干涉。特立离婚书为凭。

立写离婚书人口口健 于法国一九百七十七年正月廿二日立

一

宝安县牧牛山的山下有两个小村子，靠北边的一个叫向北村，靠南边的一个叫向南村。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领导”说是向南那不是向到“香港”去了吗？要改。于是改成了“超南村”。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说是“超南”还不够革命，要改。于是又改成了“平南”村——当然是针对香港的。倒有点像古小说中“平南王”的味儿了。“文化大革命”完了，到了改革开放年代，说还是改回去吧，于是依然叫向南村。

事情要回到50年代。

那时村村兴“扫盲”，上面很关心，乡里派了小学的老师，逢墟日的晚上来给大嫂子、姑娘们上课。“人、手、牛……”地把着手教。向南村的“学员”多一些，因此夜校的老师说：“向北村的妇女都集中来向南村上课。”

向南村姑娘文素巧（代名）与向北村的大嫂子昊水容是同桌。吴水容每晚回家还要走好几里的夜路，所以每到夜里，总有一位腼腆的小伙子拿着一支电筒，忠实地站在教室外面等她。然后，又默默地拿电筒照着田埂小路，护着水容回向北村去。

有一天，文素巧忍不住逗水容问：“那小伙子是谁呀？怎么那么俊呀？”

谁知水容“咯咯”地笑了起来：“傻女——我老公在河那边呢，那是我弟弟。”

看见低着头不做声的文素巧，吴水容反倒“哈哈”笑起来：“怎么样？长得挺俊气吧，看上了？那你就给我做弟媳妇呀！”

猛地，19岁的文素巧心中像是被鼓槌锤了一下，“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偏偏邻座的小媳妇撩她：“你们看啦！脸红了，脸都红了呀！”

谁知道呢，就是因为这么一次无意的玩笑，促成了一段姻缘。向北村的英俊小伙吴立健（化名），同向南村漂亮的姑娘文素巧结婚了。

那是1957年9月的一个夜晚，文素巧清清楚楚地记得，当闹洞房的人散去，留下了满地的糖纸和瓜子壳的时候，立健轻轻地走近了自己新婚的妻子。

“巧巧。”他叫着她的小名，巧巧低着头，故意不理他。她在等待着那幸福的时刻的来临。

“你——会同意吗？”丈夫问。

新娘子温柔地看了一眼丈夫，虽然不言语，那意思已是说：“都说你傻呀——你真傻。”

丈夫的眼睛在紧张地看着新娘子．但是却犹犹豫着，充满了不安。

文素巧只把头靠上丈夫的怀里，不说话。

吴立健终于大了胆子：“过几天，我想去南边找活。”

文素巧一惊，她没想到丈夫说的是这个：“你是要——”她用手指着靠南的窗户，意思是：逃港？

吴立健连忙向她摆摆手：“现在不叫逃港了，大放河口，叫自由探亲了。这边搞合作社了，田都要交公。以后做什么都不行了。要再不走，以后就没机会了。”立健停了一下，“当然，如果你不答应，”他看着美丽的妻子，“我就不走了。”

“真的不抓了吗？”猛的，她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倒不是眼前这个男人想做什么，而是这个男人做什么最安全。

“真的，这是政府准许的。还来了文件呢。”立健说。

巧巧“咚咚”跳着的心才平静了些：“随你。”

立健高兴了：“等我过香港发了财，我就来接你过去。”

说心里话，巧巧压根儿是不愿丈夫走的，才刚刚在一起啊，就又要分开。但是丈夫要做什么，巧巧能反对吗？

妻子的头在丈夫怀里扭动着，“我就怕你过去变心，好多人过去都变心了。”

立健温柔地靠近巧巧耳边上：“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要变了心——”丈夫“啪——”的一下掰断了一截筷子。

第二天，左邻右舍来家里坐的时候，大家都议论开了去香港的话题。尤其是一班年轻人，恨不得马上就到香港发财去，来吃喜糖的还有边防军的干部，提到这事，连他们都笑着说：“也许有吧，反正我是不会抓你们咯，哈哈——”

村里的人私下在议论着，干脆就在香港租一排房子，也像在这儿搞生产似的，男人出去干力气活，女人都在家做饭做手工。每年春节，男人赚足了钱，开一条大船——回家来看老婆孩子！

两天后，立健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同村里的一帮青年高高兴兴上了一条大船。全村的人都到海边来送行。

立健他们这次倒不像是“逃香港”，像是早晨起来，背着锄头去合作社田里上工似的。有人在船上放了扑克象棋―边打扑克边开船。

大船轻快地消失在的大海远方……

二

就在一班年轻人坐船去香港不久，村口的大树上突然贴上了“布告”。人们惊惶地传播着：“不准过香港了！”

巧巧已经识得字了，她看见那红鲜鲜的圆印上印着的是：宝安县公安局。

布告上那大意是，不能随便去香港了，已经跑了的要劝他们回来。村上的船都到乡里登记，一只也不准随便下海。谁要是再到香港去，就得抓起来，那就是“偷渡犯”了。

巧巧望望大海，真的，大鹏湾冷清了，碧蓝碧蓝的大海一望无际，再看不到一片帆影。

怎么说变就变啊？

“怎么办呢？”巧巧想，这样一来，立健怎么办？

她放心不下。

不过，巧巧又想，丈夫说了的，无论怎么样，他都会回来接她，俩人一起过香港去。啊，那时可就是偷渡了呀，偷渡就偷渡吧，只要同他在一起。就是给边防军抓去，也值得。

是的，丈夫是天底下最有办法的人，他会有办法来接巧巧去的。

巧巧等着，等着丈夫的消息。

等啊、等啊，两个月过去了，连个音讯都没有，原来同丈夫约好的，只要一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写信。是村干部卡了信吗？邮局的信照例是要先由村干部拆的。不会，生产队长就是她家的堂叔。

难道，难道……他们在半路遇到不测了 ?

巧巧很快想到前两天，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从海的那边飘过来的三具偷渡者的尸体，是屋后的二公公说可怜，拿了两床席子把尸体包了，埋在海边的小山包上……后来，村里的地主王桂生被挂着牌子游了田桐，因为他公开对别人说，那三个人是被边防军开枪打死的，说还在海边听见枪响。

啊，不会，不会的。丈夫出去的那天，天清气朗的。那时候还可以去香港的，是有布告的，巧巧看过的，边防军不会开枪的，不会。

女人的心啊，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难怪人家都说，女人是最没出息的，还是要有男人在身边。

牧牛山下的巧巧，窗口是向着南开的，每天晚上，她在窗口点上一盏灯。巧巧向南望去：夫啊，夫啊！你在哪里呀？你在做什么呀？

正当巧巧快绝望了的时候．一个喜讯传来了：同立健一起走的旺狗来信了！

巧巧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忙跑进旺狗家里。

旺狗媳妇一脸神气：“进厂啦！这天杀的！还是高鼻子的厂子呢！先在手表厂，管仓库，现在快要做到拉长了，这天杀的！”

可是，我的丈夫，我的立健呢？他怎么样？

巧巧紧张得不敢问那句话，只说着要看信。

这信确实是旺狗从香港寄回的，可是巧巧通篇找遍了，连“立健”两个字都没有。

她神情恍惚地迈出门，还听见旺狗媳妇在后头的粗嗓子：“巧巧——你别急啊，我明天就去信给你问。”

旺狗媳妇还真是讲信用的，她叫人写的信，第三天就发出去了。

照理说顶多半个月就能收到回信，但是，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巧巧不知往旺狗媳妇家跑了多少趟了，希望旺狗来信告诉她立健的消息。可是旺狗媳妇的回答总是：“没有信。”

旺狗真的没有来信？

这可奇怪了，好好的，为什么旺狗也不来信了？

其实谁都知道，事情就是瞒着巧巧一人的。旺狗的信是来了的，只是他在信中叮嘱：“千万不可以告诉巧巧，立健人是过来了，但后来跟着龙仔去法国开餐馆，突然发病，死在法国了。”

他死了，立健死了！

这叫善良的旺狗媳妇怎么跟巧巧说呢？一起出去的人，自己的丈夫好好的，巧巧的丈夫却没了。

一天，巧巧很冷静地登门来了：“旺狗嫂，你不必瞒我了，我已经听说了。”

巧巧的话叫旺狗媳妇吃了一惊：“傻妹妹．你听说什么啊？”

“但我不相信，他不会死。我不信他们说的话。”巧巧说，“我要过那边去，去找我老公。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死了！”

“什么？你要过香港去，现在去就是偷渡了啊？你不要命了？”

巧巧眼里早流出泪来：”要他真死了，我还要命做什么？”她掏出手绢来“嘤嘤”地哭起来。

痴心的女人啊，丈夫胜过她们生命！

“封了河口了，你怎么过得去呀？”旺狗媳妇说。

“封了我也要走。我自己划着小船过去。”巧巧说，“要是边防军抓住我，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去找我的丈夫，看我有没有罪！”

水容说：“去吧，你去我也去。我陪你去找。死活都得找到他！”

三

真是苍天也怜有情人，机会果然来了！

虽然上头这禁那禁，村里的人哪个心里不还是向着南边？这回，村里有十几个年轻人在向北村借了一条大船，准备要跑香港，还是团支部书记春山带的头。

这事情露不得风声，是喊走就得走的。

那天中午，得了消息的村民都往海边上跑，几分钟就上了船，水容得的消息晚，上得船来时，船都要开了。看看船中的十几个人，黑狗、猫仔、春山媳妇……都在，就是没巧巧，真急死人！水容求着船老大：“慢点，慢点——还有巧巧呀！”她“扑通”跳下了船，湿着两个裤腿上岸找巧巧。

“巧巧，巧巧——”水容到处喊啊，到处找，找过了巧巧家，又找遍了村前村后，只有紧闭的门儿，冷清清的墙，就是找不到巧巧——唉，那时，勤快巧巧正在山上打草呢。

船开了，打草的巧巧回来，只能痴痴地望着茫茫无人的大海……

“我要走，就是死，我也要找他去！”面对着越来越空旷的大海，巧巧流着眼泪发誓。

机会又来了。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补鞋的胡子老头。有人在她耳边上说：“别看这个老头啊，他有本事，领过几拨人过去了。你就找他。”

胡子二叔答应了！巧巧拿了5元人民币、提了一桶油给他，胡子二叔便答应划船送她过去了，钱都没收，就收了油。

他们约好在海边一片芦苇地里等。过了芦苇地，就可以下海了。

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胡子二叔和巧巧分头接近了那片芦苇地。

这里已经是警戒地段，巧巧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躲在沙丘后头，心里好紧张。忽听见有人大吼一声：“谁？”接着就是拉枪栓的“哗——”声。巧巧一头钻进了芦苇地。她听得很清楚：那是民兵队长六六的声音啊！六六在反偷渡的批斗会上是最积极的。

完了，落在他手里。还会有好事？她躲在芦苇丛中，气都不敢出，就听见有人走动的脚步。

天啦，不要挨近我才好啊！

近了、近了……就在他的脚边了。

她被一只粗大的脚碰了一下：天啦！她仰起头来，六六的眼睛正瞪着她呢，她的心头一冷。

“狗仔——”他听见六六在朝远处呼喊。

“完了！”巧巧瘫在了地上。

“这边没事——我们过海角头去吧！”六六若无其事地对狗仔说。

她听见人脚踩着沙地的“沙沙”声，远远地去了……

啊，啊，好人六六！好人六六！巧巧这辈子忘不了他。

原来人心都是一样的啊！

出了芦苇地，胡子二叔一把拉着巧巧就往海边奔，只下五下就撑开了船。

巧巧是幸运的，她们的船顺利地绕过了边防军的巡逻艇，很快，香港城市夜晚万家灯火的场景就出现在眼前了。

直到登上了香港的岸边，巧巧的一颗“嘭嘭”跳动的心才平静下来。

好了．终于来到立健在的地方了！

四

香港真大啊！

巧巧手里捏着水容的母亲给的一张纸条，满街找。

她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先去找水容。找到了姐姐水容就一定可以找到立健。

按照地址，她真的找到了水容住的地方。这是荃湾的一间阁楼。原来这香港，一间楼中要住好几户人家的。哟，这里的人穿得那么阔气，怎么住的还赶不上咱村子呢？

楼梯弯弯曲曲的，黑黑的也没有亮灯．她终于将纸条上的号码对上了门牌：A一3号。

门上一把大铁锁！

听见擂门声，隔壁的门倒响了，从铁门的缝间探出一位老太婆的头来——香港人是不随便开铁门的。

“你找那个大陆女吗？”那老太婆把她通体“审查”了一遍，足证没有“危险”后问。巧巧点点头。

“搬走了。”

巧巧一下愣了：“搬去了哪里？”

老太婆摆摆手：“不知道”接着铁门“砰——”地关上了。

巧巧感到头“轰”地一响。

失去了水容，她怎么办？到哪里去寻丈夫？

还有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希望能找到旺狗。

巧巧的运气还算好，她终于在一家工厂的仓库里，找到了正在搬货的旺狗，一身汗水，原来他并没有当上“拉长”。

旺狗支支吾吾地半天也没说清楚：“是啊，立健是同我们一起上岸的啊，后来……后来就离开了我们，说是到码头上打工了……”

啊，原来他没有死，我的丈夫没有死啊，他在码头上啊，她太高兴了。

“你就再没看见他？”

“没有，这儿的人都忙着挣钱活命，谁也没联系了。”

啊，码头，香港这么大，哪个码头啊？这怎么找啊？

巧巧几乎走遍了香港所有的码头，在街头来往的人群中分辩着，在一个个背着箱子的苦力中寻找着苦盼过多少遍的丈夫的面孔……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看不到，看不到自己的丈夫。

这以后，为了找寻丈夫，她给人做过保姆，在街头卖过针线活……

最怕的是警察查身份证。香港的大道上随时有警察巡逻，发现偷渡的马上抓起来“打界”回大陆。蹲在街角落的巧巧，大凡看见穿制服的就发疯似的跑。从此落下个症：听见皮鞋声就怕，看见挂肩章的人心就“惊”!

有人对她说：“这么大个香港，你往哪儿找啊，你还是回去吧！”

回去？我怎么能回去啊，找不到他，我一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巧巧想起丈夫掰断的那截筷子：为了这样忠心的丈夫，不说我巧巧吃点苦，就是死，我也值得的啊！

但是立健啊，立健，你在哪里啊……

一天深夜，她正在街角用蔑席搭成的窝棚里睡觉，蔑席被一只大手掀开了，接着她看见眼前一双可怕的大皮鞋！

她还没来得及尖叫一声，就被揪上上了囚车，关进了偷渡者的“难民营”。

一天以后，她与几十个偷渡者被一辆大卡车拉着，送过了深圳河。

对于这个“打界”回来的女人，中国方面的收容人员看了向北村送来的保人材料后，没有送她去劳教营，也没有体罚她。

“什么成分？”

“贫农。”

“几次？”问的是逃跑的次数。

“我就这一次。”

收容所的所长，是村里二宝的舅舅，他看了看巧巧那付老实的模样：“记住，偷渡是犯法的哟。要是再跑，就会送去韶关了，再跑，就送到河南襄阳。回不来了的。知道吗？”巧巧老实地点着头。

“走吧。”所长挥手说。

五

这是一个黄昏，她回来了，干辛万苦寻夫的巧巧又站在牧牛山的山顶上了。

山下是隐隐约约的牧牛村，生她养她的地方，却像是她的牢笼。

看得见深圳河对面香港闪闪点点的灯火，看得见河边那一长绺逶迤的铁丝网。立健啊立健，你在哪里呀！你找得我好苦啊！

——

回到村里的巧巧变了，变得像另一个人了。

她变得沉默寡言了。下地便下地、割禾便割禾。晚上早早的把门儿关了，灯儿熄了，上床……床前还隔着放张条凳——孤身女人担心坏人。

“新寡”的生活是多么难熬啊，每当看见别人夫妻双双背着锄头下地，她总是远远地挪在后面，不去看。

下田插秧，每当有男人凑过来同她说话，哪怕是十八九岁的小兄弟，她也会找岔转到隔壁田里去。

别人抱着胖乎乎的孩子在村中晃悠，她会隔着窗羡慕地偷看着。只要村中有人生孩子，她总是赶去忙里忙外，从别人的欢乐中，挤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丝丝甜味来。

时间，一年年过去。

有一天，旺狗媳妇对她说：“巧巧呀，你还是找一个吧，你还年轻，一个人这样过多难啊！”一边点着前面一个人的背影说，“我看他就很好。”

旺狗媳妇说的不是别人，就是巧巧常常感恩在心的民兵队长六六。

“他也可怜的，媳妇扔下他死了，身边还带着个一岁的孩子，又要上工又要给孩子喂饭。上月人家介绍的那个附寮村的，一见他家这样的情况，掉头就走了。唉！”

是的，六六的情况巧巧也不是没看到，她仍然时时记住芦苇丛中放她的恩情。

这以后，要是六六上工了，她就会悄悄地溜到六六家：孩子放在门角边的谷箩里，听话，也不哭。巧巧给孩子换了尿布，熬了米粉，把家里弄得熨熨帖帖，悄悄把门又掩上．出门去。

回到家里，把门关上，她感到心日里一跳一跳，也不知自己是做了好事还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要是叫别人撞见了，那不义要风言风语了吗？

管它呢，六六难啊，巧巧想。

有一天，当她正把米粉锅子从灶上拿下来时，门“吱吱”开了。是六六进来了。一时俩人都愣住了，站着。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半天，还是六六结结巴巴地开了腔：“巧巧，你要是不嫌弃，你就来我家……”

猛地，巧巧感到心头一阵猛跳，红着脸就冲了出去。

夜，来临了。巧巧又在窗口点起那盏灯。

海，在远处发出“哗哗——”的浪声。

灯影中，她的眼睛里仿佛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立健：秀气、腼腆。一个是六六：高大、结实。一个远在他乡，音讯渺渺，一个近在眼前。

“不——不。”巧巧突然感到，她是这样爱她的丈夫，她不能失去他，没有他，她不能活。

她像风一样地跑到了旺狗媳妇家，把一袋磨好的米粉交给旺狗媳妇，突然往地上一跪！

“拜托你了，嫂子，你帮帮六六，带带孩子，替我还了他的恩吧！”

六

牧牛山上的红叶呀，红了又谢。牧牛山下的稻子呀，黄了又黄。又是五年过去了。

六六娶的新媳妇都又生下细仔了。细仔长大了，都会叫巧巧“婶”了。

立健啊立健，你在哪里，你怎么还不回来？

有一天，在村头分红薯，旺狗媳妇发现巧巧挑不动了，忙去帮她担上肩，叹了一口气说：“唉，要你老了怎么办啊？”

巧巧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是啊，老了怎么办？她得有个孩子，哪怕是抱一个。带在身边，心里踏实，有个依靠。

对了，邻村的亲戚最近在路边拣到一个半岁的女孩，把她抱来吧，又做了件好事，又有个安慰。于是巧巧抱来了养在家里，给她喂米糊，逗她张嘴笑，给她取了个名叫“月月”。

月月一天天长大，从抱在怀里到学会走路，到翘出两支小辫儿．巧巧身边有人了。

寂寞得像死一样的水潭，似乎又有了一丝微波。

月月上初中了，长得像一朵花了。

有一天，月月在照镜子的时候，她本能的伸过头去，想看看自己。发现那是一朵花和一截老树啊——自己的头上己长出了儿根白发了。

啊，啊，我老了。

月月大了，终归要出嫁的，到头来，还是我一个人啊。

等床上的月月熟睡，等皎洁的明月挂上海空，巧巧又在窗口点上那盏灯，望着大海，她在想啊，想：难到永远是一个人，永远是一个人啊，……

一年过去了。

十年过去了。

二十年也过去了。

大鹏湾的潮水啊，一波接着一波，梧桐山上的云啊，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你们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他的去处啊……

吃食堂、炼钢铁、“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一幕幕政治风云，在她眼前掠过……

一根根的白发添满了巧巧的鬓角。她还在守着、守着……

这已经到了80年代初了。

深圳办特区了！一个消息传遍了大鹏湾畔的山山水水。

很快，生产队改了，变成了向北公司。村里的地都不再种了，从河那边过来了香港人，他们租了地办厂，一幢幢工厂立起来了，湖南的、江西的、四川的，……一群群青春活泼的女孩子像潮水般地涌来打工了……

现在，人们都不再叫她巧巧、巧巧姨，而是叫她巧巧阿婆了。

她不再下田干活，说准确点，是再也没有“田”下了！每年坐在家中就可以分到上万元的“红利”。

有钱了。巧巧生活上不愁了。但是钱，又有什么用啊？人都老了，能吃多少？能用多少啊？

巧巧常回忆起年轻时同乡亲们一起十活的时光，在田里说啊、笑啊，偷偷把水滴在同伴的颈窝里……那时没钱，但有快活，现在能买回快活吗？能买回时光吗？还有，能买回人——买回我的立健，我的丈夫吗？

他在哪？他到底在哪？他死了吗？难道旺狗没向她说实话，他真的是死了的吗？

不，他不会死，我的丈夫怎么会死呢，我要等他，等到梧桐山崩塌、等到南海的水干……

1995年冬，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遍了向南村：偷渡出外30多年的吴水容回来了！

这个消息，是公司的总经理，也就是六六打电话告诉她的。

巧巧的脚右些发软、她的额头上沁出了汗，如果没有赶回来的月月的搀扶，她真是难以走到吴水容住的宾馆门前。

等了30多年的巧巧，脚都打颤了，她真的等老了！

两姐妹抱在了一起。啊啊，水容姐啊，你也老了，你也老了啊！

以前粗布赤脚的水容呀，如今你穿着的是旗袍、坐着的是洋车，还打着口红，你好洋气啊。

老姐姐啊，你还记得吗？记得当年咱们一起上夜校，一起学识字的事吗？哎呀，那时你那脚板上的茧有多硬啊，夜里走路踩在田埂上都不用穿鞋啊。

这一切不都像做梦么？

当人们都散去，屋里只剩下老姐妹俩时，巧巧终于鼓足了勇气问：“水容姐，你说实话给我，他呢？他……还在不在人世？”

七

那天，准确地说，是30多年前，1957年的那一天。立健和旺狗乘的船一点风浪也没有遇到，很顺利地就到达了香港。

他们只知道，大陆这边的解放军是不抓了，但香港的警察抓不抓呢？

奇怪，香港海上的巡逻艇远远地看着，也不过来。

他们还是不敢往人多的地方停，把船驶到了一处山崖下。

这里是一片荒山，四周也没有人。选择的时间不错，已经天黑了，是上岸的好时候。

旺狗碰碰立健的手朝一座山崖奔去。

看看没人，两人悄悄地往崖上爬。等他们往崖上一探头，妈呀，崖上面有两个挎着枪走来走去的英国兵。

他们正要往草丛中躲，一个高大点的分明看到了他俩。这时，只要那个“鬼佬”走过来十步，他俩就只有举手了。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听见那“鬼佬”用生硬的中国话喊：“上来吧，上来吧，不抓你们。”

立健和旺狗以为是听错了，但那两个英国兵还在向他们挥手：“上来啊——不抓你们——”

后来才知道，英国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香港要劳工。

“起来，立健！”旺狗突然神气起来．拍拍身上的泥说：“走——这是咱们中国的地方！”

他们就这样顺利到达了香港市中心。

香港工作好找，他们很快进了一家手表工厂。一日三餐都在厂里。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用破货柜改装的“房间”里面，连窗户都没有。香港天气又热，闷得像蒸笼。可第一个月发下工资来，立健竟拿了200多块！这是在家里做一年的钱啊！

拿着一叠钞票，立健喜呆了，巧巧有钱了!

按照同巧巧约好的，在租住的黑暗的货柜里，他弓着身子，赶快给巧巧写了第一封信。

命运这个东西多么奇怪啊，本来，如果这封信寄出去了，巧巧收到了，两个人的后来，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他们夫妻可能就像许许多多的“偷渡家庭”一样，巧巧在河北边干社会主义的“公社”，立健在河南边干资本主义的“工厂”，每月给巧巧寄钱过去，过年回宝安“探亲”……

可是，就在立健拿着要给巧巧寄的信要上街时，有人跑到“货柜”来告诉他：“外面有人找你。”

来人不是别人，是早就逃到香港来的同村的小兄弟。

“龙仔——是你呀！”立健发现，当年村里一起玩大的小伙计，西装革履，变得洋气十足了。

“是的，我做老板了”一番拳打后，龙仔拉着他进了一家咖啡馆。

一听说是给老婆寄钱，龙仔说：“慢点寄——我先给你说件事。”龙仔拦住他，又问：”如果有一沓钱放在这里，”龙仔点点桌面，“你愿拿吗？”

怎么这样问？这谁不想发财啊，立健傻傻地点了点头。

“那就好，我带你去发财！”

立健不明自：卖白粉呀？

“傻瓜，我才不干那犯法的事呢。我带你去法国。”

“法国？”立健吓了一跳。

“对，开餐厅，当老板。”龙仔说。

立健又把这位当年看牛的小伙伴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下。

“法国人的钱，好赚。我在那里开了一家中餐馆。”啊，是这样。

“我得从香港进货。”龙仔说，“普通的酱油啊、醋啊、干货啊……拿到那里烧出来的中国菜，价格就是十倍、几十倍的翻。你要愿意，就同我干！”

立健很矛盾，他想着巧巧。

“嗨，你呀！”龙仔说他太老实。“出门的人，谁不是家里放一个，外面住一个？还是金发碧眼的。”

立健想的可不是这，他担心的是：“我去―能干什么呀？”

“做厨啊，就到我店里去做厨”

立健摇摇头说：“我不行，我哪能做中国菜呀，平时做菜都是我姐……”

“傻瓜，外国人哪知道什么叫中国菜呀，只要是扁鼻子的中国人，系个白裙，往那一站，就认你是中国厨师。切碎了，下了锅，就是中国菜。”

他心动了。心想，到赚足了钱，风光了，再给巧巧一个惊喜。

然而，事情并不像设想的那么顺利，立健来到法国不久，龙仔的中餐馆就倒闭了。

分手的那一天，龙仔把一叠钱放到立健手心中，无奈地说：“我也顾不上你了。立健，是我害了你。你拿了这个钱买机票回去吧。”

但是，立健怎么能回去呢？就这样一文不名地像个流浪汉回向北村去？去见巧巧？他拿什么脸见人啊？

“还有一条路。”龙仔说，“附近有一家职业介绍所，那里有个老华裔，我介绍你去他那里，也许可以找到打工几的活干。”

职业介绍所的老华裔挺热情：“别急，老乡。总能给你找个谋生的地方。你每天来这儿等着吧。”老华裔安慰他。

夜色落在巴黎城中，立健孤身一人走在陌生的大街上。人家窗口，灯火辉煌，一家人幸福团聚，他钻进公园的灌木丛中，垫两张报纸栖身……

白天，他来到介绍所，坐在长沙发上等招雇的主人。来介绍所要雇工的人倒不少，但看看沙发上坐的是个华人，都摇摇头走了。

是的，谁会要他这个语言不通的华人呢？

他只有对天祈祷，但愿有人看上他．哪怕让他去做搬运、做扫地、清理厕所……什么都可以。

上帝似乎有意在安排一段命运：让吴立健在法国扎根，让巧巧有一段痴心的苦待。

奇迹真的发生了！
”Bonjour .”（法语：你好）
有一天，他迷迷糊糊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听见耳边有一个声音，一个银铃般细小而好听的声音。

眼前站着的是两母女：一个五六岁的金发法国小女孩，在女孩旁边是一位美丽的法国中年女子。
立健简直是跳了起来，一下燃起了希望。
但是那位法国太太对他审视了一下，一声没吭，牵着女儿，走了。
又没戏。别做梦了——立健又闭上眼睛打瞌睡。

“起来，起来！”不一会，老华裔过来了，捅着他，“老乡，你的好事来了。”

原来，这是一个刚刚失去了男主人的法国家庭，爱丽沙的丈夫是个司机，不久前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

也许一个家庭真的太需要男人的存在了，而一个外乡人和他诚实的面孔更叫人觉得可靠。爱丽沙决定替华人吴立健申请留下来，帮他做一些粗重的家务活。

最先，立健的工作仅仅是帮助两母女收拾花园、清理房屋。爱丽沙和艾妮出门时，他牵着艾妮的手，充当母女俩的保卫者。另外，收拾完桌上的刀叉后，教艾妮学儿句中文……

就是在对艾妮的教习中，这个牧牛山下的中国青年，也慢慢学会了用生硬的法语同俩母女交流了。

几个月后，爱丽沙对立健说：“如果你愿意，可以长期留下来。”

又是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借着丁香花的阴影，爱丽沙温柔的身体主动靠近这个俊秀的中国青年。她轻轻地抬起头，那是一句所有的年轻人都难以抵御的请求和命令：“你可以吻我——”

吴立健的心中．真是太矛盾了，这……这叫我怎么办？

后来吴立健在回忆中说：“那一刻，我的确想到过巧巧，想到我今后怎么办……但是，在生活面前，我投降了。”

立健啊立健，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散满丁香花香味的夜中，地球的那一头，牧牛山头的太阳正在升起，勤快的巧巧正清晨起来踏着露水去割草，她在村口遇到胡子爹．商量着要去香港找你啊。

啊，世上的事情是这样的难料！

这以后，英俊的吴立健就同比自己大10岁的爱丽沙结婚了。

八

“巧巧啊巧巧，你不要慌，不……要恨他……”水容说。

她看见巧巧的身体在摇晃，她赶忙扶住了她。

啊啊，你是那样的绝情啊，你知道我在这边是怎样苦苦等你吗？

三十年啊三十年，我等你，年轻的我等成了满头白发了呀。

“他——他——还说了什么吗？”

就像是一个人到了最后一刻，还希望着奇迹出现，巧巧眼巴巴地看着水容这位大媒人。

你是媒人啊，你是我们俩的牵线人啊，他说了什么？他还在想念我吗？

可是水容摇摇头：他什么也没有说。

巧巧再也没有想头了。

不过，她还有个想法。

啊，我不怪你，你就是在那边成了家，我也不怪你，是生活让你这样的。

牧牛山还在，老屋还在，你掰断的筷子还在，我就守在这老屋里了，我守你一辈子！我没有更多的愿望，我只希望你能够回来，回来让我见你一面。对我说一句，你没有忘记我，让我没有白等你。说完你就可以走。我还是你的巧巧，你还是我的立健。就这一点了，行吗？

水容没说话，她用眼神告诉巧巧：立健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其实，就是在巧巧那次找到她阁楼上时，水容就在隔壁的邻居家。但是，当时她刚刚得到立健与爱丽沙结婚的消息不久。

她怎么好说出来呢，她这个媒人怎么好意思见巧巧呢？

这以后，立健在那边做了父亲，曾来往法国和香港做生意。也许因为在心里放不下巧巧，他一直没有加入法国国籍——直到六十年代中期。

时间一天天过去，年青英俊的吴立健一大天老。他不仅成了法国人，也做了外公了。他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吴立健请求水容：“老姐啊．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告诉她吧，让她别等了。她也苦啊。把那东西给她吧”

水容拿着那样东西，就像是一块沉甸甸的铁。她太矛盾了！

立健在电话那头说：“姐，我就求你，做件好事吧。总不能欺瞒她一辈子啊”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在多次催促之后．吴水容终于下了决心。

她回来了。她回来就是要做那件33年都想做，但又不忍心做的那事。

“巧巧哇，你不要哭，不要哭啊……我给你看吧……”

她拿出了一个手绢包。打开手绢，里头是一张纸。

这是立健逃港后的第20年，就是1977年写给文素巧的“休书”。

自愿立写离婚书。
口口健自（一）九五八年由家长主婚与口口巧结婚为夫妻。本人因谋生关系移到香港现居法国十余年，而受环境所迫，未能归家，使之失妻有名无买。为免误人青春，故此自愿题（提）出离婚。从今日起．与口口巧脱离夫妻关系，双方后男婚女嫁各有自由双方并无干涉。特立离婚书为凭。
立写离婚书人口口健 于法国一九百七十七年正月廿二日立

据后来文素巧的姐姐告诉我，“休书”中所说与文素巧结婚的时间是“九五八年”是错的，准确地说应为“五七年”。

九

我得知这个故事是在2000年，当时我正采访研究特区妇女问题的一个报告会。会上，文素巧33年不嫁等丈夫的故事，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在妇女们中进行宣传教育的。与会者一致谴责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精神毒害后，似乎都持批评文素巧的态度。

我感到事情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简单，决定寻找文素巧，听听她本人是怎样说的。

费尽周折，我终于找到了文素巧的电话。

“嘀——嘀——”香港的电话是种特殊的声音。电话通了，我屏住了呼吸。

“丙个（哪位）?”从遥远的空中，传来一个有些苍凉的老女人的声音，是个宝安县人的粤语。

啊，是她，天啦，这就是我千辛万苦要寻找的文素巧啊！

我不知该怎么介绍自己。我们从来都不认识，我还担心说到我是记者很可能会把她吓跑。

但是，我又不能不说真话。因为，最后她还是会知道的。

我鼓起勇气，也许是找不到太好的理由，所用的都是惯用的套话。我说报社和区政府都很关心她，都很同情她的那段身世，希望她能回来，我们见一见。

那头突然就没有了声音。

她大概在犹豫、在回忆、在斟酌……

终于，那头传来了声音：“还说那吗？不说了吧，记者。都是过去好久好久的事情了……我都记不清了。”

“没关系，你过来吧，我们会帮你慢慢回忆、整理。对后人也是笔财富。说明还是改革开放好呀！村子里的人，旺狗、旺狗媳妇……都会来的，他们都在等着你呢。”

这回等的时间更长一些了。

半天，那边传来声音：“我看还是算了吧，我都是快进坟墓的人了……”

我还想再坚持。她似乎在哀求我了：“我的心已经干涸，记者……对不起了。”

我还能再说什么？我还能为了自己的需要，再去揉碎可怜了一辈子的老人那颗破碎的心吗？

我缓缓地放下了电话。一切都安静了……

文素巧就这样从我的，也从几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如同消失在傍晚天边的一抹暮霞，……

我所能做到的和我有幸得到的，也仅只是这个“苦命人”的背影的小小一角。

就像这世上许许多多的小人物一样，他们匆匆走过这个世界，身上那些辛酸的故事，只能由他们自己嚼碎了，自己咽下……

第三节 逃港的广州女大学生

那些疲惫不堪的偷渡者，在饥饿、恐慌之中，抱着无穷的愿望，于千难万险之后，登到了山顶，突然看到了山下隔河香港的灯光，一派辉煌的景象。那种即将获救时候的惊喜、紧张、兴奋……陡然一齐袭来，那是何等的高兴和幸福啊！

他们太兴奋了。

而就在这种神经极度的兴奋中，他们忘记了悬崖就在脚下！

一

现在是1996年的11月，即1957年大放河口后的第39个年头，我与万冠平老伯同坐在莲塘村边的一株大树下。他当年是莲塘村的生产队长，而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村口的下面看得见边境。

香港很快就要回归，河边的岗哨实际上已形同虚设。以前边界是不让靠近的，现在那儿变成一片菜地。从湖南、四川……各地请来的菜农都在“禁区”悠闲地浇菜，与站岗的战士分享着三五牌香烟……一片平宁景象。

四围青山、半壶清茶，一抹晚照。听白须老人遥话当年，真有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味道。

“一听说放河口，内地就全乱啦。”万伯摇着蒲扇说，“也不知怎么一下就来那么多的人，四面八方，潮水一样。广州、惠州、韶关……哪里的都来了。傻啊，一群一群的，围着村子转，找不到口子出去呀。我就叫民兵给他们带路。”

“带路？”我问，“你不怕上头批判。”

“不会。”万伯说，“上头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万伯喝了一口茶：“后来不是不让过了吗？但不听，还是来。就发动民兵抓。有些胡乱撞着就撞到你家里来了，就像一群给赶得没处飞的雀子，还跪着哭着求你。看着真难受。当时我还是民兵队长啦，叫我也去抓。你能不去？唉，好多事说来心疼啊。”

我知道已经触到他记忆最深处了。

“哪件事是你最难忘的？”我竭力想唤起他的回忆。

他露出难过的神情，忽然扭过头：“看见那里吗？”他的蒲扇指着北面的一座山峰问，“那儿叫什么？”

那不就是深圳人人熟悉的梧桐山吗？为了这部书，我不止一次爬上过这座深圳最高的山峰。

“不是，我说的是那。”他站起身来，拿蒲扇根指着，“在那山尖旁边，下边还有一个最险的悬崖。看见了吗，那叫什么？”

我手搭凉棚往上看，那是一个突兀的山峰边的一个悬崖。我摇摇头：说不出名字。

“那叫鹰嘴崖。”

啊，是它！我猛然想起香港的报纸上披露的，逃港者经常提起的梧桐山上可怕的“老虎嘴”。

“是的，也叫老虎嘴，香港报纸还叫它阎王壁。当年，好多从南边跑过来的人，夜黑看不到路，就是从崖上摔下来死的。”他说。
“你见过？”
“见过，多啦。”
不知是不是过分的谊染，传说当年逃到梧桐山中的人，饥饿、疾病缠身，为了获得最后一口活命粮而抢夺……鹰嘴崖下的尸体，一个挨着一个，上面的死了，下面的还在抽着气。
“惨啊！”他露出十分凄惨的面色：“有时上山，猛然就会发现草丛中的死尸，我就顺手拿锄头刨了坑，把人家埋了。”
他停了一下：“好吧，我给你说吧。那件事，就是发生在鹰嘴崖下面的。”
那是在大放河口后不久……

二

海边的气候就是怪，平常又温暖又湿润的，可一到干燥时，就干燥得不行，常常引起山火，也不知那湿润的海风都到哪里去了。所以．梧桐山下的莲塘村，安排有专门巡逻防山火的人。

“当时村里派了我做防火员，每年给我记一百工分。”万冠平老伯说。

那一天下午，准确说是傍晚了，大约五六点钟，天色昏昏暗暗的，已经不大看见人了。我下了工，还想在山上割把柴回去，远远地看见鹰嘴崖下的山腰中升起了一缕青烟。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有人失手，把山草点燃了。

我赶忙撕开喉咙喊人：“起火了——快来人呀——”我这一喊，周围还在山上千活的村民，都丢下手上的活，你呼我喊都往鹰嘴崖下跑。村里的锣声也响起来了。提桶的、拿盆的，人都急着朝山上跑。

眼看着满山遍野的村民上来了，我猛然一想：奇怪了，现在还不是干燥时候呀，草还湿着呢，怎么就发山火了？

怕是有阶级敌人搞破坏！

我便警惕地抓起了路边的一根木棒，朝起火的地方跑。

火舌在灌木丛上空旋转着．发出“僻嚼啪啪”的声响。满野都是被烧化的草叶像一只只蝴蝶飞舞……

“快啊！”人都上来了，几个年轻人冲在前头，我领着一帮青年冲进了大火中。

“你说我发现了什么？”万伯问我。
“我看见一个女学生。安安静静地就坐在火圈子中央。顶多就二十岁吧，大火烧出了一个圈子，围着她，熊熊的，可就是没烧到她。”
“火是她放的？”

三

林玮（化名）从小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孩子。

1950年．做商人的父亲逃到了香港，他是去“避”一“避”共产党的，以为早晚还能回来，所以把妻子和女儿留在了广州。

留在广州的林玮很争气，1956年上了广州的名牌大学。

1957年上半年，学校号召给党整风，向领导提意见。系里派下任务来，每人给党提的意见必须在五条以上，谁提得多谁就是对党忠心。

提什么呢？她绞尽了脑汁，也尽是些鸡毛蒜皮的意见，比如系领导架子大，见面不理人啦；公私合营后，家里住的房子太窄啦……之类的意见交给了团支书。

谁知，就因为提了这些意见，不久有消息传出，说这次“大鸣大放”,班上有四个同学被内定划成了右派，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原因是对党的公私合营政策不满。

班上资本家出身的人，除了两个男同学，还会有谁呢？难道是我？

林玮害怕起来。这时，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父亲打电话．问父亲怎么办。

正是这个电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邮局的电话亭是一间间的小格间。

“孩子，你来得正好，爸爸正要找你。”爸爸在香港那头说。

爸爸反要找她？

“听着，不要急——周围没有人吧？”爸爸说

“没有。”林玮看看四周，都是用玻璃板隔着的，在小格里打电话，外人是听不到的。

“最近深圳放宽了，边防不设岗，想过香港的人都放行。这事他们不宣传的。你赶快抓住机会，过河来。”

第二天一早，踏上往南去的火车，她才发现，车厢内的人格外多，大多数是年轻人，都拿着小包和简单行李，而且都是到深圳下车的。

这还用说吗？

快到黄昏时，火车到达了靠近深圳的布吉车站，再过去一站就是深圳了。

忽然，列车员走过来说：“下车，都下车——列车不开了。”

大家一下子愣了：“为什么不开？”

列车员：“上面来的通知，深圳那边不让车开去了。”

满车厢的人都急了：“怎么回事啊？”

趴在车窗上往下一望，布吉车站边站满了人，都是从深圳退回来的。

有人敲着车窗玻璃：“下来吧，不让去香港啦。”

“共产党改口啦！”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车站坪里．成千的人都不知道何去何从。

人群中有人议论：“不让过，我们自己过。”

“我们上梧桐山，走小路！”有人提议。

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说：“我知道路，上了梧桐山，下面就是香港！”

“走——上梧桐山啊！”有人呼喊着。

人群便像股潮水，朝山上涌去。

此时的林玮，已经身不由己了，她一想，回去了也要挨“批”了，不如随着人群去闯。

天色已黑了，山上的路又陡又滑，分不清哪是草、哪是石头，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

猛地听见远处有人欢呼的声音：“到了——到顶了啊！”

那声音，夜里听来多么清晰，多么激动人心啊。

“香港——”山顶上一个激动得有些颤抖的声音．“香港呀！”她看见前面有人在跳起来呼喊。

“我们看到香港了！”到了山顶的人叫喊着。

林玮抓住了一把树枝，拉着身体上了一个斜坡。

猛然，她好像听到前面有滚动的声音，像一块很大的石头滚下山去了。

原来是一座悬崖，好险啊，差点没掉下去！

往下一望，呀，山下，南边天空一片光芒，像白天一样。那是什么？像是天上的繁星，比繁星还要多啊，原来那是灯光啊，香港的灯光，只隔着一条窄窄的深圳河，那么辉煌灿烂啊！

啊，香港．爸爸在的地方！她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突然，她感到脚下的石头在滑动，在“溜”……啊，猛地，她的身体像一个车轮，朝几百米的山下滚了下去。

她从悬崖上掉了下去了……

四

据她后来对人说，她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下午。

从手表上的日期看，她已在山上晕死了一天。

她发现自己是在一棵小树旁边，一棵长在悬崖上的小树把她拦在了半山腰，救了她一命。

太阳正在朝西去，暖暖的阳光照着，云雀鸟儿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调情唱歌。四周静极了。

人群呢？喧哗呢？那满山的人，都到哪里了？啊，她记起，大家说好是要下山过深圳河到香港去的。

猛然，她听见不远处有人呻吟的声音

下午的阳光照得眼睛迷迷糊糊地，她看见离她一百米远的草丛边，有一个满身血的人在呻吟。

还有人摔下悬崖了，我要去救他！

她正准备起身，猛地感到左腿剧烈疼痛她这才发现，左腿的小腿已经折断了。没有出血，只是青紫青红的一大块内淤。不能动了。

不能，不能停，在这空旷的山上，得有伴，得跟“人”在一起。

她本能地向那位“同伴”爬去，有伴就好！

“你醒醒！”她摇着他的肩膀。这人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胸前的口袋上还插着一支水笔。

然而，她失望了．就这十几分钟的工夫，他已经不再呻吟，头歪在胸前：死了！

猛地，她又看到，崖中间的石头上，还挂着一具尸体，血糊糊的头都破了！可能也是晚上摔下来的。

真叫人害怕。

“喂——有人吗——”她拼出了最大的力气，用手合着喇叭朝着大山喊。

哪怕就是一位砍柴的农民听见都好。

“喂——有人吗——”山野响着回声。

没有回答。

空旷的山野，一片死寂。

突然，她明白了，自己已身处绝境。

现在，唯一的希望只有等待，等进山的农民，来砍柴啊打猎啊什么的，能偶然发现她。

太阳一下山，四周就变得冷飕飕的。

就在离她五十米的地方，突然间串起来一旋旋的蓝色火苗，一闪一闪，一下明，一下又暗下去。林玮突然明白，这就是书本上说的“鬼火”。

“唔——唔——”她突然听见一种更恐怖的声音，有时拉得很长，有时又十分短促。一会儿很远很远，一会儿又好像逼到灌木丛边上来了。

她记起外婆小时候讲的故事，说那是“鬼”的声音。鬼同人不同，叫起来是没有后音的。这一想，林玮的毛发都竖起来了，她壮着胆子大喊：“打——打——”用木棍死劲敲动树枝壮胆。突然听见一阵翅膀的扑腾声：哦，原来是一只猫头鹰。它飞走了

她再也不能睡，再也不敢睡。越是怕，越是不敢睡。直到东方露白时，她再也支持不住，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等她醒来，已经又是一个山中的傍晚。

现在，她可以看见山下的村庄，还有村庄上空升起来的炊烟。她甚至看见了山下的那些黑点，那是晚归的农人。

“救命啊——”“救命啊——”她拼出最后的力气叫喊。

空旷的大山依然回响着“救命啊——”的回声。

离得太远了，声音太微弱，山下的人根本听不到。

无论如何，再不能过第二个夜晚了没有水，食品也不多了，这样下去，要么就是被野兽吃掉，要么就会饿死在这里。
猛地，她碰到一个东西。

五

她碰到一盒火柴。
火在呼呼地燃着，救火的群众慢慢都围了过来。大家都来看这个围在大火中的女孩。
说到这儿，万伯似乎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中。
“那女孩，一点儿也不怕，我想她是在等我们来抓她。你想，好奇怪啊，怎么大火围成一个圆圈在烧，树啊、草啊，都烧光了，可就是烧不到她呢？”
后来火是被扑灭了。林玮是万冠平和两个青年用树干做成的担架抬下山去的。
“好瘦啊，抬在手里，也就八九十斤吧。怕是饿乏了。”

万冠平搜她的包时，发现有三样东西：一张学生证、一个打碎的瓶子、一盒火柴。

“算她聪明，救了自己一命。”

“后来呢？”我问。

“可能是太久没吃了，一见我们就问，阿叔，能不能给点东西吃？我就说你先到我家去好不好？我就叫老婆给她做了一大碗面条，她呼噜噜都吃了下去。”

“她说了些什么？”

“她反复向我解释说她是好人，说包里还有她的学生证。说本来快人团了，是她父亲害了她，让她走了这条路……”

“她不担心公安会来押她走吗？”我问。

“那倒不担心，她就想有这个结果。”

晚上八点左右，公安到村里来了。给林玮戴手铐时，她一点都没反抗。

“临走时，我老伴还贴着她耳朵说，孩子，我们送你去公安也是没办法，你别恨我们啊，唉——”

夕阳中，万冠平老伯满是皱纹的脸上分明泛上来一丝痛苦。

“万伯，你算是救了她一条命啊。”我说。

“你还说我救命啦，”万伯摇摇头说，“就这，后来搞‘四清’的时候，还说我是同情右派啦。”

万伯低声说：“那女孩子是个右派——她是害怕运动才逃港的。听说后来还判了刑。”

六

林玮是判刑了吗？这倒给了我找到她的希望，因为现在应该早平反了，可以通过法院的档案找到她的去向。

1996年大热的7月，我在得知故事后，从深圳赶到了广州。

大学的老人事处长早已经退休，找到他时，却依然十分热情。

“是有这个事，我还记得一点：送回来后，通知我们去了人。定性是反革命纵火案。她看见学校的人来了就哭，说她有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还要求不要告诉她的妈妈。当然，这哪可能啊，人很单纯。”

“现在呢？她人在哪里？”

我想，她到现在，应该最多就六十多岁吧。

“可以查杳的，档案应该还在”老处长肯定说。

“没有，没有了。”年轻的女干事不知是对这些事情不屑一谈，还是担心会泄漏“党的机密”。

她又把我上下看了一下，说：“是放火的吗？死了，早死了。”那女人一边往她孩子的书包里塞中餐．一边淡淡地说：“我这里没档案，你去韶关劳改场找吧。”

我感觉，她是在推脱我。

“没问题，可以看啊，都在这里。”韶关某劳改农场，已变成一个乡的种养场了。一位农场干部从玻璃柜中拿出保管好好的厚厚一叠卷宗“看吧，有乜（啥）——都四十几年的事了。”

终于找到了！林玮在劳改场的档案。

这就是做大学生时候的林玮吧？穿着一件花格子的衣服，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后头透露出不谙世事的日光。

我拿出了相机，老干部马上把卷宗合上说：“同志，照相不行——”

“她的确是死了，就是死在场里的。你看，这里——”老农场干部指着犯人的最后结语说，”62年4月15日。病卒。”

她大概死在大饥荒的年月。

“其实，她原来在校评语还是很好的”农场干部指着档案念道，“积极上进，忠于党和人民……政治评定给了她乙上嘛。学校对她也不错，她的那些言论根本就没有追究。也算不上。她自己害怕，精神紧张，逃港了。”

那位大学老处长也说过类似的话：“她其实没有被划右派，要划的是另一位女学生。”

七

林玮的故事完了，有一个疑问却还压在我的心里。那是我在梧桐山顶留下的疑问。

在所谓的“阎王壁”我看到悬崖并不怎么陡险，更不像香港报纸说的是“惊心动魄”。如果稍加留心，是不应该摔下去的。

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摔下崖去呢？

天黑？人累？饥渴？紧张？还有什么原因吗？我在悬崖边上走着，想着……

站在梧桐山脊远望，隐隐约约，看得见落在地平线上的香港望不到边的高楼大厦……

我猛然明白了。

从梧桐山上看“老虎嘴”并不大险峻

那些疲惫不堪的偷渡者，在饥饿、恐慌之中，抱着无穷的希望，于千难万险之后，登到了山顶。突然看到了山下隔河香港的灯光，一派辉煌的景象。那种即将获救时的惊喜、紧张、兴奋……陡然一齐袭来，那是何等的高兴和幸福啊！

他们太兴奋了。

而就在这种神经极度的兴奋中，他们忘记了悬崖就在脚下！

悲呼，当年苦苦追求幸福的青年男女们！

第四节 “木脑壳”八次逃港传奇

“你们别找我——我不信共产党，也不信你们国民党，我是老百姓，我要的是我老公。你们让我过几天安静日子吧！”

那年头，宝安县曾有个出名的人物，大名刘水生，小名“抓不怕”。据说他的“逃港”次数最多，创了记录：逃了抓、抓了又逃，一共是12次。

他的成分好，贫农，父亲是土改根子，说他是阶级敌人，挂不上边。说他是蜕化变质，“那你们共产党怎么教的？”公安局也拿他没办法。直到第13次“偷渡”深圳河，打了招呼的边防军便半睁半闭眼：“过去吧。”他才成功了。

我有些纳闷，偷渡12次都不能成功？

人们告诉我，这就像人脸上长了块疤，刘水生偷渡出了名，到哪儿都认识。所以他只要一动腿，马上就有线报说那个“抓不怕”又来了。

这事情成了宝安县的一段笑话。

我一直没有找到“抓不怕”，据说是早死了。但是我见到了另一个人物，小名叫“木脑壳”，他也是逃了抓、抓了逃的。是个“跛子”。前后偷渡也达8次之多。当然也有人说是7次，最后一次不算的。

“木脑壳”的原名叫做贺德林（化名）。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七十几的人了，脚的确有点跛。他跛着脚怎么还能跑8次呢？

他的“外逃”，是从1957年“大放河口”开始的。

一

50多年前的牛古村小学，是借着贺家的祠堂办的。

贺德林上学时，年岁就比同班的孩子大，个头也长得高，像个小后生了。

毛头毛愣的，人显得俊气又憨厚。

有人说，女孩子就特别喜欢这种憨厚、腼腆的男孩子。因而，德林在班上遭遇的“欺负”可就多了。女孩子们好像老同他过不去：发作业本，明明是德林的作业本，举着就是不给：“没有你的。”让你自个儿去求她们，还有，德林从课桌中间的道上走过去，她们偏偏就拦着不让路。一不小心还会绊了脚，让挤在一堆的女孩并笑得前俯后仰。这时，年岁最大的班长唐玉英（代名）就会出来打抱不平了：

“你们别欺负老实人”

“德林，你是个脓包啊，过去啊！”

于是女生中又是一阵笑，笑得德林红着脸跑了。

时间一长，德林就感到，身边好像多了一双眼睛在“保护”他。他的心里乱乱的。

又一次，星期天回来上晚自习时，德林发现课桌的抽屉里多了两个红鸡蛋。老实的德林叫着：“谁的——谁放到我这来了啊？”

“哈，做好事还没人认啊！谁的？谁的？”满教室的女同学都笑开了，扭着脑袋找人。

有的说要侦破，有的说索性把蛋分了，全班同学一人吃一点点。整个晚自习课堂像一锅粥，都乱套了。

班长玉英气红了脸，走过去夺下德林手中的蛋：“交老师去！”

玉英刚走，就有女生“吃吃”笑着说：“哈哈，怕是玉英家的老母鸡找错了窝，下到德林的抽屉里了吧！”

满教室又是一阵大笑。

德林开始走神了，上课冉也听不进去了。玉英的成绩也在下降。

有时台上老师在讲课，德林瞟过眼去看玉英时，发现玉英也在瞟自己。

嗨，这课简直没法上了 !

到了级末，两人都有三门补考。

“我下学期不想读了，玉英。”放假的时候，德林在坪里等着玉英，猛着胆子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

谁知玉英回过同样的话：“我也不想读了。”投过来温柔的一瞥，“现在不是号召青年回乡生产吗？咱们们都回去算了。”

“那你说我们回乡——好吗？”

“好啊，当农民为什么不好啊？”玉英说。

“那我……”德林没有敢说，其实他是想说：“那我回去了，还能再看到你吗？”

他俩不在一个村子的。

玉英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我们是邻村，地都连着呢，割禾插田都可以见面。还没了那多管闲事的人”玉英眼睛向左右瞟了一瞟。

最后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是，这回玉英的意思，德林都听进去了。

“那我回去了。”德林一下子高兴了。

“欸——”玉英叫住德林，“你回去怎么找我啊？”

“不知道。”德林摸着脑壳。突然又说：“啊，我知道了。”

“怎么找？”见德林突然聪明了．玉英高兴地问。

“我天天到锄把丘去望你”锄把丘是德林家分的一块靠玉英村子的自留地。

玉英用手指点了一下德林的脑袋：“木脑壳——那你就望吧。”

二

傻傻的德林天天到锄把丘去锄地，伸长着脖子，盼着玉英从村子里出来。可是盼来盼去，就是见不到玉英。

他在想，玉英说了的，叫我望她，她一定会来的。

父亲看他扛了锄又要出去，说：“德林．你是怎么啦？锄把丘的地你不是锄过了吗？你是失魂啦！”吓得德林的脑袋缩了回去。

玉英啊玉英，你怎么没影了，说话不算数的啊。

那时候，宝安县里的电影队，常来乡里放电影。一到断黑．周围几个村的男女老少，细仔们背凳子、阿婆们夹蒲扇．都来牛古村门前的大坪里看电影。

《南征北战》刚放了一半，德林就听见身后头有个女人的声音：“嗨——好专神呀！”他回头一看：呀，这不是玉英吗？

她今天特地打扮过吧，真漂亮啊，花格子的衣服，长长的辫子卜还打了两个花蝴蝶呢。

“你怎么来了？”德林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问。

“我怎么不能来啊？”玉英好像有些不高兴呢，“我来看电影！”

啊，她根本就不是为了我来的。德林心中冷了一截。

可他又听见玉英说了：“那你是在这里做什么呀？”

“等你啊，啊，是看电影！”德林慌慌乱乱的，玉英扫了他一眼，他吓得赶忙说实话：“是等你。我老等你来，你老不来。”

玉英故作不懂地问：“来哪里啊？”

“来锄把丘啊。”德林说。

“我到那里去做什么？”

“你说的呀，你说过的到锄把丘啊。”

“我说了吗？我说了吗？我哪里说了！木脑壳！”玉英辫子一甩，脚一蹬．生气地走了。

正好几个同村的小伙子走过来了，问：“那女的是谁？”“怎么脾气这样大啊？”

有人插嘴说：“不就是榕树下村的唐玉英吗？是好漂亮啊。难怪福贵会托人上她家说媒呢！”

什么？说媒？德林急了，直追问：“你说什么？给谁说媒呀，给福贵？”

其实是逗德林的。大伙们都笑了：“哈，德林啊，你急什么，你心中有鬼啊？”

德林感到心里像虫子在爬，乱麻麻的。他听不出同伴是在逗他。他在想，要是玉英她爹真答应了怎么办？幸好电影快“胜利”了，小伙子们都在解放军的冲锋中欢呼，他赶紧走开，往人堆外去找玉英。

“嗨——”忽听见后面有个声音，把他吓了一跳。他一看：面前站着那个“蝴蝶结”。

“嗨，你呀，让我找得——”德林擦着额头上的汗。

“过来。”英英在向他招手呢。德林魂都快没了，赶忙过去。

“拿着。”玉英那声音很细很细，细到虽然周围满是人，却除了他俩，谁也听不见——恋爱的女孩子就有这本事。

玉英递过来的是一个折叠好了的小纸条。

人堆中暗，等德林拿到星光下去看时，玉英旱已经不见了。

纸条上是德林熟悉的歪歪斜斜的笔迹：“明天晚上吃了晚饭，我在锄把丘的榕树边等你。”

“啊！”德林简直要叫了起来，他是飞回家去的。

那是多么美好的乡村夜晚啊！湛蓝湛蓝的天空，像一面擦得透亮的蓝镜子。蓝镜子上悬挂着一轮白晃晃的月亮。月光啊，那么透明，干净，照在地上，像是洒着了一层白白的盐。

月光太亮了，周围的村落啊，山坡啊，树木啊，甚至田里游荡着的小鱼儿，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以致你会怀疑：这是不是夜晚啊？这是白天吧？

风在轻轻地吹过，大榕树的树叶在悄悄私语：远处的田里，传来“呱呱——”的蛙声。

两个年轻人，第一次靠在起了。

“你说，你在学校是不是就有我？”玉英问。

“你怎么知道了？是有。”德林傻傻地抹着脑壳说，“你把我拦住那阵，我就有你了!”

“那你为什么不追？”

“追？”德林不理解，“你都没跑我怎么追啊。”

玉英气得鼻孔里“哼”了一声：跟这个木脑壳说“新名词”那是自搭。不过，反过来，玉英爱他的正是这点：实在。

“那你每次都要提前半小时来这等我。”玉英罚他说。

“可以，可以。”德林说，“我家有钟。”那年头说自家有钟是挺光鲜的。

此后，他们就有了约定，每逢赶墟日子的晚上，都到大榕树下来会面。

终于，有一次，德林猛着胆子说：“王英，你要是不反对，我就叫人去说媒吧。”

玉英说：“都还没到年龄呢。明年吧，明年我们就都20岁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1957年。20岁德林被合作社派去乡里修水渠。

一天中午下工，厨房的炊事员告诉他，有人来找过他了，是个女的，两个“蝴蝶结”，很漂亮的。德林一猜就是王英。

“她说什么了?”

“没说，看样子很急的。她说下午还会来找你。”

玉英一定有事。

下午，德林正在挑土，远远看见玉英来了。

“德林，你把担子放了。”玉英一把把他拉到一旁，“我问你，你给我说一句实话。”

“什么事这么紧张呀？”

“你真的愿死活跟我在一起吗？”

“愿啊，当然愿。”德林傻傻地眨巴着眼睛。这是怎么啦？

玉英说：“告诉你个消息，边防开口子了，不抓人。你跑不跑？一起去香港。”

德林听明白了：“逃港？”

玉英说：“这不叫逃，是准过去了。听说就给三天。赶紧走吧，在这边，我们一辈子也别想过好日子”

只要跟玉英在一起，到哪儿都行：“行啊，我听你的。”

玉英说：“你就光知道听我的，到香港去过日子了，你自己愿不愿意嘛？”

“我当然愿啦！”德林想．跟玉英在一起过日子还不愿意？

“你还不能给别人说，自个儿走就行了，知道吗？”玉英老担心德林“死心眼”。

“我知道的。”德林这才一注意了一下工地，发现好像已经少了一些面孔，“唉呀，都在走人了，咱们要快呀！”

玉英说：“那就抓紧行动，你去拿两件衣服，带两包人丹。”

“干什么用啊？”

“天气热了，容易中暑啦”

“还要什么？”

“不要了，越少越好。那边什么都有。我还得准备几块钱。你先走。”

“怎——”

“你就直接从这下莲塘去。对，别走罗湖桥，那儿不让过。走莲塘村山下面的那个口子。记住了吗？那里是留着让过人的，不抓。”

“知道了，走莲塘村的那个口子。”

“记住，不见不散。”玉英再吩咐。

“知道了，你快走吧。”

玉英转眼就不见了。

德林赶忙回到工棚，包了两件衣服，飞脚就出水库。炊事员老头问他：“德林，急着干吗去啊？”他说：“家里人病了，请了假。”

上了去梧桐山的小路，他就发现，路上的人一个接一个，都是带着干粮，包着衣服的人，都往边境口子去。

原来．人们都知道了！

德林到了莲塘村时，一看，人络绎不绝。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由人搀着的老人。有全家出动拖儿带口的。德林这才懊悔，当时要把父亲和妹妹叫来就好了。

莲塘村的人真好，还把水捅装了凉水．放在村口上。德林又累又渴，从水桶中抓起瓢来喝了一瓢。又拿一瓢泼在赤脚上，凉快！

这里就是莲塘村口。

路边有一块大石头．德林把它搬过来．拿汗巾在上面扫了两扫，坐在路口等。

人群一路路地过去。

一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

这玉英是搞什么呀？要去这么久？

路上也有他认识的人，都说：“这不是牛古村的德林吗，还傻坐着干吗啊，快些走啊！”

德林的心动了一下，但马上想，玉英说了的，她说了会来。要我走了,她找不到怎么办？

其实，那一头，玉英也把德林给等苦了。

玉英到了南头，找到弟弟，姐弟两人马不停蹄，抓了两件衣服就往边境口赶。

她说的莲塘村的那个“口子”，就是下面的罗芳村开的“边境出入日”。德林没弄懂，在莲塘村边的路口死等。

赶到边境口的玉英，在人流中到处找人，到处叫：“德林——”弟弟四仔也帮着喊：“德林哥——”

出人口边人山人海，人越涌越多．哪里找得到？

四仔说：“姐，你别动，我上边境口那边找找就来。”

哪知弟弟刚走，人流越涌越大，根本就站不住，玉英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被裹挟着涌出了检查口。

“四仔——德林——”王英没命地喊。

等她能站住脚，定定神，发现岗楼上站的已经是英国大个子兵。

站岗的英国兵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她说：“小姐，你不能在这里停留，你必须马上离开！”

这时，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姐姐——”啊，人流中，是四仔过来了。

“怎么样？”玉英很急

“还是找不到，姐姐”四仔拿衣服抹一抹脖子上的汗水说：“说不定他已经过来了”

“不会的，他不会过来，他人傻”

玉英对着河对岸死命地喊：“德林——德林——”

“我要回去，让我回去！”

“小姐，请你马上退回到香港地面，否则，你可能因为偷渡被刑拘！”一位执枪的华人港警走过来，用中国话对她说。

涌过来的人群，已经由不得玉英了，眨眼间就把他们推到了香港的新界。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

同样的时刻，老实巴交的德林，还坐在河北岸莲塘村口的石头上，望着落山的太阳死死地等。

其实，莲塘村的路口离出人境的路口，就只几里路。

猛地，德林心中涌出一个解释，个唯一的解释：玉英一定是出事了，一定是发病了！

他担心得不行：我得回去，我得赶快去找她！

此时，在德林的心里，什么过境．什么香港，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的玉英！

“玉英——玉英——”他真情的呼唤声在夕阳映红的山坡上回荡。

他离开了村口，逆着人流往回跑。

找遍了玉英住的村庄．可哪里还有玉英啊？

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他不信，不信玉英会骗他！

那晚上，他坐在床上怎么也想不通。找不到玉英，他也没心思跑香港。

两天后，当边境口的闸门因为上级指示重新关上时，德林想再返回出境已不可能。一对现实中的牛郎织女的分离生活，从此开始。

“你们约好的啊，德林？”村口上，村里的伙伴逗笑他。

“是约好的啊。”德林抱着脑袋说。

“你没记错地方吧？”

“没记错，是她自己说的”

“是她那边有男朋友吧，那么漂亮。”

“不会，不会。”德林着急了，“你们不要乱说。”

正在这时，有人来找德林．是中心小学的董校长。样子很急：“德林，你快来，有急事。”

赶到学校的办公室，董校长一把将门关了，指着桌上的电话说：“你坐下，玉英等下会给你电话。”

什么？玉英给我打电话？

“铃——”电话响了。

德林还从来没接过电话，拿起话筒来手都在发抖。

“这一头是听的，拿这头”董校长把他的手掰过来。

听筒里一个熟悉的声音，呀，同平时说话的声音一模一样。

“是德林吗？”

“是的，我是德林。”

那边开始扫机枪了：“木脑壳啊，你在哪里啊？”

“我在小学。”

“我问那天你在哪里？”电话里的王英又生气了，“你没行动吗？”

“我行了啊，我坐在村口石头上等的。”

“你呀——我说的是莲塘村下面那个出境口啊！”

德林这才知道搞错了。

“那怎么办？”他又要请示玉英了。

“怎么办？你又问我，能不能问间你自己？”那边的玉英在发火。

“我——”

“你不来，我要嫁洋鬼子了! ”玉英气他。

德林简直要急哭了

“玉英，你等我．你别嫁．我一定要过去，我一定会去找你，你等着我啊！”

贺德林找唐玉英的漫长历程，从此开始了。

四

靠近深港边境的祠堂村，有几十亩双季稻田。今年由于干部抓得好，田肥下得足，稻子长得飞块。到十月份，都长到了齐人腰高。有老农说，熟啦，可以收割了。

齐腰的稻子，是偷渡者最好的隐蔽。贺德林的第一次偷渡，就是在现今的深圳福田区祠堂村的那片稻田中隐蔽的。

一个星期之前，德林收到了玉英从香港寄来的信。他们成分好，治安主任是德林的表叔，信是不拆的——要是有问题的家庭，治保主任是可以随意拆看的。

玉英告诉德林，傻瓜，我真会嫁洋鬼子吗？我是那号人吗？我是死活都在等着你的呀。

德林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玉英告诉他，现在罗芳村是防偷渡的重点，可别走那。祠堂村可以，稻子已经长上来了，埋得住人了。你上墟买肥料去过的啊，就在下步庙附近。

信中还详细告诉德林，从观澜乡到福田乡该怎么走。她就担心德林又搞错。

玉英叫德林从祠堂村走是对的，祠堂村外就是深圳河，河边上有执枪的边防军巡逻。从村子到深圳河之间是一片稻田，只要在稻田时等到天黑，就有机会靠近深圳河。巡逻的边防军是有限的，只要边防军走过去了，就可以直奔深圳河下水。

“我就在这边河岸接你。”

这是德林接信的第三个晚上。

这边玉英已经买通了新界种菜的农民，乘夜到了河边一家菜农的小屋中。小屋虽然离边界还有距离，但已经可以看到祠堂村的稻田了。只要德林穿过稻田、下水、过河就到了港方。穿进菜地，玉英已请了摩托车等他。跨上摩托车，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可以直奔香港市里去了。

玉英通过窗口朝祠堂村那边望，村子里已经升起了炊烟。她担心，也不知道德林有没有到达河边上。

这边，德林的行动也很快．幕色刚刚降临时，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匍匐在稻田里了。

草丛中的虫子在轻轻地叫着，一只小青蛙甚至跳到德林的头上来了。远远地，村里有人拉着声音叫小孩吃饭……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应该是黑麻麻的时候了，怎么天就是不黑啊？

呀，糟了。德林骂了一句娘，他没想今天是农历十四，出月亮了！

朦朦胧胧的月光照在稻山里．什么都看得清。这还怎么跑啊？嗨，要早冲出去就好了。

现在，动，还是不动？要是玉英在就好了。德林朝河那边看看，看不到玉英。

就在这时候，有两个人向这片稻田走来，还背着锄头。这么晚了还会有农民下地？

啊，是稻子快熟了，大概是来放水的。放十田里的水，第二天好割稻子。

嗨，早不来迟不来，真倒霉！放水口也许不在这丘田里，德林想。

谁知道，有一个竟然走到他身边的田里来了。德林慌了，一紧张，身子就不自主的动。

“谁在那呀？黑黑一团的。”德林就更筛糠了，弄得稻叶子沙沙地响。

“谁？”，他听见一个警惕的声音。

“老四，快过来呀，田里有人！”他听见有人喊。

当祠堂村边的稻田里传出狗的吠声、“抓偷渡”的人声和铁笼的火光时，那边的玉英跺着脚：完了！

这回她看见德林了，被人从稻田里揪了起来，在一阵火把人声中向村里走去。

唯一让玉英安慰的是．抓走德林的不是边防军，所以没碰上警犬。

五

德林的第一次偷渡就这样结束了，被送到了蔡屋围旁边的一排竹棚里——收容站关押拘留。

第一次关的时间不长，才一天多，表叔派的保人很快就来到了深圳墟。收容站的人看看来人带的证件也齐，乡政府还来电话说是初犯。加之那一段偷渡的人也多，竹棚也有此不够用。

所长挥挥手：“回去吧，小伙子，在家安心生产，下次别跑了啊！”叫他签了一份“不跑”的保证书，放了。

本来，德林是个怕事的人。但这人啊，就怕起心。只要起了心，就什么也不怕了，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二次……在我访问过的老宝安中，要么是从来没跑的，要么是跑过多次的，很少有抓过一次之后就不会再跑的。

德林的第二次偷渡是准备从现在的福田白石洲“买船”跑的。

年纪大的宝安县人也许还记得，1958年时，某乡有个叫张明初的合作社主任，是个复员军人，1957年偷渡到香港后，被特务机关收买，派回宝安县来做了内奸的事。

那已经是1958年收割完稻子的时候了。

一到农活闲下来，就常走亲戚。德林有个表兄在沙井，德林便到表兄家散心。三杯土酒下了肚，对座一位表哥的朋友，自我介绍是复员军人，二十七八模样，开始煽起香港的好处。

“那可是大城市啊，北京还没它一半大！两层楼的汽车，电灯是通晚都不熄的呀，有钱，夜晚白天一个样。”他喷着酒气说。

“人家吃的是什么？天天都是海鲜鱼翅，不种田的，也没田。天天在家看小电影（电视）、吹空调”他又说。

德林觉得这人好勇敢，见识好广。表哥附着耳朵说，他叫张明初，跑了香港又回来。是知道你跑过没跑成，才专门来同你说这事的。

“怎么样？德林，还有大贵，你们还跑不跑？”大贵是表哥的名字。

“跑啊！”表哥说。

“跑！我死了也要跑”德林激动地说，他想起了等他的玉英，“我未婚妻还在那呢。”其实也没订婚。

“我知道的，”张明初说，“大贵都同我说了。这叫幸福爱情，德林，你就等着到香港去抱美人吧！”

“哈哈哈——”大家都笑。

酒喝完时，五六个年轻人就商量定了，谁都不许声张，也不准给亲人打电话、写信，等候张明初的通知。白石洲有下海的渔民，是张明初的内线，他先去挂钩，安排好后带人过白石洲。然后乘夜黑驾船过去，对面的香港元朗转眼就到。

“上了岸，那边有人接的吗？”德林想到的是没法通知玉英了。

“不要接！”张明初说德林太老实，“过了以后，会有安排的，就在新界青山住一晚。起身到九龙再找广洪油漆工会，第二天就安排你上班当工人，穿制服了。”

当工人！德林看见过惠州糖厂那些穿制服的，好威啊！

但是，德林万万没有想到，张明初回来是带着“任务”的。国民党组织命令他先杀死治保主任张丙球后，再带人逃港。而在十多个要求偷渡的群众中，有一个就是公安局的内线。

张明初的一切都在宝安县公安局的监控之中。就在德林赶到白石洲，准备登船前5分钟，张明初和十几个偷渡群众全部被埋伏的公安和民兵抓获。

这一次情况严重了，张明初被关押判刑，后来送到湖北的襄北农场改造。其他的逃港群众虽说是无辜，但也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了。

德林被拉到水库“强制劳动”了三个月。也是因为成分好，判了他“无罪释放”。

六

有人说，一个女人，有时可以决定一个男人的一生。德林就是这样。

回到老家牛古村后，德林不但没给“教育”成功，反而更加坚决了，满个脑袋中只有一个字：跑。

下田插秧吧，他的头也扭在路上，看有没有陌生人“上路”。到深圳墟挑化肥吧，肥料往箩里倒，眼睛望的却是深圳河边的稻田：稻子又长到半人高了，又遮得住人了，唉……肥料倒出了一地。

乡里办了一个书店，本来德林是不看书的，这回他没事就往里头钻，专找地图册看。他也弄明白了，香港在哪里，深圳在哪里，河在什么位置。

贺德林看地图册的事，很快有人反映到村里的治保会，新的治安主任本来同德林的表叔就有隙，便开始注意他了。

每次团员开会，新治保主任都敲着桌子说：“有些团员啊，这里有问题，”点点脑袋，“都两次了。现在我看还不太安心，这样下去很危险呀！”

这是在说我呀，德林想。头次听还有点紧张，听多了便不当回事了。要说你说去吧，我未婚妻在那边，我就是要跑！

“要开除就开除吧，这个团员我早就不想当了！”后来德林连团费也不交了。

从那以后，他又跑了二次，一次从大鹏湾“买船”，碰上巡逻艇；一次从现在蛇口海上世界附近的海面跑，一次从沙头角跑，都没成。蛇口那次遇上了警犬，差点没把小腿上的肉咬去。

前后五次不成，就有人劝他了：德林，别去了，挂上号的人了，走不出去的，就在村里做农算了。玉英虽好，但去了那边这么久了，还能不能看得上你啊？这半年也没来信了。

就有家里人开始为他物色对象。德林人老实，长得又俊气，上“偷渡册”，宝安县的姑娘们是不当回事的，有人还把“不会跑的男人”看成“没本事”。

俊气的姑娘还真不少，可德林一口一个“你们别瞎操心。”“我的未婚妻是唐玉英。”把别人姑娘家弄个大红脸跑了。

又是一年过去了，玉英还是没音信。村里人都说，玉英可能在那边“找”了。

那一天，天快黑，要下工了，德林还在田里赶着牛犁田。邻居的孩子在田头上喊：“还不上岸呀，你家来客了！”

德林刚进门，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就扑过来，趴在他肩上。德林定了定神，借着昏黄的灯光，才看清是玉英！

玉英哭着．也不顾周围有人，竟敢亲德林的脸：“我害苦你了，德林，是我害苦你了!”

周围的人赶忙走开。

玉英过去以后，开始在一家酒楼端盘子。她人能干、泼辣，又长得漂亮，老板很快看上了她，提她管楼面。现在，还在酒楼当领班，一月都拿400元了！在牛古村，做两年才当她一个月啦！

德林这才打量了一下玉英，烫了头发，大花格衣服，完全变样了，像个阔小姐啊。

德林心里有股十分复杂的滋味。

“你的头上还有香水香呢。”德林说。

玉英的头在德林怀里蠕动着：“哪是香水呀？”白白的手指点着德林的脑袋，“那叫洗发露。”

“玉英，你不会变吧？”德林记起书上说的“资产阶级思想”，心里想香港那么多老板，那么多有钱人。

“香港就全是坏人啦？”玉英撒着娇说：“这辈子，要变就变你的老婆！”把德林听傻了。

玉英楼着德林的脖子，声音低而坚决：“今晚我不走了，我就要做你的人！”

他太感动了．他太幸福了，想不到玉英是这么一个衷情的女子！

这温存的第一夜德林怎能忘怀？

煤油灯发出暗暗的光，小小的泥砖屋中，有股淡淡的泥香。玉英先是深情地吻着他鼓鼓的胸肌，然后，慢慢地伸出了手指，解开了德林粗布衣上的领扣。仿佛山洪暴发，德林冉也控制不住了……

“你看——”，朦胧中，他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那是玉英跪坐在他身边，她的手中神圣地捧着一方白色的手绢，雪白的手绢上开着一朵鲜红的花：那是玉英的！

他听见玉英在他耳朵悄悄说：“傻瓜，我是你的了！”

七

第二天，玉英一定要同德林去下地。下地的时候玉英问他：“那次在祠堂村，你都到河边了，怎么就不过来呀？”

德林怕说害怕玉英会骂他，就说：“有月亮。”

玉英说：“有月亮又怎么样？你到了河边，就可以下水了啊。”

“那河里有船，运沙子的。”德林说，“一喊，边防军下水就会把我抓了。”

“木脑壳啊，水是属港英界的，边防军不能下水抓人的。”

啊，是这么回事啊！

回来探亲的玉英满了七天期，便回香港了。德林还像从前那样，日日下地，他俩暗暗定下了“计划”。

而今的深圳罗湖区靠火车站的地方，有个五星级酒店，叫做富临大酒店，旁边还开有一个中式酒店叫做侨社。侨社酒店可以说是深圳最靠南的酒店了。早年细心的住客会知道，如果谁违反酒店规章，大着胆子推开向南开着的一扇小门，就会发现，几丛芦苇的下面，就是界河——深圳河。

深圳华侨旅杜后门铁丝网下面是边境深圳河，原来河边是一片芦苇，对面有港英方的碉堡。

深圳特区开办以前，这儿周围是一片深圳镇居民的平房。

每天上午，侨社食堂的采购员就要上老街的墟集买菜。有时菜买得多，采购员的菜篮子盛不下，又懒得挑，就会叫卖菜的农民直接把菜挑进侨社的厨房来。

这是1962年的一个上午，是德林第一次偷渡后的第五个年头，他已经跑过六次了。

他挑的箩筐，一头大蒜芹菜．一头黄瓜，进了侨社的厨房。炊事员早已经混得很熟了，拿起秤就钩上了箩筐。

“黄瓜四十七斤，三四一十二……”炊事员拨动着算盘。

“大蒜芹菜多少？”

“你秤吧，多少就是多少，老熟人了。我去解个手……”德林起主意了，转身就往后面去。

“上楼去吧，”炊事员指指楼上说，“那里干净。要不你就出门拉芦苇里，那边。”炊事员指着靠河的门。

真是天赐良机！

德林转过一间房，往前走两步，打开一道门，门前是几丛芦苇。拨开芦苇，深圳河就在眼前。对岸香港的菜土，种着一样的青菜，隔着就几十米啊！

他突然听到那炊事员在后头喊：“德林，德林——”他大概想起公安局“不能让外人进人此地”的警告，慌慌忙忙在后头追。

这时的德林，已不是当年的德林，哪还管得后头的呼喊，他一个箭步冲出了芦苇丛，像兔子一样朝河边上飞奔。

“站住―站住！”芦苇丛里突然站出来两个穿军装的人―潜伏哨！

深圳河就在一米的地方了，他已经看得见粼粼晃动的河水。他记起玉英的话，纵身往水里一跳。

就在他停在空中的一刹那．枪响了。德林感到小腿上一热，他已经掉在河里了。

他猛然一下子放心了：下水了。胜利了！他拼着最后的气力，朝南岸游去。

这时，他听见对面英方的岗楼上，有英国兵用生硬的广东话在向他喊：“槐，槐（快）”

但这个时候，两个边防军人也一跃下水，向他包抄过来。很快到了他身边，一人架着他的一只胳膊，强把他拖上了北岸。

对石岗楼上发生一阵“抗议一抗议”的不满声，有华警在楼上大喊：“违反！违反！”但是，那年头，违反协议又怎么样？边界上多少事情是按了协议办的？

静静的河面上只留着一绺红色……

德林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公安车接走，送进了医院。一个月以后，当他在两个公安的押送下走出医院时，他跛了。

脚虽然跛了，但事情并没有完，这回再顾不得是“根正苗红”了。德林被送去韶关的农场煮饭，劳改两年。

两年后，当英俊伟岸的德林拖着消瘦弱小的身子，胁下夹着拐杖再次回到牛古村时，看到一个叫他永生难忘的镜头：

破旧的泥屋已经变成了一幢贴着瓷片的新房，门上贴着红对联，房中坐着新娘玉英，她在等着劳改犯新郎回来结婚。

玉英毫不隐讳地在村中说：“有人不守协议，打断了我老公的一条腿，我要补给他一个老婆。我还要替我老公办香港纸（香港身份证―作者）过那边去，看看谁活得更好！”

1963年．贺德林以香港亲属的名义，被批准去香港定居。这次，他是通过罗湖桥大大方方过境的。但他一再催促推他过桥的妻子快点，说一看见深圳河的水心里就发虚。

他是留下心理恐惧症了。

据说，两口子在香港建立了家后，台湾的国民党机构曾经多次找过唐玉英，希望她能到台湾去。希望她能在电台上，向大陆同胞控诉共产党。

唐玉英的回答是：“你们别找我——我不信共产党，也不信你们国民党，我是老百姓，我要的是我老公。你们让我过几天安静日子吧！”

两夫妻到香港后，不久就随新开的酒店去了巴拿马，德林学会了做厨师。两人退休后又回了香港。1995年，老两口商量，还是叶落归根，回去的好。那时他们村还没大开发，那些荔枝林都还在，两人就在荔枝林中建了栋小洋楼。

老两口身体都很好，一儿一女在香港住。我是在2003年见到他们的。找到他们时，玉英阿婆坐在牌桌正中的位置，她精神得很，麻利地搓动着麻将。村干部指着在圈外背着手看热闹的一位老头说：“那就是德林公。”德林身材瘦高，背有点弯了。

村干部又附在正“麻将”得紧张的玉英阿婆耳朵边，用客家话说：“阿婆．有记咋（者）找你，放一哈（下）啦。”

玉英婆抬起头来，望下我．吩咐伸着脖子在后面看的老公：“去给记者倒杯茶啊，只会站着啊。”

德林阿公“呵呵”地笑着答应，跛着一条腿一瘸一瘸就去拿茶杯。“不用，不用”，当我拉他的手时，感到七十多岁的老人，还是那样有力。

我一直等到麻将结束，德林公倒的茶都凉了，才等到玉英阿婆讲了以上的故事。村干部说，德林公不善言辞，讲不好，还得请玉英阿婆讲。

两年后，也就是2005年，我去观澜开会，顺路再去看看两老，德林公已经不在了。

“是的，去年3月走的。”玉英阿婆淡淡地说。坐的仍然是牌桌正中的位置，围成一圈的那几个牌友头发在变白。玉英阿婆“哗哗”撮动麻将的手，也不像上次麻利了。

“病？也没什么病的，人到时候了嘛”她依然搓着麻将，并不哀伤。就像告诉你一个人出远门了似的，也许，到了这个年纪，就是这种感觉吧。

临死前，德林抓着玉英的手，想要坐起来说最后的话。玉英就扶着他坐起来，也抓着德林的手不放。两个60年的有情人，眼对着眼，知道相守不离的伴侣，这回真的要分离了。

德林还想说什么，但说不出，只是拿手指无力地朝窗外头点了一下，又在自己心口上点了一下。

玉英懂了：“老头子，你是说你会在那边等我，是吗？”

德林微微地点点头。玉英把德林放平了：“我也快去了的，老头子，你等着我。”

说着，玉英阿婆便把脸贴在德林满是皱纹的脸上，也流泪了。

“这回你别再搞错啊，我的木脑壳——”玉英的老脸上满是泪。

德林脸颊动了一下，好像在点头，走了。

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一节 “六二”大逃港为什么会发生

一、历史怎样让毛泽东失误——从莫斯科会议到“三面红旗”

毛泽东登上了火车，迎着扑面而来的真理之风，告别了武汉、告别了长沙、告别了那些唠叨的亲人、朋友，不会再回头了！

他将更加坚定、更加顽强地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要“干出个样子”来，让一切支持或者反对他的人看！

1957年11月7日，莫斯科。

这是一个格外寒冷的日子，但所有的苏联人都感到十分振奋，因为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正在莫斯科召开。

其时，正是社会主义阵营最为强大的时候。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等风波之后，社会主义阵营重新恢复了团结；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却因为苏伊士河问题正陷入矛盾中。就在上一个月的1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这样一个“东风劲吹”的全球气温下，选择十月革命40周年之日来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大会，是为了体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空前强大和团结。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首脑，包括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东德的鸟布利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还有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首脑，全都集中到莫斯科来了。

真是盛况空前！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国家，中国代表团和毛泽东本人，受到了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袖们普遍的尊敬。

当苏联共产党与波兰共产党意见不统一时，无奈的赫鲁晓夫曾请毛泽东出面去说服哥穆尔卡，毛泽东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让所有的代表团都放下分歧，坐到了会议的桌边来；在各个代表团对苏共起草的《莫斯科宣言草案》产生分歧时，是毛泽东派遣了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等人重新起草《莫斯科宣言》草本，并最后成为让除南斯拉夫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首脑都认可并签字的《莫斯科宣言》。

毋庸置疑，中国代表团和毛泽东本人显现出来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媲美甚至超越作为东道主首脑的赫鲁晓夫。以致当时的中共代表团成员杨尚昆在回忆的日记中记录道：

“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经过协商，他们（指苏共——作者）接受了。”

大凡公众场合，只要毛泽东一出场，立刻会获得超常热烈的欢迎。杨尚昆的日记中记下了那些动人场景：

今天主席（指毛泽东——作者）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毛泽东传（l 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31页）

夜晚，克里姆林官里灯火辉煌，苏共中央在这里举行热烈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酒会。

雪亮的灯光下，赫鲁晓夫声调激昂：“我们的目标是：约在15年内，钢的产量达到一亿吨、煤七亿五千万吨、石油三亿五千万吨！”

这是一个追赶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宣战书！

反响极为强烈，全场起立，掌声如同雷鸣一般，响了近半分钟！

毛泽东也在鼓掌人之中。

但是，他一边在鼓掌，一边在考虑另一件事。这位血性的湖南农民的儿子，是不甘落人之后的！

就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主动要求会见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显然，他有话要说。

“15年后，英国的钢产量能增加到多少？”在谈过了两党的关系之后，毛泽东突然关切地问。

“英国政府计划是两千五百万吨，顶多三千万吨吧。”高兰说。

“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点了一下头：“我们中国今年有520万吨，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35页）

他的手掌习惯地在胸前扫过，如同扫去眼前的一片灰尘。

高兰惊诧了，落后的农业国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先进的工业国英国，这未免太乐观了。看着面前这位信心十足的“战友”，高兰高兴之余不由得有几分担忧。

高兰的担忧已经没有用了。“中国要向英国挑战”的消息，已像一阵风传遍了世界。成为全世界，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上义国家的报纸的突出新闻！

当然，腔调是各不一样的。波兰、捷克、朝鲜……的报纸虽然一片叫好，字里行间却能看出隐约的担忧。一家波兰报纸说：“我们如同相信自己一样，相信中国兄弟不会没有力量去达到自己的目标！”太平洋西岸传出的是一片嘘声。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直截了当地说：“毛泽东的计划是不冷静的和不负责任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估量毛泽东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一个人是毫不怀疑的，那就是毛泽东本人。

坚强的毛泽东主意已定。11月21日，他率中国代表团回到中国。仅隔11天，经过授意的刘少奇就在代表中共中央致词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达了中国赶超英国的决心。

1958年1月l日．《人民日报》失版发表了《乘风破浪》的社论。用强烈的信心鼓舞中国人民要用“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毛泽东决心扫除党内那些“阻碍前进”的不同思想，给“犹豫不前，小脚女人走路”作风的人“打预防针”。

1958年l月3日和4日，他在南宁点名批评了提出不可“冒进”的总理周恩来。指着提倡“快”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文章，《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一时感到很尴尬，只好回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1页）

为了获得“高速度”，竟然在公开场合批评自己的亲密战友，这使所有参加会议的中共高层人士都感到“突然。”他们都隐约感到，一场大的“高速”运动即将到来。

1958年5月1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怀仁堂召开，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仁义”的总路线。

1958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1957年的

钢产量535万吨增加到1958年的1100万吨。

事情还在不断加温中。就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与王鹤寿敲定枚关中国建设前途的“1100万吨钢”时，又从河南省传来一桩更令毛泽东“兴奋不已”的新鲜事——人民公社出现了！

在农村，将“集体化”的程度再往前推一步，把几个甚至十几个“农业合作社”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人民公社”。除了所有的田地、牲畜、房屋……都交集体所有外，还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农民在一起开餐，一起下地，吃一样的饭，过共产主义的集体化、军事化生活！

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人民公社的好处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好么，好么，人民公社好”。

第二天，“人民公社好”就被作为伟大领袖对新生事物的评判词，赫赫登上了河南的报端。

1958年7月底，全国钢产量累计才380万吨，到年底只有153天了。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再完成700万吨钢，达到1100万吨的目标，是不可能的事！

8月17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把主管计划和工业的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叫来问情况。当他们汇报到全国钢铁生产的进度时，谨慎的毛泽东已经感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

他想起了自己对世界说过的话。他完全明自完不成任务会是怎样的一种后果。

每当碰到困难时，这位一直靠紧紧依靠群众而走过了无数艰难险阻的领袖，这次想到的依然是人民，是群众的力量。

1100万吨，从哪儿来？只有从群众运动来，只有从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中来！

依靠1956年发展起来的那种分散的、千把人的农村合作社是干不起“大兵团作战”的，是创造不了“高速度”、“超高速度”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迅速地走“高集体化”的道路，把原来的农村合作社做成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

还是搞合作化时候的老办法——用改变生产关系的方法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向“集体化”规模来要“经济高速度”!

两天后，即8月19日，毛泽东宣布说：“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他对河南等地的“创造”一锤定音：“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

一开始，他还想慢一点，“先搞试点吧”。但是如同1956年一样，车轮一动，下面就层层加码，车速越搞越快，挡都挡不住。到1958年9月，风起云涌，才个把月时间，全国就冒出了两万多个人民公社，90％的中国农民都成了公社社员！

惊人的相似，又出现了1956年那样的情景，又是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庆祝，又是群众代表慷慨激昂上台表决心，说伟大领袖路引得好，“千年的理想实现在今朝”，口号震天。

当心有狐疑的毛泽东匆匆从北戴河赶回中南海时，各省红彤彤的“报喜”早已摆满了他的案桌：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中国就提前“进人共产主义”了！

人们的热情使他失去了惯有的谨慎。他太高兴了，说：“我们叫高山低头，它敢不低头吗？我们叫河水让路，它敢不让路吗？”

一语之下，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近亿人上山找铁矿，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大炼钢铁。中华大地上高炉林立、火光冲天、通宵达旦。领袖与人民“共同上阵”，盲目狂热．却又干劲冲天。

这里，工业钢元帅升帐，那里，农业频传“捷报”。

“稻谷亩产三万斤！”

“徐水县小麦亩产12万斤！”

“一颗大白菜重500斤！”

少年时代就在田中割禾、插田的毛泽东，会不知道稻谷亩产三万斤，就得把稻谷在一亩大的田里垫儿寸厚？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好，好”，他却笑着，甚至在公开场合说只要有了人，“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有些问题一直让人不解，这此明显的浮夸怎么能逃过这位一贯“精明卓绝，洞察秋毫”，曾经战无不胜的统帅的眼睛呢？

其实，毛泽东心里比谁都清楚。中国没有先进的科技，没有现代的设备和资源准备，只有个优势——六亿人口。失去了群众，拿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所以一定要保护群众的热情，哪怕有些话说过了头，有些事做过了头，也得把劲“鼓起来”而不是“打下去”!

当然，他又不愧是有过长期指挥作战经验的统帅，在热烈鼓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热情的同时，他的头脑却始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冷静。

在河南，他问跟着他摄影的胡秀云：“小胡，你说说，这事情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他想，自己身边的人，说的应该是真话了。

“你们到农村走过的啊！人民公社到底怎么样？”他显得有些着急。

“我也说不清”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倒是挺高兴的，吃大食堂了，不用做饭，解放了。”

“你是不是也给我吹牛啊？”毛泽东看着胡秀石，有点不信，“大锅炒的菜，就是不如小锅炒的香嘛。群众会喜欢？”

事情太大了，年轻的胡秀石也拿不定主意，她不知道毛泽东到底是要她说人民公社、大食堂好，还是要她说不好。

“我……也有点纳闷，”胡秀石说，“怎么晚上亩产还是400斤，一到早晨就成了1000斤了？”

毛泽东望了一下旁边主管农业、此时也被铺天盖地的喜报数字弄晕了头的谭震林和廖鲁言说：“你们查查，有这么高吗？这到底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啊？”（《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实际上，毛泽东对自己也没有十分把握。他决定亲自出去找他的老同学，老同乡、老同事了解情况，盼望能听到些反面的话。往下一段时间，他到过许多地方，包括上海、安徽、湖南，等等。

应该说，如果沿着这条路再走下去，他总可以有机会探寻到问题的本质。

不少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常常会提起发生在这段时间中的毛泽东与老友李达的会见。

谁知一到武汉，两人一见，竟然发生了顶撞。李达进房劈头就问：“润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他指的是湖北鄂城县委门口贴着的一张标语。

毛泽东一愣，怎么问这个？虽然是一张标语，点到的可是中国问题的要害，即他最关心的“群众热情”。

“那要看怎么看。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如果讲的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有些不悦，“就是有道理的。”

李达是个认真的人：“这是哲学上的错误啊！这样把群众热情捧到天上去，脱离了实际，国家不是要乱套了吗？”他急于要改变这位“亲密朋友”的看法，以免“下面太热”，祸及黎民。

“如果现在谈两重性，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李达变得更加激动。

毛泽东也不相让了：“肯定又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

李达说：“现在人们头脑发热，主席（他不称润芝了）你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中国就会遭难了！”

“遭难？谁遭难？”毛泽东愣了一下，他想发火，但忍住了。

一看势头不对，一旁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赶忙过来打圆场：“二位不要争了，这个标语由省委负责去处理好了。”

毛泽东缓缓吐出一口烟，轻轻把烟灰弹进烟缸里，他已经不言语了，看了一眼脸还涨红着的李达，他选择缓和。

但倔李达还要进攻：“不行，要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意思是让毛泽东的思想转过弯来。

什么？毛泽东吃辣椒的性格，一下子被激活了！难道要我毛泽东认错？要我向你作检讨？太过分了！

有学者曾经指出，研究毛泽东不能不研究毛泽东这个“人”。就是说研究他的特殊的性格，一种湖南人的，从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就开始了的“宁折不弯，越压越倔”的性格。

李达也许没好好想想，他与毛泽东辩论时，是什么环境。

北面，几千公里之外，那个一年前还相约“共同超越美英”的社会主义盟友——赫鲁晓夫，在各种场合不点名的讥笑毛泽东的“承诺”是“一张废纸”，是“小资产阶级狂热”。

东南面，那个被压缩在台湾的，曾是他手下败将的蒋介石，隔着海放言“共产党自乱其局”，讥笑毛泽东“根本不懂经济”。

历史，这时正把所有的讥笑、所有的批评、所有的压力，包括善良人们的规劝，都集中到这个“不信邪”的人身上。

李达铁骨铮铮的“进谏”恰得其反！

迎面而来的真理之风，反与这位钢铁般性格的领袖擦身而过！

毛泽东登上了火车，迎着扑面而来的真理之风，告别了武汉、告别了长沙、告别了那些唠叨的亲人、朋友，不会再回头了！

他将更加坚定、更加顽强地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要干出个样子来，让一切支持或者反对他的人看！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三辆高速的列车——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他的驱动下，义无反顾地向前狂奔……

多灾多难的中国啊，多灾多难的小民，包括多灾多难的深圳河，它们正在走近那个永铭史册的“苦难三年”。

二、狂热的深圳河

在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县委第一书记王志走上台，发表了豪情激昂的讲话。宣布“从今天起，全宝安县的人民，已经路上共产主义的通天路了”！

上面的雷声推动着下面的雷声。乘着北方来的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号角在深圳河边吹响了。

1958年5月，宝安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宝安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号召！

照例，在推开运动之前，要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宜传运动。记载称：书记动手，全党动员。所有的宣传工具，包括全县的报纸、广播站、剧团、电影队……全部出动，要掀起一个千军万马的大声势！（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照县委的安排，巴掌大的宝安县要成立一个一万人的“总路线宜传队”，就是说，按计算每五户就要出一个人，上田头上街头去做宣传员！

气势如虹，一呼百应。仅仅开会九天后，上报资料就称，30万人口的宝安县就成立了文艺宣传队290个！从六七岁的娃娃到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30个宝安人中间就要有一个人系上红绸扭秧歌、打腰鼓，搞宣传。

一时深圳墟的街头上，农村的田垄上，村边的大树下……到处张灯结彩，处处红旗招展，万家欢腾。

在强烈的宣传风下，普通干部、群众的脑袋也开始发热，荒唐的事情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了。

最先别出心裁的是深圳镇的人，在面对莲塘村的路边上挂上一条一米多宽、十多米长的大标语：“总路线万岁”。莲塘村的人不相让了，立刻组织百人队伍，在梧桐山头上也铲出了半亩大一个字的“总路线万岁”五字，说让深圳镇的人出门“抬头就吓一跳”!

沙井乡另有新招，命令所有的打渔船都拉上“总路线就是好”、“大跃进万岁”的红幅，开到香港水域去打鱼，让英帝国主义看了“胆战心惊”；还有人说，香港的革命人民看了，年内就会起来，成立一个“香港人民公社”,香港可以提前归还中国！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东方的霞光万丈高。”

热情还要更高！十劲还要更大！要开展一个“人与人、社与社、县与县”之间的大比武、大竞赛！

1958年9月5日，惠阳地委在海丰县召开“比武大会”（当时，宝安县属惠阳地区）。所谓“比武”者，就是比较谁提出的指标更高，谁的“牛”皮吹得更大！

东莞县的口号是押韵的：“胆量似悟空，干劲赛武松、决心超愚公、苦战三个月，不压海丰（县）不算英雄！”（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惠东县口号富有想象力：“赛海丰、超惠阳、吓倒惠州！不吓跑宝安不算英雄！”（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而宝安县的气概更大，口号更为响亮，接连用了下个“以”：“苦战百天，以武松打虎的十劲，以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声势，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压倒惠阳，横扫东莞、海丰、博罗……称雄惠阳地区！”（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一些荒唐事也出来了，当时各代表团都住在地区招待所。宝安县代表团中有人提出，把挑战书贴到了各个县委书记睡觉的门上,“让兄弟县委起床后勾着头出门”，以示决心。

随之，“冲破天”的实际行动开始。

《万丰村志》记载，宝安县曾放出过“水稻亩产超万斤”的“卫星”。

平时亩产就几百斤，最好的年成也难收到1000斤，怎么一下就产出了亩产万斤呢？他们是这样做的：把10亩接近收割的水稻拔出来，集中到一亩田中“密植”，检查组一到就收割，万斤亩就出来了。稻子太重，就用绳子捆绑防倒伏。哪知稻子太密，捆绑太紧，大面积发热腐烂，结果变成了一片烂草泥。

档案记载说，宝安县发出了竞赛口号的第三天，就传来喜报，“长岭社苦战了一天两夜，积肥65万担！”（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一个千人合作社，一天两夜积肥六七十万担，已属超人，但还有更超人的：“长岭社60岁的老人吴松生，学习总路线后．七天积肥579571担。”（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这数字是铁板钉钉记在宝安县的历史档案中的。

照这样算，这个60岁老头一天就得积8万担肥，这就是叫他一个小时挑走3000多担肥！天方夜谭！牛皮吹到这地步，真是活见鬼！

奇就奇在这里：在那个时代，被“热风”刮晕了的人还不在少数。我采访的当年的那些“风中者”，不少都说，奇怪，当时我们竟也没怀疑，我们自己也说过头话、说牛皮话，这是事实！

“太热了，热得人都摸不清方向了!”

有没有冷静的、正直的人，对这种“放大炮”的行为表示过怀疑呢？有的。上川社的干部黄发权就是一个。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宝安县的历史档案，是从反面记载这位本来坚持着“真理”立场的好干部的。

“上川社的生产队长黄发权指责总路线说，针无两头利．要多快就不能好省。”“这样浮夸，早晚得翻船。”“他还诬蔑积肥放卫星说，那是放大炮。假的就是假的。”

结果可想而知，黄发权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剿”、批判。

“反击右倾保守”的大字报贴满了黄发权的家门上、墙上、甚至吃饭的饭桌上。一张批判黄发权大字报是这样写的：“黄发权，你真保守，次次开会带头溜。提出早播不接受，如果下次再甘（这）样，我们社员要赶你走。”

好汉不吃眼前亏。在那种气氛下，谁还敢坚持下去呢？

“在群众的热情帮助和教育下，黄发权认识提高了，终于服输。”

一颗正义的火种，就这样熄灭了！

“保守势力”既然不能抬头了，反面的声音听不到了，狂热的人当然会更狂热！

1958年9月，惠阳地委向宝安县发出要求，要在3个月内完成700吨钢铁的任务。

宝安县的群众会种田、会打鱼、会扯风箱打镰刀。但炼铁钢炉是什么样，谁都没见过。怎么变得出700吨钢铁？

于是开动脑筋“找窍门”，手板心里也得要煮出饭来！

宝安县委发号召：各家各户，把不用的锄头、犁耙、镰刀……凡是沾了“铁”字的，都找出来，收到公社去炼铁。完不成任务的社队，开批判会作检查。

上川社群众开大会。干部亲自带头上台表态，生产队长黄万喜“现身说法”：“现在是人民公社了，吃大食堂了。还要什么锅，煮什么饭啊——拿过来！”

“好！”台下的老婆应声而上，左手家里的两口菜锅、右手一口饭锅。

“从明天起，我家就是共产主义的了，不再做饭了，大家看着！”

“咣——咣——咣——”黄万喜家的三只锅都砸在石头上。

于是全场呼口号：“向黄万喜学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完成700吨钢铁决不收兵！”

发动群众就是快，光明公社通过这些办法，在两天内就收集了“钢铁”6000多斤！

“南天门公社分片包干，当天夜晚，群众通晓送废铁，天亮以前，收到废铁24000斤。”

11月6日和7日两天，全县就收集废铁86000斤。

但是，光有废铁还是不够的，还要把废铁炼成钢。

全民炼钢运动在1958年9月后开始席卷宝安县。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深圳、铁岗等地方建成高炉400多座。

平心而论，凭小小一个宝安县有限的人力、才力，三个月建了400多座小高炉，这得益于“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组织力量和绝对服从的行政权威。

“咱土包子要有志气，开动脑筋，炼出洋钢铁！”

要炼700吨钢，光是废铁当然不够。县委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上山找铁矿！

据统计，“大跃进”期间，宝安县发动了30万人（次）“上山找宝”。就是说，30万人的宝安县，前后几乎能上山的都上山了！

于是，机关干部停班、学校停课、商店关门……

宝安人，认惯了稻谷、认惯了鱼虾，就是不会认“矿”。于是从广州请来了“铁师傅”，在全县的大会上传经送宝：“带黑色纹的是磁铁矿、带红色纹的是赤铁矿……”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小学的教师、深圳湾的打渔人……都来识别矿苗。

成千上万的人在宝安县的山头上找矿。

青年突击队员文正德保留的一本日记中，记录了当年上山找矿的革命热情：“宝安县幽静的山沟里，到处是爆破声、锤击声、吃在山上，睡在山上，通宵达旦、狂风冷雨，数日不眠是常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愿意奉献出鲜血乃至生命……”

另一位青年突击队员劳风雷这样向我描述当年的情景：“我们四个男女，白天找矿，晚上就睡在一张大床上，也不是床，就是架着的板子。哪分什么男女？中间放一个随身的水壶隔一下，睡到早晨起来，水壶里的水都没荡出来。那时候啊，我们脑袋里只有一个字：铁。什么邪念都没有。”

也许今天的人读到这，都会觉得它荒唐，但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在我采访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不对这段生活充满怀念。

这是怎样的一个疯狂而又纯情的年代啊！

宝安县的战绩是：“仅仅两天的苦战，就打了矿石477吨，矿砂47吨，锰1200吨。”（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大炼钢铁的部分铁料，就是这样通过收集废铁和群众上山找矿石获得的。

炼铁还要燃料呀，宝安县本身就缺烧的，靠什么来炼铁？

于是发动干部、学生、社员上山砍树。

档案记载：“全县各钢铁基地发动8872人上山砍柴烧木炭。”（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一些村子漂亮的“后龙山”上的树木被砍得精光，至今青山难再。

到1958年底，宝安县共“生产了钢1225吨，生产了铁700吨。”都堆放在火车站的仓库边，基本上是不合格的。

这些由全县人民发疯般热情炼出的钢和铁，后来就这样听凭雨打风吹的堆着。究竟作什么用，没人知道。后来作了怎样的处理．也没人知道。

付出的代价和热情如此之高昂，对其结果却如此的不屑于闻！

宝安县“大跃进”的另一个重点是“水利”。

从宝安县兴修水利这件事上，史家们也许可以看到除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外，产生“人民公社”在当时某种客观上的原因。

宝安县的地势北高南低，水都流到海里去了，从来缺水，所以，必须修水利。

要兴修大的水利工程，首先碰到的是人力问题。

1958年9月之前，宝安县农村的组织单位还是农业合作社。要靠一个社几百、上千劳力来兴修大的水库是无法想象的。即使水库建成了，一个两千人的社也用不了一个水库的水。而且，水库的水渠怎么走？经过邻近社的田土怎么协调？水利问题联系极广，这不是一个“小社”能解决的。

于是，在经济生产的需要下，宝安县的农村组织形式发生蜕变：

宝安县档案载：“从水利运动开始，首先从劳动力的使用上突破了原来的社界、乡界。后来在资金、资质的使用方面也打破了社界和乡界，进行大协作。”（参见《建因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就是说，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在那种“大跃进”、高速度的生产要求下，是必然要出现的。

事实上，当时的宝安县干部、群众早就有人提出，如果要大修水利，县里就应该出面，把几个或多个合作社的农民“联合起来”。但是，众多的人一集中，又出现新的情况：几千人要吃饭，就得有大的食堂；几千人要修工具，就得建修理厂；几千人中有负伤、病痛，就得有医院……这些不仅涉及劳动力数量的问题，还涉及农村统一领导和调拨的组织形式问题。

于是有人提出索性搞“统一的社”，把几个“社”联合起来，“三社合一”“五社合一”。一个大社就可以“分工”，什么都有，有农业、有工业（修理工厂）、有其他行业（医院、商店……），以方便生产调配。

这样就出现了工、农、商、学都有的综合型农村组织。

有学者在论述东方中国的封建王朝时指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需要高度集中的组织力量，这是中国大一统的皇朝为什么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这是否印证了由毛泽东在中国倡导的“人民公社”?

老人们对于当时的情况还记忆犹新：“有了这些，修水库就方便了。工具修理厂、百货供销店、邮电局、小银行、缝纫店什么都有，都设在水利工地上，扣子掉了都有专门的人缀，很方便……”

我调查人民公社产生的基层原因时发现，在宝安县，“办大社”的要求的确首先是由群众提出来的。当时还有妇女抱着孩子到乡政府吵，要求解决“怎么带孩子”的事情。

1958年夏，宝安县的428个农业社自发组成了261个大社。有些地方更组成了一个乡的“超级”大社。

宝安县的农村人民公社，就是这样上下结合出现的！

而今的深圳市最高的的建筑叫地王大厦。50年前，那是一个广场。1958年10月l日，庆祝宝安县全县实现公社化的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其时，有20万人分别在宝安县的深圳、南头、新桥、观澜、松岗、沙河等地举行集会．鞭炮锣鼓震天，狮子麒麟翻滚，庆祝全县实现了“公社化”!

当时，全县成立的人民公社有：南天门、超英、超美、光明、红色、红旗六个，每个名字都带着浓厚的时代特点。

在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县委第一书记王志走上台，发表了豪情万丈的讲话。言布“从今天起，全宝安县的人民，已经踏上共产主义的通天路了”。

随着震天的口号，王志也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他要求为大会赋诗一首，话一出，下面又是一阵雷鸣般的锣鼓和掌声，大家都欢迎王书记赋诗。

王志临场而作的原诗，至今还留在宝安县的史册上：

“人民公社力量大，干起活来笑哈哈。

生有养来死有葬，有吃有穿不用怕。”（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诗后振臂高呼：“人民公社好——”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上台赋诗的，还有几位身份特殊的农民，他们是来自羊台山下不窝村的农民。

宝安县有些偏僻地区的山民、渔民，自古与世隔绝，不与外界交道。据说有一种由内陆逃亡来宝安县一带的人发展而成的“疍民”，长年隐居海上、山中，其语言、长相都格外不同。现在，“人民公社”的风暴，把所有的人都聚到在这个“大集体”中来了。

几乎与世隔绝的羊台山下不窝村的这几户农民听说办公社了，特地派了代表下山要求入社。他们用特殊的语腔，合唱了一首自编的山歌。其歌词也记载在史册上：

“公社歌声篇连篇．歌声冲上九重天。

仙女听歌心思动，情愿下凡做社员……”

当然，歌词肯定是经过了“秀才”们润色的。这些长年在山中生活的“仙女”，是不是真的就愿意“下凡”，看法不一。但当时这些山民的确是这样做了，除了少数冷静的人觉得是被“逼”外，宝安县绝大多数的群众是自愿加人公社的，没有捆绑、也没有强逼……这是事实。

心理学家认为，在一种特定氛围下，人的“从众”的心理，可以让人离开冷静的思维。更何况，即使有反对的情绪，有1957年反“退社风”的前车之鉴，谁又敢表现出来呢？

但如果把这种行动判断为人民群众“自觉”的“热情”．并且支持它，甚至鼓动它，那就错了；如果把这看成中国社会己经成熟到可以进人共产主义的程度，那就更是错上加错！

由“中国鸟托邦”所导致的恶果，很决就将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三、从“反瞒产”到“大饥荒”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有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必须迅速予以解决。

事情在起着变化。

从1959年初起，各地有关缺粮、缺油、缺菜，甚至缺肥皂、缺火柴的报告就一份份地呈到中南海的案头上来。

毛泽东感到很奇怪，去年明明是个丰收年，怎么才几个月就缺起粮来了？怎么连日用生活品都会缺呢？就连肥皂火柴也生产不出来？

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撑开肚皮吃，农村剩余的一点粮食已经吃光了。“浮夸风”却瞎吹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粮食吃不完”。造成了收购部门错误地“高估产”，把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粮”都征走了。一些农村一开春就揭不开锅！

大搞炼钢，一切都给“钢铁元帅”让路，把日用生活品的生产部门都给“压缩”了。现在，连生产足够的肥皂、火柴都有困难！

粮食缺，发行粮票；布匹缺，发行布票；肥皂火柴缺，发行肥皂、火柴票……啥都缺，啥都要票。

这是为什么啊？毛泽东找不到原因，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

他彻夜难眠，衔着烟，对着夜空沉思。

据说，这个时候．一件来自广东的报告，使他“恍然大悟”。

《毛泽东传》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了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参见《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这个材料使毛泽东有两个方面的发现：

第一，他发现了人民群众心里对他有意见，人民公社搞早了，群众在搞瞒产了呢。

所以，他看后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所以，我就想一想……”（参见《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不久，人民公社真的“退101去”了。虽然还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但实际上搞的已不是1958年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基本退回到1956年的农业合作社状况，“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了。

薄一波在回忆文章中认为，如果没有这次“退却”，“我们的事业有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第二，他得出了个错误的结沦：全国的形势，远不是原先想象的那么严重：有人瞒产。

于是，他在作出了一个正确判断之后，又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农民缸里还有粮！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的报告。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司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满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必须迅速予以解决。_{（参见《毛泽东传（1949一l 976）》，中共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一个全国性的“反瞒产”运动、很快“刮”了起来：强令农村干部、群众交出粮食。
当年“反瞒产风”究竟是怎样的恶果，各地不一，我们只能用“十分严重”一词来作形容。

以下引用的是《陶铸与反瞒产运动》中的内容，可见广东当时的情况：
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同志的夫人袁溥之，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的”（林里：《陶铸与反瞒产运动》，载《中外书摘》2001年第9期）

广东省委对于能否反出粮食来，已经产生了怀疑。因此，在布置“反瞒产”的同时，再三交代下乡人员，要先作调查研究，甚至避开县社干部，直接到农民群众当中，摸摸真实情况。派到四会县的同志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腾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女主人看见来人，抢先一步，挡住了炉灶，又粗声粗气地嚷道：“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女主人转念一想，忽地转过身去，顺手掀耳锅盖：“要看，给你看个够。”“反瞒产”工作队员看了锅里煮的，确实是野菜。

这年三四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

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不切实际的高征购。报告还说，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

有了这个教训，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

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同志特地走到袁溥之同志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在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毛泽东立刻制止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林里：《陶铸与反瞒产运动》，载《中外书摘）2001年第9期）

第二节 逃港：饥荒中的出路

一、毛泽东尝到了“苦果”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应该把我们犯的错误，立下碑来，刻在县委、地委、省委甚至中央委员会的门口。让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这个血的教训！

1960年的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铁，一个国家的国力已经消耗殆尽。

这也许是毛泽东一生最困难的时期之一。

“三面红旗”仅搞了两年时间，农业大幅度减产，全国的粮食已减产了600亿斤，农民吃的油减产了一半，养的猪减产了三分之一。农民每年的平均消费只有65元！

尽管如此，农村干部还在逼着农民多交粮食。

安徽省的凤阳县1959年实际总产只有10960万斤，刚好够全县百姓一年的口粮，却要上交5974万斤粮食。交去了粮食，农民没了口粮，只好吃草根、树皮，甚至连观音土也挖来吃了了。农村普遍发生浮肿病，农民饿死荒郊。

人们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公开报道的数字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100万，问题突出的信阳地区这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了100%。_{（《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无论愿望如何美好，事实都证明，搞“三面红旗”、搞国民经济“大跃进”实在是一场大跃退、大灾难。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一场大的灾难正在降临中国！

他接过周恩来差人送来了有关全国大面积灾情的报告，又忧心忡忡地拿起笔来，在上面作了批示。最后，把原来的文章题目圈掉，重新给文件起了个醒目的题目，以便发给他的战友们去：《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_{（《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3页）}
放下笔，他长叹了一声。在庭院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房中。

1961年冬，北京的雪特别大，盖满了昆明湖边的柳梢，盖满了菊香书屋的瓦背……他在窗前望雪沉思。
在中南海的围墙外，在莽莽中国的原野上，成千上万的生灵在这奇寒中被冻死、饿死……
1961年1月11日至2月7口，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会议，通知了包括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该是我。”
“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不是有一出戏就叫《霸王别姬》吗？如果我们的党员坚持不听群众的意见，那么，难免有一天要霸下别姬就是。”
刘少奇的报告更加直率。他说：“这年的农业生产有相当大的减产。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两条，一条是天灾，还有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我问农民，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最近媒体公开的材料还表明，刘少奇曾在大会上激动地表示：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应该把我们犯的错误，立下碑来，刻在县委、地委、省委甚至中央委员会的门门让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这个血的教训！

这时，会场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会场中有人喊：“刘主席万岁！”“少奇同志万岁！”
当然，无沦是“刘少奇万岁”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颇有些刺激的话，对于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 。_{（《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6页）}

1961年l月30日，对于中国人民、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这天下午的会议上，这个倔强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终于直面自己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诺言。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终于说：“要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但是，他的这个觉悟已经显得太晚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其时，早已经在整个中国蔓延开了……

二、“六二”大逃港的形成

我盖上1961年宝安县的档案时，却感到额头上有点汗。宝安县小小一些县干部，就敢叫“打开国门、对港开放”，这可是要坐牢的呀！

2000年的3月，我在查阅宝安县的旧档案时，发现了一份宝安县委呈递给广东省委的报告，要求省委允许宝安县组织群众将柴草出口去香港换肥料。时间是1961年6月9日。
为什么要搞柴草出口？
这份毫不起眼的报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报告是这样写的：
省委：
我县大鹏、葵涌、沙头角等边沿公社……面向海，背靠山，出产柴草很多，为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争取晚造粮食生产丰收。（我县）迫切要求自行组织柴草出口换取肥料。既不影响国家外贸计划收入（据说现在香港居民柴草是靠从澳洲等地进口），也不影响内销。好处很多。约250~300市斤松柴换一担化肥。一年换回一万担化肥，边沿公社农业生产用肥料完全解决。
报告还特别强调了：“采用物物等价交换。不发生货币关系，不收入现金”以示清白。
事情有些蹊跷。
据我所知，当时中国的对外联系（当然包括对英国管理下的香港的联系），是被严格控制的。所有的对外贸易都是由国务院统一管理。

既然这样，地方要自行出口，同帝国主义“发生关系”，那就是犯“天条”的事。轻则免职，重则判刑。这种“犯天条”的事，宝安县委如何敢碰？照说，广东省委也没有这么大权力“批”呀。

意外的是，当我翻到档案的下一部分时，发现就在接到报告不到两个月，即1961年8月2日，广东省委竟同意了宝安县委的要求。允许宝安县的农民自行出口柴草到香港去卖。

陶铸和他的同事，为什么胆子会这么大？

我注意到这个时间：1961年的6月。

那么，1961年的6月，这是个什么时间呢？
5个月前，就是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是说，开始从“大跃进”的热度中清醒过来了。
1961年2月，毛泽东在同浙江、湖南两个省的领导人讲话时说，公社太大了。这个队不知那个队在干什么，贫富不均，这怎么会有积极性？食堂问题，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
他特地借5月14日给张平化的信告诉全党：一切问题都要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
他身边的战友们思想也都“解放”了，也敢冲着“人民公社”说话了。
4月1日，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调查，回来后对毛泽东直白说：“食堂没有优越性，要散。”
5月7日，周恩来在河北邯郸调查后，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发电报说：“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回家做饭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的评工记分办法。”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调查后写的报告说：“政策要调整。”“平均主义害死人。”
原来，这是一个毛泽东正在向后“退”的时期。也是个他身边的战友敢于大胆发言、边远的封疆大吏们也敢十自作主张的时期。

为了度过饥荒，各地背着中央搞土政策对于各地出格的事，中央也睁只眼闭只眼。只要能度过荒年，你们就看着办吧。

于是，安徽、湖南等地在搞田土承包，广东则打起了香港的主意。而深圳河边呢，就开始“卖柴草”了。

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时，专家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一个规律：每当面临困境，中央政府的控制便会有所“放松”，而各基层政府呢，便抓住机会，极力向上级要求更多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的“上面松一松，下面攻一攻”。上面松了，下面又再攻！

但是这次“攻”非同一般，这次，”伏笔”埋在后头……

广东省委批“同意”，缝隙一开，宝安县的要求又接上来了！

既然给“柴草”网开一面了，为什么不给“人”也网开一面呢？既然“柴草”可以过河，“人”，为什么不可以过河啊？

果然，就在广东省委同意宝安县委出口柴草后仅两月，即1961年的8月29日，宝安县委给广东省委“要求放宽边境”的报告便上来了。

这个报告的名字比较长，叫做《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宝安县委提出了让“人”自由去香港的要求。以下是报告的“要求”和“理由”摘要：
宝安有28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历来有下海捕鱼的生产习惯。56年封锁边境后，强加群众接受，不准群众下海捕鱼生产，剥夺了他们生产的权利……带来了严重损失。如附城公社下沙大队……合作化时代一年下海捕鱼搞副业收入14多万，去年仅收入1.4万元……劳动力逃跑到香港的有250多人。甚至在政法、公安和民警部队与群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抗情绪。

全县有2万多华侨，6万人在港澳。过去正常情况下一天有二百多人来往香港。56年封锁边境后，每天只准许出入两个人。丈夫有病，妻子不能去伺候。结婚了的夫妻长期得不到同居。父母在港逝世，儿女不能出去料理丧事。有些妇女公开大骂我们：我丈夫在外另娶，你们政府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我们剥夺了群众的生产的权利，生产下降、大批劳动力逃亡，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边防部队连青菜都买不到吃。

注意，这份报告把偷渡外逃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是因为“我们剥夺了群众的生产权利。”可谓直率而大胆！
最后，报告提出要求：
除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凡是公社社员经当地批准，都可以自由出境生产。但渔民不要上岸，民兵不要带枪。
开放边境口子，让农民自由出境。允许农民与香港做小额的贸易。
最后，报告满怀信心地表示：“放宽边防管理制度后，党群关系一定能得到迅速改变。”
有理、有据，振振有词。

我盖上1961年宝安县的档案时，却感到额头上有点汗。宝安县小小一些县干部，就敢叫“打开国门、对港开放”，这可是要坐牢的呀！

这报告是谁弄的？而更叫人难理解的是，广东省委在9月25日竟然“同意”了宝安县的要求。

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为什么要批示“同意”？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内情？

第三节 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

一、“陶铸派我去宝安”

所以派你去，这情况一定得改变过来，一定要让老百姓有碗饭吃——当然，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蛮艰巨。

（一）

“陈记者，你一定要去找找李书记。”

当我还是推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单车，走在宝安农村的山间小道上时，不管在哪里，一听说我在采访宝安的历史题材，从坐在大班台边的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到“哗哗哗”推着麻将的桌旁的农妇，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用这句话来提醒我。

他们话中的“李书记”，就是60年代出任宝安县县委书记李富林。“小陈，你别写错了。”李富林在东山宾馆接受采访时说，“富裕的富、双木林的林。”他笑着说：“文化大革命’时，大字报写成李福临，说我父亲想发财，哈、哈、哈……”

（二）

1923年l0月，我出生在山西省历城县。抗战时期，我们那儿的年轻人都闹着打东洋，我就上了太行山，跟着八路军整天在山沟里转。到抗战胜利时，我已是河南新乡地区的区委书记了。

1949年南下，部队从武汉一直往南打。我们简直是跑步前进，不几个月就过了韶关，连里的文书告诉我，要这样下去，再有一个月，就到海边了。啥是海？我没看过呀，我就叫警卫员拿出地图来给我找。找了半天，就在海边上找到了宝安县，没想到，那地方就是后来给我这辈子留下记忆最深的地方。

广东解放后，领导就对我说，战打完了，李富林，你不在部队了，你下地方去吧，现在是搞建设，你要好好干。这样，我就留在了广东。

合作社的时候，我已经做到了东莞的县委书记了。到1958年，又做了佛山地委的农村部部长。

农村部部长不是管农村吗？经常要下去，我身体又好，整天赤着脚在田埂上跑，所以对下面的各个县的情况都很了解，领导问起来．子丑寅卯答得都顺当，也许正是这一些，让陶铸看上我了——当时他是省委书记。

1958年底，也许是1959年了吧。有一天陶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富林啊，你明天到广州来一下。”

我就去了。

“富林，派你到海边去——怎么样？”陶书记一见面就对我说。“哎——坐下呀。”他向我压压手。我站着，依然是当年当兵的作风。

我没吱声，因为我还没弄明白，“去海边”是啥意思？“就是去宝安县——去做七品官。”陶书记开玩笑说。

“首长指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派个县委书记也亲自过问，可见当年宝安县的重要。

“嗯，好。那地方又重要，又复杂，难搞，知道吗？”

陶书记好像有很多话要对我交代。

“富林啊，那儿可是咱们出香港的最后一道关口啦，重要啊。人家就在河边上，你说句话人家都会评三道四。那里的老百姓不是长着一个脑子，是长着两个脑子，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资本主义的，不好领导。外逃，这你是知道的，全国全世界都出名啦：每年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人偷渡。总理都问过我几次了，说陶铸啊，这事怎么就老治不了啊？”

他停顿了一下，把头仰起来，摇摇：“真丢人，丢社会主义的人，也丢我陶铸的人。”

他继续说：“经济上呢，更是糟透了。一个多好的地方啊，田里一年收三季、南头的荔枝、沙井的蚝……吃什么没有啊？这几年让运动搞得没饭吃，田也荒了，人也跑了，留下来的，吃野菜、番薯根根过日子。”

说着说着，陶铸好像动了感情：“河对面，人家资本主义的孩子吃着牛奶面包，我们的孩子瘦得像颗秧，还在唱社会主义好，还没跑，还在跟我们共产党走。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亏待了他们！”

“前些日子，我到那里视察，老百姓给我说了个事，说沙头角对面有人给这边扔糖果，我们的孩子拣了想吃，娘走过来扇了孩子一耳光，把糖果又扔回到界碑那边去。哪个孩子不是娘的肉啊，富林，就这么好的百姓，我们还忍心让他们跟着我们受罪吗！”

我发现陶书记眼里有股自花花的东西在动——他是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所以派你去，这情况一定得改变过来，一定要让老百姓有碗饭吃——当然，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蛮艰巨。”

他在房问里踱着步。

我说：“陶书记，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临走时，他特别叮嘱我：“你们那是个特殊的地方，我总在想，是不是该给你们开点小灶——就是搞点特殊政策。你先做吧，有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

从陶书记屋里出来，我感到信心百倍。

（三）

但是，当我登上征程，车越往南开时，我的心情就变得越沉重了。我就知道陶书记为什么会说这事“蛮艰巨”了。

一路上，一顷顷的良田在荒芜，走十几里也没看见有人。我特地在路边一个村庄停下来讨水喝，目的是看看里面的究竟。一个打着赤脚的五六岁的孩子，摇摇晃晃提着一个水罐出来，他大概因为饥饿而站不太稳。我问他：“爸爸呢？”开始摇摇头，后来把手向南指——意思是“香港”。又问：“妈妈呢？”又把手向南指，还是香港。

父母都跑了，这么大的孩子，谁带啊？我这才发现，一个白发的老阿婆在门后边偷偷望着我们。这可能就是家里剩的唯一的大人了。

我们都穿着中山装，一看就是共产党的干部。从老人那警惕的、带点敌意的眼光中，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突然想起当年在太行山打游击时，老乡们是怎么给我们领路打鬼子的，是怎样宁可自己挨饿，也把粮食藏起来留给我们的。变化真大呀！

可怕呀，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我们！

资本主义怎么就那么大的吸引力呀？我们真的就不行吗？

汽车还没进深圳镇，就听见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唱着“快板词”:“木薯渣好，木薯渣好，木薯渣全身都是宝……”

我下车就问县广播站长：“喇叭里说什么呀？什么东西有那么好呀？”

广播站长苦笑着过来说：“木薯渣，就是木薯的渣渣。嘿嘿，没有吃的了，连木薯都没有了，所以县委决定，瓜菜代，发动老百姓用木薯渣代替主粮。”他大概还想听到我的表扬，接着说：“这十大好处，是我刚刚总结出来的，准备在全县推广，同还不顺口……”突然看见我阴沉的脸。

“还十大好处呢，好个屁！”我发了火，“就发动老百姓吃这个东西呀，不害躁，丢社会主义的脸！”

第二天，我就下到个县各地去摸情况。

真是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党内的“浮夸风”、冒进风，真把边境的农民害苦了。

小陈啊，我给你说两件事吧，你看看我们干了多少傻事，是怎么把好端端的群众给逼得逃港的。

二、东莞和宝安的民兵排长为什么逃港

1960年的5月，有两个民兵排长在同一天逃港，一个被抓住了，后来还被判了刑，是东莞塘厦的，叫梁五贵；另一个跑脱了，是深圳镇附近的，叫庄大龙。两人都是参加过全省民兵模范大会的代表，很出名的。

为什么两个排长都要跑呢？

（一）“白背心”的故事

球赛打了一半．情况就不对了。所有围着看球的观众的眼晴都盯住了梁五贵的背脊看。

全场猛地一静。

全场的人都在看什么，你想都想不到。

梁五贵的白背心浸透了汗水，竟然慢慢显出来四个字来：“反攻大陆”!

60年代初，梁五贵是东莞塘厦镇的一个民兵排长。他有个爱好：打篮球。上中学的时候，常引得场外的姑娘们眼睛跟着他。他也不找老婆，他说：“我已经找到爱人啦，我的爱人就是篮球。”

有一回，军区的首长来东莞视察，临走留影。别人站在首长身后都两手贴裤缝，笔直笔挺，他却一定要抱个篮球。县武装部的老齐很生气，叫他扔了，他硬是不肯。谁知军区首长也是个爱篮球的：“他要抱着照就抱着照吧，毛主席说了，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嘛！”

谁知后来，这梁五贵就因为打篮球出了事，差点儿丢了性命。

那时节，蒋介石正叫喊“反攻大陆”，海峡两岸，打不完的“攻心战”。还搞“海飘”，就是把宣传品放到海水中，利用潮水的涨落将“一定要解放台湾”、“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标语飘到金门岛去，或者将“反攻大陆”、“大陆同胞团结起来推翻共党暴政”的标语飘到厦门来。如同金门一样，香港的国民党组织也往定安、东莞放气球。

说来有趣，那时国内连吃饭都困难，飘到金门去的“宣传品”竟还带着一扎扎的贵州茅台、北京果脯、甚至张小泉剪刀……说是“拯救苦难中的台湾人民”。而台湾方面飘过来的呢？也都是好东西，一袋袋的白面、一铁盒一铁盒的猪油、饼干、牛奶糖……有点像相互送礼了。后来“海飘”不够“过瘾”了，又发明了“空飘”。西风起的时候，大陆一方的渔民民兵将标语系在风筝上，放到对面的金门岛卜去；东风起来，台湾一方将标语系在气球上，放到厦门来。如同金门一样，香港的国民党组织也往宝安、东莞放气球。

那时，政府有严格规定，饿死不为五斗米折腰。凡是国民党反动派飘过来的东西，检到了一律要交公。眼睛看到了的，不但要被查问“那些东西”的来源，有些公社的红头文件还写着，要给看到宣传品的群众“洗眼”。

这一天，梁五贵正在山头上锄地，就看见蓝空中飘忽忽地飞过来一个白白的东西。“他妈的，又来了，国民党气球！”梁五贵正骂着，果然就听得“啪——”地一响，掉下来许多的饼干啊、香烟啊．还有男女的衣服裤子，有的落在地里，有的落在荆棘丛中。

民兵排长首先盯住看周围有没有斗胆拾了反动物品的人，没有。他便骂咧着，一边从地上、荆棘中检空飘过来的物品，准备上交公社武装部去。

梁五贵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到武装部去了，只有一样没舍得上交，那是两件白色的运动背心，太漂亮了，他舍不得。

公社书记大大表扬了梁五贵的思想觉悟高，还通知他再上一次县里的“先进民兵会”，吃三天“甑蒸饭”。

事情就坏在这三天的民兵会上。

民兵会散会的前一晚，照例要进行一场篮球比赛，梁五贵高兴极了，又有了表现机会，他特意穿上了那件白色背心上场。

球赛打了一半，情况就不对了。所有围着看球的观众的眼睛都盯住了梁五贵的背脊看。

全场猛地一静。

全场的人都在看什么，你想都想不到。

梁五贵的白背心浸透了汗水，竟然慢慢显出来四个字来：“反攻大陆”!

人们都吓坏了！事情来得太突然，所有的人都只敢看，不敢喊出第一声。

在公开场合显示反动标语，那是要杀头的！

“觉悟”得最早的还是老齐，他像一头狮子窜到梁五贵的身边，用身体挡住了“反标”，用东北话骂了声：“兔崽子！”然后高声宣布：“比赛停止，都回去！”

最后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梁五贵被五花大绑起来。他被脱光了上衣，反吊在屋梁上。审问是怎样成为“美蒋特务”的。有人在旁边用木棍抽他，每一棍下去，人就在空中摆动一遭，屋梁就发出一遭“吱吱——”的声音。他就痛叫一声：“是白心呀，是白背心呀——”那意思是，他不知道，拾到的时候还是一件空白背心的。

他被解下来，晕死过去了，一盆凉水下去又活过来。

从此，梁五贵就落了个“白背心”的浑名。

后来，梁五贵被送到看守所。好在他成分好，加上的确是无意，他们公社书记也是个爱篮球的。梁五贵关了二十天．放了，其实没判刑，但民兵排长当不成了。每日下地还有“内控”监视着他。

谁知这小子还不安分，1962年大逃港时，拉着“内控”他的人一起逃往香港。后来香港报纸说一个东莞的民兵排长拉了一个民兵班逃香港，那是国民党吹牛的，不对。

（二）红树林田边烧肉的故事

结果，哨子吹“爆”了，也找不来民兵排长庄大龙。原来他也夹在群众中吃了肉，躲了。

深圳的滨海大道边，有一个地方叫红树林，听说而今男男女女假日常去那地方。红树林靠着深圳湾，海湾的堤边长满了红树，落满了白色的水鸟，对面就是香港的高楼，风景好看得很。

几十年前，那里是一片荒凉的海滩，海堤内是一大片稻田，稻田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上沙村。如今还在的。上沙村的人常在堤下干活。香港隔得近，从稻田里伸直腰就可以看见那边的高楼大厦。到落潮的时候，两地似乎就更近了。有人形容：要逃港啊，赶早起来上堤，到了香港，还能赶上喝早茶。

只是海堤上有巡逻的边防军人，你上不了的。

上沙村的人却不同，可以上堤。因为他们有下海证，可以到海湾中打鱼，卖给香港的渔船，只是不准上香港的岸，上了就是“偷渡”。香港的渔船也带着这边缺乏的物资，如肥皂、卫生纸等，偷偷在海上卖给大陆渔民。就是不敢带到大陆的岸上来，上了就是“走私”。

那年头，人民公社不许私人养猪，食堂又没油水，几个月甚至成年没肉吃，年轻人肚子里的油都刮尽了，“肚慌慌”哪忍得住？于是有个叫虾仔的，拉了几个大胆的青年，到香港船上买了十斤猪肉，想着可以饱食一餐。

虾仔不敢进村，更不敢进家，怕被说走私。几个人一商量，干脆就在稻田边上烧着吃了算了。于是，在田边上拾了树叶、抱了稻草，偷偷摸摸躲在堤下面，拿树枝挂了烧猪肉。

谁知刮的是南风，肉在架上烧得“吱吱”冒着油，香味直往深圳这边吹。

“这是什么香啊？”在田里割稻子的青年人都闻到了。

“呀，是油香。谁在烧肉？”有人鼻子尖。

“是虾仔在烧肉啊！”有人欢呼起来，镰刀、打谷机也不要了，欢呼雀跃着都围过去了。

“好啊，你们独食啦！”

“我们也吃一点——人民公社大食堂，哈！”

有捣蛋的年轻人便拿树枝当筷子插将过去。

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饥饿是什么滋味了。天天喝着地瓜汤的，谁抵得住诱惑？先是年轻仔抢肉吃，年轻媳妇、年轻姑娘在田里偷偷往远处看一眼，不好意思，又低下头锄地。到后来，那香气越飘越浓，如何抵挡得住？接着就有中年人、老年人，最后是“穆桂英战斗队”的媳妇、再最后是年轻闺女们都丢了镰刀、打谷机跑过去。

“啊——好香啊，”

“我们也来吃一口。”

这样一来，田里没人割禾了。正好福田大队治保主任李华保带了民兵路过，一看，大骂：“人都到哪里去啦？他妈的，又是虾仔做的好事！”

治保主任带了几个持枪的民兵赶到：“好啊，你们吃走私肉！”把柴火踩灭，把肉提了走。又警告说：“虾仔，你下回再搞资本主义，让你上公社！”就是关起来的意思。

这下子可惹怒了群众：“我们吃口肉也犯法啦？”

“还让不让老百姓活啊！”

虾仔也不怕：“老子贫下中农，怕你？把肉给我放下！”

双方僵持起来，几十个群众同几个民兵对峙，双方你推我推，竟然打了起来。于是，治安主任便吹哨子，召唤武装民兵赶过去抓人。

结果，哨子吹“爆”了，也找不来民兵排长庄大龙。原来他也夹在群众中吃了肉，躲了。后来追查的时候就说，庄大龙立场不稳，怎么民兵排长还吃走私肉呢，要革他的职。他一气之下，索性逃港了。

“这是我到宝安县遇到的头一桩事。”县委书记李富林回忆说，“唉，那年头，人家想吃口肉，也是肚子太饿了，有多大的罪啊？”

三、“不行，我们得去找省委”

谢金祥又站起来了，边点着烟，边向我走来。

“大伙放心，”谢金祥给我接上火，“李书记肯定会去的”，他把点好的烟伸到我嘴边。显然在“将”我的“军”啦。

这些事情虽然是给处理了。但我的心里，依然像悬着块大石头，党群矛盾这么尖锐，我担心啊！

当夜，我又赶回县里，召集县委委员在我的办公室开会。我开头说了几句，意思是党群矛盾很大，要想办法把农村政策放宽些，特别是多给群众自留地。不然，群众没吃的，都在点我们的背脊骨骂，我们不知道，还当群众多拥护呢。

开始我还但心宝安县委保守，谁知一看我这一把手也提要“放宽”，县委们那情绪就像火苗蔓延开来。

“李书记，你跟我们想的一样，就是政策搞得太死了呀！”

“书记说对了，要农民不跑，就应该让农民多搞点自留地。有地，就能绊住农民的腿。”

“咱也不用管他中央的7%了，多给农民点自留地。”当时按规定农民只有7%的自留地。

“李书记．你是搞过土改的，你还记得土改那年头不？”说话的是附城公社的书记谢金祥，早听说他是最敢说话的。

“那时就是因为土地归了农民，生产上得多快啊。到了秋收，家家都酿米酒，工作队过路都过不了，都拦住往家里拖。现在呢，为吃肉的事差点要同群众干起来了，这像话吗？”

“农民的自留地多了，会不会出资本主义呢？”我故意问。

这一问，摸不准我的心思，大家又缩回去，没人发言了。

“大家说呀！”我催。

唉，你看，当年的党风就是这样，都跟着一把手的态度转！

“你要听实话还是假话？”又是谢金祥挺出来。

“当然是实话。”

“不定罪的？”

“讲，我这屋里不定罪”我说。

“好的。”谢金祥从桌边站起来，“咱们天天这主义那主义，下面都快饿死人了，光喊社会主义好能填饱肚子吗？”

下面便有人说：“老谢说的是实话，农民就是这样想的。”

谢金祥说：“要我说实话，我主张把土地都分回给老百姓去。就像搞土改那样。要是老百姓分了田地，还混不到饭吃，我敢这样，”他把手掌放在脖子上，“砍我脑袋！”

这不是公开嚷分田吗？他真的很大胆！这位为民请命的公社书记，几年后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疯了，最重要罪行之一就是60年代的这次“大闹单干”。

“说得好！”下面的人都应合。

“老谢讲得对，我投他一票！”站起来补充的是沙井公社的书记刘斌。

“我们是打渔的，话说得粗，李书记你别在意。”刘斌说，“李书记，就一条，你允许我沙井的渔民自由下海，产品允许去那边卖，我们就拥护你！你要是还照老的搞，老百姓就不会拥护你，我也不会拥护你！”

他激动起来：“香港又不是马来西亚，为什么我们自己国家的地方不能去！”他是从马来亚回来的共产党员。

“刘斌，你敢给县委上交吗？”有人故意鼓动。

“敢啊，怎么不敢？李书记，只要你松口，让我搞独立王国，”刘斌敢拍着胸脯，“我一年就叫沙井富起来，第二年后，每年给你县里交二十万！”

二十万，那时是个天文数字啊！

“哈哈，李书记，刘斌要给县里盖招待所啦！”有人说。

会场气氛又轻松、活跃起来。其他发言的县领导，有要求放宽出入的，有要求进口化肥的……都涉及一些敏感的政策性问题。

有的说，咱可以先在莲塘搞个试点，试试放宽老百姓出入。上面要批评咱就收。有的说可以在船上同香港人做生意，赚到的钱交给县财政，一年百把万没问题……议论纷纷。

我暗暗在想，小小一个宝安县，为什么干部的胆子这么大啊！

“算了算了，”刘斌摇摇手说，”我看闹来闹去都没有用，毛主席也听不到。要想搞得长久，还得李书记上省里去反映，拿政策来。”

大家都看着我。

“总要给点特殊政策吧，咱这是边防呀。”大家怂恿我。

“李书记是陶书记的红人，李书记要出马找陶书记呀，保险有准。哈哈。”他们给我戴高帽子了。

原来是要我去“搞政策”？我没吱声，光抽烟。

其实，我没吱声是在想着怎么做。

这时，我记得，谢金祥又站起来了，边点着烟，边向我走来。

“大伙放心，”谢金祥给我接上火，“李书记肯定会去的，”他把点好的烟伸到我嘴边，显然在“将”我的“军”。

我白了他一眼，衔了。

“哈，李书记，这烟你接了，就是答应了啊！”谢金祥忽悠我说。

我抽了一口烟：“谢金祥，你别给我要花花，我知道你在给我抹光油。该做的我会做。”

我浓浓地吐出一口烟：“我同意大伙意见，明天就去找省委。”

“哈哈……”达到了目的的县委们都欢呼着笑了。

四、从陶书记手上要到了特殊政策

富林啊，这个问题蛮大呢，只能试着来呀。要么这样吧，我们一边开会研究，你们一边先搞，只做不说嘛，我们也装着不知道，好吗？要碰上问题我再出面替你撑腰。

（一）

当夜我就想给陶铸打电话了，太晚，拿起话筒来又放下了。

我的心情很复杂。

宝安县的干部反应这么强烈，是我此前没有想到的。而下面群众同党和政府已经发生对立。这些情况上面不知道，北京更不知道，可我在边境上看得清清楚楚。

我是亲身从北往南一直打过来的，那时候战无不胜，原因是什么？是人民拥护我们，支持我们啊。老百姓给我们推车、给我们喂伤员、把自己最后的一粒粮食拿出来支援前线。我们胜利了，为什么群众倒反过来跟我们对立了呢？为什么不跟共产党走，要往资本主义跑呢？

我想来想去，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年人民要跟着共产党走，是因为相信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好日子。可是新中国成立了，没过几年好日子，穿衣要布票、买油要油票，连饭都没得吃了，他们怎能不跑呢？

说来说去是个经济问题嘛。

不行，得把这情况对陶书记说！

天一亮，我就叫司机开了车往广州去，我要去说真话，向陶书记说我的心里话！

“什么事呀？”陶书记正在小岛宾馆开会，在电话里跟我说话。

“严重的事，陶书记！”

“什么事这么严重啊，天塌下来了啊？”陶书记学着毛主席的语气。

“差不多，共产党这样下去要完蛋！”话一说出口我又有点紧张，对省委书记说得这么直，这话是要被打成右倾的呀。

“嗯？你了解到什么了？”电话那头没有批评，语气反倒变成商量的了：“真有那么严重吗？富林，说出来我听听。”

“有啊，书记。”我的胆子大了，“有肉也不让老百姓吃，都要造反了！”我就把情况简单向他说了。

“中央不是来了60条吗？”陶书记说，“政策要退，要退够。以后不吃食堂了，不搞公社核算了，还可以有7％的自留地，农民自种自收。政策放宽多了，你大胆发动大家搞啊。”

“7%远远不够呀，书记。”我说．“宝安县得有特殊政策。这里是边境，旁边那个资本主义吸引力大得很，要想留住人，没有特殊政策，怎么吸引人？你来60条，来80条都不行！”我发牢骚说。

“你想怎么样？”

“放人自由进出！”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没声音。看来，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陶书记在思索。

“你是想……开口子，对不对？”

怎么一说他就明白？难道省委也交流过这个事情？我便说：“是啊，应该适当允许老百姓自由出入，让他们上香港去弄些东西，食品、日用品等回来。他们都有亲戚在香港的，摆着个食品店在旁边，干吗还要让群众饿肚子呀？”

他似乎在思考什么，半晌，他说：“你同县委的人商量一下吧，先拿个方案来，我们好考虑。”

电话中的陶书记似乎又考虑了一下，接着说：“不，你明天来我这里一趟吧，我们当面交换一下想法。”

（二）

第二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我到省委拨通陶书记的电话，说又要开一天的会，“你先回去，改时间再谈行不行？”

我一想不行，这一拖又不知到什么时候。立马得找到他，最好直接上他家去。那样好说话。

我知道陶书记家在哪。上楼时我有点紧张，不说一声就来了，怕得挨骂。

我一按门铃，开门的是曾志同志——陶书记的爱人：“哟，是富林啊！快进来。”带点湘南口音，态度挺好。

进到客厅就听见书房里的陶铸的声音：“好啊，李富林，你后门钻到我家里来了呀。”

曾志对我使眼色，悄悄说：“别怕他，他就这样，喜欢说笑话。要说什么，你尽管说。来，喝茶。”她给我冲了茶便回到后厅去。

陶书记就出来了。

我壮着胆子说：“陶书记，我可不是来走后门的，这个要求不提，是对党不负责任呀。就像我在电话中给您汇报的，老百姓就差没造反了。”

“嗯，怎么你也用这个字眼？”陶书记在思索，“陈毅元帅在我这里也这样说。真有那么严重吗？”

我说：“宝安是广东省的门面，说大点，也是中国的门面，得做出个漂亮的样子。”

“对啊。”陶书记点着头

“目前老百姓要吃没吃，要用没用，偷渡成风。原因就是一个，经济上卡得太死，要放宽。”

“嗯。”

“我们研究了两点，一个是对农村经济的，一个是对边境管理的。对于农村经济，要把生产的主动权放到农民自己的手里去。为什么公社集体养猪就是养不好，老百姓叫集体的猪是‘两头尖’？因为猪不是他自己的嘛！为什么田里干起活来积极性不高？因为土地不是他自己的嘛！只要多把一些权力交给群众，积极性马上可以起来，粮食就能增产，老百姓就能有饭吃！”

我偷偷注意陶书记的表情，该不会说我右倾吧。还好，在听。

“你是说中央60条的7%的还不够，是吗？”陶书记问。

“不够啊，陶书记，起码要允许我们翻一番，让农民留14%的自留地。

这样农民就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起码不会饿死人了。要想农民生活再好些，就得把自留地再扩大些。”

陶铸问：“搞14%，违规的哟！”

我说：“我们是边境嘛，中央要问起来，你就打伞说广东搞的还是7%嘛。要查出14%来，你就说粤港两地的差距太大，要稳定边防嘛。”

陶书记向我微微一笑，可能心在想：还遮瞒三部曲呀，李富林呀，你外表老实，心还蛮“鬼”的嘛。

“嗯，还有什么鬼点子呀？”陶书记问。

“宝安不是人都往香港跑了，弄得田多人少吗？我有个办法，集体种不了的地，号召农民把它种起来，自种自收。以前荒地不准群众种，宁可荒着，谁种谁是资本主义，还开会斗人家，那是做蠢事嘛。以后谁种的地多，要表扬！还有，集体养不过来的猪、鸡、经济作物，就让群众去弄，交一部分给队里，剩下的自己吃，自己用。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就好解决了。”

陶书记仔细地听着。

“我敢保证。如果你允许我这样干，宝安县的生产马上就上去，上交国家的粮食，不在广东省数第一也要数第二。”

这个决心让陶书记乐了：“富林，你这是夸海口吧。一个人都快跑光了的县，你还想搞出个全省排头呀？”

我说：“陶书记，我敢夸口当然敢负责任呀。”我又拿出“物资利诱”说：“曾大姐和斯亮她们不是爱吃红薯吗？以后宝安增产了，我每年给你挑最好的送两担来，红心的，甜啊。行不行？只要你答应。”

陶书记乐得“哈哈哈”大笑了：“别送了，别送了，富林，能让省委的人上你宝安吃两顿饱红薯，我就知足了，大家都饿呢。嗯，可以。还有什么？第二个想法。”

陶书记答应了！

我的胆子更大了；“第二个想法就是放宽边境。要放宽群众来往深港，放他们过去做生意。”

“这——”陶书记对这事感觉很警觉，不表态。

我说：“我知道，这是大事。”

难怪陶书记这么紧张。所谓“边防无小事”，针尖大的事都能引起国际反响。前不久，一个美国水兵在香港度假，不知怎么开着小艇就进到沙头角附近的海面上来了。谁知潮水一退，搁了浅，被我们抓了。我到省里请示。书记说，老李你傻啊，抓了个烫手的山芋了。放又放不得，丢面子；惩罚呢，又怕把问题闹大，很难办啊！据说当时陶书记还打电话到中央，要听总理的意见。现在说到放宽边境的事．要是那边“抗议放人”，引起了国际纠纷怎么办？陶书记当然谨慎。

我说：“所以要给您汇报，看行不行啊，我哪敢作主呀。”

“是啊，富林啊。”陶书记说，“我们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呀！”

我说：“不是我们宝安要在太岁头上动土，是的的确确群众有困难，不让他们出去是我们不对。我算了个数．我说出来，书记看是不是道理，您可以批评，批判也成。”

陶铸说：“什么数啊？”他摊开了笔记本，“你说。”

我的话匣子打开了。

“宝安县有多少人？实际数字28万，可在香港的宝安县人有多少？20万还有多。就是在外头的同宝安本身的人差不多是一对一了。都是些什么人啊？丈夫、父亲、儿子、舅舅、表兄……在宝安，哪家哪户都有人连着香港的亲。人家总要见面呀，亲人见面还不允许人家吗？可是我们呢？出入平衡，就是说每天香港进大陆来多少人，就允许多少大陆人到香港去。当然这是英国人做的坏规定。您想想看，中国有几千个县，一天才允许不超过50个人出去，按这样轮到我们宝安县，一年才准批四个半人去港。每年宝安要求出去的人呢，上万。这要等多少年？人家夫夫妻妻、子子女女就在家里等着？您让人家等到死呀？您说不批人家去有道理吗？”

陶书记没作声，认真地记着。

“丈夫害病了，妻子不能去看。父亲要死了，想叫儿子去见最后一面，不准去，你说人家跑不跑？人家跑了就是偷渡？派狼狗追人家、对天鸣枪吓人家、抓住了关人家……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没有的道理啊！”我越说越气愤。

陶书记在记着，飞快地记着。我感到他听进去了。

“你想要怎样搞？”陶铸突然停下手中的笔，脸上的表情也有些温怒。

“我想搞‘三个五’，就是边境的小额贸易。具体说就是允许边境的老百姓一个月去香港五次，每次可以带五斤重的物资过去，包括蔬菜、鸡、蛋、鱼等等，每次可以带价值五元的物资过来。这样宝安人就有出去的机会了，不是‘非法探亲’了。还可以弄点香港的物资，生活好点了，人家也就不会跑了。”

陶铸停下笔：“这个想法很大胆啊。”他在笔记本上打了一个圆圈后说，“但也很现实。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偷渡问题的办法，还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我放心了：“那么，书记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这样干？”

陶书记停了一下：“你等等，我叫陆荧来一下。”陆荧当时是省委的副秘书长，管外事的。

不一会儿，陆秘书长就来了，看见我，点了一下头。陶书记把情况给他说了后说：“现在宝安县要求在经济政策上给放宽，同时，给他们‘三个五’的政策。你的看法怎么样？可不可以上常委会研究？”

“我看可以。”陆荧看了报告说。

“有什么外事上的障碍吗？”

其实我来之前就同陆秘书长打过招呼，所以陆荧一直在旁摇绿旗：“我看行，如今是休养生息时期嘛，要稳定边防，给些特殊政策是必须的。”

我马上跟进说：“如果省委同意，那就请以省委的名义发一个红头文件。”我想，要是把我们的要求作为省委的文件发下去，就有了“后背山了”。

陶书记考虑了一下说：“别这样，一发红头文件阻力就多了，弄不好给谁送到中央去，那又给毙了。”

我感到这说法对。

他沉思了一下：“富林啊，这个问题蛮大呢，只能试着来呀。要么这样吧，我们一边开会研究，你们一边先搞，只做不说嘛，我们也装着不知道，好吗？要碰上问题我再出面替你撑腰。”

只做不说．好办法，陶书记开绿灯了！

“行！”这还有啥说的，我乐了，起身出门，打算连夜赶着回县。

我的那批“忽悠”我的弟兄们，还在等我的消息呢。

五、最早的“对外开放”是这样搞起来的

宝安县“三个五”政策的实行，可视为后来办经济特区的“史前戏”。中国第一步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这样出现了！

就这样，1961年6月9日，中共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递呈了要求出口柴草的报告后，1961年8月27日，中共宝安县委义向广东省委递呈了《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

报告中划出了“开放”地区的范围：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的大鹏、葵涌、横岗、沙头角、布吉、附城、沙头、南头、蛇口、西乡、福永、沙井、松岗等十四个公社和沙河农场。后一步再开放龙岗、平湖等八个公社。

当时的决心已很大，准备在开放了沿海之后，还要进一步“开放”整个宝安县！

广东省委在研究了一个月之后，即1961年的9月25日，同意了这－要求。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批复）发文（61)（四）字第111号》，文中说：

宝安县委：

省委原则上同意适当放宽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的管理。

（一）开放地区，以边防线为界，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在边防线以外的大队，不得直接进行小额贸易。

（二）出进地点，目前可暂以罗湖、文锦渡、大铲、沙鱼涌、沙头角、沙头、蛇口七处为特定地点。

……

（四）社员个人携带出口的物品……进口的物品以自用、家用为限。严禁贩卖贩买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

每月去港来往不得超过五次；每次每人带出的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过五市斤或价值不得超过5元。

这就是有名的对外开放“三个五”。

这就是说，由于60年代的困难环境所迫，当时的宝安县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一块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经济政策的“特殊地区”。

宝安县“三个五”政策的实行，可视为后来办经济特区的“史前戏”。中国第一步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这样出现了！

当然，对于要不要“放开边境”的问题，即使在当时的广东省委内部，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认为不可放得太急、太宽。在省外也可能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

这可以从以下的一些动向得知：

1962年1月28日，宝安县委又向主管外事的副省长魏今非上呈了一个报告，解释允许“群众携带物品进出”的原因。

魏今非副省长在回文中，特意在“同意放宽”的同时，说明此政策：“主要是对边境地区的一种照顾，这不是增加开放口岸，也不是允许小额贸易。”

这些话，是魏今非为了保护“放宽”，对付可以想象的各种非议而说的，还是他内心的想法，难以定论。

魏今非还在回文中准确地划明了“开放地区”为：“限于与香港、九龙交界的边境线起，深20华里以内的地区。”

1962年1月20日的广东省委发出的文件指出：“省委认为可按魏今非同志1961年11月3日所提的四点意见办理，省委在1961年9月25日批示的有关规定，应即停止执行。”

这种对“放宽”问题前后有伸缩的说法，还出现于其他宝安县委的有关文件中。可见这一段时间，对于这种有限度的“开放”，党内外两种认识，两种观点的交锋从上到下都是很激烈的。

尽管如此，“三个五”还是得以保留。获得了部分开放的群众，对于新政策都充满了感激。至今，老宝安们在回忆时，无不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宝安县最好的时光。

宝安老人黄景章回忆：“政策一放宽，生活改善了，人民的积极性大提高啊。边境上，来来往往，耕作啊，买卖啊，宝安县农民个个笑呵呵合不拢嘴。不到一年，老百姓不仅吃上了米饭，喝上了糖水，还可以抽到香港的‘三个五’啦。”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宝安县就有了第一批过河来做生意的香港商人。这应该是1950年后，最早踏入大陆的第一批境外商人。可惜现在由于无法找到确切的资料，已无从得知这批商人和企业的名字了。但可以肯定这段史实是存在的。李富林在回忆中说，初时公社干部还不敢公开接待这些港商，县委为他们壮胆，公开表态说：“公社不敢接．县委接！”宝安县委还开出证件，让港商在县委楼里进出。

1962年底，宝安县的经济情况已有了较大改观，李富林在党代会上信心十足地提出：“要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把宝安县建设成商品粮、水产、鲜果、肥料、游览的五大基地！”

“后来还真的给陶书记送了红薯吗？”我开玩笑地问。

“那是说笑话的。”李富林说，“不过那时省委大院的可没少来我这拉过红薯。当然，同现在不一样，就是拿了条板凳，也是要给钱的。嗨哟，那是多么叫人高兴的日子啊。”老人沉浸在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段的回忆中。

“那家伙，地里种的红薯都吃不完啊，五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那时周围的县都困难嘛，坪山一带的老百姓，没吃的，都跑到我们县的地里，看见红薯就刨——坪山那时属于惠阳县。告状告到我这里来了，说李书记怎么办？惠阳的群众不讲理，抓不抓？我说，抓啥？让人家刨嘛，红薯这东西仓库放多了也容易坏。好家伙，我这一开口，来了千多人，乌云一样涌到我们的地里来刨红薯。我们县里的同志还笑着帮他们往袋里装红薯啦。”

稻谷也是大丰收。那年人均完成了差不多500斤。还真的拿了全省第二呀。第一是番禺，只多我们几十斤。

1960年宝安上交的稻谷的任务是60万担，我完成了80 . 2万担，除去各种开销，还留有102万担，干什么？我留在仓库里打了埋伏。这都是后来修深圳水库给农民的补贴粮呀。那时，不是过苦日子吗？海丰县饿死好多人，书记蒋瑞智去求陶书记想办法。陶书记说，你去找李富林吧，他那里有粮。

我给了他5000担粮食，让他自己派汽车来拖！

我敢说，即使在国内过苦日子最苦的1961、1962年，就全县来说，我也没让宝安老百姓过太苦的日子！上面还来了记者，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个报道，叫“风景这边独好”。好了，宝安的名声传出去了，一次在省里开会，陶书记高兴地把我叫去，满脸堆笑地敲着报纸：“行啊，富林，都上头版啦！”我说：“有啥呀，没有你的支持便没宝安的今天。”陶书记开玩笑说：“算了吧，是你开后门有成绩嘛”我急了：“书记，你可别这么说，你是按政策批，我是按政策干的啊，红心薯的事，我还老记着呢。”我记起承诺。“算了,”陶书记说．“你那包地瓜干，老曾收到了，斯亮她们说好吃，甜死了。我还吃了几块啦！”“是我老伴烘的”我得意地指出。“老曾说要我谢谢你。我说，别谢他，他还从我手里拿了政策哩！哈哈哈，就这事叫你来的，去吧——”“哈哈”，我们都轻松地笑了。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

一、大饥荒旋风刮过神州大地

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在特殊政策下，宝安县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从全国、全省来看，饥荒的形势却越来越严峻。

1962年的3月，一份报告递到陶铸的案头。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8县，已经出现严重饥荒。已经有9468户农民断粮，731人出外逃荒，25家卖小孩。甚至有一家男人因为无法养活孩子而自杀。

可怕的饥荒已像瘟神一样传遍南粤大地——

1959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 . 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 . 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61 . 250亿斤粮食，等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饿得走投无路的人，只好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以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开始吃起观音土来。

1962年广东省缺粮情况的统计数据

某学者不相信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真的像西方学者所估算的，饿死了3000万人，“当时中国才约六亿半人口，要是饿死了三千万，每二十人就饿死一个。这似乎不可能”。但是，他义指出：“在1959到1961年的三年中，严重的饥荒迫使饥民吃观音土、野菜……充饥、大批的人饿死，所谓的‘大跃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在这种大饥荒、人民群众要找活路的背景下，中共部分领导人，对于历来被看成“叛国投敌”的深圳河上的偷渡逃港，有了新的认识：

与其让老百姓在国内饿死，不如放老百姓一条生路！

当时，中央有文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良好形象，要求各地制止外出逃荒，对于“盲流”城市的逃荒者，要坚决“收容、遣送”回去。

广东省却不同，不是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鼓励走投无路的农民出外找一口饭吃。允许地方开具证明，让想逃荒的人出外逃荒。

而对于广东的逃荒者来说，“出外”意味着什么呢？哪里是最理想的去处呢？无疑是衣食丰足的香港了。

与此同时，1962年中央号召各省压缩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去。大批厂矿、中技学校停办。据称，1962年的头5个月．仅东莞县“压缩精简”了的人口就有8773人。

无疑有不少人把香港当成了最好的去处。各种流落者集中涌向深港边境。在这背景下，“六二大逃港”被拉开了一个口子。

而此时，广东一些思想开明的领导，更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逃港”的“新思准”。陶铸就在公开场合表示：

“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时任厂东省政法委员会主任的寇庆延则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另一个是）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让人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

“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

深刻、睿智，实事求是，在那个年代，地方领导能说这种话，的确是很大胆了！

针对中央要求各地压缩城市人口，中共广州市委的一位领导在大会上表达这样的看法：“去香港也是压缩城市人口的出路之一嘛。压缩人口，首先是回农村．其次是上山下乡，再就是去香港。”

后来有人评论，这批中共干部能够有这样开明的认识，一方面是出于困难的情势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感情——共产党打天下，不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不饿肚子吗？

一篇文章在写李富林为什么会同情逃港群众时，说：“李富林从小家境贫苦，两个姐姐饿死，全家人逃荒到山西。因此当他当上了‘父母官’后，他认为天下第一要议，就是让老百姓吃好饭。”

吃饭，吃饭，为了老百姓有口饭吃，各地对去港的限制，明显地放松了。

1961年7月20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局长会议，“放宽”了群众出港条件：

“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6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1962年3月．广东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决定把“来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

把去香港的审批权力下放到公社、大队，就相当于说想走的群众都可以走。哪个公社、大队干部会愿意乡亲坐在家里等死呢？

群众纷纷拿着由公社、大队开具的证明，像一股股黑流，涌往深港边境……

二、中英士兵持枪对峙

“听说62年那次的大外逃，比57年那次还厉害？”我牵起话头。

“是的，厉害多了，”李富林说，“内部材料的统计是总人数不下十万吧，当然主要还不是宝安的，还有东莞、惠阳、广州……甚至外省的，一股脑儿都涌到宝安县来了。弄得我们宝安县怎么也撑不住，乱了。最后宝安县的人也跟着逃！”

有“汇报材料”上说，各地像潮水一样涌来的群众，把深圳镇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镇上所有的店铺都只好关门，莲塘村附近的边界铁丝网都被推倒……

“62大逃港的最高潮是在哪一段？你还记得吗？”

“应该在５月初。”老人的记性很好，“好像是５月５号开始大放宽吧，没一个月就收紧了。”

李富林的话印证了笔者查阅的材料。1962年５月５日开始放宽，而全面大堵截是从５月22日开始的。真正“放宽”只有半个多月。

“你还记得引发那次大外逃的直接原因吗？”这是“六二”大逃港的关键。

“直接原因？很难说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吧。”他思索了一下说。

“你还记得那次陶铸去沙头角的事吗？”

“沙头角……”老人似乎在回忆着，“你是问62年对吧，哦，是有一次，他去过沙头角，是为解决与香港的纠纷去的。但很难说就是‘六二’大逃港的直接原因吧？”

“对，就是那次。你给我说说那件事好吗？”我紧张地追问，担心老人有什么顾虑。

沙头角事件

这时，我们的士兵也都上去了。界碑两边，都上了刺刀呀，都是荷枪实弹。你想，有多危险呀，就是面对面，只相隔几米远。英国兵和我们的士兵，眼瞪着眼，只要谁不小心走了火，那就糟了，就打起来了。

有关“六二”大外逃的直接原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李富林是当时的县委书记，他的看法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

他看了看我，深深地喝了一口茶：“好吧，我说，你记——”

沙头角那地方，一直多事。一条街分成了两半，中间有一块光绪年立的界碑。街北边是我们管辖的，街南边是英方管辖的。你知道，两边相隔那么近，小孩子滚个铁环，也常常从中国滚到了那边去了。偷渡当然就更容易了。所以外交啊、边防啊常常出事。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头疼。

那阵不是过“苦日子”吗？我们这边物资供应紧张。英国兵明明知道，可巡逻的时候还故意嚼着口香糖，抱着饼干桶，在界碑边抢啊，笑啊，做给我们看。引得我们这边的一些小孩子馋着嘴跟着。父母拉都拉不回。

“妈的！黄毛佬，这不是欺负人吗？”沙头角的书记曾福每次向我汇报这事都忿忿不平，“是不是搞他一家伙啊，李书记？免得他们那么嚣张。”

我每次都劝他忍着点，避免出事。

后来，曾福又给我打电话了：“李书记，黄毛佬不是人，越搞越猖狂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妈的，敢过界碑这边来给小孩派糖了！抓不抓？”

我也感到英国人实在太猖狂，但想想，这涉外的事情，乱搞不得的，就叮嘱：“别乱动，我过去看看再说。”

那时宝安县委的配备是很好的，我都坐美国“别克”车，内地的县级干部一般是没有的。当然，这同当时我们的外事活动多有关。

等我赶到沙头角，英国巡警已经走了。小孩的家长把糖果拿出来，伸给我看：“你看这——李书记，还有英文呢。我崽没吃啊。”

当时，沙头角的群众情绪很激愤，尤其是孩子父母们，感到自己的儿女受外国人嘲弄了，很丢脸。孩子的叔叔拿了枪杆子来见我，蹬着脚嚷：“吊他妈，老子一枪崩噻亏（他）！”

说实在的，我心里也很气愤。咱中国人受了外国人一百多年的气了，如今我们生活困难，他们还在奚落我们!

那时候，英国人搞出的那个“对等”原则，老百姓也都知道的。不让他们过去，早就窝着一肚子气，这一来，火气就更大了。

“李书记，”曾福领着一群人过来，“你发命令吧，再来派糖，我就开火了！”

“你疯啦！”我瞪了曾福一眼，“不能开火！打死人怎么办？外交纠纷啊，脱得了壳？”

不过，在临上车的时候，我还是丢给了他一句话：“惩罚惩罚那几个家伙还可以。”

一天以后，曾福给我打电话来了，很兴奋：“李书记，他妈的，惩罚了！”电话那头传过来“哈哈哈”的笑声。

原来，几个英国巡警故伎重演，又到界碑边来给小孩发糖果了。曾福他们早已经找好了几个小孩，埋伏在街对面店铺楼上，“啪、啪、啪”数弹齐发，果然打中了一个巡警的眼睛。

“李书记，哈哈哈，那两个小鬼，真准啊——”曾福在电话中高兴得很。

我也想，反正是小孩干的，他英国政府找谁去。要问起来，就说小孩调皮。心里也暗自高兴。

“出了气就行了啊，不要老没完啦。”我又叮嘱他们。

但是，事情还真没完。

那几个吃了英国糖的小孩，在学校里让同学们说笑，说吃了英国糖就会生“英国仔”，抬不起头。家长也窝着气，说一定要亲手揍那几个英国佬一顿才甘心。群众议论纷纷，情绪很不稳定。

不出两天，我又接到曾福的电话：“李书记，打了，解恨呀——”

“怎么回事？打人家了？”我赶紧问。

原来，那两个散糖的英国佬又出来了。这边的人早钓着他们的线呢，等他们一到界碑边，那小孩习过武的叔叔，冲过去就是两拳头。两个英国兵“哇哇”叫着，逃进了对面的商店里藏了起来。

“不过，现在有点不对了——”曾福说，“来了好多鬼佬，像是要打架，李书记，你来不来呀？”

我感到事情有点复杂：“还能不来吗？”便在电话中骂人：“叫你适可而止，你偏要闯祸！”

我急忙叫司机：“快，沙头角——”

到沙头角一看，情况果然不妙，两个被揍的英国兵叫来了二十几个英国兵，吉普车也开来了，端着枪，在界碑边“哇哇”乱喊乱叫，把枪对着天，好像要开枪。

当时县委副书记曹若茗也一起去了，他是管外事的，懂英语，我问他：“他们叫些什么？”曹若茗说：“抗议！要我们交出打人的人来。否则就要冲过来！”

我冲对面说：“来呀！冲呀！我看你们有胆！”

这时，我们的士兵也都上去了。界碑两边，都上了刺刀呀，都是荷枪实弹。你想，有多危险呀，就是面对面，只相隔几米远。英国兵和我们的士兵，眼瞪着眼，只要谁不小心走了火，那就糟了，就打起来了。

事情真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我一面给陶书记打电话，汇报情况，一面叫曹若茗赶着往北京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示——什么？你问宝安县怎么能往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这你可不知道了。那时有个规定，有关外事情况，宝安是可以直接同最高层联系的。所以，别人说宝安县早就是“通天”了的。

传来的指示是：“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发生冲突。正在进行外事调解。”

当时我们这边有一个班的士兵，都荷枪实弹，便叮嘱他们不要随便动，等指示。

大概到了夜里11点多钟，界碑那一边的鬼佬，像突然接到命令似的，全撤走了。

有老百姓就跳到街上去喊：

“胜利了——”

“毛主席万岁！”

“打倒英帝国主义！”

看来是上面的外事部门，通过香港甚至是伦敦做工作了。

我于是下令：“撤——”。

我们一个班的战士也撤下来了。

事情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看看表，已经是第二天的4点多了，这才开了车回深圳去。

三、大军区政委亲令撤岗哨

陶铸似乎很生气，把茶杯一放，站了起来：“说得对！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弹丸之地，放十万人过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电话，通知边防来人，把岗哨撤了！”

事情根本没有完，沙头角的事传到省委后，大约是第三天吧，也许是第二天，有人通知李富林说陶书记来了。陶书记去沙头角看了，很生气，已经在铁路外宾室等你了，让你赶快去。

我一进去就看见陶书记脸色阴沉沉的。

“富林，你来了，好，你说说，事件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当然是他们！”

“怎么要打人家呢？”

“书记，你不知道，那家伙本来就尽做坏事，群众不惩罚一下，他们更嚣张。”李富林就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陶铸没作声了，呆了一会，问：“你们对事情有什么看法？”他又转过头去，扫了一圈，问同去的县委的人。

“英国佬太欺负人了！”有人愤愤不平。

“老百姓都在说，新中国抬头做人了，怎么还在受英国鬼子的气？”

“我们每年反偷渡，替他们保平安日子。现在好了，他们把日子过安稳了，反倒拿咱们开心，放他几万人过去，看他香港吃得消？”

陶铸似乎很生气，把茶杯一放，站了起来：“说得对！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弹丸之地，放十万人过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电话，通知边防来人，把岗哨撤了！”

什么？撤岗哨？李富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吓了一跳，所以迟迟没有动作。

“陶书记一看我还在犹豫，便大声说：‘听见吗？叫你去你就去呀，把团长、政委都叫来！’

“当时在深港边防的有三个团：边防3团、布吉野战军42军6团、黄贝岭42军还有一个团。

“我还是不敢动，这个事情太大了，这个电话不好打的，就说：‘陶书记，你是大军区政委，还是得你打才行吧。’

“陶铸说：‘你不是这的边防委员会主任吗——算了，我来！’说着，拿起了电话。

“不一会，几个团长政委都急匆匆赶来了。包括6团的李庭格、3团的鲁山江、还有一个政委姓宋。

“陶铸看人来了，就说：‘英国人欺人太甚，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行，你们回去，明天就把岗哨撤了！’”

“当时大家都傻眼了，但这是大军区政委亲自下的命令，谁敢不执行？”

——

会议是下午开的，到第二天，深港边境耕作口的岗哨果然都撤掉了。

老百姓到耕作口一看，呀，撤了，马上喊起来了：

“放人啦——”

“可以走啦——”

这种消息，没有腿，可比长了腿跑得还快。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省内省外都传遍了。

几天之后，人流涌来了，广州的、韶关的、梅县的、挑担的、扶老携幼的……村庄里、马路上、到处是人。都沿着铁路线走，因为沿铁路不会走错。

——

关于当时的情形有人写文章做了详细描述：

“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确实留下来了，这样又带动了第二批。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达11547万人，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另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地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至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每天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有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

——

“你认为，62年的逃港潮就是这样起来的吗？”

30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李富林内心仍难以平静。

他考虑了很久。

“当然有关系，但我想，沙头角事件还仅仅是个表面现象。其实并不那样简单。”李富林不愧是个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我也在想，陶书记打过那么多年的仗，是个精明透了的人。他怎么会一时冲动就开口，说放十万人过香港去呢？事这么大。”

“你是说，放人过去，可能早研究过了，不仅仅因为沙头角事件，是另有考虑，对吗？”

“我不敢肯定，只是这样想——”

“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时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没吃的，粤北饿死了好多人，与其让老百姓在国内等着饿死，不如放一部分老百姓出去。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也就是出于人道而放人吧。”

李富林说的真是陶铸或更高领导人当时的想法？

表面“出气”，实为“放人”，这是不是“沙头角事件”后，睿智的陶铸真实的意图？

“六二”逃港潮中的深圳

“一、二、三”随着上千人有组织的呐喊，“轰——”地一声，几十米长的一段铁丝网被推倒在地上。边境线上就像缺了口的河提。

“冲啊——”随着惊天动地的喊声，滚滚人流涌过了边界……

1962年5月前后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在短时间内涌人宝安县深圳河边，小小的深圳镇不堪重负，顿时陷人一片恐慌和骚乱中。

这么多的群众，要吃要拉……开始，政府还一天发两次稀饭，后来人越来越多，不敢再发。一发就乱，就抢。

为了安全．镇上的商店大都关门了。

一些难以忍受饥饿的外来人群，如同洪水淹过了深圳镇周围的莲塘、长岭、沙头角、皇岗、沙头、水围等村庄，把一些地里的青菜全拔光吃了。好生生的稻田在万人脚下被踩成平地。逃港的群众甚至威胁敢于干预的民兵说：“你还敢干涉我？老子缴你的枪，把你的村子踩平！”

人们洪流般冲进村里，有人敲门要吃的，不给就打人。

大陆逃港群众蜂拥香港。这是被香港警方在边境截获后的逃港群众，无奈地等候发落。

谣言更是满天飞——“太平有个高级军官带一批士兵逃跑了！”——“彭德怀视察福建，被接到台湾去了！——”“惠阳县委书记跑了”……

宝安县公安局派出便衣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部分意见被记在报告：“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深圳戏院）算了。”

“生产队的耕牛都杀了，现在就是想回去也无耕牛了，怎么活？不如再去拼命（指冲边界）。”

“丙个（谁）拦我，我就同丙个（谁）去死了——”

报告还称：“大量的群众廪集在深圳镇边的梧桐山”，“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

“黄昏以后是‘冲边界’的好时候，逃港群众相约等到昏暗的时候一同冲下山去。”

“大多数是17至40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4 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阻挠我们都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谁后退就要用棍打谁。”

“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大逃港的严峻形势上报到了省里，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带着省公安厅及李富林等宝安县委的人，迅速赶赴深港边境处理。他们躲在边境的山头上观看动静。

深圳莲塘、罗芳村一带，大概集中了两三千外逃群众，当他们冲过边防线，靠近边境线时，铁丝网拦住了他们。有人就喊：“倒掉它——”，于是山摇地动的一片高呼声：“倒掉它——”

“一、二、共”随着上千人有组织的呐喊，“轰——”地一声，几十米长的一段铁丝网被推倒在地上。边境线上就像缺了口的河堤。

“冲啊——”随着惊天动地的喊声，滚滚人流涌过了边界……

——

赵紫阳把望远镜放下，摇摇头说：“简直就是淮海战役了！”一脸的无奈。

形势已经失去了控制，就是想堵，一时也堵不住了。

四、“钦差”密访香港

全部是谎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们这边好得多，只要你干活，就能有饭吃。我接触到很多偷渡过去的人，哭，却没一个说后悔的。

这时，一位中央党报的记者，秘密来到了深圳河边上。他叫连云山，《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

“那时深圳发生了大逃港事件，当时的说法是美蒋特务策划的偷渡行为。我也这样认为。”他回忆说。

当时官方发有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对香港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二、香港黑社会横行；

二、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

连云山想，既然这样，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群众还甘愿抛家别舍往地狱里跑呢？他决定要过境到香港那边看看。

在广东省公安厅派人陪同下，连云山来到了宝安县。那时，全县正在一片逃亡风的恐慌中。中央记者到边境来，这就如同“钦差”下来了。县委对他特别的客气。

“县委书记李富林心情很沉重，情绪很低落。他让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同志陪我前往边境。”

“公安部门为我办了一个过境耕作证，化名叫李进山。一位会当地语言的公安科长（后来了解此人是公安局侦察科长周水君），陪着我随着逃港的群众，从大鹏湾的一个耕作口过境。到了九龙。

我看到逃难的深圳边民在山脚下用塑料布搭成一个个窝棚，到处都是，跟他们聊，他们就哭，说我们也是党员、贫下中农啊，说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

香港是不是人间地狱呢？当自己用眼睛看过了以后，连云山惊异了。他说：“全部是谎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们这边好得多，只要你干活，就能有饭吃。我接触到很多偷渡过去的人，哭，却没一个说后悔的。”

于是连云山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民不是国内所宣传的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生活水平比大陆人民高出了许多倍。大陆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香港的人民都早已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连云山。

“回到县委招待所，有一个多星期，我闭门不出。陷人了深深的苦恼中。边民的逃港根本就不是美蒋特务的挑动，地富反坏策划内应的结果，是别人的生活比我们好群众才跑的，可是我们还在欺骗，说资本主义是人间地狱。”

“群众逃港表面上是自然灾害、集体吃食堂等造成。而实际上是一个政策问题。只有从我们宏观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找原因，才能解释。”

在连云山离开宝安前夕，李富林把他请到县委小食堂吃饭，一个劲检讨自己，说是工作有错误，才造成群众大逃港。大家的眼睛却老瞪着连云山，像是话中有话。

连云山揣度李富林等一班人，是担心自己这个“钦差”回京后“告状”,把大逃港说成是宝安县的责任，便说：

“这能怪你吗，你作为县委书记，你不知道吗？香港那生活水平你能比吗？那也叫水深火热？谁是水深火热？你这里饭都没得吃，你不叫水深火热？真是瞎说八道。”

李富林说：“老连呀，这话别人说可以，我就不能说呀。”意思是，连云山可以说，他回北京了，可以把这个真实情况向上反映。

“把我逼得没办法了，我就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想知道我回去说什么，对不对？我只说几个字好不好？说你宝安县负不了这个责任。是政策问题，行不行？”

“当时李富林感动得就差没哭出来了，眼睛都湿润了。他说：‘老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能理解。’离席时，我说咱们今天就说到这。这么大件事，到北京，我能说不能说，还都是个问题啦”

连云山决定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向中央报告二希望中共中央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我先后写了四篇内参，给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写了大概四个内容：一个是香港的情况；第二个是大逃港的深层次原因，责任不在宝安县，也不在广东省委，是我们政策上的问题；第二个讲了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第四个讲了解决的具体措施，比如取消粮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从樟木头到宝安这个地方，建立一条政策优惠区。

“他看过后，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说：‘我都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我担心他会给我扣帽子，幸好没有说。他也得想想。

“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恐怕不能发表．建议我去新华社找找人。看能否通过新华社送上去。要送给中央的最高一级领导。

“我找到了新华社内参组组长夏公然，我们的私交关系不错。在朝鲜战场上一起呆过。我就约他到宣武门一家烤肉馆吃烤肉，那里人不多、说话安全。他看后吓了一跳：‘哎呀，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呀，我给你送了，连我也是反革命了。’

送不送？怎么送？他拿着考虑了好几天。”

连石山也不能不为事情的后果担心：“顶多把我关一次反革命。反正地富反坏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就是个农民出身，我家连个保长、甲长都没有，拿我也没办法。”

但是，送给谁呢？连石山回忆说：“夏公然说，就送一个人，送邓小平吧。他说邓小平不整人，不说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于是连云山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民不是国内所宣传的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生活水平比大陆人民高出了许多倍。大陆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香港的人民都早已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连云山。

“回到县委招待所，有一个多星期，我闭门不出。陷人了深深的苦恼中。边民的逃港根本就不是美蒋特务的挑动，地富反坏策划内应的结果，是别人的生活比我们好群众才跑的，可是我们还在欺骗，说资本主义是人间地狱。”

“群众逃港表面上是自然灾害、集体吃食堂等造成。而实际上是一个政策问题。只有从我们宏观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找原因，才能解释。”

在连云山离开宝安前夕，李富林把他请到县委小食堂吃饭，一个劲检讨自己，说是工作有错误，才造成群众大逃港。大家的眼睛却老瞪着连云山，像是话中有话。

连云山揣度李富林等一班人，是担心自己这个“钦差”回京后“告状”,把大逃港说成是宝安县的责任，便说：

“这能怪你吗，你作为县委书记，你不知道吗？香港那生活水平你能比吗？那也叫水深火热？谁是水深火热？你这里饭都没得吃，你不叫水深火热？真是瞎说八道。”

李富林说：“老连呀，这话别人说可以，我就不能说呀。”意思是，连云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山可以说，他回北京了，可以把这个真实情况向上反映。

“把我逼得没办法了，我就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想知道我回去说什么，对不对？我只说几个字好不好？说你宝安县负不了这个责任。是政策问题，行不行？”

“当时李富林感动得就差没哭出来了，眼睛都湿润了。他说：‘老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能理解。’离席时，我说咱们今天就说到这。这么大件事，到北京，我能说不能说，还都是个问题啦”

连云山决定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向中央报告二希望中共中央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我先后写了四篇内参，给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写了大概四个内容：一个是香港的情况；第二个是大逃港的深层次原因，责任不在宝安县，也不在广东省委，是我们政策上的问题；第二个讲了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第四个讲了解决的具体措施，比如取消粮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从樟木头到宝安这个地方，建立一条政策优惠区。

“他看过后，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说：‘我都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我担心他会给我扣帽子，幸好没有说。他也得想想。

“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恐怕不能发表．建议我去新华社找找人。看能否通过新华社送上去。要送给中央的最高一级领导。

“我找到了新华社内参组组长夏公然，我们的私交关系不错。在朝鲜战场上一起呆过。我就约他到宣武门一家烤肉馆吃烤肉，那里人不多、说话安全。他看后吓了一跳：‘哎呀，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呀，我给你送了，连我也是反革命了。’

送不送？怎么送？他拿着考虑了好几天。”

连石山也不能不为事情的后果担心：“顶多把我关一次反革命。反正地富反坏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就是个农民出身，我家连个保长、甲长都没有，拿我也没办法。”

但是，送给谁呢？连石山回忆说：“夏公然说，就送一个人，送邓小平吧。他说邓小平不整人，不说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夏公然在他的遗著中也回忆了此事：“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当时可能只送了小平同志一人，通过他反映到总理处”

“报告送上去后，情况怎么样呢？连云山和夏公然都很着急。等了半年多．没什么反应……

但是，实际上，一些“改变”在暗中演化着。

夏公然在他的遗著中回忆，内参送上去以后，国内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这以后，相关政策悄悄开始松动，记得当时总理对大陆出逃的难民有一个放宽不究的指示。”

如果夏公然所述属实，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就不仅“放”了李富林等一批在宝安县的闹“开放”的县级干部们“一马”，也“放”了陶铸、寇庆延等一批支持“开放”的广东省的领导“一马”。

松动还表现在更多的方面。

“最能看出政策变化的，是大陆通过香港买粮食一事。”夏公然的遗著指出买粮食是一件对中国的老百姓很要紧的事。这对中国后来渡过大饥荒起过很大作用的事。

在此之前，中国是基本上不向外国进口粮食的，提倡“饿死不吃美国粮”。国内老百姓没吃的，又要面子不进口粮食。大批饿死人是必然的。自从政策允许从香港进口粮食后，外国粮进人国内，饥荒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许多嗷嗷待哺的饥民才得以活下来。

“可是在表面上看，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有南方的逃港风，在愈演愈烈。

五、广州火车站告急

与此相同，在深圳河边上，守卫深港边防的部队增加到一万多人。那场席卷天地，数以十万人计的大外逃，硬是被上万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给堵截了回去……

而给予宝安县的“三个五”政策，也在不久后叫停。

当然，最初的试验性“开放”——给予深港边境范围内的“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也就同时刹车了！

就在深圳河边上发生群众大逃港事件后，厂州发生了大批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我们也要去香港！”

1961年9月，宝安县放宽边防地区群众出境的政策传到广东省内外，码上加码，口风就变了。

1962年年初，一个“谣言”悄悄在各地饥饿的老百姓中传开：“女皇诞辰，香港大开边境”，“内地居民只要愿意去，不抓人，全部都安排工作”。

——

饥饿的广东疯了，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地方都疯了！.

一时间，广州整条白云路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堵塞，形成了震惊全国的广州火车站“六六大逃港事件”。

有关1962年广州车站的大骚乱，由于当时禁止报道，所以能得到的资料是很有限。后来偶然在收容所的档案柜中发现了一本在边境被抓捕的偷渡者的日记，其中有几页记录了1962年5月以后广州车站大骚乱的情况：

1962年5月17日

晴。……排队买火车票的人骤然增多起来，都是往南去的。而且买的票多数是到平瑚的（买到靠近深圳的平瑚站不用边防证）。明眼人一看就都知道是想跑香港的。上面都没说不可以，下面怎么不跑啊。售票员也不问。

单位昨天也开了会，叫大家注意可能有意外情况发生。

……

1962年5月22日

晴。……天气越来越热，排队要去香港的人也越来越多。从窗户望去，火车站坪里的长队排到了汽车站那头了。什么人都有。广东各县的，还有外省来的，衣衫褴褛，好像是叫花子那样的……满街上都是拖儿带女的外乡人，见了你就伸手要吃的。

听说海珠桥那边还发生抢吃的，公安都去了。情况很混乱。老妈叫我和华仔不要出去。

……

1962年5月30日

晴。……火车站上人山人海．到处是人。

……

1962年6月l日

……情况还在变化，今天，整条白云路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堵塞了。火车站坪里，恐怕有一两万人。有些地方，买票的群众出现起哄。车站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样恐怕会出事呀。

1962年6月4日

……今天果然出事了。成千上万的旅客，因为买不到去深圳的票，就冲进车站去，自己爬上开往香港的火车。听说有爬墙的，有砸破了车窗玻璃往车上爬的，有狂呼乱叫，强行要上车的。运输秩序完全乱套了。车也发不出去。现在还停在车站上。结果，开往北京、上海……哪里的车都开不了。大堵塞。

戴红袖章的民兵也出动了，一排排来了好多。车站坪里也乱了套。我们楼下的小店都吓得关门了。连车站旁边的树上都爬着人。

我们上班也上不安了。谁还有心上班？都是议论去香港的事。有些人也打算跑。听说车站已经向省委紧急报告，要求派解放军、公安维持秩序。我看可能会抓人……

日记到这里就突然没有了。可能后来作者本人也行动了。

对于广州火车站出现的骚乱，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望着广东省委，看省委如何动作。

京广大动脉堵塞、各地告急的电话电报、雪片似地飞来。中央严辞追问……

而实际上，此时的广东省委，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一时也举棋不定。

1962年6月5日，省长陈郁家中气氛沉闷，屋子里坐满了广东省的领导，包括陈郁、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李广祥等人。

陈郁首先打僵局，说：“铁路派出所来电话说，已经聚集了两万多人了。场面很混乱，警车都给放火烧了。孙乐宜的处境很危险。我担心他出事。”

陈郁说的孙乐宜是当时广州市的副市长。由他直接指挥处理火车站事件。

孙乐宜带着一队民警，开着广播车，放着高音喇叭，企图驱散坪里的群众。结果被群众团团围住双方相持之下难免冲冲撞撞。聚集的群众乘机起哄说民警打人。上百人一声吼，把广播车也掀翻了，有人拿来了汽油，划亮火柴，汽车霎那间燃起滚滚大火。几十个民警赶来制止，反倒被群众抓走了三个。

“群众”对几个民警进行了“审问”被告知：“不准你们干涉老百姓的行动”，这才放了。

现场发现了一些可疑的人。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现场拍照、录音……

“这是有人策划的。背后有人。逃难的群众不会组织得那么好。”陈郁说。

“没错。很清楚嘛，这是一起有组织、有策划的行动。可能有港台情报组织插手了，”林李明说，“目的就是要搞乱我们嘛。”

“问题是现在怎么办？”赵紫阳说，“老孙围在里头出不来了。要是群众动手打人就更糟。”

这时，社会上已有人给政府提意见，说政府太软，烧警车，打公安人员，这已经是敌我矛盾了，要求赶快派军队——戒严。

大家都有些犹豫。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情。

“是不是要分清一下是什么矛盾，”赵紫阳说，“港台特务插手毕竟还不是矛盾的根本，矛盾的根本还是老百姓没饭吃，要跑香港。还是要以劝说为主吧，免得事情扩大。”大家定不下主意。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

陈郁放下电话：“好了，陶书记从广西赶回来了。”

刚下火车的陶铸听了情况，一锤定音：“现在还什么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车都烧了，还人民内部？”

会议决定，立即调动部队．实行戒严。

1962年6月6日，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的汽车，一辆辆开进了广州市，把车站包围起来。首先封住了车站两头，许出不许进。然后开始清场。往外驱赶群众。

广州火车站事件中，进驻车站的解放军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当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十兵列队进入时，衣衫褴褛的百姓，惊惶惶四散奔逃，如鸟兽散。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留。1600多叫花子一样的逃荒群众进了收容所后遣送回原籍。

如同一地的落叶被秋风扫去，仅隔一天，即1962年的6月7日，广州火车站的车坪里，已是冷寂寂空无一人。

据有关资料显示，对于“去香港”的问题，北京严令广东收缩：“迅速处理群众外逃问题。”

国务院指示，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

与此同时，在深圳河边上守卫深港边防的部队增加到一万多人。那场席卷天地，数以十万人计的大外逃，硬是被上万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给堵了回去……而给予宝安县的“三个五”政策，也在不久后叫停。

可惜啊，一卡就死，一放就乱！最初的试验性“开放”——给予深港边境范围内的“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刹车了！

六、总理致电：赶快收

深圳河边的“放宽”政策起于1962年的5月，“紧缩”于1962年9月（实际上从5月22日已开始），正好在这个波谷的“转折”时期，无疑同这个国内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这场初启的“铁幕开放”，中共高层为什么要突然刹车，从而推迟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这也许会成为将来史家们研究的课题。除了外逃之风蔓延得太快太猛烈，超出了“容忍度”的原因之外，可能还同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着关联。

有文章说：

“几乎同时，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做法。”

此外，1962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中共高层对于形势的认识有着一个“波浪型起伏”。

上半年，中共高层总结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较强调在政策上的“后退”“放松”。一月份还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检讨工作中的错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等人更是主张“包产到户”。

L962年的上半年，党内比较一致的声调是：“退”，放松。新上任的中央财经组长陈云甚至主张，为了让老百姓吃上饭，啥办法都可以使，哪怕“非常措施”以后“弃之不用。”他用一句形象的话说：“现在是国际歌唱的，全靠我们自己。”

两个月后，陶铸在宝安县放开了边境。

紧接着，下半年形势就因为毛泽东的“认识改变”而发生了变化。8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时，风向一改之前“缓和”的调子，提出要批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翻案风”。

9月24日毛泽东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狠抓“阶级斗争”的问题。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了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2页）统一了认识，即立即转入“紧缩”。

深圳河边的“放宽”政策起于1962年的5月，“紧缩”于1962年9月（实际上从5月22日已开始），正好在这个波谷的“转折”时期，无疑同这个国内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直接在深圳河边工作的共产干部，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呢？李富林回忆说：

“究竟中央为什么要收，上面的事情，我们说不清楚。就是听说要堵截，不能放人了。”“这事是赵紫阳亲自来布置的。从放到收，也就是很短的时间吧。”

李富林饮了一口茶，继续说。

“其实，要不要放人，一开始，我们中间就有不同意见。加上放人以后，群众一乱来，一冲，事情就朝反面的方向发展了。

“英国外交部向中国提抗议。周总理问陶铸怎么回事。陶书记那时在长沙嘛。说是放些人出去也好，没吃的了。总理说那不行，限你半个月，赶快收！

“陶书记急了，赶忙打电话给赵紫阳，让他把群众动员回去。电话中说得可急了：‘制止不了，你自己也别回来了！’”

“赵紫阳带了人到了深圳后，就召集我们在现在的新园招待所开会，东莞、惠东……周围好几个县的公安局长都来了。决定要重新封锁边界，堵截偷渡。大家要当第一位的任务来抓。”

为了迅速解决逃港问题，首先决定立即切断逃港的源头。

一、从湖南到广东之间的铁路、公路、分段设卡。

比如从湖南郴州到广东韶关设卡；从韶关到广州设卡；从广州到深圳设卡。几道卡下来，把人流的源头卡住。

二、从惠阳方面加调部队过来，加强边境防守。对留在深圳尤其是边境附近山头上企图逃港的群众，一律清散回去。向群众解释，不是我们不让去，是英国人不同意你们过去。

三、增加遣散的人手和车辆。广州铁路局负责每天派出火车到深圳送人。

四、边境恢复岗哨。凡以后再行偷渡者，被抓获后要给以严惩。

于是，从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

此后，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边界基本不能去了。

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东莞县委第一书记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基层领导，开始向辖区师生、群众做工作，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重新安排群众生活，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何况香港当局派出大批军瞥，见一个抓一个，根本过不去。

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再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

关于遣返工作的进度，当时的边境支队有详细的“执勤记录”：1962年5月22日：滞留边界群众人数大约一、二千人

……

1962年5月25日：今日边境滞留群众大约二、三百人

……

1962年6月17日：今日拘捕偷渡者5人……

到1962年的年底，宝安县政府的总结材料已称：“今年的反偷渡工作已经取得了胜利。”“深港边境的秩序恢复了正常。”

“六二大逃港”的风潮就这样平息了。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次风潮中成功逃港，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官方说是几万，但据调查，应该是三十万左右。这些来自全国各地逃出的饥民，侥幸到达了衣食丰足的香港，保全了饥饿之躯。有些人后来更以自己的艰苦奋斗，创造出一份可观的事业。这些谋福之举，同那些冒着危险，顶着压力救人性命的人们的勇气是分不开的。

2009年2月11日，家属把李富林的遗骨撒向大亚湾。冯宙锋等摄

为民谋命者理当青史留名！

“谁都不怀疑，如果不是陶铸等一批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毅然放人民一条生路，广东省乃至其他地方将要饿死更多的人。”一位退下来的领导人这样说。

七、究竟逃了多少人？

“六二”逃港潮的高峰期，约在1962年的5月5~22日。

这儿似乎有一个疑问，即批准宝安县放宽边境，是在1961年的9月25日，为什么群众逃港的高峰期并没有发生在宝安县“放宽边境”的时候，却发生在半年多后的1962年5月呢？

应该指出，“放宽”并没有引起宝安县群众的大逃港，在放宽半年的时间中，宝安县的经济活跃，群众逃港的数量是下降的。“六二”逃港潮中的数以十万计群众，主要不是来自宝安县，而是来自外省、外县饥荒中的群众。

究竟“六二”大逃港逃过去多少人？我采取了一个最简单，但也是较为可信的办法。我手中掌握有香港1950年、1960年、1970年的人口数，把每十年的两个数字相减，就得到了10年中香港人口的增长数，再减去10年中人口的自然增长（生育）数，当然就是10年中“意外来港”的人数。

那么，照这样算，这个数字是多少呢？

我们采用港督姬达的港英官方表述：“香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那么，照此自然增长香港的人数本来应是：

1950 1960 1970

223.7万 264.8万 313.4万

而香港那几年的实际人数是多少呢？

1950 1960 1970

223.7万 307.53万 395.9万

显然，实际人数大大高于按自然增长所得的人数。

用“实际人数”减去“按自然增长所得的人数”，便是“非正常增长”人数。这个数字为：

1950年~1960年：

307.53-264.8=42.73万

1960年~1970年：

395.9-313.4=82.5万

以上数字相加：42.73万+82.5万=125.23万。

这就是说，从1950年到1970的2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是1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约18万人）外，2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接近90万。

同样计算，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达8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允1.8万人）外，这1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在60万以上。

由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除1960年、1961年逃港人数较高外，其他年份的逃港人数都在一两万之内，逃港集中在1962年的高潮期中出现，所以，保守估计，高潮期中逃出的人数也不会少于20万人。

而实际逃港（包括未逃出）的人数，当然更多。

◆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一节 涌过边界的洪流◇

一、被尘封的历史

不过，这些宝贵的资料多少年来，都被冷落在这间小阁楼上。登记本显示，数十年来，光顾它们的竟然只有两个人。悲哀！

长沙，湖南省图书馆。1995年的6月，为了写深圳的大逃亡，我回到老家的图书馆，查阅刚刚解密的历史档案。

一个几十万人铺天盖地越过深圳河的大逃港事件，严严实实，内地报纸竟然几乎只字不提。而国内的一般人又不能看到境外的报纸。所以，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近于消失。

早期的采访非常艰难，我只有凭“关系”，走后门去接近这些在如今已对平民开放，而在当年是难以接近的港台报刊。

深圳的图书馆是80年代以后才建起来的，没有六十年代的报刊。因此，我带着一封私人信件，坐通宵火车赶到长沙，希望在湖南省图书馆能有所收获。

湖南省图书馆管港台报刊的“领导”从老花眼镜的缝隙里把我打量了半天，站在他面前，横背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军包，因为长途跋涉而一身汗渍的小伙计让他感觉有点古怪——“深圳人”应该是“有着港味”的，衣冠楚楚，带着一口“细（是）啦，细啦”的港式普通话，怎么来人像个来找工作的流浪汉。

“港报，对，1962年1月到11月的香港《文汇报》、《成报》、《星岛日报》、《大公报》——都行。”我忐忑地说。

“几十年前的事了，你还从那么远跑来，做么子啊——”他用地道的长沙话对我说。

作为党的资料工作者，他显然对于我找资本主义报刊的举动表示了警惕。但还是客气地推辞说：“恐怕我们这里也没有咧——”

我急忙向他作了许多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的解释。

显然我的解释苍白而无力，他说：“那不行咧——你又没有介绍信，又不是处级。那怎么行咧——”

就当我要绝望了的时候，他突然同意了——我答应为他正想调到深圳去的儿子找份工作。当年，到深圳去工作是块很诱人的钓饵。

“你还真算是记者咧——冒见过你这样发狠（卖劲）的。”最后，他把我的记者证端详了半天。

“在储藏室——”

他把我领到了楼上图书馆的顶层，顶层的小屋灰尘厚厚的。然后，“啪”地打开了一间恐怕十年也难打开一次的门。

“都在这里——你自己找吧。”

阳光从唯一的窗户中挤进来。照着一间冷寂寂的屋子，满屋的灰尘，满屋的乱报纸，到处堆着。墙边上有一个橱柜上写着“港澳台旧报刊”。

我高兴坏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它们了！

打开一看，里头根本什么都没有，空空的一个书柜。这是怎么啦？

我实在是太失望了：“怎么搞的啊？那些报刊呢？”

“我也搞不清楚，我十几年冒上来过哒。”

“图书馆让红卫兵冲了几次的，那时候港报不是反动报纸吗？可能是都烧了。”他轻松地说。

简直就是一瓢冷水泼来！

“没有了，就对不起啦——”他一边锁门一边说。

材料一无所获，倒贴上要给人找工作的承诺。这以后，我的“悲剧”——当然同样也是中国人民的“悲剧”，还在中国许许多多的地方上演，包括凭着一腔热情白费跑遍的武汉、南昌、郑州、广州的几家图书馆都基本如此。

失望和惋惜笼罩着我。

1992年5月15日，事情竟然有了变化。

这天上午天气闷热。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见我开出的是这么一个陈年报刊的清单，感到有些为难：“甘久（这么久）的啊，唔（不）知有冒（不知还有没有）。”

我开始有些紧张，跟着她上楼的脚步便有些踌躇。但当她把我领到同样是积满灰尘的“旧报室”，看到那些堆积如山的旧报刊时，我简直要欢呼。

真是万幸！这里的历史报刊逃过了那个灾难的年头！

“登记——”她扔给我一个发黄的小本本，我猛然察觉。

“不行，你不能看这么多的——”带我前往的管理员突然说。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不满意于我的惊喜。也许，这些本应当是由“高贵身份”的人看的。这么多宝贵的资料，竟被这样一个背着一只黄军包，白衬衣被汗渍弄得像黄衬衣的“毛头小伙子”所占有，有点太那个了一点！

“你就看《星岛日报》，其他的你都不能看——”好心的她却又给了我一个“残忍”的警戒线。——不知道她为什么单单点了《星岛日报》，也许根本就没有原因。

她把我要看的所有的《星岛日报》搬到我面前。我不敢争辩，怕把这个机会也给丢掉。

唉，《星岛日报》便《星岛日报》吧，还得感谢她终于给了我这个机会呢。

“登记——”她扔给我一个发黄的小本本，我猛然察觉：这些宝贵的资料多少年来都被冷落在这间小阁楼上。登记本显示，在我之前光顾它们的竟然只有两个人的名字。悲哀！

可怜的港台报刊啊，你们当年遇到的就是这样的命运！

她又不放心地再看了我一眼，然后走下楼梯。

但是，她失算了。因为，她没察觉到，在小书库的地板上，其实到处摆满着从香港进口的杂志。有美人图的、有消闲算命的，有教打麻将的……当然，还有新闻类的。

万岁！

六二年大逃港的内容，几乎本本新闻杂志都有刊载，包括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

所以，我只能这样告诉我的读者：不幸中之万幸，却是挂一漏万。

查阅了香港的《星岛日报》和各类新闻杂志，以及后来在香港各家图书馆中的斩获，在有限的“进口武器”的武装下，我可以站在深圳河的南岸，来看北岸发生的那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了！

亮了墙边的电灯，有点昏暗的房间内一片光明。

拂去沉落在装订本上的灰尘和碎片，历史历历呈现在我的眼前……

二、逃港大军撼动香港

为了阻档洪流，港府出动到边境的警察、军队共多达5千人，并出动了上百条警犬，十八架直升机。曾有上千警察在边界手牵手结成人墙，阻档冒死冲来的群众。使用了警棍打、警犬咬……只欠没有对人开枪了。

1962年5月3日，《星岛日报》赫然打出标题：《中共大量放人出境万人伺机偷渡》。

“由于中共边防禁闭放宽的原因，廪集于边界准备偷渡人境者，现已至三四万人之多。”

洪流般的人群涌向南岸，涌向香港新界的莲麻坑、打古岭。香港警方顿时慌了手脚。

港方有限的警力要想阻挡成千上万的偷渡者，简直就是蝗臂当车，不敢一碰。

冲过了深港边界第一道防线后，偷渡者“如同黄流流向原野”，蜂拥在香港新界的大路上，拖儿带女、络绎不绝。

香港杂志形容：“他们自由自在，毫无惧色，仿佛就在大陆清晨起来上工、平时上乡开会一般。”“看见警察后，（他们全无恐俱），还上前问去差馆（警署）边（哪）条路去呀？对于警察的拘捕是平凡的事一样。”

这里说群众问警察怎样去“警署”，是群众主动到警署去报到。有一个时期，跑过边境的逃港群众，港英政府曾给予安置。

这时候，如果站在香港的粉岭的山头上，看到的像是一幅大战役般的场景：在绿色的香港新界的平原上，一股股杂色的人流越过了边界后，便开始分散，并开始化作股股更小的杂色流，逐步向香港市区分流而去。

人数太多，港英政府害怕了，急忙通过伦教，同中国政府交涉。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阻止难民进入香港。

路透社5月23日发电报：《中共装聋作哑拒谈难民问题》。

法新社则认为：“相信中共严重之农业情况，与对饥荒之恐惧，引起放纵难民出境。”

霓虹灯闪烁的香港街头．徒然涌来了一群群衣衫槛楼、面黄肌瘦、拖儿带女的大陆人，仿佛水中陡然冲进来股黄流。

“他们随处向人乞讨，拉住人的衣衫就不放。走进食店不给吃就不走。”香港原来平静的生活被搅乱了。

“共产党放纵难民逃港”，一些右翼人士，在各种场合大骂“共产党缺德”,“嫁祸水于香港”。

与北京的交涉毫无进展。

5月14日前后，惊魂甫定的港英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也不再寄希望于与中共的“交涉”，决心自行组织起有效的拦截。

5月15日《星岛日报》刊发新闻《当局商定决策必要时调驻军加强封锁》：

“鉴于大陆逃港的难民不断从新界边境涌人本港，此间的高级官员，连日举行会议，必要时将使用军队”

为了阻挡洪流，港府出动到边境的警察、军队共多达5000人，并出动了上百条警犬，18架直升机。曾有上千警察在边界手牵手结成人墙，阻挡冒死冲来的群众。使用了警棍打、警犬咬……只欠没有对人开枪了。

即使是这样，也无法阻挡成千上万的群众“集团式”的冲锋。

港英政府不能不采取新的措施，先后通过传媒对外宣布，从14日开始，对于涌人的群众开始采取“即捕即遣”的办法，不再准于在港停留。即是向外宣布，不再接受逃来的“难民”：你们不要来了！

原以为这样一宣布，凡跑来的必送回去，就可以断了“难民”的希望，就不再有“大批大陆难民涌港”，谁知还是不起作用，逃港的群众，还是如潮水一般涌来。

《星岛日报》5月14头条刊载：《大陆难民改变偷渡路线昨由平原入境》。

港英政府开始抓人了，偷渡群众的办法也“变”：停止了用“涌”的办法，采取分散的办法找布防的空隙人境。

又载：《偷渡深圳河扁舟任纵横》。

“精壮之青年男女爬上梧桐山，进入英界后，经拒水坑山、麻雀岭、万屋边——转入市区。”

“较为老弱的妇孺辈，多用船偷渡深圳河、人落马洲、从元朗方面流入市区。”

“每当黄昏，落马洲对面华界之小丘即出现两面白旗，不断在动——接着，多辆木筏，即会载满蛇客，划入英界之边缘。”

《星岛日报》5月20日载《饥饿进军化整为零 万人沿边伺机涌入》

“饥民白天入境，多化整为零。至于人夜后，则为集体行动。每人数近千，最少也有数百。令防守军警无法阻止。”

“老弱妇孺之辈，由铁丝网底挖洞，或由桥涵底下穿越而过。”

5月21日，天突降暴雨，深圳河边境，逃港群众，无法躲避，但依然冒死泅渡深圳河。

《星岛日报》5月21日载《泅深圳河偷渡者日间千名 河现浮尸》

“从深圳河中游而泅，水甚深。两岸河面二三百尺。饥民以百多人做一批，尤以女人为多。据泅渡的难民说，现在深圳河里浮尸累累。她在渡河时脚踢到尸体。”

九死一生逃上岸来的群众，又被香港警方追赶、抓捕。

《星岛日报》报道《哨所前竟闻哀嚎》“大陆难民中，近发现有扶老携幼、举家逃亡者……由晨至晚，不少妇女抱子负孙而来，涕泗滂沱，苦苦哀求。见者多为同情泪。”

尽管有大批越境者躲过追捕，进人了香港市内，但据统计，最初大约还有二分之一以上的越境者被香港警方抓获要送返。估计前后总人数达十万。

十万难民好抓，但这十万哭哭啼啼的偷渡者，不是马上走得了的。至少要同中方联系好送人的外交事宜。得在香港停留一到两日。十万之众，如何安置？如何遣返？成了问题。

蝗虫般挤在香港新界的偷渡者要住、要水喝、要饭吃……就是整个香港，一时赶搭十万人的帐篷也来不及！

危难之时，香港市民表现了高度的人道精神。由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全港市民“援助有困难的人民”的行动。自发给边境的逃港群众送衣、送食、送水。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投人了感人的“拯救”行动。

据《金庸传》记载，5月15日，香港《明报》发表了首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香港各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明报。狭窄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

香港市民与逃港者，往往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不少逃港者就是香港居民的亲属、朋友、同乡。甚至有的是妻子来港找丈夫、有的是儿女来港找父母、有的是弟妹来港找哥嫂……有些就是亲人指示他们逃来香港的。港英政府实行“即捕即遣”的决定，自然遭到普遍的反对。

报纸、电台，都有港民抗议，一片反对之声。

但是港英政府坚持“拦截遣返”，毫不动摇！

但“出于人道考量”，由于饥饿将毙的大陆难民，长时间都没吃过一餐饱饭了，“会让他们好好吃一顿饱饭，才送他们走。”

《星岛日报》在随后的报道中说：“被捕获的逃亡者，在凌晨送往和间山训练营后，必给予饱食一顿。”

港英政府在新界一带临时建立了十几个收容所。草草搭起帐篷，供给一顿丰盛的晚餐。据说，有鱼有肉，也有面包香肠，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开餐，想吃多少吃多少。

香港《明报》的社论标题显示出对大规模逃港潮的焦心

逃亡者在河北面，连饭都吃不上。“这样的美餐，不说吃，许多人一辈子连听都没听过。”当年的逃港者告诉我，有许多人就是冲着这餐饭偷渡的。

“逃过去就有餐好饭吃。就是留不下，也饱了一餐肚皮，死了，也甘心了！”他们说。

饥饿至极的人们，放开肚皮猛吃。

据说一个姓黄的惠阳农民，一餐吃了8个面包、10个包子，还加3碗大米饭，吃下去的鱼、肉、青菜还不算。由于暴食过量，第二天死在返回的车上。

吃过了一顿饱饭的逃港群众，第二天再被押上汽车——后来是火车遣送回大陆。据报载，仅5月23日一天开出的火车就达5班之多！

为了不被送回大陆，逃港群众牵衣顿足，对港警苦苦哀求。不肯上车！

《星岛日报》连发新闻《逃亡后被解回大陆，如出生天再入地狱》、《落马洲打鼓岭边境一妇当堂自刎》：

“割颈之利刀，可能是她随身所携带，可知她早已抱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

《华侨日报》更是报道：《拘留所中哭声震天，51人不免遣返，难民跪地求情》。

坐在窗前，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逃港百姓在那边的遭遇。如鲠在喉，真想痛哭一场，为求生不得的妇孺，为失去尊严的老少爷们。

但更让人心潮难平的是振动香港朝野，使万人落泪的“华山事件”。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

一、华山救亲与港警大搜捕

华山血泪

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

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现场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为悲惨的场面感动。有些因此而不听从命令，宁愿站着，就是不下手抓人。

华山距离香港市区尚有一段距离，被亚热带树木遮住的山梁茫茫一片。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难得看到几户人家。

然而，在1962年的5月，当越境者的洪流冲到了山脚下时，这片寂静的原始山林，立刻沸腾起来。

一份资料称，当时“集结在香港市区附近华山一带的偷渡者，前后人数大约３万”。

华山由于位置正好在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一个中歇站。在经过了长途的艰难跋涉之后，疲惫饥饿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华山，还有一个目的：有众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就是香港警察来了，几百数千人抱成一团，一时也奈何不得他们。

的确，香港警方对于这些数量惊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驱赶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警力显然不足。其次，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逃难者，强制的行动有违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强制行动又难以奏效。何况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着亲人、朋友在香港。稍稍处理不当，引起的法律官司会层出不穷。港英政府感到很难办。

华山上的逃港者，该不该抓捕？什么情况下抓捕？抓捕中会不会出现“执法过当”、抓捕了该不该送回大陆？在港英政府内部也看法不一。甚至有右翼的人士认为，应该全部接纳这些衣食无着的“背叛者”，因为投奔自由香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避难”。能够把“政治避难”者当成一般的偷渡者那样，“再送回屠宰场吗”？

据香港传媒的统计，以一人牵动10个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计算，华山的3万人就等于牵动着３0万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说，大约每１０个本来在高楼大厦中安睡无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个人要为突然出现在华山山头上的亲人、同乡、朋友的处境担忧。

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他们通过记者，不断把消息带到了山下。

５月１６日，《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列下了100多名难民在港亲友的名字，呼唤这些亲友赶快上山来救他们。

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了，整个香港的舆论更加沸腾，人人都在呼喊：“火速抢救华山上的亲人”！

报纸、杂志、电台，几乎所有的香港媒体都出动了，一批批记者冲向华山抢新闻，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催人泪下的情景。

——

南粤的五六月已经进入酷暑之季，烈日暴晒、酷热难当。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越境者麇集在华山的山头上。因为害怕被抓，像小野兽一样躲在灌木中、小路上、草丛中，一些孩子因为恐惧在瑟瑟发抖。

山路上，年轻点的扶着老父亲老母亲，头发凌乱的妇人抱着瘦骨嶙峋的孩子。在长途跋涉之后，又饥又渴，有人晕倒在地上挣扎，口里吐着白沫……即将崩溃的越境者们一看到是背着相机的记者，认为救星来了，顿时，整条山道上的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下叩头求助。哭泣之声震动草木……

五月十六日香港媒体整版整版地刊载发自华山的消息：

“因为害怕军警抓捕，他们大都白天躲在山上，到晚上下山来到附近村里人家讨要吃的。有些难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生命已十分危急。”

“记者赶到该区采访时，华山打靶场后的山边，已有数名难民死亡在那里。他们因风声紧，不敢下山，但在此烈日炎热天气中，极度疲乏饥饿。造成死亡。”

“记者曾赶往现场拍尸体照片，但为警戒人员坚拒。”

……

到底怎么对待华山上的３万人？议案一次又一次摆到港督的会议桌上。

因为不得不下决心对这３万只羔羊下手抓捕，有港报形容：港督在公众场合也痛苦地“擦了眼睛”。

决策最终还是在争吵中作出：“依据香港法律，所有越境难民，只可视为偷渡处理，不予接纳。”

“立即全部抓捕，迅速遣送回大陆，以避免事态扩大。”面对悲惨的越境者，法理也更加显得无情、冷酷！

很快，数千名军警被迅速调到华山，开始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由于集结的越境者太多，军警只能先驱赶，驱散了再抓捕。

一家杂志这样形容香港警方的行动：“你看过牧羊人抓羊吗？羊儿太多，太密。所以让牧羊犬把羊群冲散，牧人再挑中意的羊下手，拖到屠宰场去。”

羊儿被冲散了，母亲在唤着孩子、老人在叫着孙儿、儿童在哭喊父母……华山痛了，像被塞进了一架绞肉机。

亲人像羊群一样被驱赶，这对香港市民来说，是何等地痛苦！

消息传来，工人放下铁钳，老板关掉店门，菜农扔掉箩筐……他们要去华山，去救自己的亲人！据统计，自1962年的5月15日开始，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的香港市民，带着食品、饮水赶到了华山，与港英政府的强行遣返政策“对抗”！

在这场明地里的或暗地里的对抗中，市民用各种方法将华山上的越境者保护起来。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者不计其数。

据事后估计，华山上的越境者，大约有五成以上，在市民们的帮助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当然，这与许多警察的有意“抓捕不力”不无关系。

抓捕行动开始后，媒体又做了连续报道。５月１７日的《星岛日报》刊载新闻《华山被包围送粮人不断》：

“本港亲友及见义勇为市民，纷纷自购面包粮食，到上述地点寻找难民。山头上，呼儿唤母，一片混乱。”

5月21日《星岛日报》上的《弱女散失际夫妻聚首时》，牵动了所有香港人的心：

“本报专讯。这是中英边境上一件人间悲剧。一个在香港居住的居民，寻找他的妻子儿女，会见了他的妻子及儿子，却失去了女儿。

前往寻找妻子及儿女的香港居民叶若英，在本月上旬接到了家书，知道他的妻子李一善、儿子叶庆贤、女儿叶庆英（12岁）已到达边境。叶若英数日来在华山一带寻找，高呼妻子姓名，昨日终于在平泰山头会见了他的妻儿，但女儿叶庆英在两日前在纷混的逃亡行列中失踪了。夫妻抱头痛哭。”

然而，像叶若英一家的惨剧，在华山上还发生了多少？

——

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

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现场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为悲惨的场面感动。有些因此而不听从命令，宁愿站着，就是不下手抓人。

试想，谁又忍心下手抓捕正在痛哭拥抱中的亲人呢？

香港警察是从未经历过这种“非人道”命令的，警察们同逃难者在一起流着眼泪，举不起警棍。

《弱女散失际夫妻聚首时》，1962年5月21日《星岛日报》登载指挥官看看无法调动执行，只好命令暂停对难民的抓捕，回过头来把重点放在阻止香港市民上山上。命令警察手拉手结成圆圈，不让越来越密集的香港市民进入山中。

于是，在华山的山头上，又出现了另一幕奇特的景象：人群被警察隔开，内圈的越境者呼唤着“妈妈——”、“哥哥——”……外圈的市民呼唤着“女儿——”、“妹妹——”……

相隔数米，不能接近。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悲哭，一幅人间惨景！一幕人间悲剧……

但是上命难违，训词切峻。两小时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几千名警察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强行把一个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亲人拖开。

一声声呼号、哭泣再次撕裂华山……

一批批的越境者被推上——不是，应该说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其时，上百辆汽车正排成长龙在山下的路边等候。

“哥——”

“妈妈——”

“细仔——”

看见亲人上车，圈外香港市民的队伍中又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痛哭声、叫喊声。成千上万的人又尾随着汽车的烟尘，形成一条条长龙，追向边境的集中营——

按照当时香港政府的决定，偷渡者在送入集中营后，给予两餐丰盛的免费餐，然后等第二天天亮，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

夜晚，在集中营的外面，公路上、山边上，密密麻麻，到处坐着翘首以盼的香港市民，收容营内关着的是他们的亲人、同乡、朋友……他们苦苦地守在营外。

茫茫黑夜，收容营外四处挤满了人，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

——

夜晚，星星依旧闪烁，树叶依旧沙沙，墙外人望墙内人，墙内人望墙外人，繁华喧闹的香港今夜真的失眠了。

市内，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机、电视机旁，关心着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儿的命运。

一向理性、现实的香港，正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良知所震撼！

或许今天香港的年轻一代知道“华山望亲”的人寥寥无几，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讲，这是侵人骨髓的记忆。

二、万名市民以身限车队

本来分列道路两旁的人墙中，突然有人跳到了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档住了汽车。接着，一个、二个、十个、百个―成百的人档在了路中央。

天，终于亮了。

打开收容营的大门，当遣返偷渡者的车队长龙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般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绵延数公里的路上，集结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万市民。他们中有不少是趁着微明，从市内驱车赶来送亲人的。

他们大多手里还拿着准备送给亲人的饼十、面包、粮袋。

当汽车驶出营门，人们不约而同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

上万人的呼爹叫儿，是个什么情景？也许比杜甫笔下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悲惨吧。

香港新界一带的山林、大地都在震动！

“你们要走了，你们又要去受苦了！”

有人在车中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于是，把手中的粮食纷纷向车上抛去——要是被送回去，就把这点粮食也带去吧，带到惠阳，带到东莞，带到潮汕……给白发的亲娘、给病中的老爹，给那个一把米就能救活一条生命的村庄！

霎时，公路两旁粮袋齐飞、泪雨倾盆。

——

慢慢走啊，好心的司机你慢慢开啊，让我们再看亲人一眼！车上的司机似乎理解亲人的心肠，他们真的把车子开得很慢。于是，车队就像是一条懒蛇，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

但是，司机的心肠再好，车开得再慢，法律在催促、理性在催促，还是要一寸一寸地把亲人带离香港。

就在车队缓缓前行时，又一个令香港警方目瞪口呆的感人场面出现了。

本来分列道路两旁的人墙中，突然有人跳到了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接着，一个、二个、十个、百个——成百的人挡在了路中央。

几十辆汽车，像一条瘫软了的长蛇，停了下来。

“跳车——”

“跳啊——”

人墙里有人发出一阵阵呼喊。

车上的越境者好像突然明白了，纷纷从车上往下跳。

人群中暴发出一片欢呼之声。场面乱了。

过了一会，被惊呆的警方突然明白，如果这样下去，场面将失去控制，遣返不可能完成，必须施行强硬措施！

于是，随着哨令，大批武装的军警防暴队被调来，强行把躺在地下的人们拉起，驱赶人群。

长长的车队，在泪水和惨痛的哭喊声中，又强行穿过人墙，向深圳河北岸缓缓驶去了……

逃港者上车走了，香港警方松了一口气。

然而，石湖墟收容营地上的泪水还未干，在市区、在边境的丛林中，在深圳河边树荫笼罩的小村庄里，一个个越境者的惨痛的故事，还在上演着……

◇第三节 梁成功九龙寨奇遇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香港九龙寨（文中人名做了改动）。

华山上的泪水，并没有打动到他的心，他的心，已经死了。

用梁成功自己的话来说，他要痛的，都痛过了。

他用不着那么关心，因为他没有亲人，也不可能有亲人从河的那边来投奔他了。

当人们都赶去华山时，街道上仿佛安静了许多，梁成功就喜欢这种安静，一个人的孤独的安静。

他是大陆广东惠州白花乡人，说得更准确一点，他应该是福建人。他们全家是在十二年前随母亲逃到惠州的。

梁成功还记得，就在泉州城里到处是一片红旗的海洋，到处都飘荡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时，他的父亲，印象中，一个长相魁梧结实，个子高高的人，被捆走了。那年他10岁，弟弟7岁，最小的妹妹才4岁。

梁成功更记得后来的情景：那大约是5月后的一个黄昏了吧，他记得，是50年的上半年。妈妈正披头散发地对着门口望，一个人推门进来，吓得妹妹紧紧地搂住妈妈。

“行了！你们去吧——”那人汹汹地对妈妈说。

母亲抱着妹妹，梁成功也莫名其妙地就牵了弟弟的手，天色昏暗暗。他们跟着母亲走，走。

风在呼呼地吹，刮得路边的草丛发出一声声尖叫，四周冷飕飕的。

他们很快到达了城边的一片空旷地。空旷地周围已经没有人迹。几声鸦叫，老树上贴着白纸标语：“打倒罪大恶极的梁忠诚”、“镇压反革命，人民得安宁”。

父亲的名字上还打了一把大大的红叉叉。

母亲猛然爆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原来，就在路边的一丛草边上，躺着一个人。母亲发疯似的朝躺在地上的人扑去，仿佛一头绝望的母狼。

梁成功看清了，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他的身旁，流着一大摊血。

“快点，快，就要拉走的了——”旁边一个人朝母亲吼着。

母亲赶快拉着梁成功和弟弟跪下。梁成功和弟弟都跪了，都哭了。只有妹妹，好像什么都不明白，只是死死地揪住母亲的衣服，她大概以为她的爸爸还像以前逗过她之后睡了，惊恐的大眼睛看看妈妈又看看地上的那个人。

妈妈把爸爸被血浸透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一件带来的干净衣服。

“行了，行了——”旁边的人吼着，一人拖着爸爸的一只手，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爸爸的尸体扔到一架板车上。有人拖着车走了。

“忠诚——”妈妈惨叫着。

“爸爸——”

他还记得他们几个和妈妈最后的惨叫声。

在梁成功的印象中，自那以后，他们就搬了家，没有在以前那间大房子里住了。新搬的地方是巷子中的一间小屋，妈妈在门口摆了一只茶几，放着一些针线、鞋底。但是，小巷子里也不会安静，有时候会有人进来，把一些信纸类的东西拿给妈妈，要她填写。那是街道的干部来检查的。

有一天晚上，妈妈突然对止在做功课的梁成功说：“孩子，我们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晃了一天一夜，停下来了。妈妈告诉他，到了广东了。这地方，叫惠州。

妈妈牵着他们的手，走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中，弟弟再也走不动了。要找人家吃饭。

“就是这里吧。”妈妈说。他们就这样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中住下来。

这儿——惠州的百花乡，成了他们的家。

离开山村二三里地，有一个小学校。梁成功和弟弟便在那儿开始上学了。

有一天，他们放学回家时发现，家里来了客人。一个腿上黑红黑红的男人用甜薯干逗着妹妹。一个胖胖的女人在一旁望着妹妹傻笑。不知为什么，梁成功恨死了那两个人了。

不到两天，放学回家的兄弟就发现，梅天都守在门边等着哥哥回来的妹妹不见了。妈妈告诉他们，妹妹跟那两个人走了。

“妈妈给妹妹找了个好去处，他们是贫农。你妹妹可以一辈子过安生日子了。”

每逢到过年过节，两兄弟还会想着他们的妹妹，希望妈妈能把妹妹接回来。但是妈妈不肯。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地方叫淡水，兄弟俩知道，妹妹就在那个地方。有一天，兄弟俩沿着蜿蜒的山路去找妹妹，让母亲追到半路追回来。妈妈死死地打了他们两人一顿，叫他们发誓不要再去找妹妹。

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相继成立，戴着反革命家属帽子的母亲总是干最脏最苦的活。插田，人家任务一天插3分，反革命家属就得插半亩、大炼钢铁的时候，母亲被驱赶着挑铁矿、背树……全劳力的男人一天挑多少背多少，母亲一天也要挑多少、背多少。

那时候，小学生被组织起来为炼铁炉做煤球，两兄弟都来到铁场上。看到疲惫不堪的母亲，抬着同瘦弱的她一样粗的树木，力不从心地一晃一晃，两兄弟心里头都在冒血。

有一天，召开公社学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誓师大会。一件他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邻公社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上台表演背诵毛泽东语录。大人提上句她就能背下句：台下一片鼓掌声看着看着，梁成功的眼睛瞪大了，那个站在台上的贫下中农小女孩，多像是妹妹啊！两兄弟猛然喊起来，那是我们的妹妹啊！

会场上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遮盖了他们的喊声。等到两兄弟追到台下，看见四周到处是来欢呼妹妹的人。尽管两兄弟喊哑了喉咙．妹妹还是听不到。她被一个戴着红花、满脸堆着笑的农民抱走了了。

梁成功认识，那人不是别人，就是他最恨的，那年到他家来给妹妹甜薯干的那个农民。

回去之后，两兄弟把看到妹妹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开始是流泪，后来不伤心了，把泪擦干，反而笑了：“你妹妹有出息了！”

照大陆的规矩，做了贫下中农的孩子，以后就能上大学，过好的日子。

母亲是1960年去世的。临死前，她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把所有的事情，包括欠人的钱粮、受人的人情、还有生产队的工分账都交代了兄弟俩后，母亲说：“孩子，妈还有一件事，要交代你们。”

两兄弟热泪横流说：“妈，你放心去吧，我们知道是什么事了。我们不会去找妹妹的。”

母亲点点头，去了。

没有了母亲的家，仿佛空了。每当下地回来，推开门，第一声，还是叫的“妈——”但是，屋子里空空的，已经再没有妈了。

妹妹没有了、母亲也没有，用乡下人的话说：“水桶没有了箍了”。家要散了。百花乡也不是自己的家乡了，所有生活的希望．对于这两个少年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有一天，弟弟对哥哥说：“哥哥，咱们跑吧！跑香港去！”

两个少年就这样背着两斤炒熟的米，翻上了梧桐山的山头。

1961年3月的那个晚上，梁成功和弟弟顺利地穿过了深圳河边的芦苇丛，当他向深圳河冲去时，听到身后狼犬“噢噢”穿过芦苇的响声。

完了！他的头脑中猛的一个感觉。但是狼犬没有朝他来，他听见的是弟弟的一声惨叫。

他平安地过河了，回过头，站在深圳河的北岸，他看着那个黑洞洞的原野，呼叫着：“弟弟——弟弟啊！”

无论是怎样撕肝裂胆的哭喊都无济于事。弟弟被狼犬旁的两个穿军装的人拖走了。

梁成功是成功了，他顺利地到达了香港，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证。在一个印染厂打上了一份工。但是弟弟没有了。

半年后．得到了一个叫他伤心又叫他庆幸的消息：弟弟没有死，他被关在韶关的一座监狱里了。“十六种人”——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加上他们的直系亲属，如果有偷渡行为，罪加一等，要被判刑的。

妈妈死了，弟弟关监狱了。妹妹改了姓跟了别人了，他梁成功还有什么希望呢！

他，梁成功，可能永远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每当从工厂做完工回来，他就躲到几平方米的棚屋里。把双手枕在头下，看天空的月亮发呆。

他太孤独了，太需要人的抚慰了。有一天，他终于走进了九龙寨的阁楼，在陌生的女人的温抚中度过了他处男的第一个晚上。

从此，他发觉自己上瘾了，像是赌棍迷上了牌桌、烟棍迷上了烟枪。一到发工资的那天，他就要揣着仅有的几个钱，到九龙寨去走一遭。

华山的事闹得整个香港都地覆天翻时，他却很平静。

他的命太苦。也许，他所有的人间情感都在大陆的那些年月中流尽了。

正如他说的，“那是别人的事了”他不愿再想大陆的任何事情。

街上很少行人，好像安静了许多。也许人们都朝华山去了。

商店都关着门，他熟悉的那家转着红灯的小店，门竟然开着。

“哎呀，是梁老板呀——”。“妈咪”就迎了上来，生意不好，老鸨特别地亲热：“快，芙蓉。三妹、春梅——快都出来”。众刻有三四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排了过来。梁成功拿眼睛瞟了一下，顺便就点了一个年轻点的：“就她吧——”

“妈咪”连忙赶上来：“梁老板真好眼力啊。红妹最年轻，是80闷（元）的啊。”

“随便吧，80就80——”梁成功烦躁地说。

“妈咪”把梁成功引上了楼，门上粉红色的广告牌亮着、旋转着。里面的房间却十分阴暗。

房间顶上的灯放着粉红的光，叫人一进去就感觉软绵绵的。“妈咪”把空调开了：“梁老板自便。”便转身出去，顺手就把门关了。

那叫红妹的还站着不动，似乎还羞答答的样子，梁成功把她的手拉住了，牵到身边来：“你不要怕，好快的，一会我就给你钱了。”

梁成功发现她的身子在发抖，像个刚人道的。

“你是才来的吗？”

她很怕，半天才吭了一个字：

“是——”

“什么时候？”

“昨天。”

“啊，那你是从山上下来的罗——”梁成功说的“山上”就是华山。

那女子点点头。

“你是哪里人？”

“惠阳。”

梁成功翻身就从床上跳起来：“什么，你——惠阳？”

难道？他盯住发着抖的红妹，啊，不是，不是妹妹。

他仔细看了看，不是，不像。

他此刻真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面前的红妹是妹妹倒好了。可惜不是，不是她。

不知为什么，梁成功突然又轻松地嘘出一口气：“你过来，不要怕，过来——”他把红妹拉到身边来了，开始轻轻地解开了她的衣扣。当红妹的衣领揭开以后，梁成功惊呆了。不是被雪白的颈项惊呆了，而是被后颈项的一块疤！那是母亲抱着妹妹在福建老家烤柴火时，不慎被柴火星烫出来的。

他记起了那个在台上背毛泽东语录的小女孩。

“妹妹啊！果然是你啊！”

——

后来据1962年6月27日《星岛日报》报道：

“……兄妹抱头大哭。才知其妹以四百元的代价卖与鸨母。乃与鸨母商量救其妹出火坑。终以港币四百元赎回其妹。”

——

梁成功意外找到了妹妹的事情，很快像风一样传遍了香港。各个报纸、电台，纷纷来找他们。有些公司还特意要以高工资聘请他们兄妹去上班。

梁成功只好同妹妹躲到了一个同乡的阁楼上，避开人群。

据一位香港杂志的记者说，他们最后还是被接去了台湾，在那里开了一家小餐馆。因为不少人来看他们兄妹俩是个啥样，小餐馆的生意很火。

不过，此刻，我们已没有时间去追寻他们后来的故事了。因为1962年的5月26日，深港边境上，一件更大的、更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了！

◇第四节 暴雨下的冤魂◇

一、边界大惨剧

洪水吞噬逃港大军

“前晨一股洪流卷去无数难民。据住在落马洲的乡民说，26日发现的浮尸有126具。昨天，经过了24小时以后，被水冲去的难民尸体，纷纷在深圳河的下游浮起被发现。随潮水退落后飘出后海湾的，为数至少在200具以上。”

“天堂边缘的深圳河，昨日在山洪如注、暴雨勃发下，竟成人间地狱。”

L962年5月27日《星岛日报》上的通讯《伏匿边境外千余难民俱身陷洪流中》开头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

“昨日边界带豪雨如注，连降几小时。打鼓岭河边一带约八尺高的铁丝网，被淹没仅露出尺许。深圳河水迅速向两岸泛滥，阵阵惊涛骇浪向河岸铁丝网外难民冲击。一时惊呼喊救之声．凄厉呼声四起。沿岸千余难民均陷身洪流中挣扎。”

深港两地搭界的边境北面是山地，南面是平原和丘陵。深圳河从北流来，在深港边境之间形成了一个锅底。历史上，深圳河不下暴雨则已，一旦暴雨，大水就从北面的山上如猛兽直冲向边界，短时间内就把香港的新界变成一片汪洋。不知吞噬过多少新界的稻山和蔗林！

偷越边界的群众，过了边界深圳河后，再横过一条简易的公路，便会遇到一条长几十公里的铁丝网。由于有英军把守巡逻，白天不易翻越。便常常在铁丝网下的这条简易公路上停留歇息，等候夜的来临。

而这里，正是山洪暴发时，洪水冲击力最大的锅底。

据报载，5月26口凌晨二时许，沙头角打鼓岭群山间的山洪下泄，深圳河陡然泛滥。伏匿在铁丝网外数上千名难民，一时奔走不及，陷身于狂流急涛中。

人命关天！出于人道，英方军警奉命启开边界铁丝网闸口，让狂流中的难民入境。但仅有半数人幸获脱险。其离闸口较远者，则唯有攀登高地或树顶躲避，老弱则多被洪流吞噬。

第二天天明，有村民发现妇孺老弱尸体共十余具。打鼓岭公路侧边，则有青年尸体两具。年约几十岁左右，很可能是在大水中因力竭被溺至死。

灾情之惨，边境乡民都不忍心详述。

——

两天后，更多的尸体被找到。《星岛日报》5月28日刊发长文：《深圳河畔难民异乡魂断 惨见二百浮尸在深圳河下游浮起》——

“前晨一股洪流卷去无数难民。据住在落马洲的乡民说，26日发现的浮尸有126具。昨天，经过了24小时以后，被水冲去的难民尸体，纷纷在深圳河的下游浮起被发现。随潮水退落后飘出后海湾的，为数至少在200具以上。”

“居住在落马洲禁区的乡民说，从浮尸穿着的衣服来看，显是逃港的难民。浮尸有男有女，还有儿童。乡民只能目睹这些尸体流向后海湾去。因为捞起这些尸体会惹来麻烦。”

依照传统的说法，被溺死者的尸体．通常需要在一对时（即24小时）方能在水底肿胀浮起，所以，“昨日沿深圳河果然又发现大批浮尸。”

“最惨者系尸体中有年约双十岁的少妇，背着一岁许男孩，齐被溺死、浮尸中亦有两三人搅作一团的。可见死前曾在水中挣扎。”

如此人间悲剧，真叫人钻肺穿心！

这一幕幕惨剧发生的情况是怎样的？刚刚越过了边境线的难民当时究竟遇到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退回北岸去？香港警方有没有营救他们……笔者想了解。但非常遗憾，没有找到有关那场暴雨时边境情况的报道。

笔者曾为此而不解，这么惨烈的一幕．为什么香港的报纸不报道？这不是他们最要追采的新闻吗？

后来明白了：身在海边的人便知道，南海边的接天盖日的台风暴雨来时，是何等的可怕。如果报社此时派遣记者卷到暴雨洪流中去采访，那是叫记者去找死！

铁丝网“锅底”下肯定发生过种种的人间惨剧，但是它却永远尘封于水底，不被人知晓……

深圳香蜜湖有个“名人俱乐部”，旁边是“水上乐园”，每到周末，不少香港、深圳的企业界、金融界、物业界的知名人士都来这里玩。

于是笔者得以认识他——香港金通公司的总经理叶小明先生。

坐在游泳池边，我同他攀谈起来，无意中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学游泳的。

他的回答叫我吃惊：

“学？还用学吗？”

我不明自。

“我是在62年那次大外逃中，在铁丝网下学会游泳的，才11岁。”

天啦，1962年5月26日那场大雨，能从铁丝网下逃出生天的，全香港也难寻啊。

难道是死在铁丝网下的那些冤魂死不瞑目，让我得以遇见他？

当他知道我不仅清楚那场暴雨，还能说出是几月几号？降水多少多少厘米时，“哇！你好野——”他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行，我话被（说给）你听——”

二、饥俄，你懂得是什么滋味吗？

上山挖的人多，山上的蕨也有限。整个山头，都被挖蕨的人翻了个通。最后蕨根也吃光了，吃什么呢？

“陈记者啊，你懂得饥饿是什么滋味吗？”叶小明突然问我，然后接着讲：

离粤北的南雄县县城二十几里地，有个小小的村子。村前有一条石板道，据说是当年从内地通南粤的必经之路。那就是有名的“梅关古道”。我们一家，就住在梅关古道边的小村子里。

我在1958年底失去了父亲，他死得很惨，惨啊。

1958年那阵，不是搞人民公社、炼钢铁吗？我父亲就被公社派去专门烧高炉，炼钢铁了。后来告诉我们说，父亲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你想都想不到。那时加矿石要爬到炉顶上去往下倒。他没日没夜地干，太疲劳了。在夜班的时候，掉到铁炉中，骨灰都找不到了。

人没了，大队补助了我家50斤粮食，又给我们家发了一本漂亮的红壳面的“烈士证”。

那年，我12岁。

没想到，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1961年的冬天，全国都闹大饥荒，每人每天只分吃3两米。

在今天，3两米对于一个需要减肥的太太来说，也许是够吃的数字。可是，对于当年那些顶着烈日上山背树、下水耙田干着重体力活的农夫，还有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那是肚子角也塞不满的数量！

真正的饥饿，是什么滋味，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

我还记得人民公社“吃食堂”时的情景：

在挂着“公共食堂”木牌的墙壁上开了一个框洞，用来卖“钵子饭”。食堂外，早已是排着长队，站满了提着篮子、排着队、仰着头望着蒸笼上冒出的热气的你挤我挤、饥饿难耐的人们。

蒸饭的大甄打开了，冒出一股更强的热气，于是所有的足尖都踞高了。里面一格格摆满了队列似的钵子——所以农民把“吃食堂”称为’‘吃钵子饭”。

“拿票来——”炊事员叫着。

队伍便开始骚动、喧嚷起来：“接我的——”“接我的——”一只只羊臂高伸，伸上三两、四两……的饭票——大队按每人一天3两的标准，把饭证预先发到每个人的家里。炊事员顺手接了饭票，用一条一寸宽的竹片，在饭钵里一刮，饭钵中的饭便鼓了出来，倒在伸上来的篮子中，喊：“下一个——”

满身汗味的妇女、小孩吼叫着：“不要双蒸的，不要双蒸的——”

什么叫“双蒸的”？你不知道吧。

那时，粮食不是不够吗？公共食堂于是想出个“新”法子：把饭“双蒸”，让饭变多。

就是饭蒸熟之后，把它凉了，再放回蒸笼里蒸第二次。二两米一钵的饭，经过这么一加工，竟然胀出来满满一钵来。

可是，“双蒸”之后，“量”虽然多了，“质”是依然不变的，塞进肚子里，转眼便化了水了，一泡尿就拉走了。

肚子还是饿呀！

吃不饱饭的农民不愿意下地．不愿意上山“挖铁矿”、不愿意加班“炼钢铁”……

后来就用软的，用另一“招”：吃“忆苦餐”。

什么叫“忆苦餐”呢？

叫人想方设法，弄来几十斤大米，做了饭。义到野外弄来几大筐野菜，都先藏好了。

大队干部先在台上忆旧社会的“苦”：说旧社会怎么没饭吃，怎么饿死人……

但底下人头攒攒的农民兄弟肚子饿，早听够了，守不住了。于是喊：“别忆了！别忆了！快开饭吧！”

大队支书说：“慢！大家在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之前。还要先吃一个东西。来——”他招招手，于是从里屋抬上来两大铁锅的野菜糊糊。“这叫忆苦餐，吃了忆苦餐，永远跟着党！”

大队书记自己首先盛了一大碗，“吃——”，然后是共青团书记、然后是党员、团员……都要吃。

群众还不动，“不吃吗——”大队书记敲着锅边：“不吃的不给白米饭！”于是都动了。

当所有的人都吃过了一碗“旧社会”后，才能吃上一碗无盐无油的白米饭。

到堂的人，把一碗白米饭都吃过了，抹着嘴巴，却依然蹲在地上不肯走，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没享受够。

第二天，农民依然不动，不肯上工。绞尽脑汁，什么办法都想尽了。

食堂再也没有办法办下去，于是，给每人分一斤两斤救命的米，各自回家去“度荒年”吧！

——

“度荒年”这个词．也永远留在我遥远的记忆中……

上山去揪几把树叶来，在锅里放一把米，倒一大锅的水。一家人“呼呼”地喝几大碗。后来，最后的一把米都没了，就只能放些红薯根根。喝着水粥。

我一夜要起来三四次。

后来，就到山上挖草根吃。

山上能吃的草根很多，有一种蕨的根，是有很多淀粉的。要是把它挖回来，晒干了，剥去皮，放在水里擂碎了，就有一些白色的浆出来。沉淀了浆，就可以在盆底留下白白的东西，那就是当年救了许多人性命的蕨根粉。

那年头，学校也不开课了，说是毛主席教导我们“劳逸结合”。我每天的时间就是随着母亲上山挖蕨根。

但是，上山挖的人多，山上的蕨也有限。整个山头，都被挖蕨的人翻了个遍。最后蕨根也吃光了，吃什么呢？

于是有人开始吃树上的树叶，吃树皮……

有的干部对群众说，牛马能吃草，那人就也能吃草呀。红军长征不就吃过草吗？还吃皮带呀。就把青草割来，切得碎碎的，在锅里煮，满屋的草汁味后，锅里就出现暗绿色的糊。

吃着草根、树叶的人们，往往会患上一种叫“水肿”的病：一身浮肿。腿肚子上一按一个凹，最后转移到脸上，脸面浮肿……得了水肿病的人，全身就像飘着的。

“我永远忘不了一件我一世都感到懊悔的事。”叶小明回忆说。

那时，上头拨出了一批黄豆发到农村，每个水肿病人分到几两黄豆救命。

天已经很冷了，家里搭了一个烤火的地灶。怕冷的母亲蜷缩在灶火边上。火上放着一个小罐，在“咕咕”煮着发给她治水肿病的一点黄豆。

我从外面回来，肚子饿得直叫，揭开火上的罐盖，立刻冒出一股诱人的香味：哎呀，黄豆！我要吃黄豆。

母亲怜悯地抚着我的头发，“孩子，吃吧，留给你的。饿了娘没什么，别饿了你。”

我那时候才12岁，我懂什么啊，我就这样把给母亲救命的一罐黄豆全吃了。

“我为什么会那样？我当时为什么就不会想想母亲比我更需要？”叶小明责怪着自己，声音硬咽地继续回忆。

——

母亲的病是越来越重了。

一阵阵风言传来，说是邻县有人顶不住饿，吃“观音土”——一种白白的黏土——腹胀死了。大队干部拿喇叭筒既叫社员不准相信“阶级敌人的鬼话”，又警告社员不能吃“观音土”。

一个个的村庄，死气沉沉地卧在秋冬黄色的阳光下。干冷的风吹过寂静的原野。没有人声，也没有犬吠，真个是“千里无鸡鸣”啊。人们蜷缩在一幢幢的泥土墙后，等待着死的到来。

这也许就是最后的时刻了……

——

此时，有一个消息传来说：深圳那边开了口子，“英国女王大赦”，允许难民到香港去！

这简直是救命的消息啊！

转眼间，全村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大队支书和地主分子，和气融融地都聚到一间屋里，相互商量着跑香港寻活路的问题。转眼，又是二叔父、三弟、表姑……叫开了。

原来，所谓的“阶级斗争”，所谓的“亲不亲，阶级分”，是人弄出来的啊。

人们都决定赶快过宝安去，说就是在那里放人的。可是，我家怎么走呢？母亲还浮肿着在床上起不来。

为了让母亲能够起来走路，我记得，我平生第一次“偷”了别人的东西。

我在邻村偷了别人一只鸡，扭死了，谎称是在路边拣的死鸡。炖了让母亲吃了下去。

有人说，富裕人家，吃什么都不补，贫苦人家，吃什么都是人参。母亲晚上吃了，第二天就可以起身走路。

于是，我们随着逃荒的人上了路。

大路上，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牵的牵、扶的扶，大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小到抱在手上的孩子，络绎不绝……

我们终于走到了宝安县，顺利地到了梧桐山脚下。

记得我们到达深圳的梧桐山那天，可能是后来大雨的先兆：奇热！好多人都坐在地上，光着膀子等太阳下山。当时有人传来话说：你们夜黑了再跑，避免政治影响；放你们一条路，到了那边，也不要讲社会主义不好。

有人听了，就举着拳头喊：共产党万岁！有人就要打他。

大家正议论着，忽然间，天上起了一团团乌云，大风从远处呼啦啦”刮过来，扬起一串串尘土。要下雨了！

山上的人都欢呼起来：好啊，好啊！

下雨正好偷渡，不但这边不管，过去后，大雨中，香港的警察警戒也会松懈，不方便抓人了。

“但是，我们没想到，那雨，会越下越大，越下越暴！”叶小明慢慢地回忆着，神情变得越来越严肃起来。

三、铁丝网下的冤魂

香港崛起的“真相”

“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着生死被逼上了梁山的人，用眼泪，用血创造出来的！”叶小明眼睛闪着愤怒而又坚定的目光。

“好，以下讲暴雨的那一段吧。”坐在游泳池边的叶小明对我说。

那雨点噼噼啪啪地打下来。大家全身都湿透了，但都好像没感觉似的。就听见有人喊，下大雨啦，下山啊，好机会啦——

人们就像潮水一般朝山下涌。

边界上是一片菜地，我们种庄稼的人，平时看着鲜嫩嫩的蔬菜都会绕着弯走。但那时，谁还管啊，什么菜地，什么白菜、青菜，稀里哗啦都踩在脚下。

突然听见前头有人喊：“走这边，走这边。”是几个当地人，好像在给我们指路呢。（据了解，的确有村民给逃港的群众指路，当时是想把群众引出去，以免到村中生事——作者注）

罗芳村的那个出入口有个小门，还有个小石桥。大家纷纷从那个口子朝河边上涌。

出了口子，就到了深圳河边上了，一个岗哨也没有。只听见一片水响，大伙都下了深圳河。

过了河，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很高的铁丝网。

我那时小，记得有两个我那么高。我扶着孱弱的母亲，望着那么高的铁丝网：这怎么过得去啊。

我们正着急，就发现有人不知哪里弄来的铁棍在撬铁丝网的孔。那小孔撬着撬着就越来越大了，但速度慢，又听见那边有人在喊，“快啊，来啊，一起用力啊，推倒它！”就有几十个大人一二三喊着推那铁丝网。铁丝网一晃一晃的。但还是没倒。很牢的。

这个时候，台风雨来了！

只听见“呼——呼——”，飞沙走石，大风中，感到人的身体都在晃动．母亲瘦弱得像纸糊的身体摇晃得更厉害。

你知道南海的台风雨有多厉害。树都拔得出。“呼——呼——”，地上的石子都给吹着跑。我听见路边的树枝“咔嚓、咔嚓”地被折断。

“妈妈，妈妈，你扶着我。”我们母子搂在一起，贴得更稳了。

那时天还没有完全黑，西边天上还有点光。南边的天上乌云一滚一滚地涌过来，“噼嚓——”一道电闪，天上像亮出来一棵好大的树枝，接着，我猛然感到脸上一颗颗冷的东西，打得好痛。我一摸，是雨。

这时就听见到处是一片“哒哒哒”“啪啪啪”的声音。就像是看电影时，枪弹打在地上的声音。好大的雨啊！

天上像是在倒水下来了，一盆又一盆。就听见妈妈抹着脸上的雨水在喊：“孩啊，要当心啊，下大雨了啊——”

南方的暴雨，河水说涨就涨。我们刚渡过的那条深圳河的水，转眼就涨起来了。

糟糕的是，当时我们就在那个锅的锅底。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河水一分一分地涨了上来，淹过了路面、淹向我们……还没等我定神。那大水已经就淹到了我的脚底，很快漫到了我的小腿肚！

环顾周围，前边是铁丝网拦着，后面是水追上来了。我扶着病体孱弱的妈妈，往哪跑啊！没有路，心就慌啊。

难道真要淹死在这啦？

妈妈抱紧我的头：“孩子，妈妈在，你别怕，你抓紧我啊！”

四周一片漆黑，躲水的人群一片混乱、一片害怕的尖叫。

妈妈拉着我的手突然松了。

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在黑暗中伸出手四处捞妈妈。

就听见妈妈就在附近喊：兆达，我在这！快过来，这里有洞了！我以前的名字也叫兆达的。

过去一看，果然，铁丝网被人撬开了一个大洞，我和妈妈浸在齐腰的水里，终于钻过了洞。谢天谢地！

这就到了香港的地带了！我们过了一关！

过了界，前面就是英国兵的岗楼，我们又担心英国人抓我们。

感谢上帝！也许是英国兵良心发现，也许是下暴雨他们也没法出门，一个英国兵都没出来拦我们。

真是谢天谢地啊！我们快要得救了！

可是这时，情况更危险了。雨，下得更大了，水，四周的水一个劲地猛涨。我们周围，到处是水，望也望不到边。

“妈妈，妈妈，”我叫着，心里害怕啊。

这时大水已经快淹过我们的腰部了，要再涨，我和妈妈就没了。

妈妈拿手死箍着我说：“孩子，咱娘俩今天要死就死在一起了！”

就在这快要绝路的时候，我发现前面有棵树。

这简直就是救命的靠山啊！

“妈妈，快来，这边有树！”我猛喊。

好多人也都朝那株大树露在水面的枝干淌去。抓到了树枝的，都拼命地往树上爬。

但是水一波一波地涌过来，在水里走路，挪不开步子，猛地一阵水波涌来，把我和妈妈分开，妈妈又一把抱住我。千幸万幸，我们终于挨到了那棵树的下面。

妈妈就对我说：“兆达，快，你先上啊——”

我一看，树的上面已经坐满了人，再挤上一个人也难了。

妈妈半截身子在水中，求着坐在树干上的人：“大哥大叔，拉我们一把吧——”

大概是怕挤了他们的位置，树上那么多人，竟然没一个人伸手。

妈妈还在求他们：“做做好事，我不上，拉我儿子一把吧——”

我也没等他们拉，就强行爬了上去，把树上的一个人挤得晃了两晃。我听见大概是那人的家里人在痛骂：“你挤他！老子揍死你！”我的头上背上早挨了几拳。

我不动，也不觉得痛，我宁可被他们打死，也不会下去。

“妈，拉住我的手。”我伸出手去，拉水中的妈妈……没有一个人帮我……终于，我碰到了她的手。

“抓紧啊，妈妈——”

饥饿、孱弱的她，没有力量了。她沿着树身，上了几下，又滑了下去。

“妈妈——”我满脸的泪花。“你再用一口力啊！”

唉，要是我给她多打一只鸡！

妈妈也许用了她最后的一点力量，她踩着一个树桩，就要上来了。

唉，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人性最丑恶的这件事，我一生都难忘啊。

由于树上的人太多，他们担心树丫断了。这时有人在我母亲肩上蹬了一脚，她就“扑通——”掉进了洪流中。

我呼天喊地：“妈妈——我的妈妈——”我还在喊：“我拉你．我拉你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呀——”

有人在我背上捅了一下：“你再喊，连你也推下去——”

我只有空空地撕肝撕肺着：“妈妈，我的妈妈呀——”

妈妈再也没上来了。

——

“陈记者啊，我的母亲就这样死在洪流中……”叶小明痛苦地对我说。

这是一个天上没有星光的夜晚！

也是一个地上没有良心的夜晚！

两天以后，水退了。叶小明也到达了目的地香港。因为未成年，很快被香港政府作了登记。

登记完后他赶紧找自己的妈妈。同村的七叔领着他又来到新界。水已经退了，那株树还在，他绕着那株树在周围找啊找啊，找遍了。终于在离那株树一里多路的地方，找到妈妈的尸体。

妈妈是被横在两棵树丫间的，这样大水才没把她冲到更远的地方。她苍白的手指紧紧地箍住了一截小树，死死不放，像要把那小树都抠一个洞。

“我不知道母亲在最后一刻的想法。也许无助的她，水流中的这棵小树，便是她生命最后的求助！

“当时我为什么不跳下去？为什么不同母亲一起去死啊！我恨，恨我自己！我痛不欲生。我后来真想随她而去，真的，陈记者。”

“我把她发白的手指扳开树，把她放进挖出的坑里。”

“我擦干了泪，把他们埋了——还有她旁边的拦在野树边的两具不知名的尸体。我觉得我应该做，虽然这是旁人的父母。”

“擦干泪水，我坚强地朝香港的高楼大厦走去。”

“我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叶争气，最近才改回叫叶小明的。我要为母亲争气！立志要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发暂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她。”

“记者先生，今天上午的会，不是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策略，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着生死被逼上了梁山的人，用眼泪，用血创造出来的！”叶小明眼睛闪着愤怒而又坚定的目光。

——

233

234 大逃港

听完他的回忆，我嘘出了一口气，合上笔记本。

香港，今天我终于懂得你了！

◇第五节 潮水冲击之后◇

一、狂潮是怎样平息的

1962年5月23日的《星岛日报》，突然以大标题报道中国官方停止“放宽”边境的消息：《中共封锁边境今日起不准偷渡进入英界》。

文中说：“华界‘解放军’警告，今后，不准再行偷渡，违者将判劳改四年。”“政府每天劫获的偷渡者也从5千猛降到一两千，甚至几百人。”

5月26日的《星岛日报》再次刊发报道：（偷渡者已锐减粉岭营昨关闭军警撤退，边境迅复常态》。

——

逃港大潮过去了……

如同留在沙滩上的砂石，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大潮后留在香港的衣衫槛褛的所谓“大陆难民”身上。

二、逃港群众进入香港以后

“地下隐行”的逃港者

逃港的群众中，有医师、会计、教师等，但因为无牌，不能公开从事这些职业，一些人便在“地下”隐行。

香港《华侨日报》1957年8月6日刊登《香港难民问题》一文，记载了逃港者的情况：

“……当他们逃到港九以后，仅光着一身，投靠无门。除呼吸自由的空气外，吃的、穿的、住的皆无着落。多迫而昼则沿门乞讨，夜则露宿街头。饥寒疾病，交相侵迫，哀号婉转，惨绝人寰”

首先是膳食。

一开始，港英政府对逃过来的无依无靠的群众给子了免费膳食，求食者必须首先“向社会局长致函申请，派员前往居处地作实地调查……发给免费膳食证”。政府在全港多个地力设有福利站，执证者可以每日依时前往领餐。“此类膳食为六安士米煮成之饭食，一安士鱼或猪肉、瓜菜等。”

其次是居住。

来到香港的群众，一部分在港有亲戚朋友的，得以投亲靠友。绝大部分逃港群众，则在公园、街头的屋檐下、楼梯下宿夜。有的则住于山上的洞穴中，或被荒弃的屋宇中，文章说其如“上古穴居野处的生活”。

后来，他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接着有到人家的天台上搭建板屋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这些木头屋，因为搭建简陋，烈日悬空时，屋内炎热如置身火炉。如遇台风暴雨，常常连屋顶也刮跑。

为了生活的相互照应，后来，便有亲戚、熟人、同乡而结聚于各个山头、空地。共同搭建木板屋，如潮籍人聚居老虎岩村、内地人聚居调景岭等。

再次是谋生。

根据香港法律，没有牌照是不能从业的。一开始，港英政府不承认逃港群众的“居民”身份，所以，他们谋生十分困难。逃港的群众中，有医师、会计、教师等，但因为无牌，不能公开从事这些职业，一些人便在“地下”隐行。他们从事较多的是最方便的家庭手工业，即从小的工厂中拿来活计，“比方粘纸盒、挑手袜打纱等”在家中加工。到六十年代初，港人纷纷主张引进加工业，这样也就逐步解决了数十万逃港者的就业问题。

“逃港难民”的木板屋，因为缺乏防护措施，隐藏着种种治安隐患。终于，火灾在大片木屋的石硖尾居住区爆发了！石硖尾六村大火，一夜之间产生了六万多名流离失所的灾民，终于使港英政府认识到“难民”问题已成香港之“要议”。下决心为逃港群众建立安置区。

流落香港的群众后来大多数都住进了安置区中的“徙置大楼”。

港英政府为数量巨大的“难民”安置住所，可谓费了心力。这种“徙置大楼”相对来说比较朴实而容量较大。“每层有房六十四到八十六个．每间可住成人六人，每幢可住二千至三千人。每幢大楼中间设有男女浴室、厕所和公众水喉。每月租金仅十四元。”

这样，数十万的逃港群众，终于逐步有了安身之所。

——

香港逃港群众的聚居地，值得一提的是调景岭安置区。

《华侨日报》在1957年3月发表的《香港难民问题》一文中介绍了调景岭“难民”营：

“香港虽然有几十万难民，但正式接受政府和社会救济的，就是调景岭的难民。1949年之后，忠贞之士，相率避于海隅，孑然一身，衣食无靠。港府当局即委托东华三院收留他们。因东华医院地方不敷，1950年乃迁往西环的摩星岭。是年六月初有香港社会局接受登记，当时人数为6921人。旋于六月26日全部迁往九龙附近的调景岭设营安置。唯该地一片荒凉，屋舍全无，于是联合了全港九数十侨团发动捐输。为难民建盖临时木屋居所。而难民之膳食则由社会局供应。调景岭难民营亦正式成立。

在此之后，由于大陆逃难人民络绎而来，彼等咸希望获得调景岭居住及接受救济，而人数过众，此后即截止登记，除原来已登记之6921人发给‘领饭证’外，此后而来者只视作调景岭难民营的寄居难民。聚居调景岭之人数达30358人。”

“这三万多人，把调景岭建成了另一个世界。

后来，他们获得了台湾当局的重视，并通过台湾‘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的援助，使他们返回台湾就业，几年来获准返台者，截至目前（1957年8月——作者注）为止，总数达一万四千余人。

调景岭营内仅有社会局设立的一办公室管理营内秩序。或有人以为易发生混乱，但此等难民多属前知识分子，或为军队中之将校，故彼等在此时能发挥自治之能力。组织自治办公室，将全营建立保甲制度，使全营秩序井然，历年来表现之治安良好，有逾于港九地区者。”

三、港英政府失算了

香港“徙置区”

山芋还是落回到港英政府的手中。经以日月，港英政府只好默认了这个不情愿的事实，不得不动手安排“难民”的生计问题，开始建立“徙置区”。

由于逃来的群众太多，如何处理已经进人了香港市内的逃港群众，港英政府也颇费思量。

从本意上说，他们是不愿意接受的。但从道义上看．尤其迫于香港市民及舆论的高度压力，他们又不敢轻易推走这数以十万计的难民。曾经一度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出去给台湾等地。

最先，他们幼稚地认为，这些群众逃港“目的地不是香港，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会选择回到大陆、台湾，或者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一直拖延处理。

但是，港英政府判断错了，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些群众不愿走，除了小部分到了台湾或其他国家外，大部分选择的仍然是留在香港。

但是，要一下子接受这么多人，无论住房、医疗、教育，小小一岛都难以承受。

于是，港英政府又把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于联合国，即希望确立逃港群众的“难民”地位。因为一旦由联合国确定逃来香港的大陆群众为“难民”,就应该由联合国按照对待“难民”的条款来给予接济了。

但是，联合国所指的“难民”，必须其有以下两个条件：

一、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

二、难民承认其本国政府的政治组织，但其本国政府拒予收容。

1962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该条款所指的“本国”，在联合国是指台湾的“中华民国”。但国民党政府不愿意在全世界面前丢失而子，如承认逃港的群众“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即是承认与“中华民国”不相容所以一直不明朗表态。这样，逃港群众的身份问题就一直搁着。

山芋还是落回到港英政府的手中。经以日月，港英政府只好默认了这个不情愿的事实，不得不动手安排“难民”的生计问题，开始建立“徙置区”。

不过，港英政府之所以后来同意着手“徙置难民”，还可能与60年代后全球的经济发展，香港需要大批劳动力有关系。

四、台湾国民党政府和各国政府密切关注“六二”大逃港

中国内地发生大饥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严重分歧，中苏两党公开决裂、中印边境上多年的摩擦导致了战争、深圳河边又出现数十万人的大逃港，所有这些都曾给台湾的蒋介石带来过“希望”一度认为机会将到，瞒着美国政府，秘密制订了庞大而周密的“反攻大陆计划”。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只是出了些问题，从根本上几来说是稳定的。

出于种种考虑，肯尼迪在多个场合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防御条约》”。力阻蒋介石的狂妄之想。

对于发生在深港边境的大逃港问题，美国政府的态度也仅提“以人道予以援助”，谋求以国民党政府为主的各国解决办法。

香港《星岛日报》5月25日报道：《美决研求方法将予最有利的考虑》。指出美国总统甘乃迪（肯尼迪）已亲自出面来关照此事。

肯尼迪号召除了台湾国民党政府外，还希望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面积大人口少的国家，都“尽可能地接受难民”。

对于数量众多的逃港群众，台湾国民党政府虽感到是一个“烫手山芋”,但既然占有联合国中“中国”的席位，就应该有安置“中国难民”的义务。

此时台湾民间舆论鼎沸，纷纷指责政府“接受难胞不力”。

5月19日《星岛日报》载《国府谋求妥善措施》一文，指出5月18日，台湾立法院63名委员，集体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应尽其在我，收容逃港难民”。

5月20日《星岛日报》又继续发文《国府日内召开会议救总经派代表来港调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终干决定“行动拯救逃港难民”，搁置“把球踢回到香港政府去”的议见。

——

两天后台湾国民党政府“已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最近逃港难胞，依自愿接济来台。并先拨食米一千吨捐赠”。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此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便陆续派出船只，到香港接“难民”。

对于这批“大陆难民”的去留，各方均表示，愿意留在香港还是愿意去台湾，“均取自愿中请之方式”。

国民党政府派出的轮船，于1962年6月底，从香港接出了第一批“愿意赴台的大陆难民”7月9日，又用轮船接出了“第二批由大陆逃港澳的难胞”。

“港九难民委员会派人安置他们登轮。每一名难胞获救济金70港元。并由救委会赠送服装。”（救委会指台湾国民党的“救济大陆灾胞总会”——作者注）

对于美国的建议，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先后表示愿意接纳“有限数量的难民”。

如6月19日《星岛日报》报道，加拿大已对留港难民移居开始接受申请。澳大利亚民间人士则表示愿意在地广人稀的地域，为逃港的群众开办农场。

所以，大逃港时逃到香港的大陆偷渡者，后来除大部分留在香港外，一部分去了台湾，还有小部分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后来也有辗转去其他地方，如巴西、牙买加等地的。

香港的国民党驻港机构，一直在插手深圳河边的群众逃港潮，寄希望于中国内地的“内乱”。除在报刊上大造《中共正在崩溃，复国之期在即》的舆论外，还通过电台等竭力煽动。用气球传单的形式提供逃港路线图。另一方面又派遣在港的特务人员，伪装逃亡的群众或民兵，混杂在群众中鼓动、引路、煽动。

广东省公安部门1962年12月17日的《关于当前边防几个问题的调查》的文件指出：

“惠阳县外流人员中已发现有86名被敌特送到台湾受训。”

“宝安县已发现有八名外逃人员参加了特务组织。”

当然，后来“逃港潮”并没有向着台湾国民党政府期望的方向发展，更没有演化成“大抗暴起义”。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一“坚定出手”，“逃港潮”便在发生不到一个月后，就被迅速控制。显示出中共在控制政权上的巨大威力。

这个情况引起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思考。

“国府对中共政权稳定性的判断是否错误？””中共对其政权究竟具有怎样的控制力？”需要评估。

在美国，研究美国政府政策的学者更认为：在如此严重的饥荒、外逃等冲击下的中共政权依然巩固，没有发生动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合法性仍然是人民的最高认同。无视这个大国是没有道理的。60年代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微妙变化”。（见钱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2一3）并最后促成了尼克松的访华之旅。

五、港台“紧急援救”

国民党政府决定派船到香港接运“难民”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台湾民间广泛的支持，纷纷在报上献计献策如：

陆续将“难民”安置在台东地区的屏东县一带，那里有许多山林空地。可以“开垦自救”。

骨肉同胞亲，大批逃港群众涌入香港，反应最为激烈的首推香港市民。

从5月初开始，香港的各个民间社团便纷纷组织起来，商讨如何援助大陆逃港群众。

5月19日的《星岛日报》报道：

“昨日下午4时30分，数十团体代表集聚于云咸街四号三楼，举行一个港九各社团救济难民的座谈会，公推调景岭救济会主席谢伯昌、周雁宾二人为主席。成立港九社团救济难民联席会议。推举马文辉等六人与官方洽谈……昨天出席会议的有：联合国协会、宗亲联谊会、元朗四邑同乡会、苏浙同乡会、兴宁同乡会、惠州同乡会、宝安县同乡会……”

5月18日，最早行动的香港基督教组织纪德士牧师表示：“四个国际性团体愿以救济物资献给港府物资达数百万之多。”

民间团体对港英政府救援不力的态度十分不满。要求直接与港英政府官员接触，商讨救援“大陆难民”问题。

5月20日《星岛日报》报道，以马文辉为首的五位民间代表会见了港英政府官员，提出五点方法。

向港府表示了建议后，马文辉等代表即向全港市民呼吁救济难民大联合：“明日下午四时半，地址大道中石咸街二号三楼。请港九各社团踊跃参加。”

迫于压力，港英政府一方面要求伦敦政府加快与北京政府交涉，制止深港边境的“逃亡”潮，另一力面不能不现实地考虑如何安置已经进来的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了。

6月1日，《星岛日报》以《救助需要帮助的人们》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港府把“饥饿的难胞看成非法人境者，因此救济问题便无从谈起”。

文章提出尽快组织向其他国家移民，“英联邦中，马来西亚、婆罗洲、澳洲、纽西兰、加拿大等，都有很多地广人稀的地方……”

此后各种解决的思路纷纷出笼。

一位读者给媒体写信，建议把香港的大屿山开发出来，以供安置“大陆难民”：

“大屿山的面积比香港大一倍，地大而人疏，如果香港政府能慈善为怀，将大屿山开放，让大陆逃难者居留，逃难者的亲属必会在大屿山购置屋宇给他们居住。数年内，大屿山之繁荣不亚于香港矣。”此建议后来促进了大屿山的繁荣。

又有人提出花大力量把澳门开发出来，以安置“大陆难民”：

“请自由国家热心人士帮助澳门发展成一个轻工业和扩大农业的地区。使能大量收容大陆的逃亡人士。”此建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澳门发展。

在台湾．逃港潮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台湾报刊大量报道了“大陆难民涌入香港”事件。有农场主邀请“难民”前往台湾种地。

香港《华侨日报》发文《台北郊外一农场愿收容难民千人》：

“台北郊外着兴学农场负责人温麟宣布该场为响应救助大陆逃港同胞，表示愿意收容一千人。并协助其解决生活及子女教育等问题……”

就在群众大逃港期间，美国民间的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飞来香港同港府官员、各民间团体代表交换意见。并赶赴边境与逃港难民实地接触，了解情况，寻求安置办法。

6月26口的《华侨日报》说，陈香梅除表示将有巨款拨来“援救”“大陆难民”。

国民党政府决定派船到香港接运“难民”的消息传出后，台湾民间广泛支持，纷纷在报上献计献策。如：将“难民”安置在台东地区的屏东县一带，利用屏东的山林空地“开垦自救”。

迫于压力，港英政府最后还是接纳了依然“滞留”在香港的“难民”。

1962年6月26日，《星岛日报》以《初入境申领身份证者昨已逾四万人》为题报道，首批进人香港的“难民”被香港政府接纳。意味着问题开始解决。

这样，从5月初开始．到6月底结束的风起云涌一个多月的六二逃港潮，也终于在香港降下了帷幕。

◇第六节 全港大审判◇

一、行善者被法处

被宰割的羔羊

大陆难民流入到香港的各个村落、山野、城市街道后，如同无助的羔羊，包藏祸心者也趁机伸出了犯罪的黑手。

当深圳河边的暴雨过去，偷渡潮平息之后，香港法庭开始清理偷渡潮中发生的各种案件。大陆难民流入到香港的各个村落、山野、城市街道后，如同无助的羔羊，包藏祸心者也趁机伸出了犯罪的黑手。一件件窝藏偷渡犯，拐卖偷渡犯，虐待偷渡犯……的罪案，于1962年的7月后，在新界粉岭裁判署一一审理。第一天，同时审理了三件与偷渡者有关的案件。

首先被提堂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新界农民，他叫杜原。

杜原住边界打鼓岭木湖村，1962年5月23日夜里，门口的黄狗狂吠，他起床披衣出门想探个究竟。刚开门就听见门外的草叶哗哗乱响，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从草丛中奔出来。后头有人在追喊：“抓住他！抓住他！”。

年轻人跑到屋边后，便慌慌张张不知往哪去。杜原知道是大陆的偷渡者被警员追赶，连忙使眼色叫年轻人往屋后头跑。可是，年轻人竟本能地钻进了杜原的屋里。

这时，赶到的警员出示警证后，便进屋抓人。年轻人便跪在地上求警员：“大哥啊，你放了我吧！”

杜原看那年轻人才十六七岁，遍身是被树枝草叶挂破的血痕，情状实在可怜．便拿出一百五十元港币．交给警员，说：“行行好，大陆来的，没吃没喝的，可怜啊，你放了他吧。”

警员没有放走年轻人，回署后将此事上告，指控杜原贿赂警员，企图放走偷渡犯。

最后法庭判村民杜原贿赂警官罪成立被判以罚款。

警员没有放走年轻人，回署后将此事上告，指控杜原贿赂警员，企图放走偷渡犯。

最后法庭判村民杜原贿赂警官罪成立被判以罚款。

二、非礼逃港妇女案

女子苦苦哀求，并要求黄收留。黄于是将其带入屋内，让女子换了衣衫，并给予吃喝。进而要求与女子发生性关系。

第二个案件是与偷渡者有关的非礼案。

被带上堂来的是一个干瘪的四十多岁的男人。

黄某，45岁，住粉岭联合墟新村。5月24日夜，同样是被狗吠声吵醒，发现屋外的菜地里，躲藏着一个衣衫槛褛的大陆女子，于是上前威胁要将其送往警署。女子苦苦哀求，并要求黄收留。黄于是将其带人屋内，让女子换了衣衫，并给予吃喝。进而要求与女子发生性关系。女子为了感激，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

5月30日的《星岛日报》写道：“妇人姓李，一连几晚，她先后被迫与黄某发生性关系。后来，她发觉黄某收留自己不怀好意。同时，那家伙还不许她离家，把她当作妻子长留在那里，大为惊惶。趁黄某不觉，离开村屋，跑到警署，把这件事揭发了”

——

两案审过，被告先后离堂听众席较为平静。

当第三位犯罪嫌疑人出庭时，满座都“啊——”的一声。

原来，这次上来的被告是位雍容华贵、仪表高雅的港警夫人！她因救了一对偷渡的母女而被控有罪。她叫葛施梅（代名——作者注）。

三、港警夫人“窝藏”案

背着孩子，站在这迷茫无际的原野上，何福明心中也一片迷茫。

小梅在她的背上哭着：“爸爸呢？我要爸爸——”

远远的，那边的天边一片光明，一排排白刷刷的高楼大厦矗立着。她知道，那就是他们全家梦寐以求的地方：香港。

何福明对背上的小梅说：“乖啊，再挺一会，我们就要到了！”

“爸爸在哪里啊，妈妈？”

孩子的问题像针一样扎在她的心尖上，丈夫与她们母女走散了……

两个小时前，她和丈夫周信、女儿周小梅在人流的簇拥下，终于冲过了边界。还没站稳脚，一家人就被难民潮冲散了。

何福明六神无主了。在惠州乡下，她是事事都要靠着丈夫的。就是赶趟墟．都得要跟着丈夫的脚跟走，怕丢，也怕人多。现在好了，丈夫不见了。

怎么办？她一筹莫展。

“妈妈，我饿——”小梅在背上哭着，她的心更乱了。

也许丈夫早就考虑到有这一幕，临行前叮嘱她：“要是万一失散了，你也不要慌。香港那地方，是讲法律的。你就带小梅径自往香港市里去，总有办法。”

“嘀——”一辆摩托车开过来了，停在她们旁边啊，这里竟还有摩托车来接人去市里啊。

“上车，上车，十蒙（元）啦——”摩托仔叫着。

她看到，路边上还停着好些摩托车。些逃过来了的百姓，交了钱，就往车上跨。看来，坐了这个车，就可以进香港了。

何福明按按口袋，在贴身的内衣里，还留着昨晚缝上去的全部家当12元钱人民币。听说是可以换港币的但那是她们到香港后唯一的一点活命钱了。

“我们没钱——”想起要给小梅买块面包，何福明把小梅往上耸一耸：决心步行走到市里去。

“妈妈我饿——”小梅在肩土哭着。

那摩托车就跟着她们走。

摩托仔说：“孩子饿啦，上车吧——我不收你的钱。”

何福明不敢相信。她知道香港还是“旧社会”。她不相信“旧社会”里还有好人。她不敢理睬，还是只管自个儿走。摩托车就跟着她走。

“上吧，大嫂——我同你一样，也是逃过来的人。”

何福明停住了。也许是这句话让她放松了警惕。

摩托车轻快地沿着马路朝香港市区开去。

摩托仔告诉何福明，他是去年跑过来的。就在香港以跑摩托车为生。老婆还在增城呢。

“唉，老公没找到，也没关系的，过来了，就是福了。打份工还是不难的。老公慢慢再找吧，要是不给抓到送过去，就算得着生路了。”摩托仔说，“慢慢都会发身份证的”。

“还会抓吗？”坐在摩托车上的何福明有点紧张。

“发了身份证就不抓了。你们有亲戚在这边吗？”何福明说没有。

“那你们难办了。你找准担保呀？”

说的也是，何福明心里非常紧张。

摩托车已经到了香港上水的市面了。

“下吧——”何福明和小梅下了车。

“往下，就靠你们自己了——”摩托仔对她们说。然后，一踩油门，“嘟嘟嘟——”走了。

我们怎么办？望着满眼的高楼大厦，街上一个个陌生的面孔，靠谁啊？

“嘀嘀——”摩托仔转了个圈又回来了。

“上车吧。”摩托仔说，“带你们上一个地方去，大陆来的人，都在那儿找工作。我领你们去那吧——”

“你去做保姆行吧？”摩托仔回头问坐在车后的何福明。

“保姆？”何福明不明白。

“就是给人家搞卫生、做饭的，你这总行吧？”

“行，我行。阿叔。这些事在家全是我做啦。”

“要有人来问你，你就说什么都愿做，只要给口饭吃。”

“我知道，我知道。”何福明点着头，真碰上好人了，“只要小孩有饭吃，就行。”

摩托车在街上转了两个圈，停在一个公园旁的路边。

“就这里——”

何福明往那路边一看。原来，公园边密密麻麻站满了像她一样的人。五一群、衣衫槛褛。有的蹲在树荫下、有的伸手向过路的香港人乞讨、有的在红灯亮着的马路中间走来走去……

摩托仔说：“你放心，在香港这地方，靠自食其力，只要不抓到警察局去，没人会欺负你们母女的。”

又是一阵发动机声，这回，摩托仔真的走了。

看看路旁那么多的像自已一样的大陆人，何福明的心又定了些。总算又找到自己人了。

她正要牵着小梅朝人群中去。突然，就看见人群像潮水似的涌动，“差佬来罗——”“抓人罗，跑啊——”旁边有人大喊。

只见一辆香港警察署的车，转着红灯，发出“咭咭——”的怪叫声，缓缓开来跳下几个警察，见人就追。

“快走——”有人提醒她。

那些围在公园旁的逃难者，四面逃走。何福明路不熟，街面又滑，没跑出几步，就“扑通——”摔在地上。小梅也被摔出了半米远。

何福明手也摔出血来了，小梅坐在地上，竞然没哭。眼看后面的警车紧跟着她们来啦！这时，一双白哲的手从头上伸过来．把她从地上拉起。

啊，是个女人！那女人抱起地上的小梅，拉了何福明就往街边的胡同跑。

跑到胡同口停住了，何福明一看，呀，是一位衣衫阔气的年轻太太呢！又一位好人啦！

阔太太把小梅放在地上：“你们快巷子里逃，他们的车进不了！”

“多谢太太，多谢——”何福明就要拉着小梅磕头，太太却急道：“还谢什么啊，快走，他们来了——”

果然后而警车又叫了。可是，那警车开得慢着呢，好像故意不紧追这娘俩似的。何福明这才急忙抱了小梅钻进胡同。

等她发现后面再也没人追时．已经到了一条街的尽头。

几乎家家的门都关着，大概都怕涌进难民来。也有人挑开窗户，从几层高的楼上同情地看她和小梅……

现在怎么办？又没路，没人敢接受她们。即使躲过了警察又到哪里去？何福明带着女儿在街上惊恐地走着。

天慢慢黑下来了……

葛施梅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没有跟随父母到不列颠去。而是选择了同她高中时候的同学，一位香港警官谢宏明（代名——作者注）结婚。

婚后，葛施梅在一家地产公司做文员，夫妻一月的收入不菲。不出几年，他们就在上水的xx街买了一套房子。婚后的日广很美满。

不上班的时候，葛施梅就在家读读武侠小说、学学插花……

当报纸、广播连篇累犊地报道说，难民冲过边境，成千上万的香港人涌向华山去接济亲人时，葛施梅没有动，她没有亲人在难民中。她的父母是在大陆政权更替后，从上海逃到香港来的。有亲戚也不可能从上海跑到香港来，她想。

当然，即使在华山上有自己的亲戚，她也不敢去看望的。作为警察的太太，她是不能像平常人那样随便行动的。

慢慢地，街头巷尾到处涌满了衣衫槛楼的逃难者。大人牵着小孩，还有五六十岁的老人。早晨起来，就会发现躲在屋角里簌簌发抖的难民。

她从心底里同情这些人。

每次丈夫回来，她总要盯着问：“手下没打人吧？”“能放手的，你们就放手啊！”

丈夫总是安慰她：“没有，我怎么会呢，别听报馆乱说”

……

“太太，请给点吧——”昏暗中、她发现一只枯瘦的手向她伸过来。

原来又是一个乞讨的！葛施梅从包里拿了几个银币，正要放到那人的手里，忽然，她发现，这不就是半小时前救助的那女人吗？身下还牵着那四五岁的小女孩。她们怎么也转到这儿来啦？

“是你们——”她吃惊地叫了出来。

看来，这对母女真是走投无路了。

“太太，是你呀，大恩人，小梅——”何福明拉过小梅来磕头。

就在这一秒钟，葛施梅做出了一个大胆和“错误”的决定。

“跟我来吧，”葛施梅一只手从地上抱起了小梅，“我家就在这——”她指着漂亮的公寓说。

世界上的变化真快，刚刚还在街头忍饥挨饿无依无靠，眨眼间，何福明已经坐在灯火辉煌的大客厅里了。

这是一个像宫殿一样的客厅，大吊灯、意大利沙发、阿拉伯地毯……何福明简直看花了眼，她一辈子也没到过这样豪华的地方。

“来，换了，都换了——”葛施梅把自己不穿的衣服啦、皮鞋啦、胸罩啦……都翻出来送给何福明。

“冲凉房在那边，去洗个澡。王妈——”她吩咐着保姆，“来客人了，快做饭——”

温水冲在何福明的身上，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

唉，怎么“旧社会”的人这么好呢！

何福明同小梅已经坐在小客厅的桌边，小梅和她都换上了漂亮的衣衫，吃着王妈做的客家酿豆腐、番茄炒鸡蛋。

“睡房在那边，”等母女俩吃完后葛施梅说，“王妈会领你们去，你们就在我这先住下，哪儿也不要去、以后的事情你不要管，我会有安排。”她相信自己对丈夫的影响力。

何福明躺在床上睡不着。她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要来决定她们母女的命运，那就是葛施梅的丈夫。

要是他回来，会怎么说？何福明其他的不懂，但她明白既然要抓她们，那“窝藏”就是有罪的。

她突然觉得，要是给这么好的太太增加麻烦，那还不如自己走。

她决定了，第二天一早就悄悄背着小梅走。

蒙眬中，她听到客厅里一个男人低沉的问话：“来客人了？”果然，是男主人回来了。

没有声音，大概太太把丈夫拉进里屋去了。

接着，她隐隐传来两个人议论的声音。后来又听不见了，大概房门被关上了。

其实，此时，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发生。

“是从大陆来的？”

“是的，怪可怜的，留下她们吧。”

“你怎么这样糊涂啊，非法偷渡啊！”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你不知道香港的法律吗？我能够知法犯法吗？你真糊涂啊！”

“那你是打算把她们母女送到警察署去吗？你要是忍心，你就送去吧。”

丈夫的心也软了，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葛施梅放低了语气：“我们就帮人家这一回吧。我们留人家住些日子，等风声过去了，就让她们走，这样也对得住我们的良心了，你看行吗？我求你了！”

这时在谢宏明心中，“法”和“私情”发生着激烈的碰撞。

从一个公职人员对职业的忠诚来看，他不能亵渎一个警官神圣的职务，应该将母女送交警署，按法律办事。

从良心上说，把她们母女送到警署去，他做得出来吗？把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的母女往火坑里推，做得出来吗？

做了善事．就是上帝也会感谢他们的。

他准备放弃最初的念头了。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半晌，他猛地又翻身从床上起来。

这个在英国皇家警官学校进行过严格训练的，有着强烈法律意识的年轻警官猛然感到自己的行为有悖法纪。

“母女俩一定不能留，一定得按法律办事！”他对妻子说。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两夫妇有了一个谁也没料到的好办法。

首先，由丈夫谢宏明出面向法院控告妻子葛施梅违反香港法律，收容大陆偷渡人员，请求给予妻子法处。然后，由葛施梅向法庭认罪，请求宽处。接着，何福明、周小梅母女向香港法庭提出申请，要求考虑母女走投无路的困窘，按照人道的原则，免予遣返，并给予居留权。

5月25日，依计行事，葛施梅从容走进法庭，接受审判。

如果“窝藏”成立，葛施梅将被判人狱一年！

法官也举不起法笔：这样有良心的人，还要把她送进监狱吗？

法律和人情在此较量！

应该说，这是当时所有因偷渡引发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太太的仁慈义举、警官的忠于职守，何福明母女的可怜无依，都在香港市民中广为传开。

最后，法庭做出了让所有香港人欣慰的判决：

5月26日《星岛日报》称：“李扶连法官认为，被告人乃出于同情，并无收费。被告人的行动值得原谅。被告人之丈夫以职责枚关报警亦属合理。姑念被告人初犯，从轻判处，罚款五十元，另签保行为三年。”

葛施梅夫妇高明的做法、法庭高明的处置，皆堪称香港法例经典。

此后，由于此事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何福明失散的丈夫也寻到了葛施梅家中。于是，失散的一家得以团聚、真是祸中得福！

◇第七节从逃港者到“洋参大王”◇

一、从“富农狗崽子”到“投机倒把分子”

“投机倒把分子”

我已经不记得我有多少次被戴上“投机倒把”的高帽子，用绳索捆着，敲着破的热水瓶或者破脸盆游街了。口中一边还得喊：“我是投机倒把分子庄永竞！”“打倒投机倒把分子压永竞！”

——摘自全国政协委员庄永竞的回忆文章

1949年的冬天，一个冷雨簌簌的日子，我出生在粤东山区揭西县一个富农的家庭里。父亲给我取名叫：庄永竞。

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头．富农也被看成了阶级敌人。其实，当年一般的地主，也不过有幢房子和一些田土而已，有些自己还得下地干活的。富农也仅仅是有碗咸鱼白米饭吃而已。

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传到了粤东，有人劝父亲一起逃往香港。“我一不算有钱人，二没害过人，靠自己做生意下地过日子。我怕谁呀，不走。”父亲不愿离开。

事实证明，父亲想错了。到了他要想再去香港时，已经不再可能。

我家的财产被没收，店铺被充公，连住的房子都被分了。别人跑进我家来，大大方方地搬走了我家的雕花床，还对母亲叫着：“走开！走开！”好像是他们自家的一样。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一切使大多数人富裕了。但对于某些家庭来说，却是灾难。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的家庭从此跪下去了。

我们被赶到一间才四五平方米的小屋里。又黑又暗，下雨时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山区的天气冬夜很冷，我穿着一件用父亲裤子改成的单衣，常常冻得直打哆嗦。母亲心疼我，找来一条装米的袋子：“儿啊，你围在身上吧。”我实在太冷了，像只害病的小猫．直往烧火的灶边靠。

父亲干活回来，看到这一幕，只有叹气。

为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做起生意来。那时，农民做生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犯天条的，他只能偷偷地干。有一天，他挑回来四只猪苗，打算去卖了，挣几块钱，谁知很快有人告了密。

父亲被抓走了，全村社员开大会斗争父亲。

父亲胸前被挂上一块“投机倒把分子庄建情”的木牌，上面还用红笔打了把很大的“x”。有人拿大棍子打父亲的头，头上的鲜血直流，肋骨也被打断了。

我想冲上台去救可怜的父亲。可是被母亲的胳膊死死地拽着．母亲的泪水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脸上。

“打！打死他！看他交不交代！”有人在吼着。

于是又有“积极分子”跳上台去，打了父亲一个耳光。

我终于挣脱了母亲的手，像一头小犬一样，冲上了台。可是我身小力薄，哪里是那些人的对手。我用小拳头挥打着，用尖利的牙齿撕咬着，但很快我就被他们像摔小鸡似的摔下了台。

夜深了，山区的寒夜格外冷寂。桌上的油灯亮着，父亲还没有回来。

他怎么还不回来呀！但愿老天保佑父亲没事啊。

门口有微弱的叫门声，是父亲！

他是爬着回来的，门口的青石板上还留着他殷红殷红的血迹……

凌晨三点左右，父亲饮恨离开了我们。他死的时候，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他是不服啊！他冤啊！

这是一个我永生难忘的凄惨之夜！

油灯的光在一晃一晃。母亲一边哭，一边打来了一盆清水，把父亲身上的血迹擦干净，没有没破的衣服，母亲就把自己一件衣服给父亲换了，然后靠着父亲的耳朵说：“建情，你去吧，我会把他们拉扯大的！”

此时，母亲再在父亲眼皮上摸了一下，眼睛合上了。

父亲安葬在家对门的小山上，我跪在他坟前，暗暗发誓：“父亲，你安息吧。我大了会替你争气的！”

我没有父亲了，母亲为了让我们不再背上“富农”的黑锅，改嫁到几百里外的一户贫农家中。

时光一天天地过去，我也长成一个大人了。

也许是父亲在我身上留下的因子在起作用。长大后的我对“经商”也有着特别的热衷和敏锐。

那年头，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什么都凭票。买粮要粮票、买衣服要布票、买油要油票。由于物资短缺，票证就变得珍贵，甚至有的地方只要付十斤粮票，就可以娶一个老婆回来。于是私下里买卖粮票、布票、油票的情况很多。

于是我也盘算着，如果从甲地低价买回票证，用高价卖到乙地去，不是轻易地就可以赚到钱吗？其实，这是一个太简单的商业运作了，可那时候很多人就是想不到，或者想到但不敢去做。

我筹了一笔钱，云游他乡．做起贩卖票证的生意来。

当然，干这种生意是违法的，要是被抓住了，就同小偷差不多，是要戴上高帽子游街的。为了挣钱养家，我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我充分注意了各地的行情。发现粮票、布票充裕的地方是大城市。大城市里，人们油水好、吃得也就少；家庭人口也少些、穿的也是好料子，不像农村人，上山下水衣裤容易破。所以城里人往往手头的粮票多，布票也多。相对来说，小城市和农村就比较缺乏。我于是把收购粮票、布票的重点放在广州等大城市上。

“阿婆，有没有粮票，匀一点给我、我是从乡下来的，粮票用完了。”

老阿婆看了我一眼，我善良的面孔总是帮助着我：“拿去吧，孩子，不要你的钱，早点回去。”但我还是把钱塞给了阿婆。

收到足够的粮票布票后我就拿到农村或者小的城市去，那里早有接应我的“同党”。

就是这样，我利用着自己无害的“欺骗”和人们的善良，做成了最初的一笔笔票证生意。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走街串巷贩卖粮票布票多了，常常会碰到危险的时候。

那时，人口是不可以随意流动的。比如说，你要从揭阳到广州去，得有大队以上单位开出的证明才可以通行。各地都在道路上设卡检查。每到过关的时候，拿着假证明，揣着几百斤粮票，心口就“扑通扑通”地跳。

有一次，我终于被抓起来了。很简单，只要对证明有一丝怀疑，再一搜身，那还有不露馅的？

我已经不记得我有多少次被戴上“投机倒把”的高帽子，用绳索捆着，敲着破的热水瓶或者破脸盆游街了。口中一边还得喊：“我是投机倒把分子庄永竞！”“打倒投机倒把分子庄永竞！”……

我被放回家时，家已经被抄了，仅剩的一点凭我的劳动和智慧挣来的钱，自行车和两床干净点的被褥，也被抄走了。

那时我已经结婚，怀孕了的妻子正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痛哭。

我的一切希望破灭了。我知道在那高压的政治下，想过上好点的生活，像人一样的生活，只是梦想。

我不再留恋。只有走，过河去！走父亲曾经想走而没有走的路——“逃港”!

二、为活命挥泪别爱妻

坚决逃港！

走出牢房，我像是鸟儿出笼。我对着镇委会“啐”了一口：去你的吧，你监督我，到香港“监督”去吧！

母亲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她死前曾对我说：“孩子，你的事业不在这业，你应该走，去找一个适合你发展的地方！”

在那个年月，许许多多的青年人，都做着去香港的美梦，去的人回来，一个个都成了“华侨”。还说香港是人间天堂，就是在街上乞讨，放在你手上的也是面包牛奶，谁的心里都痒痒的。于是有了不少从中牵针引线做“蛇头”的。当然，被蛇头坑了的也不少。

据说一个蛇头，收了一个湖南仔的钱，半夜把人家领到“海”边，说，对面有灯光的地方就是香港，下水吧。湖南仔就跳进水里。游到对岸，以为是香港，进村一敲门，马上给民兵抓起来了。原来蛇头把他领到的“海”,其实是今天深圳南头的西丽湖，那时叫西沥水库。

不用别人，我要自己去开一条路！

我知道，偷渡能不能成功，关键看对深圳河边的情况熟不熟悉。

我翻开地图，首先对深圳河两岸的地理情况进行了分析。如果能在河边上生活一段时问就更好了。但是，怎么才能到达河边呢。

那时，深圳是边防区。没有特殊的证件不准靠近深圳一步，何况我这个上了黑名单的“投机倒把分子”，要拿到公社一级的证件是万万不能的！

不久，机会来了。

那时宝安县正在大搞建设，建剧院啦、招待所啦，轰轰烈烈。宝安县的人本来就少，都跑香港去了。而且自古那里的人，就只会做生意，做工程是外行，所以总是到外面去请民工。

宝安县的工地上，因此集结了大批外乡的年轻人。这些外乡人中有的打工是假，瞅准机会逃香港是真，于是，我想方设法钻入厂宝安县的建筑工地，混进了打工仔的队伍中。

有人问，到宝安县打工的人有严格的控制，公安局都掌握着人员的花名册的，你怎么能混得进去呢？

这种表面严格的控制，实际上潜藏着惊人的大漏洞：今夜的人偷渡走了，下面不敢往上报，瞒着，明天又从外面招一批人来。数目没有多大的变化。甚至人名也用逃走了的人的。公安局来检查，那么多的人，还能认出谁叫什么名字、什么面孔？

我在工地上混了一个多月，很快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周围的环境也熟悉了。深圳河边上，哪儿是山、哪儿是水、哪儿有哨兵都掌握了，连路上哨卡值班的规律都摸得一清二楚。

我的记性好，不用画图，也能全装在脑袋里。

一切准备就绪，我将手中承包的工程转给了别人，拿到了一笔钱——干什么都是要钱的。然后同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约好了日期，随时准备渡河！

临走之前，我决定再回家看看怀孕的妻子。也许还能看见她，也许死在渡河中，就永远也看不到了……

我不敢往下想了，眼圈也湿了。

趁着夜色，我悄悄地溜回了家，不敢大声，只敢用两只手指轻轻敲了敲门上的环。“吱呀”一声，大着肚子的妻子就开了门。

“你还来呀，大队的民兵下午刚来过了，来抓你呀，你赶快走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汗汪”的狗叫声传来，妻说：“不好，他们又来了！”

果然，四个民兵冲过来，不由分说．把我五花大绑，送到了河田镇关押起来了。罪名是企图逃港。

奇怪的是，他们怎么就知道我要逃港？这至今都还是个谜。

真是倒霉，还没动身，就被关了起来。

身处囚室，心在河边，一帮弟兄还在等着我呢，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又不知等到哪年哪月了。

为了能早点出去，我表现得特别老实，他们说了什么我就承认什么。要我写悔过书我就写悔过书，要我交“浮财”我就答应全交出来。

看我态度好，又认罪积极，镇委会关了我十几天就把我放了，说是交当地“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走出牢房，我像是鸟儿出笼，我对着镇委会“碎”了口：去你的吧，你监督我，到香港“监督”去吧！

这回真的要跑了。临走前，我先到伯母家去看看，毋亲死后，伯母就是我的母亲。

“孩护，走吧，你还是走好。”她用粗糙的手摸着我的脸。把我掉在眼角边的乱发抚上去，“伯母，怕再看不见你了。”

伯母哭了，我也暗暗地流下泪来。

“孩子．你遭了十几天的罪，也得吃餐饱饭上路，伯母给你做顿好吃的。”说着，就到厨房忙碌去了。

不一会儿，她就做了我最喜欢吃的，也是我母亲常做的客家饭菜，热气腾腾地端上来了：“孩子，你快吃，没你妈做的好吃。”

我心里一热，泪水都快要流出来了。想起母亲在时，每当出门，她也是做着这样的饭菜送我。

我喝下了伯母端来的一杯洒。

伯母啊，是你给了我鼓励。这一生一世，即使后来我吃上了山珍海味，统统都比不上你给我送行的那顿饭！

我要走了！伯母打开门，一股夜风迎面扑来。

我得最后再去看一眼我的妻子，同她作最后的分别。

我靠近那间亮着灯光的小屋，心里犹豫起来。妻子没有多少文化，是个典型的乡下女人。告诉她我要逃港，不但不能帮助我，反倒增加她心里的压力。我决心不告诉她。

看见我平安回来，她对着我看了半天，好像是在梦中相见。

我这才发现，家里箱翻罐倒，已经给抄得个底朝天。我紧张地靠近床头，在床脚下，有我藏着的两白元钱，这是我逃港的经费。谢天谢地，它们都在！

靠近妻子，看着她虚弱的身子，鼓起的腹部。想起我今夜就要离她而去，生死未卜，不知能不能再见到她，也不知孩子生下来，她怎么带大……我的眼泪快要出来了。

我不敢冉想下去，也容不得我再想了，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早点走！

“我要到远方去做生意了。一年半载是回不来的。得靠你自己照顾自己了。”她一听这话，就“嘤嘤”地哭起来了。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我知道。”她忽然说。

我一听，大吃一惊。她什么都明白啊，只是不说。

我生怕她声张：“你快别哭了，让人听见又坏事了。我得走了，孩子出世，不管是男是女，都叫重阳。”

她一把抱住了我：“你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啊……”她的泪水像一串串散落的珠子往下掉，地上都湿看。

我的心要碎了。妻子就要分娩了，我却要远走高飞，把她留在大陆。作为一个男人，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你等等好吗，等到孩子出世，我同你一起走。我们死就死在一块，好吗？”

我愣住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和追求自由创业的决心，在我心中厮杀着、搏斗着。我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了！

“你不要拦我，我要走了!”

不行，我不能让妻子拖着，这里是最最危险的地方！

我咬咬牙，摔脱了妻子的手拉开门，一阵风吹来。

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黑夜……

三、深圳河上枪口逃生——死也要渡河

我知道，我不能后退，就是打死了也不能退．我只有拿生命做赌注！我死命朝前奔，拼死也要渡过河！

傍晚时分，我们接近了梧桐山。

梧桐山是偷渡香港的第一站。山高998米，道路崎岖、荒草迷离。有人曾从山上摔下来摔死，有饥饿的越境者在山中为争夺最后的一点口粮，互相残杀而死。山上山下，不知留下过多少越境者的白骨。

我们一共有七个人，约好了在一片甘蔗林里会合。

到了甘蔗地边，我轻轻拍了一下巴掌，那边很快有巴掌回应，过去一看：好家伙，都来了。我们都穿了最能跑的解放鞋。为了防山上的蚊子，小腿又都用布条包好了。背上背着一大堆干粮，我们是准备在梧桐山中呆三天三夜的。那时候没有塑料瓶，没法带水，幸好山下有山泉，可以解渴。

还好，甘蔗地一带没有巡逻队。远远的，一两公里处的小村庄才有灯光。那个村子叫西坑，听说那里的巡逻队很厉害，便远远地避开。

边防军的人数是有限的，主要搜索这一带的就是民兵。我们都年轻力壮，只要没有狼犬，他们是追不上我们的。

“带好东西，上——”我一声令下，七个人就穿过甘蔗林，向梧桐山跑。

“站住——”我听见左方大约五十米的地方有人的喝令声。接着，一头狼犬凶猛地叫着，箭似的窜出来。

糟了，碰上边防军了，他们设了埋伏哨！

“快跑．不能停，分散跑——”边防军和几个穿便衣的民兵向我们追来。

我们分散跑，狼犬就是咬着一个，也咬不了所有的人。我一边叫着，一边没命地逃。

表兄和另外一个伙伴跟着我逃。另外四个以为巡逻兵追我们了，就原地躲了起来。

甘蔗“啪啪啪地”倒在地上，我用手分着甘蔗，发疯似的逃命。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是死是活就这一次了！

不知跑了多久，再没有人追的声音了。我们爬上高坡，听见原来隐蔽的地方传来狗吠和人被打的嚎叫声：唉，我的那四个伙伴一定是被发现抓了。

我们依然害怕狼犬来追，刚好旁边有一条小河，就跑进河里，顺水而下——人下了水，狼犬就嗅不出气息了。我们在黑夜中不知漂了有多远，确信狼犬不会来了才上岸。

抬头一看，眼前是一座险峻的高山。

梧桐山到了！

幸运的是，这里竟然没有岗哨。我们安全地爬到了山顶。听说那山边有个危险的“老虎嘴”，我们特意地避开了。此时，七个人只剩三个：我、表兄还有一个姓邱的伙伴。

到达山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站在山顶上，香港的灯火就在脚下。一阵阵凉风吹来，好舒坦啊！

气氛一时缓和了下来，肚子也开始懂得饿了，我便靠在一块崖石上，打开干粮包吃东西。那些饼干，经河水一泡，都成了糊糊了，正好饱肚又解渴。

“永竞啊，你到了香港想做什么呢？”表兄问我。

“先说你们吧。”我说。

“我没啥要求。”姓邱的伙伴边吃边说，“就想吃一顿饱面条。”接着他又问我：“香港人天天都能吃面条吧？”

唉，那年头，吃面条也成了天底下最美的享受！

“我想开一家铺子，”表兄说，“然后把我老婆接过去，她看店面我进货。再生个崽，让他上有钱人的学校。永竞你呢？”

我咽下一口饼干：“我们拼了性命来，要是仅仅为了吃餐饱饭，我就不来了。要干，就要干一番大事业。我先从给别人打工做起，三年打基础，五年成家立业，十年内开个公司．几十年要扬名香港。到那时再回揭阳县拜祭祖宗！”

他俩都不由得佩服我有志气。

也许是太累了，迷迷糊糊地我们就睡了。那晚，梧桐山的蚊子一定在我们身上占了不少便宜。因为第二天早上一看，我们的脸上、手上，满是蚊子叮出的红点。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下山。

山南坡陡．我们拉着青藤往下溜，只听见那个姓邱的“啊——”的叫了一声，原来他踩到了一具尸体，还是个女的，二十来岁。可能是在向香港爬的路上饿死的。

唉，梧桐山啊，不知有多少逃港者就无声地死在这山林中，他们的亲人连尸体都收不到！

前面是一片稻田，稻田尽头那波光粼粼的就是深圳河了。

“永竞，你看——”表兄忽然指着稻田惊叫。

原来，稻田中东一个、西一个，藏着好几个像我们一样衣衫槛楼的准备逃港的人呀。

大家像是一下子都从地底下钻出来了，都来这汇合了。

“你哪里的？”

“惠东——”

“你哪里的？”

“增城——”

唉，都是像我一样呆不下去的人！

这是一群互不相识的人，却像一支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队伍。就要一起偷渡深圳河了，生与死的追求把人们连在了一起。大家藏在稻田中，都不说话。但从那淡淡的一句招呼、一个点头中，你可以感觉——我们是可以生死与共的。

天，终于黑下来了，我们要向深圳河发起生与死的冲刺了！

真是幸运，这时天竟下起雨来了。一时鸟云滚滚，厚厚的雨帘遮住了人们的视线。这正是渡河的好时机。

像是约好了一样，人们都跃起来，朝深圳河狂奔。一时间，稻田里人影闪动，泥浆飞溅，发出一片劈劈啪啪的声音。

也许是声音太大了，远处传来了狼狗的叫声。不好，又碰上边防军了。

还没等我定神，就看到一头狼狗飞似的窜向人群。接着是“嘭嘭”的枪声。边防军开枪了 !

他们真的开枪啊！

此时的人群四处逃窜。像上次在甘蔗地一样，每个人凭着本能做出选择。而这一刹那做出的选择又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有人跳进了河里，怕的又跑回山沟躲藏，还有人爬到了树上躲避狼拘。

我知道，我不能后退，就是打死了也不能退，我只有拿生命做赌注！我死命朝前奔，拼死也要渡过河！

我终于跳进了水里。我听说过，下水就属香港的领地了，但子弹还是在“嘭嘭——”向河上飞来，就在我身边溅出一朵朵水花。我的命大，“嘘嘘”响着的子弹一颗也没打到我！

我把一支芦苇草管含在口中，钻到了河底，枪声真的不再朝我来了。大约过了十分钟，我才敢探出头来，看看情况。

我亲眼看见，那姓邱的给拖着走了，树上的人被狼狗咬着腿，从树上拖下来，鲜血淋漓，发出一声声恐怖的叫声……

边防军终于朝西去了，我顺着河水来到了一座桥下。我爬上岸，终于看见了香港的铁丝网！

我知道我要胜利了，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量，蹭地一下就爬上了铁丝网的水泥柱。然后松手一跳，落在坚实的水泥地面上。

没站稳，屁股结结实实地给震了一下。

来前有人告诉我，中方的巡逻路是泥土的，港方的巡逻路是水泥的，我屁股给震了，说明真的到了香港啦！

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回头一看，高高的铁丝网就在身后呀，我是真的过来了啊！

万岁！我兴奋得真想喊。

好了，我要投向那个陌生的城市了！

临行时，我再看一看身上。长裤子在上铁丝网时全挂破了，像是烂布条。身上的背包不知道哪里去了，手掌上黑糊糊的全是血块，满脸的泥浆和脏水……

现在，我就这样几乎是赤条条地站在香港的大门口了。

在香港，迎接我的会是什么呢？

只有上帝才知道！

四、从苦力熬到大老板——香港“二等苦力”

我还以为是我来晚了，但看见后来的伙伴都拿到了饭，便问怎么回事。大师傅没好气地说：“今天饭少，要让他们先吃，你们大陆来的没这待遇！”

到了香港，我从苦力做起。

大陆来的偷渡者，大多是缺少技术又都年轻力壮的青壮年。而香港的工厂里，正好缺少这类的人。经熟人介绍，我跟两个同伴进了一个毛线工厂，专做搬羊毛的活。每天一早去装车，然后卸到工厂里。再装了半成品，到另一个工厂卸下加工。每月工资600元。

没日没夜地干，一大捆一大捆的货物被扛起，每捆都有一两百磅，压在我的背上，从架在车上的“独板桥”上走过去。一天下来，一身像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就不想动了。

一天，工头跟我们说，谁愿意加班给双倍工钱，我一听马上答应。可没背两趟，就发现体力透支了，腿脚发软，眼里冒金花，“扑通”一声倒在水泥地上。

就这样我在小屋子里，自我“照顾”调养了两天，身体好一点，又去上工了。

这天中午．我回来得晚了些，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食堂的师傅却说：“你们没饭了。”我还以为是我来晚了，但看见后来的伙伴都拿到了饭，便问怎么回事。大师傅没好气地说：“今天饭少，要让他们先吃，你们大陆来的没这待遇！”

一盒饭值几个钱？太拿大陆来的不当人了！一气之下，我把肩上的大汗巾摔在地上，不干了！

说来也好笑，每当在别人的侮辱和沉重的劳动使我喘不过气来时，我就偷偷地学唱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

“休看我，戴铁镣，锁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我一直在找寻自己出头的路子，我知道．高耸的大厦要从最初的第一块砖垫起，要实现伟大的理想，先要做人下之人。

不久，有人介绍我去一个药店做学徒。我很快答应了。心想，做学徒就可以学到“药”，学到了“药”，说不定现在能开一间大药店！

老板是潮州人，姓陈名克文。他现在是我的“一洲’公司的顾问。

做饭、打扫卫生、送孩子上学，像个男保姆。但为了理想，我什么都愿意干。

晚上铺门一关，架上两块门板，我就睡在药店里。一是解决住宿，二也防盗贼。

夜晚是我学习的好时候。药店里有不少的药书，我就边翻书，边查对药材。

这个时候，我又常记起小说《在人间》中的大作家高尔基。他也是当过学徒的，后来不也成了大事？

我总是用出色的人物来激励自己。

我用订书针钉了个本子，把每天晚上学习的心得记录下来，便于记忆。

我还有一本特殊的小本子，这本子记的不是药名、用法，……而是专门记老板在做生意时的方式方法、言谈举止甚至音容笑貌——

x月x日：一女人抱着孩子满头大汗，来店吵闹要换药。药已用过，本不应退。但老板毫不动气，亲为女人打扇送凉，并吩咐我换药，还叫我打伞送女人到家。我明白老板的意思，不敢怠慢，一路上还抱着她的孩子。到家后此人感激不尽，后来成了店中常来的顾客……

半年后，姑表兄开了一家药店，请我去帮忙。我便从小学徒变成了搞药店进货、推销的……

又过了半年，我筹了五百元钱，同一位叫张子酋的朋友，租了一间小房，开始做药材生意了。

全部本钱才一千多元，这个小老板真够可怜的。但这没什么，小有小的做法，只要做得好，小生意也可以变成大生意。

我常常叮嘱自己：别贪多，别求大，赚多赚少没关系。做小生意靠的是起早贪黑，靠汗水来钱。大生意那是人家赚的，别眼红。小生意赚得少，但赚到手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钱。

有时候，客人需要一斤人参。手头没有货我也应承下来，对客人说：“明天即送到府上。”实际上我的货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应承后我撒开两条腿，香港上下，东奔西跑为他找货。千方百计找到货后，买下来，再按时送到客人家里。一天忙得疲惫不堪，也就赚了几元钱。

但只要钱到手了，我就高兴——集腋成裘。我们潮汕人的小本钱就是这样滚大的。加上我幸运地中了一回“六合彩”，一下有了几万元本钱！

于是我租下北角英皇道128号，自己开起了一间“四海公司”，专营高档的营养品。

我为什么要做高档营养品生意呢，这里也有我的经营之道。

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人们的收人大大增加了。荷包里的钱一多，就考虑两个出路：一个是“玩”，所以，不少旅行社开起来了，娱乐场所、健身房生意火暴；另一个是“吃”，人有钱了，就最想保命。要玩得快活，更要精力旺盛。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养对身体有益的补品来吃。

就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推出中国传统的人参、鹿茸、鱼翅等高档补品。

但是，这种想法也不只有我一个人有。高档补品店一多，就得看谁能拿到最便宜、质量最好的货，谁能把手上的货销得最快。

到我这里买货，我会尽量给顾客让利，决不斤斤计较。买少量药材，零头不要；成批量要货的，给人家打折还搞额外赠送。买过我的人参鹿茸的，过年会突然收到我的拜年礼品。要什么货物，一个电话我就把货物送到家。不满意的，还包退包换。样样为买货的人着想。

这些招式，现在香港的商家都会做了，但当时在香港都还是新招。“四海通公司”的名气很快打出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商诀窍，叫做：做生意的人，要先做好人，做了好人，你的生意肯定好！

经商一年多，我的财产激增了十多倍。

家在远方，夫妻不能相见。不久，我便在香港重新成了家，开了一家更大的公司，用我儿子的名字取名为“一洲”。

拿我儿子的名声作保，表示在我店买的货物，绝对可信可靠。不损人利己，不留骂名在世！

在港的最初几年，虽然有所斩获，但依然是在小的水沟中游来游去，虽衣食无忧，但要想成大器，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决心冒险，闯出个自己的江山来！

但是，怎么寻找突破口呢？我不停地思考，终于有了灵感。

有一次，一个南美的老华侨来店里买一斤人参要带回南美去，问在飞机上怎么吃。我摇摇头：“很难。”他无意中感叹了一声：“咱们中国的药啊，比西药好，可就是方便不如人家哟。”

老人的话使我灵机一动：中药最大的缺点就是要放在火上慢慢地熬，这在惜时如金的现代社会，是个致命的缺陷。如果能把补品制成便于携带的丸粒，坐在飞机上都能服用，那一定大有销路。

于是我想到了制洋参丸，当时市面上还没有把洋参制成成药出售的，这条路没人走过，可以走！

但是，制洋参丸要办流水线、大成本，得冒险，得借钱兴业。

成不成功，就在此一举！

经朋友帮忙，终于借到了40多万元。

1979年7月1日，我在香港湾仔庄士敦道租了一个气派的门面，光月租就一万八。我像是一个赌徒，猛着胆子上了。

我同朋友合作，先拿货，后给钱，在他的药厂加工了2000盒洋参丸，取名“一洲洋参丸”，先行投放市场。

现在，人人都知道我的洋参丸市场打开了，但当年谁知道你这个“一洲洋参丸”啊？要让广大消费者接受，得花一大笔钱去做广告。负债也得做。

当时，手上的资金没有多少了，香港的妻子把留着的一点首饰玉器都拿去卖了。我咬着牙，在港澳和国内外的媒体上发动了广告攻势。报纸、电视的广告一齐上。

钱抛出去了，广告也打出去了．但会有人来买吗？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反应。

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应。

我的心都悬起来了，难道钱丢到了水里？

有朋友安慰我，广告做出去是要一段时间的，你再等等吧。

那些日子，我们全家都像是掉了魂似的，盼着有订单飞来。每天到邮差送信的时候，全家人都会到门口去望。等邮差的时间也一天天提前，最早的一次妻子提前了40分钟就到门口去等了。

我一边等广告的反应，一边展开营销的策略。

为了让市场知道“一洲洋参丸”，我拿着登有广告的报纸，到港九各家药店挨家挨户地问。

“老板，你这儿有一洲洋参丸吗？就是这个——”我指着报纸说。

老板摇摇头，他当然没有。但老板很机灵。

“先生，这个‘一洲丸’，现在俏得很啊，本店刚刚销完，如果你要，请留下电话，明天进了货再通知你。”

我知道他已经“中计”，心里暗笑。

回到家里，他要“一洲洋参丸”的电话果然就来了。

就这样很多人都感觉到：“一洲洋参丸”是市场上的俏货！

四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封从内地来的要“一洲洋参丸”的信件。那是一位老干部写来的。

真是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内地要洋参丸的信啊，订单啊，不断飞来，接着是台湾的、日本的、加拿大的……都来了。

“一洲洋参丸”的市场终于打开了！

往下的路，更是一路顺风……

1989年的国庆节，我以共和国特邀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俯瞰城楼下欢腾的人群、海洋似的鲜花，我的热泪突然涌了出来。

想不到，我一个广东偏僻山村的苦孩子，今天也能站在这里！

家乡啊，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是我的生命所系！

1985年12月3日，从我偷渡香港算起，十一年后，我又回来了。

离开他时，我是个衣衫槛褛，一文不名的“投机倒把分子”，现在，我是为祖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的“政协委员”。

我一路小跑，奔向埋葬了父亲的小山岗，身后跟着市里的书记、县长、乡长，还有一大批亲戚朋友。

我跪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像一个泪人。

我拿有限的积蓄，在家乡白石乡办了一所学校，用父亲的名字命名了一幢教学楼，让更多像当年的我那样的穷孩子能上学。大家都赞扬我的义举．说我不计前嫌，谁又知道我的真实内心？

父母不在了，但还有个父母在：我的家乡！

（本章内容征得编者同意取自陈禹山主编的《强人梦》。）

◆第五章 抚不平的波澜◆

——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第一节 北戴河的错误判断◇

一、毛泽东北戴河一夜未眠

抉择！

错了，就得“退”。世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至于当年那些做了“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因此而受了“批判”甚至“斗争”的人，应该给他们平反。

北戴河。清晨。

天，已经亮了。但海空上还有几颗星光。

天还早，毛泽东夹了一支烟，走出户外。卫士把大衣给他披上： “主席要出去？”

“是的，去散散步。”他这一夜又未眠。让他想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

海边静悄悄的，沙滩空旷无人，海浪接着海浪，一波一波，坚持不懈地扑向沙滩，好像永远也不会有休止的一刻。

人类社会的舞台也是一样的吗？历史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吗？一波连着一波的，永远也不会有静止的时候？……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人民群众的热情调动起来了，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速度。但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田地荒芜、老百姓逃难，吃树皮草根。他意识到，这同自己的“理想化”的“冒进”是不无关系的。记得，刚开始搞人民公社时，就有人提醒过他“搞早了”,“大跃进搞快了”、“口号喊大了”。这中间就包括武汉的李达，记得自己还同他发生过争论。但事实却证明人家是对的。

错了，就得“退”。世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至于当年那些做了“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因此而受了“批判”甚至“斗争”的人，应该给他们平反。对于自己的错误，也要公开指出来。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他就是这样做的。

到1962年的8月，具体办理平反的邓小平，已经给全国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平了反。

可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材料反映，被平反的人有的高兴得跳起来欢呼，有的幸灾乐祸地讥笑给他们平反的干部。有人则公然宣称说：“三面红旗犯了错误”、“大跃进本来就是搞糟了嘛”

而他的那些战友呢？刘少奇没作声，内心足支持“平反派”的，周恩来在向知识分子摇橄榄枝，说他们现在都是“劳动人民”了。还有陈毅，他说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糊涂啊！

无独有偶，就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1962年6月，那个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倒了的彭德怀，也跳了出来，向中央呈递了一封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要求为自己“翻案”。

本来只是想“平反”了，给所有的人都平复平复，就像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一样。没想到，他们的目的根木就不在这里，他们的口的是要“翻案”啊……

翻案？翻谁的案啊？

不就是要翻我毛泽东的案吗？不就是要重写历史吗？不就是要把我毛泽东搞过的再翻过来吗？

前不久，在习仲勋等人支持下出版了小说《刘志丹》，康生一见便指出：“这是为高岗翻案的”，还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如果照他们这样，连高岗也要翻案了，如果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也错了，那不就是我毛泽东的路线错了吗？

翻案风之外，还有一个更令他不安的事情，那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农村不要搞“集体”了，退回到“土改”的时候去。还是把田分给一家一户，搞单干。这实质上不就是否定他带领人民走的这条“集体化”道路吗？

这可是他毛泽东提出的根本路线啊！

本来，七千人大会上，部分地允许农民“包产”，只是恢复经济的权宜之计，只是策略性的“退却”。可是，许多党的领导人就是不理解，把“退却”看成是“放弃”，想着的还是私有化的路子。

“农业专家”邓子恢自不必说，他还没接受教训，还在不同场合中提出要“适当扩大自留地”。管经济的陈云呢，最近也搞出个《青浦农村调查》来，大赞个体：“农民种自留地，积极性提高了”。至于邓小平，他脑瓜子更是一有机会就会向右拐的。1962年7月，他就在大会上宣扬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才是好猫。”分不清路线了呀。

他也曾苦口婆心地教导他的这些战友们：“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有的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放高利贷，讨小老婆……”社会主义就向后退了，说明共产党带的这条路就失败了。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听？背地里宽容、支持、甚至提倡。这是为什么啊？

令人担心的是，今天，就连他身边最信任的人，都在“动摇”。甚至可以说，跟他走的这支队伍在发生分化了！

他想起与秘书田家英的那次谈话。

二、“反对者”变成“支持者”

“农民还是要包产到户。我看还是包产到户好，这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几个月前，田家英还是坚持反对“包产到户”的。在广州，田家英还将安徽省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他看，并含泪附信一封：“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互助求生。要求给一头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说得多好，这就是中国的实情！这就是搞“包产到户”的后果嘛！可是，还不到一年，两个月前，田家英从外面调查回来了，立场全变了。

他点燃了一支烟，饶有兴趣地等候田家英新的发现。

“农民还是要包产到户。我看还是包产到户好，这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田家英向他说起，农民认为公社搞的大集体生产不好，谁勤谁懒辨不清。积极性起不来。“要是把年产任务分到各户去，让农民自己来搞，劲头就上来了。农民就有饱饭吃了。集体化还是个很长的路程。”

真是奇怪怎么连家英也变了！毛泽东半天没有吱声。

突然，他提出了一个令田家英没有料到的问题。

“那你主张，是集体经济为主好，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好呢？”

没等田家英回答，他又接着问田家英：“家英啊，你的这个思想，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9-1230页）

毛泽东警惕了。

因为这一切已经触及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也许，田家英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将在毛泽东的心中引起怎样的波澜：

看来，党内党外，确有一批人从骨子里就反对走“集体化”道路，主张农民“单干”，不同意我为中国引的这条路。他们只是碍着我毛泽东的面子不敢说。他们要翻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案”!

危险啊！

猛然，他记起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见到贺子珍的那回事，离开时，子珍突然泪流满面地向他说：“主席，你千万得留心，王明这班人狠着呢，提防他们害你啊！”（邸延生著：《历史的情怀——毛泽东生活记事》，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页）

这是什么意思，王明早已不在身边了！谁害我？

海面吹来一阵阵的风，他突然感到不寒而栗。

他回过头来，吩咐警卫员：“我们回去吧。”

他需要冷静一下，需要慢慢地再思考，再仔细地分析。

回到房里，面对的又是桌上是小山似的内部资料，他顺手打开来看。

真是多事之秋啊，传来的一个个都是叫人“警惕”的信号：

苏联人在新疆塔城挑动边民叛乱；印度人在喜马拉雅山边挑衅；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

他隐隐地感到有一股压力，内的、外的，都在暗中积聚、汇拢、在慢慢向他压过来……

战争年代的“经历”总是在“提醒”着他：这分明是一股在准备发动总攻击的敌人呀！

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

于是，他的刚血的个性、他的人生经历、纷纭复杂的形势，都在引导他向一个新的“判断”逼近……

打开窗户，海空辽阔。海浪拍崖，发出“轰、轰——”的巨响。它们还是那样，不紧不慢。不停地扑、不停地退、又不停地扑……

这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这集合到一起向他扑来的到底是什么呢？

猛然，他明自了，明白了一个规律！一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规律：“阶级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息的！

他吐出一口烟，揿灭了烟头……

1962年9月24日，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他作出了他一生中极为重大，也是极为错误的对时局的判断。

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是这样写着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他的判断是：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内外的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以种种形式联合起来，对无产阶级的阵地进行反扑。

阶级敌人或他们的影响，已经深人到党内。阶级的敌人，中国的赫鲁晓夫，很可能“就睡在我们身边”!

找到了！这就是几个月来，种种“迹象”的本质。或者说是他时时感到的那个压力的“源头”!

这样，他不仅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八大以来有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论断，把“阶级斗争”当成“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来看待，而且认为这个时段不是“十几年”，而是存在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可能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

这就大大改变了矛盾的性质。把阶级的“斗争”，当成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第一要义。

依照这种理论，“斗”——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残酷的“斗”，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依照这个判断，全党要立即行动起来，牢牢抓住“印把子”，打退阶级敌人从明里来或者暗里来的猖狂进攻！要立即在全国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发动工人、贫下中农，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把落到资产阶级手中的权力再夺回来！

天，已大亮，关上窗，窗外海的波涛声平静了。

毛泽东吁出一口气，向卧榻走去。

现在，他可以安心睡一觉了。

一位具有超人洞察力的领袖，此时却朝着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走下去……

◇第二节 在深圳河边筑起“铁壁铜墙”◇

一、宝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农民们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人”竟然席地而宿，十分感动，有的抱来被子，有的送来糖水。但是，没有人喝一口糖水，没有一个人盖老乡的被子……

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组织了约150万人的精锐干部队伍，称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开赴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阶级斗争”，把农村的阵地“夺”回来。

宝安县的社教工作团，在1963年的7月23日到达了深圳河边。

对于宝安县来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反逃港。

当时，广东省委直接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是后来的国务院总理，其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

开赴到深圳河边上的社教工作队，第一步工作就是“扎根、串联”。

所谓的“扎根、串联”，就是如同土改、“反退社”时候的工作队那样，深人到每个农户家中去，发动群众。

一份材料记录着当年社教工作队，在宝安县龙岗公社是怎样“扎根、串联”的——

龙岗工作队进村的第一夜，为了不惊扰群众，没有进农民的家，齐刷刷都睡在祠堂的屋檐下……

农民们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人”竟然席地而宿，十分感动，有的抱来被子，有的送来糖水。但是，没有人喝一口糖水，没有一个人盖老乡的被子……

同村干部当官做老爷的形象相比，工作队一下子就取得了群众的好印象。

工作队员们还用种种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感化贫下中农的心。

一位老工作队员向我说起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见一斑：

“当时，我与一位姓廖的工作组员，同住在一户姓张的贫农家里。张姓贫农全家三口，还有个五六岁的孩子。生活很艰苦，吃饭时，一钵稀糊糊半米半水的饭，一点黑糊糊的从盐罐里拿出来的咸菜。要是遇桌上摆有一碟冬瓜什么的，就算是天大的美餐了，我们是不动筷子的，都让小儿子吃。

吃饭之前，五个人，他家三口，再加我们这两个工作队员，首先要围着饭桌站立，由张贫农给大家讲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接者，由老廖发音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没油水，下田干活又累，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红歌还没唱完，眼睛早盯着桌上的黑咸菜转了。

“我悄悄瞟一眼那孩子，那孩子的眼睛盯得比我还大，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唱一句‘大海……’，嘴角就‘梭’一下：‘航行’……

“终于，苦忆完了，歌也唱完了，可以坐下来吃咸菜饭了。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也许也是太饿，那孩子吃得太急，吞在喉咙里的饭‘噗’地呛了出来，吐在桌上。张贫农气得对着小孩头上就是一筷头。小孩‘哇’地就哭了。张贫农还要骂，老廖竟然抓起小孩吐在桌上的一团饭，吃了进去。

“张贫农感动了，以后同老廖成了‘生死之交’。老廖也因此被‘抽’到总团去了，后来当了秘书。”

“毛主席派来的人”很快在群众中树立了极高的形象，工作队完成了第一

步工作。

但是，往下要劝说群众“不逃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在工作队内部，对此的看法也不一致。

1965年11月12日，省委驻附城公社的工作队印刷了一份名为《一场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辩论》的文件，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

“香港风要不要反？在工作队内部，大量的人感到这是个癞痢头，难剃！基层群众更是普遍缺乏信心。他们说，几角钱分红（指生产队干一天只几角钱），怎么能反掉香港风？除非解放香港。”

广东省委社教工作团批“香港风”的文件

面对复杂的形势，工作队没有采用强压的办法，而是从人的“心”突破。

既然有人认为“香港好”，那就索性组织一场大辩论。

又如当年反“退社风”一样，各村的辩论会积极分子带头发言，引导群众。会议一开始，“香港好”的声音占了上风。很多人认为，虽然香港社会黑暗，但是，祖国政治好，香港经济好。在港打工一月，胜过在家劳动一年。就算去香港讨饭，倒痰盂也可以。

会议第二阶段，针对暴露的情况，摆事实，算细账，查危害，揭盖子。

这份材料反映：“盖子一揭开，大家大吃一惊：

(l)香港风吹得人口大量外流，全公社外流8901人，男青年大一个走一个，许多社员说，如此下去，驶牛也无人接班。

(2)香港风吹得田园荒芜，生产萎缩，分配逐年减少。每年损失数以万计，而外流人员寄回来的钱却寥寥可数。大家都说这是因小失大，亏了老本。

(3）香港风吹得干部神魂颠倒，敌我不分。全公社有83名干部外逃，有一批人当了叛徒。

(4）香港风吹得社员昏昏迷迷。男青年不愿在家劳动，女青年想嫁香港老公。

(5）香港风破坏了社会治安，四类分子几乎全部跑光。”

……

会议的风向迅速转过来了：很多人自觉暴露和批判外流思想。有些人原来做梦也想去香港，现在庆幸自己没有上当。不少外流户原来压力大，后来也提高了觉悟，表示要动员亲人回来……

赵紫阳亲自在这份汇报大辩论的文件上批示：

“宝安县附城公社是香港风最严重的一个地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经过这次贫下中农会议上的大辩论，风向大变，情况大为好转。沿海各地，都要像附城公社那样，开展一次反香港风的大辩论。”

这样，一个关于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是建设家乡好还是跑香港好的大讨论，就在包括宝安县在内的广东省沿海的东莞、珠海、惠阳、汕头等地普遍地开展起来。

二、西乡大算账——两个制度的对比

香港“天堂”

“偷渡香港，要遭遇边防军的拦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风浪，有可能葬身鱼腹。遇到亲人要去偷渡，家人寝食难安；即使逃过去了，家里人还是提心吊胆：男人担心妻子被匀引、父母担心儿女学坏、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欢……”

要怎样才能打开群众心中的这把“锁”呢？或者说，你用什么来说服群众不逃港呢？

就拿罗芳村来说吧，它的对面，南岸有一个村子叫较寮村。罗芳村每人每年的收入是一百多元，较寮村却有一万元，差距太大了，这个对比曾一度让社教工作队张不开口。

思来想去，工作队发现了突破口：每年既有上万的人跑香港，不也有些人又跑回来吗，这事许多公社都出现过，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说明，香港在群众心目中，也不是什么都好嘛。

香港为什么不好？有哪些不好？这就是突破口，应该抓住这个突破口。仔细分析，仔细了解，便可以教育群众。

省委领导指示工作队员：

“你们要下去调查一下，到底香港好，好在哪里？社会主义好，又好在哪里？不好，也要说出不好的道理来。”

“不做到心中有数，怎么去说服群众？没有事实、没有道理，群众怎么能服？你今天留住了他，开会斗他，明天他又跑了。”

1965年的11月，赵紫阳在附城公社扫“香港风”的材料上批示：“要敢于揭这个盖子。要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依靠群众，教育群众。”

就在赵紫阳批示后不久，驻沙井公社西乡的社教工作分队，写出了一份名为《西乡大队在港人员情况调查》的材料。

直到今天，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依然不能不佩服西乡工作队出色的工作！调查“深入”，文章“颇具说服力”——它是怎样证明“社会主义”好过“资本主义”的呢？

“香港真的就比西乡好吗？我们来看一看。”

“探亲的香港人穿得花花绿绿，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港客寄钱寄包裹回来……这些表面的东西迷住了一些人的眼睛。似乎一到香港就能捞到钱。

但是，香港是真的好捞吗？”

文章举出了颇具说服力的数字：

“解放前，西乡大队到香港谋生的共计82人。他们年轻力壮出去，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有的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基本上还是旧样子，都还过着贫困的生活。

据调查，这82人中．有75人还在为资本家打工，生活困苦，占91 . 4%；而有幸开上了鱼档、肉档的，或生活稍好点的，只占8 . 6%。所以说，逃港者是极少数的人生活稍好了，绝大多数的人依旧贫困。”

没错，这是事实，就是在香港，真正很富裕的，也非所有的人。

尤其是这些人中，还都碰到一个难题，就是建立家庭的问题。香港住房紧张，结婚费用很高，成个家不容易。

“这82人中，年过半百还是单身一人的竟有13人！河西一队陈植财，在香港捞了23年，什么也没捞到，至今还是个‘寡佬’。而他的弟弟陈秋权，没去香港，就在生产队干活。现在结婚生子，生活稳定幸福。陈植财每次来西乡探亲，都要感慨道：还是你好啊！”

——真人真事，铁的事实，对比分明！

“河东五队温根容，解放前就去了香港捞世界，留得老母亲在家。30年了，因为说过不发财就不回家见母亲，现在就是不好意思回来。仅仅52年寄过一次200元回家。母亲临终想见他一面，他都没有回乡。老母亲直到死，都未能见儿子一面，相隔才十几公里。”

解放前去香港捞世界的如此，解放后逃到香港去捞世界的人又会好吗？

“全大队1962年以来逃港的共131人。其中过去后靠给资本家打工的有118人，占了绝大部分。另有3人投亲靠友做了鱼店老板，一人做管账先生，两人沦为妓女，5人下落不明（估计偷渡过海时已经葬身鱼腹）。”

材料中句句说明，大陆解放后，逃到香港去的人依然是贫的多，富或稍富者极少。原来想象的“发财梦”，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同样，这批在港的118名未婚的外逃人员中，有103人至今没有成家。

再拿同一家中的两兄弟对比：

“河西二队有个社员叫林植，有四个儿子。老大林贵生身强体壮、力大如牛。在家劳动时，可从两里路外一次挑200多斤草回来。一个这么好的劳力，在家乡可以多挣工分，到了香港一身死力气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林贵生在香港连老婆都找不到，生活没着落。最小的儿子林春耀，虽然体弱、劳动差。但留在这边，反而结了婚、生了一子一女。生活过得美满幸福。”

两相对比，为什么一定要跑香港，不留在内地呢？

香港不但难“捞”，而且是一个害人的“陷阱”：

“河东八队有个社员叫黄小沙，逃过去后，在香港这个染缸里才几年，就把吃、喝、赌、漂、吹……什么恶习都学会了。他的亲人强制把他从香港拉回来，戒毒治病。绝了恶‘欲’的黄小沙身体才慢慢好了起来。现在他积极参加队里劳动，每天精神单纯愉快了。又成了家，有了三个儿子，他感激地说：‘是社会主义救了我。香港我再也不去了。’”

事实在说明，香港也并非“天堂”，何况步向“天堂”的路上还充满危险、充满杀机，充满陷阱——

“偷渡香港，要遭遇边防军的拦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风浪，有可能葬身鱼腹。遇到亲人要去偷渡，家人寝食难安；即使逃过去了，家里人还是提心吊胆：男人担心妻子被勾引、父母担心儿女学坏、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欢……一些妇女说，男人到了那鬼地方．心红的变黑、心黑的要变烂。”

因为逃港，家庭发生变故的不在少数，文章举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广州的知识青年李和平（代名——作者注），下放到西乡大队。因为人聪明、有知识，做了大队出纳。很快结了婚。1972年，外逃香港，做了资本家的账房先生。便很快跟一个年纪很轻的女青年非法同居。背弃了原来的妻儿。他的老婆王修敏（代名——作者注），原是公社卫生院的护士，不得已也带着小孩外逃到香港去寻夫。谁知狠心的李和平竟然不认前妻，把他们母子拒之门外。现在王修敏还流浪在香港街头。真是新社会的活陈世美！”

有人反驳说，在西乡大队的逃港人员中，不是也有人“捞到了”,“发”了的吗？为什么不也说一说呢？

是的，是应该说一说。

是不是有人发了呢？当然有。但所谓“捞到了”，发了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前面说了，西乡大队逃过去的人中，能有自己的一份稳定职业的，仅占8 . 6%，人数很少。而混得稍微好点的，更少。除了上面说的当了账房先生的李和平外，还有一个进了香港电视台的李大为（代名——作者注）、一个当了画家的郑少海（代名——作者注）。两人每月能拿到四五千元。

“这两人都是河东五队的，出身地主家庭。他们是依仗了在香港有一定的后台老板的关系。”

“全大队解放后出港人员，当了老板、业主的。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在香港有关系帮衬的。”

很显然，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在香港几人有富亲戚？没有帮衬，单凭一身死力气，就是逃到了香港，也是发不了家的。

又有人说，跑不跑香港，那是别人心甘情愿的事，又没占“社会主义”的便宜，还每年寄外汇回队里来，帮助国家搞建设，这不是好事吗？

那又来算算这笔账吧：

“西乡大队六年外逃出港共131人，平均每年每人汇回家乡的款是110 . 9元。这些外逃人员都是好劳力，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得到五千工分。如按大队正常的劳动值计算，每个工分1 . 35元。每人每年可收人675元。扣除每月生活费20元（按一般社员的生活水准）。每人每年应能为家庭提供435元。比逃到香港去每年给家里提供的要多324 . 1元。”

可见，如果这些人留在内地，给家庭创造的收人更多。他们在香港，要吃要住，收入又低，还能留下几个钱寄回来呢？

外逃人员给家庭提供的少了，那么外逃人员的家属是靠什么生活的呢？

文章又算了这个账：

“留在大陆的家属，他们仍然享受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低物价、低房租（有些自己本身就有房）、有病了依然可以免费在合作医疗就诊、孩子上学享受免费……”

他们在内地的消费远低于香港。从两地的物价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大米每斤价是0. 28元。而香港每斤大米价1 . 32元。差不多高了5倍！

油每斤价是0 . 93元。而香港每斤油价是4元。也差不多高了5倍！糖每斤价是0 . 68元，而香港是2 . 4元高了3倍。”

“外逃人员，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他们养大，培养成有文化的青年。正好需要他们为社会主义出力的时候，却逃到了香港。丢下父母子女由集体来供养。

有个女社员，丈夫逃到了香港，丢下她和三个小孩。丈夫每年寄回来的才四百元。这女社员口口声声说一家人是丈夫寄钱养活的。试问，如果她丈夫把全家四口都带去香港，吃饭、读书、住房、看病……靠这四百元她养得起吗？那又是谁在暗中养了他们家中的四口呢？是社会主义，是集体！

逃港者享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却逃避了对社会主义和家庭应尽的责任。”

应该说，这是精辟的、颇具说服力的说法！材料最后一锤定音“外逃是可耻的！”

一个摆事实、讲道理，反击“外逃风”的群众大辩论在宝安县掀起来了！

村村开辩论会，队队开斗争会。大榕树下、宗族祠堂都变成了辩论台。逃港次数多的，或者联络逃港的人被戴上高帽子揪上台来，贫下中农纷纷跳上台同他们算账、讲道理……

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风暴中，在阶级斗争的重压之下，在反反复复宣传的叫人理不清说不明的“道理”、“数字”下，要逃的人犹豫了脚步。

果然，深圳河边沉寂了。

据有关的材料统计，1963年后，深圳河边的逃港的确减少了！

“路线斗争教育”，在一个时期，的确起到了作用！

然而，逃港风能够就此平息吗？卓绝的思想工作又能够奏效多久呢？

第三节 西坑之战——社会主义阵地的争夺

一、“反偷渡”典型魏天粦

“你是谁——”他惊奇地问我。

“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

“老板，请来一盒王老吉——”

这是30多年后，即1999年的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在深圳西坑村边的一间小杂货铺边歇息。

天气太热，杂货店老板正在树荫下同人下棋，似乎很专注。

“老板，请拿盒王老吉——”我提高了声音。看来，老板并不把生意当回事，那盘棋好像比他的生意还重要些。

“好的——”小铺老板终于放下棋子，摇着蒲扇，拖着一双拖鞋，“的啪的啪”地过来了。

老板看上去五十几岁，广东人典型的瘦瘦的身材，很热情，接了我的钱，一边看了看我满身汗渍的衣服问：“你是来找工作的吧？”，递上王老吉，听我没回答，又走去棋盘边坐下了。

其时，小店铺的前面，已经建满了一排排香港人投资的厂房。

我也走了过去，摇摇头：“不，我来你们西坑村采访。”

“你是记者——”他偏过头来，似乎微微有点惊异。“你的车呢？”

“我是抽空来的，没有车——”

“啊，坐公共汽车呀？那你走了很远的路啊。”我感到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同我一下子拉近了。

“到西坑村采访谁啊？”

“你——”我对他说。

“我——”他愣了一下，手中的棋子悬在半空。马上又“哈哈”地微笑了。“我一不先进，二没发家，三不偷不抢，你采访我干吗？”悬空的棋子又放下去了。

“我还知道你的名字呢。”他没出声，似乎不值得回答。

“你姓魏——”我突然说。

他惊异了一下，感觉来得奇怪。

“你叫魏天粦——”

夹着棋子的拇指和食指又停在半空。

“你是谁——”他惊奇地问我。

“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

魏天粦，20世纪60年代广东省社会主义教育的红色阵地——西坑村的“反偷渡”典型人物。

二、神奇的西坑俱乐部

真实的事，真实的人，俱乐部台下坐的就是黄梅芳的亲人、邻居、同学、朋友……想起活脱脱一个美少女就死在街头，谁能不痛心？台上唱山歌的人流泪，台下听山歌的人也流泪。

俗话说“上了梧桐山，香港到一半”，说的是偷渡时梧桐山的重要。

而西坑村呢，就坐落在从北麓上梧桐山的咽喉要道上。要上梧桐山，必经西坑。它也就是前面洋参大王庄永竞说“土八路厉害”，差点被边防军和民兵抓到的地方。

由于位置重要，西坑村历来就是香港煽动外逃的间谍组织和大陆的公安部门的必争之地。两边都在村中安排了内线。国民党特务组织更放言“早晚会砍掉西坑这面红旗”。

外逃香港，在这里太普遍了。照村里人的话说是：“拿把柴刀上山砍柴，就可以翻梧桐山。没人拦得了你？”

1957年初至1961年2月，西坑大队外逃的就有700多人，占了全大队总人口的30%。

群众跑还好说，共青团员也跑、共产党员也跑。全大队18个团员跑剩下11个。连党支书、团支书也都跑了。支部开会都开不成。

“每天早上打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传递：昨晚谁谁……跑了。”魏天粦说。

“县里啊，公安局啊，也不是没想办法治，治不了啊——”

开批斗会，把抓回来的人戴高帽批斗，外逃的人反责问抓他的民兵：“你斗我，你保得了你明天不跑吗？”

社教工作队说：这是给社会主义丢脸！给共产党丢脸！

因此，宝安县委决心在这个“据点”上，同“资产阶级”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一定要把西坑村的红色堡垒建立起来，刹住“外逃”风！

1961年7月，宝安县委把经验丰富的钟方亮（代名——作者注），从外地调回了西坑大队做党支部书记。

站在西坑的村口，面对着云蒸雾绕的梧桐山，钟方亮陷人了沉思。

为什么西坑的外逃总是不见成效？除了西坑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有什么在起作用？

正是学校放署假的时候，一个个从城里、从镇上回来的中学毕业生，背着背包高高兴兴从他眼前走过。有的开玩笑：“别进村了，直接爬山过去算了。”突然看见站在稻田边注意着他们的支书，吓了一跳：“啊，是钟支书啊——”伸伸舌头，不敢作声了。

为什么这些中学毕业生，才出学校门就直想着跑啊？钟方亮想不明白。

猛然，一个问号在他头脑中闪过：西坑村中，哪种人跑得最多？年轻人。年轻人中又是哪部分人跑得最多？学校毕业生。几乎毕业一个跑一个！

对了，钟方亮的头脑中有些清晰了：大凡去外面读书的青年，哪个没有理想？几个是还想回到西坑村来做农的？人往高处走，那是对的嘛。他们毕了业，在外面又无法找到工作，即使回来，西坑一个穷村子怎么留得住他们？留住了他们的人，心还是在外面的呀。最好的出路不就是“跑香港”吗？你就是再对他说香港不好，再搞对比教育，就是把香港说成是个火坑，他们还是会想：我不信，是个火坑也要跳下去“试一试”。青年人嘛！

还有一个情况很能证明这个判断：其他村素来是男的跑女的不跑，而西坑村，连女的也跑。那么跑了的女的又是哪些人啊？钟方亮扳着指头算了一下。对，还是那些读了书回乡来的女青年。她们找对象都想找到河那边去。

而真正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妇女，心定了，跑的人就较少。

问题就在这里，应该留住他们的“心”，否则留不住他们的“人”。

但是，西坑是个小村子，又穷，又偏僻，晚上一黑，小村庄就像黑锅一样，关门睡觉，死一般沉寂。拿什么留住人家啊？这批在外打球、看电影、演戏……过惯了文体生活的青年人，怎么坐得住啊？还不是三个五个便凑到一起。凑在一起说啥呀，三句话不就说怎么跑香港吗？

钟方亮一拍脑袋，计上心来。

不久，社教工作队也进了村了。钟方亮把想法同工作队贺队长一说，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新的思路。

谁知决定一宣布，党员会就开锅了。

“什么？办文化俱乐部？”

怎么钟支书和工作队来了，不抓政治、不抓生产，抓起文艺来了？

“对，把祠堂啊，空房啊，都腾出来，办俱乐部。让青年人好读书啊、唱歌啊、演戏啊！”

这是干吗呀？没事干啦？要把西坑村办成个文工团怎么的？

“文化很重要，嗯。”屋角上有人吞吞吐吐发言了。“咱们的工作队很正确，毛主席就很重视抓文艺工作的嘛，对不对？不过，现在是农忙了，稻子在田里腰弯得要贴水了，要割了。农闲我们还是要抓的。对不对？贺队长——”这人问工作组的老贺，绕着弯来反对。

“还是先抓反外逃吧，钟支书——”有人提醒钟方亮，“你是老抓偷渡的了，还不知道？年年是稻子一进仓就会跑人的。到那时，你收场都收不住的啊。”

“我看要开始开斗争会了，钟支书．”有人提醒说，“好久没开了，口号都忘了。不斗地主，这批年轻人，我可镇不住呀！”治保主任在角落中叫苦。

钟方亮在心里想：就靠开大会，挂黑牌子，斗争四类分子，年年都这样搞的。你吓住了人吗？反掉偷渡了吗？

大家七嘴八舌像开锅的热水，都议论开了。

钟方亮敲敲桌边：“别嚷嚷！别嚷嚷！大家都听着。稻子要割，不割稻子就会烂在田里，这里要造反——”钟方亮拍拍肚皮，“外逃呢，更要反。不反外逃，社会主义烂在我们西坑，反动分子要造共产党的反！”

支书这话说得在理。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他。

“不过，目前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不是别的，是办文化俱乐部！”钟方亮坚定地说。

他想：要搞思想教育，群众开会都不来，你能把人团结在身边？你能收得拢人心？先得给青年人有块好玩、好乐的地方，把他们吸引住，才能找寻机会，把他们往正路上引。

政治思想工作啊，不能专靠来硬的，不能靠“斗”啊，挂黑牌呀……他记起一位领导对他说过：“药”要做成糖丸，老百姓才愿“吃”。

西坑的文化俱乐部办起来了！

最高兴的当然是那批青年人了。从来上面来的人，只会叫他们“斗争”啦、“阶级”啦，男青年发梭镖、女青年糊高帽子……还从来没有谁想到要让他们“玩”得开心的。

“贺组长，你们是这一个——”有青年伸出大拇指夸奖老贺说，“进村就给咱们青年人办了件好事。”

“可是我们是两只空巴掌，对不住你们啊——”老贺说。

“俱乐部空荡荡一间屋，没器材，队里又拿不出钱给你们，”钟方亮说，“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不就是钱吗？我们不要领导出钱，只要领导支持，我们自己带家伙来。”青年人说。

第二天，青年们把自家的图书啊、象棋啊、胡琴啊……都搬到俱乐部来了。

有的开玩笑说：“钟支书啊，你要是同意．我就把床也搬来俱乐部，我就讨俱乐部做老婆了！”

“哈哈哈——”俱乐部全屋的人都笑了。

报名的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全村百分之八十的青年人都进俱乐部了。

夏夜，是西坑村最美的时光。当月亮升上了天空时，俱乐部里就传来一阵阵悠扬的胡琴声、笛子声、歌声……

后来，广东省委要求各地学习西坑村的文件对这个大队俱乐部做了描述：

“这个俱乐部有音乐组、戏剧组、国技组二每天劳动完了，吃过晚饭，洗完澡，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青年男女就往俱乐部里去。各人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活动，痛快地玩一两个小时，到九点钟左右就散伙回家睡觉。一天的劳累就烟消云散，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田劳动。”

拂着夏夜的凉风，钟方亮背着手在俱乐部外面的小路上走着，他露出了微笑——该酝酿第二步了。

几天后，团支部书记杨谭发来到俱乐部说：“我想给大家出个题目，看看大家怎么想的。”

胡琴、笛子声马上停止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革命青年到俱乐部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问题大家没想过，一下把大家问住了。

“不就是来唱歌、拉琴、玩乐儿的吗？”有人答道，“还有什么啊？”

“不对，”团支部书记说，“如果我们来俱乐部，仅仅就是为寻乐儿的，我们同旧社会的地主小姐、少爷们不就一样了吗？”

没有声音了，团支书这个说法很对啊。

“光是玩乐，行吗？杨小亮，你想想，”他对一个胖胖的拿着笛子的小伙子说，“天天吹笛子，地里能吹出庄稼吗？钟寿娇，你的嗓子好，但是歌唱得再好，能唱出谷子吗？也不能。光会玩乐，只是低看了我们革命青年的志气！”

满屋子人的眼睛都被团支书吸引住了，团支书还要说什么话？

“我们到俱乐部来，就要学政治、学毛著：用毛泽东的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战天斗地，彻底改变我们家乡的面貌。为了这个目的来俱乐部才有意义！”

大家都安静了，觉得这说法对。

“那你说我们怎么做？”杨霭祥问。

“学毛著啊！”杨谭发说，“首先通过我们俱乐部学毛著，把全村人学毛著带动起来。轰轰烈烈干秋收！”

那天晚上以后，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很快就在西坑村掀起来了。

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

“学习毛著、斗私批修。”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田头的井边，插上了语录牌：“抓革命、促生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俱乐部里，音乐组在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一到天黑，从大人到小孩。从婆婆姥姥到红领巾，一串串的人流都进了俱乐部来集体学毛著。

满村的革命歌声、满村的毛主席语录朗诵声……西坑村果然出现了一个浓浓的政治氛围。

——

稻谷收割完毕之后，钟方亮想，现在，到了把群众引上“反偷渡风”的时候了 !

首先，他把全村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都请到俱乐部来。

贫农杨长乐还没上台就失声痛哭：“年轻人啦，你们要吸取我的教训啦。香港哪是天堂，那是火坑啊。我解放前跑到香港，生活不下。亲生女儿就是在那里卖掉的．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贫农罗东明1956年偷渡到香港，在牛肉行砍伤了自己，无钱医治。老板把他赶出了牛肉行。女青年曾小丽小学毕业后，不安心家乡生产．逃到香港。被骗做了别人的第三个小老婆。不久丈夫去世，怀着身孕。现在还牵着孩子，流落在香港街头，想回来又不好意思回来……一个个故事被组织成“反偷渡”的好教材。

“口述家世”好，“身演家世”的教育更好：

西坑一队有个贫农社员叫何二姐，两个年轻的儿子被恶霸活活打死。俱乐部的戏剧小组根据这件事编出了《仇恨》一剧，安排一名叫钟寿娇的女青年担任主角。结果钟寿娇不但放弃了外逃的想法，还申请加入了共青团。

西坑村还有个谁都知道的少女叫黄梅芳，长得漂亮人又聪明。从学校毕业后，一心想找个好的出路，拼着性命偷渡到了香港。满以为好日子来了。谁知却被骗和一个流氓结婚，染上梅毒，流离失所，惨死在香港街头。

俱乐部的戏剧小组又根据黄梅芳的血泪史，编出了小戏《可怜少女黄梅芳》，并编了一首长达三百行的客家山歌。

真实的事，真实的人，俱乐部台下坐的就是黄梅芳的亲人、邻居、同学、朋友……想起活脱脱一个美少女死在香港街头，谁能不痛心？台上唱山歌的人流泪，台下听山歌的人也流泪。

就在演出到黄梅芳倒在香港街头，凄冷冷无人收尸的一刻，突然，从黑压压的人群中站起一个人来，高喊一声：“打倒万恶的资本主义！”

全场立刻一片雷鸣般的喊声：“打倒万恶的资本主义！”

那人便是团支书杨谭发。接着，他又领着群众喊：

“逃亡香港死路一条！”

“坚决打退香港风！”

“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俱乐部里掀起了一股激情澎湃的“反外逃”的浪潮。

第二天，就有人找到工作组，她是女青年罗丽英（代名——作者注），她要同来订婚的“香港客”断绝关系。摆脱了“香港客”的罗丽英，后来嫁给了本村的五好民兵曾小建（代名——作者注）。

罗丽英之后，又有一位印尼的归侨，父母都在香港的贺玉凤（代名——作者注）找到工作组。表示说，父母反复来信要她去香港。她决心已定，就是大陆好，她爱大陆，不爱资本主义，她哪儿也不去。她咬破手指，给工作组留下了一封表示决心不去香港的血书。

决心留在西坑的贺玉凤，后来果然爱上了村里的五好民兵卞春来（代名——作者注）。两人海誓山盟，坚决不逃香港。最后两人结婚扎根西坑。

据后来的一份文件记载，在思想教育的感召下，全大队有28位准备嫁给香港人的姑娘，断绝了婚约。

正当西坑办俱乐部火火热热的时候，1962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外逃风”卷地而来。从广东到湖南，从惠阳到湛江，前后数以十万计的群众逃港。

西坑大队经受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

当年农村文艺宜传队自创的节目手稿。

每天成千上万的偷渡者从村边上经过，呼唤着西坑村的人：“走啊，走啊，快同我们到那边去过幸福生活啦！”

邻近才一里半的塘坑村，跟着跑了50多人，全村15个党员，有11个认为祖国不如香港。连党支部书记的儿子也跑了。

而西坑村呢？

“这里山头的草都踏平了。村里就是没有一个人外逃。

“事实证明，狠抓政治思想教育与不抓政治思想教育，就是不一样。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和放弃社会主义阵地，就是不一样。”

这是一份上报材料中对西坑村的评价。

中共广东省委从西坑的身上，似乎看到了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路线”、阶级教育来治理“外逃”的希望。

1962年的外逃风过去后，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号召全省学习宝安县西坑村。

1963年3月21日，中共广东省委以《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阵地》为名，把西坑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卓越典型，向广东全省推广。

广东省．号召学习宝安县西坑大队的文件

1964年，西坑村团支部书记杨谭发作为全国共青团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大会，听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眨眼间，西坑成了全县乃至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西坑村参观学习的人敲锣打鼓、络绎不绝，村外的小山上都踩出一了条小路。

人太多，广东省委和宝安县委的领导觉得，这样一天成百成千的来，光接待西坑村也受不了，倒不如走出去，组织西坑的人到全省各地去宣讲。

除了领头的钟方亮、杨谭发、杨霭祥等人外，还应该有一个能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大家的人。最好是跑过香港又回来的人。

西坑有这样的人吗？有。

有人向工作组推荐一个人：魏天粦。

这个魏天粦父母都在英国，1961年他到了香港，给资本家打过工、给老板炒过鱿鱼、露宿过街头、给资本家倒过马桶，还亲眼看见因为躲债，一对香港夫妇抱着儿女从高楼上跳下的惨剧……照他自己的话说是：“看透了资本主义的世态炎凉”。1962年，魏天粦回到西坑，党团支部热烈地欢迎他。他回来后表现不错，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人又聪明，堪当大任。

1963年6月18日，共青团广东省委把魏天粦的事情，以文件的形式发给全省学习，题为《在香港三个月的遭遇和见闻——青年魏天粦的自述》。

三、梧桐山下的“红旗”倒了

没想到数年之后，就是在接着而来的七十年代的大外逃风中，这个由多少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堡垒，梧桐山下的一面红旗，真的倒了！

“你要走了吗？陈记者——”显然，几个小时亲切的交谈后，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看见我要走到村口了，魏天粦又跑出小店来送我。

“我还有句话对你说，行吗？也许你还用得上的。”

“行啊。”我把采访本拿出来，将黄布包垫在路旁的石头上，放上本子。

“有件事不知你能不能帮上忙。”他说

“啊——你讲。”

“你知道我当年很红的啊，是吧。本来嘛，回来是相信党嘛，对不对？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他们抓起来了，说我是特务。吊啊、打啊，我是逼打成招啊。后来，就把我关到了韶关的第二监狱，判了我18年刑啊，陈记者，这样的冤枉事都有啊！被抓走时，最小的孩子才4岁，拖着我的衣衫哭。好惨啊，陈记者。”

这位年近六十，头发已经斑白的老人，当年的青年积极分子，眼里瞬间泛上来一层闪动的东西。

“为什么抓你，总得有个说法吧。”我问。

“我是找了他们讨说法，他们回答说，魏天粦同志，账就算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吧。”他叹息了一声。

“你的意思呢？”我问。

“我找你就是这件事，你们做记者的，能不能替我们这些人讨个说法，记者主持公道嘛！”

我半天没作声，说：“我理解你——天粦兄，你是想政治上有个清白。”

听到这句话，他眼圈都红了：“是的，陈记者，你说到我心槛里去了。唉！”他叹息一声。

他把我送到汽车站，准备要走了。忽然回过头来．悄悄对我说：“陈记者，还有一件事，你别弄错了”他郑重提醒我。

“还有事？”

“就是我们西坑那事啊。反偷渡典型的那事——”

“怎么啦？”我问。

他沉默了一下，放小了声音，似乎怕人听见：“那事情后来变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据说当年香港的国民党势力，有意在西坑村同共产党角力，要砍掉西坑这面红旗。

他接着说：“他妈的，后来真的给他们砍掉了！”

1973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外逃情况报告》就指出：“驻港敌特机关妄图掀起外逃高潮，实施一个梧桐山计划，拔掉西坑村红旗。”

没想到数年之后，就是在接着而来的七十年代的大外逃风中，这个由多少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堡垒，梧桐山下的一面红旗，真的倒了！

西坑的大部分青壮年都逃到了香港，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西坑二队的男劳动力全部跑光。有个自然村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无论有多少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无论“政治思想工作”的力量如何强大，最后还是无法改变人民群众对经济生活的追求。

只有改革开放，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笔者采访西坑村后最大的感触。

此后“文化大革命”中的西坑村的更惨。团支书杨谭发被斗得死去活来，这个根正苗红，三代苦出身的贫下中农，“罪行”很奇特。

“坏事就坏在他见毛主席这件事上——”2009年，当我再去西坑村座谈时，决心写村史的杨干煌告诉我。

杨谭发从北京回来后，大家都好奇，问他毛主席长的什么样子，他说：“毛主席好高啊！手指头很粗很大，每根都有香蕉那样大。”

什么？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手指比作“香蕉”？他被诬陷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被斗得死去活来，直到他死，这位社会主义阵地上赤诚的共青团员，依然背着“反对毛主席”的罪名！

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啊！

◇第四节 “爱”也拴不住的“心”◇

一、李美容揭发丈夫偷渡——妻子“大义灭亲”

一个个“大义灭亲”的英雄人物，在“阶级”理论的教育下，无情地供出、斗争了自己的丈夫、兄弟、父母……实在是叫人不敢相信的事！

小冲村的老人至今还记得那一幕：新羽被捆着双手押出村，美容像疯了似的跑出门去，痴痴地站在村口等丈夫。

原来，党和丈夫，她都是要的啊！

我在翻阅有关宝安县偷渡的历史资料时，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资料在罗列了反偷渡英雄人物，包括前后俘获偷渡人员157名、接受毛泽东授枪的民兵队长郭胜全、与偷渡分子搏斗的看林社员戴意友等人的同时，还特别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大义灭亲”。专门记录那些在反偷渡中，勇于揭发亲人的“英雄人物”。

如材料中记载，西乡xx大队检举哥哥罗为明的罗龙详（代名——作者注）；墟镇（深圳镇）xx单位检举丈夫刘东海的纪兰香（代名——作者注）；布吉乡xx生产队揭发堂弟伍大丙的伍大果（代名——作者注）……一个个“大义灭亲”的英雄人物，在“阶级”理论的教育下，无情地供出、斗争了自己的丈夫、兄弟、父母……实在是叫人不敢相信的事！

不过，大凡这样的事情，到后来亲人双方都会成为“仇人”的。阶级斗争的祸害之一，就是将好端端的亲人变成了仇人。

比如被堂兄揭发的伍大丙后来被判了刑，刑满后回到老家，两兄弟便成了死活仇人，一辈子不再说话了。检举丈夫的纪兰香后来也与丈夫离了婚。

当然，也有依然生活在一起的。比如xx公社小冲村的严新羽和李美容小夫妻（代名——作者注）。

真不知道，想到睡在身边的妻子曾经揭发过自己，严新羽那日子是怎么过的。

为了更多地了解偷渡中亲情受到的冲击，我决心详细查找关于严新羽“团伙偷渡案”的有关材料，最终找到了。

此案涉及到的有5个人，从事起，到联络、告破……几乎所有的过程，都记录在严新羽的“口供”和李美容的“揭发材料”中。

李美容是1961年嫁到小冲村的。过门时吹吹打打，一路上好不热闹。到了小冲村，新人把新娘子的盖头一揭，周围人都惊呆了。哎呀，这新羽命真好，娶来了一枝花呀！

新羽呢，身板好，劳动强，百多斤担子不当回事，村里谁都夸他；美容呢，人勤快，又长得漂亮，满村人都说，这小两口，真是配绝啦！

一天傍晚，美容把碗啊、筷啊洗了，屋里弄得熨熨帖帖了，拿了个小本子就要出门。新羽问：“你上哪儿呀？”美容回答：“开党员会。”新羽这才明不知道为什么，新羽心里并不高兴。老婆老婆，过日子就是了，当什么党员啊？那是男人的事。

那夜美容回来得也晚，新羽故意泥脚也不

洗就横躺在床上。美容推了几下，他都不动，就把他的脚拉下来，先用凉水冲了，又端了热水给他洗着。

“你对我开会有意见啊？”

新羽不作声。

“当党员也是为着大伙好嘛。”

还是不声。

“家里的事什么也不耽误还不行吗？”

新羽再也憋不住了：“你要老往外头跑——那我也会往外头跑。明天我就给二舅做工去！”

谁知，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新羽说的是真话，舅舅家早就在盖房子，要人手。第二天，他把两件衣裳往腋下一夹，上舅舅家去了。

舅舅家在山头上，房架子高。站在山上一望，远远地还能看见对面的香港。

来帮工的还有一个舅舅家的亲戚，叫李海林。晚上两人在一起睡不着，李海林指着海那边说：“看见吗？那就是香港，瞧人家那灯光，多亮啊！”

新羽神往着：“是啊，真近——”

“好地方啦，像我们干这个活，干一天，至少——”李海林把手抓了一下，“五十蒙（元）——”

新羽伸了下舌头，这是在生产队干半年的收入。他的心有点动动的了。“你怎么不去啊？”他问海林。

“去过，我去过的呀。”海林说。

“又回来啦？”

“不，没跑成功，给他们抓起来了。”

“啊，是怎么的？很难吗？”

“倒不难，主要是我水性不好，游了一半就没力气了，只好喊救命。结果边防巡逻的船就来了，命倒是救了，关了一个星期。你也想去啊？”海林问。

新羽没有做声，想起年轻漂亮的妻子，他还下不了决心。

建完房子后，新羽回去同妻子和好了，在家里又呆了半个月。想来想去，晚上睡不着。还是那件事情“挠”着，便借了辆单车，到了北头，找到李海林说：“你还去不去呀？要是你去，我也想去——”

“是锣——”海林说，“想去你早说嘛。不过，还得多邀几个人。”

“还邀人做什么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人家那边，最欢迎的是以团伙偷渡去的，去了有奖。”海林指的那边，就是香港国民党的“赈济”组织。

“那好办，”新羽说，“想去的人多呢。”

“别。不能什么人都说。要可靠，还要找会水的。下海时也可带带我。”

“行——”新羽说，“我也只会一点。我去邀岗亭去。岗亭，你认识吗？那家伙水性好。”

第二天，新羽找到岗亭问他想不想去。岗亭一听，马上同意，说：“我也正想跑呢，正愁没人。你们打算从哪儿下水？”

“最好是白花洲。我们步行就可以走到那里。”

“行啊，”岗亭说，“那儿离香港最近。”

“这就好了，”海林看见新羽领着岗亭来了，便递了一支烟说，“我们两人都不会水，你来了，这就靠你了。”

“什么？靠我？你们俩都是旱鸭子啊。那怎么行？我把你们拖着走啊？我自己还要命不？”岗亭说。

新羽一想，这话也对。两人都不会水，岗亭怎么带啊？

“不过也有办法，就是拿篮球胆套在身上，有几个篮球胆套着，什么风浪都沉不下去了，就不用人带了了”岗亭说。

“是吗？”岗亭真有办法．新羽想。

“但是买球胆要钱啊，你家有钱没？新羽。我家是穷得要锅朝天了。”岗亭说。

这事，新羽不敢跟老婆说，她是党员。就是同美容说，也是拿不出钱来的，结婚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那我们去邀拿得出钱的人”海林说。

“人是有，就是不知道她们想不想走”新羽说。

“你说谁？”

“就是林场的刘明明和李芳。她们俩刚在农场挨过斗。”

新羽说的是两个富农女儿。她俩在村中干活受歧视，就申请上林场来干活，谁知刘明明吃饭时打了偷食的狗一石头，就被说成是打贫下中农的狗，是阶级报复，林场开会，要批斗。但批斗一个不够劲啊，索性连李芳也陪上台。

两个女孩子正窝着一肚子怨气，新羽绕着弯儿一提．马上响应：“新羽哥，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只是我们两个女孩跟你走，你不泊背上包袱吗？”

“没关系，你们可以作贡献的啊？”于是把缺钱的事情说了。

刘明明和李芳听说是钱的事，马上说：“钱没问题，我们包了。”

新羽听了大喜。

“不过，得晚两个月哟，”明明说，“我家的猪仔刚下来，过两个月才长得起来。”她说的是卖了猪患就有钱。

新羽把情况同海林一说，海林说：“那好，眼下还是阴历二月，水正冷着，下水也受不了的。再过两个月，等水暖些了更好，就是要保密呵。”

“那你放心，她们两个都是我小学低班的同学，又是富农女，不会说的。”新羽拍着胸脯保证。

这头新羽折腾得欢，那头可触动一个人了，那就是新羽的妻子李美容。

新羽整天不归屋，美容心里就起了疑心。老公怎么变了？平时老实巴交，门都不出的，最近脚底像擦了油似的这里转那里转。还跑到山上的林场去了。

林场里有谁呀？她扳着指头数，男人不就三个老头吗，他不会找，还有就是……

这女人要担心起男人来，总离不了怀疑那事。加上林场的那两个女孩子也凑戏，自从新羽谈起了那件事后，心里就老放不下，成天想着来找新羽说这事。林场本来有条宽路通山下，她俩却偏偏下山要走小路，弯到新羽家门口。仰着脖子在禾场上喊：“新羽哥、新羽哥在吗——”叫得山响。

“是谁呀——”让新羽的妻子美容一声问，又给吓回树林子去了。

美容看看朝山上躲去的两个背影，心里更生怀疑，这是怎么了？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心里早有了几分醋意：别让老公给两个小妖精叼走了呀。于是吃饭跟着老公、上墟也跟着老公，老公同谁讲句话也凑过去，还常绕着弯儿要说话给老公听。

“老公啊，你知道吗？村里女孩子都说你像侦察科长呢——”她说的是电影明星于洋演的曾泰。那阵正放《英雄虎胆》。“要是解放前呀，你呀——”小容在新羽脑壳上点了一下，“你还不知道要讨几个呢。哼——”

新羽正躺在竹床上抽烟，只当是女人话，还挺舒服着．没当回事。

他，太大意了。

这天，美容又给他炒了两个菜，他喝了两杯，倒在床上就“呼呼”睡了。美容给老公盖上被，扶他翻了个身，就发现他胸兜里硬硬的像有东西：呀，是封信呢！

要是平日，美容是不会看的。可是这回不同：会不会是那两个小妖精来信啦？她便大着胆子把信从丈夫兜里拿了出来。

的确，是两个女孩给新羽的信——找不到新羽，她俩憋不住了。

开头看还没什么，都是些抱怨农场的话。看到后头，她吓坏了，“新羽哥，我俩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我们早点行动吧！”

美容是共产党员，觉悟是很高的，她很快就听到了信后面的那两个字：逃港！

一股“阶级觉悟”就在“醋意”的推导下．在仗个贫农女儿心中陡然升起！

半个小时之后，严新羽在酒梦中被人推醒，揉揉眼睛才看清是治保主任和两个执枪的民兵站在床前！

严新羽和李海林团伙偷渡案就这样告破了。两个富农女，还有岗亭都被抓了起来。

据说李美容在向大队报告的时候，还反复问过：“叫我老公不跑就行了啊。你们不会抓他的吧？”当时大队治安主任笑着答允说：“当然不抓的。就是教育教育嘛，贫农只是觉悟问题。”她才放心。

可是，大队治保主任说话不兑现，新羽还是被抓到公社去了。他这算是有组织的团伙偷渡了，要判刑的。

这，美容可万万没想到。

小冲村的老人至今还记得那一幕：新羽被捆着双手押出村，美容像疯了似的跑出门去，痴痴地站在村口等丈夫。

原来，党和丈夫，她都是要的啊！

看见新羽押过来了，美容就扑了上去，抓住丈夫不让走。两个执枪的民兵看是两口子，就也没阻拦。

新羽先是站住了，冷冷地看了妻子一眼，然后一脚就把美容踹到路边的一条小溪里：“啐——狗婆娘！”

新羽后来被判了一年刑，算是轻的，因为是三代贫农。

一年后，他从韶关刑满回来，背着一卷被盖回村庄。不想过桥，怕人多，丢脸。绕了一个圈，到离村子远点的地方，卷了裤腿下水。

他正要上岸，发现小溪的对面，正站着等他的妻子李美容。她早在候他了。

李美容望着丈夫，喉咙里硬了半天，不知是懊悔还是什么，可怜的女人，说不出话，只知道伸手去抓新羽肩上的行李。

新羽犹豫了一下，开始不肯，后来看见美容眼里的泪水都涌上来了，心也软了，手就松了。

是的，要是不回家，他又到哪儿去呢？

家是回了。但从此以后，尽管升了大队副支书的李美容如何对他温柔体贴，如何说当初不该，这一辈子都欠他的，泪水把枕头都湿透了，但新羽的心，还是像顶着块什么。

夫妻就是晚上睡在床上，也再没那个事了。

最后，两个人都感到没意思。

半年后，他们分手了。离婚是美容主动提出来的。

好些人都不明白，美容为什么要离婚呢？她感到有愧，要卸下压在心中的那付担子。

据说，后来新羽还真的跟那富农女儿刘明明结了婚。70年代的一次大逃港时，两人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跑了过去。

美容昵，在小冲村里也没呆多久，呆不下去的。说是后来也没改嫁，回了娘家了。

“大义灭亲”——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给灭了。

没有了感情的夫妻，就会像掺着水的沙和土，捏不到一块的。不过，有时候，加加外力，沙和土也能捏到一块去。王自立和罗秀姑就是该样一对。

二、美女罗秀姑轶事

男人都逃港了

“男人都往香港跑了。现在你们生产队除了干部，就剩瘸腿老四他们几个，和些十一二岁的红领巾了。你看见了的吧，都快成妇女生产队了。是不是？”

听说我在写那年头“偷渡”的事，南头的人就都问我：找没找到她呀？就是那个美女罗秀姑呀，她最有“戏”了。

为了找到罗秀姑（代名——作者注），我几乎跑遍了老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光明农场，就像有句歌唱的：“鞋底都跑透，”但一无所获。

被问的人都说，她在当年可是大名鼎鼎。后来当过大队的治保主任，回回县里省里的先进大会少不了她。但是现在“风”都变了，人家还会出来吗？

看来，这位“女明星”是找不到的了。

好在罗秀姑的事情，至今许多南头蛇口的老人都还说得上，于是只好把他们说的综合了，也算是一个交代吧。

秀姑呢长到18岁时，活脱脱已经是“西宝安一枝花”了。南头、蛇口一带小伙子们常挂在口上的话是：“谁要跟罗秀姑说上一句话，一包烟。”

她头发黑得像涂着漆，脸庞儿白里透红像喷着霞。手脚又麻利，下田插秧，人家是一只手插，她是两只手左右插，“唰唰唰——”就像插秧机，引得满田埂的小伙子眼珠“的溜溜”跟着她跑。

公社召开民兵大会啦，表彰啦，发奖状啦，小伙子们的眼光不看台上讲话的书记，专盯着台下捧着奖状笑盈盈美得像一朵花似的罗秀姑。

最好笑的是有一次，罗秀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封信，信末尾也没有落名字，没头没脑地要邀她到海边大礁石旁边见面：“晚饭后，我穿白衬衫，斜背一个写有为人民服务的黄挎包，挎包上头插一片树叶，那就是我……”

天啦！这不像电影中的特务接头吗？就差一个“暗号照旧”了。把秀姑和女友们笑得在床上打滚。

那阵闹“偷渡风”，能干点的小伙子，都跑香港了，男青年少，往往是女孩子比男孩子还主动。只有秀姑例外，那爱情信是成天三封五封地飞来，把邮递员都“热”坏了：“秀姑啊，你得给我买鞋啊，都跑破皮啦！”

那秀姑看上的是谁呢？

有人说，姑娘的心啊，是山中的鸟，眼珠子是朝外边长的。

没错，她的心里有一个他——刘建国（代名——作者注）。

其实建国也很平常。父亲死后，他在深圳火车站顶了父亲的职，由于好学习，当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南头、蛇口的人，见过的都说他很帅气。

上学时，建国和秀姑在一个班，建国还是班上的团支书，入团时建国就是她的介绍人。秀姑一直在心里头感激他，他们在一起插过田、炼过钢、上台领过奖。他还送过她一个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呢，上面写着：“让我们在毛泽东的伟大红旗下，共同前进——刘建国”。

拿到语录本的秀姑思考了半天，为什么要用“我们”呢？她想啊，想啊想不通。

赶墟的日子，卖完了菜，秀姑总会偷偷摆脱姐妹们的纠缠，跑到车站宿舍里去坐坐。给建国捎上些泥瓜呀，西红柿什么的。星期天呢，建国也会骑了单车跑到南头来看他。给她带些她爱看的报纸啦，封面是王丹凤、秦怡的电影杂志啦。可两人从来没说过其他什么。

有一次，送他到村口，建国刚说：“我走……了。”左脚就错踩在右边的踏脚上，身体没平衡，“扑通”摔了一跤、秀姑“扑味”笑出了声，拿过建国的手心一看，都摔出血了，她又心疼得不行。

她心里暗自明白，他爱上她了，而她……也爱上了他。

人家说，姑娘恋爱时，是她一生最爱笑的时光，见什么什么笑。见了花，花笑；见了树，树笑；抬头见了小鸟，小鸟也在笑……

但是，自从碰见了另一个“他”，秀姑就再也笑不起来了。

他叫王自立（代名——作者注），是与她同村长大的。

自立比她大一岁，从小就是个苦孩子。15岁的时候，父亲就在替公社出海作业时遇难了。自立还有两个妹妹，母亲经常是卧病在床。小小年纪，一家的担子，就压在自立瘦弱的肩上。

当时，他还在上中学。在学校里，他的数理化成绩是拔尖的。都说将来是块上大学的料。可父亲一死，家庭的重担就让他再也读不下去了。

“怎么也得让他上完高中，”有一次，公社李大龙（代名——作者注）书记来队里视察，听说了这个事，“生产队要给他透支交学费！照说，他父亲还是因公死的呢。”

就这样，自立靠家里每年从生产队透支，拿钱上到了高三。

可是，透支归透支，欠着生产队的钱还是要还的。年终生产队把算盘一拨，王自立一家，不但没收人，还倒欠队里几百块。别人过年吃肉，孩子穿新衣，王自立家则端着青菜碗。看着都十几岁了，依然是破衣烂衫的妹妹，他心里只有苦酸。

离毕业还有一年时，自立再也不想读了。他决定下田干活，替家里还债。

那年头，村里的青年人差不多都跑光了。站在大田边一望，插秧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女人。这时在女人堆里突然冒出一个小伙子来，那实在是太“扎眼”了。

常说，女人进了男人堆，男人都不说话；要是男人进了女人堆，“噼噼啪啪”就会像火星落进了柴堆里来议论。

“他们家是怎么啦？三嫂又病啦？”

“咋不去上学啊？”

“晒着（可惜）啦，是块读大学的料呢！”

“劝劝三嫂吧，还是让自立去上学好。”

这些话，埋头在水田里的王自立都是听到了的。

男人受到女人的关心，往往倍添力量；但如果男人受到女人的怜悯，那添的反而是痛苦。

他一声不吭，只望着水面，插啊插……眼泪儿在眶里打圈圈。

血红的太阳慢慢落向西边了，晚霞烧红了半边天。田埂小路变得灰蒙蒙的，像是迷在一股带着泥香的雾气中。

自立挽着裤腿，提着鞋子，走在收工队伍的最后面。他不想跟着大队的妇女后面走，免得听她们说这个问那个。

自立以为是自已走在最后了，其实，这个时候，准也没发现，有位姑娘比他走得更后，悄悄地跟着他。那就是罗秀姑。

“自立哥，你也回得这么晚啊？”

昏暗中，少女的声音，像银铃随着晚风敲动。

“是啊，我到溪里洗脚去了。”自立头也没回地说。

“自认哥，你一个学期要交多少学费啦？”

她怎么问这个？

不过，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自立就没有再多心了。

“三十多吧，要是不吃饭的话。”他指的是学费。

“那——以后学费我替你交啦。”

王自立惊异地张大了嘴巴：“什么？你替我交——交什么？”

“学费呀。”

“为什么？”

“不为什么呀！”秀姑笑笑说，脸上窝出了浅浅的酒窝，“你是个有出息的人，你该去上学呀。”

听着秀姑这话，自立仿佛有一股暖流流过心田。

“不行，不行，秀姑，怎么能让你受累呢？”他说着，心中却充满了感激之情。

“自立哥，只要你能看得起，能帮你是我甘心情愿的。”

甘心情愿！她——他愣住了，呆呆地看着她。男孩子一碰上这号事，总喜欢往那上面想。

平时，每当大队的小伙子们倾慕地议论起罗秀姑时，他自惭形秽，总是悄悄地躲到圈外，听都不敢听、自家穷．长得又不好看。他从不敢提“秀姑”这两个字，怕的是“站污”了美丽的她。对于他来说，秀姑就是天上的月亮，落在树上的凡间凤凰。她那么亮，那么高，高得叫人不敢接近。没想到，没想到今天她会主动找他，这是做梦吧……

“自立哥，你答应吗？”昏暗中，又传来秀姑温柔的声音。

“答应，我当然答应——”王自立感觉手脚都不知往哪放，手心都出汗了。

一股幸福之情涌上他的心头。

晚霞烧红了自立的脸，也烧红了秀姑的脸。还好，没人。田野昏暗暗的，谁也没看到。

但是他们想错了，一个有心人看到了。他检查插秧进度，走得更后。

他就是公社书记：李大龙。

双抢搞完了，照例又得抓反偷渡了。公社书记李大龙蹲点到了秀姑队上。

那天，大龙书记把工作布置完了，便喜滋滋地进了秀姑的家门。

“秀姑啊，水生说，你这段表现不错啊。”水生是秀姑队上的生产队长兼大队副支书。

大龙书记拿起桌上的茶壶，自己冲上水。书记是老熟人了。

“又要开会呀，李书记。”秀姑在编筐，也没起身，以为是来通知她开会的。

“不是，是给你带好消息来啦。”书记说，“支部正在考虑你的转正问题啦。”秀姑的党员还是“预备”的。

“真的啊——”秀姑脸上泛出了光，她太高兴了，她对入“党”是太神往了，“书记，我做得还不够，组织还应该多考验我呀——”

“会考验的。今天就要考验．给你一个任务。一个又光荣又最严肃的任务，好不好？哈哈哈——”奇怪，为什么书记交代严肃任务还大笑呢？

这是什么任务啊？

“秀姑啊，你坐过来。这任务啊．说严肃，也轻松，说轻松呢也严肃。我问你，现在咱们队里最缺什么？”

秀姑的黑眼睛闪了一下：“缺插秧机啊，还缺化肥、缺……”但这些，我也不能做啊，她想。

“嗨——”书记摆摆手，“不对。那些都缺，但最缺的是什么——知道吗？”

秀姑摇摇头。

“缺人，缺男人——”书记自己回答说

秀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书记要说什么啊？

“男人都往香港跑了、现在你们生产队除了干部，就剩瘸腿老四他们几个，和些十一二岁的红领巾了。你看见了的吧，都快成妇女生产队了。是不是？”

书记说的没错，男人都快跑光了。

“缺男人，更缺有这个的——”书记点了点自己脑袋说，“有文化的、有知识的男人。去年你们队那个会计跑了，想找个有文化的，跑遍了全大队都找不到。后来还是我到别的公社给你们借的人。是不是？真给社会主义丢脸啊！”

秀姑沉思着，书记给我说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留住人很重要啊——”书记继续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关系到千秋大业的问题。知道吗？”那阵正宣传接班人的问题。

“明白——”秀姑说，但她心里还是不明白，她在揣度书记到底想说什么。

“唉，你们队里就这么一个高中生——”书记叹了一口气，掏出烟来，“也不知留不留得住啊。”书记好像很犯愁。

“谁——”秀姑问，其实她是知道的。

“王自立啊。”

“啊——”不知怎么的，一提起这个名字，秀姑心里就“噗噗”地直跳，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但是，秀姑脸上微妙的变化，怎能逃过老练的大龙书记的眼睛。他微微一笑：“能让他跑到资本主义那边去吗——”

“能。啊，不能，啊——自立也要跑？”秀姑说话有点乱。

“不是——他可没跑。”书记笑一笑说

“啊——”秀姑心里的石头又像落了地。

“但也难说啊。他高中不快毕业了吗，现在正赶上外逃风，如果不对他加强教育，我怕他左脚出了校门，右脚也会上香港的船呢。”

秀姑心里乱乱的，不知怎的，秀姑也在为自立担心。

是的，这些年，这现象简直成了有文化的中学生的通例了，培养一个走一个。

“所以党要交给你这个任务——”

啊，说了半天，就是这个啊，她的心缓过来。这事她做得多了。

“没问题——”秀姑笑笑说，“我明白了，书记。我同自立从小在一起，关系也不错。我一定做好他的思想工作！”秀姑笑笑着，继续编她的竹筐。

“可不是啊，”书记摇摇手，笑笑说，“不是做思想工作啦。”

那是做什么啊？

“做夫妻——”

什么？秀姑的手指停住了。

“我看你们俩倒挺般配的。组织上希望你们结成队，树一个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标兵夫妻！”

罗秀姑愣了，她可从来没往这上头想的啊。

“你再考虑一下吧，”书记语气很宽松，“看自立这人行不行。婚姻自由嘛，党员也一样。组织上是看准这事了，做主当然还是你自己！”

大龙书记走了，村口的电灯亮了，天上，却一个星星都没有。

秀姑站在门口，眼前好像迷来一团团的漆黑。

“秀姑，秀姑——”是海英她们几个来了，拿着夜校课本，在叫她呢，可她听不到。

“走啊，学毛著啦——”

她这才发现自己站在门口好半天了。“啊，啊——”她应着，回屋去拿毛著，却拿了针线筐。

“你们先去吧．我还有点事——”

这真是太突然了？怎么就交给自己这么一个“任务”呢。

秀姑的心，乱了。

迷离中，似乎两个青年的影子一齐向她走来。

一个高高大大，穿着铁路工人服，挺英俊的，推着单车。另一个呢，是个还拿着书本的高中生，又矮小又瘦弱，见了人老是蔫蔫的，像一根放了几天的豆角秧，眼睛都不敢抬起来看你一下。

这怎么办啊？她从心底里问自己。她很清楚，她爱的是谁。

她怪自己刚才没向书记说清楚，她应该向书记说自己有心上人了。

但是，她怎么能这样说啊？

组织上的安排很明显，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在党需要的时候后退呢？

思啊，想啊，秀姑走到村边来了。

村边的溪水又清又凉，她用手掌捧了一把，洗了洗脸颊，让昏沉沉的大脑清醒一下。

这时秀姑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他同自立一样，没有父亲，她的父亲死得更早。还在她七岁的时候，给地主扛长工的父亲上山砍树时，给树压死了。家里穷得连床草席都没有，是母亲拿着锨，她用小手捧着土，把父亲埋了的。村子里呆不下了，母亲牵着他的手在外面流浪。脚上从来没有穿过一双鞋，身上从来没穿过一件没补丁的衣服。到解放那年，母亲还牵着她在东莞要饭。村里的人告诉母亲：“你还不回去啊，共产党来了，分田地了，你们也有一份。”她们这才回到家乡。土改了，她母女分得了一亩二分田，两间青砖瓦房。秀姑还上了小学。

她们做梦也没想到能有这样的日子。她们重新把父亲埋葬了。每年清明，母亲都要领着他去给父亲上坟。母亲总是流着泪告诉泉下的父亲：“现在你放心了，我和你秀秀都过上好日子了。”

想到这里，秀姑觉得眼圈麻麻的。她怎能忘记党的恩情？不能，不能啊。

她整晚没睡好。一早起来，她的主意定了，准备到城里去一趟。

她含着眼泪在篮里放下给建国做的一双鞋子，一件费了多少个夜晚打成的毛线衣——那是准备在答应他的那一天再送给他的。还有一叠用塑料纸包了又包的他给她写来的信。上面有她熟悉的钢笔字体：“亲爱的秀姑同志”。

摸摸那些留着墨水气味的信纸，看着她熟悉的称呼，她觉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以后，就很难看到这些了，也听不到他的单车铃响了。她这次去，要把信件全部退还给他，让他把她写给他的信也通通烧了，不要再想她了。

一辆公社的拖拉机停在路边上，司机是熟人。

“你要去哪里？秀姑。”漂亮的女孩子是很容易坐上车的。

“上城里——”她坐了上去。

她打算去铁路宿舍看了“他”之后．再去县里的中学看“他”，把钱交给“他”。然后马上回来。

为什么马上就想着回来？秀姑问自己。根本不像见了建国那样，希望与他多呆一会，再多呆一会。他呢，也同她一样，到村口了也不想上单车。

拖拉机已经停在铁路宿舍旁边了。秀姑不由心头一阵心酸。

正好是星期天，吃中饭的时候。站在草坪里，远远望见他从食堂出来了，端了一碗饭，上楼去了。

真的，真的吗？我以后再也不会来了吗？再也听不到村他的单车铃声响，再也看不到他浅浅的笑了吗？

也许就是在这一刻，她突然觉得，她爱他，她不能没有他，她离不开他！

“就在那一下，我又决定，不退了。”后来罗秀姑在“斗私批修”中“检讨”自已的“思想深处”说“我的私字上来了。小资产阶级邪念占了上风。”

改变了想法的罗秀姑猛地掉过头，朝县中学走去：她决定要去安顿好的是王自立。

王自立没想到秀姑会来看他。喜滋滋地猴抓着脑袋，傻笑着：“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学费，”秀姑从荷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这学期的。”

自立看时，都是五角一元的，还有一角的小票。拿着信封，王自立不知说什么好。

秀姑又从篮里拿出一双布鞋：“自立哥，你穿着看看，要合适，以后我再给你做。”

“好呢。”王自立连忙地把鞋套上了脚。

“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把书读好，争取考上大学，为我们村出个人才。自留地里干不完的活，我会去帮三婶的。”

“好，好。”自立一个劲地点头，他怎会想到秀姑这时的心呢？

“我要走了，自立哥——”

“你多呆会吧。”自立还不舍得她走。

站在校门口，回过头来看着痴痴送着自己的自立，秀姑心中又升起一种难受的感觉，没有了她，以后照顾自立生活的又是谁呢？她会像白己一样的关心自立吗？

“自立哥，从今以后，你要学会自己关心自己啊——”

“会的，我会的。”自立说。

“自立哥，将来一定会有一位比我更好的姑娘来照顾你——”说完这句话，秀姑一甩头，跑出了校门，几乎是“飞奔”着离开的。而自立依然傻傻地幸福着。

——

到了铁路宿舍，见到了建国她把一江河的水都倾泻了出去，那是一个少女满蓄在心中的情意……

连建国都幸福得懵了。

两人第一次表明了“爱情关系”。

几天后，女伴海英拿着鞋底喜滋滋地进门来了：“好啊，秀姑，这么大件好事还对我保密呀！”

“你说啥呀！”秀姑打着毛衣说，“鬼丫头——”

“没有，你敢说没有，你这衣服给谁打的，嗯——”

秀姑脸有些红了。建国的事情她们知道了 ?

“什么呀？”秀姑装着什么事都没有。

“你硬要等到吃喜糖了才说呀？”

“你说啥呀，什么事——”

“同自立的事啊！”

自立！秀姑愣住了。

“还瞒呢，大龙书记都说了，”海英说，“你敢说前天没去深圳中学？嗯——瞒我。”海英还在一个劲地逗笑。秀姑却感到眼前一切都在旋转、旋转……

“秀姑，秀姑——”这时门外有人叫她。

原来是队长水生哥乐呵呵地来了。怎么今天水生看她的眼神也那么亲热。

“啊，海英在呢”显然水生来是有事，海英赶忙找岔走了。

“秀姑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转正通过了。”他是大队副支书，“支部让我来通知你。五一节就给三个新党员办宣誓啦。”

这回，秀姑心里说不上高兴，只是一阵翻滚，说不出什么味。

水生又说：“还通知你一件事，咱们队的治保主任不是跑了吗？支部开会，东看西看谁都不上眼，只有你。大家都推你啦。以后，你就是我们大队的治保主任了——”

秀姑一下子简直懵了，不知该怎么说。

“水生哥，我不行，我还很不够，真的——”她但愿这一切不要来，不要来！

“你就别谦虚了吧，别人想还当不到呢。这是大龙书记和大伙要培养你啦——”

“我不行，你们别选我，真的——”她几乎是在哀求着水生了。

啊，我的建国，我的建国！

“你是怎么啦？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水生很严肃地说，“难道这还不光荣吗？”他有点生气。

不知什么时候，水生已经走了。

“秀姑，秀姑——”她听见门外雀噪般的叫声，是一班姑娘们来祝贺了，肯定是来“吵”自立的事。这事都传开了 !

秀姑坐到凳子上，感到眼前发黑……

高三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校长通知王自立说：“上办公室来一下，你们公社来人找你了”

自立去看时，笑呵呵的，是公社李大龙书记呢。

“哈哈，小秀才呀。”书记拍着他的肩膀，高兴地叫他，“快成龙了啊，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呀？”

自立没吭声，害羞地低着头。

突然，书记又问：“你知道秀姑为什么会爱上你吗？”

书记怎么问这个啊？

自立老实地摇摇头，他真还没认真想过这件事。

倒也是，秀姑是那么出众的姑娘，自己就这么个样，家里还那么穷，怎么就爱上了自己呢？当初怎么就没想一想？

“是组织的安排，知道吗？组织上希望你们俩结成一对，革命的一对。扎根农村，我们还要把你和秀姑树立成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典型，在全县宣传、学习、推广。这也是秀姑对你爱情的要求。”

“没问题，我向党保证，如果考不上大学，我一定扎根农村不跑香港。”自立坚决地说

“好！”书记高兴地说，“今后，咱们公社团委书记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这事要保密啊——”

听到书记回来传达与自命的谈话，除了听清楚“要保密”三个字外，秀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这段日子，她就像个木头人。一连串的“任务”冲她这个新上任的治保主任而来：先是被派到县里的干校学习，接下来又到公社参加学习班，后又到惠阳参观……晚上还要背了枪值勤。简直透不过气。

她想，越忙越好，越像个木头人越好！

1965年的10月l日，对于南头蛇口一带许多小伙子，是个“伤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西宝安县最漂亮的姑娘罗秀姑要出嫁了，对象是他们根本没看上的瘦瘦蔫蔫的王自立。

结婚的那天，满村充满了喜气。婚礼在秀姑原来设想同建国成亲的新屋里举行。当然首先是向毛主席像敬礼、宣誓。然后是证婚人公社书记李大龙赠送一套《毛泽东选集》，照例还要给新人赠送一段毛主席语录。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大龙书记念着。

然后是主持人宣布：“撒糖——”

海英她们一帮姑娘们出来了，端着一盘盘纸包糖，向人群中撒去。有人跳起来抓，有的在人群中抢，小孩忙着在地上拣……满场发出一阵阵笑声。

这时，有个放牛的孩子跑来告诉秀姑说，村口有一个人．老朝这边望，就是不进来，还推着单车。

“建国——”秀姑的第一反应就想到他，那是她收藏在心底的建国！

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

“建国！建国——”她像疯了一样朝村口奔去。

大伙看见新娘子突然扔下场上的人往村口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就要跟了去。

到底是做书记的有水平，李大龙向大伙摆摆手：“没事——他同学，来吃酒的，让她去接吧。”

他知道，有些情绪，是要让它发泄出去的。

书记对大家说：“大伙坐啊，乐啊，喂，海英，撒糖啊——”

“撒糖啰——”又是一把糖向空中撒去。

又是一片欢笑声起来了。

村口却很寂静，秋风洒着树上的叶子，往地上撒，顺着小沟里又冷又凉的流水无力地流……

秀姑站在空空的村口，四周空空的，没有人。

建国走了！

“建国——建国——”你为什么要走啊！秀姑的撕裂一般的喊声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看看四周没有人，她的哭声像山洪爆发出来。

故事说到这里，就要截止了。

这对夫妻后来过得怎么样，说法不一。只知道后来秀姑成了出名的“模范典型”。她带着民兵巡逻、站岗、抓偷渡……工作很出色，经常到公社、县里介绍经验。后来还升了公社党委委员。

而大龙书记呢，几乎每次总结大会，都会提起“xx公社那个罗秀姑”。也正因为这个“点”抓得好，出“接班人”出“成绩”，大龙书记也屡屡受到县里省里的表扬。

至于自立，他与秀姑结婚后，的确没有跑。在队里安心当了两年农民。什么干部也没当。开会时干部都说：“你们青年人看啦，王自立是多好的文化人啊，回乡当农民，现在人家什么干部都不是，可就是不跑，坚守田中干革命。”

大龙书记是很讲信用的，两年之后．自立便被“选”上了公社的团委书记，比秀姑还高一级，是“国家粮”编制。

直到本书成书前，我依然没有找到罗秀姑，于是放弃了再找她的念头，我想，就是找到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明星”，大概也不会再说什么了。

如果要说痛苦，她是醒着的；如果要说幸福，她也许还睡着。

唉！怎么说呢？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只要伤口不流血，都叫一辈子。

◇第五节 刑场上的鲜血◇

——老头与青年殊死血斗

一、有偷渡者被枪毙？

“那地方原来是刑场，知道吗？就是枪毙人的地方。几个小山包，推平了的。”

2005年的春节，几位朋友相约一起吃饭。觥筹交错之间，有人说起要添一套住房，问深圳的豪宅哪里的装修好又便宜。大家都推荐说xx花园好。特别的豪华气派，价格每平方米比其他花园还低了两三千元。

一位原籍宝安县的朋友却摇头：“这么豪华，还这么便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都等着他的回答。

“那地方原来是刑场，知道吗？就是枪毙人的地方。几个小山包，推平了的。”

原来如此。

真有偷渡者被枪毙吗？当年对逃港者的刑处，真有如此之重吗？

“有的，”一位熟悉情况的老公安领导告诉我，“对于被捕获的偷渡者，各个历史时期的处理不尽相同，有遣送回原籍的，有送农场劳动改造的，也有关监狱的。如果被枪毙，那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历史上有反革命罪啦、抗捕啊、杀人啊，等等。”

二、四青年密谋逃港

“要到了香港，老子拉屎都不朝这边。”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一则香港报纸的报道闯入我的视线。这是1963年5月某右翼港报上的一条消息：《深港边境羊台山昨酿血战，四名偷渡义士被擒》。

报道称：四十余名偷渡义民，皆携带武器，在边境羊台山附近与四千多名军警民兵血战，坚持数天，终于失败。其中领袖官文烈等四位义士被擒。

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引起我的怀疑。

“啊，官文烈——”老公安拉长了声音，“有的、有的。”

“真是这样吗？”

“不过，他们把事情夸大得面目全非了。那时四个博罗来的青年强行偷渡，而且砍伤了一个老民兵，于是我们调动了全县的军民围山。是的，那次去的武装加上群众，的确有四千人。事情就发生在羊台山。”老公安说。

“羊台山？在哪里？”

“这里——”老公安吐了一口烟，指着一张地图说，“就在如今的石岩、龙华和南山的交汇处附近……”

从地图的标志看，羊台山是一片人迹罕到的古森林。

“三个判了无期，一个枪毙了，被枪毙的那个就叫官文烈。”

我停了一下。照这样说，虽然不像香港报纸说的那样耸人听闻，但事情的确是存在的了。

我想知道事情的内情，便继续追问。

“官文烈是个怎样的人呢？”

“年轻，就二十岁吧，那时的布告上有照片。”他抽了一口烟说。

“我叫人去找找。”老公安又抽了一口烟，“阶级斗争被强调到过分的程度，斗啊斗啊，你死我活啊，早晚就出这种事了。”老公安这样总结说。

可惜他终于没有能找到照片。

好在当年有关枪决官文烈的布告在宝安、惠阳、东莞城乡到处张贴过。

我终于在宝安县的农村找到了一张发黄的旧布告，有配在文字旁边的照片。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那个被誉为“义士领袖”的官文烈，并非我想象的那样高大凶猛，竟是个瘦小、孱弱的小青年。

布告上的照片大概是被捕后在公安大院内照的：官文烈穿一件破旧棉袄，一根麻绳系在腰间。眯缝着无神的小眼，好像害怕强烈的阳光。

而同他一起被捕的范金波、郑良才、郑锦安，也是衣衫槛楼，同官文烈如出一辙。就是把他们拉到一群乞丐当中，你也不会分辨出他们来。

“他们就是一群可怜饥民嘛——”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看了照片后说，“就像是逼得没路走的兔子，回头来咬了人一口，于是被共和国的法律严判了。”

“官文烈——”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去了解这个已经逝去的年轻的灵魂。

40多年了，如果他活着的话，应该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吧。

普宁县高塘公社高明村是个穷地方，太平年代地里打的粮食就不够吃，“斗地主”也没斗出稻谷来，再碰上那场“苦日子”，高明村几乎家家都冒不出烟了。

有次，官文烈和郑良才、郑锦安几个小青年在山上放牛，实在饿得不行了，官文烈就说：“吊他妈，饭都吃不饱！到哪里去弄点吃的呀？”

“有啊，去不去——”郑良才凑过来说。

山下有一垄番薯地．公家地里的东西，收了也不归自己，所以番薯迟迟没人收。官文烈说：“有吃没人收，刨了再说。”

于是三个人在队里的番薯地刨番薯，一人刨了两筐藏在草丛中，又一人拿着一个番薯啃着。谁知这事让人发现了，一溜烟告到了治保主任那里。

当天晚上，斗地主的大会变成了斗“盗窃犯”、，三个小青年被五花大绑着推上台来，跪在毛主席像下“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就刨了几个红薯，也挨斗，官文烈不服气，扭了两下，要抬起头来申辩什么，治保主任便在他脖子上横“砍”了一掌。

“富农患．还顽固——”脚便蹬在官文烈的脖子上，一脚踩下去……

他家是富农，离地主不远，贫下中农踩了便踩了。

那天被斗回来，官文烈把打了叉的木牌往地下一摔，对父亲说：“爸，我再也受不了了。你让我跑吧——”

“跑哪里？”

“香港——”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做声，那意思显然是：这里哪还有路啊？跑吧。

官文烈便去邀郑良才和郑锦安，一说，都表示：“在家也是等死，跑了好，一走了之。”

“了可还没了，我心里这口气还窝着啦。”官文烈咬咬牙，“受他欺负！让他踩一脚，我走了也要先还这个账！”官文烈说的是大队治安主任。

“我也窝气”郑良才说。

“我们打他顿，出了这口恶气再跑！”官文烈说。

三人先是把去边境的路径弄清楚了，又准备了干粮和红药水，随时准备上路。

官文烈知道，这一回，打了人，就别想再回来了。临走前，他特意进里屋，看了一下奶奶。奶奶正病在床上，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我要出远门了，奶奶——”

“到哪里去？好久回啊？”奶奶担心地问。

“半年，去福建，打石头——”奶奶耳朵不好，他贴近了大声说。

“这么久啊——”

“我打了石头，赚了钱，就回来给你治病。”

“不要，不要，”奶奶摇着手，“我什么都不要，你陪着奶奶就行。我没多久了，你不要走了——”

这时，宫文烈感到一阵心痛。后来他交代说．那一刻．他也不想走了的，他知道奶奶快不行了。

这时屋外面有人吹口哨，是郑良才他们来了，他心一横，站起来就走了。

断黑时分，三人潜到了村边的一条山坳里。

山路的那头里闪出了电筒光。“来了——”郑锦安过来说。果然，治保主任打着手电筒从大队开会回来了。

“记住，良才蒙头，我和锦安下手。别打头，打腰，腿。别把人揍死了。”说完，就从地上操了一根棍子。

还没等治保主任弄清楚怎么回事，三人一拥而上，一人蒙头，两人拿绳子，将人捆了拖到树边。

治保主任主任大喊“救命——”官文烈上去就是一耳光。拿棍子在他头上敲了敲：“再喊，打死你——”

“听着，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官甲海的儿子。”官文烈对蒙着的头说，“平时受你的气受够了，今天也该你倒倒霉了。”说完棍子便雨点般的打一下去。

治保主任连喊：“饶命，饶命”

三人牢牢实实把治保主任捆在大树上。“还你一脚——”官文烈走前狠狠地在治保主任腰上踹了一脚。一挥手，三人便消失在黑暗中。

出了村口就是一座大山，上了山，三人看看后面没人追，坐在山路上，“哈哈哈——”笑开了。

这辈子，这是他们最痛决的一次笑！

笑过后，郑锦安有点担心了：“烈仔啊，打了人了，我们这辈子，看来是回不了家了？”

官文烈说：“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不回就不回，”郑良才说，“要到了香港，老子拉屎都不朝这边。”

天上露出微明．三个年轻人拿棍子撬着干粮，敞开了衣服，迎着吹来的凉风，朝西南边的宝安县方向走去。

三、四千军民夜围羊台山

老头一看我要抢，就从塑料袋里抽出把柴刀来，挥舞着，口里大概是喊：不要过来啊，要不就劈死你！

“走了大约一天的时间吧，中午十二点的样子，我们估计快到边境了，”被捕后，官文烈对审判员交代说，“不敢走大路了，就决定上山，走小路。”

“那山上没有路，到处是树，我不知道叫什么山，很高的，就上去了。上到最高顶（羊台山灯芯顶——作者注）．看见那儿有块大石头，再一看，石头上坐着一个人呢，怎么这深山凹里有人？就很警惕地问他是谁？”

坐在大石头上的人，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比官文烈高些，他叫范金波。丰顺县人，也是在家呆不下去了，也跑到边境偷渡来了。

“听他说也是来偷渡的，我们就放心了。”官文烈说，“他还答应说，他姨父在香港开工厂，过去了，个个都有得事做。还可以寄钱回来。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就给他干粮吃，给他水喝。”

四月的南粤，正是好天气。太阳暖暖地照在大石头上。四个人都有些困了，官文烈就说：“睡觉吧，到晚上再赶路。”

年轻人贪睡，四个人躺在大石头上，眨眼间就睡熟了。

猛然间，他们被一阵咆哮般的喊声叫醒。

官文烈睁开眼睛，白花花地看见离他们八九米的地方，站着个老头。老头叫戴意友。

戴意友本来是把种田的好手，但是毕竟上了年纪。开春的时候，生产队长就安排他上羊台山大队林场养蜂。

这羊台山，号称宝安县西部第一山。密林深涧，野兽出没。几个农民住在那里养蜂，就像是与世隔绝，十天半月才能下山一次。

日子过得快，转眼就到了四月，过了清明，蜂糖便打完了。

场长李茂才说：“戴叔啊，事情闲了。你都一个月没下山了，明天你回家打一转吧。”戴意友掐掐指头，真的一个月还多呢。

场长特意叮嘱说：“路上不安全，有豹子的。叫个人陪你下山吧。”

戴意友边把柴刀装进塑料袋中边说：“怕啥，有这玩意。我年轻时候还打过野猪呢。”

从林场去山下，要经过羊台山的最高峰灯芯顶。戴意友喝了两杯米酒，提了塑料袋，摇晃晃地往灯芯顶上走来。

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地照着。春风刮过来，满山的树木发出“哗——哗——”的响声。戴意友一边走，一边还掐了一把路边的野花，打算逗最小的女儿秀春。

再过去就是灯芯顶了。

他绝没想到，就在那个地方，一场灾祸正在等待着他。

刚一上灯芯顶，他就看见那个大石头上坐着四个人。那样子衣衫破烂，还放着粮包，一看就是想偷渡的。他把柴刀拿出来，向他们喊……

范金波口供整理：

“那老头在石头下，叽叽呱呱乱喊，一下往南边指，一下又指指林场。他说的那些我们不懂，不知说些什一么。只知他看出我们是偷渡的了。”

案子结束后，宝安县宣传部报道员去采访戴意友：“你是不是奋不顾身？你估计自己能对付得了他们吗？”

戴意友：“不行。当时我一琢磨，我就一个人，他们有四个，要吃亏的。便不接近他们，就站在隔他们十几米的地方喊。声音尽量大点，希望能传给远处的人，比如在山上砍柴烧石灰的啦”

报道员：“你都喊了些什么话，怎么他们都说听不懂？”

戴意友：“我说，你们是逃港的吗？那里逃不过的，有解放军的。你们回去算了，到我们林场去也可以，有饭给你们吃的，过两天就送你们回去。”

戴意友说的是龙岗当地的客家话，四个人根本没听明白，反而认为老头是要叫人来抓他们了。

范金波口供整理：

“听到老头喊，烈仔就向我们三人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别理他，快走。我们便起身，赶快走。如果我们走了就好了，那就没事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导致四个逃港青年起了杀人之心。

原来睡觉的时候，官文烈把粮包放在石头上，由于没放稳，这时滚到石头下面去了。

站在石头下的戴意友顺手就拣了粮包，抬腿往林场去——拿走你们的包，看你们还走不走得了？等把你们引到林场就有好看的。

这时，老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老头只顾夹了粮包走，却没注意大石头下还有一根三指粗的棍子。而正是这根棍子成了四个青年的武器。

官文烈口供整理：

“那老头一走我就急了，没粮包怎么过河啊？我就喊放下，放下。他硬是不放，还往林场走。地上那根棍子他没拣走，我就从地上拣起那棍子，追了上去。本来是想吓一吓他的，没打算打他。这时，范金波他们三个人也上来了。老头看见我们都围上来，有点怕了，就站住了。嘴里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说包是我的，还给我。他不听，还朝着林场那边喊。我更急了，要是林场来人了就完了。一急，就去抢那粮包，想抢了就逃。

老头一看我要抢，就从塑料袋里抽出把柴刀来，挥舞着，口里大概是喊：不要过来啊，要不就劈死你！

我没怕，心想，你拿我的包，还拿刀砍我，哪有这个理？就拿棍子打过去，打中了他的右手，刀‘挡’地掉在地上。我就扑上去抢他的刀，他手快，拾起刀就向我挥来。猛地，我感觉手指头像给蚂蚁咬了一下一样，一看，给削掉了一截了。

我本来没想打死他的，这下火就起来了，我就喊：吊他妈，打死他，打死他！又一棍，打中了他的头。”面对审讯员，官文烈一一交代了当时的情景。

“他倒下了没？”审讯员追问。

“没——他还挺着。”

在打斗中郑良才也被砍伤，戴意友趁机爬起来，跑向林场。

官文烈口供整理：

“我一看，老头跑了。一定是回去报告，就又喊：快抓住他，不能让他走！我们三个就一拥而上把老头又摔在地上，老头这时已经跑不动了，我夺过柴刀，砍向他的头……”

官文烈口供整理：

“我那时性起，人也疯了。还有，我不砍死他，他就要去报告。我们就跑不成了。反正是你死我活了。”

“我在晚上八点四十分接到宝安县公安局冯、罗两同志的电话，说有四偷渡犯杀人后畏罪潜逃，可能还没有到达边界，请求部队派出警犬支援。我迅速把情况向团首长作了汇报，首长命令立即派出引导员刘庆生、王义诗、刘家兴，携了两只警犬前往增援。

我们赶到宝安县公安局的时候，县委副书记，还有龙副局长早在那里等了。显得很焦急，说全县都动员了，但是山高林密，不好追捕，有部队，事情就好办了。当时分析，杀人犯可能走得还不远。但要防止他们进人沙河一带后，从深圳湾海上偷渡。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们正商量往哪条路上追，突然有消息传来，说沙河方面，有人在看电影回来时．发现蜂螂山上有两个人影，赶去看就不见了。

我们分析，可能是杀人犯已经进入沙河附近。

沙河离深圳湾很近了，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们游水过海。现在关键的是要把他们拦在山边上，避免他们进人沙河一带。不管怎么样，先把那两个黑影抓到。

当晚23时40分，我与公安局边防科廖科长引犬赶至沙河民兵哨卡。经了解，的确是两个人，不是四个人。为什么变成了两个？当时分析杀人犯已经分散行动。

四个民兵打着电筒指引方向，我们的警犬在前面带路，往蝗螂山上赶。林又密，路又黑，好容易赶到了发现两个黑影的地方。

警犬“嗯——嗯——”在路边嗅了几圈后，猛地就朝灌木丛中窜去，紧接着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声。

我们赶到时，发现一男一女吓得缩成一团躲在灌木丛里。他们不是那伙杀人犯，是两个从增城来偷渡的教师夫妇。

目标失去了。我们有些着急。

13日凌晨，我们与另一个搜捕组汇合了，他们报告说，杀人犯是逃不脱了，几千军民已经把羊台山一带围得水泄不通。还带来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据沙河的民兵反映，在山上发现有四个人的背影，估计就是他们。方位还在蝗螂山一带。

我们又有了追踪方向。

13日7点10分，我们搜捕到蜂螂山南的一个山坳里时．两头警犬表情异常。一阵狂吠后，都朝树丛中奔窜而去。

很快，我们听见树丛中有厮打的声音：警犬发现目标了！

我们赶过去，发现一个衣衫槛褛的青年（后来证实是郑锦安——作者注）正操木棒与警犬搏斗。我们对天鸣了两枪，命令他：“放下——”他怕了，把木棒丢在地上，然后束手就擒。

接着，草丛中又站起来一个人（后来证实是范金波——作者注）、也举起手。

我们把他们丢在地上的东西翻出来看，一袋干粮、一瓶红药水，还有四块用来当雨衣的塑料布。

这时，突然又听见警犬发出凶猛的叫声，飞也似的朝山头上窜去。

山头上猛地站起来一个瘦瘦的小青年（后来证实是官文烈——作者注），他用博罗话大声向同伙喊：良才，快跑，狗来了——

这人便扬着一根木棍，主动迎上来阻挡警犬，掩护另一个青年（后来证实是郑良才——作者注）向山下跑。

当然，这一切都是白搭。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小青年能挡得住我们？

聪明的警犬不扑拿棍的青年，却直奔逃向山下的青年。

那拿棍的还想拦犬，一个民兵跑上去，一枪托就把他打倒在地上。”

经数小时的紧张抓捕，四人均被捕。审判时四人都供认不讳。问人是谁杀的，都说是一起动手的，没有谁先谁后。

但经分开审讯，两天以后事件的前后经过就都清清楚楚了。

四、群众齐喊：杀、杀、杀——

他知道不行，哭了，流着泪，没再说。执法人员又问他还有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我想吃餐饱饭，有肉的、”他说这些年根本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死了，也要放开吃一顿！

事件结束后，宝安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学习老民兵戴意友的活动。而为了“扩大影响，起到教育群众的作用”，宝安县委要求公检法部门走群众路线，到戴意友的家乡龙华公社龙华大队去，征求当地群众对判刑的意见：看杀还是不杀。

首先请到的是戴意友的亲人，爱人、三个女儿，要他们表态。

据说早在此前，四个偷渡青年的家人都从家乡赶来了，哭哭啼啼向戴意友的亲人们求情，想让他们别说杀，保四个青年一条命。

果然，家属表态时，都没说要杀：“老头子的命保住就行了。杀不杀是政府的事。随政府吧，我们没意见。”

又问家属有什么要求，他们说，就是想让政府把那四个坏蛋押来，让他们看看是什么样子。

人，对未知是有好奇心的。

床上的老头戴意友的表态也差不多：“我又没有死，没让他们过河我就甘心了。判什么？随便吧。”很随意。

在群众大会上，群众的“表决”却完全不一样了。当大队干部问激动的群众：“大家说，杀不杀啊？”台下齐喊：“杀、杀、杀——”。

“同意杀的请举手——”大队干部接着说。

台下支支胳膊高举如林，如同罗马角斗场中对倒地者的判决！

“全体贫下中农通过，杀！”大会主持人宣布。

最后判处官义烈死刑，其他三人判无期徒刑。

当然，这也符合上头的精神。当时上头有指示，暴力对抗是必须镇压的。

大凡要被枪决的犯人，在临刑前都会被问：“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据老公安说，当时官文烈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想见一见他奶奶。

这要求当时就被否定了，没有同意。奶奶年纪太大了，又有病。这么远的路一折腾，难保路上不出意外。

他知道不行后，哭了，流着泪，没再说。执法人员又问他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我想吃餐饱饭，有肉的”他说这些年根本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死了，也要放开吃顿！

食堂真的给他端来了一斤六两米的饭，满满四个瓦钵。就这么个精瘦的小青年，竟一日气全吞了下去。

至于肉，那是没有的。那年月，就是公安局长的儿子，书包里放的也是番薯根根，也得饿肚子。当官的做百姓的，所有的人都一样。

“嘭——”几天后山冈上空发出声清脆的枪响。

官文烈年轻的生命结束了!

深圳河，依旧不舍昼夜．绕了几个圈，带着血水和泪水，平静地朝南流去……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一、“群众外逃，我们总得想个法子呀！”

那时节，“沙沙沙”，十几个青年男女一字儿排开都跪在了沙滩上，含着泪朝我哭喊：“叔啊，你抽吧！你把我们送公安局吧。让我到方书记面前去丢人吧！与其在家乡憋死，不如让你送监牢关死……”

望着旋起一轮轮涟漪的河水，宝安县县委书记方苞陷人了沉思……

1978年。粉碎四人帮的惊雷响过了，新的一页翻开了，万物复苏。深圳却依然深陷在“偷渡风”的漩涡中。

他来宝安工作了多年，担任过公安局局长、政法书记，现在又做了县委书记。但年复一年，岁岁反偷渡，为什么偷渡就是治不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宝安县委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口号，执行“三个五”政策，得到了陶铸的支持。几年后，宝安的人民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日子。谁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地而来，县委书记李富林被关进了监狱，“三个五政策”被指为“崇洋媚外”，再不许农民过河去做生意，连养几只鸡也要挨批斗。方苞自己也被红卫兵批斗、“劳动改造”。宝安县冷清了，农民又开始喝番薯糊糊．吃咸菜根根……

结果，外逃风又起来了。

他不明白上面的政策怎么总是摆来摆去，要是这样下去，宝安的老百姓能过上安定的日子？能不跑吗？

有一个保守的数字，即使是这个“保守”的数字，也令他着急——1962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2144人，1978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7456人。方苞心里知道，报上来的这个数字．还远不是实情。真正跑走的人可能还多。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作参考：宝安县有30万人，而在香港的宝安籍人呢，也近30万，哪来的呀！

深圳河边的一些村庄，男劳力全部跑光，留下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妇女。有个生产队只跑剩一个跛子。而在莲塘村附近的一个村落中，竟有一位70多岁的老妪也钻过铁丝网偷渡到香港去卖针线了。弄得他上任后的头号任务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国家职工，包括饮食店的“娘子军”们，堵截那些要跑到“资本主义阵营”里去的叛逆者。

为了“反偷渡”，县委不知道想过多少办法：1974年，县里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干部队伍，下到农村各公社、各大队去，几个干部负责一个队，一队之中，有人跑，拿队长是问；一家之中，有人跑，拿老公是问，罚谷，饿肚皮……结果呢，人还是跑，地还是荒。你有啥法子？法不治众。跑的人多了，你罚谁的谷呀？

他也想尽了办法，做思想工作。县委干部，轮流下乡，同农民一起在田里劳动，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床。苦口婆心，劝了又劝；新旧社会，比了又比。工作不可谓不细致、不深人。

当你布置“反偷渡”任务时，那些队长呀、支书呀当着你的面一个劲点头，“行！不会跑的。”“不能给社会主义丢脸，方书记你放心！”

反偷渡的晚会开得多热火！那些粤剧团、文艺小分队编的《x xx饿死香港街头》、《x xx大义灭亲》等节目何等精彩！那些年轻媳妇上台发言，要召回逃过河去的丈夫的场面，何等感人！还有夫妻上台、老幼上台表决心：“永跟共产党”、“十二级台风刮来都不走”……誓词何等坚决！你能说．是装出来骗他方苞的？不是，绝不是！

然而，最后他们都还是走了，摸着月黑风高的夜晚走了。在那一刻，他们再也记不得“党的恩情”，再也不记得干部如何同他们睡在一个床头，吃的一锅饭；再也记不得工作队是怎么苦口婆心地留他们；再也记不得他们曾经双泪横流立下的誓言！

县委的工作还不出色，做得还不好吗？

方苞最忘不了的是松岗公社东方大队的那个支部书记，他永远记着他的名字：文治祥。那是个祖孙三代的贫农啊，苦大仇深的土改、社教根子，人又老实又善良。他们队还是全县反偷渡的典型队呢！方苞还想用他来做教育全县的样板，平时同他一起开会，一起下田割禾，比亲兄弟还亲。但是就连文治祥，后来也背着他逃港，终于被公安部门抓起来了。

“你怎么也这样呢——”从广州赶回的方苞望着监牢中流着泪的文治祥，说不出有多难过，“老文啊，党白白教育了你20年啊！”

“方书记——”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竟然捂面大哭起来，“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你！”

“算了！你还策划，你还放人呢，你让我拿你怎么办嘛！”方苞生气地说。策划逃港是要判刑的呀。

文治祥心里能不清楚吗？有句话到了嗓子眼了，就是不敢向方书记说：

方书记啊方书记，咱不能睁着眼不看群众的生活哇！你说我们河这边的社会主义“风景独好”，河那边的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可别人烂了吗？没啊。人家吃什么？牛奶、面包，咱们吃什么，喝粥、吃咸菜根根。看着乡亲们受苦，我心里疼啊！

你怪我策划偷渡，那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那天夜里，十几个青年正要驾船逃跑，桨还没动呢，我领着七八个民兵赶到了。“不许动！”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亲人：侄儿、兄弟……那时节，“沙沙沙”，十几个青年男女一字儿排开都跪在了沙滩上，含着泪朝我哭喊：“叔啊，你捆吧！你把我们送公安局吧。让我到方书记面前去丢人吧！与其在家乡憋死，不如让你送监牢关死……”

我的心酸了，我的眼泪快出来了！

一边是跪在地下的自己的亲人，另一边呢，是党纪，是国法！

我是党员，我担在肩上的是党交给的反偷渡任务，党性重于泰山。但我又是他们的亲人，我是叔父，我是兄长，我更是大队支书，是他们的当家人，我有责任要让他们过上好点的生活啊！

为什么，为什么此刻党性和亲情如此水火不容？

梧桐山的山峰啊，深圳湾上的密雾啊，我分不清谁清谁白。深圳河的河水啊，南海的海水啊，我尝不出孰咸孰淡——

罢、罢、罢！让我一个人来背吧，就让我文治祥受刑受罚来偿还党的恩德吧。

“起来，起来——”文治祥对跪在地上，把手都背向背后等他捆的十几个青年扶起说。

“走吧，都跑香港去吧，跑得离我越远越好——”文治祥背着脸说，他自己也要流泪了。

十几个青年一下子愣了、等他们明白过来，便一个劲叩头：“叔啊，你大恩大德——”“叔啊，我们来世相报——”爬起来，慌慌张张抓起桨就要开船。

“慢——”文治祥说，“西堤边上设了理伏哨，你们往东走——”

到这时，文治祥已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吩咐身边的民兵：回去通知队里的老少，要走的，今晚上都走！要快——快上船！

两天后，文治祥一案被侦破，罪名：有组织偷渡。不过，一点也用不着侦破，是文治祥主动向公安投案的，他从心底里感觉自己对党犯了罪！

梧桐山上，风，依然在轻轻地吹；深圳河上，水，依然在微微荡着涟漪……它们温馨、它们真实，它们叫人清醒、给人教育……它让一个跟随共产党走了几十年的老党员，第一次能深深地思索共和国走过的脚印！

县委书记苞的头脑中在激烈地矛盾、斗争——

他想起最近《光明日报》刊发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说得多好啊！说一千道一万，实践才是第一的嘛！

过去一直说，“偷渡”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煽动”的，那为什么不但“阶级敌人”跑，贫下中农也跑，我们的党员干部也跑？不是别人煽动，是我们自己要跑嘛！是生活的差距，在拉动群众往香港跑嘛！

30年来的逃港风潮，说明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呀！

他也想早早改变这样的局面，也想早点来些实际的、能替老百姓着想的政策，让宝安县人民过上好点的生活。但是，难啊……

他记得，与他共事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周焕东曾悄悄问他：“方书记啊，现在都搞拨乱反正啦，咱们这反偷渡是不是也该拨一拨，搞点放宽……”

但是，能行吗？

谨慎的方苞看了周焕东一眼：“别乱说——”心里却在嘀咕：小周啊，我也有你的想法，但这可不是小事啊，这么大的事情，上面没说，是你我敢“反正”的吗？

正当方苞和他的助手们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时，邓小平来了，到了广州！

二、邓小平的话是什么意思？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广东省经济的王全国突然接到紧急电话：“速来南湖宾馆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临行时带好有关材料。”

中央领导同志来了，是哪位中央领导同志啊？后来他发现去的人还有王首道、焦林义、李坚真、刘田夫、吴南生等。

会议室中传出一阵阵轻微的对话声，其中一个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难道是他来了？是邓小平？王全国心中一阵阵激动。

王全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是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的，沉寂多年了。三个月前，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场足球赛中，他突然出现在看台上，引起群众一阵阵排山倒海的掌声。没想到仅仅三个月，他就来广州了，就来摸情况了。

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听到门口的脚步声便招呼道：“快进来——坐，坐。”

这是一间刚由部队交给省革委的宾馆，房间很大，显得有点空荡，摆了几张沙发。邓小平正坐在沙发上，与韦国清说话。

汇报会很快开始。

“全国、你说说——”听了其他人的汇报后，韦国清点将。

王全国谈的主要是经济，他从广东是侨乡，又毗邻港澳等有利优势，谈到在粉碎“四人帮”后，全省正加紧恢复经济，但百废待兴，问题依然不少。广州市场供应紧张．老百姓说我们“四季常青吃菜难”，“海岸线上吃鱼难”，“边防宝安一带，偷渡外流严重”。

“跑了多少人？说具体数字——”韦国清也许是在有意提醒。

“据汇报上来的数字是——”王全国翻着材料，”19万4千2百74人。”

邓小平不说话，他听着，静静地抽着烟。

“老百姓也有说法，”韦国清插话对邓小平说，“他们说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留住人。”

沉默，片刻的沉默。房间中所有的人，从邓小平到在场所有的广东省的领导，都在为这件事情焦心！

“我们加派了部队，”韦国清接着说．“也没解决问题。”

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过半刻，他又说：“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小平同志说的是什么意思？

政策有啥问题啊？哪里出错了？为什么外逃的事部队都管不了？那会交给谁来管边防呢？

邓小平两句话很快传达到宝安。方苞和县委一班人开始沿着邓小平的思路往深处想……

“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也有限。”方苞回忆说，“那时能想到的，只要能再给宝安县来个‘三个五’就好了，我们治理外逃就有办法了。”

县委搞经济的李广镇却看到些苗头：从这话看，可能政策要调整呢！

但是，新的“政策”会不会真的来呢？

新的政策没有来，一位新的省委书记倒是真来了。

他就是曾被打成“反党分子”，刚刚平反出山的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

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去宝安县。

省委书记来调查了，好啊。

方苞和李广镇等人都感到：来机会了！

三、省委书记与大队支书的一场辩论

“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不听汇报了——”习仲勋摆摆手，对围着他的一大群县委干部说，“别都围着我。你们光用耳朵哪行，得用眼睛，最主要的得用这——”他拍拍腿杆子，“同我下农村去——”

本来，宝安县委想对这位遭受过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表示一下敬意：准备第二天去“考察”南山“荔枝”的生产，第三天去“考察”沙井“蚝”的生产……

监狱的生活却告诉这位省委书记，那些“阳光”下的东西恰恰是不用看的，会看的领导要看阳光背后的东西。

“你们第一书记叫什么？对，叫方苞。行，就方苞你——领我到你们最乱的农村去看，哪儿最乱去哪儿——”

方苞琢磨：这可是来了个“石”（实）书记呀。那就领他去沙头角一带看吧。

汽车沿着边境往前行。前面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芦苇，芦苇丛中，不时传出来警犬的叫声。

习仲勋拉开窗帘，从车窗中望去，芦苇地上蹲着几个衣服褴褛、像叫花子一样的农民。

“你们又抓人啦？”习仲勋对抓人特别敏感，“停下——我要去看他们。”

三个农民被反绑着手蹲在地上，旁边两个背枪的民兵跑过来敬礼：“报告首长，偷渡的，刚刚抓到——他妈的，看你还跑！”顺势在逃港者屁股上踢了一脚。

“哎——你怎么踢人啦！”习仲勋喝道，“你们要订个制度，不准打人。”

“订了，说了好多遍了。”方苞赶紧回道。

“好多遍，好多遍就要执行嘛！”习仲勋不高兴地说，又绕着三个农民看了一圈，“把手解了——”民兵便上前给偷渡者解开。

习仲勋看见其中一个青年兜中有个纸片，就抽了出来看：“哈哈，小伙计，你还画逃港路线图呢。图画得挺利索的嘛，读过多少书啊？”

被“领导”松了绑，又被叫他“小伙计”，这青年显然胆子大了：“报告首长，初中毕业——”

习仲勋看着他厚厚的胸脯：“小伙计，你读了这么多书，身体又这么壮，留着建设家乡不好吗？怎么还要跑啊？”

“小伙计”没回答。方苞便向周焕东使了个眼色。

“书记让你说话啦——”周焕东给小伙计“打气”。

“——你是大官吧？”小伙计突然问。他听出习仲勋说的是北方话。习仲勋笑了一笑：“大又怎么样？小又怎么样？”

“官大我就说，官小我不说，没用，”他又看了一眼方苞，“我认识你，你是方书记，跟你说就没用啦——”

方苞脾气好，“嘿嘿”地笑了笑，没呵斥。

“这是省委习书记来啦！”周焕东在一旁提醒小伙子，又在他耳边加重声音，“还不大呀——”这话等于说：傻瓜，还等啥呀！

“啊，那我就说吧——”小伙子说。

“你们共产党天天开会说社会主义好，好在哪里呀？别人资本主义不好吗？逃过去的，每月都是几百几百地寄回来。共产党有钱给吗？我们村那些逃港的家属，家家都盖新房子。”

蹲在地上的另一个逃港青年兴头也来了：“我们在家不跑的，跟你们走的，倒遭了罪——替那些跑过去的交公粮、养老婆孩子！”

“你是大官，你给我们搞个政策吧。”小伙子要求说。

“政策？”习仲勋有点惊愕，“什么政策？”

“就是你放我们过去一个人，到了香港后，我们每年给政府交两百块港币。”

“真是乱弹琴——”习仲勋坐在车上摇着头，“你们这里思想很混乱啊，老方——”他显然有些不满意。

“不瞒你说，习书记。我们思想工作也做了，阶级斗争也抓了，就是没把这股歪风扭过来，”方苞说，“30年了，还这样，只能怪我们工作没做好。”

习仲勋点点头：“关键还是要抓这呀——”他指了指脑袋“要加强思想教育呀，老方。让他们同旧社会比比，旧社会吃什么？现在吃什么？新社会好了，还跑吗？一比，就清楚了嘛。”

“书记呀，可不能比呀——”在车后排插话的是周焕东，“比不过人家呀，他们说香港人天天上茶楼、吃海鲜，社会主义却天天吃番薯根根哟。”

这话很有说服力，书记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不对——”习仲勋突然想起来了，偏过头来，“那是什么？那是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嘛！”他激动地说：“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天天大鱼大肉啦，我们能去吃吗？能这样比吗？”

方苞一看不对，马上转移话题：“书记说得不错，不能那样比，还是思想教育重要。所以，我已经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现在正在办学习班呢，就在党校。已经集中三天了，习书记要不要去看看？”心细的方苞又在盘算着。

听说办了大队支书思想教育学习班，习仲勋换了语气：“这就对了嘛，那我去看看，给他们讲讲当年的艰苦生活。当年干革命，比现在艰苦得多呀，革命队伍中的人为什么不跑，为什么国民党队伍的要往共产党跑？”省委书记还是很开明的：“当然，他们有意见，也可以提，我也听，调查嘛——”

“他们的意见很右的啊，首长，”方苞似乎有点担心，“就担心冲撞了你。”

“哎——你这就说错了。共产党员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嘛，听不进反面意见的人，再英明都会犯错误——”这位当年的中央委员话来得很远。

一进“教室”，习仲勋就感觉情况有些异样：这批支书，对把他们集中“开学习班”，看来心里有意见。昏暗的灯光下，东一团、西一堆。省委书记来了，没有掌声，一些人连身子都不转过来。

这批脸庞黑红黑红，一看就知道是旧社会受过苦的人，怎么对“共产党”的感情就这么“淡”呢？

但习仲勋是做“足”了准备的。看见随来的保卫人员还带着枪，习仲勋挥挥手：“你们都出去——”

气氛轻松多了。习仲勋把凳子朝那一堆“逃港大队”的支部书记移了移，更近了。

“大家放松点，学习班很快就可以结束。明天最后一天，晚上打牙祭，吃完，就让大家早点回家。”方苞大声对大家说。

看大家都在看进来的生人，方苞便接着介绍说：“这位就是习书记，省委新来的书记。习书记来，不是来为难大家的，是来看望大家的。决不延长散会时间。大家心里有话，也可以抓住机会说。你们知道吗？习书记本人就是受过四人帮迫害，坐过牢的。”方苞特意把后面几句话加重了语气。

下面开始有点骚动。

方苞又说：“大家放心，习书记说了的，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辫子！”

“三不”下去后，下面似乎有人想说话，但半天，又冷下去了。

习仲勋只好伸下头去，问靠台最近的一位中年汉子：“你哪个大队的？你先说说，为什么反偷渡就是搞不好——”

那汉子苦笑摇摇头，反而侧转头，用广东话对旁边的人说：“呢嘢啊——好难讲啦！”

“什么？他说什么——”习仲勋着急问，他不懂广东话。

方苞解释：“他说，这话不好讲。”

习仲勋说：“有什么不好讲啊？都交代了三不嘛。”“是嫌我官还不够大？”他忽然想起在路上看到的年轻人。

但还是没反应。

“大家放松，刚才方书记说了，我也是受过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时大家讲的很多话都是虚的、假的、吹的！那是逼出来的嘛，哪能怪你们呀？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逃港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呀——”

也许是省委书记后面这番话掏了“心肝”，这时，屋角上传来个闷声闷气的声音：

“我看，不要治——”

“什么？不要治——”习仲勋有点奇怪，仰起头往后面看。

方苞也感到奇怪，怎么这样回答省委书记？学习班学来学去，倒学出个“不要反逃港”？

“不治，那人不是都跑光了吗——”习仲勋脾气好，忍下了，他尽量和气，想听听这人会说些什么。

这人约摸四五十岁年纪，一脸的“老农皱”。报纸卷着烟叶的“喇叭筒”，在黑暗中缓缓地一闪一闪。

“让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

省委书记奇怪了，怎么这样说话？但他还是忍下了，他今天倒要看看，这些“落后支书”们，脑袋里到底装着些什么“花花”。

“香港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呢？”习仲勋和蔼地问，“政策也不允许的嘛！”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老头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

省委书记显然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有点激动了。应该说，这位大队支书的话，很有“杀伤力”。

“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啊，20年党龄。”硬邦邦地顶回来一句。

习仲勋早听说宝安人不怕官，没想到会这么不怕。

“你……你什么成分？”他有点火了。

“我三代贫农，土改根子——”

“你……征购任务完成了吗？”他再问，显然想挽回主动权。

“完成啦，我年年超产——”

方苞赶忙贴在省委书记耳朵边说：“习书记，他们大队生产上是个先进呢。”

“什么先进？”省委书记再也忍不住了，“这种书记还先进？你……你叫什么名字？”

“文富祥——”屋角上传来的声音坚定而平静。

半天，再冷冷地顶了一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

呀，省委书记面前，一点不怕！

这时，这位监牢中出来的省委书记反而没有发火了。他被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所打动：英雄，真正的英雄！

文富祥把“喇叭筒”从嘴上摘下来，在脚下踩灭：“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习仲勋没再说话。这些话已经深深地打中了他。

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在沉思，在激烈斗争……

两天后，习仲勋离开宝安，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若有所思地对宝安县委的人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你们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方苞最关心的还是给经济政策的问题，希望省委书记能“开口子”。

“我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

太好了！方苞等的就是这句话。有了这句话，就可以把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政策都恢复过来，包括1962年搞的“三个五”。

20多年后，也就是200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笔者有幸在深圳迎宾馆见到了习仲勋同志，问起他为何后来去北京找华国锋、找邓小平，反复向中央要“权”，要求让广东在全国发展经济中当先行官？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决心会那样大？发展经济的要求会那样急迫？

习老的回答让人深思：“那应该同下面的反映也有关吧。我们共产党人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方苞曾经领我到边防去看过，好像还开了一个党员学习班，有个支部书记我印象很深……”

他说的那个“支书”，应该就是文富祥吧！

四、宝安县等来了“尚方宝剑”

“过去的事就别计较了吧，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在香港赚的钱，全拿来村里，人和钱都回来，还是让我们做村里人，行不行——”人总是会奔向更好的生活．当年逃港的人如今纷纷争着抢着回家。

1979年的l月，广东省委准备召开扩大会议。

根据习书记在宝安县所表明的态度，宝安县委向省委呈递了一份报告，要求省委在经济开放上给予更多的“权”。恢复和扩大“三个五”政策，以治理群众外逃问题。

“省委扩大会议一开，我就在小组上发言。要求省委放权。散会后，我又去习仲勋房间门口等答复，”方苞回忆道，“习书记很热情，他知道我在等批示。”

这样催领导，方苞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他没办法，沙井、松岗几个公社来的“情报”说，又有好几个村有群众在准备“行动”，要“跑”了。如果早点有“政策”出台，就能稳定民心。

当时习仲勋就把刘田夫、黄静波叫过来，让他们和方苞一起研究一下，尽快解决宝安县的问题。

方苞继续回忆说：“当天晚上，黄静波就来找我了。说，你们再写个报告来吧。同意你们把‘三个五’再搞起来，还可以搞大些，门再开大些。你们先代省革委起个草，我们看看，有些什么要求，都要写上。边境的形势啦、群众的呼声啦，都要写。他考虑了一下又说，不仅你们那里搞，将来珠海也会要搞的。你就通知一下麦庚安也来吧——麦庚安是当时珠海的县委书记。

1979年到深圳任市委书记的张勋甫说：“改革开放是形势一步步逼出来的。”

“他一走我就忙着打电话回县里。当时县委管经济的叶振忠患病了，准备让年轻点的李广镇接手抓经济，就通知广镇快点到广州来，说他的估计不错，省里真的答应要给新政策了。

“第二天广镇就火急雷急赶到了广州，我们两人躲在宾馆里商量了几条，由李广镇起草成文。怕不准确，又找来李富林他们62年搞的老文件看了，对照着改。并且打电话问附城公社的人，看还有哪些政策要补充。最后弄出了一个报告给省委。黄静波看了很支持，说，你们给一份给珠海，让他们参考一下，也交上来。”

1979年3月6日，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委《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的报告（13条）。

据1979年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勋甫回忆（批复下来时宝安县已经改深圳市）：

“13条”比1961年李富林他们提的“三个五”，又有了发展，政策更宽了。不仅允许边境的村庄与香港做生意，而且还扩大到允许宝安县的十四个公社都可以这样做。

如果说1961年还只允许农民经营小河鲜、草皮、稻草、吊钟花等外贸部门不经营的小项目的话，这一次的“对外开放”，扩大到只要是农民完成了上交国家的任务物资，包括猪、禽、鱼、鲜果、蔬菜……都可以拿过河去同香港人做生意了。

此外，1961年的留成比例是四六开，即所得的外汇，40%归集体（队），60%归国家，1979年的留成比例则倒了过来，成了60%归个人，40%归国家。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更多了。

宝安县实行这项‘优惠政策’的多达十四个公社、镇，就是说，在中央开办特区之前，深圳已经有了一个实行特殊对外政策的地区。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深圳一步步向‘特区’靠近了。

1979年3月6日，当文件正式下达到深圳的各基层时，整个深圳河边都沸腾了！

此后，全深圳市很快掀起了一个面向香港，抓活经济的热潮。到处种蔬菜、挖鱼塘……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鱼鲜运往香港，深圳人民的生活很快富裕起来。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农妇，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条新政策一来，姓钟的女人又要磨豆腐、又要养猪、养鸡，一个人搞不过来了，就写信给逃港的儿子说：“你们还是回来吧，两边挣的都差不多了。”结果两个儿子都从香港又回来了。一家人养了一万多只鸡，挣的比在香港打工的还多。

而记录深圳历史的档案则显示，最早进入深圳投资办厂，“试水”中国改革开放的那批人，不少便是在香港发了财的当年的逃港者。

随着港商过河，三来一补工厂也办起来了，南下打工的外省人也一天天多起来。建工厂啊，建出租房啊，地皮越来越金贵了。当年逃港的家属们写信给丈夫说：“你们要再不回来，就分不到地皮了！”

一些村十部逗乐说：“当年困难的时候，你们往外跑，现在好了，你们又跑回来要分地皮了！”

“过去的事就别计较了吧”当年逃港的人说，“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在香港赚的钱，全拿来村里，人和钱都回来，还是让我们做村里人，行不行——”

人们的眼光特别注意到离香港最近，历史上人跑得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渔农村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自从来了“13条”后，再没有一个人外逃。另一个地方是前面说过的沙头角镇。就是这个随便跨一步就可以过香港去的地方，也没有人愿跑了。几户跑过去的家庭，后也携老带幼的又回来了。

跑与不跑，边境线上的罗芳村看得最清楚。一开始，罗芳村村支书陈天乐还有点担心，13条后过境自由了，会不会有人过去就不回来了呢？

为此陈天乐准备了一个小笔记本，专门登记每日清晨去河南岸耕作、卖菜的农民的名字，看每次去的人是不是都回来了。

每当夕阳西下，暮霭开始降落到深圳河两岸的原野上时，他就会紧张地站到检查口边，等待村民从香港归来。每过来一个，就在名字上打个“√”。采访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时候，他天天都在祈祷不要发生不回来的事，不然，又会出现像1957年、1962年那样的情况，刚刚打开的门又得关上。

可是，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回“开放”是真的：政策站住脚了。几乎每位早晨过河去的农民晚上都满面堆笑，大包小袋地归来，每个名字上都是一只大红“√”。

后来，陈天乐便不再天天登记，再后来，笔记本就成了小儿子的演算草纸了……

为了保住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宝安县人民不分昼夜，继续思索着……

1979年2月，宝安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除县委成员外，还包括各公社的干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有群众提出了“特区”二字。

在讨论到各公社如何搞活经济，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时，边沿公社提出要“划分经济区域”，还有人提出蛇口“可以划为特区，专搞加工、补偿贸易”。

“好哇！”情况上报到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那里，他一拍桌子，“经济上来了，老百姓的热情上来了！”

1979年4月，当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时，满怀信心的习仲勋决心在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邓小平汇报。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和王金国等人在会上提出了让广东先行一步的问题，并要求划出一些地方来，搞特殊政策，办出口加工区。

邓小平和华国锋等对于广东的要求十分支持。

在习仲勋特意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广东省委的要求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时，邓小平对这位当年的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在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五届人大会议上，正式宜告了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

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了创办经济特区后的第一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

从此，深圳市（宝安县）变成了深圳经济特区，担负起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的历史重任！

一个宝安县的新的纪元，一个中国的新的纪元，从此开始了！

五、历史，在随时光远去

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

斗转星移。

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2010年，深圳的GDP将达到1 . 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而人均GDP更是在2008年就雄居于全国第一。

随着“深圳试验”的成功，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迅速推开，中国一转眼便今非昔比。

30年前，中国还徘徊在经济崩溃的边沿；30年后，它的外汇储备量已雄踞世界第一。

这是怎样的梦幻般的巨变啊！

宝安县的老百姓用一句话概括说：全因为有了改革开放！

而那条横亘在香港和深圳之间，曾经为了跨越它而洒下过多少鲜血的边界线，也在慢慢消融……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2005年5月，香港政府表示，香港地铁将与深圳地铁在福田口岸和罗湖口岸接通，两地陆上将直通一体。

2006年9月7日，香港政府宣布：将边境面积缩小七成。深港边境，慢慢成了一条窄窄的“走廊”。

2007年4月，香港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的香港居民希望来深圳安居买房。深圳和香港的人民逐步交融到一起了。

2007年7月1日，连接香港和深圳的西部跨海大桥接通——桥下正好是当年逃港者下水的深圳湾——两地海上直通一体。

2009年4月l日，深圳市居民被允许自由多次往返香港。

至于深圳和香港，会不会在可以看到的未来逐渐成为一“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却坚持认为，这一定是几十年后的事实。性急的理查德·佛罗里达甚至已给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香圳！

历史，打了一个圈，又回来了……

后记

历史是谁推动的？是人民。

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

20年前，我在深圳宝安县采访时， 一位曾经逃港过，后来又被村民们推选为村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深圳办经济特区吗？”我一时语塞。

是啊，邓小平为什么没选择在新疆，在黑龙江，在广西的凭祥，在吉林的延边……办特区，而单单选择在深圳呢？

可以说，长期以来，历史对这一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重大问题，记述远不是明晰的。

共产主义，曾经描绘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伟壮丽的图景，它曾承诺不仅将给社会带来平等、公正，而且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民群众带来比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20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但是，后来的进程却使人失望，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实现对民众的承诺。即使仅从经济发展上看，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也是失败的。

无论是西北的柏林墙还是东方的三八线，抑或是南方的深圳河，人民群众宁可以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也要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跑。

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最朴素的话就是：“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

这一切，对于那些一直在边境前沿与民众接触的共产党人：陶铸、习仲勋、李富林、寇庆延、方苞、吴南生……可谓洞若观火，看得清清楚楚。实践的教育使他们比之其它共产党人早一步觉悟，早一步清醒，而有可能最先脱离传统思维，在实践的引导下，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批改革者。

当年，正是为了遏止“偷渡外逃”，“解决肚子要吃饭的问题”，逼着共产党人想法子：1961年，以李富林为首的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要政策，提出了开放香港沿边十四个公社的要求；1978年，以方苞为首的宝安县委再次向广东省委提出开放沿边十四个公社和一系列的对港开放政策，得到了陶铸和习仲勋的支持，并发展为外贸出口基地。实际上，即使在办特区之前，在深圳（宝安县）也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部分开放地区。

这正是深圳经济特区最原始的胚胎。

人民群众日趋高涨的“逃港潮”一次次地冲击着“围墙”，到70年末期，要求“对港开放”已成为宝安县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内心普遍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要求的强烈推动下，1979年４月，习仲勋、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带着群众的愿望去到北京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了给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以稳定人心，发展经济，解决外逃等问题。

此时，可以说即使是邓小平本人，包括邓的改革开放战略的直接实施者谷牧等人，对于改革开放怎么搞？首先从哪里搞？认识也是有限的。正是这些来自基层的群体智慧，丰富并升华了邓小平等人思想，使邓小平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先办特区，搞一块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试验”，然后“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扩大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

历史，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路发展的，而不是其它：从群众到领袖，从被迫到自觉、从特区到全国从群众要求到理论升华……一场源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步步推开了！

没有百万人用鲜血演绎出的大逃港，历史，也许还将停留在深圳河的芦苇丛中不知多少年。

可以说，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所以我说：如果将来要给中国现代历史划段的话，显然，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在沿海的宝安县，而不在内陆！

比起东欧的柏林墙（成功越墙5043人，被捕3221人，死亡239人，受伤260人。）、朝鲜的三八线，发生在深圳河上的前后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时间更长、人数更多、规模更大、情状更惨烈。对于中国改革者的冲击和教育也更强烈、更深刻！

可以说，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中，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一段！

但是，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一段如此重要的历史却被深埋着，不能公开。

22年前，当我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远不是平日从书本看到的那么简单时，我就决计补阙它，我相信历史总会有被公开的一天！

我不声不响地干着这件事，从酝酿、收集资料、到下笔写作、完成此书，前后整整22个年头。

这本书的创作时间这样长，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最困难的是人物的采访和史料的获得。

就在三年前，有关群众外逃的历史档案还是作为“国家机密”，不对群众公开的。就是说，我即使能够得到写作材料，采访到历史见证人，甚至能够成书，在这批历史档案公开之前，也是不可能公开出版的。

22年中，强烈的使命感让我一直不愿放弃，不断地准备、琢磨……一有空隙，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旧村瓦舍、山中小径，采访那些逃港过的老农、曾经失去了亲人的妇女、青年。我也因此而有了魏天粦、欧阳东、张树木、文国祥等一批至今来往的“逃港者朋友”或者“逃港者后代朋友”。为了感受逃港的生活，我曾在深圳民政局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成逃港者，潜入笋岗桥的老收容所酷热、恶臭的监房中，听逃港者们倾诉对香港天堂的幻想和藏在心底的怨气……

当然，我有时也是“不被欢迎者”。 就在两三年前，被采访的逃港者、被纠缠的甚感为难的档案管理人员，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不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我理解他们，但我坚信，所有的历史，包括那些尘封着的档案总有一天会解密。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2007年４月，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1974年的一万二千多件档案，

有关群众逃港事件的内容亦在其中。我于是有了读到更多历史资料的机会。这也无异于给我的写作以解放！

而《大逃港》一书，也终于可以公开出版了。

感谢上帝：历史，不该沉于河底！

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本书的历史只能以文学的记录方式写出，但其中的人和历史事实，皆属真实可靠，有号可对。

本书能完成创作，还得感谢我采访过的尊敬的长辈，老师和朋友：从习仲勋、寇庆延、李富林、方苞、李馨亭到最普通的宝安县农民万冠平、周仁生、梁九生……以及有关单位：从深圳市档案馆、宝安区档案馆到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以及席军、张沫清、潘强恩等一大批热心支持和关心我的朋友（包括网上给我以鼓励的朋友），还有那137名乐意谈起他们经历的朋友。是众多勇敢地站在历史的良心一边的人们帮助，使我终于得以完成此书！

我也不能不沉痛地记起：22年中，那些为了记录历史的真相，曾经无私地反思含泪当年并提供材料的朋友，包括宝安县“反偷渡”的直接指挥者李馨亭、周水君、杨谭发……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看不到我的书的出版了。

如果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本《大逃港》能给记录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们，以一点有价值的参考，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的话，那便是我和我身后的这一大批朋友最大的心愿了！

深圳河边地下有知的魂灵，现在，你们可以安息了！

2000年８动笔于深圳锦隆花园，2009年８月写成于深圳蛇口春树里。

目次
前言
 献词
 第一章 游子还乡 1951-52
 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1953-55
 第三章 百花与毒草 1956-58
 第四章 半步桥 1958
 第五章 生于忧患 1958
 第六章 风雪北大荒 1958-60
第七章 株连 1958-60
 第八章 饿 莩 1960-61
 第九章 探监 1961
第十章 暂回人间 1961-66
第十一章 牛棚内外 1966-68
第十二章 红与黑 1968-70
第十三章 再教育 1969-70
第十四章 荒村牛鬼 1970-73
第十五章 再入虎穴 1973
第十六章 江城淹留 1974-78
第十七章 二十余年如一梦 1979-80
尾声 生者与死者

前言

 我用英文以回忆录形式撰写的自传体小说 A Single Tear ( 一滴泪 ) 于 1993 年初在纽约出版 同年六月英国版在伦敦发行 稍后 日韩 瑞典文版相继在东京 汉城 斯德哥尔摩问世 多年来 众多亲友一再敦促我为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撰写一个中文本 盛情可感 但由于种种原因 迟迟未能应命 深感歉疚。
 1986 年春 我在英国剑桥大学作客期间 应主人之嘱写了一篇自传性长文 从半步桥到剑桥 在 剑桥评论 上发表 在这篇文章里 我简略地归纳了我的坎坷平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但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难 又虚度短暂的余年 这是我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为了不辜负苦难余生 不辜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死者和生者 我至少可以把我们一家三代人在中国大陆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 沧海一泪而已 只不过我们的故事涵盖了整个新中国的历史时期 这样一部纪实作品 尽管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 不仅可为当代中国生活提供独特的见证 而且对于以悲悯情怀理解人和历史或有所裨益。
 本书英文原版问世后 英 美 和其它英语国家的媒体发表了不少评论 日 韩 瑞典 法国 哥伦比亚等国和香港 台湾的报刊也有专文评介 在中国大陆 北京的 英语世界 独家刊載了片段摘录 并发表了编者按 读书 等书刊也有所评论 中外各家评论褒贬不一。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这本是健康的文学评论的的正常情况无论是褒是贬 本书作者都受益匪浅 至于有人又祭起老祖宗 焚书坑儒的法宝 那就超出文学评论的范畴 又当别论。
 全书由我一人执笔 其中有几章是根据怡楷多年来口述整理 英文原著于 1991 年在母校 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驻访时完成 写作过程中全凭记忆 又不可能有日记之类资料可供查考 加以年堙日久 记忆日益衰退 不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 在中文版中尽力加以修正 不足之处 请予海涵 。
 2001 年于美国维州猎人森林客中

献词

 先岳母李王慈荫的一生是爱和受难的化身
 我从她的身教言教懂得了爱和受难的意蕴
 谨以这部小书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第一章 游子还乡 1951-52

 一

 1943 年 10 月 在昆明度过二十三岁的生日后不久 我搭乘美国空军运输机 前往印度 下旬 在孟买登上美国陆军运输舰 乔治 华盛顿号 取道好望角 前往美国 一艘运兵船 没有武装 没有军舰护航 冒着随时会被德国潜艇击沉的风险 在海上航行四十二天之后 终于驶入纽约港 我从甲板上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 纷纷扬扬的大雪中 自由之神岿然高耸入云 俨然是亨利帕特里克的呐喊 不自由 毋宁死 的化身。十年前 国难当头 我在扬州中学的英文课上第一次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呼号 不禁热血沸腾 在当前人类反抗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 我又听到罗斯福总统激励世界人民为争取 四大自由 而奋战 早在珍珠港事变之前我就中断了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学习 志愿为飞虎队担任译员 现在又飘洋过海为一批来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人员担任译员 我很高兴自己能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略尽棉薄 可再也没料到争取 四大自由 的斗争竟然会决定我今后的生活历程。

 这批飞行人员结业不久 战争就结束了 我辍学至今已四年 渴望重返大学继续攻读英美文学 1946 年 9 月秋季学期开学时 我成为美国印第安纳州小小的曼彻斯特学院唯一的外国学生 学校的生活几乎是清教徒式的 与军营生活大不相同 令我耳目一新 而 圣经 和莎士比亚则使我对人类的崇高理想感到无限向往 言简意赅的校训 信仰 学识 服务则成为我追求知识为祖国服务的指南 两年后 我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 校园里浓厚的学术气氛使我陶醉而芝加哥学派文学理论又为我提供了文学研究的金钥匙 前后不到三年我眼看就快从这所著名的学府获得博士学位了 1950 年秋天 我已开始写博士论文 托.艾略特的文艺批评传统 我的指导老师是杰出的罗斯克莱恩教授 我在哥特式图书馆的书库里埋头苦读 梦想着攀登学术高峰。

 但是 早在我寒窗苦读之前 便传来国共内战烽火复燃的消息 使我的心境难以平静 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大决战两年来 国内亲友不断来信 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 和大多数中国同学一样 我是在国难和内战的阴影下成长的 渴望出现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现在 一个新时代 一个崭新的社会 似乎随着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来到了 虽然我对国共斗争知之甚少 对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窍不通 我却从来没怀疑过我迟早要回国 用我的专长为一个新中国服务 不过 我还有博士论文要写 大可不必着急。

 哪里想到 1951 年新年 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 请我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鲜战事而回国的美籍教授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 我翻来覆去考虑其中得失 也和朋友们商量。有人祝贺我在新中国首都一所著名教会大学获得教职 前程似锦我放弃在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业 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 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也有人怀疑新政权是否会因为我曾在国民党政府空军工作过而找我麻烦 我认为那不合乎情理 因为我是在国共联合抗日时期志愿参加抗战的 其实我心里也没把握 可是 一别七八年 我对故土的怀念与日俱增 那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个人牵挂才要回去 我的双亲早已过世 我没有结婚也没订婚 在同胞手足中也只有一个妹妹住在上海 我也没有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可去追寻 先母饱受封建婚姻的折磨 先是神经失常 后来在我八岁那年自缢身亡 先父两耳板聋 从来没亲近过我 后来 当我远在昆明上联大一年级时 他在家乡死在日寇手里 可是 我总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我和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 虽然那是一个用贫困 悲哀 孤独 屈辱 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 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 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于是 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 回国任教 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不仅来自燕京大学 而且来自人民共和国政务院 在上海的妹妹更是欣喜不已 在台湾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却把共产党比作 洪水猛兽 但他们的迫切告诫并不能阻止我成行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两年里我受到 进步 教授和左派同学亲共思想的影响 事实上 我已成为 进步的 学生文艺团体 冬青文艺社 的积极分子 从而开始阅读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 眼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共出版的 群众与主流 杂志 在书店里到处搜罗 进步 书刊 我的行李主要是几个装满了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我订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 哪知道 曾在国际公寓同房间的美国同学比尔;伯顿和安;赖特订在 6 月 29 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婚礼，非要我当伴郎不可 我只得推迟起程了。婚礼过后 我独自游览了大峡谷 然后前往旧金山 在伯顿的一位朋友家作客。伯顿夫妇和芝大同学李政道博士一起来帮我整顿行装 政道还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写上姓名地址。

 1951 年 7 月 18 日早晨，阳光灿烂 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 照相留念之后 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 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 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 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也就一笑了之 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 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 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来前门火车站接我 她是英语界的前辈 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回国回母校任教 朝鲜战事爆发后 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 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 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 别后不过两年多 我不无好奇地看到 她的衣著起了很大变化 当年在芝大 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 显得落落大方 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 皱皱巴巴 不伦不类 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萝蕤为我雇了一辆古色古香的马车 车顶上堆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 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

 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 从车窗看出去 满目绛色的宫墙 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 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 我感到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 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 上了年纪的校车 一路颠颠簸簸 足足走了个把小时 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 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 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 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 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 引人入胜 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 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 住房尚未分配 便先在萝蕤家作客 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的女儿 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 不但能诗能文 而且弹一手好钢琴 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 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 荒原 译成中文 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 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 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 新月派 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 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任教 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 室外花木扶疏 荷香扑鼻 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 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 斯坦威 钢琴 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年纪 但又瘦又黑 经常皱着眉头 走起路来弓着背 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 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 有一天 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 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 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 ‘1984 来了’，这么快！”

 后来 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楼上层 楼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 也是个单身汉 兴华比我还小一岁 身材瘦长 面有病容 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终日手不释卷 见面后不久 他就把过去发表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 和几十年来流传的中国新诗大不一样 真是相逢恨晚 兴华从不自我标榜 秋末 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探亲访友 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 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 当时诗人年方二八 而主编在编者按里却说 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 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 我又找到一些读过 可惜 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诗了 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 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 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 他还精通意大利文 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个壁炉 初冬寒夜 我俩常在炉火前席地而坐 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产的 莲花白 酒 不论他背几首古诗 或读几首他的旧作 无不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 周末 陆校长有时来串门儿 聊聊天，打打桥牌 陆先生是芝大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 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 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 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 怎料到 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我利用上课前的几天时间忙里偷闲赶到市内去看望一些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和老师 当年朝夕过从 谈诗论文的几个同学竟都在市内工作 赵全章在北大外语系任教 诗人杜运燮在新华社搞英文翻译 散文家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编 说说唱唱 久别重逢自然不亦乐乎 他们显然心情舒畅，意气风发 让我感到欣慰 在老师中 我最惦念的是沈从文先生 我虽然没上过他的课 但从和他的交往中得到难忘的教益 一到北京就听到他遭逢不幸的传说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摸到中老胡同三十二号去看望沈公和师母 他们住的几间小平房 和当年昆明文林街上的陋室相仿佛 不过当年的陋室四季如春 而这 长安居 虽在盛夏却萧瑟如三秋 先生和师母依然谈笑自若 问长问短 言谈之中 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艾 我从未忘过他那独特的声音 如今时隔十年 重新面对着他的童颜 倾听他那平静如流水行云的声音 听他含笑说到 门可罗雀 真感到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位门生故旧遍天下的大师 难道在新中国从此就只能这样尘封土埋了吗？

二

到校后不到两周 我就上课了 萝蕤安排我教 英国文学史 和 高级作文 都是四年级的课 我从未教过书 只有十来天备课 而且没有课本可用 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 而我对 马列一窍不通 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 有 资本论 的英译本 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 幻觉与现实 还有美国 进步 作家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 文学与现实 我只得临时抱佛脚 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 用生吞活剥的 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 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 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 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 有的忙于谈恋爱 有的忙于搞 进步 政治活动 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 谈论正午的黑暗 和 1984 之类的作品 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那些 思想进步 的积极分子也找上门来 问我的个人经历 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 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 跟学生谈话要小心 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 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 也有不怎么好的 八年前我去国时 全国战祸连年 政治腐败 民不聊生 如今 人民显然安居乐业 外国租界都收回了 乞丐 妓女 大烟鬼都改造好了 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 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 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 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另一方面 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 喊同样的口号 重复同样的套话 绝对服从组织 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 周恩来总理 在中南海怀仁堂 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 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 号召全国知识分子 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 带头进行思想改造 他说在座的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 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 现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 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 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 观点 方法 才能为人民服务 总理告诫大家 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 甚至痛苦的过程 但却是势在必行的 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 思想就不断开小差 笔记也没认真记 散会出来 天色已晚 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两三个月前李政道在分手前笑着说的 洗脑袋 的前景 难道前景这么快就要成为现实吗 也许不会吧 我还心存侥幸

“十一”国庆前 全校师生每天下午集中在体育场排练编队游行准备参加全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 接受毛主席检阅 地理系侯教授精神抖擞 嗓音嘹亮 指挥若定 因为我们将有幸接受毛主席亲自从天安门城楼上检阅 我们一遍又一遍齐声练习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很反感 但是老教授们的榜样给我上了一课 十一 大庆正日 我们凌晨起床 到体育场按规定的队形排好 然后 八人一排 雄赳赳 气昂昂列队徒步几十里向市中心进发 等待在规定时刻进入天安门广场 我的两条腿和两只脚都酸痛不堪 真不知道那些老教授怎么吃得消 入场之后满眼兴奋若狂的人群 满耳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光荣 伟大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事隔多年 我才充分体会到天安门前这个狂热的群众大会的景象和这两条震耳欲聋的口号的全部意义 谢天谢地 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种游行。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 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 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 然后开始用 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 法宝 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 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大名鼎鼎的 进步教授 听了他们热烈拥护 思想改造 的高论 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 全国开展反对贪污 浪费 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 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 教书匠两袖清风 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 哪知道 掌握 辩证法 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思想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 而旧大学又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 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 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 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 的燕京大学 三反 就变成了要大反特反亲美 崇美 恐美思想 清算 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 于是 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 教授们当上了 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 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 工作组 进驻燕园 领导运动 校长靠边站 全校停课搞运动。

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 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在燕京犯下的罪行 校长办公室被查抄 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 乱七八糟堆放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 听任积极分子搜集文化侵略 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忙乱了几天 一无所获 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 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他用的是 guinea pigs (豚鼠) 如获至宝 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 还辱骂中国学生 pigs 猪 文化侵略 铁证如山 于是 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 我如坠五里雾中 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 在工作组和积极分子 帮助 下 检讨西语系的问题 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 在运动中活跃起来 进步很快 我四顾苍茫 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 反美 的歇斯底里声中 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 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 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批判 罪名是 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 本人也就是 美帝国主义分子 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 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 吴兴华也登台作了 大义凛然 的发言 却使我感到震动 兴华是陆校长最为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 又是他谈天说地 玩桥牌的忘年之交 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 怎么也没料到 这位温文尔雅 有知遇之恩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 满口批判八股 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学者面貌所欺骗 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 大义灭亲 的发言 曾几何时 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 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 不过 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之外的 陆家有一名多年相处 年近六旬的女佣 工作组也不放过 三番五次 动员教育 她站出来 控诉陆家对她的 残酷剥削 老人家被逼急了 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 差点儿闹出人命来 有人说 这也算是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 他的一大罪名是 他在不久以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 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 另一大罪名是 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 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 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蓀教授 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 尽管由于他在 北平和平解放 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当年都冒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 曾几何时又都打入了另册 无异于阶下囚 谁会料到 三反运动 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 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 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 十人团 反动小集团 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 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 讥刺时政 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 互相检举 有中文系学生揭发 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 从人到猿 从猿到 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 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磕头求饶 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不配为人师表 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 态度恶劣 对抗运动 立即 隔离反省 交代问题 后来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的家属 手里提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 十人团 两名重要成员 历史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 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 奉召火速返校 交代问题 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 经工作组 启发 之后 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 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 但是我毕竟还年青 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 我不甘心自暴自弃 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 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 我任课的英语四年级班上 三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 帮助 我 给我 送礼 这些礼物 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 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 比如 有一天 有一个女生问我 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 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 题目是分析亨利 詹姆斯的小说 鸽翼 我说我觉得 人民日报 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 十一 前一连几天 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 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 诸如 中国共产党万岁 之类的老一套 这也能算新闻吗 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 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 我一惊 一时说不上话来 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作 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也被记录在案。

这时候 我已把继母从扬州接来 搬进燕东园四十一号的两层小楼我们住楼上 机械系的张福范教授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下 男孩四岁女孩两岁 可爱极了 他也是一年前才从美国史坦福大学学成归国的 起初他对我有戒心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我俩原来是 难兄难弟 才带着孩子上楼来 在我家徒四壁的 客厅 里说笑 他富有幽默感 讲话有风趣爱和学生开玩笑 运动当中 有学生认为他的一些幽默笑话有政治问题他为自己辩护说 可是邱吉尔也有强烈的幽默感啊 这一下可糟了 学生积极分子认为他崇拜大战犯邱吉尔 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 要他专门做一次检讨 接受批判 张教授无可奈何地对我长叹一声 这些人没有一丝一毫幽默感 你拿他们怎么办 接着又说 我要能闭上嘴巴就好啦 不过宪法是否保证沉默的自由呢

西语系以 资产阶级思想 泛滥闻名 系主任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体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 她首先检讨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 继而批评自己 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 也是重学术 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 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 挖出家庭影响 西方教育 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 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 俞大授着重检讨自己 解放 前追随国民党大员 胞兄俞大维 而疏远了自己 追求进步 的丈夫 曾昭伦教授 如今痛定思痛 泣不成声 胡稼胎教授着重检讨自己醉心佛典 思想落后 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 踏进燕园以来 一直埋头做学问 不问政治 自命清高 实际上成了 资产阶级思想 的俘虏 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 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中犯过什么错误 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 也知道在劫难逃 轮到我上场那天 我也如法炮制 把自己痛骂了一番 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 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 迷恋西方文学等等 满以为可以过关 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 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 骂我的检讨 肤皮潦草 谈远不谈近 声势汹汹 如临大敌 接着 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 一手指着书的封皮 义正词严地质问我 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 腐蚀新中国青年 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 居心何在 我吓坏了 伸头仔细一看 书皮上画着一只手 指甲涂得腥红 手里举着一杯香槟 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 The Great Gatsby( 了不起的盖茨比 )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心里想 我承认我思想落后 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 那还办不到哩 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 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 忠诚老实运动 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 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 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 工作组宣布 党的政策是 自觉自愿 不追不逼 有问题就讲清楚 打消顾虑 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 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 这次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 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 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 接受盘问 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 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 最后写出一份自传 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 无可挑剔 谁料到 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约我到他府上谈话 他也住在燕东园 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 他却是独占一座 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 学校正在为他扩建 我走进他的书房 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 足见主人学识渊博 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 招呼我在书桌前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 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 你交代了本人历史的轮廓 看你年纪不大 生活经历可不简单 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 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 特别是重大的遗漏 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 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 对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 而且公然威胁 一下就把我惹毛了 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 别感情用事 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 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相信正视事实 放下包袱 向党交代一切问题 你一定可以回忆你成人后的重大经历 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比如说 你从美国回来 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 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 又是怎样回来的呢 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 但是 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 有没 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 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 你可以补充 也可以不补充 我已经说过 党的 政策是不追不逼 但是你还来得及 嗯
 坦白 我没什么好坦白的 我回国不是来搞什么 坦白交代的 翦教授 我失陪了。
冬去春来 学校终于复课 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 课程有增有减 教师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自编自写教材 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 无用 改开一门 美国进步小说 选修课 用的教材是我带回的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 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 兴华从五月起就调去 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 担任翻译工作 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 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提前调到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工作 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 一面忙于向 老大哥 学习 研究教学改革 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 萝蕤带领我们学习 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 不久 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教会大学一律停办 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 清华 北师大 人员听候统一分配 于是 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 最后人人表态 服从分配 这时候已是暑假 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 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 又可避免分配工作受到干扰 这是我初次踏上这片避暑胜地 虽然不会游泳 倒也能把几个月来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不久 萝蕤来访 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 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我被放逐了 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 我明白她的心情 当初是她让我放弃芝大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 万里来归 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 无可奈河吉凶莫测 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 当初 她满怀信心 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 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 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 她怎能不伤心欲绝 几个月来 她憔悴了许多 尽管他平日总是镇静自若 从容不迫 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 因为既是赵紫宸的爱女 又是陆志韦的乾女儿 她又何从 划清界限 长年徜佯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 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 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 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 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 此时此刻 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 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而只能强作镇静 好言宽慰 让她不要为我操心 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 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吴兴华荣任新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 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 年方三十一岁 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 其中包括朱光潜 赵萝蕤 杨周翰 李赋宁等名教授 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 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主任 执历史界的牛耳 另一方面 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 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 张东蓀未分配工作 继续接受审查 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整一下 然后去南开报到 不料又奉命继吴兴华之后参加 亚太和大 翻译工作 北京英语界前辈朱光潜 钱钟书 卞之琳 吴景荣 萧乾等人已先我而至 翻译大师杨宪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也从南京调来 为社会主义阵营的 和平攻势 效劳 直到十一月 我才离开燕园 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 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 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 新北大 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1953-1955

一

1951 年 11 月初 我和母亲分乘两部三轮车 穿过这座工商业大城市肮脏杂乱的街道 前往坐落在南郊的南开大学 离开燕园前 负责人事调动的干部告诉我南开会为我安排上好的住房 报到之后 我被分配到位于毗邻的天津大学校园内一溜新盖的平房 两间小屋 水泥地面 门牌是南临八号 我和母亲各占一间 我的卧室兼作书房 客厅 她的卧室兼作餐厅 当天老人家就在新买的小煤球炉上做起饭来了

我被分配教三门课 英国文学史 美国文学选读 中译英 教材供应成问题 我到图书馆尘封的书库里寻寻觅觅 找到十几本老掉了牙的美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导论 勉强可供英四学生人手一册 至于英三的选读课 学生有二十多人 我只得先用美国 进步作家 法斯特的小说 自由之路 因为图书馆恰好有几十本苏联翻印的书 英四的翻译课作业 我只得用从当前报刊上选来的文章 我的工作量最大 但我并无怨言 因为我是唯一年纪在四十岁以下的教授 虽然不如意的事很多 我却十分乐于满足青年学生求知的渴望 因为我也曾和他们一样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和真理 在文学史课上 我丢掉了一年前从考德威尔那里剽窃来的马克思主义装潢 集中讲授英国文学从乔叟和莎士比亚到狄更斯和萨克利的人文主义传统 标榜密尔顿和拜伦作为普罗米修斯式的为争取自由献身的战士 看到有些学生受到我的热情感染 我常感到欣慰 在讲授 自由之路 时我应用亚里斯多德学派的结构分析法 论证这本小说是一部宣传品 而不是艺术作品 但并不对它作出价值判断 可是 我引述了鲁迅的名言 所有文学都是宣传 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 从而间接地对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决定文艺作品的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 我私心希望 我的分析方法可以教给学生至少一种客观地研读文学作品的途径 引导他们进行独立思考 哪知道我已经进入新中国文艺理论的禁区了。

除了要面对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政治上的压制日常生活也是枯燥无味的 物质条件差 我倒不太计较 苦的是缺少人情的温暖 性灵的交流一群中老年同事 人人谨小慎微 唯唯诺诺 紧紧地抱成一团 在他们中间我感到格格不入 他们每人教一门已经教过多年的课 悠哉游哉 高教授 耳聋 面容枯槁 一有机会就要大唱党的赞歌 因为他根本不上课而伟大的党却准许他保留 铁饭碗 他们恪守古老的明训 明哲保身 而我既不 明哲 又不知如何“保身”。

英语教授中唯一在国外学习过的是司徒小姐 五十多岁了 还是单身 她出生在美国 父母是广东移民 国内也没什么亲人 三十多年前大学一毕业 她就怀着满腔热情 飘洋过海 来为 祖国 效力了 尽管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 她讲的汉语还是远不如她的英语 她的宿舍是一栋小小的平房 一室一厅 门口有一堵半塌的围墙 仿佛把她和周围的同胞隔开 她喝咖啡 弹钢琴 爱上市内唯一的西餐馆 对表面客气的同事们的非议懵然不觉 每逢上午一连上两三节课后 我就到她家去喝杯咖啡一架竖钢琴 像主人一样久经风霜 占了小半间屋子 有时候 应我的请求 她会为我弹一两支诸如萧邦的 序曲 之类熟悉的乐曲 我们俩用英语交谈 谈各自的生活经历 谈文学 谈音乐 谈那些跟她特别亲近的学生 可是我们从来不谈政治 因为司徒教授奇迹般地和周围发生的政治事件绝缘 她也不看报纸 虽然我和她都同样被目为 异己 她的处境可比我强 因为她超然置身事外 而我还无法超脱

第二年 情况有所好转 当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英文系的同学 诗人查良铮 和夫人周与良 芝大植物学博士 回到天津 在我的怂恿下 他们夫妇都接受了南开的聘请 分别到外语系和生物系任教 同时 李天生我在燕京教过的一个男生 也经我推荐被调来任英语助教 他们一来 我的孤独生活有了缓解 我们住的宿舍靠得很近 随时可以互相串门儿聊天为了调剂单调的生活 周末往往相聚小饮 放言无忌 良铮常领我们一道骑自行车去逛旧城的南市 欣赏与当前政治宣传无关的民间艺人表演 那是他当年上南开中学时的旧游之地。

良铮在大学时代就以写新诗闻名 回国后却停止创作 教学之余他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翻译 他的专业是英语 但也精通俄罗斯语言文学为了介绍苏联的 先进 文艺理论 他首先赶译了一部苏联出版的 文学概论 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 成为大学文艺理论课的基本教材 然后一本接一本翻译普希金的诗作。

我自己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我从芝加哥带回来的 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 作者是一位苏联的莎士比亚专家 莎剧演出在苏联如此风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接着 我翻译了巴金推荐的 白求恩大夫的故事 作者是两位加拿大人 这位国际友人舍身忘死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献身的精神令我感动不已 也鼓舞我继续为新中国效力。

生活中最头痛的事是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 每周两三个下午 规定的学习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 党报社论 党中央文件等等 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 仿佛我们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 接着进行讨论 人人都得发言 暴露思想 联系实际 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错误 提高觉悟 沉默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 不久我就发现 你永远是错的 党永远是正确的 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 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 听上去都很真挚 小组长认真记录 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

除此之外 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 马列主义夜大学 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每周两次从北京来 朗读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的笔记 一字一句 照本宣科 我们得做笔记 因为期终还有考试大多数人忙于记笔记 也有些人显得无聊 不停地抽烟 或是干脆打磕睡我从不记笔记 烟又薰得我无法入睡 有一次 我随便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能的侮辱 装模作样记笔记还不如打磕睡 有人听了一笑了之 有人闷声不响 也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说我思想落后我越来越公开地对缺少思想言论自由表示不满 只有良铮和天生与我有同感 我发觉有些教师跟我越来越疏远了 他们的冷淡我并不太在乎 让我忧心的是他们在权势面前卑恭屈膝对学生的影响 初生之犊不畏虎 我冒冒失失对系领导成员提了意见 不知道老虎是从来不怕初生之犊的。

1954 年春的一天下午 我又按时到系里去参加政治学习 以为无非是老一套的听文件 加上轮流发言 我并不晚 可没想到长会议桌两边已坐得满满的 二十来名英 俄语老师全到了 会议室却鸦雀无声 长桌一端 系主任李教授坐在他专用的藤椅上 身后墙上高挂着无所不在的毛主席标准像 李主任身材矮小 头发花白 小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加冷漠 我在长桌另一端唯一的空椅上坐下 恰好和他正对面 我才坐下 他就宣布开会 会议的议程是 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来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错误 受到突然袭击 我成了一头走投无路的 初生牛犊 若是我有一点牛劲 我或许会挺身而起;退出会场 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实际上我无能为力 只有呆呆地瘫在椅子上接受“帮助”。

杨教授带头 帮助 我 他是英语教研室主任 五十来岁 瘦削的面孔 光秃秃的脑袋 他平常说话斯文 颇有长者风度 此刻却一反常态一开口就大喊大叫 巫宁坤先生是以爱国知识分子闻名的 因为他不到三年前从美国回来 但是 他的言论和行动证明他名不副实 所有爱国知识分子无不热切希望进行思想改造 而他却说思想改造是 洗脑 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帝国主义捏造的反动谰言 他认为政治学习是 对教授们智能的侮辱 他讥笑集体朗读 人民日报 社论和其它党的文件只适用于目不识丁的大兵 他讽刺教师马列主义夜大学是一场 闹剧他夸口说自己从

不记笔记 又嘲笑记笔记的同志是 装模作样他亲口对我说 装模作样不

如打瞌睡 他经常埋怨他所谓的 缺乏言论自由 我倒想知道他要什么样

的言论自由 高教授由于耳聋不能授课 党却准许他保留教授待遇 他表

示对党由衷的感激 党的关怀备至和高教授的感恩戴德使我们大家都深受感动 而巫某却在背后诽谤他是 一个用灵魂换取铁饭碗的马屁精 他的政治观点和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大不一样 这不是很明白吗 我不给他戴任何政治帽子 不过他确实影响很坏 不仅在外语系而且在全校

我感到很恼火 这位仁兄 我对他英国文学方面的素养很赞赏在和我交谈中他也经常表示认同我的政治观点 现在却摇身一变 干落井下石的勾当 有人对我说过 他有怨气 因为我失言挑剔过他翻译的文稿 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一位堂堂的教授 为了一点琐碎的个人恩怨 竟会下流到不惜以他本人根本不信的共产政治的名义大泄私愤 其它同事接着发言揭出一些我这没遮拦的嘴巴随便说过的话作为罪证 四十来岁 开始秃顶的李秘书是李 杨二教授的门生 他首先批判我对他的两位恩师有失尊敬，接着愤怒谴责我对斯大林大逆不道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阵营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以后 南开大学全体师生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 整队前往苏联总领事馆 哀悼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 只有巫宁坤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 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 连我在教学方面取得的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 损害同仁 有人说我 狂妄自大目中无人 也有人说我 个人英雄主义 只有司徒 良铮 和天生没有参加大合唱 我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

最后 系主任做总结 他指出 我的思想受到美帝教育的毒害而我又不愿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接受思想改造 他希望我虚心接受同志们的善意批评 悬崖勒马 我不知道那些批评有多少出于善意 因为以后那些先生们就更加和我疏远了 连司徒教授也不再请我喝咖啡了 我也没去猜测悬崖那边是什么 我对那些先生们落井下石感到气愤 我更气愤的是我本人在与他们交往中那么天真幼稚 良铮和天生非常同情我 也提醒我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

二

尽管我在南开的生活很不称心 我和学生的交往还是很开心的 下课以后 学生往往三三两两到家里来 谈谈学习中的心得和问题 或者天南地北地聊天 在课堂上 我只顾讲课和写黑板 我眼中看到的只是大同小异的男女学生 他们在我小屋子里和我面对面交谈时 我可以从容地察看各人的面貌和特点 和他们交朋友 第一个冬天的一个下午 三年级班上一个名叫李怡楷的女生和两个同班男生来串门儿 男生叫她 假小子还说其实她也可以算作一名男生 他们三人都放声笑了 我仿佛第一次见到怡楷 她面如满月 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 莫名其妙地 这次来访在我生活里打开了新的一页 客人一走 我就决意进一步认识这个 “假小子”。

那周星期六的晚上 我搭乘公车到市内去 按她留下的住址找到了她家 一座西式的三层小楼 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光临惊动了全家 怡楷羞得两颊通红 先把我介绍给她母亲 又逐一介绍给她四个哥哥和三姐 大姐早已出嫁 住在附近 二姐在外地工作 全家人显然对这位老师自动来访感到高兴 我们全都给逗笑了 当她的一个小侄子飞奔上楼 一路用最大的嗓门喊着 老姑的老师来啦 穿着一件好滑稽的长大衣 真叫滑稽啊

我的样子确实滑稽 身上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大衣 那是我在旧金山上船回国前夕从旧货店里买的 可是怡楷和她家里人似乎全不介意 我渐渐成了她家的常客 享受一个与 社会主义大家庭 迥然不同的传统大家

庭的温暖 怡楷四岁丧父 他在世时 自己开几家工厂 用来抵制日本的

经济侵略 由于过分劳累 患高血压和心脏病 久治不愈 终于在盛年去

世 他死后 留下八个未成年的孩子 由遗孀一人抚养 怡楷的寡母茹苦

含辛 不但把八个子女拉扯大了 而且还让他们不分男女全都受了良好教育 看着她老人家靠一双小脚 颤巍巍地在家里走来走去 不声不响地忙着干家务活 我不禁对这位没上过学 弱不禁风的老人家的道德勇气肃然起敬 我幼年丧母 真羡慕怡楷有这样一位母亲用无私忘我的慈爱孕育八个子女 没有高深哲理或宗教信仰的支持 她本能地懂得区分善与恶 对不幸的和受害的人表现出天生的悲悯 在我眼中 她是传统的 贤妻良母的典范，伟大母爱的化身。

怡楷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 从小在慈母和七个哥哥姐姐的庇荫之下

成长 家里不算富有 但衣食住行还不成问题 她知足常乐 她以为日子

过得好 不受穷 不恐惧 是理所当然的 像个 假小子 般的活跃 她

自行车骑得飞快 是女排的健将 冬天爱溜冰 是她教会我骑车 后来我

俩就能一道骑车出游了 我从来不会打排球 也不会溜冰 她好像也不介

意 虽然比我小十一岁 她从来没感到两人之间有 代差 春天一到 我

俩就开始约会了 她的品味很简单 她厌恶虚荣和铺张浪费 我俩常骑车

上公园 在小湖上划船 或者上小馆子或点心铺吃点东西 她那天生的朴

实和天真无邪涤荡了那毒化我心灵的怨愤 和她在一起时 我就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

怡楷进入我的生命时 我正在一个险恶的海上漂流 又寂寞又苦闷。她是在十五岁上中学时皈依天主教的 1949 年以后 虽然宪法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 大学生上教堂仍然受到当局的白眼 她继续不声不响地上教堂望弥撒 她从不宣扬她的信仰 从不和人争论 我深为这个姑娘性格的坚

强所感动 不知不觉之间 我好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这一家人是以深

厚而含蓄的爱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她母亲和哥哥姐姐以为怡楷和我会在

她大学毕业后结婚 怡楷和我的想法也一样 我俩谈话中从来没提到过什么求婚 订婚 更别提什么戒指和婚礼了 我俩直截了当地决定 学校一放假 第二天 1954 年 7 月 8 日 就结婚。

由于我不是教友 我俩的婚姻获得天津主教的宽免 但并未举行教会的婚配圣事礼仪 八日一早 我俩骑车先去她喜爱的一座小教堂 怡楷

跪着祈祷的时候 我坐在她身后一个座位上 然后去天津西开大教堂; 请

本堂刘神甫主持宗教仪式 随后在一个家庭食堂与我母亲和新岳母一起吃

午饭 就算我俩的 婚宴 饭后 回到怡楷家接受亲人的祝贺 当天傍晚

乘火车前往青岛度蜜月 我俩从来没为前途如何操过心 到了景色如画的青岛 我俩满心欢乐 喜形于色 引得在下榻的新新饭店和海滨浴场碰见的青年人羡慕 有一次 一个青年男子在街上拦住我俩 满面笑容地说：“我注意到你们俩来来回回 我想你们可能是外地来的 可能是北京 可能是度蜜月吧。”我俩笑了出来 你怎么知道的 我问他 他显然很高

兴他猜对了 噢 你们看起来不一样 多潇洒 多有风度 多快乐 我

们三人都笑得很欢 从青岛 我俩又乘火车去上海 又去了与 天堂 媲

美的苏州和杭州 匆匆忙忙 浮光掠影 总以为 来日方长 后会有 期哩 谁会想到这样的赏心乐事就一去不复返了。

回到南开 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新婚的话 却板起阴沉沉的面孔宣布怡楷在毕业分配期间私自离校 不予分配工作 度蜜月还要请假 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 但他们再一次让我尝尝他们的厉害 有什么大不了的怡楷不工作也饿不死 她呆在家里 正好多读一些西方文学作品 这吓不倒我 怡楷也恬静自若。

我们搬进了南开校园内的一栋小平房 两间半小屋子 母亲和我俩各占一间 两室之间的小堂屋放上一张怡楷从家里拉来的大沙发 就权作客厅 半小间就当餐厅兼储藏室 我右边的邻居是西洋史专家雷海宗 当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听过他的课 这次院系调整也是从北京受排挤被

调来南开的 雷教授学识渊博 对国际国内大事很有见地 在历史系教师

中也落落寡合。

我们靠我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 母亲帮我们管家 省吃俭用怡楷好像从来不需要买什么 无班可上 她就勤上教堂 把大部分时间用

来阅读西方文学经典著作 有英文的 也有中文译著 她最喜欢雨果的 悲

惨世界 和莎士比亚的 哈姆雷特 一天工作下来 我和她谈论她白天看

过的书 乐在其中 我会为她朗诵哈姆雷特那些惊天动地的独白 特别是

啊 但愿这太太结实的肉体融了 解了 化成了一片露水 但愿永恒的

天主并没有规定严禁自杀的戒律 她也会为我朗诵莪菲丽亚为哈姆雷特精神狂乱发出令人心碎的哀吟 有时我俩轮流读 悲惨世界 的片段 我们买不起收音机 也买不起好照相机 我就用从美国带回来的柯达勃朗尼儿童像机给怡楷拍照 她大姐送给我们一台古老的电唱机 可是我们没有余

钱买唱片 于是我把一套从美国带回来的英文版 资本论 卖给市图书馆

得了五十元 我去市内小白楼专卖旧洋货的摊子上 搜罗到一套贝多芬的

田园交响乐 和一套巴哈的 勃兰登堡协奏曲 这些旧唱片 我们视若

珍宝 百听不厌 在一个波涛凶险的大海上 两位大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

美丽和谐的宝岛 我教给他玩金罗美牌戏 她总是赢我 我们没有任何奢

望 只想过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三

1955 年 1 月 党的文艺界喉舌 文艺报 发表了文艺理论家 老党员胡风写给党中央的十万言书 抗议文艺界领导 插进作家脑袋的五把刀子 马克思主义 民粹主义 政治 思想改造 党八股 人们以为文艺界将就此开展一场关于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性讨论 纷纷表示欢迎 不料

时隔不久 全国就展开对胡风的批判 从文艺观点反动到政治上反党 从

历史到目前 无一是处 毛泽东以 伟大领袖 之尊 竟又亲自出马 根

据查抄来的胡风写给友人的书信 罗织成案 把胡风打成一个隐藏在党内的 反革命集团 的头目 北京 上海等各大城市文艺界都举行声讨胡风的大会 各种报刊连篇累牍登载揭发 批判 声讨的文字 胡风本人锒铛入狱 受株连的 胡风分子 遍及全国 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虽屡见不鲜在 解放 后的新中国竟然会以革命的名义对作家进行如此肆无忌惮的迫害 真是匪夷所思 眼看到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 其中不乏胡风的老朋友

也众口一词参与声讨 特别使我感到愕然 因为我一向把作家和艺术家看作民族的良心 显然 新中国的 新生事物 需要学习的还多着哩。

春去夏来 对 胡风反革命集团 的斗争升级 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大街小巷和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红布横幅 宣告 坚决 澈底 完全 乾净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9 月1 日南大开学 校长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停课搞 肃反运动 号召全体师生员工人人积极参加运动 揭发检举 我明白 身为 落后分子我政治上低人一等 是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的 但我毕竟不是 反革命也没有 暗藏 啊 他们总不会因为我说话不中听就诬陷我吧 何况 我是四年前才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为新中国服务的。

我又错了。全校动员大会后 文学院立即召开全体教职员一百多人参加的大会 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我不仅是南大的头号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而且是一个 反革命集团 的头目 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 和德语讲师周基堃琨 他命令我坐到屋子中间 陷入一圈圈与会者的重围 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 大喊大叫 拍桌子 声势汹汹 把一位曾任溥仪皇帝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 被人抬走 我心想俞先生若是坐在我的位子上 不定会出甚么事儿哩 开场的狂吠过后 开始盘问我的历史 我据实作答 我发觉他们是备了课的 提出的问题按时间顺序 而且目的在于显示我的政治关系一贯是反动的。
“1938 年夏天你在武汉干甚么？”历史系一名男讲师带头问道。
“我是流亡学生，要找饭吃，也想为抗战出点力，就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
“甚么训练？”
“军队政工。”
“特务？”
“不是吧。”
“你狡猾，很狡猾。你那时候就当上特务了。”
“我没有。”
“你在这儿是要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的一名党员同事插了进来。“战干团团长是谁？”
“蒋介石。”
“你瞧！你在那时候就已经和头号战犯挂上钩了。还有哪些头目。”
“陈诚是副团长。”
“你瞧！又是个大战犯！还有呢？”
我又说出一些国民党军政领导人的名字。
“个个都是战犯，”另一人插话。“你和他们志同道合啊！还有谁？”
“周恩来。”
“你胡说！”他跳了起来。“你公然污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在你是现行反革命！”
 全场大哗。

 对不起 喧哗过后我平静地说 周总理当时担任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 他每隔一周来讲一次国际形势 他身穿军服

挂的是中将领章 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

 你住嘴 主持会议的党员打断了我的话 没人要你讲这些废话

你放老实点儿 这不是你讲课的地方 你在这儿是要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越快越好 下午来必须端正态度 交代问题 走吧

 我走回家去 路很近 但走着觉得很远 心里想的祗是 妻子怀孕 老母有糖尿病 她们受得了吗 推开家门 我有气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 哑口无言

 怎么啦 怡楷和母亲同时紧张地问道

 没甚么 又搞到我头上了 我嗄哑地咕哝道

 给他倒杯茶 怡楷 母亲的声音发抖

 怡楷还没来得及走 四个不速之客 三男一女 破门而入 他们声

势汹汹 自称是公安人员 还亮出一张 搜查证 男的我没见过; 女的

是中文系助教 两个男的教我站起来 上上下下搜身 女的先给怡楷搜身

又搜了我母亲 我感到莫名其妙 满腔怒火 他们随即搜查起我的家 翻

箱倒柜 东西扔得满地 后来一个男的问我 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

没有 甚么也没有 祗有一枝笔 我脱口而出答道 脑子里突然冒出拿

破仑说的笔比剑厉害的话。

 另一个男的又追问 你的发报机在哪儿 藏在哪儿 嘿 这不可能是真的 我心里想 难道他们居然怀疑我是暗藏的特务 我连收音机也没有 买不起 很抱歉 他们没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 显然感到失望 临走就把我的信件 地址本 笔记本 文稿等等带走了 不速之客走后 我先看看满地狼藉的衣物 再抬头看看怡楷 要是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抄走就更好了 我说 免得你收拾了 他们想抄家尽管来 可是他们有甚么权利对你和母亲搜身 简直荒谬绝伦！”
“你说的是甚么权利 你真是书生气十足 教授先生 你不是生活在美国 而是在共产党的中国 怡楷笑着说 把手伸了过来 但愿你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我知道她的心情一定很沉重 特别因为几个月后她就要生我俩的头一个孩子了 我怎能教她安心呢 眼下我都不能保护她不受粗暴公安人员的侮辱 我为甚么那么不识时务 说话没遮拦呢 除了侮辱与伤害 我得到了甚么 我不懂谨小慎微 悔之晚矣 我也感到害怕 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十分赞赏的林肯总统的名言 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 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 怡楷打断了我的思绪 让我吃点儿东西 而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 我该去开会接受审问 批斗了

 在去会议室的路上 遇见历史系的谢教授 他是个五十来岁 胖呼呼的小老头子 平日见人笑咪咪的 人称 欢喜佛 我冲他淡淡地一笑他却扭过头去 加快了步子 我走进会场时 包围圈快坐满了 我坐到圈子中央 主持会议的党员立即宣布开会

 巫宁坤在上午会议上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 他声色俱厉地说 他毫无悔过的表示 他没有坦白交代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罪行 反而向认真帮助他反省的革命同志猖狂反扑 我警告你 巫宁坤 你已经陷入革命群众的重围 看看你在会场的位置就明白了 你唯一的出路是向人民投降我们党和政府对待犯罪分子的政策一贯是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必须由巫宁坤本人决定 不要坐失时机 现在 请革命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巫宁坤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谢教授 他怒气冲冲 脸红脖子粗 一点也不

像欢喜佛 倒像横眉怒目的金刚 巫宁坤 你今天上午的表现是极其恶劣

的 令人无法容忍 你没有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反而胆敢取笑革

命同志 这是猖狂的抗拒运动 进一步向党进攻 我告诉你 你是这次运

动的头号靶子 南开的头号反革命分子 你那些众所周知的罪行 你反对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反革命言论 足以给你定罪 我们伟大的党 为了挽救

每一个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 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悔罪自新的机会 刚才我

看见你晃晃悠悠从家里走过来 没有一丝一毫悔罪的神情 而且 你竟然

还满面笑容 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儿 你还有羞耻心没有 我问你

你刚才在路上为什么对我笑 可能你希望我同情你 也许你要我在这儿保持沉默 没门儿 你和我一起喝过茶 谈论过历史问题 但那是在我认识你的真面目以前 现在我和你划清界限 我也要求所有革命同志都这样做。”

 主持会议的党员表扬了谢教授的发言 其他 革命同志 相继效尤有大声谩骂的 有声色俱厉警告的 集中抨击我态度恶劣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莎士比亚的名句 这是篇荒唐的故事 是白痴讲的 充满了喧嚣和狂乱 没有一点儿意义 下午散会以前 主席宣布 巫宁坤对运动和革命群众抱敌对态度 明天上午要交一份书面检讨 巫宁坤不得和校内外任何人联系 不得在家中接待任何人 不得私自离开校园 违反上述规定罪上加罪 你听着 巫宁坤 党的政策是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 不过时间是有限的。”

 吵吵闹闹的大会一连开了几天 每天翻来覆去告诫我要尽快 坦白

投降 要不然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就不客气了 我的前途和家庭都

会泡汤 我看出这全是心理战 虽然心理学已被宣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

可是我的凡躯肉体毕竟是软弱的 我但愿我有甚么罪可坦白 不用再听这

些让人心烦意乱的叫嚣和威胁 我绞尽脑汁想发掘甚么我无意中犯下的罪

或者我对自己也隐瞒的罪 但我一无所得 我的脑袋却日夜疼痛

 一天早晨 我正要从家里出门去参加批斗会 忽然听见门外人声嘈

杂 我打开门 看到几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穿过聚集在小路上的人群 进

入斜对面一位俄语讲师家中 逮捕人吗 我纳闷儿 这不是我探闲事的时

候 我就去开会了 一到我每天受折磨的现场 我发现那些批斗我的人都

在兴奋地交谈 显然出了甚么事儿 不久我就听出果然出事儿了 原来当

天清早有人在图书馆前的小池塘里发现英语老教授颜先生的尸体 运动开始后他也受到审查 但他拒不回答问题 他留下了一大家老小 主持会议

的党员一到 就宣布当天会议由革命同志进行讨论 让我回家写交代

 我回到家 看见老母一脸惊恐的神情 她先说怡楷给运动办公室叫

去了 接着她小声说 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她家寄宿的男人 双

双上吊死了 为什么 我问 她小声说 我不知道 我也不打听 人

家说 跟运动有关系 啊呀 我吓死了 你怎样 我怎么说呢 老人家

一辈子受苦受难 我能给她甚么安慰呢 我祗好假装不在乎 他们在审查

我的历史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母亲显然并不放心 说

道 我当然希望如此 可是别人家并没被搜查 我还来不及回答 怡楷

就回来了

 你刚走 肃反办公室就来人叫我 我年青的妻子平静地说 一

名女党员对我说 你在会议上表现很坏 会议的目的是帮助你的 你到现

在还没交代任何问题 而他们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她又说 为了你 也为

了我自己 希望我帮助你端正态度 接着她换了个话题 她说 南开有少

数人自杀了 他们抗拒运动 自绝于人民 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

恶行径吓住 但是应当防止不必要的死亡 他们相信你会比这些败类聪明一些 他们也希望我注意你的动静 以防万一 没等她把话说完 我就请

她放心 我说 宁坤很愚蠢 他给自己和全家带来这么多麻烦 但是我相

信他还不会愚蠢到毁灭自己的生命 他祗有坦白交代 如果他果真做过甚么坏事 他不需要我帮助 因为你们给他的帮助已经超过他的需要了 她微微一笑。
“真有你的 怡楷姑娘 你从最初的冲击恢复了 比你男人还强哩

 我看得出来几个人的自杀让他们大伤脑筋 这不利于党作为仁慈

的大救星的形象啊 教授先生 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吧

 但愿永生的天主没有订出严禁自杀的戒律 我背出了哈姆雷特著

名的独白的一行 那些独白是我们在一起百读不厌的 她又一笑 这次眼

里含着泪水

 自杀事件过后 运动马上降温 大喊大叫的大会不开了 我奉命回

家再写一份自传 详细交代反革命社会关系 本人反革命言论 思想 行

动 审讯改为在晚间以小组会形式进行 由文科积极分子主持 为首的就

是那名历史系讲师 他们不再叫喊 但坚持不懈 见缝就钻 一天晚上

对我刚回国后在燕京大学的生活细节盘问之后 那位讲师突然问道

 你和燕京西语系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是甚么关系

 我不知道你在讲甚么

 我们掌握大量你在反革命集团中活动的材料 有一些是你的反动

高足写的 我不妨告诉你 他们全被我们抓起来了 包括你搞到南开来的

李天生 我们祗不过是要给你一个主动坦白交代 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现在你愿意交代吗

 我还是不明白你在讲甚么

 好吧 你知道 ABC 这名字吗

 甚么 ABC

 别装蒜啦 你很清楚这是你们反革命集团的名字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 当年我教的四年级班上有一个叫大江的男生

积极分子认为他思想反动 说以他为首形成一个反动学生俱乐部 他笑着

反唇相讥道 是啊 一个桥牌俱乐部 A Bridge Club,简称 ABC 要是落

到克格勃手里 它一下就可以变成 Anti Bolshevik Club 反共俱乐部 哈

哈 哈 这话传开了 大家一笑置之

 现在我想起来了 那是开玩笑

开玩笑 你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搞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是开玩笑

 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俱乐部

 事实俱在嘛 它有名字 名字是反革命集团头目起的 他是你的

得意门生 他们经常开会 讨论他们读过的反动作品 其中包括 1984

和 正午的黑暗 你是他们的导师 你参加过他们的讨论 他们看的反动

作品为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和新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们从事散布反革命

言论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我们党和政府 它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

有名称 有头目 有导师 有理论 有不少成员 它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说

明问题 公安部门早就注意它的活动了 你管这个叫开玩笑

 我感到十分惊诧 我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在我眼前挥舞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问题 我得好好想一想 回顾一下我和燕京学生的交往 写一个详细材料

 我很高兴你开始醒悟了 我们等着瞧

 我回到家里 心情沉重 主要因为我想到在北京的那些才华出众的

学生必然受到更加残酷的审讯 写材料时 我重温了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

光 以及一些谈话的内容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说的做的有什么

罪过 他们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 他们痛恨洗脑 如此而已

我本人的态度无疑地给了他们道义的支持 于是在我的 坦白材料 里

我承认我自己没改造好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对他们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并表示愿意为他们的错误承担我应负的责任 可是我否认有这样一个俱乐部

 另一个晚上 我的 同仁们 又盘问我在美国的经历 东拉西扯

然后那位历史讲师意味深长地假笑着问道

 你为什么在 1951 年夏天回到中国 那正是抗美援朝进入高潮的

时候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的国家嘛 我觉得他的问题毫无意义

 你是这么想的 呃 他冷笑道 你大概自命为爱国主义者吧

但是 爱国主义是有阶级基础的 你所爱的国家是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旧中国 不是我们所热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你老实告诉我们吧 你到底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从美国回来 那时候 你的博士学位快到手了 在美国大有前途嘛

 我是应燕京大学电聘回来的 我想那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身为历史讲师也得尊重吧

 不错 他又冷笑了 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挺好的借口 对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发火了 你认为我是特务 CIA 和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我们没说 是你自己说的 他得意洋洋地反驳道

 可是 突然间 我感到如释重负 如果这些年来他们就为这个折腾，我就没什么可烦心的了 我的一生是一本敞开的书 他们由于猜疑成性就会随意误读 但是文本却是完好无损的 从那以后 我心平气和 对他们刻意的挑衅和侮辱无动于衷。

四

 开学以后三周才开始上课 英语专业却开不了课 因为一位教授自杀身亡 三位教师仍遭软禁 审问会逐渐结束了 我呆在家里写自传 交上去几天之后 我又被叫去 让我再写一份更详尽的 起初我觉得莫名其妙 后来我才明白 这显然是一个花招 其目的是侦查前后文本之间有无矛盾 我毫无顾虑 因为我没什么要掩盖的。

 软禁在家里 日子过得倒也清静 收到巴金夫人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汤达小说 巴尔姆修道院 我就着手翻译起来 埋头工作时 我可暂时忘却目前所处的困境 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我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 为了进一步给我消遣 怡楷晚间陪我玩“金罗美”牌戏。身为一场政治游戏中听人摆布的小卒子 我们乐得享受一下囚笼中片刻的宽免。

1956 年 1 月 3 日下午 怡楷正在和我打 金罗美 她说感到产前阵痛 我扔下牌 跑到肃反办公室请假 送她去市内一家妇产医院 第二天一早 我又请假去看她 一到医院 一位护士就恭喜我得了个大儿子孩子是在凌晨出世的 我给他取名 一丁 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 与经常在 万岁 声中露面的 真命天子 形成对比 一丁 的来临大大鼓舞了

受困扰的双亲 如同一股生力军的到来鼓舞了一枝被围困的军队

 两个星期之后 出乎意料的 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

政策的报告 他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

所犯的错误 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 提高他们的社会地

位 给予更多的自由 改善生活待遇 我当然感到高兴 仔仔细细读了报

告 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 不久 肃反办公室的一名年轻干部派人来叫我

 你这些日子干什么啦 享清福 是吗 他含讥带讽地说

 我在学习周总理的报告 我想这总不会有问题吧 可我又错了

 这样你手里又多一件武器了 对吗 我大吃一惊 答不上来

他接着说 我认为你眼前的任务仍然是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一个反

革命就是反革命 周总理的报告保护不了反革命 难道这个乳臭未乾的极

左分子竟敢公然对抗周总理吗 我搞糊涂了 但我很快就明白了 这一类

人被这出乎意料的 180 度大转弯搞得狼狈不堪 他们还指望体面地收拾南

开的肃反运动 不要太丢面子

 不久之后 中共天津市委员会派来南开的一位干部约我谈话 他向

我表示歉意 他说我回国才几年 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很大 他向我

保证 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 他的 保证 更加

深了我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盲目的信念 同时 学校宣布

英语专业停办 学生转学 教师听候分配 五月中 人事处通知我即将调

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 怡楷也到该校工作

有些同事羡慕我们 怡楷却并不喜欢在共产党统治的政治中心生活的前景，更不愿离开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哥哥姐姐 六月中 我们出发去北京，她怀里抱着五个月的小丁丁 哭得像个大孩子 是否她本能地预感到这是一次强加于她的冒险的起点？

第三章 百花与毒草 1956-58

 一

 1956 年夏初调回北京工作 我开始期盼重新投入学术生涯 同时与妻子和新生的小宝贝一起过幸福的家庭生活 怡楷分配在英语系资料室任资料员 负责管理英文报刊 校园很小 无景色可言 好在颐和园近在咫尺 我俩一有空就推着坐在小推车里的一丁去那里遛达 在长廊上或花木扶疏的昆明湖畔流连忘返 使我分外高兴的是 我妹妹宁慧和妹夫张韵轩也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 宁慧在市中心的二十八中任副校长 韵轩在黑色

冶金设计院任副总工程师 他们的儿子张纯比一丁大八十天 他有时来我们家小住 我们就带他一道去颐和园 两个小表兄弟 面对面坐在小车上健康活泼 仿佛象征着我对万里回归为之效命的祖国更新的信念 妹妹一家三口常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 天气好 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颐和园 到

各处照相留念 或是在湖上荡舟消闲 晚饭后一面打桥牌 一面聊天 谈

的往往是令人鼓舞的政治形势 宁慧夫妇都在申请入党 一年前肃反运动的无妄之灾似乎已经是陈年往事了 这里当然不是鸟语花香的人间乐土，但是中国好像即将进入一个进步繁荣的时期 因为党中央不厌其烦地宣传毛泽东亲自提出的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的政策 思想言论自由过去被目为异端 现在却被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学院简称 干校 规模不大 有英语 日语 法语三个系 以英语为主 英语系的学生也不过一 两百人 我当然宁愿到一所正规大学任教 但是既然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我也祗有知足常乐了

 七月中 我就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 出席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 大会发言以汉语和英语为主 因此汉译英的任务很大 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 其中包括钱钟书 杨周翰 李赋宁 吴兴华 王佐良 周珏良 许国璋 吴景荣等人，还有南京大学副校长范存忠教授 我们的工作繁重 翻来覆去翻译一稿又一稿的政治报告 字斟句酌 唯恐犯 政治性错误 还有数以百计的代表

发言 有时我们还加夜班 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 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英

美的著名学府或国内的教会大学毕业的 都心甘情愿为共产党的会议效劳

这足以显示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功 同时 这些年富力强的学者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 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遵循 明哲保身 的古训 有一次 我奉命翻译朱德元帅的一篇发言稿 感到他辞不达义 一时恼火就脱口而出大声说 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办啊 钱钟书先生 素来以言辞锋利闻名的 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又把一个食指放在他嘴唇上 轻轻地 嘘 了一声 看来我还是太天真 尽管如此 看到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 放松阶级斗争 我受到鼓舞

新党章提出防止在中国出现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 也使我感到宽慰。

 大会闭幕后 适逢 十一 国庆 北京举行盛大游行 我被邀参加观礼 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 遥望毛泽东从城楼上挥手 接受游行队伍高呼“ 万岁 万万岁！” 这些震耳欲聋的口号不禁使我想到历代封建帝王的专制 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 大救星 的形象 和那个一年前不择手

段诬陷胡风 大搞文字狱的暴君 我实在无法调和 可是面对这喊得声嘶力竭的游行人海 我感到十分无奈 学院为我有幸参加国庆观礼而感到自豪 有些同事也感到羡慕 不过一站几个小时对我的两条腿和膀胱却是苦不堪言。

 大会闭幕以后 我和钱钟书 王佐良一起留下来 参加大会文件英译的定稿 直到十一月中才返校任教 我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

负担较重 但我脱离教学已逾一年 渴望重登讲台为好学的学子授业 因此并不计较 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我的课 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

 在 百花齐放 的春天 北京出版的几家重要学术刊物向我约稿

王佐良主编的 西方语言文学 季刊于 1957 年 4 月创刊 其中登载了我写的一篇评论诗人卞之琳教授的新译莎士比亚悲剧 哈姆雷特 的文章 五月 我又完成了一篇评论吴兴华精心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 亨利四世

的长文 预定在夏季号刊出 与此同时 已调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卞之

琳老师 和原燕京西语系青年同事杨耀民 一道来访 耀民年青时患婴儿

麻痹症致残 他不怕劳累拄着双拐来看望我 令我感动 他秉性谦和 待

人以诚 入党后还是老样子 在交谈中提到了两年前的肃反运动 他认为

中国跳过了资产阶级革命 不懂自由和民主 才会犯肃反这样的错误 现

在要补课 大力开展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因此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学也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他担任文研所的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 季刊的执行编辑 特来约我写一篇万言长文 纪念美国诗人朗费罗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国内唯一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 译文 月刊约我翻译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的著名中篇 珍珠 我但愿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钻研 认真做一点学术研究工作 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无怨言

 1957 年 5 月 1 日 放假一天 庆祝国际劳动节 当年我教过的十多个燕京毕业生相约在颐和园聚会 邀我和怡楷参加 那天风和日暖 游人

如织 我们在后山还碰见久违的陆志韦校长 大概 无官一身轻 吧 他

显得更洒脱了 我们坐在包租的画舫上 沐浴着春风煦日 在座的在肃反

中几乎都因莫须有的 ABC 反革命集团受过冲击 此时此刻大家都感到心旷神怡 又放言无忌了 有人带来当天的 人民日报 朗读了头版头条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 整风运动 的通知 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和党员积极投入运动 主动向各行各业 特别是知识分子和 民主党派人士 征求意见 要做到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

我们都受到鼓舞 赞赏共产党作出的这个勇敢决定 是中共诚心诚意从去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吸取教训吗 诚心诚意努力实现为新中国带来自由民主 繁荣富强的许诺吗 我满怀希望 拭目以待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 我几年来第一次热心看报 人民日报 和北京

的其它报纸 每天都连篇累牍地刊登对共产党干部和方针政策的批评文章

作者大多是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 有的反对 党天下 主张各党派轮流执

政 有的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主张 教授治校 有的大声疾呼 共产

党如一意孤行 人民将起来革命 各大学 各政府部门 各 民主党派

响应党中央号召 开展 大鸣大放 畅所欲言 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整风 我妹妹宁慧 作为二十八中的非党员副校长 被邀到区党委召开

的会议上参加 鸣放 她诚恳地指出目前中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提出一些

如何改进的意见 她的发言登在第二天官方的 北京日报 头版头条 在

邻近的北京大学 大鸣大放 如火如荼 大字报铺天盖地 当年我在燕京

任教时的助教黄继忠积极 要求进步 后来留在北大 现在也热烈地参加

大鸣大放 放眼全国 言论自由俨然 百花齐放 岂知到头来却是昙花一

现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场五个星期之后 伟大领袖 再次亲自出马扼杀了后来以 北京之春 闻名的思想解放运动 他为 人民日报 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 谴责目前出现的批评有不少是 毒草 冒充 香花 他宣称 这不是党所要的 建设性批评 而是 资产阶级右派 反党 反人民 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罪行 曾几何时 共产党堂而皇之发动的自身整风运动却变成了一场全面反击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的斗争 人们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 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 反右 运动 足智多谋的 伟大领袖 事后透露 这场运动并不是什么阴谋 而是 引蛇出洞 的“阳谋”，让那些胆敢犯上的人自投罗网。

二

 我落进了他的“阳谋”罗网。

 虽然“鸣放”热火朝天的北大近在咫尺，“干校”却并无动静。学校的领导干部都是延安出身的老党员 他们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在没摸清运动的风向之前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有些学生 到北大看过大字报之后 回来贴了些小字报 对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和低效率的行政工作提出温和的批评 我问过冯副校长 他对这些意见怎么看法 他含含糊糊地说：“这些毛小伙子年纪太轻 不知天高地厚 教师当中议论纷纷 但是没有人贴大字报。

 有一天，一位党员英语教师问我是否也打算参加整风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改造 我 我哈哈一笑答道 我是下你们的油锅炸过的 而现在你们党员却要用和风细雨来整风 和风吹得党员醉 细雨打得群众湿 滚水烫一烫不会更有效一些吗 谢谢您啦 我用不上你们的整风 整了那么多年 我已经整得跟圣人一般乾净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 校党委开始召开教职员 鸣放 座谈会 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 琐碎的意见提了一些 但没有人碰重大的问题 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 他年青时留学日本 回国后到延安投身革命 他平常沉默寡言 这天一坐下就谈起他本人在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经历。
“很多革命同志都受到严峻考验 我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日本留学生 我自然而然被当作有特务嫌疑 有些人自杀了 但我经得住考验 赢得了党的信任。”
“我钦佩您在泰山压顶时岿然不动的精神 我说 但是我不明白，这些人既然放弃一切投奔革命队伍 党为什么还要采取各种严峻的手段考验他们？”
你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 那是战争年代 一方面是国民党，一方面是日本人 斗争十分剧烈 党不能掉以轻心 否则敌特就会渗透革命队伍

 这种特务你们抓到多少

 不多 没几个

 付出伤害那么多好同志的代价

 不管干什么都要付代价 错误总是难免的 干革命必须看主流

看事物光明的一面 这正是为什么党中央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必须以 和风细雨 的方式进行 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 这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政策 我们大家都必须开诚布公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 我对教职员鸣放会进行的情况很不满意 好像没有人愿意在会上鸣放 提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 大学教师是高级知识分子嘛 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以你在学校的威望 我希望你在下次会议上带头把心里话说出来。”
“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我推托道。“我来学校不久，不能就任何重大问题提出批评。”
“不一定要跟学校有关系 你回国也有好几年了 必然有你自己的经历和观感。”

 别提我个人的经历了 肃反期间我在南开大学挨整 大概和你在延安挨整也没什么两样。
那是个错误 不过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不要计较 我向你保证在这次运动中 不管你说什么 都不会有任何后果。

 有的朋友怂恿我接受他的意见到鸣放会上发言 也有人教我提防这是 放长线钓大鱼 接着一连两个晚上 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 讲的还是同一个意思 同时 教师党支部书记老刘也来征求意见 敦促我大胆鸣放。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 于是我在下一次的教职员大会上就发言了。
首先我简单谈了一下 我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回来为新中国工作 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 然后我重点谈到肃反运动中我在南开的遭遇。

 “那是毫无道理 十分荒谬的 肆无忌惮的违犯民权 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 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有所谓的搜查证 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老母进行搜身 伤害之外又加侮辱 真是欺人太甚 南开大学至少应当向我们道个歉吧 肃反运动本身是个错误 目的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 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

 接着我赞扬党的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的方针政策 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 鼓励言论自由 我引用了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的古训 加以发挥 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 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 十分宝贵 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种卑躬屈膝的士大夫 一个人民的政府 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 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 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 这次整风运动可以成为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外交方面 我认为 一边倒 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

我们和西方国家搞无条件的对抗 从中得到了什么 老大哥 不是和他们保持正常外交关系吗 我们向西方世界关上大门 从而失去了什么 谈到英语教学 我对中国大学聘请 苏联专家 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 因为这些专家无非是从苏联师范院校毕业的 而我们有的是在英美著名大学留过学的教授 难道有一天我们也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 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 我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 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 现在是否可以按照 百花齐放 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我的发言表示满意 接着就让怡楷发言 她说 肃反时她根本没参加南开的运动 而她的母校竟然对她进行非法的人身搜查 她虽感到难堪的侮辱 但她更感到痛心的是对她无罪的丈夫的迫害 这使她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受难 有些人露出惊愕的表情 但是英语系同仁黄教授 也是美国留学生 却立即对我这样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表示同情 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公安部长罗瑞卿主持肃反 伤害了不计其数的好人 应当枪毙 英语语音学讲师葆青也十分激动地谈到肃反时她和爱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平白挨整的遭遇

 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 受到全国各地大鸣大放形势的鼓舞 我们的情绪很高 有一天 黄教授约我和一位新来的晁先生到他家午餐 他是黄教授的大学同学 也是留美学英语的 经黄引荐从外文出版社调来 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聊 晁某是个胖子 动不动就放声大笑 有点 欢喜佛 的味道 又有一天晚上 我和黄 还有另外两位同仁在兼任英语口语课的北京大学徐教授的屋子里聚会 三杯下肚 我就谈到罗斯福总统 1941 年提出的 四大自由 我觉得那个文件是全世界的独立宣言 但是你不会认识到它们如何重要 直到你生活在一个威胁要剥夺你享受这些自由的环境

我说 正如一个人认为有空气是天经地义的 从来不认识这个眼不能见的元素对他的生存本身如何重要 人不仅是生而平等的 而且是生来有言论自由的 但是 你怎能自由发表言论呢 除非你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最后我激动地用英语高呼 不自由 毋宁死 黄教授谴责了新近由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的斯大林的滔天罪行 最后高呼 赫鲁晓夫万岁 我们觉得自己俨然是开始绽放的鲜花。

 即便毛在六月发动反右派运动时 我从来没想到这运动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就是响应党的号召知无不言吗 领导上不是一再庄严地保证我们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吗 何况 我从来和资本家没有任何关系 我怎么可能是一个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呢 不管怎样 不久就放暑假了

我得着手翻译斯坦贝克的 珍珠

三

 暑假期间 学院相当平静 但北京绝大多数大学和政府部门已经刮起反右派运动的风暴了 我在燕大教过的学生小江来看我 告诉我他和他的堂兄大江在整风期间参加过工作单位的鸣放 批评一党专政和思想控制

反右一开始就受到猛烈的谴责 现在他想躲一下避避风头 我让他住在我用作书房的屋子里 但愿这场风暴赶快平息 就像肃反那样 但我很担心

他问我运动会闹到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得让他为最坏的情况做好思想准备

你看过 正午的黑暗 和 1984 情况如果不断恶化 就会抓人 关人

甚至杀人 历史常常是用殉道者的鲜血写的 人类社会今天的处境会更坏

若不是有那些殉道者奉献的牺牲 过了几天 他就不得已回单位去了 我

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暑假还没结束 教职员就忙着参加政治学习了 首先是阅读和讨论

党中央关于反右运动的文件 还有 人民日报 的社论 尤其是那些由 伟

大领袖 亲自执笔的 我们也看了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 矛头都是

针对那些在报刊上和单位鸣放过的知名教授 作家 艺术家 各 民主党

派 领导人 也有一些人为在鸣放中犯了错误写的检讨 接着学院党委就

宣布我们不能停留在学习文件 而是要联系自己 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九月一号开学 却并不上课 这是 1951 年以来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

搞政治运动 学生忙于揪斗 右派学生 教师忙于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和

言论 揭发检举其它教师 再一次 我又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 在 政治

学习 小组会和教职员全体大会上接受没完没了的讯问和批斗 把我打成一个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好像早在第一次开会以前就有定论了 会上会下都有人要求妻子揭发检举我 几个月前还对我友好的同仁和学生开始回避我了 开会中间休息时 没有人理我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等候判决的罪犯 我感到上当受骗的愤怒 但我也明白我毫无办法 我上了人家的钓钩固然蠢得可以 但是那么多老成持重的大知识分子和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不是也同样落难了？

 接着召开一次又一次教职员大会 举行 大辩论 所有我在会议上或私下说的话 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我说的话 都被谴责为对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攻击 我注意到 革命同志 人手一册 油印的 巫宁坤右派言论集 供批判用 我在 大辩论 中唯一的权利是承认任何提出的罪名 任何解释或澄清事实的企图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 反攻倒算 坚持右派反革命立场的表现 南开的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揭发我当年的罪行 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 她曾亲耳听到我高呼 不自由 毋宁死 有没有这回事 我承认有过 用反动美国口号进行煽动 ;她怒吼道 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

一名党员指控我提议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 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

又是一阵怒吼 晁先生揭发那次黄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论坛 他当时强压着满腔怒火听我胡言乱语 每提到我讲过又经他加工的话 他那赢人好感的呵呵笑声变成了似乎义愤填膺的怒吼。

 又有一天 午休时间 我推着小推车里的儿子到校园里去转悠 好

让我的脑子暂时抛开一上午闹哄哄的批斗 路上碰到了一位年长的女同事

她是多年前从美国回来的 平常见面有说有笑 我和她打个招呼 她没理

会 下午会议一开始 她就跳起来指控我满不在乎推着孩子在校园里乱转

故意表示对抗运动 更恶劣的是 她说 她听到过我手里抱着孩子喊 小

丁丁万岁 恶意糟蹋 毛主席万岁 的神圣口号 甚至有人谴责我的婚

姻是 右派反动派和反动天主教徒的政治结合 怡楷不得不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 洗耳恭听 如同中国悠久的国粹中陪同死刑犯押赴刑场的“陪绑”。

 黄教授是唯一站出来为我辩护的 他指出 我放弃在美国的舒适生活和学术前程 回来为新中国服务 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 他承认我有一些话也许讲过了头 但是应当考虑到我长期在国外对国情不免有隔膜 无论如何 我响应党的号召 热烈地直言不讳 而有些人却一言不发。他的老朋友晁先生 还有别人 都告诫他注意自己的阶级立场 否则他本人也会滑进右派的泥淖。

 晚上我接受小组讯问 ABC 反革命集团的老问题又提出来了 它

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一共有多少成员 他们在我指导下读过那哪些书 我

的身份是什么 它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由于 ABC 从来没存在过 这些

问题无从回答 我为什么参加他们五一劳动节在颐和园的集会 小江犯有反革命罪行在工作单位受到批斗 畏罪潜逃 我为什么收留庇护 他躲藏

在我家几天 我和他谈了些什么 我简慢地答道 他是在私人家里作客

他们警告我不得耍滑 更不得借题发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个老问题又提了出来 我到底为什么在 1951 年回国 我受到一个重复出现的恶梦的缠绕

 最后 国庆节前夕 我在教职员全体大会上被正式定为最毒的 毒草 极右分子 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 我犯的是反党 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 因此我是一个 三反 反革命分子 人民公敌。我的罪行累累 我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 我曾在反动的国民党空军当翻译；我多年接受美帝国主义教育 我和 ABC 反革命集团有关系.我参加过反革命集团最近的集会 我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为私刑 我公开叫嚣要求给右派分子推翻社会主义中国的言论自由 我嚣张地高呼美帝的反动口号 不自由 毋宁死 我恶毒攻击 老大哥 反对毛主席的 一边倒

外交政策 我猖狂攻击毛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我恨不得油炸共产党员 我在伟大的反右运动期间在家中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小江 如此等等 义愤填膺的革命同志们高呼口号 让我 低头认罪 面对张牙舞爪的革命同志们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声泪俱下地承认全部罪行 我觉得我在认罪时已经把自己糟蹋够了 他们还斥责我死不悔改。
散会后 黄教授留下了 走过来和我握手 开会时 我看到一个首长派头的女干部在会场后面来回走动 吞云吐雾 她也留下了 此刻我才模糊地认出原来是平日深藏不露的毛校长 也是一名延安时代的老干部。
“你觉得怎么样？”她嘴里叼着烟，满面鄙夷地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咕哝道。
“现在该是你反省反动历史 反动思想行为的时候了 你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 重新做人 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你应当感谢我们没有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她冲着我脸上喷着烟。
“谢谢。”我又咕哝了一声。

 尽管批来斗去 我还是想不通 一个靠教书糊口的穷书生 怎么会一下子就被脱胎换骨成为资产阶级右翼的 骨干分子 六年前我诚心诚意回国来 为众人称道的人民革命效力 回来后尽力以我的专长和良知为人民服务 近年来历次运动中的政治迫害 我还认为是一个新政权一时的偏差 这个政权还是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出千百年的黑暗的 面对残酷的现实 我无法再用一厢情愿的想法哄骗自己了 我为自己的天真幼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现在只有听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摆布了

 第二天国庆节 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都举行盛大的集会 庆祝反

右斗争的伟大胜利 我是祭坛上数十万牺牲品中的一个 我成了 贱民

只求清静一下 闭门思过 等候发落 但是 办不到 我奉命参加教职员

假日游览长城 我还没游过长城 但是我怎么能和前一天还围攻我的那帮人一道去寻欢作乐呢 我跟那位来家里 邀请 我俩的青年干部说我没有心情去 哎呀 老巫 他轻松地说 别闹别扭嘛 会上的批评都是为了帮助你呀 要正确对待嘛

 十一 天高气爽 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若是我目前的处境不一样 这倒是一家人出游的好日子 我和怡楷坐在大客车的一张双人座上

准备闭目养神 补一补近来所缺的觉 但是 无可奈何 车子刚上路 那位青年干部就走到我面前拉我去和冯副校长 还有其它两位干部 一起玩纸牌 可是我不会打百分啊 我推辞说 没问题 他大包大揽地说

我给你当高参 我逃不了啦 牌玩得满热闹的 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 我纳闷儿 是否因为党中央还没宣布如何处理右派 富有政治运动经验的学校领导决定观望一下 察看政治风向 不过我却觉得活像一只被猫逮着在要吃下去以前耍弄一番的老鼠

 终于面对长城了 我实在看不出这座巨大可怕的灰砖建筑物如何值得人们赞叹 我感到十分难过 当我缅怀历朝历代无数的好男儿抛妻别子在鞭子和刀枪的驱赶下 来修筑这个吞噬青春和生命的庞然怪物 怡楷和我离开人群 单独登上长城 到了顶上 怡楷问我 你喜欢这个世界第七奇迹吗 我说 这真是个 奇迹 这是那个焚书坑儒的 千古一帝用无数奴隶的白骨修建的专制暴政纪念碑 其实又何止他一个 一代接一代的昏君效法他 实行暴政 奴役人民 又扩建这座壁垒 妄图巩固专制王朝

奥威尔真该把它放进 1984 的 在山海关的门楼上写下但丁写在地狱门口的名言 放弃一切希望吧 你们进入这里的人们

 两天假期过后 批斗会继续进行 对象是其它教师和学生 李天生是一年前才调来的 被划为 极右分子 黄教授有一些右派言论 但他为党工作多年 本可不戴右派帽子 无奈他不听告诫为我辩护 最后又在我正式定罪之后公然和我握手 就被戴上了 一般右派 的帽子 由我负责的教研窒副主任潘教授 由于 盲从 我的教学思想 受到批判 划为 中右 不戴帽子 葆青也受到批判 幸免于 右派 之难 因为她的爱人在外国语学院承担了全部罪状 已被划为 极右 送劳动教养

 全体学生不过二 三百人 被划为右派的竟有二十几名 其中包括一名十八岁的女生 还有我教过的一名调干生 多年为党做机要工作 也被戴上帽子 因为他认为领导干部不懂业务 学校应由我这样的内行领导

他的名字叫向前 于是有大字报挖苦他 向前不向前

 这时候 怡楷第二次怀孕了 尽管每天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俩为一个新的希望来到一个四面楚歌的家庭感到鼓舞 一个在患难中孕育的孩子是我俩对生活的信念的证言

 运动进入尾声 学校预定十一月上课 校方接受学生的要求 分配我教三年级全部三个班的英语精读课 看起来 在教学工作上 我还是站得住脚的 同时 在新落成的专门为高级知识分子盖的小楼里 又给我分配了三大间的一套 也许党中央会回心转意 宣布这个运动又是一次错误

如同肃反一样 也许头脑清醒的领导人开始认识这个运动对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一个有威信的执政党 怎么可能信誓旦旦征求意见在先

又背信弃义罗织成案在后 我翻来复去考虑 对前景还抱着一线希望 我毕竟是一个有妻儿老小的凡人 我没有当殉道者的准备 我的血肉之躯是软弱的。

 十一月来到了 学校开始上课 但校方并没通知我去上课 却让我和其它右派一起到图书馆去为堆积如山的新旧书刊编目 我的任务是英文书刊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在校园里搞体力劳动 看来情况不妙。

 同时 珍珠 翻译的交稿期越来越近了 白天政治学习 强迫劳动之后 夜间我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爬格子 我的手指冻僵了 但我却为小说主人公一家人的故事感到心醉神迷 年青的印地安渔民奇诺以采珍珠为生，他采到了一颗 稀世宝珠 却因此受到当地贪婪成性的恶人的残害。我们几个月来的受难 不是正像他一家三口 妈妈怀里抱着小宝贝 黑夜在丛山中逃避残暴的敌人的追踪 奇诺终于逃出丛山 把宝珠扔回大海，从而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我却仍然在暗黑的丛山中摸索 还不知道是否能出得去 不论结果如何 我决不会扔掉我精神自由的宝珠 它虽眼不能见 却是熠熠生辉的。

四

 1958 年 3 月初 全体师生 包括右派分子在内 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反右斗争的总结报告 作为党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 他制订了惩处右派的政策规定 右派问题性质属于 敌我矛盾 但一般按 人民内部矛盾 处理 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怡楷参加职员小组学习 根据一些发言中透露的信息 要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秋后算帐 的日子快到了 我的心情日益沉重 我遭殃 我怀孕的妻子 两岁的儿子还没出世的孩子 怎么办 我怎么会掉进这个梦魇般的泥淖 我上了圈套无计可施 我不是生杀予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手 我绞尽脑汁写检讨，指望从轻发落 我用哈姆雷特悲愤的心声安慰自己 在这个万恶的时世，功德反而必须向罪恶请罪 替它做好事 反而要磕头求拜。

 3 月 21 日，在学生食堂举行全体师生员工大会 宣布对全校右派分子的处理 我名列榜首 受到一等一级处分 开除公职 送劳动教养 我的处分宣布后 师生代表纷纷登台发言 控诉我的 滔天罪行 对这种谰言 我已经麻木了 我心里想的是 当年我不听亲友的严词告诫 兼程回国 现在 过了不到七年 他们最害怕的情况发生了 我成了 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然而 我仍然认为并不是我犯了错误 即便没有在 1951 年回来，我迟早也是会回来的 而且 非常可能 在类似的情况下 我也会有同样的命运 我从来没有想当殉道者 我也没有殉道者的感受 我不能以崇高的理想或正大的原则自许 然而我也无所悔恨 因为我不可能作出别的选择。

 受到劳教处分的还有李天生和英语二年级的男生小朱 他个头不大，思想活跃 热爱毛主席 自己出钱买了油印机和蜡纸 刻印传单 参加鸣放 他和李天生当场就被武装人员押走了 我因忝列教授 须上报国务院认可 才算手续完备 所有其它右派学生一律开除学籍 送往百里外的农村监督劳动。

 当天正赶上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得参加投票 右派理论上仍享有公民权 奉命参加投票 大会散会后 一名小干部煞有介事地召集右派分子训话 他那付模样举止活像雨果的 悲惨世界 中那名警官 他声色俱厉地教训一通：
“你们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 但是我们光荣 伟大 正确的党宽大为怀 不把你们作为 敌我矛盾 处理 而作为 人民内部矛盾 处理。党的政策是化敌为友 给你们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机会 连你们投票的权利都没剥夺 你们都从各个方面罪恶地攻击过社会主义制度 现在你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性 你们应当从内心深处感谢党给予你们这样人道主义的待遇 现在排好队跟我到投票站去。”

 我们二十多名人犯排好队 由他押解 又回到食堂 走到搁在一张方桌上用红纸包着的大投票箱面前 行使共和国社会主义公民的宪法权利，为独一无二的候选人投下 神圣的一票 证明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性”。
投票以后 毛校长派人把我和怡楷叫到她的办公室去 屋子里满是烟臭味 她伸手指示我俩在她大办公桌对面两张椅子上坐下 手指中间夹着一枝点燃的香烟。
“巫宁坤 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你有多么幸运 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 他们会怎么对付你 我一时答不上来 她倒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你会被枪毙 绝对没错儿。”
“你说的不会错，”我有气无力地说。“不过我没法知道。”
“可是我们没枪毙你 对不对 虽然枪毙你也是罪有应得 这就是国民党和我们的区别 她接着说 我们并不止是对你宽大 你注意 我们是要挽救像你这样犯过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人 我们给你的处分在你看来也许太重了一些 但这样可以让你深刻认识你的问题的严重性 帮助你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如果你是个老头子 我们也许会不这样处理 噢 降级啦 或者别的什么 因为你才三十八岁 对吧 将来还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们这样做可以保证你彻底改造自己 你还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说的吗？”
“没有 什么也没有 我又有气无力地说 等她打发我们走。
“现在，李怡楷，”她却掉转脸去对我妻子开腔了，怡楷在她威风凛凛的目光下镇静自若。“为了帮助你 我们必须要求你自觉自愿提出放弃公职 明天 我等着看你亲笔写的要求退职的大字报 下个月 你们二人还可领到工资 不过那是最后一次 所以 从今天起 你们就得省吃俭用一分钱也不能浪费啦 别吃猪肉啦！”

我俩说不出话来了 我已经认罪 但他们还这样残酷无情 面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我们有什么办法 怡楷遵命写好大字报 贴了出去。一个还跟她讲话的女同事看了大吃一惊 你神经错乱了 小李 你干什么要退职 你家里的情况还不够糟的吗 你不工作靠什么生活 你 小丁丁、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一家三口? 她声音里流露出真诚的关心 怡楷苦笑着回答 十分感谢 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克服吧

 教育工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 宣布将我开除会籍 同时 我们被赶出新公寓 搬回筒字楼 过了几天 我俩又被校长叫去 我们一直在重新考虑你们的问题 我跟人事处长说 老王 李怡楷已经有一个孩子 不久又要生第二个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她 让她保留工作 挣点钱养活一家三口 她简直是宽仁厚德的化身 现在你该明白什么是革命人道主义了

你自觉自愿提出放弃你的饭碗 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革命人道主义 哪怕是一名极右分子的老婆也受惠 去吧 再贴一张大字报 感谢党的革命人道主义关怀

 我俩又说不出话来了 这样令人咋舌的伪善完全超越我们朴素的道德观念 这种表面的反复无常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神经战 其目的在于打垮我们的精神 并强迫我们用自己的手为他们的不人道涂脂抹粉 为他们欺骗群众的阴谋效力 我感到十分沮丧 但当晚怡楷却平静地说 他们掌握绝对权力 对咱们可以为所欲为 我们毫无办法 但是必须坚守对生活的信念

 我的妹妹宁慧也在二十八中被打成右派 罪证就是 北京日报 重点报道过的她在区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 她被免除副校长职务，降三级 到一个郊区农场监督劳动 他丈夫原是一名预备党员 受她株连

被取消候补资格 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 我过去燕京的同事中 黄继忠多年来 追求进步 是公认的大积极分子 鸣放期间十分活跃 后来被划为极右分子 被送劳动教养 吴兴华才华出众 既无 历史问题 政治上又要求进步 已提升为副系主任 却因质疑在英语教学中要学习苏联也被戴上右派帽子 胡稼胎教授 尽管谨慎寡言 又深谙佛法 也因鸣放中有右派言论照戴帽子不误 赵萝蕤教授因爱人陈梦家教授被划为右派受刺激而患上精神分裂症 俞大絪教授也因爱人曾昭伦当上了大右派而心脏病发作 曾先生是当年的 进步教授 ,中共的同路人 ,贵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这样一来 当年燕京一共五位英语教授 其中三位男的本人，两位女教授的男人 统统当上了右派 一家一个 无一幸免 在南开 我当年的紧邻 雷海宗教授也被打成右派 查良铮谢绝参加教师鸣放会 幸免于难 却因为抗日期间爱国参军被打成 历史反革命 被判 管制三年

 王佐良教授主编的 西方语文 季刊创刊号的撰稿人中有好几名右派 其中包括吴兴华和我 刊物的执行编辑 葆青的爱人道生 被划为极右 主编为 方向性错误 做了检讨 刊物改名为 外语教学与研究 我为兴华翻译的 亨利四世 所写的评论 本来预定在第二期刊登的 无疾而终 右派的作品不得出版 但我被打成右派的消息还没传到 译文 我译的 珍珠 才得以侥幸问世。

 根据多年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全国被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人。当年一个汉朝的暴君用宫刑残害一位进谏的史官 从此成为千古罪人 相比之下 这场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施加残暴的精神阉割 更是千古奇闻 与此同时 在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 在反右派的阶级斗争战场上立了汗马功劳 升官的升官 入党的入党 一代伪君子和告密者开始毒化民族的道德操守 为以后的政治迫害运动铺平了道路

五

 在等候我的处分正式批准期间 我继续在图书馆搞英文书刊编目

右派学生都装上卡车送去劳改了 只剩下我单独在一名北大英语专业毕业生严密监视下劳动 这个年轻人老滋老味 满口官方文件和 人民日报

社论的官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他交给我编目的书刊中 有一批从俄

文翻成英文的小册子 都是关押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的受害者写的 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暴虐的悲惨经历像恶梦一样让我惊悸 而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不断在我心里回响 有一本小册子的名字是 去告诉西方吧 在静悄悄的 无人问津的图书馆里 我仿佛听见作者痛苦的呼号 但我纳闷

西方国家或者我的西方朋友们是否知道或者关心中国发生在我这样的人身上的事情 于副校长说得对 不管干什么都要付代价的 而在社会主义中国 为自由鸣放不仅要付出代价 而且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有一天 我年轻的监工把我叫到他办公桌面前 指着一堆美国出版的新书 都是我在运动开始前通过学校订购的 刚刚从日内瓦的中国大使馆寄到 巫宁坤 这些书你还要吗 他板着面孔问我 你要的话就说要 你如不要 我就马上盖上图书馆的公章 我一直在等着这些书 其中多半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受教的老师们的最新学术著作 我怎么会不要呢

但是我怎么买得起呢 现在只剩下一个月的工资了 我一本一本拿起又放下 他可不耐烦了 我还有革命工作要做 你也得回去劳动 不要浪费时间 我捡起薄薄的一本 那是我的老师奥尔逊教授诠释英国诗人狄伦斯托玛斯诗作的专著 忍痛放弃了其它几本 当我手里抓着书离开他的办公桌

往回走时 我听到他劈劈啪啪往我买不起的几本新书上盖上公章的声音

仿佛他们是该消灭的阶级敌人 那天夜晚 我很晚未睡 对照奥尔逊精湛的诠释重读托玛斯的一些感人的诗篇 在寂静的深夜 我仿佛可重新听到在我回国的前一年 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教堂 诗人热情澎湃的声音朗诵他自己的诗《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
 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第二天下午 正准备结束在图书馆的劳动 我又被叫到我年轻的监工办公桌前面 巫宁坤 我奉校领导指示通知你 关于你的处分决定已由国务院批准 他用他最神气的官腔宣布 17 日下午二时整 上级派人到你宿舍来送你去接受劳动教养 你准时在门口守候 不得违误 为了给你充分时间做好必要准备 上级决定从明天起 免除你劳动两天 党对你如此宽大 你应感恩图报 努力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 立功赎罪 回家以前 你到人事室去一下 在你的结论上签字

 在人事室 那位雨果笔下的警官在等我 过来在你右派问题的结论上签字 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张纸 上面打印着我的六大罪状 教我在哪儿签字 我飞快地看下去 他却不耐烦了 在这儿签字 别浪费我的时间。已经下班了 我一言不发签了字。

 我回到家里 把意料之中的消息告诉怡楷 悬念结束了 我俩倒感到松了口气 稍稍商量了一下 便决定不能让两岁大的儿子在场看着爸爸被抓走 明天由王阿姨把他送到我妹妹家去避难 于是 第二天上午 我和王阿姨一起先带他乘 332 路公车到动物园去看他最喜欢的印度大象 在动物园门口的水果摊上 我给他买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 小丁丁紧紧地抱着苹果 我紧紧地抱着小丁丁 直奔象苑 小丁丁一瞅见大象就乐得哈哈大笑 大爸爸 你好多天没带我来看大象了 我好喜欢大象 你再带我来 快快地 多多地 你答应我吗 大爸爸 呃 我一下答不上来 跟他实话实说吗 还是说句瞎话哄他一下呢 给你自己两岁大的儿子留句谎言告别 我哽得说不出话来 一有空就带你来 小丁丁 我搪塞了过去

心里不是滋味 这时他看到一头大象用鼻子捲起一根香蕉来 兴奋得直嚷

嚷 同时张开两只小手要拍巴掌 他手里的苹果啪嗒一声掉进象苑 滚到

一头象跟前 立即就给它用鼻子卷走了 小丁丁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伸着

小胳臂嚷嚷 我要我的苹果 我要我的大红苹果 我赶紧把他搂得紧紧

的 哄他说 快别哭了 好孩子 爸爸再给你买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

突然间我感到支持不住了 王阿姨赶紧把孩子接过去 只听她说 爸爸累

了 小丁丁 阿姨带你找奶奶玩去 我的心往下一沉 迷迷糊糊地看着孩子消失了

 回家的路上 坐在公车上才想起没给他买苹果 那个失去的大苹果不停地在我眼前跳动 好像一个童话里的金苹果 好像是我们生活里无可挽回地失去的什么东西 回到家里 一进门怡楷就问我：“小丁丁哭了吗？”我支支吾吾地说 本来倒是没哭 后来……

 我只剩下一天了 怡楷要上班 她劝我放松一下 一个人到香山去逛逛 香山是游览的胜地 我们一直以为随时可以去的 因此一直没去。我搭公车前往 发现山上游人稀少 我一一观光了各个风景点 在中山纪念堂逗留的时间较长 中山先生曾主张联苏联共 我不禁纳闷儿 若是他活到今天 他会怎样看待眼前的政治现实 最后 我在山顶一个无人光顾的茶馆坐下来喝茶 山顶上的景色尽收入眼底 我要了一小盘五香花生米，两个茶鸡蛋 看到山坡上蔓草延生 不禁想起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 这是个荒废的花园 一天天零落 生性芜秽的蔓草全把它占据了 自言自语地哼了两遍之后 我猛然打住 暗自责备自己 你感伤个什么 老兄 你完全明白顾影自怜是毫无用处的 正如毛校长所说 现在该是你反省历史和思想的时候了 说得对 但不是她那一套 漫山遍野都有百花齐放 总有一天 这片大地上将有百家争鸣 我还有自己的园子要培植 花生米和茶鸡蛋我都没碰 包了起来给怡楷带回去

 回到家 看到怡楷炒了两盘我爱吃的菜 作为饯行的酒席 我没有什么胃口 尽量勉强自己多吃一点 她找出一瓶几乎全空的金奖白兰地，把剩下的酒倒进两个小酒杯 虽然她从不沾酒。
 祝 祝什么呢 她含笑说
 祝我们快出世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
 祝孩子的父亲早日归来
 他们对我说 我的劳教时间不会很长 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多长。你要受苦了…… 我感到很自咎 她从小是在亲人无微不至的爱护下生活的后来把终身托付给我 而我却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现在又让她一个人背十字架
 你不用为我 为我们 操心 我那天就说过 天无绝人之路 我会每日每夜为你祈祷 坚守信念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坚守对生活的信念。你今天觉得香山怎么样
很美 美极了 我起初感到情绪低落 后来看到漫山遍野真的都是百花齐放 我就高兴了 等我回来 咱们俩一定得去跑遍每一个山头。世界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生活是值得我们为之受苦受难的 我们的孩子们一定会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 但是目前你得为我 为全家人背十字架 ……
哪儿的话 我有什么权利不背十字架 她平静地说 我把一些换洗衣服 盥洗用具 放在你那个旧洗衣袋里了 你到那儿之前不会知道你真正需要什么 我以后随时把你需要的东西寄去 你想你会有时间看书吗
 劳动改造嘛 大概不会有很多时间看书的 你就把那本旧的英文原版 哈姆雷特 扔进去 还有那天新买的冯至编的 杜甫诗选 我感觉好像是要去作一次新的冒险。”
 上帝与你同在

第四章 半步桥 1958

 一

 1958 年 4 月 17 日 大院儿里几棵桃树鲜花怒放 给几座哭丧着脸的旧楼添了一点生意 下午二时整 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我们住的筒字楼门口 怡楷一声不响地把半空的旧洗衣袋递给我 我盯着她平静的眼神，连一声再见也说不出口就爬上了车子的后座 那个钟点 大院儿里不见人影 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却连传统的有人被捕或行刑时围观的群众也没有

 一名身穿草绿色军服的年轻司机立刻开车 另外一名年轻的士兵坐在他旁边 一路上 这两名战士一面抽烟 一面闲扯 吵吵闹闹地互相取

乐 开了一个钟头以后 司机对他的同伴说 咱们快到了 咱们交了活儿

以后 回去的路上我领你去看我女朋友 你得放规矩点儿 昨儿晚上你跟

那个小婊子闹得太离谱了 那一个兵流里流气地噗哧一笑 我放规矩点儿 我等着瞧你跟你那个小婊子放规矩点儿哩 你这个假正经 司机回敬

道 你他妈的开口就像个臭右派 你这臭流氓 你敢再这样胡扯 瞧我不

把你跟我的货一起甩在那鬼地方

 他们俩都乐了 这时车子已经快到目的地

 我本以为车子是送我去一个农场参加体力劳动 谁知车子一停 我却发现眼前是一座大铁门 嵌在一圈顶上装有铁丝网的高墙中间 门口有两名士兵站岗 手持装着明晃晃的刺刀的步枪 我看到墙上钉着 半步桥

的路牌 大门边上的大白漆牌子上有一行黑漆大字 北京市劳动教养所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的下属单位 我被领进去 交给一名面色灰黄的中年狱卒 他在 货单 上盖了验收的公章 他看了一下我被送劳教的的文书 没精打采地对我说

 噢 你是机要单位的 这你得保密 你在北京还有哪个单位最熟悉 北京大学吧

 好吧 那你就是北京大学的 记住 你不是保密单位的 你是北大的 你要不小心泄密 那你就更麻烦了 把你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 我遵命 他把我从美国带回的旧弹射式刮胡刀和几包刀片放在一边 把手表和裤带解下来 我遵命 把旧手表和裤带搁在刮胡刀和刀片旁边

 这些东西等你离开这里时退还给你 我们不希望在这儿发生乌七八糟的事儿 明白吗

 他们想得倒挺周到的 不过可苦了我提着裤子走路 办完手续 我被关进二楼一间监房 二十来个中青年男子 个个囚首垢面 坐在铺在水泥地上的草褥子上 把屋子挤得满满的 墙角的尿桶发出刺鼻的臊味 二十多人中 右派只占两三名 其余大多是 历史反革命 流氓 小偷等 坏分子 大家感到惊讶 竟会有一位大学教授来与他们为伍 这帮人算作一个班 班长郑方文一脸精通世故的皱纹 在旧社会当过警察局长 管教监犯得心应手 自然受到新同行的重用 副班长王文当过解放军排长 在内战中受过伤 少了一个手指头 他生得英俊 又会唱青衣 和一个战友的妻子勾搭成奸 被判了三年徒刑 劳改释放后 在一个砖厂就业 又在食堂偷饭票 因此被送劳教 这里叫做 二进宫 我恍然大悟 这个 半步桥 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变化 跨过这 半步 我就不再是教授 知识分子

甚至不是一个人 我现在只是一个入了另册的 分子 一个贱民 一点也不比睡在我左右两边的小偷或流氓高明 不 我比他们还坏 因为思想罪被认为比各种小罪更危险

 夜晚躺在水泥地上 挤在两个陌生人中间 辗转反侧 我不禁琢磨起这个不祥之兆的街名 我想起两句旧诗 一失足成千古恨 回首已是百年身

 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 在通向苦难的道路上半步桥会引我走多远

一日两餐 吃的是同样的东西 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 一碗玉米糊 一片咸得发苦的腌箩卜 没有油 没有肉 没有蔬菜 没有糖 不用为胆固醇操心 头两天 我实在无法下咽 就把我那一份送给左右的难友 不用过多久你就会吃不够的 难友们预言 他们说对了 关在监房里 闻着我们自己的尿的臊味 天天 交代罪行 认罪守法 我们也用当初人家批斗我们的方式相互展开批斗 除了每天轮流下楼倒尿桶 我们不时到大院里打扫卫生 在那种场合 我一向认为不足为奇的新鲜空气和金色阳光成了无比珍贵的天恩

二

 暮春五月 有一天我们又出现在阳光明媚的大院里 任务是参与全民动的歼灭麻雀运动 这又是一次由 伟大领袖 亲自部署的伟大群众运动 苍蝇 蚊子 老鼠 外加麻雀 统称为 四害 领导传达上级文件

麻雀每年损耗千百万吨粮食 为害不下于老鼠 必须像老鼠一样坚决予以歼灭 因此 全国人民总动员 在同一天从早到晚 向麻雀发动总攻击

我们一干人犯也有幸参与这一盛举 我们的武器是各人自己的洗脸盆 有搪瓷的 有铝制的 各人用一根木棒在盆底上敲个不停 参加全国五花八门的打击乐器大合奏 中华大地上空杀气腾腾的噪音 吓得一只只的小麻雀不停地东飞西窜 直到累死坠落地面 罪恶的小鸟怎禁得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随后几天 北京几家官报都欢庆歼灭麻雀运动的伟大胜利 而且报道了北京人爱吃的 铁雀儿 货源如何充裕 物美价廉 我没尝到一口铁雀儿的滋味 我的胜利果实只是我在脸盆底上敲出的一个大洞 我不得不请求批准给怡楷写一张明信片 请她另送一个盆来

 几天以后 星期天下午 我被叫到我第一天来被 交货 的那间屋子 同一个面色灰黄的狱卒指着他面前桌子上一个脸盆 还有一条草席等几样用品 对我说 你老婆给你送来的东西 我焦急地问他 她人呢

 他冷笑道

 你应当放明白一些 在这个地方你没有权利见客 那天天气很热

怡楷已近临产 在烈日之下从几十里外挤几趟公车来探监 却不得一见

我感到十分无奈 只能责备自己

 你应当放明白一些

 据多年后的报道 消灭麻雀促成了其后两年的粮食大歉收 因为一旦天敌消灭 粮食作物的害虫就在免费供应的共产主义大食堂大摇大摆地吃起大锅饭来了

 6 月 5 日晚饭后 我正在翻看 杜甫诗选 忽然接到妻子从海淀区医院寄来的明信片 恭喜我于三日凌晨得了一个美丽的女儿 并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 恰巧我刚读过老杜赞孔明的名句 万古云霄一羽毛 我这个做父亲的身系罗网 连女儿出世都不得一见 好歹托诗圣的福给她取名“一毛”，祝愿我家生于忧患的女儿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三

 在我给怡楷寄出我给女儿的祝福后的第二天 全部监禁在教养所的人员聚集在大院儿里听动员报告 人数之多出乎我的意料 我不禁想起爱略特的一行诗 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 做报告的人是兴凯湖国营农场的一名领导干部 农场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凯湖上 毗邻西伯利亚 新

近由北京市公安局开发 用来安置成千上万的劳改和劳教分子 这位报告人声称 建立农场的目的是 通过强迫劳动改造犯罪分子 把他们从剥削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 那个地区统称北大荒 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冰天雪地 人烟稀少 但是 他鼓舞人心地说 那儿有肥沃的处女地

等你们去开发 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北大荒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北大仓 那儿吃的东西有的是 玉米 小米 大米 小麦 应有尽有 兴凯湖里有的是吃不完的鱼 我是专程来接你们的

 在忍饥挨饿关押了两个月之后 人人都向往吃饱肚皮在阳光下劳动的生活 尽管心里明白无非是远离亲人到荒原上去从事奴隶劳动 可怕的流放竟然能变成求之不得的好事 我再一次不得不佩服共产党运用辩证术的奥妙

 6 月 11 日深夜 我们从教养所押解出来 登上停在路边的一溜公车 一眼看不到头的车队 缓缓地通过行人绝迹的街道 沿途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 我无言地告别了这座历史悠久的 绝对专制权力的中心 我是在不到七年前满怀憧憬来到这里的 到达前门火车站后 我们登上 专列 一连三天三夜 这个特殊的 专列 满载八百名劳教分子 在武装人员押解下 驶往滨湖的密山小城 我们过境休息时 小城宣布戒严 几只大木船把我们运到目的地——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

第五章 生于忧患 1958

 （据李怡楷口述）

 一

 宁坤被吉普车带走的那天 我站在宿舍门口 一直看着车子开出大院儿 猛然间 我眼前发黑 两腿软得快站不住了 一个路过的女同事轻轻推了我一下 急促地说 小李 怎么啦 快回去躺下 你的脸色太难看了 回到屋子里 我瘫倒在床上 迷迷糊糊失去了知觉 直到感觉肚子里的小生命在蠢动 我吓了一跳 我会早产吗 不过疼痛很快就过去了 突然间 我放声大哭起来 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 我也第一次感到十分孤单。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啜泣 我听见邻居一个妇女大声说 打字室来电话，叫你马上去上班 他们说有紧急任务 我好不容易从床上爬了起来 一路拖着两条腿走到打字室去。

 我本来在教师阅览室工作 管理英文书刊 那里备有一些美国报刊，包括 生活 时代 读者文摘 纽约时报 这些 反动报刊 是别的大学所没有的 而这个学校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教师熟悉流行的美国英语和了解 敌方 的最新情况 提高教学质量 一旦宁坤被划为极右 我就没有资格接触这些 危险品 了 我被调进打字室 首先在一台古老的台式英文打字机上摸索自学 后来专打蜡纸 不过 打字常常给政治学习让路

 我一走进打字室 以积极闻名、人称“小左”的小组长，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华侨 绷着面孔对我说：“你为什么迟到这么久，李怡楷？”
 我得等宁坤离开 后来我人不舒服
 他是两点走的 对吧 现在三点过了 红肿的眼睛 你为什么哭？还为他难过吗 你的眼泪证明你从来没有和右派划清界限 多么顽固 马上来开会 我们把这个会推迟到现在 你看 别的组的同志也来了 你跟着你爱人走 在错误和反动思想的泥淖里陷得很深 我们在这里是要通过严肃的批判帮助你 你先做一个自我批评
 对不起 我没有准备 我平静地回答

 你说什么 你犯了那么多严重错误 却连自我批评也不准备做

她的态度能容忍吗 同志们

 不行 当然不行 时髦的法文女打字员应声道 李怡楷 我们大家都是来帮助你 免得你跟着你爱人走上毁灭的道路 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和他划清界限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当然知道怎么办 一位人事科的女干部插话了 你只不过是不愿意 因为你坚持反动立场 整个运动期间 你从来没揭发过巫宁坤的反动言行 这完全是你阶级立场的问题 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 对吧

 我父亲是一位爱国民族资本家 他死于心脏病时我才四岁

 这我都知道

 她那权威的声音说 问题是 你没有改变你的阶级立场 除此之外 你又坚持巫宁坤的反动阶级立场 那是非常危险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离婚 别误会 没有人强迫你离婚 我只是问 你有没有过这个想法

 没有 从来没有 我答道

 同志们 你们听听 为什么没有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 巫宁坤有病 党正在挽救他 我有什么权利抛弃病人 再说 我是天主教徒 教会严禁离婚

 大家听听 抬出党的政策和她的教会的规定来压我们 我要让你明白 我们党并不禁止离婚 老丁的爱人正在办离婚 党组织和同志们都赞许她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你的宗教信仰和我们不相干 但是 你忘了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享有离婚权 尤其是和右派离婚 我已经说过 没有人劝你离婚 你离婚 我们得到什么好处 我们来是要帮助你认清你的错误和反动思想

 其他人轮流表示同意人事干部的意见 告诫我尽快划请界限 最后，“小左”做总结 让我认真反省 正视现实 并宣布要继续开会帮助我。“今天我们不再为你浪费时间了 你回家去继续思想斗争 下次开会 我们希望你讲清楚你打算怎样和你右派爱人划清界限 如果你顽固不化 你的问题可能不会停留在 人民内部矛盾 那你怎么办呢 带着花岗岩脑袋和巫宁坤一起去见你的上帝 难道你对你小儿子和快出世的孩子没有任何感情吗

 我回到家已经六点钟了 疲惫不堪 宁坤和丁丁在家时 两间小屋子总显得又吵又挤 此刻却冷清得像一个荒凉的墓地 为了逃避这突如其来的孤寂 我走出门去遛达遛达 同事和邻居们 三三两两 正从食堂往回走 我正踌躇要不要跟他们打个招呼 有人假装没看见我 也有人掉过头去 这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 完全孤立 吧 又回到我的小屋子 我看到宁坤从香山带回来的两个茶鸡蛋和花生米 这时我才想起从早晨就没吃东西 肚子很饿了 我剥了一个蛋 正想咬一口 可心思又回到宁坤身上。

他此刻在哪儿 有晚饭吃吗 会挨打吗 他还能忍受多少侮辱和伤害？一旦受不了 他会自杀吗 ……

 我没有胃口了 但想起肚子里有个小生命要喂 才勉强就着一杯热水把鸡蛋吃了下去 那个鸡蛋和花生米就留给丁丁吃吧 我提醒自己别忘了给他买一个红的大苹果 那是他爸爸被抓走以前最后留下的话 我躺到很晚才入睡 近年来发生的事 一桩桩 一件件 都来到心头 我倒想大哭一场 可就是哭不出来 到最后 我对自己说 你一定要勇敢地单独面对世界 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事 在以后的日子里 又有开不完的小组会 帮助我认识我的反动思想

 去年五月的教职员大会上 你把肃反运动中巫宁坤在南开受到批斗和耶稣受难比较 有没有

 有的 荒谬绝伦 反动透顶 你怎么可以把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反动分子罪有应得的批斗和耶稣受难相提并论 你的反动阶级立场还不明显吗

 我承认那是个错误 巫宁坤不配和耶稣比较 我的意思是说他同样是无辜的

 你说什么 他是无辜的

 我当时是那样想的

 那你现在怎么想

 我现在怎么想 没有什么关系了吧

 你像泥鳅一样滑 像石头一样顽固 像右派一样反动 我们本来以为你年纪还轻 大学毕业不久 也许我们还可以挽救你 很明显 你的思想受巫宁坤毒害太深了

 还有一次 他们盘问我一年前在颐和园参加五一节日游园的事

 去年五一 你参加了 ABC 在颐和园的聚会 对吧

 那天放假 宁坤教过的几个学生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游园野餐

 你又像泥鳅一样滑了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那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反革命集会 你参加了 你自己说说你的活动属于什么性质

 我们参加了一次野餐 我想不起有过任何违法活动 我们掌握你在会上的发言 你攻击南开的肃反运动 而且十分激烈 是不是

 我们交流了经验 当时人人都认为肃反是个错误

 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我现在怎么想 那有什么关系吗

 你狡猾 很狡猾 小左 总结道 我们不会让你滑过去的 你等着瞧吧

 大多数同事都不理我了 经常有冷冰冰的 鄙视的 甚至敌视的眼光向我投射过来 好像一枝枝毒箭 以前常来我们家和宁坤喝酒聊天 谈笑风生的几位同事 现在路上碰到我就掉过头去 我过去很难想象一个贱民或麻疯病人的遭遇 也从未料到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 但是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过呢 我在自己寂寞的心里大声呼号

 1958 年 5 月 1 日 学院组织教职员去参观半步桥北京市模范监狱

小左 通知我要参加 一名女同事主动告诉我 巫宁坤就关在那儿 没准儿你能见到他 到达之后 我们二十多名 贵宾 被请进一间会客室，每人面前都有人端来一杯热茶 随即一位领导干部讲话 他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后 便宣讲通过强迫劳动将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无比优越性 然后介绍这座监狱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历史 目前的规模 劳改的设施 以及在监的劳改犯类别 他最后说 从各位将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 大家可以证明我们的劳改政策如何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 大家可以用铁证驳斥右派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劳改部门的猖狂攻击 听完报告 我们去参观一个生产尼龙袜的车间 男劳改犯身上戴着整洁的白围裙，胸口印着红色的大字 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新生尼龙袜车间 他们紧张地照管着机器 我们的向导自豪地告诉我们 我们生产的的葡萄牌尼龙袜质量是第一流的 各位老师也许有人脚上穿的就是我们的产品 优质产品专供出口 为国家创汇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证明如何把社会渣滓改造成生产力

然后我们又参观了食堂 里面排列着大长桌和长板凳 文娱室 里面有犯人在玩纸牌 阅览室 里面有犯人在看 人民日报 和 中国画报

最后 一间间有几张双层床的监房 床上的内务很整洁 突然间 一名女同事大声说 你们看那儿 还给他们淋浴 咱们宿舍里还没装淋浴哩 我几乎觉得对这些人民的敌人未免太好了 但是这也足以证明 我们党将敌人改造成新人的政策是多么仁慈 我正在纳闷儿 不知宁坤是否也在享受党的仁慈 她转身对我说 我们还没看到你爱人 噢 他还不算劳改犯

他的待遇肯定更好 难道你不感到对党由衷的感激吗

 几天后 我收到宁坤的一张明信片 要我给他送一个脸盆 因为他带去的那个在吓唬麻雀时敲通了 地址果真是 半步桥劳动教养所 我从家里拿了一个脸盆 加上一顶蚊帐 一张草席 一顶大草帽 他在太阳下劳动时用得上 我得先去宁慧姐家 因为她要陪我去 一来她不放心我怀着大肚子一个人去 二来她也很想看看哥哥 那天下午很热 一路要换两次公车 足足走了两个钟头 下车后 我们开始问路 似乎谁都不知道这地方在哪儿 有一个男人还满脸鄙夷地瞪了我们一眼 过了一会儿 我们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坐在一个门洞里乘凉

 老大爷 我客气地上前打招呼 请问半步桥在哪儿
 这就是半步桥 大姐 你找几号
 我不知道号头
 那找的是监狱 我点点头
 你去哪儿干啥
 我男人关在教养所
 太不幸了 他怎么会搞进去的 你们样子是好人嘛
 右派
 “哎呀 太不幸 太不幸了……顺着这路走到头 见到一堵高墙，就到了。太不幸了……”

 我们向老人家道谢后 又走下去 教养所不是我去参观过的“模范”地方 而是庞大的监狱中一个寒伧的大院 我说明来意 一个哭丧着脸的中年男狱卒让我把东西留下 我问他可不可以见我爱人一面 他冷笑道：“这不是家庭团聚的地方。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我明白跟他争论没用，但是我想知道宁坤在里面受到怎样的待遇。于是我又试探道 同志 前不久 我跟学院的老师们一道来参观过模范监狱 挺不错的 教养所也是那样吗 他脸上露出觉得好笑的表情 有时候 我真搞不清你们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儿 他说 要是所有的监狱都像那个样子 那么它还叫 模范 干啥 常有外宾来参观 一个劲儿地拍照 哈哈哈！”
 我搭公车回家 觉得路好像比来时更远 情绪低沉 肚子里的重量更沉。宁慧姐眼泪汪汪。

二

 5 月 27 日 我感到第一阵产痛 我单身挤上一辆公车前往海淀医院妇产科病房护士长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爱人呢 我含糊其词地回答 他来不了 忙着参加体力劳动哩 她并不觉得太奇怪 只说 那他一定是个大积极分子 孩子出世他肯定会来的 我的产痛消退 我的心痛又回来了 我经常祈祷来使自己平静 我并不祈求天主让宁坤早日获释 因为天主并不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清官 我只求天主赐给我受难的丈夫以承受他的厄运的力量

 病房是一间大统舱 住了十几名产妇 下午探视时间 各家的亲人都来探视产妇和新出生的小宝宝 还带来炖鸡 点心 水果等等 喜气洋洋 我连一个探视的人也没有 为了逃避难堪的问题 我就躲到休息室去看随身带来的书 师主篇 和宁坤在被批斗期间译成的 珍珠 但是同病房的产妇很快就用怀疑的目光看我了 我担心人家会知道宁坤的处境

 6 月 3 日凌晨孩子出世 爸爸没来 多漂亮的小女娃 给我接生的大夫还没剪脐带就大声说 她爸爸呢 还在忙着劳动 我觉得全身软弱无力 但我很惊讶听到自己毫不含糊地脱口而出 是的 他到外地去劳动了 他被划成右派 大夫剪断脐带 一言不发就走了 护士长从此没跟我说过话 护士们没有必要也不理我啦。

 生女儿后两小时 我慢慢地在病床上坐起来 取出我带来的一张明信片 我写道：
 宁坤 两个多小时前 6 月 3 日凌晨 2 时 我生了一个女儿，体重 3800 克 长得很美 恭喜 恭喜 我情况良好，勿念 你给她取个名字吧。怡楷

 我偷偷脱下医院发给病员穿的睡衣 换上自己的衣服 溜下楼 一路用一只手扶着墙 出了医院 我走到街角上 摸着黑把明信片丢进邮筒

我慢慢走回医院 刚进病房门口 就看到一个绷着面孔的小护士在等我。
 你哪儿去啦 李怡楷
 我觉得好气闷 我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
 难道你不懂 没有我们批准你不能离开病房 她气呼呼的 你生孩子还不到三个小时 太危险啦 你要为你自己的鲁莽负责 如果出了事儿 你明白吗
 我表示抱歉 她叽咕道 右派家属要放自觉一些。”

 几天后 等我收到宁坤的回信 他已经在前往几千里外的北大荒的途中了。

 6 月 10 日 我娘和婆婆一道来接我和新添的孙女回家 我娘带着小外孙一丁 婆婆带着小外孙张纯 因为他父母都发配到外地劳动去了

我去出院处办出院手续 替我结帐的女会计员把我们一家老小上下打量了一番 忍不住笑道 两老两小来接你和小宝宝回家 没有一个顶用的 你爱人呢 我说 在外地参加劳动 她摇了摇头 没再说别的

 我娘是从天津家里来照顾我坐月子的 我回家后 没有一个同事来看望我和新生的孩子 有娘和丁丁在身边 我就知足了 我一直把宁坤发配北大荒劳改的事瞒着娘 可是她常问起他人哪去了 收到他从劳改农场来的第一封信后 我就瞒不下去了 半夜醒来 她就哭起来了 一辈子遇到的伤心事太多 哭得太多 早已受青光眼的折磨 现在雪上加霜 她的眼病又要加重了 尽管我和娘心里都想念宁坤 我们很少提起他 只有一丁常问我 妈妈 爸爸在哪儿 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带我去看大象 我也只得硬着头皮回答 爸爸跟好多叔叔一样在外地劳动 他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家的

 我利用休产假的时间给宁坤做冬衣 寄到北大荒去 夜深人静 我仿佛可以听见宁坤轻轻哼着家乡扬州的 孟姜女送寒衣 的小调 万喜良从南方家乡被征调到北方去给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寒衣还得要妻子孟姜女

在家做好 再千里迢迢送去 等她千辛万苦走到长城 丈夫早已成了亡魂

想起这故事 我感到胆战心惊 难道历史又要重演吗 好者我眼下只要把寒衣打包到邮局去寄就行了 运气好的话 没准儿还能在棉袄棉裤当中塞进两听猪肉罐头 虽然我明知道政府规定严禁在寄到劳改人员的邮包中夹带食品

 在西苑邮局 女邮务员对邮包上的地址看了一眼就问我 这里面有食品吗

 噢 没有 没有 我连忙回答 勉强一笑
 她伸出手在包裹上使劲地又摸又捏 那么这些硬东西是什么 她质问我
 两个 哦 小 小罐头 我吞吞吐吐地说 觉得像做贼给人当场抓住了
 取出来 放快点儿 她命令我
 噢 就这一次吧 我向她求情
 你很清楚 政府明文规定不准给犯人邮寄食物 她提高了嗓门儿 你公然违反政府规定 破坏政府改造人民的敌人的工作 你在大学工作 可是你竟然不惜讲瞎话来钻空子
 我闷声不响 把密缝的包裹拆开 取出两听违禁品 再一针一针缝上

第六章 风雪北大荒 1958-60

一

 兴凯湖劳改农场共有九个分场 其中六个劳改分场 两个劳教分场，一个女犯分场，每个分场都有上千的人犯 六月中那个下午 几只大木船从密山把我们这夥八百名劳教分子运送到湖边的八分场临时场地 那里已经有先遣劳教人员搭好一个厨房和一间工具棚 我们下船后就忙着搭大帐篷，这是我们搬到固定场址以前的住所 安顿下来 赶紧吃晚饭 窝头咸菜饭后集中在帐篷前面的空地上听场长做报告 场长是北京公安干警 他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警告大家千万不要企图逃跑 分场周围都是沼泽 这里叫草垫子 看上去是平地 踩下去就淹死 根本逃不出去 企图逃跑是刑事犯罪 抓回来从重判刑 我不能想象有任何人敢以身试法 因为政府经常宣传社会主义司法机关如何强大 任何罪犯也不可能逃脱它撒下的天罗地网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就开始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 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就地取土 沿湖修筑一条导流堤 防止湖水泛滥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垦地势较低的处女地 我们用的工具是铁锹 铁锨 鹤嘴锄 夯槌 扁担 我们天不亮就起身 啃一两个窝头 喝一碗玉米粥 随即扛上工具，列队前往两三里外的工地 劳动时分成二十多人一班 每个班又分成几个小组 有挖土的 有抬土的 挖土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用锹用锄都是能手 我从来没用过铁锹之类的工具 被分配和一个萎靡不振的中年中学教师用麻袋或柳条筐抬土 扁担我也没用过 搁在肩头别别扭扭 很快就把肩头磨成血肉模糊的一片 我咬紧牙关 一天接一天 磨练我的肩膀和大家一样希望我这样努力劳动能得到负责监管的队长们的好感 早日获得释放

 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 我们日出而作 日没而息 夏天白昼越来越长 我们劳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与此同时 英明领袖 又发动“大跃进”，要求全国人民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队长们每天训话时问我们 全国的革命人民都在响应伟大领袖的英明号召拼命大干 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当怎样干 才能将功赎罪 于是 我们的劳动时间更长 我们抬土的份量越来越重 跑得越来越快 劳动竞赛成了家常便饭 挖土小组之间展开竞赛 争取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堤贡献最多的土方。分工打夯的各组高唱随口编造的夯歌 用熟悉的小调和意在言外的双关语打动从事劳役的流放者的心 未来的史家也许会在他们的史书中为这些劳动营的歌手找到一席地。

 有一个劳教分子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 像一个流动的小贩，手里拿着一个喇叭筒叫卖他的货色 他过去是搞宣传工作的 现在上劳改工地搞宣传鼓动有点大材小用 大家看巫宁坤 忽然听到自己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 因为由于抬得不多或跑得不快我常受过批评 他过去是个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 他刚来劳动时抬土抬得很少 但是现在看他 抬得越来越多 跑得越来越快 思想改造的好榜样 再加油 力争上游再上游 我明白他拿我给别人做榜样 可我感到我随时会垮掉的。

 每天傍晚 久盼的值日队长的收工哨子一响 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湖边去洗净工具 然后稀稀拉拉地往回走 活像一队吃了败仗的散兵

回到帐篷里 我们就把搪瓷饭盆搁在各自的床位前面土地上 等那一份玉米粥 因为粥总是滚烫 我们就先到湖边去清洗一天下来的汗和土 我们又累又饿 玉米粥总是十分可口的 可是 有一天晚上 我从湖边回来，却发现金黄色的玉米粥变得黑糊糊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深度近视眼 就问邻铺的小伙子 一个快活的小偷 这是怎么回事儿。
“蚊子，”他说。
 天哪 那我怎么办呢 我沮丧地问他
 吃下去 我们大伙儿都吃了 动物蛋白 你该知道 教授 你在北京大学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 对不 你今天大跃进得了表扬 没准儿明天你又会因为吃蚊子得表扬
 他调皮地哈哈大笑

 我用怡楷寄来的大钢精勺儿大致刮去了上层的动物蛋白 把剩下的狼吞虎咽吃了下去 蚊子是离京前那位公安干部动员报告里没提的东西，很快就成为一大祸害 甚至在白天也不饶人 确确实实有千千万万蚊蚋，有时甚至于遮天蔽日 因为农场位于大片的沼泽和草原中间 白天上工时我们不断受骚扰 完不成劳动定额 后来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挺别致的防蚊帽 好象一顶小蚊帐 当然自费啦 身上其它暴露的部分仍然受到蚊蚋的袭击 这些吸血鬼 在我夜间躲在蚊帐里做的恶梦里 就变成吃人的猛兽。

 到了夏至 三点钟天亮 八点钟太阳才下去 我们每天劳动十四、十五 十六个小时 随着大跃进升级 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不希奇 两星期一次的 大礼拜 改成了三星期一次 用大跃进的术语 大幅度延长劳动时间叫做 放卫星 分场第一次放卫星的日子订在中秋节前夕 恰好是我三十八岁的生日 我随队去一个兄弟分场 在皎洁的月光下整夜参加收割水稻 也可算别具一格的生日派对吧 第二天 中秋节正日 上级又号召大家再割一夜稻子 放一颗比满月还亮的卫星 我累得要死 又想念怡楷和一丁 饱尝了 生别常恻恻 的滋味 幸好 明月如霜 还能默颂苏东坡 欢饮达旦 后写的 水调歌头 ：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冬季长达六个月 北大荒冰天雪地 我们完成了导流堤工程 刚搬进八分场新建的一栋栋茅草房 第一场雪就落下了 那天是 十一 庆祝

国庆放假一天 队长们又号召大家加倍努力 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 他们大声疾呼 力争上游无止境 雪下得更多 把大地埋在一望无垠的白色墓布下面 我真羡慕冬眠的动物 牠它们免受严冬酷寒之苦 直到春天给它们带来生的喜悦才醒来 对于当地的农民 这也是平和休闲的季节

整个冬天地上雪深数尺 他们有什么农活儿可干呢 可是你不得不佩服那些精通 马列主义辩证法 的同志们 他们认为这恰恰是处理那些在别的季节无法下手的工程的季节

 劳改营与世隔绝的场地是精心策划的选择 因为它让犯人几乎绝不可能逃跑 唯一的对外交通工具就是装运我们来的那种原始的木船 早先来的犯人从湖边凿开一条狭窄水道 通向总场场部所在的中心地区 但是来往船只越来越多 水道就难以应付了 如今大湖和小水道都冻得结结实实 这正是把小水道改建成一条运河的大好时机

 冰天雪地的工地上 一眼望不到头的奴隶大军沿水道排开 各队分段包乾 规定每天完成多少冰方 第一步 用冰镐把水道里的冰切成整齐的大冰砖 然后把冰砖抬到水道的两边 堆砌成两条冰的长城 有一天气温降到摄氏零下 38.50 度 总场领导决定这正是放卫星 试与天公共比高 的好日子 等到该出工去放卫星的时候 我们这个班一半的人还没下炕 都说是病了 包括身强力壮的班长 一个小伙子躺在炕上说 这种鬼天气去跟冰块儿打交道 我还不如死在炕上 那天值班的是李队长 我们大家都说他是个菩萨心肠的复员军人 他进来一眼就看出问题 脸朝着我说 巫宁坤 今天你代理班长 把已经起来的带去出工 我大吃一惊 向他求情 我 李队长 免了我吧 您知道我连冰镐也不会使 他说 没关系嘛 那边几个可以切冰块 供你们几个抬 去吧 今天放卫星嘛 我便领着十来个裹在臃肿的冬衣里的劳教分子 缩着脖子 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踹到工地 去发扬 人定胜天 的豪情壮志

 到了工地 我注意到别的班出工的人也不多 我们干活动作很快

因为实在太冷 偷懒就要挨冻 等看到送午饭的推车快到眼前 我就大声嚷嚷 伙计们 开饭啦 伙房的老王喊道 滚热的玉米面儿菜团子 好东西 不限量 随便吃 他从棉罩子下面掏出一个递给我 果真热气腾腾

可是我还没吃完它已经冰凉了 大家天天闹饿 可今天好像谁都没胃口

我又嚷嚷 大家需要增加热量 伙计们 能吃就多吃几个 这可不是天天有的好事儿 可是谁也不想吃第二个 我也一样 突然间我发现少了两个抬冰砖的小伙子 我的老天爷 难道他们逃跑了 我赶忙跑到两行冰墙之间的巷道 看见他们俩冻得缩在一起 仿佛已经冻成了冰人儿 我朝着他们嚷嚷 你们想在这里冻死吗 笨蛋 有的是更好的死法 过来 快点儿，来吃午饭 不许再这么干 小兄弟 你们家里人会怎样…… 我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到头来我们并没放卫星 因为 俗话说 天有不测风云 我们去“共比高”的老天爷偏偏放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暴 把我们连滚带爬地轰回了监房

 水道里的冰清完了以后 我们开始用镐一点一点地挖去坚硬的冻土 逐渐加深加宽河床 这活儿极其艰苦 好者有廉价的奴隶劳动 四 五月间 春天来到北大荒 冰砖都融化了 流回河床 看吧 一条现成的运河！又一个例子 证明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政客们惯于夸耀的 那创造了世界第七奇迹 万里长城的 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我不禁想起一年多以前我被迫游长城的往事 那仿佛预示着我日后的遭遇 可惜我这短命的冰墙没有万里长城永恒的悲壮

 第二年冬天 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封冻的湖上一望无际的芦苇 运到一个计划中的造纸厂的厂址 如同全国各地一样 劳改农场也从大跃进的狂热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 雄心勃勃的工程项目 北大荒要改造成一座有数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 有农场 养猪场 养鸡场 制糖等轻工业工厂，学校 电影院 医院 甚至一所 兴凯湖大学 而我们将是这个新兴城市的第一批建设者和居民 农场领导紧跟党中央文件和党报社论 不断宣讲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 在许多工程项目中有一座全国第二大的造纸厂

年产数十万吨各种类型的纸张 为党的宣传事业作贡献 我们每人配备一个简陋的小雪撬 叫作爬犁 尾部横装一个长刀片 我们的鞋底装上滑轮

我们肩头套着一条粗索子拉着爬犁 一个中队一百多架爬犁 浩浩荡荡向几里外冻湖中心灌木丛般的芦苇前进 从远处看来也许像一队追寻冬季运动乐趣的休闲人士 把长刀片向前一推 芦苇纷纷倒落在爬犁上 堆得整整齐齐 爬犁装满绑紧 我们就往回走 把宝贵的造纸原料送往未来的造纸厂 作为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 天气好时几乎是一种乐趣 可是 天气预报往往并不可靠 我们有可能碰上突如其来的雪暴 在湖上迷失 离分场好几里地 一旦迷失 你可能冻死 或者掉进一个没冻上的冰窟窿淹死。

一个晴朗的早晨 我们的爬犁大队像往常一样向冻湖中心推进 但是 正当我们开始收割芦苇 一场雪暴从不知哪儿刮起来 横扫大湖 李队长拼命吹哨子 嚷嚷 收工回家 回家 我从来行动迟缓 落在队伍后面 雪暴刮得越来越猛 顶风前进成为艰苦的挣扎 我低下头 我的眼镜被刮走了 天哪 我赶紧追 又弯下身子 在冰雪上乱摸 眼镜儿无影无踪 再抬起头来 一个人也看不见了 我惊慌失措 边跑边喊 李队长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李队长 巫宁坤迷路啦 我模模糊糊看到眼前有一汪发亮光的水 猛一下打住 我的天哪 再一失足 掉进冰窟窿 我就会葬身湖底的深渊了 我拼命大叫 救命啊 李队长 巫宁坤迷路了 救命啊 又过了一会儿 我听到他的声音从远处喊道 巫宁坤 我们在这儿等你 顺着我声音的方向过来 不要惊慌 过了几分钟 我就和大队在一起了 让李队长放下了心 回到监房 他跟我说 丢了眼镜当然可惜 但总比丢了你的小命好 要是那样 我很难向政府交代啊 你是自杀了 还是逃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怎么说呢 你可别再这么干了 我答应他下不为例 若是我淹死在湖里 我会是白白牺牲的 因为大型造纸厂永远停留在纸面上。

 各种较轻松的杂活调剂了沉重的劳役 我们种过大豆 肥沃的黑色腐殖土的异香让我又哼起当年牵动着亿万抗日军民的心的 松花江上 更加认同 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回想 1937 年冬 日军逼近扬州 我高中还没毕业 就含泪告别家人 一路唱着 松花江上 只身流浪他乡 谁会料到呢 二十年后 日军早已战败 中国大陆也已 解放 我倒反而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阶下囚 万里迢迢 抛妻别子 在大豆之乡哼唱同一支令人心碎的歌曲。

 夏天 没别的活儿干时 我们就被打发到几里外树林里去砍伐小树，阳光暖而不热 空气透明 野草野花漫山遍野 这样来回走动也可算一乐也 我们整队出发 每次回程却各人按自己的步调单独行动 单独背着树捆往回走的路上 我有难得的机会私下和自己对话 或是和不在场的怡揩和一丁对话 一面嚼着我在路上摘的榛子 或是在树林里找到的野生龙须菜 就这样 尽管背上压着沉重的份量 我倒希望路更远一些 我也觉得好笑 当我想到身上背着一大捆 枝叶的伪装 看上去一定像 麦克白斯》里从蓓乃姆森林来的 移动的树林 的一部分 正在向被围困在顿西嫰 紫禁城 里的麦克白斯进逼 我来到这里了 你这血腥的暴君 我大声说，一面嘲笑自己的虚张声势。

二

 自从回国以来 我领教了不知多少遍 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它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 哪怕是它的敌人 只要不是无可救药的 也将通过强迫劳动把他们从自身的反动阶级立场和反动思想解放出来 强迫劳动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要把罪犯改造成新人 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世界 一个多么美好的全是新人的新世界 从我的旧我解放出来！多么美妙的思想 多么光辉灿烂的明天 我感到心向往之

 哪怕是在遭受审讯和批斗的煎熬的时候 我从来不敢肯定错不在我。或许是我冒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终极真理 或许是我经不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考验 或许是由于我闭目塞聪 狂妄自大 以致无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在我所认识的近年由英 美大学归国的留学生中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如今与小偷 流氓为伍 他们当中有一些人 才华出众，学识渊博 甚至已经入了党 难道他们不是正直的人 既受到党的信任，又享受优厚的待遇 而我呢 长征 路上的英雄们 爬雪山 过草地

受尽了苦难 是为了一个他们坚信的崇高理想 我的苦难所为何来 而我可怜的妻子和小孩却要为我轻率的言行承受后果 如果我死在这里 我就会像任何其它人所不齿的囚犯一样埋葬在这荒原上 我一定有什么毛病。我多想知道 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期间 那些被判以火刑处死的可怜虫，他们心灵深处受过怎样的煎熬 我私心渴望有一种魔术能让我认识那 放之四海皆准 的伟大真理 虽然身败名裂 我并不抗拒强迫改造 因为党一再宣称改造的目的在于 治病救人 有些时刻 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渴望思想改造 哪怕是在强迫劳动的条件下进行。

 可是 一旦来到农场 强迫劳动就不给思想改造留下多少余地 无限制的劳动时间 累得直不起腰来的劳役 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 其目的都是一天接一天地榨取每个人犯的最后一点精力 伙食比关在京城教养所时强多了 主食还是窝窝头 不过玉米面没有霉味 歇大礼拜或是放卫星，我们可以吃到大米饭 小麦面馒头 还有我们自己人种的蔬菜 自己人捕的鱼 后来 有了养猪场 偶尔可以吃到一口猪肉 既然吃得好一些 理所当然我们就得加倍苦干 思想改造似乎是遥远的事 属于过去或者未来。目前 强迫劳动 强迫苦役 就是一切的一切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 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等等政治术语 大学里的人经常挂在嘴上的 在这里听不到了 反正 劳教分子中 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确实 不时也例行公事式地提到思想改造 每天晚点名 队长们往往提醒大家 强迫劳动的目的是改造思想 虽然从来没有人解释过强迫劳动怎样导致思想改造 没有阅览室 北京到处泛滥的 毛泽东选集 在这里却见不到 晚间 有时候 在用旧墨水瓶自制的小油灯下 班上一名有文化的分子读报 读的是一份皱皱巴巴的 两三个星期前的 人民日报》，读多少算多少 从来不组织讨论。

 每三个月有一次为期两天的政治运动 其用意据说是加速这些敌人的改造 分场领导号召大家互相检举 个人坦白过去隐瞒的罪行 或者最近犯下的新罪行 一个小偷旧病复发 受到 同行 的猛烈批判 那个和我一起抬过土的中学教师坦白 他饿得不行 从伙房偷过两块玉米面包

那位旧社会的警察局长揭发我写过一首 反诗 那是他 无意中 发现的那首 反诗 是我在北上的火车上随意涂写在我那本 杜甫诗选 书后的日期是 1958 年 6 月 12 日：
 相识遍天下 知心无一人 唯有诗千首 天涯慰寂寥。

 局长的检举没有造成 立竿见影 的后果 但是我的档案里肯定又添了一条新的罪状 另一名右派被人检举在说梦话时咒骂大跃进 监听说梦话是自动化的 因为我们十来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张火炕上 大部分时间大家坐在地上 面面相觑 一言不发 偶尔一个有问题的人按捺不住 就站起来坦白交代。

 一个巡回法庭定期来分场举行公审 宣判一名抗拒强迫改造的教养分子 让大家从 反面教材 中吸取教训 一名年青的右派 过去是一所纺织学院的助教 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因为他始终否认他的右派罪行 有一天 从导流堤收工回营的路上 我惊骇地看到一个快活逍遥的小流氓被绑在一棵树上 身后插了一个牌子 上面用大字写着 死不改悔的逃跑犯

后来公审时 他也被判了五年 过了一段时间 他二次企图逃跑未遂 刑期延长到十年

 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教养期有多长 起初我们并不太着急 因为我们天真地认为那不可能太长 既然我们既没审过 更没判过

我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 我们的错误属于 人民内部矛盾 学院的领导不是跟我说过 劳教时间不会长吗 在被开除之后 我不是还行使了公民投票权吗 建国十周年 溥仪皇帝和一批国民党将领获得特赦 我开始幻想在不久的将来获得释放 毕竟那些家伙都是战犯 而我干过什么 国庆那天 我被分场张场长叫去谈话 难道是要宣布释放吗 我有点动心了。
 你来这儿一年多了 巫宁坤 你对改造有哪些体会？”
 我学会体力劳动
 你来这儿就是干这个的 你前进了很好的一步 才向前走了一步 我还得走多少步才算改造好 我决定试探他一下。
 张场长 我们劳动教养期还有多久
 那要看情况了 有一天你彻底改造好了 就给你解除教养 事实上你人还在这儿 那就说明 噢 巫宁坤 你是大学教授 你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那就说明我们还没完全改造好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或是什么 时候改造好呢
 你被解除教养的时候 他接着说 我说 你在这儿到底学会了干什么
 种大豆
 单靠大豆你能活下去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确实 第一年结束 有一两个人被解除教养 一个是经常和人打架斗殴的小流氓 有一天晚点名时 葛队长当众警告他 屡教不改 罪上加罪 决不许再犯 第二天晚点名 葛队长宣布同一个小流氓 表现出色，解除教养 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加强改造 争取早日解除教养 小流氓当晚搬进劳改释放犯住的宿舍 继续留在农场就业 当地称为 老就 另一名小流氓 泰国华侨 用炸药进行爆破作业时炸得粉身碎骨 第二天举行大会 宣布死者解除教养 同样号召向死者学习 我搞糊涂了 不知怎样向这些榜样学习

 有一天 我患重伤风 到医务室去取药 白大夫 过去在北京因强奸女病人判刑五年 居高临下地对我说 你们这些劳教分子以为你们比我们犯人强 因为你们没有审过 没有判过 实际上 你们服的是无限期的刑期 无限期 你懂吗 你们挨过一年又一年 永远提心吊胆 不知何年何月解除了教养 你还是回不了家 从此留场就业 永远留在北大荒 这是我刚从一位干部那儿听来的新政策 你看我哩 还有两个月期满 日子一到 拍拍屁股 归去来兮 谢天谢地 我不在你们船上

 无限期的劳动教养会造成难堪的悬虑不安 他说得很对 而那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对付它的受害者的神经战中一件残酷不仁的武器 不过关于他本人的命运他却说错了 因为他还没期满就旧病复发 又判了五年,继续改造思想。

 我很慢才认识到 大肆标榜的思想改造无非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在劳改营里 委婉的面纱被撕掉 思想改造等同于残酷的强迫劳动和赤裸裸的胁迫和恐吓 绝对服从是最根本的信条 对劳教分子和犯人都一样，包括 老就 在内

 分场有一名统计员 年青英俊 不知为了什么 反革命罪 服刑五年后留场就业 就是一个彻底思想改造的典型 作为过去的犯人 他一向对队长们毕恭毕敬 一向一丝不苟地执行上级指示 一向把统计报表搞得准确无误 整整齐齐 他从来不大声说话 从来不多话 显然还没成家，他从来不谈他的私生活 我多么想知道 在那五年里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把他变成了这样一名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的活标本 他不可能被改造好，因为从来不存在改造人的意图 他只不过是接受了教训 学乖了 若是当局真地相信过把罪犯改造成 新人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允许这些新人回到社会上 回到家人身边和原来的工作岗位 而相反地强迫他们继续留在劳改营当奴工 一次犯罪 终身罪犯

在大跃进进入高潮后 我们被带到总场去参观一个兴凯湖农场长远规划的展览 接受教育 除了大量的图表和宣传画 还有一个未来城市的大型模型 讲解员是九分场的一名青年女犯 她用手中的短棒指着一个角上一群微小的建筑物 滚瓜烂熟地说道 那就是未来的兴凯湖大学的校址。大学有各种专业 包括农业 捕鱼 造纸 炼糖 以及其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用的技艺 停顿了一下 她又说 你们八分场不是有一名教授吗 那是他理想的去处 我听了毛骨悚然 幸好那大学从来没超过模型阶段。

 不断听到小道消息 传说一些教养人员神经失常了 因为受不了无限教养期和永远留场的前景的压力 也有已经自杀的 我也会屈服于这种难堪的压力吗 不 决不 我应许自己 我决不会像我母亲那样用自己的手残害自己的生命 我必须保持我的神智健全 坚守我对生活的信念 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

三

 在没有思想改造的情况下 在休息日 或是被滂沱大雨或大雪暴困在监房的时候 我就钻进带来的两小本诗作的天地中去吸取精神营养。

 哈姆雷特 是我百读不厌的莎剧 可是 在一座中国劳改营里读来，丹麦王子的悲剧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意蕴 当年我手不释卷的那些学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评论 现在都显得遥远而毫不相干了 哈姆雷特的呐喊 丹麦是一座监狱 在这片荒原里回荡 艾尔西诺城堡阴森森地浮现在眼前 好像一个残暴的专制国家的暗喻 哈姆雷特亡父的鬼魂发出雷鸣般的怒吼

有无产阶级专政下千千万万冤魂的合唱大军伴唱 罗森克兰 和纪尔登斯丹会感到如鱼得水 若是他们有幸来到一个现代的伪君子和告密者的王国。哈姆雷特的丧失固然惨重 父亲 母亲 天使般的情人 一个王国 还有他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一切都由于一个弑君篡位的恶魔的阴谋诡计 但是无论剧情如何离奇曲折 动魄惊心 它不过提供了一个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哈姆雷特灵魂受难的悲剧 他的苦难是由丹麦王国的现实问题触发的 但是他在感情上 道德上 人生哲学上苦痛不堪的受难 却声震寰宇，使他那些伟大的独白洋溢着令人低徊不已的节奏 休息日 有时在湖边上独自朗诵这些独白 我感到他灵魂深处这种撕心裂肺的受难正是这部悲剧的灵魂 而他承受灵魂深处受难的力量给予这位高贵的丹麦人独一无二的地位 作为一个无愧于受难的悲剧英雄 默想他的生与死 我心里会想

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 如同艾略特的名篇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中的主人公所说的 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视的一个 在天地之间乱爬的家伙 我终于明白 关键的问题并不是 活下去还是不活 也不是该不该 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 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诗圣 杜甫的诗篇本来并不是我最喜爱的古诗经典 但是 在劳改营里读来 从那些杰作中听到的是 万方多难 的时代民族良心的声音

这位 乾坤一腐儒 半生颠沛流离 偏偏还要 穷年忧黎元 荷负天下众生的苦难 把数十年家国之痛化为彪炳日月的诗篇 对遭逢不幸的友人

杜甫也是一往情深 生死不渝 李白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 流放夜郎 杜甫当时流寓秦州 不但不懂得 划清界限 反而魂牵梦绕 写一首又一首的诗为 斯人独憔悴 鸣冤叫屈 反观今世 反右一声令下 文艺界 冠盖满京华 手头这本杜诗的编选者也在其中 人人上阵 口诛笔伐 落井下石惟恐不及 哪里会有老杜这样的 腐儒 发出这样的怪论 文章憎命达 魑魅喜人过 他晚年漂泊湘 鄂一带 老病有孤舟 ,途中以腐肉充饥 竟死于病毒性痢疾 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如我者 有幸来到北大荒广阔天地 有万千难友为伍 有社会主义的劳改定量果腹 还有杜诗一卷可读 夫复何求 深夜扪心 我真感到愧对千古一诗圣

 解除教养既然遥遥无期 日子一久也就安之若素 除了有两位诗圣作患难之交 难友中也有声气相求的 有一天 我还在导流堤上抬土的时候 给我的筐装土的小伙子用磨得锋快的铁锹把我的右膝盖割破了 我赶紧去找带着急救箱坐在树下的教养分子大夫 他一面包扎我的伤口 一面问我怎么会来到这儿的 我告诉他我被打成极右 他又问我原来在哪儿工作 我踌躇了一会就答道 我在燕京大学教过

 燕京 咱们的世界太小了 我进协和医学院以前在燕京读的医学
您教什么
 1951 年我刚从美国回来 在西语系教英语四年级
 教授 向您致敬 要是在学校 我还不一定见得着您哩 李天生不是在您班上吗 我的好朋友
 对啊 他在南开和党办的学院给我当过助教 他也被打成极右 早就送到清河农场劳教了

 患难之交 无话不谈 李大夫的罪名是在医院批斗会上怒骂一个胡说八道的积极分子 被划为 右派流氓 他被开除公职 送劳动教养后妻子和他离婚 一个人孤零零住在医务室的小屋子里 若不是继续专心搞医学科研 他是会被逼疯的 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 他现在钻研各种集中营疾病 并找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治疗方法

他把病例报告连同切片寄给他过去的老师 但是从无回音 后来 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 他利用新找到的方法挽救了八分场许多难友的生命

 另一个右派难友是小邓 北师大毕业生 他曾受教于沈从文老师

而且囚囊中还带有几本他的小说 我真是喜出望外 从此 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 在摄氏零下 40 度打冰方的工程中 我往往和小邓边干活边谈论沈老师的作品 边城 啦 从文自传 啦 湘行散记

啦 絮絮叨叨 没完没了 有时竟然忘掉了疲劳

 每逢歇 大礼拜 难友们有的蒙头大睡 有的玩扑克 小邓和我往往带上他那几本又破又黑的宝书 到小兴凯湖畔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 朗读一些我们最喜爱的章节 小邓操一口地道的京腔 所以总是我选他读我们俩都偏爱那些有 水气 的段落 比如
 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柄镰刀 锋口磨得亮锃锃的
 手试一试刀锋后 又向水里砍了几下 秋天来溪水

 清个透亮 活活地流 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

 在浅水里游荡 有时又弓着身子一弹 远远地弹去

 好像很快乐 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

 兴凯湖的水在秋天也清个透亮 并没因为用作劳改农场而减色 我们在湖边磨刀干活 有时几乎也跟贵生一样快乐了 我们百读不厌的一段是

 望着汤汤的流水 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点人生……

 山头一抹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 水底各色圆如棋子

 的石头也感动我 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 透明烛照

 对拉船人和小船只 一切都那么爱着 十分温暖地
 爱着

 我终于明白了他那朴实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 此时此刻 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 温存的节奏和音乐 使两个家山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

时而 作横海扬帆的美梦 时而也免不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我们从他那 涓涓细流 的声音获得了存活的力量 那个声音 柔弱中有强韧 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

 可是 绝大多数难友从来是和杜甫 哈姆雷特 沈从文不搭界的

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老弱班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在夕阳中坐在监房外面的地上发呆 手里拿着一张小相片 我走到他跟前 看了一眼相片 随口说

多可爱的小男孩 你的孙子 他眼睛一亮 笑着说 我的小孙子 我在家时总偎在我怀里 我还能再见到他吗 你说 他的声音是含泪的

要是我能告诉他就好了 我也想知道我是否能见到我自己的儿子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怡楷和一丁 一毛的近照 递给他看 多好的一家人 他羡慕地说 你一定想他们 你是右派 “我点了点头 他 唉 了一声

很久以后 我听李大夫说他是八分场最早饿死的难友之一

 另一个不识字的难友是 二进宫 的小陈 六年前他在广东老家持刀杀伤了他老婆的奸夫 被押送到宁夏劳改农场服五年徒刑 刑满后留场就业 他请假回家探亲 假满后北上回场 在北京换火车 这时候 他才发现身上剩下的钱不够买车票 于是 他决定在车站的长凳上睡一夜 等天亮后帮旅客扛行李挣点钱 不料天还没亮 他就被一名巡逻的民警捉将官里去 作为劳改农场的逃犯关进劳动教养所 又押送到北大荒

 小陈 三十多岁了 还是想不通 他在上级批准的探亲假到期后返回农场的途中 怎么会被作为逃犯抓了起来 他常来找我 用他那咭倔抝牙的广东官话翻来复去讲他的故事 然后 又激动又有点口吃 要求我解释 你是大学教授 你一定能够给我讲清楚的 我求你 听上去像对我责备 让我感到惭愧 或许他过分单纯 不懂得社会主义法制的天罗地网是怎样运行的 过一段时间 他就来找我给他老婆写封信 责怪她是他一切不幸的祸根 为了报答我 他会把几块豆饼做的饼干塞进我口袋里 他是养猪的 这是他用来喂猪的饲料 晚间我坐在炕上 喀嚓喀嚓嚼着猪食津津有味 引得左右的炕友们羡慕

 去爱 山头一抹午后淡淡的阳光 去爱这湖上的小船只和 老就

这都不难 但要去爱阳光下的 一切 却并不那么容易 那些肯定对我们并无爱心的公安干警怎么样 可是 你不得不承认 至少李队长与众不同

一共有一名中队长和三名小队长负责管教全中队二百多名劳教人员 其中以李的级别为最低 他是本地的复员军人 皮肤黝黑 身材短小 他一口农民的语言 没有一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话 他在战争中打瞎了一只眼

但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场战争 因为他从来不吹嘘自己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他没什么文化 但从不掩盖这个缺陷 每看到墙上贴的招贴上有他不认识的字 他就像一个好学的学童一样要我给他讲解 另一方面 看见我用起铁锹来笨手笨脚 他就抢过去 教给我怎样又快又容易地挖土甩土 我一辈子干这个的 没名堂 你从来没干过 一辈子读书写字 那才叫难

 李队长和劳教人员在一起时 从来不摆队长架子 跟大伙儿有说有笑 仿佛是和同志们在一起 有一天雪太大 我们没出工 李队长值日来检查监房

 好大的雪 李队长 这儿常下这么大的雪吗 我问他

 你以为这场雪好大 巫宁坤 你没看见两年前我女人生头胎孩子

那 天那场雪 我家屋顶上的雪三尺深 大门被积雪堵死了 屋子里零下十八度 她偏偏就在那会儿生 我好不容易才用家里的一点乾草给她烧了一壶开水 我总算攒了六个鸡子儿给她做月子 多一个也没有 我说 那才叫一场大雪

不过这雪够大的 要让我脚上生冻疮啦 李队长 我说

 李队长有现成的答案 瞎扯 在你鞋子里塞进些乌拉草 脚就暖和了 这个地区有三宝 人参 貂皮 乌拉草 你没听说吗

 他一面说 一面脱下一只棉鞋 放在炕上 随即抓住我一只手 捅进他鞋里 问我有啥感觉 我说 好暖和 他很高兴 又把一只光脚放在炕上

 摸摸我的脚 你瞧瞧乌拉草把它保得多暖和

 确实真暖和 我一只手摸着他的脚 可是我不会做乌拉草鞋垫子

 他很麻利地从鞋子里抽出一只鞋垫递给我 你瞧瞧这鞋垫多柔和 你只要拿一个硬东西 好比说一块砖 在上面捶捶捣捣 直到捶得像丝一样软 它保你的脚一冬天暖和 不用穿袜子 反正我也买不起袜子 他哈哈一笑 我按他说的去做 果真一冬没生冻疮

 李队长几乎啥也买不起 他的工资不够他一家三口吃饭穿衣的 他年青的妻子 同村的一个不识字的农民 不得不给教养人员拆洗被子 挣点钱贴补家用 分场没有别的工作可干 因为所有的体力活儿都由教养人员去做 我们在歇 大礼拜 时洗衣服 但是我们的棉被自己没法拆洗

这正是李队长的妻子可以帮忙干的 我第一次请她帮忙还有些迟疑 一个冬天的早晨 中队正整队准备出工 我走到李队长跟前吞吞吐吐地说 李队长 我的被子该洗了 不知……”没等我说完 他点点头 挥手让我入列

晚上回到监房 我发现被子有干净的香味 叠得整整齐齐 代价是八毛钱

并不多 但是我刚到时一天劳动只挣三毛钱 最后才涨到八毛钱 生意好时 她一天可拆洗两三条被 但有时根本没有生意

 尽管生活艰苦 李队长总是高高兴兴的 而且有一种天然的尊严

我们大家都喜欢他 可是话传开了 说是其他几名队长认为他在教养人员面前有失队长的身份 他对其他队长的非议似乎懵然无知

 早春 开始化冻 有一天 葛队长派我们一班人到附近山上的树林里去把一些原木运回来 山路迂回曲折 背着原木下山十分困难 我们奉命把原木推进小溪 人在水里扶着原木顺流而下 溪水冰凉 等我们把原木运到分场 我们一个个都冻得浑身发抖 李队长一眼看到我们这副惨相

立即下令让大家上炕钻被窝暖暖身子 他自己跑到伙房 叫老王给我们烧红糖生姜水 他还没回来 葛中队长驾到 他身高六尺 一副军人的威风

 这是怎么回事儿 你们不是应当在运木料吗
 我们运了 葛队长 班长坐起身来回答
 你们运了几趟
 一趟 班长怯生生地回答
 一趟 你们就钻进热被窝了 这是谁的馊主意
 李队长的指示 他的指示
呃 好嘛 他来啦 是你让这些人大白天上床睡大觉 李队长
 不错 是我说的
 他用本地农民的口音平静地回答 他的独眼直对葛队长愤怒的双眼 这些人从冰凉的小河里上来冻得浑身哆嗦 你不想让他们冻死吧 葛队长 部队里可不是这样对待战士的

 恐怕你忘掉自己是干啥的 李队长 这些人是接受强迫劳动的教养分子 不是度假的战士 我们的责任是对他们严格要求 不是宠坏他们

得啦 咱们今晚队长会议上再讨论 接着 他掉过脸对我们大喊一声 大家都起来 去把所有的木头都运回来

 我可以看出两位队长都在尽忠职守 只不过各人是根据自己对职守的了解行事 第二天李队长没有露面 我也从此没再见过他

 我们是与世隔绝的 每两周可以寄一封家书 起初 来回信件都经过队长检查 在受检查的信件里 通信的人能说什么呢 我告诉妻子我情况很好 她不用为我操心 她也说她和两个孩子都好 让我不用为他们操心 其实我们日子过得都不好 要操心的事很多 不过简短的信传送了让双方宽慰的信息 大人孩子还都没有在磨难中垮掉 几个月后 上级宣布取消信件检查 因为我们属于 人民内部矛盾 享有公民权 我们开始在家书里多写一点生活细节 过了不久上级又宣布恢复信检 没有人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出尔反尔 也没有人说我们是否还属于 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仍旧读 人民日报 两三个星期以前的旧报 试图从连篇累牍的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辉煌成就的报道中挖出点滴的新闻 从这些报道中 我们看到的是祖国大地变成了红旗飞扬的海洋 除此之外 我们对国内外真正的形势都一无所知

 1960 年 农场种植的的玉米 水稻 小麦 大豆都获得大丰收 由于气候好 土壤肥 还有奴隶劳动 我们开始盼望提高粮食定量 没料到国庆一过 上级就突然宣布大减定量 因为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必须运出去供应城市居民 人民日报 没完没了地报道的那些全国各地的大丰收哪里去了 队长们从来没有作任何解释 我们把问题留在自己心里

 十月底以前 上级又突然宣布 全农场右派 好几百人 一律转移到清河国营农场 清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辖的一个主要劳改农场 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 队长们对突然转移也没有作任何解释 但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肯定是好事 伙食会好一些 待遇会好一些 释放的希望也会大一些

第七章 株连 1958-60

（据李怡楷口述）

一

 1958 年 7 月 21 日产假结束 第二天我就去上班 正好赶上 伟大领袖 发动大跃进 我们没有搞 深耕 也没有搞 小高炉 炼钢 却要延长上班时间 对我来说 这意味着在那台我不久之前才学着用的大打字机上每天多敲打几个钟头 我打字不断出错 在蜡纸上错得更多 每次数过我的错误之后 小 左 分配给我更多的蜡纸活儿 好让我 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随着大跃进的不断升级 我们打字员也得不断加班加点

有一次 我在古老的打字机上一直敲打到深夜 我的奶水渗透了我的衬衣

有一位女同事向小 左 建议 不让我上夜班 结果领导上却批评她 立场不稳 同情右派

 国庆前夕 小左 通知我整夜上班放卫星 我大胆想打动她的母性本能 我在给女儿喂奶 这是你知道的 我怎么能整夜打字 忍心丢下孩子哭着要妈妈 要吃奶 我觉得我工作一直很努力 我已经打出了那么些东西 好像也没人用

 她的脸变了颜色 她提高了嗓门儿 李怡楷 你忘了你的身份 你在这儿就得听我的 教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别再摆出一副教授夫人的神气 你现在是极右分子家属 不许乱说乱动 所有革命同志都在为大跃进力争上游 而你 一个极右分子的老婆 竟敢拒绝为革命工作牺牲几小时睡眠 “经过这半年多惨痛的教训 我已经学会了忍气吞声 只得去通宵打字 小左 本人却要去完成一个重要政治任务 参加庆祝国庆的舞会 国庆当天 小左 被评为 劳动模范 不久以后又光荣入党

 国庆过后不久 学校组织教职员去徐水县参观 徐水在北京西南方约三百里处 最近出了名 因为根据官方报道 那儿有一块试验田的棉花

结的棉桃有水蜜桃那么大 伟大领袖 已经亲临视察过了 因此各单位都争先恐后派人前往朝圣 这次参观来回要三天 我想我也许可以不去吧

因为我有一个婴儿要喂奶 小 左 却坚持我非去不行 证明我又错了

我问她是否可以带孩子去

 当然不行 她狠狠地说 你认为我们是去干什么 旅游 我要告诉你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 你要记住毛主席亲自去视察过了 你应当感谢组织上没有因为你的政治问题不让你参加 我问你 和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相比 喂孩子算得了什么

 但是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感到走投无路了

 那是你的问题 李怡楷

 带着 我的问题 我下班后跑到附近几家食品店 找到了两听炼乳

留给了我娘 圣地没多远 但是朝圣必须花整整三天 才能显出足够的政治上的重要性 我们一路颠簸走了六个钟头 两部校车还没到达试验田

奶水就渗透了我的上衣 成百上千的人围着圣地转悠 观赏田里的棉桃

这些棉桃确实比一般的大得多 可也远没有水蜜桃那么大 空气中弥漫着粪肥的味道 有一个本地农民自豪地告诉我们 除了大量的粪肥 还施了

大量的化肥 晚上 又有人领我们去试验田 观赏一大排探照灯通宵照射小小的试验田给棉花加温的奇景 我听见有人赞叹

 像国庆节夜晚天安门的焰火一样

 回到一个农民家的小屋子 我和同来的五 六个女同志睡在一张炕上 我感到我的乳房涨得痛 别人睡着了 我不断用吸奶器把奶吸出来减轻压力 第二天上午 我们又去试验田观赏奇迹棉桃 并听生产队长和大队长做报告 介绍他们是如何受到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大跃进精神的鼓舞

从而创造了特大棉桃的奇迹 与此同时 我胸部的疼痛扩展到双臂 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女同事悄悄地跟我说 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让你来 把好奶吸出扔掉 让孩子留在家里又哭又饿 如果拖下去 你的奶就会有毒

孩子就得挨饿 完全不可思议 直到第三天下午 朝圣团才回到校园 我刚在我屋子里一张椅子上坐下 我娘把孩子送到我怀里 小东西就猛吸起奶来 我的泪水也止不住落在她的小脸上

二

 这期间 北京市市长宣布开展一个新的运动 清除政治上的不纯分子 也就是各类阶级敌人 把首都建成一个 水晶城 公安局的各派出所忙于注销各种不纯分子的户口 1959 年 1 月 4 日 快下班时 冯副校长派人到打字室来叫我

 李怡楷同志 全国都在大跃进 他边抽烟边说 全国各地都在建立新的大学 其中一所是安徽大学 就在省会合肥 新成立的大学当然缺少师资 我们响应党中央支援内地的号召 决定给你支持安徽大学的光荣任务 你到那儿可以教英语 用上你的专业 工资待遇不变 你有什么困难吗

 我有两个很小的孩子 到那儿人地生疏我不知怎么办……

 党组织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派你去安徽 而没有派你去边疆地区 新疆啦 青海啦 你是很幸运的 李怡楷 你想想……”

 他没说下去 我明白他的意思 巫宁坤结束教养以后和你到一起

 那要多久

 大概一年吧 要看他改造的快慢 你八号一定要走 你可以到总务科领火车票 再见 再见

 这么随便我就给处理了 两年多前 我根本不愿来北京 但还是照样被调来 现在我根本不想离开北京 却又被作为一个 不纯分子 下令离开 他们已经把我丈夫往北流放到千里之外 现在又把我往南流放到千里之外 大概这就是 小左 要等着 瞧 的 祸不单行果然是一条普遍的真理 我又怎能除外

 回到家里我已经镇静下来 我坐下来一面给孩子喂奶 一面把新发生的情况告诉我娘 说话时尽量保持冷静 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全国都在 大跃进 成千上万的人从首都派出去支援内地 我的工资不动

 我娘自然感到沮丧 但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第二天一早 我搭公车去广安门宁慧姐家告别 奶奶提出 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去合肥 怎么还能上班 你上班 谁照顾孩子 你走后我们也都不会放心的 谁知宁坤何年何月才回来 我跟你一起去合肥吧 奶奶六十多岁了 身体也不好 主动要帮助我 我自然满心感激 我随即去广安门派出所给她办理迁户口手续 老人家就和我一起回到了西苑家中

 晚饭前 小左 来到我家 通知我晚上要为我开个会 送别会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匆匆忙忙吃完晚饭 回到办公室 已经有十来个职员坐在那儿了 小左 宣布开会

 这是给李怡楷送别的会 她已经被调到安徽大学 在为她开过的若干次批判会的基础上 我们来为她一年来的工作和政治上的表现做个小结

我知道同志们都愿意在她离开以前再给她一些帮助

 在座的同志们都踊跃发言 有的比较温和 有的 左 得可爱 最后 小左 请那位人事科的女干部做总结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李怡楷的情况相当熟悉了 她犯了很多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但是没有决心改正错误的表现 她以权威的口吻开始发言 第一 她为极右分子爱人鸣冤叫屈 第二 她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 第三 她隐瞒巫宁坤的反动言行 破坏伟大的反右运动 第四 她在小组讨论时一言不发 对政治学习进行消极抵抗 第五 尽管大家给了她大力帮助 到今天为止她还没和巫宁坤划清界限 第六 她竟敢拒绝参加放卫星 表现出对大跃进的消极态度 第七 她利用在教师阅览室工作之便 把刊登政府关于劳动教养条例的报纸私自带回家 妄图从中找到漏洞 为巫宁坤翻案 同志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 那么我们的集体鉴定就放进她的档案

 小左 对人事干部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 然后宣布 明后两天你不用上班了 李怡楷 给你充分时间准备行装 你不想讲几句话感谢我们大家长期以来对你的帮助吗

 我由衷地感谢诸位同志 我哽咽道 大家把本来可以用于大跃进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我觉得过意不去 我请求大家原谅 再见

 只剩下两天为流放的远行作准备 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而且全都得由我一个人做 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一上午 我忙着到各有关单位办理调动手续 人事科 从那位给我做总结的女干部手里领取调令 总务科 为我本人和婆婆申请两张火车票 公安局派出所 在凛冽的寒风中排队 注销北京户口 领迁移证 粮站 领粮油定量转移证 如此等等 我跑了好多路 因为风太大不能骑车 好在没有人家要去辞行 也没有人来送行

 等我回到家 已经该吃晚饭了 我真想躺下 可是我娘一见我就说

姓左的女同志来过 说晚七点要为你开个会 天哪 难道他们不嫌烦吗 我心里在呻吟 匆匆忙忙吃了晚饭 喂过孩子 我再一次回到办公室 除了平常参加的十来个人 又来了几个领导干部 小左 照例主持会议 她开腔道 今天开这个会 是因为李怡楷没有坦白承认昨天会上指出的她的七点严重错误 群众感到十分不满 革命同志们有责任帮助她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 随即全体在场的革命同志轮流重复我的罪状 最后于副校长要求我低头认罪 警告我如果继续顽固不化 就会更深地陷入 右派泥淖 我的脑袋沉重 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才咕哝道 我相信我犯有同志们提出的全部罪名 因为参加会议的革命同志决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这些罪名并不真实 我再一次向大家致谢 我永远不会忘记诸位宝贵的同志式的情意

 直到最后一天我才能整理行李 宁坤的工资早已停了 我什么都舍不得丢掉 可是我也付不起家具的运费 走投无路 我只好叫来一个卖破烂的 眼睁睁看着他把我娘送给我们的几件好家具运走 快到午夜 我才把宁坤的书籍用他的旧铁皮箱和纸板箱包装好 把我们的衣服 厨房用品

杂七杂八的日用品装进我能找到的箱子和箩筐 我跪在地上用粗绳子捆了几个铺盖卷儿 累得站不起来 我们当晚睡的被褥要等到早起再打包

 等到我爬上床 挤在两个孩子身边 我全身冰凉 筋疲力尽 洋炉里的火也快灭了 我听见北风呼啸 担心明天会太冷 我紧紧地搂着两个孩子 一边一个 转眼间 大风变成了狂飙 这座楼年久失修 门窗都刮得卡嗒卡嗒地响 突然之间 一扇窗户被刮走了 掉在外面地上 玻璃粉碎的声音刺耳 接着 窗户一扇又一扇刮掉了 直到我们完全暴露在暴风雪下面 鹅毛大雪刮进我的屋子 我把所有的棉大衣 棉袄 棉裤压在棉被上 缩在被窝里 紧紧地搂着两个小东西 我感到好像生活在《里尔王》中暴风雨的场景 或是 呼啸山庄 一开头风雨呼啸的场景 那些是宁坤过去爱读给我听的 幸好这场暴风雪刮的时间不长 两个小东西也一直没惊醒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要搭学校派的一辆老卡车前往几十里外的前门火车站 一位老司机开车来接我们 他很不开心地嘟囔道 这么冷的天儿这么早出车 真是的 我说真对不起 他的气消了一些 又说 真没见过这么冷的天 在这儿住了快六十年啦 都是他妈的西伯利亚寒流搞的 当然怪不了你 可你男人干么要当什么右派 我真不明白这些傻知识分子 白读了那么多书 现在你瞧这两个可怜的小东西

 老司机和他的助手帮我们把行李装车 随后我们爬上了敞蓬卡车

大家挤在一起 眼看两位小脚老人家好不容易才爬上车 我心里真难过

车开出几分钟之后 我猛然想起 这两天忙得晕头转向 我忘了把我娘送我们做结婚礼物的两幅溥心畲的画从墙上卸下来了

 娘啊 墙上挂的溥心畲的画忘了 这教我怎么办

 是你爹最心爱的两幅画 精品 留在墙上就等于永远不见了 快点 请司机开回去

 我从来没见过我娘这么坚决 她帮我打定了主意 我转过头 大声朝司机座里喊道 老师傅 我有重要东西忘在在屋子里了 很对不起

可是劳驾务必把车开回去…… 老师傅一定听出我急得要命 他一面掉头往回开 一面喊道 我答应你 不过你也许会误了火车

 几分钟后 我回到卡车上 怀里抱着两幅红木镜框里的画 我看见我娘眼里含着泪水 我低头看着两幅画 一幅上面题着 雁来云杳杳 叶落蒲萧萧 另一幅上题着 危嶂悬秋叶 遥峰入暮烟 宁坤在家时常赞赏这两幅画和题诗的幽远境界 不知何年何月他才能重见天日和这两幅画 一路上北风呼号 雪花纷纷扬扬落在我们一家三代五口老小身上 仿佛喜庆时抛撒的五彩碎纸 为我们送别 祝愿我们在前路茫茫的征途上逢凶化吉 我突然想到 既然西伯利亚寒流把这里搞得冰天雪地 宁坤身在中国的西伯利亚不定冻成什么样子啦

 到了前门车站 离开车时间只剩十几分钟 我赶紧办了行李托运手续 又急急忙忙跑到一个有一列客车停靠的站台 怀里抱着毛毛 丁丁拽着我的棉猴 到了跟前才知道那不是我要搭的车 我又飞奔到另一个站台

两位小脚老人家摇摇摆摆跟在后面 等我跟在丁丁和奶奶后面爬上一节硬席车厢 列车已经要开动了 我站在车厢门口 从我娘手里接过大包小裹

我还来不及抓住最后一个包袱 里面有毛毛的尿布 列车就开走了 我怀里抱着孩子 匆匆挥手向我娘告别 她满面泪容立在站台上 手里提着尿布包袱 她孤零零搭下班火车回天津去

 车厢挤满了人 虽然离春节客运高潮还有一个月 起先我抱着毛毛

站在通道里 近几天的忙乱搞得我疲惫不堪 后来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等我夜半醒来 发现自己坐在地上 丁丁靠在我身上 呼呼大睡 奶奶眼看找个座位没指望 后来就挤出去 站到两节车厢之间的连廊 虽然颠簸摇晃 至少离厕所近 方便了患糖尿病的老人家

 我们得在蚌埠换乘慢车 车站候车室更像难民收容所 污秽的地面上挤满了人 有坐着的 也有躺着的 我让丁丁和奶奶在包袱上坐下 就抱着毛毛去排长队买车票 花了两个钟头才一步一步挪到售票处窗口 买了两张去合肥的车票 等我们祖孙三代好不容易挤上一节硬席车厢 我发现这里更挤 通道里横七竖八塞满了扁担和箩筐 我们后面还有人上来把我们推到通道当中 动弹不得 这一下奶奶可急坏了

 六个钟头 我怎么去上厕所呢 我犯了什么王法该受这个罪 我掉转脸去 不忍看她泪痕斑斑 皱皱巴巴的脸 我无言告慰陪同我受难的老人

三

 终于到了合肥 到行李房一问 才知道行李还要等几天才到 我们事前被指定在合肥中共市委党校招待所住宿 地址是屯溪路 离车站很远

我雇不起三轮车 只得硬着心肠把一家老小带上公共汽车 中间还要换一次车 到了目的地 才知道所谓招待所原来是寒假空着的学员宿舍 屋子里除了木板床外没有别的东西 也没有取暖设备 假期食堂就餐的人很少

我们赶到食堂 晚饭已经开过了 我赶紧买饭票 买了一些冷菜冷饭 行李没到 没有铺盖 只好穿着衣服睡 真怕老的小的冻坏

 第二天上午九点 我搭公车找到省委去报到 接待处的干部说不了解情况 我告诉他我离北京前领导说分配我去安徽大学 他让我过两天再来问 我讲了我们住在招待所的困难 他说大家都忙着大跃进 个人有困难要克服 隔了两天 我又去省委 接待的换了人 还是说不了解情况

教我耐心等待 第三天 我惦着取行李 去火车站看看 一到就看见我的行李乱七八糟地堆在外面 我赶紧雇了两部板车 把东西运到住处 晚上总算有被子盖了

 我每天上午去省委 天天碰钉子 一直等到第六天上午 我又准时去 接待的干部才说大家都忙大跃进 有些小事不接头 我提供的线索很好 确实是分配到安大 我可以持省委介绍信去报到啦 我回到党校 站在校门口东张西望 拦住两个拉着空板车的农民 一问 知道他们是从郊区公社送东西进城的 我诉说了我的困难 央求他们帮忙把行李拉到安徽大学 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太和两个小娃娃 他们面有难色 经我好说歹说

又忍痛答应给每人十元钱 二十元占我当时月工资三分之一 他们终于跟我进去 把行李分装两部板车上 一部上面坐了丁丁 奶奶抱着毛毛坐在另一部上 我只能跟着车子走 走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到了安徽大学

距我离开北京已整整一个星期

 这座大跃进的产物是建在郊区一片乱坟岗上的 全部校舍都是簇新的 教职工宿舍一律按社会主义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 校领导干部住的是盖在校园安静的一角一栋栋雅致的两层小楼 每栋都有五 六间居室 教授和处级干部住的是奶油色的两层楼公寓 每家有四居室一套 讲师和科级干部住的是灰色的三层楼公寓 每家有三居室一套 助教和其它职员都住在红色的三层楼公寓 统称 贫民窟 每套两小间或两间半 没有卫生设备 每层三户合用一个蹲坑 各家的煤球炉都放在过道里 理所当然我分到的是贫民窟 131 楼最小的一套 虽然我有四个户口 奶奶住一间 我带两个孩子住一间 我想尽办法 东西还是放不下 大门关不上 好在我们老小都困得睁不开眼 就 夜不闭户 一觉睡到天明 上午 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向系领导求情 经派人调查核实后才批准我搬到稍大一点的一套

 我又花了一天时间重新搬家 大致收拾了一下 第二天就去外语系办公室报到上班 我问系办公室汪主任 我教什么课程 听了我的问题

他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你说什么 李怡楷同志 什么课程

 北京的领导对我说分配我来这里教英语 因为新成立的安大外语系缺少英语教师

 我们确实缺少英语教师 但是你怎么能上课呢 不行 绝对不行

你爱人是极右分子 正在劳动教养 你是他的家属 怎么可能在一所社会主义大学教社会主义大学生 这是明摆着的事 李怡楷同志 我们了解你会打字 我们也缺少英文打字员 领导上决定分配你当英文打字员 打字也是革命工作 对吧 我们希望你对安徽大学的大跃进作出贡献 你这就去向小组长报到吧

 我走到打字室向小组长报到 她跟我握手 笑着说欢迎我参加打字

室工作 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 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大的和一丁同年

我们俩也许有共同语言吧 提到她爱人 一位俄语讲师 是外语系的党总支部委员 她脸上有得意之色 她本人是俄文打字员 把我介绍给另一位年长的英文打字员老陈 随即指着一台古老的Underwood牌的台式打字机对我说 这是你的 一直在等你来 大跃进热火朝天 工作做不完 老陈忙得不可开交 你今天可以开始工作吧 她边说边交给我打蜡纸的任务

离开北京之前 我以为从此与蜡纸再见了 谁会想到 跑了千百里路 我又干起不是本行的老行当来了

 和全国各地一样 安大也是 政治挂帅 政治学习 大会小会占用上班时间 下班时间就任意推迟 星期日经常放卫星 工作这么重 还有一个小孩要喂奶 一个大的要抚养 我的身体越来越感到吃不消 小组长绰号 小辣椒 原来又是一个 小左 她总找我的岔 监视我的行动

甚至于上厕所也不放过 宁坤写给我的两周一次的家书也要交给她检查

她是职员政治学习小组长 开会发言时往往把矛头对准我

 小辣椒 还不时专门为我召开小组会 帮助我加速思想改造 她责成我必须 暴露思想 争取革命同志们的批评帮助 我总首先感谢党组织和小组长领导下的同志们对我一贯的关怀 然后我就坦白承认 一天工作下来 还要喂小的 管大的 烧饭 洗衣 搞卫生 我根本没有精力想什么 脑子往往一片空白 小辣椒 总会批评我不肯暴露坏思想 因此妨碍思想改造 你的教授爱人被划为极右分子 又送去劳教 你怎么可能不对我们的党心怀不满 只要你一天不和他划清界限 你就决不可能真正体会我们的党对你 对你爱人 是如何宽大 你必须首先暴露思想 否则错误的 反动的思想就一定会继续毒化你的脑袋 那是十分危险的 她对我提出严正警告 仿佛我已经走上通往地狱的下坡路了 我明白 她整我可以向党组织邀功 也有党组织作她的后台 我无法和她较量 她一再重复我早就领教过的 治病救人 口号 启发我自投罗网 但我也记得一句老话 一朝被蛇咬 三年怕井绳 身为右派家属 挨批 挨整 被歧视

被孤立 已经司空见惯 成为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逐渐泰然处之了

 日常生活也成为茹苦含辛的挣扎 1959 年秋季 大跃进的第二年

全国发生大饥荒 生活必需品日益减少 党组织宣称这是由于自然灾害

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大跃进的后果 同时 中苏关系破裂 老大哥 逼债

不仅为那些苏方以 兄弟般的援助 建设的工厂 而且要为朝鲜战争中支援中国志愿军的军火 以食物偿付 于是 偿债列车把一车皮一车皮的食物源源不断运往莫斯科 中华儿女只有挨饿的份儿了 1959 年夏季开始粮食定量从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减到二十四斤 平均每天八两 供应的品种主要包括 山芋乾 山芋面 玉米面 高梁面 大米和小麦面只有在逢年过节小量供应 食油从每月半斤减到二两 猪肉和鸡蛋 起初少量定量供应 后来干脆完全绝迹了 营养根本谈不上 大家开动脑筋怎样把八两粮食做出来显得多一些 哄骗自己 我一个接一个试了党报上刊登的各种烹饪法 也无济于事 肚子还是永远饿得难受 听丁丁总嚷嚷肚子饿更加难受 出卖食物的黑市公开露面 但价格高得让我无法问津 我的体重不断下降 面黄肌瘦 四肢无力 奶奶因营养不良糖尿病加重 早就回北京住到宁慧姐家去了

我整天上班 而且上班时间越来越长 还要带两个小孩 真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丁白天上幼儿园 由我接送 一毛没人管 我只得雇一个阿姨带她 帮助做点家务事 每月工资二十二元 占我工资 40% 简直是发疯 可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日子虽说难过 但我觉得 宁坤被迫流放 我怎么样也得咬紧牙关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而且 谢天谢地 没有发生更坏的情况

 小高阿姨是合肥市郊区肥东县乡下的农民 一副朴实的农民面孔

年纪和我差不多 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 我们相处得很好 也许因为我们俩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吧 我把孩子和家交给她 很放心 相安无事过了好几个月 后来 一天上午我正在打字室上班 保卫科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家

又怎么啦 我有些紧张回到屋里 发现一名保卫科干部坐在外屋一张小折叠桌旁边 小高低着头站在他面前

 怎么回事儿 我惊慌地问道
 你让她自己给你说吧 保卫科干部冷笑着说 小高 你说吧
 她突然掉转身子 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
 我是罪人 李老师 她放声大哭起来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你待我像自家姐妹 我反而对不起你 我永远 永远不会再干这种事 要是我再干 你就杀了我 李老师 请你饶了我吧 救救我吧 你一定会饶了一个可怜的农民吧……

 我感到困惑 也感到难堪 我自己是一个入了另册的人 如今眼看一个如此悲痛的姐妹 不知做错了什么事 跪在我脚下求情 我真受不了

 小高 快站起来 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 我一边劝她 一边伸出手把她扶起来

 她哭得更凶 一开口就语无伦次 保卫科干部插话 告诉我一名巡逻的校警抓住她把我家的食物和衣服从校园围墙的墙头扔出去 由站在墙外的她嫂子接着 我本来常认为自己穷得像乞丐 想不到这个农家妇女却还来偷我 保卫科的人说 看来她是初犯 给予宽大处理 不过安大校园里她是呆不下去了 这可难为我啦 让她走 一毛怎么办 不让她走 我就是在家里窝藏小偷 天哪 为什么这种事非得落在我头上

 如果她现在就走 我孩子没人管 我考虑了一下以后对保卫科干部说 我想留她在我家 等我解决了孩子的问题再让她走 当然要保卫科同意

 李老师 你担风险吧 他同意了 不过 你要承担责任 如果她再犯案

 保卫科干部一走 我让她先洗脸 然后在单人床上坐在我旁边 我不能决定对她说什么 我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 她这样一来不是跟我过不去吗 如果她真的缺什么 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跟我讲 我再穷也会尽力

帮她的 现在我一定要让她明白 偷盗是多么严重的罪行 她必须洗心革

面 重新做人 但是 那样我是否会对她作出过分严厉的裁判 何况我有什么权利裁判她呢 仅仅因为这个没受过教育的穷农家妇女偶然拿了我几样东西 而这些东西在正常情况下是毫无价值的 不 我不能那样教训她

我得为她着想 她帮我带孩子 做家务 在我孤单时跟我作伴 现在她碰到了困难 该是我帮她了

 小高 别太激动 你犯了个大错 也没法挽回了 眼泪是洗不掉的 但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罪 大家生活都艰难 人难免受到诱惑 我决不会抓住你小辫子不放 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姐妹 现在你也不能为这件事跟自己过不去 这很重要 你听见吗 学校不让你呆下去 我认为呆下去对你本人也没什么好处 你也许不愿意回家 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拿不到二十二块一个月了 但是你可以守着爱人和孩子 那可比我强多了 从这次的事情吸取了教训 你会活得更好的 先呆在我家 等我决定怎么办

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 你听见了吗 我们俩还是姐妹

 她又哇哇地哭起来 我轻轻地在她背上拍着

 小高 打住 要不我就要真生你的气了 我得马上回去上班 等毛毛醒了 替我亲亲她

 这新的难题成了我沉重的心事 常让我夜里睡不着 我怎么办 小高非走不可 我也害怕再找一个阿姨 不定会出什么问题 其实我根本雇不起阿姨 我得克扣食物才能付她的工资 每顿饭 我总让一丁先吃饱

然后自己才吃 我已经没什么奶 一毛要喂稀饭 几乎用掉我们全家的大

米定量 鲜牛奶是专门供应高干的 我只能跑附近的食品店 为她搜购奶

粉 虽然明知市上出售的奶粉的成份大多是糖和其它非奶制品 我的面部和小腿已经有明显的浮肿症状 我知道我应付不下去了

 在多少个不眠之夜翻来复去思考之后 春节假期快到时 我无可奈何地决定和一毛分手 把她送到天津去托付给我娘 这个十九个月的小女儿还没见过爸爸 现在又要被迫离开妈妈的怀抱了

 如果我们在家生活这么艰苦 宁坤在北大荒劳改营的日子不知要更艰苦多少

 我真害怕在一年中客运最拥挤的时候带两个小孩挤慢车去天津 旅行一度是赏心乐事 现在却好像从一个恶梦走进下一个恶梦 客车永远是拥挤的 但在春节假期就挤得水泄不通 小高送我们去火车站 然后就回家 事前我警告她不许哭 但她还是哭了 又给孩子每人买了一小袋水果糖 我们在烟雾缭绕的候车室里等了个把钟头之后 终于被周围的人推到站台上 我左手抱着一毛 右手搀着一丁 小高从后面把我们推上了一节硬席客车的车厢 车厢里挤满了人 通道里也有人坐在地上 我想我也得赶快坐下 要不然可能就没空了 我把一毛抱在怀里 让一丁在我身旁坐在地上 这时已是半夜 孩子们很快就睡着 我自己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清早我们到达蚌埠 换车去天津 候车室混乱不堪 挤满了大人 小孩

还有行李 箩筐 扁担 活鸡活鸭 各种蔬菜 空气中弥漫着烟臭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小块空地放下我们的包裹 对一丁说 妈妈得去排队买票 你和妹妹坐在包裹上等妈妈 你四岁了 是大哥哥 你看着

妹妹 不要动 一丁笑着点点头 我花了一个钟头才买到票 回到原处

看见一丁在打磕睡 毛毛却不见了 我大吃一惊 猛一下把一丁推醒 丁丁 妹妹呢 他一脸害怕的神色 我不知道 我睡着了 等我醒来 她不见了 我赶紧说 别害怕 丁丁乖乖 呆在这儿不要动 做个好孩子

听话 妈妈去把妹妹找回来 其实我倒感到很害怕 拐卖小孩的故事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我在坐着和躺着的人群中挤来挤去 从大厅一头一直到另一头 一路喊着 毛毛 毛毛 你在哪儿 妈妈在找你 快到妈妈这儿来 毛毛

毛毛 没有回应 没有毛毛的影子 我感到惊慌失措了 这时我想起我还没到大厅的角落找过 我从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 等我到了最后一个角落 才看见我的小宝贝蜷缩在污秽的水泥地面上 她边哭边喊着 妈妈

妈妈 我在几个人身边绊过冲到她跟前 毛毛 毛毛 妈妈在这儿 别哭 别哭 等我把她抱到怀里 我倒哭起来了 我使出全身气力拥抱她

吻她 这时我才发现她的棉大衣不见了 毛毛 你的大衣呢 我惊慌地问她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她哭着说 没关系 别哭 好乖乖 我把她抱得更紧 一丁跳

起来欢迎他失而复得的妹妹 我们是最后上车的 当然没有座位 不过毛毛安全地躺在我怀里 我也不太介意了

 我娘突然又见到我和两个外孙 又惊又喜 等我告诉她这次为什么回家 她止不住流下眼泪说 怡楷 你怎么受得了这么多罪 你理当把毛毛送到你娘这儿来 不回家 你该去哪儿 要不有个娘有啥用呢 不过你会很想她的

 娘说得对 我知道我会很想她的 但是感谢天主 她有一位慈爱的姥姥收留了她

第八章 饿 莩 1960-61

一

 1960 年 10 月 26 日 我们一行三 四百名右派教养分子 由武装公安部队押送 搭乘 专列 抵达茶淀 这是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的一个小站 下火车后 我们背上揹着铺盖卷儿 手里提着包裹 列队步行十八里

坑坑洼洼的石子路 前往清河国营农场的三分场 又称宁河农场 虽然又饿又累 我们却满怀希望 我们以为 在这个直辖首都的主要劳改农场

我们一定会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 稍微好一些的伙食

 迎接我们的是田野上一座城堡式的怪物 蜿蜒环绕的灰色墙顶上布

满了铁丝网 一群绷着面孔的公安干警把我们领进门去 铁门两边有持枪的士兵把守 枪口装着明晃晃的刺刀 高处岗楼上的士兵拿着手提机关枪

进去以后 我们一排排在地上坐好 听三分场场长做报告 他说这次移监的目的是加速我们的思想改造 他强调严守监规的重要性 同时提出严重警告 你们任何人胆敢企图逃跑 必定要受到严厉的刑事处分 虽然我们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图都决不可能得逞 没有管教干部带领 或书面批准

任何人不得外出 警卫人员随时随地可对任何企图逃跑的人犯开枪 你们进门时看到墙头的铁丝网了吧 那是通了电的 拿你的血肉去和通电的铁丝网拼 那是找死 就算你万一溜了出去 外面有骑马的警卫每天二十四小时沿着大墙巡逻 他们一瞅见逃跑犯就立即开枪 你们是有文化的人 我相信你们不会干这种蠢事 但是我得把丑话讲在前头

 我决没有逃跑的念头 但是对于囚禁在这样一座禁卫森严的监狱里 却感到不可思议 他们不是一再说我们不是犯人吗 这位场长不是也说我们是不可能企图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吗 而我们明明被关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监狱的牢房里 我不禁怀念起兴凯湖的劳改营 那里见不到警卫人员 更不用说装了刺刀的来复枪了 和这座灰墙环绕的大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平静开阔的大湖 每逢歇大礼拜我可在湖边自由自在地漫步 然而 我也认识到 那种没有警卫的自由无非是一种假象 那里没有必要设置警卫 因为遍布营地的沼泽比持枪的士兵还致命 既然你是一名事实上的犯人 我跟自己说 那你就不如充分享受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犯人的一切待遇 否则你就会被软化而忘掉严酷的现实 监管越严峻 我的心灵就应更自由地翱翔

 每天早晨 我们排着队 经过虎视眈眈的警卫和他们的刺刀 离开分场大院 前往田野劳改 值日的队长把出工人数告诉警卫班长 班长一个一个点数人头放行 傍晚收工返监 班长重新清点人数 政治学习 不如说是批判会 占用晚上的时间 队长们一个个都是铁板面孔 俨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 他们和李队长毫无相似之处 李队长完全够不上这个制度的化身 名为 人民内部矛盾 现在我过的和感受的却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囚徒的生活

 在移监之前 我已经从 人民日报 报道的字里行间猜出国家形势并非大好 但是我无从知道情况坏到什么地步 我们到达三分场那天 曾经指望吃到一顿一般给新来的人吃的好一点的伙食 不料我们吃到的却是萝卜片和山芋片的清汤 汤里没有一个油星子 饭后不用洗碗 有些人吃了山芋很高兴 因为东北太冷不种山芋 还有些人说大伙房没空给我们做一顿好饭 但迟早会吃到的 当天晚饭吃的是同样的东西 随后两天也一样 而且一天三餐改成了一天两餐 第四天 清汤里没有山芋 增加了萝卜叶子 我们觉得肚子总是饿 但是照样每天下地劳动

 有一天 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大白菜 装上卡车运往北京 每一颗大白菜都装车之后 值日队长教我们把掉在菜田里的菜帮子都捡起来 我怯生生地问他 干什么用 他答道 你们明天的伙食 于是我们把菜帮子都捡起 装进箩筐 准备送往伙房 队长喊道 回来 你们为什么没把乾菜叶捡起来 我感到莫名其妙 又问他 干什么用 队长胸有成竹地说  你们春天吃 我的心往下一沉 我的双手按他说的去做

 食物 或者不如说 缺少食物 成为我们的心病 难友们无止无休地谈论他们吃过的好东西 把各色美味佳肴吹得天花乱坠 还煞有介事地交换食谱 他们互相倾诉夜以继日的饥饿如何煎熬他们的肠胃 又把他们变成老皮厚脸的 沉迷精神会餐的饕餮 与此同时 伙食越来越坏 到后来 真正的粮食完全不见了 给我们吃的是 代食品 一般的主食是用代食做的粥或窝头 用的原料是乾白菜叶和一种用玉米杆的根部磨成的粉 据说其中含有 10%的淀粉 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养分 但是我们当中马上就出现了可怕的 鲜血淋漓的消化道问题 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员 由于长期便秘 差点儿因肠梗阻送了命

 星期日午餐改善伙食 供应蒸山芋乾 每人一斤 我们一班二十多人同吃同住 班长开动脑筋 请一位过去制造精密仪器的行家 就地取材做了一杆提秤 他用这件精密仪器小心翼翼地把这宝贵食品分成均匀的份额 发给各人 在他运作的过程中 几十只眼睛都紧盯着他和他手里的秤杆 在运作完成以前任何人不得开吃 山芋乾中往往有一些变质的 谁分到谁倒霉

 有一天 我分到的一份里有好几片实在无法入口 我一狠心把它们扔在门口一条大家夜间用作小便池的水沟里 一位难友 前共产党员 马上跳下去 把它们捡了起来 正当他把它们一片一片往嘴里塞 一名队长走到他面前 呵斥他说 快扔掉 你不要脸 你还当过党员哩 他回答说 但是我饿啊 饿啊 他继续咬嚼 直到吃完为止 晚间政治学习

我和他都受到严厉批评 我的罪名是浪费社会主义的粮食 那位共产党员的罪名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他唯一的回答是 但是我饿啊 饿啊

 其它一些饥饿难忍的难友开始搜索新的食品资源 有一位逮到一只田鼠 他趁队长不在眼前 捡到两块砖和一些乾树枝 点起火来把它烧熟

狼吞虎咽吃下肚 还有一位逮到一条蛇 他送到伙房去 让一个伙夫做成一锅蛇羹 两人饱餐了一顿

 我既无想象力又无本领去开发非正统的食品资源 在全中队是第一个严重浮肿病号 我人很消瘦 下肢浮肿 两腿软弱无力 下地劳改时常在路上跌倒 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样子 因为周围没有镜子 但是从战友们枯槁的面容 我不难想象自己已经面目全非 不久之后 我上了严重浮肿病号名单 享受一份 革命人道主义 的食物补助 每天晚饭后

我去伙房领一个用旧报纸糊的口袋装的麦糠 和一碗猪骨汤 那是用农场养猪场饿死的小猪骨头做的 我成了难友们羡慕的幸运儿 可惜我的好运为时不长 因为小病猪和麦糠的供应都断绝了 越来越多的难友的浮肿也越来越严重 但是他们来不及分享我短暂的好运了

二

 虽然党报和管教干部都避而不谈 即便在与外界隔绝的劳改农场

大家都知道全国正在经受一场空前的大饥荒 我们是从三分场场长的大报告中才领会到情况是如何严重的 他首先大谈 三面红旗 即党的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 如何无比正确 又罗列统计数字证明它们的光辉成就

然后 他把近年来的饥荒完全归罪于气候反常 粮食歉收 和党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 他宣布 根据上级指示 实行一项符合共产党一贯的革命人道主义 精神的新措施 过去 给劳教分子寄递食品是严格禁止的 因为食品包裹不利于思想改造 眼下 根据新的情况 准许家属和亲戚亲自递送食品 教养分子本人也可写信要求家人送食品 了不起的新措施 一个政府无力供应人犯最低的口粮 把责任转嫁给他们的家属

却仍旧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从事强迫劳动

 我们班的第一批 革命人道主义 果实是一名中学教师的妻子亲自送来的小麦面烙饼 他有滋有味地大吃起来 我们大家又饿又馋的眼睛死盯着他一口一口地咬嚼这种不可思议的美味佳肴 我没有写信给怡楷传递革命人道主义 的新信息 她远在千里之外 度日如年 我不忍再让她为我的处境忧心 可是眼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着烙饼 我不止是眼馋了

我想到怡楷家里人就在天津 离我不远 也许我可以向他们求援吧 求还是不求 这是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天的问题 有一个政治贱民作为近亲已经够他们受的 我还能让他们冒政治风险送食品包裹到监狱来吗 我能忍心让我那慈爱的岳母为我的处境忧心忡忡吗 这时候我想起怡楷在我被捕前夕讲的话 坚守对生活的信念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现在我明白了 真正的问题是 活下去还是不活 面临生死攸关的挣扎 我抛弃了重重顾虑向我那些好亲戚求救

 1961 年元旦后不久 一天上午 我因浮肿恶化没有出工 队部通知我去接待室 一进屋子我就看见怡楷的四哥坐在一张椅子上 他旁边是一名值日的接待员 四哥当初上的是北京辅仁大学生物系 1952 年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肃反运动中 他被诬为暗藏的天主教神父 受尽了身心摧残 以致精神崩溃 1956 年冬病人被送回北京 住在我们家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 后来还没痊愈就回天津家中去了 从那以后 我们一直没见过面 病还没完全治好 他不能回去上班 谢天谢地 他还可以不辞辛苦来探望他病重的妹丈 接待员站在一边监视我们的行动 四哥打开他的小手提包 拿出一打煮鸡蛋 一块煮羊肉 还有我岳母亲手为我做的十个花卷 他又掏出一些咸萝卜 接待员出面干涉了 不许收咸菜

对浮肿有害 四哥立即把咸萝卜放回手提包 让我很失望 他告诉我这些食品都是从黑市用高价买的 但是 只要 革命人道主义 继续实行 他们就一定想方设法再给我送吃的 这时候接待员心不在焉向外面张望 我飞快地把手伸进他的小提包 一把抓住咸萝卜 塞进我的破棉袄口袋 四哥 身高六尺却胆小怕事 给我的胆大妄为吓呆了
 你口袋里揣着什么 我又问他
 只有两个窝头 他说
 交给我 快 我命令他
 这是我的午饭 他央求道
你回家再吃吧 马上交出来
 我不容分说从他口袋里强夺了两个金黄的窝头 可怜的四哥 好心没得好报 辛苦了一天 他还得步行十几里崎岖的石子路走到茶淀车站 再空着肚皮搭那趟慢车回家 我觉得自己活像希腊寓言里的那条蛇 在好心的农夫救活了它的命之后把他咬死

 我满载而归回到监房 成为少数 富有者 中的新贵 受到周围 贫困户 的嫉羡 我把珍贵的黑市食品每天为自己限量配给 可是一周下来就吃得精光了 我毫不踌躇又写信求援 仿佛是越尝滋味越开了胃口

如同哈姆雷特所说的那样

 春节前夕 没想到老母也来探监 她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 和怡楷教中学的二哥结伴同行 他们带着两个装满了黑市食品的大旅行包 走到三分场 我得到批准和家人在一起过夜 招待所 是干部和留场职工子女上的幼儿园的一间大屋子 由于浮肿 我周身软弱无力 一位新来的队长

刚从部队复员的年轻战士 主动帮我把铺盖卷儿扛到幼儿园 一路上 他很和气地说 老人家来一趟不容易 你得留她多住两天 过春节嘛 他主动为一个劳教犯扛行李 我本来已很感动 此刻又听到他这种朴实无华的情意 我更感到惊异 看着他紫红的农民脸膛儿 我意识到他新来乍到 还没有 进入角色 哩 也许是李队长第二 我真心诚意向他道谢 并私心祝愿他永葆无邪的青春

 面对白发苍的老母 我欲哭无泪 老人家年已六十六岁 一双小脚从火车站走十几里凹凸不平的石子路 一路又受糖尿病折磨 在没有树木的原野上找隐蔽的处所方便一下 这是一个敬老的文明古国

 娘从一路提来的食品袋里先拿出个纸包 边打开边说 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烤炉烧饼 萝卜丝的 豌豆苗的 豌豆苗 北京连影子也没有

白萝卜倒有 不如扬州的好吃 现在好面粉也困难 春节一户才配给一斤

我切了一碗白萝卜丝 加了葱花 滴了几滴麻油 一个一个在煤球炉上烤出来的 自然没有烧饼铺做的好吃 我忍不住哭了
 娘说 哭什么 吃吧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吃起烧饼来 不知不觉就把十个都报销了
 娘问 味道还可以吗
 我说 说不上 猪八戒吃人参果 食而不知其味 再来十个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说 听说你们这里饿死了不少人 看到你活着 我就放心了

 我们和其他难友及家属都住在一起 很奇怪 人人都在轻松地交谈 仿佛他们是在进行正常的春节拜年活动 我没看到有人流过一滴泪 连一滴泪也没有 也许这些人已经与眼泪和欢笑无缘了 当晚 在唯一的大炕上 娘挤在两位妇女中间躺下 二哥和我把两张方桌拼成一张 双人床 我们俩躺在一起 悄悄地谈了一夜 他告诉我大跃进造成的祸害 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难 我给他讲在北大荒的劳改生涯 在清河的饿以待毙 他一边摸我的四肢和胸背 一面轻轻说 皮包骨 没一点儿肉了 我们得赶快 赶快给你多送东西 要不然就会后悔莫及了

 五一 劳动节 宁慧从北京来探监 大腹便便 路上当然很辛苦 她在接待室巧遇怡楷的大哥和他十五岁的儿子和平 我记得和平是个很坚强的孩子 但他一眼看到老姑父面目全非就哭了 宁慧也忍不住泪如雨下

我强作欢颜安慰他们 别这样 你们那么远来这儿不是来哭的 你们看到我还活着 应当高兴啊 你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 可以帮助我早日恢复健康 我们隔着一张长桌面对面站着 桌上搁着他们的旅行包 我们讲了一点家常 十五分钟的接见时间就完了

 一旦拥有这些食品 我成了难友们嫉羡的对象 尤其是那些 贫困户 有些人的家人在外省 即便能来 送牢饭 路上也要耗时费日 还有人本来是养家活口的 他一走家里的人吃饭都有困难 哪有钱买黑市食品送来 中队里偶尔有人偷别人的食品 我把所有吃的东西锁在两个旅行包里 堆在我枕头后面 我给自己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 好像一个吝啬鬼

花每一分钱都心疼 因为我不知道在这里还要关多久 也不知道亲戚们什么时候能再来 有一天 从地里劳动回来 我发现一个旅行包上的小挂锁被砸了 丢了几样吃的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向队部报告 抓住小偷不会太难 因为嫌犯肯定是一个因病留在家里的 贫困户 一转念 我又暗自思量 不管他是谁 我可怜的难友和我有同等求生的权利 他为什么不能采取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呢 何况 在他硬着头皮下手干小偷小摸之前

他不定经受过怎样痛苦的思想斗争 若是我像他一样走投无路 难道我就不会干出同样的事 或者更坏的事 再说 他并没动我大多数的宝贵财富

 贫困户”中有一个搞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学者 他在炕上睡在我右手 有一天 他递给我一张用他的优美的柳公权体写的条子 教授 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 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 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

我踌躇起来 我觉得 这些食品是我的亲戚们作了重大牺牲买来救我命的 我无权拿来做人情 第二张条子内容相同 加了一句话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看着他优美的柳体书法 我心软了 我上中学时练过柳字 始终没有入门 因此我一向钦慕柳字写得好的人 这么优美的书法落得这么凄惨的下场 这个不厌其烦地吹嘘自己的古老文化的民族 今天堕落到什么地步 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 我递给老刘一张烙饼

 第二天 他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去了 因为队部认为重病号继续留在普通监房影响其他教养分子的士气 分手以前 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我说 老巫 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 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

 别挂在心上 老刘 你多多保重 要是你不还 我把你的柳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那可不成 他无力地微笑着告饶 要是你真喜欢我的字 等环境好转后我给你写个条幅
 老刘 你可要说了算 多保重 我无力地哈哈一笑

三

 冬去春来 全国期盼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 感谢亲人送来的昂贵的黑市食品 我的身体好了一些 但是我的健康受到严重破坏 很难迅速复原 两条腿还是浮肿 软弱无力 人常晕倒 一天 队部批准我去农场医院门诊部看中医 大夫是劳改犯 听了我的主诉之后 他摸了我的脉 看了我的舌苔 然后摇着头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很惊讶你的情况还这么好 尽管 如你所说 你吃了一些好的食品 但你的五臓脏六腑功能呆滞 不易吸取养分

一条冰河要想解冻 重新畅流 一两天风和日暖是不够的 需要时间 需要十分小心 我不想吓你 在目前情况下 真可说人有旦夕祸福 我在这儿见的多了 唉 你是位教授 你明白我的意思 千万保重

 我并不感到惊惶 但我肯定也没从他的话里得到任何安慰

 后来 五月的一天 分管我们班的队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让我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一个偏僻的角落 执行一项任务 任务是挖一个六尺长 二尺宽 三尺深的坑 队长没说明坑是作什么用的 因为他们一向让我们盲目服从命令

 我们越过荒芜的田野慢慢朝目的地进发 一路上感到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 可是看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 我们三个人干这点活不需要很长时间 坑一挖好 我们就看见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地朝着我们走过来 车子快到眼前 我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

一个死人 车子在我们挖的坑前面停下 赶车的 老就 跳下来 哭丧着脸咕鲁道 把他推下去 盖上土 麻利快点儿 别婆婆妈妈的 我掀开草垫 看到一双我认得出的深陷的眼睛 吓得我全身发抖 两腿发软 我们用铁锹 铁锨草草地埋葬了老刘 赶车的往新填满的坑插进一跟木片标记 上面有用黑漆写的一个号码 他让我们搭老刘刚腾空的车子回营 我们三人都宁愿自己走回去 一路上 脑子里冒出 哈姆雷特 中墓地那一场 我怨自己没有那个掘墓人对死亡轻松的态度 接着 我又为自己开脱道 毕竟他干这个行当干过三十年了 而我干这个还头一遭 晚间 我按规定去向队长汇报

 报告队长 我们完成了任务 我说话时有点自满情绪
 你们挖了几个坑 他绷着脸盘问道
 一个 我据实回答
 一个 他狠狠地问我 就一个 我问你 一个坑能睡几个人
你愿意跟另外一个死鬼合用一个坑吗 你这无用的书呆子 我不该把这轻松活儿派给你的 回去写个检讨交上来

 我不介意做点家庭作业 不过这件事对我有了启发 死者上大学时是运动员 一向体魄健壮 如果他能那样摔手而去 我怎么知道下一个不轮到我呢 农场已经饿死了许多人犯 不过死亡从来没有靠我这么近 我惊惶失措了 我不愿不见怡楷一面就摔手而去 可是我又不愿让她烦恼

我翻来覆去地进行思想斗争 我该不该要她来看望我 我非要不行 一别三年 这次见面对我们俩都非常重要 既然死亡已离我这么近 我也非常想再见我的儿子 也至少见我女儿一面 可是这样做是否真的对她或孩子们有好处 如果他们就此再也不见我 是否对他们更容易一些 或许我太自私了吧 我要她来看我 是否会给她在政治上惹来更大的麻烦 不行

我不能那样做 我为什么要给她的沉重负担再火上加油呢 可是 如果我把她蒙在鼓里直到为时已晚 难道她不会怪罪我吗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有权利把她关在我生命的门外吗 祸福与共 病康偕老 终于我抛去重重顾虑 向她发出一个 可能见最后一面 的紧急呼号

第九章 探监 1961

（据李怡楷口述）

一

 宁坤调到清河农场时 我曾希望情况会有好转 至少 他现在离我近了一些 邮件往返也会快一些了 按照监规 他每个月写两封简短的信

告诉我他好着 教我别担心 我怎么能够不担心呢 我自己就得了浮肿病

连小丁丁也出现营养不良的症象 他在监狱里能靠什么活下来呢 我知道担心并没有用 然而我的忧虑时常使我夜不能寐 而夜又很长

 新的一年来到了 但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新的东西 除了四哥来的一封信 他告诉我到监狱探视宁坤的情况 他身体还可以 不是太好 但眼下有谁身体好呢 你不必担忧 我们过些时再给他买些黑市食物送去

 二月里 我和一丁又度过一个孤凄的农历除夕 在这举国欢庆的春节 我们母子俩分配到一斤白面粉 半斤肥猪肉 一小棵卷心菜 为了让孩子高兴高兴 我把猪肉和卷心菜外叶剁成馅儿包饺子 我们把小小的菜心养在一碗水里 给冷清清的房间添一点生气 看着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饺子 我心里感到好受一点 这时候 他突然问我 妈妈 你知道爸爸今晚也在吃饺子吗 我想这不大可能 但是我说 我希望爸爸也在吃饺子

在天津家家户户都吃饺子 这是风俗习惯 天哪 他们既然已经养不活他为什么不放他回家呢 我曾模糊地希望到寒假时去看他 可是 寒假快开始时 领导上宣布要大家留校过一个 革命化的春节 我毫无办法 唯有等放暑假再说了

 谁知五月下旬的一个下午 快到下班时间 在打字室接到宁坤的信 急忙打开一看 比往常更短 怡楷 我病危 望即来见可能是最后的一面

出了什么事 三个哥哥来信一直教我放心 难道是我被蒙在鼓里 我惊慌失措 就不顾 小辣椒 的阻拦 直奔系主任办公室去向李主任请假 我一声不吭地把信递给他 然后提出要请假去探视病危的丈夫 你怎么知道他的病就像他说的那么严重

 李主任 我尽可能平静地回答他 我爱人走了三年多了 以前来信一直说他身体很好 让我放心 如果不是情况十分危急 他绝对不会让我忧虑的 我太了解他啦 何况 您知道的 他的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 管教人员不会让他把信发出 如果他讲的不是实话 我请求您准许我请一次假 好让我去看看他 也许是最后一面了

 别感情用事嘛 李怡楷 他开始提高嗓门儿了 我办不到 你是打字员 你要做的工作很多 系里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你却要请假去看望极右分子爱人 你现在还是他的爱人 但你也是国家干部 你必须站稳立场 和右派划清界限 这是个立场问题啊 不行 我不能批你的假 就这样吧 李怡楷同志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我灰溜溜地离开办公室 拖着两条腿走回家去 一进家门 就听见一丁照例嚷嚷 妈妈 我好饿

心里感到比平常更难受 我赶忙打开小煤球炉 做了一锅山芋面糊 一丁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 他看到我没吃就问我 妈妈 你怎么不吃啊 你不饿吗 我一天到晚都饿
 乖乖 那你就多吃点儿吧 妈吃不下 你爸爸病了 病很重 他们不让我去看他 我说不下去了
 妈妈 我们一定得去看他 大爸爸生大病 他一定特别想我们
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 你再去找他们嘛 我也要去看大爸爸哩
 孩子说得对 我不能那么轻易地认输 长期在恐惧中生活 畏缩几乎成为第二天性了 可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我必须进行抗争

 看着一丁上床睡觉之后 我离开我们凄凉的小屋 走到校园那一头领导干部住宅区 一走进李主任家灯火通明的客厅 我就看到“小辣椒”的爱人 系总支委员吴老师和那个与一丁同年的儿子小明在玩 他一会儿把小明抛到空中 一会儿又玩驮驮背 父子两个笑声不断 我看傻了 呆呆地站着不动 说不出话来 李主任先点了一支烟 然后转身对着我

 李怡楷 你又来干什么 他不耐烦地开腔了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 你不能去清河农场看你爱人 我不能让你在政治上犯错误 我们党一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 连日本和国民党俘虏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 你干什么要为你爱人担心呢 他这几年一直很好 是不是 他还没死 是不是 但愿如此吧

 那就得啦 这也足以说明他受到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 要是他真的病了 农场领导会按党的政策给予他必要的医疗 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你也不是医生 你去有什么用 就算他是真的病了 嗯

 李主任 我来系里工作两年多了 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 现在我爱人垂危 我请求您准许我请一次假 好让我去看看他 也许是最后一面了

他身为右派 罪有应得 但我们的孩子总归是无罪的吧 小丁丁和小明同岁 已经三年多没见到他爸爸了 我们的女儿一毛出生时 她爸爸已经关进劳动教养所了 我只向您请几天假 好让我们都能见他一面 我一定尽快赶回来 弥补失去的时间 我希望我的要求是和革命人道主义并不矛盾的

 你这个人真顽固 李怡楷同志 他厌烦地说 我拿你有什么办法呢 得啦 我准你一星期的假 你一定要及时赶回来 再见

 黑夜里 孤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那个快乐的孩子的欢笑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但愿宁坤能活着回家和咱们的孩子玩 我默默地祷告 回到家 我看到一丁睁眼躺着 我一把扑在他身上 搂了又搂 我先使劲忍住眼泪 然后才告诉他 一丁乖乖 我们要去看大爸爸啦 妈妈得感谢你让我再去找他们 也不知怎么的 妈妈有时侯脑子就不管用啦 我们有整整一个星期的假

 我孩子从床上跳起来 搂着我的脖子 妈妈 我太高兴啦 我这一下可见到大爸爸啦 咱们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就走

二

 在硬席客车上挣扎了一天一夜之后 我在清晨牵着一丁的手走进家门 妈妈和全家人都大吃一惊 我把宁坤的短信给他们看 妈妈立即流下了眼泪 我后悔我太冒失了 因为家里多年来出了那么多伤心事 妈妈的眼睛已经快哭瞎了 但她很快就擦去眼泪 用她平日那种令人舒心的声音说话了

 他怎么会病成这样 你的几个哥哥给他送去了不少好的食物 现在他的身体该好些啦 怎么会病成这样呢 可能搞错了吧 别担心 怡楷

 不久 哥哥们就跟我讲了老实话 宁坤的浮肿非常严重 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自然结果 他们认为惊动我是没有用的 尽管他们自己都感到很难过 他们一直都在希望高价的黑市食品会渐渐帮他恢复健康 那为什么会来了这封告急信呢 我急不可待地要去见他

 大哥警告说 五一 我们去看他时 宁坤看上去身体很坏 他妹妹一看到他就失声痛哭 我的大小子和平也跟着一起哭 你是一个人去 我知道你会受不了的 不过你非克制自己的感情不可 他哽咽了

 我一定做好思想准备 大哥 您放心吧

自从爸爸在二十多年前去世之后 大哥始终关注着六个弟妹生活中的幸与不幸 大多是不幸 他以完全忘我无怨之心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我的伤心事又给他增添了新的负担

 尽管挤了一整夜的硬席车的疲劳还没消除 第二天一大早就独自乘上了开往茶淀的慢车 我把一丁留给妈妈照看 她是天还没亮就起来给我做早饭的 我在黎明前离家时 她递给我一个旅行包 包里又装满了黑市食品 她平静地说 替妈妈告诉他耐心忍受 好人受难 你去吧 见个面对你俩都有好处

 我在茶淀小火车站下车时 太阳已经升起 我走进萧条的候车室去找办理到农场探视手续的地方 我看见一个窗口挂着一个大字牌子 上面写着 探视宁河农场劳教分子登记处 窗前已经有几个妇女排着队 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个邋邋遢遢 形容憔悴的中年女子 身上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灰布男式干部服上衣 她手里拿着一把生满锈的大铁锹 干什么带把锹 是给她男人用的劳动工具 为什么不带食物包 过了一会 我忍不住问她：“大姐，这锹作什么用？”
 告诉你也没关系 妹子 因为你也是去同一个地方的 她满不在乎地回答 昨儿个接到场部通知 说我家右派男人死了 让我来收尸 我带这把锹就是来埋死鬼的 我男人死了 明白吗
 我注意到她身边站着一个男孩 满脸病容 身上只穿一条灰色破短裤 脚上趿着破旧的黑塑料凉鞋 这是你儿子 大姐
 是啊 和那个死鬼生的 他刚十岁 没吃的 没穿的 没学上 人死了 他就死了 对不 妹子 可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呢
 我很难过 我爱莫能助地说：
 他死了 他现在安宁了 不用为他难过了 他不再需要吃的了
可我们娘儿俩怎么活下去呢 停顿一会儿之后 她问我 你男人也是右派
 是的 他也是右派
 他还好吗
 希望他不出事 我无力地说 可是那把铁锹使我心寒 宁坤写那封告急信到现在快两个星期了 我是否也来迟了呢 天哪 我会不会也需要一把铁锹呢

 填好表格之后 我和那个带着儿子和铁锹的女人一道离开候车室 走上去监狱农场的十几里长的碎石子路 一路上 听她说她也是头一次来

他男人给家里写过信 要她送吃的 他该知道家里的难处 她到哪里找钱给他买吃的呢 一个小学教员 工资本来就很低 后来因为他说党支部书记专横就被打成右派 开除 劳教 我靠打零工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 我给他写回信 还是向邻居借了八分钱买的邮票 我总盼他有朝一日会回家 恢复工作 一起过小日子 好歹从今以后他不会再给家里写信啦

 我将目光从她身上转移开 以平息自己的感情 虽然时值暮春 周围的田野却满目萧瑟 一派凄凉 没有树 没有鸟 没有野花 甚至没有绿草 如此劳改天地 我的思绪被那个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的一声叫喊打断了 瞧 妈妈 那儿是什么 远远地 我可以看出一座大怪物似的城堡式建筑 高高的灰墙头上像蛇一样盘绕着带刺铁丝 它比紫禁城更令人望而生畏 再走近一些 我看到瞭望楼上的武装士兵 农场大门口警卫森严

卫兵步枪上的刺刀在上午的阳光里闪闪发光 使我不寒而栗 一名卫兵挥手要我们到大墙外一所小屋去 小屋门上的牌子写着 探视室 走进去

看到几条歪歪斜斜的白茬长板凳上坐着几个女人 我们一声不响地坐下

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男人的脑袋从一间内室探了出来

你们这些人来早啦 那人粗声大气地说 干么这么急 他们要到吃中午饭才收工回来 你们等着吧

可我不用等 和我一起进来的那个女人急忙对他说 几乎带着点儿胜利的神情 同时举起了那把锹 瞧见这个了吗 那个狠心的男人 他再也不会回来见我了 我可以去他那儿 这是他儿子 他也能去

 给我看死亡证 那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身上穿着制服 看过死亡证后 他喃喃地说 呵 是的 你是他老婆
要不是他老婆 我来这儿干啥 他在哪儿
 嗯 你迟了一步 明白吗 这种天气 尸首不好放着的 明白吗 他昨儿个晚上已经给埋掉了 待会儿把他的东西交给你 你等着吧
干什么要等 我要离开这鬼地方 越快越好
 负责死者遗物的同志吃饭去了 他要到一点钟探视开始才回来 明白吗 说话就到啦 慌个啥
 他转身回内屋后 死者的妻子嚎啕痛哭起来 呵 呵 你这个狠心的男人啊 你怎能撇下我们不管啊 呵 你这个狠心的男人啊 你怎能把我们娘儿俩撂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啊 你这个狠心的冤家 呵 呵 呵 孩子不声不响地啜泣着 屋里的其他女人都耷拉下脑袋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 轻声说 别哭啦 别哭啦 天儿这么热 你得保重

现在 现在他走啦 我可咋 她又号哭起来

 这时候 另一个穿制服的男人从里面走出来 手里提着一个寒碜的包袱 随手扔在号哭着的女人脚边 以打发公事的口气对她说 得啦 别哭啦 这样哭下去有什么用 死的不是他一个 昨儿个一晚我们就埋了五个 没东西吃就没法儿活 很简单 现在回家去 另谋生活吧
 他埋在哪儿 我们能去看看吗
 有什么用 快带孩子回家去 别误了火车
 火车 是啊 火车 我们可连买车票的钱都不够
 这 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啦 对不起 他边说边转身回办公室去了
 我从妈妈给我的钱里掏出两张一元的人民币 塞进她手里 她抓住我的手 我赶忙说 回家去吧 大姐 一天下来你够受的啦 孩子也太累了 走吧 不用说啦 我轻轻在她背上拍了一下 她喃喃地说 那就再见吧 但愿你的运气比我好

 我隔着窗户目送娘儿俩上路 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 沿着刚才走过来的漫长而崎岖的碎石子路走去 她肩上扛着那把没用上的大锹 柄上挂着死者留下的包袱 仿佛是他的生与死的见证 我默默地在心里为死者和生者祈祷 而且感到对我自己的命运几乎无可抱怨了

 突然间 我感到很累 累得睁不开眼 我坐在长凳上睡着了 一阵脚步声把我惊醒 我抬起头 看到十几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站在门口 办公室里的那个家伙从里面出来 走到门前 开始大模大样地向那些人训话

 你们大伙儿听着 你们的家属来这儿探视 给你们带来了食物 我们允许这样做 因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是我们党的政策 他们这样做 并不是为了满足你们腐朽的资产阶级胃口 而是为了帮助你们彻底改造自己

你们必须加倍努力 弃旧图新 以报答党和政府的宽大 并且也报答家人的帮助 现在我开始喊名字 准许你们每人和家人谈十五分钟 可你们说话得注意 我一次叫一个 巫宁坤

 听见报这个名字 我大吃一惊 我在门口那些不成模样的脸中找寻过 可无法认出哪个是宁坤 他们身上穿的是沾满泥巴的破衣服 脸容苍白得怕人 看上去全都是一个样子 这时 我看见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探视室 没错 他确实是宁坤 但完全变了样 离家不过三年多 他怎么会变成眼前这个人了 他想对我笑一笑 但又马上收敛了笑容 一名狱卒领着我们出去走进一间小屋子 我们俩相距大约五尺面对面站着 那家伙在我们中间靠边站着

 你们可以谈十五分钟 别犯傻 否则今后不许探视

 这时候 我才注意到宁坤手里拿着一个绿色搪瓷饭盆 里面盛着水 他的手在颤抖 这是我当初寄给他的 但已遍体鳞伤 他向前走了一步 向我伸出手来 你喝 他小声说 随即低下了头 看见水才使我感到口渴 整个上午我没喝过一口水 我丈夫给我带来了生命之水 在我大口喝水的当儿 我看到他头上覆盖着一层寒碜的短发 稀稀拉拉 好像我在路上经过的那些坟堆上的枯草 我想起三年前他那一头油光雪亮的乌髪 他的两只耳朵瘠薄蜡黄 就像只有压在一起的两层皮 他又抬起头来时 我看到他浮肿的脸是死灰色的 他那双过去炯炯有神的眼睛呆滞而凹陷 泪水涌上我的双眼 但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因为我不愿让狱卒看着我伤心而幸灾乐祸 我原以为我有多少话要向他诉说 我们分别那么长久了 而此刻却在浪费我们的几分钟
 宁坤先开了口 真对不起 要你走了那么远的路过来 你还好吗 一丁 一毛好吗
 我们都好 两个孩子留在我娘那里 我们都想念你 希望你早日康复
 我现在好多了 感谢党的关心
 你病得很厉害 宁坤 我们必须 我惊慌失措地开始讲了 可我心乱如麻 我听说有个地方可让我们过夜 我得去向值班干部申请

 这时候 狱卒开腔了 你们时间到了 下地去吧 巫宁坤

我还没反应过来 宁坤已经走了 我手里拿着那只空搪瓷盆慢慢走了出来  我得到许可和宁坤一起过夜 大墙外面有一所幼儿园 那是所有探视的妇女和他们的男人过夜的地方 男女合睡一张大炕 犯人们要到晚上政治学习之后才能出来 周围的女人们有的唉声叹气 有的在小声交谈 我注意到她们全都穿着一色的灰布干部服 他们神情悲伤 让人以为她们都在居丧 不用说 我在她们眼里也一样

 男人们终于来了 宁坤却不在其中 我丈夫呢 我接二连三地向他们打听 可是没有一个人能给我答案 一个上了年纪的右派不祥地说 在这样一个地方 什么事情都说不准的 我身边的二 三十名男男女女发出一片嘈杂声 有的说话 有的叹息 有的哭泣 我多么羡慕他们啊 我再也无法忍受 就走出屋子去等他 盼啊 盼啊 我在空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 活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困兽 半夜光景 一个巡逻的卫兵走过 他问我一个人在那儿干什么 我告诉他我获准探视爱人 我还在等他 他说

现在太晚了 你进去休息吧 眼下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我没法儿说 明儿个早上你就会知道啦

 回到屋子里 我看到成双成对的男女脸朝着脸缩在炕上 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 他们还在小声说着 我多么羡慕啊 天花板上一只光秃秃的电灯泡发出眩目的光 使我想起在上午阳光里闪闪发光的刺刀 炕上铺的破篾席老是隔着我的衬衫扎我 好像不让我忘记自己悲惨的处境

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难道他已经 我永远见不到他了 我竭力将这些让人发疯的念头从心里驱赶出去 可那把大铁锹总是幽灵似的在我眼前晃荡

 直到早上我才弄清楚他昨晚出了什么事 我找到那个批准我过夜的值班干部; 他说我爱人昨晚出来时 私自将晚餐的两个代食品花卷儿带出来 显然是想带给我吃的

 违犯监规 他郑重其事地宣称 当场被抓获

 但那是讲不通的 我温和地和他讲道理 我已经在探视家属食堂吃过晚饭 何况我做梦也不会去吃他的口粮 我自己给他带来了不少很好的食物

 他也那么说 可是证据确凿 所以就关一夜禁闭 不准吃晚饭

 只是因为带着自己的晚饭 我惊诧地问他

 犯更小的错误都会关禁闭的 这儿不是大学 更不是俱乐部 这儿是监狱 是劳改单位 一切从严 不过 考虑到你大老远从合肥赶来看他 你们还没在一起呆过 这次我们对他宽大处理 过一 两个小时 他从禁闭室放出来 我批准他和你单独见面两个小时 这是革命人道主义

你明白 你别走开啦

 两小时后 宁坤来到探视室前和我见面 我焦灼地问他 你没什么事儿吧

 别害怕 这地方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昨天晚上我出来时被抓住了

一晚上一人呆一间屋子 倒落个清静 我只为不能遵守和你的约会感到不安 你必定会以为我不打个招呼就走人了 那未免太不礼貌啦 他笑了一笑 呵 这些把我们抓在手里的小暴君 值班干部说 你私自将口粮带出来给我吃 所以关禁闭

 他们知道那是瞎话 我只是想让你开开眼 见识一下他们给我们吃的是什么 不是食物的食物

 现在别生气啦 你究竟怎么样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从你的短信里看不出来

 对不起啦 我在信里无法说实话 他们无权检查我们的信件 因为连他们自己也说我们属于 人民内部矛盾 可是我们的来往信件都得由他们检查 是啊 隐私权 毕竟是一个西方的概念 我到现在还找不出一个确切的译法 幸运的是 今天咱俩也许能享有一点了 幼儿园看门的是个劳改释放的老头儿 他一个人住在那边的小屋里 他把屋子借给我们和家属单独见面 当然 得给点报酬

 我们走到幼儿园附近的小屋前 宁坤敲敲门 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干瘪老头开了门
 老王 这是我爱人 我们想在你这儿呆两个小时 你方便吗
 没问题 反正我要去打扫幼儿园 你们自便吧
 给 老王 这是我爱人带来的柿饼 宁坤说着从他的草编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递给他 我分些给你 甜得很
 我爱吃柿饼 不过 你知道 我更爱吃真正的食物 煎饼 糕点 花卷儿什么的
那就下次吧 再见
 我很客气地感谢他让我们用他的屋子
 要是你下次不给我些真正的食物 谢我也白搭
 老人走后 宁坤出声一笑说 老王是个实话实说的人 可怜他的生活一直很困苦 不知为什么事坐了五年牢 刑满留场就业 没有家 没有朋友 没有人疼他 他也不关心别人 他借屋子给我们用 要我们用食物作为回报 直来直去 多年社会主义劳改的产物
 我为他感到难受 下次我给他带点吃的 我说 可给我谈谈你自己吧 呵 这么多年了
 说来话长 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 而咱们只有两个小时 还是先谈谈你自己和孩子们吧

 记忆的闸门打开了 过去三年里纠集成一团的记忆 别离的痛苦 凄凉的岁月 不眠的长夜 无止无休的屈辱 孤零零看着远离父亲的孩子一天天长大 每天挣扎求生中一桩桩 一件件的小事 在如此孤寂的漫长岁月之后 我是多么渴望将这一切向他倾诉 可是 他受了那么多苦难

我怎么能给我心爱的人再增添负担呢 于是 我告诉他我一直很好 白天打字 晚上和星期日跟丁丁玩 一丁是个五岁半的大孩子了 长得很好

很乖 能够一字不顿地背十几首唐诗了 宁坤这时才听我说 一毛从上年春天起就住在姥姥家 她长得很漂亮 爱唱歌跳舞 再过几天就满三岁了

我说我答应过一丁 要带他过来看爸爸

 我不知道你该不该带他来 也许他该学会忘记 你明白……

 为了改变话题 我要他给我说说他自己的情况 比起以前那个地方来 这儿怎么样

 唉 他叹了一口气 我们本来天真地希望 这个在首都市政府直接管辖下的地方会实行比较人道的 或者说比较不那么不人道的政策

给我们较好的伙食和较少的折磨 在沼泽遍布的荒原上 我们的生活是无休止的苦役和难熬的饥饿 夏天蚊蚋成群 咬人吸血 冬天漫天风雪 照样出工 然而 那里至少有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 可这儿 有的只是代食品和严管 北大荒有一点是我所喜欢的 那掩盖万物的白雪 它消弥一切

令人忘却 但愿我能忘却

 你必须耐心 宁坤 我尽力安慰他 妈妈要我捎话给你 让你耐心忍受一切 她说你没有做错事 不过好人往往要受苦受难的 也许 他们不久就会放你出来吧 既然政府已经无力养活犯人 这是谁也说不准的

真是说不准的 可笑的是 他们总爱说 右派是什么 人民内部矛盾’

通过强迫劳动彻底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之后 就可解除劳教 那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是永远 全凭捉摸不定的党的政策 我的生命 咱们的生命 全在他们手里 生死无定 朝不保夕 稍停之后 他无力地微笑着说 确实 我必须耐心 怡楷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真找不到一句话来安慰我饱经忧患的丈夫

 我很高兴来到这儿亲眼看到你的病情

 你来得太好了 我已经觉得好受些了 你是第七个来探视我的亲人

难友们当然羡慕我得到的食物 但他们更加羡慕的是 在我危难的时刻

我的亲人们和我站在一起 正如你常说的 人并不是单靠面包生活的 ‘

千真万确 即便在面包意味着生死存亡的时候 在绝望的时刻 我曾在心里呼号 同胞们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 以至你们要把我扔给狼群啊 ‘荒原上真有饥饿的狼群 夜晚我听到过狼嗥 接着 我就想到我的磨难并不是人民造成的 我有什么权利责怪人民呢 我对人民有过什么用处吗 后来 我就责备自己不该顾影自怜 我的亲人们都受我株连吃尽苦头

但是 他们一听说我快要饿死 不是就接二连三赶来 用食物和爱心来救我的命吗

 你不该这么责备自己 你蒙受无枉之灾 只要你好生照顾自己

尽快恢复健康 你的亲人们都会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的

 你说得对 我必须这么做 才不致使大家的关心和牺牲付诸东流 你四哥有没有告诉过你 他来给我送救命粮时 我把他要当中饭的两个窝头抢了过来 我那不知羞耻的行径必定使他感到震惊 我已经没有你过去赞赏的高尚情操了

 他看你饿成那样心里难过极了

 人的身体是何等脆弱啊 几年时间的营养不良 几个月天天捱饿

就会使一个人变得不成人形 然后就得花不知多长的时间才能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有些人连拉都拉不回来了 而更坏 更可悲的是饥饿会使人道德沦丧 一个忍饥捱饿的人肯定成不了 宇宙的精英 万物的灵长’ 为了自己存活 一个饿得要死的人就不惜抢夺他人的食物 就像我抢你哥哥的窝头一样 饥饿历来都是战争中的可怕武器 可现在我亲眼看到 亲身体验到 饥饿被用作和平时期的一个致命的武器

 你想得太多了 你太累了 你的草包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呵 有的 我差一点儿忘了 大哥给我送来不少吃的 其中有几个大鸭蛋 我只剩下一个了 好大的 咱们在老王的小炉子上煮煮吧

 宁坤从草包里拿出那个大鸭蛋 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得意微笑

 你瞧 还有我在地里捡的柴火

 你喜欢怎么吃 我问他 我好久 好久没给你做过吃的了

 咱们煮煮吃得啦 我来生火 我在荒原上宿营时学会了生火 蛋煮好后 我递给他吃

 不 不 咱俩一定要分而食之 你和我已经好久 好久没在一起吃过饭了 说着 他便用老王那把生锈的菜刀把蛋切成两半 给 一半儿给你 一半儿给我 否极泰来

 三年多以来 这是我俩第一次在一起进餐 这是否也会是最后一次共餐 我不敢往下想

 宁坤吃完蛋后开始说 现在我要给你讲个滑稽的小故事 这种事只有在这种地方才会发生 我差不多成了放高利贷的人

 什么意思 你向难友放高利贷 你哪来的钱放债

 比那还坏 我借食物给一个捱饿的人 他答应加倍奉还

 他真的加倍还给你了

 他要是能还就好了 可怜的老刘

 你是说他……

 我给他挖了坟 下了葬 他当初在炕上睡在我的右侧 在大学里他是运动员 是他的死把我吓得写告急信的 我不愿不见你一面就走掉

但是信一寄出我又后悔 反而希望你来不了才好……

 你独自承受痛苦的时间太长了 宁坤 你早就该写信教我来 老早就该写的 我埋怨道 我的喉咙堵住了 我回去一定和哥哥们商量

我们必须 …… 我没说下去 因为我还一点主意也没有 你必须自己保重 不要着急 不要担心 我只有一个星期的假 但我会尽一切可能再来的

 我沿着那条寂寞的崎岖小路走回车站 我的心沉重地负载着宁坤所身受的苦难和痛楚 负载着对我们前途茫茫的忧虑 但是 在那个昨天的劳改犯的小屋里两小时的团聚也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信念 宁坤在那小炉子里点燃的火焰一路上在我心头闪烁

三

 当晚和哥哥们商议时 我说我发现宁坤还远远没有脱离危险 我不愿惊扰妈妈 可我们必须在为时不太晚之前想出一个办法 能使他脱离危险 我该怎么办 由于事无大小都必须通过本人的工作单位 唯一可行的办法似乎是去找原单位 尽管存在着可以预见的困难 我真怕重访那往事不堪回首的旧地 又跟那些官气十足的上司打交道 当年正是他们把我丈夫送进牢狱 又把我发落到内地的 但是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就不能放弃

 第二天 我乘上早班火车前往北京 在新火车站下车 两年半以前那个严寒的冬天 我带着两个小儿女仓皇上路 是从前门旧车站上车的 眼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异客 来到了无情无义的异乡 我挤上一辆开往西直门的公车 一路颠颠簸簸 车上挤满了没有笑容 面有菜色的男女老少 透过车窗 我看到的是同样的面孔 肉铺子是空荡荡的 糕点店的橱窗里只摆着瓶装的汽水 我当年离开后竣工的那些高楼大厦 多姿多彩 将整个城市的阴沉面貌衬托得更加突出 这个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弥漫着一种全城举丧的气氛 沉浸在一种神秘的灾难之中

 到了西直门 又挤上一辆开往颐和园的公车 一路上 我想到那些上司会打各种官腔来搪塞我 但是我决心 死马当作活马医 也想起另一句成语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我要赤手空拳去闯虎穴了 路上花了两

三个小时 终于到了西苑站下车 周围那些熟悉的景物勾起了或喜或悲的回忆 但是我心事重重 顾不上沉浸在回忆之中 我本来希望 在走到学校门口那段短短的路上 不要碰到熟人 偏偏我运气不好 遇上了一个又一个以前的同事 一共有三个英语系老师 在宁坤挨整之前 他们都是经常和他杯酒言欢的 现在对面走过来 连个招呼也不打

 我走进副校长办公室时 他的女秘书差一点儿惊跳起来 我隐约记起在给我 送行 的那次批判会上 她说的那些恶毒话 现在 我站在她跟前 告诉她我从合肥赶来 有最紧急的事要见校领导 她冷冰冰地说
于校长忙得很 你和我们已经没有组织关系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
我瞪着她的眼睛 毫不迟疑地说 巫宁坤快死了 我必须马上见副校长
 几分钟后 我被领进副校长室 他从一本打开的 毛选 上抬起眼睛 伸手指了指一把椅子
 李怡楷同志 你好吗 他以往常那种毫无表情的官腔招呼我
看见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 我们总是很高兴的 你在合肥工作 是不是 你来北京有什么事啊
 于校长 我爱人在清河农场病得非常厉害 他快死了 我直截了当地说 我来请求您帮助
 他真的病得厉害 他漫不经心地说
是的 确实非常严重 他长期捱饿 得了恶性浮肿 有死亡危险
 这倒确实是个问题 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帮得上忙 你很清楚 他被定为极右之后就从我们学校开除了 他已经和我们没有组织关系 你也一样 你必须相信农场党的领导 相信党的正确政策 现在所有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干劲大跃进 你必须马上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 要是你乐意 你可以请安徽大学的党领导给你指示 可是 大跃进时期 在首都转悠 那是要不得的 何况你还是右派家属

 他还想给我来个下马威 但是我不吃这一套啦 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于校长 我十分清楚我们两人都和学校没有组织关系了 所以离开之后 我从来没有麻烦过您 现在他生命垂危 只有送他去劳教的单位才能救他一命 才能要求农场马上释放他

 听说他病了我也感到遗憾 我也能理解你此时的心情 我希望情况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我确信 农场一定会按照党的正确政策给予他一切必要的照顾 你必须相信党和党的政策 你应该马上回去工作 我校实在无能为力 因为巫宁坤已经不是本校的教授了

 确实不是了 可是他在这儿工作过两年 您还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扬过他

 我必须纠正你 当时不知道他会堕落成为一个右派分子 我才说过他是个优秀教师的 他的问题非常严重 但是我们将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以示宽大 我们送他去了农场 给他一个通过体力劳动改造自己的机会 只要他彻底改造自己 重新做人 他最终就能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他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是个专家 他年纪还轻 他只有四十岁 对吧 要是他彻底改造好了 他还能为人民服务 立功赎罪 所以 当务之急不是为他的健康操心 而是帮助他如何改造自己

 我忍不下去了 我感谢您对巫宁坤的关心 于校长 但事实是他快饿死了 我个人认为 当务之急是必须不让他死去 使他才有可能改造自己 两天前我见过他 他已人命危浅了 他就亲手埋葬过一个同炕的右派 要是您拒绝采取行动去救他的命 你们给予他的宽大处理就会无异于判他死刑 巫宁坤有死罪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 他略微提高了嗓子 我们送他去农场改造时并不知道会发生饥荒
 当然不知道 我豁出去了 他满腔热情 放弃国外的事业 回来为新中国服务 当时他也不知道今天会在狱中奄奄待毙 当初 您和其他领导同志一次又一次来我们家 鼓励他对党和党的政策提出直率的批评 他也不知道后来会打成右派 ……
 谁教他说错了话 他打断了我 我们欢迎建设性的批评 他太傻 他不知道说什么话才符合要求 他已经为自己的愚蠢错误受到严惩
但是 他该在劳改农场悲惨地死去吗 我们的两个小家伙肯定是无辜的 您可能记得 一丁才五岁 一毛至今还没见过爸爸 他们这么小就该成为孤儿吗
 由于天灾和苏修背信弃义 我们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困难 任何人都无权抱怨 人人都必须全心全意支持党的国内外政策
 当然必须支持 我附和说 我看得出他正在找遁词 我已经身在 虎穴 只有孤注一掷了 也许他只是一只纸老虎 我继续说下去 我们还必须帮助党和政府减轻供养这么多犯人的负担 想方设法让一些像我爱人

那样的人犯获释 他生命垂危 而且本来就没审没判 我恳求您立即采取行动 以免为时太晚 让一个教授饿死狱中 这对学校 对政府 有什么光彩 在能够救他的时候见死不救 这对学校有什么好处 我对您的全部请求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活命的机会 使他将来有可能为人民和党服务 要是您愿意 您不妨在他痊愈之后再将他送回农场劳改 我小时候常听妈妈说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我希望这与革命人道主义并不矛盾 我恳求您立即采取行动 不然就来不及了

 巫宁坤目前的情况太糟糕了 我们当然不愿看到他死在农场 国家需要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学校缺乏称职的教授 可惜他以前说了那些话 我来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让他保外就医 我不作任何承诺 下次校党委开会 我把这件事列入议程 现在你该回合肥工作去了

下一次党委会什么时候开 我紧钉着问

 一两个星期之后吧

 我刚说过他快死了 他等不了那么久 您不答应迅速采取行动

我不会离开 您有权采取行动 于校长 我能在学校招待所过夜 等待您的决定吗 不 不 这不行 影响不好 我先跟其它领导同志谈谈

然后学校再和农场党委联系 我可以答应你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得到回音 我只能帮你这么多忙 你决不能再呆在北京了

 我估计我已经把他逼得够呛了 他是推搪躲闪的 但是在我们交锋的过程中 他那僵硬的态度已经显然软化了下来 可怜的人 他是在延安培养出来的冷漠无情的党员干部 但他终究是个人 也许我来闯虎穴的目的还没落空 我心里怀着一线希望之光跳上回市内的公车

四

 在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 我突然想到我的一个星期假期只剩下两天了 我该在第二天就登上火车南下回合肥去的 但是 我怎能不让宁坤看到我在虎穴中得到的这线希望之光就走呢 我怎能不带一丁去看看爸爸

就走呢 这是我答应过孩子的 他们父子俩被拆散已经三年多了 谁知道要到何年何月父子才能再见面呢 即使还能够再见到的话 假如我带他去农场看他爸爸 那末我就会超假 就得付出挨批挨罚的代价

 我整夜辗转反侧 饮泣吞声 眼前浮现着我丈夫枯槁的容颜 最后我下定决心 我必须带我们五岁的儿子去狱中看他爸爸 我一大早就起来了 可妈妈比我起得还早

 你晚上没睡好 怡楷 我在她的声音里听出了柔和的责备

 是的 娘 不过您也没睡好 我柔和地回答 您知道 我得把事情仔细想好 明儿个 我准备带小一丁去农场看他爸爸

 呵 她顿了一下 我还以为你今天要回合肥哩 那你就要超假了 你肯定这样没有问题 怡楷 我在她的目光里看到了忧虑 呵 我非得不断地让我可怜的老母为我忧心忡忡吗

 不是没问题 娘 我实话实说 可我必须做我非做不可的事 要是我现在不带一丁去看他爸爸 这孩子就有可能永远见不到他爸爸了 因为超假受处分 我认了 您别担心 娘

 那就去吧 孩子 做你非做不可的事吧 妈妈柔和地说 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她含着泪

 过了一会儿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票子放到我手里 这钱是你哥哥姐姐给你的 拿去给宁坤买些好的食品 贵就贵点儿吧 救命要紧啊

孩子起床时我帮他穿衣服 你这就去吧

 我拿了上次给宁坤装食物的两只空旅行袋 匆匆出了家门 我钻进一条又一条小街 寻找半伪装的黑市食品贩 我哥哥姐姐的工资都很低

我把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送到黑市商人贪婪的手里 心里感到很难受

但是我却不顾一切地抢购我所能找到的食物 煮鸡蛋 熟肉 馒头 煎饼

等等 活命的食物 我祈祷 我存着万一的希望

 一丁看见我提着沉甸甸的旅行袋回家 就张开两只小胳膊抱住我的脖子 激动地说 妈妈 你现在真的要带我去看爸爸啦 嗯 妈妈 真的 真是现在
 是的 是真的 乖孩子 你高兴吗
 太高兴啦 妈妈 该看看爸爸了 你知道 幼儿园每个小朋友都有爸爸 他们总是问我 一丁 你爸爸在哪里 ‘走吧 咱这就去
 我们得等到明天早上 小乖乖 去那儿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 车开得很早 所以今天晚上你得乖乖地早早上床睡觉 要不然你到时候会起不来的 从火车站到农场要走很远的路 你必须睡足 才有力气走路 咱们为什么得走路 他惊讶地望着我 为什么不搭公共汽车呢
 乡下没有公共汽车 孩子 你能走吗 乖乖 我怎能对孩子说 政府不愿为探监家属提供交通方便
 能 我能走 妈妈 我能走很远的路去看爸爸 他起劲地夸口说 就像要去作一次愉快的假日旅游

 我在黑暗中醒来 但我已经能听见我娘在厨房里轻手轻脚走动的声音 我身边的孩子还在睡着 我用手电筒照了照手表 四点钟 火车五点半开 现在我必须把孩子叫醒 虽然小家伙还要睡 昨晚他上床很早 可翻来覆去折腾了好久 我给他穿上妈妈给他准备好的干净衬衫和短裤 他还只有半醒

 这就去吧 孩子 我们吃完妈妈给做的简单早餐后 妈妈轻声地说 小一丁 乖宝贝 你得做个好孩子呵 你爸爸看见你会有多高兴 他多爱你呵 她停了一下 边用手给孩子捋捋头髪发 边对我说 怡楷

再捎妈妈的话给他 让他耐心地忍受 赶快恢复健康 他没有做错事 他只是说话太直率 诚实的人是会受苦受难的.

 我们出门时天快亮了 我每只手各拎一只旅行包 小一丁在一边帮着 一辆破旧的公车在街角停下 小一丁急忙爬上车 又立刻转过身朝着我 把包给我 妈妈 快 看着他伸出的小手臂我迟疑着 但司机不耐烦了 我赶紧将一只包递给孩子 他用两只手死劲儿拉进车里 我又拖着另一只包上了车 我对他微微一笑 他也回头对我笑笑 在下一站换车时 我们又以同样的方式上了车

 在火车上 一丁很快就睡着了 一小时后 我们在茶淀下车 他拖着步子走出车站 然后他停了下来 一屁股坐到地上 我大吃一惊
 怎么啦 一丁乖乖 你不想去看爸爸啦
 我要去 可我没力气走路了
 我突然明白 可怜的孩子营养不良 身体很虚弱 他也有轻度浮肿病 也许我不该带他来长途跋涉 我向周围看看 在这里下车的旅客 都是女人 已经匆匆向农场走去 我们母子俩在这荒凉的乡野怎么办呢 反正现在不能半途而废了 我把两只包搁在地上 蹲下来盯着孩子
 来 乖乖 咱俩玩驮驮背吧 你好久好久没玩过了 是吗 我

听起来几乎是很开心的 那两只包怎么办 妈妈

别操心 小老爹 我先背你一段路 再回来拿包 一个来回 再一个来回 多好玩

 我背着孩子 边走边唱 小肥猪进城 他高兴得笑个不停 走了

四 五十尺路后 我停下来把他放在地上 随即匆忙回去取包 这样往返了几次 太阳升起了 我汗涔涔的 我浮肿的双腿跨不开步了 这样走下去 到农场的十几里路要走几个小时 我坐在路边上歇了一会儿 又仔细看看身边的一丁 孩子显然觉得好多了 我狠了狠心
 现在你能走了吗 乖孩子
 我试试 妈妈 我试试
 你是个非常勇敢的孩子 爸爸会为你感到十分骄傲的

 于是我们母子俩慢慢朝监狱农场走去 带着两旅行包黑市食物 我不知道在路边休息了几回 不过孩子再也不要驼驼背了 我们到监狱时已近晌午 我们走进探视室 跟我们同车来的妇女坐在那几条歪歪斜斜的白茬长板凳上 一声不响 一丁很快又睡着了 他的脑袋枕在我的胳膊肘上

半小时后 宁坤朝我们走来 步子不稳 他跟上次一样穿着泥泞的衣服

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脸色黄里泛灰 他带着微弱的笑意看着我 好像连笑的力气都没有 一名狱卒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监视着我们这帮人

 宁坤站在我面前 轻声说 你又来了 走这么远的石子路

 我带一丁来看你 我把显而易见的事说了一下

 他伸出一只手 轻轻放在熟睡着的孩子头上 嘴里喃喃地说 现在是个大孩子了 三年多啦 这时候一丁惊醒了 一眼看见他爸爸 孩子吓得紧紧贴着我

 这个可怕的人是谁 妈妈 我害怕 我怕死了 带我去看爸爸 我的大爸爸 这就是你大爸爸啊 宝贝 我焦急地哄他 快叫吧 叫爸

爸 爸–爸 他大声哭了起来

 宁坤垂下了头 我紧紧搂着孩子 不知怎么办 不知不觉 我们的十五分钟已经到了 宁坤和其他犯人一起 急匆匆离开探视室 下地劳改去了 他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眼

 一丁眼泪汪汪地看着爸爸远去的身影 始终紧紧地搂着我 可怜的孩子显得疲惫不堪 很快又在我怀里睡着了 满面泪痕 这就是他盼星星盼月亮的父子团聚吗 这就是我所祈求的吗 不成 我决不能如此轻易地认输 我把睡着的孩子放在长凳上 走出探视室 我走到值班室前 敲了门

 谁 进来

 我推门走进去 看见一个身穿草绿色短袖军衬衫和军裤的中年男子坐在办公桌前

 你有什么事儿 他点燃一枝烟 悻悻地问

 我叫李怡楷 同志 我是来探视巫宁坤的 我需要您帮助……

 我知道你是谁 教授夫人 对吗 他含讥带讽地说 这儿不是大学 你知道 这是国营农场 一座监狱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你两

天前来过 现在又来了 你没有正事儿可做吗 我知道 可是……

 可是你又看你爱人来了 巫宁坤是极右 你别忘记你是国家干部

尽管你还和他保持着夫妻关系 你必须跟他划清界限 你这么频繁地来看他 这对你不利 对他也没好处 必须让他认识到他的右派罪行是多么严重 他对党 对人民 对社会主义事业 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 还有对你本人和你们一家人 划清界限 这对你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 赶快离开这儿 回你工作单位去吧 这些话听来多么耳熟

 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同志 我彬彬有礼地说 可是 您很清楚

巫宁坤的病情很危险 他随时都有可能死去 他埋葬了睡在他身边的那个人 我带了我们五岁的儿子来看看他病危的爸爸

 你怎么能把一个五岁的娃娃带到劳改农场来 这对孩子不好

 也许不好 肯定不好 可是我必须做我不得不做的事 孩子跟他爸爸分开已经三年多了 要是他不能得到允许和他爸爸一起呆些时间 也许他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作为妻子和母亲 我请求您允许我和我孩子在这儿和他爸爸一起过夜 这不是过分的要求再说小家伙也没力气走回火车站去了

 他扔了烟蒂 抬眼朝天花板看了一会儿 然后低下眼睛看着我

 小孩子已经很累 大概走不了那么远去车站吧 得啦 李怡楷

根据党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 我准许你在这儿和巫宁坤一起过夜 条件是你不能再到这儿来 你答应吗

 我答应 我答应 我急切地说

 我们准许巫宁坤在晚上政治学习之后 到幼儿园的大房间 和你与你儿子一起过夜 他必须在明早五点钟归队 准备出工 然后 你们就必须离开

 谢谢您 谢谢 我几乎是感激涕零了 对我卑微的请求是批准还是不批 他毕竟大权在握啊

 你记住 你答应再不到这儿来了 我走出值班室时 听见他在我背后说

 一丁打了个盹后 精神好多了 我急于想摸清楚他对再次见到爸爸

有什么反应 乖宝贝 你刚才没跟爸爸说什么话啊 你不总是说想爸爸吗

 那不是我爸爸 家里照片上的大爸爸多好看啊 可那人样子太可怕了 妈妈 你快带我看我自己的爸爸吧

 可他就是你爸爸 一丁乖乖 他病得很厉害 他穿着劳动服在地里干活 身上沾满了泥巴 所以他刚才样子就不太好看了 你记得以前他是怎么跟你玩的 他是怎样老是搂抱你的 看人不能光看外表 一丁乖乖

爸爸真好 他非常爱你 晚上他来看我们时 他就会穿得干干净净 很好看了

 他真的会来吗 呵 太好啦 我要跟他说话 我不会哭了 妈妈

 我带一丁到肮脏的探视家属食堂吃晚饭 我们每人一个红高梁面窝头 两人合吃一碗淡而无味的熬大白菜 探视的家属都是中青年妇女 大

家都站着吃 因为没有桌椅 大家都吃得很慢 没有人说一句话 吃完饭

我们都到幼儿园那间大屋子去等自己的男人 一丁拉在后面 自个儿在幼儿园游戏场上玩 过了一会儿 我们就听说我们的男人们要很晚才能出来

不知为什么 他们的生活检讨会要开很长时间

 我坐在炕沿上 和身旁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青年妇女说起话来 原来她是位大夫 来探望她的爱人 他也是大夫 被划为极右

 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 在学校时和一个什么有瓜葛 什么

我爱人巫宁坤也和那个有牵连 还有他的一些好学生

 我姓江 我听我的两位堂哥讲起过巫教授

 哦 大江 小江 我认识他们 反右开始后 小江还在我家住过几天 他们俩怎么样 人在哪儿

 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她才小声说 死了 两个都死了

他们拒绝承认被指控的罪名 被定为死不悔改的头目 判了无期徒刑 他们死在狱中 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她又哭了 我轻轻地在她肩上拍拍 也止不住眼泪往下流 我亲爱的苦难的姐妹们 我为你们和你们的亲人祈祷 为生者和死者祈祷

 突然间 我听到小一丁激动的叫喊 爸爸来啦 妈妈 他奔到我身边 宁坤和十来个难友慢慢地走在他后面 宁坤的脸洗干净了 他那打了补丁的衬衫看上去也很清爽

 一丁乖乖 你现在记得爸爸了吧 宁坤迟疑地低声问道

 我的大爸爸 一丁扑进了爸爸张开的双臂 我的眼睛模糊了 你决不能犯傻 我对自己说 现在是高兴的时候 宁坤还活着 父子团圆了 宁坤想把孩子举起来 就像在家时常做的那样 我脑子里闪过吴老师举孩子的镜头 但是我看出他现在太虚弱 没法把孩子举起来

 呵 乖乖 你现在成了大孩子啦 你不是小丁丁 你是大丁丁了

大爸爸不能再把你抛到空中了 记得以前爸爸把你抛多高吗

 我记得 我记得 大爸爸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来呢 我不喜欢这地方 妈妈一天到晚忙 总也没空和我玩 你真差劲

 太对不起啦 我的宝贝 爸爸没法子 他轻轻笑出了声 我不得不强忍住眼泪 但宁坤还是高高兴兴地说下去 虽然他的声音走了调

咱们来弥补一下吧

 那你给我讲个故事 你已经好久 好久没给我讲故事了
 你先给爸爸背首唐诗吧 丁丁 我插嘴说 爸爸还没听你背过哩
 好的 我来背 我会背十多首了 爸爸 你爱听哪一首
 我不知道你会背哪些 大丁丁 你随便背哪一首爸爸都爱听

 一丁一字不顿地背了一首七绝 宁坤搂住他亲了又亲

 背得太好啦 真是太好啦 你长大也可以当个诗人 你给我说说这首诗讲的是什么 我好久没听人念过唐诗 听不大明白 脑子不灵了

 呵 你太笨啦 爸爸 这首诗很好懂的 一个人年青时候离家 等到他再回到家里 头髪发已经白了 家里的孩子都不认识他 问他是从哪儿来的 你说好笑不好笑

 我觉得这首诗太好了 大丁丁 什么时候爸爸回家 你会不认识我吗

 当然认识罗 别说傻话 爸爸 你不会在外面呆那麽久的 现在轮到你给我讲故事啦
 好 孩子 来 坐在我腿上 就像在家时一样
 孩子在他腿上坐好 宁坤就像往日在家里那样讲起故事来 声音很轻 一板一眼的 一边轻轻摇晃着孩子

 从前 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住着一个幸福的人家 爸爸是个采珍珠的渔民 他本事很大 会钻到海底去寻找美丽的珍珠 妈妈又年青又美丽 他俩非常相爱 也非常爱他们的小男孩
 小男孩叫什么名字 他几岁了
 他叫小狗子 大约四 五岁 跟你岁数差不多 他们很穷 有一天 小狗子的好爸爸采到一颗很大 很大的珍珠 那颗珠子值很多 很多钱 城里一些坏人看到大珍珠就起了坏心 想把它抢走 后来 他们就假造了个罪名 把他关进大牢

后来我看到孩子脑袋耷拉了下来 也像在家里一样 大炕对面的墙角上立着一张童床 摇摇晃晃的 我把孩子抱过去放在床上 宁坤在他脸上亲了又亲  我俩回到炕边 我这才注意到其它十来对夫妻全都已经和衣上了炕 脚上还穿着布鞋或凉鞋 他们一个挨一个整齐地排列着 仿佛是泡在有咸味的泪水里的沙丁鱼 我对宁坤笑笑 他也对我笑笑 我们似乎已经失去哭的能力了

 咱们也躺下吧 这么一天下来把你累坏了 怡楷
 你才真的累 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儿
 是啊 大伙儿都累了 他指指和我们同炕的同路人 咱俩也随俗吧
 我俩挤进留给我们的那点小小空间 我特为让他睡在我的左边
因为他的左耳是聋的 我俩脸朝脸躺下 我就对他那只好耳朵讲起话来 不过那只耳朵好像也不太好了 想必饥饿也减弱了他的听力

 丁丁刚一看见你就哭了 也认不出你 我希望你别介意
 我怎么会介意 这是很自然的 我倒是为整个事情感到难受 为什么一个小孩子该被带到这种鬼地方来 你是说我不该带他来这里看你吗
 不 不 不 你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很高兴他来这里看到爸爸的悲惨处境 他会记得的 谁知道我是否能活着再见到他
 别那么说 宁坤 我有一点儿好消息 于是 我简单地讲了一下北京之行的情况 以及于副校长怎样终于答应帮忙 我觉得有希望 全国有千千万万人饿死 但是让一位大学教授饿死在监狱里 那究竟不一样
他们可能乐得将你推给我 是死是活全由我们自理 正像他们迫使家属供应犯人一样 我们必须永远保持求生的勇气 我们一定要永远不丧失希望 你一定要恢复健康 哪怕只是为了我 为了丁丁 为了还没见过你的小毛毛
 我很难受 怡楷 我决不能让你为我担忧 你的负担已经够沉重了 只是有时侯我觉得非常虚弱 非常消沉 好 我一定要恢复健康 一定 即便是要从孩子们嘴里抢食物 你最需要食物 食物便是你救命的药 孩子们有我管 你别担心 让我像国王般大吃大喝 而把忧虑和捱饿的孩子全都留给皇后 嗯
你老是逗我 宁坤

 接着 为了改变话题 我告诉他我把他的书全都好好保存着 他那只完成了一半的 乌托邦 和 巴尔姆修道院 的译稿 我都仔细地包扎好了 他必须赶快复原 回家完成这些工作

 乌托邦 顾名思义 是永远无法实现 永远完成不了的 那位可怜的圣人 他为他的乌托邦付出了他的头颅 要是我能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宁可搞出一个 哈姆雷特 的新译本 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 莎翁的悲剧和丹麦王子铭心刻骨的受难和我同在 啊 丹麦是一座监狱

 随后 他讲他在农场劳改的情况 只要有力气干活 下地劳动他并不在乎 他还讲了管教干部们的情况 有些恶劣 另一些也颇通人情 还有那些代食品 吃了不当饱反而生病 还有那些已经饿死和命在旦夕的难友们 他讲得很平静 不带怨恨之情 仿佛只是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我给他讲些孩子们的趣闻 那些会使他感到不安的事情就不提了 我们讲着讲着 一会儿也没睡 我想起他早上又要去做苦工 就坚持要他睡一会儿 正在这时候 尖厉的哨子声刺破了夜的宁静 男人们都一骨碌爬起来 急急忙忙走出去 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宁坤已经走了 我跳下炕 走到门口 在半明半暗之中 我可以看出宁坤幽灵似的身影消失 主啊 他还能熬多久 我们何时何地才能重见呢

五

 六月初三是我们女儿的三岁生日 可怜的孩子还不认识她爸爸哩

到监狱去见见尚不相识的爸爸 看起来不免凄惨 但这是我能给我女儿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可是 我答应过那个值班员不再去探监 他会宽容我的失信 允许我再见宁坤一次吗 一毛会跟一丁一样给爸爸那副可怕的样子吓坏吗

 我带一丁探监回家 看见一毛正在和我大哥玩

 妈妈 你带哥哥到哪儿玩去啦 我找了你们一天 姥姥总跟我呆在一起

 我带一丁去看爸爸了 我们玩得很开心 明天你想去爸爸那儿过生日吗

 我不要去 我就在这儿和我爸爸一起过生日 她指指我大哥

她跟姥姥住在我大哥隔壁房间里 已经习惯于跟着同年纪的表哥叫他爸爸

 可你还有一个爸爸 小毛毛 我娘哄她说 你一定得去看他
你哥哥已经去过了 呵 是的 大爸爸多好啊 一丁插嘴说 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说的是一个会钻到海底采珍珠的渔民 真好听
 我也要听那个故事 妈妈 说着 一毛扑进了我怀里
 我很高兴这么容易就把一毛说动了 不过 我还得帮她为这次见面作好准备 以免她到时候害怕 还有 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 从车站到农场那段长路就更难了

 第二天早上 我背着一毛 手里提着一旅行包黑市食物 走上了那条漫长的碎石子路 没走多远 我那两条不争气的腿就吃不消了 我把一毛放在地上 坐在路边歇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可能像哄一丁那样哄一毛走那么远的路 偶尔有一个农民打我们眼前走过 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 过了好久 我看到一辆马拉的大车从车站方向过来 我认出赶车的就是那个已释放的劳改犯 我爬起来大声招呼他
 老王 真高兴又见到你 你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 你用过我的屋子 还答应给我带真正好吃的东西来
 我今天带来了 这是我女儿 小丫头走不动 你能让她搭车去农场吗
 我看能行 不过 你看得出来 车上装满了东西 马饲料又喂得太少 我想您就甭上车了
 呵 我可以跟着车子走 毛毛 来 王爷爷让你坐他的大马车
那不是太好了吗
 谢谢爷爷 要是您爱听 我可以给您唱个歌
 多可爱的小姑娘 快上车吧

 一毛在车上坐稳 我就从包里拿出一盒饼干送给老王 好 你真客气 把你的包也放在车上吧

 老王急不可待地撕开盒子 津津有味地大嚼起饼干来 没多大功夫 他就把一盒饼干吃光了 他扔掉空盒子 咂着嘴说 哎呀 这饼干真好吃 欢迎你再来用我的屋子 没问题 没问题

 到了值班室 我又来到那位值班员面前 准备他对我大发雷霆 反正豁出去了

 干什么 李怡楷 他吃惊地说 但并不是怒气冲冲的 你说好不来的 怎么又来啦 我对你和你右派爱人这么宽大 你却不守信用

我们可以把你的表现报告你工作单位 你知道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 嗯

你很清楚我不会让你再见他的

 这是我们的女儿 我指着坐在我腿上的一毛 她是在她爸爸离家后出生的 今天是她三岁生日

 你带她来这么个地方过生日 第一次见她父亲 真有你的 小姑娘好漂亮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

 好吧 好吧 你是个心气很强的女同志 我拿你有什么法子呢

我知道我这人心太软 可是得啦 等你爱人收工回来 你再见他一次吧

十五分钟 一分也不多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你可答应

 我答应 我答应 他若身体好了 我也就安心了 他若好不了

我再来也没用处了 对吗

 我要书面保证 说着 他递给我一张白纸

 我从他办公桌上拿起一枝钢笔就在纸上写下 保证书

 我保证不再来探视我爱人巫宁坤

 李怡楷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日

 宁坤又一次看见我 同时第一次看到女儿 他那呆滞的双眼露出了喜色 我事前尽力向三岁的孩子作解说 爸爸因为有病还得下地干活 生产粮食给我们大家吃 身上穿着带泥巴的劳动服 样子会很难看 然而她还是被爸爸的样子吓坏了 我紧紧搂着她 提醒她我昨天和今天在路上跟她说过的话 过了一会儿 她就笑眯眯看着她父亲 羞答答地叫了一声 爸爸

 这就是我的小公主 宁坤笑逐颜开地说 但我听得出他的声音里含着眼泪 这么漂亮 这么可爱 真是一只小凤凰 可惜咱们今天不能在咱家的宫殿里庆贺你的生日 小毛毛

 不要紧 爸爸 妈妈说你快回家来啦 明年咱们在我的宫殿里庆贺我的生日

 可是你的宫殿在哪儿 我的小公主

 在我故事书的森林里 当然嘍喽 你多傻 爸爸 连这都不知道

宁坤和我都笑了起来

 爸爸 我过生日 你不亲亲我吗 妈妈亲了 姥姥亲了 大伙儿 都亲了

 宁坤踌躇了 我这身泥巴会弄脏你的嘴巴和漂亮衣服的
 别犯傻 爸爸 姥姥会给我弄干净的 来吧
 宁坤把她搂在怀里 亲了又亲

 你是个心气很强的小姑娘 跟你妈一样 我太高兴了 他又朝着我说 有一天 这只小凤凰会翱翔云霄 在天堂门口歌唱 我们的十五分钟一转眼就过去了 配给已经成为这片国土上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抗争 宁坤急匆匆赶往地里去劳动 他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眼 我瞧见眼泪流下他那苍白的两颊

第十章 暂回人间 1961-66

一

 1961 年 6 月 29 日 中午过后不久 我和几百名劳教 劳改犯一起在农场收割小麦 骄阳似火 汗如雨下 忽然 值日队长通知我去和一名总场来的人事干部谈话 我心里有点打鼓:人事干部找你往往没好事 来人是一个中年男子 身穿短袖白衬衣和草绿色军裤 蹲在打谷场边上的树荫下 他用近乎正常的声音招呼我

 巫宁坤吧 你生病了 对吗 现在怎么样

 好一些了 我含糊地回答 还不知他的来意

 那就好 农场领导决定让你回家 保外就医 革命人道主义

你明白吗 他用官腔宣布 你现在就回队部去 先把帐结了 然后收拾行李 明天一早 总场有大车送你 还有其他几名保外的 一起去火车站

明早八点整 你在分场大门口等着 人事科有人来发给你一张火车票 保外期间要好好表现 明白吗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没什么话要说 只含糊地说了声 谢谢 事情的变化来得突然

虽说不是完全出乎意料 却也简单得不可思议 复杂的感受让我不知言从何起 你回家 保外就医 那么简单 那么说一不二 正如当年不经审判一下就罚我无限期的劳教 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听任社会主义政治风云的摆布 自从那个四月十七我被押上囚车之日 三年多的黄金岁月被糟蹋了 我无日无夜不梦想释放回家 现在我恨不得马上回到亲人身边 可是又觉得前途茫茫 会思想的芦苇连思想也不会了 我疲惫不堪 连怨恨的力气也没有 我只想摆脱几个月来如影随身的死亡的威胁

 第二天早晨 我告别了同班的难友 爬上大车 从人事干部手里接过一张硬席火车票和保外的文书 我必须在天津换车 于是我下车后坐上一辆三轮车直奔幸福里岳母家 熟悉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似乎不真实

我真的是在生者当中吗 在胡同口 我撞见了怡揩的一个侄儿 四年前最

后一次见面他才六岁 他没认出我 正如不久前一丁来探监时背给我听的那首唐诗里说的 儿童相见不相识 他一定给我的囚首垢面吓坏了 一认出我来就飞奔回家 用最大的嗓门儿喊道 老姑父回来啦 老姑父

我的岳母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泪流满面 马上就去给我泡一杯热茶 老人

家知道我爱喝茶 我告诉她我是被批准保外就医回家 她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怡楷的众位兄姐看到我的惨状都流泪了 但庆幸我活了下来 又放了

出来 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 只说大家给我送去的昂贵的黑市食品救了我的命 想让老人家感到欣慰 反而又引她流泪 当时一毛住在大姨家 就在附近 三姨去领她回来 我女儿起初不认识我 过一会突然想了起来 一下扑到我怀里 你是爸爸 妈妈带我去那个好怪的地方看你 噢 爸爸 我不让你再回那个可怕的地方去 我答应她我决不回去 姥姥听着又流泪了

 第二天一早 我先给怡楷发了个简短的电报 告诉她我四号到家 然后就先搭火车去北京看望老母和妹妹 那天正好是 七一 中共的四十大寿 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 相形之下 下面的行人好像小人国的侏儒 我想起五年前我从观礼台上遥望他踌躇满志向广场上狂呼

万岁 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又想起一年后他用 阳谋 坑害了无数知识分子 两年后又搞 大跃进 不知又害死了多少人 一座座新建的高楼

正面悬挂着红彤彤的条幅 上面写着 热烈庆祝伟大 光荣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和公车上面有菜色的乘客 沿街食品店里空空如也的橱窗 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想起十年前初次来到这座古城新都时犹如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土的感受 现在我觉得更像一个从死亡归来的游魂 我口袋里的保外文书把我和首都的芸芸众生划清界限 这些好人会怎么想若是他们看到我的身份证件 他们会不会 像雨果的小说 悲惨世界 中那个小城镇安分守己的居民看到新释放的犯人华尔让的黄护照时那样 吓得退避三舍 或者 他们会不会 像小说中那位慈祥的主教那样 为一个危险的犯人 提供食宿 幸好我不需要到一个小旅店去求宿 而受到老母和妹妹泪如雨下的接待

 我们之间没有多少话要说 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活着来到她们面前 这就够了 其余的就意在不言中了 下午 他们陪我到附近的陶然亭公园去散步 离半步桥也不远 我一点也不 陶然 只能和亲人一起欢庆我从死亡的阴影里归来 明媚的阳光闪耀着新生活的希望

 7 月 2 日 我搭一班早车回天津 当天又搭夜车去合肥 那是我先母的故乡 我仿佛又要回到黑暗的子宫 从头开始生活 7 月 4 日中午到达 我走进候车室 拖着我的行李和两条浮肿的腿 汗流浃背 倒坐在一条肮脏的长凳上 等了几分钟 只见怡楷急匆匆跑进来 气喘吁吁地说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但是你终于回家了 我太高兴了 小丁丁着急等着再见大爸爸哩 我盼星星盼月亮等这个团圆的时刻 现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多年离别 受苦受难 我们俩又在一个新城市来到一起 我心潮起伏 如果我开口说出我的感受 我一定会放声痛哭的 我只轻轻地说 终于回家啦 怡楷见我热得累得不行 又跑出去给我买了两根冰棒 然后又跑出去雇了一部双座的三轮车 等我吃完冰棒 我俩就坐上三轮 在灼热的阳光下前往安大校园 一路上 她告诉我 她好不容易才请下假来接我

部分原因是我的电报没有签名 我咕哝道 省几分钱买根冰棒 她说 我理解 但是他们看事情总不一样 我的顶头上司 小辣椒`质问我 你怎么知道电报是你爱人发来的 他在接受劳动教养 是不是 他怎么可能突如其来就来这里 逃跑还是什么 你不能借口有一份没签名的电报就请两个小时的假 上个月你刚去看过他 超了假 上次小组批评会上 你答应弥补损失的时间 现在你却又要去逛荡了 ‘我走投无路 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一个党员干部求情 答应他如果接不到你我晚上加班 他们处处给我颜色看 但是我真开心 我那次深入虎穴不是劳而无功

 两间小屋子比 栗子壳 大不了多少 但是我自视为一个 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 因为我又和妻子 儿子在一起了 不过 我高兴得太早了

第二天上午 怡楷带着我的保外就医证件去保卫科给我报户口 却被复员军人史科长拒绝了 他说材料不够 必须有更正式的文件和我的人事档案才能申报户口 如果月底以前收不到材料 我就得回劳改农场去 否则就作为逃犯送交本地公安部门 怡楷问他公家是否可以给农场发个电报索取有关材料 史科长驳斥道 难道你认为我们吃饱了饭没事干 专门发电报帮忙把一个罪犯留下来 外语系领导的意见也一样 走投无路 我只得起草一份给农场人事科的电报 为了把事情讲清楚又不得不写长一些 由怡楷自己掏腰包去发了 希望能让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僚主义挪动得快一些

不致误了史科长任意规定的期限 在等候发落的期间 我常做恶梦 或是被当做逃跑犯五花大绑押解到一个边远的新劳改营 就像兴凯湖放猪的小陈那样 或是用华尔让的黄护照到了一个法国小城镇被赶进狗窝 这种提心吊胆的等待毒化了我们团圆的喜悦 直到月底最后一天 保卫科科长才不经意地告诉怡楷我的材料都到齐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材料早在我到达后几天之内就寄到了 可是科长大人故意把我们蒙在鼓里 作为对阶级敌人进行的无止无休的神经战的一部分

 每想到华尔让出狱后处处受到歧视的悲惨遭遇 我就很不愿意在安大校园里抛头露面 只得 深居简出 后来 经不起怡楷再三再四催我尽快去看病 一周之后我终于走出家门 到卫生科去求医 一路上 对面走过来的人瞪眼看我 满脸惊愕的神色 到了卫生科 一位医生轻而易举就诊断我患有严重浮肿和肝肿大 随即开了处方 维生素乙 1 一瓶 白糖一斤 黄豆一斤 我向医生致谢 因为我知道这些正是我需要的 而到黑市去买要花很多钱 不料 等我拿着处方去药房 女药剂师盯了我一眼 跟我要医疗证 她轻而易举就弄清我的身份 顺手把处方撕得粉碎 扔进字纸篓

 为了补充我配给的山芋乾 玉米面 高梁面 怡楷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到市内的食品黑市去找便宜货 当初关在农场 我还能靠自己劳改所得养活自己 每月还能省下几块钱 现在说起来是 自由 了 其实只是挨饿的 自由 我成了怡楷 养的汉子 要养活一家三口 她不得不计算她每月五十九元收入的每一分钱 平均每天合一百九十六分 除去房租 粮食定量 水电 家具租金 幼儿园学费 一丁医疗费 工会会费等等

就所剩无几了 靠宁慧每月支援我三十元 我们可以从黑市补充一些植物油 鸡蛋 红糖 大米 和少量猪肉 鸡蛋一般要卖六毛钱一个 有一个星期日 怡楷从外面采购回来 用一条手绢包着四个小鸡蛋 她高兴地说
一块钱四个 真便宜 丁丁 今天中饭可以吃炒鸡蛋啦 一丁高兴极了
没想到 她把鸡蛋往碗里打的时候 一股臭气冒了出来 一丁大叫 好臭

好臭 他妈急忙走出去 把臭东西倒进垃圾桶 你这坏蛋 你这坏蛋

她咕哝道 仿佛在责备一个看不见的人影

 后来 我稍好一些 可以骑我们当年在天津买的那辆旧英国自行车出去 我也偶尔去逛食品黑市找便宜货 看到白面花卷和熟肉 我馋得口水直流 可是我只买得起一毛钱一根的小豆冰棒 在寒风中解馋 还有一次 碰上一个小贩兜售一筐又大又红的苹果 我马上想起在北京动物园一丁被大象卷走的苹果 小贩叫卖道 大苹果一元一个 又脆又甜 真便宜

我对自己说 你一定得给他买一个 别舍不得 这价钱让我发憷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掏出了一张一元的票子 一丁一拿到苹果就欢喜得直喊 大红苹果 好香啊 他咬了一口 我急切地问他 甜吗 他咕噜道 甜倒还甜 就是味道好像棉花一样 显而易见 没有什么法子补偿他失去的金苹果了

我的病体逐渐复原 为了减轻怡楷的负担 我也学着做一些家务事 最难的活儿是用旧报纸和劈柴生煤球炉 需要的时候把火搞得大大的 晚上把火封起来过夜 我往往要搞两三次才能把炉子生着 做饭需要好火的时候却往往看不见火苗 不管我怎样用我们的破巴蕉扇拼命煽 有时 一早起来 发现炉子没有一点热气 我的心也就凉了 如同在劳改营发现一个长期挨饿的难友在夜间熄灭了生命的火焰 碰上这种情况时 一丁就从他每月半斤的 儿童饼干 定量中带上几块去上幼儿园 怡楷干脆 枵腹从公

合肥的溽暑是令人胆寒的 我们的两间小屋子 白天热得受不了 夜晚闷得喘不过气来 蚊子成群 一丝风也没有 我们尽力用配给的大巴蕉扇扇风 赶吸血鬼 时间一长 汗流得更多 我们只得躲进蚊帐避难

人泡在汗水里 无法入睡 我就给怡楷讲一千零一夜北大荒和清河大狱生与死的故事 同时纳闷儿我们会有怎样的未来

有一次 怡楷问我 在受了十年的磨难之后 我有没有懊悔过回祖国来 我说 其实没有 面临死亡的恐惧的折磨 我也有过短暂的痛苦的悔恨 但是一瞬即逝 当我记起有多少人 比我更冤枉 已经饿死或正在饿死 在北大荒大雪封门的日子 我有空闲反思十年来我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 在我回国以前 看上去好像有几种途径可供取舍 但我不可能作出其它选择 我的决定是我的一生 我的梦与幻想 我的长处和短处 以及因缘际会的自然结果 当然啦 最好能让我免喝苦杯 但是喝苦杯肯定胜过与狗腿子们同流合污 不管怎么说 如果我不回来 我就决不会找到你的
现在你又拿我开心了 她轻轻地说
岂敢 岂敢 我实在感到难过 我让你为我的一些选择付出 沉重的代价 但是对我自己来说 我倒觉得近几年的经历激励我向上 而不是使我堕落沉沦 我还讲不清它们对我的全面影响 但是我敢肯定我决不会徒然受难 毛泽东也为自己的严重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可是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是否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唯有希望事情往好处发展

为了克服饥荒 党号召大学教师 像其它政府工作人员一样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用自己动手生产的食物补充口粮定量

报刊大力宣扬 伟大领袖 的光辉榜样 他亲自动手 把中南海的御花园改成了菜园 校园周围没开恳的空地分给了全校教职工 我在分给怡楷的一小块地上种了大豆 夏末秋初 我的体力进一步恢复 我常抱着一把锹

寻找没人要的小块荒地 种上蚕豆或绿豆 不久以后 我的行动引起了怡楷一些同事的注意 其中有一位姓刘的英语教师好打抱不平 他公开说

巫宁坤抱着锹在校园里开荒 这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活生生的讽刺

应当让他教书 不应当浪费他的才能种绿豆 由于 大跃进 彰明较著的失败 有些知识分子的嘴巴又放肆了 我有话也没处说 得庆更生就该知足了 怡楷的一些同事倒羡慕我活着回家 因为当时他们的亲人在乡下人民公社饿死 他们在学校连黑袖章都不敢戴

二

1962 年春节假期 我回家八个月后 二舅从天津把一毛送回来了 因为两年来姥姥把自己的饭食尽量省下来喂这个孤儿般的外孙女 结果自己因严重浮肿病倒了 我们对姥姥作出的牺牲感到内疚 但是欢庆全家四口四年来第一次欢聚一堂

春天一到 瑰丽的玉兰花为死气沉沉的景色增添了一点生趣 我的健康也更有起色 星期日上午 我们带一丁 一毛去逛市内唯一的公园逍遥津 相传三国时代曹操的部将张辽以八百人在这里破孙权十万之众 历史是无情的 成王败寇同样化为粪土 今天生杀予夺的奸雄到头来也无法逃脱同样的命运 对于安大许多人家 逛逍遥津是家常便饭 而对于我们却仿佛是珍贵的生活的馈赠

其实这公园没什么好玩的 可是 难得逍遥 怡楷和我在两行盛开的白玉兰和紫玉兰之间来回漫步 看着两个孩子在近处的沙坑里玩耍 或者笑着喊着打滑梯 或者在曹操的点将台上互相追逐 我们俩边走边谈

心情比较舒畅 有时谈到我是否有可能早日重上讲台 尽管我的贱民地位造成明显的困难 怡楷知道英语专业急需高年级教师 便鼓起勇气把我们的想法向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提了出来 没料到 李主任不但同意我们的想法 而且几天之内就光临我们的陋室了

他开门见山就很客气地说 巫先生 我早该来看你的 但是 如果没有党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新变动 我来一趟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 最近召开的广州会议的情况 你一定从报上看到了吧
 看到了
 好 知识分子现在要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更受到党的信任 享受更好的待遇 这个对你也适用 1957 年你给整得很惨 那已经是历史了 现在要向前看 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 什么意见也没有 我很感激 我急忙回答 生怕又上钩
那就好 我喜欢你的态度 有些知识分子不明白我们党的政策 一向是左右交替的 1957 年 我们左了 现在我们向右转 这要看情况而

定 那天俄语组冒教授用我们党今天右的政策攻击昨天左的政策 我马上警告他 老冒 你小心点儿 也许明天你就会因为今天讲的话给揪出来 ‘

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 见过的可多啦

 我十分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我答道 衷心感谢他对党的变化无常的政策所做的出乎意料地坦率而简洁的分析 我过去在政治上很幼稚 现在也一样
所以你才碰上那么多麻烦 你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英国文学专家 我们正缺像你这样称职的教师 你管你的教学 我们管政治 你头上还戴着两顶帽子 极右分子加 劳教分子目前还不可能恢复公职 我们想让你先当临时工 合同工 这还得由校党委正式批准 不过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 既然党有新政策 你又有真才实学

第二天 英语教研室主任杨教授来访 用流利的英语和我讨论英国文学 这次专业性的拜访实际上是一次口试 过了几天 系里就通知我九月起当临时工 合同每三个月签一次 每月工资六十元 不到我当年工资的三分之一 而且不能享受一般教职工的福利 包括大学生都享有的公费医疗在内 为了我备课的方便 住房增加半小间 搬到 132 楼 20 号 好在我们早已能身体力行 知足者常乐 的格言

又过了几天 杨教授再次光临 给我分配了新学年开始后的教学任务 一门课是四年级的高级英文作文 学生二十多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门其他教师拒绝接受的课 另一门课是三年级二十多个学生的泛读课

他还带来两本书给我作教材 一本是捷克共产党革命烈士伏契克的遗著 绞刑架下的报告 当时中文译本广为流传 作为革命英雄主义的证言 另一本是近代英国小说家希尔顿的中篇小说 别了 契普斯先生 两本书我以前都没读过 虽然当年我在昆明上大学时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 万世师表 我很高兴有新的养料滋润我饥渴的心灵 不过二者的结合倒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伏契克的 报告 据说是他被关在布拉格盖世太保监狱里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偷偷送出来的 简略地记下了他所经受的种种酷刑 和他在必死无疑的情况下英勇献身的精神 我往往为他夜以继日的身心受难感动得泪如雨下 但也无法不感到历史的讽刺 伏契克和其它烈士所作的壮烈牺牲 不过为建立一个在摧残人性方面不亚于纳粹党的政权铺平了道路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偏偏轮到一个共产党劳改营的幸存者来为一个在纳粹酷刑室受害的共产党人作证 契普斯先生是完全另一种的英雄 在他毕生为学生献身的精神中 我看到一种无限温和 无限高贵的情操 可以引导我和学生交往 尽管我的身份很暧昧 伏契克和契普斯都使我在面临新的挑战中感到谦卑

我用家里唯一的一张椅子当 书桌 坐在一张小木凳上 一面挥汗如雨 一面为两本读物编写详尽的注释 这时候 其他教师正在度暑假

我把两本注释送给杨教授审查批准 然后交打字室打印 九月初开学上课 第一次走进教室上英三的泛读课 面对二十几个男女青年学子 恍若隔世 顾不上猜测学生怎样看待这个戴着两顶 帽子 的老师 我把精神集中在讲课上面 所谓泛读 作为精读课的辅助性课程 一向不受老师和学生重视 首先 由于受从 老大哥 引进的教学法的影响 英语阅读课早已被简化为学习词汇和语法重点 精读课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单词和一大堆分析语法结构用的专门名词 课文在这个过程中不见了 因此学生并不真的学会怎样读书 泛读课的要求更低 学生只要记几个新单词 会作简单的复述就行了 当年我说过 这种机械的方法是培养学究和奴才的最佳途径

现在既然在教育原则上没有发言权 我至少可以认真对待我自己的教学工作 我已经为学生准备了详尽的注释 没有必要再在课堂上花时间讲解生词和语法 想到我在劳改营里如何与 哈姆雷特 杜甫的诗篇 和沈从文的小说相依为命 我就有意探索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 通过对人文理念和感情的敏锐感应 培育独立思考 从而有助于一个自由心灵的成长 我朗读 绞刑架下的报告 声泪俱下 使一个共产党的自由战士

在一个共产党的劳改营囚徒身上再生 作为一个热爱学生又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契普斯的形象无形中使我的学生更亲近我 尽管政治辅导员一再警告他们不得与阶级敌人 亲如一家 学生交来的作业中有时夹带一些表示钦慕的字条 情意那么感人 害得我这 孤家寡人 不禁潸然泪下

一个叫小张的男生聪明好学 他感谢我的 诠释和分析 为他 展现了一个充满奇迹的新世界 小徐总是沉默寡言 面无笑容 在信里说他非常同情我 因为他教中学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 又说我的讲授 照亮 了他压抑的生活 我撕毁了这类字条 又警告他们千万不能再做这种鲁莽的事 否则我们都会在政治上 犯错误

同时 一经我班上的学生宣扬 其它班级的学生 青年教师 甚至合肥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 都来旁听 有时候 来晚的人就得站在过道里

从开着的窗户听课 怡楷提醒我 树大招风 我发现自己进退维谷 一方面 我得满足雇主的期望 他们给我这个宝贵的饭碗 仅仅因为他们相信我是个称职的英语教师 另一方面 我也得躲开同行间的妒忌和政治问题的激流险滩 处于这种情况 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也许最符合我目前的需要 可是 天哪 如果我停止把语言作为人文学科讲授 我对这些如饥似渴的莘莘学子还有什么用处呢 得啦 不管怎样 我也只能根据我自己的认识行事 尽管我已经如履薄冰了

另一门是四年级的写作课 我每周要批改二十多篇英文作文 我们小屋里只有一张从安大租用的小书桌 这时一丁已经上小学 他每晚要做家庭作业 等他九点钟上床才轮到我用书桌 等我坐下开始看作文 我的眼睛已经快睁不开了 为了提神 我开始抽起烟来 我抽的是最便宜的九分钱一包的 大铁桥 杨教授和冒教授抽的烟要贵五 六倍 有一天夜晚 怡楷和孩子们都已熟睡 一个点燃的烟头从我没知觉的手指间掉落铺在我脚下的 一块怡楷从天津家里带来的小地毯上 她给地毯冒出的烟呛醒 一骨碌跳下床 把我推醒 踩灭了刚烧起来的火 她果断地说 马上上床睡觉 从今以后不许再开夜车 放烟火

尽管这工作很辛苦 有时在学生的作业中碰到一个新鲜的想法或者说法 好像突然打开一扇窗户 可以看到一颗年青的心灵 使我感到耳目一新

三

1962 年 9 月我开始任教之后 外语系领导派了一名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青年英语教师小冯来跟我进修 同时监督我的思想改造 他在我指导下读英国文学作品 向我交读书报告 我每两周向他交一份思想汇报 不言而喻 我不断进步 但离 摘帽子 还有一段距离 小冯是一名复员的解放军尉官 共产党员 但天性谦和 笑容可掬 平常在看过我的思想汇报之后 他总会说几句鼓励的话 若是正好赶上 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 他就会收起笑脸 批评两句 思想改造抓得不紧 但是他来我屋里听我辅导 总是谦恭有礼 和孩子们有说有笑 每逢寒 暑假回南京或上海探亲 他回校时从来不忘给孩子们带点巧克力或奶油太妃糖 这些奢侈品是他们难得吃到的 我常纳闷 在这长达两年的微妙的双向交流中

他轮流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有过什么样的感受 我 摘帽子 的那天 他就不用再扮演我的政治 告解神父 的角色 也许会感到如释重负吧

1964 年 7 月 4 日 仿佛是纪念我保外就医回家三周年 外语系在大学七层主楼一间阶梯教室举行全体教职员大会 一位人事处的干部在回顾我的右派罪行之后 宣读校党委决定 给我 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 解除 劳动教养 按照事前的通知 我作了简短的发言 再次承认我的右派罪行 感谢党 给我一个新的政治生命 我泣不成声 仿佛七年来积蓄的苦水冲破了防洪的闸门 有几个同事和我握手 祝贺我 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李主任答应我 很快就可以让我转正 大幅度提高工资

同一天晚上 我们还来不及为我重新当上 人民 庆贺 怡楷就接到家里发来的急电 母病危速归 怡楷第二天一早匆匆上路 六日抵津

才知道妈妈患肝癌 发现时已是晚期 经手术抢救无效 危在旦夕 老人家在医院病床上还惦着我这个老女婿 怡楷把我”摘帽”的好消息讲给她听

这是她几年来一直盼望的 为了安慰奄奄一息的亲娘 她又添枝加叶说我已恢复教授职位 享受原先的工资待遇 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一个悲痛欲绝的女儿还能给她垂危的母亲什么别的安慰呢 我怎能忘记她老人家给予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如许的爱心和理解 我怎能忘记三年前怡楷三次探监时转告老人家的话 好人受难 耐心忍受 一句话照亮了我黑暗的世界 她在 7 月 8 日逝世 正好是我们俩结婚八周年纪念日 我清清楚楚记得她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作为 婚宴 她一辈子生活简朴 受苦受难 而从她自己所受的苦难中 她找到爱人的力量 尽力帮助受侮辱的和受损害的 她完全无愧于她的受难

八月初怡楷奔丧归来 副系主任姚老师约她面谈 他通知她 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她教公共英语 因为她爱人已经摘了右派帽子 至于我本人恢复公职一事 拖到年底 李主任和人事处的交涉毫无结果 外语系党总支一位委员向我宣布 临时工工资待遇加十元 还说 国家经济目前还有困难 这是党组织的 一点心意 表示肯定我在思想改造和教学工作中取得的进步 事前我已听到 人事处长说得斩钉截铁 一旦开除

永远开除 这象征性的加薪意味着我们的伙食中可以增加一些鸡蛋 但是

也让我直面我的 新政治生命 我是一个 摘帽右派 如此而已 帽子摘了 不错 但仍旧是 右派 这是今后许多年我无法逃避的政治现实

阶级斗争的弦放松了一些 我的日子也好过一些 我教四年级泛读课 冒昧从 格列佛游记 选了一些能折射当今中国社会的篇章作教材

摘帽 以后 我又被分配教一门四年级的听能课 教材除了北京电台对外广播的英语节目 还有我从外台英语节目选出的片段 这些外台包括美国之音 英国广播公司 日本广播公司等等 学生们都很爱听 或许由于他们是生平第一次听训练有素的本国人讲英语 也或许由于他们注意到北京电台和西方电台报道方式之间的差异 一般公民 偷听敌台 是要受刑事处分的 安大得向合肥市公安局申请特批 准许我为了教学工作需要收听外台 并作录音 在这个省会的全体居民中 只有一个 人民的敌人

可以悍然收听敌对国家颠覆性的宣传

1964 年 中共与 老大哥 关系破裂 双方进行公开论战 伟大领袖 大声疾呼 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 每隔数年搞一次 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中国不会走上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 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 年底以前 知识分子又被投入另一场政治运动 全国学习中共中央抨击苏修及其盟友的九篇文章 简称 九评 我们无法知道苏修如何承受这一连串的狂轰猛炸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成了苏修的替罪羊 被冠以 散布修正

主义病毒 的罪名 于是 在英语教研组政治学习会上 我们先一篇一篇地学习文件 然后人人过关 轮流做检讨 暴露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 最后接受同事们的 帮助 身为 摘帽右派 我敬陪末座 受到同事和党员干部的狂轰猛炸 仿佛我就是 苏修 的化身 不过我始终搞不明白我怎么会和中共昨天的 老大哥 挂上钩的

在猛批 苏修 的同时 为了保证农村的人民公社不 变修 全国农村从 1962 年底开展 四清运动 肃清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中的贪污腐化 1965 年 安大中 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被派下去搞一年运动 老年教师不参加 四清 又无课可上 1966 年初 由校党委统战部长 原外语系李主任率领 到郊区一个公社去 观察四清 我虽然是个 临时工

也算 统战对象 有幸和数十名教授和老讲师同行 我们住在一所小学

轮流到各生产队听报告 了解各生产队和公社干部在 清政治 清经济 清组织 清思想 各方面取得的成就 然后各人结合自己的 活思想 写学习心得 大多冠冕堂皇 敷衍了事

在农村 观察 三周之后 李部长又领我们去安徽北方的煤城淮南市 观察工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 淮南市分五个区 每个区都是以一座煤矿为中心的小城镇 我们乘车经过的街道都盖满了煤灰 空气中烟雾弥漫 作为李部长的老朋友 潘市长的客人 我们下榻在可称豪华的洞山宾馆 客房设施包括地毯和现代化的卫生间 白天 我们分乘两部大客车参观煤矿 工厂 每到一处 都有领导干部陪同参观 中午有丰盛的午餐招待 晚间 安排宴请和文娱活动 潘市长设盛宴欢迎 以善饮闻名的姚主任在席上代表大家祝酒 频频用罕见的茅台酒乾杯 散席后 他踉踉跄跄回到屋里 在卫生间地上滑了一跤 马上请来一位外科医生 缝上他脑门和鼻子上的伤口

这次的淮南之行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 红旗单位 谢一矿的参观访问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天早晨 我们来到这煤城的骄傲 煤矿的领导干部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迎进宽敞的会客室 一面墙上挂着大幅的毛主席像

对面墙上挂满了奖旗 奖状 五颜六色 名目繁多 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奖

最佳矿井安全记录奖 矿井卫生奖 如此等等 我们一面饮茶 一面听党委书记做报告 他首先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接着介绍煤矿过去在日军占领和国民党剥削下的悲惨历史 解放后迎来的新生 如今 生产突飞猛进

矿工生活无比幸福 可惜我们无法知道生产如何突飞猛进 矿工生活如何幸福

从会客室出来 我们由几名干部领进贵宾更衣室 换上保护服 包括矿工头上的照明灯 然后 我们先乘电梯下矿井 再换乘小火车 一路上向导讲解地下掘煤工作如何进行 我热切地盼望亲眼看到矿工是怎样干活的 但是上级有指示 向导不能把我们一直带到采煤工作面 我们回到地面 又到更衣室 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接着 向导说要领我们去洗澡

我们先穿过矿工浴室 一间大厅里有四个巨大的水泥浴池 里面盛满了热水 向导说 第一个水池里的水洗黑了以后 第二个水池就开放 他接着又自豪地说 这些浴池是解放后新建的 我问他 我们用哪个池子

他笑着说 哪里的话 我们怎么能让贵宾洗大池子 那怎么行

说着我们已走到一间单独的屋子 门口挂的牌子上面写着贵宾浴室 一名服务员递给我们每人一块雪白的大浴巾 一双浴室拖鞋 一小块香皂 我们在清澈的热水中洗了个澡 水一点也没变黑

洗完澡 我们去参观位于谢一矿一个偏僻角落的 阶级教育展览馆 我们首先参观几间展览室 墙上挂的画和玻璃柜里的陈列品说明本地资本家和日本鬼子怎样剥削和压迫矿工 接着是一间 大病房 当年日本鬼子把那些由于劳累过度和身患重病的矿工关在这里等死 墙上挂着死者和垂死者的图片 病房对面是一间大厅 大门上方挂着一块大匾 上面写着三个斗大的字 万人坑 向导说明 在整个占领期间 日本鬼子把死去的和垂死的矿工扔进一个露天大坑 前后一万多人 然后 我们跟着向导

走进大门 绕过一座巨大的木板屏障 在我们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令人怵目惊心的悲惨景象 玻璃板后面是堆积如山的人的骷髅 头盖骨 四肢 身躯 我看着简直透不过气来 我从上小学起就听到过日军暴行的故事 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们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的铁证 而这些尸体不过是千百万受日本侵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几千分之一 万人坑使我们大家都黯然失色 相顾无言 任何一个幸存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宽恕或遗忘

不过 我的思绪很快就奔向近年来人为的大饥荒造成的千百万饿鬼和历年政治运动中整死的冤魂 有朝一日 也会有人为他们建一座纪念馆吗

大体上 比起我关在大牢里饿以待毙 妻离子散的日子 我和全家的生活都好多了 一毛回来以后 当年夏天老母也从北京回来 全家终于大团圆了 1963 年 7 月 2 日 我们又得了一个儿子 取名 一村 私心希望 柳暗花明又一村 哪里知道 在祖国的政治地平线上又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 它将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我们一家人陷入 山穷水尽疑无路 的绝境

第十一章 牛棚内外 1966-68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 年 文化领域又出现了阶级斗争的苗头

一些著名的影片 诸如 早春二月 和 抓壮丁 在官方报刊上被定性为

毒草 星期日 安大常组织全校师生前往市内一家电影院免费看这些 毒草 然后在政治学习小组会上进行批判 提高觉悟 我从没看过这些影片

今日一见倒是 相逢恨晚 发现它们在艺术上远胜于那些歌颂伟大的党和共产主义英雄人物的公式化宣传品 实在看不出它们何毒之有 报刊上不仅对 资产阶级 电影和戏剧大张挞伐 连传统京剧也不放过 使人想起希特勒当年对 堕落的艺术 的打击 年底以前 全国的报刊大张旗鼓批判历史剧 海瑞罢官 作者吴晗当年是我的母校西南联大的教授 明史专家 他也是中共的 同路人 解放 后入党 近年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

红极一时 他根据毛泽东授意写的历史剧歌颂明代清官海瑞 而现在却被一口咬定是借题发挥 为被毛泽东罢官的彭德怀元帅翻案

 1966 年春 对吴晗的批判升级 他和 人民日报 主编邓拓 北京市宣传部长廖沫沙合作的报纸专栏 三家村 被定性为恶毒攻击 伟大领袖 的大毒草 其结果 不但这三位享誉文坛的党员文人身败名裂 而且堂堂的北京市长和市党委也受株连被 一锅端 5 月 16 日 党中央发出通知 号召在全国展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破除 四旧 即 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 旧习惯 显而易见 对一部历史剧的批判不过是发动另一场政治运动的突破口 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运动又将怎样进行

 6 月 1 日清早 从附近的广播大喇叭中 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30 新闻播送当天的 人民日报 社论 号召全国革命群众 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 打倒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和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论的语调比 1957 年反右派的社论更加歇斯底里 我从怡楷的眼睛里看到不安的神色 一丁问我 爸爸 牛鬼蛇神是什么 我答不上来 他妈给我解了围 一丁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从来没见过 等着瞧吧

 我急急忙忙去文科楼上八点钟的课 精神有点紧张 一进楼门 我就看到门厅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 我飞快地扫了一遍 发现都是针对冒教授 杨教授 和姚主任的 感到松了一口气 也许作为临时工 我够不上 反动学术权威 吧 走进教室 发现一个学生也没有 我便去系办公室了解情况 却看到我班上几个学生正在旧报纸上写大字报 我想跟他们打招呼 可是谁也不理我 我不知怎么办 走出办公室 碰上杨主任皱着眉头在过道里走来走去 我焦急地问他 杨主任 我们从此停课了吗

他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 没 没有 暂时停 停一下 长期停 停课怎么受 受得了 他的口吃比平常更厉害了 他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儿子 当过海军舰长 从南京一所军事学院调来接替李主任的 他有在莫斯科大学教过几年现代汉语的经历 比较重视业务工作

 与杨主任的想法相反 课一停就是好几年 我也从此以后就没在安大教过书 学生吵吵嚷嚷要闹革命 校领导慌了阵脚 既然中央文件已将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列为斗争对象 校党委就姑且先 抛出 三名老教授和中文系一名常在本地报刊发表文章的青年教师 作为 靶子 几乎一夜之间 校园变成了一座用竹杆和芦席搭起来的迷宫 芦席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 肆意攻击校党委抛出的四个靶子 也不放过其它中老年教师 我在这些稀奇古怪的曲径中游荡 东张西望 暗自希望这一次我或可幸免于难 不久 我就看到一张把我画成 笑面虎 的漫画 下面的说明是 死老虎没死 我不免有点惊慌 难道这次他们真的要把我整死吗 一张大字报罗列了我的极右罪行 另一张揭发了我的罪恶历史 我当过飞虎队和国民党空军的翻译官 还有一张谴责我在教学工作中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和修正主义思想腐蚀社会主义青年 我的罪名包括 抵制教学改革 坚持用英文文学原著作教材 而不用中文政治性文章的英文翻译

在听能课上散布敌台的反动宣传 选用欧·亨利的短篇小说 警察与赞美诗 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其中包括吃野鸭 喝法国白葡萄酒 呷小杯浓咖啡 抬高一名英国资产阶级的中学教师 用来美化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利用 格列佛游记 含沙射影攻击新中国 如此等等

我本指望可以幸免 但我又错了 一名右派分子 哪怕已经 摘帽 是理所当然的 牛鬼蛇神 在家里孩子们也把 笑面虎 当作我的绰号 他们哪里想到眼前可笑的胡闹可能会对我们全家带来怎样的后果

 一连几天 各系学生写的揭发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 遍布全校的大喇叭不停转播 人民日报 一篇接一篇煽动性的社论 或者革命学生声讨四名 反动学术权威 的文章 革命造反 精神一触即发 6 月 6 日之夜

是一个合肥特有的闷热的夏夜 我在蚊帐里好不容易熬到半夜才睡着 过了一会 我就觉得怡楷不停地在用胳臂肘推我 小声说 你听 多少人叫嚷 喊口号 我听见校园中心人声鼎沸 迷迷糊糊地说 学生吃饱了没事干 咱们睡吧 又过了一会 我还没完全睡着 又听见怡楷更紧急地小声说 你听 他们在喊你名字 朝我们这边过来 我还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听外面有人用脚猛踢我们的大门 嘴里喊着 巫宁坤 开门

开门 奶奶带两个大孙子睡在外屋 下了床 颤巍巍地打开门 一群我班上的学生冲了进来 叫嚷着 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 打倒美帝国主义 带头的男生叫汪崇德 英语学不好 但 出身好 杨主任教我给他个别辅导

他们把我拖下床 拉着我往外走 经过外屋我一眼看见一丁和一毛在墙角蜷缩在一起 又抖又哭 我连忙说 别害怕 乖孩子 这都是我班上的同学 你们认识他们的 下楼到了门口 我定神一看 只见外语系几位教授直挺挺跪在我门前小道上 我真有点 受宠若惊 革命学生一路吆喝 连推带搡 把几名老 牛鬼 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篮球场

 到了球场 眼前的景象令我惊骇 几十位教授和老讲师跪在水泥地上 前前后后挤满了黑压压的学生 一名男生正站在前面一个小台上怒气冲天地控诉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 阴谋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

押解我的学生从我背后对我拳打脚踢 我踉踉跄跄地跪倒了

 声讨结束 一个刺耳的男声从大喇叭里宣布 革命的同学们 今晚我们在揪斗安徽大学的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些人民的敌人一直在梦想恢复他们的资本主义天堂 但是我们胜利了 现在让我们收兵 准备明天继续对阶级敌人的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等我慢吞吞地回到屋里 已经是凌晨两点半钟 全身酸疼 头昏眼花 我纳闷这种流氓行为和所谓的文化革命有什么关系 我的脑子也无从理解这么不可理喻的行为 我倒是想到 在希特勒恐怖统治早期 纳粹冲锋队员残害犹太人的暴行 不过社会主义大学生在深更半夜不分青红皂白揪斗自己的老师更加荒诞不经

 第二天上午 全体 牛鬼蛇神 各系教授和老讲师 连同我这名临时工 一共四十多人 在一间会议室听报告 统战部一名干部大讲 我们为资本主义复辟 犯下的罪行如何严重 他强调 学生夜晚采取的是革命行动 完全是由 牛鬼蛇神 的可疑活动挑起的 他们正义行动的威力粉碎了我们的复辟梦 所以 我们要回去深刻反省 书面汇报 学生的革命行动如何给予我们深刻教育 如何 触及我们的灵魂 简言之 我们要承认罪有应得 同时感谢党和革命群众竭尽全力把我们 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淖中挽救出来

 从此我又成为 专政对象 离我 回到人民的队伍 还不到两年

我一直 夹着尾巴做人 有话放在心里 却仍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显而易见 并不是因为我做了或没做什么 而是因为我已经被永久打上 阶级敌人 的烙印 1958 年 我是原单位唯一被打成右派的教授 成为众矢之的 我是个例外 连我自己都怀疑过我是否咎由自取 今日环顾左右 这么多前不久才戴上 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桂冠的衮衮诸公和我 同流合污了 我揣度 在 伟大领袖 亲自领导下 伟大的党 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推陈出新 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 随心所欲给知识分子安上一连串罪名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 文革是反右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升级

因此 我觉得没有理由怪罪自己 反倒感到轻松得多 虽然我又得重新开始 通过强迫劳动改造自己 一名临时工混杂在数十位教授和讲师当中 鱼目混珠

 全家又受到株连 妻子经常受到骚扰 被勒令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

同时又要她提防我 一时糊涂干出什么自绝于人民的蠢事 怡楷请他们放心 感谢同志们关心 但是巫宁坤不会糊涂到那个地步 何况 他小时候

母亲就上吊死了 他早就免疫了 三个孩子经常听到同学骂他们是 小右派 小反革命 八岁的女儿在路上被我班上的一个男生骗到宿舍去 按照他写好的样子 用毛笔依样画葫芦在一张旧报纸上描了一条 打倒反革命分子巫宁坤 的大标语 又在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标语被单独贴在十字路口一块牌子上 十分引人注目 小儿子文革开始时刚刚三岁 在幼儿园就没人理睬了 成天孤零零地坐在一个墙角 两手搁在膝盖上 呆呆地看着别的孩子嘻嘻哈哈地玩乐 回家后仍然发呆 甚至被人怀疑是个哑巴

二

八月中旬 红卫兵 得到 伟大领袖 的祝福在北京诞生 从此飞扬跋扈 任意揪出文化界名流和党政领导干部 进行残酷斗争 时隔不久 戴着红卫兵臂章的大学生从京城降临安大校园 传经送宝 推广他们 横扫牛鬼蛇神和四旧的革命经验 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也奔赴北京和其它城市进行 革命大串联 交流革命经验 乘车乘船一概免费 食宿一概由接待单位负责免费供应 一代青年倒是实践了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的箴言 不过其结果 全国交通一片混乱 各旅游胜地却人山人海

九月 本校学生免费旅游归来 身穿时兴的褪色草绿军装 臂戴 红卫兵

袖章 耀武扬威 为了加强对牛鬼蛇神的专政 他们从 世界革命中心

北京带回来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和传单 宣扬 我们心中最红 最红的红太阳 非凡的睿智和才能 揭发控诉 党内走资派 和 反动学术权威 的滔天罪行 与此同时 骇人听闻的消息满天飞 红卫兵在北京 天津 上海等大城市任意残害无辜人士 任意抄家 没收私人财物 任意毁坏文化遗产 红司令 一声令下 千千万万红卫兵誓言 砸烂旧世界 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红色恐怖开始席卷中华大地了

九月中 有一天中午 一帮红卫兵又闯进我们家 高呼 打倒江钟杰 打倒地主 这是我继母的名字 解放 后她受我早已过世的父亲株连被划为地主 她正坐在她的小床边上喝茶 两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生猛扑上去 一边一个抓住她 嘴里喊着 走 老地主 吓得老人家浑身哆嗦
 让我先上一下厕所吧 她哀求道
 你是想耍什么花招吗 地主婆 怡楷插话了 奶奶有糖尿病 她得常上厕所 尤其是精神紧张的时候
 你能保证她不企图逃跑吗 李怡楷
 没问题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厕所只有一个门
 好吧 你去吧 江钟杰 我们在外面等你
 两个钟头以后 老人家才颤巍巍地走进家门 白发散落在脸上 她倒坐在小床上 一丁急忙拿起热水瓶给奶奶掺了茶 一边端各起杯子递给她 一边轻轻地说 奶奶 先喝口茶吧 出了什么事儿 我突然觉得几个月来一丁长大了许多 他刚十岁 可是他的童年已经被扼杀了

 完了 完了 丁丁乖乖 你快没奶奶了 她边说边哭了起来

奶奶 您镇静一下 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儿 怡楷边说边坐到她身边

 过了一会 奶奶才接着说 她们先把我押到篮球场 我一路走一路抖 她们还骂我走得太慢 我不知道一共搞去多少老人 男的女的都有

红卫兵先让我们排好队 押着我们在校园里游街 他们一路喊口号 打倒

地主阶级 打倒地主 打倒地主某某某 把地主统统赶出安徽大学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还有什么什么的 然后又把我们押回球场 一个男生红卫兵训话 大骂地主阶级犯了多少罪 最后他命令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安大和合肥市 如果我们不执行命令 就要倒大霉 那我怎么办 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身为牛鬼 一筹莫展 一个以敬老闻名的社会 怎么能堕落到迫害风烛残年的老太太 大学生 民族的精英 怎么能这么快就堕落成毫无人性的暴政工具 我的义愤自然也是白搭 到头来还是怡楷出面去想方设法

 奶奶 您镇静一下 休息休息 我总说 天无绝人之路 我现在就去找红卫兵讲讲道理 她去了快一个小时才回来 神情沮丧

 我跟他们说 奶奶今年七十一岁了 糖尿病很重 她老人家 只能跟我们住 她没别处可去 我看不出她呆在学校对任何人有什么害处

他们回答我 很遗憾 不过那跟我们没关系 北京和上海已经带头把地主分子赶回原籍 你一定听说了他们是怎么干的 比较起来 我们太宽大了

我们怎么可能搞例外呢 这是红色恐怖 执行命令 否则他们现在是狂热分子 别指望他们发慈悲

 我们跟奶奶商议了一下 决定她只能回扬州去 好歹家里还有堂弟妹可以照料她 也许等局势平静下来 她还可以和我们团聚 第二天上午

怡楷去派出所办手续把奶奶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迁到扬州 下午 怡楷又去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去扬州的夜车票 回家后再急忙搞了几个小菜给奶奶送行 奶奶说没有胃口 我们好说歹说劝她吃了半碗饭 我们让孩子们先上床睡觉 奶奶拉着一丁的手 泪痕满面 等事前约订的一部三轮车来到

我陪奶奶坐上去 她连一个小箱子也不敢带 怕引人注意 我提着她的随身行李 送她上了火车 七十多岁的寡母 患难余生又遭此横祸 我除了叮嘱保重 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 目送她孤身走上回乡的路 我心里比自己八年前爬上吉普车孤身去充军更难受 我什么时候才能重见我的老母呢 不过 比起怡楷家在天津的几位长辈 她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

怡楷的舅父舅母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自己家里被红卫兵残酷斗争之后活活打死 她的继祖母和女儿不堪红卫兵的凌辱 双双自缢 四位老人的尸体被扔上卡车送到火化场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这些无辜的老人要被青年学生如此残暴地杀害 而这些爷爷奶奶本来会像自己的孙男孙女一样疼爱他们的 为什么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犯下了这么多无可饶恕的罪行 两年前姥姥去世 怡楷悲痛无比 现在她反而觉得老人家至少逃过了这场劫难 在红色恐怖统治下的国土上 死亡成了唯一的避难所

 不久之后 安大红卫兵开始到教授和老讲师宿舍抄家 在前往某户抄家时 他们一路上敲锣打鼓 高呼流行的革命口号 搞得人人自危 在里面有人家被抄的宿舍楼门口 两名红卫兵手持红缨枪站岗 重现 伟大领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当年农民造反的风采

 一天早晨 大喇叭播发了外语系 红卫兵司令部 的 一号通令 勒令外语系牛鬼蛇神于上午九时整到水泥球场报到 接受革命群众批斗

不得违误 名单包括四名俄语老教师 五名英语老教师 外加鄙人 我到达时还不到九点 其它九名牛鬼已经整整齐齐排成一溜 耷拉着脑袋 他们面前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衣服 鞋子 艺术品 收音机 各式各样的家用物品 显然是从他们家里抄来的 批斗现场围满了看热闹的 革命群众

胜过中华民族传统的 示众 场面 我赶忙站到队末 小小临时工早已习惯于敬陪末座 主持批斗会的一个男生宣布开会 控诉我们大家执行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的罪行 他又指着脚下的私人生活用品作为我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 而我看着这些东西却想到美国人家的车库买卖

然后 他宣称 我们的工资待遇与工农群众相比高出太多 下令每人要当场自愿提出减低工资 我本以为我的工资已经够低的 现在却被逼得吞吞吐吐地说我一个月有三十元就够了 于是我每月一下就少了四十元 然后我们就在校园里列队游街 每人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 也怪 我却连一顶帽子也没捞到 一路上押队的红卫兵高呼口号 无非是 万岁 或者 打倒 游街后 我们被领进文科楼一间教室 一位姓萧的党员俄语教师宣布牛鬼蛇神成立一个特别小组 进行政治学习和劳动改造 完全出乎意料 我竟官封小组长 真是莫大的嘲弄

 当天下午两点是规定我们第一次政治学习的时间 我提前了几分钟

还没到大楼门口就看见我的九位 牛朋 包括一位满头白发的女俄语讲师 都蹲在楼前的空地上拔草 他们头上的高帽子上下跳动 俨然是 仲夏夜之梦 中的一景 我问哈佛人 花白头髪的姚主任 你们在干什么 谁让你们干的 他一本正经地答道 总比什么也不干好些 闲着站在这儿给群众印象不好 我二话没说 领他们进了教室 各人面前有一张小课桌

作为小组长 我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把高帽子脱下来 各人就把自己的帽子

立在自己面前 他们对红卫兵这般过分的卑躬屈膝 让我感到不是滋味

 我问大家 谁让你们戴着高帽子来的

 红卫兵没说过我们可以把帽子拿下来 哈佛人抢先回答 他是以不折不扣按党的指示办事闻名的 我们都是罪人 既是资本主义 又是修正主义 我认为我们应当放谦卑一些 表示低头认罪

 老王 我转向一位 1950 年起义的国民政府外交官 作为起义人员 他在运动中是应当受保护的 我好奇想知道他是否感到党和政府背信弃义了 你在巴黎是戴惯大礼帽的 用当年的大礼帽换来了你面前的高帽子 你有什么想法

 小组长的问题触及了我的灵魂 前外交官严肃认真地答道 老王是一名老式的小文官 一向兢兢业业 我常纳闷他起义的勇气是哪来的

大礼帽掩盖了我丑恶的反动的过去 这高帽子更合适 因为它显示出我的真面目 我感谢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帮助我正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罪行

帮助我触及自己的灵魂 接着 七十高龄的俄文翻译教师吴老发言 一口江西官话

 我和老王有同感 不过我的情况比他的还坏 因为我一度是党员

我 1922 年入党 离建党还不到一年 不幸得很 不久以后我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党组织还在地下 我无法重新取得联系 为了谋生 我给国民党反动派做事 但是我从来没出卖过党或者任何同志 因此 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叛徒 不管怎样 难道我不是全党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吗 和党组织失去联系 难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 在与党分离的漫长岁月中 难道我不是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吗 解放把我带回党的怀抱 我也从此献身给党的伟大事业 所以我就存在一个幻觉 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虽然我还没有重新入党 突如其来 红卫兵小将声讨我是叛徒 他们的革命行动触及了我的灵魂 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徒一个狗叛徒

 吴老平日德高望重 不苟言笑 一转眼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 狗叛徒 我一时不知如何反应 正在踌躇 俄语组孔教授举手要求暴露思想

 红卫兵今天上午的革命行动确实触及了我的灵魂 我家里有那么多的 四旧 我和它们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年 早已习以为常 一旦它们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才感到震惊 感到羞耻 我竟然会长期迷恋这些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余 甚至有金戒指和其它腐朽的东西 感谢红卫兵天经地义把它们扫走了

 孔教授的妻子 白头发的俄语讲师 插话了 从我的大箱子底下

红卫兵发现了许多我早已忘了的东西 有我的结婚礼服 绣花织锦的 实在太腐朽了 我做梦也不会再穿它的 不过我想我大概是留着作为我们婚礼的纪念 多可怕的对四旧的留恋

 起义外交官又补充说 红卫兵根本没搜查我的家 他们走进来 很和气地要我交出我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于是我交给他们我的小礼服和一副金钢钻袖扣 地地道道的四旧

 俄语组冒教授也当过国民政府外交官 他是外语系头号牛鬼 也是全校四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 一方面由于他历史复杂 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怪话连篇 平日他讲话俏皮 往往取笑同事或党员干部 此刻他发言却仿佛心情沉重

我姓冒 冒充的冒 我冒充是教授 诗人 学者 但我只是个骗子 实际上 我只不过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 我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小官

我接受过日寇占领时期汪伪政府一个名义 我一向过着腐朽的生活 今天早上堆在篮球场的东西 大多数是我家的 所有的国画 书法条幅 摺扇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四旧 其中有一些是父母传下来的 我一向当作传家宝珍藏 我多年来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和品味的腐蚀 现在我可以把这些四旧看作我肮脏的灵魂的罪证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触及了我的灵魂胜过在座的任何人 因为我罪大恶极 一死不足以蔽其辜 我一向钦佩伟大领袖毛主席辉煌的诗词 相比之下我自己的诗只是垃圾 但是现在我一定要认真学习这些宏伟诗篇 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 我已老态龙钟 但我仍然心甘情愿通过艰苦劳动改造自己

我觉得冒教授的检讨也算得上一篇冒充沉痛的杰作 差点儿忍不住以小组长之尊问他 既然 一死 不足以赎罪 他打算死几回 不过我倒真心希望红卫兵不会胡闹到真的把他那些珍贵的艺术品一股脑儿扔进一堆篝火化为灰烬 前两天 红卫兵要放火烧图书馆 幸亏馆长急中生智

对他们说 1958 年夏 伟大领袖 驾临新建的安大曾亲临图书馆视察 他们才悻悻而去 可是 在市中心 一帮中学生红卫兵闯进一位老年学者家中 把他毕生收集的三千册中国古典文学善本书统统扔进他们在门前生起的一堆篝火 老人家痛不欲生 从二楼书房的窗口朝着篝火跳下 当场毙命

红卫兵见死不救 反而当众宣布 死者顽固不化 自绝于党 自绝于人民

死了活该 打成现行反革命 虽然与京 津 沪等大城市相比 省会的红色恐怖是 小巫见大巫 无辜惨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第二天中饭后 外语系红卫兵敲锣打鼓来我家查抄四旧和反革命罪证 四人小队由小包带领 他是我教过的男生 两年前毕业后留下当助教

他平常见我总是未语先红 今天却绷着脸对我说 巫宁坤 把你从国内外收到的信全部交给我 我说 我们没有保存旧信的习惯 那是我们从1955 年反胡风运动吸取的教训 于是他下令让我开一个和我通讯的亲友名单 我照办 四名抄家客翻箱倒柜 仿佛十一年前肃反时在南开大学演过的旧戏又卷土重来 几小时后 抄家小队收兵 带走几件可疑物品 一件是我的 手提打字机 盒盖上有十五年前我从旧金山上船回国前李政道用白漆写的 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字样 还有两本相册 其中一本有我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后和李政道以及我的美国朋友伯顿夫妇的合影 另外

还有我的柯达布朗尼儿童照相机 两个从旧唱机拆下的电子管 一个一百瓦灯泡 和几条旧领带 连我们的英国自行车也不由分说被我班上一个男生强征去 闹革命 了

 红卫兵总部又勒令全校牛鬼主动交出属于四旧的书刊文件和其它物品 否则格斗勿论 我选出了一堆中 英文书刊 其中包括我在曼彻斯特学院 1948 级纪念册 曙光 这名字在当时倒有点反讽的意味 另外还有我在曼院和芝大的学位证书 我还得自己把它们送到一个新成立的四旧存放室 在去交四旧的路上 我经过起义外交官老王夫妇住的公寓楼 王太太正在从三楼一个窗口大哭大喊 我不是地主 我是老王的爱人 我要收回我们值钱的东西 路上有几个人抬头往上看 有人说 这女人疯啦

我走到四旧室 发现里面已经放满了图书 艺术品 衣服等等 便自我安慰我的损失和别人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 但是后来听到怡楷三哥世瑜的损失 我却吓呆了 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民间宗教专家 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收集了几千种稀有的 宝卷 却被街道上的红卫兵用三部板车拉走了 下落不明

 随后几天 在外语系带动下 各系红卫兵纷纷对本系采取了类似的革命行动 全校牛鬼随时随地被揪斗 其余时间在校农场劳动 或干脏活 例如从粪坑把大粪抬到农场 与此同时 大部分革命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 免费旅游 旅游客从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带回形形色色的 大字报 贴满了校园 除了那些神化 伟大领袖 歌功颂德的文字 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疯狂抨击 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了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的总头目 红卫兵深深卷入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全国分裂成两大 造反派 时隔不久 派系之间在大字报上的唇枪舌剑发展成武装斗争 到了 1967 年夏 全国实际上已处于内战状态

 校园和合肥市一样掌握在两个势不两立的武装造反派手里 男女小青年成群结队 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 手里拿着大棒或匕首 在大街上游逛 搜索敌对派别的成员 骇人听闻的传说不胫而走 市民没有必要就不出门 后来干脆到外地去避难 怡楷和我不知怎么办 就到火车站去了解一下情况 我们发现站台上人山人海 眼前有一列火车升火待发 不但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 就连车顶上也坐满了人 不难想象列车穿过第一个隧道时坐在上面的人就会摔死 后来听说果真如此 这番景象让我想起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 我逃难时乘的火车 但哪怕在那时候也没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火车顶上 我们当当机立断 我们只能就地凑合着活下去而不能拿孩子们的性命去冒这种危险

 一旦党的领导瘫痪 革命小将 要么外出免费旅游 要么忙于打派仗 牛鬼也就没人管了 校园空荡荡的 夜晚一片死寂 有一天 怡楷找回了我们的英国自行车 她是在一栋男生宿舍发现的 扔在墙角的垃圾堆旁 毁得面目全非 好像一个整得遍体鳞伤的老知识分子 我们在两个大缸里储满了饮水 用所有的票证尽量储备食物

 燃料成了大问题 时值盛夏 煤球停止供应 煤球工人 和其 它行业的工人一样 也停止生产 有的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一派 有的去周游全国闹革命 走投无路 我和住在我楼上的一个年轻人 在烈日下拉了一部平板车去十几里外的一个煤场 但愿能拉回一车煤球烧炉子 煤场挤满了人和平板车 我们一到就听说我们得自己 动手做煤球 排队等了一个钟头之后 我们终于付了钱 开了票 去领每户每月二百斤定量的煤

然后是抢一辆小铁板煤车 装满煤灰 沿着一块跳板 推过去 倒进一台煤球机 直到下午四五点钟 我们二人才光着上身把四百斤宝贵的煤球拉回家 虽然全身黑汗淋漓 我感到一种反讽的满足 有气无力地对一同拉煤回来的年轻人说 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怡楷和一丁帮我把两大筐煤球抬回家后 我蹲在小厨房里水池上面唯一的水龙头下面 用水冲洗我满身的煤灰和汗水

 有什么睿智的先知能告诉我 这片国土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是那些大权在握的领导者走火入魔 还是一个民族正在经历什么神秘的危机

 1968 年 2 月下旬 我收到堂弟从扬州发来的电报 得知老母病逝

幸而两派的小将忙于打派仗 顾不上对牛鬼专政 我才能向系主任请假一周奔丧 多年来 我常常惦着回故乡一行 怎么也没料到 三十一年还旧国 竟是在腥风血雨中来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 经过一夜车船的折腾 我这个游子终于踏上了阔别三十一年的故土 我多想喊一声 故乡 你的游子回来啦 可是故乡变化不小 乍一看 几乎面目全非 那熟悉的城墙不见了 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见了 我的脚下是一条板着干部面孔的水泥大街

两旁排列着千篇一律的两三层的水泥楼房 要多丑有多丑 而我呢 尘满面 鬓如霜 形同陌路 我问了几次路才找到家门 两扇黑漆大门变成了一扇寒碜的小门 进门后才知道经过 房改 原来巫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经住上好几家了

 听堂弟妹们说 老人家是因为缺医少药 糖尿病加剧致死 灵停在她度过最后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的黑屋子里 棺材是用两扇旧门板打的

第二天 我默默地跟在一辆平板车后面 把灵柩送往城郊去安葬 一路上

我回想她的一生 从小是个孤儿 在叔父家长到三十多岁 后来被嫁给我父亲作填房 接管六个未成年的儿女 父亲赋闲 家里靠典当过日子 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们拉扯大了 还不让失学 谈何容易 后来一人寡居十年 直到我回国后把她接到北京同住 满心以为从此可以欢度晚年了 无奈十七年来 老人家受我株连 没过上几年好日子 最后还赶上文革苦海无边 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脱

 安葬后第二天 弟妹们忙着闹革命 我独自到大街小巷走走 看看

故乡似曾相识的面貌 听听久已生疏的乡音 三十一年前 敌军压境 我才十七岁 满心的恐惧和梦想驱使我在腥风血雨中独自 背井离乡 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如今梦想早已破碎 恐惧却牢牢地织入生活的经纬

新世界还是镜花水月 死者好歹安息了 活下来的 磨难还没尽头哩

三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 在全国范围内闹得乌烟瘴气 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伟大领袖 下令 由解放军和工人分别组成的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进驻大学和中学 领导革命 1968 年春夏之间 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下 两派形成 大联合 加强对阶级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 文革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名曰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要深挖阶级敌人 一一打入另册

 各系红卫兵随时通过广播大喇叭勒令被点名的牛鬼参加劳改 外语系红卫兵首先揪出冒教授 孔教授 狗叛徒 吴老和我 孔教授夫妇的女儿贴了一张大字报 指控她父母是 反动派 因为他们开后门让她进了外语系上学 冒教授的儿子勒令他每天劳改回家后在毛主席像前面低头认罪

其它各系相继效尤 被揪的范围从反动学术权威扩大到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即党政领导干部和各系系主任 我竟然官运亨通 又当上了外语系牛鬼小组长 这时候我的小组已有十多名组员 其中包括李主任和党总支郭副书记

 李主任十几岁参加东北红军 后来转战抗日和国共战争的战场 他一向以响当当的老革命自居 体内还有一颗日军的子弹 压根儿没拿红卫兵当回事儿 而把他们的所谓革命行动看作党中央内部周期性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不料 1968 年 5 月 16 日 这位老红军突然之间发生了猝变

那天是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 516 通知发表两周年 安大造反派为了表示庆祝 下令全体牛鬼从早到晚整天劳改 下午 外语系小组全体人马在学生宿舍前面劳动 李主任跟我打了个招呼 说身上不舒服 就坐到路边嗑瓜子儿 后来随便说了一声 老巫 我先走啦 头疼 就提前下工了 等到我们收工把铁锹和锄头送回工具房 突然听到大喇叭里爆出广播员用歇斯底里的语调播送一条十万火急的通知

 请注意 请注意 全体解放军指战员 全体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师傅 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 顷接北京党中央急电如下 党中央确认安徽大学李某某 杨某某二人为苏修特务 上述罪犯应立即由解放军 6408部队逮捕 听候处理 革命同志们 立即行动起来揪出这两名苏修特务

我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见周围人潮汹涌 奔向李 杨二人住的宿舍楼 几分钟之内 抓特务的小将们从背后猛推两名 苏修特务

沿着校园的大路飞跑 紧跟在后面的人群边跑边喊 打倒苏修特务李某某 杨某某 打倒苏修 等等 两名罪犯的胳膊被十字交叉扭在背后 头发往后揪 头向上抬 他们身上的白体恤撕破了 李主任光着双脚 杨主任光着一只脚 另一只还穿着黑布鞋 在校园大门口 二人被押上一辆军用吉普车送往市内省公安厅拘留所

当晚 两名老革命 老党员又被押回校园接受批斗 水泥球场挤得水泄不通 我从远处观看 在全场高呼一连串少不了的口号之后 第一个跳上台的是姓马的俄语教师 他是李主任 1958 年从南京军事学院带来的亲信之一 他还没开口先左右开弓刷了他的老首长几个嘴巴 然后大叫大喊

控诉他多年来欺骗了他的部下 接着造反派小将纷纷上台 斗争两名 苏修特务 拳脚交加 骂不绝口 革命群众发泄了革命义愤之后 两名 特务 又被押回市内拘留所 以后几年中 除了偶然拉到大会上批斗 两位老共产党员苦尝共产党牢狱的铁窗风味 既不审 也不判

 炎夏 阶级斗争也随着升温 一天早晨出工前 红卫兵头目宣布所有牛鬼必须在右臂佩戴臂章 一律用四寸宽的新白布缝制 用毛笔黑墨写上本人姓名和罪名 当天下午出工前检查 怡楷翻了所有的抽屉 也找不到一张布票 一片新白布 想不出别的办法 她就从我的一件旧白衬衣撕下一块 再用手把边缝好 然后用她清秀的书法写上我的大名和 头衔

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希望这个能对付 这些红卫兵好像忘掉他们 红司令

‘经常挂在嘴上的 节约闹革命’ 下午 值班红卫兵检查 别人都没问题

一看我的臂章他就扯了下来 扔在地上

 巫宁坤 这是什么玩意 你是在找麻烦吗 他对我嚷嚷 难道你不知道必须用新布吗 难道你不知道边必须用缝纫机缝吗
 我们家没布票了 我们从来没有缝纫机 再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你不要嚣张 巫宁坤 他对我大吼 明天你戴个新的来 要不你等着瞧

 收工回家 没戴臂章 怡楷一看就明白了 她硬着头皮向邻居借了五寸布票 急忙到学校商店花了她一分一分省下来的钱买了五寸白布 又在邻居的缝纫机上缝了边 第二天一早离家去劳改 我亮出崭新的臂章

上面是怡楷手书的 极右分子 四个大字 出门前 我跟她说 真对不起 又给你找了那么多麻烦 不过我真希望他们让我保存那个旧布做的就好了 可以进博物馆的

党员领导干部的臂章上写的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副校长年青时入党以前被国民党逮捕过 臂章上写着 狗叛徒
俄语教师吴老的臂章上有他用工整的颜体写的 狗叛徒 三个大字
归国留学生分别戴的是 美帝特务 日本特务 德国特务 如此等等

 安大的牛鬼队伍迅速扩大到一百几十人 上自校长 下至掏粪工人

仿佛也有点 大联合 的味道 浩浩荡荡的 牛鬼大队 正式成立 由化学系摘帽右派姓王的助教任大队长 狗叛徒 吴老任副大队长 劳改队有这么一位 1922 年的老党员领导 我感到十分荣幸 又十分滑稽 由老教授

老党员 老干部组成的劳改大军 每天清早八点整在水泥球场集合 按军事编制排列 值班红卫兵首先批判我们的种种罪行 再下达当天劳动任务 然后由王大队长给各小组分配具体任务

 有一段时间 我被分配到大队长本人领导的 重体力劳动 小组 组内其它成员包括张校长 教工工会林主席 体育教研室蒋主任 我们在烈日之下拼命踩水车 从附近的小河把河水车到校农场浇灌乾裂的农田

我们每天轮流把一条龙似的水车扛到河边 仿佛我们是一些原始部族的居民 在履行什么古老的仪式 来驱除一个恶魔 我经过劳改的磨练 对干这苦活本身并不太介意 但是我真不忍看着全省的头号大学的校长被贬成一名苦力 扛着一架原始的水车穿过校园 而不是领导全体教师教育青年学生学习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

 更糟糕的是 有时我们被派去干毫无意义的活儿 合肥的八月天气酷热 有一天我们的任务是开发校园一个偏僻角落的荒地 地硬得像石头

我用铁锹挖了一上午才翻了几尺见方的一小块 我的右手磨出了血泡 我的嘴巴乾得冒烟 终于熬到午饭时间回家 我恨不得马上先吃一块西瓜

进门一听怡楷轻轻地说 跑了一早也没找到西瓜 真对不起 我就像小孩一样哭开了 拖着脚步进了厨房 我打开水龙头 大口猛喝不干不净的生水 直到怡楷过来关上水龙头 突然间我感到无地自容 即便在最好的时候 生活也从来不是一次有许多西瓜可吃的野餐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不是写过 生活比所有事物的沉重还要重 那年我在狱中饿以待毙时 我睿智的岳母不是给我带话教我耐心忍受吗 如果我乾渴得没有一块西瓜就受不了 那我怎么能锤炼自己去面对明天的不测风云

 在校农场 场长当了牛鬼 监督我们劳改的工人郑彪是一名复员大兵 彪形大汉 横眉怒目 活像招贴画上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他突然掌握了专政大权 得意忘形 对一百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任意嘲弄 任意惩罚 任意延长烈日下的劳改时间 酷暑劳改 固然是牛马不如 更加怵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 劳改工间休息时 郑彪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 他揪出一个牛鬼 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 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 红楼梦 的老讲师 外号 沈瞎子 因为他左眼失明 右眼也快瞎了 拄根拐杖走起路来也趔趔趄趄的 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 大会小会批斗 挨骂挨打 却一直矢口否认 一有时间 他就伏在书桌上 眼睛紧贴纸面 用他优美的书法反驳对他的诬赖 然后他就把写好的申诉贴在公共场所 并寄给本地法院 郑彪自告奋勇 扬言非打垮他的反动气焰 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沈瞎子 你以为你装瞎就能蒙混过关吗 郑彪声势汹汹地质问道 没门儿 老狗 都写在你的自传里头 你还想抵赖 1937 年 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

 当时我是个流亡中学生 为了生活 我在一个国民党部队的电台当了三个月的报务员
 你敢否认你干的不是军事情报吗 连我这个大老粗也明白你一定参加过特务组织 你想糊弄谁 审问者得意洋洋地讥笑道
 我从未参加过特务组织 沈瞎子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从没参加过 你敢再说一遍
 我从未……

 没等他说完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把弱不禁风的 红楼梦 专家打翻在地了 紧接着又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提了起来
 跪下 低头认罪 你这老疯狗

 沈瞎子跪下了 一点也不像疯狗 倒像一座古墓旁有眼无珠的翁仲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 他又说了一遍 声音微弱 但毫不含糊 郑彪恼羞成怒 暴跳如雷 对瞎子拳打脚踢 倒活像一条疯狗

 你马上坦白认罪 否则

 瞎子默不作声 郑彪眼看威胁无效 大吼一声 你这瞎狗 你是自找苦吃 话音刚落 他那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猛然捅进沈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 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 我自己的眼睛本能地闭上了 我的嗓子堵住了 我身上一阵颤栗 汗流浃背 我的眼睛疼痛 天哪 他还不如承认算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尽管根据我自己当过流亡学生的经验

我相信他的话 等我再睁开眼时 只见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瞎子押走了

 你们大家亲眼看见了 这狗特务多么顽固不化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他打垮了 胜利者耀武扬威地挥动着铁拳对我们吼叫 这是给你们大家上一课 我们对你们牛鬼蛇神太宽大了 可是你们别忘了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 流几滴血吓不住我们 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全部反革命罪行 胆敢顽抗 无产阶级的铁拳就把你打得粉粉碎 现在回去劳动 多干一小时 补上给老瞎狗浪费的时间

四

 牛鬼分大 小两等 小的分别由各系红卫兵管制 每天劳改 批斗后还可以回家 大的从九月起关进 牛棚 由校红卫兵总部集中管制 牛棚设在一座男生宿舍底层 四十来人分成六个小组 男的每组六 七人

领衔的是张校长兼党委书记 其余人选包括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 宣传部长 总务处长 保卫科长 系主任 老教授等等 女的只有四人 编为一组 领衔的是校长夫人 物理系党总支张书记 我这个小小临时工也忝列校管专政对象 而且荣任小组长 真有点 受宠若惊 每间宿舍有四张双层床 由小组长分配床位 进 棚 ;以后 首先布置环境 在室内墙壁上贴满标语 无非是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顽抗到底 死路一条 低头认罪 重新做人 如此等等

 随后 六位小组长奉命起草一份集体 认罪书 组长中包括党委宣传部黄部长 大家当然推他执笔 他义不容辞 驾轻就熟 奋笔疾书 初稿又经全体组长集体讨论修改 字斟句酌 定稿后送请红卫兵头目审定

一群高级知识分子挖空心思杜撰的 奇文 大致如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 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狗胆包天 竟敢反对伟 大领袖 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反对毛主席的光 辉革命路线 真是死有余辜 感谢您的英明伟大 您亲 自发动 亲自指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已经触动了我们的灵魂 我们庄严地宣誓 我们一定 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深入检查个人的罪恶历史和反动 思想 尽一切努力弃旧图新 尽快回到您的光辉路线上 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万岁 战 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光辉革命路线万岁

 这篇集体智慧的结晶发给全体罪人死记硬背 然后每天清早头等大事就是在过道内集合 全体肃立 面向伟人石膏胸像 齐声朗诵 向毛主席请罪

牛棚生活常规是白天劳改 晚间在小组会上交代问题 或大会 上接受批斗 这时候 全校的青年学子都忙于闹革命 工人阶级忙于领导革命 一切脏活 累活 从掏粪到车水 顺理成章统统成为这一百多名男女牛鬼的专业 我因为有北大荒三年苦役的熬炼 在一群老弱书生之中 当仁不让当上了主要劳动力 合肥的夏天往往烈日当空 不但无雨 而且难得有风 气温经常在摄氏四十度上下 从早到晚 或是拉着满满的一板车红砖 奔来跑去 或是在校农场车水抗旱 日复一日 才真正体会 度日如年 的滋味

劳改队里千方百计逃避劳动的大有人在 吴老可总是身先士卒 手脚不停 这位皓首书生 他怎能顶得住这无止无休的苦役呢 眼看这老人衣裤褴褛 光脚套一双支离破碎的黑塑料凉鞋 容颜枯槁 腿脚浮肿了

我在劳改营患过浮肿 差点儿送了性命 怎能袖手旁观呢 经我再三敦促

他才跑了一趟校医室 校医给他开了一盒维生素乙 1 针剂 也不知费了我多少唇舌 他才断断续续勉强做完了规定的疗程 这位老布尔什维克 活像一名苦行僧 他的灵魂深处到底闹着什么样的革命呢

牛鬼一个接一个病了 只有发高烧才能豁免劳改 有一天正午 大家又热又累 正盼着收工 郑彪突然宣布 天儿太热 要保护耕畜 牛不能下地 为了不误农时 派八名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 这自然少不了我 八个牛鬼一排 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 每人肩上一条粗绳子 哼哼唷唷地拉了起来 姓郑的跟在后面 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 嘴里不停地吆喝着 加油 加油 众牛鬼个个汗如雨下 声嘶力竭 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 大旱大干 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 话音刚落 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 大家连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 惊慌失措 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 死不了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去拉一部板来 拉他去卫生科瞧瞧就是啦 拉板车是我的专业 我忙不迭跑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 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张校长抬上车 不禁使我想起 格列佛游记 小人国中的一个场面 姓郑地已回家吃中饭去了 我拉起车 把病人送到卫生科 值班的校医看了一眼就说 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 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 我给开三天病假 希望能让他休息 回到牛棚 我把病假条交给红卫兵头目 又转述了校医的话 他教我不要 大惊小怪

每逢星期六晚间不开斗争大会 牛鬼家属可以来牛棚探监 怡楷从不错过这个机会 我们谈话时王大队长在旁监听 他总抱歉地说 李怡楷

对不起 规定如此 其实我们毫不介意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要掩藏的 见面讲两句家常 知道彼此都还好 我们就放心了 有一次 经不起孩子纠缠 她把小一村也带来了 他一见我就问 爸爸 你呆在这儿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回家跟我玩儿 怡楷替我解围说 小村村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爸爸和王叔叔 还有别的叔叔阿姨 一起住在这里学习毛主席著作

九月中旬一个晚上 我女儿一毛送来一大碗饺子 来祝贺我四十八岁生日 面对一个个玲珑剔透的饺子 我看出怡楷的手艺和心意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还来不及吃 王大队长已经一个接一个把它们掰开了

王叔叔 你这是干什么 一毛噘着嘴问他 妈妈好费事把它们包得这么好看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很对不起 一毛 上面的命令 检查里面是不是不是夹有纸条什么的

 吃起来味道还是一样嘛 毛毛 别跟妈妈说 我赶忙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 永远不会 一毛慢吞吞地说

七年前 我唯一的女儿三岁生日那天 由她妈带着到清河农场来探监 那是她出世后第一次见到爸爸 现在 她是十岁的大孩子了 可以独自来探监 祝愿爸爸生日快乐 我大概也算得上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吧

五

从马鞍山钢铁公司派来的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一到校 工人 师傅 们就认为安大对待牛鬼太宽大了 杀气腾腾的刁师傅来到牛棚训话 在马钢 我们让牛鬼蛇神蹲真正的牛棚 每天中午在大太阳底下在砖块上跪两小时 向毛主席请罪 不这样 怎么能触及他们的灵魂呢

随后 每天吃完晚饭 他就驾临牛棚 亲手帮助牛鬼触及灵魂 第一个得到他 帮助 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经济学教授王方 他的臂章上写的是 美帝特务

 王方 你狗胆包天 把火柴盒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字不漏

都打了叉 你居心何在 你老实交代 刁师傅每晚问同样的问题 嘴里喷出同样的酒臭

 我当时心不在焉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我孤苦伶仃的老母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手在干什么 王教授每晚作同样的回答

 你撒谎 你翻来覆去放同样的屁 你这老狗 你以为你就能蒙混过关吗 工人阶级的眼睛是雪亮的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 他一面咆哮 一面用他那炼钢的铁拳左右开弓猛刷王博士的嘴巴

你为什么玷污伟大领袖 伟大导师的光辉语录 王方

 我心不在焉……

 没等他说完 炼钢的铁拳又落在为人方正的老教授身上了

 你撒谎 你放屁 我教训教训你 他的教训是刷更多的嘴巴

你是有意识 有目的干的 你是美帝的忠实走狗 你反对毛主席 你反对光辉的毛泽东思想 你是最恶毒的现行反革命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坦白不坦白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放屁 刁师傅打断了他的话 明天晚上在牛棚开你的批斗会 给你一个最后机会 在毛主席宝像前接受批斗 低头认罪

 第二天晚饭后刁师傅准时驾临 主持批斗会 全体牛鬼四十多人 在过道里分别靠两面墙坐好 王方快步走到毛像前 扑通一声跪下 泣不成声地说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在火柴盒上玷污了您老人家的光辉语录 罪大恶极 我向您请罪

刁师傅喝令罪人转过身面对全体牛鬼 接受批斗 和王方同组的王恒第一个举手要求发言 这位老先生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二级教授 因倡议 教授治校 被打成右派 后调来安大 摘了帽子 眼下是安大领衔的反动学术权威 王方的火柴盒罪行就是他揭发的

 王方请罪是假的 我揭发 王老教授一口上海官话 难得带头发言 他装模作样跪在毛主席跟前请罪 其实他是在搞噱头 开会之前我亲眼看见他用袜子和裤衩捆在膝盖上 他还说这样他跪多久都不怕 这也算是真心实意请罪吗

 刁师傅怒吼一声 他妈的 一把将王方提了起来 又喝令他把裤腿拉了起来 果不其然 两个膝盖上都包上了护膝 刁师傅破口大骂

你这个混帐王八蛋 你敢当众搞鬼 罪上加罪 转眼之间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得王博士鼻青脸肿 血肉模糊 刁师傅宣布 勒令王方深刻反省 后天交上认罪书 争取宽大处理

 第二天一早 经红卫兵头目批准 王方上午去卫生科包扎伤口

下午留 棚 写认罪书 当晚刁师傅没有按时驾临 大家松了一口气 第三天 还不见他那 雄赳赳 气昂昂 的领导阶级形象 大伙儿倒纳闷儿

起来 我是牛棚生活用品采购员 每周一次去学校商店给大家买香烟 牙膏 香皂 草纸等等 这天晚上 大家写交代材料 我早已写过一遍又一遍 便去采购 一到商店门口 迎面碰到刁师傅正从里面出来 他右手拿着一条香烟 左手却吊在悬带里 脸上也横七竖八贴满了绷带 那样子和王方的面谱大同小异 我大吃一惊 连忙问 刁师傅 这怎么搞的 他答道 卡车出事了 倒霉 听上去多少有点人情味 我又脱口而出问他

疼吗 他瞪了我一眼就掉头走了 回到牛棚 我急忙把香烟 火柴送给王博士 又悄悄地把我的 号外 告诉了他 刁师傅从此以后再也没光顾过牛棚 火柴盒反革命事件 也就不了了之

揭发检举二十年来早已司空见惯 牛棚里当然更不在话下 偏偏

棚友 之中又有保卫科史科长在内 深挖阶级敌人原是他的本职 如今却套上 坏分子 的臂章 为了立功赎罪 他更念念不忘告密 破案 弄得人人自危 和他同组的政教系李主任 红小鬼 出身 如今却套上了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的臂章 他平日闷闷不乐 寡言少语 这一天 史科长抓住他的 现行反革命 罪证 迫不及待跑去向红卫兵头目检举邀功

原来李主任的铺位守在房间门口 门关不紧 风呼呼的 害得他咳咳呛呛

他随手捡了张纸条 折了几叠 用一个图钉把它钉在门框上 把门卡住

哪知保卫科长阶级斗争觉悟高 一下就发现了敌情 他趁李主任去上厕所时 拔下图钉 铺开纸条一看 原来是欢呼 伟大统帅最新最高指示 的小传单 上方印有伟人的小头像 那图钉恰好钉在他眼珠上 这还有得了

 红卫兵头目立刻下令全体牛鬼在过道集合 批斗现行反革命罪犯 史科长手持罪证 揭发罪犯对 四个伟大 的刻骨仇恨 上纲上线

声色俱厉 慷慨激昂 还勒令罪犯交代犯罪动机 作案经过等等 那罪犯受到突然袭击 吓得面无人色 当场扑通一声跪下 一路膝行 来到伟人胸像跟前 放声大哭 呼天抢地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本来是您的红小鬼 由于阶级斗争觉悟不高 却堕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泥坑

现在又犯下了现行反革命罪行 完全辜负了您老人家的苦心培养 忘恩负义 死有余辜 我恳求您老人家再给我一个最后的机会 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 接着 棚友 们奉命批判 无非照例给他戴上左一顶 右一顶大帽子 唯有史科长心犹不甘 又拿出办案专家的架势

口口声声 大案 要案 必须立即逮捕法办 如此等等 幸好小将倒有 政策水平 只勒令罪人深刻反省 写一份认罪书

史科长 嫉恶如仇 的表现深得工宣队的欢心 在对付顽固不化的

牛鬼时对他的专长十分倚重 马列主义教研室有一位以怪僻闻名的讲师

为他提供了 立功受奖 的大好机会 这位怪人 大名杨博廉 平日蓬头垢面 矮小的身躯上套着一身褴褛的灰布毛服 无分冬下脚踏一双漏出大脚豆的破球鞋 不过三十来岁年纪 看上去却已未老先衰 他住在单身宿舍 三餐不正 独往独来 深度近视 不戴眼镜 却手不释卷 熟读马列经典著作 不过不看报纸 因此跟不上当前的政治形势 碰到理论问题

他却说得头头是道 常常搬出马列经典和那些只顾紧跟当时党的宣传的同事纠缠不休 因此赢得一个 唐吉柯德 的外号 却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

 这一天 举行全校师生员工批判刘 邓大会 工宣队根据中央文革最新号召宣讲 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贯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一直在搞资本主义复辟 他们是为苏修和美帝的利益服务的

会场鸦雀无声 忽然听见杨博廉旁若无人地大声说 这不可能是真的

 自从工宣队进驻以来 臭老九 一向唯命是从 对领导阶级不敢说半个 不 字 更别提公开唱反调了 如今小小杨博廉竟敢跳出来在 大是大非 的问题上针锋相对 真是不可思议 好者大家对他不合时宜的言行早已见怪不怪 一笑了之 但是 领导阶级的代表对这样公然向他的权威挑衅的言行怎能放过

 你说什么 姓杨的 王师傅强忍着满腔怒火问道 你胆敢死保最大的走资派 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你是现行反革命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姓杨的平声静气地答道 对周围的政治现实浑然不觉 他们二位仍然在职

是不是 我相信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现行反革命罪行……

 王师傅怒吼道 你放屁 现在我正式宣布你为现行反革命 打倒现行反革命杨博廉 全场齐声响应 打倒现行反革命杨博廉

 把他关进牛棚 单独禁闭 我们再来收拾他 王师傅大声命令坐在他身后的红卫兵头目

 唐吉柯德 束手就擒 三名红卫兵把他押送到牛棚 一路拳打脚踢 当天晚饭后 全体 棚友 奉命在过道集合 批斗现行反革命 两名红卫兵把罪犯从禁闭室押解出来 喝令他在伟人胸像前下跪

 王师傅厉声说 杨博廉 你听着 我们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犯了死罪 只要你老老实实在毛主席面前低头认罪 还是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你坦白交代吧

 满面伤痕的马列主义讲师有气无力地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你不知道 你这狗反革命 王师傅噼噼啪啪刷起他嘴巴来 你跳出来公开保刘 保邓 犯下了死罪 你还敢撒谎抵赖 你再说一遍试试

 我是教马列主义的 我只能讲真话 不能睁着眼讲瞎话 我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公开诽谤人民共和国元首……

 没等他说完 王师傅就拳足交加批斗起来 大吼一声 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这现行反革命 你这癞皮狗臭老九

 这时候 保卫科长走到王师傅面前 低声下气地说 王师傅 您请休息一下 我来给他尝尝我的手段 他喝令罪犯站起来 面对观众 从身后抓住他的手腕 狠狠一拧 只听马列讲师尖叫一声跪了下来 保卫科长得意洋洋地质问道 现在你坦白不坦白 杨博廉 坦白 交代 他对倒伏在他脚下的身体踢了一脚 嚷道 你别装死狗 爬起来交代 那身体还是纹丝不动 打手朝王师傅看看 师傅立即命令两名红卫兵 把他带走

关进禁闭室严管 罪犯退场后 他又转身对我们训话 你们大家都看见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如何顽抗 你们也看见了 他是自找苦吃 他是你们的反面教员 他给你们上了一课 你们不要希图侥幸 赶快坦白交代全部罪行 争取宽大处理

 第二天一早就听说严管的罪犯趁夜晚上厕所时逃跑了 几位工人师傅带领多名红卫兵 兵分几路奔赴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等处追捕危险的逃犯 当晚 我们又奉命在过道里集合 只见两名身强力壮的小将连拖带拉把逃犯揪了出来 喝令他在伟人像前跪下 唐吉柯德 双手带着手铐 满面血肉模糊 矮小的身材套在破烂的毛服里显得更小了 活像一头牺牲的羔羊

 工人阶级代表又咆哮了 昨天你公然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反对工人阶级领导 我宣布你为现行反革命 但我还指望你接受教训 回头是岸 而你呢 你自作聪明 你以为你可以逃出我们的手掌心 现在你看到了 你们都看到了 任何阶级敌人都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

逃跑本身就是现行反革命 你现在是双料现行反革命 你低头认罪吗

 罪犯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我企图逃跑 我确确实实想逃跑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你们的刑罚了 我也不明白我犯了什么罪 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刘主席……

 没等他说完 站在附近的保卫科长就过去刷起他嘴巴来 你这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 你跟你的刘主席 我先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这条癞皮狗逃跑犯

 王师傅狞笑道 我看我们对他的宽大都白费了 老史 给他来点新花样

 老史随即拎过一个旅行包 从里面取出一根粗绳子 两名小将和他一起动手 先把罪犯捆绑起来 再把他悬吊在半空中 然后三人一起 一面用军用皮带猛抽悬在半空的逃跑犯 一面狂呼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杨博廉 打倒逃跑犯杨博廉 顽抗到底 死路一条 全体在场的牛鬼当然也跟着齐声喊叫 我感到胆战心惊 无地自容 我起先还听到受刑者痛苦的号叫 后来他的声音就逐渐消失了 工人阶级代表一面下令收兵 一面伸出铁拳指着仍吊在半空摇荡的躯体 吊着嗓子号召我们 从这反面教员身上吸取教训 举手向人民投降

为了防止再发生夜半逃跑事件 每间 牛窝 夜晚从外面上锁 四十多名男女人犯若要方便只得委屈洗脸盆了 不久之后 刘少奇被彻底打倒 全校革命师生在校内外游行庆祝 欢呼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牛棚里自然别是一番景象 杨博廉被逮捕法办 张校长 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路线 在全校大会上 坐喷气式 斗了三个小时 最后倒在台上 被抬回牛棚 我这名小小临时工竟然也有幸当上了刘少奇的黑爪牙 跟着上台陪斗 刘少奇既倒 伟大统帅 自然又作出新的战略部署 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十二章 红与黑 1968-70

一

 1968 年 11 月 伟大领袖 连续发表了两次 最新最高指示 一曰 全国高等院校必须立即开展 斗 批 改 运动继续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到工人和贫下中农中去进行教育改革 二曰 广大干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很有必要

安大全体革命师生照例上街游行 敲锣打鼓 欢呼庆祝 散发小传单 工人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决定 响应 伟大领袖 最新号召

全体师生员工三千人 老 弱 病 残在内 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县乌江公社 开展新运动

 出发前一天下午 牛棚 放假半天 让 牛鬼 回家准备行装 我一进家门 看见家里凌乱不堪 仿佛又被抄过家了 一村一看见我就喜笑颜开地说 爸爸 我跟哥哥 姐姐一起住到幼儿园 妈妈说的 多好玩啊

你们要都来就好啦 我把他搂在怀里 不知说什么是好 我们一走 三个孩子都得交给幼儿园 怡楷正忙着给一丁 一毛收拾行李 她又给我看她已经把我需要的东西放在一个小手提包里了 好像十年前那个四月的下午

我离家去充军一样 怡楷下了长面条作晚餐 她苦笑说 吉祥如意 这是几个月来全家第一次在一起吃饭 也是我们分手前最后的晚餐 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重聚一堂呢 然后一丁自告奋勇给我们蒸一锅馒头 让我们带在路上吃 等他打开大蒸锅盖子一看 他就傻了 怎么会都是巧克力的颜色 妈妈笑着说 没什么 碱放多了 帮助消化 照吃不误 丁丁

别难过 你想到给我们做就让爸爸妈妈开心了 这时候 一丁 一毛就背上行李卷儿准备走了 一丁说 我会照顾弟弟 妹妹 爸爸妈妈放心

一毛也说 我也会照顾村村 孩子们都那么镇静懂事 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我感到既高兴又难过

 一丁 一毛走后 我问怡揩 你给准备语录牌了吗 一人一块 糊上红纸 写一条毛主席语录 怡楷 哦 了一声 我都忙忘了 我到学校木工房捡了一块小木板 不知塞到哪儿了 红纸是从系办公室拿的 他们有的是 准备随时写最新最高指示用的 一村到堆在床上的东西里翻找到了埋在下面的木板和红纸 又从书桌抽屉里拿来一枝毛笔和一瓶墨汁

怡楷搂着他说 小村村 没有你帮忙我怎么办呢 干脆你告诉我 我们该用哪一条语录吧 妈妈忙得晕头转向啦

 妈妈 我会老师教我们的一条容易的 说着 他就用千篇一律的唱经的调子背了起来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
 很好 说得对 村村 我们把这一条给妈妈用 现在你能给爸爸想一条吗
 我实在记不起别的了 来一首杜甫的诗怎么样
 怡楷笑了起来 那不行 村村 必须是一条毛主席语录
 那是为什么呢 妈妈
 因为规定人人都这么做 乖乖 让爸爸自己去想吧 他会背好多语录

 我会背的语录确实不少 因为是规定的功课 但是我只能用一条反映我牛鬼身份的 怡楷建议用经常有人引用的关于人犯错误的一条 任何政党或个人都很难不犯错误 但是我们要尽量少犯错误 一旦犯错误 我们就应当改正 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 怡楷又说 人们可以从中看出本人承认有罪并愿弃旧图新 其实这只是一条常识 对任何人都适用 包括发这高论的伟人 我俩都笑了 然后怡楷用毛笔把两条语录抄在红纸上 再贴在木板上面

 时候已不早 该送一村去幼儿园了 怡揩问一村要不要玩驮驮背

孩子悄悄地说 我要跟爸爸玩驮驮背 我们好久没玩过了 在即将长期分离的前夕 这一点要求太微不足道了 怡楷轻轻地哄他说 村村乖乖

爸爸得挑你的东西 让妈妈背你好吗 我生怕孩子会哭闹 可是他一声不响就顺从了 我觉得更难过 我用一根扁担 一头挑着孩子的铺盖卷儿

一头挑着一个装满他的衣服和鞋 还有零星用品的旅行包 我走在怡楷身旁 她背上背着我们的小儿子 夜晚黑沉沉的 我们默默地走着 有一次

我轻轻地喊了一声 村村 他也轻轻地回答 爸爸 我们再也没开口

 我们到了幼儿园 值夜班的阿姨咕哝着怪我们来得太晚了 我们赶忙打开孩子的铺盖卷儿 铺在地板上两个小朋友中间 帮他钻进被窝 临走经过两个大孩子睡的屋子 我们探头看到另外两间的地上 一丁 一毛分别睡在别的孩子中间 回家的路上 我们俩搀着手 默默地走着 回到屋里 怡楷说 不早啦 你该走啦 以后几天要走好多路哩 我多想知道我们有什么奔头儿 没关系 至少咱们走在一条路上 她把几个巧克力色的馒头放进我的手提包里 又递给我语录牌 我就走了 让她孤零零收拾凌乱的家

 第二天一早 我和 棚友 们背上挂着语录牌的背包列队走到球场

分别插入各单位的队伍 排在革命师生后面 成四路纵队 怡楷和外语系女教师在一起 离我不远 大队走出校园 留守人员组织了家属在路边列队 热烈欢送 敲锣打鼓 呼口号 突然间 我在人群中看到我们的三个孩子站在一起 身上穿着臃肿的棉大衣 在幼儿园老师们带领下 和其它孩子们一起 挥动着小胳膊 喊着口号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道路万岁 打倒叛徒 内奸 工贼刘少奇 我们从他们眼前走过时

一丁 一毛激动地喊着 妈妈 再见 爸爸 再见 小一村光发呆

拖着鼻涕 怡楷快步走过去给他擦了鼻涕 又小跑着回到队伍里 我们已经向前走了一截路 听见小一村使劲用他的小嗓子喊着 妈妈 再见 爸爸 再见 怡楷掉过头去向他挥手 我咬着牙只顾向前走 眼睛盯着 狗叛徒 吴老背包上的语录 所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响应 四个伟大 金口玉言的号召 全省头号大学的师生员工 三千之众 浩浩荡荡走上新 长征 的道路 人人背包上都挂着毛主席语录牌 一路上 红卫兵带领大家喊口号 唱革命歌曲 沿途居民奉命在马路两边列队欢送 用相同的口号欢呼他们 史无前例的革命行动 有一个老大娘指着走在我前面的吴老和姚主任 对身边的另一个老大娘大声说 你瞧 白头发老头子 他们也跟着跑 哎呀呀 一辆大板车 一般都是马拉的 却由张校长拉着 车上装的是辎重和红卫兵头目的行李 一辆空荡荡的校车慢慢地跟在队伍后面 作为病号的 救济车

 大队蜿蜒前进 像一条有几千双脚的巨龙 据说这条巨龙正在进行一次历史性的长征 但是没有人真的知道它是奔向何方 中午 又累又饿的长征队伍到达肥东县 有大学食堂的厨师备好的午饭 饭后 红卫兵和革命教师为当地居民表演 忠字舞 唱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牛鬼蛇神 不配跳忠字舞 由红卫兵押解到十字街头表演批斗 由高头大马的张校长扮演头号活靶子 小城的居民似乎欣赏 牛鬼戏 远胜过忠字舞 本省头号大学的校长做痛心疾首的检讨 他们听了都纷纷鼓掌而不喊 打倒 什么的

 当天下午又走了二 三十里 日落时分到达撮镇 在当地中学过夜

外语系十几名 牛鬼 以一间教室暂作 牛棚 晚饭后第一件事 处理脚底上的血泡 我不知怎么办 郭副书记说那是他的拿手好戏 他是当步兵时学会的 他用一根干净的缝纫针挑破我双脚上的血泡 再贴上小绷带

明天我就可以重上征途了 这时候 两名红卫兵走进来 组织我们学习

其中一名指着吴老问道 你从今天一天的新经验中学到了什么 我真心相信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举 白发苍苍的老共产党人非常认真地答道 在行军的路上 我边走边想那些参加长征的英雄 我从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中汲取力量 他们不怕疲劳 不怕牺牲 克服一切困难 去争取胜利

跟他们比起来 我的困难算得了什么 有一点儿疲劳 脚上打了几个泡算不了什么 这趟长征一定会把革命带进我的灵魂深处

 他充满革命激情的发言被红卫兵打断了 很好 你们自己讨论吧 别出去 他们急急忙忙出去和同伙们发掘小城的夜生活了

 第二天 行军路上的情况差不多 除了一个小插曲 早上走了十来里路之后 走在我身旁的老郭突然 哎唷 哎唷 地呻吟起来 哎唷 我肚子 肚子疼

 我大吃一惊 连忙问他 老郭 怎么啦 我去找红卫兵联络员请校医来 我看见有随队的校医

 不用 不用 是我的胃溃疡 他边说边用一只手按在胃部 我需要吃一点硬东西把痛压下去 自从在部队里得了这毛病 每次犯病都是这么办的 医生没用处

 我突然想起我的手提包里还有一丁做的巧克力色的馒头 我掏了一个出来 递给他 我抱歉地说 样子难看 老郭 丁丁做的 碱放多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吃下去

 啊 正是我需要的 谢谢 老巫 谢谢 老郭痛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碱能治我的胃痛 馒头梆硬 可是病人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 又挺起腰继续 长征

 当晚 我们在巢县的一个中学一间教室宿营 老郭又动手处理了我脚上的血泡 晚饭后 两个红卫兵又来主持我们的政治学习

 吴某人 你今天觉得怎么样

 长征确实对我 对我的思想改造 非常有好处 但是 我也得承认我累极了 脚上的血泡疼极了 我到底上年纪啦

 你觉得你明天还能走吗

 我想我可以试试看 老吴吞吞吐吐地答道

你不用试试看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你当我们是什么人

嗯 别忘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对你们牛鬼 我们也是按革命人道主义办事的 明早再看吧
早晨开拔之前 红卫兵通知老吴上救济车 当晚到含山县城过夜 同一个红卫兵又问他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好多啦 我衷心感谢毛主席和红卫兵小将们对我这样宽大 我一定加倍努力改造思想
 很好嘛 你明天能走吗
 噢 我很愿意走 不过我脚上的血泡
 那么你还想搭校车
 要是红卫兵小将批准的话 老吴陪着笑脸说
原来是这样 你舒舒服服坐了一天的车 还想再享一天的福什么 感谢党的宽大 什么 加强思想改造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你想糊弄谁啊 你别倚老卖老 得寸进尺 好好反省一下 明早交一份检讨
 当夜 在我们借宿的县立中学礼堂的讲台上 吴老戴上老花眼镜在暗淡的灯光下写了检讨 早晨出发之前 他向红卫兵交上 家庭作业

年逾七十的老共产党人一瘸一拐地走完了最后两天的长征 这时候校车上除了两个生病的女教师之外 空空如也 慢得像一辆灵车

 十二月二十五日 长征大队到达目的地 霸王别姬的乌江 革命师生按系别分别住在公社各生产队贫 下中农家 校管专政对象减为二十人

连我在内 被关押在镇上一家老当铺的库房里 当上了名副其实的抵押给命运的人质 住定以后 放假一小时 上街采购生活用品 我走进百货公司去找牙膏 香皂 碰上怡楷 在没人注意时小声说 圣诞节快乐 她听了两眼发亮 很多天以后 我才有机会再见到她

 第二天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 四个伟大 七十五岁生日 当典 牛棚 里四名小组长开会研究决定 为了庆祝伟人寿辰 我们除了吃长寿面

别无良策 采购员还是我 我上街买了十斤水面 十斤酱肉 二十个鸡蛋

四斤新鲜菠菜 棚友中有两位烹调能手 他们把酱肉切成薄片 在两个洗脸盆里排成向日葵花瓣 当中放一个煮熟的鸡蛋黄 构成一幅群众心向 红太阳 的画面 大家饱餐了一顿 准备好好睡一觉 恢复疲劳 不料 值班的红卫兵晚饭后回来 把我们狠狠训斥了一通 骂我们以庆祝毛主席寿辰为借口 满足我们腐朽的口腹之欲 他大骂时 唾沫四溅 酒臭薰人

 第二天早饭后 我们二十人分成四组 由红卫兵押解到小镇的大街上 为本镇居民搞批斗演出 校长 副校长 校工会林主席 和我为第一组 站在镇中心的百货公司门口 这是镇上一天最热闹的时候 街上挤满了附近地区赶集的农民 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观众 演出还没开始 站在前面的两个男小伙子拉瓜了起来
 嘿 搞啥名堂
 安徽大学红卫兵演出批斗牛鬼蛇神
 牛鬼在大学都干了些什么
 干反革命 干修正主义
 他们搞那个干啥
 别犯傻 是刘少奇让他们干的
 那毛主席怎么不管呢
 别讲蠢话
 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呢
 别问我 红卫兵会让你明白的 你好好看 好好听

 主持批斗的红卫兵首先宣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威力 毛主席各项最高指示的绝对权威 接着他解释安大三千师生长征到农村来 是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 斗 批 改 的最新最高指示 第一步就是斗争隐藏在大学里的 牛鬼蛇神 然后 他从张校长开始 一一痛斥我们四人的罪行 他不时停下来 责令被批的低头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 包括借口庆祝毛主席生日大吃一顿 演出结束时 观众和革命小将 牛鬼蛇神 一起高呼口号 不外 打倒 和 万岁 如此等等 后来的几个月里 类似的演出成为标准的保留节目

二

 过了几个星期 校管的大牛鬼奉命回本单位接受管制 冒教授 孔教授 和我走到离镇四 五里路的南庄生产队 住进外语系的 牛棚 这所砖瓦房的女主人金大妈的前夫是富农成份 虽然早已去世 而且她也改嫁了一个老贫农 她却仍算富农 革命师生 主要是十几名俄语一年级学生 都住在贫农家里 牛鬼 就都住在全村唯一的富农家里 凑巧也只有这一家有一间大屋子容得下十二名牛鬼 牛鬼 组长是一位俄语教师 本来是个积极分子 由于历史问题也被圈了起来 铺着稻草的土地上已经有九名 牛鬼 的铺位 组长把我们新来的三个插在他们中间 每人铺位不到一米宽 两名红卫兵睡在厨房里一张竹床上 正对着无门的 牛棚 就近看管 我们每天清早首先列队走到村子中心的 忠字墙 墙上绘有 四个伟大 的巨幅肖像 十二人在墙前站成一排 大声背诵集体认罪书 恳求 大救星 宽恕 并保证彻底改造思想 重新做人

 牛鬼 和革命师生在同一个伙房用餐 做饭的是学校学生食堂的一位中年男厨师 胖得流油 烟不离口 每天有两名 牛鬼 帮厨 他用一个长柄大勺从大铁锅里把菜舀到我们碗里 可是 每餐前 人人都得先向毛主席 请示 对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 背一条毛主席语录 吃完饭后 再回到像前 汇报 高呼 毛主席万岁

 南庄有二十多户人家 由于地理位置好 水稻旱涝保收 小山上还有一座桃园 每年可以收几百斤大甜桃 另外 每年养几百只鸭子 中秋节前后就沿江而下赶到九十里外的南京去销售 全村绝大多数人家都是贫农 只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大家笑称 地主 因为他父亲当年是个地主 解放 后被镇压时他还是个小孩 正是这名 地主 被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委以统率鸭子大军的重任 娄队长四十来岁 身材短粗 话不多 受到全体社员的敬爱 因为他有能耐保证他们有较好的收入 他尊重打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帜下来的工人师傅 常和他们一起喝酒 有一次 三杯下肚 工人师傅老李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问他怎么能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一个 地主分子 队长直截了当地答复了他 他在行 干得好 他对大学来的人都很客气 不管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 每逢红卫兵为生产队举行 牛鬼 批斗演出 他应邀发言 就批评挨斗的 牛鬼

不重视农民的艰苦劳动 你能吃你在一张纸上圈圈画画的字吗 他总这么问 挨斗的也总回答说 不能吃 但是 尽管他的儿子如果上工可以和其它小青年一样挣钱 他却坚持让他继续上学 好学会 在一张纸上圈圈画画 因为他自己由于不识字上过当 受过骗

 社员们不明白大学的师生所为何来 因为他们好像啥也不 干 尽管工人师傅和红卫兵一再宣称他们是来进行教育革命 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每次大会上都高呼 向贫下中农学习 和 贫下中农万岁 的口号 但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贫农 以讲老实话闻名的 却对红卫兵说

万岁 得好 谁能让一朝又一朝皇帝坐金龙宝座 又让你们小少爷们闹革命 若是没有世世代代的农民 万岁 有些红卫兵在背后骂他 思想反动 但是他们拿他没办法 因为他们下来是向贫农学习的

 农历新年快到了 社员们忙着准备过年 本村的裁缝挨家挨户给孩子们做花花绿绿的新衣服 屠户给每家杀一口猪 石磨日夜不停地磨黄豆做豆腐 孩子们欢天喜地地玩闹 嘴里嚼着新做好的花生糖 芝麻糖 炒米糖 家家户户大门上贴上了写在红纸上的春联 文革以前 人家往往选用吉祥如意的对联 现在报纸上推荐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春联 我们的女主人不识字 又不放心自己的阶级成份 找我给她选一副无人可以挑错的

为了让她放心 我选了万无一失的口号 共产党万岁 和 毛主席万岁

又请冒教授用他那精湛的书法写在红纸上 再贴在大门上 也许可以辟邪吧

 与此同时 据说为了严防阶级敌人在节日期间捣乱 红卫兵不时举行批斗 牛鬼 大会 打乱了社员们准备过年的热闹活动 也更加衬托出我们贱民的处境 春节前几天 怡楷来看我 她住在邻近的生产队刘庄

每月一次来送生活费 这时候已减到十五元 她告诉我 有规定 节日期间 每系可以放一名有孩子留在学校的女教师回家过节 我们的三个孩子都留在学校 举目无亲 她认为她最有资格回去一下 但是 这个机会却给了 小辣椒 她的两个孩子有她母亲住在一起照料 她叹了一口气 政治挂帅 连这件事也不例外

 然后 她给我看一丁写来的信 是用铅笔写在一张从笔记本撕下来的纸上的 他的字体比蝇头还小 密密麻麻 我仔细琢磨了一会儿才看明白 原来他等我们走了一周之后才有机会回家 不料学校已经派人用一根大钉子把大门钉死 据说是怕小偷撬门 幸好邻居有人在家 他们家的凉

台和我们家的相接 他就从邻居家翻凉台过去 一进门 他就发现妈妈特

地从市内长江饭店为他们买的小蛋糕都坏掉了 他只好忍痛扔进垃圾箱

又过了三天 他再回家 哪知道更坏的事情在等着他 屋子里满地是水 是从楼上人家流下来的 他们白天外出忘了关水龙头 他好不容易才把水扫到楼梯上 然后 他一个人 使出吃奶的力气 从床底下把几个泡在水里的重箱子搬到了床上 他又用洋灰在大门口外面筑了一道小小的防洪 堤坝 一丁这时刚十三岁 身材矮小 不过是个大孩子 却被时代 逼上梁山 为父母分忧了

 他又讲了幼儿园里的情况 厨师刘叔叔让他帮厨 给他一些额外的东西吃 妹妹和弟弟都很好 只出过一个小事故 也不知是吃的东西不合适 还是夜里着了凉 一村夜里拉肚子 把床单和褥子搞得一塌糊涂 阿姨骂了他一顿 吓得他直哭 又让一毛把床单和褥子抱到废弃的游泳池去洗 褥子在水里变得很沉 一毛被拽下水 幸亏有一个过路的人把她救出

不过 现在都好了 妈妈不用烦心 怡楷被这小事故吓了一大跳 就把信拿去给工宣队师傅看 满心以为她有充分的理由在节日回家一趟 你能想象那家伙看过信说什么吗 她激动了 他说 ”李怡楷 你听我说 你儿子确实把家庭琐事给你写得很详细 但是没有一个字讲他怎么学习毛主席著作 最要紧的事 不是和他们一起过年 而是在他们脑袋里装满毛泽东思想 第二天 他自己就带着几只活鸡过江 回马钢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去了

 一丁的另一封信也使我们捏了一把汗 楼下邻居吴阿姨也和你们一道去乌江了 留下两个男孩让老人带 老人不识字 所以吴阿姨有信来由我念给他们听 回信也由我写 后来有一个同学对我说 吴阿姨已在乌江

被揪出来了 是历史反革命 而你还为他们家通风报信 家属委员会已经提出你的问题了 后来我就没再去过吴家念信写信 妈妈放心吧 ‘ 天哪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差点儿也会掉进 无产阶级群众专政 的虎口

春节过后 社员们开始准备春耕生产 我们上午下地 和社员们一起劳动 下午政治学习 为 落实政策 做准备 红卫兵和工宣队师傅们不时找我们单独谈话 或是在会上告诫我们要 竹筒倒豆子 彻底交代问题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的口号重复到让人作呕的程度

四月的一个雨天 我们被领到镇上的旧戏院参加全校大会 一个破败污秽的场所给安大的师生员工挤得水泄不通 舞台上方挂着一条大红布的横幅 上面有用墨笔写在八张正方形白纸上的特大号大字 安徽大学宽严大会 军宣队头目 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主持会议 首先宣讲

 在当前政治运动中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 一百多名牛鬼蛇神已经被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揪了出来 他宣称 举行宽严大会将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证明党的政策无比英明正确 最后号召罪犯走坦白从宽的生路 不要走抗拒从严的死路

 接着 工宣队头目宣布四个从宽和从严处理的名单 从宽处理的第一人是化学系助教 牛鬼大队王大队长 反右运动中 他在复旦受过批判

但并未划为右派 后来由于人事工作中的错误 他被误认为右派 应予平反 据称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从宽处理的第二人是老党员 副校长 他在学生时代被国民党警方逮捕 曾供认自己的共青团员身份 这是个早已处理过的陈年旧案 本人也从未否认过 他的宽大处理

包括 从行政九级降至十八级 重新分配到数学系当行政助理 从严处理的第一人是老党员 孙教务处长 和我有 同棚 之谊 他早年参加革命

也有被捕的遭遇 现在人家拿出一张国民党时期的旧报 上面有一份被捕的共产党员退党的声明 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和他的一样 他一直矢口否认他当过叛徒 他的处分是撤消原职务和行政级别 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元

 这时候 工宣队头目大声吼叫 把反革命敌特带出来 全场骚动

大会进入高潮 两个武装的彪形大汉把一个剃光了头的小老头子推到舞台中央 老人低着头 一个大汉喊道 抬起头来 沈瞎子 我一眼看出从上次在校园里的批斗会以来他衰老了许多 我的心往下一沉 随即我听见工宣队头目宣读他的罪行和对他的判决书 他的罪状包括 1937 年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 文革期间疯狂反扑 多次张贴小字报抵赖自己的罪行 由于反革命敌特顽固不化 判处劳动改造五年 工宣队头目问他 你认罪吗 沈讲师摇摇头说 不 我没有犯 没等他把话说完 观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 打倒沈瞎子反革命 武装的彪形大汉一面往他手里塞一枝钢笔 一面说 不管你认罪不认罪 你在逮捕证上签字 瞎子尖声喊叫 我不签字 反正我也看不见 武装大汉一把抓住他的右手 把食指按进一盒印泥 然后捺在逮捕证上 沈瞎子成了阿的接班人 革命师生员工又喊了一阵口号 宣判后的罪犯被武装大汉拖下舞台

 我跟着拥挤的人群慢慢走出了会场 看见沈瞎子在雨中孤零零地站在外面一辆卡车上 等待被押回合肥和任人摆布的厄运 俨然是对那些把他推入这个深渊的力量的无言的谴责 革命师生 工宣队 军宣队熙熙攘攘从他身旁走过 有说有笑 仿佛刚看完了一场轻松的演出 现在该去小馆子饱餐本地风味了

三

 宽严大会标志着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的一个新阶段 牛鬼重新按系别集中在乌江中学 教室暂作牛棚兼斗鬼场 为了从宽或从严处理作准备 人人轮流作最后的坦白交代 由 棚友 指出其中的漏洞和前后矛盾的地方 再作补充 一周之后 大多数牛鬼回到各自的科系 文革语言称之为 回到革命群众中去 听候处理 各系牛棚解散 牛鬼 也分散住到社员家

 冒教授和我相依为命仍住原处 由俄语一年级学生陈宇监管 三人各睡一张竹床 这位红卫兵爱读中外文学作品 如今可以躺在床上和两位文学教授夜话 也是 斗 批 改 的意外收获 冒老是名末清初大儒冒辟疆的后裔 家学渊源 又毕业于俄文专修馆 精通中国古典和俄罗斯文学 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 有说不完的文坛佳话和个人轶事 背不完的古典诗词 再加上他本人和钱钟书唱和的旧体诗 听得小陈入迷 有时忍不住哈哈大笑 幸好我们的富农女主人和贫农男主人 一天劳动下来 一夜呼呼大睡 不受干扰

 小陈贫农出身 粗眉大眼 性情耿直 不会溜须拍马 他晚上回来往往讲一段他和工宣队师傅林麻子的最新遭遇战 林师傅不但对 牛鬼

严格要求 对红卫兵的思想和阅读也抓得很紧 有一天晚上 一进门他就兴奋地说 今天下午我碰见林麻子 他看我手里拿了一本书 马上就问

小陈 你在看啥书 我说 红楼梦 他说 那是啥玩意 你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嘛 我回答他说 这是毛主席推荐的伟大古典小说 他说 但是我不相信它能跟毛主席著作一样伟大 对吗 我不相信他自己读毛主席著作 靠他识的那几个大字 哈哈 小陈还告诉我们 工人师傅多半酗酒 晚上往往在一个本地干部家喝白乾 经常酩酊大醉 零买来的酒一般装在用过的生理盐水瓶里 有一次 林麻子在路上看到另一个师傅从镇上回来 手里提着一个装得满满的盐水瓶 他三步併作两步走到那人跟前 一把抢过瓶子 拔下橡皮塞子 我想喝一口想得嗓子冒烟了 你可别拦我 说着 他把瓶子倒举起来 猛喝了一口 马上又喷了出来 你他妈的 这是什么臭玩意儿 那个师傅哈哈大笑 给我炉子喝的煤油

活该 你他妈的贪嘴的麻猪 笑话马上在社员和大学生中传开了 小陈最后说 他们怎么能找到时间读书 即便他们想读

 有一天很晚了 老冒和我已经上床睡觉 小陈还在暗淡的电灯下看书 林麻子突如其来光临 满嘴酒臭 小陈 你在看啥书
 郭沫若写的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三百周年的文章 小陈回答 他想这次大概没问题吧 不料师傅又问他 你为啥不读毛主席著作呢
 林师傅 这是毛主席自己推荐的 而且是 毛泽东选集 的 附录
 它可能跟毛主席自己的著作一样好吗 嗯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化身走后 只听小陈愤慨地自言自语道
老天爷 这些家伙能领导 文化’革命吗

 第二天夜晚 小陈正在灯下入神地看中译本的历史小说 斯巴达克斯 突然听到邻居家的狗叫 他急急忙忙把书塞到枕头下面 打开了桌上的一本 毛泽东选集 林师傅进来 看见他正在研读天下唯一值得阅读的书 满意地宣称 小陈 我很高兴看到你听我的话读毛主席的书 我真高兴 我认为 没有任何书能比得上毛主席著作 记住我的话 小陈 他一走 小陈忍不住要和我们分享他的乐趣 老冒 老巫 这简直太妙了 我正在紧跟着斯巴达克斯骑在马上飞跑 逃避敌人的追捕 这时候突然听到邻居家的狗叫 我的心跑得比斯巴达克斯的马跑得还快 啊 多精彩的冒险

 这个期间 怡楷有时从刘庄上乌江镇 来回路上往往来看我一下

小陈一见她来 就说有事到村子里去 我俩喝杯绿茶 讲点闲话 谈谈不在身边的孩子 或是揣测我们的前途 她每次都带一包五香花生米和几块茶乾 她知道我爱这些小吃 她也跟我讲她住在一个贫农家的故事 主人老刘两口子待人很好 但是作为 牛鬼 家属 她受一个俄语女生监视

两人合睡一张不宽的竹床 这位 巾帼小将 占了靠墙的一边 睡得稳稳当当 让老师夜夜冒一翻身就会掉地的危险 更糟糕的是 夜里耗子在床上跑来跑去 有一夜 两只耗子在我脸上打架 把我惊醒 我惊叫了一声

吵醒了女将 我赶忙说对不起 她只说怕耗子是 缺乏革命性’ 反正我从来就没有 革命性; 第二天早起 我到水缸去舀水洗脸刷牙 看到水面上漂了一只大耗子 这次我没惊叫 跑去叫老刘来看 他伸手把死耗子抓出来 扔进垃圾堆 他说 没什么新鲜的 下次政治学习会上 我的 床伴’

揭发我胆小不如鼠 抵制贫下中农再教育 有时候 她的好友 俄语女教师江楠和她一道来 我们的谈话题目离不开 牛鬼 会如何处理 怡楷和我早已习惯于党的反复无常 不再为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操心 可是江楠忧心忡忡 因为她的爱人 老党员 校工会林主席在宽严大会上被宣布有严重问题 被押回校园单独监禁 严格审查 怡楷和我尽量安慰她 说他的问题一定会顺利解决的 虽然我们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

 社员们忙于春耕春播 革命师生呆在屋子里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谈论教育革命 红卫兵头目不准老冒和我参加讨论 命令我们二人执行生产任务 去生产队指定的一块地上种白菜 供食堂用 冒老从来没下过地

何况步履蹒跚 所有翻地 种菜 挑水 挑粪的活儿 理所当然都是我份内的事 他老人家高兴时 帮我浇浇水 施施肥 其实 巴掌大一块地能有多少活儿 闲下来 坐在田头 目标太大 我心生一计 我俩还有看菜地的任务 于是在一处田埂下面挖了一个洞 面向菜地 宽大足以容二人并坐 小小天地 不啻红色海洋上的一叶方舟 冒老大喜 称之为 二牛桃花源 我干活时 他可以倚靠在洞中抽烟养神 或小睡片刻 我无活可干时 二人促膝谈心 他的话匣子一打开 你休想关起 这时我才知道他早年在北平攻读俄语 因为系出名门 又人才出众 随意出入豪门 后来出使莫斯科 诗酒风流 名噪一时 此刻置身 桃花源 里 远离批斗会的唇枪舌剑 冒老讲起往事来 津津乐道 毫无愧色

 有一次 我有心跟他开玩笑 就绷起脸来给他上了一课 老冒 我看你的思想改造开倒车啦 你念念不忘你过去腐朽糜烂的生活 说得津津有味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足以证明你坚持反动立场 老冒 我看我非揭发你不成啦

 他也一本正经地答道 老巫 我低头认罪 我儿子在家里也控诉我犯有同样的罪行 他经常让我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认罪 我就合着他 就如同他小时候我哄他玩儿一样 有一天 他命令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 我觉得他搞得太过分了 我说 你小时候 我从来没让你给我 给祖宗磕过头吧 有没有 这是老封建嘛 ‘他可乐了 他说 老封建 算你说对了

对你再合适不过了 你是封建余孽嘛 用你教我的一句话 这叫做 以毒攻毒 别废话 跪下 向毛主席请罪 ‘ 我听了一惊 追问道 老冒 你到底跪了没有

跪啦 我一想 六六’那天夜里 咱们几十人被赶到广场 在大庭广众之中罚跪 如今在自己私宅里跪一跪 又有何不可呢 二话没说 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等我爱人喊我们吃晚饭 我的腿已麻木得站不起来了 还是儿子过来扶起我 一家三口又坐到一起 吃了一顿我爱人做的好饭菜 儿子还给我倒了一杯红葡萄酒哩 多荒唐的闹剧

 我又接着批他 老冒 你不但坚持反动立场 更严重的是 你玩世不恭

 他理直气壮地答道 难道你不是吗 老巫 这个年头 除了玩世不恭 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跟他说我大半生的遭遇和他的有天壤之别 我没有资格玩世不恭

我给他讲北大荒劳改营的故事 还有清河劳改农场饿莩遍地的景象 一半或许因为他本人是书法家的缘故吧 听我讲起一个年青书法家活活饿死的事 老人家泫然涕下了 可是 他随即倒打一耙 故作正经地说 老巫

你的话我一句也不信 你很清楚 我们党一贯坚持革命人道主义 毛主席他老人家更是三令五申 抗日战争期间 从来不许虐待俘虏 解放战争时期 政策也完全一样 劳动教养分子怎么可能受到虐待 甚至活活饿死呢

我看 要么是你凭空虚构 要么是你神经错乱 我看我非得检举你不成啦

说完 他哈哈大笑

 到了四月中旬 政治学习的题目是如何贯彻 四个伟大 关于干部下放的最高指示 广大干部到农村去 安家落户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势在必行 工宣队 军宣队头目热烈赞扬伟大领袖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的深远意义 号召广大教师争取 光荣下放 人人表态热烈响应号召 可是人人都惟恐这一 光荣 落在自己头上 实际上 下放对象限于那些解除专政的 牛鬼 尚未解除专政的 牛鬼 家属 还有工宣队的眼中钉 怡楷在劫难逃 早在 5 月 10 日公布名单之前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当晚 怡楷来给我 报喜 第二天早晨 学校派大卡车送这些 光荣榜 上题名的选民

返回校园 收拾行装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受我株连 被迫独自带三个小孩流放农村 比起十年前来更是每下愈况了 我对这 伟大战略布署 感到茫然 我也无言可告慰我的妻子 我送她走回刘庄 在黑暗中无言地告别

四

 怡楷一走 日子就更难过了 斗 批 搞得差不多了 坦白交代也完事了 闲下来 我将被如何发落成了我沉重的心事 或许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 七月一个大热天我突然发高烧 路过的校医来看过两次 给我吃了一些退烧的药 烧不退反而上升 最后他决定送我去镇上的卫生院住院治疗 正当我挣扎着从竹床上坐起来 准备走 怡楷突然牵着一村出现了

这是我六个月来第一次看见这孩子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 我又躺倒在竹床上 一村来到我跟前 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 他打开一层又一层的纸 然后用两个小手指捡起暗藏的宝贝 放进我嘴里 我盒子里最好的一块糖 我留给你 爸爸 好吃吗 我只能点点头 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你怎么回事儿 宁坤

 我发了几天高烧 你进门时我正在准备去医院 你怎么会知道我病了 怡楷

 我不知道 也许是 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一村几天前从合肥回家了 我就想带他来看你 你们好久没见了 校医怎么说 无名病毒感染什么的 让我去住院

 怡楷看见我走不动 就把我放在自行车上推到镇上去 把一村托付给金大妈 我住进已经有十几个病人的大病房 院长李大夫新近解除专政

给我检查了一下 没做什么诊断 在几天滴注抗生素之后 我退烧出院

怡楷才带着一村回她 光荣下放 的村子

 八月的一个下午 烈日当空 一丁突然出现在我屋里 汗流浃背 一丁 怎么回事儿 我惊慌地问他 你怎么会一个人跑来了

 妹妹在合肥病重 来了个工宣队师傅教妈妈赶紧回去 我在香泉中学寄宿了一阵 可学校因为闹大水不能按时开学 食堂关门 我没处吃饭 只得回生产队 在邻居孙奶奶家搭伙 她没多少东西给我吃 我一个人也孤单 我就决定来找你 你看他们能让我呆下吗

 你当然呆下 小陈插话

 好 那就解决了 我放下了心 你说说你怎么来到这儿的

 我走来的

 走 多远 几个钟头

 四十来里 我估计 我歇息走走 出门很早 一路上吃了好多西瓜

 一丁刚十三岁 大热天在路上走了六 七个钟头 金大妈对孩子的毅力感到惊讶 给他做了一大碗蛋炒饭 当天夜里他发高烧 第二天上午 小陈带他去看校医 拿了一包复方阿斯匹灵和治中暑的草药 几天以后他好了 小陈带他去驻马河游泳 那是与刘邦争天下的楚霸王的大军饮马的地方 小陈顺便给一丁上了一堂历史课

 一丁的到来不仅让我重享片刻的天伦之乐 也丰富了老冒和小陈的生活 我和头生的孩子分离大半年了 他长大了一点 但是由于营养不良

跟同年龄的孩子比起来还是矮小 他是自己学会游泳的 现在又有小陈乐意当他的教练 我感到更高兴的是 小陈像个大哥哥一样对待一丁 从来不让他觉得他爸爸是归他监管的 牛鬼 夏天下午很长 没有学习或劳动时 我们就都躺在凉床上 一丁和我睡在一起 小陈带头 大家轮流朗读一篇鲁迅作品 一丁也参加 有时侯 我们会中途打住 议论其中的一段或者弄清某个论点

 一丁天生不爱多话 可会讲故事 几个月的幼儿园生活给他肚子里装满了故事 有一天 他讲给我们听 一天早晨 过了早饭时间 阿姨发现我屋里所有孩子都还在呼呼大睡 等他们都睡醒起床 阿姨问他们为什么没准时起床 他们都说巫一丁讲孙猴子的故事 一直讲到很晚

 我焦急地问他 你犯规挨罚了吗

 他笑笑说 有那么点儿 老师们罚我白天轮流给各个班讲

 小陈高兴地说 那太棒啦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让那些被父母亲丢下的孩子们开开心 我一向喜欢看 西游记 不过我好久没看过了 一丁

你也讲几段故事让咱们开开心吧

 我不放心就问他 小陈 这能行吗

 没问题 孙猴子是毛主席表扬的革命者典范 红卫兵人人都要向他学习 讲吧 一丁 讲金猴的故事 这样一来 在让人懒洋洋的炎夏的下午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讲童话 让三个躺在竹筏上在狂暴的革命急流中漂荡的成人开开心

 有一天下午 一丁正在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讲得有声有色 林麻子闯了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 他声色俱厉地问道

 这是老巫的儿子 林师傅 来看他爸爸的 他正在给我们讲一个孙悟空的故事 小陈回答 您知道 毛主席十分推崇 西游记

 我知道 不过你不应该跟归你监管的对象在一起玩闹 你应当监督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对这孩子也适用

 小陈晚饭后来 面有愠色 过了一会儿 他低声说 林麻子决定不

让一丁再呆下去 对你的思想改造不利 对孩子也没好处 他这么说 第二天一早 一丁搭小轮去裕溪口 再坐火车去合肥找妈妈 她还在那里看护一毛

 一丁一走 我们的生活又回到单调的老一套 一日三餐 偶尔的政治学习 菜地浇水施肥 白菜出现营养不良的迹象 红卫兵头目下令教我多施化肥 菜倒是长得快一些 不过等到老冒和我把收割的白菜抬到伙房

菜叶子已经由绿变紫了 胖厨师看了一眼就说 你们把这个送到这儿来干什么 这哪是蔬菜 明明是劈柴嘛 抬走 于是冒老教授和我又把我们的劳动果实送进垃圾堆 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件等候处理的废品

 秋天的一个上午 我正在帮厨 当时全系的革命师生就在附近的公房里开会 突然间 我看见一个男社员从不远处的东郢村朝着公房跑过来

过了片刻 我看见本系岳副书记从公房出来 跟着那个社员向东郢飞奔

显然出了紧急事故 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我纳闷儿 革命师生散会后来伙房吃午饭 他们激动地谈论着 原来是江楠在她住的社员家上吊死了 我听了大为惊骇 下午 我看见在伙房的墙上和门前空地上贴满了写在黄纸上的标语

 江楠畏罪自杀

 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现行反革命死了活该

 一张芦席裹了当狗埋

 我听惯了文革夸大其词的革命辞令 并没把这些标语的恶毒语言当真 可是 两天之后 话传开了 江楠的坟被盗了 她的尸体确实是用一张最便宜的芦席浅埋在一个坟坑里 她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被盗走之后 尸体就暴露出来 然后有人又挖了几锹土盖上 又过了一天 她的坟再次被盗 这次是一条野狗把尸体咬得粉碎 社员们愤怒地质问 这位女老师到底犯了什么错 就活该被野狗吃掉 我们犯了什么错 就该遭这样的晦气 工宣队头目召开全系大会 宣布几项紧急措施 1)江楠自杀是自绝于党 自绝于人民 正式宣布为 现行反革命 2 事件绝对保密 任何人向死者爱人泄密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3)红卫兵与革命教师应以毛泽东思想帮助社员破除迷信 4)将对事件进行调查 任何不负责任的猜测和流言蜚语将按违犯革命纪律严肃查处

 可是 社员们不受 革命纪律 约束 却公开谈论 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 死者生前曾遭一名至数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奸污 并受到威胁 她如胆敢泄露真相 他们将严惩她的爱人 后来 死者发现自己有孕 就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请假 要找一家医院打胎 但是 按政府规定 必须提供父方姓名 这头目不但不设法帮忙 反而威胁说 如果她胆敢泄密 将以 腐蚀工人阶级 罪论处 受害者走投无路 痛不欲生 曾对一位好友吐露唯有一死了之 她的爱人原来已在校园单独监禁 但仍可由红卫兵押解到食堂用餐 从她死后 他再也不许离开监禁室 三餐都从食堂送来 他对严管措施的升级措施感到惊愕 认为这是他的案情严重的迹象 他被蒙在鼓里 一直到文革结束 工宣队回马鞍山之后 对江楠自杀的调查毫无结果 因为工人阶级的形象不能被玷污 又过了几年 死者自绝于党 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才终于得到平反

江楠之死驱散了一丁的小住带来的昙花一现的田园生活的幻觉 我的思绪又回到十年前在劳改农场饿死的难友 但是江楠之死更令人毛骨耸然 更令人痛心疾首 这噩耗很快会传到怡楷那里 给她沉重打击 她们二人同病相怜 而且一村和她的女儿同年 在一起玩得很好 仿佛有一种阴影笼罩着我周围的人 社员们摇头叹息 他们再也无法了解 这么可怕的事 怎么会发生在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安徽大学 老冒和我相对无言 小陈一向大声说笑 现在只顾埋头读书 有一晚 他正在读 水浒

忽然又听到邻居的狗叫 他急忙关灯 钻进蚊帐 打起呼来 我们听见脚步声接近 大门吱呀一声 又听见脚步声渐渐远去 几分钟后 小陈从蚊帐钻出来 打开灯 重新回到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中去 小声骂道 真他妈的讨厌

批斗牛鬼蛇神进入尾声 斗争矛头指向青年教师 几乎是要人人 过关 我看到几张给我的政治 告解神父 小冯贴的大字报 抨击他 拜倒在极右分子脚下 丧失阶级立场 后来就轮到学生了 一个英语专业一年级的男生 贫农出身 被押到各生产队轮流批斗 只因为他提了一个问题

如果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获得冠军是由于他们学习了毛泽东思想 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日本和其它国家运动员所取得的胜利呢 他胆敢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幸好他的阶级出身好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住在南庄的好几个俄语一年级学生都受到批判 不过小陈被整得最凶 因为他经常和林麻子顶撞 该他上场的那天 老冒和我奉命参加 秋末的一个下午 批斗会在生产队工具房举行 十几个同班同学 两三位教师 各人自带小凳子 在许多铁锹 锄头 柳条筐 扁担当中找个地方坐下 林师傅坐在一张大藤椅上 墙上贴满了 打倒陈宇 之类的标语 空中挂着一条白布的横幅 宣告 陈宇不投降就教他灭亡

 会议由小陈的同班同学小裴主持 他是班长 又是林麻子的宠信

小陈的阶级根子好 出身经济落后的淮北贫农家庭 和我一样 他用老一套的阶级分析开了头 然而由于他狂妄自大 又放松思想改造 他不虚心向工人师傅和贫下中农学习 反而接受资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罪恶影响 事实上 他正在很快地陷入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泥淖

我要求他今天暴露他的灵魂 做一个触及灵魂的检讨

 小陈情绪低沉 以他平常硬梆梆的口气说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 我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我二十一岁的生命是一本敞开的书 我从来不想掩盖自己的缺点和毛病 我欢迎我的同班同学 工人师傅 贫下中农对我的批评 说到这里 他的两只大眼睛怒气冲冲 但是 我绝对不是一个敌人 也不能当作敌人来对待

 没等他说下去 小裴插话了 我警告你 陈宇 这不是你虚张声势

美化自己的时候 你目无工人师傅 反对毛泽东思想 走得够远了 该是你坦白罪行 挽救自己的时候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裴 小陈又提高了声音 我听到过这些罪名加在 牛鬼蛇神 身上 我自己也干过 而你现在跟我这样说 你难道不是把你的阶级弟兄和敌人混为一谈吗?

 正是你自己敌我不分 另一男同学 积极分子绰号 小尼姑 发言支持小裴 党交给你监管两个 牛鬼 的政治任务 而你干了什么呢

你变成了他们的朋友 他们的俘虏 你一次也没有汇报过他们的反动言行

你不但不让他们劳动 反而陪他们去游逛散心 你不但不监督他们改造思想 反而迷恋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品味 是不是这样

 打倒陈宇 陈宇必须坦白交代 低头认罪

 冒老和我身为 罪证 如坐针毡 这时候 另一名阶级弟兄拍案而起 指控小陈流传一首他和 二牛 合写的反诗 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众目睽睽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只听小裴勒令老冒坦白交代

 冒老毫不含糊地高声回答 有一个星期日 小陈陪老巫和我到附近的霸王庙去散步 我步履蹒跚 滑倒在楚霸王项羽的塑像前面 感谢小陈把老朽扶了起来 我随口说出两行打油诗自嘲 霸王庙前出洋相 教授原来是草包’ 是老巫续了后两句 是我 我坦白道 后两句是 牛鬼蛇神我不要 滚回人间去改造 ‘与小陈无关

 小陈发言了 也许我对老冒 老巫宽大了一些 但是我认为我只是根据党的政策规定给他们以人道主义的待遇 我和他们一起读的文学作品都是毛主席推崇的经典著作

 陈宇在打马虎眼 另一阶级弟兄插话 他不但包庇二牛的反诗

而且背给我们听 散布他们恶毒的不满情绪 他对这一切都没表示任何的悔恨 反而胆敢盗用我们伟大领袖的名字为自己开脱 陈宇亵渎毛主席 陈宇罪该万死

 陈宇不仅和牛鬼友好 而且跟他们的家属亲热 一名阶级姐妹揭发 巫宁坤的儿子未经批准和他们住在一起 陈宇领他去驻马河 教他游泳 我听那孩子叫他 陈大哥 有没有 陈宇

 他确实叫了 怎么的啦

 这样一来你就成了一个阶级敌人的儿子的兄弟

 那你说他该怎么叫我

 没得叫的 首先你根本不应该和他打交道

 对陈宇 不分敌我 的抨击原来只是一场前哨战 更严重的罪名是反对以林麻子为代表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陈宇经常顶撞林师傅 每逢师傅用毛择东思想帮助他 小裴宣称 不仅如此 他还散布流言蜚语中伤我们大家十分敬佩的好师傅 林师傅是工人阶级代表 是毛主席派来领导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 陈宇反对林师傅就等于反对工人阶级 等于反对毛主席 打倒陈宇 陈宇必须低头认罪

 全场高呼 打倒陈宇 陈宇必须低头认罪

 我小时候 我爹妈总教我当个诚实的孩子 不要对他们隐瞒什么

陈宇好像在顾左右而言它 后来毛主席教导我要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 正因为林师傅代表工人阶级 是毛主席派来的 我觉得我对他也得像对我的爹妈 对我的老师 对我的同学一样 如果由于无知或傲慢 我出于无心地冒犯了林师傅 我现在当众向他请罪

 陈宇狡猾抵赖 陈宇必须承认反对工人阶级 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小裴带头喊起了口号

 出乎意料地 林麻子发言 收拾僵局

 同学们 我们大家在这里开会是为了帮助陈宇 不是把他一棍子打死 我是工人宣传队的一名队员 我的任务是帮助大家在革命的道路上向前进 而不是计较对我个人尊严的冒犯 陈宇让我操心 因为他浪费时间读什么梦啊 楼啊 什么郭沫若 阿 什么鲁迅和猴子 乱七八糟 全都是古人 死人 为什么不好好读毛主席著作呢 天下没有比毛选四卷更好的书 我一贯跟他讲的 现在我在这里向你们大家讲 小陈 回屋去好好想一想 写一篇自我批评

 我猜想 林麻子自以为得胜了 大可摆出一副宽宏大度的胜利者的姿态 第二天话传开了 林麻子和其他工人阶级代表一起庆祝他征服小将的胜利 喝了半瓶白乾

 至于陈宇 当晚他一回到屋里就放声大笑 想治我 门儿也没有

不过你们俩得格外小心 我不信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但是他们随时可以跟你们过不去 我必须多读鲁迅的杂文 他对那个时代和他同代人那些锋利的批评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若是他活到今天 他也会被打成极右的 没错儿 两天以后 小陈被分配到另外一家 和一个阶级弟兄同住 老冒也搬到另一家去了 屋里只剩下我 孤家寡人 这家的小主人 小金把他的四柱卧床搬进来和我同住

 外语系 牛鬼 一半已在 解放 后下放农村 剩下的五人归一名英语毕业班男生小孙监管 他受到工人师傅信任 因为一来他出身贫农家庭 二来天生羞怯 不会跟师傅们顶嘴 他住在系领导所在的一个村子

不时把我们五人从各村集中到一起学习或劳动 他从来不教训我们 不咋呼 不大声说话 而且动不动就脸红 晚饭后他往往来找我 陪我去散步

他说 他对我的事一清二楚 因为他听过我的检讨 看过我的自传和其它材料 他看不出我有什么问题 时间一长 他就把自己的情况讲给我听

他从小父母双亡 他和弟弟就由一个嫁在附近一个村子的姐姐抚养 过了几年 姐夫再也容不下两个孤儿了 姐姐二话没有 带着两个弟弟和自己的一儿一女回到父母的茅屋 公社以产梨闻名 叫做良梨公社 姐姐多干多得 不仅养活四个孩子 而且送两个弟弟上学 1965 年小孙高中毕业考上安大 全村欢庆 不久 小孙要搭火车去省城入学 车站离家十里

小孙身材矮小 姐姐二话没说 背起弟弟的行李 一路走到车站

 你有这么一个有爱心的好姐姐 真是太幸福啦 我说 你姐姐一定为你感到骄傲

 我知道 小孙说 姐姐从来没有上过学 不识字 她决心送两个弟弟上学 她希望我们刻苦学习 可是从不责备我们 从不教训我们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所以你从来不教训我们 不提高嗓子跟我们说话

 我不知道 他说着脸就红了 姐姐说话总那么柔和 她从来不伤害任何人 我会羞愧死了 如果我教训你们 提高嗓门说话 伤害谁

同学们批评我性格软弱 不像个革命小将 但是每逢我看到他们盛气凌人

欺侮老师 我的脸就发烧 我知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大革命 有许多事我也不理解 可是那并不等于我们有权任意伤害人 无论如何 我会对不起我姐姐和过世的父母 如果我干了其他红卫兵干的一些事

 他还没读完大学一年级 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眼看他就要毕业 拿到一张 合格完成四年英语专业课程 的文凭

 我毕业后能干什么 他一脸无奈的神情 大学一年级 我很用功 但是学的东西现在都忘光了 我当然愿意为人民服务 可是我拿什么去为人民服务

 这不能怪你 小孙 我想安慰他一下 二战时期 我自己中途退学去当了五年空军翻译 荒废了学业 仗一打完 我就回大学弥补失去的时间 目前你们也不忙 你何不马上就复习旧功课 学点新课

 你能帮我吗 我不聪明 可是我愿意学

 现在我等着做结论 有的是时间

 于是我开始帮他复习旧课 然后进入大二的英语课本 我警告他不能靠背单词 抠语法的机械的办法学英语 试着教给他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 有一天 他带来一本初级法语课本 我们就开始攻第二外语

虽然我的法语也早就上锈了 他十分好学 接受能力也不错 我便鼓励他多读中国古典文学 尤其是诗词 这都是毛主席最熟悉的 这个年青人天生一颗好心 经历了三年的红色恐怖而居然一尘不染 我希望优美文学作品可以陶冶情操 扩大他对人生的视野 我还能给一个窝工的鬼找到更好的消磨时间的办法吗 当然我们得十分小心 否则他就会重蹈陈宇的覆辙

犯 敌我不分 的错误

秋去冬来 飞舞的雪花意味着社员和他们的水牛 红卫兵和 黑五类 都将开始冬眠 66 67 68 级毕业生早就远走高飞了 剩下 级学生作为革命的主力 但是他们也只是在耗时间 争取毕业分配出人头地 关于首都和别处的政治斗争的报道和新闻在师生当中只有轻微的回声 照样有老一套的政治学习 敷衍了事的讨论 谣言和闲话 但是没有多少激情和兴趣 毛主席像章和忠字舞已经退出文革舞台 有一天 几名红卫兵走进伙房去吃午饭 按规矩先向毛像鞠躬 背语录 喊口号 不料林麻子厉声问道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不许搞腐朽的封建主义东西 小将们恍然大悟 他们又落后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了

冬去春来 生产队小山上的桃树开花了 小孙常带领他放牧的一小群牛鬼到果园去学习 我们坐在繁花似锦的树下 呼吸花香醉人的新鲜空气 一天下午 春光明媚 我们正准备在那儿聚会 却看见好几个社员正在队长指挥下砍伐桃树 小孙大惊失色 急忙问道 娄队长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满面愠色的队长回答 小孙 上级命令 挖资本主义根子 水果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 从卖桃子得到的额外收入会腐蚀我们的灵魂 他们说的 明白吗 小孙说不出话来 但是我看见他眼里有泪水

晚饭后 小孙来和我去散步 他情绪低沉 含泪说 这场革命有许多事我没法理解 我也许永远不会理解 我是在果树当中长大的 它们是跟我玩耍的朋友 它们的果实养活了我 粗暴无理地砍倒一棵鲜花怒放的桃树 这就如同杀害一个欢笑的青年 我恐怕当不了一个好的革命者 不久以后 小孙被分配回他自己的公社中学当英语教师 而他那些更革命的同学就分配在安大或城市政府机关工作

四月底 岳副书记向我宣布对我审查的结论 1 没有发现新问题

过去和现在都没有 2 解除临时工合同 5 月 1 日起生效 3 下放和县高庄生产队 与家人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他又补充说 你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结论 虽然你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了 反正李怡楷每月还有工资 我希望你能体会我们为你做的这一切 在会上表达你对党的感激 听上去仿佛我获得了什么浩荡的皇恩 我写了几个字把 好消息 告诉怡楷 两天以后 4 月 30 日 在全系师生大会上 岳副书记宣读了 中国共产党安徽大学委员会关于巫宁坤问题的决定 然后由我向党 向安大和外语系领导 向全系革命师生对我如此慷慨宽大的处理表示由衷感激

回到金家 社员接二连三来跟我说 他们对于我的处理感到十分愤慨 他们指望你靠什么生活 特别是他们自己承认并没有发现任何新问题 村子里那个爱说实话的社员说 毛主席不是最近刚讲过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说了也白说 老巫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你还不到五十 好好保重身体 陈宇前来话别 看上去 你和李老师从此以后没有机会在大学教书啦 注意自己的健康 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我跟一丁玩得很好 告诉他陈大哥想念他 我听得出他有些感伤了 就跟他说 别这样 小陈 我并不那么悲观 如果中国连我这样一个人的容身之地也没有 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将会伊于胡底 咱们走着瞧吧 我个人的命运并不让我忧心忡忡 更不应当成为你思想上的沉重负担 当心你那张大嘴巴

我们俩都哈哈大笑

第十三章 再教育 1969-70

 （据李怡楷口述）

一

 又搬家了 1966 年文革开始时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全家会因此再一次流放 我简单的头脑再也想不通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这种做法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一想到搬家自然就会唤起十年前仓皇离京不堪回首的记忆 而这一次又要孤零零带着三个小孩下放到一个陌生的村子 一听说我将第一批下放 我就跑去找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 问他是否可以给我男人几天假回家帮他女人搬家

 你说什么 李怡楷同志 你很清楚这是办不到的 沈师傅答道

他嘴里叼着的香烟呛得我咳嗽 你爱人现在还是群众专政对象 而且还是校管一级的 这样一个人 怎么能让他出来乱跑 何况 不就是搬个家吗

打行李 搬东西 还可以帮助你锻炼身体 准备到农村参加劳动 你说对不对

 但是我是个有三个小孩子要照顾的女同志 我回答他 希望他也许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

 那又该怎么样 毛主席不是教导过你们 妇女能顶半边天’吗

还有 ;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 ‘孩子们 对啦 搬家对他们也是很好的锻炼 对不对 还有 李怡楷同志 你别忘了 你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 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哪个同志不会出来帮助你 你放心吧

 这样一来我又得 自力更生 了 回到家 三个孩子同时扑进我怀里 我在心里啼笑皆非地对自己说 李怡楷同志 你顶的不止是半边天啊

你放心吧 孩子们帮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 打开霉臭的屋子的窗户 然后擦洗长了毛的家具 晾晒被褥 这样才能让我们在自己家里团聚几天

 可惜爸爸不能回家来看你们 帮忙搬家 我无奈地说

 妈妈 别着急 我现在是家里的男子汉啦 一丁自豪地说

 我也是男子汉 小一村抢着附和道

 别忘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男孩子们 一毛不甘示弱 也许对孩子们真是很好的锻炼吧

 我只剩下四天功夫 其中一半时间要花在大大小小的欢送会上 听那些不下放的人翻来覆去地讲当下放干部如何是史无前例的光荣 还要跑遍校园里和街道上的有关部门 办理转人事关系 迁户口 转粮油关系等等手续 我的同事没有一个来和我分享下放干部的 光荣 更别提帮我的忙啦

 头一天晚上 一毛突然发烧 我想等早晨再带她去卫生科 到半夜

她全身烧得滚烫 我慌了 背起她去看急诊 到了卫生科 两扇大门紧闭

我使劲敲了半天 才有人答应 我说孩子发高烧要看急诊 里面的男声边打哈欠边说 我是药剂师 不管看病 今天是刘医生值夜班 你去她家找她吧 我又背着烧得滚烫的孩子 按着他给我的宿舍号码去找 快到刘医生住的红楼时 路对面平房窜出一条大黑狗 一路狂吠着冲过来 吓得病

孩子直叫 天哪 这不是祸不单行吗 我想起娘说过 碰到狗追 千万别跑 我就地站住不动 教孩子 别怕 其实我很怕 幸亏狗主人把狗唤了回去 我背着一毛 爬上四楼 敲刘医生的门 我隔着门大声说 我在准备下放 孩子发起高烧 请你给看一看 起初无人应声 等了半天才听见

刘医生隔着门没好气地说 我家里也没药 看了也白看 明天带她来卫生科瞧瞧就是啦 用不着深更半夜大惊小怪 明天我们还要上班哩 我无言地背着孩子下了四楼 回到家里 用湿毛巾给她冷敷 早晨又背她去卫生科 值班的医生给她挂了盐水 又开了些退烧的药片 谢天谢地 在我出发那天 她的烧已退了

 一毛躺在床上 脸又瘦了一圈 还说可惜不能和哥哥一起收拾行李

我猛然注意到一丁已经不是我心目中无忧无虑的孩子 俗话说 时势造英雄 我十三岁的大儿子已经身不由己长成一个 男子汉 了 我惊奇地看着他如何仔细地包装爸爸的书刊稿件 又巧妙地把两幅溥心畲的画夹在他自己的一堆画当中 免得会被当作四旧扫走

 5 月 15 日上午 我还得去听有关下放部署的最后一次报告 地点是三年来开过无数次批斗会的水泥球场 工人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头目们再一次表扬第一批 光荣下放 的教职员 然后庄严宣告 下放干部是毛主席派到贫下中农中去落户 并向他们学习的 你们一定会受到公社领导干部和贫下中农最热烈的欢迎 明天一到落户的生产队 保证就会 四有`这就是 有干净的屋子住 有大米白面吃 有一缸清水喝 有生产工具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听了他的 四有 保证 我觉得稍微放心了一些 可是 在散会回家的路上 一位女同事悄悄地警告我说 听上去不错 不过 我要是你

我就一个人先下去 看看那里情况怎样 而不是一下把三个孩子都弄下去

这几个月 你不是看到一点农村的生活了吗? 我猛然认识到 尽管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头 我还是多么天真幼稚 还没回到家 我已经决定先带一丁下去 暂时把两个小的留在幼儿园 我实在不忍在短暂的团聚之后又和他们分离 进退都为难 但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晚饭每人一碗面条 然后我就搀着他们 一边一个 走回幼儿园 我答应我在新家住定之后就来接他们 其实我对明天的事也毫无把握

 回到家时间不早了 我和一丁一起动手 把一张大床和两张小床拆散 捆扎成几捆 再把棉被和褥子打成几个行李卷 然后把锅盆碗勺 台灯 尿盆以及零七八碎的生活用品 装进纸板箱子和箩筐 半夜前 一丁和我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把所有东西 包括两筐煤球和两捆劈柴 从我们二楼的屋子搬上停在路边的一部破旧的卡车上 最后 紧挨着一丁 在铺在水泥地上的一条棉褥子上躺下 希望能睡几个小时 孩子疲惫不堪 很快就呼呼大睡 我还没睡着 忽然听见大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 天哪

这教我怎么办呢 我们的铺盖卷儿要湿透了 煤球要化成煤水了 我不知怎么办 起身下楼出去看一下 我发现别的下放干部都在忙着用大油布覆盖车上的东西

 老孙 你从哪儿搞来的大油布 我问住在我楼下的一个外语系职员

 原来就在车上 他不耐烦地回答我

 可我车上没有啊 我着急地说

 那我可没办法 他说 也许你可以去找孙师傅试试 是负责这次下放工作的

 我冒着雨穿过校园找到孙师傅的宿舍 把他叫醒 他连门也不开

隔着门打着哈欠说 你去找你的司机老黄 我又摸到老黄家 很高兴看见他还没睡 正在和另外几个司机喝酒 可是 他只说了一句话 不巧送你的车是唯一没有大油布的 你倒霉 我又回到屋里 狠着心把一丁叫醒

让他帮我把几个铺盖卷儿和两筐煤球从卡车上卸下来 抬回我们宿舍楼下门口 我知道楼下老孙家行李已经装车 就问他是否可让我们把这些放在他家空屋子过夜 被他一口回绝 划清界限 好吧 我只得又和一丁一起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搬回楼上

 我们母子二人在地上躺了一会儿 迷迷糊糊刚要入睡 广播大喇叭响起了 东方红 太阳升 我们 闻鸡起舞 赶忙把褥子和毯子打成铺盖卷儿 就着暖壶里倒出来的一杯热水吃了两个凉馒头 等我们把铺盖和煤球又装上卡车 就得赶到水泥球场去参加最后一次欢送大会了 广播大喇叭一个劲儿地播送着 毛主席语录 歌 水泥球场四围悬挂的红旗迎风招展 一毛和一村已经站在人群中等我们 一丁走到弟弟 妹妹身边去

我马上加入一百多名排成军事队形的下放干部的队伍 工宣队头目们从队伍面前走过 摆出首长的架势微笑着点头 握手 在每人胸前别上一朵纸做的大红花 下面挂着 光荣下放 的红纸条 祝大家 在毛主席的革命道路上取得胜利 接着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原来是本省最高领导人 李德生将军大驾光临 前呼后拥 大首长作了简短的讲话 表扬我们是全省第一批 走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光荣道路 的干部 然后 他从我们队伍前面走过 和每一个人握手 似笑非笑地说声 再见

 现在我们准备好被运走了 孩子们跑到我跟前 我一遍又一遍地搂抱一村和一毛 强忍住眼泪 我把口袋中仅有的几块钱和指甲剪交给一毛

嘱咐她 别忘记给弟弟剪指甲 我们在车队中找到了自己那部破卡车 一丁先爬进了驾驶室 我紧紧把一毛抱在怀里 看着她瘦削的小脸再也忍不住眼泪了 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 我放下一毛 又抱一村 我上车在一丁身旁坐下 司机就开车了 我含着眼泪回头看见我的两个小东西哭着朝我挥手 我高兴的是一村没有拖着鼻涕 像五个月前我们出发 长征 时那样 这条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要把我领到哪里去 我的心在呻吟

二

 从安大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不过三百里路 我们走了整整一天 破旧的卡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颠簸簸 震得我全身酸痛 我时睡时醒 每次脑袋撞在玻璃窗上 司机就叫一声 别把我的玻璃撞碎 一丁脑袋靠在我肩上一路睡了过去 直到司机猛一刹车把车子在一个村子口上停下 我可以看见男男女女在远处稻田里劳动 司机走出驾驶室 向他们挥手 大声叫喊 快来啊 接收你们的下放干部

 几分钟之内 男男女女的社员就一窝蜂沿着从村子到公路的小道飞快地朝着我们走过来 为首的中年男子敲着一面破锣 他身后一个小青年打着一个小鼓 另一个敲着一对钹 显然是为了对下放干部表示热烈欢迎

一群半裸的小孩子光着脚跟在大人旁边 一面笑 一面喊 下放干部 下放 下放 离我们还有十来尺远 走在前面的中年男子嗄哑着嗓子喊道

搞什么名堂 我们只听说有人要下放到我们生产队 可还没日子 怎搞欢迎吧 可教我怎么办呢 这么多行李 还有个大孩子 我是队长 我叫李庭海

 他身后一个年青妇女插话说 就叫他老螃蟹 我们大家都这么叫

你看他像不像一只横行的螃蟹

你住嘴 你臭奶们子 老螃蟹转过身去 举起拳头吓唬那个女的 手里攥着一张纸 看见这个没有 公安六条 你们谁敢跟我捣乱就符合 六条 当反革命抓起来 大人孩子都放声大笑

我是安徽大学的李怡楷 我边说边向他伸出手去 我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是我大孩子一丁 我把他弟弟和妹妹留在学校 以后去接他们 从现在起我在你的领导下生活和劳动

 我的妈啊 三个孩子吃口粮 生产队咋养得起 可你已经来了

我怎么也得让你住下 一个奶们子带这么些东西 有钱的城里人 都过来

大家动手 把她东西搬到公房去 老李 公房就是你的新家 等给你盖好房子再搬 说着 他就领着我走进村子去看我的新家 这位队长身材短粗

眼有血色 走起路来横七竖八 真有点像只大得可怕的螃蟹

 公房是一间用土墼盖的小茅屋 屋顶上竖着一根斜塔似的烟筒 老螃蟹一脚踢开了门 我跟着迈进黑屋子 苍蝇蚊子扑面 一股尿 牛粪

发霉的粮食 和耗子屎的臭气扑鼻 老螃蟹点了一枝烟 我咳嗽起来 过了一会儿 我可以看出屋子里一半堆满了犁 耙 大掼桶 尿桶 耙子

种子 化肥 一座烧草的大灶占了屋子一角 队长指着这堆东西对我说

你得忘掉城里的舒服生活 跟它们在一起住下来 我喊两个小青年把这些农具堆在一边 再帮你把屋子搞干净 你给他们带香烟来了吧 我说

没有 他显得很失望 带酒了吗 他又失望了

 两个小青年 一个叫小黑子 一个叫小水子 要帮我把半间公房变成一座私宅 我很快就懂得村子里几乎人人都有个外号 小黑子得了这个名字 因为他生得比别的男孩都黑 小水子出世那年村子里闹过一次小水灾 他的姑表哥 队长的儿子 就叫大水子 他们两个都是体魄健壮的小青年 他们不抽烟 称呼我李大妈 一开口就脸红 他们马上就跟一丁交上了朋友 三人一起把农具 种子 化肥推到屋子的一边 清除了成堆的垃圾 只放得下学校减价卖给我的木架双人床 我们新婚时买的一对单人床 拆散了打成捆的 就靠在墙上 木箱 皮箱 纸箱也靠墙堆着 小书桌靠另一面墙放着 还有一条长凳 两张方凳 这是学校减价卖给我和三个孩子坐的 椅子是不许买的 工人师傅问道 贫农坐椅子吗 等到半间公房收拾得差不多 老螃蟹闯进来了 好得很嘛 你瞧 我们照顾你们下放干部 他说 你还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 老李 你跟我都姓李 我俩是兄妹

 谢谢你啦 李队长 你很帮忙 我确实需要一点东西 我们离开安大以前 领导上说一到生产队保证 四有’ 有干净房子住 有大米白面吃 有干净水喝 所以我没带大米 面粉 我能跟你或者生产队借点儿米吗

 老李 你跟你哥讲笑话 新米还没收割 陈米早就吃光 我是借了米给我家奶们子和两个小子吃 明儿个你可以去西埠一趟 拿粮票到粮站买米 今儿个嘛 你只能克服啦 水嘛 这前塘的水尽你喝 小黑子

去给老李挑一担水来

 说完站起来要走 他看到了两捆拆散的单人床 眼睛一亮 这是什么 单人床 太好啦 老李 你用不了这么多床 借一张给你哥 我儿子大水子正需要这个 小水子 把床扛到我家去给你表哥睡 他一定爱睡的

你需要什么东西 直管跟我说 毛主席在中国有绝对权威 我李庭海在高庄有绝对权威 我是生产队的唯一的党员 我就是党 你和我可以合得来

李大妹子 只要我们两个互相了解 互相支持

 太阳快落山了 我又累又渴 比饿还难受 但是我一定得找点东西

喂我挨饿的儿子 我想起了我两天前买了配给的一斤绿豆 我翻纸箱找绿豆 一丁就动手升煤球炉子 炉子上热气腾腾的水壶不仅引来了邻居家的小孩们 连他们家的大人也拎着破篾壳暖瓶来灌开水了 邻居们都羡慕我

他们一年分到的稻草勉强够烧一天的三顿饭 开水就成了奢侈品 一丁和我喝完绿豆粥 又把所有排队的暖瓶灌满 然后我用一点热水在我带来的大木盆里洗了个澡 一丁就跟着小黑子和小水子到后塘去洗澡了

 邻居们一吃完晚饭 洗过凉水澡 男的在后塘 女的用木盆 就陆续到公房前面的小块空地来看看新来的下放户 各人自带小竹椅或小板凳

他们的问题可不少 第一个是 你怎么会是一个人下来 你男人呢

 我哪能告诉他们我男人还关在牛棚里 那样一来我在这些新邻居当中马上就会成为准敌人 他们又怀疑我是否离了婚的 或是根本没结过婚或是男人在劳改 我们结婚十五年了 我还有两个小孩留在合肥 等我安好了家就去接他们 我爱人还在乌江公社劳动 安大还有不少人在那儿

领导上会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下来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的工资不高 过去我的工资是每月五十九元 到了乡下 我每月少拿两块钱  我的妈 一个奶们子一个月挣这么多钱 我们农民可真穷 我们一年要等到年底才能见到现钱 还得挣够了公分 一半人家 辛苦一年下来到秋后算帐 倒欠生产队口粮柴草钱 你 一个奶们子 每个月拿五十七块现钱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羡慕我的低工资 而现在这些善良的农民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可恨的剥削者
 我得养活三个孩子啊
 那你的男人呢 他挣多少
他过去挣的比我多 可是文革当中调整过工资
 你要不想告诉我们就别讲 你为什么被下放
 响应毛主席号召嘛
 别糊弄我们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错不了 可是孙堡街上的明白人说 好人不下放 下放没好人 ‘大多数人都能留在大学和城里 对吧 我们就是不懂

 他们的问题都是直截了当 意料之中的 一个妇女带着孩子突然从天上掉了下来 好像一个石子被一个顽皮的孩子扔进村子的水塘 打扰了他们生活的平静 他们声音里毫无敌意 只有无邪的好奇 他们令人松心的坦率几乎使我感到 宾至如归

 第二天一早 我饿醒了 面对我们的新生活 百感交集 难道这就是我和一家人被注定要在其中度过余生的世界 一切似乎还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却无从逃避老螃蟹和他安插我们住的这个家这一离奇的现实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的命运就是顶住半边天 和这个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打交道 我到十里外的西埠区市镇去了几趟 买粮食和在乡下的生活必需品 包括葫芦瓢 扁担 拨火棍 大扫把 和两只水桶 我能从革命之火的洗礼中拯救了我们那辆英国自行车 真是天大的幸运 否则我现在就寸步难行了 一丁很快就学会从前塘挑一担水倒进大水缸 我也学会了用大灶的大铁锅烧饭 虽然眼睛给烟熏得流泪 我得尽量节约用煤

因为以后没处买啦 但是还不时烧开水给邻居家灌暖瓶 有一天 我在煤球炉上用一个大钢精锅蒸馒头 给他们看见了 当然后来我也得给他们一家一家的做

 全村十八户人家平均分住前高庄和后高庄 两个小村相隔几百尺

晚饭后 我轮流到各家串门儿 逐渐认识了各家各户的大人孩子 老螃蟹一家住在后高庄一座破烂小茅屋 邻居说 如果他没有把钱都花在酒和烟上 他完全可以给家里人盖一座好房子住 一座孤零零的极小的茅屋里住着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 大家叫他 小五保 因为在 1960 年那场饿死了

全村一半人口的大饥荒中 他父母双亡 他的衣食等等五种基本需求就由生产队保证供给了

 我住在前 后高庄的交界处 我的紧隔壁邻居是孙奶奶 她寡居多年 生产队的三条水牛有一条归老人喂养 她的儿子基升 外号黄鳝篓子

壮得像条小牛 偶尔发脾气就动手打他那非常温顺的妻子 他们有一个病态的三岁的女儿 叫小兔子 还有一个还没起名字的男婴 全村年纪最大

还下地的是孙开道 他是孙氏家族的族长 人人尊称 三老爹 他不但是三名犁田手之一 而且担负 看水 的重任 因此大家又戏称他 水利部长 他有两个儿子 大的叫基贵 小的叫 小蛋 基贵十六岁 在农村几乎算成年人了 却比六岁的弟弟更天真幼稚 我还没见过他的面就听到他的丑名了 他也许是全村长得最漂亮的小伙子 可是女孩子们都躲着他

因为他时常从她们身后拽她们的大辫子 也许也是全村最壮的小伙子 他挣的工分却比别的小青年少得多 因为他什么农活也干不好 他是家里的败家子 全村的笑柄 全村的大人孩子 连他父母和小蛋也在内 都当面叫他 孬基贵 或者干脆就叫 孬子 每逢邻居有人告他拽了谁家大姑娘的辫子 到谁家屋里偷了吃的 摘了谁家菜地里半熟的西红柿 黄瓜

他爹唯一的对策就是把他痛打一顿 或是用粗绳子把他五花大绑关在屋里

他每次作案都是被当场抓住 因为他从不躲躲藏藏

 孙开道家隔壁住的是小黑子和他妈 继父犁田手王学贵 和同母异父的妹妹 他们家紧邻是小水子和他爹妈 他姑妈 老棉胎子 嫁给了老螃蟹 再过来住的是小水子叔叔 副队长陈安友一家 他八岁的儿子 尖嘴猪 以擅长小偷小摸闻名全大队 村子入口处有孙家另一户住着一栋新盖的砖瓦大屋

 有些邻居把鸡蛋卖给我 有时他们也拿到大队的小店去换盐 碱

针 线之类的日用品 我接受老螃蟹的提示 买一些中等价钱的香烟放在家里 于是男社员们就来串门儿抽枝烟 老螃蟹 不用说 是常客 一天几次来抽烟 而且 没过多久就开口向我借几块钱 答应 明儿个就还

我并不感到太意外 但是仍然很气恼 虽然我也很拮据 几块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 这就像讹诈 然而我也不敢拒绝他 因为我不知道他会

怎样用他的 绝对权威 来对付我 不成 我得罪他不起 我把几张一元票子搁在小书桌上 他急不可待地伸手抓起 他两只血红的眼睛发亮 我很快就明白 明儿个就还 只是借钱不还的一种说法

一丁好像喜欢他的新朋友和新环境 他和其它小青年一道在后塘游泳 在暗淡的小油灯下和成年的男社员下象棋 他教大家唱革命歌曲 给他们讲孙悟空的故事 按照村子的风俗 他们也给他起了个外号 金猴

每晚讲完孙猴子历险的故事 他就领着我去作另一种冒险 在水田之间的田埂上捉萤火虫 一丁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 这些长翅膀的小生物 用牠们身上闪闪发光的魔灯照亮黑夜 使他心醉神迷 他把萤火虫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 带进蚊帐 然后藉助它们闪烁的光捉蚊子 那些魔幻的小灯给他照亮了什么喜悦与惊奇的幻想 听到我儿子发出无忧无虑的孩子的欢笑 我感到满心温馨 但也更让我感到他爸爸和弟妹不在我们身边的凄凉

尽管困难重重 我们在这新家里几乎感到快乐了 但我很快就知道

这是朝不保夕的快乐 六月初的一个早上 我发高烧病倒了 我从来没发过烧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我感到惊惶 我让一丁步行二十里地到香泉镇去拍一个电报给宁坤 让他请假回来一趟 宁坤的请求却被系工宣队头目断然拒绝了 后来才知道我得的是疟疾 这个地区的流行病 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让我服了不少奎宁 我的病就好了

 紧接着天就下起雨来 一连下了几天几夜 一天深夜 我和一丁被

怕的坍塌声惊醒 接着是我们的两个暖瓶爆破的声音 我把头伸出蚊帐一看就吓呆了 原来是烟筒倒了 塌下来时砸烂了搁在锅台上的暖瓶 雨现在从房顶的大洞哗哗地往下落 我身处黑暗势力的重围 惊慌失措 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 过了些时候 我镇静下来 直面现实 想起我下来是要和贫下中农 同甘共苦 的 谢天谢地 夏季天亮得早 雨也停了 我起床后赶忙跑到后高庄队长家 向他报告我们母子给出乎意料的灾难吓坏了

 下了那么多雨 你还指望什么 那烟筒也老了 当初就没盖好

我这就派两个人去搞 你当然得请他们吃顿饭 当然还得有酒有烟

 我当然赶紧骑自行车去西埠买了两斤猪肉 一只母鸡 几斤青菜

一丁在家把煤球炉升起来 我用大钢精锅煮了满满的一锅饭 炖了一锅红烧肉 又炒两盘素菜 鸡 我只得麻烦隔壁孙奶奶给杀了 在她大灶上烧好 两个年轻的男社员没花多长时间就清除了砖土垃圾 修好了灶 用砖和泥盖了个新烟筒 快到中午 我把四盘菜 一锅大米饭 一瓶白酒放在我们的小折叠桌上摆好 老螃蟹就大模大样地闯进来了

 老李 麻利快 这两个小伙子 说着 他就在桌旁坐下 点了一枝烟 又给自己倒了一碗酒 快来啊 你们俩 来尝尝我妹子的手艺 这红烧肉真鲜 我说就是比我家奶们子烧的菜好吃

 李队长 烟筒不太直 一丁站在旁边说

 那有什么关系 队长用手里的筷子一比划打发了他 反正你们一家人在这里住不长的

 他们三位速战速决扫光了四盘菜 一大锅饭 一瓶白酒 一包香烟

这时候 小黑子的哥哥尹富贵走进来 找老螃蟹说 你借的那一百元 我盖屋急用 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 别再拖啦 老螃蟹醉薰薰地说 你他妈的放屁 我李庭海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 咋会欠你的钱

富贵恼了 你借酒装疯 想赖帐 你今儿个不还 我要你好看

老螃蟹一把掀翻了我们的活动桌 杯盘在地上砸得粉碎 吓得一丁躲到我身边 老螃蟹一骨碌跳了起来 嗄哑地嚷嚷 你他妈的想造共产党的反 公安六条 话音刚落 两个人就揪成一团 大打出手 从屋里一直打到屋外 刚好遇上前高庄的社员去上工 富贵被人拉开 老螃蟹骂骂咧咧 肚子里装了大半瓶白酒 摸回家去午睡 烟筒能在天再下雨之前修好 我真得谢天谢地

 过了几个晴天 雨又下了起来 常是倾盆大雨 昼夜不停 烟筒虽歪但没倒 稻田却都淹了 有些邻近的村庄已经淹了 有一天 陈安友冒着大雨来到我屋子

 老李 他神情严肃地说 我是副队长 我有责任警告你我们眼前的危险 如果这大雨不赶快停 全村和你家就会被洪水冲走 那么一来我们都有自己一家人要照顾 有谁能来帮你呢 我要你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拼死拼活逃命 今儿个晚上 你和你儿子要参加巡逻 监视水位上涨 你一看到出现危险的迹象 马上快跑去报告我们的水管员三老爹 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助你和你儿子 可是我有奶们子和儿女要管 我并不是说我们抛下你不管 但是漂亮话在这种情况不管用

 我并不感到被人抛弃 不完全如此 一个硬闯进来的外人 我有什么权利指望社员在自家面临没顶之灾的时候来帮助我 自欺欺人的漂亮话我听得太多了 我倒喜欢这农村人实话实说 但是我有什么办法抵御能够轻易地就把我和儿子冲走的汹涌的洪水 我一筹莫展地看着一丁 我孩子说 妈妈 万不得已时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大木盆当救生船 划到安全的

地方 我今晚不睡 陪你看水 我搂着他说 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我们肯定可以渡过难关 晚饭后 我把所有的现款和粮票都放在口袋里 躺下打个盹儿 这时候一丁就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凝视诡秘的黑夜 探寻危险的迹象 我起身后 带着一丁去察看附近稻田的水位 我可以听见远近的洪水怒号 我撑着一把油布伞给我俩挡雨 一丁拎着马灯照路 一丁惊慌地说 妈妈 田里的水差不多跟田埂平了 咱家大门和稻田在同一水平上

水马上就要进咱家啦 我们马上去告诉三老爹 我们母子二人顶风冒雨踹着泥泞走到他家 把他叫醒 开道从家里出来 胳膊下面夹着一把锹 急急忙忙走到田边放掉一些水 回到屋里 我让睁不开眼的一丁去睡觉 单独守望 我继续在田边来回巡逻 突然间听到两只大狗在狂叫 声音比下放前半夜背一毛去看病听到的还可怕 眼看着狗朝我跑来 我赶紧跑回屋里 惊魂稍定 突然想起下来之前有人警告过我 安徽有狂犬病 千万别让狗咬着 我精疲力竭 不知不觉陷入了沉睡 等我醒来 天已大亮 谢天谢地 雨停了

 太阳一连出了好几天 淹没公路的洪水一退 连接县城和各市镇的农村公共汽车又跑起来了 已经是七月了 我想我得抓紧时间让一丁到初中注册 要不然就会耽误了 香泉是附近唯一有初级中学的市镇 镇上除了有一处温泉 用作附近地区的公共浴池 还有一所麻疯病院 一个晴天的早晨 我骑自行车带着一丁上路去学校 我们的午餐口袋挂在车把上

半路上 我看见小基贵朝着我们飞奔过来 一路狂喊 救救我 老李 救命啊 老李 等他到我自行车前站住 我看到他只穿了一条污秽不堪的破短裤 头髪像发像一堆乱草 浑身上下都有泥巴和伤疤 活像 圣经 里那个浪子 让我这三个孩子的母亲看了心疼

 你在这儿干什么 小基贵 你爹妈到处找你好几天了 他们都急死了 你为什么不回家 小基贵

 开道不是爹 他揍得我好疼 你不知道啊 老李 你救救命吧

我饿死啦

 你回你爹家里去 小基贵 他会给你杀只鸡的 我给你蒸大馒

 我才不吃他的鸡 我要吃 说着他就一把抓住我的午餐袋

黑糊糊的手指伸进去 掏出一个我昨晚蒸的的馒头吃起来 他几口就吃掉一个 又伸手去抓第二个 我推着车子向前走 他边吃边跟着走 我又接着劝说他回家 还答应不许他爹再打他 他吃完第二个 又伸手要再拿

我说 小基贵 这是我和丁丁的中饭 别再拿了 我给你一个大西红柿吧

他接过去 边啃边跑 一会儿人就不见了

 到了香泉中学报名注册 我说 我是安徽大学的下放干部 我儿子

在合肥小学毕业 新学年开始 他是否可以入学 老师说没问题 让一丁填一张注册表

 他一看家庭住址就惊讶地说 高庄 太巧啦 你们村有个孬子在我们学校撒野发疯 胡闹了好多天了 到食堂抢饭吃 追赶女学生 男生就扔石头砸他 在街上跑进饭馆子连偷带抢 没少捱打 他初来时睡在空教室里 后来就睡到温泉去了 听说和来洗澡的麻疯病人打得火热 劳驾带个信给队长和他家里 让他们快来人把他接回去啊

 正在这时候 基贵冲进来 嘴里嚷嚷 老李 救救我 老李 救救我 有几个男生追赶他 向他扔石头 我走到门口 向那几个男生喊话

同学们 请你们别作弄这可怜的孩子 我是他生产队的下放干部 他有病 我回去教他爹妈来领他回家 我又转身对基贵说 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回你爹家里去 那儿没有人朝你扔石头 你妈一定会给你吃好的 我给你蒸大馒 他大声说 开道他打我 我喜欢在这里 他突然放声大笑

唱起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唱得乱七八糟 好笑极了

一转眼间 他就溜了出去 不知去向了

 我一回到高庄 立刻登门找到三老爹和三奶报喜 他爹就骂骂咧咧地说 这该死的孬子 我家的败家子 我要去把他抓回来 好好收拾收拾他 我说 他是你亲生儿子 开道 你快去把孩子接回来 好好调理调理 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说什么也不许再打他了 你答应吗 老贫农嗄哑着嗓子说 老李啊 亏你给我把孩子找回来了 哪能再打他呢 我要杀只鸡给他补补身子 他当晚去香泉 把儿子带回家

 有一天 我正在做午饭 一群孩子突然间冲进我屋子 齐声嚷嚷

大妈 有人来找你啦 我伸头往外瞧 一眼看见小一村沿着土道走进村来 怀里抱着个大饼干罐 身后跟着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 我近来一直在想我该去合肥把两个小的接下来 我非常惦念他们 而且让这么小的孩子独自生活也不安全 现在来了这个意外的惊喜 这位年轻战士解释道 他搭安大的卡车下来 顺便把一村带回家 因为孩子最近不舒服 他姐姐很不放心 一村回到我身边当然好 可一毛就孤零零一个人了 我好像不断地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村觉得一切都新鲜有趣 哥哥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他也学会捉萤火虫 把它们装在自己叠的纸笼子里 除此以外 他总爱自己呆着 可能因为他在幼儿园惯于一个人坐在墙角上 他常坐在大床上 一个人玩跳棋或象棋 他每赢自己一盘就快乐地大笑 虽然刚来不跟年龄相仿的孩子玩 他有时却教基贵下棋 他也会给他讲一两个金猴的故事 他常说 基贵好温和 我喜欢他

 过了不久 我就骑自行车带着一村去南庄和他爸爸团聚一下 不料一到就赶上他发高烧病倒了 更坏的是 还流传着要把他 遣送回乡监督劳动 的说法 看着他躺在乌江卫生院的病床上烧得痛苦呻吟 我想起袁枚悼唐朝诗人方干的两句诗 贫归故里生无计 病卧他乡死亦难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大雨又下了起来 淹没了道路和田 一丁和我轮流监察上涨的水位 等到雨停 我们家的存粮快见底了

 八月中旬 我决定把一丁送到学校去 他可以在那里吃住 虽然学校九月才开学 那样我就可以带着一村去安大 把一毛接回家 于是一天清早 我推着自行车往香泉走 一村坐在横梁上 一丁的铺盖卷儿和旅行包捆在车架上 一丁在车子另一边走着

路走到一半 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急迫地从我后面喊过来 李怡楷 站住 李怡楷 站住 我掉转身来 看见一个男的骑在自行车上朝我过来 他三十来岁 身材不高 我模糊地认出是外语系工宣队的一位师傅 李怡楷 这事万分紧急 你女儿病重 你必须马上回安大

这真是晴天霹雳 我呆得说不出话来 一丁赶忙扶住自行车 不让倒下 过了一会儿 我问他 她害的什么病 她现在在哪儿

 我们还没完全弄清她到底生了什么病 她几天以前发高烧 被送到安医 他们的诊断是大脑炎 那是传染病 安医又没有传染病房 所以后来就转到了 105 军医院 由于大雨和洪水 我们没有法子派人通知你

我好不容易挤上多少天来从含山开到和县的第一趟长途汽车 我姓戴 我认识你 但交道打得不多 现在你必须赶快去看你女儿 不然的话 不然什么 我感到恐怖极了 孩子还活着 还是已经没有了 他是在把坏消息瞒着我吗 跟我说实话 我需要决定怎么办

 真的 她住进军医院 做了各种检查 幼儿园派了个阿姨陪她住院 别的我不知道 你赶紧上路吧 别再浪费时间

 我决定按原来计划先把一丁送到学校 我们中午以前走到学校 管注册的老师看见我们吃了一惊 你们来得太早了 学校最早九月才开学

而且 教职员工都去抗洪救灾了 不完成任务回不来

 我向他说明了我所处的困境 他马上就同意让一丁住进男生宿舍

在食堂买饭吃 我先给他买了饭菜票 然后去宿舍 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放了几十张双层木床 水泥地面上布满了垃圾 我帮助一丁打扫了部分地面 擦净一张床 挂上蚊帐 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一家点心铺子

匆匆忙忙吃了面条和饺子 我好像不断地在和孩子们作无定期的分离之前吃最后的一餐饭

 跟一丁挥手告别之后 我骑上自行车上路 一村坐在我面前 在回家的路上 我在公社停留一下 向下放干部管理小组组长请假 我又想顺便到公社卫生院取一点中暑和腹泻的成药带在路上 以防万一 我还没走进卫生院 就听见一男一女大哭大嚎 啊 我苦命的女儿啊 这是死了

亲人的哀号 它刺痛了我的心 我问鲁医生怎么回事 他摇摇头叹息道

太不幸啦 他们来晚了 拖了几天才把孩子送来 急性肺炎 太不幸了

我认识这家人 一个很好的小姑娘 他的话让我听得心慌意乱 一毛是否也已经太晚了 我的心被恐惧揪成一团 我去药房取药 经过一间屋子

看见妈妈抱着死去的女儿恸哭流涕 爸爸也站在一边啜泣 我呆呆地站在那儿 禁不住流下泪来 这女孩死得很惨 但至少死在妈妈的怀里 我女儿却会更不幸 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 我泪流满面了 鲁医生来到我眼前

悄悄对我说 李老师 镇静一下 你的担子很重 我匆匆离开卫生院 又到大队部去向大队书记请假 但一路上 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抱在妈妈怀里的死女孩 那痛不欲生的爹妈的哀号 最后回到高庄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再一次请假 这次是向我的顶头上司老螃蟹请假

 队长 我的家怎么办呢

 你的家 你的家是我们的公房 我就让小青年夜里来值班 就像你没来以前一样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难道说你不信任贫下中农吗 难道你不是下来向我们学习的吗 难道你不信你哥吗

 反正我也没别的办法 胡乱吃了点晚饭 我就收拾了一下东西 准备明早上路 半夜时分 迷迷糊糊正要入睡 猛然听得有人砸门 难道又有红卫兵来抄家 我慌忙下床 只听见三奶在门外气急败坏地喊道 老李

快开门 快 救救命啊 孬子发疯 抄起菜刀要杀小蛋 我得把他放在你家过夜 我一打开门 她就冲了进来 掀起蚊帐 把小蛋扔在一村身边

转身又出门了 我听得出她家那边人声嘈杂 但我太累了 明天还要赶路

实在没精神去管人家的是非

 门栓也没插 我就钻进蚊帐 在一村和小蛋中间躺下 只听见三奶又冲进门来 上气不接下气地哀求道 老李 快来 开道和老螃蟹一起下手 要把孬子活活打死 只有你能救他的命啦 你是国家干部 你是毛主席派来的 快来啊 快 我求求你 一个下来接受再教育的牛鬼家属 去救一个贫农的儿子 不让他给自己的父亲和共产党员队长打死 我为难了

但她已拉开蚊帐 拖我出来 黑夜苍茫 我慌慌张张跟在她后面走 差点儿一脚踩进孙奶奶家门口的牛粪堆 还没走到她家 我就听到开道大喊大叫 你这个孬子 你这个祸害 祖祖辈辈的脸早都给你丢完了 现在又要杀你亲弟弟 他是我家命根子 不如先把你宰了 往死处打 在嘈杂的人声中 也可听到基贵凄厉的尖叫 我要死啦 我要死啦 开道狗地主 螃蟹狗地主 你们要杀贫农!……

 邻居们都在围观 如同传统的示众场面一样 三奶拉着我挤到人群前面 我一眼看到了基贵 他半裸着身子 被粗绳子紧紧捆绑在他家门前那棵孤零零的树上 开道和李队长都赤着膊 手里都挥动着一根大树棍

三奶拉着我走到他们跟前 在昏暗的灯光里 我看得出基贵全身都在流血

我问开道 三老爹 你不是答应过我再也不打基贵了吗 你这是干什么

他难道不是你的亲生骨肉 你的头生儿子 你们两个大汉把一个小孬子打成这个样子 你做爹的不心疼吗

 他不是我儿子就好啦 他妈没生他就好啦 我是答应过你 老李

可他又干下坏事 我只得又把他绑起来 他挣脱了 夺过一把菜刀要杀小蛋 不把他打死 全家不得安

 死了清净 老螃蟹以权威的口吻说 他从香泉带回麻疯病 传给全村一百多口人怎么办 他又狗胆包天 满嘴喷粪 诬蔑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有 奸臣相’ 罪该万死 小蛋检举他 大义灭亲 他竟敢杀人灭口

根据 公安六条 他是特大现行反革命 他罪该万死 打死他也是为民除害 三老爹也省心

 这不行 李队长 我鼓足了勇气说 大家都冷静一下 基贵有病 应该给他看医生 不是把他打死 杀人偿命 罪责难逃 赶快住手吧 我请求你们

 老李 这关你什么屁事 老螃蟹满口酒臭 怒气冲冲地对我喝道 你算老几 奶们子 下放的 你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生产队的内政轮不到你来掺和 生产队归我领导 孬子的事有我和他爹做主

 我很清楚我下来是干什么的 我竭力保持镇定 可是眼看一个贫农的儿子 一个无辜的小青年 要给他的亲爹和生产队领导活活打死

我能够不管吗 要是你们不放了他 我就马上去大队把宋书记请来

 这时候基贵的妈冲到他男人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三老爹 可怜可怜吧 别把我们的头生儿子打死 给你生了个孬子 这是我的错 不是他的错 要打死他 你就先把我打死吧 她嚎啕大哭起来 同族的孙奶奶也走上前来 为她的侄子求情

 开道叹了口大气说 我这回就饶了你 孬子 最后一回 要是你敢 没等他说完 我就抢着说 孩子受不了啦 快给他松绑吧 你瞧他瘦成这副样子 作孽啊 你得给他调理调理 不许再糟蹋他

 基贵边呻吟边嚷嚷 开道不是我爹 毛主席是我爹 老李是我妈

打倒开道 打倒螃蟹

 围观的乡亲们轰然大笑 老螃蟹气得暴跳如雷 你这王八蛋 你敢打倒我 我是队长 我是共产党 我手里有 公安六条 你是现行反革命

我要看着你死 三老爹 我是想帮你个忙 你可又把王八脑袋缩回去了

告诉你 别指望我再帮你了 真他妈的 他转身要走时又说 别忘记你答应请我吃饭的

 孩子松了绑 遍体鳞伤 慢慢爬回他爸爸的破茅屋去 好像我在公路边上见过的一条被人打得半死的狗 我回到自己的茅屋 倒在一村和小蛋中间 我紧紧抱着一边一个孩子 尽力想忘去刚才经历过的情景 不然我生怕我也会成孬子了 我为一个贫农的儿子和我的牛鬼的女儿逃脱死亡的魔掌祈祷

五

 第二天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 先背着小蛋把他送回家 再背上还没完全睡醒的一村 肩上挎着个小包 一手提着个旅行包 一手从后面搂着一村 他双手搂着我脖子 我得走十里地到西埠搭公车去县城 换长途汽车去含山县城 再上火车去合肥 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重地跋涉 如同八年前背着一丁去清河劳改农场探监 一村一个月前刚满六岁 正好和一丁那时候一样 我们的恶梦难道没个头吗 我走一段路就得坐在路边歇一会儿 一村完全醒了之后 他就自己走了 走到一半 我们发现前面的小桥被洪水冲掉了 缺口上面搭了一块窄窄的长木板 下面流着汹涌的洪水

我没能耐从木板上走过去 更甭提带着一村和旅行包了

 我在路边坐下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我非得向前走不行 可是怎么走呢 这桥什么时候才修得好 我可等不及啊 过了一会儿 我看到老张 和我同时下放的一名党员干部 沿着公路朝我们走过来 我想这可好了 我马上站起来招呼他 老张 你得帮我过这个大缺口 我女儿在合肥病危 我得赶去看她 情况紧急 请你帮我的忙 他对一村和我的旅行包

看了一眼 摇摇头说 对不起 李怡楷 我帮不了你 我要赶公共汽车去和县接我女儿 说着就掉头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 一个中年农民走过来

我迎上前去 大哥 你能帮我和小家伙过到对面去吗 我急着要去赶公共汽车上县城 我女儿在合肥病危 我要赶紧去看她 他马上就说 没问题 你肯定是下放干部 女儿病重 妈妈还在这里 真作孽 路又冲断了

你哪里碰上过这种事 我先把小家伙背过去 再回来拿包 最后再接你一村和旅行袋到了对面 他又回来伸出一只手给我拉着 领我走过去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说 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 我住在高庄 有空来玩

他说他是本大队王庄人 帮我这点小忙是应该的

我们又走了五里路才到西埠 眼睁睁看着人家拼死拼活挤上开往县城的公车 望车兴叹 从西埠到县城还有二十里路 天气又很热 但是我别无选择 脑子里总在想一毛快死了或者已经死了 一村勇敢地和我朝着县城走去 脚上穿着黑塑料小凉鞋 我们走一段路就坐在路边上树荫里歇息 好不容易走到十里铺 离县城还有十里 一村实在累得不行了 我拦住一个农民拉着一部空板车朝县城方向走 他听我说了我的困境之后 就让我把孩子和旅行包都搁在车上 我跟着车走 等我们走到和县汽车站

已经是下午 所有去含山的车票都卖光了 我硬着头皮向一个售票员苦苦哀求 他终于卖给我一张站票 等我们到了含山 天已经黑了 赶紧走到火车站 九点钟我们才上了去合肥的慢车 一村马上就睡着了 十一点多钟火车才到合肥 我是最后一个出站的 背上背着瞌睡的孩子 手里提着旅行包 公共汽车早已没有了 眼前也看不到一部三轮车

我坐在路边 又不知怎么办了 附近没有旅馆 即便有我也住不起

正当一村在我怀里入睡 我看见一部三轮车朝我蹬过来 我急忙向蹬车的打招呼 同志 请你帮忙 我喊道 心里明白没有一个蹬三轮儿的会愿意在这个钟点老远地去郊区 请你帮忙送我和我小家伙去安徽大学 有紧急情况 哦 不行 我不去 他摇摇头 太远 太晚了

 请你帮忙 我求求你 我女儿病危 一个人呆着 所以我才从含山坐夜车赶来 如果我坐在路边上过夜 这小家伙也要冻病啦 我在争取时间 请你帮帮忙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我现在需要你帮助

 毛主席话当然不错 可是你出多少钱

 两倍 三倍 你觉得辛苦一趟该付多少就是多少

 我坐上车 怀里抱着一村 脚下放着旅行包 光着上身的三轮车工人飞快地蹬着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 只有行人道上有人睡在凉床上 午夜以后 我们穿过一条近路去大学 过去我在白天也回避的地方 因为那儿有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太平间和医学院的解剖室 周围有死亡的阴影

我紧紧地搂着一村 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为我可怜的女儿祈祷 等我们终于到达安大 大铁门已经锁上了 我放大了嗓子才把门卫叫醒 蹬车的不肯蹬进去 我只得又背上一村走到幼儿园

 值夜班的阿姨被我叫醒 懒得多话 她让一村睡到地板上他的老地方 让我跟他睡在一起 在一毛睡的褥子上 我看到她的一只红布鞋和她喜欢的洋娃娃 从这里可以看出她被送走时一定很慌张 也许她再也不需要它们了 我来得太晚了吗 我再也止不住我的眼泪 我又累又 可是我一会儿也没睡着 我只愿天早一点亮

 一村还在熟睡 我已经走到三里路外解放军 105 医院了 问讯处的

女护士吃惊地问我 你来这么早干什么 我们八点钟才上班 听我说明情况后 她就到住院登记册上找一毛的名字 找了几遍也没找到 我着急了 难道她已经不在了吗 一名护士领着我从一个病房找到另一个病房

还是找不到 我更急了 最后 她说既然当初诊断为大脑炎 或许我应当到隔离病房去看一看 那儿的病人登记册上也没她的名字 护士长允许我自己挨着病房去找 快走到最后一间时 我看到安大幼儿园的一个阿姨站在门外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 李老师 她绷着脸问我 你女儿多少天来高烧不退 他们还没查出来她害的什么病 幼儿园派我来照顾她 等你来 我还得假装是她母亲 要不然医院就不收她 现在你自己进去看看吧

 一看见我女儿 我就忍不住泪如雨下 一毛已经不是本来那个漂亮的小姑娘 而是瘦得皮包骨 憔悴的小脸烧得通红 我拼命控制自己的感情 轻声说 毛毛 妈妈来啦 你觉得怎么样 她惨淡地一笑 妈妈

我一天一天数着日子盼你来 我想有九天或者十天了 我真开心你来了

哥哥弟弟怎么样 她没烧到讲胡话 还那么镇定 我稍微感到宽慰 一个性格坚强的小姑娘 我女儿 村村跟我一起来了 回到幼儿园 哥哥在香泉上初中 你放心吧 她又问我 你想爸爸能来看我吗 我的心一揪 我自己发高烧他不是也不许回家看我吗 我只能说我试试吧 接着又问 妈妈 我托王祖鑫叔叔带给村村的麻饼和桃片 你收到了吗 她的头脑这么清醒 收到了 早就收到了 我没能写信告诉你 因为邮政被洪水切断了

 这时候 一位军医来查病房 他一看见我就问 你是谁 你在这儿

干什么 没等我回答 一毛就说 王大夫 这是我妈 她下放在和县

刚从那儿来的 王大夫露出困惑的表情 又出来一个妈 另外那位女同志是谁呢 我接着说明情况 澄清了混乱 王大夫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一毛的病史 安医怀疑她患大脑炎 但后来在这里做的检验结果是阴性的 他们又根据几种假设 做了一系列检查和化验 先后排除了疟疾 肝炎 流感 肺炎 目前的意见是伤寒 她对最近的滴注的反应好像好一些

王大夫并不悲观 但是他拒绝提出愈后

 一毛入睡以后 我急忙回到幼儿园 安排一村的食宿 我又抢时间跑去找工宣队领导 请求他们准许宁坤来医院和我共同看护女儿 我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 我回医院之前 先去市区给一毛买了半个西瓜 她说过很想吃 可是她尝了一口就推开了 我看了很着急 幸好从我来到之日起

一毛的体温开始下降 同时 多天来第一次大便 我端着便盆去处理传染病人粪便的小屋子倒大便 在低矮的过道里一头撞在房顶 头顶隐隐作痛

我也顾不上去理会 过了两天 实在痛得厉害 我就跑去找一位护士 她

以为是头痛 让我看内科 我说是头顶上痛 她扒开头髪一看大吃一惊

原来黑铁丝做的发卡嵌进我头皮去了 她拔了一下拔不出来 因为卡子和头发 血块纠缠在一起 她用水浸湿 然后才慢慢把卡子拔了出来 她说伤口已发炎 再晚一点就会出大问题啦 她奇怪我怎么会那么麻木

 一毛先开始吃一点流体食物 一周之内 她的体温恢复正常 她又能吃固体食物了 发烧的红晕一退 她的小脸苍白乾枯 为了让她早日复原 我知道必须给她吃一些滋补的食物 这在医院是办不到的 她身体又太弱 暂时还不能跟我到高庄去住 她必须出院在合肥住一段时间 补一补身子 逐渐复原

 安大招待所答应给我一间客房 住到一毛能和我回家 她出院之前

出院表上 最后诊断 一项空着没填写 我问王大夫怎么回事 他说实在无法确诊 由于他们诊断的手段有限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 我想 要给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作一个确诊 那就会更难啦 可是我说总不能什么也不写

踌躇了一会儿之后 他写下 病毒感染

 我借了一部板车把一毛拉到招待所 路上碰到的一个熟人看见她满面病容就问我是否送她去住院 到了招待所 发现对门住的是俄语老师吴老夫妇 他的 狗叛徒 罪名早已清除 但作为退休后返聘的 临时工

他也被解除合同 等着办手续回九江老家 他们十分热情地让我们用他们的煤球炉和炊具 甚至粮食 多年来 我第一次感到同志间的温暖 大概牛棚里患难与共的经历加深了他对宁坤的友情 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沈瞎子

他从乌江押解回来后就住在这里 原来那次 宽严大会 上的宣判只不过是一场 逼供信 的演出 无奈顽强的老人实在无罪可认 而那些生杀予夺的头目又死不认错 于是 他也在等着办手续回安庆老家 他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 还得等一个侄女千里迢迢从贵州赶来 送贫困潦倒 双目失明的伯父还乡 因为公用厕所是在过道的尽头 双眼瞎的老人上厕所必须经过我的门口 不只一次 他摸进了我的屋子 有一次 他的拐杖捣翻了

我在对面吴老家的煤球炉上给一毛热的牛奶 他知道我是谁之后 就说宁坤在牛棚里对他很好 他祝愿宁坤比他幸运一些 我说 沈老师 您的情况也会好的 他说 我 我不值得再活下去啦 我现在要叶落归根 一死了之 好了好了 我再也不用挨打挨骂 受苦受难啦 我不忍再看他零乱的白发下绝望的眼眶了 我心里想 贫归故里生无计 病卧他乡死亦难

他一定会想到这两行诗的 很久以后 我才听说 他还乡以后不久就因严重内伤死去了

六

 我在招待所住下不久 一天半夜一丁突然敲门来了 听他讲他怎样一个人在大热天从高庄走到乌江去找爸爸 我感到惊奇 一丁干巴巴地说

一毛这场大病当然是件大坏事 可是它却让我们一家人从 5 月 16 号以来第一次聚到一起 这叫做 坏事变成好事 妈妈 正如毛主席教导的

 九月初 中 小学已经上课 一丁和一毛都要迟到了 等到下一次安大有卡车去孙堡公社 我们一家母子四人就搭车回家了 我们坐在卡车上 挤在一起 面前放着三筐煤球 是用吴奶奶和一位女同事送的煤票买的 我们顶风坐着 等到家时已经被煤灰染黑了 活像一家大小 牛鬼蛇神

 回到我的公房住家 我大吃一惊 发现自行车不见了 它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 这事情严重 我大声说 正在这时候 老螃蟹闯进来了

我递给他一包在合肥买的香烟

 好牌子 三毛五一包 他边说边刮了一根火柴点了一枝烟 把那包烟放进口袋 味道比九分钱一包的 大铁桥’好多啦 这就是你女儿

好漂亮 我们把你东西保管得很好 老李 你不少什么吧

 我的自行车不见了 我把它靠墙放着的

 哦 自行车 对啦 自行车 老冯借去了 他看你在街上骑过

恨不得骑一下你的外国货过过瘾 他来找我 说借用一天 反正车也闲着

 可是我把车锁上的

 不错 车是锁上的 我们砸了锁 容易得很 他吃吃地笑

老冯是公社下放干部管理小组的贫农代表 你不想得罪他吧 老李

 可现在我的车在哪儿呢

 那你得去问他

 第二天一早 我走到孙堡去找我的自行车 大胖子老冯正忙着卖鱼

老李 你回来啦 欢迎欢迎 哦 你的自行车在家闲着 我用了一下 我想你不会在意的 你怎么会想起去搞我的车

嘿 还不是老螃蟹的主意嘛 他说老李上合肥了 车子靠在公房

你想尝尝外国车的味道吗 我说咋不想 车子锁上了吧 他说那怕啥 榔头一砸不就开了嘛 你请我喝两次酒 买鱼虾少要点钱 车子就归你骑

我想好在你也不用

 我现在要用啦 车子呢

 就靠在那边墙上 老李 真是好车

 我走到他身后 我的自行车被砸得面目全非 我气极了 掉转身来质问他 老冯 你怎么把我的自行车毁成这个样子

 我带着我奶们子骑到小堡 上坡时车子坏了 把我们摔了下来 老李 你真运气 我们俩都没受伤 要不你有责任啊 因为车子是你的

我看车子没什么大毛病 你可以把它放在我这里 等我慢慢找人修修 他妈的外国货 街上修车的都没办法 你可以等 你也可以推回家 找人修

也许你需要它

 我咽下满腔怒火 把我残废的自行车推回家 这是它第二次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做贡献

 响应 复课闹革命 的最新最高指示 中学和大学停课三年之后又上起课来了 与此同时 千百万初 高中毕业生都到边远地区 插队落户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公社和工厂 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 子女升学和就业都受歧视 有路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去参军 加

入体操队或杂技团 这些都是我做不到也不理解的 我决心让孩子继续上学 尽管当时学校非常混乱 一丁在香泉中学上了几个星期之后 转学到新成立的孙堡初中 离家只有三里路 现在他放学后可以帮我干点家务活

特别是从前塘挑水 一毛上公社的小学 一村上本大队的初级小学 这个小学只有一间屋子 老师的讲台后面的一个角上有一个烧草的大灶 在讲课休息时老师在灶上烧午饭 满屋子都是烟 陆老师是一个回族中年人

本来是挑货郎担的 他教给学生的东西少得可怜 一村后来需要抛弃的不多 后来他干脆不干了 因为付给他的钱少得可怜 他又重新挑起货郎担走村串户去了 这时候 一村也跟着姐姐上孙堡小学了

 我们的临时住处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 我们母子四个都睡在这张床上 人多热气大 一丁绷着脸引了一句毛主席语录 一村只说 人越多越热闹 没料到小孩子的话竟然是未卜先知 一个下雪天的下午 邻村的下放干部老陈突然光临 老陈是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的技师 她的爱人是和县医院的药剂师 像宁坤一样是 摘帽右派 也还没解除专政 我们经常在规定的政治学习时见面 除了我们的处境大同小异 我们俩都是天津人

确确实实有 共同语言 我的三个孩子也爱陈阿姨 因为她心直口快 跟孩子们也说得上话

 一村看到陈阿姨突然从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来临 兴奋地说 陈阿姨 雪这么大 你回不去 你得和我们住一起 我没准儿真住下 小村村

 你怎么在这大雪中跑出来 老陈 我焦急地问她 已经意识到出了什么事

 我真的无家可归了 你知道我是借人家一间屋子住的 今天上午房东来找我 说要收回屋子 因为春节期间她儿子要结婚 我去找队长

他说他唯一能提供给我的是生产队的牛棚 他可以把它收拾一下给我住

等我配给的木料来到 他可以盖一个新牛棚

 这真是岂有此理 一丁几乎大叫了

 但这是现实 孩子们 不光这样 他还说我连牛棚也不能住 除非我先同意他的安排 我说他尽可以留住他的牛棚 从他家走了出来 我又去找大队书记 他正忙着准备过节 等过完春节再研究 我要坚持用配给我的木料盖一间小茅屋 但是 目前我无家可归

 老陈 我们这屋子只放得下这张双人床 不过床相当大 又是冬天 我们挤一挤没问题 孩子们太高兴了 三个孩子同声唱道 欢迎欢迎陈阿姨 陈阿姨感动得要流眼泪 陈阿姨给你们包饺子吃好不好

 她是包饺子的能手 当晚我们就吃上了饺子 晚饭后 大人孩子都开动脑筋 研究五个人睡一张床的最佳方案 最后决定 老陈和我各把一边 两个小的夹在我们俩当中 一丁横卧在我们脚下 这个安排一直维持到过完春节 孩子们欢送陈阿姨去另一位女下放干部处投宿

 皖南春来早 该是给下放干部盖房子的时候了 按人口每人配给 0.30立方米木料 老螃蟹亲自出马 带了两名亲信 前往县城木材场领取我们四口人的 1.20 立方米的木料 他在县城吃饱喝足之后 押着由两个小伙子拉着装木料的平板车 把十几根又粗又长的木料拉到后高庄 整齐地堆在自家的屋檐下

 老李 有这么多好木料 我给你盖一座大房子 你放心 交给我办好啦 反正我也不懂怎么盖房子 他既愿意包办 也只有让他办了 他决定给我盖一座四架间的房子 木架 土墼墙 茅草顶 我说听上去不错

新房子要盖在工房附近的地基上 可是打房架的主要工程却不在这里进行

而是由木匠带着徒弟和打下手的社员在老螃蟹家门口干 等梁 椽 柱 门等等都加工好了 再运到前高庄在新房址装配 后来才明白他的心计

全村的劳动力都参加盖墙和上房顶 全部费用由政府拨给我盖房用的专款开支 公社把钱交给队长掌握 老螃蟹让我买一条好烟 两瓶白酒 表示对他和其它生产队干部的谢意

 盖好的房子一头有一间屋子 各用一堵竹子和泥巴的墙隔开 中间留下一片空地 一个角上有一个烧草的大灶 两间屋子都没有门 你要门

干啥 浪费好木料 老螃蟹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也没有窗户 为了迁就我

他让瓦工在我屋子正面墙上留下一个洞 那就是我的窗户 大门关不上

那又该怎么样 哪家也不关门的 他一挥手就抹杀了我的意见

 老李 你真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你这座多好的新房子 你比旧社会的地主老财还阔 你还拿五十七块一个月 五十七块 我说 我当然感谢党和毛主席 我也感谢他领导下的高庄贫下中农

 总的说来 这次搬家 从老鼠窝到一座干净的新茅屋 几乎是一桩喜事 一村跟我睡一间屋子 一毛睡在另一间屋子 一丁睡在中间 堂屋

一丁发表意见 他认为大门关不紧在设计上有一个技术性的理由 他和煤球炉睡在一起 这么样的一扇门可免他煤气中毒 他又说 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支持我的理论 一毛说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多希望爸爸现在回家和我们一起享受新房子 我在合肥病得快死了 他都不能来看我一下

 我们搬进新家的欢乐很快就被人破坏了 一天半夜 我们早就睡觉了 一帮穷凶极恶的家伙突然间冲了进来 起初我以为是一场恶梦 但很快我就面对着十来个真人 有男有女 手里都挥动着晃眼的大电棒

 我们是大队民兵营突击队 全国在凌晨两点开始统一行动 进行政治大清查 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这是一场新的政治运动 一个为首的年轻人郑重宣称 你是李怡楷吗

 我是啊 安徽大学下放干部

 你家几口人

 五个人 不过这里只有四个 我和三个孩子 我爱人还在乌江

 他为什么不和你在一起

 安大没派他下来

 你敢保证你家里没有藏坏人吗

 我敢肯定

我被带队的讯问时 其余的人用大电棒到处探照 随后一个女民兵来向他报告 在一个屋里找到一个小男孩 另一个屋里有一个小姑娘 堂屋里有个大男孩

 你们在床底下照了吗

 我们照了 有个大箱子

 拉出来 打开检查

 他们打开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放着宁坤的手提打字机 盒盖上是李政道用白漆写的 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几个大字

 啊 这是什么东西 带队的睁大了眼睛

 英文打字机 我是打字员

 你现在不打字了 留着它干啥

 给孩子当玩具吧

 你敢保证这不是发报机

 别开玩笑

 李怡楷 你能保证你家里没有暗藏的反革命吗

 当然没有

 不速之客鱼贯而出 我知道孩子们都醒了 吓得不敢出声 我赶快先去看一毛 再去看一丁 最后看一村 对每人说 别害怕 快睡觉 天快亮了 什么时候在夜晚我的孩子才能安然入睡 我再也睡不着了 天刚亮就起床 想出去吸点新鲜空气 一开门 吓我一跳 那帮男女都坐在门前地上和水沟边上 身旁还乱七八糟放着棍棒 我 哦 了一声 他们抬起头看看 过了一会儿 带队的下令收兵 我说了一声 辛苦啦

 第二天早晨 我把一村送到大队小学上课之后 就去大队部 希望能为夜间发生的怪事找个解释 这时候碰到另一个下放干部 俄语老师老张 他劈口就问我 昨天夜里有人到你家来吗 我告诉他昨夜的情况

他透露道 这个行动是两天以前在这间办公室策划的 我也在场 两家被选作主要对象 一家是你 另一家是地主李善柱 大队民兵在李善柱家挖地三尺 据说是找暗藏的田契和金银珠宝 当然什么也没找到 我恍然大悟 原来我在政治上和大队唯一活着的地主平等 只是他们没有挖我新房子的土地

 但愿我知道这场恶梦什么时候完结

第十四章 荒村牛鬼 1970-73

一

 在牛棚羁押了两年之后 1970 年 5 月 1 日下午 我终于拿到一张从乌江到孙堡的长途汽车票 前往另一个村子 和家人一起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突然之间 我获得了自由 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自由 在解除 群众专政 的同时 也解除了临时工合同 我没有任何身份证 成了不折不扣的 非人 为了捍卫言论自由 我赢得了挨饿的自由 下车的地方离高庄不远 我在公路上碰上怡楷 她正从大队小学领着一村回家 路上她问我是以什么身份下来的 我只能笑着说 荒村牛鬼 老婆要养活的第四个家属

 两年来全家人第一次大团圆 家人落难 我问心有愧 但看到三个孩子相当健康快乐 我也感到宽慰 一丁晒黑了 和村里别的小青年一样

一毛瘦一些 不过面有血色 一村笑声不断 但是我们今后怎么办呢 一家五口靠怡楷每月五十七元工资过活 我再次成为她的负担 心里很难过

却说 我没有被遣送回乡只身流亡 如今一家人同甘共苦 她感到心满意足 她还不到四十岁 已经早生华髪 而且经常腰痛 她从无怨言 认为天意莫测 祸福都可坦然面对 我们的日子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村民们 官称 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 把我看作一个怪物 美国留学生 首都的大学教授 如今靠奶们子才有碗饭吃 他们认为 要么我是无可救药 就像附近麻疯院里那些病人 要么是上面掌权的人神经错乱

就像本村那个孬子 老螃蟹听说我是不带工资下放 大失所望 他说 老巫 我在经济上帮不了你的忙 但在政治上能帮忙 我一听就明白他话里有话 你在经济上不给我点好处 我可就要让你在政治上吃苦头 看来我怎么也跳不出 群众专政 的罗网 我也成了 不给出路 的典型 因为我不是 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 我没资格和社员们一起劳动 到年终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 一个自由的牛鬼 可是没有在任何一个牧场吃草的自由

 一到高庄 我就听到社员抱怨 记录他们每天劳动报酬的工分表搞得乱七八糟 每个成年男女 劳动一天记十分工 生产队没有记工员 队长每天抓一个上过一 二年小学的小青年来记工 记多记少队长说了算

可是 大多数社员不识字 不知道一天辛苦下来自己到底记了几分工 社员们认为我可以当一个信得过的大公无私的记工员 老螃蟹 顺应民情

让我每天收工前去记工 于是我又当上了生产队的 临时工 我的报酬是每次一分工 约值人民币三 四分钱 年成好的话 一年下来我或许能挣十块钱 每天傍晚 我手持工分表 前往当天上工的田头 老螃蟹口授每个社员应得的工分 如果他认为某个小青年工作疲蹋或是和他顶嘴 就扣工分 结果就会发生争吵 他一向给自己记十分工 不管他干了或者没干什么 上工时 他常到田头分配任务 然后人就不见了 到该收工的时候

他从外面回来 经过我家 醉醺醺地喊一声

 老巫 记工去

 李队长 你哪儿去啦 我在路上问他

 哦 在孙堡饭馆子里和冯胖子 还有别的干部喝酒吃饭 要跟他们办事 就得搞好关系 这你还不懂吗 他总这样回答我

 等我在田埂或小道上找到一小块平地坐下 我就会问他 李队长 你记几分工

 十分 还用问吗

 你的工种呢 ;

 外交 还用问吗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此人真不愧为名副其实的老螃蟹 他目不识丁

粗野无赖 却毫无顾忌地滥用文字为自己效劳 他是绝对地毫无顾忌 因为作为生产队独一无二的共产党员 他拥有绝对的权力 有时侯 个别小青年冒失地质问 他有时啥也不干 或者花生产队的钱大吃大喝 还要记全工 这样做是否公平 他就会用他经典的论证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镇得哑口无言 党给了我一切 解放前我家是五辈老贫农 今天翻了身

我不享福让谁享福呢 现在我是共产党员 我要让你明白 是党 是共产党 给了我吃足喝足的权利 明白吗 你这害红眼病的王八蛋 你放老实点 要不就给你套上 公安六条 他随身携带一份 公安六条 早已弄得皱皱巴巴 像废纸一样了

 有时也分配给我一些别的零活 我就可多挣几个工分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 队长让我爬到村口孙家的瓦屋顶上用白漆刷 农业学大寨 五个斗大的字 在另一个政治运动中 大队宋书记下令 教我到他所在的大宋生产队 花一整天工夫 在那些较好的茅屋的土墼墙上 用白漆刷上鼓舞人心的大标语 除了学大寨之外 号召社员们 山山水水重安排

建立共产主义天堂 如此等等 英雄气概的标语好像没有给社员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可能因为大多数人不认识这些字 我的报酬是在一个社员家里吃一顿米饭加煮白菜的免费午餐 白头髪的老大爷感谢我用我的书法美化了他们各家的茅屋 他又指着贴在墙上一个显著位置的他孙子的成绩单 爷爷得意地说 他才十岁 可比大队书记识的字还多 我仔细一看

五门课中有三门的成绩是用红笔写的 不及格 可是 对老人家来说 红色当然永远意味着 双喜临门

 我也奉命在晚间参加社员不定期的政治学习 我的任务是朗读党报社论等等文件 并作一些讲解 人人都参加 因为每人可记两分工 在地里辛苦一天之后 他们正好放松一下 小青年们互相逗闹取乐 年轻妇女有的给怀里的孩子喂奶 有的忙着纳鞋底 谁也不理会我读的是什么 有一天 小黑子说 巫大伯 你多读一点 我吃惊地问 黑子 你要我读什么 他说 随你读什么 反正这些都不是为我们农民写的 我就是爱听你读 爱听你的调子 听他这么说 我既高兴 又感到不安 难道我在不自觉地用我的声音破坏党的宣传吗 我会在下一轮政治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吗 尽管如此 我很高兴看到农民的头脑并不像党所设想的那么简单

二

 我们一家人进入下放生活的轨道 分工自然地随之而来 怡楷是全家的 衣食父母 整天忙于参加每一级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性会议 生产队

大队 公社 区 县 这些五级会议往往是重复的 发的学习文件也是雷同的 无事瞎忙 遍及全国上下的瘟疫 怡楷说 我妹妹夫妇 怡楷的哥哥姐姐 扬州的堂弟妹 其他亲友 都在从事同样的无效劳动 身为 摘帽右派 和已解雇的临时工 又无其它身份 我 因祸得福 免于下放干部这种无谓的忙乱 我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家庭妇男 顶住本来属于家庭妇女的半边天 我当上了家庭厨师 厨房在一丁睡觉的堂屋里 他的小床靠后墙 煤球炉靠前墙 我在炉子上烧饭 水缸就在近旁 堂屋的一角有一个碗橱 是一丁用劈柴拼凑起来的 它立在两条腿上 因为小木匠材料用完了 只得用一叠土墼作第另两条腿 和一丁同室而眠的还有一只大公鸡和十来只小母鸡 牠们在堂屋的另一角一丁砌的鸡窝里过夜 面对大门 离一丁的床不过两三尺远

 除了为我们提供鸡蛋 这群小母鸡是孩子们的宠物 在家庭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们给每只鸡取个名字 大黄 小黑 珍珠 雪白 等等 蛋生下来 一个孩子就用铅笔在每个上面写上日期 放在一个篮子里

邻居又教给我们怎样孵小鸡 一窝二十个 在等啊盼啊几个星期之后 看着一只只小鸡脱壳而出 孩子们真乐死了

 可惜 没过多久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乐就被破坏了 首先 篮子里的鸡蛋开始在夜间不翼而飞 怡楷和我大惑不解 一天决定守夜侦察一下 故意把鸡蛋放在一个大搪瓷盆里 盖上一个盘子 没等多久 我们就惊愕地看见一只大黄鼠狼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牠跑到搪瓷盆前 一点声音也没有 先用一只前腿把盖推掉 再用两只前腿抱住一个蛋 随即就一溜烟不见了 几分钟之后 牠又回来 重演那敏捷的行动 它抱着第二个蛋溜走时 我扔过去一只鞋 第二天早晨 我去找三老爹 说该死的黄鼠狼偷了我们的鸡蛋 请教他该怎么办 他听到我骂偷蛋的畜牲大为惊惶

老巫 快别那么说 这是黄鼠大仙啊 大仙啊 你千万不能讲不敬的话

亵渎大仙会让你本人和全家倒霉 大仙赏光要你家的蛋 你应当感到荣幸啊 我不忍心反驳这老实人 但这个荣幸我敬谢不敏 我们把鸡蛋锁在一个木盒子里

 两天以后 尖嘴猪来串门儿 他以知情人的口吻说 巫大伯 你们丢了鸡蛋 也许我能帮你找回来 要是你给我两个大馒 我怀疑他可能在骗我 但是两个馒头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我跟着他走到三老爹屋后 看到一棵大树下面有一个大洞 我从洞口扒走一堆树叶和稻草 瞧吧 我们

家的鸡蛋 每个上面都有铅笔写的日期 在洞里堆得整整齐齐 三老爹听说我侵犯了圣洁的大仙府邸 感到十分惊愕 同时也为我全家担忧

我们的再教育从蛋又发展到鸡 每天傍晚 我们的鸡回家上窝 孩子们就站在边上 一只接一只点名清数 直到最后一只进来 有一天 他们发现少了三只鸡 孩子们想也许牠们误入了邻居家的鸡窝 就到他们家的窝里去找 可是一只鸡也没找到 我说 黄鼠狼是偷鸡的篋贼 我猜一定又是那该死的黄鼠狼干的 三老爹又苦口婆心地警告我说 老巫 上次你家少了蛋 我怎么跟你说的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这会儿你又对大仙不敬了 我真为你担心 老巫 这时候 老螃蟹刚好路过 我就把丢鸡的事跟他讲了 心想队长也许能帮忙 他说 不可能丢的 你养的鸡太多

数不清了 再不就是你得罪大仙啦 孩子们丢了几个朋友 很不开心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 尖嘴猪又来串门儿了 巫大伯 你家鸡丢了 真糟糕

我要是你 就不去找 我马上就明白他知道内情 哦 鸡哪儿去了 又在那个洞里 他挤挤眼 摇摇头 哦 不是那样 要是你真想知道 我说 得 两个大馒 他放低了声音 说得飞快 这次是我姑爹老螃蟹干的 昨儿个下午 他跟猴子基文一块来我家 他对我爹和猴子讲 老李

老巫养鸡太多 搞资本主义 我们得想点办法 ‘后来他们三个一起去公房

我跟在后面 经过你家门口 我看见你在屋里看书 他们把公房的门敞开

你家的鸡就进去啄地上的稻粒子 随后他们就把门猛关上 捉了你家三只老母鸡 他们三个一人一只鸡揣在怀里 一手捂着鸡嘴 不让出声 晚上生产队全体干部在他家大吃大喝 我问他 还有谁在场 他说 还有我 没别人 我干了一条大腿 粉嫩的 不过他们不许我喝酒 当晚 怡楷从外面开会回来 我悄悄地把故事讲给她听 她十分气愤 可是我们记得老螃蟹的绝对权威 决定还是不声张为好

作为再教育的一部分 生产队分给我们两小块地种蔬菜 我们在一块地上种黄瓜 西红柿 韭菜 四季豆 水萝蔔 供春 夏 秋三季食用

另一块地上种白萝蔔和塌棵菜 供冬天用 为了给蔬菜地积肥 我们在屋子外面先挖一个坑 埋进一个残破的水缸 再围上一堵半截的泥巴墙 就算个露天厕所 路过的人看见里面有人可以把头掉过去 有一两次 我蹲在破缸边上 看见三老爹正朝着厕所走过来 我急忙低下脑袋 偏偏听见他客气地打招呼 老巫 可吃啦 从此以后 每逢怡楷或一毛解手 我就站在墙的缺口充门神

 一丁在家庭分工中是重量级的 下午放学回来 他经常从前塘挑两桶水倒进水缸 或者从邻居家借一担尿桶 从我们的破缸装上半桶粪尿肥

再到后塘掺上半桶水 去浇两片菜地 我们种的黄瓜和西红柿有一些下了小基贵的肚子 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蔬菜吃 一丁精心培育的白萝蔔和塌棵菜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也是全村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全家盼望着大丰收的喜悦 日子一到 全家出动 带着一把锹 一个箩筐 一根扁担 走近菜地 突然发现我们宝贵的菜园被盗空了 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菜叶和萝蔔纓 好像战场上的断肢残臂 孩子们都哭了 怡楷找到老螃蟹 告诉他我们的蔬菜被人偷光了 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家家都种菜 为什么有人要偷我们的 最后他又说 如果有人偷 那一定是公路那边的生产队的人干的 你的菜地靠公路太近 你家的青菜和萝蔔比我见过的都好 他的内侄尖嘴猪却知道实情 因为他并不隐瞒他多么爱吃 老巫家又香又甜的大萝蔔 那是他在姑爹家吃到的

这些小偷小摸的行径使我们感到气恼 主要因为它们破坏了孩子们生活中的乐趣 我们从剩下的母鸡收到足够吃的鸡蛋 从邻居家买蔬菜

后来老螃蟹出乎意料地送还单人床 我们甚至感到和好了 我们向他致谢时 他抽着我们的烟说 没问题 老李是我妹子 这是你家的床 他走了不久 尖嘴猪光临 一进门就说 李大妈 你家的床回来啦 你知道为什么吗 怡楷说 这是我家的床 你姑爹跟我们借的 这男孩小小年纪 懂的事可不少 他咧嘴笑道 我知道 我知道 其实是因为姑爹给我表哥大水子打了一张新床 李大妈 用的是你的木料 我们觉得难以置信

尖嘴猪接着说 跟我来 我带你们到公房看点东西 我们跟着他走进怡楷的旧家 看到一架新犁 一个新耙 还有一个新的斗形木制容器 那是干什么用的 我问他 我们的小向导回答说 过年时候各家蒸糯米糰子用的 这些也都是用李大妈的木料做的 怡楷恍然大悟 当初盖房子为什么老螃蟹要在他家门前施工 她沮丧地对我说 这太荒唐了 木料是公家的财产 拨给我盖房专用的 我是要负责任的 尖嘴猪又说 还剩下整整一根大木料 就搁在我姑爹床底下 他说大水子娶亲要打家具 这根好木料正好用得上

 除了照例的两个馒头 我们又给了尖嘴猪一把糖果 因为我们确实赞赏他在再教育方面给我们的帮助 怡楷决定她必须向大队领导汇报一下

看他们是否能帮点忙 大队副书记听了以后似乎很愤慨 这是国民党作风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干的事 我们研究一下 采取必要措施 过了一些时候

小道消息传来 说老螃蟹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了大队领导的严厉批评 但是他为自己开脱 说他没收我们多余的鸡 蔬菜 木料 是为了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 大队领导再也没理会我们

 老螃蟹继续进行他声称的 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的斗争 在大队会议上受批评后不久 他在工间休息时在田头召开了一次 大批判 会

怡楷和我刚好路过 我们听到他提高了嗄哑的嗓门 狠批生产队里资本主义的表现 生产队有这样的人 不下地干活 却养太多的鸡偷吃公房的粮食 有人不劳动 却靠四处写几个字得工分 寄生虫 资本家 阶级斗争

 他泄了愤 我们暗笑

 但是老螃蟹并不就此罢休 又一天 他闯进我们堂屋 在折叠桌旁坐下 随手点了一枝我们的烟 他说 老巫 给我开个代办条 代办条是经手人出具的购物证明 在公社 尤其是生产队一级 可以代替收据或发票 我常给他写 没当回事 前几天我在西埠买了两个大箩筐 五元一个 两个粗筛子 二元一个 没别的 替我写上我名字 我一向替他写上他的名字 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他又点了一枝烟 带着代办条走了

我也忘了这回事 后来我听说孙堡街上一间公共碯所墙上发现了一条反革命标语 公社保安人员急于破案 便要求各生产队取得可能嫌犯的笔迹

于是我给他写的代办条就被交了上去 不过 老螃蟹大失所望 因为保安人员发现我的书法和墙上的笔迹毫无相似之处 他并不死心 立即检举我在家偷听敌台广播 这次他说的倒有一点影子 因为我们确实常让一丁收听美国之音的 英语 900 句 节目 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 大学和中学兴起了英语热 可是好的英语教师不多 公社中学尤其如此 我们觉得让一丁听听本国人的英语对话有好处 虽然这并不是犯罪行为 我们还是把音量调得极低 无奈隔墙有耳 何况是土墙 保安人员找到郭书记了解我的情况 我在安大的老上司说 告诉你吧 老巫是省公安部门批准的全省唯一可以收听外台的人

 为了向贫下中农学习 我也养了一头猪 一头混种小白猪 属于 小而圆 品种 我们的小而圆也是一丁的室友 我在前墙脚下为牠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稻草窝 和一丁的床相距咫尺 我喂牠山芋 看着牠剥了皮以后才吃 觉得很好笑 老螃蟹一下就看出问题 他认定我养的是一头资本主义的猪 因为他本人只用山芋皮喂猪 小而圆很野 常挣脱系绳往地里跑

得由小黑子和小水子两个棒小伙子出动才能抓回来 有一天 我喂牠新出锅的山芋 牠居然咬了喂牠的手 我实在应付不了 而牠又长得很慢 老螃蟹竭力主张消灭这头资本主义的猪 他订了日子 亲自出马当屠夫 我当然要付给他屠宰费

 我从来没有见过杀猪的场面 那畜牲狂乱的奔跑 那恐怖的尖叫

一把把亮晶晶的屠刀 那致命的猛刺 喷射的鲜血 死亡前的挣扎 半裸的老螃蟹不停地咒骂 你这资本主义的猪 你这资本家 还有看热闹的社员们的欢快 这一切为我的再教育又上了一课 在开水里脱毛之后 资本家被分解成许多块 然后屠夫到后塘去洗净脸上 手上 臂上 身上的血 他回来饱餐了新宰的猪肉 喝了大半瓶白酒 然后趔趄着走回家去

手里提着猪肝和一大快猪肉 我们从此没再养猪

 我现在是个闲人 可以读点书了 怡楷把我的书都装在几个纸板箱里 尽管当时许多同事已经把他们的的书刊都当废纸 六分钱一斤 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因为书和书生都给贬得一文不值了 箱子一打开 我们发现有些书在前一年的洪灾中被泡坏了 另一些书被耗子咬坏了 其中有那本和我共度过牢狱之灾的 杜甫诗选 还有我在 1957 年动手 后来半途而废的 巴尔姆修道院 的译稿 我有点难过 怡楷感到痛心 我转念一想 可怜的小耗子 他们必定比我在 1960 年那个冬天还饿 我们把书摊在屋前的空地上在太阳里晒一晒 有一些好奇的小青年路过 拣起我在曼彻斯特学院美术史课上用的课本 海伦 加德勒的 古今美术 他们看到梵蒂冈西斯廷教堂中的裸体人像 就吃吃地笑 互相用臂肘推来推去 第二天 老郭叫我到公社去一趟 因为老螃蟹检举我用淫秽的图画腐蚀生产队的小青年 老郭听了我的说明之后 不禁笑出声来 说检举我的人真是一只 无事生非的老螃蟹

三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抱怨 当我们看到贫下中农 理论上也是国家的主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在专横贪婪的地方干部手里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老螃蟹利用每一个新的政治口号捞到好处 在农村挖掉资本主义根子 的运动一来 他就扛着一把大斧子挨家挨户把门前的一两棵树砍倒

因为他懒得不肯栽树 又嫉妒别家门前成荫的树 高庄本来就以树少闻名

这样一来就一棵也没有了 接着他又把运动深入到社员的鸡窝里 本来有规定每户只许养四只母鸡 但并没有认真执行 蛋和鸡是他们唯一的现款来源 一天夜晚 他手提马灯 挨家挨户 查点窝里有几只鸡 他起初坚持要每家当场把超额的鸡杀掉 后来开恩让每家交一只鸡给生产队 到市场上出售 他自己家无鸡可交 他奶们子养的几只鸡早已被他宰了下酒了

十多只鸡被他捉走卖掉 但卖得的钱并没入生产队的公款 各家都养猪一般每年要杀一头 不管哪家杀猪 老螃蟹从不错过 他一向是杀猪后的鲜肉宴上坐首席的贵宾 他一向在酒足肉饱之后回家 手提一大块瘦猪肉外加猪肝或里肌 在每家为每个好日子举行的每次家宴上 老螃蟹也是当仁不让的首席贵宾 农业机械化的风一刮起来 老螃蟹一早带着管钱的保管员孙基文到县城去采购 晚上才醉醺醺地带着一部手提拖拉机回来 他要我给他 和基文各记十五分工 外加出差费 因为社员中没有人懂得怎样摆弄这新鲜玩意儿 七手八脚就把拖拉机搞坏了 队长又得花一整天送它去县城修理 这个过程重复了好几次 直到报废的拖拉机被扔在公房外面 对于高庄的社员们 农业机械化的代价高达数百元 包括风尘仆仆的队长可观的出差费

生产队在后高庄开队务会议由我负责记录 年底 会计员公布各家的明细帐目 每户共得工分多少 欠生产队口粮 柴草钱多少 家里有急事从保管员借了多少现款 收支相抵 盈余户可领到应得的现金 少则数元 最多的也到不了百元 至于亏欠户 召开全体社员大会 研究各户的帐目 讨论他们提出的从公积金中给予补助的申请 老螃蟹是五个亏欠户中挂头 牌的 他欠生产队一百元现款 因为他向保管员借钱有求必应

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笔欠款是否可以全部或部分勾销 大多数 社员一言不发 只有几个小青年发言反对免除任何欠债 最后 大队的唐大队长代表大队党支部做总结 他首先表扬李队长一年来在生产队工作的成绩 然后对他的家庭负担过重表示同情 事实上他儿子大水子已经挣全工分 最后 出于对一个贫农弟兄 共产党员 模范党员的阶级感情 建议给他 割尾巴 即一笔勾销他的欠债 有权有势的大队长问道 有谁有不同意见吗

沉默 那么一致通过 散会 老螃蟹朝着我说 老巫 在记录上写下

生产队全体社员 在唐大队长参加的全体会议上 一致通过给李庭海队长割尾巴 我再次领教了他的领导艺术

从后高庄回家的路上 我问小黑子为什么其余四个亏欠户的问题没有讨论 比如说 三老爹 他家确实困难 孬子挣不到什么工分 小蛋才六岁 巫大伯 我说一句话 你别生气 你懂很多书 中国的 外国的都懂 但是你读不懂生产队生活这本活书 黑子说 一面搀着我在黑暗中崎岖的小道上摸索往前走 人人都知道这个会是干啥的 除了你以外 也难怪 我们是在这儿长大的 你真需要再教育 巫大伯

 双抢 以后又开了一次生产队全体大会 双抢是一年最辛苦的时候 一面抢收早稻 一面抢种晚稻 一天劳动连轴转 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不少人家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政府规定每年分三期征收公粮 即按 早 中 晚稻先后登场 时间征收 但是 地方政府 在上级政府的鼓动下 号召各公社在早稻收割后将全年的公粮一次缴齐 唐大队长驾临高庄要求社员们响应号召

 我很高兴听到汇报 高庄今年早稻收成很好 他圆滑地开始说

你们干得很辛苦 双抢的确累得你直不起腰来 我在解放前给地主老财累死累活 如今 感谢共产党 感谢 毛主席 我们都解放了 我们怎样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呢 我们怎样表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呢 你们会说 收获更好的稻 更多的稻 按时缴公粮 好得很 但是 这样做够不够 我说 我们要更上一层楼 所有先进的大队都会用新收的早稻一次缴齐全年的公粮 我们大队党支部作出决议 让新建大队成为一个先进大队 你们是要一个先进大队 还是一个落后大队

 我们当然要一个先进大队 老螃蟹毫不迟疑地大声响应 好得很 你们有一个先进的生产队长 你们大伙儿怎么讲 说啊 大家说 我

们是讲民主的 我欢迎每个人有啥说啥 唐大队长 我把我的心交给你

三老爹开腔了 你对我很了解 我是个老贫农 我热爱毛主席 可说实在的 我们米缸里没米了 这些日子我们累死啦 感谢老天爷早稻总算收好了 我斗胆问一声 我们能不能向生产队借一点 帮我们度过几天青黄不接的难关 比如说 每人借个一 二十斤 那在总数量里算不了

 开道 听你说出这样的话 我感到气愤 唐大队长声色俱厉地说

你说你是老贫农 你又是老一辈的 这对整个生产队是多坏的影响 大队号召你们大家用你们收割的全部早稻缴公粮 而你却要留一些装进你的肚皮 这像一个老贫农讲的话吗 我们要当先进大队 你要拉我们的后腿

那正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想干的 你讲的是他们要说的话 我说 你最好做个检讨

 我只是一个大字不识字的老贫农 说错了 我随时可以做检讨

三老爹说 可我们的肚皮像我们的米缸一样空 不光是我一家 大多数人家都一样 我们一直靠借来的米下锅 为了能干双抢 我痛恨地主 你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大家都记得 地主在双抢时给我们吃的最好 为了更好地剥削我们 我知道 但是

 老螃蟹打断了他的话 开道 你疯啦 像你家孬子一样 你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鬼话 如果你不改邪归正 就给你套上 公安六条 管你贫农不贫农 唐大队长 我们继续开会 我代表高庄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向大队党支部宣誓 我们保证用收割的全部早稻缴纳全年的公粮 如果我们收成不够 我就到别的队去借一些早稻 补足欠缺的数量 庭海 讲的太好啦 唐大队长热烈地说 我保证你当上大队的一名先进生产队长

 散会 老螃蟹宣布 明儿个早上开始 我们把早稻送到收购站

老巫 在记录里写上 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一致 哦 算了 你知道写什么的

 第二天 老螃蟹又来我家 手里拿着几张大红纸 他满面春风地说

老巫 明儿个县里来人调查好人好事 公社有话要做好接待工作 你马上给我写个光荣榜 表扬好人好事

 李队长 怎么写 表扬哪些人

 嘿 这有啥难的 高庄生产队光荣榜 模范共产党员 生产队长

李庭海同志先进事迹 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热爱毛主席 热爱共产党 打倒刘少奇 打倒林贼 领导全体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抓革命 促生产 夺取双抢全面胜利 一次缴纳全年公粮 艰苦朴素 公而忘私 还有什么什么的 你往上堆就是啦 我过一会儿来取

 下面写谁的名字 还有别的好人好事吗 我问他

 老巫 你真孬 当然是高庄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一致通过 我是唯一的党员 咋会还有别人呢

 过一会儿 他来取走我写好的光荣榜 亲自贴在村口孙家的大屋正墙上

 除了缴公粮 农民还得为修路 浚河 抗洪等等提供无偿劳役 自带工具 自备口粮 所谓 捣乱分子 一般是不服从队长领导或是讲怪话的青年社员 就会被罚为大队作无偿劳动 社员们从广播大喇叭里听到 某队某人今天早上向大队报到 劳动一天 自带工具和口粮 他们就在心里接受教训 记住自己在社会主义农村 主人公 地位 自然 农民也得服兵役 每年从青年社员中挑选表现好的去参军入伍 几年后活着回来可指望当上 公家的人 在公社或者县城弄到一份有固定工资的工作 高庄的孤儿 小五保 被恩赐这个荣幸 被送上越南前线 因为他一向服从命令

埋头干活 从不顶嘴 比起其他小青年来 他还有一个优越条件 没有人会为他在远方战场上的安危揪心 如果他死在异国沙场 也没有人会为他哭泣悲伤

 我过去一直以为 只有知识分子在变幻无常的政治气候中受害 但是再教育让我明白其实不然 1971 年春 王庄的队长被押解到各生产队游街示众 接受批斗 因为他说过 伟大领袖 的亲密战友林彪面带 奸笑

现行反革命诽谤 他被撤了队长职务 每天到大队干无偿劳动 他被押到高庄批斗 怡楷一眼就认出 老王就是一年多以前在洪水冲断的公路上帮

她和村村渡过难关的好人 几个月后 发生 林彪事件 全国又掀起轰轰烈烈的批判林贼的政治运动

 一天下午 老王满面春风走进我们的堂屋 老巫 我来请你帮个忙 他说 现在人人都说林彪面有奸笑 大队书记要我交一张入党申请书 他说我表现了 ;很高的政治觉悟’ 我是个睁眼瞎 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 我来请你帮我写一张入党申请书

 没问题 老王 我说 不过你得给我讲讲你本人的情况 还有你为什么要入党

 其实没关系 老巫 得啦 就说我是贫农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 我热爱毛主席 我痛恨奸笑的林贼 这就行啦 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我入党 几分钟后 他离开我家 手里拿着他要求加入 光荣 伟大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的申请书 写在从一丁的笔记簿撕下的一张纸上

 小黑子的生活也在另一方面受到影响 他订娶亲的日子时 林彪发动的 三忠于 运动正在全国搞得热火朝天 伟大领袖 最忠诚的法定接班人号召全国上下 忠于毛主席 忠于毛泽东思想 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

三个 忠 字的组合成为全国风行一时的装饰图案 小黑子准备结婚用的新床打好后 木匠在三连锁的圆环每个当中嵌进一个精雕细刻 忠 字

作为四柱卧床正上方的中心装饰 社员们都赞不绝口 没料到 婚礼还没举行 三忠于 和它一命呜呼的倡导者一样声名狼藉了 木匠被请回来敲掉三个臭名昭著的字 留下三个空洞 作为一个荒诞时代盲目的见证人

 哪怕是与世隔绝的麻疯院也抵挡不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 在 三忠于 运动的高潮 鲁大夫被请到麻疯院会诊 他发现那里面身患古老的不治之症的病人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 每派都宣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

鲁大夫告诉我 一派力竭声嘶地咒骂另一派是 反革命麻疯鬼’ 两派都挥舞着夹在残缺不全的手指间的小红书 我从来没见过更可悲的景象 我说 这地方听上去倒像今日中国的缩影

 三忠于 对我们家也小有影响 两个大孩子在我下来之前都已改名换姓 因为我的 巫 姓太臭了 随着当前的时尚 一丁改名 李农

一毛改名 李忠 林彪事件在孙堡初中向学生宣布后 一毛回家跟我说

爸爸 我一定得改名字 我问她是否想好了一个新名字 她悄悄说 我考虑好了 忠’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上半部单独发音和 忠’字一样 下半部是 心’字 我干脆把 心’去掉 光用上半部 你说呢 我觉得很好玩 就说 妙极了 你现在是无心的李中 我女儿不喜欢我的小玩笑

噘着嘴走开了 但是并没再改名字 我们下放结束回城之后 她又恢复了我当年关押在半步桥劳动教养所时给她取的名字

四

 农村生活中另一种灾难是疾病 由于社员们既无空又无钱 他们从来不上公社卫生院看病 除非病得不行 疟疾一发 病人就服几粒奎宁

躺在床上 盖上大棉被 捂出一身大汗 寒热一退 病人马上下地干活

邻居们发现怡楷的急救箱里有一些对付常见病的成药 如果患腹泻或痢疾就来要肠胃消炎片 头疼感冒就要复方阿司匹灵 眼睛发炎就要氯霉素眼药水

小黑子一头浓密的乌緑当中是一片难看的秃顶 那是因为小时候害过毛囊癣 小水子的妈 乔老伯 是一个唠叨但心肠好的老大娘 她患血丝虫病多年 两条腿肿得难看 社员们叫做 橡皮腿 多年前刚得病时

她只晓得一个土方子 就是让小男孩往病腿上撒尿 多年后才得到确诊为时已经太晚了 虽说她爱和我开玩笑 我从来不忍心问她是否还难受

她整天有说有笑 你再也想不到她先后嫁过三个男人 生过十一个孩子

死了十个 她跟这第三个丈夫生的小水子是唯一活下来的 我看着她百般溺爱这羞涩的壮小伙子 真是感动 但若是她急于要他从地里回家干活

她就会把嗓门儿提得高高的喊道 小水子 你这个挡炮子的 你这个活不到十六的 你给我回家来 快快 我就会逗她 小水子妈 他已经十七啦 你说的不是真心话 不灵的 要是他活不到十六 谁给我家缸里挑水 我到后塘洗澡 谁给保驾不让我淹死 谁天天晚上在笛子上吹那些让我听了落泪的曲子 她就会笑得前仰后合 责怪我 取笑一个可怜的老贫农 紧接着就要把小水子送给我做乾儿子

紧邻孙奶奶大不一样 她老人家从早忙到晚 喂牛 给全家烧饭

照顾两个很小的孙男孙女 她不分冬夏 不论晴雨 总光着脚跑来跑去

披散的白髪盖在满布皱纹的蜡黄的脸上 其实她腾不出多少时间管孩子

小孙子就由四岁的孙女小兔子看管 一毛常去和小兔子玩 一天中午 一毛从学校回家吃午饭 听说小兔子发烧躺在床上 她就带着一块小硬糖

钻进他们家黑漆漆的堂屋去看她 片刻之后 她冲出来 惊惶地大喊 快点儿来 孙奶奶 孙奶奶 我推小兔子 她不动啦 奶奶赶忙进屋 过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怀里抱着死孩子 她又哭又号 我可怜 可怜的小兔子啊 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号 直到孩子的父母从地里赶了回来 孩子的爹基升下自己的屋门 钉了一个薄皮材 当天下午就把孩子埋掉了 他们没费神去了解孩子是怎么死的

 病痛自然也有我们的一份 怡楷是全家第一个病倒的 也是唯一享有公费医疗的 三个孩子轮流发高烧 背一村或一毛去孙堡看病是我的事

一丁病得走不动时 村里的一个小青年就背他去 尽管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们常常查不出孩子们生的什么病 他们竭尽全力使体温恢复正常 让他们继续上学 有一次 一丁病得没力气从病房走到户外的厕所 鲁大夫二话没说就把他背过去

 一到夏天 高庄蚊虫成灾 传播疟疾 周期性的疟疾害得我骨瘦如柴 到高庄后的第二个夏天 一天下午我发起高烧来 开始说胡话 怡楷冒着大雨去孙堡把鲁大夫请来 她不在家的工夫 我们的茅屋给雨水淹了

雨是从关不严的门和前一年雨季起就漏雨的屋顶进来的 我躲在屋子唯一无雨的角落里一毛的小床上 淋成落汤鸡的大夫忙不迭地搭起一个临时装置 挂上盐水瓶给我进行滴注 紧接着他又去帮怡揩用洗脸盆把泥浆水戽出去 雨停了一小时后 泥浆水也戽完了 两名公社干部从门口探头探脑喊道 老李 我们到各生产队跑跑 看下放干部在这场大雨中是否需要帮助 有什么 怡楷回答说 感谢你们的关心 如果早两个钟头来 你们也许能帮点忙的 不过还是感谢你们

 不过 当然喽 我们有鲁大夫 下放后不久 我第一次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 他接待我时彬彬有礼 让我这个 贱民 感到受宠若惊 他给我开了些保肝的药 问我公费医疗证的号码 我说我没有 巫老师 你是说忘了吗 我说 不是 我就是没有 我不是下放干部 我是李怡楷的家属 他觉得难以置信 小声自言自语道 这怎么可能呢 他很快就了解到我的处境 从此以后对我们格外关照

 鲁大夫刚三十岁 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爸爸 他的妻子是社员 带着三男一女住在附近一个生产队 他出身贫寒 上过两年小学 但从小爱读书 从一个邻居学中医 又从医学书刊上学到西医的基本知识和技术 作为卫生院的骨干 他经常一上午做两个手术 下午又穿着草鞋到一个僻远的村子去接生 在许多社员的心目中 他是救命恩人 可是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局限性 兢兢业业争取更上一层楼 晚间没有出门急诊的任务时 他不顾院长的警告 常带着一本初级英语读物来这个 政治麻疯病人 家串门儿 在暗淡的灯光下 他花一个又一个小时 在我们的帮助下

探索一门外国语的奥秘 他梦想有一天能看懂英文的医学文献 他也梦想他的孩子们有机会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 为了弥补他在普通教育方面的缺陷 他贪婪地阅读任何他能找到的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和近 现代的文学作品 他相信 一个医生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医疗技术 而且要有一颗仁医之心 而阅读好的文学作品 有助于孕育对人和生命的爱心 和紫禁城里那些大御医相比 鲁大夫高尚多了 在他身上 我看到了没有任何专制政权可指望腐蚀或压垮的品质 我有机会来接受这位农民医生的再教育 可说是三生有幸 不得不归功于那居心要置我于死地的红色恐怖 鲁大夫不仅帮我恢复健康 而且帮我巩固对生活的信念

鲁大夫是在我们亲友星散时的患难之交 和我们保持正常书信来往

的只有我妹妹一家和怡楷在天津的亲人 我妹夫原来在鞍山钢铁公司任高级工程师 在 清队运动 中几乎被造反派工人打瞎 幸存后一家五口下放辽宁盖县农村 怡楷的三位哥哥在饱经凌辱之后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

当时人人自危 虽亲友之间也常音问断绝 生怕来往信件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被查抄 当作反革命言论的罪证 我身为 贱民 自然更无人问津了

1973 年岁末 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 使我感到惊喜交集 1958年被划入另册之后 我就和他失去联系 转眼十五年了 他用那举世无双的章草密密麻麻写了六张八行书 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长达八张的八行书

老师从查良铮处得知我的景况 语重心长勉励我不可因贫病交迫而 自暴自弃 并以他自己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 我把他的信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 那当年令我心醉神迷 透明烛照的声音又在我们风雨飘摇的茅屋中回荡 字字化为金 连十岁的小一村都听哭了

从此以后 他就知道有个 沈伯伯 几年之后回到城里就一本一本读起他的书来了

第十五章 再入虎穴 1973

（据李怡楷口述）

一

 一年复一年 下放生活好像是又一次没来由的无期徒刑 重演我们不堪回首的旧事 除了那难以忍受的悬虑 日常生活也越来越艰难 我每月五十七元的工资很难应付五口人吃饭 三个孩子上学 全家轮流生病

各种零七八碎的费用 外加老螃蟹不断的小额 贷款 我们没钱添置衣服

于是我开动脑筋把用五颜六色的碎布打补钉变成了一门艺术 夏天一村常一丝不挂和其他孩子一起在村子里玩乐 除了孩子们的课本 我们从来不买一本书 老螃蟹消耗我们少得可怜的资源固然恼人 他的明偷暗抢 借钱不还 我们还能宽容 但是 要对付他不择手段的讹诈 却威胁我们的心灵平静

 林彪折戟沉沙之后 邓小平重新上台收拾乱局 1973 年春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 无奈宁坤连身份证也没有 寸步难行 无法去政府机构提出申诉 他只得将一份份申诉书分别寄往安徽大学 省领导部门 中央领导部门 要求落实政策 分配工作 全如石沉大海 我们觉得 守株待兔 无济于事 只得由我再次上阵 进入一个又一个 虎穴

重演 1961 年从清河农场将宁坤从死亡边缘抢救回家的战斗

 我先到安大 找到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 要求给宁坤落实政策

分配工作 他一口就回绝了 如果我们连一个巫宁坤也不能从外语系清除

那么安大的文化大革命就应该算作彻底失败了 何况 你干什么要给他找工作呢 你每月还有五十七元 在农村生活那可不少啊 你还想要什么

你们两个最需要的是再教育

 在安大碰了钉子 我决定远征北京 找到原单位 发现整个学院已经下迁了 于校长本人正在等候重新分配工作 呆在家里读 资治通鉴

于是又到教育部和国务院上访 得到的答复是宁坤的问题归安徽省领导部门处理 我北上前 听宁坤说他有个姓吴的亲表姐在北京 是他二舅的女儿 多年没见了 她的爱人在中南海当 御医 应当消息灵通 我如有空不妨去看看他们 请他们指点一下他的问题该怎么办 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下午 我按着他新近打听到的地址找到了他表姐家在中央组织部的宿舍

不料表姐一口否认有这么个表弟 也不承认有宁慧这个表妹 我又提到不久前来高庄看望过我们的李家表姐 她说 不记得 我离家很多年了 亲戚早就不来往啦 天气很热 我渴极了 主人却连一杯凉水也没给倒 我回家后 问宁坤是否真有这么个表姐 他答不上来 北京之行劳民伤财

无济于事 倒是亲身体味到 六亲不认 的滋味

 走投无路 但我们并不死心 我在合肥时听说杨效椿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文教副主任 他是老党员干部 1957 年在省委宣传部长任上被打成

右派 摘帽后官复原职 文革中再遭批斗 现在又 结合 了 听说他重视知识分子 于是宁坤又给他写一份申诉 准备我尽快再去合肥 设法把申诉送到他手中 不料回家后第二天 毛毛又发起高烧 住进孙堡卫生院

由我陪她住院 六天后才回家 毛毛住院期间 宁坤认为事不宜迟 已将

申诉寄给他的棚友安大张校长转交杨主任 这时候张本人已被结合当上安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六月下旬 毛毛基本复原后 我又去安大 当时杨主任在安大蹲点 有一个办公室 专门处理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 我找上门去 办公室负责人杨伯川告诉我 杨主任已收到宁坤给他的报告 并作了批示 责成安大尽快落实政策 他建议我去找张校长了解情况 当时张校长因病正住在安徽省医院 我又跑到市内省医院 一口气爬到五楼的高干病房

 张校长坐在病床上 一看到我就说 你怎么喘成这样 是接到通知

后来给老巫办手续的吧 杨主任早就有批示了 你怎么到今天才来呢

 我感到莫名其妙 问道 张校长 您说什么 我们没接到任何通知

上月我曾来安大 向外语系工宣队沈师傅汇报情况 请求给宁坤分配工作 被他一口回绝 我又去北京到高教部上访 他们不予受理 让我回合肥反映

 张校长一骨碌跳下地来 激动地说 我亲眼看见 杨主任一看完老巫的报告就说 `真没想到在我们安徽省还有像巫宁坤这样的人被埋没在农村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现在国家多么需要人材啊 这个问题一定要尽快解决 他随即提笔在报告上的空白处作了批示 写不下 他又在信封背面接着写完他代表省委所作的批示 安徽大学应尽快为老巫恢复工作 如安大有困难 可调到另一所大学任教 每月工资不低于一百元 我以为早就解决了 我知道有来自极左方面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抵制 但我没料到他们竟敢不执行杨主任的批示 太不像话啦 这群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党的政策 什么是办教育 整天胡搞 想把安大搞垮 老巫在农村几年的情况我都知道 他受了很多委屈 农村干部对他不了解;继续迫害他 我听了很气愤 他的业务水平很高 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不会留在安徽的 安徽容

不下他 他一定要回到北京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你这趟来得太好啦 一定

要尽力争取彻底解决问题 时候不早了 你马上到省委大院直接去见杨主任本人好啦 他很平易近人 你就说是我让你去见他的 你如实告诉他

他的批示至今安大仍未落实 请他过问一下 你和他谈话后 先来我这里把情况讲一下 再回安大

 我听了这好消息自然十分兴奋 马上跑到省委大院 要求见杨主任

不料磨了四个多小时 说得舌敝唇焦 传达室说什么也不理会 因为我没有特别通行证 我又回到省医院 向张校长汇报情况 他听后又激动地拍着桌子说 真不像话 这群不学无术的人专门搞官僚主义 怎么有得了

这样吧 效椿同志每星期五下午都来看病 他看病后必来看我 下次他来时 我一定把这些新情况都告诉他 请他再次过问此事 你下星期六再来一下吧 我正起身准备告别 他又说 我又想起另一个办法 你去找安大的赵书记 他是个好人

第二天早晨 我到安大人事部门去追查杨主任批示的下落 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从不知道有什么批示 既然是代表省委批的 那你就到省教育革命委员会去问吧 当天下午我又跑到教革委 居然见到了一位分工管安大的副主任 他说杨主任的批示几个星期以前就发给安大了 于是又回到安大 找到人事部门负责人 他爱搭不理地说 省委是有批示的 批文原来由某某同志保管 后来他调动工作去了山东 走前也没办移交 可能批文还在他抽屉里锁着哩 你在合肥跑这跑那也没用 还是赶紧回农村接受再教育吧 踢皮球的老一套 极左分子们显然在拖延时间 等待下一次政治风向改变就推翻杨主任的决定

 我再次去省医院向张校长汇报 他听后大怒说 我早知道那群人不可靠 为了怕他们抵赖 特意在一次校党委扩大会议上宣读了老巫的报告和效椿同志的批示全文 读后 我又把全件交给全体与会同志传阅 谁也赖不了 你还回安大继续和他们进行斗争吧

 回到安大 我又跑了几个有关部门 得到的答复仍然是 不知道批示现在哪里 最后 又找到人事部门负责人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听说杨主任批示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宣读过 读后还传阅过 会上决定执行省委指示 怎么现在连批示的下落都不明呢

 人事大员不回答我的问题 反而质问我 你怎么会知道党委扩大会议的情况 我说 这又不是国家机密 全校的人都知道

 他又强词夺理地说 知道又该怎么样 会上是讨论过的 但扩大会议的决定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我们还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 根据巫宁坤的具体情况 来决定如何处理 你来合肥日子不少啦 还是赶快回去吧

碰壁之后 又按张校长指示去找校党委赵副书记 他和我素不相识

却热情接待了我 我和他谈了三个小时 详细介绍了宁坤的历史情况和多年来受迫害的经过 他一再表示同情我们全家的不幸遭遇 最后说 安徽现在还有像巫老师这样的人埋没在农村 而学校现在每天都在叫嚷 教师奇缺 尤其缺高年级教师 要想办法从外地调教师 这是多么令人气愤的怪现象 你每月只有五十七元收入 要养活五口人 呆在合肥每天要住招待所 吃食堂 怎么受得了 你明天就回家吧 这事由我负责处理 落实后尽快通知你们

 为了等杨主任的消息 我在合肥又住了三天 盼到星期六 又去省医院 张校长一见我就兴冲冲地说 杨主任昨天来了 他听到他的批示遭到某些人抵制 非常生气 他要立即追查是谁们在捣鬼 并要求尽快落实

你可以回家啦 等好消息

 有了三位领导干部的支持 我满以为宁坤的问题很快就可解决 星期日清晨 我心情舒畅地登上长途汽车 颠簸了四个半小时后到达和县

又步行三十里才回到高庄 但并不感到太疲倦 宁坤和孩子们听到我的历险记后 既感到荒诞不经 又为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 从那时起 我们全家天天盼望着安大来信 每天下午 都要有人到大队办公室去看信 去前都抱着很大的希望 却天天都失望而归 几次写信去探问 总是石沉大海

不知不觉 两个月过去了 全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我生怕夜长梦多 便决定再上合肥 而且下定决心 不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决不回来

 到了安大 先去张校长家中了解情况 张校长的爱人热情接待我

她说 张校长因患美尼尔氏症经常昏迷 仍住在医院 医生不让他多见客

但你是可以去见他的 他很关心你们 前几天还说起 ;如李怡楷再来合肥 让她来见我 老巫连个身份证也没有 不能出头露面办任何事 全靠她一个人跑北京 跑合肥 他们又那样穷 她从农村来一次真不容易 路上多辛苦啊

 我又到省医院 张校长一见到我就满面笑容问我 是给老巫办手续来的吗 这次可好啦 我说 两个多月来 什么消息也没有 等得急死啦 不得已又来合肥

张校长脱口而出骂了一声 他妈的 他们还在捣鬼 我吓了一跳

生怕影响他的病情 他休息了一会儿 接着说 上次你走后 效椿同志亲自到安大去解决老巫的问题 在党委扩大会议上 他指着军宣队负责人问他 为什么老巫的问题拖延至今不予解决 他说 我几个月前所作的批示

不是代表我个人 我也根本不认识巫宁坤是谁 我是代表安徽省委文教部作的 你们为什么当面说照办 背后却拒绝执行 你们过去对他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他是 1951 年由美国回国的爱国知识分子 如今被埋没在农村

没有工作 生活非常困难 这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你们知道吗 现在我要马上解决他的工作问题 你表个态吧 安大到底还要不要他 若是要 马上请人家回来 若是不要 我负责安排 保证有地方要他 军宣队负责人声言 巫某在安大复职就无异于 承认安徽大学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 杨主任不再和他们纠缠 随即安排调老巫到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教

同时恢复公职 老巫的调动由赵书记负责处理 怎么又拖了下来 肯定又有人在捣鬼 你去见赵书记 请他抓紧办吧

 回到安大 我就去见赵书记 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干革命四十多年了 还没见过这么难办的事 明明上级有批示 下面就硬是层层顶着不办

表面上还装着服从组织的样子 我和他们缠了两个月了 还没结果 你来得很好 你去找他们据理力争 你不要怕

我又找到那位掌握人事大权的干部 他阴阳怪气地说 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经过省委 校党委 和人事部门的努力 基本上解决了 但还要上报省革委会 请发正式调令 快过年啦 你回去等着吧

 我以为大功告成 就回到高庄 全家人自然又都欢天喜地 不料等了半个多月 还是杳无音信 我沉不住气了 不顾天寒地冻 又从和县爬上长途汽车 一路颠簸 晕车呕吐 疲惫不堪 回想起来其实是青光眼的症状 多少年来忙着活命 哪里顾得上小小眼球 到合肥后 挤上公车

好不容易走到安大 先到招待所落脚 倒头就睡 顾不上吃饭 反正也没胃口 第二天 又去人事部门 那位官员一见我就问 你怎么又来啦?

 我说 上次你让我回去等调令 我们等了半个多月 也没收什么调令 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得又坐几百里地的长途汽车来向你请示

 他没好气地说 我们忙得很 问题要一个一个处理 你瞎催也是白搭 跟你说过了 你爱人的工作问题原则上已解决 但还有些具体细节要研究 你还是回去等着吧

 我说 我们好不容易才等到如今 你这次不彻底解决 我就不回去

从明天起 我每天来听你的回音

 从此以后 我每天一早就去人事部门 上班 坐在门口一张长凳上

用从我一件旧毛衣拆下来的毛线给一村织毛衣 没有人理我 见到那位官员 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发调令 他总是说 还有一些具体细节要研究 你回去等着吧 我一连 静坐 了三天 毛衣也打好了 决定再去向赵书记求援 我问他 他们说的 具体细节要研究 是怎么回事

 赵书记说 什么 具体细节 他们又在搞鬼 杨主任给你爱人批的每月工资待遇不低于一百元 被他们擅自改为文革前的临时工工资七十元

并已写入给安师大的调干公函 我很生气 但再拖下去 又怕夜长梦多

你还是见好就收 不要再跟他们纠缠 尽快让你爱人去报到吧

 我说 这真是欺人太甚 违法乱纪 我们感谢您和张校长的大力支持 抓紧时间去报到 等宁坤取得教师身份再向省委反映吧

 三入 虎穴 精疲力竭 但是 谢天谢地 终于在 两条路线斗争的夹缝里取得了全家人渴望的成果 一村也美滋滋地穿上了用旧毛线织的新毛衣

二

 三个孩子都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城 但是五年的下放生活在他们心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一毛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作为见证

鞋

 来美国六年了 什么都适应了 就是还不穿高跟鞋 只穿平底鞋或是球鞋 我这双脚 不太长却特别宽厚 根本买不到合适的高跟鞋

 你这对猪蹄儿 都是那些年光脚光出来的 妈妈老爱说 也是呢 那年爸爸 妈妈挨整 被赶出大学 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时 我才十岁

 一天清晨 我学着村子里别的孩子的样子 背了个粪筐去 钩屎 搜集狗 猪的粪 作肥料 每交给队里十斤粪 就可以换得一分工 合人民币三 四分钱

 哈哈 城里来的丫头子 钩屎还穿鞋 小狗子笑我

 她还不晓得鞋子不好做嘛 邻家的英姐护着我说

 从那天起 我就不穿鞋了 从那时起 妈妈也没钱给我们三个孩子买鞋了 我的脚皮渐渐地磨厚了 大夏天走在沙石铺的大路上 既不觉得烫 又不觉得疼 雨天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 我也会用脚趾深深地嵌入烂泥而不跌倒 下雪的时候 要么就整天呆在家里 要么就在妈妈的旧胶鞋里塞上一大把棉花 踢踢拖拖地穿了出去 春节到了 村里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 新鞋子 妈妈 我也要新衣服 新鞋子嘛 我吵着 不肯穿那件烂得一条条的棉袄去拜年

 一毛 农村人讲迷信 过年一定要穿新的 咱们不兴这一套 马上就是春天了 还要什么鞋 妈妈哄着我和她一起去了

 春天来的时候 我已经会放牛了 十四岁的英姐也讲了婆家 学着绣花 做鞋子 英姐家里穷 她哥哥说不到媳妇 她爸爸就给他们 换亲

-英姐的哥哥娶英姐的男人的妹妹

 爸爸不许我学做鞋 说有那个工夫 不如多看些书 牛儿吃着草 我就和英姐坐在草地上 一个看书 一个纳鞋底

 你怎么看得懂呢 英姐羡慕地问 你要上学的话 也看得懂的 大队小学里 只有我一个女生

 家里不教念书 有什么法子呢 她把针在头皮上刮刮 用劲在厚厚的鞋底上扎下去 你把书上的故事讲把我听 我给你做双鞋

一天英姐突然说

 真的 英姐 真的 我给你讲故事 还给你唱歌 我是宣传队的队员 每次去工地慰劳挑河的民工 我都带头呼口号 还来段独唱样板戏

 一部 西游记 讲完了 八个样板戏唱光了 我的新鞋也做好了

厚厚实实的白布鞋底 深蓝色的鞋帮 鞋头上还绣了几朵小花 我那份乐啊 英姐说鞋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才穿的 既不过年 又不是节 我就每天晚上洗了脚 睡觉前穿着新鞋在床上走一圈 泥巴地的房子 新鞋走上去会弄脏的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走亲戚 我老问 明年 一毛 明年妈妈带你去天津 看舅舅 姨妈 表哥 表姐

 为什么今年不去呢 我并不肯就此罢休

 天津在几千里路以外哩

 我可以走嘛

走 走 走 走远点 别在这儿让我心烦了 妈妈把我轰开了 鞋小到不能穿的时候 我们也没走过一趟亲戚 英姐倒是出了 再也没人给我做鞋了

 婚后 英姐连着生了二个女儿 她生第三胎时 正好是春节

听说她生了双胞胎女儿 年初三我就赶了去看她

 英姐 快让我看你的双胞女儿们 我一进屋就喳喳开了

 屋里暗暗的 她躺在床上 我走近了一些 看到她在哭

 月子里的人 让她歇着吧 他婆婆进来了 英姐 我走了 我把带给她的一把天津寄来的糖果放在床头 跟着她婆婆出去了

 她为什么哭 一进堂屋 我迫不及待地问

 咳 命苦啊 她的眼圈红了 已经养了二个给把人家的东西 又来了二个吃饭的 大年初一 图个吉利 初二才把二个讨债的丢到河里去了

 不记得怎么离开她家的 这两个可怜的女孩子 倒是随着河水 清清爽爽的去了 不像其它同命运的女孩子们 一生下来就给倒提着 往尿桶里一丢了事 这以后不久 我们全家就因爸爸 妈妈的平反而离开农村

我也没再见过英姐了

 爸爸 妈妈到另一所大学里任教 我也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去上学

第一天上学 我兴高采烈地把两条大辫子梳得光光的 刚走到教室门口

班主任老师就把我拦住了

 老师早 我恭恭敬敬地说 笑着 教室里有那么多女生 我想赶快进去

 你的鞋呢 老师问 并没回答我的问候

 我 我嚅嚅地不知说什么好 不是年节 又不走亲戚 为什么要穿鞋

 回家去 穿了鞋再来上课

 当我哭着跟妈妈说完老师没让我上课的理由后 妈妈反而笑了

咳 搬家一乱 加上在农村住了那么多年 我倒忘了这个 别哭 妈妈带你去买双新鞋

 在我的学期小结上 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 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之类的评语外 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一个学会了穿鞋的 纯朴的乡村姑娘

第十六章 江城淹留 1974-78

一

 直到 1974 年 1 月底 极左分子被迫放弃阻挠拖延的策略之后 我们才终于收到调令 久经变幻无常的政治气候的折腾 生怕夜长梦多 我便冒着大雪出发前往芜湖报到 老王 一位好心的下放干部 恐怕我忧患余生又在路上出事 欣然陪同我在冰天雪地中长途跋涉 我们先挤上公共汽车去和县金河口 搭轮渡过江 然后老王好不容易才死劲把我推上了一节拥挤不堪的铁皮车 车厢中央赫然在目的是一只大尿桶 让我想起半步桥劳动教养所监房的往事 回味无穷

 安师大新任的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魏心一满腔热情地接待了我 五十年代早期 杨效椿任省委宣传部长 魏任副部长 反右运动中

杨中箭落马 魏也于 1959 年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后来两人都平反复职 文革开始又都被打成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近年再次平反 魏在杨的领导下对新职满怀憧憬 一心要办好这所全省最大的大学 首先要恢复对学问和有学问的人的尊重 他说他早就盼望我来 加强英语教师队伍 并放下手头的工作 和我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到各有关部门走了一圈 办了各种手续 第二天身上带着一百四十元现款回家 外语系一位女副书记 不顾一位副主任的反对 坚持从系里小金库借给我两个月的工资 让巫老师和家里人欢欢喜喜过春节 我被停发工资已四年之久 对我来说这笔钱简直是天文数字 八年来 这是全家第一次在一起欢度春节 怡揩的情绪甚至没受到明显影响 当她得知她再一次没如愿被分配教学工作 因为外语系书记说 我们正缺打字员

打字也是革命工作嘛

 不幸的是 春节一过 我们一家又要拆散了 安师大人满为患 暂时没有住房可以分配给我 而系里已经决定要我在二月开学时就上课 经魏书记特批 我带着一丁和一毛住进附近的鸠江饭店一个小房间 他们俩已经转学到师大附中 怡楷得带着一村留在高庄 等候房管科给我们一家五口分配住房 科长把我的名字放在等候分配住房名单的最下面

 自从我在1966年5月底上过最后一堂课之后 一转眼七年半过去了

大学学制从四年改为两年 招生办法不再是通过统一高考择优录取 而是从工 农 兵中选拔 条件是阶级出身好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 金榜题名的称为 工农兵学员 以别于文革前的 资产阶级大学生 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上大学 还要管理大学 改造大学 统称 上 管 改 教师成为学员监管下的改造对象

 外语系副主任 张副教授分配我教英语专业二年级一班精读课 全班二十人 其中一半是城市 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 在下放几年期间靠收听英语教学广播节目自学过英语 其余的是由公社 工厂 部队选拔的 没学过英语 对于英语也无兴趣 只想混张大学文凭 张副主任规定选用教材范围限于英译毛主席著作 党中央文件 人民日报 社论 官方肯定的新小说等等 在课堂上 我把每篇教材中的单词 成语 典故等等译成汉语 加以解释 再把语法的难点处理 对于这种课文本身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往往把课文朗读一两遍来打发时间 有些学习比较好的同学爱听我朗读 课后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 因此受到政治辅导员和那位女副系主任的警告 这让我想起 在高庄时青年社员爱听我读报 尽管他们听不懂我读的党八股 我暗自好笑 我的声音中一定有什么异端的魔术吧

英语教师中唯一留过学的是张春江老师 他当年在美国攻社会学

回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任社会学教授 1949 年上海 解放 时 他兼任校务委员 1952 年院系调整 沪江作为教会大学停办 同时社会学被定为 资产阶级伪科学 张老师被重新分配到安师大 不是当教授 而是作为一名没有职称的英语教师 月工资 66.50 元 从此以后 每逢政治运动 他就被抓起来 运动结束后又放出来 如此三进三出 莫须有的罪名都是在沪江大学任校务委员时抗拒接管 他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徒 从来没有怨言

从来没有顾影自怜 他的座右铭是 人生从六十岁开始 每次出狱后 他就马不停蹄 以同样天真无邪的热情 继续为他热爱的国家服务 竭尽全力帮助学生和同仁 他教授英语口语 许多学生都敬爱他 不仅因为他讲的是完美无缺的美国英语 而且因为他真心诚意关心他们的学业 打字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但他一有空就去打字室帮忙 他的十个指头在一台古老的打字机键盘上飞舞 快速惊人 节奏优美 准确无误 他也会弹钢琴

要么清理积压的工作 要么赶印一篇几小时前刚发表的重要党中央文件或者 人民日报 社论的英语译文 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劳动从来没有得到过表扬 数十年如一日的工资待遇一成不变 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任何奖励 他是大学校园里一个活的传奇 对于那些毁了他的一生又利用他的才能和爱国热情的人们 他也是活生生的无言谴责

 我第一次在外语系露面 春江就轻快地走过来 张开双臂欢迎我

仿佛找到了一个失落多年的兄弟 他住在赭山顶上两间破败的小屋子里他的夫人是艺术系的钢琴教授 也曾留学美国 我们两人都没课时 他就会很吃力地爬上山 带我一道回家去 我们俩一面喝杯清茶 吃点零食

或是吃一顿他动手做的便餐 一面聊天儿 他从来不提他多年来遭受的苦难 他爱谈的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他那份忘我的献身热情令我感动 他真如一江春水在一个漫长的严冬流贯许多人的生命

 另外那位张老师 全系唯一的副教授 却是一个完全两样的人物

他是三十年代从武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 可惜他好像并没有从武大外语系几位名教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他谨小慎微 唯唯诺诺 入党升官 他随着每个政治风向的变动 紧跟党当时的路线 作为党员 他担任分管教学的副系主任 而自己却并不教课 我每天上课以前 他发给我一枝粉笔

其它教师也一样 他在早晨第一节课的上课铃响以前走进办公室 从来不在下午五点以前下班 天天如此 光凭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 从不迟到早退这一条 他年年被评为 模范共产党员 贵为副教授 他享受全系最高的工资待遇 有一天 系办公室一位干部感慨道 我真想知道老张每发一枝粉笔 国家要付出多少代价 这是党员教授为他每月一百几十元工资干的唯一的工作 这话其实不完全公平 因为党员教授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完成 不久前 在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中 张春江老师受到一名工农兵学员的批判 这个积极分子指责张老师在讲授英语虚拟语气时用的例句 我若为王 他被控两条罪名 一条是 指鹿为马

另一条是 怀有反革命复辟的梦想 党员副教授一向以英语语法专家自命在业务服从政治的原则下 站稳立场 此时毫不含糊地站在工农兵一边

二

 一家两地分居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我带两个大孩子在学校职工食堂就餐 且不说饭菜如何难以下咽 三个人每月买饭菜票的钱超过我每月七十元的收入 而怡楷和一村的下放生活简直难以忍受了 我离开后的第二天 老螃蟹就下令让三老爹把我们家的两块菜地犁平 并公开宣布怡楷为不受欢迎的人 因为他迫不及待地要把我们的茅屋拆掉 给木料派更好的用场 我不断地催房管科长早日给我们一家人分配一个住所 四月中旬

我得到通知 我的住房已经分配了 我急不可待地去看我的新家 指望一家人早日住到一起 我看到的是一座临时性工棚中的一间屋子 和我们在乡下住的茅屋差不多 这间屋子原来是一家裁缝铺子 前不久乔迁到一个好地方去了 屋子面积大约十七平米 泥土地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把一家五口安顿在那间屋子里 只得向系领导汇报 凑巧听汇报的就是那位当初坚持要让我予支两个月工资的副书记 她听了很生气 让我再找房管科 就说没法儿住 要求另行安排 科长没想到我刚出 牛棚 不久居然就不服从分配 拿起笔把我的名字重新写在等候名单的末尾 过了几天政工科和财务科同时通知我 如果我不及早搬进房管科分配的宿舍 我自己就得付积欠的旅馆费 有一些好心的同事为我担心 因为我显然付不起这笔费用 同时也因为某些极左分子可能把它歪曲成政治问题

暑假一到

一丁 一毛回高庄去和妈妈 弟弟一起度假 俄语讲师顾永年邀请我搬到他家去住 她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上海家中度假了 为了把我从进退两难的困境解救出来 这位相识不久的同事把自己的床让给我睡 自己冒着同情 摘帽右派 的风险 铺一条凉席睡在地板上 这种 雪中送炭 的行为在当时简直有天方夜谈的味道 但是旅馆的帐单一直压在财务科 直到几个月后 财务科长被魏书记当面批评 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后才解决

 八月中 我终于分配到 新居 校园围墙外面有一座当年的美国基督教会的教堂 多少年来一直空着 不久前被安师大接收 改建成教职工宿舍 它立在凤凰山下一个高坡上 俯视一条通往专门接待党政领导干部等贵宾的铁山宾馆的汽车道 上帝被无产阶级专政扫地出门 他的家被分隔成八段 每段再分成两小间 分配给八家居住 从高庄搬家的重任又落在怡楷和一丁的肩上 我直到要搬的那天才搭学校派的卡车去高庄 事有凑巧 怡楷的三哥世瑜从怡楷的家书中得知我们要回城 特地从天津赶来帮忙 他是杰出的历史学家 一到就说高庄很像西安附近的新石器时期的半坡村 惊叹我们那么多年怎么居然活了下来 但是我们和社员们朝夕相处多年 等到一家五口和三哥一起挤坐在我们寒碜的行李上 身旁还有一个木箱装着所剩无几的母鸡 挥手向欢送的邻人老小告别 真感到依依不舍 正当卡车启动时 小基贵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像平常一样半裸的身子污秽不堪 他奔跑着追赶卡车 拼命呼叫 老李 带我走 我是你儿子

老巫 带我走吧 他离我们已有一段距离 怡楷和我同时提高嗓门儿喊道

再见啦 小基贵 再见 你快回家吧 怡楷咕哝道 一半说给自己听

一半给全家人听 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的新家比高庄的茅屋还小 不过有水泥地 我们还是在那个小煤球炉上烧饭 晴天在户外 下雨下雪时就把炉子抬进来 这里没有池塘

八家合用一个露天的水泵 冬天上冻要用开水浇 这里没有自家的露天厕所 公共厕所在山顶上 上山的崎岖小道没有路灯 厕所里也没灯 家里谁要是晚间非得上厕所 大家就会警告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毛一天晚上去上女厕所 碰上的是另一类惊险 隔壁沈老师十七八岁的大儿子是个孬子 摸黑闯了进去 吓得一毛大声呼救

教堂比一般住房高得多 各家之间的隔墙只有几尺高 上面有一个共同的领空 因此从一头可以清晰地听到另一头讲话的声音 颇有点 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味道 我想建筑师是重视音响效果的 师大有音乐专业 许多教师的孩子都学着摆弄一种乐器 我们的孩子们从来没有学过音乐 我们给一丁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 他就开始跟数学系的雷教授学起来 他在家练琴的声音惊扰了隔壁的沈老师 他爱人 附小的教师 在家破口大骂 臭右派 我们只当没听见 她的小儿子 附中的学生 把大粪浇在我们门上 我们也听之任之 后来 怡楷被外语系的女副主任叫去谈话 命令一丁不许在家练琴 因为沈老师告发我们纵容孩子在家练琴 妨碍他备课 一丁改到门口空地去练 沈老师仍旧不依不饶 最后一丁干脆不学了 但是 臭右派 的咒骂声仍然时有所闻 直到沈老师作为 统战对象 搬进更好的宿舍

 巫李一家又得到怡楷的同事 姓秦的男打字员的关心 他和爱人带着一个婴幼儿住在教堂的门厅和钟楼 当时政治气氛比较宽松 市内有两位 摘帽右派 我教的班上也有少数男女生 偶尔来串门儿 有一次 黄昏时分 怡楷和我送一位客人出门 回家的路上碰见姓秦的抱着孩子站在教堂门口 他问我 那个男的是谁啊 我说 中学老师 他又问 哪个中学 我说 十中 最后 他直截了当地问 他叫什么名字 我说 朱老师 他心里有数地说 哦 老右派 他呆的时间不短啊 朱老师当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 被打成右派后辗转来到江城教中学英语 我恍然大悟 为什么系领导对我们的私人来往了如指掌 不过 我们觉得秦某的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正在争取入党

 我们一家人的团圆是短暂的 1975 年春天 一丁高中毕业 又得下乡接受再教育 他被分配到当涂县农村一个生产队 当上 插队知青 与社员 同吃 同住 同劳动 半年之后 又轮到一毛到皖南山区的泾县西阳公社 插队落户 怡楷放不下心 挤上送知青下放的大客车 希望亲眼看看当地情况如何 不料被押车的干部赶下来 她并不就此罢休 第二天一早 下定决心的母亲开后门上了一辆开往泾县的邮车 在关得严严的车厢里 挤在邮包当中 一路颠簸了好几个小时 她到达公社时已精疲力竭

得了急性肾盂肾炎 在公社卫生院接受紧急治疗之后 她又搭一部过路的拖拉机前往十五里外一毛所在的生产队 前一天 一毛挤在装满知青和行李的车上 被颠得一路呕吐 妈妈到达时她还病懕厌厌地躺在床上 第二天一早 一毛下地干活 妈妈抱病走到公社 搭长途汽车回芜湖上班

三天来 母女二人在再教育的道路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我们本来想一丁 一毛也许可以豁免 因为他们二人已经跟随我们在农村接受了四年多再教育 他们一年多以前刚刚回城 可是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又被下放了 我们束手无策 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前途也茫无所知 我们只能自我安慰说 全国千百万青年人都面临同样的命运 两个大孩子一走 家里两间小屋子突然间显得空落落的 一村放学回家也不大开口 常常埋头看 西游记 或 三国演义 我有空就重读英国史家吉朋的名著 罗马帝国衰亡史 抚今追昔 有时不禁哑然失笑 怡楷难得有空一有空就打开她喜爱的 师主篇 读几页

 教育革命的一个新花样叫做 开门办学 大学师生每学年要花好几个月走出校门 去 和工农兵相结合 第一学期 我和班上的二十名学员被派到市内光华玻璃厂 学工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将一篇厂史翻译成英文

作为今后的教材 然后 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坐在一台生产热水瓶胆的回旋机器旁边 从中挑出残品 运气不错 我的收获很大 要不然我可能会因未完成任务 受到批评

 第二学期 我在繁昌县郊外的一个仓库兵军营呆了好几个星期 那里有许许多多散布在山区的军用物资仓库 我和学员一起 学军 不过由于年纪大被豁免军训 我们参观了一座由一名 模范仓库管理员 负责的仓库 他响应 伟大领袖 关于 备战 备荒 为人民 的号召 熟悉每一种物品所在的位置 必要时几秒钟之内可以在黑暗中找到某一件物品

我们参加会议 听团长向全体官兵宣读最新的军法审判文件 进行军纪军法教育 边疆某建设兵团团长和政委联手强暴全部下放女知青 被处极刑的案件 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各地下放女知青受到性伤害早已不是新闻

但是这两个军中败类的罪恶行径却是我们接受再教育中新的 难忘的一课

 后来 我又有机会带一个毕业班学员到泾县一所公社的高级中学进行教学实习 一到公社 我们受到分管文教的副书记热烈欢迎 原来他是安师大政治教育系毕业生 邱书记身材高大 性情开朗 马上表示要尽快抽空下去看望母校来的老教师 我真有点 受宠若惊 学校的校舍是一座破败的寺庙 周围是种着茶树的梯田 一块 大雄宝殿 的匾俯视一个空荡荡的大堂 原先住在这里的菩萨 罗汉被 扫四旧 的铁扫帚扫地出门

如同基督教的上帝的命运一样

 邱书记 一诺千金 果真在下一个星期六就光临了 全公社唯一的高级中学的中年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照例为年轻的顶头上司举行家宴 我也有幸应邀参加 因为校长把上级的临幸归功于我 邱书记听说我有肝病不能陪他喝白乾 他哈哈大笑 一口乾了一杯 接着说 我最近肝炎刚好

医生也跟我那么说 我做的恰恰相反 跟医生对着干 巫老师 全桌的人都笑了 其他客人包括副校长 大队书记和副书记 酒足饭饱之后 好客的校长问他的贵宾 明儿个是想爬山还是想钓鱼 年轻的书记回答 跟你说实在的 我的手痒 早就想打麻将 可是 现在哪儿找得到一副他妈的四旧呢 书记十分清楚 早在红卫兵破四旧之前 麻将就已经被宣布为腐朽的地主和资本家们邪恶的玩意 麻将牌一律被没收或者当众焚毁

没料到 大队书记却有出乎意料的好消息 太巧啦 在破四旧运动中 我从两个老地主家没收了两副麻将 它们一直被扔在大队部楼上 我们肯定可以从两副牌当中拣一拣 湊凑足一整副 邱书记大乐

 第二天早餐后 邱书记约我一道溜鞑到大队部 那是一座老地主的房子 两层楼的木结构 顶板高 柱子粗 在这个地区常见到的 大队书记领着我们上了空荡荡的二楼 我跟在两位书记后面 来到地板上堆着麻将的角落 我们三人一起围着一堆四旧蹲下 分别按花色搭配 没花多少时间我们就凑足了一副一百三十六张的麻将牌 大队书记把牌放在一个布口袋里 提在手里 陪同我们回到校长家 邱书记急不可耐地要上阵 方桌拉出来 四张椅子摆好 我们四个人 三位书记 一个牛鬼 就打起麻将来 一圈接一圈 直到校长爱人做的午饭上桌 我有二 三十年没打过牌艺荒疏 一牌也没胡 幸而好 我们没赌钱 酒足饭饱之后 我们又回到牌桌 一直打到另一家准备的晚餐上桌 年轻的书记在牌桌上大显身手

兴高采烈 在饭桌上继续跟他的医生 对着干 一杯接一杯和另外两位书记干杯 晚餐后 他还想再上牌桌 无奈他连路也走不直了 只得作罢

一天下来 我有个感觉 文化大革命快闹完了 正如 伟大导师 所爱说的 事物走到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三

 总的说来 我们搬迁到芜湖标志着我们的生活开始往好处走 固然一丁和一毛被迫离开我们 归计遥遥无期 怡楷又得在我们新家里过第一个春节的前夕离家 奔赴天津探视患晚期肺癌垂危的大姐 我在政治上受歧视仍然是严酷的现实 不过我已经毋须接受批斗了 房管科甚至在我们每一家两间屋子的后面盖了一个简陋的厨房 有自来水龙头和洗涤槽 煤球炉子也有处放了 我们几乎感到心满意足 但是我们知足常乐的生活很快又受到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的威胁

 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 怡楷的日子也更难过 偏巧这时候一村患小肠疝气 急需住院手术 1975 年冬 一村刚十二岁 住院必须有家长陪伴护理 我要上课 这个任务又落在怡楷身上 她去向那位 小左 式的女副系主任请假 被她训了一顿 打字室工作这么忙 你怎么偏偏在这时候请假 偏偏在这时候给孩子动手术 等放寒假再说吧 怡楷说孩子的病情严重 医生说要马上手术 她也无可奈何 等孩子出院后她来加班加点

还是那位女副书记出来解围 让怡楷尽快送孩子住院 第一医院设在一座天主教女修道院的旧址 一村住的是一间修女住的小屋子 三张病床之间是窄窄的 一人巷 怡楷只能和衣躺在病房门口的长凳上过夜 自然睡不好 一天早晨 她实在太困 就挤在一村身旁睡下了 不料隔壁床上的癌症老人断气了 医院工人来要进 一人巷 收尸 怡楷半个身子悬在那里挡路 被推了半天才醒 她迷迷糊糊睁开眼 看见一个中年男子一面咬着烧饼油条 一面咕哝 怎么睡得这么死 一村说 妈妈 你再不醒 他们也许会把你抬走的

 1976 年春 在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 四人帮 猛攻下 邓小平第三次下台 全国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 批判邓小平和 右倾翻案风 在安徽省会 首当其冲的是杨效椿和他的同僚 在安徽大学 张校长和五个系新复职的党总支书记被控 进行资本主义复辟 九月 新学年开始 掌握省革命委员会大权的军方领导人派出一个新工宣队 进驻安师大 领导运动 这个新工宣队 由模范煤矿工人组成 号称 十面红旗

不料运动大张旗鼓开始后不久就被迫暂停 因为全国上下都忙于为毛泽东办丧事了

九月的一个下午 我又在我们的小隔间里自得其乐 读几页 罗马帝国衰亡史 古罗马帝国和当代中国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个下午

我重读吉朋笔下的东罗马帝国朱士提年大帝和西奥多拉皇后的故事 妙笔生花 叹为观止 朱某靠阴谋诡计胁迫伯父乖乖地让出皇位 碰上一个沦落风尘的倡优却乖乖地束手就擒 西女登上大位之后 当政二十二年 为所欲为 朝庭内外闻风丧胆 我不禁暗自惊叹 红都女皇何其相似乃尔

正在这会儿 广播大喇叭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通告 当天下午四时整

将发布重要新闻 这条通告每隔几分钟就用低沉的声音重播一遍 背景有哀乐 我心里想 这可新鲜 哦 哦 老头子翘辫子了 准是那么回事儿

四点整 毛的死讯成为世界新闻 那天是 1976 年 9 月 9 日

按规定 全国上下哀悼七天 哀悼期一满 以红都女皇为首的 四人帮 就迫不及待地继续开展 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安师大 追悼大会后

第二天 十面红旗 就召集大学和附中全体师生员工三千人 在大操场举行 反击右倾翻案风 大会 我对运动和会议已经厌烦透了 更加我认为我和这次运动绝对挂不上钩 可是我又不得不忍受又一个荒诞的运动 听又一次大会上愚蠢的废话 于是我尽量往后坐 离最后一排还有几尺远跟一个年轻的英语教师聊天儿打发时间 主讲的人是一个姓许的年轻女子

不久前从安大毕业的工农兵学员 她左得可爱 深得工 军宣队的欢心

已经扶摇直上官居安大党委副书记 她奉派到全省各高等学校 揭露安大张校长和同党五大书记的右倾翻案罪行 从而推动当前的运动 我断断续续听到她的话 我对同事说 快点儿散会就好啦 我等不及回去读我的吉朋 他没答理我 却竖起耳朵边听边说 你听 她刚点了你的名 我的名字 没错儿 我听到她说 安大发生的事并不是孤立的事件 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据就是巫宁坤问题 一个被安大赶走的反动教授 却由杨效椿和魏心一互相勾结 调进安师大 受到重用 我心里想 哦 哦 怎么又搞到我头上啦 接着 我又听到她掉转脸质问坐在她身旁的魏书记 我问你 魏心一 你还要右到哪儿去 魏书记答道 最近在一次会议上省委宋书记说 你一直是个右派 ‘他说的 你’指的就是我 我在师大的工作中肯定犯了不少错误 我欢迎全体同学和教职工对我提出批评 我觉得他的回答非常得体 他不愧为久经诬告考验的干部

 散会后 我回到家门 怡楷已经先到了 她含笑问我 你感觉如何

反动教授 我看出她并没被新的政治风暴吓倒 到底久经考验了 我说你不怕吗 她说 怕有什么用 反正 人为刀俎 我为鱼肉’

回来的路上 有人跟我说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别理他们 我心里还是没底

这个运动怎么搞法 对我后果如何 再关牛棚 还是再送劳教

 第二天一早 我还是照常去上班 我先找到教学小组的组长 问他

小丁 还要我上课吗 小丁是 69 级毕业生 一个出身农家的和蔼可亲的党员 当然啦 巫老师 你不上谁上 他那朴实无邪的一笑让我感到

放心 在课堂上 我发现学生像平常一样专心听讲 下午政治学习会上大多数学生都作了千篇一律的发言 表示准备积极投入当前的政治运动

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提高觉悟 没有人提到我或者正受到批判的学校领导人

外语楼的门厅里贴了几张大字报 只有张副教授的一张点了我和张春江的名 他指控魏书记助长 资本主义复辟 因为他在一次讲话中曾表扬这两

名 反动教师 积极参加 开门办学 一位同事站在我身旁看这张大字报

笑着说 老张又想捞政治资本啦 有一些同事开始回避我 在打字室

姓秦的干脆不理怡楷了 他抱着孩子站在家门口 我路过时 他就直瞪着我 两眼流露出 阶级仇恨

 怡楷和我稍感宽慰的是 至少一丁和一毛幸免于眼睁睁看着爸爸遭受新一轮的政治迫害 一村在一中上初中 每天上学穿过师大校园 这时候 行政楼四周贴满了大字报 他放学回家路过那儿 常停留一下浏览大字报 有一天 他回家时脸上露出顽皮的笑容 爸爸 你是白猫还是黑猫

我感到莫名其妙 一村 你什么意思 他说 财务科长吴瞎子贴的大字报说 邓小平讲过 不管黑猫白猫 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 魏心一把你调来任教 又强迫命令财务科支付你的旅馆费 正是执行邓小平这条资本主义路线 爸爸 你说吧 你到底是白猫还是黑猫 我们父子二人都哈哈大笑 我很高兴看到孩子也并没给声势汹涌的运动吓倒

正当运动进入高潮时 一毛突然间从生产队回来探亲 我们看到她

当然喜出望外 但也告诉她 选择的时间不完全恰当 她满不在乎地说

没事儿 我已经全都知道了 那个姓许的女将到皖南各大学做报告 每次都要点爸爸的名 恭喜恭喜 爸爸 你现在是全安徽省的头号反动教授

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有名 她在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小王是本校体育老师的女儿 她是个爱好运动的假小子 天真无邪 有话就说 她听说一毛回来

马上就跑来看她 一见面就说 一毛 这几个月我好想你 可我爸说我不能再跟你交朋友 因为你爸爸受批判了 一毛说 我无所谓 你自己决定吧 我插话说 小王 你爸爸也许说得对 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呢

小王冲着我嚷嚷 我才不干哩 巫伯伯 除非你撵我走 我们三人都笑开了

 大学和全国的心态都和文革早期大不一样 大多数人对于没完没了的政治动乱和越来越艰苦的生活感到非常厌烦 尽管 十面红旗 闹得满城风雨 学生和教师队伍中很少有人对眼下的运动表现出任何热情 许多中层干部都愤世嫉俗 纷纷公开对目前整肃老干部的运动表示不满 全市街谈巷议的是贴在大学一面墙上的对联 上联是 小平小平为国为民 下联是 江青江青是个妖精 普遍的感觉是中央的变化迫在眉睫 人人脸上都有 等着瞧 的神情 毛死后不到一个月 以他的遗孀为首的四人帮覆没 新领导核心公开承认文革为 十年浩劫 是毛掌权后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也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 错误 然而毛仍然不失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当然永远是 伟大 光荣 正确的党

 面对全校大部分师生的反对 十面红旗 拒绝撤退 后来学生们公开建议为他们开欢送会 模范煤矿工人们恼羞成怒 再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 扬言要在校园过冬 他们的头目宣称 我们把棉大衣都带来了 我们一定要把运动进行到底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不料 冬天还没到 十面红旗 就灰溜溜地打铺盖回煤矿去了 连欢送会也没开

四

 我从 四人帮 覆没得到的意外收获是以医疗照顾的形式出现的

十一月的一个上午 我正在上课 女副主任突然派人来找我马上去见她

刻不容缓 我心里不免又嘀咕起来 一见面 她就说 巫老师 我们刚接到市血吸虫病防治所电话通知 你必须马上前往镜湖区医院住院 接受治疗 两年前你的化验结果是阳性的 当时四人帮横行 他们说 不要抓小虫 要抓革命, ‘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遭到破坏 现在 作为老年知识分子

你被安排优先接受治疗 现在跟你爱人一道回家去 收拾一下 准备住院

我感到莫名其妙 全省有不少地区流行血吸虫病 但是我从来没有任何症状 为了防止任何差错 我先去防治所要求确证 他们给我看我三次化验有两次阳性记录 我探问是否可以重新化验 值班的化验员简慢地说 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暗示我对于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缺少正确认识 我再罗嗦免太不识抬举了

 于是 我去报到 住进一间大病房 和十几个其他中青年 同病相怜 治疗方法主要是每日滴注锑剂 这是毒性很强的危险品 疗程一个多月 三组患者同时在三家区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从小道听说其它两处有人在治疗过程中死亡 其实死亡离我们也不远 我们病房门口有一张破躺椅

常常有新死去的病人放在上面 等着送往太平间 因此我们有时在深更半夜被哀恸的哭声惊醒 出院时 值班医生警告我们 你们的血液里带有大量的剧毒 今后一个多月 千万不能摔交 因为流血会造成当场死亡 我耳朵里响着这严厉的警告 回家后行动 谨小慎微 从来不敢越家门一步到冰天雪地去冒险

 我出院回家几天后 怡楷中午回来 发觉煤球炉子灭了 两只暖瓶都是空的 她一手提着一只暖瓶 又冒着大雪到校园里的锅炉房去打开水

她去的时间比往常长得多 我猜想可能是由于天气恶劣吧 但是等到她终于回来 我大吃一惊 看到她脸上和浑身上下都泥泞不堪 她用左手托着右臂 一村一手扶着妈妈 一手拎着两只没有塞子的空暖瓶 原来怡楷提着灌满开水的暖瓶回家的路上 在冰雪覆盖的路上滑倒了 紧靠她左边走的一个大块头女生倒在她身上 使她右臂肘猛撞地面 女生爬起来 拍拍身上的雪就走了 只说了一句 我得赶一场电影 怡楷的胳膊疼得钻心

动弹不得 这时候一村刚好放学回家路过 把妈妈从地上拉了起来 现在她摔断的胳膊疼痛不堪 必须有成人马上陪她上医院 而我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 正在这个时刻 一个年青的朋友小林从外地来

走进我们家的门 于是 在一村和这个天赐的小伙子一左一右扶持下 怡楷再回到风雪中去 在寸步难行的街道上艰难地往前挪 路上又滑倒了一次 到了第二医院 她托着一只断臂 忍受着钻心的疼痛 饥饿的煎熬

从一个科转到另一个科 一直到晚饭后好不容易才将右肘的粉碎性骨折处理完毕 晚上十点多 她才在大风雪中走回家 上了石膏的伤残的胳膊吊在夹板里 父母双双病残 刚十三岁的一村从此挺起胸膛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担当全部家务活 直到哥哥姐姐回家过春节才交班 怡楷从此不能当打字员 二月开始改教英语 一丁说 这也算坏事变成好事吧

 两年以后 我因病住入位于当涂的解放军 86 医院 曾进行全面体检

难得检查的医师很友好 他听我说曾接受过血吸虫病治疗 就特地用直肠镜为我仔细检查 他并没发现任何患病的遗迹

 你命大 没有死于锑剂中毒 军医总结说

 但是我看到病历上明明记录着检查结果 三次中两次阳性

 我知道 我知道 军医带着会心的微笑说 但是 如果化验员没有把用过的试管洗过 或是洗得不彻底呢 那是常有的事啊

 在这片土地上要存活确实是没完没了的冒险 我叹了一口气

 被友军的炮火打死打伤 战场并不是唯一的地方啊 军医又笑着说

中共中央决定 拨乱反正 但各条战线上的极左当权派还在顽抗

在教育战线上 高等院校终于在 1977 年夏末恢复通过统一考试招生的办法 全国积压了多年的千百万高中毕业生参加 1965 年以来的首次高考 录取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 一丁和一毛瞒着生产队领导偷偷复习五门功课

准备应考 因为生产队不愿知青流失 他们在县城参加考试回农村后还得为 资产阶级大学热 做检讨 一毛总算被安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

一丁考试成绩优异 英语得 105 分 却成了 政审 的牺牲品 因为他父亲当过极右分子 全国高校的重点英语专业都 碍难录取 连安徽大学也把他拒诸门外 因为知情者透露 录取他就意味着巫宁坤卷土重来 他被安师大阜阳分校看中 所谓 分校 是阜阳师专的前身 为了适应目前的需要戴上了大学的 帽子 后来正名为阜阳师范学院 我这个含疚的父亲到火车站去送他登程 眼睁睁看着壮实的大小伙子含着眼泪登上北上的慢车 前往有 安徽的西伯利亚 之称的淮北 深造

随着 改革开放 的浪潮 我逐渐恢复和国外亲友的联系 我和在香港的姐姐音讯断绝多年 突然收到一封来信 孩子们惊异不已 因为长期以来 海外关系 是见不得人的 家丑 我们一直没跟他们讲过 除了一个姑妈 不久他们又发现还有一个大伯在新泽西州 1977 年 9 月 又冒出一个外甥女 一个堂姐的女儿 她夫妇二人带着他们四岁的儿子从纽约回国探亲 我认为他们来芜湖探望舅舅一家是理所当然的 不料她从北京来电话 说接待人员告诉他们 芜湖不是 开放 城市 我一听就火了

当即说 他们睁着眼说瞎话 杨振宁博士不久前刚来过 他就住在离我住处一箭之遥的铁山宾馆 我常有幸目送他的车队从我门口经过

 这样一来 我的外甥女 年过三十 才有机会第一次和舅舅见面

离她母亲在台北去世已经多年了 我向系领导汇报即将有 海外关系 光临 房管科奉命立即让我搬出教堂 调整住房 以免 外宾 我外甥女的丈夫在联合国总部工作 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留下错误印象 在某些掌握房屋分配大权的干部眼中 摘帽右派 仍然是最臭的 臭老九 有教堂可住已属宽大 直到 外宾 肯定来临的前夕 原来住户搬走之后 才允许我们搬家 实际上 我们直到第二天才能搬 因为我们得先清除成堆的垃圾 清洗污秽的窗户和水泥地 两间小屋子墙上石灰剥落 厨房的墙给煤烟薰得漆黑 房管科 为了应付装饰门面的紧急政治任务 派了一个小临时工提着一桶石灰水 用一把笤帚把所有的墙草草粉刷了一遍 结果每面墙都像一幅大地图 凑巧得很 一丁从生产队回来 又当上搬家的主力 他用平板车把大件家具拉到新居 其它东西等客人走了再搬

 外语系工宣队夏师傅来到新居 交给我三十元人民币 原来是魏书记刚批准给我加的工资 以弥补当初我从安大调来时被无理克扣的部分

夏师傅是新近复员的军人 待人和蔼 主动提出用这笔钱替我去铁山宾馆买两条 大中华 牌香烟 两瓶 古井贡酒 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 供我招待 外宾 之用 后来发现 我的亲戚既不抽烟 也不喝酒 这些高档商品就交给夏师傅酬谢这次为接待工作出力的人们

 我的外甥女一家三口从上海乘火车来 下午到达 下榻新建的芜湖饭店 我们要等电工把原住户割断的电线修复才能接他们来吃晚饭 天气酷热 我们生怕美国来的娇客热得晕倒 特地从春江家借来一台电扇 住在本地的表侄李伟做了满满一桌菜 给人一种生活富足的假象 我们的亲戚觉得我们的住房相当整洁舒适 当然不知道我们是几小时前刚搬进来

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留在上帝之家哩 我和怡楷身上穿的都是一件崭新的白的确凉短袖衬衣 这是当时的时尚 也是我俩多年来添置的第一件衬衣 一天下来 晚上睡觉以前得脱下来洗净 这样早晨才有得穿 第二天上午 我们一家五口陪着远客观光校园 外甥女为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

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彩照 一上午下来 我俩的衬衣汗得透湿

午饭后非洗一下 等晾得半乾才能再穿上 去出席副校长为欢迎我的亲戚举行的晚宴 当年的 海外关系 政治包袱 今日的 统战 贵宾 次日早晨 贵宾们乘软席车回上海搭机返美 当天下午 外语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在党员会上扬言 巫宁坤沾上 海外关系’的光 搬上楼 加工资

又该翘尾巴了 大家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 原来如此

第十七章 二十余年如一梦 1979-80

一

 随着邓小平和成千上万的党 政 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平反复职 五十五万以上右派的平反问题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当年反右运动的总负责人邓小平决定对绝大多数 错划右派 给予 改正 然而坚持运动本身是必要的 因为当时确有极少数真正的右派分子企图推翻中共的统治 为了抓一小撮所谓 真右派 伟大 光荣 正确 的执政党不惜将五十多万无辜的知识分子 错划为右派 使他们备受劳改和凌辱之苦达二十二年之久 几百万家属备受株连 为了证明 错划右派 并非完全无错

中共中央拒绝补偿 改正右派 二十二年来由于工资待遇被降低或取消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右派改正 的决定于 1978 年 10 月以中央 55 号文件下达 改正工作由本人当年所在单位执行 安师大办理改正人数达二百四十余人 就一所规模不大的省校而言 这个数目相当惊人 一位当年反右后被遣送回乡务农的男教师 这时候已年近半百 奉命回校办理改正 他办妥改正文书后 走出行政楼 一头撞在墙上 有过路的人跑过来把鲜血淋漓的 改正右派 送往校医院 他说 他们无缘无故毁了我的一生 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假仁假义感激涕零 我的血沾满他们的手 沾满他们虚伪的门面

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决定破纸哩 但是我得为家里人清洗被株连的罪名 要不然他们要永远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

 我虽然没有流血抗议的勇气 这位难友触目惊心的呐喊却使我对渴望已久的改正有了新的认识 我一直等到 1979 年 5 月初才奉命回北京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 原单位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 改正办公室 的头子不是别人 而正是那个当年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 不愧为一脉相承的好党员

他绷着面孔说 我的问题属于 推一推 拉一拉 的性质 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 但是考虑到我多年来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进步 党组织决定对我宽大处理 给予改正 宽大无边 嗯 我从安师大动身前 有的朋友警告我不要对改正抱过高的期望 因为来自极左方面的阻力还很大 不管结论怎么写 只要给你改正就签字 所以我把 改正决定 大致看了一下就签了字 如同二十一年前从同一个人手里接过所谓 右派问题结论 签上字一样 然后 我应召去院长室由院长 接见 姓王的院长讲了几句客套话

随后轻松地说 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 我们感到很抱歉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赔礼道歉 吧 仿佛这一句官样文章就补偿了我和家人二十多年的劫难 学院指望我回来后教英语系研究生 怡楷同时调回来工作 一村高中还没毕业 可以随同父母迁徙 一丁 一毛已上大学 可等毕业分配时调来学院工作

 我从报纸上看到 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 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 当时正在北京 回想起 1951 年在旧金山他曾帮我整顿行装 送我上船回国 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来的新年贺卡 我想阔别二十八年之后

重见一面也许挺有意思 我 开后门 打听到他住在北京饭店 当时的国宾馆的房间号码 打了电话给他 我很高兴他还记得我 他约我周末见面

可我当天下午就要离京 他说正忙于准备讲稿 于是我们商定在他房间内见面十五分钟 政道比我小六岁 当年是我们一帮过从较密的中国研究生中的 小弟弟

 现在五十出头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 娃娃脸 肤色滋润 不过头有点儿秃了 他先介绍了他的太太 然后我们俩面对面隔

着一张小圆桌在两把大扶手椅上坐下来 他问到我的处境 我这次从安徽来北京的缘故 一些朋友们的经历 我只能简单扼要地作答 因为我怕多占他宝贵的时间 并且他也没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 他庄重自持 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 我很快就意识到 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留在美国 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 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 我回到祖国 历尽劫难和凌辱 好不容易才苟活到 改正 的今天 他在 美帝国主义的堡垒 安居乐业 回到共产中国荣膺 爱国主义者 的桂冠 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

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 红旗 大轿车代步 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 却被划为人民公敌 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 几乎成为饿莩

葬身一抔黄土 即便在我们交谈时 我的肋条还隐隐作痛 由于在来饭店的公车上受到 红色恐怖 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 我脑子里突发奇想

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 结果会怎样 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 他坐在我的椅子上 哦 不 我当场决定 我决不会用一辈子 接受再教育 的苦杯换取无产阶级专政头目的敬酒 不 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 同时 上帝保佑 即便他当年回来 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时间到了 我准备告别 他的太太走进卧室 取来一册简装本的当代美国作家瑟伯 James Thurber 的近著 当代寓言 递给政道 他签上名题赠给我 他对文学作品 尤其是寓言 发生兴趣 这可是新鲜事儿

我也感到高兴 当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前 我们都住在国际公寓 有一次他在我屋里聊天到深夜 谈到 红楼梦 他认为这部经典作品 不科学 因为主人公出世时嘴里含着一块 宝玉 我无词以对 当时 我或许可以借用哈姆雷特的话作答 天地间有许多事情 决不是你的哲学所梦想得到的 今后 有一天 如果他读到我半生坎坷的故事 希望他不会说 这不可能是真实的 一定是宁坤编造的一篇爱国主义的寓言

 在乘火车回芜湖的途中 我在安徽砀山下车 去探望小孙和他的家人 我摸黑找到他任教的中学 他那份惊喜让我完全忘掉了旅途的劳顿;

第二天一早 他领着我回到他在良梨公社的家 见到他在小学任教的妻子和两个宠爱的儿子 又见到他慈祥的姐姐 一家人都为我即将返京复职感到庆幸 硬留我住了两晚 他也领我去看他在那里长大的老家 几间小茅屋比我们在高庄的故居还不如 小孙也许永远住不上北京饭店那样的金窝银窝 这个老鸦窝却哺育出了一只金风凰 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真人

 作为 改正右派 我的 身价 也 水涨船高 了 暑假期间 江西省教育局在庐山举办英语教师讲习班 我和另外三位老教师应邀任教

教师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令我感动 意外的收获是有幸探访一位 棚友

上山以前 我已打听到 1922 年入党的老党员吴老 当年被遣送回乡后当上了庐山植物园图书馆管理员 如能和老人 登高壮观天地间 再探一探

这位剥去 狗叛徒 伪装的老革命的心路历程 我将不虚此行了

植物园古树参天 浓荫蔽日 好一个修行养性的所在 十年阔别 怡楷和我重见吴老夫妇 恍若隔世 吴老瘦骨嶙峋 须发全白 但双目炯炯 眉宇之间仿佛有一股超凡脱俗之气 他兴冲冲地带领我们观赏各种奇花异草

逐一介绍 如数家珍 回到图书馆 享用吴师母为我们烹制的午餐 吴老谈笑风生 没有提到过牛棚岁月 我正不知道说点什么 一抬头 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条幅 是吴老用他那一笔不苟的颜体写的十四个大字 往事如烟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那是 十年浩劫 期间 另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被迫害致死前的诀别诗 我心底一亮 啊 老吴果真脱胎换骨啦 我也毋庸赘问他的如烟往事 心路历程 他那仙风道骨和庐山的苍松翠柏融为一体了

 十月中 我再次回北京 办理调动手续 院长办公室派人通知我

学院上级机关的首长邀请我一同到市内观看英国老维克 Old Vic 剧团上演的 哈姆雷特 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首都观看我最赞赏的莎翁悲剧 它曾是我在北大荒劳改生活中重要精神支柱 由一个著名的伦敦剧团演出 但是我没有心思接受一点小恩小惠 作为右派改正的补偿 便婉言谢绝了 几小时后 新任的陈院长又派人约我去一谈 他快人快语 很有礼貌地劝告我不可感情用事 到头来 我搭上首长的 红旗 大轿车 风驰电掣 直奔首都剧场的艾尔西诺王宫 离我被同一单位的军用吉普车押送到半步桥劳动教养所已二十二年 当时囚囊里带着一本原文的 哈姆雷特

二

又搬家了 时代不同了 这次有许多人主动来帮忙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一丁 一毛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放岁月 现在却要留下来

1980 年 2 月 29 日 我和怡楷带着一村启程北上 到火车站送行的除一丁一毛外 还有不少同事 包括外语系领导干部 分手前 一毛要我留本书作个纪念 我想了一想 没有比那本 杜甫诗选 更合适的了 虽然它久经沧桑 已经被耗子咬得面目全非 它既是她名字的出处 也是我们一家人劫后余生的见证 书的末页已有我在流徙途中信笔涂下的小诗 现在又在前面添上一段文字 大意说当年如何 以言获罪 流放北大荒 囚车孤愤 但读杜诗而已 等等 来年夏 一毛赴美求学 行囊中带着这本杜诗上面有我赠书时的祝福 他日鸾凤高翔 有厚望焉

小黑子从高庄赶来芜湖为我们送行 带着他哥哥十来岁的儿子 他坚持要把我们一直送到南京 我们得在南京停留两天才能搭乘快车去北京

南京距高庄不过百把里路 但他们叔侄二人以前还没来过这座古城 于是 我领着他们在一天之内尽可能观光了一些名胜古迹 我也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拜见了恩师羊达之教授 我在扬州中学上初中时 他是初三的历史老师 抗战初期 我流亡到四川 在国立第二中学读完高三 他是我的国文老师 高中毕业后 一别四十年 这时候他在南京师院中文系任教 已是颇负盛名的老教授 他年近八旬 却没有一丝白髪緑 看书读报也不用戴眼镜 师母和老师年纪相仿 身体也同样健康 老人家为我们三个不速之客亲手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我简略地汇报了一下我们一家几十年来的经历 年逾古稀的老师听了禁不住泪如雨下 庆幸我居然从漫长的梦魇中生还 到达北京后不久 我收到老师寄赠的条幅 是他用小篆写在宣纸上的陈雨义的词 临江仙 我在交谈中曾提到过这首令我心醉的宋词 词人劫后余生 追忆故国旧游 感喟国破家亡之痛:

二十余年如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
 渔唱起三更

我把条幅送到家乡裱好 挂在我的小书房里 时时提醒我梦魇的 二十余年 和不堪回首的 古今多少事

一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 3 月 2 日到达后 我特地领着他走过天安门广场 这孩子对广场一头高踞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另一头新建的存放他尸体的纪念堂 都不感兴趣 他唯一的感想是 我敢说 春天一到 阳光灿烂 在广场上跑着放风筝一定好玩

校园离颐和园不远 原来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

一进大门 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高的红砖教学大楼 我一到校就听人说 文革期间有一名女生被批斗逼疯 从楼顶跳楼身亡 在大楼后面 有两座一模一样的三层楼灰砖建筑 看上去很像营房 不像教职工和学生宿舍 另外有两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平房 是大太监留下的遗产 倒使一个无树 无花 无草的灰濛蒙蒙的校园不显得过分单调 分配给我们的一套两居室住房在校园最后面一座四层楼的灰砖宿舍的顶层

有一些老同事来看望我们 法语系徐教授 我当年的酒友 第一个闯了进来 一进门就用他的广东国语乍呼起来 老巫 我来向你赔礼道歉

我不该在批斗会上说了那么些你的坏话 我很惊讶 在所有那么些人当中怎么他老人家偏偏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老徐 没你的事儿 我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根本不记得你说过什么话 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的挨整和你有任何关系 人人都得发言表态

立场问题嘛 你怎么能例外 我不怪罪任何个别的人 更不用说你老兄

或许我们全都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中的演员 每人都不得不演一个角色

不管怎样 我总活过来了

徐教授年逾古稀 头髪和胡须都白了 说话一向大嗓门儿 我的话音刚落 他就几乎吼叫起来 我不管你是否怪罪我 我怪罪我自己 我随大流 胡说八道坑害你 实在卑鄙 我更对不起我亲哥哥 他在天津也被划为右派 我跟他断绝关系 直到他最近也被改正 哦 为了保护自己

一个人能堕落到什么地步

老徐 千万不要太难过 看到他如此痛心疾首 我非常感动 究竟并不是你的错 令兄现在在哪儿 原来他哥哥就和我们住在同一座楼里 他在二十年代留学美国 获得英语学位 回国后在天津一所大学任教

被打成右派后 失去教职 从大学宿舍搬到市内一个潮湿的地下室 继续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 右派改正后被学院请来为英语研究生开翻译课

另一位同事 英语讲师小廖接踵而来 1954 年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南开外语系 和我同事 后来也调来学院 您在南开受迫害 有我一份 巫老师 肃反时 我是您的专案小组长 您知道吗

听上去 他好像是在坦白什么严重罪行

 小廖 我从来没有把你算在参加迫害我的人当中 我请他放心 当时你刚从大学毕业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 你追求进步 党教你干啥你就干啥 你别无选择 如此而已

不完全是这样 他继续用沉重的语调说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特别卖力气整你 因为我动机不纯 我想得到组织的好感 我想往上爬

你对自己太严厉了 小廖 其实 对于我并没造成任何后果对吗

也许并没有 可是我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衷心请您宽恕 我请他放心 我从来没有对他怀有任何芥蒂 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是好同事 另一位老同事轻飘飘地问我 老巫 真的很惨吗 她也参加过批斗大合唱

但显然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

哦 你瞧我不是活下来了吗 我含糊地回答

确实 而且 怎么搞的 你还这么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