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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细菌和钢铁》

    目录
    前言 耶利的问题
    第一部分 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
    第一章 走上起跑线 第二章 历史的自然实验 第三章 卡哈马卡的冲突
    第二部分 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第
    四章 农民的力量 第五章 历史上的穷与富 第六章 种田还是不种田 第七章 怎样识别杏仁 第八章 问题在苹果还是在印第安人 第九章 斑马、不幸的婚姻和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第十章 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
    第三部分 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
    第十一章 牲畜的致命礼物 第十二章 蓝图和借用字母 第十三章 需要之母 第十四章 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
    第四部分 在五章中环游世界
    第十五章 耶利的族人 第十六章 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 第十七章 驶向波利尼西亚的快艇 第十八章 两个半球的碰撞 第十九章 非洲是怎样成为黑人的非洲的
    尾声 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
    日本人乃何许人也
    附录 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

    前言 耶利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对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来说，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很不相同的。在上一次冰期结束后的13000年间，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发展成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地区仅仅发展成为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地区则仍然保留着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这种历史上的差异对现代世界投上了持久的阴影，因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社会征服了或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虽然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实，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始终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关于这些差异的由来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在25年前以一种简单的个人形式向我提出来的。

    1972年7月，我在新几内亚这个热带岛屿的沙滩上散步，当时我正在那里研究鸟类的演化。在这之前我已听说过有一个叫做耶利的当地知名政治家，这时候他正在这个地区旅游。那一天，耶利和我碰巧沿同一个方向散步，而且他追上了我。我们在一起走了一个小时，始终在交谈着。

    耶利身上焕发着领袖的气质和活力。他的眼睛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他充满自信地谈论自己，但他也问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并且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我们的谈话从当时每个新几内亚人都关心的问题，即政治事态的迅速发展开始。耶利的国家现在叫做巴布亚新几内亚，那时仍然是联合国的一块托管地，由澳大利亚管理，但独立已是迟早的事。耶利对我说，他的任务就是使本地人作好自治的准备。

    过了一会，耶利话锋一转，开始考问起我来。他从来没有去过新几内亚以外的地方，他的最高学历是中学，但他却有着一种无法满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要了解我对新几内亚鸟类的研究工作（包括我做这工作拿多少报酬）。我就告诉他，在几百万年的过程中，不同种群的鸟是如何移居新几内亚的。接着，他又问我，在过去的几万年中，他的人民的祖先是怎样到达新几内亚的，以及在过去200年中，欧洲的白人是如何开拓新几内亚的。

    谈话始终是友好的，虽然我们俩都了解耶利和我所代表的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两个世纪前，所有的新几内亚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就是说，他们仍然使用着几千年前即已在欧洲为金属工具所取代的类似的石器，而他们所居住的也不是在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威下组织起来的村庄。白人来了，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带来了各种物资，从钢斧、火柴和药品到服装、软饮料和雨伞，应有尽有，而新几内亚人立刻认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新几内亚，所有这些物品被一概称之为“货物”。

    许多白人移民公开蔑视新几内亚人，说他们是“原始人”。在新几内亚人的白人“主子”（他们直到1972年还被这样称呼）中，甚至是最无能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准也远远高于新几内亚人，甚至高于像耶利这样的极有性格魅力的政治家。然而，耶利就像当时考问我那样考问过许多白人，而我也曾考问过许多新几内亚人。

    他和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新几内亚人通常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耶利想必考虑过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他又一次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洞察一切似的瞥了我一眼，问我道，“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正像耶利所体会的那样，这是一个虽然简单但却切中要害的问题。是的，在普通新几内亚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欧洲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类似的差异同样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区别了开来。这些巨大的差异必定具有人们可能认为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

    然而，耶利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当时就回答不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专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意见不一：大多数人甚至不再问这样的问题了。在耶利和我进行那次谈话后的许多年里，我研究并用文字说明了关于人类进化、历史和语言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在25年后撰写的这本书就是试图对耶利的问题作出回答。

    虽然耶利的问题只涉及新几内亚人和欧洲白人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它可以推而广之，联系到现代世界上更大规模的一系列悬殊差异。来自欧亚大陆的民族，尤其是仍然生活在欧洲和东亚的民族，以及移居到北美的民族，控制着世界的财富和权力。其他民族，包括大多数非洲人，已经摆脱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但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在后面。还有一些民族，如澳大利亚、美洲以及非洲最南端的土著居民，甚至已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是遭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大批杀害、征服，有时甚至被斩尽杀绝。

    因此，关于现代世界的差异问题可以再次系统地阐述如下。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例如，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杀害、征服或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回顾一下历史。从公元1500年开始，当欧洲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刚刚兴起时，不同大陆上的民族业已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许多地区成了一些用金属装备起来的国家或

    帝国的基地，其中有些已经呈现工业化的端倪。两个印第安民族—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统治着一些使用石器的帝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地区被划分为一些使用

    铁器的小国或由酋长管辖的部落。其他大多数民族—包括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许

    多太平洋岛屿、美洲的许多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小部分地区的所有那些民族—都是一些农业部落，甚至仍然是一些使用石器的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

    当然，从公元1500年开始的这种技术和政治上的差异，是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

    因。使用钢铁武器的帝国能够征服或消灭使用石制和木制武器的部落。然而，这个世界又是如何成了公元1500年时的那种模样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再一次毫不费力地回顾一下更早的历史。直到大约公元前11000年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各个大陆上的各个族群仍然

    都是靠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不同大陆的不同发展

    速度，成了导致公元1500年时技术和政治差异的原因。虽然澳大利亚土著和美洲印

    第安人仍然靠狩猎采集为生，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

    南的许多地区，已逐步地发展起农业、畜牧、冶金技术和复杂的政治组织。欧亚大

    陆的一些地区和美洲的一个地区，还独立地发明了文字。然而，这些新的发展中每

    一个发展，在欧亚大陆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出现得更早。例如，青铜器的大规模生

    产于公元1500年前的几个世纪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一带还刚刚开始，而在4000多年

    前已经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开展起来。欧洲探险家是在公元1642年首次接触到塔斯马尼亚人的，那时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比几万年前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遍使用的制作技术还要来得简单。

    这样，我们最后就能用别的措辞把现代世界的差异重新表述如下：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

    虽然这本书归根到底是要讨论历史和史前史问题，但其主题不光是具有学术性，而

    且在实践上和政治上也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

    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这些冲突产生

    了回响，而这些回响在经过许多世纪后仍然没有消失，并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乱的地区仍在活跃地继续。

    例如，非洲的广大地区仍在与近代殖民主义留给它的余孽进行斗争。在其他地区—

    包括中美洲、墨西哥、秘鲁、新喀里多尼亚和苏联的许多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的

    一些地区—社会动荡或游击战争，甚至使更多的本地居民起来反对由外来征服者的

    后代所控制的政府。其他的许多本地居民—如夏威夷的本地人、澳大利亚土著、西

    伯利亚本地人，以及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印第安人—由于灭绝种

    族的大屠杀和疾病，他们的人数已经锐减，现在在人数上已被入侵者的后代大大超

    过了。虽然他们因此而不能发动内战，但他们仍然日益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

    除了各民族之间由于过去的冲突而引发的当前这些政治和经济反响外，当前还存在着语言方面的反响—尤其是现代世界上现存的6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语言即将消亡，而由英语、汉语、俄语和近几个世纪以来使用人数大大增加的其他几种语言所取代。现代世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于耶利问题中所暗含的不同历史轨迹造成的。

    在为耶利的问题寻找答案之前，我们应该先停下来考虑一下根本就反对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些意见。有些人见到别人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会生气，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种反对意见如下。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明了某个民族怎么会统治另一民族的，那么

    这会不会就是为这种统治辩护呢？这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在

    今天试图改变这种结果可能是徒劳无益的呢？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一种把对原因

    的说明同为结果辩护或承认结果混为一谈的普遍倾向。怎样利用历史的阐述是一个

    和阐述本身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了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了解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

    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要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

    理，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要努力去了解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为什么精神病学家要努

    力去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这些人之所以去调查研究，并不是想要为谋杀、强奸、

    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以及疾病进行辩护，相反，他们是想要利用他们对因果链的了解来打断这个锁链。

    其次，回答耶利的问题是否就必然涉及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方法，涉及对西欧人的美化，并念念不忘于西欧和欧化了的美国在现代世界中的突出地位呢？这种突出地位是否就是过去几个世纪的一种短暂现象，而现在正由于日本和东南亚的兴起而变得暗淡下来呢？事实上，本书大部分篇幅将要讨论的是某些民族，而不是欧洲人。

    我们不只是把重点放在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上，而是还要研究不同的非欧洲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发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内部的和发生在这些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绝不是要美化来自西欧的民族，而是要看到，他们的文明的最基本因素是由生活在别的地方的其他民族发展起来并在以后输入西欧的。

    第三，诸如“文明”之类的字眼和“文明的兴起”之类的词语是不是传达了虚假的

    印象，即文明是好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人是悲惨的，而过去13000年的历史已

    经朝着人类更大的福祉前进了？事实上，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工业化国家就一定比

    狩猎采集部落“好”，不认为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来换取以使用铁器为基础的

    国家地位就是代表“进步”，也不认为就是这种进步为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幸

    福。根据我在美国城市和新几内亚村庄不同的生活体验，我的印象是：所谓的文明

    的福祉是由正反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例如，同狩猎采集部落相比，现代工业化国

    家的公民享有更好的医疗照顾，他们被人杀害的风险较低，他们的寿命也较长，但

    他们从朋友和大家庭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却要少得多。我对人类社会的这种地理差

    异进行调查研究的动机，不是为了赞美一种类型的社会和贬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而完全是为了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耶利的问题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另一本书来回答？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呢？如

    果已经知道了，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大概最普通的解释就含蓄地或者明确地假定民族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在公元

    1500年后的几个世纪中，由于欧洲探险者们认识到世界各民族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

    面的广泛差异，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差异来自天生能力的差异。随着达尔文

    理论的出现，原来的一些解释就按照自然选择和演化遗传有了新的含义。在技术上

    原始的种族被认为是人类从与猿相类似的祖先那里遗传而来的演化遗存。由来自工

    业化社会的移民来取代这些种族，正是适者生存的例证。随着后来遗传学的兴起，

    这些解释就按照遗传学的字眼又一次被重新叙述。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欧洲人被认

    为比非洲人聪明，而比起澳大利亚的土著就尤其如此。

    今天，西方社会的某些人在公开地批判种族主义。然而，许多（也许是大多数！）

    西方人私下里或下意识地在继续接受种族主义的解释。在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里，

    仍然有人在公开提出这种解释，而且是毫无愧疚之感。甚至是受过教育的美国白

    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每当提起澳大利亚土著这个话题时，总是认为澳大利亚

    土著的身上有着某种原始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肯定与白人不同。在这些土著的仍然

    健在的后裔中，有许多人虽然在欧洲殖民时代活了下来，但现在却发现在澳大利亚

    白人社会中难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一个看似有理的论据是这样的：到澳大利亚来的白人移民建立了一个以金属工具和

    食品生产为基础的、有文字的、工业化的、在政治上集中的民主国家，这一切都是

    在对一个大陆进行拓殖的100年中完成的，而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土著至少有4万年

    之久一直是一些没有金属工具的狩猎采集部落。这是对人类发展的两个连续实验，

    实验的环境相同，唯一的变量是居住在这环境中的人。澳大利亚土著与欧洲人社会

    之间的差异是由民族本身的差异产生的，这一点难道还需要进一步来证明吗？

    对这种种族主义解释的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解释令人生厌，而且也因为它

    们是错误的。人类在智力上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这种差异是

    与技术上的差异平行发生的。事实上，我马上还将说明，现代的“石器时代”的部

    落通常可能比工业化的民族更加聪明，或至少一样聪明。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荒

    谬，但我们将会在第十五章看到，对于建立一个具有上述其他优点的、有文字的工

    业化社会来说，来到澳大利亚的白人移民对于通常给予他们的荣誉是受之有愧的。

    此外，直到最近在技术上仍很原始的部族—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只要

    给他们机会，一般是都能掌握工业技术的。

    一些认知心理学家以巨大的努力研究了生活在同一国家的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民族

    之间在智商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有许多美国白人心理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试

    图证明，非洲裔美国黑人在智力上天生地就低于欧洲裔美国白人。然而，众所周

    知，用作比较的这两个民族在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方面是大不相同的。这个事实使

    检验智力差异引起技术差异这种假设遇到了双重的困难。首先，甚至我们成人的认

    知能力也要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而我们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历了这样的环境，

    因而难以觉察先天遗传差异的任何影响。其次，认知能力的测验（和智商测验一

    样）往往都是测量文化学习，而不是测量纯粹的天生智力，不管这种天生智力究竟

    是什么东西。由于童年环境和所学得的知识对智商测验结果所产生的无庸置疑的影

    响，这些心理学家迄今为止所作的努力，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非白人民族的智商中被视为当然的遗传缺陷。

    我对这一争议的观点，是我和新几内亚人在他们的未受外界影响的社会里一起工作

    了33年的结果。从我刚开始和新几内亚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

    们通常都要比一般欧洲人或美国人更聪明，更机敏，更富表现力，对周围的事和人

    也更关心。对有些工作，人们完全可以认为是反映了脑功能的某些方面的，例如在

    脑子里对陌生环境勾画出一幅图像的能力。在做这样的工作时，新几内亚人在很大

    程度上显得比西方人更加出色在行。当然，对于那些西方人从小就训练去做而新几

    内亚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新几内亚人也常常做得不好。因此，来自偏远村庄的

    未上过学的新几内亚人在进城时，在西方人看来就会显得呆头呆脑；反之，当我和

    新几内亚人一起在丛林中时，我表现得连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如沿着丛林小路行走

    或搭建一个遮蔽物）都不能胜任。在这种时候，我始终明白，我在新几内亚人看来

    又是多么地呆头呆脑。对这些工作，新几内亚人从小就接受了训练，而我则从来没有。

    为什么我觉得新几内亚人比西方人聪明这种印象可能是正确的，有两个理由容易得

    到认可。首先，几千年来，西方人一直生活在有中央政府、警察和法制的、人口稠

    密的社会里。在这些社会里，稠密人口中传染性的流行疾病（如天花）在历史上是

    导致死亡的主因，而谋杀则比较罕见，至于战争状态则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况。

    大多数逃脱了致命的传染病的欧洲人，也逃脱了其他一些潜在的死因，并把他们的

    基因传给后代。今天，西方大多数存活的婴儿同样逃过了致命的传染疾病，而且不

    管他们的智力和携带的基因如何，一样地传宗接代。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人所生活

    的社会，由于人口稀少，稠密人口中发生的那些流行疾病无法形成。相反，造成新

    几内亚人传统的高死亡率的，是谋杀、长期的部落战争、意外事故和在获取食物中出现的问题。

    在传统的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人比不那么聪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脱导致高死亡率的

    死因。然而，在传统的欧洲社会中，流行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差异与智力几乎没

    有任何关系，而是与取决于人体化学细节的遗传抵抗力有关。例如，血型为B或O的

    人比血型为A的人对天花有更强的抵抗力。就是说，促进智力基因的自然选择，在新

    几内亚比在人口稠密、政治上复杂的社会可能要无情得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

    对人体化学组成的自然选择反而更有效力。

    关于为什么新几内亚人可能会比西方人聪明这一点，除了这种遗传上的原因，还有

    第二个原因。现代欧洲和美国的儿童花费大量的时间，被动地接受电视、广播和电

    影所提供的娱乐。在一般的美国家庭中，电视机每天开7个小时。相比之下，传统的

    新几内亚儿童几乎没有机会去接受这种被动的娱乐，而是把他们醒着的时间几乎全

    部用来从事积极的活动，如和其他儿童或成年人谈话或游戏。几乎所有的对儿童发

    展的研究全都强调童年刺激和活动在促进智力发展中的作用，同时着重指出了与童

    年刺激减少相联系的不可逆转的智力障碍。对于新几内亚人表现出来的这种较优越

    的一般智力作用，这种影响无疑提供了一种非遗传成分。

    这就是说，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可能在遗传方面优于西方人，他们在逃避对成

    长极其不利的条件时也肯定优于西方人，而工业化社会的大多数儿童如今就是在这

    种条件下长大的。当然，关于新几内亚人在智力方面的任何不利条件，没有丝毫可

    以用来回答耶利的问题。遗传和童年成长这两个因素，可能不仅区别了新几内亚人

    同西方人，而且也区别了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以及技术上原始的社会成员同一般说

    来在技术上先进的社会成员。因此，必须把种族主义素来的那种臆断颠倒过来。欧

    洲人尽管在遗传方面存在着不利条件，而且（在现代）他们在成长中也毫无疑问存

    在着不利条件，那么为什么他们最后却能生产出很多货物？而对于新几内亚人，尽管我相信他们具有较高的智力，但为什么他们最后在技术上还是那样原始呢？

    遗传学上的解释不是对耶利问题的唯一可能的答案。另一种受到北欧人欢迎的解释

    是求助于想象中的气候作用，说什么他们家乡的寒冷气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

    刺激作用，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抑制作用。也许，

    高纬度的这种季节性的多变气候比不随季节变化的恒定的热带气候提出了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也许，寒冷的气候要求人们为了生存必须具有更多的创造才能，因

    为人们必须建造保暖的住宅和缝制保暖的衣裳，而在热带人们只要有较简陋的住房

    并且不穿衣服就能生存下去。或者，可以把这种论点颠倒过来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高纬度地区漫长的冬季使人们有大量时间可以坐在家里搞发明创造。

    虽然这种解释以前曾流行一时，但它同样经不起推敲。我们将要看到，直到最近的

    1000年前，北欧各民族对欧亚大陆文明没有作出过任何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只是

    由于运气好才生活在某一个地理位置上，使他们有可能接受在欧亚大陆较温暖地区

    发展起来的一些先进的东西（如农业、轮子、文字和冶金）。在新大陆，高纬度的

    寒冷地区甚至更是人类的一个落后地区。唯一的发明了文字的印第安人社会出现在

    北回归线以南的墨西哥；新大陆最古老的陶器来自位于热带的南美洲赤道附近；而

    通常被认为在艺术、天文学和其他方面最先进的新大陆社会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中位于热带的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有名的玛雅社会。

    对耶利的问题的第三个答案提出了所谓干燥气候下低地河谷的重要性问题，因为这

    种地方的高产农业依赖于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而这又需要有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

    之所以提出这种解释，是因为有一个事实是无庸置疑的，即已知的最早帝国和书写

    系统出现在新月沃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在世

    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中美洲的玛雅人居住的低地和秘鲁的沿海沙漠，水利系统也似乎与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密切有关。

    然而，详尽的考古研究表明，复杂的灌溉系统并不是同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一起出

    现，而是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到来的。就是说，先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政

    治集权，然后才有可能建设复杂的灌溉系统。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在政治集权之

    前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发展，没有一个同江河流域或复杂的灌溉系统有联系。例如，

    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和乡村生活源于丘陵和山地，而不是源于低地河谷。在乡村粮

    食生产开始在新月沃地的丘陵地带兴旺发达之后3000年左右，尼罗河流域仍然是一

    个文化落后的地区。美国西南部的江河流域最后还是对灌溉农业和复杂社会起了支

    撑作用，但只是在有了许多为社会所依赖的发展成果之后才做到这一点的，而这些

    发展成果却是从墨西哥引进的。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河谷仍然为没有农业的部落社会所占有。

    然而，还有一种解释列举了使欧洲人能够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因素—尤其是

    欧洲的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制成品。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显而易

    见，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欧洲人征服的直接原因。然而，这种假设是不全面的，因为

    它仍然只提供了确定直接原因的一种近似的（初级阶段的）解释。它使人不由得想

    去寻找终极原因：为什么最后带来枪炮、凶恶的病菌和钢铁的竟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印第安人？

    至于在确定欧洲征服新大陆的终极原因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但非洲仍然是一大难题。在非洲这个大陆上，原人进化的时间最长，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可能也起源于那里，那里的地方病如疟疾或黄热病使欧洲的探险者失去了生命。如果长期的领先优势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为什么枪炮和钢铁不是首先出现在非洲，从而使非洲人和他们的病菌得以征服欧洲？同时，又用什么来说明何以澳大利亚土著未能超越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阶段呢？

    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社会进行比较所出现的问题，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

    的极大关注。说明这方面的努力的最著名的现代例证，就是阿诺德·汤因比的十二卷

    本的《历史研究》。汤因比对23个先进的文明民族尤感兴趣，这23个民族中有22个

    是有文字的，19个是欧亚大陆民族。他对史前史和比较单纯的没有文字的社会兴趣

    较少。然而，现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却要追溯到史前阶段。因此，汤因比没有提出

    耶利的那种问题，也没有去认真讨论我所认为的最广泛的历史模式。其他一些研究

    世界史的可资利用的书，同样会把重点放在以往5000年中先进的、有文字的欧亚大

    陆文明民族身上；这些书都是十分简略地提到哥伦布以前的印第安人文明，除了谈

    到最近与欧亚大陆文明民族的相互影响外，它们对世界其余地区的讨论甚至更加简

    略。在汤因比的尝试后，全世界对历史因果关系的综合研究已经受到大多数历史学

    家的冷遇，被认为提出了一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

    来自几个学科的专家对他们的问题提供了全球性的综合研究。尤其是一些生态地理

    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动植物驯化的生物学家和研究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的学

    者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些研究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难题的某些

    部分的注意，但它们所提供的只是那一直阙如的必要而广泛的综合研究的零碎片断而已。

    因此，对于耶利的问题不存在可以普遍接受的答案。一方面，这种近似的解释是清

    楚的：有些民族在其他民族之前就已有了枪炮、病菌、钢铁和带来政治与经济影响

    力的其他因素；而有些民族则根本没有过这些带来影响力的因素。另一方面，这种

    终极解释—例如，为什么青铜器很早就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出现，在新大陆是很

    晚才在局部地区出现，而在土著人的澳大利亚则从来没有出现过—仍然是不清楚的。

    我们目前缺乏这种终极解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缺口，因为最广泛的历史模式

    仍然是这样原因不明。然而，更为严重的是道德缺口没有得到充填。对每个人来

    说，不管他是不是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者，至为明显的是，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情况

    是不同的。现代美国是一个按照欧洲模式创建的社会，它占有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

    来的土地，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作为奴隶运到美洲来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黑

    人的后裔。现代欧洲却不是一个由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黑人塑造的社会，他们

    并没有把数以百万计的印第安人作为奴隶运入欧洲。

    这种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这里的情况不是51%的美洲、澳洲和非洲被欧洲人征服，

    而49%的欧洲被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或非洲人征服。整个现代世界都是由一边倒

    的结果来塑造的。这些结果必须得到不容变更的解释，这些解释应该比几千年前谁碰巧打赢了某个战役或谁在某一次发明了什么东西这些细节更为基本。

    假定历史模式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天生差异，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我们得到

    的教导是，公开地这样说是不礼貌的。我们读到了一些声称证明了天生差异的专门

    性研究成果；我们也读到了声称这些研究具有专门性谬误的反驳意见。我们在日常

    生活中看到，在发生征服和奴隶贩运的几百年之后，有些被征服民族仍然构成了下

    层社会。我们听说，这一点同样不应归咎于任何生物学上的缺陷，而应归咎于社会

    不利条件和有限的机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感到疑惑。我们始终看到的是所有那些引人注目的持久

    不变的民族地位差异。有人向我们保证说，这种对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上的不平等

    所作的貌似清晰的解释是错误的，但却没有人告诉我们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在我们

    对历史的广泛模式有了某种令人信服的、详尽的、得到一致同意的解释之前，大多

    数人将继续认为，种族主义的生物学解释终究是正确的。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写

    这本书的最强有力的论点。

    新闻记者总是要求作者用一句话把篇幅很长的书加以概括。对本书来说，这样的一

    句话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

    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当然，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发展，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念。然而在今天，

    这种观点已得不到历史学家们的青睐；它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过分简单化的，或者被

    讽刺为环境决定论而遭到忽视，或者把企图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差异这整个问题看得

    太难而束之高阁。然而，地理显然对历史产生了某种影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

    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够说明历史的广泛模式。

    由于有几门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人类历史毫不相干的科学学科所提供的新的知识，以

    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些学科首先包括遗传学、分子生物

    学和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种的生物地理学；这些学科再加上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

    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病菌及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疾病的流

    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对所有大陆和主要岛屿进行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

    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

    这种学科的多样性向想要写一本书来回答耶利的问题的未来作者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样的作者必须具有包括以上各学科的广博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把相关的各种先

    进知识加以综合。每个大陆的历史和史前史都必须同样地加以综合。这本书的主要

    内容是历史，但所用的方法则是科学的—尤其是诸如演化生物学和地质学之类历史

    科学的方法。这样的作者必须根据直接体验来了解一系列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

    会到现代的太空时代文明，都要有所了解。

    这些条件初看起来似乎是要求多个作者协同工作。然而，这种办法从一开始就注定

    要失败，因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建立一种统一的综合体系。这种考虑就规定了只

    能有一个作者，尽管这样做会引起种种困难。不可避免的是，这个作者为了从许多

    学科吸收材料将不得不浑身冒汗，并且将会需要许多同事对他进行指导。

    甚至在耶利于1972年向我提出他的问题之前，我的经历已经使我涉足这些学科中的

    几门。我的母亲是教师兼语言学家；我的父亲是儿童遗传疾病专科医师。由于有了

    我的父亲做榜样，我怀着当医生的志向完成了我的小学和中学学业。在7岁时，我还

    成了一个狂热的观察和研究野鸟的人。因此，在我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很容易

    地就从起初想要从事医务工作这个目标转向生物研究这个目标。然而，从小学一直

    到大学，我的训练主要在语言、历史和写作方面。甚至在决定要取得生理学博士学

    位之后，我在研究院的第一年还差点放弃科学而去做一个语言学家。

    1961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业后，就把我的科学研究分成两个领域去进行：一个是分子

    生理学，一个是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演化生物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只能使用

    一些不同于实验科学的方法，这对于我写作本书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要设计

    出一种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会有许多困难，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使我对这些困难了

    然于胸。从1958年到1962年，我在欧洲生活，我的一些欧洲朋友的生活曾经遭到20

    世纪历史的严重伤害，生活在他们中间使我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在历史的展开中因

    果链是在如何起作用的。

    在过去的33年中，我作为演化生物学家的现场调查工作，使我同范围广泛的人类社

    会产生了密切的接触。我的专业是鸟类演化，我在南美、南部非洲、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特别是新几内亚，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同这些地区的土著人在

    一起生活，我熟悉了许多技术上原始的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不久前还依靠石器

    的部落农民和渔民们的社会。因此，大多数有文化的人认为不可思议的、遥远的史

    前期生活方式，却是我的生活中最鲜明生动的部分。新几内亚尽管只占世界陆地面

    积的很小一部分，但它所包含的人类多样性却大得不成比例。在现代世界上的6000

    种语言中，有1000种只在新几内亚使用。在我研究新几内亚鸟类的过程中，由于需

    要用近100种新几内亚语言列出一些鸟类的俗名，我对语言的兴趣被重新激发出来了。

    所有这些兴趣产生了我最近的一本书，这是对人类进化的一种非技术性的描述，书

    名叫做《第三种黑猩猩》。这本书的第十四章叫做《意外的征服者》，是试图了解

    欧洲人同印第安人接触所产生的后果。在我完成了这本书之后，我认识到无论是史

    前时代还是现代，民族之间的接触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我明白，我在那本书的第十

    四章中努力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1972年耶利问我的那个问题，只不过把问题搬

    到世界上的一个不同的地方罢了。就这样，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试一

    试去满足耶利的—也是我自己的好奇心。

    本书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它由3章组成。第一章

    提供了一次关于人类进化和历史的旋风式的旅行，从大约700万年前我们刚从类人猿

    分化出来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大约13000年前上一次冰期结束为止。我们将追踪人类

    的祖先从我们在非洲的发祥地散布到其他大陆，以便弄清楚在那些常常用“文明的

    兴起”一语来加以概括的事件开始前世界是什么情形。结果表明，某些大陆上的人

    类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后取得了对其他大陆上的人类发展的领先优势。

    第二章简要地考察了岛屿环境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对历史的影响，从而使我们为探

    究过去13000年中大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作好准备。当大约320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

    祖先向太平洋迁移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一些和他们原来的环境大不相同的岛屿。在

    几千年之内，波利尼西亚人祖先建立的这个社会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岛屿上产生了一

    系列子社会，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原始帝国，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这种辐射性进化

    可以起到模式的作用，用来说明自上次冰期结束以来，在不同的大陆上时间更长、

    规模更大、但更少为人所了解的社会辐射性进化，为什么有的成了狩猎采集部落，

    有的却成了帝国。

    第三章通过同时代目击者的描述，再讲一讲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诸如此类的遭遇，

    从而向我们介绍来自不同大陆的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历史上的这次遭遇是：独立的

    印加帝国的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在自己的整个军队的护卫下，在秘鲁城市卡哈马卡

    被弗兰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率领的一小撮西班牙入侵者俘虏。我们可以确定近似因素

    的链条，正是这些因素使皮萨罗得以俘虏阿塔瓦尔帕，并在欧洲人对美洲印第安人

    的征服中发生了作用。这些因素包括西班牙的病菌、马匹、文化、政治组织和技术

    （尤其是造船和武器制造）。这种对近似原因的分析是本书中容易做到的部分；困

    难的部分是确定终极原因，因为正是终极原因产生了近似原因，产生了实际结果，

    而不是产生可能相反的结果，即阿塔瓦尔帕到马德里俘虏了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

    第二部分题为《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包括第四章到第十章。这一部分专门讨

    论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组终极原因。第四章概述了粮食生产—即通过农业种植和畜

    牧来生产食物，而不是靠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是如何最终产生了使皮萨罗取得胜

    利的直接因素。但是粮食生产的出现情况在全世界是不同的。我们将要在第五章看

    到，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民族靠自己来发展粮食生产；另一些族群在史前期从这些独

    立的粮食生产中心学会了粮食生产；还有一些族群在史前期既不发展粮食生产也不

    从别处学会粮食生产，而是直到现在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第六章研究了只是在

    某些地区促使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向粮食生产转变的诸多因素。

    接着，第七、八、九章说明在史前时代农作物和牲畜是如何从原来的野生植物和动

    物经过驯化而来的，而做这种驯化工作的早期农民和牧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

    样的结果。可以用作驯化的当地一批批动植物在地理上的差异，有助于说明为什么

    只有几个地区成为独立的粮食生产中心，为什么粮食生产在某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

    区出现得早。从原来的这几个中心，粮食生产向某些地区的传播比向另一些地区的

    传播要迅速得多。造成粮食生产传播速度差异的一个重大因素原来竟是大陆的轴线

    方向：欧亚大陆主要是东西向，而美洲和非洲则主要是南北向（第十章）。

    因此，第三章概述了欧洲征服美洲印第安人的直接因素，第四章则概述了这些因素

    从粮食生产这个终极原因发展而来。第三部分（《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

    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从密集人口所特有的病菌的演化开始，对从终极原因到近似

    原因的联系进行了考察（第十一章）。欧亚大陆的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和其他非欧

    亚大陆民族，比欧亚大陆的枪炮或钢铁武器所杀死的要多得多。相反，在新大陆，

    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任何危险的病菌在等待未来的欧洲征服者。为什么病菌的交流这

    样不相等？在这里，近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在把病菌和粮食生产的出现相联系

    方面是富于启发性的，而这两者的联系在欧亚大陆要远远超过美洲。

    另一条因果链是从粮食生产到文字，文字可能是过去几千年中最重要的一项发明

    （第十二章）。在人类历史上，文字只经历过少数几次进化，而发明文字的地区又

    是各自区域中粮食生产出现最早的地方。所有其他有文字的社会也都经历了同样的

    进化，或者是由于文字的传播，或者是由于文化的传播，而这种文化又是来自最初

    的少数几个中心之一。因此，对于研究世界史的人来说，文字这一现象对研究另一组重要的因果关系尤其有用，即地理对思想和发明的传播的方便程度所具有的影响。

    适用于文字的情况也适用于技术（第十三章）。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技术创新是不

    是完全依赖于少数发明家—天才，依赖于许多具有特质的文化因素，以致不可能去

    了解技术的世界模式。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奇怪的是，大量的这类文化因素使

    了解技术的世界模式变得更容易了，而不是变得更困难了。粮食生产使农民能够生

    产出多余的粮食，从而使农业社会得以养活专职的从事手工艺的专门人材，因为这

    些人的工作不是种植他们自己吃的粮食，而是发展技术。

    除了养活抄写员和发明家外，粮食生产还使农民能够养活政治家（第十四章）。以

    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流动人群相对而言都是平等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活动范围局限于

    自己的地区以及与邻近人群结盟关系的改变。随着稠密的、定居的、从事粮食生产

    的人口的出现，酋长、国王和官员也出现了。这种行政体系不但对管理幅员广阔、

    人口众多的领地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维持常备军、派遣探险舰队和组织征服战争

    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部分（《在五章中环游世界》，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所讲的内容应用于每个大陆和一些重要的岛屿。第十五章研究了澳大利亚本身的历

    史，以及原来和澳大利亚相连、属于同一大陆的新几内亚这个大岛的历史。澳大利

    亚是近代技术最简陋的人类社会的所在地，也是其自身没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唯一大

    陆。澳大利亚的情况是对关于人类社会的洲际差异理论的一次决定性检验。我们将

    会看到，甚至在邻近的新几内亚的大多数族群成了粮食生产者的时候，为什么澳大

    利亚的土著却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

    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把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发展结合成整个地区的一幅画面，这

    个地区包括东亚大陆和太平洋诸岛。中国粮食生产的出现，引起了史前期的人口或

    文化特征的几次大迁移，或两者的同时迁移。其中有一次迁移发生在中国本土，造

    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这个政治和文化现象。另一次迁移在几乎整个热带东南

    亚地区导致了最后来自中国南部的中国农民取代了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本地人。还有

    一次迁移是南岛人的扩张，这次迁移同样取代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以狩猎采集

    为生的本地人，并扩大到最遥远的波利尼西亚诸岛，但未能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

    大部分地区殖民。对研究世界史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各民族之间发生的所有这

    些冲突具有双重的重要性：这些冲突形成了现代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生存的国家，在

    这些国家中，经济权力正日益集中；这些冲突还为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一些民族的历

    史提供了特别清晰的模式。

    第十八章又回到第三章里提出的问题，即欧洲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总

    结一下新大陆和欧亚大陆西部地区过去13000年的历史，可以弄清楚欧洲对美洲的征

    服只不过是两条漫长的通常互不相干的历史轨迹的顶点。这两条轨迹的差异表现在

    这两个大陆在可驯化的动植物、病菌、定居年代、大陆轴线走向以及生态障碍方面

    的差异。

    最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第十九章）与新大陆的历史不但存在着悬

    殊的差异，而且也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造成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冲突的那些因素，

    同样造成了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结果，欧洲人的征服并没有在非洲撒哈拉沙

    漠以南地区建立大片的或长期的殖民地，只有非洲的南端是例外。具有更持久意义

    的是非洲内部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即班图人的扩张。这都是由许多同样的原因引发

    的，也就是在卡哈马卡、在东亚、在太平洋诸岛以及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自始至

    终都在发生作用的那些原因。

    我不抱任何幻想，以为本书已成功地说明了各大洲过去13000年的历史。显然，要想

    在一本书里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真正地了解所有这些答案，我们也不

    可能做到，何况我们并不了解呢。至多，本书确定了几组环境因素，我认为这些因

    素提供了对耶利的问题的大部分答案。承认这些因素也就是突出了原因不明的剩下

    来的几个问题，而了解这些问题则是将来要做的事。

    尾声题为《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列出了剩下来的几个问题，包括欧亚大

    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与环境无关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个人的作用。也

    许，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中最大问题是确立人类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地位，就像演

    化生物学、地质学和气候学这类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一样。对人类历史的研究

    的确会碰到一些真正的困难，但这些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也碰到一些同样的挑

    战。因此，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发展起来的方法在人类史这个领域中也可能证明是有用的。

    然而，我希望我已经使读者相信，历史并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就像一个愤世嫉俗者说的那样。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一部分 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

    第一章 走上起跑线

    用以比较不同大陆的历史发展的合适起点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这个年代大致相当于世界上一些地区村社生活的开始。这时，美洲毫无疑问已经出现了首批定居者，更新世和上一次冰期已经结束，地质学家所说的全新世已经开始。在那个年代的几千年内，动植物的驯化至少在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开始了。从那时起，某些大陆上的族群是否已经比其他大陆上的族群领先一步或处于明显优势呢？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领先优势经过13000年的扩大，也许可以为耶利的问题

    提供答案。因此，这一章将要就各大陆的人类历史进行一次旋风式的旅行，从我们

    作为一个物种的起源开始，经过几百万年，直到13000年前。这一切现在将要浓缩在

    不到20页的篇幅里。当然，我对细节忽略不计，只谈谈在我看来与本书最相关的一些趋势。

    我们活着的近亲是现存的3种类人猿：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矮脚黑猩猩（也叫倭黑

    猩猩）。这3种猩猩只生活在非洲，那里又有丰富的化石证据，这就表明人类初始阶

    段的演化是在非洲进行的。人类的历史与动物的历史分道扬镳，大约在700万年前开

    始于非洲（据估计在500万至900万年之前）。约当此时，非洲猿的一个种群分成了

    几个种群，其中一支继续演化成现代大猩猩，一支演化成两种现代黑猩猩，还有一

    支则演化成人类。大猩猩这一支的分化显然稍早于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分化。

    一些化石表明，我们的直系祖先到了大约400万年前基本上已能直立，然后在大约

    250万年前身体开始长高，相对脑容量开始增大。这些猿人通常叫做非洲南方古猿、

    能人和直立人，他们显然是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演化的。虽然大约在170万年前即已达

    到了直立人这个阶段，但直立人也只是在身材方面和现代人接近，他的脑容量几乎

    仍然不到我们的一半。石器在大约250万年前已很普遍，但它们仍然不过是最粗糙的

    石片和石头砍凿器。就动物学上的含意和鉴别来说，直立人已不再是猿了，但与现

    代人仍相去甚远。

    人类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在人类于大约700万年前起源后的最初500万或600万年

    中，仍然局限于非洲。首先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是直立人，这已从东南亚爪哇岛上

    发现的化石得到证明，这些化石通常称之为爪哇人（见图1.1）。年代最久远的爪

    哇“人”化石—当然，它们实际上可能是爪哇女人的化石—其年代通常被认为约

    100万年前。然而，最近有人认为，其年代实际上是180万年前。（严格地说，直立

    人这个名称属于这些爪哇化石，而归入直立人一类的非洲化石也许应该有一个不同

    的名称。）目前，对于欧洲人类公认的最早证据产生在大约50万年前，但也有人认为时间可能更早。人们当然可以假设，人类既然可以移居亚洲，自然也可以移居欧洲，因为欧亚大陆是一个大陆板块，没有什么重大屏障把它分隔开。

    图1.1 人类在全世界的扩张

    这说明了一个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每当某个科学家宣布发现了“最早的Ⅹ”—不管这个Ⅹ是欧洲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墨西哥引种归化的玉米的最早证据，或是任何地方最早的任何东西—这一宣布又刺激了其他科学家去发现更早的东西以便更胜一筹。事实上，必定有某个真正“最早的Ⅹ”，而所有宣布的更早的Ⅹ都是假的。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几乎对于任何Ⅹ来说，对所谓更早的Ⅹ每年都会有新的发现和宣布，并驳斥了前几年所宣布的某些或全部更早的Ⅹ。对这类问题，常常要花几十年时间去仔细探究，考古学家们才能达成共识。

    到了大约50万年前，人类化石的头骨变得较大、较圆也较少棱角，这已和较早的直

    立人的骨骼有所不同。50万年前的非洲人和欧洲人的头骨与我们现代人的头骨已相

    当近似，所以被归入我们智人这一类，而不是归入直立人一类。这种区别是带有任

    意性的，因为智人是从直立人演化而来的。然而，这些初期的智人在头骨的细节上

    仍和我们不同，他们的脑容量比我们的小得多，他们的制造物和行为更是明显地和

    我们不同。现代的制造石器的民族，如耶利的曾祖父这一辈人，会对50万年前的石

    器嗤之以鼻，认为极其粗糙。对于如今可以有把握证明的我们祖先当时的文化业

    绩，唯一可以用浓墨重彩加上一笔的是火的使用。

    最初的智人除了他们的残骸和那些粗糙的石器外，没有给我们留下艺术品、骨器或

    其他任何东西。澳大利亚仍然没有人类，这原因显而易见：从东南亚到达那里必须

    乘船。在美洲也没有人类，因为可能要等到占据欧亚大陆最靠近美洲的地方（西伯

    利亚）先有人烟，可能还需要造船技术。（现在分隔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海

    峡，随着冰期海平面的不断升降，有时是一片海峡，有时是一座洲际陆桥。）然而，无论是造船或是在寒冷的西伯利亚生存，对最初的智人来说仍然是力所不及的。

    从50万年前往后，非洲和亚欧大陆西部的人类彼此之间以及和东南亚人类之间，从

    骨骼的细节来看在继续分化。从13万到40万年前，欧洲和亚洲西部人口的集中体现

    是特别众多的骨骼化石，他们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有时被归入一个单独的人种—

    尼安德特人。尽管尼安德特人在许多漫画里被描绘成住在洞穴里像猿一样的野蛮

    人，但他们的脑却比我们的还要稍大一些。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还是第一批

    懂得埋葬死者、照顾病人的人。然而，同现代新几内亚人的磨光石斧相比较，他们

    的石器仍显得粗糙，他们还不曾造出形制标准、形状多样、每件都有其明确功用的工具来。

    现在保存下来的、与尼安德特人同时的少数几个非洲人的骨骼残片，与其说像尼安

    德特人的骨骼，不如说更像我们现代人的骨骼。我们知道，甚至更少的东亚人的骨

    骼残片被保存了下来，但他们似乎与非洲人和尼安德特人也不相同。至于当时的生

    活方式，保存得最好的证据是非洲南部一些遗址上堆积的石头制品和被捕食动物的

    残骨。虽然这些10万年前的非洲人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相比，他们的骨骼

    更像现代人的骨骼，但他们所制造的石器基本上和尼安德特人的石器同样粗糙，仍

    然缺乏标准的形制。他们也没有任何保存下来的艺术品。从他们捕食的各种动物的

    骨头这个证据来看，他们的狩猎技巧平常，他们主要捕杀那些易于捕杀、毫无危险

    的动物。他们还不曾干过猎杀野牛、野猪和其他危险猎物的事。他们甚至不会捕

    鱼：在他们的紧靠海岸的遗址中没有发现鱼骨和鱼钩。他们和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

    仍然不能算作完全的人。

    人类历史终于在大约5万年前开始了，也就是在我所说的“大跃进”时期。这种大跃

    进的最早的明确迹象是在东非遗址出土的标准石器和第一件保存完好的首饰（鸵鸟

    蛋壳做的珠子项链）。同样的情况不久又出现在近东和东南欧，然后（约4万年前）

    又出现在西南欧，那里大量的人工制品与称作克罗马努人的完全现代人的骨骼一起

    被发现了。此后，保留在考古遗址中的人类遗物变得越来越令人关注，使人毫不怀

    疑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是在生物学上和行为上的现代人。

    在克罗马努人的遗物堆积中不仅有石器，而且还有骨器。骨器易于成形（如做成鱼

    钩）这一点显然是以前的人所没有认识到的。有些工具做成了各种不同的特殊形

    状，就像现代的工具一样，有针，有锥子，有雕刻工具，还有其他等等，对它们的

    功用我们全都一目了然。出土的不仅仅是单件工具，如手持的刮削器，出土的还有

    多件复合工具。在克罗马努人遗址上可以认出来的复合武器包括鱼叉、梭镖投掷

    器，最后还有弓箭，这些都是步枪和其他现代复合武器的前身。这些能在安全距离

    内进行捕杀的有效手段可以用来猎取犀牛、大象之类的危险猎物，而发明了用来结

    网、做钓鱼线和陷阱的绳子，就使我们的饮食又增加了鱼和鸟这样的美味。房屋和

    缝制服装的残迹，证明了人类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而残留的首饰

    和仔细埋葬的骸骨，则表明了革命性的审美观和精神层次上的发展。

    在一直保存完好的克罗马努人的物品中，最著名的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壮丽的洞穴

    壁画、雕像和乐器，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仍然当作艺术品来欣赏。任何人只要到法国

    西南部拉斯考洞穴去一趟，看看那里画的和实物一样大小的野牛和野马，直接体验

    一下壁画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他立刻就会了解，壁画的创作者不仅在形

    骸上而且在心灵上必定都已现代化了。

    显然，从大约10万年到5万年前，我们祖先的能力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化。那次大跃

    进提出了两个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即其触发原因及发生地点问题。至于原因问题，

    我曾在《第三种黑猩猩》一书中主张，是喉的完善为现代语言提供了解剖学的基

    础，而发挥人的创造力是要大大依靠语言的。而另外一些人则提出，在当时脑容量

    不变的情况下脑组织发生的变化，使现代语言成为可能。

    至于这个大跃进发生的地点问题，它是不是发生在某一个地理区域，发生在某一群

    人当中，因而使他们能够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取代了世界上其他地方以前的那

    些人？或者，它是不是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而今天生活在这每一个地区的人可能

    就是大跃进前生活在该地区的人的后代？在非洲出土的、看上去相当现代的、大约

    10万年前人的头骨，一直被用来支持前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明确地发生在非洲。

    （对所谓线粒体DNA的）分子研究起初也是用现代人发源于非洲这种说法来解释的，

    虽然这些分子发现的含义目前仍然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千百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和

    印度尼西亚的人的头骨，则被一些体质人类学家认为分别显示了仍可在现代中国人

    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身上发现的一些特征。果真如此，那么这一发现可能表明现代

    人的平行演化和发源于多个地区，而不是发源于一个伊甸园，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主张现代人发源于一个局部地区，接着向外扩散，到后来又取代了其他地方的人，

    这方面最强有力的证据似乎是在欧洲。大约4万年前，克罗马努人带着他们现代人的

    体格、优良的武器和其他先进的文化特征进入欧洲。不出几千年，尼安德特人不复

    存在，虽然几千年来，他们作为欧洲唯一的居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这

    个结果有力地表明了，现代的克罗马努人以某种方式利用他们的远为优良的技术和

    他们的语言技能或智慧，用病菌传染、杀害或取代了尼安德特人，而又很少或根本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努人之间的混合现象。

    这种大跃进同我们的祖先在欧亚大陆定居以来第一次被证实的人类地理的重大扩

    张，在时间上不谋而合。这次扩张包括占据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这两个地方在当

    时还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大陆。许多用碳—14测定的遗址证明，从4万年到3万年前

    （还有那照例必有的对正确性提出质疑而认为时间多少要早一些的主张），人类已

    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出现了。从开始有人居住的很短时间内，人类已扩散到整个

    大陆，并对那里形形色色的栖息地，从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和高山地区，到澳大利

    亚干燥的内陆和潮湿的东南角，都已能适应。

    在冰川时代，海洋中大量的水被锁闭在冰川中，因此全世界海平面要比现在低几百

    英尺。结果，现在亚洲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和巴厘这些岛屿之

    间的浅海当时成了干燥的陆地。（其他一些水浅的海峡如白令海峡和英吉利海峡情

    况也是如此。）东南亚大陆边缘比现在的位置要往东700英里。然而，在巴厘岛和澳

    大利亚之间的印度尼西亚中部诸岛仍然为一些深水海峡所包围和分隔。那时候，要

    从亚洲大陆到达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仍然需要渡过至少8个海峡，其中最宽的一个

    海峡至少有50英里宽。被大多数这样的海峡分隔开的岛屿彼此隔海相望，但从澳大

    利亚看不见印度尼西亚，即使最近的岛屿—帝汶岛和塔宁巴岛。因此，对澳大利亚

    ／新几内亚的占有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那需要有水运工具，因此这一点显然提供

    了关于历史上使用水运工具的最早证据。直到大约3万年后（13000年前）才有了除

    地中海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出现了水运工具的有力证据。

    起先，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向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移居可能是意外的结果：有几个

    人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屿旁的木筏上捕鱼时被卷入海中。有一个极端的设想把首

    批移民描绘为其中有一个怀有男性胎儿的年轻孕妇。但是，相信这种偶然移民论的

    人却由于最近的一些发现而大吃一惊，这些发现表明，到了大约35000年前，在新几

    内亚东面还有一些岛屿紧接在新几内亚本土之后也有人移居了。这些岛屿是俾斯麦

    群岛中的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岛，以及所罗门群岛中的布喀岛。布喀岛即使从西

    边最近的岛屿也无法看到，因此到达这个岛屿的唯一办法就是渡过大约100英里宽的

    水面。因此，早期的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可能是有意识地渡水前往一些看得见

    的岛屿，同时由于经常使用水运工具，他们不断地在无意中抵达了甚至看不见的、

    遥远的岛屿。

    除了人类自到达欧亚大陆以来第一次使用水运工具和扩大活动范围外，对澳大利亚

    ／新几内亚移民还与另一个重大的第一次联系在一起：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灭绝大型

    动物物种。今天，我们把非洲看作是大型哺乳动物的大陆。现代欧亚大陆也有许多

    种大型哺乳动物（虽然数量显然没有非洲塞伦格蒂大平原上的那样多），如亚洲

    犀、大象和老虎，以及欧洲的驼鹿、熊和（在古典时期前的）狮子。今天的澳大利

    亚／新几内亚没有同样的大型哺乳动物，事实上连大于100磅重的袋鼠的哺乳动物也

    没有了。但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以前也曾有过它自己的一批多种多样的大型哺乳动

    物，包括大袋鼠，和其状如犀、其大如牛、叫做古草食有袋动物的有袋类动物，以

    及有袋类的“豹”。它以前还有一种体重400磅状如鸵鸟的不会飞的鸟，以及一些大

    得吓人的爬虫，包括一种一吨重的蜥蜴、一种巨蟒和陆栖鳄鱼。

    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所有这些巨型动物在人类到达后全都消失了。虽然对于这些

    动物灭亡的确切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但有几个澳大利亚考古遗址，其年代绵延几万

    年之久，动物遗骨沉积惊人地丰富，在经过仔细地发掘之后，竟没有发现有关过去

    35000年中现已灭绝的巨型动物的一丝痕迹。因此，这种巨型动物大概在人类到达澳

    大利亚不久后就灭绝了。

    如此众多的大型动物几乎同时消失这一点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什么造成

    了这种情况？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答案是：它们被首批到达的人类杀光了或间接消

    灭了。请记住：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动物曾经在没有人类猎杀的情况下演化了几

    百万年。我们知道，加拉帕戈斯群岛南极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同样也是在没有人类的

    情况下演化的，并且直到现代才看见了人，所以今天仍然温顺得不可救药。如果不

    是环境保护主义者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它们可能已经很快灭绝了。在其他一些最近

    才发现的岛上，由于保护措施没有很快实施，消灭动物的事的确发生了：一个这样

    的受害者就是毛里求斯岛的渡渡鸟，渡渡鸟实际上已成了一种绝种的象征。我们现

    在还知道，在史前时代已有人移居的、如今得到详细研究的每一个海洋岛屿上，人

    类的移居都导致了一阵灭绝动物的行动，这个行动的受害者包括新西兰的恐鸟、马

    达加斯加岛的大狐猴和夏威夷的不能飞翔的巨型野鹅。正像现代人向不知害怕的渡

    渡鸟和海岛海豹走过去并把它们杀死一样，史前人大概也是向不知害怕的恐鸟和大

    狐猴走过去并把它们杀死的。

    因此，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消失的一个假设是，它们在大约4万年前

    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相形之下，倒是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活到了

    现代，因为它们已和猿人一起共同进化了几万年或几百万年。因此，由于我们祖先

    开始时并不高明的狩猎技巧提高得很慢，它们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逐步形成对人类

    的恐惧。对渡渡鸟、恐鸟，也许还有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来说，它们的

    不幸是在毫无演化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了狩猎技巧已经充分发展起来的现代人

    的入侵。

    然而，就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情况而言，对这种所谓过度猎杀的假设也并非没有

    人提出异议。一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强调指出，迄今还不曾有人用文献证明这是澳大

    利亚／新几内亚某种绝种的巨型动物的遗骨，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它是被人

    杀死的，或甚至曾经同人类生活在一起。为过度猎杀的假设进行辩护的人则回答

    说：如果这种灭绝行动完成得十分迅速，而且是在很久以前，例如大约4万年前的几

    千年内就完成了，那么你几乎不可能找到猎杀的遗址。那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则回敬

    以一种相反的理论：这些巨型动物是死于气候的变化，例如在本已长期干旱的澳洲

    大陆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这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

    就我个人来说，我无法理解的是，澳大利亚巨型动物在其澳大利亚的几千万年的历

    史中何以历经无数的干旱而不死绝，后来却决定几乎同时倒毙（至少在几百万年这

    个时间范围内），而时间又正好和第一批人类到达的时间碰巧一致。这些巨型动物

    灭绝的地方不仅有澳大利亚中部的干旱地区，而且还有潮湿的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东

    南部地区。它们灭绝于一个个栖息地，从沙漠地带到冷雨林和热带雨林，无一例

    外。因此，在我看来，极有可能的是，这些巨型动物确实是被人消灭的，直接地

    （被杀来当食物）和间接地（由于人为引起的火灾和栖息地的改变）。但是，过度

    猎杀的假设也好，气候变化的假设也好，不管哪一个假设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将会

    看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所有大型动物的消失对其后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

    果。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

    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因此，人类移居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差不多到大跃进的时候才实现。随后接着发生

    的人类活动范围的又一次扩张，是进入欧亚大陆的最寒冷地区。虽然尼安德特人生

    活在冰川时代，对寒冷的气候已经适应，但他们再没有向北进一步深入，只到德意

    志北部和基辅为止。这并不奇怪，因为尼安德特人显然没有针，没有缝制的衣服、

    温暖的住房以及其他为在最寒冷气候中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技术。从解剖学看，确实

    掌握了这种技术的现代民族，在大约2万年前进入西伯利亚（对此通常都有一些认为时间还要早得多的说法）。这一扩张可能就是欧亚大陆长毛象和长毛犀绝种的原因。

    随着人类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定居，现在人类已占据了可以居住的5个大陆中的3个。（在本书中，我始终把欧亚大陆算作一个大陆，我没有把南极大陆计算在内，

    因为南极大陆直到19世纪才有人到达，而且从来没有任何自给自足的居民。）这样

    就只剩下两个大陆：北美洲和南美洲。它们无疑是最后两个有人定居的大陆，这原

    因很明显，因为从旧世界到达美洲要么用船（甚至在印度尼西亚直到4万年前才有证

    据表明已有了船，而欧洲要晚得多才有船）去渡海，要么得先占有西伯利亚（直到

    大约2万年前才有人居住）以便通过白令陆桥。

    然而，不能肯定的是，在大约35000年前到14000年前这段时间里，美洲究竟于何时

    第一次有人移居。美洲最古老的没有争议的人类遗存是公元前12000年左右的阿拉斯

    加遗址，随后是加拿大边界以南的美国和墨西哥的大量遗址，时间是公元前11000年

    以前的几百年。后一种遗址称为克罗维遗址，是按照新墨西哥州克罗维城附近的那

    种类型的遗址命名的。这些遗址上具有代表性的巨大的石制矛头第一次得到确认。

    现在已知有数以百计的克罗维遗址散布在北美南部的美国本土全部48个州，往南直

    到墨西哥。在那以后不久，关于存在人类的没有争议的证据出现在亚马孙河地区和

    巴塔哥尼亚高原。这些事实提供了这样的解释，即克罗维遗址用实际材料证明了美

    洲第一次有人移居，这些人迅速繁衍、扩张，布满了这两个洲。

    人们开始时会感到惊讶：克罗维的子孙们竟能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到达美加边界

    以南8000英里处的巴塔哥尼亚高原。然而，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平均每年只向前推

    进8英里，这对于那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来说简直是小事一桩，因为他们平常在

    寻找食物时，在一天之内也可能走这么远的距离。

    人们开始时同样会感到惊讶：美洲显然很快就布满了人，所以他们就有目的地不断

    往南朝巴塔哥尼亚高原推进。如果人们停下来考虑一下实际人数，这种人口增长也

    就不足为奇了。如果美洲最终容纳以狩猎采集为生者的人数，达到平均人口密度稍

    低于每平方英里一个人（对于现代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

    值），那么整个美洲地区最终就能容纳1000万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但是，即使最

    初的移民只有100个人，而他们的人数以每年1.1％增加，那么，不出1000年，人口

    最高可达1000万人。每年1.1％的人口增长率又是小事一桩：在现代，当人们向处

    女地移民，就像英国皇家海军“邦蒂”号上的反叛者和他们的塔希提妻子向皮特凯

    恩岛移民那样，曾经观察到的人口增长率高达每年4.3%。

    克罗维猎人在到达后的开头几百年内留下的大量遗址，类似于得到考古证明的有关

    毛利人祖先在较晚近时期发现新西兰后所留下的大量遗址。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在更

    早得多的时候已经向欧洲移民以及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定居，有关这方面的大量遗

    址也已得到了证明。这就是说，关于克罗维现象及其在美洲扩展的每一件事，都是

    和对历史上其他一些没有争议的向处女地移民的发现一致的。

    克罗维遗址突然出现在公元前11000年前的几百年中，而不是出现在公元前16000或

    21000年前的几百年中，这可能会有什么意义呢？请记住：西伯利亚终年严寒，在更

    新世冰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连绵不断的冰原在整个加拿大成了无法通行的障

    碍。我们已经看到，对付严寒所需要的技术，要到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在大约4万年前

    大批进入欧洲之后才出现，而人类向西伯利亚移民还要晚2万年。最后，这些早期的

    西伯利亚人到了对面的阿拉斯加，或是由海路渡过白令海峡（甚至在今天也只有50

    英里宽），或是在白令海峡还是干燥陆地的冰川时代徒步走过去的。白令陆桥在其

    几千年的间歇存在期间可能宽达1000英里，覆盖着一望无际的苔原，适应了寒冷条

    件的人是容易越过的。最近一次，当大约公元前14000年后海平面上升时，陆桥被水

    淹没，又一次成了海峡。不管这些早期的西伯利亚人是徒步走到阿拉斯加的还是划

    船过去的，阿拉斯加有了人迹的最早的可靠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

    在那以后不久，加拿大的冰原上出现了一条由北向南的没有冰雪的走廊，使首批阿

    拉斯加人得以从中通过，来到了现代加拿大城市埃德蒙顿周围的北美大平原。这就

    为现代人消除了阿拉斯加和巴塔哥尼亚高原之间最后的严重障碍。埃德蒙顿的这些

    开路先锋们可能发现大平原上到处都是猎物。他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的人数

    增加了，于是逐步地向南扩散，最后占据了整个西半球。

    克罗维现象的另一个特征和我们关于加拿大冰原以南首次出现了人类这一推测不谋

    而合。和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一样，美洲原来也是到处都有大型哺乳动物。大约在

    15000年前，美洲西部的情形很像今天非洲塞伦格蒂大平原，有成群的大象和被狮子

    及猎豹追逐的野马，还有许多诸如骆驼和巨型地懒之类的奇异动物。正和在澳大利

    亚/新几内亚一样，在美洲大多数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也灭绝了。这些动物的灭绝在

    澳大利亚大概发生于3万年前，而在美洲则发生在大约17000年到12000年前。这些

    已经灭绝的美洲哺乳动物留有大量的骨骼，其年代也已得到精确的测定，因此可以

    确认它们的灭绝发生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也许，灭绝时间测定得最精确的两种动

    物是沙斯塔的地懒和大峡谷地区哈林顿的石山羊；这两种动物的种群在公元前11100

    年前后的一两百年内就消失了。不管是否是由于巧合，这个年代同克罗维的猎人到

    达大峡谷的年代是一致的，即使有误差，也是在实验的许可范围之内。

    在许多毛象骨骼的肋骨之间都嵌着克罗维人的矛头，这一发现表明，上述年代的一

    致并非巧合。克罗维的猎人们在美洲向南推进，遇到了以前从未见过人的大型动

    物。他们可能发现这些美洲动物很容易杀死，于是就把它们消灭了。一种相反的理

    论说，美洲的大型动物之所以灭绝，是由于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发生的气候变化，而

    这一气候变化（对现代古人类学家来说，是解释混乱）也是发生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

    关于美洲大型动物灭绝的气候理论和关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大型动物灭绝的气候理

    论，就我个人而言，是同一个问题。美洲的这些大型动物已经熬过了前面的22次冰

    期。为什么它们中的大多数却要在面对所有这些可能无害的人类时，选定第23次冰

    期一齐死去呢？为什么它们在所有栖息地都消失了，不仅在那些缩小了的栖息地消

    失了，而且在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大大扩大了的栖息地也消失了？因此，我推测这是

    克罗维猎人干的，但这一争论仍然没有解决。不管哪种理论证明是正确的，本来可

    以由美洲土著驯养的大多数种类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从此被消灭了。

    同样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克罗维猎人是否真是最早的美洲人。事情总是这样：每当

    有人宣布发现了什么最早的东西时，就会不断地有人作出新的宣布，说是在美洲发

    现了克罗维人以前的人类遗址。每一年，这些新的宣布中总有几项在当初作出时的

    确显得令人信服而又激动人心。接着，关于如何去解释这些发现，这个不可避免的

    问题产生了。所报道的在遗址中发现的石器真的是人工打造的，或者不过是天然的

    特定形状的石块？所报道的用碳—14测定法测定的年代是否真的很正确，且不会由

    于可能困扰碳—14测定法的许多难题中的任何一个难题而变得毫无价值呢？如果这

    些年代是正确的，那么它们是不是真的和人类的制品有关，而不恰好是一块15000年

    的木炭落在了实际上是在9000年前打造的一块石器旁边？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请考虑以下这个常被引用的所谓比克罗维更早的发现的典型例

    子。在巴西的一个叫做佩德罗弗拉达的岩棚上，一些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无疑是人

    画出来的洞穴壁画。他们还发现，在一处悬崖的底下有一堆堆石头，其中有些石头

    的形状表明它们可能是一些粗糙的石器。此外，他们还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些被认为

    是炉灶的东西，里面烧过的木炭用碳—14测定法测得的年代是大约35000年前。关

    于佩德罗弗拉达的论文被发表在权威的有高度选择性的国际科学杂志《自然》上。

    但是，在那悬崖底下的那些石头中，没有一块石头像克罗维人的矛头和克罗马努人

    的石器那样一眼就可看出是人类制造的工具。如果几十万块石头在几万年的过程中

    从高高的悬崖上落下，其中有许多在撞击下面的石头时变成了屑片和碎裂开来，有

    些会碰巧像人工削凿成的粗糙的石器。在西欧和亚马孙河地区的其他地方，考古学

    家们用碳—14测定法测定了当时在洞穴壁画上所使用的颜料，但在佩德罗弗拉达没

    有这样做。在周围地区经常发生森林火灾，大火把木头烧成了木炭，而木炭又经常

    被风和溪水卷进洞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35000年前的木炭同佩德罗弗拉达的无庸

    置疑的洞穴壁画联系起来。尽管原来的发掘者们仍然深信不疑，但一群虽未参加发

    掘但能迅速接受比克罗维人更早这种说法的考古学家不久前访问了这个遗址，又带

    着满腹狐疑走了。

    当前北美有一处最可信的被认为可能是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这就是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的梅多克罗夫特岩棚。据报道，这里的人类遗址用碳—14测定法测定的年代为

    大约16000年前。在梅多克罗夫特，没有一个考古学家否认确实在许多仔细发掘的堆

    积层中发现了许多人类制品。但是，这些用碳—14测定法测定的最早的年代是讲不

    通的，因为与这些年代相联系的动植物是最近生活在气候温和的宾夕法尼亚的一些

    物种，而不是可能生活在16000年前冰川时代的那些物种。因此，人们不得不怀疑，

    被测定的为人类使用的年代最远的木炭样品可能是克罗维人之后的木炭，不过混进

    了一些时间较早的碳罢了。在南美，最有可能证明是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的是智利

    南部的蒙特维第遗址，年代至少在15000年以前。现在有许多考古学家也似乎认为可

    信，但鉴于以前的种种失望，还是小心为妙。

    如果美洲的确曾经存在过比克罗维人更早的人，为什么仍然这样地难以证明他们的

    存在呢？考古学家们在美洲已经发掘了数以百计的、年代明显在公元前2000年至

    11000年之间的遗址，其中包括北美西部的几十个克罗维人的遗址，阿巴拉契亚山脉

    中的一些岩棚，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沿海的一些遗址。在许多这样的遗址中，在所有

    那些明确显示存在过人类的考古层下面，又对更深的、时间更久远的堆积层进行了

    发掘，结果仍然只发现动物的遗骸—但找不到关于存在过人类的进一步证据。在美

    洲找到的比克罗维人更早的证据的弱点，同在欧洲找到的证据的优点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因为欧洲的数以百计的遗址证明了远在克罗维猎人于公元前11000年出现在美

    洲之前，现代人就已在欧洲存在了。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澳大利亚/新几内亚

    的证据，那里的考古学家人数几乎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就是很少的这几个考古

    学家却发现了散布在整个大陆上的一百多个明确属于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

    早期人类当然不会乘直升机从阿拉斯加飞往梅多克罗夫特和蒙特维第，而置沿途整

    个风景于不顾。主张在克罗维人之前就已有人类定居的人提出，由于世界上其他地

    方前所未闻的原因，克罗维人以前的人类在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中人口密度一直很

    低，或在考古上始终行踪难觅。我发现，这种意见比另一种意见更加严重得不合情

    理，这后一种意见是：对蒙特维第和梅多克罗夫特的遗址最终将会予以重新解释，

    就像已经对其他一些所谓的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重新予以解释那样。我觉得，如果

    美洲的确在克罗维人之前就有人定居了，那么到现在可能已在许多地方找到明显的

    证据了，而我们也不必继续争论下去了。然而，对这些问题考古学家们的意见仍然

    存在分歧。

    不管哪种解释证明是正确的，都不会影响我们对美洲后期史前史的了解。要么是：

    美洲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首次有人类定居，并很快地布满各地；要么是：人类首次

    定居发生的时间要稍早一些（大多数主张在克罗维人之前就已有人类定居的人提

    出，定居的时间不迟于15000年或20000年前，可能是30000年前，几乎没有人认真

    地认为时间会更早）；但直到公元前11000年左右，这些比克罗维人更早的移民人数

    仍然很少，或者不引人注目，或者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不管是哪种情况，在

    可以住人的5个大陆中，北美洲和南美洲是人类史前史最短的两个大陆。

    随着人类在美洲的定居，各个大陆和陆边岛屿以及从印度尼西亚到新几内亚东面的

    洋中岛，凡是可居住的大多数地区都有人类在生活。在世界上其余岛屿的定居直到

    现代才完成：地中海诸岛如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约在公元前

    8500年到前4000年之间；加勒比海诸岛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波利尼西亚群岛

    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000年之间；马达加斯加岛在公元300

    年到800年之间；冰岛在公元9世纪。美洲印第安人可能是现代伊努伊特人的祖先，

    他们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遍布北极附近地区。这样，在过去的700年中，唯一的无

    人居住、等待欧洲探险者光顾的地区就只剩下大西洋和印度洋中那些最偏远的岛屿

    （如亚速尔群岛和塞舌尔群岛）和南极大陆了。

    各个大陆人类定居的年代有先后之分，这对其后的历史究竟有何影响？假使有一架

    时间机器把一个考古学家送回过去，让他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来一次环游世界，考

    虑到当时世界的情况，这个考古学家是否能够预测到各个大陆上人类社会会接二连

    三地发展出枪炮、病菌和钢铁，并从而预测到今天世界的情况呢？

    我们的这位考古学家也许考虑过可能的领先优势。如果这种领先优势能够说明什么

    问题的话，那么非洲就是处于巨大的优势了：非洲大陆出现独立的猿人比任何其他

    大陆至少要早500万年。此外，如果现代人类的确是在大约1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然

    后向其他大陆扩散，那么其他地方在这期间积累起来的优势都会被一扫而光，从而

    使非洲人取得新的领先优势。而且，人类遗传的多样性以非洲为最高；也许更多样

    的人类集体会带来更多样的发明创造。

    不过，我们的这位考古学家那时可能会想：就本书的论题来说，究竟什么是“领先

    优势”？我们切不可拘泥于这个与赛跑有关的比喻的字面意义。如果说，领先优势

    的意思就是在最初几个开路先锋的移民到达后，人类大批居住于一个大陆所需要的

    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例如，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就布满了甚至整个

    新大陆。如果说，你认为领先优势的意思就是适应当地条件所需要的时间，那么我

    承认，适应极端的环境的确需要时间：例如，在人类于北美的其余地方定居后还要

    花9000年时间才在北极附近地区定居下来。但是，一旦现代人的创造力得到发展，

    人们就能探索并很快适应其他大部分地区。例如，毛利人的祖先在到达新西兰后，

    他们显然花了几乎不到100年时间就发现了各种有价值的石材资源；又花了仅仅几百

    年时间就在世界上一些最高低不平的地区把恐鸟全部杀死；又花了仅仅几百年时间

    分化成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社会，从沿海狩猎采集社会到进行新型粮食贮藏的农民社会。

    因此，我们的考古学家也许会在察看了美国后作出结论说，尽管非洲人拥有巨大的

    领先优势，但他们可能会在最多1000年内被最早的美洲人迎头赶上。从那以后，美

    洲的较大面积（比非洲的面积大5%）和大得多的环境多样性可能会使美洲土著获得

    对非洲人的优势。

    这位考古学家接着可能会转向欧亚大陆并作如下的推论。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

    大陆。除非洲外，它比任何其他大陆人类定居的时间都长。人类在100万年前才在欧

    亚大陆定居，而非洲在这之前很久就有人定居了。但这可能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

    猿人当时还处在一种相当原始的阶段。我们的考古学家可能会看一眼旧石器晚期西

    南欧的一片繁荣景象，那里有所有那些著名的艺术品和复杂的工具，然后他也许想

    要知道，当时的欧亚大陆是否已至少局部地取得了领先的优势。

    最后，这位考古学家可能会再转向澳大利亚/新几内亚，首先注意到它的面积很小

    （它是最小的一个大陆），它的很大一部分是只能养活很少人的沙漠，这个大陆是

    与世隔绝的，人类在那里定居比在非洲和欧亚大陆都要晚。所有这一切可能会使这

    位考古学家预测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缓慢发展。

    但是请不要忘记：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是世界上最早发展水运工具的人。他们

    创作洞穴壁画显然至少和欧洲的克罗马努人一样早。乔纳森·金登和蒂姆·弗兰纳里指

    出，人类从亚洲大陆架岛屿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来定居，需要学会应付他们在印度

    尼西亚中部岛屿上碰到的那种新环境—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海洋资源、珊瑚礁和红

    树林的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当这些移民渡过每个印度尼西亚岛屿和它东面的另一个

    岛屿之间的海峡时，他们又一次适应并布满了这个岛，接着再向下一个岛屿移民。

    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人口连续爆炸的、史无前例的黄金时代。也许，这种周而复始的

    移民、适应性变化和人口爆炸，是专为大跃进做准备的。大跃进在这里发生后，再

    向西传播回欧亚大陆和非洲。如果这个设想是正确的，那么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就是

    取得了一种巨大的领先优势，这种优势本来是可以在大跃进之后很久继续推动那里

    的人类发展的。

    因此，一个被送回到公元前11000年的观察者可能不会预测到哪个大陆上的人类社会

    会发展最快，但他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任何一个大陆都有这样的机会。当然，

    从事后来看，欧亚大陆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陆。但结果表明，欧亚大陆社会发展较快

    的真实原因根本不是我们所虚构的公元前11000年时的考古学家所猜测的那种直截了

    当的原因。本书以下篇幅所要研究的就是去发现那些真正的原因。

    第二章 历史的自然实验

    在新西兰以东500英里处的查塔姆群岛上，莫里奥里人的长达几个世纪的独立，于

    1835年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宣告结束。那一年的11月19日，500个毛利人带着枪支、

    棍棒和斧头，乘坐一艘船来到了。接着在12月5日，又有一艘船运来了400个毛利

    人。一群群毛利人走过莫里奥里人的一个个定居点，宣布说莫里奥里人现在是他们

    的奴隶，并杀死那些表示反对的人。当时，如果莫里奥里人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是

    仍然可以打败毛利人的，因为毛利人在人数上以一比二处于劣势。然而，莫里奥里

    人具有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传统。他们在议事会上决定不进行反击，而是提出和

    平、友好和分享资源的建议。

    莫里奥里人还没有来得及发出那个建议，毛利人已开始了全面进攻。在以后的几天

    中，他们杀死了数以百计的莫里奥里人，把他们的许多尸体煮来吃，并把其余所有

    的人变为奴隶，在其后的几年中又把其中大多数人随心所欲地杀死。一个莫里奥里

    的幸存者回忆说，“（毛利人）开始杀我们，就像宰羊一样……（我们）都吓坏了，

    逃到灌木丛中，躲进地洞里，逃到任何可以躲避我们敌人的地方。但这都没有用；

    我们被发现了并被杀死—男人、女人和小孩，一古脑儿地被杀死。”一个毛利人征

    服者解释说，“我们占领了……是按照我们的习俗，我们还捉住了所有的人。一个也

    没有逃掉。也有一些从我们手中逃走的，这些人我们抓住就杀，我们还杀了其他一

    些人—但那又怎么样呢？这符合我们的习俗。”

    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之间这场冲突的残酷结果，本是不难预见的。莫里奥里人是一

    个很小的与世隔绝的族群，他们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所掌握的仅仅是最简单的

    技术和武器，对打仗毫无经验，也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毛利人入侵者（来自

    新西兰的北岛）是人口稠密的农民族群，他们长期从事残酷的战争，装备有比较先

    进的技术和武器，并且在强有力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当这两个群体发生接触时，当

    然是毛利人屠杀莫里奥里人，而不是相反。

    莫里奥里人的悲剧与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悲剧有相似之处，

    就是众多的装备优良的人去对付很少的装备低劣的对手。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的这

    次冲突使人们了解到一个可怕事实，原来这两个群体是在不到1000年前从同一个老

    祖宗那里分化出来的。他们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现代毛利人是公元1000年左右移居

    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农民的后代。在那以后不久，这些毛利人中又有一批移居查塔

    姆群岛，变成了莫里奥里人。在这两个群体分道扬镳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各自朝

    相反的方向演化，北岛毛利人发展出比较复杂的技术和政治组织，而莫里奥里人发

    展出来的技术和政治组织则比较简单。莫里奥里人回复到以前的狩猎采集生活，而

    北岛毛利人则转向更集约的农业。

    这种相反的演化道路注定了他们最后冲突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两个岛屿社

    会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原因，我们也许就有了一个模式，用以了解各个大陆不

    同发展的更广泛的问题。

    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的历史构成了一个短暂的小规模的自然实验，用以测试环境影

    响人类社会的程度。在你阅读整整一本书来研究大范围内的环境影响—过去13000

    年中环境对全世界人类社会的影响—之前，你也许有理由希望通过较小的试验来使

    自己确信这种影响确实是意义重大的。如果你是一个研究老鼠的实验科学家，你可

    能会做这样的实验：选择一个老鼠群体，把这些祖代老鼠分成若干组，分别关在具

    有不同环境的笼子里，等这些老鼠传下许多代之后再回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当

    然，这种有目的的实验不可能用于人类社会。科学家只能去寻找“自然实验”，因

    为根据这种实验，人类在过去也碰到了类似情况。

    这种实验在人类定居波利尼西亚时展开了。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以东的太平洋

    上，有数以千计的星罗棋布的岛屿，它们在面积、孤立程度、高度、气候、生产力

    以及地质和生物资源方面都大不相同（图2.1）。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

    岛屿都是水运工具无法到达的地方。公元前1200年左右，一批来自新几内亚北面俾

    斯麦群岛的从事农业、捕鱼和航海的人，终于成功地到达了其中的一些岛屿。在随

    后的几百年中，他们的子孙几乎已移居到太平洋中每一小块可以住人的陆地上来。

    这个过程大都在公元500年时完成，最后几个岛大约在公元1000年或其后不久有人

    定居。

    图2.1 波利尼西亚群岛。（括弧表示某些非波利尼西亚的土地。）

    这样，就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存在巨大差异的各种岛屿环境中都有人定居下

    来，所有这些人都是同一群开山鼻祖的子孙后代。所有现代波利尼西亚人的最初祖

    先基本上都具有同样的文化、语言、技术和一批驯化的动植物。因此，波利尼西亚

    人的历史构成了一种自然实验，使我们能够研究人类的适应性问题，而不致由于不

    同移民的多次人口骤增所引起的常有的复杂情况而使我们无法去了解世界其他地方

    人类的适应作用。

    在这个中等规模的试验内，莫里奥里人的命运又构成了一个更小的试验。要追溯查

    塔姆群岛和新西兰的不同环境是如何不同地塑造了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的，这容易

    做到。虽然最早在查塔姆群岛移民的毛利人祖先可能都是农民，但毛利人的热带作

    物不可能在查塔姆群岛的寒冷气候下生长，所以那些移民别无他法，只得重新回到

    狩猎采集生活。由于他们以狩猎采集为生，他们不能生产多余的农作物供重新分配

    和贮藏之用，所以他们无法养活不事狩猎的专门手艺人、军队、行政官员和首领。

    他们的猎物有海豹、有壳水生动物、巢居海鸟和鱼，这些猎物可以用手或棍棒来捕

    捉，不需要更复杂的技术。此外，查塔姆群岛都是一些比较小、比较偏远的岛屿，

    能够养活的总人口只有2000个左右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由于没有其他可以到达

    的岛屿用来移民，这些莫里奥里人只得留在查塔姆群岛，学会彼此和睦相处。他们

    通过宣布放弃战争来做到这一点，他们还通过阉割一些男婴来减少人口过剩的潜在

    冲突。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不好战的群体，他们的技术和武器简单粗陋，他

    们也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

    相比之下，新西兰的北部（比较温暖）是波利尼西亚的最大岛群，适宜于波利尼西

    亚的农业。留在新西兰的那些毛利人人数增加了，直到超过10万人。他们在局部地

    区形成了密集的人口，这些人长期从事与邻近居民的残酷战争。由于他们栽种的农

    作物有剩余并可用来贮藏，他们养活了一些专门的手艺人、首领和兼职士兵。他们

    需要并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有的用来栽种农作物，有的用来打仗，还有的用来

    搞艺术创作。他们建造了精致的用作举行仪式的建筑物和为数众多的城堡。

    就这样，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由同一个祖先发展出来，但沿着十分不同的路线。由

    此产生的两个社会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在许多世纪中，也许长达500年之久

    再也没有接触过。最后，一艘海豹捕猎船在前往新西兰途中到过查塔姆群岛，它给

    新西兰带来了关于这个群岛的消息，那里“有大量的海鱼和有壳水生动物；湖里到

    处是鳗鱼；它是喀拉喀浆果之乡……那里居民众多，但他们不懂打仗，所以没有武

    器。”这个消息足以诱使900个毛利人乘船前往查塔姆群岛。这个结果清楚地表明了

    环境在很短时间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战斗技巧。

    我已经提到，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的冲突代表一个中等规模的试验内的一个小试

    验。关于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问题，我们能够从整个波利尼西亚学到些什么？关

    于波利尼西亚不同岛屿上的一些社会之间的差异，有哪些是需要予以解释的？

    从整体来看，波利尼西亚在环境状况方面显得比新西兰和查塔姆群岛范围广泛得

    多，虽然后者为波利尼西亚人的组织规定了一个极端（单纯目的）。就生存方式而

    言，波利尼西亚人有的是在查塔姆群岛上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有的是刀耕火种的

    农民，还有生活在不管哪种人类社会都算得上人口密度最高的某些地区从事集约型

    粮食生产的人。波利尼西亚的粮食生产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加强对猪、狗和鸡的饲

    养。他们组织劳动力去建设大型农业灌溉系统，围筑很大的池塘去养鱼。波利尼西

    亚社会的经济基础由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家庭构成，但有些岛上还扶持一些由兼职

    世袭的专门手艺人组成的行会。在社会组织方面，波利尼西亚人的社会范围很广，

    从相当平等的村落社会到某些属于世界上等级最严格的社会，无所不有。这后一种

    社会有许多按等级排列的家族，还有首领阶级和平民阶级，这些阶级的成员只在自

    己阶级的内部通婚。在政治组织方面，波利尼西亚群岛从划分为部落单位或村落单

    位的一个个地区，直到一些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原型帝国，也无所不有。这些原型帝

    国建有常备军事机构，专门用来对付其他岛屿的入侵和用来进行征服战争。最后，

    至于波利尼西亚的物质文化，从只能生产个人用具到建造纪念性的石头建筑，情况

    也各不相同。对于所有这些差异又应怎样解释呢？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之间，至少有6种环境可变因素促成了波利尼西亚社会之间的这些

    差异：岛屿气候、地质类型、海洋资源、面积、地形的破碎和隔离程度。让我们逐

    一研究这些因素，然后再考虑它们对波利尼西亚社会的具体影响。

    波利尼西亚从靠近赤道的大多数岛屿上热带或亚热带的温暖，到新西兰大部分地区

    的不冷不热，以及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南部地区的亚南极的寒冷，各种气候都

    有。夏威夷的大岛虽然地处北回归线以内，但也有高山，足以维持一些高山栖息

    地，山上偶尔也会降雪。雨量也因地而异，有些地方雨量创世界最高纪录（在新西

    兰的峡湾地和夏威夷考爱岛上阿拉凯沼泽），有些岛上雨量只有上面的十分之一，

    这些地方干旱得只能勉强发展农业。

    岛屿地质类型包括环状珊瑚岛、隆起的石灰岩、火山岛、陆地碎块，以及这些类型

    的混合类型。在一个极端，无数的小岛，如土阿莫土群岛中的那些岛屿，是一些刚

    刚露出海面的低平环状珊瑚岛。还有一些更早的环状珊瑚岛，如亨德森岛和伦纳尔

    岛，已经大大高出海面，形成了隆起的石灰岩岛。这两种类型的环状珊瑚岛使人类

    移居碰到了难题，因为它们完全由石灰岩构成，没有其他石头，只有薄薄的一层土

    壤，也没有长年不竭的淡水。在另一极端，波利尼西亚最大的岛屿是新西兰，它是

    一个从冈瓦纳大陆分离出来的古老的、具有地质多样性的陆块，上面有一系列矿物

    资源，包括可作商业开发的铁、煤、黄金和玉石。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大多数大岛都

    是高出海面的火山，从来不是陆地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隆起的石

    灰岩地区。这些海洋火山岛虽然不具备新西兰的那种丰富多样的地质条件，但至少

    （从波利尼西亚人的观点看）要比那些环状珊瑚岛稍胜一筹，因为它们提供了多种

    多样的火山石，其中有些非常适于打制石器。

    这些火山岛本身也各不相同。较高火山岛的海拔高度给山地带来了雨水，所以这些

    岛屿受到风雨的严重侵蚀，有很厚的土壤和长年不竭的溪流。例如，社会群岛、萨

    摩亚群岛、马克萨斯群岛，尤其是夏威夷群岛，情况都是如此，因为它们在波利尼

    西亚群岛中是山势最高的。在较低的岛屿中，汤加群岛和（在较小程度上的）复活

    节岛由于火山灰的缘故土壤也很肥沃，但它们没有夏威夷群岛上的那种大溪流。

    至于海洋资源，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大多数岛屿都由浅水和礁石包围着，有许多上

    面还有潟湖。这里盛产鱼和有壳水生动物。然而，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和马克萨

    斯群岛的多岩石海岸和陡峭直下的洋底以及周围缺少珊瑚礁，使这里的海产少得

    多。

    面积是另一个明显的可变因素，从只有100英亩的阿努塔这个有永久性居民的与世隔

    绝的波利尼西亚最小岛屿，一直到103000平方英里的新西兰这个微型大陆，各种大

    小应有尽有。有些岛上可以住人的地带被山脊分隔成一些四面围着悬崖峭壁的山

    谷，其中以马克萨斯群岛最为显著，而另一些岛，如汤加群岛和复活节岛，则是由

    起伏平缓的地形构成，对行走往来不造成任何障碍。

    最后一个需要予以考虑的环境可变因素是隔离程度。复活节岛和查塔姆群岛面积很

    小，同其他岛屿又相距甚远，一旦开始有了移民，则那里所建立的社会就只能在与

    世界其余地区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发展。新西兰、夏威夷和马克萨斯群岛也很偏远，

    但后两者在首次有了移民后确曾与其他群岛有过某种进一步的接触，而所有这三者

    又都是由许多岛屿组成，这些岛屿相距很近，有利于同一个群岛中各个岛屿之间的

    经常接触。波利尼西亚其他岛屿中的大多数与其他岛屿保持着或多或少的经常接

    触。尤其是，汤加群岛与斐济群岛、萨摩亚群岛和瓦利斯群岛咫尺相望，使各群岛

    之间可以定期航行，并最终使汤加征服了斐济。

    在简短地考察了波利尼西亚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后，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些不同是怎

    样影响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的。生存是社会赖以产生的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方面，因为

    这个方面反过来又影响其他方面。

    波利尼西亚人赖以生存的手段五花八门：捕鱼、采集野生植物、捕捞海洋有壳动物

    和甲壳动物、猎捕陆栖鸟和繁殖季节的海鸟，以及生产粮食。波利尼西亚大多数岛

    屿原来都有一些大型的不会飞的鸟，它们是在没有食肉动物的情况下演化出来的，

    新西兰的恐鸟和夏威夷的不会飞的野鹅就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虽然这些鸟是最

    早移民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在新西兰的南岛上尤其如此，但其中大多数在所有岛屿

    上很快灭绝了，因为它们很容易被追捕到。繁殖季节的海鸟数目也很快减少，但在

    有些岛上，它们仍然是重要的食物来源。海洋资源对大多数岛屿来说都是意义重大

    的，但对复活节岛、皮特凯恩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来说却最不重要，因为那里的人

    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食物为生。

    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曾带来3种驯化动物（猪、鸡和狗），从那以后，在波利尼西亚

    范围内就再也没有驯养过任何其他动物。许多岛上仍然饲养着所有这3种动物，但那

    些比较孤立的波利尼西亚岛屿总要缺少一两种，这或许是由于用独木舟运送的家畜

    在移民的长时间的水上航行中没能存活下来，或许是由于家畜在岛上灭绝后无法迅

    速从外面得到补充。例如，与世隔绝的新西兰最后只剩下了狗；复活节岛和提科皮

    亚岛只剩下了鸡。由于无法到达珊瑚礁或海产丰富的浅水区，同时也由于陆栖鸟迅

    速灭绝，复活节岛上的居民转而建造鸡舍，进行集约化的家禽饲养。

    然而，这3种驯养的动物最多也只能供人们偶尔吃上几顿。波利尼西亚人的食物生产

    主要依靠农业，而在亚南极纬度地区是不可能有农业的，因为波利尼西亚的所有作

    物都是热带作物，当初在波利尼西亚以外的地方驯化，后来被移民带了进来。查塔

    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寒冷的南部地区的移民，因此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祖先在过去几

    千年中发展起来的农业遗产而再次成为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

    波利尼西亚其余岛屿上的人也从事农业，主要是旱地作物（特别是芋艿、薯蓣和甘

    薯）、灌溉作物（主要是芋艿）和木本作物（如面包果、香蕉和椰子）。这几种作

    物的产量及其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的岛上是相当不同的，这是由环境决定的。在亨德

    森岛、伦纳尔岛和环状珊瑚岛的人口密度是最低的，因为那里土壤贫瘠，淡水有

    限。在气候温和的新西兰，人口密度也很低，因为那里对某些波利尼西亚作物来说

    过于寒冷。这些岛上和其他一些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从事一种非集约型的、轮垦

    的、刀耕火种的农业。

    其他一些岛屿虽然土壤肥沃，但因高度不够而没有长年不竭的大溪流，因此也就没

    有灌溉之利。这些岛上的居民发展了集约型的旱地农业，这需要投入很大的劳动力

    来修筑梯田，用覆盖料覆盖地面，进行轮作，减少或取消休耕期，以及养护林场。

    旱地农业在复活节岛、小小的阿努塔岛和低平的汤加岛尤其多产，这些地方的波利

    尼西亚人把他们的大部分土地专门用来种植粮食作物。

    波利尼西亚的最多产农业是在水浇地里种植芋艿。在人口较多的热带岛屿中，汤加

    因其海拔低从而缺少河流而排除了这一选择。在夏威夷群岛最西端的考爱岛、瓦胡

    岛和莫洛凯岛，灌溉农业达到了顶峰，因为这些岛屿面积较大而又潮湿，不但有长

    年不竭的大溪流，而且还有可以用来从事建筑工程的众多人口。夏威夷用强征劳动

    力修建了浇灌芋艿田的复杂的灌溉系统，使每英亩芋艿产量达到24吨，是整个波利

    尼西亚农作物的最高产量。这些产量反过来又支援了集约型的养猪业。在利用大规

    模劳动从事水产养殖方面，夏威夷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它

    修建了一些大型鱼塘来放养遮目鱼和鲻鱼。

    由于在生存方面所有这些与环境有关的差异，人口密度（按每平方英里可耕地上的

    人数来测算）在整个波利尼西亚也差异很大。人口密度低的是查塔姆群岛（每平方

    英里仅5人）和新西兰南岛上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还有新西兰其余地区的农民（每

    平方英里28人）。相形之下，许多从事集约型农业的岛屿的人口密度则超过每平方

    英里120人。汤加、萨摩亚和社会群岛达到每平方英里210—250人，夏威夷则达到

    每平方英里300人。阿努塔这个高地岛则达到了人口密度的另一极端，即每平方英里

    1100人，岛上的人把所有陆地都改作集约型粮食生产之用，从而在这个岛的100英

    亩土地上挤进了160个人，使自己跻身于世界上密度最大的自给自足的人口之列。阿

    努塔的人口密度超过了现代荷兰，甚至和孟加拉国不相上下。

    人口的多少是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的人数）和面积（平方英里）的乘积。相关的

    面积并不就是一个岛的面积，而是一个行政单位的面积，这个单位可以大于也可以

    小于一个岛。一方面，一些彼此靠近的岛可以组成一个行政单位。另一方面，一个

    高低不平的大岛则分成许多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因此，行政单位的面积不但因一个

    岛的面积大小而异，而且也会因该岛的地形破碎和隔离程度而有所不同。

    对于一些孤立的小岛来说，如果不存在影响岛内交往的巨大障碍，那么整个岛就是

    一个行政单位—例如有160人的阿努塔岛。有许多较大的岛在行政上却从来没有统一

    过，这是否是因为这些岛上的人口组成或是每群只有几十人的一群群分散的以狩猎

    采集为生的人（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的南部），或是相距甚远、分散居住的农

    民（新西兰的其余地区），或是生活在人口密集但无法实现行政统一的崎岖不平地

    区的农民。例如，在邻近的马克萨斯群岛上四面峭壁的山谷中生活的人要通过海路

    来互相交往；每个山谷就是一个由几千居民组成的独立的行政实体，而马克萨斯群

    岛中大多数单独的大岛仍然分成许多这样的实体。

    汤加群岛、萨摩亚群岛、社会群岛和夏威夷群岛的地形使岛内得以实现行政统一，

    产生了由1万人或更多人（在夏威夷群岛中的一些大岛上超过3万人）组成的行政单

    位。汤加群岛中各岛之间的距离，以及汤加群岛与邻近群岛之间的距离，都不算太

    大，所以能够最后建立了一个包含4万人的多岛帝国。这样，波利尼西亚的行政单位

    从几十个人到4万人，各种大小都有。

    一个行政单位人口的多少，与其影响波利尼西亚人的技术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

    的人口密度互相作用。一般地说，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高，技术和组织就越复

    杂，专业程度就越高，其原因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里详细研究。简言之，人口密度

    高时，只有一部分人最后成为农民，但他们被调动起来去专门从事集约型的粮食生

    产，从而生产出剩余粮食去养活非生产者。能够调动农民的非生产者包括首领、神

    职人员、官员和战士。最大的行政单位能够调集大批劳动力来修建进一步加强粮食

    生产的灌溉系统和鱼塘。这方面的发展在汤加、萨摩亚和社会群岛尤其明显，因为

    这些地方土壤肥沃，人口稠密，而且按照波利尼西亚的标准也有适当大小的面积。

    这种趋势在夏威夷群岛发展到了顶点，这个群岛包括波利尼西亚最大的热带岛屿，

    那里人口密度高，土地面积大，这就意味着有很大一批劳动力可能供各个首领驱

    使。

    在波利尼西亚社会中，与不同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多少相联系的差异有以下几个方

    面。在人口密度低（如查塔姆群岛上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人数少（小环状珊瑚

    岛）或人口密度低同时人数也少的一些岛屿上，经济仍然是最简单的。在这些社会

    中，每个家庭生产它所需要的东西；很少有或根本不存在经济的专业化。专业化在

    一些面积较大、人口密度较高的岛屿上发展起来，在萨摩亚、社会群岛、尤其是汤

    加和夏威夷达到了顶峰。汤加群岛和夏威夷群岛扶持兼职的世袭专门手艺人，包括

    独木舟建造者、航海者、石匠、捕鸟人和给人文身者。

    社会的复杂程度也同样存在着差异。查塔姆群岛和环状珊瑚岛仍然是最简单、最平

    等的社会。虽然这些岛屿保留了波利尼西亚人原来的设立首领的传统，但他们的首

    领的穿着很少有或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他们和平民一样住的是普通的茅

    屋，他们也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自己种粮食或捕捉食物来吃。在一些人口密度高、

    设有大行政单位的岛屿上，社会差别扩大了，首领的权力也增加了，这一现象在汤

    加和社会群岛尤为明显。

    社会的复杂程度在夏威夷群岛达到了极点，那里有首领血统的人被分为8个等级森严

    的家族。这些家族的成员不与平民通婚，而只在家族内部通婚，有时甚至在同胞兄

    弟姊妹之间或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姊妹之间通婚。在高高在上的首领面前，平

    民必须倒地膜拜。首领家族的所有成员、官员和一些专门手艺人则被免除生产粮食

    的劳动。

    政治组织也遵循同样的趋势。在查塔姆群岛和环状珊瑚岛，首领可以掌握的资源不

    多，决定也是通过全体讨论作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整个社区，而不属于首领。比

    较大的、人口比较密集的行政单位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首领手中。在汤加和夏威

    夷，政治的复杂程度最高，世袭首领的权力接近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国王的权力，土

    地也由首领掌握，而不是由平民掌握。首领任命官员做代理人，利用他们向平民征

    用粮食，同时征召平民从事大型建筑工程的劳动，这些工程项目因岛而异：在夏威

    夷是灌溉工程和鱼塘，在马克萨斯群岛是舞蹈和宴会中心，在汤加是首领的陵墓，

    在夏威夷、社会群岛和复活节岛是庙宇。

    当欧洲人于18世纪到达时，汤加的首领管辖部落或国家业已成了一个由各群岛组成

    的帝国。由于汤加群岛本身在地理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包含几个地形完整的大

    岛，所以每一个岛都在一个首领统治下统一起来；接着，汤加的最大岛屿（汤加塔

    布岛）的世袭首领们统一了整个群岛，并最后征服了该群岛以外的一些岛屿，最远

    的达500英里。他们与斐济和萨摩亚进行远距离定期贸易，在斐济建立汤加的殖民

    地，并开始劫掠和征服斐济的一些地区。对这个海洋原型帝国的征服和管理，都是

    靠每只最多可载150人的大独木舟组成的海军来实现的。

    同汤加一样，夏威夷也是一个行政实体，它包含几个人口众多的岛屿，但由于它的

    极其孤立的地理位置，它只是一个局限在一个群岛中的行政实体。当欧洲人于1778

    年“发现”夏威夷时，行政统一已在夏威夷的每一个岛的内部产生，而岛与岛之间

    的某种行政联合也已开始。最大的4个岛—大岛（狭义的夏威夷）、毛伊岛、瓦胡岛

    和考爱岛—仍然是独立的，它们控制着（或互相耍弄手腕图谋控制）较小的岛屿

    （拉奈岛、莫洛凯岛、卡胡拉韦岛和尼豪岛）。在欧洲人到达后，大岛国王卡米哈

    米哈一世购买欧洲的枪支和船只，迅速着手那几个最大岛屿的合并工作，以便首先

    入侵和征服毛伊岛，然后是瓦胡岛。卡米哈米哈随即又准备入侵夏威夷最后一个独

    立的岛屿—考爱岛，考爱岛的首领最后通过谈判与他达成了协议，从而完成了这个

    群岛的统一。

    波利尼西亚各社会之间的其余一些需要予以考虑的差异，涉及工具与物质文化的其

    他方面。能否获得新材料的各种不同情况，对物质文化产生了明显的限制。一个极

    端是亨德森岛。这是一个高出海面的古老的珊瑚礁，除了石灰岩没有别的石头。它

    的居民竟然沦落到用巨大的蛤壳来做扁斧。在另一个极端，新西兰这个微型大陆上

    的毛利人则可以得到一系列原料，因而在利用玉石方面特别出名。处于这两个极端

    之间的是波利尼西亚的一些海洋火山岛，这些岛上虽然没有花岗岩、燧石和其他一

    些大陆岩石，但它们至少有火山岩，波利尼西亚人可以把它做成用来开荒种地的磨

    光石斧。

    至于人工制品的种类，查塔姆群岛的岛民们除了用来杀死海豹、鸟和龙虾的手持棍

    棒外，几乎再不需要其他东西。其他大多数岛民则制造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鱼钩、

    扁斧、首饰和其他物品。在环状珊瑚岛上，例如在查塔姆群岛上，这些人工制品都

    很小，也比较简单，为个人所制造，也为个人所拥有，而建筑物也只是一些简单的

    茅屋。一些面积大而又人口密度高的岛屿则供养着一些专门手艺人，他们为首领制

    作了一系列令人羡慕的物品—例如羽毛斗篷，那是专门为首领们做的，需要用成千

    上万根鸟羽。

    波利尼西亚的最大产品要算几个岛上的巨型石头建筑—复活节岛上著名的雕像、汤

    加首领的陵墓、马克萨斯群岛上的举行仪式的平台以及夏威夷和社会群岛上的庙

    宇。波利尼西亚的这种纪念性建筑的演进方向，显然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墨西

    哥和秘鲁这些地方的金字塔相同。当然，波利尼西亚的这些建筑在规模上不及那些

    金字塔，但那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的法老能够从多得多的人口中征调

    劳动力，而这是波利尼西亚的任何一个岛屿上的首领所无法做到的。即便如此，复

    活节岛的岛民们仍设法竖立起一些30吨重的雕像—对于一个只有7000人的岛屿来

    说，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这些人除了自己的一身肌肉外，没有任何其他动

    力来源。

    因此，波利尼西亚的岛屿社会在其经济专业化、社会复杂程度、政治组织以及物质

    产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与人口的数量和密度的差异有关，又与岛屿

    的面积、地形破碎程度和隔离程度有关，也与维持生存和加强粮食生产的机会有

    关。波利尼西亚各社会之间的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和世界上一个

    不太大的地方逐步形成的，这些都是具有同一个祖先的社会里所发生的与环境有关

    的差异。波利尼西亚内部的这种种文化差异，基本上也就是世界上其他每一个地方

    所出现的那些差异。

    当然，在世界其余地区的差异程度，要远远超过波利尼西亚群岛内的差异程度。虽

    然现代大陆民族也包括像波利尼西亚人那样的依靠石器的族群，但南美洲也产生了

    一些熟练使用贵金属的社会，而欧亚大陆的人和非洲人又进而利用铁器。这些发展

    阶段都不可能在波利尼西亚得到实现，因为除新西兰外，波利尼西亚没有一个岛有

    重要的金属矿床。甚至在波利尼西亚有人定居前，欧亚大陆已有了一些成熟的帝

    国，南美洲和中美洲在晚些时候也出现了帝国，而波利尼西亚这时才刚刚有了两个

    原型帝国，其中的一个（夏威夷）只是在欧洲人到达后才和另一个联合起来。欧亚

    大陆和中美洲有了本地的文字，而文字却没有在波利尼西亚出现，也许复活节岛是

    个例外，然而无论如何，那里的神秘文字可能出现在岛民与欧洲人发生接触之后。

    这就是说，关于全世界人类社会的差异性问题，波利尼西亚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

    小小的剖面，而不是全貌。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波利尼西亚给我们看到的

    只是全世界地理差异性的一个小小的剖面而已。此外，由于在人类历史上波利尼西

    亚的拓殖时间很晚，即使是历史最悠久的波利尼西亚社会，其发展时间也只有3200

    年，而即使是最后拓殖的大陆（美洲），其社会至少也有13000年的历史。如果再给

    汤加和夏威夷几千年时间，它们也会达到成熟帝国的水平，彼此为争夺对太平洋的

    控制权而战斗，用本土发展起来的文字来管理它们的帝国，而新西兰的毛利人也许

    会在他们用玉石和其他材料制作的全套作品外再加上铜器和铁器。

    总之，关于现存人类社会的与环境有关的差异性问题，波利尼西亚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令人信服的例证。但我们只能因此而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因为它在波利尼

    西亚就曾发生过。这在所有大陆上是不是也发生过呢？如果发生过，那么造成这些

    大陆的差异性的环境差异是什么？这些差异所产生的结果又是什么？

    第三章 卡哈马卡的冲突

    现代最大的人口变迁是欧洲人对新大陆的移民，以及随之发生的对美洲土著（美洲

    印第安人）的征服、土著人数的减少或完全消失。我在第一章中说过，对新大陆的

    最早移民行动是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或更早的时候，经由阿拉斯加、白令海峡和西

    伯利亚实现的。复杂的农业社会在移民进入路线以南很远的美洲逐步兴起，在与旧

    大陆的方兴未艾的复杂社会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在那次来自亚洲的最早的

    移民行动之后，新大陆与亚洲之间唯一得到充分证明的进一步接触，只涉及生活在

    白令海峡两岸的狩猎采集族群，再有就是臆想中的横渡太平洋的航行了，而正是这

    次航行把甘薯从南美洲引进了波利尼西亚。

    至于新大陆族群与欧洲人的接触，唯一的早期接触与古挪威人有关，从公元986年到

    1500年左右，一批人数很少的古挪威人占领了格陵兰。但这些人的到来并没有对美

    洲土著社会产生任何看得见的影响。相反，由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

    土著居住的人烟稠密的加勒比海诸岛，先进的旧大陆与新大陆社会之间的冲突实际

    上是在公元1492年突然开始的。

    在随后发生的欧洲人与美洲土著的关系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是印加帝国皇帝阿塔

    瓦尔帕与西班牙征服者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于1532年11月16日在秘鲁高原城市卡哈马

    卡的第一次相遇。阿塔瓦尔帕是新大陆最大、最先进国家的专制君主，而皮萨罗则

    代表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也叫西班牙国王查理一

    世）。皮萨罗率领一群由168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

    方，对当地的居民毫无了解，与距离最近的西班牙人（在北面1000英里的巴拿马）

    完全失去了联系，也根本无法得到及时的增援。阿塔瓦尔帕身处拥有数百万臣民的

    帝国的中心，他的不久前在与其他印第安人作战中取得胜利的8万之众的军队团团护

    卫着他。尽管如此，在这两位领导人见面后不到几分钟，皮萨罗就俘虏了阿塔瓦尔

    帕。皮萨罗接着把他的俘虏关押了8个月，同时勒索历史上最高的一笔赎金以换取释

    放他的承诺。这笔赎金是黄金，足够装满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超过8英尺的

    房间。但在赎金交付后，皮萨罗却违背自己的诺言，把阿塔瓦尔帕处死了。

    阿塔瓦尔帕的被俘对欧洲人征服印加帝国是决定性的。虽然西班牙人的精良武器无

    论如何也会确保西班牙人的最后胜利，但俘获阿塔瓦尔帕使西班牙人的征服变得更

    快而又无比容易。阿塔瓦尔帕被印加人尊奉为太阳神，对他的臣民行使绝对的权

    威，他的臣民甚至服从他在囚禁中发出的命令。他死前的几个月使皮萨罗得以从容

    地把一些探险队不受干扰地派往印加帝国的其他地区，并派人从巴拿马调来援军。

    在阿塔瓦尔帕死后西班牙人和印加人之间的战斗终于开始时，西班牙的军队已经比

    较难以对付了。

    因此，阿塔瓦尔帕的被俘之所以引起我们的特别兴趣，是因为它标志着近代史上这

    次最大冲突的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但它也是一个引起更普遍兴趣的问题，因为导致

    皮萨罗俘获阿塔瓦尔帕的那些因素，基本上也就是决定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移民与土

    著民族之间许多冲突的结果的那些因素。因此，阿塔瓦尔帕的被俘事件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观察世界史的宽阔的窗口。

    那天在卡哈马卡展开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许多参与其事的西班牙人对此都有

    文字记载。为了给这些事件增加一点兴味，我们不妨把一些目击者的第一手叙述的

    摘录编排在一起，来重温一下当时的情景，这些叙述出自皮萨罗的6名随从之手，其

    中包括他的兄弟埃尔南多和佩德罗：

    “我们西班牙人是神圣罗马帝国战无不胜的皇帝、我们的天生国王和君主的臣民。

    我们的深谋远虑、刚毅坚忍、严明军纪、辛勤努力、出没风涛、浴血沙场，使虔诚

    徒众欢欣鼓舞，使异端邪教闻风丧胆。为了这个缘故，为了上帝的荣光，也为了宣

    扬天主教皇帝陛下的威德，我觉得宜作如下记述，并敬呈陛下，俾天下之人一体知

    晓此处所述之事。荣耀应归于上帝，因为西班牙人在他的神圣指引下，征服了广大

    的不信上帝之人，并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荣耀应归于我们的皇帝，

    因为仰仗他的伟大力量和好运，上述事件发生在他君临天下之时。这将会使虔诚的

    徒众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上述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上述行省已被发现和征服，上

    述财富已经运回家乡由国王和他们分享；同时也因为上述惊恐之情已在异教徒中广

    为传播，上述赞赏之心也已在全人类中油然而生。

    “因为，为了制服蛮荒之地的那些化外之民，从古到今，如此伟大的业绩在何时竟

    是靠如此少的人对抗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广大的地区，渡过如此多的海洋，跨过如

    此漫长距离的陆地来取得的？还有谁的英勇事迹能和西班牙的英勇事迹相提并论

    呢？我们西班牙人人数很少，总数从来不超过200人或300人，有时候只有100人甚

    至更少，但却在我们这个时代征服了前所未闻的广大领土，比所有相信上帝和不相

    信上帝的诸侯王公们所拥有的领土还大。现在，我将只写下在征服中所发生的事，

    为了避免冗长啰嗦，我将不会写得很多。

    “皮萨罗总督希望从来自卡哈马卡的印第安人口中得到情报，于是他就叫人拷打他

    们。他们招供说，他们听人说阿塔瓦尔帕正在卡哈马卡等待总督。总督于是命令我

    们前进。在到达卡哈马卡的入口处时，我们就看见了一里格外山边上的阿塔瓦尔帕

    的营地。印第安人的营地看去像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他们的帐篷如此之多，使我们

    全都在心里充满了莫大的疑惧。在这以前，我们在西印度群岛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

    的情景。这使我们的西班牙人全都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但我们不能露出任何害怕

    的样子，也不能转身回去，因为如果这些印第安人觉察到我们的任何怯懦的迹象，

    那么甚至我们带来当向导的那些印第安人也会把我们杀死的。于是，我们就装出一

    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并在仔细观察这座城市和这些帐篷之后，走下山谷进入卡哈马

    卡。

    “我们用不少时间来商量对策。我们心里全都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们人数太少，又

    深入到一个不可能指望得到援军的地方。我们全都去见总督，讨论第二天的行动方

    针。那天夜里我们很少有人睡觉，我们守候在卡哈马卡的广场上，注视着印第安军

    队的营火。这个景象看了令人害怕。大多数营火都是在山坡上，彼此又靠得很近，

    一眼看去就像天空中的点点繁星。那天晚上再也不分什么大人物和小人物，也不分

    什么步兵和骑兵了。每一个人都全副武装地站岗放哨。那位极其精明能干的总督也

    不例外，他跑来跑去给他的部下打气。总督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估计，那儿印第

    安士兵的人数达到4万人，但他只是为了使我们宽心而撒了谎，因为实际上有8万多

    印第安人。

    “第二天早上，阿塔瓦尔帕派出的信使到来，总督对他说，‘请转告贵国君主，欢

    迎他大驾光临，至于何时来和怎样来，都可按照他的意思办，不管他以什么方式

    来，我都会把他当朋友和兄弟来接待。我求他快来，因我渴望和他见面。他将不会

    受到任何伤害或侮辱。’”

    “总督把他的部队埋伏在卡哈马卡的广场周围，把骑兵一分为二，一支交由他的兄

    弟埃尔南多·皮萨罗指挥，另一支交由埃尔南多·德索托指挥。他把步兵也一分为二，

    他本人率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交给他的兄弟胡安·皮萨罗。同时，他命令佩德罗·德·

    坎迪亚和两三个步兵带着喇叭到广场上的一个小堡垒去，并携带一尊小炮驻守那

    里。当所有的印第安人和率领他们的阿塔瓦尔帕进入广场时，总督会向坎迪亚和他

    的士兵发出信号，同时喇叭也要吹响，骑兵听到喇叭声要从他们埋伏等待的大院子

    里冲出来。

    “中午，阿塔瓦尔帕开始集合队伍并向前接近。很快我们就看到整个平原上都是密

    密麻麻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时地停下来，等待不断地从他们身后营地里列队而出的

    另一些印第安人。到了下午，他们分成一个个小分队，不断地列队而出。走在前面

    的几个小分队这时已靠近我们的营地，同时仍有更多的部队不断地从印第安人的营

    地出发。在阿塔瓦尔帕前面的是2000个清扫道路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后面是一些战

    士，其中一半人在他一边的田野里行进，另一半人在他另一边的田野里行进。

    “首先来到的是一群身穿五颜六色、棋盘格似服装的印第安人。他们一边前进，一

    边拾起地上的稻草并清扫道路。其次来到的是3群身着不同服装、载歌载舞的印第安

    人。接着又来了一批人，他们抬着盔甲、巨大的金属盘子和金银打就的皇冠。他们

    抬着的用金银制成的全套行头数量众多，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了阿塔瓦尔帕的身影，他坐在华美的轿子里，轿子木支架的末端

    用银子包着，由80个身着鲜蓝色号衣的领主扛在肩上。阿塔瓦尔帕本人锦衣绣服，

    头戴皇冠，脖子上套着一个绿宝石大颈圈。他坐在轿子里的一个放着华丽鞍形坐垫

    的小凳子上。轿子的四周插着五颜六色的鹦鹉毛，并用金银盘子装饰起来。

    “在阿塔瓦尔帕后面是另外两顶轿子和两只吊床，里面坐着几个高级酋长，随后又

    是几群抬着金冠银冠的印第安人。这几群印第安人合着响亮歌声的节拍开始进入广

    场，他们就这样不断进来，占领了广场的每个地方。在这期间，我们全体西班牙人

    一切准备就绪，埋伏在院子里等着，心里充满了恐惧。我们有许多人完全是因为惊

    恐而在不知不觉中尿了裤子。阿塔瓦尔帕在到达广场中心后仍然高高地坐在他的轿

    子里，而他的部队在他的身后继续列队而入。

    “皮萨罗总督这时派托钵修会修士维森特·德巴尔维德过去和阿塔瓦尔帕搭话，并以

    上帝和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要求阿塔瓦尔帕服从耶稣基督的权威和效忠西班牙国王

    陛下。修士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圣经》，举步向前，穿过重重的印第安人

    部队，来到阿塔瓦尔帕跟前，开口对他说：‘我是上帝派来的仆人，我把上帝的福

    音教给基督徒，现在我也同样来教你。我教的就是上帝在这本书里对我们所说的

    话。因此，我代表上帝和基督徒，请求你做他们的朋友，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也

    是为了你的福祉。’”

    “阿塔瓦尔帕把书要过去，他想看一看。于是修士就把书合着递给了他。阿塔瓦尔

    帕不知道怎样把书打开，修士就把手伸过去帮忙。这时，阿塔瓦尔帕勃然大怒，对

    修士的手臂打了一拳，他不愿别人帮这个忙。于是，他亲自把书打开，他发现书上

    的字和纸并没有任何令人惊异之处，就把书扔出去五六步远，满脸涨得通红。

    “修士回到皮萨罗身边，大叫：‘出来吧！出来吧，基督徒们！向这些拒绝上帝福

    音的狗敌人冲过去！那个暴君竟敢把我的《圣经》扔在地上！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刚

    才发生的事？在平原上全是印第安人的时候，我们干吗还要对这个过分傲慢自大的狗杂种讲究谦恭礼貌呢？向他们冲过去，我会宽恕你们的罪孽的！’”

    “于是，总督向坎迪亚发出信号，坎迪亚开始开炮。与此同时，喇叭也吹响了，全副武装的西班牙部队，有骑兵有步兵，从他们埋伏的地方向在广场上挤成一团的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冲去，一边喊着西班牙的战斗口号：‘圣地亚哥！’我们已经在马身上缚了响器来吓唬印第安人。枪声、喇叭声和响器声使印第安人陷入一片惊慌。西班牙人向他们攻击，动手把他们砍成几段。印第安人吓得互相践踏，形成一个个人堆，彼此都因窒息而死。因为他们手无寸铁，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毫无危险地攻击他们。骑兵策马把他们撞倒，把他们杀死的杀死，打伤的打伤，对逃跑的就穷追不舍。步兵对剩下的人发动狠狠的攻击，其中大多数人很快就都成了刀下之鬼。

    “总督本人一手拿剑一手拿匕首，带着身边的几个西班牙人冲进密集的印第安人群，并且非常勇敢地来到阿塔瓦尔帕的轿子旁。他大胆地一把抓住阿塔瓦尔帕的左

    臂，口中大喊一声‘圣地亚哥！’，但他无法把阿塔瓦尔帕从轿子里扯出来，因为

    轿子被举得很高。虽然他杀死了举着轿子的几个印第安人，但别的印第安人立刻接

    上来把轿子举得高高的，就这样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制服和杀死印第安人。最后，

    七八个西班牙骑兵策马赶来，从一边向轿子猛冲，用很大力气把轿子推得侧倒在

    地。阿塔瓦尔帕就这样被捉住了。总督把阿塔瓦尔帕带到他的住所。抬轿子的那些

    印第安人和护卫阿塔瓦尔帕的那些印第安人没有丢弃他：全都在他的身旁死了。

    “留在广场上的那些惊慌失措的印第安人被枪炮的射击和马匹吓坏了—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他们设法推倒一段围墙，逃离广场，跑到外面的平原上去。我们的骑兵从围墙的缺口一跃而出，冲进平原，一边大声喊叫：‘追那些穿花衣服的！一个也不要让他逃走！用矛刺他们！’阿塔瓦尔帕带来的其他印第安士兵全都在距离卡哈马卡一英里的地方严阵以待，但没有一个人移动一步，在发生所有这一切期间，没有一个印第安人拿起武器来对付一个西班牙人。当留在城外平原上的一队队印第安人看见别的印第安人喊叫着逃跑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惊慌起来，拔脚就逃。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观，因为整个山谷在15或20英里范围内完全塞满了印第安人。夜色已经降临，而我们的骑兵仍在田野里用长矛刺杀印第安人，这时我们听到了要求我们回营集合的号声。

    “要不是夜色降临，这4万多人的印第安人部队中能够活下来的人不会有几个。6000—7000个印第安人死了，更多的印第安人被斩去了手臂或受了别的伤。阿塔瓦尔帕本人也承认说，那一仗他的部下被我们杀死了7000人。在一顶轿子里被杀死的那个人是他的大臣—钦查的领主，那是一个深得他的宠信的人。给阿塔瓦尔帕抬轿子的那些印第安人似乎都是一些高级首领和顾问。他们全都被杀死了，还有坐在别的轿子和吊床上的那些印第安人也都被杀死了。卡哈马卡的领主和其他一些人也被杀死了，但他们人数多得数不过来，因为来侍候阿塔瓦尔帕的人全都是大领主。如此强大的一个统治者，来时率领了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俘，这实在令人惊异。的确，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做到的，因为我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少。这是上帝的恩泽，而上帝是伟大的。

    “当西班牙人把阿塔瓦尔帕从轿子里拖下来时，他身上的袍子也被扯落了。总督命人给他拿来衣服，阿塔瓦尔帕穿好衣服后，总督命令他坐在自己的身旁，劝他不要因为自己从高高在上的地位迅速跌落下来而生气和焦躁不安。总督对阿塔瓦尔帕说，‘不要把你被打败和被俘这件事看作是一种侮辱，因为我手下的这些基督徒人数虽少，但我和他们一起征服过比你们更强大的王国，打败过其他一些比你更强大的君主，把皇帝的统治强加给他们。我是皇帝的臣民，他也是西班牙和全世界的国王。我们是奉他的命令来征服这块土地的，这样就可以使所有的人认识上帝，认识他的神圣的天主教；而由于我们肩负的光荣使命，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才允许让这一切发生，以便使你们认识他，从而脱离你们所过的那种野蛮而邪恶的生活。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能以少胜多。如果你们明白你们生活在种种谬误之中，你们就会了解我们奉西班牙国王陛下之命来到此地给你们所带来的福祉。上帝的意思就是打掉你们的傲气，不让一个印第安人对基督徒有冒犯行为。’”

    现在，让我们从几个直接的事件开始，把这个非同一般的冲突中的因果关系链找出

    来。当皮萨罗和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相见时，为什么会是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

    并杀死他那么多的追随者，而不是阿塔瓦尔帕的人数多得多的军队俘虏并杀死皮萨

    罗？毕竟，皮萨罗只有62名骑兵和106名步兵，而阿塔瓦尔帕则统率着一支大约8万

    人的军队。至于在这些事件之前发生的事，阿塔瓦尔帕是怎么会到卡哈马卡来的？

    皮萨罗怎么会到这里来俘虏他，而不是阿塔瓦尔帕到西班牙去俘虏查理国王？为什

    么阿塔瓦尔帕会走进用我们天生的事后聪明来看竟是如此明显的圈套？在阿塔瓦尔

    帕和皮萨罗相遇中起作用的那些因素，是否也在旧大陆和新大陆民族之间以及其他

    民族之间起着某种更广泛的作用呢？

    为什么皮萨罗会俘虏阿塔瓦尔帕？皮萨罗的军事优势在于西班牙人的钢刀和其他武

    器、钢制盔甲、枪炮和马匹。阿塔瓦尔帕的部队没有可以骑着冲锋陷阵的牲口，他

    们在对付西班牙人的武器时，只能用石头、青铜棍或木棍、狼牙棒、短柄斧头，再

    加上弹弓和护身软垫。这种装备上的悬殊在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无数次其他冲突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许多世纪以来唯一能够抵抗欧洲人征服的美洲土著，是那些得到并掌握马匹和枪炮

    从而缩小兵力差距的部落。对一般的美国白人来说，一提起“印第安人”这个词，

    他们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骑在马上挥舞步枪的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形象，就像

    1876年在著名的小比格霍恩河战役中消灭了乔治·卡斯特将军部队的苏族印第安人战

    士那样。我们很容易忘记，美洲土著对马和步枪本来是一无所知的。它们是欧洲人

    带进来的，接着就开始改变获得它们的印第安人社会。由于掌握了马和步枪，北美

    的大平原印第安人、智利南部的阿劳干印第安人和阿根廷的无树大草原印第安人都

    击退过入侵的白人，其时间之长不是任何其他印第安人所能企及，只是在19世纪70

    年代和80年代被白人政府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所打垮。

    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西班牙人凭借军事装备竟能如此以少胜多。在上面详细叙述的

    卡哈马卡战役中，168个西班牙人粉碎了在人数上500倍于己的一支美洲土著军队，

    杀死了数以千计的土人，而自己却未损一兵一卒。关于皮萨罗随后与印加人的几次

    战役、科尔特斯对阿兹特克人的征服以及欧洲人对美洲土著的其他一些早期军事行

    动的记述，一再描绘了一些关于几十个欧洲骑兵大肆杀戮，击溃了数以千计的印第

    安人的战斗。在阿塔瓦尔帕死后皮萨罗从卡哈马卡向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进军期

    间，有过4次这样的战役，它们发生在豪哈、比尔卡苏阿曼、比尔卡康加和库斯科。

    参加这4个战役的西班牙骑兵分别只有80人、30人、110人和40人，而每次所要对付

    的敌人或则数以千计，或则数以万计。

    西班牙人的这些胜利不能轻易地仅仅归之于美洲土著盟友的帮助，归之于西班牙人

    的武器和马匹这种新奇事物所产生的心理作用，也不能（像有人经常宣称的那样）

    归之于印加人误把西班牙人当作是他们的神灵比拉科查降世。皮萨罗和科尔特斯的

    初期胜利，的确吸引了一些土著盟友。然而，孤立无援的西班牙人早期的破坏性极

    大的胜利，已使这些土著盟友相信，抵抗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应该同很有希望的胜

    利者站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其中许多人是不会成为盟友的。毫无疑问，马匹、

    钢铁武器和枪炮这些新奇的玩意儿，在卡哈马卡使印加人不知所措，但卡哈马卡战

    役后的那几次战役，却遇到了已经见识过西班牙人的武器和马匹的印加军队的坚决

    抵抗。在初期征服的六七年内，印加人发动了反对西班牙人的两次拼死的、大规模

    的、准备充分的叛乱。所有这些努力都由于西班牙人的远为精良的武器装备而失败

    了。

    到18世纪开始时，枪炮取代刀剑而成为主要武器，帮助入侵的欧洲人取得对美洲土

    著和其他土著族群的优势。例如，1808年，一个携带火枪并且枪法百发百中的名叫

    查利·萨维奇的英国水手来到斐济群岛。这个名如其人的萨维奇接着单枪匹马破坏了

    斐济的权力平衡。他干过许多胆大妄为的事，有一次划着独木舟沿河逆流而上，到

    了一个叫做卡萨武的斐济村庄，他在村庄篱笆外手枪射程之内停下脚步，向毫无防

    备的居民开火。被他打死的人很多，没有被打死的人就把死人的尸体堆起来躲在后

    面，村旁小河里的水都被血染红了。这种用枪炮对没有枪炮的人滥施淫威的例子多

    得不可胜数。

    在西班牙人对印加人的征服中，枪炮只起了一种次要的作用。当时的枪（所谓的火

    绳枪）既难装填，又难发射，皮萨罗也只有十来支这样的枪。在它们能够凑合着发

    射出去的那些场合，它们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作用。重要得多的倒是西班牙人的

    钢刀、长矛和匕首，这些都是用来屠杀身体甚少防护的印第安人的强有力的锐利武

    器。相比之下，印第安人的无棱无锋的棍棒虽然也能打伤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马匹，

    但很少能将其杀死。西班牙人的铁甲或锁子甲，尤其是他们的钢盔，通常都能有效

    地对付棍棒的打击，而印第安人的护身软垫则无法防御钢铁武器的进攻。

    西班牙人因其战马而取得的巨大优势，在目击者的记述中跃然纸上。骑兵可以很容

    易地超越印第安哨兵，使他们来不及向后面的印第安部队发出警报，骑兵还可以用

    马把印第安人撞倒，让马蹄把他们踏死。一匹战马在冲锋时的冲击力量、它的机动

    性、它可能有的进攻速度以及它所提供的居高临下并且得到保护的战斗位置，使得

    空旷地带的步兵几乎无招架之力。马的作用并不是仅仅由于它们在第一次与它们交

    锋的士兵心里产生恐怖的感觉。到1536年印加人大反叛时，印加人已经学会如何在

    狭窄的通道上伏击和消灭西班牙骑手，在抵抗骑兵部队时最有效地保卫自己。但印

    加人和所有其他步兵一样，从来没有能够在空旷地带打败骑兵部队。继阿塔瓦尔帕

    之后为印加帝国皇帝的是曼科，曼科的最优秀的将军是基佐·尤潘基。1536年，当基

    佐在利马围困西班牙人，并打算向该城发动猛攻时，两个中队的西班牙骑兵向一支

    比自己大得多的印第安军队发起了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中就杀死了基佐和他的所有

    指挥官，从而击溃了他的军队。一次由26名骑手组成的骑兵队的类似冲锋击溃了曼

    科皇帝亲自率领的最精锐的部队，他当时正在库斯科围攻西班牙人。

    马匹改变战争是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黑海北面的大草原上对马的驯化开始的。马

    匹使得骑马的人能够通过比步行远得多的距离，去进行奇袭，并在防御部队集合前

    逃之夭夭。马因其在卡哈马卡所起的作用而为一种军用武器提供了例证，这种武器

    6000年来直到20世纪初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并最终在所有大陆得到运用。直到第一

    次世界大战，骑兵在军事上的支配地位才最后宣告结束。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西班牙

    人因为有了马匹、钢铁武器和盔甲而取得了对手无寸铁的步兵的优势，那么西班牙

    人总是能够以寡敌众，所向披靡，就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了。

    阿塔瓦尔帕是怎么会到卡哈马卡来的？阿塔瓦尔帕和他的军队来到卡哈马卡，是因

    为他们刚刚在一场使印加人四分五裂、大伤元气的内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皮

    萨罗很快觉察到这种分裂的形势，并加以利用。这次内战的起因竟是一场天花流

    行。天花由西班牙移民带到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后，经由陆路传播到南美的印第安人

    中去，在1526年左右杀死了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大多数朝臣，随后又迅即

    杀死了他的指定继承人尼南·库尤奇。这些死亡事故导致了阿塔瓦尔帕与他的同父异

    母兄弟瓦斯卡尔之间的皇位之争。如果不是因为天花流行，西班牙面对的可能就是

    一个团结一致的帝国。

    因此，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的出现突出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因素：具有相当免

    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

    伤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毁灭了其他大陆的许多民族，从

    而在欧洲人的征服中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一次天花流行在1520年西班牙

    人第一次进攻失败后蹂躏了阿兹特克人，并杀死了刚刚继承蒙特朱马为阿兹特克皇

    帝的奎特拉瓦克。在整个美洲，随欧洲人传进来的疾病从一个部落传播到另一个部

    落，远远走在欧洲人之前，据估计把哥伦布来到前的美洲土著人杀死了95%。北美人

    口最多并高度组织起来的土著人社会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酋长管辖的部落，它们在

    1492年至17世纪初这一段时间里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时间甚至比欧洲人在密西

    西比河地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时还要早。1713年的一次天花流行是欧洲移民毁灭南

    非土著桑族人的最严重的一步。在英国人于1788年移民悉尼后不久，一场大批毁灭

    澳大利亚土著的流行病开始了。来自太平洋岛屿的有详尽文献证明的例子是1806年

    在斐济迅速蔓延的流行病，这种病是几个欧洲船员在“阿尔戈”号船只失事后挣扎

    着爬上岸时带来的。类似的流行病也在汤加、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的历史上留

    下了痕迹。

    然而，我并不是要暗示历史上疾病的作用只限于为欧洲人的扩张铺平道路。疟疾、

    黄热病以及热带非洲、印度、东南亚和新几内亚的一些其他疾病，是欧洲在这些热

    带地区进行殖民的最大障碍。

    皮萨罗是怎么到卡哈马卡来的？为什么不是阿塔瓦尔帕去征服西班牙？皮萨罗到卡

    哈马卡来，靠的是航海技术，是这种技术建造了船只，使他们从西班牙横渡大西洋

    来到巴拿马，然后又沿着太平洋从巴拿马来到秘鲁。阿塔瓦尔帕没有这种技术，所

    以不能从海上扩张到南美以外的地方。

    除了船只本身，皮萨罗的出现还依赖于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有了这种组织，西班

    牙才能为这些船只提供资金、建造技术、人员和装备。印加帝国也有一个集中统一

    的行政组织，但这个组织实际上起了对帝国不利的作用，因为皮萨罗俘虏了阿塔瓦

    尔帕也就是夺取了印加帝国整个的指挥系统。因为印加帝国的行政系统和神圣的专

    制君主完全是同一回事，所以阿塔瓦尔帕一死，帝国也就分崩离析。航海技术配合

    行政组织，不但对许多其他民族的扩张至关重要，对欧洲人的扩张同样至关重要。

    使西班牙人来到秘鲁的一个相关因素是文字。西班牙人有文字，而印加帝国没有。

    用文字来传播信息，要比用口头传播来得广泛、准确和详细。从哥伦布航行和科尔

    特斯征服墨西哥传回西班牙的信息，使西班牙人大量涌入了新大陆。信件和小册子

    激发了人们的兴趣，也提供了必要而详尽的航海指导。皮萨罗的同事克里斯托瓦尔·

    德梅纳上尉为皮萨罗的业绩撰写了第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这份报告于1534年4月，

    亦即阿塔瓦尔帕被处死后仅仅9个月，在塞维利亚出版发行。这份报告成了畅销书，

    迅速被译成欧洲其他语言，从而把又一批西班牙移民送去加强皮萨罗对秘鲁的控

    制。

    为什么阿塔瓦尔帕会走进这个圈套？事后想来，阿塔瓦尔帕竟会在卡哈马卡走进皮

    萨罗设下的明显圈套，真使我们感到惊奇。俘虏了阿塔瓦尔帕的西班牙人对他们的

    成功也同样感到惊奇。人的文化程度的影响在终极解释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直接的解释是：阿塔瓦尔帕对西班牙人、他们的兵力和意图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情

    报。他那一点少得可怜的情报是通过口头得来的，主要是从一个使者那里得来的，

    这个使者在皮萨罗的军队从海岸向内陆的行军途中曾在军中访问过两天。这个使者

    看到西班牙人军容不整，于是就对阿塔瓦尔帕说，他们不是战斗人员，只要给他200

    个印第安人，就能把他们全都缚来帐下。阿塔瓦尔帕绝没有想到那些西班牙人竟是

    如此难以对付而且会毫无缘由地向他进攻，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新大陆，只有现代墨西哥和在印加帝国北方很远的一些毗邻地区的几个民族中的

    少数精英分子有书写能力。巴拿马距离印加帝国北部边界不过600英里。虽然西班牙

    人对巴拿马的征服在1510年就已经开始，但在皮萨罗于1527年首次登上秘鲁海岸之

    前，似乎没有任何关于西班牙人出现的消息到达过印加帝国。对于西班牙征服了中

    美洲大多数强大而人口众多的印第安人社会，阿塔瓦尔帕始终是一无所知。

    在我们今天看来，阿塔瓦尔帕被俘后的行为和导致他被俘的行为同样令人惊异。他

    交纳了他那笔著名的赎金，因为他天真地相信，只要付了赎金，西班牙人就会释放

    他并且远走高飞。他不可能了解皮萨罗的部下只是一支决心实现永久征服的军队的

    开路先锋，而不是单单为了一次孤立的袭击。

    犯这种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并非只有阿塔瓦尔帕一人。甚至在阿塔瓦尔帕被俘后，

    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也哄骗得阿塔瓦尔帕的第一流将军、指挥

    着一支庞大军队的查尔库奇马自投罗网，落入西班牙人的手中。查尔库奇马的判断

    错误，标志着印加人抵抗失败的转折点，是几乎同阿塔瓦尔帕本人被俘一样的重大

    事件。当阿兹特克皇帝蒙特朱马把科尔特斯看作是神灵降世，并允许他和他的小小

    军队进入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时，他的判断错误甚至更加显而易见。结果是

    科尔特斯俘虏了蒙特朱马，然后又进一步征服了特诺奇提特兰和阿兹特克帝国。

    从世俗的观点来看，阿塔瓦尔帕、查尔库奇马、蒙特朱马以及其他无数的被欧洲人

    欺骗的美洲土著领袖之所以判断错误，是由于当时新大陆没有任何居民去过旧大

    陆，因此他们当然不可能对西班牙人有任何具体的认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觉得

    难以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阿塔瓦尔帕的社会对人类的行为有更多的经验，

    他“本来”是会产生更大的怀疑的。皮萨罗在到达卡哈马卡时，除了对他在1527年

    和1531年碰到的几个印加臣民进行的审问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外，他对印加人也是一

    无所知的。然而，虽然皮萨罗本人碰巧也是一个文盲，但他属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

    传统。西班牙人从书本上知道了同时代的许多与欧洲差别很大的文明国度，也知道

    了几千年的欧洲历史。皮萨罗伏击阿塔瓦尔帕显然是以科尔特斯的成功谋略为样板

    的。

    总之，文化修养使西班牙人继承了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大量知识。相形之下，阿

    塔瓦尔帕不但对西班牙人本身毫不了解，对来自海外的其他任何入侵者毫无个人经

    验，而且他甚至也没有听人说过（或在书本上读到过）之前在何时、何地，何人也

    曾遭受过类似威胁。这种在经验方面的巨大差距，促使皮萨罗去设下圈套而阿塔瓦

    尔帕走进了圈套。

    因此，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这件事，表明了导致欧洲人向新大陆移民而不是美洲

    土著向欧洲移民的那组近似的因素。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

    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

    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本书的书名是这些近似因素的简略的表达，这些因

    素也使现代欧洲人能够去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在有人开始制造枪炮和钢铁之前很

    久，这些因素中的其他因素便已导致了某些非欧洲民族的扩张，这我们将会在以后

    的几章中看到。

    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直接优势总是在

    欧洲一边，而不是在新大陆一边。为什么不是印加人发明枪炮和钢刀，骑上像战马

    一样的令人生畏的牲口，携带对欧洲人来说没有抵抗力的疾病，修造远洋船只和建

    立先进的行政组织，并能从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吸取经验？这些不再是本章已

    经讨论过的那些关于近似因果关系的问题，而是将要占去本书下面两部分篇幅的关

    于终极因果关系的问题。

    第二部分 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

    第四章 农民的力量

    我十几岁时在蒙大拿度过了1956年的夏天，为一个名叫弗雷德·赫希奇的上了年纪的

    农民打工。弗雷德出生在瑞士，在19世纪90年代他十几岁时来到了蒙大拿的西南

    部，接着便办起了一家农场，是该地区首批农场之一。在他来到时，原来的以狩猎

    采集为生的美洲土著有许多仍然生活在那里。

    和我在一起干活的农场工人多半是体格健壮的白人，他们经常满口粗话，他们除周

    末外每天劳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周末整天泡在当地的酒馆里花光一周的工资。然

    而，就在这些农场工人中，有一个名叫利瓦伊的黑脚族印第安人。此人的行为举止

    和粗野的矿工大不相同—他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做事负责，头脑清醒，善于辞

    令。他是第一个我与之一起度过许多时光的印第安人，我不由对他钦佩起来。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利瓦伊在经过星期六夜晚的一番狂欢作乐之后，竟也醉步踉

    跄，满口脏话。因此，我感到震惊和失望。在他的那些骂人话中，有一句我一直记

    得非常清楚：“你他妈的弗雷德·赫希奇，他妈的那艘把你从瑞士带来的船！”过

    去，和其他白人小学生一样，我所受的教育是把对美洲的开发看作是英勇的征服行

    为，现在我深切感受到印第安人对这种行为的看法了。弗雷德·赫希奇的一家都以他

    为荣，因为他是在困难条件下取得成功的最早的农民。但是，利瓦伊的狩猎部落和

    著名战士的土地都被迁移来的白人农民抢走了。这些农民又是怎样战胜这些著名的

    战士的呢？

    自从现代人的祖先在大约700万年前从现在的类人猿的祖先分化出来后，地球上的所

    有人类大部分时间都是靠猎捕野兽和采集野生植物为生，就像19世纪黑脚族印第安

    人仍然在做的那样。只是在过去的11000年中，有些民族才转向所谓的粮食生产：就

    是说，驯化野生动植物，以因此而产生的牲畜和农作物为食。今天，地球上的大多

    数人吃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或别人为他们生产的粮食。按照当前的变化速度，在今

    后10年内，剩下来的少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群将会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解

    体或逐渐消失，从而结束我们几百万年来专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生活方式。

    不同部族在史前的不同时期学会了粮食生产。有些部族，如澳大利亚土著，却从来

    没有学会粮食生产。在那些学会粮食生产的部族中，有些（例如古代的中国人）是

    靠自己独立发展粮食生产的，而另一些（包括古代埃及人）则是从邻近部族学会粮

    食生产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从间接的意义说，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

    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在不同大陆的族群是否或何时变成农民和牧人方面的

    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以后截然不同的命运。在我们把下面6章专门用

    来弄清楚粮食生产方面的地理差异是怎样产生的之前，本章将查考一些主要的因果

    关系，因为粮食生产正是通过这种关系带来了所有使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和弗雷

    德·赫希奇的族人剥夺利瓦伊的族人的有利条件。

    第一个因果关系是最直接的因果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

    有更多的人。在野生的动植物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供人类食用，或值得猎捕

    或采集。多数动植物是不能用作我们的食物的，这有以下的一些原因：它们有的不

    能消化（如树皮），有的有毒（黑脉金斑蝶和鬼笔鹅膏—一种有毒蘑菇），有的营

    养价值低（水母），有的吃起来麻烦（很小的干果），有的采集起来困难（大多数

    昆虫的幼虫），有的猎捕起来危险（犀牛）。陆地上大多数生物量（活的生物物

    质）都是以木头和叶子的形态而存在的，而这些东西大多数我们都不能消化。

    通过对我们能够吃的那几种动植物的选择、饲养和种植，使它们构成每英亩土地上

    的生物量的90%而不是0.1%，我们就能从每英亩土地获得多得多的来自食物的卡路

    里。结果，每英亩土地就能养活多得多的牧人和农民—一般要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

    人多10倍到100倍。这些没有感情的数字所产生的力量，就是生产粮食的部落取得对

    狩猎采集部落的许多军事优势中的第一个优势。

    在饲养驯化动物的人类社会中，牲畜在4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

    奶脂、肥料以及拉犁。最直接的是，家畜代替野生猎物而成为社会主要的动物蛋白

    来源。例如，今天的美国人通常从奶牛、猪、羊和鸡那里得到他们的大多数动物蛋

    白，而像鹿肉这样的野味则成了难得的美味佳肴。此外，一些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

    则成了奶和诸如黄油、奶酪和酸奶之类奶制品的来源。产奶的哺乳动物包括母牛、

    绵羊、山羊、马、驯鹿、水牛、牦牛、阿拉伯单峰骆驼和中亚双峰骆驼，这些哺乳

    动物由此而产生的卡路里比它们被杀来吃肉所产生的卡路里要多几倍。

    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还在两个方面和驯化的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

    首先，现代的园林工人或农民仍然根据经验知道，用动物的粪便做肥料可以提高作

    物的产量。即使在现代可以利用化工厂生产的合成肥料，今天大多数社会里作物肥

    料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动物的粪便—尤其是牛的粪便，但也有牦牛和羊的粪便。作为

    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燃料来源，动物粪便也有其价值。

    图4.1 略图概述从终极因素（如大陆轴线走向）通往使某些民族能够征服另一些民

    族的近似因素（如枪炮、马匹和疾病）的因果关系链。例如，人类的各种各样疾病

    是在有许多适于驯化的动植物物种的地区演化的，这一部分是由于生产出的农作物

    和饲养的牲畜帮助养活了使流行疾病得以保持的人口稠密的社会；一部分是由于这

    些疾病是从驯化的动物身上的病菌演化而来。

    此外，最大的驯化哺乳动物与驯化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粮食产量，这表现在它们

    可以用来拉犁，从而使人们可以去耕种以前如用来耕种则代价太高的土地。这些用

    来犁地的牲口有牛、马、水牛、巴厘牛以及牦牛和牛的杂交种。这里有一个例子可

    以用来说明这些牲口的价值：中欧史前期最早的农民，即稍早于公元前5000年兴起

    的利尼尔班克拉米克文化，起初都局限于使用手持尖棍来耕作松土。仅仅过了1000

    年，由于采用了牛拉犁，这些农民能够把耕种扩大到范围大得多的硬实土壤和难以

    对付的长满了蔓草的土地上去。同样，北美大平原上的美洲土著农民在河谷种植庄

    稼，但在广阔高地的难以对付的长满了蔓草的土地上耕种，则要等到19世纪欧洲人

    和他们的畜拉犁的出现。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动植物驯化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从而导致

    更稠密人口的直接因素。另一个比较间接的因素涉及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定居生活方

    式。许多狩猎采集社会里的人经常跑来跑去寻找野生食物，但农民必须留在他们的

    田地和果园附近。因此而产生的固定居所由于缩短了生育间隔期而促使人口变得更

    稠密起来。一个经常变换营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母亲只能带一个孩子和很少几件

    随身物品。在前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能够快步行走，赶上大伙儿而不致成为累赘之

    前，她是不能生第二个孩子的。事实上，到处流浪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通过哺乳

    期无月经、禁欲、杀婴和堕胎等办法，把孩子出生的间隔安排为大约每4年一个。相

    比之下，定居的部族由于没有在迁移途中携带小孩这种问题的限制，他们可以多生

    多养，只要养得活就行。许多农业部族的生育间隔期是两年左右，为狩猎采集部族

    的一半。粮食生产者的这种较高的出生率，加上他们按每英亩计算养活更多的人的

    能力，使他们达到了比狩猎采集部族更大的人口密度。

    定居生活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因为如果人们不能留在

    附近看管贮藏的粮食，那么贮藏就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有些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部

    族可能偶尔也把几天吃不完的食品收藏起来，但这种富余对他们几乎毫无用处，因

    为他们不能保护它。但贮藏的粮食对于养活不生产粮食的专门人材是必不可少的，

    而对于养活全村社的人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社会几乎没

    有或完全没有这类专职的专门人材，这种人材首先出现在定居社会中。

    这种专门人材有两类：国王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往往比较平等，它们没有专职的

    官员和世袭的首领，只有在族群和部落层次上的小规模的行政组织。这是因为所有

    的身强力壮的从事狩猎采集的人不得不把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专门用来获取食物。

    而一旦有了粮食储备，行政上层人物就可以控制别人生产的粮食，维护征税的权

    利，无需去养活自己，而以全部时间从事行政活动。因此，中等规模的农业社会通

    常按酋长辖地来组织，而王国只限于规模很大的农业社会。这些复杂的行政单位比

    平等主义的猎人群体能更好地发动持久的征服战争。有些狩猎采集部族由于生活在

    特别富足的环境里，如北美洲太平洋西北海岸和厄瓜多尔海岸，也逐渐形成了定居

    社会，有了粮食储备和新生的酋长辖地，但他们没有在通往王国的道路上更进一

    步。

    通过税收建立剩余粮食储备，除了养活国王和官员外，还能养活其他专职的专门人

    材。与征服战争关系最直接的是，剩余粮食储备可以用来养活职业军人。这是不列

    颠帝国最终打败新西兰武装精良的本土毛利人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毛利人取得了几

    次惊人的暂时胜利，但他们不能在战场上保持一支常备军，所以到头来还是被18000

    人的英国专职军队拖垮了。粮食储备还可以养活为征服战争提供宗教理由的神职人

    员，养活像制造刀剑、枪炮和发展其他技术的金属加工工人之类的手艺人，以及养

    活能够保存信息的抄写员，因为他们所记录的信息比人们能够准确记住的信息要多

    得多。

    至此，我已着重指出了作为粮食的农作物和家畜的直接和间接的价值。然而，它们

    还有其他用途，例如帮我们保暖和向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农作物和家畜生产出

    的天然纤维，可以用来做衣服、毯子、网和绳子。大多数重要的植物驯化中心不但

    培育粮食作物，也培育纤维作物—主要有棉花、亚麻（亚麻布的原料）和大麻。有

    几种驯化动物则出产动物纤维—特别是绵羊、山羊、美洲驼和羊驼的毛以及蚕丝。

    驯化动物的骨头是冶金术发明前新石器时代各部族用作人工制品的重要原料。牛皮

    被用来制革。在美洲许多地方栽培最早的植物之一是为非食用目的而种植的，这就

    是用作容器的葫芦。

    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在19世纪铁路发展起来之前成为我们主要的陆路运输手段，从

    而进一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在动物驯化之前，由陆路运输货物和人

    的唯一手段就是用人来背。大型哺乳动物改变了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

    可能迅速地不但把人而且也把大量沉重的货物从陆路运到很远的地方去。供人骑乘

    的驯化动物有马、驴、牦牛、驯鹿、阿拉伯单峰驼和中亚双峰驼。这5种动物和羊驼

    一样，都被用来背负行囊包裹。牛和马被套上大车，而驯鹿和狗则在北极地区拉雪

    橇。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马成了长距离运输的主要手段。3种驯化骆驼（阿拉伯

    单峰驼、中亚双峰驼和羊驼）分别在北非地区和阿拉伯半岛、中亚和安第斯山脉地

    区起着类似的作用。

    动植物驯化对征服战争的最直接的贡献是由欧亚大陆的马作出的，它们在军事上的

    作用，使它成了那个大陆上古代战争中的吉普车和谢尔曼坦克。我在第三章中提

    到，马使得仅仅率领一小群冒险家的科尔特斯和皮萨罗能够推翻阿兹特克帝国和印

    加帝国。甚至在早得多的时候（公元前4000年左右），尽管那时人们还仍然骑在光

    马背上，但马可能已成为促使操印欧语的人从乌克兰向西扩张的必不可少的军事要

    素。这些语言最终取代了除巴斯克语外的所有早期的欧洲语言。当马在后来被套上

    马车和其他车辆时，马拉战车（公元前1800年左右发明）开始在近东、地中海地区

    和中国使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例如，在公元前1674年，马甚至使外来的希克

    索斯民族得以征服当时没有马的埃及并短暂地自立为法老。

    再往后，在马鞍和马镫发明后，马使来自亚洲大草原的匈奴人和一波接一波的其他

    民族对罗马帝国和后继国家造成了威胁，最后以蒙古人于公元13世纪和14世纪征服

    亚洲和俄罗斯的许多地方而达到高潮。只是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用了卡车和

    坦克，马的作用才最后被取代，而不再是战争中主要的突击手段和快速运输的工

    具。阿拉伯骆驼和中亚骆驼也在各自的地理范围内起到了类似的军事作用。在所有

    这些例子中，驯养马匹（或骆驼）或改进使用方法的民族，在军事上拥有了对没有

    这些牲口的民族的巨大优势。

    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驯养动物的社会中演化的病菌。像天花、麻疹和流行

    性感冒这类传染病作为人类的专化病菌出现了，它们原是动物所感染的十分类似的

    祖代病菌由于突变而衍生出来的（第十一章）。驯养动物的人成了这些新演化出来

    的病菌的第一个受害者，而这些人接着又逐步形成了对这些新的疾病的强大的抵抗

    力。当这些有部分免疫力的人与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接触时，流行病

    于是产生了，99％的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因之而丧命。从驯养的动物那里

    最后获得的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太平洋诸岛的土著的征服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动植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越来越多，因而也就意味着人口越来越稠

    密。因此而带来的粮食剩余和（在某些地区）利用畜力运输剩余粮食，成了定居

    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

    社会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

    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

    没有发展起来。在军事上使用马和骆驼以及来自动物的病菌的致命力量，最后就把

    粮食生产和征服之间的许多重要环节连接了起来，这我将在下文予以考察。

    第五章 历史上的穷与富

    很大一部分人类历史充满了穷富之间不平等的斗争：具有农民力量的民族与不具有

    农民力量的民族之间的斗争，或不同时期获得农民力量的民族之间的斗争。粮食生

    产在地球上的广大地区不曾出现过，这并不令人奇怪，由于生态原因，粮食生产在

    这些地区现在仍然难以出现或不可能出现。例如，在史前期的北美洲北极地区，无

    论农业或畜牧业都没有出现过，而在欧亚大陆北极地区出现的唯一粮食生产要素是

    放牧驯鹿。在远离灌溉水源的沙漠地区也不可能自发地出现粮食生产，如澳大利亚

    中部和美国西部的一些地方。

    迫切需要说明的，反倒是何以在某些生态条件十分适宜的地区在现代以前一直未能

    出现粮食生产，而在今天却成了世界上一些最富足的农牧中心。最为令人费解的一

    些地区，是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太平洋沿岸其他一些州、阿根廷的无树大草原、澳大

    利亚西南部和东南部以及南非好望角地区的很大一部分。这些地区的土著族群在欧

    洲移民来到时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公元前4000年的世界，即

    粮食生产在其最早发源地出现后几千年的世界，我们可能也会对其他几个现代粮仓

    当时竟未出现粮食生产而感到惊异。这些盛产谷物的地区包括：美国其余所有的地

    区、英国、法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印度尼西亚以及非洲赤道以南的整个地区。如果

    我们对粮食生产追本溯源，它的最早发源地会再次使我们感到惊异。这些地方已完

    全不是现代粮仓，它们包括一些在今天被列为有点干旱或生态退化的地区：伊拉克

    和伊朗、墨西哥、安第斯山脉、中国的部分地区以及非洲的萨赫勒地带。为什么粮

    食生产首先在看似相当贫瘠的土地上形成，只是到后来才在今天最肥沃的农田和牧

    场发展起来？

    关于粮食生产赖以出现的方式方面的地理差异也同样令人费解。在有些地方，它是

    独立发展起来的，这是当地人驯化当地动植物的结果。而在其他大多数地方，则是

    把别的地方已经驯化的作物和牲口加以引进。既然这些原来不是独立发展粮食生产

    的地区在引进驯化动植物后立刻变得适宜于史前的粮食生产，那么这些地区的各个

    族群为什么没能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通过驯化当地的动植物而成为农民和牧

    人呢？

    在的确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这些地区中，为什么出现的时间差别如此之大—例如，

    在东亚要比在美国东部早几千年，而在澳大利亚东部却又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史前

    时代引进粮食生产的这些地区中，为什么引进的时间差别也如此之大—例如，在欧

    洲西南部要比在美国西南部早几千年？另外，在引进粮食生产的这些地区中，为什

    么在有些地区（如美国西南部）当地的狩猎采集族群采纳了邻近族群的作物和牲口

    而最后成为农民，而在另一些地区（如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赤道以南的许多地方）引

    进粮食生产却引起了一场灾难，使外来的粮食生产者取代了该地区原来的狩猎采集

    族群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

    哪些民族成了历史上的贫穷民族，哪些民族成了历史上的富有民族。

    在我们能够指望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怎样去确定粮食生产的发源地

    及其出现的时间，以及某一特定作物或动物最早得到驯化的地点和时间。最明确的

    证据来自对一些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残骸所作的鉴定。大多数驯化的动植物物

    种在形态上同它们的野生祖先是不同的：例如，驯化的牛和羊形体较小，驯化的鸡

    和苹果形体较大，驯化的豌豆种皮较薄也较光滑，驯化的山羊角长成螺旋形而不是

    短弯刀状。因此，如果能在一处有年代可考的考古遗址认出驯化动植物的残骸，那

    就是有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彼时彼地已有了粮食生产，而如果在某个遗址仅仅发

    现了野生物种，那就不能证明已有了粮食生产，而只能证明与狩猎采集生活相吻

    合。当然，粮食生产者，尤其是初期的粮食生产者，在继续采集某些野生植物和猎

    捕野兽，这样，他们遗址中的残余食物常常不但包括驯化的物种，而且也包括野生

    的物种。

    考古学家们用碳—14年代测定法来测定遗址中的含碳物质，从而确定粮食生产的年

    代。这种测定法所依据的原理是这样的：碳是生命的无所不在的基础材料，它的成

    分中含有很少量的放射性碳—14，而碳—14会衰变为非放射性同位素氮—14。宇宙

    射线不断地在大气中生成碳—14。植物吸收大气中的碳，其中碳—14和普遍存在的

    同位素碳—12保持着一种已知的几乎不变的比例（约1与100万之比）。植物中的碳

    接下去构成了吃这些植物的食草动物的躯体，也构成了吃这些食草动物的食肉动物

    的躯体。不过，这些植物或动物一旦死去，它们体内碳—14含量的一半每隔5700年

    衰变为碳—12，直到大约4万年后，碳—14含量变得很低而很难测出，也很难把它

    同受到少量的含有碳—14的现代材料的污染区别开来。因此，从考古遗址出土的材

    料的年代可以根据该材料内的碳—14与碳—12的比例计算出来。

    放射性碳受到许多技术问题的困扰，其中两个问题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一个问题

    是：碳—14年代测定法在20世纪80年代前需要比较多的碳（几克），比小小的种子

    或骨头里碳的含量多得多。因此，科学家们常常不得不依靠测定在同一遗址附近找

    到的材料的年代，而这个材料被认为是与残存的食物“有联系”的—就是说，是被

    留下食物的人同时弃置的。通常选择的“有联系”的材料是烧过的木炭。

    但是，考古遗址并不总是把所有同日弃置的材料巧妙密封起来的时间容器。在不同

    时间弃置的材料可能会混杂在一起，因为蠕虫、啮齿目动物和其他作用力把地层给

    搅乱了。燃烧过的木炭碎屑最后可能因此而靠近了某个死去的并在几千年中或早或

    晚被吃掉的植物或动物。今天，考古学家们越来越多地用一种叫做加速质谱分析法

    的新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新技术可以使碳—14年代测定法测得极小的样本的

    年代，从而使人们可以直接地测得一粒小小的种子、一块小小的骨片或其他食物残

    渣的年代。近年来用碳—14年代测定法测得的年代，有的是根据这种新的直接方法

    （它们也有其自身的问题），有的是根据旧的间接方法。但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发

    现用这两种方法测得的年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由此而产生的仍未解决的争论

    中，就本书的论题而言，最重要的也许是有关粮食生产在美洲出现的年代问题：20

    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间接方法测得的年代是远在公元前7万年，而较近的直接方法

    测得的年代则不早于公元前3500年。

    碳—14年代测定法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气中碳—14与碳—12的比例事实上并不是严

    格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上下波动的，因此，从某种不变的比例这种假定出发去计

    算碳—14年代测定法测得的年代经常会产生一些小小的错误。确定关于过去每个年

    代错误的程度，原则上可以借助古老树木记录下的年轮，因为只要数一数这些年

    轮，就可得到每个年轮在过去的绝对日历年代，然后再对用这种方法测定年代的木

    炭样本加以分析，来确定其中碳—14与碳—12的比例。这样，就可以对用碳—14年

    代测定法实测到的年代加以校正，来估计大气中碳比例的波动情况。这样校正的结

    果是：对从表面上看（即未经校正的）其年代介于公元前约6000年至约前1000年之

    间的一些材料来说，精确的（经过校正的）年代要早几百年或1000年。近来又有人

    用一种替代的方法开始对一些年代稍早的样本进行校正，这种方法所依据的是另一

    种放射性衰变法，它所得出的结论是，表面上看年代约为公元前9000年的样本的实

    际年代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

    考古学家们常常把经过校正的和未经过校正的年代加以区分，其方法就是对前者用

    大写英文字母来写，对后者用小写英文字母来写（例如，分别为3000B. C. 和

    3000b. c. ）。然而，考古文献在这方面可能很混乱，因为许多书和论文在报告未

    经校正的年代时都写作B.C.，而未能提到这些年代实际上是未经校正的。我在本书

    中所报道的关于过去15000年中一些事件的年代都是经过校正的年代。这就是为什么

    读者会注意到关于早期粮食生产问题本书中的一些年代与从某些标准参考书引用的

    年代存在着差异的原因。

    一旦人们辨认出驯化动植物的古代遗存并确定其年代，那么人们怎样来确定这个植

    物或动物是否实际上就是在这遗址附近驯化的，而不是在别处驯化，后来才传到这

    个遗址来的？一个方法就是研究这个作物或动物的野生祖先的地理分布图，并推断

    出驯化势必发生在野生祖先出现的地方。例如，从地中海和埃塞俄比亚往东到印

    度，传统的农民普遍种植鹰嘴豆，今天世界上鹰嘴豆的80%都是印度生产的。因此，

    人们可能会误以为鹰嘴豆是在印度驯化的。但结果表明，鹰嘴豆的野生祖先只出现

    在土耳其的东南部。鹰嘴豆实际上是在那里驯化的，这个解释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的证明，即在新石器遗址中有关可能是驯化的鹰嘴豆的最古老的发现来自土耳其东

    南部和叙利亚北部邻近地区，其年代为公元前8000年左右；直到5000多年后，关于

    鹰嘴豆的考古证据才在印度次大陆出现。

    图1 克罗维猎人使用过的大石矛的尖头。大约13000年前，克罗维猎人生活在北

    美。

    图2 帕伦—新几内亚福雷族高地人。第2—5幅是我的4个新几内亚朋友，我谨以此

    书献给他们。

    图3 伊萨—新几内亚福雷族高地人

    图4 卡里尼加—新几内亚南部图达辉族低地人

    图5 索阿卡里—新几内亚北部沿海低地人

    图6 两名新几内亚低地人在弗莱河支流的独木舟里。

    图7 一名新几内亚低地猎手和他的弓、箭和网袋。

    图8 一名新几内亚低地妇女正在砍西谷椰子树用它来提取淀粉。

    图9 塔斯马尼亚土著妇女，欧洲人到达前出生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之一。

    图10 哈维尔·马丁·莫雷诺，一名现代西班牙骑手，展示了16世纪西班牙骑手放牧公

    牛和打败印加人时的高超马术。

    图11 西班牙士兵打败为数众多的印加人时所使用的钢刀样式。

    图12 15世纪欧洲张着满帆的航海船只，船只后部有为了掌舵而设的艉柱舵（中国人

    的发明）。

    图13 秘鲁高地的4位盖丘亚妇女和儿童。

    图14 和羊驼在一起的秘鲁盖丘亚男孩，羊驼是新大陆唯一驯化的可用来负重的动物

    或牲畜。

    图15 钦切罗，阶梯式石头建筑，位于秘鲁印加人举行宗教仪式的山谷里。

    图16 1532年卡哈马卡战役的情景再现，169名西班牙人打败了印加帝国8万军队，

    俘虏了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

    确定某个作物或动物的驯化地点的第二个方法，是在地图上标出每个地区驯化物种

    首次出现的年代。出现年代最早的地点也许就是驯化最早的地点—而如果野生物种

    的祖先也在那里出现，且如果它们在其他地点首次出现的年代随着与推定的最早驯

    化地点距离的增加而渐次推后，从而表明驯化物种在向其他那些地点传播，情况就

    尤为如此。例如，已知最早的人工栽培的二粒小麦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在新月

    沃地。其后不久，这个作物逐步向西传播，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到达希腊，在公元

    前5000年左右到达德国。这些年代表明二粒小麦是在新月沃地驯化的，这一结论可

    以用以下事实来证明：二粒小麦的野生祖先的分布只限于从以色列到伊朗西部和土

    耳其这一地区。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同样的植物或动物是在不同的地点独立驯化的，那么就

    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只要分析一下由此产生的不同地区的相同作物或动物标本

    在形态、遗传或染色体方面的差异，就常常可以发现这些情况。例如，印度驯化牛

    中的瘤牛品种具有欧亚大陆西部牛的品种所没有的肉峰。遗传分析表明，现代印度

    牛的品种和欧亚大陆西部牛的品种在几十万年前就已分化了，比任何地方任何动物

    驯化的时间都早得多。就是说，在过去1万年中，牛就已在印度和欧亚大陆西部独立

    地驯化了，而它们原来都是在几十万年以前就已分化的印度和欧亚大陆西部野牛的

    亚种。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原先的关于粮食生产的出现这个问题上来。在世界上的不

    同地区，粮食生产是在何处、何时和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一个极端情况是：有些地区的粮食生产完全是独立出现的，在其他地区的任何作物

    或动物来到之前，许多本土作物（在有些情况下还有动物）就已驯化了。目前能够

    举出详细而又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这样的地区只有5个：西南亚，亦称近东或新月沃

    地；中国；中美洲（该词用来指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以及中美洲的毗连地区）；南

    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可能还有亚马孙河流域的毗连地区；以及美国东部（图

    5.1）。在这些粮食生产中心中，有些中心或所有中心可能实际上包含了附近的几个

    或多或少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中心，如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和中国南部的长江流

    域。

    除了这5个确然无疑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外，另外还有4个地区—非洲的萨赫勒地

    带、热带西非、埃塞俄比亚和新几内亚—是争取这一荣誉称号的候补地区。然而，

    每一个地区都有某种不确定之处。虽然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沿的萨赫勒地带毫无疑

    问已有本地野生植物的驯化，但那里牛的放牧可能在农业出现前就已开始了，目前

    尚不能肯定的是：这些牛是独立驯化的萨赫勒牛，或者本来就是新月沃地饲养的

    牛，它们的引进引发了当地植物的驯化。同样仍然不能肯定的是，这些萨赫勒作物

    的引进是否接着又在热带西非引发了当地人对本地野生植物的无庸置疑的驯化，而

    西南亚作物的引进是否就是在埃塞俄比亚引发当地人驯化本地野生植物的原因。至

    于新几内亚，那里的考古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在任何毗连地区出现粮食生产之前

    很久，那里就已有了早期的农业，但种植什么作物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定。

    图5.1 粮食生产发源中心。问号表示不十分肯定粮食生产在该中心出现是否确实不

    是由于受到其他中心粮食生产传播的影响，或（就新几内亚来说）最早的作物是什

    么。

    表5.1为在本地驯化的那些地区和其他地区扼要地列出了一些最著名的作物或动物以

    及已知的最早的驯化年代。在9个独立发展粮食生产的候补地区中，西南亚是植物驯

    化（公元前8500年左右）和动物驯化（公元前8000年左右）有最早的明确年代的地

    区；同时对于早期的粮食生产来说，它显然也是具有最多的用碳—14测定的准确年

    代的地区。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年代几乎同西南亚一样早，而在美国东部则显然晚

    了差不多6000年。就其他6个候补地区而言，最早的得到充分证明的年代没有超过西

    南亚的年代，但在这其他的6个地区由于能够有把握确定其年代的遗址太少，我们无

    法肯定它们真的落后于西南亚以及（如果真的落后的话）落后多少。

    下一批地区包括一些至少驯化了两三种本地植物或动物的地区，但这些地区的粮食

    生产主要依靠在别处驯化的作物和动物。可以把这些引进的驯化动植物看作是“祖

    代”作物和动物，因为它们创立了本地的粮食生产。祖代驯化动植物的引进使本地

    人过着定居的生活，从而增加了野生植物演化为本地作物的可能性，这些野生植物

    本来是他们采集后带回家偶然种下的，而到后来就是有意种植了。

    在三四个这样的地区，引进的祖代动植物来自西南亚。其中一个地区是欧洲的西部

    和中部，那里的粮食生产是在公元前6000年和前3500年之间随着西南亚作物和动物

    的引进而出现的，但至少有一种植物（罂粟，可能还有燕麦和其他植物）当时是在

    本地驯化的。野生罂粟只生长在地中海西部沿岸地区。欧洲东部和西南亚最早的农

    业社会的发掘遗址中没有发现罂粟的种子；它们的首次出现是在欧洲西部的一些早

    期农村遗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欧洲西部却没有发现西南亚大多数作物和动物

    的野生祖先。因此，粮食生产不是在欧洲西部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看来是很清楚

    的。相反，那里的粮食生产是由于引进了西南亚的驯化动植物而引发的。由此而产

    生的欧洲西部农业社会驯化了罂粟，随后罂粟就作为一种作物向东传播。

    表5.1 每一地区驯化物种举例

    还有一个地区，那里由本地对动植物进行驯化，似乎是在引进西南亚的祖代作物后

    开始的。这个地区就是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河谷地区。那里的农业社会出现在公元

    前的第七个千年中，它们利用的小麦、大麦和其他作物，是先前在新月沃地驯化

    的，然后显然再通过伊朗传播到印度河河谷。只是到了后来，由印度次大陆土生物

    种驯化的动植物，如瘤牛和芝麻，才在印度河河谷的农业社会出现。同样，在埃

    及，粮食生产也是在公元前6000年随着西南亚作物的引进而开始的。埃及人当时驯

    化了西克莫无花果和一种叫做铁荸荠的植物。

    同样的模式大概也适用于埃塞俄比亚，那里种植小麦、大麦和其他西南亚作物已有

    很长的历史。为了得到作物，埃塞俄比亚人也驯化了许多可在本地得到的物种，这

    些作物中的大多数仍然只有埃塞俄比亚才有，但其中的一种（咖啡豆）现在已传播

    到全世界。然而，埃塞俄比亚人驯化这些本地植物是在西南亚驯化物种引进之前还

    是在引进之后，这仍然无从知晓。

    在依靠从别处引进祖代作物来发展粮食生产的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当地的狩猎采

    集族群是否从邻近的农业族群那里采纳了那些祖代作物，从而使他们自己也成了农

    民？或者，这一揽子祖代作物竟是由入侵的农民带来，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当地以更

    快的速度繁衍，并杀死、赶走或在人数上超过本地的猎人？

    在埃及，似乎有可能发生前一种情况：本地的狩猎采集族群原来都是以野生动植物

    为食，现在又有了西南亚的驯化动植物和农牧技术，于是就逐步停止吃野生食物。

    这就是说，使粮食生产得以在埃及开始的是外来的作物和动物，而不是外来族群。

    在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区，情况也可能如此，因为那里的狩猎采集族群在许多世纪中

    显然采纳了西南亚的绵羊和谷物。在南非的好望角地区，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科伊族

    人，由于从遥远的非洲北部（归根到底还是从西南亚）得到了绵羊和牛而成为牧人

    （而不是农民）。同样，美国西南部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由于获得了墨

    西哥的作物而成为农民。在这4个地区，粮食生产的开始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任

    何说明当地动植物驯化的证据，也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说明人口更替的证

    据。

    另一个极端情况是：有些地区的粮食生产毫无疑问不但是从外来作物和动物的引进

    开始的，而且也是从外来人的突然到来开始的。我们之所以能如此肯定，是因为外

    来人的到来在现代也发生过，而且也与有文化的欧洲人直接有关，这些欧洲人在许

    多书中对所发生的事都有过描述。上面说的这些地区包括加利福尼亚、北美洲西北

    部太平洋沿岸、阿根廷的无树大草原、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直到最近几个世纪，

    这些地区仍然为狩猎采集族群所占有—在前3个地区是美洲土著，在后2个地区是澳

    大利亚土著或西伯利亚土著。这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遭到了陆续来到的欧洲农民

    和牧人的杀害、疾病的感染、驱逐、或大规模的更替。这些农民和牧人带来了他们

    自己的作物，所以在来到后没有对当地的任何野生物种进行驯化（澳大利亚的坚果

    树例外）。在南非的好望角地区，陆续来到的欧洲人不但发现了科伊族中以狩猎采

    集为生的人，也发现了科伊族中只有驯化动物而没有作物的牧人。结果仍然是：靠

    外来作物来开始农业，不驯化本地动物，以及现代人口的大规模更替。

    最后，依靠外来作物来突然开始粮食生产和突然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更替，这同一模

    式在史前时代的许多地区似乎多次出现过。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关于史前人口更替

    的证据必须从考古记录中去寻找，或者根据语言学的证据来加以推断。得到最充分

    证明的一些事例表明，人口更替现象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因为新来乍到的粮食生产

    者在骨骼方面同被他们更替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有着显著的差异，同时也因为这

    些粮食生产者不但引进了作物和动物，也引进了陶器。以后的几章将对两个最明显

    的例子加以描述：南岛人从华南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扩张（第十七章）和班图

    人在非洲赤道以南地区的扩张（第十九章）。

    东南欧和中欧使我们看到了一幅类似的图景，即粮食生产（依靠西南亚的作物和动

    物）和制陶的突然开始。这种突然的开始大概也与古希腊人和日耳曼人被现代希腊

    人和日耳曼人所更替直接有关，就像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赤道以南地区旧

    有的人让位于新来的人一样。然而，原来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和更替他们的农民

    在骨骼方面的差异，在欧洲不像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赤道以南地区那样显

    著。因此，在欧洲人口更替的例子也就不那么有说服力或不那么直接了。

    总之，世界上只有几个地区发展了粮食生产，而且这些地区发展粮食生产的时间也

    差异甚大。一些邻近地区的狩猎采集族群从这些核心地区学会了粮食生产，而其他

    一些邻近地区的族群则被来自这些核心地区的粮食生产者所更替了—更替的时间仍

    然差异甚大。最后，有些族群虽然生活在一些生态条件适于粮食生产的地区，但他

    们在史前期既没有发展出农业，也没有学会农业；他们始终以狩猎采集为生，直到

    现代世界最后将他们淘汰。在粮食生产上具有领先优势的那些地区里的族群，因而

    在通往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道路上也取得了领先的优势。其结果就是富有社会与贫

    穷社会之间一系列的长期冲突。

    我们怎样来解释粮食生产的开始在时间和模式上的地理差异呢？这个问题是关于史

    前史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将成为下面五章讨论的主题。

    第六章 种田还是不种田

    以前，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以狩猎采集为生。为什么他们中竟有人会选定粮食生产

    呢？如果说他们这样做必定有其理由，那么他们为什么只是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在

    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栖息地这样做，后来仅仅过了3000年又在气候和地质构造方面相

    类似的西南欧的地中海栖息地这样做，而从来没有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西南部

    和南非好望角这些类似地中海栖息地的地方这样做呢？为什么新月沃地的居民不是

    在公元前18500年或前28500年左右即已成为粮食生产者，而是要一直等到公元前

    8500年呢？

    从我们现代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问题初看起来似乎有点愚蠢，因为作为狩猎采集

    族群的不利条件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科学家们经常引用托马斯·霍布斯的话来形容狩

    猎采集族群的生活方式：“凶险、粗野、短命。”他们似乎不得不努力工作，每天

    为寻找食物而四处奔波，常常难免饥馁，他们没有诸如柔软的床铺和足够的衣裳之

    类的基本物质享受，而且年纪轻轻就死了。

    事实上，由于富裕的第一世界公民实际上用不着亲自去做种植粮食的工作，所以对

    他们来说，粮食生产（通过远处的大农场经营）意味着较少的体力劳动，更多的享

    受，使人免于饥饿并获得较长的期望寿命。虽然农民和牧人构成了世界上实际粮食

    生产者的大多数，但其中大部分人的境况不一定就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来得优

    越。对时间安排的研究表明，他们每天花在工作上的小时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

    比可能只多不少。一些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许多地区最早的农民同被他们取代的以

    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身材较矮小，营养较差，患严重疾病的较多，死时平均年

    龄也较轻。如果这些最早的农民能够预见到选定粮食生产的后果，他们也许不会决

    定那样去做。既然他们不能预见到这个结果，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作出这样的选择

    呢？

    有许多实际情况表明，狩猎采集族群的确看见过他们的邻居在进行粮食生产，不过

    他们还是拒绝接受想象中的粮食生产的好处，而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例如，澳

    大利亚东北部的狩猎采集族群几千年来一直同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之间托雷斯海峡

    诸岛上的农民交换物品。加利福尼亚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同科罗拉多河河

    谷的印第安农民交换物品。另外，南非菲什河以西的科伊族牧人同菲什河以东的班

    图族牧人交换物品，并继续摈弃农业。为什么？

    还有一些与农民接触的狩猎采集族群最后的确成了农民，但那也只是在我们看来可

    能是经过极其漫长的拖延之后。例如，德国北部的近海族群，直到利尼尔班克拉米

    克文化时期，即一些族群把粮食生产引进距离南部仅仅125英里的德国内陆地区后的

    1300年，才采纳了粮食生产。为什么这些近海的德国人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又是

    什么使他们最后改变了主意呢？

    在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消除关于粮食生产起源的几个错误观念，

    然后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首先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粮食生产是发现

    的，或发明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事粮食生产还是狩猎采集，这中间甚至不

    存在有意识的选择。具体地说，在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最早的选定粮食生产的族群

    显然不可能作出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可能有意识地把农业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因

    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农业，根本不知道农业是怎么一回事。相反，正如我们将要看

    到的那样，粮食生产是逐步形成的，是在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决

    定的副产品。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粮食生产竟会发展起来，为

    什么它是在某些地方而不是在另一些地方发展起来，为什么它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

    同的地方发展起来，为什么它发展的时间不是更早一些或更晚一些？

    另一个错误观念是：在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与定居的粮食生产者之间必定是界

    线分明。事实上，虽然我们经常把他们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但在某些物产丰

    富的地区，包括北美洲的西北太平洋沿岸以及可能还有澳大利亚东南部，狩猎采集

    族群已经定居下来，但从未成为粮食生产者。在巴勒斯坦、秘鲁近海地区和日本的

    其他一些狩猎采集族群先是过起了定居生活，直到过了很久才采纳了粮食生产。在

    15000年前的狩猎采集族群中，定居群体的比例比现在要高得多，因为那时世界上所

    有住人的地方（包括一些最富饶的地区）仍然为狩猎采集族群所居住，而今天剩下

    来的狩猎采集族群只生活在一些贫瘠的地区，在那里游牧生活是唯一的选择。

    相反，粮食生产者中也有流动的群体。新几内亚湖泊平原的一些现代游牧民族在丛

    林中开垦土地，种植香蕉和番木瓜树，再离开几个月重新过狩猎采集生活，然后回

    来看看他们的作物，如果他们发现作物在生长，就给他们的园地除草，接着再出发

    去打猎，几个月后再回来看看，如果他们的园地有了出产，他们就定居一阵子来收

    获和食用他们的产品。美国西南部的阿帕切族印第安人沿着季节性的固定路线变换

    营地，以利用牧场上可以预料的季节性变化。因此，从狩猎采集向粮食生产的转

    变，并不总是与从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转变同时发生。

    另一个实际上已变得模糊不清的想象中的区别，是粮食生产者积极经营土地而狩猎

    采集族群采集土地上的野生物产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有些狩猎采集族群集

    中力量经营他们的土地。例如，新几内亚的从未驯化过西谷椰子和山露兜树的土

    著，却知道怎样来增加这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产量，他们使用的办法是清除掉与

    这些植物争夺地盘的树木，使生长西谷椰子的沼泽地里的沟渠中的水保持清澈，以

    及砍掉成熟的西谷椰子树以促进新苗的生长。还没有达到种植薯蓣和种子植物阶段

    的澳大利亚土著，却能预先考虑到有关耕作的一些原理。他们用畬田的方法来处理

    地面上的蔓枝杂草，以促进在烧荒后长出来的可供食用的种子植物的生长。在采集

    野生薯蓣时，他们把可食用块根的大部分切下来，但把茎连同块根的上端重新埋入

    土中，这样块根就又可以重新生长了。他们挖掘块根疏松了土壤，并使土壤通气，

    从而有利于块根的重新生长。如果他们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他们只需把茎连

    同剩下的块根一起带回家，重新栽在自己的营地里就行了。

    粮食生产就是这样由狩猎采集族群发端于前，然后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所有

    必要的技术都是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所有在某一地区最后驯化的野生动

    植物都是同时驯化的。即使是在粮食生产以最快的速度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独立

    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也要花上几千年时间才能从完全依赖野生食物转变为依赖很少

    几种野生食物。在粮食生产的早期阶段，人们采集野生食物和培育非野生食物是同

    时进行的，而随着对作物的依赖的增加，各种采集活动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性减少

    了。

    这种转变是逐步实现的，其根本原因是，粮食生产制度的渐次形成乃是许多关于时

    间和劳力分配的不同决定积累的结果。觅食的人同觅食的动物一样，只有有限的时

    间和精力，但他们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方式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设想一

    下，有这么一个早期的农民，他在早晨醒来时自问：我今天是不是应该用锄头给我

    的菜园子除草（预计从现在起几个月后可以出产出许多蔬菜），或是去摸点虾或蟹

    什么的（预计今天就可以吃到一点河鲜），或是去捕猎鹿（今天可能会得到许多

    肉，但更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觅食的人和觅食的动物一样，都在不断地按优先顺

    序来作出分配劳力的决定，哪怕是无意识地也是一样。他们首先集中注意力于最喜

    欢的食物，或者能够产生最高报偿的食物。如果这些食物无法得到，他们就转向不

    太喜欢的食物。

    在作出这些决定时要考虑许多问题。人们寻找食物是为了充饥果腹。他们也渴望得

    到一些特别的食物，如富有蛋白质的食物、脂肪、盐、甜水果以及只要吃起来味道

    好的食物。如果所有其他情况都相同，人们就用一种以最少的时间、最小的努力和

    最大的把握产生最大的回报的方法去寻找食物，从而追求在卡路里、蛋白质或其他

    特别的食物品种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同时，他们也追求最小限度的风险：同

    按平均时间计算回报率很高但也很可能饿死的一种变化不定的生活方式相比，适中

    的然而可靠的回报显得更为可取。差不多11000年前最早的菜园的一个可想而知的作

    用是，万一在野生食物供应短缺时提供一个作为预防的食物储备地。

    相反，男性猎人的行动往往要受到声望这类考虑的影响。例如，他们可能宁愿每天

    去猎捕长颈鹿，每月猎获一头长颈鹿，从而赢得伟大猎人的身份，而不是降低身

    份，每天确保采集到坚果，一个月背回家两倍于一头长颈鹿重量的食物。人们也受

    到看似随心所欲的文化偏好的影响，例如把鱼或者看作是美味，或者看作是禁忌。

    最后，他们的优先考虑还要受到他们所喜爱的生活方式的相对价值的严重影响，就

    像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那样。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养牛人、牧羊人和农民

    全都彼此鄙视。同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农民总是看不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

    说他们粗野原始，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也看不起农民，说他们愚昧无知，而牧人则

    对这两种人都看不起。所有这些因素在人们关于如何得到食物所作出的不同决定中

    都发生了作用。

    我们已经注意到，每个大陆上最早一批的农民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去选择农业的，因

    为他们没有看到过他们的附近有任何别的农民。然而，粮食生产一旦在某个大陆的

    某个部分出现，邻近的狩猎采集族群就能看到粮食生产的结果，从而作出有意识的

    决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狩猎采集族群几乎是全盘接受了邻近的粮食生产制度；

    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只选择其中的某些成分；在还有一些情况下，他们则是完全

    拒绝粮食生产，而继续做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

    例如，在欧洲东南部一些地区的狩猎采集族群，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迅速接受了西

    南亚的谷类作物、豆类作物和牲口，而且是同时全盘接受的。所有这3个成分在公元

    前5000年前的几百年中也迅速地传播到整个中欧。采纳粮食生产在东南欧和中欧可

    能非常迅速而且是大规模的，因为那里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所获较小，也不太有竞

    争力。相形之下，粮食生产在西南欧（法国西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则是逐渐被

    采纳的，那里最先引进的是绵羊，后来引进的是谷物。日本从亚洲大陆采纳集约型

    粮食生产非常缓慢，而且是逐步实现的，这大概是因为那里的以海产和本地植物为

    基础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十分丰足的缘故吧。

    正如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可以逐渐转换为粮食生产的生活方式一样，一种粮食生产

    制度也可逐渐转换为另一种粮食生产制度。例如，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在公元前

    2500年左右已开始驯化本地的植物，但也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发生贸易往来，这些

    墨西哥印第安人在谷物、南瓜属植物和豆类三合一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更多产的作

    物体系。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采纳了墨西哥的作物，他们中许多人逐步抛弃了本地

    的驯化植物；南瓜属植物是独立驯化的，玉米在公元200年左右从墨西哥引进，但直

    到公元900年始终是一种次要的作物，而豆类则是在一二百年之后引进的。甚至偶然

    也有放弃粮食生产制度、复归狩猎采集生活的例子。例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瑞典南部的狩猎采集族群采纳了以西南亚作物为基础的农业，但在公元前2700年时

    放弃了，重新回归狩猎采集生活，又过了400年才又一次恢复了农业生活。

    所有这些考虑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应该认为采纳农业的决定是在封闭状态下作出

    的，就好像那些人在这以前没有养活自己的手段似的。相反，我们必须把粮食生产

    同狩猎采集看作是相互竞争的供选择的办法。在狩猎采集外再种植某些作物或饲养

    某些牲口的混合经济，不但在和这两种“纯粹”经济竞争，而且也在和粮食生产比

    例或高或低的混合经济竞争。尽管如此，在过去的10000年间，普遍的结果一直是从

    狩猎采集转变为粮食生产。因此，我们必须问一问：是什么因素使竞争优势不属于

    前者而属于后者？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仍在争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仍未解决，一个原因就是

    不同的因素可能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怎样理清粮

    食生产出现过程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找出4个起作用的主要因

    素；而争论也主要是围绕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而展开的。

    一个因素是获得野生食物的可能性减少了。狩猎采集族群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13000

    年中变得好处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所依赖的资源（尤其是动物资源）已不再那么

    丰富或者甚至消失了。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在更新世结

    束时已在南美洲和北美洲灭绝了，还有些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灭绝了，这或者是因为

    气候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因打猎的人的技巧提高了和人数增加了。虽然动物的灭绝

    在最终（在长期延迟之后）推动古代的印第安人、欧亚大陆居民和非洲人走上粮食

    生产道路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可以争论，但在较晚近时期的一些海岛上却存在这方

    面的许多不容置疑的例证。最早的波利尼西亚移民在新西兰消灭了恐鸟和大批杀死

    海豹，并在其他波利尼西亚岛屿上消灭或大批杀死海鸟和陆鸟。只有在那之后，他

    们才加强了他们的粮食生产。例如，虽然在公元500年移居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

    带去了鸡，但直到野鸟和海豚不再容易捉来充当食物时鸡才成了主要的食物。同

    样，促成新月沃地出现动物驯化的一个想得到的因素是野瞪羚的个体密度减少了，

    而在这之前野瞪羚一直是这一地区狩猎采集族群的主要的肉食来源。

    第二个因素是：正如野生鸟兽资源的枯竭往往使狩猎采集活动好处减少，由于获得

    可驯化野生植物的可能性增加了，对植物进行驯化的做法可以得到较大的好处。例

    如，更新世结束时新月沃地的气候变化大大增加了野生谷物的产地面积，从而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内收获大量的庄稼。这些野生谷物的收获就是新月沃地最早的作物—

    小麦和大麦—驯化的先声。

    还有一个不利于狩猎采集生活的因素，是粮食生产将要最终依赖的一些技术—对野

    生粮食的收集、加工和贮藏的技术在日积月累地发展。如果未来的农民不是首先弄

    清楚怎样对小麦进行收割、脱粒和贮藏，那么长在麦秆上的麦粒即使有一吨重，他

    们又能怎样去加以利用呢？公元前11000年后，各种必要的方法、工具和设备在新月

    沃地迅速出现，这些都是为处理当时新出现的大量野生谷物而发明出来的。

    这些发明包括用来收割野生谷物的、装在木柄或骨柄上的燧石镰刀；从生长谷物的

    山坡把谷物运回家的篮子；给谷物去壳的石臼、杵或磨板；烘焙谷粒以免在贮藏时

    发芽的技术；以及贮藏谷物的地窖，有些地窖还抹上灰泥防水。在公元前11000年后

    新月沃地的狩猎采集族群的遗址中，关于所有这些技术的证据非常丰富。所有这些

    技术虽然都是为利用野生谷物而发展起来的，但也是种植粮食作物的必备条件。这

    方面的长期发展构成了植物驯化的无意识的第一步。

    第四个因素是人口密度增加和粮食生产出现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世界各地，

    凡是可以得到充分证据的地方，考古学家们都发现了人口密度增加与粮食生产之间

    出现相互联系的证据。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先有鸡还是

    先有蛋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增加迫使人们求助于粮食生产，还是粮食生产促使人口

    密度增加？

    原则上，人们认为因果链条起着双向作用。正如我已探讨过的，由于粮食生产较狩

    猎采集有更高的每英亩可摄入卡路里数，人口密度也倾向于更高。而在另一方面，

    整个更新世后期的人口密度本来就在持续上升，归因于人类采集加工野生食物的技

    术进步。随着人口增长，粮食生产越来越受青睐，因为它提供了给养所有人所必需

    的粮食增产。

    这就是说，采纳粮食生产为所谓的自身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这是一个在正反馈循

    环中自身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开始，速度就越来越快。人口密度的逐步增

    加，迫使人们去奖励那些无意中增加了粮食产量的人，以获得更多的粮食。一旦人

    们开始生产粮食并过定居的生活，他们就能够缩短生育间隔期，生出更多的人来，

    从而也就需要更多的粮食。粮食生产与人口密度之间的这种双向关系，说明了一种

    矛盾的现象，即粮食生产一方面增加了每英亩可摄入的卡路里的数量，一方面却又

    使这些粮食生产者的营养不及他们所承继的那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这种矛盾之

    所以产生，是因为人口密度的增加速度要稍高于粮食的增加速度。

    以上4种因素综合起来，就能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新月沃地向粮食生产的过渡开始于

    公元前8500年左右，而不是公元前18500年左右或前28500年左右。在这后两个年

    代，狩猎采集活动所得到的报酬要比当时刚开始的粮食生产大得多，因为那时野生

    哺乳动物的数量仍然非常丰富；野生谷物的数量很少；人们还没有发明有效地收

    集、加工和贮藏谷物的必要技术；同时人口密度也没有高到需要十分重视从每英亩

    土地设法得到更多的卡路里。

    结果，在地球上大多数适于粮食生产的地区，狩猎采集族群只能有两种命运：要么

    他们被邻近的粮食生产者所取代，要么他们为了生存只有采纳粮食生产的办法。在

    有些地方，因为那里的狩猎采集族群的人数本来已经很多，或者因为地理条件妨碍

    了粮食生产者从外面移入，所以他们有时间在史前时期采纳了农业，从而作为农民

    而生存了下来。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美国西南部、地中海以西地区、欧洲的大西洋

    沿岸以及日本的一些地方。然而，在印度尼西亚、热带东南亚、非洲赤道以南的大

    部分地区，可能还有欧洲的一些地方，狩猎采集族群在史前时代就已被农民取而代

    之了，而在现代的澳大利亚和美国西部的许多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更替现象。

    在有些地方，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地理或生态障碍，粮食生产者很难从外面移入，适

    合本地的粮食生产技术也很难传播进来。只有在这些地方，狩猎采集族群才能在一

    些适合粮食生产的地区一直生存到现代。这方面的三个突出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亚

    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由于被沙漠把他们同亚利桑那的印第安农民隔开而

    继续生存下来；南非好望角地区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科伊桑族，由于那里的地中海

    型气候带不适于附近班图族农民的赤道作物而继续生存下来；以及整个澳洲大陆的

    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由于被一片片狭窄的海域把他们同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

    的粮食生产者隔开而继续生存了下来。有几个直到20世纪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族

    群，之所以能逃脱被粮食生产者取代的命运，是因为他们局处一隅，生活在一些不

    适于粮食生产的地区，尤其是在沙漠和北极地区。在当前的10年之内，即便是他们

    也会受到文明的诱惑，在政府官员或传教士的压力下定居下来，或听任病菌的摆

    布。

    第七章 怎样识别杏仁

    如果你是一个徒步旅行者，吃腻了农场上种植的瓜果蔬菜，那么试一试吃一点野生

    食物，就是一件有趣的事。你知道，有些野生植物，如野草莓和乌饭树的蓝色浆

    果，不但味道好，而且吃起来安全。它们的样子同我们所熟悉的农家品种相当类

    似，所以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把这些野生浆果认出来，虽然它们比我们种植的那些品

    种要小得多。爱冒险的徒步旅行者在吃蘑菇时小心翼翼，因为他们知道蘑菇中有许

    多品种吃了会致人死命。但即使是最爱吃干果的人也不会去吃野生的杏仁，因为其

    中有几十种含有足以致人死命的氰化物（即纳粹毒气室中使用的那种毒物）。森林

    中到处都有其他许多被认为不能吃的植物。

    然而，所有的作物都来自野生植物。某些野生植物是怎样变成作物的呢？这是一个

    特别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许多作物（如巴旦杏）的祖先不是吃了叫人送命就是味

    道糟得难以入口，而其他一些作物（如玉米）在外观上同它们的野生祖先又差别太

    大。住在岩洞里的那些男女是些什么样的人，竟会想出“驯化”植物这个主意来？

    而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植物驯化可以定义为：栽种某一植物并由此有意或无意地使其发生不同于其野生祖

    先的、更有利于人类消费的遗传变化。对作物的培育在今天是一种由专业科学家去

    做的、自觉的、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他们已经了解现存的数以百计的作物，并着手

    开发新的品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种下了许多种子或根，选出最好的后代，

    再种下它们的种子，把遗传学知识用来培育能够繁殖纯种的优良品种，也许甚至会

    利用最新的遗传工程技术来转移某些有用的基因。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有一

    个系（果树栽培学系），全系专门研究苹果，还有一个系（葡萄栽培与葡萄酒工艺

    学系），专门研究葡萄和葡萄酒。

    但是，植物驯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0多年前。最早的农民当然不会利用分子遗传

    技术来得到这种结果。这些最早的农民甚至没有任何现存的作物可以作为样品来启

    发他们去培育新的作物品种。因此，他们不可能知道，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最终

    都能一饱口福。

    那么，最初的农民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驯化了植物的呢？比方说，他们是怎样在不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把有毒的杏仁变成了无毒的杏仁的呢？除了使某些野生

    植物变得更大或毒性更少外，他们实际上还使它们产生了哪些变化呢？即使是一些

    重要的作物，驯化的时间也大不相同：例如，豌豆驯化的时间不迟于公元前8000

    年，橄榄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草莓要等到中世纪，美洲山核桃则更迟至1846年。

    许多能出产食物的重要的野生植物为千百万人所珍视，例如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

    人们为了得到可吃的橡实而寻找橡树，但橡树甚至在今天也仍然没有驯化。是什么

    使得某些植物比其他植物更容易驯化，或更吸引人去对其驯化？为什么橄榄树向石

    器时代的农民屈服了，而橡树则仍然使我们最聪明的农艺师一筹莫展呢？

    让我们首先从植物的观点来看一看驯化的问题。就植物来说，我们不过是无意

    间“驯化”了植物的成千上万种的动物之一。

    和其他所有动物（包括人）一样，植物必须将其子代向它们能够茁壮生长的地区扩

    散，并传递其亲代的基因。小动物的扩散靠行走或飞翔，但植物没有这样的选择自

    由，因此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沿途搭便车旅行。有几种植物的种子生得便于被风吹

    走或在水上漂流，而其他许多植物则把种子包在好吃的果子里并用颜色和气味来宣

    告果子的成熟，从而哄骗动物把种子带走。饥饿的动物把这果子扯下来吃掉，或者

    走开，或者飞走，然后在远离亲代树的某个地方把种子吐出或随粪便排出。种子可

    以用这种办法被带到几千英里之外。

    植物的种子连你的肠胃都无法消化，而且仍然能够从你的排泄物中发出芽来，了解

    到这一点，你也许会感到惊奇。但任何爱冒险的而又不太容易呕吐的读者不妨做一

    做这方面的试验，亲自来验证一下。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实际上必须通过动物的肠

    胃，然后才能发芽。例如，非洲有一种瓜很容易被一种形似鬣狗的叫做土狼的动物

    吃掉，结果这种瓜大多数都生长在土狼排泄的地方。

    关于想要沿途搭便车旅行的植物是怎样吸引动物的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一下野草莓

    的例子。当草莓的种子还没有成熟、不能马上播种时，周围的果实是又青又酸又

    硬。当种子最后成熟时，果实就变得又红又甜又嫩。果实颜色的变化成了一种信

    号，把鸫一类的鸟儿吸引来啄食果实然后飞走，最后吐出或随粪便排泄出种子。

    当然，草莓并不是有意要在种子准备好撒播的时候去招引鸟儿。鸫也不是有意要去

    驯化草莓。相反，草莓是通过自然选择来演化的。未成熟草莓的颜色越青和味道越

    酸，在种子成熟前来吃草莓从而使种子遭到破坏的鸟儿就越少；成熟草莓的味道越

    甜和颜色越红，来撒播成熟种子的鸟儿就越多。

    其他无数的植物都有适合于让某些种类的动物吃并撒播的果实。正如草莓适合于鸟

    儿一样，橡实适合于松鼠，芒果适合于蝙蝠，某些莎草适合于蚂蚁。这符合我们关

    于植物驯化的部分定义，因为祖代植物在遗传方面的变化使它更有利于人类消费。

    但没有人会一本正经地把这种演化过程称为驯化，因为鸟儿、蝙蝠和其他动物不符

    合那个定义的另一部分：它们不是有意去栽种植物的。同样，作物从野生植物开始

    演化的早期无意识阶段包括这样的一些演化方式，即植物吸引人类去采食并撒播它

    们的果实，但还不是有意去栽种它们。人类的排泄处所和土狼的一样，也许就是最

    早的无意识的作物培育者的一个试验场。

    我们在许多地方偶然地播下了我们所吃的植物的种子，我们的排泄处仅仅是其中之

    一。当我们采集到可吃的野生植物并把它们带回家的时候，有些在路上或家里散落

    了。有些水果在种子还仍然十分完好的时候就腐烂了，于是就被扔进了垃圾堆，不

    再吃它。草莓的种子是果实的一部分，实际上也被我们送入口中，但由于种子太

    小，最后还是被吞了下去，并随粪便排了出来。但还有些水果的种子相当大，就被

    吐了出来。因此，我们的茅坑加上我们的痰盂和垃圾堆一起构成了最好的农业研究

    实验室。

    不管这些种子最后到了哪个“实验室”，它们都是来自某种可吃的植物—即我们出

    于某种原因喜欢吃的植物。从你采摘浆果的那些日子起，你就知道挑选某些浆果或

    浆果灌木。最后，当最初的农民开始有意识地去播种时，他们播下的必然是他们存

    心采集的那些植物的种子，虽然他们还不懂大浆果的种子有望长成能够结出更多大

    浆果的灌木这一遗传原则。

    因此，当你在一个炎热、潮湿的日子里艰难地走进到处都是蚊子的多刺的灌木丛中

    时，你并非只是为了任何一丛草莓才这样去做的。即使是无意识的，你还是决定了

    哪一丛草莓看上去最有希望，以及它是否值得你来这一趟。你的潜意识中的判断标

    准是什么？

    一个判断标准当然就是大小。你喜欢大的浆果，因为你不值得为几颗难看的小浆果

    去被太阳晒烤和蚊子叮咬。这就是许多作物的果实比它们野生祖先的果实大得多的

    部分原因。超市里的草莓和乌饭树的蓝色浆果同野生的品种相比显得硕大肥壮，这

    情形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这方面的差异也只是最近几百年才出现的。

    在其他植物方面的这种大小差异，可以追溯到农业出现的初期，那时人工栽培的豌

    豆经过筛选和演化，其重量超过野生豌豆的10倍。狩猎采集族群在几千年里采集的

    就是这种小小的野生豌豆，就像我们今天采集乌饭树的蓝色浆果一样。然后，他们

    才有选择地去收获和种植那些最吸引人的最大的野生豌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

    —它开始自动地促使豌豆的平均大小每一代都有增加。同样，超市里的苹果的直径

    一般在3英寸左右，而野生苹果的直径只有1英寸。最早的玉米棒子的长度几乎不超

    过半英寸，但公元1500年墨西哥印第安农民已经培育出长达6英寸的玉米棒子，而现

    代的玉米棒子则可长达一英尺半。

    我们所栽种的植物的种子和它们的许多野生祖先的种子的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在苦

    味。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为防动物把它们吃掉，在演化过程中味道变苦而难以入

    口，或竟然有毒。因此，自然选择对种子和果实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果实好吃的植物让动物来撒播它们的种子，但果实里的种子必须很难吃。否则，动物就会把种子嚼碎，种子也就发不出芽来了。

    关于苦味的种子及其在驯化过程中的变化，杏仁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大多数野巴旦杏的种子都含有一种叫做苦杏仁苷的其苦无比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前面已提到过）在分解时产生了有毒的氰化物。如果有人竟会蠢到不顾野生杏仁苦味

    的警告而去吃它，那他就会因此而丧命。既然无意识驯化的第一阶段是采集可以吃

    的种子，那么对野生杏仁的驯化又是怎样达到这第一阶段的呢？

    对此的解释是：偶然有几棵巴旦杏树在一个基因上产生了突变，使它们不能合成苦

    味的苦杏仁苷。这些树在荒野里灭绝了，没有留下任何后代，因为鸟儿发现了它们

    的种子，把种子吃个精光。但最初的农民的孩子们由于好奇或饥饿，把他们周围的

    野生植物每一种都弄一点来尝尝，最后竟品尝到并发现了这些没有苦味的巴旦杏

    树。（同样，如果今天的欧洲农民偶然发现了几棵橡实甜而不苦的橡树，他们仍然

    会感到庆幸。）这些不苦的巴旦杏的种子就是古代农民可能会去种的种子，开头是

    无心地任其生长在垃圾堆上，后来则是有意地种在自己的果园里了。

    不迟于公元前8000年的野生杏仁，已在发掘出来的希腊考古遗址中出现。到公元前

    3000年，在地中海以东的土地上已有野生杏仁在驯化。埃及国王图坦卡蒙于公元前

    1325年左右去世后，放在他的著名陵墓里供他死后享用的食品中就有杏仁。在其他

    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作物中有利马豆、西瓜、马铃薯、茄子和卷心菜。这些作物的

    野生祖先，有的味苦，有的有毒，其中偶然也有几个味道甘美的品种，但那必定是

    从古代旅行者的排泄处长出来的。

    如果说大小和味道是狩猎采集族群选择野生植物的最明显的标准，那么其他标准则

    包括果实肉多或无子、种子含油多以及纤维长。野南瓜种子外面的果肉很少，或根

    本没有果肉，但早期的农民喜欢选择果肉比种子多得多的南瓜。很久以前，人们在

    栽培香蕉时就选择了全是肉而没有种子的品种，从而启发了现代农业科学家去培育

    无籽柑橘、无籽葡萄和无籽西瓜。水果无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人类的选择是

    怎样把野生水果原来的演化作用完全颠倒了过来，因为原来的演化作用实际上只是

    撒播种子的一种手段。

    在古代，有许多植物同样是因为含油的果实或种子而被选择的。在地中海地区最早

    得到驯化的果树有油橄榄，栽培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栽培的目的就是

    为了得到它的油。人工栽培的油橄榄比野生的油橄榄不但果实大，而且含油率也

    高。古代农民为了得到含油的种子而选择了芝麻、芥菜、罂粟和亚麻，而现代的植

    物学家为了同样的目的而选择了向日葵、红花和棉花。

    为了油而培育棉花，这还是近代的事。在这之前，当然是为了纺织用的纤维而选择

    棉花。棉花的纤维（或称棉绒）是棉花种子上的茸毛，美洲和旧大陆的早期农民为

    了得到长的棉绒独立地选择了不同品种的棉花。另外还有两种作为古代纺织品原料

    而栽种的植物是亚麻和大麻，它们的纤维来自茎，因此对它们的选择标准是又长又

    直的茎。虽然我们把大多数作物看作是为吃而种植的，但亚麻也是我们最早的作物

    之一（驯化时间不迟于公元前7000年）。它是亚麻布的原料，它一直是欧洲主要的

    纺织原料，直到工业革命后为棉花和合成纤维所代替。

    迄今为止，我们对野生植物演化为作物所描述的种种变化，与早期农民实际上可能

    已注意到的一些特征直接有关—如果实的大小、苦味、多肉、含油和纤维的长度。

    通过收获这些具有特别可取的品质的野生植物，古代人在无意识中传播了这些植

    物，使它们走上了驯化之路。

    然而，除此以外，至少还有其他4种主要变化未能引起采摘浆果的人去作出引人注目

    的选择。在这些情况下，如果采摘浆果的人的确引起了什么变化，那或是由于其他

    植物因某些不明原因始终无法得到而收获了可以得到的植物，或是由于改变了对植

    物起作用的选择条件。

    第一个这样的改变影响了种子传播的野生机制。许多植物都有其传播种子的专门机

    制（从而使人类无法对它们进行有效的采集）。只有由突变产生的缺乏这种结构的

    种子才会被人收获而成为作物的祖先。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豌豆。豌豆的种子（我们吃的豌豆）封闭在豆荚里。野豌豆要

    发芽生长，就必须破荚而出。为了做到这一点，豌豆就演化出一种基因，能使豆荚

    突然破裂，把豌豆弹射到地上。偶然产生突变的豌豆的豆荚不会爆裂。在野外，这

    种产生突变的豌豆一直到死都是包裹在亲株上的豆荚里面，而只有这种能爆裂的豆

    荚才把它们的基因传递给后代。但与此相反的是，人类能够收获到的唯一豆荚可能

    就是留在植株上的那些不爆裂的豆荚。因此，一旦人类开始把野豌豆带回家去吃，

    立刻就产生了对这种单基因突变的选择。对同样不爆裂突变进行选择的例子还有兵

    豆、亚麻和罂粟。

    野生的小麦和大麦不是封闭在能够爆裂的荚子里，而是长在麦秆的顶端，麦秆能自

    动脱落，使种子落到能够发芽生长的地面上。一种单基因突变使麦秆不会脱落。在

    野生状态下，这种突变对植物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因为种子不能落地，就无法发

    芽生根。但这些产生突变的种子省力地留在秆子上可能是在等待人类来收获它们并

    把它们带回家。当人类接着种下了这些收获来的产生突变的种子后，农民又一次可

    以从这些种子的后代中得到所有产生突变的种子，收获它们，播种它们，而后代中

    未产生突变的那些种子就落到地上，而无法得到了。这样，农民就180度地改变了自

    然选择的方向：原来成功的基因突然变得具有毁灭性了，而毁灭性的突变却变得成

    功了。10000多年前，这种对不脱落的小麦和大麦麦秆的无意识的选择，显然是人类

    对植物的第一个重大的“改良”。这个变化标志着新月沃地农业的开始。

    第二个改变甚至是古代旅行者更难以觉察的。对于在气候变化无常的地区生长的一

    年生植物来说，如果所有的种子都迅速地同时发芽，那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发生

    了这种情况，那么只要一次干旱或霜冻就可能把幼苗全都杀死，连传种接代的种子

    都没有了。因此，许多一年生植物演化的结果是通过发芽抑制剂来减少损失，使种

    子在开始阶段休眠，然后在几年里分批发芽。这样，即使大多数幼苗由于一次恶劣

    的天气而死光，剩下的一些种子还会在以后发芽。

    野生植物赖以减少损失的一种普遍的适应性变化，是把它们的种子裹在一层厚厚的

    皮壳或保护层中。产生这种适应性变化的这许多植物包括小麦、大麦、亚麻或向日

    葵。虽然这些后发芽的种子仍然有机会在野外发芽，但请考虑一下随着农业的发展

    而必然发生的情况。早期的农民可能在反复试验中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松土、浇水

    然后播种的办法来获得更高的产量。如果是这样，种子就会立即发芽并长成植物，

    它们的种子又可以收获下来在来年种下。但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不会立即发芽，因

    此种下去也不会有任何收成。

    野生植物中偶然产生突变的个体没有厚厚的种皮，也没有其他的发芽抑制剂。所有

    这些突变体迅速发芽，最后产生了突变的种子。早期的农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种差

    异，他们只知道去注意和有选择地收获大的浆果。但播种—生长—收获—播种这种

    循环会立即无意识地选择了那些突变体。和种子传播方面的变化一样，发芽抑制方

    面的这些变化是小麦、大麦、豌豆以及其他许多作物的共同特点，而这是它们的野

    生祖先所没有的。

    早期农民觉察不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与植物的繁殖直接有关。植物培育的一个普遍

    问题是：偶然产生突变的植物个体比正常的个体更有益于人类（例如，由于种子较

    大和苦味较少）。如果这些可取的突变体接下去同正常的植物进行品种间的杂交，

    这种突变就会立刻被淡化或完全失去。那么，对早期农民来说，在什么情况下这种

    突变会继续保留下来？

    对自我繁殖的植物来说，突变体会自动地保留下来。对无性繁殖（用亲代植物的块

    茎或根来繁殖）的植物或能够自花受精的雌雄同株的植物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

    大多数野生植物都不是用这种方法来繁殖的。它们或者是雌雄同株，但不能自花受

    精，必须同其他雌雄同株的个体进行品种间的杂交（我的雄蕊使你的雌蕊受精，你

    的雄蕊使我的雌蕊受精），或者像所有正常的哺乳动物一样，是雌雄异体。前一种

    植物叫做自交不亲和雌雄同株，后一种植物叫做雌雄异株。这两种情况对古代农民

    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因为他们可能因此而糊里糊涂地失去所有对他们有利的突变

    体。

    解决办法涉及另一种难以觉察的变化。许多植物的突变影响到其自身的繁殖系统。

    有些产生突变的个体甚至不需要授粉就可以结出果实来，其结果就使我们有了无籽

    的香蕉、葡萄、柑橘和菠萝。有些产生突变的雌雄同株植物失去了它们的自交不亲

    和性，而变得能够自花受精—许多果树，如李、桃、苹果、杏和樱桃就是这一过程

    的例证。有些产生突变的葡萄通常都是雌雄异体，但也会变成自花受精的雌雄同

    株。古代的农民虽然还不懂得植物繁殖生物学，但仍然用所有这些办法最后得到了

    一些有用的作物，这些作物能够繁殖纯种，因而值得去重新种植，而不是那些本来

    被看好的突变体，它们的后代则因为毫无价值而湮没无闻。

    因此，农民就是从一些特有的植物中进行选择，他们选择所根据的标准，不但有大

    小和味道这些看得见的品质，而且还有诸如种子传播机制、发芽抑制和繁殖生物学

    这些看不见的特点。结果，不同的植物由于十分不同的或甚至相反的特点而得到选

    择。有些植物（如向日葵）由于大得多的种子而得到选择，而另一些植物（如香

    蕉）则由于种子小或没有种子而得到选择。选择生菜则取其茂盛的叶子而舍其种子

    或果实；选择小麦和向日葵则取其种子而舍其叶；选择南瓜则取其果实而舍其叶。

    特别有意思的是，由于不同的目的，对于一种野生植物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从而产

    生了外观十分不同的作物。甜菜在巴比伦时代即已有种植，不过那时种植甜菜是为

    了它们的叶（如叫做牛皮菜的现代甜菜品种），后来再种植则是为了它们可吃的

    根，最后（在18世纪）则是为了它们所含的糖分（糖用甜菜）。最早的卷心菜可能

    原本是为了它们的含油种子而被种植的，后来经过甚至更大的分化，对它们也就有

    了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了叶（现代的卷心菜和羽衣甘蓝），有的选择了茎（撇

    蓝），有的选择了芽（抱子甘蓝），有的选择了花芽（花椰菜和花茎甘蓝）。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野生植物由于农民有意无意的选择而变成了作物的问

    题。就是说，农民开始时选择了某些植物个体的种子，带回来种在自家的园子里，

    然后每年都挑选一些后代的种子，再在下一年种在园子里。但这种变化的很大一部

    分也由于植物的自我选择而受到了影响。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指的是一个物

    种的某些个体在自然条件下比同一物种中与之竞争的个体可以生存得更好与（或）

    繁殖得更成功。实际上，是差别生存状况和繁殖状况的自然过程作出了这种选择。

    如果条件改变了，不同种类的个体有可能生存或繁殖得更好，从而“被自然所选

    择”，其结果就是这个种群经历了演化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飞蛾工业黑化

    现象的发展：在19世纪，随着环境变得更脏，颜色深的飞蛾比颜色浅的飞蛾更为普

    通，因为栖息在深暗肮脏的树上的深色飞蛾，相形之下比浅色飞蛾更有可能逃脱捕

    食者的注意。

    与工业革命改变了飞蛾的环境几乎一样，农业耕作也改变了植物的环境。经过松

    土、施肥、浇水和除草的园地所提供的生长环境，完全不同于山坡上干燥、未施肥

    的园地。植物在驯化中所产生的许多变化都来自此类条件的变化，因此也就有了那

    些处于有利条件的植物品种的变化。例如，如果农民在园子里播下的种子密密麻

    麻，那么在种子之间就会产生剧烈的竞争。大的种子可以利用良好的条件迅速生

    长，此时它们所处的地位就比小的种子有利，因为小的种子先前是长在干燥、未施

    肥的山坡上的，而那里种子比较稀少，竞争也不那么激剧，所以只有生长在那样的

    地方才对它们有利。植物本身之间这种持续的竞争，对于获得较大的种子和野生植

    物变成古代作物期间逐步形成的其他许多变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就植物的驯化来说，有些植物在很久以前就驯化了，有些直到中世纪才驯化，而还

    有一些野生植物竟然不受我们所有活动的影响。这方面的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不同作物在西南亚新月沃地发展的固定顺序来推断出许多答案。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新月沃地最早的作物，如小麦、大麦和豌豆，大约是在10000年

    前驯化的，它们都起源于呈现许多优势的野生祖先。它们已经可以食用，而且在野

    生状态下产量很高。它们很容易生长，只要播种或栽植就行了。它们生长迅速，播

    种后不消几个月就可收获了。对于仍然处于流浪的猎人和定居的村民之间的早期农

    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优点。它们很容易贮藏，这和后来的许多作物如草莓和生

    菜不同。它们大都是自花传粉：就是说，各种作物都是自己给自己传授花粉，把它

    们自己的合意的基因毫无改变地传递下去，而不必同其他的对人类不大有用的品种

    进行杂交。最后，为了转化为作物，它们的野生祖先很少需要在基因方面产生什么

    变化—例如，就小麦来说，只要产生使麦粒不脱落和迅速而均匀的发芽的突变就行

    了。

    作物培育的下一阶段包括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驯化的最早的果树和坚果树，其中有

    橄榄树、无花果树、枣树、石榴树和葡萄藤。同谷物和豆科植物相比，它们的缺点

    是种植后至少要3年才开始结实，而达到盛产期则要等到10年之后。因此，只有那些

    已完全过上了定居的乡村生活的人，才有可能种植这些作物。然而，这些早期的果

    树和坚果树仍然是最容易栽种的作物。和后来驯化的树木不同，它们可以用插枝甚

    或播种的办法来直接栽种。插枝还有一个好处：一旦古代农民发现或培育了一棵多

    产的果树，他们可以确信，这棵树的所有后代可以长得和它一模一样。

    第三阶段涉及一些栽培起来难得多的果树，包括苹果、梨、李和樱桃。这些树不能

    靠插枝来种植。用种子来种也是白费力气，因为即使是其中优秀品种的后代也十分

    易变，所结的果实也多半没有价值。这些树要靠困难的嫁接技术来种植，而这个技

    术在中国农业开始后很久才发展起来。即使你懂得嫁接的原理，嫁接也仍然是一项

    困难的工作。不仅如此，这原理本身也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实验才能发现。发明嫁接

    这种事情，大概不再是什么一个流浪者在某个排泄处方便，后来在返回时惊喜地发

    现那里竟因此而长出了结有甘甜水果的树来。

    许多在晚近阶段发展起来的果树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完全不

    是自花传粉。它们必须由属于同一品种但产生遗传变异的另一植物进行异花传粉。

    因此，早期的农民要么必须去找到不需要异花传粉的果树，要么必须有意识地去种

    植不同的遗传品种或同一果园中附近的雄性和雌性个体。所有这些问题把苹果、

    梨、李和樱桃的驯化时间一直推迟到古典时期前后。然而，大约与此同时，还有一

    批在晚近出现的驯化植物却得来全不费工夫，它们本来都是长在有意栽培的作物地

    里的杂草之类的野生植物。原本是杂草的作物包括黑麦、燕麦、芜菁、萝卜、甜

    菜、韭葱和生菜。

    虽然我刚才详细介绍的一系列作物适用于新月沃地，但部分类似的一系列作物也出

    现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新月沃地的小麦和大麦是被称之为谷物（属禾本科）

    的那类作物的代表，而新月沃地的豌豆和兵豆则是豆类（属豆科，包括大豆）的代

    表。谷类作物的优点是生长快，碳水化合物含量高，每公顷耕地可产1吨食物。因

    此，今天的谷物占人类消耗的全部卡路里的半数以上，并包括现代世界上12种主要

    作物中的5种（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粱）。许多谷类作物蛋白质含量低，但

    这一缺陷可以由豆类来弥补，因为豆类的蛋白质通常达25%（大豆为38%）。因此，

    谷物和豆类一起为均衡饮食提供了许多必不可少的成分。

    正如表7.1扼要说明的那样，当地谷物和豆类组合的驯化，标志着许多地区粮食生产

    的开始。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新月沃地的小麦和大麦与豌豆和兵豆的组合，中美

    洲的玉米与几种豆类的组合，以及中国的稻米和小米与大豆和其他豆类的组合。不

    大为人所知的是非洲高粱、非洲稻米和珍珠稗与豇豆和野豆的组合，以及安第斯山

    脉的非谷类的昆诺阿藜与几种豆类的组合。

    表7.1同时表明，为获得纤维在新月沃地曾对亚麻进行过早期驯化，在其他地方也有

    类似情况。大麻、4种棉花、丝兰和龙舌兰在不同时期为中国、中美洲、印度、埃塞

    俄比亚、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南美洲提供了制绳和织布的纤维，在这些地区

    的几个地方，还用驯化动物的绒毛作为补充。在早期粮食生产的这些中心中，只有

    美国东部和新几内亚仍然没有纤维作物。

    同这些类似之处相比，全世界的粮食生产体系中也存在着某些重大的差异。其中的

    一个差异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农业开始涉及种子撒播和农田单作以及最后用

    牲畜犁地等问题。就是说，用手把种子一把把撒下去，从而使整块田因而只种一种

    作物。一旦牛、马和其他大型哺乳动物得到驯化，它们就被套上了犁，于是农田就

    由畜力来耕作。然而，在新大陆还没有驯化过任何可以套上犁头的动物。相反，在

    那里耕地始终是用手持的棍棒或锄头，而种子也是用手一颗颗种下去，而不是满把

    的撒播。因此，新大陆的大部分园地都是许多作物混种在一起，而不是单作。

    表7.1 古代世界各地早期主要作物类型举例

    续表

    本表所引作物共5类，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早期农业遗址。方括号中为最早在其他地

    方驯化的作物名称。未放入括号中的名称指当地驯化的作物。从外地引进的或只是

    在后来才变得重要的作物从略，如非洲的香蕉，美国东部的玉米和豆类作物，以及

    新几内亚的甘薯。棉花为棉花属中的4个种，每一个种均为世界特定地区的当地土生

    植物；南瓜属植物为葫芦属中的5个种。请注意：谷物、豆类和纤维作物标志着大多

    数地区农业的开始，但根用作物、块茎作物在开始阶段只在某些地区才具有重要

    性。

    农业体系中的另一个重大差异涉及卡路里和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问题。我们已经

    看到，在许多地区，这方面的主要来源是谷物。不过，在另一些地区，谷物的这一

    任务被根和块茎接管了或分担了，虽然根和块茎在古代的新月沃地和中国是无关紧

    要的。在赤道南美洲主食是木薯和甘薯，在安第斯山脉是马铃薯和圆齿酢浆草的块

    茎，在非洲是非洲薯蓣，在东南亚和新几内亚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薯蓣和芋

    艿。树生作物主要的有香蕉和面包果，它们也是东南亚和新几内亚的富含碳水化合

    物的主食。

    因此，到了罗马时代，今天的几乎所有作物都已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得到驯化。正

    如我们还将在家畜方面看到的那样（第九章），古代的狩猎采集族群非常熟悉当地

    的野生植物，而古代的农民显然也已发现并驯化了几乎所有值得驯化的动物。当

    然，中古的僧侣确已开始栽培草莓和树莓，而现代的培育植物的人仍在改良古代的

    作物，并已增加了一些新的次要作物，主要是一些浆果（如乌饭树的蓝色浆果、越

    橘和猕猴桃）和坚果（澳洲坚果、美洲山核桃和腰果）。但和古代的一些主食如小

    麦、玉米和稻米相比，这些新添的现代作物始终只具有不太大的重要性。

    不过，在我们所列举的关于驯化成功的例子中仍然缺乏许多野生植物。尽管它们具

    有食用价值，但我们却不曾成功地驯化它们。在我们驯化失败的这些例子中，引人

    注目的是橡树。橡实不但是欧洲农民在荒年作物歉收时的应急食物，而且也是加利

    福尼亚和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的主食。橡实具有营养价值，含有丰富的淀粉和油。

    和许多在其他方面可以食用的野生食物一样，大多数橡实含有味苦的丹宁酸，但爱

    吃橡实的人学会了用处理杏仁和其他野生植物中味苦的化学物质的同样办法来处理

    丹宁酸：或者用研磨和过滤来去掉丹宁酸，或者只从丹宁酸含量低的偶然产生突变

    的橡树上收获橡实。

    为什么我们不能驯化像橡实这样宝贵的粮食来源呢？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去驯化草莓和树莓？而有些植物的驯化，即使是掌握了像嫁接这样困难的技术的古

    代农民也会束手无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橡树有3个不利因素。首先，它们生长缓慢，可能使大多数农民

    失去耐心。小麦种下去不消几个月就可得到收成；杏仁种下去三四年后就可长成能

    够结果实的树；但种下一颗橡实可能在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不会有什么收益。其

    次，橡树所结的坚果无论是大小还是味道都适于松鼠，而我们都见到过松鼠埋藏、

    挖掘和吃橡实的情景。如果偶尔有一颗橡实松鼠忘记把它挖出，那么这颗橡实就可

    长出橡树来。有数以10亿计的松鼠，每一只松鼠每一年把数以百计的橡实传播到几

    乎任何一个适于橡树生长的地方。这样，我们人类就不可能为我们所需要的橡实去

    选择橡树。橡树生长缓慢和松鼠行动迅速这些问题大概也说明了为什么山毛榉和山

    核桃树同样未能驯化的原因，虽然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分别对这两种树种大量地加以

    利用以获得它们的坚果。

    最后，杏仁和橡实的最重要差异也许是：杏仁的苦味由单一的优势基因所控制，而

    橡实的苦味似乎由许多基因所控制。如果古代农民栽种了偶然产生不苦的突变的杏

    仁或橡实，那么根据遗传规律，如果是巴旦杏树，那么，长成的树上的杏仁有一半

    可能也是不苦的，而如果是橡树，则几乎所有橡实可能仍然是苦的。仅仅这一点就

    足以使任何想要种橡实的农民的热情荡然无存，尽管他们已经赶走了松鼠并且保持

    耐心。

    至于草莓和树莓，我们在与鸫和其他喜吃浆果的鸟儿的竞争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

    是的，罗马人的确在他们的园子里照料过野草莓。但是，由于千百万只欧洲鸫把野

    草莓的种子排泄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包括罗马人的园子里），所以草莓始终是鸫

    想要吃的小浆果，而不是人想要吃的大浆果。由于近来保护网和温室的发展，我们

    才终于能够把鸫打败，并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来重新设计草莓和树莓。

    因此，我们已经看到，超市上的大草莓和野生的小草莓之间的差异只是一个例子，

    用来说明把人工培育的植物与其野生祖先区别开来的许多特征。这些差异首先来自

    野生植物本身之间的自然变异。有些变异，如浆果的大小和坚果的苦味方面的变

    异，可能很快就被古代的农民注意到了。其他变异，如种子传播机制或种子休眠方

    面的变异，在现代植物学兴起之前，可能并未被人类认出来。但是，不管古代旅行

    者对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选择是否依赖于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选择标准，由此而产生

    的野生植物向作物的演化起先总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这是我们对野生植物个体进

    行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园子里各植物个体之间竞争的结果，而这种竞争所偏爱的个

    体和在野外得天独厚的个体是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在他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解释自然选择

    问题的原因。他的第一章反而详细说明了我们的驯化动植物是如何通过人类的人为

    选择而出现的。达尔文不是讨论我们通常认为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

    的鸟类，而是一上来就讨论—农民是怎样培育出不同品种的醋栗的！他写道，“我

    已经看到园艺学著作中，对园丁们化腐朽为神奇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表现出了巨

    大的惊奇；但这种技术是简单的，就其最后结果来说，对这一技术的采用也几乎是

    无意识的。它在于总是去培育最出名的品种，播下它的种子，然后当碰巧出现了一

    个稍好一点的品种时，再去选择它，就这样地进行下去。”通过人为选择来培育作

    物的这些原则，仍然可以成为我们的关于物种起源通过自然选择的最可理解的模

    式。

    第八章 问题在苹果还是在印第安人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某些地区的人是怎样开始培育野生植物的。对于这些人的生活

    方式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历史上的地位来说，这是重大的、难以预见其后果的一

    步。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农业没有在一些肥沃的十分合适

    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欧洲、气候温和的澳大利亚以及非洲赤道以南地区独立地

    出现？而在农业独立出现的那些地区中，为什么有些地区的农业发展会比另一些地

    区早得多？

    这使我们想到了两个形成对比的解释：当地人的问题，或当地可以得到的野生植物

    的问题。一方面，也许地球上几乎任何水分充足、气候温和的地区或热带地区，都

    有足够的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物种。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未能在其中某些地区发

    展起来的解释，可能在于这些地区的人的民族文化特点。另一方面，也许在地球上

    任何一个广大的地区，至少有某些人可能已迅速接受了导致驯化的实验。因此，只

    有缺乏适当的野生植物，可以解释为什么粮食生产没有在某些地区发展起来。

    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与此相对应的对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驯化问题，却证明比较

    容易解决，因为它们的种类比植物少得多。世界上只有大约148种大型野生哺乳类陆

    生食草动物或杂食动物，它们可以被认为是驯化的候选对象。只有不多的因素能够

    决定某种哺乳动物是否适于驯化。因此，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去考察某一地区的大

    型哺乳动物，并分析一下某些地区缺乏对哺乳动物的驯化是否是由于不能得到合适

    的野生品种，而不是由于当地的人。

    把这种办法应用于植物可能要困难得多，因为植物的数量太大，光是会开花的野生

    植物就有20万种，它们在陆地植物中占据首要地位，并成为我们几乎全部作物的来

    源。甚至在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限定地区内，我们也不可能指望把所有野生动物考

    察一遍，并评估一下其中有多少是可驯化的。不过，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问

    题是怎样解决的。

    如果有人听说竟有那么多种开花植物，他的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这样：地球上既然

    有那么多种的野生植物，那么任何地区只要有足够好的气候，野生植物就必定十分

    丰富，足以为培育作物提供大量具有候选资格的植物品种。

    但是，且慢，请考虑一下大多数野生植物都是不合适的，原因很明显：它们是木本

    植物，它们不出产任何可吃的果实，它的叶和根也是不能吃的。在这20万种野生植

    物中，只有几千种可供人类食用，只有几百种得到或多或少的驯化。即使在这几百

    种作物中，大多数作物只是对我们的饮食的次要补充，光靠它们还不足以支持文明

    的兴起。仅仅十几种作物的产量，就占去了现代世界全部作物年产量总吨数的80%以

    上。这十几种了不起的作物是谷类中的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粱；豆类中的

    大豆；根或块茎中的马铃薯、木薯和甘薯；糖料作物中的甘蔗和糖用甜菜；以及水

    果中的香蕉。光是谷类作物现在就占去了全世界人口所消费的卡路里的一半以上。

    由于世界上的主要作物如此之少，它们又都是在几千年前驯化的，所以世界上的许

    多地区根本就不曾有过任何具有显著潜力的本地野生植物，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

    在现代甚至没有能驯化出一种新的重要的粮食植物，这种情况表明，古代人也许真

    的探究了差不多所有有用的野生植物，并且驯化了所有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

    然而，世界上有些地方何以未能驯化野生植物，这个问题仍然难以解释。这方面最

    明显的例子是，有些植物在一个地区驯化了，却没有在另一地区驯化。因此，我们

    能够确信，的确有可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有用的作物，但同时也必须问一问：那个

    野生植物为什么在某些地区不能驯化？

    一个令人困惑的典型例子来自非洲。重要的谷物高粱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沿的萨赫

    勒地带驯化了。南至非洲南部也有野生高粱存在，但无论是高粱还是任何其他植

    物，在非洲南部都没有人栽种，直到2000年前班图族农民才从赤道以北的非洲地区

    引进了一整批作物。为什么非洲南部的土著没有为自己去驯化高粱呢？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人们未能驯化欧洲西部和北非的野生亚麻，也未能驯化巴尔干

    半岛南部的野生单粒小麦。既然这两种植物同属新月沃地最早的8大作物，它们也应

    该是所有野生植物中最容易驯化的两种植物。在它们随同整个粮食生产从新月沃地

    引进后，它们立即在新月沃地以外的这些野生产地被用来栽培。那么，那些边远地

    区的族群之前为何未能自行种植它们呢？

    同样，新月沃地最早驯化的4种水果在远至东地中海以外地区都有野生产地，它们似

    乎最早在那里得到驯化：橄榄、葡萄和无花果往西出现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西北

    非，而枣椰树则扩散到整个北非和阿拉伯半岛。这4种水果显然是所有野生水果中最

    容易驯化的。那么，为什么新月沃地的一些族群未能驯化它们，而只是在它们已在

    东地中海地区得到驯化并从那里作为作物引进之后才开始种植它们呢？

    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涉及这样一些野生植物：它们并没有在那些从未自发地出

    现粮食生产的地区得到驯化，虽然它们也有在其他地方得到驯化的近亲。例如，欧

    洲橄榄就是在东地中海地区驯化的。在热带非洲、非洲南部、亚洲南部和澳大利亚

    东部还有大约40种橄榄，其中有些还是欧洲橄榄的近亲，但没有一种得到驯化。同

    样，虽然有一种野苹果和野葡萄在欧亚大陆得到了驯化，但在北美洲还有许多有亲

    缘关系的野苹果和野葡萄，其中有些在现代已和来自欧亚大陆的野苹果和野葡萄进

    行了杂交，以改良这些作物的品种。那么，为什么美洲土著自己没有去驯化这些显

    然有用的苹果和葡萄呢？

    这种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这种推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植物驯化不是什么要

    么狩猎采集族群去驯化一种植物，要么就继续过他们原来那种流浪生活的问题。假

    定只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定居下来并栽培野苹果，那么北美洲的野苹果就

    的确会演化成为一种了不起的作物。但是，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是不会抛弃他

    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村子里定居下来并开始照料苹果园的，除非还有其他许多可

    以驯化的动植物可以利用，使定居的从事粮食生产的生存方式能够与狩猎采集的生

    存方式一争高下。

    总之，我们怎样去评估某一地区整个植物群驯化的可能性？对于这些未能驯化北美

    洲苹果的印第安人来说，问题实际上是在印第安人还是在苹果？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独立的驯化中心中处于两个极端的3个地

    区。我们已经看到，其中一个地区就是新月沃地，它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粮食生产

    中心，也是现代世界主要作物中的若干品种以及几乎所有的主要驯化动物的发源

    地。另外两个地区是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这两个地区的确驯化过当地的作物，但

    这些作物品种很少，只有一种成为世界上的重要作物，而且由此产生的整个粮食也

    未能像在新月沃地那样帮助人类技术和行政组织的广泛发展。根据这个比较，我们

    不妨问一问：新月沃地的植物群和环境是否具有对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植物群和

    环境的明显优势？

    ————

    人类历史的主要事实之一，是西南亚的那个叫做新月沃地的地区（因其在地图上的

    新月状高地而得名，见图8.1）在人类发展早期的重要性。那个地区似乎是包括城

    市、文字、帝国以及我们所说的文明（不论是福是祸）在内的一连串新情况发生的

    地方。而所有这些新情况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有了稠密的人口，有了剩余粮食的

    贮存，以及可以养活不从事农业的专门人材，凡此种种之所以可能又都是由于出现

    了以作物栽培和牲口饲养为形式的粮食生产。粮食生产是新月沃地出现的那些重要

    新事物中的第一个新事物。因此，如果想要了解现代世界的由来，就必须认真对待

    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新月沃地的驯化动植物使它获得了如此强大的领先优势。

    图8.1 新月沃地，包含有公元前7000年的一些粮食生产地。

    幸运的是，就农业的兴起而论，新月沃地显然是地球上研究得最为详尽和了解得最

    为透彻的地区。对在新月沃地或其邻近地区驯化的大多数作物来说，其野生祖先已

    经得到认定；野生祖先与作物的密切关系已经通过遗传和染色体的研究而得到证

    明；野生祖先的地理分布已经确知；野生祖先在驯化条件下所产生的种种变化已经

    得到确定并经常被人从单一基因角度去认识；这些变化可以从考古记录的连续堆积

    层中看到；而且驯化的大致地点和时间也已清楚。我不否认其他一些地区，主要是

    中国，也具有作为早期驯化地点的有利条件，但对新月沃地来说，这些有利条件和

    由此而来的作物的发展却可以得到更详细得多的说明。

    新月沃地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它地处所谓的地中海气候带内，这种气候的特点是冬

    季温和而湿润，夏季漫长、炎热而干燥。在这种气候下生长的植物必须能够熬过漫

    长的干燥季节，并在雨季来临时迅速恢复生长。新月沃地的许多植物，尤其是谷类

    和豆类植物，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从而变得对人类有用：它们是一年生植物，

    就是说这种植物本身会在干旱季节逐渐枯萎死去。

    由于只有一年的生命，一年生植物必然是矮小的草本植物。其中有许多把自己的很

    大一部分气力用来生产大籽粒的种子，种子在旱季休眠，并准备好在雨季到来时发

    芽。因此，一年生植物不会浪费气力去生长不可食用的木质部或纤维梗茎，就像乔

    木和灌木的枝干那样。但是许多大籽粒的种子，主要是一年生谷物和豆类的种子，

    是可以供人类食用的。它们构成了现代世界的12种主要作物中的6种。相比之下，如

    果你住在森林旁边并凭窗远眺，那么你所看到的植物往往都是乔木和灌木，其中大

    多数植物的枝干都是不能食用的，它们也很少把气力花在生产可供食用的种子上。

    当然，在气候湿润地区的森林里，有些树木的确产生了可供食用的大种子，但这些

    种子的适应能力还不能使它们度过漫长的旱季，因而不适合人类的长期贮藏。

    新月沃地植物群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新月沃地许多作物的野生祖先本就繁茂而高

    产，它们大片大片地出现，对于狩猎采集族群来说，其价值必定是显而易见的。植

    物学家们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研究，从天然的大片野生谷物中采集种子，就像1万多

    年前狩猎采集族群所做的那样。这些研究表明，每年每公顷可以收获近一吨的种

    子，只要花费一个大卡的劳力就可产生50个大卡的食物能量。新月沃地的有些狩猎

    采集族群在种子成熟的短暂时间里采集大量的野生植物，并把它们作为粮食贮存起

    来以备一年中其余时间之需，这样，他们甚至在开始栽培植物之前就已在永久性的

    村庄里定居了下来。

    由于新月沃地的谷物在野生状态中即已如此多产，人工栽培几乎没有给它们带来别

    的什么变化。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主要的变化—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

    自然机制的破坏—在人类开始把种子种到田里之后立即自动而迅速地形成了。我们

    现在的小麦和大麦作物的野生祖先，同这些作物本身在外观上如此相似，使我们对

    野生祖先的身份从来不会有任何怀疑。由于驯化如此容易，大籽粒的一年生植物就

    成为不仅在新月沃地而且也在中国和萨赫勒地带培育出来的最早的作物或最早的作

    物之一。

    请把小麦和大麦的这种迅速的演化同新大陆的首要谷类作物玉米的情况作一对比。

    玉米的可能祖先是一种叫做墨西哥类蜀黍的野生植物，它的种子和花的结构都和玉

    米不同，以致植物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激烈争论它是否就是玉米的祖先。墨西哥

    类蜀黍作为食物的价值，可能没有给狩猎采集族群留下什么印象：它在野生状态下

    的产量不及野生小麦，它的种子也比最终从它演化出来的玉米少得多，而且它的种

    子外面还包着不能食用的硬壳。墨西哥类蜀黍要想成为一种有用的作物，就必须经

    历其生殖生物学的剧变，以大大增加种子的数量，并去掉种子外面的那些像石头一

    样的硬壳。考古学家们仍在激烈地争论，在美洲的作物发展过程中，古代的玉米棒

    究竟经过了多少个百年或千年才从一丁点儿大小发展到人的拇指那么大小，但有一

    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后来又经过了几千年它们才达到现代这么大小。一边是小

    麦和大麦的直接价值，一边是墨西哥类蜀黍所引起的种种困难，这两者之间的悬殊

    差别也许就是新大陆人类社会和欧亚大陆人类社会的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月沃地植物群的第三个有利条件是：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比例很高—就是

    说，它们通常是自花传粉，但偶尔也有异花传粉的。请回想一下，大多数野生植物

    或者是定期进行异花传粉的雌雄同株，或是包含单独的雌雄个体，从而无可避免地

    依赖其他个体来进行授粉。生殖生物学的这些事实使早期农民感到困惑，因为他们

    刚刚找到了一种由突变产生的高产植物，它的后代可能因与其他植物杂交而失去其

    遗传优势。因此，大部分作物都来自少数野生植物。这些野生植物或者是通常自花

    传粉的雌雄同株，或者是靠无性繁殖来繁殖自己（例如，靠在遗传上复制亲代植物

    的根）。这样，新月沃地植物群中众多的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就帮助了早期的

    农民，因为这意味着众多的野生植物群有了一种给人类带来方便的繁殖生物学。

    自花传粉植物也给早期的农民带来了方便，因为这些植物偶尔也会异花传粉，从而

    产生了可供选择的新的植物品种。这种偶尔的异花传粉现象不仅发生在同种的一些

    个体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有亲缘关系的品种之间以产生种间杂种。新月沃地的自花

    传粉植物中的一个这样的杂种—面包小麦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有价值的作物。

    已在新月沃地驯化的最早的8种重要的作物，全都是自花传粉植物。其中3种是自花

    传粉的谷类作物—单粒小麦、二粒小麦和大麦，小麦具有额外的优势，即蛋白质含

    量高达8%—14%。相形之下，东亚和新大陆的最重要的谷类作物—分别为稻米和玉

    米—蛋白质含量较低，从而造成了重大的营养问题。

    ————

    这些就是新月沃地的植物群向最早的农民提供的一些有利条件：它包括适于驯化的

    数量多得出奇的野生植物。然而，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气候带向西延伸，经过南欧和

    西北非的广大地区。世界上还有4个类似地中海气候带的地区：加利福尼亚、智利、

    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图8.2）。然而，这些另外的地中海气候带不但无法赶上新

    月沃地而成为早期的出现粮食生产的地方；它们也根本没有产生过本地的农业。欧

    亚大陆西部的这种特有的地中海气候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有利条件呢？

    原来地中海气候带，尤其是在新月沃地那个地区，具有胜过其他地中海气候带的5个

    有利条件。第一，欧亚大陆西部显然是世界上属于地中海气候带的最大地区。因

    此，那里的野生动植物品种繁多，超过了澳大利亚西南部和智利这些比较小的地中

    海气候带。第二，在地中海气候带中，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带的气候变化最

    大，每一季、每一年气候都有不同。这种气候变化有利于植物群中数量特别众多的

    一年生植物的演化。物种多和一年生植物多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意味着欧亚大

    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带显然是一年生植物品种最繁多的地区。

    图8.2 世界上的地中海气候带。

    关于这种植物财富对人类的意义，地理学家马克·布卢姆勒对野生禾本科植物分布的

    研究对此作出了说明。在世界上几千种野生禾本科植物中，布卢姆勒把其中种子最

    大的56种—自然的精华—列成表格：这些禾本科植物种子比中等的禾本科植物种子

    至少要重10倍（见表8.1）。几乎所有这些植物都是在地中海气候带或其他干旱环境

    中土生土长的。此外，它们又都以压倒优势集中在新月沃地和欧亚大陆西部地中海

    气候带的其他一些地区，从而使最初的农民有了巨大的选择余地：全世界56种最有

    价值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的大约32种！特别是，在居首位的这56种作物中，新月沃

    地最早的2种作物二粒小麦和大麦在种子大小方面分别列第三位和第十三位。相比之

    下，智利的地中海型气候带只有2种，加利福尼亚和非洲南部各有1种，而澳大利亚

    西南部连一种都没有。仅仅这一事实就很有助于说明人类历史的进程。

    表8.1 大种子禾本科植物的世界分布

    马克·布卢姆勒的哲学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和以色列的地中海型草场的种子重量和

    环境》（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92年）中的表12.1列出了有案可查的全世

    界56种种子最重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不包括竹子）。这些植物的粒重从10毫克到40

    多毫克不等，比世界上所有禾本科植物种子的中值大10倍左右。这56种禾本科植物

    占全世界禾本科植物不到百分之一。本表表明，这些最有价值的禾本科植物以压倒

    优势集中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带。

    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气候带的第三个有利条件，是它在短距离内高度和地形的富于变

    化。它的高度从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到18000英尺的高山（在德黑兰附近），应

    有尽有，从而保证了环境的相应变化，也因此保证品种繁多的野生植物可供成为作

    物的祖先。这些高山的近傍是河流纵横的地势平缓的低地、泛滥平原和适于灌溉农

    业的沙漠。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西南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南非和欧洲西部的地中海

    型气候带，无论是高度、动植物栖息地还是地形都变化较少。

    新月沃地的高度变化意味着可以把收获季节错开：高地植物结籽比低地植物多少要

    晚一些。因此，狩猎采集族群可以在谷物种子成熟时沿着山坡逐步向上去收获它

    们，而不是在一个高度上由于收获季节集中而无法应付，因为在那里所有谷物都是

    同时成熟的。作物栽培开始后，对最早的农民来说，采下野生谷物的种子，并把它

    们种在潮湿的谷底，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这些野生谷物本来都是长在山坡上，

    依赖不知何时才会来到的雨水，而把它们种在潮湿的谷底，它们就能可靠地生长，

    也不再那么依赖雨水了。

    新月沃地在很小距离内的生物多样性，帮助形成了第四个有利条件—那里不仅有大

    量的重要作物的野生祖先，而且也有大量的得到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

    我们将会看到，在其他一些地中海型气候带，如加利福尼亚、智利、澳大利亚西南

    部和南非，很少有或根本没有适于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相比之下，有4种大型哺乳

    动物—山羊、绵羊、猪和牛—很早就在新月沃地驯化了，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

    方除狗以外的其他任何动物都要早。这些动物今天仍然是世界上5种最重要的已驯化

    的哺乳动物中的4种（第九章）。但它们的野生祖先在新月沃地的一些大同小异的地

    区最为常见，但结果却是这4种动物在不同的地方驯化了：绵羊可能是在中部地区，

    山羊或者是在东部高地（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或者是在西南部（黎凡特），猪

    在中北部，牛在西部，包括安纳托利亚。然而，尽管这4种动物的野生祖先数量众多

    的地区是如此不同，但由于它们生活的地方相当靠近，所以一经驯化，它们就很容

    易地从新月沃地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这整个地区最后就到处都有这4

    种动物了。

    新月沃地的农业开始于对所谓8大“始祖作物”的早期驯化（因为是这些作物开创了

    这一地区的、可能还有全世界的农业）。这8大始祖作物是谷类中的二粒小麦、单粒

    小麦和大麦；豆类中的兵豆、豌豆、鹰嘴豆和苦巢菜；以及纤维作物亚麻。在这8种

    作物中，只有亚麻和大麦这2种在新月沃地和安纳托利亚以外地区有广泛的野外分

    布。还有2种始祖作物只有很小的野外分布，一种是鹰嘴豆，只限于土耳其东南部，

    还有一种是二粒小麦，只限于新月沃地本身。因此，农业在新月沃地可以从驯化当

    地现成的野生植物开始，而不用等到引进在别处由驯化野生植物而得到的作物。相

    反，这8大始祖作物中有2种除新月沃地外不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得到驯化，因

    为它们在其他地方没有野生分布。

    由于能够得到合适的野生哺乳动物和植物，新月沃地的先民们能够为集约型粮食生

    产迅速装配起一个有效而平衡的生物组合。这个组合包括作为碳水化合物主要来源

    的3种谷物，作为蛋白质主要来源的4种豆类（含蛋白质20%至25%）和4种家畜，再

    以小麦的丰富蛋白质为补充；以及作为纤维和油（叫做亚麻籽油：亚麻籽含有约

    40％的油）的来源之一的亚麻。最后，在动物驯化和粮食生产出现的几千年后，这

    些动物也开始被用来产奶和剪毛，并帮助人类犁田和运输。因此，新月沃地最早的

    农民的这些作物和牲畜开始满足人类的基本经济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

    肪、衣着、牵引和运输。

    新月沃地早期粮食生产的最后一个有利条件是：同包括西地中海沿岸在内的一些地

    区相比，那里所面临的来自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竞争可能要少一些。西南亚很少有

    大江大河，只有很短的海岸线，所以那里较少水产资源（如江河和近海鱼类及有壳

    水生动物）。在那里，为了肉食而被人猎杀的哺乳动物之一是瞪羚。瞪羚本来是群

    居动物，但因人口增加而被过度利用，数目已大大减少。因此，粮食生产的组合很

    快就超过了狩猎采集的组合。以谷物为基础的定居村庄在粮食生产前就已存在，并

    使那些狩猎采集族群容易接受农业和放牧生活。在新月沃地，从狩猎采集向粮食生

    产的转变是比较快的：迟至公元前9000年，人们还没有任何作物和家畜而完全依赖

    野生的食物，但到公元前6000年，有些社会已几乎完全依赖作物和家畜了。

    中美洲的情况则与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个地区只有2种可以驯化的动物（火鸡和

    狗），它们所提供的肉远远少于牛、绵羊、山羊和猪；而且我已解释过，中美洲的

    主要谷物玉米难以驯化，或许培育起来也很缓慢。因此，中美洲动植物的驯化可能

    直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才开始（这个年代仍然很不确定）；这方面的最早发展应归

    功于仍然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而定居的村庄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才宣告出

    现。

    在所有这些关于促使新月沃地很早出现粮食生产的诸多有利条件的讨论中，我一直

    不曾提出过任何想象中的关于新月沃地各族群本身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事实上，我

    不知道是否有人认真提出过那一地区的族群具有任何想象中的与众不同的生物学上

    的特点，以致竟会帮助实现了该地区粮食生产的巨大力量。相反，我倒是看到了新

    月沃地的气候、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的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一起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

    的解释。既然在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当地发展起来的整个粮食生产的力量要小得

    多，那么解释也许与那些地区的族群有关？然而，在我们转而讨论那些地区之前，

    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两个相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地区，只要那里不是独立发展出粮

    食生产，或者最后整个粮食生产的力量不是那么大，就都会产生这两个问题。第一

    个问题是：狩猎采集族群以及最早的农民真的十分了解当地现有的各种野生物种和

    它们的用途，或者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些主要作物的潜在祖先？第二个问题是：如果

    他们真的了解当地的动植物，那么他们是否利用这种知识来驯化现有的最有用的物

    种，或者是否有某些文化因素使他们没有能那样去做？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一门叫做人种生物学的学科专门研究人对其环境中的动植物的

    了解程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世界上幸存的为数很少的狩猎采集族群以及

    仍然严重依赖野生食物和自然产品的农业部族。这些研究普遍表明，这些族群是博

    物学的活的百科全书，他们叫得出（用当地语言）多达1000种或更多的动植物的名

    称，他们对这些物种的生物学特点、地理分布和潜在用途具有详尽的知识。随着人

    们越来越依赖已经驯化的动植物，这种传统知识逐渐失去了价值，甚至已经失传，

    直到人们成了连野草和野豆也分不清的现代超市上的购物者。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33年中，我在新几内亚进行生物调查，在野外度过我

    的时光，我的身边始终有一批仍然广泛利用野生动植物的新几内亚人陪伴着我。有

    一天，我和我的福雷部落的朋友在丛林中饿得发慌，因为另一个部落挡住了我们返

    回补给基地的路。这时，一个福雷部落的男子回到营地，带来了一个大帆布背包，

    里面装满了他找到的蘑菇。他开始烤起蘑菇来。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但我在这时

    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如果这些蘑菇有毒，怎么办？

    我耐心地向我的福雷部落的朋友们解释说，我在书上读到过有些蘑菇是有毒的，我

    还听说过由于有毒蘑菇和无毒蘑菇难以区别，甚至美国的一些采集蘑菇的专家也因

    中毒而死，虽然我们大家都很饿，但完全不值得去冒这个险。这时，我的朋友们生

    气了，他们叫我闭嘴，好好听他们说。多少年来，我向他们查问了几百种树木和鸟

    类的名字，现在我怎么可以侮辱他们，认为他们连不同的蘑菇都不认识呢？只有美

    国人才会愚蠢到分不清有毒蘑菇和无毒蘑菇。他们接着给我上课，告诉我29种可以

    食用的蘑菇，每一种蘑菇在福雷语中的名字，以及森林里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这

    一种蘑菇叫做坦蒂，是长在树上的，它鲜美可口，绝对可吃。

    每次我带着新几内亚人到岛上的其他地方时，他们总要和他们遇见的其他新几内亚

    人谈起当地的动植物，并把可能有用的植物采集下来，带回他们住的村子里试种。

    我与新几内亚人在一起时所获得的经验，比得上研究其他地方传统族群的人种生物

    学家的经验。然而，所有这些族群或是至少在从事某种粮食生产，或是成了世界上

    部分被同化了的以往狩猎采集社会的最后残余。在粮食生产出现前，关于野生物种

    的知识大概要丰富得多，因为那时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仍然完全依靠食用野生物种为

    生。最早的农民继承了这方面的知识，这是以密切依赖自然界为生的生物学上的现

    代人类经过几万年对自然界的观察而积累起来的知识。因此，具有潜在价值的野生

    物种竟会逃过最早的农民的注意，这看来是极不可能的。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古代的狩猎采集族群以及农民在为了采集并最终栽培的目的

    而选择野生植物时，是否同样地很好利用了他们的人种生物学知识。一个可以用来

    验证的例子来自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河谷边缘的一个叫做特勒阿布胡瑞拉的考古

    遗址。从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9000年，生活在那里的人可能已终年定居在村庄里，

    但他们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作物栽培只是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才开始的。考古学

    家戈登·希尔曼、苏珊·科利奇和大卫·哈里斯从这个遗址找到了大量烧焦了的植物残

    烬，它们可能是遗址上的居民在别处采集后带回来又被抛弃的成堆无用的野生植

    物。这些科学家分析了700多个样本，每个样本平均含有属于70多种植物的500多颗

    可识别的种子。结果证明，村民们采集了种类繁多（157种！）的植物，这些都是从

    已烧焦的种子辨认出来的，更别提现在还无法确认的其他植物了。

    是不是这些无知的村民把他们发现的每一种种子植物采集下来，带回家去，因吃了

    其中的大多数而中毒，而只靠吃很少几种来维持生存？不，他们不会那样愚蠢。虽

    然这157种植物听起来好像是不加区别地采集的结果，但还有更多的生长在附近野地

    里的植物没有在这些烧焦的残烬中发现。被选中的这157种植物分为3类。其中有许

    多植物，它们的种子没有毒，因而立即可吃。其他一些植物，如豆类和芥科植物，

    它们的种子有毒，但毒素很容易去掉，种子仍然可吃。有些种子属于传统上用作染

    料和药材来源的植物。不在被选中的这157种中的许多野生植物，有的可能没有什么

    用处，有的可能对人有害，其中也包括当地生长的毒性最强的一些野草。

    因此，特勒阿布胡瑞拉的狩猎采集族群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不加区别地去采集可能

    危及自己生命的野生植物。相反，他们同现代的新几内亚人一样，显然对当地的野

    生植物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们就利用这种知识只去选择现有的最有用的种子植物

    并把它们带回家。但是，这些被收集来的种子竟构成了促使植物驯化迈出无意识的

    第一步的材料。

    关于古代族群如何明显地充分利用他们的人种生物学知识这个问题，我的另一个例

    子来自公元前9000年的约旦河谷，最早的作物栽培就是在这一时期在那里开始的。

    约旦河谷最早驯化的谷物是大麦和二粒小麦，它们在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高产的作

    物。但和在特勒阿布胡瑞拉一样，另外数百种结籽的野生植物必定就生长在这附

    近，其中100种或更多可能是可以食用的，因此在植物驯化出现前就已被人采集。对

    于大麦和二粒小麦，是什么使它们成为最早的作物？约旦河谷的那些最早的农民难

    道对植物学一窍不通，竟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难道大麦和二粒小麦竟是

    他们所能选择的当地最好的野生谷物？

    有两个以色列科学家奥弗·巴尔—约瑟夫和莫迪凯·基斯列夫通过研究今天仍在约旦河

    谷生长的野生禾本科植物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舍弃了那些种子小或种子不好

    吃的品种，挑选出23种种子最好吃的也是最大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大麦和二粒小麦

    在被选之列，这是毫不奇怪的。

    但如认为其他21种候补的禾本科植物可能同样有用，那是不正确的。在那23种禾本

    科植物中，大麦和二粒小麦从许多标准看都是最好的。二粒小麦的种子最大，大麦

    的种子次大。在野生状态中，大麦是产量最高的4种之一，而二粒小麦的产量属于中

    等。大麦还有一个优点：它的遗传性和形态使它能够迅速形成我们在前一章所讨论

    的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的变化。然而，二粒小麦也有补偿性的优点：它比大麦

    容易采集，而且它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谷物的独特之处，因为它的种子容易和外壳

    分离。至于其他21种禾本科植物的缺点包括：种子较小，在许多情况下产量较低，

    在有些情况下它们是多年生植物，而不是一年生植物，结果它们在驯化过程中的演

    化反而会变得很慢。

    因此，约旦河谷最早的农民从他们能够得到的23种最好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选择了

    这两种最好的。当然，在栽培之后产生的演化，如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的改

    变，可能是这些最早的农民的所作所为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把谷物采

    集下来带回家去栽培时，一开始就选择了大麦和二粒小麦而不是其他谷物，这可能

    是有意识的行动，是以种子大小、好吃和产量高这些容易发现的标准为基础的。

    约旦河谷的这个例子同特勒阿布胡瑞拉的例子一样，说明最早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利

    益利用了他们对当地植物的丰富知识。除了少数几个现代的专业植物学家外，他们

    对当地植物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不去培育任何有

    用的比较适合驯化的野生植物。

    同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相比，世界上有两个地方（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虽然也有

    本地的粮食生产系统，但显然是有缺陷的。现在我们可以来考察一下，当更多产的

    作物从别处引进这两个地方后，当地的农民究竟在做些什么。如果结果证明没有采

    纳这些作物是由于文化原因或其他原因，那么我们就会产生无法摆脱的怀疑。尽管

    我们迄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推理，我们可能仍然不得不怀疑，在当地的野生植物群

    中隐藏着一种潜在的重要作物的真正祖先，只是由于同样的文化因素，当地农民未

    能加以利用罢了。这两个例子同样会详细地说明一个对历史至关重要的事实：地球

    上不同地区的当地作物并不是同样多产的。

    新几内亚是仅次于格陵兰的世界第二大岛，它在澳大利亚北面，靠近赤道。由于地

    处热带，加上十分多样化的地形和生境，新几内亚的动植物品种非常丰富，虽然在

    这方面它因是一个海岛，比起大陆热带地区来有所不及。人类在新几内亚至少已生

    活了40000年之久—比在美洲长得多，比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在欧洲西部生活的时

    间也稍长一些。因此，新几内亚人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当地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他

    们是否积极地把这种知识用来发展粮食生产呢？

    我已经提到，采纳粮食生产涉及粮食生产的生活方式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之间的

    竞争。在新几内亚，狩猎采集的回报还没有丰厚到可以打消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

    性。尤其是，现代新几内亚的猎人由于野生猎物的不足而处于受到严重损害的不利

    地位：除了100磅重的不会飞的鸟（鹤鸵）和50磅重的袋鼠外，没有更大的本土陆地

    动物。沿海低地的新几内亚人的确获得了大量的鱼和有壳水生动物，而内地的有些

    低地人今天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尤其要靠西谷椰子维持生存。但在新几内亚高

    原地区，没有任何居民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相反，所有现代高原居民都是农

    民，他们只是为了补充日常饮食才利用野生食物。当高原居民进入森林去打猎时，

    他们带去路上吃的是园子里种的蔬菜。如果他们不幸断了粮，他们甚至会饿死，尽

    管他们熟知当地可以得到野生食物。既然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新几内亚的很

    大一部分地区是这样地行不通，那么今天新几内亚所有的高原居民和大多数低地居

    民成了具有复杂的粮食生产系统的定居农民，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广阔的、昔

    日覆盖着森林的高原地区，被传统的新几内亚农民改造成围上了篱笆、修建起排水

    系统、精耕细作的、能够养活稠密人口的农田系统。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新几内亚农业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7000年。在这早

    期年代里，新几内亚周围的所有陆块仍然只有狩猎采集族群居住，因此这一古老的

    农业必定是在新几内亚独立发展起来的。虽然从这些早期农田里还没有发现明确的

    作物残骸，但其中可能包含了欧洲人殖民时期在新几内亚种植的那几种作物，而且

    现在已经知道，这些作物都是从它们的新几内亚野生祖先在当地驯化出来的。在本

    地驯化的这些植物中位居最前列的是现代世界的主要作物甘蔗。今天甘蔗年产量的

    总吨数几乎等于第二号作物和第三号作物（小麦和玉米）产量的总和。其他一些肯

    定原产新几内亚的作物是香蕉、坚果树、巨大的沼泽芋以及各种各样可吃的草茎、

    根和绿叶蔬菜。面包果树和根用作物薯蓣及（普通）芋艿可能也是在新几内亚驯化

    的，虽然这种结论仍然不能确定，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并不限于新几内亚，而是从

    新几内亚到西南亚都有分布。至于它们究竟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在西南亚驯化

    的，还是在新几内亚或甚至只是在新几内亚独立驯化的，目前我们还缺乏能够解决

    这个问题的证据。

    然而，结果证明，新几内亚的生物区系受到3个方面的严重限制。首先，在新几内亚

    没有任何驯化的谷类作物，而在新月沃地、萨赫勒地带和中国都有几种极其重要的

    谷类作物。新几内亚重视根用作物和树生作物，但它却把我们在其他湿润的热带地

    区（亚马孙河流域、热带西非和东南亚）的农业体系中所看到的一种倾向推向极

    端，因为那些地区的农民虽也重视根用作物，但却设法培育了至少两种谷物（亚洲

    稻米和一种叫做薏的大籽粒亚洲谷物）。新几内亚未能出现谷物农业的一个可能的

    原因，是那里的野生起始物种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缺点：世界上56种种子最大的野

    生禾本科植物没有一种是生长在那里的。

    其次，新几内亚的动物群中没有任何可以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现代新几内亚驯养

    的动物只有猪、鸡和狗，它们也都是在过去几千年中经由印度尼西亚从东南亚引进

    的。因此，虽然新几内亚的低地居民从他们捕捉到的鱼类获得了蛋白质，但新几内

    亚的高原地区的居民在获得蛋白质方面受到严重的限制，因为给他们提供大部分卡

    路里的主要作物（芋艿和甘薯）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例如，芋艿的蛋白质含量几乎

    不到1%，甚至比白米差得多，更远在新月沃地的小麦和豆类（蛋白质含量分别为8%

    —14%和20%—25%）之下。

    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儿童患有膨胀病，这是饮食量多但蛋白质缺乏所引起的典型的

    疾病。新几内亚人无分老幼，常常吃老鼠、蜘蛛、青蛙和其他小动物，而在别的地

    方，由于能够得到大型家畜或大型野生猎物，人们对那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蛋白

    质缺乏可能也是新几内亚高原社会流行吃人肉的根本原因。

    最后，以往新几内亚能够得到的根用作物不但蛋白质少，而且卡路里也不高，因为

    这些作物在如今生活着许多新几内亚人的高地上生长不好。然而，许多世纪前，一

    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新的根用作物传到了新几内亚，它先由西班牙人引进菲律宾，后

    来大概再由菲律宾传到新几内亚的。同芋艿和其他可能历史更悠久的根用作物相

    比，甘薯能够在地势更高的地方生长，长得更快，按每英亩耕地和每小时所花的劳

    力计算，产量也更高。甘薯引进的结果是高原人口激增。就是说，虽然在甘薯引进

    前人们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从事农业已有数千年之久，但当地现有的作物一直限制

    着他们在宜居高原地区所能达到的人口密度。

    总之，新几内亚提供了一个和新月沃地截然不同的富于启发性的对比。同新月沃地

    的狩猎采集族群一样，新几内亚的狩猎采集族群也是独立地逐步形成粮食生产的。

    然而，由于当地没有可以驯化的谷物、豆类植物和动物，由于因此而带来的高原地

    区蛋白质的缺乏，同时也由于高原地区当地现有根用作物的局限，他们的土生土长

    的粮食生产受到了限制。不过，新几内亚人对他们现有的野生动植物的了解，一点

    也不比今天地球上的任何民族差。他们同样能够发现并检验任何值得驯化的野生植

    物。他们完全能够认出在他们现有的作物之外的其他一些有用的作物，他们在甘薯

    引进时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它就是证明。今天，这个教训在新几内亚正在又一次被人

    们所接受，因为那些具有优先获得引进的新作物和新牲畜的机会（或具有采纳它们

    的文化意愿）的部落发展壮大了自己，而受到损害的则是那些没有这种机会或意愿

    的部落。因此，新几内亚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所受到的限制与新几内亚的族群没有

    任何关系，而是与新几内亚的生物区系和环境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关于本地农业显然受到当地植物群的限制这个问题，我们的另一个例子来自美国东

    部。同新几内亚一样，那个地区也为独立驯化当地的野生植物提供了条件。然而，

    人们对美国东部早期发展的了解，要比对新几内亚早期发展的了解多得多：美国东

    部最早的农民所种植的作物已经得到确认，当地植物驯化的年代和作物序列也已为

    人们所知。在其他作物开始从别处引进之前很久，美洲土著便已在美国东部的河谷

    地区定居下来，并在当地作物的基础上发展了集约型的粮食生产。因此，他们有能

    力去利用那些最有希望的野生植物。他们实际上栽培了哪些野生植物，以及怎样把

    由此而产生的当地一系列作物去和新月沃地的一系列始祖作物作一比较呢？

    原来美国东部的始祖作物是4种植物，它们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1500年这一时期得

    到驯化，比新月沃地的小麦和大麦的驯化时间晚了整整6000年。当地的一种南瓜属

    植物不但能产生可吃的种子，而且还可用作小型容器。其余3种始祖作物完全是因为

    它们可吃的种子才被人栽种的（向日葵、一种叫做菊草的雏菊亲缘植物和一种叫做

    藜的菠菜远亲植物）。

    但4种种子作物和一种容器远远够不上完全的粮食生产组合。这些始祖作物在20000

    年中不过是饮食的小小补充，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仍然主要地依赖野生食物，尤其

    是野生的哺乳动物和水鸟、鱼、有壳水生动物和坚果。直到公元前500年至前200年

    这一时期，在又有3种种子作物（萹蓄、五月草和小大麦）得到栽培之后，农业才成

    为他们食品的主要部分的来源。

    现代的营养学家可能会对美国东部的这7种作物大加赞赏。它们的蛋白质含量都很高

    —达17%—32%，而小麦是8%—14%，玉米是9%，大麦和白米甚至更低。其中两种—

    向日葵和菊草含油量也很高（45%—47%）。尤其是菊草，由于含有32%的蛋白质和

    45%的油，可能成为营养学家梦寐以求的最佳作物。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没有吃上这

    些理想的粮食呢？

    唉，美国东部的这些作物的大多数虽然在营养方面有其优点，但它们在其他方面也

    存在严重的缺点。藜属植物、萹蓄、小大麦和五月草的种子很小，体积只有小麦和

    大麦种子的1/10。更糟的是，菊草是靠风媒传粉的豚草的亲缘植物，而豚草是众所

    周知的引起花粉病的植物。同豚草的花粉一样，凡是在菊草长得茂盛的地方，菊草

    的花粉都会引起花粉病。如果这一点还不能使你想要做一个种植菊草的农民的热情

    完全消失的话，那就请你注意它有一种令某些人讨厌的强烈气味，而且接触到它会

    引起皮肤过敏。

    公元元年后，墨西哥的一些作物最后经由贸易路线开始到达美国东部。玉米是在公

    元200年左右引进的，但在许多世纪中，它所起的作用始终较小。最后，在公元900

    年左右，一个适应北美洲短暂夏季的新品种的玉米出现了，而在公元1100年左右随

    着豆类的引进，墨西哥的玉米、豆类和南瓜属这三位一体的作物体系便齐全了。美

    国东部的农业大大地集约化了，人口稠密的酋长管辖的部落沿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

    发展了起来。在某些地区，原来在当地驯化的作物同远为多产的墨西哥三位一体的

    作物体系一起保留了下来，但在另一些地区，这三位一体的作物体系则完全取代了

    它们。没有一个欧洲人见到过生长在印第安人园子里的菊草，因为到欧洲人于公元

    1492年开始在美洲殖民时，菊草作为一种作物已经消失了。在美国东部所有这些古

    代特有作物中，只有2种（向日葵和东部南瓜）能够同在其他地方驯化的作物相媲

    美，并且至今仍在种植。我们现代的橡实形南瓜和密生西葫芦就是从几千年前驯化

    的美洲南瓜属植物演化而来的。

    因此，像新几内亚的情形一样，美国东部的情形也是富于启发性的。按照推理，这

    个地区看来可能具有促进当地多产农业的条件。它有肥沃的土壤，可靠而适中的雨

    量，以及保持今天丰产农业的合适的气候。该地的植物群品种繁多，包括多产的野

    生坚果树（橡树和山核桃树）。当地的印第安人发展了以当地驯化植物为基础的农

    业，从而在村庄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定居生活，他们甚至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

    期间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以今天俄亥俄州为中心的霍普韦尔文化）。这样，他们在

    几千年中就能够把最有用的可以得到的任何野生植物当作潜在的作物来加以利用。

    尽管如此，霍普韦尔文化繁荣的出现，还是比新月沃地乡村生活的出现晚了差不多

    9000年。不过，直到公元900年之后，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组合才引发了人口的

    较大增长，即所谓的密西西比文化的繁荣。人口的增长使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人得

    以建设最大的城镇和最复杂的社会。但这种人口的增长毕竟来得太晚，没有能使美

    国的印第安人为迫在眉睫的欧洲人殖民灾难作好准备。仅仅以美国东部的作物为基

    础的粮食生产，还不足以引发人口的增长，这原因是不难说明的。这一地区现有的

    野生谷物，远远不如小麦和大麦那样有用。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没有驯化过任何可

    在当地得到的豆类、纤维作物、水果树或坚果树。除了狗，他们没有任何家畜，而

    狗大概也是在美洲的其他地方驯化的。

    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对他们周围的野生植物中潜在的主要作

    物并未视而不见。即使是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20世纪植物育种专家，在利用

    北美的野生植物方面也很少取得成功。诚然，我们现在已把美洲山核桃驯化成一种

    坚果树并把乌饭树的蓝色浆果驯化成一种水果，而且我们也已把欧亚大陆的一些水

    果作物（苹果、李、葡萄、树莓、黑刺莓、草莓）同北美的野生亲缘植物进行杂交

    来改良品种。然而，这几项成就对我们饮食习惯的改变，远远不及公元900年后墨西

    哥的玉米对美国东部印第安人饮食习惯的改变那样深刻。

    对美国东部驯化植物最了解的农民，就是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自己。他们在墨西哥

    三位一体的作物体系引进后宣判了当地驯化植物的命运：或者把它们完全抛弃，或

    者把它们的重要性降低。这个结果也表明了印第安人没有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束

    缚，而是在看到一种优良的植物时完全能够认识到它的价值。因此，同在新几内亚

    一样，美国东部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所受到的限制，不是由于印第安人本身，而是

    完全决定于美洲的生物区系和环境。

    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3个对照地区的例子，在这3个例子中，粮食生产都是土生土

    长的。新月沃地处于一个极端；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处于另一个极端。新月沃地的

    族群对当地植物的驯化在时间上要早得多。他们驯化了多得多的植物品种，驯化了

    产量多得多或价值大得多的植物品种，驯化了范围广泛得多的各种类型的作物，更

    快地发展了集约型粮食生产和稠密的人口，因此，他们是带着更先进的技术、更复

    杂的行政组织和用以传染其他族群的更流行的疾病进入现代世界的。

    我们发现，新月沃地、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这些差异，直接来自可以用来驯化的

    野生动植物的不同系列，而不是来自这些族群本身的局限性。当更多产的作物从别

    处引进时（新几内亚的甘薯，美国东部的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体系），当地族群

    迅即利用了它们，加强了粮食生产，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人口。如果把范围加以扩

    大，依我看在地球上的一些根本没有在当地发展出粮食生产的地区—加利福尼亚、

    澳大利亚、阿根廷无树大草原、欧洲西部等等—适合驯化的野动植物可能比新几内

    亚和美国东部还要少，因为在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至少还出现了有限的粮食生产。

    事实上，无论是本章中提到的马克·布卢姆勒在世界范围内对当地现有的大籽粒野生

    禾本科植物的调查，还是下一章中将要述及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当地现有的大型哺乳

    动物的调查，都一致表明，所有这些不存在本地粮食生产或只有有限的本地粮食生

    产的地区，都缺少可驯化的牲畜和谷物的野生祖先。

    请回忆一下：粮食生产的出现涉及粮食生产与狩猎采集之间的竞争问题。因此，人

    们也许想要知道，粮食生产出现缓慢或没有出现粮食生产这种种情况，可能是由于

    当地可以猎取和采集的资源特别丰富，而不是由于适合驯化的物种特别容易获得。

    事实上，当地粮食生产出现很晚或根本没有出现粮食生产的大多数地区，向狩猎采

    集族群所提供的资源特别贫乏而不是特别丰富，因为澳大利亚和美洲（而不是欧亚

    大陆和非洲）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到冰期快结束时已经灭绝。粮食生产所面临

    的来自狩猎采集的竞争，在这些地区甚至比在新月沃地少。因此，在当地未能出现

    粮食生产或粮食生产受到限制这些情况，决不能归咎于来自大量狩猎机会的竞争。

    为了不使这些结论被人误解，我们在结束这一章时应该提出防止夸大两个问题的告

    诫：一些族群接受更好的作物和牲畜的意愿，和当地现有的野生动植物所带来的限

    制。这种意愿和限制都不是绝对的。

    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关于当地族群采纳在别处驯化的更多产的作物的例子。我们的

    一般结论是：人们能够认识有用的植物，因此大概也会认识当地适合驯化的更好的

    植物，如果这种植物存在的话，而且他们也不会由于文化保守主义和禁忌而不去那

    样做。但是，必须对这句话加上一个重要的限定语：“从长远观点看和在广大地区

    内”。任何一个了解人类社会的人都能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一些社会拒绝接受

    可能会带来利益的作物、牲畜和其他新事物。

    当然，我并不赞成那种明显的谬论，即认为每一个社会都会迅速地采纳每一个可能

    对它有益的新事物。事实上，在整个大陆和其他一些包含数以百计的互相竞争的广

    大地区，有些社会对新事物可能比较开放，有些社会对新事物可能比较抵制。那些

    接受新作物、新牲畜或新技术的社会因而可能吃得更好，繁殖得更快，从而取代、

    征服或杀光那些抵制新事物的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它的表现远远超过了采

    纳新作物的范围，我们将在第十三章再回头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的另一个告诫涉及当地现有的野生物种使粮食生产的出现所受到的限制。我不

    是说，在所有那些在现代以前实际上未曾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不管经过多少时间

    也不可能出现粮食生产。今天的欧洲人因为看到澳大利亚土著进入现代世界时的身

    份是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族群，便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土著将永远如此。

    为了正确认识这种谬误，请考虑一下有一个天外来客在公元前3000年访问了地球。

    这个外星人在美国东部可能没有看到粮食生产，因为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粮食生

    产才在那里开始出现。如果这个公元前3000年的外星人得出结论说，美国东部野生

    动植物所造成的限制永远排除了那里的粮食生产，那么在随后1000年中发生的事情

    可能证明这个外星人错了。就算外星人去的是新月沃地，如果造访发生在公元前

    9500年而不是公元前8500年，也可能会误以为新月沃地永远不适合粮食生产。

    换言之，我的论点不是说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欧洲西部以及没有本地粮食生产

    的所有其他地区没有可驯化的物种，而且如果不是外来的驯化动植物或族群的到

    来，那些地方可能仍然为狩猎采集族群无限期地占有。相反，我注意到地区之间在

    现有的可驯化物种的储备方面差异甚大，这些地区的本地粮食生产出现的年代也相

    应地有所不同，而且在某些肥沃地区直到现代仍没有独立出现过粮食生产。

    澳大利亚这个据称最“落后的”大陆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东南部是这

    个大陆上水源充足、最适合粮食生产的地方。那里的土著社会在最近的几千年里似

    乎一直在按照一种可能最终导致本地粮食生产的发展轨迹在演化。它们已经建立了

    过冬的村庄。它们已经开始加强利用它们的环境，建造渔栅、编织渔网，甚至挖掘

    长长的水渠来从事渔业生产。如果欧洲人没有在1788年向澳大利亚殖民，从而中途

    破坏了那个独立的发展轨迹，那么澳大利亚土著也许不消几千年就可成为粮食生产

    者，照料一池池驯化了的鱼，种植驯化了的澳大利亚薯蓣和小籽粒的禾本科植物。

    根据这一点，我现在就能够回答包含在本章标题里的那个问题。我提出的那个问题

    是：北美印第安人未能驯化北美苹果的原因是在印第安人还是在苹果。

    我并非因此就暗示说苹果不可能在北美驯化。请记住：苹果在历史上是最难栽培的

    果树之一，也是在欧亚大陆驯化的最后一批主要的果树之一，因为苹果的繁殖需要

    复杂的嫁接技术。直到希腊古典时期，即欧亚大陆粮食生产开始出现后8000年，即

    使在新月沃地和欧洲也没有关于大规模驯化苹果的证据。如果美洲印第安人开始以

    同样的速度发明或学会嫁接技术，并终于也驯化了苹果，那也要在公元5500年左

    右，即北美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植物驯化后大约8000年。

    因此，在欧洲人到达时印第安人仍未能驯化北美的苹果，其原因不在印第安人，也

    不在苹果。就苹果驯化必要的生物条件而言，北美印第安农民和欧亚大陆农民一

    样，北美的野生苹果也和欧亚大陆的野生苹果一样。事实上，本章读者现在正在津

    津有味地吃着的从超市上买来的苹果，有些品种就是不久前将欧亚大陆的苹果同北

    美的野生苹果进行杂交而培育出来的。印第安人未能驯化苹果的原因却是在于印第

    安人所能得到的整个野生动植物组合。这个组合的微弱的驯化潜力，就是北美粮食

    生产很晚才开始的主要原因。

    第九章 斑马、不幸的婚姻和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

    如要你认为你以前读到过和这差不多的字句，那你就说对了。只要稍稍改动一下，

    那就成了托尔斯泰伟大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

    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得到幸

    福，婚姻必须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两性的吸引、对金钱的共识、对孩子的

    管教、宗教信仰、三亲六眷，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在所有这些基本方面只要有一个

    方面出了问题，就可使婚姻毁掉，即使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样不少。

    这个原则推而广之，可以用来了解婚姻以外的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对于成功，我

    们往往是寻求容易的、单一因素的解释。然而，对于大多数重大的事情来说，成功

    实际上需要避免许多个别的可能的失败原因。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说明了动物驯化的

    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许多看似合适的大型

    野生哺乳动物，如斑马和西貒，从来没有被驯化过，而成功驯化的动物几乎清一色

    地出产在欧亚大陆。在前两章里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许多看似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没

    有得到驯化，现在我们可以着手解决与驯养的哺乳动物有联系的问题。我们前面的

    关于苹果或印第安人的问题现在变成了关于斑马或非洲人的问题。

    ————

    在第四章中，我们曾提醒自己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对那些拥有它们的人类社会产生

    重大影响的那许多方面。最显著的是，这些动物提供了肉食、奶制品、肥料、陆上

    运输、皮革、军事突击手段、犁具牵引、毛绒以及使先前没有抵抗力的民族失去生

    命的病菌。

    当然，除此以外，驯养的小型哺乳动物、驯养的鸟类和昆虫对人类也是有益的。有

    许多鸟是因为它们的肉、蛋和羽毛而被驯化的：中国的鸡、欧亚大陆某些地区的各

    种鸭和鹅、中美洲的火鸡、非洲的珍珠鸡和南美洲的美洲家鸭。狼在欧亚大陆和北

    美经过驯化变成了我们的狗，用来打猎、看门、做宠物，以及在某些社会里充当食

    物。为充当食物而被驯化的啮齿目动物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包括欧洲的兔、安第斯

    山脉的豚鼠、西非的一种巨鼠，可能还有加勒比海诸岛上的一种叫做硬毛鼠的啮齿

    目动物。白鼬在欧洲被驯化来猎兔，猫在北非和西南亚被驯化来猎捕啮齿目有害动

    物。近至19世纪和20世纪驯化的小型哺乳动物包括为毛皮而饲养的狐、水貂和绒鼠

    以及当宠物饲养的仓鼠。甚至有些昆虫也被驯化了，主要的有蜜蜂和中国的蚕蛾，

    饲养它们是分别为了得到蜂蜜和蚕丝。

    许多这样的小动物就是这样为人类提供食物、衣着和温暖。但它们没有一种可以拉

    犁或拉车，没有一种可以供人骑乘，除狗外没有一种可以拉雪橇或成为战争机器，

    在用作食物方面它们也没有一种像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那样重要。因此，这一章的

    剩余部分将只限于讨论大型哺乳动物。

    驯化的哺乳动物的重要性全靠数量惊人之少的几种大型陆生食草动物。（只有陆生

    哺乳动物得到了驯化，其原因显而易见，在现代海洋世界的设施发展起来以前，水

    生哺乳动物是很难饲养和繁殖的。）如果我们把“大型”规定为“重量超过100

    磅”，那么只有14种这样的哺乳动物在20世纪前得到驯化（见表9.1所列）。在这

    14种古代哺乳动物中，9种（表9.1中的“次要的9种”）仅对地球上某些有限地区

    的人来说是重要的牲畜：阿拉伯单峰骆驼、中亚双峰骆驼、美洲驼／羊驼（源于同

    一祖先的不同品种）、驴、驯鹿、水牛、牦牛、爪哇野牛和印度野牛。只有5种遍布

    全世界而且重要。这5种驯化的主要哺乳动物是牛、绵羊、山羊、猪和马。

    这里所列举的初看起来似乎有明显的遗漏。曾帮助汉尼拔的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的

    非洲象怎么样？今天在东南亚仍被用作役畜的亚洲象怎么样？是的，我没有忘记它

    们，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象被驯服了，但绝不是驯化。过去汉尼拔的象和今

    天亚洲的役用象只是捕捉后被驯服的野象；它们在圈养中是不交配的。相比之下，

    驯化动物则可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

    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

    换句话说，驯化就是把野生动物改变成对人类更有用的东西。真正驯化的动物在许

    多方面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这方面的差异是由两个过程产生的：人类对那些比

    同种中其他动物个体更有益于人类的动物个体所作出的选择，和动物对在不同于野

    生环境的人类环境中起作用的自然选择变异力量所作出的自动演化反应。我们已在

    第七章中看到，所有这些说法也适用于植物驯化。

    驯化的动物产生了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的演变，有以下几个方面。许多动物的形

    体大小改变了：牛、猪和绵羊在驯化中形体变小了，而豚鼠在驯化中则形体变大

    了。绵羊和羊驼因保留了毛绒并减少或失去了硬毛而得到选择，而母牛则因产奶量

    高而得到选择。有几种驯养的动物同它们的野生祖先相比，脑袋较小，感觉器官也

    较不发达，因为它们不再需要它们的祖先赖以逃脱野外捕食者的那种比较大的脑袋

    和比较发达的感觉器官了。

    表9.1 古代14种大型食草类驯化哺乳动物

    为了正确认识在驯化中产生的变化，可以把家犬的野生祖先狼同许多不同品种的狗

    加以比较。有些狗比狼大得多（丹麦大狗），而另一些狗则又小得多（哈巴狗）。

    有的生得体型修长，可用于赛跑（灵），有的天生腿短，如用于赛跑则毫无价值

    （达克斯猎狗）。它们在毛形和颜色方面差异很大，有些甚至连毛都没有。波利尼

    西亚人和阿兹特克人培育出来的狗，是为了充当粮食而特地饲养的品种。把达克斯

    猎狗拿来和狼比较一下，而如果你并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你也会毫不怀疑前者

    是从后者演化而来的。

    这14种古代大型食草类驯化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这

    样的野生祖先在南美只有1种，它产生了美洲驼和羊驼。北美、澳大利亚和非洲撒哈

    拉沙漠以南地区连1种都没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没有本地的驯化哺乳动物，

    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今天旅游者去非洲旅游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去看那里丰富多

    样的野生哺乳动物。相比之下，这14种古代动物中有13种（包括主要的5种中的全

    部）的野生祖先只有欧亚大陆才有。（和在本书中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使用的“欧

    亚大陆”这个词在几种情况下把北非也包括在内，因为从生物地理学和人类文化的

    许多方面来看，北非与欧亚大陆的关系比它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关系更加

    密切。）

    当然，这13种的野生祖先并非全都同时出现在整个欧亚大陆。没有一个地区拥有这

    全部13种，有几种的野生祖先完全是地方性的，例如野生牦牛只限于西藏和邻近的

    高原地区。然而，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这13种中的确有好几种同时生活在同一

    地区：例如，野生祖先中有7种出现在西南亚。

    各大陆之间野生祖先的这种十分不均匀的分布，成了欧亚大陆人而不是其他大陆的

    人最后得以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怎样来解释这14种古代哺

    乳动物集中出现在欧亚大陆的现象呢？

    有一个原因很简单。欧亚大陆拥有数量最多的陆生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无论它们是

    否都是驯化动物的祖先。我们不妨把某个“驯化的候补者”定义为平均重量超过100

    磅（45公斤）的任何陆生草食的或杂食的哺乳动物（不是以肉食为主的哺乳动

    物）。表9.2表明，欧亚大陆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哺乳动物，达72种，正如它

    在其他许多植物群和动物群方面拥有最多的品种一样。这是因为欧亚大陆是世界上

    最大的陆块，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千变万化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从广阔的热带雨

    林、温带雨林、沙漠和沼泽到同样广阔的冻原，应有尽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

    区可供驯化的候补哺乳动物较少，共51种，正如它在其他大多数植物群和动物群方

    面品种较少一样—因为同欧亚大陆相比，它的面积较小，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较少。

    非洲热带雨林的面积比东南亚的小，在北纬37°以北没有任何温带的动植物生存环

    境。我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美洲以前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几乎和非洲的一样多，

    但美洲的大多数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包括那里的马、那里的大多数骆驼以及其他一

    些如果生存下来也可能得到驯化的动物）在13000年前就已灭绝了。澳大利亚是最小

    的也最孤立的大陆，那里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种类始终比欧亚大陆、非洲或美洲

    少得多。正如在美洲一样，在澳大利亚除红袋鼠外所有这少数几种可供驯化的候补

    动物，大约在这个大陆第一次有人移居时就已灭绝了。

    表9.2 可供驯化的候补哺乳动物

    “候补动物”的定义为平均重量超过100磅的陆生的草食或杂食的野生哺乳动物。

    因此，欧亚大陆何以一直是大型哺乳动物驯化的主要场所，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

    是：它是一个一开始就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的大陆，在过去的40000

    年中，那里这样的动物因绝种而消失的也最少。但表9.2中的数字提醒我们，那不是

    全部的解释。有一点也是确然无疑的：在那些候补的哺乳动物中，实际得到驯化的

    比例在欧亚大陆最高（18%），而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特别低（在51种候补动

    物中竟没有一种得到驯化！）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大量的非洲和美洲哺乳动物没有

    得到驯化，尽管它们在欧亚大陆有得到驯化的近亲或和它们极相似的动物。为什么

    欧亚大陆的马能够驯化，而非洲的斑马却不能呢？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猪能够驯化，

    而美洲的西貒或非洲的3种真正野猪却不能？为什么欧亚大陆的5种野牛（松毛长角

    野牛、水牛、牦牛、印度野牛和爪哇野牛）能够驯化，而非洲野牛或美洲野牛却不

    能？为什么亚洲的摩弗伦羊（我们饲养的绵羊的祖先）能够驯化，而北美洲的加拿

    大盘羊却不能？

    虽然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那些族群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在动物驯化

    方面是否都有欧亚大陆族群所没有的某些文化障碍？例如，非洲的大型野生动物数

    量很多，可以通过猎杀来得到，从而使非洲人特意去饲养家畜成为多余之举？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否！有5个方面的证据可以驳倒上面的解释：非欧

    亚大陆族群迅速接受了欧亚大陆驯化的动物，人类有豢养宠畜的普遍爱好，古代的

    那14种哺乳动物迅速得到驯化，其中有几种还屡次独立地得到驯化，以及现代人所

    作的进一步驯化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首先，当欧亚大陆的主要5种驯化的哺乳动物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时，凡是

    条件许可的地方，它们都被迥然不同的一些族群所接受。这些非洲牧人因此取得了

    对非洲狩猎采集族群的巨大优势，并迅速取代了他们。尤其是班图族农民，由于获

    得了牛和绵羊，从他们的家园向西非扩展，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

    以南的其余大多数地区打垮了先前的狩猎采集族群。甚至在没有获得作物的情况

    下，一些科伊桑族群由于在约2000年前获得了牛和绵羊而在非洲南部的广大地区取

    代了科伊桑的狩猎采集族群。驯养的马匹引进西非后改变了那里的战争情况，把那

    个地区变成了一批依靠骑兵的王国。使马匹未能向西非以外地区扩散的唯一因素是

    采采蝇传播的锥虫病。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只要缺少适于驯化的本地野生哺乳动物的当地族群终于有机

    会获得欧亚大陆的家畜，这种模式就会反复出现。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南美，在马

    从欧洲人的定居点逃逸出来后不到一代人时间，欧洲马就被印第安人热切地接受

    了。例如，到19世纪，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已经成了骑术精良的战士和猎捕野牛的

    能手，但他们却是在17世纪晚些时候才得到马匹的。从西班牙人那里获得的绵羊，

    同样改变了纳瓦霍族印第安人的社会，尤其是使纳瓦霍人得以织出他们因之而出名

    的美丽的羊毛毯。在带狗的欧洲人于塔斯马尼亚岛定居后不到10年，以前从未见过

    狗的塔斯马尼亚岛土著就开始为狩猎之用而饲养了很多的狗。因此，在澳大利亚、

    美洲和非洲的数以千计的文化各异的土著中，没有任何普遍的文化禁忌在妨碍动物

    驯化。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大陆上的某些本地野生哺乳动物是可驯化的，那么澳大利亚、

    美洲和非洲的某些族群可能已驯化了它们，并从它们身上得到巨大的利益，就像他

    们从欧亚大陆的家畜得到利益一样，因为当年在能够得到这些家畜时，他们曾立即

    予以采纳。例如，想想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各个族群，他们生活的地方和野

    斑马和野牛近在咫尺。为什么非洲没有至少一个狩猎采集部落驯化这些斑马和野

    牛，从而获得对其他非洲人的支配力量，而不必等到欧亚大陆的马和牛的到来？所

    有这些事实表明，对于欧亚大陆以外没有当地哺乳动物的驯化这个问题的解释，在

    于当地现有的野生哺乳动物本身，而不是在于当地的人。

    支持这一解释的第二个证据来自宠物。把野生动物当宠物来饲养并加以调教，是动

    物驯化的第一阶段。各个大陆的几乎所有传统的人类社会都有关于宠物的记述。这

    样调教出来的野生动物的种类，远远多于最后得到驯化的野生动物的种类，并且包

    括了几种我们几乎不曾料想会成为宠物的野生动物。

    例如，在我工作的那些新几内亚的村庄里，我常常看到人们带着宠物袋鼠、袋貂和

    从鹟到鹗无所不有的鸟。这些被捕捉到的动物虽然有些被当作宠物来饲养，但大多

    数最后还是被吃掉了。新几内亚人甚至还经常去捕捉鹤鸵（一种形似鸵鸟的不会飞

    的大型鸟类）的幼鸟，并把它们喂养大当美味来吃—虽然捕捉到的成年鹤鸵极其危

    险，不时地把村民来个开膛剖肚。有些亚洲族群调教雕用于打猎，虽然偶尔也有关

    于这些凶猛的宠物杀死训练它们的人的传闻。古埃及人和亚述人以及现代的印度人

    训练猎豹用于打猎。古埃及人的绘画表明，他们甚至还驯养（并不令人惊奇）有蹄

    类哺乳动物如瞪羚和麋羚，鸟类如鹤，比较令人惊奇的是驯养长颈鹿（可能有危

    险），最令人惊奇的是驯养鬣狗。非洲象尽管明显有危险，但在罗马时代已有人驯

    养，而亚洲象在今天仍然在被人驯养。也许最不可能成为宠物的动物是欧洲棕熊

    （与美洲的灰熊是同种），但日本的阿伊努人经常把熊崽抓来驯养，待养大后在宗

    教仪式上杀来吃。

    因此，许多野生动物在导致驯化的动物与人的关系的连续序列中都达到了第一阶

    段，但只有几种出现在序列的另一端而成为家畜。一个多世纪前，英国科学家弗朗

    西斯·高尔顿简明地概述了这方面的差异：“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可能得到驯化，有

    几种……在很久以前就驯化了，但其余的大部分有时仅仅由于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出

    了问题，就注定永远野生了。”

    动物驯化的年代，为证实高尔顿的观点提供了第三个证据。高尔顿认为，早期牧民

    很快就驯化了所有适于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关于有些动物的驯化年代，我们已有

    了考古证据。这些动物全都是在公元前8000年至前2500年这一段时间驯化的—就是

    说，是在上次冰期结束后出现的定居的农牧社会开头的几千年内驯化的。正如表9.3

    所概述的那样，大型哺乳动物驯化的年代从绵羊、山羊和猪开始，到骆驼结束。公

    元前2500年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动物驯化了。

    当然，在公元前2500年的很久之后，确实有些小型哺乳动物首次得到了驯化。例

    如，直到中世纪兔子由于可以充当食物才得到驯化，实验室研究用的老鼠直到20世

    纪才得到驯化，作为宠物饲养的仓鼠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到驯化。小型哺乳动物

    驯化的继续发展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确实有数以千计的野生动物可以用作驯化

    的候补者，同时也因为对传统社会来说它们的价值太小，不值得花气力去饲养。但

    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实际上在4500年前就结束了。到那时，世界上全部148种可以

    用来驯化的候补大型动物必定已被试验过无数次，结果只有几种通过了试验，剩下

    的就再也没有适合驯化的了。

    表9.3 大型哺乳动物驯化得到证明的最早的大致年代

    对于其他4种已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驯鹿、牦牛、印度野牛和爪哇野牛—至今几乎

    没有关于它们驯化年代的证据。表中的年代和地点只是迄今为止得到证明的最早的

    年代和地点；驯化实际上可能是在更早的时间在某个不同的地点开始的。

    还有第四个证据可以用来说明某些哺乳动物适合驯化的程度比另一些哺乳动物大得

    多。这个证据来自对同一种动物所进行的反复的独立的驯化。以我们称之为线粒体

    DNA的遗传物质的各个部分为基础的遗传学证据最近证实了，有隆肉的印度牛和没有

    隆肉的欧洲牛的野生祖先是在几万年前即已分化的两个不同的野牛种群，而这在过

    去长期以来是一直遭到怀疑的。换句话说，印度人驯化了本地的亚种松毛长角野

    牛，西南亚人独立地驯化了他们自己的西南亚亚种松毛长角野牛，而北非人可能也

    是独立地驯化了北非的松毛长角野牛。

    同样，在美洲以及可能还有包括中国和西南亚在内的欧亚大陆的几个不同地区，狼

    被独立地驯化成狗。现代猪的驯化地点按先后顺序有中国、欧亚大陆西部以及可能

    还有其他一些地区。这些例子又一次着重表明了：相同的几种适于驯化的野生动物

    吸引了许多不同的人类社会的注意。

    在驯化动物方面现代尝试的失败，提供了最后一个证据，表明过去在驯化剩下的大

    批候补野生动物方面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动物本身的缺点，而不是由于古代人的缺

    点。今天的欧洲人继承了地球上最悠久的动物驯化传统之一—这个传统是大约一万

    年前在西南亚开始的。自15世纪以来，欧洲人的足迹遍布全球，他们见到了欧洲没

    有的野生哺乳动物。欧洲的移民，如我在新几内亚遇到的带着宠物袋鼠和袋貂的那

    些人，和土著一样，驯养了许多当地的哺乳动物，或把它们当作宠物。迁往其他大

    陆的欧洲牧人和农民也认真努力地去驯化当地的一些哺乳动物。

    在19世纪和20世纪，至少有6种大型哺乳动物—大角斑羚、驼鹿、麋鹿、麝牛、斑

    马和美洲野牛—成了一些安排得特别井井有条的计划的研究对象，这些计划由现代

    的动物育种专家和遗传学家执行，目的就是对这些动物进行驯化。例如，非洲最大

    的羚羊大角斑羚因其肉质肥美和奶量丰富而在乌克兰的新阿斯卡尼亚动物园以及英

    国、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地一直成为被选中的研究对象；苏格兰阿伯丁的罗

    威特研究所经营了一家驼鹿（用英国的术语说就是马鹿）实验农场；在俄罗斯的佩

    切罗—伊利奇国家公园也开办了一家麋鹿实验农场。然而，这些现代的努力只取得

    了有限的成功。虽然美洲野牛肉偶尔也出现在美国的一些超级市场上，虽然麋鹿已

    在瑞典和俄罗斯被用来骑乘、挤奶和拉雪橇，但这些努力没有一项产生具有足够经

    济价值的成果来吸引许多大牧场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同欧亚大陆的那些容易感

    染非洲疾病的家畜相比，非洲大角斑羚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和对气候的适应能力使它

    获得了一种巨大的优势，但近来在非洲范围内进行的驯化大角斑羚的努力始终未能

    得到普及。

    因此，无论是几千年中一直能够得到用于驯化的候补动物的本地牧人，还是现代的

    遗传学家，都一直未能成功地使古代那14种以外的大型哺乳动物成为有用的驯化动

    物，而那14种动物至少在4500年前就已驯化了。然而，今天的科学家们只要愿意，

    无疑能够为许多种动物去实现关于驯化的那一部分的定义，即关于控制交配和食物

    的规定。例如，圣迭戈和洛杉矶的动物园现在正使最后幸存的加利福尼亚兀鹰受到

    超过任何其他驯化动物的严格的交配控制。对每一只兀鹰都要进行遗传鉴定，并由

    计算机程序来决定哪一只雄鹰同哪一只雌鹰进行交配，以便达到人类的目的（在这

    种情况下就是为了产生最大限度的遗传差异，从而使这种濒临灭绝的鸟得以保

    存）。一些动物园正在执行用于其他许多有灭绝之虞的动物的繁殖计划，这些动物

    包括大猩猩和犀牛。但这些动物园严格挑选加利福尼亚兀鹰，不可能带来经济上有

    益的结果。动物园对犀牛所作的努力也是如此，虽然活犀牛的肉重达3吨以上。我们

    马上就会看到，驯化犀牛（以及其他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总之，在全世界作为驯化候补者的148种陆生食草类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中，只有14种

    通过了试验。为什么其余的134种没有能通过试验呢？弗朗西斯·高尔顿在把其余那

    些动物说成是“注定要永远野生”时指的是哪些情况呢？

    答案来自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要能得到驯化，每一种候补的野生动物都必须具有许

    多不同的特点。缺少了哪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都会使驯化的努力失败，就像使建

    立幸福婚姻的努力失败一样。我们在担任斑马和人类这一对的婚姻问题咨询指导

    时，至少可以找出驯化失败的6组原因。

    日常食物。每一次某种动物在吃某种植物或另一种动物时，食物生物量转换为取食

    者生物量的效率远远低于100%：通常在10%左右。就是说，要花费10000磅左右的玉

    米才能喂养出一头1000磅重的牛。如果你想要养一只1000磅重的食肉动物，你就得

    用10000磅重的食草动物去喂它，而这10000磅重的食草动物又需要用100000磅的玉

    米来饲养。即使在食草动物和杂食动物中，也有许多像树袋熊这样的动物在偏爱植

    物方面过分挑剔，要想成为饲养场里的牲畜实在不敢恭维。

    由于这种根本性的缺乏效率，没有一种食肉的哺乳动物为了充当食物而被驯化。

    （其所以未能得到驯化，不是因为其肉硬或无味：我们一直在吃食肉的野生鱼类，

    而我本人也能证明狮肉馅饼的美味。）最最勉强的例外是狗。狗本来是被驯化来看

    门和做打猎的伙伴的，但不同品种的狗被培育出来，在阿兹特克时代的墨西哥、波

    利尼西亚和古代中国，狗还被饲养来充当食物。然而，经常吃狗肉是缺乏肉食的人

    类社会的万不得已的事：阿兹特克人没有任何其他家畜，波利尼西亚人和古代中国

    人只有猪和狗。有了驯养的食草哺乳动物的人类社会也不会费心思去吃狗肉的，除

    非把它当作一种少有的美味佳肴（就像在今天西南亚的某些地区那样）。此外，狗

    不是严格的食肉动物，而是杂食动物：如果你天真地认为你的爱犬其实是吃肉的，

    那就请你读一读你家狗食袋上的原料配方一览表。阿兹特克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养来

    吃的狗即使靠吃蔬菜和食物下脚也一样能长得膘肥体壮。

    生长速度。为了值得饲养，驯化动物也必须生长迅速。这个要求把大猩猩和大象给

    排除了，虽然它们都吃素，绝对不挑食，而且身上的肉也多。有哪一个想要成为饲

    养大猩猩或大象的大牧场主会花上15年时间去等待他的牧群长到成年那么大？需要

    役用象的现代亚洲人发现把大象从野外捉来加以调教要省钱得多。

    圈养中的繁殖问题。我们人类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性交；有些具有潜在价值的动

    物也不喜欢这样做。这就是对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的驯化尝试中途夭折的原

    因，虽然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怀有驯化它的强烈兴趣。

    我在前面提到过，驯养的猎豹作为比狗不知强多少倍的猎兽，曾受到古埃及人、古

    亚述人和现代印度人的重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一个皇帝圈养了1000头猎豹。尽管

    许多富有的王公贵族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他们所有的猎豹都是从野外捉

    来后驯养的。这些王公贵族想要使猎豹在圈养中繁殖的努力都落空了，直到1960年

    现代动物园的生物学家才成功地使第一头猎豹在动物园里出生。在野外，几个雄性

    猎豹兄弟对一头雌性猎豹要追逐好几天，而所以需要用这种粗鲁的长距离的求爱方

    式，似乎是为了使雌性猎豹排卵或愿意接受交配。关在笼子里的猎豹通常拒绝按照

    那种精心策划的求爱程式办事。

    类似的问题也使繁殖南美小羊驼的计划受挫。南美小羊驼是安第斯山脉的一种野骆

    驼，它的毛是兽毛中最细最轻的，因而为人们所珍视。古代印加人把野生小羊驼赶

    进围栏，剪下它们的毛，然后再把它们放走。需要这种名贵驼毛的现代商人要么用

    印加人的老办法，要么干脆把野生的小羊驼杀死。尽管有金钱和名声的强烈刺激，

    为了获得驼毛而在圈养中繁殖小羊驼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其原因包括：小羊驼在

    交配前要经过长时间的复杂的求偶程式，一种在圈养中无法做到的程式；雄性小羊

    驼彼此之间水火不能相容；以及它们需要一个终年使用的觅食区和一个分开的终年

    使用的睡眠区。

    凶险的性情。当然，几乎任何一种体形够大的哺乳动物都能杀人。猪、马、骆驼和

    牛都杀死过人。然而，有些大型动物性情还要凶险得多，比其他动物也危险得多。

    动辄杀人的倾向使许多本来似乎理想的动物失去了驯化的候补资格。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灰熊。熊肉是昂贵的美食，灰熊体重可达1700磅，它们主要吃素

    （虽然也是可怕的猎手），它们素食的范围很广，它们靠吃人的食物下脚而茁壮生

    长（从而在黄石公园和冰川国家公园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它们生长的速度也比较

    快。如果灰熊能在圈养中表现良好，它们就会成为绝妙的产肉动物。日本的阿伊努

    人做过试验，习惯上把饲养灰熊的幼崽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可

    以理解的原因，阿伊努人觉得还是小心为妙，在灰熊的幼崽长到一岁大时便把它们

    杀来吃掉。较长时间地饲养灰熊可能是自杀行为；我不知道有谁驯养过成年灰熊。

    另一种本来合适但由于同样明显的原因而被自己取消了驯化候补资格的动物是非洲

    野牛。它很快就长到一吨重。它过着群居生活。野牛群中具有完善的优势等级，这

    是野牛群的一个特点，关于这个特点的好处我们将在以后讨论。但非洲野牛被认为

    是非洲最危险、脾气最难预料的大型哺乳动物。任何一个蠢到想去驯化非洲野牛的

    人要么因此而送命，要么不得不在它长得太大太凶险之前把它杀死。同样，河马这

    个4吨重的素食动物，如果不是因为它们那样危险，可能会成为农家的大牲口。河马

    每年杀死的人比非洲的任何其他哺乳动物（甚至包括狮子）杀死的人都要多。

    对于这些臭名昭著的凶猛的动物失去了驯化的候补资格这一点，很少人会感到惊

    奇。但还有一些候补动物，它们的危险却鲜为人知。例如，8种野生的马科动物（马

    及其亲缘动物）在性情方面差异很大，虽然这8种在遗传上彼此非常接近，所以彼此

    可以交配并生出健康的（虽然通常不育的）后代。其中的两种—马和北非驴（现代

    驴的祖先）成功地得到驯化。同北非驴关系密切的是亚洲驴，也叫中亚野驴。由于

    中亚野驴的家乡包括西方文明和动物驯化的摇篮新月沃地，古代人必定用中亚野驴

    进行过广泛的试验。我们根据苏美尔人和后人的描绘得知，中亚野驴经常被人猎

    杀，也经常被人捉来同驴和马杂交。古人描绘过一种形状像马的动物，用来骑乘或

    拉车，可能就是指中亚野驴。然而，所有描绘过它们的人，从罗马人到现代动物园

    饲养员，对它们的暴躁脾气和咬人恶习都没有好评。因此，虽然中亚野驴在其他方

    面和驴的祖先有相似之处，但却从未被驯化过。

    非洲的4种斑马情况甚至更糟。驯化它们的努力已经到了让它们拉车的地步：在19世

    纪的南非，有人试过把它们当役畜，怪人沃尔特·罗特希尔德勋爵坐着斑马拉的马车

    在伦敦街上驶过。可惜的是，斑马长大后变得难以对付。（我们并不否认有许多马

    有时脾气也很暴躁，但斑马和中亚野驴的脾气要暴躁得多，而且一律如此。）斑马

    有咬了人不松口的讨厌习惯。它们因此而咬伤的美国动物园饲养员甚至比老虎咬伤

    的还多！斑马实际上也不可能用套索去套—即使是在牧马骑术表演中获得套马冠军

    的牛仔也无法做到—因为斑马有一种万无一失的本领，在看着绳圈向它飞来时把头

    一低就躲开了。

    因此，给斑马装上鞍子或骑上它是很少有的事（如果曾经有过的话），于是南非人

    想要驯化它们的热情减少了。具有潜在危险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难以预测的攻击行

    为，也是在驯化麋鹿和大角斑羚方面开始时颇有希望的现代实验没有取得更大成功

    的部分原因。

    容易受惊的倾向。大型食草类哺乳动物以不同的方式对来自捕食者或人类的危险作

    出反应。有几种在觉察到危险时会变得神经紧张，动作敏捷，并且照例立即逃走。

    还有几种则动作迟缓，不那么紧张，在群集中寻求保护，在受到威胁时站在原地不

    动，不到必要时不会逃跑。大多数鹿和羚羊（驯鹿是显著的例外）属于前一种，绵

    羊和山羊则属于后一种。

    自然，容易紧张的那几种难以圈养。如果把它们关在围栏里，它们也可能惊恐不

    安，不是被吓死，就是为了逃生在围栏上撞死。例如，瞪羚的情况就是如此。几千

    年来，在新月沃地的一些地区，瞪羚是最经常被猎捕的动物。在该地区最早定居的

    人除了瞪羚再没有更多机会去驯化别的哺乳动物。但没有任何瞪羚得到驯化。想象

    一下放牧这样一种动物的情景吧：它飞速逃走，盲目地向围墙一头撞去，它一跳就

    能达到差不多30英尺远，奔跑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50英里！

    群居结构。几乎所有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都证明它们的野生祖先具有3个共同的群居

    特点：它们生活在群体里；它们在群体成员中维持着一种完善的优势等级；这些群

    体占据重叠的生活范围，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领域。例如，一个野马群包括一匹公

    马、多达半打的母马和一些小马驹。母马A支配着母马B、C、D和E；母马B顺从母马

    A，但支配母马C、D和E；母马C顺从母马B和A，但支配母马D和E；以此类推。马群

    在行进时，其成员保持着一种固定不变的次序：公马殿后；级别最高的母马居前，

    后面跟随着它的小马驹，次序按年龄排列，最小的排在最前面；其他母马按级别排

    列，每匹母马后面跟随着它的按年龄排列的小马驹。这样，许多成年马就可以在这

    个马群中共处，用不着经常打架，而且每匹马都知道自己在马群中的地位。

    这种群居结构对驯化是很理想的，因为人类事实上把这种优势等级照搬了过来。在

    驮运东西的马队中，驯养的马跟在带路人的后面，就像通常跟在级别最高的母马后

    面一样。绵羊、山羊、牛和狗的祖先（狼）的群体中也有类似的等级。随着幼兽在

    这个群体中长大，它们就牢牢记住了它们经常看到的身旁的那些动物。在野生环境

    中，它们看到的是同种的成员，但在圈养状态下，群体中的幼兽看到的还有身旁的

    人，于是也就把人牢牢地记住了。

    这种群居动物适合于放牧。既然它们彼此相安无事，所以就能把它们集中在一起。

    既然它们本能地跟随一个起支配作用的领袖，而且把人当作那个领袖而牢牢记住，

    所以它们就乐于接受牧人或牧羊狗的驱赶。群居动物在拥挤的圈养条件下也能生长

    良好，因为它们在野生时就已习惯于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中了。

    相形之下，独居的地盘性的动物就不能把它集中起来放牧。它们彼此不能相容，它

    们没有把人牢牢地记在心上，它们也不会本能地顺从。谁见过一群猫（野生时是独

    居的和地盘性的）跟在一个人的后面或者让一个人把它们集中起来照管？每一个喜

    欢猫的人都知道，猫不像狗那样对人出于本能地顺从。猫和雪貂是唯一的得到驯化

    的地盘性哺乳动物，我们驯化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们当作肉食来源而大群地放

    牧，而是把它们当作独居的猎兽或宠物来饲养。

    虽然大多数独居的地盘性动物因此而未能得到驯化，但不能反过来说大多数群居的

    动物都能得到驯化。下面的另外几个原因中只要有一个原因，它们中的大多数就不

    能驯化。

    首先，有许多动物的群体并不拥有重叠的生活范围，而是保持排斥其他群体的独占

    领域。把这两群动物圈养在一起，就如同把两只独居的雄性动物圈养在一起一样是

    不可能的。

    其次，有许多动物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是群居的，到了交配季节就变成地盘性的

    了，这时它们见面就争斗，彼此不能相容。大多数的鹿和羚羊都是如此（驯鹿又一

    次例外），这也是所有群居的羚羊不适合驯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非洲以这些羚

    羊而著名。虽然人们对非洲羚羊的第一个联想是“沿地平线密密麻麻的羊群”，但

    事实上这些羊群中的雄性羚羊在交配期间都划分了地盘，彼此凶猛地争斗。因此，

    这些羚羊不能像绵羊、山羊或牛那样圈养在拥挤的围栏里。争夺地盘的行为加上性

    情凶猛和生长缓慢，同样使犀牛不能成为农家场院里的牲口。

    最后，许多群居动物，再一次包括大多数鹿和羚羊，并没有界限分明的优势等级，

    因此在本能上并没有准备把任何占支配地位的领袖牢记在心（因而也不会把人记在

    心上）。结果，虽然许多鹿和羚羊给驯服了（请想一想班比的所有那些真实的故

    事），但人们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像绵羊一样成群放牧的驯养的鹿和羚羊。这个问题

    也使对北美加拿大盘羊的驯化半途而废，虽然这种羊和亚洲的摩弗伦羊同属，是我

    们驯养的绵羊的祖先。加拿大盘羊适合我们的需要，在大多数方面与摩弗伦羊相

    似，只是在一个关键方面例外：它们缺乏摩弗伦羊的那种固定不变的行为，即某些

    个体对另一些它们承认其优势的个体表现顺从。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在本章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从一开始，动物驯化的最令

    人困惑的特征之一是那种表面上的随意性：有些动物驯化了，而它们的近亲却没有

    得到驯化。除少数几种外，所有可以作为驯化候补者的动物都被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排除了。人类同大多数动物缔结了一种不幸的婚姻，这是由于许多可能的原因中的

    一个或多个原因造成的：动物的日常食物、生长速度、交配习惯、性情、容易受惊

    的倾向以及群居组织的几个不同的特点。只有很少一部分野生哺乳动物由于在上述

    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协调一致而最终得以和人类结成美满的婚姻。

    欧亚大陆的民族碰巧比其他大陆的民族继承了多得多的可驯化的大型野生的哺乳类

    食草动物。这一结果及其为欧亚大陆社会带来的全部利益，来自哺乳动物地理学、

    历史和生物学这3个基本事实。首先，欧亚大陆由于其广大面积和生态的多样性，一

    开始就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其次，澳大利亚和美洲，而不是欧亚大陆

    或非洲，在更新世晚期动物灭绝的大规模浪潮中失去了它们大多数可供驯化的候补

    动物—这可能是因为前两个大陆的哺乳动物不幸首先突然接触到人类，而且这时已

    是我们的进化史的后期阶段，我们的狩猎技巧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最后，证明

    适合驯化的幸存的候补动物，在欧亚大陆要多于其他大陆。只要研究一下那些不曾

    驯化的候补动物，就可以看出使其中每一种失去驯化资格的一些特有原因。因此，

    托尔斯泰可能会赞同一位前辈作家圣马太的真知灼见：“被传唤者众，而被选中者

    少。”

    第十章 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

    请在下页的世界地图（图10.1）上比较一下各大陆的形状和轴线走向。你会对一种

    明显的差异产生深刻的印象。美洲南北向距离（9000英里）比东西向距离大得多：

    东西最宽处只有3000英里，最窄处在巴拿马地峡，仅为40英里。就是说，美洲的主

    轴线是南北向的。非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是程度没有那么大。相形之下，欧亚大

    陆的主轴线则是东西向的。那么，大陆轴线走向的这些差异对人类历史有什么影响

    呢？

    图10.1 各大陆的主轴线

    本章将要讨论我所认为的轴线走向的差异所产生的巨大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后果。

    轴线走向影响了作物和牲口的传播速度，可能还影响文字、车轮和其他发明的传播

    速度。这种基本的地理特征在过去500年中对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欧亚大陆人十分不

    同的经验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粮食生产的传播对于了解在枪炮、病菌和钢铁的出现方面的地理差异，同粮食生产

    的起源一样证明是决定性的。关于粮食生产的起源问题，我们在前几章已经考察过

    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因为地球上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

    多则9个，少则5个。然而，在史前时期，除了这少数几个粮食生产的发源地外，在

    其他许多地区也已有了粮食生产。所有这些其他地区之所以出现粮食生产，是由于

    作物、牲口以及栽种作物和饲养牲口的知识的传播，在某些情况下，则是由于农民

    和牧人本身迁移的结果。

    粮食生产的这种传播的主要路线，是从西南亚到欧洲、埃及和北非、埃塞俄比亚、

    中亚和印度河河谷；从萨赫勒地带和西非到东非和南非；从中国到热带东南亚、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朝鲜和日本；以及从中美洲到北美洲。此外，粮食生产甚至在

    它的发源地由于来自其他发源地的另外一些作物、牲口和技术而变得更加丰富了。

    正如某些地区证明比其他地区更适合于出现粮食生产一样，粮食生产传播的难易程

    度在全世界也是大不相同的。有些从生态上看十分适合于粮食生产的地区，在史前

    期根本没有学会粮食生产，虽然史前粮食生产的一些地区就在它们的附近。这方面

    最明显的例子，是农业和畜牧业没有能从美国西南部传入印第安人居住的加利福尼

    亚，也没有能从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农业没有能从南非的纳塔尔

    省传入南非的好望角省。即使在所有那些在史前期传播了粮食生产的地区中，传播

    的速度和年代也有很大的差异。在一端是粮食生产沿东西轴线迅速传播：从西南亚

    向西传入欧洲和埃及，向东传入印度河河谷（平均速度为每年约0.7英里）；从菲律

    宾向东传入波利尼西亚（每年3.2英里）。在另一端是粮食生产沿南北轴线缓慢传

    播：以每年不到0.5英里的速度从墨西哥向北传入美国的西南部；玉米和豆类以每年

    不到0.3英里的速度从墨西哥向北传播，在公元900年左右成为美国东部的多产作

    物；美洲驼以每年不到0.2英里的速度从秘鲁向北传入厄瓜多尔。如果不是像我过去

    的保守估计和某些考古学家现在所假定的那样，迟至公元前3500年玉米才得到驯

    化，而是像大多数考古学家过去经常假定（其中许多人现在仍这样假定）的那样，

    玉米驯化的年代要大大提前，那么上述差异甚至可能更大。

    在全套作物和牲口是否得到完整的传播这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又一次意

    味着传播所碰到的障碍有强弱之分。例如，虽然西南亚的大多数始祖作物和牲口的

    确向西传入了欧洲，向东传入了印度河河谷，但在安第斯山脉驯养的哺乳动物（美

    洲驼／羊驼和豚鼠）在哥伦布以前没有一种到达过中美洲。这种未能得到传播的令

    人惊异的现象迫切需要予以解释。毕竟，中美洲已有了稠密的农业人口和复杂的社

    会，因此毫无疑问，安第斯山脉的家畜（如果有的话）大概是提供肉食、运输和毛

    绒的重要来源。然而，除狗外，中美洲完全没有土生土长的哺乳动物来满足这些需

    要。不过，有些南美洲作物还是成功地到达了中美洲，如木薯、甘薯和花生。是什

    么选择性的阻碍让这些作物通过，却筛选掉美洲驼和豚鼠？

    对于物种传播的这种地理上的难易差别，有一个比较巧妙的说法，叫做抢先驯化现

    象。大多数后来成为我们的作物的野生植物在遗传方面因地而异，因为在不同地区

    的野生祖先种群中已经确立了不同的遗传突变体。同样，把野生植物变成作物所需

    要的变化，原则上可以通过不同的新的突变或产生相同结果的不同的选择过程来予

    以实现。根据这一点，人们可以考察一下在史前期广泛传播的某种作物，并且问一

    问它的所有变种是否显示了同样的野生突变或同样的转化突变。这种考察的目的，

    是要断定这种作物是在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的，还是在几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

    如果对新大陆的古代主要作物进行这种遗传分析，其中有许多证明是包括两个或更

    多的不同的野生变种，或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转化突变体。这表明，这个作物是在

    至少两个不同的地区独立驯化的，这个作物的某些变种经遗传而获得了一个地区特

    有的突变，而同一作物的另一些变种则通过遗传而获得了另一地区的突变。根据这

    个基本原理，一些植物学家断定说，利马豆、菜豆和辣椒全都在至少两个不同的场

    合得到驯化，一次是在中美洲，一次是在南美洲；而南瓜属植物和种子植物藜也至

    少独立驯化过两次，一次是在中美洲，一次是在美国东部。相形之下，西南亚的大

    多数古代作物显示出只有一个不同的野生变种或不同的转化突变体，从而表明了该

    作物的所有现代变种都起源于仅仅一次的驯化。

    如果这种作物是在其野生产地的几个不同地区反复地、独立地驯化的，而不是仅仅

    一次和在一个地区驯化的，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植物驯化就是

    把野生植物加以改变，使它们凭借较大的种子、较少的苦味或其他品质而变得对人

    类有益。因此，如果已经有了某种多产的作物，早期的农民肯定会去种植它，而不

    会从头开始去采集它的还不是那样有用的野生亲缘植物来予以重新驯化。支持仅仅

    一次驯化的证据表明，一旦某种野生植物得到了驯化，那么这种作物就在这种野生

    植物的整个产地迅速向其他地区传播，抢先满足了其他地区对同一种植物独立驯化

    的需要。然而，如果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同一种植物的野生祖先在不同地区独立

    地得到驯化，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种作物传播得太慢，无法抢先阻止其他地方对这

    种植物的驯化。关于在西南亚主要是一次性驯化而在美洲则是频繁的多次驯化的证

    据，也许因此而提供了关于作物的传播在西南亚比在美洲容易的更巧妙的证据。

    某种作物的迅速传播可能不但抢先阻止了同一植物的野生祖先在其他某个地方的驯

    化，而且也阻止了有亲缘关系的野生植物的驯化。如果你所种的豌豆已经是优良品

    种，那么从头开始再去驯化同一种豌豆的野生祖先，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去驯

    化近亲的野豌豆品种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对农民来说，这种豌豆和已经驯化

    的豌豆实际上是同一回事。西南亚所有的始祖作物抢先阻止了对欧亚大陆西部整个

    广大地区任何近亲植物的驯化。相比之下，在新大陆有许多例子表明，一些同等重

    要的、有密切亲缘关系的然而又有区别的植物，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驯化的。例

    如，今天全世界种植的棉花有95％属于史前时期在中美洲驯化的短绒棉。然而，史

    前期南美洲农民种植的却是巴巴多斯棉。显然，中美洲的棉花难以到达南美洲，才

    使它未能在史前时代抢先阻止那里不同品种的棉花得到驯化（反之亦然）。辣椒、

    南瓜属植物、苋属植物和藜科植物是另一些作物，它们的一些不同的然而有亲缘关

    系的品种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驯化的，因为没有一个品种的传播速度能够快到抢先

    阻止其他品种的驯化。

    因此，许多不同的现象归结为同一个结论：粮食生产从西南亚向外传播的速度要比

    在美洲快，而且也可能比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快。这些现象包括：粮食生

    产完全未能到达某些生态条件适合于粮食生产的地区；粮食生产传播的速度和选择

    性方面存在着差异；以及最早驯化的作物是否抢先阻止了对同一种植物的再次驯化

    或对近亲植物的驯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粮食生产的传播在美洲和非洲比在欧亚大

    陆困难，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粮食生产从西南亚（新月沃地）向外迅速传播

    的情况。在那里出现粮食生产后不久，即稍早于公元前8000年，粮食生产从中心向

    外扩散的浪潮在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的其他地方出现了，它往东西两个方向传播，

    离新月沃地越来越远。在下一页我画出了遗传学家丹尼尔·左哈利和植物学家玛丽娅·

    霍普夫汇编的明细图（图10.2），他们用图来说明粮食生产的浪潮到公元前6500年

    到达希腊、塞浦路斯和印度次大陆，在公元前6000年后不久到达埃及，到公元前

    5400年到达中欧，到公元前5200年到达西班牙南部，公元前3500年左右到达英国。

    在上述的每一个地区，粮食生产都是由最早在新月沃地驯化的同一组动植物中的某

    些作物和牲口所引发的。另外，新月沃地的整套作物和牲口在某个仍然无法确定的

    年代进入非洲，向南到了埃塞俄比亚。然而，埃塞俄比亚也发展了许多本地的作

    物，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些作物或陆续从新月沃地引进的作物开创了埃塞

    俄比亚的粮食生产。

    当然，这全部作物和牲口并非全都传播到那些边远地区。例如，埃及太温暖，不利

    于单粒小麦在那里落户。在有些边远地区，是在不同时期分批引进这些作物和牲口

    的。例如，在西南欧，绵羊引进的时间早于谷物。有些边远地区也着手驯化几种本

    地的作物，如欧洲西部的罂粟，可能还有埃及的西瓜。但边远地区的大部分粮食生

    产，在开始时都依赖新月沃地驯化的动植物。紧跟在这些驯化的动植物之后传播

    的，是创始于新月沃地或其附近地区的其他发明，其中包括轮子、文字、金属加工

    技术、挤奶、果树栽培以及啤酒和葡萄酒的酿造。

    为什么这一批植物竟能使粮食生产在欧亚大陆整个西部得以开始？这是不是因为在

    许多地区都有一批这样的野生植物，它们在那里和在新月沃地一样被发现有用，从

    而独立地得到驯化？不，不是这个原因。首先，新月沃地的始祖作物有许多原来甚

    至不是在西南亚以外地区野生的。例如，在8种主要的始祖作物中，除大麦外，没有

    一种是在埃及野生的。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提供了一种类似于新月沃地的底格里斯河

    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环境。因此，在两河流域生长良好的那一批作物，在尼罗河流

    域也生长得相当良好，从而引发了埃及本土文明的引人注目的兴起。但是，促使埃

    及文明的这种令人注目的兴起的粮食，在埃及原来是没有的。建造人面狮身像和金

    字塔的人吃的是新月沃地原生的作物，而不是埃及原生的作物。

    新月沃地作物向欧亚大陆西部的传播

    图10.2 图中符号表明发现新月沃地作物残骸的用碳—14测定法测定的早期地点。□

    ＝新月沃地本身（公元前7000年前的地点）。注意：离新月沃地渐远，则年代亦渐

    晚。本图据左哈利和霍普夫的《旧大陆植物驯化图20》绘制，但以经过校正的碳—

    14测定法测定的年代代替其未经校正的年代。

    其次，即使在西南亚以外地区确曾出现过这些作物的野生祖先，我们也能够肯定欧

    洲和印度的作物大都得自西南亚，而不是在当地驯化的。例如，野生亚麻往西出现

    在英国和阿尔及利亚，往东出现在里海沿岸，而野生大麦往东甚至出现在西藏。然

    而，就新月沃地的大多数始祖作物而言，今天世界上所有人工培育的品种的染色体

    都只有一种排列，而它们野生祖先的染色体却有多种排列；要不，就是它们只产生

    一种突变（来自许多可能的突变），而由于有了这种突变，人工培育的品种和它们

    的野生祖先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有了为人类所向往的一些特点。例如，所有人工培育

    的豌豆都有相同的隐性基因，这种基因使人工培育的豌豆的成熟豆荚不会像野豌豆

    的豆荚那样自然爆裂，把豌豆洒落地上。

    显然，新月沃地的大多数始祖作物在它们最初在新月沃地驯化后，就不会在其他地

    方再次驯化。如果它们是多次独立驯化的，它们的染色体的不同排列或不同的突变

    就会显示出这种多重起源所遗留的影响。因此，这些就是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关于抢

    先驯化现象的典型例子。新月沃地成批作物的迅速传播，抢先阻止了其他任何可能

    想要在新月沃地范围内或其他地方驯化同一野生祖先的企图。一旦有了这种作物，

    就再没有必要把它从野外采集来，使它再一次走上驯化之路。

    在新月沃地和其他地方，大多数始祖作物的祖先都有可能也适于驯化的野生亲缘植

    物。例如，豌豆是豌豆属植物，这个属包括两个野生品种：豌豆和黄豌豆，前者经

    过驯化而成为我们园圃里的豌豆，后者则从未得到驯化。然而，野生的黄豌豆无论

    是新鲜的还是干的，味道都很好，而且在野外随处可见。同样，小麦、大麦、兵

    豆、鹰嘴豆、菜豆和亚麻，除已经驯化的品种外，全都有许多野生的亲缘植物。在

    这些有亲缘关系的豆类和大麦类作物中，有一些事实上是在美洲或中国独立驯化

    的，离新月沃地的早期驯化地点已经很远。但在欧亚大陆西部，在几个具有潜在价

    值的野生品种中，只有一种得到了驯化—这大概是因为这一个品种传播得太快，所

    以人们停止采集其他的野生亲缘植物，而只以这种作物为食。又一次像我们前面讨

    论过的那样，这种作物的迅速传播不但抢先阻止了驯化其野生祖先的企图，而且也

    阻止了任何可能想要进一步驯化其亲缘植物的企图。

    为什么作物从新月沃地向外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回答部分地取决于我在本章开始

    时谈到的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的

    变化完全相同。在较小程度上，它们也往往具有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雨量情势以及

    动植物生境或生物群落区（植被类型）。例如，葡萄牙、伊朗北部和日本在纬度上

    的位置大致相同，彼此东西相隔各为4000英里，但它们在气候方面都很相似，而各

    自的气候与其正南方仅仅1000英里处的气候相比反而存在差异。在各个大陆上，被

    称为热带雨林型的动植物生境都在赤道以南和赤道以北大约10度之内，而地中海型

    低矮丛林的动植物生境（如加利福尼亚的沙巴拉群落和欧洲的灌木丛林地带）则是

    在北纬大约30度至40度之间。

    但是，植物的发芽、生长和抗病能力完全适应了这些气候特点。白天长度、温度和

    雨量的季节性变化，成了促使种子发芽、幼苗生长以及成熟的植物开花、结子和结

    果的信号。每一个植物种群都通过自然选择在遗传上作好安排，对它在其中演化的

    季节性情势所发出的信号作出恰当的反应。这种季节性的情势因纬度的不同而产生

    巨大的变化。例如，在赤道白天的长度全年固定不变，但在温带地区，随着时间从

    冬至向夏至推进，白天逐步变长，然后在整个下半年又逐步变短。生长季节—即温

    度与白天长度适合植物生长的那一段时间—在高纬度地区最短，在靠近赤道地区最

    长。植物对它们所处地区的流行疾病也能适应。

    那些在遗传安排方面未能配合栽种地区纬度的植物可要遭殃了！请想象一下，一个

    加拿大农民如果愚蠢到竟会栽种一种适于在遥远的南方墨西哥生长的玉米，那会有

    什么样的结果。这种玉米按照它那适合在墨西哥生长的遗传安排，应该在三月份就

    准备好发芽，但结果却发现自己仍被埋在10英尺厚的积雪之下。如果这种玉米在遗

    传上重新安排，以便使它在一个更适合于加拿大的时间里—如六月份的晚些时候发

    芽，那么它仍会由于其他原因而碰到麻烦。它的基因会吩咐它从容不迫地生长，只

    要能在5个月之后成熟就行了。这在墨西哥的温和气候下是一种十分安全的做法，但

    在加拿大就是一种灾难性的做法了，因为这保证会使玉米在能够长出任何成熟的玉

    米棒之前就被秋霜杀死了。这种玉米也会缺少抵抗北方气候区的疾病的基因，而空

    自携带着抵抗南方气候区的疾病的基因。所有这些特点使低纬度地区的植物难以适

    应高纬度地区的条件，反之亦然。结果，新月沃地的大多数作物在法国和日本生长

    良好，但在赤道则生长很差。

    动物也一样，能够适应与纬度有关的气候特点。在这方面，我们就是典型的动物，

    这是我们通过内省知道的。我们中有些人受不了北方的寒冬，受不了那里短暂的白

    天和特有的病菌，而我们中的另一些人则受不了炎热的热带气候和那里特有的病

    菌。在近来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北部凉爽地区的海外移民更喜欢迁往北美、澳大利

    亚和南非的同样凉爽的气候区，而在赤道国家肯尼亚和新几内亚，则喜欢住在凉爽

    的高原地区。被派往炎热的热带低地地区的北欧人过去常常成批地死于疟疾之类的

    疾病，而热带居民对这类疾病已经逐步形成了某种自然的抵抗力。

    这就是新月沃地驯化的动植物如此迅速地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部分原因：它们已

    经很好地适应了它们所传播的地区的气候。例如，农业在公元前5400年左右越过匈

    牙利平原进入中欧后立即迅速传播，所以从波兰向西直到荷兰的广大地区内最早的

    农民遗址（其标志为绘有线条装饰图案的特有陶器）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到公元元

    年，原产新月沃地的谷物已在从爱尔兰的大西洋沿岸到日本的太平洋沿岸的8000英

    里的大片地区内广为种植。东西向延展的欧亚大陆是地球上幅员最辽阔的陆地。

    因此，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使新月沃地的作物迅速开创了从爱尔兰到印度河流域

    的温带地区的农业，并丰富了亚洲东部独立出现的农业。反过来，最早在远离新月

    沃地但处于同一纬度的地区驯化的作物也能够传回新月沃地。今天，当种子靠船只

    和飞机在全世界运来运去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一日三餐是个地理大

    杂烩。美国快餐店的一顿典型的饭食可能包括鸡（最早在中国驯化）和土豆（来自

    安第斯山脉）或玉米（来自墨西哥），用黑胡椒粉（来自印度）调味，再喝上一杯

    咖啡（原产埃塞俄比亚）以帮助消化。然而，不迟于2000年前，罗马人也已用多半

    在别处出产的食物大杂烩来养活自己。在罗马人的作物中，只有燕麦和罂粟是意大

    利当地生产的。罗马人的主食是新月沃地的一批始祖作物，再加上榅桲（原产高加

    索山脉）、小米和莳萝（在中亚驯化）、黄瓜、芝麻和柑橘（来自印度），以及

    鸡、米、杏、桃和粟（原产中国）。虽然罗马的苹果算是欧亚大陆西部的土产，但

    对苹果的种植却要借助于在中国发展起来并从那里向西传播的嫁接技术。

    虽然欧亚大陆有着世界上处于同一纬度的最广阔的陆地，并由此提供了关于驯化的

    动植物迅速传播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在传播速度上堪与新

    月沃地整批作物相比的是一批亚热带作物的向东传播，这些作物最初集中在华南，

    在到达热带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作物。在

    1600年内，由此而产生的那一批作物（包括香蕉、芋艿和薯蓣）向东传播了5000多

    英里，进入热带太平洋地区，最后到达波利尼西亚群岛。还有一个似乎可信的例

    子，是作物在非洲广阔的萨赫勒地带内从东向西的传播，但古植物学家仍然需要弄

    清楚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可以把驯化的植物在欧亚大陆东西向传播之易与沿非洲南北轴线传播之难作一对

    比。新月沃地的大多数始祖作物很快就到达了埃及，然后向南传播，直到凉爽的埃

    塞俄比亚高原地区，它们的传播也就到此为止。南非的地中海型气候对这些作物来

    说应该是理想的，但在埃塞俄比亚与南非之间的那2000英里的热带环境成了一道不

    可逾越的障碍。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农业是从驯化萨赫勒地带和热带西非的

    当地野生植物（如高粱和非洲薯蓣）开始的，这些植物已经适应了这些低纬度地区

    的温暖气候、夏季的持续降雨和相对固定不变的白天长度。

    同样，新月沃地的家畜通过非洲向南的传播也由于气候和疾病（尤其是采采蝇传染

    的锥虫病）而停止或速度减慢。马匹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超过赤道以北的一些西非

    王国。在2000年中，牛、绵羊和山羊在塞伦格蒂大平原的北缘一直止步不前，而人

    类的新型经济和牲畜品种却仍在发展。直到公元元年至公元200年这一时期，即牲畜

    在新月沃地驯化的大约8000年之后，牛、绵羊和山羊才终于到达南非。热带非洲的

    作物在非洲向南传播时也遇到了困难，它们只是在新月沃地的那些牲畜引进之后才

    随着黑非洲农民（班图族）到达南非。然而，这些热带非洲的作物没有能够传播到

    南非的菲什河彼岸，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的地中海型气候条件阻止了它们的前进。

    结果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过去2000年的南非历史。南非土著科伊桑人（亦称霍屯督

    人和布须曼人）有些已有了牲畜，但仍没有农业。他们在人数上不敌黑非洲农民，

    并在菲什河东北地区被黑非洲农民取而代之，但这些黑非洲农民的向南扩张也到菲

    什河为止。只有在欧洲移民于1652年由海路到达，带来新月沃地的一整批作物时，

    农业才得以在南非的地中海型气候带兴旺发达起来。所有这些民族之间的冲突，造

    成了现代南非的一些悲剧：欧洲的病菌和枪炮使科伊桑人迅速地大量死亡；欧洲人

    和黑人之间发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一系列战争；接着又发生了一个世纪的种族压

    迫；现在，欧洲人和黑人正在作出努力，在昔日科伊桑人的土地上寻找一种新的共

    处模式。

    还可以把驯化的植物在欧亚大陆传播之易与沿美洲南北轴线传播之难作一对比。中

    美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距离—例如墨西哥高原地区与厄瓜多尔高原地区之间的距离—

    只有1200英里，相当于欧亚大陆上巴尔干半岛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距离。巴尔干

    半岛为大多数美索不达米亚的作物和牲畜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并在不到2000年

    的时间内接受了这一批在新月沃地形成的驯化动植物。这种迅速的传播抢先剥夺了

    驯化那些动植物和亲缘物种的机会。墨西哥高原地区和安第斯山脉对彼此的许多作

    物和牲畜来说同样应该是合适的生长环境。有几种作物，特别是墨西哥玉米，确实

    在哥伦布时代以前就已传播到另一个地区。

    但其他一些作物和牲畜未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间传播。凉爽的墨西哥高原地区应

    该是饲养美洲驼、豚鼠和种植马铃薯的理想环境，因为它们全都是在南美安第斯山

    脉凉爽的高原地区驯化的。然而，安第斯山脉的这些特产在向北传播时被横隔在中

    间的中美洲炎热的低地完全阻挡住了。在美洲驼于安第斯山脉驯化了5000年之后，

    奥尔梅克人的、玛雅人的、阿兹特克人的以及墨西哥其他所有土著人的社会仍然没

    有驮畜，而且除狗以外也没有任何可供食用的驯养的哺乳动物。

    反过来，墨西哥驯养的火鸡和美国东部种植的向日葵本来也是可以在安第斯山脉茁

    壮生长的，但它们在向南传播时被隔在中间的热带气候区阻挡住了。仅仅这700英里

    的南北距离就使墨西哥的玉米、南瓜属植物和豆类植物在墨西哥驯化了几千年之后

    仍然不能到达美国的西南部，而墨西哥的辣椒和藜科植物在史前时期也从未到达那

    里。在玉米于墨西哥驯化后的几千年中，它都未能向北传播到北美的东部，其原因

    是那里的气候普遍较冷和生长季节普遍较短。在公元元年到200年之间的某一个时

    期，玉米终于在美国的东部出现，但还只是一种十分次要的作物。直到公元900年左

    右，在培育出能适应北方气候的耐寒的玉米品种之后，以玉米为基础的农业才得以

    为北美最复杂的印第安人社会—密西西比文化作出贡献，不过这种繁荣只是昙花一

    现，便由于同哥伦布一起到来的和在他之后到来的欧洲人带来的病菌而寿终正寝。

    可以回想一下，根据遗传研究，新月沃地的大多数作物证明只是一次驯化过程的产

    物，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作物传播很快，抢先阻止了对相同品种或亲缘品种植物的任

    何其他的早期驯化。相比之下，许多显然广为传播的印第安作物中，却包含有一些

    亲缘植物，或甚至属于同一品种但产生了遗传变异的变种，而这些作物又都是在中

    美洲、南美洲和美国东部独立驯化出来的。从地区来看，在苋属植物、豆类植物、

    藜科植物、辣椒、棉花、南瓜属植物和烟草中，近亲的品种互相接替。在四季豆、

    利马豆、中国辣椒和瓠瓜中，同一品种的不同变种互相接替。这种由多次独立驯化

    所产生的结果，也许可以提供关于作物沿美洲南北轴线缓慢传播的进一步证明。

    于是，非洲和美洲这两个最大的陆块，由于它们的轴线主要是南北走向，故而产生

    了作物传播缓慢的结果。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南北之间的缓慢传播只在较小

    范围内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方面的另一些例子包括作物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与

    南印度之间十分缓慢的交流，华南的粮食生产向西马来西亚的缓慢传播，以及热带

    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粮食生产未能在史前时期分别抵达澳大利亚西南部和东南

    部的现代农田。澳大利亚的这两个角落现在是这个大陆的粮仓，但它们却远在赤道

    以南2000多英里之外。那里的农业得等到适应欧洲凉爽气候和较短生长季节的作物

    乘坐欧洲人的船只从遥远的欧洲到来的那个时候。

    我一直在强调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确定的纬度，因为它是气候、生长环境和粮食生

    产传播难易的主要决定因素。然而，纬度当然不是这方面唯一的决定因素，认为同

    一纬度上的邻近地区有着同样的气候（虽然它们不一定有着同样的白天长度），这

    种说法也并不总是正确的。地形和生态方面的界线，在某些大陆比在另一些大陆要

    明显得多，从而在局部上造成了对作物传播的重大障碍。

    例如，虽然美国的东南部和西南部处在同一个纬度上，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作物传

    播却是十分缓慢而有选择性的。这是因为横隔在中间的得克萨斯和南部大平原的很

    大一部分地区干旱而不适于农业。在欧亚大陆也有一个与此相一致的例子，那就是

    新月沃地的作物向东传播的范围。这些作物很快就向西传播到大西洋，向东传播到

    印度河流域，而没有碰到任何重大的障碍。然而，在印度如要再向东去，则由于主

    要是冬季降雨转变为主要是夏季降雨而大大延缓了涉及不同作物和耕作技术的农业

    向印度东北部恒河平原的扩展。如果还要向东，则有中亚沙漠、西藏高原和喜马拉

    雅山一起把中国的温带地区同气候相似的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分隔开来。因此，中国

    粮食生产的早期发展独立于处在同一纬度的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并产生了一些完

    全不同的作物。然而，当公元前2000年西亚的小麦、大麦和马匹到达中国时，就连

    中国与欧亚大陆西部地区之间的这些障碍也至少部分地得到了克服。

    而且，这种南北转移2000英里所产生的阻力，也因当地条件的不同而迥异。新月沃

    地的粮食生产通过这样长的距离传播到埃塞俄比亚，而班图人的粮食生产从非洲的

    大湖区向南迅速传播到纳塔尔省，因为在这两个例子中，隔在中间的地区有相似的

    降雨情势，因而适合于农业。相比之下，作物要想从印度尼西亚向南传播到澳大利

    亚的西南部地区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通过短得多的距离从墨西哥向美国西南部和

    东南部传播也因中间隔着不利于农业的沙漠地区而速度缓慢。中美洲在危地马拉以

    南没有高原，中美洲在墨西哥以南尤其是巴拿马地形极狭，这在阻碍墨西哥高原地

    区和安第斯山脉地区之间作物和牲口的交流方面，至少同纬度的梯度一样重要。

    大陆轴线走向的差异不仅影响粮食生产的传播，而且也影响其他技术和发明的传

    播。例如，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西南亚或其附近发明的轮子，不到几百年就从东到

    西迅速传到了欧亚大陆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而在史前时代墨西哥独立发明的轮子却

    未能传到南面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同样，不迟于公元前1500年在新月沃地西部发展

    起来的字母文字的原理，在大约1000年之内向西传到了迦太基，向东传到了印度次

    大陆，但在史前时期即已盛行的中美洲书写系统，经过了至少2000年时间还没有到

    达安第斯山脉。

    当然，轮子和文字不像作物那样同纬度和白天长度有直接关系。相反，这种关系是

    间接的，主要是通过粮食生产系统及其影响来实现的。最早的轮子是用来运输农产

    品的牛拉大车的一部分。早期的文字只限于由生产粮食的农民养活的上层人士使

    用，是为在经济上和体制上都很复杂的粮食生产社会的目的服务的（如对王室的宣

    传、存货清单的开列和官方记录的保存）。一般说来，对作物、牲畜以及与粮食生

    产有关的技术进行频繁交流的社会，也更有可能从事其他方面的交流。

    美国的爱国歌曲《美丽的亚美利加》说到了从大海到闪光的大海，我们的辽阔的天

    空，我们的琥珀色的谷浪。其实，这首歌把地理的实际情况弄反了。和在非洲一

    样，美洲本地的作物和牲畜的传播速度由于狭窄的天空和环境的障碍而变得缓慢

    了。从北美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从加拿大到巴塔哥尼亚高原，或者从埃及到南

    非，看不见本地绵延不断的谷浪，而琥珀色的麦浪倒是在欧亚大陆辽阔的天空下从

    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同美洲本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农业传播速度相

    比，欧亚大陆农业的更快的传播速度在对欧亚大陆的文字、冶金、技术和帝国的更

    快传播方面发挥了作用。

    提出所有这些差异，并不就是说分布很广的作物是值得赞美的，也不是说这些差异

    证明了欧亚大陆早期农民具有过人的智慧。这些差异只是反映了欧亚大陆轴线走向

    与美洲或非洲大陆轴线相比较的结果。历史的命运就是围绕这些轴线旋转的。

    第三部分 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

    第十一章 牲畜的致命礼物

    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粮食生产是怎样在几个中心出现的，以及粮食生产是怎样以

    不同的速度从那里向其他地区传播的。这些地理上的差异就是对耶利的问题的重要

    的终极回答，而耶利的问题是：不同的民族最后何以在权力和富裕方面大相径庭。

    然而，粮食生产本身并不是直接的原因。在一对一的战斗中，赤手空拳的农民可能

    不是赤手空拳的狩猎采集者的对手。

    对于农民的力量的一部分解释，在于粮食生产所能养活的稠密得多的人口：10个赤

    手空拳的农民在战斗中肯定能胜过一个赤手空拳的狩猎采集者。另一部分解释是：

    无论是农民还是狩猎采集者都不是赤手空拳的，至少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农民往

    往会呼出更可怕的病菌，拥有更好的武器和盔甲，掌握一般说来更有效的技术，并

    且生活在集中统一的政府之下，而这种政府里有更懂得如何去发动征服战争的有文

    化修养的杰出人物。因此，下面的4章将探讨一下粮食生产这个终极原因是如何导致

    病菌、文化修养、技术和集中统一的政府这些直接原因的。

    我从一个医生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个医院的病例，令人难忘地向我说明了牲畜、作物

    与病菌之间的关系。当我的朋友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时，他被叫进病房去给一

    对受到一种怪病折磨的夫妇看病。这对夫妇彼此沟通有困难，同我的朋友沟通也有

    困难，这对治病是不利的。做丈夫的是一个胆怯的瘦小男子，不知是什么病菌使他

    得了肺炎。他只能说几句英语，充当翻译的是他美丽的妻子。她为她丈夫的病忧心

    忡忡，并对陌生的医院环境感到害怕。我的朋友在医院里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想

    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异乎寻常的危险因素引起了这种怪病，这使他感到疲惫不堪。身

    心劳累使他忘记了关于病人秘密的所有教导：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竟要求那个

    做妻子的去问她的丈夫他是否有过可以引起这种感染的性经历。

    这位医生注意到，那个做丈夫的变得面红耳赤，把身体蜷缩起来，使原本瘦小的身

    躯似乎变得更小了。他恨不得一头钻到床单下面去，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结结

    巴巴地说出几句话来。他的妻子突然怒叫一声，站直了身子，居高临下地对着他。

    医生还没有来得及阻拦，她已一把抓起了一只很沉的金属瓶，用尽全力向她丈夫的

    脑袋砸去，接着怒气冲冲地跑出了房间。医生花了一番工夫才把他弄醒过来，甚至

    花了更大的工夫才从那男人的结结巴巴的英语中探听出他究竟说了些什么竟使他的

    妻子如此暴怒。答案慢慢地出来了：原来他刚才承认不久前到家里的农场去时和母

    羊性交过几次，也许这就是使他传染上那神秘的病菌的原因。

    这件事听起来有点荒诞不经，也不可能有什么更普遍的意义。但事实上，它说明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源自动物的人类疾病。我们爱羊很少会像那病人一样是出

    于肉欲。但我们大多数人对我们的猫、狗之类的宠物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爱。从我们

    所饲养的羊和其他牲畜的庞大数目来看，我们的社会毫无疑问对它们似乎有一种过

    度的喜爱。例如，最近的一次人口调查表明，澳大利亚人对他们的羊非常重视，

    17085400人竟养了161600000只羊。

    我们有些成年人会从我们的宠物那里得到传染病，而儿童得这种传染病的甚至更

    多。通常，这种病只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舒服，但有些也会发展成为大病。整个近

    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

    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的流行疾病

    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于在人类中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受害者死

    于战争引起的疾病的比死于战斗创伤的要多。所有那些为伟大的将军们歌功颂德的

    军事史对一个令人泄气的事实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个事实就是：过去战争中

    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

    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病菌的军队。

    关于病菌的历史作用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来自随同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而开始的

    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虽然被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杀死的印第安人不计

    其数，但凶恶的西班牙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却要多得多。为什么在欧洲和美洲之间

    这种可怕的病菌的交流是这样不对等？为什么印第安人的疾病没有大批杀死西班牙

    入侵者，并传回欧洲，消灭掉欧洲95%的人口？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被欧亚病菌大批

    杀死的其他土著身上，以及企图征服亚非热带地区的欧洲人身上。

    因此，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

    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请想一想艾滋病吧，那是一种传

    播速度非常快的人类疾病，似乎是从非洲野猴体内一种病毒演化而来。）本章一开

    始将要考虑什么是“疾病”，为什么有些病菌演化的目的是“使我们生病”，而其

    他大多数生物物种却不会使我们生病。我们将考察一下，为什么我们最熟悉的传染

    病中有许多成为流行病而迅速传播，如当前艾滋病的流行和中世纪黑死病（腺鼠

    疫）的流行。然后，我们还将考虑现在只在我们中间传播的那些病菌的祖先，是怎

    样从它们原来的宿主动物身上转移到我们身上来的。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对我

    们的传染疾病源自动物的深刻见解，是如何有助于说明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之间重大

    的、几乎是单向的病菌交流的。

    ————

    自然，我们都喜欢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考虑疾病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挽救自己和

    杀死病菌？让我们消灭这些坏蛋，而不必介意它们的动机是什么！然而，在一般的

    生活中，为了打败敌人，必须了解敌人，在医学中则尤其如此。

    因此，让我们首先暂时把我们人类的偏见放在一边，从病菌的角度来考虑疾病问

    题。要知道，病菌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病菌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使

    我们生病，如使我们得生殖器溃疡或腹泻。它这样做会得到什么样的演化利益呢？

    这似乎是特别令人费解而又自拆台脚的事，因为病菌杀死了它的宿主也就杀死了它

    自己。

    从根本上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有什么两样。演化所选择的，是那些在繁殖

    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存的地方传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个体。可以从数学上把病

    菌的传播定义为：由每一个原发病人传染的新的受害者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大小取

    决于每一个受害者能够传染给新的受害者的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这种病菌从一个

    受害者转移到下一个受害者的效率的高低。

    病菌已演化出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以及从动物传播给人。

    传播能力强的病菌繁殖的后代也多，结果就会得到自然选择的偏爱。我们的疾病的

    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

    我们帮助传播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

    病菌传播的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等待着被动地传染给下一个受害者。有些病菌等

    待一个宿主被下一个宿主吃掉，就是这种策略的运用：例如，沙门氏菌就是因为我

    们吃了已被感染的蛋或肉而感染上的；引起旋毛虫病的寄生虫是等我们在杀猪后吃

    了未煮熟的猪肉而从猪身上进入我们体内的；引起线虫肉芽病的寄生虫是喜吃寿司

    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因为吃了生鱼片而有时感染上的。这些寄生虫都是从被吃的动物

    传递给人的，但引起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强笑病（库鲁病）的病毒通常是从一个被

    吃的人传递给另一个人的。这种病是通过吃人肉传播的：高原地区的母亲们把死于

    库鲁病的人的脑髓挖出来等待下锅，一旁的孩子把这未煮过的脑髓用手摆弄后舔了

    舔手指，从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有些病菌不是等到旧宿主死后被吃掉，而是在昆虫的唾液中“搭便车”，这个昆虫

    咬了原来的宿主，然后赶紧离开去寻找新的宿主。提供这种“免费搭车”的可能是

    蚊子、跳蚤、虱子或采采蝇，它们分别传播疟疾、瘟疫、伤寒或昏睡病。这种被动

    传播的最卑鄙的把戏就是病菌干的，它们通过妇女传给胎儿，从而使出生后的婴儿

    受到感染。引起梅毒、风疹和现在的艾滋病的病菌就是靠玩这种把戏造成了道德的

    困境，让那些宇宙基本正义的信奉者，不得不同这种困境作殊死的斗争。

    其他一些病菌可以说是由自己来处理事情。它们改变宿主的结构和习惯，来加速自

    己的传播。从我们的角度看，得了由梅毒之类性病引起的外露的生殖器溃疡是一种

    极不光彩的事。然而，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只是一种有用的手段，用以获得宿主

    的帮助把病菌移入新宿主的体腔。天花造成的皮肤损伤，同样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

    身体接触来传播病菌的（有时是十分间接的，如一心想要消灭“好斗的”印第安人

    的美国白人把天花患者以前用过的毯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就更厉害了，它们诱使受害者咳

    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同样，霍乱菌促使它的受害者

    大量腹泻，把病菌送入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引起朝鲜出血热的病毒通过鼠

    尿来传播。在改变宿主的行为方面，再没有什么能和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这种病

    毒不但进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

    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但就这种小虫子所作的实际努力来说，应该得奖的还是钩虫

    和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它们的幼虫通过前一个受害者的粪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

    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进新宿主的皮肤。

    因此，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生殖器溃疡、腹泻和咳嗽都是“症状”。但从病菌的观

    点看，它们就是传播病菌的聪明的演化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使我们生病”是符合

    病菌的利益的。但是，为什么病菌会演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拆台脚的策略呢？

    从病菌的角度看，那只是宿主症状促进病菌高效传播的一个无心的附带结果（对我

    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是的，一个没有得到治疗的霍乱病人，最后可能

    因为每天拉稀达几加仑而送命。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只要这病人仍然活着，

    霍乱菌就会由于大量传播进下一个受害者的饮用水源而得到好处。倘若每个受害者

    因而平均感染一个以上的新的受害者，那么即使第一个宿主碰巧死了，霍乱菌仍然

    会传播开去。

    我们对病菌利益的不带感情的考察就到此为止。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考虑一下我

    们本身的自私的利益：活下去并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那些该死的病菌。

    我们受到感染的一个普遍反应是发烧。而我们又一次在习惯上把发烧看作是一

    种“症状”，好像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照例发生了。但是，体温的调节是受到基因控

    制的，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有些病菌对热的反应比我们的身体更敏感。提高我

    们的体温，实际上就是要在烤死我们自己之前把病菌烤死。

    我们的另一个普遍反应就是把我们的免疫系统动员起来。我们的白血细胞和其他细

    胞积极地搜出并杀死外来病菌。我们在抵抗某种使我们受到感染的病菌的过程中逐

    步形成的特定的抗体，使我们在痊愈后不大可能再次受到感染。我们根据经验都知

    道，有些病如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我们对它们的抵抗力只是暂时的；我们最后

    还是有可能再次感染上这种病的。然而，对其他一些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

    炎、风疹、百日咳以及现在已被战胜的天花—我们的由一次感染激发起来的抗体使

    我们获得终生免疫。这就是预防接种的原理：给我们接种一种已死的或变弱了的菌

    株，促使我们的抗体产生，而不必真的去生病。

    可是，有些聪明的病菌在我们的免疫防御面前就是不屈服。有些已学会了改变我们

    的抗体能认出来的那一细菌的某些分子结构（即所谓的抗原）来使我们上当。新品

    种的流行性感冒通过不断的演化或改造，产生了不同的抗原，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你

    在两年前得过流感，但在今年另一种流感到来时你仍不能免于感染的缘故。疟疾和

    昏睡病由于有迅速改变抗原的能耐，成了甚至更难抓住的主顾。最难抓住的是艾滋

    病，因为它甚至在一个病人的体内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从而破坏了这个病人的免

    疫系统。

    我们最缓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出来的。自然选择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

    基因频率。对于几乎任何一种疾病来说，某些人证明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强的基因抵

    抗能力。在疾病流行时，那些具有抵抗某种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种基因的人

    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反复接触某种病原体的人口中，具

    有那些抗病基因的个体的人数比例较高—这完全是因为没有这种基因的不幸的个体

    不大可能生存下来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

    你可能又一次认为，这是莫大的安慰。其实这种演化反应对基因易受感染的行将消

    失的个体没有任何好处，虽说这的确意味着整个人口有了抵抗这种病原体的更强的

    能力。关于这种基因防御的例子如：镰状红细胞基因、泰萨二氏病基因和囊性纤维

    变性基因可能使非洲黑人、德系犹太人和北欧人分别获得了保护自己（以一定的代

    价）抵抗疟疾、肺结核和细菌性腹泻的能力。

    总之，我们同大多数物种的相互作用，就像我们同蜂鸟的关系所证明的那样，不会

    使我们“生病”，也不会使蜂鸟“生病”。无论是我们还是蜂鸟，都不需演化出相

    互防范的能力。这种和平的关系能够维持下去，因为蜂鸟不指望我们为它们传播后

    代，也不指望我们把身体给它们当食物。蜂鸟演化的结果是它们以花蜜和昆虫为

    食，而这些东西是它们靠运用自己的翅膀得来的。

    但是，病菌演化的结果却是以我们体内的养料为食，一旦原来的受害者死了或者产

    生了抵抗力，它们也没有翅膀可以让它们飞到一个新的受害者的身体上去。因此，

    许多病菌不得不演化出一些花招，好让它们在潜在的受害者之间进行传播，而许多

    这样的花招也就是我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症状”。我们也已演化出我们自己的反

    花招，对此细菌又演化出反反花招来予以回答。我们和我们的病原体现在在一场逐

    步升级的演化竞赛中难解难分，以竞赛一方的死亡为失败的代价，而自然选择就是

    这场竞赛的裁判。现在就让我考虑一下这场竞赛的形式：是闪电战还是游击战？

    假定我们计算一下某个地区某种传染病病例的数目，并注意这些数目如何随时间而

    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变化模式在各类疾病中是大不相同的。对某些疾病如疟疾或钩

    虫病来说，在一个受侵袭的地区，任何一年的任何一个月都会有新的病例出现。然

    而，所谓流行疾病在一个很长时间里可能连一例都没有，然后是一大批病例，接着

    有一阵子又没有任何病例。

    在这些流行疾病中，流行性感冒是大多数美国人因有亲身经历而非常熟悉的一种

    病，有几年对我们来说特别糟糕（但对流行性感冒病毒来说则是美好的年头）。霍

    乱这种流行病发生的间隔时间较长，1991年秘鲁的霍乱是20世纪首次到达新大陆的

    流行病。虽然今天流行性感冒和霍乱的流行成了报纸的头版新闻报道，但在现代医

    药出现前的流行病通常要可怕得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时杀死2100万人的流行性感冒。黑死病（腺鼠疫）在1346年到1352年间杀

    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有些城市里死亡人数高达70%。19世纪80年代初，当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经萨斯喀彻温时，该省以前很少接触过白人及其病菌的印第安

    人死于肺结核的人数每年竟达到惊人的9%。

    与偶尔来袭的小病不同的是，作为流行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

    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

    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

    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

    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引起这

    些病的病菌往往不是生活在土壤中或其他动物身上。所有这4个特点也适用于美国人

    所认为的那些习见的儿童急性传染病，其中包括麻疹、风疹、急性腮腺炎、百日咳

    和天花。

    这4个特点结合起来往往造成了某种疾病的流行，其原因不难理解。简单地说，情况

    是这样的：病菌的迅速传播和症状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当地人口中的每一个人很快

    就受到感染，之后不久他或者死去，或者康复并获得免疫力。仍然会受到感染的人

    都不会活下来。但由于这种病菌除了在活人体内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人死了这种

    病也就消失了，直到又一批儿童达到易受感染的年纪—直到一个受到感染的外来人

    使一场流行病重新开始。

    关于这些疾病是怎样流行起来的，有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大西洋上叫做法罗群岛的与

    世隔绝的岛屿上的麻疹病史。1781年，一场严重的麻疹流行病到达法罗群岛，接着

    又消失了，其后该群岛就不再有麻疹发生，直到1846年，一个受到感染的木匠从丹

    麦坐船到来。不出3个月，法罗群岛的几乎全部人口（7782人）都得了麻疹，于是有

    的人死去，有的人康复，麻疹病毒又一次消失，直到下一次流行。一些研究表明，

    麻疹可能会在任何少于50万人的人口中消失。只有在比较多的人口中，这种病才会

    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直到原先受感染地区里出生的婴儿达到足够的数

    目，麻疹又会卷土重来。

    适用于法罗群岛上麻疹的情况，也适用于世界上其他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急性传染

    病。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些病需要有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拥挤的稠密人口，这

    样，到这种病不然就会衰退的时候，又有一大批易受感染的儿童成为感染对象。因

    此，麻疹和一些类似的疾病也叫做人群病。

    显然，人群病不可能在小群狩猎采集族群和刀耕火种的农民中存在下去。现代亚马

    孙河地区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悲惨经历表明，整个小部落可能被一个外来人带

    来的一种流行病几乎全部消灭—因为这个小部落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抵抗这种病菌

    的抗体。例如，1902年冬天，由捕鲸船“活跃”号上的一个水手带来的一场痢疾流

    行使56个萨德勒缪特爱斯基摩人中的51个人丧生，这是生活在加拿大北极地区南安

    普顿岛上的一群完全与世隔绝的人。此外，麻疹和我们的其他一些“童年”病，杀

    死受感染的成年人比杀死儿童的可能性更大，而那个小部落里的成年人又全都是易

    受感染的。（相比之下，现代的美国成年人很少有感染上麻疹的，因为他们中大多

    数在童年时或者得过麻疹，或者接受过预防接种。）那场流行病在把那个小部落中

    的大多数人杀死后接着就消失了。小部落人口少，这一点不但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承

    受不住从外面带来的流行病，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能演化出自己的流行病

    去回敬外来人。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口少就百病不生。他们同样会得传染病，不过只限于几种传染

    病而已。有些传染病是由能在动物身上或土壤中生存的病菌引起的，结果这种病不

    会消失，而且始终可以使人受到感染。例如，黄热病病毒是由非洲野猴携带的，它

    总是能够通过野猴感染非洲的农村人口，再从这些人通过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带

    去感染新大陆的猴子和人。

    还有一些传染病发生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它们是麻风和雅司病之类的慢性病。由于

    这种病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杀死它的患者，所以患者在活着时就成了感染这个小

    部落的其他成员的病菌仓库。例如，我在60年代曾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卡里穆伊

    巴西姆工作过，那里的居民是几千个与世隔绝的人，他们的麻风病发生率是全世界

    最高的—约40%！人口少的群体毕竟也是容易得一些非致命的传染病的。由于我们对

    这种传染病没有形成免疫力，结果同一个人在康复之后仍会再度感染。钩虫和其他

    许多寄生虫的情况就是如此。

    所有这些为与世隔绝的很少人口所特有的疾病，谅必都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它们

    是我们在早期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中得以形成并保持的疾病，因为那时的总人口为数

    甚少而且零星分散。这些疾病是我们与我们的野生近亲非洲类人猿所共有的，或者

    与它们的疾病相类似的。相比之下，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种人群病只有在积聚起众

    多的稠密人口时才可能出现。这种人口的积聚，随着大约1万年前农业的开始出现而

    出现，然后又随着几千年前城市的开始出现而加速发展。事实上，许多为人们所熟

    悉的传染病的得到证实的最早出现年代，竟晚得令人惊奇：天花出现在公元前1600

    年左右（从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断出来），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

    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现

    在1959年。

    为什么农业的出现会成为我们人群传染病形成的开端？其中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提

    到，那就是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倍到

    100倍。另外，狩猎采集族群经常变换营地，留下了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

    病菌和寄生虫的幼虫。但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之中，从

    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

    有些农业人口把自己的粪便收集起来，当作肥料撒到人们劳动的田里，从而使粪便

    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去感染新的受害者变得甚至更加容易。灌溉农业和鱼类养殖为蜗

    牛和水蛭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环境。蜗牛是吸血虫的宿主，而水蛭则在我们涉过满是

    粪便的水中时钻进我们的皮肤。定居的农民周围不但有自己的粪便，而且还有被他

    们贮藏的粮食吸引来的传播疾病的啮齿类动物。非洲农民砍伐出来的林中空地也为

    疟蚊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地。

    如果说农业的出现就这样地使我们的病菌交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它们带来

    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甚至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加拥挤的稠密人口使情况恶化

    了。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人口才最后稳定下来：在那以前，来自农村的健康

    农民不断地移居城市，这对于补充城市中因人群病而死去的人是必要的。对病菌来

    说，另一件好事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到罗马时代，这些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

    和北非有效地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谓安东尼瘟疫

    的天花终于到达罗马，在公元165年到180年期间杀死了几百万罗马城镇居民。

    同样，所谓查士丁尼瘟疫的腺鼠疫也第一次在欧洲出现了（公元542—543年）。但

    直到公元1346年，所谓黑死病的鼠疫才开始全力打击欧洲，那时一条新的与中国的

    陆上贸易路线，为满是跳蚤的毛皮提供了一条沿欧亚大陆东西轴线，从到处瘟疫的

    中亚地区到欧洲的快速运输通道。今天，我们的喷气飞机使得甚至最长的洲际飞行

    都比人类任何传染病的持续时间要短暂。1991年一架停在利马（秘鲁）的阿根廷航

    空公司的飞机，就设法从利马飞越3000英里把几十个感染霍乱的人当天送到我所居

    住的城市洛杉矶。美国人周游世界和外国人移居美国的迅速增多，正在把我们变成

    另一座熔炉—这一次是病菌的熔炉，而这些病菌我们原先认为不过是在遥远的国度

    引起一些古怪的疾病而未曾予以理会。

    因此，当人口的数量和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也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

    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能够形成并保持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的人群病。但这个结

    论也有其矛盾之处：在那时以前这些病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它们必须演化成新

    的疾病。那么，这些新的疾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近，由于对致病病菌所进行的分子研究，证据正在不断出现。就引起我们独有的

    疾病的许多病菌来说，分子生物学家现在能够确定一些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病菌。

    这些病菌同样证明是人群传染病的媒介—不过只在我们的各种家畜和宠物中流行罢

    了！在动物中，流行病同样需要稠密的大种群，而不是只去折磨任何某一只动物：

    这些流行病主要发生在需要有大的种群的群居动物中。因此，当我们驯养牛和猪这

    类群居动物时，它们已经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过在等待着转移给我们罢

    了。

    例如，麻疹病毒同牛瘟病毒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牛瘟这种可怕的流行病侵袭牛和许

    多野生的反刍哺乳动物，但不侵袭人。反过来，麻疹也不侵袭牛。麻疹病毒和牛瘟

    病毒极其相似这一点表明，后者从牛转移给人，然后通过改变其特性以适应人的情

    况而演化成麻疹病毒。考虑到许多农民的生活和睡眠同牛及其粪便、呼吸、溃疡和

    血液近在咫尺，这种转移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自从我们对牛驯养以来，我们和

    牛的这种亲密关系已存在了9000年之久—这大量时间足以使牛瘟病毒发现我们就在

    它的近旁。如表11.1所示，其他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传染病同样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动

    物朋友身上的疾病。

    表11.1 来自我们的动物朋友的致命礼物

    考虑到我们同我们所喜爱的动物的亲密关系，我们必定不断地受到它们的病菌的攻

    击。这些入侵者经过自然选择的筛选，只有少数得以成为人类的疾病。只要把当前

    的一些疾病迅速地观察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动物原病转化为人类疾病的4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由几十种病作为例证，这些病是我们不时从饲养的宠物和家畜那里直

    接得来的。它们包括从我们的猫那里得来的猫抓热，从我们的狗那里得来的钩端螺

    旋体病，从我们的鸡和鹦鹉那里得来的鹦鹉热，以及从我们的牛那里得来的布鲁氏

    菌病。我们同样也会从野生动物那里感染疾病，例如猎人在剥野兔皮时可能得兔热

    病。所有这些病菌仍然处在向人类病原体演化的早期阶段。它们仍然不能直接地从

    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甚至它们从动物身上转移给我们也仍属罕见。

    在第二阶段，原先动物的病原体已演化到可以直接在人群中传播从而引起流行病的

    地步。然而，这种流行病由于几个原因而消失了，如被现代医药治愈了，或因周围

    的每一个人都已得过病了，有的获得了免疫力，有的已经死了。例如，以前有一种

    叫做奥尼翁—尼翁热的不明热病于1959年在非洲出现，接着感染了几百万非洲人。

    它大概是猴子身上的一种病毒引起的，由蚊子传染给人。病人很快康复且不会复

    发，这一点有助于这种新出现的病很快消失。美国人家乡有种病叫做布雷格堡热，

    这是给一种新出现的钩端螺旋体病取的名字，这种病于1942年夏季在美国爆发，随

    后很快消失不见了。

    由于另一原因而消失不见的一种致命疾病是新几内亚的库鲁病。这种病因吃人肉而

    传染，是由一种作用缓慢的病毒引起的，人一旦染上这种病毒，终生都不会痊愈。

    就在库鲁病快要消灭新几内亚的2万人的福雷部落时，澳大利亚政府于1959年左右建

    立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结束了吃人肉的习俗，从而也结束了库鲁病的传播。医学

    史连篇累牍地记载了一些我们今天闻所未闻的疾病，但这些病曾一度引起了令人恐

    怖的流行病，接着又像出现时那样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有许多流行病在现代医

    学发明出用以确定罪魁祸首的病菌的方法之前很久便已销声匿迹了，1485年到1552

    年在欧洲迅速蔓延并使欧洲一片惊慌的“英国汗热病”和18、19世纪法国的“皮卡

    迪汗热病”只是其中两例而已。

    我们主要疾病的演化的第三阶段可以原先的动物病原体为代表，这些病原体确已在

    人体内安家落户，但并没有（尚未？）消失，可能仍然是或可能仍然不是人类的主

    要杀手。拉沙热是由一种可能来自啮齿类动物的病毒引起的，它的前途仍然十分难

    以预料。拉沙热是1969年在尼日利亚观察到的，它在那里引起了一种传染性很强的

    致命疾病，即使出现一例这样的病，尼日利亚的医院就都得关闭。情况比较清楚的

    是莱姆病，它是由一种螺旋体引起的，老鼠和鹿携带的扁虱叮咬了人，这种螺旋体

    就从叮咬处进入人体。虽然人类感染莱姆病的已知首批病例晚至1962年才在美国出

    现，但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莱姆病已经达到了流行的程度。艾滋病来自猴子的病

    毒，1959年左右有了关于人类感染这种病的最早记录。这种病的前途甚至更有保障

    （从艾滋病毒的观点看）。

    这种演化的最后阶段可以只有人类才会感染的那些主要的由来已久的疾病为代表。

    这些疾病必定是多得多的病原体在演化过程中的幸存者，所有那些病原体都曾力图

    迅速转移到我们身上—但多半失败了。

    在这些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一种本来为动物所独有的疾病转化为一种为人类所

    独有的疾病？有一种转化涉及居中传病媒介的改变：如果一种依赖某种节肢动物为

    传播媒介的病菌要转移到一个新宿主身上去，这种病菌可能也不得不要去寻找一种

    新的节肢动物。例如，斑疹伤寒最初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在老鼠之间传播的，这些

    跳蚤过不多久就能把斑疹伤寒从老鼠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最后，斑疹伤寒菌发

    现，人身上的虱子提供了一种效率高得多的在人与人之间直接往来的方法。由于美

    国人大都消灭了身上的虱子，斑疹伤寒又发现了进入我们体内的一条新的路线：先

    是传染给北美东部的飞鼠，这些飞鼠藏在阁楼上，然后再通过这些飞鼠传染给住

    户。

    总之，疾病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而病菌则通过自然选择适应新的宿主和传病媒

    介。但同牛的身体相比，我们的身体具有不同的免疫系统、虱子、排泄物和化学物

    质。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病菌必须演化出新的生存和传播方法。在几个富有启发性

    的病例中，医生或兽医实际上已经能够观察到演化出这种新方法的病菌。

    得到最充分研究的例子，是多发性黏液瘤病袭击澳大利亚兔子时所发生的情况。这

    种黏液病毒本来是巴西野兔携带的病毒，据观察，这种病毒在欧洲家兔中造成了一

    种致命的流行病，而欧洲家兔是另一种不同的兔子。原来，在19世纪有人愚蠢地把

    欧洲兔引进了澳大利亚，结果造成那里的兔子泛滥成灾。因此，在1950年，黏液病

    毒被有意识地引进澳大利亚，以期解决这个大陆上的欧洲兔灾。在第一年，黏液病

    毒在受到感染的兔子中造成了令人满意的（对澳大利亚农民来说）99.8%的死亡率。

    令这些农民感到失望的是，第二年兔子的死亡率下降到90%，最后下降到25%，使得

    要在澳大利亚完全消灭兔子的希望落空了。这里的问题是：这种黏液病毒是按照自

    己的利益来演化的，它的利益不但不同于那些兔子的利益，而且也不同于我们的利

    益。这种病毒之所以产生变化，是为了少杀死一些兔子，并使那些受到致命感染的

    兔子多活些时间再死。结果，不那么致命的黏液病毒就能比原先有高度毒力的黏液

    把下一代病毒传播到更多的兔子中去。

    对于发生在人类中的一个类似的例子，我们只需考虑一下梅毒的令人惊异的演化情

    况就行了。今天，一提起梅毒，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两种情况：生殖器溃疡和十分缓

    慢的病情发展，许多得不到治疗的患者要过好多年才会死去。然而，当梅毒于1495

    年首次在欧洲明确见诸记录时，它的脓疱通常从头部蔓延到膝部，使脸上的肉一块

    块脱落，不消几个月就让人一命呜呼。到1546年，梅毒已演化成具有我们今天所熟

    悉的那些症状的疾病。显然，同多发性黏液瘤病一样，为使患者活得长些而进行演

    化的那些梅毒螺旋体因此就能够把它们的螺旋体后代传染给更多的患者。

    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可以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并使那里人口减少这件事

    得到很好的例证。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

    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

    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例如，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600

    个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拥有好几百万人口的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

    国。科尔特斯到达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又带着他的“仅仅”损失了三

    分之二的队伍逃走，并一路打回海岸，这既证明了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也证明了

    阿兹特克人开始时的幼稚。但当科尔特斯的第二次袭击来到时，阿兹特克人就不再

    幼稚，而是极其顽强地展开了巷战。使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

    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产生

    的天花流行接着杀死了阿兹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难不死的

    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伤害西班

    牙人，就好像在为西班牙人的不可战胜作宣传似的。到1618年，墨西哥原来2000万

    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

    皮萨罗于1531年率领168个人在秘鲁海岸登陆去征服有几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时，

    同样带来了一场浩劫。对皮萨罗来说幸运的而对印加人来说不幸的是，天花已在

    1526年由陆路到达，杀死了印加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瓦伊纳·卡帕克皇帝和他的

    指定继承人。我们已在第三章中看到，皇位空缺的结果是使瓦伊纳·卡帕克的另两个

    儿子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尔卷入了一场内战，使皮萨罗在征服这个分裂的帝国时坐

    收渔人之利。

    当我们美国人想到1492年的新大陆人口最多的社会时，出现在我们心头的往往只有

    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社会。我们忘记了北美洲也曾在那最合逻辑的地方—密西西

    比河流域养活了人口众多的印第安人社会，我们今天的一些最好的农田就在这个地

    方。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征服者对于摧毁这些社会并未起到直接的作用；

    一切都是由事先已经传播的欧亚大陆的病菌来完成的。当埃尔南多·德索托成为第一

    个欧洲征服者于1540年在美国东南部行军时，他来到了两年前因当地居民死于流行

    病而被放弃的一些城镇旧址。这些流行病是从沿海地区印第安人那儿传来的，而这

    些印第安人又是被到沿海地区来的西班牙人感染的。西班牙人的这些病菌赶在这些

    西班牙人之前向内陆传播了。

    德索托仍然看得到密西西比河下游沿岸的一些人口稠密的印第安城镇。在这次远征

    结束后，又过了很久，欧洲人才又一次到达密西西比河河谷，但这时欧亚大陆的病

    菌已在北美洲安家落户，并不断向四处传播。到欧洲人下一次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出

    现，即17世纪初法国移民出现时，所有这些印第安人的大城镇已经消失殆尽。它们

    的遗迹就是密西西比河河谷的那些大土堆。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构筑这种大土堆

    的社会，有许多在哥伦布到达新大陆时仍然大部分完好无损，它们的瓦解（可能是

    疾病造成的结果）是从1492年到欧洲人对密西西比河进行系统勘探这一段时间里发

    生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小学生所受到的教育是：北美洲本来只有大约100万印第安人

    居住。把人数说得这样少，对于为白人的征服行为辩解是有用的，因为他们所征服

    的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认为几乎是空无所有的大陆。然而，考古发掘和对最早的欧洲

    探险者所留下的关于我们海岸地区的详尽描写表明，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

    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

    少了95%。

    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

    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

    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好像这些病还嫌不够似的，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

    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在无数情况下，白人实际

    上在当地亲眼目睹了病菌来到时所产生的破坏。例如，1837年，具有我们大平原最

    精致的文化之一的曼丹族印第安部落，从一艘自圣路易斯沿密苏里河逆流而上的轮

    船上感染了天花。某个曼丹人村庄里的人口在几个星期之内就从2000人急剧减少到

    不足40人。

    虽然有十几种来自旧大陆的主要传染病在新大陆安家落户，但也许还没有一种主要

    的致命疾病从美洲来到欧洲。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斑疹伤寒，但它的原发地区仍然是

    有争议的。如果我们还记得稠密的众多人口是我们的人群传染疾病演化的先决条件

    的话，那么病菌的这种单向交流就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最近对前哥伦布时代新

    大陆人口的重新估计是正确的，它不会比同时代的欧亚大陆人口少得太多。新大陆

    的一些城市，如特诺奇提特兰城，属于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为什么特诺奇

    提特兰城没有可怕的病菌在等待着那些西班牙人呢？

    一个可能的起作用的因素是，新大陆开始出现稠密人口的时间要稍晚于旧大陆。另

    一个因素是，美洲的3个人口最稠密的中心—安第斯山脉地区、中美洲和密西西比河

    流域—并未由于经常性的快速贸易而连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就像欧洲、北

    非、印度和中国在罗马时代连接起来那样。然而，这些因素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新

    大陆最后显然完全没有任何流行的人群病。据报道，在1万年前死去的一个秘鲁印第

    安人的干尸上发现了肺结核菌的DNA，但在这方面所使用的识别方法并不能把人的肺

    结核菌同一种亲缘很近的在野生动物中广泛传播的病原体（牛科动物分支杆菌）区

    别开来。

    其实，只要我们暂停一下，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么美洲之所以未能出现流行的致

    命的人群病的主要原因就一定会变得很清楚。这个问题就是，想象一下这些疾病可

    能会从什么病菌演化而来？我们已经看到，欧亚大陆的人群病是从欧亚大陆驯化的

    群居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尽管欧亚大陆有许多这样的动物，但在美洲驯化的动

    物只有5种：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火鸡、安第斯山脉地区的美洲驼／羊驼和豚鼠、

    热带南美的美洲家鸭和整个美洲的狗。

    反过来，我们也看到，新大陆驯化动物的这种极端缺乏，反映了用以启动驯化的野

    生动物的缺乏。在大约13000年前上一次冰期结束时，美洲有大约80%的大型野生哺

    乳动物便已灭绝了。同牛和猪相比，印第安人剩下的那几种驯化动物不可能成为人

    群病的来源。美洲家鸭和火鸡不是大群在一起生活的，它们也不是我们喜欢搂搂抱

    抱与我们有大量身体接触的动物（如小绵羊）。豚鼠可能制造了一种类似恰加斯病

    或利什曼病的锥虫感染，使我们的一系列痛苦雪上加霜，但这一点还不能肯定。开

    始，最令人惊奇的是，人类疾病没有一种来自美洲驼（或羊驼），这使人不由去把

    这种相当于欧亚大陆牲畜的安第斯山牲畜研究一番。然而，美洲驼有4个方面使它们

    不能成为人类病原体的来源：它们不像绵羊、山羊和猪那样大群饲养；它们的总数

    绝少会赶上欧亚大陆的家畜种群，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传播到安第斯山脉以外的地

    区；人们不喝美洲驼的奶（因此不会受到它们的感染）；美洲驼不是在室内饲养，

    和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相比之下，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居民中做母亲的妇女常常用

    自己的奶喂小猪，而猪也和牛一样经常养在农民的简陋小屋里。

    源于动物的疾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冲突。欧亚

    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

    民族包括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

    和布须曼人）。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的累计死亡率在50%和

    100%之间。例如，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人口，从哥伦布于公元1492年到达时的

    800万左右减少到1535年的零。麻疹于1875年随着一位访问澳大利亚归来的斐济酋

    长到达斐济，接着把当时仍然活着的所有斐济人杀死了四分之一（在这之前，大多

    数斐济人已在1791年死于随着第一批欧洲人的到来而开始的流行病）。梅毒、淋

    病、肺结核和流行性感冒于1779年随库克船长到来，接着于1804年又发生了一场斑

    疹伤寒大流行以及后来的许多“较小的”流行病，把夏威夷的人口从1779年的50万

    左右减少到1853年的84000人。这一年，天花终于来到了夏威夷，把剩下的人又杀

    死了1万左右。这种例子多得举不胜举。

    然而，病菌也并不是只对欧洲人有利。虽然新大陆和澳大利亚并没有本土的流行病

    在等待欧洲人，但热带亚洲、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却有。旧大陆的整个热

    带地区的疟疾、热带东南亚的霍乱和热带非洲的黄热病，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

    最著名的热带致命疾病。它们是欧洲人在热带地区殖民的最严重的障碍，同时也说

    明了为什么直到欧洲人瓜分新大陆开始后将近400年，欧洲人对新几内亚和非洲大部

    分地区的殖民瓜分才宣告完成。而且，一旦疟疾和黄热病通过船只运输传播到美

    洲，它们也成了对新大陆殖民的主要障碍。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是：这两种病

    使法国人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努力中途失败，也几乎使美国人最后取得成功的修建这

    条运河的努力中途失败。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事实牢记心中，在回答耶利的问题时努力重新全面认识病菌所起

    的作用。毫无疑问，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拥有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

    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但仅仅这种优势还不能完全说明开始时那么少的欧洲移

    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那么多的土著的。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

    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这一切

    也许是不会发生的。

    第十二章 蓝图和借用字母

    19世纪的作家往往把历史看作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这一转变的主要标志，包

    括农业的发展、冶金、复杂的技术、集中统一的政府和文字。其中文字在传统上是

    最受地理限制的一种标志：在伊斯兰教和欧洲殖民者向外扩张之前，澳大利亚、太

    平洋诸岛、非洲赤道以南地区和除中美洲一小部分地区外的整个新大陆，都没有文

    字。由于囿于一隅，以文明自诩的民族总是把文字看作是使他们比“野蛮人”优越

    的最鲜明的特点。

    知识带来力量。因此，文字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力量，用文字来传播知识可以做到

    更准确、更大量和更详尽，在地域上可以做到传播得更远，在时间上可以做到传播

    得更久。当然，有些民族（引人注目的是印加人）竟能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掌管帝

    国，而且“文明的”民族也并不总是能打败“野蛮人”，面对匈奴人的罗马军队知

    道这一点。但欧洲人对美洲、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的征服，却为近代的典型结果提

    供了例证。

    文字同武器、病菌和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并驾齐驱，成为一种现代征服手段。组织

    开拓殖民地的舰队的君主和商人的命令是用文字传达的。舰队确定航线要靠以前历

    次探险所准备的海图和书面的航海说明。以前探险的书面记录描写了等待着征服者

    的财富和沃土，从而激起了对以后探险的兴趣。这些记录告诉后来的探险者可能会

    碰到什么情况，并帮助他们作出准备。由此产生的帝国借助文字来进行管理。虽然

    所有这些信息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里也可以用其他手段来传播，但文字使传播变

    得更容易、更详尽、更准确、更能取信于人。

    既然文字具有这种压倒一切的价值，那么，为什么只有某些民族产生了文字，而其

    他民族则没有产生文字？例如，传统的狩猎采集族群为什么没有发明出自己的文

    字，也没有借用别人的文字？在岛屿帝国中，为什么文字出现在说弥诺斯语的克里

    特，而不是出现在说波利尼西亚语的汤加？文字在人类历史上分别产生过几次？是

    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因何种需要而产生的？在那些发明文字的民族中，为什么有

    些民族在这方面比另一些民族早得多？例如，今天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和斯堪的纳维

    亚人都识字，而大多数伊拉克人不识字：可是为什么文字的出现在伊拉克却又早了

    几乎4000年？

    文字从其发源地向外传播，同样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文字从新月

    沃地向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半岛传播，但却没有从墨西哥向安第斯山脉传播？书写

    系统是否是通过手抄来传播的？现有的书写系统是否仅仅是启发了邻近的民族去发

    明他们自己的书写系统？既然一种书写系统只适合一种语言，你又如何去为另一种

    语言设计一种书写系统呢？如果人们想要了解人类文化的其他许多方面—如技术、

    宗教和粮食生产的起源和传播，同样的问题也会产生。但对关于文字的这类问题感

    兴趣的历史学家却拥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即这些问题通常可以借助文字记载本身而

    得到无比详尽的回答。因此，我们可以对文字的发展作一番考查，这不仅是因为文

    字固有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可以借此对文字所提供的文化史进行普遍而深入的了

    解。

    ————

    有3个基本策略构成了书写系统的基础。在由一个书写符号代表的言语单位的大小方

    面，这些策略是不同的：一个基本的音，一个完整的音节，或者一个完整的词。在

    这些书写系统中，今天大多数民族使用的系统是字母表，而字母表最好要能为语言

    的每一个基本的音（音素）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符号（称为字母）。但实际上，大

    多数字母表只有20或30个左右的字母，而大多数语言的音素又多于它们的字母表中

    的字母。因此，大多数用字母书写的语言，包括英语，不得不给同一个字母规定几

    个不同的音素，并把字母组合来代表某些音素，如英语中的两个字母的组合sh和

    th（而在俄语和希腊语字母表中，则分别由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

    第二个策略就是利用所谓语标，就是说用一个书写符号来代表一个完整的词。这是

    中国文字的许多符号的功能，也是流行的日语书写系统（称为日文汉字）的功能。

    在字母文字传播以前，大量利用语标的书写系统更为普通，其中包括埃及象形文

    字、玛雅象形文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

    第三个策略是本书大多数读者最不熟悉的，也就是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其实

    大多数这样的书写系统（称为音节文字）就是用不同的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和后面的

    一个元音所构成的音节（如“fa-mi-ly”这个词的音节），并采用各种不同的办法

    以便借助这些符号来书写其他类型的音节。音节文字在古代是很普通的，如迈锡尼

    时代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有些音节文字直到今天仍有人使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

    本人用于电报、银行结单和盲人读本的假名。

    我故意把这3个方法称为策略，而不是称为书写系统。现行的书写系统没有一个是只

    有一种策略的。汉语的文字不是完全由语标组成的，英语的文字也不是全用字母

    的。同所有字母书写系统一样，英语用了许多语标，如数字、＄、%和＋：就是说，

    用了许多任意符号，这些符号代表整个的词，但不是由语音要素构成的。“由音节

    组成的”B类线形文字有许多语标，而“由语标组成的”埃及象形文字不但有一个含

    有代表每一个辅音的各别字母的实际上的字母表，而且也包括了许多音节符号。

    从头开始去发明一种书写系统，其困难程度与借用和改造一个书写系统无法相比。

    最早的文字记录者必须拟定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基本原则。例如，他

    们必须想出办法把一连串的声音分解为一些言语单位，而不管这些单位被看作是

    词、音节或音素。他们必须通过我们说话时的音量、音高、语速、强调、词语组合

    和个人发音习惯等所有正常变化中去学会辨认相同的音或言语单位。他们必须决

    定，书写系统应该不去理会所有这些变化。然后，他们还必须设计出用符号来代表

    语音的方法。

    不知怎么的，在前面没有显示最后结果的样板来作为指导的情况下，这些最早的文

    字记录者竟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这个任务显然非常困难，历史上只有几次是人们

    完全靠自己发明出书写系统的。两个无可争辩的独立发明文字的例子，是稍早于公

    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和公元前600年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图

    12.1）；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字和不迟于公元前1300年的中国文字，可能也是独

    立出现的。从那以后，所有其他民族可能是通过借用和改造其他文字，或至少受到

    现有书写系统的启发而发明了自己的文字。

    我们研究得最详尽的独立发明的文字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书写系统—苏美尔楔形文字

    （图12.1）。在这种文字定形前的几千年中，新月沃地的一些农业村舍里的人用黏

    土做成的各种简单形状的记号来计数，如记下羊的头数和谷物的数量。在公元3000

    年前的最后几百年中，记账技术、格式和符号的发展迅速导致了第一个书写系统的

    产生。这方面的一个技术革新是把平平的黏土刻写板作为一种方便的书写表面。开

    始时是用尖器在黏土上刻划，后来这种尖器逐步让位于用芦苇秆做的尖笔，因为这

    种笔能在黏土板上画出整齐美观的记号。书写格式的发展包括逐步采用了今天普遍

    认为必不可少的一些惯例：应该把文字整整齐齐地安排在用直线画出来的行列中

    （苏美尔人的文字同现代欧洲人的文字一样都是横排的）；一行行文字读起来应该

    始终顺着一个方向（苏美尔人同现代欧洲人一样都是从左到右的）；以及在黏土板

    上逐行阅读应该是由上而下，而不是相反。

    文中提到的某些文字的所在地

    6.克里特（A类和B类线形文字）

    12.日本（假名）

    16.切罗基

    图12.1 中国和埃及旁边的问号表示这些地区的早期文字究竟是完全独立出现的，还

    是受到其他地区更早出现的文字的刺激而发明的，还有些疑问。“其他”所指的文

    字既非字母文字，亦非音节文字，它们可能是在更早的文字的影响下出现的。

    但是，至关重要的改变是去解决对几乎所有书写系统来说都带根本性的问题：如何

    去设计出人人同意的代表实际语言的显而易见的符号，而不仅仅是不顾发音的一些

    概念或单词。这一解决办法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苏美尔人以前的城市乌鲁克的废墟

    上出土的几千块黏土板上得到了非同寻常的证明。乌鲁克位于幼发拉底河上，在现

    今巴格达东南大约200英里处。最早的苏美人的文字符号是一些可以认出来的所指称

    对象的图形（如鱼和鸟的图形）。当然，这些图形符号主要是由数字加上代表看得

    见的对象的名词组成的；由此而产生的文本不过是没有语法成分的简短的速记式的

    流水账。慢慢地，这些符号形式变得比较抽象起来，尤其是在尖头的书写工具被芦

    苇秆做的尖笔代替之后。把旧的符号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符号，产生了新的意义：

    例如，为了产生一个表示吃的意思的符号，就把代表头的符号和代表面包的符号结

    合在一起。

    最早的苏美尔文字是由不表音的语标构成的。就是说，它不是以苏美尔语言的特有

    发音为基础的，它可以用完全不同的发音来表示任何其他语言中的同一个意思—正

    如对4这个数字符号，说英语的、说俄语的、说芬兰语的和说印度尼西亚语的都有不

    同的发音，分别念成four、chetwire（четыре）、neljä和empat。也许整个文字

    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苏美尔人采用了语音符号，开始时是借助代表发音相同而又可

    以画出来的名词的符号来书写抽象名词。例如，要为弓画出一个可以识别的图形是

    容易的，但要为生命画出一个可以识别的图形就困难了，但这两者的发音在苏美尔

    语里都是ti，因此一张弓的图形的意思或者是弓，或者是生命。解决由此而产生的

    歧义是加上一个叫做义符的无声符号，以表示拟议中的对象所属的名词类别。语言

    学家把这种决定性的创新称之为画谜原则，也是今天构成双关语的基础。

    苏美尔人一旦偶然发现了这个语音原则，就着手把它不仅仅用来书写抽象名词，而

    且还用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们把它用来书写构成语法词尾的音节或字母。例如，要

    给英语中的常见音节-tion画出一幅图来可不那么容易，但我们却能为同音动词

    shun（避开）画出一幅示意图来。用语音来表达的符号也被用来“拼写”较长的

    词，成为一系列的画面，每一个画面描绘一个音节的发音。这就好像一个说英语的

    人在写believe（相信）这个词时先画一只蜜蜂（bee）再在后面画一片树叶

    （leaf）一样。语音符号也使造字的人能够用相同的图形符号来代表一组相关的词

    （如tooth〔牙齿〕、speech〔说话〕和speaker〔说话者〕），但要解决歧义问

    题，就得加上一个语音表达符号（如为two〔二〕、each〔每个〕和peak〔山峰〕

    选择符号）。

    因此，苏美尔文字最后成了3种符号的一种复杂的组合：语标，指称一个完整的词或

    名字；语音符号，实际上被用来拼写音节、字母、语法成分或部分的词；和义符，

    不发音，只用来解决歧义问题。尽管如此，苏美尔文字中的语言符号还远远没有达

    到一种完备的音节表或字母表的标准。苏美尔语的有些音节没有任何书写符号；同

    一个符号可能有不同的发音；同一个符号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读法，可以读作一个

    词、一个音节或一个字母。

    除了苏美尔楔形文字外，人类历史上另一个独立发明文字的确然无疑的例子，来自

    中美洲（可能是墨西哥南部）的印第安社会。有人认为，中美洲文字的出现与旧大

    陆的文字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古挪威人之前新大陆

    的社会就已同拥有文字的旧大陆的社会有了接触。而且，从形式来看，中美洲的书

    写符号也完全不同于旧大陆的任何一种文字。已知的中美洲文字约有十几种，其中

    全部或大部分显然有亲缘关系（例如，在它们的数字系统和历法系统方面），它们

    大多数仍然只是部分得到破译。目前，中美洲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字，来自公元前

    600年左右墨西哥南部的萨波特克地区，但迄今了解得最多的则是玛雅人居住的低地

    地区的文字，那里已知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年代相当于公元292年。

    巴比伦楔形文字的实例，该文字起源于苏美尔楔形文字。

    尽管玛雅文字是独立发明出来并且具有与众不同的符号形式，但它的组成原则基本

    上类似于苏美尔文字，也类似于受苏美尔文字启发的欧亚大陆西部其他一些书写系

    统。同苏美尔文字一样，玛雅文字也利用语标和语言符号。代表抽象词的语标通常

    是根据画谜原则而发明出来的。就是说，一个抽象的词可以用代表另一个词的符号

    写出来，这个词发音相同，但具有一种不同的然而可以容易画出来的意思。同日本

    的假名符号和迈锡尼时代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音节表一样，玛雅文的语音符号多半是

    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构成的音节符号（如ta，te，ti，to，tu）。同早期闪语字

    母表中的字母一样，玛雅文的音节符号来自对所指称事物所画的图像，而对这个事

    物的发音就是以那个音节开始（例如，玛雅文的音节符号“ne”像一个尾巴，而玛

    雅文中表示尾巴的词就是neh）。

    中美洲文字同欧亚大陆西部古代文字的所有这些相似之处，证明了人类创造力的根

    本普遍性。虽然在全世界的语言中，苏美尔人的语言和中美洲的语言彼此并没有什

    么特别的关系，但两者在把语言化为文字方面都提出了一些类似的基本问题。苏美

    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前首创的解决办法，又在公元前600年前隔着半个地球被早期

    的中美洲印第安人重新创造出来。

    埃及、中国和复活节岛的文字是可能的例外，留待以后讨论。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

    时候发明出来的所有其他书写系统，似乎都是从一些书写系统派生出来的，这些书

    写系统或是把苏美尔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加以修改后为己所用，或至少是受到它

    们的启发而自行创造出来的。独立发明出来的文字何以如此之少，一个原因是发明

    文字极其困难，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另一个原因是独立发明文字的其他机会

    被苏美尔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以及它们的派生文字抢先得去了。

    17世纪初印度次大陆拉贾斯坦或古吉拉特画派的一幅画。画上文字与其他大多数现

    代印度文字一样，源自古印度的婆罗门文字。这种古印度文字可能是由于公元前7世

    纪左右阿拉姆语字母的思想传播而产生的。印度文字吸收了阿拉姆语字母的原则，

    但独立地发明了字母形式、字母顺序和对元音的处理，而没有采用蓝图复制的办

    法。

    我们知道，苏美尔文字的形成至少花去了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时间。我们还将看

    到，文字形成的先决条件是由人类社会的几个特点组成的，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一

    个社会是否会认为文字有用，以及这个社会是否能养活那些专职的文字记录者。除

    了苏美尔人的社会和早期墨西哥人的社会外，其他许多人类社会—如古代印度的社

    会、克里特岛的社会和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也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然而，苏美尔

    人和早期墨西哥人碰巧分别是旧大陆和新大陆最早有了这些先决条件的人。一旦苏

    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发明出文字，他们的文字的细节和原则迅速传播到其他社

    会，它们可以不必再用几百年甚或几千年的时间去进行造字的实验。因此，其他一

    些独立的造字实验的可能性就被取消或中止了。

    文字是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中的任意一种去传播的，这两种方法在整个技术史

    和思想史中都可以找到先例。有人发明了一样东西并投入了使用。那么，你作为另

    一个未来的使用者，既然知道别人已经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原型并使其发生作用，你

    又为何要为自己的使用而去设计相同的东西呢？

    此类发明的传播形式有一系列形式。形式的一端是“蓝图复制”，就是对现有的一

    幅详尽的蓝图进行复制或修改。另一端是“思想传播”，就是仅仅把基本思想接受

    过来，然后必须去重新创造细节。知道这能够做到，就会激励你自己努力去干，但

    你最终的具体解决办法可能像也可能不像第一个发明者的解决办法。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蓝图复制或思想传播，到底哪一个对

    俄国造成原子弹贡献更大。俄国制造原子弹的努力，是否决定性地依赖于由间谍窃

    取后送到俄国去的已经造好的美国原子弹蓝图？或者这仅仅是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

    炸的启示终于使斯大林相信制造这样的炸弹是可能的，然后由俄国科学家重新创造

    出用于一项独立的应急计划的原则，而很少从此前美国的努力中得到详尽的指导？

    对于轮子、金字塔和火药的发展史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蓝图复

    制和思想传播是怎样帮助书写系统的传播的。

    今天，一些专业语言学家用蓝图复制法为一些没有文字的语言设计书写系统。这种

    根据特定需要设计的系统，大多数是把现有字母表拿来加以修改，虽然有些也设计

    出了音节表。例如，一些身为传教士的语言学家，通过修改罗马字母为数以百计的

    新几内亚和印第安语言设计文字。政府的语言学家不但为俄罗斯的许多部落语言设

    计出经过修改的西里尔字母，而且也设计出经过修改的罗马字母，于1928年被土耳

    其采用来书写土耳其语。

    有时候，对于那些在遥远的过去依靠蓝图复制而设计出书写系统的人，我们也有所

    了解。例如，西里尔字母（今天仍在俄国使用）是公元9世纪时向斯拉夫人传教的希

    腊传教士圣西里尔通过改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字母而设计出来的。日耳曼语（包括

    英语在内的语族）保存完好的最早文本是用乌尔斐拉斯主教创造的哥特文字母写

    的。乌尔斐拉斯是一个传教士，于公元4世纪同西哥特人一起生活在今天的保加利

    亚。同圣西里尔的发明一样，乌尔斐拉斯的字母表是从其他来源借用的字母的大杂

    烩：有大约20个希腊字母，大约5个罗马字母，还有两个字母或是取自如尼文字母，

    或是他自己创造的。更多的时候，对于那些发明著名的古代字母的人，我们则一无

    所知。但仍有可能把新出现的古代字母同以前存在的字母加以比较，并从字母的形

    式推断出是哪些现有的字母被用作模本。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肯定，迈锡尼

    时代希腊的B类线型音节文字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从克里特岛的A类线形音节文字

    改造而来的。

    把一种语言的现有书写系统用作蓝图使之适应另一种语言，在几百次这样做的过程

    中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没有两种语言的发音是完全相同的。原来的字母和符号

    有些被舍弃了，如果在借出语言中的那些字母所代表的发音在借入语言中是不存在

    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芬兰语中没有其他欧洲语言用b、c、f、g、w、x和

    z所代表的音，因此芬兰人就从他们的经过改造的罗马字母中舍弃了这些字母。还有

    一个经常出现的相反问题，即设计出一些字母来代表为借入语言所有而为借出语言

    所无的一些“新的”发音。这个问题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获得了解决：如利用一个由

    两个或两个以上字母构成的任意组合（如英语中的th代表在希腊语和如尼语中只用

    一个字母代表的音）；给一个现有的字母加上一个区别性的记号（如西班牙语字母

    的腭化符号ñ，德语字母的变音符号ö，以及那些多出来的在波兰语和土耳其语字母

    周围跳舞的记号）；征用借入语言中用不着的字母（如现代捷克语把罗马字母C重新

    起用来表示捷克语中的ts音）；或者干脆创造出一个新的字母（就像我们中世纪的

    祖先在创造j、u和w这些新字母时所做的那样）。

    罗马字母本身就是长长的一系列蓝图复制的终端产品。在人类历史上，字母显然只

    产生过一次：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从现代叙利亚到西奈半岛这个地区内说闪语

    的人当中产生的。历史上的和现行的几百种字母，追本溯源全都来自闪语字母这个

    老祖宗，有些（如爱尔兰的欧甘字母）是思想传播的结果，但大多数则是通过对字

    母形式的实际复制和修改而产生的。

    字母的这种演化可以追溯到埃及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包含代表埃及语24个辅音的全

    套24个符号。埃及人没有采取（在我们看来）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即抛弃他们所有

    的语标、义符和代表双辅音和三辅音的符号，而只使用他们的辅音字母。然而，从

    大约公元前1700年开始，一些精通埃及象形文字的闪米特人着手对这合乎逻辑的一

    步进行试验。

    规定符号只能用来代表单辅音，这是把字母同其他书写系统区别开来的3大改革中的

    第一项改革。第二项改革是把字母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排列并给它们起一个容易记

    住的名称，从而帮助使用者来记住这些字母。我们英语字母的名称多半是没有意义

    的单音节（“a”、“bee”、“cee”、“dee”，等等）。但闪语字母的名称在闪

    语中是有意义的：它们都是代表人们所熟悉的事物的词（’aleph＝牛，beth＝房

    子，gimel＝骆驼，daleth＝门，等等）。这些闪语词通过“截头表音法”同它们

    所涉及的闪语辅音发生关系：就是说，代表该事物的词的第一个字母，也就是赋予

    该事物以名称的那个字母（’a、b、g、d，等等）。此外，闪语字母的最早形式在

    许多情况下似乎都是那些事物的图像。所有这些特点使闪语字母的形式、名称和排

    列顺序容易记住。许多现代语言的字母，包括我们英语的字母，在3000多年后仍然

    保留了原来的排列顺序，只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就希腊语而言，甚至还保留

    了字母原来的名称：alpha、beta、gamma、delta，等等）。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

    到的一个小小的改变，是闪语和希腊语字母中的g变成了罗马语和英语字母中的c，

    而罗马人又在现在的位置上创造出一个新的g。

    导致现代语言的字母的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改革的，是规定了元音。在闪语字母的

    早期，已经有人着手对书写元音的方法进行实验，或是另外加上一些小字母来表示

    特定的元音，或是在辅音字母上加上点、线或钩。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成为用代

    表辅音的那些字母来系统地表示全部元音的第一个民族。希腊人通过“征用”腓尼

    基语字母中用来代表为希腊语所无的一些辅音的5个字母而得到他们的元音字母α－ε

    －η－ι－ο。

    文字演变的一条路线是对这些最早的闪语字母进行蓝图复制和逐步修改，从而发展

    成早期的阿拉伯字母，再进而发展成现代的埃塞俄比亚语的字母。还有一条重要得

    多的路线是经由用于波斯帝国官方文件的阿拉姆语字母，演变为现代的阿拉伯语、

    希伯来语、印度语和东南亚语言的字母。但欧洲和美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一条演变路

    线到公元前8世纪初经由腓尼基人到达希腊人，在同一世纪内又从希腊人到达伊特鲁

    斯坎人，又过了一个世纪到达罗马人，罗马人的字母稍经修改就成了英文字母。由

    于精确和简洁相结合的这种潜在优点，字母如今已在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得到采

    用。

    虽然蓝图的复制和修改是传播技术的最直接的选择，但有时候这种选择不一定能够

    得到。蓝图可能被隐藏起来，而且不是深于此道的人对蓝图也不一定能够读懂。对

    于在远处某个地方发明了某个东西，人们可能有所耳闻，但详细情况则可能无从知

    晓。也许所知道的只是这样的基本思想：某人以某种方法成功地取得了某种最后的

    成果。然而，知道了这一点，可能就是通过思想传播去启发别人设计他们自己的取

    得此种成果的途径。

    文字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820年左右阿肯色州的一个名叫塞阔雅的印第

    安人为了书写切罗基语而发明了音节文字。塞阔雅注意到，白人在纸上做记号，并

    且用这些记号来记录和复述长篇讲话，能得到很大方便。然而，这些记号的复杂作

    用对他来说仍是一个谜，因为（同1820年前的大多数切罗基人一样）塞阔雅是个文

    盲，对英语既不会说，也不会读。因为塞阔雅是个铁匠，他开始时发明了一种记账

    法帮助他记录顾客的欠账。他给每一个顾客画一幅画；然后他又画了一些大小不一

    的圆圈和线条来表示所欠钱款的数量。

    1810年左右，塞阔雅决定去为切罗基语设计一种书写系统。他又一次开始画图，但

    由于画图太复杂，在艺术上要求太高，就放弃了。接下去他为每一个词发明一些单

    独的符号，但在他创造了几千个符号而仍然不够用时，他又觉得不满意了。

    最后，塞阔雅认识到，词是由一些不同的声音组成的，这些声音在许多不同的词里

    反复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音节。他开始时设计出200个音节符号，又逐步减少到

    85个，大多数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的组合。

    一位小学老师给了塞阔雅一本英语单词拼写课本，他于是就用这本书来练习抄写字

    母，这些字母也就成了他的符号的一个来源。他的切罗基语音节符号大约有二十几

    个直接取自英语字母，当然意义完全改变了，因为塞阔雅并不知道它们在英语中的

    含意。例如，他挑出D、R、b和h这些符号来分别代表切罗基语的音节a、e、si和

    ni，而数字4这个符号则被借用来代表音节se。他把一些英语字母加以改变从而创造

    出其他一些符号，例如他设计出符号

    、

    和

    来分别代表音节yu、sa和na。还有一些符号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创造，如分别代表

    ho、li和nu的

    、

    和

    。塞阔雅的音节文字得到专业语言学家的普遍赞赏，因为它非常切合切罗基语的发

    音，同时学起来也很容易。在很短时间内，切罗基人几乎100%地学会了这种音节文

    字，他们买来了印刷机，把塞阔雅的符号铸成铅字，并开始印起书报来。

    塞阔雅发明的代表切罗基语音节的一组符号

    切罗基文字始终是关于思想传播产生文字的得到最充分证明的例子之一。我们知

    道，塞阔雅得到了纸和其他书写材料，得到了关于书写系统的思想、利用不同符号

    的思想，并得到了几十种记号形式。然而，由于他对英语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所

    以他不能从周围现有的各种文字中得到关于造字的细节，甚至也得不到关于造字的

    原则。虽然他周围语言的字母都是他所不了解的，但他却在不知道3500年前克里特

    岛已经创造出另一种音节文字的情况下独立地重新创造出一种音节文字。

    塞阔雅的例子也可被用作说明思想传播如何可能导致古代许多书写系统的样本的产

    生。公元1446年朝鲜李朝国王世宗为朝鲜语设计的谚文字母，显然受到了中国方块

    字的启发，同时也受到了蒙古和西藏佛教经文的字母表音原则的启发。然而，世宗

    国王创造了谚文字母的形式和他的字母的几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包括用音节把字母

    组成方块，用相关的字母形状来代表相关的元音或辅音，以及用描写嘴唇和舌头位

    置的辅音字母的特有形状来发那个辅音。从公元4世纪左右起在爱尔兰和说凯尔特语

    的不列颠部分地区使用的欧甘字母，同样采用了字母表音原则（此时已有现成的欧

    洲字母可以采用），但也发明了独一无二的字母形式，而这种形式显然是以手势语

    的五指法为基础的。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把谚文字母和欧甘字母的出现归之于思想的传播，而不是闭门造

    车式的独立创造，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社会与拥有文字的社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同时也因为灵感得益于哪些外国文字也显而易见。相比之下，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

    把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中美洲的最早文字归之于独立创造，因为在它们首次出现

    时，在它们各自所在的半球范围内，不存在任何可以给它们以启发的其他文字。仍

    然可以争论的是复活节岛、中国和埃及的文字起源问题。

    生活在太平洋中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有一种独特的文字，这种文字保存完好

    的最早样本只可追溯到公元1851年左右，也就是在欧洲人于1722年到达该岛之后很

    久。也许，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文字就已在复活节岛独立出现了，虽然没有任何样

    本保存下来。但是，最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不妨对一些事实信以为真，假定1770年

    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向复活节岛居民递交了书面的并吞声明，正是看了这个声明才促

    使岛上居民去发明一种文字。

    至于中国文字，最早有实物证明的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但也可能还有更早的。

    中国文字也具有为本地所独有的符号和某些组合原则，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也

    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于公元前3000年在中国早期城市中心以西4000英里的苏美

    尔发展起来，并在不迟于公元前2200年时在这些城市中心以西2600英里的印度河河

    谷出现，但在印度河河谷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没有听说过存在早期的书写系统。

    因此，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中国最早的文字发明者已经知道了其他任何可以给他们以

    启发的书写系统。

    显示与众不同的谚文书写系统的朝鲜文原文（诗：《山丘上的花》，金素月著）。

    每一个方块代表一个音节，而方块内的每一个组成符号代表一个字母。

    在所有古代书写系统中最有名的埃及象形文字，通常也被认为是独立创造的产物，

    但如认为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不同是思想传播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象

    形文字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几乎完全成熟的形式相当突然地出现。埃及在苏美尔

    西面仅仅800英里，埃及和苏美尔也一直有贸易往来。使我感到可疑的是，竟然没有

    关于象形文字逐步发展的任何证据流传下来，尽管埃及的干燥气候可能会有利于保

    存更早的文字实验成果，尽管苏美尔同样干燥的气候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几个

    世纪中已经产生了关于苏美尔楔形文字发展的丰富证据。同样可疑的是，在苏美尔

    文字和埃及文字出现之后，又在伊朗、克里特和土耳其出现了其他几种显然独立设

    计出来的书写系统（分别为所谓原始埃兰语文字、克里特形象文字和赫梯象形文

    字）。虽然这些书写系统的每一种所使用的一套特殊的符号，都不是从埃及或苏美

    尔借用的，但发明这些书写系统的民族几乎是不可能不知道他们邻近的贸易伙伴的

    文字的。

    中国文字举例：吴历于1679年所书手卷

    如果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了几百万年之后，所有这些地中海和近东社会在

    彼此相距不过几百年的时间内，碰巧竟各自独立地偶然想到发明文字这个主意，这

    可能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巧合。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思想传播，就

    像塞阔雅的情形一样。这就是说，埃及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已从苏美尔人那里了解到

    发明文字的思想，可能还了解到某些造字原则，然后又为自己发明了另外一些原则

    和全部字母的特有形式。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始时的那个主要问题：为什么文字在某些社会出现并向

    某些社会传播，但不向其他许多社会传播？我们讨论的方便的起始点是早期书写系

    统的有限容量、有限用途和有限使用者。

    早期文字不完整、不明确或复杂难懂，或三者都有。例如，最早的苏美尔楔形文字

    还不能连缀成文，而只是一种电报式的简略表达方式，它的词汇只限于一些名字、

    数字、测量单位、代表数过的物件的词以及几个形容词。这情形就好像一个现代的

    美国法院书记员由于英语里没有必要的词和语法，无法写出“我们命令约翰把欠政

    府的27头肥羊交来”这样的话，而只能写成“约翰27头肥羊”。后来，苏美尔楔形

    文字能够写出散文来，但也显得杂乱无章，正如我曾经描绘过的那样，是语标、音

    符和总数多达几百个不同符号的不发音的义符的大杂烩。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的B类线

    形文字至少要简单一些，因为它根据的是一种大约有90个符号和语标的音节文字。

    和这个优点相比，B类线形文字的缺点就是很不明确。它把词尾的辅音全都省略，并

    用同一个符号来代表几个相关的辅音（例如，一个符号代表l和r，另一个符号代表

    p、b和ph，另有一个符号代表g、k和kh）。我们知道，如果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连l

    和r都分不清楚就去讲英语，那会使我们感到多么莫名其妙：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

    的字母把我刚才提到的其他一些辅音也同样类同起来，那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这

    就好像我们把“rap”、“lap”、“lab”和“laugh”这些词拼写成一个词一样。

    埃及象形文字举例：安提优—尼王妃葬礼用纸草卷轴。

    一个相关的限制是很少有人学会书写这些早期的文字。只有国王或寺庙雇用的专职

    文字记录者，才掌握关于文字的知识。例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除了宫廷官员中

    很少几个骨干分子外，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中还有谁使用或了解B类线形文字。由

    于B类线形文字的各个抄写员可以根据他们留在保存下来的文件上的笔迹区别开来，

    我们可以说，克诺索斯和派洛斯宫殿保存下来的用B类线形文字抄写的文件分别出自

    仅仅75个和40个文字记录者之手。

    对这些简略、笨拙、不明确的早期文字的使用，同它们的使用者的人数一样都受到

    了限制。任何人如果希望去发现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思想和感情，是注定要失

    望的。最早的苏美尔文文本只是宫廷和寺庙官员所记的一些毫无感情的账目。在已

    知最早的乌鲁克城苏美尔档案中，大约90%的刻写板上都是神职人员记下的采购货

    物、工人配给和农产品分配等事项。只是到了后来，随着苏美人从语标文字逐步过

    渡到语音文字，他们才开始写作记叙体散文，如宣传资料和神话。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甚至没有达到写作宣传资料和神话的阶段。在克诺索斯宫殿出

    土的全部B类线形文字刻写板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绵羊和羊毛的账目，而在派洛斯

    宫殿发现的极大部分文字记录的都是亚麻。B类线形文字本来就不明确，所以始终只

    用来在宫廷中记账，由于有上下文和选词限制的关系，解读起来是很清楚的。关于

    这种文字用于文学创作，则无迹可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不识字的行吟

    诗人为不识字的听众创作而传播开来的，直到几百年后才随着希腊字母的发展而见

    诸文字。

    同样的使用限制也是早期埃及、中美洲和中国文字的特点。早期的埃及象形文字记

    录了宗教和国家的宣传材料以及官员们的账目。保存完好的玛雅文字也同样专门用

    于宣传、记录国王的生辰、登基和战争胜利以及祭司的天象观测结果。现存最早的

    商代晚期的中国文字被用来为朝廷大事占卜吉凶，卜辞就刻写在所谓甲骨上。一个

    商代文字的样本是：“国王在识读裂纹〔骨头经火灼而产生的裂纹〕的意思后

    说：‘如果这孩子是在庚日出生的，那将非常吉利。’”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早期的书写系统是那样的不明确，使得

    文字的功能大受限制，只能为少数文字记录者所掌握，那么拥有这些文字的社会为

    什么竟会容忍这种情况？但提出这个问题正好说明了在普及文字方面古人的观点和

    我们自己的期望之间的差距。早期文字在使用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乃是蓄意造成的，

    这种情况对发明不那么含糊的书写系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抑制作用。古代苏美尔的

    国王和祭司们希望文字由专职的文字记录者用来记录应完税缴纳的羊的头数，而不

    是由平民大众用来写诗和图谋不轨的。正如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

    那样，古代文字的主要功能是“方便对别人的奴役”。非专职人员个人使用文字只

    是很久以后的事，因为那时书写系统变得比较简单同时也更富于表现力。

    例如，随着公元前1200年左右迈锡尼时代希腊文明的衰落，B类线形文字不见了，希

    腊重新回到了没有文字的时代。当文字在公元前8世纪终于又回到希腊时，这种新的

    希腊文字、它的使用者和它的用途已十分不同。这种文字不再是一种夹杂语标的含

    义不明的音节文字，而是一种借用腓尼基人的辅音字母再加上希腊人自己发明的元

    音而得到改进的字母文字。希腊的字母文字代替了那些只有文字记录者看得懂、只

    在宫中阅读的记录绵羊头数的账目，从问世那一刻起就成了可以在私人家中阅读的

    诗歌和幽默的传播媒介。例如，希腊字母文字最早保存下来的例子，是刻在大约公

    元前740年的一只雅典酒罐上的一行宣布跳舞比赛的诗句：“舞姿最曼妙者将奖以此

    瓶。”第二个例子是刻在一只酒杯上的三行扬抑抑格6步韵诗句：“我是内斯特的酒

    杯，盛满了玉液琼浆。谁只要飞快地喝上一口，头戴花冠的阿佛洛狄特会使他的爱

    欲在心中激荡。”现存最早的伊特鲁里亚和罗马字母的例子，也是酒杯和酒罐上的

    铭文。只是到了后来，字母的这种容易掌握的个人交际媒介，才被用于公共或官方

    目的。因此，字母文字使用的发展顺序，同较早的语标文字和音节文字使用的发展

    顺序正好颠倒过来。

    早期文字在使用和使用者方面的限制表明，为什么文字在人类进化中出现得如此之

    晚。所有可能的对文字的独立发明（在苏美尔、墨西哥、中国和埃及），和所有早

    期的对这些发明出来的书写系统（如克里特岛、伊朗、土耳其、印度河河谷和玛雅

    地区的书写系统）的采用，都涉及社会等级分明、具有复杂而集中统一的政治机构

    的社会，这种社会与粮食生产的必然联系，我们将留在下一章探讨。早期的文字是

    为这些政治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如记录的保存和对王室的宣传），而使用文字的人

    是由生产粮食的农民所种植的多余粮食养活的专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发明出

    文字，甚至也没有采用过任何文字，因为它们既没有需要使用早期文字的机构，也

    没有生产为养活文字专家所必需的剩余粮食的社会机制和农业机制。

    因此，粮食生产和采用粮食后几千年的社会进化，对于文字的演进同对于引起人类

    流行疾病的病菌的演化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可能还有

    中国独立出现，完全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粮食生产在它们各自的半球范围内出现的

    最早地区。一旦文字在这几个社会发明出来，它接着就通过贸易、征服和宗教向具

    有同样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播。

    虽然粮食生产就是这样地成为文字演变或早期文字采用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

    的条件。在本章开始时，我曾提到，有些粮食生产的社会虽然已有复杂的政治组

    织，但在现代之前并未能发明或借用文字。我们现代人习惯于把文字看作是一个复

    杂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这些例子一开始就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这些例子还

    包括到公元1520年止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南美的印加帝国。这些例子还包括

    汤加的海洋原始帝国、18世纪晚些时候出现的夏威夷王国、赤道非洲和撒哈拉沙漠

    以南西非地区在伊斯兰教来到前的各个国家和酋长管辖地，以及密西西比河及其支

    流一带北美最大的印第安人社会。尽管所有这些社会也具有有文字社会的那些必备

    条件，但为什么它们却未能获得文字呢？

    这里，我们必须提醒一下自己，大多数有文字的社会之所以获得文字，或是通过向

    邻近的社会借用，或是由于受到它们的启发而发明出文字，而不是靠自己独立创造

    出来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在粮食生产方面比苏美尔、墨西哥和中

    国起步晚。（这种说法唯一难以确定的是印加帝国的最后领地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

    地区粮食生产开始的有关年代问题。）如果假以时日，这些没有文字的社会也可能

    最后靠自己的力量发明出文字来。如果它们离苏美尔、墨西哥和中国更近一些，它

    们也会从这些中心得到文字或关于文字的思想，就像印度、玛雅和其他大多数有文

    字的社会一样。但它们距离那些最早的文字中心太远了，所以没有能在现代之前获

    得文字。

    这种孤立状态的重要作用对夏威夷和汤加是极其明显的，这两个地方同最近的有文

    字的社会隔着重洋，相距至少有4000英里之遥。另一些社会则证明了这样一个重要

    的观点：乌鸦飞过的距离不是人类衡量孤立状态的一种恰当的尺度。安第斯山脉、

    西非的一些王国和密西西比河口与墨西哥、北非和墨西哥的有文字社会的距离，分

    别只有大约1200英里、1500英里和700英里。这些距离大大小于字母在其发明后的

    2000年中从发源地沿地中海东岸到达爱尔兰、埃塞俄比亚和东南亚所传播的距离。

    但人类前进的脚步却由于乌鸦能够飞越的生态障碍和水域阻隔而慢了下来。北非国

    家（有文字）和西非国家（没有文字）中间隔着不适于农业和城市的撒哈拉沙漠。

    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同样把墨西哥南部的城市中心和密西西比河河谷的酋长管辖地分

    隔开来。墨西哥南部与安第斯山脉地区的交通需要靠海上航行，或经由狭窄的、森

    林覆盖的、从未城市化的达里安地峡的一连串陆路联系。因此，安第斯山脉地区、

    西非和密西西比河河谷实际上就同有文字的社会隔离了开来。

    这并不是说，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就是完全与世隔绝的。西非最后接受了撒哈拉沙

    漠另一边的新月沃地的家畜，后来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包括阿拉伯文字。玉

    米从墨西哥传播到安第斯山脉地区，又比较缓慢地从墨西哥传播到密西西比河河

    谷。但我们在第十章已经看到，非洲和美洲内的南北轴线和生态障碍阻滞了作物和

    家畜的传播。文字史引人注目地表明了类似的情况：地理和生态条件影响了人类发

    明的传播。

    第十三章 需要之母

    1908年7月3日，一些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上对菲斯托斯的古代弥诺斯文化时期的宫

    殿进行发掘，无意中发现了技术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物品之一。它乍看之下似乎貌不

    惊人，只是一个小小的、扁平的、没有彩绘的圆盘，由黏土烘制而成，直径为6.5英

    寸。再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这个圆盘的每一面都布满了文字，文字落在一条曲线

    上，而曲线则以顺时钟方向从圆盘边缘呈螺旋形通向圆盘中央，一共有5圈。总共

    241个字母符号由刻出来的垂直线整齐地分成若干组，每组包含几个不同的符号，可

    能就是这些符号构成了词。作者必定仔细地设计和制作了这个圆盘，这样就可以从

    圆盘的边缘写起，沿螺旋线写满全部可以利用的空间，又恰在到达圆盘中央时用足

    空间。（见下图）。

    自出土以来，这个圆盘一直成为文字史家的一个不解之谜。不同符号的数目（45

    个）表明这是一种音节文字，而不是字母文字，但它仍没有得到解释，而且符号的

    形式也不同于其他任何已知的书写系统的符号形式。在它发现后的89年中，这种奇

    怪文字连零星碎片也没有再出现过。因此，它究竟是代表了克里特岛的一种本地文

    字，还是从外地进入克里特岛的舶来品，这仍然不得而知。

    对技术史家来说，这个菲斯托斯圆盘甚至更加令人困惑；它的年代估计为公元前

    1700年，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文件。圆盘上的符号不像克里特岛后来的A类

    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所有的文本那样是用手刻写的，而是用带有凸起铅字似的符

    号的印章在柔软的黏土上压印出来的（黏土随后被烘干硬化）。这位印工显然有一

    套至少45个印章，一个印章印出圆盘上的一个符号。制作这些印章必然要花费大量

    的劳动，而它们肯定不是仅仅为了印这一个文件而被制造出来的。使用这些印章的

    人大概有许多东西要写。有了这些印章，印章的主人就可以迅速得多、整齐得多地

    去进行复制，这是他或她在每一个地方写出每一个文字的复杂符号所无法比拟的。

    菲斯托斯双面圆盘的一面

    菲斯托斯圆盘开启了人类印刷业的后续努力。因为印刷也同样使用字模或印板，但

    却是直接沾墨水印在纸上，而不是不沾墨水印在黏土上。然而，这些接下去的尝试

    直到2500年后才在中国出现，在3100年后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圆盘的这种早熟的

    技术，为什么没有在古代地中海的克里特岛或其他地方得到广泛的采用？为什么它

    的印刷方法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克里特岛发明出来，而不是在其他某个时间在

    美索不达米亚、墨西哥或其他任何一个古代文字中心发明出来？为什么接着又花了

    几千年时间才又加上用墨水和压印机这个主意从而得到了印刷机？这个圆盘就是这

    样地成了对历史学家的咄咄逼人的挑战。如果发明创造都像这个圆盘似乎表明的那

    样独特而难以捉摸，那么想要对技术史进行概括的努力可能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的。

    表现为武器和运输工具的技术，提供了某些民族用来扩张自己领域和征服其他民族

    的直接手段。这就使技术成了历史最广泛模式的主要成因。但是，为什么是欧亚大

    陆人而不是印第安人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发明了火器、远洋船只和钢铁设

    备？这种差异扩大到了从印刷机到玻璃和蒸汽机的其他大多数技术进步。为什么所

    有这些发明创造都是欧亚大陆人的？虽然世界上一些蕴藏最丰富的铜矿和铁矿分别

    在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但为什么所有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在公元1800年还

    在使用几千年前就已在欧亚大陆、非洲大部分地区被抛弃了的那种石器？所有这些

    事实说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行人想当然地认为，欧亚大陆人在创造性和智力方

    面要比其他民族高出一筹。

    另一方面，如果在人类神经生物学方面没有任何此种差异可以说明各大陆在技术发

    展方面的差异，那么用什么来说明呢？另外一种观点是以发明创造的英雄理论为基

    础的。技术进步似乎特别多地依靠少数十分稀有的天才如约翰内斯·谷登堡、詹姆士·

    瓦特、托马斯·爱迪生和莱特兄弟。他们或是欧洲人，或是移居美国的欧洲人的后

    代。阿基米德和古代的其他一些稀有天才也是欧洲人。这样的天才会不会也生在塔

    斯马尼亚岛或纳米比亚呢？难道技术史仅仅决定于几个发明家的出生地这些偶然因

    素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创造性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新事物的接受性问

    题。有些社会无可救药地保守、内向、敌视变革。许多西方人都会有这种印象，他

    们本来想要帮助第三世界人民，最后却落得灰心丧气。第三世界的人作为个人似乎

    绝对聪明；问题似乎在他们的社会。否则又怎样来解释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土著为什

    么没有采用弓箭？而他们见过与他们进行贸易的托雷斯海峡的岛上居民在使用弓

    箭。也许整个大陆的所有社会都不接受新事物，并由此说明那里的技术发展速度缓

    慢？在本章中，我们最终将要涉及本书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技

    术以不同的速度演进的问题。

    我们讨论的起始点是“需要乃发明之母”这个格言所表达的普遍观点。就是说，发

    明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社会有一种未得到满足的需要：人们普遍承认，某种技术是不

    能令人满意的，或是作用有限的。想要做发明家的人为金钱和名誉的前景所驱使，

    察觉到了这种需要，并努力去予以满足。某个发明家最后想出了一个比现有的不能

    令人满意的技术高明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个解决办法符合社会的价值观，与其他技

    术也能协调，社会就会予以采纳。

    相当多的发明都符合需要乃发明之母这个常识性的观点。1942年，当第二次世界大

    战仍在进行时，美国政府制定了曼哈顿计划，其显而易见的目的就是抢在纳粹之前

    发明出为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技术。3年后，这个计划成功了，共花去20亿美元（相

    当于今天的200多亿美元）。其他的例子有，1794年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来

    代替把美国南部种植的棉花的棉绒剥离下来的繁重的手工劳动，还有1769年詹姆士·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来解决从英国煤矿里抽水的问题。

    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使我们误以为其他的重大发明也是为了满足觉察到的需

    要。事实上，许多发明或大多数发明都是一些被好奇心驱使的人或喜欢动手修修补

    补的人搞出来的，当初并不存在对他们所想到的产品的任何需要。一旦发明了一种

    装置，发明者就得为它找到应用的地方。只有在它被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消

    费者才会感到他们“需要”它。还有一些装置本来是只为一个目的而发明出来的，

    最后却为其他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找到了它们的大多数用途。寻求使用的这些发明

    包括现代大多数重大的技术突破，从飞机和汽车到内燃机和电灯泡再到留声机和晶

    体管，应有尽有。了解到这一点，也许会令人感到吃惊。因此，发明常常是需要之

    母，而不是相反。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托马斯·爱迪生的留声机的发明史。留声机是现代最伟大的发明

    家的最具独创性的发明。爱迪生于1877年创造出了他的第一架留声机时，发表了一

    篇文章，提出他的发明可以有10种用途。它们包括保存垂死的人的遗言，录下书的

    内容让盲人来听，为时钟报时以及教授拼写。音乐复制在他列举的用途中并不占有

    很高的优先地位。几年后，爱迪生对他的助手说，他的发明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又

    过了不到几年，他改变了主意，做起销售留声机的生意来—但作为办公室口述记录

    机使用。当其他一些企业家把留声改装成播放流行音乐的投币自动唱机时，爱迪生

    反对这种糟蹋他的发明的做法，因为那显然贬低了他的发明在办公室里的正经用

    途。只是在过了大约20年之后，爱迪生才勉勉强强地承认他的留声机的主要用途是

    录放音乐。

    机动车是另一个在今天看来用途似乎显而易见的发明。然而，它不是为满足任何需

    求而发明出来的。当尼古劳斯·奥托于1866年造出了他的第一台燃气发动机时，马在

    满足人们陆上运输需要方面已经有了将近6000年的历史，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又日益

    得到蒸汽动力铁路的补充。在获得马匹方面不存在任何危机，人们对于铁路也没有

    任何不满。

    由于奥托的发动机力量小、笨重和高达7英尺，所以它并不比马匹更为可取。直到

    1885年，发动机的改进使戈特利布·戴姆勒得以在一辆自行车上安装了一台发动机从

    而制造了第一辆摩托车；他一直等到1896年才制造了第一辆卡车。

    1905年，机动车仍是有钱人的昂贵而不可靠的玩物。公众对马匹和铁路的满意程度

    始终很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方认定它的确需要卡车。战后卡车制造商和军

    队进行了大量游说，使公众相信他们对机动车辆的需要，从而使卡车得以在工业化

    国家开始取代马车。甚至在美国的最大城市里，这种改变也花了50年时间。

    发明家们常常不得不在没有公众需求的情况下长期坚持他们的修修补补的工作，因

    为他们的早期样机性能太差，派不了用场。最早的照相机、打字机和电视机同奥托

    的7英尺高的内燃发动机一样使人不敢领教。这就使发明者难以预知他们发明的可怕

    的原型最终是否可以得到使用，从而是否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费用来对它进行开

    发。美国每年要颁发大约7万份专利证书，但只有少数专利最后达到商业性生产阶

    段。有一项大发明最终得到使用，就会有不计其数的其他发明得不到使用。甚至有

    些发明当初本来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要而设计的，后来可能在满足意外需要方面证

    明是更有价值的。虽然詹姆士·瓦特设计他的蒸汽机是为了从煤矿里抽水，但它很快

    就为棉纺厂提供动力，接着又（以大得多的利润）推动着机车和轮船前进。

    因此，被用作我们讨论的起始点的关于发明的常识性观点，把发明的通常作用和需

    要弄颠倒了。它也夸大了诸如瓦特和爱迪生之类稀有天才的重要性。所谓“发明的

    英雄理论”之所以得到专利法的鼓励，是因为申请一项专利必须证明所提交的发明

    具有新意。发明者出于财政的动机而贬低或忽视前人的成果。从专利法律师观点

    看，最佳的发明就是全无先例的发明，就像雅典娜整个地从宙斯的前额跳出来一

    样。

    实际上，即使对那些最著名的而且显然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发明来说，就是“某人

    发明某物”这种不加掩饰的说法背后有着被忽视了的先例的影子。例如，我们经常

    听到人们说，“詹姆斯·瓦特于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据说他是由于看到蒸汽从水

    壶嘴冒出来而受到了启发。这个故事实在太妙了，但可惜的是，瓦特打算制造自己

    的蒸汽机的想法，实际上是在他修理托马斯·纽科曼的一台原型蒸汽机时产生的。这

    种蒸汽机纽科曼在57年前就已发明出来了，到瓦特修理时，英格兰已经制造出100多

    台。而纽科曼的蒸汽机又是在英国人托马斯·萨弗里于1698年获得专利权之后才有

    的，但在萨弗里获得专利权之前，法国人丹尼·帕庞已于1680年左右设计出这种蒸汽

    机（但没有制造），而帕庞的设计思想则来自他的前人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

    斯和其他人。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否认瓦特大大改进了纽科曼的蒸汽机（把一个独立

    的蒸汽冷凝器同一个往复式汽缸合并在一起），就像纽科曼曾经大大改进了萨弗里

    的蒸汽机一样。

    对所有有足够文件证明的现代发明都可以讲出类似的发展史。习惯上认为有发明才

    能的英雄仿效以前的一些发明者，而这些发明者也具有同样的目标，并已作出了一

    些设计、造出了一些工作样机或（就像纽科曼的蒸汽机一样）可以成功地投入商业

    使用的样机。爱迪生的1879年10月21日夜间著名的白炽灯泡的“发明”，只是对从

    1841年到1878年的其他发明者获得专利权的其他许多白炽灯泡的改进。同样，在莱

    特兄弟的载人飞机之前已有了奥托·利林塔尔的载人无动力滑翔机和塞缪尔·兰利的不

    载人动力飞机；在塞缪尔·莫尔斯的电报机之前已有了约瑟夫·亨利、威廉·库克和查尔

    斯·惠斯通的电报机了；而伊莱·惠特尼的短绒（内陆）棉轧棉机不过是几千年来长绒

    （海岛）棉轧棉机的应用范围的扩大罢了。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否认瓦特、爱迪生、

    莱特兄弟、莫尔斯和惠特尼作出了巨大的改进，因而增加了或开创了商业成功的机

    会。如果没有那位公认的发明者的贡献，发明物最后采用的形式可能已有所不同

    了。但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如果某些天才发明家不是在某个时候出生在某个地

    方，世界史的广泛模式会不会因此而产生重大的变化。答案很清楚：从来就没有这

    样的人。所有公认的著名发明家都有一些有本领的前人和后人，而且他们是在社会

    有可能使用他们的成果的时候对原来的发明作出改进的。我们将会看到，对用于菲

    斯托斯圆盘的印章作出改进的那位英雄的悲剧在于，他或她发明了当时社会不能予

    以大规模利用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我所举的这些例子都来自现代技术，因为现代技术发展史是众所周知

    的。我的两个主要结论是：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

    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

    要。如果把这两个结论用于没有文件证明的古代技术发展史，那就更加有说服力得

    多。当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注意到他们的炉膛里焚烧过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残留物

    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长期的偶然积累起来的发现会导致最早的罗马的玻璃窗

    （公元元年左右），而这种积累过程则是从最早的表面有半透明薄涂层的物品（公

    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的类似玻璃的物品（公元

    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

    对于那些已知最早的表面半透明薄涂层本身是怎么搞出来的，我们则一无所知。不

    过，通过观察今天在技术上“原始的”族群，如我与之一起工作的那些新几内亚

    人，我们可以推知史前的发明方法。我已经提起过他们认识几百种当地的植物和动

    物，知道每一种是否可以食用、它的药用价值和其他用途。新几内亚人同样还把他

    们周围的几十种石头讲给我听，告诉我每一种的硬度、颜色、在遭到敲打或削凿时

    的情况以及各种用途。所有这方面的知识都是通过观察和反复试验而获得的。每当

    我带领新几内亚人到远离他们家乡的地方工作时，我都看到了这种“发明”过程在

    进行。他们不断地在森林里捡起一些不熟悉的东西，拿在手中摆弄，偶尔发现有用

    就带回家去。当我放弃了营地，当地人跑来在丢弃物中寻找有用的东西时，我看到

    了同样的过程。他们把玩我丢弃的东西，设法弄清楚它们在新几内亚社会里是否有

    用。丢弃的马口铁罐的用途是容易确定的：它们最后被当作容器重新使用。其他东

    西则经过试验，用于完全不同于当初制造时的目的。把那支黄色的2号铅笔插进穿孔

    的耳垂和鼻隔做装饰品，看上去会不会很漂亮？那块碎玻璃是否很锋利，很结实，

    可以当刀来使用？我发现了！

    古人能够利用的原料都是自然材料，如石头、木头、骨头、兽皮、纤维、黏土、沙

    子、灰岩和矿物，各种各样，数量众多。人们根据这些材料逐步学会了把某些种类

    的石头、木头和骨头制成工具；把某些黏土制成陶器和砖；把沙子、灰岩和其

    他“污物”混合在一起制成玻璃；对现有的纯粹的软金属如铜和金进行加工，后来

    又从矿石里提炼金属，最后又对硬金属如青铜和铁进行加工。

    有关反复试验的发展过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从原料产生火药和汽油。可以燃烧

    的自然产物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如富含树脂的圆木在营火中爆燃。到公元前

    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人通过加热天然沥青提炼出大量的石油。古希腊人

    发现，石油和沥青、树脂、硫磺、生石灰的各种混合物，可以用作由弩炮、弓箭、

    火焰炸弹和船只来发射的火攻武器。中世纪伊斯兰教的炼金术士为生产酒精和香水

    而发明的蒸馏技术，也使他们把石油蒸馏成馏分，其中有些证明是威力甚至更加强

    大的燃烧剂。用手榴弹、火箭和爆炸装置来发射的这些燃烧剂，在伊斯兰教最后打

    败十字军的战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在这之前，中国人也已观察到硫磺、木炭和硝

    石的一种特殊混合物的爆炸力特别强，这种混合物就叫做火药。公元1100年左右，

    伊斯兰教的一篇化学论文介绍了火药的7种配方，而公元1280年的一篇论文则提到了

    70多种适用于不同目的的配方（一种适用于火箭，另一种适用于大炮）。

    至于中世纪以后的石油蒸馏，19世纪的化学家们发现中间馏分油可以用作油灯的燃

    料。这些化学家把最易挥发的馏分（汽油）当作一种没有用的废品而予以抛弃—直

    到后来发现那是内燃机的一种理想的燃料。今天还有谁记得汽油这种现代文明的燃

    料当初曾是又一个寻求使用的发明呢？

    一旦发明家发现了一项新技术的用途，下一步就是说服社会来采用它。仅仅有一种

    更大、更快、更有效的工作装置还不能保证人们会乐于接受。无数的此类技术要么

    根本没有被采用，要么只是在长期的抵制之后才被采用。这方面臭名昭著的例子

    有：1971年美国国会拒绝考虑为发展超音速运输提供资金；全世界继续拒绝一种高

    效打字机的键盘设计，以及英国长期不愿采用电灯照明。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社

    会去接受发明呢？

    让我们首先比较一下在同一个社会内对不同发明的接受能力。结果，至少有4个因素

    影响着对发明的接受。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因素，是与现有技术相比较的相对经济利益。虽然轮子在现代

    工业社会里非常有用，但在其他一些社会里情况就并非如此。古代墨西哥土著发明

    了带车轴和车轮的车子，但那是当玩具用的，而不是用于运输。这在我们看来似乎

    不可思议，直到我们想起了古代墨西哥人没有可以套上他们的带轮子的车子的牲

    口，因此这种车子并不比搬运工有任何优势。

    第二个考虑是社会价值和声望，这种考虑可以不顾经济利益（或没有经济利益）。

    今天千百万人去买设计师品牌牛仔裤，而这种牛仔裤的价格是同样耐穿的普通牛仔

    裤的两倍—因为设计师标名的社会声望的价值超过了额外的花费。同样，日本继续

    使用它的麻烦得吓死人的汉字书写系统，而不愿使用效率高的字母或日本自己的效

    率高的假名音节文字—因为与汉字体系连在一起的社会声望实在太大了。

    另一个因素是是否符合既得利益。本书同你读过的大概每一份别的打印文件一样，

    都是用标准打字机键盘打印出来的，这种键盘是因其上排最左面的6个字母而得名

    的。虽然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打字机键盘的这种安排是在1873年作为一种反

    工程业绩而设计出来的。它使用了一系列旨在迫使打字的人尽可能放慢打字速度的

    故意作对的花招，如把最常用的字母键全都拆散而集中在左边（用惯右手的人必须

    用他们不习惯的左手）。这些似乎产生相反效果的特点的真实原因是：如果在1873

    年发明的这种打字机上连续快速敲击相邻的键，会使这些键互相卡在一起，所以制

    造打字机的人不得不使打字的人把打字的速度放慢。当打字机的改进解决卡键这个

    问题后，1932年对为提高效率而设计的键盘进行的试验表明，它可以成倍地提高我

    们的打字速度，把我们打字所花的气力减少95%。但到这时，标准打字机键盘的千百

    万个打字员、教打字的人、打字机和电脑推销员以及打字机生产厂商的既得利益，

    60多年来压制了提高打字机键盘效率的所有行动。

    虽然这个关于标准打字机键盘的故事听起来可能有点滑稽，但许多同样的例子却涉

    及重大得多的经济后果。虽然晶体管是在美国发明和取得专利权的，但为什么现在

    却是日本控制了世界晶体管化电子消费产品市场，以致破坏了美国与日本的国际收

    支平衡？因为就在美国的电子器件消费工业拼命生产真空管并且不愿与自己的产品

    竞争的时候，日本的索尼公司购买了西方电气公司的特许权。为什么英国的城市直

    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和德国城市已经改用电灯为街道照明之后很久，仍在使用

    煤气为街道照明？因为英国的一些市政府已对煤气照明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对竞

    争的电灯公司设置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障碍。

    影响接受新技术的最后一种考虑，是新技术的优点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公元1340

    年，当火器还没有到达欧洲大部分地区时，英格兰的德比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碰

    巧遇上了西班牙的塔里法战役，阿拉伯人在战斗中对西班牙人使用了大炮。这两位

    伯爵对他们所看到的事印象深刻，于是把大炮引进英国军队，而英国军队热情地采

    用了大炮，并于6年后在克勒西战役中把它们用来对付法国士兵。

    因此，轮子、设计师品牌牛仔裤和标准打字机键盘说明了同一个社会对所有发明接

    受程度不一的各种原因。反过来说，对同一发明的接受力在同时代的社会中也是大

    不相同的。我们全都熟悉那个想象出来的普遍规律，即第三世界农村社会不像西方

    化了的工业社会那样容易接受新事物。即使在工业化的世界内，某些地区的接受能

    力要比另一些地区强得多。如果在整个大陆范围内存在着这种差异，那么它们也许

    能说明为什么某些大陆的技术发展要快于其他大陆。例如，如果澳大利亚的所有土

    著社会由于某种原因一律抵制变革，那也许能说明为什么当金属工具在其他每一个

    大陆出现后它们仍然在使用石器。社会之间在接受能力方面的差异是怎样产生的

    呢？

    技术史家们已经提出了一长串至少14个说明性因素。一个因素是预期寿命变长了，

    这在原则上应能使未来的发明家不仅有耐心和有把握去制订长期的、延期得益的开

    发计划，而且也使他们可以有多年时间去积累技术知识。因此，现代医药带来的大

    大延长了的期望寿命，可能加快了近来发明速度的步伐。

    其次的5个因素涉及社会的经济和组织：（1）古典时期可以得到廉价的奴隶劳动，

    这一点大概妨碍了当时的发明创造，而现在的高工资或劳动力短缺，对寻求技术解

    决办法起了刺激作用。例如，移民政策的改变，可能会切断加利福尼亚农场的廉价

    的墨西哥季节工的来源，但这种可能性鼓励了在加利福尼亚去开发可以用机器收获

    的番茄品种。（2）在现代的西方，保护发明者的所有权的专利权和其他财产法奖励

    发明，而在现代的中国，缺乏这种保护妨碍了发明。（3）现代工业社会提供了大量

    的技术培训的机会，这一点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国家做到了，而现代的扎伊尔则没有

    做到。（4）和古罗马的经济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使投资技术开发有可能得到回

    报。（5）美国社会强烈的个人主义允许有成就的发明者为自己赚钱，而新几内亚牢

    固的家族关系则确保了一个人一旦开始赚钱就要同十几个指望搬来同吃同住的亲戚

    一起分享。

    另外4个想得到的解释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或组织方面的：（1）为创新

    努力必不可少的冒险行为，在某些社会里比在另一些社会里普遍。（2）科学观点是

    文艺复兴后欧洲社会的独有特色，对于欧洲社会现代技术的卓越地位来说，这种特

    色确是功不可没。（3）对各种观点和异端观点的宽容促进了创新，而浓厚的传统观

    点（如中国强调中国古代的经典）则扼杀了创新。（4）宗教在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上差异很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教派据说与技术创新特别能够相容，而伊斯兰

    教、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的某些教派可能与技术创新特别不能相容。

    所有这10个假设似乎都说得通。但其中没有一个与地理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如果专

    利权、资本主义和某些宗教真的对技术起了促进作用，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这些因

    素在中世纪后的欧洲出现，而不是在同时代的中国或印度出现？

    至少，这10个因素影响技术的方向似乎是清楚的。其余4个拟议中的因素—战争、集

    中统一的政府、气候和丰富的资源—所起的作用似乎是不一致的：有时候它们促进

    技术，有时候它们抑制技术。（1）在整个历史上，战争常常是促进技术革新的主要

    因素。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核武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飞机和卡车

    的巨额投资，开创了整个新的技术领域。但战争也能给技术发展带来破坏性极大的

    挫折。（2）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政府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和日本对技术起了推动作

    用，而在公元1500年后的中国则对技术起了抑制作用。（3）许多北欧人认为，在气

    候条件严峻的地方，技术能够繁荣发展，因为在那里没有技术就不能生存，而在温

    和的气候下，技术则会枯萎凋零，因为那里不需要穿衣，而香蕉大概也会从树上掉

    下来。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有利的环境使人们用不着为生存进行不懈的斗争，

    而可以一门心思地去从事创新活动。（4）人们也一直在争论，促进技术发展的究竟

    是环境资源的丰富还是环境资源的短缺。丰富的资源可以促进利用这些资源的发明

    的发展，例如在有许多河流的多雨的北欧地区的水磨技术—但为什么水磨技术却没

    有在甚至更多雨的新几内亚更迅速地发展起来？有人认为英国森林遭到破坏是它很

    早就在采煤技术方面领先的原因，但为什么在中国滥伐森林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

    呢？

    关于社会在接受新技术方面为什么会存在差异，上面的讨论并未穷尽为解释这个问

    题而提出来的各种原因。更糟的是，所有这些大致准确的解释都没有考虑这些解释

    背后的终极因素。这看起来也许就好像我们想要了解历史进程的尝试遭到了一次令

    人灰心丧气的挫折，因为技术毫无疑问一直是历史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然而，

    现在我要说，影响技术创新的独立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一点实际上使了解历史

    的广泛模式变得不是更困难，而是更容易了。

    就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一长串问题中的主要问题是：影响技术创新的这些因

    素在大陆与大陆之间是否存在着全面的差异，因而导致了各大陆在技术发展方面的

    差异。大多数外行人和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有的是明确表示，有的

    是心照不宣。例如，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土著作为一个群体，在意识形态方面

    具有导致他们技术落后的共同特点：他们过去（或现在）大概都是保守的，生活在

    一种想象中的创造世界的黄金时代，而不去注意改善现在的实际方法。一位研究非

    洲的主要历史学家则把非洲人说成是性格内向，缺乏欧洲人的那种扩张欲望。

    但是，所有这类说法都是以纯粹的猜测为基础的。对两个大陆具有相同社会经济条

    件的许多社会，还不曾有人进行过研究，以证明这两个大陆民族之间的全面的意识

    形态差异。人们通常使用的都是循环论证：由于存在技术上的差异，因此可以推断

    出相应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事实上，我经常在新几内亚观察到，那里的土著社会在流行观点上彼此差异很大。

    就像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一样，传统的新几内亚有抵制新生活方式的保守社会，同

    一些有选择地采纳了新生活方式的富于创造性的社会交织在一起。结果，随着西方

    技术的输入，那些比较有创新精神的社会现在正利用西方的技术来征服它们保守的

    邻居。

    例如，当欧洲人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到达新几内亚东部高原地区时，他们“发现

    了”几十个过去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石器时代的部落，其中钦布部落在采用西方技

    术方面特别积极。当钦布人看到白人移民种植咖啡，他们也开始把咖啡当作经济作

    物来种植。1964年，我遇见了一个50岁的钦布男子，他不识字，穿着传统的草裙。

    虽然他出生在一个仍然使用石器的社会，但却靠种咖啡发了财。他用赚来的10万美

    元现款买下了一个锯木厂，还买下了一队卡车，用来把他的咖啡和木材运往市场。

    相比之下，同我一起工作8年之久的一个毗邻的高原民族—达里比族，就特别保守，

    对新技术毫无兴趣。当第一架直升机在达里比人的地区降落时，他们只是很快地看

    了它一眼，然后回去继续干他们的活；如果是钦布人，他们就会为租用它来讨价还

    价。结果，钦布人现在正迁入达里比人的地区，把他们的土地接收过去改为种植

    园，并把达里比人变成为他们干活的劳工。

    其他每一个大陆都有这种情况，某些土著社会证明有很强的接受力，它们有选择地

    采纳外来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并成功地使之融入自己的社会。在尼日利亚，伊博族

    同新几内亚的钦布族一样，成了当地富于进取心的族群。今天美国人数最多的印第

    安部落是纳瓦霍族，在欧洲人来到时，他们不过是几百个部落中的一个。但纳瓦霍

    人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并能有选择地对待新事物。他们把西方的染料和自己的纺织

    结合起来，他们做银匠和农场工人，现在虽然仍住在传统的住宅里，但已学会了开

    卡车。

    同样，在据称保守的澳大利亚土著中，既有接受能力强的社会，也有保守的社会。

    一个极端是塔斯马尼亚人，他们仍旧在使用石器，而这种工具在几万年前的欧洲即

    已为别的工具所代替，就是在澳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也已不再使用。另一极端是澳

    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些以捕鱼为生的土著群体，他们发明了管理鱼群的复杂技术，包

    括修建沟渠、鱼梁和渔栅。

    因此，即使在同一个大陆上，各社会之间在发展和接受新事物方面也是大不相同

    的。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内，在时间上也会有所不同。现在，中东的伊斯兰社会相

    对而言比较保守，并不居于技术的最前列。但在中世纪，伊斯兰教社会在技术上却

    是先进的，是能够接受新事物的。它的识字率比同时代的欧洲高得多；它吸收了古

    典的希腊文明的遗产，以致许多古典的希腊书籍只是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才为我们

    所知；它发明或精心制作了风车、用潮水推动的碾磨、三角学和大三角帆；它在冶

    金术、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和灌溉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它采用了中国的

    纸和火药，又把它们传到欧洲。在中世纪，技术绝大多数是从伊斯兰世界流向欧

    洲，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从欧洲流向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技术

    的净流向才开始逆转。

    中国的发明创造也是引人注目地随着时间而起伏不定。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国

    在技术上比欧洲更革新，更先进，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国的

    一系列发明包括运河闸门、铸铁、深钻技术、有效的牲口挽具、火药、风筝、磁罗

    盘、活字、瓷器、印刷（不算菲斯托斯圆盘）、船尾舵和独轮车。其后，中国就不

    再革新，其原因我们将在本书的后记中加以推断。相反，我们倒是把西欧及其衍生

    的北美社会看作是领导了现代世界的技术创新，但直到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技术仍

    然没有旧大陆任何其他“文明”地区那样先进。

    因此，认为有些大陆的社会总是富于创新精神，有些大陆的社会总是趋于保守，这

    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大陆上都有富于创新精神的社会，也有保

    守的社会。此外，在同一个地区内，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迟早会产生波动。

    细想起来，如果一个社会的创新精神决定于许多独立的因素，那么这些结论就完全

    是人们可能期望的结论。如果对所有这些因素没有详尽的了解，创新精神就成了不

    可预测的东西。因此，一些社会科学家在继续争论：为什么在伊斯兰世界、中国和

    欧洲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会发生变化？为什么钦布人、伊博人和纳瓦霍人比他们的

    邻居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这些情况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然而，对研究广泛的历史模

    式的人来说，这些情况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并不重要。影响创新精神的各种各样

    的因素，反而使历史学家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起来，他只要把社会之间在创新精神

    方面的差异转换为基本上一种随机变量就行了。这就是说，在任何特定时间里的一

    个相当大的区域内（如整个大陆），总会有一定数量的社会可能是富于创新精神

    的。

    创新实际上来自何方？除了过去的几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社会外，对所有社会来说，

    许多或大多数技术都不是当地发明的，而是从其他社会借来的。当地发明与借用技

    术的相对重要性，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发明某个技术的容易程度以及某个社会与

    其他社会的接近程度。

    有些发明是通过处理天然原料而直接产生的。这些发明在世界史上的不同地点和时

    间曾有过多次独立的发展。有一个例子我们已经仔细考虑过了，这就是至少在9个地

    方独立进行的对植物的驯化。另一个例子是陶器。陶器的产生可能来自对黏土这种

    十分普遍的天然材料在晒干或受热时的变化所作的观察。陶器在大约14000年前出现

    于日本，不迟于大约10000年前出现于新月沃地和中国，以后又出现于亚马孙河地

    区、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美国东南部和墨西哥。

    一个困难得多的发明的例子是文字。文字的发明不是通过对任何天然材料的观察。

    我们在第十二章看到，文字只有几次是独立发明出来的，而字母在世界史上显然只

    产生过一次。其他一些困难的发明包括水轮、转磨、齿轮装置、磁罗盘、风车和照

    相机暗箱，所有这些在旧大陆只发明过一次或两次，而在新大陆则从未发明过。

    这些复杂的发明通常是靠借用而得到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要比在当地独立发明

    的速度快。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轮子。得到证明的最早的轮子于公元前3400年左右出

    现在黑海附近，接着在几个世纪内又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出现。所有这些旧大

    陆的早期轮子都有一种独特的设计：一个由3块厚木板拼成的实心圆盘，而不是一个

    带有辐条的轮圈。相比之下，印第安社会的唯一的一种轮子（画在墨西哥的陶器

    上）则是用一块木板做成的，由此可见，这是轮子的第二个独立的发明—就像人们

    从新大陆与旧大陆文明相隔绝的其他证据可以预料到的那样。

    没有人认为，人类史在经过了没有轮子的700万年之后，不意在旧大陆的许多独立地

    点，于相隔不到几百年的时间内，竟多次出现了旧大陆的那种独特设计的轮子。实

    际上，想必是这种轮子的功用使它在旧大陆从唯一的发明地由东向西迅速传播。旧

    大陆在古代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技术从一个西亚发源地由东向西传播的例子，其中

    包括门锁、滑轮、转磨、风车，还有字母。新大陆的技术传播的例子是冶金术，它

    是从安第斯山脉地区经巴拿马传到中美洲的。

    一个用途广泛的发明在一个社会出现后，接着它便往往以两种方式向外传播。一种

    方式是：其他社会看到或听说了这个发明，觉得可以接受，于是便采用了。另一种

    方式是：没有这种发明的社会发现与拥有这种发明的社会相比自己处于劣势，如果

    这种劣势大到一定程度，它们就会被征服并被取而代之。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火枪在

    新西兰毛利人部落之间的传播。其中有一个叫恩加普希的部落于1818年左右从欧洲

    商人那里得到了火枪。在其后的15年中，新西兰被所谓的火枪战争搞得天翻地覆，

    没有火枪的部落要么也去弄到火枪，要么被已经用火枪武装起来的部落所征服。结

    果，到1833年火枪技术传遍了整个新西兰：所有幸存的毛利人部落这时都已有了火

    枪。

    如果一些社会从发明某项新技术的社会采用了这项技术，这时技术传播的情况可能

    各不相同，其中包括和平贸易（如1954年晶体管从美国传播到日本）、间谍活动

    （公元552年家蚕从东南亚偷运进中东）、移民（1685年被从法国驱逐出去的20万

    胡格诺派教徒把法国的玻璃和服装制作技术传播到整个欧洲）和战争。最后一个至

    关重要的例子，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伊斯兰世界。其所以可能，是由于公元751年

    阿拉伯军队在中亚的塔拉斯河战役中打败了中国军队，在战俘中发现了一些造纸工

    匠，于是就把他们带到了撒马尔罕建立了造纸业。

    我们在第十二章看到，文化的传播可能是通过详尽的“蓝图”，也可能是通过刺激

    重新发明细节的模糊思想。虽然第十二章说明的是传播文字的办法，但这些办法对

    传播技术也同样适用。上一段举的是蓝图复制的例子，而中国的瓷器制造技术传往

    欧洲则是一个长期传播的例子。瓷器是一种纹理细密的半透明陶器，于公元7世纪左

    右在中国发明。当瓷器于14世纪开始经丝绸之路到达欧洲时（当时还不知道它的制

    造方法），人们对它赞赏不已，并为仿制它进行了多次不成功的尝试。直到1707

    年，德国的炼金术士约翰·伯特格尔在用许多制作方法和把各种矿物同黏土混合起来

    进行了长期的试验之后，才偶然发现了解决办法，从而建立了如今名闻遐迩的迈森

    瓷器工厂。后来在法国和英格兰进行的或多或少独立的试验，产生了塞夫勒陶瓷、

    韦奇伍德陶器和斯波德陶器。因此，欧洲的陶瓷工匠必须为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制作

    方法进行再创造，但他们这样做是由于在他们的面前有那些完美无瑕的产品作为榜

    样从而刺激了他们的创作欲望。

    ————

    社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接受来自其他社会的技术的容易程度是不同的。近代史

    上地球上最孤立的族群是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土著，他们生活在一个距离澳大利亚100

    英里的岛上，没有任何远洋水运工具，而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个最孤立的大陆。在

    过去1万年中，塔斯马尼亚人同其他社会没有任何接触，除了他们自己的发明外，他

    们没有得到过任何技术。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由于有印度尼西亚岛群把他们同

    亚洲大陆隔开，所以只能从亚洲得到一点零星的发明。在发明的传播中最容易接受

    发明的社会是大陆上的一些根基深厚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技术发展最快，因为它

    们不但积累了自己的发明，而且也积累了其他社会的发明。例如，中世纪的伊斯兰

    社会，由于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又承袭了希腊的学

    术。

    技术传播和使技术传播成为可能的地理位置，这两者的重要性得到了一些从其他方

    面看简直难以理解的事实的充分证明，即有些社会竟然放弃了强大的技术。我们往

    往想当然地认为，有用的技术一旦获得，就必然会流传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技术来

    取而代之。事实上，技术不但必须获得，而且也必须予以保持，而这也取决于许多

    不可预测的因素。任何社会都要经历一些社会运动和时尚，此时一些没有经济价值

    的东西变得有价值起来，而一些有用的东西也变得暂时失去了价值。今天，当地球

    上几乎所有社会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某种时尚会发展到使人们竟

    然抛弃一项重要的技术。一个暂时反对一项具有巨大作用的技术的社会会继续看到

    它在被毗连的社会所使用，而且也会有机会在这技术传播时重新得到它（或者，如

    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会被毗连的社会所征服）。但这种时尚会在孤立的社会中

    历久而不衰。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日本放弃枪支。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达日本，当时有两个葡萄牙

    人携带火绳枪（原始的枪）乘坐一艘中国货船抵达。日本人对这种新式武器印象很

    深，于是就开始在本地制造，从而大大地改进了枪支制造技术，到公元1600年已比

    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更好的枪支。

    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日本接受火器。这个国家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对他

    们来说，刀是他们这个阶层的象征，也是艺术品（同时也是征服下层阶级的工

    具）。日本的战争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间面对面的个人搏斗，他们站在空地上，

    说几句老一套的话，然后以能体面地进行战斗而自豪。如果碰上农民出身的士兵手

    持枪支乒乒乓乓乱放一气，这种行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枪是外国的发明，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鄙视，就像1600年后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视一样。由武士控制

    的政府开始只允许几个城市生产枪支，然后又规定生产枪支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

    再后来把许可证只发给为政府生产的枪支，最后又减少了政府对枪支的定单，直到

    日本又一次几乎没有实际可用的枪支。

    在同时代的欧洲也有一些鄙视枪支并竭力限制枪支使用的统治者。但这些限制措施

    在欧洲并未发生多大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哪怕是短暂地放弃了火器，很

    快就会被用枪支武装起来的邻国打垮。只是因为日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孤立的海

    岛，它才没有因为拒绝这种具有巨大作用的新军事技术而受到惩罚。1853年，美国

    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装备有许多大炮的舰队访问日本，使日本相信它有必要恢复枪支

    的制造，直到这时，日本因孤立而得到安全的状况才宣告结束。

    日本拒绝枪支和中国抛弃远洋船只（以及抛弃机械钟和水力驱动纺纱机），是历史

    上孤立或半孤立社会技术倒退的著名例子。其他技术倒退的事情，在史前期也发生

    过。极端的例子是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他们甚至放弃了骨器和捕鱼而成为现代世

    界技术最简陋的社会（第十五章）。澳大利亚土著可能采用过弓箭，后来又放弃

    了。托里斯海峡诸岛的岛民放弃了独木舟，而加瓦岛的岛民在放弃了独木舟后又重

    新采用。陶器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被放弃了。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和许多美拉尼西

    亚人在战争中放弃使用弓箭。极地爱斯基摩人失去了弓箭和单人划子，而多塞特爱

    斯基摩人则失去了弓箭、弓钻和狗。

    这些例子我们初听起来会觉得稀奇古怪，但它们却很好地证明了技术史上地理条件

    和技术传播的作用。如果没有技术的传播，得到的技术会更少，而丢失的现有技术

    会更多。

    由于技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原有发明的重要

    性。技术史为所谓自我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就是说，由于对自身的催化，整个过

    程以递增的方式加速。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爆炸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但中世纪的技术爆炸与青铜时代相比，同样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青铜时代

    的技术发展又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发展相形见绌。

    技术往往会催化自身的一个原因是：技术的进步决定于在这之前对一些比较简单的

    问题的掌握。例如，石器时代的农民不会直接开始炼铁和对铁进行加工，因为那必

    须有高温的炼铁炉才行。铁矿冶金术是人类几千年经验的结晶，人类开始时只是利

    用天然显露的软质纯金属（铜和金），在不需加热的情况下把它们捶打成形。它也

    是一些简单炉窑几千年发展的结果，这些炉窑用来烧制陶器，后来又被用来提炼铜

    矿和熔炼铜合金（青铜），因为做这些事不需要炼铁那样的高温。在新月沃地和中

    国，只是在有了大约2000年的青铜冶炼的经验之后，铁器才变得普遍起来。当欧洲

    人的到来缩短了新大陆的独立发展轨迹时，新大陆社会刚刚开始制造青铜器，还不

    曾开始制造铁器。

    自我催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技术和新材料通过重新结合可以产生更新的技术。例

    如，为什么印刷术的迅速传播发生在公元1455年谷登堡印刷了他的《圣经》之后的

    中世纪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公元前1700年那位无名的压印工印制了菲斯托斯圆盘之

    后？一部分原因是中世纪欧洲的印工能够把6项新技术结合起来，而这些新技术的大

    部分是菲斯托斯圆盘的制作者无法得到的。在这些技术进步—纸、活字、冶金术、

    印刷机、油墨和文字中，纸和关于活字的思想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谷登堡发明的

    用金属模子铸字的办法克服了字体大小不一这种致命的问题，而他的办法又决定于

    冶金术的许多发展成果：用以冲压字母的钢、做字模用的黄铜或青铜合金（后来用

    钢代替）、做铸模用的铅和做活字用的锡锌铅合金。谷登堡的印刷机来自榨酒和橄

    榄油的螺旋压床，而他的油墨则是在现有的墨水中加油改进而成。中世纪欧洲从

    3000年的字母发展中继承的字母文字适合于用活字印刷，因为只需浇铸几十个字母

    就行了，不像中国文字那样需用几千个语言符号。

    在所有这6个方面，若要把具有巨大作用的技术结合成一个印刷系统，菲斯托斯圆盘

    制作者能够得到的机会要比谷登堡少得多。这个圆盘的书写材料是黏土，其体积和

    重量都比纸大得多。公元前1700年的克里特岛在冶金技术、油墨和印刷机方面比公

    元1455年的德国都要原始，因此菲斯托斯圆盘必须用手来压印，而不是用装在金属

    框子里的浇铸活字加上油墨来印刷。圆盘上的文字是一种音节文字，比谷登堡使用

    的罗马字母符号更多，结构也更复杂。结果，菲斯托斯圆盘的压印技术比谷登堡的

    印刷机笨拙得多，比手写也好不了多少。除了所有这些技术上的缺点外，在印制菲

    斯托斯圆盘的那个时候，掌握书写知识的只有少数几个宫廷和寺庙文字记录者。因

    此，对圆盘制作者的精美产品几乎没有什么需求，对投资制作所需要的几十个手压

    印模也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相比之下，中世纪欧洲潜在的印刷品畅销市场则诱使

    许多投资者把钱借给谷登堡。

    从2500000年前使用的最早石器，到取代我用来印刷本书手稿的业已过时的1992款

    激光打印机的1996新款，人类的技术一直在发展。开始时发展的速度慢得觉察不出

    来，几十万年过去了，我们的石器看不出有任何变化，用其他材料制造的物品也没

    有留下任何证据。今天，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报纸上天天都有报道。

    在这漫长的加速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挑出两次意义特别重大的飞跃。第一次飞

    跃发生在100000年到50000年前，其所以能够发生，大概是由于我们身体的遗传变

    化，即人体的现代解剖学进化使现代语言或现代大脑功能或两者成为可能。这次飞

    跃产生了骨器、专用石器和复合工具。第二次飞跃来自我们选定的定居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发生的时间不同，在有些地区早在13000年前就发生

    了，在另一些地区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发生。就大多数情况而言，选定定居的生活

    方式是同我们采纳粮食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粮食生产要求我们留在我们的作

    物、果园和剩余粮食储备的近旁。

    定居生活对技术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种生活使人们能够积累不便携带的财

    产。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只能拥有可以携带的技术。如果你经常迁移而且又没

    有车辆或役畜，那么你的财产就只能是小孩、武器和最低限度的其他一些便于携带

    的小件必需品。你在变换营地时不能有陶器和印刷机之类的累赘。这种实际困难或

    许可以说明何以有些技术出现得惊人地早，接着停了很长时间才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例如，得到证明的最早的陶瓷艺术品是27000年前在现代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用黏

    土烧制的人像，在时间上大大早于已知最早的用黏土烧制的容器（在14000年前的日

    本发现）。捷克斯洛伐克的同一地区在同一时间还出现了关于编织的迹象，但直到

    大约13000年前才出现了已知最早的篮子，大约9000年前才出现了已知最早的布，

    这才用证据验证了编织的出现。尽管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已迈出了这几步，但在人

    们定居下来从而免去携带坛坛罐罐和织机的麻烦之前，无论是制陶还是编织都不会

    产生。

    粮食生产带来的定居生活使财产积累成为可能。不仅如此，由于另一个原因，粮食

    生产还在技术史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在人类进化中第一次使发展经济专业化社

    会成为可能，这种社会是由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养活的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员

    组成的。但我们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已经看到，粮食生产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不同

    的大陆。另外，我们在本章中也已看到，本地技术的发生和保持，不但要依靠本地

    的发明，而且也要依靠来自其他地方的技术传播。这个因素往往使技术在没有可能

    影响其传播的地理和生态障碍的大陆上发展得最快，而这种传播可能发生在这个大

    陆的内部，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大陆。最后，一个大陆上的每一个社会都代表了发展

    技术和采用技术的进一步机会，因为各个社会在创新精神方面由于许多不同的原因

    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技术发展最快的是那

    些人口众多、有许多潜在的发明家和许多互相竞争的社会的广大而富有成果的地

    区。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技术传播的障碍和人口的多寡这3

    大因素的变化，是怎样直接导致我们所看到的各大陆之间在技术发展方面的差异

    的。欧亚大陆（实际上也包括北非在内）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块，包含有数量最多的

    互相竞争的社会。它也是最早开始拥有粮食生产的两个中心的陆块，这两个中心就

    是新月沃地和中国。它的东西向的主轴线，使欧亚大陆一个地区采用的许多发明得

    以较快地传播到欧亚大陆具有相同纬度和气候的其他地区的社会。它的沿次轴线

    （南北轴线）的宽度，同美洲巴拿马地峡的狭窄形成了对照。它没有把美洲和非洲

    的主轴线切断的那种严峻的生态障碍。因此，对技术传播的地理和生态障碍，在欧

    亚大陆没有在其他大陆那样严峻。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后更新世技术的加速发展，

    在欧亚大陆开始得最早，从而导致了本地最大的技术积累。

    北美洲和南美洲在传统上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大陆，但它们连接在一起已有几百万

    年之久，有着类似的历史问题，因此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考虑，以便和欧亚大陆

    相比较。美洲构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陆块，但比欧亚大陆小得多。不过，它们在地

    理和生态上却支离破碎：巴拿马地峡宽不过40英里，等于在地理上把美洲给腰斩

    了，就像这个地峡上的达里安雨林和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在生态上所做的那样。墨西

    哥北部的沙漠把中美洲人类的先进社会同北美洲的社会分隔开了，而巴拿马地峡则

    把中美洲的先进社会同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的社会分隔开了。此外，美

    洲的主轴线是南北走向，从而使大部分的技术传播不得不逆纬度（和气候）的梯度

    而行，而不是在同一纬度内发生。例如，轮子是在中美洲发明的，而美洲驼是不迟

    于公元前3000年在安第斯山脉中部驯化的，但过了5000年，美洲的这唯一的役畜和

    唯一的轮子仍然没有碰头，虽然中美洲玛雅社会同印加帝国北部边界之间的距离

    （1200英里）比同时享有轮子和马匹的法国同中国之间6000英里的距离要短得多。

    在我看来，这些因素足以说明美洲在技术上落后于欧亚大陆这个事实。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陆块，但比美洲小得多。在人类的大部

    分历史中，到欧亚大陆比到美洲容易多了，但撒哈拉沙漠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生态障

    碍，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同欧亚大陆和北非隔开。非洲的南北轴线造成了欧

    亚大陆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之间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本身内部技术传播

    的又一障碍。作为后一障碍的例子，陶器和炼铁术出现在或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

    南的萨赫勒地带（赤道以北），至少同它们到达西欧一样早。然而，陶器直到公元

    元年才到达非洲的南端，而冶金术在从欧洲由海路到达非洲南端时，还不曾由陆路

    传播到那里。

    最后，澳大利亚是最小的一个大陆。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雨量稀少，物产贫乏，因

    此，就其所能养活的人口来说，它实际上就显然甚至更小。它也是一个最孤立的大

    陆。加之，粮食生产也从来没有在澳大利亚本地出现过。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

    澳大利亚成为唯一的在现代仍然没有金属制品的大陆。

    表13.1通过对各大陆的面积和现代人口的比较，把上述因素变成数字。10000年前

    在粮食生产出现前夕的各大陆人口的多少，我们无法知道，但想必就是表中的这个

    排列顺序，因为今天生产最多粮食的许多地区，对10000年前的狩猎采集族群来说，

    可能也是物产丰富的地区。人口的差异是引人注目的：欧亚大陆（包括北非在内）

    的人口差不多是美洲人口的6倍，非洲人口的8倍，澳大利亚人口的230倍。人口多意

    味着搞发明的人和互相竞争的社会也多。表13.1本身大大有助于说明欧亚大陆的枪

    炮和钢铁的由来。

    表13.1 各大陆的人口

    各大陆之间在面积、人口、技术传播的难易程度和粮食生产的开始时间等方面存在

    着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对技术的出现产生了种种影响，但所有这些影响都被夸大

    了，因为技术可以催化自身。欧亚大陆在开始时的巨大优势因此就变成了自1492年

    起的巨大的领先优势—其原因是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而不是那里的人特别聪

    明。我所认识的那些新几内亚人中就有潜在的爱迪生。不过，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

    智用于解决适合自己情况的技术问题：不靠任何进口物品而在新几内亚丛林中生存

    的问题，而不是发明留声机的问题。

    第十四章 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

    1979年，我和几个传教士朋友坐飞机飞越新几内亚的一个到处是沼泽的偏远盆地

    时，我注意到一些相隔好多英里的简陋小屋。驾驶员向我解释说，在我们下面那一

    大片泥淖中的某个地方，有一群猎捕鳄鱼的印度尼西亚人不久前碰上了一群新几内

    亚的游牧民。这两群人都惊慌失措，这次意外的相遇最后以印度尼西亚人开枪打死

    几个游牧民而告终。

    我的传教士朋友们猜想，这些游牧民属于一个从未和外界接触过的叫做法尤族的群

    体，外界只是通过他们那被吓坏了的叫做基里基里族的邻居的描述才知道他们的。

    基里基里族从前也是游牧民族，后来因接受福音而改变了信仰。外人和新几内亚的

    一些群体的初次接触，始终存在着潜在的危险，但像这样的开端就尤其不吉利。尽

    管如此，我的朋友道格还是坐直升机飞了进来，他想要和法尤人建立友好关系。他

    倒是活着回来了，但却显得心有余悸，他讲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故事。

    原来法尤族人通常都是独家居住，他们散布在整个沼泽地带，每年聚会一两次，谈

    判交换新娘的事。道格的访问碰巧赶上了有几十个法尤族人参加的一次这样的聚

    会。对我们来说，几十个人只是一个小小的普通聚会，但对法尤族人来说，这却是

    一个少有的令人心惊肉跳的事件。杀人凶手突然间同死者的亲属狭路相逢。例如，

    一个法尤族男子认出了杀死他父亲的人。这个做儿子的举起斧头向杀人凶手冲去，

    但被朋友们摔倒在地上；于是，那个杀人凶手也拿起斧头向倒在地上的那个做儿子

    的人走过来，但也给人摔倒在地上。这两个人都给紧紧地按住，他们大声怒喊，直

    到好像差不多筋疲力尽了才被放开。其他的人则不时地对骂，愤怒和失望使他们浑

    身发抖，他们用斧头不住狠狠地敲击地面。在聚会的几天中一直就是这样紧张，使

    道格不停地祷告这次访问不要以暴力收场。

    法尤族人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他们大约有400人，分为4个族群，在几百平方英里的

    范围内游荡。根据他们自己的描述，他们原来有2000人左右，但由于自相残杀，他

    们的人口大大减少了。他们没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和社会机构来和平解决严

    重的争端。最后，由于道格的这次访问，法尤族人的一个群体邀请了一对勇敢的传

    教士夫妇和他们一起生活。这对夫妇如今已在那里住了十几年，并逐步说服法尤族

    人放弃暴力。这些法尤族人由此被带入了现代世界，在他们的前面是一个难以预料

    的未来。

    其他许多以前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新几内亚人和亚马孙河地区印第安人的群体，同

    样由于传教士的作用而被吸收进现代社会。跟在传教士后面到来的是教师和医生、

    政府官员和士兵。政府和宗教的扩张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相互

    联系在一起的，不管这种扩张是以和平手段实现的（如最后对法尤族人），还是以

    暴力手段实现的。就后一种情况来说，通常都是由政府来组织征服，然后再由宗教

    来为这种征服辩护。虽然游牧民族和部落民族偶尔也打败过有组织的政府和宗教，

    但在过去的13000年中，总的趋势是：失败的还是游牧民族和部落民族。

    在上一次冰期结束时，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类似今天法尤族的社会中，没

    有人生活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中。晚至公元1500年，全世界的土地被用边界线划分成

    由官员管理和法律统治的国家的还不到20%。今天，除南极大陆外，所有的土地都被

    划分成国家了。有些社会最早实现了集中统一的政府和有组织的宗教，而这些社会

    的子孙后代最后主宰了现代世界。政府和宗教就是这样结合起来发挥了作用，它们

    是产生历史最广泛模式的4组主要的直接动力之一，另外3组动力是病菌、文字和技

    术。那么，政府和宗教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法尤族群和现代国家代表整个人类社会的两个极端。现代美国社会和法尤族人社会

    的差异，在于有或没有专门的警察、机关、城市、金钱、贫富悬殊和其他许多政

    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所有这些制度是一起产生的，还是有先有后？我们可以推断

    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办法是研究关于过去社会的文字记录或考古证据，以及观察

    某个社会的制度在历史上的变迁情况。

    试图描绘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文化人类学家，常常把人类社会分为6、7种类型之多。

    有人试图为任何进化的或发展的统一体确定几个阶段—无论是关于音乐风格的、人

    类生活阶段的或是人类社会的，但任何此类做法都加倍注定是有缺陷的。首先，由

    于每一个阶段都是从前面的某个阶段发展来的，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分界线不可避免

    地带有任意的性质。（例如，一个19岁的人是青少年还是年轻的成人？）其次，发

    展的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被分在同一阶段的例子必然是五花八门的。（勃

    拉姆斯和李斯特如果知道他们现在一起被归入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一类，他们在坟

    墓里也会感到不安的。）不过，如果人们牢记上面提出的告诫，任意划分的阶段却

    为讨论音乐和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简便方法。本着这一精神，我们

    将要使用一种以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和国家这4种分类（见表14.1）为基础的简

    单分类法来了解人类社会。

    族群是最小的社会，一般由5到80人组成，其中大多数或全部是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

    系的近亲。事实上，一个族群就是一个大家庭或几个有亲缘关系的大家庭。今天，

    仍然过着独立自主生活的族群，几乎只能在新几内亚和亚马孙河流域最偏远的地区

    找到，但在现代有许多别的族群受到了国家的控制，或者被同化，或者被消灭。他

    们包括许多或大多数的非洲俾格米人、非洲南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桑人（所谓布须

    曼人）、澳大利亚土著人、爱斯基摩人（伊努伊特人）以及美洲的某些资源贫乏地

    区如火地岛和北部山区森林中的印第安人。所有这些现代的族群无论现在或过去都

    是四处流浪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而不是定居的粮食生产者。直到至少40000年

    前，大概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族群中，而大多数人晚至11000年前还仍然如此。

    族群没有我们在自己的社会中认为理所当然的那许多制度。他们居无定所。族群的

    地盘为整个集体共同使用，而不是划分给小集团或个人。除了年龄和性别之分，族

    群中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专门化：体格健全的人一律自己去觅食。没有诸如法律、

    警察和条约之类的正式制度来解决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冲突。族群组织常常被人

    说成是“平等主义的”：没有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分的正式化了的社会阶层，没

    有正式化了的或世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正式化了的对信息和决策的垄断。然而，

    不应把“平等主义的”这个词拿来表示所有族群都有同等的威望，对决策都有同等

    的权力。这个词只是表示族群中的任何“领导地位”都是非正式的，它是通过诸如

    个性、力量、智慧和战斗技巧之类的品质而获得的。

    我自己对族群的经验来自新几内亚法尤族人居住的一个叫做湖泊平原的多沼泽低地

    地区。在那里，我仍能碰到一些由几个成年人带着他们扶养的儿童和老人组成的大

    家庭，这些人住在溪流旁临时搭起来的简陋小屋里，他们出行靠独木舟和步行。在

    大多数其他新几内亚民族和全世界几乎所有其他民族都过着大规模定居生活的今

    天，为什么湖泊平原上的民族仍然在过着游牧的族群生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

    这个地区没有可以使许多人生活在一起的密集资源，而且（在传教士带来农作物之

    前）它也没有使多产农业成为可能的本地植物。族群食物的主要来源是西谷椰子

    树，这种树在成熟时，它的果心就产生了一种含淀粉的木髓。这些族群之所以过着

    流浪生活，是因为他们在把一个地区成熟的西谷椰子树砍光后，他们必须迁往别的

    地方。由于疾病（尤其是疟疾），由于沼泽地带缺少原料（甚至连做工具用的石头

    都必须靠交换得来），以及由于沼泽地带为人类提供的食物数量有限，族群的数目

    一直很少。因为人类现有技术能够利用的资源的类似局限，在世界上不久前为其他

    族群所占有的地区仍很普遍。

    表14.1 社会的类型

    水平方向的箭头表示该类型的较不复杂和较复杂的社会之间属性的差异。

    与人类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动物—非洲的大猩猩、黑猩猩和产于刚果河以南的倭黑

    猩猩—也是生活在族群中的。所有人类大概也都是如此，直到经过改进的觅食技术

    使得某些狩猎采集族群在某些资源丰富的地区的永久性住所定居下来。这种族群就

    是我们从几百万年的演化史中继承下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超越这个阶段的

    发展则是近几万年中发生的事。

    超越族群的那些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是部落。部落与族群的区别是它比较大（一般

    有几百人，而不是几十人），而且通常有固定的居住地。然而，有些部落，甚至有

    些由酋长管辖的部落，却是由随季节而迁移的牧人组成的。

    新几内亚的高原居民就属于典型的部落组织。在殖民政府来到前，他们的政治单位

    是一个村落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批村落。因此，这种从政治上界定的“部落”，

    通常要比语言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所界定的部落小得多—即部落是一个具有共同的

    语言和文化的群体。例如，1964年，我开始在一群叫做福雷族的高原居民中工作。

    按照语言学和文化的标准，当时的福雷族有12000人，操两种互相听得懂的方言，生

    活在65个村落里，每个村落有几百人。但在属于福雷语族的一些村落中并没有任何

    政治上的统一。每个小村庄都卷入了同所有邻近小村庄一会儿战争一会儿改变结盟

    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纷扰之中，而不管这些邻居是福雷人还是操某种不同语言的人。

    不久前独立的并且现在纷纷隶属民族国家的一些部落，仍然占据着新几内亚、美拉

    尼西亚和亚马孙河流域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我们从一些定居点的考古证据推知，在

    过去也存在过类似的部落组织，这类定居点虽然数量不少，但都缺乏关于酋长管辖

    地的考古特征，这一点我将在下面予以说明。关于定居点的考古证据表明，部落组

    织于大约13000年前开始在新月沃地出现，后来又在其他一些地区出现。在定居点里

    生活的一个先决条件或是粮食生产，或是物产丰富的环境，具有可以在很小地区内

    进行狩猎和采集的特别集中的资源。这就是在气候变化加上技术改进使人们能够收

    获大量的野生谷物的时候，定居点和由此推知的部落开始在新月沃地数量激增的原

    因。

    部落和族群的不同点是部落有固定的住所和更多的人口，除此以外，还有一点也是

    不同的，那就是：部落是由不止一个的得到正式承认的亲属群体所组成，这些群体

    称为氏族，氏族之间互相通婚。土地属于某个氏族，不属于整个部落。然而，部落

    的人数仍然很少，每一个人都知道另外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各种亲属关系。

    对人类其他类型的群体来说也是一样，在一个群体里如要做到彼此了解，这个群体

    的人数最多似乎以“几百人”为宜。例如，在我们的国家社会中，如果一所学校只

    有几百个小学生，校长可能叫得出他所有学生的名字，而如果这所学校里有几千个

    小学生，他就做不到了。在超过几百人的社会中，人类的政府组织往往都是由部落

    组织转换为酋长管辖地组织，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在不认识的人们之间解决冲

    突本来就是一个难题，而随着群体的扩大，这个难题也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有一个

    事实在解决部落成员之间的冲突时有助于化解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个事实就是部落

    中的每一个人和其他每一个人或是有血缘关系，或是有姻亲关系，或是两种关系都

    有。把所有部落成员维系在一起的这种亲属关系纽带，使得人数较多的社会才有的

    警察、法律和其他解决冲突的制度变得不必要了，因为任何两个发生争执的村庄都

    有许多共同的亲属，他们对双方施加压力，使争执不致演变成激烈的冲突。在新几

    内亚的传统社会里，如果一个新几内亚人碰巧和另一个陌生的新几内亚人发生冲

    突，而两人离开各自的村庄又都很远，于是两人就长时间地谈论他们的亲属，试图

    建立某种关系，从而找到某种理由使两人不会产生要杀死对方的念头。

    尽管族群和部落之间存在着这种种差异，但它们仍然有许多类似之处。部落仍然具

    有一种非正式的、“平等主义的”政府制度。信息和决策都是公共的。在新几内亚

    高原地区，我观看过一些村庄会议，村子里的成年人全都到会，他们坐在地上，大

    家轮流发言，看不出有什么人在“主持”讨论。高原地区的许多村庄的确都有一个

    叫做“大人物”的人，也就是村子里最有影响的人。但这种地位不是正式职务，而

    且也只有有限的权力。这个大人物没有独立的决策权，对外交秘密一无所知，除了

    试图影响公共决定外，他什么也做不了。大人物靠他们自己的德性获得了这种身

    份；他们的地位是不能世袭的。

    部落和族群一样，也有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没有分成等级的家族或阶

    级。不但身份地位不能世袭，而且在传统的部落或族群成员中，任何人都不能靠自

    己的努力而过于富有，因为每个人对其他许多人都负有义务和责任。因此，外来人

    很难从外表上猜出在村子里的所有成年人中谁是大人物，因为他和其他每一个人一

    样，住的是同样的简陋小屋，穿的是同样的衣服，佩戴的是同样的装饰品，或者和

    大家一样赤身裸体。

    和族群一样，部落也没有行政系统、警察部门和税收机关。它们的经济以个人或家

    族之间的对等交换为基础，而不是以重新分配向某个中央权威交纳的贡品为基础。

    经济专门化的程度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全职的工匠，每个体格健全的成年人（包括

    大人物）都要参加对食物的种植、采集和猎捕。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所罗门群岛走

    过一个园圃时，看见远处一个正在挖地的人向我招手，我惊讶地发现那是我的一个

    名叫法勒多的朋友。他是所罗门群岛最著名的木刻家，一个极富独创性的艺术家—

    但这并没有使他不必亲自去种甘薯。由于部落如此缺乏经济专家，它们也缺乏奴

    隶，因为没有适合奴隶去做的专门的低贱工作。

    就像古典时期作曲家，从巴赫到舒伯特，从而包括从巴罗克风格作曲家到浪漫主义

    作曲家的整个流派一样，部落也是从一个极端的族群渐变而来，又渐变而为另一极

    端的酋长管辖地。尤其是，部落在为举行盛宴而杀猪时由大人物来分配猪肉，他的

    这个角色预示了酋长在其管辖地收集和再分配食品和货物—现在被重新解释为贡品

    —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有没有公共建筑物大概也是酋长管辖地和部落的区别之

    一，但新几内亚的一些大村庄也常常建有一些供举行膜拜仪式之用的屋子（以西皮

    克河畔的鼓屋闻名），它们就是酋长管辖地庙宇的前身。

    虽然在国家控制之外的偏远的生态贫瘠地区今天仍然幸存着一些族群和部落，但完

    全独立的酋长管辖地到20世纪初就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往往占据着使国家垂涎三

    尺的最好的土地。然而，直到公元1492年，酋长管辖地仍然普遍存在于美国东部的

    广大地区，存在于南美洲、中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还没有被划归土邦的物产

    丰富的地区以及波利尼西亚的所有地区。下面讨论的考古证据表明，酋长管辖地出

    现在新月沃地不迟于公元前5500年左右，出现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不迟于公

    元前1000年左右。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酋长管辖地完全不同于现代欧美国家同时也完

    全不同于族群和简单的部落社会的显著特点。

    就人口的多少而言，酋长管辖地的人口比部落的人口多得多，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

    等。这样多的人口造成了内部冲突的严重的潜在威胁，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酋

    长管辖地的人来说，酋长管辖地的广大多数的其他人和他既没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或

    姻亲关系，他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随着大约7500年前酋长管辖地的出现，人们在

    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学会如何经常地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又不想把他们杀死。

    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是赋予一个人即酋长以使用武力的独占权利。与部落

    的大人物不同，酋长拥有得到公认的职位，并对这个职位有世袭权。和村落会议上

    权力分散的无政府状态不同，酋长是永远的权力中心，他作出所有的重大决定，并

    垄断重要的信息（如邻近酋长管辖地的酋长个人会构成什么样的威胁，或者诸神可

    能已应允赐予什么样的收获）。和大人物不同，酋长都有醒目的标志，在远处就能

    认出来，如西南太平洋伦纳尔岛上的酋长背后插着一把大扇子。一个平民遇见了酋

    长就得按规矩做出尊敬的表示，如（在夏威夷）使自己拜倒在地。酋长的命令可以

    通过一两级官员来传达，这些官员中有许多本身就是低级酋长。然而，与国家官员

    不同的是，酋长管辖地的官员什么都干，而没有专门分工。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夏

    威夷，这些官员（称为科诺希基）征收贡品和管理灌溉，并为酋长组织徭役工作，

    而国家社会则分别设有税收官、水利地区管理人和征兵局。

    酋长管辖地在小范围内的众多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在大多数情况下靠粮

    食生产来获得，而在一些物产特别丰富的地区则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得。例如，美洲

    太平洋西北沿岸的印第安人，如夸扣特尔族印第安人、努特卡族印第安人和特林基

    特族印第安人，在酋长的领导下生活在没有农业和家畜的村落里，因为那里的河流

    和海洋盛产鲑鱼和大比目鱼。被降级为平民的一些人所生产的多余粮食被用来养活

    酋长、他们的家庭、官员和从事制造独木舟、扁斧或痰盂等工作或做捕鸟人或文身

    匠的专门人材。

    奢侈品包括那些专门的手工制品或与远方贸易换来的珍稀物品，这些东西都归酋长

    所有。例如，夏威夷的一些酋长都有羽毛斗篷，有些斗篷是由几万根羽毛经过许多

    世代人的努力才编织成的（当然是由平民斗篷编织工来完成的）。这种奢侈品的集

    中，使得在考古中能够认出酋长的身份，因为有些坟墓（酋长的坟墓）里的陪葬物

    品要比另一些坟墓（平民的坟墓）里的陪葬物品丰富得多，这一点和这以前的人类

    历史上的平等主义的墓葬是不同的。有些古老的复杂的酋长管辖地也能够同部落村

    庄区别开来，区别的根据是精心设计的公共建筑（如寺庙）遗迹和地区内定居点的

    等级，其中一处住地（至高无上的酋长的住地）显然比其他住地大，其中的办公用

    房和人工制品也较其他住地多。

    与部落一样，酋长管辖地由多个生活在一个住地的世袭家族组成。不过，部落村庄

    里的家族是地位平等的氏族，而酋长管辖地的酋长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享有世袭的特

    权。事实上，这个社会被分为世袭酋长和平民阶级两种人，而夏威夷的酋长本身又

    再分为8个等级森严的家族，每一个家族只能在家族内部通婚。此外，由于酋长不但

    需要有专长的手艺人，而且也需干粗活的仆人，因此酋长管辖地和部落的又一个区

    别是前者设有许多可以由奴隶来担任的工作，而这些奴隶一般都是在对外劫掠中俘

    获来的。

    酋长管辖地在经济上的最显著特点是：它们已开始改变完全依赖那种为族群和部落

    所特有的对等交换的办法，根据这种办法，A送给B一个礼物，同时又指望B在将来某

    个未特别规定的时间把一个类似价值的礼物送给A。我们现代国家的居民只有在生日

    和假日才这样做，但我们的大多数商品流通都是按照供需规律进行金钱买卖来实现

    的。酋长管辖地在继续实行对等交换和没有市场买卖或货币的同时，发展出了另一

    种叫做再分配经济的新制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酋长在收获季节从他的管辖地的

    每一个农民那里收到了小麦，然后宴请大家吃面包，或者把小麦贮藏起来，再在下

    次收获之前的日子里把小麦逐步地分配给大家。如果从平民那里收到的很大一部分

    货物不是再分配给他们，而是留给酋长的家族和手艺人消费，这种再分配就变成了

    进贡，也就是首次在酋长管辖地出现的税收前身。酋长不但向平民索取财物，而且

    还要求他们提供建设公共工程的劳动力，而这又一次可能对平民有利（例如有助于

    养活每一个人的灌溉系统），要不然那就主要对酋长们有利了（例如穷奢极侈的墓

    葬）。

    我们对酋长管辖地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似乎它们全都是一个模式。事实上，酋长

    管辖地的差别是很大的。在较大的酋长管辖地，酋长的权力更大，酋长家族的等级

    更多，酋长和平民之间的差异更明显，酋长保留的贡物更多，官员的层次更多，公

    共建筑也更宏伟。例如，波利尼西亚的小岛上的社会实际上与有大人物的部落社会

    颇为相似，只不过酋长这个职位是世袭的罢了。酋长住的简陋小屋看上去同任何其

    他简陋的小屋一样，那里没有官员，也没有公共建筑，酋长把他收到的大多数财物

    重新分配给平民，土地则由社区来管理。但在波利尼西亚最大的岛如夏威夷岛、塔

    希提岛和汤加岛上，酋长靠他们的装饰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公共建筑是靠大批劳动

    力来修建的，大部分贡物都被酋长留下了，并且所有土地也为他们所控制。在家族

    分成等级的社会中，政治单位就是一个自治村庄的社会，又进一步演化为由整个地

    区内一批村庄集合而成的社会，而在这一批村庄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酋长的那个

    最大的村庄控制着只有次要酋长的较小的村庄。

    至此，有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酋长管辖地带来了对集中管理的、非平等

    主义社会来说带有根本性质的两难处境。从最好的方面说，它们可以提供个人无法

    承办的昂贵服务。从最坏的方面说，它们公然地在起着盗贼统治的作用，把实际财

    富从平民手中转移到上层阶级手中。这种高尚和自私的双重作用难分难解地联系在

    一起，虽然有些政府强调一种作用要大大多于强调另一种作用。盗贼统治者和英明

    政治家的区别，强盗贵族和公益赞助人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只是一个从

    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财物有多少被上层人物留下来的问题，是平民对把重新分配的

    财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认为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就是一个

    盗贼统治者，因为他把太多的财物（相当于几十亿美元）据为己有，而把太少的财

    物拿来重新分配（在扎伊尔没有可以实际使用的电话系统）。我们认为乔治·华盛顿

    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把税款用于受到广泛赞誉的计划，而不是中饱总统的私囊。

    不过，华盛顿是生而富有的，而财富的分配在美国要比在新几内亚的村庄不公平得

    多。

    对于任何等级社会，无论是酋长管辖地或是国家，人们于是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民

    会容忍把他们艰苦劳动的成果奉送给盗贼统治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所有政治理

    论家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每一次选举中选民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得

    不到公众支持的盗贼统治者有被推翻的危险，不是被受压迫的平民所推翻，就是被

    暴发的想要取而代之的盗贼统治者所推翻，这些新贵们用许诺为被窃取的果实提供

    更多服务的办法来谋求公众的支持。例如，夏威夷的历史上曾不断出现过反对压迫

    者酋长的叛乱，而这些叛乱通常又都是由许诺减轻压迫的酋长的兄弟们领导的。从

    过去夏威夷的情况来看，我们也许会觉得这听起来滑稽可笑，但只要我们考虑一下

    这种斗争在现代世界所造成的种种苦难，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一个上层人物

    在仍然保持比平民舒服的生活方式时，要怎样做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呢？从古至今

    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4种办法：

    1. 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这在使用高科技武器的现代比使用长

    矛和棍棒的古代容易得多，因为现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生产，也容易被上层

    人物所垄断，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易地制造出来。

    2. 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个

    原则对过去的夏威夷的酋长与对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同样有效。

    3. 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

    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未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人类学

    家以前把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理想化了，说它们是温和的没有暴力的社会，因为一

    些访问的人类学家对一个25人的族群经过3年的研究，竟没有发现一例谋杀事件。他

    们当然不会发现：一个由十来个成年人和十来个儿童组成的族群，由于谋杀以外的

    通常原因，还常常要碰到一些无论如何都必然发生的死亡，如果在这些死亡之外，

    在这十来个成年人中有一个每隔3年杀死另一个成年人，那么这个族群本身就不可能

    长久存在下去，这一点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于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广泛得多

    的长期积累的资料表明，谋杀是死亡的首要原因。例如，当一位女人类学家在向新

    几内亚伊亚乌族妇女调查她们的生活史时，我碰巧也在访问伊亚乌人。当一个又一

    个女人被要求说一说她的丈夫时，她会说出一连几个死于非命的丈夫。典型的回答

    是这样的：“我的第一个丈夫被埃洛皮族的袭击者杀死了。我的第二个丈夫被一个

    想要我的人杀死了，这个人就成了我的第三个丈夫。这个丈夫又被我第二个丈夫的

    兄弟在为他哥哥报仇时杀死了。”此类生活遭遇对于所谓温和的部落民来说竟是家

    常便饭，因此，随着部落社会的扩大，这种情况就对接受中央权威起了促进作用。

    4. 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方法，是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

    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族群和部落本来就都相信鬼神，就像现代的国教一样。但

    是，族群和部落的相信鬼神，并不能被用来为中央权威辩护和为财富的转移辩护，

    也不能被用来维持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和平。当对鬼神的迷信获得了这些功

    能并被制度化之后，它们也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宗教。夏威夷的酋长们在宣传神

    性、神灵降世或至少与诸神沟通方面，可为其他地方酋长的代表。酋长声称，他为

    人民服务就是为他们向诸神说情和在仪式上吟诵为求得雨水、好年成和捕鱼成功所

    必需的咒语。

    酋长管辖地都有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是有组织的宗教的前身，维持着酋长的权

    威。酋长可以一身而兼政治领袖和祭司的两个职务，也可以支持单独一个盗贼统治

    者集团（即祭司），而这个集团的职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为酋长提供辩护。这就是

    为什么酋长管辖地要把如此大量地征收来的财物专门用来建造寺庙及其他公共工

    程，因为这些建筑可以用作官方宗教的中心和酋长权力的醒目标志。

    除了为财富转移给盗贼统治者进行辩护外，有组织的宗教还为中央集权的社会带来

    了另外两个重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有助于解决没有亲

    属关系的人们应如何共处而不致互相残杀这个问题—办法就是为他们规定一种不是

    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约束。第二个好处是，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为别人而牺牲自己

    生命的动机，而不是产生利己之心。以少数社会成员战死沙场为代价，整个社会就

    会在征服其他社会或抵御外侮时变得更加有效。

    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就是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如今统治着世界

    上除南极以外的所有地区。许多早期国家和所有现代国家都有有文化的精英，许多

    现代国家还有有文化的群众。消失了的国家往往留下了明显的考古标志，如有标准

    化设计的庙宇的废墟，至少有4种不同规模的定居点，以及几万英里范围内的各种风

    格的陶器。我们由此知道，国家在公元前3700年左右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

    300年左右出现于中美洲，2000多年前出现于安第斯山脉地区、中国和东南亚，

    1000多年前出现于西非。在现代，人们不断看到由酋长管辖地形成国家的情况。因

    此，关于过去的国家及其形成，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远远多于关于过去的酋长管辖

    地、部落和族群的知识。

    原型国家发展了大型的最重要的（由多个村庄组成的）酋长管辖地的许多特点。它

    们的规模从族群到部落，再从部落到酋长管辖地，不断地扩大。酋长管辖地的人口

    少则几千，多则几万，而大多数现代国家的人口都超过100万，中国的人口则超过10

    亿。最重要的酋长居住地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首都城市。首都以外的其他人口中心

    也可能取得真正城市的资格，而这些城市是酋长管辖地所没有的。城市与村庄的区

    别是城市有重要的公共工程，有统治者居住的宫殿，有来自贡物和税收的资本积

    累，还有粮食生产者以外的集中的人口。

    早期的国家有一个资格相当于国王的世袭领袖，他很像一个超级的至高无上的酋

    长，对信息、决策和权力实行甚至更大的垄断。即使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至关重

    要的知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他们对信息流向政府的其余部门进行控制，结果

    也就是对决策进行控制。例如，在1963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开始时肯尼迪总统把

    关于确定核战争是否会吞没5亿人的信息和讨论，限制在他亲自任命的国家安全委员

    会10人执行委员会的范围内；后来，他又把最后决定权限制在由他本人和他的3名内

    阁部长组成的4人小组范围内。

    中央控制在国家中比在酋长管辖地更加影响深远，而以贡物（改名为税收）形式进

    行的经济再分配在国家中也比在酋长管辖地更加广泛。经济专门化进一步走向极

    端，以致今天甚至农民也无法维持自给自足。因此，当国家的政府垮台时，社会所

    受到的影响产生了灾难性的结果，就像不列颠在罗马于公元407年至411年撤走军

    队、行政官员和硬币时所碰到的情况那样。甚至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国家对它们的

    经济也实行中央控制。它们的粮食是由4个专业群体（生产谷物的农民、牧人、渔民

    以及果园和菜园的种植者）生产的，国家从每一个群体那里得到产品，又向每一个

    群体分配必需的日常用品、工具和这个集团所不生产的食物。国家向种植谷物的农

    民供应种子和耕畜，从牧人那里得到羊毛，通过远方贸易用羊毛交换金属制品和其

    他必不可少的原料，并向维护农民所依赖的灌溉系统的劳动者发放粮食。

    许多早期国家，也许是大多数早期国家，都曾经历过奴隶制，其规模比酋长管辖地

    大得多。这不是因为酋长管辖地在处理被打败的敌人时更加宽大为怀，而是因为国

    家经济专门化的发展，更多的大规模生产和更多的公共工程需要使用更多的奴隶劳

    动。此外，更大规模的国家战争能够得到更多的俘虏。

    酋长管辖地原来只有一两个行政管理层，而在国家里行政管理层次就大大增加了，

    任何人只要见过任何政府的组织系统图就会知道这一点。除了纵向的各级官员大大

    增加外，还有横向的专业部门。酋长管辖地的官员科诺希基要负责夏威夷一个地区

    的所有行政事务，而国家的政府则不同，它分为几个不同的部门，分别处理水利管

    理、税收和征兵等事宜，而每一个部门又都有自己的一套等级系统。即使是小国的

    行政系统也要比大的酋长管辖地来得复杂。例如，西非国家马拉迪就曾建立过一个

    中央政府，光是有头衔的职位就达130多个。

    为了解决国家内部的冲突，法律、法制和警察机关越来越正规化了。法律经常得到

    制定，因为许多国家（也有显著的例外，如印加帝国）都有有文化的上层精英，而

    文字也已在差不多与最早的国家于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出现的同时被发明了出

    来。相比之下，还没有形成国家的早期酋长管辖地没有一个发明过文字。

    早期的国家已有了国家的宗教和标准化的寺庙。许多早期的国王被看作是神授的，

    并在无数方面被给予特殊的待遇。例如，阿兹特克和印加的皇帝出行都用轿子抬

    着；仆人们走在印加皇帝轿子的前头清扫地面；而日本语中有特殊形式的代

    词“你”，专门用来称呼天皇。早期的国王本人就是国家宗教的领袖，否则就另外

    设立一个大祭司。美索不达米亚的寺庙不但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再分

    配、文字和手工技术的中心。

    国家的所有这些特征，把从部落到酋长管辖地的发展引向了极端。不过，除此以

    外，国家还是从酋长管辖地沿几个不同方向演化的结果。这方面最根本的差别是，

    国家是按政治和领土而组建起来，不是按照划分族群、部落和简单的酋长管辖地的

    亲属关系而组建起来的。而且，族群和部落始终是由单一的族群和语族组成的，酋

    长管辖地通常也是如此。然而，国家—尤其是通过对一些国家的合并或征服而形成

    的帝国—通常都是包括不同种族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在后期的国家中，包括今天大

    多数国家在内，领导常常变成非世袭的，而且许多国家放弃了酋长管辖地遗留下来

    的关于正式世袭阶级的整个制度。

    在过去的13000年中，人类社会的主要趋势都是较大的、较复杂的单位取代较小的、

    较不复杂的单位。显然，这只是就一般的长期趋势来说的，古往今来都有数不清的

    变化：有1000次的统一便会有999次的分裂。我们从报纸上了解到，一些大的单位

    （例如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有时也会分裂成一些较小的单位，就像

    2000多年前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帝国一样。比较复杂的单位并不总是能征服不那么复

    杂的单位，有许多反而屈服于后者，就像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分别为“蛮族”和蒙

    古族酋长管辖地所蹂躏那样。但长期趋势仍然有利于最后上升为国家的一些大的复

    杂的社会。

    同样明显的是，国家在与较简单的实体发生冲突时所以能取得胜利，部分原因是国

    家拥有武器和其他技术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拥有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但酋长管辖地

    和国家还有另外两个固有的潜在优势。首先，中央决策者拥有集中军队和资源的优

    势。其次，许多国家的官方宗教和爱国热忱使它们的军队在作战中视死如归，心甘

    情愿地为国捐躯。

    在现代国家中，乐于为国牺牲的思想由我们的学校、教会和政府大力灌输给我们公

    民，使我们忘记了它标志着同以往人类历史的彻底决裂。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鼓

    动其公民准备好在必要时为国牺牲的口号：英国的口号是“为了国王和国家”，西

    班牙的口号是“为了上帝和西班牙”，等等。同样的思想感情也在激励着16世纪阿

    兹特克的战士：“战死沙场最最光荣，给我们以生命的神（阿兹特克的民族之神维

    茨罗波切特里）最最看重这种光荣的死：我远远看见了它，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它的

    渴望！”

    这种思想感情在族群和部落中是无法想象的。我的新几内亚的朋友们对我谈起过他

    们以前的部落战争，但在他们的全部描述中看不出有丝毫的部落爱国主义、自杀性

    的冲锋，也没有任何不惜冒生命危险而采取的军事行动。相反，进行袭击都是采用

    埋伏或优势兵力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把为自己村庄牺牲性命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

    度。但和国家社会相比，这种态度严重限制了部落的军事选择。当然，把狂热的爱

    国者和宗教信徒变成这种危险对手的，不是这些狂热分子本身的死，而是他们的意

    愿，即不惜以他们一部分人的死来换取消灭或制服他们的异教徒敌人。在过去的

    6000年中，在酋长管辖地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前，历史上记载的驱使基督教和伊斯兰

    教信徒去进行征服的那种战争狂热，地球上大概还不曾有过。

    小型的、非中央集权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怎样演化为大型的、中央集

    权的、大多数成员彼此没有密切的亲属关系的社会的呢？在回顾了从族群到国家这

    一转变的各个阶段之后，我们现在要问：是什么迫使社会产生这样的转变？

    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候，有些国家独立地出现了—或者，就像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那

    样，“最早地”出现了，就是说，在周围没有任何国家先于它们而存在的情况下出

    现了。最早国家的出现，除了澳大利亚和北美洲外，在其他每一个大陆上至少发生

    过一次，也许发生过许多次。史前的国家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尼罗河和

    印度河河谷、中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和西非的那些国家。过去的3个世纪中，在马

    达加斯加、夏威夷、塔希提和非洲的许多地方，由于同欧洲国家的接触，在一些酋

    长管辖地不断出现了土邦。在所有这些地区和北美洲的东南部、西北太平洋地区、

    亚马孙河地区、波利尼西亚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甚至更经常地出现了一

    些最早的酋长管辖地。所有这些复杂社会的出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丰富的资料库

    来了解其发展进程。

    在处理国家起源问题的许多理论中，最简单的理论否认有任何问题需要解决。亚里

    士多德认为国家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不需要作任何说明。他的错误是可以理

    解的，因为所有他可能认识的社会—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社会—都是国家。然而，我

    们现在知道，直到公元1492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仍然是酋长管辖地、部落或

    族群的天下。国家的形成的确需要予以说明。

    第二种理论是大家最熟悉的。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推断说，国家是按照一种社

    会契约来组成的，人们在计算自身的利益时作出了理性的决定，一致同意他们的经

    济情况在国家中会比在较简单的社会中更好，因而自愿地废除他们的较简单的社

    会。但我们的观察和历史记载，都没有揭示出有哪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国家是在带着

    轻松优雅气氛的冷静远见下组成的。较小的单位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主权去合并

    成较大的单位。只有通过征服或在外部的胁迫下，它们才会这样去做。

    第三种理论甚至更能得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喜爱。这个理论从一个无可争辩的

    事实出发，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大概是在

    国家开始出现那个时期开始兴建的。这个理论还指出，任何大型的复杂的灌溉系统

    或水利管理，都需要有集中统一的行政系统来予以修建和维护。接着，这个理论又

    把一种观察到的在时间上的初步联系变成了一种假定的因果关系链。美索不达米

    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的居民大概预见到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可能会带给他们的利

    益，虽然当时在几千英里范围内（或地球上任何地方）并没有这样的系统可以向他

    们证明这些利益。这些有远见的人决心把他们的效率低下的小小的酋长管辖地合并

    成一个较大的能够使他们有幸得到大规模灌溉的国家。

    然而，这种关于国家形成的“水利理论”遭到了一般契约理论所遭到的同样的反

    对。更具体地说，它所涉及的只是复杂社会进化过程中的最后阶段。至于大规模灌

    溉有可能出现之前的整整几千年中，是什么推动了从族群到部落再到酋长管辖地的

    发展，它却只字未提。经过详细研究的历史年代或考古年代，也未能支持关于灌溉

    是国家形成的推动力这一观点。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墨西哥和马达加斯

    加，小规模的灌溉系统在国家出现前便已存在了。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兴建与国家的

    出现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些地区兴建重要的灌溉系统还是以后的事。在中美洲

    和安第斯山脉地区形成的大多数国家中，灌溉系统始终是小规模的，当地社会依靠

    自己的力量就可修建和维护。因此，即使在的确出现了复杂的水利管理系统的那些

    地区，这些系统也只是国家形成的间接结果，而国家的形成必定另有原因。

    在我看来，能够表明关于国家形成的一个基本正确的观点的，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

    实，即地区人口的多少是预测社会复杂程度的最有力的唯一根据，这个事实远比灌

    溉与某些国家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能令人信服。我们已经看到，族群有几十个

    人，部落有几百个人，酋长管辖地有几千人到几万人，而国家一般都要超过5万人。

    除了地区的人口多寡与社会类型（族群、部落等）之间的这种约略的相互关系外，

    在这些类型的社会内部，在人口与社会复杂程度之间还有一种更细微的倾向，例

    如，拥有众多人口的酋长管辖地证明是最集中统一、层次最分明和最复杂的社会。

    这些相互关系有力地表明了，地区的人口多寡或人口密度或人口压力与复杂社会的

    形成有着某种关系。但这种相互关系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人口的各种可变因素

    在作为复杂社会缘起的因果关系链中是怎样发生作用的。为了勾画出这个因果关系

    链，让我们现在提醒自己一些密度大的人口是怎样产生的。然后，我们可以研究一

    下一个大而简单的社会为什么会难以为继。以这一点作为背景，我们最后还将回到

    一个简单的社会如何随着地区人口的增长而竟然变得比较复杂这个问题上来。

    我们已经看到，众多的或稠密的人口只有在粮食生产的条件下，或至少对狩猎采集

    来说物产特别丰富的条件下才会产生。有些物产丰富的狩猎采集社会已达到了可以

    组织酋长管辖地的水平，但还没有一个达到国家的水平，因为所有国家都要靠粮食

    生产来养活它们的国民。这些考虑加上刚才提到的地区人口多寡与社会复杂程度之

    间的相互关系，导致了关于粮食生产、人口的可变因素和社会复杂程度之间因果关

    系的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长期争论。集约的粮食生产是否就是因，是它触发了

    人口的增长并以某种方式导致了复杂的社会？或者，众多的人口和复杂的社会反而

    是因，从而以某种方式导致了粮食生产的集约化？

    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抓住要点。集约化的粮食生产和社会的复

    杂程度通过自我催化而相互促进。就是说，人口的增长通过我们将要讨论的机制使

    社会变得复杂起来，而社会的复杂又导致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导致了人口的增

    长。只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的社会才能组织公共工程（包括灌溉系统）、远距离贸易

    （包括输入金属以制造更好的农具）和各种经济专门团体的活动（如用农民的粮食

    养活牧人，又把牧人的牲口提供给农民作耕畜之用）。中央集权社会的所有这些功

    能，促进了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也促进了整个历史上的人口增长。

    此外，粮食生产至少在3个方面帮助复杂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特点。首先，它随季节

    变化定期地投入劳动力。收成贮藏好之后，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就可以利用农民的

    劳动力来兴建宣扬国威的公共工程（如埃及的金字塔），或兴建可以养活更多人口

    的公共工程（如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夏威夷的灌溉系统或鱼塘），或从事扩大政治实

    体的征服战争。

    其次，组织粮食生产以产生余粮储备，从而使经济专门化和社会层次化成为可能。

    剩余粮食可以用来养活复杂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酋长、官员和上层阶级的其他成

    员；文字记录者、手艺人和其他非粮食生产的专门人员；以及被征去修建公共工程

    时的农民本身。

    最后，粮食生产促使人们或要求人们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积累足

    够的财产、发展复杂技术和精巧手艺以及兴建公共工程的一个先决条件。固定住所

    对复杂社会的这种重要性说明了，为什么传教士和政府在初次接触新几内亚和亚马

    孙河地区以前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游牧部落或族群时，都普遍抱有两个直接的目

    的。一个目的当然就是“安抚”这些游牧部落的显而易见的目的：即说服他们不要

    杀害传教士和官员，也不要自相残杀。另一个目的就是劝诱这些游牧部落在村庄里

    定居下来，这样传教士和官员就能找到他们，给他们带来医疗保健和学校教育之类

    的服务，并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从而控制他们。

    因此，粮食生产不但使人口增加，而且还在许多方面发生了作用，使复杂社会能够

    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但这并不能证明粮食生产和众多人口使复杂社会的出现成为

    必然之事。根据实际观察，族群或部落组织对有几十万人的社会是不适用的，而且

    现存的大型社会都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组织。对于这种观察结果，我们怎样来予以说

    明呢？我们至少可以举出4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没有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冲突问题。随着组成社会的人口的增加，

    这种问题多得无法计数。一个由20人组成的族群内部的两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190

    种（20人×19÷2），而一个由2000人组成的族群可能有199.9万个两人组合。每一

    个这样的两人组合就是一个潜在的定时炸弹，说不定在哪一次杀气腾腾的争吵中就

    会爆炸。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的每一次谋杀通常都要引起一宗蓄意报仇的杀人事

    件，从而开始了又一轮杀人和报仇行为，这样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使社会稳定遭

    到了破坏。

    在族群中，每一个人同其他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亲属关系，与争吵双方同时都有亲

    属关系的人出面调解争端。在部落中，许多人仍然是关系密切的亲属，每个人至少

    能够叫出其他每个人的名字，在发生争吵时由双方的亲友来调解。“几百人”是个

    界限，在这个界限内每个人能够认识另外每个人，一旦超过这个界限，越来越多的

    两人组合就成了一对对没有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了。当陌生人打架时，在场的人很少

    会是打架双方的朋友或亲属，没有什么私利要他们去制止打架。相反，如果许多旁

    观者是打架一方的朋友或亲属，他们就会站在他的一边，这样，本来是两个人的打

    架结果就逐步升级为一场乱哄哄的群殴。因此，一个继续把冲突交给全体成员去解

    决的大型社会必然会分崩离析。仅仅这一个因素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几千人的社会只

    有在形成完全控制武力和解决矛盾冲突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时才能存在。

    第二个原因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共同决策越来越难以做到。由全体成年人来决

    策，在新几内亚的一些村庄里仍然是可能的，但这些村庄都很小，消息和通知可以

    迅速传达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全村大会上可以听到其他每一个人的意见，每一

    个人也都有在会上发表意见的机会。但共同决策的所有这些先决条件，在大得多的

    社会里已经无法得到了。即使在如今拥有麦克风和扬声器的时代，我们也全都知

    道，一次小组会决不能解决一个有几千人的群体的问题。因此，一个大型社会如要

    有效地作出决定，就必须加以组织并使之置于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

    第三个原因是经济方面的考虑。任何社会都需要在其成员之间转移财货的手段。一

    个人可能在某一天碰巧获得了较多的某种基本商品，而在另一天则获得较少。由于

    各人才智各不相同，一个人通常总是对某些生活必需品收获过多，而对另一些生活

    必需品收获不足。在只有很少几对成员的小型社会中，由此而产生的必要的财货转

    移，可以通过互惠交换直接安排在成对个人或家庭之间进行。在大型社会里使直接

    的成对冲突的解决缺乏效率的那种数学计算，同样也会使直接的成对经济转移缺乏

    效率。大型社会只有在除了有互惠经济还有再分配经济的情况下，才能在经济上发

    生作用。超过个人需要的财货必须从这个人转移到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

    然后再由这个机构再分配给财货不足的人。

    使大型社会必须有复杂组织的最后一个原因与人口的密度有关。粮食生产者的大型

    社会比狩猎采集者的小族群不但成员多，而且人口密度也大。每一个由几十个猎人

    组成的族群占据着很大一片地区，在这个地区内，他们可以获得对他们来说必不可

    少的大部分资源。他们可以在族群战争的间歇通过与邻近族群的交换来获得其他生

    活必需品。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属于本来只有几十个人的那片地区可能会变成一

    个很小的地区，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从这个地区以外的地方获得。例如，

    我们可以把荷兰的16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600万人划分成80万个单独的地块，每

    个地块包含13英亩土地并被用作一个由20人组成的独立自主的族群的家园，这些人

    始终在他们的13英亩土地的范围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偶尔利用暂时的休战到他

    们这小小地块的边界去同邻近的族群交换物品和新娘。这种受空间条件限制的现实

    情况，要求人口稠密的地区去养活大型的组织复杂的社会。

    对解决冲突、决策、经济因素和空间的这些考虑，于是综合起来要求大型社会实行

    中央集权，但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为那些掌权的人、私下据有信息的人、作决定

    的人和对财货进行再分配的人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得以利用由此带来的机会为他

    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谋取好处。对于任何一个熟悉任何现代人的分类的人来说，这

    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早期社会的发展，那些获得集中权力的人逐步地成了公认

    的上层人物，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属于先前的几个地位平等的乡村氏族之一，只是这

    些氏族比其他氏族“更平等”罢了。

    上面说的就是为什么大型社会不能以族群组织来运作，而只能靠盗贼统治来运作的

    原因。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小型的简单社会实际上是如何演化成

    或合并成大型的复杂社会的。合并、冲突的集中解决、决策、经济再分配和盗贼统

    治者的宗教，并不是通过某种卢梭式的社会契约而自动形成的。是什么推动这种合

    并的呢？

    图17 北美印第安人：大平原波尼部落斑点马酋长

    图18 又一北美印第安人：美国西南部纳瓦霍族妇女

    图19 西伯利亚通古斯妇女

    图20 收割稻子的日本妇女。

    图21 瓜哇岛以东7000英里处热带太平洋中拉帕岛上的波利尼西亚妇女

    图22 挖竹笋的中国女孩

    图23 非洲南部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科伊桑妇女

    图24 赤道非洲伊图里森林俾格米女孩

    图25 说一种尼罗—撒哈拉语的东非人：苏丹的努埃尔人

    图26 说一种非班图语言的尼日尔的东非人：苏丹的赞德族妇女

    图27 一对肯尼亚母女坐在挂着蚊帐的床上。挂蚊帐是为了防止蚊子传播疟疾。

    图28 位于吉萨的狮身人面像和大金字塔，由第四王朝的埃及法老建造。古埃及第四

    王朝是世界较早的王国之一。

    图29 佩特拉城的从岩石中掘出的庙宇，是由约2000年前繁荣的纳巴泰王国雕刻和

    建造的，位于今约旦境内。

    图30 用毛笔练习书写的日本女孩。

    图31 日本农民在稻田耕耘。日本密集型的灌溉水稻种植养活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

    的主要社会之一。

    图32 日本东京涩谷区摩天大楼的空中鸟瞰图，现代社会最富有、技术最先进的地区

    之一。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对演化的推理。我在本章开始时说过，归在

    同一类的社会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人的群体与群体之间永远存在

    着差异。例如，某些族群和部落中的大人物比另一些族群和部落中的大人物必然会

    更具魅力，更有权势，在作决定时更富技巧。在一些大型部落中，具有更强有力的

    大人物因而拥有更大的权力集中的部落，往往拥有对权力不那么集中的部落的某种

    优势。像法尤族那样拙劣地解决冲突的部落，往往又分裂为族群，而管理不善的酋

    长管辖地则分裂成更小的酋长管辖地或部落。能有效地解决冲突、作出正确的决定

    和实行和谐的经济再分配的社会，能够发展更好的技术，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夺

    取更大的物产更丰富的地盘，逐一地打垮独立自主的较小的社会。

    因此，如果条件许可，复杂程度处在同一水平的社会之间的竞争，往往导致了复杂

    程度更高的社会。部落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达到了酋长管辖地的规模，酋长管辖

    地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达到了国家的规模，国家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形成帝

    国。更一般地说，大的单位可能拥有对各个小的单位的某种优势，如果—这是一个

    大大的“如果”—这些大单位能够解决因规模变大而带来的问题，如来自觊觎领导

    地位的狂妄之徒的无时不在的威胁、平民对盗贼统治的忿恨，以及增多了的与经济

    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把小单位合并成大单位，这无论在历史上或是考古上都是有案可查的。同卢梭的看

    法相反，这种合并决不是在一些没有受到威胁的小型社会为了促进其公民的幸福而

    自由决定合并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小型社会的领袖和大型社会的领袖一样，珍惜自

    己的独立和特权。合并的发生不外乎下面的两种方式之一：在外力的威胁下合并，

    或通过实际的征服。有无数的事例可以用来说明每一种合并方式。

    在外力威胁下实现合并的很好的例子，是美国东南部切罗基族印第安同盟的组成。

    切罗基族印第安人原来分为30个或40个独立的酋长管辖地，每一个酋长管辖地就是

    一个大约有400人的村庄。日益扩大的白人殖民地的开拓，导致了切罗基人与白人之

    间的冲突。当个别的切罗基人抢劫或袭击白人移民或商人时，白人无法区别不同的

    切罗基酋长管辖地，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切罗基人进行报复，或是对他们采

    取军事行动，或是断绝与他们的贸易往来。作为对策，各个切罗基酋长管辖地在18

    世纪逐步发现它们不得不加入一个单一的同盟。起先，较大的酋长管辖地于1730年

    选出了一个统领全局的领袖，一个名叫莫伊托伊的酋长，1741年由他的儿子继任。

    这些领袖的首要任务是惩罚攻击白人的个别切罗基人，并与白人政府打交道。1758

    年左右，这些切罗基人把他们的决策规范化，仿照以前的村社会议，每年在一个村

    庄（埃科塔）召开一次会议，这个村庄因此就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首都”。最后，

    这些切罗基人都成了有文化的人（就像我们在第十二章所看到的那样），并通过了

    一部成文宪法。

    切罗基族印第安同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但不是靠征服，而是靠把以前的一些小心

    提防的较小实体合并起来，而这种合并只有在这些实体有被强大的外力消灭的危险

    时才可能发生。同样，关于国家的形成，每一本美国历史教科书都介绍过一个例

    子，谈到美洲白人殖民地中有一个殖民地（佐治亚）曾经促成切罗基国家的建立，

    而这些殖民地后来在受到不列颠君主国的强大外力威胁时，也被迫建立自己的国

    家。美洲各殖民地在开始时也同切罗基的各酋长管辖地一样，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

    己的自治权，它们根据《邦联条例》（1781年）进行的第一次合并尝试，证明是不

    切实际的，因为它为前殖民地保留了太多的自治权。只是在出现了进一步的威胁之

    后，著名的有1786年的谢斯起义和未解决的战争债负担问题，才克服了前殖民地极

    不愿意牺牲自治的态度，并促使它们通过了我们现行高效能的1787年联邦宪法。19

    世纪德国的那些小心提防的各邦的统一，证明是同样困难的。在法国于1870年宣战

    后，这个外部威胁终于导致1871年小诸侯们向德意志帝国中央政府交出了他们的很

    大一部分权力，而早先的3次统一尝试（1848年的法兰克福议会、1850年恢复后的

    德意志联邦和1866年的北德意志联邦）都失败了。

    除了在外力威胁下实现合并外，复杂社会形成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征服。一个有充

    分文件证明的例子，是非洲东南部祖鲁国的起源。在白人移民第一次看到祖鲁人

    时，祖鲁人分为几十个小型的酋长管辖地。在1700年代晚些时候，随着人口压力的

    增加，各酋长管辖地之间的战争变得日益剧烈起来。在所有这些酋长管辖地中，在

    集中统一的权力结构的设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被一个名叫丁吉斯韦约的酋长十分

    成功地解决了。1807年左右，他杀死了一个对手，从而获得了姆特特瓦酋长管辖地

    的统治地位。丁吉斯韦约从各个村庄挑选了一些年轻人，按照年龄而不是按照他们

    的村庄把他们组成团队，建立了优秀而集中的军事组织。他还发展了出色的中央集

    权的政治组织，他在征服其他酋长管辖地时禁止杀戮，对被打败的酋长的家族秋毫

    无犯，只是用这个酋长的一个愿意与丁吉斯韦约合作的亲属来接替酋长的职位。他

    扩大了对争吵的审理范围，提出了较好的集中解决冲突的办法。这样，丁吉斯韦约

    就能够征服并开始把其余30个祖鲁族酋长管辖地合并起来。他的继承人扩大司法系

    统，加强监督和发展礼仪，结果使这个萌芽中的国家得到了加强。

    通过征服而形成国家的这个祖鲁族的例子几乎多得不胜枚举。18世纪和19世纪的一

    些欧洲人碰巧亲眼目睹了由酋长管辖地形成土邦的情况，这些土邦包括波利尼西亚

    群岛中的夏威夷国、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塔希提国、马达加斯加岛的梅里纳国、非

    洲南部祖鲁国以外的莱索托和斯瓦齐以及其他国家、西非的阿散蒂国以及乌干达的

    安科莱国和布干达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是在15世纪通过征服而建立的，那

    时欧洲人还没有到来，但对它们形成的情况，我们从早期西班牙移民翻译过来的印

    第安人口述历史中知道了不少。关于罗马帝国的形成和亚历山大统治下的马其顿帝

    国的扩张，同时代的古典作家有详细的描述。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战争或战争威胁在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社会合并中起了

    关键的作用。但是战争，甚至仅仅是族群间的战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恒久不

    变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只是在过去的13000年中战争才明显地开始造成社会的合

    并？我们业已断定，复杂社会的形成以某种方式与人口的压力联系在一起，因此我

    们现在应该寻找一下人口压力与战争后果之间的某种联系。为什么战争总是在人口

    稠密而不是在人口稀少的时候造成社会的合并呢？答案是，战败民族的命运取决于

    人口的密度，这有3种可能的后果：

    凡是人口密度很低的地方，就像在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的地区所常见的那样，战败群

    体的幸存者只要离开他们的敌人远一点就行了。新几内亚和亚马孙河地区游牧部族

    之间战争的结果往往就是这样。

    凡是人口密度中等的地方，就像粮食生产部落占据的地区那样，没有大片空旷的地

    方可以让战败族群的幸存者逃避。但是，没有集约型粮食生产的部落社会不使用奴

    隶，也不能生产出可以作为很大一部分贡品的足够的剩余粮食。因此，战败部落的

    幸存者对胜利者来说毫无用途，除非娶他们的女人为妻。战败的男人都被杀死了，

    他们的地盘也可能为胜利者所占有。

    凡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就像国家或酋长管辖地所占有地区那样，被打败的人仍然

    无处可逃，但胜利者不杀死他们而有了利用他们的两种选择。由于酋长管辖地社会

    和国家社会已出现了经济专业化，被打败的人可以当奴隶来使用，就像在《圣经》

    时代通常发生的那样。或者，由于许多这样的社会已经有了能够生产大量剩余粮食

    的集约型粮食生产系统，胜利者可以让战败者仍然从事原来的劳作，只是剥夺了他

    们的政治自主权，要他们定期地用粮食或货物来纳贡，并把他们的社会合并入获胜

    的国家或酋长管辖地。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与国家或帝国的建立联系在一

    起的一些战役的结果通常就是这样。例如，西班牙征服者想要从被打败的墨西哥土

    著那里勒索贡物，所以他们对阿兹特克帝国的贡单很感兴趣。原来阿兹特克人每年

    向臣服他们的人收取的贡物包括7000吨玉米、4000吨豆类、4000吨苋菜籽、200万

    件棉斗篷、大量可可豆、军服、盾牌、羽毛头饰和琥珀。

    因此，粮食生产及社会之间的竞争与混合，产生了征服的直接原动力：病菌、文

    字、技术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这些都是终极原因，是通过因果关系链而表现出

    来的，虽然这些因果关系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全都与稠密的庞大人口和定居的生

    活方式有关。由于这些终极原因在不同的大陆上有不同的发展，征服的这些原动力

    在不同的大陆上也有不同的发展。因此，这些原动力往往是相互联系着一起出现

    的，不过这种联系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在印加人中出现了一个没有文字的帝国，

    而在阿兹特克人中则出现了一个有文字但很少有流行病的帝国。丁吉斯韦约的祖鲁

    人则证明了，每一个这样的原动力都多少独立地为历史模式作出了贡献。在几十个

    祖鲁族的酋长管辖地中，姆特特瓦酋长管辖地无论在技术、文字或病菌方面都不具

    有对其他酋长管辖地的优势，但它还是成功地打败了它们。它的优势仅仅存在于管

    理和意识形态方面。这就使由此而产生的祖鲁国得以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征服

    了一个大陆的部分地区。

    第四部分 在五章中环游世界

    第十五章 耶利的族人

    有一年夏天，当我和妻子玛丽一起在澳大利亚度假时，我们决定去访问梅宁迪镇附

    近沙漠中一处保存完好的土著岩画所在地。虽然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沙漠因干燥和夏

    季炎热而名闻遐迩，但在这之前我曾在加利福尼亚沙漠和新几内亚热带草原炎热干

    旱的条件下工作过很长时期，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经验去应付我们在澳大利亚

    旅游时可能碰到的小小的挑战。玛丽和我带上了大量饮用水，在中午出发，徒步走

    上了通往岩画的几英里长的道路。

    我们走的小道从山间巡逻队的驻地开始，一路向上，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穿过毫

    无遮蔽的开阔地带。我们呼吸着灼热干燥的空气，这使我们想起了坐在芬兰桑拿浴

    室里呼吸的滋味。在我们到达有岩画的峭壁时，已经把水喝光了。我们对艺术的兴

    趣也没有了，于是我们继续努力地爬山，缓慢而有规则地喘着气。不久，我看见了

    一只鸟，那显然是一种鹛，但比任何已知的鹛都大得多。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生平

    第一次被热昏了头，产生了幻觉。玛丽和我决定最好还是立刻返回。

    我们俩不再说话。我们一边走路，一边倾听着自己的呼吸，计算着到下一个里程碑

    的距离，并估计一下还剩下多少时间。我们这时口干舌燥，玛丽满脸通红。当我们

    终于回到有空调的巡逻队驻地时，我们立刻瘫倒在冷却水桶旁边的椅子里，把冷却

    水桶里最后的半加仑水全部喝光，还向巡逻队又要来一瓶水。我们坐在那里，精疲

    力竭，情绪低沉，我反复思考着画那些岩画的土著人用什么办法在没有空调住所的

    情况下在沙漠里度过他们的一生，竟能设法不但找到了水，而且还找到了食物。

    对澳大利亚的白人来说，梅宁迪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一个多世纪前它是两个饱受沙

    漠干热之苦的白人用作补给基地的大本营。这两个白人就是爱尔兰警察罗伯特·伯克

    和英国天文学家威廉·威尔斯，他们是第一支从南到北纵贯澳大利亚的探险队的时运

    不济的领导人。伯克和威尔斯在出发时用6头骆驼驮运足够吃3个月的粮食，但在梅

    宁迪北方的沙漠里断了粮。一连3次，这两个探险者都碰到了吃得很好的土著并得到

    他们的救助。他们的家就在那片沙漠里，他们在这两个探险者的前面堆满了鱼、蕨

    饼和烤肥鼠。但接着伯克竟愚蠢地用手枪向其中的一个土人射击，于是整个一群土

    著人吓得四下逃走。虽然伯克和威尔斯因携有打猎用的枪支而拥有对土著人的巨大

    优势，但他们在土著人离开后不到一个月就饿得倒毙了。

    我和妻子在梅宁迪的经历加上伯克和威尔斯遭受的命运，使我强烈地感到在澳大利

    亚建立人类社会有多么困难。澳大利亚在所有大陆中显得与众不同：欧亚大陆、非

    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差异，同澳大利亚与其他这些陆块中任何一个之间的差

    异比较起来，都显得微不足道。澳大利亚是最干燥、最小、最平坦、最贫瘠、气候

    最变化无常、生物品种最稀少的大陆。它是欧洲人占领的最后一个大陆。在欧洲人

    占领前，它已在维持着与任何大陆相比都是最具特色的人类社会和最少的人口。

    因此，澳大利亚对那些关于各大陆之间社会差异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决定性的检验。

    它有最具特色的环境，也有最具特色的社会。是前者造就了后者？如果是，又是如

    何做到的？澳大利亚是用来开始我们环游世界之行的合乎逻辑的大陆，我们要把本

    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所述及的经验用来了解各大陆的不同历史。

    ————

    大多数外行人都会把澳大利亚土著社会表面上的“落后”说成它的最重要的特点。

    澳大利亚是唯一的这样的大陆：那里的各个土著族群在现代的生活中仍然没有所谓

    文明的任何特征—没有农业，没有畜牧业，没有金属，没有弓箭，没有坚固的房

    屋，没有定居的村庄，没有文字，没有酋长管辖地，也没有国家。澳大利亚土著是

    流动的或半流动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他们组成族群，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所或简

    陋小屋中，并且仍然依靠石器。在过去的13000年中，澳大利亚的文化变革积累比其

    他任何大陆都要少。欧洲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流行看法，可以以早期的一个法国探

    险者的话为代表，他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是和没有理性的野兽差不多

    的人。”

    然而，直到40000年前，澳大利亚土著社会还仍然拥有对欧洲和其他大陆社会的巨大

    的领先优势。澳大利亚土著发明了世界上一些已知最早的、边缘经过打磨的石器，

    最早的有柄石器（即装有木柄的石斧）和最早的水运工具。有些已知最早的岩画也

    出自澳大利亚。从解剖学上看，现代人类在欧洲西部定居前可能已在澳大利亚定居

    了。尽管有这种领先优势，为什么最后却是欧洲人征服了澳大利亚，而不是相反？

    在这个问题里还有另一个问题。在更新世冰期期间，大量的海水被封闭在大陆冰原

    里，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如今把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分隔开来的阿拉弗拉浅海那

    时还是干燥的低地。随着大约12000年前到8000年前冰原的融化，海平面上升了，

    那块低地被海水淹没，原来的大澳大利亚大陆分成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两个半大

    陆（图15.1）。

    这两个原来连接在一起的陆块上的人类社会，到了现代彼此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

    异。与我刚才关于澳大利亚土著所说的各种情况相反，大多数新几内亚人，如耶利

    的族人，都是农民和猪倌。他们生活在定居的村庄里，他们的行政组织是部落，而

    不是族群。所有的新几内亚人都有弓箭，许多人还使用陶器。同澳大利亚人相比，

    新几内亚人通常都有坚固得多的住所、更多的适于航海的船只、更多数量和种类的

    器皿。由于新几内亚人是粮食生产者，不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所以他们的平均

    人口密度比澳大利亚人高得多：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但它所

    养活的当地人口却数倍于澳大利亚。

    图15.1 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地区图。实线表示现今海岸线；虚线为更

    新世时期的海岸线，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的低—就是说，当时的海岸线就是亚洲大

    陆架和澳大利亚大陆架的边缘。当时，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扩

    大了的大澳大利亚，而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台湾还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

    为什么从更新世大澳大利亚分离出来的较大陆块上的人类社会在其发展中始终如

    此“落后”，而较小陆块上的社会的“进步”却快得多？为什么新几内亚的所有那

    些发明没有能传播到澳大利亚，而它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宽不过90英里？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地理距离甚至不到90英里，因

    为托雷斯海峡中星星点点地分布着许多岛屿，上面居住着使用弓箭、在文化上与新

    几内亚人相类似的农民。托雷斯海峡中最大的岛距离澳大利亚只有10英里。岛上的

    居民不但同新几内亚人而且也同澳大利亚土著进行着活跃的贸易。这两个具有不同

    文化的世界，隔着一个只有10英里宽的风平浪静的海峡，又有独木舟可以互相往

    来，它们怎么会保持各自的本来面目的呢？

    同澳大利亚的土著相比，新几内亚人可以说是文化上“先进的”了。但大多数其他

    现代人却认为，甚至新几内亚人也是“落后的”。在19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开始在

    新几内亚殖民之前，所有的新几内亚人都没有文字，仍然依靠石器，在政治上还没

    有形成国家或（除少数例外）酋长管辖地。就算新几内亚人的“进步”超过了澳大

    利亚土著，那么为什么他们的“进步”仍没有赶上许多欧亚大陆人、非洲人和印第

    安人？耶利的族人和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胞提出了一个谜中之谜。

    当许多澳大利亚白人被要求说明澳大利亚土著社会文化“落后”这个问题时，他们

    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大概是由于土著本身的缺陷吧。从面部构造和肤色来看，土著

    人当然和欧洲人不同，这就使19世纪晚些时候的一些作家把他们看作是猿和人之间

    缺失的一环。英国白人移民在一个大陆上建立殖民地的几十年内，创造了一种有文

    字的、进行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而这个大陆的居民在经过40000多年后仍然过着狩

    猎采集生活。对这个事实难道还能有其他解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澳大利亚不但

    有蕴藏量丰富的铜、锡、铅和锌，而且还拥有某些世界上最丰富的铁矿和铝矿。那

    么，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仍然不知金属工具为何物，而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这好像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完全有控制的试验。大陆还是那个大陆，只是人不同罢

    了。因此，对澳大利亚土著社会和欧洲裔澳大利亚人社会之间的差异的解释，想必

    就是源于组成这两种社会的不同的人。这种种族主义结论背后的逻辑似乎使人不得

    不信。然而，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结论包含着一个简单的错误。

    作为检验这个逻辑的第一步，让我们考查一下这些人本身的起源。澳大利亚和新几

    内亚至少在40000年前就已有人居住了，那时它们还是连在一起的大澳大利亚。只要

    看一眼地图（图15.1）就可知道，移民们最后必定来自最近的东南亚大陆，他们逐

    岛前进，通过印度尼西亚群岛来到了大澳大利亚。作为这一结论佐证的，有现代澳

    大利亚人、新几内亚人和亚洲人之间在遗传学上的关系，还有在今天的菲律宾、马

    来半岛和缅甸外海的安达曼群岛还残存的几个具有类似体貌特征的群体。

    这些移民一旦到达大澳大利亚海岸，就在整个大陆迅速扩散，甚至占据了这个大陆

    的最遥远的地方和最不适于居住的处所。一些40000年前的化石和石器证实了他们曾

    在澳大利亚西南角存在过；到35000年前，他们到了澳大利亚东西角和塔斯马尼亚，

    这是澳大利亚离开这些移民在澳大利亚西部或新几内亚可能的登陆地点最遥远的角

    落（离印度尼西亚和亚洲最近的地方）；而到了30000年前，他们则到了新几内亚气

    候寒冷的高原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可以从西面的某个登陆地点经由陆路到达。然

    而，到35000年前，要向新几内亚东北方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移民，还需要渡

    过几十英里的水路。对大澳大利亚的占领在速度上可能比从40000年前到30000年前

    的一些年代里表面上的扩散甚至更为迅速，因为在用碳—14测定法的实验误差范围

    内，这些不同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最早有人居住的更新世，亚洲大陆向东延伸，吸纳了现代的

    婆罗洲、爪哇和巴厘这些岛屿，所以当时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距离，

    比今天东南亚边缘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距离要近差不多1000英里。然而，从婆

    罗洲或巴厘岛到达更新世的大澳大利亚，仍然要渡过至少8个宽达50英里的海峡。

    40000年前，渡过这些海峡可能要靠竹筏，这是一种低技术的水运工具，但适于航

    海，今天的中国南海一带仍在使用。尽管如此，当年渡过这些海峡想必十分困难，

    因为在40000年前最早的那次登陆后，考古记录没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

    在后来的几万年中又有人类从亚洲到达大澳大利亚。我们随后得到的明确证据是，

    直到最近的几千年内，才在新几内亚出现了来自亚洲的猪和在澳大利亚出现了来自

    亚洲的狗。

    因此，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人类社会，是在与建立它们的亚洲社会基本隔绝的情

    况下发展起来的。这种隔绝状态在今天所说的语言中反映了出来。经过这几千年的

    隔绝，现代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和现代新几内亚主要群体的语言（所谓巴布亚语），

    都没有显示出与任何现代亚洲语言有任何明显的关系。

    这种隔绝状态也反映在遗传与体质人类学上。对基因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土著与

    新几内亚高原居民同现代亚洲人的类似之处，要稍多于与其他大陆人的类似之处，

    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密切。在骨骼和体貌方面，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与大多数

    东南亚人也有区别，如果把澳大利亚人或新几内亚人的照片同印度尼西亚人或中国

    人的照片比较一下，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所有这些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大澳大

    利亚最早的亚洲移民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与他们的呆在家乡的亚洲同胞分道扬镳，

    在大部分时间里只发生有限的遗传交换。不过，也许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澳大

    利亚移民原来在东南亚的祖先，到这时已大部分被从中国向外扩张的其他亚洲人取

    代了。

    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土著在遗传上、体质上和语言上也产生了分化。例如，在人类

    主要的（由遗传决定的）血型中，所谓ABO系统中的B型和MNS系统中的S型，在新几

    内亚同在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一样都有出现，但这两种血型在澳大利亚则几乎没

    有。大多数新几内亚人的浓密卷曲的头发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直发或鬈发是明显

    不同的。澳大利亚的语言与新几内亚的巴布亚语言不但同亚洲语言没有亲缘关系，

    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亲缘关系，只不过是托雷斯海峡两岸双向交流了某些词汇而

    已。

    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之间的这种分化，反映了在十分不同的环境里的长期隔绝

    状况。自从阿拉弗拉海在大约10000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而最后把澳大利亚同新几内

    亚分开以来，遗传交换只限于通过托雷斯海峡中一系列岛屿而进行的稀少的接触。

    这就使得这两个半大陆上的居民适应了各自的环境。虽然新几内亚南部沿海的热带

    草原和红树林，与澳大利亚北部的热带草原和红树林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但这两

    个半大陆的其他生境在几乎所有的主要方面都是不同的。

    这里举几个不同的地方。新几内亚紧靠赤道，而澳大利亚则远远地延伸进温带，几

    乎到达赤道以南40度的地方。新几内亚多山，地势极其崎岖不平，高度可达16500

    英尺，最高的山峰上覆盖着冰川，而澳大利亚大都地势低平—94%的地区的海拔高度

    在2000英尺以下。新几内亚是地球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而澳大利亚则是地球上最

    干燥的地区之一。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为100英寸，很大一部分高原地区

    则超过200英寸，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则不到20英寸。新几内亚的赤

    道气候只有不太大的季节变化，而且年年如此，但澳大利亚的气候则是高度季节性

    的，而且年年不同，其变幻莫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大陆的气候。因此，新几内亚境

    内的大河纵横交错，川流不息，而澳大利亚的永久性河流在大多数年份里只限于东

    部地区，甚至澳大利亚最大的水系（墨累河—达令河水系）在发生干旱时也要断流

    达数月之久。新几内亚的大部分陆地覆盖着茂密的雨林，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却

    只有沙漠和开阔干旱的林地。

    新几内亚覆盖着受侵蚀尚少的肥沃土壤，这是火山活动、冰川的反复进退与冲刷高

    原以及山间溪流把大量泥沙带到低地所造成的结果。相形之下，澳大利亚有的则是

    所有大陆中最古老、最贫瘠、养分被滤去最多的土壤，因为澳大利亚很少有火山活

    动，也没有高山和冰川。尽管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但由于新

    几内亚地处赤道附近，雨量充沛，地势高低错落和土壤肥沃，那里成了几乎同在澳

    大利亚一样多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生息之地。所有这些环境方面的差异，影响了这

    两个半大陆的全然不同的文化史，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大澳大利亚最早、最集约的粮食生产和最稠密的人口，出现在新几内亚海拔高度为

    4000到9000英尺的高原河谷地区。考古发掘不但发现了在比较干旱地区用来保持土

    壤水分的梯田，还发现了复杂的排水沟系统，其年代为9000年前，而到了6000年前

    已变得相当普遍。这种沟渠系统类似于今天在这高原地区仍然用来疏干沼泽地使之

    成为园地的那些沟渠系统。花粉分析表明，到大约5000年前，高地河谷普遍发生了

    砍伐森林的行动，从而使人联想到清除森林是为了发展农业。

    今天，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不久前引进的甘薯，加上芋艿、香蕉、薯

    蓣、甘蔗、一些可吃的草茎和几种叶菜。由于芋艿、香蕉和薯蓣是在东南亚土生土

    长的，而东南亚又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植物驯化场所，所以过去人们通常认为，新几

    内亚高原地区的作物，除甘薯外，都来自亚洲。然而，人们最后还是认识到，甘

    蔗、叶菜和可吃的草茎的野生祖先都是新几内亚的品种，生长在新几内亚的某几种

    香蕉的野生祖先是在新几内亚而不是在亚洲，而芋艿和某些薯蓣不但是亚洲的土

    产，而且也是新几内亚的土产。如果新几内亚的农业真的来自亚洲，人们也许会指

    望在高原地区找到明白无误地来自亚洲的作物，但没有找到。由于这些原因，现在

    人们普遍承认，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是通过对新几内亚野生植物的驯化而在当

    地出现的。

    因此，新几内亚和新月沃地、中国以及其他几个地区一样，成为世界上植物独立驯

    化发源地的中心之一。在一些考古遗址没有发现6000年前在高原地区实际种植的作

    物有任何残余保存下来。不过，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现

    代高原地区的主要作物都是不会留下明显的考古残迹的那类植物。因此，其中的一

    些植物也是高原地区农业的始祖作物，这似乎是可能的，而由于保存下来的古代排

    水系统与现代用于种植芋艿的排水系统如此相似，这种情况就尤其可能。

    最早的欧洲探险者所看到的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粮食生产中3个明确的外来因素是鸡、

    猪和甘薯。鸡和猪是在东南亚驯化的，并于大约3600年前由南岛人引进新几内亚和

    其他大多数太平洋岛屿。这些人源自中国华南的一个民族，我们将在第十七章对他

    们予以讨论。（猪的引进可能还要早些。）至于原产南美的甘薯，显然只是在最近

    几个世纪内才到达新几内亚，是由西班牙人引进菲律宾，再由菲律宾引进新几内亚

    的。甘薯一旦在新几内亚移植生长，就取代了芋艿的地位而成为高原地区的主要作

    物，因为它成熟的时间更短，每英亩的产量更高，并对贫瘠的土壤条件具有更大的

    耐性。

    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发展，想必是几千年前巨大的人口爆炸引发的，因为在新

    几内亚原来大群的大型有袋动物灭绝之后，高原地区只能养活人口密度很低的以狩

    猎采集为生的人。甘薯的引进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引发了又一次的人口爆炸。当欧

    洲人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飞越高原地区的上空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下面的景色与

    荷兰的景色颇为相似。宽阔谷地里的森林被砍伐一空，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村

    庄，整个谷底都是为进行集约型粮食生产而疏干的并用篱笆围起来的田地。这片景

    色证明了使用石器的农民在高原地区所达到的人口密度。

    地势陡峭、终年云雾缭绕、疟疾流行以及低海拔地区有发生干旱之虞，使新几内亚

    高原地区的农业只能在海拔高度约4000英尺的地带发展。事实上，新几内亚高原地

    区只是一个有稠密农业人口的孤岛，上插青天，下绕云海。新几内亚沿江沿海的低

    地上的村民主要以渔业为生，而远离海岸和江河的旱地居民人口密度很低，靠刀耕

    火种农业维持生计，以种植香蕉和薯蓣为主，以狩猎和采集为辅。相比之下，新几

    内亚低地沼泽地居民则过着流动的狩猎采集生活，靠野生西谷椰子含淀粉的木髓为

    生，这种树每小时采集的结果可以产生比栽培植物多3倍的卡路里。因此，新几内亚

    的沼泽地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说明在某种环境里，由于农业还不能与狩猎采集

    的生活方式竞争，所以那里的人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

    在低地沼泽靠吃西谷椰子而维生的人，就是四处流动的狩猎采集族群组织的典型例

    子，这种族群组织以前想必是新几内亚的特征。由于我们在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中

    讨论过的所有那些原因，农民和渔民就成了发明更复杂的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

    人。他们生活在定居的村庄和部落社会中，常常由一个大人物来领导。有些部落还

    建有巨大的、精心装饰起来的、供举行仪式的屋宇。他们的伟大艺术木雕人像和面

    具，为全世界的博物馆所珍藏。

    这样，新几内亚就成为大澳大利亚的一部分，拥有最先进的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

    以及艺术。然而，从习惯于城市生活的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观点看，新几内亚仍然

    是“原始的”，而不是“先进的”。为什么新几内亚人仍然在使用石器而不是发展

    金属工具，仍然没有文字，并且不能把自己组成酋长管辖地和国家？原来新几内亚

    有几个不利于它的生物因素和地理因素。

    首先，虽然本地的粮食生产的确是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出现的，但我们已在第八章

    中看到，它产出的蛋白质很少。当地的主食都是低蛋白的根用作物，而仅有的驯化

    动物（猪和鸡）的产量又太低，不能为人们提供大量的蛋白质。既然无法把猪或鸡

    套起来拉车，高原地区的居民除了两臂力气外，仍然没有其他动力来源，而且也未

    能发展出流行疾病以击退终于侵入的欧洲人。

    对高原地区人口数量的第二个限制，是能够利用的土地面积有限：新几内亚高原地

    区只有几处宽阔的谷地（最显著的是瓦吉谷地和巴利姆谷地）能够养活稠密的人

    口。第三个限制是这样的现实，即4000英尺至9000英尺之间的中间山地森林地带，

    是新几内亚唯一适于集约型粮食生产的高程地带。在9000英尺以上的新几内亚高山

    生境根本没有任何粮食生产，在4000英尺至1000英尺之间的山坡上几乎没有什么粮

    食生产，而在低地地区也只有低密度的刀耕火种农业。因此，在不同海拔高度专门

    从事不同类型粮食生产的一些社会之间对粮食的大规模经济交换，在新几内亚从未

    发展起来。在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种交换不但向各个海

    拔高度的人提供一种比较均衡的饮食，从而增加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而且也促

    进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

    由于这种种原因，在欧洲殖民政府带来西方医药并制止部落战争之前，传统的新几

    内亚的人口从未超过100万人。我们在第五章讨论过全世界大约有9个最早的农业中

    心，其中新几内亚始终是人口最少的一个中心。由于只有100万人口，新几内亚不可

    能发明出像在中国、新月沃地、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美洲的几千万人中出现的那种

    技术、文字和政治制度。

    新几内亚的人口不但总数少，而且还由于崎岖的地形而被分割成数以千计的生存于

    特定区域内的群体—这里有低地地区的大量沼泽地、高原地区交替出现的陡峭的山

    岭和狭窄的峡谷以及低地和高原四周茂密的丛林。当我带领一队从事野外作业的新

    几内亚助手们在新几内亚进行生物调查时，虽然我们走的是现存的小路，但我认为

    每天前进3英里仍是非常快的速度。传统的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居民一生中离家外出

    从来不超过10英里。

    地形造成的这些困难，加上构成新几内亚族群或村落之间关系特点的断断续续的战

    争状态，正好说明了传统的新几内亚在语言、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这种支离破碎的状

    况。新几内亚是世界上语言最集中的地方：全世界6000种语言中有1000种挤在一个

    只比得克萨斯州稍大一点的地区里，分成几十个语族以及一些就像英语和汉语那样

    不同的互相独立的语言。在所有新几内亚语言中，差不多有一半语言说的人不到

    500，甚至那些最大的说同一种语言的群体（说的人仍然只有10万）也在政治上分成

    几百个村庄，彼此凶狠地斗殴，就像同说其他语言的人斗殴一样。每一个这样的小

    社会其自身实在太小，无法养活酋长和专门的手艺人，也无法发明出冶金术和文

    字。

    除了少而分散的人口外，新几内亚的发展所受到的另一限制是地理上的与世隔绝的

    状态，这一状态妨碍了技术和思想从别处流入新几内亚。新几内亚的3个邻居全都被

    溪涧流过的峡谷把它们同新几内亚分隔开来，直到几千年前，这些邻居在技术和粮

    食生产方面甚至比新几内亚（尤其是新几内亚的高原地区）还要落后。在这3个邻居

    中，澳大利亚土著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新几内亚人所没有的东西，他们几乎全都

    无法提供。新几内亚的第二个邻居是东面的小得多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新

    几内亚的第三个邻居就是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那些岛屿。但这个地区在其历史的大部

    分时间里也始终是由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的文化落后地区。从40000多年前新几内亚最

    早有人移居时起，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南岛人扩张时止，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确定

    是经由印度尼西亚传到新几内亚的。

    随着这一扩张，印度尼西亚就为来自亚洲的粮食生产者所占有，他们带来了家畜，

    带来了至少同新几内亚的一样复杂的农业和技术，还带来了可以被用作从亚洲前往

    新几内亚的有效得多的手段的航海技术。南岛人在新几内亚西面、北面和东面的一

    些岛屿上定居下来，并进一步向西深入，在新几内亚本土北部和东南部海岸定居。

    南岛人把陶器、鸡，可能还有狗和猪引进新几内亚。（早期的考古调查曾宣布在新

    几内亚高原地区发现了不迟于公元前4000年前的猪骨，不过这些宣布一直未得到证

    实。）至少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贸易往来把新几内亚同技术上先进得多的爪哇社会

    和中国社会连接了起来。作为对出口天堂鸟羽毛和香料的交换，新几内亚人得到了

    东南亚的货物，其中甚至包括诸如东山铜鼓和中国瓷器之类的奢侈品。

    假以时日，南岛人的这一扩张肯定会对新几内亚产生更大的影响。新几内亚西部地

    区可能最后在政治上并入印度尼西亚东部苏丹的领土，而金属工具也可能通过印度

    尼西亚东部传入新几内亚。但是—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511年都没有发生，而就在这

    一年，葡萄牙人到达摩鹿加群岛，缩短了印度尼西亚各个发展阶段的序列。其后不

    久，当欧洲人到达新几内亚时，当地居民仍然生活在族群或极其独立的小村庄中，

    并且仍然在使用石器。

    虽然大澳大利亚的新几内亚这个半大陆就这样发展起家畜饲养业和农业，但澳大利

    亚这个半大陆却未能发展任何一次。在冰川期，澳大利亚的有袋目动物甚至比新几

    内亚还多，其中包括袋牛（相当于牛和犀牛的有袋目动物）、大袋鼠和大毛鼻袋

    熊。但所有这些本来可以用来饲养的有袋目动物，在随着人类移居澳大利亚而到来

    的动物灭绝的浪潮中消失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一样没有了任何可以驯化

    的本地哺乳动物。唯一在澳大利亚被采纳的外来驯化哺乳动物是狗，而狗是在公元

    前1500年左右从亚洲引进的（大概是乘坐南岛人的独木舟来到的），并在澳大利亚

    的荒野里定居而变成澳洲野犬。澳大利亚当地人把这种野犬捉来饲养，把它们当作

    伴侣、看门狗，甚至当作活毯子，于是就有了“五条狗的夜晚”这种说法，形容夜

    晚很冷。但他们并不像波利尼西亚人那样把野犬／狗当食物，也不像新几内亚人那

    样把它们用作打猎的帮手。

    农业是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行当，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是最干旱的大

    陆，而且也是土壤最贫瘠的大陆。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

    这就是在这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对气候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是一种无规律的非

    一年一度的循环—ENSO现象（ENSO是“厄尔尼诺向南移动”一词的首字母缩合

    词），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所熟悉的那种有规律的一年一度的季节循环。

    无法预测的严重干旱会持续几年，接着便是同样无法预测的倾盆大雨和洪水泛滥。

    即使在今天有了欧洲的农作物和用来运输农产品的卡车与铁路的情况下，粮食生产

    在澳大利亚也仍然是一种风险行业。年成好的时候，牧群繁衍增殖，而到发生干旱

    时便又死亡殆尽。澳大利亚早期土著农民中可能有人碰到过类似的循环。年成好的

    时候，他们便在村子里定居下来，种植庄稼，并生儿育女，而到了干旱的年头，这

    众多的人口便会因饥饿而大批死去，因为那一点土地只能养活比这少得多的人。

    澳大利亚发展粮食生产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可以驯化的野生植物。甚至现代欧

    洲的植物遗传学家除了从澳大利亚当地的野生植物中培育出澳洲坚果外，其他就再

    也没有培育出什么作物来。在世界上潜在的最佳谷物—籽粒最重的56种禾本科植物

    —的名单中，只有两种出产在澳大利亚，而且这两种又几乎位居名单的最后（粒重

    仅为13毫克，而世界上其他地方最重籽粒的重量可达40毫克）。这并不是说，澳大

    利亚根本就没有任何潜在的作物，也不是说澳大利亚土著从未发展出本地的粮食生

    产。有些植物，如某些品种的薯蓣、芋艿和竹芋，是在新几内亚南部栽培的，但在

    澳大利亚北部也有野生的，是那里土著的采集对象。我们将要看到，在澳大利亚气

    候条件极其有利的地区，土著在沿着最终可能导致粮食生产的方向演进。但任何在

    澳大利亚本地出现的粮食生产，都可能会由于可驯化的动植物的缺乏以及土壤贫瘠

    和气候恶劣而受到限制。

    流浪的生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住所和财物的最小的投资，是因受澳大利

    亚厄尔尼诺南移影响而无法预知可以得到何种资源时的明智的适应行为。在当地条

    件恶化时，土著居民只是迁往一个暂时条件较好的地区。他们不是依赖几种可能歉

    收的作物，而是在丰富多样的野生食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从而把风险减少到最低

    限度，因为所有这些野生食物不可能同时告乏。他们不是使人口在超过资源时挨饿

    而发生波动，而是维持较少的人口，这样在丰年时固然有丰富的食物可以享用，而

    在歉收时也不致有饥馁之虞。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用来代替粮食生产的是所谓的“火耕农业”。土著居民把周围的

    土地加以改造和整治，以提高可食用植物和动物的产量，而不用借助栽培和养殖。

    特别是，他们有意识地把周围很大一部分土地放火焚烧。这样做可以达到几个目

    的：火把立即可以杀来吃的动物赶出来；火把茂密的植丛变成了人们可以更容易通

    行的稀树草原；稀树草原也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猎物袋鼠的理想的栖息地；火还促使

    袋鼠吃的嫩草和土著居民自己吃的蕨根的生长。

    我们把澳大利亚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的人

    口密度随雨量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雨量决定着陆地野生动植物食物的产量），也随

    着江河湖海水产的丰富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土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在最潮湿

    的、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东南部的墨累－达令河水系、东部和北部海岸和西南角。

    这些地区也开始养活了现代澳大利亚人口最稠密的欧洲移民。我们所以把土著看作

    是沙漠居民是因为欧洲人或者把他们杀死，或者把他们从最合意的地区赶走，这

    样，最后的完好无损的土著人群体也只有在那些欧洲人不愿去的地区才能找到了。

    在过去5000年内，在那些物产丰富的地区中，有些地区发生了土著强化食物采集方

    法和土著人口密度增加的现象。在澳大利亚东部发明了一些技术，用滤掉毒素或使

    毒素发酵的办法，使大量的含有淀粉然而毒性极强的铁树种子变得可以食用。澳大

    利亚东南部以前未得到开发的高原地区，开始有土著在夏季经常来光顾，他们不但

    饱餐铁树的坚果和薯蓣，而且还大吃特吃大群潜伏不动的移栖飞蛾，这种蛾子叫做

    博贡蛾，烤了吃有炒栗子的味道。另一种逐步形成的强化了的食物采集活动，是墨

    累—达令河水系的鳗鲡养殖，这里沼泽中的水位随着季节性的雨量而涨落。当地的

    澳大利亚人修建了长达一英里半的复杂的沟渠系统，使鳗鲡的游动范围从一个沼泽

    扩大到另一个沼泽。捕捉鳗鲡用的是同样复杂的鱼梁、安放在尽头边沟上的渔栅和

    在墙洞里放上鱼网的垒在沟渠上的石墙。在沼泽中按不同水位安放的渔栅随着水位

    的涨落而发生作用。虽然当初修建这样的“养鱼场”必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它

    们以后却养活了许多人。19世纪的一些欧洲观察者在鳗鲡养殖场旁边发现了由十几

    间土著的房屋组成的村庄，一些考古遗迹表明，有些村庄竟有多达146间的石屋，可

    见这些村庄的季节性居民至少有几百人之多。

    澳大利亚东部和北部的另一项发展，是收获野生黍子的籽实，这是与中国早期农业

    的一种主要作物蜀黍同属的一种植物。黍子用石刀收割，堆成了垛，用摔打来脱

    粒，然后贮藏在皮袋或木盘里，最后用磨石磨碎。在这过程中使用的几种工具，如

    石头镰刀和磨石，类似于新月沃地为加工其他野生禾本科植物的种子而独立发明出

    来的那些工具。在澳大利亚土著所有的获取食物的方法中，收获黍子也许是最有可

    能最终演化为作物种植的一种方法。

    同过去5000年中强化食物采集一起产生的，是一些新型的工具。小型的石片和三角

    石刀若按重量计算，每磅石器所提供的锋刃长度大于被它们所取代的大型石器。锋

    刃经过打磨的短柄石斧，一度在澳大利亚只有局部地区才有，这时已变得普遍了。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贝壳做的渔钩也出现了。

    为什么澳大利亚没有发展出金属工具、文字和复杂政治结构的社会？一个主要的原

    因是那里的土著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而我们已在第十二到第十四章看到，这些发

    展在别处只有在人口众多、经济专业化的粮食生产者社会里出现。此外，澳大利亚

    的干旱、贫瘠和气候变化无常，使它的狩猎采集人口只能有几十万人。同古代中国

    或中美洲的几千万人相比，那意味着澳大利亚潜在的发明者要少得多，采用借助新

    发明来进行试验的社会也少得多。它的几十万人也没有组成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的社

    会。土著的澳大利亚是由一片人口十分稀少的沙漠组成的，沙漠把它分隔成几个物

    产比较丰富的生态“孤岛”，每一个这样的孤立地区只容纳这个大陆的一小部分人

    口，而且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由于间隔着的距离而减弱了。甚至在这个大

    陆东侧相对湿润和肥沃的地区内，社会之间的交流也由于从东北部的昆士兰热带雨

    林到东南部的维多利亚温带雨林之间的1900英里距离而受到了限制，这个距离无论

    在地理上还是在生态上都相当于从洛杉矶到阿拉斯加的距离。

    在澳大利亚，地区性的或整个大陆的某些明显的退步现象，可能是由于它的一些人

    口中心与世隔绝和居民相对稀少所致。回飞镖是典型的澳大利亚武器，但却在澳大

    利亚东北部的约克角半岛被弃置不用。欧洲人碰到的澳大利亚西南部土著不吃有壳

    的水生动物。澳大利亚考古遗址中出现的大约5000年前的那种小型三角石刀究竟有

    什么用途，还仍然难以确定。虽然有一种方便的解释认为，它们可能被用作矛头和

    箭头倒钩，人们猜想它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用在箭上的三角石刀和箭头倒钩是同样

    的东西。如果这就是它们的用途，那么现代新几内亚有弓箭而澳大利亚却没有弓箭

    这个谜就更加难解了。也许在整个澳大利亚大陆曾经有一阵子采用过弓箭，但后来

    又放弃了。所有这些例子使我们想起了日本放弃过枪支，波利尼西亚大部分地区放

    弃过弓箭和陶器，以及其他一些与世隔绝的社会放弃过其他一些技术（第十三

    章）。

    澳大利亚地区最大的技术损失发生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外130英里的塔斯马尼亚

    岛。今天的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之间浅水的巴斯海峡，在更新世海平面低的那

    个时候还是干燥的陆地，居住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人是先后分布在整个扩大了的澳

    大利亚的人口的一部分。当巴斯海峡在大约10000年前终于被海水淹没时，塔斯马尼

    亚人和澳大利亚大陆人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没有能够顺利渡过巴

    斯海峡的水运工具。从那以后，塔斯马尼亚岛上4000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就失去

    了同地球上所有其他人类的联系，而生活在只有从科幻小说才能读到的一种与世隔

    绝的状态之中。

    塔斯马尼亚人终于在公元1642年接触到了欧洲人，那时他们只是世界上物质文化最

    简单的民族。他们同大陆上的土著一样，也是没有金属工具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

    人。但他们也缺乏在大陆上已很普遍的许多技术和人工制品，包括有倒钩的矛、各

    种骨器、回飞镖、打磨的石器、有柄的石器、鱼钩、鱼网、有叉尖的矛、渔栅，以

    及捕鱼和吃鱼、缝纫和生火的习俗。在这些技术中，有些可能只是在塔斯马尼亚与

    大陆隔绝后引进大陆的，或者可能就是在大陆发明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断

    定，塔斯马尼亚的极少的人口并没有为自己独立地发明了这些技术。这些技术中还

    有一些是在塔斯马尼亚仍是澳大利亚大陆一部分的时候被带到塔斯马尼亚来的，不

    过随后又在塔斯马尼亚的文化孤立中失去了。例如，塔斯马尼亚的考古记录用文献

    证明了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渔场消失了，骨钻、骨针和其他骨器也消失了。至少还

    有3个较小的岛（弗林德斯岛、坎加鲁岛和金岛）在大约10000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

    而脱离了澳大利亚或塔斯马尼亚，在这3个岛上，原来曾有过的大约200人到400人

    的人口已全部灭绝了。

    因此，塔斯马尼亚和这3个较小的岛屿，以极端的形式证明了一个对世界史具有广泛

    的潜在意义的结论。只有几百人的群体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无限期地

    生存下去的。一个有4000人的群体能够生存10000年，但在文化上要失去相当多的

    东西，同时也引人注目地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剩下的只是一种无比简单的文化。澳

    大利亚大陆上的30万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在数目上比塔斯马尼亚人多，也不像塔

    斯马尼亚人那样与世隔绝，但它的人口仍然是各大陆中最少的，也是各大陆中最与

    世隔绝的。关于澳大利亚大陆有文献证明的技术退步的例子和关于塔斯马尼亚的这

    个例子表明，同其他各大陆民族的全部业绩相比，澳大利亚本地人的有限业绩，可

    能一部分来自与世隔绝状态和由于人口太少而对技术的发展与保持所产生的影响—

    就像对塔斯马尼亚所产生的那些影响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没有那么大罢了。不言

    而喻，这种影响可能就是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与依次较小的大陆（非洲、北美

    洲和南美洲）之间在技术上产生差异的原因。

    为什么较先进的技术没有从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传入澳大利亚？就印度尼

    西亚而言，它与澳大利亚西北部隔着大海，生态环境差异很大。此外，直到几千年

    前，印度尼西亚本身也是一个文化和技术落后地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从

    40000年前澳大利亚最早有人定居时起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澳洲野犬出现时止，

    有任何新技术或动植物新品种是从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的。

    澳洲野犬在南岛人对外扩张的极盛时期从中国华南通过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

    南岛人成功地在印度尼西亚各个岛屿定居下来，其中包括离澳大利亚最近的两个岛

    屿—帝汶岛和丹宁巴群岛（分别距离现代澳大利亚仅为275英里和205英里）。由于

    南岛人在其横渡太平洋进行扩张的过程中走过了非常远的海上距离，因此我们可能

    不得不假定他们曾多次到过澳大利亚，即使我们没有澳洲野犬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一

    点。在历史上，每年都有一些张帆行驶的独木舟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西里

    伯斯岛）的望加锡地区到澳大利亚西北部来访问，直到澳大利亚政府于1907年禁止

    了这种造访。考古证据表明，这种访问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很有可能更

    早。这些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要得到海参。海参是海星的亲缘动物，作为一种著名的

    催欲剂和珍贵的汤料从望加锡出口到中国。

    当然，在望加锡人一年一度的访问期间发展起来的贸易，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留下了

    许多遗产。望加锡人在他们的海岸营地种下了罗望子树，并同土著妇女生儿育女。

    布、金属工具、陶器和玻璃被带来作为贸易物品，然而土著居民却没有学会自己来

    制造这些物品。土著居民从望加锡人那里学到了一些外来词、一些礼仪以及使用张

    帆行驶的独木舟和用烟斗吸烟的习俗。

    但这些影响都没有能改变澳大利亚社会的基本特点。由于望加锡人的到来，一些事

    情发生了，但更为重要的却是没有发生的事。这就是望加锡人没有在澳大利亚定居

    下来—这无疑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对面的澳大利亚西北部地区过于干旱，不适于发展

    望加锡的农业。如果印度尼西亚的对面是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热带雨林或热带草原，

    望加锡人可能已定居下来了，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到过那么远的地方。既然只有很

    少的望加锡人到这里来作短暂停留而从未深入内陆腹地，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就只有

    生活在沿海一小片地区的几个澳大利亚人群体。甚至这少数澳大利亚人也只是看到

    一小部分的望加锡文化和技术，而不是一个有稻田、猪、村庄和作坊的全面的望加

    锡社会。由于澳大利亚人仍然是四处流浪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他们所得到的就

    只有那几种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望加锡产品和习俗。张帆行驶的独木舟和烟斗，

    得到了；锻铁炉和猪，没有得到。

    比起澳大利亚人对印度尼西亚影响的抵制，显然更加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对新几内亚

    影响的抵制。说新几内亚语并且有猪、有陶器和弓箭的新几内亚农民，在叫做托雷

    斯海峡的一衣带水的对面就是说澳大利亚语、没有猪、没有陶器和弓箭的澳大利亚

    狩猎采集族群。而且，托雷斯海峡不是一道水面开阔的天然屏障，而是星星点点地

    散布着一系列岛屿，其中最大的一个岛（穆拉勒格岛）距离澳大利亚海岸不过10英

    里之遥。澳大利亚和这些岛屿之间以及这些岛屿和新几内亚之间都有经常的贸易往

    来。许多土著妇女嫁到了穆拉勒格岛，她们在岛上看到了园圃和弓箭。新几内亚的

    这些特点竟没有传到澳大利亚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托雷斯海峡的这种文化障碍之所以令人惊讶，仅仅是因为我们可能错误地使自己构

    想了澳大利亚海岸外10英里处的一个有集约型农业和猪的成熟的新几内亚社会。事

    实上，约克角土著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大陆新几内亚人。不过，在新几内亚与离它最

    近的岛屿之间、然后在这些岛屿与托雷斯海峡中途的马布伊格岛之间、再后在巴杜

    岛与穆拉勒格岛之间、最后又在穆拉勒格岛与约克角之间，都有贸易关系。

    沿着这个岛群向前，新几内亚的社会就显得每况愈下。在这些岛上猪很少或者根本

    没有。沿托雷斯海峡的新几内亚南部低地居民不从事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那种集约

    型农业，而是刀耕火种，主要靠海产、打猎和采集为生。甚至这种刀耕火种的习

    惯，从新几内亚南部沿着这个岛群到澳大利亚，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离澳大利

    亚最近的穆拉勒格岛本身也因干旱而不适于农业，所以只能养活很少的人口，而这

    些人主要靠海产、野生薯蓣和红树果子来维持生存。

    因此，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隔着托雷斯海峡的相互联系使人想起了小孩子的传话游

    戏：孩子们坐成一圈，一个孩子凑着第二个孩子的耳朵把一个词轻轻地说给他听，

    第二个孩子又把他认为他听到的那个词轻轻地说给第三个孩子听，这样，最后一个

    孩子最后轻轻地再说给第一个孩子听的那词就同原来的那个词毫不相干。同样，沿

    托雷斯海峡诸岛进行的贸易也是一种传话游戏，最后到了约克角土著手中的是一种

    与新几内亚社会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我们也不应把穆拉勒格岛民同约克角土著

    之间的关系想像成一种从未间断的友好聚餐，土著迫不及待地从海岛老师那里汲取

    文化。实际上，贸易和战争交替进行，而战争的目的则是割取敌人的首级做战利品

    和把女人捉来做老婆。

    尽管新几内亚文化由于距离和战争而受到了削弱，但新几内亚的某种影响还是到达

    了澳大利亚。通婚给约克角半岛南部带来了某些新几内亚体貌特征，如鬈发而不是

    直发。约克角的4种语言有澳大利亚罕见的音素，这可能是由于受到新几内亚一些语

    言的影响。传进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中，有澳大利亚内陆普遍使用的新几内亚贝壳鱼

    钩，还有在约克角半岛南部流行的带有舷外浮材的新几内亚独木舟。新几内亚的

    鼓、举行仪式时戴的面具、葬礼柱和烟斗，也在约克角被采用了。但约克角的土著

    并没有采用农业，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在穆拉勒格所看到的农业已经微不足道了。

    他们也没有选择养猪，因为在那些岛上猪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也因为无论如何没有

    农业就不可能养猪。他们也没有采用弓箭，而是仍然使用他们的长矛和掷矛器。

    澳大利亚很大，新几内亚也很大。但这两个巨大陆块之间的接触，只限于几小批只

    有很少新几内亚文化的托雷斯海峡岛民与几小批约克角土著的相互影响。约克角土

    著群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决定使用长矛而不使用弓箭，以及不采纳他们所看到的

    已经削弱了的新几内亚文化的某些其他特点，从而妨碍了新几内亚这些文化特点向

    澳大利亚其余所有地区的传播。结果，除了贝壳鱼钩，再没有任何其他新几内亚文

    化特点传播到澳大利亚腹地了。如果新几内亚气候凉爽的高原地区的几十万农民与

    澳大利亚东南部气候凉爽的高原地区的土著有过密切的接触，那么，集约型粮食生

    产和新几内亚文化向澳大利亚的大规模传播就可能接踵而来。但新几内亚高原地区

    同澳大利亚高原地区之间隔着2000英里的生态环境差异很大的地带。就澳大利亚能

    有多少机会看到并采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做法这一点来说，新几内亚高原地区不

    妨说就是月亮里的山。

    总之，虽然澳大利亚石器时代的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与石器时代的新几内亚农

    民及铁器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都有过贸易往来，但他们始终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变，这初看起来似乎是表明了澳大利亚土著出奇的顽固不化。但更进一步的考察

    就可发现，这不过是反映了地理条件在人类文化和技术传播中的无处不在的作用。

    我们仍然需要考虑一下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石器时代的社会同铁器时代的欧洲人相

    遭遇的情况。1526年，一个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新几内亚；1828年，荷兰宣布

    对它的西半部拥有主权；1884年，英国和德国瓜分了它的东半部。第一批欧洲人在

    海岸地区定居下来，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深入内陆，但到1960年，欧洲人的政府已

    经对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政治控制。

    欧洲人到新几内亚去殖民，而不是新几内亚人到欧洲来殖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

    的。欧洲人有远洋船只和罗盘，可以用来帮助他们前往新几内亚；他们有书写系统

    和印刷机，可以用来印刷地图、描述性的报告和有助于建立对新几内亚的控制的行

    政文书；他们有政治机构，可以用来组织船只、士兵和行政管理；他们还有枪炮，

    可以用来向以弓箭和棍棒进行抵抗的新几内亚人射击。然而，欧洲移民的人数始终

    很少，今天新几内亚的人口仍然以新几内亚人为主。这同澳大利亚、美洲和南非的

    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那些地方，欧洲人的殖民地数量多、时间久，在广

    大地区内取代了原来的土著人口。为什么新几内亚却不同呢？

    一个主要的因素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要在新几内亚低地地区定

    居的企图：这个因素就是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虽然其中没有一种是第十一章讨论

    的那种急性群众性流行传染病。在这些未能实现的对低地地区殖民的计划中，最雄

    心勃勃的计划是法国侯爵德雷伊于1880年左右在附近的新爱尔兰岛组织的，结果

    1000个殖民者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死掉了930人。即使在今天能够得到现代医药治疗

    的情况下，我的许多美国朋友和欧洲朋友还是由于疟疾、肝炎和其他疾病而被迫离

    开，而新几内亚留给我个人的健康遗产则是我得了一年的疟疾和一年的痢疾。

    在欧洲人正在被新几内亚低地地区的病菌击倒的时候，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病菌没有

    同时击倒新几内亚人？有些新几内亚人的确受到了传染，但并没有达到杀死澳大利

    亚和美洲大多数土著那样大的规模。对新几内亚人来说，幸运的是在19世纪80年代

    前新几内亚没有永久性的欧洲人殖民地，而到了这个时候，公共卫生方面的发现已

    经在控制欧洲人口中的天花和其他传染病方面取得了进展。此外，南岛人的扩张在

    3500年中已经把一批又一批的印度尼西亚的移民和商人带到了新几内亚。由于亚洲

    大陆的一些传染病已在印度尼西亚滋生繁衍，新几内亚人因此而长期地接触到这些

    疾病，所以逐渐形成了比澳大利亚土著强得多的抵抗力。

    在新几内亚，欧洲人不为严重的健康问题而苦恼的唯一地区，是超过发生疟疾的最

    高海拔的高原地区。但高原地区已为人口稠密的新几内亚人所占据，欧洲人直到20

    世纪30年代才到达这里。到这时，澳大利亚政府和荷兰殖民政府不再愿意像以前几

    个世纪欧洲殖民主义时期那样，通过大批杀死土著族群或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土地，

    来开放土地供建立白人殖民地之用。

    对想要成为移民的欧洲人来说，剩下的一个障碍是，在新几内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

    下，欧洲的作物、牲口和生存方法找不到立足之地。虽然引进的美洲热带作物如南

    瓜、玉米和马铃薯现在已有少量种植，茶和咖啡种植园也已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

    地区建立起来，但欧洲的主要作物如小麦、大麦和豌豆一直未能占主导地位。引进

    的牛和山羊仅有少量饲养，并且同欧洲人一样，也为一些热带疾病所折磨。在新几

    内亚的粮食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新几内亚人在过去几千年中予以完善的那些作

    物和农业方法。

    所有这些疾病、崎岖的地形和生存问题，是使欧洲人离开新几内亚东部（现在的独

    立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原因，这个地区为新几内亚人所占有和管理，不过

    他们却把英语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用英语字母书写，生活在以英国为模本的民主

    政治制度之下，并使用在海外生产的枪炮。在新几内亚西部结果就不一样了，印度

    尼西亚于1963年从荷兰人手中接管了这个地区，并将其更名为伊里安查亚省。这个

    省现在为印度尼西亚人治理和享有。它的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是新几内亚人，但

    由于政府鼓励印度尼西亚移民的政策，它的城市人口是印度尼西亚人。由于长期接

    触疟疾和其他一些与新几内亚人共有的热带疾病，印度尼西亚人没有像欧洲人那样

    碰到了一道强大的病菌障碍。对于在新几内亚生存问题，他们也比欧洲人有更充分

    的思想准备，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农业已经包括了香蕉、甘薯和其他一些新几内亚农

    业的主要作物。伊里安查亚省正在发生的变革，代表了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继

    续进行3500年前开始到达新几内亚的南岛人的扩张。印度尼西亚人就是现代的南岛

    人。

    欧洲人在澳大利亚殖民，而不是澳大利亚土著在欧洲殖民，其原因同我们刚才在新

    几内亚这个例子上看到的一样。然而，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命运却是不同

    的。今天的澳大利亚为2000万非土著所居住和管理，他们大多数都是欧洲人的后

    裔，同时由于澳大利亚于1973年放弃了先前的白人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有越来越

    多的亚洲人来到了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减少了80%，从欧洲殖民地时代的30万人左右

    下降到1921年最低点6万人。今天的土著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有许多

    人住在布道站或政府保留地里，或者为白人放牧而住在畜牧站里。为什么土著的境

    况比新几内亚人差得这么多？

    根本的原因是澳大利亚适于（在某些地区）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和定居，再加上欧

    洲人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在消灭土著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我已着重指出了澳大利亚

    的气候和土壤所造成的种种不利之处，但它的一些最富饶或最肥沃的地区仍然有利

    于欧洲的农业。现在在澳大利亚温带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欧亚大陆温带的主要

    作物小麦（澳大利亚的主要作物）、大麦、燕麦、苹果和葡萄，再加上原产非洲萨

    赫勒地带的高粱和棉花以及原产安第斯山脉的马铃薯。澳大利亚东北部热带地区

    （昆士兰）已超出了新月沃地作物的最佳生长范围，来自欧洲的农民在这些地区引

    进原产新几内亚的甘蔗、原产热带东南亚的香蕉和柑橘果和原产热带南美的花生。

    至于牲口，欧亚大陆的绵羊使粮食生产扩大到澳大利亚的不适于农业的贫瘠地区成

    为可能，而欧亚大陆的牛则成为较湿润地区饲养的牲口之一。

    因此，澳大利亚粮食生产的发展必须等待非本地作物和牲口的引进，这些作物和牲

    口是在世界上气候相似的地区驯化的，而这些地方过于遥远，如果没有越洋船只的

    运输，那里的驯化动植物是到不了澳大利亚的。和新几内亚不同，澳大利亚大部分

    地区都没有严重到可以令欧洲人望而却步的疾病。只有在热带的澳大利亚北部，疟

    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迫使欧洲人在19世纪放弃了他们建立殖民地的企图，只有随着20

    世纪医药的发展，这种企图才得以实现。

    当然，澳大利亚土著是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障碍，尤其是因为可能是最富饶的农

    田和产奶地区当初曾养活澳大利亚土著中人口最稠密的狩猎采集族群。欧洲人的拓

    殖用两种办法减少了土著的人数。一个办法就是开枪把他们打死，在19世纪和18世

    纪晚些时候，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进入新几

    内亚高原地区时，他们就很少这样考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于1928年发生在

    艾利斯斯普林斯，共杀死了31个土著。另一个办法就是欧洲人引进的病菌，对这些

    病菌土著居民还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1778年，第一批欧洲移

    民到达悉尼，不到一年，死于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尸体便随处可见。有案可查的主

    要的致命疾病有天花、流行性感冒、麻疹、伤寒、斑疹伤寒、水痘、百日咳、肺结

    核和梅毒。

    在所有适于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独立的土著社会就被用这两种办法消灭

    了。唯一的或多或少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的社会，是对欧洲人无用的澳大利亚北部

    和西部地区的社会。在欧洲人殖民的一个世纪内，有40000年历史的土著传统基本上

    被消灭殆尽。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在本章开始后不久提出的那个问题了。英国白人殖民者在对一

    个大陆进行殖民的几十年时间内创造了一个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

    而这个大陆上的居民在之前的40000多年里一直过着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生活。除了

    假定土著本身的种种缺点，我们怎样才能对这个事实作出解释呢？这是否就是对人

    类社会演化的一个完全的对照实验，使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种简单的种族主义的结

    论？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很简单。英国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创造出一个有文字

    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他们不过是把所有这些成分从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

    引进罢了。这些成分包括家畜、各种作物（澳洲坚果除外）、冶金知识、蒸汽机、

    枪炮、字母、政治机构，甚至病菌。所有这些都是在欧亚大陆环境下10000年发展的

    最后产物。由于地理的偶然因素，1788年在悉尼登陆的那些殖民者继承了这些成

    分。欧洲人从来没有学会在没有他们所继承的欧亚大陆技术的情况下如何在澳大利

    亚或新几内亚生存。罗伯特·伯克和威廉·威尔斯聪明得能学会写字，但要在土著生活

    的澳大利亚沙漠生存下去，他们的聪明就不够用了。

    在澳大利亚创造社会的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当然，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不是一个有

    文字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业民主的社会。其原因是由澳大利亚的环境特点直接造

    成的。

    第十六章 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

    外来移民、鼓励雇用少数民族成员及妇女的赞助性行动、多种语言的使用、种族的

    多样性—我生活的加利福尼亚州曾是这些有争议的政策的倡导者之一，现在它又在

    带头强烈反对这些政策。我的儿子们在洛杉矶公立学校就读，只要向这些学校的教

    室里看上一眼，你就会发现关于这些政策的抽象辩论在这些孩子们的脸上变得具体

    鲜活了。这些孩子代表了在各自家里说的80多种语言，而说英语的白人却成了少

    数。我儿子们的每个玩伴的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出生

    的；我儿子的4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就有3位不是出生在美国。不过，外来移民

    仅仅是恢复美洲保持了数千年之久的种族多样性而已。在欧洲人定居前，美国大陆

    是数以百计的印第安部落和语言的发源地，只是在最近的几百年内才受到单一政府

    的控制。

    在这些方面，美国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中，除

    一国外，其余都是不久前实现政治统一的民族大熔炉，仍然保持着几百种语言和种

    族群体。例如，俄国曾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小小的斯拉夫国家，直到公元1582

    年它才开始向乌拉尔山脉以外的地区扩张。从那时起直到19世纪，俄国开始并吞了

    几十个非斯拉夫民族，其中许多民族仍然保有自己原来的语言和文化特性。正如美

    国的历史就是关于我们大陆的广大地区如何成为美国人的地区的故事一样，俄国的

    历史就是关于俄国如何成为俄国人的俄国的故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也是不

    久前的政治创造（或者就印度的情况而言是政治再创造），它们分别是大约850种、

    670种和210种语言的发源地。

    近代民族大熔炉这一普遍现象的重大例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的

    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或是语言上似乎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至少在外行人

    看来是这样。它在公元前221年就已在政治上统一了，并从那时起在大多数世纪中一

    直保持着统一的局面。自从中国开始有文字以来，它始终只有一个书写系统，而现

    代欧洲则在使用几十种经过修改的字母。在中国的12亿人中有8亿多人讲普通话，这

    是世界上作为本族语使用的人数最多的语言。还有大约3亿人讲另外7种语言，这些

    语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一

    样。因此，不但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而且连提出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

    国这个问题都似乎荒谬可笑。中国一直就是中国人的，几乎从它的有文字记载的历

    史的早期阶段就是中国人的了。

    对于中国的这种表面上的统一，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致忘记了这多么令人惊

    讶。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指望有这种统一，其中有一个遗传上的原因。虽然有一种从

    人种上对世界各民族的不精确的分类法把所有中国人统统归入蒙古人种，但这种分

    类所掩盖的差异比欧洲的瑞典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尤其

    是，中国的华北人和华南人在遗传上和体质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华北人最像西

    藏人和尼泊尔人，而华南人则像越南人和菲律宾人。我的华北朋友和华南朋友常常

    一眼就能从体貌上把彼此区别开来：华北人往往个子较高，身体较重，鼻子较尖，

    眼睛较小，眼角更显“上斜”（由于所谓的内眦赘皮关系）。

    中国的华北和华南在环境和气候方面也有差异：北方比较干燥也比较冷；南方比较

    潮湿也比较热。在这些不同的环境里产生的遗传差异，说明华北人和华南人之间有

    过适度隔离的漫长历史。但这些人到头来却又有着相同的或十分相似的语言和文

    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虽然有人长期定居，但语言并不统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

    语言上明显的近乎统一也就令人费解了。例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新几内亚的面

    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它的人类历史也只有大约40000年，但它却有1000种语

    言，包括几十个语族，这些语族之间的差异要比中国8种主要语言之间的差异大得

    多。西欧在印欧语传入后的6000—8000年中，逐步形成或获得了大约40种语言，包

    括像英语、芬兰语和俄语这样不同的语言。然而，有化石证明，50多万年前中国便

    已有人类存在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必然会在中国产生的那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语

    言到哪里去了？

    这种怪事暗示，中国过去也曾经是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就像其他所有人口众多

    的国家现在仍然表现出来的那样。中国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在早得多的时候便已

    统一了。它的“中国化”就是在一个古代的民族大熔炉里使一个广大的地区迅速单

    一化，重新向热带东南亚移民，并对日本、朝鲜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发挥重大的影

    响。因此，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了解整个东南亚历史的钥匙。本章就是要讲一讲关于

    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这个故事。

    方便的起始点就是一幅详细的中国语言地图（见图16.1）。对我们所有习惯于把中

    国看作铁板一块的人来说，看一看这幅地图真叫人大开眼界。原来，中国除了8

    种“大”语言—普通话及其7个近亲（常常只是被统称为“汉语”），说这些语言的

    人从1100万到8亿不等—还有130多个“小”语种，其中许多语种只有几千人使用。

    所有这些“大”、“小”语种分为4个语族，它们在分布密度上差异很大。

    图16.1 中国和东南亚的4大语族

    图16.2 东亚和东南亚的现代政治边界，用以说明图16.1所示语族的分布。

    普通话及其亲属语言，构成了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连续分布在中国的华北和华

    南。人们可以从中国东北徒步穿行整个中国到达南面的东京湾，而仍然没有走出说

    普通话及其亲属语言的人们所居住的土地。其他3个语族的分布零碎分散，为一

    些“聚居区”的人们所使用，被说汉语和其他亲属语言的人的“汪洋大海”所包

    围。

    特别分散的是苗瑶（亦称曼—勉）语族的分布，这个语族包括600万人，大约分为5

    种语言，带有富于色彩的名称：红苗语、白苗语（亦称条纹苗语）、黑苗语、绿苗

    语（亦称蓝苗语）和瑶语。说苗瑶语的人生活在几十个孤立的小块地区，被其他语

    族的人所包围，它们散布在一个5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内，从华南一直延伸到泰国。

    来自越南的10多万说苗语的难民把这个语支带到了美国，不过他们在美国却是以这

    个语族的另一名称曼语而更为人所知。

    另一个零碎分散的语系是南亚语系，这个语系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越南语和柬埔

    寨语。6000万说南亚语的人的分布地区，从东面的越南到南面的马来半岛，再到西

    面的印度。中国语族中的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语支是傣—加岱语支（包括泰语和老挝

    语），这个语支有5000万人，其分布从华南向南进入泰国半岛，向西到达缅甸。

    当然，今天说苗瑶语的人的分布之所以如此零碎分散，不是由于古代有什么直升飞

    机把他们东一处西一处地投掷在亚洲大地上。人们倒是可以猜想他们本来具有一种

    比较近乎连续的分布，后来之所以变得零碎分散，是由于其他语族的人进行扩张，

    或诱使说苗瑶语的人放弃自己的语言。事实上，语言分布的这种变得零碎分散的过

    程，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过去的2500年内发生的，作为历史事实这有充分的文献可

    资证明。现代说泰语、老挝语和缅甸语的人的祖先，都是在历史上从华南和邻近地

    区迁往现在的地点、相继淹没了早先移民在那里定居的后代。说汉语的族群特别卖

    力地取代其他族群，并在语言上改变他们，因为说汉语的族群鄙视其他族群，认为

    他们是原始的劣等族群。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中国周朝的历史记载，

    描写了一些说汉语的诸侯国对中国大部分非汉语人口的征服和吸收。

    我们可以利用几种推理尽可能地重新绘制出几千年前的东亚语言地图。首先，我们

    可以把已知的最近几千年的语言扩张史颠倒过来。其次，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理：

    如果现代的某些地区只有一种语言或有亲属关系的语族，而这一语言或语族又占有

    一个广大的连续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就证明了这一语族在地理上的扩张，只是由于

    时间还不够长，它还没有来得及分化成许多语言。最后，我们还可以作反向的推

    理：如果在现代的某些地区内存在着属于某一特定语系的语言高度多样性现象，那

    么这些地区差不多就是该语系的早期分布中心。

    运用这3种推理来拨回语言时钟，我们就能断定：中国的华北原先为说汉语和其他汉

    藏语的人所占据；华南的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里为说苗瑶语、南亚语和傣—加岱语

    的人所占据；而说汉藏语的人取代了整个华南地区大多数说其他这些语言的人。一

    种甚至更加引人瞩目的语言剧变想必席卷了从热带东南亚到中国南部的整个地区—

    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马来半岛。不管当初在那些地方说过什么语

    言，现在必定都已全部消亡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所有现代语言似乎都是近代的外来

    语，主要来自中国华南，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来自印度尼西亚。鉴于苗瑶语在今天几

    乎无法维存这一情况，我们还可以猜测当年华南除苗瑶语、南亚语和傣—加岱语

    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语族，不过其他这些语族没有留下任何幸存的现代语言罢

    了。我们还将看到，南岛语系（所有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语言属于这一语系）可能

    就是从中国大陆消失的那些其他语系之一，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语系，仅仅因为

    它传播到了太平洋诸岛并在那里存活下来。

    东亚的这种语言更替使我们想起了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和西班牙语向新大陆传播的

    情况。新大陆以前曾是上千种或更多的印第安语言的发源地。我们从近代史得知，

    英语不是仅仅因为在印第安人听起来悦耳才取代了美国的印第安语言的。相反，这

    种更替需要说英语的移民通过战争、屠杀和带来的疾病杀死大多数印第安人，使幸

    存的印第安人不得不采用英语这个新的多数人的语言。语言更替的直接原因是外来

    的欧洲人在技术上和政治组织上所拥有的对印第安人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归根结底

    又是来自很早就出现粮食生产所带来的优势。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为英语所更替以及

    非洲赤道以南地区原来的俾格米和科伊桑语言为班图语所更替，基本上都经历了同

    样的过程。

    因此，东亚的语言剧变提出了一个相应的问题：是什么使说汉藏语的人得以从中国

    的华北迁往华南，而使说南亚语的人和说其他原始中国华南语族的人得以南下进入

    热带东南亚？这里，我们必须求助于考古学，看一看是否有证据表明某些亚洲人在

    技术、政治和农业方面获得了对其他亚洲人的优势。

    与在世界上其他每一个地方一样，东亚的大部分人类历史的考古记录，仅仅显示了

    使用粗糙石器并且没有陶器的狩猎采集族群的遗迹。在东亚，表明情况有所不同的

    最早证据来自中国，因为那里出现了公元前7500年左右的作物残迹、家畜的骨头、

    陶器和打磨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个年代距离新石器时代和新月沃地粮食生

    产开始的时间不到1000年。但由于在这之前1000年的中国情况在考古上知之甚少，

    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中国粮食生产的开始究竟与新月沃地同时，还是稍早或稍晚。

    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动植物驯化中心之一。

    中国实际上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中心。我已经提到过中国凉

    爽、干燥的北方与温暖、潮湿的南方在生态方面的差异。即使在同一纬度，沿海低

    地与内陆高原之间也存在着生态差异。不同的野生植物生长在这些根本不同的环境

    里，因此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农民对这些植物可能会有不同的利用。事实上，已经

    验明的最早作物是华北的两种耐旱的黍子，而华南的水稻则表明可能存在南北两个

    不同的植物驯化中心。

    中国的一些考古遗址不但有最早的作物证据，而且还有驯养的猪、狗和鸡的骨头。

    除了这些驯养的动物和作物，渐渐又有了中国的其他许多驯化动植物。在这些动物

    中，水牛是最重要的（用于拉犁），而蚕、鸭和鹅则是另一些最重要的动物。后来

    的一些为人们所熟悉的作物包括大豆、大麻、柑橘果、茶叶、杏、桃和梨。此外，

    正如欧亚大陆的东西轴向使许多这样的中国动物和作物在古代向西传播一样，西亚

    的驯化动植物也向东传播到中国，并在那里取得重要的地位。西亚对古代中国经济

    特别重大的贡献是小麦和大麦、牛和马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绵羊和山羊。

    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粮食生产在中国逐步产生了其他一些在第十一到第十

    四章所讨论的“文明”标志。中国非凡的青铜冶炼传统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

    2000年间，最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导致在中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铸铁生产。其

    后的1500年则是第十三章提到的中国技术发明的大量涌现时期，这些发明包括纸、

    罗盘、独轮车和火药。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间出现了，墓葬形

    制出现了很大变化，有的朴素无华，有的陈设奢侈，这表明出现了阶级差别。保卫

    城市的高大城墙、巨大的宫殿、最后还有沟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世界上最长的运

    河，全长1000多英里），证明等级社会已经出现，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的统治者才

    能把大量的平民劳动力动员起来。现在保存下来的文字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间出

    现的，但也可能出现得更早。我们关于中国出现了城市和国家的考古知识，后来又

    得到了关于中国最早的几个王朝的文字记载的补充，这些王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000年左右兴起的夏朝。

    至于粮食生产的更具灾难性的副产品传染病，我们还不能确定源于旧世界的一些最

    主要的疾病发生在旧世界的什么地方。然而，从罗马时代到中世纪的一些欧洲著作

    清楚地记述了腺鼠疫、可能还有天花来自东方，因此这些病菌可能源自中国或东

    亚。流行性感冒（起源于猪）甚至更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猪很早就在中国驯养

    了，并且成了中国十分重要的家畜。

    中国广大的幅员和生态的多样性造就了许多不同的地区性文化，从考古上来看，根

    据它们的陶器和人工制品的不同风格，这一点是可以区别出来的。在公元前第四个

    千年期间，这些地区性文化在地理上扩张了，它们开始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

    融合。正如生态多样性地区之间驯化动植物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一样，文

    化多样性地区之间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而交战的酋长管辖地之间的激

    烈竞争推动了规模更大、权力更集中的国家的形成（第十四章）。

    虽然中国的南北梯度妨碍了作物的传播，但这种梯度在中国不像在美洲或非洲那样

    成为一种障碍，因为中国的南北距离较短；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南北之间既不像非洲

    和墨西哥北部那样被沙漠阻断，也不像中美洲那样被狭窄的地峡隔开。倒是中国由

    西向东的大河（北方的黄河、南方的长江）方便了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作物和技术

    的传播，而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广阔地带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这两条大河的水系

    得以用运河连接起来，从而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流。所有这些地理因素促成了中国

    早期的文化和政治统一，而西方的欧洲虽然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地势比较高低不

    平，也没有这样连成一体的江河，所以欧洲直到今天都未能实现文化和政治的统

    一。

    在中国，有些新事物是由南向北传播的，尤其是铁的冶炼和水稻的栽培。但主要的

    传播方向是由北向南。这个趋向在文字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欧亚大陆西部曾产生过

    太多的书写系统，如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赫梯文字、弥诺斯文字

    和闪语字母。中国则不同，它只产生了一种得到充分证明的书写系统。它在华北得

    到完善，并流传各地，预先制止了任何其他不成熟的书写系统的发展或取而代之，

    最后演化为今天仍在中国使用的文字。华北社会向南传播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有特色

    的东西是青铜工艺、汉藏语言和国家的形成。中国的3个最早的王朝—夏、商、周都

    是在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间在华北兴起的。

    现存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著作表明，当时的华夏族就已常常（就像今天许多人仍

    然在做的那样）觉得在文化上比非华夏族的“野蛮人”优越，而华北人也常常甚至

    把华南人也看作野蛮人。例如，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周朝后期的一位作家对中国的

    其他民族作了如下的描绘：“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

    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这位周朝的作者接着又把南方、西方和北方的原

    始部落说成是沉溺于同样野蛮的习俗：“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

    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由华北的这个周王朝建立的或以周王朝为榜样的一些国家，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

    向华南扩展，最后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秦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政治统一。中国的文

    化统一也在同一期间加速进行，有文字的、“文明的”华夏诸国吸收并同化了没有

    文字的“野蛮人”，或成为这些人仿效的榜样。这种文化的统一有时是很残暴的，

    例如秦始皇宣布以前的所有典籍都是没有价值的，并下令把它们焚毁，这给我们现

    在了解中国的早期历史和文字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这些和其他一些严厉的措施对于

    华北的汉藏语向中国大部分地区传播，并使苗瑶语和其他语族的分布落到如今零碎

    分散的状况，必定起到过推动的作用。

    在东亚，中国在粮食生产、技术、文字和国家形成方面的领先优势所产生的结果

    是，中国的创新改革对邻近地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直到公元前第

    四个千年，热带东南亚仍然为狩猎采集族群所占据，这些人制造了以越南和平遗址

    命名的，属于所谓和平文化传统的砾石工具和石片工具。从那以后，源自中国的作

    物、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村居生活以及与华南陶器相似的陶器传入了热带东南亚，

    也许一起来到的还有华南的一些语族。历史上缅甸人、老挝人和泰人的向南扩张使

    热带东南亚的中国化宣告完成。所有这些现代民族都是他们的华南同胞的近代旁系

    亲属。

    中国的这种影响就像蒸汽压路机一样势不可挡，先前的热带东南亚民族在这一地区

    的现代居民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剩下狩猎采集族群的3个孑遗群体—马来半

    岛的塞芒族矮小黑人、安达曼群岛岛民和斯里兰卡维多依族矮小黑人—使我们想到

    热带东南亚的原先居民可能是黑肤、鬈发，就像现代的新几内亚人，而不像肤色较

    浅、直发的中国华南人及其旁系亲属现代的热带东南亚人。东南亚的这些孑遗的矮

    小黑人可能就是当初开拓新几内亚的原住民的最后幸存者。塞芒族矮小黑人仍然过

    着狩猎采集生活，他们和附近的农民进行物物交换，但也从这些农民那里采用了一

    种南亚语言—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菲律宾矮小黑人和非洲俾格米狩猎采集族

    群也是采用了他们的农民交易伙伴的语言。只有在遥远的安达曼群岛上，一些与华

    南语族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继续保存了下来—它们是曾经必定多达几百种，而现已

    灭绝的东南亚土著语言中最后幸存下来的语言。

    甚至朝鲜和日本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不过它们在地理上与中国相隔绝的状

    态，确保了它们没有像热带东南亚那样失去自己的语言以及体质和遗传特征。朝鲜

    和日本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采纳了中国的水稻，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采用了中

    国的青铜冶炼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采用了中国的文字。中国还把西亚的小麦和

    大麦传入朝鲜和日本。

    我们在这样介绍中国在东亚文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切不可言过其实。事实上，东

    亚的文化进步并不全部源于中国，朝鲜人、日本人和热带东南亚人也不是毫无贡献

    的没有创造能力的野蛮人。古代的日本人发明了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陶器制造技

    术，并在粮食生产传入之前很久作为狩猎采集族群就已在村庄里定居，靠日本丰富

    的海产资源维持生计。有些作物可能是在日本、朝鲜和热带东南亚最早或独立驯化

    出来的。

    但是，中国的作用仍然是太大了。例如，中国文化的声望值在日本和朝鲜仍然很

    高，虽然日语中源自中国的书写系统在表达日本语言方面存在着种种缺点，但日本

    并不打算抛弃它，而朝鲜也只是在不久前才用本国的奇妙的谚文字母取代了笨拙的

    源自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在日本和朝鲜的持续存在，是将近10000年前动植物在中

    国驯化的20世纪版生动遗产。由于东亚最早的农民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成了中国人

    的中国，而从泰国去往（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复活节岛的民族就成了他们的表

    亲。

    第十七章 驶向波利尼西亚的快艇

    有一次，在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的首都查亚普拉，我和3位印度尼西亚朋友走进了

    一家铺子，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我说来，这件事就是太平洋岛屿历史的缩影。我

    这3位朋友的名字分别是阿什马德、维沃尔和索阿卡里。这家铺子是一个名叫平瓦的

    商人开的。阿什马德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担任我们的头儿，因为他和我正在为

    政府组织一次生态调查，我们雇用了维沃尔和索阿卡里做本地的助手。但阿什马德

    从来没有到过新几内亚的山区森林，根本不知道该采办什么东西。这结果令人发

    笑。

    在我的朋友们走进这家铺子的时候，平瓦正在读一份中文报纸。当他看见维沃尔和

    索阿卡里时，他继续读他的报纸，但他一看到阿什马德，就飞快地把报纸塞到柜台

    下面。阿什马德拿起了一把斧头，惹得维沃尔和索阿卡里笑了起来，因为他把斧头

    拿倒了。维沃尔和索阿卡里教给他怎样正确地握住斧柄砍东西。这时，阿什马德和

    索阿卡里注意到维沃尔的光脚丫子，因为他一辈子没有穿过鞋，所以脚趾头都向外

    张开。索阿卡里挑了一双最大的鞋往维沃尔的脚上套，但这双鞋仍然太小，这引得

    阿什马德、索阿卡里和平瓦笑声不断。阿什马德挑了一把塑料梳子来梳理他那又粗

    又黑的直发。他看了一眼维沃尔的浓密的鬈发，把梳子递给维沃尔。梳子立刻在头

    发里卡住，维沃尔一使劲，梳子就立即折断了。大家都笑了，维沃尔自己也笑了。

    接着维沃尔提醒阿什马德要买许多大米，因为在新几内亚的山村里除了甘薯买不到

    其他食物，而吃甘薯会使阿什马德的胃受不了—大家又笑了。

    笑归笑，我还是觉察到了潜在的紧张。阿什马德是爪哇人，平瓦是中国人，维沃尔

    是新几内亚高原人，而索阿卡里是新几内亚北部沿海低地人。爪哇人在印度尼西亚

    政府中大权独揽，而印度尼西亚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并吞了新几内亚西部，并用炸

    弹和机关枪粉碎了新几内亚人的反抗。阿什马德后来决定留在城里，让我独自带着

    维沃尔和索阿卡里去做森林调查工作。他向我解释了他的决定，他指着他那和新几

    内亚人完全不同的粗直头发说，新几内亚人会杀死任何一个长着他这样头发的人，

    如果他们发现他远离军队的支持的话。

    平瓦已经收起了他的报纸，因为输入中国印刷品在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在名义上

    是非法的。在印度尼西亚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商人都是中国移民。在经济上占支配

    地位的华人与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爪哇人之间潜伏着的相互恐惧在1966年爆发为一

    场流血的革命，当时爪哇人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华人。维沃尔和索阿卡里是新几内亚

    人，他们也抱有大多数新几内亚人对爪哇人独裁统治所抱有的愤恨，但他们又互相

    瞧不起对方的群体。高原居民认为低地居民是光吃西谷椰子的无能之辈而不屑一

    顾，而低地居民也不把高原居民放在眼里，说他们是未开化的大头鬼，这是指他们

    那一头浓密的鬈发，也是指他们那出名的傲慢态度。我与维沃尔和索阿卡里建立了

    一个孤零零的森林营地还没有几天，他们就差点儿用斧头干起架来。

    阿什马德、维沃尔、索阿卡里和平瓦所代表的这些群体之间的紧张状况，主宰了印

    度尼西亚这个世界上第四位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现代的这种紧张状况的根源可

    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我们在考虑海外重大的人口流动时，往往着重考虑哥伦布发现

    美洲以来的那些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欧洲人更替非欧洲

    人的情况。但在哥伦布之前很久也存在大规模的海外人口流动，而在史前期也已有

    了非欧洲人被其他非欧洲人所更替的现象。维沃尔、阿什马德和索阿卡里代表了史

    前时代从亚洲大陆进入太平洋的3次海外移民浪潮。维沃尔的高原地区居民可能是不

    迟于40000年前开拓新几内亚的大批早期亚洲移民的后代。阿什马德的祖先在大约

    40000年前从华南一路沿海到达，完成了对那里的与维沃尔的祖先有亲缘关系的人们

    的更替。索阿卡里的祖先大约在36000年前到达新几内亚，他们是来自华南沿海的同

    一批移民浪潮的一部分，而平瓦的祖先则仍然占据着中国。

    把阿什马德和索阿卡里的祖先分别带到爪哇和新几内亚的人口流动，被称为南岛人

    的扩张，这是过去6000年中发生的几次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其中的一支成为

    波利尼西亚人，他们住在太平洋中最偏远的岛上，是新石器时代各族群中最伟大的

    航海者。南岛人今天所说的语言是分布最广的一种语言，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

    岛，覆盖了大半个地球。在本书中，关于自冰期结束以来的人口流动问题，南岛人

    的扩张占有中心的地位，因为这是需要予以解释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为什么是最

    后来自大陆中国的南岛人在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其余地方殖民并更替了那里原来的

    居民，而不是印度尼西亚人在中国殖民并更替了中国人？南岛人在占据了整个印度

    尼西亚之后，为什么不能再占据新几内亚低地那一块沿海的狭长地带，为什么完全

    不能把维沃尔的族群从新几内亚高原地区赶走？中国移民的后代又是怎样变成波利

    尼西亚人的？

    今天的爪哇岛、大部分其他印度尼西亚岛屿（最东端的一些岛屿除外）以及菲律宾

    群岛上的居民是颇为相似的。在外貌和遗传上，这些岛上的居民与华南的中国人相

    似，甚至与热带东南亚人更加相似，尤其与马来半岛的居民相似。他们的语言也同

    样相似：虽然在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的西部及中部地区有374种语言，但它们全

    都有很近的亲缘关系，都属于南岛语系的同一个语支（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支）。南岛语到达亚洲大陆的马来半岛、越南和柬埔寨的一些小块地区、印度尼西

    亚最西端的岛屿苏门答腊和婆罗洲附近，但在大陆的其他地方就再也没有这些语言

    了（图17.1）。南岛语中的一些词被借入英语，其中包括“taboo”（禁忌）

    和“tattoo”（文身）（来自波利尼西亚语）、“boondocks”（荒野）（来自菲

    律宾的他加禄语）、“amok”（杀人狂）、“batik”（蜡防印花法）

    和“orangutan”（猩猩）（来自马来语）。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遗传和语言上的一致起初令人惊讶，就像中国在语言上的普

    遍一致令人惊讶一样。著名的爪哇人化石证明，人类至少在印度尼西亚西部居住了

    100万年之久。这应该使人类有充裕的时间逐步形成遗传和语言方面的差异和对热带

    的适应性变化，如像其他许多热带居民的那种黑皮肤—但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

    却肤色较浅。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除了肤色较浅这一点外，在其他体貌特征和遗传方面，印度尼

    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同热带东南亚人和中国华南人非常相似。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可清

    楚地知道，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人类在40000年前到达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唯一可能

    的路线，因此人们可能天真地以为，现代的印度尼西亚人理应像现代的新几内亚人

    和澳大利亚人。事实上，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西部地区，只有几个像新几内亚人

    的人群，特别是生活在菲律宾山区的矮小黑人。菲律宾的这些矮小黑人可能是一些

    群体的孑遗，这些群体就是维沃尔的族群在到达新几内亚之前的祖先，这一点也适

    用于我在谈起热带东南亚时（第十六章）所提到的那3个与新几内亚人相似的孑遗群

    体。甚至这些矮小黑人所说的南岛语也同他们的邻居菲律宾人的语言相似，这一点

    意味着他们也（像马来西亚的塞芒族矮小黑人和非洲的俾格米人一样）失去了自己

    原来的语言。

    南岛语系诸语言分布图

    图17.1 南岛语系包括4个语族，其中3个都在台湾，另一个（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族）分布甚广。这后一个语族又包括两个语支—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WM—

    P）和中—东马来—波利尼西亚语（＝C—EM—P）。这后一个语支又包括4个亚语

    支，其中分布很广的大洋洲亚语支在东，另外3个在西，其分布地区小得多，包括哈

    尔马赫拉岛、印度尼西亚东部附近岛屿和新几内亚西端。

    所有这些情况有力地表明了，或是热带东南亚人，或是说南岛语的中国华南人，他

    们在不久前扩散到整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更替了这些岛屿上除菲律宾矮小黑人

    以外的所有原来的居民，同时也更替了所有原来岛上的语言。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

    显然太近，那些移民还来不及形成黑皮肤和截然不同的语系，也来不及形成遗传特

    征或遗传差异。他们的语言当然比中国大陆的8大语言多得多，但不再迥然不同。许

    多相似的语言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增生，只是反映了这些岛屿从未像中国那样经

    历过政治和文化的统一。

    语言分布的详细情况为这种假设的南岛人扩张的路线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整个南

    岛语系包括959种语言，分为4个语族。但其中一个被称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语

    族包括了这959种语言中的945种，几乎覆盖了南岛语系整个地理分布范围。在说印

    欧语的欧洲人最近的海外扩张之前，南岛语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系。这表明，马

    来—波利尼西亚语族最近从南岛语系分化出来，从南岛语的故乡向远方传播，从而

    产生了许多地方性语言，但仍然都是近亲语言，因为时间太短，还不能形成巨大的

    语言差异。至于南岛语的故乡究竟在何处，我们不应因此就把目光投向马来—波利

    尼西亚语族，而应投向南岛语系的另外3个语族，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以及与马来—

    波利尼西亚语族的差异，要大大多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各个语支之间的差

    异。

    原来，这另外3个语族都有重叠分布，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分布相比，它们的

    分布范围全都很小。只有距华南大陆90英里的台湾岛的土著在使用这些语言。台湾

    的土著占据了该岛的大部分地区，直到最近的几千年中中国大陆人才开始在岛上大

    批定居。1945年后，尤其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了中国国民党后，又有一批大陆

    人来到台湾，所以台湾土著现在只占台湾人口的2%。南岛语系的4个语族中有3个集

    中在台湾，这表明台湾就是今天各地南岛语的故乡，在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

    里，这些语言一直在台湾使用，因此有最长的时间来产生分化。这样看来，从马达

    加斯加到复活节岛，所有其他南岛语可能都起源于台湾向外的人口扩张。

    现在，我们可以转到考古证据方面来。虽然古代村落的遗址中没有随骨头和陶器一

    起出土的语言化石，但仍然显示了可以与语言联系起来的人的活动和文化产品。同

    世界上的其余地区一样，今天南岛语分布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台湾、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和许多太平洋岛屿—原来都为狩猎采集族群所占据，他们没有陶器，没有

    打磨的石器，没有家畜，也没有作物。（这一推断的唯一例外是马达加斯加、美拉

    尼西亚东部、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这些偏远的岛屿，因为狩猎采集族群从来

    没有到达过这些地方，在南岛人扩张前一直是人迹不至。）在南岛语分布范围内，

    考古中发现最早的不同文化迹象的地方是—台湾。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左右开始的

    打磨石器和源于华南大陆更早陶器的有图案装饰的不同陶器风格（所谓大坌坑陶

    器），在台湾和对面的华南大陆沿海地区出现。后来在台湾的一些遗址中出土的水

    稻和粟的残迹提供了关于农业的证据。

    台湾大坌坑遗址和华南沿海，不但有大量的石头网坠和适于刳木为舟的扁斧，而且

    也有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的壳。显然，台湾的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最早居民已有了

    水运工具，足以胜任深海捕鱼，并可从事经常性的海上交通，渡过该岛与大陆之间

    的台湾海峡。因此，台湾海峡可能被用作航海训练场，中国大陆人在这里培养他们

    的航海技术，以便他们能够在太平洋上进行扩张。

    一种把台湾大坌坑文化同后来的太平洋岛屿文化联系起来的特殊的人工制品是树皮

    舂捣器，这是一种石制工具，用来舂捣某些树的含纤维的树皮，以便制作绳索、鱼

    网和衣服。太平洋民族一旦到了没有产毛的家畜、没有纤维作物因而也就没有织造

    成的布的地方，他们穿衣就得依靠舂捣出来的树皮“布”了。伦纳尔岛是波利尼西

    亚的一个传统岛屿，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西方化。这个岛上的居民对我说，西

    方化产生了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岛上变得安静了。不再到处都是树皮舂捣器的声

    音了，不再每天从天亮一直舂捣到黄昏后了！

    有考古证据表明，在大坌坑文化到达台湾后的千年左右时间里，明显源自该文化的

    一些文化从台湾向外传播得越来越远，最后占据了现代南岛语的整个分布范围（图

    17.2）。这方面的证据包括磨制的石器、陶器、家猪的骨骼和作物的残迹。例如，

    台湾岛上有花纹的大坌坑陶器为没有花纹的素陶或红陶所代替，这种陶器在菲律宾

    和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及帝汶岛上的一些遗址也有发现。这种包括陶器、石器

    和驯化动植物的“整体”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在菲律宾，在公元前2500年

    左右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北婆罗洲和帝汶岛，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

    现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出现在新几内亚地区。我们将要看到，

    在那些地方的扩张呈现出快艇般的速度，人们携带着整个文化向东全速前进，进入

    了所罗门群岛以东过去没有人迹的太平洋岛屿。这一扩张的最后阶段发生在公元元

    年后的一千年中，导致了对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的每一个能住人的岛屿的拓

    殖。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扩张还迅速西进，渡过太平洋到达非洲东海岸，导致了对

    马达加斯加岛的拓殖。

    图17.2 南岛人扩张路线及到达每一地区的大致年代。

    婆罗洲

    斯里伯斯岛

    帝汶岛（公元前2500年左右）

    哈尔马赫拉岛（公元前1600年左右）

    爪哇岛

    苏门答腊（公元前2000年左右）

    俾斯麦群岛（公元前1600年左右）

    马来半岛

    越南（公元前1000年左右）

    所罗门群岛（公元前1600年左右）

    圣克鲁斯群岛

    斐济

    汤加

    新喀里多尼亚（公元前1200年左右）

    社会群岛

    土阿莫土群岛（公元元年左右）

    至少在这种扩张到达新几内亚沿海之前，各岛之间的往来可能要靠有双舷外浮材的

    张帆行驶的独木舟，这种船今天在整个印度尼西亚仍很普遍。这种船的设计代表了

    对那种刳木而成的简单独木舟的一个重大的进步，而这种简单的独木舟在全世界生

    活在内河航道上的传统民族中十分流行。刳木而成的独木舟，顾名思义，就是一段

    用扁斧挖空并使两端成形的结实的树干。由于用来掏挖的树干是圆的，所以独木舟

    的底部也是圆的，这样，重量的分配只要有一点点不平衡，就会使独木舟向超重的

    一边倾翻。每当我乘坐独木舟由新几内亚人划着沿着新几内亚的河流逆流而上时，

    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提心吊胆，好像我只要稍微动一动，独木舟就会倾覆，

    把我和我的双筒望远镜翻落水中去与鳄鱼为伍。在风平浪静的江河湖泊里划独木

    舟，新几内亚人能够做到行所无事，但如果是在海上，即使风浪不太大，就连新几

    内亚人也不会去驾驶独木舟。因此，设计出某种稳定装置不但对南岛人在整个印度

    尼西亚进行扩张至关重要，而且甚至对台湾的最早开拓也是必不可少的。

    解决办法是把两根较小的圆木（“浮材”）绑在船舷外侧，一边一根，距离船体几

    英尺远，用垂直地缚在船体和浮材上的支杆来连接。每当船体开始向一边倾侧时，

    那一边浮材的浮力使浮材不会被推入水下，因而实际上不可能使船倾覆。这种双舷

    外浮材张帆行驶独木舟的发明可能是促使南岛人从中国大陆向外扩张的技术突破。

    考古学证据和语言学证据之间两个引人注目的一致证实了这样的推断：几千年前把

    一种新石器文化带到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说的是南岛语，并且是今天

    仍然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说南岛语的人的祖先。首先，这两种证据清楚地表明了向

    台湾的移民是从华南沿海向外扩张的第一阶段，而从台湾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

    移民则是这种扩张的第二阶段。如果这种扩张从热带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开始，先到

    距离最近的印度尼西亚岛屿苏门答腊，然后到达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岛屿，最后到达

    菲律宾和台湾，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的现代语言中南岛语系的最

    深刻的变化（反映了最大的时间纵深），而台湾和菲律宾的语言可能只是在最近才

    在一个语族内发生分化。相反，最深刻的变化却发生在台湾，而马来半岛和苏门答

    腊的语言全都属于同一个亚语支：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支最近出现的一个分支，

    而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支又是波利尼西亚语族相当晚近出现的一个分支。语言关

    系的这些细节与考古证据完全一致，因为考古证据表明，向马来半岛移民是最近的

    事，它发生在向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移民之后，而不是发生在这之前。

    考古学证据与语言学证据之间的另一个一致之处，是古代南岛人所使用的整个文化

    内容。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以陶器、猪骨和鱼骨等为形式的直接文化证据。人们开

    始时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只研究现代语言（这些语言的没有文字的祖代形式仍然

    无人知晓）的语言学家怎么会断定6000年前生活在台湾的人是否已经养猪。办法是

    比较来源于已经消失的古代语言（所谓原始母语）的现代语言词汇来重构古代语言

    的词汇。

    例如，分布地区从爱尔兰到印度的印欧语系的许多语言中，意思为“羊”的词都十

    分相似：在立陶宛语、梵语、拉丁语、西班牙语、俄语、希腊语和爱尔兰语中分别

    为“avis”、“avis”、“ovis”、“oveja”、“ovtsa”、“owis”和“oi”。

    （英语的“sheep”显然来源不同，但英语在“ewe”〔母羊〕这个词中仍保留了原

    来的词根。）对各种现代印欧语在历史过程中经历的语言演变所进行的比较表明，

    在大约6000年前的祖代印欧语中，这个词的原来形式是“owis”。这种没有文字的

    祖代语言称之为原始印欧语。

    显然，6000年前的原始印欧人已经饲养羊，这是与考古证据一致的。他们的词汇中

    另外有将近2000个词同样可以予以重构，其中包括表示“山羊”、“马”、“轮

    子”、“兄弟”和“眼睛”这些词。但表示“gun”（枪炮）的词却无法从任何原始

    印欧语的词重构出来，这个词在不同的现代印欧语中用的是不同的词根：在英语中

    是“gun”，在法语中是“fusil”，在俄语中是“ruzhyo”，（Ружьё）等等。这

    一点不应使我们感到惊奇：6000年前的人不可能有表示枪炮的词，因为枪炮只是过

    去1000年内发明出来的武器。由于没有继承下来的表示“枪炮”这个意思的共同词

    根，所以在枪炮最后发明出来时，每一种印欧语都得创造出自己的词来或者从别处

    借用。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把现代的台湾语、菲律宾语、印度尼西亚语和波利尼西亚

    语加以比较，从而重构出在远古所使用的一种原始南岛语来。谁也不会感到惊奇的

    是，这种重构出来的原始南岛语有这样一些意思的词如“二”、“鸟”、“耳

    朵”和“头虱”；当然，原始的南岛人能够数到2，知道鸟，有耳朵和虱子。更有意

    思的是，这种重构出来的语言中有表示“猪”、“狗”和“米”这些意思的词，因

    此这些东西想必是原始南岛文化的一部分。这种重构出来的语言中有大量表示海洋

    经济的词，如“带舷外浮材的独木舟”、“帆”、“大蛤”、“章鱼”、“渔

    栅”和“海龟”。不管原始的南岛人生活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关于他们的文化

    的语言学证据与关于大约6000年前生活在台湾的能够制陶、面向海洋、从事粮食生

    产的民族的考古学证据非常吻合。

    同样的方法也可用来重构原始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这是南岛人从台湾向外移民

    后所使用的祖代语言。原始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中有一些用来表示热带作物的

    词，如芋艿、面包果、香蕉、薯蓣和椰子，在原始的南岛语中，无法重构出任何表

    示这些作物的词。因此，这个语言学上的证据表明，南岛语中许多热带作物的名字

    是在南岛人从台湾向外移民后才有的。这个结论是与考古学上的证据相一致的：随

    着农民移民从台湾（位于赤道以北23度附近）南下，向赤道热带地区扩散，他们开

    始越来越依赖热带的根用作物和树生作物，接着他们又把这些作物带进了热带太平

    洋地区。

    那些从华南经由台湾南下的说南岛语的农民怎么会这样全面地更替了菲律宾和印度

    尼西亚西部的狩猎采集人口，以致那原有的人口很少留下什么遗传学的证据和根本

    没有留下任何语言学的证据？其原因与欧洲在过去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更替或消

    灭澳大利亚土著的原因相同，也与华南人在这以前更替了热带东南亚人的原因相

    同：即农民的稠密得多的人口、优良的工具和武器、更发达的水运工具和航海技术

    以及只有农民而不是狩猎采集族群才对之有某种抵抗力的流行疾病。在亚洲大陆，

    说南岛语的农民同样能够更替马来半岛上以前的狩猎采集族群，因为他们从南面和

    东面（从印度尼西亚的岛屿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向该半岛移民，与说南亚语的农民

    从北面（从泰国）向该半岛移民差不多同时。其他一些说南岛语的人终于在越南南

    部和柬埔寨的一些地方立定了脚根，成为这两个国家中说占语的现代少数民族的祖

    先。

    然而，说南岛语的农民未能再向前进入东南亚大陆，因为说南亚语和加岱语的农民

    已经更替了那里原有的狩猎采集族群，同时也因为说南岛语的农民并不拥有对说南

    亚语和傣—加岱语的农民的任何优势。虽然根据我们的推断，说南岛语的人来自华

    南沿海地区，但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已没有人说南岛语了，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说汉

    藏语的人向南扩张时同其他几百种原有的中国语言一起被消灭了。但与南岛语最接

    近的语族据认为是傣—加岱语、南亚语和苗瑶语。因此，虽然中国的南岛语可能没

    有逃过被中国王朝攻击的命运，但它们的一些亲属语言却逃过了。

    至此，我们已经跟随说南岛语的人走过了他们初期阶段的扩张路线，从华南沿海经

    过台湾和菲律宾到达印度尼西亚的西部和中部，行程2500英里。在这扩张过程中，

    这些说南岛语的人从海岸到内陆，从低地到山区，逐步占据了这些岛上所有适于居

    住的地区。他们的为人所熟知的不迟于公元前1500年的考古标志—包括猪骨和素面

    红纹陶器—表明，他们已经到达了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哈尔马赫拉岛，距离新几内亚

    这个多山的大岛的东端不到200英里。他们是否像已经占领斯里伯斯、婆罗洲、爪哇

    和苏门答腊这些多山的大岛那样，去着手占领新几内亚呢？

    他们没有那样做，看一看大多数现代新几内亚人的脸就会清楚地知道，对新几内亚

    人的遗传所进行的详细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朋友维沃尔和其他所有新几内亚

    高原人的黑皮肤、浓密的鬈发和脸型，与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和华南人是明显

    不同的。新几内亚内陆和南部沿海的低地人与高原人相似，只是身材一般较高。遗

    传学家没有能从新几内亚高原人的血样中发现南岛人特有的遗传标志。

    但对新几内亚北部和东部沿海民族和新几内亚北面和东面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

    岛的民族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从外表来看，他们或多或少地介于像维沃尔这样

    的高原人和像阿什马德这样的印度尼西亚人之间，不过一般都大大接近维沃尔。例

    如，我的朋友索阿卡里来自北部沿海地区，他的波浪形头发介于阿什马德的直发和

    维沃尔的鬈发之间，他的肤色比维沃尔的肤色多少要浅一些，却又比阿什马德的肤

    色深得多。从遗传来看，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上的居民有大约15%的南岛语族群

    成分，和85%新几内亚高原人的成分的人。因此，南岛人显然到过新几内亚地区，但

    未能完全深入该岛腹地，所以在遗传上被新几内亚北部海岸和岛屿上的原先居民所

    削弱了。

    现代语言基本上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不过更详细罢了。我在第十五章说过，大多数

    新几内亚语言叫做巴布亚诸语言，它们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任何语系都没有亲缘关

    系。在新几内亚山区、新几内亚西南部和中南部整个低地地区（包括新几内亚海岸

    地区和北部内陆地区）所说的每一种语言，毫无例外都是某一种巴布亚语。但某些

    南岛语言只在北部和东南部附近的一片狭长地带使用。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上

    的大多数语言是南岛语言，某些巴布亚语言只在几个岛上的一些小块孤立地区使

    用。

    在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北部沿海所使用的南岛语言是一个叫做大洋

    洲语言的亚语支，它们同哈尔马赫拉岛和新几内亚西端所使用的语言的亚语支有着

    亲缘关系。人们在看地图时可能会想到，这种语言学上的关系证实了新几内亚地区

    说南岛语的人是取道哈尔马赫拉岛到达新几内亚的。南岛语和巴布亚语的一些细节

    和它们在新几内亚北部的分布情况表明，说南岛语的入侵者与说巴布亚语的本地居

    民有过长期的交往。这个地区的南岛语和巴布亚语显示了对彼此的词汇和语法的巨

    大影响，使人难以确定某些语言基本上是受到巴布亚语言影响的南岛语还是受到南

    岛语言影响的巴布亚语言。如果你在新几内亚北部沿海或海岸外的岛屿上旅行，走

    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子，你会发现一个村子讲的是南岛语，下一个村子讲的是巴布亚

    语，再下一个村子讲的又是南岛语，但在语言分界线上却没有发生任何遗传中断。

    所有这一切表明，说南岛语的入侵者的后代和原来新几内亚人的后代，几千年来一

    直在新几内亚北部沿海地区及其岛屿上进行贸易、通婚并获得了彼此的基因与语

    言。这种长期的接触对转移南岛语言效果较大，而对转移南岛人的基因则效果较

    小，其结果是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岛民现在说的是南岛语，而他们的外貌和

    大多数基因却仍然是巴布亚人的。但南岛人的基因和语言都没有能深入新几内亚的

    腹地。这样，他们入侵新几内亚的结果就和他们入侵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其他印度

    尼西亚大岛的结果大不相同，因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些岛屿以不可阻挡之势把

    原先居民的基因和语言消灭殆尽。为了弄清楚在新几内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现在

    转到考古证据上来。

    公元前1600年左右，人们所熟知的南岛人扩张的考古标志—猪、鸡、狗、红纹陶、

    打磨石扁斧和大蛤壳—在哈尔马赫拉岛出现，几乎与此同时，这些东西也在新几内

    亚地区出现了。但南岛人到达新几内亚与他们在这之前到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有

    两个不同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陶器的纹饰。陶器的纹饰具有审美特点而不具有任何经济意义，但却

    使考古学家立即认出某个早期的南岛人遗址。虽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南岛人的

    大多数早期陶器都没有纹饰，但新几内亚地区的陶器却有着水平带状几何图形的精

    美纹饰。在其他方面，这种陶器还保留了印度尼西亚的南岛人的早期陶器所特有的

    红色泥釉和器皿形制。显然，新几内亚地区南岛人移民想到了给他们的壶罐“文

    身”，这也许是受到他们已经用在树皮布和文身花纹上的几何图案的启发。这个风

    格的陶器叫做拉皮塔陶器，这是以它的绘制之处名叫拉皮塔的考古遗址命名的。

    新几内亚地区南岛人早期遗址更重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分布。在菲律宾和印

    度尼西亚，甚至已知最早的南岛人遗址都是在一些大岛上，如吕宋、婆罗洲和西里

    伯斯，但新几内亚地区的拉皮塔陶器遗址则不同，它们几乎都是在偏远大岛周边的

    一些小岛上。迄今为止，发现拉皮塔陶器的只有新几内亚北部海岸上的一处遗址

    （艾泰普）和所罗门群岛上的两三处遗址。新几内亚地区发现拉皮塔陶器的大多数

    遗址是在俾斯麦群岛，在俾斯麦群岛中较大岛屿海岸外的小岛上，偶尔也在这些较

    大岛屿本身的海岸上。既然（我们将要看到）这些制作拉皮塔陶器的人能够航行几

    千英里之遥，但他们却未能把他们的村庄搬到几英里外的俾斯麦群岛中的大岛上

    去，也未能搬到几十英里外的新几内亚去，这肯定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到达那

    里。

    拉皮塔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可以根据考古学家们在拉皮塔遗址出土的那些垃圾重构出

    来。拉皮塔人生活的主要依靠是海产，其中包括鱼、海豚、海龟、鲨鱼和有壳水生

    动物。他们饲养猪、鸡和狗，吃许多树上的坚果（包括椰子）。虽然他们可能也吃

    南岛人常吃的根用作物如芋艿和薯蓣，但很难找到关于这些作物的证据，因为坚硬

    的坚果壳在垃圾堆里保存几千年的可能性要比软柔的根茎大得多。

    当然，要想直接证明制造拉皮塔陶器的人说的是某种南岛语，这是不可能的。然

    而，有两个事实使得这一推断几乎确定无疑。首先，除了这些陶器上的纹饰外，这

    些陶器本身以及与其相联系的文化器材，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现代的说南岛语社

    会的古代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存有类似之处。其次，拉皮塔陶器还出现在以前人迹

    不到的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那次带来拉皮塔陶器的移民

    浪潮后接着又出现过第二次重大的移民浪潮，而这些岛上的现代居民说的又是一种

    南岛语言（详见下文）。因此，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拉皮塔陶器是南岛人到达新几

    内亚的标志。

    那些说南岛语的制造陶器的人在大岛附近的小岛上干些什么呢？他们可能和直到最

    近还生活在新几内亚地区的一些小岛上的制陶人过着同样的生活。1972年，我访问

    了锡亚西岛群中的马莱岛上的一个这样的村庄。锡亚西岛群在中等大小的翁博伊岛

    的外面，而翁博伊岛又在新不列颠群岛中较大的俾斯麦岛的外面。当我在马莱岛上

    岸找鸟时，我对那里的人一无所知，所以我看到的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在这类地方

    人们通常看到的是有低矮简陋的小屋的村庄，四周围着足以供应全村的园圃，沙滩

    上系着几条独木舟。但马莱岛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建有一排排

    木屋，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用作园圃的隙地—简直就是新几内亚版的曼哈顿闹市区。

    沙滩上有成排的大独木舟。原来马莱岛的居民除了会捕鱼外，还是专业的陶工、雕

    刻工和商人。他们的生计靠制造精美的有纹饰的陶器和木碗，用独木舟把它们运往

    一些大的岛屿，用他们的物品换来猪、狗、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甚至马莱岛的

    居民用来造独木舟的木材也是从附近的翁博伊岛上的村民那里交换来的，因为马莱

    岛没有可以用来做成独木舟的大树。

    在欧洲航运业出现以前的日子里，新几内亚各岛屿之间的贸易是由这些制造独木舟

    的陶工集团垄断的，他们没有航海仪器但却精于航行，他们生活在近海的小岛上，

    有时也生活在大陆沿海的村庄里。到1972年我到达马莱岛的时候，当地的这些贸易

    网或者已经瓦解，或者已经萎缩，这一部分是由于欧洲内燃机船和铝制壶罐的竞

    争，一部分是由于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在几次淹死商人的事故后禁止独木舟长途航

    行。我可以推测，在公元前1600年后的许多世纪中，拉皮塔的陶工就是新几内亚地

    区进行岛际贸易的商人。

    南岛语向新几内亚北部海岸传播，甚至在最大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上传播，

    必定多半是在拉皮塔时代以后发生的，因为拉皮塔遗址本身就是集中在俾斯麦群岛

    中的一些小岛上的。直到公元元年左右，具有拉皮塔风格的陶器才出现在新几内亚

    东南半岛的南侧。当欧洲人在19世纪晚些时候开始对新几内亚进行实地考察时，新

    几内亚南部沿海的所有其余地区仍然只生活着说巴布亚语的人，虽然说南岛语的人

    不但在东南部的半岛而且也在阿鲁岛和凯岛（距新几内亚南海岸西部70—80英里

    处）立定了脚根。因此，说南岛语的人可以有几千年的时间从附近的基地向新几内

    亚内陆和南部海岸地区移民，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甚至他们对新几内亚北部海岸边

    缘地区的移民，与其说是遗传上的，不如说是语言上的；所有北部海岸地区的人从遗传来看绝大多数仍然是新几内亚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多只是采用了南岛语言，而这可能是为了与那些实现社会与社会沟通的长途贩运的商人进行交际的目的。

    因此，南岛人在新几内亚地区扩张的结果与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扩张的结果全然不同。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当地的人口消失了—大概是被这些入侵者赶走、杀死、用传染病害死或甚至同化了。而在新几内亚，当地的人口多半把这些入侵者挡在外面。在这两种情况下，入侵者（南岛人）都是一样的，而当地的居民从遗传来看也可能彼此相似，如果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被南岛人所取代的原有的印度尼西亚居民与新几内亚人真的有亲戚关系的话。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全然不同的结果呢？

    如果考虑一下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本地人的不同的文化环境，答案就变得显而易

    见了。在南岛人到来之前，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只有稀少的甚至连打磨石器都

    没有的狩猎采集族群。相比之下，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可能还有新几内亚低地地

    区以及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粮食生产的确立已有几千年之久。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养活了在现代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算得上最稠密的石器时代的人口。

    南岛人在与那些已经扎下根来的新几内亚人的竞争中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南岛人赖

    以生存的一些作物，如芋艿、薯蓣和香蕉，可能是在南岛人到来之前就已在新几内

    亚独立驯化出来了。新几内亚人很快就把南岛人的鸡、狗、尤其是猪吸收进他们的

    粮食生产经济中来。新几内亚人已经有了打磨的石器。他们对一些热带疾病的抵抗

    力至少不比南岛人差，因为他们同南岛人一样，也有同样的5种预防疟疾的基因，而

    这些基因有些或全部都是在新几内亚独立演化出来的。新几内亚人早已是熟练的航

    海者，虽然就造诣来说还赶不上制造拉皮塔陶器。在南岛人到来之前的几万年中，

    新几内亚人便已向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移民，而至少在南岛人到来之前的18000

    年中，黑曜石（一种适于制作锋锐工具的火山石）贸易便已兴旺发达起来。新几内

    亚人甚至好像在不久前逆南岛人的移民浪潮而向西扩张，进入印度尼西亚东部，那

    里的哈尔马赫拉岛北部和帝汶岛上所说的语言是典型的巴布亚语，与新几内亚西部

    的某些语言有着亲属关系。

    总之，南岛人扩张的不同结果引人注目地证明了粮食生产在人口流动中的作用。说

    南岛语的粮食生产者迁入了两个由可能有亲属关系的原住民占有的地区（新几内亚

    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居民仍然是狩猎采集族群，而新几内亚的居民早已

    是粮食生产者，并发展出粮食生产的许多伴随物（稠密的人口、对疾病的抵抗力、

    更先进的技术，等等）。结果，虽然南岛人的扩张消灭了原先的印度尼西亚人，但

    在新几内亚地区却未能取得多大进展，就像它在热带东南亚与说南亚语和傣—加岱

    语的粮食生产者的对垒中也未能取得进展一样。

    至此，我们已经考查了南岛人通过印度尼西亚直到新几内亚海岸和热带东南亚的扩

    张。在第十九章我们还将考查一下他们渡过印度洋向马达加斯加扩张的情形，而在第十五章我们已经看到不利的生态环境使南岛人未能在澳大利亚的北部和西部扎下

    根来。这种扩张重振余势之日，就是拉皮塔陶工扬帆远航之时：他们进入了所罗门

    群岛以东的太平洋海域，来到了一个以前没有人到过的岛屿世界。公元前1200年左

    右的拉皮塔陶器碎片、人们熟知的三位一体的猪鸡狗，以及其他一些常见的关于南

    岛人的考古标志，出现在所罗门群岛以东一千多英里处的斐济、萨摩亚和汤加这些

    太平洋群岛上。基督纪元的早期，大多数这样的考古标志（引人注目的例外是陶

    器）出现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东部的那些岛屿上，包括社会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更

    远的独木舟长途水上航行把一些移民往北带到了夏威夷，往东带到了皮特凯恩岛和

    复活节岛，往西南带到了新西兰。今天在这些岛屿中，大部分岛屿上的土著都是波

    利尼西亚人，他们因而都是拉皮塔陶工的直系后裔。他们说的南岛语和新几内亚地

    区的语言有着近亲关系，他们的主要作物是南岛人的全套作物，包括芋艿、薯蓣、

    香蕉、椰子和面包果。

    公元1400年左右，也就是在欧洲“探险者”进入太平洋之前仅仅一个世纪，亚洲人

    占领了新几内亚海岸外的查特姆群岛，从而最后完成了对太平洋的探险任务。他们

    的持续了几万年之久的探险传统，是在维沃尔的祖先通过印度尼西亚向新几内亚和

    澳大利亚扩张的时候开始的，而只是在目标已尽、几乎每一座适于住人的太平洋岛

    屿都已被占领的时候，它才宣告结束。

    对于任何一个对世界史感兴趣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人类社会是颇有教益的，因

    为它们提供了如此众多的关于环境塑造历史的例子。东亚和太平洋族群凭借他们地

    理上的家园，无论在利用可驯化的动植物方面，或是在与其他族群的联系方面，都

    显得与众不同。一次又一次地，是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先决条件并处在有利于传播

    来自别处的技术的地理位置上的族群，取代了缺乏这些优势的族群。一次又一次

    地，当一次移民浪潮在不同的环境中展开时，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移民们的后代以各

    自的不同方式发展。

    例如，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华南人发展了本地的粮食生产和技术，接受了华北的

    文字、更多的技术和政治组织，又进而向热带东南亚和台湾移民，大规模地取代了

    这些地区的原有居民。在东南亚，在那些从事粮食生产的华南移民的后代或亲戚

    中，在泰国东北部和老挝山区雨林中的永布里人重新回到狩猎采集生活，而永布里

    人的近亲越南人（所说的语言和永布里语言同属南亚语的一个语支）始终是肥沃的

    红河三角洲的粮食生产者，并建立了一个广大的以金属为基础的帝国。同样，在说

    南岛语的来自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的农民移民中，婆罗洲雨林中的普南人被迫回到了

    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他们的生活在肥沃的爪哇火山土上的亲戚们仍然是粮食生

    产者，在印度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王国，采用文字，并在婆罗浮屠建有巨大的佛教

    纪念性建筑物。这些进而向波利尼西亚移民的南岛人同东亚的冶金术和文字隔绝

    了，因此始终没有文字，也没有金属。然而，我们在第二章里看到，波利尼西亚的

    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经济结构在不同的环境中经历了巨大的分化。在一千年内，波

    利尼西亚东部的移民在查特姆群岛恢复到狩猎采集生活，而在夏威夷则建立了一个

    从事集约型粮食生产的原始国家。

    当欧洲人终于来到时，他们的技术优势和其他优势使他们能够对热带东南亚的大部

    分地区和各个太平洋岛屿建立短暂的殖民统治。然而，当地的病菌和粮食生产者妨

    碍了欧洲人大批地在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地方定居。在这一地区内，只有新西兰、新

    喀里多尼亚和夏威夷—这几个面积最大、距离赤道最远、最偏僻的，因而处于几乎

    最温和的（像欧洲一样的）气候之中的岛屿—现在生活着大量的欧洲人。因此，与

    澳大利亚和美洲不同，东亚和大多数太平洋岛屿仍然为东亚民族和太平洋民族所占

    有。

    第十八章 两个半球的碰撞

    过去13000年中最大的人口更替是新、旧大陆社会之间新近的碰撞引起的。我们在第

    三章看到，这种碰撞的最富戏剧性也最具决定性的时刻，是皮萨罗的小小西班牙军

    队俘虏了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阿塔瓦尔帕是最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管理

    和技术最先进的印第安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他的被俘成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象征，

    因为造成这一事件的相同的各种近似因素，也是欧洲人征服其他印第安社会的部分

    原因。现在，让我们回到两个半球的那次碰撞上来，把我们自第三章以来所学到的

    知识加以运用。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人到达了印第安人的国家并

    征服了它，而不是相反？我们讨论的起始点就是把欧亚大陆社会和印第安社会作一

    比较，时间是到公元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为止。

    我们的比较从粮食生产开始。粮食生产是当地人口多寡和社会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

    的决定因素—因此也是实现征服的终极因素。美洲的粮食生产与欧亚大陆的粮食生

    产的最引人注目的差异涉及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的种类。在第九章我们接触到欧亚

    大陆的13种大型哺乳动物，它们成了欧亚大陆的动物蛋白（肉和奶）、毛绒和皮革

    的主要来源，是对人员和货物陆地运输的主要工具，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也

    是（通过拉犁和提供粪肥）作物增产的保证。在水轮与风车于中世纪开始取代欧亚

    大陆的哺乳动物之前，它们还是人的膂力之外的重要的“工业”动力—例如，用来

    转动石磨和提升汲水器具。相形之下，美洲只有一种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美洲驼

    ／羊驼，而这种动物也只有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很小地区和邻近的秘鲁沿海地区才

    有。虽然人们利用它是为了肉、毛绒、皮革和货物运输，但它从不产奶供人消费，

    从不供人骑乘，从不拉车或拉犁，也从不被用作一种动力源或战争工具。

    这就是欧亚大陆社会与印第安社会之间巨大的一组差异之所在—这种差异主要是由

    于更新世晚期北美洲和南美洲原有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大多数灭绝（被消灭？）所

    致。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动物灭绝了，现代史的进程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科尔特斯率

    领他的满身泥污的雇佣军于1519年在墨西哥海岸登陆时，他们可能会被几千个骑着

    本地驯化的美洲马的阿兹特克骑兵赶进大海。那么，结果就不是阿兹特克人死于天

    花，而是那些西班牙人可能会被对疾病有抵抗力的阿兹特克人所传染的美洲病菌消

    灭光。依靠畜力的美洲文明国家可能会派遣自己的征服者去蹂躏欧洲。但这些假设

    的结果由于几千年前哺乳动物的灭绝而被排除了。

    这些动物的灭绝使欧亚大陆有了比美洲所提供的多得多的供驯化之用的野生动物。

    大多数可供驯化的野生动物由于六七种原因中的任何一种原因而失去了作为可供驯

    化的动物的潜在资格。因此，欧亚大陆最后只有13种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而美洲

    只有本地的1种。这两个半球还有驯化的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在美洲有火鸡、豚鼠

    和完全属于本地的美洲家鸭以及比较普遍的狗；在欧亚大陆有鸡、鹅、鸭、猫、

    狗、兔、蜜蜂、蚕和其他一些动物。但所有这些小型的驯养动物的作用比起大型的

    驯养动物来是微不足道的。

    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在植物性粮食生产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不过这方面的差异没有

    动物性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那样明显罢了。1492年，农业已在欧亚大陆普及。在欧

    亚大陆的少数几个既没有作物也没有家畜的狩猎采集族群中，有日本北部的阿伊努

    人，没有驯鹿的西伯利亚社会，以及散居印度和热带东南亚雨林、与附近农民进行

    交换的狩猎采集族群的一些小的群体。其他一些欧亚大陆社会，主要地有中亚的牧

    人、放牧驯鹿的拉普人和北极地区的萨莫耶德人，他们都饲养家畜，但很少有农

    业，或完全没有农业。几乎所有其他欧亚大陆社会不但放牧牲口，而且也从事农

    业。

    农业在美洲也很普及，但狩猎采集族群在美洲占有的地区比在欧亚大陆大。美洲的

    这些没有粮食生产的地区包括北美洲的整个北部和南美洲南部、加拿大大平原和北

    美洲的整个西部，只有美国西南的一些小块地区有灌溉农业。引人注目的是，那些

    没有粮食生产的印第安地区，包括欧洲人来到后开发的今天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

    最肥沃的农田和草原：美国的沿太平洋各州、加拿大的小麦产区、阿根廷的无树大

    草原和智利的地中海型气候带。这些地方以前之所以没有粮食生产，完全是由于当

    地缺少可以驯化的动植物，同时也由于地理和生态障碍使美洲其他地方的作物和几

    种家畜无法引进。在欧洲移民引进了合适的家畜和作物后，这些地区立即变得富饶

    起来，这不仅要归功于欧洲移民，而且有时候也要归功于印第安人。例如，在大平

    原的一些地方，在美国西部和阿根廷无树大草原，印第安社会以驯马和精于放牧牛

    羊而著称。平原上的骑马战士、纳瓦霍族的牧羊人和编织工，在美洲白人对美洲印

    第安人的印象中现在占有突出的地位，但这种印象的基础是在1492年以后建立的。

    这些例子表明，在美洲广大地区唯一缺少的为进行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成分是家畜和

    作物本身。

    在美洲的这些地方，虽然也有了印第安人的农业，但和欧亚大陆的农业相比，它受

    到五大不利条件的限制：广泛依赖蛋白质含量低的玉米，而不是欧亚大陆的品种繁

    多、蛋白质丰富的谷物；种子用手一颗颗地点种，而不是撒播；犁地用手而不是用

    畜力，用畜力犁地使一个人能够耕种大得多的面积，并可耕种某些难以用手耕种的

    肥沃而坚硬的土壤和长满草根的土地（就像北美大平原的那些土地）；缺乏可以增

    加土壤肥力的动物粪肥；只用人力而不是用畜力来做诸如脱粒、碾磨和灌溉之类的

    农活。这些差异表明，到1492年为止，欧亚大陆农业产出的人均每小时卡路里和蛋

    白质要多于印第安的农业。

    粮食生产方面的这些差异，构成了欧亚大陆社会与印第安社会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

    的终极原因。在由此而产生的实现征服的近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病菌、技

    术、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的差异。其中与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关系最直接的差异是

    病菌。有些传染病经常光顾人口拥挤的欧亚大陆社会，许多欧亚大陆人因而逐步形

    成了免疫力或遗传抵抗力。这些传染病包括历史上所有最致命的疾病：天花、麻

    疹、流行性感冒、瘟疫、肺结核、斑疹伤寒、霍乱、疟疾和其他疾病。对照这个令

    人望而生畏的疾病名单，唯一可以有把握归之于哥伦布以前印第安人社会的群众传

    染病是非梅毒密螺旋体病。（我在第十一章说过，梅毒究竟起源于欧亚大陆还是起

    源于美洲仍然未能确定，至于在哥伦布以前美洲就已有了人类肺结核病这种说法，

    是我的尚未得到证明的看法。）

    说也奇怪，大陆之间在有害的病菌方面的这种差异竟是来自有用的牲畜方面的差

    异。在拥挤的人类社会引起传染病的大多数病菌，是从引起家畜传染病的那些十分

    相似的祖代病菌演化而来的，而在大约10000年前，粮食生产者就已开始每天同这些

    家畜进行密切的接触了。欧亚大陆饲养了许多种家畜，因而也就培养了许多种这样

    的病菌，而美洲无论是家畜还是病菌都很少。印第安社会演化出来的致命病菌如此

    之少的另一些原因是：为传染病提供理想的滋生地的村庄在美洲出现的时间要比在

    欧亚大陆晚几千年；新大陆出现城市社会的3个地区（安第斯山脉地区、中美洲和美

    国东南部）的对外贸易，从来没有达到把瘟疫、流行性感冒，可能还有天花从亚洲

    带到欧洲的那种规模和速度。因此，甚至连疟疾和黄热病也根本不是美洲的疾病，

    而是由起源于旧大陆热带地区、被欧洲人传入美洲的病菌引起的。而这些传染病最

    后成为欧洲人向美洲热带地区移民的主要障碍，并成为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最大障

    碍。

    在帮助欧洲征服美洲的一些直接因素中，可与病菌相提并论的是技术的各方面的差

    距。这些差距归根到底是由于欧亚大陆有历史悠久得多的依靠粮食生产的人口稠

    密、经济专业化、政治集中统一、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社会。有5个技术领域可以

    挑出来讨论：

    第一，金属—开始时是铜，后来是青铜，最后是铁—到1492年止已在所有复杂的欧

    亚大陆社会被用作工具。相比之下，虽然铜、银、金和一些合金已在安第斯山脉地

    区和美洲的其他一些地方被用作饰物，但石头、木头和骨头在所有印第安社会中仍

    然是制作工具的主要材料，这些社会只在局部地区有限地利用铜器。

    第二，欧亚大陆的军事技术比美洲的军事技术要有效能得多。欧洲的兵器是钢刀、

    长矛和匕首，辅以小型火器和火炮，而护身的盔甲也是由纯钢打就的，或是由锁子

    甲做成的。印第安人不用钢铁，他们用棍棒、用石制或木制的斧头（在安第斯山脉

    地区偶尔也有用铜制的）、投石器、弓箭和加软衬料缝制的盔甲，这些东西无论防

    护还是进攻，效果都差得多。另外，印第安军队没有任何可以与马匹相抗衡的牲

    口，而马匹在进攻和快速运输方面的价值使欧洲人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直到有些

    印第安社会后来也采用了马匹。

    第三，欧亚大陆社会在利用动力源运转机械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超越人力的最早

    进展是利用动物—牛、马和驴—来拉犁耕地和转动轮子来磨谷、提水、灌溉或排

    水。水轮在罗马时代就已出现了，后来到了中世纪数量日渐增多，这时又出现了潮

    汐磨机和风车。这些利用水力和风力的机械和传动轮系统结合起来，不但被用来磨

    谷和运水，而且还可用于多种多样的制造目的，包括榨糖，为鼓风炉拉风箱，碾碎

    矿石，造纸，打磨石头，榨油，制盐，织布和锯木。习惯上都是把产业革命武断地

    定为从18世纪的英国利用蒸汽动力开始，但事实上一种以水力和风力为基础的产业

    革命在中世纪时就已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开始了。直到1492年，所有这些在欧亚大陆

    用畜力、水力和风力来做的工作，在美洲仍旧靠人力来做。

    在轮子开始在欧亚大陆用于动力转换之前很久，轮子就已成为欧亚大陆大部分陆上

    运输的基础—不但用于牲口拉的车子，而且也用于靠人力来推的独轮车。独轮车使

    一个或更多的人即使仍旧靠自己的力量，也能搬动比不用独轮车时大得多的重量。

    轮子在欧亚大陆的制陶和时钟上也得到采用。轮子的这些用途没有一样在美洲得到

    采用，据考证在美洲采用轮子的只有墨西哥的陶瓷玩具。

    其余的值得一提的技术领域是海上运输。许多欧亚大陆社会发明了大型帆船，其中

    有些能逆风航行并能横渡大洋，船上装备有六分仪、磁罗盘、尾柱舵和大炮。无论

    在装载量、速度、机动性或是抗风浪能力方面，欧亚大陆的这些船只都比新大陆最

    先进的社会即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美洲的社会用来进行贸易的那些木筏优越得多。

    这些木筏靠风力沿太平洋海岸航行。皮萨罗的船在其前往秘鲁的首次航行中毫不费

    力地就撞翻并俘获了这样的一只木筏。

    除了在病菌和技术方面的差异外，欧亚大陆社会和印第安社会在政治组织方面也存

    在着差异。到中世纪晚期或文艺复兴时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在有组织的国

    家的统治之下。其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中国的历代王朝、印度的莫卧

    儿帝国和13世纪达到全盛时期的蒙古帝国，一开始就是通过征服其他国家而形成的

    多种语言的民族大融合。因此，它们通常被说成是帝国。许多欧亚大陆国家和帝国

    都有官方的宗教，用以加强国家的凝聚力，使政治领导合法化和批准对其他民族的

    战争。欧亚大陆的部落社会和族群社会，主要限于北极地区放牧驯鹿的牧人、西伯

    利亚狩猎采集族群、印度次大陆和热带东南亚狩猎采集族群的孤立小群体。

    美洲有两个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它们在面积、人口、语言的多种组

    成、官方宗教和征服小国的策源地等方面，与欧亚大陆的一些帝国相似。在美洲，

    这两个帝国是仅有的能够以许多欧亚大陆国家的那种规模调动人力物力兴建公共工

    程或进行战争的两个政治单位，而7个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

    兰、瑞典和丹麦）有能力从1492年到1666年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在美洲的热带南美

    地区、阿兹特克帝国统治范围以外的中美洲和美国东南部，也有许多酋长管辖地

    （其中有些几乎就是小小的国家）。美洲的其余地区只有一些部落和族群组织。

    最后一个需要予以讨论的直接因素是文字。大多数欧亚大陆国家都有由文化人组成

    的行政机构，在某些国家里，官员以外的平民大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文化

    的。文字使欧洲社会得到行政管理和经济交换之便，激励与指导探险和征服，并可

    利用远方和古代的一系列信息和人类经验。相比之下，在美洲，文字只在中美洲很

    小的一个地区内的上层人士中使用。印加帝国使用了一种以结绳（叫做基普）为基

    础的会计制度和记忆符号，但作为一种传递详细信息的手段，它还不可能起到文字

    的作用。

    因此，哥伦布时代的欧亚大陆社会，在粮食生产、病菌、技术（包括武器）、政治

    组织和文字方面，拥有对印第安社会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在哥伦布碰撞以后，导

    致结果逆转的主要因素。但到1492年为止的这些差异，只不过是历史轨迹上的一个

    快照镜头，这个历史轨迹在美洲至少长达13000多年，在欧亚大陆时间还要长得多。

    尤其对美洲来说，1492年的这个快照镜头拍下了印第安人独立轨迹的结尾。现在，

    让我们来描绘一下这些轨迹的各个早期阶段。

    表18.1概括地介绍了每个半球最大的“中心地”（欧亚大陆的新月沃地和中国，美

    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亚马孙河地区和中美洲）的主要发展成果出现的大致年代。

    表中还列出了美国东部这个新大陆较小家园的发展轨迹，也列出了英国的发展轨

    迹，因为英国虽然完全不是一个中心地，但把它列出来是为了说明发展成果从新月

    沃地向外传播的速度。

    这个表肯定会使任何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产生反感，因为它把极其复杂的历史变成

    了几个貌似准确的年代。其实，所有这些年代仅仅是为了把一个连续体上的一些任

    意的点标出来。例如，比某一个考古学家发现的第一件金属工具的年代更重要的，

    是开始用金属制造大部分工具的时间，不过金属工具要有多普通才可被定为“普遍

    的”？同一发展成果出现的年代，在同一中心地的不同地区会有所不同。例如，安

    第斯山脉地区内厄瓜多尔沿海陶器出现的时间（公元前3100年）比在秘鲁（公元前

    1800年）早1300年左右。有些年代，如酋长管辖地出现的年代，要比陶器或金属工

    具之类的人工制品更难根据考古记录来推断。表18.1中的有些年代是很不确定的，

    尤其是美洲粮食生产开始的年代。不过，只要我们了解这张表是简化的结果，它对

    比较各个大陆的历史还是有用的。

    这张表表明，粮食生产开始提供很大一部分的人类食物，在欧亚大陆家园要比在美

    洲家园早5000年左右。必须立即提醒的一点是：虽然欧亚大陆粮食生产年代之久远

    无可怀疑，但美洲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却是有争论的。尤其是，考古学家们常常大

    量引用所宣布的早于表中所列年代的植物驯化的年代，发现这些植物的地方是墨西

    哥的科克斯卡特兰洞穴、秘鲁的吉塔里罗洞穴和美洲的其他一些考古遗址。这些宣

    布的年代现在正受到重新评价，这有几个原因：最近直接用碳—14对一些作物残存

    进行的测定，在有些情况下得出了较近的年代；以前所报道的较早的年代，是以遗

    址中一起出土的木炭为根据的，这些木炭被认为是与作物残存属于同一时期，但也

    可能不是；有些年代较早的植物残存，原来究竟是作物或只是采集来的野生植物，

    其身分还不能确定。不过，即使美洲植物驯化开始的时间早于表18.1所列的年代，

    美洲的农业无疑直到比欧亚大陆家园晚得多的时候，才为美洲家园的人类提供了大

    部分卡路里摄入和定居生活的基础。

    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十章中看到，每一个半球只有几个较小的地区充当“家园”，粮

    食生产首先在那里出现，接着又从那里向外传播。这些家园是欧亚大陆的新月沃地

    和中国，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亚马孙河地区、中美洲和美国东部。由于有那许

    多考古学家在欧洲工作，一些主要发展结果的传播速度对欧洲来说尤其不言而喻。

    正如表18.1对英国概括介绍的那样，一旦粮食生产和村居生活在经过长期的迟滞

    （5000年）之后从新月沃地引进英国，随后英国采用酋长管辖地、国家、文字，尤

    其是金属工具的迟滞时间要短得多：最早普遍使用铜和青铜金属工具晚了2000年，

    而普遍使用铁器只晚了250年。显然，一个已经属于定居农民的社会向另一个这样的

    社会“借来”冶金术，要比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向定居农民“借来”粮食生产

    （或被农民所取代）容易得多。

    为什么所有主要发展结果的发展轨迹在年代上美洲要晚于欧亚大陆？这有4组原因：

    起步晚，可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系列比较有限，较大的传播障碍，以及稠密的人

    口在美洲生活的地区可能比在欧亚大陆小，或者可能比在欧亚大陆孤立。

    表18.1 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历史轨迹

    本表所列为欧亚大陆3个地区与美洲4个地区普遍采用重要的发展结果的大致年代。

    动物驯化的年代未将狗包括在内，因为无论是在欧亚大陆还是在美洲，狗的驯化都

    要早于从事粮食生产的动物。酋长管辖地是从考古证据推断出来的，如分等级的墓

    葬、建筑物和居所的形制。本表将大量复杂的历史事实简化了：关于许多重要的说

    明，有些可参见正文。

    就欧亚大陆的领先优势来说，人类占领欧亚大陆已有大约100万年之久，比他们在美

    洲生活的时间长得多。根据第一章中讨论的考古证据，人类在阿拉斯加进入美洲不

    过在公元前12000年左右，作为克罗维猎人向加拿大冰原以南扩散是在公元前11000

    年前的几百年，而到达南美洲的南端不迟于公元前10000年。即使关于美洲存在更早

    的人类居住遗址的一些有争论的主张证明是有根据的，但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这

    些假定存在的克罗维人以前的居民也只有很稀少的分布，不能像在旧大陆那样随着

    人口、技术和技艺的发展而在更新世使狩猎采集社会在数量上有巨大的增加。在源

    自克罗维人的狩猎采集族群到达南美洲南部后仅仅1500年，粮食生产便已在新月沃

    地出现了。

    欧亚大陆的这种领先优势的几个可能的结果值得考虑。首先，在公元前11000年后，

    人类是否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占据了美洲？只要能算出有关的可靠数字，就会发现

    这一结果对于造成美洲生产粮食的村庄晚5000年出现这一局面只有微乎其微的影

    响。第一章中所作的计算告诉我们，即使只有100个成为开路先锋的印第安人越过加

    拿大边界，进入美国南部，并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那么不出1000年，他们所形成

    的狩猎采集人口可能已布满了整个美洲。这些开路先锋如果每月向南只前进一英

    里，那么他们在越过加拿大边界后只需700年就已到达南美洲的南端。同人们占据先

    前无人居住或居民稀少地区的已知的实际速度相比，这里所假设的人口扩散和人口

    增长的速度是非常低的。因此，美洲可能是在第一批移民到达后的几个世纪内就被

    狩猎采集族群全部占领了。

    其次，在这滞后的5000年中，会不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被最早的美洲人用来熟悉

    他们所碰到的当地动植物新品种和石料？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的狩猎采集族群和

    农民也曾占据了原来不熟悉的环境，如新西兰的毛利人移民或新几内亚开利莫伊盆

    地的图达辉移民。如果我们能以这些人为例，再一次用类比办法进行推理，那么美

    洲的这些移民大概在远远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发现了最好的石料，并学会了把有

    用的野生动植物和有毒的野生动植物区别开来。

    第三，欧亚大陆人在发展适合本地的技术方面，又是如何开始的呢？新月沃地和中

    国的早期农民是这种技术的继承者，而这种技术是行为上的现代智人几万年来为利

    用这些地区的当地资源而发展起来的。例如，石镰、地下窖藏穴以及新月沃地的狩

    猎采集族群为了利用野生谷物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他技术，对新月沃地最早的生产

    谷物的农民来说都是现成可用的。相比之下，美洲的最早移民在到达阿拉斯加时所

    带来的只是适合在西伯利亚北极地区冻原使用的设备。他们每到一处，都得为自己

    发明适合新环境的设备。这种技术上的滞后可能对印第安人发展的迟缓负有重大的

    责任。

    造成这种迟缓的一个甚至更明显的因素，是可以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我在第六

    章中讨论过，狩猎采集族群之所以采纳粮食生产，不是因为那可能会给他们的子孙

    后代带来好处，而是因为早期的粮食生产开始显示了对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优势。

    早期的粮食生产与狩猎采集活动的竞争，在美洲不及在新月沃地和中国那样激烈，

    这一部分是由于美洲几乎没有可以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因此，早期的美洲农民仍

    然依靠野生动物来获得动物蛋白，所以必定仍用一部分时间去从事狩猎采集活动，

    而在新月沃地和中国，植物驯化之后紧接着就是动物驯化，这样就及时地发展出全

    套粮食生产，最后取得了对狩猎采集活动的胜利。此外，欧亚大陆的家畜通过提供

    粪肥并最后通过拉犁使欧亚大陆的农业更具竞争力。

    美洲野生植物的特点也是印第安人粮食生产竞争力差的一个原因。这个结论在美国

    东部看得最为清晰，因为那里只有靠10种作物是驯化的，包括小籽粒的谷物但没有

    大籽粒的谷物，还有豆类植物、纤维作物，或栽培的水果树或坚果树。这在中美洲

    的主要作物玉米身上也反映得很清楚，因为玉米的传播使它也成了美洲其他地方的

    主要作物。虽然新月沃地的野生小麦和大麦在几个世纪内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就演化

    成作物，但野生的墨西哥类蜀黍可能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演化成作物，同时必须

    在繁殖生物学和对结籽的能量分配方面经历巨大的变化，使种子失去坚硬的外壳并

    大大增加玉米棒子的尺寸。

    因此，即使接受关于美洲植物驯化开始年代较晚的假定，在中美洲、安第斯山脉地

    区的内陆和美国东部，从植物驯化开始（公元前3000—前2500年左右）到普遍出现

    终年定居的村落（公元前1800—前500年），中间可能经过了大约1500年或2000

    年。美洲的农业长期以来在获得食物方面只是对狩猎采集的一个小小的补充，只能

    养活稀少的人口。如果接受关于美洲植物驯化开始年代较早的传统说法，那么粮食

    生产经过了5000年而不是1500年或2000年才维持了终年定居的村落。相比之下，在

    欧亚大陆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村落的出现在时间上是和粮食生产的出现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本身相当富有成效，足以维持定居的村落，在这两

    个半球的一些地方，如旧大陆的日本和新月沃地，新大陆的厄瓜多尔沿海和亚马孙

    河地区，甚至在采用农业前便已有村落存在了。）对新大陆本地现有的驯化动植物

    所造成的限制的最好说明，就是美洲社会本身在别的作物或动物引进时所发生的变

    化，不管这些作物或动物来自美洲的其他地方，还是来自欧亚大陆。这方面的例子

    包括：玉米引进美国东部和亚马孙河地区的影响，美洲驼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南部

    驯化后被北部采纳的影响，还有马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地方出现的影响。

    除了欧亚大陆的领先优势和野生动植物品种外，欧亚大陆发展速度的加快也由于在

    欧亚大陆动物、植物、思想、技术和人员的交流比在美洲容易，而交流容易又是由

    于几组地理和生态因素的存在。与美洲的南北主轴不同，欧亚大陆的东西主轴使这

    种交流不用经历纬度的变化，也不存在与环境的变量发生关系的问题。与欧亚大陆

    始终如一的东西宽度不同，新大陆在中美洲的那一段特别是在巴拿马变窄了。尤其

    是，美洲被一些不适于粮食生产也不适于稠密人口的地区分割开来。这些生态障碍

    包括：把中美洲社会同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社会分隔开来的巴拿马地峡

    雨林；把中美洲社会同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社会分隔开来的墨西哥北部沙漠；把美

    国西南部同东南部分隔开来的得克萨斯州干旱地区；把本来可能适于粮食生产的美

    国太平洋沿岸地区隔开的沙漠和高山。因此，在中美洲、美国东部、安第斯山脉地

    区和亚马孙河地区这些新大陆的中心之间，完全没有家畜、文字和政治实体方面的

    交流，以及只有在作物和技术方面的有限的缓慢的交流。

    美洲范围内的这些障碍的某些特有的后果值得一提。粮食生产从未从美国西南部和

    密西西比河河谷向美国现代的粮仓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传播，那里的印第安社会仅

    仅由于缺乏合适的驯化动植物而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安第斯山脉高原地区的美

    洲驼、豚鼠和马铃薯从未到达墨西哥高原，因此，中美洲和北美洲除了狗始终没有

    别的驯养的哺乳动物。反过来，美国东南部栽培的向日葵也从未到达过中美洲，而

    中美洲驯养的火鸡也从未到过南美洲或美国东部。中美洲的玉米和豆类分别花了

    3000年和4000年走完了从墨西哥农田到美国东部农田的700英里距离。在玉米引进

    美国东部后，又过了700年，在北美气候条件下培育的一种高产玉米促使密西西比河

    谷产粮地的兴起。玉米、豆类和南瓜可能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才从中美洲传播到美国

    西南部。虽然新月沃地作物往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速度相当迅速，预先排除了同一

    品种植物独立驯化的机会，要不然就是预先排除其他地方亲缘相近植物驯化的机

    会，但美洲的那些障碍导致了作物有许多这样的平行驯化的机会。

    与生态障碍对作物和牲畜传播的这种种影响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其对人类社会其他

    特点的影响。最后起源于东地中海的字母从英格兰到印度尼西亚，传遍了欧亚大陆

    的各个复杂社会，只有东亚地区是例外，因为中国书写系统派生出来的文字已在那

    里占主导地位。相形之下，新大陆唯一的书写系统—中美洲的那些书写系统，从未

    传播到本来是会采用它们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和美国东部的复杂社会。在中美洲作为

    玩具的零件而发明出来的轮子，从未与安第斯山脉地区驯化出来的美洲驼碰头，以

    便为新大陆产生装有轮子的运输工具。在旧大陆从东到西，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

    横跨3000英里，而蒙古帝国则略地6000英里。但中美洲的帝国和国家则与北面700

    英里的美国东部的酋长管辖地，或南面1200英里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帝国和国家，

    没有任何政治关系，而且显然甚至没有听说过它们。

    与欧亚大陆相比，美洲在地理上更为支离破碎这种状况也在语言的分布上反映了出

    来。语言学家们一致同意，欧亚大陆的语言除几种外，可以分为大约十几个语系，

    每一个语系包括多达几百种亲属语言。例如，印欧语系不但包括法语、俄语、希腊

    语和印地语，而且也包括英语，这个语系由大约144种语言组成。在这些语系中，只

    有很少几个语系分布在大片的相邻地区内—就印欧语系来说，它所分布的地区包括

    欧洲的大部分，再向东经过西亚很大一部分地区到达印度。把语言的、历史的和考

    古的证据结合起来就可清楚地看出，语言的每一个这样的大片的相邻分布，起源于

    某一祖代语言在历史上的扩张，随后又由于地方性的语言分化而形成了一个由亲属

    语言组成的语系（表18.2）。大多数这样的扩张似乎可以归因于粮食生产社会中说

    这一祖代语言的人对狩猎采集族群所拥有的优势。我们在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中已

    经讨论过汉藏语系、南岛语系和其他东亚语系在历史上的这种扩张。在过去1000年

    里一些主要的语言扩张，包括把印欧语从欧洲带到美洲和澳大利亚，有把俄语从欧

    洲东部带到整个西伯利亚，还有把土耳其语（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语言）从中亚向

    西带到土耳其。

    除了美洲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和阿拉斯加、加拿大西北部与美国西南

    部的纳迪尼语系，美洲没有为语言学家普遍承认的大规模语言扩张的例子。专门研

    究印第安语言的大多数语言学家，除了爱斯基摩语系和纳迪尼语系，看不出还有其

    他大的明确的语言分类。他们最多认为，现有证据只够把其他印第安语言（估计的

    数目从600种到2000种各不相同）分为100个或更多的语族或孤立的语言。一个有争

    议的属于少数派的观点，是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所持有的观点，他把爱斯基摩

    —阿留申诸语言和纳迪尼诸语言以外的所有印第安语言归入一个大语系叫做美印语

    系，包括大约十几个语族。

    格林伯格的这些语族中的某些语族，以及得到比较传统的语言学家承认的某些语言

    分类，可能证明是在某种程度上由粮食生产推动的人口扩张的遗产。这些遗产可能

    包括中美洲和美国西部的犹他—阿兹特克诸语言、中美洲的奥托—曼格安诸语言、

    美国东南部的纳齐兹—马斯科吉诸语言，以及西印度群岛的阿拉瓦克诸语言。但语

    言学家们在商定对印第安诸语言进行分类时所碰到的困难，反映了印第安复杂社会

    本身在新大陆扩张时所碰到的困难。如果任何从事粮食生产的印第安族群带着他们

    的作物和牲口成功地向远处扩张，并在广大地区内迅速取代狩猎采集族群，他们可

    能会留下如同我们在欧亚大陆看到的那样容易辨认的语系遗产，而印第安诸语言之

    间的关系也就不会那样富有争议了。

    因此，我们已经找到了3组有利于欧洲人入侵美洲的终极因素：欧亚大陆人类定居时

    间长的领先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可驯化的野生植物尤其是动物的资源比较丰富而引

    起的比较有效的粮食生产；欧亚大陆范围内对传播交流的地理和生态障碍并非那样

    难以克服。第四个，也是更具推测性的终极因素，是根据美洲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没

    有发明而提出来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复杂社会没有发明文字和轮子，虽然这些社

    会同作出这些发明的中美洲复杂社会在时间上差不多一样久远；轮子只用在玩具上

    并且后来竟在中美洲失传了，而推测起来轮子在中美洲是会像在中国一样用在人力

    独轮车上的。这些谜使人想起了在一些孤立的小社会中同样令人费解的要么没有发

    明要么发明了又失传了的情况，这些社会包括塔斯马尼亚土著社会、澳大利亚土著

    社会、日本、波利尼西亚诸岛和美洲北极地区。当然，美洲的面积加起来并不算

    小：整整占欧亚大陆面积的76%，美洲的整个人口到1492年止大概也相当于欧亚大

    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我们已经看到，美洲被分割成一些社会“孤岛”，彼此之

    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也许，美洲的轮子和文字的历史，反映了真正的孤岛社会以

    一种比较极端的形式来予以说明的那些原则。

    表18.2 旧大陆的语言扩张

    在各自独立发展了至少13000年之后，先进的美洲和欧亚大陆社会终于在过去的几千

    年中发生了碰撞。在这之前，新旧大陆人类社会的唯一接触一直是白令海峡两边狩

    猎采集族群的接触。

    没有任何美洲人试图向欧亚大陆移民，只有一小批来自阿拉斯加的伊努伊特人（爱

    斯基摩人）渡过了白令海峡，在海峡对面的西伯利亚海岸定居下来。最早有文献证

    明的试图向美洲移民的是北极地区和亚北极纬度地区的古挪威人（图18.1）。古挪

    威人于公元874年从挪威向冰岛移民，然后于公元986年从冰岛向格陵兰移民，最后

    从大约公元1000年到1350年屡屡到达北美洲的东北部海岸。在美洲发现的唯一的关

    于古挪威人的考古遗址是在纽芬兰岛上，可能就是古挪威人传说中的文兰地区，但

    这些传说还提到了一些显然还要更北面的登陆地点，就是在拉布拉多海岸和巴芬岛

    的一些地方。

    冰岛的气候使放牧和极其有限的农业成为可能，它的面积也够大，足以养活源自古

    挪威人而一直绵延到今天的人口。但格陵兰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冰帽，甚至那两

    个条件最好的海岸边的峡湾也只能让古挪威人进行最起码的粮食生产。格陵兰的古

    挪威人口从未超过几千。它始终依靠从挪威运进粮食和铁器，从拉布拉多沿海运进

    木材。与复活节岛和其他偏远的波利尼西亚岛屿不同，格陵兰无法维持一个自给自

    足的进行粮食生产的社会，虽然它在古挪威人占领之前、占领期间和占领结束之

    后，确曾养活了一些自给自足的伊努伊特狩猎采集群体。冰岛和挪威本身的人口太

    少、太穷，不可能继续养活格陵兰的古挪威人口。

    图18.1 古挪威人从挪威横渡北大西洋的扩张，附有到达每一地区的年代或大致年

    代。

    在13世纪开始的小冰川期间，北大西洋的变冷使格陵兰的粮食生产和古挪威人从挪

    威或冰岛前往格陵兰的航行变得甚至比以前更加勉为其难了。已知的格陵兰岛民与

    欧洲人的最早的一次接触发生在1410年，当时一艘冰岛船被风吹离了航线，靠上了

    格陵兰海岸。当欧洲人最后又于1577年开始访问格陵兰时，岛上古挪威人的殖民地

    已不复存在，显然在15世纪便已消失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但是，考虑到公元986年至1410年这一时期古挪威人的造船技术，如果船只直接从

    挪威本土开航，那事实上是无法到达北美海岸的。古挪威人要想到达北美海岸，就

    得从格陵兰的殖民地出发，因为格陵兰与北美只隔着宽200英里的戴维斯海峡。然

    而，要使这样一个勉强够格的殖民地去支持对美洲的探险、征服和殖民，其希望等

    于零。甚至位于纽芬兰的古挪威人的唯一遗址，显然不过是几十个人住过几年的一

    个过冬的营地。古挪威人的传说描写了他们在文兰的营地遭到叫做斯克里林人的袭

    击，显然这些人或者是纽芬兰的印第安人，或者是多西特爱斯基摩人。

    中世纪欧洲最遥远的前哨基地纽芬兰殖民地的命运，始终是考古学的传奇性的神秘

    事件之一。格陵兰的最后一批古挪威人是饿死了呢，是试图扬帆远去了呢，还是与

    爱斯基摩人通婚，或是死于疾病或爱斯基摩人的弓箭之下呢？虽然这些关于直接原

    因的问题仍然无法回答，但古挪威人在格陵兰和美洲殖民失败的终极原因是非常清

    楚的。它的失败是由于发起者（挪威）、目标（格陵兰和纽芬兰）和时间（984—

    1410年）必然使欧洲在粮食生产、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的潜在优势无法得到有效的

    运用。在不适宜大部分粮食生产的纬度过高地区，在欧洲穷国之一的无力支持下，

    几个古挪威人手中的铁器没有斗得过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狩猎采集族群手中的石

    器、骨器和木器，要知道这后两种人是世界上掌握在北极地区生存技巧的最杰出的

    大师！

    欧亚大陆人第二次向美洲移民的企图成功了，因为这一次在发起者、目标、纬度和

    时间方面都使欧洲的潜在优势得以有效地发挥。和挪威不同，西班牙富有而又人口

    众多，足以支持海外探险和对殖民地进行资助。西班牙人在美洲的登陆处的纬度是

    非常适于粮食生产的亚热带地区，那里粮食生产的基础起先主要是印第安的作物，

    但也有欧亚大陆的家畜，特别是牛和马。西班牙横渡大西洋的雄心勃勃的殖民事业

    开始于1492年，这时欧洲远洋船只建造技术为时达一个世纪的迅速发展宣告结束，

    它吸收了旧大陆社会（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印度洋发展起来

    的先进的航海术、风帆和船舶设计。在西班牙建造和配备人员的船只能够航行到西

    印度群岛；类似于格陵兰岛上妨碍古挪威人殖民的那种情况不复存在了。西班牙在

    新大陆建立了殖民地之后，很快又有六七个欧洲国家加入到开拓殖民地的行列中

    来。

    欧洲在美洲的第一批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以哥伦布于1492年建立的殖民地为其开

    端。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在他们被“发现”时估计人口超过100万，但大多数岛上

    的印第安人很快就被疾病、驱逐、奴役、战争和随便杀害消灭了。1508年左右，美

    洲大陆上的第一个殖民地在巴拿马地峡建立。随后分别在1519—1520年和1532—

    1533年发生了对美洲大陆上两个大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征服。在这两次

    征服中，欧洲人传播的流行病（可能是天花）起了主要的作用，不但杀死了大批人

    口，而且还杀死了皇帝本人。其余的事则是由一小撮西班牙骑兵在军事上的压倒优

    势和他们利用当地人口的内部分歧的政治技巧来完成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接

    着又发生了欧洲人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其余土邦的征服。

    至于北美洲的那些最先进的土著社会，即美国东南部和密西西比河水系地区的社

    会，它们的毁灭主要是由病菌独立完成的，病菌由早期的欧洲探险者带来，但却走

    在他们的前面。随着欧洲人的足迹踏遍美洲，其他许多土著社会，如大平原的曼丹

    人社会和北极地区的萨德勒缪特爱斯基摩人社会，也是不用军事行动就被疾病消灭

    了。没有被疾病消灭的人口众多的土著社会，则遭到了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同

    样命运，被一些全面的战争摧毁了，发动战争的越来越多的是欧洲职业军人和他们

    在当地的盟友。作为这些军人的后盾的，先是欧洲母国的政治组织，后来是新大陆

    的欧洲殖民地政府，最后是继承殖民地政府的独立的新兴欧洲国家。

    较小的土著社会则被私人组织的小规模的袭击和屠杀更随便地消灭了。例如，加利

    福尼亚的土著狩猎采集族群起初总共有20万人，但他们分散在100个小部落中，要打

    败其中任何一个小部落根本用不着战争。在1842—1852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

    或其后不久，大多数这样的小部落被杀光的杀光，被赶走的赶走，同时大批的移民

    涌入了该州。举一个例子，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亚希小部落，人数在2000左右，也没

    有火器。在4次袭击中，他们被武装的白人移民消灭了：一次是1865年8月6日，17

    个移民在黎明时对一个亚希人的村庄发动的袭击；一次是1866年，在一个深谷中对

    亚希人出其不意的屠杀；一次是1867年左右，跟踪到一处洞穴后对33个亚希人的屠

    杀；最后一次是1868年左右，对被4个牛仔诱进另一个洞穴的大约30个亚希人的屠

    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割胶热中，亚马孙河地区的许多印第安群体被白人移民

    用同样的方式消灭了。这种征服的最后几出戏是在当前的这10年中演完的，始终独

    立的雅诺马马人社会和亚马孙河地区其他的印第安人社会，或是死于疾病，或是被

    矿工杀害，或是被置于传教士和政府机构的控制之下。

    最终结果是：在适合欧洲的粮食生产和欧洲人生理机能的气候最温和的地区，人口

    众多的印第安社会被消灭了。在北美洲，相当大的保存下来的完整社会，现在多半

    生活在居留地里或其他一些被认为不适于欧洲的粮食生产和采矿的地方，如北极地

    区和美国西部的贫瘠地区。许多热带地区的印第安人已被来自旧大陆热带地区的移

    民所取代（尤其是非洲黑人以及亚洲的印度人和苏里南的爪哇人）。

    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的一些地区，印第安人本来人数很多，即使在流行病和战争

    之后，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今天仍然是印第安人或混血人。在安第斯山脉的高纬度

    地区情况尤其如此，那里的欧洲妇女甚至在生育方面也有遗传性的生理障碍，那里

    的安第斯山脉本地的作物仍是粮食生产的最合适的基础。然而，即使在印第安人生

    存的地方，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也已被旧大陆的文化和语言所取代了。原先在北美洲

    使用的几百种印第安语言，除187种外，全都不再使用，而就是在这最后的187种语

    言中，也有149种奄奄一息，就是说只有老人还在使用，儿童已不再学了。在大概40

    个新大陆国家中，现在全都把某种印欧语或克里奥耳语作为官方语言。甚至在那些

    现存印第安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如秘鲁、玻利维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只要看一

    看政界和商界领袖的照片，就可以看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欧洲人，只有几个加

    勒比海国家的领袖是非洲黑人，圭亚那的领袖是印度人。

    原来的印第安人口已经减少了，至于减少了多少，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据估计

    在北美洲最高可达95%。但由于旧大陆的人（欧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的到来，现

    在美洲的总人口大概是1492年的10倍。现在美洲的人口是来自除澳大利亚外所有大

    陆的人种混合体。这种在过去500年中发生的人口变迁—除澳大利亚外任何大陆上最

    大的人口变迁—的最早的根子，在大约公元前1100年和公元元年之间就已种下了。

    第十九章 非洲是怎样成为黑人的非洲的

    不管你事前读过多少关于非洲的书，一旦身临其境，第一印象都会颇觉震憾。在新

    独立的纳米比亚的首都温得和克的街道上，我看到了赫雷罗族黑人、奥万博族黑

    人、白人和既不同于黑人也不同于白人的纳马族人。他们不再是教科书里照片上的

    人物，而是我眼前活生生的人。在温得和克以外，过去分布很广的卡拉哈里沙漠布

    须曼人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批了，他们正在为生存而奋斗。但在纳米比亚最使我感到

    惊讶的是一条街的名字：温得和克闹市区的主要马路之一竟叫做“戈林街”！

    我本来以为，肯定不会有哪个国家受到不知悔改的纳粹分子那么大的影响，竟然会

    用那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国会议员、纳粹德国空军的创建者赫尔曼·戈林的名字来给

    一条街道命名！其实不然，原来这条街是为纪念赫尔曼的父亲亨利希·戈林而命名

    的。亨利希·戈林是前德国殖民地西南非洲（后来成为纳米比亚）的帝国议会创始

    人。但亨利希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物，因为他的业绩包括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的一

    次最凶残的袭击，即德国于1904年对赫雷罗人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今天，在邻国

    南非的事态发展受到全世界较多的关注的同时，纳米比亚也在努力克服过去殖民地

    的影响并建立一个多种族和睦相处的社会。纳米比亚向我证明了非洲的过去和现在

    是多么地难分难解。

    大多数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认为，非洲的土著就是黑人，非洲的白人就是近代的入

    侵者，非洲的种族历史就是欧洲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的历史。我们之所以只注意这

    些特有的事实，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黑人是大多数美国人所熟悉的唯一的非洲

    土著居民，因为他们曾经大批地作为奴隶被运来美国。但是直到几千年前，现代黑

    非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可能还为一些完全不同的民族所占有，而所谓非洲黑人其本

    身也是来源各异的。甚至在白人殖民主义者来到之前，已经生活在非洲的不仅有黑

    人，还有（我们将要看到）世界上6大人种中的5种，其中3种只生活在非洲。世界上

    的语言，有四分之一仅仅在非洲才有人说。没有哪一个大陆在人种的多样性方面可

    以与非洲相提并论。

    非洲多样化的人种来自它的多样化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史前史。非洲是唯一的地跨

    南北温带的大陆，同时它也有几处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最大的热带雨林和最高的赤

    道山脉。人类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长得多：我们的远祖大约在

    700万年前发源于非洲，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可能是在那以后在非洲出现的。非洲许

    多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令人着迷的史前史，包括过去5000年中两

    次最引人注目的人口大迁移—班图人的扩张和印度尼西亚人向马达加斯加的移民。

    所有过去的这些相互作用在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谁在谁之前到达了哪里之类

    的细节塑造了今天的非洲。

    那5个人种是怎样到达他们如今在非洲所在的地方的呢？为什么在非洲分布最广的竟

    是黑人，而不是美国人往往忘记其存在的其他4个群体？非洲过去的历史是没有文字

    的历史，它没有那种把罗马帝国的扩张告知后人的文字证据，那么，我们又如何才

    能指望从它的过去历史中努力得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非洲的史前史是一个大大的

    谜团，至今只有部分得到了解答。结果证明，非洲的情况同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讨论

    的美洲史前史有着某种惊人的类似之处，不过很少得到重视罢了。

    到公元1000年，这5个主要的人类群体已经把非洲当作自己的家园。外行人不严密地

    把他们称为黑人、白人、非洲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和亚洲人。图19.1是他们的地理

    分布图，而他们的肖像会告诉你他们在肤色、发形和颜色以及面部特征方面的明显

    差异。黑人以前只生活在非洲，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现在仍然生活在非洲，而白人

    和亚洲人生活在非洲之外的比生活在非洲之内的多得多。这5个群体构成了或代表了

    除澳大利亚土著及其亲戚外的全部主要的人种。

    许多读者可能已在表示抗议了：不要用随意划分“人种”的办法把人定型！是的，

    我承认，这里每一个所谓的主要群体都十分多样化。把祖鲁人、索马里人和伊博人

    这样不同的人归并在“黑人”这一个类目下，是无视他们之间的差异。当我们把非

    洲的埃及人和柏柏尔人以及欧洲的瑞典人一起归并在“白人”这一个类目下时，我

    们也同样无视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此外，黑人、白人和其他主要群体这种划分是

    随意的，因为每一个这样的群体和其他群体的界限很难分得清楚：地球上所有人类

    群体只要和其他每一个群体中的人接触，就会发生婚配关系。不过，我们将会看

    到，承认这些主要的群体对了解历史仍然十分有用，我们可以把这些群体的名称当

    作一种简略的表达方法，而不用每句话都重复一下上面为防止误解而作的解释。

    在非洲的这5个群体中，许多黑人和白人的典型代表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所熟悉的，不

    需要对他们的体形特征加以描写。甚至到公元1400年止，黑人仍然占据着非洲最大

    的地区：撒哈拉沙漠的南部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见图19.1）。虽

    然美洲的非裔黑人后代主要源自非洲西海岸带，但同样的民族在传统上还占据了东

    非地区：北达苏丹，南至南非的东南海岸。包括埃及人、利比亚人和摩洛哥人的白

    人占据了非洲的北海岸带和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这些北非人几乎不可能与蓝眼金发

    的瑞典人混同起来，但大多数外行人仍然会把他们称为“白人”，因为同南面的叫

    做“黑人”的人相比，他们的肤色较浅，头发较直。大多数非洲的黑人和白人靠种

    田或放牧或两者维持生计。

    非洲民族分布图（到公元1400年止）

    图19.1 关于用这些大家熟悉的然而有问题的分类法介绍的非洲民族的地理分布，为

    防止误解而作的解释，参见正文。

    相比之下，其次两个群体—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则包括没有作物和牲畜的狩猎采集

    族群。俾格米人和黑人一样，生有深色皮肤和浓密的鬈发。然而，俾格米人身材矮

    小得多，皮肤微红色较多，黑色的较少，脸上和身体上的毛较多，并且前额、眼睛

    和牙齿较突出—这些都是和黑人不同的地方。俾格米人大都过着群体的狩猎采集生

    活，他们的群体广泛分布在中非的雨林中，与邻近的黑人农民进行交换（或为他们

    干活）。

    科伊桑人的群体是美国人最不熟悉的，美国人可能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他

    们以前分布在非洲南部的广大地区，他们中不但有叫做桑人的人数不多的狩猎采集

    者，而且还有叫做科伊人的人数较多的牧人。（现在人们更喜欢用那比较熟悉的名

    字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科伊人和桑人看上去（或曾经看上去）与非洲黑人很不

    相同：他们的皮肤微黄，他们的头发十分浓密而卷曲，妇女往往在臀部积累了大量

    的脂肪（医学上称为“臀脂过多”）。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科伊人的人数已

    经大大减少了，因为欧洲殖民者枪杀、驱赶和用疾病感染了他们中许多人，幸存者

    则多半和欧洲人通婚生下了混血种，这些混血人口在南美有时叫混血人，有时叫巴

    斯特人。桑人同样地受到枪杀、驱赶和疾病的感染，但在不适于农业的纳米比亚沙

    漠地区，有一批人数日渐减少的桑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特色，若干年前有一部吸引

    很多观众的影片《上帝也疯狂》描写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非洲白人分布在非洲北部，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体质相似的民族都生活在近

    东和欧洲的邻近地区。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在欧洲、近东和北非之间来来往往。因

    此，在本章中对非洲白人我不会作过多的讨论，因为他们的来源并无任何神秘之

    处。神秘的倒是黑人、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因为他们的地理分布暗示了过去人口

    的激烈变动。例如，现在零星分布的20万俾格米人散居在1.2亿黑人中间，这就表明

    俾格米猎人以前曾遍布赤道森林，后来由于黑人农民的到来，他们才被赶走和隔离

    开来。科伊桑人在解剖学上和语言上都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但他们在非洲南部

    所拥有的地区却小得令人吃惊。会不会科伊桑人本来也分布较广，后来他们在北面

    的人口由于某种原因被消灭了？

    我已把这个最大的异常现象留到最后来讨论。马达加斯加这个大岛离东非海岸只有

    250英里，它离非洲大陆比离任何其他大陆都近得多，它与亚洲及澳大利亚之间隔着

    印度洋的广阔水域。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人是两种成分的混合。一种成分是非洲黑

    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另一种成分从外貌上一眼就可看出是热带东南亚人。特

    别是，所有马达加斯加人—亚洲人、黑人和混血人—所说的语言是南岛语，与印度

    尼西亚婆罗洲岛上说的马安亚语非常相似，而婆罗洲与马达加斯加隔着开阔的印度

    洋有4000多英里远。没有任何一个哪怕与婆罗洲人有一点点相似的民族是生活在马

    达加斯加的几千英里范围之内的。

    当欧洲人于1500年第一次访问马达加斯加时，那些说南岛语的人带着他们的南岛语

    和经过改造的南岛文化已经在那里扎下根来。我认为，这是全世界人类地理学上的

    一个最令人惊异的事实。这就好像哥伦布在到达古巴时发现岛上的居民竟是蓝眼金

    发、说着一种类似瑞典语的语言的北欧人，尽管附近的北美大陆居住着说美洲印第

    安语的印第安人。据推测，史前的婆罗洲人在没有地图和罗盘的情况下乘船航行，

    最后到了马达加斯加。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马达加斯加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民族的语言同他们的体形外貌一样，能够提供关

    于他们的起源的重要线索。只要看一看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人，我们就会知道他们中

    有些人源自热带东南亚，但我们不可能知道是热带东南亚的哪个地区，而且我们绝

    不会猜到是婆罗洲。我们从非洲语言还能知道哪些我们不能从非洲人面相上知道的

    东西？

    非洲有1500种语言，复杂得令人难以想象。斯坦福大学的大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

    格把它们加以梳理，使之变得清晰明了。他确认，所有这些语言正好分为5个语系

    （它们的地理分布见图19.2）。读者们习惯上认为语言学枯燥乏味而过于专门，但

    如果他们知道图19.2对于我们了解非洲的历史作出了什么样的有趣贡献，他们也许

    会感到惊奇。

    如果我们首先把图19.2和图19.1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语系和解剖学上界定的

    人类群体之间有着一种大致的对应关系：某个语系中的语言往往是由特定的人说

    的。特别是，说阿非罗—亚细亚语言的人多半证明是可以被归为白人或黑人一类的

    人，说尼罗—撒哈拉语和尼日尔—刚果语的人证明是黑人，说科伊桑语的是科伊桑

    人，说南岛语的是印度尼西亚人。这表明语言往往是和说这些语言的人一起演化

    的。

    在图19.2的上方隐藏着我们的第一个意外，对那些相信所谓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的欧

    洲中心论者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人们教导我们说，西方文明起源于近东，被希腊

    人和罗马人在欧洲发展到光辉的顶峰，并产生了世界上的3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

    和伊斯兰教。这些宗教发生在说3种叫做闪语的近亲语言的人们当中，这3种语言分

    别是阿拉姆语（基督和使徒的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我们本能地把闪语民

    族和近东联系在一起。

    然而，格林伯格断定，闪语实际上只构成了一个大得多的语系—阿非罗—亚细亚语

    系中6个或更多语言分支中的一支，阿非罗—亚细亚语系的所有其他分支（和现存的

    其他222种语言）只分布在非洲。甚至闪语族本身也主要是非洲语言，其现存的19种

    语言中有12种只分布在埃塞俄比亚。这就表明，阿非罗—亚细亚诸语言起源于非

    洲，其中只有一支传播到近东。因此，也许正是非洲产生了作为西方文明道德支柱

    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和《古兰经》的作者们所使用的语言。

    图19.2 非洲诸语系

    图19.2隐藏着的下一个意外是一个表面上的细节，52刚才我在告诉你特定的民族往

    往有特定的语言时并没有对这个细节加以评论。在非洲人的5个群体—黑人、白人、

    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中，只有俾格米人没有任何独特的语言：俾格

    米的每一个族群都和邻近的黑人农民群体说同一种语言。然而，如果把俾格米人说

    的某种语言与黑人说的同一种语言比较一下，俾格米人说的话里好像包含一些发音

    特别的独特的词。

    当然，就语言的起源来说，像俾格米人这样特别的人，又是生活在像非洲赤道雨林

    这样一种特别的地方，他们的与世隔绝的程度肯定会使他们逐渐形成自己的语系。

    然而，今天这些语言已经消失了，而我们也已从图19.1看到，俾格米人的现代地理

    分布是非常分散的。因此，人口分布和语言方面的线索加起来表明，俾格米人的家

    园被淹没在入侵的黑人农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硕果仅存的一些俾格米人采用了这些

    农民的语言，而他们原来的语言只在某些词和发音上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在

    前面已经看到，马来西亚的矮小黑人（塞芒人）和菲律宾的矮小黑人的情况也基本

    如此，他们从包围了他们的农民那里分别采用了南亚语和南岛语。

    图19.2中尼罗—撒哈拉诸语言的零星分散的分布同样表明了，许多说这些语言的人

    也被淹没在说阿非罗—亚细亚语言和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但科

    伊桑语言的分布说明了一种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淹没”现象。这些语言用吸气音

    作辅音，这在全世界是非常独特的。（如果你对！库恩·布什曼这个名字感到莫名其

    妙，那么这个惊叹号不是表示一个过早的惊愕，它只是语言学家用来表示吸气音的

    办法。）所有现存的科伊桑语言只有非洲南部才有，但有两个例外。这两个例外是

    两个非常特别、充满吸气音的科伊桑语言，一个叫哈扎语，一个叫桑达韦语，孤立

    地存在于坦桑尼亚，距离非洲南部最靠近的科伊桑语言有1000多英里。

    此外，科萨语和非洲南部其他几种尼日尔—刚果语也是充满了吸气音。甚至更令人

    意想不到的是，在肯尼亚的黑人所说的两种阿非罗—亚细亚语中也出现了吸气音或

    科伊桑语的一些词，而肯尼亚的这些孤立的黑人比坦桑尼亚的说哈扎语和桑达韦语

    的人更加远离现今的科伊桑人。所有这一切表明，科伊桑语言和科伊桑民族的分

    布，以前并不只限于现今的非洲南部，而是到达了遥远的北方，后来他们也和俾格

    米人一样，被淹没在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是在语言学上留下了他们过去存在的

    遗产。这是语言学证据的独特贡献，仅仅根据对活人的体质研究是几乎不可能推测

    出来的。

    我把语言学的最杰出的贡献留到最后来讨论。如果你再看一看图19.2，你就会看到

    尼日尔—刚果语系分布在整个西非和非洲赤道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这显然没有提供

    任何线索说明在那个广大的范围内这个语系究竟发源于何处。然而，格林伯格确

    认，非洲赤道以南地区的所有尼日尔—刚果语言属于一个叫做班图语的语支。这个

    语支占去了1032种尼日尔—刚果语言中的近一半语言，并占去了说尼日尔—刚果语

    言人数的一半以上（近两亿人）。但所有这500种班图语言彼此非常相似，所以有人

    开玩笑地说它们是一种语言的500种方言。

    从整体来看，班图诸语言只构成了尼日尔—刚果语系中一个单一的、低一阶位的语

    族。另外176个语族的大多数都挤在西非，在尼日尔—刚果语系的整个分布范围内只

    占很小一部分。尤其是，最有特色的一些班图语言以及与班图语亲缘关系最近的非

    班图语的尼日尔—刚果诸语言，都挤在喀麦隆和邻近的尼日利亚东部的一个狭小地

    区内。

    显然，尼日尔—刚果语系起源于西非；它的班图语分支起源于这一分布范围的东

    端，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后来这支班图语又从它的故乡扩展到非洲赤道以南的大

    部分地区。这一扩展必定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所以这个祖代的班图语有足够的时

    间分化为500种子代语言，但分化的时间也相当近，以致所有这些子代语言彼此仍然

    十分相似。由于所有其他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和说班图语的人一样都是黑人，我

    们不可能仅仅根据体质人类学的证据推断出谁向哪一个方向迁移。

    为了使这类语言学的推理变得明白易懂，让我举一个大家所熟悉的例子：英语的地

    理起源。今天，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数目最多的人生活在北美洲，其他人则分散在

    全球各地，如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有自己的英语方

    言。如果对语言的分布和历史方面的知识仅限于此，我们就可能会猜测英语起源于

    北美洲，后来才被殖民者传播到海外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的。

    但所有这些英语方言仅仅构成了日耳曼语族的一个低阶位的语支。所有其他的语支

    —各种各样的斯堪的纳维亚语、德语和荷兰语—都挤在欧洲的西北部。尤其是，与

    英语亲缘关系最近的另一种日耳曼语—弗里西亚语只限于荷兰和德国西部的一个小

    小的沿海地区。因此，一个语言学家会立刻正确地推断出英语起源于西北部沿海地

    区，并从那里传播到全世界。事实上，我们从历史记载得知，英语的确是在公元5世

    纪和6世纪时由入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从那里带到英国来的。

    基本上相同的推理告诉我们，如今在非洲地图上占据很大一块地方的近两亿的班图

    人起源于喀麦隆和尼日利亚。连同闪米特人起源于北非和马达加斯加人起源于亚洲

    一样，这是又一个我们在没有语言学证据的情况下能够得出的结论。

    我们已经根据科伊桑语言的分布和俾格米人没有自己的特有语言这一点推断出，俾

    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以前分布较广，后来被黑人的汪洋大海所淹没了。（我把“淹

    没”当作一个中性的、无所不包的词来使用，不管这个过程是征服、驱逐、混种繁

    殖、杀害或是流行病。）根据尼日尔—刚果语言的分布，我们现在明白了，“淹

    没”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黑人是班图人。迄今所考虑的体质证据和语言证据使我

    们推断出这些发生在史前的“淹没”现象，但仍然没有为我们解开这些“淹没”现

    象之谜。只有我接着将要提出的进一步证据才能帮助我们回答另外两个问题：是什

    么有利条件使班图人得以取代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地位？班图人是在什么时候到

    达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以前的家园的？

    为了回答关于班图人的有利条件问题，让我们研究一下眼前的活证据—来自驯化了

    的动植物的证据。我们在前面的几章看到，这方面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粮食

    生产带来了高密度的人口、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其他力量要素。由于地理位置

    的偶然因素而继承或发展了粮食生产的民族，因此就能够“淹没”地理条件较差的

    民族。

    当欧洲人于15世纪初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时，非洲人在种植5组作物（图

    19.3），每一组作物都对非洲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组作物只在北非种植，

    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高原。北非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其特点是雨量集中在冬季的

    几个月。（南加利福尼亚也属于地中海型气候，这就说明为什么我的地下室和其他

    许多南加利福尼亚人的地下室常常在冬天被淹，而又总是在夏天变得十分干燥。）

    农业发源地的新月沃地也是属于冬季多雨的地中海型气候。

    因此，北非原来的作物证明都是适合在冬天雨季里发芽生长的作物，考古的证据表

    明，它们在大约10000年前开始首先在新月沃地得到驯化。这些新月沃地的作物传播

    到气候相似的北非邻近地区，为古代埃及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它们包括诸如小

    麦、大麦、豌豆、菜豆和葡萄之类为人们所熟悉的作物。这些作物之所以为我们所

    熟悉，完全是因为它们也传播到气候相似的欧洲邻近地区，并由欧洲传播到美洲和

    澳大利亚，从而成为全世界温带农业的一些主要作物。

    当你在非洲越过撒哈拉沙漠向南旅行，并在沙漠南部边缘的萨赫勒地带重新碰到下

    雨时，你会注意到萨赫勒地带下雨是在夏天，而不是在冬天。即使适应冬雨的新月

    沃地作物能够设法越过撒哈拉沙漠，它们也可能难以在夏季多雨的萨赫勒地带生

    长。我们发现有两组非洲作物，它们的野生祖先正好出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它们

    适应了夏季的雨水和日长方面的较少的季节性变化。其中一组包含这样一些植物，

    它们的祖先在萨赫勒地带从东到西有广泛的分布，可能就是在那里驯化的。值得注

    意的是，它们包括高粱和珍珠稗，这两种作物成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广大地区的

    主要谷物。高粱被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作物，现在在各大洲的炎热、干旱地区

    （包括美国）都有种植。

    非洲作物原产地举例

    图19.3 非洲传统种植的作物（即在非洲殖民的欧洲人带来的作物到达之前的作物）

    的原产地区，每一地区举两种作物作例子。

    另一组包含这样一些植物，它们的野生祖先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可能是在那里的高

    原地区驯化的。其中大多数仍然主要在埃塞俄比亚种植，美国人对它们依旧一无所

    知—这些作物包括埃塞俄比亚的有麻醉作用的球果、像香蕉一样的象腿蕉、含油的

    努格、用来酿制国产啤酒的龙爪稗和用来做国产面包的叫做画眉草的籽粒很小的谷

    物。但每一个喝咖啡成瘾的读者都可以感谢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农民，因为是他们驯

    化了咖啡植物。咖啡本来只在埃塞俄比亚种植，后来在阿拉伯半岛进而又在全世界

    受到欢迎，在今天成了像巴西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遥远的国家的经济支柱。

    倒数第二组非洲作物来自生长在西非湿润气候下的野生祖先。其中有些作物，包括

    非洲稻，几乎始终限于在当地种植；另一些作物，如非洲薯蓣，已经传播到非洲撒

    哈拉沙漠以南的所有其他地区；还有两种作物—油棕和可乐果—已经传播到其他大

    陆。西非人把可乐果的含咖啡因的坚果当作麻醉品来嚼食，而可口可乐公司诱使第

    一批美国人和后来的全世界人去喝一种原来是用可乐果的萃取物调制的饮料，那已

    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最后一组非洲作物也适应了湿润的气候，但它们在图19.3中却最令人感到意外。香

    蕉、亚洲薯蓣和芋艿在15世纪初已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广为种植，而非洲水

    稻也已在东非海岸地区移植生长。但这些作物都发源于热带东南亚。如果印度尼西

    亚人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出现，还不曾使我们认识到非洲在史前阶段与亚洲的联系，

    那么这些作物在非洲出现肯定会使我们感到惊奇。是不是当年从婆罗洲启航的南岛

    人在东非海岸登陆，把他们的作物赠与满心感激的非洲农民，又搭载了一些非洲渔

    民，然后扬帆向东方驶去，到马达加斯加岛拓殖，因而在非洲没有留下其他任何关

    于南岛人的蛛丝马迹？

    还有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是：所有非洲本地作物—萨赫勒、埃塞俄比亚和西非

    的作物—都起源于赤道以北地区。没有哪一种非洲作物是起源于赤道以南地区的。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告诉我们来自赤道以北、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何以能取

    代非洲赤道地区的俾格米人和赤道以南的科伊桑人。科伊桑人和俾格米人之所以未

    能发展出农业，不是由于他们没有农民的资格，而仅仅是由于碰巧非洲南部的野生

    植物大都不适于驯化。无论是班图农民还是白人农民，尽管他们继承了几千年的农

    业经验，后来还是没有能把非洲南部的本地植物培育成粮食作物。

    至于非洲的驯化动物，概括地介绍起来可以比介绍植物快得多，因为那里的驯化动

    物实在太少。我们确切知道是在非洲驯化的唯一动物，是一种叫做珍珠鸡的像火鸡

    一样的鸟，因为它的野生祖先只有非洲才有。驯养的牛、驴、猪、狗和家猫的野生

    祖先原产北非，但西南亚也有，所以我们还不能肯定它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驯化

    的，虽然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家驴和家猫出现在埃及。近来的证据表明，牛可能

    是在北非、西南亚和印度各自独立驯化出来的，而这3个地方的品种与现代非洲牛的

    品种都有关系。除此以外，非洲其余所有的驯养的哺乳动物想必都是在别处驯化后

    引进的，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只出现在欧亚大陆。非洲的绵羊和山羊是在西南亚驯

    化的，鸡是在东南亚驯化的，马是在俄罗斯南部驯化的，骆驼可能是在阿拉伯半岛

    驯化的。

    这个关于非洲家畜的清单的最意想不到的特点又一次是负面的。非洲是以大型野生

    哺乳动物而著称的，它们的数量也非常丰富—有斑马和牛羚，有犀牛和河马，有长

    颈鹿和野牛，但没有一种上了那张清单。我们还将看到，这个事实与非洲赤道以南

    没有本地的驯化植物一样，对非洲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非洲主要粮食产品的这一快速巡视足以看出，其中有些粮食产品是从它们在非洲

    内外的发源地经过长途跋涉而到来的。在非洲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有些种族由

    于从环境继承了整个系列的可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而比另一些种族“幸运”得多。澳

    大利亚土著的狩猎采集者被以小麦和牛群为生的英国殖民者所“淹没”，由这一事

    实来类推，我们不得不怀疑有些“幸运的”非洲人利用自己的优势来“淹没”他们

    的非洲人邻居。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求助于考古记录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在什么时

    候“淹没”了谁。

    关于非洲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的实际年代和地点，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任

    何一个潜心研究西方文明史的读者，如果他想当然地认为，非洲的粮食生产肇始于

    法老和金字塔之乡古埃及的尼罗河河谷，那么他是可以得到原谅的。毕竟，到公元

    前3000年，埃及无疑已是非洲最复杂社会的所在地，并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中

    心之一。然而，事实上，非洲粮食生产可能最早的考古证据却是来自撒哈拉沙漠。

    当然，今天撒哈拉沙漠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干燥得寸草不生。但在公元前9000年到公

    元前4000年之间，撒哈拉沙漠比较湿润，有许多湖泊，到处都是猎物。在那个时

    期，撒哈拉人开始养牛和制陶，后来又养绵羊和山羊，他们可能也已着手驯化高粱

    和黍。撒哈拉的放牧业早于埃及引进粮食生产的已知最早年代，而那次引进是以整

    套的西南亚冬季作物和牲口的形式出现的（公元前5200年）。粮食生产也出现在西

    非和埃塞俄比亚，而到了公元前2500年左右，牧牛人已经越过现代的边界，从埃塞

    俄比亚进入肯尼亚北部。

    虽然这些结论是以考古证据为基础的，但也有一种独立的方法来判定驯化动植物引

    进的年代：那就是比较现代语言中用来指称它们的词汇。比较一下尼日尔—刚果语

    系的尼日利亚南部一些语言中植物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些词分为3类。第一类的作

    物名称，在尼日利亚南部的所有这些语言中都十分相似。这些作物证明就是西非的

    薯蓣、油棕和可乐果之类的作物—也就是人们按照植物学证据和其他证据认为原产

    西非并最早在那里驯化的植物。由于它们是西非最古老的作物，所有尼日利亚南部

    的现代语言都继承了原来用以指称它们的同一套词汇。

    接下来的一类作物，其名称只有在属于尼日利亚南部那些语言的一个小语支的语言

    中才保持一致。原来，据认为这些作物来自印度尼西亚，如香蕉和亚洲薯蓣。显

    然，这些作物只是在一些语言开始分化成一些语支之后才到达尼日利亚的南部的，

    这样，每一个语支为这些新来的植物发明了或接受了一些不同的名称，而这些名称

    只有属于那一特定语支的一些现代语言才将其继承了下来。最后一类作物，其名称

    在语族内完全不一致，但与贸易路线有关。这些作物证明是来自新大陆的作物，如

    玉米和花生，我们知道这些作物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运开始后（1492年）才引进非

    洲，并从那以后沿贸易路线传播，因此它们常常带有葡萄牙的名字或别的外国名

    字。

    因此，即使我们没有掌握任何植物学的或考古学的证据，我们也仍然能够仅仅靠语

    言学的证据来予以推断：先是驯化西非本地的作物，其次是引进印度尼西亚的作

    物，最后是欧洲人带来的美洲作物。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家克里斯

    托弗·埃雷特运用这种语言学方法，来确定驯化的动植物为属于各个非洲语系的人所

    利用的顺序。通过叫做词源统计分析法的一种方法，根据词语在历史上的变化速度

    计算，比较语言学家利用这种方法甚至能估计出作物驯化或引进的年代。

    把关于作物的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同比较间接的语言学证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推

    断出几千年前在撒哈拉驯化高粱和黍的人所说的语言是现代尼罗—撒哈拉语的祖代

    语言。同样，最早驯化西非湿润地区作物的人所说的语言是现代尼日尔—刚果诸语

    言的祖代语言。最后，说阿非罗—亚细亚祖代语言的人可能驯化过埃塞俄比亚的本

    地作物，而且他们肯定也是把新月沃地的作物引进北非的人。

    因此，来自现代非洲语言中植物名称的证据，使我们一眼就能看明白几千年前非洲

    存在3种语言：祖代的尼罗—撒哈拉语、祖代的尼日尔—刚果语和祖代的阿非罗—亚

    细亚语。此外，我们还能根据其他的语言学证据一眼就能看明白祖代科伊桑语的存

    在，虽然不是根据作物名称这个证据（因为科伊桑人的祖先没有驯化过任何作

    物）。既然非洲今天有1500种语言，那么几千年前它肯定不会只有这4种祖代语言。

    但所有其他这些语言想必都已消失—这或者是由于说这些语言的人虽然生存了下

    来，但却失去了自己本来的语言，如俾格米人，或者是由于连这些人本身都消失

    了。

    现代非洲本土的4个语系（即除去最近传入的马达加斯加的南岛语的4个语系）之所

    以能幸存下来，不是由于这些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相反，这应

    归因于一个历史的偶然因素：说尼罗—撒哈拉语、尼日尔—刚果语和阿非罗—亚细

    亚语的人的祖先，碰巧在最合适的时间生活在最合适的地点，使他们获得了作物和

    家畜，从而使他们人口繁衍，并且取代了其他种族或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其他种

    族。现代的为数不多的说科伊桑语的人能够幸存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生活在非洲

    南部不适于班图人农业的、与世隔绝的地区。

    在我们考查科伊桑人如何躲过班图人的移民浪潮而幸存下来这一点之前，让我们先

    来看一看，关于非洲史前期的另一次人口大迁移—南岛人在马达加斯加岛的殖民情

    况，考古学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在马达加斯加调查的考古学家们现已证明，南岛

    人至少不迟于公元800年，也可能早在公元300年，即已到达马达加斯加。南岛人在

    那里碰到了（并着手消灭）一个陌生的动物世界，这些动物非常特别，好像它们是

    来自另一个星球，因为这些动物是在长期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马达加斯加演化出来

    的。它们中有大隆鸟，有同大猩猩一般大的叫做狐猴的原始灵长目动物，还有矮小

    的河马。对马达加斯加岛上最早的人类定居点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铁器、牲畜

    和作物的残存，从这点来看，那些殖民者就不完全是乘坐小小独木舟的被风吹离航

    线的渔民；他们是一个经过充分准备的探险队。这次史前的行程4000英里的探险是

    如何实现的呢？

    有一本古代航海书对此提供了一条线索。这本书名叫《欧力斯里洋航行记》，是公

    元100年左右一个生活在埃及的无名氏商人写的。这位商人描述了当时已相当繁荣的

    把印度和埃及与东非海岸连接起来的海上贸易路线。随着公元800年后伊斯兰教的传

    播，印度洋贸易也兴旺发达起来，有充分的考古文献证明，在东非沿海定居点遗址

    中发现了大量中东的（偶尔甚至还有中国的！）产品，如陶器、玻璃器皿和瓷器。

    商人们等待着有利的风向，好让他们横渡中非和印度之间的印度洋。1498年，葡萄

    牙航海家法斯科·达·伽马成为绕过非洲南端到达肯尼亚海岸的第一个欧洲人，他碰到

    了斯瓦希里人的一些贸易集散地，并在那里带上一个水手领着他走上那条通往印度

    的直达航线。

    但从印度向东，在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之间，也有一条同样兴旺发达的海上贸易路

    线。也许，马达加斯加的南岛人殖民者就是从这条向东的贸易路线从印度尼西亚到

    达印度，后来偶然碰上了向西的通往东非的贸易路线，在那里加入了非洲人的行

    列，和他们一起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南岛人与东非人的这种结合，今天仍在马达加

    斯加的语言中体现出来：马达加斯加的语言基本上是南岛语，只是从肯尼亚沿海的

    一些班图语中借用了一些单词。但在肯尼亚的一些语言中却没有相应的来自南岛语

    的借用词，而且在东非的土地上也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南岛人的其他痕迹：主要就是

    印度尼西亚乐器在非洲的遗产（木琴和筝），当然还有在非洲农业占有十分重要地

    位的南岛人的作物。因此，人们怀疑南岛人是不是没有走经由印度和东非到达马达

    加斯加的比较容易的路线，而是设法（令人难以置信地）直接渡过印度洋，发现了

    马达加斯加，只是后来才加入了东非的贸易路线。因此，关于非洲最令人惊异的人

    类地理学上的事实多少还仍然是个谜。

    关于非洲史前史上最近的另一次人口大迁移—班图人的扩张，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一

    些什么呢？根据现代民族和他们的语言这个双重证据，我们知道非洲撒哈拉沙漠以

    南地区并不总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黑色的大陆。这个证据倒是表明了俾格米人曾在

    中非雨林中有广泛分布，而科伊桑族群在非洲赤道以南较干旱地区亦甚为普遍。考

    古学能不能对这些假定进行验证呢？

    就俾格米人来说，答案是“还不能”，就因为考古学家们还没能从中非森林中发现

    古人类的骨骼。对于科伊桑人，答案是“能”。在现代科伊桑人分布地区北面的赞

    比亚，考古学家不但发现了在欧洲人到达时，类似科伊桑民族仍在非洲南部制作的

    那类石器，而且也发现了可能与现代科伊桑人相似的一些人的头骨。

    至于班图人最后是怎样取代北部的那些科伊桑人的，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证据表明，

    班图人的农民祖先从西非内陆的稀树草原往南向较湿润的海岸森林扩张，可能早在

    公元前3000年就已开始了（图19.4）。在所有班图语言中仍然广泛使用的一些词表

    明，那时班图人已经有了牛和薯蓣之类的在湿润气候下生长的作物，但他们还没有

    金属制品，并且仍然从事大量的捕鱼、狩猎和采集活动。他们的牛群甚至由于森林

    中的采采蝇传播的疾病而被毁掉。他们进入刚果河流域的赤道森林地带，在那里开

    垦园地，并且增加了人口。这时，他们开始“淹没”了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俾格米

    人，把他们一步步挤进森林。

    班图人的扩张：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500年

    图19.4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说班图语的人扩张时行经的大致路线，由现

    今班图地区西北角的故乡（用H标出）出发，扩张到非洲的东部和南部。

    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班图人从森林的东缘走出来，进入了东非有裂谷和大湖的比

    较开阔的地带。在这里他们碰到了一个民族大熔炉，这里有在较干旱地区种植黍和

    高粱以及饲养牲畜的、说阿非罗—亚细亚语和尼罗—撒哈拉语的农民和牧人，还有

    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科伊桑人。由于从他们的西非家园继承下来适应湿润气候的作

    物，这些班图人得以在不适合以往所有居民的东非湿润地区进行耕种。到了公元前

    的最后几个世纪，不断前进的班图人到达了东非海岸。

    在东非，班图人开始从他们的说尼罗—撒哈拉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邻居那里得

    到了黍和高粱（以及尼罗—撒哈拉语中表示这些作物的名称），并重新得到了牛

    群。他们还得到了铁，那时铁还刚刚开始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熔炼。公元前1000年

    后不久，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便已有了铁制品的制造，但起源于何处则仍不清

    楚。这个早期年代有可能接近于北非海岸迦太基引进近东铁制品制造技术的年代。

    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常常假定冶金知识是从北面传入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

    另一方面，自从至少公元前2000年以后，铜的熔炼就已在西非撒哈拉地区和萨赫勒

    地带进行。那可能是非洲独立发现铁冶炼术的先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铁匠们的

    铁熔炼技术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佐证，因为它们和地中海地区的铁熔炼技术差异很

    大，足以表明这是独立的发展：非洲的铁匠们发现了如何在他们村庄的熔炉里制造

    高温从而炼出钢来，这比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贝塞麦转炉早了2000多年。

    有了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再加上铁器，班图人终于拼凑出一整套在当时非洲赤道

    以南地区所向披靡的军事—工业力量。在东非，他们仍然不得不同为数众多的说尼

    罗—撒哈拉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铁器时代的农民进行竞争。但在南部2000英里

    的地区内生活着科伊桑狩猎采集族群，他们不但人口稀少，而且没有铁器和作物。

    在几个世纪内，班图农民在最近的史前史上的一次最迅猛的移民进军中，以摧枯拉

    朽之势，一路推进到今天南非东海岸纳塔尔省的地方。

    我们很容易把这种无疑是一次迅速而引人注目的扩张行动简单化，并把一路上的科

    伊桑人描绘成听任成群结队汹涌而来的班图人践踏的人。事实上，情况要比这复

    杂。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族群在班图人向外扩张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有了牛、羊。班

    图人的第一批开路先锋可能人数很少，他们选择了适于种植薯蓣的湿润森林地区，

    而跳过了比较干旱的地区，把这些地区留给科伊桑的牧人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

    交换和通婚关系无疑已在这些科伊桑农民和班图农民之间建立起来，他们各自占据

    邻近的一些不同的栖息地，就像俾格米狩猎采集族群和班图农民今天在赤道非洲仍

    然在做的那样。随着班图人口的增长并把牛和适应干旱气候的谷物吸收进他们的经

    济，他们才逐步地布满了原先被跳过的那些地区。但最后的结果仍然一样：班图农

    民占据了原先属于科伊桑人的大部分地区；原先的这些科伊桑居民的遗产除了埋在

    地下等待考古学家去发现的头骨和石器外，就只剩下分散的非科伊桑语言中的吸气

    音；以及非洲南部某些班图族群酷似科伊桑人的外貌特征。

    这些消失了的科伊桑种群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

    是：在科伊桑民族生活了也许有几万年之久的一些地方，现在生活着班图人。我们

    只能大胆猜测，通过现代亲眼目睹的事件来进行类比，例如用钢铁武装起来的白人

    农民与使用石器的澳大利亚土著和加利福尼亚印第安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冲突。在这

    一点上，我们知道，狩猎采集者被一系列互相配合的方法很快地消灭了：他们或者

    被赶走，或者男人被杀死或沦为奴隶，女人被霸占为妻，或者无论男女都受到农民

    的流行病的感染。在非洲，这种病的一个例子就是疟疾，疟疾是蚊子传染的，而蚊

    子是在农民村庄的四周滋生的，而对于这种疾病，入侵的班图人已经形成了遗传的

    抵抗力，而科伊桑狩猎采集者大概还没有。

    然而，关于最近的非洲人口分布的图19.1提醒我们，班图人并没有搞垮所有的科伊

    桑人，在非洲南部的一些不适合班图人农业的地区，仍有科伊桑人幸存下来。最南

    端的班图人是科萨人，他们在开普敦以东500英里的南非南海岸的菲什河停了下来。

    这并非因为好望角这个地方过于干旱不适合农业：毕竟它是现代南非的粮仓啊。事

    实上，好望角冬天多雨，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在这个气候条件下，班图人的适应了

    夏雨的作物是不能生长的。到1652年，即荷兰人带着他们原产近东的适应冬雨的作

    物到达开普敦的那一年，科萨人仍未渡过菲什河。

    这种植物地理学的表面上的细节对今天的政治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后果是：一旦

    南非的白人迅速杀死或用疾病感染或赶走好望角的科伊桑人种群，白人就能正当地

    宣称他们在班图人之前占有了好望角，因而对它拥有优先权。这种宣布不必认真看

    待，因为好望角科伊桑人的优先权并没有能阻止白人把他们赶走。严重得多的后果

    是，1652年的荷兰移民只须全力对付的，是人口稀少的科伊桑牧人，而不是人口稠

    密的用钢铁装备起来的班图农民。当白人最后向东扩张，于1702年在菲什河与科萨

    人遭遇时，一场长期的殊死战斗开始了。虽然欧洲人当时能够从他们在好望角的巩

    固基地调派军队，但也经过了9次战争、历时175年才把科萨人征服，军队前进的速

    度平均每年不到一英里。如果当初那几艘最早到来的荷兰船遇到这样的激烈抵抗，

    白人怎能成功地在好望角站稳脚跟呢？

    因此，现代南非的问题至少一部分源自地理上的偶然因素。好望角科伊桑人的家园

    碰巧很少有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班图人碰巧从他们5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

    应夏雨的作物；而欧洲人碰巧从他们近10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应冬雨的作

    物。正像新独立的纳米比亚首都的那块“戈林街”路牌提醒我的那样，非洲的过去

    给非洲的现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就是班图人何以能够“淹没”科伊桑人，而不是相反的原因。现在，让我们转向

    非洲史前史难解之谜的遗留问题：为什么欧洲人成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的

    人。事情竟然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非洲不但可能是解剖学上

    现代智人的家乡，而且也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唯一发源地。非洲除了巨大的领

    先优势这些有利条件外，还有高度多样化的气候、栖居地以及世界上最高度的人类

    多样化。如果10000年前有一个外星人访问地球，并预测欧洲最后会成为非洲撒哈拉

    沙漠以南的某帝国的一批附庸国，这样的预测也许是情有可原的。

    导致非洲与欧洲碰撞的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很清楚的。正如他们与印第安人遭遇

    时的情况一样，进入非洲的欧洲人拥有三重优势：枪炮和其他技术、普及的文化以

    及为维持探险和征服的昂贵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组织。这些优势在碰撞几乎才刚

    刚开始时就显示了出来：在法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首次抵达东非海岸后仅仅4年，

    他又率领一支布满了大炮的舰队卷土重来，迫使控制津巴布韦黄金贸易的东非最重

    要的港口基尔瓦投降。但为什么欧洲人能发展出这3大优势，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

    洲人则不能呢？

    我们已讨论过，从历史上看，所有这三者都来自粮食生产的发展。但粮食生产在非

    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被延误了（与欧亚大陆相比），其原因是非洲缺少可以驯化

    的本地动植物物种，它的适于本地粮食生产的小得多的面积，以及它的妨碍粮食生

    产和发明的传播的南北轴向。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

    首先，关于家畜，我们已经看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家畜来自欧亚大陆，

    可能有少数几个例外是来自北非。因此，直到家畜被新兴的欧亚大陆文明利用之后

    几千年，它们才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这在开始时的确使人感到奇怪，因

    为我们认为非洲是充满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那个大陆。但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要

    想对一种野生动物进行驯化，它必须相当温驯，对人服从，驯养花费少，对一些疾

    病有免疫力，而且还必须生长迅速并在圈养中繁殖良好。欧亚大陆产的牛、绵羊、

    山羊、马和猪是世界上少数几种通过所有这些考验的大型野生动物。而它们的非洲

    同类—如非洲野牛、斑马、野猪、犀牛和河马—则从来没有被驯化过，甚至在现代

    也是如此。

    当然，有些大型的非洲动物有时确曾被驯养过。汉尼拔在对罗马的不成功的战争中

    利用过驯服的非洲象，古代埃及人也可能驯养过长颈鹿和其他动物。但这些驯养的

    动物没有一种实际上被驯化了—就是说，在圈养中进行有选择的繁殖和对遗传性状

    的改变以使之对人类更加有用。如果非洲的犀牛和河马得到驯化并供人骑乘，它们

    不但可以供养军队，而且还可以组成一支所向披靡的骑兵，把欧洲的骑兵冲得落花

    流水。骑着犀牛的班图突击队可能已推翻了罗马帝国。但这种事决没有发生。

    第二个因素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欧亚大陆之间在可驯化的植物方面的一种

    虽然不是那样极端但也相当大的差异。萨赫勒地带、埃塞俄比亚和西非也有土生土

    长的作物，但在品种数量上比欧亚大陆少得多。由于适合驯化的野生起始植物品种

    有限，甚至非洲最早的农业也可能比新月沃地的农业晚了几千年。

    因此，就动植物的驯化而论，领先优势和高度多样性属于欧亚大陆，而不属于非

    洲。第三个因素是非洲的面积仅及欧亚大陆的面积的一半左右。而且，非洲面积中

    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为农民和牧人所占据的赤道以北的撒哈拉

    沙漠以南地区。今天，非洲的总人口不到7亿，而欧亚大陆有40亿。但如果所有其他

    条件相等，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相互竞争的社会和更多的发明创

    造，因而也就意味着更快的发展速度。

    造成非洲在更新世后发展速度比欧亚大陆慢的其余一个因素，是这两个大陆主轴线

    的不同走向。非洲的主轴线和美洲的主轴线一样都是南北走向，而欧亚大陆的主轴

    线则是东西走向（图10.1）。如果你沿南北轴线行走，你会穿越在气候、生态环

    境、雨量、日长以及作物和牲口疾病都大不相同的地带。因此，在非洲某个地区驯

    化或得到的动物和作物很难传播到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在虽然相隔数千英里但处

    于同一纬度并有相似的气候和日长的欧亚大陆各社会之间，作物和动物的传播就显

    得容易了。

    作物和牲畜沿非洲南北轴线的缓慢通过或完全停止前进，产生了重大的后果。例

    如，已经成为埃及的主食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作物，在发芽时需要冬雨和日长的季

    节性变化。这些作物无法传播到苏丹以南，因为过了苏丹，它们就会碰上夏雨和很

    少或根本没有季节性的日照变化。埃及的小麦和大麦在欧洲人于1652年把它们带来

    之前，一直没有到达好望角的地中海型气候区，而科伊桑人也从来没有发展过农

    业。同样，适应夏雨和很少或根本没有季节性的日长变化的萨赫勒地带的作物，是

    班图人带到非洲南部的，但在好望角却不能生长，从而终止了班图农业的前进。非

    洲的气候特别适合香蕉和其他的亚洲热带作物，今天这些作物已居于非洲热带农业

    最多产的主要作物之列，但它们却无法从陆路到达非洲。显然，直到公元第一个千

    年，也就是它们在亚洲驯化后很久，它们才到达非洲，因为它们必须等到有横渡印

    度洋的大规模船运的那个时代。

    非洲的南北轴线也严重地妨碍了牲畜的传播。赤道非洲的采采蝇是锥虫体的携带

    者，虽然非洲当地的野生哺乳动物对锥虫病有抵抗力，但对从欧亚大陆和北非引进

    的牲畜来说，这种病证明是灾难性的。班图人从没有采采蝇的萨赫勒地带获得的

    牛，在班图人通过赤道森林的扩张中亦未能幸免。虽然马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已经

    到达埃及，并在那以后不久改变了北非的战争方式，但直到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它

    们才穿越撒哈拉沙漠，推动了一些以骑兵为基础的西非王国的出现，而且它们也从

    来没有通过采采蝇出没的地区而到达南方。虽然牛、绵羊和山羊在公元前第三个千

    年中已经到达塞伦格蒂大草原的北缘，但在那以后又过了2000年，牲畜才越过塞伦

    格蒂到达了非洲南部。

    沿非洲南北轴线同样缓慢传播的还有人类的技术。陶器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已经在

    苏丹和撒哈拉地区出现，但直到公元元年才到达好望角。虽然文字不迟于公元前

    3000年已在埃及发明出来，并以字母形式传入努比亚的麦罗威王国，虽然字母文字

    也传入了埃塞俄比亚（可能从阿拉伯半岛传入），但文字并没有在非洲的其余地区

    独立出现，这些地区的文字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从外面带进来的。

    总之，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欧洲民族和非

    洲民族本身之间的差异有关。恰恰相反，这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

    所致—特别是由于这两个大陆之间不同的面积、不同的轴线方向和不同的动植物品

    种所致。就是说，非洲和欧洲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归根到底来自它们之间的“不动

    产”的差异。

    尾声 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

    耶利的问题触及了人类现状的实质，也是更新世后人类历史的关键所在。既然我们

    已经完成了这次对各大陆的短暂的巡视，我们将怎样来回答耶利呢？

    我会对耶利这样说：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源自这些民族本身

    的天生差异，而是源自他们环境的差异。我猜想，如果在更新世晚期能够使澳大利

    亚土著人口和欧亚大陆土著人口互换位置，那么，原来的澳大利亚土著现在可能不

    但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也占领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原来的欧亚大

    陆土著现在可能已沦为澳大利亚的一些遭受蹂躏的零星分散的人口。对于这种说

    法，你一开始可能会认为毫无意义而不屑一顾，因为这个实验是想象出来的，而我

    所说的那种结果也是不可能被证明的。但历史学家却能用回溯试验法对有关的假说

    进行评价。例如，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如果把欧洲农民迁到格陵兰或美国的大平

    原，如果本来出身于中国的农民移居查塔姆群岛、婆罗洲的雨林、爪哇或夏威夷的

    火山土地带，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些试验证明，这些具有共同祖先的民族或者最后

    灭绝了，或者重新回到狩猎采集的生活，或者进而建立视环境而定的复杂国家。同

    样，如果把澳大利亚土著狩猎采集族群迁到弗林德斯岛、塔斯马尼亚岛或澳大利亚

    南部，他们或者最后归于灭绝，或者成为掌握现代世界最简单技术的狩猎采集族

    群，或者成为根据环境修建沟渠、集约经营高产渔场的人。

    当然，各大陆的环境有无数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

    展轨迹。不过，仅仅列出每一种可能的差异还不足以回答耶利的问题。在我看来，

    只有4组差异是最重要的。

    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这

    是因为，粮食生产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于它能积累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从事

    粮食生产的专门人材，同时也在于它能形成众多的人口，从而甚至在发展出任何技

    术和政治优势之前，仅仅凭借人多就可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由于这两个原因，从

    小小的不成熟的酋长管辖地阶段向经济上复杂的、社会上分层次的、政治上集中的

    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

    但大多数野生的动植物品种证明是不适于驯化的：粮食生产的基础一直是比较少的

    几种牲畜和作物。原来，各大陆在可以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数量方面差异很

    大，因为各大陆的面积不同，而且在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也不同。

    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在澳大利亚和美洲要比在欧亚大陆或非洲严重得多。因

    此，就生物物种来说，欧亚大陆最为得天独厚，非洲次之，美洲又次之，而澳大利

    亚最下，就像耶利的新几内亚那种情况（新几内亚的面积为欧亚大陆的七十分之

    一，而且其原来的大型哺乳动物在更新世晚期即已灭绝）。

    在每一个大陆，动植物的驯化集中在只占该大陆总面积很小一部分的几个条件特别

    有利的中心地。就技术创新和政治体制来说，大多数社会从其他社会获得的要比它

    们自己发明的多得多。因此，一个大陆内部的传播与迁移，对它的社会的发展起着

    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从长远来看，由于毛利人的新西兰火枪战争以如此简单的形式

    所揭示的过程，这些社会又（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分享彼此的发展成果。就是

    说，起初缺乏某种有利条件的社会或者从拥有这种条件的社会那里得到，或者（如

    果做不到这一点）被其他这些社会所取代。

    因此，第二组因素就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而这种速度在大陆与大陆

    之间差异很大。在欧亚大陆速度最快，这是由于它的东西向主轴线和它的相对而言

    不太大的生态与地理障碍。对于作物和牲畜的传播来说，这个道理是最简单不过

    的，因为这种传播大大依赖于气候因而也就是大大依赖于纬度。同样的道理也适用

    于技术的发明，如果不用对特定环境加以改变就能使这些发明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的

    话。传播的速度在非洲就比较缓慢了，而在美洲就尤其缓慢，这是由于这两个大陆

    的南北向主轴线和地理与生态障碍。在传统的新几内亚，这种传播也很困难，因为

    那里崎岖的地形和高山漫长的主脉妨碍了政治和语言统一的任何重大进展。

    与影响大陆内部传播的这些因素有关的，是第三组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这些

    因素也可能有助于积累一批本地的驯化动植物和技术。大陆与大陆之间传播的难易

    程度是不同的，因为某些大陆比另一些大陆更为孤立。在过去的6000年中，传播最

    容易的是从欧亚大陆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非洲大部分牲畜就是通过这种传

    播得到的。但东西两半球之间的传播，则没有对美洲的复杂社会作出过任何贡献，

    这些社会在低纬度与欧亚大陆隔着宽阔的海洋，而在高纬度又在地形和适合狩猎采

    集生活的气候方面与欧亚大陆相去甚远。对于原始的澳大利亚来说，由于印度尼西

    亚群岛的一道道水上障碍把它同欧亚大陆隔开，欧亚大陆对它的唯一的得到证明的

    贡献就是澳洲野狗。

    第四组也是最后一组因素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更大的面积

    或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发明者，更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更多的可以采用

    的发明创造—以及更大的采用和保有发明创造的压力，因为任何社会如果不这样做

    就往往会被竞争对手所淘汰。非洲的俾格米人和其他许多被农民取代的狩猎采集群

    体，就曾碰到这样的命运。相反的例子是格陵兰岛上顽固保守的古挪威农民，他们

    也碰到了被爱斯基摩狩猎采集族群所取代的命运，因为在格陵兰的条件下，这些爱

    斯基摩人的生存方法和生存技术都比这些古挪威人优越得多。在全世界的陆块中，

    欧亚大陆的面积最大，相互竞争的社会的数量也最多，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在这方

    面就差得多，而塔斯马尼亚更是瞠乎其后。美洲的总面积虽然很大，但却在地理上

    和生态上支离破碎，实际上就像几个没有紧密联系的较小的大陆。

    这4组因素构成了环境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可以客观地用数量来表示，而且不会引

    起争议。我的主观印象是新几内亚人一般要比欧亚大陆人聪明，尽管人们可以对此

    提出质疑，但他们无法否认新几内亚的面积比欧亚大陆小得多，新几内亚的大型动

    物品种也比欧亚大陆少得多。但是，提起这些环境差异不免会使历史学家们贴上那

    使人火冒三丈的“地理决定论”的标签。这种标签似乎具有令人不愉快的含义，因

    为这等于是说人类的创造性毫无价值，或者说我们人类只是无可奈何地被气候、动

    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编上了程序的被动的机器人。当然，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如

    果没有人类的创造性，我们今天可能全都仍然在用石器切肉，茹毛饮血，就像100万

    年前我们的祖先所做的那样。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拥有有发明才能的人。事情恰恰是

    有些环境比另一些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种和利用发明的更有利的条件。

    这些答案比起耶利本人可能想要得到的答案来显得冗长和复杂。然而，历史学家们

    则可能认为这些答案太短、太简单了。把各个大陆的13000年的历史压缩成一本400

    多页的书，等于大约每150年每个大陆平均分摊到一页，这样，精练、简化就在所难

    免。不过，这种压缩也带来了一个补偿性的好处：对一些地区从长期范围内进行比

    较所产生的真知灼见，是对单一社会所进行的短期范围内的研究不可能得到的。

    当然，耶利的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争议仍然没有解决。目前，我们只能提出一些不

    完全的答案和未来的研究事项，而不是一种充分展开的理论。现在需要努力去做的

    事，就是把人类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使之与天文学、地质学和演化生物学这些公

    认的历史科学并驾齐驱。因此，展望一下历史这门学科的未来，并概括地提出一些

    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而结束本书，似乎是恰当之举。

    我们已经提出了4组似乎最重要的因素，以说明各大陆之间的种种差异。因此，本书

    的最直接的延伸应是进一步地用数量来表示这些差异，从而更令人信服地证实这些

    差异的作用。为了说明用于驯化的起始物种方面的差异，我曾提供了一些数字，说

    明每个大陆总共有多少大型野生陆栖哺乳类食草动物（表9.2）和有多少大籽粒谷物

    （表8.1）。本书的一个延伸部分可能是把诸如菜豆、豌豆和野豌豆之类大籽粒豆科

    植物（豆类植物）的相应数目收集起来。此外，我提到过一些使大型哺乳动物失去

    驯化候补资格的因素，但我没有用表格列出每个大陆有多少这样的候补动物由于每

    一个这样的因素而失去驯化资格。这样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尤其对非洲来说是

    这样，因为在非洲失去驯化资格的候补动物的百分比比在欧亚大陆高：在使一些动

    物失去驯化的候补资格的各种因素中，哪些因素在非洲最为重要，以及是什么选择

    决定了非洲哺乳动物十分频繁地失去驯化的候补资格？还应收集一些能用数量说明

    的资料，来验证我对表明沿欧亚大陆、美洲和非洲主要轴线的不同传播速度所作的

    初步计算。

    本书的第二个延伸部分将涉及比本书已经论述的更小的地理范围和更短的时间范

    围。例如，下面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可能已被读者们想到了：在欧亚大陆范围

    内，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新月沃地的

    社会或中国和印度的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上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

    地位？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生活在从公元前8500年到公元1450年的任何一段时间内，

    如果他当时试图预测未来的历史发展轨迹，他肯定会认为，欧洲最终的支配地位是

    最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因为欧洲在过去那1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旧大陆的那3个地

    区中最落后的一个地区。从公元前8500年开始，直到公元500年后希腊与意大利的

    先后兴起这一段时间里，欧亚大陆西部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动物驯化、植物驯

    化、文学、冶金术、轮子、国家等等—都是在新月沃地或其附近出现的。在水磨于

    大约公元900年后大量传播之前，阿尔卑斯山以西或以北的欧洲没有对旧大陆的技术

    或文明作出过任何有意义的贡献，它只是一个从地中海以东、新月沃地和中国接受

    发展成果的地方。甚至从公元1000年到1450年，科学和技术绝大多数都是从印度与

    北非之间的伊斯兰社会传入欧洲，而不是相反。就在那几个世纪中，中国在技术上

    走在世界的前列，几乎和新月沃地一样早地开始了粮食生产。

    那么，为什么新月沃地和中国把它们几千年的巨大的领先优势最后让给了起步晚的

    欧洲？当然，人们可以指出促使欧洲兴起的一些直接因素：它的商人阶级、资本主

    义和对发明的专利保护的逐步形成，它未能产生的专制独裁君主和使人不堪重负的

    税收，以及它的希腊—犹太教—基督教的批判经验主义调查研究的传统。不过，对

    于所有这些直接原因，人们一定会提出关于终极原因的问题：为什么这些直接因素

    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出现在中国或新月沃地？

    就新月沃地而言，答案是清楚的。新月沃地由于当地集中了可以驯化的动植物而拥

    有了领先优势。如果它一旦失去了这种优势，它就不再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理优势

    可言。这种领先优势在一些强大帝国西移的过程中消失了，这种情况可以详细加以

    追溯。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中新月沃地的一些国家兴起后，权力中心起初仍然在新

    月沃地的巴比伦、赫梯、亚述和波斯这些帝国中流转。随着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大帝

    领导下于公元前4世纪末征服从希腊向东直到印度的所有先进的社会，权力终于第一

    次无可挽回地西移。随着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希腊，权力又进一步西移，而在罗

    马帝国灭亡后，权力最后又向欧洲西部和北部转移。

    只要把现代的新月沃地和古人对它的描写加以比较，促使权力西移的主要因素就立

    刻变得显而易见。今天，“新月沃地”和“粮食生产世界领先”这些说法是荒唐可

    笑的。过去的新月沃地的广大地区现在成了沙漠、半沙漠、干草原和不适合农业的

    受到严重侵蚀或盐碱化的土地。这个地区的某些国家的短暂财富是建立在单一的不

    能再生的石油资源的基础上的，这一现象掩盖了这个地区的长期贫困和难以养活自

    己的情况。

    然而，在古代，在新月沃地和包括希腊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很多地方都覆盖着森

    林。这个地区从肥沃的林地变成受到侵蚀的低矮丛林地或沙漠的过程，已经得到古

    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说明。它的林地或者被开垦以发展农业，或者被砍伐以获得

    建筑用的木材，或者被当作木柴烧掉，或者被用来烧制石膏。由于雨量少因而初级

    生产力（与雨量成正比）也低，这样，植被的再生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尤其在存在

    大量山羊过度放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由于没有了树木和草皮，土壤侵蚀发生了，

    溪谷淤塞了，而在雨量少的环境里的灌溉农业导致了土壤中盐分的积累。这些过程

    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一直继续到现代。例如，现今约旦的古代纳巴泰王国首

    都佩特拉附近的最后一批森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修建希贾

    兹铁路时砍光的。

    因此，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不幸在一个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兴起。它们破坏了自

    己的资源基础，无异于生态自杀。从东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会开始，每一个

    东地中海社会都在轮流地自挖墙脚，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西移了。欧洲北部和

    西部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不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比较明智，而是因为他们运气

    好，碰巧生活在一个雨量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环境里。在粮食生产传入7000年

    之后，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今天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事实上，欧洲是

    从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的，而新月沃地后来反而使自己

    失去了作为一个主要的权力和发明中心的地位。

    这就是新月沃地失去它对欧洲的巨大的早期领先优势的情形。为什么中国也失去了

    这种领先优势呢？中国的落后起初是令人惊讶的，因为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有利条

    件：粮食生产的出现似乎同在新月沃地一样早；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地区到西藏

    高原的高山地区的生态多样性，产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动物和技术；幅员广阔，

    物产丰富，养活了这一地区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一个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干旱或生态

    脆弱的环境，使中国在将近10000年之后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虽然它的环境问

    题日益增多，而且比欧洲西部严重。

    这些有利条件和领先优势使得中世纪的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中国一长串重大的

    技术第一包括铸铁、罗盘、火药、纸、印刷术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其他许多发明。它

    在政治权力、航海和海上管制方面也曾在世界上领先。15世纪初，它派遣宝船队横

    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每支船队由几百艘长达400英尺的船只和总共28000名

    船员组成。这些航行在时间上也比哥伦布率领3艘不起眼的小船渡过狭窄的大西洋到

    达美洲东海岸要早好几十年。法斯科·达·伽马率领他的3艘不起眼的小船，绕过非洲

    的好望角向东航行，使欧洲开始了对东亚的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在伽马之

    前绕过好望角向西航行并在欧洲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横渡太平洋到美洲西

    海岸来殖民？简而言之，为什么中国把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让给原先十分落后

    的欧洲呢？

    中国西洋舰队的结局给了我们一条线索。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些船队一共有

    7次从中国扬帆远航。后来，由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局部政治变化，船队

    出海远航被中止了：中国朝廷上的两派（太监和反对他们的人）之间发生了权力斗

    争。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挥船队远航。因此，当后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上风时，

    它停止派遣船队，最后还拆掉船坞并禁止远洋航运。这一事件使我们想起了19世纪

    80年代伦敦的扼杀公共电灯照明的立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

    主义和许多国家全都由于局部的政治争端而引发的许多倒退措施。但在中国，情况

    有所不同，因为那整个地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

    的航行。那个一时的决定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不再有任何船坞来造船以证明那

    个一时决定的愚蠢，以及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

    现在来对比一下中国的这些事件，和探险船队开始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远航时所发

    生的事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后来转而为法国的昂儒公爵服务，又

    后来改事葡萄牙国王。哥伦布曾请求国王派船让他向西航行探险。他的请求被国王

    拒绝了，于是他就求助于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也遭到了拒绝，接着他又求助于

    梅迪纳—塞利伯爵，依然遭到拒绝，最后他又求助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拒

    绝了他的第一次请求，但后来在他再次提出请求时总算同意了。如果欧洲在这头3个

    统治者中任何一个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它对美洲的殖民也许一开始就失败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成功地于第五次在几百个王公贵族中说

    服一个来赞助他的航海事业。一旦西班牙这样开始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其他的欧

    洲国家看到财富滚滚流入西班牙，立刻又有6个欧洲国家加入了对美洲殖民的行列。

    对于欧洲的大炮、电灯照明、印刷术、小型火器和无数的其他发明，情况也是如

    此：每一项发明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由于人们的习性起先或者被人忽视，或者遭人反

    对，但一旦某个地区采用了它，它最后总能传播到欧洲的其余地区。

    欧洲分裂所产生的这些结果与中国统一所产生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作出

    停止海外航行的决定外，中国的朝廷还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动的决定：放弃开发一

    种精巧的水力驱动的纺纱机，在14世纪从一场产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在制造机

    械钟方面领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毁或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及在15世纪晚期以后不再发

    展机械装置和一般技术。统一的这些潜在的有害影响在现代中国又死灰复燃，特别

    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狂热，当时一个或几个领导人的

    决定就把全国的学校系统关闭了5年之久。

    中国的经常统一与欧洲的永久分裂都由来已久。现代中国的最肥沃地区于公元前221

    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并从那时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这个局面。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一直只有一种书写系统，长期以来只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语

    言，以及2000年来牢固的文化统一。相比之下，欧洲与统一始终相隔十万八千里：

    14世纪时它仍然分裂成1000个独立的小国，公元1500年有小国500个，20世纪80年

    代减少到最低限度的25国，而现在就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又上升到将近40个国家。

    欧洲仍然有45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经过修改的字母表，而文化的差异甚至

    更大。欧洲内部的分歧今天在继续挫败甚至是想要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来实

    现欧洲统一的并不过分的企图，这就表明欧洲对分裂的根深蒂固的执著。

    因此，了解中国把政治和技术的卓越地位让给欧洲的关键所在就是去了解中国的长

    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的问题。答案又一次用地图表示出来（见下图）。欧洲海

    岸线犬牙交错，它有5大半岛，每个半岛都近似孤悬海中的海岛，在所有这些半岛上

    形成了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府：希腊、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丹麦和挪威/瑞

    典。中国的海岸线则平直得多，只有附近的朝鲜半岛才获得了作为单独岛屿的重要

    性。欧洲有两个岛（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它们的面积都相当大，足以维护自

    己的政治独立和保持自己的语言和种族特点，其中的一个岛（大不列颠岛）因为面

    积大，离欧洲大陆又近，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欧洲独立强国。但即使是中国的两个

    最大的岛—台湾岛和海南岛，面积都不到爱尔兰岛的一半，这两个岛都不是重要独

    立的政体；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现代以前一直处于与亚洲大陆的政治

    隔绝状态，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欧洲被一些高

    山（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挪威边界山脉）分隔成一些独

    立的语言、种族和政治单位，而中国在西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则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

    障碍。中国的中心地带从东到西被肥沃的冲积河谷中两条可通航的水系（长江和黄

    河）连接了起来，从南到北又由于这两大水系（最后有运河连接）之间比较方便的

    车船联运而成为一体。因此，中国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广阔的两个高生产力核心地区

    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两个地区本来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最终又合并为一个中

    心。欧洲的两条最大的河流—莱茵河与多瑙河则比较小，在欧洲流经的地方也少得

    多。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

    地区产生长期的决定性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

    中国一旦于公元前221年最后获得统一，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独立国家有可能在中国

    出现并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在公元前221年后有几个时期出现了分裂局面，但最后总

    是重新归于统一。但欧洲的统一就连查理曼、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下定决心的征服

    者都无能为力；甚至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控制的地区也没有超过欧洲的一半。

    中国海岸线与欧洲海岸线的比较，按相同比例绘制。请注意：欧洲的海岸线曲折得

    多，并且包括更多的大半岛和两个大海岛。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和非常一般的内部障碍，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初始的有利条

    件。华北、华南、沿海地区和内陆的不同作物、牲畜、技术和文化特点，为中国的

    最后统一作出了贡献。例如，黍的栽培、青铜技术和文字出现在华北，而水稻的栽

    培和铸铁技术则出现在华南。我用本书的很大篇幅着重讨论了在没有难以克服的障

    碍的情况下技术的传播问题。但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

    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

    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

    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

    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

    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

    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

    这些比较表明，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对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

    响。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地理便利程度不太高也不太低而是中等适度的地区，技

    术可能发展得最快。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1000多年的技术发展

    过程便是例子，它分别表明了高、中、低3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

    效果。

    当然，还有一些因素也促成了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历史进程。例如，长期以

    来，新月沃地、中国和欧洲一直受到中亚草原上骑马的游牧民族野蛮入侵的威胁，

    但受到威胁的程度有所不同。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支（蒙古人）终于破坏了伊朗和

    伊拉克的古代灌溉系统，但亚洲游牧民族中没有一支成功地在匈牙利平原以远的欧

    洲西部的森林地带站稳脚根。环境因素还包括：新月沃地的居间的地理位置，控制

    了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的文

    明国家路途遥远，使中国实际上成为一个大陆内的一个巨大孤岛。中国的相对孤立

    状态与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这种做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使人想起

    了塔斯马尼亚岛和其他岛屿排斥技术的情形（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不过，这一

    简略的讨论至少可以表明，环境因素不但与历史的最广泛模式有关，而且也与较小

    规模和较短时期的历史模式有关。

    新月沃地和中国的历史还为现代世界留下了一个有益的教训：环境改变了，过去是

    第一并不能保证将来也是第一。人们甚至会怀疑，本书从头到尾所运用的地理学推

    论在现代世界上是否终于变得毫不相干，因为思想可以在因特网上立即向四处传

    播，而货物照例可以一下子从一个洲空运到另一个洲。看来，对全世界各民族之间

    的竞争已实行了一些全新的规则，结果，像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尤其是日

    本这些新的力量出现了。

    然而，仔细想来，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新规则不过是旧规则的改头换面而已。不

    错，1947年美国东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跃进8000英里到日本去开创了电子

    工业—但它却没有跃进得近一些到扎伊尔或巴拉圭去建立新的工业。一跃而成为新

    兴力量的国家，仍然是几千年前就已被吸收进旧有的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最高权力

    中心的那些国家，要不就是由来自这些中心的民族重新殖民的那些国家。与扎伊尔

    或巴拉圭不同，日本和其他新兴力量之所以能够迅速利用晶体管，是因为它们的国

    民已在文字、金属机械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方面有了悠久的历史。世界上两个最早的

    粮食生产中心—新月沃地和中国仍然支配着现代世界，或者是通过它们的一脉相承

    的国家（现代中国），或者是通过位于很早就受到这两个中心影响的邻近地区内的

    一些国家（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欧洲），或者是通过由它们的海外移民重新殖

    民或统治的那些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澳大

    利亚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支配世界的前景仍然显得黯淡无光。公元前8000年时的历

    史进程之手仍然在紧紧抓住我们。

    与回答耶利的问题有关的其他因素中，文化因素与个别民族的影响显得更加突出。

    先说文化因素。全世界人类文化的特点差异很大。有些文化差异无疑是环境差异的

    产物，我在本书中已经讨论过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与环

    境无关的当地文化因素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一种次要的文化因素可能由于当地一

    时的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产生了，但一经产生就变得确然不移，从而使社会易于接受

    一些更重要的文化选择，就像把混沌理论运用于其他科学领域所表明的那样。这种

    文化过程属于历史的未知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往往会使历史变得不可预测。

    作为一个例子，我曾在第十三章提到标准打字机键盘问题。在许多参与竞争的键盘

    设计中，这种标准键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并开始被人采用，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

    具体原因，如美国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打字机制造技术，打字机的促销手段，一个

    在辛辛那提创建速写和打字学院、名叫朗利的女士于1882年作出的一个决定，以及

    朗利女士的杰出的打字学生弗兰克·麦克格林所取得的胜利，因为他于1888年的一次

    广为宣传的打字比赛中彻底击败了朗利女士的使用非标准键盘打字机的参赛对手路

    易斯·陶布。在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迎来不同的决

    定；而美国当时的环境也没有任何因素只有利于标准打字机键盘而不利于它的竞争

    对手。然而，决定一经作出，标准打字机键盘就获得了牢固的地位，以致在一个世

    纪后又在计算机键盘设计中得到采用。同样微不足道的一些具体原因，由于年深日

    久现在已不可追寻，但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使苏美尔人采用了12进制运算系统而没有

    采用10进制运算系统（12进制运算系统产生了我们现代的60分钟一小时、24小时一

    天、12个月一年和圆周360度），而中美洲普遍使用的运算系统则是20进制（产生

    了它的使用两个并行周期的历法，一个周期有260天，每天都有一个名称，一个周期

    是一年有365天）。

    关于打字机、时钟和历法设计的这些细节并没有妨碍采用它们的社会在竞争中取得

    成功。但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它们可能会产生的妨碍。例如，如果美国的打字机标准

    键盘都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采用—譬如说，如果日本或欧洲采用了效率高得多

    的德伏夏克键盘—那么，这个在19世纪作出的微不足道的决定，对于20世纪美国技

    术的竞争地位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样，对中国儿童的研究表明，如果教会他们用字母给汉语语音标音（称为拼

    音），他们就能比学习有几千个符号的传统的中国文字更快地学会写字。有人说，

    传统的中国文字的出现是因为它们便于区别大量的意义不同但发音相同的汉语词

    （同音异义词）。果真如此，那么汉语中丰富的同音异义词可能对中国社会中识字

    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如认为中国环境中存在某种因素促使选择了一种同音

    异义词丰富的语言，似乎也未必如此。复杂的安第斯山文明没有能发明出文字，这

    是否可以用某种语言因素或文化因素来予以解释？否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印度的

    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涉及社会经济地位的种姓制度，而不顾对

    印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的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

    可能也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儒家哲学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什么普度众生的宗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欧洲人和西亚人中而不是在中国人中成为殖民和征服的动

    力？

    这些例子说明了涉及文化特质的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文化特质与环境无关，而且

    在开始时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可能逐步形成有影响的历久不衰的文

    化特点。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解决这个问

    题的最佳途径，就是集中注意力于那些在考虑了主要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后仍然令人

    费解的历史模式。

    具有特质的个人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例子是1944年7月20日

    行刺希特勒的图谋和同时在柏林举行起义的计划功败垂成。这两件事都是德国人策

    划的，他们深信不可能打赢战争，于是就希望在德俄两国军队的东部战线仍然主要

    在俄国境内时寻求和平。希特勒被放在会议桌下的公文包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炸伤；

    如果公文包放得稍稍靠近希特勒的坐椅，他也许就被炸死了。如果希特勒真的被炸

    死，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结束了，那么现代的东欧地图和冷战进程可能就大

    为改观了。

    不大为人所知但甚至更加重大的事件是1930年夏天的一次交通事故。那是希特勒在

    德国夺权之前两年多发生的事。当时他坐在一辆轿车的“死亡座”上（前排右边的

    乘客座位上），他的车和一辆满载的有挂车的卡车相撞。幸亏卡车及时刹车，才没

    有碾过希特勒的座车把他轧死。鉴于希特勒的精神机能障碍在决定纳粹的政策与成

    功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如果那个卡车司机晚一秒钟刹车，即使万一发生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情况大概也会十分不同。

    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一些个人，他们的特质和希特勒的特质一样显然对历史产生了

    影响，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佛陀、基督、列宁、马丁·路德、印加帝

    国皇帝帕查库蒂、穆罕默德、征服者威廉和祖鲁国王沙卡，就举这么几个。他们中

    的每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了事件的进程，而不“只”是恰巧最合适的

    人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最合适的地点？一个极端是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观

    点：“世界的历史就是人〔原文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实际上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另一个极端是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

    的观点，他与卡莱尔不同，对政治的内幕活动具有长期的直接经验，他说：“政治

    家的任务就是倾听上帝在历史上走过的脚步声，并且当他在身旁经过时努力抓住他

    的上衣的后下摆，跟他一起前进。”

    同文化的特质一样，个人的特质也是历史进程中的未知因素。无论是从环境的力量

    来看，还是事实上从任何可以归纳起来的原因来看，个人的特质都会使历史变得无

    法说明。然而，就本书的论题来说，所谓个人的特质几乎是毫不相干的，因为即使

    是伟人理论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也觉得难以用几个伟人来解释历史最广泛的模式。也

    许，亚历山大大帝的确轻轻推动了一下欧亚大陆西部已经有了文字、粮食生产和铁

    器的国家的历史进程，但他与这样的事实毫无关系：当澳大利亚还仍然维持着没有

    文字、没有金属工具的狩猎采集部落时，欧亚大陆西部已经有了有文字的、从事粮

    食生产和使用铁器的国家了。不过，具有某些特质的个人的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广

    泛和多持久，这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历史这门学科一般认为不是一门科学，而是比较接近人文学科。历史最多可以划归

    社会科学，而在社会科学中，它又被列为最少科学性的一种。虽然研究政治的专业

    常常被称为“政治学”，而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指称“经济学”，但历史系即使有也

    很少称自己为“历史学系”。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把自己看作科学家，也很少在一

    些公认的科学领域及其方法论方面受过训练。在许多警句中都有历史不过是一大堆

    细节这种认识：“历史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历史或多或少都是骗人

    的鬼话”，“历史和万花筒一样毫无规律可言”，等等。

    无可否认，从研究历史中去获得普遍原则，要比从研究行星轨道中去获得普遍原则

    来得困难。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困难并不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历史学科，包括

    天文学、气候学、生态学、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虽然也碰到了同样的

    困难，但它们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却是牢固的。不幸的是，人们对历史的概念常常

    是以物理学和其他几个运用同样方法的领域为基础的。这些领域的科学家往往由于

    无知而对某些领域不屑一顾，因为对这些领域这些方法是不适用的，因此必须寻找

    其他方法—例如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就是如此。不过，请记

    住：“science”（科学）这个词的意思是“knowledge”（知识）（来自拉丁语的

    scire即“to know”〔知道〕和scientia即“knowledge”〔知识〕），而知识

    是要通过任何对特定领域最合适的方法来获得的。因此，我对研究人类历史的人所

    面临的困难非常同情。

    广义的历史科学（包括天文学之类的学科）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把它们同非历史

    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之类区别开来。我可以挑出4个方面的差别来讨

    论：方法、因果关系、预测和复杂程度。

    在物理学中，获得知识的主要方法是实验室实验，人们通过实验来处理结果有疑问

    的参数，用被认为恒定的参数来进行平行的对照实验，保留始终恒定的参数，复制

    对实验的处理和对照试验，并获得定量数据。这种方法在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中也是

    十分有用的，它在许多人的思想里成了科学本身，因此实验常常被认为是科学方法

    的本质。但在许多历史科学中，实验室实验显然只能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完全不起

    作用。人不能阻碍银河系的形成，不能发动和制止飓风和冰河期，不能用实验的方

    法使几个国家公园里的灰熊灭绝，也不能再现恐龙的演化过程。人只能用别的方法

    获得这些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如观察、比较和所谓的自然实验（这一点我回头再

    来讨论）。

    历史科学研究的是一连串的直接原因和终极原因。在大部分物理学和化学中，“终

    极原因”、“目的”和“功能”这些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但它们对于了解一般的生

    命系统尤其是人类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北极兔的毛色在夏天是棕色，到

    冬天就变为白色，但研究北极兔的演化生物学家并不满足于弄清楚从毛色素的分子

    结构和生物合成途径的角度来研究的毛色的普通直接原因。更重要的问题是功能

    （逃避捕食者的保护色？）和终极原因（从没有季节性毛色变化的祖代兔群开始的

    自然选择？）。同样，一个欧洲历史学家不会满足于把1815年和1918年欧洲的状况

    描写为经过代价巨大的泛欧战争之后刚刚获得了和平。了解形成对比的一连串导致

    两个和平条约的事件，对于了解为什么1918年后而不是1815年后的几十年内又一次

    爆发了代价甚至更大的泛欧战争是必不可少的。但化学家并不为两个气体分子的碰

    撞规定某种目的或功能，他们也不会去寻找这种碰撞的终极原因。

    历史科学和非历史科学之间的另一个差异就是预测。在化学和物理学中，测验一个

    人是否了解某个系统就是看他能否成功地预测这个系统的未来变化。另外，物理学

    家还往往看不起演化生物学和历史，因为这两个领域似乎通不过这种测验。在历史

    科学中，人们可以提供一种事后的解释（例如，为什么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对地

    球的撞击会使得恐龙灭绝，而没有使其他许多物种灭绝），而事前的预测就比较困

    难了（如果我们没有过去的实际情况作为指引，我们可能会无法确定哪些物种可能

    会招致灭绝）。然而，对于未来什么样的资料发现会告诉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历

    史学家和历史科学家的确作出了并检验了一些预测。

    历史系统的性质使预测的企图变得复杂了。对于这些性质，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

    来加以描写。我们可以指出的是，人类社会和恐龙都是极其复杂的，它们的特点是

    具有大量的互相反馈的独立变数。结果，较低组织层次上的小小变化可能会引起较

    高层次上的突变。典型的例子就是1930年险些让希特勒送命的交通事故中，那个卡

    车司机的刹车反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的1亿人的生命的影响。虽然大多数生物

    学家都同意生物系统归根到底完全决定于它们的物理性质并服从量子力学的定律，

    但这些系统的复杂程度实际上意味着这种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并不能转化为可预测

    性。量子力学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人理解为什么引进的有胎盘食肉动物消灭了那么多

    的澳大利亚有袋目动物，或者为什么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是协约国而不是同

    盟国。

    每一条冰川，每一团星云，每一次飓风，每一个人类社会，每一个生物物种，甚至

    每一个个人和某个有性生殖物种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受到那么

    多的变数的影响，而且是由那么多的可变部分构成的。相比之下，对于物理学家的

    任何基本粒子和同位素以及化学家的任何分子来说，实际存在物的所有个体彼此都

    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够在宏观的层次上系统地阐述带有普遍

    性的决定论的规律，但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只能系统地阐述统计学上的趋势。我能

    以很高的正确概率预测，在我工作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中心出生的下1000个婴儿

    中，男婴的数目不会少于480个，也不会多于520个。但我没有办法事先知道我自己

    的两个孩子会是男孩。同样，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如果当地的人口够多，密度也够

    大，如果存在发展剩余粮食生产的潜力，那么部落社会也许比不存在上述情况时更

    有可能发展成为酋长管辖地。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当地人口都有其自身的独一无二

    的特点，其结果是酋长管辖地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和马达加斯加的高原地区

    出现了，但却没有在新几内亚或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高原地区出现。

    历史系统尽管有其终极的确定性，但其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不待言的。描述这种

    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指出，长长的一连串因果关系可能把最后结

    果同存在于那一科学领域之外的终极原因分开。例如，一颗小行星对地球的撞击可

    能导致了恐龙的灭绝，但那颗小行星的轨道却是完全由古典力学的定律决定的。但

    如果有古生物学家生活在6700万年前，他们也不可能预测到恐龙的灭亡迫在眉睫，

    因为小行星属于一个在其他方面都与恐龙生物学关系疏远的科学领域研究的对象。

    同样，公元1300年至1500年之间的小冰期也是格陵兰岛上古挪威人灭绝的部分原

    因，但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也许甚至也没有哪一个现代气候学家能够预测到小冰期

    的到来。

    因此，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

    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

    难。这其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困扰：不可能进行可

    复制的对照实验的介入，大量变数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

    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历史预测

    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时无数小的时空

    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正如我能预测下1000个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例但

    却不能预测我自己两个孩子的性别那样，历史学家能够认识到使美洲和欧亚大陆社

    会在经过13000年的独立发展后发生碰撞所产生的广泛后果变得不可避免的因素，但

    却不能认识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择的后果。在1960年10月的一次电视辩论会上，哪

    个总统候选人说了些什么之类的细节，可能会使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获得选举的胜

    利，但却没有谁说了些什么之类的细节，可以阻挡欧洲人征服印第安人。

    研究人类史的人怎样才能从其他历史科学的科学家们的经验中获益呢？有一个证明

    有用的方法就是比较法和所谓的自然实验。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

    还是人类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中来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

    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强有弱的）某种推定的起因而

    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例如，流行病学家虽然不可以在实验中使人服用大量的盐，

    但仍然能够通过比较在盐的摄入方面已经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人群，来确定盐的高

    摄入量的影响；而文化人类学家虽然不能用实验在许多世纪中向不同的人群提供丰

    富程度不同的资源，但仍然能够通过比较生活在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不同的岛屿上的

    近代波利尼西亚人，来研究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影响。研究人类史的

    人可以利用多得多的自然实验，而不只是限于比较5个有人居住的大陆。在进行比较

    时不但可以利用数以百计的较小岛屿上的社会和从每个大陆都能到达的区域性社

    会，而且也可以利用一些在相当孤立状态中发展了复杂社会的大岛（如日本、马达

    加斯加、美洲的伊斯帕尼奥拉岛、新几内亚、夏威夷和其他许多岛屿）。

    任何领域的自然实验，不管是生态领域的还是人类史领域的，生来就容易受到可能

    的方法论的批评。这些批评不但包括了从观察到的变数之间相互关系来推定因果关

    系链方面的问题，而且也包括了混淆除关系重大的变数外其他一些变数的自然变异

    的作用。这些方法论问题已为了某些历史科学而得到了详尽的讨论。特别是流行病

    学—通过比较不同的人群（通常用历史追溯研究法）来对人类疾病作出论断的科学

    —长期以来一直成功地运用正式的程序，来处理类似人类社会历史学家所碰到的问

    题。生态学家也十分注意自然实验问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用直接的实验介入法

    来处理相关的生态变量可能是不道德的、不合法的或不可能的，所以生态学家必须

    把自然实验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演化生物学家近来也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方法，

    根据对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动植物的比较来作出结论。

    总之，我承认，了解人类的历史要比了解某些科学领域的问题困难得多，因为在这

    些科学领域里，历史是不重要的，起作用的个别变量也比较少。不过，有几个领域

    已经设计出一些用来分析历史问题的成功的方法。因此，人们普遍承认，对恐龙、

    星云和冰川的系统阐述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而不属于人文学科。但是内省的方法使

    我们对其他人的行为方式比对恐龙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多得多的真知灼见。因此，我

    很乐观地认为，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可以科学地进行，就像对恐龙的研究一样—

    同时，使我们认识到是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以及是什么可能塑造未来世界，因而使今天我们自己的社会从中获益。

    日本人乃何许人也

    在现代世界列强中，就文化和环境而言，最与众不同的当数日本人。其语言起源也位列语言学界最富争议性的话题：因为，世界主要语言中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语言与尚处疑虑的别种语言沾亲带故。日本民族究竟有何来历？他们来自何方？于何时来到日本？他们独特的言语又是如何进化而来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事关日本人的自身形象，也决定了其他民族对其看法的形成。日本优势的崛起，加上它与邻国时而棘手的关系，使得揭开其扑朔迷离的神话、一探究竟成为当务之急。

    在上一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我对日本几乎没有提及，这也构成了该书最明显的一块地理空白。自书籍初版后，关于日本起源和日语出处的信息不断更新，也让我想要一试，如何将日本嵌入我的总体框架。

    因为各种证据互相矛盾，索求答案甚为艰难。一方面，日本民族的生理学特征并不清晰，就外貌和基因而言与其他东亚人（尤其朝鲜人）非常近似。正如日本人喜欢强调的，他们的文化性和生物性相当均一：除了居住在最北端的北海道阿伊努人之外，日本各地的日本人几乎没有差别。这些事实似乎在暗示，日本人只是最近才从东亚大陆到达日本，并取代了作为原住民的阿伊努人。如果真相确实如此，你可能会猜测日语和某些东亚大陆的语言有亲缘关系，正如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直到公元6世纪才占领英格兰，造成了英语和其他日耳曼语种的密切关联。如何解决横亘在日本可推测的古老语言和其余指向其年轻起源的证据之间的矛盾呢？

    至今共有四种互相冲突的理论，每种都在部分国家受到欢迎而在部分国家遭到冷遇。在日本最受欢迎的理论认为，在公元前2万年以前，远古冰河期人类占领了日本，并渐渐演化成了日本人。另一种在日本流传甚广的理论认为，日本人是公元4世纪穿越朝鲜征服日本的中亚游牧骑手的后代，但又绝非朝鲜人。而受到众多西方考古学家和朝鲜人追捧，却在日本的某些圈子里不受待见的一种理论认为，日本人是公元前400年左右，带着稻米技术从朝鲜过来的移民后代。最后一种理论认为，在另三种理论中提及的民族在融合中产生了现代日本民族。

    当有关其他民族起源的类似问题被提出时，讨论大可以不带感性色彩。但一旦涉及到日本人的起源，情形就另当别论。和众多非欧洲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在19世纪末从与世隔绝中成长起来，并创造出工业化社会，同时又保有了自身的政治独立和文化传统，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现在，日本人关心如何在西方文化大张旗鼓的影响下传承自身传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想要确信，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是如此独特，以至于唯有同样独特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才能与之相配。而承认日语与其他任何语言之间的相关性，似乎会造成文化特征的丧失。

    直到1946年，日本学校都在教授神话史学，其脚本是成书于公元712年和720年的日本最古老编年史。这些编年史描述了从造物主“伊邪那歧”（Izanagi）的左眼诞生的太阳女神“天照”（Amaterasu），如何派遣其孙子“迩迩艺命”（Ninigi）降临日本九州大地并迎娶一位地祇。“迩迩艺命”的曾孙“神武”（Jimmu）在一只光彩炫目的神鸟的帮助下，击败敌人，并在公元前660年成为日本的首位天皇。为填补公元前660年和有史料记载的日本最早君主之间的空隙，编年史又创造了13位同样虚构的天皇。

    在二战结束前，当裕仁天皇最终向日本人民坦白，自己并非神人后代时，日本的考古学家和考古学家不得不为应对这种说法而进行各种诠释。时至今日，虽然诠释的自由度更大了，约束却仍然存在。日本最重要的考古遗迹：公元300年和686年之间修建，被认为埋藏了皇室祖辈的158座巨型陵墓，至今仍是宫内厅的财产。挖掘坟墓被严格禁止，因为此举亵渎神圣，而且可能会就日本皇室的真正来路（例如也许是朝鲜？）引发不必要的猜想。

    美国的考古遗迹是来自与多数现代美国人无关的美洲土著，而日本的遗迹，不管多

    么古老，都被认为是由现代日本人的自家祖先留下的。因此，日本的考古事业有天

    文数字般庞大的经费做支撑，所获得的公众瞩目程度也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每年，

    日本考古学家都雇佣5万名实地勘探者进行上万项挖掘。因此，在日本发掘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是在整个中国发掘的20倍之多。在电视上和日本最大的几家报纸的首页，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关挖掘的报道。下定决心要证明现代日本人的祖先是在上古时

    期就来到日本的考古学家，在报道挖掘时着意强调日本的远古居民与同期其他地方

    的人种如何迥异，又与今天的日本人如何相近。例如，在讲述一座2000年前的遗址

    时，考古学家会将大家的注意力导向该遗址居民扔垃圾的垃圾坑，并说明日本人在

    久远的年代业已注重清洁，而此项传统正是他们假定的后代当今甚为骄傲之事。

    而让理性探讨日本考古变得尤为困难之处，在于日本对其过往的诠释影响到了其当

    前的行为。东亚民族中，是谁把文化带给了谁，谁在文化上更优越，谁又是蛮夷？

    谁又对谁的土地在历史上行使过主权？比如，多项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300年到

    700年之间，日本和朝鲜存在过人员和物资交流。日本人将这解释为日本征服了朝鲜，并将朝鲜的奴隶和工匠带回日本；而朝鲜则认为是朝鲜征服了日本，并且日本皇室的始祖就是朝鲜人。

    于是，1910年，当日本出兵朝鲜并将之吞并后，日本的军事将领在庆祝吞并时，名目是“古老合法秩序的重建”。在接下来的35年里，日本占领部队竭力根除朝鲜文化，并在学校课堂上用日语替代朝鲜语。在日本居住了几代的朝鲜家庭要取得日本公民权仍是困难重重。日本的“鼻冢”至今仍埋藏着16世纪日本入侵朝鲜时，从朝鲜人脸上割下，并被当做战利品带回的两万只鼻子。如此，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普遍憎恨也就不足为奇，而日本人对朝鲜人的鄙夷也由来已久。

    至于说装神弄鬼的考古争议有多么能激发狂热，在此仅举一例：在日本出现史料之前，最出名的考古遗迹，是作为指定国宝收入东京国家博物馆的公元5世纪江田船山古坟铁剑。铁剑上用银质镶嵌的中国汉字铭文，是日本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字样本之一，内容涉及某位帝王与其侍从，以及一位名叫张安（Choan）的朝鲜书吏。因为缺损、生锈或遗失的原因，其中有几个汉字只能猜测。日本学者传统上对遗失汉字的解释是：帝王指日本反正天皇，也就是8世纪日本史料中的瑞齿别尊。然而，1966年，朝鲜历史学家金松永（音译，Kim Sokhyong）指出，遗失的名字实际上是朝鲜国王盖卤（Kaero），而有名字的那位侍从则是当时占领部分日本的朝鲜诸侯，此言一出，立即震惊了日本学者。所谓“古代合法秩序”到底是什么呢？

    当今，日本和韩国都是经济强国，戴着浸染虚假神话和累累暴行的有色眼镜，隔着对马海峡彼此相望。倘若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无法找到共同立场，整个东亚的前景堪忧。正确了解日本民族的真实来路，及其与关联密切的朝鲜民族分化的历史，对于找到共同立场无疑至关重要。

    ————

    日本独特文化的起源要追踪到其独特的地理和环境。乍一看，日本好像和英国具有高度的地理相似性：两国都是大列岛，一东一西地从欧亚大陆游离开来。但是，两国在细节上的差异却不可小觑。日本比英国更大也更偏离。日本14.6万平方英里的国土是英国的一倍半，差不多和加利福尼亚州同样大。英国距对岸的法国仅有22英里，而日本距亚洲大陆的最近点（韩国）却有110英里，距俄罗斯180英里，距中国大陆460英里。

    这也许是造成英国在历史上与欧陆有着更多牵绊，而日本与亚洲大陆却较少瓜葛的原因。例如，自基督问世，英国总共遭遇了4次来自欧陆的成功入侵，而日本却安然无恙（除非朝鲜确实征服过史料记载之前的日本）。反过来，英国军队从公元1066年的诺曼底征服后，也在每个世纪都杀入欧洲大陆，而在19世纪晚期之前，日本一直未染指亚洲大陆，除了在史料记载之前和16世纪的最后10年出兵朝鲜。因此，地理上的细节使得日本更为孤立，也造就了比英国更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

    而说到日本的气候，其每年降雨可达160英寸，是世界上最湿润的温带国家。并且，与欧洲大部分地区普遍的冬季降雨不同，日本的降雨集中在作物生长的夏季。充分雨量与夏季降雨的结合，使得日本成为温带地区农作物产量最高的国家。得益于从潮湿山区流向倾斜的低地平原的众多河流，半数的农田都用于劳动力密集、高产型的灌溉水稻种植。虽说日本80%的国土都是不适合农耕种植的山区，只有14%的土地是农田，其每平方英里养活的人口却是英国的8倍。事实上，就可用农田的比例而言，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主要社会。

    日本的高降雨也保证了森林可以在采伐后迅速复原。尽管数千年来人口一直稠密，

    人们对于日本的第一印象仍然是青葱翠绿，因为至今，其森林覆盖率依然高达70%

    （相比之下，英国仅为10%）。反过来说，这些森林也意味着天然草原或天然牧场不

    存在。传统上，日本大规模饲养供食用的唯一动物是猪，绵羊和山羊都微不足道，

    而养牛主要是用于犁地和拉车，而非食用。和牛至今仍是少数富人的奢侈享受，每磅售价可高至100美元。

    日本森林的构成随纬度和海拔而不同：南部低海拔区是常青的多叶林，中部是落叶林，北部及高海拔处则是针叶林。对于史前人类而言，最为多产的当数落叶林，那里有丰富的可食用坚果，如核桃、板栗、马栗、橡果和山毛榉。而日本的水域也和日本的森林一样多产。湖泊、河流、内海、西部的日本海和东部的太平洋盛产鱼类，如三文鱼、鳟鱼、金枪鱼、沙丁鱼、鲭鱼、鲱鱼和鳕鱼。今天，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捕捞、进口和消费国。日本水域还盛产蛤蜊、牡蛎和其他贝类、螃蟹、小虾、小龙虾和可食用海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陆地、淡水和海洋的高产是通向日本史的钥匙。

    在检索考古证据之前，让我们先从生物学、语言、早期雕塑和历史记录来探究一下日本的起源。这四类证据之间的矛盾正是日本起源众说纷纭的原因。

    从西南到东北，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分别是九州、四国、本州（最大的岛屿）和北海道。直到19世纪末日本大规模移民北海道之前，那里（加上北方的本州）一直都居住着阿伊努人，他们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只有非常有限的农业。与此同时，日

    本人则占据着其他三个岛屿。从基因、头骨和外貌特征来看，日本人与其他东亚人

    非常接近，包括中国北方人、西伯利亚东部人，特别是朝鲜人。甚至我的日本和朝

    鲜朋友也说，单看相貌，他们自己有时候都分不清日本人和朝鲜人。

    至于阿伊努人，他们独特的相貌也招致了关于其由来和亲缘的众多研究，数量之多

    超过了地球上任何其他的民族。阿伊努男子胡须浓密，体毛之丰居各人种之首。这

    个体征，加上其它一些遗传性状如指纹和耳垢类型，使得他们常常被归入不知何故

    从欧亚东迁最终落脚日本的高加索人种（即所谓白人）。但是，纵观其基因特征，

    阿伊努人和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冲绳人这些东亚人种还是有瓜葛。也许，当他们

    从亚洲大陆移民并在日本列岛开始离群索居的生活之后，因为较少有通过性选择而

    产生的基因，而导致他们独一无二的外形。阿伊努人独特的外形和采集涉猎的生活方式，和日本人并不出众的外形和精耕细作的生活方式，常常被用作证据来直白地证明：阿伊努人是日本以采集涉猎为生的原住民后代，而日本人则是晚近从亚洲大陆而来的入侵者。

    但是这种观点与日语的独特性又难以吻合。日语与世界上的其他语言没有密切关联（不似法语和西班牙语），这已是众人认知的事实。迄今为止，就这个话题，众多学者只能说到它是亚洲阿尔泰语系的孤立语种这一步，而该语系还包括突厥语、蒙古语和东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族。朝鲜语也常被视为该语系的另一孤立语种。并且在这个语系中，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关联也许近过和其他语种的关联。不过，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相似处仅仅局限于大体的语法特征和约15%的基本词汇，而不是如同法语和西班牙语那样，共享具体入微的语法和词汇。如果日语和朝鲜语之间这种即便微茫的关联能被认可，那么共享的15%词汇意味着这两种语言是在5000年之前就开始相互分化，远远超过法语和西班牙语在不到2000年前才分家的历史。至于阿伊努语，它的由来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可能它与日语完全没有任何特殊关联。

    继生物性和语言之后，有关日本起源的第三类证据来自古代雕塑。留存下来年代最久的日本先人的象形物，是约1500年前树立在古墓之外，被称为“埴轮”（haniwa）的雕像。其外形尤其是眼部形状，活脱脱地反映了东亚人的形象，和现代日本人或朝鲜人别无二致，而和毛发浓密的阿伊努人毫不相似。如果日本人的确取代了北海道以南的阿伊努人，那么这一事件肯定发生在公元500年以前。

    1615年，当日本人在北海道设立通商口岸之后，他们对待岛上阿伊努人的方式，就和美国人对待美洲土著差不多。被征服的阿伊努人被圈入聚居地，为通商口岸劳动，其土地则被日本农民拿走，倘若他们起来反抗，结局一概格杀勿论。1869年日本吞并北海道后，日本的学校教师开始对阿伊努文化和语言展开斩草除根的行动。

    今天，这种语言已经几乎灭绝，纯种的阿伊努人也很可能绝种了。

    由于中国发明文字的年代远早于汉字向日韩传播的年代，我们可获得的关于日本的最早文字信息来自中国编年史。在公元前108年和公元313年之间，中国在北朝鲜占领了一块定居地，并与日本互换使节。由此产生的中国史料，将各种民族称之为“东夷”，而日本则被冠名为“倭”，其居民被分割在上百个频频争斗的小型邦国内。在公元700年之前，保存下来的日文碑铭中有关朝鲜人的记述很少，但是在公元712年和720年，先后在日本和朝鲜出现了大量编年史。这些日本和朝鲜的编年史虽然旨在联系更久远的历史，但满纸的凭空捏造——譬如日文典籍中关于其帝王乃天照大神的后代——说明这些只不过是为统治家族正名和贴金的做法。不过，这些编年史还是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日本曾经受到大量来自朝鲜本身，以及来自中国经由朝鲜的影响，造就了佛教、书写、冶金、各种工艺和官僚组织向日本的输入。编年史中还有众多关于朝鲜人在日本和日本人在朝鲜的记录，这些都被日本和朝鲜的史学家分别解释为日本征服朝鲜或朝鲜征服日本的证据。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日本民族的祖先是在掌握书写之前就到达日本了。他们的生物学特征表明迁徙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而他们的语言则似乎在暗示这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彼时，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经由今天的库页岛，通过陆桥与俄罗斯大陆相连，而日本最南端的九州岛，经由今天的对马海峡，通过另一座陆桥与南朝鲜相连，日本所有的主要岛屿都互相连接，而今天的黄海和东海的大部分水域都曾是中国大陆的陆地延伸带。这样一来，在船只远未发明前，走路去日本的哺乳动物中，除了现代的日本熊和猴子的祖先之外，还包括古人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石器表明，人类到达的时间约在50万年前。日本北部发掘的古石器很像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的石器，但日本南部的石器就类似朝鲜和中国南方的石器，证明南北陆桥都曾经被使用过。

    冰川期的日本并不是个宜居的地方。虽说日本逃脱了覆盖英国和加拿大的冰川，当时的气候仍然十分寒冷与干旱，到处都是无甚食用价值的松柏和白桦林。这些缺陷

    更凸显了冰川期日本人的早熟：大约30000年前，他们就成为首批将石器边角打磨锋

    利，而不仅仅用凿劈方式制造石器的人类。在英国的考古学中，打磨边角的器具被

    认为是区分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重大文化进步，而直到近7000年前，类似的

    石器才随着农业的产生而在英国出现。

    大约在13000年前，由于冰川在世界各地快速地消融，日本的环境发生了有利于人类

    生活的巨变。温度、降雨和湿度的增加，使得作物产量提高到了当今在温带区令人

    称羡的高水平。冰川期被局限在日本南部的遍布坚果树的落叶林，彼时向北延伸取

    代了针叶林，从而将大片对人类而言贫瘠的林种换成了丰饶的多产林种。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陆桥，把日本从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变成了大型列岛，将曾经的平原变为富饶的浅海，并创造了绵延数千英里的多产海岸线，夹杂盛产海鲜的无数海岛、海湾、滩涂和河口。

    冰川期的终结伴随着日本历史上两项决定性变革的第一项：陶器的发明。人类第一次可以制造出各种款型的密封容器。随着对于蒸煮焖烧等烹调技能的掌握，此后他们获得了大量之前无法利用的食物来源：在火上烤后会变焦或脱水的绿叶菜、如今

    可以轻松打开的贝类、通过加热可去除毒素保留营养的橡果和马栗。煮软的食物可

    以用来喂养小孩，这样孩子就可以早日断奶，让母亲能够加快生育频率。作为前文

    字时代的知识库，掉了牙的老人可以通过这些食物活得更久。所有陶器的这些巨大

    功劳最终引发了一场人口爆炸，使得日本的人口从大约数千人增长到25万人。

    当然，陶器并非远古日本人的专享。在远古世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都有独立

    发明的陶器。但是，全世界最早的已知陶器是在12700年以前于日本制造的。1960

    年，当这些放射性碳测年代被公布时，一时间连日本的科学家都不敢相信。根据考

    古学家的常规经验，发明的轨迹一般总是从大陆走向岛屿，小规模的边缘社会无缘

    向世界其他地区贡献革命性的创举。尤其以日本考古学家的经验而言，中国才是东

    亚文化进步的源泉，不管是农业、书写、冶金，还是其他的重要物事。在日本的陶

    器史向世人公布的40年后的今天，考古学家们还未从碳—14测定的惊诧中回过神

    来。另有些早期陶器在中国和俄罗斯东部（近符拉迪沃斯托克）被发现。亚洲的考

    古学家们正在争相打破日本的纪录。（事实上，据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打败日本的

    节骨眼上）但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仍然属于日本，其出土的陶器较新月沃土或欧洲的最古老陶器还要早数千年。

    日本陶器的世界纪录之所以带来如此动静，背后有许多原因，认为岛民向大陆人学

    习这一偏见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那些第一批的制陶工显然是涉猎采集者，这

    一点也违背了既成观点。一般来说，陶器是定居社会的专享：有哪支游牧民族会愿

    意在每次搬迁营地时，除了携带家小和武器，再去倒腾那些个瓶瓶罐罐呢？因此，

    涉猎采集者通常没有陶器，世界上多数的定居社会是在掌握了农业之后才开始得到

    发展。不过，日本的环境实在是太过丰饶，在这样为数不多的地方，人们得以在保

    持涉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安顿下来制陶。如此，在集约农业进入日本之前的

    10000多年前，日本的涉猎采集者就得以在陶器的帮助下开采丰富的食材。而相比之

    下，新月沃土则是在掌握农业之后又等了1000年，才开始采用陶器。

    按照今天的标准，古日本陶器在技术上很简单，这一点并不奇怪。缺乏釉色，没有

    陶轮，完全是手工制造，在明火上而非炉窑内烤制，温度也相对较低。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它脱胎换骨，成为造型各异、经得起任何年代标准检验的艺术瑰宝。

    很多陶器都是在陶土湿软时用绳子在上面滚动或碾压来进行装饰。因为在日语中

    的“绳压装饰”叫做“绳纹”（jomon），“绳纹”一词便被用来指代陶器本身、制

    陶的日本古人，以及从陶器发明之后10000年的整个日本史前时期。

    距今12700年的最古老绳纹陶器来自日本最南端的九州岛。此后，陶艺向北传播，约

    在9500年前到达现代的东京附近，继而在7000年前到达最北端的北海道。陶器的北

    上伴随着盛产坚果的落叶林向北扩展，证明食物的暴增是带来定居生活和陶器激增

    的原因。在日本各地，最早的绳纹陶器都有较为统一的风格，这也证实了陶器仅在

    南方起源并传播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十种地区风格在1500英里的日本列岛上发展起来。

    绳纹人靠什么为生呢？在日本各地已经开掘的成千上万个考古遗址和巨型贝冢中，我们找到了他们遗留下来的大量生活垃圾作为证据。结果表明，这是一群猎人、采

    集者和渔民，其享有的丰富均衡膳食连现代营养学家都要大加赞叹。

    坚果是其中一种主要的食物门类，尤其是栗子和核桃，加上去除了有毒苦味的马栗

    和橡果。秋季可以收获大量坚果，然后把它们放进6英尺宽6英尺深的地窖里储存过冬。其他的植物食品包括浆果、水果、种子、叶片、嫩芽、球茎和根茎。考古学家通过对绳纹时期垃圾的检索确定了64种可食用的植物。

    从那时开始，日本居民就是全球最大的海鲜消费者。在远洋可以用鱼叉捕捞吞拿

    鱼；鼠海豚被赶入浅海然后用棒子和矛捕杀，这个做法今天依然如此；海豹直接在

    海滩上猎杀，三文鱼则趁着季节洄游捕捞；大量的鱼被用网兜住、用堰围住，或是

    用鹿角刻的鱼钩钓起，而贝类、螃蟹和藻类则在潮间带采集或通过潜水捞取。病理学家在绳纹人的头骨上观察到高发的耳骨增生，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潜水族中常常被发现。

    在捕杀的陆地动物中，野猪和鹿是最常见的猎物，其次是山羊和熊。这些野味或是

    落入陷阱，或是被弓箭射中，或是被猎狗追获。在绳纹时期的近海岛屿也发现了猪

    骨，让人不禁遐想绳纹人是否在当时开始试验养猪。

    关于绳纹人的生计，最富争议的话题当数农业的可能贡献。在绳纹遗址常常发现某

    些食用植物的残留，这些植物在日本原本是野生，但在当今却被当成作物栽培，如

    赤豆、绿豆和稗子。这些来自绳纹时代的残留物并不清晰地显示农作物与野生祖先

    之间的区分特征，所以我们无法判断它们到底是在野外采集而得还是有意栽培而

    得。遗址中还有一些并非出自日本本土的食用植物残片，如荞麦、蜜瓜、葫芦、大

    麻和用作调味的紫苏，显然这些作物是因其自身价值从亚洲大陆引进的。大约在公

    元前1200年，当绳纹时代接近尾声时，出现了几种东亚的主要谷物，如稻米、大

    麦、稷和蜀黍。所有这些线索似乎都在急于向我们证明：绳纹人开始了刀耕火种的

    农业，但显然这种松散的经营对其膳食的贡献较为有限。

    我并不想给大家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在绳纹时代，日本各地都能吃到上述所

    有食物。在日本北部富产坚果的森林，储存坚果的坑洞和海豹捕杀、海钓同样重

    要。而在坚果稀少的西南部，贝类则扮演更显要的角色。但在各地绳纹人的膳食甚

    至单个绳纹人的饭食中，仍然能看到多样性的存在。例如，从保存下来的残羹来

    看，绳纹人将不同比例的栗子核桃粉、猪肉鹿肉和血以及禽蛋搅拌制作高碳水化合

    物的绳纹夫人饼干或高蛋白绳纹巨无霸汉堡。近代的阿伊努涉猎采集者保留了一种

    可以长期搁在火上的陶土焖罐，任何食材都可以丢进去炖。他们那些生活在同样地

    方、吃这同样食物的绳纹老祖宗，有可能也是这么干的。

    刚才提到，绳纹人的陶器（包括3英尺高的大家伙）说明这些涉猎采集者的定居特征

    超过游牧特征。固定居住的证据还包括他们的沉重石器，带着修葺痕迹的半地下大

    屋遗骸，有着上百处住所的大村寨旧址、以及公墓。所有这些特征都证明绳纹人和

    现代涉猎采集者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后者每几周就要更换营地、只修建棚屋、只

    拥有少数容易携带的器具。这种定居的生活方式之所以成为可能，要归功于绳纹人

    能在近距离方圆内找到资源丰富又特色各异的栖息地，包括内陆森林、河流、海

    滨、港湾和深海。

    涉猎采集人群人口密度最高的其中之一就是绳纹人，尤其是在遍布盛产坚果的森

    林、洄游的三文鱼和多产海域的日本中部和北部。据估计，绳纹时代的日本总人口

    在鼎盛期为25万人，虽然这与现代日本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涉猎采集人群

    而言相当可观。在现代社会，只有太平洋西北海岸和加州的美洲印第安人可与之匹

    敌，而后者也是依靠坚果丰富的森林、洄游的三文鱼和多产海域为生，堪称人类社

    会趋同发展的惊人案例。

    在强调了绳纹人拥有的事物之后，我们也必须弄清他们缺乏什么。他们没有集约化

    农业，仅有的那丁点农业也经不起考证。除了狗之外（有没有猪尚不确定），也没

    有家畜。他们没有食具，没有文字，不会编织。绳纹村寨和墓地里没什么与大量简

    朴的房屋墓穴形成对比的富丽堂皇之辈，其相对统一的外形表明酋长和平民的社会

    分化还未形成。陶器风格的地区性差别意味着迈向中央集权和政治统一的进展还未

    发生。而所有这些缺陷特征与距绳纹时代的日本仅有数百英里的中国和朝鲜的同时

    代社会形成反差，也带来了公元前400年后席卷日本自身的变革。

    虽说绳纹时代的日本即便在东亚也显得与众不同，它却并非是个完全封闭的社会。

    陶器和黑曜石（一种适于制作石器的非常坚硬的火山石）的传播证明绳纹时代的船

    只曾经前往过东京以南180英里的伊豆群岛。陶器、黑曜石和鱼钩也证实了绳纹时代

    与朝鲜、俄罗斯和冲绳的贸易，刚才我提到的6种来自亚洲大陆的作物也说明了这一

    点。但是，与之后中国对日本历史的重大影响相比，研究绳纹时代日本的考古学家

    并未发现此时的日本与中国有过直接贸易的证据。相比之后那些年代，令人震撼的

    并不是绳纹时代的日本确有对外联系，而是那些联系对绳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是一个保守的微缩宇宙，在10000年的时间长廊里维持着孤立的姿态和少得惊人的

    变化——是脆弱而瞬息万变的当代世界中一朵淡定的奇葩。

    为了用当代视角看待绳纹时代日本的独特性，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公元前400年，当

    绳纹式的生活方式走向尽头时，距日本西部几百英里的亚洲大陆的人类社会是何状

    况。当时的中国是一批由精英和平民组成的王国；人们生活在高墙筑起的城邑中，

    正处于成为世界最大帝国的大一统前夜。从公元前7500左右开始，中国已经开始发

    展以北粟南稻为基础的集约型农业，并饲养猪、鸡和水牛。此时，中国掌握文字已

    有至少900年，学会金属工具已有1500年，并刚刚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铸铁术。这

    些中国的发明流传到了朝鲜，而当时的朝鲜也有了数千年农业的历史（包括公元前

    2200年开始的稻米种植），并在公元前1000年掌握了冶金术。

    鉴于对马海峡和中国东海对岸这些持续了数千年的发展，日本在公元前400年依旧由

    与朝鲜有所贸易往来但仍在使用石器的文盲涉猎采集者所占据，乍一看似乎令人吃

    惊。纵观人类历史，掌握金属武器、拥有稠密农业人口供养的军队的中央集权国家

    都曾横扫人口稀少、使用石器的涉猎采集社会，那么，绳纹时代的日本为何能长久

    屹立不倒呢？

    为了破解这个悖论，我们先得提醒自己，直到公元前400年，对马海峡的前线分隔开

    的并不是富裕农民和贫穷涉猎采集者，而是贫穷农民和富裕涉猎采集者。中国自身

    和绳纹日本并无直接接触，而是由朝鲜担任日本对外贸易的桥梁。但是，由于培育

    新型的抗寒稻种耗时漫长，在温暖的中国南方栽培出的稻米很久之后才北上到了更

    为寒冷的朝鲜。早期的朝鲜稻米农业采取的是旱作法而非灌溉稻田技术，因此产量

    较为低下。是故，早期的朝鲜农业无法与绳纹时代的涉猎采集者媲美。尽管绳纹人

    知晓朝鲜式农业的存在，但它对绳纹人来说并无优势，而贫穷的朝鲜农民也没有能

    力使其影响到日本。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优势最终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戏剧性

    逆转。

    我已经提到过在12700年前九州发明的制陶，以及由此产生的绳纹人口爆炸乃日本史

    上两项决定性变革之一。另一项决定性变革发生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来自南朝鲜的

    新型生活方式（以及人口？）的到来引发了第二次人口爆炸。这第二次转变以尖锐

    的方式触及了我们关于日本人是何许人也的问题。这次转变是否标志了朝鲜移民对

    绳纹人的取代，以及他们是现代日本人祖先的事实？或是仅仅表明日本的绳纹原住

    民在掌握了这些宝贵的新技能后继续占领着日本？

    新的生活方式最早出现在日本最西南端的九州岛北海岸，隔着对马海峡便是南朝

    鲜。最重要的新元素是日本的第一批铁制金属工具，以及首度出现且无可争议的大

    规模农业。其农业具有灌溉稻米的特征，考古挖掘发现了一整套运河、大坝、堤

    岸、稻田和稻米的残留。考古学家把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按照1884年以独特陶器

    展露于世的东京某地名，命名为“弥生”（Yayoi）。弥生陶器与绳纹陶器的不同之

    处在于，弥生陶器的器形与同时代的朝鲜南部陶器非常近似。在新型的弥生文化的

    众多其他源自朝鲜但之前不属于日本的元素中，包括青铜器物、编织、玻璃珠、地

    下粮仓、用罐子埋葬死人的习俗，以及朝鲜式样的工具及房屋。

    虽说稻米是弥生时代最重要的农作物，另有27种之前未登陆日本的作物和确凿无疑

    的家猪饲养于此间得到发展。弥生农民可能还实践了轮作，同一片田地在夏季用作

    灌溉稻米生产，然后抽干水分在冬季用作小米、大麦和小麦的旱地栽培。这种集约

    型农业的高产体系不可避免地在九州带来了迅疾的人口爆炸，虽说绳纹时代的延续

    期是弥生时代的14倍之久，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的弥生遗址却比绳纹遗址要多得

    多。

    弥生时代的农民几乎立即就从九州搬到了邻近的大岛屿四国和本州，此后的200年里

    又到达了东京地区，再过一个世纪又到了本州北端（距弥生文化在九州最早的定居

    地1000英里处）。在九州最古早的弥生遗址发掘的罐子既有新弥生风格的，也有老

    绳纹风格的，但后者随着弥生文化和陶器途经本州北上传播而逐渐式微。但是，绳

    纹文化的某些元素并未完全消失。弥生农民继续使用着某些绳纹款式的削凿石器，

    而这些在朝鲜和中国早已被金属工具完全取代。弥生时代的某些房屋是朝鲜风格

    的，有些则是绳纹风格的。特别是当绳纹文化传播到东京以北，抵达那些稻米产量

    较低、曾有绳纹涉猎采集者密集居住的寒冷地带，一种绳纹与弥生混杂的文化诞生

    了，那里的鱼钩虽是金属材质但又为绳纹款式，那里的罐子虽是弥生器形但又有着

    绳纹装饰。在初步占领了寒冷的本州北端之后，弥生农民放弃了该地区，估计是因

    为稻米种植在当地无法与绳纹的涉猎采集生活方式比肩。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北

    部的本州一直是边境地带，边境之外的日本最北端岛屿北海道和居住在那里的阿伊

    努涉猎采集者甚至都不被视为日本国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这里才加入日本。

    弥生铁器最早从朝鲜大量引进，几个世纪以后，日本才开始进行本土钢铁冶炼与生

    产。同样，也是在数世纪之后，弥生日本才开始出现社会阶级分化的迹象，这一点

    突出地反映在墓地中。在公元前100年之后，墓地的某些区块被单独辟为明显是崛起

    的精英阶级的墓穴，其中可见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如瑰丽的玉器和青铜镜。随着弥

    生时代人口爆炸的继续，随着所有适合水稻种植的肥沃湿地和灌溉平原的占用，战

    争的考古证据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箭镞的大规模制造，围绕村庄的防御壕沟，

    被埋葬的用尖锐抛射物刺穿的骨架。这些弥生时代日本战争的印记证实了中国编年

    史中关于日本的最早记述，即倭土和那里上百个政治团体互相争斗的描述。

    从公元300年到700年，考古发掘和编年史的模糊记述都让我们隐约窥探到政治一元

    化日本的出现。在公元300年之前，精英墓地都规模不大并显示出地区风格的差异。

    从公元300年开始，被称作“古坟”的越来越多锁眼形状的巨型土坟堆开始出现在本

    州的畿内地区（kinai region），然后蔓延到从九州到北海道的整个前弥生文化地

    带。为什么是畿内地区呢？也许是因为这里有着日本最佳的良田，是当今超级昂贵

    的和牛饲养的地方，同时也是1868年迁都东京前，日本古都京都的所在地。

    古坟长1500英尺，高100英尺，也许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土坟堆。建造它们所需要耗

    费的可观劳力以及遍布全日本的统一样式，暗示了指挥庞大劳动力的强有力统治者

    的存在，以及政治统一的进程。那些已经被发掘的古坟包含穷奢极欲的陪葬器物，

    但是所有最大陵墓的开掘至今仍是被禁的，因为那里被认为安葬着日本皇室的祖

    先。古坟所提供的关于政治集权的显要证据，补足了日本和朝鲜之后的史料中所记

    录的关于古坟时代日本帝王的历史。古坟时代朝鲜对于日本的强大影响——不管是

    通过朝鲜征服日本（朝鲜方面的观点）或者日本征服朝鲜（日本方面的观点）都直

    接导致了佛教、书写、骑术和新型陶器和冶金技术从东亚大陆向日本的传播。

    最终，随着日本第一部半神话半真实事件改写的编年史在公元712年完成，日本进入

    了历史的光明之中。到了712年，居住在日本的民族终于可以确凿无疑地被证实为日

    本人，其语言（称作古日语）也确凿无疑是现代日语的祖先。日本当今的明仁天

    皇，乃是当政时成就公元712年首部编年史的天皇之82代直系后裔，并在传统上被认

    为是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的来孙神武的第125代直系传人。

    日本文化在弥生时代的700年间所经历的变化远比绳纹时代的10000年间要剧烈得

    多。绳纹时代的稳定（或保守）与弥生时代的激进形成的鲜明对比是日本历史上最

    令人瞩目的特色。公元前400年显然发生了宏大的事件。那会是什么呢？现代日本人

    的祖先到底是绳纹人，还是弥生人，或者两者的融合？日本人口在弥生时代激增了

    70倍之多，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革？针对这三种不同的假说，一场激烈的辩论拉开

    了帷幕。

    一种理论认为，绳纹时代的涉猎采集者在逐步进化中成为了现代日本人。由于他们

    之前已经在村寨里定居了数千年，他们也许已预先适应了农业社会。在弥生时代的

    变迁中，绳纹社会也许只是从朝鲜得到了抗寒的稻种和稻米灌溉技术，以提高农业

    产量、拉动人口增长，其他的变化乏善可陈。这种理论在某些现代日本人中受到欢

    迎，因为它将本就不受欢迎的朝鲜基因对日本基因库的影响说降到了最低，并且将

    日本人塑造成为至少有12000年历史的独一无二的民族。

    第二种理论在那些偏好第一种理论的日本人中间颇遭冷遇，该理论认为弥生时代的

    变迁代表了来自朝鲜的大量移民输入，且这些移民还带来了朝鲜农业技术、文化和

    基因。九州对朝鲜农民而言宛若天堂，因其较朝鲜更温暖湿润，更适合稻米种植。

    据估计，弥生时代的日本接收了数百万朝鲜移民，完全颠覆了绳纹人（在进入弥生

    时代前约为75万人）留下的基因影响力。如果真相确实如此，现代日本人便是朝鲜

    移民的后代，在最近的2000年里才衍生出自身的文化。

    最后一种理论接收朝鲜移民的证据，但是否认其巨大规模。认为其实是高产的农业

    使得为数不多的稻农移民以远超绳纹涉猎采集者的速度进行繁衍，并最终在人口上

    反超了他们。例如，假设只有区区5000朝鲜人到了九州，但是稻米技术使得他们能

    够以每年1％的增速喂养婴儿、壮大其人口规模。这种速率相对我们观察到的涉猎采

    集人群而言要快得多，但在农民人群中则很容易取得：肯尼亚目前的人口增速是每

    年4.5%。700年之后，这些5000名移民有了5000000名后代，并挤垮了绳纹人。正

    如第二种理论，这一理论也认为现代日本人是经过些微修正的朝鲜人，但摒弃了大

    规模移民的观点。

    通过比较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变迁，第二种和第三种理论在我看来较第一种更具可

    信度。在过去的12000年里，地球上出现农业崛起的地方不超过9个：中国、新月沃

    土和其他几个地方。12000年前，地球上人人都是涉猎采集者，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或

    是农民，或被农民喂养。农业从这为数不多的几个起源地传播开来，通常并非是别

    处的涉猎采集者转向农业的结果，因为涉猎采集者倾向于保守，诚如绳纹人从公元

    前10700年到公元前400年表现的那样。农业的传播主要得益于农民生育的速度高于

    猎人，且发展出了更具潜力的科技，然后杀死猎人或者将其赶出适合农业的土地。

    在现代社会，欧洲农民正是如此取代了西部的北美印第安猎人、澳洲土著和南非桑

    人。在史前的欧洲、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使用石器的农民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取代

    了那里的猎人。相比在这些史前扩张中，农民胜出猎人的优势之微弱，公元前400年

    的朝鲜农民胜出绳纹猎人的优势可谓巨大，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已经拥有了铁器以及

    高度发达的集约型农业。

    这三种关于日本民族的理论到底哪种才是正解？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直接方式是将

    绳纹人和弥生人的残骸和基因与现代日本人和阿伊努人进行比较。此外，近年来分

    子基因学家开始在古人类的残骸中提取DNA，并将古代日本人和现代日本人的做基因

    比较。研究发现，绳纹人和弥生人的遗骸总的来说容易辨别。绳纹人的体型更为矮

    小，前肢较长，双腿较短，两眼较为分开，脸型较短和宽，面部的轮廓则更为鲜

    明：眉脊、鼻子和鼻梁高高隆起。弥生人平均要高出一两英寸，两眼较为贴近，脸

    型长而窄，眉脊和鼻子扁平。弥生时代的某些残骸仍然带有绳纹人的样貌特征，这

    种情况在几乎所有关于绳纹/弥生变迁的理论中都有可能出现。到了古坟时代，除了

    阿伊努人之外，所有在日本出土的遗骨都呈现出均一化，样貌就像现代日本人和朝

    鲜人。

    综上所述，绳纹人的头骨异于现代日本人，与现代阿伊努人最为接近，而弥生人的

    头骨则与现代日本人最为相似。基因学家假设现代日本人是类似朝鲜人的弥生人与

    类似阿伊努人的绳纹人融合的结晶，尝试着去测算了这两种基因库的各自影响。结

    果表明，朝鲜/弥生基因总体占主导地位。阿伊努/绳纹基因在日本西南部的影响最

    为微弱，因为多数朝鲜移民在之前已经抵达当地，且绳纹人口本就稀少；而在日本

    北部，其影响则较为明显，那里的森林富产坚果，绳纹人口密度最高，弥生稻米农

    业发展得最不成功。

    因此，来自朝鲜的移民确实对现代日本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我们尚不能确信

    起因是因为移民本就人数众多，还是因为数量不多的移民凭借高速人口增长而扩张

    的结果。阿伊努人的基因更接近日本古代绳纹居民，又掺杂了弥生殖民者和现代日

    本人的朝鲜基因。

    鉴于给了朝鲜农民以压倒性优势胜出绳纹猎人的稻米农业，人们不禁要问，在农业

    抵达朝鲜之后的几千年里，为什么在日本的进展如此举步维艰，而最后的胜利又是

    这般突如其来？之前我曾讲过，朝鲜农业的生产力相对较弱，导致的结果是贫穷农

    民地位不如富有猎人。而最终打破平衡，将天平倾向农民并带来弥生变迁的，也许

    是四种因素合力的结果：灌溉稻田的发展取代了低产的旱地种植；耐寒稻种的持续

    改良；朝鲜农民人口的增长致使朝鲜人在压力下移民；铁器的发展使得高效生产大

    量木制铲子、锄头和其他用于稻米种植的农具成为可能。铁器和集约型农业同时抵

    达日本的事实不太可能纯属巧合。

    ————

    在本章开篇时，我曾经提到过关于相貌独特的阿伊努人和相貌平庸的日本人如何分

    享日本的直白阐述。从表面上看，这些事实似乎是想要告诉大家，阿伊努人是日本

    原住民的后裔，而日本民族则是更为晚近的移民后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考古

    学、人类体格学和遗传学都支持这种观点。

    但我在开篇还提到过一项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从而引发多数人（特别是日本人自

    己）去寻求其他解释。倘若日本人确为新近从朝鲜迁移过来的，你可能会理所当然

    地认为日语和朝鲜语彼此非常接近。更宽泛地说，如果日本人是在九州岛上类似阿

    伊努人的绳纹原住民与来自朝鲜的弥生入侵者相融合的民族，那么日语就该同时表

    现出与朝鲜语以及阿伊努语的亲缘关系。但是日语和阿伊努语还未发现有关联，而

    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关系也较为疏远。如果融合仅仅发生在2400年前，这种情形怎

    么可能发生呢？对于这个悖论，我的解释如下：九州的绳纹居民和弥生入侵者的语

    言，实际上与当今的阿伊努语和朝鲜语存在巨大差别。

    首先来看阿伊努语，据我们所知，这种语言是日本北部的北海道阿伊努人晚近使用

    的语言，因此，北海道的绳纹居民也许也曾使用过类似阿伊努语的语言，但九州的

    绳纹居民则显然不是如此。从九州的南端到北海道的北端，日本列岛绵延1500英

    里，在绳纹时代曾经出现过从陶器样式到谋生技能的巨大地区间差异，并且从未通

    过政治手段被调和。在绳纹占据的10000年间，绳纹人也发展出了巨大的语言学多样

    性。甚至这种多样性有可能在12000年之前就业已存在，如果绳纹人确如考古证据所

    表明的那样，通过陆桥分别从俄罗斯和朝鲜到达日本。

    实际上，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多处地名都包含阿伊努语里对应于“河流”（nai或

    betsu）的词，但是这种阿伊努式的词语在日本的更南部地区就不存在。这表明弥生

    人和日本先人采用了许多绳纹地方上的地名，正如美洲白人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获

    取地名一样（试想马萨诸塞、密西西比等地名），只不过阿伊努语仅为日本最北部

    的绳纹语罢了。九州的绳纹语有可能与南岛语族共享同一个祖先，后者包括波利尼

    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和台湾原住民语言。正如众多语言学家所指出的，日语在所

    谓的开音节（一个辅音后接一个元音，如Hi-ro-hi-to）偏好上显示出来自南岛语

    族的某些影响。古早的台湾人作为伟大的航海家，其后代也传播到了遥远的南部、

    东部和西部，其中一些或许也北上到了九州。

    那就是说，北海道的现代阿伊努语并非古代九州绳纹语的模板。同理，现代朝鲜语

    也不能如实地再现公元前400年的朝鲜移民所使用的古代弥生语言。在公元676年朝

    鲜实现政治统一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存在着三个王国。现代朝鲜语源自成功统一朝

    鲜半岛的新罗王国（The Kingdom of Silla）语言。但是新罗并非在之前几个世

    纪里与日本有着密切交往的王国。早期的朝鲜编年史告诉我们，不同的王国拥有不

    同的语言。虽然被新罗打败的两个王国的语言已鲜为人知，但作为战败国之一的高

    句丽（Koguryo），其留存下的少数几个词汇与古日语词汇的近似程度远胜于现代

    朝鲜语词汇。在政治统一进程到达三足鼎立的阶段之前，公元前400年的朝鲜语，也

    许多样性更甚。我怀疑公元前400年传入日本并发展成为现代日语的朝鲜语，与发展

    成为现代朝鲜语的新罗语大不相同。因此，现代日本人和朝鲜人之间的外形和基因

    的相似性远超两种语言的近似性，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奇怪。

    考虑到日本民族和朝鲜民族目前的相互仇视，这个结论很可能在日本和朝鲜都同样

    不受欢迎。历史给了他们对彼此产生厌恶的充分原因，而其中又尤以朝鲜人对日本

    人的厌恶为甚。正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是血脉相连的民族，但又

    深陷积怨的迷障。而积怨具有双向的毁灭性，这一点在东亚和中东都是如此。即便

    日本人和朝鲜人都不愿意承认，事实上，他们就像一对共享了成长岁月的孪生兄

    弟。在很大程度上，东亚的政治前景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地重新找回联系彼此

    的古老纽带。

    附录 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

    今日谈

    《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英文书名缩写GGS）讲述的是

    在过去13000年，为何在不同的大陆，复杂的人类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崛起。该书于

    1996年脱稿，1997年付梓。此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其他项目中，特别是我的下

    一本关于社会崩溃的书。这样算来，7年的光阴间隔和焦点偏离使得我与GGS的写作

    拉开了距离。回过头来审视，这本书怎么样？自出版后，又有什么新动向改变或延

    展了书中的结论？以我显然带有偏见的眼光来看，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仍然站得住

    脚，而出版后最有趣味的发展涉及该故事向现代世界和近代历史的四段延伸。

    我的主要结论是，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

    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

    依赖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诞生先进

    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复杂社会特征。然而，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

    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个大陆的分布却极为不均。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

    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地方的原

    住民由此获得了发展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

    们的牲口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

    考古学家、基因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专家在过去六七年间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

    于这个故事的理解，但没有改变其主线。我在这里举三个例子。GGS最大的地域空白

    是日本，概因1996年成书时，我对于其史前史无甚可言。而近来的基因证据表明，

    现代日本人的出现是农业扩张带来的成果，和GGS书中讨论的其他民族无甚分别：公

    元前400年左右，朝鲜农民扩张到了日本西南，继而朝着日本列岛的东北挺进。迁移

    的农民带来了精细的水稻农业和铁制工具，并与日本原住民（现代阿伊努人的祖

    先）融合产生了现代日本人，就像扩张的新月沃地农民与欧洲的土著狩猎采集人群

    融合产生了现代欧洲人。

    另一个例子是，考古学家以前认为，墨西哥玉米、豆子和南瓜是穿越墨西哥东北部

    和得克萨斯东部，沿着最直接的路径到达美国西南部。但现在清楚了，这条路线对

    于农业太过干旱，因此这些作物采用了更迂回的路线，从墨西哥朝着美国西南方向

    出发，先是带来阿那萨奇社会的崛起，然后从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沿着大平原河

    谷向东传播，到达美国西南部。

    最后一个例子是，在第十章中我对比了独立驯化的重复频率，以及同样或相关的单

    一驯化植物沿着美洲南北轴线的缓慢传播与欧亚作物的东西向快速传播。关于这两

    种对比模式的更多例证现在不断涌现，但目前看来，欧亚的五大驯化哺乳动物中的

    多数或者全部在欧亚的不同地区也历经了重复的独立驯化，这点和欧亚的植物不

    同，却和美洲的植物相同。

    这些林林总总的发现，不断地添加着让我着迷的细节，丰富着我们对于农业崛起如

    何引发古代世界里以农业为基础的复杂社会崛起的理解。然而，建立在GGS一书基础

    上的最大进步，是其向原书中非主要焦点领域的延伸。自书籍问世，数千名读者通

    过写信、电话、电邮或略带强迫的方式告诉我，他们注意到，在GGS所揭示的古代大

    陆发展历程，和他们所研究的现代或近期发展历程之间存在相似处或对立处。我在

    这里和大家讲四点：新西兰火枪战争的启示；“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这个永

    恒的疑问；古代世界和现代商业世界之间的相似点；GGS对于为何当今某些社会较其

    他社会富裕的原因揭示。前两点讲得简要些，后两点讲得具体些。

    1996年成书时，我在第十三章中花了一小段篇幅讲述19世纪新西兰历史上的一个事

    件——史称火枪战争，以说明强大的新技术如何传播。火枪战争发生在1818年到19

    世纪30年代，是在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之间爆发的一系列复杂且情况不明的部落战

    争。在这些战争中，欧洲的枪炮在部落中传播，取代了之前使用的石头和木制武

    器。此后出版的两本书增加了我们对于新西兰历史中那段混乱时期的了解，把它放

    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使得它对GGS的揭示更为清晰。

    在19世纪早期，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和捕鲸人开往新西兰——这片由称为毛利人的

    波利尼西亚农民和渔民占据了600年的土地。第一批欧洲来客都聚集在新西兰的北

    端。因此居住在那里的北方毛利部落就成了最早接触欧洲人并获得火枪的部落，这

    给了他们对抗尚未获得火枪的其他部落的军事优势。他们利用这种优势来与周边的

    宿敌部落结清恩怨。但是他们还把火枪用于一种新型战事：长距离袭击几百英里以

    外的毛利人，以消灭竞争对手，获取奴隶和地位。

    在发动长距离袭击时，与欧洲火枪享有至少同等重要地位的，是欧洲人带来的土豆

    （最早源自南美洲），相比传统的以番薯为主的毛利农业，土豆的每英亩或人均产

    量，较番薯要高出许多。之前限制毛利人发动长距离袭击的主要原因，就是在给养

    长期离家的战士和喂养留守家园的妇孺之间的矛盾，后者可是指望着壮劳力留下来

    种植番薯。土豆的出现解决了这个瓶颈。因此，火枪战争的另一个较为平实的名字

    应该是土豆战争。

    不管是叫火枪战争还是土豆战争，其破坏性都是惊人的，大约有1/4土著毛利人在战

    争中丧命。当拥有众多火枪和土豆的部落攻打稀缺或没有这两样东西的部落时，死

    伤最为惨烈。在那些不是第一批获得火枪和土豆的部落中，有些在得到这些东西前

    就已几乎被歼灭，而另一些则下定决心要得到它们，并因此修复了之前的军事平

    衡。这些战争中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在第二章中所描述的毛利人对莫里奥里人的征

    服和屠杀。

    火枪/土豆战争说明了过去10000年间的主要历史进程：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或

    是拥有较早的技术和军事优势的人类群体，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进行扩张，直到

    后者被取代或者大家都开始分享这些新优势。近代历史提供了无数关于欧洲人扩张

    到其他大陆的例子。在很多地区，当地人因为没有机会去获得枪炮，而在欧洲人面

    前失去了生命或自由。不过，日本成功地获得了枪炮（确切地说是再次获得），保

    卫了国家独立，并在之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使用其新枪炮打败了欧洲强国，即1904

    —1905年日俄战争。北美的平原印第安人，南美的阿劳干印第安人，新西兰的毛利

    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获得了枪炮，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用它们来阻挡欧洲人的侵略，

    虽然最终未能逃脱战败的命运。今天，第三世界国家正在通过掌握发达国家的技术

    和农业优势，竭尽所能地追赶第一世界。这种技术和农业的传播，归根结底来自人

    类群体之间的竞争，势必在过去10000年间，在无数年代和无数地方发生过。

    从这个角度而言，新西兰的火枪/土豆战争毫无非比寻常之处。虽说这些战争纯属发

    生在新西兰的地区事件，其意义却是国际化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发生在特定时

    空内的清晰案例，是众多类似的地区事件的缩影。在火枪和土豆被引进新西兰北部

    后的20年里，它们被传播到了900英里之遥的新西兰南部。在过去，农业、书写和改

    进的前枪炮时代的武器要花多得多的时间才能传播到那么远，但是背后的有关人口

    更替和竞争的社会进程却基本相同。如今我们担心，核武器会不会从目前拥有它们

    的8个国家，遵循同样暴力色彩的进程在全世界扩散。

    1997年之后，引起热烈讨论的第二个领域，可以归纳为一个标题：“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GGS的很大篇幅都在讨论大陆之间的差异，如：为什么在过去的千年里，扩张到全世界的是某些欧陆人，而不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撒哈拉以南非洲

    人，或土著美洲人。然而，我意识到很多读者同时在想：为什么在欧陆人中，是欧

    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其他人群完成了扩张？我知道，要是对这个明显的问题避而不

    谈就为GGS盖棺定论，我的读者可不会放过我。

    因此，我在本书的尾声部分简要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欧洲超越中国的背后原

    因，比多数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直接因素要来得深远（例如中国的儒家理论vs.欧洲的

    犹太基督教传统，西方科学的崛起，欧洲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崛起，英国的毁林

    兴矿等等）。在上述以及其他直接因素背后，我看到了一个“最优分裂原则”：伴

    随着欧洲始终的分裂，导致中国较早统一并保持相对统一的终极地理因素。促成技

    术、科学的进步，带来推动各国竞争，以可替代的资源支持并提供给发明者，并为

    他们提供可躲避迫害的庇护所，并由此孕育资本主义的，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欧

    洲的分裂。

    历史学家们后来也向我指出，欧洲的分裂，中国的统一，还有欧洲和中国的相对优

    势之复杂程度，都超出我书中的讲述。可以被分成“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社会

    半径的地理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至少15世纪以前，中国

    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欧洲前面，在未来也有可能重续辉煌，那样的话，“为什么是欧

    洲，而非中国？”的问题可能就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没有深层原因可挖。政

    治分裂的复杂影响远不止提供一个用于竞争的建设性平台，例如，竞争有可能是建

    设性的，也有可能是破坏性的（想想一战和二战）。分裂本身是个多层面而非单一

    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如此，创意和人员才能在各个碎

    片之间跨界流动，不管这些碎片是独一无二的，还是彼此的克隆。至于分裂是否最

    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

    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我感觉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家仍然喜欢用直接原因来解释欧洲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不同

    道路。例如，杰克·戈德斯通在最近一篇深思熟虑的文章中强调了欧洲（尤其英

    国）“引擎科学”的重要性，即将科学应用于发展机器和引擎。戈德斯通写

    到：“所有的前工业化经济体都曾在能源问题上面临过两大障碍。对于任何前工业

    化经济体而言，机械能源的总量局限于水流、能够喂养的动物或人口，还有能捕捉

    到的风力。在任何固定地区，这个量都是严格受限的。……第一个从化石燃料的能源

    中提取有用功的经济体或军事/政治体，其所获得的优势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是］蒸汽在纺织、水路陆路交通、制砖、脱粒、炼钢、铲地、建筑和所有制造业

    中的应用让英国经济脱胎换骨。……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引擎科学的长足发展，

    并非欧洲文明的必然发展，而是在17—18世纪的英国碰巧出现的特定而偶然的际遇

    所带来的幸运结果。”如果此番推理正确的话，那么对深层地理或经济原因的探究

    就没有必要了。

    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其观点类似我在GGS一书的尾声部分所表达的那样，对此梁景

    文（Graeme Lang）做过具体的论述：“欧洲和中国在生态和地理上的差异帮助解

    释了科学在这两地截然不同的命运。首先，欧洲的［降雨］农业不需要国家的存

    在，而国家在大部分时间也远离地方团体。当欧洲的农业革命带来持续的农产品富

    余时，相对自治的乡镇伴随着大学等城市机构应运而生，比中世纪晚期出现的中央

    集权国家更早诞生。中国的［灌溉和治水农业］恰恰相反，它从一开始就助推了那

    些位于主要河谷地带国家的扩张野心，而乡镇及其机构则从未达到欧洲那种地方自

    治的程度。其次，中国的地理情况和欧洲不同，不适合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因

    此，中国地理造就了广袤地域内最终的征服和统一，并能在帝王统治下维持长期的

    相对稳定。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须的多数条件。上述解释

    当然是过分简化了的。不过，这种讲述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避免了在解释原因时常

    常出现的绕圈子，往往圈子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社会或文化差异层面停滞不前，绕

    来绕去。这样的解释也往往会面临一个深入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和中国在社会或文

    化要素方面如此不同？这个答案归根结底是在地理和生态方面，不过说到这里也就

    触底了。”

    要回答“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面临着调和这些不

    同思路的挑战。答案也许对如何最好地治理当今中国和欧洲有着重要的影响。例

    如，从梁和我的角度来看，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导致全世界最大

    国家的教学体系在少数领导人的错误指令下被关闭5年之久，如果中国不在其政治体

    制中引入更多的权力下放，这也许并非一次性的越轨事件，而有可能在未来再度重

    演。反过来说，向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冲刺的今日欧洲，必须审慎考虑如何避免瓦解

    其延续5个世纪的辉煌背后的基本成因。

    GGS一书的思想向现代世界的第三点延伸是最出乎我本人意料的一点。书籍问世后不

    久，比尔·盖茨对此书作出了积极评价，接着我就开始收到其他商人和经济学家的来

    信，向我指出GGS书中探讨的全体人类社会历史与商业世界中各个团体的历史之间的

    相似点。这种响应关系到以下更广泛的问题：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人类团体、社会

    团体和商业团体，使得生产力、创造力、创新力和财富达到最大化？你的团体应该

    拥有集中的方向（在极端的情形下，以独裁者形式出现），还是应该让分权领导甚

    至无政府主义当道？你的团体应该将人员组织成一个群体，还是分散成若干个或大

    或小的群体？你应该在群体间维持开放沟通，还是设置屏障隔离彼此？你应该对外

    建立保护性关税，还是让生意沐浴自由竞争的洗礼？

    这些问题，在多种类型的团体的不同层面出现。它们也适用于整个国家的组织：还

    记得关于政府的最佳形式到底应该是仁慈独裁者、联邦制还是无政府自由状态的永

    恒争论吗？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同一行业内不同公司的组织上。我们如何解释微软

    近来的巨大成功，而曾经成功的IBM在面临落后时，大刀阔斧地改变组织形式从而改

    善了局面？我们如何解释不同工业带来的不同成功？我在波士顿的孩提时代，128号

    公路是波士顿周围的工业带，也是领导世界科学创造与想象的地带。但是128号公路

    后来没落了，硅谷成了当今的创新中心。硅谷的商业关系和128号公路那套完全不

    同，也许就是这些不同导致了结果的差异。

    当然，在以整个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差异，如日本、美

    国、法国和德国。实际上，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生产力

    和财富差异。例如，韩国的钢铁产业效率与我国相当，但是韩国其他的产业就落后

    于美国同行。对于韩国来说，在同一国家内的这些不同产业，是否因为其不同的产

    业组织而导致了不同的生产力？

    当然，组织性成功的各不相同，部分原因在于领导的个人品质。例如，微软的成功

    显然与比尔·盖茨的个人才华分不开。就算像微软这样一个超级公司，如果领导无

    用，成功也难以为继。不过，有人还是会问，如果所有条件都相同，或是放在时间

    的长河里，或是从平均来看，哪种形式的人类团体组织是最好的？

    在GGS的尾声部分，我对于中国，印度次大陆和欧洲的历史进行了对比，暗示这个问

    题的答案在于所有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应用。如同在上文所述，我推断出不同政治实

    体间的竞争引发了创新在分裂的欧洲大陆的诞生，而此种竞争的缺乏阻滞了创新在

    统一的中国的诞生。这是否意味着较欧洲更严重的政治分裂将会带来更好的创新？

    答案可能并非如此：印度在地理上较欧洲更为分裂，但是其技术创新却不及欧洲。

    这让我想到了“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

    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

    这个推断引起了麦肯锡全球学院的比尔·路易斯和其他高层的注意。这所总部位于华

    盛顿特区的领先咨询公司从事着全球各国各行业的经济比较研究。这些高层在他们

    的商业经验和我的历史推断之间找到了令其触动的类似点，随即给公司的几百名合

    伙人每人送去了一本GGS，并向我提供了他们关于美国、法国、德国、韩国、日本、

    巴西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报告。他们也在引起创新的原因中，发现了竞争和团体规模

    的重要角色。以下是我从与麦肯锡高层的对话中，以及他们的报告中收集的结论：

    我们美国人经常幻想德国和日本工业享有超高效率，远远超过美国工业的生产力。

    而现实是，这并非实情。就各行业平均而言，美国工业生产力高出日本和德国。但

    这些平均数掩盖了各个国家的行业中有关组织差异的巨大差别，而这些差别非常富

    有启发性。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麦肯锡针对德国啤酒业和日本食品加工业进行的两

    项案例研究。

    德国人酿的啤酒世界一流。每次我和夫人去德国访问，我们都会携带一个空旅行

    箱，好装满德国啤酒带回美国家里享用整年。但是，德国啤酒业的生产力只有美国

    啤酒业的43%。同时，德国的金属加工和钢铁产业的生产力也只和美国齐平。既然德

    国人被公认为是工业组织方面的行家，为什么他们的啤酒生产力上不去呢？

    原来，根源在于德国啤酒业的小规模生产。德国有1000个微型啤酒厂家，它们受到

    彼此的竞争保护，因为几乎每个德国酿造厂都在当地享有垄断，并且它们还受到针

    对进口啤酒的竞争保护。美国有67家大型啤酒酿造厂，每年生产230亿升啤酒。而德

    国这1000家酿造厂加起来的产量不过半数。因此，中等的美国酿造厂的啤酒产量高

    出中等的德国酿造厂31倍。

    这种现实是地方口味与德国政府政策的产物。德国的啤酒饮者对于其地方品牌近乎

    疯狂地忠诚，因此没有类似美国的百威、米勒或康胜这样的全国品牌。大多数德国

    啤酒都是在酿造厂方圆30英里内被消费。因此，德国啤酒无法从规模经济中获益。

    啤酒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生产成本随着规模增加而递减。酿酒厂的冷却车间越

    大，灌装啤酒的流水线越长，制造成本就越低。那些微型的德国啤酒厂相对而言效

    率不高。那里不存在竞争，只有上千家地方垄断。

    而德国饮酒者个人对于本地啤酒的效忠也得到了德国法律的呼应：外国啤酒很难在

    德国市场上竞争。德国政府制定了所谓的啤酒纯度法，规定了啤酒内可出现的物

    质。毋庸置疑，这些政府的纯度规定是基于德国酿酒厂在啤酒中添加的物质，而不

    是美国、法国和瑞典酿酒厂喜欢在啤酒中添加的物质。由于这些法律，没有几家外

    国啤酒得以出口到德国，而由于生产效率不高，加上价格昂贵，出口到国外的美妙

    德国啤酒也比你想象的要少得多（你要是提出反对意见，举例说德国卢温堡啤酒在

    美国随处可见，请在饮用下一瓶卢温堡时读一下标签，它的产地并非德国而是北

    美，出自有许可证和高生产力，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北美大工厂）。

    德国的肥皂业和消费品电子业也同样效率不高；这些公司处于彼此无竞争状态，且

    不参与国外竞争，因此没有获得国际产业的最佳实践做法。（你上次购买德国制造

    的进口电视是什么时候？）但在德国金属和钢铁行业，这种劣势就不存在。在这两

    个行业，德国公司必须彼此竞争且参与国际竞争，因此被迫采用国际最佳实践做

    法。

    在麦肯锡报告中，我最喜欢的另一个例子是日本的食品加工业。我们美国人总是近

    乎偏执地崇拜日本效率，确实，在某些行业其效率堪称惊人，但食品加工业另当别

    论。日本食品加工业的效率只有美国的32%这么可怜。日本有67000家食品加工企

    业，而美国只有21000家。美国的人口却是日本的两倍。这意味着中等规模的美国食

    品加工企业较中等规模的日本食品加工企业大6倍。为什么日本的食品加工业和德国

    啤酒业一样，尽是地方垄断的小公司呢？答案基本还是那两点：本地口味和政府政

    策。

    日本人对于食品的新鲜度近乎膜拜。美国超市里的牛奶包装盒上只有一个日期，即

    过期日。一次，我和太太跟着她的某个日本表亲去逛东京一家超市，我们吃惊地发

    现，日本的牛奶包装盒上印着三个日期：生产日，上架日，过期日。日本的牛奶生

    产总是在午夜过后1分钟开始，这样次日进入超市的牛奶就可以标以当天的日期。如

    果牛奶是午夜11点59分生产，那么包装盒上的日期就得标明昨天生产，日本人也不

    会购买了。

    结果就是，日本的食品加工企业获得了地方垄断。日本北方的牛奶厂家不能指望在

    日本南方打开市场，因为路上运输就得花一到两天，这在消费者看来是致命的缺

    点。这些地方垄断也得到了政府的撑腰，国外加工食品要进入日本，必须经过为期

    10天的检疫，这条和其他限制措施为国外食品进口设置了关卡。（想想看，连一天

    前生产的食品都要嫌弃的日本消费者，对十天前生产的食品是什么态度？）因此，

    日本的食品加工企业既不面临国内竞争，也不面临国外竞争，也不学习国际食品生

    产的最佳方法。结果之一就是，日本的食品价格高昂，最好的牛肉卖200美元一磅，

    鸡卖25美元一磅。

    而日本有些产业的组织方式却和食品加工业完全不同。例如，日本的钢铁、金属、

    汽车、汽车零部件、照相机和电子消费品企业竞争激烈，生产力也高于美国同行。

    但日本的肥皂、啤酒和计算机行业，就类似食品加工业，不处于竞争状态，也不采

    用最佳实践，因而生产力较美国的对应产业来得低。（如果你在家里环顾一周，你

    可能会发现电视机和照相机是日本货，汽车可能也是，但是电脑和肥皂却不是。）

    最后，让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训来比较美国国内的不同工业带或商业圈。自从GGS问世

    后，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来自硅谷以及128号公路的人交谈，他们告诉我，这两个

    工业带的公司在精气神方面大为不同。硅谷有很多彼此激烈竞争的公司，不过它们

    之间也存在广泛的协作，想法、人员和信息在公司间自由流动。而128号公路的商业

    圈则恰恰相反，那里的公司更加隐晦和孤立，和日本的牛奶企业差不多。

    那微软和IBM之间又如何呢？自从GGS出版后，我交到了微软的朋友，也了解了一些

    该公司在组织形态上的独特之处。微软有众多业务单元，每个单元大约有5到10人，

    各单元之间沟通自由，而这些单元的管理并非微观管理——每个单元都有追寻各自

    想法的充分自由。这种不同寻常的组织形态，实际上是把组织分解为众多互相竞争

    的半独立单元，和IBM的组织形态截然相反。后者直到几年前还维持着更为孤立的内

    部结构，结果丧失了竞争力。之后IBM启用了新的首席执行官，雷厉风行地进行变

    革，现在IBM的组织形态甚至比微软还微软，据说创新能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所有这些表明，我们或许可以提炼出关于团体组织的通用原则。如果你的目标是创

    新和竞争力，那么你并不需要过度的统一或过度的分裂。你会希望国家、产业、工

    业带和公司分解成彼此竞争的团体，同时维持较为自由的沟通，就像包含了50个互

    相竞争的州的美国联邦政府体制。

    GGS剩余的延伸涉及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如美国和瑞

    士），而有些国家贫穷（如巴拉圭和马里）？世界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是最贫穷国家的100倍。这不仅是个让经济学教授有事可做的理论挑战，且有重要的

    政策意义。如果我们能找到答案，那么穷国就可以集中精力找到致贫的根源，采用

    使他国致富的办法。

    显然，一部分答案在于人类体制的差异。这种观点最清晰的证据来自那些分享相同

    环境，却拥有迥异体制的国家。对比可见，不同的体制带来了不同的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昭然若揭的四个例子是韩国和朝鲜，西德和东德，多米尼克共和国和海地，

    以色列以及阿拉伯邻国。细数这几对国家中前者的致富原因，人们往往想到“好体

    制”中的高效法制、契约精神、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廉洁、低暗杀率、贸易和资本

    流动的开放、投资激励等等。

    毋庸置疑，良好的体制确实是国家间富裕程度不同的部分原因。很多（也许大多

    数）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研究，相信好的体制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很多政府、机

    构和基金会根据这个原因设计政策、国外援助和贷款，把为穷国建立良好体制作为

    他们的首要任务。

    但是，越来越多的观察发现，良好体制的观点并不完善——并非错误，只是不够完

    善——如果穷国要致富，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这种观察也有其政策意义。我们不

    能简单地把良好体制引进到巴拉圭和马里这样的穷国，然后坐等其采用良好体制，

    并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美国和瑞士这样的水平。对于良好体制观点的批评主

    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强调良好体制之外的其他直接变量的重要性，如公共卫

    生、土地和气候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天然局限，以及环境的脆弱性。另一种类型则关

    心良好体制的起源。

    根据后一种批评，对于起源缺乏深层实用价值的良好体制，将其认定为直接影响因

    素是不够的。良好体制不是一个可以在地球各处遍地开花的随机变量，在丹麦和索

    马里享有同等的发生概率。与之相反，在我看来，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

    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

    变量。现在，如果我们想在缺乏良好体制的国家快速将其建立，就必须了解这根链

    条。

    我写作GGS的时候，曾经评价道：“［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

    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

    家。……左右公元前8000年的历史道路的手，至今还在深深地左右着我们。”经济

    学家（奥尔森和希布斯，波克史泰特，钱丹，普特曼）发表的两篇新论文，对这只

    假定的历史之手进行了详细的测试。结果，处于拥有悠久国家社会或农业历史地区

    的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历史短的那些国家来得高，就算其他变量被控制后

    也是如此。这种影响解释了国民生产总值里的大部分变量。即便是在国民生产总值

    仍低下或近期低下的国家里，那些位于拥有悠久国家社会或农业历史地区的国家，

    如韩国、日本、中国，其增长率也高过历史较短的国家，如新几内亚、菲律宾，尽

    管有些历史较短的国家自然资源丰沛得多。

    对于这些历史的影响，有很多明显的原因，如长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经验意味着管

    理者经验丰富、熟悉市场经济，等等。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

    好体制这个为人熟知的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好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

    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因此，势必还存在其他起调和作用的直接机

    制。因此，问题的关键，乃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

    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

    简而言之，在我看来，GGS的主题不仅是古老世界的驱动力，且是现代世界可供研究

    的成熟领域。

  • 雷马克《西线无战事》

    埃里奇·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a Remarque，1898-1970)。

    本书既不是对战争的控诉，也不是内心的自白，仅仅想以此告知后人曾经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罪恶的硝烟中苟延残喘着，却最终还是静静地倒下了。

    1

    我们是昨天才从火线后面九公里的地方换防的。而此时肚子里早己添满了菜豆煮牛肉，感觉非常惬意。更何况还有满饭盆的东西可以在晚上享用，就连香肠面包皮也是双份。这种事情已经远离我们太久了，长着西红柿脑袋的炊事员不停地招呼并用长柄多给每个走过的人舀一大勺菜。对于好吃懒做的恰德和谨慎细心的米罗来说就更为欣喜了，他俩用脸盆装了满满一盆。不过总令人费解的是恰德却永远瘦得像一条鲱鱼，尽管他食欲大得惊人。

    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最庆幸的莫过于给每人发了十支雪茄和二十支纸烟，再加上我又用两块嚼烟换得的克托辛斯基的纸烟，这样就共有四十支纸烟，足以供我抽一天的了。其实要不是那个愚蠢的普鲁士人计算错误，我们才不会捞到这么多好东西呢!

    我们是在十四天前被调防到前线的。好在这里没什么战争，所以军需官备足了全连一百五十人的生活资料等我们回去后用。可天有难测风云，偏偏就在最后一天，我们遭受到了英国人的突然袭击。最后活着回来的只剩下八十多人了，——损失相当惨重。

    昨天夜里我们终于撤了回来，稍作安置，便倒头睡觉了。正如克托辛斯基所言，只要能好好饱睡一觉也就不枉打这一仗了。十四天来，几乎天天都是睁着双眼度过的，大家实在是太困乏

    一觉醒来已值正午，大家都不约而同拿了饭盒到伙房前排队，菜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着，有些叫喊着早来的自然是肚子叫的最响的：小阿尔贝特、克络普，一个有头脑的思想者，所以才只是个一等兵；第五位是梦想着考试的米罗，就连硝烟密集的战火中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背诵着物理定律；留络腮胡 子的是热衷于谈论军官妓院的家伙罗尔，他认为妓女们都应穿绸缎衫，接待上尉以上客人时应先洗个澡；而我，保罗·薄依慕，就排在第四位。我们四人是同班同学，刚满十九岁便参军当了志愿兵。

    再往后是瘦钳工恰德，二十来岁，却极为能吃；海依·威思托洪，跟我们同龄，挖泥煤出身，他的大手能轻而易举地抓满一整块面包皮；后面庄稼汉德特林整天只惦记土地和妻子别的并不去多想；排在队尾的四十岁中年人叫斯坦尼斯劳斯·克托辛斯基，长着一张土灰色的脸，深邃的眼睛，和一个出色的能辨别空气和食物的好鼻子。因为他沉稳、机灵而被我们当成是头目。这几个家伙都是我们的朋友。

    很长时间，炊事员不出来。大家都有些烦躁了有些生气。我们一伙排在最前面，见那家伙仍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快把汤勺拿出来打饭吧，海因里希!”克托辛斯基在后面喊起来，“饭菜早就煮熟能吃了，还等什么呢?”

    “怎么就来这么些人，得等都到齐了才能打饭。”海因里希摇着头说。

    “就这么多人了，其余的去野战医院和群葬墓地不会回来啦。”

    听完这句话，炊事员愣住了，他的口气也有些变：“可是，我准备的是一百五十个人的东西呀。”

    “那这次，我们该吃顿饱饭了，快开饭吧。”克络普边说边往他腰上推了一把。

    恰德狡黠地笑了一下，眯缝着眼凑过去低声说：“你可真是个死脑筋，这么说，面包皮和香肠你都领了一百五十个人的，是吧?”

    “嗯。”炊事员神情木然地点了点头。

    恰德颚骨轻轻抖动着：“还有纸烟也是吗?”

    “都是，都一样。”

    “嘿，我们交 好运了。”恰德乐得眉飞色舞起来，“我想一想——嘿，没错。恰好每人够分两份东西。”

    “不行，那可绝对不行。”西红柿这才恍然大悟。

    大家也都激动起来，纷纷围过去指责他。

    “一百五十人的东西，决不能让八十个人来分。”这家伙固执地说。

    “小心回头收拾你。”米罗也跟着冲他嘀咕了一句。

    “饭菜你们尽管吃，可东西就发八十人的。”那家伙还是坚持着不肯让步。

    “这次你应该大方点，对不对?要知道东西是发给二连的，我们不就是二连的嘛，你又不是先领八十个人的，就发扬发扬风格快分吧。”克托辛斯基也生气了。

    我们都上去动手推打这个家伙，很早就想揍他一顿了：好几次因他胆小怕死，送到前线的菜都成冰的了。而一连的胖子布尔克却在关键时刻能亲自抬着锅到前线沿的阵地上来。我们把平日里的气愤全部准备发泄出来。大家推推搡搡情绪很激动。混乱中，连长过来才喝止住这场争端，他问了问原委，看了看周围，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们确实死了不少人。”

    “嗯，菜还不赖，”少尉掀开锅盖看了看转身边走边说，“过一会儿给我送一满盘菜来，把东西都分了吧，我们是很需要这些东西的。”

    恰德高兴得眉开眼笑起来。那个少尉是刚从军士提起来的，他明白该怎么做。

    “快动手吧，胖家伙，这东西又不是你个人的，心慌什么，可千万别数错了?

    “你最该被绞死!”西红柿气急败坏地骂道，他已经崩溃了，每当他遇到不可理喻的事情时，他就索性放弃，但还是无奈地分发了各种东西。同时为了证明他的宽容大度，又多给每人发了半磅人造蜜。

    今天真是个难得的好日子。几乎人人都收到几封信和报纸。大家转到营棚后的草地上，围坐一圈。克络普的胳膊下面带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

    右侧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很大的公厕。主要是新兵用的，他们还不会像我们一样把那些闲置的又方正又干净的木箱子充分享用。我们却都有更舒适的处所。到处零散地分布着一只只矮矮的小箱子，它们很干净，座位舒服得很。旁边还有拉手，可四处搬动。

    搬来三只木箱大家围拢着，尽情地坐着，一会儿两个小时便过去了，我们才懒懒地直起腰来。

    那时，我们刚入伍，都得在公厕方便，可厕所又没门，像坐火车似的并排着。从外面一眼就能看清每一张脸，觉得很不好意思，有些别扭，而且，时刻会有人监视着。

    现在上厕所全然是一种尽情的享受，虽然是露天却丝毫也不觉得害臊。本来就像一日三餐一样非常正常的事，而那时偏又觉得那么新奇。

    对于士兵，跟胃和肠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无论是对喜悦的表达还是对愤怒的发泄，你都能从这里体会到一种别致的含蕴。除此之外，似乎很难找到比它们更准确、更清楚的表达方式了。而所有这些东西如果在家人和老师那里简直是不可想像的，在这里却最普通不过了。

    正像玩牌时拿一手“同花顺”，痛痛快快地解决一下，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很纯洁很愉快的事情了。而且这里还是我们肆无忌惮胡 编乱侃的公共休息室和许多“茅坑新闻”的主要发祥地呢。

    此时此刻的感觉远远胜过砌着白瓷砖的豪华厕所，那里只是卫生一些，而这里却是心旷神怡。

    天边飘动着浅黄色的侦察气球和高射炮弹散放出阵阵白色的烟雾缓缓地时隐时现，在陽光的照射下格外明亮。间或在攻击一架飞机时，烟雾就好像一束麦穗般升了起来。而此时此刻我们却什么都不用去想，一切都已抛在脑后了，尽情地任心情去放纵。

    时而从前方传过沉闷的隆隆声，像远处滚动地雷鸣一样，但成群的野蜂嗡嗡地飞过时，就把这种声音淹没了。

    我们把军帽放在身边的草丛中嘴里叨着香烟专心致致地读书、看报，任微风轻拂着我们的头发，抚摸着我们的语言和智慧。周围，簇簇繁花怒放，洁白的蝴蝶在青草和鲜花间尽情地飞舞，附和着温 柔的暖日，时起时落，轻盈跳跃。

    三只箱子就放在闪着光、红得诱人的野罂栗花中间。

    克络普又拿出了纸牌，这样大家更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我们把黄油盖子放到膝盖上当桌子还不停地穿插游戏，时间很快便过去了。

    阵阵手风琴的声音随风从营棚中飘来，我们不由自主放下纸牌，四望周围。接着便有人说：“上次真是死里逃生……。”于是大家都沉默不语。一种压抑、愁闷的情绪油然而生，或许此刻的一切事物都可能随时会告别，包皮括每一样东西：食物、纸烟、和暖人的和风甚至屁股下的几口箱子。

    “见过克姆里奇吗?”克络普的声音打破沉默。

    “在圣约瑟夫医院。”我说。

    “他大腿中了弹，可以因此回家了。”米罗说。

    “下午我们去看看他。”我说。

    “坎通列克还向我们问好呢。”克络普掏出一封信说。

    我们相视而笑，米罗扔掉烟头说：“他可不会在这里。”

    坎通列克是我们的班主任，瘦小但精力很旺盛，最为特别的他那只像老鼠一样的尖嘴。他总穿一件灰色燕尾服，却是一个难以接近而且非常严厉的人。

    他在体育课上给我们作了长篇报告，然后大家都跟他到指挥部去报名参了军。之后坎通列克就用感人的声音说：“你不愿意参军吗，同学?”这些我一直记忆犹新。

    这些教师常常是将他们的内心情感收藏在背心口袋里准备随时拿出来，按课时向人家夸耀。但在那时，这一点我们却从未想到。

    胖胖的脾气温 和的约瑟夫·贝姆并不情愿当兵。吞吞吐吐地有些想推脱但还是被说服了。否则，就连父母都会说“你真懦弱”之类的话，那你真是无脸见人了。大家对于我们出来干什么一点都没去想。或许穷人还晓得战争的危害，而条件较好的人却多数都认不清后果，盲目地乐观。

    克托辛斯基说我们都是教育的中毒者。他的话总是有一定道理。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在温 和、肥胖的贝姆身上了。一次冲锋时，他眼睛受了伤，别人以为他死了没有注意，而他又找不到掩体。当发现后去施救时，他已经被活活打死了。

    坎通列克的教育，送走了贝姆。而他和他的同仁却一直都相信自己是在做好事，无可非议的好事，所用的也是对自己丝毫无损的办法。但这也正是我们眼睁睁瞧着他们下台的原因。

    而我们这些才十八岁的毛头小伙，本把他们的观念知识看成是真心信赖的东西，看成是我们日趋成熟走向工作、生活、职责的进步的指导者，贝姆的死使那些泡沫最终破灭了。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些人比起他们来更为正直，而他们只能去不停地空洞地叫喊和发出虚伪圆滑的声音。在硝烟炮火中他们教育的世界观彻底崩溃了。

    我们在不停地一天天地向死亡靠近，而他们却仍然在写，在说。我们对死的恐惧与日俱增，尽管他们照旧在说，国家是最重要的。我们畏惧死亡，但我们却更忠于我们的祖国，从来不会背叛她，不管她。在英勇作战中我们学会观察认识问题，认清了他们的所指的世界的虚无，但对孤独的恐惧也日益强烈了。

    在繁忙不堪的野战医院，我们带着克姆里奇的东西走到一间气味混浊浓郁的房里见到了他。他看上去很憔悴。见我们来了，又兴奋又失落。而在昏迷时有人偷走了他的手表。

    米罗埋怨他说：“我早提醒过你别带这种好表，你总不听。”米罗有些粗鲁、不精明。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吱声了。因为每个人都看出来了，克姆里奇是不会活着出去了。那块表呢，早己没多大意义了。

    “感觉怎么样，弗兰茨。”克络普问。

    克姆里奇耷拉着头说：“别的倒无所谓，就是脚疼得很厉害。”

    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网篓底下，被子绕在上面。幸亏我踢了米罗脚跟一下，要不然还会把护理员的话，“克姆里奇已没有脚了”也说出来的。

    克姆里奇脸色惨黄、苍白，脸上那条熟悉的纹络我已见过几百次了，——这是他的样儿。死神笼罩着他的双眼，皮肤下的脉搏有气无力地跳动着。我们的伙伴克姆里奇，昨天还和我们一块儿烤马肉一起上战场，而此刻却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看上去那么疲倦无力，就连嗓子都显得那么沙哑凄惨。他的神情那么呆滞模糊。

    记得一块儿离家时，他善良的母亲泪流满面地拖着肥胖的身体送他到站台，眼睛哭得又红又肿，人像散了架似的，她再三恳求我照顾好弗兰茨。而克姆也真如一个孩子，显得那么柔弱，四个星期的行军，双脚便磨平了。可战争中，谁又能有心照顾别人呢!

    “快回家吧，弗兰茨!到你休假少说也得等三四个月呢?”克络普说。

    克姆里奇点了点头。他的双手像蜡一样，战壕的污泥在他指甲间变得蓝里透黑像毒药一般。而此时有一个怪念头突然在我脑子里出现，那些指甲和他的头发在克姆里奇死后还像开瓶时螺旋盖一样往上长，一会儿变成了青草，许多嫩绿的青草……。

    “弗兰茨，你的东西先掖床 下吧?”米罗问。

    克姆里奇点点头，然后又提起那块表来，显然有几分疑心是我们拿的。

    “弗兰茨，这双皮鞋你带走吗?”米罗直起腰来，手里拿着一双厚的柔软的黄鞋，高背飞行员皮靴，不停摆弄着有些爱不释手，还不住地与自己那双笨头皮鞋对比着。

    大家都想：鞋对于他已没有用了，他就算病愈出院也只能穿一只鞋。更何况现在的样子。

    米罗又问“弗兰茨，我想拿东西换这双靴子，在前线用得着它，你看怎么样?”

    克姆里奇摇了摇头。这已是他最值钱的东西了。我踢了米罗一脚，他才不情愿地把靴子放回去。

    “好好保养，我们该走了。”克络普接着说。

    克姆点点头。

    我们要离开时，他突然呻吟起来，看样子好像是在发烧。我们忙跑出去抓住一个护理员，要他去打一针。

    “哪有吗啡给这么多人开呢……”他说。

    “你们眼里只看军官。”克络普冲他嚷道。

    我赶忙反复说好话，给他递了几支纸烟，他才点头：“也好，我去看看。”

    克络普很怀疑他，也跟着过去了。

    米罗还在想着那双靴子!“给我穿最合适不过了，我这双笨鞋又大又重脚上只起泡，可是他明天要是去了，那双长统靴子不就——。”

    阿尔贝特走过来说：“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行了。”米罗断言说。

    返回的路上大家心事重重。我在想着如何给克姆里奇的母亲去信。身体像冰冻了一样，真想马上就喝几杯烈酒，米罗嘴里嚼着几根草一声不吭。突然，就见克络普使劲把烟一扔，狠狠地用脚踩着，脸上聚集着一股怨气，说道：“他妈的，什么玩意。”

    走了很长时间克络普才平静下来，在前线，很多士兵都有这种精神失常的表现。在这里不少人会这样。

    “坎通列克信里还说什么?”米罗问。

    克络普笑了，“他说我们是英雄的年轻人。”

    我们无奈而嘲讽地笑了。

    是的，他们应该是这样想的，坎通列克这些人总在这样说。可我们这些不满二十的青年，还年轻吗!年轻已是过去的事了，而我们却都已经是老人了。

    从前，记不清有多少个夜里，我曾埋头于一些诗文的创作而不知疲倦。至今还有那本刚起头的剧本《扫罗》和一叠诗稿一直珍藏在书桌的抽屉里。这些东西，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而现在这一切却已变得那么朦胧模糊了，那么虚无遥远了。

    早年的生活已被军旅生活轻而易举地彻底洗刷干净了。我们曾经想整理一下过去的日子对历史作些小小评价，可并未遂愿。在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小伙子身上克络普、米罗、罗尔和我，一切都变得若有若无。那些年纪大的人，他们拥有过去的生活，有自己的根，有妻儿、职业爱好与他们紧紧相连，这些东西是连战争都损坏不了的。而我们这些人仅有的就是父亲和母亲，好点儿的还会有个女朋友。但他们又怎么能控制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呢?在这个年岁里，父母的管束力是微小。除此之外，就只剩下几许热情，一点爱好。还有那所学校了。可这一切是早被冲蚀得无影无踪了。

    坎通列克说，我们正在生活的门沿边上，或者是对的。我们还没能站稳，就被战争匆匆地卷走了。年纪大的人或许可以预料往后的事。我们呢?未来怎样?以后又会发生什么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已经从那种忧伤的情境中成为一个粗俗平庸的人了。

    米罗依旧惦记着克姆里奇那双长统靴子，不过他的同情心不允许他在别人痛苦中再想这样的事，但他会区别考虑。那双鞋要是对克姆里奇还有作用的话，他宁愿光着脚在铁网上走，也不敢想去弄到它。但现在克姆里奇已是危在旦夕了。而比起护理员来他更有权利得到它。更何况靴子对于士兵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因此，米罗一直在关注着，生怕它因克姆里奇猝死而白白丧失。

    2

    其余的联络，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除了事实之外一切都是以虚假的，只有利益才是真的。况且，那确实是一双漂亮的靴子。

    过去可不这样，就在刚入伍走进营房前，全班二十人，有许多都兴高采烈地一块刮了胡 子。根本没有一个对将来的设想，也只少数人对工作、职业有些打算。在我们脑子里绘制的是对人生乃至战争的理想蓝图，或者又增添了几许浪漫主义的色彩。

    十个星期的军事训练是对经历了十年学生时代教育的重新塑造。我们明白了一颗明亮的纽扣要超过四卷叔本华的意义。起先是惊奇和懊恼，或无所谓。之后我们就渐渐懂得了在这里靴子、制度，操练的作用永远胜过精神主义、思想和自由 。三个星期过去后，我们单纯的愿望和热情就被这些所抹杀掉了，而且最终便习 以为常了。一个邮递员的感召力远远超出了父母、老师还有柏拉图和歌德的权威。我们渐渐认清了老师们口中那种对于祖国的传统观念在这里已成了对人性的侮辱和扼制，甚至还不如对待一个卑微的奴仆。敬礼、立正、举槍致意、向左转、靠脚并腿、辱骂再连同各种折磨被堂而皇之称为英雄主义训练，如同驯马一样。可是我们已经渐渐地习惯了。而且也认为有些事是理所应当如此的。在这方面，士兵们却是有着一个优秀的鼻子呀。

    同班来的分别跟弗西希安的渔民，工人、农夫一起分散编别各排里。我、米罗、克姆里奇和克络普都分在第九排，排长是奇姆思托斯军士。

    这是个有名的凶残的家伙。他身材矮小却结实健壮，嘴角两撇油光滑亮的红胡 子，服役已经十二年了，过去是个邮递员。他讨厌克络普、恰德、克托辛斯基和我，因为我们都在无声地拒绝着他。

    我曾在一个早晨为他整了十四次床 铺。每次他都挑毛病，把叠好的又散乱。我还用二十个小时揉他那双又脏又硬的像石头一样的皮靴，揉到软得像黄油；我又被指派用牙刷去擦排长们的宿舍；克络普和我还奉命去清扫庭院里的积雪，幸尔被一名少尉碰到才制止住了，还训斥了奇姆思托斯一顿，否则我们准会干到冻死为止，但之后他却更加怀恨在心；后来有次周日叫我去站岗；我背着槍在翻耕的泥地里训练直到成为一个泥团 精疲力尽，洗完衣服又向奇姆思托斯报告而擦破的双手还在淌血；我们四个光着手在严寒中一“立正”就是一刻钟；我只穿着一件衬衣连续八次从营房顶层跑到庭院，奇姆思托斯还故意往我光脚趾头上乱踩；他还拿一支轻木槍让我用沉重的铁武器训练拼刺对打，打得我浑身伤痕；有一次，我气急了奋力一头撞过去把他狠狠摔了个跟头。他便到连长那告状，连长也知道他的为人，笑着要他以后多注意才是；我还练就了爬小橱柜和屈膝的动作；本来我们最害怕听到他的声音，可这头蠢马终久制服 不了我们。

    一个星期天，克络普和我用扛子抬着一个尿桶，正巧奇姆思托斯打扮得油光可鉴站在我们前头，问我们喜不喜欢这样，我们趁机装作绊了一下把一桶东西全都泼散到他腿上，他气急败坏吼到：“我关你们禁闭。”

    我们也忍无可忍：“我们会把一切说出来的。”

    “你敢这样说话，”奇姆思托斯肺都要气炸了，“会有人审问你的!等着瞧吧!你们还敢顶撞上级。”

    “好，那我就把排长先生的事全揭发出来。”克络普针锋相对说，手又对着裤子接缝处①。

    奇姆思托斯看我们是故意的，怒气冲冲地走了，留下一句话：“我肯定会算这笔账的。”但他的不可一世的形象已经遭到了一次动摇。后来我们在执行命令时或者消极缓慢，或者用别的方法应付，他又气又恨，却只能暴跳如雷大喊大叫，结果我们还没出汗而他的声音已经嘶哑了。

    从那以后，他便对我们客气多了，威风骄横的劲头收敛了一些。

    但凡是营房军事训练只要有机会便会派到我们头上来。有人因此得了病，沃尔夫便死于肺炎。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屈服于他，相反这使我们变得冷酷、多疑、粗俗，这些或许也是过去我们身上所没有的。要不是这么训练上了战场大部分人都会发了疯。这种锻炼使我们为日后做了准备。

    我们勇敢地走了下来。坚强地去适应着、更为可贵的是在我们内心世界培育出了浓郁的集体精神，这种凝聚力在战场上便转变成为美好的情感同志关系!

    克姆里奇日益颓唐。一列火车将运送走一批伤病员，里面一批伤员也相应被逐一批出来，转移走了，周围非常嘈杂，医生经过克姆里奇床 边时看都没看他。

    “等一会，弗兰茨。”我说。

    “他们截掉了我的一条腿，保尔。”他用小臂支在枕头上半坐①这是种侮辱的手势起来。

    我点了点头，“你就快出院了，弗兰茨，多高兴的啊。”

    他沉默了。

    我又说：“你应庆幸保住了一条腿，韦格洛连右胳膊都没了，情况比你要严重得多。而且，你就快回家了。”

    他重复了两遍：“我看不一定，我看不一定吧。”

    “弗兰茨，千万别瞎想，你只不过是少了一条腿，而那些比你更厉害的伤都能缝合治好呢。只要手术完成。你很快就能恢复健康。”

    “你看我的手指。”他举起一只手说。

    “动手术都会这样，好好休息多吃饭很快就能恢复原状。”

    他示意我看他吃饭的碟子，里头还有一半东西没动。我激动地说：“只有吃好，才能恢复，你一定得多吃，我看这些东西也挺不错的呀，弗兰茨。”

    “我原先是想当一个林区管理员呢!”他想了一阵换了话题说。

    “你还能做呀，”我说，“可以装假肢直接按在肌肉上，能活动能干活，和真的一样。”

    他躺着安静了一会儿，说：“把那双皮靴带给米罗吧!”

    我想安慰他可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嘴张开来，露出白色的牙齿。颧骨突出，额头隆起，眼睛深陷黯淡无光。

    我们一块儿长大关系还是不一样的。那时，我还抄过他的作文。上学时他总穿一件深棕色外套还系着一根带子，袖口磨得油光铮亮。在我们几个当中只他能做单杠大翻身。坎通列克最欣赏他。他又不吸烟，再加上细皮白嫩跟个女孩似的。

    我们只有在洗澡时脱下那宽大的靴筒和衣物才原形毕露，外表那魁梧健壮的军人形象在里面却那么纤细枯干，肩膀是那么瘦小双腿又那么瘦长，连自己都感到己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不同了。

    而在洗澡时，弗兰茨更显得那么瘦弱，更像个未成熟的孩子。可命运偏偏让他躺在这儿，死神时刻在召唤他。而他才只有十九岁半。他真的不想这么早死去。

    我思绪零乱。四周浓浓的石炭酸和脏臭的味道充斥肺腑，涨得让人难以透气，空气也混混沌沌的。

    天逐渐暗了。克姆里奇脸色惨白发亮，他从枕头抬起来，嘴角抽动了一下。我忙迎了过去。他低声说：“要是找到我的那块表，就捎回家去吧。”

    我看着他那高高隆起的额头，尖尖的鼻子和白闪闪的牙齿，登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只有眼睁睁地看他消亡而束手无策。又想起那流泪的女人，和她肥胖的身体。明天一定写信给她。

    医生和护理员来回穿梭着，有个人总要到克姆里奇这儿看一会儿再走开，看来是等着想要他那张床 位了。

    我俯身对弗兰茨说，也许你可能要去克络斯特堡休养所去。你住在别墅中间向窗外眺望整齐的大树和辽阔的田野，在这个收获的时节你还可以尽情享受那柔和的陽光和水族馆里的鱼儿，甚至还能弹几首钢琴曲呢。

    我边说边看克姆里奇的表情，他的泪水却己流湿了满脸。我不禁后悔心里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如此愚蠢，说话一点没有仔细考虑。

    “弗兰茨睡吧，”我拥抱着他，把脸贴在一起，“睡一会儿就好些了。”

    他只是哭，泪水像决堤了似的，从腮边滴落，我没有用脏手巾去擦他的眼泪。

    我又在他旁边坐了一个钟头，生怕他会突然说些什么话来，让我不知如何回答。然而他只是不停地流泪，又把头转过去也并不讲他的母亲、兄弟，一声也不吭。他只是个十九岁的小生命却要孤零零一个人了。或者他在为预想到生命的总结而悲伤哭泣。

    蒂德延在最后一瞬时拼命地呼喊着他的母亲，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的神情，手里还紧紧地拿着一把刺刀不让任何人靠近，这样一直到没了呼吸。而他的死却也不像今天这样使人心乱和难过。

    克姆里奇忽然呻吟起来，喉咙不停地咯咯响动。

    我急忙奔出去边喊着：“医生，医生呢?”然后一把抓住一个经过的白大褂说，“快，弗兰茨不行了。”

    他摆脱开我的手向一个护理员说：“哪一个?”

    “二十六号，截掉一条大腿。”

    “今天我截掉了五条腿，我怎么会知道哪个?”医生吼道，然后对那个护理员说，“你去看一下。”说完便很快溜到手术室去

    我跟着那个护理员快步往里走，浑身气得直发抖。

    “今天已经死了十六个，他是第十七个，大概一天要有二十个呢．”

    我脑子忽然一片空白，觉得一切都是徒劳的了。我站在克姆里奇床 边，他死了。脸上残留着泪迹，眼睛半睁半合，肤色蜡黄。

    护理员推了我一把。“他的这些东西你带去吗?”

    3

    我木然地点点头。

    收拾好他的东西，弄下他的士兵证章。离开了医院，而弗兰茨早已被转移到一张篷布上了。

    黑暗中微风轻送，从脸上掠过，我深深地呼吸着感受着它的轻爽和温 暖。姑娘，鲜花，青草，白云这些东西电影 般飞过脑海。我只知道脚还在前后运动，其余一切都没了感觉。周围士兵们指手画脚的谈论声我却一句都听不清楚。心底仿佛融入了大地涌起的动力，透过脚底直至全身。前方沉闷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就像闪电似的滚动着。我觉得呼吸局促，关节充满了劲力，通体格外地舒展。黑夜还在继续，而我的生命也在继续。此时我正觉得有些饿了，而这却又不同于光从肚子里诱发出的那种饥饿。

    米罗已在营房口等着我了，我把鞋给他。一试，他穿着还挺合脚。

    他又把自己的宝贝——一段可口的干腊肠送给我。此外还有热茶和朗姆甜酒。

    增援部队赶到了。占满了营房的空位和草垫。除了部分老兵之外，从野战军营又送来二十五个新兵，大部分都比我们小一岁。克络普拽着我说：“瞧又一批新兵蛋子。”

    我点点头。大家感觉自己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似的，炫耀地袖着手，在醒目的场所刮着胡 子。

    克托辛斯基和我们一起闲逛，到了增援部队那里，他们刚发了防毒面具和咖啡，克托便问一个新兵：“这种‘好东西’很久没吃到了吧。”

    “早上吃萝卜面包皮，中午萝卜杂烩，晚上萝卜大饼和萝卜生菜。”他扮个鬼脸，撇了撇嘴说。

    克托打个口哨说：“不错了，要是白菜豆，你爱吃吗，给你来点。”

    小伙子红着脸：“您别拿我开玩笑了。”

    克托辛斯基只说：“去拿你的饭盒来。”

    他带我们到他的草垫旁。然后打开一个桶，里面竟装着半桶的花菜豆煮牛肉。他俨然是个首长的神态说：“要眼疾手快，像普鲁士人所说的那样。”

    原来他用三块降落伞绸料跟那个西红柿做了一笔交 易。

    “下次再来你得一块儿带上饭盒和纸烟或者嚼烟知道了吗?”边说边伸手给那年轻人取了一份。

    他又转身对我们说：“当然你们可以随便吃啦。”

    克托辛斯基成为我们的核心，他过去是鞋匠，可懂得各种手艺。我所认识的人里最机敏的就是他了，他有第六感官可以告诉我们怎样。而克络普和我还有海依·威思托洪都是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不过海依总是在克托的指挥下用拳头去解决问题。而且他也善于如此。

    譬如，上次我们开到一个陌生的小城镇已是晚上，发现这里空得只剩下墙壁和街道了，驻进一家小工厂里。为了驻兵方便他们用几根板条绑上铁丝网做成简易床 。铁丝网很硬又没东西可以垫着睡。

    克托扫视了一番，便带着海依·威思托洪出去了。这个地方我们都是初来乍到，都不熟悉。但很快仅过了半小时，他们便挟着大捆稻草回来了。其实克托早留意到马房有稻草了。但可恶饥饿不时地驱赶着睡意，肚子直叫唤。

    克络普问一个炮兵说：“你过去来的时候周围有没有食堂或能吃饭的地方?”

    他笑着说：“这个地方连面包皮皮都找不着，还能有什么呢。”

    “那，就没人住吗?”

    他吐了口唾沫。“有是有可他们几个都得成天在炊事房打转，想找东西吃呢。”

    大家一听都泄了气，只好勒紧裤带，等着第二天军粮送来

    克托不声不响戴了帽子对我说要到周围去转转，了解了解情况。

    炮兵嘲讽地笑了笑，“去也白去，没什么希望，去了也得空手回来。”

    大家像被浇了一盆凉水都无奈地躺下来试着去睡觉了。

    克络普把一根烟折下一半给我抽。恰德则大吹他的家乡名菜：大菜豆肥肉。要用香薄荷调制，再把土豆，菜豆肥肉之类一块煮味道极佳。说着双眼放光。有人坚决制止恰德再讲下去。屋子鸦雀无声，只有几支蜡烛摇摇晃晃地放光亮，那炮兵还在不厌其烦地吐着唾沫。

    我迷迷糊糊以为在梦中，只见克托推门进来腋下夹着两块面包皮。手里拎着血乎乎的沙包皮马肉。

    炮兵烟斗从嘴里掉下来。上前摸了摸面包皮：“还是热的，真是面包皮呀。”

    克托辛斯基并不言语。他到不在意别的什么事情。只管东西已经到手就行了。他真是神通广大，或者，就连在荒凉的大沙漠里他也能在一个钟头内从外边带回椰子、烤肉和美酒，饱餐一顿的。

    “海依，找些碎木柴来。”他说。

    他想得非常周全——外衣下面拿出一个平底煎锅。口袋里掏出一把食盐。居然还有块猪油。那边海依生起火来照得空荡荡的大厂房如同白昼。我们也都从床 上坐了起来。

    炮兵灰溜溜看着，本想称赞克托辛斯基拍两句马屁分些东西吃。但克托根本不去搭理他，便也只好作罢了，悻悻地离开了。

    克托辛斯基很善于烤马肉。他先用水煮一会儿，再把它放到锅里煎，这样就不会使肉老而变味，吃起来又鲜又嫩。我们纷纷拿出小刀围坐过来，风卷残云一般很快就吃得肚子涨起来了。

    克托就是这样的人，他能在一个陌生地方用一个钟头的功夫准确无误地找到所要吃的东西。而每次他都是先戴好帽子再一声不吭离开，之后满载而归。

    就连严寒的天气，他也能弄来热水、劈柴、干草、桌椅，特别是吃的东西。太难以置信了。别人会说他是个能从空气中获取东西的魔术师。他的代表作是那四盒大海虾。而我更喜欢一块猪油。味。 我们住在向陽的一面。这里弥散着焦油和夏天的臭脚的气味。

    克托开始和我聊天，因为恰德忘了给一个少校敬礼，中午只好反复练习 ，克托总想不通说：“我赌我们打败仗，因为敬的礼太标准了。”

    克络普晾好洗过的袜子，赤着脚卷着裤腿走过来。听见克托放了一个响屁，然后颇有韵味地说：“是小豆子，就能发出声音。”

    他们为预测下面的空战胜负争论开来，并且还以一瓶啤酒作为赌注。

    克托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还编了几句：“同样的饭菜，同样的薪水，就能远离战争。”

    克络普反倒俨然是个思想家。他认为现在的战争不公道，太复杂。让本不该打仗的人上了战场。他提议，交 战应和过节、买门票、用乐团 、像斗牛那样。让交 战团 部长将军穿泳裤，拿棍子公平决战。活着的，代表国家是强胜者。

    一会儿又扯到操练上去了。

    营院里正午的陽光毒射着，热流在广场上空环绕，营房空无一人，一切都懒懒地昏睡了，惟独传来鼓手们呆笨的、单调乏味的弹奏声。炽热的正午营前的广场和鼓手们的练习 正如奏放着一支优美的三和弦!

    营房的门窗黑乎乎什么都没有，几条帆布裤子搭挂着。多少人都渴望他们。里面是有几分凉的。

    很难想像霉了的寝室、铁床 架、花格床 单、板凳和木柜，现在竟成为渴求奢侈的目标!这一切在前线居然还弥漫着家乡的浓郁气息。

    克托辛斯基用丰富的语言绘制了这一切，表达中充满光泽和激情。要是能回到那里，我们真愿付出所有!再往后，我们就不敢幻想下去了——。

    那次晨练——“九八式步槍的组成”午后体操课——“钢琴手出列。右转弯跑步走到伙房前边去。”

    我们在逝去的往事中沉浸着。克络普又笑着说：“在勒纳换车。”

    这个游戏是奇姆思托斯的吉利。他总是叫我们在宿舍里练习 换车时的动作。勒纳是一个火车中转站，奇姆思托斯老担心我们休假转车时在那里找不着路。在勒纳车站要转到支线必须穿过一条地道。训练时就让我们拿床 当地道，各自在自己床 位左侧立正站好，当听到“在勒纳换车!”的指令后使闪电般从床 下爬到对面。为练这个简单的把戏我们整整花了一个钟头。

    4

    克络普还是气恼地把输了的啤酒钱掏了出来，因为刚才有架德军飞机被击落了，还拖着长长的彗星一样的尾巴。

    “我想奇姆斯托斯在当邮递员时，一定很和蔼虚心，可一成了军士怎么立刻就变得像个虐待狂呢?”我看见阿尔贝特情绪渐渐稳定后便说。

    “这又岂只奇姆思托斯一个，这种人太多了。他们只要一佩戴上表现军阶的条件，或再佩上一把军刀马上就改头换面了，变得像钢筋水泥似的又冷又硬。”克络普滔滔不绝地说。

    “我想可能是换了军装的原因吧。”我说。

    “有一定道理，”克托俨然要来个专题演讲，“最主要的还不如此。举个例子，一只狗，天天训练它吃土豆，但你若再放一块肉，它还照样扑向那块肉，这都是天生的。就算给一个普通人，丁点权力，他也一样充分利用的。人首先是头牲畜，和动物区别在于他能给自己包皮装上一层面具，如抹了黄油的面包皮，变得道貌岸然一点而已。部队也同样：总要有人要利用权力，只是对权力的操纵太充分了了、兵受军士欺侮，军士被少尉欺侮，而一个上尉足可以把一个中尉折磨成疯子。久而久之彼此习 以为常了。比方说我们经过痛苦的训练准备带回来了，可偏又要再唱歌，这也罢了，扛着槍有气无力地唱歌也还能忘了疲劳利于走路。但刚一会儿，上面又让带回去再训练一个钟头，之后回来时还要唱歌。这样无非是连长的权力欲在作梗。如此上面非但不会埋怨反而会更看重他了。好多事情也是这样的干篇一律。你想想在和平年代，哪有什么事情能让人随便来而不被约束呢?惟独军营!满脑子都是这些玩意!老百姓本无所谓的事情，但在他们那里却想的最多。”

    “是啊，这不就是他们说的纪律吗?”克络普不屑地说。

    “他们总是这么说，当然也需要这样。”克托愤愤不平地说，“但这也太蛮横了点。如果跟一个钳工，雇农或工人甚至小兵去解释我们大多都是这样的人；但只是我们受了折磨后上了前线，便心如明镜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他奇怪的是那些单纯无知的战士还能在前线坚持住，太不可思议了!真不可思议!”

    我们也都明白，只有在战壕里才能告别枯燥的操练；但只要离开火线几公里，又得反复地去进行那些索然无味的敬礼和分列行进。这似乎已是形成的一个固定规律：士兵在驻防时候都不能闲下来。”

    恰德满面春风闯进来，喘着气兴奋地说：“好消息，奇姆思托斯也上了前线，听说很快就要到了。”

    奇姆思托斯曾经很自信地用一种很特殊方法来整治恰德的遗尿病，而且他还一口咬定恰德是偷懒装的。为此恰德对他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仇恨。

    奇姆思托斯把另一个营房也患遗尿病的人，吉德华托，调来和恰德睡一块儿。让他们轮流着睡上下铺，下面的人就要遭罪受了，这样可以互相报复对方。奇姆称之为自我疗法，并引以为荣。

    这种缺德的方法，他却自认为构思很巧妙。不过因为患者都不是奇姆思托斯所想像的那样是在偷懒装蒜，所以一点作用都没有。相反后来其中一个人只有躺在地上去睡，于是他就总是感冒。

    海依坐过来向我挤挤眼，又握了握拳。我已经会意了，几星期之前我们就发誓要跟奇姆尔思托算笔总账，克络普甚至想到战事结束后分到邮政系统工作，这样就可能在奇姆重操旧业后 做他的上司，好好收拾他一番。我们报仇的心切一直延续哪怕战争结束，不过机会终于等到了，我们都为那个美丽的夜晚而兴奋不已。

    我们决定狠揍他一顿，反正他不会认出来，明天一大早便动身走了。

    我们经过周密地计划，搞清楚他每天都要去一家酒馆，然后从一条陰暗偏僻小路返回。在那附近的一块大石头后面，我拿了一条床 单和其他几个轻轻藏起来。大家心砰砰乱跳，都担心他会不会是一个人回来。终于渐渐听到他那讨厌的脚步声远远地传过来：这声音我们太熟悉了，过去，总是在早晨出现，随后就听见房门一开，他便大吼一声“起床 !”

    “就一个?”克络普压低声音说。

    “一个!”恰德和我悄悄绕到了石头前面。

    奇姆思托斯真有些醉了，嘴里正哼着小曲儿摇晃着丝毫没有防范，腰间的扣环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我们从他后面跳起来，张开床 单用拌地蒙住他的头，又把下面捆上，这样他就像装在一个白口袋里，胳膊手都不能动了。他的歌声也戛然而止了。

    海依冲过来一把推开我们，摆了个姿势，挥起胳膊，用那双煤锹一样的大手，对着白布袋狠狠就是一拳，力气之大简直能打死一头公牛。

    奇姆思托斯像球一样滚了五尺远，之后便大喊大叫。我们已早有准备，海依很快用事先带好的坐垫照准奇姆思托斯的头一下子压了上去。叫喊声便闷住了，过一会儿海依便让他透一口气，便又听到一阵吼叫，但马上就被捂住了。

    恰德也不甘示弱上去便抽掉奇姆思托斯的腰带，还扒了他的裤子，嘴里含着一根鞭子。直起身来，便开始大打出手。

    像是彩色图画：海依把奇姆思托斯头放在膝盖上，面目狰狞地笑着，咧着大嘴，而里面双腿紧缩在衬裤里头，每挨一鞭里面便特别的蠕动一番。而那个恰德更像个伐木工人般专业地挥舞着。我们只好把他推开，才能轮上出手。

    海依如获至宝、单独享受起来。他轮足右膊的神情好像上天揽月一般，奇姆思托斯便惜惜叫着应声而倒。海依又把他拽起来，摆个姿势左手紧接着如闪电般划过狠狠地又是一下。奇姆思托斯凄惨的号叫着，连滚带爬地逃走了，屁股在月光下映衬着美丽的条纹。

    我们也赶紧往回跑。

    海浪更是余兴未尽，口沫横飞地炫耀着。

    奇姆思托斯的相互教育被我们在他身上充分利用了一回。其实他应高兴才是，毕竟我们学以致用了嘛。

    他一直没能查明是谁给了他那次热情的优待处。更何况我们那天用的床 单他后来又回头白捡走了。

    那天夜里使我们次日行程时感到格外兴奋。连大胡 子那个老家伙还啧啧称赞我们是英雄少年呢。

    我们圭命到前线构筑堑壕工事。夜幕降临我们上了载重汽车，这个夜晚感觉很暖和，天空像一张幕布，掩护着我们。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已串到一块儿了,就连恰德一改往日的吝啬，竟给了我一支烟和一个火。

    我们紧贴着挤在一块站着，根本不可能坐下。而且也都没了坐的习 好。米罗穿上了那双新皮靴，少见得兴奋起来。

    汽车吱吱嘎嘎地叫唤着向前行进。路坑坑洼洼，高地不平很不好走。我们又是摸黑行进的，有几次险些从车上颠下来。这倒也没什么大不小的，断条胳膊总比上前线在肚上穿个洞要好。更何况还真的有人希望能如此以便可以借故回家了。

    旁边与我们结伴而行的是一长列载着军火 的车队，他们还不时超过我们，彼此照面时就打招呼，开个玩笑。

    不远处一道墙壁跃入眼帘，好像是路后面一座房子的。突然又传来一阵连续的鹅叫声，隐隐约约拨动着我的耳膜。我转身向克托辛斯基挤了下眼，他也用眼告诉我；俩人已心照不宣了。

    “克托，好像有什么东西想要到煎锅里洗澡呢?”

    “我听到了，等回来再理会它们吧。”克托答道。

    对于克托辛斯基，方园二十公里以内有几只鹅腿他都能了如指掌。

    汽车到了炮兵阵地。为了麻痹飞行员，炮台都用灌木伪装起来，仿佛是军队里的结茅节①。若不是藏着大炮，远看真像一座精巧的亭台。

    伴随着炮火的浓烟和迷雾，混混沌沌的空气融入舌头上味道异样的苦涩。汽车随着排炮的轰鸣而晃动，声音像车轮一样隆隆地滚到后，一切都被它吼的颤动起来。每个人的神情都在脸上微妙地变化着，仿佛是在预示着我们虽只是在构筑工事并非在战壕里，但却已是处在前线了。

    倒不是恐慌。对于我们曾多次上过战场的人来说早就习 以为常了。只是那些新兵有些手忙脚乱了。克托说：“30．5厘米口径，听它的轰鸣声，就要发射了。”

    不过那沉闷地爆炸声还没有传到我们这儿早早就被前线的混乱给吞没了。“肯定有一场炮击，就在今晚。”克托说。

    我们都侧耳顿听着。前方实在太激烈了。克络普说：“他们早已经开始轰炸了。”

    位于我们右侧英国炮兵连，炮击起始时间比我们推测提前了一个小时。声音响彻整个前线战场。

    “妈的，他们的表肯定快了。”米罗嚷嚷着。①结茅节犹太人追忆摩西遍游阿拉伯，纪念他过旷野天幕生活的节日

    “跟你们说炮击就要来了，我已感觉到了。”克托挺了一下胸说。

    火光呼啸着飞驰而去划破了夜幕，炮声嘶吼着、轰鸣着。在我们旁边三发炮弹炸响了。我们虽然浑身发抖，但一想到只要熬过今天晚上就能返回营棚心情也就变得轻松了。

    每一张面孔都在变化着。并不是惨白，也不是通红；不是紧张也非松懈，但它们确实变了样子。血液像潮水一样涌流沟通了各种感觉。是真的，只有前线才能有这样的沟通。就在第一批炮弹急驰着，撕开天幕的一瞬，我们的热血和双手，还有睁大的双眼都充满了期盼。预防警觉和本能的敏捷，浑身器官也都高度地戒备起来，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我想或者是激动纷乱的空气，或是前线放射出的莫名的电流悄无声响地刺激着我们那不知名的中枢神经，使它们全副武装、一触即发。

    总是这样，来前线时或忧心忡忡或手舞足蹈；之后便是一批炮座，随即我们再讲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便同往常有了不同音响效果。

    克托先前所说“今夜会有炮裂”的话如果是在这儿说的，那无异于黑暗中拿一把利刀插入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深处，会把我潜藏着的莫名的东西赋予某种极为含蓄的底蕴。——“今晚会有炮裂，”或者正是我们潜藏的生活，也是在激荡着的抗争的生活。

    5

    我把前线当成一个神秘的漩涡，它强大的牵引力缓缓地却不容摆脱地把我从平静的水边往正中心吸引。

    大地和空气把防御的力量注入我们的心里，当然更多是大地给予的。大地最偏爱士兵。她用博大宽广胸怀长久地紧紧地接纳着每一名士兵，让他们躲避着炮火的轰炸，寻找到生存的慰藉。这时她是他们惟一的朋友和依托，甚至是他们的兄弟，或者更确切些应该是他们的母亲。他们的恐惧、叫喊、绝望都汇入她那慈祥、安静的躯体中得到镇定和希望，十秒钟，再活十秒钟；但她再次拥抱住他们时也许真的便永远地离不开了……

    啊!大地!

    你的每一处洞孔，每一处洼坑，甚至每一处皱褶；人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去动也不动!大地，是你从恐怖的无奈和灭亡的边界，在硝烟炮火中给我们以新生的力量!虽然我们在邪恶的弹雨中被撕碎却又从你那里找到新的存在。因此，我们才在获救之后深情地依偎在你怀里，无言地度过难熬的几分钟时间。

    一声轰响，炮弹已将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催回到一千年前的情形。那种潜藏的动物本能在指引保护着我们，这种感觉比意识更迅速，更可信。谁也说不清为什么。譬如，一个人正无所事事地走着，突然却扑倒在一个弹坑里，随后是纷飞地碎片从头顶经过。是听到炮弹飞至还是本来就准备扑倒呢?恐怕连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不过一点，若非如此，他必定会是化为灰烬了，正是这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们的扑倒救了我们的性命。可自己也说不明到底为什么会那样。否则；从佛兰德和孚日①我们早就死光了。

    带着愁云笼罩的脸或轻松愉快的心情我们这批士兵向前出发了。一到前方；我们便已成为一群被动物化的人了。

    汽车穿过一片疏稀的树林，再经过流动军厨，便到了树林后面，等我们都爬出来以后，它便返回去了，要到次日凌晨才会来接我们。

    月光下，隐隐约约有部队正成纵队行进着。草地上还拉散着浓郁的雾气和硝烟白茫茫一片。他们的钢盔在月色下反射出暗淡的光泽成一条直线延伸着。一会儿看清有人头和步槍在夜幕中时隐时现。①佛兰德和孚日：比利时的地名

    再向前，雾渐渐地开了，一切都看得更清了。衣服，裤子，长统靴都从迷雾的地里展现出来。他们走成纵队，直直地向前行进，渐渐变成了一个长木条，很快就分不清人样了。黑漆漆地木条移动着，融入了白色的雾池之中。

    轻型大炮和弹库马车在一条横路上行进。轻柔的月光下，马的曲线显得很优美，脊背闪动着，脑袋不时地上下抖动，眼睛一眨一眨的。在明月清风中这些大炮与马车让人不由得想起身着披盔甲骑着宝马的古代骑士的英武风姿。

    到了工兵库房，我们就把那些弯曲尖细的铁桩扛上肩膀，也有人把铁丝网用铁棍穿起来，便又出发了。这些东西让人厌烦。

    地面坑坑坎坎，有人警告：“当心前边有弹坑!”——“注意战壕!”

    大家瞪大眼睛，先用脚尖和手中的木条试着前头路面，再踏实走上去一会儿又听到前边有人在谩骂，说是脸撞在前头那人的铁丝网上了。

    路上横七竖八地停放着几辆被炮击毁的汽车。前边传话：“把纸烟和烟头熄灭!”——我们很快就要到战壕了。

    周围黑漆漆的，绕过一片小树丛。前线已在我们眼前了。

    一束红光在地平线上毫无规律地运动着不时被浓浓的炮火割断。一连串闪亮的圆球高高地蹿到天空，接着银白色火红的圆圆便在上空炸得粉碎，五颜六色的星星像雨点一样洒落。天空中一顶顶降落伞在随着法国火箭上升时散放出来缓缓飘落下来。世界如同白昼，我们也在亮光中从地面上看到自己的身影晃动了大约一刻钟，降落伞便消失了，但很快新的又随火箭飞荡开来，接着又飘洒下红的绿的蓝的星星来，像一盏盏亮丽的彩灯。

    “糟糕”克托说了一句。

    大炮沉闷地轰鸣声和爆炸声巨响之后便四分五裂地飞散开来。机关槍密集的吱嘎声持缓地喷射着。它们咆哮着、呼喊着、嘶吼着从我们头顶飞过，连同大口径重炮的巨响声汇合一处就像激扬的小提琴在整夜地鸣奏。这些东西从远处滚动着、穿梭着仿佛发情的公鹿一般放纵地吼叫着狂奔而去。

    在黑蒙蒙的上空探照灯的强光像一个个巨长的直板来的滑动着闪动着。有一道白光停下来，轻轻地抖动了一下，另一道白光接踵而至，在它们交 叉处一只黑色甲虫正飞快地逃遁。但很快就被击中，在强光的照射下摇摇晃晃地掉了下来；是一架不幸的侦察飞机。

    只用了几个钟头，我们很均匀地把铁桩稳稳地扎进地里，并且把又尖又刺的铁丝网给拉开来。我不习惯拉网，手被扎破了。但还得等些时候，载重车才会开来。天太冷了，不少人便躺着睡觉。我也闭上眼睛，但很快就会被冻醒，而且又靠近海边更是寒气逼人。

    一次，我好容易入睡却忽然从梦中惊醒，迷迷糊糊地搞不清自己在那儿。天空中飞舞着的星星、火箭使我误以为在花园里过节时睡着了。我便躺在凌晨或傍晚的薄暮中的那灰白色的摇篮里，期盼着那已等了很久的温 柔的声音。我哭了吗?我的手怎么捂着眼睛?真奇怪呀，我就像个稚嫩的孩子。但仅隔三秒钟便看到了克托辛斯基的身影。这个老兵，安静地抽着烟斗一动不动地坐着。他见我醒来他说：“你肯定纳闷呢，别大惊小怪，刚才有一个烟幕弹掉到那边灌木丛里头了。”

    我坐起身来，感到异样的孤独。好在克托就在旁边。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说：“要是当焰火，还真好看呢。”

    正好有一颗就落在我们身后。几个新兵吓得不由自主跳了起来显得有些惊慌失措。几分钟后又一颗掉下来。就落在我们不远的地方。“猛烈的炮袭快来了。”克托边说边指敲打着烟斗，把里面的灰磕了出来。

    炮袭真的开始了。大家竭力想离开，偏偏几颗正好落到我们当中。

    有人尖叫起来。绿绿的火箭向天际飞蹿而上。碎片、泥土交 错劈头盖脸地向四面八方散落。轰炸过去很久了，我们才能听见大炮的轰隆声。

    旁边一个淡黄头发新兵吓坏了，双手捂着脸，钢盔掉落在一旁。本想拿来我给他戴上，但他看了一眼，便推开了，孩子似的钻到我胳膊下面，头紧贴着我的胸脯。肩膀还在不停地颤动着。他使我想起克姆里奇的肩膀。

    我又把他的钢盔盖到他屁股上。并不是想跟开玩笑，确实那是他身体最突出的地方，况且也不能白白浪费了一顶钢盔。那儿虽然皮厚肉实却也经不住弹片的亲吻，何况那样的话他还要爬在医院里躺上一个来月，之后便只能一跛一拐地走路了。

    在霹雳般的响声中，人们此起彼伏的呼号声也充满了整个战场。

    响声稍稍平息一些。头顶上炮火飞蹿着直扑向最后边的我们预备队战壕里。我们冒险抬头观望，却见天空中红红的火箭在飘动。或许又将有一次猛攻了。

    渐渐地我们这边平静下来。我起身晃晃了那个新兵的肩：“好啦，没事啦小家伙．一切又过去了!”

    他显得惊恐未定，不安地注视着周围。

    “你很快就能习惯的。”我对他说。

    他戴上钢盔，逐渐平静下来，显然有几份害羞，脸涨得红红的。他轻轻地伸手摸了摸屁股，神情很痛苦。我知道这是槍炮声引起的精神失常症。我也并不是因此才把钢盔扣到他屁股上的。“没什么，不少人第一次经历也弄得满裤子都是，很正常的。去吧，到灌木丛后面扔掉你的内裤，去吧。”我劝慰他说。

    他去了。一切都那么安静。只是听见嘶叫声阵阵结束。“阿尔贝特，那儿怎么啦。”我问。

    “有几个纵队被袭击了。”

    嘶叫声很凄惨，但却不像是人发出的，越发清晰地传来。

    “是马受伤了。”克托说。

    叫声太悲凉了，让人难以置信这是受伤的马嘶声。世界把太多的不幸带给了这些可怜的生灵而它们却只有歇斯底里地呻吟着，听的人毛发悚然。这声音在暗淡的、宁静的夜色里到处渗透着弥漫着。“这太难受了，开槍打死吧!”德特林站起来怒气十足地喊道。

    他是个酷爱马匹的庄稼汉。现在他终于怒不可遏了。炮火似乎也在故意捉弄人，轰鸣声变得更加微弱了，而马的哀鸣却显得更加清晰了。德特林怒火冲天。在这样一个谧静、晴朗的景致中那声音像电波一般回荡在天宇之间，幽灵似的潜入了每只耳膜。“打死!把它们都打死，你们这些家伙。”德特林已出离愤怒

    “可还有人先要料理呀。”克托说。

    我们站起来想看看那些畜生所处位置。这样我们会稍微好受一些。迈尔拿出他的望远境。那边一群护理员抬着担架，还有一堆黑糊糊的东西在挪动。这些受创的马。有的向远处发疯似的狂奔着，有的肠子从肚子里拖了出来痛苦挣扎着。有的被绊倒后又站起来继续肆意地奔跑。

    德特林本想举槍射击，被克托推开槍口制止住了。“你疯了吗?”克托嚷道。

    德特林哆嗦着把槍扔到地上。

    实在让人心碎，那可怕的、悲哀的声音仍能透过我们的紧捂着双手涌入耳朵里。真让人难以忍受，大家汗水涔涔直流。真想一口气跑得远远的，只要不再听到这凄惨得令人发指的哀鸣声。虽然它们并不是人，仅仅几匹马而矣。

    担架在黑乎乎的一堆东西中穿梭着。几声槍响那高大的黑团 便倒下去了。动了一会儿，便平静下去。终于发生了!那些追不到的马惊恐地狂奔着嘶吼着。有人半蹲着开槍打倒一匹，又开了一槍。最后那一匹马痛苦地转来转去，脊背淌着血支持着身子像木马一般旋转着。有个士兵过去对准它开了一槍它便温 顺地、缓缓地，倒在地上了。

    松开双手，耳朵里只间或传入长长的临死前的哀伤和叹息。四周一片沉寂。隔一会儿又有火箭，炮弹和星星欢唱着在空中飞舞着。声音非常奇妙。

    “它们是悲哀无辜的受难者。”德特林踱来踱去义愤地骂着。他仍然难以从刚才的混乱中平静下来。声音因激动而发颤：“把马带到战场是最无耻的行为。”

    天朦朦亮，大约凌晨三点钟左右，估计载重车快到了。我们便开始往回赶。清风送爽，微雾迷离 。我们的脸都蒙上了一层面纱。

    拖着沉重的步伐，我们排成单行跨过一条条战壕和一个个弹坑艰难地走进了一块飘散着迷雾的地域。克托来四处张望着，显得心事重重，好像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

    “没事吧，克托。”克络普问。

    6

    “我真想一脚迈进家门!”我知道他说的是营房。

    “很快了，克托。”

    “是吗?是吗?”他显得很焦躁。

    过了交 通壕，是一片牧场。终于临近了那片可爱的小树林。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那么亲切。房边整齐地排放着一堆堆土墩和一个个黑色十字架。

    忽然，感觉一阵嘶嘶声音从身后逼近最后竟又成了那讨厌的塌裂声和隆隆的轰鸣声。我们赶忙扑倒，就在前方十多米处，火光直顺着冲上天空。

    几秒钟，随着再一次轰鸣，树林里枝草飞射，三四棵树被连根拔起直冲林丛的顶部，然后被肢解的四分五裂。炮弹咝咝飞蹿，像锅炉被打开门一样，非常密集。

    “趴下!”有人大喊，“快隐蔽!”

    除了墓地和土墩没有什么掩体了。草太低了，树林又太远。而且很危险我们跌跌撞撞靠了过去，像胶水一样紧紧粘贴到土墩后面，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一片可怕的漆黑，滚动着，呼啸着笼罩过来恐惧的黑暗像巨人的步伐冲了过来又从我们顶咆哮而去。爆炸的火光不时给墓地上空点起一盏盏闪光的明灯。

    看到不能离开，我们只好借着弹火的光亮向草地张望。那里简直是一片澎湃的海洋，炮弹的火舌像海浪般不停地飞驰跳跃着。而我们从草地上穿过的想法也被破灭了。

    顷刻间树林已夷为平地，被炸的粉身碎骨。我们就只剩下这块墓地可以躲藏了。

    天崩地裂了!泥沙像倾盆大雨般到处洒落，我们面前弹片横飞，我的衣袖也被划裂了就感觉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很疼。于是我使劲捏紧拳头，到并不觉得疼。我还有些担心万一是已经麻木没察觉呢。我便把整个胳膊摸了一遍，才发现只是擦伤点儿皮，没什么事。几乎与此同时，忽然感觉脑袋嗡的一声被什么东西狠狠打了一下，开始天旋地转了。但我尽力镇定下来，我的意识在反复地告诉我：一定要保持清醒!钢盔被远道而来的碎弹片狠狠砸了一下，好在力量已减弱，并没有戳穿。我擦掉眼里的泥沙，隐隐约约看见咫尺之遥的地方居然炸开一个大坑。凭经验我知道通常炮弹不会击中相同一个土坑两次的，于是我便顺势向前一蹿一扑，像钓上来的鱼一样紧紧地趴贴在地上。随后一阵嘶嘶声便由远而近急促地飞来，我本能地从左手一边抓住什么东西挡了一下，便感觉天塌地陷一样，热浪在身上冲击着。我慢慢地爬到旁边一个东西下面，也不知是块木头，还是块布，只知道它可以用来掩盖，用来躲避那呼啸而来的纷飞的弹片。

    睁开双眼，我这才发现手里竟抓着一条断膊。我还以为是个伤兵便喊他，却并不见动静也没有应答。仔细一看，原来早已经死了。我又从周围摸到一些碎木头片这才想起来我们此刻还呆在墓地里呢。

    密集的炮火麻木了我此时的知觉。我努力爬到棺材下面尽量往深往里。因为只有它才能拯救我保护我。虽然此时此刻我就依偎在死神的身边。

    弹坑像一张大嘴在我眼前张开。我想我一定是纵身一跃才钻了进来。那时好像有人搧了我一巴掌，一只手在抓我的肩膀，莫非真的死人又活了?那手拽着我摇动我回头看去，却是克托辛斯基的脸在正火光中跳跃。但我听不到他在喊什么，只能看见他的嘴冲着我大喊着。他又摇了摇我的肩凑过身子来，乘炮声稍弱一瞬间冲着我的耳朵大声说：“快传过去有毒——毒气；快!”

    我迅速取出我的防毒面具。发觉稍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个人躺着不动。我想一定得让那个知道有毒气。

    我使劲呼喊，又靠过去用背包皮击打他，却丝毫没有反应，只是埋着头。我估计是个新兵。克托已带好防毒面具，我也赶紧带好它。我的钢盔滑下来正好在脸上。情急之下，我伸手把那人的背包皮解开取出防毒面具套在他头上，他这才明白过来。然后我纵身跳到那个弹坑里。

    毒气弹的沉闷声炸弹的巨响声以及锣鼓金属器碰撞敲打声铺天盖地的掺杂在一起狂乱地鸣奏着威胁警告人们：毒气!注意毒气!

    突然有三个人从我背后相继跳了下来，擦去面具上的水汽我才看清楚原来是克托辛斯基、克络普和另一个人，我们人，我们四个人屏着气，疏缓地呼吸着，心都在呼呼乱跳，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我记起医院所见的可怕一幕，中毒伤员不停地咳嗽着把烧伤的肺一块块吐出来，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因此开始几分钟，防毒面具是否封闭严密很可能决定着人的生死。

    我轻轻地把嘴放到活瓣儿上呼吸。毒气在地面上舒展着，会集到每一个坑洞里。它懒懒地蜿蜒着像一条正游动着的巨大的水蛇，很快便潜到我们的弹坑里悠闲地徘徊着。我示意克托到上面去，因为高处要比这儿的毒气稀得多。可紧接着一次凶猛的炮击阻止了我们的行为。而这一次却更像是大地在愤怒地发泄

    随着“嘣”的一声响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半空径直朝我们扑将过来。恰好就落到我们身旁：竟然是一口倒扣过来的棺材。

    我爬到克托那边。另外那个人的胳膊正好被飞落过来的棺材给压住。他本能地用另一只手去摘防毒面具。克络普赶紧上去死死地按住。又把那只手扭到背后牢牢抓住。

    克托和我忙上去动手往外拉出那条胳膊。那棺材早已松松垮垮了，我们轻而易举便把它掀开了，倒出里面的尸体推到下面的土坑里，然后设法去铲开下面的土。

    过了一会儿等那人昏死过去后克络普也过来一起帮忙，大家放开手脚使劲干，齐心协力把铲子插到棺材底下，使它松动开来。

    天已大亮了。我们用自己所有的绷带把一块棺材板绑到那条胳膊下面固定住。而且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我简直就快被闷死了。大脑像要炸裂了似的，在防毒面具里嗡嗡直响，胸涨得很厉害，呼出的空气都那么灼热，混浊，额头上的青筋暴露出来根根怒张着。

    一阵微风轻轻掠过墓地，一道微弱的光线射到我们身上。我跳出坑墙，爬出弹坑。透过杂乱的暗淡的晨光，一条完完整整的腿横摆着，套在上面的长统靴还很新。这时我看见在我咫尺的地方有人站了起来。我因为过于兴奋，面具的镜片擦了几次都还模模糊糊的。透过镜片后边我看见有人已摘下防毒面具了。

    过了几分钟，我看他还没倒下而且还继续前进，于是我也把面具摘下来，躺倒在地上。倾听咕噜作响。风吹走毒气，过滤了空气。空气便如凉水汇入我体内，就感觉眼睛一黑一切便都记不起来了。

    等炮击完了，我招呼弹坑里其他人。大家也都跳出弹坑，摘下防毒面具，然后有几个人把那受伤的家伙抬起来有人还托着他的那条受伤的胳膊。于是我们便摇晃着离开了。

    墓地乱七八糟，棺木中的尸首随处可见，他们又死了一次。不过被炸飞的每一具尸首都曾救护着我们的性命与安全。

    篱笆让炸毁了，军车铁道也被彻底破坏了，弯成一个个圆拱高高直立起来。还有人躺在前面呻吟着我们都停了下来。而克络普仍旧扶着那个受伤的人在向前默默地走着。

    地上躺着的正好又是个新兵。样子很疲倦，痛苦地看着我们血顺是屁股向外滴渗。我本想用水壶里的甜酒和茶帮他擦掉血水但克托一把制止了我。随后他凑上去弓着身子问：“朋友，你哪儿挂彩了。”

    新兵眼珠动了一下，嘴唇稍动了一下他已毫无说话的气力

    我们小心翼翼地扒下他的裤子。他呻吟了几句：“慢点，轻些，好吗?”

    要是伤在肚腹，他可就不能喝任何东西了。不所幸的是他倒没有呕吐。他的屁股被打的血肉模糊，裸露出来。因为关节被击中，他可能再不能行走了。

    我用指头蘸水轻轻地沾湿他的太陽穴，又拿东西给他喝了一大口。他这才好容易眨了眨眼睛。我们发现他的右胳膊还正淌着血呢。

    克托用绷带铺开尽量把伤口都包皮住。没找到松轻点东西，我只好撕开这家伙的裤管，想从他衬裤上剪下一条作绷带，谁知他却没穿衬裤。我又重新仔细打量一看才认出他就是开始那个淡黄头发的新兵。这时克托已从一个死人口袋里找出一条绷带。我们便小心地把那处伤口包皮扎起来。小家伙怯生生看着我们，我说：“我们得帮你找个担架来。”

    他并没听明白，有气无力地说：“别扔下我——。”

    “我们就会过来，现在必须帮你找副担架。”克托说。

    他好像还是没听清我们的话，只是泪汪汪地哭着用手拉住我们，一个地劲说：“请，别离开——。”

    “我看干脆给他一槍算了。”克托看了看嚷嚷着。

    这可怜的小家伙已经危在旦夕了，最多只能再坚持几天，肯定受不了来回的折腾了。他现在神志模糊，所感觉得煎熬要比临死前要好的多。一个钟头里，他会巨痛难忍而尖叫。但只要活一天，他就要忍受一天疯狂的折磨。况且他的死活又跟谁有关系呢7

    “克托，我看就依你给他一槍算了。”

    “好吧。”他说完，愣了一会儿好像决心已定。这时又一群人也向这边过来，弹坑和战壕里人头晃动。

    我们为他找来一副担架。

    克托不停地摇着头低沉地说：“他太年轻了，”然后又说了一遍，“太年轻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呢。”

    死了五个，伤了八个，这个代价比开始我们推测的要好一些。但这仅仅是短短的一次炮袭。有两个正好死在被炮弹炸开的墓穴中：我们铲些泥土把他们就地掩埋了。

    大家排成一行，默默地往回缓缓前进，伤员被送进医疗站了。天陰沉沉的，抬担架的正忙不迭失地查看名卡和牌号。担架上不时有人哽咽着。雨也开始飘洒起来。

    7

    大约一个钟头，我们才爬上运输汽车。车里比来的时候宽敞多了。

    雨越下越大。我们打开帐篷布盖在顶上。瓢泼大雨汇成一道道水流从两侧急泻而下。我们就朦朦胧胧在半睡半醒之间随着运输汽车摇晃而前后摇动。

    有两个人靠近车厢不时拿很长的木权去排起架设太低的电话线，以免它们会挂了我们的脑袋。间或便听到有人喊“当心——电线。”我们就在半梦半醒中机械地弯弯腿，然后再竖直起来。

    运输车乏味地晃荡着，“当心——电话线”的声音不时乏味地传后来。雨水也乏味地滴嗒流淌不休。它飘洒着掠过我们头发，降落到死去者的头上浸透了那年少的新兵的衣衫，而他的伤口正好在屁股当中，淋漓在克姆里奇那凸兀的孤坟上。它无声地冲刷着我们的心房。强烈的爆炸声把我们神经重新紧张起来，大家屏心静气不约而同张开双手，随时准备顺势跳下汽车，滚到路旁泥沟里去。

    好在有惊无险，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于是那单调乏味地喊叫声：“当心!——电线!”又时而传出。我们却蜷缩着已半睡半醒了。

    身上养了密密麻麻地虱子，要用指甲一个个地掐死，可时间一长就感觉毫无兴趣了。还是恰德想了好法子，他用鞋油盒的盖子吊在铁丝上，同时下面点上一段蜡烛。只要把那些结实坚硬的寄生虫往里一扔，“毕剥一声就了结了。

    屋里暖洋洋的我们就把衬衫放在膝盖上圈坐一圈，裸露着上体，两只手不停地进行着前面的动作。海依说他从特豪托医院的军医主任哪儿带来了品种优质的虱子。——它们的头上都长有红色的十字架。他还开了自认为非常高明的玩笑说：他将用鞋盒里越集越多的虱子油来擦他的长统靴。就为了这句话，他居然一个劲儿笑了整整半个钟头。

    不过别人都没心思附和他，因为大家都在想着另一种更重要的事呢。

    原来奇姆思托斯昨天真的也到了这儿。那个声音我们太熟悉了。听说他在家乡照旧残酷地训练新兵但正巧其中有一个是地方官员的公子也遭此厄运。于是便只有自认倒霉了。

    实际上，还有许多麻烦在等着他呢。那个恰德早就开始苦苦思索用怎样的方法来嘲讽他。而海依显然又想起上次的殴打，眼睛瞅着自己的大鱼鳍①，对于他那真是一次快事，甚至做梦都在想起呢。他狡黠地跟我挤了一下眼。

    克络普和米罗正津津有味地聊天。克络普可能从工兵炊事班或其他地方弄来满满一饭盆扁豆，引得米罗双眼发直，总情不自禁地注视着看一会儿，但很快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过了一会儿米罗忽然冒出句话：“阿尔贝特，要是和平了，你准备干什么?”

    “哪会有和平呢?”阿尔贝特干脆地说。

    “我说如果，你会有什么打算呢?”米罗坚持又问。

    克络普怒气十足说：“那就远离这鬼日子。”

    “这我知道，可再往后呢?”

    “喝得一醉方休。”阿尔贝特说。

    “说正经的，别瞎扯……。”

    “本来就是嘛，”克络普说，“你说我还能干什么呢?”

    克托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论。他向克络普拿了些扁豆。边吃边想，然后说：“那就先大喝一场，然后再坐下一班列车回家，我的兄弟，那可是和平啦，阿尔贝特……。”

    “这是我老婆。”突然他从油布信夹里拿出一张照片给大家传着看。然后便大骂道，“王八蛋!战争……。”

    “是啊!”我说，“你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没错。”他点头说，“可我却还让他们饿着肚子呢。”

    我们笑了。“他们是饿不着的，克托，总会有地方给征发的。”①鱼鳍意思是手，这是开玩笑的说法

    米罗并不满意这些回答。他又推醒梦中的海依问：“海依要是和平了你做什么?”

    “我真想踢你一脚，尽是白日做梦。”我说，“怎么可能有和平呢?”

    “那房顶上怎么能长出牛屎呢?”米罗反驳了我，仍看着海依的脸，期待他说话。

    海依显得很费脑筋：“你是说打完仗是吗?”

    “是啊。”

    “那不就有女人了吗?”海依想了想眯缝着眼睛说。

    “对呀。”

    “那不就得了。”海依灿烂地笑了，“我找个健壮的街妓但必须是真正的厨娘，然后就跳到床 上去那里满身都有那么多东西去抓。我会在那张铺着羽毛褥垫的弹簧床 上，那样，我就一个礼拜也不穿裤子。”

    我们都静静地遐想着这诱人的画卷，身上泛起一层鸡皮疙瘩。还是米罗先清醒过来又问“那之后呢，又怎样?”

    顿了一会儿，海依不好意思说：“我宁愿服满军役。”

    “海依，你有病吗?”我说。

    “你应该先去试着挖挖泥煤然后便什么都能理解了。”他微笑着说。接着又从靴筒里抽出一把小勺子，伸进阿尔贝特的饭盒里。

    “可至少要比在香巴尼①挖战壕要强一些吧。”我说。

    海依嘴忙着咀嚼，脸上泛起笑容：“只比在那里的时间长一些。还有就是只要进去就别想再出来。”

    “不过，家里自然是舒服的了，海依。”

    “或许吧，某些地方是吧。”他边说边张着大嘴陷入了思考之中。①香巴尼：法国东部的个地方

    透过他的脸，能明白他的思想。可以看到那所沼泽中的破散的草屋，早出晚归的燥热 中辛勤的劳动，以及廉价的薪水和他那脏得发亮的工作服……。

    “在和平时期军队是很轻闲的，什么也不用担心，有饭吃，有床 睡，每周发一件新衬衣，当个军士还能捞一身漂亮制服 ，夜里再自由 自在地泡到小酒店里去。”

    他已完全沉浸在他美妙的想像中了，接着又说：“只要服完十二年军役还能拿一笔退役金回去当个警察；整天闲逛了。”

    他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喜悦：“你想谁不愿意结交 一个警察呢?他们还会用白兰地和啤酒来款待你呢。”

    “可你怎么知道你会成为一个军士呢，海依。”克托打断他的话。

    海依便觉得索然无味了，不再吭声。但他依然还在幻想着皎洁的秋夜，丰收的田野，小村庄的钟声，以及他和女仆们开怀逗乐，还有那涂了猪油的烤荠麦大饼，和在餐馆里尽情吹侃的时光……

    他不情愿地丢开这些美丽的构想，愤愤地对米罗说：“你尽问这些没用的废话。”说完穿好了衣服，把军服衣扣扣好不在搭腔。

    “那你呢，恰德?”克络普问。

    恰德的心里似乎永远只装一件事：“我会好好教训奇姆思托斯这个浑蛋。”

    他简直恨不能把奇姆装进一个笼子里然后每天早上先用棍棒狠揍他一顿。“我要是你，就一定想法当成个少尉，然后天天整那个家伙。”他兴奋地对克络普说。

    “德特林，你呢?”米罗不愿放过每一个人，他好像天生就是个爱提问的老师。

    8

    这个很少开口说话的人看了看天，只说了一句：“正赶上割麦子。”说完便起身离开了。

    他总在担心农场，老婆和孩子。他总是习惯性地翻翻报纸，看看他家乡那边是否有雨水、家里的干草还没有人收呢。”

    奇姆思托斯的突然出现打断我们的交 谈。恰德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见他走来，便平躺下去，气恼地闭上眼。

    犹豫了一下，奇姆思托斯还是大步走了过来。我们都若无其事地坐着谁都没想起立。克络普好奇地抬眼盯着他看。奇姆等了一会儿，见没人搭理他便问：“这儿怎么样啊?”

    等了很长时间并无人理会他，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便又想摆出在训练场上的威风，但并不对着我们全体，而是对离他最近的克络普试探他说：“噢，你也来了。”

    但阿尔贝特并不是那么友好，淡淡地答了一句：“好像早你一会儿。”

    他嘴角上的红胡 子抽动了一下说：“你还能认识我吗?”

    “我可忘不了。”恰德睁开眼说道。

    “这不是恰德吗?”奇姆思托斯转过身去看着他说。

    恰德抬起头来很傲慢地说：“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东西吗?”

    “我们怎么这么亲切了，都用‘你’来称呼了?你莫非忘了我们还曾一起躺在路旁的一条小沟里了吗?”

    这局面让他难堪，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他没想到会有人公开敌视他。好在之前他也听说有人要报复他，便多了几分提防。

    但沟沟的事马上惹恼了恰德。但这次他却显得很斯文，幽默地说：“我想是你自己去过哪儿吧。”

    奇姆思托斯脸一下子就涨得通红一副怒气十足的样子，但还是恰德更是得势不饶人抢先发作了，他把奇姆对他的谩骂全倒了出来：“你这个癞皮狗，我很坦白想对你说，你就是条令人恶心的癞皮狗，懂吗?”

    说完这句话一种发自肺腑的喜悦从他那迟疑的猪眼里流露出来，几个月来的所有的快乐都堆集他那张脸上了。

    “你这个狗崽子，无耻的泥煤工?你给我起立，两脚跟靠拢和长官讲话!”奇姆思托斯气急败坏地说。

    奇姆思托斯甚至比德国皇帝还难以忍受被人侮辱情形。他大声地咆哮着：“恰德，我现在正式命令你：起立!”

    “你还有其他的指示吗，长官?”恰德问。

    “难道你想违抗命令吗?”

    恰德居然很坦然地引用了一句著名经典名句来作答复。而他自己却都没有意识到。然后他又转身冲着奇姆思托斯放了个响屁。

    “等着军法处置你吧!”奇姆思托斯简直是气冲牛斗了，说完这句话他转身大步朝办公室那边去了。

    海依、恰德像挖泥煤工人一样肆无忌惮地叫嚷着。海依笑得前仰后合不留神竟把下巴都笑错位了，傻傻地张着大嘴一动不动无可奈何地呆立着。等阿尔贝特上前一拳打过去，牙床 才又打复到原位。

    “要是告上去，事弄大可就麻烦了。”克托担心起来。

    “他会去报告吗?”恰德问。

    “会，一定会。”我说。

    克托想了想说：“你恐怕至少要受禁闭五天的处罚。”

    “不就是去休养五天嘛。”恰德一点到无所谓，不急不躁。

    “可，要是送你到要塞去怎么办呢?”米罗一本正经地问。

    “那更好，这仗对于我不就结束了。”

    恰德总是无忧无虑很开朗乐观。好像没什么值得他烦恼的事情。为了不让那些人气恼时找到自己，恰德便拉着海依和罗尔一起出去了。

    米罗又拽住克络普没完没了地继续他的问题：“阿尔贝特，现在你要是就在家里，准备干些什么呢?”

    克络普已经填饱了肚子，有说话也变得温 和了许多：“咱们班一共出来多少人?”

    大家一块数了数在我们二十人当中已经死了七个，四个受伤，还有一个一道住在病人院。现在最多也就十二个。

    “还有三个少尉，他们是不用再理会坎通列克的侮骂了吧!”米罗补充说。

    我们都认为不会了，连我们都难以再忍受别人的训斥了。

    “你们想想《威廉·退尔》①三重情节是什么意思?”克络普忽然想起那件事，不禁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格廷根派②诗人流派的风格是什么?”米罗板着脸说。

    我也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达旦卡尔③到底几个孩子。”

    “你真没出息，薄依慕。”米罗叫嚷着。

    “扎马战役④的时间?”克络普问。

    “利古尔格⑤的国家观念是什么?”米罗扶了一下他的夹鼻眼镜轻声问。

    “请问是该说咱们德国人敬畏上帝，除此之外别的一切东西都无所畏惧呢?还是该说……”我接着提问。

    “你说说墨尔本⑥的城市人口有多少?”米罗反唇相问。

    “连这都说不上来，一辈子就注定要失败了。”我气愤地问阿尔贝特。

    “什么是内聚力⑦?”他打出了一张王牌。

    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我们已记了无数条。然而上学时，并没人教过我们如何在狂风暴雨中点着纸烟，又如何把湿木柴生

    ①《威廉·退尔》德国作家希勒(1759-1805)于一八〇四年的一个剧本。

    ②格廷根派：德国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狂飙突进运动的一个支流，格延根派的诗人们在克罗人史托克(1724-1803)的影响下写出反封建的歌颂自由 的诗歌。

    ③达胆卡尔(1433-1477)布尔贡德的公爵。

    ④扎马战役公元前二〇二年罗马人打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前二十四-前 一八三或一八二)的一 次著名战役。扎马是古代北非洲的一个城市在迦太基之西。

    ⑤利古尔格：传说中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约在公元前八二十年。

    ⑥墨尔本：澳大利亚的个城市。

    ⑦内聚力：物理术语，指同种物质内部相邻各部分间的吸引力，它使物质聚集成液体或固体。着火，更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战场上刺刀只有往肚子里刺才不会被卡住。

    9

    “那又怎样呢?我们终久是要重返课堂的。”米罗沉思一阵说。

    “除非会有一次对我们放宽要求的考试。”我觉得希望不大。

    “就算一番辛苦勉强考过了，日子并不会轻松的，如果没钱还不是一样得埋头苦读。”

    “可总比现在好一点吧。但也未必他们会教你各种东西。”

    克络普同意我们的说法：“从前线下来的人是不会认真想这种事的。”

    “那你还是应该有份工作嘛。”米罗俨然一副坎通列克的神情。

    我们奇怪地看着阿尔贝特用小刀细心地修剔着他的手指甲。沉思一会他接着说：“对呀。克托、德特林、海依你们都会重操旧职，毕竟你们有自己的老本行可以去做就连奇姆思托斯也是如此。但我们又干过什么呢?经过这样的生活，”他指了指前线的方向说，“回去还能习惯其他生活方式吗?”

    “我们应领取养老金而后在小林里自在地生活——”话一出口我便后悔自己尽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

    “可我们以后回去究竟该怎么办呢?”米罗惘然而无奈地说道。

    “先别想那么多，只要能回去自然什么都会知道了。”克络普抖动了一下肩膀。

    我们也都茫茫然了。“回去到底能做什么呢?”我又问。

    “我什么也不去做，别傻了，我们这些人是不会活着离开的迟早都会客死在外的。”克络普低声低气说。

    “可我一想假如和平真的实现，阿尔贝特，”沉默了一阵子，我朝天躺下看着顶棚说，“我甚至有些不敢听到‘和平，的字眼，它会久久地困惑我，让我不知所措。我总也想不出要是和平了自 着火，更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战场上刺刀只有往肚子里刺才不会被卡住。

    “那又怎样呢?我们终久是要重返课堂的。”米罗沉思一阵说。

    “除非会有一次对我们放宽要求的考试。”我觉得希望不大。

    “就算一番辛苦勉强考过了，日子并不会轻松的，如果没钱还不是一样得埋头苦读。”

    “可总比现在好一点吧。但也未必他们会教你各种东西。”

    克络普同意我们的说法：“从前线下来的人是不会认真想这种事的。”

    “那你还是应该有份工作嘛。”米罗俨然一副坎通列克的神情。

    我们奇怪地看着阿尔贝特用小刀细心地修剔着他的手指甲。沉思一会他接着说：“对呀。克托、德特林、海依你们都会重操旧职，毕竟你们有自己的老本行可以去做就连奇姆思托斯也是如此。但我们又干过什么呢?经过这样的生活，”他指了指前线的方向说，“回去还能习惯其他生活方式吗?”

    “我们应领取养老金而后在小林里自在地生活——”话一出口我便后悔自己尽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

    “可我们以后回去究竟该怎么办呢?”米罗惘然而无奈地说道。

    “先别想那么多，只要能回去自然什么都会知道了。”克络普抖动了一下肩膀。

    我们也都茫茫然了。“回去到底能做什么呢?”我又问。

    “我什么也不去做，别傻了，我们这些人是不会活着离开的迟早都会客死在外的。”克络普低声低气说。

    “可我一想假如和平真的实现，阿尔贝特，”沉默了一阵子，我朝天躺下看着顶棚说，“我甚至有些不敢听到‘和平，的字眼，它会久久地困惑我，让我不知所措。我总也想不出要是和平了自着火，更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战场上刺刀只有往肚子里刺才不会被卡住。

    “那又怎样呢?我们终久是要重返课堂的。”米罗沉思一阵说。

    “除非会有一次对我们放宽要求的考试。”我觉得希望不大。

    “就算一番辛苦勉强考过了，日子并不会轻松的，如果没钱还不是一样得埋头苦读。”

    “可总比现在好一点吧。但也未必他们会教你各种东西。”

    克络普同意我们的说法：“从前线下来的人是不会认真想这种事的。”

    “那你还是应该有份工作嘛。”米罗俨然一副坎通列克的神情。

    我们奇怪地看着阿尔贝特用小刀细心地修剔着他的手指甲。沉思一会他接着说：“对呀。克托、德特林、海依你们都会重操旧职，毕竟你们有自己的老本行可以去做就连奇姆思托斯也是如此。但我们又干过什么呢?经过这样的生活，”他指了指前线的方向说，“回去还能习惯其他生活方式吗?”

    “我们应领取养老金而后在小林里自在地生活——”话一出口我便后悔自己尽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

    “可我们以后回去究竟该怎么办呢?”米罗惘然而无奈地说道。

    “先别想那么多，只要能回去自然什么都会知道了。”克络普抖动了一下肩膀。

    我们也都茫茫然了。“回去到底能做什么呢?”我又问。

    “我什么也不去做，别傻了，我们这些人是不会活着离开的迟早都会客死在外的。”克络普低声低气说。

    “可我一想假如和平真的实现，阿尔贝特，”沉默了一阵子，我朝天躺下看着顶棚说，“我甚至有些不敢听到‘和平，的字眼，它会久久地困惑我，让我不知所措。我总也想不出要是和平了自己还能干什么。在这儿再苦十倍我也认了，可以后怎样呢?现在我一听谈论到工作、学习 、薪水就不安，我现在非常讨厌听到它们。我无以为业，无以为业呀，阿尔贝特。”

    一切都让我感到十分渺茫，脑子里一片空白。

    克络普点了点头。“我们以后都会活得很累的。可谁又会关心这些呢?多年的硝烟炮火会很快淡忘的。”

    我们都看清了每个人，每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人，无论何处，或多或少都一样，这其实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命运。

    “是战争毁掉了我们的一切。”阿尔贝特概括了我们的思想。

    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心已不再年轻已没有激情去面对这个世界，在自我和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逃避退缩，当我们刚刚对世界充满希望的时候，才十八岁便早早地粉碎了这一切，随着第一声炮弹的爆炸声，心灵一切美好都被无情地毁灭了。我们丧失了理念和追求，除了战争我们一切都不愿相信了。

    奇姆思托斯活跃了整个办公室的气氛。那个胖乎乎的中士走在纵队的前头，奇姆思托斯后头跟从着。他脚上的皮靴在陽光下熠熠放光。

    我们都站起来，那胖中士劈头就问：“恰德呢?”

    我们都说没见。奇姆思托斯复仇心切，怒气冲冲地瞪着我们说：“你们别想包皮庇他，我知道你们都清楚他在哪儿赶快说出来吧．”

    10

    中士环视一番后说：“让那个恰德在十分钟之内赶到我办公室来。”说完转身走了，奇姆思托斯跟在他屁股后，也气呼呼地离开了。

    “我提议下次构筑工事时我们应该帮奇姆思托斯在大腿绕一卷铁丝网。”克络普说了他的想法。

    “还有好多游戏要跟他一起玩呢。”米罗笑着说。

    大家都想好好治治那个蛮横无理的邮递员。

    我给恰德报了信，让他躲起来。

    我们又另找了一处躺着玩牌的地方。玩牌、脏话、打仗这些都已成了我们的专长。对于一群刚刚群二十岁的人说这些并不算多，但似乎却已经太多了。

    半小时后，奇姆思托斯来了，见没人理他，只好又问起恰德，我们都冲他摇摇头。“那你们去给我找人。”他说。

    “请问什么是你们?”克络普抓住他的话柄。

    “你们怎么啦?”

    “请您别再跟我们用‘你，这个词。”克络普就像个上校一样板着脸说。

    奇姆思托斯有些慌乱。“有谁这么叫你们了?”

    “对不起，就是您!”

    “是我吗?”

    “嗯。”

    他想了一会儿看着克络普，显得有些犹豫。但还是嘴软了几分。“你们找到他了吗?”

    克络普又躺下来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请问长官在此以前您上过前线吗?”

    “这与你无关，”奇姆思托斯愤然地说，“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克络普站起来说：“那好吧，您看见上空那些小团 小团 的白云了吗?我们就是在那里，在那边的高射炮火下死掉五个，有八个受了伤。这倒也很正常。但那时要是您也在前线，临死前，我们一定会站到您面前，脚跟靠拢脚尖稍张然后向您请示：‘报告，我可以死了吗?’在这儿我们已经等了您很久了。”

    他再坐下来时，却发现奇姆思托斯早已一溜烟不见了。

    “你至少要关三天禁闭。”克托推算说。

    “我来下一回。”我跟阿尔贝特说。

    但当晚，贝尔廷克少尉便开始一个一个的对我们进行审讯。

    作为证人我也被叫去出席，除了说明恰德违反命令的理由之外，我又把他遗尿的事情经过也作了详尽地揭露。于是奇姆思托斯也被叫进来，我便又当着他的面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证词。

    “是这样吗?”贝尔廷克问他。

    他开始还想搪塞，但当克络普又作了同样陈词后他也只好承认了。

    “那时怎么不及时向上级反映报告呢?”贝尔廷克问。

    我们都不言语；事实上谁会去理睬这样的鸡毛小事呢?况且，通常在军队又怎能向上提出申诉呢?其实这一点他也清楚。少尉训斥了奇姆思托斯一顿，并一再警告他前线可不同于营房的操场。恰德除被严厉地狠批一通外被处罚禁闭三天。贝尔廷克又看了克络普一眼说：“对不起，你也得坐一天禁闭。”

    过去一个旧鸡棚被用来作为关一般禁闭。在里面倒挺舒服的；我们有办法能溜进去。但关重禁闭就要去坐牢了。在以前还要把人绑到树上，现在不允许了。只有这种规定我们才感觉自己还被人家当人看。

    一个钟头后，我们来到了关着恰德和克络普的铁丝网里。恰德高兴得像公鸡打鸣一样欢迎我们。大家又玩起牌来直到深夜，恰德这个迷糊蛋又赢了。

    临结束时克托小声问我：“咱们去烤鹅吃怎么样。”

    “真是好主意。”我说。

    递了两根纸烟后，我们便爬到一辆运送弹药的车上。克托早就认准了那个地方。他便给我指明了路线和注意事项，我主动答应进去偷鹅。到了棚子那边，有堵墙，我踩着克托的手爬了过去，他就在外边望风，作接应。

    等眼睛在黑暗中能适应之后，我便小心翼翼地摸到棚外头拔掉那根木栓，打开门便进去了。

    我发现有两块白色的雪团 ，断定就是两只鹅，但马上就犯难 了：如果我抓住一只，另一只肯定会嘎嘎乱叫。不如干脆手疾眼快给它来个双管齐下来个一箭双鹅。

    我一个箭步，伸手抓住一只又迅速擒住第二只。我本想使劲往墙上把他们撞晕过去，但我力气又不够。两个家伙叫起来，腿脚翅膀乱踢腾。我全力抓紧想尽快制服 它们，但这两个家伙实在太大了，它们在黑暗中拼命地挣扎，我的胳膊也随着不停摆动，我感觉手里像拴着两个大气球似的飘来荡去。

    有一只鹅换了口气又死命嘎嘎大叫起来。我正手忙脚乱时外面又闯进一个黑影一下子就把我撞倒了，接着便是一阵狂乱的“汪汪”声，居然又来一只狗。它直往我的身上扑了过来。我赶忙把下巴缩到衣服里，一动不动躺着。

    这头烈犬很长时间才缩回脑袋顺势蹲到我身旁。只要我一动，它就狂叫不止。我紧张地思考着对策。看来只有用那只小手槍了。因为我必须在没人发现时离开这里。

    我一厘米一厘米地伸手去摸槍，但稍动一下那畜牲便警告地叫几声，最后我终于抓住了槍柄。我的手却已抖个不停了。我爬在地上谋划着打定主意：先迅雷不及掩耳趁他扑来就开槍，然后拔腿就跑。

    我深呼吸一口，然后屏住气，突然举槍对准那家伙“呼”地就是一槍。它便汪汪着跳到一边，我起身飞速逃跑，却反被一只鹅给绊倒了。

    我忙抓起它抡圆胳膊把它扔过墙去，自己也爬了上去，那狗便紧随而至，向我扑上来。我忙翻身下去，不远处克托胳膊下夹着那只大鹅见我过来了打个招呼我们转身便跑。

    停下来，我们都已累得气喘吁吁了。那只鹅早就死了。我们从营房找来铁锅木柴，又发现一间封闭很严实的装东西的小屋。用几块砖和铁板搭成的炉灶，便生起火来。准备马上就动手烤，免得被人给发现。

    克托麻利地拔着鹅毛，又洗了个干净。而我已想好了用那些鹅毛做个小枕头然后再写两行字：舒舒服服在炮火下入睡吧!

    前线大炮声传来，火光照射我们，墙上黑暗不停地运动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响过震得整个小屋会都跟着颤动。盘旋在上空的飞机不停地向下投掷着炸弹，有时我们隐约会听到有中弹后的叫喊声从那边营棚里传来。

    这里是不会有光亮透出去的，一切都很隐蔽，也就不必担心飞机在上方嗡嗡乱叫，机关槍哒哒个不休了。

    我们俩在这深夜里相对而坐，都穿着一身破旧不堪的衣服，一起烤鹅，虽不多言谈，但却相互能关心照顾，这是种更胜过恋人的一种感觉。我们仅仅是两个被黑暗和死亡围绕的微小的生命的火花。虽危险却又很安全，油珠从我们手上滴落，我们内心世界是那么亲切友爱。在这小屋之中柔柔的火光那么温 暖，映衬在墙上的我们的情感火花和影子也在轻轻晃动着。虽然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那么少，思想上没有什么沟通，而我们此刻却能共享着香喷喷的烤鹅，有时候感情融汇，甚至不必用语言来表达。

    尽管是一只肥肥嫩嫩的雏鹅，烤起来却还挺费工夫，我俩便轮流上班：一个人涂油，另一个人就躺着睡。诱人的香味飘溢四周，扩散在整个小屋里。

    我的梦乡也把外面的强烈喧嚣声一起带入。但我仍能记起，在朦胧中克托添调着佐料，一点一点。我甚至喜欢他和他宽厚肩膀以及他那棱角分明，且有几分伛偻的轮廓；他身后的树丛和星空轻声地对我诉说着悄悄话，我，普通一兵，穿大统靴，扎腰带，挎背包皮，沿着面前那条让高空怀抱的道路走着，一块都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只知道在无边的夜幕下不停地走。

    普通一兵和轻轻地说话声假使有人想安慰他。他也不会懂的，这个士兵有一双长统靴和一颗无助的心，他向前走着。他只知道走，别的都不在记忆中了。远方，那个开满鲜花的地方，那份恬静，勾起士兵泪水盈眶。他永远记得那未曾体会便已逝去的怡人景致。他的二十个夏日就是在那儿渡过的。

    我的眼睛有些潮湿吗?这是什么地方?克托那魁梧、伛偻的身影好像在微笑，还是说话，他站在炉灶旁，身影轻轻地在我身上遮掩着，不停地晃动。

    “能吃了。”克托说。

    “噢，克托。”

    11

    我打起精神，那褐色的鹅肉闪放着诱人光泽，我们掏出叉子和小刀自己动手割下鹅腿，再加上部队发的面包皮泡到肉汤里，真是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尽情地享用着这美丽的夜晚和可口的佳肴。

    “味道如何，克托。”

    “嗯，挺好，你觉得呢?”

    “太美了，克托。”

    我们彼此割了最肥硕好吃的部位给对方。又点上两支香烟。鹅肉还剩了不少。

    “咱们给克络普和恰德带点回去吃吧，克托?”

    “好啊。”他说。于是我们就切了一块用纸包皮好。其余得要带回营棚去。克托笑着说了一句：“恰德。”

    把鹅毛拾掇完，带着各种东西我们朝着鸡棚关他们的铁丝网走去，我们进去把他们从睡梦中叫起来。

    他俩奇妙地看着我们满眼惊羡。但很快便手口并用起来，恰德吹口琴一样啃着只大翅膀，还不停地喝着锅汤。随后舔着大嘴说：“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拂晓时分我们往营棚返去。天空那么高远，布满星斗，晨风微送。我，一个普通士兵穿着硕大的长统靴，腆着隆起的肚子，在下面走着，旁边相伴的还有一位稍微佝偻，有些迟缓的我的哥们克托。

    天快亮时，我们看清楚住所，就好像是做了一场美梦。

    听人传闻说要发起进攻了。我们比以往提前两天开往前线。沿途我们路过一所遭受炮袭的学校。较长一边有两层东西高高堆起，原来都是些正散发着树脂、松树木头味儿的油漆了的淡色棺材，共约一百来具。

    “这些都是为我们这次战斗所准备的。”米罗奇怪地说。

    “还不是都为咱们这些人做的。”德特林不满地说。

    “别瞎扯。”克托斥责他一句。

    “有这样的棺材就是死了也值的。”恰德咧着大嘴笑着说，又露出他那两行大牙，“我们这身臭皮囊只配人家用旧篷布一裹便完事!”

    大家都开着这种令人心头不快的玩笑。可我们还能怎样呢?这些棺材确实都是给这次战斗准备好的。而且还有专职的机构会出色地完成。

    整个前方都沸腾了。头一天夜里，我们想先摸清自己的方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能听到敌火线后有运输车来回跑动的声音，一直响到天亮。克托说这是他们在往前线增运部队，军火 和炮弹。

    我们已很快侦察到英国炮兵力量正在不断加强。四个中队二十点五厘米口径的大炮增强到农场右翼，杨树后面多添了追击炮。同时还装备了法国的瞬发导火线武器。

    而我们这边情绪却很低落，四个星期内已经有三次把炮弹打到自己战壕里。我们仅两个小时便又遇到一次这种情形。原因并不是瞄准偏离，而是由于炮筒坏了，炮弹失去准确性。这就不能不影响大家的心情，况且已有两个人在今晚被自己人误伤

    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铁笼之中，在里面提心吊胆地等候各种难以预测的事情。炮弹交 错在我们顶上，编织成一个个弧状的巨网，而我们却只有无可奈何地存在着，心里一片茫然。头顶上穿梭着不可预测的弹片。我们只能在炮弹飞来时俯身躲藏，而它到底会青睐哪里，我们却无法获悉，更不可能定夺。

    我们对于这种难以预测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数月之前，我在这边的掩蔽壕玩完牌，过了一会去另一边找个朋友。可再回来时，这边却已成了一片空荡荡的废墟和一些炸得粉碎的弹片。我只好又回另一战壕里边，可这边的人却也正在挖掘塌陷下去的堑壕。就这么来回之间，这里便也由战壕变成了一片土坑。

    炸死或苟活，对于我们都那么难以确定。在防弹战壕我会瞬间就成为肉泥，相反如果置身于旷野，或许却能十几个小时而安然无恙。我们都无数次地在偶然中残喘着，可谁又能在总是如此而活着呢?不过这种偶然已经成为士兵信赖的惟一希望了。

    战壕杂乱，老鼠猖獗，使我们又得注意面包皮的安全。德特林认为，这预示着我们将要大难临头了。

    这儿的老鼠很肥硕，样子却很讨厌。长得奇丑无比，浑身灰不留秋的，但却是些陰险狡诈的东西我们叫它们死耗子。尤其那裸露着的长尾巴让人感到很恶心。

    它们能搜索到每一块面包皮来填充它们饥饿的肚子。克络普只得用篷布包皮好，枕在头下面，可入睡后它们就在他脸上蹿来蹿去。德特林想出一个怪招，他用一根细铁丝缠住他的面包皮然后悬挂在顶棚上。但夜里，他打开手电时却发现面包皮上骑坐着一只肥大的老鼠还一摆一摆的……

    我们总算想了个对策。大家把那块面包皮上被咬过的地方小心切除掉，因为有一部分还要当次日的早餐呢。我们的食品已经快耗尽了，丝毫都不舍得浪费。

    我们把切除的碎面包皮片聚到地板当中，然后就手持着铁铲，躺下来准备进行一次彻底的大围攻。德特林、克络普、克托则拿着手电随触即亮。

    几分钟后，一阵“叽叽咕咕”地响动，接着便又毕毕剥剥地吵杂着。我们小心地等声响越来越乱时手电突然照亮，几把铁铲齐挥，这帮家伙吱吱叫唤着，四散逃离。等清除完那些被打死的家伙，我们又平躺下来故计重施。

    连续实施几次后，这帮家伙也学精了，也可能是闻到了血腥味，便不再上当了。可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地板当中的那些碎面包皮屑还是被一扫而空了。

    甚至在旁边战壕里，有两只大猪和一条狗都惨遭攻袭，竟被它们活活咬死后，吃的一干二净。

    第二天，几乎每人都领取了四分之一块埃达姆①干酪。但味美可口的埃达姆干酪却涂有红色油脂球体，而这却长期以来都被看成是一种灾难的预兆。等发到烧酒之后我们心中这种不祥之感就更浓烈了。酒虽下了肚但心情却很沉重。

    白天除了闲散乱走，就是比赛抓耗子。槍弹手榴弹成箱成捆，我们的槍刺钝的一面有锯齿，如果在被俘之后手里还拿着这种槍刺那就肯定必死无疑了。旁边那段战壕有几个士兵鼻子都被割掉了，眼睛被挖出——就是用他们手中的锯齿槍刺。他们嘴和鼻子填满了锯末，被活活致死，样子惨不忍睹。

    我们检查完槍刺，给几个新兵重又换上了普通的槍刺。

    事实上，槍刺好些时候并不需要。它已逐步被手榴弹和铁铲所代替。发动猛攻时，锋利的铁铲更具有方便、灵活的特性，而更多的为大家所接受；它既可以直刺对方下颏，又适于挥舞击打，一铲下去若正中脖颈与肩头中央的部位，那就很可能会把人的①埃达姆荷兰个城市前胸都劈裂了。而槍刺的不便在于很容易被卡在里面，又不好立刻拔出，很可能你就会因此而被刺。况且槍刺锋刃又经常会断开。

    毒气在晚上从那边蔓延过来。我们都已提前戴好防毒面具躺着不动，只等一有人开始活动便把它摘下来。

    一夜 无事，天光放亮。敌方前线往后持续不断地结束令人烦乱的隆隆声，火车、载重汽车一辆接一辆，不知他们在会集什么东西?尽管我们这边的炮弹不休地轰炸过去，但对方却毫无反应，丝毫不停。

    我们不敢看见彼此的脸，真有些疲惫不堪了。“我在家漠河战役中经历了连续七个白昼的轰袭。”克托郁闷地说，克托到这儿以后显得忧郁，少了往日的幽默风趣。他能凭老兵特有的经验感觉出什么事快要发生了。心情高兴的只有恰德，他很满足于手中的那份可口食品和甜酒，而笑个不停，他甚至乐观地认为什么情况都不会发生的只等着回去睡觉了。

    的确如此，一天天地也就这么过去。夜里，在听音哨的掩体里我蜷曲着身子，看着上空火箭，照明弹上下蹿动，时而屏声静气，时而手足无措，心砰砰直跳。我那夜光表的时针懒懒地微微挪动。眼睛不由自主往回合拢，我运动着靴子里的脚趾，生怕睡觉。尽管那边轰隆个没休。在我值班中间却一切平安，很快，我们的心情便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整日玩纸牌打扑克。真可能走运还赢他几把呢。

    侦察气球整天在上空徘徊。又有人传闻，对方可能要动用坦克和步兵专用飞机。不过这些东西对于我们都不像当初听到新式喷火器那样兴奋。

    猛烈的炮袭震得地动山摇，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时值半夜，大家都躲在角落里分辨着炮弹的口径。

    我们不时查看自己物品是否还在，都用手紧紧抓住。深夜被剧烈的响声和火光划破，掩蔽壕的泥土脱落。乘着快速闪过的火光，我们看到一个个都面面相觑、脸色惨白，不停摇头抱怨着。

    炮弹疯狂地击打战壕的前墙，震撼着里面每个人。感觉像要掀翻战壕的内坡，冲透顶上的混凝土预制板。每一颗炮弹飞驰而至，总是带着浓郁的、室闷的热浪疯狂地野兽般张牙舞爪扑将下来。天亮前，有几个新兵已经面色铁青，开始呕吐了。他们确实太需要磨练一下了。

    灰暗的光线缓缓绕到坑道里，炮火的强光也稍稍淡了一些。就在天亮时分，地雷爆炸和炮火攻击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感觉整个天都要塌陷下来了似的。于是又有一群坟堆高高隆起。

    接班员换回了到点的观察员。他摇摇晃晃，浑身泥渍进来，还在不停地哆嗦着。角落里有个人正一声不吭地吃着东西；而那个增援的后备兵呜呜直哭——连续两次他都被热浪推到坑道外面好在只是神经受了点震动。

    他的情绪感染了别的新兵，他们看着他，有的嘴唇也开始抖动了。这些我们都注意留心观察着。好在天已大亮；但很难说中午之前不会有进攻。

    炮火依旧不断，有的打到前沿后面。泥沙、土石、铁块像喷发的涌泉直直地向上蹿起。就连那边一处很宽阔的地方也应声而倒掉了。

    炮火仍在疯狂继续着，可进攻还没有开始。我们暂时都失去了听觉。大家谁也不再讲话，因为都清楚根本就听不到对方在说些什么。

    我们的战壕几乎全部崩溃了。有的地方仅半公尺高，各种创孔把它砌成高高低低杂乱无章的形状。这时一颗炮弹炸起的土石把我们埋到了里面，眼前一片黑暗。一个钟头后我们才重又挖，手里干着活儿，心情才稍稍地踏实了一点。

    12

    连长先从外边钻了进来对我们说，我们的两个掩蔽壕都被炸成一堆乱土。那几个新兵见了他镇静了不少。他还说晚上要去弄点东西吃。

    他的话好像给大家注了镇定剂一样。此前也就恰德还能想起要东西吃。而现在，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一线希望。有了东西吃，事情就会好一些的，新兵们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很容易破灭。因为我们知道食品和弹药同样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才要送点来是不行的。

    三番五次都未能成功，最后就连老克托亲自出马也是空手而归。在那样密集强大的炮火中恐怕苍蝇都难以飞过，人实在是不可能穿过去。

    大家只有用老办法勒紧裤带，然后非常仔细地嚼碎几乎每一丁点食品。尽管如此还是饿得人心都发慌。我先把面包皮白的部分分吃一点，等一会儿再从背包皮里搜出点硬皮放到嘴里吃很小点。

    黑夜让人心乱，我们都难以入眠，只能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不停地打盹。对于被老鼠偷食的那些碎面包皮片，恰德一直耿耿于怀，如果那时把它们保藏好，现在还能吃着该有多香。虽然也缺水，但那情形还没有到迫在眉睫的程度。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大亮，突然一大群老鼠从入口处纷纷涌入，都往墙上蹿爬，顿时里面一片嘈杂。在火把的照明下，人们怨骂着喊打着沉寂了几个钟头的愤怒和仇恨全发泄到这些家伙身上。大家陰着脸伸手挥拳，开始大肆地围歼。坑道里一片混乱；人们喊叫着，老鼠吱吱地乱蹿，折腾了很久才停住。甚至自己人之间差点也控制不住而发生了争执。

    大家气喘吁吁又躺了下来。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这个并不太深的掩蔽壕里到现在为止竟无一人伤亡，这在那么多坑道当中确实还是比较少见的。

    有人滚了进来，是个带着一个面包皮的军士，他趁夜侥幸过去弄了点吃的来。他们说，我们的炮兵阵地正经受着对方连续持久猛烈的轰炸。但我们都纳闷这么多的大炮，他们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们无可奈何地一直从早上等到中午，终于有个新兵爆发了。正如我想的那样。开始时我就发现他不停地磨牙切齿，双手也不停地时张时拢，他那种机敏、活跃不安地眼神我们已经见过好些了，也自然明白其中的事情。看得出，好几个小时里他都是在竭力克制自己，外边看上去很自然很正常。但此刻，他已经彻底地崩溃了，像被侵蚀的树木，刹那间便突然倒掉了。

    他不声不响地站起来，稍微顿了一下,就径直往出口方向走了过去。我赶忙上前一把拉住他问：“你想干什么?”

    “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他边说边用手推开我。

    “快结束了，再呆一会儿吧。”

    听完我的话他眼睛猛地一亮。但很快便又直勾勾地像疯狗一样黯淡无光。他一声不吭用力把我推开。

    “站住，朋友。”我喊他。此时克托也发现了，他蹿过来和我一起上去把那家伙奋力抓住。

    “你们闪开，让我出去，我想出去?”他挣扎着喊叫起来。

    他疯了似的又打又闹，吐沫乱溅还不停地胡 言乱语大声叫喊。在前线这种幽闭恐怖症也是不少见的。——他只认为自己很快就会闷死在这里，就是想拼命地出去，但一出去以后便什么也不管到处奔跑，在他之前也有这样的事发生。

    他不停地翻着白眼，实在没招，我们只有又快又狠地揍了他一顿，他方渐渐安静下来，老老实实地坐着，其他人都被这场面吓得面色苍白。也不知管不管用。他们都从新兵征募站直接就被送到了紧张混乱的前线确实有些经受不了，尤其是那么持久密集的炮火，就连不少老兵的头发急得一夜 染白呢。

    战壕里空气顿时变得令人局促而压抑，我们的神经简直都要马上崩裂了。感觉自己就置身于一个即将用沙土填埋起来的坟穴之中。

    忽然，一颗炮弹呼啸着带着火光直接命中了掩蔽壕，边角的接缝处吱嘎乱响，好在混凝土底坐还够结实能经得住一颗轻磅炮弹的打击。里面金属器皿到处乱飞，墙壁不停摇动，步槍、钢盔、混沙也四处飞射。浓郁的硝烟从外面弥散进来。若不是这个掩蔽壕比较牢固，要换了前日修的那种精巧坑道；我们恐怕都要命丧黄泉了。

    里面又混乱起来。刚才的情形促使那个新兵再次发作了，而且又多了两个也是同样的举动。我们正忙着制服 着其中两个，另一个已跳起来冲了出去。我赶紧朝他追扑过去，正犹豫着想给他腿上来一槍时，一阵急促地“嘶鸣”声从上边由远而近急驰过来，我忙扑倒在地可。当我再起身时却发现坑道上的碎片还在冒烟，血肉和撕碎的军服到处都是。我转身爬了回去。

    那个新兵仿佛一头得疯病的公羊，拼命挣扎着，我们一松开手，他就把脑袋猛往墙上撞。我们只好把他捆起来等晚上再送到后方去。当然打的是活结，万一被袭，还得给他松开。

    为了放松一下情绪，克托拿出纸牌。但却没什么效果，每一次就近的炮击声都督促我们出错牌。于是只好就此结束了。我们感觉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沸腾的锅炉中，而它的四周正被猛烈敲打撞击着。

    又到了夜幕降临。我们已失去了觉察，焦躁，恐慌和麻木像魔鬼一般纠缠着，它用一把钝刃的小刀刺扎着我们的脊髓。我们却呆若木鸡，手不停地颤抖。我们浑身只剩下一张皮囊，恐惧压抑，疯狂，在下面克制着时刻都会爆发出来。我们只能用吼叫来发泄。每个人都逃避着对方的眼神，深恐有难以想像的事情又将发生。我咬着牙不停地安慰自己：一切都将过去，事情即将结束，我们也会平安无事的。

    近处爆炸突然停止了。大炮还在继续攻击着后面的地方，而我们的战壕总算安全了。于是我们把手榴弹一个个扔到掩蔽壕 前，接着又相继从后边跳了出去。炮火渐渐稀疏了许多，现在敌人主要火力正在向我们的后面密集发射。进攻打响了。

    没人会料到，竟然会有那么多钢盔从这块坑洼不平的淤地四周突然冒出来，那边五十公尺远的地方已架好的一挺机关槍疯狂地吐着火舌。

    钢丝网被打得粉碎。不过还能发挥些障碍作用。冲锋队正向前推进。我们的炮兵部队开始攻击。机关槍和步槍疯狂地喷射着。等他们的冲锋队悄悄靠近时，海依和克络普便又狠又快地挥掷起手榴弹来。我们则拉好引爆线，往他们手里递。以前测量的海依投掷距离是六十公尺。克络普为五十公尺。而敌人在奔跑时是毫无威力的，大概要到了三十公尺左右才能有消灭能力。

    我们看清了法国人那扭曲的脸和平扁的头盔。等他们接近铁丝网时，已受到了惨重的代价。成行成列的人在我们机关槍嘶吼中倒了下去。不过每当我们机关槍卡壳时，他们就迅速逼近一步。

    此时我注意到有个人掉进刺铁丝栅栏是双手扒着，脸向上高高仰起，身体己失去控制，向下滑落双手像是在作祈祷垂挂在上面。过了一会儿，他猛地往下一沉，铁丝上只吊着他那被打成两段的胳膊和一双手。

    正当我们要回撤时，我发现地上抬起三个面孔。其中一顶头盔下一簇黑乎乎的山羊胡 须正冲着我，眼神非常怪异。我挥臂甩去却没能打到他，周围一片狂乱，脑子里像走马戏一样转来转去，而它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忽然，那钢盔猛地抬起来，一只手迅速地抓取着，我的手榴弹便像箭一样落到他那山羊胡 子上去了。

    我们迅速向后撤退，把带刺的防护栏抬到战壕里，我们后边换个摆好了拉开引爆线的手榴弹，以确保火力掩护。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据点机关槍又已经开始恼怒地扫射了。

    我们已变成了只为求保全自己能活命的凶残的野兽。死神 随时在呼唤着我们戴着头盔，伸着双手紧追不放，手榴弹麻木地投掷，脑子丝毫不知道人是什么东西。三天了，我们第一次知道死的模样，并奋力地抵抗他。我们再也无法坐以待毙了。积压的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我们要抗争、残杀，保全自己，并且还要疯狂地向他们报复。

    我们不停地在每个角落，每道铁丝网防护栏后隐蔽。总是先向逼近的敌人投去一包皮包皮炸药，然后才向回撤退。在手榴弹的凶猛的爆炸中我们弯着腰像猫一样向前奔跑着。轰响声汹涌着在身后袭来，我们变得异常凶残，都变成了暴徒土匪，变成可怖的恶魔，这种感觉替代了我们所有的恐慌、病变和怯懦。一切都只是为了活下去，为了保全自己而拼杀疯狂着。倘若自己亲爹也在他们当中，你也会毫不留情地向他抛过去一枚手榴弹。

    前面的战壕已荡然无存了。它们已被炸得伤痕累累。仅有一些断断续续地由壕道连接着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窟窿，只剩下这些了。敌人也已死伤惨重了。他们根本想不到会遭遇到如此猛烈的抵抗。

    中午的烈日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汗水蜇得我们眼睛都出了血，隐隐作痛，还得不停用衣服擦掉。我们转移到一处看上去相对较好的战壕，这里驻扎的部队吸收了我们，他们准备着发起反攻了。从炮兵阵地发射出的强大火力已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

    敌人的攻势在我们强大炮兵火力的摧毁下瓦解，他们已无法继续向前推进。我们估计等炮火向后移动了一百公尺左右时，又大举发起了反攻。我身旁有个一等兵被打的脑浆崩裂，身子向前跑了几步，血便像水注一样从脖口根一涌而出。

    不等双方进入肉搏对抗，他们便已经抵抗不住了，开始向后迅速溃退，我们再一次夺回那段已经零乱破败的战壕，并一跃而过继续向前冲锋。

    重新回头返攻真让人感慨万分!我们真想再爬到那些掩蔽的后备部队阵地中，躲的远远的。但此刻我们却必须再次参加到心惊肉跳的战斗中去。我们的思想像机器一般麻木地指挥着。使我们忘了疲惫，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跟着队伍向前不停冲杀，毫无知觉，只知道疯狂野蛮地屠杀 ，面前这些敌人。因为他们随时在用步槍手榴弹向我们瞄准对我们投掷。此时我们要是不去杀死他们，反过来就会被他们杀死。

    我们已成为一群毫无感觉的机械，在脚下这片破碎、伤痕累累的褐色的大地上，在这片陽光下闪放着亮光的大地上不知疲倦、单调乏味地劳作着。我们不停地喘息着粗气，干嘴唇已经干裂开了。我们的神志如同醉酒后的夜晚混沌一片。我们摇摇晃晃地前进着而眼前那一幅幅催人泪下的感人场景却深深地震撼着我们那麻木的灵魂；充满陽光的灰褐色的大地上，那些痛苦的士兵，垂死挣扎着却又无奈地倒在那里，只要一有人从他身上跳过，他们便嘶吼着去抓他们的腿。

    我们已麻木了相互间的感情，我几乎忍受不了把一个别的情状引入视线。奇怪的是，我们这些行尸走肉却不知有什么伎俩或魔法竟仍在追逐、冲杀。

    一个没跟上部队的法国小兵是我们追上来，忙把双手高高举起，但一只手里还握着一支左轮手槍。是他想开槍?还是要投降呢?——一铁锹不由分说就狠狠地劈开了他的脸面。另一个法国兵见事不妙，拔腿就想跑，没多远后脊背就稳稳地插入一把槍刺。他伸开胳膊，大声嚷叫着，跌跌撞撞向前，槍刺还在他背上抖动着。第三个家伙干脆把槍一扔，双手捂着眼睛，蹲了下去，他幸运地捡了一条命，去和其他战俘被留下来，抬运伤员。

    转眼间，我们已追到了敌军的阵地前。

    我们紧随敌后，几乎和他们同时到了那边。因此大大减少了我方的损失。一颗手榴弹扔过去就堵住了那边机关槍哒哒乱叫的嘴。但几秒之内我们仍有五个人在腹部中弹受了伤。克托冲上去把一个机关槍手的脸狠狠地用步槍柄砸了个四分五裂。其他人手榴弹还没到手便已在我们的槍刺下便命入黄泉了。我们便端起他们用来冷却机关槍的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钢丝钳响声一片，木板横置于铁丝网上。通过狭窄的入口我们进入了战壕。海依把一个强壮的法国兵用铁锹从脖颈中央劈成两半，随即还把他的头一颗手榴弹抛了出去。我们忙躲到一道土墙后。几秒钟之后我们前面那段战壕便成为一片废墟了。再一枚手榴弹又把一条通道也给消除了。我们一路奔跑着，一路又抛掷着手榴弹，大地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震荡个不停。一堆一堆光滑的肉体和一具具赢弱的身躯阻碍着我们前进。我不留神正好摔在一个开膛破肚的人身上，有一顶军官帽又新又干净的在那上边放着。

    战火渐熄，我们和敌人已拉大了距离。此地不能久留必须马上在炮兵掩护下快速返回。当听说到这声命令，所有人都蜂拥着敏锐地涌向最近的掩蔽壕，闪电般地把能看到各种罐头食品，特别是咸牛肉和黄油，在撤退之前一扫而空。

    我们顺利撤回，敌军并未作反击。整整一个钟头大家静静躺着一声不吭地喘着粗气，休息着。肚子饿得发慌，但都没想到用那些罐头充饥，所有人都已筋疲力竭了。到后来我们才慢慢地恢复过来有了正常人的感受。

    那边有闻名前线的咸牛肉，这也是我们时常偷袭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我们这边饮食就实在太差了，而且我们还经常连肚子都吃不饱呢。

    我们共装回五个罐头。相比起我们这些可怜虫来，他们简直太讲究又太舒服了，我们成天吃萝卜酱，而他们是吃不完的大鱼大肉。海依把一块法国薄面包皮在腰带后用东西捆着，像把铁锹似的它的一个角上还有些鲜血，得切掉才行。

    我们感到很欣慰，毕竟这一趟没有徒劳，还弄到这么多好东西可以饱食一阵子。食品对于我们是和一条坚实的掩蔽壕一样重要的东西，我们之所以狼吞虎咽也是因为它能保全延续我们 的性命。

    我们又传着喝光了恰德获得的两个盛满法国白兰地的水壶。

    日薄西山，夜幕降临。一团 团 迷雾幽灵般从坑洼坎坷的弹坑里缓缓地升起，到处弥漫着。雾蒙蒙的水汽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向四周延伸，之后马上就又很坦然地从上边缘遁散开了。于是弹坑之间用一条长长纽带给贯穿起来了。

    凉风习 习 ，我在黑暗中专注地放着哨。每次战斗结束，我气力都快枯竭了。就连一个人独处思考的精力和兴致也没了。所谓思考其实也仅仅是当疲倦时不由自主涌上心来的一些往事。

    13

    上空零星地蹿起几颗照明弹，在它的光亮中我又看见那所大教堂的十字长廊，在盛夏的暮霭中，长廊花园当中几株高大玫瑰树芬芳地绽开着美丽的花朵，这里也是教堂圣职人员的基地。受难的耶稣的石雕像环绕着围墙四周。玫瑰花香飘散在这片宁静庄重的四方院落里，厚实的灰石板上柔和的陽光安详地栖息着。双手能从它上面感到丝丝温 暖。石板瓦房顶右侧，大教堂的绿色塔尖高高地穿插在黄昏那淡蓝色的天幕中。十字回廊的支柱中间熠熠闪光，透示着教堂所独特的那种微陰冷的氛围。我静静思索着，自己会不会在二十岁时找到一位姑娘与我共同编织一段令人害羞的恋情。

    我几乎沉醉于这美妙的景象之中，直到它被轻轻地熔化在一颗信号弹燃放出的火花里去了。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手中的步槍，看是不是能很好地出发了，然后用手指头擦掉了槍管上的潮湿的水雾。

    我们城市背后，一条小溪蜿蜒在几片青草之间，一行笔直的白杨耸立在小溪旁边，老远就能看见，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白杨路。儿时的我们深爱着这行老树，它们引诱着我们经常逃学到这儿戏嬉打闹。那时我们总坐在溪岸边，光着脚在清澈湍急的水中 荡漾，倾听着树叶沙沙地响。我们童年幻想在静静的流水和白杨树的随风轻拂的节拍中飞翔着。每当想起童年往事，我的心便激动不已。

    连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涌上心头的陈年往事总是有两个共性。最为突出的是它们都流露着非常安详宁静的格调，好些想像中的事甚至比事实更清静、更安宁。它们是悄无声息的幻觉，其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情都在与我默默地沟通交 融，虽然无声却更要胜过有干言万语，它们不停地震撼着我的心灵，这种感觉使我不得不挽起衣袖，拿好步槍来抵御它的诱惑，使我清楚过来，摆脱那些美好往事的幻觉，不至于一直沉醉不醒。

    它们的宁静而安详让我们有些吃惊。在炮火纷飞的前线宁静早已被驱逐和遗忘了，这里只有混乱和呼喊充斥着一切，无法摆脱。就连在偏远的战壕和休息营房，轰鸣的炮弹也隆隆不休地占据着我们耳道。我们从未远离这里，可以放弃这种感觉。但这两天，我却真的难以忍受了。

    这些安静与宁静，这些对岁月往事的追忆所引起我们心灵的感受。如果说是渴望倒不如说是悲哀，那种难以抗拒的巨大的郁郁不快的心绪，我们曾经真实地拥有过这种渴望。而后来便成过眼烟云，永远不再属于我们，永远地消逝了。那时在兵营里，这种感觉还曾激发起我们背叛、粗野的思想，那时我们依然把它们当成生命的一部分，当成我们生命的所属。它融进军歌里，每天在晨曦中和陰暗的树丛中一起齐步向前，每当到野外操练，都会环绕在上空，这是一种潜藏的发自心底的怀想与纪念。

    在前线，在战壕里，我们已磨灭了这种怀念。它渐渐地从我们心底消逝，我们早已是一堆行尸走肉，而它却像一道天际的彩虹若隐若现，愈发显得神秘，不断在我们脑海里环绕，使我既恐慌又对它充满了渴望。它强烈地刺激着我们，我们的期盼幻想也更加浓郁。可我们都明白，它是不会属于我们的。这一切正如说我们能成为将军那样是一个个美丽的肥皂泡罢了。

    更何况假如真的美丽的美梦成真。年轻时那些情事又回到现实，回到我们眼前，我们也会不知所措。那种生活的适应能力，那种神秘柔弱的力量早已埋在战壕里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了。我们也许会默默地走进去，无言地回忆着它们，恋恋不舍，甚至激动得心潮澎湃，就像凝眸一张亡友的遗照；他的容颜和特征依旧清晰，而回忆中共 同走过的那段日子却已不在与现实生活相符了；因为，那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了。

    我们再也不能在那种景象中恢复到过去的感觉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沉浸在它们的美丽和它们所含蕴的情感当中去了，更主要的是那种在硝烟之后所发生的真挚情谊，那种对生命有特殊理解的兄弟之情，已把我们这些人给分开来，使我们对父母他们那一代人的行动感到难以理喻；——那时我们朝气澎湃，热情温 存，一切微小的事物都可以流淌到永恒的长河之中去。或者年轻人就只是永远如此；而直到今天我们还寻觅不到一个终结，不知道它所确实的大小；我们流淌不息的血液时刻都在期盼着沟通起我们和过去岁月的桥梁。

    我们已把年轻时代的历程当成旅行途中的一个驿站。在历尽磨难后我们逐渐变成一个能区分东西好坏的商人或一个珍视屠杀 的屠夫。我们时常心事重重却又总是漠不关心。我们或许可能生活在那里。但事实上我本来就应该生活在那里。

    我们孤寂而悲伤像个孩童，我们沉稳刚毅却又像个老人；我们野蛮，却又衰弱，忧郁却又浅薄，——这一切都迫使我们深信，我们已经真的不可救药了。

    我冷得浑身哆嗦，双手冰凉冰凉的；但那却是一个暖人的夜晚。迷雾朦朦胧胧地透着凉气。从死人头上缓缓掠过，幽灵般把他们残喘着的余息吸的一干二净。天亮时，他们就会成为惨白、凄凉的样子，滴滴的血也凝结成血黑的混合物。

    高空中飞散着的照明弹放射出冰冷的寒光划破这安宁的、死气沉沉的景致，地上凝结着遍布的弹坑和陰冷的光芒，仿佛一轮皎洁的明月，恐慌、焦躁随同血液缓缓地流入我的思想中。而那些思想已经疲软无力，懦弱停滞了，渴望着被人关爱、安慰和生命。我的思想只能依赖那虚无的幻觉和无助的安慰才继续存在，否则便会惊慌无助地在空旷的野外彻底崩溃。

    里面传出饭盒的碰撞响动声，马上沟起了我强烈的食欲。但它又会回到现实当中去，心情也渐渐平淡下来。我耐着性子终于等到有人过来换班了。

    一进掩蔽壕，我就急着找来一大杯用油脂浸好的大麦，慢慢地吃起来，味道很可口。我一声不吭，虽然里面人的情绪因为炮轰停止而好了起来。

    日子悄悄地过去了，真不知每时每分是如何飞逝的，进攻转变成防守反击，死人像山丘一样在双方战壕间的弹坑里一层层高高地隆起。离得比较近的伤员，我们基本上能抢抬进去。但有好几个在隔了一段时间后，便在绝望中呻吟着死去了。

    有两天，我们一直都在仔细地到处找寻一个伤兵，而一无所获。他或许是趴在地上，翻转不过来。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找不到他；因为只有当嘴巴贴紧闷到地面里时，声音才不容易被人发觉和确定到。

    估计他的伤一定比较痛苦，既不至于严重到让他马上就昏迷过去奄奄一息，但又不会促使他稍稍忍受一点疼痛之后就渐渐恢复过来那么轻微。克托说他要么是骨盆折裂要么就是脊椎被打碎了。他叫喊声长久有力就证明他的胸脯那里还没有重伤。而如果要是别的地方受伤，他还是可以慢慢挪动挣扎的。

    他那嘶哑的叫喊声越来越凄惨，仿佛战场四周都在发出这种声响。那天夜里，我们派人在外面找了他三次。每次都是顺着声音，轻轻快爬到时，忽然又像是从别处传来一样，难以确定。

    直到天亮时分，我们都没发现一点迹象。我们甚至用望远镜仔细专注翻来覆去把各个地方都尽可能地搜索了整整一天，可依旧一无所获。到第二天，他的喊叫声越发微弱了，或许嘴唇和舌头都喊干了。

    连长还许诺说谁要能找回他，等下次轮休就多批给他几天特殊假。其实根本用不着这样专门的诱惑，我们也会为那凄凉的叫喊声而全力以赴的，它实在让人心碎。克托和克罗普连下午都豁出去了，到处寻找。尽管有阿尔贝特费尽心力甚至被打掉一个耳垂的代价都无济于事，丝毫不见影踪。

    我们清晰地听着他的叫喊声一声声接连不断，开始只是不停地呼唤着救命。可到第二天夜里他便总是喊叫着他妻子和孩子的名字，好些次听到呼喊着一个叫伊丽兹的名字。而今天他竟连续从早晨一直哭到了黄昏，直到声音嘶哑而渐渐微弱下去了。但却又已断续了一整夜。夜风从从容容地把那声音带进战壕吹入了我们耳际。凌晨，传来一阵阵强烈的咳喘声告诉我们他并没有就此一睡不醒，他还仍活着。

    一具具死尸在烈日下横躺竖卧着，没有埋掉。我们知道即使把他们拖运回来，也没法处理掉，而在外边炮弹却会为他们送终掩埋的。很多尸体的肚子像气球一样地高高地隆涨起来。他们咝咝响动，还不时地打着嗝儿，轻轻地挪动着躯干。已经充斥进去的气体，从身子里发出各种声音。

    天空湛蓝，万里无云。临近日薄西山，空气沉闷，地面径直向上散出浓浓的热流。轻风把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儿从弹坑里传送到我们这边来，仿佛是氯仿和腐烂的混合物，吸进去令人肠胃反转直想呕吐。

    夜色愈浓，我们便出去找寻炮弹上的铜传动带和法国照明弹弃下的绸降落伞。其实大家都不明白这东西到底有何用途。不过听收集的人说，那些都是极值钱的东西。于是有人便捡了一大堆，而等我们从外边回来时，人已在那沉重的压力下不停地气喘 吁吁，腰都险些直不起来了。

    海依说了一个非常别致的用途：他要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女友作袜带。他的这句话逗得那帮班弗里斯人捧腹大笑；他们拍着膝，前仰后合。恰德更是忍俊不禁，他拿一个最大的环子，间或往自己大腿上套，再看看还有多大空隙。“海依，那她必须得有这样两条腿，这样……”他边说边比划着但很快又联想到了别的地方，“对，她还有大象，大象一样的肥硕屁股。”

    “要能跟她玩捉迷藏的游戏多好啊……”恰德意犹未尽喋喋不休地说。

    海依因自己女友赢得了大家的纷纷赞誉而洋洋自得起来，神情愉悦而难以自制，只说了一句：“而且她长得还很结实很丰满呢!”

    降落伞倒很有实用价值。它可以用三四个做成不同胸码的女人穿的短小上衣。克络普和我用来做了块手绢。其他人都给家里寄回去了。然而为拾到这些薄薄纱片而面对的危险，要是真传到女人们耳朵里，一定会害怕地叫出声来。

    恰德的举动甚至让克托都感到有些吃惊，

    他居然很从容迟缓地正把一颗还没有爆炸的弹上的环子往下敲打呢。要是别人去干这活，那东西肯定会立马炸开。但恰德却始终是一个事事如意的幸运儿。

    有一天，战壕前有两只蝴蝶翩翩飞舞着。整整一个上午，这两只蝴蝶扑展着黄色的翅膀，上边还点缀着红色的斑点。可在这一片荒野之中，即没有任何植物也没有一寸花草，它们也只盲目地飞来飞去，一无所获。它们在一个骷髅的牙齿上停歇着，飞翔的鸟儿也对战争的硝烟弥漫的氛围习 以为常了。云雀每天早晨都准时地从真空地点飞起来。我们看着它们筑巢、繁衍，一年间那些雏鸟都已长大了。

    战壕里的老鼠渐渐安静了，我们觉得现在倒宁静多了。我们都知道它们已转移到了前面的真空地带去了。我们每次看见这些肥硕的家伙，就猛地给它一槍，敌方阵地的隆隆轰响滚动着在夜晚重新响起在我们的耳边。我们整天仅有很普通的炮火，所以还能不断加固修补我们的战壕。飞行时常殷勤地在上空为我们表演娱乐。总会有连续不断地交 战，吸引我们观看。

    我们对战斗机还能忍受，但却像憎恨瘟疫一样地痛恨侦察机。炮火就是由它们不断引导到我们头上来的。榴光弹、手榴弹会跟着它们的出现而即刻轰炸过来。我们每天都要因此而遭受十一个人的损失，其中有五个担架兵。两个竟被炸得一片稀烂，恰德说你可以拿个饭盒把它们从墙上用汤匙刮到里面，埋怨起来。还有一个，下身和他的两条腿都炸成几截了。他胸脯靠在战壕上，柠檬一样的脸，一支纸烟在他络腮胡 子中间闪动着，火一直燃到嘴唇边才熄灭。

    在一个很宽敞的弹坑里，我们分三层把那些尸体堆放起来。

    炮击又突然从远处袭来。我们都怀着无聊地蹉跎时光的那种紧张、麻木的心情，坐起身来。

    进攻、反攻，冲锋、反冲锋，这些看似简单的词语却充分地包皮含着许许多多深刻内容。我们这边损失大量的人员，好些都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还有后备增援的兄弟部队派到这一地区来的。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由前不久才刚刚应征入伍的年轻小伙子组成的新编的那个团 队的。他们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新兵训练，仅仅在理论知识上掌握一丁点便被送到战场去了。他们或者已知道了手榴弹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却对如何掩护，隐藏到什么地方合适，新兵太年轻了对这样的事一窍不通。他们因辨别不出榴光弹和手榴弹而有的被炸死；他们这次又是因为只顾注意那些远方而来的大口径炮弹的嘶吼，不去注意那些贴着地面的小东西的小声“嘘嘘”声，所以被大批扫射。他们有的紧紧地像绵羊一般拥挤在一块儿，有些伤员甚者也像兔子一样被飞行员在上空监视跟踪者给击倒了。

    这些新增援的士兵，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比他们的用处还要多。他们在这样一个残酷的战场毫无办法，只有成批成批地像苍蝇一般倒下了。现在打阵地战也更应具有智慧和经验。会灵活掌握地形特点，能大体辨别炮弹的响声和性质，知道它们大致的落点，爆炸的情形，和躲避的方法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他们非常缺乏的。

    他们的面色苍白、瘦长可怜，双手紧紧握着。这些家伙已经被吓破胆了，一副畏缩的样子。他们面对冲锋和进攻吓得连高声叫喊冲杀都不敢发出，看着自己的胸部、肚皮、胳膊和腿被炸得四分五裂，嘴里只是不听地哭喊着，细微地嚷着亲娘，但只要一发现有人看着他们，立即将不出声了!

    他们脸色陰郁，恐惧，上面布满密密匝J匝Im的细细的茸毛，像猝死的孩童那种毫无血色和表情。他们的制服 是由长统靴、裤子和灰上衣组成，因为太过宽大，身体像中空似的悬吊着。他们的军装定做的太不合身了，肩膀紧缩，衣服却很肥大。

    你会为他们那种冲杀，奔跑，倒下的过程而气恼。真想把他们狠揍一顿，恼恨他们竟如此笨拙。简直是蠢到了极点。更想上去把他们扔得远远地再告诉他们不要在这儿多管闲事了。

    一个老兵要是死了，那新兵就可能死五到十个。

    一次毒气突袭而至，会致死一大批人，预防自救的一些东西他们并不太懂。在一个掩蔽壕里，我们发现里面尸体成山，个个脑袋青紫，嘴唇浓黑，层层叠叠躺着。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角落坑洼的地方毒气很容易聚集却又很难扩散，过早的揭去防毒面具；他们看见别人不用防毒面具，便也迫不及待地摘掉，毒气便被迅速吸入，于是肺便被烧伤了。这样便已无可救药，只有在吐血、郁闷中窒息而死。 在一条战壕里，奇姆思托斯突然闯入我的视线。我们低着头起躲进一个掩蔽壕。我们互相靠着喘着粗气，等待冲锋开始。

    我情绪有些兴奋，但我们再次冲出去时我感觉好像不见了奇姆思托斯，我忙一跃又跳回掩蔽壕，奇姆就像遭人毒打了似的，陰沉着脸、惊恐地畏缩在一个角落里。他只是破了点皮，我知道是故意装出一副受了重伤的样子。我从他的神色眼光里看出他这是第一次上战场，可一个个年幼的新兵都冲上去了，他反倒躲在一边贪生怕死。我不由得火冒三丈。

    “滚出去，快!”我冲他吼叫。

    他一动不动地蜷缩着，嘴唇、胡 子不停地抖动着。

    “快出去!”我怒吼着。

    他像狗一样地龇牙咧嘴，紧缩着双腿，在墙角贴靠着。

    14

    我用力抓他的胳膊，他便大声狂叫。我再也忍不住了。掐住他后颈像敲鼓一样来回摆晃。他竟也无耻地跟着摆动。我用最难听的话冲他喊道：“你这条癞皮狗，胆小鬼，你想用装死来逃脱吗?”他竟像个可怜虫哀求地看着我。我把他的头往坑墙上碰撞，“你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我冲他肋骨就是一脚，“你真是头猪!”我狠狠地把他推出坑道。

    冲锋部队又增援了一批。一名少尉也在指挥，冲着我们喊：“都过来，全部向前冲!”就这几句话却远远胜出我打骂侮辱的几十倍，奇姆思托斯听到这声命令，仿佛从梦中惊醒一样环视了周围一下，奋力冲了过去。

    我看着他的后影，似乎又找到那个训练场上英勇干练的奇姆思托斯军士的身影，他甚至还一马当先地冲锋在最前面。把少尉都甩在了身后。

    密集炮火，阻止攻势。弹幕射击，地雷，毒气，坦克，机关槍，手榴弹——每个词语都意味着可怕的恐怖和所有的毁灭。

    炮火的硝烟和战壕的泥土堆积在我们脸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大家全都已经极度困乏了；每次下达命令冲锋进攻时，我们又不得不用拳头打醒别的许多人，让他们振作起来继续投入战斗。我们眼圈通红，双手划开一道道口子，鲜血顺着双腿从膝盖向外流淌，胳膊肘早已是伤痕累累。

    这种日子持续多久了呢?几星期?几月?还是几年?然而才刚过几天的时间，却仿佛隔了很久很久。时光无情地送走了那些垂死挣扎的人并从他们脸上永远地消失了。我们机械地填充着食物，盲目地向前奔跑冲锋，不停地屠杀 和射击。然后我们便又就地而卧。每个人都开始感觉身体疲倦。越发变得衰弱了。而且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东西。仅仅残留着那些更加无助、颓废衰竭的人的身体和他们绝望、期盼的眼神，他们一次次将获生的希望重新寄托在我们身上。

    在间断的休息的时候，我们还得反复对他们讲：“特别要注意如果是遇到那种有尖尖弹头的迫击炮弹袭来就赶紧卧倒，那么，它会从你们的头发上面划过。但如果要是，就打到这边，就得赶快躲开。”

    我们努力培养锻炼他们的听觉，使它们甚至能够听出小型炮弹那种微弱的难以辨别的声音；他们能把这声音从喧闹中单独挑剔出来；我们告诉他们，比起那种带着巨响炮弹这种炮弹威力更大更危险。我们又给他们作了如何迅速躲避敌人的飞机，如何在被敌人紧紧追击时赶快装死，如何计算，手榴弹投出后着地半秒之前就爆炸的时间方法——我们又教会他们怎样在炮弹袭来时迅速扑到坑洼中去，如何使用一捆手榴弹打开一条战壕；告诉他们敌军手榴弹雷管长短与我方的不同之处，教给他们判断毒气弹的方法和几种活命的妙招。

    他们专心致致地倾听着，可以说是聚精会神了。但一上了战场；他们便又兴奋地忘了我们交代的各种事情。

    海依·韦斯托胡 斯背负重伤马上要撤离，他一动不动地平躺着，呼吸时能通过伤口看见肺在不停跳动。我悲伤地紧紧抓住他的手一言不发，“保罗，我看一切都要结束了。”他强忍着剧痛呻吟着说。

    还有那么多人苟活着；那些头盖被炸裂的士兵；那被炸断双脚却仍在奔跑的士兵；那些拄着拐杖一瘸一拐拖着残肢的伤员；那个膝盖炸烂用手却仍在地上拼命向前爬行了两公里的一等兵，和另一个急救所护理床 上双手捧满从肚里掉的肠子的一等兵；那些少了嘴巴，毁了面孔的，没了耳鼻的伤员；他们还这样继续活了。坚强而痛苦地维持着生命的延长。我们发现为了能活下去，不至失血过度有个士兵竟然用牙齿代死咬着胳膊上的动脉血管整整两钟头。太陽归西，可怕的黑夜接踵而至笼罩着大地，炮弹便又开始狂乱地嘶吼、咆哮。或者这便已接近了生命的最边缘。

    但我们竭尽全力坚守着这块被炸得破败的土地，抵御着优势敌人的强大的火力猛攻。我们虽然仅仅沦陷了几百公尺的阵地，但每一公尺土地都埋葬着一个年青的生命。

    调防了。车轮吱嘎滚动，我们痴痴地呆立着，只有在“当心——电线!”的声音响起时，才不由自立地弯下腰去。我们开始出发。来的时候，正逢夏日，草木青绿，树丛悠悠，郁郁葱葱而现在却已值秋季，夜雾凄迷，湿气笼罩。汽车停住后，我们轻轻地便爬了下来。外面乱哄哄的，人群涌动到处都是幸存下来的部队。两边的人黑乎乎一片来回奔走呼叫着各自部队的番号。随着叫喊也便有人跟着答复然后应声而往。我们都不过是些破烂惨淡的士兵，小得令人吃惊，一些弱卒残兵罢了。

    这时，听到在喊叫我们连的番号呢：顺着熟悉的声音我们找到了连长，他用绷带吊着胳膊，在前线总算死里逃生了。见到了老友克托和阿尔贝特登时什么话也说不出口，只是相互深情地拥抱着，紧紧地依靠着，彼此之间真诚地凝视着。

    我们连的番号连续叫了很久也没人应答。他便一直这样呼喊着，可那些在医院的和土壕弹坑里的是听不到他的声音的。

    声音又一次传出：“二连的，都到这边来报到!”

    之后又轻声地喊了一句：“二连还有人吗?”

    他沉默了。顿了一会才沙哑地说：“只有这么多人了吗?”

    “都有，报数。”他声音有些颤抖。

    早晨灰雾蒙蒙，我们一百五十来个人到的时候还是夏天，而转眼之间便已有了几分凉意，秋天来了。秋风沙沙地吹动着树叶，嗓子里发出低沉的声音：“一……二……三……四……”到三十二时便不再延续。过了好一会儿他又问了一句：“人都在吗?”顿了一阵，便轻声说，“成小队——”没有说完，便咽回去了。好容易才挤出几个字来：“二连——”又吃力地说，“二连——齐步走!”

    一行人，短短的一行人拖着沉重的步伐在清晨的光明中缓缓前进。

    三十二人。

    我们被送到更远一些的一个野战兵站，我们因此而需要重新整编，连队还应再增加一百来名士兵。

    这些天，除了值班站岗外，大家便四处逛荡。两三天后，正好见到了奇姆思托斯。他从前线回来之后，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变得和蔼起来，丝毫没有那种骄横跋扈的神情了，他主动与我们友好，要我们多接受他，我很高兴，我曾亲眼看见是他把背部受伤的海依·韦斯特胡 斯送回来的。现在他非常大方，我们缺钱那阵子，还主动请我们到兵营食堂吃过饭，不过恰德却仍然对他心存芥蒂。

    不过很快他也改变了态度，奇姆思托斯在军厨炊事长休假回家期间曾代理他的工作，为了表示友好，还当场分给我们两磅糖，专门多给了恰德半磅黄油，之后他又想办法让我们到伙房帮厨，负责削土豆和萝卜。这样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下长官的火的待遇。

    那阵子我们一下得到士兵最现实的两种渴求：吃好又睡好。对于前几年这本来是最基本的要求，甚至会有些鄙夷自己的想法，可现在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我们早就习 以为常了，在前方战场也是这样。

    我们能很快适应习惯一种环境，而忘却过去。昨天还在浴血奋战，今天却傻乎乎的在村庄找寻粮食，而过了今夜我，又将赶赴前线战壕去了。但我们又怎能忘掉呢?只不过，我们无法离开战争，而火线的日子一结束，心底便像缀着一颗石块，太可怕，太悲惨，让我们不敢也不来及去思考。要不是这样，我们肯定已成为炮灰了。在前线让我明白麻木顺从听天由命还可以忍受住恐怖和残酷的现实，如果一再思索推想则必将死于非命。

    正如在战场上我们像一头发疯的困兽，只为了活命；可一开始休息我们又成了爱说爱笑嬉戏打闹的人。而此外又能做些什么呢?一切都为情势所逼，为了生存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又怎敢用和平时那种思虑万千的情感来加大自己的精神压力呢?在这里感情是多余的。克姆里奇惨死在医院，海依·韦斯托胡 斯昏迷不醒，汉斯·克洛姆尔奄奄一息；本来还要去照顾劝慰他一番，可他又挨了致命一弹；马特斯失去双腿，迈尔死了，马克斯、拜耳、海姆林他们都死了，其余一百二十个身负伤痛还躺在不同地方治着养伤；这一切都那么惨痛，凄楚，但此刻和我们能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样，我们还能活着回来。我们并没能全力去救援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那样自己也性命难保；如果尽力去干，我们也不会有何怨言的；我们已不知道什么是可怕；至于怕死，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们的同一战壕的伙伴死了，我们却无能为力，他们可以安静的长眠了，我们呢?将有什么命运等待发生呢?我们只想眼前过得开心一点，舒服一些，睡好觉，吃饱饭，让肚子最充分地容纳消化，当然还要抽烟、喝酒、每一寸时光都要珍惜，因为生命太短暂了。

    我们不再回想前线的恐怖，让它暂时消逝在土地上，我们创造了许多龌龊的、气愤的笑料；我们会用夹起屁股来替代他己死了，还有不少我们也编成同样的笑话，我们会因此而轻松一点，才不会发疯，而能够战胜它。

    有些事我们是记得的!在战地新闻中说在火线前还有人排练跳舞，竟是瞎扯，他们这种可笑的幽默太难能可贵了。我们这种幽默完全是为了麻痹自己，否则我们会很快崩溃的!可就是如此我们也渐渐颓废下去了，毕竟这种幽默一个月一个月变得悲凉而凄楚了。

    有一点我很清楚：一切事情在战场上我们都像石头一样深埋在心底，可战争结束，就会慢慢地重新复苏，只有那时，我才考虑生与死这个永恒的问题。

    过去在这里度过的岁月、日日月月，很快就又会重复开始，那些死去伙伴也将复活，与我们共同往前，我们渐渐会清醒，找到一个目的地，死去的战友倍伴着我们继续大步前进，身后是长长的前线的岁月：——又向谁?目标是谁呢?

    不久以前，这附近有过一家前线剧院。广告牌上仍粘贴着花花绿绿的演出海报。我和克络普瞪大眼睛看着。太不可相信了，眼前一个穿浅色衣服，系红色漆皮腰带的姑娘微笑着亭亭玉立在那儿。她一只手扶在栏杆上，另一只手抓着草帽的边缘。一双乳白色高跟鞋带着扣看上去很精巧，往上是洁白的长统袜，身后是一片汹涌起伏碧海汪洋，海边是一处闪亮的湾湾，真是个貌美绝伦的姑娘；优美的身线，高雅的鼻子，淡红的双唇，修长的腿，那么匀称而整洁；她皮肤艳泽，一定是坚持泡澡的原因，指甲缝中那么干净，或者也只点缀几粒海滩的粉沙而已。

    身旁有个绅士，白裤子、蓝色短外套，戴一顶水手的便帽，可他并没有多少地方吸引我们。

    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能看到广告牌上的姑娘是真难得而美妙的事。我们到现在仍不敢相信当时的感觉。太多年了，我已没有这种感受，没有那种新奇、快活、动人的感受。到了和平时期，应该是如此的，我们想着心潮起伏。

    “可她穿这么一双精巧的高跟鞋怎么能行军又怎么能走一里路呢?”说完，我觉得很可笑，面对这么漂亮的姑娘，又想什么行军打仗，真是疯了。

    “猜她有多大?”克络普说。

    “不会超过二十二岁吧，阿尔贝特。”我推测说。

    “猜不出来吧，她不会比我们大，最多十七岁。”

    他的话让我感到发麻：“那不很好吗?阿尔贝特，你说呢?”

    “其实，我家也有一条这样的白裤子。”克络普若有所思点头说。

    “也像她一样吗……”我问。

    我们相视一眼，却又无奈地苦笑，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炫耀，褴褛破旧，油衣闪闪的一身肮脏的军服。我们不敢再幻想去追求了。

    于是我们过去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白裤子从广告牌上掀下来。“要不给她抓点虱子。”克络普说。

    我感到没什么兴趣，这样做会更粘脏了衣服而且虱子很快就又能生出来。但我们又细细品味这张海报后我改变了主意，“我们也试试看能不能也找一件这么干净的内衣 ……”

    “要是能有一双短袜更好。”阿尔贝特说。

    “短袜应该会有，我们去找找看。”

    不远，罗尔、恰德闲游过来，他们看见海报上的姑娘，下流的词语便开始发挥了。我们班罗尔最先跟女人上过床 ，他眉飞色舞讲起那令人心跳的过程。眼睛猥亵地看着那幅画，恰德像哈巴儿狗一样随声附和着。

    我们并没有厌恶他们，在当兵的中间没有不这样的；但我们却无暇顾及他们，侧过身子往除虱站去了，心情格外舒畅，就像要到漂亮的男士服装店一样。

    我们宿营的地方紧邻一条运河。河边分布着几个池塘，周围环绕着白杨树；河对面有一群女人。

    15

    我们这边的房子是空的，只有对面一边还零星住着几户人家。

    傍晚，我们相约去游泳，大家都没穿泳衣。河岸上三个女人若无其事在慢慢地散着步，眼睛还不时瞟向我们。

    罗尔跟她们招呼示意。她们竟停下来冲着我们笑，我们都感觉浑身暖乎乎的，争着用蹩脚的法国话与她们搭腔，全是些鸡毛蒜皮的话，因为都怕她们转身离开。她们并没有特别的动人之处，但在这个地方，见到这样的已是很难得了。

    有个姑娘身材高挑，肤色浅黑，微笑时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她动作麻利，活泼大方，裙子随轻风自由 自在地飘动。冰冷的河水丝毫没有浇灭我们那兴奋的热情，为了引起她们注意，在这儿多留一会儿我们努力同她们讲话做手势。还开了一些玩笑，她们也冲我们讲话谈笑，但我们却不懂说的是什么。我们扑腾着边笑边向她们招手。恰德灵机一动，跑回去拿来一块军粮面包皮，向她们举起来挥动着。

    这一招果然奏效，她们呼唤着招手点头要我们游过去。我们都不敢去，因为这是严令禁止的。桥上岗哨虎视眈眈看着。只有拿证件 才能通过，我们有些失望。又向她们招手，示意到我们这边；她们也无可奈何地摇着头，手指着桥上。她们也不允许到这边来。

    等了一会儿，她们转身走到运河边，我们在水里随着她们往前游。沿着岸边大约几百公尺，她们拐了个弯，用手指着远处隐 隐约约在树林灌丛后面的房子。罗尔问她们那是她们家。

    姑娘们都笑了。的确，她们就住在那里。

    我们冲她们大声叫喊，告诉她们晚上岗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要到她们那里作客。也许就今天晚上。

    她们微笑着，合手捂住脸，眼睛闭了起来。她们听明白了我们的话。一个金发姑娘还在叫喊着：“别忘了，面包皮——。”

    我们兴奋地对她们说，我们肯定不会忘记，而且还会带上更美味的食品，我们边说边用手势向他们表达。罗尔高喊了声“一条香肠”就被河水给吞没了。他几乎给喂了鱼。我们还许诺要是她们需要就干脆把军需仓库的食物全送给她们。她们满意地流露着兴奋的目光，边走边回头张望，一直到很远。我们上了自己一边的河岸，眺望她们是不是会走到那所房子里，生怕我们会被欺骗。然后，我们高兴地游了回来。

    没证件 是不允许过去的，因此我们只能趁天黑潜水过去才行。大家太亢奋了，实在有些等不及了。最后我们去营房食堂，找了点啤酒和甜饮料消磨时间。

    大家津津有味地边喝边讲述自己的有趣故事。但总是催促人家快讲，好让自己开口说出一段内容更丰富的经典往事压倒别人。我们挟着烟卷的手不停地上下运动着。克络普的话又引起我们的兴奋之情：“我提议，咱们带些烟卷去找她们。”于是，我们在军帽里塞进了几根纸烟。

    天空好像未熟的苹果绿茸茸一片。我们共四个人，而她们只有三人，所以必须把恰德留下，于是我们都跟他喝朗姆糖酒和混合饮料，很快他就前仰后合，一副醉态。天色渐黑，我们抬着恰德返回宿舍。一路上热血汹涌，满脑子都想着那种风流 韵事。我们提前进行了分配，那个身段高挑，皮肤浅黑的给我。

    恰德回来往草垫上一躺，倒头大睡一会儿就鼾声震天了。有时忽然像醒着似的，咧着嘴露出狡黠的笑容，把我们吓了一跳，都怕他吃了喝了再调戏我们一番。不过很快呼噜声又有节奏地响起，他确实睡死了。

    我们每人用报纸包皮了一整块面包皮和几支烟卷。另外还有那天晚上发得可口食物——肝酱灌肠。这可是我都不舍得享用的东西，都一并带上。

    为了不至于上岸后光着脚在铁丝和玻璃上走，我们专门带上长统靴，并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礼品塞在里面，因为得潜水所以衣服也没多穿，不过天黑路近也无所谓被人看见。

    我们迫不及待地拎着长统靴出发了。我们都游过去，把长统靴高高举起，觉得路似乎远了好多。

    我们轻轻悄悄地摸黑爬到了岗上，先取出长统靴里的那些东西，然后把它穿到脚上。我们便赤裸裸、水淋淋地挟着东西向那幢房子急忽忽地飞奔而去。穿过黑漆漆小树丛，我们很快便找到了那个地方。罗尔过于激动，一不留神还栽了个跟头，擦破了胳膊。但他迅速爬起来，乐呵呵地说：“没事、没事。”他显得很激动。

    屋子百叶窗紧闭，我们就蹑手蹑脚地绕着房子转想找个有缝隙的地方偷偷窥视一下。但后来实在有些等的心急了。“要是有少校也跟他们在里头，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呢?”克络普有些紧张地说。

    “那我们就赶紧溜开呗，”罗尔咧着大嘴边乐边说，“也许我们这儿有部队的番号和标记会被他们认出来呢。”说着他还撅起屁股拍打了两下。

    大门原本就敞开着，我们“咚咚”的靴筒声传了进去，屋门开了，一道光从里面直射出来，一个女人吓得尖叫起来。“喔，喔!Camrade·bon·ami”①我们边说边高高地晃动着我们带来的礼包皮。①法文：Camrade为Camarade的误读，意思是“同志”，bon ami的意思是“好朋友”。

    屋门展开，另外两个姑娘也听到外面的动静，一起走出来我们被屋里的亮光照得清清楚楚。她们也认出了我们，见我们这个样子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简直难以克制，泪水都出来了。而我们却早己被她们的样子而陶醉了。多么迷人的神态啊!

    “un moment，” ①她们便进去然后从屋里扔出几件衣服，我们赶忙美滋滋地套在身上，她们才让我们进去了。屋里暖洋洋的，一盏小灯柔柔地缓缓燃烧着，香水的气味淡淡弥散在空气里。我们打开礼包皮，把见面礼拿给她们。她们眼睛专注地闪放着亮光，样子像个几天没吃饭的花猫。

    大家都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些尴尬地坐着。罗尔笑着冲大家做了一个吃饭的动作。于是她们迅速又活跃起来了，纷纷取出了餐刀和托盘，直扑那些东西。她们虽然有些狼吞虎咽，但每次总是先把一段肝酱灌肠举起在手上，大加称赞，啧啧不断。我们感觉非常舒服非常自豪地在旁边坐着。

    她们像鸟一样叽喳不停，但我们只听懂几句，但却很专注，我们从语气中觉得他们是欢迎我们的。我们都是些毛头小伙子，样子很年轻，那个皮肤浅黑，身材细高的姑娘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说了句流行于所有法国女人中的话：“La——guerre——grand malhear——Paurers garcons——”②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膊，嘴唇紧紧贴压在她手背上。她便用手指摩挲着我的脸，我的心狂乱地跳动，她的眼睛那么迷人，皮肤那么光滑柔和，嘴唇红红的。她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她的眼神我也没有完全理解，好像包皮含着更多更特殊的内容。

    我看见隔壁房间罗尔正美滋滋地搂着那个金发女郎，大声地说笑着。他可是风月老手，那我是第一次体验，手忙脚乱却又急不可耐。好奇、紧张、渴求、等等感觉搅成一团 ，使我有些头晕，①法文：意思是“等下”。②法文：意思是“战争——大的灾难——可怜的小伙子”这里没有男人可以依靠抓取的任何东西。连长统靴也在进屋时换成了拖鞋，作为士兵所信赖的保护伞一样都没有：步槍、武装带、没有了，军服、军帽也没有了。我仿佛置身于一个茫然无知的地方，不知发生着什么。但还是难以克制地紧张，甚至有些害怕。

    她身材匀称，皮肤浅黑，沉思时眉毛轻轻的抖动，而交 谈时却像两弯月牙儿一动不动。她的话语，往往没等出口，就过去了，有时只说了一半，便被我拒于耳外了，仿佛只搭了半边的拱桥，或者一弯一巷，或滑落的流星。我什么都不懂，一直都不懂，从前、现在。这些不明意义的外国话，使我混混沌沌，一片宁静。屋子好像昏暗下来，光线摇摇晃晃隐隐约约。眼前只有那张紧贴着我的脸还那么充满生气，明亮润滑。

    脸的色彩和感觉是瞬息变幻的，一个钟头之前它还并不相识，而此刻却那么温 存亲切，它会集了黑暗、世俗、和燃烧的血液，一切这种事物熠熠放光。屋子里的东西也因它的影响而显得别致奇特。灯光轻拂着我的浅色肌肤上，那只柔软的、冰凉的手在上面游动着，我不由自主的生起一种崇尚之情。

    在士兵妓院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要排着长队才准进去，我告诫自己不要胡 思乱想，但浓郁的欲火使我不能自己，我有些恐慌，那些过去的经历或许真的摆脱不掉了。

    我的感觉被那高挑浅黑的姑娘的红嘴唇惊醒了，于是我也努起嘴唇紧贴上去，我紧闭双眼，一片混乱，这一切我真的想把它们擦除掉，战火、恐慌、邪恶这一切东西，好让年华幸福重新再来；海报上那个白裤子姑娘，我曾真的闪过一个念头：只有把她得手，我或许才能活着。真的，如果我和紧紧怀抱着我的胳膊再亲呢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也许就会发生。

    过了不久，我们又围聚一块儿了。说说笑笑，打情骂俏，罗尔情绪高涨，美不自禁。穿上长统靴，我们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她们。夜风吹送，凉凉地抚摸着我们刚刚热烘烘的身体。白杨树比肩而立黑暗中发生沙沙地响声。月亮闪闪地在天幕下，也在运河的流水中静静地浮动着。我们并肩快步向回返。

    罗尔说：“一份军粮面包皮看来没有白花。”

    我一路沉默没心情说话，其实我并不感到满足快活。

    这时，前边有急速的脚步声，我们顺势藏到一颗大树后边。

    随着脚步声的接近，一个光着身子赤裸裸的士兵穿着和我们相同的长统靴，他胳膊下也挟一个包皮包皮向前奔跑着，一会儿便踪影全无了。看样子应该是恰德。

    我们暗暗发笑。明天早上他肯定责骂我们。

    悄悄地我们又潜回到自己草垫上了。一切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到了办公室，连长把一张休假证和一张通行证递给我，还祝愿我旅途顺利。我一看假期才十七天，含路途三天。我小心地请求看他能不能多给我两天路途假。贝尔廷克没说话，只是指了指我的证件 ，我才知道休假结束后，我不用很快就返回前线，而是要到一个野外营区去接受一种专门课程的训练。

    听到这个消息，伙伴们纷纷向我道贺。克托目光殷切他还吩咐我努力去混个基地的活儿干。“要是肯动脑子，你就能在那儿常干下去。”

    但我更希望再过八天才开始休假，在这里无所事事的生活还有那么久呢，也挺舒服啊。——

    临行前请大家在营房食堂喝顿酒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都有几分醉意了。而此刻我却很不平静，心情复杂；离开的六个星期间，我自然是幸运的了，可再重返时，他们会怎样呢?我还能这样与他们一起吗?海依和克姆里奇都相继走了，又该轮到谁呢?

    喝酒的功夫，我细细地看了每个人一眼。阿尔贝特一声不吭地在我身旁抽着烟，这是我形影不离的好伙伴；克托耷拉着肩膀，粗实的大拇指，有节奏地讲着话；米罗笑得牙齿还在闪光；恰德的老鼠眼转来转去；罗尔的胡 子密密匝匝像个四五十岁的小老头。

    浓烈的香烟味在半空悬浮。只要有士兵的地方就不会见不到烟草。营房食堂是我们这些普遍士兵的宣泄逃避的场所，啤酒不单单是一种饮料，因为它人们可以随意摆动，摇晃放松。我们有些像进行着一种仪式似的，长伸着双腿，随意地吐痰，就采用这种形式。人要是过了今夜就要离开，那么各种事情都会接踵而至的出现在眼前!

    夜里，我们又来到那所房子。我真不敢讲我对那个身材高挑，肤色浅黑的姑娘说要离开了，而回来后，也将和这儿相隔很远，我们或许这是最后一面了。听完，她只是漠然地点点头，似乎很正常。我正不明白，但当我想起罗尔的话：我如果要上战场，她会对我说“Paurre arfon”；但休假回家她并不觉得感兴趣。该死的长舌头女人。人本来想像着会发生奇迹可事实却不过是一只只方方正正的干面包皮。

    次日一大早，除完虱子。阿尔贝特和克托一块儿送我到军用铁路终点站去。在停车站，还得等三个钟头火车才会开。他俩又得赶回去站岗值勤，于是大家相拥道别。

    “愿你走运，克托；愿你走运；阿尔贝特。”

    他们转身走了，挥了两次手，便越来越小。那走路动作和身影我曾经那么熟悉，无论多远我都能分辨得出，他们很快便消失

    我一个人坐在背包皮上等着。

    突然，我感到异常烦躁，真想赶紧上车离开。

    16

    记不清自己曾躺过多少车站的月台、站过多少流动厨房；还有不计其数地蹲坐在木板长椅，终于那熟悉却又朦胧，放松却又压抑的景致跃入视线。车窗像电影 屏幕一样掠过一座座村庄，房顶一半用木材盖成像一个戴在上面的白帽子，一片片田野，在斜陽的映衬下仿佛一块块闪烁的珍珠似的，一方方浓密的果园，一所所丰实的谷仓，一株株茂盛的菩提树……。

    站牌的名字在眼前跳跃，才让我有所感悟。心像激荡的音符，好像要飞出胸口一样，我站到车窗前，紧抓窗框，随着列车向前滚进，我却愈来愈难以控制，这些站牌，它们是我年轻时的分界限。

    一望无垠的草地、原野、农场；一架马车孤单地在湛蓝的天空下，在笔直的道路上向地平线的尽头挪动，一道拦路木栅，把农民们隔在铁道外面，姑娘们热情地向列车招手，孩子们追逐着在路边玩耍，他们身后通往村子的大道平整宽阔向后伸展，这可不像炮兵部队的行军路。

    夕陽渐落，己至黄昏。列车走路时的轰鸣声消失了，我禁不住想喊出声来。视眼豁然开朗，原野一马平川，山脉郁郁葱葱，从原处铺展开来。我看到了多尔本贝尔格所具的特殊气质，树林的上空巍然屹立起一把锯齿形梳子。大概就快临近城市了。

    夕陽温 柔地把大地万物染上一抹红色，列车叮叮咣咣转动着它那细长的身躯；挺拔成行的白杨从很远的地方恭迎着，但它们却又那么朦胧，那么漆黑地向前倾倒，仿佛是一副融入陰暗、亮丽、希望的景物画。

    田野蜿蜒曲折，列车环绕行进，树木便也跟着变化，一会儿没有了距离成了很长一整块，一会儿便只剩一棵，但很快它们又出现在最前面那株树后，与天幕相连，变成一堵长长的墙壁，一直消失在第一批房子后面。

    到了一个交 叉路口，大家都麻利地拾掇着行李物品等车入站，而我却望着窗外恋恋不舍一个人默默念叨着路过的大街：不来梅街，不来梅街。

    在下面有些灰雾的街道和另一条朦胧的地下通道，自行车，马车和行人往来穿梭着。我的心又开始激荡起来，母亲的面容轻轻地浮现在我眼前。

    火车缓缓收住脚步。外面一片吵杂，叫喊声，喧哗声此起彼伏，车站里还有我亲切地岗哨在值勤。背好背包皮，扣好背带，拿起步槍，我摇摇晃晃下了火车的阶梯。

    我停下来在月台上寻觅，在往来的人流之中，我没有认识的人。一个红十字会女护士 给我喝一杯东西。我忙转身道谢，她冲我微笑了一下，样子很难看，她一定在炫耀自己：“看见了吗?我拿咖啡给一名军人喝呢。我却很不乐意她一个劲叫我‘同志，。”

    车站外面那条从磨坊桥的水闸流出来的潺潺细流正向前延伸着。年久的嘹望楼方方正正地端坐在斑斑驳驳的伟岸高大的菩提树和苍茫的薄暮之间。

    多年以前，我们是经常坐在这儿的。每次过桥时，桥下脏乱的流水传出浓烈地腐臭味，我们在水闸边向下边的的臭水弯下腰看着悬挂在桥墩上的藤蔓和水藻；天很炎热时我们到另一边去端视着不停涌现的水泡沫，嘴里议论着学校老师的奇闻轶事。

    我从桥上走过，向周围张望；浓浓的墨绿的水藻像是一张地毯满满地铺在河面上，依旧闪射出弧形的光芒向下湍流；洗烫衣务的女工照旧露着膀子摆弄着干净的内衣 ，熨衣服的热气一缕缕地从这所嘹望楼的窗户里扩散下来。一只狗懒懒地在大街上走着，门口闲站着不少人用特别的目光看着我，好像觉得我太褴褛东西又太笨重了。

    我们经常到前边那家水果店买冰吃，而且还学会了抽烟。这条街道我太熟悉了，沿途的每一个门面都那么亲切，食品杂货店、药店、面包皮坊。随着感觉我在一扇己损坏把手的褐色院门前站住了，手里仿佛悬着干钧重担。我轻轻地推开门，跃入眼帘的竟是那么萧条，那陌生，我的眼渐渐潮湿了。

    听到我长统靴“咚咚”的上楼声，上面有扇门开了，有人扶住栏杆向下看，厨房里香味扑鼻而来，是煎土豆饼的味道、我想今天肯定是礼拜六，凭栏张望的那人一准是我姐姐。瞬时，我心如 鼓，竟有几分腼腆，低下头来，终于我脱下钢盔，仰面细看。是大姐，真是大姐!

    “保罗，”她叫着我，“保罗——!”

    我拼命地点着头，血液沸腾，背包皮撞在栏杆上，趔趄了几下，手中步槍有干钧重量。

    “妈妈，妈妈，保罗回家了!”大姐转身冲着门里高喊，声音有些破裂。

    我的脚仿佛粘在楼梯上，身子一下定住了。妈妈、妈妈，您的儿子回来了，保罗回来啦。

    我全然没了力气，身子往墙上一靠，费尽全力紧抓着钢盔和步槍。但双脚却钉在上面，无法迈进，楼梯逐渐变得模糊很快就消失了，我咬紧牙关，用槍托支住身体，然而嗓子也麻木了，一个字都出不来，大姐那句话仿佛电击了我一下，浑身无力，我拼命想笑一笑，说句话但什么都不能做。我静静地站在楼梯上，哀伤、凄楚、思念，种种情绪一拥而上，身体不由自主地抖动，泪水早已夺眶而出。

    姐姐忙走过来，问：“你怎么啦，保罗?”

    我重新振作，一步一顿地上了楼。把槍靠在墙角，背包皮脱下，放下钢盔，皮带之类都解下来；然后我喘着大气说：“给我拿条毛巾来。”

    她进厨房给我拿来，我边擦脸，边注视头顶墙上那个玻璃镜框，里面夹藏着我过去做的彩色蝴蝶标本。

    母亲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中断了我的目光。

    “妈妈还没起来吗?”我问姐姐。

    “她病啦……”

    我进了卧室，伸手给她，克制着说：“妈妈，我回来了。”

    暮色沉沉，她安详地躺着。她看着我不声响，过了一会儿小心地问我：“孩子，你是不是受伤回来的?”

    “不是，我是回来休假的。”

    母亲面色苍白，我没勇气点燃灯。“我怎么流泪呢，”她说，“应该好好高兴才是啊。”

    “你病了吗，妈妈?”我问。

    “我今天要起来一会儿。”她说着，转身找我姐姐，姐姐不时地往厨房里去烧饭菜，“还有一罐你爱吃的果酱，去拿来吧。”

    “我老长时间没吃到它了，妈妈。”

    “好像算到你要回来似的，”姐姐边笑着说，“全是你爱吃的，土豆煎饼，越桔果酱。”

    “还是周末呢。”我又说。

    “快，孩子坐过来。”妈妈说。

    我默默地坐在妈妈身边，她细细地端详着我，她的手比我的手苍白而干瘦。她只是看着我什么也不说不问，而我呢?我的一切愿望在这一瞬间都已经成为现实了，我顺利地返回，坐在母亲身旁。姐姐一个人在厨房里做着饭，哼着歌。

    “我的孩子。”母亲缓缓地说。

    穷人家庭都很辛劳勤苦，小有烦恼，各种情感都深藏在心底。他们只会把能感觉到的事轻易地表现出来。我们家也是如此。但当母亲说那句“我的好孩子”时，我能感受到这其中包皮含着的各种含义比任何人说出来都更为丰富。我明白她是把仅有的一罐越桔果酱专门省下来为我保存着，还有那些甚至变了点味儿的饼干。这些连她自己都不好弄来的东西，却都全部留着等我回来。

    对面饭店老板家花园的栗树，映现进我的窗口，闪放出金褐色的光彩。我努力深呼一口气，自言自语说：“我回家了，我真的已经回家了”。但这并没有使我觉得舒适和轻松，相反却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正在笼罩着我。有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有我的存放标本的镜框和我的桃花心木制钢琴，然而我呢?这已不是原来的我了，过去和现在的我之间已经有了一层隔膜，一块帘布。

    我出去把背包皮里带的东西拿出来：一块是克托给我弄来的 荷兰干酪，两条军粮面包皮，还有多半磅黄油，两罐肝酱灌肠，一磅猪油和一袋米。

    “这些家里都是需要的。”

    她们说是。“家里供粮质量很差吧?”我问。

    “对，这些都供应不足，你在前线能吃得饱吗?”

    我指了指那些带回来的东西笑着说：“当然不是天天都能吃到这么多种了，不过生活基本上还说的过去。”

    艾那把食品收拾走了。母亲猛地抓住我的手，迟缓而凝重地问：“前方生活一定很苦吧，保罗?”

    让我怎么回答您呢?妈妈，你是不会也永远不可能明白的。要知道艰苦的意义，在前线有着特别的含义呢，妈妈您是永远也不必去理解的，我的妈妈。我摇着头说：“不，妈妈，那儿并不是很恶劣，我们许多都在一起，并不觉得有什么大苦的。”

    “可上次海依里奇·布络迈尔说在前线，恐怖的很，各种各样的花样，还用毒气呢，是吗?”

    母亲说完这些话。但这不过是她担心我罢了。她并不明白什么叫做各种花样。可我又怎能告诉她，那次在敌人的战壕里，那些士兵都像中风了似的直挺挺地僵立在那里，样子千姿百态；有的靠着墙，有的在坑道里钻着，有站着的，有躺着的他们都待在原位，但却个个面色青肿，全部都死掉了。

    “哪有那么可怕呢?妈妈，您别听他们瞎说八道。”我说，“布络迈尔也不一定就说的是实话。你看我现的样子我不就很健康壮实吗……”。

    17

    我心情平静下来，宽慰着母亲的焦虑和忧愁。我已经控制住了自己，并能随意来回走动，谈天说地，跟母亲自由 地聊天而且也不必担心自己会血液滚滚而变得那么疲软无力，再浑身虚弱地再倚靠到墙上了。

    趁母亲起床 ，我到厨房姐姐那边和她聊了一会儿，又说：“妈妈究竟怎么了?”

    姐姐垂下头说：“她已经躺了两个多月了，我们不想给你写信告诉你，好几个医生都来给她看过病。其中有一个说，也可能得的是癌症。”

    要去地区指挥部报到。我踱着步闲逛着。时而有人跟我打招呼。我也只敷衍一下，我不乐意和人聊天。

    从营房返回，忽然看见有个大嗓门冲我喊叫，我正在思考着，忙醒过来转身仔细一看，原来面前正站着个少校。“你没练过行礼吗?”他恼怒地说。

    “真抱歉，少校同志，”我忙解释说，“我刚才没注意到您。”

    他放大嗓音吼道：“你不知该怎样使用礼貌用语吗?

    我真恨不得上去搧他一巴掌，但终于克制住了，因为这会影响我休假的时间，于是我使劲靠脚立正然后报告说：“我刚才没注意到您，少校同志。”

    “睁大眼，告诉我你的名字。”他显得仍然恶气难平。

    我回答了他。

    怒气仍在他那红通通的胖脸上遗留着：“你的部队在哪儿?”

    我赶忙按照规定，从头到尾全都告诉了他。但他仍不放过我继续刁难，“你们的驻军在什么地方。”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说：“郎格玛克和比克朔特中间。”

    “嗯?”他又些疑问，愣住了。

    我忙解释说我休假刚到家还不到两个钟头。我本想他听完后会不再计较。但相反他却更耍起威风来：“别以为从前线残下来就应不守规矩，我们不认你这套。对不起，好在我们这里还是有纪律的!”

    他大声向我下达命令：“后退二十步，齐步走!”

    我简直怒火中烧了。但我只有一声不吭去按他的意思做，否则他一不高兴就可能把我抓起来。我跑步退后之后重新向他走过来，约离他六七步远，一挥手给他打了敬礼，走过他六步之后 才放下来。

    这下，他叫我回来，和悦地表示他对这一次比较满意，可以从轻处理了。我赶忙道谢。“解散?”他很威风地下了命令。我迅速转身，离开了。

    整个晚上我都没了心情。返回家便立刻脱下军装，扔到墙角，又从衣橱里取出一套便装，把它穿上了。

    这套便装穿着已很不合身了，又紧又短。因为我入伍之后个头儿又长高了一些。衣领和领带很不好系。最后还是姐姐过来帮我打了个领结。但比起军装来，这套衣服真是太轻了，好像身上就穿一条衬衫和一件衬裤，别的什么都没有似的。

    我，格外亲切。但父亲想让我还穿军装，他就可以带我去拜访他的朋友。

    我没答应。

    一个人静静地呆在一个地方，譬如饭店主人的花园里，苍劲高大的栗树下面，是件很惬意的事情。落叶零星地轻轻飘落到地上、桌上，只那么几片。桌上摆一杯啤酒，是入伍后学会喝得。一半已经入肚，仍然能享用几大口，舒舒服服地。高兴了，便再来第二杯，第三杯。远离了号音和讨厌的炮声，几个孩子在九柱戏球道上嬉戏，我膝盖上还躺着一条狗。湛蓝的天空和金黄色的栗树叶间高高耸立着圣玛加丽特教堂那绿绿的大尖塔。

    我很喜欢这样一个人独处。母亲很少问我那些烦事。而父亲却对前线的事充满好奇并要我讲给他听。他的举动让我有些感染但最多的是他的愚蠢。我只给讲，再也没有真正的沟通，他总是听得很着迷，但他却不懂有些事情是不能讲的，尽管我都愿意说给他听；然而当把现实描绘成语言后就会变化，令人心跳。要是能说清楚前线的各种事情，那我们的样子不知还会如何变化呢．

    我尽量克制着多给他讲一些有趣的事。但他却突然问我，有没有跟敌人来过肉搏战，我说了句“没有”起身就走了出来。

    这样也无济于事。电车在大街上的嘶吼声特别像飞驰而来的炮弹的声音，吓得我心怦怦直跳。这时我的肩膀被人拍打了一下。转身我才发现是我的德文老师，他也尽问些跟别人一样的问题，“前边怎样?很恐怖，可怕是吧?不过听说你们伙食不错。保罗，人都壮实了，面色也不错。内地相比可就差远了，这也应该，把营养好的东西给前线战士是对的!”

    他又拉着我到一些围坐着的许多熟面孔的桌子旁边。大家都很热情，其中一位校长还起身同我握手说：“你从前线回来?咱们的士气振奋吗?好样的，好样的，对吧?”

    我也寒暄作答，毕竟回来了，人人都高兴。

    听完我的话，他开怀而笑：“我能理解!但你们得狠狠地教训那些法佬!会抽烟了吧，来，抽一支，伙计，给我们的前线战士来杯啤酒。”

    我责备自己不该抽那只雪茄，还得跟他们敷衍几句。而且他们实在有些过分热情了，让我难以推却。虽然这样，我还是气恼地猛吸着烟，眼前升起一柱烟雾。一口气我喝干了那杯啤酒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但很快又满上第二杯；他们一定感觉到从军人那里得到太多东西了。接着便议论谋划着我们以后的战略方向。校长露出他那钢制表链发表了非常坚定的观点，至少应拥有整个比利时、法国的煤矿区，和俄罗斯的大块领地。他还很充分地分析了自己的依据，并迫使反对者同意他的话。他又自信地指出应把法国的某一处当成突破口，他转身看着我说：“那么，只要把你们那种传统的阵地战稍作挪动，赶走那些混蛋，和平很快便将实现。”

    我对他解释，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可能再突破了。一方面敌人的后备部队太多，另一方面战争有其自身的不可预测性。

    他狂妄地否定了我的话，并指责我不太懂这些事。“你的话只不过是局部情况，”他说，“它会影响大局。你是不会明白这些的。你只是在用点概全罢了。不过你为国尽忠，舍生忘死是应获得铁十字勋章这样的最高荣誉的。但现在，你们应先在佛兰德突破敌军防御，然后大军开进。”

    他补充了一下呼吸，捋了下胡 子说：“应该挥旗席卷，直逼巴黎。”

    我感到惊诧，这些他都是怎么想到的。第三杯啤酒也已不由自主地入肚了。他又叫伙计上了一杯。

    我没想到休假是这种情况。事实上，若在一年前肯定不会如此。这段时间我有了变化，已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有了一层隔膜。那时，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地方驻守，对战争毫无认识。而现在我已渐渐被侵蚀了。这里对于我已成为一个客栈，一个陌生的场所。有人爱问，有人却很漠然，那些三缄其口的人往往还有一种什么都通晓的神态，指出这些事无须谈论。而且他们为此而自鸣得意。

    我正希望别有人干扰我，独自呆一会儿。因为他们问来问去无非战事如何，有利吗?不利吗?一个人一种问法，但终归会回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内容上。过去，我也曾想他们那样的生活，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语言沟通了。

    他们太多言谈了，而我却不能认同他们的烦恼、追求和希望。我经常在饭店主人的小花园里找他们中一个人聊天，想跟他们说一种感觉：只要你寂静地坐着。他们都知道，甚至都有过这种感觉，但他们总是一半在体验，一半却进行着其他事情。他们是无法静下心来去专注地投入到这种感觉中去的；事实上我自己都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想忘却战争，特别是当我置身于他们的活动场所比如房子、办公室、或工作岗位中时我就强烈地想留在这里；但很快又感到厌烦了，这些都太局限，活着太单调了，都应被拆毁；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前线还在流血，弹片横飞，照明弹高悬乱射，伤员用篷布送回，战友们穿梭在弹坑之间，他们却这样生活着；我无法接受他们，甚至又些蔑视他们。情不自禁使我想起我的战友们，阿尔贝特、米罗和恰德。他们现在怎样呢?在营房食堂里呢?还是在河水中玩水呢?很快，他们又要上前线了。

    我坐在房间那张棕红沙发上，前面摆放着一张书桌。

    墙上钉满了剪画，许多是我从报纸上找到的。夹在图片之间是一张张可爱的明信片和图画，那时我真的充满了好奇和纯真。屋角搁一只铁炉。我以前的书本还摆放在靠墙的书架里。

    在家时，我总住在这间小屋里。有不少书是教课挣钱买的。不少已很旧了，比方古典名著之类。我喜欢买全集，因为我觉得选集的编辑对好作品的眼光不一定准确。我一丝不苟地看完那上面几乎所有的书，但对我影响深远地却没几本。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读价格偏贵的现代作品。有几本书来历有些惭愧，因为爱不释手所以借了人家的却没有去归还。

    课本统一在一格书架里，因为收藏不注意而有些破损了，甚至有几页已被撕掉了。书的下一格是乱堆一起的书刊、报纸和书信一类。

    当年的情景仿佛又回到眼前。它依据保留在房间里，在墙壁四周。我坐在沙发里，手放在扶手上，身体自由 地放松伸展着，跷着双腿这种感觉很自在舒坦。透过敞开着的小窗，街道的各种熟悉景致，远处高耸的教堂塔顶尽收眼底。这里的一切如昔，桌上摆放几束鲜花，钢笔、铅笔、墨水瓶、还有一个贝壳……什么都没变。

    我如果能在战争中侥幸尚存，再回来，一直生活着，也一定是这种景致。我也会这样坐着，耐心地欣赏着自己的房间，静静地候着等待。

    我竭力压抑着自己激动起来的心情。我要平静地使自己再回到过去那种无忧无虑、充满生机活力的轻狂冲动的感觉中去，以前只要我投入到书本中时就会油然而生。它把各式各样的书本融汇成暖暖的微风洗刷掉我心头沉淀的忧郁、困惑，把对未来的希望憧憬和少年人的欢快轻盈重新唤醒；把我早己尘封的对青春的激情又寻找回来。

    我静静地，等待着。

    我忽然想到应该去克姆里奇家去看看她母亲；或者去米特尔思铁那里瞧一瞧，他肯定就在营房住着。窗外，金色的陽光铺洒在街道上，向后是连绵起伏的丘陵，隐隐约约向后延续，直到无际。我仿佛又看到那个爽朗的秋天：我和克托·阿尔贝托围坐在炉火旁，谈笑风生；手里还拿着烤土豆……。

    我不再去想那些事情，我把它们抛开了。我能感觉到这所小屋在控制着我，拽着我，让我明白我是这里的主人，我在思考，我在明白在我返回前线时，战争已经结束，那激动人心的返乡的人潮已把它吞没，永远地消逝，远离我们的身体，成为与我们毫无瓜葛的东西。

    书是我按顺序排列成的，我仍然清楚记得每一本的位置。我强烈地祈愿：它们再与我沟通，与我的年轻的心交 融!把它们那轻快明亮的优美节奏与我接纳!……

    我静静地坐着，等待着!

    18

    眼前一张张画面掠过，稍纵即逝，它们都是些琐碎的灰色的回忆。 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我愈发的焦躁起来。 我一阵紧张空虚，我已无路可退、无计可施了；我拼命地祈求，但没人应答，我垂头丧气、郁郁寡欢地坐着，像一个罪犯在审判后，过去远远地离他而去了。可我又不愿有过多希望我的明天将会如何，我毫无把握。我还是一个兵，我牢记着这一点。

    我心烦意乱，起身向窗外眺望。然后从书架上找了一本书，翻看了几页，就把它丢在一边，又搜出一本。有些字句，我还做了注记。我边翻边开，又拿了另一本。转眼间身边已堆了厚厚一摞书。之后又有报纸、杂志、信件也堆了上去。

    我默然地仿佛面对审判一样站在那里。

    丧失了勇气。

    字、词、句——什么都无法对我表达。

    我迟钝地把书整理好，放回原位。

    一切都平静了，都过去了。

    轻轻悄悄地，我走出房去。

    我没有过分失落，还有希望嘛。我虽然不再到我房间去了，但我仍然宽慰自己，刚几天没必要早下定论的。今后，将来，有的是时间供我适应再判断呢。我独自到米特尔思铁那所士兵营找他，他屋子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气氛，我对此却非常熟悉。

    米特尔思铁给我讲了一个他很早就知道的新闻，却让我大吃一惊。他对我说，坎通列克被征募到国民军了。他拿出几根名雪茄，得意地说：“你想，我从医院回来就碰上他了。他出爪子，声音像鸭子似的!‘你好，米特尔思铁。’——我瞪了他一眼，说：‘坎通列克国民军，请注意分清场合，要知道跟一位上级军官讲话应该立正’。——他又气又急；脸色像调色板，一会儿涨得像没爆炸的炮弹，一会儿又像黄瓜蘸了醋。他想用往事来与我套近乎，但我不买账，更猛烈地训斥了他一通。他终于受不了，反而威胁我说：‘我可不愿意因为我的影响而让你去参加应变考试。，他居然用这事情吓唬我。我听完火气冲天，我对他说：‘坎通列克国民军，是你在两年前鼓动我们报名参军；那时有人不愿去，他叫约瑟夫·贝姆。但在他正式入伍前三个月，便阵亡了。若不是你的原因，他是不会那么早死的。现在，好，再见。我们会有机会谈心的!我轻易地要求分到他们所属连队。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到储藏室换上一套非常合身的衣服。待会儿我们去看看。”’

    他带我到外面场地上。连队己集合站好。米特尔思铁下了稍息口令后，开始逐个检查。

    当看到坎通列克，我几乎笑出声来。他的样子太滑稽了，上身是一件旧的蓝军服，背心袖子布满了一个个大补钉。上衣就像罩着一件宽松的大衣。而下身的破旧的黑裤子短的只到小腿肚子一半。脚上套着一双宽大而且粗硬的破旧便鞋。鞋尖向上翻起，上面的鞋带歪系在一旁。脚指头光秃秃地露出外面。与之相反的是那顶圆桶平底帽，却是又紧又小又脏旧，根本不像戴着一顶制式的军帽。他从头到脚整个人感觉就是一个落难的可怜虫。

    米特尔思铁径直迈步走到他跟前，停下来看着他大声说：“坎通列克国民军，你这些纽扣能不能再往干净擦一点，难道就这个标准吗?我看你是真的一辈子都很难学会了。我说你呀，可得用心啊，别整天无所事事，可得用心呀，坎通列克。”

    我心里简直都快要乐开花了。记得上学时，坎通列克就总是用这样的神情和语气来训斥米特尔思铁的!“别整天无所事事了，得多用心啊，多下点功夫，米特尔思铁，你可得多用心呀。”

    米特尔思铁接着又挖苦他说：“你就应该多向人家伯特希尔学学，他现在是你各方面的表率。”

    我真的难以置信，那个以前专门为我们学校看守大门的伯特希尔竟然也在里面。而且，居然也成了别人学习 的表率!坎通列克愤怒地狠狠瞪了我一眼，大有想咬牙切齿把我活活吞到肚子里的意思。我便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冲他淡淡地一笑，就好像我们俩是彼此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一样。

    他的那身打扮实在太荒唐可笑了!可曾几何时他还威风不可一世地站在讲台前，高高在上地面对我们这些唯唯诺诺的学生。因为我们不会使用法文规则，他竟用铅笔往我们身上乱戳。可事实上，我们到了法国也没有用过他讲得一个单词。两年过去了，此刻的国民军坎通列克却威风扫地，黯然失色，样子十分狼狈。他弯曲着膝盖，胳膊像锅刷一样，纽扣灰淡淡的，样子滑稽，丝毫不成体统。比起两年前的坎通列克我真有些不敢相信，简直可以说是判若俩人。我有些迟疑，我这个老兵要是又被这个可怜的家伙突然再问一句：“博伊慕尔，你给我好好想一下把‘aller’的imparfait①出来。”该怎么办。

    米特尔思铁要求现在开始操练，课目是单兵训练，并特意指定要坎通列克担任他们的训练班长。

    这有奥秘呢。班长在散兵操练时的位置应始终是在队列前二十步的地方；当命令：向后转——齐步走!时队列只要转身即可，而班长则必须迅速跑步到队伍前二十步的距离。那么来回他就多跑了四十步。可马上再下“向后转——齐步走!”的口令，他就得赶紧再多跑四十步。因此队列的人只不过转个身而班长却已跑了很长，像在窗帘木杆上放的屁一样来回滚动。这一招，是米特尔思铁的许多绝活中的普通一招。

    坎通列克跟着米特尔思铁就只有自认倒霉。

    我很不理解，坎通列克居然那么温 顺，尤其在体操课上，米特尔思铁故意模仿他的样子，当他引体向上时，米特尔思铁一把拽住他的裤裆这样他下巴刚露过横木，随即使是一番充满哲理的教育。而那时坎通列克最先把这方法运用在他身上的。

    随后又分派公差勤务：“坎通列克和伯特希尔用于推车去拉面包皮!”

    几分钟后，俩人一个怨气十足一个兴高采烈推着车去了。坎通列克实在受不了了，而那个门卫却因为有这样轻松的勤务而高兴。

    面包皮厂在城市另一端，推车来回要经过整个市镇。

    “他们一块儿去过两三次了，”米特尔得意地狞笑着，“早有人在等着他们了。”

    “你真行，”我说，“但他就不会去告你。”

    ①aller和lmparfait 都是法语。aller的意思是“去”，动词；imparfait的意思是未完成式。

    “当然去过，但我们的上司听完讲述之后哈哈大笑。他才懒得去管教师的事呢。况且我和她!~7～1,F#D恋着呢。”

    “他会在你考试时做手脚的。”

    “我无所谓，”米特尔思铁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说，“他有苦也说不出来，我可以表示给他要安排的都是很轻松的公差勤务。”

    “你可以改变一下方式让他稍微改掉一些呀?”我说。

    “他愚不可耐，我实在没那份闲心。”米特尔思铁严肃而傲慢地说。

    休假是为了什么?它使本来的平静被打乱被破坏罢了。离别的氛围渐渐弥散开来，母亲无言地端详着我，数着每一天所剩的日期；她暗暗地伤心。我知道，特别是新的一天开始时。她把我的背包皮拿走；不想让它影响自己的情绪。

    有心事时，时间便一小时一小时从思考中溜走了。我振作起来和姐姐到肉店排队。这种情况太珍贵了，所以队伍很长人很多。有的人甚至昏倒在地。

    不幸的是，排了三个小时后，里面已经没有了，我们也只好随人流散开了。

    好在我领到一份军粮总算能吃到一点还算可口的东西。

    一天比一天沉重，母亲的眼神也日益哀伤。在这里的时间，仅有四天了。我决定去看望克姆里奇的母亲。

    我真不知如何说起。她流着泪，颤抖着双手不停地晃动我，向我哭诉着：“你还好好活着，为什么他却死了!”她泪如雨下，呼喊着泣不成声，“你莫非没见到他吗?孩子，当他……，”她一下子跌坐在一张长椅上，抱头痛哭，“孩子，你见他了吗?当时你在吗?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

    我告诉她，他心脏被击中，当场便死了。她直直盯着我，神情冷漠：“你瞎说。我早就知道了。我早感觉到他死时候的痛苦。晚上，我听见他的哭泣和煎熬。把实情讲给我听，告诉我真实过程。”

    “不，”我说，“他当时，他死时我就在旁边，他是立即死去的。”

    她几乎在哀求我：“别隐瞒说吧。不要以此安慰我，要知道你不告诉我实情我会更加痛苦的。我真的忍受不了胡 乱猜测地情况。你快告诉我吧，他是怎么死的，就是很惨也没事。你不告诉我，我自己瞎想会更难受的。”

    我就是被剁碎成了肉泥也不会告诉她的。我能理解她。但她已有些失去理智，有些想不开。其实，她知不知道又能怎样，反正人已经死了。我已目睹了太多死亡，再也理解不了，为什么只对一个如此悲伤。因而我有些烦乱说：“他一下子便死了，死时又快又平静。”

    她沉默了。“你肯发誓吗?”她陰着脸慢腾腾地说。

    “当然肯。”

    “就拿你最神圣的东西发誓吗?”

    可对于我哪一样是最神圣的呢?一切都会变化的。

    “我肯定，他一下子便死了。”

    “要不是实情，你就永不回来了吗?

    “若不是一下子死的，我便永不回来。”

    一切东西我都可以放到誓言里。但她终于相信了我的话。我只有编织一个自己都信以为真的故事去应付她那歇斯底里的哭喊声和难以自控的悲叹声。

    19

    作别时，她吻了我，并送给我一张克姆的照片。他身着一身崭新的入伍军服，靠着一张圆桌。身后是一片布尔上的树林，桌上摆着一杯啤酒。这是最后一个在家度过的夜晚。大家都沉默不语。我早早地上了床 ，把头埋在枕头下，紧紧压住。我不知道日后还会不会再睡在这暖洋洋的鸭绒垫子上!

    夜很深了，母亲轻轻地走到我床 边。她以为我睡熟了，我也装着做梦的样子。我真不知俩人坐着说话会多难受呢。

    她一直坐着快到天亮了，有时候腰有些酸痛，她就轻轻地扭一扭。我终于克制不住了，装着睡醒坐了起来。

    “妈妈，回去吧，当心受凉。”

    她说：“没事，我多的是睡觉时间。”

    “我先不去前线，妈妈。我要在训练营呆四个星期。或者趁星期天我还会回来呢。”

    她沉默了一会，又说：“你怕吗，孩子。”

    “不，不怕，妈妈。”

    “孩子，千万小心那边的法国女人，她们可不安好心。”

    我亲爱的母亲!在您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呀，我真想把头伏在您膝盖上，大痛一场来得到一丝慰藉。其实，我也真是个孩子呢，衣柜里短小童装，仿佛就在昨天，而这一切全都过去了。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说：“妈妈，我们驻守那儿根本见不到一个女人。”

    “上了战场，要多留心啊，保罗。”

    我亲爱的母亲呦!我真恨不得和您拥抱着一块儿死掉，我们都是如此悲哀、无奈让人怜惜啊!

    “妈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多留心。”

    “我会每天为你祷告的，保罗。”

    我最亲爱的母亲啊!我真想和您穿过时光的隧道，回到我们朝夕相处的岁月中去，永远不再饱尝这些苦难，自在地生活啊!

    “你能不能去到一个不太危险的部门呢?”

    “也许吧，妈妈，我试着往炊事班调动一下。”

    “那你就试试吧，但会不会被人家议论呢?”

    “我不会在意的，妈妈。”

    她长出了一口气。夜色中我看见她脸上闪出一束白光。

    “妈妈，你去休息吧。”

    她依然坐着没说话。我起身给她披上被子，她拽着我的手，身上开始病痛了。我忙扶她到自己房间里去。然后我陪她坐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妈妈，您很快就会痊愈的，您多保重身体。”

    “好的，妈知道了。”

    “妈，以后别给我邮寄东西了，我们在前线饿不着，你们更需要它们。”

    妈妈伤心地躺着，样子那么可怜。她对我的爱胜过了一切。我正要轻轻走开，她忙又说，“我给你买了两条羊毛衬裤，挺保暖的，千万别忘了放到你背包皮里。

    妈妈，我晓得为了这两条衬裤，您曾无数次地去等待、去请求、多少个来来回回啊!我最亲爱的母亲，如今我却一定要离你而去了，多么让人难以接受啊!这世界只有您能在我临行前提出那么多要求和注意。我此刻就坐在你身旁，心中干言万语却就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晚安，妈妈。”

    “晚安，孩子。”

    夜黑漆漆的。母亲的咳喘声不时地传出。一片寂静，只听得见钟表不停地嘀嗒着。窗外风声乍起，栗树沙沙响动。

    楼梯过道上的背包皮把我绊了一下，背包皮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它就将随我离开了。

    我埋头咬着枕头，紧握着拳头，搁在床 粱上。我真后悔休假回家。在前方，一切都无所谓，不去幻想、不去希望期盼；而今后，就再也办不到了。我不是个纯粹的士兵，已成为为母亲、为自己、为莫名其妙的感觉而痛苦挣扎的人了。

    我真的不该休假回家。

    我早己习惯了野外营房这种临时帐篷。那时，奇姆思托斯曾整治过恰德。而现在，却都是些陌生的面孔。只偶尔能碰到几个似曾相识的人。

    我每天很麻木地完成着日常公差勤务。一到晚上，我就抢着到军人俱乐部去，并不是为了那些摆放的杂志，主要是我很高兴去弹奏那架钢琴。两个姑娘负责这里，而且有一个很年轻。

    营棚用铁丝网绕了圈，很高。万一从军人俱乐部回来晚了，必须出示通行证，除非，他与岗哨认识，可以随时出入。

    我们坚持要在荒地上的松树和桦树中进行连队操练。心中一切都破灭了，便能忍耐任何东西。跑步行进而突然卧倒时，鼻子喘气的风吹得花草摇摇晃晃。脸贴近地面，才明白细沙也是由更微小的卵石聚集而成的，很干净。以前很少注意这种事情，人们都把手深深插到了里面。

    而那边密密匝匝的桦树林，才最为漂亮。色彩像调色板一样有层次地交 错变幻着。树干先是洁白色的，上面飘动着轻柔的墨绿的树叶，一阵微风掠过，绿叶跟着向一边飞舞慢慢抹上一层淡淡的蓝色。紧随其后的浮云经过挡住陽光下面便像着了重墨，一切几乎都变成了黑色的。但这片陰影只稍作逗留，便从树干间离开了，缓缓地飘向天际，那些桦树又重见天日，更加亮丽明快像飘动在白旗杆上的艳丽多姿的彩旗。有些树叶已早早地被秋风染扮成血红的或金黄的颜色。

    我总是沉湎于那暖洋洋的陽光和飘浮的祥云聚精会神而险些没听见口令；人只有孤独、寂寞时才更能领略大自然的美好。我在这儿很少与人交往，也不愿意过分亲密。彼此互不深知见面闲聊几句，晚上打几圈牌，掷掷骰子也就可以了。

    我们营棚紧挨着一所很大的俄国战俘营。虽然隔着一道铁丝网，但他们仍能走到我们这边来。样子很谨慎、畏惧，与他们那种大胡 子，虎背熊腰的外表很不谐调；更像是被驯服的服服帖帖的圣伯尔纳雪山狗。

    他们偷偷地溜到我们这边，翻捡着垃圾桶的东西。我们的剩饭剩菜，肮脏的胡 萝卜，零星的芜菁块；而他们最钟爱的要数已经发霉的土豆和米汤里漂剩的牛肉末了，但这些又太难找到了。

    他们干干净净地吃掉每一样东西。有个别吃不掉自己那份的，周围早有十多个随时准备助人为乐的。那些垃圾多是用长把勺子都舀不到的剩渣才冲洗掉的。或者也有腐烂变质的芜菁皮和面包皮块等等。

    而那些俘虏却非常急切细心地热衷于对这些脏乱、腐臭的汤水进行搜寻。他们毫不知足地从那腐烂霉臭的垃圾桶里挑剔出需要的东西，往制服 下一塞便溜了回去。

    太奇怪了，离我们的敌人竟在咫尺之间。他们一副老实厚道的面孔，宽额头，高鼻子，大嘴唇，粗糙的双手，杂乱的头发，地地道道种地农民的形象。他们更应该去耕田、种植、收获果实。他们的模样有些像我们善良勤劳的弗里斯兰农民。

    他们的动作低三下四的乞讨，让人于心不忍。他们已极度衰弱，那点东西，只能让他们苟延残喘几天罢了。更何况，我们自己都有些吃不好呢。痢疾在他们中蔓延，有人惊恐地悄悄拉出沾着血水的衬衣给人看。他们都站不直，脊背、脖子、连膝盖都是弓着的，脑袋低垂着，有时还用几句拗口的德语向人乞讨，干枯的双手微微向前伸出，样子十分可怜。而我却从他们低沉、怯懦的低音里想起了家里暖和的火炉和舒适的小屋。

    当他们过分卑微作贱地冲着别人时，有人会因生气而一脚把他们踢倒。一般遇到他们这样，多数人都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并不理会。而他们那两只拇指大小的眼睛里，却隐匿着无数的苦涩与酸楚。

    夜晚，他们会拿自己的实物到营棚这边做交 易，换面包皮。而且进行都很成功。他们的长统靴对我们的诱惑是很大的。比起我们脚上的劣质靴子，他们的长统靴又高又软非常舒服。我们有不少收到家里寄来的可口食物便拿来与他们交 换。一双长统靴通常可以换取三块自己的发面包皮，或一块面包皮和一条细而硬的瘦肉香肠。

    但多数俄国人早已变得一贫如洗了。他们衣衫褴褛，神情可怜，用弹片和子弹壳做成小饰物或雕刻品也过来碰碰运气。然而这些并不受我们的欢迎，尽管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做工也很精致但最多也只能换一两块面包皮片罢了。我们这边的庄稼人虽然脾气很倔，却很狡猾。他们把面包皮和香肠伸到俄国人鼻子下面晃来晃去，那人看得直流口水、脸色惨白、双目发呆、便一股脑儿把好东西都拿去换了。我们的农民又用东西把战利品包皮好，再拿小刀为自己的胜利向从存粮中切下一片面包皮，就着香脆的香肠作为对自己的犒劳。看他们那副狡黠的样子，感觉很不舒服，真想劈头狠狠敲他们两下。他们只能算计别人，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人。我们沟通的太贫乏了。

    我总被指派看守那些俄国农民。夜里他们就像一只只病鸟蜷曲着身体，又像是只巨兽弓着上肢。他们总是把脸贴在铁丝网上，双手钓在网上，目光呆滞、神情木然。他们排在一行，享受着荒地上树林里徐徐吹来的干爽的晚风。

    20

    他们很少有人开口说话，有时也只是三言两语。但我感觉他们相处的比我们这边要融洽和睡得多。反正战争在他们那里已经结束了。不过一旦得了痢疾，人也很痛苦。

    听看守过他们的老国民军讲，刚来那阵他们也挺热闹。打架争斗，动刀子的纠纷也时有发生。而现在，他们像斗败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迟缓漠然，好多人已懒得去手婬，他们已经太疲软而孱弱了，不过有时也会再出现这种事，满屋的人都动起来乱哄哄的。

    …

    他们紧挨着并排在铁丝网后，一个接一个。一有空位，就会有人很快补上。他们一声不吭；偶尔有人想讨个纸烟烟头抽。

    他们的身影在黑暗中定格而立。杂乱的长须在晚风中摇动。我丝毫不能了解他们，只想着眼前都是一群战俘，并为此而兴奋不已。他们一生平平淡淡地生活，劳作，却被无缘无故送上前线沦为战俘。要是多了解他们一些，知道他们姓名、过去、家庭以及他们的心愿、苦恼，我可能会改变看法，会可怜同情他们。而此刻我只觉得生命的苦难、人生的艰辛和人与之间的残酷。

    我们会在一声令下之后把他们当成敌人，又可能因一声令下而与他们结为朋友。那些人轻轻地拿笔在桌上写了几行字，于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世人不耻的卑鄙的手段却成为新的追求方式。但每每眼睁睁看着他们满脸稚气，和蓄着教徒式胡 须的面孔，我无法用敌友来加以区别!在新兵的眼中每一个低级军官，在学生眼中每一个高级教师都是最憎恶的敌人，但在我们眼里他们这些人要更为可恶。只要他们重返自由 ，我们之间又会相互视为敌人，把槍口再瞄向对方。

    我为这可怕的联想感到恐慌，几乎要陷入迷途。虽还不至如此，但我没有遗忘这些想法，我会把它留在记忆深处，一直到打完仗。我心情激动不已：难道我弥漫于硝烟时所思考过的，在经历战场洗礼之后所残存的追求的那种高尚、伟大的目标吗?难道就是不白流逝岁月而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吗?

    我把一支香烟分成两段，递给俄国人。他们感激地向我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去，贪的把烟点燃。红光便闪闪的映衬在他们脸上。我的心稍稍舒坦了一些；仿佛夜幕中的农舍；透过小小窗口洋溢出平静舒心的点着灯火的小屋。

    时间无言而逝。在一个迷雾的早晨，又埋掉一个死去的俄国人；平均每天都会有人死亡。我站岗时正赶上他被掩埋。混浊不清的赞美诗像旷野中的风琴传来的声音，俄国农民围成一圈木木地歌唱着。

    就这样一次葬礼很快完成了。

    夜里，铁丝网前，他们静静地站立着，任桦树林中的冷风吹动。天上布满了冷冷的星光。

    有几个稍微懂德语的俄国人，接触了几次相互便渐渐熟识起来。有个过去曾在柏林当小提琴手的音乐家，在闲聊中得知我会钢琴后，就取出他的家当演奏起来。周围的人便都背靠着铁丝网静静地倾听着。他尽情地站在那里来回拉动着，眼睛时而轻轻地合拢，样子非常陶醉好像全然忘了自己周围的一切而沉浸在那美妙的琴声中了；他还友好地冲我有节奏地演奏他的乐器。

    人们随着他奏出的悠扬的俄罗斯民歌轻轻地附和着小声哼唱。声音凝重而浑厚仿佛是从很深的地下传出，而那些俄罗斯人黑压压地更像一片隆起的丘陵。琴声清脆、含蓄恰似面前站着一个羞答答的少女那么柔弱单薄。琴声依旧在夜风中吹送着，少了歌声伴唱，多少有几许哀伤，软弱乏力。在屋外空旷的氛围中琴声让人感觉孤独忧郁。

    休过一次长假以后，通常就不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了。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父亲带着姐姐一块儿来看我。因为我马上就又要重返前线了。那天我们一直在军人俱乐部坐着聊天，我讨厌在营棚里呆着，又没有别的去处。快晌午时，我们又在野地里转了一圈儿。

    我们都好像无话可说，几个钟头真难熬。话题始终不离母亲的病体。她已确证为癌症，老早便住院了，过几天就快动手术了。医院人员都说她会康复的，但我们却感觉很渺茫，还没有听说能治好癌症的病例呢。

    “我妈现在在哪儿?”我问。

    “路易萨医院里。”父亲答道。

    “几等病房?”

    “三等。手术费还不知要多少，所以先没确定。而且她也要在三等病房，好有人说说话。收费也少一些。”

    “那她屋里都是得一样病的啦。不过她能休息好就可以了。”

    父亲点头说是。母亲长期患病，他一个人忙碌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虽然实在不行了，母亲才答应住院，但花销也少不了，父亲这么多年都花在那里了。他显得很疲倦苍老，脸上布满了皱纹。

    “也不知手术费收多少。”他说。

    “你该去问一下。”

    “不行。不能很冒失地向医生提及这些，否则他会猜想的，无论怎样他还是要给你妈开刀动手术的。”

    我感到很悲哀，穷人注定就是如此。他们干什么都瞻前顾后，不敢问高价，而心里却乱打鼓整日心神不宁；与他们相反，那些花钱如流的富人反倒事先讲定了价格。就连那些医院的医生也都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冒失而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手术完成以后包皮扎费用也很高。”父亲语气里充满了无奈。

    “可是职工住院得病应该享有一点补助金的呀?”我说。

    “你妈的病拖得太长了。”

    “爸，你现在有些积蓄吗?”

    他摇摇头：“哪有啊!倒是自己加班加点多做点工可以补贴一些。”

    这我是知道的，他很辛劳。他会利用所有时间站在桌子边不停地裁剪、粘叠一直到深夜。他会在下午以后吃点干巴巴的用票证换来的东西。再服一些头痛粉，便一声不吭继续一个劲干手中的活儿。

    他太不容易了，为让他稍稍高兴一些，我又找了些话题，讲了一些刚好想起的故事，我们在营房时所说的一些笑话等等，以及将军、中士之类的一些事情。

    时间不早了，我便和他们一同去火车站，送上列车。临走时，父亲和姐姐把一杯果酱和一包皮油炸土豆饼塞给我，这些都是母亲亲手为我赶做的。

    他们乘车返回了，我茫然若失地一个人回到营棚。

    当天夜里，我就把母亲的煎饼涂上果酱，吃了不少。不过吃着总觉得没味儿，便想拿出去送给那几个俄国人吃。但很快转念一想，为做这些东西母亲一定强忍着病痛，烤着炙热的炉火很长时间才煎完。想到这里，我把那包皮吃的放进背包皮里，只从里边拿了两块煎饼给了俄国人。

    我们连续赶了几天的路。上空第一批飞机经过。追上运输车队时看见它们满载着重型火炮。我和他们一块儿搭了辆军车，我的团 队不知开往什么地方了，打听许多人都摆摆手表示不清楚。我只好到处寻找，找到什么地方就在那里住下；次日，带些干粮继续查问，好多回答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我只能四处乱问，扛着背包皮和步槍，边走边寻问。

    我费尽周折赶到那处被炸毁的战壕时，他们已经不在了，周围有人说己被改编成一支突击师，随时增援最吃紧的地方。听完这个消息我甚至有些扫兴和失望。他们说我们的部队已经惨遭重创。我又问知不知关于克托和阿尔贝特这俩人的消息，他们都表示没听说过。

    我风餐露宿，四下查寻，连续几个日日夜夜像个游牧的印第安人但杳无音讯。正当我垂头丧气时终于获得一个准确的信息，当天下午便急匆匆地去连队报了到。

    有个中士接待了我，要我先留住一两天，连队就快返回了，我现在去了也没用。“怎么样，在家休假还可以吧。”他问我。

    “开始还行。”我回答他。

    “都是这样，”他长叹一声说，“如果能一直在家呆着或许最好了。假期后面的日子，就是因为这些而很烦乱。”

    在连队回来之前，我便一个人到处乱逛。那天他们返回时，个个陰沉着脸，蓬头垢面，显得无精打采。我忙一跃而起，从中间挤进去挨个儿寻找，我一眼看见了恰德，接着是正在擤鼻涕的米罗，稍远处是克托和克络普。人们都默默地先把草垫被褥铺齐。我顿时感到有几分内疚，也不知为什么。熄灯睡觉前，我拿出背包皮里的油炸土豆饼和果酱给他们吃，每人分那么一点。

    我把两块已经有些发霉的靠外边的煎饼自己留着吃，挑了几张新鲜的递给克托和克络普，让他们吃。

    克托嘴里嚼着，一边又问：“是你妈给你煎做的吧?”

    我点头说是。

    “挺好吃的，”克托又说，“我第一口就觉着味道不错。”

    我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泪水。现在我又和老朋友克托、阿尔贝特一起吃住了，一切都会好的，这才是我的归宿。

    “你赶得真巧，”临睡前克络普凑上来小声对我说，“听说，过些日子我们就快开往俄国那边了。”

    俄国那边，听说没有什么战争。

    滚动的轰炸声从前线远处那边传来，整个营棚都跟着颤动。

    21

    我们开始大规模彻底清洁整修，仔细地查看每一处部件。只要稍有损坏都重新换新的。我还白捡了一件全新的上衣，克托就更不用说了，竟拥有了一身崭新的制服 。不同的传说此起彼伏。有的说可能打完仗了，很快就要和平了。不过有一种消息更让人相信；我们就要到俄国那边去了。但还是令人置疑去那边我们又何必把所有东西都换新呢?到后来更确切的答案传出：皇帝陛下要亲临我们这儿巡视。难怪检查一次接着一次。

    我们仿佛又过了整整八天的新兵营生活，自始至终不间断的操作训练。人们几乎不堪忍受了，心情烦躁而激动。开始的大量清洁检查就已让人非常厌恶了。现在又要重新搞那套枯燥的分列前进阅兵式训练，我们甚至比上前线更为愤怒。

    最终到了那个时刻!我们整齐地立正着迎接皇帝的驾到。大家满心好奇都希望能亲眼目睹一下皇帝的风采。他在队列中昂首挺胸地向前走去，但我却不免大失所望，以前从图片上见他比现在的样子更伟岸更高大，而且我想他应该是声如宏钟铿锵有力才对。

    他把十字勋章分发下去，同时和人们问候，讲几句话。之后我们齐步离开了。

    很长时间大家都议论纷纷，七嘴八舌争议着。恰德更是一肚子的吃惊：“这就是万人之上受人仰慕尊敬的皇帝陛下。在他面前任何人都要恭恭敬敬地立正站好。”他眼睛里充满敬仰与疑惑心里想着便又问：“就连兴登堡①本人难道也得在他面前立正吗?”

    “那是自然啦。”克托十分肯定地说。

    恰德还在狐疑，想了一会儿接着又问：“要是一个君主是不是也要在国王面前立正站好呢?”

    这下大家都说不准了，但我们觉得不应该那样了。他们都是世人仰慕的尊贵之躯，不会强迫对方也像别人那样毕恭毕敬地站立在自己面前。

    “你尽瞎说八道些什么。”克托冲他说，“你首先要知道的是，你自己必须立正站好就行了。”

    恰德仿佛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满脑子毫无意义的幻想：“但你们知道吗，”他几乎喊着说，“我简直无法相信，尊贵的皇帝上厕所时也跟我们一样。”

    “这个你尽管相信好了。”克络普也为他的迂腐逗乐了。

    ①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任第八军军长，坦能堡之战后，升任东线司令。一九六年起任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三二年；两度当选为总统。一九三三年授命希特勒组织政府，使政权转入纳粹手中。

    “你真是个二百五。”克托对他说，“你现在是个木头脑袋，里面有了蛀虫，知道吗恰德，先到厕所好好冲一冲你的死脑筋，别再问些婴幼儿的东西了。”

    恰德一溜烟不见了。

    “不过你们说要是皇上一声令下咱们这仗就能不再往下打了吗?”阿尔贝特问道。

    “仗肯定还会打的。”我接过他的话，“你没听说一开始他就反对我们打仗吗?”

    “可要是世界上其他像他一样的人也都起来反对打仗呢?”

    “我想那可能就不打了。”我说，“但问题是他们现在都赞成打仗。”

    “那就让人奇怪了。”克络普又说，“我们舍生忘死打仗是为了保家卫国。而他们法国士兵也同样是保家为国。说来说去，谁对谁又错了呢?”

    “可能两边都对吧。”我说，但我心里却很怀疑。

    “就算如此，”阿尔贝特一副究根问底的样子，好像是一定要难住我，“可咱们那些教师、学者、牧师、新闻报纸却只认为我们这边是高尚的，正如我们心里期望的那样；而他们那边的学者、牧师、报纸又只说他们是高尚的，你说这又如何解释呢?”

    “这我又怎么知道，”我回答道，“但别忘了，我们还照例在打仗，而且越打越大，又有好些国家也都先后加入进来了。”

    恰德又过来了，仍然兴奋不已，很快又加入我们的交 谈，他问我们，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有什么起因。

    “通常都是一个国家侵犯了另一个国家引起的。”阿尔贝特多少有点得意地说。

    恰德也假装莫名其妙的神情说：“你说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呢?德国的山不会跑去侵占法国的山。连同河流、树林、田野这些都不会过那边去侵犯人家吧。”

    “也不知你是真糊涂还是故意拿我开涮呢?”克络普嘟囔着埋怨他说，“我的话是说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民族……”

    “可与我何干呢?”恰登说道，“我倒没觉得被人家侵犯了什么。”

    “跟你说吧，乡巴佬，这些并不是由你说了算。”阿尔贝特生硬地说。

    “要依你的话，我现在就能回家了。”恰德并不妥协，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听着都不禁乐了。

    “你真是个弱智的人，民族就是一个大集体，我们整个国家——”米罗也看不下去了急着对他解释说。

    “什么是国家，”恰德掰动着手指关节“巴巴”直响，“所谓军队，警察，税款，就是你们心目中的国家。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克托终于发言了：“恰德你终于说对了一句。国家和我们的故乡是有差别的。”

    “但二者又应紧密相连的，”克络普还是强调自己的观点，“至少国家应该是我们故乡的前提保障。”

    “你说得很对，但我们大家都去想一下，我们只不过都是一些普通公民，而那边的法国人也大部分都是一般工人、做手工的和小职员，可为什么会打到一块呢?这都是决策者造成的。在此之前，我们都未曾见法国人，法国人多数也没见过我们。大家谁又愿意去关心要不要打一仗呢?”

    “那你说，为什么要打仗呢?”恰德问。

    “还不是有人会从中谋取好处呀。”克托伸了伸腰平心静气地说。

    “我可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是那些人。”恰德咧着大嘴笑着说。

    “不但你，我们这儿每一个是。”

    “可那会是些什么人呢?”恰德迫不及待地往下问，“要说皇帝，他还要什么呢?该有的他一样都不缺。”

    “这也难说，”克托回答道，“他上任以来他没打过仗呢，历史

    上每个有成就的皇帝都要有一场大仗才会名传千古。不信你就去翻翻课本。”

    “那些带兵指挥的将军元帅们也要打仗方能声名远扬。”德特林说。

    “他们有的比皇帝名气还要大呢。”克托补充了一句。

    “后方也肯定有人需要战争来谋取利益。”德特林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就像一种寒热病，”阿尔贝特说，“大家都讨厌它，它却突然而至。我们许多人也都不想打仗，它却偏要把我们卷入。”

    “但法国人那边更能哄骗人，”我说，“那些俘虏身上带的传单居然说拿比利时小孩当饭吃。那些出主意的人才更应该被送上绞刑架，他们才是战争的罪人。”

    这时米罗起身说：“但只要看看那些杂乱的弹坑我们就该庆幸仗是这儿而不是在德国打的了。”

    “是啊，”恰德赞同说，“可要是不打仗不是更好吗。”

    他显得很得意，毕竟说服了我们这些只须服一年役的应征兵士①。况且他的话翻来覆去别人是不可能驳倒的，我们都是些普通士兵，对许多其他影响确实知道的太有限了。军人所特有的民族情结就是他已在这个地方了。而这也正是那种情结的尾声，此外所有的东西就只用是否用得着来对待了。

    22

    阿尔贝特抱头往草地上一躺：“别再提这些无聊的事好吗?”

    “说了也没什么用。”克托也跟着说。

    我们更为生气的是，那些发下来的新东西又得上交 收走了，而开始穿的破烂还照旧领了回来。那些东西也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检阅而暂时配发的。

    ①这是指九五年以前；根据德国的法律规定通过一种考试而确定的只须服役年的应征兵士。

    事实上我们是重上了前线而不是要开往俄国去。沿途有片树林支离破碎，东倒西斜，到处都是炸开的弹坑，还有几处巨大的窟窿。“什么东西能打成这个样呢?”我问克托。

    “是迫击炮。”克托说着又用手向前边一棵树指去。

    树枝上吊挂着奇形怪状的几具尸体。有个士兵浑身赤裸，只有头上还戴着顶钢盔，上半身卡在树权上，而他的双腿都被炸飞

    “怎么会这样呢?”我问。

    “他的衣服怎么被剥的一丝不剩。”恰德小声嘀咕着。

    克托说：“我也总纳闷，我已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形了。迫击炮的热浪确实会在命中之后把目标的衣物炸得一干二净的。”

    我仔细环顾四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到处都飘挂着一片片被撕碎的军服，另外有个地方交 错着、块块血肉模糊的躯体部件。有一具死体横躺着，只有一条腿还套着一片衬裤，上衣的领子缠在脖子上，其余的衣服都被分解到树上去了，几乎是一丝不挂。两条胳膊都彻底没了，其中一条被甩在二十步远的一个灌木丛中去了。

    那具尸体脸朝地趴着，从受伤的胳膊渗流出的血水把旁边的泥土染的黑红黑红的。好像临死前曾经奋力挣扎过，脚下的树叶被弄得很散乱。

    “这可是对真格的，一点不夸张呀，克托。”我说。

    “都一样，炮弹弹片戳穿肚皮不也一点没夸张吗?”他很平静地答道，同时伸了伸腰。

    “但心不能太软了呀。”恰德说。

    血都还是鲜红的呢，说明他们是前不久才死的。所有人都死掉了，我们也就无需再浪费时间了，找人赶快把此事告知附近的一个医疗站。我们并不是用来清理战场，抬担架的勤务人员。我刚休假回来，感觉和大家非常密切，所以主动要求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巡逻队接受上级赋予的侦察敌人前沿阵地武器兵力的任务。大家一块儿商量好一个行动方案，便从铁丝网悄悄钻出来，然后分散向前爬行。我很快发现一个比较浅的弹坑，位置正好。我便缓缓匍匐进去，小心地向前方观察

    这里机关槍火力虽然不太密集，但四周的子弹都扫过来也还是压制着，根本不可能直起身来。

    照明弹在上空爆炸出的惨白的亮光，使大地看上去像一块冷冷的坟场。但很快黑暗又吞没下来，周围越发的漆黑。出发前，有人说前边一带有黑人部队。如果真如此还真不好对付，他们容易隐蔽，而且又善于侦察。不过，有些时候他们又很蠢笨，克托和克络普都曾歼灭整支敌人的巡逻队。主要是那些家伙爬行时居然还要过把烟瘾。这边只要对准烟头那燃起的小亮点开槍就解决了。

    我没听到一颗炸弹向我附近飞来的声音，而它己炸开了，我很吃惊。一瞬时忽然不由自主地惊恐起来。在这一片黑暗中，就我一个人呆着，或者早已有一双眼睛在另一处弹坑中盯了我很久而且手中的手榴弹随时准备向我抛来。我努力使自己摆脱恐慌振奋起精神来。我已不止一次接受过巡逻任务，而此时的情况并不是很危险。但却是我休假归队后的首次，更何况我太不熟悉这一带的环境。

    我暗暗宽慰自己不能胡 思乱想，更不必无谓的惊恐，不可能有人在夜暮中窥视我的，否则，他们的子弹也不会飞得这么低

    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自制。脑子里一片混乱，各种情形在脑子里像炸开锅一样——母亲临别前的告诫的话又在耳畔回响，俄国士兵靠贴在铁丝网栅上胡 须随风飘洒，营房食堂的安乐椅和瓦朗西安①的那家电影 院都浮现在眼前；我心乱如麻充满 ①瓦朗西安(valenciennes)：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了惊恐和苦楚，总想有一支步槍的灰色、寒冷的槍口还在不停地随我的脑袋来回轻轻地挪移。我想着已经汗水涔涔直流了。

    我隐蔽在浅坑里俯爬着。时间刚过去几分钟。我已经额头冒出汗来，眼窝处都有些潮湿喘着气，两只手轻轻地抖动，我已经太害怕了像动物一样的本能的表现，我真有些不敢探出头去，不敢再向前爬进。

    我不愿再动，只想像米汤一样把所有的辛劳凝固；什么都别去做，只要把身体紧贴在地面上；我想试着停止自己的想法，但却没能实现。身体和地面仿佛连为一体了，我没法前进，于是便打定主意就趴在这里。

    涌来的热流把我使劲撞击了一下，让我感觉一阵惭愧、懊悔。于是我抬高身子，向周围张望。时间久了，眼睛都在黑暗中盯得有些火辣辣地灼痛。又向上空蹿起一颗照明弹，我忙爬伏回坑坡上。

    我脑海里开始激烈地斗争着，一方面告诫自己出了这个弹坑向前进，心里想：“这些可都是你的好战友好伙伴，你没有理由不出去，况且这又并不是别人给你的指示，”——但转念又一想，“他们与我又何干呢?我可只有这一条命呀……”

    休假之后我变了态度，这使我对自己这种开脱责任的行为感到愤怒。但我却始终战胜不了自己，变得怯懦柔弱不敢面对。我小心翼翼地抬高身体两臂向前把身体一半儿拖出弹坑，另一半在里边。

    一阵响动声传过，我赶紧又缩了进去。我仔细从炮火的轰炸中倾听里面的其他声响，好像是从我后面的地方传出的。是我们的人在战壕里来回走动。有人小声在说话，我屏住呼吸判断应该就是克托。

    我感觉浑身一股强烈的暖流涌动。那些传来的偶尔小声的支言片语和战壕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像救命稻草一样把我从濒临绝望和恐惧中拯救出来。这些东西比母爱、比畏缩甚至比人的生命更具意义。它是最具有感召力和鼓舞力的让人从孤独、绝望中振作起来的最普通却最亲切的战友的声音。

    我不再孤单无助地在漆黑中瑟瑟发抖，我有他们的力量和支持，他们也同样拥有我，我们在这纷乱的世界里相互依存、共同分担着道路上的风风雨雨，我们已被不由自主地联系在了一起。我能紧紧地深埋着面孔，沉浸在那些亲切地把一个充满恐惧的灵魂唤醒、且还将继续给他以力量和帮助的声音和话语之中。

    我畏畏缩缩地从弹坑边爬出去，向前蜿蜒蛇行。我非常缓慢地小心挪动了一段，向周围扫视确定了一下方向和位置，找准了炮火的密集和稀薄地域，打算返回战壕去。我冲周围呼叫了一会儿，想和同伴联系上。

    我的心还是有些恐慌，但我内心却很清楚很理智，思想高度戒备很小心。炮火在夜风的吹拂中不规则地闪动，稍纵即逝。透过光亮往往想看到的却发现很少，而杂乱无章的东西却看到太多。即便屏心静气全神贯注也经常无所捕获。我晕头转向地向前移动了很长的路程，却又绕了个大圈回到原位来了。我始终没能联络到任何人。每离我们战壕近一步，我都发自内心地高兴一阵，前进的速度也就加快一些。我真的担心，如果此时被当头一击，那可就坏透了。

    恐慌再一次围绕了我，我却偏偏一下子忘记了自己的方位。只好又静静地躲到一个弹坑里面，思忖着所处的位置。经常会发生有人冒冒失失地爬进一条战壕，却发现自己返入了虎穴的事情。

    我平静了一会儿，侧耳倾听着上面的声响，但我丝毫没有把握。弹坑横七竖八一片狼藉很难判断出哪条路是对的。或许正与战壕并排平行地前进呢，真是这样，那我就永远也不会找到它。想到这里，我一狠心便又转过身子，绕了个大弯，重选择了个方向。

    满天的照明弹此起彼落，照得人丝毫都不敢挪动，否则在你四周子弹就会像雨点一样下来。大约一个钟头它们都在不停地闪亮着。

    我实在无可奈何了，硬着头皮向前缓缓爬行，浑身酸疼，锋利的刀刃样的弹片把我双手划的血流不止。我总是模糊地感觉好像远方的地平线上空逐渐明亮起来了，但很快就明白是自己的幻觉罢了。我终于明白选择好方向前进是关系到自己生死的事情。

    一声炮弹巨响，又连续两发炸裂。世界便一片混乱了。战斗已经打响!急促的炮击，持续不断地机关槍响把夜幕划成一道道裂痕。我只有无奈地紧贴在地面。照明弹不停地蹿上高空，或许已经发动进攻了。

    我在一个很宽大的弹坑里蜷曲着，下面的脏水满到肚子上。准备只要进攻一开始，就马上钻到水里装死。只要稍能透出一点气就行，脸也扎在淤泥中去。

    猛的一声炮响，我赶忙把钢盔挂到脖子上嘴恰好搭在上面吸气，其余部分都藏到水里面去了。

    我心怦怦直跳，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就听见“叮叮当当”地有脚步声越来越清晰，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一阵冰凉。杂乱的声响从我头顶上终于渐渐远去了，这就是经过的第一批部队。我却始终在思考：要是有人也进了弹坑该如何是好?我把一柄匕首抽出来，连手一块儿藏到污泥里。我已拿定主意，只要一有人进来；我立马就扑上去用利刃戳穿他的喉咙，不让他喊出声来。我反复这样盘算着，也只有用这种办法了；如果他也惊慌失措的话，那动手格斗起来，我应该是占主动的。

    炮兵连开始反击了。正好有一发炮弹在我附近爆炸，险些把我给炸飞了，直气得我咬牙切齿，狠狠骂了几句。但愤怒稍息，我还是轻轻地为自己祷告起来。

    耳朵里充斥着炮弹剧烈的爆炸声。我只期望我们那边来一次反击，我就能解脱了。我趴在地上倾听着开山采矿般沉闷的轰鸣声，又仰头谛听上面杂乱的响动。

    机关槍的声音更加疯狂起来。我清楚我们的铁丝网障碍非常牢固，很难摧毁；况且有些地方还带着高压 电。我听到步槍更为密集地扫射声，断定他们一定没有突破，很快就会溃退回来。

    我又缩进水里，心跳如鼓，呼气急促。外面的各种响动，相互碰撞、轻快地脚步，以及东西颤动种种声音都听的一清二楚。一片混乱声中不时夹杂一声尖细刺耳的叫喊。他们肯定进攻受阻，被火力击退了。

    东方微白。一批批的脚步从我头顶上急速而过。这是一批，又是一批。我默默地等待着。机关槍的扫射声持续不断。正当我刚要稍微活动一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的东西啪一声从我头上摔了进来，顺势滑到我身上，横压着我，仔细一瞧，却是一个人。

    我不假思索，狠狠地冲他一拳打去，他便抽动了一下，柔软地瘫在我上面了。我再清醒时，一只手上又湿又粘不知什么东西。

    我听见他在长长地喘息着，感觉好像是疯狂而凶猛地嘶吼一样，实际上只不过是我心在剧烈地跳动罢了。我真想把泥团 塞到他嘴巴里，再捅他一刀，那样他才不会暴露我，才能彻底安静下来。可我忽然变得心软起来，竟先制住自己没有勇气再对他下手了。

    我便爬到一处离他很远的角落，注视着他紧握着匕首，只等他稍动一下便冲过去，给他一下。但他的轻柔断续地喘息声已经表明他再也不会那样了。

    渐渐地我已能隐约看清他了。我只想马上离开，否则天一亮就不可能走了，现在赶紧出发也已经很危险了。但当我抬头观望时，马上便打消了念头，枝权的火网到处喷出火舌，或许还没跃起便已是干疮百孔了。

    我把钢盔摘下来向上举起，以此测定一下槍弹离地面的高度，很快就有一颗子弹从我手里把它击落了。火力几乎是贴着地面在喷射。我离敌人阵地很近，可能跑不远几步就被他们的狙击手抓住了。

    天已亮起来了。我的心情非常烦乱，只祈祷着我们的部队赶快发起进攻。我期望着停止扫射，战友们都冲杀过来，一双手紧紧握着，指关节都没了血色变白了。

    我就这样看着时间渐渐过去了，没有勇气去注视那个躺着的黑影。我到处张望着，默默地等待着。上面持续不断的子弹像网一样笼罩着。

    23

    我看清了自己粘满污血的那只手，一阵恶心，赶紧用污泥在皮肤上擦拭。手上便尽是些肮脏的污泥，没有了血迹。

    双方的炮火丝毫没有减弱，更加凶猛地咆哮着。我的伙伴们一定以为我早就找不到了。

    早晨天空晴朗，空气中弥散着灰暗的烟雾。那人不停地咳喘着，我捂住耳朵，但如此一来什么声音都消失了，我又忙放开双手。

    对面那个家伙轻轻地动弹起来，使我又紧张起来。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那家伙头耷拉在一条弯曲的胳膊上，小胡 子整齐地分布在嘴唇上下，显得垂死无力。另一只血淋淋的折放在胸口

    他已是个死人了，我自言自语着，他死了不会有什么感觉了；只不过僵死的身躯还不停地喘息。但一会儿，他的头轻轻地动着试图要抬起来，呻吟声很急促，头又很快跌到胳膊上。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但还没有死。我慢慢地撑着身体小心爬了过去，却感觉这点距离令人充满恐惧。我还是一点一点地靠近了他。

    他似乎听到我的声音了，睁开眼睛惊慌失措地冲我看着。他一动不动地躺倒在那里，但我却感觉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正思索着企图逃跑的神色，使我相信他甚至还有气力拖着身躯出去。但他却再也没动静了，弹坑里出奇地安静，没有丝毫声息，不停地咳喘声也渐渐停止了。而我从他的眼睛里已感觉到了痛苦、绝望和无声的号叫，那里充满了他全部生命的活力，他恐惧地看着我、看着一切，竭力凝聚力量准备最后一次逃跑。

    我双腿一软，便朝下倒了，忙用两肘支起身来。“没事的，没事。”我自言自语道。

    就见他胸口的手缓缓地向下滑落。虽然只稍稍一点，但却一切都结束了，他眼睛里那种丰富的神情便永远消逝了，变得软弱无力。我靠近他俯下头，冲他摇头道说：“没事的，没事的，不会有事的。”我向他举手示意我的友好，又在他额头上摸了摸。

    他见我伸手过去，眼睛便友善轻松了，眼皮恢复正常人的样子，已没有了先前那种惊恐的情状。我又帮他解开衣领，扶着他头枕到一个更缓和的地方。

    他半张着嘴好像要说话。双唇已有了干皮，我正巧没带军用水壶。只好爬到弹坑下面用手绢展开吸了点水，然后挤到手心里，水是土黄色的。

    他一口就咽到肚里，我又去给他弄了一点。我内心有些惭愧，便解开他的上衣，打算看看能不能包皮扎一下他的伤口。他们那边见我如此友好，即使抓住我，也不至于一槍把我结果了。他只挣扎了一下，便不动了。他的衬衫是后背扣上的，从前边又不好撕开已经粘到身上了，只能找剪刀剪开了。

    我找出小刀，抓住他的衬衫往开割。他突然睁开眼睛，用充满惊恐、求救的目光哀求着我，我只好把那里给盖起来，不露缝隙，我不停地嘟囔着：“别急，我会帮助你；朋友，朋友——”我只求他能原谅我，并理解我现在的举动。

    我用急救药包皮把他身上的三个伤口遮住，血顺着它下边渗了出来，我用力压紧，他嘴里便哼哼地呻吟着。

    我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剩下的就只有静静地去等待。

    几个钟头简直太漫长了。他依旧不停地咳喘着。人要是真正都完全死去并不是那么迅速的事。他的死就太艰难了!我很清楚他确实已经不可救药了。我真的渴望看到他能继续活下来，但他中午时弥留的呻吟声使我的想法落空了。现在手中要是还留着那支手槍，我肯定会给他一槍。但我却没勇气用匕首杀死他。

    中午时，我开始有了新的思想感受。那难耐的饥饿让我头晕目眩，差点儿让我急出泪来。与饥饿相抗争的滋味是最痛苦的；我只能不停地用手绢给那家伙弄点水喝，有时自个儿也沾点儿。

    在此之前我从未曾亲手杀死过人，他是我第一个杀死的人，我此刻能看真他的全部。别人包皮括克托、克络普、米罗都曾下手用槍打死对手，也有不少人在肉搏战中刺死对方，而我却是第一次。

    我心情极为矛盾，每一次呼吸我都觉得这个弥留不久的人还在用一把无形的小匕首狠狠刺着我的灵魂，也刺着每一寸时光。

    我真想帮他活下去。在这个大泥坑里一声不吭地听他的声音，看他模样，让我想到非常难受。

    他大约是在午后三点多钟死去的。

    很短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很轻松，呼吸顺畅。但很快孤独的寂静更让我陷入煎熬。我真想那不休的咳喘声又时高时低，时长时短的在周围响起。

    我不愿意一动不动地等待，虽然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没有实在意义。我把那个死人扶到一个合适舒服的位置让他躺下。把他那双浅褐色的眼睛用手合拢，把他那乌黑的卷发上的污泥轻轻弹去。

    两撇胡 子下边是一张厚实的嘴巴，稍稍隆圆的高鼻粱，皮肤不再像他垂死前那么惨白了，变得有些棕色。他的脸有一瞬间显

    得那么光泽健康，但片刻工夫便塌陷下去，没了血色变成一张死人的脸，我已经看多了这种情形，几乎都是一个样子。

    他家里妻子正盼着他去信，一定不会知道已将临了这样的灾难，她整日都在思念自己的丈夫。而他也总给她三两天去一封信；明天也许一周之后她或许又能收到他的信，更远一点儿再过个把月还会有一封曲折邮递的书信。她能看到信里他正和她诉说深情呢。

    我无法抑止自己的思想到处飘荡。他妻子是不是长得有些像运河岸边那个皮肤浅黑细身材的姑娘呢?她应该是我的呢?她就应该属于我!坎通列克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妈妈你还活着吗?……。要是我不再改变方向，记对路线或者他不被绊倒掉进弹坑里来，他，这个死亡的人一定已经在自己一边的战壕里坐着给心爱的妻子写信呢?也许他还能活三十年呢。

    我停止胡 思乱想，我们这些人注定都将这样结束，克姆里奇往右把腿移十公分，海依往前下方再偏五公分，一切都不会这样

    周围一片寂静，而且静得出奇。我要说出来，一定得说些话。我转脸跟他交 谈起来：“知道吗?朋友我真不想那样做。要是你还能再跳进一次，也不与我计较的话，我是决不那样的。但开始，我并不知道你，只把你当成一个模糊的想像，是我那时的幻觉。我也只当是向那个幻觉猛刺了一刀。但我终于明白了，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不只是我过去想的那种武器；手榴弹和手中的步槍，同样你也让我看到了你的妻子、面孔、和我们都具有的东西。朋友，我真惭愧!我只怪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认清了这一点。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咱们都同样是一群可怜虫，我们都有担心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恐惧死亡，都会死亡，都有悲伤痛苦。朋友，你能原谅我吗?为什么我们会成为敌人呢?如果没有那些步槍、制服 ，你一定和克托、克络普一样成为我的好哥们。我宁愿让你一同把我二十年的生命也带走，朋友，你起来吧，一切都带去吧，我即使苟且留下这条性命可又能去做些什么呢?”

    外边也很沉寂。只有断续的步槍射击出“啪、啪”的声音。他们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集中火力瞄准发现的目标。我想跑出去是不可能了。

    “我一定给你妻子去信，”我对那死人讲，“她很快会收到我的信，知道你的情况，也知道我刚才对你讲的话都告诉她，你放心，她会平安的，我以后一定帮助她，还有照顾你的父亲母和子女们……”

    很容易从他敞开的上衣里找出他的皮夹，我犹豫着没有把它打开。皮夹里的小本子记录着他的姓名和情况。我若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一切或许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忘掉。否则他的姓名会深深铭刻在我心里，像一枚钉子永远都别想再拔掉。它会随时让我浮想起眼前这一幕情景，就在面前围绕着我。

    我心神不定一不小心竟把手里地皮夹滑到地下，正巧展开了。散落下几张相片和几封书信。我把这些东西重新捡起放回原处。我正处于各种痛苦的纠缠和极度难耐的境况之中。饥饿，恐惧，与死人共度几个钟头，这些几乎要磨灭了我所有的斗志和毅力。我恨不能马上把一切都遗忘从而远离这种痛苦的折磨，正如把受伤的手去猛烈击打树表皮，什么东西都不顾及了。

    看得出照片是业余爱好者拍的，一堵长满常青藤的墙前面站在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女孩。我又把那几封信拿出来，我不懂法文，只认识几个单词，但当我试着翻译了几个字，就能感觉整个无法辨别的正文的大意，它们就像一颗颗子弹穿透了我的胸膛，也像匕首刺进我的肺腑。

    从信中我那曾被严重刺激的头脑也清楚地认识到我起先准备给他们那种去信的内容是不行的。从照片上就能看出，她们并不富裕。我倒不如匿名给她们寄些钱去。只要今后稍微有些收入，我就一定这么做。我今后的路已经和这个死人紧紧联系到一块儿了。我将努力去为他做每件事，只要能拯救自己负罪的灵魂，我甘愿为他起誓，我往后只为了他和他的全家人而继续生存；我不厌其烦地想安慰他那长眠的思想。潜意识里我却是在为自己开脱以求能赎回自己所犯的错误。只要我能活着回去，我一定努力这么做，履行自己的誓言。我把夹本打开念着他的姓名：吉罗尔德·多弗恩，打字员。

    我从死者身上找了支铅笔，在一个信封上抄下地址，然后忙不迭地把每样东西都塞在他上衣军装里。

    是我亲手杀害了这个普通的印刷工人。我深深地自责与内疚，我竟然想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当一名印刷工人，这个念头一直持续着。

    下午我也平静了许多。恐惧和害怕的情绪也好多了。脑子不像开始那么紊乱了，那个名字也能让我镇静下来，而不再惊慌失措了。“我的朋友，”我低声地对那个死人说，“现在你走了，将来就会轮到我。要是我走运回去，我一定和这件事坚决对抗，它毁灭了我们两个人。夺去了你的生命，也毁灭了我的生命。请你放心，我的朋友，我不会再重犯这样的错事了。”

    日薄西山。我人困体乏，又饿得发慌。脑子一片混沌。自己感觉就像一场大雾一样，现在看来回去是不可能了。我便斜躺着不一会儿竟睡着了，没想到现在夜幕降临的这么快，夏天还要三个钟头，现在一个钟头便黑了。

    我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真不知这段时间又将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死人现在已经对我影响不那么厉害了。此刻我什么都不想，开始满脑子的东西己丢得干干净净了，只想着能活下去。为了使自己顺利一些我只是无关紧要地说：“你放心，我一定去做我答应你的每件事。”我也不过是敷衍他，而免遭霉运。其实我很明白我肯定不会去做的。

    我又猛地想到，我现在若真的爬回去，那些战友们也看不清是我，定会向我射击，我应向他们叫喊一直趴在战壕前，等他们知道是我，作出回答为止。

    天上亮起一颗星星。战场周围一片沉寂。我心情激动不己。长长吸了一口气又告诫自己：“现在一定得稳住，千万不能冲动，你一定得控制好自己，保罗，想活命就要镇静，保罗。”我唠叨着自己的名字，好像有人在劝慰我一样要能克制住。

    夜幕黑压压笼罩着大地，我静下心来，小心谨慎地躺着等待。一支火箭直蹿上空，我便顺势爬上弹坑。那个死人我早不放在心上了。我在无尽地长夜和凄惨的原野中孤独地寻觅着。我又看见一个附近的弹坑，火光熄灭的瞬间我瞄准那里扑了进去，然后再往前，跳到另一个弹坑，曲背弯腰、低着头，飞快地向前跃进，走了很远一段。

    我越离越近了。在火箭的光亮中，我突然发现有东西在铁丝网里晃动，很快又不动了。我静静地躺下来，小心地注视着。等了一阵子他们才又出现，我认出是我战壕的人。为防万一，我又细细地观察了半天，终于看清楚有我们的钢盔，才激动地喊叫起来。

    那边很快有了接应，传过来问：“保罗——是保罗吗?”

    我连续不断朝他们喊叫着，就见克托和阿尔贝特走了过来，俩人还抬着一副担架呢。

    “你受伤了吗，保罗?”

    “没，没有。”

    一进战壕，我就迫不及待地要了点食品，风卷残云般吃了个干净。我一边接过米罗给的纸烟一边大概地把事情前前后后讲述了一番。这样的事大家都遇到多次了，也并不足为奇。而克托有一回在俄国敌方阵线整整呆了两天，才从敌防线逃回来。

    我没跟他们讲那个死去的印刷工人。

    但我实在憋不住了，次日一大早我就把这件事很激动地给克托和阿尔贝特讲了一遍。他们听完后只是安慰我：“你也只能那样做了，否则还能怎么办呢?再说，上前线当兵不也就为的是它嘛!”

    24

    这样我才感到平静了许多，克托和阿尔贝特使我感觉很安全，很欣慰。想起弹坑里，我实在是一派瞎说八道。

    “就比方那儿。”克托指着一个方向说。

    有几个狙击手正通过步槍的瞄准镜站在战壕的堤上观察着敌方情况。不时扣动扳机，子弹便“啪”地飞出。

    他们正得意地叫喊着。“又打中一个!”——“他跳跃的姿势真有趣。”厄尔旅奇中士趾高气扬地反过来，作了一个记录。他今天以准确无误地三槍命中而在射击记录上保持领先。他自己也非常洋洋自得。

    “可这又如何解释呢?”克托问我

    我点点头。

    “如果保持这样，他晚上肯定会得到一只小彩鸟①了。”克络普说。

    “也许就快提拔当副军长啦。”克托说。

    我们彼此相视。“我是不去干的。”我说。

    “都是一样的。”克托说

    厄尔中士还拿着步槍来回搜索着。

    “你又何必为那事而失眠呢?”阿尔贝特也劝我说。

    此刻，我一片混乱，什么都不懂了。

    “我在那里与那家伙呆得太长的缘故。”我说。但无论怎么解释，战争就是战争。

    厄尔中士的步槍还在不停地扣动着响动着。 ①小彩鸟：士兵行语，指勋章

    有一份很好的差事分派给我们八个人，任务是去守卫一个已经放弃了的被轰击的支离破碎的小村子。

    那边军粮库还没完全清空，所以我们的主要对象也就是照管它了。那个军粮库同样也为我们提供给养保障。这是我们几个最专长的工作，除了海依早死之外，其他几个包皮括克托、阿尔贝特、米罗、恰德、罗尔、德特林，都到齐了。我们都很庆幸，因为好几个部队，损失远比我们惨重。

    我们找了个地窖当掩蔽壕，从上到下都有台阶相通，主要是用混凝土加固了四周。为加强防护，我们又在入口地方树立一道用混凝土砌成的土墙。

    我们终于能有时间放松一下了。这确实是一个全身心稍稍解脱一下的难得的机会。我们都不愿放过这样的时间来舒展一番，毕竟我们仿佛身陷绝境根本没有思考忧愁的工夫。而现在的情况就好一些了。可一切都还是离不了切中实际。每次头脑中偶尔闪出战时的一些想法都会让我不寒而栗。但很快就会过去

    我们刻意地去把一切都看开一些。所以总是找出各种闲言碎语来抚慰扎根在心底的恐慌担心。我们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来麻醉劝勉自己，我们精神十足地工作，把日子装扮的像在农庄一样，怡然自得，成天就是尽情地去吃去睡，别的都不去想。

    我们从其余几所房间里把褥垫抽出来在住的小木屋里铺好。每个人都愿意让屁股舒服一点儿。只剩下屋子当中一处空闲了。我们又到村子里找来了毛毯、羽毛垫子，和别的高档舒适的东西，反正这里什么都能找来。阿尔贝特和我还找来一张搭着蓝绸帐铺着花边床 单的而且便于折叠的桃花心木床 。我满头大汗地把它搬到屋里，虽然如此也不能白白让它浪费在外呀，谁知道什么时候它还是不是这样完美，可能早已经支离破碎了。

    我和克托一块到几个屋子里挨着转了一圈。没多大工夫，我们便满载着十二只鸡蛋和两磅非常鲜美的黄油回来。正说着话呢，冷不丁就听见客厅一声“轰”响，一只铁炉子从墙中飞入，又从我们头顶经过，然后穿过我们一公尺远的后墙飞出去了，正好打了两个大洞。原来是对面的房子被炮弹击中，碰巧打在那东西的上面。“王八蛋，”克托笑着咒骂了一句。我们又出去捕寻。突然又一声特别的响动传入耳畔，我们急步赶过去。眼前的情景竟让我们惊呆了，原来居然有两只活蹦乱跳的小猪在猪圈里“哼哼”呢。我们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一瞅确确实实是两只小猪，它们就在面前。我俩上去一把抓住，是两只实实在在的小肥猪呢。

    我们掩蔽壕约五十步左右有一所原来供军官住宿的小房子。我们想好去那里做一餐丰盛的美味佳肴。厨房是应有尽有；有两个格栅，其余锅、碗、瓢、盆、壶样样俱全。甚至木栅栏里连碎劈柴都准备齐了。这里真是个舒适的好地方。

    我们分好工，早上我去野外农田里找来土豆、胡 萝卜和扁豆。我们全部都用鲜菜，军粮库的罐头制品连动都没动，厨房里已经早准备好了两个大大的卷心花菜。

    克托动手把两个小猪都宰杀了。我们本想和烤肉调配做些油炸土豆饼，但又没削皮刀削土豆皮。不过很快便有了主意。我把一个罐头盖用钉子打了许多眼。然后戴上厚皮手套，保护好手指，很快便动手削起来，没多大工夫就完成了。

    分好工，克托负责小猪和胡 萝卜、扁豆、菜花。我专管油炸土豆饼，每次炸四张。克托还给菜花添了白酱油做佐料。我干了十分钟便找到一个窍门儿，炸好一面以后，把锅往上一掀土豆饼就会自动在空中抛起翻过个来，又落到锅来。烤小猪时，我们像在祭祀神灵一样围成一圈看着，它们整只猪身油光可鉴的情景。

    我们又热情地请来两个无线电报务员到这里来做客，客厅里有一架钢琴。他们便一人弹奏，另一人和唱起《威尔河上》。他的歌声宛转而充满深情，甚至还有乡土的萨克森味。但它还是感染了我们的情绪，我们站在摆好的美味佳肴前充满了感触。

    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要有倒霉事过来了。炮弹已根据侦察气球指引的我们烟囟冒出的烟柱的方位向这边袭来。那些东西看上去小，而且落地后也只不过一个小坑洞，但却能向四周扩散，紧贴地面。连续不断地散片落在我们附近，一次比一次离得近了。我们又不忍心丢下这些东西不管。弹片不停地飞射过来。甚至有几块已打穿厨房的顶窗。烤完了小猪，但土豆饼就不好往下炸了。炮弹更加急促，弹片纷纷打在厨房墙壁上，窗户里。一有东西破窗而入，我就赶紧端着煎锅和炸饼弯腰在窗子边的墙根蹲下，躲一会儿。然后再抓紧时间继续炸烤下一张。

    一块弹片打中钢琴，结束了两个萨克人的表演。一切都完成就绪后，大家决定把东西带到掩蔽壕里去，每次等轰炸过后；俩人带些东西迅速跑五十公尺的距离进入掩蔽壕里。不一会儿他俩就不见了。

    爆炸一来，大家都蹲下躲避好，马上便有俩人飞快地拎着两大瓶高档咖啡跑出去了。等爆炸再来时进入掩蔽壕。

    紧接着，克托和克络普把最为重要的东西：两只棕黄色烤乳猪，用锅端着弓着身子；高呼一声，箭一般穿过空旷的原野直扑五十公尺外的掩蔽壕。

    我耐着性子煎完最后四张饼，为此我甚至只好爬在地上，我终于完成了四个我最爱吃的土豆炸饼。

    我贴靠在房门背后，两手各端一盘隆得很高的油炸饼。只待炮弹飞驰而来，一声轰响我便迅速把盘子用双手抱紧，贴在胸部，飞奔而去。眼看越来越近，就听见空气中有什么声音呼啸而来，我像逃命的小鹿飞步狂奔，炮弹的碎片飞射到那墙防护的水泥墙上。在下地下室时我不小心摔下台阶，还擦伤了胳膊肘但油炸饼却都纹丝没动，就连盘子也都完好无损。

    我们从两点多开始聚餐，一直持续到六点钟。接着又拿出军粮库中为军官们准备的高档咖啡和纸烟、雪茄开始慢条斯理地享用，又进行到七点半。然后，便又开始吃晚饭。我们把小猪骨头扔到屋外已经差不多十点钟了。高涅克白兰地和朗姆甜酒也都是军粮库的好东西，随后还有长而且粗的中间贴着商标的高级雪茄烟。恰德咧着大嘴说现在惟独美中不足就是军官中心的妓女。

    夜阑人静，听到有猫叫的声音。发现确实门口蹲着一只小灰猫。我拿吃的东西把它引进来，喂给它吃。但却又勾起了我们自己的食欲。于是大家边嚼吃着东西，边躺在垫子上睡了。

    但我们满肚子都是油脂，整整一个晚上都没休息好。鲜美的烤乳猪折腾着我们的肠胃。人们来回进来出去个不停。一会儿就有两三个人放下裤子，在外面一边蹲着，一边还骂个没完，而我已经蹲了九次了。早上四点多，我们满屋的人，包皮括客人和卫兵十一个人都在外面蹲着。

    外边被点燃的房子像个红红的大火炬。不时听到炮弹轰鸣着飞来，又向四周散落。大街上弹药车队飞快地行驶着。军粮库一面临街，被炮弹给炸开了。车队司机见此情景，竟蜂拥而入，好像纷飞的弹片根本没有似的，只顾大肆地抢拿着面包皮。我们都干看着，不敢吭气，否则必将被狠揍一顿。我们只好想了个别的主意。对他们说，我们是些卫兵，所以知道一些这里的事情，我们用罐头食品去换取这里没有的东西。反正都无所谓，不知什么时候这些都会被炸得一无所有的。我们把库房里拿来的一些巧克力掰开吃了。克托告诉大家吃这东西有利于肠胃。

    我们成天就是吃、喝、闲荡，无所事事。慢慢地已不知不觉过了十四天，没人过问过我们。我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习 以为常地眼看着这个村庄被炮火渐渐毁灭。对我们来说，只要军粮库还没有被完全炸掉，我们就什么都不在乎，我们还真希望就在这里住着直到战争结束。

    恰德居然变得奢侈起来，整整一只雪茄刚抽一半就顺手扔了，还很傲慢地说，他己养成这种习惯了。克托更是容光焕发。他总是在早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快把鱼子酱和咖啡给我端过来，埃米尔。”我们都扮演出一副有身份的阔绰形象，都让别人做自己使唤、命令的公务员。“克络普，快把脚底下的虱子抓走，痒死了。”罗尔学着电影 里的女演员把一条腿伸到他那边，克络普抓住这条腿便往台阶上拖去。“恰德!”——“怎么啦?”——“稍息吧，以后别用‘怎么啦’，要改成‘是，遵命’!——那么好，恰德!”恰德就很熟练地脱口说出歌德《葛兹·冯·贝里欣根》剧本中的那句名言来答复他。

    我们的快乐日子又继续了八天。上级来命令要我们调回去。我们是专门被两辆大型载重汽车接运走的，车上有堆得很高的许多木板，但阿尔贝特还是和我把那张能折叠的床 ，还有那顶蓝绸帐，垫褥以及花边床 单都拖了上去，一并带走。又把一大袋最好的食物放到床 头后边。袋里各种美味：结实的瘦肉香肠，可口的肝酱灌肠、各种罐头，成箱的纸烟。每次摸进去，就总会乐得喜出望外。大家每人都装了满满一袋随身携运。

    我和克络普还抓紧时间又拿来两把大红靠椅。把它们往那张床 上一放，然后俩人都舒展开往里一坐，就像包皮厢一样。头顶上蓝色床 帐被风高高扬起，像贵族的华盖。我们嘴里都叼着一支大雪茄，坐在高高的汽车上尽情地领略着野外的风景。

    我们把那只猫也带来了，装在一只小鸟笼子里。它咪咪地细声叫着，面前还摆放好一盘肉食。

    我们自由 自在地唱起歌来。汽车向前慢慢地行驶着。身后那所遗弃的村庄里，一缕缕泥灰被炮弹地威力高高掀起。

    几天后，我们受命要去撤走一个村庄。沿途尽是些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用手推车，婴儿车，或肩膀后背，拖带着各种生活用

    …品和财物，他们躬腰驼背，满脸忧郁，哀伤和痛苦无奈的神情。他们成群成伙地在一块儿，妈妈拉着孩子，大一点的女孩领着稍年幼一点的，步伐沉重地边走边回头看着。还有的带着玩具娃娃已经不成形状了。我们与这些人擦肩而过时，都变得沉默寡言了。

    我们走成一列。那边应该不会轰击一个还居住大量居民的村庄的。但我们的想法却错了。仅隔了一瞬间，就听见空气中一声巨响，大地随之动摇，喊叫声一片混乱，在队尾处正好有一发炮弹爆炸了。大家往四周一散，便扑倒在地。但我马上意识到我昔日在炮火中安然无事地机敏却突然没有了；“你完了，”我脑子划过一个念头，惊恐和无奈登时都闪现出来。刹时我感觉左腿好像被鞭子狠狠抽打了一下。身旁传来阿尔贝特的尖叫声。

    “起来，快跑，阿尔贝特!”我冲他大声喊叫，我们刚才的地方太平整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掩。

    他跌跌绊绊地向前跑，我就紧随其后。前边有一处篱笆，我们跑了过去，它比我们高出一些。克络普抓住树枝，我把他的腿举起，他大叫一声便翻了过去，我也跳上去，又翻下来。但那边却是一处池塘。

    我们沾了满脸水藻和污泥。这里倒适合隐蔽。我们身体都泡在水里，只探出头来。一听到有“嘶嘘”地响动，我们就把头也扎到水里头。

    25

    连续十多次，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阿尔贝特埋怨着说：“咱们还是出去吧，我快被沉下水里淹死了。”

    “你哪儿受伤了?”我问。

    “好像是膝盖那儿。”

    “你还能跑步吧?”

    “好像能——”

    “那好，咱们离开这儿吧。”

    我们到了路边一条沟边，弓着腰沿着它就往前跑。身后炮火紧紧跟着我们。但我们很快改变了主意，斜对角往野地农田里横插过去。因为先头那条路靠近军火 库，要是那爆炸了，我们肯定必死无疑了。

    阿尔贝特越来越慢：“你先走吧，我一会就跟上。”边说着，身体便倒了下去。

    我赶紧摇着他的胳膊说：“阿尔贝特快起来，再坚持一会儿，我扶你，一躺下就很难站起来了。”

    我们总算躲进一个小掩蔽壕里。克络普一下瘫倒在里面，我就给他把伤口包皮扎好，伤口正好在膝盖偏上一点的地方。这时才发现。我自己的裤子和胳膊也都在淌血。阿尔贝特又用他的急救包皮帮我把伤口包皮扎上。他的腿已显然不能动了。我们甚至感到不可思议，自己是怎么从那么远跑过来的。这种情况只有在极度恐惧和紧张的情形中才可能发生；甚至双腿全无了，还能用残留的部位继续向前拼命地奔跑呢。

    我勉强爬出去一段路，叫喊住一辆经过的救护车，他们把我们一块拉走了。车里坐满了伤员，有个一等兵护理员给我们胸口打了一支预防破伤风的针。

    到野战医院后，我们解决了一下，然后肩并肩躺着。我们每人又分了一碗稀汤，便一口气吃了个精光。虽然我们过了很长时间的好日子，吃的是好东西，但在这里却不同了，毕竟我们己饿得饥不择食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阿尔贝特。”我说。

    “希望是这样，”他说，“我只想知道我的伤势怎样。”

    伤口巨痛，绷带下火辣辣的。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水。

    “我的伤口，离膝盖有多远?”克络普问我。

    “十多公分吧，阿尔贝特。”我欺骗他说。事实上可能就三公分左右。

    “要是没辙，一定得给我截肢锯腿，我就干脆一走了之。我不愿意残废着活后半辈子。”他坚定地说。

    我们都心潮起伏，静静地躺下来，等待着。

    我们被送到“刑场”已经是傍晚了。我不禁一愣，但很快明白我应怎么做；野战医院医生给伤员动不动就总切除手术，这一点大家都有耳闻了。在伤员繁多的情况下，切除往往比修补简单快捷的多。克姆里奇的影子一下跃到我眼前。我就是疼到动手抓他们的头也决不去注麻药。

    还算可以。那个医生把我伤口挑动了半天直疼得我双眼发黑。“别装蒜了，”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又开始扎起来。手中的器械像疯狂地野兽在灯光下闪亮着。我钻心般疼痛。旁边一边一个护士 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但还是被挣脱一只。那家伙发现我挥拳往他眼镜砸去，往后一跳躲开了。“快给这个混蛋注射麻药。”他歇斯底里地吼叫着。

    我便恢复了平静：“对不起医生，我肯定不再动了，请别给我上麻药。”

    “那就这样，”他笑出声来。这个家伙不到三十岁，金黄头发，脸上有几块伤疤，一副眼镜让人看了难受。他拿起医疗工具，开始动手。但我很快感觉到他是故意在戏弄我。一边不停地挑动我的伤口，一边用斜眼偷偷地透过眼镜看我。我强咬牙关，双手拼命地抓着把手，宁死我也不在他面前叫喊。

    他把挖出的弹片扔到我身上。现在他看上去对我的举动比较满意，他还细微地给我上好夹板并对我说：“你明天可以回家了。”然后我又打上石膏。我准备见到克络普时对他说：“明天早晨也许会开来一列运送伤兵的火车。”

    “我们得找找那个中士医生，好把我们弄到一块儿，阿尔贝特。”

    我递给那医生那支中间贴着商标的大雪茄，事情就解决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只闻了闻雪茄说：“你还有这玩意吗?”

    “好多呢，”我对他说，“那是我的朋友，”我又用手指指克络普，“他更多，不过我们想明天从运伤兵的火车窗口递到你手中。”

    他一听就明白了，又深深闻了一下雪茄说：“好吧。”

    我们俩彻夜未眠。整个晚上，我们病房里先后死了七个人。有一个临终前残喘着粗气，呻吟着，还用又高又尖的破嗓子唱了一个钟头的男高音赞美诗。另一个，从病床 摸索到窗前好像再也看不到外面了似的，又沮丧地躺到床 上去了。

    我们被担架抬到月台上等待火车驶来。下起雨来，月台上没有地方可以蔽雨，我们的被单又窄又薄。在这里已经整整淋了一个钟头，还没来车。

    我预感会有什么意外，心里坎坷不安。那个中士医生像母亲一样精心地照料着我们，我不时地假装整理背包皮给他看，还先给了他一支雪茄。那中士为了表示感谢又给我们盖了一层帐篷布在上面。

    “阿尔贝特，”我又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咱们那张折叠的大床 ，和笼子里的那只猫还有……”

    “从活动中心搬来的那两把安乐靠椅。”他接着说。

    那几把舒舒服服的用红丝绒包皮装的活动中心的安乐靠椅，它曾和我们一块儿度过好几个夜晚，我们像雍荣华贵的王侯一样端坐其中，还想以后用它们出租挣钱呢。隔一个钟头抽一颗烟，的确可以无忧无虑以此为业来轻闲度日呢。

    “阿尔贝特，”我又想起一件事说，“那袋食品也留下了。”

    说完俩人都神色沮丧起来。我们还很需要那些东西呢。克托肯定会明天把东西都带来给我们的，只可惜火车不会推迟一天的时间再出发。

    命该如此了。医院里的伙食尽是些干巴巴地面食，可惜我们那装着罐头食品、烤猪肉和其他美味的几个袋子。但现在我们却显得很安静，身体己极度虚弱了，情绪也变得稳定了。

    担架已经湿透了，火车才在早上开到。我们被那中士安排到同一节车厢里。还有一些红十字会的护士 也在里面。克络普睡在下铺，我被特意安置到他上铺去，他们把我小心地抬了进去。

    “我的老天!”我惊叫起来。

    “怎么啦?”护士 问我。

    我铺位上的雪白色亚麻布床 单新新的，一个褶皱都没有，而我的衬衣却又脏又旧在身上连续穿了六个礼拜了。

    “你行动不方便是吗?”那护士 关切地问我。

    “没事，”我汗往下淌，“您可以把被褥抽走吗?”

    “怎么啦?”

    我自己浑身像一头脏兮兮的猪似的，怎么睡进去呀?“那里太——”我犹豫着说。

    “怕脏了是吗?”她怕我不好意思，说，“没事我们还会再洗干净的。”

    “我，我不是那个——”我有些结巴。她的热情，我竟有些不习惯。

    “你们在战壕都睡过，我们还怎么在乎洗一洗床 单呢。”她轻柔地说。

    她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皮肤健康细腻，我真难以置信，她为什么不去服侍军官呢?他们肯定会不平衡，或者有些不可理喻呢。我悄悄看了她一眼。

    她是在跟我做游戏，让我不得己说出实情来。“可那是——”我说了一半，我想她应该听懂我的意思了。

    26

    “我不明白是什么呀?”

    “我有虱子嘛。”我还是憋不住喊了出来。

    她忍不住笑了：“它们也应放假休息休息了吗?”

    我也不在乎了，躺在铺上，把被子拉开钻了进去。

    中士的手在被子上搜寻着，然后带着雪茄下去了。

    大约一个钟头，我们感觉到外边的东西在推移。我们行驶开船。

    夜深人静，我却辗转难眠。克络普也在下边翻来覆去动着。外面火车有节奏地在铁轨上滚进。我的心难以平静，发生的一切都难以置信：那张床 ，这列军车，还有家。“阿尔贝特，”我轻轻地向下喊他。

    “嗯——”

    “你说去那边方便?”

    “我想，在车门右侧有厕所。”

    “我得去一趟。”车厢一片漆黑，我摸索着从床 边慢慢往下踩，但脚没法找东西，腿上了石膏却也没多大用，“咚”的一声便掉了下去。

    “妈的，真没用。”我小声骂道。

    “你撞伤了吧?”克络普问。

    “你没听见吗?刚才我的头都——”我小声地埋怨着。

    那个女护士 拎着一盏灯，从后面车厢门里进来，盯着我看。

    “他刚才从上面掉了下来。”

    她先看了看我的脉搏，又把手放到我额头，然后说：“你并没有发烧。” “没有。”我点头说。 “你一定做了个噩梦吧?”她又问。 “好像是……”我想引开她的提问，她却不停地往下仔细追问，一双晶莹的眼睛那么漂亮地冲我眨着。我无论如何都不愿告诉她，她实在太整洁大方了。

    她又把扶上铺位。但要是她一离开，我还得再爬下来。要是面前是老太太，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她，我想干什么，但她却顶多二十五岁，那么年轻，我真不好意思去开口说这些事情。

    还是阿尔贝特帮助了我，他并不怕别人会不会害臊，反正他自己无所谓。“护士 小姐，”他向那个女护士 喊道，等人家转过身来他又说“他好像要——”。这时阿尔贝特也觉得难为情不知如何文明含蓄地表达给人家。在前线，只说一个词就解决了，但在这儿，尤其还跟一位女士那可不行。他似乎受到了什么启发，用学校里常用的方式说完了刚才的话：“我想他是要出去一下，护士 小姐。”

    “是这样，”护士 很温 和地说，“但带着石膏就别再乱动了。好啦，您打算怎样?”她又冲着我问。

    我吃了一惊，被她问闷了。我不知道她们称那为“怎样”，是职业用语。不过她看出了我的疑惑。

    “小的还是大的?”

    真难为情!我脸通红，汗水往外直冒，吞吞吐吐地说：“只来小的——”

    无论如何，我总算解决了一道难题。

    我可以利用一个小瓶子。几个钟头后，不单我，许多人也都得到了。早晨时，我们便习惯了这些事情，说话要求也都自自然然不再难为情了。

    火车缓慢地行驶着。还总是停车，抬走在上面死了的人。

    阿尔贝特开始高烧。我倒不至于，但隐隐感觉有些疼痛，还可能有些虱子在石膏绷带下痒得我浑身不自在，又不容易搔到。

    我们连续几天都躺着睡觉。野外风景快速地从车窗上闪过，我们在第三天的晚上到了赫伯斯塔尔。护士 说阿尔贝特高烧不退；下一站要抬下去。“还有多远的行程?”我问。

    “到科隆。”

    “阿尔贝特，你等着。我们不会分开的。”我说。

    等听到护士 又巡视过来，我憋住气。脸涨得通红。她见了停下来问：“是不是有些疼啦。”

    “嗯，”我呻吟着，“突然就疼起来了。”

    她递给我一支体温 计，便看别的病人去了，但我早已从克托那里学到了许多奇方异招。这种军用体温 计，不适应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只要里面水银柱子升上去，就会在真空管里保持住，再不下落。

    我向下斜着把温 度计挟在胳膊下，然后不停地用手指弹击它。渐渐地它便升到三十七度九，再当我用一根火柴非常小心地加热一点它便升成了三十八度七。

    我喘着粗气，呼吸紧张；眼睛死呆呆地盯着她，无奈地眨动着；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不行了。”

    于是我的名字也被她写到一张字条上。当我的石膏绷带被再拆开时，我便踏实了许多，若非特殊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我俩被一起抬下了火车。

    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接纳了我们，还把我们分到同一病房。我们也暗自庆幸自己所在的这所医院是有名的具有良好治疗素质和可口饭菜的综合医疗机构。我们列车上的病人把这里挤得满满地的，有些重病患者也先后被带入。由于医生人手不够，我们今天并有被检查。常常有橡皮轮平板车来来回回地在走廊里推着一个个平展展躺下来的躯体匆匆地经过。

    我们几乎整夜都被乱糟糟的声响吵得没有睡好，天快亮了，我才稍微迷糊了一会儿。早晨大亮了，我才睁开眼睛。有个已经来了两三天的病号对我们说：“走廊里每天早晨都有护士 做祷告，并把我们病房门都打开，以便使所有人都能得到保佑。”

    但这种良好的祝福反而使我们浑身都觉得酸疼。

    “我们都在熟睡，她们却愚昧地干这些事。”我说。

    “正因为那些伤病较轻的人都在这里，才选中在这儿作祷告的。”

    我气急了，看着阿尔贝特不停地呻吟忍不住喊道：“你们能不能让我们清静一会儿。”

    大概过了一分钟，那个穿着像咖啡壶一样的黑白相间的护士 进来了。“护士 小姐，您可以帮我们带上门吗?”有人问。

    “我们要把开门为大家做祈祷呢。”她回答。

    “那还让不让我们再睡觉了——”

    “睡觉能和祈祷相比吗，”她友善地瞪大眼微笑着说，“反正都七点钟了。”

    那边阿尔贝特呻吟声又开始了。我愤怒地吼道：“快关上门!”

    她吓得不知所措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们做祈祷也是为了你们呀?”

    “还不是那样，你先关上门!”

    她没有关门转身出去了。外边此起彼伏的祷告仍然在继续。我不由地怒火中烧，便冲外面喊道：“要是我数三下之内，你们还吵吵，我就往外扔东西了。”

    27

    “我也不客气。”又一个人也随后大声说。

    我数完五以后，毫不犹豫抓起一个瓶子照准门口扔了出去。摔得一片粉碎。那些护士 涌进来纷纷指责我们。

    “关上门!”我们齐声吆喝着说。

    那些人离去了，先头那个矮个护士 说了一声“外教徒，”便带上门最后一个走了。我们终于战胜了。

    医院巡查中午时进来，严肃地训斥我们一番。并拿关禁闭作威胁来吓唬我们。但我们谁都不在乎，因为医院检查员和军粮处检查员一样都是文职军官。这一点连新兵都知道了。“即使他们去告去说，又能把我们这些人怎样呢?”

    “是谁扔得瓶子?”他问。

    “我!”我还在思考要不要承认，却听见有人答应道。

    就见一个胡 子拉茬的人从床 上坐起来。他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揽呢，大家都不禁捏了一把汗。

    “你?”

    “是我。她们无聊的吵闹声使我们无法入睡，神志不清，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做了什么。”他一口气很流畅地说了一大堆。

    “告诉我你的姓名。”

    “增援部队后备兵约索夫·霍姆赫尔。”

    检查员离开了。

    我们满腹疑惑，奇怪地看着他，问道：“你干吗要把事情尽往自己的身上揽呢?何必那样说呢?”

    他微微一笑：“什么事都不会有，我有狩猎资格证书①。”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有了狩猎资格证书就可以不受限制，想怎么就怎么样。

    “他们说我脑袋瓜不太正常，就给我开了一张证书。并指出我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我就舒服多了，谁都害怕招惹我。没人敢对我怎样。我感觉刚才下面那一下恼气十足，猛摔猛砸很过瘾，我很高兴，便自然应为他承担责任。要是明天她们再把房门打开；我们还得继续砸给她看。”

    大家登时兴奋起来。这下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只要有约索夫·霍姆赫尔在就足够了。

    平板车不声不响地进来，把我们推走了。

    我们被紧紧的绷带粘着，公牛般大声地嚎叫起来。

    我们八个人住一间病房。满头黑色卷发的叫彼得，他肺部中弹，伤势很重，而且比较复杂，旁边那个胳膊受伤中弹的叫弗兰茨·威希托尔。他的伤势开始很不甚于太重，但第三天夜里，便大喊大叫要我们按铃，说他在不停地滴血。

    我没完没了的按铃，也没见夜班护士 进来。大家都换了新绷带非常疼痛，所以那天晚上她忙坏了。这边刚要求把腿放在那边，而那边的人却又喊着这么放，还有人又要她端水喝，第四个枕头太实又要她弄松软一些；最后老太婆不停地咒骂着，一甩门走了。她又以为还是那些事，便装没听见不过来。①狩猎资格证书(Jagchevn):士兵的行话，意思是精神错乱的医院证明书

    等了一会儿，弗兰茨说：“再试一下。”

    我又一个劲地按，她还是没过来。这儿就这么一个夜间值班护士 ，可能是去其他病房了吧。“弗兰茨，你真的是出血了吗?”我问他，“可别让她再骂我们。”

    “都湿透绷带了，不信谁给开灯看看。”

    开关在门口，我们没人能起来去打开它。我就用大拇指按在铃钮上一直不放，让它响个不停。也可能她是工作量太繁多，一天天地又得做祷告，现在疲劳过度给睡着了，听不到铃响。

    “干脆再往外扔个瓶子。”那个持有狩猎资格证的约索夫·霍姆赫尔说。

    “铃声她都听不见，更何况这个呢。”

    好一阵子，门“砰”地开了。老太婆一筹莫展的样子走了进来。但看见弗兰茨的伤势后有些急了，还埋怨着说：“怎么也没有个人告诉我呀?”

    “我们按了铃。这儿又谁都没法走动。”

    她忙着替他包皮扎。血确实流的太多了。头一天睡觉前他还很健康呢，第二天早晨脸色已变得瘦小蜡黄了。有个护士 便来来回回进来看看。

    有时候一些亲切可爱的红十字会志愿护士 会来护班。但她们都笨手笨脚的。每次换床 时总要疼得我们伤口发麻，而她们便吓得手忙脚乱，结果疼得更厉害了。

    修女们都能很灵活准确地处理我们的各种情况，但我们更希望她们多少再活泼开朗一点就更好了。不过也确实有几个幽默大方的很出色的修女。丽贝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能使每一处的病房都充满欢快轻松的气氛，甚至离她很远都能感受到。还有好几个跟她差不多，为了她，我们甚至甘愿奋不顾身。修女们让我们没有理由再埋怨，她们像平民百姓一样对待我们。这与野战医院那令人心烦意乱的情况恰恰相反。

    弗兰茨·威希托尔终于没能好转。一天有几个把他抬走后，便再没回来。“我们不会再见他了。他已转到死亡病室中了。”

    “死亡病室?什么意思?”

    “就是那些重伤快咽气的伤员住的病房呗。”

    “那它到底怎样呢?”

    “快死的人都先被送到这边拐弯的一间很小的病房里，屋里摆着两张床 。人们都管它叫死亡病室。”

    “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到那后，他们可以省去不少麻烦，而且离去太平间的电梯又很近。何况他们也为别的病人考虑，不至于影响别的病人的情绪。到那里他一个呆着。他们照料起来也能更方便、更细心。”

    “他难道没感觉吗?”

    约索夫向上伸了伸腰说：“他们通常都不会有什么不好。”

    “已经有好些都听说这个事吧?”

    “住久一点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下午，又一个病人抬到了弗兰茨·威希托尔那个铺位上。他只呆没两三天就被抬走了。约索夫耐人寻味地挥了挥手。很多人不停地进进出出。

    那些泪流满面，不停地叮嘱久久不愿离开的亲人坐在床 边的情形接二连三地进行着。有个老太太一直坐着舍不得走开，但又在这里陪着过一夜 。第二天她一大早便赶来时，已经好些更早的人都来了。那个铺位上却已换了一张面孔。她木木地把苹果分给我们，往太平间那边去了。

    小彼得情况开始糟糕了。体温 记录卡上已一天比一天严重。那天，他们推着平板车停到了他的床 边。“要去哪儿”他恐慌地问。 “到包皮扎病室。” 于是他被抬出去了。但那个护士 用一只手拿下他的衣帽和军装时，彼得拼命地在手推车上挣扎着想滚下来。嘴里还大喊大叫着：“我不去，我要留在这里!”

    他的肺被子弹打穿了。声音有气没力地发出：“我不去死亡病室里去。”她们用手按住他。

    “我们是去包皮扎室的。”

    “那又干吗要连军服一块儿带上呢?”他已经无话可说了，嘶哑着，颤抖着说，“就让我呆在这儿吧!”

    28

    她们执意把他推走了，快到门口时，他又挣扎着想起来，眼里泪水如注，乌黑的卷发随着身体甩来甩去。“我不会走太久的!我很快会回来!”他哭着那么哀伤悲凉。

    安静了，门关着，大家心情复杂一言不发地躺着。只有约索夫还在说着：“出去时总是那么说，可进去了是不可能再出来的。”

    手术后，我连着两天呕吐不止。医生的文牍员说我的骨头还没合上。还有两个人骨头弯了没长到一块儿，后来又断了。很令人感到晦气。

    主任医师在病房检查时发现我们当中有两个年轻士兵长着扁平足，他非常兴奋。“你们的脚在这里很快就能矫正，”他微笑着对他们说，“只要给你们动一个小手术，你们的双脚便很快能跟正常人一样行走自如了。”护士 小姐，请替我把他们记下。

    约索夫见他一出去就忙不迭失地告诫他们：“那个老东西对科学技术非常狂热，像个变态 者。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给你们动手术。他专爱给人做手术开刀，简直着了迷。要是他给你们矫正扁平足，放心，脚是不平了，但也成畸形了。那以后你们就只能和拐杖扶手打交 道了。”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关切地问。

    “就直接告诉他不愿意做!你们只想治疗槍伤。反正上了战场你们都不曾感到脚有什么不舒服。要是给那个老东西带上手术台，你们就成为一个连路都走不了的残废了。他只不过是想拿你们作试验研究。战争是他和其他所有医生的资源宝库，往往他们会因此而辉煌起来。你们到下边看看现在还有十几个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都是他手术矫正的。有好些是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来的。这些年来没有一个比开刀以前更好走，而且多数腿上还打着石膏。老家伙每六个月便把他们重新找来；弄断骨头然后说这次一定能好起来。记住，只要你们不点头；说一个“不”字，他就不敢让你动手术的。”

    “好陰险呀，一个人听完说。但另一个早就厌烦了约索夫。他说：“那也比上战场丢了脑袋强呀。这儿最多残废一只脚，但我可以因此回家了，总比死在前线舒服多了。他想给我做手术，就由他做好了。”

    另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小伙子却不肯答应。老头次日一早就叫他们过去了。软硬兼施，又讲道理，又恐吓，好一阵子之后他们便答应下来了。他们仅仅是两个普通士兵，在这样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面前又能怎样呢?当他们送回时上面绷着石膏而且用了麻药。

    阿尔贝特病情加重，伤势恶化。被他们抬走做了截肢手术。一条腿全部被锯了去了。之后，他更加沉默寡言了。甚至他说要是有一天手里再有一把槍，那他将首先给自己一颗子弹。

    我们病房又从刚到的运输车队里送来两个病号。他们都己双目失明。还有一个年纪很轻的音乐师。为了以防万一，护士 不用刀具给他喂饭，他曾突然从护士 手里抢过一把。但不幸还是发生了。护士 给他喂晚饭时把餐具放到他旁边的桌上，有人喊她便出去了。那音乐师迅捷地抓起餐叉，用尽全力穿到心脏上，又拼命地用一只大鞋往里敲打。有三个男人听到我们的呼救声跑进来用大力气才把那把餐叉拔出来。叉刺很钝，但他用力过猛扎得非常深。我们整夜都被他骂的难以入睡。天一亮，他便开始痛苦地嚎叫了。

    又空下一个床 位。我们就一天天地在绝望、惊恐、呻吟等痛苦地氛围中度过。在我们病房里，有人天不亮就死了。护士 还没来的及去处理。太平间空间太小，都有些周转停放不开了。

    有一天，忽然有人推开房门，只见那个满头卷发的彼得笔直地坐在担架上，嘴乐得合不拢，他看上去那么虚弱，面色苍白。后面丽贝亭护士 也笑逐颜开地推着他到开始的床 位上。我们都以为去了死亡病室他便真的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他来回看了看周围说：“你们还要说些什么呢?”

    约索夫也奇怪不已，就连他也第一次碰到了这种事。

    过了些日子，有几个允许站起来了。我还可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回走动了。阿尔贝特总是有些愤恨地瞪着我，所以我便很少在房间里走动。我实在受不了他那种怪异的眼神。有时我便悄悄来到走廊上，可以随意地走动。

    腹部和脊椎受了伤，头部受了伤的在楼下一层，还有一些是双腿或双臂做了截肢手术的。右边住的是颚骨受伤，中了毒气，或耳朵、鼻子、脖子有伤的士兵。那些伤了肺、瞎了眼、盆骨被击中，关节被损伤以及伤势在肾脏和胃部的都住在左侧一边。看过这些地方就会明白原来人的每一个部位都会中弹受伤的。

    有两个破伤风病人死的时候，面色惨白、身体僵直，其中一个连眼都没合上，瞪着这个世界就去了。许多床 上都吊起伤兵的受伤的四肢，并在下面放一个盆，伤口渗出的脓水便滴到里面。很快便会积满，过两个钟头就得倒一次。躺在伸缩绷带里的人，一头用一个大铁磅挂在床 上。那些伤到肚腹肠子上的，里面尽是淤集的粪便。我从医生文牍员那里看到一些拍着被粉碎的头骨、膝盖和肩膀的X光照片，惨不忍睹。

    在一个伤痕累累血肉模糊的身子上，居然还会有一张人的面孔，而且还能证明他还继续一天天地活着。这真的让人无法相信。整个德国、法国、俄国会有无数这样的情形，而这里却仅仅是一个部门，一所很普通的医院罢了，一切事情都在这种险恶的情形中，没有了去说、去写、去做的必要，那都是毫无意义的。全部都是瞎编乱造的，不知所云的东西。这种血腥的灾难，这种痛苦的折磨极大的嘲讽着有了几千年悠远文化的历史。仅仅一所战后的医院便是对战争的强烈控诉。

    我还是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却过早地饱尝着命运的恐惧、绝望、死亡和对伤痛后的茫然之外，对于人生我没有别的概念。在我眼里只有麻木无知地顺从凶残，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和争斗。而有人却在创造更精明的武器撰写更辉煌的文章不断泡制和延长着他们的仇恨和屠杀 。我们那些遍布各方的同龄人都亲耳亲眼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现在我们把这件事讲诉给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又将作何解释和答复呢?倘若战争结束了，他们还会对我们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已在这些年中成为一个个职业的刽子手，只知道杀人。我只懂得人生与死亡是紧密相联在一起的。此后怎样?将来我们又会怎样呢?

    莱万多夫斯基是我们这个病房年岁最大的，已经四十了。他在医院十个多月了，等着重伤的腹部渐渐治愈。他的伤势在最近几个星期开始慢慢好转，有时还能一瘸一拐地弓着背走几圈。

    她远在波兰的妻子给他来一封信。信的内容让他连续几天激动不已，信中说，她攒了些钱，准备当做探望他的路费。

    她已经出发了，很可能随时就到，莱万多夫斯基茶不思饭不想，甚至把只吃了两三口的赤蓝香肠也大方地给了人。那封传看了几十遍的信，在他手来不停翻来折去，举在眼前绕着病房踱来踱去。邮戳的数字日期已经推算过好些次了。手上的油脂和脏物已经把信封上的地址磨得模糊难辨了。莱万多夫斯基终于熬不住发烧了，只得再躺倒床 上焦虑，期盼地等待着。

    在他和他妻子分开两年期间，她有了他的孩子，并一起要带到这儿来。可有一些别的事却让莱万多夫斯基联想不断。他原计划等老婆来了以后到外边呆一阵子，毕竟双方分离得太久，要有条件还是要相互在一块儿温 存一番，干些别的事情呢。

    我们曾听过莱万多夫斯基给我们大量灌输这种事情。在部队这又是很公开的。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有几个外出过的人说有几块很隐蔽的地方，根本没人知道，甚至有个人还能说出一所很安全的小屋的地址呢。

    莱万多夫斯基愁云笼罩着，那些主意一点儿用都没有。对于他来说那种事已成为他生活中惟一的乐趣了。我们看他如此，都安慰他都表示一定能帮助他。

    他的妻子是第二天下午赶来的。这个女人羞答答地站着，身材矮小，头发纷乱，眼睛在来回寻觅着，她披着一件已经很旧的带花边和饰带的黑斗篷。

    她不好意识地站在门口，不停地小声自言自语着。我们屋里的六个男人把她给唬住了。

    “你进来吧，玛尔雅，他们都很欢迎你呢。”莱万多夫斯基居然试着咽下一口唾液冲她说。

    她先绕着跟每个人友好地握了握手。她伸手把小孩抱起时，小东西正好把尿布又弄脏了。她从一只花色手提包皮里拿一块布给孩子铺好垫上。她开始自在一些了，他们便亲热地谈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心急如焚，总是向我们哀伤无奈地眨眼。

    医生查房过后，比较安全。有时也不过进来一个护士 看看便走了。有个人出去观察了一会儿便朝莱万多夫斯基点点头说：“约翰；外边什么人都没有，很安全，你们开始吧。”

    他们小声聊着。那女人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我们摆摆手冲她一笑，告诉她无所谓，别在乎这些。我们才不管那些闲话呢。在这里被槍弹残废的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与他的妻子在一起谁晓得下次见面会在什么时候呢?他们需要好好地亲热亲热了。

    为防护士 干扰好事，我们让两个人站在门口望风，只要她们一过就设法拖住。两个人在外边大概看守了一刻钟。

    我们又把几个枕头堆垫在莱万多夫斯基侧着的身后，小孩由阿尔贝特照看。于是我们转身背对着他们，黑斗篷很快便钻到被窝里去了。我们这边也有说有笑海阔天空地谈论着，还拿出牌来。

    我手气不错，拿了一手梅花牌，有四张杰克，一圈便赢了。我们几乎想不起那边的莱万多夫斯基夫妇。不一会儿，阿尔贝特用尽一切办法都止不住那孩子的哭声了。细细地吸吮声音响起，我无意抬头，只见那孩子已在母亲怀抱里了，嘴上还咬着一个奶瓶。约翰的事情已经完成。

    我们好像是一个大家似的，彼此又近了一步。莱万多夫斯基眉开眼笑了，汗水早已满身都是，而那女人却一副精神十足的样子。

    约翰把花提包皮里的鲜嫩的香肠，挥舞小刀分切成片，让他的矮女人微笑着分给我们吃，她头发蓬乱但却漂亮多了，我们都叫她妈妈。她便很亲热地为我们打一打枕头。

    几个礼拜过去了，每天早上我得到山德尔学校去接受治疗。我要在那里把勒得硬绷绷地一条腿变得能够活动起来。胳膊已经痊愈了很长时间了。

    再从前线送来的病号，便由过去布料绷带改用白色皱纸绷带了。前线非常匮乏那种纱布绷带。

    阿尔贝特的腿也很快恢复起来了。已基本上愈合了伤口。听说就要给他接人工假肢了。但那些日子他却越发陰沉着脸，沉默寡言了。经常说着话便戛然而止，呆滞地盯着前方，要没我们这些人，他早就死了。不过这两天，他已渐渐有所好转了。也经常凑过来看我们一块玩牌。

    我准许休假回去几天。

    母亲更憔悴了，她拉着不让我走开。

    不久我便又被调到团 里，再次奔赴前线。

    我真有些不舍得阿尔贝特·克络普，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但这种朋友在部队已经很平常了。

    我们已不习惯一周一周地计算时间了，刚来时还是冰封的冬日，炮弹炸起的弹片和冻土四处飞射都很危险，转眼间，却已草木嫩绿了。我们却在战场和营棚之间来回地调换生活着。我们对于战争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已经习 以为常了。就像癌症和结核，重感冒和拉痢疾一样，只是在战场上死亡来的更快、更残酷、手段更多一些罢了。

    我们大脑就像一块可以随意改变形状的泥团 。平时它平平整整地很完好，一打仗上了战场它便被轰炸的光怪陆离了。

    过去所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毫无用处，差不多都淡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几乎每个人都没什么依据可以区别，学识、修养并没有什么不同了。这些东西有利的一面可以因此而占据一些环境；但也有不利的因素，会自然不自然地束缚人的思想。打个比方就如过去是每个省自己铸造发行硬币，后来统一了模式，把它们都溶化了。那就只能验明金属才能发现与过去的不同。我们也同样，先是个兵，再才是一个个具有温 和而怪异等特性独立的人。

    歌曲唱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犯人间的凝聚力和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的死囚之间的可爱品质汇合成了这种博大而宽容的手足之情。它诱惑我们从那种紧张、危险充满恐慌和孤单的情境中所脱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看破一切乐观轻松的生活态度。它既是高尚的又是卑微的，但又怎能那样去生活呢?

    29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每次敌人进攻的消息一传过来，他就迅速把那碗肥肉青豆汤和其他东西用小汤勺送到肚里。他也不敢相信自己一个钟头后还能不能活着。我们也为此而有过激烈的争论。克托不同意那种看法，他说要是腹部受伤的话，肚里满满的就比空着肚子更危险。

    这确实是现实存在的困难，对于我们都很重要，但却只能这样了。最普遍而平常的东西往往决定着死亡与生存，别的都只不过像是在睡梦中飘浮而已；我渴望在那里得到存活和继续本能的要求。我们若能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早已进入疯人院、当逃兵或一命呜呼了。正如瞄准北极去考察，所有视线都会聚到那一点上，一切都为继续活下去。不管别的东西，免得分心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获救。夜阑人静，回忆过去我们思考自己此刻的境况，我们仿佛对自己都很陌生，始终都想不明白，那个难以把握的生命中所蓬勃的东西，却与这个形态能息息相通。别的东西都藏在意识底层“冬眠”起来，对死亡的亲切关爱，生活时刻都在保持警惕。我们被它塑造成愚蠢的动物，使我们天生就能防范危机。我们接受着它的引导，从而在面对恐怖时能多坚持一会儿。恐怖时常作梗，我们一愣过神来，有些明白它就发作。我们能不急于沉浸在孤独寂寞当中，它还燃起我们心底那种同肩作战的战友的感情。为了无论什么情况都处于一种主动的环节，它使我们像野兽一样无情。或者就联结一体，来应付空洞的攻击。我们的生活简单乏味艰辛肤浅，只偶然地会有些不同凡响的事情发生。很快就会发出不可思议的凶猛的对世界充满期盼的熊熊烈火。

    那个时刻是万分危急的，它只是非常勉强地显示出适应来，那并不只是平常那样单纯的休息，而是为争取努力休息继续投入更为紧张的奋斗。我们单从生活形式的表象上来看，几乎和丛林里居住的黑人毫无差异。但是那些黑人却可以一直保持这种情况，因为这是他们与生就有的，最多也不多开发出他们的一些智慧和精神力量，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却正好相反：我们所具有的内在力量不是作用于更新而是着眼于落后退化。他们那种原始蒙昧的生活是合乎他们逻辑的，而我们却是经过一番努力和抗争非常不情愿地过着这样的原始生活。

    夜里从睡梦中惊醒，被一拥而上的许多幻觉所压倒，睡梦蛊惑，便会奇怪地感觉脚下的立足点摇摇欲坠，面前那道黑暗所形成的阻碍又是那么不堪一击。我们只不过是一些细小的火苗，仅仅靠一道单薄的残垣断壁来挡住那疯狂的毁灭和袭击。我们在猛烈的攻击和压制下，不停地摇曳着，有时几乎很快就要熄灭了。战斗的令人室息的沉闷的吼叫声像一个环子把我们紧紧地困在其中，无法摆脱出来。我们也都一块儿不由自主地爬了进去，瞪大双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黑暗的夜幕。惟一能给我们一丝宽慰和鼓励的东西便是周围一片沉寂，传来了熟睡后的战友们那均匀的呼吸声，就这样我们一直等到天亮。

    我渐渐地失去了那种支撑我精神的东西，几乎每天，每时，每发炮弹每次死亡都在缓缓地吞噬着它，时光很快就会让它在我四周慢慢倒掉。

    德特林犯了致命的愚昧的一次错误。

    他太喜欢独自一人走动了。一颗花园里的樱桃树成为他不幸的开端。我们从前线返回，忽然偶尔发现在新宿营地近旁有一株樱桃树，就在过路的拐角处，只有一团 雪白的花丛并没有绿叶衬托。

    傍晚时分，德特林便出去了。之后很久他才拿着几支鲜艳亮泽的樱桃花返回来。我们便调笑地说他肯定是要举行一场别致的婚礼了。他只顾把花小心地放在床 上，一声不吭。半夜他的一阵响动把我惊醒，仔细听好像是在包皮好什么东西。感觉有些不妙，我便走近他。他见我来了，作出一副很坦然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你可要多长个心眼呀，德特林。”我对他说。

    “没什么，就是睡不着而矣。”

    “你折那些樱桃树枝有什么用吗?”

    “我想折就去折呗，”他生硬地回答道，想了一会儿又说，“原先我家的果园里也栽着樱桃树。现在这个时节最合适站在存放干草的阁楼上向下眺望，一片雪白的景象。”

    “你很快就可以休假回家了，而且又是种地的农民，也可能被允许在家干农田呢。”

    他麻木地点了点头，早已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了。他神不守舍，表情怪异。一会儿神气十足充满希望，一会儿又呆滞迟疑。我想转移他的注意力，便故意管他要一块面包皮，但一向非常小气的他，这次却毫不犹豫地递给我。令我感到越发有问题。我一夜 未合眼。到了第二天什么事也没有，而且他又很正常了。

    他一定感觉我在留心他的举动了。他还是在第三天早晨逃走了。我一直都盯着他，但并没有声张。就想多给他一会儿时间，也许还真能溜过去呢。已经有不少人从这里逃到荷兰去了。

    直到点名，别人才发现他不见了。一个星期后传来他被战地宪兵抓获的消息。他非常愚蠢地往本国的那边前进，自然是不可能的。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太思乡了大脑一时浑浊而开的小差，但这些上前线后面一百公里的军事法庭上是没用的。后来德特林便从此杳无音讯了。

    被压抑太长的东西，有时甚至会换一种方式爆发出来，好像锅炉燃烧过度一样同样危险。贝格尔就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就在前线组成一条可以来回扩展收缩的防线，原来的战壕早就被炸得荡然无存了。我们也就无所谓什么阵地战了。双方来来回回互为攻守，主要就在零乱的战线和各种弹坑之间的猛烈争夺。前面的防线被冲散了，各个部队便随处都有自己的立足点，只有在一个个弹坑之间展开交 战了。

    英国部队从我们弹坑的侧翼夹击包皮抄过来，我们背部的阵地很快要被攻入。他们围困着我们。烟雾缭绕连举手投降都看不清。何况我们并不想投降，在这种情形下，人们连自己都分不清。手榴弹的爆炸声接二连三向我们逼近。我们的机关槍成弧状疯狂扫视。很快冷却水都耗尽了。只好把每个人的尿聚到一个盒子里，然后不停地喷射。身后槍声大作，敌人越来越近了。用不了几分钟，我们就要玩完了。

    干钧一发之际，贝格尔又弄来一挺机关槍架在我们旁边一个弹坑里，向离得最近的一端射击起来。于是从后面反攻开始了，我们才算自由 了而且联系到了后方。

    我们躺到一个安全疏散的地方。送饭的炊事员对我们说，那边有只受伤的警犬倒在离这儿两三百步的地方

    “什么地方?”贝格尔问。

    那人话音一落，贝格尔转身就往那边出发了，他准备抓那只狗，要不就直接打死他。半年前他是一个十分理智的人从不过问与己之外的事情。我们拦都拦不住他。他这种前线疯狂，应有人马上上去把他摔倒在地，然后按住。否则他会非常可怕。贝格尔又粗又壮，一米八的大个，没人能突然制服 他。

    他发疯似的不顾一切往上面的火网狂奔过去，没几步远，就被头顶上的子弹给击中了。他更加狂乱地吼叫着，向前奔跑。还有几个人也同样跟他一块这样。有一个人则手、脚嘴并用拼命往外挖土，想往地里钻。

    当然有时候是在装蒜，但却也是一种不祥之兆。贝格尔不但没见着那条狗，反而自己被打伤骨盆。有人出去抢抬他时，小腿肚子也被打伤了。

    米罗被离得很近的一发信号弹射穿肚子后便死了。起初八个钟头，他神志很清晰，痛苦万分。死前他把一只皮夹给了我，并又把克姆里奇那双长统靴也给我留下了。我穿到脚上也挺合适。我还跟恰德说，我要死了这双靴子就归他。

    把米罗埋葬后，我们的战线开始撤退。米罗在地下也不会平安地长眠，英美军队增援了大批生力团 队，还有罐头咸牛肉、白面包皮和最新型大炮和飞架。

    我们这边却在闹饥荒呢，我们的劣质伙食里还掺着大量代用品，许多人都吃出病来了。德国工厂老板用我们疼痛难忍的痢疾腹泻堆积成了腰缠巨富的大富豪。满满的一个挨一个的人蹲挤在茅坑大便池上。一张张灰浅蜡黄瘦小尖细的脸真应该让后方的人好好瞻仰一番。人们蜷缩着，甚至肚子痛得直拉血；嘴唇不停颤动几乎变形了，自我解嘲地苦笑一下说：“拉起裤子吧，什么东西都没了……。”

    我们由于炮弹数量不足，炮筒严重受损，弹片分散；找不准目标，有时候就打到自己人群里去了，所以炮兵连干脆停止用炮轰。连马都没有多少匹，一些营养不良 ，体质弱差的小孩却被运来当我们的后援生力部队，他们背包皮都背不动，来了就去送死。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往前冲着一死了之。看上去成千上万的。可只要上面飞行员来回转几圈，就能报效掉两个连的人。他们还没学过一丁点隐蔽便直接从车上赶到这里来了。

    “德国，很快就会变成一所空城。”克托叹口气说。

    我们再也不去幻想着“总会有结束的那一天”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了。并不需要想得太远可能正好撞在一个子弹上便死了，也可能受伤后把军医院当成新的开端了。但只要没有截肢军医官便会晃动着胸前的战争功勋十字章对他说：“没事，一条腿稍短一点，上了前线用不着怎么奔跑，你要太有胆量就再K．V．rl|吧，去吧!”

    有一个故事从孚日到佛兰德整个前线都广为流传。克托讲给我们听，说一个军医官正不断宣读着一份体检名单，他并不看从他面前经过的每一个人只是机械地反复说：“K．V．，前线还要①K.V.: Kriegsrewendungsfahig的缩写，德语，意思是用于作战的。人去呢?”他连一个装木腿的人都没注意到。依旧是“K．V．”。克托说到这儿提高了嗓门，那人便说：“我己带着木腿上去了，但这次他们却把我的头打了下来，等我装上木头脑袋后，却变成了一个军医官。”听完这句话，我们哈哈大笑。

    也有不少很好的医生，但士兵在上百次的体检中，总会不小心碰到一位造就英雄的医生手里，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乐此不疲，把名单上a．v．①和g．v．②都想办法给说成K．V．。

    有许多这类尖锐讽刺的故事。但这些并不是招摇惑众和诬陷诽谤，仅仅是实话实说罢了；在部队欺诈、狡猾、卑鄙下流的事比比皆是。虽然那么多支团 队一次次冲锋陷阵，但却无法扭转溃败的大势。可进攻还是一个接一个，这不都是很正常的事吗?

    我们再不能嘲笑那些装着铁甲，排成长列滚滚驰来的笨重的坦克了。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可为恐怖的战争机器了。

    敌军的大炮虽密集但我们却看不见，步兵也和我们一样是些活生生的人。但坦克却是能到处宛转驰骋的机器，它们若无其事地从弹坑里滚进爬出，一路锐不可挡，喷烟吐火，到处毁灭。它们身披铁甲，刀槍不入，像一支铁做的凶残饿兽。我们惊慌、恐惧、无可奈何，我们显得微不足道。面对这些庞然大物，我们的四肢不过是几根稻草，而手榴弹也变成了一支火柴罢了。

    炮火，毒气硝烟和坦克群——粉碎，腐烂，死亡。

    痢疾，流感，伤寒——喘病，发烧，死亡

    战壕，医院，奔向坟场——没有别的可能性。

    我们连长贝尔廷克在向前冲锋发起进攻时阵亡了。他是很杰出的一个前线军官，只要有危险局面他总能挺身而出。在带我们两年时间里，他从不受伤，但最后并未能幸免。我们被紧紧地包皮围在一个弹坑里。油和汽油的臭味，伴随着火药的浓烟吹了过 ①a. v.：缩写，德语，意思是用于工作的。 ②g.v:缩写，德语，意思是用于防卫的。来。有两个人一个背箱子，另一个抓着软管，向前喷着火舌，他们越来越靠近我们。要是火能喷到我们可就全完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撤退逃跑。

    我们举槍射击却无济于事，他们步步紧逼情况越发危急。贝尔廷克和我们躺在一块儿，见对方火力压制太密，我们又不好瞄准他们，便自己拎起步槍，机敏地爬上弹坑，用胳膊肘撑着上肢卧倒，小心地举槍瞄准。他猛扣了一下扳机，一颗子弹飞出，但与次同时他已被人发觉，挨了一槍。他若无其事地重新举槍瞄准屏住呼吸，缓缓地调整着，好一阵才扣动了扳机。然后手一松，说了声“好”便掉进弹坑里了，槍扔在外面。那两个用火焰喷射器到处扫视的人中前面一个被打倒了，后一个不留神软管滑落，火焰乱射，他便被活活烧死了。

    贝尔廷克被击中胸部。不大工夫，他的下巴颏又被一块飞来的碎片给打伤，而且还正好扎到罗尔屁股里。罗尔惨叫着，鲜血直流，他用一条胳膊撑着上身，但谁都救不了他。他就像逐渐被抽干的皮管，一会儿便摊倒在地上了。他原本是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但这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呢。

    很快又逝去几个月的时；一九一八年的夏日血流成河，暴尸万里。日子一天天地像是身披蓝衣的天使静静地呆立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圆环上面。大家都明白，我们最终失败了。我们只是不停地溃退，至于那件事，都不愿提及，当我们发起这次攻势以后已经软弱无力了，兵员和弹药的严重不足注定我们不可能再发动什么进攻了。

    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战争的延续，无法阻止死亡的发生。

    我们永远忘不了一九一八年那个残酷的夏天。我们迫切地渴望过去从未体验过的对生活的要求；红簇簇的罂粟环抱着营房周围，甲虫到处爬动，房间里陰森潮湿，傍晚时树木黑漆漆一片幽暗晦色。星星狡黠地眨动，下面细流哗哗地流淌；静静地酣睡和缤纷的梦乡；一切都如此，人生啊!

    我永远不能忘记一九一八年的那个夏日。我们对重返前线显得那么哀伤和悲凉，无言地抗争默默地承受。我们的心绪已被不时流传的战争与和平的呼声弄得烦乱如麻，竟如此地厌恶重返前线。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九一八年的那个夏日，暴力、血腥，在炮火的轰击中变得更加明显，令人心寒肉跳。脸色苍白惊恐地深埋在污泥之中。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闪过：不会发生!现在不会发生!一切都要结束了!

    我永远都不会忘却一九一八年的那个夏天。战场上横尸遍野，硝烟弥散。暖人的轻风徐徐吹过。心情极度焦虑，期盼，等待，失落，对死亡的更加恐惧纷纷困扰。内心一直在大声置疑：为什么?他们还要往下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战争就要结束了?

    上空飞机成群结队的自由 飞翔着。它们常常像苍鹰捕捉野兔一样追击一个仓惶逃跑的人。他们用五架以上英、美飞机围歼一架德国飞机，用五个身强力壮的士兵攻击一个精疲力竭的德国兵。我们仅有一条军粮面包皮，他们却享用五十听罐头肉。我们都是勇猛顽强、富有经验的优秀士兵，怕的并不是槍炮的攻击，我们是被敌人的气势给冲垮了。

    好几个星期陰雨连绵。天空灰雾迷蒙，地上污泥遍野，死亡步步紧追。只要一出屋子外套和衣服就会被湿个透心。浑身雨水浸透地在前线窥视对方。好些日子，身上都一直湿淋淋的。有穿长统靴的为了减少泥沙流入就用沙袋缠在上面。雨水不停地流淌着、飘洒着锈蚀了槍筒。把军服粘在了一处。大地便成了一块烂水泥沟，黄澄澄地淤池和蜿蜒流动的血水在上面分割成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渐渐地吞没了那些已死去的，受伤的和幸存的人。

    风雨交 加，弹片夹杂在雨点中在陰暗的空气中和黄色的大地上到处飞溅。受伤的人在混乱中凄楚、尖锐地叫喊着。那些伤痕累累的躯体一到晚上便呻吟着向夜幕哭泣。

    我们被雨水淋着，浑身泥尘，粘满脏水。眼睛里湿汪汪地集流着雨水。我们都不知自己现在是否还活着。

    30

    潮湿、闷热、憋闷在雨水之后很快被占据了我们的弹坑。一个接近尾声的夏天，克托给人送饭时，突然倒了下去。只剩我和他了，我给他包皮扎好伤口。他被击碎了胫骨。克托深情悲伤绝望，低声哼叫着：“就是时候了，该到时候了。”

    我劝慰他说：“克托，你倒是因此得救了，这仗不知还得打多久才完呢——”

    血像小水流一样从伤口淌出。我不能为找担架而把克托丢在这里。而且我也不知道医疗站在什么地方。

    我便驮着瘦小的克托，赶到了急救所。

    我歇了两次。他痛得不停呻吟着。我们一路上都少吭声。我气喘吁吁累得汗流浃背，便把上衣领子都解开。我因用力憋气，脸都肿胀起来了。但我还是要他一定得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我们还往前赶吗?克托?”

    “赶吧，保罗。”

    “那好我们走吧。”

    我扶他起身。他靠在一棵树上，用另一条好腿站着。我先轻轻地用胳膊肘绕住他那条中弹的腿，然后他向上一跃，另一条好腿也弯曲着套在我胳膊肘上。

    我们艰难地向前行进，身后炮弹仿佛就在跟前嘶鸣着。克托已经开始往地上淌血了，我咬紧牙大步地向前赶。也顾不上去躲避炮弹的轰炸，往往还没来的及隐蔽它便呼啸着过去了。

    我们在一处小弹坑里停歇下来，等待着炮轰停止。我拿军用水壶给克托喝了点茶。默不作声地抽了一支纸烟。我伤感地说：“克托，也许我们不能在一块了。”

    他听完呆看着我，一声没吭。

    “我不会忘记咱们一块烤鹅肉。你从还在我困难时帮助我，我第一次受伤时，还是个不懂事的新兵呢，我不停地抹着眼泪。那应该是三年前的事了吧，克托。”

    他点着头。

    我顿时感到一阵伤感和孤独，要是克托没了，我就不再有一个朋友了。

    “克托，要是和平之前你没能回来，那我们终久会再见面的。”

    “你说我的胫骨伤会不会又成为K．V．?”他有些苦楚。

    “你只要休养一阵就能痊愈了，关节又没事。我想没准能复原呢。”

    “我想抽支烟。”他又说。

    “咱们回去后合作做些事吧，克托。”我知道眼下他这种情况已经不可能了，说话时心情很不好受。我的战友，克托，瘦小的肩膀，湿透了的胡 须，他是我最知心最了解的亲人，这么多年我们风雨同舟，也许很快我们就要永别了。

    “克托，无论如何把你家地址给我一个，这是我的。”

    我在笔记本上抄好他的地址，心里一片凄凉与孤独。我真想给自己腿上也打一槍，和他一块离开。

    克托忽然不停地咳喘起来，很急促。脸色变得又青又黄。“咱们往前赶吧。”他轻声说了一句。

    我起身，把他小心地背了起来，扣紧他的双腿大步向前跑去。

    我拼命地咬着牙往前赶，只觉得喉咙在冒烟，眼前直闪着各色的金星。最后我终于跌跌撞撞赶到了医疗站。

    一到那儿，我仿佛力气耗尽，直挺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抓紧他那条瘦腿。好一阵子我才缓缓站起来。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于是我摸索着打开军用水壶，可这是就连嘴唇也不停地颤动着。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毕竟克托有救了。

    好一阵子，我才能听清原来周围是如此杂乱混沌。

    “你其实不必要那样拼命。一个卫生员对我说。

    我纳闷地看着他。

    “这个人早已经死了。”他用手指了指旁边的克托说。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他的伤口是胫骨上边呀。”我说。

    卫生员直挺挺站着说：“都一个样……”

    我眼睛朦朦胧胧的，汗水又从头上滑入眼里。我抹了一下，又仔细看了看躺着的克托。“他是昏过去吧。”

    卫生员“嘘”了一声说：“我还是能判断出这一点的。不信我们赌一赌，他确实死了。”

    我麻木地摇头说：“怎么可能呢?我在十分钟前还和他说话聊天呢。一定是昏迷过去了吧。”

    我伸手摸去克托的手还温 热着，我从他肩膀下伸手想用茶叶擦他的太陽穴。但感觉手上湿乎乎的，我从他脑袋后把手拿出来一看却已粘满了鲜血，卫生员小声说了一句：“你自己看见了吧……”

    我只顾奔跑，根本不知道克托后脑上被一个弹片扎穿，打开一个小小的洞。或许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细小的碎片，却已经了结了。克托死掉了。

    我木然地站起身来。

    “他的士兵证和随身物品你要带走吗?”旁边那个一等兵问我。

    我点了点头，从他手把东西接过。

    卫生员有些奇怪。“他不是你的亲属吧?”

    我和他都不是亲属，我们根本不是亲属。

    我在往哪?脚是在走吗?我抬起头任它们到处乱转。过了很久我又停下脚步，周围一切如故。只不过是死掉一个国民军斯坦尼斯劳斯·克托辛斯基。

    我便不知自己又怎么样了。

    秋风萧瑟。老兵已经寥寥无几了。我们一块七个人就剩下我自己了。

    和平与停战已成为大家最热衷的话题。大家众目期盼着，惟独这点希望还给他们以生存的力量，都已经经不起失落的打击了。要是没有什么大的事件，这种众心所向的愿望是不会被破灭的。失去了和平，就很可能爆发内乱。

    我中了点毒气，允许休息十四天。我便成天在一个小花园里沐浴着柔和的陽光。就要和平了，我也开始深信这一传闻。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

    我一直只想着这些，不愿意在思考其他。我的感情的潮水以巨大的能量让我为之遐想，为之等待。那里包皮含着对生命的珍惜，对家庭故乡的渴望，和对亲人们的思念之情。我终于开始沉浸在被解放的愉悦中，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一九一六年要是我回家，那么我会把所受的痛苦和磨练成的各种力量浓集成一场革命。但现在我们便只有疲倦、绝望、悲观、和无助了。我们脚下已经无路可去了。

    谁都无法理解我们此刻的心情。那些年纪大一点的，虽然和我们一块呆了这么多年，但他们很快会因工作、家庭把战争淡忘。而我们之后的年轻人，像我们那时一样，与我们无法沟通，会把我们置之不理。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呆着是很索然无味的。我们会因年龄增长而去适应，去顺服，但我们终将有多半的人茫然若失在岁月的推移中毁灭。

    但我的所有想像在我又站在沙沙作响的白杨树下时便成为过眼烟云了。我们久久地想那些温 柔，那些朦朦胧胧、扑朔迷离 的东西。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和女人们亲切偎依的感觉都在脑子里幻灭了，是不能的；但也并没有在强烈的炮火和怅然绝望或军官妓院中变得无影无踪了

    金黄色的树叶在秋风中闪放着亮丽夺目的色泽，通红的山楂的果子在一簇簇绿叶非常饱满地挺拔着。一条宽敞而笔直地大路光亮洁白地向远处地平的尽头延伸着。营房食堂像一窝蜂似的都在喋喋不休地争吵着种种有关和平的传闻。

    我站起来。

    心情异常的平静。是啊，岁月轮回、时光荏冉，可对于我它又能带走些什么呢?孤寂、绝望已经使我非常坦然地面对着眼前的一切。脑海中所浮现起这些年来所饱尝的各种辛酸与痛苦，屈辱与愤怒，依旧历历在目。我并不在乎我是否已经把它征服，但只要它还存在，便总会有一条新的道路，也不管我内心里的那“真正的我”会想些什么。

    他阵亡了，在一九一八年的十月。那里，整整一天都出奇的安静与沉寂。也就在当日的战报新闻上，仅仅用一句话做了概述：西线无战事。

    他死时轻轻地向前扑倒，静静地躺着。像是沉睡在梦乡中一样。当人们把他翻过来时，他的表情那么从容、那么安详、那么惬意，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痛苦与悲伤。毕竟从此一切也都结束了。

  •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1

    第一部

    一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觉丈夫和他们家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她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这样的状态已经继续了三天，不只是夫妻两个，就是他们全家和仆人都为此感到痛苦。家里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们住在一起没有意思，而且觉得就是在任何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也都比他们，奥布隆斯基全家和仆人更情投意合。妻子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们像失了管教一样在家里到处乱跑。英国女家庭教师和女管家吵架，给朋友写了信，请替她找一个新的位置。
    厨师昨天恰好在晚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辞了工。
    在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他在交际场里是叫斯季瓦的——在照例的时间，早晨八点钟醒来，不在他妻子的寝室，却在他书房里的鞣皮沙发上。他在富于弹性的沙发上把他的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翻转，好像要再睡一大觉似的，他使劲抱住一个枕头，把他的脸紧紧地偎着它；但是他突然跳起来，坐在沙发上，张开眼睛。
    “哦，哦，怎么回事？”他想，重温着他的梦境。“怎么回事，对啦！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德国城市]请客；不，不是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什么地方。不错，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不错，阿拉宾在玻璃桌上请客，在座的人都唱Ilmiotesoro[意大利语：我的宝贝]，但也不是Ilmiotesoro，而是比那更好的；桌上还有些小酒瓶，那都是女人，”他回想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乐地闪耀着，他含着微笑沉思。“哦，真是有趣极了。有味的事情还多得很，可惜醒了说不出来，连意思都表达不出来。”而后看到从一幅罗纱窗帷边上射入的一线日光，他愉快地把脚沿着沙发边伸下去，用脚去搜索他的拖鞋，那双拖鞋是金色鞣皮的，上面有他妻子绣的花，是他去年生日时她送给他的礼物；照他九年来的习惯，每天他没有起来，就向寝室里常挂晨衣的地方伸出手去。他这才突然记起了他没有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房间而睡在自己的书房里。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他皱起眉来。

    “唉，唉，唉！”他叹息，回想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和妻子吵架的每个细节，他那无法摆脱的处境以及最糟糕的，他自己的过错，又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是的，她不会饶恕我，她也不能饶恕我！而最糟的是这都是我的过错——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怪我。悲剧就在这里！”他沉思着。“唉，唉，唉！”他记起这场吵闹所给予他的极端痛苦的感觉，尽在绝望地自悲自叹。

    最不愉快的是最初的一瞬间，当他兴高采烈的，手里拿着一只预备给他妻子的大梨，从剧场回来的时候，他在客厅里没有找到他妻子，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而终于发现她在寝室里，手里拿着那封泄漏了一切的倒霉的信。

    她——那个老是忙忙碌碌和忧虑不安，而且依他看来，头脑简单的多莉[妻子达里娅的英文名字]，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带着恐怖、绝望和忿怒的表情望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问，指着那封信。

    回想起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常有的情形一样，觉得事情本身还没有他回答妻子的话的态度那么使他苦恼。

    那一瞬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般人在他们的极不名誉的行为突如其来地被揭发了的时候所常发生的现象。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被揭穿后他在妻子面前所处的地位。没有感到受了委屈，矢口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饶恕，甚至也没有索性不在乎——随便什么都比他所做的好——他的面孔却完全不由自主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喜欢生理学的，他认为这是脑神经的反射作用[《安娜·卡列宁娜》写成之前不久，在俄国的一份杂志上，《脑神经的反射作用》的作者谢切诺夫教授正和其他的科学家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对于这种事情一知半解的奥布隆斯基都轻而易举地想起这个术语，可见这场论战曾引起了当时公众的充分注意]）——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他那素常的、善良的、因而痴愚的微笑——

    为了这种痴愚的微笑，他不能饶恕自己。看见那微笑，多莉好像感到肉体的痛苦一般颤栗起来，以她特有的火气脱口说出了一连串残酷的话，就冲出了房间。从此以后，她就不愿见她丈夫了。
    “这都要怪那痴愚的微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
    “但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自言自语说，找不出答案来。

    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他不能自欺欺人，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后悔他的行为。他是一个三十四岁、漂亮多情的男子，他的妻子仅仅比他小一岁，而且做了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的孩子的母亲，他不爱她，这他现在并不觉得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能够很好地瞒过他的妻子。但是他感到了他的处境的一切困难，很替他的妻子、小孩和自己难过。他也许能想办法把他的罪过隐瞒住他的妻子，要是他早料到，这个消息会这样影响她。他从来没有清晰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他的妻子早已怀疑他对她不忠实，她只是装做没有看见罢了。他甚至以为，她只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疲惫的、渐渐衰老的、不再年轻、也不再美丽、毫不惹人注目的女人，应当出于公平心对他宽大一些。结果却完全相反。

    “唉，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尽在自言自语，想不出办法来。“以前一切是多么顺遂呵！我们过得多快活；她因为孩子们而感到满足和幸福；我从来什么事情也不干涉她；随着她的意思去照管小孩和家事。自然，糟糕的是，她是我们家里的家庭女教师。真糟！和家里的家庭女教师胡来，未免有点庸俗，下流。但是一个多漂亮的家庭女教师呀！（他历历在目地回想着罗兰姑娘的恶作剧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是毕竟，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从来未敢放肆过。最糟的就是她已经……好像命该如此！唉，唉！但是怎么，怎么办呀？”

    除了生活所给予一切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的那个一般的解答之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答了。那解答就是：人必须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怀一切。要在睡眠中忘掉忧愁现在已不可能，至少也得到夜间才行；他现在又不能够回到酒瓶女人所唱的音乐中去；因此他只好在白昼梦中消愁解闷。

    “我们等着瞧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衬着蓝色绸里的灰色晨衣，把腰带打了一个结，于是，深深地往他的宽阔胸膛里吸了一口气，他摆开他那双那么轻快地载着他的肥胖身体的八字脚，迈着素常的稳重步伐走到窗前，他拉开百叶窗，用力按铃。他的亲信仆人马特维立刻应声出现，把他的衣服、长靴和电报拿来了。理发匠挟着理发用具跟在马特维后面走进来。

    “衙门里有什么公文送来没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接过电报，在镜子面前坐下。
    “在桌上，”马特维回答，怀着同情询问地瞥了他的主人一眼；停了一会，他脸上浮着狡狯的微笑补充说：“马车老板那儿有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回答，只在镜里瞥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在镜子里交换的眼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彼此很了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色似乎在问：“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你难道不知道？”
    马特维把手放进外套口袋里，伸出一只脚，默默地、善良地、带着一丝微笑凝视着他的主人。
    “我叫他们礼拜日再来，不到那时候不要白费气力来麻烦您或他们自己，”他说，他显然是事先准备好这句话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马特维想要开开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揣测着电报里时常拼错的字眼，他的脸色开朗了。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要来了，”他说，做手势要理发匠的光滑丰满的手停一会，他正在从他的长长的、鬈曲的络腮胡子中间剃出一条淡红色的纹路来。
    “谢谢上帝！”马特维说，由这回答就显示出他像他的主人一样了解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那就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所喜欢的妹妹，也许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

    “一个人，还是和她丈夫一道？”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能够回答，因为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于是举起一个手指来。马特维朝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要在楼上收拾好一间房间吗？”
    “去告诉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会吩咐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好像怀疑似地重复着。
    “是的，去告诉她。把电报拿去；交给她，照她吩咐的去办。”
    “您要去试一试吗，”马特维心中明白，但他却只说：“是的，老爷。”

    当马特维踏着那双咯吱作响的长靴，手里拿着电报，慢吞吞地走回房间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洗好了脸，梳过了头发，正在预备穿衣服。理发匠已经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叫我对您说她要走了。让他——就是说您——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吧，”他说，只有他的眼睛含着笑意，然后把手放进口袋里，歪着脑袋斜视着主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沉默了一会。随即一种温和的而又有几分凄恻的微笑流露在他的好看的面孔上。
    “呃，马特维？”他说，摇摇头。
    “不要紧，老爷；事情自会好起来的。”马特维说。
    “自会好起来的？”
    “是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谁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听见门外有女人的衣服的窸窣声。
    “我，”一个坚定而愉快的女人声音说，乳母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严峻的麻脸从门后伸进来。
    “哦，什么事，马特廖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走到她面前。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而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点，但是家里几乎每个人（就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那个乳母也在内，）都站在他这边。
    “哦，什么事？”他忧愁地问。
    “到她那里去，老爷，再认一次错吧。上帝会帮助您的。她是这样痛苦，看见她都叫人伤心；而且家里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了。老爷，您该怜悯怜悯孩子们。认个错吧，老爷。这是没有办法的！要图快活，就只好……”
    “但是她不愿见我。”
    “尽您的本分。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祷告，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好的，你走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突然涨红了脸。“喂，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说，毅然决然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起衬衣，像马颈轭一样，吹去了上面的一点什么看不见的黑点，他带着显然的愉快神情把它套在他主人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了衣服，在身上洒了些香水，拉直衬衣袖口，照常把香烟、袖珍簿、火柴和那有着双重链子和表坠的表分置在各个口袋里，然后抖开手帕，虽然他很不幸，但是他感到清爽，芬芳，健康和肉体上的舒适，他两腿微微摇摆着走进了餐室，他的咖啡已摆在那里等他，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衙门里送来的公文。

    他阅读信件。有一封令人极不愉快，是一个想要买他妻子地产上的一座树林的商人写来的，出卖这座树林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现在，在他没有和妻子和解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谈的。最不愉快的是他的金钱上的利害关系要牵涉到他急待跟他妻子和解的问题上去。想到他会被这种利害关系所左右，他会为了卖树林的缘故去跟他妻子讲和——想到这个，就使他不愉快了。

    看完了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衙门里送来的公文拉到面前，迅速地阅过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些记号，就把公文推在一旁，端起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开始读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定阅一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派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报纸。虽然他对于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但他对这一切问题却坚持抱着与大多数人和他的报纸一致的意见。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了意见的时候，他这才随着改变，或者，更严格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而是意见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心中改变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没有选择他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这些政治主张和见解是自动到他这里来的，正如他并没有选择帽子和上衣的样式，而只是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生活于上流社会里的他——由于普通在成年期发育成熟的，对于某种精神活动的要求——必须有见解正如必须有帽子一样。如果说他爱自由主义的见解胜过爱他周围许多人抱着的保守见解是有道理的，那倒不是由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它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说俄国一切都是坏的，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负债累累，正缺钱用。自由党说结婚是完全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才行；而家庭生活的确没有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少乐趣，而且逼得他说谎做假，那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性的。自由党说，或者毋宁说是暗示，宗教的作用只在于箝制人民中那些野蛮阶层；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做一次短短的礼拜，都站得腰酸腿痛，而且想不透既然现世生活过得这么愉快，那么用所有这些可怕而夸张的言词来谈论来世还有什么意思。而且，爱说笑话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常喜欢说：如果人要夸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应当到留里克[死于879，俄国建国者，留里克王朝（869—1598）始祖]为止，而不承认他的始祖——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难倒老实的人。就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一种习癖，他喜欢他的报纸，正如他喜欢饭后抽一支雪茄一样，因为它在他的脑子里散布了一层轻雾。他读社论，社论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叫嚣急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扑灭革命的祸害，这类叫嚣是毫无意思的；正相反，“照我们的意见，危险并不在于假想的革命的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墨守成规，”云云。他又读了另外一篇关于财政的论文，其中提到了边沁[1748—1832，法学家和伦理学家，功利主义代表人物]和密勒[1806—1372，哲学家、经济学家，在伦理学上接近边沁的功利主义]，并对政府某部有所讽刺。凭着他特有的机敏，他领会了每句暗讽的意义，猜透了它从何而来，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发；这，像平常一样，给予他一定的满足。

    但是今天这种满足被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状态破坏了。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1809—1886，奥匈帝国首相，俾斯麦的政敌]已赴威斯巴登[德国西部的城市，在莱茵河畔，是矿泉疗养地]的传说，看到医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和某青年征求职业的广告；但是这些新闻报导并没有像平常那样给予他一种宁静的讥讽的满足。

    看过了报，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抹上黄油的面包，他立起身来，拂去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然后，挺起宽阔的胸膛，他快乐地微笑着，并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快乐的微笑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但是这快乐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变得沉思了。

    可以听到门外有两个小孩的声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出来是他的小男孩格里沙和他的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正在搬弄什么东西，打翻了。

    “我对你说了不要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嚷着，“拾起来！”

    “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孩子们没有人管，到处乱跑。”他走到门边去叫他们。他们抛下那当火车用的匣子，向父亲走来。

    那小女孩，她父亲的宝贝，莽撞地跑进来，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脖颈上，她老喜欢闻他的络腮胡子散发出的闻惯的香气。最后小女孩吻了吻他那因为弯屈的姿势而涨红的、闪烁着慈爱光辉的面孔，松开了她的两手，待要跑开去，但是她父亲拉住了她。

    “妈妈怎样了？”他问，抚摸着他女儿的滑润柔软的小脖颈。“你好，”他说，向走上来问候他的男孩微笑着说。

    他意识到他并不怎么爱那男孩，但他总是尽量同样对待；可是那男孩感觉到这一点，对于他父亲的冷淡的微笑并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这么说她又整整一夜没有睡，”他想。
    “哦，她快活吗？”
    小女孩知道，她父亲和母亲吵了架，母亲不会快活，父亲也一定明白的，他这么随随便便地问她只是在作假。因此她为她父亲涨红了脸。他立刻觉察出来，也脸红了。
    “我不知道，”她说。“她没有说要我们上课，她只是说要我们跟古里小姐到外祖母家去走走。”
    “哦，去吧，塔尼娅，我的宝宝。哦，等一等！”他说，还拉牢她，抚摸着她的柔软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取下他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拣她最爱吃的，给了她两块，一块巧克力和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小女孩指着巧克力说。
    “是，是。”又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肩膀，他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颈，就放她走了。
    “马车套好了，”马特维说，“但是有个人为了请愿的事要见您。”
    “来了很久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半个钟头的光景。”
    “我对你说了多少次，有人来马上告诉我！”
    “至少总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说，他的声调粗鲁而又诚恳，使得人不能够生气。
    “那么，马上请那个人进来吧，”奥布隆斯基说，烦恼地皱着眉。

    那请愿者，参谋大尉加里宁的寡妻，来请求一件办不到的而且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照例请她坐下，留心地听她说完，没有打断她一句，并且给了她详细的指示，告诉她怎样以及向谁去请求，甚至还用他的粗大、散漫、优美而清楚的笔迹，敏捷而流利地替她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可以帮她忙的人。打发走了参谋大尉的寡妻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拿起帽子，站住想了想他忘记什么没有。看来除了他要忘记的——他的妻子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噢，是的！”他垂下头，他的漂亮面孔带着苦恼的表情。

    “去呢，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而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他不应当去，那除了弄虚作假不会有旁的结果；要改善、弥补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使她再具有魅力而且能够引人爱怜，或者使他变成一个不能恋爱的老人，都不可能。现在除了欺骗说谎之外不会有旁的结果；而欺骗说谎又是违反他的天性的。

    “可是迟早总得做的；这样下去不行，”他说，极力鼓起勇气。他挺着胸，拿出一支纸烟，吸了两口，就投进珠母贝壳烟灰碟里去，然后迈着迅速的步伐走过客厅，打开了通到他妻子寝室的另一扇房门。

    四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梳妆短衣站在那里，她那曾经是丰满美丽、现在却变稀疏了的头发，用发针盘在她的脑后，她的面容消瘦憔悴，一双吃惊的大眼睛，因为她面容的消瘦而显得更加触目。各式各样的物件散乱地摆满一房间，她站在这些物件当中一个开着的衣柜前面，她正从里面挑拣什么东西。听到她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了，朝门口望着，徒然想要装出一种严厉而轻蔑的表情。她感觉得她害怕他，害怕快要到来的会见。她正在企图做她三天以来已经企图做了十来回的事情——把她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清理出来，带到她母亲那里去——但她还是没有这样做的决心；但是现在又像前几次一样，她尽在自言自语地说，事情不能像这样下去，她一定要想个办法惩罚他，羞辱他，哪怕报复一下，使他尝尝他给予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还是继续对自己说她要离开他，但她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不能摆脱那种把他当自己丈夫看待、而且爱他的习惯。况且，她感到假如在这里，在她自己家里，她尚且不能很好地照看她的五个小孩，那么，在她要把他们通通带去的地方，他们就会更糟。事实上，在这三天内，顶小的一个孩子因为吃了变了质的汤害病了，其余的昨天差不多没有吃上午饭。她意识到要走开是不可能的；但是，还在自欺欺人，她继续清理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看见丈夫，她就把手放进衣柜抽屉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直到他走得离她十分近的时候，她这才回头朝他望了一眼。但是她的脸，她原来想要装出严厉而坚决的表情的，却只流露出困惑和痛苦的神情。

    “多莉！”他用柔和的、畏怯的声调说。他把头低下，极力装出可怜和顺从的样子，但他却依然容光焕发。迅速地瞥了一眼，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焕发的姿态。“是的，他倒快乐和满足！”她想，“而我呢……他那讨厌的好脾气，大家都因此很喜欢他，称赞他哩——我真恨他的好脾气，”她想。她的嘴唇抿紧了，她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孔右半边面颊的筋肉抽搐起来。

    “你要什么？”她用迅速的、深沉的、不自然的声调说。

    “多莉！”他颤巍巍地重复说。“安娜今天要来了。”

    “那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喊叫了一声。

    “但是你一定要，多莉……”

    “走开，走开，走开！”她大叫了一声，并没有望着他，好像这叫声是由肉体的痛苦引起来的一样。

    斯徒潘·阿尔卡季奇在想到他妻子的时候还能够镇定，他还能够希望一切自会好起来，如马特维所说的，而且还能够安闲地看报，喝咖啡；但是当他看见她的憔悴的、痛苦的面孔，听见她那种听天由命、悲观绝望的声调的时候，他的呼吸就困难了，他的咽喉哽住了，他的眼睛里开始闪耀着泪光。

    “我的天！我做了什么呀？多莉！看在上帝面上！……你知道……”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咽喉被呜咽哽住。

    她砰的一声把柜门关上，望了他一眼。

    “多莉，我能够说什么呢？……只有一件事：请你饶恕……想想，难道九年的生活不能够抵偿一刹那的……”

    她垂下眼睛，倾听着，等着听他要说什么，她好像在请求他千万使她相信事情不是那样。

    “一刹那的情欲……”他说；一听到这句话，她就好像感到肉体上的痛苦一样，嘴唇又抿紧了，她右颊的筋肉又抽搐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还会说下去的。

    “走开，走出去！”她更尖声地叫，“不要对我说起您的情欲和您的肮脏行为。”

    她想要走出去，但是两腿摇晃，只得抓住一个椅背来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他的面孔膨胀了，他的嘴唇噘起，他眼泪汪汪的了。

    “多莉！”他说，呜咽起来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们，他们没有过错！都是我的过错，责罚我，叫我来补偿我的罪过吧。任何事，只要我能够，我都愿意做！我是有罪的，我的罪孽深重，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但是，多莉，饶恕了我吧！”

    她坐下。他听见她的大声的、沉重的呼吸。他替她说不出地难过。她好几次想要开口，但是不能够。他等待着。

    “你想起小孩们，只是为了要逗他们玩；但是我却总想着他们，而且知道现在这样子会害了他们，”她说，显然这是一句她这三天来暗自重复了不止一次的话。

    她用“你”来称呼他，他感激地望着她，走上去拉她的手，但是她厌恶地避开他。

    “我常想着小孩们，所以只要能够救他们，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怎样去救他们：把他们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带走呢，还是就这样让他们和一个不正经的父亲——是的，不正经的父亲在一起……你说，在那……发生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生活吗？还有可能吗？你说，还有可能吗？”她重复着说，提高嗓音，“在我的丈夫，我的小孩们的父亲，和他自己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发生了恋爱关系以后……”
    “但是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用可怜的声音说，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同时他的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我对您感到厌恶，嫌弃！”她大声喊叫，越来越激烈了。
    “您的眼泪等于水！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无情，也没有道德！我觉得您可恶，讨厌，是一个陌生人——是的，完完全全是一个陌生人！”带着痛苦和激怒，她说出了这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陌生人。

    他望着她，流露在她脸上的怨恨神情使他着慌和惊骇了。他不懂得他的怜悯是怎样激怒了她。她看出来他心里怜悯她，却并不爱她。“不，她恨我。她不会饶恕我了，”他想。
    “这真是可怕呀！可怕呀！”他说。

    这时隔壁房里一个小孩哭起来了，大概是跌了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静听着，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柔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她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要做什么似的，随后她迅速地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哦，她爱我的小孩，”他想，注意到小孩哭的时候她脸色的变化，“我的小孩：那么她怎么可能恨我呢？”
    “多莉，再说一句话，”他一边说，一边跟在她后面。
    “假使您跟着我，我就要叫仆人和孩子们！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无赖！我今天就要走了，您可以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呀！”
    她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揩揩脸，迈着轻轻的脚步走出房间。“马特维说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但是怎样？我看毫无办法。唉，唉，多可怕呀！而且她多么粗野地叫喊着，”他自言自语，想起来她的喊叫和“无赖”、“情妇”这两个字眼。“说不定女仆们都听到了！粗野得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人站了一会，揩了揩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室里给钟上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他曾跟这个严守时刻的、秃头的钟表匠开过一次玩笑，说“这德国人给自己上足了一辈子的发条来给钟上发条”。他微笑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爱说笑话的。

    “也许事情自会好起来的！‘自会好起来的，’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想。“我要再说说它。”

    “马特维！”他叫。“你和玛丽亚在休息室里替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把一切收拾好，”他在马特维进来时对他说。
    “是，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上皮大衣，走上台阶。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一面说，一面送他出去。
    “说不定。这是给家用的，”他说，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来。“够了吧。”
    “够不够，我们总得应付过去，”马特维说，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退回台阶上了。

    同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哄好了小孩，而且由马车声知道他已经走了，就又回到寝室。这是她逃避烦累家务事的唯一的避难所，她一出寝室，烦累的家务事就包围住她。就是现在，她在育儿室的短短时间里，英国家庭女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问了她几个不能延搁、而又只有她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小孩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裳？他们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找一个新厨师来？”

    “哦，不要问我，不要问我吧！”她说；然后回到寝室，她在她刚才坐着和丈夫谈话的原来的地方坐下，紧握着她那瘦得戒指都要滑下来的两手，开始在她的记忆里重温着全部的谈话。“他走了！但是他到底怎样和她断绝关系的？”她想。

    “他难道还去看她吗？我怎么不问他！不，不，和解是没有可能了。即使我们仍旧住在一所屋子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含着特别的意义重复着那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我多么爱他呀！我的天啊，我多么爱他呀！……我多么爱他呀！而且我现在不是还爱他吗？我不是比以前更爱他了吗？最可怕的是……”她开始想，但是没有想完，因为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从门口伸进头来了。

    “让我去叫我的兄弟来吧，”她说，“他总可以做做饭；要不然，又会像昨天一样，到六点钟孩子们还没有饭吃。”

    “好的，我马上就来料理。你派人去取新鲜牛奶了吗？”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投身在日常的事务里，把她的忧愁暂时淹没在这些事务中了。

    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靠着天资高，在学校里学习得很好，但是他懒惰而又顽皮，所以结果他在他那一班里成绩是最差的一个。但是尽管他一向过着放荡的生活，衔级低微，而年龄又较轻，他却在莫斯科一个政府机关里占着一个体面而又薪水丰厚的长官的位置。这个位置，他是通过他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的引荐得来的。卡列宁在政府的部里占着一个最主要的职位，这个莫斯科的机关就是直属他的部的。但是即使卡列宁没有给他的妻兄谋到这个职务，斯季瓦·奥布隆斯基通过另外一百个人——兄弟、妹妹、亲戚、表兄弟、叔父或姑母——的引荐，也可以得到这个或另外类似的位置，每年拿到六千卢布的薪水，他是绝对需要这么多钱的，因为，虽然有他妻子的大宗财产，他的手头还是拮据的。

    半个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亲戚朋友。他是在那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大人物们中间长大的。官场中三分之一的人，比较年老的，是他父亲的朋友，从他幼年时就认识他；另外的三分之一是他的密友，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他的知交。因此，职位，地租和承租权等等形式的尘世上的幸福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不会忽视他们自己的同类；因此奥布隆斯基要得到一个薪水丰厚的位置，是并不怎样费力的；他只要不拒绝、不嫉妒、不争论、不发脾气就行了，这些毛病，由于他特有的温和性情，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的。假使有人对他说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那么多薪水的位置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好笑；何况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只要求年龄和他相同的人们所得到的，而且他担任这种职务，是和任何人一样胜任愉快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博得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欢心，不只是由于他的善良开朗的性格和无可怀疑的诚实，而且在他的身上，在他那漂亮的开朗的容貌，他那闪耀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和眉毛，以及他那又红又白的面孔上，具有一种使遇见他的人们觉得亲切和愉快的生理的效果。“嗳哈！斯季瓦！奥布隆斯基！他来了！”谁遇见他差不多总是带着快乐的微笑这样说。即使有时和他谈话之后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愉快的地方，但是过一天，或者再过一天，大家再看见他，还是一样地高兴。

    充任莫斯科的政府机关的长官已经三年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但赢得了他的同僚、下属、上司和所有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们的喜欢，而且也博得了他们的尊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博得他同事的一致尊敬的主要特质是：第一，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而对别人极度宽容；第二，是他的彻底的自由主义——不是他在报上所读到的自由主义，而是他天生的自由主义，由于这个，他对一切人都平等看待，不问他们的衔级或职位的高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对他所从事的职务漠不关心，因此他从来没有热心过，也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到了他办公的地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被一个挟着公事包的恭顺的门房跟随着，走进了他的小办公室，穿上制服，走到办公室来。书记和职员都起立，快乐而恭顺地向他鞠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照常迅速地走到他自己的位子跟前，和同僚们握了握手，就坐下来。他说了一两句笑话。说得很得体，就开始办公了。为了愉快地处理公务所必需的自由、简便和仪式的分寸，再没有谁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懂得更清楚的了。一个秘书，带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办公室每个人所共有的快乐而恭顺的神情，拿着公文走进来，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倡导的那种亲昵的、无拘无束的语调说：
    “我们设法得到了奔萨省府的报告。在这里，要不要……。
    “终于得到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手指按在公文上。哦，先生们……”于是开始办公了。
    “要是他们知道，”他想，带着庄重的神气低下头，一边听着报告。“半个钟点以前，他们的长官多么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啊！……”在宣读报告的时候他的眼里含着笑意。办公要一直不停地继续到两点钟，到两点钟才休息和用午饭。

    还不到两点钟的时候，办公室的大玻璃门突然开了，一个什么人走了进来。所有坐在沙皇肖像和正义镜下面的官员们，都高兴可以散散心，向门口望着；但是门房立刻把闯进来的人赶了出去，随手把玻璃门关上了。

    报告读完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于是，发挥时代的自由主义，在办公室拿出一支纸烟来，然后走进他的小办公室去。他的两个同僚——老官吏尼基京和侍从官格里涅维奇跟随着他进去。

    “我们吃了午饭还来得及办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当然来得及！”尼基京说。

    “那福明一定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格里涅维奇说的是一个和他们正在审查的案件有关的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了格里涅维奇的话皱皱眉，这样使他明白过早地下判断是不对的，他没有回答一句话。

    “刚才进来的是谁？”他问门房。
    “大人，一个人趁我刚一转身，没有得到许可就钻进来了。他要见您。我告诉他：等办公的官员们走了的时候，再……”
    “他在什么地方？”

    “也许他到走廊里去了；他刚才还在那里踱来踱去。那就是他，”门房说，指着一个蓄着鬈曲胡须、体格强壮、宽肩的男子，他没有摘下羊皮帽子，正在轻快而迅速地跑上石级磨损了的台阶。一个挟着公事包的瘦削官吏站住了，不以为然地望了望这位正跑上台阶的人的脚，又探问似地瞥了奥布隆斯基一眼。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站在台阶顶上。当他认出走上来的人的时候，他那托在制服的绣金领子上面容光焕发的和蔼面孔显得更光彩了。

    “哦，原来是你！列文！你终于来了，”他带着亲切的嘲弄微笑说，一面打量着走上前来的列文。“你怎么肯驾临这个巢穴来看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握手他还不满足，他吻了吻他的朋友。“来了好久了吗？”

    “我刚刚到，急于要见你，”列文说，羞涩地、同时又生气和不安地向四下望了望。

    “哦，让我们到我的房间里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知道他的朋友自尊心很强和易怒的羞赧，于是，挽着他的胳膊，他拉着他走，好像引导他穿过什么危险物一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对他所有的相识都称“你”，他通通叫他们的教名：六十岁的老人和二十岁的青年人、演员、大臣、商人和侍从武官都一律对待，因此他大部分的密友可以在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找到，他们要是知道通过奥布隆斯基的媒介而有了共同的关系，一定会很惊讶的。凡是和他一道喝过香槟的人都是他的亲密朋友，而他跟什么人都一道喝香槟，所以万一当着他部下的面，他遇见了他的什么“不体面的亲友”（如他所戏谑似地称呼他的许多朋友），他凭着他特有的机智，懂得怎样冲淡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列文并不是一个“不体面的亲友”，但是奥布隆斯基立刻敏感到列文一定以为他不愿当着他部下的面露出他和他的亲密，故而赶紧把他带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去。

    列文和奥布隆斯基差不多同样年纪；他们的亲密并不只由于香槟。列文是他从小的同伴和朋友。他们虽然性格和趣味各不相同，却像两个从小在一块儿的朋友一样相亲相爱。虽然如此，他们两人——像选择了不同的活动的人们之间所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虽然议论时也说对方的活动是正确的，但却从心底鄙视。彼此都感觉得好像自己过的生活是唯一真正的生活，而他朋友所过的生活却完全是幻想。奥布隆斯基一看见列文就抑制不住微微讽刺的嘲笑。他多少次看见列文从乡下到莫斯科来，他在乡下做的什么事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来也不十分理解，而且也实在不感兴趣。列文每次到莫斯科来总是非常激动，非常匆忙，有点不安，又因为自己的不安而激怒，而且大部分时候对于事物总是抱着完全新的、出人意外的见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嘲笑这个，却又喜欢这个。同样，列文从心底鄙视他朋友的都市生活方式和他认为没有意思而加以嘲笑的公务。但是所不同的只是奥布隆斯基因为做着大家都做的事，所以他能够得意地、温和地笑，而列文却是不得意地、有时甚至生气地笑。

    “我们盼了你好久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走进他的小办公室，放开列文的胳膊，好像表示这里一切危险都过去了一样。“我看见你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呢！”他继续说，“哦，你好吗？呃！你什么时候到的？”

    列文沉默着，望着奥布隆斯基的两个同僚的不熟识的面孔，特别是望着那位风雅的格里涅维奇的手，那手有那么长的雪白指头，那么长的、黄黄的、尖端弯曲的指甲，袖口上系着那么大的发光的钮扣，那手显然占去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不让他有思想的自由了。奥布隆斯基立刻注意到这个，微笑了。

    “哦，真的，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他说，“我的同事：菲利普·伊万内奇·尼基京，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然后转向列文，“县议员，县议会的新人物，一只手可以举重五十普特[1普特合16．3公斤]的运动家，畜牧家，狩猎家，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的令弟。”
    “高兴得很，”老官吏说。
    “我很荣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万内奇，”格里涅维奇说，伸出他那留着长指甲的、纤细的手来。

    列文皱着眉，冷淡地握了握手，立刻就转向奥布隆斯基。虽然他对他的异父兄弟，那位全俄闻名的作家抱着很大的敬意，但是当人家不把他看作康斯坦丁·列文，而只把他看作有名的科兹内舍夫的兄弟的时候，他就不能忍受了。

    “不，我已经不在县议会了。我和他们所有的人吵了架，不再去参加议会了，”他转向奥布隆斯基说。

    “这么快！”奥布隆斯基微笑着说。“但是怎么的？为什么？”

    “说来话长。我以后再告诉你吧，”列文说，但是他立刻对他讲起来了。“哦，简单一句话，我确信县议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干，而且什么也干不成，”他开口了，好像有什么人刚刚侮辱了他一样。“一方面，这简直是玩具；他们在玩弄议会，我既不够年轻，也不够年老，对这玩艺儿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他吃吃地说）“这是县里coterie[法：结党营私]的工具。从前有监督，有裁判所，而现在有县议会——形式上不是受贿赂，而是拿干薪，”他说得很激昂，好像在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似的——

    “嗳哈，你又有了新变化，我看——这一回是保守党，”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

    “是的，以后吧。但是我要见你，”列文说，憎恶地望着格里涅维奇的手。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浮现出几乎看不出的微笑。

    “你不是常说你再也不穿西欧服装了吗？”他问，打量着列文那身显然是法国裁缝做的新衣服。“哦！我看：又是新变化。”

    列文突然红了脸，并不像成年人红脸，轻微地，自己都不觉得，而像小孩红脸，觉得自己的羞赧是可笑的，因而感到惭愧，就更加脸红了，差不多快要流出眼泪来。看着这聪明的、男性的面孔陷入那样一种孩子似的状态中，十分令人奇怪，奥布隆斯基就不再看他了。

    “哦，我们在什么地方会面呢？你知道我急于要和你谈谈，”列文说。

    奥布隆斯基像在考虑的样子。

    “我看这样吧：我们到顾林去吃午饭，我们可以在那里谈谈。我到三点钟就没有事了。”

    “不，”列文考虑了一会之后回答，“我还得到旁的地方去一下。”

    “那么，好吧，我们一道吃晚饭。”

    “一道吃晚饭？但是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仅仅说一两句话，问你一件事！我们可以改天再长谈。”

    “那么，现在就把这一两句话说了，我们吃了晚饭再闲聊聊。”

    “哦，就是这样一两句话，”列文说，“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他为了竭力克制他的羞赧，脸上现出凶狠的神情。

    “谢尔巴茨基家的人怎样？一切都照旧吗？”他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早就知道列文钟情于他的姨妹基蒂[卡捷琳娜的英文名]，他浮上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他的眼睛愉快地闪耀着——

    “你说一两句话，我可不能用一两句话来回答，因为……对不起，请等一等……”

    秘书走进来，亲密而又恭敬，并且像所有的秘书一样谦逊地意识到在公务的知识上自己比上司高明；他拿着公文走到奥布隆斯基面前，借口请示，说明了一些困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听他说完，就把手温和地放在秘书的袖口上。

    “不，请照我说的办吧，”他说，微微一笑把话放缓和了，然后简单地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就推开了公文，说：
    “就请你照那样办，扎哈尔·尼基季奇。”

    秘书惶惑地退了出去。列文在奥布隆斯基和秘书谈话的时候，完全从他的困惑中恢复过来了。他胳膊肘靠在椅背上站着，带着讥讽的注意神色倾听着。

    “我不懂，我不懂，”他说。

    “你不懂什么？”奥布隆斯基说，像往常一样快乐地微笑着，拿出一支纸烟来。他期待列文说出什么忽发奇想的话来。

    “我不懂你们在做些什么，”列文说，耸了耸肩。“你怎么能郑重其事地做呢？”

    “为什么不？”

    “为什么，因为一点意思都没有呀！”

    “这只是你的想法，我们可忙坏了。”

    “都是纸上谈兵！可是，你对于这种事情倒是很有才干的，”列文补充说。

    “你意思是说我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吗？”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但是我还是佩服你的气派，并且因为有这么一个伟大人物做我的朋友，我觉得很荣幸！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继续说，竭力正视着奥布隆斯基的面孔。
    “哦，好了，好了。你等着吧，你自己也会落到这种境地的。你在卡拉金斯克县有三千俄亩[1俄亩合1．09公顷]土地，你那么筋肉饱满，就像十二岁小姑娘一样鲜嫩，自然惬意得很！但是你终于有一天会加入我们当中的。是的，至于你所问的问题，没有变化，只是你离开这么久，很可惜了。”——
    “哦，为什么？”列文吃惊地问。
    “哦，没有什么，”奥布隆斯基回答，“我们以后再谈吧。但是你到城里来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这个我们也以后再谈吧，”列文说，脸又红到耳根了。
    “好的，当然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知道，我应当请你上我们家里去，但是我妻子身体不大好。我看这样吧：假使你要见他们，他们从四点到五点准在动物园。基蒂在那里溜冰。你坐车去吧，我回头来找你，我们再一道到什么地方去用晚饭。”
    “好极了！那么再见！”
    “当心不要忘了！我知道你，说不定你一下又跑回乡下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叫道。
    “不会的！”

    列文走出房间，到了门口的时候，这才记起来他没有向奥布隆斯基的同僚们告别。

    “这位先生看来一定是位精力充沛的人，”格里涅维奇在列文走了之后说。
    “是的，朋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摇摇头。“他才是个幸运儿呢！在卡拉金斯克县有三千俄亩土地，前途无量；而又朝气勃勃的！不像我们这班人。”
    “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哦，我倒霉得很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沉重地叹着气。

    六

    当奥布隆斯基问列文为什么到城里来的时候，列文脸红了，而且为了脸红直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能够回答：“我是来向你的姨妹求婚的，”虽然他正是为了那个目的来的。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名门望族，彼此一向交情很深。这种交情在列文上大学时代更加深了。他同多莉和基蒂的哥哥，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一道准备进大学而且是和他同时进去的。那时候他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他对谢尔巴茨基一家有了感情。看来似乎很奇怪，康斯坦丁·列文爱他们一家，特别是他们家的女性。他记不起自己的母亲了，而他仅有的姐姐又比他大得多，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有教养而正直的名门望族家庭内部的生活，那种因为他父母双亡而失去了的生活，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特别是女性，在他看来好像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诗意的帷幕里，他不仅在她们身上看不出缺点，而且在包藏她们的诗意的帷幕之下，他设想着最崇高的感情和应有尽有的完美。为什么这三位年轻的小姐一定要今天说法语，明天说英语；为什么她们要在一定的时间轮流地弹钢琴，琴声直传到她们哥哥的楼上的房间，两位大学生总是在那间房里用功的；为什么她们要那些法国文学、音乐、绘画、跳舞的教师来教她们；为什么在一定的时间，这三位年轻的小姐要穿起绸外衣——多莉是穿着一件长的，纳塔利娅是半长的，而基蒂的是短得连她那双穿着紧紧的红色长袜的俏丽小腿都完全露在外面——同M－lle Linon[法：琳瑙小姐]一道，乘坐马车到特维尔林荫路去；为什么她们要由一个帽子上有金色帽徽的仆人侍卫着，在特维尔林荫路上来回散步——这一切和她们的神秘世界所发生的其他更多的事，他都不懂得，但是他确信在那里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美好的，而他爱的就是这些事情的神秘——

    在学生时代，他差一点爱上了最大的女儿多莉；但是不久她和奥布隆斯基结了婚。于是他就开始爱上了第二个女儿。他好像觉得他一定要爱她们姊妹中的一个，只是他确不定哪一个。但是纳塔利娅也是刚一进入社交界就嫁给了外交家利沃夫。列文大学毕业的时候，基蒂还是个小孩子。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进了海军，在波罗的海淹死了；因此，虽然他和奥布隆斯基交情深厚，但是列文和谢尔巴茨基家的关系就不大密切了。但是今年初冬，当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又来到莫斯科，看见谢尔巴茨基一家人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三姊妹中间哪一个是他真正命定了去爱的。

    他，一个出身望族，拥有资产的三十二岁的男子，去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很可以立刻被看做良好的配偶。但是列文是在恋爱，因此，在他看来基蒂在各方面是那样完美，她简直是一个超凡入圣的人，而他自己却是一个这样卑微、这样俗气的人，别人和她自己公认为他配得上她，那是连想都不能想像的。

    他曾经为了要会见基蒂而出入交际场所，差不多每天在那里看见她，他在这样一种销魂荡魄的状态中在莫斯科度过两个月之后，突然断定事情没有可能，就回到乡下去了。

    列文确信事情没有可能，是根据在她的亲族的眼里看来他不是迷人的基蒂的合适的、有价值的配偶，而基蒂自己也不会爱他。在她的家族的眼里看来，他三十二岁了，在社会上还没有通常的、确定的职业和地位，而他的同辈现在有的已经做了团长，侍从武官，有的做了大学教授，有的做了银行和铁路经理，或者像奥布隆斯基一样做了政府机关的长官；他（他很明白人家会怎样看他）仅仅是一个从事畜牧、打猎、修造仓库的乡下绅士，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没有才能、没有出息、干着在社交界看来只有无用的人们才干的那种事的人。

    神秘的、迷人的基蒂决不会爱这么一个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的人，尤其是那么一个平凡的、庸庸碌碌的人。而且他过去对基蒂的态度——由于他和她哥哥的友谊关系而来的成人对待小孩子的态度——他觉得这又是恋爱上的新障碍。一个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的、温厚的男子，他想，可以得到别人的友谊，但是要获得他爱基蒂那样的爱情，就须得是一个漂亮的、尤其是卓越的男子才行。

    他听说女人常常爱丑陋而平凡的人，但是他不相信，因为他是根据自己判断来的，而他自己是只能爱那美丽的、神秘的、卓越的女人的。

    但是孤单单一个人在乡下过了两个月以后，他确信这不是他在最初的青春期所体验到的那种热情；这种感情不给他片刻安宁；她会不会做他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他就活不下去了；他的失望只是由于他凭空想像而来的，并没有他一定会遭到拒绝的任何证据。他这次到莫斯科来就是抱着向她求婚的坚定决心，如果人家允了婚，他就立刻结婚。或者……

    如果他遭到拒绝，他会变成怎样，他简直不能设想。

    七

    乘早车到了莫斯科，列文住在他的异父哥哥科兹内舍夫家里，换了衣服以后，他走进他哥哥的书房，打算立刻跟他说明他这次来的目的，而且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他哥哥不是独自一个人在那里。一位有名的哲学教授同他在一道，这位教授是特地从哈尔科夫赶来解释他们之间由于争论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产生的误会的，教授正在与唯物论者展开猛烈的论战。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很有兴味地注视着这场论战，读了教授最近的论文之后，他就写信给他，表示反对，他责备教授对唯物论者太让步了；因此教授马上来解释这件事情。争论的是一个时髦的问题：人类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之间有没有界线可分；假如有，那么在什么地方？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他对任何人都是那样亲热而冷淡的微笑迎接弟弟，把他介绍给教授之后，仍旧继续讨论。

    一位前额狭窄、矮小、戴眼镜的人把讨论撇开了一会儿，来和列文招呼，接着就继续谈论下去，不再注意他了。列文坐下等教授走，但是他不久就对他们讨论的题目发生了兴趣。

    列文在杂志上看到过他们正在讨论的论文，而且读了它们，把它们当做科学原理的发展而感到兴味，他从前在大学里原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对于科学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从来不曾把这些科学推论——如人类的动物的起源[达尔文著《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1871年问世，此后《祖国纪事》、《欧洲导报》和《俄罗斯导报》等登载过众多论达尔文学说文章]、反射作用、生物学和社会学——和那些最近愈益频繁地萦绕在他心里的生与死的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当他听他哥哥和教授辩论的时候，他注意到他们把这些科学问题和那些精神问题联系起来，好几次他们接触别后一个问题；但是每当他们接近这个他认为最主要的地方，他们就立刻退回去，又陷入琐碎的区别、保留条件、引文、暗示和引证权威著作的范围里，他要理解他们的话，都很困难了。

    “我不能承认，”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他素常那种明了正确的语句和文雅的措辞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凯斯，认为对于外界的全部概念都是从知觉来的。最根本的观念——生存的观念，就不是通过感觉而得到的；因为传达这种观念的特别的感觉器官是没有的。”

    “是的，但是他们——武斯特、克瑙斯特和普里帕索夫[均为虚构名]——会回答说你的生存意识是由于你的一切感觉的综合而来的，而生存的意识就是你的感觉的结果。武斯特就明白地说，假使没有感觉，那就不会有生存的观念。”

    “我的主张相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口说。

    但是在这里，列文又觉得，他们刚接近了最重要的一点，就又避开了，于是他下决心问教授一个问题。

    “照这样说，假使我的感觉毁灭了，假使我的肉体死了，那就没有任何生存可言了吗？”他问。

    教授苦恼地，而且好像由于话头被人打断弄得精神上很痛苦似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与其说像哲学家毋宁说像拉纤夫的奇怪的质问者，然后将视线转向谢尔盖·伊牙诺维奇，好像在问：“对他说什么呢？”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话不像教授那样偏激，他心有余裕来回答教授，同时也心有余裕来领会产生那问题的简单而自然的观点，他微笑着说：

    “那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权利解决……”

    “我们没有材料……”教授附和着，又去阐述他的论据了。

    “不，”他说，“我要指出这个事实，就是假如像普里帕索夫所明白主张的那样，知觉是基于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严格地区别这两个概念。”

    列文不再听下去，只是等待着教授走掉。

    八

    教授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向他弟弟。

    “你来了我很高兴。要住些时候吧？你的农务怎样？”

    列文知道他哥哥对于农务并不感兴趣，他这么问只是出于客气罢了，因此他只告诉他出卖小麦和钱财的事情。

    列文本来想把他结婚的决心告诉他哥哥，而且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确是下了决心这样做的，但是见了他哥哥，倾听了他和教授的谈话，后来又听到他问他们的农务（他们母亲遗下的财产没有分开，列文管理着他们两个的两份财产）的那种勉强垂顾的语调以后，列文感到他不知为什么不能够跟他说他打算结婚的心思。他觉得他哥哥不会像他希望的那样看这事情。

    “唔，你们的县议会怎样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他对于这些地方机关很感兴趣，而且十分重视。

    “我实在不知道。”

    “什么？可是你不是议员吗？”

    “不，我已经不是了。我辞了职。”康斯坦丁·列文回答。

    “我不再出席会议了。”

    “多可惜！”谢尔盖·伊万内奇皱着眉喃喃地说。

    列文为了替自己辩护，开始叙述在县议会里所发生的事情。

    “总是那样的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他的话头。

    “我们俄国人总是那样。这也许是我们的长处，这种能看到我们自己缺点的才能；但是我们做得太过火了，我们用常挂在嘴上的讽刺来聊以自慰。我能说的只是把像我们的地方自治制那样的权利给予任何其他的欧洲民族——德国人或是英国人——都会使他们从而达到自由，而我们却只把这变成笑柄。”

    “但是怎么办呢？”列文抱愧地说。“这是我的最后尝试。

    我全心全意地试过。但是我不能够。我做不来。”

    “不是你做不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没有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事情。”

    “也许是的，”列文忧郁地说。

    “哦！尼古拉弟弟又到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尼古拉弟弟是康斯坦丁·列文的亲哥哥，谢尔兼·伊万诺维奇的异父弟弟，他是一个完全堕落了的人，荡尽了大部分家产，跟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又和兄弟们吵了架。

    “你说什么？”列文恐怖地叫。“你怎么知道的？”

    “普罗科菲在街上看见他。”

    “在莫斯科这里？他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列文从椅子上站起来，好像立刻要去一样。

    “我告诉了你，我很后悔，”谢尔盖·伊万内奇说，看见弟弟的兴奋神情，他摇了摇头。“我派人找到了他住的地方，把我代他付清的、他给特鲁宾出的借据送给了他。这是我收到的回答。”

    说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吸墨器下面抽出一张字条，递给他弟弟。

    列文读着这张用奇怪的、熟悉的笔迹写的字条：
    我谦卑地请求你们不要来打扰我。这就是我要求我的仁爱的兄弟们的唯一恩典——尼古拉·列文。

    列文读完了，没有抬起头来，把字条拿在手里，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面前站着。

    他要暂时忘记他的不幸的哥哥，但又意识到这样做是卑鄙的，这两者在他的心中斗争着。

    “他显然是要侮辱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说，“但是他侮辱不了我的，我本来一心想帮助他，但我知道那是办不到的。”
    “是的，是的，”列文重复着。“我明白而且尊重你对他的态度；但是我要去看看他。”
    “你要去就去；但是我劝你不要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对于我说，我并不怕你这样做，他不会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你自己，我劝你最好还是不去。你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过随你的便吧。”
    “也许我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于心不安……”
    “哦，那我可不明白，”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但是有一件事我明白，”他加上说，“这就是谦逊的教训。自从尼古拉弟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后，我对于所谓不名誉的事就采取了不同的更宽大的看法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噢，可怕，可怕呀！”列文重复着说。

    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仆人那里得到他哥哥的住址以后，列文想立刻去看他，但是，想了一想以后，决定把拜访推迟到晚上。要使心情安定下来，首先必须解决一下使他到莫斯科来的那件事。列文从他哥哥那里出来，就到奥布隆斯基的衙门去，打听到谢尔巴茨基家的消息以后，他就坐着马车到他听说可以找到基蒂的地方去了。

    九

    下午四点钟，感到自己的心脏直跳动，列文在动物园门口下了出租马车，沿着通到冰山和溜冰场的小径走去，知道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她，因为他看到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停在门口。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马车、雪橇、出租马车和警察排列在入口处。一群穿着漂亮衣服、帽子在太阳光里闪耀着的人，在入口处，在一幢幢俄国式雕花小屋之间打扫得很干净的小路上挤来挤去。园里弯曲的、枝叶纷披的老桦树，所有的树枝都被雪压得往下垂着，看上去好像是穿上崭新的祭祀法衣。

    他沿着通到溜冰场的小路走去，尽在对自己说：“一定不要激动，要放镇静些。你怎么搞的啊？你要怎样呢？放安静些，傻瓜！”他对他的心脏说。但是他越要竭力镇静，他越是呼吸困难了。一个熟人碰见他，叫他的名字，列文却连他是谁也没有认出来。他向冰山走去，从那里传来了雪橇溜下去或被拖上来时铁链铿锵的声音，滑动的雪橇的辚辚声和快乐的人声。他向前走了几步，溜冰场就展现在他眼前，立刻，在许多溜冰者里，他认出了她。

    他凭着袭上心头的狂喜和恐惧知道她在那里。她站在溜冰场那一头在和一个妇人谈话。她的衣服和姿态看上去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列文在人群中找出她来，就好像在荨麻里找到蔷薇一样地容易。由于她，万物生辉。她是照耀周遭一切的微笑。“我真地能够走过冰面到她那里去吗？”他想，她站的地方对于他说好像是不可接近的圣地，有一刹那，他害怕得那么厉害，几乎要走掉了。他只得努力抑制自己，考虑到各式各样的人们都在她身旁经过，而他自己也可以到这里来溜冰的。他走下去，他像避免望太阳一样避免望着她，但是不望着也还是看见她，正如人看见太阳一样。

    在每星期那一天，那一个时刻，属于同一类的熟人们就都聚在冰上了。他们当中有大显身手的溜冰名手，也有带着胆怯的，笨拙的动作扶住椅背的初学者；有小孩，也有为了健康的缘故去溜冰的老人；他们在列文看来都是一群选拔出来的幸运儿，因为他们都在这里，挨近着她。可是所有的溜冰音似乎都满不在乎地超过她去，追上她，甚至和她交谈，而且自得其乐，与她无关地享受着绝妙的冰和晴和的天气。

    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基蒂的堂兄，穿着短衣和紧裤，脚上穿着凉鞋，正坐在园里的椅子上，看见列文，他向他叫起来：

    “哦，俄罗斯第一流的溜冰家！来了好久了吗？头等的冰——穿上你的溜冰鞋。”

    “我没有溜冰鞋，”列文回答，惊异在她面前会这样勇敢和自在，他没有一秒钟不看见她，虽然他没有望她。他感到好像太阳走近他了。她在转角，带着明显的胆怯迈动她那双穿着长靴的纤细的脚，她向他溜来。一个穿着俄罗斯式衣服的少年拚命地挥动着手臂，腰向地面弯着，超过了她。她溜得不十分稳；把她的两手从那系在绳子上的小暖手筒里拿出，她伸开两手，以防万一，而且望着列文，她已经认出他了，由于他和她自己的胆怯而微笑起来。当她转过弯的时候，她用一只脚蹬一下冰把自己往前一推，一直溜到谢尔巴茨基面前；于是抓住他的手，她向列文微笑着点点头。她比他所想像的还要美丽。

    他想到她的时候，他心里可以生动地描画出她的全幅姿影，特别是她那个那么轻巧地安放在她那端正的少女肩上，脸上充满了孩子样的明朗和善良神情的、小小的一头金发的头的魅力。她的孩子气的表情，加上她身材的纤美，构成了她的特别魅力，那魅力他完全领会到了；但是一向使他意外惊倒的，是她那双温柔、静穆和诚实的眼睛的眼神，特别是她的微笑，那总是把列文带进仙境中，他在那里感觉得眷恋难舍，情深意切，就像他记得在童年一些日子里所感觉的一样。

    “您来了很久了吗？”她说，把她的手给他，“谢谢您，”当他拾起从她暖手筒里落下的手帕的时候，她补充说。

    “我？没有，没有多久……昨天……我是说今天……我刚到的，”列文回答，因为情绪激动，一下子没有听懂她的问题。

    “我要来看您，”他说，想起了他来看她的目的，他立即不好意思起来，满脸涨红了。“我不知道您会溜冰，而且溜得这样好。”

    她注意地看着他，好像要探明他困惑的原因似的。

    “您的称赞是值得重视的。这里有一种传说，说您是最好的溜冰家，”她说，用戴着黑手套的小手拂去落在她暖手筒上的碎冰。

    “是的，我从前有个时期对于溜冰很热心。我想要达到完美的境界。”

    “您做什么事都热心，我想，”她微笑着说。“我那样想看您溜冰。穿上冰鞋，我们一道溜吧。”

    “一道溜！莫非真有这种事吗？”列文想，凝视着她。

    “我马上去穿，”他说。

    于是他去租冰鞋。

    “您很久没有来了，先生，”一个侍者说，扶起他的脚，把溜冰鞋后跟拧紧。“除了您，再也没有会溜冰的先生了！行吗？”

    他说，拉紧皮带。

    “哦，行，行；请快一点！”列文回答，好容易忍住了流露在他脸上的快乐的微笑。“是的，”他想，“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幸福！·一·道，她说，·让·我·们·一·道·溜！现在就对她说吗？但是那正是我怕讲的原因哩。因为现在我是幸福的，至少在希望上是幸福的……而以后呢？……但是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懦弱滚开吧！”

    列文站起来，脱下大衣，在小屋旁边的崎岖的冰场上迅速地滑过去，到了平滑的冰面上，于是毫不费力地溜着，调节着速度，转换着方向，像随心所欲似的。他羞怯地走近她，但是她的微笑又使他镇定下来。

    她把手伸给他，他们并肩前进，越溜越快了，他们溜得越快，她把他的手也握得越紧。

    “和您一道，我很快就学会了；不知为什么，我总相信您。”

    她说。

    “您靠着我的时候，我也就有自信了，”他立刻因为自己所说的话吃了一惊，脸都涨红了。事实上，他一说出这句话来，她的面孔就立刻失掉了所有的亲密表情，好像太阳躲进了乌云一样，而且列文看出了他所熟悉的她那表示心情紧张的面部表情的变化：在她的光滑的前额上浮现出皱纹。

    “您有什么不愉快吗？……不过我没有权利问的，”他急忙地说。

    “为什么？……不，我没有什么不愉快，”她冷淡地回答：立刻她又补充说：“您没有看见M－lle Linon吧？”

    “还没有。”

    “那么到她那里去吧，她是那样喜欢您。”

    “怎么回事？我惹恼了她。主啊，帮助我！”列文想，他飞跑到坐在长凳上的满头白色鬈发的法国老妇人那里去。她微笑着，露出一口假牙，像老朋友一样迎接他。

    “是的，你看我们都长大了，”她对他说，向基蒂那边瞥了一眼，“而且老了。Tiny bear[小熊]也长大了！”法国妇人继续说，笑了起来，她提醒他曾把这三个年轻的姑娘比做英国童话里的三只熊的笑话。“您记得您常常那样叫她们吗？”

    他简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是为了这句笑话她笑了十年，而且很爱这句笑话。

    “哦，去溜冰，去溜冰吧！我们的基蒂也学得很会溜了，可不是吗？”

    当列文跑回到基蒂那里的时候，她的脸色不那么严厉了，她的眼睛带着和她以前一样的真诚亲切的神情望着他，但是列文觉得在她的亲切里有一种故作镇静的味道。他感到忧郁。谈了一会她的年老的家庭女教师和她的癖性以后，她问起他的生活。

    “您冬天在乡下难道真的不寂寞吗？”她说。

    “不，我不觉得寂寞，我非常忙，”他说，感觉到她在用平静的调子影响他，他没有力量冲破，正像初冬时候的情形一样。

    “您要住很久吗？”基蒂问。

    “我不知道，”他回答，没有想他在说什么。他的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假如他接受了她的这种平静的友好调子，他又会弄得毫无结果地跑回去，因此他决定打破这局面。

    “您怎么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完全在您，”他说了这话立刻觉得恐怖起来。

    是她没有听到他的话呢，还是她不愿意听，总之，她好像绊了一下，把脚踏了两下，就急忙从他身边溜开。她溜到M－lleLi－non那里，对她说了几句什么话，就向妇女换冰鞋的小屋走去了。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慈悲的上帝！帮助我，指引我吧！”列文说，在内心祈祷着，同时感到需要剧烈运动一下，他四处溜着，兜着里外的圈子。

    正在那个时候，一个年轻人，滑冰者中最优秀的新人，穿着溜冰鞋从咖啡室走出来，口里衔着一支香烟，他从台阶上一级一级地跳跃着跑下来，他的溜冰鞋发出嚓嚓的响声。他飞跑下来，连两手的姿势都没有改变就溜到冰上去了。

    “哦，这倒是新玩意！”列文说，立刻跑上去试这新玩意。

    “不要跌断您的头颈！这是要练习的呀！”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对他喊叫。

    列文走上台阶，从上面老远跑过来，直冲下去，在这不熟练的动作中，他用两手保持着平衡。在最后一级上他绊了一下，但是手刚触到冰，就猛一使劲，恢复了平衡，笑着溜开去了。

    “他是多么优美，多么温和呀！”基蒂想，那时她正同M－lleLinon一道从小屋里走出来，带着平静的多情的微笑望着他，好像望着亲爱的哥哥一样。“这难道是我的过错，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人家说是卖弄风情……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可是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快乐，他是那样有趣！不过他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呢？……”她默想着。

    看见基蒂要走，和她母亲在台阶上接她，列文，由于剧烈的运动弄得脸都红了，站着沉思了一会。随后他脱下了溜冰鞋，在花园门口追上了她们母女。

    “看到您我很高兴，”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说。“我们和平常一样，礼拜四招待客人。”
    “今天就是礼拜四！”
    “我们会很高兴看见您，”公爵夫人冷淡地说。

    这种冷淡使基蒂难过，她忍不住要弥补母亲的冷淡。她回转头来，微笑地说：“晚上见！”

    正在这个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歪戴着帽子，脸和眼睛放着光，像一个胜利的英雄一样跨进了花园。但是当他走近他岳母的时候，他用忧愁和沮丧的语调回答她关于多莉的健康的询问。在和他岳母低声而忧郁地谈了一两句话以后，他就又挺起胸膛，挽住列文的胳膊。

    “哦，我们就走吗？”他问。“我老想念着你，你来了，我非常，非常高兴，”他说，意味深长地望着他的眼睛。

    “好的，我们就走吧，”快活的列文回答，还听见那声音在说：“晚上见！”而且还看见说这话时的微笑。

    “英国饭店[莫斯科的一家饭店]呢，还是爱尔米达日饭店？”——

    “随便。”

    “那么就去英国饭店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选了这个饭店，因为他在这里欠的账比在爱尔米达日欠的多，因此他认为避开它是不对的。“你雇马车了吗？……那顶好，因为我已经打发我的马车回去了。”

    两个朋友一路上差不多没有说话。列文正在寻思基蒂脸上表情的变化是什么意思；一会自信有希望，一会又陷于绝望。分明看到他的希望是疯狂的，但他还是感到，现在比她没有微笑和说“晚上见”这句话以前，他跟那时候完全判若两人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路上净在琢磨晚餐的菜单。

    “你喜不喜欢比目鱼？”他对列文说，当他们到达的时候。

    “什么，”列文反问。“比目鱼？是的。我·非·常喜欢比目鱼。”

    十

    当列文和奥布隆斯基一道走进饭店的时候，他不由得注意到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脸孔和整个的姿态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也可以说是一种被压抑住的光辉。奥布隆斯基脱下外套，帽子歪戴着，踱进餐室，对那些穿着燕尾服，拿着餐巾，聚拢在他周围的鞑靼侍者吩咐了一声。他向遇见的熟人左右点头，这些人在这里也像在任何旁的地方一样很欢悦地迎接他，然后他走到立食餐台前，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片鱼，先开开胃，跟坐在柜台后面，用丝带、花边和鬈发装饰着的，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说了句什么话，引得那个法国女人都开怀地大笑了。列文连一点伏特加都没有尝，只因为那个好像全身都是用假发、poudrederiz[法：香粉]和vinaigredetoi Blette[法：化妆醋]装扮起来的法国女人使他感到那样厌恶。他连忙从她身旁走开，好像从什么龌龊地方走开一样。他的整个心灵里充满了对基蒂的怀念，他的眼睛里闪耀着胜利和幸福的微笑。

    “请这边来，大人！这边没有人打扰大人，”一个特别噜苏的白发苍苍的老鞑靼人说，他的臀部非常大，燕尾服的尾端在后面很宽地分开来。“请进，大人，”他对列文说；为了表示他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尊敬，对于他的客人也同样殷勤。

    转眼之间，他把一块新桌布铺在已经铺上桌布的、青铜吊灯架下面的圆桌上，把天鹅绒面椅子推上来，手里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面前，等待着他的吩咐。

    “要是您喜欢，大人，马上就有雅座空出来；戈利岑公爵同一位太太在里面。新鲜牡蛎上市了。”

    “哦！牡蛎。”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迟疑起来了。

    “我们改变原定计划，如何，列文？”他说，把手指放在菜单上。他的面孔表现出严肃的踌躇神情。“牡蛎是上等的吗？

    可得留意。”水浒传

    “是佛伦斯堡[德国城市，渔业中心]的，大人。我们没有奥斯坦特[比利时城市，重要的渔港]的。”

    “佛伦斯堡的就行了，但是不是新鲜的呢？”

    “昨天刚到的。”

    “那么，我们就先来牡蛎，然后把我们的原定计划全部改变，如何？呃？”

    “在我都一样。我顶喜欢的是蔬菜汤和麦粥；但是这里自然没有那样的东西。”

    “大人喜欢俄国麦粥吗？”鞑靼人说，弯腰向着列文，像保姆对小孩说话一样。

    “不，说正经话，凡是你所选的自然都是好的。我刚溜过冰，肚子饿了。不要以为，”他觉察出奥布隆斯基脸上的不满神色，补充说，“我不尊重你的选择。我是欢喜佳肴美味的。”

    “我希望那样！不管怎样，食是人生的一桩乐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那么，伙计，给我们来两打——或许太少了——来三打牡蛎也好，再加上蔬菜汤……”

    “新鲜蔬菜[法语音菜单]，”鞑靼人随声附和说。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显然不愿意给予他用法文点各种菜名的快乐。

    “加蔬菜，你知道。再来比目鱼加浓酱油，再来……烤牛肉；留心要好的。哦，或者再来只阉鸡，再就是罐头水果。”

    鞑靼人记起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照法文菜单点菜的习惯，却没有跟着他重复，还是不免给予了自己照菜单把全部菜名念一遍的乐趣：“新鲜蔬菜汤，酱汁比目鱼，香菜烤嫩鸡，蜜汁水果[法语音菜单]……”于是立刻，像由弹簧发动的一样，他一下子把菜单放下，又拿出一张酒单来，呈递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们喝什么酒呢？”

    “随你的便，只要不太多……香槟吧，”列文说。

    “什么！开始就喝香槟？不过也许你说的不错。你喜欢白标的吗？”

    “Cachetblanc[法：白标。高级香槟]，”鞑靼人随声附和说。

    “很好，那么就给我们把那种牌子的酒和牡蛎一道拿来，我们再看吧。”

    “是，先生。那么要什么下菜的酒呢？”

    “你给我们拿纽意酒来好了。哦，不，最好是老牌沙白立白葡萄酒。”

    “是，先生。·您·的干酪呢，大人？”

    “哦，是的，帕尔马[意大利城市]干酪吧。或许你喜欢别的什么吧？”

    “不，这在我都一样，”列文说，不禁微笑了。

    鞑靼人飘动着燕尾服的尾端跑开去，五分钟内就飞奔进来，端着一碟剥开了珠母贝壳的牡蛎，手指间夹着一瓶酒。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揉了揉浆硬的餐巾，把它的一角塞进背心里，然后把两臂安放好，开始吃起牡蛎来。

    “不坏，”他说，用银叉把牡蛎从珠母贝壳里剥出来，一个又一个地吞食下去。“不坏，”他重复说，他的水汪汪的、明亮的眼睛时而望着列文，时而望着鞑靼人。

    列文也吃着牡蛎，虽然白面包和干酪会更中他的意。但是他在叹赏奥布隆斯基。就连那鞑靼人，也一面扳开瓶塞，把起泡的葡萄酒倒进精致的酒杯里，一面瞟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露出一种显然可见的满意的微笑，整了整他的白领带。

    “你不大欢喜牡蛎，是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干了他那杯酒，“或者你是在想什么心事吧？”

    他希望让列文高兴。但是列文也并不是不高兴；他是很局促不安。他满怀心事，在这饭店里，在男人和妇人们用餐的雅座中间，在这一切攘扰和喧嚣里，他实在感到难受和不舒服；周围净是青铜器具、镜子、煤气灯和侍者——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讨厌的。他深怕玷污了充溢在他心中的情感。

    “我吗？是的，我是有心事，况且，这一切使我感到局促不安，”他说。“你想像不到这一切对于我这样一个乡下人是多么奇怪，就像我在你那里看到那位绅士的指甲一样奇怪……”

    “是的，我看到了可怜的格里涅维奇的指甲使你发生了多么大的兴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

    “我真受不了，”列文回答。“你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用乡下人的观点来看看吧。我们在乡下尽量把手弄得便于干活，所以我们剪了指甲，有的时候我们卷起袖子。而这里的人们却故意把指甲尽量蓄长，而且缀着小碟那么大的钮扣，这样，他们就不能用手干什么事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快乐地笑了。

    “啊，是的，那正是他用不着做粗活的一种标记。他是用脑力劳动的……”

    “也许；但是我还是觉得奇怪，正如这时我就觉得奇怪，我们乡下人总是尽快地吃了饭，好准备干活去，而这里，我们却尽量延长用餐的时间，因此，我们吃牡蛎……”

    “噢，自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但是那正是文明的目的——使我们能从一切事物中得到享乐。”

    “哦，如果那是它的目的，我宁可做野蛮人。”“你本来就是一个野蛮人。你们列文一家都是野蛮人呢。”

    列文叹息着。他想起了他哥哥尼古拉，感到羞愧和痛苦，他皱起眉头；但是奥布隆斯基开始说到一个立刻引起他注意的题目。

    “啊，我问你今晚要到我们的人那里去，我是说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吗？”他说，他的眼睛含意深长地闪耀着，他一面推开空了的粗糙的贝壳，把干酪拉到面前来。

    “是的，我一定要去，”列文回答，“虽然我觉得公爵夫人的邀请并不热情。”

    “瞎说！那是她的态度……喂，伙计，汤！……那是她的派头——grandedame[法：贵妇人]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也要来的，但是我先得赴巴宁伯爵夫人的音乐排练会。哦，你怎么不是野蛮人呢？你怎样解释你突然离开莫斯科？谢尔巴茨基家的人屡次向我问起你，好像我应当知道似的。其实我知道的只是你老做旁人不做的事。”

    “是的。”列文缓慢而激动地说，“你说得对，我是一个野蛮人，只是，我的野蛮不在于我离开了，而在于我现在又来了。我现在来……”

    “啊，你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呵！”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嘴说，凝视着列文的眼睛。
    “为什么？”
    “‘我由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出自普希金《歌颂享乐生活》，奥布隆斯基两次引用得都不准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声朗诵。“你前程无限。”

    “那么，你一生已经完了吗？”

    “不，还不能说完了，不过将来是你的，现在是我的。而且就是现在——也不是美满的。”

    “怎么回事？”

    “啊，事情相当糟。但是我不愿谈到我自己，而且我也无法解释这一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哦，你到莫斯科来有什么事？……喂！收走！”他叫鞑靼人。

    “你猜得到吗？”列文回答，他的炯炯有光的两眼紧盯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身上。

    “我猜得到，但是我不好先开口。由此你就可以看出来我猜得对不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带着微妙的笑容望着列文。

    “那么，你有什么意见？”列文用颤动的声调说，感到自己脸上所有的筋肉都颤动了。“你怎样看这问题？”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容地干了他那杯沙白立酒，目不转睛地望着列文。

    “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是我更盼望的了，——没有！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但是你没有弄错？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列文说，他的眼睛紧盯着对方。“你想这可能吗？”

    “我想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

    “不！你真以为可能吗？不，告诉我你的一切想法！啊，但是假使……假使我遭到拒绝……真的，我想一定……”

    “为什么你要这样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看见他的兴奋模样笑了起来。

    “我有时觉得会这样。你要知道，那对于我是可怕的，对于她也是一样。”

    “哦，无论如何，这对于一位少女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所有的少女都以人家向她求婚为荣。”

    “是的，所有少女，但不是她。”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他深知列文的那种感情，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少女应当分成两类：有一类——她以外的全世界的少女，那些有着所有人类缺点的少女，最普遍的少女；另外一类——她一个人，丝毫弱点都没有，而且超出全人类。

    “停一停，加上点酱油，”他说，拦住了列文正在推开酱油瓶的手。

    列文服从地加了点酱油，但是他不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吃晚餐了。

    “不，停一会，停一会，”他说，“你要知道这是我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除了你，我不能够对旁人说起这话。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完全不一样，趣味和见解，一切一切都不相同；但是我知道你喜欢我而且了解我，所以我也非常喜欢你。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坦坦白白地对我说吧。”

    “我就是在告诉你我所想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但是我再说一点：我的妻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想起了他和他妻子的关系，沉默了一会，又说，“她有先见之明。她看得透人，不仅这样，她会未卜先知，特别是在婚事方面。比方，她预言沙霍夫斯科伊公爵的小姐会嫁给布伦登。谁也不相信这个，但是后来果然这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她不仅喜欢你——她并且说基蒂一定会做你的妻子。”

    听了这些话，列文的脸突然放光了，浮上了微笑，一种近乎感动得流泪的微笑。

    “她那样说！”列文叫起来。“我总是说她真是个好人，你的夫人。但是这事已经说得够了，够了，”他说，从座位上站起来。

    “好的，但是请坐下吧。”

    但是列文坐不住了。他迈着平稳的步伐在这鸟笼般的房间里来回踱了两趟，眨着眼睛，使眼泪不致落下来，然后才又在桌旁坐下。

    “你要知道，”他说，“这不是恋爱。我恋爱过，但是这不是那么回事。这不是我的感情，而是一种外界的力占据了我。我跑开了，你知道，因为我断定那是不可能的事，你懂吧，像那样的幸福大地上是没有的；但是我心里在斗争，我明白我没有这个就活不下去了。而且这事一定要解决……”

    “那么你为什么跑开呢？”

    “噢，停一会！噢，真是千头万绪！我有多少问题要问呀！听我说。你简直想像不到你刚才说的话对我起了什么作用。我是这样快活，我简直变得可憎了；我忘记了一切。我今天听到我哥哥尼古拉……你知道，他来了……我甚至连他都忘了。在我看来，好像他也是快乐的。这是一种疯狂。但是有一件事很可怕……你是结过婚的，你懂得这种感情……可怕的是，我们——老了——过去……没有恋爱，只有罪恶……突然要和一个纯洁无暇的人那么接近；这是可厌恶的，所以人不能不感到自己配不上。”
    “啊，哦，他过去并没有许多罪恶。”
    “啊哟！依然是一样。”列文说，“‘当我怀着厌恶回顾我的生活的时候，我战栗，诅咒，痛悔……’[引自普希金的诗《回忆》]是的。”——
    “有什么办法呢？尘世就是这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始终喜欢的那个祷告：‘不要按照我应得的赏罚，要按照你的慈爱饶恕我。’又有这样她才能饶恕我。”

    十一

    列文饮干了他的那杯酒，他们沉默了一会。

    “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你认识弗龙斯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列文。

    “不，我不认识。你为什么问这个？”

    “再来一瓶酒！”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吩咐鞑靼人，他恰恰在不需要他在场的时候替他们斟满了酒，在他们周围转悠。

    “我为什么要认识弗龙斯基呢？”

    “你必须认识弗龙斯基的原因，就是，他是你的情敌之一。”

    “弗龙斯基是谁？”列文说，他的脸突然由奥布隆斯基刚才还在叹赏的孩子般的狂喜神色变成忿怒和不愉快的了。

    “弗龙斯基是基里尔·伊万诺维奇·弗龙斯基伯爵的儿子，是彼得堡贵族子弟中最出色的典范。我是在特维尔认识他的，那时我在那里供职，而他到那里去招募新兵。他非常有钱、漂亮、有显贵的亲戚，自己是皇帝的侍从武官，而且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和蔼的男子。但他还不只是一个和蔼的男子，如我回到这里以后察觉出来的——他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且聪明得很；他是一个一定会飞黄腾达的人。”

    列文皱起眉头，哑口无言了。

    “哦，你走了以后不久他就来到这里，照我看，他在狂热地恋爱着基蒂，而且你明白她母亲……”

    “对不起，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忧郁地皱着眉说。他立刻想起了他哥哥尼古拉，他真恨自己会忘记他。“你等一等，等一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微笑着，触了触他的手。

    “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了你，我再说一遍，在这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事件中，照人们所能推测的看来，我相信你准有希望。”

    列文仰靠到椅子上；他的脸色苍白了。

    “但是我劝你尽快把事情解决了，”奥布隆斯基继续说，斟满他的酒杯。

    “不，谢谢，我再也不能喝了，”列文说，推开酒杯。“我要醉了……哦，告诉我你近况怎样？”他继续说下去，显然想要改变话题。

    “再说一句：无论如何我劝你赶快解决这个问题。今晚我劝你不开口的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早去走一遭，正式提出婚事，上帝赐福你……”

    “啊，你不是总想到我那里去打猎吗？明年春兴一定来吧，”列文说。

    现在他心里万分懊悔他不该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谈这场话。他那种·特·殊·的感情被彼得堡的一位什么士官跟他做了情敌的话，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推测和劝告玷污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他知道列文心里在想什么。

    “我隔些时一定来的，”他说。“但是女人，朋友，她们是旋转一切的枢轴。我的状况不好，不好得很呢。而这都是由于女人的缘故。坦白地告诉我，”他继续说，取出一支雪茄，把一只手放在酒杯上：“给我出个主意吧。”

    “哦，怎么回事？”呼啸山庄

    “是这么回事。假定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人迷住……”

    “对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么可以用过餐以后马上又到面包店里去偷面包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比平常更发亮了。

    “为什么不？面包卷有时候那么香，人简直抵抗不了它的诱惑！

    Himmlischist’s，wennichbezwungen Meineirdische Begier；
    Abernochwenn’snichtgelungenHatt’ichauchrechthubsch Plaisír！”[德：“当我克制了尘世的情欲，固然是圣洁无比；但当我没有做到时，我也曾纵情欢乐！”出自施特劳斯歌剧《蝙蝠》（一八七四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边这样说，一边微妙地微笑着。列文也不由得微笑了。

    “是的，说正经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说。“你要明白，那女子是一个可爱的、温柔的、多情的人儿，孤苦伶仃，把一切都牺牲了。现在既然木已成舟，你想，难道可以抛弃她吗？就假定为了不要扰乱自己的家庭生活而离开她，难道就不可以怜悯她，使她生安定，减轻她的痛苦吗？”

    “哦，对不起。你知道在我看来女人可以分成两类……至少，不……更恰当地说：有一种女人，有一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良好的堕落女子’[出自普希金的《在瘟疫盛行时的宴会》]，而且我永远不会看见，像坐在柜台旁边的那个满从鬈发的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那样的家伙，我觉得简直是害虫，而一切堕落的女人都是一样。”
    “但是玛达林[耶稣所赦的妓女，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呢？”
    “噢，别这么说吧！基督是不会说这种话的，要是他知道这些话会怎样地被人滥用。在整个《福音书》中，人们只记得这些话。但是我还没有说我所想的，而只是说我所感到的。我对于堕落的女子抱着一种厌恶感。你怕蜘蛛，而我怕这些害虫。你大概没有研究过蜘蛛，不知道它们的性情；而我也正是这样。”

    “你这么说可真不错，活像狄更斯小说中那位把所有难题都用左手由右肩上抛过去的绅士。但是否认事实是不解决问题的。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你的妻子老了，而你却生命力非常旺盛。在你还来不及向周围观望以前，你就感觉到你不能用爱情去爱你的妻子，不论你如何尊敬她。于是突然发现了恋爱的对象，你就糟了，糟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绝望的神情说。

    列文微笑着。

    “是的，你就糟了，”奥布隆斯基继续说。“但是怎么办呢？”

    “不要偷面包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起来。

    “啊，道学先生！但是你要明自，这里有两个女人：一个只是坚持她的权利，而那些权利就是你的爱情，那是你不能够给予她的；而另一个为你牺牲一切，毫无所求。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做才好呢？可怕的悲剧就在这里。”

    “假使你愿意听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意见，我就对你说，我不相信这里有什么悲剧。理由是这样的：照我想，恋爱……两种恋爱，你记得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在他的《酒宴》里所规定的作为人类的试金石之用的两种恋爱[柏拉图在《酒宴》中一作中以对话的形式阐述他的恋爱学说，他认为有“两种恋爱”——世俗的、肉体的恋爱和纯洁的精神恋爱]。有些人只了解这一种，有些人只了解另一种。而那些只懂得非柏拉图式恋爱的人是不需要谈悲剧的。在那样的恋爱中不会有什么悲剧。‘我很感谢这种快乐，再见！’——这就是全部悲剧了。柏拉图式恋爱中也不会有什么悲剧，因为在那种恋爱中一切都是清白纯洁的，因为……”

    这一瞬间，列文想起了他自己的罪恶和他所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于是他突如其来地加上说：

    “但是也许你说得对。说不定……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是这样的，你知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是始终如一的。这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陷。你有始终如一的性格，你要整个生活也是始终如一的——但事实决不是这样。你轻视公务，因为你希望工作永远和目的完全相符——而事实决不是这样。你还要每个人的活动都有明确的目的，恋爱和家庭生活始终是统一的——而事实决不是这样。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和影构成的。”

    列文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在想心事，没有听奥布隆斯基的话。

    于是突然他们两人都感觉到虽然他们是朋友，虽然他们在一起用餐和喝酒，那本来是应当使他们更加接近的，但各人只想自己的心事，他们互不相关。奥布隆斯基不止一次体验过饭后发生的这种极端的疏远而不是亲密的感觉，他很懂得在这种情形下应当怎样办。

    “开账！”他叫着，随即为进隔壁房间里去，在那里他立刻遇到了一个熟识的侍从武官，就跟他谈起某个女演员和她的保护者。在和这侍从武官的谈话中，奥布隆斯基立刻感到了在他和列文的谈话之后的一种轻松舒畅的感觉，列文的谈话总使得他的思想和精神过于紧张。

    当鞑靼人拿着总计二十六卢布零几戈比，外加小账的账单走出来的时候，列文对于他份下的十四卢布，在旁的时候一定会像乡下人一样吃惊不小的，现在却没有注意，付了账，就回家去换衣服，到即将在那里决定他的命运的谢尔巴茨基家去。

    十二

    基蒂·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十八岁。她走进社交界这还是头一个冬天。她在社交界的成功超过了她的两个姐姐，而且甚至超过了她母亲的期望。且不说涉足莫斯科舞会的青年差不多都恋慕基蒂，而且两位认真的求婚者已经在这头一个冬天出现了：列文和在他走后不久出现的弗龙斯基伯爵。

    列文在冬初的出现，他的频繁拜访和对于基蒂的明显的恋爱，引起了基蒂的双亲第一次认真地商谈她的将来，而且引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争吵。公爵站在列文一边，他说基蒂配上他是再好也没有了。公爵夫人却用妇人特有的癖性不接触问题的核心，只是说基蒂还太年轻，列文并未表明他有诚意，基蒂也并不十分爱他，以及许多其他的枝节问题；但是她并没有讲出主要的一点，就是，她要替女儿选择个更佳的配偶，列文并不中她的意，她不了解他。当列文突然不辞而别的时候，公爵夫人非常高兴，扬扬得意地对她丈夫说：“你看我说对了吧！”当弗龙斯基出现的时候，她更高兴了，确信基蒂一定会得到一个不只是良好、而且是非常出色的配偶。

    在母亲的眼睛里，弗龙斯基和列文是不能相比的。她不喜欢列文那种奇怪的激烈见解，和她认为是归因于他的骄傲的那种在社交界的羞赧姿态，以及他专心致力于家畜和农民的事务的那种她觉得很古怪的生活；她顶不高兴的是，他爱上她女儿时，在她家里出入了有六个礼拜之久，好像他在期待着，观察着什么一样，好像他唯恐提起婚事会使他们受宠若惊，他全不懂得一个男子常去拜访有未婚少女的人家是应当表明来意的。而且突然间，他并没有这样做，就不辞而别了。“幸好他没有迷人的力量使基蒂爱上他，”母亲想。

    弗龙斯基满足了母亲的一切希望。他非常富有、聪敏、出身望族，正奔上宫廷武官的灿烂前程，而且是一个迷人的男子。再好也没有了。

    弗龙斯基在舞会上公开向基蒂献殷勤，和她跳舞，不时到她家里来，所以他有诚意求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虽然这样，母亲却整整一冬天都处在可怕的不安和激动的心境中。

    公爵夫人本人是在三十年前结的婚，由她姑母作的媒，她丈夫——关于他的一切大家早已知道了——来看他的未婚妻，而且让新娘家的人相看一下自己；作媒的姑母探听确实了并传达了双方的印象。印象很好。后来，在约定的日子里，婚事按照预料向她的父母提出，而且被接受了。一切经过都很容易、很简单。至少公爵夫人是这样觉得。但是为她自己的女儿，她感觉到，看来似乎是那么平常的嫁女儿的事并不简单，也不容易。在两个大女儿，达里娅和纳塔利娅出嫁的时候，她担了多少惊，操了多少心，花了多少金钱，而且和她丈夫争执了多少回呀！现在，小女儿又进入社交界了，她又经历着同样的恐惧，同样的忧虑，而且和她丈夫吵得比两个大女儿出嫁时更凶了。老公爵，像所有的父亲一样，对于自己女儿的贞操和名誉是极端严格的；他过分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的女儿，特别是他的爱女基蒂，他处处和公爵夫人吵嘴，说她影响了女儿的声誉。公爵夫人为两个大女儿已习惯于这一套了，但是现在她感觉到公爵更有理由严格要求。她看到近来世风日下，母亲的责任更难了。她看到基蒂那么大年纪的女孩组织什么团体，去听什么演讲，自由地和男子们交际；独自驱车上街，她们中间大部分人都不行屈膝礼，而且，最重要的，她们都坚信选择丈夫是她们自己的事，与她们的父母无关。“现在结婚和从前不同了，”所有这些少女，甚至他们的长辈都这么想而且这么说。但是现在结婚到底是什么样子，公爵夫人却没有听任何人讲过。法国的习俗——父母替儿女决定命运——是人们不接受的，遭到非难。女儿完全自主的英国习俗人们也不接受，而且在俄国的社会是行不通的。由人作媒的俄国习俗不知什么缘故被认为不合宜，受到人人的嘲笑，连公爵夫人本人也在内。但是女儿怎样出嫁，父母怎样嫁女儿，却没有人知道。公爵夫人偶然跟人家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啊哟，现在是抛弃一切陈规旧习的时候了。结婚的是青年人，不是他们的父母；所以应当让青年人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吧。”没有女儿的人说这种话倒还容易，但是公爵夫人却觉得，在和男子接触时，她的女儿也许会产生爱情，爱上一个无意和她结婚的人，或是完全不适宜于做她丈夫的人。尽管公爵夫人常听人说现在青年人应当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她不能相信这个，正如她不能相信五岁小孩最适宜玩的玩具是实弹的手枪一样。因此公爵夫人对于基蒂比对于她的两个姐姐更不放心了。

    现在她怕的是弗龙斯基只限于向她女儿献献殷勤就完了，她看出来她的女儿爱他，但是她想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不会那么做的，这样来聊以自慰。但同时她也知道现在流行的自由风气，要使得一个女子着迷是多么容易，一般的男子对于这类的犯罪又是多么不当一回事。上个星期，基蒂告诉母亲她和弗龙斯基跳玛佐卡舞[波兰民间舞]时的谈话。这场谈话使公爵夫人稍稍安了一点心；但是她还是不能够十分放心。弗龙斯基告诉基蒂，他和他哥哥都习惯于听从母亲的话，凡是重要的事情，他们不和她商量是从来不决定的。“现在我等候我母亲从彼得堡来，好像等待特别的幸福似的。”他告诉她。

    基蒂转述这番话并没有附加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她母亲却有不同的理解。她知道儿子天天在等待老夫人到来，老夫人一定会高兴她儿子的选择，但是她觉得奇怪的是，他竟会因为怕触怒母亲而不来求婚。可是她是这样渴望结成这门婚事，特别是渴望消除疑惧，竟然把这话信以为真了。不论公爵夫人看到将要离开丈夫的大女儿多莉的不幸有多么伤心，但她为小女儿的命运的焦虑却占据了她全副的心神。今天，随着列文的出现，更给她添了新的焦虑。她恐怕她的女儿——她觉得她有一个时候对列文产生过感情——会出于极端的节操拒绝弗龙斯基，总之她恐怕列文的到来会使快成定局的事情发生波折，以致延搁下来。

    “哦，他来了很久了吗？”当她们回到家里，公爵夫人这么说到列文。

    “他今天才来的，maman[法：妈妈]。”

    “我有件事情要说……”公爵夫人开口说，从她的严肃而激动的脸色，基蒂猜得出她所要说的话。

    “妈妈，”她说，脸涨得通红，急速地转向她，“请，请您什么都不要说吧。我知道，我都知道。”

    她的希望和她母亲的是一致的，但是母亲的希望的动机却伤害了她。

    “我要说的只是给予了一个人希望以后……”

    “妈妈，亲爱的，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谈那种事吧。谈那种事多么可怕呀。”

    “我不谈，我不谈，”她母亲说，看见了女儿眼睛里的泪水，“但是有一件事，亲爱的；你答应过什么事都不隐瞒我的。

    你不会吧？”大卫·科波菲尔

    “不会，妈妈，永远不会的，”基蒂回答，红了脸，直视着母亲的面孔；“但是现在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而且我……我……假使我要，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或是怎样说……我不知道……”

    “不，她长着这样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母亲想，看见她的兴奋和幸福的模样而微笑着。公爵夫人想到在这可怜的孩子看来，她心里想的事情有多么重大和多么重要，她微笑了。

    十三

    在饭后，一直到晚会开始，基蒂感觉着一种近乎一个少年将上战场的感觉。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她的思路飘忽不定了。

    她感觉到他们两人初次会见的这个晚上将会是决定她一生的关键时刻。她心里尽在想像他们，有时将他们分开，有时两人一起。当她回忆往事的时候，她怀着快乐，怀着柔情回忆起她和列文的关系。幼年时代和列文同她死去的哥哥的友情的回忆，给予了她和列文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诗的魅力。她确信他爱她，这种爱情使她觉得荣幸和欢喜。她想起列文就感到愉快。在她关于弗龙斯基的回忆里，却始终搀杂着一些局促不安的成分，虽然他温文尔雅到了极点；好像总有点什么虚伪的地方——不是在弗龙斯基，他是非常单纯可爱的，而是在她自己；然而她和列文在一起却觉得自己十分单纯坦率。但是在另一方面，她一想到将来她和弗龙斯基在一起，灿烂的幸福远景就立刻展现在她眼前；和列文在一起，未来却似乎蒙上一层迷雾。

    当她走上楼去穿晚礼服，照着镜子的时候，她快乐地注意到这是她最得意的日子，而且她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迫在眉睫的事情。她意识到她外表的平静和她动作的从容优雅。

    七点半钟，她刚走下客厅，仆人就报道，“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公爵夫人还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公爵也还没有进来。“果然这样，”基蒂想，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她心上来了。当她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脸色苍白而惊骇了。

    那一瞬间，她深信不疑他是故意早来的，趁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向她求婚。到这时整个事情才第一次向她显现出来不同的完全新的意义。到这时她才觉察到问题不只是影响她——和谁她才会幸福，她爱谁——而且那一瞬间她还得伤害一个她所喜欢的男子，而且是残酷地伤害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可爱的人爱她，恋着她。但是没有法子，事情不得不那样，事情一定要那样。

    “我的天！我真要亲口对他说吗？”她想。“我对他说什么呢？难道我能告诉他我不爱他吗？那是谎话。我对他说什么好呢？说我爱上别人吗？不，那是不行的！我要跑开，我要跑开。”

    当她听见他的脚步声的时候，她已经到了门口。“不！这是不诚实的。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并没有做错事。该怎样就怎样吧，就要说真话。而且和他，不会感到不安的。他来了！”她自言自语，看见了他的强壮的、羞怯的身姿和他那双紧盯着她的闪耀的眼睛。她直视着他的脸，像是在求他饶恕，她把手伸给他。

    “时间还没有到，我想我来得太早了，”他说，向空荡荡的客厅望了一望。当他看到他的期望已经实现，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他向她开口的时候，他的脸色变得阴郁了。

    “啊，不，”基蒂说，在桌旁坐下。

    “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您一个人的时候看到您，”他开口说，没有坐下来，也没有望着她，为的是不致失掉勇气。

    “妈妈马上就下来了。她昨天很疲倦……昨天……”

    她讲下去，不知道自己嘴里在说些什么，她的恳求的和怜爱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他瞥了瞥她；她羞红了脸，不再说下去了。

    “我告诉您我不知道我要在这里住多久……那完全要看您……”

    她把头越垂越低了，自己也不知道她怎样回答他将要说的话。

    “完全要看您，”他重复着。“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特为这事来的……做我的妻子！”他说出来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觉得最可怕的话已经说了，他突然中止，望着她。

    她艰难地呼吸着，没有看他。她欢喜欲狂。她的心里洋溢着幸福。她怎么也没有料到他的倾诉爱情会对她发生这么强烈的影响。但是这只延续了一刹那。她想起了弗龙斯基。她抬起清澈的、诚实的眼睛，望着他的绝望的面孔，她迅速地回答：

    “那不可能……原谅我。”

    一瞬间以前，她对于他是多么亲近，对于他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呀！而现在她变得和他多么隔阂疏远呀！

    “结果一定会这样的，”他说，没有看她。

    他鞠了一躬，想要退出去。

    十四

    但是正在那一瞬间，公爵夫人进来了。当她看见只有他们两个在一道，而且注意到他们的困惑面色时，她的脸上现出了恐怖的神色。列文向她鞠躬，没有说话。基蒂不说话也不抬起眼睛来。“谢谢上帝，她拒绝了他，”母亲想，于是她的脸上闪现了她每逢礼拜四迎接客人时那种素常的微笑。她坐下来，开始问起列文的乡间生活。他又坐下，等待着别的客人到来，好悄悄地溜走。

    五分钟以后，基蒂的一个朋友，去年冬天结婚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进来了。

    她是一个消瘦、憔悴、病态和神经质的女人，有一双发亮的黑眼睛。她爱基蒂，她对她怀着的爱，正如已婚的女人对于少女经常怀着的爱一样，总想按照自己那套幸福的婚姻理想来替基蒂选择配偶；她愿意她嫁给弗龙斯基。初冬的时惨，她在谢尔巴茨基家里常常遇见列文，她总不喜欢他。当他们遇见的时候她经常的得意的事就是拿他开玩笑。

    “要是他妄自尊大看不起我，或者因为我是傻子而不再对我发表他的高明言论，或者屈尊迁就我的时候，我是很欢喜的。我真欢喜那样；看他屈尊迁就我！我真高兴他看我不顺眼，”她常常这样谈论到他。

    她说的对，因为列文实在看她不顺眼，并且为了她引以为骄傲的、她认为很优美的东西——她的神经质，她对于一切粗野的日常生活所抱看的那种优雅的轻蔑而冷淡的态度而鄙视她。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和列文中间建立起在社交界中并不少见的那种关系，就是，他们两人虽然在表面上仍旧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却互相轻视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甚至彼此都不认真，彼此连气都不生了。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立刻攻击列文。

    “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又回到我们的腐败的巴比伦[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繁华古城，常指奢侈堕落的都市]来了！”她说，把她那纤细的、发黄的手伸给他，想起来他在冬初曾经说过莫斯科是巴比伦那么一句话。“那么，是巴比伦改善了呢，还是您堕落了？”她补充说，含着冷笑瞧着基蒂。

    “我的话您记得这样清楚，伯爵夫人，我真感到非常荣幸，”列文回答，他已经恢复了平静，而且由于习惯，立刻对诺得斯顿伯爵夫人采取了戏谑的敌视口吻。“那话一定给了您很深刻的印象吧。”

    “啊，可不是吗！我总是把您的话通通记下来。哦，基蒂，你又溜过冰吗？……”

    于是她开始和基蒂谈话。虽然这时退席在列文是很困难的，但是解决这个困难，比起整个晚上留在这里，看着不时瞥他一眼，又避开他视线的基蒂来，却容易办得多。他正要站起来的时候，公爵夫有看他默不作声，就向他说话。

    “您在莫斯科要住很久吗？但是，我想，您忙于县议会的事，不能在外久留吧？”

    “不，公爵夫人，我已经不是议员了，”他说。“我在这里要住几天。”

    “他出了什么事情，”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想，瞥着他的严肃的、庄重的面孔。“他没有平常那种好辩论的神气。但是我要挑动他。我真喜欢在基蒂面前愚弄他一下，我要这样做。”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她向他说，“请说明给我听，这是什么道理，这些事情您通通知道的。在我们的领地卡卢加村里，农民们和女人们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通通喝光了，弄到现在交不上我们的租子。这是什么道理？您是一向那样称赞农民的。”

    这时候另外一位太太走进房里来了，列文站了起来。

    “原谅我，伯爵夫人，但是这种事情我实在一点都不知道，不能告诉您什么。”他说，回头看见了跟在那位太太后面走进来的一个军官。

    “那一定是弗龙斯基，”列文想，为了证实这点，他望了望基蒂。她早看到了弗龙斯基，又回头望着列文。单从她那双在无意间变得更加明亮的眼神看来，列文就知道她爱那人，知道得就像她亲口告诉了他一样确切。但是他是怎样一种人呢？

    现在，无论结果好坏，列文只得留在这里。他一定要弄清楚她恋爱的男子是个怎么样的人物。

    有些人，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面，遇到成功的敌手的时候，马上就不睬他的一切优点，只看到缺点。反之，也有些人，他们顶希望在幸运的敌手身上找出胜过自己的特点，带着剧烈的创痛专门寻找长处。列文属于第二种人。但是他要找弗龙斯基的长处和吸引人的地方，并不费力。这是一目了然的。弗龙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黑发男子，不十分高，生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决的面孔。他的整个容貌和风姿，从他的剪短的黑发和新剃的下颚一直到他的宽舒的、崭新的军服，都是又朴素又雅致的。给进来的那位太太让了路，弗龙斯基走上公爵夫人面前，然后走到基蒂面前。

    当他走近她的时候，他的美丽的眼睛放射出特别温柔的光辉，脸上微微露出幸福的、谦逊而又得意的微笑（列文这样觉得），小心而恭顺地向她鞠躬，把他的不大而宽的手伸给她。

    向每个人都寒暄了几句，他坐下来，唯独没有看列文一眼，而列文的眼光却没有离开过他。

    “让我来介绍，”公爵夫人指看列文说。“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

    弗龙斯基站起来，亲切地望着列文，和他握了握手。

    “今年冬天我本来要和您一道吃饭的。”他说，浮着他那单纯坦率的微笑；“但是您突然回到乡下去了。”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鄙视并且憎恶城市和我们这些城里人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

    “我的话一定给了您很深刻的印象，使您记得这样清楚，”

    列文说，突然意识到这话他刚才已经说过，他脸红了。

    弗龙斯基望着列文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微笑着。

    “您常住在乡下吗？”他问。“我想冬天一定很寂寞吧？”

    “只要有工作做，是不会寂寞的；况且，一个人也并不寂寞。”列文唐突地回答。

    “我喜欢乡间，”弗龙斯基说，注意到，但装做没有注意列文的语调。

    “但是我想，伯爵，您总不会赞成老住在乡下吧，”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住过很久。我曾经感到过一种奇怪的心情，”他继续说。“我从来没有那么怀念过乡村，那有树皮鞋和农民的俄国乡村，像我和我母亲一道在尼斯[法国城市]过冬的时候那样。尼斯本身就够沉闷了，您知道。而那不勒斯和索伦托[意大利城市]②也只有住一个短时期才有趣。在那里的时候，我总是怀念俄国，特别是怀念俄国的乡村。好像……”

    他向着基蒂和列文两个人说话，把他的沉静的、亲切的眼光从一个移到另一个身上，显然他是在畅所欲言。

    看到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要说什么话，他突然停住，没有说完话，就留心地听她。

    谈话没有片刻停顿，以致公爵夫人藏着防备话题缺乏时用的两门重炮——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以及普遍兵役制——根本用不着搬出来，同时诺得斯顿伯爵夫人也没有得到机会来打趣列文。

    列文想要参与但又不能够参与众人的谈话，时刻都在暗自念叨说：“现在走吧，”但是他却仍旧没有走，好像在等待什么一样。

    谈话转移到扶乩[一种不借物力而致几桌动摇之法，和中国降神术乩相似]和灵魂上面来；相信降神术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开始讲述起她目击的奇迹。

    “噢，伯爵夫人，您一定要带我去，发发慈悲，带我去看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神奇古怪的事，虽然我老在到处寻找，”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很好，下礼拜六，”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回答。“但是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相信这个吗？”她问列文。

    “您为什么问我？您知道我会怎样说的。”

    “但是我要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意见就是，”列文回答，“这种扶乩仅只证明了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不比农民高明。他们相信毒眼[看人即使人受害的眼睛]，相信巫术和预兆，而我们……”
    “哦，那么您不相信吗？”
    “我不能相信，伯爵夫人！”
    “但是假如我亲眼看见过呢？”
    “农妇也说她们看见过妖怪。”
    “那么您以为我在说谎？”
    于是她发出不快的笑声。
    “哦，不，玛莎，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只不过说他不能相信罢了，”基蒂说，为列文脸红了，而且列文也觉察到了这点，这就使他更加恼怒了，想要回答，但是弗龙斯基以他那明快坦率的微笑为这场将要弄得不欢而散的谈话解了围。

    “您完全不承认有这种可能吗？”他问。“但是为什么不呢？我们承认我们还未掌握的电的存在，为什么就不会有另外我们还未认识的旁的新的动力，那……”

    “当电被发现的时候，”列文连忙插嘴说，“只是这个现象被发现了，它从何而起，有何作用，还是不知道的，过了许多年代，人们才想到应用它。但是降神术者一开头就是桌子写字，灵魂降临，直到后来才开始说这是一种未知的力。”

    弗龙斯基像平素一样注意地听列文说，显然对他的话发生了兴趣。

    “是的，但是降神术者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种力是什么，但是有这么一种力，而且这些就是它发生作用的条件。让科学家去探究这种力是怎样发生的吧。不，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会有新的力，如果……”

    “因为电气，”列文又插嘴说，“您每次在羊毛上磨擦松香，都会呈现出一定的现象，但是这个却并不是每次都发生，所以这不是自然现象。”

    大概感到这种谈话对在座的宾客太严肃了，弗龙斯基没有答辩，只是为了竭力改变话题起见，他愉快地微笑着，转向女士们。

    “让我们立刻试一试吧，伯爵夫人，”他说；但是列文要说完他的想法。

    “我想，”他继续说，“降神术者企图把他们的奇迹解释成某种新的自然力，那是徒劳无功的。他们大胆地谈论灵魂力，而又竭力使它受物质的测验。”

    大家都在等他说完，而他也感觉到了。

    “我想您可以做第一流的通灵家，”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您总是很热心的。”

    列文张开嘴，想要说什么，但是脸红了，就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马上来试一试扶乩，”弗龙斯基说。“公爵夫人，您允许吗？”

    于是弗龙斯基站起来，用目光寻找着小桌。

    基蒂起身去搬桌子，当她走过去的时候，她的眼光和列文的相遇了。她从心底怜悯他，特别是因为他的痛苦都是她造成的。“要是您能原谅我，就请原谅我吧，”她的眼神说，“我是这样地快乐。”

    “我憎恶所有的人，包括您和我自己，”他的眼神回答，然后他拿起帽子来。但是他还是走不脱。恰巧在他们围拢到桌子旁边，而列文正要退去的时候，老公爵进来了，和女士们招呼了一下之后，就转向列文说。

    “噢！”他快乐地开口了。“来了好久吗？你到城里来了我连知都不知道呢。看见你真高兴。”

    老公爵对列文讲话，有时用“您”，有时用“你”，他拥抱列文，在和他说话时没有注意到弗龙斯基已经站起来了，正在静静地等候公爵转向他。

    基蒂感到在那事情发生之后她父亲的亲热会使得列文多么痛苦。她同时又看到她父亲最后是怎样冷淡地向弗龙斯基回了一礼，以及弗龙斯基是怎样温良而又困窘地望着她父亲，好像竭力要了解但又不能了解怎样和为什么有人会对他怀着敌意，于是她脸红了。

    “公爵，让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到我们这里来吧，”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我们要做试验。”

    “什么试验？扶乩吗？哦，你们得原谅我，女士们和先生们，但是我看投铁环还要有趣得多，”老公爵说，望着弗龙斯基，而且猜出了这是他的主意。“投铁环至少还有一点意思。”

    弗龙所基用坚定的眼光惊异地望着老公爵，于是，微微一笑，立刻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谈起将在下星期举行的盛大舞会。

    “我希望您去，”他对基蒂说。双城记

    老公爵刚一离开，列文就悄悄地走出去，他那天晚上带走的最后印象是在回答弗龙斯基关于舞会的询问时基蒂那微笑的、幸福的脸色。

    十五

    晚会散后，基蒂告诉母亲她和列文的谈话，虽然她怜悯列文，但是她想到有人向她·求·过·婚，还是觉得很快乐。她深信她做得对。但是她上床以后好久都睡不着。一个印象一直萦绕在她心头。这就是当列文一面站着听她父亲说话，一面瞥着她和弗龙斯基的时候，他那满面愁容，皱着眉，一双善良的眼睛忧郁地朝前望着。她是这样为他难过，不由得眼泪盈眶了。但是立刻她想起了牺牲他换来的那个男子。她历历在目地回想着他那堂堂的、刚毅的面孔，他的高贵而沉着的举止，和他待人接物的温厚。她想起了她所爱的人对于她的爱，于是她的心中又充满了喜悦，她躺在枕头上，幸福地微笑着。“我难过，我真难过，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她对自己说；但是内心的声音却告诉了她不同的事。她懊悔的是她引起了列文的爱情呢，还是她懊悔拒绝了他，她不知道。但是她的幸福却被疑惑所损坏了。“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吧！”她暗自重复着说，直到她睡着了的时候。

    同时，在下面公爵的小书房里，又发生了一场双亲时常为爱女而引起的口角。

    “什么？我告诉你什么吧！”公爵叫嚷着，挥着手臂，立刻又把身子紧紧裹在松鼠皮睡衣里。“就是你没有自尊心，没有尊严；你就用这种卑俗愚蠢的择配手段来玷污和毁掉你的女儿！”

    “但是，真的，我的天啊，公爵，我做了什么呀？”公爵夫人说，差不多哭出来了。

    她和她女儿谈话之后兴高采烈地照常来向公爵道晚安，虽然她没有打算告诉他列文的求婚和基蒂的拒绝，但是她向她丈夫暗示了一下，在她看来和弗龙斯基的事已经定妥了，只等他母亲一到，他就会宣布的。一听到这话，公爵马上发火了，开始说出难听的话来。

    “你做了什么？我告诉你吧：第一，你竭力在勾引求婚的人，全莫斯科都会议论纷纷，而且并非没有理由的。假使你要举行晚会，就把所有的人都请来，不要单请选定了的求婚者。把所有的花花公子（公爵这样称呼莫斯科的年轻人）都请来吧。雇一个钢琴师，让大家跳舞；可不要像你今天晚上所做的那样，去找配偶。我看了就头痛，头痛，你这样做下去非得把这个可怜的女孩带坏了。列文比他们强一千倍。至于这位彼得堡的公子，他们都是机器造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型的，都是些坏蛋。不过即使他是皇族的血统，我的女儿也用不着他。”

    “但是我做了什么呀？”

    “你……”公爵怒吼着。

    “我知道如果听你的活，”公爵夫人打断他，“我们的女儿永远嫁不出去了。要是那样，我们就该住到乡下去。”

    “哦，我们最好那样。”

    “但是且慢。难道我勾引了他们吗？我完全没有勾引他们。一个青年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人，爱上了她，而她，我想……”

    “啊，是的，你想！假如她当真爱上了他，而他却像我一样并不想要结婚，可怎么办呢？……啊，但愿我没看到就好了！……噢！降神术！噢！尼斯！噢！舞会！”公爵想像自己是在摹拟她，每说一句话，就行一下屈膝礼。“这样，我们就真在造成基蒂的不幸；要是她真的起了念头……”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猜想呢？”

    “我不是猜想；我知道！我们对于这种事是有眼光的，可是女人家却没有。我看出一个人有诚意，那就是列文；我也看到一头孔雀，就像那个喜欢寻欢作乐的轻薄儿。”

    “啊，你一有了成见的时候，……”

    “哦，你会想起我的话来的，但到那时就迟了，正像多莉的情形一样。”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谈了，”公爵夫人打断他，想起了不幸的多莉。

    “那么好，晚安！”

    于是互相画了十字，夫妻就吻别了，都感觉着各人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公爵夫人开头确信那个晚上已经决定了基蒂的前途，弗龙斯基的意思也已毫无怀疑的余地；但是她丈夫的话却把她搅乱了。回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对不可测知的未来感到恐怖，她也像基蒂一样，心里好几次重复着说：“主，怜悯我；主，怜悯我；主，怜悯我吧！”

    十六

    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过过真正的家庭生活。他母亲年轻时是出色的交际花，在她的结婚生活中，特别是在以后的孀居中有过不少轰动社交界的风流韵事。他的父亲，他差不多记不得了，他是在贵胄军官学校里受教育的。

    以一个年轻出色的士官离开学校，他立刻加入了有钱的彼得堡的军人一伙。虽然他有时涉足彼得堡的社交界，但是他的所有恋爱事件却总是发生在社交界以外。

    过了奢华而又放荡的彼得堡的生活之后，他在莫斯科第一次体味到和社交界一个可爱的、纯洁的、倾心于他的少女接近的美妙滋味。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和基蒂的关系会有什么害处。在舞会上，他多半总是和她跳舞；他是他们家里的常客。他和她谈话，好像人们普通在社交场中谈话一样——各种无意思的话，但对于她，他不由得在那些无意思的话上面加了特别的意义。虽然他没有对她说过任何在别人面前不能说的话，但是他感觉得她越来越依恋他了，他越这样感觉得，他就越欢喜，而对她也就越是情意缠绵了。他不晓得他对基蒂的这种行为有一个特定的名称，那就是向少女调情而又无意和她结婚，这种调情是像他那样风度翩翩的公子所共有的恶行之一。他以为他是第一个发现这种快乐的，他正在尽情享受着他的发现。

    要是他能听到那晚上她父母所说的话，要是他替她的家庭设身处地想一想，而且知道了如果他不和基蒂结婚，她就会不幸，他是一定会非常吃惊，不会相信的。他不能相信，那件给了他，特别是给了她这么大的乐趣的事情竟会是不正当的。他尤其不能相信他应当结婚。

    结婚这件事，对他说来好像从来当作没有可能的。他不但不喜欢家庭生活，而且家庭，特别是丈夫，照他所处的独身社会的一般见解看来，好像是一种什么无缘的、可厌的、尤其是可笑的东西。可是虽然弗龙斯基丝毫没有猜疑到她父母所说的话，但在那天晚上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和基蒂两人之间的秘密的精神联系在那晚上变得更加巩固，非采取什么步骤不可了。但是能够而且应当采取什么步骤呢，他却想不出来。

    “绝妙的是，”他想，当他从谢尔巴茨基家回来的时候，这种时候他通常获得了一种一半是由于他整晚没有抽烟而产生的纯洁而清新的快感，和她对他的爱情所引起的新的情意。

    “绝妙的是我和她都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从眼色和声调的无形的言语里我们是这样互相了解，今晚她比什么时候都更明白地告诉了我她爱我。多么可爱，单纯，尤其是多么信赖呵！我感觉到自己变好了，变纯洁了。我感到我有了热情，我具有了许多美点。那双可爱的、脉脉含情的眼睛呀！当她说：‘我真的……’

    “那么怎样呢？哦，没有什么。这对我好，对她也好。”于是他开始思量到什么地方去消磨这个晚上。雾都孤儿

    他寻思着他可去的地方。“俱乐部？玩培齐克[一种牌戏]；跟伊格纳托夫去喝香槟？不，我不去。到ChaCateaudesfleurs[法：花之城。此处指按巴黎夜总会建成的游艺场，莫斯科的“花之城”设在彼得罗夫公园]去？在那里我可以找到奥布隆斯基，有唱歌，有坎坎舞[法国舞蹈]。不，我厌烦了。这就是我所以喜欢谢尔巴茨基家的缘故，我在那里渐渐变好了。我要回家去。”他一直走回兑索旅馆他自己的房间，用了晚餐，然后脱掉衣服，他的头刚一触到枕头，就睡熟了。

    十七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弗龙斯基驱车到彼得堡火车站去接他的母亲，他在大台阶上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布隆斯基，他在等候坐同一班车来的他的妹妹。

    “噢！阁下！”奥布隆斯基叫。“你接什么人？”

    “我母亲，”弗龙斯基回答，微笑着，像凡是遇见奥布隆斯基的人一样。他和他握手，他们一同走上台阶。“她今天从彼得堡来。”

    “我昨晚等你一直等到两点钟。你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以后到哪里去了？”

    “回家去了，”弗龙斯基回答。“老实说，昨晚我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感到这样愉快，我不想再到旁的地方去了。”

    “‘我由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声朗诵，正像他对列文说过的一样。

    弗龙斯基带着好像并不否认的神气微笑着，但是他立刻改变了话题。

    “你接什么人呢？”他问。

    “我？我来接一位美丽的女人，”奥布隆斯基说。

    “当真！”

    “Honnisoitquimalypense[法：以卑鄙的眼光看别人，是可耻的]！我的妹妹安娜。”
    “噢！卡列宁夫人吗？”弗龙斯基说。
    “你一定认识她吧？”

    “我好像认识。也许不认识……我真记不得了，”弗龙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卡列宁这个名字使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某个执拗而讨厌的人。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那位有名的妹夫，你一定知道的吧。全世界都知道他呢。”

    “我所知道的仅只是他的名声和外貌。我听说他聪明，博学，并且还信宗教……但是你知道这都不是……not in my line[英语：不是我所擅长的]，”弗龙斯基用英语说——

    “是的，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多少有点保守，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评论着，“一个了不起的人。”

    “哦，那于他更好了，”弗龙斯基微笑着说。“哦，你来了！”他对站在门边的他母亲的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仆人说。“到这里来。”

    除了奥布隆斯基普通对于每个人所发生的魅力之外，弗龙斯基最近所以特别和他亲近，还因为在他的想像里他是和基蒂联系着的。

    “哦，你看怎样？我们礼拜天请那位女歌星吃晚饭吗？”他带着微笑对他说，挽着他的手臂。

    “当然。我正在邀伴。啊，你昨天认识我的朋友列文了吗？”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是的；但是他走得早一点。”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奥布隆斯基继续说。“不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弗龙斯基回答，“所有莫斯科的人——自然我眼前这位朋友除外，”他戏谑地插入一句，“都有些别扭。他们都摆出架势，发脾气，仿佛他们都要叫旁人晓得厉害似的………”

    “是的，那是真的，的确是那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愉快地大笑起来。

    “火车快到了吗？”弗龙斯基问一个铁路上的职员。

    “火车到的信号发出了。”那人回答。

    火车的驶近由于车站上的忙碌的准备、搬运夫们的奔跑、巡警与站员的出动和接客的人们的到来而越发明显了。透过寒冷的蒸气可以看见穿着羊皮短袄和柔软的长毡靴的工人们跨过弯曲线路的铁轨。从铁轨远处可以听到汽笛的咝咝声和什么沉重物体的响声。

    “不，”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急于要把列文想向基蒂求婚的心思告诉弗龙斯基。“不，你对于我的列文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有时固然闷闷不乐，但是他有时却是很可爱的。他有诚实忠厚的性格和黄金一般的心。但昨晚有特别的原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继续说，把他昨天对他朋友所表示的真挚的同情完全忘记了，又对弗龙斯基产生了同样的同情。“是的，他所以要弄得不是特别快乐，就是特别不快乐，是有原因的。”

    弗龙斯基站住了，开门见山地问道：

    “怎么回事？难道他昨天向你的be11esoeur[法语：姨妹]求婚了吗？”——

    “也许，”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猜想昨天有那种事。是的，假使他走得早，而且不高兴，那一定是……他恋爱了好久，我替他很难过。”

    “原来这样！……但是我想她可能期望得到一个更好的配偶，”弗龙斯基说，挺起胸膛，又来回地走着，“固然我还不认识他，”他补充说。“是的，这种情况真是叫人痛苦！所以许多人宁愿去逛花街柳巷。在那种地方，假使你没有弄到手，那只证明你的钱还不够，但是在这儿，就要看你的人品了。哦，火车到了。”

    火车头果真已在远处鸣汽笛。一会儿以后，月台开始震动起来，喷出的蒸气在严寒的空气量低低地散布着，火车头向前转动，中轮的杠杆缓慢而有节奏地一上一下地动着，司机的穿得暖暖的弯着腰的身体布满了白霜；在煤水车后面，一节里面有一条狗在吠着的行李车进了站，车走得慢了，但月台却震动得更厉害起来；最后客车进站了，摆动了一下才停下来。

    一个灵活的乘务员在火车还开动时就吹着口哨跳下来，性急的乘客也一个一个地跟着他跳下来：一个挺直身子、严厉地四处张望的近卫士官；一个提着小包，笑容满面的匆匆忙忙的小商人；一个肩上背着包袱的农民。

    弗龙斯基站在奥布隆斯基旁边注视着客车和走下车的乘客们，完全忘掉了他母亲。他刚才听到的关于基蒂的事使他兴奋和欢喜。他的胸膛不觉挺起来，他的眼睛闪烁着。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胜利者。

    “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在那节车厢里，”那灵活的乘务员走到弗龙斯基面前说。

    乘务员的话惊醒了他，使他不能不想到他母亲和他同她即将到来的会面。他心里并不尊敬他母亲，而且也不爱她，只是他自己不承认罢了，但是照他所处的社会的见解，照他自己所受的教育，他除了极其尊敬和顺从他母亲，不可能有别的态度，而表面上越是顺从和尊敬，他心里就越是不尊敬越不爱她。

    十八

    弗龙斯基跟着乘务员向客车走去，在车厢门口他突然停住脚步，给一位正走下车来的夫人让路。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这位夫人的风姿，弗龙斯基就辨别出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他道了声歉，就走进车厢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的整个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优美文雅的风度，而是因为在她走过他身边时她那迷人的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弗龙斯基已经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她的脸上，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弯曲了的隐隐约约的微笑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整个的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

    弗龙斯基走进车厢。他母亲，一位长着黑眼睛和鬈发的干瘦的老太太，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她的儿子，她那薄薄的嘴唇泛着微笑。她从座位上站起，把手提皮包递给她的使女，伸出她的干瘦的小手让她儿子吻，随后扶起他的头来，在他面颊上吻了吻。

    “你接到我的电报了吗？你好吧？谢谢上帝。”

    “您一路平安吧？”她儿子说，在她旁边坐下，不由自主地倾听着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他知道这是他在门边遇见的那位夫人的声音。

    “我还是不同意您，”那位夫人说。

    “这是彼得堡式的见解，夫人。”

    “不是彼得堡式的，只是妇人之见罢了，”她回答。

    “哦，哦，让我吻吻您的手。”

    “再见，伊万·彼得罗维奇。您能不能去看看我哥哥在不在，叫他到我这里来？”那妇人在门边说，又走进车厢里。

    “哦，您找到您的哥哥了吗？”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向那位夫人说。

    弗龙斯基这时才明白这就是卡列宁夫人。

    “令兄来了。”他立起身来说。“失礼得很，我刚才不知道是您，而且，我们相交是这样浅，”弗龙斯基鞠着躬。“您一定记不起我来了吧。”

    “啊，不，”她说，“我应当认识您的，因为令堂和我一路上只谈论您。”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终于让那股压抑不住的生气流露在她的微笑里。“还没有看到我哥哥。”

    “去叫他，阿列克谢，”老伯爵夫人说。

    弗龙斯基出去走到月合上，叫着：鲁滨孙漂流记

    “奥布隆斯基！到这里来！”

    卡列宁夫人并不等她哥哥走过来，一看到他，她就迈着她那轻盈的、坚定的步伐走下车去。她哥哥一走近她，她就用左臂搂住他的脖颈，那动作的坚定和娴雅使弗龙斯基为之惊异，她迅速地把她哥哥拉到面前，热烈地和他接吻。弗龙斯基凝视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直微笑着，他也说不出为什么来。但是记起他母亲等待着他，他又走回车厢去。

    “可爱极了，不是吗？”伯爵夫人说到卡列宁夫人。“她丈夫让她和我坐在一个车厢里，我也高兴和她一道。我们一路上净谈天。而你，我听说……vousfilezleparfaitamour．Tantmieux，moncher，tantmieux．[法：你们情投意合。好极了，我亲爱的，好极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maman，”儿子冷淡地回答。“哦，ma－man，我们走吧。”

    卡列宁夫人又走进车厢来向伯爵夫人道别。

    “哦，伯爵夫人，您见着了令郎，我也见到了我哥哥，”她说。

    “我的闲谈通通扯完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对您说的了。”

    “啊，不，”伯爵夫人拉着她的手说。“我可以和您走遍天涯，永无倦意。您是那样一个逗人喜欢的女人，和您一道，谈话愉快，沉默也愉快。可是不要为您的儿子焦心；您不能期望永远不分别。”

    卡列宁夫人立定了，挺直身子，她的眼睛微笑着。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伯爵夫人向她儿子说明，“有一个八岁的孩子，她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她这回把他丢在家里老不放心。”

    “是的，伯爵夫人和我一直在谈着，我谈我儿子，她谈她的，”卡列宁夫人说，她的脸上又闪耀着微笑，一丝向他发出的温存的微笑。

    “我想您一定感到厌烦了吧，”他说，敏捷地接住了她投来的卖弄风情的球。但是她显然不愿用那种调子继续谈话，她转向老伯爵夫人。

    “多谢您。时间过得那么快。再见，伯爵夫人。”

    “再见，亲爱的！”伯爵夫人回答。“让我吻一吻您的美丽的脸蛋。我索性说句倚老卖老的话，我实在爱上您了呢。”

    这句话虽是老套，但卡列宁夫人却显然打心眼里相信这话，而且觉得非常高兴。她羞红了脸，微微弯着腰，把她的面颊凑近伯爵夫人的嘴唇，然后又挺直身子，她的嘴唇和眼睛之间飘浮着微笑，她把手伸给弗龙斯基。他紧紧握着她伸给他的纤手，她也用富于精力的紧握，大胆有力地握着他的手，那种紧握好像特别使他快乐似的。她走了出去，她那迅速的步子以那么奇特的轻盈姿态支撑着她的相当丰满的身体。

    “迷人得很呢，”老夫人说。

    这也正是她儿子所想的。他的眼睛紧盯着她，直到她的优美的身姿看不见了，微笑还逗留在他的脸上。他从窗口看到她怎样走上她哥哥面前，挽住他的胳膊，开始热切地告诉他一些什么事情，一些显然和他弗龙斯基不相干的事情，这可使他苦恼了。

    “哦，maman，您好吗？”他转向他母亲重复说。

    “一切都如意。Alexandre[法：亚历山大]长得很好，Marie[法:玛利亚]也长得漂亮极了。她顶有趣呢。”

    于是她开始告诉他她最感兴味的事情——她孙儿的洗礼，她是专为这事到彼得堡去的，以及沙皇对她大儿子的特殊恩宠。

    “拉夫连季来了，”弗龙斯基望着窗外说。“要是您高兴，我们现在就走吧。”

    跟伯爵夫人来的老管家走进车厢来禀告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伯爵夫人站起身来预备走。

    “来；现在没有什么人了，”弗龙斯基说。

    使女携着手提包和小狗，管家和搬运夫携着旁的行李。弗龙斯基让母亲挽住他的手臂；但是恰好在他们走出车厢的时候，突然有好几个人惊惶失措地跑过去。站长也戴着他那顶色彩特异的帽子跑过去。

    显然有什么意外事故发生了。离开车站的人群又跑了回来。

    “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卧轨死的！……

    轧碎了！……”这类的惊呼从走过去的人群中传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着他妹妹，走了回来，他们也露出惊慌的样子，在车门口站住，避开人群。

    太太们走进车厢里，而弗龙斯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随人群去探听这场灾祸的详情。

    一个护路工，不知道是喝醉了酒呢，还是因为严寒的缘故连耳朵都包住了呢，没有听见火车倒退过来的声音，被车轧碎了。

    在弗龙斯基和奥布隆斯基转来之前，太太们已经从管家那里打听到了一切事实。

    奥布隆斯基和弗龙斯基都看到了那被轧碎了的尸体。奥布隆斯基显然很激动。他皱着眉，好像要哭的样子。

    “噢，多怕人呀！噢，安娜，要是你看到了啊！噢，多怕人呀！他不住地说。

    弗龙斯基没有说话；他的漂亮的面孔是严肃的，但却十分镇静。

    “啊，要是您看到了啊，伯爵夫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的妻子在那里……看了她真怕人呀！……她扑到尸体上。他们说他一个人养活一大家人。多怕人呵！”

    “不能替她想点办法吗？”卡列宁夫人用激动的低声说。

    弗龙斯基望了她一眼，就立刻走出车厢。

    “我马上就回来，maman，”他在门口回过头来说。

    几分钟以后他转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在和伯爵夫人谈那新来的女歌星，同时伯爵夫人在焦急地朝门口望着，等待着她儿子。

    “现在我们走吧，”弗龙斯基走进来，说。

    他们一道走出去。弗龙斯基和他母亲走在前面。卡列宁夫人和她哥哥走在后面。他们走到车站门口的时候，站长追上了弗龙斯基。

    “您给了副站长两百卢布。请问是赏给什么人的？”

    “给那寡妇，”弗龙斯基说，耸耸肩。“我以为用不着问哩。”

    “你赏的吗？”奥布隆斯基在后面叫，紧握着他妹妹的手，他补充说：“做了好事，做了好事！他不是一个顶好的人吗？

    再见，伯爵夫人。”

    于是他和他妹妹站定了，寻找她的使女。

    当他们出车站的时候，弗龙斯基家的马车已经走了。走出来的人们还在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

    “死得多可怕呀！”一个走过的绅士说。“据说他被碾成两段了。”

    “相反地，我以为这是最简易的死法——一瞬间的事，”另一个评论着。

    “他们为什么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呢？”第三个说。

    卡列宁夫人坐进马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惊讶地看到她的嘴唇在颤抖，她竭力忍住眼泪。

    “怎么回事，安娜？”他问，当他们已经走了几百俄丈[1俄丈合2．134米]的时候。

    “这是不祥之兆，”她说。

    “胡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来了，这是最要紧的事。你想像不到我是怎样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你认识弗龙斯基很久了吗？”她问。

    “是的，你知道，我们都希望他和基蒂结婚哩。”

    “啊？”安娜低声说。“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事吧。”她补充说，摇摇头，好像她要摇落肉体上什么多余的、压迫着她的东西似的。“我们来谈谈你的事情吧。我接到你的信，就来了。”

    “是的，我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那么，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于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讲述起来。

    到家的时候，奥布隆斯基扶他妹妹下了马车，叹了口气，握了握她的手，就驱车上衙门去了。

    十九

    当安娜走进房间来的时候，多莉正和一个已经长得像他父亲一样的金发的胖小孩一道坐在小客厅里，教他的法语课。那小孩一边读着，一边不住地扭弄着一粒快要从短衣上脱落的钮扣，竭力想把它扯下来。他母亲好几次把他的手拿开，但是那胖胖的小手又去摸那粒钮扣。他母亲扯下钮扣，放进她的口袋里。

    “手不要动，格里沙，”她说，又拿起她的针线——她做了好久的被单来，她总是在心里抑郁的时候做这种活，现在她焦躁地编织着，移动着手指，计算着针数。虽然她昨天对她丈夫声言过，他妹妹来不来不关她的事，但是她为她的来临准备了一切，而且在兴奋地期待着她的小姑。

    多莉被忧愁压倒，完全被忧愁吞没了。但是她还记得安娜，她的小姑，是彼得堡一位最重要的人物的夫人，是彼得堡的grandedame”。因为这种情形，所以她没有实行她威吓她丈夫的话——那就是说，她并没有忘记她的小姑快要来了。

    “毕竟，这事一点也不能怪安娜，”多莉想。“我只觉得她的为人再好也没有了，而且我看她对待我也只有亲切和友爱。”实在说，就她所记得的她在彼得堡卡列宁家的印象，他们的家庭生活本身她是并不喜欢的；在他们的家庭生活的整个气氛上有着虚伪的味道。“但是我为什么不应当招待她呢？只要她不来安慰我就好啦！”多莉想。“一切安慰、劝告、基督式的饶恕，这一切我想了一千遍，全没有用处。”

    这些日子，多莉孤单单地和小孩们在一道。她不愿谈起她的忧愁，但是那忧愁填满了她的心，她又不能够谈旁的事。她知道她一定会设法把一切都告诉安娜，有时她想到能够痛快地诉说一场，觉得高兴，但是有时想到她不能不向她，他的妹妹诉说自己的屈辱，而且要听她那老一套忠告和安慰的言辞，就又觉得生气了。

    她时时刻刻在等候她，不住地看表，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恰恰放过了她的客人到来的那一刻，因此她没有听见铃声。

    听到门口有裙子的縩縩声和轻轻的脚步声，她回头一望，在她那憔悴的脸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欢喜，而是惊愕。她站起身来，拥抱她的小姑。

    “哦，已经来了？”她说，吻着她。

    “多莉，我看见你多高兴呀！”

    “我也高兴呢，”多莉说，无力地微笑着，竭力想由安娜脸上的表情探测出她知道了情况没有。“她多半知道了，”她想，注意到安娜面上所表现的同情。“哦，来，我带你到你的房间里去。”她继续说，竭力想把密谈的时间尽量地拖延下去。

    “这是格里沙吗？啊哟，他长得多大了！”安娜说，于是吻吻他，眼光没有离开多莉，她站定，脸涨红了。“不，我们就在这里吧。”

    她取下头巾和帽子，帽子缠住了她的鬈曲的乌黑头发，她摆了摆头，摇落了头发。

    “你只健康，又幸福，红光满面！”多莉差不多嫉妒似地说。

    “我？……。是的，”安娜说。“啊哟，塔尼娅！你跟我的谢廖沙是同岁呢，”她对跑进来的小女孩说。她抱住她，吻着。

    “逗人爱的小姑娘，逗人爱啊！都让我看看吧。”

    她提起所有的小孩，不但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且记得他们出生的年月，他们的性情，他们害过的疾病；这就使多莉不能不感激了。

    “很好，我们去看他们吧，”她说。“可惜瓦夏睡了。”

    看过小孩以后，她们在客厅里坐下来喝咖啡，现在只剩下她们两个了。安娜拿起托盘，随后又把它推开。

    “多莉，”她说，“他告诉我了。”

    多莉冷淡地望着安娜。她在等待着老一套的同情的话语；

    但是安娜却没有说那种话。

    “多莉，亲爱的！”她说，“我不愿在你面前替他说情，也不想安慰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亲爱的，我只是从心里替你难过，难过！”

    从她那浓密的睫毛下面的发亮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眼泪。她挪得离她的嫂嫂更近些，把她的手握在她的有力的小手里。多莉没有缩回手去，但是她的面孔依然没有失去那冷冰冰的表情。她说：

    “安慰我是不可能的。那事情发生以后，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完了！”

    她一说完这个，她的脸就突然变柔和了。安娜拿起多莉的干瘦的手，吻了吻，说：

    “但是，多莉，怎么办，怎么办呢？处在这种可怕的境地中怎样办才好呢——这就是你应当考虑的。”

    “一切都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多莉说。“而最糟的，你知道，就是我不能甩脱他。有小孩子们，我给束缚住了。可是我又不能和他一起生活，我见了他就痛苦极了。”

    “多莉，亲爱的，他虽然对我说了，但是我要从你口里听听，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多莉探问一般地望着她。理智与情感

    纯真的同情和友爱表现在安娜的脸上。

    “好吧，”她突然说。“但是我要从头告诉你。你知道我是怎样结婚的。受了maman给我的教育，我不只是天真，我简直是愚蠢。我什么都不懂。我听人家说男人把自己从前的生活通通告诉妻子，但是斯季瓦……”她改口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你也许不相信，我从前一直以为我是他接近过的唯一的女人。我就这样生活了八年。你想想，我不仅不怀疑他有什么不忠实，而且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你且想一想，抱着这种念头突然发觉了这种可怕的丑恶的事……你替我想想吧。完全相信自己的幸福，而突然之间……”多莉忍住呜咽，继续说，“看到一封信……他给他的情妇，也就是我的小孩们的家庭女教师的信。不，太可怕了呀！”她迅速地掏出手帕捂住脸。“我可以了解一时的感情冲动，”她停了停继续说，“但是用心地、狡猾地欺瞒我……而且是和什么人呀？一边做我的丈夫，一边和她在一道……多可怕呀！你不明白……”

    “不，我明白！我明白！多莉，亲爱的，我完全明白，”安娜说，紧握着她的手。

    “你以为他晓得我的处境的可怕吗？”多莉继续说。“一点都不！他很快乐和满足哩。”

    “啊，不！”安娜赶紧打断她。“他也很可怜，他悔恨得什么似的……”

    “他还能够悔恨吗？”多莉插嘴说，留神地凝视着她小姑的面孔。

    “是的，我了解他，我看了他真替他难过。我们两人都了解他。他心肠好，但是他也骄傲，而现在他是这样地感到无地自容。使我最感动的就是……（在这里安娜猜着了最使多莉感动的事）有两件事使他苦恼：一件是为了孩子们的缘故他感到羞愧，一件是他爱你——是的，是的，他爱你胜于世界上的一切，”她赶紧打断要来反驳的多莉，“他伤害了你，刺伤了你的心。‘不，不，她是不会饶恕我的了，’他老在说。”

    多莉若有所思地向她小姑身旁望去，一面听着她的话。

    “是的，我知道他的处境是可怕的；有罪的比无罪的更难受，”她说，“假使他感到一切不幸都是他的罪过造成的。但是我怎么能够饶恕他呢，我怎么能够继她之后再做他的妻子呢？现在和他在一起生活对于就简直是痛苦，正因为我珍惜我过去对他的爱情……”

    呜咽打断了她的话。

    但是好像故意似地，每一次她软下来的时候，她就又开始说些使自己愤怒的事情。

    “你知道她又年轻又漂亮，”她继续说。“你想，安娜，我的青春和美丽都失去了，是谁夺去的？就是他和他的小孩们啊。我为他操劳，我所有的一切都为他牺牲了，而现在自然随便什么新的、下贱的女人都更能迷住他。他们一定在一起议论我，或者，更坏，他们竟不议论，你明白吗？”怒火又在她的眼睛里燃烧。“往后他会对我说……嗨，我还能相信他吗？再也不了。不，一切都完了，那曾经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劳苦的报酬的一切……你相信吗，我刚才在教格里沙念书：这曾经是我的快乐，现在却成了痛苦。我辛辛苦苦为的什么呢？为什么要有小孩呢？可怕的是我一下子横了心，我没有了爱和温情，对他只有憎恶，是的，憎恶。我恨不得杀死他。”

    “亲爱的多莉，我都明白，但是不要苦恼你自己。你是这样悲伤，这样愤慨，以致你许多事情都看不清楚了呢。”

    多莉沉静下来，有两分钟两人都沉默着。

    “怎么办呢？替我想想吧，安娜，帮助我吧！我什么都想过了，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安娜也想不出办法，但是她的心立刻对她嫂嫂的每句话、每个表情的变化起了共鸣。

    “我只有一点要说，”安娜开口了。“我是他妹妹，我知道他的性格，那种健忘的性情（她在额前做了个手势），那种易于入迷但是也易于后悔的性情。他现在简直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的。”

    “不，他懂得的，他懂得的！”多莉插嘴说，“但是我……你忘了我……这能宽我的心吗？”

    “且慢。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并没有觉察到你处境的可怕。我只看到他那方面，只看到家庭破裂了；我为他难过，但是和你谈话以后，我作为一个女人，看法就完全不同了。我看到了你的痛苦，我真说不出我是多么为你难过！但是，多莉，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心里对他还有多少爱情。这只有你知道——是不是还够你饶恕他的。要是那样，就饶恕了他吧！”

    “不，”多莉开口说，但是安娜打断了她，又吻了吻她的手。

    “我比你更懂人情世故，”她说。“我懂得像斯季瓦那样的男子对于这类事情是怎样看法的。你说他曾和她一道议论你。那是决不会的。这类男子也许是不忠实的，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却看得很神圣。他们对这些女人总还是轻视的，她们破坏不了他们家庭的感情。他们在她们和自己家庭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但事实是这样的。”

    “是的，但是他和她亲了嘴……”

    “多莉，别这么说，亲爱的。斯季瓦和你恋爱的时候我也看到的。我记得那时候他跑到我面前来，哭着，谈着你，在他的心目中你是那样富有诗意和崇高，我知道他和你在一起生活得越久，你在他眼中就变得越崇高了。你记得我们常笑他每说一句话一定要夹进一句：‘多莉真是一个难得的女子呢。’你在他看来一直像神一样，现在也还是这样，他这回对你不忠实也并非出于本心……”

    “但是假如再那样呢？”

    “那是不会的，我想……”

    “是的，可是假使是你的话，你能够饶恕吧？”

    “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是的，我能够，”安娜想了一会说。她在心里想像了一下这情形，在内心的天平上衡量了一下，补充说：“是的，我能够，我能够，我能够。是的，我会饶恕的。我不能再跟从前一样了，不；但是我会饶恕的，而且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这事一样地饶恕的……”

    “啊，自然，”多莉赶紧插嘴，好像在说她想了不止一次的话一样，“否则就说不上饶恕。如果饶恕就应当完完全全饶恕。哦，我们走吧，我带你到你的房间里去，”她站起身来说，在路上她拥抱着安娜。“我的亲爱的，你来了我多么高兴呀。

    我觉得好过一些，好过多了。”

    二十

    那一整天，安娜都在家里，就是说，在奥市隆斯基家里，没有接见任何人，虽然已经有几个认识她的人听说她到了，当天就来拜访她。安娜整个早晨都跟多莉和小孩们在一起。她仅仅送了个字条给她哥哥，叫他一定回来吃午饭。“来吧，上帝是慈悲的，”她写着。

    奥布隆斯基在家里吃午饭，谈的话是一般的，他的妻子和他说话的时候叫起他“斯季瓦”来了，她好些日子没有这样称呼过了。夫妻之间还有隔阂，但是现在已不再讲什么分离的话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有解释同和解的可能。

    刚用过饭，基蒂就来了。她认得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但不很熟，她现在到她姐姐这里来，不免有几分恐惧，不知道这位人人称道的彼得堡社交界的贵妇人会怎样接待她。但是她却博得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欢喜——这一点她立刻看出来了。安娜显然很叹赏她的美丽和年轻；基蒂还没有定下神来，就感到自己不但受到安娜的影响，而且爱慕她，就像一般年轻姑娘往往爱慕年长的已婚妇人一样。安娜不像社交界的贵妇人，也不像有了八岁的孩子的母亲。如果不是她眼神里有一种使基蒂惊异而又倾倒的、非常严肃、有时甚至忧愁的神情，凭着她的举动的灵活，精神的饱满，以及她脸上那种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睁里流露出来的蓬勃的生气，她看上去很像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郎。基蒂感觉到安娜十分单纯而毫无隐瞒，但她心中却存在着另一个复杂的、富有诗意的更崇高的境界，那境界是基蒂所望尘莫及的。

    饭后，当多莉走到自己房里去了的时候，安娜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她哥哥面前，他正在点燃一支雪茄烟。

    “斯季瓦，”她对他说，快活地使着眼色，一边替他画十字，一边目示着门边。“去吧，上帝保佑你。”

    他扔下雪茄，明白了她的意思，就走到门外去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后，她又回到沙发那里，她原来坐在沙发上，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不知道是因为孩子们看出来他们的母亲喜欢这位姑母呢，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她身上感到了特殊的魅力，两个大点的孩子，而且像孩子们常有的情形一样，小的孩子们跟在大的后面，从用餐前就一直缠住他们新来的姑母，不肯离开她身边。坐得挨近姑母，抚摸她，握住她的纤细的手，吻她，玩弄她的指环，或者至少摸一摸她的裙襞，这在他们中间成了一种游戏了。

    “来，来，像我们刚才那样坐，”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在她原来的地方坐下。

    于是格里沙又把他的小脸伸进她的腋下，偎在她的衣服上，显出骄傲和幸福的神色。

    “你们的舞会什么时候举行呢？”她问基蒂。

    “下星期，而且是一个盛大的舞会呢。那是一种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舞会。”

    “哦，有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舞会吗？”安娜含着柔和的讥刺说。

    “这是奇怪的，但是的确有。在博布里谢夫家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愉快的，在尼基京家里也是一样，而在梅日科夫家里就总是沉闷得很。您没有注意到吗？”

    “不，我的亲爱的，对我说已经没有什么使人愉快的舞会了，”安娜说，基蒂在她的眼睛里探出了没有向她开放的那神秘的世界。“我所觉得的，就是有些舞会比较不大沉闷，不大叫人厌倦而已。”

    “您怎么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

    “我怎么不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安娜问。

    基蒂觉察出来安娜知道会得到什么回答。

    “因为您什么时候都比旁的人美丽呀。”

    安娜是善于红脸的。她微微泛上红晕说：

    “第一，从来也没有这种事；第二，即使这样，那对于我又有什么用呢？”

    “您来参加这次舞会吗？”基蒂问。

    “我想免不了要去的。拿去吧，”她对塔尼娅说，她正在想把那宽松的戒指从她姑母的雪白的、纤细的手指上拉下。

    “我真高兴您去呀。我真想在舞会上看见您呢。”

    “那么，要是我一定得去的话，我想到这会使您快乐，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格里沙，别揪我的头发，它已经够乱了呢，”她说，理了理格里沙正在玩弄着的一绺散乱了的头发。

    “我想像您赴舞会是穿淡紫色的衣裳吧？”

    “为什么一定穿淡紫色？”安娜微笑着问。“哦，孩子们，快去，快去。你们听见了没有？古里小姐在叫你们去喝茶哩，”

    她说，把小孩们从她身边拉开，打发他们到餐室去了。

    “不过我知道您为什么想拉我去参加舞会。您对于这次舞会抱着很大的期望，您要所有人都在场，所有人都去参与呢。”

    “您怎么知道的？是呀。”

    “啊！您正在一个多么幸福的年龄，”安娜继续说。“我记得而且知道那像瑞士群山上的雾一般的蔚蓝色烟霭，那烟霭遮蔽了童年刚要终结的那幸福时代的一切，那幸福和欢乐的广阔世界渐渐变成了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而走进这条窄路是又快乐又惊惶的，虽然它好像辉煌灿烂……谁没有经过这个呢？”

    基蒂微笑着，默不做声。“但是她是怎样经过这个的呢？我真愿意知道她的全部恋爱史啊！”基蒂想着，记起了她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那副俗气的容貌。

    “我知道一件事。斯季瓦告诉我了，我祝贺您。我非常喜欢他呢，”安娜继续说。“我在火车站遇见了弗龙斯基。”

    “啊，他到了那里吗？”基蒂问，脸涨红了。“斯季瓦对您说了些什么？”

    “斯季瓦全说给我听了。我真高兴……我昨天是和弗龙斯基的母亲同车来的，”她继续说：“他母亲不停地讲着他。他是她的娇子哩。我知道母亲们有多么偏心，但是……”

    “她母亲对您说了些什么？”

    “啊，多得很呢！我知道他是她的娇子，但还是可以看出他是多么侠义呀……比方说，她告诉我他要把他的全部财产都让给他哥哥，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做出了惊人的事，他从水里救起了一个女人。总而言之，他简直是一位英雄呢，”

    安娜说，微笑着，想起他在火车站上给人的两百卢布。

    但是她没有提起那两百卢布。不知怎的，她想起这个来就不愉快。她总觉得那好像和她有点什么关系，那是不应当发生的。

    “她再三要我去看她，”安娜继续说。“我也很高兴明天去看看这位老夫人呢。斯季瓦在多莉房里待了这么久，谢谢上帝，”安娜补充说，改变了话题，就立起身来，在基蒂看来，她心中好像有什么不快似的。

    “不，我第一！不，我！”孩子们叫嚷着，他们刚喝完了茶，又跑回他们的安娜姑母这里来了。

    “大家一起！”安娜说，于是她笑着跑上去迎接他们，抱起这一群欢天喜地叫着、闹着的小孩，把他们一起摔倒在地上。

    二十一

    多莉在大人们用茶的时候才走出房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出来。他一定是从另外一扇门走出了妻子的房间。

    “我怕你住在楼上冷，”多莉向安娜说，“我要把你搬到楼下来，这样我们就更挨近了。”

    “啊，请不要为了我麻烦吧，”安娜回答，凝视着多莉的面孔，竭力想要弄清有没有和解。

    “你住在这儿，光线太亮了一点哩，”她的嫂嫂回答。

    “我敢对你说，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睡得像土拨鼠一样呢。”

    “在谈什么问题？”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他书房里走出来，这样问他妻子。

    由他的声调，基蒂和安娜两人都听出来已经和解了。

    “我要把安娜搬到楼下来，但是必须挂上窗帘。谁也不会做，我还得亲自动手，”多莉向他回答。

    “天晓得，他们完全和好了没有呢，”安娜听了那种冷淡安静的声调，这样想。

    “啊，得了，多莉，总是自找麻烦，”她丈夫回答。“哦，要是你愿意的话，一切都由我去做好了……”

    “是的，他们一定和好了，”安娜想。

    “我知道你是怎样做法的，”多莉回答。“你吩咐马特维去办那办不到的事，自己倒跑开去了，而他会弄得一团糟，”多莉这么说的时候，她的嘴唇翘上去，露出她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

    “完完全全和解了，完完全全，”安娜想，“谢谢上帝！”于是庆幸着和解是由她一手促成的，她走到多莉面前，吻了吻她。

    “没有那么回事。你为什么老瞧不起我和马特维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轻微的笑意向他妻子说。

    那一整晚，多莉，像平常一样，对她丈夫说话时声调里总带点讥讽，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满足和快活的，但也不至于看上去好像他得到饶恕以后就忘掉了他的罪过。

    在九点半钟，奥布隆斯基家里围着茶桌进行的特别欢乐和愉快的家庭谈话，被一桩表面看来很简单、但不知怎的却使大家都觉得奇怪的事情所扰乱了。谈到彼得堡共同的熟人时，安娜急忙立起身来。

    “我的照片簿里有她的照片，”她说；“我也顺便让你们看看我的谢廖沙，”她补充说，露出母性的夸耀的微笑。

    近十点钟，她在平时正和她儿子道晚安，并且常在赴舞会之前先去亲自招呼他睡了，现在她竟离开他这么远，她感觉得难过；不论他们在谈什么，她的心总飞回到她的一头鬈发的谢廖沙那里。她渴望着看看他的照片，谈谈他。抓住第一个口实，她站起身来，迈着轻快的、稳定的步伐去拿照片簿。通到她房间的楼梯正对着大门的温暖的大楼梯口。

    恰巧在她离开客厅的时候，铃声从门廊传来。

    “这会是什么人呢？”多莉说。

    “来接我还嫌早，来看旁的人又太迟了，”基蒂说。

    “一定是什么人送公文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嘴说。当安娜走过楼梯顶的时候，一个仆人跑来通报有客人来，而客人本人就站在灯光下。安娜朝下面一望，立刻认出来弗龙斯基，一种惊喜交集的奇异感情使她的心微微一动。他站定了，没有脱下外衣，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什么东西来。恰好在她走到楼梯当中的一刹那，他抬起眼睛，看见了她，他面部的表情罩上了一层困惑和惊惶的神色。她微微点了点头，就走过去，听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她背后大声叫他进来，以及弗龙斯基用平静的、柔和的、沉着的声调谢绝。

    安娜拿着照片簿转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告诉他们，他是来问他们明天请一位刚到的名人吃饭的事的。

    “他怎样也不肯进来。他真是一个怪人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补充说。

    基蒂涨红了脸。她以为只有她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里，又为什么不肯进来。“他到了我家里，”她想，“没有遇到我，猜想我一定在这里，但是他又不肯进来，因为他觉得太晚了，而且安娜又在。”

    大家交换了眼色，没有说什么话，开始观看安娜的照片簿。

    一个男子在九点半钟去拜访朋友，询问关于计划中的宴会的细目，没有进来，这本来没有什么特别和奇怪的；但是他们却都觉得奇怪。尤其安娜觉得奇怪和蹊跷。

    二十二

    当基蒂和她母亲走上那灯火辉煌的，两旁布满鲜花，站立着穿红上衣、搽了发粉的仆人的大楼梯的时候，舞会刚开始。从舞厅里传来了好像是从蜂房传来的、不绝的、不疾不徐的究n声；当她们站在两旁摆着花木的梯顶上，在镜子面前最后整理她们的头发和服装的时候，她们听到舞厅里乐队开始奏第一场华尔兹舞时小提琴的准确的、清晰的音调。一个穿便服的矮小老人，在另一面镜子前理了理他两鬓的白发，身上散发着香水的气味，在楼梯上碰见她们，让开了路，显然是在叹赏他所不认识的基蒂。一个没有胡髭的青年，一个谢尔巴茨基老公爵称为“花花公子”的社交青年，穿着敞开的背心，边走边整理他的雪白领带，向她们鞠躬，走过去了之后又回转来请求和基蒂跳一场卡德里尔舞[一种四人组成二对，包含六个舞式的舞蹈]。因为第一场卡德里尔舞她已经答应了弗龙斯基，所以她答应和这位青年跳第二场。一个军官，扣上他的手套，在门边让开路，一面抚摸着胡髭，一面在叹赏玫瑰色的基蒂。

    虽然基蒂的服装、发式和一切赴舞会的准备花了她许多劳力和苦心，但是现在她穿了一身套在淡红衬裙上面罩上网纱的讲究衣裳，这么轻飘这么随便地走进舞厅，仿佛一切玫瑰花结和花边，她的装饰的一切细节，都没有费过她或者她家庭片刻的注意，仿佛她生来就带着网纱和花边，头梳得高高的，头上有一朵带着两片叶子的玫瑰花。

    在走进舞厅之前，老公爵夫人，想要替她理好丝带的皱褶的时候，基蒂稍稍闪开去。她觉得她身上的一切都该是生来完美的、优雅的、无须乎整理。

    这是基蒂最幸福的日子。她的衣裳没有一处不合身，她的花边披肩没有軃下一点，她的玫瑰花结也没有被揉皱或是扯掉，她的淡红色高跟鞋并不夹脚，而只使她愉快。金色的假髻密密层层地覆在她的小小的头上，宛如是她自己的头发一样。她的长手套上的三颗钮扣通通扣上了，一个都没有松开，那长手套裹住了她的手，却没有改变它的轮廓。她的圆形领饰的黑天鹅绒带特别柔软地缠绕着她的颈项。那天鹅绒带是美丽的；在家里，对镜照着她的脖颈的时候，基蒂感觉得那天鹅绒简直是栩栩如生的。别的东西可能有些美中不足，但那天鹅绒却的确是美丽的。在这舞厅里，当基蒂又在镜子里看到它的时候，她微笑起来了。她的赤裸的肩膊和手臂给予了基蒂一种冷澈的大理石的感觉，一种她特别喜欢的感觉。她的眼睛闪耀着，她的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她自己的妩媚而不禁微笑了。当她还没有跨进舞厅，走近那群满身是网纱、丝带、花边和花朵，等待别人来请求伴舞的妇人——基蒂从来不属于那群妇人——的时候，就有人来请求和她跳华尔兹舞，而且是一个最好的舞伴，跳舞界的泰斗，有名的舞蹈指导，标致魁梧的已婚男子，叶戈鲁什卡·科尔孙斯基。他刚离开巴宁伯爵夫人，他是和她跳了第一场华尔兹舞的，于是，观察着他的王国——就是说，已开始跳舞的几对男女——他看见了刚走进来的基蒂，就迈着舞蹈指导所独有的那种特殊的、轻飘的步子飞奔到她面前，连问都没有问她愿不愿意跳，他就伸出手臂抱住她的纤细腰肢。她朝周围望望，想把扇子交给什么人，于是他们的女主人向她微笑着，接了扇子。

    “您准时来到了，多么好啊，”他对她说，抱住了她的腰，“迟到真是一种坏习气。”

    弯起她的左手，她把它搭在他的肩头上，她那双穿着淡红皮鞋的小脚开始敏捷地、轻飘地、有节奏地合着音乐的拍子在光滑的镶花地板上移动。

    “和您跳华尔兹舞简直是一种休息呢，”他对她说，当他们跳华尔兹舞开头的慢步的时候。“妙极了——多么轻快，多么précision[法：准确]。”他向她说了他差不多对所有他熟识的舞伴都说过的话。

    听了他的称赞她笑了笑，越过他的肩头继续环顾着舞厅。她不像一个仿佛觉得舞厅里一切面孔都溶成了仙境般幻影的那样初次跳舞的少女；她也不是一个舞得太多以致把舞厅里一切面孔都看熟了而且腻烦了的少女。她是介于两者之间，她很兴奋，但她也能够沉着冷静地去观察周围的一切。在舞厅的左角她看见社交界的精华聚在一起。那里有胸颈赤裸到不能再赤裸的美人丽姬，科尔孙斯基的妻子；有女主人；有克里温的秃头闪耀着，凡是有上流人的地方总可以找到他；青年人向那个方向眺望着，却不敢走近前去；在那里，她的眼睛也看见了斯季瓦，看见了穿着黑天鹅绒衣裳的安娜的优美身姿和头部。他也在那里。基蒂自从拒绝列文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用她的远视眼光，她立刻认出了他，甚至还觉察到他在看她。

    “再跳一回吗？您不疲倦吧？”科尔孙斯基说，微微有些气喘了。

    “不，谢谢您！”

    “我送您到哪里去呢？”

    “卡列宁夫人来了，我想……送我到她那里去吧。”

    “遵命。”

    于是科尔孙斯基放慢脚步跳着华尔兹舞一直向左角的人群舞去，一面不断地在说：“Pardon，mesdames，pardon，parBdon，mesdames．[法语：对不起，太太们，对不起，对不起，太太们]”于是穿过花边、网纱和丝带的海洋航行着，没有触动一根羽毛，他急剧地旋转着他的舞伴，以致她那穿着薄薄的、透明长袜的纤柔脚踝露了出来，而把她的裙裾展成扇形，遮盖了克里温的两膝。科尔孙斯基鞠着躬，整了他的敞开的衬衣胸襟，就挽着她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那里去。基蒂满脸涨红，把她的裙裾从克里温的膝上拉开，于是，微微有点晕眩地向周围望着，寻找安娜。安娜并不是穿的淡紫色衣服，如基蒂希望的，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衣裳，她那看去好像老象牙雕成的胸部和肩膊，和那长着细嫩小手的圆圈的臂膀全露在外面。衣裳上镶满威尼斯的花边。在她头上，在她那乌黑的头发——全是她自己的，没有搀一点儿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三色紫罗兰花环，在白色花边之间的黑缎带上也有着同样的花。她的发式并不惹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只是常常披散在颈上和鬓边的她那小小的执拗的发鬈，那增添了她的妩媚。在她那美好的、结实的脖颈上围着一串珍珠。

    基蒂每天看见安娜；她爱慕她，而且常想像她穿淡紫色衣服的模样，但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色衣裳，她才感觉到她从前并没有看出她的全部魅力。她现在用一种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现在她才了解安娜可以不穿淡紫色衣服，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人总是盖过服装，她的衣服在她身上决不会惹人注目。她那镶着华丽花边的黑色衣服在她身上就并不醒目；这不过是一个框架罢了，令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

    她站着，像平常一样把身子挺得笔直，而当基蒂走进这一群的时候，她正在跟主人说话，她的头微微转向他。

    “不，我不苛责，”她答复某个问题说，“虽然我还不大清楚那件事，”她继续说，耸了耸肩膀，就立刻浮上温柔的庇护的微笑转向基蒂。用急速的、女性的瞥视，她打量着基蒂的服装，把头点了一点——轻微到差不多看不见，但是基蒂却理会到了——对她的装饰和容貌表示赞许之意。“你跳到这房间里来了，”她补充说。

    “这是我最忠实的助手，”科尔孙斯基说，向他以前还未曾见过面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鞠躬。“公爵小姐使舞会生色不少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跳一场华尔兹舞吧。”他说，弯了弯腰。

    “哦，你们认识吗？”他们的主人问。

    “有什么人我们不认识呢？我妻子和我像白狼一样，人人都认识我们呢，”科尔孙斯基回答。“跳一场华尔兹舞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如果可能不跳的话，我还是不跳吧，”她说。

    “但是今晚是不可能的，”科尔孙斯基回答。

    正在那一瞬间，弗龙斯基走上前来。

    “哦，今晚既然不能不跳，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她说，不理睬弗龙斯基在向她鞠躬，她急速地把她的手搭在科尔孙斯基的肩上。

    “她为什么不满意他呢？”基蒂想，看出了安娜是存心不向弗龙斯基回礼。弗龙斯基走到基蒂面前去，向她提起第一场卡德里尔舞的事，而且表示他这么久没有去看她，觉得很抱歉。基蒂一边赞赏地注视着安娜跳华尔兹，一边在听他的话。她期望他要求和她跳华尔兹，但是他竟没有这样做，她惊异地望着他。他微微红了脸，连忙请求和她跳华尔兹，但是他刚把手挽住她的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音乐就突然停止了。基蒂凝视着他那和她挨得那么近的脸，这没有得到他反应的情意绵绵的凝视，在以后好久——好几年以后——还使她为了这场痛苦的羞辱而伤心。

    “Pardon，Pardon！[法：对不起]华尔兹，华尔兹！”科尔孙斯基从这房间的另一端叫着，抓住了他最先碰到的一位年轻小姐，就开始跳起舞来。

    二十三

    弗龙斯基和基蒂绕着房间跳了好几次华尔兹。跳完华尔兹以后，基蒂走到她母亲面前去，她还没有来得及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上几句话，弗龙斯基就又走来请她跳第一场卡德里尔舞。在跳卡德里尔舞时，没有说什么意味深长的话，他们只断断续续地谈着科尔孙斯基夫妇——他诙谐地把他们描绘成可爱的四十岁的小孩，谈着未来的公共剧场，只有一次，当他和她谈起列文，问他还在不在，而且补充说他很喜欢他的时候，谈话才触动了她的心。但是基蒂对于卡德里尔舞并没有抱着很大期望。她揪着心期待着玛佐卡舞。她想一切都得在跳玛佐卡舞时决定。他在跳卡德里尔舞时没有要求和她跳玛佐卡舞，这事实并没有扰乱了她。她相信她准会和他跳玛佐卡舞，像在以前的舞会上一样，因此她谢绝了五个青年，说她已经和别人约好了跳玛佐卡舞。整个舞会，直到最后一场卡德里尔舞，在基蒂看来都好像一种欢乐的色彩、音响和动作的幻境。她只在感觉得太疲倦了，要求休息的时候，这才停下来。但是当她正在和一个她无法拒绝的讨厌的青年跳最后一场卡德里尔舞的时候，她偶然做了弗龙斯基和安娜的vis－à－vis[法：对舞者]。她从晚会开始以后就没有遇见过安娜，而现在她突然又用一种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了。她在她身上着出了她自己那么熟悉的那种由于成功而产生的兴奋神情；她看出安娜因为自己引起别人的倾倒而陶醉。她懂得那种感情，懂得它的征候，而且在安娜身上看出来了；看出了她眼睛里的颤栗的、闪耀的光辉，不由自主地浮露在她嘴唇上的那种幸福和兴奋的微笑，和她的动作的雍容优雅、准确轻盈。

    “谁使得她这样的呢？”她问自己。“大家呢，还是一个人？”和她跳舞的那位困窘的青年讲话乱了头绪，她也不给他提词，她表面上服从着科尔孙斯基的号令，他先叫大家绕个grandrond[法：大圈]，然后拖成一条chaine[法：链条]，同时她却尽量观察着，她的心越来越痛了。“不，使她陶醉的不是众人的赞赏，而是一个人的崇拜。而那一个人是……难道是他吗？”每次他和安娜说话的时候，喜悦的光辉就在她眼睛里闪耀，幸福的微笑就弯曲了她的朱唇。她好像在抑制自己，不露出快乐的痕迹，但是这些痕迹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在她的脸上。“但是他怎样呢？”基蒂望了望他，心中充满了恐怖。在基蒂看来那么明显地反映在安娜的脸上的东西，她在他的脸上也看到了。他那一向沉着坚定的态度和他脸上那种泰然自若的表情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每当他朝着她的时候，他就微微低下头，好像要跪在她面前似的，而在他的眼睛里只有顺服和恐惧的神情。“我不愿得罪你，”他的眼光好像不时地说，“但是我又要拯救自己，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他脸上流露着，一种基蒂以前从来不曾见过的神色。

    他们在谈着共同的熟人，谈论着最无关紧要的话，但是在基蒂看来，好像他们说的每句话都在决定着他们和她的命运。而奇怪的就是实际上他们虽然在谈论着伊万·伊万诺维奇的法语讲得多么可笑，以及叶列茨基小姐怎样可以选择到更佳的配偶，但是这些话对于他们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他们也正如基蒂一样地感觉到了。整个舞会，整个世界，在基蒂心中一切都消失在烟雾里了。只是她所受的严格的教养支持着她，强迫她做别人所要求她的一切，就是跳舞、应酬、谈话、甚至微笑。但是在跳玛佐卡舞之前，当他们开始排好椅子，而几对舞伴正从小房间走进大厅来的时候，一种失望和恐怖的时刻临到了基蒂身上。她拒绝了五个请她伴舞的人，而现在她却没有跳玛佐卡舞的舞伴了。她连被人请求伴舞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她在社交界是这样成功，谁都不会想到她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约好和她跳舞。她想对她母亲说她身体不舒服，要回家去，但是她又没有力量这样做。她的心碎了。

    她走到小客厅尽头，颓然坐在安乐椅里。她的薄薄的、透明的裙子像一团云一样环绕着她的窈窕身躯；一只露出的、纤细柔嫩的少女的手臂无力地垂着，沉没在她的淡红色裙腰的皱襞里；在另一只手里她拿着扇子，用迅速的、急促的动作扇着她的燥热的脸。虽然她好像一只蝴蝶刚停在叶片上，正待展开彩虹般的翅膀再向前飞，但她的心却被可怕的绝望刺痛了。

    “也许我误会了，也许不是那样吧？”于是她又回想着她所目击的一切。
    “基蒂，怎么回事？”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悄悄地踏着地毯走到她面前，说。“我不明白呢。”
    基蒂的下唇颤栗起来了，她急速地立起身来。
    “基蒂，你不去跳玛佐卡舞吗？”
    “不，不，”基蒂用含泪的颤栗声音说。
    “他当着我的面请她跳玛佐卡舞，”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知道基蒂会懂得“他”和“她”指的是“谁”。“她说：‘哦，您不和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跳吗？’”
    “啊，与我无关呢！”基蒂回答。
    除了她自己，谁也不了解她的处境，谁也不知道她昨天刚拒绝了一个她也许热爱的男子，而且她拒绝他完全是因为她轻信了另一个。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找到和她一道跳玛佐卡舞的科尔孙斯基，叫他去请基蒂伴舞。

    基蒂加入第一组跳舞，她庆幸她可以不要讲话，因为科尔孙斯基不停地奔走着指挥着他的王国。弗龙斯基和安娜差不多就坐在她对面。她用远视的目光望着他们，当大家跳到一处来的时候，她就逼近地观察他们，而她越观察他们，她就越是确信她的不幸是确定的了。她看到他们感觉得在这挤满了人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弗龙斯基一向那么坚定沉着的脸上，她看到了一种使她震惊的、惶惑和顺服的神色，好像一条伶俐的狗做错了事时的表情一样。

    安娜微笑起来，而她的微笑也传到了他的脸上。她渐渐变得沉思了，而他也变得严肃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基蒂的眼光引到安娜的脸上。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脖颈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鬈发是迷人的，她的小脚小手的优雅轻快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但是在她的迷人之中有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

    基蒂比以前越来越叹赏她，而且她也越来越痛苦。基蒂感觉得自己垮了，而且她的脸上也显露出这一点来。当弗龙斯基跳玛佐卡舞时碰见她的时候，他没有立刻认出她来，她的模样大变了。

    “多愉快的舞会啊！”他对她说，只是为了应酬一下。
    “是的，”她回答。
    玛佐卡舞跳到一半的时候，重复跳着科尔孙斯基新发明的复杂花样，安娜走进圆圈中央，挑选了两个男子，叫了一位太太和基蒂来。基蒂走上前去的时候恐惧地盯着她。安娜眯缝着眼睛望着她，微笑着，紧紧握住她的手，但是注意到基蒂只用绝望和惊异的神情回答她的微笑，她就扭过脸去不看她，开始和另一位太太快活地谈起来。
    “是的，她身上是有些异样的、恶魔般的、迷人的地方，”
    基蒂自言自语。

    安娜不打算留在这里晚餐，但是主人开始挽留她。
    “得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科尔孙斯基说，把她的露出的手臂挽到他的燕尾服的袖子底下，“我打算大大地来一次科奇里翁舞[卡德里尔舞的一种变种]呢！Unbijou[法：迷人]！”

    他慢慢地向前移动，竭力想拉她一道走。他们的主人赞许地微笑着。
    “不，我不能在这里久留了，”安娜微笑着回答，虽然她脸上带着微笑，但是科尔孙斯基和主人从她的坚定的声调里都听出来她是留不住的了。

    “不，实在说，我在莫斯科你们的舞会上跳的舞比我在彼得堡整整一冬天跳的还要多呢，”安娜说，回头望着站在她旁边的弗龙斯基。“我动身之前得稍稍休息一下。”
    “那么您明天一定要走吗？”弗龙斯基问。
    “是的，我打算这样，”安娜回答，好像在惊异他的询问的大胆；但是当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中的压抑不住的、战栗的光辉和她的微笑使他的心燃烧起来了。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没有留下用晚餐，就回家去了。

    二十四

    “是的，我是有些令人讨厌的可憎的地方，”当列文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向他哥哥的寓所走去的时候，他想。“我落落寡合。这是骄傲，人家说。不，我并不骄傲。假使我有点骄傲，我就不会使自己落到那种地步了，”他想像着弗龙斯基，他幸福、善良、聪明而又沉着，决不会陷于像他今晚所处的那种可怕的境地。“是的，她一定会挑选他。这是一定的，我不能埋怨谁，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都是我自己不好。我有什么权利以为她愿意和我结成终身伴侣呢？就是什么人，我算个什么？是一个谁都不需要、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一无可取的人呀。”于是他回想起他哥哥尼古拉，愉快地沉浸在这种回忆里。“他说世上的一切都是污秽丑恶的，这话不是很对吗？我们对于尼古拉哥哥的判断未必很公平吧？自然，照普罗科菲——他只看见他穿着破大衣，带着醉意——的观点看来，他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人；但是我所知道的他的确两样一点。我了解他的心灵，而且知道我和他很相像。而我竟没有去探望他，倒来赴宴，到这里来了。”列文走到路灯下，看了看写在袖珍簿上的他哥哥的住址，于是雇了辆马车。在赴他哥哥寓所的长途中，列文历历在目地回忆着他所熟知的他哥哥尼古拉一生中的一切事件。他想起他哥哥在大学时代和在毕业后的一年中间，怎样不顾同学们的讥笑，过着修道士一般的生活，严格地遵守一切宗教仪式、祭务和斋戒，避免各种各样的欢乐，尤其是女色；后来，他又怎样突然变得放荡起来，他交结上一班最坏的人，沉溺于荒淫无度中。随着他想起了他虐待小孩那桩不名誉的事件：他从乡下带了一个小孩来抚养，在盛怒之下，这么凶狠地殴打了他，以致由于他非法殴伤人而受到控告。他又回忆起他和一个骗子的纠葛，他输给那骗子一笔钱，付了一张支票，过后他又把他告了，告发他欺骗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替他付的就是这笔钱）。接着他又想他怎样为了在街上扰乱公共秩序而在拘留所里关过一夜。他想起他为了没有分给他应得的一份他母亲的遗产而企图控告他的长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件可耻的诉讼，和以后他到西部地方任职的时候，为了殴打当地长老而受了审判最后那桩不名誉的事件……这一切都是叫人十分厌恶的，但是列文并不觉得那么厌恶，像那些不了解尼古拉，不了解他的经历，不了解他的心肠的人们所必然会感觉到的那样。

    列文想起了当尼古拉在虔敬的时期，斋戒，修道和礼拜的时期，当他求助于宗教来抑制他的情欲的时候，大家不但不鼓励他，反而都讥笑他，连列文自己也在内。他们打趣他，叫他“诺亚[上帝因人类犯罪而发洪水毁灭了全人类，只有诺亚和他一家人在方舟中得救。见《圣经·旧约·创世记》]”，“和尚”，等到他变得放荡起来的时候，谁也不帮助他，大家都抱着恐怖和厌恶的心情避开他。

    列文觉得，不管他哥哥尼古拉的生活怎样丑恶，在他的灵魂中，在他的灵魂深处却并不比轻视他的人们坏多少。他生来具有放荡不羁的气质，而且才智有限，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他始终是想做好人的。“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毫不隐瞒，我要使得他也毫不隐讳地说话，我要向他表示我爱他，因此也了解他。”当列文在将近十一点钟抵达他写下地址的那个旅馆的时候，他暗自下了决心。

    “在楼上十二号和十三号，”门房回答列文的询问。
    “在家吗？”
    “准在家。”
    十二号的门半开着，从里面一线灯光中飘浮出来廉价的劣等烟草的浓雾，传来列文所不熟悉的声音；但是他立刻听出来他哥哥在那里；他听见他的咳嗽声。

    当他走进门口的时候，那不熟悉的声音在说：“那全靠办事有多么精明和熟练来决定。”

    康斯坦丁·列文朝门里面望了一眼，看见说话的是一个穿着短外衣、头发浓密的青年，还有一个穿着没有翻领也没有套袖（当时上流社会的妇女在领子和衣袖上总是围着一些白色的东西）的毛布连衣裙的麻脸女人坐在沙发上，却看不见他哥哥。康斯坦丁想到他哥哥和那么一些奇怪的人一起生活，心里感到剧烈的创痛。没有谁听到他的脚步声，康斯坦丁脱下套鞋，听见那位穿着短外衣的先生在说些什么。他在谈某种企业——

    “哦，该死的特权阶级，”他哥哥的声音回答，咳嗽了一声。“玛莎！给我们拿晚饭来，并且拿点酒来，如果还有剩的话；要不然就出去买去。”

    那女人起身，走到隔断外面，看见了康斯坦丁。

    “有一位先生，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她说。

    “您找什么人？”尼古拉·列文的声音生气地说。

    “是我，”康斯坦丁·列文回答，向亮处走来。

    “我是谁？”尼古拉的声音更加生气地说。可以听到他急忙地起身，绊了什么东西的声音；列文在门对面看到他哥哥那双吃惊的大眼睛和那高大瘦削的佝偻身材，那样子，他是那么熟悉，但那怪相和病态却又使他惊讶。

    他比三年前康斯坦丁·列文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更消瘦了。他穿着一件短外衣，他的手和宽大的骨骼似乎越发大了。他的头发变得稀疏了，那和以往一样挺直的胡髭遮到嘴唇上，那和以往一样的眼睛奇异和天真地凝视着来客。

    “噢，科斯佳[康斯坦丁的小名]！”他突然叫道，认出了他弟弟，他的眼睛喜悦得闪着光辉。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回头望着那青年，把他的脖颈和头痉挛地动了一下，好像领带勒痛了他似的，这种动作康斯坦丁是那么熟悉；于是一种异样的表情，狂暴、痛苦、残酷的表情浮露在他的憔悴的脸上。

    “我给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写了信，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想认识你们。你有什么事？你们有什么事？”

    他完全不像康斯坦丁想像的那样。康斯坦丁·列文想到他的时候，把他性格中最坏而又最讨厌的部分，就是使人难以和他相处的地方忘记了，而现在，当他见了他的面，特别是看见了他的头的痉挛动作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一切来。

    “我来看你并没有什么事，”他畏怯地回答。“我只是来看看你。”

    他弟弟的畏怯显然使尼古拉软化了。他的嘴唇颤抖着。

    “哦，这样吗？”他说。“那么，进来，请坐。要吃晚饭吗？玛莎，拿三份晚饭来。不，停一停。你知道这位是谁吗？”他指着那位穿短外衣的先生，向他弟弟说，“这是克里茨基先生，从我在基辅的时候起就是我的朋友，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他，自然，受到警察的迫害，因为他不是坏人。”

    于是他依照惯常的习癖向房间里每个人环顾了一下。看见站在门边的女人要走的样子，他向她叫道，“等一等，我说。”带着康斯坦丁熟悉的他那种不善辞令、语无伦次的样子，他向大家又环顾了一下，就开始对他弟弟说起克里茨基的经历来：他怎样为创办贫寒大学生互助会和星期日学校而被大学开除（星期日学校是为工厂的工人举办的学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革命者把星期日学校看做“到民间去”的一种形式。一八七四年警务部长巴林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递呈了报告《革命宣传在俄国的胜利》，星期日学校就受到严厉的监视。许多大学生因为参加星期日学校的工作而被大学开除）；他后来怎样在国民学校当教员，以及他怎样又被那里赶走，后来还吃了一场官司——

    “你是基辅大学的吗？”康斯坦丁·列文对克里茨基说，为的是要打破随之而来的难堪的沉默。
    “是，我是基辅大学的，”克里茨基生气地回答，他的脸色变得阴沉了。
    “这个女人，”尼古拉·列文打断他，指着她说。“是我生活的伴侣，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我把她从妓院领出来的，”他这么说时又扭动了一下脖子。“但是我爱她而且尊敬她，谁想要同我来往，”他补充说，提高声调，皱起眉头，“我就请求他爱她而且尊敬她。她就和我的妻子一样，反正是一样。这样你现在就明白你在同什么人交往了。要是你以为降低了自己的身份，那么好，你就给我出去。”

    他的眼光又搜索般地在所有的人身上扫过。

    “我为什么会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呢，我不明白。”

    “那么，玛莎，叫他们开晚饭来：三份，伏特加和葡萄酒……不，等一等……不，没有关系……去吧。”

    二十五

    “你看，”尼古拉·列文继续说，皱紧眉头，抽搐着。要考虑怎样说怎样做，在他显然是困难的。“这里，你看……”他指着用绳子捆起来放在房间角落里的一束铁条。“你看到那个吗？那就是我们正在着手进行的新事业的开端。这是一个生产协会……”

    康斯坦丁差不多没有听他说话。他凝视着他的病态的、患肺病的脸孔，越来越替他难过了，他不能强迫自己听他哥哥说的关于协会那一套话。他看出来这个协会不过是个救生圈，使他不至于自暴自弃罢了。尼古拉·列文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资本家压榨工人。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担负着全部劳动的重担，而且他们的境地是，不管他们做多少工，他们还是不能摆脱牛马一般的状况。劳动的全部利润——他们本来可以靠这个来改善他们的境遇，获得空余的时间，并且从而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的——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剥夺去了。而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他们的活儿干得越多，商人和地主的利润就越大，而他们到头来还是做牛马。这种制度应当改变，”他说完了话，就询问般地望着他弟弟。

    “是的，当然，”康斯坦丁说，望着浮泛在他哥哥突出的颧骨上的红晕。

    “所以我们创设了一个钳工劳动组合，在那里一切生产和利润和主要的生产工具都是公有的。”

    “那个劳动组合将设在什么地方呢？”康斯坦丁·列文问。

    “在喀山省沃兹德列姆村。”

    “可是为什么设在村里呢？在村里，我想，要做的工作本来就够多的了。为什么钳工劳动组合设在村里？”

    “为的是农民还跟以前一样是奴隶，这就是你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愿意人家努力把他们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缘故，”尼古拉·列文说，被他的反问激怒了。

    康斯坦丁·列文叹了口气，同时朝这阴暗龌龊的房间环顾着。这声叹息似乎更把尼古拉激怒了。

    “我知道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的贵族观点，我知道他把全部智力都用在为现存的罪恶辩护上。”

    “不，你为什么要谈起谢尔盖·伊万内奇？”列文微笑着说。

    “谢尔盖·伊万内奇？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尼古拉·列文提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名字就突然尖叫起来。“我来告诉你吧……但是讲有什么用呢？只有一件事……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你轻视这种事，那也听你的便，——走吧，看上帝份上走吧！”他尖叫着，从椅上站起来。“走吧，走吧！”

    “我一点也不轻视，”康斯坦丁·列文畏怯地说。“我甚至也不想争辩。”

    正在这时，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回来了。尼古拉·列文忿怒地朝她望着。她连忙走上他面前去，耳语了一句什么。

    “我身体不好，我变得容易冒火，”尼古拉·列文说，稍稍镇静了一点，痛苦地呼吸着。“你和我谈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他的论文。那是一派胡言，谎话连篇，自欺欺人。一个丝毫不懂正义的人怎样可以写关于正义的文章呢？您读过他的论文吗？”他问克里茨基，又在桌旁坐下，推开撒满半桌的纸烟，以便腾出地位来。

    “我没有读过。”克里茨基阴郁地回答，显然不愿参加这场谈话。

    “为什么没有？”尼古拉·列文现在又迁怒于克里茨基了。

    “因为我觉得用不着把时间浪费在那上面。”

    “啊，对不起，你怎么知道是浪费时间呢？那篇论文对许多人来说是太深奥了——就是说，他们领会不了。但是在我，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看透了他的思想，而且我知道它的毛病在哪里。”

    大家都默不作声，克里茨基从容不迫地站起来，拿起帽子。

    “您不吃晚饭吗？好的，再见！明天和钳工一同来。”

    克里茨基刚走出去，尼古拉·列文就微笑着，使着眼色。

    “他也不怎么好呢，”他说。“我自然知道……”

    但是正在这时克里茨基在门口叫他……

    “您还有什么事？”他说，走到走廊他那里去。剩下列文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一道，他就向她说话。

    “您和我哥哥在一起很久了吗？”他对她说。

    “是的，一年多了。他的身体坏得很，他喝酒喝得很多，”她说。

    “可是……他喝什么呢？”

    “喝伏特加，这对于他很不好呢。”

    “难道很多吗？”列文低语着。

    “是的，”她说，畏怯地朝门边望着，尼古拉·列文在那里出现了。

    “你们在谈什么？”他说，皱着眉，他的惊惶的眼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什么事呢？”

    “啊，没有什么，”康斯坦丁惶惑地回答。

    “啊，要是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吧。不过你跟她没有什么可谈的。她是一个娼妓，而你是一位绅士，”他说，扭动了一下脖子。

    “你全明白；我知道，你全估量过了，而且用怜悯的眼光来看我的缺点，”他又提高声音说。

    “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又走到他面前去耳语。

    “哦，好的，好的！……可是晚饭怎样了呢？噢，来了？”他说，看见端着盘子的茶房。“这里，摆在这里，”他气愤地说，立刻拿了伏特加酒，斟了一满杯，贪馋地喝了下去。“要喝一杯吗？”他向他弟弟说，马上变得快活起来了。“哦，不要再讲谢尔盖·伊万内奇了吧。无论如何，我看见你很高兴。不管怎样说，我们不是外人。来，喝一杯吧。告诉我你在做些什么，”他继续说，贪馋地咀嚼着一片面包，又斟满了一杯。

    “你过得怎样呢？”

    “我还跟从前一样一个人住在乡下。我忙着经营农业，”康斯坦丁回答，吃惊地注视着他哥哥又吃又喝的馋相，却又竭力装做没有看见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没有机会，”康斯坦丁回答，微微涨红了脸。

    “为什么没有？对于我……一切都完了！我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但是这我已经说过，而我还是要说，假使我的那份财产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了我的话，我的整个生活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了。”

    康斯坦丁赶紧改变话题。

    “你知道你的万纽什卡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我的账房做办事员吗？”

    尼古拉扭动了一下脖子，沉没在深思里了。

    “是的，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现在的情形告诉我吧。房子还是老样子吗，还有桦树和教室呢？园丁菲利普，他还活着吗？我简直终生忘不了那亭子和沙发啊！留心房子里不要有一点变动，赶紧结婚，使一切都恢复原来的模样。这样我一定来看你，要是你的妻子人也很好的话。”

    “现在就来吧，”列文说。“我们将安排得多么惬意呵！”

    “要是我知道一定不会遇见谢尔盖·伊万内奇，我就来看你。”

    “你不会在那里遇到他，我完全不依赖他生活。”

    “是的，但是不管你怎么说，你总得在我和他两人中间选择一个，”他说，胆怯地盯着他弟弟的面孔。这胆怯的样子打动了康斯坦丁。

    “假使你愿意听听我在这方面的真心话，我告诉你，在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的争论中我对任何一方都不偏不向。你们两方都不对。你的不对是在表面上，而他是在内心里。”“噢，噢！你明白了，你明白了吗？”尼古拉快活地叫道。
    “但是我个人更重视和你的友谊。因为……”
    “为什么，为什么？”
    康斯坦丁不能够说他重视这个是因为尼古拉是不幸的，需要友情。但是尼古拉知道这正是他要说的话，于是愁眉紧锁，又拿起伏特加酒瓶来。

    “够了，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伸出她那肥胖的、赤裸的胳臂去拿酒瓶。
    “别管！别纠缠不休！我要打你啦！”他叫着。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流露出柔和温厚的微笑，感动得尼古拉也露出笑容，她拿到了酒瓶。

    “你以为她什么都不懂吗？”尼古拉说。“她比我们任何人都懂得多。她不是真的有些善良可爱的地方吗？”

    “您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莫斯科吗？”康斯坦丁对她说，只是为了找点话说而已。

    “你可不要和她客气。这会吓慌她。除了那位因为她要脱离妓院而审问过她的保安官以外，再也没有人对她这样客气地说过话。天啊，这世界上多么没有意思啊！”他突然叫道。

    “这些新机关，这些保安官、县议会，这一切是多么可恶啊！”

    于是他开始详细叙述他和新机关的冲突。

    康斯坦丁·列文倾听着他的话，在否定一切公共机关这点上，他和他哥哥是抱着同感的，而且他自己也常常说的，但是现在从他哥哥嘴里说出来，他就感觉得不愉快了。

    “到阴间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切的，”他开玩笑地说。

    “到阴间？噢，我不喜欢什么阴间！我不喜欢，”他说，他那吃惊的怪异的眼光紧盯着他弟弟的脸。“人总以为逃脱一切卑鄙龌龊——不论是自己的或别人的——是一件快事，但我却怕死，非常怕死。”他颤抖着。“喝点什么吧。你喜欢香槟吗？或者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走走？我们到茨冈那里去吧！你知道我变得非常爱好茨冈和俄国歌曲呢。”

    他说话语无伦次了，东一句西一句的。康斯坦丁靠着玛莎的帮助，总算劝阻住他没有到外面什么地方去，而把他安顿到床上，他已经烂醉如泥了。

    玛莎答应有事的时候就写信给康斯坦丁，并且劝尼古拉·列文到他弟弟那里去住。

    二十六

    康斯坦丁·列文早晨离开莫斯科，傍晚就到了家。一路上他在火车里和邻座的旅客谈论着政治和新筑的铁路，而且，像在莫斯科时的情形一样，他因为自己思路混乱，对自己不满，和某种羞耻心情而感到苦恼。但是当他在自己家乡的车站下了车，看见了他那翻起外衣领子的独眼车夫伊格纳特的时候；当他在车站的朦胧灯光下看见他的垫着毛毯的雪橇，他的系住尾巴、套上带着铃铛和缨络的马具的马的时候；当车夫伊格纳特一面把他的行李搬上车来，一面告诉他村里的消息，告诉他包工头来了，帕瓦养了小牛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他的混乱心情渐次澄清，而羞耻和对自己不满的心情也正在消失。他一看见伊格纳特和马就这样感觉到了；但是当他穿上给他带来的羊皮大衣，裹紧身子坐在雪橇里，驱车前进，一路上想着摆在面前的村里的工作，凝视着拉边套的马（那曾经做过乘骑的，现在虽然衰老了，但始终是一匹顿河产的剽悍的骏马）的时候，他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了。他感到自在起来，不再作分外之想了。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要变得比从前更好一些。第一，他下决心从此不再希望结婚能给予他罕有的幸福，因此也不再那么轻视他现有的东西。第二，他再也不让自己沉溺于卑劣的情欲中，在他决心求婚的时候，回想起过去的情欲曾经使他那么苦恼。接着又想起他哥哥尼古拉，他暗自下了决心再不让自己忘记他，他将跟踪他，不要不知他的去向，这样，在他遭到不幸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帮助他。他感觉得，那事不久就要发生了。接着，他哥哥讲到关于共产主义那一番话，他听的时候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现在却使他思考起来了。他认为经济改革是无稽之谈；但是他始终觉得他自己的富裕和农民的贫困两相比较是不公平的，现在他下决心为了使自己心安起见，虽然他过去很勤劳而且生活过得并不奢侈，但是他以后要更勤劳，而且要自奉更俭朴。这一切在他看来是那么容易实行，以致他一路上都沉浸在最愉快的幻想中。怀着对更美好的新生活的愉快的希望，他在晚上八点多钟到了家。

    房子前面小广场上的积雪被他的老乳母，现在在他家做女管家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寝室窗子里的灯光照耀着，她还没有睡。库兹马被她叫醒了，赤着脚半睡不醒地跑出来，跑到台阶上。一只塞特尔种母猎犬拉斯卡，也跳了出来，差一点把库兹马绊倒，它吠叫着，挨着列文的膝头跳跃着，想把它的前爪放到他的胸脯上，却又不敢那样。

    “您这么快就回来了，老爷！”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我想家呢，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作客固然不错，但是在家里更好，”他回答，走进书房。

    书房被拿进去的蜡烛慢慢地照亮了。各种熟悉的物件显露在眼前：鹿角、书架、镜子、早就该修理的装着通风口的火炉、他父亲的沙发、大桌子、摆在桌上的一本摊开的书、破烟灰碟、一本有他的笔迹的抄本。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一刹那间怀疑袭上他的心头，他对梦想了一路的建立新生活的可能性怀疑起来了。他的生活的这一切痕迹好像抓住了他，对他说：“不，你不会离开我们，你不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你还会和从前一样的：老是怀疑，永远不满意自己，徒劳无益地妄想改革，结果总是失败，永远憧憬着你不会得到、而且不可能得到的幸福。”

    这些东西就是对他这样说的，但是他心里的另一种声音却对他说不应当墨守成规，要尽力而为。听从了这声音，他走到放着一对两普特重的哑铃的角落里去，像运动员似地举起它们，竭力使自己振作起来。门外有脚步声，他急忙放下哑铃。

    管家走进来，说谢谢上帝，一切都很好；但是报告说荞麦在新烘干机里稍稍烘焦了一点。这个消息激怒了列文。新烘干机是列文设计的，而且一部分还是他发明的。管家一向反对烘干机，而现在宣告荞麦被烘焦了，就带着被压抑着的幸灾乐祸心情。列文坚信如果荞麦被烘焦了，那也只是因为没有采取他的办法，这他曾经叮嘱了几百次。他恼了，责备起管家来。但是有件重大喜事：帕瓦，他在展览会用高价买来的一头良种的、顶贵重的母牛，养了小牛了。

    “库兹马，把羊皮大衣给我。你吩咐人拿一盏灯笼来。我要去看看它，”他对管家说。

    饲养贵重母牛的牛棚就在房子后面。穿过院落，经过紫丁香树下的雪堆，他走到牛棚。当冻住的门打开的时候，一股热烘烘的牛粪气味扑鼻而来，那群母牛，看到未见惯的灯笼的光都惊骇起来，在新鲜稻草上骚动起来。他瞧见那头荷兰牛的宽阔、光滑、有黑白花的背脊。牡牛别尔库特套着鼻环卧在那里，好像要站起来的模样，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仅仅在他们经过它身边时喷了两下鼻息。红美人儿帕瓦，大得像河马一样，背向他们，护着小牛不让他们看到，一面在它身上到处嗅着。

    列文走进牛棚，审视着帕瓦，把红白花小牛扶起来，使它用细长的、蹒跚的腿站稳。焦急不安的帕瓦正要吼叫起来，但是当列文把小牛推到它身边的时候，它这才安下心来，沉重地舒了一口气，开始用粗糙的舌头舐它。小牛摸索着，把鼻子伸到母亲的Rx房下，摇着尾巴。

    “拿灯来，费奥多尔，这边，”列文说，打量着小牛。“像母亲！虽然毛色像父亲；但是那没有什么。好极了。腰又长又宽。瓦西里·费奥多洛维奇，它不是很出色吗？”他对管家说，由于他喜欢这头小牛的缘故，关于荞麦的事，他已经完全饶恕他了。

    “它怎么会不好呢？啊，包工头谢苗在您走后第二天就来了。我们得雇下他来，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机器的事我已经告诉您了。”

    单是这个问题就使列文陷入繁琐的农务中，那农务是规模宏大，而又极其复杂的。他从牛棚一直走到账房，跟管家和包工头谢苗谈了一会之后，他就回到房里，径自走到楼上的客厅。

    二十七

    这是一所宽敞的旧式房子，虽然只有列文一个人居住，但是整个房子他都使用着，而且都生上火。他知道这未免有些傻，而且也知道这太过分了，违反他现在的新计划，但是这所房子对于列文来说是整个的世界，这是他父母生死在这里的世界。他们过着在列文看来是完美无缺的理想生活，他曾梦想和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一同重新建立那样的生活。

    列文差不多记不得他母亲了。她给他的印象在他来说是一种神圣的记忆，而他想像中的未来妻子必然是像他母亲那样优美圣洁的理想的女人的副本。

    他不但不能撇开结婚来设想对于女性的爱情，他首先想像家庭，其次才想像能给予他家庭的女性。所以他的结婚观和他的大多数熟人的完全两样，在那些人看来，结婚只是日常生活中无数事情之一；在列文，这是人生大事，终生的幸福全以它为转移。而现在他却不能不抛弃这个了。

    他走进他平素喝茶的小客厅，在扶手椅上坐下，拿着一本书，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给他端来了茶，照例说了声，“哦，我要坐一会呢，老爷，”就坐在窗旁一把椅子上，这时候，说来也奇怪，他感觉到他还是没有抛弃他的梦想，而且没有这些梦想他就不能生活。不管是和她或是和旁的女性，总归是要成为事实的。他读着书，思索着他所读到的东西，时而停下来听喋喋不休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话；但同时未来的家庭生活和事业的各种景象毫不连贯地浮现在他的想像中。他感觉得在他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已经稳定下来，抑制住了，平静下来了。

    他听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谈起普罗霍尔怎样忘记了上帝，拿列文给他买马的钱一味去喝酒，把他的老婆打得半死；他一面听，一面读书，回想着由于读书而引起的一系列思想。这是丁铎尔[1820—1893，物理学家]的《热学》。他想起他曾批评过丁铎尔对于他的实验本领过分自负和缺乏哲学眼光。突然一个愉快的思想涌上他的心头：“两年之后我可以有两头荷兰牛，帕瓦自己也许还活着，别尔库特的十二个小女儿，再加上这三头牛——妙极了！”他又拿起书本。

    “不错，电和热是同样的东西；但是能够在方程式中用某种量代替另一种量来解决任何问题吗？不能。那么怎么办呢？一切自然力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用直觉感知的……要是帕瓦的女儿长成一头红白花母牛，这一群牛，其中再加上这三头牛，那就特别好啦！妙极了！同我的妻子和客人一道出去参观那群牛……我的妻子说，‘科斯佳和我照顾那小牛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哩。’‘你对这个怎么会那样感兴趣呢？’客人说。‘凡是他感兴趣的事情我都感到兴趣呢。’但是她是谁呢？”于是他想起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哦，怎么办呢？……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现在一切都要按照新的路线进行。说生活不允许这样，过去不允许这样，全是无稽之谈。应该努力生活得更好，好得多……”他抬起头，沉溺在梦想里。老拉斯卡，还没有完全领略到主人归来的欢喜，跑到院子里吠了几声，就带着新鲜空气的芳香摇着尾巴跑回来，走到他面前，把头伸在他手下，哀叫着，要求他抚摸。

    “它只是不会说话，”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它不过是一条狗，可是它也知道主人回来了，而且知道他闷闷不乐哩。”

    “为什么闷闷不乐呢？”名利场

    “难道我还看不出吗，老爷？我这个年纪应该懂得老爷们了。哦，我从小就和他们一起长大的。不要紧，老爷，只要身体健康，问心无愧就好。”

    列文凝神望着她，她这样了解他的心思，倒使他不胜诧异了。

    “要我再给您倒一杯茶吗？”她说，端着他的茶杯走出去。

    拉斯卡依然把头伸在他手下。他抚摸它，它立刻蜷伏在他脚旁，把头搁在伸出去的后脚上。好像表示现在一切都美满了似的，它稍稍张开嘴巴，吮着嘴唇，把粘糊糊的嘴唇安放得更舒适地包住它的衰老牙齿，它在幸福的安宁里静下来了。列文留神注视着它最后的一个动作。

    “我就是这样，”他暗自说；“我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很圆满。”

    二十八

    舞会后第二天清早，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打了个电报给她丈夫，说她当天就离开莫斯科。

    “不，我一定要走，我一定要走，”她用那么一种声调向她嫂嫂说明她为什么改变了计划，好似她忽然记起了她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一样。“不，实在还是今天走的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在家吃饭，但是他约定了在七点钟回来送他妹妹。

    基蒂也没有来，只送来了一个字条说她头痛。只有多莉和安娜跟孩子们和英国女教师一道吃饭。不知道是孩子们易变呢，还是他们很敏感，感觉出来那天安娜变得跟他们那么爱她的时候有点两样，而且感觉出来她不再关心他们呢，——总之他们忽然不再和姑母游戏，不再爱她了，而对于她走也就十分淡漠了。安娜一早上都在忙着作动身的准备。她写信给莫斯科的熟人们，记下账目，收拾行李。多莉总觉得她心绪不宁，而且带着烦恼的心情，那种心情多莉自己也体验过，那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多半包含着对自己的不满。饭后，安娜走到自己房里去换衣服，多莉跟在她后面。

    “今天你多么异样啊！”

    “我？你这样觉得吗？我没有什么异样，我只是有点别扭。我常常这样。我真想哭出来。这真傻极了，但是一会就会好的，”安娜迅速地说，她把变红了的面孔俯向一个小提包，她正在把一顶睡帽和几条细纱手帕装进提包里。她的眼睛格外发亮，频频盈溢着眼泪。“就像我当时不愿意离开彼得堡一样，现在我又不愿意离开这里了。”

    “你到这里来，做了一件好事，”多莉说，凝神望着她。

    安娜眼泪汪汪地向她望着。

    “别这样说，多莉。我没有做什么，也做不出什么。我常常奇怪人们为什么要联合一致地来宠坏我。我做了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呢？你心里有足够的爱来饶恕……”

    “假使没有你，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呢！你多幸福呵，安娜！”

    多莉说。“你的心地是光明磊落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skeletons[英：隐私]，像英语所说的。”

    “你没有什么skeletons，你有吗？你的一切都是那么明白。”

    “我有！”安娜突然说，于是意外地流过眼泪之后，一种狡狯的、讥讽的微笑使她的嘴唇缩拢了。

    “哦，你的skeletons至少很有趣，不忧郁。”多莉笑着说。

    “不，很忧郁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走，不在明天？这事坦白说出来是叫我很难受的；我要向你说，”安娜说，果断地往扶手椅里一靠，正视着多莉的脸。

    多莉看到安娜的脸一直红到耳根，直到她脖颈上波纹般的乌黑鬈发那里，这可使她惊骇了。

    “是的，”安娜继续说。“你知道基蒂为什么不来吃饭？她嫉妒我。我破坏了……这次舞会对于她不是快乐反而是痛苦，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是实在说起来，并不是我的过错，或者是我的一点儿小过错，”她说，细声地拖长“一点儿”三个字。

    “啊，你说这话多像斯季瓦啊！”多莉笑着说。

    安娜感到受了委屈。

    “啊不，啊不！我可不是斯季瓦，”她说，愁眉紧锁。“我所以对你说，就因为我不容许我自己对自己有片刻的怀疑，”

    安娜说。

    但是就在她说这话那一瞬间，她已经感到这并不是真话；她不但怀疑自己，而且她一想到弗龙斯基就情绪激动，她所以要比预定的提早一点走，完全是为了避免再和他会面。

    “是的，斯季瓦告诉我你和他跳了玛佐卡舞，而他……”

    “你想像不出这一切弄得多么可笑。我原来只想撮合这门婚事的，结果完全出人意外。也许违反我的本意……”

    她涨红了脸，停住了。
    “啊，他们立刻觉察出来了！”多莉说。

    “但是假如在他那方面有什么认真的地方，我就会失望了，”安娜打断她。“我相信都会忘记这件事的，基蒂也就不会再恨我。”

    “总之，安娜，老实说，我并不怎么希望基蒂结成这门婚事。假使他，弗龙斯基能够一天之内就对你钟情，那么这门婚事还是断了的好。”

    “啊，天啊，那样就太傻了，”安娜说，当她听见了萦绕在她心中的思想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愉悦的红晕又泛露在她的脸上了。“我现在离开这里，和我那么喜欢的基蒂成了敌人，噢！她是多么可爱啊！但是你有办法补救的吧，多莉？呃？”

    多莉几乎禁不住笑了起来。她爱安娜，但是她看到她也有弱点，觉得很高兴。
    “敌人？那是决不会的。”

    “我那样盼望你们大家都爱我，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而现在我更加爱你们了，”安娜眼泪盈眶地说。“噢，我今天多傻啊！”

    她用手帕抹了一下脸，开始穿起衣服来。

    正在动身那一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姗姗来迟地回来了，他红光满面，散发出酒和雪茄的气味。

    安娜的情绪感染了多莉，当她最后一次拥抱她小姑的时候，她低低地说：

    “记住，安娜，你给我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记住我爱你，而且永远爱你，把你当作我最亲爱的朋友！”

    “我不懂得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安娜说，吻她，遮掩着眼泪。

    “你过去了解我，你现在也了解我。再见，我的亲爱的！”

    二十九

    “哦，一切都完结了，谢谢上帝！”这就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向她那堵住车厢过道，直站到第三次铃响的哥哥最后道别的时候，浮上她的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她坐在软席上安努什卡旁边，在卧车的昏暗光线中向周围环顾着。“谢谢上帝！明天我就看见谢廖沙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了，我的生活又要恢复老样子，一切照常了。”

    虽然还怀着她那一整天的烦恼心情，安娜却高兴而细心地安排好她的旅行。她用灵巧的小手打开又关上红提包，拿出一只靠枕，放在膝上，于是小心地裹住她的脚，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一个有病的妇人已经躺下睡了。另外两个妇人和安娜攀谈起来。一个胖胖的老妇人一边裹住脚，一边对火车里的暖气发表了一点意见。安娜回答了几句，但是看见谈不出什么味道来，就叫安努什卡去拿一盏灯来，钩在座位的扶手上，又从提包里拿出一把裁纸刀和一本英国小说。最初她读不下去。骚乱和嘈杂搅扰着她；而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又不能不听到那些响声；接着，飘打在左边的窗上、粘住玻璃的雪花，走过去的乘务员裹得紧紧的、半边身体盖满雪的那姿态，以及议论外面刮着的可怕的大风雪的谈话，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这一切接连不断地重复下去：老是震动和响声，老是飘打在窗上的雪花，老是暖气忽热忽冷的急遽变化，老是在昏暗中闪现的人影，老是那些声音，但是安娜终于开始读着，而且理解她所读的了。安努什卡已经在打瞌睡，红色小提包放在她膝上，她那一只手上戴着破手套的宽阔的双手握牢它。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读着而且理解了，但是读书可以说是追踪别人的生活的反映，因此她觉得索然寡味。她自己想要生活的欲望太强烈了。她读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看护病人的时候，她就渴望自己迈着轻轻的步子在病房里走动；她读到国会议员演说时，她就渴望自己也发表那样的演说；她读到玛丽小姐骑着马带着猎犬去打猎，逗恼她的嫂嫂，以她的勇敢使众人惊异的时候，她愿竟自己也那样做。但是她却无事可做，于是她的小手玩弄着那把光滑的裁纸刀，她勉强自己读下去。

    小说的主人公已经开始得到英国式的幸福、男爵的爵位和领地，而安娜希望和他一同到领地去，她突然觉得他应当羞愧，她自己也为此羞愧起来。但是他有什么可羞愧的呢？“我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她怀着愤怒的惊异自问。她放下书来，往后一仰靠到椅背上，把裁纸刀紧握在两手里。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她一一重温着她在莫斯科的经过。一切都是良好的、愉快的。她回想起舞会，回想起弗龙斯基和他那含情脉脉的顺从的面孔，回想起她和他的一切关系：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虽然这样，但是就在她回忆的那一瞬间，羞耻的心情加剧了，仿佛有什么内心的声音在她回想弗龙斯基的时候对她说：“暖和，暖和得很，简直热起来了呢。”“哦，那又有什么呢？”她坚决地自言自语说，在软席上挪动了一下。“那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害怕正视现实吗？哦，那有什么呢？难道在我和这个青年军官之间存在着或者能够存在什么超出普通朋友的关系吗？”她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又拿起书本来；但是现在她完全不能领会她所读的了。她拿裁纸刀在窗户玻璃上刮了一下，而后把光滑的、冰冷的刀面贴在脸颊上，一种欢喜之感突然没来由地攫住了她，使她几乎笑出来了。她感到她的神经好像是绕在旋转着的弦轴上越拉越紧的弦。她感到她的眼睛越张越大了，她的手指和脚趾神经质地抽搐着，身体内什么东西压迫着她的呼吸，而一切形象和声音在摇曳不定的半明半暗的灯光里以其稀有的鲜明使她不胜惊异。瞬息即逝的疑惑不断地涌上她的心头，她弄不清火车是在向前开，还是往后倒退，或者完全停住了。坐在她旁边的是安努什卡呢，还是一个陌生人？“在椅子扶手上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皮大衣还是什么野兽？而我自己又是什么呢？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女人？”她害怕自己陷入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但是什么东西却把她拉过去，而她是要听从它呢，还是要拒绝它，原来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的。她站起身来定一定神，掀开方格毛毯和暖和大衣上的披肩。一瞬间她恢复了镇定，明白了进来的那个瘦瘦的、穿着掉了钮扣的长外套的农民是一个生火炉的，他正在看寒暑表，风雪随着他从门口吹进来；但是随后一切又模糊起来了……那个穿长背心的农民仿佛在啃墙上什么东西，老妇人把腿伸得有车厢那么长，使车厢里布满了黑影；接着是一阵可怕的尖叫和轰隆声，好像有谁被碾碎了；接着耀眼的通红火光在她眼前闪烁，又仿佛有一堵墙耸立起来把一切都遮住了。安娜感觉得好像自己在沉下去。但是这并不可怕，却是愉快的。一个裹得紧紧的、满身是雪的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叫了一声。她立起身来定了定神；她这才明白原来是到了一个车站，而这就是乘务员。她叫安努什卡把她脱下的披肩和围巾拿给她，她披上，向门口走去。

    “您要出去吗？”安努什卡问。

    “是，我想透一透气。这里热得很呢。”

    于是她开开门。猛烈的风雪向她迎面扑来，堵住门口和她争夺车门。但是她觉得这很有趣。她开了门，走出去。风好像埋伏着等待着她，欢乐地呼啸着，竭力想擒住她，把她带走，但是她抓牢了冰冷的门柱，按住衣服，走下来，到月台上，离开了车厢。风在踏板上是很猛烈的，但是在月台上，被火车挡住，却处于静息的状态。她快乐地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含雪的空气，站立在火车旁边，环顾着月台和灯火辉煌的车站。

    三十

    暴风雪在火车车轮之间、在柱子周围、在车站转角呼啸着，冲击着。火车、柱子、人们和一切看得出来的东西半边都盖满了雪，而且越盖越厚。风暴平静了片刻，接着又那么猛烈地刮起来，简直好像是不可抵挡的。但是人们跑来跑去，快乐地交谈着，咯吱咯吱地在月台的垫板上跑过去，他们不断地开关着大门。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影在她脚旁悄然滑过，她听到了锤子敲打铁的声音。“把那电报递过来！”从那边暴风雪的黑暗里传来一个生气的声音。“请到这边！二十人号！”各种不同的声音又叫喊起来，人们裹住脖颈，身上落满白雪跑过去。两个绅士叼着燃着的纸烟从她身边走过。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正待从暖手筒里抽出手来握住门柱走回车厢的时候，另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近她身边，遮住了路灯的摇曳的灯光。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了弗龙斯基的面孔。他把手举在帽檐上，向她行礼，问她有什么事，他能否为她略效微劳。她凝视了他好一会，没有回答，而且，虽然他站在阴影中，她看出了，或者自以为她看出了他的面孔和眼睛的表情。这又是昨天那么打动了她的那种崇敬的狂喜的表情。她在最近几天中不止一次地暗自念叨说，就是刚才她还在说，弗龙斯基对于她不过是无数的、到处可以遇见的、永远是同一类型的青年之一，她决不会让自己去想他的；但是现在和他重逢的最初一刹那，她心上就洋溢着一种喜悦的骄矜心情。她无须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她知道得那么确切，就像他告诉了她他来这里是为了要到她待的地方一样。

    “我不知道您也去。您为什么去呢？”她说，放下她那只本来要抓牢门柱的手。压抑不住的欢喜和生气闪耀在她脸上。

    “我为什么去吗？”他重复着说，直视着她的眼睛。“您知道，您在哪儿，我就到哪儿去，”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呢。”

    在这一瞬间，风好像征服了一切障碍，把积雪从车顶上吹下来，使吹掉了的什么铁片发出铿锵声，火车头的深沉的汽笛在前面凄惋而又忧郁地鸣叫着。暴风雪的一切恐怖景象在她现在看来似乎更显得壮丽了。他说了她心里希望的话，但是她在理智上却很怕听这种话。她没有回答，他在她的脸上看出了内心的冲突。

    “要是您不高兴我所说的话，就请您原谅我吧，”他谦卑地说。

    他说得很文雅谦恭，但又是那么坚定，那么执拗，使得她好久答不出话来。

    “您说的话是错了，我请求您，如果您真是一个好人，忘记您所说的，就像我忘记它一样，”她终于说了。

    “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

    “够了，够了！”她大声说，徒然想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的表情，她的脸正被他贪婪地凝视着。她抓住冰冷的门柱，跨上踏板，急速地走进火车的走廊。但是在狭小的过道里她停住脚步，在她的想像里重温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虽然她记不起她自己的或他的话，但是她本能地领悟到，那片刻的谈话使他们可怕地接近了；她为此感到惊惶，也感到幸福。静立了几秒钟之后，她走进车厢，在她的座位上坐下。以前苦恼过她的那种紧张状态不但恢复了，而且更强烈了，竟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她时时惧怕由于过度紧张，什么东西会在她的胸中爆裂。她彻夜未眠。但是在这种神经质的紧张中，在充溢在她想像里的幻影中，并没有什么不愉快或阴郁的地方；相反地，却有些幸福的、炽热的、令人激动的快感。将近天明，安娜坐在软席上打了一会瞌睡，当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火车驶近彼得堡。家、丈夫和儿子，快要来临的日子和今后的一切琐事立刻袭上她的心头。

    到彼得堡，火车一停，她就下来，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面孔就是她丈夫的面孔。“啊哟！他的耳朵怎么会是那种样子呢？”她想，望着他的冷淡的威风凛凛的神采，特别是现在使她那么惊异的那双撑住他的圆帽边缘的耳朵。一看见她，他就走上来迎接她。他的嘴唇挂着他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他那双疲倦的大眼睛瞪着她。当她遇到他那执拗而疲惫的眼光的时候，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使她心情沉重起来，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特别使她惊异的就是她见到他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对自己的不满情绪。那种情绪，在她和她丈夫的关系中她是经常体验到的，而且习惯了的，那就是一种好像觉得自己在作假的感觉；但是她从前一直没有注意过这点，现在她才清楚而痛苦地意识到了。

    “哦，你看，你的温存的丈夫，还和新婚后第一年那样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他用缓慢的尖细声音说，而且是用他经常用的那种声调对她说的，那是一种讥笑任何认真地说他这种话的人的声调。

    “谢廖沙很好吗？”她问。

    “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吗？”他说，“他很好，很好……”

    三十一

    弗龙斯基整整那一夜连想都没有想要睡觉。他坐在躺椅上，有时直视着前方，有时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假使说他先前以他的异常沉着的态度使不认识他的人们惊异不安，那么他现在似乎更加傲慢自满了。他看人们仿佛是看物件一样。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在法院当职员的神经质青年，憎恨他的这副神气。这位青年向他借火抽烟，和他攀谈，甚至推了他一下，为的是使他感到他并不是物件，而是一个人；但是弗龙斯基凝视着他，正如他凝视路灯一样，那青年做了个鬼脸，感觉得他在这种不把他当作人看待的压迫下失去镇定了。

    弗龙斯基没有看见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皇帝，倒不是因为他相信他已经使安娜产生了印象——他还没有信心，——而是因为她给他的印象使他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他不知道，他甚至也没有想。他感觉得他以前消耗浪费的全部力量，现在已集中在一件东西上面，而且以惊人的精力趋向一个幸福的目标。他为此感到幸福。他只知道他把真话告诉了她：她在哪儿，他就到哪儿去，现在他的生活的全部幸福，他唯一的人生目的就在于看见她和听她说话。当他在博洛戈沃车站走下车去喝矿泉水，一看见安娜就不由自主地第一句话就把他所想的告诉她了。他把这个告诉了她，她现在知道了，而且在想这个了，他觉得很高兴。他整夜没有入睡。当他回到车厢的时候，他尽在回忆着他看见她时的一切情景，她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他的想像里浮现出可能出现的未来图景，他的心激动得要停止跳动了。

    当他在彼得堡下了火车的时候，他在彻夜不眠之后感觉好像洗了冷水澡一般地痛快和清爽。他在他的车厢近旁站住，等待她出来。“再看看她，”他自言自语说，情不自禁地微笑着，“我要再看看她的步态、她的面貌，她许会说句什么话，掉过头来，瞟一眼，说不定还会对我微笑呢。”但是他还没有看到她，就看见了她的丈夫，站长正毕恭毕敬地陪着他穿过人群。“噢，是的！丈夫！”这时弗龙斯基才第一次清楚地理解到她丈夫是和她结合在一起的人。他原来也知道她有丈夫，但是却差不多不相信他的存在，直到现在当他看见了他本人，看见了他的头部和肩膀，以及穿着黑裤子的两腿，尤其是看见了这个丈夫露出所有主的神情平静地挽着她的手臂的时候，他这才完全相信了。

    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他那彼得堡式的新刮过的脸和严峻的自信的姿容，头戴圆帽，微微驼背，他才相信了他的存在，而且感到这样一种不快之感，就好像一个渴得要死的人走到泉水边，却发见一条狗、一只羊或是一只猪在饮水，把水搅浑了的时候感到的心情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种摆动屁股、步履蹒跚的步态格外使弗龙斯基难受。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有爱她的无可置疑的权利。但是她还是那样，她的姿态还是打动他的心，使他在生理上感到舒爽和兴奋，心中充满了狂喜。他吩咐他那从二等车厢跑来的德国听差拿着行李先走，他自己走到她跟前。他看到夫妻刚一见面的情景，而且凭着恋人的洞察力注意到她对他讲话时那种略为拘束的模样。“不，她不爱他，也不会爱他的，”

    他心里断定了。

    在他从后面走近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那一瞬间，他高兴地注意到她感到他接近了，回头看了一下，但是认出他来，就又转向她丈夫。

    “您昨晚睡得很好吗？”他说，向她和她丈夫一并鞠躬，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以为这个躬是向他鞠的，他认不认得他，就随他的便了。

    “谢谢您，很好呢，”她回答。

    她的脸色露出倦容，脸上那股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神里流露的生气，现在已经不见了；但是一刹那间，当她瞥见他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虽然那闪光转眼就消逝了，但是他在那一瞬间却感到了幸福。她瞟了丈夫一眼，想弄清楚他认不认识弗龙斯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满意地望了弗龙斯基一眼，茫然地回忆着这个人是谁。在这里，弗龙斯基的平静和自信，好像镰刀砍在石头上一样，碰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冷冰冰的过分自信上。

    “弗龙斯基伯爵，”安娜说。

    “噢！我想我们认得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说，伸出手来。“你和母亲同车而去，和儿子同车而归，”他说，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好像每个字都是他赏赐的恩典。“您想必是来休假的吧？”他说，不等他回答，他就用戏谑的语调对他的妻子说：“哦，在莫斯科离别的时候恐怕流了不少眼泪吧？”

    他这样对他妻子说，为的是使弗龙斯基明白他要和她单独在一起，于是，略略转向他，他触了触帽边；但是弗龙斯基却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希望获得登门拜访的荣幸。”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疲倦的眼睛瞥了弗龙斯基一眼。

    “欢迎，”他冷淡地说。“我们每星期一招待客人。”随后，完全撇开弗龙斯基，他对他妻子说：“巧极了，我恰好有半个钟头的空余时间来接你，这样我就可以表一表我的柔情，”他用同样戏谑的口吻继续说。

    “你把你的柔情看得太了不起了，我简直不能领受啰，”她用同样的戏谑口吻说，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走在他们后面的弗龙斯基的脚步声。“但是那和我有什么相干吗？”她暗自说，于是开口问她丈夫她不在时谢廖沙可好。

    “啊，好得很呢！Mariette[法：玛利埃特]说他很可爱，而且……很抱歉，我一定会使你伤心……他可并没有因为你不在而感到寂寞，像你丈夫那样。但是再说声merci[法：感谢]，亲爱的，因为你赐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们的亲爱的‘茶炊’会高兴得很哩。（他常把那位驰名于社交界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叫作‘茶炊’，因为她老是兴奋地聒噪不休。）她屡次问起你。你知道，如果我可以冒昧奉劝你的话，你今天该去看看她。你知道她多么关怀人啊。就是现在，她除了操心自己的事情以外，她老是关心着奥布隆斯基夫妇和解的事。”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是她丈夫的朋友，是彼得堡社交界某个团体的中心人物，安娜通过她丈夫而和那团体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但是你知道我给她写了信。”

    “可是她要听一听详情。如果不太疲倦的话，就去看看她吧，亲爱的。哦，孔德拉季会给你驾马车，就要到委员会去。我再不会一个人吃饭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已经不再是讥讽的口吻了。“你不会相信你不在我有多么寂寞啊……”

    于是他紧紧地握了她的手好久，含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扶她上了马车。

    三十二

    家中第一个出来迎接安娜的是她的儿子。他不顾家庭女教师的呼喊，下了楼梯就朝她跑去，欢喜欲狂地叫起来：“妈妈！妈妈！”跑到她跟前，他就搂住她的脖子。

    “我告诉你是妈妈吧！”他对家庭女教师叫道。“我知道的！”

    她儿子，也像她丈夫一样，在安娜心中唤起了一种近似幻灭的感觉。她把他想像得比实际上的他好得多。她不能不使自己降到现实中来欣赏他本来的面目。但就是他本来的面目，他也是可爱的，他长着金色的鬈发、碧蓝的眼睛和穿着紧裹着双腿的长袜的优美的小腿。安娜在他的亲近和他的爱抚中体验到一种近乎肉体的快感，而当她遇到他的单纯、信赖和亲切的眼光，听见他天真的询问的时候，就又感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安娜把多莉的小孩们送给他的礼物拿出来，告诉他莫斯科的塔尼娅是怎样的一个小女孩，以及塔尼娅多么会读书，而且还会教旁的小孩。

    “哦，我没有她那么好吗？”谢廖沙问。

    “在我眼里，你比世界上什么人都好哩。”

    “我知道，”谢廖沙微笑着说。

    安娜还没有来得及喝完咖啡，就通报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来拜访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是一个高个子的胖女人，脸色是不健康的黄色，长着两只美丽的沉思似的黑眼睛。安娜很喜欢她，但是今天她好像第一次看出了她的一切缺点。

    “哦，亲爱的，您采到了橄榄枝[和平的标志，此句的意思是问安娜调解成功没有]吧？”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一进房门就问。
    “是的，一切都了结了，但是事情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安娜回答。“大概我的bellesoeur[法：嫂嫂]也太急躁了一点。”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虽然对于一切和她无关的事情都感到兴味，但是却有一种从来不耐心听取她所感到兴味的事情的习惯；她打断安娜说：“是的，世界上充满了忧愁和邪恶呢。我今天苦恼死了。”
    “啊，怎么回事呢？”安娜说，竭力忍住不笑。
    “我开始感到毫无结果地为真理而战斗有点厌烦了，有时候我简直弄得无可奈何哩。小姊妹协会的事业（这是一个博爱的、爱国的宗教组织）进行得很好。但是和这些绅士一道，就什么事都做不成，”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带着讥讽的、听天由命的语调补充说。“他们抓住一个思想，把它歪曲了，然后又那么卑俗无聊地谈论它。仅仅两三个人，你丈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懂得这事业的全部意义，而其余的人只会把这事弄糟。昨天普拉夫金写了封信给我……”

    普拉夫金是侨居国外的一位有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政治流派。其基本思想是在俄国沙皇制度统治下将所有斯拉夫民族统一为一个国家]，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述说了这封信的大意。

    接着伯爵夫人又告诉了她一些反对教会合并运动的不愉快事件和阴谋，就匆匆地走了，因为她那天还要出席某团体的集会和斯拉夫委员会的会议。

    “这自然和以前毫无两样；但是我以前怎样没有注意到呢？”她自言自语。“莫非她今天特别气愤？不过真好笑；她的目的是行善，她是基督徒，但是她却总是怒气冲天；她总有敌人，而且那些敌人也都是假基督和行善之名哩。”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走后，又来了另一个朋友，某长官的太太，告诉了她城里的一切新闻。到三点钟，她也走了，答应来吃晚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还在部里。安娜，剩下一个人，照顾她儿子吃了饭（他是和父母分开吃的），整理好东西，看过了堆积在她桌上的书信和便条，写了回信，就这样把饭前的时间度过去了。

    她在旅途中所感到的无端的羞耻之情和她的兴奋都完全消逝了。在她习惯的生活环境中，她又感觉得自己很坚定，无可指责了。

    她惊异地回想起她昨天的心情。“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弗龙斯基说了些傻话，那本来是容易制止的，而我回答得也很得体。对我丈夫说出来是不必要的，而且不可能的。说出来反而是小题大做了。”她想起她怎样告诉过她丈夫，彼得堡有一个青年，是她丈夫的部下，差一点向她求爱，以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怎样回答她说凡是在社交界生活的女人总难免要遇到这种事，他完全信赖她的老练，决不会让嫉妒来损害她和他自己的尊严。“这样何必说出这件事来呢？

    真的，谢谢上帝，没有什么好说的！”她自言自语。

    三十三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四点钟从部里回来，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他没有来得及进来看她。他先到书房里去接见等候着他的请愿的人们，在他的秘书拿来的一些公文上签了字。在用餐时（总有几个客人在卡列宁家用餐）来了一位老太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表姐、一位局长和他的夫人、一位被引荐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部下工作的青年，安娜走进客厅来招待这些客人。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完第五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进来了，穿着佩戴着两枚勋章的礼服，打着白领带，因为他吃了饭马上就要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活中的每分钟都给分配和占满了。为了要按时办完摆在面前的事，他严格地遵守时间。“不匆忙，也不休息”是他的格言。他走进餐厅，和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就急忙坐下来，对他的妻子微笑。

    “是的，我的孤独生活结束了。你不会相信一个人吃饭有多么不舒服呀。”（他特别着重不舒服这个字眼。）

    吃饭时他和妻子稍稍谈了一下莫斯科的事，露出讥讽的微笑，向她询问了一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情况；但是谈话大体上是一般性的，涉及彼得堡官场上和社会上的各种新闻。饭后，他陪了客人们半个钟头，又含着微笑和妻子紧紧地握了握手，就退了出去，坐车出席会议去了。安娜那晚上既没有到那位听见她回来了就邀请她去赴晚会的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去，也没有去那晚上她原已经定好了包厢的剧场。她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她打算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安娜在客人走后忙着收拾服装时，她感到非常懊恼。她本来是一位很懂得怎样在穿着上不花许多钱的能手，在去莫斯科之前她拿了三件衣服交给女裁缝去改。这衣服要改得让人认不出来，并且三天以前就应该做好的。结果两件衣服还没有动手，而其余一件又没有照着安娜的意思改。女裁缝走来解释，硬说还是照她那样做的好，安娜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她过后一想起来还感觉得惭愧哩。为了要完全平静下来，她走进育儿室，和她儿子在一起消磨了整整一个晚上，亲自安置他睡了，给他画了十字，给他盖上被子。她没有到外面什么地方去，把晚上的时间那么愉快地在家里度过，觉得高兴极了。她感觉得这么轻松平静，她这么清楚地看出来她在火车上觉得那么重要的一切事情，不过是社交界中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罢了，她没有理由在任何人或是她自己面前感到羞愧。安娜拿了一本英国小说在火炉旁坐下，等待着她丈夫。正九点半，她听到了他的铃声，他走进房间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她说，把手伸给他。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身旁坐下。

    “大体上说来，我看你的访问很成功吧，”他对她说。

    “是的，很成功哩，”她说，于是她开始把一切事情从头到尾告诉他：她和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同车旅行，她的到达，车站上发生的意外。接着她就述说她开头怎样可怜她哥哥，后来又怎样可怜多莉。

    “我想这样的人是不能饶恕的，虽然他是你哥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峻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知道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表示对亲属的体恤并不能阻止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她知道她丈夫这个特性，而且很喜欢这一点。

    “一切都圆满解决，你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哩，”他继续说。哦，关于我那项议会通过的新法案，人们有什么议论呢？”

    安娜关于这个法案毫无所闻，她想起自己竟会这么轻易地忘记他那么重视的事，良心上觉得很不安。

    “相反地，这里却引起了很大反响，”他露出得意的微笑说。贝姨

    她看出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要把这件事最使他愉快的地方告诉她，因此她用问题去引他讲出来。带着同样的得意的微笑，他告诉她因为通过这个法案他博得的喝彩。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这证明对于这个事情的合理而又坚定的观点终于在我们中间开始形成了。”

    喝完了第二杯加奶油的茶，吃完面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来，向书房走去。

    “你今晚上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吗？你一定很闷吧，我想？”

    他说。

    “啊，不！”她回答，跟着他站起来，陪伴着他通过这房间走到他书房去。“你现在读什么呢？”她问。

    “现在我在读DucdeLille，《Poésiedesenfers》（法语：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李尔公爵似乎是托尔斯泰虚构的名字，有些像诗人卢孔德·得·李尔〔1818—1894〕）），”他回答。“一本了不起的书哩。”

    安娜微微一笑，好像人们看见他们所爱的人的弱点微笑一样，于是，挽住他的胳臂，她把他送到书房门口。她知道他晚上读书成了必不可少的习惯。她也知道虽然他的公务几乎吞没了他的全部时间，但他却认为注意知识界发生的一切值得注目的事情是他的义务。她也知道他实际上只对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发生兴趣，艺术是完全和他的性情不合的；但是，虽然这样，或者毋宁说正因为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没有忽略过任何在艺术界引起反响的事情，而是以博览群书为自己的职责。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上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常发生怀疑，加以研究；但是在艺术和诗歌问题上，特别是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问题上，他却抱着最明确的坚定见解。他喜欢谈论莎士比亚、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贝多芬，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这一切都被他十分清晰精确加以分类——

    “哦，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书房里一支有罩的蜡烛和一只水瓶已经在他的扶手椅旁摆好。“我要写信到莫斯科去。”

    他紧紧握着她的手，又吻了吻它。

    “他毕竟是一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业方面非常卓越，”安娜在返回她的房间去的时候这样对自己说，仿佛是在一个攻击他、说决不可能有人爱上他的人面前为他辩护一样。“可是他的耳朵怎么那么奇怪地支出来呢？也许是他把头发剪得太短了吧？”

    正十二点钟，当安娜还坐在桌边给多莉写信的时候，她听到了平稳的穿着拖鞋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梳洗好了，腋下挟着一本书，走到她面前来。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他说，浮上一种会心的微笑，就走进寝室去了。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子看他呢？”安娜想，回忆起弗龙斯基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那种眼光。

    她脱了衣服，走进寝室；但是她的脸上不仅已经丝毫没有她在莫斯科时从她的眼睛和微笑里闪烁出来的那股生气，相反地，现在激情的火花好似已在她心中熄灭，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三十四

    弗龙斯基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的时候，把他在莫尔斯基大街上的那幢大房子留给他的朋友和要好的同事彼得里茨基照管。

    彼得里茨基是一个青年中尉，门阀并不十分显贵，不仅没有钱，而且老是负债累累，到晚上总是喝得烂醉，他常常为了各种荒唐可笑的、不名誉的丑事而被监禁起来，但是僚友和长官都很宠爱他。十二点钟从火车站到达他的住宅的时候，弗龙斯基看见大门外停着一辆他很熟悉的出租马车。当他还站在门外按铃的时候，就听到了男性的哄笑声，一个女性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和彼得里茨基的叫声：“如果是个什么流氓，可不要让他进来！”弗龙斯基叫仆人不要去通报，悄悄地溜进了前厅。彼得里茨基的一个女友，西尔顿男爵夫人，长着玫瑰色小脸和淡黄色头发，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绸缎连衣裙，光彩夺目，她用巴黎话聊着闲天，像一只金丝雀一样，她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这时她正坐在圆桌旁煮咖啡。彼得里茨基穿着大衣，骑兵队长卡梅罗夫斯基，大概是刚下了班跑来的，还是全身军装，他们坐在她的两边。

    “好！弗龙斯基！”彼得里茨基叫着，跳了起来，啪的一声推开椅子。“我们的主人来了！男爵夫人，拿新咖啡壶给他煮点咖啡吧。啊呀，我们没有想到你来！我希望你会满意你的书房里这个装饰品，”他指着男爵夫人说。“你们彼此一定认识的吧？”

    “我想是认识的，”弗龙斯基浮上一种愉快的微笑说，紧紧握着男爵夫人的小手。“可不是吗！我们是老朋友哩。”

    “您是旅行回来吧？”男爵夫人说。“那么我就要走了。哦，要是我碍事的话，我立刻就走。”

    “您随便在哪里都当在家里一样，男爵夫人，”弗龙斯基说。“你好，卡梅罗夫斯基？”他补充说，冷淡地和卡梅罗夫斯基握了握手。

    “听听，您再也讲不出这样漂亮的话，”男爵夫人转向彼得里茨基说。

    “不，那为什么？吃了饭以后我也能讲得那样好。”

    “吃了饭以后就不稀奇了！哦，那么我给你煮一点咖啡，你先去洗个脸，收拾一下吧，”男爵夫人说，又坐下来，当心地旋转着新咖啡壶的小螺旋。“皮埃尔，拿咖啡给我，”她向彼得里茨基说，她叫他皮埃尔，那是他的姓的爱称，她并不隐讳她和他的关系。“我再加点进去。”

    “您会弄坏的！”

    “不，我不会弄坏的！哦，您的夫人呢？”男爵夫人突然说，打断了弗龙斯基和他的同僚的谈话。“我们这里已经把您招赘出去了哩。您把您的夫人带来了吗？”

    “没有，男爵夫人。我天生是一个茨冈，而且一直到死也还是一个茨冈。”

    “这样倒更好了，例更好了！来握握手吧。”

    男爵夫人不放松弗龙斯基，开始边笑边讲地告诉他她最近的生活计划，征求他的意见。

    “他怎么也不让我离婚！哦，我怎么办呢？（他，就是她的丈夫。）现在我想去告他。您有什么高见？卡梅罗夫斯基，留心咖啡啊，它已经在滚了；您看，我实在忙不过来呀！我要告状，因为我得保全我的财产。您明白这有多么荒唐呀，他借口说我对他不贞，”她轻蔑地说，“公然想霸占我的财产。”

    弗龙斯基愉快地听着这位娇艳少妇的有趣的闲谈，随声附和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她出些主意，总之他立刻采取了他和这一类妇人谈话时惯用的调子。在他的彼得堡的世界里，所有的人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下层阶级：他们是粗俗的、愚蠢的、特别可笑的人们，他们认为一个丈夫只应当和合法妻子同居；认为少女要贞洁，妇人要端庄，而男子要富于男子气概、有自制力、坚强不屈；认为人要养育孩子，挣钱谋生，偿付债款，以及各种同样荒唐的事。这是那一类旧式的可笑人物。但是另外有一类人：真正的人，他们都属于这一类，在这一类人里，最要紧的是优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毫不忸怩地沉溺于一切情欲中，而尽情嘲笑其他的一切。

    仅仅在最初一瞬间，弗龙斯基因为刚从莫斯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印象而感到不知所措；但是不一会，好像把脚套进一双旧拖鞋里一样，他又回到了他以前的那个轻松愉快的世界里。

    咖啡实际上没有煮好，只是泼溅在每个人身上，烧干了，恰好尽了它应尽的义务——就是，成了他们吵闹大笑的理由，溅污了贵重的地毯和男爵夫人的连衣裙。

    “哦，现在，再见吧，要不然，您再也不会去洗脸，而在我的良心上就会留下一位体面的绅士所能犯的最大罪行——

    不爱清洁。哦，您劝我拿一把刀刺进他的喉咙吗？”

    “当然啰。可是要设法使您的手贴近他的嘴唇。那么他就会吻吻您的手，一切就会圆满地收场，”弗龙斯基回答。

    “那么在法兰西戏院再见吧！”她的衣裙发出一阵窸窣声，她走了。

    卡梅罗夫斯基也站了起来，弗龙斯基没有等到他走掉，就和他握了握手，走进盥洗室去了。在他洗脸的时候，彼得里茨基把从弗龙斯基离开彼得堡以后他境况的变迁简单扼要地对他讲了一讲。他一个钱都没有。他父亲说再也不给他一个钱，而且不肯替他还债。裁缝想使他坐牢，另外一个人也威吓着要把他关进监狱。联队队长声言如果他继续干出这些丑事的话，他就得离开联队。男爵夫人像个辣萝卜一样，使他讨厌得要死，特别是她总想给他钱用。但是有另外一个女子——他可以带来给弗龙斯基看看——艳丽惊人，完全是东方型的，“奴隶利百加（利百加是《圣经·旧约·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妻子，是一位容貌极其俊美的女子。彼得里茨基在这里是指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里的犹太女子蕊贝卡型的）型的，你要知道。”他和别尔科舍夫又吵了架，差一点要和他决斗，但是自然这是没有结果的。总之，一切都非常有趣和畅快。为了不让他的同僚更深地了解他的境遇的底细，彼得里茨基开始告诉他一切有趣的新闻。当他在这幢消磨了他三年岁月的熟悉住宅的环境之中，听着彼得里茨基讲那些熟悉的故事的时候，弗龙斯基体会到又回到他过惯了的无忧无虑的彼得堡生活中的快感——

    “决不会吧！”他叫起来，放下脸盆踏板，他正在脸盆里洗他的健康的、红润的脖子。“决不会吧！”听到洛拉抛弃了费尔京戈夫和米列耶夫同居的消息的时候，这样叫了起来。

    “他还是那样蠢笨和洋洋自得吗？哦，布祖卢科夫怎样了？”

    “哦，布祖卢科夫闹了一个笑话——真好玩极了！”彼得里茨基叫嚷着。“你知道他是个舞迷，没有一次宫廷舞会他不在场的。他戴了一顶新式头盔去参加盛大舞会。你看见过新式头盔吗？非常好，很轻。哦，他就这样站在那里……不，我说，你听呀。”

    “我是在听呀，”弗龙斯基回答，一面用粗毛巾擦身体。

    “大公夫人同着一位公使什么的来了，也是活该倒霉，他们谈起新式头盔来。大公夫人一定要拿新式头盔给公使看。他们看见我们的朋友站在那里。（彼得里茨基摹拟他戴着头盔站在那里的样子。）大公夫人向他要头盔，他不给她。这是怎么回事呢？哦，大家都对他使眼色，点头，皱眉——把帽子给她，给她！他不给她。他呆呆地站着不动。你就想他那副神气吧！……哦，那……他姓什么，随便他姓什么吧……向他要帽子……他不肯！……他就把它抢过来，递给了大公夫人。‘这里，夫人，’他说，‘是新式头盔，’她把帽子翻过来，而——你想想吧——扑通一声从里面掉下一只梨，许多糖果，糖果恐怕有两磅！……他把它们藏在里面，好乖乖！”

    弗龙斯基捧腹大笑了。好久以后，在他谈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一想到头盔，就又爆发出他那种健康的笑声来，露出两排健全的密密的牙齿。

    听了这一切消息，弗龙斯基靠着听差帮助，穿好制服，就去报到。他打算报到以后，驾车到他哥哥家里和贝特西家里去，然后再拜访几个地方，以便开始去那可以会见卡列宁夫人的交际场所。他出了门总要到深夜才回来，正如他在彼得堡一向的习惯一样。

    第二部

    一

    冬末，谢尔巴茨基家举行了一次医生会诊，为的是诊断基蒂的健康状态和决定采取什么治疗方案来挽回她的日益衰弱的体力。她病了，随着春天的到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坏了。家庭医生给她开了鱼肝油，以后是铁剂，再以后是硝酸银剂，但是第一第二第三都没有效验，后来因为他劝告她春天的时候到国外易地疗养，因此他们请了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是一位年纪不大而又十分漂亮的男子，要求检查病人的身体。他似乎带着特殊的乐趣坚持说处女的羞怯只是蛮性的残余，再没有比还不年老的男子来检查少女的裸体更自然的事了。他认为这很自然，因为他每天都这样做，而且他这样做似乎并没有感到和想到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此他认为处女的羞怯不但是蛮性的残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除了服从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虽然所有的医生上的都是同样的学校，读同样的书，学同样的学科，虽然有人说这位名医是一个庸医，但是在公爵夫人那种人家不知是什么道理总相信只有这位名医有特殊高明的学问，只有他才能挽救基蒂。仔细地检查和听诊了羞得惊惶失措的病人之后，这位名医仔细地洗了手，站在客厅里和公爵讲话。公爵一边听医生说话，一边皱着眉头咳嗽着。他本来是一个阅历很深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病人，对于医术本来没有信仰，况且他也许是唯一完全了解基蒂的病因的人，所以他看到这幕滑稽剧实在生气极了。“吹牛大王！”他听着这位名医喋喋不休地谈论她女儿的病情时这样想。同时医生好容易才抑制住了他蔑视这位老绅士的心情，费力地迁就着他的理解水平。他觉察出和这老头子谈是没有用的，家中的主要人物是母亲。他决定在她面前炫耀一下他的本领。恰好这时，公爵夫人和家庭医生一道走进了客厅。公爵退了出去，为的是不要表露出他觉得这一场戏有多么可笑。公爵夫人的心乱了，不知道怎么办好。她感觉到是她害了基蒂。

    “哦，医生，决定我们的命运吧，”公爵夫人说。“把一切都告诉我吧。”她本来想说，“有希望吗？”但是她的嘴唇发抖，她不能发出这问题。“哦，医生？”

    “稍微等一等，公爵夫人。我要先和我的同事商量一下，然后我再来奉告。”

    “那么我们要走开吧？”

    “请便。”

    公爵夫人叹了口气走了出去。

    只剩下医生两个人的时候，家庭医生开始畏怯地陈述他的意见，说恐怕是肺结核初期，但是……等等，等等。名医听着他讲，在他说到一半时看了看他的大金表。

    “是的，”他说。“但是……”

    家庭医生恭敬地说了一半就停住了。

    “肺结核初期，您知道，我们是还不能断定的；不到发现空洞的时候，无法断定。但是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征状已经有了，营养不良，神经容易激动等等。问题在这里：在具有肺结核征状的情况下，用什么办法去保持营养呢？”

    “但是您知道，在这种病状之下总是潜伏着道德的、精神的因素，”家庭医生含着机警的微笑大胆地插嘴。

    “是的，那是不用说的，”名医回答，又看了看表，“对不起，亚乌查桥修好了吗，还是仍旧要坐车绕路？”他问。“噢！修好了。啊，那么我不消二十分钟就到那里了。我们刚才在说，问题可以这样提出：保持营养，调养神经。两者是互相关联的，必须双管齐下。”

    “到国外易地疗养怎样？”家庭医生问。

    “我不赞成到外国易地疗养。要注意：假使真是肺结核初期，这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断定，那样到外国易地疗养就一点益处都没有。要紧的是用什么方法增加营养，而且不损害身体。”

    于是名医发表了他用苏登温泉①治疗的方法。显然他开这个药方主要是因为它不会有害处——

    ①苏登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小村和疗养地，有温泉。

    家庭医生注意地而且恭敬地听他说完了。

    “但是到国外易地疗养的好处，就是可以变换一下习惯，换换环境，免得触景伤情。而且母亲也希望这样，”他补充说。

    “噢！要是那样，让她们去也好。只是那些德国庸医是害人的……您得说服她们……哦，那么让她们去也好。”

    他又看了看表。幻灭

    “啊！时候到了，”他走到门口。

    名医向公爵夫人声言（他说这话完全是出于礼节），他要再看看病人。

    “什么！再检查一次！”母亲恐怖地叫道。

    “啊，不，只是再问问详细，公爵夫人。”

    “请这边来。”

    于是母亲陪着医生走进基蒂待着的客厅。基蒂站在房间中央，面容消瘦，脸色泛红，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辉，那光辉是她所受的羞耻的痛苦留下的。医生进来的时候，她脸上泛出红晕，眼睛里盈溢着泪水。她的全部疾病和治疗在她看来是多么无聊，甚至多么可笑的事情！医治她在她看来好像想把打破了的花瓶碎片拼拢起来一样可笑。她的心碎了，他们为什么要用丸剂和药粉来医治她呢？但是她不能使她母亲伤心，特别是因为她母亲把过错都归在自己身上。

    “我可以请您坐下吗，公爵小姐，”名医对她说。

    他微笑着面对着她坐下，摸着她的脉搏，又开始问她一些讨厌的问题。她回答了他，突然冒火了，站了起来。

    “对不起，医生，可是这实在毫无好处。同样的话您问过我三次了。”

    各医没有生气。

    “神经易受刺激，”他在基蒂走出房间的时候对公爵夫人说。“可是，我已经看完了……”

    于是医生对公爵夫人像对一个格外聪明的妇人一样，很科学地说明了公爵小姐的病状，结论是坚决主张水疗法，那本来是不需要的。对于她们要不要到外国去这个问题，医生沉思着，好像在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似的。最后他的决定宣布了：她们可以到国外去，但是千万不要误信外国的庸医，有事尽管来找他。

    医生走了之后，像是什么好事降临了似的。母亲回到女儿这里来的时候快活得多了，而基蒂也装出快活的样子。她现在常常、差不多老是得装假。

    “真的，我很健康哩，maman。但是假使您要到外国去，那么我们就去吧！”她说，极力装得对这次旅行感到兴味，她开始谈着对旅行的准备。

    二

    医生走后，多莉就来了。她知道那天举行会诊，尽管她产后刚刚起床（她在冬末又生了一个小女孩），尽管她自己的苦恼和忧虑已经够多的了，她却把婴儿和一个病了的女孩子丢在家里，特地来探听在那天决定的基蒂的命运。

    “哦，怎么样？”她走进客厅，没有摘下帽子，就说。“你们都很快活的样子。那么一定有好消息吧？”

    她们打算告诉她医生说的话，但是虽然医生说得非常有条有理而且非常详细，但要传达他所说的话却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有趣的事是他们已经决定出国旅行。

    多莉不禁叹了口气。她最亲爱的朋友，她妹妹，要走了。而她的生活并不是愉快的。她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好以后的关系是很委屈的。安娜促成的结合原来并不稳固，家庭的和睦又在老地方破裂了。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事实，只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总是不在家，家里也几乎总是没有钱，多莉又因为猜疑他不忠实而不断地苦恼着，她惧怕她曾经尝过的那种嫉妒的痛苦，竭力想祛除这些猜疑。一度遭受过的那嫉妒的最初袭击是不会再来的了，现在就是发觉他不忠实也决不会像第一次那样影响她。发觉这样的问题现在也只不过是破坏习惯的家庭生活，她听任自己受骗，为了这个弱点而轻视他，特别是轻视她自己。此外，她要照管一个大家庭使得她不断地操心受苦：时而，婴儿哺乳不当，时而，乳母又走了，时而，现在另一个小孩又害了病。

    “哦，你们都好吧？”她母亲问。

    “噢，maman，你们的苦难也够多的了。莉莉病了，恐怕是猩红热。我趁现在来探问一下消息，过后我恐怕要完全关在家里，如果——但愿不会——真是猩红热的话。”

    老公爵在医生离开后也从书房里走进来，于是，让多莉吻了吻他的面颊，和她说了一两句话之后，他就转向他的妻子：

    “你们是怎么决定的？要走吗？哦，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

    “我想你还是留在这里好，亚历山大，”他的妻子说。

    “随你们的便。”

    “Maman，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道去？”基蒂说。“那样对他，对我们都要愉快得多哩。”

    老公爵站起身来，抚摸了基蒂的头发。她抬起头，强颜欢笑地望着他。她总觉得他比家中任何人都了解她，虽然他很少提到她。她是最小的一个，是父亲的爱女，她觉得他对她的爱使他洞察一切。现在当她的视线遇到他那双凝视着她的碧蓝的仁慈的眼睛时，她感到好像他看透了她，觉察出她心中产生的一切不良念头。她红着脸，向他探过身子去，期待他吻吻她，但是他只轻轻拍了拍她的头，说：

    “这些愚蠢的假发！人触摸不到真正的女儿，而只是抚摸着死妇人的硬毛。哦，多林卡[多莉的小名]，”他转向他大女儿，“你家那位浪荡公子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爸爸，”多莉回答，明白那是指她丈夫。“他总不在家，我难得见着他的面，”她不禁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补充说。

    “什么，他还没有到乡下去办理卖树林的事吗？”

    “没有，他老准备着要去。”

    “啊，原来这样！”公爵说。“难道我也要准备旅行吗？听你吩咐好了，”他坐下来对他妻子说。“我告诉你怎样办吧，卡佳[卡捷琳娜的小名]，”他继续对小女儿说：“有朝一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你早上起来会对自己说：我很健康而且很快乐，又要和父亲一道在清早冒着风霜出去散步了。是吧？”

    父亲的话似乎很简单，但是听了这些话，基蒂就好似一个罪犯被人揭发了一样狼狈惊惶。“是的，他都知道，他都明白，他说这些话是在告诉我，虽然我感到羞愧，但是我必须克服羞愧心情。”她鼓不起勇气来回答。她正想要开口，却蓦地哭起来，从房间里冲出去。

    “你看你开的好玩笑！”公爵夫人攻击她的丈夫。“你总是……”她就开始责备起他来。

    公爵听着夫人责备有好一会没有说话，但是他的面色越发愁眉不展了。

    “她多可怜呵，这可怜的孩子。多可怜，你没有感觉到她一听见别人略略提起这事的起因就多么伤心呵。唉！看错人到这种地步！”公爵夫人说，由她声调的变化，多莉和公爵两人都明白她说的是弗龙斯基。“我不明白为什么竟没有法律来制裁这类卑劣可耻的人。”

    “噢，我真不要听了！”公爵阴郁地说，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好像要走开的样子，但是在门口停住了。“法律是有的，亲爱的，你既然引我说，我就告诉你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吧：你，你，都是你呀！制裁这类绔袴子弟的法律一向就有的，现在也有。是的，如果不是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我尽管老了，也会和他，那位花花公子决斗的。是的，你现在给她治病吧，把那些庸医都请来吧。”

    公爵显然还有许多话再说，但是公爵夫人一听到他那种语调，她立刻平静下来，感到后悔了，像她在严重场合常有的情形一样。

    “Alexandre，Alexandre，”她低声说，走近他，开始哭泣起来了。

    她一哭，公爵也就平静下来了。他走到她面前。

    “哦，得了，得了吧！你也怪可怜的，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帝是慈悲的……谢谢，”他说，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同时他手上感触到公爵夫人淌着泪水的接吻，于是回了一吻，公爵就走出了房间。

    在这以前，当基蒂哭着走出房间的时候，多莉凭着母性的、家庭中的本能，立刻看出在她面前摆着女人应尽的职责，她准备来完成。她脱下帽子，而且在精神上好像卷起了袖子，预备行动。当她母亲攻击她父亲的时候，她竭力在孝敬所允许的范围内制止她母亲。在公爵大发雷霆的时候，她却默不作声；她为她母亲羞愧，而且，她父亲这么快又变温和了，这使她对他产生了好感；但是当她父亲离开她们的时候，她就准备来做一件重要的急待做的事情——到基蒂那里去，安慰她一番。

    “我早想告诉你一件事，maman。你知道列文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想要向基蒂求婚吗？他亲口对斯季瓦说的。”

    “哦，怎样？我不知道……”

    “说不定基蒂拒绝了他？她没有对你说过吗？”

    “没有，不论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她都没有对我说起过；

    她太自负了。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人的缘故。”

    “是的，你想想，假定她拒绝了列文，我知道，如果不是为了那个人，她是不会拒绝他的……后来，那个人又那么卑鄙无耻地欺骗了她。”

    公爵夫人想起来她在女儿面前问心有愧，觉得太可怕了，她恼怒起来。

    “啊，我真不明白！如今女孩子们都自作主张，什么话也不告诉母亲，结果……”

    “Maman，我去看看她。”

    “哦，去吧。难道我不许你去吗？”她母亲说。

    三

    当她走进基蒂的小房间——一间精致的、粉红色的小房间，摆满了vieuxsaxe[法：古老的萨克森瓷器]的玩具，正像两个月前基蒂自己一样鲜嫩、绯红和快乐，——多莉想起去年她们是怎样满怀深情和欢乐一道装饰这房间。当她看见基蒂坐在靠近门口的矮凳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在地毯角上的时候，她的心都发冷了。基蒂望了她姐姐一眼，她脸上那种冷冷的、有几分严厉的表情并没有改变。

    “我就要走了，我得关在家里，而你又不能来看我，”多莉说，在她身旁坐下。“我要和你谈谈。”

    “谈什么？”基蒂连忙问，惊讶地抬起头。

    “有什么呢，还不是你的痛苦？”

    “我没有痛苦。”

    “得了，基蒂。莫非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我通通知道。相信我，这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哩。”

    基蒂没有开口，她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

    “他不值得你为他痛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继续说，直入本题。

    “不，他轻视了我，”基蒂带着颤栗的声调说。“不要谈这个吧！请不要谈这个吧！”

    “可是谁对你这样说过呢？谁也没有这样说过。我相信他爱你，而且依然爱你，如果不是……”

    “啊，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同情！”基蒂叫道，突然冒火了。她在椅子上掉转身去，脸上泛着红晕，手指急速地乱动着，时而用这只手时而用那只手捏住衣带上的钮扣。多莉知道她妹妹在激动时有捏紧两手的习惯；她也知道在激动时基蒂会不顾一切，说出许多不愉快的、不应当说的话来，多莉原想安慰她的，但是已经太迟了。

    “你要我感觉到什么，什么呢？呃，”基蒂迅速地说。“是我爱上了一个丝毫不关心我的男子，而且我会为爱他而死吗？这就是我姐姐对我说的话，她以为……以为，以为……她在同情我哩！我不需要这样的怜悯和虚情假意！”

    “基蒂，你不公平。”

    “你为什么折磨我？”

    “可是我……完全相反……我知道你难受……”

    但是基蒂在激怒中根本没有听她的话。交际花盛衰记

    “我没有什么好难受的，也不需要安慰。我还有自尊心，永远不会让自己去爱一个不爱我的男子。”

    “是的，我也并没有这样说……只有一件事，你把真话告诉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拉着她的手，“告诉我，列文对你说了吗？……”

    提起列文似乎使基蒂失去了最后的自制力；她从椅子上跳起来，把钮扣扔在地板上，迅速地用两手做着手势，说：

    “为什么又把列文扯进来？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对你说过，我再说一遍，我还有自尊心，我决，决不能像你那样干……回到变了心、爱上另一个女人的男子那里去。我真不明白！你可以，我可不能！”

    说了这些话，她望了她姐姐一眼，看见多莉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她的头忧愁地垂着，基蒂没有像原来打算的那样跑出房间，却在门边坐下，用手帕掩住脸，低下头来。

    沉默持续了两分钟。多莉在想自己的心事。她时时意识到的那种屈辱，经她妹妹一提，格外痛切地刺伤了她的心。她没有料到她妹妹会这样残酷，因此她生她的气了。但是突然她听到衣服的窸窣声，和随之而来的凄恻的、遏制着的呜咽声，而且感到一双手臂搂住她的脖颈。基蒂跪在她面前了。

    “多林卡，我多么，多么不幸呀！”她愧悔地低声说。

    她那满面泪痕的可爱的脸埋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裙子里了。

    仿佛眼泪是不可缺少的润滑油，没有它，姐妹间互相信赖的机器就不能畅快地转动，两姐妹流了一阵眼泪之后并没有谈她们的心事；但是，虽然她们谈的是不相干的事，她们却已互相了解了。基蒂知道她在气头上说出来的关于她丈夫不忠实和关于她的屈辱处境的话，刺伤了她可怜的姐姐的心，但她却饶恕了她。多莉在她那一方面也明白了她要了解的一切；她确信不疑她的推测是正确的，就是，基蒂的悲痛，无可慰藉的悲痛正是由于列文向她求过婚，她拒绝了他，而弗龙斯基欺骗了她，她现在情愿爱列文，憎恶弗龙斯基了。基蒂并没有说出一句这样的话；她只诉说着她的精神状态。

    “我没有什么痛苦，”她说，渐渐镇静下来了；”但是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可怕的、讨厌的、粗野的，尤其是我自己，这你能了解吗？你想像不出我对于一切抱着多么卑劣的想法呀？”

    “哦，你会有什么卑劣的想法？”多莉微笑着说。

    “最肮脏、最粗野的，我不能告诉你。这不是忧愁，也不是烦闷，而是更坏的。仿佛我心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丑恶的东西。哦，我怎样对你说呢？”她继续说，看出她姐姐眼睛里那种迷惑的眼神。“爸爸刚才对我说的话……在我看来好像他以为我所需要的就是结婚。妈妈带我去赴舞会：在我看来好像她只是想把我尽快地嫁掉了事。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我却驱散不了这些念头。所谓的求婚者——我简直看不顺眼。我总觉得他们在打量我。从前穿着舞衣到处走动对于我简直是一种乐趣，我欣赏我自己；现在我觉得非常羞愧和尴尬。你想怎么办呢！还有，那医生……

    还有……”

    基蒂踌躇了一下；她本来想往下说，自从她心中发生这种变化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她眼里变得讨厌不堪了，她一看见他，她的想像里就不能不浮现出最粗鄙丑恶的概念。

    “啊，哦，一切都在我眼前呈现出最粗鄙、最可憎的形象，”

    她继续说。“这是我的病。也许就会好的……”

    “可是你不要想这些……”

    “我毫无办法。我除了在你家里和小孩们在一起是不会快活的。”

    “你不能到我家来有多可惜呀！”

    “啊，我要来的。我得过猩红热，我一定要说服maman让我去。”

    基蒂固执己见，到她姐姐家里去了，小孩们果然都是患的猩红热，她一直看护着他们。两姊妹把六个小孩安然地护理好了，但是基蒂却没有恢复健康，在大斋期内谢尔巴茨基一家就出国旅行去了。

    四

    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实际上是浑然一体：在那里大家彼此都认识，甚至互相来往。但是这个庞大的集团又分成一个个小团体。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宁娜在这上流社会三个不同的集团里都有朋友和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她丈夫的政府官员的集团，包括他的同僚和部下，是以多种多样的微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又属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安娜现在已经很难记起她起初对这些人所抱着的那种近似畏惧的虔敬之感了。现在她熟识他们所有的人，就像村镇上的人们互相熟识一样；她知道他们的习惯和弱点，和他们每个人的苦衷；她知道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和从属的关系；知道谁袒护谁，每个人怎样维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在什么事情上面意见相合，什么事情上面发生分歧；但是这个男性的官僚集团，虽然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屡次劝诱，却从来不曾引起她的兴味，她避开它。

    安娜接近的另一个集团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借以发迹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中心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这是一个由年老色衰、慈善虔敬的妇人和聪明博学、抱负不凡的男子所组成的集团。属于这个集团的聪明人之一称它作“彼得堡社会的良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分重视这个集团，安娜凭着她那善于和人相处的禀性，在彼得堡生活初期就和这个集团有了交谊。现在，自从她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这个集团变得使她不能忍受了。在她看来好像她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虚伪的，她在这个集团里感觉得这样厌倦和不舒服，她尽量地少去拜访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了。

    与安娜有关系的第三个集团是道地的社交界——跳舞、宴会和华丽服装的集团，这个集团一只手抓牢宫廷，以免堕落到娼妓的地位，这个集团中的人自以为是鄙视娼妓的，虽然她们的趣味不仅相似，而且实际上是一样的。她和这个集团的联系是通过她的表嫂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而保持着的，这位公爵夫人每年有十二万卢布收入，在安娜最初出现于社交界的时候她就格外喜欢她，给了她许多的照顾，把她拉进她的集团里来，嘲笑着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那一群。

    “当我又老又丑了的时候，我也会那样的，”贝特西常说，“但是像你这样一位美貌的年轻女子，进那种养老院还未免太早。”

    安娜起初尽可能地避开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集团，因为这里需要的花费超过她的进项，而且她心里也的确比较爱第一个集团；但是自从她去莫斯科回来以后，情形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她避开她的道义的朋友而涉足于大交际场所。她在那些地方遇见了弗龙斯基，每次相逢都体验到一种激动的喜悦。她在贝特西家里遇见他的次数特别多，原来贝特西是弗龙斯基一族的，是他的堂姐。凡是可以遇见安娜的地方，弗龙斯基都去，而且在可能的时候就向她倾诉爱情。她并没有给他鼓励，但是每次遇见他的时候，她心里就涌起她在火车中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所产生的那同样生气勃勃的感觉。她自己意识到了，只要一看到他，她的欢喜就在她的眼睛里闪烁，她的嘴唇挂上了微笑，她抑制不住这种欢喜的表情。

    开头安娜老老实实地以为她是不满意他那么大胆追求她的；可是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不久，她赴一个她原来以为可以遇见他的晚会，而他却没有来的时候，她由于失望的袭击这才清楚地理解到她一直在欺骗自己，这种追求她不但不讨厌，而且成为她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了。

    名歌星（克里斯丁·尼尔松（1842—1921），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演出）在举行第二场演出，所有社交界的人都到剧场来了。弗龙斯基从正厅前排的座位上看见了他堂姐，没有等到幕间休息时间，就走到她的包厢那里——

    “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她对他说。“我真诧异情人们的千里眼，”她微笑着补充说，只让他听到；“·她·没·有·在。等歌剧演完了的时候来吧。”

    弗龙斯基询问般地望了她一眼。她点了点头。他以微笑向她表示感谢，就在她身旁坐下。

    “可是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您的嘲笑啊！”贝特西公爵夫人继续说，她特别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种热情的发展。“这一切都哪里去了呢？您被抓住了吧，我的亲爱的。”

    “我但愿被抓住，”弗龙斯基浮着沉静的善良微笑回答。欧也妮·葛朗台

    “老实说，如果我有什么怨言的话，那就是我给人抓得还不够牢哩。我开始失去希望了。”

    “哦，您能抱着什么样的希望呢。”贝特西说，为她的朋友生气了。“entendonsnous（法语：大家开诚布公吧）……”但是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光辉，表示她跟他一样清楚地明白他抱着什么样的希望——

    “没有什么样的希望哩，”弗龙斯基说，笑了，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对不起，”他补充说，从她手里拿过望远镜，开始越过她的赤裸的肩膊望着他们对面的一排包厢。“恐怕我变得很可笑了吧。”

    他十分明白他在贝特西或任何其他社交界人们的眼里并没有成为笑柄的危险。他十分明白在他们心目中做一个少女或任何未婚女性的单恋者的角色也许是可笑的；但是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已婚的妇人，而且，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要把她勾引到手，这个男子的角色就颇有几分优美和伟大的气概，而决不会是可笑的；因此他的胡髭下面隐隐藏着一种夸耀的快乐的微笑，他放下望远镜，望着他的堂姐。

    “可是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呢？”她说，一面赞赏着他。

    “我得告诉您呢。我忙不过来，您猜我在做什么呢？我让你猜一百次，一千次……您也猜不中。我在替一个丈夫和一个侮辱了他妻子的男人调解哩。是的，当真！”

    “哦，您调解成功了吗？”

    “差不多。”

    “您一定要讲给我听听，”她站起身来说，“下一次休息时间来我这里吧。”

    “我不能够；我要到法兰西剧场去了。”

    “不听尼尔松唱吗？”贝特西惊愕地问，虽然她自己也辨别不出尼尔松的嗓子和任何别的歌星有什么两样。

    “没有办法。我和人约好在那里会面，都是为我那调解的使命。”

    “‘和事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进天国，’”贝特西说，隐约地记起了她听见什么人说过类似的话。“那么好，请坐下，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吧。”

    于是她又坐下来。

    五

    “这事有点荒唐，但是有趣极了，我忍不住要把这故事讲给您听呢，”弗龙斯基说，用他的含笑的眼睛望着她。“我不讲名字。”

    “但是我来猜，更好。”

    “哦，听吧：两个快乐的青年坐着车——”

    “自然是你们联队的士官啰。”

    “我并没有说他们是士官，——只不过是两个在一道吃过早饭的青年。”

    “换句话说，就是一道喝过酒吧。”

    “也许。他们兴致勃勃地坐车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吃饭。他们遇见一个坐在出租马车里的美丽的女人超过了他们，回过头来瞟了他们一眼，向他们点了点头，而且笑了，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觉得的。他们自然跟踪着她。他们纵马全速奔跑。使他们吃惊的，就是这美人儿也在他们去的那家人家的门口下了车。美人儿飞跑到顶上一层楼去了。他们瞥见了短面纱下的红唇和一双秀丽小巧的脚。”

    “您描写得那么有声有色，我想您一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吧。”

    “您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呀！哦，两个青年走进他们同僚的房间，他是在请饯行酒。在那里他们自然多喝了一杯，这在饯行宴席上也是常有的事情。在席上他们问起住在这房子楼上的是个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只有主人的仆人听见有没有姑娘们①住在楼上这个问题，就回答说那里的确住着不少。吃过饭，两个青年就走进主人的书房，写了封信给那位不相识的美人。他们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简直是一封表示爱情的信，而且他们亲自把这信送上楼去，以便当面说明信中容或还有不甚明瞭的地方。”——

    ①指浪荡女人。

    “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丑事呢？哦？”

    “他们按了铃。一个使女开开门，他们就把信递给了她，并且对那使女一再保证，说他们两人是这样狂恋着，他们马上就会死在门口。那使女怔住了，把他们的话传进去。突然一位生着腊肠般的络腮胡子、红得像龙虾一般的绅士走出来，声明在那一层楼上除了他的妻子没有别人，于是把他们两个赶了出去。”

    “您怎么知道他长着腊肠般的络腮胡子，像您所说的？”

    “噢，您听吧。我刚给他们调解过。”

    “哦，以后呢？”

    “这就是最有趣的部分。原来是一对幸福的夫妻，一个九品官和他的太太。那位九品官提出控诉，我做了调解人，而且是多么高明的一位调解人啊！……我敢对你说，就是塔力蓝①也不能和我媲美哩。”——

    ①塔力蓝（1754—1838），法国一个不重国际间道德而善于玩弄手段的外交家。

    “有什么困难呢？”

    “噢，您听吧……我们依照正当的方式赔了罪：‘我们非常抱歉，发生了这次不幸的误会我们请求您原谅。’那位腊肠络腮胡子的九品官开始软化下来，但是他也想要表白他的情感，他一开始表白，就冒火了，说了好些粗野的话，弄得我不能不施展我所有的外交手腕。‘我承认他们的行为不对，但是我劝您姑念他们年少轻浮；而且他们刚在一道吃过早餐。您知道他们深为后悔，请求您宽恕他们的过失。’那九品官又软化下来了。‘我答应，伯爵，而且愿意宽恕这个；但是您要明白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一个可尊敬的女人——居然遭受了恶少痞徒们的迫害，侮辱和无理……’您要知道那恶少一直在场，我于是不得不从中调解。我又施展出我的外交手腕，事情刚有点结果，我那位九品官又冒了火，脸涨得通红，他的腊肠络腮胡子因为愤怒而竖了起来，我就又使用了外交的机谋。”

    “哦，您一定要他告诉您这故事！”贝特西笑着对一个走进她的包厢的妇人说。“他叫我笑死了呢。”

    “哦，bonnechance，①”她补充说，把没有握住扇子的一个手指给了弗龙斯基，耸了耸肩膊，使她那渐渐缩上来的连衣裙的紧身围腰滑下去，为的是在她临近脚灯，给煤气灯光照着，在众目所视的时候，会适当地裸露出来——

    ①法语：祝您成功！

    弗龙斯基坐车到法兰西剧场去，他当真是去见他的联队长，那位联队长从来不错过这里的一次表演的。他要见他，报告调停的结果，三天来他一直饶有兴趣地忙着进行调停工作。他所喜欢的彼得里茨基和这件事有关系，另一个嫌疑犯是新近加入联队的一位出色人物兼出色的同僚，年轻的克待罗夫公爵。而最重要的，是这事涉及联队的荣誉。

    这两位青年都是弗龙斯基那一骑兵联队的。那位九品官文坚来找联队长，控告他部下的士官侮辱了他的妻子。据文坚说，他年轻的妻子（他结婚还不过半年）和她母亲在教堂里，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那是怀孕的反应，她再也站不住了，她就雇了最先碰到的一辆漂亮的马车回家来。士官们立刻出发追赶她；她吓慌了，而且感到身体更不舒服了，跑上楼梯回到了家。文坚自己从办公处回来时听到门铃声和人声，走出来，看见喝醉的士官们手里拿着一封信，他将他们赶出去了。他请求处罚示儆。

    “是的，无论怎么说，”联队长对他邀请来的弗龙斯基说。

    “彼得里茨基可真太不像话了。没有一个礼拜不闹出一点丑事来。这位九品官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要追究到底。”

    弗龙斯基看到这件事情吃力不讨好，决斗不可能，只有设法缓和那位九品官，把事件暗中了结。联队长请弗龙斯基来商量，就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高尚聪明的人，尤其是一个关心联队名誉的人。他们商谈的结果，决定彼得里茨基和克德罗夫跟着弗龙斯基一道到文坚那里去赔罪。联队长和弗龙斯基两人都十分明白弗龙斯基的姓氏和侍从武官的身份在打动那九品官的感情这一点上是一定大有助益的。这两样东西实际上也并非没有发生效力；虽然结果如弗龙斯基叙述的，还在未定之天。

    一到法兰西剧场，弗龙斯基就和联队长一道退入休息室，向他报告他的成败。联队长思索了一番，决心不再继续进行调解了；可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他询问了弗龙斯基会见的情形；当弗龙斯基述说那位九品官怎样平静了一会之后回想起一些小事又冒起火来，以及弗龙斯基怎样说了调解的话最后半个字时，自己就见机而退，而把彼得里茨基推到面前去的时候，联队长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很不名誉的事，但是笑煞人了。克德罗夫可真打不过那位绅士哩！他气得那么厉害吗？”他笑着评论道。“可是您看今天克莱列怎样？她真叫人惊异哩，”他接着说到新来的法国女演员。“不论你怎样常常看见她，她每天都不同。只有法国人才能够这样呵。”

    六

    贝特西公爵夫人没有等到最后一幕完结就离开剧场坐车回家了。她刚走进梳妆室，在她长长的、苍白的脸上扑了一些粉，擦匀了，整理好衣裳，吩咐在大客厅里安排下茶，一辆一辆的马车就陆续地来到莫尔斯基大街上她的宏大的府邸了。客人们在宽阔的大门口下了车，那肥胖的看门人，他早上时常在大玻璃门外面读报以启迪过路的行人，轻轻地开开了大门，让宾客们经过他身边走进屋子去。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刻，女主人，新梳了头，擦了脸，从一扇门走进客厅来，而客人们却又从另一扇门走进来，这是一间大客厅，有暗色的墙壁、柔软的地毯、和一张照耀得通亮的桌子，桌上铺的白桌布、银茶炊和透明的瓷茶具在烛光下闪烁着。

    女主人在茶炊旁坐下，脱下手套。由不声不响地在房间里走动的仆人们摆好椅子；大家就了座，分成了两组：一组挨近女主人围着茶炊，另一组在客厅尽头，围着那位穿黑天鹅绒衣裳、生着两道乌黑眉毛的美丽的公使夫人。在两组里谈话开头都照常游移了一会，被迎接、寒暄、献茶所打断，而且好像还在摸索着话题。

    “她作为一个女演员真是举世无双，可以看出她研究过考尔巴哈①，”大使夫人那一组中一个外交官说。“您注意到她怎样倒下去的吗？……”

    “啊，请不要谈论尼尔松了吧！她实在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好谈，”一个穿着旧绸服、没有眉毛和假发、红面孔、淡黄头发的肥胖女人说。这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她以她的单纯和态度粗暴著名，绰号叫enfantterrible②。米亚赫基夫人坐在两组当中，听着两方面的谈话，一会参与这一组，一会又参与那一组。“今天我已经听见三个人说到考尔巴哈，都是一样的话，好像他们预先约好了似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样喜欢那句话。”

    谈话被这个评语打断了，又不得不另想新的话题。

    “请对我们说一点有趣味而不刻毒的话吧，”公使夫人说，她是深谙英语所谓smalltalk③那种文雅的谈话艺术的。她这话是向那个外交官出的，他也不知道现在从何说起了——

    ①考尔巴哈（1804—1874），德国画家。考尔巴哈除了大壁画以外，还画了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的著作中的插画；在尼尔松创造奥菲丽雅、苔丝德蒙娜和甘泪卿的歌剧角色时，这些幅画像似乎供给了她很有用的提示。

    ②法语：淘气的孩子。

    ③英语：闲话。

    “据说这是一桩难事，话不刻毒是不会有趣的，”他带着微笑开口了。“但是我来试试看。给我一个题目吧。关键全在题目。要是给了我题目，就容易做文章了。我常常想前代有名的健谈家生在今世也难于说出聪明的话来的。一切聪明的话都变成陈词滥调了……”

    “这也是早有人说过的，”公使夫人笑着打断他。

    谈话很温和地开始了，但是正因为太温和了，所以又停了下来。只好求助于万全的、永恒的话题——说长道短了。

    “你不觉得图什克维奇很有几分LouisXV①的风度吗？”他说，向站在桌旁的一位漂亮的、金发的青年男子瞟了一眼。

    “啊，对啦！他和这客厅很相配，所以他常到这里来哩。”

    这谈话得到了支持，原来它是影射着在这客厅里不能说的事情——那就是，图什克维奇和女主人的关系。

    这时，在茶炊和女主人周围的谈话也同样地在三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最近的社会新闻、剧场和诽谤三者之间游移；结果还是落到最后的话题，就是恶意的诽谤上。

    “你们听到马利季谢娃那女人——是母亲，不是女儿——

    定制了一件diablerose②衣裳吗？”——

    ①法语：路易十五（法国国王）。

    ②法语：血红色的。

    “瞎说！不，那可太妙了！”

    “我奇怪以她的聪明——因为她并不是傻瓜，您知道——

    她竟看不出她自己多可笑。”

    大家在责难或嘲笑不幸的马利季谢娃夫人这点上都有话说，于是谈话愉快地唧唧喳喳讲起来，像燃烧着的篝火一般。

    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一个温厚的肥胖的男子，一个酷爱搜集版画的人，听见他妻子有客，在去俱乐部之前走进了客厅。他轻轻地踏过厚地毯，走到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面前。

    “您觉得尼尔松怎样？”他问。

    “啊，您怎么可以这样偷偷地走到人家面前来哩！您把我吓坏了！”她回答。“请不要和我谈歌剧；您是不懂音乐的。我宁可迁就您，谈您的陶器和版画。哦，您最近在您老去光顾的那些古玩店，买了什么珍宝吗？”

    “您要我给您看吗？可是您不懂这一套。”

    “啊，给我看看吧！我向那些……他们叫做什么呢？……那些银行家领教过哩……他们有精美的版画。他们拿给我们看了。”

    “啊呀！您到许茨堡那里去过吗？”女主人从茶炊边问。

    “是的，machère①。他们请了我丈夫和我去吃饭，并且对我们说席上的酱油花了一千卢布哩，”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大声说，感到大家都在听她。“其实是顶劣等的酱油，带点绿色。我们不能不回请他们，我给他们吃的酱油却只用了八十五戈比，大家都很满意。我可买不起一千卢布的酱油呢。”——

    ①法语：亲爱的。

    “她真了不起呢！”女主人说。

    “真了不得哩！”又有谁说。幽谷百合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话引起的效果总是如此，这种效果的秘诀就在于她虽然说话常不得体，就像现在一样，但她说的话却很简单，多少有点意思。在她所处的社会里面，她的这种话就产生了最机智的警句的效果。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从来不明白它为什么有那种效果，她只知道它有，而且利用它。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听，而公使夫人周围的谈话就停止了，因此女主人竭力想把两方拉拢来，她转向公使夫人说：

    “您当真不喝茶吗？您到我们这边来吧。”

    “不，我们这边惬意得很呢，”公使夫人微笑着回答，然后她继续谈那已谈开了的话题。

    这是非常愉快的谈话。他们在评论卡列宁夫妇。

    “安娜去莫斯科回来以后大变特变了。她有些奇怪的地方，”她的朋友说。

    “主要的变化是她随身带回来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的影子，”公使夫人说。

    “哦，那有什么？格林（童话作家，兄名雅各（1785—1863），弟名威廉（1786—1859））有篇童话就是讲的一个没有影子的男子，一个失去了影子的男子。这是他犯了什么罪所受的处罚。我可从来不明白这怎么会是处罚。但是女人倒真是不高兴没有影子哩。”——

    “是的，但是有影子的女人多半没有好下场的，”安娜的朋友说。

    “您这烂舌根的！”听见这些话，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突然说。“卡列宁夫人是一个难得的女人。我不喜欢她丈夫，可是我非常喜欢她。”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丈夫？他是一位那样出色的人物，”公使夫人说。“我丈夫说就是在欧洲也少有像他那样的政治家呢。”

    “我丈夫也对我这样说，但是我不相信，”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假使我们的丈夫没有和我们说过什么，我们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我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傻瓜。我说这句话只能低声的……但是这实际上不是使一切都明白了吗？以前，当我听了人家的话把他看得很聪明的时候，我尽在寻找探索着他的才能，而且以为自己是傻瓜，所以看不出来；但是我一说（他是一个傻瓜）哩，虽然只是低声地，而这么一说，一切就都清清楚楚了，可不是吗？”——

    “您今天多么恶毒呀！”

    “一点都不。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两人之中总有一个是傻瓜。哦，您知道谁也不会说自己是傻瓜的。”

    “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产，谁都满足于自己的聪明。”外交官重述着法国的名言。

    “正是，正是啦，”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连忙对他说。“但是问题在于我不能让您任意诽谤安娜。她是那么可爱，那么魅人。假使大家都爱上了她，像影子一样地跟着她的时候，那她有什么办法呢？”

    “我并没有想责备她！”安娜的朋友替自己辩护似地说。

    “假使没有人像影子一般跟着我们，那也不能证明我们就有责备她的权利。”

    这样很得体地奚落了安娜的朋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就站起身来，和公使夫人一道加入了桌旁的一群，那里正在谈论普鲁士国王。

    “你们在那边说什么人的坏话呢？”贝特西问。

    “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描绘了一番，”公使夫人带着微笑在桌旁坐下说。

    “可惜我们没有听到。”贝特西公爵夫人说，望着门口。

    “噢，您终于来了！”她在弗龙斯基走进来的时候微笑着转向他说。

    弗龙斯基不只和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认识，而且每天都看见他们；因此他带着悠闲自得的态度走进来，就像一个人回到他刚刚离开不久的人群中来一样。

    “我从什么地方来吗？”他回答着公使夫人的询问，说。

    “哦，没有法子，我只好自白了。看滑稽歌剧来哩。我相信我看了总有一百次了，始终得到新的乐趣。妙极了呀！我知道这是有失体统的，但是我看歌剧就打瞌睡，我看滑稽歌剧却可以看到最后一分钟，而且津津有味。今晚……”

    他说起一个法国女演员，正待开口讲点有关她的什么；但是公使夫人，带着戏谑的恐怖神情，打断了他。

    “请不要对我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吧。”

    “好的，我不讲，况且这些可怕的事大家都知道呢。”

    “假使把它当作歌剧一样看待的话，我们就都会去看哩。”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随声附和着。

    七

    可以听到门外的脚步声，贝特西公爵夫人知道这一定是卡列宁夫人，就向弗龙斯基瞟了一眼。他朝门口望着，他的面孔带着奇异的新的表情。他快乐地、凝神地、同时又畏怯地注视着走进来的人，慢慢地站起身来。安娜走进了客厅。照常把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直视着前方，迈着迅速、坚定而轻快的步伐，那步伐是使她和所有社交界的妇人卓然不同的，她几步跨到女主人面前，和她握了握手，微微一笑，而且含着同样的微笑望了弗龙斯基一眼。弗龙斯基深深地鞠躬，推把椅子给她坐。

    她只微微点头作为回答，脸泛红了，皱起眉头。但是立刻，她一面连忙招呼熟人，握了握伸给她的手，一面转向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我到了利季娅伯爵夫人那里，原来想早一点来的，但是给留住了。约翰爵士在那里。他真怪有趣的。”

    “啊，是那位传教士吗？”

    “是，他告诉了我们印度的生活，有趣极了呢。”

    由于她进来而打断了的谈话像风吹的灯光一样又摇曳起来。

    “约翰爵士！是的，约翰爵士。我见过他。他非常健谈。

    弗拉西耶娃姑娘完全爱上他了。”

    “小弗拉西耶娃姑娘就要嫁给托波夫，是真的吗？”

    “是的，据说这是完全决定了的事情。”

    “我真佩服他们的父母！据说这是恋爱的婚姻。”

    “恋爱的？您抱着多么陈腐的观念！如今还有谁谈恋爱吗？”公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愚笨的陈规陋习至今还没有销声匿迹哩，”弗龙斯基说。

    “保持这种风气的人可更要糟了。我知道只有建立在理性上的才是幸福的婚姻。”

    “是的，可是这种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到他们以前不承认的热情爆发了的时候，会怎样常常像尘埃似地消散呢，”弗龙斯基说。

    “可是所谓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那种双方已不再放荡的婚姻。那像猩红热一样——每个人都得害一次才获得免疫力。”

    “那么他们就应当学会像种痘一样地去用人工种恋爱。”

    “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教会的执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我可不觉得对我有什么益处哩。”

    “不，我想，不是开玩笑，要懂得爱情，人就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甚至在结了婚以后吗，”公使夫人开玩笑似地说。

    “改过迁善从不嫌迟。”外交官引用着英国的谚语。

    “正是，”贝特西同意。“人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您以为怎样？”她对安娜说，安娜嘴唇上挂着一丝几乎辨察不出的坚定的微笑，正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

    “我想，”安娜说，一面摩弄着她脱下的手套，“我想……假使有千万个人，就有千万条心，自然有千万副心肠，就有千万种恋爱。”

    弗龙斯基盯着安娜，揪着心等待着听她要说什么。当她说出了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像脱了险似的叹了口气。

    安娜突然对他说：

    “啊，我接到莫斯科来的一封信。他们说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病得很重呢。”

    “当真？”弗龙斯基说，皱起眉头。

    安娜严厉地望着他。

    “您不关心吗？”

    “正相反，我关心得很。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假使我可以打听一下的话？”他问。

    安娜站起来，走到贝特西面前去。

    “请给我一杯茶，”她说，停在她的椅子后面。

    当贝特西倒茶的时候，弗龙斯基走到安娜面前。

    “他们给您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呢？”他重复说。

    “我常想男子们并不懂得什么是不名誉的事，虽然他们嘴里老是讲这个，”安娜说，并没有回答他。“我早就想跟您说说。”她补充说，于是走开了几步，在堆满了照片簿的桌旁坐下。

    “我完全不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他说，把茶杯递给她。

    她瞥了一眼她身旁的沙发，他立刻坐下来。

    “是的，我早就想跟您说，”她说，不望着他。“您做得不对，太不对了。”

    “难道我不知道我做得不对吗？可是谁使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她说，严厉地望着他。

    “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高兴地回答，迎着她的视线，紧盯着她望着。

    发窘的不是他，倒是她。

    “这只证明您冷酷无情，”她说。但是她的眼神却表明了她知道他是有情的，而且这正是她之所以害怕他的缘故。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只是一个错误，而并不是爱情。”“记着我禁止您说那个字眼，那可恶的字眼，”安娜说，发抖了。但是立刻她感觉到就是“禁止”这个字眼也已表示出她承认了自己对他有某种权利，而且这样就更鼓励他倾诉爱情。“我早就想对您说这话，”她继续说，坚决地望着他的眼睛，她满脸烧得通红。“我今晚是特意来的，知道我在这里可以遇到您。我来告诉您这事一定得了结。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愧过，可是您使得我感觉到自己有什么过错一样。”

    他望着她，被她脸上的一种新的精神的美打动了。

    “您要我怎样？”他简单而严肃地说。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求基蒂宽恕，”她说。

    “您不会要我这样吧！”他说。

    他看出来她这话是勉强说出来的，并非由衷之言。

    “假使您真爱我，像您所说的，”她低语着，“那么就这样做，让我安宁吧。”

    他喜笑颜开了。

    “难道您不知道您就是我的整个生命吗？可是我不知道安宁，我也不能给您。我整个的人，我的爱情……是的。我不能把您和我自己分开来想。您和我在我看来是一体。我看出将来无论是我或您都不可能安宁。我倒看到很可能会绝望和不幸……要不然就可能很幸福，怎样的幸福呀！……难道就没有可能吗？”他小声说，但是她听见了。

    她竭尽心力想说应当说的话；但是她却只让她的充满了爱的眼睛盯住他，并没有回答。

    “终于到来了！”他狂喜地想着。“当我开始感到失望，而且好像不会有结果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她爱我！她自己承认了！”

    “那么为了我的缘故这样做吧：别再对我说那种话，让我们做好朋友吧，”她口头上这样说，但是她的眼睛却说出了全然不同的话。

    “我们永远不会做朋友，这您自己也知道的。我们或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或者是最不幸的——这完全在您。”

    她本来想说句什么话的，但是他打断了她。

    “我只要求一件事：我要求有权利希望，痛苦，就像我现在这样。可是假如连那也不能够，那么命令我走开，我就走开。要是您讨厌我在您面前，您就不会再看到我。”

    “我并不要赶走您。”基督山伯爵

    “只要不改变什么。让一切都照旧吧，”他带着颤栗的声调说。“您丈夫来了。”

    在那一瞬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果真迈着稳重而笨拙的步伐走进房间里。

    瞥了他的妻子和弗龙斯基一眼，他就走到女主人面前，坐下喝了一杯茶，用他那从容的、一向嘹亮的声调开始说话，用他素常那种嘲弄口吻讥刺着什么人。

    “你们兰布利埃①的人们到齐了，”他说，向在座的人环视了一下；“格雷斯和缪斯②。”——

    ①兰布利埃原为巴黎兰布利埃公爵夫人（1588—1665）所组织的文艺沙龙，为政治家、作家、诗人集会之处，他们自命为“审美的示范人”，在此泛指充满机智与礼法的社交界。

    ②格雷斯，希腊神话中司美、优雅、喜之女神；缪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之女神。

    但是贝特西公爵夫人忍受不了他的这种腔调——如她用英语所谓sneering①的腔调，于是，像一个精明的女主人一样，她立即把他的话头引到普遍征兵问题②这个严肃的话题上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立刻对这问题发生了兴味，开始热诚为新敕令辩护以防御贝特西公爵夫人的攻击——

    ①英语：讥诮的。

    ②一八七四年一月一日颁布了一道谕旨，采用短期（六年）普遍兵役法代替二十五年的兵役法。兵役普及所有阶层。贵族丧失了最后的特权——免服兵役。

    弗龙斯基和安娜还坐在小桌旁。

    “这可有点不成体统了！”一位妇人低声说，向卡列宁夫人、弗龙斯基和她丈夫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

    “我刚才不是对您说过吗？”安娜的朋友说。

    但是不单这两位妇人，几乎全房间的人，甚至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和贝特西本人，都朝那两个离群的人望了好几眼，仿佛这是一桩恼人的事情一样。只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次都没有朝那方向望过，他正谈得很起劲哩。

    注意到在每个人心上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印象，贝特西公爵夫人把另外一个什么人悄悄地塞在她的位置上来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讲话，自己走到安娜面前。

    “我始终很佩服您丈夫讲话非常明了精确。”她说，“他一说，好像连最玄妙的思想我都能领会呢。”

    “啊，是的！”安娜闪耀着幸福的微笑说，贝特西对她说的话，她一个字也没有听明白。她走到大桌面前，参与了大家的谈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了半个钟头之后，走到他妻子跟前，提议一同回家；但是她不望着他回答说，她要留在这里晚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鞠了躬就退出去了。

    卡列宁家的车夫，穿着光亮皮外衣的胖胖的老鞑靼人，好容易才制服了在门口冻得后腿直立起来的一匹灰色副马。一个仆人开开车门站在那里。看门人站在那里把房子的大门开开。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用敏捷的小手，正在解开被皮大衣的钩子缠住了的袖口花边，垂着头，欢喜地听着弗龙斯基在送她下来时向她说的话。

    “您自然什么都没有说，我也并不要求什么，”他说，“但是您知道友情不是我所要求的；我生活中只有一桩幸福，就是您那么厌恶的那个字眼……是的，就是爱……”

    “爱，”她用内心的声音慢慢重复说，突然，就在她把花边从钩子上解下来的那一瞬间，她补充说：“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就因为它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

    说着，她凝视着他的面孔。“再见！”

    她把手伸给他握了一握，就迈着迅速的、富于弹性的步子，从看门人身边走过去，消失在马车里了。

    她的目光，和她的手的接触，使他燃烧起来了。他吻着他手掌上她接触过的部位，意识到他今晚比过去两个月中距离达到目的更加近了，觉得非常幸福，就这样回家去了。

    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他妻子和弗龙斯基坐在另外一张桌旁，热烈地在谈着什么，并不觉得有什么希罕和有失体统的地方；但是他注意到客厅里旁人都觉得这有点希罕和有失体统，因此他也感觉得有失体统了。他决心要和妻子谈一谈这件事。

    回到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走进书房，坐在安乐椅上，拿起一本关于罗马教的书，在他夹了一把裁纸刀的地方打开，一直读到一点钟的时候，正如他平常一样；但是他不时地揉擦着他的高高的前额，摇着头，好像在驱除什么似的。在惯常的时间，他站起身来，梳洗了一下预备就寝。安娜还没有回来。他腋下挟着一本书，走上楼去；但是今晚，他的思想不像平素那样对公务加以深思熟虑，却被他妻子和与她有关的某种不愉快的事情占据了。违反他平常的习惯，他没有去睡，却倒背着两手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他不能够睡觉，感觉到他无论如何得先把这新发生的情况仔细考虑一番。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决心要和他妻子谈谈这件事的时候，那似乎是一件极其容易和简单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一开始考虑这新发生的情况，他就觉得这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不嫉妒。嫉妒，照他的看法，是对于自己妻子的侮辱，人应当信赖自己的妻子。至于为什么应当信赖——就是说，完全相信他的年轻妻子会永远爱他——他可没有问过自己；但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不信赖的心情，因为他一向信赖她，而且对自己说过他应当那样。虽然他一向以为嫉妒是一种可耻的感情，应当信赖人，他的这种信念到现在还没有打破，但是他感觉到他正面对着什么不合理的荒谬的现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面对现实，面对着他的妻子有爱上另一个男子的可能，这在他看来是非常荒谬和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生都在和生活的反映发生关系的官场中过日子，做工作。而每一次他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逃避现实。现在他体验到这样一种心情，仿佛一个人泰然自若地走过深渊上的桥梁的时候，突然发觉桥断了，下面是无底深渊。那深渊就是现实本身，而桥梁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过的那种脱离现实的生活。他的妻子有爱上别人的可能，这问题第一次浮上了他的心头，他不禁毛骨悚然了。

    他没有脱衣服，只是迈着平稳的步伐在点着一盏灯的餐厅的咯吱作响的镶花地板上，在幽暗的客厅——那里灯光仅仅反射在挂在沙发上面他自己的那幅大的新画像上面——的地毯上来回走着，于是又走过她的房间，那里点着两支蜡烛，照耀着她的亲戚和女友们的画像，和她的写字台上他早就熟悉的精美的小玩意。他穿过她的房间到了寝室门口，又往回走。

    他每次走来走去，特别是走在灯光辉煌的餐厅的镶花地板上的时候，他就站住对自己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我一定要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和我的决心。”于起他又往回走。“可是表示什么——什么决心呢？”他在客厅里自言自语说，得不出答案。“但是到底，”他在转回她的房间之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她和他谈了好久，但是那有什么呢？社交界的妇人高兴和谁谈就可以和谁谈话。而且，嫉妒会贬低我自己和她，”他在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对自己说；但是这个格言，以前他曾那么看重的，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分量，没有一点意义了。他到了寝室门口又转回来，但是他一走进幽暗的客厅，某种内心的声音就对他说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如果旁人都已注意到了，那就可见有些蹊跷。于是他又在餐室里暗自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而在客厅转角处他又问自己：“怎样解决呢？”于是他又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呢？”于是回答：“没有什么。”并且想起了嫉妒是一种侮辱他妻子的感情；但是在客厅里他又相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的思想，像他的身体一样，兜着大圈子，碰不见一点新的东西。他意识到这一点，揉了揉前额，在她的房间里坐下来。

    在那里，望着她的桌子，上面摆着带着吸墨纸的孔雀石文件夹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他的思想突然变了。他开始想她的事，想她有些什么思想和感觉。他第一次在自己心中生动地描绘着她的个人生活、她的思想、她的愿望，他也想到她可能并且一定会有她自己特殊的生活，这念头在他看来是这样可怕，他连忙驱除掉这个念头。这是他惧怕窥视的深渊。在思想和感情上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是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格格不入的一种精神活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想入非非。

    “最糟糕的是，”他想，“恰好在现在，正当我的事业快要完成的时候（他在想他当时提出的计划），当我正需要平静的心境和精力的时候，正当这个时候这种无聊的烦恼落到我的身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那种遇到麻烦和烦恼，却没有勇气正视它们的人。”

    “我得考虑一下，作出决定，然后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他大声说。

    “她的感情问题，她心里产生了，或许正在产生什么念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这是她的良心问题，属于宗教范畴，”他自言自语说，意识到他找到了新发生的情况可以划入的正式范畴，而聊以自慰了。

    “所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自言自语，“她的感情问题是她的良心问题，那和我不相干。我的义务是明确规定好的。作为一家之主，就是有义务指导她的人，因而我要对她负一部分责任；我应当指出我所觉察到的危险，警告她，甚至行使我的权力。我得明白地跟她说说。”

    于是今晚将要对他妻子说的话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脑海里很明确地形成了。他一面考虑他将要说的话，一面又有几分惋惜他不能不为家务事而无形中耗费自己的智力和时间；但是，虽然这样，摆在他眼前的措辞的形式和顺序已像政府报告一样明了清晰地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我要充分说明下面几点：第一，说明舆论和体面的重要；第二，说明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如果必要，暗示我们的儿子可能遭到的不幸；第四，暗示她自己可能遭到的不幸。”于是，十指交叉着，手心朝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扳直手指，指关节哔剥地响了。

    这种把手指交叉弄得哔剥作响的动作，这种坏习惯常常使他镇定下来，使他恢复了他现在那么需要的清醒的理智。听到马车驶到前门的声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房间的中央站住。

    可以听到一个女人走上楼梯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准备发表意见，站在那里紧压着交叉的手指，等待着会不会再发出哔剥声。一个关节哔剥地响了。

    由楼梯上轻微的脚步声，他就感觉到她已走近，虽然他对他的言辞很满意，但是他对于迫在眉睫的说明感到恐惧……

    九

    安娜垂着头，一面摩弄着头巾的缨络走进来。她容光焕发；但这不是欢乐的光辉，它使人想起黑夜中大火的可怕的红光。看见她丈夫，安娜抬起头，微笑着，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

    “你还没有睡？奇怪！”她说，脱下头巾，没有停住脚步，一直向梳妆室走去。“该睡觉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走过门口的时候说。

    “安娜，我有话要和你谈谈。”

    “和我？”她吃惊地说，从梳妆室门里走出来，朝他望着。“哦，什么事？谈什么？”她问，坐了下来。“哦，要是那么必要，我们就谈谈吧。不过还是去睡的好。”

    安娜说这话是随口而出的，她自己听了，都非常惊异自己说谎的本领。她的话多么简单而又自然，她多么像只是要睡啊！她感到自己披上了虚伪的难以打穿的铠甲。她感到像有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帮助她和支持她。

    “安娜，我必须警告你，”他开口了。

    “警告我？”她说。“什么事？”

    她这么单纯，这么快活地望着他，要是换了一个不像她丈夫那样了解她的人，无论在声调和她这句话的意思上，谁都看不出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但是他了解她，知道每当他比平常迟上床五分钟她就会立刻注意到，而且问他理由；知道她每逢有欢喜、快乐和愁苦就立刻向他诉说；而现在看到她不顾他的心情，也不愿说一句关于她自己的话，这在他看来可非同小可了。他看到，她的灵魂深处，一直是向他开放的，现在却对他关闭起来了。不仅这样，他从她的声调听出来她并没有为这事情感到羞愧不安，而只是好像直截了当地在对他说：“是的，它关闭起来了，这不能不这样，而将来也还要这样。”现在他体验到这样一种心情，就像一个人回家，发觉自家的门上了锁的时候所体验的一样。“但是也许还可以找到钥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

    “我要警告你，”他低声说，“由于不小心谨慎，你会使自己遭受到社会上的非议。今晚你和弗龙斯基伯爵（他坚决地、从容不迫地说出这个名字）的过分热烈的谈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她那双正以神秘莫测的神色使他惊骇的含笑的眼睛，而且他一面说话，一面感到他的话是白费口舌。

    “你老像那样，”她回答，好像完全不了解他，故意装出只听懂了他最后一句话的模样。“有的时候你不喜欢我沉闷，有的时候你又不喜欢我活泼。我不沉闷。这使你生气了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颤抖着，弯曲他的两手使关节哔剥地响着。

    “哦，请别弄出响声来，我不喜欢这样。”

    “安娜，你这样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镇静地抑制住自己，止住手指的动作。

    “但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她带着那样纯真和戏谑的惊异神情问。“你要我怎样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吟了一会儿，揉了揉前额和眼睛。他看到他并没有照他所想的那样做，就是说，警告他的妻子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了过失，却因为牵涉到她的良心的事情而不觉激动起来，正在和他虚构出来的某种障碍斗争。

    “这就是我打算对你说的，”他冷淡而又镇静地说，“我求你听一听。你也知道我认为嫉妒是一种屈辱的卑劣的感情，我决不会让自己受它支配；但是有些礼法，谁要是违犯了就一定要受到惩罚。今晚注意到这事的倒不是我，但是从在众人心目中引起的印象来判断，每个人都注意到你的举止行动很不得体。”

    “我简直不明白，”安娜说，耸耸肩膀。“他并不在乎，”她想。“但是别人注意到这个，这才使他不安了。”“你身体不舒服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补充说，她站起身来，要向门口走去，但是他向前走了两步，好像要拦住她似的。

    他的面孔是丑陋阴沉的，安娜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模样。她停住脚步，把头仰起来，歪在一边，用敏捷的手开始取下发针。

    “哦，我在听，还有些什么，”她平静而讥讽地说。“我甚至在热心地听，我倒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她说着，她说话的那种确信、平静而又自然的语气和她的措辞用语的得体口吻，使她自己都很惊异。

    “我没有权利来追究你的感情，而且我认为那是无益而且甚至有害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开口了。“挖掘自己的心，我们常常挖掘出顶好加以忽视地摆在那里的东西。你的感情是你的良心问题，但是向你指出你的职责所在，却是我对你，对我自己，对上帝的责任。我们的生活，不是凭人，而是凭上帝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只有犯罪才能破坏，而那种性质的犯罪是会受到惩罚的。”

    “我一句都不明白。啊呀！我的天，我多么想睡呀！”她说，迅速地用手摸摸头发，摸索着剩下的发针。

    “安娜，看在上帝面上，不要像那样说话吧！”他温和地说。“也许我错了，但是相信我，我说这话，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我是你的丈夫，我爱你。”

    她的脸马上就沉下来，眼睛里的嘲弄的光芒也消失了；但是“爱”这个字眼却又激起了她的反感。她想：“爱？他能够爱吗？假使他没有听到过有爱这么一回事，他是永远不会用这个字眼吧。爱是什么，他连知都不知道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真不明白，”她说。“请把你感到的明白说出来吧……”

    “对不起，让我通通说完吧。我爱你。但是我不是在说我自己；关于这件事，最重要的人是我们的儿子和你自己。我再说一遍，我的话在你看来也许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不适宜的；也许这只是出于我的误会。如果是那样，那就请你饶恕我。不过假使你自己意识到还有丝毫的根据，那么我就请你想一想，而且假如你的良心驱使你的话，就把一切都告诉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自觉地说了和他原来准备好的完全两样的话。三剑客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她匆忙地说，好容易忍住没有笑出来，“实在该睡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走进寝室去了。

    当她走进寝室的时候，他已经上床了。他的嘴唇严厉地紧闭着，他的眼睛避开她。安娜躺在自己的床上，时刻等待着他再开口和她说话。她害怕他说话，同时却又希望他说话。但是他却沉默着。她一动也不动地等待了好久，而终于忘掉他了。她想到了另一个；她看见他，而且感觉到她一想到他，她的心就洋溢着感情和有罪的喜悦。突然她听到了安谧的、平稳的鼾声。最初一瞬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被自己的鼾声吓醒了，停止了；但是在两次呼吸之后，鼾声又响起来了，带着一种新的平静的节奏。

    “迟了，已经迟了，”她微笑着低声说。她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她几乎感觉到她可以在黑暗中看见她自己眼睛的光芒。

    十

    从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妻子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安娜照常出入社交界，到贝特西公爵夫人那里去的次数格外频繁了，而且到处都遇得见弗龙斯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这种情况，但是没有办法。他想要和她开诚相见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用一道他不能穿透的、愉悦的迷惑的壁垒抵挡住了。表面上一切都如旧，但是他们内在的关系完全变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位在政界那么有力的人物，在这方面却感到自己束手无策了。像一条公牛一样垂着头，他服服帖帖地等待着他已感到举在他头上的利斧。每次他一想到这事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应当再试一次，还有希望用亲切、温情和劝说来挽救她，使她醒悟，因此他天天准备和她谈话。但是每次他开始和她谈话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支配着她的那种恶意和虚伪也支配了他，他和她所说的话完全不是他所想要说的，语调也不是他所想要用的。他和她说话的时候不由自主地用了他素常的那种语调，那是嘲笑任何说他现在这种话的人的。用那种语调，要说出他必须对她说的话是不可能的了。

    十一

    有一个欲望几乎整整一年是弗龙斯基生活中唯一无二的欲望，代替了他以前的一切欲望；那个欲望在安娜是一个不可能的、可怕的、因而也更加迷人的幸福的梦想；那欲望终于如愿以偿了。他脸色苍白，下颚发抖地站在她面前，恳求她镇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或是怎样才能使她镇静。

    “安娜！安娜！”他用战栗的声音说，“安娜，发发慈悲吧……”

    但是他越大声说，她就越低下她那曾经是非常自负的、快乐的、现在却羞愧得无地自容的头，她弯下腰，从她坐着的沙发上缩下去，缩到了地板上他的脚边；要不是他拉住的话，她一定扑跌在地毯上了。

    “天呀！饶恕我吧！”她抽抽噎噎地说，拉住他的手紧按在她的胸口。

    她感觉到这样罪孽深重，这样难辞其咎，除了俯首求饶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而现在她在生活中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人，所以她恳求饶恕也只好向他恳求。望着他，她肉体上感到她的屈辱，她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他呢，却觉得如同一个谋杀犯看见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时的感觉一样。那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就是他们的恋爱，他们的恋爱的初期。一想起为此而付出的羞耻这种可怕的代价，就有些可怖和可憎的地方。由于自己精神上的赤裸裸状态而痛切感到的羞耻之情，也感染了他。但是不管谋杀者对于遭他毒手的尸体感到如何恐怖，他还是不能不把那尸体砍成碎块，藏匿起来，还是不能不享受通过谋杀得来之物。

    于是好像谋杀犯狂暴地、又似热情地扑到尸体上去：拖着它，把它砍断一样，他在她的脸上和肩膊上印满了亲吻。她握住他的手，没有动一动。是的，这些接吻——这就是用那羞耻换来的东西。是的，还有一只手，那将永远属于我了……我的同谋者的手。她举起那只手，吻着它。他跪下去，竭力想看她的脸；但是她把脸遮掩起来，没有说一句话。终于，好像拚命在控制住自己，她站起来，推开他。她的脸还是那样美丽，只是显得更加逗人怜爱了。

    “一切都完了，”她说。“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

    “我不会不记住那像我的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为了一刹那这样的幸福……”

    “什么样的幸福啊！”她带着恐怖和厌恶说，她的恐怖不知不觉地感染了他。“发发慈悲，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吧。”

    她迅速地立起身来，避开了他。

    “不要再说了吧，”她重复说，带着他所不能理解的冷冰冰的绝望表情，她离开了他。她感觉得此时此刻她不能把她踏进新生活时所感到的羞耻、欢喜和恐怖用言语表达出来，而且她也不愿意说这个，不愿意用不适当的言语把这种感情庸俗化。但是往后，到第二天和第三天，她不仅找不出言语来表达她那千头万绪的心情，而且她甚至也找不出可以明确地反映出她心中所想的一切的思路。

    她对自己说：“不，现在我不能够考虑，等到以后，我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说吧。”可是这种平静的心情永远没有到来；每当她想到她做了什么，她会遭遇到什么，以及她应当做什么的时候，一种恐怖感就袭上心头，于是她就把这些思想驱除掉。

    “以后，以后，”她说，“当我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说吧。”

    但是在梦里，当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她的处境就十分丑恶地、赤裸裸地呈现在她眼前。一个同样的梦几乎每夜都缠着她。她梦见两人同时都是她的丈夫，两人都对她滥施爱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哭泣着，吻着她的手说：“现在多么好呀！”而阿列克谢·弗龙斯基也在那里，他也是她的丈夫。她非常诧异她以前怎么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笑着向他们说明这样真是简单得多了，现在他们两人都快乐和满足。但是这个梦像噩梦似地使她难受，她吓醒了。

    十二

    从莫斯科回来的头几天，每当列文想起他遭到拒绝的耻辱而浑身战栗，满脸通红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我从前因为物理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的一生完了，也是这样发抖和红脸的；我办错了姐姐托我办的事情以后，我照样也以为自己完全不中用了。可是怎样了呢？现在过了几年之后，我回想起这些来，就奇怪当时怎么会使我那样痛苦。这场苦恼结果也会如此的。过些时候，我对于这个也就会释然于心了。”

    但是三个月已经过去，他对于这事还是不能释然于心，他想起这事来还是和前些日子一样痛苦。他不能平静，因为他梦想了那么久家庭生活，而且感觉到自己早就到了可以成家的年龄，他却依旧没有娶亲，而且离结婚更加遥远了。他自己痛苦地感觉得，就像他周围所有的人感觉的一样，他这样年龄的男子是不宜于独身的。他记起了他去莫斯科之前有一次怎样对他的牧人尼古拉，一个他乐意和他攀谈的心地单纯的农民说：“哦，尼古拉！我打算讨亲哩，”而尼古拉又怎样像谈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一样迅速地回答：“也是时候了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但是现在结婚越发遥遥无期了。位子本来已经有人占据了，现在当他在想像中试着把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女子摆在那个位子上的时候，他总感觉到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一回想起他遭到的拒绝和他在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就羞愧得痛苦不堪。尽管他常常对自己说这并不能归咎于他，但是那种回忆，就像旁的类似的屈辱的往事一样，使他心痛和脸红。他的过去，就像每个人的过去一样，有他自认很不好的行为，他应当受良心的谴责；但是回想起那些恶劣行为并没有像回忆起这些虽然琐细但是屈辱的往事这么使他痛苦。这些创伤从没有平复。除了这些往事，现在还有他遭到拒绝和他那晚在众人眼中呈现的可怜相。但是时间和工作起了作用。悲痛的记忆渐渐地被田园生活中的小事——那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实际上是重要的——掩盖住了。他想念基蒂的时候一星期少似一星期了。他在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她已经结婚或行将结婚的消息，希望这样的消息会像拔掉一颗病牙一样完全治好他的隐痛。

    这其间，春天到来了，明媚而又温和，不像春天素常那样拖延时日和变幻莫测，是一个草木、动物和人类皆大欢喜的少有的春天。这明媚的春天更鼓舞了列文，加强了他抛弃过去的一切，坚定而独立地安顿他独身生活的决心。虽然他回到乡下时所抱的许多计划都没有实行，但是他的最重要的决心——力求纯洁的决心——他已遵守了。他没有感到每次失败之后照例使他苦恼的那种羞耻之念，他能够正视所有的人。二月间，他接到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一封信，说他哥哥尼古拉的健康越来越坏了，但是他不愿医治，由于这封信的缘故，列文到莫斯科去看望他哥哥，总算说服了他去看医生，并且到国外海水浴场去转地疗养。他这样成功地说服了他的哥哥，还借了路费给他，而没有惹得他生气，他自己对这件事情感觉到非常得意。除了春天需要特别注意的农事以外，除了读书以外，列文在那个冬天还着手写了一部论述农业的著作，企图阐明在农业中劳动者的性质与气候和土壤一样，同为绝对的因素，因而农业学的一切原理不单应当根据土壤和气候这两个因素，而且要根据土壤、气候和劳动者的某种一成不变的性质这三个因素推定出来。所以，虽然孤独，或者正因为孤独，他的生活是格外充实的；只是间或，他感到一种不满足的欲望，就是想把萦绕在他脑际的思想告知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以外的什么人，虽说他和她也时常谈论物理学、农业原理、特别是哲学；哲学是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爱好的话题。

    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最后两三个星期天气一直是晴朗而严寒的。白天，在阳光下温暖得可以融解冰雪，但是在晚间，却冷到零下七度。雪面上冻结了这么厚一层冰，以致他们可以坐着车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复活节的时候还是遍地白雪。但是突然之间，在复活节第二天刮了一阵暖和的风，乌云笼罩大地，温暖的、猛烈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到礼拜四，风平息下来了，灰色的浓雾弥漫了大地，好像在掩蔽着自然界变化的奥秘一样。在浓雾里面，水流淌着，冰块坼裂和漂浮着，溷浊的、泡沫翻飞的急流奔驰着；在复活节一周后的第一天，在傍晚时候，云开雾散，乌云分裂成朵朵轻云，天空晴朗了，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早晨，太阳灿烂地升起来，迅速地融解了覆盖在水面上的薄薄冰层，温暖的空气随着从苏生的地面上升起来的蒸汽而颤动着。隔年的草又返青了。鲜嫩的青草伸出细微的叶片；雪球花和红醋栗的枝芽，和桦树的粘性的嫩枝都生机勃勃地萌芽了；一只飞来飞去的蜜蜂正围绕着布满柳树枝头的金色花朵嗡嗡叫着。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般绿油油的田野和盖满了冰雪的、刈割后的田地上颤巍巍地歌唱着；田凫在积满了黄褐色污水的洼地和沼泽上面哀鸣；仙鹤和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春的叫喊。脱落了的毛还没有全长出来的家畜在牧场上吼叫起来了；弯腿的小羊在它们那掉了毛的、咩咩地叫着的母亲身边欢蹦乱跳；敏捷的小孩在印满了赤脚印迹的干巴巴的路上奔跑，可以听见在池旁浣衣的农妇们的快活的闲谈声，和农民们在院子里修理犁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了。

    十三

    列文穿上大长靴，第一次换下皮大衣，穿起呢外套，去视察农场，涉过在太阳光里令人目眩的溪流，一会儿踩在冰上，一会儿又陷进胶泥里。

    春天是计划和设计的时节。当列文走到农场的时候，他好比一棵春天的树不知道向何处和怎样伸展它那含苞的嫩枝和幼芽，他也不十分知道现在要在他所喜爱的农事上做些什么，但是他感觉得他有满腹绝妙的计划和设计。首先他就去看家畜。母牛已经放进围场里，它们身上闪耀着春天新换的、光滑的毛，晒着太阳，哞叫着要到草地上去。列文叹赏地凝视着这群母牛，它们的情况他一点一滴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于是吩咐把它们放到草地上去，小牛放进围场里。牧人们高高兴兴地跑去准备到草地上去。牧牛的妇女们提着裙子，迈动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嫩的赤脚溅起泥浆跑过去，手里拿着树枝，追逐那群因为春天来临而欢喜若狂的小牛。

    叹赏了一番今年生下的格外优良的小牛之后——早先生的小牛有农民的母牛那么大，而帕瓦的女儿才三个月就已经有一岁牛犊那么大了，——列文吩咐把槽搬到外面去，在围场里喂它们干草吃。但是结果发现因为围场在冬天没有使用过，秋天修筑的木栏已经坏了。他差人去叫木匠，本来照他的吩咐，木匠该制造打谷机了。但是结果木匠还在修理耙，而耙原来应该在大斋期之前就修理好的。这可使列文非常恼怒了。农事上这种永远懒懒散散的现象，他曾竭尽全力和它斗争了那么多年，现在还要遇到，这真是恼人。他查明了木栏因为冬季不用，搬进了耕马的马厩里，丢在那里弄坏了，因为它们只是围小牛用的，做得并不牢固。此外，看来同样分明是：耙和一切农具。他原来吩咐了在冬季检查和修理，而且为了这个目的才特地雇了三个木匠来的，却也没有修理好，现在到了该耙田的时候，却还在修理耙。列文差人叫管家来，但是立刻又亲自去找他。管家，像那天所有的人一样容光焕发，穿着羊皮镶边的皮袄，从打谷场走出来，把手里拿着的一小根干草折断。

    “为什么木匠没有做打谷机？”

    “啊，我昨天就要告诉您的，耙需要修理。您要知道，是耙田的时候了哩。”

    “那么冬天干什么去了呢？”

    “可是您要木匠来做什么？”

    “小牛围场的木栏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吩咐他们搬到原来的地方。这些农民你拿他们真没有办法呢！”管家说，挥了挥手。

    “没有办法的倒不是那些农民，而是这位管家！”列文说，冒起火来了。“请问我雇了您来做什么的？”他叫嚷着；但是一想这话说也无益，他说了一半就住口了，只是叹气。“哦，怎么样？可以开始播种了吗？”他停了停之后又问。

    “在土耳钦那边，明后天就可以开始了。”

    “苜蓿呢？”

    “我派瓦西里和米什卡去了；他们此刻正在播种。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干不干得完；地面是那么泥泞。”

    “有多少亩？”

    “六俄亩光景。”

    “为什么不全部播了种？”列文嚷着。

    仅仅播种了六俄亩苜蓿，没有把二十俄亩全部播上，这件事更使他恼怒了。苜蓿，按照理论和他自身的经验，除非是尽早地几乎趁着冰雪未化的时候就播了种，否则决不会有好收成。可是这事列文却从没有办到过。

    “再也没有人好差遣了。这班人您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三个没有来。还有谢苗……”

    “那么，你该把稻草的事先搁一搁呀。”

    “我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

    “那么人到哪里去了呢？”

    “五个人在调制康波特①（他是说康波斯特），四个人在翻燕麦，怕它发霉，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

    ①康波特是蜜饯水果，康波斯特是混合肥料，他把康波斯特误说成康波特，混合肥料就变成蜜饯水果了。

    列文十分明白“怕它发霉”这话的意思就等于说他的英国燕麦种已经糟蹋了。他们又没有照他所吩咐的那样去做。

    “啊唷，我在大斋期前就对你说了要安通风筒，”他叫嚷起来了。

    “您不要担心吧，我们终会把一切办理妥当的。”

    列文愤怒地挥了挥手，走进谷仓，先去察看燕麦，然后又回到马厩那里。燕麦还没有损坏。但是雇工们用铲子翻动燕麦，他们原本可以直接把燕麦倒进底下的谷仓去的；吩咐了这样做，并且从这里拨了两个工人去帮助播种苜蓿，列文对管家也就息怒了。真的，这样天清气朗的日子，人是不能够生气的。

    “伊格纳特！”他向那卷起袖子在井边刷洗马车的车夫叫着，“给我备马……”

    “哪一匹，老爷？”

    “哦，就科尔皮克吧。”

    “好的，老爷。”

    当他们备马的时候，列文又把在他面前转来转去的管家叫过来，为了跟他言归于好，和他谈起迫在眉睫的春天的工作和农事上的计划。

    “运送肥料得趁早动手，好在第一趟刈草之前把一切做完。远处的田地要不断地犁耕，好把它留作休耕地。刈草全部不按对分制①，而是雇人给现钱。”——

    ①雇主和农民按对分制种地和分配收获物。

    管家注意地听着，而且显然竭力想要赞成主人的计划；但是他仍然露出列文非常熟悉的那种常使他激怒的神情，一种绝望和沮丧的神情。那神情好像是在说：“这一切都不错，只是要看天意如何。”

    再没有比这种态度更使列文痛心的了。但这正是他雇用过的所有管家的共同的态度。他们对于他的计划都采取这样的态度，所以现在他已不再因此生气，而只是痛心，感觉得更加振奋起来，要和这种老是和他作对的自然力斗争，这种自然力就是所谓“要看天意如何”。

    “要是我们来得及的话，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你们怎么会来不及呢？”

    “我们至少还得有十五个工人。而他们都不来，今天来了几个，都要七十卢布一个夏天。”

    列文沉默了。他又遇到了阻力。他知道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他们用公道的工钱无论如何雇不到四十个——或者三十七，三十八个——工人。已经雇了四十来个人，再多就没有了。但他还是不能不斗争。

    “打发人到苏里，到契菲罗夫卡去呀，要是他们不来。我们得去找人呀。”

    “啊，我就打发人去。”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垂头丧气地说。“但是还有马，也变得没有劲了。”

    “我们再去买几匹来呀。自然我知道，”列文笑着补充说，“你总喜欢做得寒酸一些；但是今年我可不让你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做了。我要亲自照料一切。”

    “啊唷，事实上我觉得您也并没有怎样休息。在主人的监视下工作，那我们是很高兴的……”

    “那么，他们这时正在白桦谷那边播种苜蓿吗？我要去看一看，”他说，跨上了车夫牵来的那匹栗色的小马科尔皮克。

    “小溪过不去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车夫叫着。

    “好的，我从树林里走。”

    于是列文走过围场的泥地，出了大门，到了广漠的田野，他那匹好久不活动的小骏马在水池边打着响鼻，昂摆着缰绳，轻快地迈着溜蹄步子朝前走。

    假使说列文刚才在畜栏和粮仓里感觉得很愉快，那么现在他到了田野就更加感觉得愉快了。随着他那匹驯顺肥壮的小马的溜蹄步子有节奏地摇摆着身体，吸着冰雪和空气的温暖而又新鲜的气息，他踏着那残留在各处的、印满了正在溶解的足迹的、破碎零落的残雪驰过树林的时候，他看见每棵树皮上新生出青苔的、枝芽怒放的树而感到喜悦。当他出了树林的时候，无边无际的原野就展现在他面前，他的草地绵延不绝，宛如绿毯一般，没有不毛地，也没有沼泽，只是在洼地里有些地方还点缀着融化的残雪。不论他看见农民们的马和小马驹践踏了他的草地（他叫他遇见的一个农民把它们赶开），或者听了农民伊帕特的讥刺而愚笨的答话——他在路上遇见他，问：“哦，伊帕特，我们马上要播种了吧？”“我们先得耕地哩，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伊帕特回答。——他都没有生气。他越策马向前，他就越感觉得愉悦，而农事上的计划也就越来越美妙地浮上他的心头：在他所有的田亩南面都栽种一排柳树，这样雪就不会积得太久；划分田亩，六成作耕地，三成作牧场，在田地尽头开辟一个畜牧场，掘凿一个池子，建造可移动的畜栏来积肥。于是三百亩小麦，一百亩马铃薯，一百五十亩苜蓿，没有一亩地荒废了。

    沉浸在这样的梦想里，小心地使马靠地边走，免得践踏了麦田，他策马走向被派遣来播种苜蓿的工人面前。一辆装着种子的大车没有停在田边，却停在田当中，冬季的小麦已被车轮轧断，被马践踏了。两个工人坐在田边上，大概是在一块儿抽烟斗。车里用来拌种子的泥土并没有磨碎，倒压成了或是冻成了硬块。看见主人来了，工人瓦西里就向大车走去，而米什卡就动手播种起来。这是不应当的，但是列文不轻易对工人动气。当瓦西里走上来的时候，列文叫他把马牵到田边上去。

    “不碍事，老爷，麦子会长起来的。”瓦西里回答。

    “请不要争论，”列文说，“照吩咐的去做吧。”

    “是，老爷，”瓦西里回答，然后他拉住了马头。“播种得多好呀，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讨好地说，“头等的哩。

    只是好难走呵！靴子上好像拖了一普特泥土一样。”

    “你们为什么不把泥土筛过呢？”列文问。

    “哦，我们把它捏碎就行了，”瓦西里回答，拿起一把种子来，把泥土在手心里揉了几揉。

    他们把未筛过的泥土装上车，是不能责怪瓦西里的，但这事还是叫人烦恼。

    列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试过平息自己的恼怒、使一切似乎不如意的事变得称心如意起来的老办法，那办法他现在又在试用了。他瞧着米什卡怎样几步跨上前来，晃动着粘在两只脚上的大泥块；于是下了马，他从瓦西里手里接过筛子来，亲自动手播种。

    “你在什么地方停止的呢？”

    瓦西里用脚指指一个地点，于是列文尽量走向前去，把种子散播在地里。地里像在沼地里一样地难走，列文播完一行的时候，已经满头大汗，于是他停住脚步，把筛子还给瓦西里。

    “哦，老爷，到了夏天，可不要为了这一行的缘故骂我呀，”

    瓦西里说。

    “呃，”列文快活地说，已经感到了他运用的方法的效力。

    “哦！到夏天您再看看吧。它会显得两样的。您看我去年春天播种的地方。播种得多么好！我尽了力，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知道，我替我亲生父亲做事也不过如此呢。我自己不喜欢做事马虎，我也不能让别人这样。对东家有好处也就是对我们有好处。请看那边，”瓦西里指着那边的田地说，“真叫人开心啦。”

    “这真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呵，瓦西里。”

    “是呀，像这样的春天，老年人都记不起来了呢。我在家的时候，我家的老头子也播种了小麦，有一亩的光景。他说你简直辨别不出这小麦和稞麦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播种小麦有好久了吗？”

    “啊，老爷，是您前年教给我们的啦。您给了我一蒲式耳①种子。我们卖了四分之一，剩下的就都种上了。”——

    ①1蒲式耳合36公斤。

    “哦，留心捏碎泥块，”列文说，向马跟前走去，“看看米什卡。要是收成好的话，每亩给你半个卢布。”

    “谢谢，老爷。我们本来就很感谢您呢。”

    列文跨上马，向去年种的苜蓿地，向已经耕过准备播种春麦的田地驰去。

    在残梗中发出芽来的苜蓿长势良好。它又复苏了，不断地从去年小麦的残茎中绿油油地长起来。马在泥里一直陷到了踝骨，从冰雪半溶解了的泥泞里一拔起蹄子来，就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在耕地上面，骑马是完全不可能的；马仅仅在结上一层薄冰的地方可以立足，在冰雪溶解了的畦沟里，它就深陷进去。耕地情况良好；两天之内它就可以把地和播种了。一切都很美满，一切都很愉快。列文顺着涉过溪流的路回去，希望水已经退去。他果然涉过了溪流，惊起了两只野鸭。“一定还有水鹬呢，”他想，正当他走到回家的转弯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了管林人，证实了他猜想有水鹬是猜对了。

    列文纵马向家驰去，为的是赶上吃饭，准备好猎枪在傍晚去打猎。

    十四

    当列文兴致勃勃地驰近家门的时候，他听到大门外有铃响。

    “哦，一定是从车站来的人吧，”他想，“莫斯科的火车正是这时候到达的……会是谁呢？万一是尼古拉哥哥呢？他不是说了：‘我也许到温泉去，或者也许到你那里来。’”最初一瞬间他感到惊慌和困惑，恐怕尼古拉哥哥的到来会扰乱他春天的快乐心境。但是他由于怀着这样的心情而羞愧，于是立刻他无异敞开了心灵的怀抱，怀着柔和的喜悦和期待，现在他从心底希望这是他哥哥。他策马向前，从洋槐树后面飞驰出来，他看见了一辆从车站驶来的租用的三匹马拉的雪橇，和坐在里面的一位穿皮大衣的绅士。这不是他的哥哥。“哦，但愿是个谈得来的有趣的人就好啦！”他想。

    “噢，”列文快活地叫起来，把两只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来了一位贵客！噢，我看见你多么高兴呀！”他叫，认出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可以探听确实她结了婚没有，或者她将在什么时候结婚，”他想。

    在这美好的春日里，他感觉得想到她也一点不伤心。

    “哦，你想不到我来吧，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下了雪橇，他的鼻梁上、面颊上、眉毛上都溅上泥，但是却健康和快活得红光满面。“第一我是来看你，”他说，拥抱他，和他亲吻，“第二是来打猎，第三是来买叶尔古绍沃的树林。”

    “好极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呀！你怎么坐雪橇来呢？”

    “坐马车恐怕还要糟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和他相识的马车夫回答。

    “哦，我看见你真是非常，非常高兴呀，”列文说，浮上纯真的孩子般的欢喜的微笑。

    列文领他的朋友到一间客房里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行李也搬进了那房间——一只手提皮包，一支套上枪套的猎枪，一只盛着雪茄烟的小口袋。趁他一个人在那里洗脸换衣的时候，列文走到账房去吩咐关于耕地和苜蓿的事。一向非常顾到家庭体面的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在前厅遇到他，向他请示如何设宴招待。

    “随你的意思去做吧，只是要快一点。”他说了，就走到管家那里去了。

    当他返回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洗了脸，梳好头发，喜笑颜开的，正从他房里走出来，他们就一道上楼去。

    “哦，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真是高兴得很！现在我才明白你在这里埋头干的那种神秘事业是什么。说起来我真羡慕你呢。多好的房子，一切都多么好啊！这么明朗，这么愉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忘记了并非一年四季都是春天，都像今天这样天清气朗。“你的乳母简直可爱极了！系着围裙的美丽的使女也许会更合意些；但是以你的严肃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这样子最好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了许多有趣的消息，列文特别感到兴味的是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算在夏天到乡间来看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句也没有提到基蒂和谢尔巴茨基家；他只转达了他妻子的问候。列文感谢他的体贴周到，十分高兴他的来访。在他独居的时间内，他总是有许多不能对他周围的人表达的思想感情累积在心里，现在他把春天那种富有诗意的欢喜、他农事上的失败和计划、他对他读过的书的意见和批评、以及他自己的著作的大意——那著作，虽然他自己没有觉察到，实际上是以批评一切有关农业的旧著作为基础的——一一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倾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原是很有风趣，什么事情只要稍一暗示就能领悟，在这次访问中格外妙趣横生了，列文在他身上觉察出好似有一种特别和蔼可亲和新的又尊敬又体贴他的态度，那使得他非常高兴。

    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和厨师尽力想把晚餐弄得分外丰盛，结果两位饿慌了的朋友不等正菜上桌就大吃起来，吃了不少黄油面包、咸鹅和腌菌，列文末了还吩咐盛汤来，不要等馅饼，厨师原来特别想以馅饼来使客人惊叹的。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惯了完全不同的饭菜，他依然觉得一切都很鲜美；草浸酒、面包、黄油，特别是咸鹅、菌、荨麻汤、白酱油子鸡、克里米亚葡萄酒——一切都精美可口。

    “妙极了，妙极了！”他说，在吃过烧肉之后点燃了一支粗雪茄烟。“我到你这里来感觉得好像是由一艘喧闹颠簸的汽船上登上了平静的海岸一样。那么你认为工人本身就是一个应当研究的因素，农事方法的选择都是由这个因素来决定的吗？自然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想理论和它的应用对于工人也会有影响的。”

    “是的，可是等一等；我并不是在谈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谈农业科学。它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来观察现存的现象，对于工人应当从经济学的、人种学的观点来观察……”

    正在这个时候，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端着果酱走进来。

    “啊，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吻了吻自己的肥胖的指尖，“多么鲜美的咸鹅，多么鲜美的草浸酒啊！……是出发的时候了吧，你看怎样，科斯佳？”

    他补充说。包法利夫人

    列文望着窗外正从树林光秃秃的梢头后面落下去的太阳。

    “是的，是时候了哩，”他说。“库兹马，套马车吧，”于是他跑下楼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下去，小心地亲手取下他那猎枪漆匣的帆布套，开开匣子，动手把那贵重的新式猎枪装配起来。库兹马已经猜测到会得到一大笔酒钱，寸步也不离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替他穿上了长统袜和靴子，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乐于把这些事交给他办。

    “科斯佳，请吩咐一声，要是商人里亚比宁来了……我约了他今天来的，就领他进来，叫他等我……”

    “哦，你原来打算把树林卖给里亚比宁吗？”

    “是的。你认得他吗？”

    “我当然认得。我和他有过交易，是‘一言为定’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起来。“一言为定”是商人最爱说的话。

    “是的，他说话的那副神气好笑极了。它知道它的主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啊！”他补充说，轻轻拍了拍拉斯卡，它正在列文身边跳来跳去，低吠着，一会儿舐舐他的手，一会儿又舐舐他的靴子和他的枪。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马车已停在门口了。

    “虽然不远，但我叫他们套了马车；不过你要愿意我们就走着去！”

    “不，我们还是乘车去的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跨进了马车。他坐下来，把虎皮毯盖在膝上，点燃了一支雪茄烟。“你怎么不抽烟？雪茄是这么一种东西，并不完全是享乐，而是享乐的顶峰和标志。哦，这才算得是生活啊！多么好呀！

    我真想过这样的生活呢！”

    “可是谁阻挠你呢？”列文微笑着说。

    “不，你才是个幸运儿哩！你随心所欲。你喜欢马——就有马；狗——就有狗；打猎——就打猎；耕作——就耕作。”

    “也许是因为我喜爱我所有的东西，却不为我所没有的东西苦恼的缘故，”列文说，想起了基蒂。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理会了他的意思，望着他却没有说一句话。

    奥布隆斯基凭着素常的机敏注意到列文怕提起谢尔巴茨基家，因此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他们，为此列文非常感激他；但是现在列文很想探听一下那桩使他那么痛苦的事情而又没有勇气开口。

    “哦，你的事情怎样？”列文说，觉得只想自己的事情是不应当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活地闪耀着。

    “我知道你不承认一个人有了一份口粮的时候还会爱好新的面包卷——照你看来，这是一种罪恶；但是我认为没有爱情就无法生活，”他说，照自己的意思理解了列文的问话。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生性如此。实在说，那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害处，却能给予自己那么大的乐趣……”

    “呀！那么又有什么新鲜事情吗？”列文问。

    “是的，老弟，有呀！你知道奥西安型①的女人……就像在梦里见过的那样的女人……哦，在现实中也有这种女人……这种女人是可怕的。你知道女人这个东西不论你怎样研究她，她始终还是一个崭新的题目。”——

    ①奥西安是三世纪传说中克尔特人的英雄和弹唱诗人马克芬森（1736—1796）于一七六五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的《奥西安之歌》中的女主人公。奥西安歌颂坚贞不屈和自我牺牲的女性。

    “那就不如不研究的好。”

    “不。有位数学家说过快乐是在寻求真理，而不在发现真理。”

    列文默不作声地听着，不管他怎样费尽心力，他还是一点也体会不了他朋友的感情，理解不了他的情绪和他研究那种女人的乐趣何在。

    十五

    打猎的地点并不远，就在小白杨树林中小溪旁边。到了小树林的时候，列文就下了马车，把奥布隆斯基领到一块冰雪完全融化了的、长满青苔的、潮湿的、空旷草地的角落上去。他自己回到对角一棵双杈的白桦树那里，把枪斜靠在枯萎了的低垂杈枝上，他脱下大衣，再把腰带束紧，活动了一下手臂，试试胳臂是否灵活。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灰色老狗拉斯卡在他的对面小心翼翼地蹲下，竖起耳朵。太阳正在繁密的森林后面落下去，在落日的余晖里，点缀在白杨树林里的白桦树披挂着一枝枝缀满饱实丰满、即将怒放的嫩芽的低垂细枝，轮廓分明地映现出来。

    从还积着残雪的密林里，传出来蜿蜒细流的低微的潺潺声。小鸟啭鸣着，而且不时地在树间飞来飞去。

    在万籁俱寂中可以听到由于泥土融解和青草生长而触动了去年落叶的沙沙声。

    “想想看吧！人简直可以听见而且看见草在生长哩！”列文自言自语，看到了一片潮湿的、石板色的白杨树叶在嫩草的叶片旁边闪动。他站着倾听，时而俯视着潮湿的、布满青苔的地面，时而凝视着竖耳静听的拉斯卡，时而眺望着伸展在他下面的斜坡上的茫茫无际的光秃的树梢，时而仰望着布满了片片白云的正在暗下来的天空。一只鹰悠然地搏动着双翼在远处的树林上面高高飞过；还有一只也用同样的动作向同一个方向飞去，接着就消失了。小鸟越来越大声而忙碌地在丛林里啁啾啭鸣着。一只猫头鹰在不远的地方号叫，拉斯卡惊起，小心地往前跨了几步，就把头歪在一边，开始凝神静听着。溪流那边可以听见杜鹃在叫。它发出了两声它素常的啼声，接着就粗厉地、急速地乱叫了一阵。

    “想想看！已经有杜鹃了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从灌木后面走出来。

    “是的，我听到了，”列文回答，不愿意用他自己听来都不愉快的声音打破树林中的寂静。“快来了呢！”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隐身在灌木后面了，列文只看见火柴的闪光，接着是纸烟的红焰和青烟。

    咔！咔！——传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扳上枪机的声音。

    “那是什么叫？”奥布隆斯基问，使列文注意听那好像一匹小马在嬉戏中尖声嘶叫那样拖长的叫声。

    “啊，你不知道吗？是公兔叫哩。但是不要再讲话了！听，飞来了！”列文几乎尖叫起来，扳上了枪机。

    他们听到远处尖锐的鸟鸣，正好在猎人非常熟悉的时间，两秒钟以后——第二声，第三声，紧接着第三声可以听到粗嗄的叫声。

    列文环顾左右，他看见在那里，正在他对面，衬托着暗蓝色的天空，在纵横交错的白杨树的柔嫩枝芽上面有一只飞鸟。它一直向他飞来；越来越近的像撕裂绷紧的布片一样的嗄声在他耳边响着；可以看见鸟的长喙和脖颈，正在列文瞄准的那一瞬间，从奥布隆斯基站着的灌木后面，有红光一闪；鸟好像箭一般落下，随后又飞上去。又发出红色闪光和一发枪声，于是拍击着翅膀好像竭力想要留在空中一样，鸟停留了一刹那，就泼剌一声落在泥地上。

    “难道我没有射中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着，他给烟遮住了，看不见前面。

    “在这里呢！”列文说，指着拉斯卡，它正竖起一只耳朵，摇着它那翘得老高的毛茸茸的尾巴尖，慢吞吞地走回来，好像故意要延长这种快乐一样，而且俨若在笑的样子，把死鸟衔给她的主人。“哦，你射中了，我真高兴哩，”列文说，同时因为自己没有把鹬射中，不免怀着妒羡的心情。

    “右枪筒发出的那一枪打坏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答，装上枪弹。“嘘……又飞来了！”

    真的，尖锐的鸟叫声接二连三地又听到了。两只鹬嬉戏着互相追逐，只是鸣啸着，并没有啼叫，一直向猎人们头上飞来。四发枪声鸣响着，鹬像燕子一样迅速地在空中翻了个筋斗，就无影无踪了。

    ··························打猎的成绩甚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打下了两只鸟，列文也打下了两只，其中一只没有找到。天色渐渐暗下来。灿烂的银色金星发出柔和的光辉透过白桦树枝缝隙在西边天空低处闪耀着，而高悬在东方天空中的昏暗的猎户星已经闪烁着红色光芒。列文看见了头上大熊座的星星，旋又不见了。鹬已不再飞了；但是列文决定再等一会，直等到他看见的白桦树枝下面那颗金星升到树枝头上面，大熊座的星星完全显露出来。金星已经升到了树枝上面，大熊座的星座和斗柄在暗蓝色的天空中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他却还在等待。

    “该回家了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现在树林里寂静无声，没有一只鸟在动。

    “我们再待一会吧，”列文回答。

    “随你的便。”

    他们现在站着，相隔有十五步的光景。

    “斯季瓦！”列文突如其来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姨妹结了婚没有，或者要在什么时候结婚？”

    列文感觉得自己是这样沉着坚定，他以为什么回答都不可能使他情绪波动。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回答。

    “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结婚，现在也不想；只是她病得很重，医生叫她到国外易地疗养去了。大家简直怕她活不长了哩。”

    “什么！”列文大叫了一声。“病得很重？她怎么啦？她怎么？……”

    当他们这么说话的时候，拉斯卡竖起耳朵，仰望着天空，又责备般地回头望了望他们。

    “他们倒拣了个好时间谈话哩，”它在想。“飞来了呀……

    的确飞来了呀。他们会错过时机呢，”拉斯卡想。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两人突然听到了尖锐的鸟叫声，那声音简直震耳欲聋，于是两人连忙抓起枪，两道火光一闪，两发枪声在同一瞬间发出。高高飞翔着的水鹬猝然合拢翅膀，落在丛林里，压弯了柔弱的嫩枝。

    “妙极了！两人一齐！”列文喊叫了一声，他跟拉斯卡一道跑到丛林里去搜索水鹬。“啊，有什么不愉快的呢？”他回忆着。“是的，基蒂病了……哦，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我难过得很！”他想。

    “它找着了！它多伶俐！”他说，把温暖的鸟从拉斯卡的口里取下，装进差不多装满了的猎袋里。“我找到了哩，斯季瓦！”他大叫了一声。

    十六

    在归途中，列文详细询问了基蒂的病情和谢尔巴茨基家的计划，虽然他不好意思承认，是他听到的消息实在使他很快意。他快意的是他还有希望，尤其快意的是她曾使他那么痛苦，现在自己也很痛苦了。但是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说到基蒂的病因，而且提起弗龙斯基的名字的时候，列文就打断了他。

    “我没有任何权利来预闻人家的私事，而且老实说，我也并不感兴趣。”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隐隐地微微一笑，在列文的脸色上觉察出他非常熟悉的那种迅速的变化，脸色刚才那样开朗，现在一下子变得这样阴沉了。

    “你和里亚比宁的树林买卖完全讲妥了吗？”列文问。

    “是的，已经讲妥了。价钱真了不起哩，三万八千。八千现款，其余的六年内付清。我为这事奔走够了。谁也不肯出更大的价钱。”

    “这样你简直等于把你的树林白白送掉了，”列文忧郁地说。

    “你怎么说是白白送掉了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温厚的微笑说，知道这时在列文眼中看来什么都是不称心的。

    “因为那座树林每俄亩至少要值五百卢布，”列文回答。约翰·克里斯朵夫

    “啊，你们这些土财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戏谑地说。

    “你们那种蔑视我们这些可怜的城里人的轻蔑口吻！……但是做起生意来的时候，我们比任何人都高明。我敢对你说我通盘计算过的，”他说，“这树林实在卖到了很高的价钱——老实说，我还怕那家伙变卦哩。你知道这不是‘材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希望用这种区别来使列文完全信服他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薪木每俄亩地也到不了十三俄丈以上，他平均每亩地给了我二百卢布。”

    列文轻蔑地微笑着。“我知道这种态度，”他想，“不但他如此，所有城里人都一样，他们十年中间到乡间来过两三次之后，学来两三句方言土语，就信口乱说起来，而且自以为完全懂了。‘·材·木·每·俄·亩·地·达·多·少·多·少·俄·丈’。他说这些话其实自己一窍不通。”

    “我并不想教你在办公室里书写公文，”他说，“如果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你请教哩。不过你未免过分自信了，竟然认为你懂得树林的一切门径。这是很困难的呀。你数过树了吗？”

    “树怎么数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着说，还在想为他的朋友解闷。“‘数海滨的沙，星星的光芒，那得有天大的本领……’”①——

    ①奥布隆斯基引用的是杰尔查文的颂歌《上帝》开头的两句。

    “啊，里亚比宁就有这种天大的本领。没有一个商人买树林不数树的，除非是人家白送给他们，像你现在这样。我知道你的树林。我每年都到那里去打猎，你的树林每俄亩值五百卢布现金，而他却只给你二百卢布，并且还是分期付款。所以实际上你奉送给他三万卢布。”

    “哦，不要想入非非了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诉苦似地说。“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呢？”

    “因为他和旁的商人串通好了呀；他收买了他们。我和他们全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们。你要知道，他们不是商人，他们是投机家。赚百分之十到十五赢利的生意，他们是看不上眼的。他们要等待机会用二十个戈比买值一个卢布的东西。”

    “哦，算了吧！你今天心情不好哩。”

    “一点都不，”列文忧郁地说，正在这时他们到家了。

    在台阶跟前停着一辆紧紧地包着铁祭和柔皮的马车，车上套着一匹用宽皮带紧紧系着的肥壮的马。马车里坐着替里亚比宁当车夫的那位面色通红、束紫腰带的管账。里亚比宁本人已走进了屋子，在前厅里迎接这两位朋友。里亚比宁是一个高个子的、瘦削的中年男子，长着胡髭、突出的剃光的下巴和鼓出来的无神的眼睛。他穿着一件背部腰里钉着一排钮扣的蓝色长礼服，和一双踝上起皱、腿肚上很平板的长靴，外面罩上一双大套鞋。他用手帕揩了揩脸，然后整了整本来就十分妥帖的外套，他带着微笑迎接他们，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伸出手来，好像他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

    “您已经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把手伸给他。

    “好极了。”

    “我不敢违背阁下的命令，虽然路实在太坏了。我简直是一路徒步走来的，但我还是准时到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向您请安！”他对列文说，想去握他的手。但是列文皱起眉头，装做没有看见他的手，把鹬拿了出来。“诸位打猎消遣来吗？这是一种什么鸟呵，请问？”里亚比宁补充说，轻蔑地朝鹬瞧了一眼。“想必是一宗美味吧。”他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好像他对于这玩意是否合算抱着很大怀疑似的。

    “你要到书房里去吗？”列文用法语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阴郁地皱着眉头。“到书房里去吧；你们可以在那里谈。”

    “好的，随便哪里都行，”里亚比宁神气十足地说，好像要使大家感觉到，在这种场合别人可能感到难以应付，但是他是什么事都能应付自如的。

    走进书房，里亚比宁依照习惯四处打量了一番，好像在寻找圣像一般，但是当他找着了的时候，他并没有画十字。他打量着书柜和书架，然后怀着像他对待鹬那样的怀疑姿态，轻蔑地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好像决不认为这是很合算的一样。

    “哦，您把钱带来了吗？”奥布隆斯基问。“请坐。”

    “啊，不用担心钱。我特地来和您商量哩。”

    “有什么事要商量呢？请坐吧。”

    “好的，”里亚比宁说，坐了下来，以一种最不舒服的姿势把臂肘支在椅背上。“您一定得稍为让点价，公爵。这样子未免太叫人为难了。钱通通预备好了，一文钱也不少。至于钱决不会拖欠的。”

    列文这时刚把枪放进柜子里，正要走到门外去，但是听到商人的话，他就停下脚步。

    “实际上您没有花什么代价白得了这片树林，”他说。“他来我这里太迟了，要不然，我一定替他标出价钱来。”

    里亚比宁立起身来，默默无言地浮上一丝微笑，他从头到脚打量了列文一番。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很吝啬的，”他带着微笑转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简直买不成他的任何东西。我买过他的小麦，出了很大价钱哩。”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白送给您？我不是在地上拾来的，也不是偷来的。”

    “啊唷！现在哪能偷呢？一切都得依法办理，一切都得光明正大，现在要偷是办不到的啊。我们老老实实地在商量。这树林价钱太高，实在不上算。我要求稍稍让点价，哪怕是一点点。”

    “但是这笔生意你们已经讲定了没有？如果讲定了，那就用不着再讨价还价；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列文说，“我买这座树林。”

    微笑立刻从里亚比宁的脸上消失了，剩下的是兀鹰一般的、贪婪残酷的表情。他用敏捷的、骨瘦如柴的手指解开常礼服，露出衣襟没有塞进裤腰里的衬衫、背心上的青铜钮扣和表链，连忙掏出一个装得鼓鼓的破旧皮夹来。

    “请收下这个，树林是我的了，”他说，迅速地画着十字，伸出手来。“收下这笔钱，树林是我的了。里亚比宁做生意就是这样，他不喜欢锱铢计较，”他补充说，皱着眉，挥着皮夹。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急的，”列文说。

    “唉呀！”奥布隆斯基惊愕地说。“你知道我答应了呀。”

    列文走出房门，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里亚比宁望着门口，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完全是年轻气盛——简直是孩子脾气哩。哦，我买这个，凭良心说，请您相信吧，完全是为了名誉的缘故，就是要人家说买了奥布隆斯基家的树林的不是别人而是里亚比宁。至于赢利，那可就听天由命了。我对上帝发誓。现在请在地契上签字吧……”

    一点钟之后，这商人仔细地掩上衣襟，扣上常礼服，契约放在口袋里，坐上他那遮盖得严严实实的马车，驰回家去。

    “喔，这些绅士！”他对管账说，“他们都是一模一样哩！”

    “对啦，”管账回答，把缰绳交给他，扣上皮车篷。“可是我要为这宗买卖向您道贺呢，米哈伊尔。伊格纳季奇。”

    “哦，哦……”

    十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上楼去，口袋被那商人预付给他的三个月的期票塞得鼓鼓的。树林的买卖已经成交了，钱已到了他的口袋里，打猎成绩又很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兴之至，因此他特别要想排遣列文心上的不快情绪。他希望在吃晚饭的时候让这一天像开始一样愉快地完结。

    列文确实是闷闷不乐的，虽然他极力想要对他这位可爱的客人表示亲切和殷勤，但是他仍然控制不了他的情绪。基蒂没有结婚这个喜讯开始渐渐地使他情绪波动起来。

    基蒂没有结婚，却生病了，并且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冷落了她的男子而病重的。这种侮辱仿佛落在他身上了。弗龙斯基冷落了她，而她又冷落了他列文。因此弗龙斯基有权利轻视列文，所以他是他的敌人。但是列文并没有想到这一切。他只模糊地感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东西侮辱了他，而现在他倒不是因为伤害了他的事情而恼怒，而是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吹毛求疵。出卖树林这桩愚蠢的买卖，那桩使奥布隆斯基受骗上当并且是在他家里成交的骗局，激怒了他。

    “哦，完了吗？”他在楼上遇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时说。

    “你要吃晚饭吗？”

    “好的，我不会拒绝的。我到了乡下胃口不知有多好呢，真奇怪呀！你为什么不请里亚比宁吃东西？”

    “啊，那个该死的家伙！”

    “可是你是怎样对待他的呀！”奥布隆斯基说。“你连手都不跟他握。为什么不跟他握手呢？”

    “因为我不和仆人握手，而仆人比他还好一百倍呢。”

    “你真是一位顽固分子呀！打破阶级界限是怎样讲的呢？”

    奥布隆斯基说。

    “谁喜欢打破就请便吧，但这却使我作呕。”

    “我看你是个十足的顽固派呢。”

    “真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就是什么人。我就是康斯坦丁·列文，再不是别的什么了。”

    “而且康斯坦丁·列文情绪很不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

    “是的，我情绪不好，你可知道为什么？就为了，对不起——你那桩愚蠢的买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温和地皱起眉头，就像一个人无辜地受到嘲弄责骂一样。

    “啊，算了吧！”他说。“什么时候不是一个人卖了一件什么东西马上就有人说‘这值更多的钱’呢？但是当他要卖的时候，却没有谁肯出钱……不，我知道你恨那个不幸的里亚比宁。”

    “也许是那样。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又会叫我是顽固派，或旁的什么可怕的名字！但是看着我所属的贵族阶级在各方面败落下去，实在使我懊恼，使我痛心，不管怎样打破阶级界限，我还是情愿属于贵族阶级哩。而且他们家道败落下去并不是由于奢侈——那样倒算不了什么；过阔绰生活——这原是贵族阶级份内的事；只有贵族才懂得这些门径。现在我们周围的农民买了田地，这我倒也不难过。老爷们无所事事，而农民却劳动，把懒人排挤开了。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为农民欢喜。但是我看到贵族们之所以败落下去，完全是由于——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由于他们自己太幼稚无知的缘故，我实在有点难受。这里一个波兰投机家用半价买到了住在尼斯的一位贵夫人的一宗上好的田产。那里值十个卢布一亩的地，却以一个卢布租赁给一个商人。这里你又毫无道理地奉送三万卢布给那流氓。”

    “哦，那么怎么办呢？一棵树一棵树地去数吗？”

    “自然要数呀！你没有数，但是里亚比宁却数过了。里亚比宁的儿女会有生活费和教育费，而你的也许会没有！”

    “哦，原谅我吧，可是那样去数未免太小气了呢。我们有我们的事业，他们有他们的，而且他们不能不赚钱。总之，事情做了，也就算了。端来了煎蛋，我最喜爱的食品哩。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还会给我们那美味的草浸酒……”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桌旁坐下，开始和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说笑起来，对她说他好久没有吃过这样鲜美可口的午饭和晚饭了。

    “哦，您至少还夸奖一句哩，”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说，“但是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无论你给他什么东西吃——即使是一块面包皮——他吃过就走开了。”

    虽然列文极力想控制自己，但他仍然是阴郁而沉默的。他想要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问题，但是又下不了决心，而且找不出适当的话语或机会来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下去到他自己房间里去了，脱了衣服，又洗了洗脸，而且穿上皱边的睡衣，上了床，但是列文还在他的房间里徘徊着，谈着各种琐碎的事情，就是不敢问他要知道的事。

    “这肥皂制造得多么精美呀！”他说，看着一块香皂并将它打开，那是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放在那里预备客人用的，但是奥布隆斯基并没有用。“你看，这简直是一件艺术品呢。”

    “是的，现在一切东西都达到了这样完美的境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眼泪汪汪地，悠然自得地打了一个哈欠。

    “比方剧场和各种游艺……哎—哎—哎！”他打着哈欠。“到处是电灯……哎—哎—哎！”

    “是的，电灯，”列文说。“是的，哦，弗龙斯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突如其来地问，放下了肥皂。

    “弗龙斯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停止打哈欠。“他在彼得堡。你走后不久他就走了，从此以后他一次都没有到过莫斯科。你知道，科斯佳，我老实告诉你吧，”他继续说，把胳膊肘支在桌上，用手托着他那漂亮红润的脸，他那善良的、湿润的、昏昏欲睡的眼睛像星星一般在他脸上闪烁着。

    “这都是你自己的过错。你见了情敌就慌了。但是，像当时我对你说过的，我断不定谁占优势。你为什么不猛打猛冲一下呢？我当时就对你说过……”他仅仅动了动下巴额，打了个哈欠，并没有张开口。

    “他知不知道我求过婚呢？”列文想，望着他。“是的，他脸上有些狡猾的、耍外交手腕的神气，”他感到自己脸红了，默默地直视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

    “假使当时她那一方面有过什么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种外表的吸引力而已，”奥布隆斯基说。“他是一个十足的贵族，你知道，再加上他将来在社会上的地位，这些倒不是对她，而是对她的母亲起了作用。”

    列文皱着眉头。他遭到拒绝的屈辱刺痛了他的心，好像是他刚受的新创伤一样。但他是在家里，而家中的四壁给了他支持。

    “等一等，等一等，”他开始说，打断了奥布隆斯基。“你说他是一个贵族。但是请问弗龙斯基或者旁的什么人的贵族身份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竟然会瞧不起我？你把弗龙斯基看作贵族，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一个人，他的父亲凭着阴谋诡计赤手起家，而他的母亲呢——天晓得她和谁没有发生过关系……不，对不起，我把我自己以及和我同样的人倒看做是贵族呢，这些人的门第可以回溯到过去三四代祖先，都是有荣誉的，都有很高的教养（才能和智力，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像我父亲和祖父一样从来没有谄媚过谁，从来也没有依赖过谁。而且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人呢。你以为我数树林里的树是小气，而你却白白奉送了里亚比宁三万卢布；但是你征收地租以及我所不知道的什么等等，而就却不，所以我珍贵我祖先传下来的或是劳动得来的东西……我们才是贵族哩，而那些专靠世界上权贵的恩典而生活的，以及二十个戈比就可以收买的人是不能算的。”

    “哦，你在影射谁呢？我倒很同意你的意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诚恳而又温和地说，虽然他感觉到列文也把他归入了二十个戈比就可以收买的那一类人中。列文的激动使他真地觉得很有趣。“你在影射谁呢？虽然你说的关于弗龙斯基的话有许多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不说那个。我老实告诉你，假使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就一定要同我一道回莫斯科去，然后……”

    “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在我说来都无所谓，我告诉你吧——我求了婚，被拒绝了，而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现在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个痛苦而屈辱的回忆罢了。”

    “为什么？瞎说！”

    “但是我们不谈这个了吧。请你原谅我，如果我有什么唐突的地方，”列文说。现在他说出了心事，他又变得像早晨那样了。“你不生我的气吧，斯季瓦？请你不要生气，”他说，微笑着，拉住他的手。

    “当然没有，一点也没有！而且没有理由要生气呢。我很高兴我们把话都说明白了。你知道，早上打猎照倒是很有趣的。去不去呢？我今晚情愿不睡，我可以从猎场直接到车站去。”

    “好极了！”

    十八

    虽然弗龙斯基的内在生活完全沉浸在热情里，但是他表面的生活仍然毫无变化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沿着那由社交界与联队生活和种种利害关系构成的惯常轨道进行。联队的利益在弗龙斯基的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爱联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联队爱他。联队里的人不但爱弗龙斯基，而且也敬重他，以他而自豪；引以自豪的是，这个人，既有钱，又有才学，还有导致功成名就、飞黄腾达的前程，而他竟把这一切完全置之度外，而在全部生活的利益中把联队和同僚们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弗龙斯基理解同僚们对他所抱的这种看法，因此除了爱好这种生活之外，他还感觉得不能不保持这个名誉。

    这是不消说的，他并没有对任何一个同僚谈过他的恋爱事件，就是在最放荡不羁的酒宴中（实际上他从来没有醉到完全失掉自制力的程度）也从不曾泄漏他的秘密。他还堵住了任何想要暗示他这种关系的轻率的同僚的口。但是，虽然这样，他的恋爱还是传遍了全城；大家都多多少少准确地猜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大多数青年人都很羡慕他，也无非是为了他的恋爱中那种最讨厌的因素——卡列宁的崇高地位，以及因此他们的关系在社交界特别耸人听闻等等。嫉妒安娜，而且早已听厌了人家·称·她·贞·洁·的大多数年轻妇人看见她们猜对了，都幸灾乐祸起来，只等待着舆论明确转变了，就把所有轻蔑的压力都投到她身上。她们已准备好一把把泥土，只等时机一到，就向她掷来。大多数中年人和某些大人物对于这种快要发生的社交界的丑闻感到不快。

    弗龙斯基的母亲，听到他的恋爱关系，起初很高兴，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更能为一个翩翩少年生色的了；还有，那就是卡列宁夫人，那么使她中意而且讲过不少她自己儿子的情况的，竟然也和所有旁的美丽端庄妇人的行径一样——至少照弗龙斯基伯爵夫人看来是那样。但是她最近听到她儿子拒绝了人家给他的一个对于他的前途关系重大的位置，只是为了要留在联队里，可以常会见卡列宁夫人，而且她听到许多大人物因此都对他不满，她这才改变了看法。还有叫她心焦的是，从她听来的关于这个关系的一切看来，这并不是她所赞许的那种美艳的社交界的风流韵事，而是像她听说的那样一种可能使他干出愚蠢的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①。自从他突然离开莫斯科以后，她就没有看见过他，因此她差她的大儿子去叫他来看她——

    ①维特是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为了他所爱的女友绿蒂同别人结婚而自杀。

    这位长兄也不满意他的弟弟。他没有分析他的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恋爱，伟大的还是渺小的，热情的还是非热情的，轻佻的还是严肃的（他自己也姘上了一个舞女，虽然他已经有了子女，所以他在这些事情上倒是很宽大的）；但是他知道这恋爱事件是那些大家都要去奉承的人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不赞成他弟弟的行为。

    除了军职和社交以外，弗龙斯基还有一个嗜好——骑马。

    他是爱马如命的。

    今年规定了要举行士官的障碍赛马。弗龙斯基报了名，买了一匹英国的纯种牝马，虽然他沉醉在恋爱中，但是他依然热烈地、虽说是有节制地向往着即将举行的赛马……

    这两种热情并不互相抵触。相反地，他需要超出他的恋爱以外的事务和消遣，这样他可以摆脱那使他过分激荡的情绪而得到镇静和休息。

    十九

    在克拉斯诺村赛马那一天，弗龙斯基比平常更早地来到联队的公共食堂吃牛排。他用不着严格节制饮食，因为他的体重是四个半普特，正合规定的重量；但是他还得不发胖才好，因此他避免吃淀粉质和甜食。他坐下来，解开上衣钮扣，露出白背心来，把两肘支在桌子上，他一面等着他叫的牛排，一面望着一本摊开在他碟子上的法国小说。他望着书，只是为了避免和进进出出的士官们谈话；他在沉思。

    他想着安娜答应在今天赛马后来看他。但是他有三天没有看见她了，因为她丈夫刚从国外回来，他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和她会面，他也不知道怎样去探听。他和她最近一次会见是在他的堂姐贝特西的别墅①。他不轻易到卡列宁家的别墅去。现在他想到那里去，他开始考虑怎样去法——

    ①当时在俄国城市里供职的人夏天通常总在郊外租一所别墅，家眷住在别墅里，而在城内有职务的人就可以来回往返。

    “我当然说是贝特西派我来问她去不去看赛马的。我当然要去，”他暗自决定了，抬起头来不看书。当他在心里栩栩如生地描绘着看到她时的那种快乐情景，他眉开眼笑起来。

    “派人到我家里去，叫他们赶快把三马篷车套好，”他对那个把一银碟热气腾腾的牛排端给他的仆人说，然后把碟子拉到面前，开始吃起来。

    从隔壁台球房里传来了撞球和谈笑的声音。两位士官在门口出现：一个是年轻人，长着一副消瘦而柔弱的面孔，新近才从贵胄军官学校加入联队的；另一个是位胖胖的老士官，腕上戴着手镯，长着一双眼皮浮肿的小眼睛。

    弗龙斯基瞟了他们一眼，皱起眉头，就斜着眼看书，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们似的，他边读边吃起来。

    “怎样？加了油好去工作吗？”胖士官说，在他旁边坐下。

    “对啦，”弗龙斯基回答，皱着眉头，揩揩嘴，不望着那士官。

    “那么你不怕发胖吗？”对方说，替那年轻士官拖过一把椅子来。

    “什么？”弗龙斯基生气地说，显出厌恶的脸色，露出整齐的牙齿来。

    “你不怕发胖吗？”漂亮朋友

    “来人，雪利酒！”弗龙斯基说，没有回答，把书移到另一边，他继续读着。

    那胖士官拿起一张酒单，转向年轻士官。

    “我们喝什么酒，你挑吧，”他说，把酒单递给他，向他望着。

    “我看就莱茵葡萄酒吧，”年轻士官说，胆怯地斜眼看了弗龙斯基一眼，极力去扯他那几乎看不见的胡髭。看见弗龙斯基没有回转身来，青年士官就站了起来。

    “我们到台球房去吧，”他说。

    胖士官顺从地立起身来，他们向门口走去。

    这时，魁梧奇伟的亚什温大尉走进了房里，他带着一种傲慢的轻蔑态度头一昂对两位士官点了点头，就走到弗龙斯基身旁去。

    “噢！他在这里！”他叫起来，用大手重重地拍拍他的肩章。弗龙斯基生气地回头一望，但是他的脸上立刻闪烁出他特有的平静而坚定的亲切神情。

    “你真聪明，阿廖沙，”大尉用洪亮的男中音说。“你现在得吃一点，喝一小杯。”

    “啊，我并不想吃。”

    “真是形影不离的两搭档，”亚什温加上说，讥讽地瞥视着这时正在离开这房间的两位士官。他弯着紧紧地裹在马裤里的长腿，在椅子上坐下来，那椅子对他说是太矮了，以至他的两膝弯成了锐角形。“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克拉斯宁剧场？努梅罗娃可真不错呢。你到哪里去了？”

    “我在特维尔斯基家耽搁得太久了。”弗龙斯基说。

    “噢！”亚什温回答。

    亚什温，一个赌徒和浪子，一个不单不讲道德，而且品行不端的人，这个亚什温是弗龙斯基在联队里最好的朋友。弗龙斯基喜欢他，一方面是因为他体力过人，他那体力主要是以能够纵情狂饮，能够彻夜不睡而毫无倦意来显示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坚强的意志力，那种意志力表现在他对同僚和长官的关系上，他博得了他们的畏惧和尊敬，同时也表现在赌博上，他赌上万的输赢，不管他喝得多醉，他总是那样熟练和果断，以至他被认为是英国俱乐部第一流的赌客。弗龙斯基尊敬而又喜欢亚什温，特别是因为他感觉得亚什温喜欢他，并不是为了他的姓氏和财富，而是为了他本人。在所有的人当中，弗龙斯基只愿意同他一个人谈他的恋爱问题。他感觉到亚什温虽然看起来轻视一切感情，却是唯一能够理解那充溢了他的整个生命的强烈热情的人。此外，他相信亚什温的确不喜欢流言蜚语，而且真正理解他的感情，那就是说，知道而且相信这场恋爱不是玩笑，不是消遣，而是更为严肃更为重要的事情。

    弗龙斯基从来没有对他说起过自己的恋爱，但是知道他全知道，而且对这恋爱有正确的理解，他很高兴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一点。

    “哦，是的！”他听到弗龙斯基在特维尔斯基家的时候这样说；他的黑眼睛闪耀着，他捋着左边的胡髭，依照他的坏习惯，开始把它塞进嘴里。

    “哦，你昨天干了什么？赢了吗？”弗龙斯基问。

    “八千。但是三千不能算数；他不见得会给呢。”

    “啊，那么你在我身上输掉也不要紧了，”弗龙斯基笑着说。（亚什温在这次赛马中在弗龙斯基身上下了一大笔赌注。）

    “我绝对不会输。只有马霍京有点危险性。”

    于是谈话转移到今天赛马的预测上，弗龙斯基此刻只能想到这件事情。

    “走吧，我已经吃完了，”弗龙斯基说着，站起身来，他向门口走去。亚什温也站了起来，伸直了他的长腿和长背。

    “我吃饭还嫌太早，但是我得喝点酒。我马上就来。喂，酒！”他大声叫，那声音在喊口令时叫得顶响，现在使玻璃窗都震动了。“不要了，”他立刻又叫了一声。“你要回家，我和你一道去。”

    于是他和弗龙斯基一同走了出去。

    二十

    弗龙斯基寄宿在一所宽敞清洁，用板壁隔成两间的芬兰式小屋里。彼得里茨基在野营里也和他一道住。当弗龙斯基和亚什温走进小屋的时候，彼得里茨基已经睡着了。

    “起来，你睡够了，”亚什温说，走到板壁那边去，在那头发蓬乱、鼻子埋在枕头里睡着的彼得里茨基的肩膊上推了一下。

    彼得里茨基突然爬起来跪着，四下张望。

    “你哥哥来过这里，”他对弗龙斯基说。“他叫醒了我，那该死的家伙，并且说他还要来。”于是拉上毛毯，又扑到枕头上。“啊，别闹了，亚什湿！”他说，对正在拉开他的毛毯的亚什温生气了。“别闹了！”他翻转身来张开眼睛。“你倒告诉我喝点什么好呢，我嘴里的味道真难受！……”

    “伏特加最好了，”亚什温用低声说。“捷列先科，给你主人拿伏特加和黄瓜来，”他叫了一声，显然很欣赏自己的嗓子。

    “你觉得伏特加顶好吗？呃？”彼得里茨基问，做着怪脸，揉了揉眼睛。“你要喝点吗？那么好，我们一道喝吧！弗龙斯基，喝一杯吧？”彼得里茨基说，起了床，用虎皮毯子裹着身体。

    他走到板壁门口去，举起双手，用法语哼着；“‘昔有屠勒国之王①。’弗龙斯基，你要喝一杯吗？”——

    ①这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甘泪卿的歌词的首句。

    “走开吧！”弗龙斯基说，把仆人拿给他的常礼服穿上。

    “你到哪里去呢？”亚什温说。“啊，你的三马篷车来了？”

    他看见马车驶近了的时候补充说。

    “到马厩去，而且为了马的事情我还得去看看布良斯基，”

    弗龙斯基说。

    弗龙斯基的确约好了去看望住在离彼得戈夫约莫十里光景的布良斯基，把买马的钱还给他；因此他也希望赶得及去那里一趟。但是他的同僚们立刻明白他并不只是到那里去。

    彼得里茨基口里还在哼着，使了个眼色，努着嘴，好像在说：“啊，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布良斯基是什么样的人。”

    “当心不要迟到！”亚什温仅仅说了这么一句，就改变了话题：“我的栗毛马怎样？还行吗？”他问，望着窗外三匹马当中的一匹，那是他卖给弗龙斯基的。

    “等一等！”彼得里茨基向已经走出去的弗龙斯基叫着。

    “你哥哥留了一封信和一个字条给你。等一等，它们放在哪里去了呢？”

    弗龙斯基停下脚步。

    “哦，它们放在哪里呢？”

    “它们放在哪里去了呢？这倒是个问题！”彼得里茨基郑重其事地说，把食指从鼻端往上移。

    “快告诉我，这简直是胡闹呢！”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我没有生上壁炉。一定是在这里什么地方。”

    “花样玩得够了！信到底在哪里呢？”

    “不，我真的忘了。难道是做梦吗？等一等，等一等！但是何必生气呢？假使你昨天像我那样每人喝了那么四大瓶酒，你也会忘了你睡在什么地方呢。等一等，我来想一想！”

    彼得里茨基走到板壁那边去，在床上躺下来。

    “等一等！我是这样躺着的，而他是这样站着的。对啦—对啦—对啦……在这里呢！”彼得里茨基从卧褥下面掏出一封信来，他把信藏在那下面。

    弗龙斯基拿了那信和他哥哥的字条。这正是他意料到的信——他母亲写来的信，责备他没有去看过她，而他哥哥留下的字条说一定要和他谈一谈。弗龙斯基知道这都是关于那件事情。“关他们什么事呢！”弗龙斯基想，于是折起信笺，把信从常礼服钮扣之间塞进去，这样他可以在路上仔细看一遍。在小屋门口，他碰见了两个士官，一个是他的联队里的，一个是属于另外的联队的。

    弗龙斯基的住所经常是所有士官聚会的场所。

    “你到哪里去？”

    “我得到彼得戈夫去。”

    “你的马已经从皇村来了吗？”

    “来了，但我还没有看到。”

    “据说马霍京的‘斗士’①瘸了。”——

    ①马名。

    “瞎说！可是在这样的泥地里你怎么赛马呢？”另一个问。

    “我的救星来了！”彼得里茨基看见进来了人这样地叫着。

    勤务兵端了一个盛着伏特加和盐渍黄瓜的盘子站在他面前。

    “亚什温叫我喝点酒，好提提精神呢。”

    “哦，你昨天真把我们弄苦了，”进来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说，“你害得我们整整一夜没有睡。”

    “啊，我们不是收场很妙吗！”彼得里茨基说。“沃尔科夫爬上屋顶，告诉我们他是多么伤心！我说：‘我们听听音乐，听听葬礼进行曲吧！’他听着葬礼进行曲就在屋顶上面睡着了。”

    “喝吧，你一定得喝伏特加，然后来点矿泉水，多来些柠檬，”亚什温说，在彼得里茨基旁边监视着，就像一位哄小孩吃药的母亲一样。“然后再来少许香槟酒——那么一小瓶。”

    “哦，这倒有道理。等一等，弗龙斯基，我们大家一道喝吧。”

    “不；各位，再会。我今天不喝。”

    “哦，你怕增加体重吗？好的，那么我们就自己来喝。给我们矿泉水和柠檬。”

    “弗龙斯基！”当他已经走出门的时候什么人喊道。

    “什么？”

    “你最好把头发剪了，要不然太重了，特别是秃顶上。”

    弗龙斯基的确过早地开始有了秃顶的痕迹。他快活地笑着，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来，然后把帽子拉得遮住秃顶，走出去，上了马车。

    “到马房去！”他说，正要掏出信来读一遍，但是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不读了，为的是在看牝马之前不要分散了注意力。“以后再说吧！”

    二十一

    临时的马厩，一个木板搭的棚子，建在跑马场附近，他的牝马昨天就应该牵到那里去了。他还没有去看过它。在最近几天内，他自己没有骑着它练习，却把它委托给调马师了，因此现在他简直不知道他的牝马过去以及现在情况如何。他还没有下马车，他的马夫，所谓“马僮”的，老远就认出了他的马车，把调马师叫出来。一个干瘦的英国人，穿着长统靴和短衣，刮净了脸，仅在下巴下面留了一撮胡须，迈着骑手那种不灵活的步伐，张着臂肘，摇摇摆摆地走出来迎接他。

    “哦，佛洛佛洛①怎样了？”弗龙斯基用英语问——

    ①马名。

    ②英语：很好，先生。

    “Allright，sir，”②英国人的声音从咽喉深处发出来回答说。“还是不进去的好，”他补充说，举起帽子。“我给它套上了笼头，那马不安静得很哩。还是不进去的好，那会使它激动起来。”

    “不，我要进去。我要看一看它。”

    “那么，来吧，”英国人皱着眉，还是没有张开嘴说，于是摆动着胳臂肘，他迈着拖沓的步伐走在前头。

    他们走进马厩前面的一个小院子。一个穿着干净的短上衣，又年轻又漂亮的值班的马僮，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迎接他们，跟着他们走去。马厩里有五匹马站立在各自的厩室里，弗龙斯基知道他的劲敌马霍京的马“斗士”，一匹高大的栗色马，也牵到了那里，一定在那群马中间。弗龙斯基想看看他没有见过的“斗士”的心情比要看他自己的牝马还要急切；但是他知道依照赛马的规矩，对手的马非但不允许看，就是探问一下都有失体统。正在他走过走廊的时候，马僮把通左边第二厩室的门开开，于是弗龙斯基瞥见了一匹长着雪白蹄子的高大的栗色马。他知道这就是“斗士”，但是抱着避而不看别人拆开的信那样的心情，他扭过头去，走近了佛洛佛洛的厩室。

    “这儿这匹马是属于马克……马克……我总说不出那名字来，”英国人回过头来说，用他那指甲很脏的大拇指头指着“斗士”的厩室。

    “马霍京的？是的，那是我的最厉害的对手呢，”弗龙斯基说。

    “要是你骑那匹马的话，”英国人说，“我一定在你身上下赌注了。”

    “佛洛佛洛神经质一点，那匹马要强壮一些，”弗龙斯基说，因为自己的骑术受了赞美而微笑着。

    “在障碍赛马中，一切全靠骑术和pluck，”英国人说。说到pluck——那就是，精力和胆量的意思——弗龙斯基不但觉得他已经够多的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坚信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他更有pluck。

    “您的确觉得我不需要·再·训·练·了吗？”

    “啊，不需要，”英国人回答。“请别大声说话。那匹马很激动哩，”他补充说，向对面那间关上门的厩室点了点头，从那厩室里面传出来马蹄践踏稻草的声音。

    他开开门，弗龙斯基走进由一扇小小的窗里透进微弱的光线的厩室。在厩室里站着一匹黑褐色的牝马，它套上了笼头，用蹄子翻腾着新鲜稻草。在厩室的昏暗光线中环顾着周围，弗龙斯基不由自主地又仔细端详了一遍他的爱马的全部体格。佛洛佛洛是一匹中等身材的马，从养马者的观点看来，并非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它全身骨骼细小；虽然它的胸膛向前突出，但却是窄狭的。它的臀部稍稍下垂，前腿明显地往里弯，后腿弯曲得更厉害。前后腿的筋肉都不怎样丰满；但是这匹牝马的肋骨却特别宽，这个特点因为它被调练得消瘦了的缘故显得格外触目。它的膝部以下的脚骨，从正面看上去，不过手指那么粗细，但从侧面看却是非常粗大的。它整个身体，除了肋骨，看上去好像是被两边挟紧，挟成了一长条似的。但是它却具有使人忘却它的一切缺点的最大的优点。那优点就是·血·统，如英语所说的那种奏效的·血·统。在覆盖着一层细嫩、敏感、像缎子一般光滑的皮肤下，筋肉从血管的网脉下面突出地隆起来，像骨头一般坚硬。它那长着一双突出的、闪耀明亮、喜气洋洋的眼睛的瘦削的头，在那露出内部软骨的张开的通红鼻孔那里扩大起来。在它的整个身躯，特别是它的头部，有一种富有精力同时很柔和的神情。它是那样一种动物，仿佛它所以不能说话，只是因为它的口腔的构造不允许它说话。

    至少，在弗龙斯基看来，好像他望着它那一瞬间所体会到的心情，它全都懂得。

    弗龙斯基刚走到它面前，它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而且，斜着它那凸起的眼睛，以致眼白都露出血丝来，它从对面惊视着走近的人，摇摆着笼头，富于弹性地轮流用四只蹄子蹴踢着地面。

    “您看，它多么激动呀，”英国人说。红与黑

    “啊，亲爱的！啊！”弗龙斯基说，走到牝马面前抚慰它。

    但是他越走近，它就变得越兴奋了。仅仅在他站到它头旁的时候，它这才突然静下来，而筋肉在它那柔软的、优美的毛皮下面颤动。弗龙斯基轻轻地拍了拍它的结实的脖颈，理好它那隆起的颈背上垂到一边的鬣毛，把他的脸凑近它那好像蝙蝠的羽翼一样的张大的鼻孔。它从紧张的鼻孔里大声吸进一口气，又喷出来，战栗了一下，竖起尖尖的耳朵，向弗龙斯基伸出它那又厚又黑的嘴唇，好像要咬他的袖子似的，但是记起套着笼头，它又抖动起来，又开始不安定地轮流用它那纤细的腿践踏着。

    “安静些，亲爱的，安静些！”他说，又轻轻抚摸了一下马的臀部，愉快地觉察到他的牝马是处在最良好的状态中，他走出了厩室。

    牝马的兴奋感染了弗龙斯基。他感觉得热血往心头直涌，感觉到他也像那牝马一样，渴望活动、咬人；这是又可怕又愉快的。

    “哦，那么我托付您了，”他对英国人说。“六点半到赛马场。”

    “好的，”英国人说。“您到什么地方去，阁下？”他问，突然用了他差不多从来不曾用过的mylord①这样的称呼——

    ①英语：阁下。

    弗龙斯基惊讶地抬起头来，很知趣地不望英国人的眼睛，只望着他的前额，惊异他问得这么大胆。但是觉察到英国人这样问时并没有把他看成主人而只当他骑手，于是他回答道：

    “我得到布良斯基那里去一下，一个钟头以后就回家。”

    “今天人家这样问了我多少回呀！”他暗自说，涨红了脸，他是不轻易红脸的。英国人注意地望着他，好像他也知道弗龙斯基要到什么地方去似的，他补充说：

    “最要紧的是在赛马之前保持镇静，”他说，“不要动怒，不要为什么烦恼。”

    “Allright”弗龙斯基笑着回答，于是跨进马车，他吩咐马车夫驱车到彼得戈夫去。

    他还没有走多远，从早上起大有风雨欲来之势的乌云密布了，一阵倾盆大雨降下来。

    “多糟糕呀！”弗龙斯基想，张起车篷。“路本来就很泥滑，现在简直变成沼泽了。”独自坐在遮上车篷的篷车里，他取出他母亲的信和他哥哥的字条来，看了一遍。

    是的，说来说去还是那件事情。每个人，他母亲也好，他哥哥也好，每个人都觉得应当来干涉他的私事。这种干涉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愤恨的心情——一种他以前很少体验到的心情。“关他们什么事呢？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得有关心我的义务呢？为什么他们要跟我找麻烦？就是因为他们看出这是一件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假使这是普通的、庸俗的、社交场里的风流韵事，他们就不会干涉我了。他们感觉到这有点儿不同，这不是儿戏，这个女人对于我比生命还要宝贵。而且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使得他们恼怒了。不管我们的命运怎样或是将要成为怎样，我们自作自受，毫无怨尤，”他说，以·我·们这个字眼把他自己和安娜联系起来。“不，他们一定要教导我们怎样生活。他们丝毫不懂得幸福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没有这个恋爱，我们就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简直就活不下去了，”他沉思。

    就因为他们横加干涉，他生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气，正因为他内心里感觉到他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对的。他感觉到把他和安娜联系在一起的这场恋爱并不是一种一时的冲动，就像社交场里的风流韵事那样，在双方的生活上除了愉快或不愉快的记忆以外，不留另外一点痕迹。他感到他自己和她的处境是痛苦的，感觉到以他们在社交界人士心目中的显著地位，要隐瞒他们的恋爱，要说谎和欺骗是困难的；在把他们结合起来的那热情强烈到使得他们两人除了恋爱忘怀了一切的时候，还要说谎、欺骗、装假和不断地顾及别人，那实在是困难的。

    他十分真切地回想起他不得不违反本性而几次三番地说谎和欺骗的种种情形。他特别清晰地回想起他不止一次在她脸上看出她由于不能不说谎和欺骗而感到羞耻的神情。而且他体验到自从他和安娜秘密结合以来就有时浮上他心头的那种奇怪的心情。这是对什么东西抱着的厌恶感——是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呢，还是对自己呢，或者是对整个社交界呢，他不知道，但他总是把这种奇怪的心情排遣开去。现在，他抖擞起精神，继续沿着他的思路想下去。

    “是的，她以前是不幸的，但却很自负和平静；而现在她却不能够平静和保持尊严了，虽然她不露声色。是的，这事一定得了结，”他下了决心。

    于是他的脑际第一次明确地起了这样的念头：这种虚伪的处境必须了结，而且越快越好。

    “抛弃一切，她和我，带着我们的爱情隐藏到什么地方去吧；”他自言自语说。

    二十二

    大雨没有下多久，当弗龙斯基驶近目的地，驱赶着辕马全速飞跑，松开缰绳让两侧拉边套的马在泥泞的地面上奔驰过去的时候，太阳又露出来，别墅的屋顶和大街两旁庭院里的古老菩提树水淋淋的闪耀着光辉，水珠轻快地从树枝上滴下，水从屋顶上滔滔地流下来。他不再想这场骤雨会怎样毁坏了赛马场，现在只觉得高兴——多亏这场雨——他准会赶上她一个人在家，因为他知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近才从温泉回来，还没有从彼得堡来到这里。

    弗龙斯基希望看到她一个人在家，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像往常一样还没有过桥就下了车，徒步向那幢房子走去。他没有走上大门的台阶，却走进院子里去。

    “你们的主人回来了吗？”他问园丁。

    “没有。太太在家呢。请您走前门；那里有仆人，他们会开门的，”园丁回答。

    “不，我由花园里穿过去。”

    证实了只有她一个人，想出其不意地使她吃一惊，因为他并没有约定今天来，而她也决不会料想到他在赛马之前还会来，他握住佩刀，小心地踏着两旁栽着花草的沙石小径朝面向花园的凉台走去。弗龙斯基完全忘了他在路上所想起的自己处境的艰难。他一心想着他马上就要看见她，不是在想像里，而是整个活生生的，如她实际上那样。当他已经走进去，为了不要发出声响，蹑手蹑脚地踏上凉台的不陡的台阶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他常常忘记了的东西，形成了他和她的关系中最苦恼的一面的东西，那就是，她那露出一双询问般的——在他看来好像是含有敌意的——眼神的儿子。

    这小孩比什么人都频繁地成为他们关系上的障碍。当他在旁边的时候，弗龙斯基和安娜两人不但都避免谈他们不能在别人面前说的话，甚至也不讲一句小孩听不懂的暗示的话。他们并没有商量好这样，这是自然而然的。要是他们欺骗了小孩的话，自己一定会觉得可耻的。他在面前的时候，他们像朋友一样交谈着。但是虽然这样小心，弗龙斯基还是常常看到这小孩凝视着他的注意而迷惑的目光，在这小孩对他的态度上有一种奇怪的羞怯和游移不定的神态，时而很亲密，时而却冷淡而隔阂。似乎这小孩感觉到了在这个人和他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关系，那关系的意义却是他所不能理解的。

    实际上这小孩自己也感觉到他不能理解这种关系，他极力想要弄明白他对于这个人应当抱着怎样的感情，但他却弄不明白。由于小孩对于感情的流露非常敏感，他清楚地看出来他的父亲、他的家庭教师和他的保姆，——不但都不欢喜弗龙斯基，而且用恐怖和厌恶的眼光看他，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而他的母亲却把他看作最好的朋友。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什么人呀？我该怎样去爱他呢？要是我不知道，那是我自己的错；我不是笨，就是一个坏孩子，”这小孩这样想着。因此他露出试探的、询问的、有时多少含着一些敌意的表情和使得弗龙斯基那么着恼的羞怯而游移不定的神态。但凡小孩在场的时候，总在弗龙斯基心里引起一种异样的无缘无故的厌恶心情，那是他最近常常体验到的。这小孩在场的时候，在弗龙斯基和安娜两人心里都唤起这样一种心情，好比一个航海家根据罗盘看出他急速航行的方向偏离了正确的航向，但要停止航行却又非他力所能及，而且随时随刻都在载着他偏离得越来越远了，而要自己承认误入歧途就等于承认自己要灭亡了。

    这小孩，抱着他对人生的天真见解，就好比是一个罗盘，向他们指示出，他们偏离他们所明明知道但却不愿意知道的正确方向有多么远了。

    这回谢廖沙不在家，只有她一个人在，她正坐在凉台上，等待她的出去散步遇了雨的儿子回来。她差了一个男仆和一个使女去寻找他。穿着镶着宽幅绣花的白色连衣裙，她坐在凉台角落上的花丛后面，没有听见弗龙斯基的脚步声。低下黑色鬈发的头，她把前额紧贴着摆在栏杆上的冰冷的喷水壶，用她那双戴着他那么熟悉的戒指的纤手捧住那把壶。她的整个身姿、她的头、她的脖颈、她的手的美丽每次都像什么新奇的东西一样使弗龙斯基倾倒。他站住了，狂喜地望着她。但是，他刚要向她再走近一步的时候，她就感到他到来了，于是推开水壶，把她那泛着红晕的脸转向他。

    “怎么回事？你病了吗？”他走向她，用法语对她说。他本想跑到她面前去，但是想到也许附近有人，他就回头向凉台的门望了一望，微微涨红了脸，就像他在感觉到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小心提防的时候，常常红脸那样。

    “不，我很好哩，”她说，立起身来，紧紧地握着他伸出的手。“我没有想到……你来。”

    “啊唷！多么冰凉的手呀！”他说。

    “你吓了我一跳，”她说。“我一个人在等谢廖沙。他出去散步了，他们会从这边进来。”

    但是，虽然她努力镇静，她的嘴唇却在颤抖着。

    “请你原谅我来你这里，但是我一天不看见你都过不下去，”他继续说，照例是用法语，为的是要避免俄语的“您”和“你”这两个字眼，前者听起来未免太冷淡难堪，后者却又亲密到危险的地步。

    “为什么原谅？我多么高兴呀！”

    “可是你身体不好，要么就是心中烦恼，”他继续说，没有放下她的手，弯腰向着她。“你在想什么呢？”

    “老是想那件事情呢，”她微笑着说。

    她说的是真话。无论什么时刻有人问她在想什么的时候，她准都会这样回答的，老是想那件事情，想她的幸福和不幸。正当他到来的时候她就在这样想着：她奇怪为什么在别人，比方在贝特西（她知道她和图什克维奇的秘密关系），这完全不算一回事，而在她却是这样痛苦。今天这个念头不知什么原因使她特别痛苦。她问他赛马的事。他回答了她的问题，看见她很激动，就极力给她解闷，开始用最平常的语调把赛马的准备详细地告诉她。

    “告诉他呢，还是不告诉他？”她想，望着他那镇静的、亲切的眼睛。“他是这样快乐，这样全神贯注在赛马的事情上面，他不会很好地了解这件事，他不会了解这件事对于我们的全部意义。”

    “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当我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打断了自己的话说，“请告诉我吧！”

    她没有回答，微微低着头，她皱着眉头询问般地望着他，她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闪耀着。她的手一面摩弄着她摘下的一片树叶，一面在发抖。他看到了这个，他的脸表露出曾经博得过她那样的欢心的那种完全的顺从，那种奴隶般的忠心的神色。

    “我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你想我知道你有什么忧愁，而我却没有为你分担的时候，我还能够安心吗？告诉我吧，看在上帝面上！”他恳求地重复说。

    “是的，假使他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我是不能够原谅他的。还是不告诉他的好；为什么要考验他呢？”她想，还是那样盯视着他，而且感觉得那只拿着树叶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看在上帝面上吧！”他拉着她的手重复说。

    “我要不要告诉你呢？”

    “要，要，要呀……”母亲

    “我怀孕了，”她低声慢慢地说。

    她手里的树叶抖动得更加厉害了，但是她的眼睛紧紧盯着他，注视着他将怎样接受这个消息。他脸色变白了，想说句什么话，却又停住了，他放下她的手，他的头垂下去。“是的，他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她想，于是感激地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但是她以为他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像她，一个女人，所了解的那样，这就错了。听了这个，他感觉得他对于不知什么人所怀的那种异样的厌恶心情以十倍的强度袭上他的心头！但是同时他感觉得他所渴望的转变关头现在来到了，感觉得再要瞒住她的丈夫已经不可能，无论如何非得把这不自然的状态了结不可了。但是，除此以外，她肉体上的激动也感染了他。他用顺从的温柔的眼光望着她，吻了吻她的手，立起身来，于是，默默无言地在凉台上来回走着。

    “是的，”他说，毅然决然地走到她面前。“你和我都没有把我们的关系看做儿戏，现在我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们一定要了结，”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说，“了结我们所过的这种弄虚作假的生活。”

    “了结？怎样了结法，阿列克谢？”她低低地说。

    她现在镇静些了，她的脸上闪烁着温柔的微笑。

    “离开你的丈夫，把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她回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是的，但是完完全全地，完完全全地。”

    “但是怎样做法，阿列克谢，告诉我怎样做法？”她用嘲笑自己的走投无路的处境的忧愁的口吻说。“有什么办法摆脱这种处境呢？难道我不是我丈夫的妻子吗？”

    “什么处境都有办法摆脱的。我们得打定主意，”他说。

    “随便什么情况都比你现在这种处境好。自然，我看出你为了一切多么苦恼——为了社会和你的儿子和你的丈夫。”

    “啊，就是没有为我的丈夫，”她露出平静的微笑说。“我不了解他，我不想他。他在我看并不存在。”

    “你说的不是真话。我了解你。你为了他也苦恼着。”

    “啊，他连知都不知道呢，”她说，突然她的脸涨得通红；她的两颊、她的前额、她的脖颈都红了，羞愧的眼泪盈溢在她的眼里。

    “可是我们不要谈他了吧。”

    二十三

    弗龙斯基曾经好几次，虽然没有像这次这样坚决，极力想使她考虑她自己的处境，而每次他都遭到了她现在用来答复他的请求的那种同样肤浅而轻率的判断。好像这里面有什么她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正视的东西，好像她一开始说到这个，她，真正的安娜，就隐退到内心深处，而另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女人，一个他所不爱、他所惧怕的、处处和他作对的女人就露出面来了。但是他今天下了决心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他知不知道，”弗龙斯基用平素那种镇静而坚决的语调说，“那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能够……你不能够这样过下去，特别是现在。”

    “照你说，怎么办好呢？”她还是带着轻松的讥讽口吻问。她原来那么惧怕他把她的怀孕看得太随便，现在却唯恐他由此断定非采取某种步骤不可了。

    “把一切都告诉他，离开他就是。”

    “很好，假定我这样做，”她说。“你知道那结果会怎样？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于是一道邪恶的光芒在她那一分钟前还是那么柔和的眼睛里闪烁。“‘呃，你爱上了另一个男子，和他发生了有罪的关系吗？（摹拟着她的丈夫，她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样特别强调有罪的这个字眼，）我曾警告过你，这在宗教、公民和家庭的关系上将会有怎样的后果。你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不能让你玷污我的名声和……和我的儿子，’”她原来想这样说的，但是她却不能拿她儿子开玩笑，“‘玷污我的名声，’和诸如此类一套话，”她补充说。“总而言之，他会打官腔，用清楚明确的话说他不能让我走，他要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来防止丑闻四播。他会冷静认真地照他的话去做。事情准会弄到这种地步。他不是人，而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她补充说，一面说一面细想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姿态和说话的样子，她历数着可能在他身上找得出来的一切缺点，并不因为她自己对他犯了可怕的罪而稍微原谅他一点。

    “可是，安娜，”弗龙斯基极力想要安慰她，用柔和的劝导声调说，“我们无论如何非得把一切都告诉他不可，然后再针对他采取的措施采取对策。”

    “那么，逃走吗？”

    “为什么不能逃走呢？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并不是为了我的缘故——我知道你很痛苦啊。”

    “是的，逃走，做你的情妇吗？”她愤怒地说。

    “安娜，”他说，温柔中含着谴责。

    “是的，”她继续说，“做你的情妇，把一切都毁了……”

    她原来又想说“把我的儿子”的，但是这句话她说不出口来。

    弗龙斯基不能了解以她那坚强而又诚实的性格，她怎么能忍受这种弄虚作假的状态而不想摆脱。但是他没有猜想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儿子”这个字眼，这个她不便说出口的字眼。她一想到她的儿子，以及他将来会对这位抛弃了他父亲的母亲会抱着怎样的态度的时候，为了自己做出的事她感到万分恐怖，她简直不知所措了，只好像一个妇道人家一样，极力以虚伪的判断和言辞来安慰自己，好使一切维持原状，使她也能忘记她儿子会落到怎样的结局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求你，我恳求你，”她突然抓住他的手，用一种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恳切而又柔和的声调说，“永远也不要再对我说这话了吧！”

    “可是，安娜……”

    “永远不要说了吧。由我去吧。我的处境的全部卑劣，全部恐怖情况，我都知道；可是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解决。由我去吧，照我所说的做吧。再也不要对我说这个了。你答应我吧？……答应，答应呀……”

    “我什么都答应，可是我安不下心，特别是听了你刚才说的话以后。你不安心的时候，我是怎样也安不下心呀……”

    “我？”她重复说。“是的，我有时候苦恼；但是只要你不再提起这个，那就会过去的。当你提这个的时候，只有这时才使我苦恼……”

    “我真不明白，”他说。

    “我知道，”她打断他，“以你的诚实性格说谎有多么困难，我替你难过。我常常想你是为了我毁了一生。”

    “我也在这样想哩，”他说：“你怎么可以为了我把一切都牺牲了呢？你若是不幸，我就不能饶恕我自己。”

    “我不幸？”她说，更挨近他了，露出热情洋溢、含情脉脉的微笑望着他。“我好像一个得到了食物的饿汉一样。他也许很冷，穿得很破烂，而且害臊，但他却不是不幸的。我不幸吗？不，这才是我的幸福哩……”

    她听见她儿子走近的声音，于是迅速地向凉台周围瞥了一瞥，她突然立起身来。她的眼睛里燃烧着他所熟悉的火焰，她用迅速的动作举起她那双戴着戒指的纤手，捧着他的头，看了他的面孔许久，然后把脸凑上去，嘴微微张开，含着微笑，迅速地吻了吻他的嘴和两眼，就把他推开。她正待走开，但是他把她拉住了。

    “什么时候？”他低低地说，神魂颠倒地望着她。

    “今晚一点钟，”她低声说，沉重地叹了口气，就迈着她那轻快的、敏捷的步伐走出去迎接她的儿子。

    谢廖沙在大花园里遇了雨，他和保姆一道在凉亭里避雨。

    “那么，再见，”她对弗龙斯基说。“我马上就该去看赛马了。贝特西约好了来邀我一道去的。”

    弗龙斯基看了看表，就匆匆地走了。

    二十四

    当弗龙斯基在卡列宁家的凉台上看表的时候，他是这样激动，这样心神不定，以至他看了表面上的指针，却没有能够看清时间。他走上大道，小心地踏着泥泞，一直向他的马车走去。他是这样完全沉浸在对安娜的热情里，他连想都没想到这时候几点钟以及他还有没有时间到布良斯基那里去。他像惯常那样只保持住了表面上的记忆力，指示他第一步做了以后第二步该怎样做而已。他走到他的马车夫面前，马车夫正在一株葱郁的菩提树的倾斜阴影下面坐在车台上打瞌睡；他叹赏那在冒汗的马身上盘旋着的成群的蚋，唤醒马车夫，他跨进马车，命他驱车到布良斯基家去。直到走了将近七里路，他才定下神来，看了看表，知道已经五点半钟，他要迟到了。

    那天规定有几场比赛：骑兵比赛，其次是士官两里比赛，其次是四里比赛，再其次就是他参加的比赛。他还来得及赶上他的那场比赛，但是假如他到布良斯基那里去的话，他就刚赶得上，而他到的时候全宫廷的人一定都已经就座了。那是不大好的。但是他答应了布良斯基去的，因此他还是决定去，叫马车夫不要顾惜马。

    他到了布良斯基家里，在那里停留了五分钟，就急急地乘车返回来。这急速行驶倒使他安静了。他和安娜的关系中一切使人痛苦的东西，他们谈话所遗留下的渺茫的感觉，都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现在带着欢喜和兴奋的心情想着赛马，想着他总算来得及赶上，而今宵欢会的期望不时地像一道火光一样在他的想像里闪过。

    当他超过从别墅或彼得堡驶来的马车，越来越接近赛马场的环境的时候，近在眼前的赛马的兴奋就越加支配着他了。

    他的宿舍里没有一个人：他们都到赛马场去了，他的仆人在门口等候着他。当他换衣服的时候，他的仆人告诉他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好几位先生来找过他，马僮从马厩跑来过两次。

    不慌不忙地穿上衣服（他从来没有慌张过，从来不曾失去过自制力），弗龙斯基吩咐驱车上马厩去。从马厩那里，他就可以看见赛马场周围像海洋似的马车，行人和兵士们，和挤满人群的亭子。看来正在进行第二场比赛，因为当他走进马厩的时候他听到了钟声。走向马厩，他碰见了马霍京那匹白脚的栗色马“斗士”，正披着蓝边橙黄色马被，竖起镶着蓝色边饰的大耳朵，被牵到赛马场去。

    “科尔德在哪里？”他问马僮。

    “在马厩里备马胺。”

    在打开了门的单间马棚里站着已备好马鞍的佛洛沸洛。

    他们正预备牵出它来。

    “我不太迟吗？”

    ‘Allright！Allright！”英国人说，“不要心慌！”

    弗龙斯基又瞥了一眼那浑身颤动的牝马的优美可爱的形态，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它，走出了马厩。他为了避免引人注意，趁最有利的时机向亭子走去。两里比赛刚要结束，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跑在前面的一个近卫骑兵士官和在后面追赶的一个轻骑兵士官，两人都在使出最后的气力向终点冲去。所有的人都一齐从赛马场的中央和外面涌向终点，近卫骑兵队的一群兵士和士官对于他们的长官和同僚即将取得的胜利，大声高呼表示喜悦。弗龙斯基悄悄地钻进人群的中心，差不多正是在鸣钟宣告赛跑终结的时候，这时捷足先登的溅得满身是泥的高个子近卫骑兵士官正俯伏在马鞍上，放松了他那匹因为出汗显得黧黑的气喘喘的灰色马的缰绳。

    牡马用力站定脚，减缓它那庞大躯体的迅速前进的运动，骑兵士官恍如从酣睡中醒来的人一样向周围打量了一番，勉强笑了一笑。一群朋友和旁观者簇拥着他。

    弗龙斯基有意避开那沉着冷静、自由自在地在亭子前面走动和谈话的上流社会那一群人。他知道卡列宁夫人、贝特西和他的嫂子都在那里，他故意不走近她们，怕的是乱了心。但是他不断地遇到熟人，他们拦住他，告诉他刚才几场比赛的详情，而且问他为什么这样迟才到。

    当骑手们被召到亭子里去领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一方向的时候，弗龙斯基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个佩着金边肩章的上校走到他面前，他身材不高，虽然生得和阿列克谢一样强壮，但却比他更漂亮，更红润，他有着一个红鼻子，和一副坦率的醉醺醺的面孔。

    “你接到我的字条没有？”他说。“怎样也找不着你哩。”

    亚历山大·弗龙斯基，虽然过着放荡的生活，尤其以酗酒著名，却完全是宫廷圈子里的人。

    现在，当他和他弟弟谈论一件一定会使他弟弟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许多人的视线都会集中在他们身上，所以装出笑脸，好像他是为一件无关轻重的事在和他弟弟说笑话一样。

    “我接到了，我真不明白你担忧什么，”阿列克谢说。

    “我担忧的是因为我刚才听到别人说你不在这里，并且说星期一有人看见你在彼得戈夫。”

    “有的事情是和外人不相干的，而你那么担心的那件事……”

    “是的，假如那样的说，你就可以脱离军职……”

    “我请求你不要管别人的事，这就是我所要说的。”

    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的皱眉蹙额的脸变得苍白了，他的突出的下颚发抖，他是从来不轻易这样的。他是一个富于温情的人，不轻易生气，但是他一旦生了气，而且他的下颚发抖的时候，那么，亚历山大·弗龙斯基知道，他就变成危险的人了。亚历山大·弗龙斯基愉快地微笑着。

    “我只想把母亲的信带给你。回她封信吧，赛马之前不要心烦吧。Bonnechance！”他微笑着补充说，就从他身旁走开。

    但是接着又一声亲切的招呼使弗龙斯基停步了。

    “你连朋友都不认得了吗？你好呀，moncher？”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在彼得堡所有的显要人物中显得像在莫斯科一样地出众，他的脸泛着玫瑰色，他的颊髭润泽而又光滑。“我是昨天到的，我很高兴看到你胜利。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明天请到食堂来，”弗龙斯基说，抓住他外衣的袖子，道了声歉，就拔腿向赛马场中央跑去，参加障碍比赛的马正给牵到那里来。

    参加过比赛的马，汗淋淋的，精疲力尽，被马僮牵回马厩去，而预备参加下一场赛跑的新马就一个一个地出现，大部分都是英国种的，精神抖擞，戴着头罩，肚带勒得紧紧的，像奇异的巨鸟一样。牵到右边的是佛洛佛洛，纤弱而俊俏，举起它那富于弹性的、长长的脚胫，好像上了弹簧一样地蹬踏着。离它不远，他们正在把马被从两耳下垂的“斗士”身上取下来。这雄马的健壮美丽而又十分匀称的身材，它那出色的臀部和蹄子上面的异常短的脚胫，不由地引起了弗龙斯基的注意。他正待向他的牝马那里走去，但是又被一个熟人拦住。

    “啊，卡列宁在那里！”和他交谈的熟人说。“他在寻找他的妻子，她在亭子当中哩。你没有看见她吗？”

    “没有，”弗龙斯基回答，连望都没有望一眼他的朋友指出的卡列宁夫人所在的那亭子，他就走到他的牝马那里去。

    弗龙斯基还未来得及检查马鞍，关于这个他原应有所指示的，骑手们就被召到亭子里抽签决定他们的番号和出发点。十七个士官，显得庄重而严肃，大多数脸色都变了，齐集在亭子里，抽鉴来决定番号。弗龙斯基抽了第七号。只听得一声叫喊：“上马！”

    感觉到和旁的骑手们一道成了众目所视的焦点，弗龙斯基带着紧张的心情走到他的马跟前去，在那种心情中他总是举动从容而又沉着的。科尔德为了赛马穿上最讲究的衣服，扣上钮扣的黑礼服，撑住两颊的浆硬领子，黑圆帽和长统靴。他像平常一样镇静而又庄严，站在马前面，亲手牵住佛洛佛洛的两根缰绳。佛洛佛洛还是像害着热病一样颤抖着。它的眼睛，充满了怒火，斜睨着走近前来的弗龙斯基。弗龙斯基把手指伸进它的腹带下面去。牝马更加斜视着他，露出牙齿，竖起耳朵来。英国人撅起嘴唇，无论什么人检查他备的马鞍他都要露出一丝微笑。

    “您骑上去，它就不会这么兴奋了。”

    弗龙斯基向他的对手们最后瞥了一眼。他知道到了赛跑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他们了。其中两个已经骑上马向出发点驰去。加利钦，弗龙斯基的友人而又是他的可畏的对手之一，在一匹不让他骑上去的栗毛牝马周围绕圈子。一位穿着紧身马裤的小个子轻骑兵士官纵马驰去，摹拟英国的骑手，像猫一样弯腰伏在马鞍上。库佐夫列夫公爵脸色苍白地骑在他那匹由格拉波夫斯基养马场运来的纯种牝马上，一个英国马夫拉着马缰绳。弗龙斯基和他所有的僚友都了解库佐夫列夫以及他的“脆弱的”神经和可怕的虚荣心的特性。他们知道他惧怕一切，惧怕骑上战马；但是现在，正因为这是可怕的，因为人们会折断脖颈，而每个障碍物旁边都站着一个医生，一部缀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和护士，所以他打定了主意来参加赛马。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弗龙斯基亲切而带鼓励地向他点了点头。只有一个人他却没有看见，那就是他的劲敌，骑在“斗士”上的马霍京。

    “不要性急，”科尔德对弗龙斯基说，“记住一件事：在临近障碍物的时候不要控制它，也不要鞭打它；让它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的，好的，”弗龙斯基说，接过缰绳。

    “要是你能够的话，就跑在前头；但是即使你落在后面也不要失望，一直到最后一分钟。”

    牡马还没有来得及动一动，弗龙斯基就已灵活矫健地踏上装着铁齿的马镫，轻快而又牢稳地坐在那咯吱作响的皮马鞍上。把他的右脚也伸进马镫，他很熟练地在手指间把两根缰绳弄齐，而科尔德就松开手了。好像不知道哪一只脚先迈步的好，佛洛佛洛突然用长脖颈拉直缰绳，好像装着弹簧一样动起来，使骑在它的柔韧的背上的骑手摇晃着。科尔德加快脚步，跟在后面。兴奋的牝马使劲地把缰绳一会拉向这边，一会又拉向那边，想把骑手摔下来，弗龙斯基竭力想以声音和手来使它镇静，但是没有用。

    他们向出发点走去，已走近了筑着堤坝的小河。有的骑手在前面，有的在后面，而这时弗龙斯基突然听到背后有马驰过泥地的声音，他被骑在那匹蹄的，两耳下垂的“斗士”背上的马霍京追过去，马霍京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大牙齿，但是弗龙斯基却生气地望着他。他本来就不喜欢他，现在更把他看作最可怕的对手，他生气的是他在他身边疾驰过去，惊了他的马。佛洛佛洛突然抬起左脚奔驰起来，跳了两下，由于拉紧缰绳很恼怒，换成颠簸的快步，使骑手颠簸得更厉害。

    科尔德也皱起眉头，差不多跑步似地跟在弗龙斯基后面。

    二十五

    参加这次赛马的一共有十七个士官。赛马将在亭子前面周围四俄里①的大椭圆形广场举行。在赛马场上设置了九道障碍物：小河；亭子正前面的一堵两俄尺②高的又大又坚固的栅栏；一道干沟；一道水沟；一个斜坡；一座爱尔兰防寨（最难跨越的障碍物之一），这是由一座围着枯枝的土堤构成的，在土堤那边有一道马看不见的沟渠，这样，马就得跨越两重障碍物，否则就有性命之虞；其次还有两道水沟和一道干沟，赛马场的终点正对着亭子。但是比赛并不在场子里开始，而在离场子一百俄丈的地方，而横在这一段距离当中的是第一个障碍物，一道七俄尺宽的筑着土堤的小河，骑手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跳越或是渡过——

    ①1俄里合1．06公里。

    ②1俄尺合0．71公尺。

    骑手们三次排成行列出发，但每一次都是有人的马冲出了行列，他们只得又从头再来。起点评判员，谢斯特林上校都已经弄得有点发火了，到最后他第四次叫“出发！”骑手们才一齐出动。

    所有的眼睛，所有的望远镜从骑手们整列待发的时候起就都已转向这五光十色的一群。

    “他们出发了！他们出动了！”在期待的沉默之后从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声。

    观众中成群的人和单独的个人为了想要观看得更清楚一点而四处奔跑着。在最初的一瞬间，密集的一群骑手们拉开来，而且可以看到他们三三两两，一个跟一个地驰近小河。在观众看来，好像他们都是同时出发的，但是骑手们却感到了对于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两秒钟的差异。

    兴奋而又过于神经质的佛洛佛洛错过了最初的瞬间，好几匹马都在它之前出发，但是还没有达到小河的时候，弗龙斯基就用全力驾御住他那使劲地拉着缰辔的牝马，一下子就追过了三匹马，在他前头的就只剩下了马霍京的栗色的“斗士”，它的屁股正在弗龙斯基前面轻快而又平稳地晃来晃去，而在最前面的是载着半死不活的库佐夫列夫的那美丽的牝马狄亚娜。

    在最初一瞬间，弗龙斯基既控制不住自己，也控制不住他的马。在到第一道障碍物——小河之前，他一直没有能够指挥他的牝马的动作。

    “斗士”和狄亚娜一道而且几乎在同一瞬间临近了小河；它们纵身一跃，飞越到了对岸；佛洛佛洛也飞一般地跟着猛跃过去；但是就在弗龙斯基感到自己腾身空中的那一瞬间，他突然看到差不多就在他的马蹄之下，库佐夫列夫和狄亚娜一道在小河对岸地面上辗转挣扎着（库佐夫列夫在跳跃之后松了缰绳，牝马就栽倒在地上，把他从它的头上摔了下去）。这些详情，弗龙斯基到后来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只注意到，正在他脚下，在佛洛佛洛要落脚的地方，可能踩住狄亚娜的脚或头。但是佛洛佛洛却像一只跳下的猫一样，在跳跃中伸长了它的脚和背，就越过了那马，向前跑去。

    “啊，亲爱的！”弗龙斯基想。

    跨过小河以后，弗龙斯基完全驾御住了他的马，开始控制着它，想要跟在马霍京之后越过大栅栏，然后在约莫二百俄丈光景的平地上超过他去。

    大栅栏正矗立在御亭前面。当他和在他前面相隔有一马之遥的马霍京逼近“恶魔”（这是那坚固的栅栏的名称）的时候，沙皇、全体朝臣和群众都凝视着他们。弗龙斯基感到了那些从四面八方注视着他的眼睛，但是他除了他自己的马的耳朵和脖颈，迎面驰来的地面，和那在他前面迅速地合着节拍而且始终保持着同样距离的“斗士”的背和白蹄以外，什么也没有看见。“斗士”飞腾起来，没有发出一点撞击什么的声音，摇了摇它的短尾，就从弗龙斯基的视野中消失了。

    “好！”什么人的声音叫。

    正在这一瞬间，在弗龙斯基的眼下，在他前面闪现出栅栏的木板。他的牝马飞越过去，动作没有发生丝毫变化；木板消逝了，他只听到背后什么东西发出砰的一声。被走在前面的“斗士”弄得兴奋了的牝马在栅栏前飞腾得太早，用它的后蹄碰上了它。但是它的步子并没有变化，而弗龙斯基感到脸上溅了污泥，觉察出来他又和“斗士”保持了原来的距离。他又在他前面看见了那马的背和短尾，和那隔得不远的迅速闪动的雪白的蹄子。

    弗龙斯基想现在是超过马霍京的时候了，正在他这么想的那一瞬间，佛洛佛洛也懂得了他的心思，没有受到他的任何鞭策，就大大地加速了步子，开始在最有利的地方，靠围绳那边，追近马霍京身旁了。马霍京不会让它在那边通过的。弗龙斯基刚想到他可以从外边追过去，佛洛佛洛就已转换了步子，开始在外边追上去。佛洛佛洛的肩，因为流汗变得黧黑，和“斗士”的背平行着。他们并肩跑了几步。但是在他们逼近的障碍物前面，弗龙斯基开始握牢缰绳，切望避免绕外圈，迅速地恰在斜坡上追过了马霍京。当他飞驰而过的时候，他瞥见了他的溅满污泥的面孔，他甚至感到好像看到他微微一笑。弗龙斯基追过了马霍京，但是他立刻觉出了他紧跟在后面，而且他不断地听到了“斗士”的一丝不乱的蹄声和它鼻孔里发出的急促但还是精神饱满的呼吸。

    下两道障碍物，沟渠和栅栏，是容易越过的，但是弗龙斯基听到“斗士”的鼻息和蹄声越来越近了。他鞭策他的牝马前进，愉快地感觉到它很轻松地加速了步子，听到“斗士”的蹄声又离得像以前那么远了。

    弗龙斯基跑在前面了，正如他所希望，如科尔德劝告他的，现在他确信他会获胜了。他的兴奋、他的欢喜和他对佛洛佛洛的怜爱，越来越强烈了。他渴望回头望一望，但又不敢那样做，极力想平静下来，不再鞭策马，这样使它保留着如他感觉“斗士”还保留着的那样的余力。现在只剩下一个最困难的障碍物了；假使他能抢先越过它的话，他就一定第一个到了。他正向爱尔兰防寨驰去。他和佛洛佛洛从遥远的地方就望见了防寨，人和马都起了一刹那的疑惑。他在牝马的耳朵上看出了踌躇之色，举起鞭子来，但是同时又感觉到他的疑惑是毫无根据的：牝马知道应当怎样做。正如他期望的那样，它加快了步子，平稳地腾跃着，它一股劲地纵身一跃远远地飞越到沟渠那边；于是一点不费力地，用同样的节奏，用同样的步态，佛洛佛洛继续奔跑。

    “好，弗龙斯基！”他听到站在障碍物旁边的一群人——他知道他们是他联队里的朋友——的叫声。他辨别出了亚什温的声音，虽然他没有看见他。

    “啊，我的宝贝！”他一边听着背后的动静，一边想到佛洛佛洛。“他越过了哩！”他听到背后“斗士”的蹄声，这样想。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贮满了水的二俄尺宽的沟渠了。弗龙斯基连望都没有望它，只是急切地想要远远地跑在前面，开始前后拉动着缰绳，使马头合着它的疾速的步子一起一落。他感觉到牝马在使用它最后的力量了；不单是它的头和肩湿透，而且汗珠一滴滴地浮在它的鬣毛上、头上、尖尖的耳朵上，而它的呼吸是变成急促的剧烈的喘气了。但是他知道它还有足够的余力跑完剩下的二百丈。弗龙斯基由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愈益贴近地面，由于运动的特殊的柔软，这才知道了他的牝马是怎样大大地加快了步伐。

    它飞越过沟渠，好像全不看在眼下似的。它像鸟一样飞越过去；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弗龙斯基吃惊地觉察到他没有能够跟上马的动作，他不知道怎么一来，跌坐在马鞍上的时候犯了一个可怕的、不能饶恕的错误。突然他的位置改变了，他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他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匹栗色马的白蹄就在他旁边闪过，马霍京飞驰过去了。弗龙斯基一只脚触着了地面，他的牝马向那只脚上倒下去。他刚来得及抽出了那只脚，它就横倒下来了，痛苦地喘着气，它那细长的、浸满了汗的脖颈极力扭动着想要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它好像一只被击落了的鸟一样在他脚旁的地面上挣扎。弗龙斯基做的笨拙动作把它的脊骨折断了。但是这一点他是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时他只知道马霍京跑过去很远了，而他却一个人蹒跚地站立在泥泞的、不动的地面上，佛洛佛洛躺在他面前喘着气，弯过头来，用它的美丽的眼睛瞪着他。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弗龙斯基用力拉着马缰绳。它又像鱼似地全身扭动着，它的肩擦得鞍翼发响；它前脚站起，但举不起后脚，它浑身颤抖，又横倒下去。弗龙斯基的脸因为激怒而变了模样，两颊苍白，下颚发抖，他用脚跟踢踢马肚子，又使劲地拉着缰绳。它没有动，只是把它的鼻子钻进地里去，它只用它那好像要说话一般的眼睛凝视着它的主人。

    “唉—唉—唉！”弗龙斯基呻吟着，抓着他的头。“唉！我做了什么呀！”他叫。“赛马失败了！是我自己的过错！可耻的、不可饶恕的！这可怜的，多可爱的马给毁了啊！唉！我做了什么呀！”

    一群人，医生和助手，他联队里的士官们，一齐跑上他面前来。他觉得难受的是自己倒好好的，没有受一点伤。马折断了脊骨，大家决定打死它。弗龙斯基回答不出问话，对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掉转身去，没有拾起落下去的帽子，就离了赛马场，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感到十分不幸。他生平第一次领会到了最悲惨的不幸，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造成的、不可挽救的不幸。

    亚什温拿了帽子追上他去，送他到了家，半个钟头以后，弗龙斯基恢复了镇静。但是这次赛马的记忆却作为他一生中最悲惨、最痛苦的记忆而长久地留在他心里。

    二十六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妻子表面上的关系仍旧和以前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比以前更忙了。像往年一样，一到春天，他就为了恢复他那被一年繁重一年的冬天的工作所损坏了的健康而到外国的温泉去休养。也正像往年一样，他到七月就回来了，立刻用增加了的精力从事素常的工作。他的妻子也像往年一样，搬到郊外的别墅去避暑，而他却仍旧留在彼得堡。

    自从他们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晚会之后那次谈话以来，他就再没有对安娜说起过他的猜疑和嫉妒，而他惯常的那种挖苦取笑的口吻正适合他现在对他妻子的关系。他对他的妻子稍微冷淡了一点。他好像只为了她第一次夜深拒绝不和他谈话而对她稍有不满。在他对她的态度上有几分烦恼，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什么了。“你是不愿意和我开诚布公的了，”他好像在心里对她说，“这样你就更倒霉。现在无论你怎样请求，我也不会和你开诚布公了。这样你就更倒霉！”他在心里说，好像企图扑灭火灾没有成功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徒劳而恼怒地说，“啊，那么好！让你去烧吧！”

    这个人，在公务上是那么聪明而又机敏，竟没有觉出这样对待妻子是毫无意思的。他没有觉出这一点，因为觉察出他的实际处境在他是太可怕了，所以他把自己心里藏着他对他的家庭，即是对他的妻子和儿子的感情的那隐处关闭起来，上了锁，加了封印。他本来是一位那么细心的父亲，从今年冬末以来竟变得对他儿子格外冷淡，而且也用对待他妻子同样的嘲弄口吻对待他。“啊哈，年轻人！”他看见他的时候总是这样地称呼。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而且逢人便说，他以前任何一年都不曾有过像今年这样繁重的公务；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今年他是自找工作，这是他的一种手段，为了要让那藏着他对他妻子和儿子的感情和想念的隐处关闭着，那些感情和想念藏在那里面越久就变得越可怕了。假如谁有权利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他妻子的行为怎样想的时候，温和敦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会回答的，而对于这样问的人他是会大为生气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每逢有人问起他妻子的健康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现出一种傲慢而严厉的脸色。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极不愿意想到他妻子的行为和感情，而他真的做到了不想的地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固定的别墅是在彼得戈夫，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每年照例到那里避暑，和安娜比邻而居，不断地和她来往。今年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拒绝到彼得戈夫来住，一次也没有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家里来，而且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谈话中暗示了安娜同贝特西和弗龙斯基的接近有些不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厉地制止住她的话，极力表示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从此以后就回避起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来。他不愿意看见，也没有看见，社交界许多人都已经斜着眼看他的妻子了；他不愿了解，也没有了解他的妻子为什么那样坚决主张住到贝特西住的而又离弗龙斯基联队的野营地不远的皇村去。他不让自己想这个，他也没有想想到这个；但是在他的心坎里，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而且关于这个也并没有任何证据或甚至猜疑，他却很清楚地知道他是受了欺骗的丈夫，因此他变得非常不幸了。

    在和他妻子一道过的八年幸福生活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少次望着别人的不贞的妻子和别的受了欺骗的丈夫暗自说：“人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他们为什么不结束这种可怕的处境呢？”但是现在，当不幸落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想到要结束这种处境，并且根本不愿意承认，而他的不承认又只是因为这是太可怕、太不自然了。

    自从他从国外回来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别墅来过两次。有一次他在这里吃饭，另外一次他和几位朋友在这里消磨了一晚上，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在这里留宿，如他往年所习惯的那样。

    赛马那天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非常忙碌的一天；但是当早上他在心里计划那天的日程的时候，他决定一吃完中饭就到别墅去看他的妻子，然后从那里到赛马场去，满朝大臣都会去参观赛马，而他也非到场不行。他要去看他的妻子，无非是因为他决定了每星期去看她一次，以装装门面。此外，那天，正逢十五日，照他们一向的规定，他得给他的妻子一笔钱作为生活费用。

    凭他素常控制自己思想的能力，他虽然想到了关于他妻子这一切，但却没有让他的思想再想下去。

    那天早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分忙碌。昨晚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送来一本小册子，是彼得堡一位游历过中国的有名的旅行家写的，她还附了一封短信，要求他亲自接见这位旅行家，因为从种种方面看来他都是一个极端有趣的、而且有用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来得及在昨晚读完它，到今天早上才把它读完了。接着来了请愿者，又是报告、接见、任命、免职、赏赐、年金和俸给的分配、通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称作日常事务的这一切，占去了他那么多的时间。然后是他的私事。医生和账房来访。账房没有占去许多时间，他只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需要的钱，简单地报告了一下并不十分好的状况，今年因为旅行多次，用度增加，所以开支比平常年间大，以致入不敷出了。但是医生，彼得堡的名医，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有友情，却占去了不少的时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料到他今天来，看到他来访非常惊讶，而当医生仔细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听诊他的胸部，轻叩触摸他的肝脏的时候，他就越加惊讶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知道，他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看到他今年不及往常健康，就请求医生来给他检查。“请为了我这样做吧，”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对他说。

    “我为了俄国这样做，伯爵夫人，”医生回答。

    “一个非常宝贵的人！”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

    医生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健康感到极不满意。他发觉他的肝脏肿大，营养不良，而温泉并没有发生丝毫效果。他劝他尽量多运动，尽量减少精神上的紧张，而最要紧的是不要有任何忧虑——实在说起来，这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像叫他不呼吸一样办不到。医生走了，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留下这样不愉快的感觉，似乎他有了什么病，而且没有治好的希望了。

    走的时候，医生恰巧在台阶上碰见了他的朋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秘书斯柳金。他们上大学时同学，虽然他们很少会面，但他们却互相尊敬，交情很深，因此医生在谁面前都不会像在斯柳金面前那样坦白地说出他对于病人的意见。

    “您来看了他，我多么高兴呀！”斯柳金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觉得……哦，您看他怎样呢？”

    “我告诉您，”医生说，一面越过斯柳金的头招手示意他的马车夫把车赶过来。“是这样的，”医生说，用他的一双白皙的手拿起羔皮手套的一个指头，把它拉直。“假使您不把弦拉紧，要拉断它，是不容易的；但是把弦拉紧到极点，在拉紧的弦上只要加上一个指头的重量就会将它弄断。以他对职务的勤勉和忠实而言，他被拉紧到了极点；又有外来的负担压在他身上，而且不是很轻的负担，”医生结论说，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您去看赛马吗？”他走下台阶，向马车走去的时候补充说。“是，是，当然这要费很多时间哩，”医生含混其词地回答他没有听清的斯柳金的一句什么话。

    占去了那么多时间的医生走后不久，有名的旅行家就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凭着他刚读完的这本小册子和他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知识，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学识的渊博和见识的广博而使旅行家惊叹不置。

    和旅行家同时，通报有一位到彼得堡来的地方长官来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事要和他商谈。他走了以后，他就得和他的秘书一道办完日常事务，而且为了一件重要的事，他还得坐车去访问一位要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五点钟，他吃中饭的时候，才赶回家来，他和秘书一道吃了饭，就邀他一道坐车到别墅去，然后去看赛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每逢和他妻子会面的时候，总是极力寻找有第三者在场的机会，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

    二十七

    安娜在楼上，站在镜子面前，由安努什卡帮着，在钉连衣裙上的最后一个蝴蝶结，正在这时，她听到门外有车轮轧碎砂石的声音。

    “贝特西来还太早哩，”她想，从窗口一望，她看见一辆马车和车里露出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黑帽，以及她十分熟悉的耳朵。“多倒霉！他会在这里过夜吗？”她惊异着，想到这件偶然的事可能引起的后果是那样恐怖和可怕，以致她一刻也不敢再想，她和颜悦色地跑下去迎接他；虽然她意识到她近来已经习惯的那种虚伪和欺骗的精神又在她身上出现，但她还是立刻沉溺在那种精神里，开始谈着话，几乎连自己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噢，多好呀！”她说，把手伸给她丈夫，同时微笑着对好像是自家人一样的斯柳金招呼。“你今晚住在这里，好吗？”这就是那虚伪的精神鼓励她说出来的第一句话：“现在我们一道去吧。可惜我约了贝特西。她会来接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见贝特西的名字就皱起眉头。

    “啊，我不来拆散你们两搭档，”他用向来那种嘲弄的口吻说。“我和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一道去。医生也劝我多多运动。我要走路去，想像自己又在温泉了。”

    “别忙，”安娜说。“你们要喝茶吗？”她按铃。

    “拿茶来，对谢廖沙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了。

    哦，你好吗？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您一直没有来看过我。你们看外面阳台上多么好啊，”她说，时而望望丈夫，时而望望斯柳金。

    她说话简单而又自然，只是说得太多太快了。她自己感觉到这一点，而当她在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望着她的那种好奇的眼光中觉察到好像他在观察她，她就更这样感觉了。

    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立刻走到阳台上去。

    她在她丈夫身旁坐下。

    “你脸色不大好呢，”她说。

    “是的，”他说，“今天医生来看过，花去了我一个钟头的时间。我想一定是我们哪位朋友叫他来的，好像我的健康是这样宝贵。”

    “啊，他怎样说呢？”

    她询问他的健康和他的事务，竭力劝他休养，住到她这里来。

    她快活地、迅速地、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辉说着这一切；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已毫不看重她的语调了。他只听了听她的话，只听取了她的话字面上的意义。他简单地，但有点开玩笑似地回答她。在整个谈话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后来每逢安娜回想起这些短短的场面的时候，就羞愧得痛苦难言。

    谢廖沙由家庭教师领着走了进来。假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让自己观察的话，他一定会注意到谢廖沙用畏怯的迷惑眼光望望父亲又望望母亲的那副神情。但是他什么也不愿看，所以他也没有看到。

    “噢，年轻人！他长大了哩。真的，他完全变成大人了。

    你好吗，年轻人？”

    说着他把手伸给吓慌了的谢廖沙。

    谢廖沙本来就畏惧他父亲，而现在，自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叫他做年轻人以后，自从他心中产生了弗龙斯基是朋友呢还是敌人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后，他就躲避起他父亲来了。他回过头来望着他母亲，好像在寻求保护一样，只有和母亲一道他才安心。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一面扶住他儿子的肩膀，一面在和家庭教师说话，而谢廖沙是这样难受地局促不安，安娜看出他已经眼泪盈盈了。

    在儿子进来时微微泛红了脸的安娜，看到谢廖沙不安的样子，连忙站起来，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手从她儿子的肩上拉开，吻了吻这孩子，把他领到阳台上去，自己很迅速地转来了。

    “是动身的时候了，”她看了看表说，“贝特西为什么还没有来？……”

    “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站起身来，双手交叉，把指头扳得哔剥作响。“我一方面也是给你送钱来的，因为，你知道，夜莺们不能靠童话充饥呢，”他说。“你需要吧，我想？”

    “不，我不……好，我需要，”她说，没有望着他，脸红到发根了。“但是你看过赛马以后会来这里吧。”

    “啊，好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彼得戈夫的红人，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到了，”他补充说，眺望窗外一辆驶近的、座位高起的配着全套皮辔头的雅致的英国马车。

    “多豪华呀！多魅人啊！哦，那么我们也出发吧。”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没有下马车，只是她的穿着长统靴、披着肩衣、戴着黑帽的仆人，跑到门口。

    “我走了，再见！”安娜说，吻了吻她的儿子，她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面前，把手伸给他。“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吻了吻她的手。

    “哦，那么，再见！你回来喝茶，那多么愉快呵！”她说着，就走了出去，快活而开朗。但是当她再也看不见他的时候，她就意识到她手上他的嘴唇接触过的地方，带着厌恶的心情颤抖着。

    二十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赛马场的时候，安娜已经坐在亭子里贝特西旁边，所有上流社会的人们齐集在这个亭子里。她老远地就看见了她丈夫。两个男子，丈夫和情人，是她生活的两个中心，而且不借助外部感官，她就感觉到他们近在眼前。她远远地就感觉到她丈夫走近了，不由得注视着他在人群中走动的姿影。她看见他向亭子走来，看见他时而屈尊地回答着谄媚的鞠躬，时而和他的同辈们交换着亲切的漫不经心的问候，时而殷勤地等待着权贵的青睐，并脱下他那压到耳边的大圆帽。她知道他的这一套。而且在她看来是很讨厌的。“只贪图功名，只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她想；“至于高尚理想，文化爱好，宗教热忱，这些不过是飞黄腾达的敲门砖罢了。”

    从他朝妇女坐的亭子眺望的眼光（他一直望着她的方向，但是在海洋一样的绢纱、丝带、羽毛、阳伞和鲜花中认不出他的妻子来），她知道他在寻找她，但是她故意不去注意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贝特西公爵夫人叫他，“我相信您一定没有看见您的夫人；她在这里呢。”

    他露出冷冷的微笑。

    “这里真是五光十色，不免叫人目迷五色了，”他说着，向亭子走去。他对他的妻子微微一笑，就像丈夫和妻子刚分离一会又见面的时候应有的微笑那样，然后上前招呼公爵夫人和旁的熟人们，给每人以应得之份——那就是说，和妇人们说笑，同男子们亲切寒暄。下面，靠近亭子，站着一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尊敬的、以其才智和教养而闻名的侍从武官。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攀谈起来。

    在两场赛马之间有一段休息时间，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妨碍谈话。侍从武官反对赛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反驳他，替赛马辩护。安娜听着他那尖细而抑扬顿挫的声调，没有遗漏掉一个字，而每个字在她听来都是虚伪的，很刺耳。

    当四俄里障碍比赛开始的时候，她向前探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弗龙斯基，看他正走到马旁，跨上马去，同时她听着她丈夫的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声音。她为弗龙斯基提心吊胆，已经很痛苦，但是更使她痛苦的却是她丈夫的那带着熟悉语气的尖细声音，那声音在她听来好像是永不休止似的。

    “我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她想，“但是我不喜欢说谎，我忍受不了虚伪，而他（她的丈夫）的食粮——就是虚伪。他明明知道这一切，看到这一切，假使他能够这么平静地谈话，他还会感觉到什么呢？假使他杀死我，假使他杀死弗龙斯基，我倒还会尊敬他哩。不，他需要的只是虚伪和体面罢了，”安娜暗自说，并没有考虑她到底要求她丈夫怎样，她到底要他做怎样一个人。她也不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今天使她那么生气，话特别多，只是他内心烦恼和不安的表现。就像一个受了伤的小孩跳蹦着，活动全身筋肉来减轻痛苦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同样需要精神上的活动来不想他妻子的事情，一看到她，看到弗龙斯基和经常听到人提起他的名字就不能不想起这些事情。正如跳蹦对一个小孩是自然的一样，聪明畅快地谈话在他也是自然的。他说：

    “士官骑兵赛马的危险是赛马必不可少的因素。假如说英国能够炫耀军事历史上骑兵最光辉的业绩的话，那就完全是因为它在历史上发展了人和马的这种能力。运动在我看来，是有很大价值的，而我们往往只看到表面上最肤浅的东西。”

    “这不是表面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说。“他们说有一个士官折断了两根肋骨哩。”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浮上素常的微笑，露出了牙齿，但是再也没有表示什么。

    “我们承认，公爵夫人，那不是表面的，”他说，“而是内在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于是他又转向那位一直在和他认真谈话的将军说：“不要忘了那些参加赛马的人都是以此为业的军人，而且我们得承认每门职业都有它不愉快的一面。这原属军人的职责。像斗拳，西班牙斗牛之类的畸形运动是野蛮的表征。但是专门的运动却是文明的表征。”

    “不，我下次再也不来了；这太令人激动了哩！”贝特西公爵夫人说。“不是吗，安娜？”

    “这是激动人的，但是人又舍不得走，”另一个妇人说。

    “假使我是一个罗马妇人的话，我是不会放过一次格斗表演的。”

    安娜一句话没有说，尽拿着她的望远镜，老盯住一个地方。

    这时，一位高大的将军穿过亭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中止谈话，急忙地、但是庄严地立起身来，向将军谦卑地鞠躬。

    “您不参加赛马吗？”将军跟他开玩笑说。童年

    “我参加的竞赛可更难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恭敬地回答。

    虽然这回答毫无意思，将军却显出好像从富于机智的人口里听到机智的回答那样一副神情，细细地品尝着lapointedelasauce①——

    ①法语：话中的风趣。

    “有两方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演员和观众两方面；我承认，爱看这种东西正是观众文化程度很低下的铁证，但是……”

    “公爵夫人，打赌吧！”从下面传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朝贝特西说话的声音。“您赌谁赢呢？”

    “安娜和我都赌库佐夫列夫，”贝特西回答。

    “我赌弗龙斯基。一副手套吧？”

    “好的！”

    “多么好看呀，可不是吗？”

    当周围有人谈话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了一会，但是随即又开口了。

    “我同意，但是需要勇气的运动不是……”他继续着。

    但是正在这时骑手们出发了，于是一切的谈话都停止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静默下来，每个人都站起来，把视线转向小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赛马并不感兴趣，所以他没有看骑手们，只是用他那疲倦的眼睛心不在焉地打量着观众。他的眼光停在安娜身上了。

    她的脸色苍白而严峻。显然除了一个人以外，她什么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她的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她屏住呼吸。他望了望她，连忙回过头去，打量着别人的面孔。

    “但是这里这位妇人和旁的妇人都很兴奋呢；这是非常自然的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他极力想要不看她，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光被吸引到她身上去了。他又观察了她的脸，竭力想不看出那明显地流露在那上面的神情，可是终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怀着恐怖，他在上面看出了他不愿意知道的神色。

    库佐夫列夫在小河旁第一个堕下马来使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安娜的苍白的、得意的脸上却清楚地看出了，她所注视的人并不是跌下马的那一个。当马霍京和弗龙斯基越过了大栅栏之后，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士官跌下马来，受了重伤，而一阵恐怖的叹息声在全体观众中间掠过去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安娜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她好容易才明白她周围的人们在谈什么。但是他更频频地、执拗地注视着她。安娜虽然全神贯注在飞驰的弗龙斯基身上，却感觉到她丈夫的冷冷的眼光在旁边盯着她。

    她回过头来，询问般地望了他一眼，微微皱着眉，又回过头去。

    “噢，我才不管哩！”她像在对他这样说，就再也没有望过他一眼了。

    这场赛马是不幸的，在参加比赛的十七个士官中有半数以上堕马，受了伤。到比赛将要终结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激动，因为沙皇不高兴，大家就更激动了。

    二十九

    大家都大声地表示不满，大家都在重复不知谁说出来的一句话：“只差和狮子角斗哩，”而且大家都感到恐怖，因此当弗龙斯基翻下马来，安娜大声惊叫了一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但是后来安娜的脸上起了一种实在有失体面的变化。她完全失去主宰了。她像一只笼中的鸟儿一样乱动起来，一会起身走开，一会又转向贝特西。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说。

    但是贝特西没有听见。她弯着身子，正跟走到她面前的一位将军说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安娜面前，殷勤地把胳臂伸给她。

    “我们走吧，假使你高兴的话，”他用法语说；但是安娜正在听将军说话，没有注意到她丈夫。

    “听说他也摔断了腿，”将军说，“真是太糟糕了。”

    安娜没有回答她丈夫，她举起望远镜，朝弗龙斯基堕马的地方眺望；但是离那地方那么远，而且那么多人拥挤在那里，她什么都看不见。她放下望远镜，正待起身走开，但是正在这时一个士官骑马跑来，向沙皇报告了什么消息。安娜向前探着身子倾听。

    “斯季瓦！斯季瓦！”她叫她的哥哥。

    但是她的哥哥没有听见。她又起身预备走。

    “我再一次把胳臂伸给你，假使你要走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触了触她的手。

    她厌恶地避开他，没有望着他的脸，回答说：“不，不，不要管我，我要留在这里。”

    她这时看到从弗龙斯基出事的地点一个士官正穿过赛马场朝着亭子跑来。贝特西向他挥着手帕。

    士官带来了骑者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背的消息。

    一听到这消息，安娜就连忙坐下，用扇子掩住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她在哭泣，她不仅控制不住眼泪，连使她的胸膛起伏的呜咽也抑制不住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身子遮住她，给她时间来恢复镇静。

    “我第三次把胳臂伸给你，”他过了一会之后向她说。安娜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贝特西公爵夫人来解围了。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邀安娜来的，我答应了送她回去，”贝特西插嘴说。

    “对不起，公爵夫人，”他说，客气地微笑着，但是坚定地望着她的眼睛。“我看安娜身体不大舒服，我要她跟我一道回去。”

    安娜吃惊地环顾了一下四周，顺从地站起身来，挽住她丈夫的胳臂。

    “我派人到他那里去探问明白，就来通知你，”贝特西低声对她说。

    当他们离开亭子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和他遇见的人们应酬，而安娜也要照常寒暄应酬；但是她完全身不由已了，像在梦中一样挽住她丈夫的胳臂走着。

    “他跌死了没有呢？是真的吗？他会不会来呢？我今天要不要去着他？”她想着。

    她默默地坐上她丈夫的马车，他们默默地从马车群里驶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看见了这一切，却还是不让自己考虑他妻子的实际处境。他只看见了外表的征候。他看见了她的举动有失检点，认为提醒她是自己的职责。不过单提这件事，不说别的，在他是非常困难的。他张开嘴，想要对她说她举动不检，但是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完全另外的话。

    “说起来，我们大家多么爱好这些残酷的景象啊！”他说。

    “我看……”

    “什么？我不明白，”安娜轻蔑地说。

    他被激怒了，立刻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我不能不对你说，”他开口了。

    “现在我们一切都要说穿了！”她想，感到恐惧。

    “我不能不对你说今天你的举动是有失检点的，”他用法语对她说。

    “我的举动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她大声说，迅速地掉转头来，正视着他的眼睛，但已经不带着以前那种有所隐瞒的快活神色，而是带着一种坚定的神色，她很费力地想借此把她感到的恐怖隐藏起来。

    “注意，”他指着马车夫背后开着的窗子说。

    他起身把窗子关上。

    “你觉得我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她重复说。

    “一个骑手出了事的时候，你没有能够掩盖住你的失望的神色。”

    他等待她回答；但是她却沉默着，直视着前方。

    “我曾要求你在社交场中一举一动都要做到连恶嘴毒舌的人也不能够诽谤你。有个时候我曾说过你内心的态度，但是现在我却不是说那个。现在我说的只是你外表的态度。你的举动有失检点，我希望这种事以后不再发生。”

    他说的话她连一半都没有听进去，她在他面前感到恐惧，而心里却在想着弗龙斯基没有跌死是不是真的。他们说骑手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骨，他们说的是他吗？当他说完的时候，她只带着假装的嘲弄神情微微一笑，并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听见他说了什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大胆地说了，但是当他明白地意识到他所说的话的时候，她感到的恐怖也感染了他。他看见她的微笑，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错觉。

    “她在嘲笑我疑心太重哩。是的，她马上就会对我说她以前对我说过的话：说我的猜疑是无根据的，是可笑的。”

    在全部真相即将揭露的时刻，他最希望的是她还会像以前一样嘲笑地回答说他的猜疑是可笑的、毫无根据的。他所知道的事是这样可怕，以至他现在什么都愿意相信了。但是她脸上的惊惶而又忧郁的表情，现在看样子连欺骗也不会了。

    “也许我错了，”他说。“假如是那样的话，就请你原谅我吧。”

    “不，你没有错，”她从容地说，绝望地望着他的冷冷的面孔。“你没有错。我绝望了，我不能不绝望呢。我听着你说话，但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随便你怎样处置我吧。”

    她仰靠在马车角落里，突然呜咽起来，用两手掩着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动，直视着前方。但是他的整个面孔突然显出死人一般庄严呆板的神色，而这神色直到他们到了别墅都没有变化。快到家的时候，他回过头转向她，还是带着同样的神色。

    “很好！但是我要求你严格地遵守外表的体面直到这种时候，”他的声音发抖了，“直到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而且把那办法通知你为止。”

    他先下车，然后扶她下了车。在仆人面前，他紧紧握了握她的手，又坐上马车，驶回彼得堡去。

    他走后不一会，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仆人来了，给安娜送来一封短信。

    “我差人到阿列克谢那里去探问他的健康情况，他回信说他很好，没有受伤，只是感到失望。”

    “这样，他会来了，”她想。“我把一切都对他讲明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

    她看了看表。她还得等三个钟头，回忆起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的详细情节使她的血沸腾起来。

    “唉呀，多么光明啊！这是可怕的，但是我爱看他的脸，我爱这奇幻的光明……我的丈夫！啊！是的……哦，谢谢上帝！和他一切都完了。”

    三十

    在谢尔巴茨基一家前往的德国的小温泉，像在所有人们聚集的地方一样，照例发生了一种可以说是社会结晶那样的过程，把社会中每个人都指派在固定不变的地位上。正如水滴在严寒中一成不变地会变成冰晶的特定形状一样，到温泉来的每个新人同样也立刻被安置在特定的地位上。

    Fürst谢尔巴茂基：sammtGemahlinundTochter（德语：谢尔巴茨基公爵及夫人与女公子），由于他们所住的房间，由于他们的名望和结交的朋友，立刻被结晶化在为他们指定的一定地位上了。

    今年有一位真正的德国Fürstin（德语：公爵夫人）到温泉来，因此，结晶化的过程就进展得比以前更加剧烈了——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一心一意地想要她的女儿谒见这位德国公爵夫人，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就举行了这个仪式。基蒂穿着一件从巴黎定制的极其朴素的，就是说，极其雅致的夏季连衣裙，深深地而又娴雅地行了屈膝礼。德国公爵夫人说：“我盼望玫瑰色很快回到这美丽的小脸上来，”这样就立刻给谢尔巴茨基一家确定了一定的生活轨道，要脱离这轨道是不可能的。谢尔巴茨基家还结识了英国某贵夫人的一家，一位德国伯爵夫人和她那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受了伤的儿子，一位瑞典的学者，和康纳特兄妹。但是谢尔巴茨基一家来往最密切的是一位莫斯科的贵夫人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尔季谢娃和她女儿（基蒂不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一样，也是为恋爱而病的）以及一位莫斯科的上校，这位上校，基蒂从小就认识，而且老看见他穿着制服，佩着肩章，现在，由于他的小眼睛、他的袒露脖颈和花花哨哨的领带而显得格外可笑，同时又因为无法摆脱他而使人厌烦。当这一切状态这样固定下来的时候，基蒂开始感到非常厌倦了，特别是因为公爵到卡尔斯巴德[即卡罗维发利，捷克共和国城市，为著名矿泉疗养地]去了，只剩下她们母女二人。她对于她认识的人们不感兴趣，觉得从他们身上不会得到什么新的东西。她在温泉最大的兴趣就是观察和猜测她不认识的人。这是基蒂的特性，她顶希望在人们身上，特别是在她不认识的人们身上找出最优秀的品质。而现在当她猜测那些人是谁，他们彼此间是什么关系，以及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基蒂把最令人惊叹的高贵性格赋予他们，通过观察来证实自己的想法。在这些人中，最吸引她注意的是一位俄国姑娘，她是和一个俄国夫人，大家叫她做施塔尔夫人的一同来到温泉的。施塔尔夫人是上流社会中的人，但是她病得不能走路，只在罕见的晴朗日子里坐着轮椅在浴场出现。但是施塔尔夫人和俄国人一个也没有来往，这与基说是由于疾病，毋宁说是由于骄傲——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是这样解释的。这个俄国姑娘照顾着施塔尔夫人，而且，如基蒂所观察出的，她还和所有害重病的病人都很要好，那样的病人在温泉是很多的，而且大大方方地照顾他们。这个俄国姑娘，如基蒂推断的，和施塔尔夫人并没有亲属关系，她也不是一个雇用的陪伴。施塔尔夫人叫她做瓦莲卡，而旁的人都叫她做“m－lle瓦莲卡”。除了这个姑娘和施塔尔夫人以及和旁的素不相识的人的关系使基蒂发生兴趣之外，基蒂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对于m－lle瓦莲卡感到说不出来的好感，而且在她们的视线相遇时觉出来她也喜欢她——

    这位m－lle瓦莲卡，倒未必是度过了青春，但是她好像没有青春的人一样：她可以看成十九岁，也可以看成三十岁，假使对她的容貌细加品评的话，她与其说是不美，毋宁说是美丽的，虽然她脸上带着病容。如果她不是太瘦，她的头配着她的中等身材显得太大的话，她一定是很好看的；但是她对于男子大概是没有吸引力的。她好比一朵美丽的花，虽然花瓣还没有凋谢，却已过了盛开期，不再发出芳香了。而且，她不能吸引男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缺乏洋溢在基蒂身上的东西——压抑住的生命火焰，和意识到自己富有魅力的感觉。

    她好像总是忙于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好像她对别的事情都不感兴趣。她以自己和基蒂形成的对照，特别吸引住基蒂。基蒂感觉到在她身上，在她的生活方式上，她可以找到她苦苦追求的榜样：那就是超脱世俗男女关系的生活情趣、生活价值，那种男女关系现在那么使基蒂厌恶，而且在她看来就像是等待买主的可耻的陈列品一样。基蒂越仔细观察她那素不相识的朋友，她就越确信这位姑娘是如她所想像的十全十美的人物，因此也就越加急切地想要和她结识了。

    两个姑娘每天要遇见好几次，而每当她们相遇的时候，基蒂的眼神就说：“你是谁？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真是如我想像的那样优美的人吗？可是千万不要以为，”她的眼色补充说，“我一定要和你结识，我不过是羡慕你，喜欢你罢了。”“我也喜欢你呢，你是非常、非常可爱啊。要是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更喜欢你的，”不认识的姑娘的眼色回答。基蒂确实看见她老是忙碌着：她一会把一家俄国人的小孩从浴场带回去，一会去给一个病妇拿毛毯围在身上，一会去竭力安慰易怒的病人，一会又给什么人挑选和购买喝咖啡吃的点心。

    谢尔巴茨基一家到来以后没有多久，一天早晨在温泉出现了两个人，引起了大家不友好的注意。一个是高大、驼背的男子，他两手粗大，有一双纯真而又可怕的黑眼睛，身穿一件短得不合身的破大衣，一个是麻脸的、面目可爱的、穿得很坏而俗气的女人。认出他们两个都是俄国人，基蒂就已经开始在想像里构想着关于他们的美好动人的恋爱关系。但是公爵夫人从Kurliste[德语：旅客簿]上查出来他们就是尼古拉·列文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就向基蒂说明这个列文是怎样个坏蛋，这样，关于这两个人的一切幻想就全破灭了。与其说是由于她母亲告诉她的那些话，还不如说是由于这是康斯坦丁的哥哥，基蒂突然觉得这两个人讨厌极了。现在，这个列文，以他扭动脑袋的习惯，在她心里唤起了抑制不住的厌恶心情——

    她感到他那双紧盯着她的可怕的大眼睛好像表露出憎恶和嘲笑的神色，于是她极力避免遇见他。

    三十一

    是一个阴雨的日子，雨下了整整一早上，病人们拿着伞，蜂拥到回廊里。

    基蒂和她母亲，还有那位穿着在法兰克福买现成的西服昂首阔步的莫斯科的上校一道走着。他们在回廊的一边走着，竭力避开在那一边走动的列文。瓦莲卡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垂边的黑帽，陪着一个瞎眼的法国妇人从回廊那头走到这头，每当她碰见基蒂的时候，她们就交换着亲切的眼光。

    “妈妈，我可以和她讲话吗？”基蒂说，注视着她那不相识的朋友，而且注意到她正向矿泉走去，她们可以在那里相见。

    “啊，要是你很想这样的话，我先去探听她的情况，亲自去认识她，”她母亲回答。“你看出她身上有什么地方特别呢？她一定是一个陪伴人的。要是你想的话，我就去和施塔尔夫人结识一下。我本来认识她的bellesoeur①的，”公爵夫人补充说，傲慢地抬起头来——

    ①法语：弟妇。

    基蒂知道，公爵夫人因为施塔尔夫人好像避免和她结识而生气。基蒂没有坚持。

    “她多可爱啊！”她说，望着瓦莲卡正在把杯子递给那法国妇人。“您看，一切都是多么自然和可爱啊。”

    “看了你的engouements①真好笑呢，”公爵夫人说。“不，我们还是转回去吧，”她补充说，注意到列文偕同他的女人和一个德国医生正迎面走来，他高声地、愤怒地和那医生谈论着——

    ①法语：迷恋。

    她们转身走回去的时候，忽然听见已经不是高声谈话而是叫嚷的声音。列文突然停住脚步，对医生叫嚷着，而医生也发火了。一群人围住他们看。公爵夫人和基蒂连忙退避，可是上校加入人群中去探听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以后上校追上了她们。

    “怎么回事呢？”公爵夫人问。

    “可耻呀，丢人呀！”上校回答。“最怕的是在国外遇到俄国人呢。那位高大的绅士在和医生争吵，用各种话辱骂他，为了不满意他治疗的办法，他还当着他的面挥动起手杖来。简直丢人呢！”

    “啊，多不愉快呀！”公爵夫人说。“哦，结果怎样呢？”

    “幸亏……一位戴菌形帽子的姑娘……出来调解。我想她是一位俄国姑娘，”上校说。

    “Mademoiselle瓦莲卡吧？”基蒂高兴地问。

    “是，是。她第一个挺身出来解围，她挽住那个男子的胳臂，把他领走了。”

    “您看，妈妈，”基蒂对她母亲说。“您还奇怪我为什么那么赞美她哩。”

    第二天，当基蒂注视着她那不相识的朋友的时候，她注意到瓦莲卡小姐对待列文和他的女人已像对待旁的protégés①一样了。她走到他们面前，和他们交谈，给那位任何外语都不会说的女人当翻译。

    基蒂开始更急切地恳求她母亲允许她和瓦莲卡认识。虽然好像首先要和妄自尊大的施塔尔夫人去攀交，在公爵夫人是不愉快的，但她还是探听了瓦莲卡的情况，而且知道了她的底细，使她断定这种结识益处虽少却也无害，她就亲自走近瓦莲卡，去和她结识。

    挑选了这样一个时刻，她女儿到矿泉去了，瓦莲卡正站在面包店外面，公爵夫人走到她面前。

    “请允许我和您认识，”她带着庄严的微笑说。“我女儿迷恋上您了，”她说。“您也许还不认得我。我是……”

    “那是超出相互的感情了，公爵夫人，”瓦莲卡连忙回答。

    “昨天您对我们可怜的本国人真是做了好事！”公爵夫人说。

    瓦莲卡微微红了脸。在人间

    “我记不得了；我觉得我并没有做什么，”她说。

    “可不是，您使那个列文避免了不愉快的后果。”

    “是这样，sacompagne②叫我，我就竭力使他安静下来；——

    ①法语：被保护者们。

    ②法语：他的女伴。

    他病得很重，对医生不满。我常照顾这种病人哩。”

    “是的，我听说您和您姑母——我想是您姑母吧——施塔尔夫人一道住在孟通[法国有名的疗养地]。认得她的bellesoeur呢。”——

    “不，她不是我的姑母。我叫她maman，但是我和她没有亲属关系；我是她抚养的，”瓦莲卡回答，又微微涨红了脸。

    这话说得那么朴实，她脸上的正直坦白的表情又是那么可爱，公爵夫人这才明白了基蒂为什么那样喜欢这个瓦莲卡。

    “哦，这个列文打算怎样呢？”公爵夫人问。

    “他快要走了，”瓦莲卡回答。

    正在这时，基蒂从矿泉走回来，看见母亲和她的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而显出喜悦的神色。

    “哦，基蒂，你那么想认识m－lle……”

    “瓦莲卡，”瓦莲卡微笑着插嘴说，“大家都这样叫我。”

    基蒂快乐得涨红了脸，久久地、默默地紧握着她的新朋友的手，那手没有报以紧握，只是动也不动地放在她的手里。虽然那手没有报以紧握，但是瓦莲卡小姐的脸上却闪烁着柔和的、喜悦的、虽然有几分忧愁的微笑，露出了大而美丽的牙齿。

    “我也早就这样希望呢，”她说。

    “但您是这样忙……”

    “啊，恰好相反，我一点也不忙，”瓦莲卡回答，但是就在这时，她不能不离开她的新朋友，因为两个俄国小女孩，一位病人的女儿，向她跑来。

    “瓦莲卡，妈妈在叫呢！”她们嚷着。

    于是瓦莲卡跟着她们走了。

    三十二

    公爵夫人所探知的关于瓦莲卡的身世和她同施塔尔夫人的关系以及施塔尔夫人本人的详情是这样的：

    施塔尔夫人是一个多病而热忱的妇人，有人说是她把她丈夫折磨死的，也有人说是她丈夫行为放荡，而使她陷于不幸。当她和她丈夫离婚以后生下她仅有的一个小孩的时候，那小孩差不多一生下来就死掉了，施塔尔夫人的亲戚知道她多愁善感，恐怕这消息会使她送命，就用同天晚上在彼得堡同一所房子里生下的一个御厨的女儿替换了她死去的孩子。这就是瓦莲卡。施塔尔夫人后来才知道瓦莲卡不是她亲生的女儿，但是她继续抚养她，特别是因为不久以后瓦莲卡就举目无亲了。

    施塔尔夫人在国外南方一直住了十多年，从来不曾离开过卧榻。有人说施塔尔夫人是以一个慈善而富于宗教心的妇人而获得她的社会地位的；又有人说她心地上一如她表现的一样，是一个极有道德的、完全为他人谋福利的人。谁也不知道她的信仰是什么——天主教呢，新教呢，还是正教；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她和一切教会和教派的最高权威都保持着亲密关系。

    瓦莲卡和她经常住在国外，凡是认识施塔尔夫人的人就都认识而且喜欢m－lle瓦莲卡，大家都这样称呼她。

    探听到这一切底细，公爵夫人觉得没有理由反对她女儿和瓦莲卡接近，况且瓦莲卡的品行和教养都是极其优良的：她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挺好，而最重要的是——她传达了施塔尔夫人的话，说她因病不能和公爵夫人会晤很为抱歉。

    认识了瓦莲卡以后，基蒂就越来越被她的朋友迷住了，她每天都在她身上发现新的美德。

    公爵夫人听说瓦莲卡唱得好，就邀请她晚上来给她们唱歇。

    “基蒂弹琴，我们有一架钢琴——虽说琴不好，但是您一定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快乐，””公爵夫人说，露出她那做作的微笑，基蒂这时特别不喜欢这微笑，因为她注意到瓦莲卡并没有意思要唱歌。但是晚上瓦莲卡来了，而且带来了乐谱。

    公爵夫人把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母女和上校也邀请了来。

    瓦莲卡看见有她不认识的人在座，完全没有显出局促不安的神态，她立刻向钢琴走去。她自己不能伴奏，但她却能照歌谱唱得很好。擅长弹琴的基蒂给她伴奏。

    “您有非凡的才能，”公爵夫人在瓦莲卡美妙地唱完了第一支歌曲之后对她说。

    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母女表示了她们的感激和赞赏。

    “看，”上校说，向窗外眺望，“多少听众聚拢来听您唱呀。”

    在窗下确实聚集了一大群人。

    “我很高兴能使你们快乐，”瓦莲卡简单地回答。

    基蒂得意地望着她的朋友。她为她的才能、她的歌喉和她的容貌而倾倒，而尤其令她倾倒的是她的这种态度——瓦莲卡显然不觉得她的歌唱有什么了不起，对于大家对她的赞美毫不在意；她好像只是在问：“我还要唱呢，还是够了？”

    “假使我是她的话，”基蒂想，“我会多么引以自豪啊！我看到窗下的人群会多么高兴呀！但是她却毫不动情。她唯一的愿望是不拒绝我的maman，要使她快乐。她心中有什么呢？是什么给了她这种超然物外的力量呢？我多么想要知道这个，而且跟她学习呀！”基蒂望着她的安静的面孔，这样想。公爵夫人要求瓦莲卡再唱一支歌，瓦莲卡就又唱了一支，又是那样柔婉、清晰而美妙，她直立在钢琴旁，用瘦削的、浅黑皮肤的手打着拍子。

    乐谱中下一支歌曲是一首意大利歌曲，基蒂弹了序曲，回头望了瓦莲卡一眼。

    “我们跳过这个吧，”瓦莲卡说，稍稍涨红了脸。

    基蒂吃惊地、询问似地盯着瓦莲卡的脸。

    “哦，那就下一个吧，”她连忙说，翻着歌谱，立刻明白了那个歌一定有什么隐情。

    “不，”瓦莲卡微笑着回答，把手放在乐谱上。“不，我们就唱这支吧。”于是她唱得和前几支歌一样平静，一样美好。

    当她唱完了的时候，大家又感谢了她，就走去喝茶了。基蒂和瓦莲卡出去走到和房子相连的小花园里。

    “您联想起和那个歌有关系的往事，我说的对吗？”基蒂说。“不要告诉我，”她连忙补充说，“只说对不对。”

    “不，为什么不？我会告诉您呢，”瓦莲卡直率地说，不等她回答，就继续说：“是的，它引起了我的回忆，那曾经是痛苦的回忆。我曾经爱过一个人，我常常唱那支歌给他听。”

    基蒂睁大眼睛，默默地、感动地凝视着瓦莲卡。

    “我爱他，他也爱我；但是他母亲不赞成，因此他就娶了另外一个女子。他现在住得离我们不远，我有时看到他。您没有想到我也有恋爱史吧？”她说，在她的美丽的面孔上闪现了一刹那的热情火花，那火花，基蒂觉得也曾经燃烧过她自己的整个身心。

    “我没有这样想吗？啊，假使我是一个男子的话，我认识您以后就再也不会爱旁人了。只是我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为了要顺着他母亲的心意就忘记您，使您不幸呢；他是无情的。”

    “啊，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我也没有什么不幸；相反，我幸福得很哩。哦，今晚我们不再唱了吧？”她补充说，向屋子走去。

    “您多好呀！您多好呀！”基蒂叫道，于是拦住她，和她亲吻。

    “我要是能够有一点点像您就好了啊！”

    “您为什么要像谁呢？您本来就很好啊，”瓦莲卡说，流露出温和的疲倦的微笑。

    “不，我一点都不好呢。来，告诉我……等一等，我们坐下来，”基蒂说，让她又在她旁边的长凳上坐下。“告诉我，想到一个男子轻视你的爱情，而且他一点也不想要……难道不觉得侮辱吗？……”

    “但是他并没有轻视我的爱情；我相信他爱我，但是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是的，可是假如不是为了他母亲，而是他自己这样做的呢？……”基蒂说，感到她泄漏了自己的秘密，而她那羞得通红的脸已经暴露了她的心事。

    “假如是那样，那是他做得不对，我也就不惋惜他了，”瓦莲卡回答，显然觉察出她们谈着的已不是她，而是基蒂。

    “但是那种侮辱呢？”基蒂说。“那侮辱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的，”她说，想起在最后一次舞会上音乐停止的时候她望着弗允斯基的那种眼光。

    “有什么侮辱的地方呢？哦，您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对的事呀？”

    “比不对还要坏呢——是羞耻呀。”

    瓦莲卡摇摇头，把手放在基蒂的手上。

    “哦，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呢？”她说。“您总不会对那冷落了您的男子说您爱他，您说了吗？”

    “自然没有；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他明白的。不，不，神情举止，看得出来呀。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明白。问题在于您现在还爱不爱他，”瓦莲卡说，她是什么话都照直说的。

    “我恨他；我不能饶恕自己。”

    “哦，那有什么关系呢？”

    “羞耻，侮辱！”

    “啊！假使大家都像您这样敏感可不得了！”瓦莲卡说。

    “没有一个女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到底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基蒂问，带着好奇的惊异神情凝视着她的脸。

    “啊，重要的事多着呢，”瓦莲卡微笑着说。

    “那么，是什么样的事呢？”

    “啊，更重要的事还多着呢，”瓦莲卡回答，不知道怎样说才好。但是正在这时候，她们听到从窗口传来公爵夫人的声音说：

    “基蒂，冷起来了！披条披肩吧，要么就进屋里来。”

    “真的，我该走了！”瓦莲卡说，站起来。“我还得顺便到伯尔特夫人那里去一下；她要我去看她呢。”

    基蒂拉着她的手，带着热烈的好奇心和恳求的神情，她的眼神问她：“是什么，是什么最重要呢，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镇静呢？您知道，告诉我吧！”但是瓦莲卡甚至都不明白基蒂的眼神在问她什么。她只知道她今晚还得去看伯尔特夫人，而且要在十二点钟赶回家去给妈妈预备茶。她走进屋子，收拾起乐谱，向大家道了别，就准备走。

    “让我送您回家吧，”上校说。我的大学

    “对啦，这样夜深您怎么可以一个人走呢？”公爵夫人附和着。“无论如何，我叫帕拉沙送您。”

    基蒂看出瓦莲卡听说她需要人护送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不，我常常一个人走，决不会发生什么的，”她说，拿起帽子。于是又吻了基蒂一次，没有说出什么是重要的，她把乐谱挟在腋下，迈着精神饱满的步子走出去，消失在夏夜的薄暮里，把什么是重要的，以及是什么给了她那样使人羡慕的平静和庄严的那些秘密一同带走了。

    三十三

    基蒂跟施塔尔夫人也认识了，这种结识，连同她对瓦莲卡的友情，不但对她发生了强大影响，而且安慰了她精神上的苦痛。她在由于这种结识而展现在她面前的一个完全新的世界中，和她的过去毫无共同之处的、崇高的、美好的世界中，——从那世界的高处她可以冷静地回顾往事——找到了这种安慰。它向她显示出除了基蒂一直沉湎的本能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显示出来的，但却是这样一种宗教，它和基蒂从小所知道的宗教，在祈祷仪式上，在可以会见朋友的寡妇院①里的通宵的礼拜上，以及在同牧师背诵斯拉夫语的教文上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这是一种崇高的、神秘的和高尚的思想感情相联系的宗教，人不仅能够按照吩咐相信它，而且也能够热爱它——

    ①寡妇院是一八○三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成立的慈善机关，收容在国家机关供职至少十年的官员或阵亡军官的贫病及年迈的寡妇。

    基蒂并不是从言语中探索出这一切的。施塔尔夫人同基蒂谈话，就像同一个可爱的小孩谈话一样，那使她愉快地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来；仅仅有一次她说起在人类的一切悲哀中，只有爱和信仰能够给与安慰，并且说照基督对于我们的怜悯看来，没有一种悲哀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她立刻转移话题，谈别的事情了。但是在施塔尔夫人的每一个举止行动、每一言谈话语、每一天国般的——像基蒂所称呼的——眼光中，特别是在她从瓦莲卡口中听来的她的全部生活经历中，基蒂发现了她以前不知道的“重要的”东西。

    但是，虽然施塔尔夫人品德崇高，身世动人，她的话语高尚而优美，基蒂却不禁在她身上发觉了某些使她困惑的特征。她注意到每逢人家问起她的亲属的时候，施塔尔夫人总是轻蔑地微微一笑，那是和基督的慈善精神不符合的。她还注意到当她看见她和天主教神父们在一起的时候，施塔尔夫人就特意使她的脸处在灯罩的阴影下，神色异常地微笑起来。这虽是两件小事，却使她迷惑了，她对施塔尔夫人产生了怀疑。但是，瓦莲卡，孤零零的，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怀着悲哀的失望，无所需求，也不懊悔，正是基蒂只敢梦寐以求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在瓦莲卡身上，她看出来人只应当忘却自己而爱别人，这样人才能够安静、幸福和高尚。而这就是基蒂所渴望的。现在清楚地看出来什么是·最·重·要的，基蒂不以心驰神往为满足，她立刻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展现在她面前的新生活中。根据瓦莲卡讲述的关于施塔尔夫人以及旁的人们的所做所为，基蒂已经构思出她自己未来的生活计划。她要像瓦莲卡屡屡谈及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琳一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要去寻找在苦难中的人们，尽力帮助他们，给他们《福音书》，读《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和临死的人听。像阿琳那样读《福音书》给罪犯们听，这个念头格外使基蒂着迷了。但是这一切都是基蒂既没有对她母亲，也没有对瓦莲卡说起过的秘密的梦想。

    但是，虽然等待着可以大规模地执行她的计划的时机，基蒂，就在现在，在有这么多害病和不幸的人们的温泉，很容易就找到仿效瓦莲卡来实行她的新主义的机会。

    起初公爵夫人只注意到基蒂受到施塔尔夫人，尤其是瓦莲卡的那种她所谓engouement的强烈影响。她看到基蒂不但在活动上仿效瓦莲卡，就连走路、说话、眨眼睛的样子也都不自觉地仿效她。但是后来公爵夫人注意到在她女儿心中除了这种狂热之外，还发生了某种严重的精神变化。

    公爵夫人看到了晚间基蒂在读施塔尔夫人给她的一本法文《圣经》，这种事她以前是从来不曾做过的；而且看到她躲避社交界的朋友，却和在瓦莲卡保护之下的病人，特别是有病的画家彼得罗夫的贫寒家庭来往。基蒂很明显以在那个家庭担负看护的职责而自豪。这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没有理由反对，况且彼得罗夫的妻子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德国公爵夫人，注意到基蒂的行为，又极口称赞她，叫她做安慰的天使。假如不是太过分了的话，这一切本来会是很好的。但是公爵夫人看到她的女儿在走极端，因此她就把这意思跟她谈了。

    “Ilnefautjamaisrienoutrer，”①她对她说——

    ①法语：凡事总不要过分。

    但是她的女儿没有回答她；只是她心里想，牵涉到基督教是不能说过分这种话的。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扭过来让他打，有人拿去你的外衣，你就连上衣都给他，在信奉这样一种教义中还能有什么过分呢？但是公爵夫人不高兴这种过分行为，尤其不高兴的是她感觉得基蒂不愿把她的心事向她尽情吐露。基蒂也的确对她母亲隐瞒了她的新的见解和热情。她隐瞒并不是因为她不尊敬，或是不爱她母亲，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与其说愿意对她母亲，倒不如说宁愿对任何旁人表露。

    “安娜·帕夫洛夫娜好像好久没有来看我们了，”公爵夫人有一天谈起彼得罗夫夫人。“我请她来，可是她好像有点不痛快呢。”

    “不，我没有这样觉得，maman，”基蒂说，脸红了。

    “你好久没有去看他们了吗？”

    “我们打算明天登山去，”基蒂回答。

    “哦，你去吧，”公爵夫人回答，端相着她女儿的困惑的脸，竭力想要猜出她困惑的原因。

    那天瓦莲卡来吃饭，通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改变了主意，明天不去登山了。公爵夫人又看出基蒂的脸红了。

    “基蒂，你没有和彼得罗夫家发生什么不愉快吧？”公爵夫人在只剩下她们两个人的时候说。“她为什么不再打发小孩来，自己也不来看望我们了呢？”

    基蒂回答说她们中间没有发生什么，并且说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好像很不满意。基蒂回答的完全是真话。她不知道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的原因，但是她却猜到了几分。她猜到了一件她不能够对她母亲说，也不能够向自己说的事情。这是那样一种事情，即使自己知道了，但是连对自己也决不能够说，万一弄错了会是那样可怕和可耻的。

    她反复回忆着她和那个家庭的全部关系。她记起了她们初次会见时表露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圆圆的、善良的脸上的纯真喜悦；她记起她们怎样秘密商量，怎样计划诱导病人丢开禁止他从事的工作，拉他一同到户外去散步；她记起了叫她做“我的基蒂”，她不在就不肯躺下睡觉的那个顶小的男孩对她多么依恋。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接着她记起了彼得罗夫那穿着褐色上衣的消瘦憔悴的姿容，长长的脖颈，稀疏的鬈发，一双询问般的碧蓝眼睛，那眼睛基蒂初看见时感到那么可怕，还有他竭力在她面前装得健壮和活泼的病态挣扎。她记起了开头她是怎样努力克制着她对他，像对一切肺病患者一样感到的厌恶，以及怎样煞费苦心找话跟他谈。她记起了他凝视她时那种胆怯的、感动的眼色，她感到的怜悯、不安和随之而来的意识到自己的善行的奇异心情。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但是那一切都是起初的事情。现在，几天以前，一切都突然破坏了。安娜·帕夫洛夫娜用虚情假意的亲热迎接基蒂，不断地观察她和她丈夫。

    她走近时他表露出的那种感动的喜悦，难道竟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冷淡的原因吗？

    “是，”她回想着，“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些不自然，而且完全不像她的善良的性情，她前天生气地说：‘看吧，他总算把您等来了，您不在他不肯喝咖啡，虽说他已衰弱到这种地步了。’”

    “是的，也许，当我把毛毯递给他的时候她也很不高兴。那本来不算一回事，但是他那么过意不去地接过去，而且感谢了我那么久，弄得我也不好意思了。还有他给我画得那么出色的肖像。尤其是那惶惑而温柔的眼光！是，是，一定是的！”基蒂恐怖地暗自重复说。“不，这是不会的，这是不应该有的！他是多么可怜啊！”她随即对自己说。

    这种疑惑把她的新生活的魅力毁坏了。

    三十四

    在温泉疗养季节快结束的时候，谢尔巴茨基公爵从卡尔斯巴德到巴敦和启星根①去看望了俄国朋友——像他所谓的去呼吸俄国的空气——以后，就回到家里人身边了——

    ①巴敦和启星根均德国地名，为有名的温泉。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于国外生活的见解是完全相反的。公爵夫人觉得一切都很美满，尽管她在俄国社会里有她的确定不移的地位，但她在国外却竭力想装得像一位西欧的太太，其实她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位典型的俄国太太，——因此她矫揉造作，很不自在。相反地，公爵觉得国外的一切都是可憎的，讨厌欧洲的生活，保持着自己的俄国习惯，并且在国外故意要显得比他实际上的样子更不像西欧人。

    公爵回来时显得瘦了，两颊的皮肤松软了，但是他的心情却顶愉快。当他看见基蒂完全复原了的时候，他的心情就更愉快了。基蒂同施塔尔夫人和瓦莲卡友好的消息，和公爵夫人述说的她观察到基蒂心中起了某种变化的消息扰乱了公爵，引起了他对于一切引诱他女儿离开他的东西一向怀着的嫉妒心情，引起了他的恐惧，唯恐他女儿摆脱他的影响，而进入他所不能达到的境地。但是这些不愉快的消息通通淹没在像海洋一样的善良和愉快的心情里了，公爵向来是善良和愉快的，他游历了卡尔斯巴德温泉回来就更是如此了。

    在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长大衣，脸上带着俄国人的皱纹，浆硬的领子撑住微微鼓胀的两颊，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女儿一同到浴场去。

    是一个明媚的清晨：整洁的、愉快的、有小花园的房子，红脸、赤胳臂、喝足了啤酒、快活地工作着的德国女仆的姿影，灿烂的阳光，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但是他们越走近浴场，就越加频繁地遇见病人，这些病人的样子在有秩序的德国生活的日常状态中显得更加可怜。基蒂对这种鲜明对照已不感到惊异了。明朗的阳光，葱茏的绿树，音乐的声音对于她来说是这些熟识的人的天然背景，在这些人身上，像她所看到的，总是起着不是变好就是变坏的变化。但是在公爵着来，六月早晨的明朗和愉悦，奏着流行的欢快的华尔兹舞曲的乐队的声音，尤其是健壮的女仆的姿影，和这些从欧洲各处聚拢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联系在一起，好像有些不协调而又很可怕。

    公爵和他的爱女挽臂而行，虽然觉得自豪，而且好像恢复了青春一样，但是他却为他的有力步伐和粗壮四肢而感到不安，他几乎有点害羞了。他差不多感到好像是一个在众人前面赤身露体的人一样。

    “把我介绍给你的新朋友们吧，”他对女儿说，用胳臂肘挟紧她的胳臂，“因为治好了你的病，我连那讨厌的苏登温泉也喜欢起来了呢。只是这里阴郁，阴郁得很啊。那是谁？”

    基蒂一一说出他们所遇见的、她熟识的和不熟识的人们的名字。在花园入口，他们遇见盲妇伯尔特夫人和她的带路人，公爵看见这位年老的法国妇人一听到基蒂的声音就喜笑颜开，很是高兴。她立刻用法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过分的殷勤和他攀谈起来，称赞他有这么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基蒂捧上了天，管她叫宝贝、珍珠、安慰的天使。

    “哦，那么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微笑着说。“她管瓦莲卡小姐叫做第一号天使哩。”

    “啊，Mademoiselle瓦莲卡，她可真是一位天使呢，allez①，”伯尔特夫人接上说——

    ①法语：真是的。

    在回廊里他们遇见了瓦莲卡本人。她拿了一只雅致的红色小提包匆忙地向他们走来。

    “您看，爸爸回来了，”基蒂对她说。

    瓦莲卡做了一个介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就像她做别的任何事情一样单纯而自然——就立刻和公爵攀谈起来，又大方，又自然，就像她和旁的任何人谈话一样。

    “当然我知道您，我对您知道得很清楚呢，”公爵对她说，流露出一丝微笑，基蒂根据那微笑看出来她父亲喜欢她的朋友，觉得非常高兴。“您这么匆匆忙忙地到什么地方去呢？”

    “Maman在这儿，”她转向基蒂说。“她整整一晚上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把她的针线活给她拿去。”

    “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吗？”公爵在瓦莲卡走开去的时候说。

    基蒂看出她父亲本来想嘲笑一下瓦莲卡的，但是因为他喜欢她而不能那样做。

    “哦，这样我们可以看见你所有的朋友了，”他继续说，“甚至施塔尔夫人，假使她还会屈尊认我的话。”

    “怎么，难道你原来认识她吗，爸爸？”基蒂看见提起施塔尔夫人的名字时，公爵的眼睛就燃烧着嘲弄的火焰，于是惴惴不安地问。

    “我原来认识她丈夫，和她也有点儿认识，在她加入虔诚派①以前。”——

    ①虔诚主义是一种宗教学说，认为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内心笃信宗教，而不是外表的宗教仪式。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虔诚主义就在俄国宫廷范围内传播，与极端狂热、残酷及“坏脾气”的表现并存。因此“虔诚主义”一字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什么叫虔诚派呢，爸爸？”基蒂问，发觉在施塔尔夫人心中她那么重视的东西居然有个名称，不禁吃惊了。

    “我自己也不很知道哩。我只知道她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不幸都要感谢上帝，连她丈夫死了也要感谢上帝。说来也有点好笑，他们俩总是合不来。”

    “那是谁？一副多可怜的面孔！”他问，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一条在他那瘦长的腿上揉成了奇异折痕的白裤子，坐在长凳上。

    这人把草帽举到他的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了被帽子压得而病态地发红的高高的前额。

    “那是画家彼得罗夫，”基蒂回答，脸红了。“那是他的妻子，”她补充说，指着安娜·帕夫洛夫娜，她就在他们走近的时候，显然是故意地跟着一个沿小路跑去的小孩走开了。

    “可怜的人！他的面孔多么可爱啊！”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走到他面前去？他要和你说话的样子呢。”

    “哦，那么我们就去吧，”基蒂说，断然地掉转身来。“您今天觉得怎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拄着手杖，羞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自己来介绍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来哩，公爵小姐，”他对基蒂说。

    他说话的时候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动作，竭力想要装得好像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来的，但是瓦莲卡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捎话说你们不去了。”

    “不去了？”彼得罗夫说，涨红了脸，于是立刻咳嗽起来，用眼光四处寻找他的妻子。“安尼达！安尼达①！”他叫，他的细瘦的雪白脖颈上的青筋涨得像绳索一样——

    ①安尼达是安娜的小名。

    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他生气地低声说，发不出声音来。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浮上完全不像她以前的态度，露出假笑。“很高兴认识您，”她向公爵说。

    “大家老早就等着您呢，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画家又一次沙哑地、更生气地低声说，显然因为他的声音少气无力，使他未能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而冒火了。

    “啊哟！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哩，”他妻子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他咳嗽着，挥着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和他女儿一道走开了。

    “唉！唉！”他深深叹息着。“啊，可怜的人！”

    “是呀，爸爸，”基蒂回答。“你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仆人，差不多一点财产也没有。他从学院领一点钱。”她兴奋地继续说，竭力想消除由于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的态度的奇异变化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苦恼。

    “啊，施塔尔夫人来了，”基蒂说，指着一辆轮椅。在轮椅里，靠在枕头上，一个包在灰色和青色东西里的物体躺在阳伞下。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在她背后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阴郁而强壮的德国工人。在她旁边站着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瑞典的伯爵，基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周围徘徊着，凝视着这位太太，好像她是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公爵走近她。基蒂立刻又在他的眼睛里觉察出了那使她慌乱的嘲弄的火焰。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极其斯文、极其殷勤地，用现在很少人能够讲的那样优美的法语向她招呼。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为了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厚意，不能不使您回想起来呢，”他说，脱下帽子，再没有戴上。

    “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向他抬起她那天使般的眼睛，基蒂在那眼神里觉察出烦恼的神色。

    “看到您，高兴得很！您的女儿，我真是喜欢极了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的，我也惯了，”施塔尔夫人说，她把公爵介绍给瑞典的伯爵。

    “您差不多完全没有变啊，”公爵对她说。”我没有荣幸看见您已经有十年、十一年了呢。”

    “是的，上帝赐给人苦难，也赐给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人常常奇怪苟延残喘地活着有什么目的呢？……那边！”她恼怨地对瓦莲卡说，因为瓦莲卡没有如她的意把毛毯盖住她的脚。

    “大概是行善吧，”公爵眼睛里含着笑意说。

    “那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施塔尔夫人说，觉出了公爵脸上的微妙表情。“那么，您把那本书送给我吗，亲爱的伯爵？

    我谢谢您呢。”她转向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叫了一声，于是向施塔尔夫人鞠了躬，就同他的女儿和加入他们之中的莫斯科上校一道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带着讥讽的意味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和他结交而对她不满。

    “她还跟从前一样哩，”公爵回答。

    “在她生病之前您认识她吗——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

    “是的。我看到她躺倒的，”公爵说。

    “据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她不起床，因为她的腿太短了。她的样子长得丑极了。”

    “爸爸，决不会的！”基蒂叫着。

    “恶嘴毒舌的人都这么说，我的亲爱的。而你的瓦莲卡可够受罪的，”他补充说。“啊，这些生病的太太们！”

    “啊，不，爸爸！”基蒂热忱地反对着。“瓦莲卡很崇拜她。而且她做了那么多好事！随便问哪个人吧！没有人不知道她和阿琳的。”

    “也许是这样，”他说，用胳膊肘挟紧她的胳膊。“但是做了好事，问什么人，什么人都不知道，那就更好呢。”

    基蒂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她没有话可说了，而是因为她连在她父亲面前也不愿泄露她的秘密思想。但是，说也奇怪，虽然她下决心不受她父亲的见解的影响，不让他踏入她内心的圣地，但是她却感到她整整一个月来怀藏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像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由被人任意抛掷的衣服所构成的奇幻人形，当人看出来躺在那里的只是一件衣服的时候，就会消逝一样。剩下的只是一个短腿的妇人，她因为生得难看而终年躺在床上，而且为了没有如她的意给她盖上毛毯就折磨那个可怜的任劳任怨的瓦莲卡。无论怎么拼命想像，基蒂也不能把以前的施塔尔夫人唤回来了。

    三十五

    公爵把他的愉快心情感染了自己家里的人和朋友们，甚至谢尔巴茨基一家下榻的德国旅馆的店主。

    和基蒂一道从浴场回来以后，公爵邀请上校、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和瓦莲卡一同来喝咖啡，吩咐把桌椅搬到花园里栗树下面，在那里摆早饭。旅馆主人和仆人也都受到他的愉快心情的影响而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大方；半个钟头以后，住在楼上那位从汉堡来的生病的医生羡慕地从窗口眺望着聚在栗树下面的那一群兴高采烈的健康的俄国人。在树叶投下的摇曳的阴影的圆圈里，在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奶油、干酪和冷野味的桌旁，坐着公爵夫人，她戴着缀着淡紫色丝带的帽子，在分一杯杯咖啡和奶油面包。那一头坐着公爵，他大吃特吃，高声而又愉快地谈着话。公爵把他买的东西陈列在身旁，有雕花木匣、玩具、各式各样的裁纸刀，他每到一处温泉就要买许多这样的东西；他把它们分赠给大家，连女仆丽珊和旅馆主人都有一份，他用可笑的蹩脚德语和旅馆主人说笑话，向他肯定说医治好基蒂的不是温泉而是他的出色烹调，特别是他的梅汤。公爵夫人嘲笑她丈夫的俄国习气，但是自从她来到温泉以后她从来没有这么活泼和愉快过。上校听到公爵说笑话照例微笑，但是关于欧洲，他自信是素有研究的，他总是站在公爵夫人一边。好心肠的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每听到公爵说一句有趣的话，就捧腹大笑，就连瓦莲卡也被公爵的笑话引起的轻微而富于感染性的笑声弄得无可奈何，这是基蒂以前所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得基蒂快乐，但是她总不能宽下心来。她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对她那么向往的生活所表示的诙谐看法无意中向她提出了问题，使她无法解决。这个疑团之上又加上她和彼得罗夫家的关系的变化，那变化今天是那么明显地和不愉快地显示了出来。大家都很愉快，但是基蒂却愉快不起来，而这就更使她苦恼。她怀着好像幼年时她挨罚关在自己房间里听着外面她姐姐们的快乐笑声时体验到的那样的感觉。

    “哦，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吗？”公爵夫人说，微笑着，把一杯咖啡递给她丈夫。

    “出去散散步，走到商店面前，他们就向你兜揽起生意来。‘Erlaucht，Excellenz，Durchlaucht’①地叫。他们一叫‘Durchlacuht’，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十个塔勒②就花掉了。”——

    ①德语：大人，阁下，殿下。

    ②塔勒是德国的一种银币。

    “原来只是因为无聊的缘故，”公爵夫人说。

    “自然是因为无聊了。这么无聊，亲爱的，可真不知道怎样消遣呢。”

    “您怎么也会感到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趣的东西多得很啦，”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说。

    “但是有趣的东西我通通知道：梅汤我知道，豌豆腊肠我也知道。我通通知道呢。”

    “不，无论您怎样说，公爵，他们的各种设施是有趣的，”

    上校说。

    “可是有什么趣呢？他们都好像臭铜钱那样得意；他们征服了一切人。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什么人也没有征服；我不能不亲自脱靴子，是的，而且亲自把它们放到门外，不能不一早就起来，马上穿上衣服，走到餐室去喝很难喝的茶！在家里可就不同啦！你从从容容起来，为什么不如意的事生一会儿气，埋怨一两句，就又平静下来。你有时间思索一切，不慌不忙的。”

    “但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您忘记了这句话吧，”上校说。

    “那也要看情形！有的时候为了五十个戈比就可以牺牲一个月，有的时候无论出多少钱也不能牺牲半个钟头。不是吗，卡坚卡？怎么的？你为什么郁郁不乐呢？”

    “我没有什么。”

    “您要到哪里去？再坐一会吧，”他对瓦莲卡说。

    “我要回家了，”瓦莲卡站起来说，她又咯咯地笑起来了。

    当她收敛了笑容的时候，她告辞了，就走进屋里去取帽子。

    基蒂跟随着她。在她看来好像连瓦莲卡都有些异样了。她并没有变坏，只是和她以前所想像的两样了。

    “啊哟！我好久没有这样大笑过了呢！”瓦莲卡说，收拾起她的伞和提包。“他多慈爱，您父亲！”

    基蒂沉默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什么时候再见您呢？”瓦莲卡问。

    “Maman打算到彼得罗夫家去看看。您不到那里去吗？”

    基蒂说，试探着瓦莲卡。

    “去的，”瓦莲卡回答。“他们准备走了，所以我答应去帮他们收拾行李。”

    “那么我也来吧。”

    “不，您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基蒂说，睁大了眼睛，抓住瓦莲卡的伞，不让她走。“不，等一等，为什么不呢？”

    “啊，没有什么；您父亲回来了，而且您去帮忙，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安哩。”

    “不，告诉我您为什么不愿意我常去彼得罗夫家？难道您不愿意我去吗？为什么不呢？”

    “我并没有那样说，”瓦莲卡镇静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吧！”

    “通通告诉您？”瓦莲卡问。

    “通通！通通！”基蒂应声说。

    “哦，实在说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只是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画家的名字）本来早就打算走的，可是现在他又不愿意走了，”瓦莲卡微笑着说。

    “哦，哦！”基蒂性急地催促着，忧郁地望着瓦莲卡。

    “哦，不知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他不愿意走是因为您在这里的缘故。自然，这是无稽之谈，但是为了这个，为了您，夫妻两个吵了一架。您知道这些病人是多么爱发脾气呀。”

    基蒂把眉头皱得更紧，依然沉默着，瓦莲卡一个人说下去，竭力想使她消气或安慰她，而且预料到一阵风暴要来了——是眼泪呢还是言语，她不知道。

    “所以您还是不要去的好……您明白吧，您不会生气吧？

    ……”

    “我自己活该！我自己活该！”基蒂连忙叫道，从瓦莲卡手里夺过伞来，避而不望着她朋友的眼睛。

    瓦莲卡看到她那小孩子般的怒气真要笑了，但是她怕伤害她的感情。

    “怎么是您活该呢？我真不明白，”她说。

    “是我自己活该，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故意做出来的，并非出于本心。别人的事和我有什么相干呢？结果我成了吵架的原因，我做了没有人要我做的事。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虚伪！虚伪呀！”

    “虚伪？为的什么目的呢？”瓦莲卡静静地说。

    “啊，多么愚蠢！多么可恶呀！我毫无必要……只是虚伪！”

    她一面说，一面把伞撑开又收拢。

    “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要在别人，在自己，在上帝面前显得好一点；为的是要欺骗大家。不！现在我再不干这种事了。我宁可坏，但至少不是撒谎的人，不是骗子。”

    “谁是骗子呢？”瓦莲卡用责备的口吻说。“您说话好像……”

    但是基蒂是在勃然大怒中。她不让她说完。

    “我不是说您，决不是说您。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的，是的，我知道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假如我天生坏，叫我怎么办呢？假使我不是天生坏的话，就不会这样啦。还是让我像我原来那种样子吧，但是可不要虚伪。我跟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不能变成另外的人……这完全错了，错了。”

    “什么事情错了呢？”瓦莲卡迷惑地问。

    “全都错了。我只能按照我的感情生活，而您却能按照原则。我只是喜欢您，而您大概是完全为了要挽救我，教导我。”

    “您这话是不公平的，”瓦莲卡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别人，我是说我自己。”

    “基蒂！”她们听见她母亲的声音，“来呀，把你的项链拿给你爸爸看。”

    基蒂没有和她朋友和解，就带着傲慢的样子从桌上拿了放在小盒里的项链，径自到她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啦？怎么脸涨得这样红。”她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对她说。

    “没有什么，”她回答。“我马上就转来，”说着她就又跑回来了。

    “她还在这里，”她想。“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啊呀！我做了什么事，我说了什么话呢！我为什么让她受委屈呢？我怎么办呀？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基蒂想着，在门口站住了。

    瓦莲卡戴着帽子，伞拿在手里，正在桌旁检查被基蒂弄断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瓦莲卡，饶恕我，饶恕我吧！”基蒂走上她跟前去，低低地说。“我记不得我说了些什么。我……”

    “我实在不是有心伤害您，”瓦莲卡说，微笑了。

    和好了。但是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在基蒂看来，她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她没有放弃她学得的一切，但是她明白了她以为能够做到如她愿望的那样，那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好像她的眼睛睁开了；她感到要置身在她希望登上的高峰而不流于虚伪和自负是多么困难。此外，她还感觉到她所处的这个充满了痛苦、疾病和垂死的人的世界是使人多么难受。她为了要使自己爱这个世界而付出的努力，她现在感觉到难以忍受了，她渴望赶快回到清新的空气中，回到俄国，回到叶尔古绍沃，她接到信知道她的多莉姐姐已经带着孩子们到叶尔古绍沃去了。

    但是她对瓦莲卡的情意并没有衰减。当她道别的时候，基蒂要求她到俄国时去看望他们。

    “您结婚的时候我来，”瓦莲卡说。

    “我永远不结婚。”

    “那么好，我永远不来。”

    “那么好，我就为了这个缘故结婚吧。留心，记住您的诺言呀，”基蒂说。

    医生的预言实现了。基蒂恢复了健康回到俄国。她不像从前那么快活和无忧无虑，但是平静了。她的莫斯科的忧愁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了。

    第三卷

    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想要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劳，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国外去，他在五月末住到乡下他弟弟这里来了。照他的意见，最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他现在就是到他弟弟这里来享受这种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看见他来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今年夏天，他已经不期望他的尼古拉哥哥来了。但是尽管他对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怀着敬爱的心情，列文在乡下和他哥哥一起还是感觉得不舒服的。看着他哥哥对乡村的态度就使他不舒服，简直是使他恼怒。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是生活的地方，欢喜、悲衷、劳动的地方；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一方面是劳动后的休息场所，另一方面是消除城市的腐败影响的有效解毒剂，他相信那解毒剂的功效而乐于服用它。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的好处就在于它是劳动的场所，劳动的好处是无可置疑的；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特别好却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而且又宜于无所事事。此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的态度也有几分使康斯里丁·列文恼怒。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说他了解而且爱护农民，他时常和农民们攀谈，他懂得怎样谈法，不摆架子，也不装模作样，从每次这样的谈话中，他都引伸出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结论，证实他是了解他们的。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对农民抱这样的态度。对康斯坦丁说来，农民只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虽然他对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虽然他作为一个共同工作者，常常赞叹这些人的气力、温顺和公正，但是当共同劳动要求别的品质的时候，他对农民的粗心、懒散、酗酒和说谎，就往往激怒了。要是有人问他喜不喜欢农民，康斯坦丁·列文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他对农民恰如他对一般的人一样，又喜欢又不喜欢。自然，以他这样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对一般人是喜欢比不喜欢的成分居多，对农民也是一样。但是他不能把农民当作什么特殊的人物来爱憎，因为他不只是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和他们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农民中的一份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而且，虽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的资格，特别是以顾问的资格（农民们信赖他，他们从四十里远的地方来求教于他），和农民们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对于农民还是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有人问他理解不理解农民，他还会像有人问他喜不喜欢他们一样茫然不知所答。说他理解农民，在他看来就等于说他理解一般人一样。他不断地观察和理解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他认为善良而有趣的农民，他不断地发现他们新的特点，改变自己以前对他们的看法，形成新的观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恰好相反。恰如他以田园生活和他所不爱好的生活相对照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一样，他以农民和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相对照而喜欢农民，把农民理解成和一般人截然相反的了。在他那很有条理的头脑里对农民生活清楚地形成了一定的看法，那一部分是由于生活本身，而主要地却是由于和别的生活方式相对照而推论出来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农民的看法和他对他们抱着的同情态度。

    在议论农民时兄弟间发生的争论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战胜他的弟弟，正是因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对于他们的性格、特长和趣味有固定的看法，而康斯坦丁·列文关于这个问题却没有坚定不移的意见，因此在他们的辩论中康斯坦丁就经常陷于自相矛盾中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中，他弟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的心放得正（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但是他的头脑，虽然相当敏捷，却太容易受一时的印象所影响，因而充满矛盾。以长兄的恳切，他有时向他解释事物的真谛，但是他和他争辩得不到乐趣，因为征服他是太容易了。

    康斯坦丁·列文把他哥哥看成是一个才智过人和修养很高的人，十分高尚，而且赋有一种献身公益事业的特殊能力。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年纪越大以及了解他哥哥越深，他就越发常常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完全缺少的这种从事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并不是什么美德，反倒是缺乏什么东西——不是缺乏善良的、正直的、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生命力，缺乏所谓激情这种东西，缺乏可以使人从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无数人生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只憧憬这一条的那股热劲。他对哥哥了解得越深，他就越注意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旁的许多献身公益事业的人并不是衷心关怀公益，而是从理性上推论出致力于公益事业是正当的事情，因而就致力于这些事业了。使列文更加强这个信念的，是他观察出来他哥哥对于公益的问题或是灵魂不灭的问题并不比对象棋问题或新机械的精巧构造更为关心。

    除此以外，康斯坦丁·列文和他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舒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在乡下列文正忙于农事，要做完一切该做的事，漫长的夏日还不够用，而谢尔蓝·伊万诺维奇却在休养。但是虽然他正在休养，那就是说，他没有写作，他却这样习惯于脑力活动，他喜欢把涌上脑海的思想用优美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喜欢有人倾听。他的最经常的、最自然的听众就是他弟弟。因此，不论他们的关系多么亲近，康斯坦丁丢下他一个人还是感到不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喜欢仰卧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懒懒地闲谈着。

    “你不会相信，”他对他弟弟说，“这种田园式的懒散对于我是怎样的一种快乐。脑子里没有一个念头，空虚得一无所有！”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坐着听他闲聊感觉到很沉闷，特别因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他们就会把肥料运到没有犁过的田里，要是不在那里监督着，天知道他们会把肥料撒在什么地方；而且犁铧也不会拧紧，却会让它脱落掉，过后他们还会说新式犁是愚蠢的发明，没有老式安德列夫纳犁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哦，这样热的天，你走动得够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说。

    “不，我还得到账房去一下，”列文回答，就跑到农场去了。

    二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意外事，老乳母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了一瓶刚腌好的菌子送到地窖去的时候，滑了一下，跌倒了，跌伤了腕关节。当地医生，一位健谈的年轻的刚毕业的医学生，来给她诊治。他检查了腕关节，说她并没有脱臼，就给她扎上了绷带，留下吃了午饭，很高兴有和鼎鼎大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谈话的机缘，为了表示他对于事物的进步的见解，告诉了他地方上的一切流言蜚语，抱怨县议会所陷入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留心地倾听着，问他问题，因为有新的听众在场兴奋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发表了几点切中要害和很有分量的意见，博得了年轻医生的敬佩，立刻陷入了他弟弟所熟悉的那种总是随着出色的热烈谈话之后而来的兴奋心情。医生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带了钓竿到河边去。他爱好钓鱼，而且好像以能够喜欢这种无聊的玩意而自豪。

    康斯坦丁·列文需要去巡视耕地和草场，就提议套上马车顺路把他哥哥送去。

    这是一年中正值夏季转折点的时节，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成定局，要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割草了；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麦穗还没有饱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麦浪随风波动；那时节，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竖立在播种迟了的田野上；那时节，早种的荞麦铺展开，盖没了地面；那时节，被家畜践踏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休耕地已经翻耕了一半，仅仅残留下没有翻耕过的小路；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在低地上河畔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开镰收割，在草原上黑魆魆地四处混杂着除去杂草的一堆堆酸模草的茎秆。

    在农作中，这是一年一度的、需要农民倾注全力的收获前的短短的休息时节。丰收在望，明朗炎热的夏日和短促多露的夜晚到来了。

    两兄弟到草场去必须穿过树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路赞赏着枝叶繁茂的树林之美，向他弟弟时而指着一棵背荫那边显得非常黑暗、缀满黄色托叶、含苞欲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着像绿宝石一般闪烁着的、今年新生的幼树嫩芽。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说、也不喜欢听人讲自然的美。言语在他看来好像损坏了他所见的事物之美。他附和着他哥哥说的话，但是他情不自禁想别的事情上去了。当他们驶出树林的时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住了，休耕地里有的地方被草渲染成了黄色，有的地方被践踏和被犁沟割裂，有的地方点缀着成堆的肥料，有的地方翻耕过了。一串大车从田间驶过。列文数着车辆，看到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运出来了，觉得很高兴。看见草场的时候，他的思想就转移到割草的问题上去了。一想到割草他总是感觉到特别激动。到了草场，列文勒住了马。

    朝露还残留在繁密草丛的根株上，为了不把脚弄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求他弟弟驱车驶过草场，一直驶到可以钓到鲈鱼的柳树那里。康斯坦丁·列文虽然觉得把草压坏很可惜，但是他仍然驶进了草场。长长的草柔软地缠绕住车轮和马蹄。把种籽粘在潮湿的车辐和车毂上面了。

    哥哥坐在灌木丛下整理钓鱼用具，列文把马牵开去，拴起来，就走进风都吹不动的、辽阔的、灰绿色的、像海洋一般的草场里去了。结着成熟种子的、像丝样柔软的草在春季被水淹过的地方差不多长得齐腰深。

    穿过草场，康斯坦丁·列文走到路上，遇见一个肩上掮着一只蜂箱，两眼浮肿的老头子。

    “怎样，捉到一窝离巢的蜜蜂吗，福米奇？”他问。

    “哪里捉得到，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们只要能保得住自己的就好啦！这是第二次离巢了……亏得孩子们捉回来了。他们正在犁您的地，卸下马，就骑上马去追……”

    “哦，你看怎样，福米寄——就动手割草呢，还是再稍微等一等？”

    “哦，哦。按照我们的习惯要等到圣彼得节哩。但是您总是割得早一点。哦，为什么不呢，上帝保佑，干草好极了。够给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气怎样？”

    “那可要听天由命。也许会晴下去的。”

    列文向他哥哥走去。毁灭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都没有钓到，但是他并不觉得厌倦，而且似乎兴致很好。列文看出他因为同医生的谈话而兴奋起来，很想要谈谈话了。相反地，列文却只想尽可能地快回家去，以便吩咐召集明天的割草人和解决他时时挂在心上的割草问题。

    “哦，我们走吧，”他说。

    “为什么这样急？我们再待一会吧。但是你怎么湿得这样啊！虽然什么都没有钓到，还是愉快得很。渔猎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和大自然接触。这种钢灰色的水多么美丽呀！”他说。

    “长满青草的河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来——你知道吗？草对水说：‘我们颤动，我们颤动。’”

    “我不知道这个谜，”列文懒懒地回答。

    三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照那位医生对我说的，县里的事简直糟到极点了；那医生是个聪明人呢。我以前也对你说过，我现在还要对你说，不出席会议，完全不管县议会的事，是不对的。假如公正的人都退到一边，当然一切都会弄得很糟糕。我们出的钱通通用做薪金，但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哦，我试过，你知道，”列文慢吞吞地不愿意地说，“但是我不能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你怎么会不能够呢？我承认我不明白。我不承认你不关心或是没有能力；难道完全是因为懒惰吗？”

    “通通不是。我试过，但是我看出来我什么也不能够做，”

    列文说。

    他不大注意哥哥说的话。望着河对岸的耕地，他看出有一团黑的东西，但是他分辨不清是马呢还是骑在马上的管家。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呢？你尝试过，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见解你觉得失败了，于是你就灰心了。你怎么这样缺少雄心呢？”

    “雄心！”列文说，被他哥哥的话刺伤了。“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他们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而我不懂，那才会产生雄心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首先要相信他干这种事确有相当的才干，尤其要相信这种事确实很重要。”

    “什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感兴味的事情，他弟弟竟毫不重视，这可刺伤了他的心，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弟弟显然几乎没有注意听他的话。

    “我不觉得重要，这件事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有什么办法呢？”列文回答，认清了他看见的是管家，而且好像管家让农民们离开了耕地。他们正在翻转犁头。“难道他们犁完了吗？”他想。

    “哦，不过你且听一听，”长兄说，他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凡事总有个限度。要做个独特的、真诚的人，憎恶虚伪，这都是很好的——这我全知道；但是实在，你说的话不是没有意思，就是意思很坏。你是声称爱农民的，那么你怎么可以不看重他们的死活……”

    “我从来没有这样声称过，”康斯坦丁·列文想。

    “……看着他们无依无靠地死去呢？无知的农妇饿死小孩，农民停滞在愚昧里，听凭每个乡村文书的摆布，而你有力量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你觉得这不重要。”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叫他两者之中必择其一：或者你是这样智力不发达，弄不明白你能够做的事；或者是你不愿为此牺牲你的安逸、你的虚荣，或别的什么。

    康斯坦丁·列文感觉到他除了屈服，或者是承认自己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而这就羞辱了他，伤害了他的感情。

    “两者都有，”他决然地说。“我不觉得这是可能的……”

    “什么？合理地分配一下金钱作为医疗之用，也是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我觉得……这地方周围四千平方里，有融雪的积水，有暴风雪，有田里的工作，要供给全区的医疗，我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根本不相信医药。”

    “喂，对不起；这是不公平的……我可以向你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但是学校总得有吧。”

    “为什么要有学校？”

    “你是什么意思？难道对于教育的效用也怀疑吗？假使对你有用，对大家也有用。”

    康斯坦丁感到自己精神上是被逼到绝境了，因此他激动起来，不觉说出了他不关心公共事业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为设立医疗所和学校这些事操心呢？医疗所对于我永远不会有用处，至于学校，我也决不会送我的儿女上学校去读书，农民也不见得愿意送他们的儿女上学校去，而且我还不十分相信应该送他们去读书。”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到这种出人意外的观点一时愣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进攻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拉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而后带着微笑转向他弟弟。

    “哦，你看……第一，医疗所是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为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了当地的医生来。”

    “啊，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辈子都不会直了。”

    “那还难说……其次，会读书写字的农民像工人一样对于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吧，”康斯坦丁·列文断然地说，“会读书写字的人做工人更坏得多。修路不会；修桥的时候就偷桥梁。”

    “但问题不在这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说话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欢辩论不断地变换论据，引出新的不连贯的论点，使人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不过，你承不承认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认，”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于是他立刻意识到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觉到假使他承认这点，那就会证明他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信口开河。他还不知道会怎样证明，但是他知道这准会在逻辑上向他证明的，他就等待着那个证明。

    结果论证竟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假如你承认教育是福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关怀这种事业，对这种事业寄予同情，而且渴望为这种事业努力。”

    “但是我还是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康斯坦丁说，微微地涨红了脸。

    “什么！但是你刚才还说……”

    “那就是说，我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也不承认能办得到。”

    “你没有试验过，又怎么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样，”列文说，虽然他完全没有那样假定，“假定是那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操心。”

    “怎么这样说？”

    “不，我们既然在讨论，就请你从哲学的观点向我解释一下吧，”列文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口吻在列文听来好像是简直不承认他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么我告诉你吧，”他激昂地说。“我以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我作为一个贵族，在现在的地方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善，而且也不会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马也可以载着我奔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决不求助于他，也决不会求助于他。学校对于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在我看来，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坐车进城，和臭虫同床而眠，听各种胡言乱语、不堪入耳的话，而个人利益决不会诱使我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插嘴说，“个人利益并没有诱使我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们却为这个努力过。”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说。“农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我们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但是做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里应当如何敷设下水道；做陪审官，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猪肉的农民，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人和原告的各种胡言乱语，裁判长审问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偷腌猪肉的事实吗？’‘呃？’”

    康斯坦丁·列文说得忘乎所以了，开始摹拟着裁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样；在他看来这些话都说得很中肯。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青年近卫军

    “哦，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说和就……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我无论何时都会用全力保卫的；当他们搜查我们学生，警察检查我们的信件的时候，我甘愿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兵役的义务，那是关系我的儿女、兄弟和我自己命运的，我是了解的；凡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都愿意加以考虑；但是要我考虑怎样分配县议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语的水闸决了口一样滔滔不绝地谈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

    “但是也许明天就要轮到你受审讯；难道在旧刑事裁判所受审讯更合你的口味吗？”

    “我不会受到审讯。我不谋杀人所以没有那样做的必要。哦，我告诉你吧，”他继续说，又离题了。“我们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这类设施——正如三一节①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林一样，但我可不能热心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树枝。”——

    ①三一节，耶稣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耸耸肩，以此表示他很诧异，怎么一下子又把桦树枝扯进他们的辩论里来，虽然实际上他立刻听懂了他弟弟的意思。

    “对不起，你也知道这样辩论是不成的啊，”他批评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他对公益事业缺少热心的缺点辩护，这个缺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继续说下去：“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真理，”他说，用断然的语调重复着哲学的这个字眼，好像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谈论哲学的资格。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哦，你还是不要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发现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可缺少的联系。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不能不对你的比喻加以纠正。桦树不是插上的，有的是播种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须细心保护。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重视这些东西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配称为有历史意义的民族。”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话题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得的哲学史的范畴，一一指出他的见解的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全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我相信这在你不过是一时的错误，很快就会改正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败了，但同时他感觉得他想说的话他哥哥并没有了解，只是他不知道没有了解的原因是他没有表达清楚他的意思呢，还是他哥哥不愿或是不能够了解他。但是他没有追根究底，于是，不再反驳，他开始想到另外一件完全无关的私事上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拾起最后的钓丝，解下了马，他们就乘车走了。

    四

    在和他哥哥谈话的时候萦绕于列文心中的那件私事是这样一件事。去年有一次他去看割草，对管家发了脾气，他使用了他平息怒气的惯用方法，——他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一把镰刀，亲自动手割起来。

    他是这样喜欢割草工作，从那次以后他亲手割了好几回；他割了房前的整个草场，今年春初以来，他就计划着整天和农民们一道去割草。从他哥哥到来以后，他就踌躇起来，不知道去割好呢还是不去割的好。整天丢下哥哥一个人，他于心不安，他又怕哥哥会为这事取笑他。但是当他走过草场，回想起割草的印象的时候，他几乎就决定要割草去了。在和哥哥激烈辩论之后，他又想到这个主意。

    “我需要体力活动，要不然，我的性情一定会变坏了，”他想，于是他下定决心去割草，不管在他哥哥或是农民面前他会感到多么局促不安。

    傍晚，康斯坦丁走到账房，安排好工作，差人到各村去召集明天的割草人，来割卡立诺夫草场，他的最大、最好的草场的草。

    “请把我的镰刀拿给季特去，叫他磨好了明天给我，我也许要亲自去割草哩，”他说，竭力装得很安详的样子。

    管家微微一笑，说：

    “好的，老爷。”

    晚上喝茶的时候列文对他哥哥说：

    “我看天气好起来了，”他说。“明天我要开始割草了。”

    “我很喜欢这种田间劳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非常喜欢。有时我亲自和农民们一起割草，明天我想要割一整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抬起头来，好奇地望着他弟弟。

    “你是什么意思？像农民一样，从早到晚吗？”

    “是的，这是很愉快的，”列文说。

    “这当作运动好极了，只怕你受不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点不带讥刺地说。

    “我试过的。开头有点困难，但是过后就惯了。我相信我不会落后的……”

    “原来这样！可是告诉我，农民们对这个怎样看法呢？我猜想他们一定会笑他们的主人是个怪物吧。”

    “不，我不这样想；但那是那么令人愉快、同时又是那样艰苦的劳动，人们无暇想到这些。”

    “但是你和他们一道，吃午饭怎么办呢？把你的红葡萄酒和烤火鸡送到那里未免有点儿尴尬吧。”

    “不，他们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回来一趟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康斯坦丁·列文起得比平常早，但是他为了安排农场上的事耽搁了一会儿，当他到草场的时候，割草人已经在割第二排了。

    从高坡上他可以看到下面草场有阴影的、割了草的那部分草场，那儿有一堆堆灰色的草，还有割草人在开始刈割的地方脱下的黑魆魆的一堆上衣。

    渐渐地，当他驰近草场的时候，可以望见农民们，有的穿着上衣，有的只穿着衬衫，连成一串地在割草，用各自不同的姿势挥动着镰刀。他数了数，一共是四十二个人。

    他们在草场上高低不平的低处慢慢地刈割，那里曾经是一个堤坝。列文认出了几个他自己的人。这里，穿着白色长衬衫的叶尔米尔老头弯着腰在挥着镰刀；那里，曾经做过列文马车夫的年轻小伙子瓦西卡把一排排的草一扫而光。这里，还有季特，列文割草的师傅，一个瘦小的农民。他在顶前面，大刀阔斧地割着，连腰也不弯，好像是在舞弄着镰刀一样。

    列文下了马，把马系在路旁，走到季特面前，季特从灌木丛里取出第二把镰刀，递给他。

    “弄好了，老爷；它像剃刀一样，自己会割哩，”季特说，带着微笑脱下帽子，把镰刀交给他。

    列文接了镰刀，试了试。当他们割完一排的时候，割草的人们，流着汗，愉快地、一个跟一个地走到路上来，微笑着和主人招呼。他们都盯着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开口，直到一个高个子、满脸皱纹、没有胡须、身穿羊毛短衫的老头儿走到路上，向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这才说起话来。

    “当心，老爷，一不做，二不休，可不要掉队啊！”他说，列文听到割草的人们中间压抑住的笑声。

    “我竭力不掉队就是了，”他说，站在季特背后，等待着开始割的时间。

    “当心，”老头子重复说。

    季特让出地位，列文就在他背后开始了。路边的草是短而坚韧的，列文很久没有割草，又被那么多眼睛注视着，弄得很狼狈，开头割得很坏，虽然他使劲挥动着镰刀。他听到背后议论的声音：

    “没有装好呢，镰刀把太高了；你看他的腰弯成那样，”有人说。

    “拿近刀口一点就好了，”另一个说。

    “不要紧，他会顺手的，”老头子继续说。“他开了头了……你割得太宽了，会弄得精疲力竭呢……主人的确为自己尽了力了！但是你看草还是没有割干净哩。这种样子，要是我们的话，是一定要挨骂的呀！”

    草渐渐柔软了，听着他们的话，列文没有回答，跟着季特，尽力割得好一点。他们前进了一百步。季特继续前进，没有停步，也没有露出丝毫疲惫的样子；但是列文已经开始担心他要支持不下去了，他是这样地疲倦。

    他一面挥动着镰刀，一面感觉得他的气力已经使尽了，下了决心要季特停下来。但是正在这时，季特自动停下了，弯下腰拾起一把草，擦净他的镰刀，开始磨刀。列文伸直了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向四周望了一眼。他背后走来一个农民，他显然也疲倦了，因为他等不及赶上列文就立刻停下了，开始磨他的镰刀。季特磨快了自己的和列文的镰刀，他们又继续前进。

    第二次还是一样。季特连续挥着镰刀没有停过，也没有显出丝毫疲惫的样子。列文跟着他，竭力想不落在后面，他感觉到越来越吃力了；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他感觉到所有力气都用尽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季特又停下来磨镰刀。

    就这样他们割完了第一排。这长长的一排，列文觉得特别吃力；但是当刈割完了，季特把镰刀搭在肩上，慢慢地沿着他在刈割了的草地上留下的足迹走回来，而列文也同样在他刈割的那块地面上走回来的时候，这时候，尽管汗流满面，从鼻子上滴下，把他的脊背湿透得好像浸在水里一样，他还是感到非常愉快。特别使他高兴的是现在他知道他支持得了。

    只有一件事使他扫兴，就是他那一排割得不好。“我要少动胳膊，多用整个身子，”他想，拿季特那看去像切齐了一样的一排，和自己那满地是草，参差不齐的一排比较着。

    如列文觉察出的，第一排，季特割得特别快，大概是想考验考验他的主人，而这一排恰巧又是很长的。往后几排就容易些了，但是列文还得使出全部力量才不致于落在农民后面。

    他除了想不落在农民们后面，尽可能把工作做好以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他耳朵里只听见镰刀的飕飕声，眼前只看见季特渐渐远去的挺直的姿态，刈割了草的一片半圆形草地，在镰刀前面慢慢地像波浪一样倒下的青草和花穗，以及前面可以休息的刈幅的终点。

    突然，正在工作当中，也不知是什么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感到他的热汗淋漓的肩膊上有一种愉快的凉爽感觉。他在磨刀的时候仰望了一下天空。阴沉的、低垂的乌云密布了，大颗的雨点落下来。有的农民走去拿上衣穿上；有的农民，正如列文自己一样，只耸耸肩，享受着愉快的凉意。

    割完一排，又割一排。有长排和短排，草也有好有坏。列文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此刻天色是早是晚完全不知道了。他的工作开始发生了一种使他非常高兴的变化。在劳动中竟有这样的时刻，他有时忘记了他在做什么，一切他都觉得轻松自如了，在这样的时候，他那一排就割得差不多和季特的一样整齐出色了。但是他一想到他在做什么，而且开始竭力要做得好一些，他就立刻感觉到劳动很吃力，而那一排也就割得不好了。

    又割了一排的时候，他本来要再开始第二排的，但是季特停下了，走到那老头跟前，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他们两人都望了望太阳。“他们在谈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接着割下去？”列文想，没有想到农民们已经刈割了四个多钟头没有休息，现在是他们吃早饭的时候了。

    “吃早饭的时候了，老爷，”那老头子说。

    “已经是时候了吗？好的，那么吃早饭吧。”

    列文把镰刀交给季特，就和正要到放上衣的地方去拿面包的农民们一道，穿过一片被雨微微淋湿了的刈割了的草地，向他的马走去。这时他才想到他看错了天气，雨淋湿了他的干草。

    “干草会给糟蹋掉呢，”他说。

    “不会的，老爷；雨天割草晴天收嘛！”那老头子说。

    列文解下马缰，骑马回家去喝咖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刚起来。列文喝完咖啡又回草场去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走进餐室。

    五

    早饭以后，列文已经不在行列中他原来的地方了，却夹在那位爱说说笑笑、请求跟他并排的老头子和一个去年秋天刚结了婚、今年夏天还是第一次割草的青年农民中间。

    那老头儿挺直身子，两脚朝外撇着，跨着长长的、有规则的步伐，用一种在他似乎并不比走路时挥动两臂更费力的准确而匀称的动作走在前头，他好像在游戏一样把草铺成高高的、平整的一排排。好像并不是他在割草，而是锐利的镰刀自动地在多汁的草丛中飕飕地响着。

    在列文背后的是年轻小伙子米什卡。他那可爱的、稚气的面孔，头发用新鲜的草缠住，因为使劲而抽搐着；但是每逢有人望着他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显然他宁死也不肯承认他觉得劳动很吃力。

    列文夹在他们两人中间。在最炎热的时候，割草在他倒不觉得怎样辛苦。浸透全身的汁水使他感到凉爽，而那炙灼着他的背、他的头和袒露到肘节的手臂的太阳给予他的劳动以精力和韧性；那种简直忘怀自己在做什么的无意识状态的瞬间，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镰刀自动地刈割着。这是幸福的瞬间。而更愉快的瞬间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到了地头的小溪，老头子用一大把湿润的、茂盛的草揩拭着镰刀，把刀口在清澈的溪水里洗濯着，用盛磨刀石的盒子舀了一点水，请列文喝。

    “我的克瓦斯①怎么样，呃？好喝吗，呃？”他眨着眼说——

    ①克瓦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真的，列文从来没有喝过像这种浮着绿叶、带点白铁盒子的铁锈味的温水这么可口的饮料。接着是心悦神怡的、从容的散步，一只手放在镰刀上，这时他有闲暇揩去流着的汗水，深深吸了一口空气，观望着长列的割草人以及四周的森林和田野发生的变化。

    列文割得越久，他就越是频繁地感觉到那种忘我状态的瞬间，好像不是他的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自动在刈割，变成充满生命和自我意识的肉体，而且，好像施了魔法一样，不用想工作，工作竟自会有条不紊地圆满完成。这是最幸福的瞬间。

    只有在他不能不中止这种已变成无意识的动作而思索的时候，在他不能不绕着小丘或是难割的酸模刈割的时候，劳动才是艰苦的。老头子却很轻松地做着这事。遇到小丘的时候，他就改变姿势，时而用靠近刀把的刀刃，时而用刀尖，以急促的突击动作从两侧去刈割小丘周围的草。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断地观着和注意呈现在他眼前的事物：有时他拾起一枚野果吃下去或是给列文吃；有时他用镰刀尖挑开小树枝；有时他去看鹌鹑的巢，鸟就从镰刀下面飞走；有时去捉路上的一条蛇，用镰刀挑起来，像用叉子叉起一样，给列文看了，就把它扔掉。

    对于列文和在他背后的年轻农民，这样变换动作是困难的。他们两人都陷入一种紧张的动作中，完全沉浸在劳动的狂热里，没有一面变换动作一面贪看眼前事物的余裕。

    列文没有注意到时间是怎样流逝的。要是有人问他割了多少时间，他一定会说半个钟头——而实际上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当他们踏着刈割了的草走回来的时候，老头子促使列文注意那在高高的草丛中几乎看不见的、沿着道路从四面八方向割草人走来的男孩和女孩们，他们用伸开的小胳膊抱来一袋袋面包，拿来一罐罐口上用破布塞着的克瓦斯。

    “看，这些小虫子爬来了哩！”他指着他们说，用手遮住眼睛看太阳。他们又割了两排，老头子停下了。

    “哦，老爷，吃午饭了！”他断然地说。割草的人们到了小河边，就跨过割了一行行草的草地，向他们放着上衣的地方走去，给他们送饭的孩子们正坐在那里等候着。农民们集合了——从远处来的聚在大车下面，近的聚在铺着草的柳树下面。

    列文在他们旁边坐下；他不想走开了。

    在主人面前感到拘束的心情早已消失了。农民们预备午餐。有的洗脸，年轻的在小溪里沐浴，有的在安排休息的地方，解开放面包的口袋，揭开克瓦斯罐的塞子。老头子把一片面包捏碎，放进碗里，用匙柄捣烂，从盒子里倒些水在上面，再捏一些面包进去，撒上一点盐，于是他转向东方祷告。

    “哦，老爷，尝尝我的面包渣汤吧，”他说，跪在碗前。

    这面包渣汤是这么甘美，竟使列文放弃了回家去吃饭的念头。他和老头子一道吃着，同他谈起家常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把自己的家事和能够引起老头子兴趣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他感觉得他对这老头子比对他哥哥还亲，由于他对这个人产生的温情不禁微笑起来。当老头又站起来，做了祷告，就用草垫在头下，在小树丛下面躺下的时候，列文也照样做了，尽管阳光下有一群群纠缠不休的苍蝇，还有小虫子叮得他那流汗的面孔和身体发痒，他依然立刻睡熟了，直到太阳偏到矮树丛那边，照到他身上的时候才醒来。老头子早已醒了，坐在那里给小伙子们磨镰刀。

    列文向周围眺望，几乎不认得这地方了，一切都变得迥然不同了。大片草场被刈割了，排列着一行行的散发着芳香的草，在夕阳斜照里闪耀着一种特异的清新光辉。河畔割了草的矮树丛，以前看不见、现在却像钢铁一般闪烁着的蜿蜒的河流，站起来走动的农民们，剩下的一部分还没有刈割的草的峭壁，和在割光了草的草地上飞翔的鹞鹰——一切都是全然新奇的。列文完全醒了，他开始估量今天已经割了多少，还可以割多少。

    四十二个人做了这么些工作是非常不少了。他们割了整个大草场，那在农奴时代是需要三十把镰刀割两天的。只剩下角落里很小的几片没有割完。但是列文渴望今天尽可能多割些，看见太阳那么快就西沉下去，感到十分懊恼了。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倦，他只想干得更快些，而且尽量多些。

    “我们能不能把马什金高地也割了呢？——你看怎么样？”他问老头子。

    “看上帝的意思吧，太阳不高了啊。给小伙子们喝点伏特加吧？”

    在午后休息时间内，当他们又坐下来，而那些抽烟的人点燃了烟袋的时候，老头子对小伙子们说了：“割完马什金——大家会有伏特加喝。”

    “干吗不割呢？去吧，季特！我们加劲干吧！我们可以在夜里吃饭。去吧！”大家异口同声叫着，割草的人们一边吃面包，一边走了。

    “哦，小伙子们，打起精神来吧！”季特说，几乎跑步似地走在前头。

    “去吧，去吧！”老头子说，在他后面赶去，一下子就追上了他。“我要打败你呢，当心呀！”

    年轻的和年老的都在使劲割，好像他们在竞赛一般。但是不管他们工作得多么快，他们都没有把草损坏，一排排的草还是同样整齐而准确地摆着。角落里剩下的没有割的那部分草五分钟之内就割掉了。后面的割草人刚割完他们那几排的时候，前面的就已经把上衣搭在肩头上，穿过道路向马什金高地走去了。

    当他们带着玎珰作响的磨刀石盒子走进马什金高地树木繁茂的洼地的时候，太阳已落到树梢上了。在洼地中央，草长得齐腰深，柔软的、纤细的、羽毛般的，在树林中间到处点缀着三色紫罗兰。

    在简短的商议——直割呢还是横割——之后，普罗霍尔·叶尔米林走在前头；他也是一个有名的割草人，是个大个子黑头发的农民。他走上前去，又回转来，再动手刈割，于是大家排成一行跟在他后面，沿着洼地走下山坡，又走上山坡树林的边缘。太阳在树林后面落下去。露水已经降下来；割草人只有在山坡顶上才照得到太阳，但是在雾正升腾起来的山坡下边，在正对面，他们就处在凉爽的，多露的阴凉里。工作进行得很快。

    散发芳香的草给割下来的时候发出汁液饱满的声音，高高地、一排一排地堆放着。从四面齐集在刈幅很短的草地上来的割草人，合着磨刀石盒子的玎珰声和镰刀的铿锵声，磨刀石的咝咝声和欢乐的叫喊声，互相催促着。

    列文还是夹在年轻农民和老头子中间。老头子穿上了羊皮袄，还是那样愉快、诙谐、动作灵活。在树林中他们不断地用镰刀割掉那在多液的草丛里长得肥肥大大的所谓“白桦菌”。老头子每遇见一个菌就弯下腰，把它拾起来揣在怀里。

    “又是一件送给我的老婆子的礼物呢。”他总是这样说。

    刈割濡湿柔软的草虽然很容易，但沿着洼地的陡峭斜坡走上走下却是件困难的事。但是这并没有把那个老头子难倒。还是照样地挥动着镰刀，他那穿着大树皮鞋的脚迈着稳重的小步子，慢慢地爬上陡峭的斜坡，虽然他衬衣下面的松垂短裤和全身，因为吃力的缘故抖动着，但他却没有放过路上一株草或一个菌，而且还不断地跟农民们和列文说着笑话。列文走在他后面，每当他手里拿着镰刀爬上就是空着手也很难爬上去的险峻斜坡的时候，常常感觉得他一定会跌倒。但是他竟爬上去了，而且做了他必须做的事。他感到好像有一种外力在推动他。

    六

    马什金高地的草割完了，农民们割掉了最后一排草就穿上上衣，快活地走回家去。列文跨上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民们，向自己家里驰去。从山坡上，他回头望了一眼；他望不见他们，因为从山谷里升起的浓雾把他们遮住了；他只听见粗犷的、愉快的谈话声，笑声和镰刀的玎珰声。

    当列文满身是汗，乱发粘在前额，背部和胸膛弄得又脏又湿，快乐地谈笑着，闯进他哥哥房间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早已吃过晚饭，正在自己房间里喝冰柠檬水，看刚从邮局收到的报纸杂志。

    “我们把整个草场都割完了！真是好极了，妙极了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列文说，完全忘记了昨天不愉快的谈话。

    “啊哟！你弄成了什么样子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最初一瞬间多少带点不满地望着他弟弟。“那扇门，把那扇门关起来呀！”他叫。“你至少带进来十只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顶讨厌苍蝇，他的房间里除了夜间从来不开窗，门总是小心地掩上。

    “我敢担保一只都没有。但是假如我带进来了的话，我会捕捉的。你不会相信我今天多么快乐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好，但是你真割了一整天吗？我想你一定饿得像狼一样了吧。库兹马给你把一切都预备好了。”

    “不，我倒不想吃东西。我在那里吃了点东西。但是我要去洗洗脸了。”

    “好的，去吧，去吧，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一面望着他弟弟，一面摇头。“去吧，快一点，”他微笑着补充说，于是收拾起书本，他也准备走。他也突然感到很愉快，不愿离开他弟弟了。“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下雨？啊哟！几乎就下了几滴雨。我马上就来。那么你今天也过得很惬意吗？那真好极了。”说着，列文就走去换衣服了。

    五分钟以后，兄弟两个在餐室里相遇了。虽然列文觉得好像并不饿，好像他坐下来吃只是为了不让库兹马扫兴，但是当他开始吃的时候，他觉得这顿饭特别鲜美可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望着他。

    “啊，是的，还有你一封信呢，”他说。“库兹马，请你到下面把那封信拿来。当心要关上门呀。”

    信是奥布隆斯基写来的。列文高声朗读着。奥布隆斯基从彼得堡写信说：“我接到多莉的信，她在叶尔古绍沃，一切事情都不如意。骑马去看看她吧，出出主意，帮助她一下，你是什么事都知道的。她看见你一定非常高兴。她孤零零一个人，怪可怜的。我的岳母和他们一家人现在还在国外。”“好极了！我一定要骑马去看看她，”列文说。“要不然我们一道去吧。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不是吗？”

    “离这里远不远呢？”

    “三十里。也许四十里吧。但是路很好走。我们可以很愉快地坐车去哩。”

    “我很高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还在微笑着。

    看见他弟弟的样子，他显然也立刻愉快起来。

    “啊，你胃口真不坏！”他说，望着他那俯在盘子上的晒得又红又黑的面孔和脖颈。

    “好极了！你真想像不到这对各种各样的愚行是多么有效的灵丹妙药。我要用一个新辞Arbeitscur①来增加医学的词汇。”——

    ①德语：劳动疗法。

    “但是我想你并不需要这个吧。”

    “不，但是各种神经性的病人却很需要呢。”

    “是的，这应该试验一下。我本来打算到割草场来看你的，但是天气热得这样厉害，我走到树林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了。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就穿过树林向村子走去，遇见了你的老乳母，向她探听了农民们对你的看法。照我看来，他们并不赞成这个。她说：‘这不是老爷们干的事。’总之，我觉得在他们的观念里对于他们所说的‘老爷们做的事’是有一定的确切看法的，他们不允许老爷们越出他们心目中所定下的界限。”

    “也许是这样；但无论如何这是我生平从来没有尝到过的乐趣。而且你知道，这也没有什么害处。不是吗？”列文回答。

    “假使他们不高兴，那我也没有法子。不过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呃？”

    “总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下去说，“我看你今天过得很满意吧？”

    “真是满意得很。我们割了整个草场。我还在那里结识了一个老头子哩！你想像不出他是多么有趣啊！”

    “哦，那么你今天过得很满意了。我也是呢。第一，我解决了两个象棋问题，有一个妙极了——用卒子开头的。我让你看看吧。其次，我仔细想了想我们昨天的谈话。”

    “呃？我们昨天的谈话？”列文说，餐后幸福地眯缝着眼睛，大声喘着气，完全想不起他们昨天谈话的内容了。

    “我想你也有几分道理。我们意见的分歧是：你把个人利益看成动力，而我却认为关心公益应当是每个有教养的人的责任。或许你说的也对，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活动也许更合心愿。你的性情，就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未免太prime－sautière①了，你要么需要强烈的、精力旺盛的活动，要么就什么都不需要。”——

    ①法语：容易冲动。

    列文听着他哥哥说，却一句也没有听懂，而且也不想听懂。他只怕他哥哥问他问题，会看出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这就是我所想的，好弟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用手触碰他的肩。

    “是的，当然啦。但是那又有什么呢！我并不固执己见哩，”

    列文回答，露出惭愧的、稚气的微笑。“我争论的是什么事呢？”他想，“当然，我是对的，他也是对的，都不错呢。只是我得到账房去料理一下。”他立起来，伸了伸懒腰，微笑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微微一笑。静静的顿河

    “你要出去的话，我们一道走吧。”他说，不想离开他那容光焕发、生气蓬勃的弟弟了。“哦，我们一同到账房去吧，假如你一定要去的话。”

    “啊哟！”列文叫喊了一声，这么大声，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

    “什么，什么事呀？”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胳臂怎样了？”列文说，在自己头上拍了一下。“我把她都忘了呢。”

    “好多了。”

    “哦，我还是要跑去看看她。你还没有来得及戴上帽子，我就回来了。”

    他跑下楼去，靴跟噼啪地响着，就像木屐一样。

    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为了完成一件最自然的重要公务到彼得堡去了，那种公务局外人虽然不了解，但是每个官场中人都很熟悉，那就是使部里注意自己，因为非此不能在官场供职。他为了举行这种仪式，携带了家里所有的钱，逍遥自在地在赛马场和别墅过日子。同时为了尽量节省开支，多莉和孩子们一道搬到乡下去。她到了叶尔古绍沃，这块地产原是她的嫁奁，今年春天卖出的树林就在这个地产上。这里离列文住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有五十里光景。

    叶尔古绍沃的宏伟古老的宅邸早已拆毁了，老公爵曾把一所厢房修理好，加以扩建。二十年前，当多莉还是小孩的时候，那厢房还算是宽敞舒适的，虽然同普通厢房一样位于马车道侧面，而且不朝南。但是现在这个厢房已经破旧颓败了。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春天为了卖树林的事到那里去的时候，多莉曾请他去察看那幢房子，吩咐把必须修理的地方修理一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像所有问心有愧的丈夫一样，非常关心他妻子的舒适，他亲自去察看了那房子，并且吩咐了把他认为必要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他认为必要的事是把印花棉布重新铺在一切家具上，挂起窗帷，扫除庭园，在小池上搭一座桥，种植一些花草；但是他忘掉了许多其他必要的事情，这种疏忽后来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大大地吃了苦头。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努力想要做个关怀备至的父亲和丈夫，但他怎么也记不住他是有妻室儿女的。他有独身者的嗜好，他只想按照这种方式过活。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妻子说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房子简直是一座小乐园，劝她一定去。妻子住到乡下去，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非常惬意的：于小孩健康有益，可以节省费用，他可以更自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认为到乡下去避暑，对于小孩，尤其是对于那害过猩红热后还没有完全复原的小女孩是必要的，而当作逃避卑微的屈辱，逃避那使她痛苦不堪的欠木柴商、鱼贩、鞋匠的小笔债务的一种手段也是必要的。除此以外，她所以高兴到乡下去是因为她梦想要她妹妹基蒂住到她那里来，基蒂将在仲夏回国，医生曾嘱咐她用水浴治疗。基蒂从温泉写信来说，再没有比和多莉一道在叶尔古绍沃过夏天那么令她高兴的了，叶尔古绍沃在她们姊妹两人心里充满了童年的回忆。

    乡间生活的头几天在多莉是极其困难的。她小时候曾在乡间住过，她保留下的印象就是乡间是逃避城市一切烦恼的避难所，乡下生活虽不豪华——多莉对此倒是容易迁就的——却是便宜的，舒适的：一切都充裕，一切都便宜，一切都弄得到，对孩子们也是好的。但是现在以一家的主妇来到乡下，她觉察出一切和她所想像的完全两样。

    她们到达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夜里雨漏进了走廊和儿童室，以致不能不把床搬到客厅里。找不到厨娘；九头母牛，照养牛的女人说，有的快要生小牛了，有的刚刚生过头胎，其余的不是太老了，就是乳汁很少；乳酪和牛乳给小孩们吃都不够。蛋也没有。他们找不到母鸡；他们煎和煮的尽是些褐紫色的咬不动的老公鸡。找不到擦洗地板的妇人——大家都去刨马铃薯了。坐车出游也不可能，因为有一匹马很难驾驭，在车辕间暴跳着。没有洗浴的地方；整个河岸都被家畜践踏坏了，而且从大路上可以一览无遗！连散步也不可能，因为家畜从栅栏裂缝里侵入了庭园，并且有一头可怕的公牛，它吼叫着，有牴伤人的架势。没有合适的衣柜；原有的衣柜不是完全关不拢，就是人一走过就自动开开来。没有壶罐和铁锅；洗衣房没有蒸汽锅，使女房间里连熨板都没有一块。

    没有得到安静和休息，倒遭遇到这一切在她看来非常可怕的困难，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头很失望。她尽力忙碌，仍然感到境况毫无希望，时时强忍着不让涌进眼里的泪水落下来。管家是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很喜欢他，因为他仪容俊秀而又恭顺服从，特地把他从看门人的地位提拔上来的，他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愁苦没有表示一点同情。他恭敬地说：“没有法子呢，农民都是那么可恶，”却没有帮她一点忙。

    这种境况看来似乎毫无希望了。但是在奥布隆斯基家，也像在一般家庭里一样，有一位不惹人注目、但是最重要最有用的人物，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她安慰女主人，向她担保说一切·自·会·好·起·来·的（这是她的用语，马特维就是从她那儿学来的），于是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动手操作。

    她立刻和管家的妻子有了交情，就在头一天，她和她同管家三人一道在洋槐树下喝茶，讨论着一切的事务。不久，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在洋槐树下成立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由管家的妻子、村里的长老和管账组成的，这么一来，生活上的困难就逐渐消除了，一个礼拜内一切就真的·好·起·来·了。屋顶修葺好了，厨娘找到了——是村里长老的亲戚，母鸡也买来了，母牛开始有奶了，庭园用栅栏围好了，木匠做了个轧光机，衣柜装上了钩子，不再自动地敞开了，蒙着粗布的熨板搭在椅背和有抽屉的衣柜上，在使女房间里发出了熨斗的气味。

    “现在你看！您先前还那么失望呢，”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指着熨板说。

    他们甚至造了一个围着干草编成的篱笆的浴场。莉莉开始洗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始实现了她那纵然不算安宁、但至少很舒适的田园生活的愿望，虽则这种愿望还只实现了一部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六个孩子是不能够安宁的。不是一个病了，就是另一个快要生病的模样，要么就是第三个缺少什么营养，第四个露出坏癖性的征候，等等问题。短暂的安宁时刻真是少而又少。但是这些操劳和牵挂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来说，却是她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幸福。要没有这些，她会剩下一个人孤单单地想念着她那不爱她了的丈夫。而且，担心孩子生病，疾病本身，看着小孩出现恶癖征候时的愁苦，对母亲虽然是难受的——但是现在孩子们自身已经在用微小的欢乐补偿她的痛苦。这些欢乐是这样微小，就像砂里的金子一样不惹人注目，在心绪不佳的时候她只看见痛苦，只看见砂石；但是也有兴致好的时候，那时她眼睛里看见的就尽是欢乐，尽是金子。

    现在，在乡间的寂静生活里，她开始愈益频繁地感到这些欢乐了。常常，望着他们的时候，她竭力使自己相信她错了，她作为母亲，对于孩子们是有偏爱的；虽然这样，她还是不能不对自己说她的孩子通通是逗人喜爱的，六个小孩各不相同，但都是不可多得的小孩，她为他们感到幸福，以他们而自豪了。

    八

    在五月末，当一切事情都布置得差强人意的时候，她接到了丈夫给她的回信，她曾写信给他，向他抱怨乡间的紊乱状况。他回信说，他事先考虑不周，请她原谅，并且答应一有机会，就到她这里来。这种机会没有来到，直到六月初，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一个人住在乡下。

    在圣彼得节前的星期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所有的小孩坐车去领圣餐。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和她妹妹、她母亲和友人亲密地谈论哲学性问题中，屡屡以她论述宗教的自由见解使她们惊异，她有她的独特奇异的轮回说的宗教，她笃信这种宗教，对于教会的教义很少关怀。但是在她的家庭里，她却严格地执行教会的一切要求——不单是为了做榜样，而且也是出于诚意，孩子们将近一年没有领圣餐，这件事使她非常担忧，于是得到了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完全赞许，她决心就在夏天此刻举行这个仪式。

    好几天以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在忙着考虑孩子们出去穿什么衣服。连衣裙做好了，或是改好了，洗了，衣缝和皱边都放开了，钮扣钉上了，丝带也预备好了。为了英国家庭女教师担任缝改的塔尼娅的一件衣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生了很大的气。英国家庭女教师改这件衣服时把衣缝弄错了地方，袖子剪去太多了，以致完全糟蹋了这件衣服。这衣服穿在塔尼娅的肩膀上显得那么窄，看上去难受极了。亏得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想出一个妙法：嵌进一块尖角布，再加上一条小披肩。衣服总算弄好了，可是差一点和英国家庭女教师吵了一场。虽然这样，但是早晨一切事情都布置妥帖，到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她们要求牧师等到她们九点钟才做礼拜——孩子们就穿了新衣服，喜笑颜开地站在台阶旁马车面前，等候他们的母亲。

    没有用烈性的乌黑马套车，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情面，套上了管家的棕色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因为焦虑自己的服装而耽搁了一会儿，她穿着纯白的棉纱连衣裙走出来，上了马车。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细心而又兴奋地梳好头发，打扮起来。过去，她把自己装扮得妩媚动人；后来，当她年纪渐渐大起来，她就对服装渐渐不感兴趣了；她知道她姿色日衰。但是现在她又开始对于服装感到愉快和有兴趣了。现在她打扮可并不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己显得俏丽，而只是作为这些漂亮小孩的母亲，她不愿损坏整个的印象。最后又照了一次镜子的时候，她对自己感到满足了。她很美丽。不是她从前赴舞会时想望的那种美丽，而是合乎她眼前所抱着的目的的一种美丽。

    在教堂里除了农民、佣人和他们的家眷以外再没有人了。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出来，或者自以为看出来，她的孩子们和她自己在他们身上引起的惊叹神情。孩子们穿了华丽的小衣裳看上去不仅非常美丽，而且他们的举止行动也是魅人的。不错，阿廖沙还站不大好，他尽在回过头来，竭力想望望他那件小短衫的背部；但他仍是非常可爱的。塔尼娅像大人一样照顾着小的孩子们。最小的莉莉看到一切事物都露出天真的惊异，那样子怪魅惑人的，当她领过圣餐之后，用英语说：“Please，somemore。”①的时候，令人禁不住微笑——

    ①英语：请再给一点点。

    在回家的路上，孩子们感到好像完成了一件什么庄严的事情，大家都非常地沉静了。

    在家里，一切事情也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用早餐时格里沙吹起口哨来，而更加恶劣的，是公然不听英国家庭女教师的话，因此被罚不准吃甜馅饼。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是在场的话，在这样的节日是不会让事情弄到这种地步的；但是她不得不支持英国家庭女教师的权威，因此她赞成了不准格里沙吃甜馅饼的决定。这事多少有点使大家扫兴。

    格里沙哭着，诉说尼古连卡也吹了口哨，他却没有受罚，他哭并不是为了馅饼，——他不在乎那个——而是为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也的确是太可怜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下了决心去说服英国家庭女教师，要她饶了格里沙，于是她就走去找她。但是在她走过客厅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动人的场面，使她的心这样充满了快乐，泪水涌进她的眼睛里，她自己已经饶恕犯罪者了。

    受罚的人坐在客厅窗台的角上；塔尼娅手里端着一只碟子站在他旁边。她借口拿点心给洋娃娃吃，请求家庭女教师允许她把她的一份馅饼拿到育儿室去，而实际上她却拿到她弟弟这里来了。他一面还在哭诉着他受的处罚不公平，一面吃馅饼，而且尽在抽抽噎噎地说：“你自己吃吧，我们一道吃吧……一道。”

    塔尼娅开始因为怜悯格里沙，随后又因为意识到自己行为高尚而感动，泪水也盈溢在她的眼睛里了；但是她没有拒绝，吃了她的一份。

    看见母亲，他们都吓慌了，但是看到她的脸色，他们看出来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嘴里塞满了馅饼，突然笑起来，他们开始用手揩着带笑的嘴唇，在他们快活的脸上涂满了眼泪和果酱。

    “啊哟！你的雪白的新连衣裙！塔尼娅！格里沙！”母亲说，竭力想保全那件连衣裙，但是她眼睛里含着泪水，脸上露出幸福的、欢喜的微笑。

    新衣服脱下来了，她吩咐给女孩们穿上短衫，男孩们穿上短上衣，并且驾好小马车去采鲜蘑和水浴，使管家懊恼的是又套上他的棕色马。欢乐的叫声在育儿室里喧腾起来，一直到他们出发到浴场的时候才停止。

    他们采了满满一篮鲜蘑；连莉莉都拾到了一只白桦菌。以前一向是古里小姐找到一个就指给她看；但是这一回她亲手拾到一个大的，因此大家都欢呼起来：“莉莉采到一个鲜蘑呢！”

    随后他们坐车到了河边，把马留在白桦树下，走向小浴场去。马车夫捷连季把那尽在摇拂着尾巴驱逐苍蝇的马系在树上，就在白桦树荫下躺下来，把青草压倒了，抽着劣等烟草，同时，小孩们不停的欢乐的叫声从浴场传到他的耳边来。

    虽然要照管所有这些小孩，不让他们淘气，是一件麻烦事，虽然要记住这么多不同的脚的长袜、短裤和靴子而不弄乱，要解开又系上所有的带子和钮扣，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再没有比和所有这些小孩一道水浴更快乐的了，她自己原是喜欢水浴，而且相信这对于小孩是极其有益的。检视所有这些胖胖的小腿，给他们穿上长袜，抱住这些赤裸的小身体在水里浸一浸，以及听着他们的又惊又喜的嚷叫，看着她的这些溅着水的小天使圆睁着惊奇而又快乐的眼睛，喘着气的那副神情，在她是极大的快乐。

    当一半小孩穿起了衣服的时候，几个打扮得很漂亮出来采药草的农妇走近水浴小屋，怯生生地停下脚步。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唤她们中间的一个来，请她把掉到水里的一块浴巾和一件衬衣拿去晒干，而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和那些农妇攀谈起来。开头，她们用手捂着嘴笑，没有听懂她问什么，但是不一会她们就胆大了，开始谈起话来，立刻以她们对于小孩们所表示出来的纯真的叹赏而博得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欢心。

    “嗳呀，看看这个小美人，白得像糖一样哩！”一个说，一边叹赏着塔涅奇卡，一边摇着头。“只是瘦……”

    “是的，她生过病呢。”

    “他们也给你洗了澡吗？”另一个望着婴儿说。

    “不，他才三个月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夸耀般地回答。

    “当真吗！”日瓦戈医生

    “你有小孩吗？”

    “我生过四个；只剩下两个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我就在上个狂欢节给她断的奶。”

    “她多大了？”

    “哦，有两岁了。”

    “你为什么喂她那么久的奶呢？”

    “这是我们的习惯，要过三个斋期……”

    于是谈话就转移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最感兴趣的话题上：她生孩子的时候怎样？男孩有什么病？丈夫在哪里？

    他是否常回家？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简直不愿离开农妇们了，和她们谈话她觉得这么有趣，她们的趣味又是这么完全相投。使她顶高兴的是她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妇人最羡慕的是她有这么多小孩，而且都是那么可爱。农妇们甚至逗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笑了，却触怒了英国家庭女教师，因为她就是使她莫名其妙的哄笑的原因。一个年轻妇人尽盯着看那个最后穿衣服的英国妇人，而当她穿上第三条裙子的时候，她就忍不住下了这样的评语：“嗳哟，她穿了一条又一条，永远穿不完呢！”于是大家一齐笑开了。

    九

    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被她那群刚洗过澡、头发还是湿的小孩们环绕着，自己头上系着头巾，坐车快回到家门口的时候，马车夫说：

    “哪家的老爷来了，我想一定是波克罗夫斯科耶的老爷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望着前方，当她认出迎面而来的、戴着灰色帽子、穿着灰色外套的列文的熟悉的姿态的时候，她快活极了。她什么时候都高兴看见他，而这时他正逢她最得意的时候看到她，就更加使她高兴了。谁也比不上列文能赏识她的伟大了。

    看见她，他就感到好像面对着他想像中的家庭生活的一幅图景。

    “您好像一只母鸡后面跟着一群小鸡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噢，我真高兴看见您！”她说，把手伸给他。

    “高兴看见我，可是您却不让我知道。我哥哥住在我那里。

    我接到斯季瓦的信，才知道您到这里来了。”

    “斯季瓦的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惊讶地问。

    “是的，他来信说您搬到这里来了，他想也许有什么事我可以为您效劳，”列文说，这样说了之后，他突然感得狼狈起来，于是中止了话，他默默地和小马车并排地走着，摘下菩提树的嫩芽，细细咀嚼着。他感到狼狈，是因为他感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本来应该由自己丈夫照料的事情上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会不愉快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确实不高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自己的家务事推给别人的那种做法。她立刻觉出列文觉察到这一点。正因为这种敏锐的感觉和这种细致的感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这么喜欢列文。

    “自然，我知道，”列文说，“那意思只是说您想要看看我，而我也非常高兴呢。不用说我也想得到，像你们在城市里住惯了的，在这里会感觉得很简陋，假如您需要什么的话，一切我都愿为您效劳。”

    “啊，不！”多莉说。“起初是有点不大舒适的，但是现在一切都安顿得好好的了——这都是我的老乳母的功劳哩，”她指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老乳母看见他们说到她，快活地、亲切地向列文微笑着。她认识他，并且知道他是她最小的小姐的佳偶，极其盼望这门婚事成功。

    “您不坐上车来吗，老爷？我们可以往这边挤一挤！”她对他说。

    “不，我要走路。孩子们，有谁要跟我一道和马赛跑吗？”

    孩子们不大认识列文，也记不起什么时候见过他，但是对于他，他们却丝毫没有感到孩子们对于做假的大人常常感到的那种畏怯和敌视混织在一起的奇怪情绪。那是常常使孩子们受罪不浅的。伪善不论在什么事情上也许可以欺骗最聪明最机灵的大人，但是最不灵敏的小孩也能识破伪善，对它抱着恶感，不管它掩饰得多么巧妙。列文尽管也有缺点，但是在他身上是没有丝毫伪善的地方，因此孩子们对他表示了像他们在母亲脸上看出的同样的亲切。接受他的邀请，两个大孩子立刻向他跳下来，和他一道跑着，好像和他们的乳母或是古里小姐或是他们的母亲一道跑着一样地自然。莉莉也嚷着要到他那里去，于是她母亲就把她交给他；他把她掮在肩头上，扛着她跑。

    “不要怕，不要怕，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向母亲愉快地微笑着。“我绝不会让她受伤，也绝不会把她摔下来的。”

    看着他那敏捷的、有力的、小心翼翼的、过度谨慎的动作，母亲也就放心了，于是她一面注视着他，一面愉快地、赞许地微笑着。

    在乡间这儿，和孩子们，和他所同情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一道，列文体验到他常有的那种孩子般的快活心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特别喜欢他这种心情。当他和孩子们一道跑的时候，他教他们体操，用他那种怪腔怪调的英语逗得古里小姐发笑，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谈着自己在乡下的事务。

    午饭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他两人坐在凉台上，开始谈到基蒂了。

    “您知道吗？基蒂要来这里，和我一道过夏天。”

    “真的吗？”他说，涨红了脸，为了改变话题，他立刻改口说道：“那么我给您送两头母牛来吧？假使您一定要算钱的话，就一个月付我五个卢布吧；但是您这样可就太对不起人了。”

    “不，谢谢。我们现在还过得去呢。”

    “啊，那么好，我去看看您的母牛，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指点您怎样喂牛吧。一切全靠饲料呢。”

    列文为了改变话题，就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了一套喂牛的道理，说母牛只是把饲料变成牛乳的机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他谈着这个，但却热烈地渴望听到关于基蒂的详情，同时又怕听到。他害怕他那得来不易的内心平静又要被破坏了。

    “是的，但是这一切都得要有人照料，这里可有谁来照料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没精打采地说。

    她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帮助，已经把家务料理得这么井井有条，她不想再有所改变；加以，她对于列文的农业知识并不信任。说母牛是产乳的机器这一类道理，她是怀疑的。她觉得这种道理只会妨碍农事。一切照她想来要简单得多：像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的那样，只要多给花斑牛和白胸牛一点饲料和饮料，不让厨师把厨房的泔水给洗衣妇去喂母牛就行了。这是简单明了的。但是关于用谷类和草做饲料的一般道理是靠不住的，模糊的。而且，最重要的，她要谈基蒂的事。

    十

    “基蒂来信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孤独和平静是她更渴望的了，”多莉在沉默了一会之后说。

    “她怎样呢，好些了吗？”列文激动地问。

    “谢谢上帝，她完全复原了。我从来不相信她的肺有毛病呢。”

    “啊，我真高兴得很！”列文说，当他这么说着而且默默地凝视着她的时候，多莉感到好像在他的脸上看出了有些叫人怜悯的、无助的表情。

    “让我问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流露出她那温和而又略带嘲弄的微笑，“您为什么生基蒂的气呢？”

    “我，我没有生她的气，”列文说。

    “是的。您生气了。要不然，您为什么到了莫斯科不来看我们，也不去看他们呢？”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脸红到发根了，“我真奇怪以您这样个好心肠的人竟会感觉不到这个。您怎么一点也不怜悯我，您既然知道……”

    “我知道什么？”

    “您知道我求过婚，被拒绝了，”列文说，于是一分钟以前他对基蒂所抱着的满腔柔情，立刻转化为由于受到侮辱而产生的愤恨之情了。

    “您怎么会以为我知道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您误解了；我确实不知道，虽然我这样猜测过。”

    “那么现在您总知道了。”

    “我先前只知道发生了一件使她非常痛苦的事，她请求我再不要提起那事情。假使她连我都没有告诉的话，她是决不会对别人说的。但是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告诉我吧。”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

    “什么时候的事呢？”

    “我最后一次到你们家里去的时候。”

    “您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您痛苦的只是自尊心受了伤害……”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但是……”

    她打断他的话头。

    “但是她，可怜的孩子……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他说，站起身来。“我要走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再见吧！”

    “不，再待一会，”她说，抓住他的袖子。“再待一会，坐下吧。”

    “请，请不要再谈这个了吧！”他说，坐下来，同时感觉得他原以为埋葬了的那种希望又在他心中觉醒和骚动了。

    “假使我不是喜欢您的话，”她说，泪水涌上她的眼睛，“假使我过去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您的话……”

    那种原来以为死了的感情逐渐复活了，抬起头来，把列文的心占据了。

    “是的，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您不会明白的；因为你们男子是自由自在的，样样都随自己选择。你们爱什么人自己总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一个女子处在悬而不决之中，带着女性的、少女的羞涩，她从远远的地方观看你们男子，什么话都只好听信——她可能有，而且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是的。假使不吐露感情的话……”

    “不，会吐露感情的；但是只想想：你们男子看上一个女子，就到她家里去，和她做朋友，留心观察她，等着看她是不是您的意中人；后来，当您确信您爱她的时候，您就求婚……”

    “哦，也不完全是这样。”

    “无论怎样说，当您的爱成熟了或是在您所要选择的两个人中间看中了一个的时候，您就求婚。但是人们并不问少女的。我们希望她自己选择，但她却选择不了；她只能回答‘是’或是‘不’。”

    “是的，在我和弗龙斯基两人中间选择一个，”列文想，而在他心中复活了的死去的希望又死去了，只是使他感到痛苦的压抑。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人会这样选择新衣裳或是别的物品，但却不是爱情。选定了最好……翻来覆去可不成。”

    “噢，自尊心，完全是自尊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好像很轻视他的这种感情，因为这种感情比起只有女人才理解的别种感情来就显得很低下了。“当您向基蒂求婚的时候，她正处在一种不能回答的境地。她犹疑不定。在您和弗龙斯基两人之间犹疑。他，她天天看见，而您，她却好久没有看到了。假若她年纪再大一点的话……比方我处在她的地位就决不会犹疑的。我一向就不喜欢他，而结果果然这样。”

    列文想起了基蒂的回答。她说了：“不，那是不可能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冷淡地说，“我看重您对我的信赖，但是我相信您是误解了。但是不管我做的对不对，您那么鄙视的那自尊心使得我根本不可能想念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了，——您知道，完全不可能了。”

    “我只再说一句：您知道我是在说我的妹妹，我疼爱她如同疼爱自己的小孩们一样。我也并没有说她爱您，我的意思只是说她当时的拒绝并不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列文说，跳起来了。“要是您知道您是在怎样地伤害我呀。这正像您的一个孩子死了，而他们却对您说：如果他在的话会是怎样，他本来可以活着的，您看见他会多么快乐。但是他却死了！死了，死了！……”

    “说得多好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尽管列文非常激动，她仍然带着怅惘而又嘲讽的微笑说。“是的，我越来越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那么基蒂在这里的时候您不来看我们吗？”

    “不，我不来。自然我不会躲避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但是我要尽可能使她不看到我，免得她讨厌。”

    “您真是说得好笑得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重复说，含着深情凝视着他的面孔。“那么好，就当作我们没有谈过吧。你来做什么，塔尼娅？”她用法语对走进来的小女孩说。

    “我的铲子在哪里，妈妈？”白痴

    “我说法语，你也要说法语。”

    小女孩试着用法语说，但是记不起法语铲子这个字来了；母亲指点她，用法语对她说铲子要到什么地方去找。这给了列文一种很不愉快的印象。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家里和她的小孩们的一切，现在对他说来，再也不像一会儿以前那样富于魅力了。

    “她为什么要和孩子们说法语呢？”他想；“这多么不自然，多么矫揉造作啊！孩子们也感觉到这点。学习了法语，忘掉了真诚，”他暗自思索，却不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于这事已经再三想过，结果还是相信：即使要牺牲真诚也不能不用那种方法去教孩子们法语。

    “可是您为什么这样急着走呢？再待一会吧。”

    列文留下喝了茶，但是他的愉快心情已经完全消失了，他感到不安起来。

    喝过了茶，他走到门厅去吩咐套上马车，而当他转来的时候，他看见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很激动，面带愁容，泪水盈溢在她的眼睛里。正在列文走到外面去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把她今天一天所感到的幸福和她对她的孩子们所抱着的夸耀完全粉碎了。格里沙和塔尼娅为了争一个球打起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到育儿室的叫声跑去看见他们处在可怕的光景里。塔尼娅揪着格里沙的头发，而他呢，愤怒得脸都变了模样，正用拳头往她身上乱打。这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见这种光景，好像她的心碎了。好像黑暗遮住了她的生活；她感到她引以自豪的这些孩子不但极其平凡，而且简直是不良的、没有教养的、具有粗暴野蛮癖性的孩子，坏孩子。

    她不能说，也不能想别的事情了；她不能向列文诉说她的不幸。

    列文看出来她很不快乐，竭力安慰她，说这并不能证明有什么不好，小孩们没有不打架的；但是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心里却想：“不，我对我的小孩们可不会矫揉造作，不会和他们说法语；但是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的。只要不宠坏小孩们，不伤害他们的天性就行了，这样他们就会是很可爱的。不，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的。”

    他告别了，坐车走了，她没有挽留他。

    十一

    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科耶约有二十里的、列文姐姐的地产所在的村子里的村长，到列文这里来报告那里的情况和割草的事情。他姐姐的地产上的主要收入来自河边每年春天被水淹的草场。往年，草是二十个卢布一亩卖给农民的。当列文接手管理这地产的时候，他估量这草场值更多的钱，他就定了二十五卢布一亩。农民们不肯出这个价钱，并且，如列文所猜疑的，他们拦阻了别的买主。列文便亲自到那里去，安排了一部分用雇工，一部分用按收成分摊的办法去割草。他自己的农民想尽办法来阻挠这个新的方法，但是事情终于办成了，第一年草场就获得将近两倍的赢利。去年——正是第三年——农民们还在继续反对，但是草却仍然用同样的方法收割了。今年农民按分摊收成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担任刈割全部的草，现在村长就是来报告草已经割完了，并且说恐怕下雨，他们已经请来管账，当着他的面分配了收获物，一共收集了十一堆作为地主的一份。当他问最大的草场收割了多少干草时，村长回答得吞吞吐吐；他未经允许就那么急急忙忙地把收获物擅自分配了；从农民说话的整个语调听上去又有些异样；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列文觉出这回草的分配里面一定有蹊跷，于是就下定决心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一个明白。

    列文在午饭时到达那村庄，把马留在他哥哥的乳母的丈夫，他的一个年老的朋友的小屋里，就走到养蜂场去看这老头，想从他口里探听出割草的真情。帕尔梅内奇，一个饶舌的、漂亮的老头，热烈地欢迎列文，把他所有的工作指给他看，把关于他的蜜蜂和今年离巢的蜂群的一切详情都告诉他；但是列文向他问起割草的事情时，他却含糊其辞，不愿回答。这就更证实了列文的猜疑。他走到割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恐怕还装不满五十车，为了要揭发农民们的罪迹，列文吩咐立刻把运草的车拉来，抄起一堆运到仓库去。这堆竟只装了三十二车。不管村长怎样竭力辩白说干草有压缩性，它们堆积过久变得干硬了，以及他怎样赌咒说一切事情都是做得对得起上帝的，列文还是坚持己见，说干草的分配是没有经他吩咐的，因此他不能把那干草当作一堆五十车来接受。经过长久的辩论之后，问题方才得到解决，就是：这十一堆按一堆五十车计算归农民接受，而主人的一份重新分配。争辩和干草堆的分配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当干草分配到最后的时候，列文把监督分配干草的任务委托给管账，自己在以柳树枝作标记的干草堆上坐下，叹赏地眺望着农民的草场。

    在他面前，在沼地那边的河湾上有一列穿得花花绿绿、高声谈笑的农妇们在移动，而散开的干草在淡绿色草场上很迅速地形成了灰色的蜿蜒的草垛。拿着叉子的男子们跟在妇人们后面走来，灰色的草垛堆成了宽阔的、高高的柔软的草堆。在左边，大车在割光了的草地上辚辚地驶过，干草一大叉一大叉地被抛起，草堆一个一个地消失，代替的是载满大堆芬芳干草，干草直垂到马臀上的一辆辆大车。

    “多么好的割草的天气啊！一定会是很出色的干草呢！”一个老头子说，在列文身旁蹲下来。“简直是茶叶，哪里是干草！你看他们把干草拾起来，就像鸭子拾起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一样！”他指着逐渐变大的草堆，补充说。“午饭过后他们运了一多半了。”

    “最后一车吗，呃？”他向一个青年农民说，那青年赶着车在他身边驶过，停在一辆空车前面，摇晃着大麻制的缰绳绳头。

    “最后一车了，爹！”年轻人叫着，勒住了马，微笑着掉转头来，望了望一个坐在大车里也在微笑的、活泼的、玫瑰色面颊的年轻农妇，然后就驱车前进。

    “那是谁？你的儿子吗？”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子露出亲切的微笑说。

    “一个多好的小伙子呀！”

    “这孩子还算不坏哩。”

    “已经娶了亲吗？”罪与罚

    “是的，到今年圣菲利普节①恰好两年了。”——

    ①圣菲利普节，圣诞节前的第四个星期日。

    “有小孩了吗？”

    “哪会有小孩！整整一年多他什么都不懂，而且还害臊呢，”老头子回答。“哦，多好的干草！真正像茶叶一样哩！”

    他重复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列文更注意地凝视着伊万·帕尔梅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把干草装上车去。伊万·帕尔梅诺夫站在车上，接受，放好，并且踏平大束的干草，那是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灵巧地递给他的，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递上来，后来才用叉子叉上。年轻的农妇从容地、愉快地、敏捷地劳动着。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上她的叉子，她先把干草耙松，用叉子刺进去，然后用敏捷的、有弹性的动作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叉上，然后立刻把她的系着红带的背一弯，她挺起身子，昂起她那白衬衣下面的丰满胸部，灵活地转动叉子，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上车去。伊万显然想尽力使她不要多费力气，连忙大大地张开两臂接了她投来的一束束干草，把它们平平地摊放在车上。当年轻的农妇把最后剩下的干草耙拢来的时候，她拂去落在她脖颈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皙前额的红头巾，爬到车底下去捆扎。伊万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他大声笑出来。在两人的面孔表情上可以看出强烈的、富于青春活力的、刚刚觉醒的爱情。

    十二

    干草车捆好了。伊万跳下来，拉着缰绳牵走了那匹温顺的、毛色光滑的马。他的年轻的妻子把耙子投掷在大车上，就迈着有力的步子，摇动着两臂，走到围成一圈在跳舞的妇人们那里去。伊万驶到大路上去，加入到其他的载重大车的行列中去。农妇们的花花绿绿的衣衫闪烁着异彩，把耙掮在肩上，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着。一个粗声粗气的、未经训练的女人声音蓦地唱起歌来，唱到叠句的时候，随即有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来。

    妇人们唱着歌渐渐走近列文，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住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合着那狂野而快乐的，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的歌声的节拍颤动起伏着。列文羡慕她们的这种健康的快乐；他渴望参与到这种生活的欢乐的表现中去。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躺着观看倾听。当农民们和歌声一道从视线和听觉中消失的时候，一种由于自己很孤独，由于身体不活动，由于他的愤世嫉俗而引起的沉重的忧郁之情就袭上列文的心头。

    几个为干草的事和他争吵得最凶的农民，他责骂过的、想要欺骗他的农民，正是这几个农民愉快地向他点头致意，显然没有而且也不能怀恨他，对于曾经想要欺骗他这件事也不但毫不懊悔，而且连记都不记得了。一切都淹没在愉快的共同劳动的大海中了。上帝赐与了岁月，上帝赐与了力量。岁月和力量都贡献给了劳动，而报酬就在劳动本身。劳动是为了谁？劳动的结果又怎样？这些都是无谓的考虑——无关宏旨的。

    列文常常叹赏这种生活，他常常对于过着这种生活的人抱着羡慕之意；但是今天第一次，特别是由于看了伊万·帕尔梅诺夫对他年轻妻子的态度而深受影响，他的脑海里明确地浮现出这样的念头，他能否把他现在所过的乏味的、不自然的、无所事事的、独身的生活换取这种勤劳的、纯洁的、共同的美好生活，这全在他自己。

    坐在他旁边的老头子早已回家去了；人们都已星散。住在近处的回家去了，远处来的聚在一起晚餐，在草场上过夜。列文没有被人们看到，依旧躺在草堆上，还在凝望、静听和沉思。留在草场上过夜的农民们在短短的夏夜里几乎整夜不睡。起初可以听见大家一道晚餐的欢乐的谈笑声，随后又是歌声和哄笑。

    漫长的整整一天的劳动在他们身上除了欢乐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黎明之前，一切都寂静了。除了沼地里不停的蛙鸣，和笼罩草场的破晓前晨雾里发出的马的喷鼻声以外，再也听不到夜晚别的声音了。清醒了，列文从草堆上爬起，仰望着繁星，他知道夜已经过去了。

    “哦，我做什么好呢？我怎样着手呢？”他自言自语，极力想替自己把他在这短短的一夜里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他所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是抛弃自己过去的生活，抛弃自己的完全无用的学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会给与他快乐，而且对他说来是简单容易的。另一类的思想和想像是有关他现在所渴望过的生活的。他明晰地感觉到这种生活的单纯、纯洁和正当，而且深信他会在这种生活中寻找到他所痛感缺乏的满足、平静和高尚品德。但是第三类的思想却围绕着怎样使旧生活转变成新生活的问题。而这里面他没有一个念头是明确的。“要娶妻吗？要劳动和有劳动的必要吗？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吗？买地吗？加入农民一起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怎样办才好呢，”他又问自己，仍旧找不出答案。“不过，我整整一夜没有睡，我想不清楚了，”他对自己说。“我以后会想通的吧。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这一夜把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过去所做的家庭生活的美梦都是荒谬的，简直不是那么回事，”他对自己说。“一切都简单得多，好得多……”

    “多么美呀！”他仰望着正在他头上天空中央的那片洁白的羊毛般的云朵所变幻出的奇异的珍珠母贝壳状云彩，这样想。“在这美妙的夜里，一切都多么美妙啊！那贝壳一下子是怎样形成的呢？刚才我还望着天空，什么都没有，只有白白的两条。是的，我的人生观也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他走出草场，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微风吹拂，天空显得灰暗阴沉。在光明完全战胜黑暗的黎明将要来临之前，通常总有一个幽暗的顷刻。

    冻得瑟缩着，列文迅速地走着，眼睛望着地面。“什么？谁来了？”他想，听到了铃铛的玎珰声，抬起头来。在离他四十步远的地方，一辆驾着四匹马的、车顶上放着皮箱的马车沿着他正走着的长满了草的大路迎面驶来。辕马在辕木间挤着避免踏在辙迹上，但是斜坐在车夫台上的熟练的马车夫却掌握着，使辕木对准辙迹，这样，车轮又在平坦的道路上转动了。

    列文只看见了这些，并不想知道来的会是什么人，他漠然地向马车里望了一眼。

    马车里，一个老太婆在角落里打盹，而在窗旁，坐着一位年轻姑娘，两手拉住白帽子的丝带，显然是刚醒过来。脸上喜气洋溢，若有所思，充满了列文不了解的微妙复杂的内心生活，她越过他的头上眺望着东方的曙光。

    就在这景象消失的一瞬间，那双诚实的眼睛望了望他。她认出他来，她的面孔惊喜得开朗起来。

    他决不会看错的。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眼睛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给他把生活的一切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这就是她。这就是基蒂。他明白了她正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在那不眠的一夜里使列文激动不安的一切事情，他所下的一切决心，全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怀着憎恶回想起他要娶一个农家女的梦想。只有在那里，在那向道路那边疾驰而去的、转眼就要消逝了的马车里面，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够解决最近使他那么苦恼的生活之谜。

    她没有再朝外面眺望。车轮声已听不到了，铃声也只隐隐约约听得见了。犬吠声证明马车已经穿过村子，剩下的只有周围空旷的原野、前面的村落和他孤单单一个人在荒凉的大路上踽踽独行。

    他仰望了一下天空，期望看到他所叹赏的、他看成那夜的思想感情的象征的那贝壳形的云朵。天上可一点也没有像贝壳形的东西。在那里，在深不可测的高空，起了神秘的变化。没有丝毫贝壳的踪影，在大半边天上铺展着一层越来越小的羊毛般的云朵。天空渐渐变得蔚蓝和明亮了；带着同样的柔和，但也带着同样的疏远，它回答了他的询问眼光。

    “不，”他对自己说，“不管这单纯和劳动生活有多么好，我也不能回到这里来了。我爱她。”

    十三

    除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虽然最冷静、最有理智的人，却有一种和他的性格总的倾向正相反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或看见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无动于衷。看到眼泪，他就会激动起来，完全丧失了思考力。他部里的秘书长和他的私人秘书都懂得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请愿的女人们千万不要流泪，如果她们不想错过良机的话。“他会冒起火来，不听你的话了，”他们这样说。而实际上，在这种场合，眼泪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所激起的混乱情绪的确是表现在急躁的愤怒上面。“我无能为力。请你走吧！”他在这种场合总是这样喊叫。

    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把她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告诉了他，随着就蓦地哭起来，两手掩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心中对她产生了愤恨之情，但同时也感到了眼泪所照常引起的那种情绪的激动。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当时流露任何感情都是不适宜的，他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现压抑在自己心中，因此没有动一动，也没有望她一眼。这就是他脸上呈现出那种死人般的僵冷的奇怪表情的原因，那表情给了安娜那么深刻的印象。

    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他扶她下了马车，极力控制住自己，带着他惯常的有礼貌的态度向她道了别，说了句含含糊糊的话；他说他明天把会他的决定告知她。

    他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给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以剧烈的创痛。由于她的眼泪所引起的那种对她的生理上的怜悯使创痛加剧了。但是当只有他一个人在马车里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完全摆脱了那种怜悯，并且也摆脱了最近苦恼着他的那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这就使得他又惊异又欢喜了。

    他体验到就像一个人拔了一颗痛了好久的龋齿那样的感觉。经过了可怕的痛楚和好像把什么巨大的、比头还大的东西从牙床拔下来那样一种感觉之后，患者，几乎还不相信他自己的幸运，忽然感到败坏了他的生活那么久，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能够生活和思想，以及对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味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他感到他又能够生活，又能够思索他妻子以外的事情了。

    “没有廉耻，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一向就知道这一点，一向就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为了顾全她，极力欺骗自己，”他暗自说。而他真的觉得好像他一向就看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的详细情景，他以前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这些情景却明白地表明了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怪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而在她。但是我和她没有关系了。在我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

    她和她儿子将遭遇到的一切——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地变了——已不再使他关心。现在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抖落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他的活跃的、光明正大的、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最于自己有利、因而也是最正当的。

    “我不能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的缘故而使自己不幸；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摆脱她使我陷入的这种困境。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方法，”他对自己说，愈益愁眉紧锁了。

    “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例证且撇开不讲，从最近大家从新回忆起来的《美丽的爱莲娜》中密尼拉依（作曲家奥芬巴哈（1819—1880）所作滑稽歌剧，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极为流行。密尼拉依是该剧中被欺骗的丈夫的可笑的角色）起，现代上流社会中妻子对丈夫不贞的实例一一浮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想像中。“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就连德拉姆，这么个正直有为的人物……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想着。“纵然有一种不合理的ridicule（法语：嘲笑）落在这些人头上，但是我从来只把这个看做一种不幸，而且总是对这种事抱着同情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虽然这并非事实，他对这种不幸从来不曾同情过，而他听到背弃丈夫的不贞的妻子的事例越多，他就越重视他自己。“这是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的不幸。而这种不幸已经降临到我头上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逃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开始一一思考着和他同样处境的人们所采用过的方法——

    “达里亚洛夫决斗了……”

    决斗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年轻时候是特别醉心的，正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他自己也十分明白这一点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起手枪对准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所以他生平从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怖心理在他年轻时候常常使他想起决斗，设想他将不能不把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那种情景。功成名就，获得了巩固的社会地位以后，他早已忘却这种心情了；但是这种心情的惯性又抬头了，害怕自己胆怯的心情现在变得这样强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各方面把决斗的问题考虑了好久，用决斗的念头来聊以自慰，虽然事先他十分清楚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不会和人决斗的。

    “无疑地，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野蛮（英国又当别论），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的意见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尊重的），把决斗看做很对的事；但是这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定我找他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对自己说，于是在这里历历在目地想像着他在挑战之后将要度过的一夜和那瞄准他的手枪，他战栗了，了解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我怎样射击，”他尽自想下去，“并且把我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我扳了枪机，”他自言自语说，闭上眼睛，“结果我打死了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说，一面摇着头，好像要驱除这些无谓的念头似的。“为了要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而谋杀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还得决定怎样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发生的事是——我将会被打死或是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会成为牺牲者——被打死或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但是撇开这个不说，挑战出于我这一方面也不算是正直的行为。我的朋友们不会让我决斗——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这一点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吗？结果会怎样呢？事先明明知道决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成了好像我只是以这样的挑战来沽名钓誉似的。这是不正直的，这是虚伪的，这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毫无道理的，谁都不会期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只是保护我的名誉，为了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公务上的活动，名誉是不可缺少的。”一向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关系非常重大的公务上的活动，这时在他看来就格外重要了。

    经过考虑，抛弃了决斗的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转到离婚的念头上——他所记得的好些被侮辱的丈夫所选取的另一个解决方法。他一一思量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他非常熟悉的上流社会里是很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找不出一个实例的离婚的目的和他现在所抱着的目的一样。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丈夫实际上是把不贞的妻子出让或是出卖了，而因为犯了罪、没有权利再结婚的一方，就和一个自命为丈夫的人结上了不正当的、非法的婚姻关系。在他现在的情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了，要获得合法的离婚，就是说，把犯罪的妻子休弃了事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以他所处的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可能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来即使有可能，他们生活的一定的体面也不容许把那样的证据提供出来，提供出来徒然使他在舆论中受到比她更大的贬责而已。（按照俄国法律，离婚中犯罪的一方不能再结婚，同时必须有通奸的见证方准离婚）

    离婚的企图只会弄到涉讼公庭，丑声四播，给他的敌人们以绝好的机会来诽谤和攻击他，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息事宁人，这也不是离婚所能达到的。而且，假若离婚，或甚至企图离婚的话，那么，妻子会和丈夫断绝关系，而和情人结合，这是很显然的。虽然他现在觉得他对妻子完全抱着轻蔑和冷淡的态度，然而在他的心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她还剩下这样一种感情——就是，不愿意看见她毫无阻碍地和弗龙斯基结合，使得她犯了罪反而有利。单只这个念头就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激怒，他一想起这个，就痛心得呻吟起来，他抬起身子，在马车里变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很长时间内他皱着眉坐在那里，把他的容易受寒的、瘦骨嶙嶙的两腿包在毛茸茸的绒毯里。

    “除了正式离婚之外，还可以照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做——就是和妻子分居，”他镇静下来时继续想。但是这个办法也和离婚的办法一样会损害名誉，而尤其要紧的是，分居也恰如正式离婚一样，会使他的妻子投到弗龙斯基的怀抱中去。“不，这是不成的，不成的！”他大声说，又把绒毯拉了一拉。“我不应当不幸，但是她和他却不应当是幸福的。”

    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那种嫉妒心情，一到那病牙被他妻子的话猛力拔去的时候就消失了。但是那种心情却被另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所代替：那就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犯的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种感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渴望她因为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受苦。又细想了一遍决斗、离婚、分居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又一次抛弃了这些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途径了：就是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断绝他们的私情，而更重要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去惩罚她。“我得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就是说，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所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一切别的解决办法对于双方都比表面上的status quo（拉丁语：维持现状）更坏！在她遵守我的意愿，即是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系的严格的条件之下，我答应维持现状。”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终于采取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就浮上了另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只有这么办，我才是依照宗教行事，”他对自己说。“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的犯罪的妻子，却给予她悔悟的机会；而且，纵然这使我很难受，我还是要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尽我的一份力量。”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对他的妻子决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而使她悔悟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也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度过这些痛苦时刻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寻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正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时候，宗教认可他的决定使得他完全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这样的紧急关头，谁也不能够说他没有依照宗教教义行事——他总是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之中高举起宗教的旗帜的——他就觉得非常高兴。当他进一步考虑到今后的问题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不能仍旧像以前一样。不消说，他再也不能够恢复对她的尊敬了，但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了她是一个堕落的、不贞的妻子而扰乱他的生活，使他苦恼。“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它会把一切都弄停当的，旧的关系又会恢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那就是说，恢复到这种地步，我不会感到我的生活中有裂痕了。她应该不幸，但是过错不在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

    十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快到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坚持着他的决定，甚至已经打好写给他妻子的书信的腹稿。走进门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眼部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吩咐把它们拿到书房里去。

    “把马卸下来，我什么人都不见，”他回答门房的问话，带着一种表示他心情愉快的相当得意的声调，特别加重地说了“什么人都不见”这句话。

    在书房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回踱了两次，就在一张大书桌旁站定，仆人点了六支蜡烛放在桌上。他把指关节扳得哔剥作响，坐下来，理出了文具。两肘搁在桌上，他把头歪在一边，想了一会，就动笔写起来，一刻都不停。他没有对她用什么称呼，而是用法语写的，使用了代词“您”，这个字眼并不含着像在俄语中那样冷淡的意味。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曾向您表示，关于我们所谈的问题，我要把我的决定告知您。把一切事情仔细考虑一番之后，我现在就是抱着实践那个诺言的目的来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割断由神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纽带。家庭不能被反复无常、任性妄为，甚至夫妇一方的罪恶所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我，对于您，以及对于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于引起现在这封信的那件事，已经而且正在悔悟，而且我深信您会同我和衷共济地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而忘却过去的事。倘若不然，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如何。这一切我希望见面时再详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终了，我请求您尽速回到彼得堡来，至迟不要超过礼拜二。我为您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请您注意，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
    阿·卡列宁
    附上您可能需要的钱——又及。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尤其满意的是他没有忘记在信里附钱；信里没有一句苛酷的话，没有谴责，也没有过分的宽容。最重要的，这是为她的归来而架起的一座黄金的桥梁。折好了信，用沉重的象牙小刀按平了，就把它和钱一道放进信封里，他带着每当他使用他那精致的文具时感到的满足，按了按铃。

    “把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说，立起身来。
    “好的，大人！茶要送到书房里来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于是，他一面玩弄着沉重的裁纸刀，一面向圈手椅走去，在椅子近旁给他预备好了一盏灯和一本他已开始阅读的论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在圈手椅上方悬挂着嵌在金框里面的、椭圆形的、由一位有名的画家美妙地描绘出来的安娜的画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它一眼。深不可测的双眸正像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那个晚上一样嘲弄而又傲慢地凝视着他。被画家绝妙地描摹出来的头上的黑色饰带，乌黑的头发和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这一切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似乎都暗示出一副令人难堪的傲慢和挑衅神气。对那画像望了一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战栗起来，嘴唇发抖，发出“布布”的响声，他扭过脸去。他连忙在圈手椅上坐下，打开那本书。他试着去读，但是他不能够唤回他以前对埃及象形文字所感到的强烈兴味了。他眼睛望着书，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不是在想他的妻子，而是想着最近在他的官场生活中所发生的、现在成了他的公务上主要兴味的一场纠纷。他感觉到他现在比以前更透彻地了解了这场纠纷，而且感觉到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可以毫不自夸地这样说——可以弄清楚全部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因而对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仆人刚摆上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身来，向写字台走去。他把公文夹移到中央，带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自满的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门阅读关于当前纠纷的复杂的报告。那纠纷是这样一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为政客的特色，那是每个步步高升的官吏所特有的那是和他热衷功名、克己、正直和自信一道造成了他的地位的，就在于他蔑视官样文章，减少公文往返，尽量接触活生生的事实，以及力图节约。恰巧六月二日有名的委员会提出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的灌溉问题（一八七三年的饥荒之后，出现了许多灌溉萨马拉草原的方案。不管这些方案的实际意义如何，但它们可以领取津贴，而且是可以不费力气发财的途径），那事务是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部里管辖的，成了铺张浪费和文牍主义的显著实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这是实情。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前任的前任所创办的。这个事务确已花费而且还在花费大量的金钱，而毫无收益，全部事务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接任立刻就觉察出这个，原来就想调查这个事务的。但是当初他感觉得他的地位还不够巩固，他知道这样做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这会是不明智的办法——

    后来，他就着手于别的事情去了，简直忘了这件事情。这个事务像其他一切事务一样，完全借着惯性自动进行。（许多人靠着灌溉事务为生，特别是一家非常正直的爱好音乐的人家：这一家所有的女儿都会弹奏弦乐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家人家相识，做过他们的大女儿的男主婚人。）这个问题由敌对的部提出，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看来，是不正当的，因为每个部都有与此类似的或比这更坏的事情，却都因为众所周知的官场礼节的缘故，而没有人来揭发。但是，现在既已向他挑战，他就只好勇敢地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他也没有向对手示弱。他要求另外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安置该省少数民族的状况①。这个案子是在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上偶然被人提出，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予以积极支持的，他认为这个提案，从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看来，是刻不容缓的。在委员会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部之间的互相争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敌对的一个部证明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极为兴旺，而提出的改革适足以破坏他们的繁荣，并且证明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不外是起因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没有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算要求：第一，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赋予现场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权力；第二，假如少数民族的状况果真像委员会手里的公文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就另外任命一个新的研究委员会，从（一）政治、（二）行政、（三）经济、（四）人种学、（五）物质、（六）宗教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少数民族现在所处的这种不幸状态所曾采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它的行动，照在委员会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一五号和一八三○八号的报告看来，好像和T……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触。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迅速地把这些思想的大意写下来时，他的面孔泛溢着兴奋的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对那书的兴趣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现在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这事情了——

    ①“关于安排少数民族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乌发省和奥连堡省的巴什基尔人占有十一万亩土地。为了达到“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政府鼓励从俄罗斯中央各省去的移民向巴什基尔人租赁土地。一般租赁的地段是无条件的，这就给滥用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一八七一年通过了以优惠办法出售荒地的特殊条例。从此就开始了私自盗卖国家的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奥连堡省总督办公厅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一舞弊事件。当这一事件被宣扬出去之后，国家财产部部长瓦卢耶夫不得不辞职。

    十五

    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当她想到弗龙斯基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她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像里重复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家庭女教师。

    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

    我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老人与海

    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感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二重的一样。她有时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惧的是什么，她希望的是什么。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噢，我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疼痛。当她清醒了的时候，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她跳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

    “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了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

    “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

    “他大概又淘气了，”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

    “怎么回事？”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一想起她的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了，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同弗龙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尽管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得尽快地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逃脱出来。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镇静下来。

    她连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谢廖沙全身白服，弯着背和头，正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正在理他手里拿着的花。

    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峻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踌躇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她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

    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冗长而详尽地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顽皮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了我的儿子走。”

    “是的，真是坏得很，”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膊，她毫不严厉地，却用一种使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的眼光望着他，她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探索出由于桃子的事他会遭到什么结果。

    “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以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她感到眼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眼睛。“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责斥我吗？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几乎跑一般地走到外面凉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以后，寒冷的、晴朗的天气降临了。在透过刚被雨冲洗过的树叶的灿烂阳光里，空气是寒冷的。

    她因为寒冷和内心的恐怖而颤抖了一下，那种恐怖在露天的清新空气里以新的力量袭击她。

    “去，到Mariette那里去，”她对跟着她走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她就开始在凉台的草席上来回踱着。“难道他们不饶恕我，不了解这一切是怎样出于不得已吗？”她自言自语。

    她站住了，望了望白杨的梢头在随风摇曳，它那刚被雨冲洗过的叶子在寒冷的日光里灿烂地闪烁，她知道他们不会饶恕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现在都会像那天空，那青枝绿叶一样对她毫无怜恤。她又感到一切都在她心里变成二重的了。“我不要，不要想了，”她自言自语。“我得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什么时候走呢？带谁呢？是的，搭夜车上莫斯科去。安努什卡和谢廖沙，和几件必需用的东西。但是我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个。”她迅速地走进户内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在桌旁坐下，写信给她的丈夫：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要走了，带了我的儿子一道。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留在双亲的哪一方；但是我带了他走，因为我没有他不能够生活。请宽大一点，让他跟了我去吧。

    她迅速而自然而然地写到这里，但是请求他宽大，她不相信他会宽大的，以及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这就使她写不下去了。

    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悟，因为……

    她又停下了笔，她的思想连贯不起来了。“不，”她自言自语，“没有必要这样写，”于是撕了信，她重新写过，没有提到宽大，然后封了起来。

    另外还得写封信给弗龙斯基。“我告诉了我丈夫，”她写着，坐了好久，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这是那样粗俗，那样不像女人。“我还能再对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又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了他的镇静，一种对他的怨恨之情使她把她已经写下一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写什么的必要，”她自言自语，于是关上带吸墨纸的文件夹，她走上楼去，对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就立刻动手收拾起行李来。

    十六

    别墅里所有的房间都挤满了走来走去搬运行李的挑夫、园丁和仆人。壁柜和大柜都打开了；两次派人到店里去买绳子；报纸撒了满地。两口箱子、几只手提皮包和用皮带束住的毛毯被搬到了大厅。一辆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台阶下。安娜因忙于收拾行装而忘记了内心的激动，正站在她自己房间里的桌子旁边检点着她的旅行皮包，正在这时，安努什卡使她注意到一辆马车驶近的声音。安娜从窗口望出去，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信差在台阶上按大门的门铃。

    “去看看什么事，”她说，抱着一种准备承受一切的镇静态度在圈手椅里坐下，两手搭在膝头上。仆人拿了一个上面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笔迹的厚厚的小包进来。

    “信差奉命要候回音，”他说。

    “好的，”她说，他一走出房间，她就用颤栗的手指拆开了信。一卷还没有折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了出来。她打开信，开始从末尾读起。“我为您的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她读着。她看下去，随后又倒回来，读了一遍，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她读完了的时候，她感到浑身发冷，感到一种出乎她意料的可怕的不幸降临到她头上。

    早晨她还后悔不该对她丈夫说，她唯一希望的就是没有说这话。而这里，这封信就当她的话没有说一样，而且给予了她所愿望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封信在她看来却比她所能设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她说。“自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教徒，他宽大得很！是的，卑鄙龌龊的东西！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这个，而且谁也不会了解，而我又不能明说出来。他们说他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虔诚、道德高尚、正直、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竭尽全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努力爱他，当我实在不能爱我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而他现在怎样呢？要是他杀死了我，要是他杀死了他的话，一切我都会忍受，一切我都会饶恕的：但是不，他……”

    “我怎么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呢？他做的正好符合他的卑鄙的性格。他要始终是对的，而我，已经堕落了，他还要逼得我更堕落下去……”“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起了信上的话，“这是要夺去我儿子的威胁，而且大概照他们那愚蠢的法律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甚至连我对我儿子的爱都不相信，要么他就是轻视这种爱（正如他老是嘲笑它一样）。他轻视我的这种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会舍弃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舍弃我的孩子，即使和我所爱的人一道，没有我的孩子，我还是活不下去；但是他知道如果我舍弃了我的孩子，从他那里跑掉，那我的行径就会和最无耻、最卑劣的女人一样。他知道那个，知道我不能够那样做。”

    “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又想起信上另一句话。“那生活过去已经够苦的了，近来更可怕。今后又会怎样呢？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我要呼吸，我要爱而悔悟；他知道这样下去，除了说谎和欺骗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了解他；我了解他乐于在虚伪中游泳，正像鱼在水里游一样。不，我不会给他那种快乐，不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擒住我的那面虚伪的蛛网。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

    “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有过像我这么不幸的女人吗？……”

    “不，我一定要冲破，我一定要冲破！”她叫了一声，跳了起来，忍住眼泪。然后她走到写字台前，打算再写封信给他。但是，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她没有力量去冲破一切，她没有力量跳出她过去的处境，不管那处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在写字台旁坐下，但是没有写信，她把两臂搭在桌上，头伏在胳臂上，哭起来，胸脯起伏，呜咽着，像小孩哭一样。她哭，因为她曾梦想她的处境快要弄清楚，明确，而那梦想如今是永远破灭了。她预料到一切仍会像过去一样，甚至会比过去坏得多。她感觉到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来那么无足轻重的，那地位对于她还是非常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抛弃了丈夫和儿子去投奔情人的那种女人的可耻处境；不管她怎样竭尽心力，她总不能够变得比本来的她更坚强。她永远不会尝到恋爱的自由，却会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时时感到罪迹被揭发的威胁，为了和一个她所不能共同生活的、同她很疏远的、无拘无束的男子结上可耻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同时这事情又是这样可怕，她连想都不敢去想事情会如何了结。

    她尽情地哭泣着，像小孩受了处罚时哭泣一样。

    仆人的脚步声迫使她振作起精神来，她扭过脸不望着他，装出在写信的模样。

    “信差问有没有回信，”仆人报告。

    “回信？好的，”安娜说。“叫他等一等吧。我会按铃的。”

    “我能够写什么呢？”她想。“我一个人能够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爱什么呢？”她又感到她的心开始分裂成二重了。这种感觉又使她感到惊骇，于是她就抓住了她想到的可以排遣愁闷的第一个行动的口实。“我得去看阿列克谢（她心里是这样叫弗龙斯基的）；只有他能够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要到贝特西家去，我也许可以在那里见到他，”她自言自语，完全忘记了当昨天她告诉他她不去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的时候，他说过既是那样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前，写了个字条给她丈夫：“来信收到了。——安。”于是，按了按铃，把它交给了仆人。

    “我们不走了，”她对走进来的安努什卡说。

    “一直不走了吗？”

    “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解开，叫马车等着。我要到公爵夫人家去。”

    “我拿什么衣服来呢？”

    十七马丁·伊登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请安娜来参观的槌球是由两位贵妇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两位妇人是彼得堡一个新的上流社交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个团体以模仿之模仿自称为lesseptmervoillesdumonde①。这两位妇人所属的社交团体，虽是最上流的，却和安娜所出入的社交团体是完全敌对的。而且斯特列莫夫老人，彼得堡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由于这一切顾虑，安娜原来不打算去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信上的暗示就是针对她可能拒绝而发的。但是安娜现在却急于想去，希望在那里见到弗龙斯基——

    ①法语：世界七奇。

    安娜到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比其他的客人们都早。

    正在她进门的时候，弗龙斯基的仆人，颊髭梳理得像侍从武官一样，也走了进来。他在门边站住，脱下帽子，给她让了路。安娜认出他来，这时才想起弗龙斯基昨天对她说过他今天不来，他大概是送信来通知这事的。

    当她在门厅脱下外衣的时候，她听到那仆人连发卷舌音也像侍从武官一样，说了句：“伯爵给公爵夫人的，”就把信交了。

    她真想问问他的主人在什么地方。她真想转回去，写封信叫他来看她，或是她亲自去看他。但是这几个办法都行不通了。她已经听到铃响通报她的到来，而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仆人已经侧着身子站在敞开的门边，等候她走进里面的房间去。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马上会有人去通报的。您愿意到花园去吗？”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个仆人报告说。

    犹豫不定的心情还是和在家里一样，实际上是更加厉害了，因为不能够有所行动，不能够见到弗龙斯基，反倒要留在这里，留在这些不相干的、和她现在的心情那么不相投合的人们里面。但是她穿着她知道很合身的衣服；她不是孤单单一个人，周围都是她所熟悉的那种奢华懒散的气氛，她感觉到比在家里轻松一些了；她不用去想她该做什么。一切都听其自然。看见贝特西穿着一件雅致得使她惊讶的雪白服装向她走来，安娜像往常一样地对她微微一笑。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同图什克维奇和一位年轻小姐一道走着，那位小姐是她的一个亲戚，她在有名的公爵夫人家里过夏天，这使她那在外省的父母大为高兴。

    安娜的神色一定有些异样，因为贝特西立刻觉察出来。

    “我没有睡好，”安娜回答，注视着朝着她们走来的仆人，据她猜想，他一定拿来了弗龙斯基的信。

    “您来了我多高兴呀！”贝特西说。“我累极了，正想在他们来之前喝一杯茶呢。您去吧，”她对图什克维奇说，“和玛莎一道去试试槌球场，就是割了草的那地方。我们喝着茶还有时间谈谈心呢，we’llhaveacosychat①，好吗？”她用英语对安娜说，带着微笑，握着她的拿伞的那只手——

    ①英语：我们来促膝谈心吧。

    “好的，特别是因为我不能在您这里逗留很久，我还得去看弗列达老夫人呢。我答应去看她总有一百年了，”安娜说，说谎原来是违反她的本性的，但在社交场中，说谎对于她不但变得又简单又自然，并且给与她一种乐趣。

    她为什么说了她在一秒钟以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她怎么也解释不清。她说这话只是因为想到弗龙斯基既不会来这里，她就不如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好想个别的方法去和他会面。但是她为什么单单说了老女官弗列达，她去看她同去看许多旁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她可解释不出来；但是结果证明，要想出一条去看弗龙斯基的妙计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不，我怎样也不放您走，”贝特西回答说，紧盯着安娜的脸。“真的，我如果不是爱您的话，我简直要生气了。真要使人认为您是害怕我的朋友会妨碍您的名誉哩。在小客厅里预备好茶，”她照平常一样眯缝着眼睛对仆人说。从他手里接过信来，她看了一遍。“阿列克谢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信上说他不能来，”她补充说，用一种那么单纯而又自然的口吻，好像她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对于安娜，弗龙斯基竟会比槌球球员更有意义。

    安娜明白贝特西什么都知道，但是，听见她在自己面前这样说弗龙斯基，她一时间几乎要相信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哦！”安娜漠不关心地说，好像对于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兴味似的，她微笑着继续说：“您的朋友怎么会妨碍人家的名誉呢？”这种语言游戏，这种隐瞒秘密，对于安娜像对所有的妇人一样，有一种莫大的魅力。并不是非隐瞒不可，也不是隐瞒有什么目的，而是隐瞒的过程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起来，他们都是社交界的精华之精华呢。而且他们到处受人欢迎，而我，”她特别着重我这个字眼，“从不苛刻和褊狭。

    我只是没有时间。”

    “不，您也许不愿意看见斯特列莫夫吧？让他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委员会上去互相攻击吧，那不干我们的事。但是在社交界，我知道他是一个最和蔼可亲的人，而且是一个热心的槌球家。您等等就会看到的。以他那么大的年纪，做丽莎的痴心情郎，处境虽然很好笑，但是您该看看他处在这种境地是怎样应付自如的。他真是有趣极了。萨福·施托尔茨，你不认识吧。啊，那是一个新的、完全新的典型。”

    贝特西一口气说下去，同时从她的愉快、机灵的眼光，安娜感觉到她有几分猜到了她的处境，正在替她有所筹划。她们是坐在小房间里。

    “可是我得回阿列克谢一封信，”说着贝特西就在桌前坐下，写了两三行，把它放进信封里去。“我写信叫他来吃饭。我说有一位太太在这里吃饭，没有男子作陪。您看我这样措辞会说动他吗？对不起，我要走开一会。请您把信封起来，叫人送去，好吗？”她从门口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吩咐呢。”

    片刻也不思索，安娜在放着贝特西的信的桌子前坐下，连看也没有看，就在下面写着：“我急着要见你。请到弗列达花园来。我六点钟在那里等。”她封好信，待贝特西转来的时候就当着她的面把信交给人送走了。

    茶已摆好在凉爽的小客厅里的小茶桌上，两个妇人真的在客人到来之前作了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所应许的acosychat。她们评论着她们在等候的人，谈话落到丽莎·梅尔卡洛娃身上。

    “她可爱极了，我一向很喜欢她，”安娜说。

    “您应该喜欢她。她为您着迷了。昨天她看过赛马后跑到我这里，没有看到您，大为失望。她说您才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中的女主人公哩，并且说她倘若是一个男子的话，她是一定会为您颠倒的。斯特列莫夫说她事实上已经颠倒了。”

    “可是请您告诉我。我始终不明白，”安娜沉默了一会之后说，她的声调显露出她并不是在问一个无所谓的问题，她所问的问题对于她比实际上更重要。“请您告诉我，她和卡卢日斯基公爵，那个人们称做米什卡的，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难得看见他们一次。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呢？”

    贝特西眼睛里含着笑意，紧盯着安娜。

    “这是一种新的方式，”她说。“他们都采取了这种方式。

    他们把什么舆论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是抛法有各种各样的。”

    “是的，可是她和卡卢日斯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贝特西突然发出快乐的抑制不住的大笑，那种笑在她是少有的。

    “您侵入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领域了。那是可怕的孩子才会提出的问题哩。”说着，贝特西显然努力想控制自己，但是控制不住，终于迸发出不常笑的人们笑起来的时候那种富于感染性的笑声。“您还是去问他们自己吧，”她含着笑出来的眼泪说。

    “不；您尽管笑，”安娜也不由自主地笑了，“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不明白丈夫做什么的。”

    “丈夫？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给她拿披肩，随时供她使唤。但是其中的内情，是没有人要打听的。您知道在上流社会里，甚至像化妆的某些细节是没有人去谈论或是去想的。

    这也是一样。”

    “罗兰达克夫人的庆祝宴会，您去不去呢？”安娜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我不想去，”贝特西回答，没有望着她的朋友，她动手把芬芳的茶斟在小小的透明的茶杯里。把茶杯移到安娜面前，她取出一支烟卷，装进纯银烟嘴里，把它点着。

    “是这样的，您知道：我处在一种幸运的地位，”她这回非常严肃地，一面端起茶杯，一面开始说。“我了解您，我也了解丽莎。丽莎是那种性情单纯的人，像小孩一样不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至少她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这些。而现在她感到不懂事对她正合适。现在，也许是故意装出天真无知呢，”贝特西带着一种俏皮的微笑说。“但是，无论怎样，这对她正合适。您知道，同一件事可以从悲剧的方面去看，而变成一种痛苦，也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去看。也许您太偏于从悲剧的方面去看事情了。”

    “我是多么想要理解别人就像理解自己一样啊！”安娜说，严肃而又沉思地。“我比旁人坏些呢，还是好些？我想是坏些。”“可怕的孩子！可怕的孩子！”贝特西重复说。“可是他们来了。”

    十八

    她们听到脚步声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跟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和笑声。不一会，她们期待的宾客走进来了：萨福·施托尔茨和一个叫做瓦西卡的健壮得容光焕发的青年。显然可以看出，他从不缺少嫩牛排、块菌和布尔冈红酒的丰盛营养。瓦西卡向两位太太鞠了鞠躬，瞥了她们一眼，但只有一秒钟。他跟在萨福后面走进客厅，好像系在她身上似地跟着她走来走去，他目不转睛地盯住她，就像要吃掉她一样。萨福·施托尔茨是一位黑眼睛的金发妇人。她穿着高跟鞋迈着灵活的碎步走进来，好像男子一样有力地和两位太太握了握手。

    安娜从来没有会见过这位社交界的新星，看到她的美丽、她的过分时髦的装束和她的大胆举止，不胜惊讶。她头上柔软的金发（她自己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梳得那么高高的，以致她的头就和她那大部袒露的、丰满端丽的胸膛一样大小了。她的动作是这般迅速，每走一步，她的膝头和大腿的轮廓就在她的衣裳下面鲜明地显露出来，使人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位妇人的真正的肉体，那么细小苗条，上面那么袒露，背后和下部又那么隐蔽，在后面那像晃动的山峰似的裙子里面，实际上到什么地方为止呢。

    贝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只想想，我们差一点压死两个士兵呢，”她立刻开口对她们说，瞟着眼睛，微笑着，扯好被她甩到一边的裙裾。“我和瓦西卡一道坐车到这里来……噢，你们彼此一定还不认识吧。”于是她介绍了一下年轻人的姓，随即微微涨红着脸，因为她的错误——就是，向不认识的人叫他瓦西卡——而高声大笑起来。

    瓦西卡又向安娜鞠了鞠躬，但是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他向萨福说：“您输了。我们先到。交钱来吧！”他微笑着说。

    萨福笑得更加开心了。

    “现在不必，”她说。

    “啊，好的。我以后来讨。”

    “好极了！好极了！啊，真的！”她突然转向贝特西说，“我真是好人……我完全忘记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哩。他来了。”

    萨福给邀来而又被她忘却的这位不速之客倒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虽然年纪很轻，两位夫人却都站起来迎接他。

    他是萨福的一个新的崇拜者。他现在跟踪着她，正如瓦西卡一样。

    不一会卡卢日斯基公爵到来了，还有丽莎·梅尔卡洛娃同斯特列莫夫。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一个瘦瘦的黑发妇人，有着一副东方式的、慵懒的面孔和一双美丽的、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深不可测的眼睛。她的深色服装的风格（安娜立刻注意到而且赏识了这一点）和她的那种美十分调和。丽莎之柔弱和娇慵正如萨福之结实和洒脱一样。

    但是照安娜的趣味，丽莎是更魅人得多。贝特西对安娜说丽莎学天真未凿的小孩的模样，但是当安娜看到她的时候，她感觉得这不是真的。她实际上是既天真而又堕落，但却是一个可爱而柔顺的女人。固然，她的风度和萨福的相同；而且像萨福一样，她也有两个男子，一个年轻的和一个年老的，牢牢地盯着她，用他们的眼睛吞噬着她；但是在她身上却有超出她周围一切的地方，在她身上有那种混在玻璃制品中的真金刚钻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她那美丽的、真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双带着黑眼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其完全的真诚打动了人。谁凝视一下那双眼睛，都会觉得自己完全了解了她，而了解了她的时候就不能不爱她了。

    一见安娜，她的脸上立刻喜笑颜开。

    “噢，我看见您多高兴啊！”她一面说，一面向她走去。

    “昨天在赛马场我正想到您跟前来，可是您走了。我是那样想要见您，特别是昨天。那不是可怕得很吗？”她说，用那种好像把她整个的心剖露出来那样的眼色望着安娜。

    “是的，我也没有想到会那样令人激动呢，”安娜说，涨红了脸。

    大家这时起身要到花园去。

    “我不去，”丽莎说，微笑着，挨着安娜坐下。“您也不去吧？谁愿意玩槌球呢？”

    “啊，我倒很喜欢，”安娜说。

    “哦，您怎么会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厌倦呢？望着您，真叫人愉快。您是生气勃勃的，我可什么都厌倦了。”

    “您怎么会厌倦呢？啊，您是生活在彼得堡最快活的圈子里哩，”安娜说。

    “也许不属于我们圈子里的人们还要厌倦得多，但是我们——至少是我——并不快乐，倒是厌倦得可怕，可怕哩。”

    萨福抽着烟，和两个青年一道到花园里去了。贝特西和斯特列莫夫仍旧坐在桌旁。

    “什么，厌倦！”贝特西说。“萨福说昨晚他们还在您家里痛快地玩了一夜哩。”

    “噢，一切都是多么乏味！”丽莎·梅尔卡洛娃说。“看过赛马之后我们大家一齐跑到我家里来。老是一样，老是一样！老是那种事情。我们整晚躺在沙发上。那有什么可快乐的？不，您是用什么方法才不厌倦的呢？”她又转向安娜说。“人只消望一望您，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可以幸福，也可以不幸，但决不是一个会感到厌倦的女人。告诉我，您怎么做的呢？”

    “我什么也不做，”安娜回答，由于这寻根究底的盘问羞红了脸。

    “那是最好的方法，”斯特列莫夫插嘴说。

    斯特列莫夫是一个发鬓半白、却还显得年轻，生得丑陋、但有一副极有特色的聪明脸相的五十岁上下的人。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和她在一道消磨了他全部的剩余时间。一见安娜·卡列宁娜，他——在公务上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就像社交界的聪明人那样，竭力对她，他的政敌的妻子，表示殷勤。

    “什么也不做，”他带着含蓄的微笑说，“那是最好的方法。我老早就对您说过，”他转向丽莎·梅尔卡洛娃说，“假如您要不厌倦，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厌倦。正好比您如果怕睡不着，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睡不着。这就是刚才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所说的。”

    “我要是这样说了，我一定高兴得很的，因为这话不但说得很聪明，而且也很正确呢，”安娜带着微笑说。

    “不，您倒告诉我为什么人不能够入睡，不能不感到厌倦呢？”

    “要能够入睡，必须劳动；要心情愉快，也必须劳动。”

    “当我的劳动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时候，我为什么去劳动呢？而故意装假是我不能而且也不愿意的。”

    “您真是不可救药，”斯特列莫夫说，没有望着她，他又和安娜说话去了。

    因为他和安娜见面的次数不多，他对她除了寻常的客套也说不出什么，但是他说这些寻常的话，如说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啦，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多么喜欢她啦，等等，却都带着这样的一种表情，暗示出他是全心全意渴望讨好她，而且对她表示尊敬和甚至不止是尊敬。

    图什克维奇走进来，报告说大家在等候他们去打槌球。

    “不，不要走，请不要走吧！”丽莎·梅尔卡洛娃听到安娜要走，这样地恳求着。斯特列莫夫帮着她请求。

    “这真会有天渊之别，”他说，“离开这里在座的人到年老的弗列达夫人那里去。况且，您只会给予她诽谤的机会，而在这里，您却会唤起完全不同的、极其高尚的、和诽谤正相反的感情，”他对她说。

    安娜犹豫不决地沉思了一会。这个聪明人的谄媚的话语，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所表示的天真的、小孩般的好感，以及她所熟悉的这一切社交的气氛，——这一切使她感到这么轻松，而在等待着她的事又是那么困难，以致她一时间踌躇不决了，不知道要不要留在这里，要不要把那痛苦的解释时刻再推延一下。但是一想起假如她没有作出决定的话，她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一想起她两手揪着头发时的那种姿势（连那回忆都是可怕的），她就告辞了，走了。

    十九

    虽然弗龙斯基过着表面看来是轻浮的社交生活，但是他却是一个憎恶没有秩序的人。当他年纪很小，还在贵胄军官学校的时候，他有一次手头拮据，向人借钱，尝到了遭人拒绝的屈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让自己陷入那样的境地了。

    为了使他的事务保持着有条不紊的状态，他每年总有五次左右（或多或少，看情形而定）一个人关起门来，整理他的全部事务。这在他通常叫做清理或是fairelalessive（法语：洗涤）——

    赛马的第二天弗龙斯基很晚才醒来，他穿着制服，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把钱、账单和信件摊在桌上，就动手工作起来。知道他在这种时候脾气大得很的彼得里茨基醒来看见他的朋友在写字桌旁，就悄悄地穿起衣服，没有打扰他就走出去了。

    凡是对于自己的情况的一切繁杂事情了解得最为详尽的人，总不免以为这些繁杂事情以及解决这些事情的困难是自己所特有的、例外的个人遭遇，决不会想到别人也像他一样被他们自己个人的繁杂事务所包围着。弗龙斯基就是这样想的。他内心里不免带着几分自豪，而且也并非毫无理由，想随便旁的什么人处在他这样困难的境地，恐怕早已弄得十分狼狈，被迫做出不好的事来了。但是弗龙斯基感觉得如果他要避免陷于狼狈境地，那么，把他的状况整顿一番，弄个清楚，现在对于他是极其必要了。

    弗龙斯基先从钱财问题着手，认为它是最容易的问题。用纤细的笔迹把他欠的债务通通写在一页信纸上，他加起来一看，他的欠债竟达一万七千卢布，另外还有几百卢布，他为了便于计算起见把零头略掉了。计算了一下他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他发现他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了，在新年之前再也不会有什么进项。又计算了一遍他的欠债，弗龙斯基把它分成三类写下来。第一类，他列入那些必须立刻偿还，或者至少必须准备好钱以便债主来讨时可以毫不拖延地偿付的欠债。这种欠债大概有四千卢布的光景：一千五百是欠买马的钱，两千五百是给他的年轻同僚韦涅夫斯基作的保，韦涅夫斯基在弗龙斯基面前输给一个赌棍这笔钱。弗龙斯基本来要当场偿付那笔钱的（他那时手头有钱），但是韦涅夫斯基和亚什温坚持着说那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付，不应该由没有赌博的弗龙斯基来付。这样倒也好，但是弗龙斯基知道，在这个肮脏的事件中，虽然他所参与的只是在口头上给韦涅夫斯基作保，但是却一定要预备好两千五百卢布，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把钱掷给那骗子，不和他多费口舌。所以为了这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他就得有四千卢布。第二类，有八千卢布，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欠债。这主要是欠赛马房的债务，欠燕麦和干草的承办人、英国人和马具商等等的。对于这些欠债，他为了使自己安心，也得偿付两千卢布左右。最后一类欠债，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倒不用担心。这样，他至少需要六千卢布作为目前开销，而他手头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对于一个像一般人所断定弗龙斯基那样的每年有十万卢布收入的人，这一点儿欠债似乎是毫无困难的；但是实际上他的收入和十万卢布差得很远。他父亲的大宗遗产，单这一项每年就有二十万收入，还没有在兄弟之间分开来。当他哥哥负了一身债，和一个毫无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瓦里娅·奇尔科夫公爵小姐结婚的时候，阿列克谢几乎把得自他父亲的领地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他哥哥，每年只给自己留下二万五千卢布。阿列克谢当时对他哥哥说，在他结婚之前这尽够他用了，而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结婚的。他哥哥，正统率着一支最奢华的联队，又是新婚，不得不接受这笔赠与。他母亲，有她自己一份财产，每年除了他应有的二万五千卢布再补助阿列克谢二万卢布，阿列克谢把这些钱通通花光了。最近他母亲因为他的恋爱事件和他离开莫斯科而生了他的气，已经停止给他钱了。结果，过惯了每年花销四万五千卢布的生活的弗龙斯基，今年只收入了两万五千卢布，他就感到困难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不能向他母亲要钱。他昨天接到的她最近的一封信特别激怒了他，原因是那封信里暗示着她极愿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军务上获得成功，却不愿帮助他过那种使整个上流社会丢脸的生活。他母亲想要收买他的这种企图，刺伤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了。但是他又不能够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慷慨的话，虽然他现在模糊地预见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感觉得那种慷慨的话说得未免太轻率了，而且感觉得就是不结婚他或许也需要那十万卢布的全部收入。但是收回是不可能的了。他只消回忆起他嫂子，想起那可爱而优美的瓦里娅怎样一有机会就要提到她对于他的慷慨永不忘怀，就知道要收回那笔赠与已是不可能的了。这和殴打妇女、偷窃或说谎是一样不可能的。只有一件事能够而且也不能不做了，弗龙斯基毫不踌躇就决定那样做：向放债人借一万卢布，这是毫无困难的，此外就只好一般地节省费用，卖掉他的跑马。这样决定了之后，他立刻写信给那位再三要求买他的马的罗兰达克。接着，他写信请英国人和放债人来，照他要付的账目分配好他的现钱。办完了这些事务之后，他就写了一封冷冷的尖刻的回信给他母亲。接着，他从笔记簿里取出三封安娜的信，又读了一遍，然后烧毁了，他回想起他们昨天的谈话，又沉入深思中了。

    二十

    弗龙斯基的生活是特别幸福的，因为他有一套明确规定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准则。这套准则包括的范围很有限，但是定下的准则却是无可置疑的，而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越出范围一步，在做他所该做的事上从来不曾有过片刻的踌躇。这些准则明确地规定：该付清赌棍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款；决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对女子却可以；决不可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决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人，诸如此类。这些准则也许是不合理，不对的，但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弗龙斯基在他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就感觉得心安理得，可以昂起头来。直到最近，涉及到他和安娜的关系，弗龙斯基这才开始感觉到他的准则并没有包罗万象，而且预见到将来他会有找不着指导原则的困难和迷惑。

    他现在对安娜和对她丈夫的态度在他看来是简单明了的。这清楚正确地规定在指导他行动的那套准则里。

    她是一个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他的品行端正的女人，而他也爱她，所以在他眼中看来她是一个应受到与合法的妻子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尊敬的女人。他如果让自己用言语、用暗示侮辱了她，或甚至没有对她表示出一个女人所能企望的那样多的尊敬的话，他是宁愿先把自己的手砍断的。

    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猜疑到这件事，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来。要是有人敢说的话，他就准备使那多嘴的人闭口，而且使他尊重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复存在的名誉。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最是明确不过。从安娜爱上弗龙斯基那一瞬间起，他就把他对于她的权利看成了不可剥夺的。她丈夫不过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罢了。无疑地，他是处在可怜的境地，但是那有什么办法呢？丈夫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手里拿了枪要求决斗，而弗龙斯基从最初一瞬间就准备好这一着的。

    但是最近，新的内在的关系在他和她之间发生了，那种关系的捉摸不定使弗龙斯基惊讶了。到昨天她才告诉他她有孕了。他感觉到这个消息以及她对他的期望要求一种什么东西，那在他一直用来指导他的生活的那套准则里是没有规定下来的。他真个遭到了意外的袭击，在她把她的情况告诉他的最初一瞬间，激情指点他要求她离开丈夫。他那样说了，但是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设法避免那样做的好；同时，当他暗自这么说的时候，他害怕那样做也许不对。

    “我要是叫她离开她丈夫，那就等于教她和我结合在一起。我做好那样的准备了吗？现在我一个钱都没有，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即令我能够设法……但是目前我正在服军役，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如果我说了那种话——我就应当有所准备，就是说，我应当筹一笔钱，离开军队。”

    他沉思起来。要不要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外一个隐蔽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几乎是主要的、纵然深深地埋藏在他心里的生活兴味上去了。

    功名心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旧的梦想，这梦想他连对自己都没有承认过，但却是那么强烈，现在这种热情竟和他的恋爱对垒交锋了。他在社交界和军界的第一步是很成功的，但是两年之前他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急于要表示他的独立性和上进心，他拒绝了提供给他的一个位置，希望这样能抬高身价；但是结果证明他是太鲁莽了，这么一来，人家就把他的升迁的要求置之脑后了。他既已无可奈何地采取了一个独立人的立场，他就用极大的聪明机敏应付过去，表现得好像他对谁也不抱怨，丝毫也不觉得受了委屈，只愿一个人安安静静，这样就已经很快乐了的样子。实际上早在去年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不快乐了。他感到一个本来有所作为，却一事无成的男子的独立立场已经开始变得乏味了，许多人开始觉得他除了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以外实在是无所作为的了。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给了他一种新的魔力，暂时镇住了咬啮着他的功名心的蠕虫，但是一星期前那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他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属于同一社会圈子的人，他的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和他一同毕业，在学科上、在体育上、在恶作剧和功名的梦想上都是他的竞争者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不多几天以前从中亚细亚回来了，他在那里连升了两级，获得了一枚不轻易授与像他这样年轻的将军的勋章。

    他一到彼得堡，人们就把他当作第一等的新星谈论着。他和弗龙斯基同学又同年，现在已做了将军，正等待着一个可以影响政局的任命；而弗龙斯基呢，虽然倜傥不羁，又被一个绝色女人爱着，到底不过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罢了。

    “自然我不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而且也决不会羡慕他；但是他的升迁却提醒了我，人只要等待时机，像我这样的男子，飞黄腾达起来是很快的。三年前他也和我处在一样的地位。假如我退伍，那就是破釜沉舟。假如我仍旧留在军队里，那我就什么都没有损失。她自己也说过她不愿意改变她的处境。有了她的爱情，我是不能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于是慢慢地捻着胡髭，他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他的眼睛特别闪闪有光，他感到一种坚决、镇静和愉快的心情，那是每当他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常常感到的心情。一切都清楚明白，就像以前每次清理之后一样。他刮了胡髭，洗了个冷水浴，就穿起衣服，走出去了。

    二十一

    “我来接你的。今天你的‘洗涤’花去了不少时间哩！”彼得里茨基说。“哦，完了吗？”

    “完了，”弗龙斯基回答，只有眼睛里含着微笑，并且那么细心地捻着胡髭，就好像把他的事务弄得井井有条之后，任何太鲁莽或者急遽的动作都会搅乱它似的。

    “你每次这样以后总是像洗了个澡似的，”彼得里茨基说。

    “我从格里茨基（他们这样叫那联队长）那里来，他们都在等你。”

    弗龙斯基望着他的同僚，没有回答，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哦，音乐就是他那里发出来的吗？”他一面说，一面听着传到他耳边的那奏着波尔卡舞和华尔兹舞曲的管弦乐的熟悉的音调。“又是什么庆祝宴会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来了。”

    “啊哈！”弗龙斯基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呢。”

    他眼睛里的笑意闪耀得更加灿烂了。

    既已下了决心以自己的恋爱为幸福，愿意为恋爱牺牲功名心——无论怎样，既已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弗龙斯基就不能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怀有羡意，也不能因为他到了联队没有先来看他而感到不快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他的好友，他来了他自然很高兴。

    “噢，我高兴极了！”

    联队长杰明住着一座地主的大房子。宾主全体齐集在下面的宽敞的凉台上。在院子里，最先映入弗龙斯基眼帘的是站在一只盛伏特加的大桶旁边的一队穿着白亚麻布制服的歌手，和被士官们围绕着的联队长的壮健的、快乐的姿容。他走到凉台第一级台阶上，挥着手臂，对站在一旁的几个兵士大声地叫嚷着吩咐什么，那声音盖过了奏着奥芬巴哈的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一队兵士，一个军需官，和几个下士同弗龙斯基一道走到凉台上。联队长回到桌子旁，又走到台阶上，手里端着一只酒杯，提议举杯祝酒：“祝我们以前的同僚，英武的将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公爵健康。乌拉！”

    跟在联队长后面，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含着微笑，手里拿着酒杯走到台阶上来。

    “你越来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正站在他面前的两颊红润、风度潇洒的军需官说，那位军需官虽然在服第二期的兵役，却还是显得那么年轻。

    弗龙斯基有三年没有见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了。他看上去好像更健壮了，蓄起了颊髭，但风采却依旧不减当年，他的面貌和身姿的动人之处与其说在于它们的漂亮仪表，毋宁说是在于它们的文雅高贵风度。弗龙斯基在他身上看出的唯一的变化就是那种功成名就、并且确信自己的成功为世人所公认的人的脸上所表露出的沉静的、不变的光辉。弗龙斯基知道那种光辉，因此立刻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身上觉察出来。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下台阶的时候，他看到了弗龙斯基。欢喜的微笑使他容光焕发。他猛然仰起头，举起手里的酒杯，和弗龙斯基招呼，而且用这姿势表示他得先去和军需官周旋一下，那军需官已挺直了身子，噘着嘴唇在等待着接吻。

    “他来了！”联队长叫着。“亚什温告诉我说你又在忧郁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吻了吻那风度潇洒的军需官的濡润、鲜嫩的嘴唇，用手帕揩拭了一下自己的嘴，就走到弗龙斯基面前去。

    “我真高兴！”他说，紧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

    “您照顾他吧，”联队长指着弗龙斯基对亚什温叫了一声，就走到下面兵士们那里去了。

    “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看赛马？我原来希望在那里看到你的，”弗龙斯基说，打量着谢尔普霍夫斯科伊。

    “我去了，但是迟到了，对不起！”他补充说，转向副官说：“请尽这点钱平分给大家吧。”

    说着，他急忙从皮夹里取出三张一百卢布的纸币，微微涨红了脸。

    “弗龙斯基！要吃点或是喝点什么吗？”亚什温问。“喂，拿点什么来给伯爵吃！噢，来了，喝一杯吧！”

    联队长家的宴会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酒喝了不少。他们好几次把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抬起来抛到空中又接住。接着，他们又抬起联队长往上抛。随后，在歌手们面前，联队长本人和彼得里茨基跳起舞来。后来，联队长已显出疲乏不支的模样，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坐下来，开始向亚什温说明俄国比普鲁士优越，特别是在骑兵冲锋方面，于是欢闹就暂时停息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进屋里盥洗室去洗手，看见弗龙斯基在那里；弗龙斯基正在用冷水冲洗。他脱了上衣，把他那晒红的、多毛的脖颈伸在龙头下面，用双手搓擦着脖颈和头。等他洗完了，弗龙斯基就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身旁坐下。他们一同坐在盥洗室的小沙发上，开始谈起他们两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我总是从我妻子那里听到你的消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我很高兴你时常看到她。”

    “她和瓦里娅很要好，她们是彼得堡我乐于会见的唯一的女人，”弗龙斯基微笑着回答。他微笑是因为他预见到谈话趋向的题目，而他是喜欢那个题目的。

    “唯一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带着微笑反问。

    “是的，我听到你的消息，可不单是从你夫人那里，”弗龙斯基说，用脸上的严峻表情阻止对方的暗示。“我听到你的成功非常高兴，但一点也不惊奇。我期望的还要大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微一笑。显然，弗龙斯基对他这种看法使他很高兴，他不觉得有掩饰这种心情的必要。

    “相反，我原来期望的还要小呢——我坦白地承认。但是我高兴，非常高兴。我是有野心的，这是我的缺点，我承认这一点。”

    “要是你没有成功的话，你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弗龙斯基说。

    “我不这样想，”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又微笑了。“我倒不是说没有成功就不值得活下去，只觉得那会很沉闷罢了。自然我也许错了，但是我感觉得我在我所选定的活动圈内有些才能，而且任何权力只要落到我手里，总比落到我认识的许多人的手里要好一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意识到自己辉煌的成功，这样说。“因此我越接近权力，我就越觉得高兴。”

    “这在你也许是实情，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这样。我也曾那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生活着，而且觉得人不值得仅仅为此而活着。”

    “正是这话！正是这话！”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大笑着说。

    “我开始就说我听到你的事情，听到你拒绝接受……自然，我赞成你做的事。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方法。我以为你的行为本身是很对的，但是你的做法却不太妥当。”

    “事情做过就算了，你知道我做事从不翻悔。而且，我现在也还过得去。”

    “还过得去——暂时的。但是你不会这样就满足的。我对你哥哥不会说这种话。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就像我们这里的主人一样。这就是他！”他补充说，听着“乌拉！”的叫声。“他是快乐的，你可不会这样就满足的。”

    “我并没有说我这样就满足了。”

    “是的；但是不仅如此，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啊。”

    “谁需要？”

    “谁需要？社会需要，俄国需要。俄国需要人才，需要一个政党，要不然一切都成泡影。”

    “你是什么意思？说的是反对俄国共产党人的别尔捷涅夫党吗？”

    “不，”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因为猜疑他有那种荒谬的意见而恼怒了，皱起了眉头。

    “Toutcaestuneblague①。那一向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本来没有什么共产党。但是玩弄阴谋的人们总是要捏造出一个什么有害的、危险的政党。这是他们的惯技。不，需要的是有力的政党，像你我这样独立的人所组成的。”

    “但是为什么呢？”弗龙斯基举出了几个当权者的名字。

    “他们为什么不算是独立的人呢？”

    “只因为他们没有，或是生来就没有独立的财产，他们没有门第，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出生在和太阳接近的世界。他们是可以用金钱或恩惠收买的。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只好想出一种政策。于是他们想出一种什么花样，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有害无益的政策，而那整个的政策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谋得高官厚禄的手段罢了。你且窥看一下他们的内幕，Celan’estpasplusfinqueca②。也许我不如他们，或是比他们更蠢，虽说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如他们。不管怎样说，你我有一种比他们强得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可不那么容易被人收买。而这样的人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哩。”——

    ①法语：那全是胡诌。

    ②法语：不过如此而已。

    弗龙斯基用心地听着，但是引起他的兴味的与其说是那番话的内容，毋宁说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态度，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已在考虑和当权的人们斗争，在那权力的领域里已有了他的好恶，而弗龙斯基自己对于权力的兴味却没有超出他的联队以外。弗龙斯基还感觉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以他那思考和理解事物的显著的能力，以他那在他所处的社会里实不多见的聪明和口才，将会成为一位多么有力的人物。他有点嫉妒起来了，虽然他觉得有那种情感是可耻的。

    “但是我在这方面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他回答说，“我没有权力的欲望。我曾经有过，但是过去了。”

    “对不起，这不是真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笑着说。

    “是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说句老实话，至少现在是这样！”弗龙斯基补充说。

    “是的，现在这是真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现在是不会持久的啊。”

    “也许，”弗龙斯基回答说。

    “你说也许，”谢尔普霍夫斯利伊继续说，好像猜着了他的心思一样，“但是我却要说一定。我之所以想要见你也就是为了这缘故。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我是理解的，但是你却不能总是这样。我只请求你给我carteblanche①。我并不是要来保护你……但是，说起来，我为什么不能保护你呢？你曾经庇护过我那么多次！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超过这个。是的，”他说，像女人一样温柔地对他微笑着。“给我carteblanche，退出联队，我会让人觉察不出地把你提升。”——

    ①法语：全权委托书。

    “但是你要明白我什么都不需要，”弗龙斯基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立起身来，面对着他站着。

    “你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我懂得这意思。但是你听我说：我们是同样年纪，你认识的女人恐怕要比我多得多。”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微笑和姿势告诉弗龙斯基不用惧怕，他会很斯文地、细心地去触那痛处的。“但是我是结过婚的人，相信我吧，正像什么人所说的那样，只要了解了你所爱的妻子，你就会比认识一千个女人的人更了解所有的女人。”

    “我们马上就来了！”弗龙斯基对一个向房间里张望的士官叫道，那士官是来唤他们到联队长那里去的。

    弗龙斯基现在想听到底，听听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究竟会对他说些什么话。

    “这就是我对你说出的意见。女人是男子前程上的一个大障碍。爱上一个女人，再要有所作为就很难了。要轻松自在地爱一个女人，不受一点阻碍，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我怎样对你表达我的意思呢？”欢喜打比喻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等一等，等一等！对啦，正好像你要拿着fardeau①，同时又要用两只手做事，那就只有把fardeau系在背上的时候才有可能，而那就是结婚。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感觉到的。我的两只手突然腾出来了。但拖着fardeau而不结婚，你的手就会老给占着，你再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了。看看马赞科夫吧，看看克鲁波夫吧！他们都是为了女人的缘故把自己的前途毁了。”——

    ①法语：包袱。

    “什么样的女人啊！”弗龙斯基说，想起他提到的这两个人所勾搭上的法国妇人和女演员。

    “女人在社交界的地位越稳固，那就越糟。那就好像不单是用你的手拿着fardeau，而且要从什么人手里把它夺过来。”

    “你没有恋爱过，”弗龙斯基低声说，望着前方，想着安娜。

    “也许是的。但是你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而且还有一点，女人是比男人更实际的。我们由于恋爱创造出伟大的事业，但她们却总是terre－à－terre①。”——

    ①法语：讲求实际。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他对走进来的仆人说。但是仆人并不像他所猜想的那样又来叫他们的。仆人把一封信递给了弗龙斯基。

    “是你的仆人从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里带来的。”

    弗龙斯基拆开信，涨红了脸。

    “我的头痛起来了，我要回去，”他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呀，那么再见！你给我carteblanche吗？”

    “我们以后再谈吧，我到彼得堡再来看你。”

    二十二

    已经快六点钟了，为了及时赶到那里，同时又为了不用大家都认得的他自己那辆马车，弗龙斯基坐上亚什温的出租马车，吩咐马车夫尽量快跑。这是一辆宽敞的、旧式的、有四个座位的马车。他坐在角落里，两腿伸到前排的座位上，凝思起来。

    模糊地意识到他的事务已弄得有条不紊，模糊地回想起认为他是有用之才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友情和夸奖，特别是期待眼前的幽会——这一切融成了一股生命的欢乐感觉。这感觉是这样强烈，使他不由得微笑了。他放下两腿，把一只腿架在另一只的膝头上，用手按住，抚摸了一下他昨天堕马时微微擦伤了的小腿的富于弹性的筋肉，于是向后一仰，他深深地舒了好几口气。

    “好，很好！”他自言自语。他以前对自己的身体也常常体验到喜悦之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他自己和他的身体。他愉快地感觉着他的强壮的腿里的轻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觉着在他呼吸的时候他的胸脯筋肉的运动。晴朗的、带着凉意的八月天，那使安娜感到那么绝望的，却使他感到心旷神怡，使他那由于用冷水冲洗过还在发热的脸和脖颈都感到凉爽了。他胡髭上的润发油的香气在新鲜空气中使他觉得特别好闻。他从马车窗口眺望到的一切，在清澈的冷空气里的一切，映在落日的淡淡余晖里，就像他自己一样清新、快乐和壮健。在夕阳的斜照里闪烁着的家家户户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鲜明的轮廓，偶尔遇见的行人和马车的姿影，一片静止的青草和绿树，种着马铃薯的畦沟匀整的田亩，以及房子、树木、丛林，甚至马铃薯田埂投下的斜斜的阴影——这一切都是明朗的，像一幅刚刚画好、涂上油彩的美丽的风景画一样。

    “快点，快点！”他对马车夫说，把头伸到窗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在车夫回过头来的时候放在他的手里。马车夫的手在灯旁摸索什么东西，鞭子突然响起来，马车迅速地沿着平坦的大路行驶起来。

    “除了这种幸福以外，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想，凝视着车窗之间的铃钮，一心回想着他最近一次看见的安娜的模样。“我越来越爱她了。这就是弗列达别墅的花园。她在哪里呢？在哪里呢？怎么回事？她为什么指定这个地方和我会面，她为什么在贝特西的信里附上一笔呢？”他想，现在才第一次觉得诧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思索的余暇了。还没有到林荫路之前，他就叫马车夫停下，打开车门，在马车还在滚动着的时候就跳下来，走进直通房子的林荫路。林荫路上没有一个人；但是向右手一望，他看到了她。她的脸给面纱掩蔽着，但是他用欢喜的眼光拥抱了她所独有的那种特殊步态、肩膊的斜度和头的姿势，立刻像有一股电流通过他的全身。他又以新的力量从他两腿的富于弹力的动作到呼吸时的肺部运动意识到他自己的存在，好像有什么东西使他的嘴唇抽搐起来。

    走到他面前去，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请你来，你不生气吗？我非得见见你不可呢，”她说；他在她的面纱下看到的她的嘴唇的严肃庄重的线条，立刻使他的心情改变了。

    “我，生气！可是你怎么到这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呢？”

    “没有关系，”她说，挽住他的胳膊，“一道走走吧，我要和你谈谈哩。”

    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幽会不会是欢乐的。在她面前，他没有了自己的意志：还不知道她的忧愁的原因，他就已经感到那忧愁不知不觉地感染上他了。

    “什么事？什么？”他问她，用胳膊紧挽着她的手，极力想从她的脸上看出她的心事来。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鼓起勇气来，随后突然间她停住脚步。

    “我昨天没有告诉你，”她开口说，迅速而又痛苦地呼吸着，“在我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家的路上，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告诉他我不能做他的妻子了……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他听她说着，不觉把整个身子弯向她，好像希望以此来减轻她处境的困苦。但是她一说出这话，他就蓦地挺直身子，一种高傲而严厉的表情显露在他的脸上。

    “是的，是的，这样倒更好，一千倍的好！我知道那对于你是多么痛苦，”他说。

    但是她没有听他讲的话，她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的心思。她猜想不到那种表情与弗龙斯基心中所起的第一个念头——现在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关。她心中从没有想到过决斗的念头，因此她对于这瞬息间的严厉表情作了别的解释。

    当她接到丈夫的信的时候，她就从心底知道一切都会照以前的样子继续下去，她没有毅力放弃她的地位，抛弃她的儿子，投奔到情人那里去。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度过的早晨更坚定了她这个念头。但是这次幽会对于她还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她希望这次幽会能改变她的处境，能拯救她。要是一听到这消息，他就坚决地、热情地、没有片刻踌躇地对她说：“抛弃一切，跟我一道走吧！”她是会丢弃她的儿子，和他一道走掉的。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在他身上激起她所期待的变化：他只是好像感到受了什么侮辱的样子。

    “这在我一点也不痛苦。这是自然而然的，”她激怒地说。

    “你看……”她从手套里掏出她丈夫的信来。

    “我明白，我明白，”他打断她，接过那封信，却没有看，竭力想要安慰她。“我只渴望一件事，我只祈求一件事，就是了结这个处境，好让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的幸福。”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她说。“难道我会怀疑吗？假使我怀疑……”

    “谁来了？”弗龙斯基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个妇人突然说。

    “也许她们认识我们呢！”说着，他迅速地拉着她一道转进一条小路去。

    “啊，我才不在乎哩！”她说。她的嘴唇颤抖着。他感到好像她的眼睛从面纱下面含着异样的愤慨望着他。“我告诉你，问题不在那儿，我不会怀疑这个的；但是你看他给我写些什么话吧。看看吧。”她又站住了。

    正像在听到她和她丈夫决裂的最初那一瞬间一样，弗龙斯基读着信的时候，又不知不觉地沉入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触中，那种感触是由于他自己和那个受到侮辱的丈夫的关系在他心中引起的。现在，他把信拿在手里，他不禁想像着大概他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在家里看到的挑战书，和决斗时他自己向空中放了一枪之后，脸上带着像现在一样的冷冷的傲慢表情，等待着被侮辱的丈夫的枪弹时那决斗的情景。这时候，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刚刚对他所说的话，以及他自己早晨所起的念头——还是不要束缚住自己的好——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他知道这个念头是不能够对她说的。

    看了信，他抬起眼睛望着她，在他的目光里没有坚定的神色。她立刻明白他自己早就想过这事。她知道不论他对她怎样说，他都不会把他心里的话通通说出来。她知道她最后的一线希望落了空。这不是她所期待的结果。

    “你看他是怎样一种人！”她带着颤栗的声调说。“他……”

    “原谅我，但是这样我倒觉得很快活。”弗龙斯基插嘴说。

    “看在上帝面上，请让我说完吧！”他补充说，他的眼睛恳求她给他解释这句话的时间。“我觉得很快活，是因为事情决不会，决不会像他所想的那样照旧继续下去。”

    “为什么不会？”安娜说，她忍住眼泪，而且显然已不重视他所说的话了。她感到她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弗龙斯基本来想要说在决斗——他以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了——之后，事情就不能够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了，但是他却说了别的话。

    “这不能够继续下去。我希望你现在离开他。我希望……”他感到惶惑，涨红了脸，“希望你让我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开口说。

    她没有让他说下去。南回归线

    “但是我的儿子呢？”她叫了一声。“你看见他信上写的话吗？一定要我离开我的儿子，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那样做。”

    “但是，为上帝的缘故，哪一样好些呢？——离开你的儿子呢，还是继续在这种屈辱的处境中过下去？”

    “对谁说来是屈辱的？”

    “对于大家，尤其是对于你。”

    “你说这是屈辱的！……请不要这样说吧。这样的话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她颤声地说。现在她不愿意他说假话。她剩下的只有他的爱，而她也要爱他。“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有了它，我就感到自己这样高尚，这样坚强，什么事对于我都不会是屈辱的。我为我的处境而感到自豪，就因为……我自豪……自豪……”她说不出引以自豪的东西来。羞耻和绝望的眼泪哽住了她。她停住脚步，蓦地呜咽起来。

    他也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使鼻子发酸，他生平第一次要想哭出来。他说不出是什么那么感动了他；他为她难过，而且感觉到爱莫能助，同时他也知道他就是她不幸的原因，是他做了错事。

    “离婚不行吗？”他无力地问。她默默地摇摇头，没有回答。“带了你的儿子一道离开他也不行吗？”

    “是的，但是一切都要看他怎样。现在我就得回到他那里去，”她冷冷地说。她预感到一切都会照旧，这种预感并没有欺骗她。

    “星期二我就回彼得堡去，一切都会解决的。”

    “是的，”她说，“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吧。”

    安娜打发走了马车，吩咐再到弗列达花园门前来接她，现在马车已经来了，安娜告别了弗龙斯基，就回家去了。

    二十三

    星期一，是六月二日委员会的例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会议室，照例向议员和议长打了招呼，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把手放在摆在他面前的文件上。在这些文件里有必要的证据和他预备发表的演讲提纲。但是实际上他并不需要这些文件。一切他都记得，他觉得不必要在他记忆里再三再西地重温他要说的话。他知道，到了时候，当他看见他的政敌面对着他，而且徒然想装出一副冷淡的表情的时候，他的演说就会比他现在能够准备的还要好地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他觉得他的演说的内容是这样重要，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同时，在他听照例的报告的时候，他流露出一种最天真、最平和的态度。看见他那青筋累累、指头很长的白净的双手，那么安闲地抚摸着放在面前的白纸的两端，看见他的头垂到一边那种疲倦的神情，谁都不会猜到几分钟之内从他的嘴里就会吐出的滔滔的言辞，那将卷起可怕的风暴，使得议员们叫嚷和对骂，使得议长不得不起来维持秩序。报告完了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他那平静而尖细的声音宣告，关于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他有几点意见向大家申述，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他身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清了清喉咙，不望着他的政敌，只像他平常演说的时候一样，选中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人，一个在委员会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安静的身材矮小的老人作为他的视线的对象，就开始陈述他的意见。当他说到基本组织法的时候，他的反对者跳了起来，开始抗议。同样也是委员会的一员，同样被触怒了的斯特列莫夫开始辩解，会议简直变得狂风暴雨一般了；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胜利了，他的提议被接受了；任命了三个新的委员会，第二天，在彼得堡某些社交团体中，就会专门谈论这一次的会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成功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大。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醒来的时候，怀着愉快的心情想起了昨天的胜利，当他部里的秘书长为了要奉承他，把他听到的有关委员会上发生的事情的传闻告诉他的时候，他虽然竭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笑。

    和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指定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回来的日子，因此当一个仆人走来报告她来到的时候，他感到吃惊，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快之感。

    安娜一大早就到了彼得堡；依照她的电报，派了马车去接她，因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应该知道她的到来。但是当她到了的时候，他却没有出来迎接她。她听说他还没有出去，正和他的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她差人告诉她丈夫她已经到了，随即走进了她自己的房间，一面着手检点行李，一面期待着他来。但是一点钟过去了，他还没有来。她借口吩咐什么事走进餐室，故意大声说话，期望他走到那里来；但是，他没有出来，虽然她听到他送他的秘书长的时候走到了书房门口。她知道他照例很快就要去办公，她想要在他出去之前看到他，以便确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她走过大厅，坚决地向他那里走去。当她走进他的书房的时候，他显然是快要出门的样子，穿着制服，坐在一张小桌旁，把胳臂肘搁在桌上，忧郁地凝视着前方。他还没有看到她，她就先看到了他，而且她看出来他是在考虑她的事。

    一看到她，他本来想站起来，但是又改变了主意，随即他的脸突然红了……这是安娜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而后他迅速地站了起来，走去迎接她。他没有看她的眼睛，却看着她眼睛上面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请她坐下。

    “您回来了，我非常高兴，”他说，坐到她的旁边，显然想说什么话，但是口吃起来。他好几次想说，但都停止了。尽管她准备和他会面时曾告诫自己要轻蔑他，责备他，她还是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才好，而且她可怜起他来了。这样，沉默继续了一些时候。“谢廖沙很好吗？”他说，没有等待回答，他又补充说：“我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立刻就要出去。”

    “我本来想到莫斯科去的，”她说。

    “不，您回来做得非常、非常对，”他说着，又沉默了。

    看着他没有力量开口，她自己开口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凝视着他说，并没有在他望着她的头发那种凝神注视下垂下眼睛。“我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一个坏女人，但是我还和以前一样，和我告诉您的时候一样，我现在来就是要告诉您，我不能够有什么改变。”

    “我并没有问您这件事，”他说，突然坚决而又怀着憎恨地望着她的眼睛。“我料到会这样的。”在愤怒的影响之下，他显然又完全恢复了镇静。“但是像我当时对您说过，并且在给您的信上写过的一样，”他用尖细刺耳的声调说，“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事。我可以不闻不问。并不是所有的妻子都像您这么善良，要这样急急地把这种·愉·快·的消息告诉她们的丈夫。”他特别着重说“愉快的”这个字眼。

    “社会上不知道这事的时候，我的名字没有遭到污辱的时候，我可以不闻不问。因此，我只是警告您，我们的关系还要和以前一样，但要是您·损·害自己的名誉的时候，我就会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

    “但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够和以前一样了，”安娜带着胆怯的声调说，开始惊惶地望着他。

    当她又看到他那种镇静的态度，听到那种刺耳的、孩子一样的讥讽的声调时，她对他的嫌恶就消除了她刚才对他的怜悯，她只觉得恐惧，但是无论如何，她要弄清楚她的处境。

    “我不能够做您的妻子了，我既已……”她开口说。

    他发出冷酷的恶意的笑声。

    “想必您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了您的思想。我那么尊敬您或者说轻蔑您，或是两样都有……我尊敬您的过去，轻蔑您的现在……您对于我的话所作的解释和我的原意相差很远。”

    安娜叹息了一声，低下了头。

    “但是我的确不能理解，以您所具有的独立精神，”他继续说，激昂起来了，“竟然对您的丈夫直言不讳地宣告您的不贞，而且不觉得这有什么该受谴责的地方，好像您觉得对您丈夫履行妻子的义务倒是该受谴责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要我怎样？

    “我要求的是，我不要在这里见到那个人，您的一举一动都要做到·不·让·社·会·上·和·仆·人·们责难您……不要去看他。这个要求，我想并不过分。而且这么一来，您没有尽为妻的义务却可以享受忠实妻子的一切权利。这是我要对您说的所有的话。现在我该走了。我不在家里吃饭。”

    他站了起来，向门边走去。安娜也站了起来。他默默地点着头，让她先走。

    二十四

    列文在草堆上度过的一夜，对他并不是虚度过去的。他的农业经营使他厌烦，使他丝毫不感兴趣了。虽然今年丰收，但是像今年这样，遇到这么多的挫折，在他和农民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争吵，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从来没有过的；而造成这些失败和敌意的原因，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他在劳动本身上体验到的快乐，由于劳动而和农民的接近，他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所感到的羡慕，他想要过那种生活的愿望——那愿望在那天晚上对于他已经不是梦想，而是真正的目的，他已仔细考虑了达到那目的的办法——这一切大大改变了他对于他所经营的农事的看法，使他再也不能够对它像以前那样感兴趣了，而且不能不看到作为这一切的基础的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不愉快的关系。一群像帕瓦那样的良种母牛，全部用很好的犁耕过的土地，九块用篱笆围着的平坦的耕地，九十亩施足了肥的田地，各式条播机，以及其他等等——假如这劳动只是由他自己，或者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们——同情他的人们所共同完成的，这一切就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看得很清楚（他正在写的一本关于农业的著作，说明农业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这对于他大有帮助），他所经营的这种农业不过是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一场残酷的、顽强的斗争，在这斗争中，一方面，在他这方面，是不断的竭尽全力，要把一切都做到十全十美的理想境地，在另外一方面，则是一切听其自然。而且在这场斗争中，他看出了尽管他这方面如何紧张，而另一方面却是毫不努力或者甚至毫无目的，而得到的唯一结果是，工作进行得使任何一方都不满意，而很好的农具、很好的家畜和土地，对谁都没有益处地白白糟蹋了。主要的是，花在这种事业上的精力还不只是徒劳无益，现在，这种事业的意义他既已明了，他就不能不感到连他浪费的精力的目的也都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斗争是为了什么呢？他努力争取自己的每一个小钱（而他不得不这样，因为他只要稍许放松一点，他就会没有钱去偿付劳动者的工资），而他们却只坚持要轻松愉快地干活，那就是说，照他们平常一样地劳动。为了他的利益，每个劳动者都应该尽量辛勤地劳动，而且劳动的时候，应该步步留神，竭力不要把簸谷机、马耙、打谷机弄坏，应该留神自己干的活儿。劳动者需要的则是尽可能快乐地、常常休息地、特别是漫不经心地、无忧无虑地劳动。这个夏天，列文随时都看到这一点。他派人去割苜蓿做干草，他选定了长满了杂草和莠草的、不能留种的最坏的田地让给他们去刈割，一次又一次地，他们尽割最好的苜蓿地，他们辩解说是管家要他们这样做的，而且说这会制成很出色的干草，这样来安慰他；但是他知道这只是由于那些地比较容易刈割的缘故。他派去了一架翻草机，翻了不到几行就坏了，因为坐在驾驶座位上，听着巨大的机翼在头上舞动，农民觉得很沉闷。而他们告诉他：“不要担心，老爷，女人们马上就会把草翻好的。”几张犁实际上不能用了，因为农民在掉转犁头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要把犁头提起，他使劲地把犁头扭转过去，折磨着马匹，毁坏了地面，而他们却要求列文不用担心。马自由自在地闯进了小麦田，原因是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做守夜人，虽然命令不要这样做，农民们还是坚决主张轮流守夜，而万卡，在劳动了整整一晚之后，睡着了，为了他的过失，他很后悔，说道：“随您怎样处置我吧，老爷。”由于把牛放牧到再生的苜蓿地里，又不给牛水喝，他们糟蹋死了三头最好的小牛，而且怎样也不相信，牛是吃多了苜蓿死的。为了安慰他，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位邻人三天里损失了一百十二头家畜。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谁对列文或者对他的农场怀着恶意；相反地，他知道他们都欢喜他，把他当做一位朴实的老爷（他们的最高的赞辞）；但是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只是因为他们老想快乐地、无忧无虑地干活，而他的利益不仅与他们无关，难于为他们理解，而且是注定和他们的正当要求相抵触的。老早以前，列文就已不满意自己对农事的态度。他看到他的小舟有了漏洞，但是也许是要故意欺骗自己吧，他并没有找到而且也不去寻找那漏洞，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他所经营的农业，对于他不仅没有了吸引力，而且使他觉得讨厌了，他对它已不再感到兴趣。

    现在又加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正在离他仅仅三十里的地方，他想要和她见面，却又不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奥布隆斯卡娅，在他拜访她的时候曾经劝他再来，来向她妹妹重新求婚，而且她意思之间好像现在她妹妹一定会接受他的要求。列文自己在看到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的时候，也感到他爱着她；但是知道她在奥布隆斯基家里的时候他却不能到那里去。他向她求过婚，而她拒绝了他，这件事，就在她和他之间设下了一道难于逾越的障碍。“我不能够仅仅因为她不能够做她所爱慕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自言自语，想到这个就使他对她感到冷淡和敌意。“我和她说话不可能不带责备的意思；我看到她不由得会怨恨；她也只会更加憎恶我，这是一定的。而且，现在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说了那些话以后，我怎么能够去看她们呢？难道我能不表示我明白了她告诉我的话吗？而我要宽宏大量地饶恕她，可怜她！我要在她面前扮演一个饶恕她、把我的爱情赏赐给她的角色！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什么告诉我那些话呢？也许我可以偶然会见她，这样一来，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借一副马鞍给基蒂用。“人家告诉我，您有一副女用的马鞍，”她信上写着。“我希望您亲自给我们送来。”

    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一个聪明体贴的女人怎么可以使她妹妹处于这样一种屈辱的境地呢！他写了十次字条，都撕了，就把马鞍送了去，没有附回信。回信说他会去不行，因为他不能去；说他因事不能抽身，或是他要离开这里了，所以不能来，那就更糟。他没有回信，而且带着一种好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一样的心情，把马鞍送去了；他把他感到厌烦的一切农事交给了管家，第二天，他就出发到一个遥远的县里去看望他的友人斯维亚日斯基，这位友人的邻近有许多极好的松鸡出没的沼泽，他最近还来过信，要求他履行到他家里去小住的诺言。在苏罗夫斯克县有松鸡出没的沼泽，早就吸引了列文，但是由于田庄上的事务缠身，他一直拖延着没去拜访。现在他很高兴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邻近，主要是摆脱农事，尤其高兴的是去打猎，那在他烦恼的时候常常成为他最好的安慰。

    二十五

    去苏罗夫斯克县，没有铁路，也没有驿马，于是列文就乘他自己的旧式四轮马车去了。

    在半路上，他为了喂马，停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一位长着浓密的、在两颊上变花白了的红颊须，秃头，满面红光的老人打开大门，把身子紧贴在门柱上，让三驾马车通过去。老人指点马车夫到院子里一间披屋里去，——那院子是新修的，宽大、干净而又整齐，院里摆着一些烧焦了的木犁，——然后请列文走进客房。一个赤脚穿着套鞋、服装清洁的少妇正在擦洗新门廊的地板。她被跟在列文后面跑进来的狗吓了一跳，发出一声尖叫，但是当她听说狗不会咬人的时候，她立刻就因为自己的惊惶失措而发笑起来。用她裸露的手臂把通到正房的门指给列文，她又弯下腰去，掩藏起她的美丽的脸，继续擦洗着。

    “您要茶炊吗？”她问。

    “好的，麻烦你了。”

    正房很宽敞，有一个荷兰式火炉，一个隔扇。在圣像下面摆着一张绘着花样的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靠近门口，有一个摆满了杯盘的食器橱。百叶窗关上了，苍蝇很少，房间是这样清洁，使得列文很担心那一路跑来、而且在泥水里洗过澡的拉斯卡会弄脏地板，他吩咐它在门边角落里卧下。在正房里环视了一遍之后，列文走到后院里去了。穿套鞋的漂亮的少妇挑着两只摇晃着的空桶，在他前面跑到井边去打水。

    “快一些，我的姑娘！”老人愉快地向她叫着，而后走到列文面前。“哦，老爷，你是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的吗？那位老爷也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把胳膊肘支在台阶的栏杆上，开始闲谈起来。

    在老人正谈到他和斯维亚日斯基的交情时，大门又轧轧地响了，干活的人们曳着木犁和耙从田间走进院子。套在犁和耙上的马匹又光泽又肥壮。干活的人们显然是这一家的人；两个穿印花布衬衫、戴便帽的年轻人，其他两个是雇工，都穿着麻布衬衫，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年轻人。老人从台阶走下，走到马匹前面，开始卸马。

    “他们犁什么田？”列文问。北回归线

    “在犁马铃薯田。我们也租了一小块地哩。费多特，不要牵出那匹阉马，把它牵到马槽那里去吧，我们把另外一匹套上。”

    “啊，爹，我要的犁头拿来了吗？”那高大健壮的汉子问，他显然是老人的儿子。

    “在那里……在门廊里，”老人一面回答，一面把他解下的缰绳缠绕起来，投在地上。“趁他们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把犁弄好。”

    漂亮的少妇肩上挑着满满两桶水走进了门廊。更多的女人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年轻美貌的、中年的、又老又丑的、带小孩的和没有带小孩的。

    茶炊开始发出咝咝的响声；雇工们和家里的人安顿好马匹，进来吃饭了。列文从马车里取出食物来，请老人和他一道喝茶。

    “哦，我今天已经喝过了，”老人说，显然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是再陪您喝一杯吧。”

    喝茶的时候，列文探听到老人农庄上的全部历史。十年前，老人从一位女地主手里租了一百二十亩地，去年干脆就买了下来，另外还从邻近一位地主手里租了三百亩地。他把一小部分土地——最坏的部分——租了出去，自己全家和两个雇工种了四十亩地。老人诉说他境况不佳。但是列文明白，他这样抱怨，不过是出于礼貌的关系，而他的农场的状况是繁荣的。要是他的境况真不好，他就不会以一百零五卢布一亩的价钱买进土地，他就不会给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都娶了亲，也不会遭了两次火灾以后重新修建房屋，而且建筑得越来越好了。不管老人怎样诉苦，但是显然他是在夸耀，合乎情理地夸耀他的富裕，夸耀他的儿子们、他的侄儿、他的媳妇们、他的马匹和母牛，特别是夸耀他把这一切农事经营得很好。从他和老人的谈话中，列文看出来他也并不反对新式方法。他种了许多马铃薯，而他的马铃薯，像列文坐车走过的时候所看到的，已经开过了花，正在结果，而列文的却刚刚开花。他用一架从邻近一位地主那里借来的新式步犁来耕马铃薯地。他种了小麦。在筛黑麦的时候，老人把筛下的麦屑留着喂马，这件细小的事特别打动了列文。多少次列文眼看着这种很好的饲料被糟蹋了，竭力收集起来，但总是不可能。这位农民却办到了，他对于用这个来做家畜饲料，真是不胜赞赏。

    “娘儿们做什么呢？她们把它包好送到路边，大车就把它运走了。”

    “哦，我们地主拿雇工真是没有办法哩，”列文说，一边递给他一杯茶。

    “谢谢你，”老人说，接了茶杯，但是指着他咬剩的一块糖，①他谢绝了再在茶里加糖。“你怎么可以靠雇工干活呢？”他说；“那简直是糟透了！比方，看斯维亚日斯基家吧，我们知道他的土地是怎样的土地——黑得像罂粟籽，但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收获。照顾不够——就是这样！”——

    ①俄国农民为了节约，轻易不在茶里放糖，而只拿着一块糖，一边喝茶，一边嚼着。

    “但是你不也是用雇工耕种土地吗？”

    “我们干的是农活儿。一切事情我们都亲自动手。要是雇工不中用，他可以走；而我们可以亲自来做。”

    “爹，费诺根要一点柏油。”穿套鞋的少妇走进来说。

    “就是这么回事，老爷！”老人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一连在自己身上画了好几次十字，他向列文道了谢，就走出去了。

    当列文走进厨房去叫他的马车夫的时候，他看见全家都在吃饭。女人们站在那里侍候他们。年轻力壮的儿子口里含满麦粥正在说什么笑话，他们都在笑，正在把菜汤倒在碗里的、穿套鞋的少妇笑得最快活。

    这个农家给列文一种幸福的印象，这同那位穿套鞋的少妇的美丽的面孔大概很有关系；这个印象是这样强烈，使列文永远不能忘记。从老农民的家到斯维亚日斯基家的路上，他尽在回想着这个农家，好像在那印象里面有什么东西特别引起他注意似的。

    二十六

    斯维亚日斯基是他那一县的贵族长。他比列文大五岁，而且早结了婚。他的姨妹，列文非常喜欢的一个少女，住在他家里。列文知道斯维亚日斯基夫妇非常希望这个姑娘和他结婚。他确切地知道这个，正像所谓合格的年轻人一样地知道，虽然他决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事；并且他也知道，虽然他很想结婚，虽然无论从哪方面看来，这位极有魅力的少女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妻子，但是他要和她结婚，纵令他没有爱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也还是和飞上天一样不可能。意识到这点，他希望由访问斯维亚日斯基而得到的快乐就减色了。

    在接到斯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的时候，列文立刻想到了这点；虽然如此，他还是断定，以为斯维亚日斯基对他有这种意思，不过是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猜想，因此他还是要去。况且，在内心里，他想考验一下自己，再估量一下自己对这个少女的感情。斯维亚日斯基的家庭生活是极为愉快的，而斯维亚日斯基本人，是列文所认识的地方活动家的模范人物，而且他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斯维亚日斯基是那种经常使列文惊奇的人们之一，那些人的见解虽然不是独创的，却是合乎逻辑的，独自发展的，而他们的生活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与他们的见解大相径庭，而且差不多总是背道而驰。斯维亚日斯基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蔑视贵族而且相信大多数贵族暗地里都拥护农奴制，仅仅由于胆怯才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出来。他把俄国看成像土耳其一样衰亡的国家，而且他把俄国政府看得那样坏，以致他觉得不值得认真地去批评它的作为；但他却仍然是那个政府的官吏，而且是一位模范的贵族长，当他乘车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戴着缀着帽章和红帽箍的制帽。他认为人类的生活只有在国外才勉强过得去，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出国；同时，他也在俄国实行一种复杂的、改良的农业经营方法，而且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和了解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认为俄国农民是处在从猿到人的进化阶段，同时，在县议会上，没有人比他更愿意和农民握手，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又非常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和维持他们的收入的问题，而且特别尽力保存他村里的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站在极端派一方面，主张妇女绝对自由，特别主张她们拥有劳动权利；但是他和他的妻子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他们那恩爱的、没有小孩的家庭生活使得谁都羡慕，而且他这样安顿他妻子的生活，使得她除了和她丈夫共同努力尽可能地过得快乐和舒适以外，她什么也不做，而且什么也不能做。

    要是列文没有往好里想人的特性的话，那么斯维亚日斯基的性格是不会使他感到大惑不解或疑问的。他会对他自己说：“不是傻子就是坏蛋，”而一切就都明明白白的了。但是他不能说他是傻子，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不仅是个聪明人，而且是教养很高，又十分朴实的人，没有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但是除非万不得已，他决不炫耀他的学识。列文更不能说他是坏蛋，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一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他愉快地、热心地、不屈不挠地干着他的工作；他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尊敬，而且的确从来没有蓄意做过，而且也决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竭力想理解他，却又理解不了，他看待他和他的生活，始终像看待一个真正的谜一般。

    列文和他非常要好，因此列文常常大胆地去试探斯维亚日斯基，竭力想要寻究出他的人生观的根底；但却总是徒劳。每当列文竭力想从那向所有人都敞开着的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的接待室再深入一步的时候，他总看到斯维亚日斯基显得有点狼狈。他脸上显出隐约可辨的惊慌神色，好像他害怕列文会看破他，于是他就愉快地婉言拒绝。

    现在，在列文对于农事感到失望以后，他特别高兴到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且不说看见这一对待在舒适的安乐窝里、对己对人都心满意足的幸福夫妇，总给与列文一种愉快的感觉，现在正当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这样不满的时候，他就更渴望找到使斯维亚日斯基这样开朗、干脆和愉快的秘诀。此外，列文还知道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他会遇到许多邻近的地主，现在听听和谈谈关于收成、雇农的工资等等农事上的话题，对于他是特别饶有兴趣的，他知道这种谈话照例被认为是非常庸俗的，但是现在在他看来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也许这在农奴制时代并不重要，在英国也不重要。在那两种情况下，农业的条件已经确定了；但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已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条件会采取怎样一种形式的问题，倒是俄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列文想着。

    结果打猎并不像列文预期的那样好。沼泽干了，而且差不多完全没有松鸡。他到处走了一整天，仅仅打到三只，但是另一方面，正像他平常打猎回来一样，他带回来旺盛的胃口、愉快的心情和那种总是伴随着剧烈的体力运动而来的兴奋的精神状态。在打猎当中，当他好像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忽然回想起那位老人和他的家庭，他们留下的印象好像不仅要求他注意，而且要求他解决好像和他有关的什么问题。

    傍晚喝茶的时候，座上有两个为了监护权的事情而来的地主，于是列文所期望的有趣的谈话开始了。

    列文坐在茶桌旁的主妇旁边，他不得不同她和正坐在他对面的她的妹妹谈话。斯维亚日斯基夫人是一位圆脸、金发、娇小、面带笑容和酒靥的女人。列文竭力想通过她找到解决她丈夫在他心中引起的重大疑团；但是他没有充分思索的自由了，因为他感到非常局促不安。这种局促不安是因为那位姨妹正坐在他对面，身穿一件领口开成四方形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胸脯，列文简直觉得她是特意为他穿的。虽然她的胸脯是这样白，或者正因为这样白的缘故，这个四方形使列文失掉了思想的自由。他想像，也许是想像错了，这个领口是特意为他开的，他感到他没有权利看它，于是竭力不去看它；但是他又感到领口开成这样，仿佛是他的过错似的。列文感到好像他欺骗了谁，好像他必须有所说明，但又不能说明，因此他不断地涨红了脸，局促不安。他的不安也传染给美丽的姨妹了。但是主妇却装做没有注意的模样，尽在故意地引她参加谈话。

    “您说，”她接着已经开始的话题说下去，“我丈夫对于俄国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在国外固然很快活，但是并不像他在这里一样。在这里，他感到他适得其所，他有许多事要做，他具有对一切都感到兴趣的才能。啊，您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学校吧？”

    “我看见了……是那所长满常春藤的小房子，是不是？”

    “是的，那是娜斯佳的工作，”她指着她的妹妹说。

    “您自己在那里教书吗？”列文问，竭力想忽视她的裸露的脖颈，但是感觉到他无论望着哪个方向，他都看得见它。

    “是的，我自己在那里教过书，而且还在教，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第一流的女教师。我们已经开始做体操了。”

    “不，谢谢您，茶不要了。”列文说，虽然意识到这样做是无礼的，但却不能继续谈下去，他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谈有趣的事哩，”他补充说，就走到斯维亚日斯基和邻近的两位绅士坐的那张桌子的另一端。斯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只胳膊搁在桌上，一只手转动着杯子，用另一只手捻拢胡须，把它送到鼻边，然后又让它垂下，好像他在嗅它一样。他的明亮的黑眼睛直盯着那位留着灰色胡髭的兴奋的地主，显然他觉得他的话很有趣。那地主正在抱怨农民，列文看得很明白：斯维亚日斯基本来知道怎样驳斥这位地主的抱怨，他可以立刻粉碎对方的整个论点，不过处在他的地位上，他不能够把这样的回答说出来，于是不无乐趣地倾听着地主的可笑的谈话。

    这位留灰色胡髭的地主显然是一个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一个终生住在乡下的热心的农业家。列文在他的服装上，在他那显然是不常穿的旧式的穿旧的外衣上，在他那精明的、愁闷的眼神里，在他那条理分明、流利的俄语上，在他那久而久之形成习惯的专横的语调上，以及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旧的订婚戒指的、被太阳晒黑了的粗大通红的手的坚决的动作上，看到了这种种特征。

    二十七

    “只要我舍得把已经开办的事情……已经花了那么多气力的事情……全部抛弃的话，我真愿意把一切抛弃，卖掉，然后像尼古拉·伊万内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爱·莲·娜》去。”

    地主说，一丝愉快的微笑使他的精明的老脸容光焕发了。

    “但是您看，您还没有把它抛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其中一定有好处。”

    “唯一的好处是我住着自己的房子，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此外，人总希望农民会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相反，说起来您真不会相信——只有酗酒、淫乱！他们尽在把他们小块的土地重新分来分去，没有一匹小马或一只小牛的影子。农民在饿死，但是去请他做雇工吧，他会竭力跟您捣乱，结果还到调解法官面前去告您。”

    “但是您也可以到调解法官那里去控告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控告？我才不干呢！那只会惹出许多是非，叫人后悔莫及。譬如，在工厂里，他们预支了工钱，就逃走了。调解法官拿他们怎么办？还不是宣告他们无罪。只有地方裁判所和村长维持着一切。他们按旧式方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那就只有抛弃一切！逃到天涯海角去的一法了！”

    很明显的，地主是在嘲弄斯维亚日斯基，但是斯维亚日斯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

    “但是您看，我们管理我们的土地并没有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列文，我，还有他。”

    他指着另外那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事业在进展，但是问问他是怎样个情形吧？您说那是合理的方式吗？”地主说，显然是在炫耀“合理的”这个字眼。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谢谢上帝。我的经营方式就是准备好秋天纳税的款子。农民们跑到我面前来说：‘亲爷爷，好主人，帮助帮助我们吧！’哦，农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可怜他们。所以，我替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的税款，却说道：‘记着，孩子们，我帮助了你们，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得帮助我——不管是种燕麦的时候，或是割草的时候，或是收获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讲好每一家纳税人干多少活——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可靠的人，这是真的。”

    早已熟悉了这种家长式方法的列文，和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了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转向留着灰色胡髭的地主。

    “那么您以为怎样？”他问，“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经营呢？”

    “哦，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一样经营：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者平分收获物或者收租金；可以这样做——不过就是这种方法使国家的总财富受到损失。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管理可以产生九分收成的土地，用收获平分制就只会有三分。

    俄国已经给农奴解放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用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列文，而且甚至对他使了一个轻微的讥讽的手势；但是列文并不觉得这位地主的话是可笑的，他对于他的话，比对于斯维亚日斯基的话了解得更清楚。灰色胡髭的地主继续说了许多话，为的要指出俄国是怎样被农奴解放毁了，这些话他甚至觉得非常正确，在他听来是很新颖的，而且是不可争辩的。这位地主无疑地说出了他个人的思想，——这是难得的事情，这种思想，并不是由于他想要替什么也不想的脑筋找点事干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在他村居的孤寂生活中冥思苦想过，而且从各方面考虑过的。

    “问题在于，您知道，一切的进步都是由于运用权力而造成的，”他说，显然想要表示他并不是没有教养的。“试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的改革吧。试看欧洲的历史吧。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比方马铃薯，就是强制地移植到我国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这也许是在封建时代输入的，但是这大概也是强制输入的。现在，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时代，在我们的农业上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改良设备：烘干机、打谷机、运肥机和一切农具——一切都是运用我们的权力输入的，农民们最初反对，后来就模仿我们。现在因为废除了农奴制，我们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我们的已经提到高水平的农业，不得不倒退到一种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就雇人劳动，您还是可以这样经营的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们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靠谁去这么经营呢？”

    “正是这样——劳动力是农业中的主要因素。”列文心里想。

    “靠雇工们。”

    “雇工不肯好好地干活，而且不肯用好农具干活。我们的雇工只会像猪一样地喝酒，而且当他喝醉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给他的工具通通毁坏掉。他把马饮伤了，弄坏很好的马具，用车轮胎去换酒喝，让铁片落到打谷机里面，把它破坏。凡是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看了就厌恶。这就是整个农业水平低落的缘故。土地荒废了，长满了莠草，或者是给农民瓜分了，本来可以收获上百万的土地，你只收到几十万；国家的财富减少了。同样一件事只要稍加考虑……”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设想的农奴解放的方案，根据他的方案，这些缺陷都可以避免。

    这个引不起列文的兴趣，但是当他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又回到他最初的话题上去，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竭力想引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

    “农业的水平在低落下去，而且以现在我们和农民的这种关系，要用一种可以产生利益的合理方式去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他说。

    “我不这样认为，”斯维亚日斯基非常认真地回答，“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耕种土地，而在农奴制时代我们的农业水平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牲口，管理不当，我们甚至连怎样记账也不知道。随便问问哪一个地主吧；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没有利的，他都说不上来。”

    “意大利式簿记法！”灰色胡髭的地主讥刺地说。“你可以随便记账，但是如果他们把你的东西都毁坏了的话，那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的。”

    “为什么他们会毁坏东西呢？一架蹩脚的打谷机，或是您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损毁，但是我的蒸汽机他们就不会损坏了。可怜的俄国马，您怎么叫的呢？……那种牲口您得揪着它的尾巴走，那种马他们会糟蹋，但要是荷兰马或是别的好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啊，只要花费得起就好了，尼古拉·伊万内奇！这对于您倒是很合式的，但是我，要供一个儿子上大学，小的儿子们在中学读书——因此我可买不起贝尔舍伦马载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银行啊。”

    “结果您要我把剩下的东西通通拍卖掉吗？不，谢谢您！”

    “我不同意说农业水平有再提高一步的必要或可能，”列文说。“我正从事这件事，而且我也有本钱，但是我却什么也做不出来。至于银行，我真不知道它对谁有好处。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去的钱结果都是损失：家畜——是损失，机器——是损失。”

    “这是千真万确的，”灰色胡髭的地主附和着说，满意得笑出来了。

    “而且不只我是这样，”列文继续说，“我和那些用合理方式经营土地的所有邻近的地主来往；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这样做，都遭受了损失。哦，告诉我们，您的土地怎么样——得到利益吗？”列文说，他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每逢他想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外室再深入一步时所看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惊愕表情。

    而这个质问，在列文方面，并不是十分诚意的。斯维亚日斯基夫人刚才在喝茶的时候告诉过他，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了一个德国簿记专家来，他得到五百卢布的报酬，核算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发现他们损失了三千多卢布。确数她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德国人似乎连一分一毫都计算了的。

    听到提起斯维亚日斯基农业的收益的时候，灰色胡髭的地主微微一笑，显然他知道他的邻人兼贵族长大概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不合算，”斯维亚日斯基回答。“那也不过是证明我要么是一个拙劣的农业经营家，要么证明我把资金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异地叫着。“地租在欧洲也许会有，在那里，土地由于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已经改良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为花在它上面的劳动而一天天贫瘠下去——换句话说，耗尽地力；所以，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呢？这是规律。”

    “那么我们与规律无关；对于我们地租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反而扰乱了我们。不，告诉我，怎么会有地租这套理论……”

    “你们要吃点凝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凝乳或者马林果来。”他转向他的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结得特别晚。”

    然后，斯维亚日斯基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了起来，走开了，显然，正在列文觉得这场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终结了。

    失掉了对手，列文继续和灰色胡髭的地主谈话，竭力想对他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劳动者的特性和习惯而来的；但是这位地主，正和所有与世隔绝、独立思索的人一样，理解人家的意见很迟钝，而且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贪恋猪一样的生活，要把他从猪一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一定要有权力，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条鞭子，而我们变得这样自由了，使得我们突然用律师和模范监狱代替了使用过一千年的鞭子，而在监狱里，还给不中用的、身上散发恶臭的农民吃很好的汤，而且还计算出来给他几立方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说，竭力想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要找到这样一种对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产生很高的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呢？”

    “就俄国农民来说，永远不能这样！我们没有权力。”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找得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说，吃了一些凝乳，点上一支香烟，他又来参加争论了。“对于劳动力的一切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了，而且是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农奴制被废除了，剩下来的只有自由劳动；而它的形式是固定了的、现成的、非采用不可的。长工，日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于这些形式已经感到不满了。”

    “不满了，正在探求新的。而且多半会探求出来的。”“那正是我所要说的，”列文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探求呢？”

    “因为这正和重新发明铁路建筑法一样。它们本来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的。”

    “但要是它们不适合我们使用，要是它们并不高明呢？”列文说。

    他又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惊愕的神情。飘

    “啊，这样我们真要目空一切了，我们居然探索出欧洲正在探索的东西！这套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关于劳动组织问题在欧洲取得的一切成就吗？”

    “不，不大知道。”

    “这个问题现在引起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注意。舒尔兹·杰里奇派①……还有极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②派论劳动问题的浩瀚著作……米尔豪森制度③——这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您大概也知道吧。”——

    ①舒尔兹·杰里奇（1808—1883），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储蓄信贷银行和独立合作社组织的创办人，他认为这可以调和工人和雇主的阶级利益。

    ②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盟”的创办人。他以得到政府支持的生产会社来对抗舒尔兹·杰里奇的独立的合作社组织。在这个基础上他和俾斯麦发生联系。“拉萨尔派”在工人问题上和普鲁士君主制度公开结盟。

    ③米尔豪森制度——工厂主多尔富斯在米尔豪森（法国亚尔萨斯的城市）创办的“关心改善工人生活协会”建造房屋，由工人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用。多尔富斯的“协会”是带有慈善目的的商业企业。它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工人问题。

    “我稍微知道一点，不过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罢了；无疑的，关于这一切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自然，我不是一个社会学教授，但是这使我感到兴趣，而且实在的，要是您也感到兴趣的话，您应该研究研究。”

    “但是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立起身来了，斯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住列文想要窥看他的内心深处那种令人不快的习惯，就去送客去了。

    二十八

    列文那天晚上和女人们在一道，感到十分厌烦；他想到，他对于他的农业经营所感到的不满并不是特殊情形，而是俄国的普遍情况；他想到，要调整劳动者对于土地的关系，使他们劳动起来，能够像在他到斯维业日斯基家的路上所遇见的那个农家干活一样，这并不是梦想，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想到这些的时候，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激动。在他看来，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他应该试着去解决。

    向妇人们道过晚安并且答应了明天再留一天，好和她们一道骑马到皇家树林去游览一处有趣的占迹，列文在就寝以前走到主人的书房里去拿斯维亚日斯基介绍给他的、关于劳动问题的书籍。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是一个大房间，四围摆着书架，中间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大写字台，另外一张是圆桌，上面摆满了各种文字的新出版的报纸和刊物，在一盏灯的周围，像一颗星的光线一样排列着。在写字台旁有一个抽屉架，上面标着金字，里面装满各种各样的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取出书来，就在一把摇椅上坐下。

    “您在那里看什么？”他对站在圆桌旁边翻看杂志的列文说。

    “哦，是的，那里面有一篇很有趣味的论文，”斯维亚日斯基说的是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看来好像，”他兴致勃勃地补充说，“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腓特烈。原来……”

    于是，以他所特有的明快的语言，他概括地述说了那些新颖的、非常重要的有趣的发现。虽然这时列文一心想着农业经营问题，但当他听到斯维亚日斯基的话的时候，他暗暗问自己：“他心里藏了些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为什么他对于瓜分波兰的问题会感到兴趣呢？”当斯维亚日斯基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忍不住问：“哦，那么怎样？”可是并没有下文。他有兴趣的只是“原来”是怎样怎样。但是斯维亚日斯基并没有说明，而且认为不必要说明，这为什么引起他的兴趣。

    “是的，但是我对那位容易动气的邻人倒非常感兴趣。”列文说，叹了口气。“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而且说了不少真话哩。”

    “啊，算了吧！一个隐蔽的顽固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呀！”

    “是的，不过我是把他们领向另外的方向罢了。”斯维亚日斯基说着，大笑起来。

    “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的对，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合理的农业经营行不通，唯一行得通的是像那位温和的地主所推行的那种放债方法，或是索性最简单的方法……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可是，说这行不通，这话是不对的。瓦西里奇科夫就行通了。”

    “一个工厂……”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什么使您那么惊异。农民无论是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处在这样低的发展阶段上，他们对于一切他们觉得新奇的设施都要反对，这是很明显的。在欧洲，合理的经营方法行得通，就因为农民受了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怎样去教育人民呢？”

    “要教育人民，有三件东西是必要的：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但是您自己刚才说过，农民是处在这样低的物质发展阶段上，学校有什么效用呢？”

    “你知道吧，你使我想起了一个忠告病人的笑话：‘你该试一试泻药。’‘试了，更坏。’‘试一试水蛭吧。’‘试了，更坏。’‘哦，那么，除了祷告上帝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试了，更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坏。

    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坏。教育，——更坏。”

    “但是学校有什么好处呢？”

    “学校供给农民另外的需要。”

    “哦，这正是我始终不理解的，”列文激昂地回答。“学校怎么会帮助农民改善物质状况呢？你说学校和教育会供给他们新的需要。那更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加减法和教义问答的知识怎么样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这我始终不明白！前天傍晚时候，我碰到一个抱着婴孩的农妇，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她要到女巫那里去；她的孩子有好啼哭的病，因此，她带他去诊治。我就问：‘女巫怎么医治好啼哭的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面，口里念句什么咒语……”

    “哦，您正好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要阻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去医治他好啼哭的病，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说，愉快地微笑着。

    “啊，不！”列文烦恼地说，“我只不过觉得这种医治方法与用学校医治农民很相似罢了。农民是贫困而且无知的，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和那个农妇看到孩子啼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样确切。但是，学校怎样治疗这种贫困和无知的病，恰恰和鸡笼怎么可以医治好啼哭的病一样不可理解。需要医治的是农民贫困的原因。”

    “哦，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①是意见一致的；他也说，教育可能是更大的生活福利和安适的结果，是像他说的更勤的洗涤的结果，然而并非是由于能够读书和计算……”——

    ①斯宾塞（1820—1903），反动的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里斯维亚日斯基是指斯宾塞的文章《我们的教育是正确理解社会现象的障碍》。

    “哦，我居然和斯宾塞意见一致，这倒使我十分高兴，或者相反地，十分遗憾；不过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有用的是一种可以使农民更富裕、更悠闲的经济组织。这样一来，学校就自然而然会有的。”

    “可是，现在在全欧洲学校都是义务的。”

    “在这点上您自己怎么会同意斯宾塞的意见呢？”列文问。最后的莫希干人

    但是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闪烁了一下惊异的神情，他微笑着说：

    “不，那个治好啼哭病的故事好极了！真是您亲耳听到的吗？”

    列文看出他简直发现不了这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他的论断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是毫不在乎的；他需要的只是推论的过程。而当议论的过程把他引进了一条死胡同的时候，他就不欢喜它了。那是他唯一不欢喜的东西，他总是把话题转到什么愉快有趣的事情上去，这样避而不该它。

    从在路上遇见的老农民所给与他的印象起，那个印象成为这一天的全部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这一天所有的印象都使列文非常兴奋。这位善良可爱的斯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用的，而且显然还有列文窥探不到的某些生活原则，同时当他和群众在一道的时候，他就用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思想来指导社会舆论；还有，那位怨天尤人的地主，他说他被生活折磨得苦恼不堪，这话是十分对的，但是他对于俄国整个的阶级，而且是最好的阶级的愤慨，却是不对的；还有，不满意自己所做的工作，茫然地希望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这一切都混合在内心的烦恼和期望迅速解决的心情中。

    列文一个人住在给他准备的房间里，躺在他的手脚每动一下就意想不到地弹跳起来的弹簧垫褥上，他很久没有睡着。和斯维亚日斯基的谈话，虽然他说了许多聪明的话，却没有一次使列文感到兴趣；但是那位地主的话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起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想像中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应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所以应该用权力强制他们接受；假使不改良农业就办不成的话，那么您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农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劳动就准会成功的，就像我到这里来的路上所看到的那个老农民家那样。你们和我们都对农事感到不满，这证明过错不是在我们，就是在农民。我们采用我们的方式——欧洲的方式——已经很久了，而从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劳动力的性质。我们且不要把劳动力看做一种理想的劳动·力，而把它看做具有自己本能的·俄·国·农·民，然后我们就按照这种情况来经营我们的农业。假定，我该对他这样说的，您像那位老农民那样经营农业，您找到了可以使得您的农民对于他们劳动的成果感到兴趣的办法，而且找到了他们承认的改良方法，这样您就不会使土壤贫瘠下来，而得到您以前的收获的两倍或三倍。把收成对半分，一半给劳动者；您剩下来的会多些，而劳动者所得到的也多些。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降低农业水平，使劳动者对农业的成果发生兴趣。至于怎样办？——这是一个涉及细节的问题，但是无疑这是能够办到的。”

    这个念头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思量着如何实行他的这个思想。他本来不想第二天回去，但是现在他决心明天一早就动身回家。加上，穿着裸露脖颈的衣服的姨妹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似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而感到羞愧和悔恨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应该毫不延迟地回去；他得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们提出他的新计划，这样，播种就可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进行。他下决心改革他的整个农业经营方法。

    二十九

    列文的计划的执行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他尽力而为，总算达到了这样一种结果，虽然不称心如意，却也足以使他毫不欺骗自己地相信这事情是值得费力的。主要的困难之一是农事正在进行，要使一切停顿下来，再从头开始，是不可能的，而只得在运转中调整机器。

    在他到家的当天晚上，当他把他的主意告诉管家的时候，管家带着明显的高兴神情同意他那一部分话，就是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愚笨而不中用的。管家说他早就这样说过，但却不听他的话。可是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主张他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对于这个，管家只显出一种大为失望的神色，没有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见，却立刻开始谈起明天急需运走剩下的黑麦捆和派人去锄第二遍地那些事情来；因此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讨论他的计划的时候。

    在开始和农民谈起这事，提议按新的条件把土地租让给他们的时候，他遭遇了同样的巨大困难；他们是这样忙碌地干每天的工作，他们没有余暇去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那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让他和他一家分享牧场的利益——似乎十分理解，而且完全同情这个计划。但是当列文向他提到将来的利益的时候，伊万的脸上就表露出惊异和歉疚，好像表示不能听完他要说的一切，就急急地替自己找出一件什么刻不容缓的工作：他或是拿起叉子去把干草从牲口棚里抛出来，或是跑去打水，或是去扫除牛粪。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想要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目的。他们坚信，他的真正目的（不管他对他们说些什么）总是秘而不宣的。而他们自己，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说了许多话，但也从来没有说出他们真正的心思。此外（列文感觉得那位爱动怒的地主说得很对），农民们在订立任何契约的时候，总是把不要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式耕种法，或是使用任何新式农具当作首要的坚定不移的条件。他们承认新式步犁耕得比较好，快速犁也耕得比较快，但是他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说明他们不能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虽然他已经确信不疑这样做他就得降低农业水平，可是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觉得可惜。但是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一意孤行，到秋天这个计划就开始实行，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

    最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依照新的合作条件按照现状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是他立刻看出这是不行的，于是就决定分散经营。畜牧场、菜园、果园、草场和分成几块的耕地，分别加以处理。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在列文看来，比谁都更理解这个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一家人组成的劳动组①，承担了畜牧场的管理工作。休耕了八年的一块遥远的荒地，靠着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帮助，在新的合作条件之下，由六家农民承受下来；农民舒拉耶夫以同样的条件租下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还照老样耕种，但是这三个组是新组织的基础，占据了列文的全部精力——

    ①劳动组是当时俄国流行的工人们的一种合伙分红的组织。

    这是事实：畜牧场的情形并没有比以前略有起色，伊万激烈反对把母牛安顿到温暖的牛棚里，反对用新鲜乳酪做奶油，断言要是母牛放在冷处，饲料可以吃得少一点，而用酸乳酪做奶油更有利，而且他要求像过去一样付给他工资，对于他领到的钱不是工资，而是预付的一份赢利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

    这是事实：费奥多尔·列祖诺夫那一组借口时间过于仓促，没有依照契约在播种以前把土地翻耕两次。这是事实：这一组的农民，虽然同意在新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并没有把土地看做大家的共有物，却当做是为了平分收获而租借来的，而且农民们和列祖诺夫本人就不只一次地对列文说过：“要是您收地租的话，您可以省掉麻烦，而我们也比较自由一点。”而且这些农民还借着种种的口实，把契约上规定了的在农场上建筑家畜场和仓库的事尽拖延下去，一直拖延到冬天。

    这是事实：舒拉耶夫只想把他租下的菜园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他显然完全误解了，而且很明显是故意误解了把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这也是事实：在他和农民们谈话，对他们说明计划的一切利益的时候，列文常常感到农民们只听了他说话的声音，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上当。当他和农民中最聪明的那个列祖诺夫谈话的时候，他格外痛切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列祖诺夫的眼睛里觉察出一种光辉，那光辉那么明显地表示出嘲笑列文的神情，表示出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心，好像是说，尽管有人上当受骗，但决不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如此，列文仍然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而且由于严格核算和坚持己见，他将来总会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那时，这办法就会自然而然地推行起来。

    这些事情，加上农场上未了的事务，还有他在书斋内的著述工作，在整个夏天这样地占据了列文的心，使他很少出去打猎。在八月末，他从那个送回女用马鞍的仆人口里听到奥布隆斯基一家人都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由于没有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由于这种他现在一想起来就要羞得脸红的无礼举动，他已经破釜沉舟，再也不会去看望她们了。他对于斯维亚日斯基家也是同样无礼：不辞而别。但是他也再不会去看望他们了。现在这些他都不在乎了。他的农业改造问题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他又读了一遍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手头没有的材料，他又读了一遍有关这个题目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像他预料到的那样，找不到和他所着手的计划有关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臂如在米勒①的著作里，他最早曾经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过的，时时刻刻希望从中得到盘据在他心头的许多问题的解答，他找到了从欧洲的农业状况得来的规律；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为什么一定会具有普遍性。他在社会主义的书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不论是在学生时代曾迷惑过他的那种美妙的但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者是改良和补救欧洲经济状况的措施，都和俄国农业毫无共同之点。政治经济学告诉他欧洲的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的、不变的。社会主义却告诉他，沿着这种路线发展只会引向灭亡。他，列文和所有的俄国农民和地主，怎样处理他们的千百万人手和千百万亩土地，使他们提高生产来增进公共福利，对于这个问题，两种书籍都没有答案，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既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就细心地阅读了所有与此有关的书籍，而且打算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一番，为的是避免在这问题上遇到像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常遇到的困难。常常，当他开始理解对方心里的思想，而且开始说明他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对方会突然地对他说：“但是考夫曼和琼斯、久布阿、米歇尔②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吗？读读吧；他们已把那个问题研究透了。”——

    ①米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作者。

    ②这些都是虚构的名字。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歇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他知道他需要的东西。他知道俄国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某些场合，就像去斯维亚日斯基家半路上那个农家，劳动者和土地能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但在大多数场合，当资本是以欧洲的方式使用的时候，产量就很少，而这完全是因为：只有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法，劳动者才愿意劳动，而且才劳动得好，这种敌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久的，是人民本性中根深蒂固的现象。他想，俄国人民负有占据和开垦广漠的、荒无人烟的土地的使命，他们有意识地坚持袭用合乎需要的方法，直到所有的土地开垦完了为止，而他们的这个方法也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坏。他要以他的著作从理论上，以他的农事从实际上来证明这点。

    三十

    在九月末尾，为了在租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上建筑家畜场，运来了大批木材，黄油卖掉了，利润也分了。实际上，农场上的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或者至少在列文看来是这样。要从理论上说明问题，完成他的著作——照他的梦想，那著作不但要在政治经济学上卷起一场革命，而且要根本消灭那门科学，奠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新的科学基础——那就只有出国走一遭，实地考察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列文只等小麦出售，可以拿到一笔钱，就到外国去。但是开始下雨了，影响了残留在田里的谷物和马铃薯的收割，使一切工作，连出售小麦的事在内，都陷于停顿了。路上泥泞难行；两架风车被大水冲走了，天气越来越恶劣。

    九月三十日，太阳在早晨露了面，列文希望天气会放晴，开始坚决忙着做动身的准备。他吩咐动手装运小麦，并且派管家到商人那里去取卖出小麦的钱，自己骑了马到各处去，在动身之前对农场上的事务作最后一次安排。

    列文办完了一切事务，全身被沿着皮外套流进他的脖颈和长统靴里的雨水浸透，但却怀着最紧张兴奋的心情，在傍晚回家去。傍晚，天气更坏了；雹子这样无情地打着那湿透的母马，使得它侧着身子走着，抖动着头和两耳。但是列文戴着风帽，所以觉得很舒适，他只顾愉快地向周围眺望，时而望着沿着车辙流过的浊水，时而望着从树叶落尽的细枝上垂下的水滴，时而望着桥板上没有融化的雹子的斑斑白点，时而望着在赤裸裸的榆树周围厚厚地堆积起的还是汁液饱满的、肥厚的落叶。尽管四周的景物很阴暗，他仍然感到异常兴奋。他和较远村落里的农民们的谈话显示出他们已开始习惯于新的状况了。他曾走到一个看管房屋的老头家里去烤干衣服，那个老头显然就很赞成列文的计划，并且自动请求入伙购买家畜。

    “我只要坚定不移地向我的目标前进，我就一定会达到目的，”列文想，“而且这是值得努力去做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公共福利的事。整个农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非根本改变不可。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和谐和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因为正确的思想是一定会取得成果的。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我，科斯佳·列文，曾系着黑领带去赴舞会，曾遭到谢尔巴茨基家小姐的拒绝，而且自己觉得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用的一个人，居然会是这种事业的创始人——那也没有什么。我相信佛兰克林①想起自己的过去时，也一定觉得自己无用，他也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而且他一定也有一个他可以推心置腹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①佛兰克林（1706—1790），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在七年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美国反抗法国斗争的组织，战后奋起反抗英国，捍卫移民的政治权利。他是《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之一，并参加了保证美国独立的英美媾和条约的谈判。在内政上，他主张广泛的地方分权和解放黑奴。

    这样想着，列文在薄暮时分回到家里。

    到商人那里去的管家回来了，拿到一部分卖出小麦得来的钱。和那个看管房屋的老头订了合同，在路上管家看见到处麦子还摊在田里，所以他那没有运走的一百六十堆麦子比起别人的损失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晚饭后，列文照常拿着一本书坐在圈手椅里，他一面读，一面想着眼前与他的著作有关的旅行。今天他的著作的全部意义格外鲜明地浮现在他的心头，说明他的理论的整段整段的文句也在他的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我要写下来，”他想。“那一定可以成为一篇简短的序言，我从前以为那是不必要的。”他起身向写字台走去，卧在他脚旁的拉斯卡也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望着他，好像是在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一样。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把它写下来，因为农民的头头们来到了，列文走到前厅去接见他们。

    在他接见了那些有事与他相商的农民，安排了明天的工作之后，列文就回到书房，坐下来工作。拉斯卡卧在桌子底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着袜子坐在她平日常坐的位子上。

    刚写了不一会儿，列文突然历历在目地想起了基蒂，想起了她的拒绝和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他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烦闷有什么用呢？”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为什么要老坐在家里啊？您该到什么温泉去住一住，反正您现在准备要出门了。”

    “哦，我后天就走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我得先做完我的工作。”

    “啊，啊，又是您的工作！好像您赐给农民们的还不够哩！实在，他们都这样说：‘你们老爷这样做，会得到皇帝的嘉奖咧。’真的，这是怪事：您为什么要为农民们操心呀？”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于列文的农事上的计划，是一点一滴都知道的。列文时常把他的思想不厌其烦地向她说明，而且也常常和她辩论，不同意她的解释。但是这一回她却完全误解了他所说的话。

    “对于自己的灵魂自然应该看得顶要紧喽，”她叹着气说。“那个帕尔芬·杰尼瑟奇，他虽说不识字，他死得可真清白，但愿大家都像他一样，”她提到最近死去的一个仆人这样说。

    “他领了圣餐，也受了涂油礼呢。”

    “我说的不是这个，”他说。“我只是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做的。要是农民们干活勤快一些，我的利益也就多一些。”

    “哦，不管您怎样做，如果他是一个懒汉，一切都会弄得乱七八糟。要是他有良心，他就会干活，要是没有，您才拿他没有办法哩。”

    “您自己也说伊万把家畜看管得比以前好了。”

    “我要说的只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回答，显然不是信口说出的，而是严密思考的结果，“您该娶亲了，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提及他刚才想的事刺伤了他的心，使他难过。列文皱着眉头，没有回答她，他又坐下工作，在心里重温着他所想到的那工作的全部意义。只是偶尔在寂静中他听到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织针的声音，他想起了他不愿想起的事，又皱起眉头。

    九点钟的时候他听到了铃声和马车在泥地上驶过的沉重响声。

    “哦，有客人来了，您不会闷气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是列文超过了她。他的工作正不顺利，他高兴有客人来，不管是谁都好。

    三十一

    跑下一半楼梯的时候，列文听到门口传来他非常熟悉的咳嗽声；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脚步声，他没有听清楚，而且他希望他弄错了。随即他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瘦骨嶙嶙的、熟悉的身材，现在看来好像是没有弄错的余地了；但是他还在希望他是看错了，希望这位一面咳嗽，一面脱下毛皮外套的高大男子不是他的尼古拉哥哥。

    列文爱他的哥哥，但是和他在一道却始终是一桩苦事。尤其现在，当列文由于受了袭上心头的思想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暗示的影响，正心绪不宁的时候，他觉得和他哥哥眼前的会面是特别难受的。他得会见的，不是一个健康快活的陌生客人，可以指望他来排遣他的彷徨不定的心绪，却是他的哥哥，那个最了解他，会唤起他内心深处的思想，会使他吐露一切真情人的，而这正是他不愿意的。

    因为这种卑劣的感情而生自己的气，列文跑到前厅去；他一近看他的哥哥，这种自私的失望情绪就立刻消失，而被怜悯心所代替了。尼古拉哥哥的消瘦和病容，以前就够可怕的，现在显得更憔悴和疲惫了。这是一个皮包骨的骷髅。

    他站在前厅里，扭了扭他的瘦长的脖颈，摘下围巾，浮着一丝异样的凄恻的微笑。当他看见那温顺而谦卑的微笑的时候，列文感到有什么东西扼住了他的喉咙。

    “你看，我到你这里来了，”尼古拉用喑哑的声音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弟弟的面孔。“我老早就想来的，但是我一直身体不大好。现在我算是好多了，”他说，用他的瘦削的大手抚摸着他的胡须。

    “是，是！”列文回答。当他吻着他，自己的嘴唇感觉到他哥哥的干枯的皮肤，逼近地看到他那双洋溢着奇异光辉的大眼睛的时候，他就更加恐惧了。

    两三个星期以前，康斯坦丁·列文写了封信给他哥哥，告诉他还没有分开的那一小部分财产已经变卖了，他可以分到约莫二千卢布。

    尼古拉说他现在就是来取这笔钱的，而更重要的，是到老巢来小住一下，接触故乡的土地，为的是要像古时的勇士一样养精蓄锐来应付当前的工作。尽管他腰弯背驼得很厉害。尽管因为他身材高大，他的憔悴身躯显得格外触目，但他的动作还和从前一样敏捷和急遽。列文领他走进书房。

    哥哥特别细心地换了衣服，他是轻易不这样的，梳了梳他的又稀又直的头发，就微笑着走上楼去。

    他怀着最亲切的愉快心情，正像列文常常想起的他幼年的时候一样，他甚至提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不带一点愤恨的意思。当他看见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时候，他和她说笑，探问老仆人们的状况。帕尔芬·杰尼瑟奇死去的消息给了他很痛苦的影响。恐惧的神色流露在他的脸上，但是他立刻恢复了平静。

    “自然他很老了，”他说，随即改变话题。“哦，我要在你这里住一两个月，然后去莫斯科。你知道，米亚赫科夫答应了替我在那里谋个位置，我快要有差使了。现在我要把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他继续说。“你知道我甩掉了那个女人。”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吗？怎么的，为了什么事？”

    “啊，她是一个可恶的女人！她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哩。”至于是什么麻烦他却没有说。他不能说他抛弃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因为茶泡得太淡，尤其是因为她照顾他，像照顾病人一样。“而且，现在我要完全改变我的生活。自然我像大家一样做过许多蠢事。财产倒是小事，我并不吝惜钱。只要健康在，而我的健康，谢谢上帝，完全恢复了。”

    列文倾听着，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说什么才好。尼古拉大概也有同感吧；他开始询问他弟弟农事的情况；而列文也高兴谈他自己的事，因为那样他可以毫不虚伪地说话。他把他的计划和活动告诉他哥哥。

    他哥哥听着，但是对此显然不感兴趣。

    两人是这样相亲相近，连最细微的动作和声调，在他们之间也都能表达出比言语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

    现在他们两人只有一个念头——尼古拉的疾病和死期的逼近——那念头压倒所有其余的念头。但是两人都不敢说出来，所以不论他们说什么都是虚伪的，除非说出盘据在他们心头的那个念头。列文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晚间终于过去，就寝的时刻到来。随便和什么外人一起，随便什么正式访问，他都没有像今晚这样不自然和虚伪。意识到这种不自然，而且为此感到遗憾，就使得他越发不自然了。他真要为他的快要死去的、亲爱的哥哥大哭，但他却不能不倾听而且尽在谈论他打算如何生活。

    因为屋子潮湿，而只有一间寝室生火，所以列文就让他哥哥睡在他自己的寝室里，和他只隔着一道屏风。

    哥哥上了床——不知道他是睡着了呢，还是没有睡着，像病人一样辗转反侧着，不住地咳嗽，当他咳不出来的时候，就抱怨一句什么。有时他的呼吸非常困难，他就说：‘啊，我的上帝！”有时他给痰堵住了，他就愤怒地埋怨说：“噢，真见鬼！”列文很久睡不着，听着他的动静。列文的思绪万千，但是一切思想只归结到一点——死。

    死，万物不可逃避的终结，第一次势不可挡地出现在他面前。而死——就在这位亲爱的哥哥的身体里，他半睡半醒地呻吟着，而且由于习惯混淆不清地时而呼唤上帝，时而诅咒魔鬼——对于他已不像从前那么遥远了。他感到死也存在于他自己的身体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那么就是三十年以后，难道还不是一样？这不可逃避的死到底是什么——他不但不知道，不但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也没有力量，没有勇气去想。

    “我工作，我要做点什么事，但是我却忘记了一切都要终结，我忘记了——死。”

    他在黑暗中坐在床上，蜷缩着身体，抱着两膝，由于思想紧张而屏息静气，他在沉思。但他越是紧张地思想，他就越看得明白：无疑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他在人生中遗忘了和忽视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死会到来，一切都会完结，没有什么事值得开头，反正是毫无办法。是的，这是可怕的，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我还活着。现在怎样办才好呢？怎样办才好呢？”他绝望地说。他点上蜡烛，小心地起了床，走到镜子面前照照他的面孔和头发。是的，他的两鬓已有了白发。他张开嘴。他的臼齿已开始坏了。他露出筋肉丰满的臂膀。是的，很强壮。可是躺在那里用残肺呼吸的尼古拉也曾有过强壮健康的身体呀。于是他突然回想起他们小的时候怎样一道上床，又怎样只等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一走出房间就互相投掷枕头，哈哈大笑，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就连他们畏惧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的心理也抑止不住那沸腾盈溢的人生的幸福之感。

    “现在，那塌陷的、空洞的胸膛……而我，也不知道将来怎样……”

    “咳，咳！该死！你为什么老折腾，你为什么还不睡呢？”

    哥哥的声音向他叫喊。

    “唉，我不知道，我失眠了呢。”

    “我倒睡得很好，现在我不出汗了。你来看看，摸摸我的衬衫。没有湿吧？”

    列文摸了摸，就退到屏风后面，吹熄了蜡烛，但是他却很久没有睡着。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他刚变得明朗一点，就平地出现一个新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死。

    “哦，他快要死了——是的，他恐怕活不到春天了，怎么帮助他呢！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关于这事，我知道什么呢？我甚至忘了有这么回事。”

    三十二

    列文早已观察到，当人们过分随和温顺而使人感到不安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一下子变得过分苛刻和吹毛求疵到令人难堪的地步。他觉得他哥哥就会这样。而他的尼古拉哥哥的温和态度的确没有维持多久。在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暴躁起来，好像拚命和弟弟为难似的，专触他的最痛的地方。

    列文感到过错在自己，而又不能改正。他感觉得如果他们两人都不装模作样，而说了所谓的真心话——就是照实说出他们所想的，所感到的——的时候，他们是只会面面相觑，而康斯坦丁就只能说：“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而尼古拉就只能回答：“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但是我怕，我怕，我怕呀！”假如他们只说真心话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能说别的什么了。但是那样就不能生活了，所以康斯坦丁极力想做他这一生一直想要做、可是不会做的事情，那种事情，照他观察，许多人都会做，而且非如此就不能生活：他极力想说些不是他心里所想的话，但是他又总感觉得那听起来很虚伪，感觉得哥哥会看穿他的心思，而且会生气。

    第三天，尼古拉又引他弟弟向他说出他的计划，开始不但对它吹毛求疵，而且故意把它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你只是采用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却歪曲了它，极力想把它应用在不能应用它的地方。”

    “可是我对你说这两者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否认财产、资本、遗产的正当性，而我，却不否认这种重要的刺激因素，（列文本来讨厌用这种字眼，但是自从他潜心著作以来，他就不自觉地更加频繁地使用这种外国词汇。）我需要的只是调节劳动。”

    “那就是说，你采用了别人的思想，去掉了构成它的核心实质的全部要素，而且想使人相信这是什么新的东西，”尼古拉说，忿怒地扭动着打着领带的脖颈。

    “但是我的思想与此毫无共同之处……”
    “那边，至少，”尼古拉说，浮着一丝讥刺的微笑，他的眼睛恶意地闪烁着，“有一种所谓几何学的明确和清晰的魅力。那也许是乌托邦。但是一旦承认可能把过去的一切变成tabularasa（拉丁语：光板（意即把过去的一切都抹掉））：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家族，那么劳动就自然地会调整好。可是你呢，你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混淆黑白呢？我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

    “可是我从前倒是，而且我认为它虽然为时尚早，但却是合理的，它正像初期的基督教一样，是有前途的。”

    “我只是主张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分析劳动力；那就是说，应该研究它，承认它的特性……”

    “但那完全是白费劲。劳动力会按照它的发展阶段而自动地找到一定的活动形式的。最初到处是奴隶，后来是metayers（英语：佃农）；而我们却有收获平分制、地租和雇农，——你到底要探求什么呢？”——

    列文一听到这话就突然冒起火来，因为在他的心底里，他惟恐这是真的——惟恐真的是他极力想在共产主义和现存的生活方式之间保持平衡，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想探求一种对于我自己和对于劳动者都有利的劳动方法。我想要组织……”他激烈地回答说。

    “你并不想要组织什么；这不过是你一贯地想要标新立异，想要表示你并不只是在剥削农民，而且还抱着什么理想哩。”

    “啊，好的，你既然这样想，——就不要管我吧！”列文回答说，感觉到他左颊的筋肉在抑制不住地抽搐着。

    “你从来没有过，而且也没有信念；你只不过是想要满足你的自尊心罢了。”
    “啊，好极了，那么就不要管我吧！”

    “我是不管你！而且早就是时候了，你滚吧！我真懊悔不该来！”

    不管列文后来如何费尽苦心去劝慰哥哥，尼古拉一句也不听，声言还是大家分手的好，康斯坦丁明白这只是因为生活对于他是太难以忍受的缘故。

    当康斯坦丁又走到他面前，有点不自然地说如果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就请他原谅的时候，尼古拉已经准备动身了。

    “噢，好宽宏大量！”尼古拉说着，微微一笑。“假如你希望自己是对的，我可以满足你这种愿望。你是对的，可是我还是要走。”

    仅仅在临走的时候，尼古拉才吻了吻他，突然带着异样的严肃神情望了望弟弟，这样说道：
    “无论怎样，不要怀恨我吧，科斯佳！”说着，他的声音颤抖了。

    这是他们之间所说的唯一的真心话。列文明白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而且知道我身体很坏，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列文明白这意思，他的眼睛里流出眼泪。他又吻了吻他哥哥，但是他说不出话来，而且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哥哥走后第三天，列文也动身出国去了。恰巧在火车站遇见基蒂的堂兄谢尔巴茨基，列文的忧郁神情使他大为惊异。

    “你怎么了？”谢尔巴茨基问他。
    “啊，没有什么，人生中快乐的事本来不多。”
    “不多？你最好不要去牟罗兹（城市名），和我一道到巴黎去吧。你来看看有多么快乐呀。”
    “不，我已经完了。是我该死的时候了。”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谢尔巴茨基说，大笑起来。
    “我还刚刚准备开始哩。”
    “是的，我不久以前也这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是离死不远了。”——

    列文说出了他最近真地在想的事。他在一切事情上只看到死或死的逼近。但是他想的计划却越来越占据了他的心。在死到来之前，总得生活下去。在他看来，一切都被黑暗笼罩住了；但也正因为黑暗，所以他感觉得黑暗中唯一的引路线索就是他的工作，于是他就竭尽全力抓住它，牢牢地抓住不放。

  • 卢梭《忏悔录》

    第一章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象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评定。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我于一七一二年生于日内瓦，父亲是公民伊萨克·卢梭，母亲是女公民苏萨娜·贝纳尔。祖父留下的财产本来就很微薄，由十五个子女平分，分到我父亲名下的那一份简直就等于零了的作用，教育是万能的，全家就靠他当钟表匠来糊口。我父亲在这一行里倒真是个能手。我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家境比较富裕；她聪明美丽，我父亲得以和她结婚，很费了一番苦心。他们两人的相爱，差不多从生下来就开始了：八、九岁时候，每天傍晚他们就一起在特莱依广场上玩耍；到了十岁，已经是难舍难分的了。两人心心相印和相互同情，巩固了他们从习惯中成长起来的感情。两人秉性温柔和善感，都在等待时机在对方的心里找到同样的心情，而且宁可说，这种时机也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肯首先倾吐衷肠：她等着他，他等着她。命运好象在阻挠他们的热恋，结果反使他们的爱情更热烈了。这位多情的少年，由于情人到不了手，愁苦万分，形容憔悴。她劝他去旅行，好把她忘掉。他旅行去了，但是毫未收效，回来后爱情反而更热烈了。他心爱的人呢，还是那么忠诚和温柔。经过这次波折以后，他们只有终身相爱了。他们海誓山盟，上天也赞许了他们的誓约。

    我的舅舅嘉伯利·贝纳尔爱上了我一个姑母，可是我的姑母提出了条件：只有他的姐姐肯嫁给她自己的哥哥，她才同意嫁给他。结果，爱情成全了一切，同一天办了两桩喜事。这样，我的舅父便也是我的姑丈，他们的孩子和我是双重的表兄弟了。过了一年，两家各自生了一个孩子，不久便因事不得不彼此分手了。

    贝纳尔舅舅是一位工程师：他应聘去帝国和匈牙利，在欧仁亲王麾下供职。他后来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我父亲在我那唯一的哥哥出生之后，便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去当了宫廷钟表师。我父亲不在家期间，我母亲的美丽、聪慧和才华给她招来了许多向她献殷勤的男人。其中表现得最热烈的要算法国公使克洛苏尔先生。他当时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在三十年后，他向我谈起我母亲的时候还十分动情呢。但是我母亲的品德是能够抵御这些诱惑的，因为她非常爱她的丈夫，她催他赶紧回来。他急忙放下一切就回来了。我就是父亲这次回家的不幸的果实。十个月后生下了我这个孱弱多病的孩子。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

    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怎样忍受这种丧偶的悲痛的，我只知道他的悲痛一直没有减轻。他觉得在我身上可以重新看到自己妻子的音容相貌，同时他又不能忘记是我害得他失去了她的。每当他拥抱我的时候，我总是在他的叹息中，在他那痉挛的紧紧拥抱中感到他的抚爱夹杂着一种辛酸的遗恨：惟其如此，他的抚爱就更为深挚。每次他对我说：“让－雅克，我们谈谈你妈妈吧”，我便跟他说：“好吧，爸爸，我们又要哭一场了”。这一句话就使他流下泪来。接着他便哽咽着说：“唉！你把她还给我吧！安慰安慰我，让我能够减轻失掉她的痛苦吧！你把她在我心里留下的空虚填补上吧！孩子！若不是因为你是你那死去的妈妈生的孩子，我能这样疼你吗？”母亲逝世四十年后，我父亲死在第二个妻子的怀抱里，但是嘴里却始终叫着前妻的名字，心里留着前妻的形象。

    赐给我生命的就是这样两个人。上天赋予他们的种种品德中，他们遗留给我的只有一颗多情的心。但，这颗多情的心，对他们来说是幸福的源泉，对我来说却是我一生不幸的根源。

    我生下来的时候几乎是个死孩子，能否把我养活，希望很小。我身上还带着一种生来的病根，它随着年岁而加重，现在虽然有时稍微减轻，但那只是为了叫我换一种方式挨受更残酷的痛苦。我父亲有一个妹妹，她是个聪明亲切的姑娘，她对我照拂备至，终于把我救活了。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还健在，不过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她还侍候着比她年轻、但因饮酒过度而损伤了身体的丈夫。亲爱的姑姑，我不怨你把我救转来让我活下去，我痛心的是，你在我年幼时费尽心力照顾我，而我在你的晚年却不能有所报答。还有我那位亲爱的老乳母雅克琳娜，她也健在，精神矍铄，身体壮实。在我出生时给我扒开眼睛的手，很可能还要在我死的时候给我合上眼睛。

    我先有感觉后有思考，这本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但这一点我比别人体会得更深。我不知道五、六岁以前都作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学会阅读的，我只记得我最初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我连续不断地记录下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晚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起初，父亲不过是想利用这些有趣的读物叫我练习阅读，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个人轮流读，没完没了，往往通宵达旦。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

    这种危险的方法，不久便使我非但获得了极端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还叫我获得了在我这样年龄的人谁也没有的那种关于情欲方面的知识。我对事物本身还没有一点儿概念，却已经了解到所有的情感了。我什么都还不理解，却已经感受到了。我接二连三感受到的这些混乱的激情，一点也没有败坏我的理智，因为我那时还没有理智，但却给我造成了一种特型的理智，使我对于人生产生了荒诞而奇特的看法，以后不管是生活体验或反省，都没能把我彻底纠正过来。

    到了一七一九年夏季的末尾，我们读完了所有的那些小说。当年冬天又换了别的。母亲的藏书看完了，我们就拿外祖父留给我母亲的图书来读。真幸运，里面有不少好书；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图书是一位牧师收藏的，按照当时的风尚，牧师往往是博学之士，而他又是一个有鉴赏力、有才能的人。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克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勃吕耶的著作、封得奈尔的《宇宙万象解说》和《死人对话录》，还有莫里哀的几部著作，一齐搬到我父亲的工作室里来了。每天父亲工作的时候，我就读这些书给他听。我对这些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在我这个年纪便有这样一种兴趣，恐怕只我一人。特别是普鲁塔克，他成了我最心爱的作者，我一遍又一遍，手不释卷地读他的作品，其中的乐趣总算稍稍扭转了我对小说的兴趣；不久，我爱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提德便甚于爱欧隆达特、阿泰门和攸巴了。由于这些有趣的读物，由于这些书所引起的我和父亲之间的谈话，我的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便形成了；倔强高傲以及不肯受束缚和奴役的性格也形成了；在我一生之中，每逢这种性格处在不能发挥的情况下，便使我感到苦恼。我不断想着罗马与雅典，可以说我是同罗马和希腊的伟人在一起生活了。加上我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我父亲又是个最热爱祖国的人，我便以他为榜样而热爱起祖国来。我竟自以为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了，每逢读到一位英雄的传记，我就变成传记中的那个人物。读到那些使我深受感动的忠贞不二、威武不屈的形象，就使我两眼闪光，声高气壮。有一天，我在吃饭时讲起西伏拉的壮烈事迹，为了表演他的行动，我就伸出手放在火盆上，当时可把大家吓坏了。

    我有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哥哥。那时，他正学我父亲那一行手艺。由于家里人对我过分疼爱，对他就未免有些漠不关心，这样厚此薄彼，我并不赞成。这种漠不关心影响了他的教养。还不到放荡的年龄，他就真正放荡起来了。后来把他送到别的师傅那里去学艺，他依旧象在家里一样经常偷跑出去。我几乎根本见不着他。只能勉强说我跟他相识罢了：但我确实非常喜爱他，他也象一个顽劣少年能爱别人似地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生气了，狠狠地打他，我急忙冲到他们两人中间，紧紧地搂住他，用我的身子掩护他，替他挨打。我保持这种姿势。一动也不动，最后，父亲只好把他饶了；这也许是因为我连哭带喊，弄得父亲没办法，也许是不愿意叫我比哥哥吃更大的苦头。后来我的哥哥越来越堕落下去，终于由家里逃走，一去无踪。过了一些时候，才听说他在德国。他连一封信也没给家来过。从那时候起，就再没得到他的消息，这样一来，我就成为我父亲的独子了。

    如果说这个可怜的孩子的教养从小被忽略了，他的兄弟可就不是那样了。即便是国王的儿子，也不会象我小时候那样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周围人们的钟爱；非常罕见的是，我是一个一向只被人特别疼爱而从来不曾被人溺爱的孩子。在我离开家庭之前，从来没有让我单独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们一起乱跑过，也从来没有抑制或放任过我那些希奇古怪的脾气，这些古怪脾气，有人说是天生的，其实那是教育的结果。我有我那个年龄所能有的一些缺点；我好多说话，嘴馋，有时还撒谎。我偷吃过水果，偷吃过糖果或其他一些吃食，但我从来不曾损害人，毁坏东西，给别人添麻烦，虐待可怜的小动物，以资取乐。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曾趁我的一位邻居克罗特太太上教堂去的时候，在她家的锅里撒了一泡尿。说真的，我至今想起这件事还觉得十分好笑，因为那位克罗特太太虽然是个善良的女人，但实在可以说是我一生中从没有遇见过的爱唠叨的老太婆。这就是我幼年时期干过的种种坏事的简短而真实的历史。

    既然我所见到的人都是善良的榜样，而我周围的人又都是最好的人物，我怎能变坏了呢？我的父亲，我的姑姑，我的乳母，我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总之所有跟我接近的人，并不都是一味地顺从我，而是爱我，我也同样爱他们。我的遐想很少受到刺激和拂逆，因此我竟觉得我根本没有什么遐想。我敢发誓，在我没有受到老师辖制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幻想。我除了在父亲身边念书写字以及乳母带我去散步的时间以外，别的时间总跟姑姑在一起，在她身边坐着或站着，看她绣花，听她唱歌，我心中十分快活。姑姑为人好说好笑，很温柔，容貌也可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的神情、目光和姿态，如今还都历历在目，她跟我说的那些惹人欢喜的话至今也还记得。我可以说出她那时穿的衣服和她的发髻式样，当然也忘不了她两鬓上卷起的两个黑发小鬟，那是当时流行的式样。

    我对于音乐的爱好，更确切地说，我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音乐癖，确信是受了姑姑的影响。她会唱无数美妙的小调和歌曲，以她那清细的嗓音顿学院研究员，曾获英国国王颁布的“功勋”奖章。用诡辩，唱起来十分动听。这位出色的姑娘的爽朗心情，可以驱散她本人和她周围一切人的怅惘和悲愁。她的歌声对我的魅力是那样大，不仅她所唱的一些歌曲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甚至在我的记忆力已经衰退的今天，有些在我儿童时代就已经完全忘却了的歌曲，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给了我一种难以表达的乐趣。谁相信，家我这样一个饱受焦虑和苦痛折磨的老糊涂，在用颤巍巍的破嗓音哼着这些小调的时候，有时也会发现自己象个小孩子似的哭泣起来呢？特别是其中有一支歌，调子我清清楚楚想得起来，可是它那后半段歌词，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虽然它的韵脚还隐隐约约在我脑际盘旋。这支歌的开始和我所能想得起来的其余几句是这样：

    我真没有胆量啊，狄西！

    再到那小榆树下，

    倾听你的牧笛；

    因为在我们的小村里，

    已经有人窃窃私议。

    ……一个牧童，

    ……一往情深；

    ……无所畏惧，

    玫瑰花哪有不带刺儿的。

    为什么我一回忆起这支歌曲，就产生一种缠绵悱恻的感情？这种奇异的情趣，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这支歌曲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泪打断。我曾无数次打算写信到巴黎去，请人设法补全其余的歌词，如果有人还能记得的话。但是，我几乎可以断定，假如我准知道这支歌曲除了我那可怜的苏森姑以外，还有别人唱过，那么，我这种一心要追忆这支歌曲的乐趣，恐怕就会消失大半。

    这就是我踏入人世后的最初的感情；这样，我就开始养成或表现出一种既十分高傲而又非常温柔的心灵，一种优柔怯懦却又不受约束的性格，这种性格永远摇摆于软弱与勇敢、犹疑与坚定之间，最后使我自身充满了矛盾，我连节制与享受、欢乐与慎重哪一样都没有得到。

    一次意外的变故打断了这种教育，其结果影响了我后来的一生。我父亲跟一个名叫高济埃先生的法国陆军上尉发生了一场纠纷，高济埃和议会里的人有亲戚关系。这个高济埃为人蛮横无礼而又胆小如鼠，我父亲把他鼻子打出血了。为了报复，他就诬告我父亲在城里向他持剑行凶。他们要把我父亲送入监狱，但是，依照当时的法律，我父亲坚决要求原告应和他一同入狱；这个要求被驳回了，我父亲只好离开日内瓦，让自己的余生在异乡度过；他宁愿这样，也决不让步：他认为若是让步，他一定会失掉荣誉和自由。

    父亲走后，我的舅父贝纳尔就做了我的监护人。舅父那时正在日内瓦防御工事中任职。他的大女儿已死，但还有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我们一起被送到包塞，寄宿在朗拜尔西埃牧师家里，以便在那里跟他学习拉丁文，附带学习在所谓教育的名义下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科目。

    两年的乡村生活，把我那罗马人的严峻性格减弱了一些，恢复了童年的稚气。在日内瓦，谁也不督促我，我却喜欢学习，喜欢看书，那几乎是我唯一的消遣；到了包塞，功课使我对游戏发生了爱好，它起了调剂劳逸的作用。乡村对我真是太新奇了，我不知厌倦地享受着它。我对它产生了一种非常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没有减退过。此后，在我所有的岁月中，我一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幸福时日，就使我对这些年代在乡村的逗留和乐趣感到怅惘，直到我又返回乡村时为止。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们的教学从不马虎，但也不给我们过多的课业。他在这方面安排得很好，有两点可以证明，即：尽管我很不愿意受老师管束，可是当我回忆我的求学时代，却从来没有感到厌恶；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虽不多，可是我所学到的都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学会了，而且一点也没有忘掉。

    这种淳朴的农村生活给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我的心里豁然开朗，懂得了友情。在此以前，我只有一些高雅而空想的感情。共同生活在恬静的环境里逐渐使我和我的贝纳尔表兄相处得很亲密。没有多久，我对他的感情就超过了对我哥哥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从来没有消失。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而骨瘦如柴、十分孱弱的男孩。他性情柔和正如他身体羸弱，并不以自己是我监护人的儿子而过分利用家里对他的偏爱。我们俩的功课、游戏和爱好完全相同：我们都没有别的朋友，两人年龄相同，每个人都需要有个同伴；要是把我们分开，简直可以说是毁灭我们。我们虽然很少有机会表现出彼此间深厚的感情，但这种感情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不仅是一时一刻谁也不能离开谁，甚至我们谁也没想象过我们会有分开的一天。我们两人的性情都是听两句好话便心软，只要人们不强制我们，老是那么殷勤，无论对于什么，我们的意见都相同。如果说，由于管教我们的长者的偏爱，我的表兄在他们眼里好象比我高一等，可是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比他高一等，这样我俩就算扯平了。我们上课的时候，他背诵不出来，我就小声提示他；我的练习作完以后就帮助他做；游戏的时候，我的兴趣比他大，总是做他的辅导。总之，我们俩性情是如此相投，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如此诚挚，因而不管是在包塞或在日内瓦，五年多的时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我承认，我们时常打架，但是从不需要别人来劝解，我们间的任何一次争吵从来没有超过一刻钟，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谁去向老师告对方的状。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孩子的事；不过，自从世界上有了孩子以来，这也许是个独特的例子。

    包塞的生活方式，对于我太合适了，只要时间再长一些，就可以使我的性格彻底定型了。所有温柔、亲切、平和的感情，构成了这个生活方式的基调。我认为，世间再也没有一个人生来比我的虚荣心更小的了。虽然有时候我一冲动，心情会特别激昂，但我立刻又会陷入原有的颓唐。让跟我接近的人都爱我，乃是我那时最强烈的愿望。我的性情柔和，我表兄也柔和，连所有管教我们的人也都很柔和。整整两年里，我没见过谁粗暴地发脾气，也没受过谁的粗暴待遇。凡此种种，都在我心中培养天赋的素质。看到人人都喜欢我，也喜欢一切，我就感到极度的愉快。我常常想起我在礼拜堂里一时回答不出教理问答时的情景，朗拜尔西埃小姐脸上那种痛苦和不安的表情，使我特别心烦意乱。我在大庭广众面前答不上来，固然会感到羞愧和极端难受，但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这种表情则是唯一使我比羞愧更加难受的事。因为我虽然对于表扬没有什么感觉，对于羞耻却总是非常敏感的，在这里我可以说：我怕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责备远不如怕惹她难过那样厉害。

    然而，她和她哥哥一样，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严厉；但这种严厉差不多总是合理的，而且从不过分，所以虽然使我感到愁闷，但是我完全不想反抗。我觉得使别人不愉快比自己受责罚更难受，而看到别人一个不愉快的脸色比自己受到体罚还要难堪。要想把我的心情说得更清楚些是相当麻烦的，但这也是必要的。假如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待年轻人往往不加区别地、甚至常冒昧从事而使用的那种方法所产生的长远后果，他们或许会改变这种方法！我从这一既普遍而又不幸的事例中得出了重大教训，因而决定在这里加以解释。

    期拜尔西埃小姐对我们不但有母亲般的慈爱，还拥有母亲般的权威，遇到我们应该受罚的时候，她有时也采用惩罚子女的办法。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她只是以惩罚来恫吓我们。受着这种在我看来是十分新颖的惩罚的恫吓，我觉得十分可怕；但是在她惩罚了以后；我却发现受罚倒不如等待处罚的时候那么可怕；而更奇怪的是，这种处罚使我对于处罚我的那位朗拜尔西埃小姐更加热爱。我发现在受处罚的痛楚乃至耻辱之中还搀杂着另外一种快感，使得我不但不怎么害怕，反倒希望再尝几回她那纤手的责打；只是由于我对她的真挚感情和自己的善良天性，才不去重犯理应再受到她同样处罚的过错。真的，这里边无疑有点儿早熟的性的本能，因为同样的责打，如果来自她哥哥，我就感不到丝毫快意。不过，按她哥哥的脾气来说，我是不怕他替妹妹动手的。我所以约束自己，免受惩罚，唯一的原因是怕招朗拜尔西埃小姐生气；这就是好感在我身上发挥的威力，甚至可以说，由肉感产生出来的好感所发挥的威力，而好感在我的心中总是支配着肉感的。

    这个我不怕重犯却又远而避之的错误又发生了，但这不怨我，也就是说，我并不是有意要犯的，而且可以说，我是心安理得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不过，这第二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因为期拜尔西埃小姐说，她不再用这种办法了，这种办法使她太累了。她一定也从某种迹象中看出这种惩罚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以前，我们睡在她的房里，冬天甚至有几次还睡在她的床上。过了两天，她便把我们安置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睡了。从此以后，我就有了她把我当大男孩子看待的荣誉，其实我并不需要这种荣誉。

    谁能想到这种由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女人的手给予一个八岁儿童身上的体罚，竟能恰恰违反自然常态而决定了我以后一生的趣味、欲望、癖好、乃至我这整个的人呢？在我的肉感被激起的同时，我的欲望也发生了变化，它使我只局限于以往的感受，而不想再找其它事物。虽然我的血液里几乎生来就燃烧着肉欲的烈火，但直到最冷静、最迟熟的素质都发达起来的年龄，我始终是守身如玉地保持住纯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知为什么经常用一双贪婪的眼睛注视着漂亮的女人。我不时在回想她们，但仅只是为了让她们象我幻想的那样一个个活动起来，叫她们一个个都变成朗拜尔西埃小姐。

    甚至在我到了结婚年龄以后，这种奇异的癖好，这种一贯顽强、并且快发展到堕落乃至疯狂地步的癖好，也没有使我丧失我的纯洁的习尚，尽管它象是早该失去了。假如说真的有过质朴而纯洁的教育的话，那末我所受过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我的三位姑姑不但是贤德典范的女人，而且她们身上的那种庄重典雅也是当时一般女人所没有的。我父亲倒是个喜欢玩乐的人，但他的情趣是旧式的，在他所爱的女人们跟前，他也从没讲过使一个处女感到害羞的话；在任何别的地方，我也没有见过象在我们家里，尤其在我面前那样，注意对孩子们应有的尊重。我觉得朗拜尔西埃先生对这个问题也同样注意：有一个十分和善的女仆，只因在我们面前说了一句稍微有些放肆的话，就被辞退了。在我成年以前，我对于两性的结合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就是这一点点模糊的概念也总是以一种丑恶而可厌的形象呈现在我的脑际，我对娼妓具有一种永难磨灭的痛恨。我每遇到一个淫棍，就不能不表示轻蔑，甚至感到恐怖，因为有一天，我到小萨果内克斯去，经过一条低洼的小路，我看两旁有一些土洞，有人跟我说，那些家伙就在里面野合，从那以后我对淫乱行为就是这样深恶痛绝。我想到这种人，脑子里又经常回忆到我所见过的狗的交媾，一回忆就觉得恶心。

    由教育而来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本身就能够推迟那种易于燃起欲火的天生气质最初的迸发，象我前面所说过的，我的肉欲初次露出的苗头在我身上所引起的规避作用对此也有所帮助。尽管我被沸腾起来的血液所冲动，可是由于我的想象只限于我过去的感受，所以我只知道把我的欲望寄托在我所已知的这种快感上，从来也未想到人们曾说得使我憎恶的那种快乐上面；这种快乐和我那种快感非常相近，我却丝毫没有理会到。在我愚妄的遐想中，在我色情的狂热中，在这种遐想与狂热有时使我做出的一些荒唐举动中，我曾运用想象力求助于异性，可是除了我所渴望获得的那种功用而外，我从来没想到异性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就这样，我竟以十分热情、十分淫靡和异常早熟的气质，度过了春情时期，除了朗拜尔西埃小姐无意中使我认识到的一些肉感上的快慰以外，从来不曾想过，也不曾有过任何别种肉感之乐；甚至在我年龄增长，到了成人以后，仍然如此，依然是原来可以把我毁掉的事物保全了我。我旧有的童年嗜欲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和另外那种嗜欲连结一起，使我怎么也不能从感官所燃起的欲望里把它剔除掉。这种怪癖，加上我生性腼腆，就使我在女人面前很少有冒险的劲头；原来我认为另外那种享受只不过是我所好的那种享受的终点，而我所好的这种享受，男方心里想而又抢夺不来，女方可以给而又猜想不到；既然我在女人面前不敢把什么都说出来，或不能把什么都做出来，当然我就灰溜溜的了。我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在最心爱的女人身边垂涎三尺而不敢吭声，我既不敢把我的癖好向对方说明，就只好用一些使我能想起这种癖好的男女关系来聊以自慰。跪在一个泼辣情妇面前，服从她的命令，乞求她的原宥，对我说来就是极甜美的享受；我那敏捷的想象力越使我血液沸腾，我就越象个羞羞答答的情郎。谁都知道，这种搞恋爱的方式不会有什么迅速的进展，对于被爱者的贞操也没有多大危险。因此，我实际上所获甚微，可是运用了我的方式，就是说运用想象力，我仍然得到很多的享受。我的情欲，配合上我那腼腆的性格和浪漫的心情，就这样保持了我的感情纯洁和习尚端正；假使我稍微脸皮厚一些，同样的癖好也许会使我陷入最粗野的淫欲里。

    在我自动坦白的这座黑暗而充满污泥的迷宫里，我总算走完了最初的、最困难的一步了。最难出口的倒不是罪恶的事，而是又可笑又可耻的事。现在我心里已经稳定了，说出了我方才大胆说出的话以后，便没有任何顾虑了。根据我自白出来的事情，人们可以断定，在我一生中，有时在我狂爱的女人跟前激奋起来，甚至眼不能见，耳不能闻，神魂颠倒，全身痉挛，但从来也没有向她们说出我的怪癖，从来也没有在最亲密的情况下向她们恳求我需要的唯一的恩宠。这样的事从来也没发生过，只是在我童年时和一个跟我同岁的女孩子有过一次，不过那也是她先提出的。

    这样追溯到我感情生活的最初事迹，我发觉有些因素有时似乎非常矛盾，但又连在一起，有力地产生一个同样而单纯的效果；我又发现有些因素表面看来都一样，由于发生了某些情况而形成完全不同的巧合，以致使人想象不出它们之间当初会有什么关系。譬如，谁能相信我灵魂上一种最坚强的力量，是从我那有着柔弱与嗜欲两种因素的血液的同一泉源里淬砺出来的呢？下面的事情并没离开我刚才所说的主题，人们却可以从中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

    有一天，我正在厨房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独自念书。女仆把朗拜尔西埃小姐的几把拢梳放在砂石板上烤干。在她来取的时候，发现一把拢梳有一边齿儿都断了。这是谁弄坏的呢？除我以外，没有别人到这间房里来过。他们追问我，我否认动过那个拢梳。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一起来训诫我，逼问我，甚至还恫吓我，我始终坚决否认，然而，我的一切抗议都没有用，他们认定是我弄坏的，尽管人们从来没见过我如此大胆说谎。他们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事实上也应该这样看。毁坏东西、说谎、硬不认错，似乎都应该受罚。可是这回却不是朝拜尔西埃小姐动手来惩罚我。他们给我舅父贝纳尔写了信，舅父来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被加上另一种同样严重的罪名，我们两个人要受到同样的惩处。这次由我舅父动手的处罚可真厉害。为了以毒攻毒，彻底矫正我那败坏了的欲望，这可能是不能再好的方法了。所以，此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些欲望没有再来干扰我。

    他们没能从我口中得出他们所希望的口供，以后又逼问了好几次，弄得我狼狈不堪，但我毫不动摇，我宁可死，并且决心去死。结果，暴力面对一个孩子的“魔鬼般的倔强”（他们对我的不屈不挠找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让步了。我从这次残酷的遭遇逃脱出来以后，已被折磨得不象人样了，然而，我胜利了。

    这件事差不多已经有五十年了，今天我不必再担心为这一事件而受惩罚了。那么，让我在上帝的面前声明：我在这件事上是无罪的，我既没弄坏那把拢子，也没有动过它，我不但没挨近那块砂石板，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大家不必问我这件东西到底是怎么弄坏的；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想不出道理来。我所确实知道的，就是我在这件事上是无罪的。

    人们可以设想，一个儿童在平常生活里性情腼腆温顺，但在激情奋发的时候却是那样激烈、高傲而不可驯服。他一向听从理智的支配，日常所受到的都是温柔、公正、亲切的待遇。在他心里连不公正这个观念都没有，可是现在恰恰受到了他所最爱和最尊敬的人们方面的第一次不公正的磨难。当时，他的思想该是多么混乱！他的感情该是多么复杂！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脑海中，在他那整个小小生灵的精神和理智里又该是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所以要请读者们，如果可能的话，自己想象一下这种情况，是因为我那时是怎样一种心情，我自己也无力分析清楚和详细叙述出来。

    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表面的情况如何使我脱不开罪责，我也不会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我只能从我本身着想，我感觉到的只是：因为一个并不是我犯的过错，竟给我如此严厉的惩罚，实在太残酷了。肉体上的痛楚虽然剧烈，我并不觉得怎么样，我所感觉到的只有气愤、激怒和失望。我表兄的情况也跟我差不多，人们把一件无心的过错当作蓄意已久的行为来处罚他，因此也跟我一样怒不可遏，可以说，他跟我采取了一致行动。我们俩倒在一张床上，激动得不住颤抖，互相拥抱在一起，甚至喘不过气来。等到我们幼小的心灵稍稍平静了些，能够发泄我们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就起来直挺挺坐在床上，两个人一起用尽全身的力气，不停地喊：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我写这件事的时候，还觉得脉搏怦怦跳动；即使我活到十万岁，这些情景也一直历历在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不公正和暴力的感受，它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以致一切和这种感受有关的观念都会使我的心情又象最初那样激愤起来；这种感受，一开始是由我自己身上而起的，以后它变得非常坚强并且完全摆脱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无论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是谁，也无论它是什么地方发生的，只要我看见或听到，便立刻怒发冲冠，有如身受。每当我在书中读到凶恶暴君的残忍，或是邪恶僧侣的阴谋诡计的时候，真有心不惜万死去把这些无耻之徒宰掉。有时我看到一只公鸡、一头母个、一只狗或是其他畜生侵害别的畜生，我往往会跑得满身大汗去追它，或用石块去砍它，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恃强凌弱。这种感情可能是我的天性，我也相信一定是生来就有的；但是，我第一次所遭受的不公正的沉痛回忆和我的天性密切融合得太久，因而这种天性更加增强了。

    我那欢畅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享受不到纯洁的幸福了。就是在今天，我仍觉得我所回忆的幸福童年也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以后还在包塞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我们在那里，就好象人们所描述的亚当的情况那样，虽然还在地上乐园，但已不能再享受其中之乐：表面的环境虽然没有变，生活实际完全不同了。学生对于他们的教导者再也没有那种热爱、尊敬、亲密和信赖的关系了，我们再不把他们看做洞悉我们心灵深处的神灵了！我们做了坏事不象从前那样感到羞愧，而是比以前更加害怕被人告发：我们开始隐瞒、反驳、说谎。我们那个年龄所能有的种种邪恶，腐蚀了我们的天真，丑化了我们的游戏。田园生活在我们眼中也失去了那种令人感到惬意的宁静和淳朴，好象变得荒凉阴郁了；又象盖上了一层黑幕，使我们看不到它的优美。小花园也辍了耕，我们不再去莳花锄草。我们不再轻轻地去把地上的土掀开，发现我们撒下的种于发了芽也不再欢呼了。我们讨厌了这种生活，人家也讨厌了我们。舅父把我们接回去，我们就跟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分了手，彼此都觉得腻烦，没有什么惜别之感。

    我离开包塞以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从没有一次愉快地想过在那里的光景，只觉得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念念不忘的。但是当我盛年即逝，行将进入老年的时候，别的回忆逐渐消失，而这些回忆却重新浮起，深深地刻在我的脑际，而且越来越显得美妙和有力。我好象由于感到生命即将逝去而设法把它抓回来，再从头开始。那个时期的一点小事都使我喜悦，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它是那个时候的事情。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情况，我都回忆起来了：女仆或男仆在屋子里忙着；一只燕子从窗户飞进屋来；我背诵的时候有一只苍蝇落在我的手上；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住过的那个房间的一切布置；右边是朗拜尔西埃先生的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历代教皇的版画、一只晴雨表和一个大型日历。这所房子后面，是一座花园，地势很高，那里有许多覆盆子树，不仅树荫遮住了窗子，甚至有时树枝一直钻到窗户里面来。我很知道读者并不大需要知道这些，但是我需要把这些告诉读者。所有在这幸福岁月里的一些轶事，现在想起来还使我喜欢得跳跃起来，我有什么不敢向读者说的呢！特别有五、六件轶事应该讲一讲。让我们打个折扣吧。我给你删去五件，只谈一件；不过这一件，请允许我尽量把它述说得长一些，好让我延长一下我的快乐。

    假如我只是讨你们高兴，我一定会选择朗拜尔西埃小姐露出屁股的故事，她不幸在草地边缘上跌了一跤，正好撒丁王从那里经过，把她整个屁股都看见了。但是土台上的胡桃树的轶事我更觉得有趣，因为我是这个轶事的演员；而在她跌跤的轶事中我不过是个观客；我承认，尽管那件事的本身很可笑，可是那时我还把她当做母亲看待，甚至比对母亲还爱，那件事只有使我惊慌，并不感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啊，读者们，你们是想知道那土台上胡桃树的伟大历史的，就请你们听听它那惊人的悲剧吧，如果可能的话，请不要颤抖！

    院门外边，进口处左侧有一片土台，下午大家常到那里去闲坐，但那里一点荫凉也没有。为了使它能有点荫凉，朗拜尔西埃先生叫人在那里栽了一棵胡桃树。栽这棵树时仪式相当隆重，我们两个寄宿生作了这棵树的教父。人们往坑里填土的时候，我们每人用一只手扶着树，唱着凯歌。为了便于浇水，在树根周围还砌了个池子。我和我的表兄每天都兴致勃勃地看着人们浇水，我们天真地确信：在这土台上栽一棵树比在敌人堡垒的墙孔上插一面旗帜还要伟大；因此我们俩决心取得这种光荣，而不让任何人分享。

    为此，我们砍来一根嫩柳树枝子，也把它栽在土台上，离那棵雄伟的胡桃树大约有十来呎。我们也没忘了在我们那棵小树根下围起一个池子。困难的是没有水往里浇，因为水源离得相当远，人家又不许我们跑去提水。但是我们的柳树非浇水不可，因此，那几天我们想出种种诡计来给它浇水，成绩果然不坏，我们亲眼看到它发了芽，长出嫩叶来。我们不时地量一量叶子长了多大。尽管全树不过一呎高，但我们确信它不久便会给我们荫凉的。

    这棵小树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弄得我们干什么也不能专心，一点书也念不下去，我们简直就象发了疯。人们不了解我们在跟谁斗气，只好对我们管束得比以前更严了。我们到了真正缺水浇的严重时刻了，眼看着小树要干死，心里实在难受。可是急中生智，我们想出了一个窍门，能保证小树和我们免于一死，那就是在地底下掘一个小暗沟，把浇胡桃树的水给小柳树暗暗引过来一部分。我们积极地执行了这项措施，但是起初并未成功。我们把那个沟的斜坡做得太不合适，水根本不流，土往下坍，把小沟给堵死了，入口处又塞满了一些脏东西，一切都不顺利。但是我们并不灰心：“omniavincitlaborimprobus”。我们又把小沟和小柳树根下的池子挖深了一些，让水容易流过来。我们把小箱子的底劈成小窄木板，先用一些一条接着一条地平铺在沟里，然后又用一些斜放在沟的两侧，作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水道。在入口处插上一排细木棍，棍与棍之间留有空隙，好象一种铁蓖子或澡盆里的放水孔，可以挡住泥沙石块，而又能使水流得通畅。我们非常仔细地把这项工程用土盖好，并且把土踩平。全部完工的那一天，我们怀着希望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紧张心情等待着浇水时刻的到来。好象等了有几世纪之久，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朗拜尔西埃先生跟往常一样，来参加这项工作；在浇水的时候，我们俩老站在他身后，以便掩护那棵小柳树；最侥幸的是，他始终是背对着树，没有转过身来。

    头一桶水刚刚浇完，我们就看见水流到我们树的池子里。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忘掉了谨慎，不由得欢呼起来，朗拜尔西埃先生因此回过头来，这一下可糟糕了！他刚才看到胡桃树底下的泥土大量吸收水分，认为是土质好，心里非常快活；此时，他忽然发觉水分到两个池子里去了，不禁吃了一惊，也大叫起来。他仔细一瞧，看破了诡计，立刻叫人拿来一把大镐，一镐下去，我们的木板就飞起了两三片，他大声喊道：“一条地下水道！一条地下水道！”他毫不留情地把各处都给刨了，每刨一下子都刨到我们的心上。一刹那间，木板、水沟、池子、小柳树，全都完了，全都被刨得稀烂。在这一段可怕的破坏工作中，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叫着“地下水道”。他一面喊着：“地下水道！地下水道！”一面破坏着一切。

    有人也许会想，这件事情必然会给小建筑师们带来不幸，但他想错了，全部事件到此为止。朗拜尔西埃先生并没有说一句责备我们的话，也没有给我们脸色看，也再没跟我们提这件事；甚至过了一会儿，我们还听见他在他妹妹跟前哈哈大笑，他的笑声老远就能听得见。更怪的是，我们除了起初有点惊慌，也没有觉得太难过。我们在别处又栽了一棵树，我们也常常提起第一棵树的悲剧，一提起来我们俩就象背诵文章似地叫道：“一条下水道！一条下水道！”在此以前，当我以阿里斯提德或布鲁图斯自居的时候，曾不时出现过那么一种骄傲感。这是我的虚荣心第一次明显的表现。我觉得我们能够亲手筑成一条地下水道，栽一棵小柳枝来和大树竞赛，真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我十岁时对事物的看法比凯撒在三十岁时还要高明。

    这棵胡桃树以及同它有关的那段小故事，一直非常清楚地留在我的脑际，或者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因此当我于一七五四年到日内瓦去的时候，我最惬意的打算之一就是到包塞去再看一下我儿童时代游戏的纪念物，特别是那棵亲爱的胡桃树，它该有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的寿命了。但是我那时一直有事缠身，不能自主，始终没有满足这种愿望的机会。看来这样的机会也不可能再有了。然而，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得到这种机会的愿望；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假如一旦我能回到那心爱的地方，看到那棵心爱的胡桃树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用我的眼泪浇灌它的。

    回到日内瓦以后，我在舅父家里住了两三年，等待着人们对我前途的安排。舅父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工程师，他教给我表兄一点制图学，并给他讲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我也陪着他一起学，并且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于制图学。这时大家却商量着叫我做钟表匠、律师或牧师。我很喜欢做牧师，我觉得传道说教倒挺有意思。可是我母亲遗产每年的那点收入由哥哥和我一分，就不够供我继续读书了。既然我当时的年龄还不那么急于选择职业，就只好暂时留在舅父家里等待着，这几乎是虚度光阴，同时还得支付一笔虽然公平合理、数目却也实在可观的饍宿费。

    我的舅父和我父亲一样，也是个喜欢玩乐的人，他也象我父亲一样不善于用义务约束自己，很少关心我们。舅母是一个稍带虔信派教徒作风的虔诚女人，她宁愿去唱圣诗，也不愿注意我们的教育；他们对我们几乎是完全放任，我们也从来不滥用这种放任。我们两人形影不离，互相帮助，无求于他人，而且因为我们从来不想去跟那些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顽童们厮混，所以丝毫没有沾染上由于终日无所事事而养成的那种浪荡逍遥的习气。其实，我说我们闲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一辈子也没有放闲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感到极为有趣的各种毫不间断的游戏，使我们在家里忙个不停，甚至使我们不想出门。我们自己作鸟笼子、笛子、毯子、鼓，盖小房子，作水枪、弩弓等玩具。我们也学我那位和善的年迈外祖父那样制造钟表，有时竟弄坏了他的那些工具。另外还有一种最喜欢的爱好，就是在纸上涂抹，起画稿，施墨，加彩，糟蹋颜色。有一个名叫刚巴高尔达的意大利江湖艺人到日内瓦来，我们去看过一次就不想再去了；但是，他有木偶，我们也就造起木偶来；他的木偶演一些喜剧式的东西，我们也就为我们的木偶编喜剧。没有变音哨子，我们就用假嗓子学那滑稽小丑的语声，来演我们这些动人的喜剧，我们那些慈祥的长辈们倒也都耐心地看，耐心地听。但是有一天，我的舅父贝纳尔召集家人朗读了他自己写的一篇动人的讲道稿。于是我们又丢开了喜剧，也写起讲道稿来了。这些琐事没有多大意思，我自己也承认；不过，这些琐事证明，我们最初的教育是多么需要很好的指导，才能使我们这些在那样幼小的年龄就几乎自己管束自己的孩子很少滥用这种放任。我们不太需要结交同伴，甚至有这种机会，我们也不重视。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孩子们玩耍，但是并不羡慕，甚至也不打算参加。我们两人之间的友情足以使我们心满意足，只要我们两人能在一起，就是最单调的娱乐，我们也会感到喜悦。

    由于我们两人形影不离，人们注意起来了；特别是我的表兄身材很高，而我很矮，这样的一对确是十分可笑。他瘦高个子，小脸儿象个皱苹果，神气柔弱、步伐无力，招得孩子们嘲笑。

    人家用当地的土语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笨驴”，只要我们一出门，就会在我们的周围响起一片“笨驴，笨驴”的喊声。他对于这种嘲笑比我更能处之泰然。我恼火了，想跟他们打架，这正是那些小流氓求之不得的。我跟他们打起来了，结果挨了打。我那可怜的表兄尽力帮助我，可惜他弱不禁风，人家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这么一来，我简直气疯了。虽然我脑袋上、肩膀上挨的那几拳的确不轻，但他们要打的并不是我，而是“笨驴”。我这种倔强的怒火反倒把事情弄得更糟，后来，只有在人家上课的时间，我们才敢出门，我们唯恐受到小学生们的詈骂和追赶。

    现在我已成了打抱不平的骑士了。为了作一个象样的骑士，我需要有一位情人；我有过两位。我时常到尼翁去看我父亲，尼翁是伏沃州的一个小镇，我父亲已定居在那里。我父亲的人缘很好，连他的儿子也沾了光。我在他那里住的日子虽不多，看在他面上，所有的人对我都很亲切。有一位菲尔松太太更是对我万分疼爱，这还不算，她女儿还把我看作她的情人。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给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作情人，人们当然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所有这种非常机灵的姑娘们都很乐意把小洋娃娃摆在前面，以便把大洋娃娃掩蔽起来，她们很会运用手腕，造成一种令人着迷的假象，来诱惑那些大洋娃娃。在我这方面看不出她和我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因此我对这件事倒挺认真；我把我整个的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我全副的脑筋都用在这上面了，因为，虽然我爱她已达发狂的程度，虽然我的狂热、兴奋、激昂做出了许多令人绝倒的趣剧，但我也只是在我那小脑袋里爱她而已。

    据我所知，有两种完全不同而又完全真实的爱情，它们虽然都很强烈，但是彼此间几乎没有共同的地方；它们跟亲密的友谊也不一样。我整个一生被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爱情各占去一半，甚至我曾在同一时间亲身体验了这两种爱情。比方说，在我刚刚讲述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当我公然把德·菲尔松小姐据为己有、专横到不能忍受别的男子跟她接近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位小姑娘戈登小姐有过几次时间不长、但是热烈的幽会；幽会时，她好象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我。全部经过，如此而已。虽然不过如此，但是实际上，我却觉得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无上的幸福了。我当时已经体会到秘密之可贵。虽然在使用秘密方面，我还十分幼稚，但是当我发现德·菲尔松小姐跟我定情，只不过为了遮掩其他风流勾当的时候，我便针锋相对地以同样的方式报答了她。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但我深感遗憾的是，我的秘密被发现了。也可以说，我的小老师并没有象我一样保守秘密。不久，人家就把我们分开了。又过些天，当我回日内瓦从库当斯路过的时候，我听到有几个小姑娘低声喊道：“戈登跟卢闹翻了。”

    这位戈登小姐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她长得并不美，但她那脸庞是令人难以忘记的；我至今还时常想起它来，拿我这样一个老疯子来说，未免想得过分了一些。她的身段，她的姿态，特别是她那双眼睛都与她的年龄不相称。她那副小神气又威严又骄傲，倒很合乎她扮的那种脚色，也就是她那副小神气使我们想起演这种角色来。但是，她最奇怪的一点是，她那种大胆与端庄混合在一起的样子，是令人难以了解的。她对我肆无忌惮，我对她却丝毫不能随便。她完全把我当做小孩子看待，因此我相信，要未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要末恰恰相反，她本人还是一个孩子，居然把面临的危险视为儿戏。

    我对她们两人，可以说都是一心一意。而且我是那样全心全意，当我跟其中一个在一起的时候，心里从来不想另一个。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对她们两人的感情却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我就是跟德·菲尔松小姐过一辈子，也不会想到要离开她；但是，我接近她的时候，我的喜悦心情是平静的，决不会感情激动。我爱她，特别是在跟许多人一起谈笑的时候，打趣取笑，打情骂俏，甚至争风吃醋，都使我心花怒放，津津有味。我看到那些年岁大的情敌仿佛受到冷遇，而我独为她所垂青，便洋洋得意地自豪起来。我也曾被逗得愁肠百转，但是我喜欢承受这种苦痛。人们的赞美、鼓励和欢笑，又使我心头发暖，勇气倍增。我又发脾气，又说机灵话，在交际场里，我爱她爱得发狂；若是单独和她相对，我反而会局促不安，心情冷淡，甚至有些厌烦的情绪。不过，我对她是那样关心，当她生病的时候，我非常苦恼，我宁愿牺牲自己的身体使她得以恢复健康。请大家注意，由于我本身的经验，我是深切了解疾病和健康的意义的。一离开她，我就想念她，觉得非有她不可；而在和她相会的时候，她的那些爱抚使我感到甜蜜的是心灵而不是肉体。我跟她在一起有一种泰然的感觉；我除了她所给的一切，并不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不过，我要是看见她跟别人也是这样，那我是不能容忍的。我对她是爱若兄妹，妒如情郎。

    至于戈登小姐，我每一想到她可能象对待我一样对待别的男子，心里就嫉妒起来，仿佛土耳其人、疯子或者老虎那样。因为她的所赐即便星星点点，我若不下跪也是得不到的。当我和德·菲尔松小姐接近的时候，我只感到欢喜，并不动情；但是，只要戈登小姐一出现，我便任何别的东西都看不见了，简直神魂颠倒。跟前者相处，虽然很亲昵，决没有什么放肆的地方；但在后者面前，那就完全相反了，即便是彼此已十分厮熟，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我觉得，假如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太久，我的命都得断送掉，因为心脏的跳动准会把我活活憋死。对于她们两个，我同样害怕失宠；不过，我对一方是体贴备至，而对另一方则是唯命是从。把世界上所有的财宝都给我，我也不肯去惹德·菲尔松小姐生气；可是，如果戈登小姐命令我去跳火坑，我相信，我马上就会去跳的。

    我跟戈登小姐的那些桃色事件——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幽会——没有维持多久，这对她对我都算天大的幸事。我跟德·菲尔松小姐的交往没有发生同样的危险，不过，经过稍长的时间之后，也形成了一场悲剧的结局。这类事件的结局永远带有一些浪漫的气息，使人不禁为之感叹。我跟德·菲尔松小姐的情爱虽然并不炽烈，但是也许更加眷恋。我们没有一次不是挥泪而别，更奇怪的是，在分手以后，我便感到难堪的寂寞。我一开口，便会谈起她，我一沉思，便会想到她。我的伤感是真实和痛切的。不过，我相信，实际上这种英雄之泪决非完全为她而洒，在我的伤感中，对于以她为中心的那种玩乐的留恋，也占很大的成分，只是我没有理会这一点罢了。为了排遣离愁别恨，两个人写了一阵情书，词句之动人就是冷若岩石的人也会为之心碎。我终于得到了胜利；她再也忍耐不住，只好到日内瓦来看我。这一下子我更晕头转向了，在她小住的两天中，我简直如醉如痴。她要离开的时候，我真想她一走我便去投水自尽。我的号啕声久久停留在茫茫的太空中。过了一个星期，她给我寄来一些糖果和几副手套，假若我不知这时她已经结婚，她那次“光临”只是为了置办嫁妆而来的，那么，我一定会觉得她这种举动是多情的表示。当时我是何等愤怒，不用描述，就可想而知。我满怀崇高的怒火，坚决发誓，永远不再见这个负心的女子。我觉得这是对她最严重的惩罚。可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死去。二十年后，我去看我的老父。我们父子二人泛舟湖上的时候，我看见高我们的船不远，有一只游艇，上面坐着几个女人，我问那是谁。“怎么！”我父亲笑着说，“想不起来了吗？那是你当年的情人啊。现在叫克里斯丹夫人，就是从前的德·菲尔松小姐。”听到这个差不多已经完全忘掉的名字，我哆嗦了一下。不过，我马上吩咐船夫把船划开了。虽然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复仇机会，但是我觉得犯不上违背誓言，跟一个年已四十的女人算二十年前的帐。

    在没有确定我的前途以前，我少年时代的大好光阴便在这些无聊的琐事中浪费掉了。人们根据我的天性，经过再三考虑，终于给我选择了一个最不称心的职业。他们把我送到本城法院书记官马斯隆那里，叫我在他手下学习“承揽诉讼人”的行道，依照贝纳尔先生的说法，那是种有用的职业。我对“承揽诉讼人”这个雅号讨厌透了。我人格高尚，决不想用卑鄙手段去发财。天天干这行业务真是枯燥无味，令人难以容忍，加上工作时间又长，还得和奴才一样听人驱使，我心里就更不高兴了。我每走进事务所大门的时候，总是怀着憎恶的心情，这种心情日甚一日。至于马斯隆先生呢，他很不满意我，对我抱着轻蔑的态度。他经常骂我懒惰和蠢笨，他每天都喋喋不休地说：“你舅舅硬说你会这个，会那个，其实你什么也不会。他答应给我送来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哪知道送来的却是一头驴。”结果，我以“无能”的罪名，很不光采地被赶出了那家事务所；照马斯隆先生的那些办事员们的说法，我除了使用钟表匠的锉刀以外，没有别的用处。

    自己的天资经过这样评定以后，我就只好去当学徒了。不过，他们叫我去投靠的不是一个钟表制造匠，而是一个零件镂刻师。书记官的轻蔑态度实在把我的骄气压得太低了，所以我依命而行，毫无怨言。我的师傅，人称杜康曼先生，是一个脾气粗暴的青年人，在很短的期间里，就把我儿童时代的一切光华全都磨光了；他摧残了我那温柔多情、天真活泼的性格，使我不但在实际生活上、而且在精神面貌上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学徒。我的拉丁文和我所学的古典文学和历史，都长期抛在脑后，我甚至记不起世界上有过罗马人。我去看我父亲的时候，他再也看不出我是他的“宝贝”了。在那些太太小姐们的心目中，我再也不是风流潇洒的让－雅克了。连我自己都确切地相信，朗拜尔西埃兄妹决不会认出我是他们的门生，因此，我真不好意思去拜访他们；从那以后，我永远也没有再碰到他们了。最低级的趣味、最下流的习惯代替了我当年可爱的娱乐，甚至使那些娱乐在我的记忆里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我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想必是我生来就有一种易于堕落的倾向，因为我丝毫没费力，转瞬之间便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连非常早熟的凯撒，也不曾这样迅速地变成拉里东。

    说起那行手艺本身，我并不讨厌。我非常喜欢打图样的艺术，挥动刻刀也觉得很有趣味。同时，在钟表制造业这一行里，镂刻零件，用不着有多么高超的技术，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能有卓越的成就。假如不是由于我师傅蛮横无礼，由于我所受的种种束缚，因而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的话，那么，我也许会达到这个目的了。我曾经背着他在工作时间内搞了一些虽然属于同样性质、但是对我那不受束缚的性格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我镂刻了一些骑士勋章，供我自己和伙伴们佩戴之用。我师傅发现我私下里干这种违禁的活儿，痛打了我一顿，并且说我在练习制造伪币，因为我们的勋章上面刻有共和国的国徽。说老实话，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伪币，就是对于真币，我认识的也不多。我对罗马的“阿斯”的铸造方法倒比对我们的三苏辅币更加熟悉。

    由于师傅的暴虐专横，终于使我对于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并使我染上了自己痛恨的一些恶习，诸如撒谎、怠惰、偷窃等等。这一时期我身上发生的变化，回忆起来，令我深刻地体会到，在家靠父母和出外当奴隶之间的天壤之别。我生性腼腆而懦怯，尽管可以有千百个缺点，但决不至于堕落到厚颜无耻的程度。在此以前，我所享受的正当的自由仅只是一点一点地缩小范围，而现在呢，它完全化为乌有了。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肆无忌惮；在朗拜尔西埃先生家里的时候，我无拘无束；在舅父家里，我谨言慎行；到了我师傅那里，我就变得胆小如鼠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堕落的孩子。当初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我过惯了完全和他们一样的生活：没有一种娱乐我不能参加，没有一种佳肴会缺少我的那一份，我心里想什么，嘴里便说什么。而在我师傅家里竟变成怎样一个人呢？大家是一想便知的。因为在那里，我不敢张嘴；在那里，饭只吃到三分之一时候，就得离开饭桌，马上就得走出去；在那里，我是一天忙到晚，我看见别人有玩有乐，只是我什么也享受不着；在那里，主人及其狐朋狗友的逍遥放荡，越发使我感到受人奴役的重压；在那里，即便争论我最熟悉的事情，我也不敢张嘴；总之，在那里，我眼睛看见什么，心里就羡慕什么。为什么？只是因为被剥夺了一切。永别了，我的安逸生活；永别了，我的愉快活泼；就是从前我犯错误时候往往使我躲过责罚的那些聪明活，而今也休想再说了。有一件事情，我一想起来便不能不笑；某天晚上，在父亲家里，我因为淘气，罚我不吃饭就上床睡觉；当我拿着一小片面包从厨房走出去的时候，我看见并且闻到铁叉子上烤着一大块肉。大家站在炉灶周围；我从那儿走过去，不得不向他们每个人道声晚安。道完晚安之后。我向那块肉瞥了一眼。哎呀，它的颜色多么好看，它的味儿多么香啊！我不由自主地也向它鞠了一躬，用悲戚的声音对它说：“烤肉，再见吧！”这句灵机一动、脱口而出的天真无邪的玩笑话是那样逗乐，他们到底还是叫我一块吃晚饭了。在我师傅家里，如果这样做，也许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在那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机灵劲儿，即便有，我也决不敢说出口来。

    我就这样学会了贪婪，隐瞒，作假，撒谎，最后，还学会了偷东西——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念头，可是现在一有了这种念头，就再也改不掉了。力不从心，结果必然走上这条邪恶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奴仆都是连偷带骗，个个学徒都是连骗带偷。不过，如果后者处在与人平等、无忧无虑的状态，而所希望的又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在他们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丢掉这种不光彩的癖好。可惜我没有遇到那样有利的条件，所以未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儿童第一步走向邪恶，大抵是由于他那善良的本性被人引入歧途的缘故。我在师傅家里已经待了一年以上，尽管经常感到手头拮据，不断受到外物的诱惑，但是，就连吃的东西我也没想偷过。我第一次偷东西本是出于一番给人帮忙的好意，不过，它为另外几次偷窃揭开了序幕，而那几次偷窃的动机却不值得赞扬。

    我师傅有位伙友，叫做维拉，他家与我们为邻，稍远处有一个园子，园中种着最名贵的龙须菜。这时维拉手头不大宽裕。他想背着自己的母亲偷几颗刚刚长成的嫩小龙须菜，当作鲜货把它卖掉，换几顿好饭吃。他自己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而且他手脚也不灵便，就选中我去办这件事。他首先恭维了我一顿，我当时没有识破他的用意所在，所以很容易就上了圈套。然后，他假装忽然想出这个主意，让我去干。我拒绝了好半天；可是他固执己见，又向我百般阿谀奉承，我抵抗不住，结果投降了。我每天早晨去割一些最好的龙须菜，拿到茂拉尔市场出售；市场上有位老太婆，她猜我是偷来的，便向我当面揭穿，以便贱价收买。我作贼心虚，只好凭她随意给价，然后我将钱如数交给维拉。这钱马上变成一顿饭菜，置办人是我，吃的是他和另外一个伙友。他给我一点小惠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至于他们的酒杯，我摸都没有摸到。

    这种小把戏我一直干了好几天，我丝毫没有想到偷窃一下偷窃者，即从维拉盗卖龙须菜的收入中抽个头儿。我实心实意干这种勾当，唯一的动机就是为了讨主使人的欢心。但是，假若我被人捉住的话，我要怎样挨打、受骂、大吃苦头啊，而那个坏蛋一定会说我诬赖他，别人也一定会相信他的话，结果，我便要以诬告之罪受到加倍的惩罚，因为他是个伙友，而我只是一个学徒！作恶的强者逍遥法外，无辜的弱者遭殃，走遍天下皆是如此。

    这样一来，我才了解到偷窃并不象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可怕。我对这门学问很快便登堂入室，凡是我想弄到手的东西，只要我力所能及，那就难保安全了。在师傅家里，我吃的并不算坏；我所以难以克制自己的食欲，是由于看到我师傅吃东西太没节制。每当端来美味珍馐的时候，他便把青年人赶下桌子，我觉得这种习尚是培养馋鬼和小偷的最有利因素。没有多久，我便兼任这两种角色了；一般来说，我总是得心应手，只偶尔被捉住挨顿苦揍而已。

    有一次我偷苹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一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感到战栗，也觉得好笑。那些苹果放在储藏室的最里边，那间储藏室上面有一个很高的格子窗，厨房里的阳光可以射到里面去。有一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便登在案板上，向“赫斯珀里得斯苹果园”张望我所不能接近的禁脔。我把烤肉的铁叉子取来，看它是否够得着；不成，它太短了。我又找了一个小叉子（我师傅喜欢打猎，为了烤打来的野味，所以专门预备一个小叉子）接在上面。我扎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我到底扎上了一个苹果，这可把我乐坏了。我小心翼翼地往上拉，苹果已经接近格子窗户了。我伸手去拿。但是，多么叫人伤脑筋啊！苹果太大，从格子里拿不出来。为了拿它，我费了多少苦心！要使铁叉子不掉下来，我必须找个夹住它的东西，要切苹果，我必须找把相当长的刀子，在切的时候，又必须有一块托板。等万事齐备以后，我就开始切苹果，我打算把它切成两半，分别取出来。但是，我刚刚切开，两块苹果就都掉到储藏室地下去了。富有同情心的读者哟，请分担我的烦恼吧！

    我并没有丧失勇气；不过，我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我怕冷不防被人逮住，只好等第二天再来作比较幸运的尝试。于是，我就好象没事人儿似地，干我的工作去了。至于储藏室里那两个不会保守秘密的凭证，对我是多么不利，我连想都没有想它。

    第二天，我找了个适当机会，又作了一次新的尝试。我爬上我的楼板，伸出铁叉，对准苹果，正准备去扎……谁知道那个守卫龙并没睡着，储藏室的门叭哒一声开了。我师傅走了出来，两手一叉，瞪着我，对我说：“好哇！”……写到这里，我的手哆嗦得连笔都攥不住了。

    由于经常挨打，我渐渐对挨打也就满不在乎了。后来我觉得这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我并不把眼睛向后看、看我挨打时的情况，而是把眼睛向前看，看我究竟怎样复仇。我心里想，既然按小偷来治我，那就等于认可我做小偷。我发现，偷东西与挨揍是相辅而行的事情，因而构成了一种交易，作为交易的一方，我只要履行我所承担的义务就行了，至于对方的义务，那就让我师傅费心去履行吧。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每当我偷东西的时候，就比以前更加心安理得了。我对自己说：“结果会怎样呢？挨揍吗？管它呢！我生来就是为挨揍的。”

    我好食而不贪，好色而不淫：由于别的欲念太多，这两种欲望就被冲淡了。非心闲时，我从来不思口福，而我平生又难得心闲，所以就很少有思考美味的时间。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把我的偷窃伎俩长期局限在食物上，不久，我便把它扩展到我所希求的一切东西上面去了；后来我所以没有变成职业小偷，只是因为我一向不爱钱的缘故。在作坊的一端，我师傅另有一间私室，门老是锁着，我想了个窍门，把它打开，然后再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关好。我潜入那个房间，征用了师傅的应手工具、精美图案和产品模型，凡是我所喜爱，凡是他有意瞒着我的东西，我都拿。说真的，这种偷窃是无辜的，因为我偷来的东西还是用在给我师傅干的活上；不过，由于我能够自由支配那些小东西，所以心里喜欢得不得了；我觉得，在偷师傅的产品时，仿佛连他的技术都偷来了。另外，在一些小匣里，我发现有碎金块、碎银块、小宝石、贵重物品和钱币。我呢，口袋里只要有四五个苏，就心满意足了，因而不但没有去摸匣子里的任何东西，就连贪婪地看上一眼，我记得也没有过。我看见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不是喜欢，而是恐怖。我深深相信，我对于盗窃金银财宝以及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的畏惧，大半是由于教育的结果。另外一小半，是由于内心里交织着丢脸、坐牢、受罚、上绞刑架的观念，只要一起盗心，这些思绪便会使我不寒而栗；所以，我总觉得，我的那些恶作剧只不过是淘气罢了，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我认为，结果顶多挨我师傅一顿狠揍，这是我早就有所准备的。

    不过，我再重复一遍，我渴望的那点儿东西实在有限，根本谈不上什么悬崖勒马的问题，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念头要打消。对于我，一张上等图画纸比可以买一令纸的金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的怪癖是从自己的一种特殊性格产生的。因为这种性格对我的行动发生过巨大影响，所以我必须说个仔细。

    我的欲望是非常炽烈的，每当它激动起来的时候，我的那种狂热是无与伦比的；什么审慎，恭敬，畏惧，礼节，我完全不管不顾，我变成一个厚脸皮的胆大包天的人，羞耻心阻挡不住我，危险也不能使我畏葸不前，除了我所迷恋的那件东西而外，我觉得天地虽大，却仿佛空无一物。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事，过了这一瞬间，我又陷入虚无飘渺之中了。

    宁静的时候，我简直是疏懒和懦怯的化身；无论什么都使我害怕，无论什么都使我沮丧；一只苍蝇飞过，都吓我一跳，哪怕一句话，我都懒得讲，哪怕一个手势，我都懒得做，我的畏惧和羞耻心把我拘束到了极点，我真想藏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在我非动不可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样动；在我非说不可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样说；如果有人注视我，我便张煌失措。在我热情洋溢的时候，我也能够说几句漂亮话，但是，在日常谈话中，我简直无话可说，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我又非说不可，所以我遇到日常谈话就苦不堪言了。

    再说，我的任何一种占有支配地位的欲念，都是不能用金钱收买的东西。我所追求的是纯洁的玩乐，而金钱会把一切玩乐都玷污。比方说，我喜欢美味，但是，我受不了高朋满座时的拘束，也受不了小酒馆里的放荡，我只能跟一个知已共享其乐；我不能独餐，因为独餐时，我便胡思乱想，结果就会食而不知其味。如果我心里焚起情欲之火，需要女人的话，那么，我这颗兴奋起来的心所更渴望的是爱情。凡是可以用金钱得到手的女人，在我的眼睛里，她们所有的动人之处，都会荡然无存，我甚至怀疑我是否还愿意跟这种女人在一起。我对于唾手可得的享乐都是如此。如果它们需要出钱买，我便感到索然无味。我爱的是那些只有我一个人首先尝到味道的东西。

    我不但从来不象世人那样看重金钱，甚至也从来不曾把金钱看做多么方便的东西；金钱本身是毫无用处的，要享受它，必须把它变成别的东西：必须购买，必须讨价还价，必须时常受骗；虽掷千余，难遂所愿。我本想得到一件质地好的货色，但如果用钱去买，弄到手必然是一件劣货。我以高价买鲜蛋，结果是个臭蛋；我以高价购买成熟的水果，结果是个未成熟的；我以高价找个纯洁少女，结果是个淫荡的。我好美酒，但是到哪儿去找？到酒肆去吗？不论我怎样预防，结果我得到的还是伤身的劣酒。如果我非要称心满意不可，那便要操多少心，弄多少麻烦！我必须结识许多朋友，找代理人，送佣金，写信，东奔西走，伫候佳音，而结果往往还是上当。金钱金钱，烦恼根源！我怕金钱，甚于我爱美酒。在我学徒时期和学徒以后的时期，我曾经千百次地想出去买点甜美的吃食。我走到一家点心铺门前，看见柜台那里有几个女人，我心里就想，她们又说又笑，一定是在嘲笑我这个小馋鬼呢。我又走到一家水果店门口，瞟着鲜艳诱人的梨，但是，有两三个小伙子就在旁边盯着我，我的一个熟人正站在店铺门前，我又看见有一个姑娘从远处走来，便怀疑她是不是家里那个女仆？由于我是近视眼，我产生种种的幻觉，我把所有的过路者都当成熟人了。总之，不管在那儿，我都觉得胆怯，都知难而退；我越觉得不好意思，瞅着那些东西就越眼馋。到末了，我只好象一个傻瓜似的，带着馋涎欲滴的食欲转回家去；我口袋里的钱虽然足可供我一顿美餐，但我不敢买任何东西。

    在我自己或别人使用我的金钱的时候，我所经常感受到的困窘、羞惭、厌恶、麻烦以及其他种种的不快，如果必须把它们都一一写出来，那就得记一大篇枯燥无味的细账。但是，读者在逐渐了解我的生活的时候，一定会逐渐熟悉我的性格，因此，用不着我来赘述，他们便会了解前面所讲的一切了。

    一旦有了这些了解，人们就容易明白我所具有的矛盾之一就是：对于金钱的极端吝惜与无比鄙视兼而有之。对于我，金钱并不是多么可人意的东西；当我没有它的时候，我决不想它；当我有它的时候，由于我不知道怎样使用才合我的心意，只好把它长期存放起来；但是，只要遇到适意的良机，我便顺手花掉，连钱包空了都不知道。不过，不要从我身上寻找守财奴的怪癖——为了摆阔而大手大脚地花钱；恰恰相反，我总是偷偷地花钱，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我决不以挥金如土来炫耀自己，而是尽量隐蔽。我深深觉得，金钱不是由我这样的人使用的东西；只要手头有几文，我都感到可耻，更不用说去使用它了。万一我有一笔足能让我过惬意生活的收入，老实说，我决不会当一个守财奴。我一定把这笔款子统统花光，并不用它生利吃息。可是，我的不安定处境使我害怕。我热爱自由，我憎恶窘迫、苦恼和依附别人。只要我口袋里有钱，我便可以保持我的独立，不必再费心思去另外找钱。穷困逼我到处去找钱，是我生平最感头痛的一件事。我害怕囊空如洗，所以我吝惜金钱。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正因为这样，我才牢牢掌握自己占有的金钱，不贪求没有到手的金钱。

    所以说，我的淡泊不过是出于懒惰罢了。我觉得，有钱的乐趣抵偿不了求财的痛苦。我的挥霍也是出于懒惰，因为既然有了一掷千金的机会，谁还斤斤计较利害得失呢？对于我，物的诱惑力比钱的诱惑力大，因为在金钱和所希望享有的物品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媒介物，而物品本身和享用之间却是毫无间隔的。我看到某一物品时候，它能诱惑我，而当我只看到获得该物品手段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到这种手段的诱惑力。正因为这样，我才做贼，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偷一点儿我所心爱的小玩艺儿，我宁愿自己去拿，而不愿向人家讨。然而，在我一生之中，无论是孩提时代还是成人以后，我从来没有偷过人家的一个铜板；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十五年前，我偷过七个利物儿零十个苏。这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因为它是无耻与愚蠢的巧合，假若当事者不是我，而是另外的人，我简直不会信以为真。

    事情发生在巴黎：约下午五点钟，我跟德·弗兰格耶一同在“王宫”散步。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对我说：“咱们到歌剧院去吧！”我欣然同意，我们就去了。他买了两张池座，给我一张，然后，他拿着自己那张票一个人在前边走，我跟在后边。他先走进去了，我往里走的时候，发现门口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我向里边瞧了瞧，只见大家都在站着。我心想，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我很容易被挤丢；反正德·弗兰格耶一定这样想。于是，我离开那里，交了副票，取了钱，走了出来。万万没有想到，我刚走到大门口，观众全都坐下了，德·弗兰格耶很清楚地看到我不在剧场里边。

    这种行为跟我的天性完全背道而驰。我所以把它记载在这里，是为了说明人们有时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根据他们的行动断定他们的善恶。我所要偷的不是金钱本身，而是金钱的用途。不过越说不是作贼，就越寡廉鲜耻。

    如果我把学徒时代从崇高的英雄主义堕落为卑鄙的市井无赖所走过的每个历程—一讲述，那就永远讲不完了。我虽然染上了学徒的种种恶习，但是，我对这些恶习未能产生丝毫兴趣。我讨厌伙伴们的那些娱乐。当我由于束缚重重，连对工作都感到乏味的时候，我便厌倦了一切。结果，我把久已放弃的读书癖重新捡了起来。我是占用工作时间偷着看书的，因此造成一种新的罪过，惹来一些新的惩罚。不过，我的读书癖越受到限制，兴致也越高，不久，就陷入狂热状态了。有一个有名的女租书商，名字叫拉·特里布，她向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好书坏书都行，我不挑选，什么书我都同样贪婪地阅读。我在干活的案子上读。出去办事的时候读，蹲在厕所里读，我经常一连几小时沉醉在书籍里。我读得头晕脑胀，别的事儿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我师傅窥探我，捉住我，打我，抢走我的书。有多少本书被撕毁，被焚烧，被扔到窗户外边去啊！拉·特里布的店铺里，有多少部残缺不全的文集啊！我没钱付给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衬衫，自己的领带，自己的衣服给了那位租书商。我每星期日一定把师傅付给我的三个苏零花钱给她送去。

    讲到这里，读者也许要说，金钱不还是必需的吗！说的对。不过，这是在我爱书成癖，不能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新的兴趣完全征服了我；我除了读书而外，什么都不想干，连东西也不想偷了。这也是我身上的突出的特点：当我的某种爱好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一点儿小事就能使我转移目标，就能改变我，迷惑我，最后使我如醉如痴。于是我忘却一切，一心只想我所倾慕的新的东西了。我口袋里只要有一本新书，我的心就怦怦跳了起来，恨不得一口气把它读完，只要剩下我一个人，我马上就把它掏出来，这时，我再也不想上我师傅的私室里去乱翻了。我相信，即使我爱上什么更高价的娱乐，我也决不会去偷钱的。我只顾眼前，不顾未来。拉·特里布肯赊给我，押金很少。我只要有书放在衣袋里，其他一切就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不管得到多少钱，我都原封不动献给那位女老板。当她向我催索欠款的时候，我便立刻拿自己的东西去抵偿，那是最简便不过的办法。偷钱以备不时之需，未免太有远见，偷钱还账也谈不上什么诱惑。

    由于吵嘴、打架，由于偷阅选择不当的书，我变得性情孤僻，沉默寡言；我的精神也开始变坏，我过起真正落落寡合的生活来了。虽然由于我嗜书如狂，难免阅读一些平淡无味的东西，但是，我幸而没有阅读那些下流的淫书。原因倒不在拉·特里布这个八面玲珑的女人把这种书租给我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而是每当她向我推荐那些淫书的时候，为了提高租价，总是摆出一副神秘的面孔。这种面孔一方面使我感到羞惭，一方面使我感到厌恶，因此，我每次都断然拒绝了。我的天性本来就腼腆，再加上机缘凑巧，所以一直到三十岁，我认来没有涉猎过任何一部上流社会的漂亮女人在读的时候都觉得难为情的坏书，这种书她们只能偷着看。

    不到一年功夫，我把拉·特里布这家小书铺的书全读光了。此后，每当闲暇无事的时候，我就感到十分烦闷。但我的读书癖已经纠正了我那些幼稚无赖的恶习；我对书籍，虽然有时选择不当，而且其中常常有些很坏的东西，可是，凡是我所读过的书籍，在我的内心里，都比我的职业能唤起更高尚的感情。对唾手可得的东西，我感到厌烦，那些可能诱惑我的东西，我又觉得它们离我太远，于是找不到任何能够打动我的心弦的东西了。我的感官早已蠢蠢欲动，我简直想象不出它所要求的享乐究竟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我对于这个真正的目标可谓一无所知，我仿佛是一个没有性欲的人。当我已经进入成年，春情不住发动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从前一些古怪的行径，然而，事情只此而已。在这种奇异的情况下，惶惶不安的想象把我从自己的手里拯救出来，平息了我那日益旺炽的欲火。经过是这样：我以沉思默想书中曾使我最感兴趣的环境来自娱，我追忆那些环境，我改变它们，综合它们；我要变成我所想象的人物之一，并使我所设想的那些空中楼阁恰恰适合我的身分。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我感到最称心如意的地位。到了最后，我已完全处在我所玄想的环境中，竟至把我极端不满的现实环境都忘掉了。由于我喜欢这种空中楼阁，又容易到那里去神游，结果，我就讨厌起我周围的一切，养成了爱好孤独的性格，从此以后，我始终是一个爱好孤独的人。乍看起来，这种性格显然是极端恨世的，十分阴郁的，然而实际上，它是从一颗充满热情、善良、温和亲切的心产生出来的，而这颗心，由于找不到跟它相似的心，就不得不耽于幻想了。现在，我只指出这种癖好的起源与最初的原因就够了。这种癖好改变了我所有的欲念，并且因为这种癖好本身包含着欲念，就使得我热中于梦幻而懒于行动。

    就这样，我到了十六岁。这时候，我心神不安，对自己和其他一切都感不满，对自己的工作毫无兴趣，我没有十六岁少年应有的欢乐，心中充满了茫无目的的欲念，我毫无原因地潸然泪下，我无缘无故地喟然长叹，一句话，由于看不到自己周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我就只好寄情于玄思遐想了。每到星期日的时候，我的伙伴们在做过礼拜以后，就来找我跟他们一同出去玩。在未去以前，如果我有可能逃走的话，我是宁愿逃开他们的。不过，一旦参加他们的娱乐，我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跑得远。推动我是很困难的，叫我停下也不容易。我的脾气永远是这样。当我们到郊外去散步的时候，我总是跑在前头，除非别人提醒我，我连到时候该回去都忘了。我有两回不得不在城外过夜，因为在我回城以前，城门已经关上。第二天我受到怎样的处分，是可以想象的。第二次，师傅警告我说，如果下次再犯，一定严惩不贷，因此我下定决心不再冒险了。可是，这个万分可怕的第三次仍然落到了我的头上。米努托里队长是一个该死的家伙，当他看守城门的时候，总比别人提前半个钟头关城门。我虽然早有警惕，结果也毫无用处。那天，我跟两个伙伴一同回城。离城还有半里，我听见预备关城的号声响了。我两步并作一步走。我听见鼓声冬冬地响了起来。我拼命往前跑，跑得通身大汗，连气都喘不上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远远看见那些兵士还在站岗。我赶紧跑上前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喊。可是已经迟了。我在离前卫二十步的地方，看到第一号桥已经吊了起来。当我看到号兵扬起可怕的号角的时候，我身上就哆嗦起来，因为这是凶多吉少的预兆，我那不可避免的遭遇就从这一刹那开始了。

    我于万分悲痛中倒在斜堤上，嘴啃着地。伙伴们对于我的不幸只是觉得可笑，他们马上决定应该怎样做。我也确定了自己的方针，但是，我的方针跟他们的完全不同。我当场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回我师傅那儿去了。第二天，城门开后，他们回城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永远道别了。只是恳求他们把我的决定偷偷告诉我的表兄贝纳尔，并且通知他可以跟我再见一面的地点。

    自从我当学徒以后，因为我住的地方离我表兄家较远，二人就很少见面了。最初，我们每星期日还聚会一下，但是后来，由于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各有所好，两个人就渐渐疏远起来。我相信，这种变化大部分是他母亲促成的。他是上城区的子弟，而我这个可怜的学徒只不过是圣·日尔维区的孩子。尽管有亲戚关系，我们的身分是完全不同的。他跟我常来常往，那是有失体面的事情。不过，我们俩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表兄为人憨厚，尽管有他母亲的训诫，他有时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愿办事。他听到我下定决心以后，就跑来看我。他跑来不是为了劝阻我或者陪我逃走，而是为了送给我一点财物，以便减轻我出逃中的困苦，因为以我自己的财力，我是不能走出多远的。在他送给我的那些东西里还有一把短剑，我非常喜爱它，我一直将它带到都灵。在那里，穷困逼得我把它出脱了，变了钱好买吃食。后来，我越思量表兄在这紧要关头对我所表示的态度，我越觉得那一定是他母亲的主意，并且也许还有他父亲的主意。因为如果依照他自己的意思，他不可能不阻止我逃走，或者跟我同行。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看他那意思，与其说是在劝阻我，毋宁说是在鼓励我执行自己的计划。当他看到我已经下定决心的时候，他就跟我道别，眼睛里没有流几滴泪。从那以后，我们既没有书信往还，也不曾重新会面。真是千古恨事！他的脾气本来很好，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知心朋友。

    当我听天由命、远走高飞以前，让我这样考虑一下：假若我遇见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师傅，我的前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在某些行业里，特别是在日内瓦镂刻行业中当一名善良的手艺人，过那种平稳安定的、默默无闻的生活，倒是最合乎我的脾性，能够给我带来莫大的幸福。干这种行业，虽然不能发财致富，但是温饱有余。它可以限制我此后的生活中不致有很大的虚荣心，它可以给我充分的闲暇来从事一些有节制的爱好；这样，我就可以满足于我的小天地，既不想也不能僭越雷池一步。我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它足可以用那些绚丽的幻想来美化任何生活；我的想象力是十分强烈的，它足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从这一幻想飞驰到另一幻想；至于我自己实际上究竟处在怎样的地位，我是不大在乎的。不论叫我干什么，我都能轻而易举地飞上我所臆造的海市蜃楼。我觉得，天下最简单的职业，最不必费心劳神的职业，最能够保持精神自由的职业，正是最适合于我的职业；而我的职业恰恰是这样一种职业。我本来可以听从自己的性格，在我的宗教、我的故乡、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间，在我所喜爱的工作中，在称心如意的交际中，平平静静、安安逸逸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将会成为善良的基督教徒，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家长，善良的朋友，善良的劳动者，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老好人。我本来可以热爱我的职业，也许还能为本业争光，并且在度过虽然朴素微贱、但是既无风波而又安乐的一生之后，在家人的环绕中安然地瞑目。当然，大家很快就会把我忘掉。不过，只要有人想到我，他对我一定会追念不止的。

    可是，事情偏偏不是如此……我给大家描述的将是怎样一幅画面呢？哎！先不要急着谈我身世中的那些惨痛境况吧，这种辛酸事，我将来向读者谈得只会太多而不会太少的。

    第二章

    当我由于恐惧而计划逃跑的时候，心里有多么凄惨，但是在一旦实行这一计划的时候，心里反而觉得十分惬意。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就离开家乡，离开亲属，没有依靠，没有生活来源；学艺刚学了一半，还没掌握足以谋生的技能，就中途而辍，置身于没有任何出路的悲惨的穷困境遇中；在稚弱无知的年龄，面临着邪恶和绝望的种种诱惑，在比我以前所不能忍受的还要无情得多的压迫下，到很远的地方去接受苦恼、谬误和陷阱，接受奴役和死亡：这便是我当时要做的，也是我当时料到的前景。然而这跟我自己当时想象的情景又是多么迥然不同啊！我自以为已经获得了的独立是使我精神振奋的唯—一种心情。可以自由地支配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了，于是我便以为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做得成，只要我一纵身就能腾空而起，在空中翱翔了。我可以安全稳妥地进入广阔的天地，那里，将充满我的丰功伟绩，每走一步我都会遇到豪华的宴会和财宝，碰到奇遇，遇到准备为我效劳的朋友和急于博得我的欢心的情人。我一出现，就可以囊括宇宙，但是，我并不想囊括整个宇宙，我要放弃一部分，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我只要结交一些可爱的朋友就够了，其他的事我就不操心了。我不贪婪，我只要一个小小的范围，但这个小小范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那里我能够支配一切。一座宅第就是我最大的奢望，只要能做那里的领主和领主夫人的宠人，小姐的恋人，少爷的朋友，邻居的保护人，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再没有更多的要求。

    我期待着这个朴素的未来，我在城郊流浪了几天，住在我熟识的农人家里，他们对我的接待比城里人亲切得多。他们接待我，留我住，给我饭吃，他们对我实在太好了，真使我受之有愧。这也不能叫施舍，他们在接待中并没有摆出任何高高在上的倔傲神气。

    我到处漫游，到处乱跑，一直来到了距离日内瓦二里约的萨瓦境内龚非浓地方，那里的教区神父是德·彭维尔先生。这个在共和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大大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真想看看“羹匙”贵族的后裔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于是我去拜访德·彭维尔先生：他亲切地接待了我，和我谈起日内瓦的异教以及圣母教会的权威，最后留我吃饭。我对于这样结束议论，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认为，在他那里吃得那样好，象他这样的神父至少可以和我们的牧师相等。我自信一定比德·彭维尔先生更有学问，尽管他是个贵族，但是，当时我一心一意要做一个好食客，就顾不得做一个好神学家了。他那弗朗基葡萄酒，我喝了觉得十分醇美，这种酒就能让他在辩论中取胜，所以我不好意思再把这样一位好主人逼得闭口无言。我让步了，至少我没有正面反驳。就我说话行事这样有分寸来看，有人会认为我虚伪，谁要果真这样，那可就错了。我不过是忠厚对人而已，这是确实的。奉承，或者更确切地说，迁就别人的意见，不见得总是恶习，尤其对于年轻人，它往往是一种美德。人家盛情招待我们，自然要对人家表示点情谊！对他退让并不是为了欺骗他，只是为了不使他扫兴，不以怨报德而已。德·彭维尔先生接见了我，很好地招待我，有意说服我，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我个人所受的好处之外，对他任何好处也没确。当时我幼稚的心就是这样想的。我对这位和善的神父充满了感谢和尊敬之意。我觉得自己比他高一等，但是我不愿意拿这种优越感使他难堪，以此来报答他的款待。我这种行为丝毫没有伪善的动机，我一点也不想改变信仰；我不但不能这么快就产生这种改变信仰的想法，而且我一考虑到这点就感到厌恶，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对这种想法总是避而远之。我只是不肯叫那些有意使我改变信仰而表示好感的人不高兴，我愿以虚与委蛇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美意，显出不那么胸有成竹的样儿，从而给他们一点获得成功的希望。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象那些正经女人的故作媚态，她们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既不许给你什么，也不答应你什么，却会使你所希望的比她们到时候真能给你的东西要多得多。

    当然，理智、怜悯和爱惜体统，都会要求人们不但不能赞成我的愚蠢行为，而且还要把我送回家去，使我离开我正在走着的灭亡之路。这正是任何一个真正有德的人都会这样做的纯粹经验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和实用主义者詹姆，或者试图这样做的。然而，德·彭维尔先生虽然是个好人，却一定不是个有德的人；相反，他是一位除了拜圣像和作祈祷的德行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美德的信仰者。他是这样一种传教士：为了信仰上的利益，除了写些小册子诋毁日内瓦的牧师们而外，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了。他根本不想把我送回家去，反而利用我那种远离家乡的念头，使我处于纵然有意回家也无法再回去的境地。总之，我可以断言：他让我走的道路是，死于穷困或者变成一个无赖。然而他所看到的决不是这方面，他只看到把一个灵魂从异教中抢救出来，把它交还给天主教会。只要我去参加弥撒，至于做个正直人或是做个无赖汉，那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不要认为这种想法是天主教徒所独有的，凡是只讲教义的宗教都有这种想法，那儿最根本的是信仰而不是行为。

    德·彭维尔先生对我说：“上帝在召唤你，你到安讷西去吧！你在那里可以见到一位非常仁慈的善心的夫人，她由于国王的恩惠，不仅自己摆脱了谬误，还可以把别人的灵魂从谬误中拯救出来。”这指的是最近皈依天主教的华伦夫人，实际上神父们迫使她和任何跑来出卖自己信仰的坏蛋分享撒丁王给她的一笔两千法郎的年金。我居然需要一位非常仁慈的善心夫人的帮助，这使我感到十分羞辱。我很欢迎有人供给我日常所需，但是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施舍，而且一个虔诚的女信徒对我也没有多大吸引力。然而，一方面由于德·彭维尔先生的催促和那饥饿的熬煎，另一方面，我觉得去做一次旅行，有了一个目标，倒也不错，因此；虽然心里有点不自在，却也下了动身到安讷西去的决心。本来一天的功夫就可以顺利到达，但我不慌不忙，一共走了三天。每逢看到路旁的庄园宅第，我就去寻找奇遇，好象准有什么奇遇在等着我。我既不敢进入宅第，也不敢去敲门，因为我一向是非常腼腆的。但是我在最漂亮的窗户下面唱歌，使我十分惊讶的是，我唱了那么久，连肺都唱疼了，却没有见到贵妇人，也没有见到小姐被我的优美的歌声或绝妙的歌词吸引出来，因为我所会的歌曲都是很精彩的，是我跟伙伴们学来的，而且我唱得也相当精彩。

    我终于到达了安讷西，见到了华伦夫人。我一生中的这个时期决定了我的性格，我绝不能轻轻地略过不谈。那时我已经十六岁半。我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美少年，但是我那小小的身材却很匀称，腿脚纤小玲珑，神态洒脱，容貌清秀，嘴小而可爱，乌黑的眉毛和头发，一双小而微陷的眼睛有力地放射出热血中烧的光芒。然而遗憾的是我当时对于这一切丝毫没有理会，而且我从来也未曾想到过我的风采，只是在以后我已不能拿它取得好处的时候才想到过一下。因此我除了因年龄关系而胆怯以外，同时还因为天生多情而胆怯，我总是怕自己使别人不痛快。此外，虽然我的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世面，对社交方面的礼节习惯完全不懂，我的知识不但不能弥补我的短处，反而使我越发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因此更加胆怯了。

    由于担心自己的拜访得不到华伦夫人的垂青，我便采用了别的有利的方法。我以演说家的手法写了一封文词华丽的信，在信上把书中看到的名句和小徒弟的日常用语组合在一起，为了博得华伦夫人的好感，我施展了我所有的才华。我把德·彭维尔先生的信封在我的信里部表现；宇宙是无限的，有无数的世界在形成、发展和消灭。，然后带着惶恐的心情进行这次非同小可的拜谒。当时正逢华伦夫人不在家，人们对我说她刚刚出门到教堂去了。这是一七二八年举行圣枝议式的日子。我跑着赶上前去：我看到了她，追上了她，和她谈了话……我想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地方。此后我曾多少次把我的眼泪洒在这个地方，用我的热吻吻这个地方啊。哎！我真想用金栏杆把这块幸福的地方围起来，使全世界的人都来瞻仰它！谁尊重人类得救的纪念物，谁就该跪拜前进到该纪念物的跟前。

    她的住宅后面，有一条走道，右边有一条小溪把房舍和花园隔开，左边是院墙，有一个便门通向方济各会的教堂。华伦夫人正要进入这道门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便转过头来。这一刹那，我真不知惊讶到了什么程度！我本来以为她一定是个面目可憎、老态龙钟的丑老婆子，我认为德·彭维尔先生说的善心的太太只能是这个样子；然而我现在所见到的却是一个风韵十足的面庞，一双柔情美丽的大蓝眼睛，光彩闪耀的肤色。动人心魄的胸部的轮廓——我这新入教的年轻信徒，一眼便把她完全看遍了。我立刻被她俘虏了。毫无疑问，用这样的传教士来传教，一定会把人领进教堂的。我用哆哆嗦嗦的手把信递给她，她笑盈盈地接过去拆开，在德·彭维尔先生的信上瞥了一眼，就来看我写的信，并且从头看到尾，如果不是她的仆人告诉她到了进教堂的时候，恐怕她还要看一遍。她对我说：“哎，孩子，”她的声音使我战慄，“你这样年轻就到处飘泊，实在太可惜了。”她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说；“到家里去等我吧，叫他们给你预备早饭，弥撒以后我就来和你谈谈。”

    路易丝·爱丽欧诺尔·德·华伦是伏沃州佛威市的古老贵族拉图尔·德·比勒家的小姐。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和洛桑市罗华家的威拉尔丹先生的长子华伦先生结婚，婚后没有生养子女。由于这桩婚姻不太美满，又受了些家庭纠纷的烦恼，华伦夫人就趁维克多－亚梅德玉到艾维安来的机会，渡过湖去，拜伏于这位国王的膝下；就这样，由于一时的轻率，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和她的故乡。她的轻率和我很相似，并且也常常因此而非常懊悔。这位喜欢装做是热心肠的天主教徒的国王便把华伦夫人收留在他的庇护之下，并且给她一千五百皮埃蒙特银币的年金。从一位并不好挥霍的国王手中拿出这样一笔款子，也算是很可观的了。然而，当他得知有人认为他这样收留华伦夫人是对她有爱恋之意的时候，他就派了一支卫队把她护送到安讷西来。在这里，她在日内瓦名誉主教米歇尔－加俾厄尔·德·贝尔奈的主持下，在圣母访问会女修道院里发誓放弃新教，皈依了天主教。

    我来到安讷西的时候，她已在这里住了六年，她是和本世纪一同诞生的，当时二十八岁。她的美不在面貌上，而是在风姿上主敬宋儒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敬”指“持己之道”、自，因此经久不衰，现在仍保有当初少女的丰采。她的态度亲切妩媚，目光十分温柔，嫣然一笑好象一个天使，她的嘴和我的嘴一般大小，美丽的灰发也是很少见的，她漠不经心地随便一梳，就增添了不少风韵。她的身材不高，甚至有点矮小，致使她的体态稍嫌矮胖；虽然没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但是，要找比她那样更美的头、更美的胸部、更美的手和更美的胳膊，那是办不到的事。

    她所受的教育是非常杂乱的：她也和我一样，生下来就失去了母亲，因而漫无条理地遇到什么就学什么，从她家庭女教师那里学了一点。从她父亲那里学了一点，从她学校的老师们那里学了一点，而且，从她的情人们那里学的更不少，特别是从一位达维尔先生那里学的最多。这位先生是一个又风雅又有学识的人，并以他的风雅和学识美化了他所喜爱的女人。可是，种种不同的教育是要互相干扰的，而她又不曾很好地加以安排，因此，她所学的东西便不能正确发挥她那天赋的智慧。虽然她学到了一些哲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但同时也沾染上了她父亲的对经验医学及炼金术的喜好。她制造过各种液体配剂、酊剂、芥香剂与所谓的神奇妙药，并且自以为有一些秘诀。一些江湖术士便利用她的弱点包围了她，纠缠她，使她倾家荡产，在药炉和药剂之中消耗她的才智、天资和风韵。但以她这种才智、天资和风韵本可以在上流社会中受到极大欢迎的。

    尽管那些卑鄙的骗子流氓利用她走入歧途的教育来迷惑她的理智，她那高尚的心灵却丝毫没有受影响，始终如一：她那爱人而又温和的性格，她那对不幸者的同情，她那无限的仁慈，她那愉快、开朗而率直的性情从来没有改变。甚至就是在她接近晚年陷入贫困、疾病和种种灾难的时候，她那爽朗的美丽灵魂仍然使她保持着最幸福时日的愉快，直到死亡。

    她的一些谬误的根源在于她总想利用她那取之不尽的精力从事各样活动。她喜欢做的不是妇女们那些偷偷摸摸的艳事，而是要创办和主持一些事业，她是生来就想做一番大事的。隆格威尔夫人要是处在她这种地位只能是一个迷惑人的荡妇，而她要是处在隆格威尔夫人的地位，一定会治理国家。她是个怀才不遇的女人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似指人生最高理想，即内，她的那些才能，如果她处在较高的地位，能使她享有盛名，而她实际所处的那种地位，却把她毁灭了。她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好大喜功，好高务远，因此，她所采用的方法，实际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方法，结果由于别人的过错而告失败。她的计划没有成功，别人几乎毫无损失，而她却毁灭了。这种事业心虽然给她造成了那么多的灾害，但是至少对她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在她被劝诱避居女修道院的时候，阻碍了她在修道院里终其余年。没有变化的、单调的修女生活，小客室中无聊的谈话，不能使一个脑筋总在活动的人心满意足，因为她每天都在拟定新的计划，她需要自由，以便完成那些计划。那位仁慈的贝尔奈主教虽然不如弗朗索瓦·德·撒勒那样富于才智，却与德·撒勒有不少相似之点；他把华伦夫人称作他的女儿，而华伦夫人则有许多地方象尚达耳夫人。要不是她的性情把她从女修道院的闲逸生活中拉出来，而是在那里隐居下去的话，那就更象尚达耳夫人了。新近皈依教会的女教徒，在主教指导下做一些细微的虔城修行的事情，是应该的，但这个可爱的妇人如果不如此，也决不能说她缺乏虔诚。不管她改教的动机是什么，她是忠于这个宗教的。她可以悔恨自己犯了一次错误，但决不希望弥补这个错误。她不仅临死的时候是个很好的天主教徒，而且在真诚的信仰中度过她的一生，我了解她的心灵深处，我敢肯定，她只是因为讨厌装模作样才决不当众表现她是一位虔诚的女信徒，她的信仰非常坚固，用不着装做虔诚。不过，这里不是大谈特谈她的信仰的地方，以后有机会再说。

    一切否认心灵感应的人，假使他们能够的话，就请他们讲讲吧，为什么我和华伦夫人第一次会面，第一次交谈，第一次凝视，就不仅令我对她无限钟情，而且产生了对她一种永不磨灭的完全的信赖。假使我对她的感情是真正出自爱情——至少看到我们交往史的人会认为是可疑的，那么，为什么这种爱情一产生，伴随着的却是与爱情无关的内心平静、镇定、宁静、可靠和信赖等等情绪呢？为什么我初次接近一位和蔼、端庄、令人眩惑的女人，接近一位身份比我高而我从未接触过的贵妇人，接近一个能以她对我关心的程度来决定我命运的女人，总之，为什么当我初次去接近这样一个女人的时候，就立刻感到自由自在和轻松愉快，就好象我有充分信心能讨她欢心呢？我为什么一会儿也没感到窘迫、羞怯、拘束呢？我这个天性羞怯、遇事手足无措、从未见过世面的人，为什么第一天、第一瞬间的相处，便和她好象有了十年亲交而自然形成的那种举止随便、言谈温柔和语调亲昵呢？我不谈没有无欲望的爱情，因为我是有欲望的，世界上能有既无挂虑、又无嫉妒心的爱情吗？人不是都想知道一下自己所爱的对象是否爱自己么？可是我一辈子没有想到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我只想到问我自己是否爱她；她对我也是如此，对于这个事，她从来没有表现得比我更加关心。我对这位动人的女人的感情中一定有点什么奇异的东西，大家在后面将会看到一些意料不到的怪事。

    这时要谈的是关于我的前途的问题，为了从从容容地谈论这件事，她留我共进午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没有食欲，连她那伺候我们用饭的女仆也说，象我这样年龄、这样体格、远道而来的客人竟这样不想吃饭，这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些话并没有使女主人对我产生什么不好的印象，倒似乎使那和我们一起进餐的一个大胖子感到难堪，他一个人狼吞虎咽，吃了足够六个人的饭。我完全陷入心神恍惚的状态，不想吃东西。我的心完全被一种新的情绪所占据，我不能再考虑任何其他事物了。

    华伦夫人想知道我过去的详情，为了向她述说我那短短的历史，我又恢复了在师傅家中失去的那种满腔热情。我越激起这个杰出的女人对我的关怀，她就越对我即将遇到的不幸表示惋惜。她的神态、眼神和举动，都流露着亲切的同情。她不敢劝我回日内瓦的肯定，而作为主体全体的国家和个人又是相即关系，全体，就她所处的地位说来，如果她这样劝我，那是悖逆天主教的一大罪行。她很知道现在她怎样受监视，她所说的话怎样被注意。然而她以一种极其动人的口吻对我叙说我父亲的痛苦，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这是赞成我回去安慰我的父亲。她没想到她这样不知不觉说出来的话对她自己是多么不利。我不仅已经拿定了主意不回日内瓦去——这一点似乎已经说过了，而且，我越感到她善于词令，富于说服力，她那些话越打动我的心，我就越离不开她。我觉得回日内瓦去就是在她和我之间筑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势必再来一次逃跑，那就不如一狠心坚持下来，而我也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华伦夫人看到自己白费劲，也就到此为止，以免连累自己，但是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望着我说：“可怜的孩子，你应该到上帝召唤你去的地方，你将来长大成人，就会想起我的。”我相信她自己也没料到这个预言居然残酷无情地应验了。

    困难依然没有解决。象我这样小小年纪，远离家乡，怎样生存下去呢？学徒期刚刚过了一半，说起精通那行手艺还差得远呢。而且即使精通，也不能在萨瓦赖以为生，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养活不起手艺人。替我们吃饭的那个大胖子，由于不得不暂停一会儿，以便歇一歇他的腭骨，于是发表了一个意见，他说这个意见是来自天上的，可是，从结果来看，倒不如说是从反面那里来的。他的意见是让我到都灵去，那里有一个为训练准备行洗礼的新入教者而建立的教养院，他说要是我到那里去，不仅是灵魂和肉体生活都有了着落，等到我领了圣体以后，我还可以依靠善男信女的慈悲，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至于路费，”那个大胖子继续说，“只要夫人向主教大人把这件善事提出来，他一定会发善心供给的，而且男爵夫人非常慈善”，他一面在他菜碟上颔首致意，一面说，“也一定乐于解囊相助的。”

    我觉得所有这些馈赠都非常令人难堪，我心里很不好受，什么话也没说。华伦夫人对采纳这个计划并不象提议人那样热心，只是回答说，对于这个善事，人人都该量力而行，她可以和主教谈谈。但是，我们这位人形魔鬼因为这件事对自己有点小便宜，唯恐华伦夫人不按他的意思去谈，便立即通知那些管事的神职人员，并且跟这些善心的神甫都说好了，所以当华伦夫人不放心我去旅行而要向主教谈这件事的时候，她发现事情已成定局，主教当时就把给我的一小笔旅费交给了她。她没敢坚持叫我留下，因为拿我已届的年龄来说，象她那样年龄的女人要把我这样一个青年人留在身边是不合适的。

    我的行程既然由照顾我的人们这样决定了，当然只有服从，甚至我在服从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反感。虽然都灵比日内瓦远，但我认为。由于它是首都，和安讷西的关系总比和一个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的城市的关系要密切些；再说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听从华伦夫人的话我才动身，我认为依然是在夫人的指导之下生活，这比在她身边生活更好。而且，这次远途旅行，正适合我那已形成的漫游癖好，我觉得象我这样的年岁就能爬山越岭，登临阿尔卑斯山的高峰俯视朋辈，真是件美事。各处遨游乃是日内瓦人几乎无法抗拒的诱惑，所以我同意了。那个大胖子两天之后就要和他妻子一同动身，于是我就被托付给他们，由他们来照顾我。我那由华伦夫人给添了不少钱的钱包也交给了他，另外，华伦夫人还私下给了我一点钱和东西，并且周详地嘱咐了我一番，然后我们就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三启程了。

    我离开安讷西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便和一位跟他一样当钟表匠的朋友里瓦尔先生来到了安讷西；他们是来找我的。里瓦尔先生是个有才学的人，甚至是个很有才学的人，他写的诗比拉莫特写的还好，他讲话也差不多同拉莫特一样好；他还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但是他的文才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结果只能把他的一个儿子造就成喜剧演员。

    这两位先生见到了华伦夫人。他们骑马，我步行，要想追上我，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他们并没追我，只是和华伦夫人一起对我的命运悲叹了一番。我的舅父贝纳尔也这样自走了一趟。他曾来到龚非浓，知道我在安讷西以后，又回到日内瓦去了。我的亲属们好象是和我的司运星串通一气，要把我送到正在等着我的那个命运的手里。我哥哥就是因为没有受到人们的照拂而自行出走的；出走之后，查无音信，至今谁也不知其下落。

    父亲不仅是个正人君子，而且是个耿直的人，他有一个坚强的灵魂，足以构成弘毅之德。此外，特别对我说来《共产党宣言》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他还是个好父亲。他非常疼爱我，但是，他也爱他自己的乐趣，自从我远离了他以后，他的其他一些爱好就把他那父爱冲淡了。他在尼翁续了弦，虽然他的妻子已经到了不能再给我生育弟弟妹妹的年龄，但她有她的亲属，这就使他成立了另一个家庭，生活在另一种环境，过另一种日子，所以，父亲就不常想念我了。我父亲日益衰老，却没有任何养老的财产。我哥哥和我从母亲手里得了一点财产，这笔财产的收益在我们出外的时候当然就归我父亲了。他不是特意盘算这件事的，也不会因此就放弃了做父亲的责任，只是在不知不觉中这种想法对他发生了作用，冲淡了他的热情，要没有这件事，他会更尽父责的。所以我认为：他明明知道追到尚贝里，就可以追上我，可是只追到安讷西，没有到尚贝里，原因就在这里；我出走之后；每逢去看他，我受到的只是父亲的抚爱，他却没有坚决把我留下来。

    我十分了解我父亲的慈爱和美德，他的这种行为促使我自己反省，这种反省大大帮助我保持心灵的健全。从这里，我得出了一种道德上的重大教训，这或许是唯一的富有实际效用的教训：我们要避免我们的义务与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避免从别人的灾难中企望自己的幸福。我确信，一个人处于这样情况的时候，不设法避免，那就不管他的心地多么善良和公正，迟早会不知不觉地衰颓下去，事实上会变成邪恶的和不公正的。

    这种教训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虽然实行得晚了些，总算贯彻在我的一举一动中。这种教训使我在公众眼前，尤其是在亲友们当中，显得极其古怪和愚蠢。于是人们就责怪我标奇立异，所作所为与众不同。其实，我既没有想使我的行为同别人一样，也没有想使我的行为同别人不一样，我只是真诚地希望做好事罢了。每当我遇有一种情况，会使我的利益和某一个人的利益发生抵触，因而会使我对那个人产生一种隐蔽的、虽然不是有意的幸灾乐祸之心，我总是竭尽全力从这种情况中摆脱出来。

    两年前，元帅大人要把我列入他的遗嘱上，我极力反对。我向他表示，无论给我多少世上的财宝，我也不肯叫人把我的名字列在任何人的遗嘱上除”。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循序守旧，传有“天变不足畏，，更不肯列在他的遗嘱上。他只好依从我的意见。现在他要给我一笔终身年金，我没有反对。或许有人说这么一来我更合算了；这是可能的。可是，我的恩人啊，我的尊长啊，如果我不幸死在你之后，我知道，你一死，我就失去一切，我对于你的死是绝对无利可图的。

    依我看这才是好的哲学，唯一真正合乎人情的哲学。我日益深刻地体会到这一哲理的深邃之处，因此，在我最近的一些著作中，都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反复予以论述。然而，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没有理会到这一点。如果在这部著作完成以后，我的余年还允许我着手另一部的话，我将在《爱弥儿》的续篇中写关于这种哲理的一个非常生动感人的实例，使读者们不能不注意。然而对于一个旅行者的反省已经够了，现在又是该启程的时候了。

    我的旅程比我所想象的要愉快得多，那个大胖子并不象他外表上让人看着那么讨厌，他是一个中年人，斑白的黑头发扎成了一个短辫，样子象个士兵，嗓音粗大，相当活泼，能走，更能吃。他什么行业都干过，哪一行都不精通。我记得他曾经打算在安讷西设立一个什么手工厂，华伦夫人当然同意这个计划。现在他到都灵去，是为了取得大臣的批准，路上的大批开销都是别人供给的。这个人富于钻营的天才，经常在神甫们当中鬼混，装出向神甫们殷勤效力的样子。他曾在神甫的学校里学会了一种虔诚的信徒的语言，他就不断援用这种语言，自以为是一个伟大的传道家。他只会圣经中的一段拉丁文，却装作会一千段似的，因为他每天要重述一千遍；此外，只要他知道别人的钱袋里有钱，他就不会没钱花；说他是个骗子倒不如说他是个机灵鬼。他用一种诱募士兵的军官的口吻来进行虚假的说教，好象当年隐居的修士彼得腰间挎着剑宣传十字军似的。

    他的妻子沙勃朗太太则是一个相当和善的妇人，她白天比夜里安静些。由于我每天都跟他们睡在一个房间，他们那种夜不成眠时弄出来的声音常把我吵醒，我要是知道那些吵人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我就更睡不着了。可是一般地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肯定运动，我那时甚至对这种事情连一点疑心也没有，我在这方面是完全愚昧无知的，只好听任本能来慢慢开导我。

    我愉快地跟我那位虔诚的向导和他的活泼的佳侣继续前进。没有任何意外来打搅我们的行程；我的肉体和精神都沉浸在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状态中。

    当时，我年轻力壮，朝气勃勃，无忧无虑，对人对己满怀信心，我正处于人生中的那个短暂而宝贵的时期，这个时期里有种青春活力，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都舒展开了，同时用生活的乐趣把我们眼前的万物也美化了。我那种别具风味的惶惶不定的心情有了对象，不那么飘摇了，这对象固定了我的想象。我把我自己看作华伦夫人的作品、她的学生、他的朋友，甚至是她的情人。她对我所说的亲切的言词，对我轻柔的抚爱，对我那种体贴以及她那脉脉含情的目光（在我看来，她那种目光充满了爱情，因为它激起了我的爱情），这一切，在旅途中养育着我的思想，使我沉湎在甜蜜的梦幻中。对于我的命运的任何恐惧和惶惑，都扰乱不了我的梦想。我认为把我送往都灵就是负责让我在那里有个糊口之计，在那里给我找个适当的位置。我自己什么都甭操心了，因为有人替我张罗。我没有这个重担，就走得轻松愉快了。我心里充满了青春的愿望、美妙的期待和灿烂的远景。我所看到的一切，好象都是我那即将来临的幸福的保证。我在幻想中看到家家都有田舍风味的宴会；草场上都有愉快的游戏；河边都有人洗澡、散步和钓鱼；树枝上都有美果；树荫下都有男女的幽会；山间都有大桶的牛乳和奶油，惬意的悠闲、宁静、轻快以及信步漫游的快乐。总之，凡是映入眼帘的东西，都令我内心感到一种醉人的享受。这种景象的雄伟、多彩和实际的美都足以说明其所以如此引人入胜是不无理由的；于是，我的虚荣心也露出了锋芒。在这样小的年纪就到意大利去，经过那样多的地方，越过重山，踏着汉尼拔的足迹，对我说来都是一种非我这种年龄所应有的荣誉。除此以外，还常常在很好的驿站打尖，我胃口非常好，又有完全满足这种胃口的食物，因为，说老实话，在那些食物面前，我用不着客气，而且和沙勃朗先生的一顿饭比起来，我吃的那点东西就不值一提了。

    我们这欢旅行竟用了七八天的工夫，我不记得我这一辈子有过比这七、八天的旅行更无忧无虑的时候。我们的步子必须适应沙勃朗太太的步子，因此这次旅行只不过是一次长途散步。所有和这一次旅行有关的事物的回忆，特别是那些高山和徒步旅行，都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兴趣。我只是在这些美好的日子里这样徒步旅行过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就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而且总是十分愉快。不久以后，由于种种职责事务和需要携带的行李，使我不得不装成绅士的样子雇车出门；而劳神的挂虑、烦难与困窘，也都和我一起上了车。从此我就不象以前旅行那样，一心只想途中的快乐，而是只想快点到达目的地了。在巴黎时，我曾想我两个和我有同样兴趣的伙伴，每人豁出五十路易和一年的时光，共同去作一次周游意大利的徒步旅行，除了一个拿行囊的随身僮仆以外什么也不带。我找了好久，有不少人曾来找我，他们表面上很赞成这个计划，而实际上每个人都把它看成是空中楼阁，只是随便谈谈，并不打算实行。我记得，我跟狄德罗和格里姆曾经很兴奋地谈过这个计划，终于使他们也有了这种奇思异想。我当时以为这事就算说受了，但是不久又都化为只想作一次纸上空谈的旅行。在这样的旅行中。格里姆所最感兴趣的只是叫狄德罗去犯许多反对宗教的罪行，让我替他关进宗教裁判所。

    遗憾的是我到都灵太快了。只是由于喜欢在这个大城市观光，又因脑子里有了妄图虚名的空想，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出头露面的人物，这种遗憾心情才缓和下来。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己的身分比我过去当学徒高了无数倍；我丝毫没有预料到，过不了多少时间，我就要变得远远不如当学徒了。

    我方才已经说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下面还要接着谈一些在读者看来毫无趣味的事，因此，在继续往下叙述以前，我应先请读者原谅，并向读者为自已作一些辩解。我既然把我自己完全赤裸裸地摆在公众面前，就不该有任何隐晦或隐瞒的情节，我必须从始至终站在读者面前，叫读者可以原原本本地了解我心灵中的一切迷误，叫读者洞见我生活中的一切角落，叫读者片刻不停地用眼盯着我，要不然，当读者在我的叙述中发见最小的漏洞和空隙时；心里会想：“他那时候做什么去了？”就会指责我好象不肯把一切都讲出来。我宁可利用这些叙述来揭露人的邪念，而不愿由于我的沉默，扩大了人的邪念。

    我随身携带的一些钱和东西全完了。因为闲谈中我泄露了秘密。我太粗心大意，对我的引路人说来，这倒是不无收获的。沙勃朗太太耍尽了一切手法，甚至把华伦夫人给我系在短剑上的一条银丝带都给我弄走了，在我失去的东西中这是我最爱惜的物件；如果我再不力争的话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伟大的继承者、捍卫者，，连那柄短剑也落到他们手里了。路上他们倒老老实实地替我支付了一切费用，但是最后他们把我弄得两手空空。我一到都灵就钱也没了，衣服也没了，连换洗衣服都没了，我只有凭自己的本领去找生财之道了。

    我带了几封介绍信，拿出来交给了收信人，我立即被人送到志愿领洗者教养院去，我是为了换取衣食才去受这种宗教开导的。我一往里走，就看见一个大铁栅栏门，我刚一进去，这个大铁门就紧跟着用两道锁牢牢地锁上了。这样的开端使我感到的只是重压而不是轻松。当有人把我带进一间相当宽阔的房间的时候，我就开始思索起来。这个房间尽头有一个木制的祭台，祭台上有个大十字架，祭台周围放着四五把椅子，也都是木制的。那些椅子看来好象上过蜡；其实不过是由于长久使用和不断摩擦而发亮罢了。这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具。大厅内有四五个奇五的恶汉，那就是我的学友，与其说他们是要作上帝儿女的后补教徒，不如说他们是魔鬼的护卫。其中有两个克罗地亚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和摩尔人，他们对我说，他们一向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过着流浪的生活，不管在哪儿，只要他们认为有利可图，便接受天主教教义，领受洗礼。另外一个铁门打开了，它是在院内的大阳台中央。我们那些志愿领洗礼的妹妹们从这个门走进来，她们和我一样，不是通过洗礼，而是通过改教的宣誓来获得新生。她们都是最不顾廉耻的卖身的女人和一些最丑恶的淫妇，基督的羊圈这样受糟蹋可说是第一次。其中只有一个我看着还漂亮，也十分迷人，她差不多和我年岁相仿，也许比我大一两岁。她有一对滴溜溜的眼睛，有时和我的目光相遇，这就引起了我想和她结识的愿望。三个月以前她就到了这里，虽然以后又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两个月，要想接近她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那位年老的女监管人寸步不离地看管着她，那位神圣的教士也总是缠着她毫不放松，这个一心要使她改教的神圣教士，对她所用的热情远超乎诲人不倦的努力。应该设想，她是极端愚蠢的，虽然她看来并不如此，因为从来没有人象她似的需要受这么久的训海。那位神圣的教士总认为她还不够宣誓的程度。但是她过腻了这种幽居的生活，要求离开这个避难所，入教不入教没关系。所以，必须在她还愿意作一个天主教徒的时候接受她的要求，不然的话，她要是反抗起来，就会连天主教徒都不愿意当了。

    为了欢迎我这个新来的人，这一批人数不多的志愿领洗者全体集合，开了一个小会，会上有人对我们作了简短的训话，叫我不要辜负上帝赐予我的恩惠，叫别人为我祈祷，并劝他们给我做好榜样。会后，我们的贞女们都回到她们的修道院去了，现在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怀着惊奇的心情悠闲自在地欣赏我所住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为了进行训诲，又把我们集合起来，这时我才开始第一次考虑到我将要采取的步骤，以及促使我这样做的一切情况。

    我从前说过，现在还说，将来也许还要说的一件事，我日益深信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个受过合理而良好的教育的孩子，那就是我。我出生于一个风俗习惯不同于一般人民的家庭里，我所受到的教训，都是我尊亲长辈们明智的教训；我所看到的榜样，都是我尊亲长辈们贤德的榜样。父亲虽然是一个喜好玩乐的人，然而他不仅十分正直，而只宗教观念很强，他在社交界是个漂亮人物，回到家里却是一个教徒。他很早就把自己所具有的道德观念灌输给我了。我的三个姑姑都非常贤慧。大站和二始是虔诚的信女。三姑是个非常娴雅聪明而又通情达理的姑娘；她也许比我两个大姑更虔诚，虽然她的虔诚在表面上不太显著。我从这样一个值得尊重的家庭到了朗拜尔西埃先生那里，朗拜尔西埃先生不仅是个教会中人，而且是个宣教士，他衷心信仰上帝，言行也差不多一致。他和他的妹妹发现了我心灵中的虔诚的宿根，他们就用温和的、理性的教育培养我这宿根。为了这件事，这两位可敬佩的人所用的方法都是十分真诚、十分谨慎、十分合理的，所以在他们讲道说教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厌烦，我每次听完讲道以后，总是深受感动，并且立志要过正当的生活，而且由于我念念不忘他们的教导，很少破坏过自己的誓言。但贝纳尔舅母的虔诚却使我有点儿厌恶，因为她好象把虔城当做一种职业。在我师傅家里，对宗教方面的事，我几乎完全不想了。但是我的想法没有改变。我没有遇到把我引诱坏了的青年朋友，我虽然变成了一个顽皮的孩子，却不是一个不信教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对宗教的信仰，完全是我那样年龄的孩子所能有的信仰，而且我的信仰甚至比一般孩子还深。但是现在为什么隐瞒我的思想呢？因为童年时候我一点儿也不象个儿童，我总是象成年人一样地感觉，思考。我生来就和别人不同，只是年纪越来越大，我才渐渐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你看到我这样把自己说得有点儿象个神童，一定会笑我的。笑就笑吧，但是，笑够了以后，请你再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能被小说吸引住，能对小说发生兴趣，甚至感动得流出热泪来，如果你能找出，我就觉得我这种自炫是可笑的，我就承认我错了。

    因此，我说，为了叫人们日后能保持宗教信仰，就决不要对孩子们谈宗教，孩子们是不会象我们那样去认识上帝的。这话不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而是根据我的观察，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经验是完全不适于别人的。找几个象让－雅克·卢梭那样的六岁的孩子来，在他们七岁的时候跟他们谈上帝，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冒险的。

    我想谁都知道，一个儿童，甚至一个成年人，其有所信仰，无非是生在哪个宗教里就信仰哪个宗教，这是显然的。这种信仰有时会减弱，但很少有所增强；信仰教义是教育的结果。除了这种一般的道理使我热衷于我先辈的宗教之外，我对天主教深感厌恶，这种厌恶的心情是我的故乡城市的人们所特有的。人们常对我们说，天主教是极端的偶像崇拜，并且把天主教的教士们描绘成非常阴险可怕的人物。这种感情在我身上是非常强烈的。起初，我一瞧见教堂的内部。一遇到穿小白衣的神父，一听到迎神时的钟声，就立刻惊慌恐怖得浑身发抖，后来不久，在城里时我没有这种情结了，但是到了乡村教堂里还常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些教堂和我最初体会到这种感觉的教堂太相似了。不过，想起日内瓦附近的神父们那样乐于爱抚城市的孩子，这就确实形成了奇异的对照。送临终圣体的钟声，固然使我恐惧，教堂里做弥撒和做晚祷的钟声则又使我想到午餐和午后点心、鲜奶油、水果和奶酪。彭维尔先生的盛宴又曾对我发生巨大的影响。这些都使我很容易地麻醉了自己。我原先只从娱乐与美食方面来认识罗马旧教，觉得可以逐渐习惯于这里的生活，至于正式加入这个教会的念头在我脑筋里只是一闪即过，认为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现在没有办法变卦了：我抱着极大的厌恶心看待我自己的这种诺言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我周围的未来的新入教者又不能以他们的榜样来支持我的勇气，因此我无法装模作样，实际上我的神圣功业只是一种歹徒的勾当。虽然我还年轻，我已感觉到不管哪个宗教是真正的宗教，我也要出卖自己的宗教了。即使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也会在心灵的深处欺骗圣灵，并因而受到人们的鄙视。我越想这些，就越对自己愤恨，并且抱怨命运使我落得这种下场，好像这种下场不是我自作自受。这些想法有时非常强烈，如果转瞬之间我发觉大门是开着的，我一定会逃走，然而，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的决心也未能长时间保持下去。

    有过多的秘密欲望在进行搏斗，以战胜我的心。除此之外，坚持不返回日内瓦的既定计划，没脸见人。登山越岭的艰苦，以及远离故乡、一贫如洗、举目无亲的困窘，这一切都令我感到我的良心上的谴责是为时已晚的悔恨。我为了给以后要做的事情寻找卸责的借口，便假装着谴责以前所做的事情。我夸大从前的罪过，以便把将来的罪过视为必然的后果。我不向自己说：“你还没有犯下什么重大的罪过，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成为无罪的。”却向自己说：“哀叹你自己犯过的和你不得不继续要犯的罪过吧。”

    实际上，象我这样年龄的人，要推翻自己的诺言或人们对我的期望，以便打破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锁链，并以极大的勇气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声明我决不放弃我祖先的信仰，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啊！这种勇气不是我这种年龄的人所能有的，侥幸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事情已经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我反抗越厉害，人们就竭力想办法来制服我的反抗。

    大多数人都是在运用力量已经太晚的时候，才埋怨缺乏力量。这虽似诡辩，但是我的失败也就在这里。勇气只有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才是可贵的，假使我们始终谨慎从事，我们就很少需要勇气了。但是，种种容易克服的倾向对我们具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只是我们轻视诱惑的危险，才会向轻微的诱惑屈服。我们都是不知不觉地陷入本来毫不费力就可以避免的险境。可是，等到陷入这种险境之后，没有惊人的英勇毅力便不能从那里挣脱出来。我们终于落入深渊了，这时便向上帝哀祷：“为什么你把我造得这样软弱？”上帝却不管我们怎样辩解，只是对我们的良心回答说：“我是把你造得太软弱了。以致你自己爬不出深渊，因为我原先把你造得够坚强的，你本来就不会掉进深渊。”

    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当个天主教徒。但是，我看到限期还远，可以慢慢地习惯于这种改教的想法，在等候期间，我想或许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件使我从困难中摆脱出来。为了争取时间，我决意尽可能来进行最有力的防御。不久，我的虚荣心也使我忘却了准备作天主教徒的决心。自从我发现有几次我把那些试图开导我的人难住以后，我便觉得不用费更多的力量就可以完全把他们驳倒。我甚至怀着一种可笑的热忱来做这种工作，因为在他们开导我的时候，我也开导他们。我真相信，只要说得他们信服了，他们就会转为新教教徒的。

    因此，他们发现我无论在知识方面，或是在意志方面，都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对付。一般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学问高，而且是必然如此：前者的教义要求论证，后者的教义则要求服从。天主教徒必须接受别人的判断，新教徒则必须学会自己判断。这点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只是没有料到以我的资历和年龄会给一些对宗教研究有素的人带来多少困难。再说，我还没有拜领过圣体，也没有受过与此有关的教育，这都是他们知道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知道我曾经在朗拜尔西埃先生那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另外，我还有一间小仓库，也是让这些先生们十分头痛的，这就是《教会与帝国历史》，我在父亲那里差不多把这部书都背了下来，后来日子一久便渐渐淡忘，但是，随着争论激烈展开，我又想了起来。

    有一位老神父，人虽矮小却是相当严肃的，他把我们叫在一起，第一次向我们布道。这次布道会对学友们来说，与其说是进行一次辩论，不如说是一次教理问答，这位老神父注意的是向他们传授知识，而不是解答他们的问题。但他对我这样可就不行了。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每个问题我都要逼问他，凡是我能给他找出的难题一个也不放过。这就把布道会的时间拖长了，参加的人都十分厌倦。我这位老神父说了很多的话，越说越发火，先是支吾其词，最后下不了台的时候，就借口自己不太懂法语一走了之。第二天，由于怕我轻率的反问对学友们发生坏作用，我就被单独放在另一间屋子里，让我同一位神父同住。这位神父比较年轻，健谈善辩，就是说，会编冗长的句子，并且非常自满。其实真有学问的人从来也不会那么自满的，但是，我没有让他这种堂皇的架势镇住，另外，我认为，反正凭借自己的努力，我能够十分自信地回答他的问题，并且尽我所能从各方面把他堵得没话可说。他想用圣奥古斯丁、圣格里果利以及其他圣师来压服我，可是，我运用起这些圣师的著作来，差不多和他一样娴熟，真使他万分惊异。我从前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他大概也没有读过，但是，我记住了勒苏厄尔的教会史的很多片断，每逢他给我引出一段的时候，我并不直接反驳他的引证，而是用同一圣师的另一段话来回击他，这就常常使他非常为难。然而，最后还是他胜利了，此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的势力比我大，我知道我是在他的支配之下的，我不管怎样年轻，总还懂得不应该逼人太甚，我已相当明确地看到，那位矮小的老神父不论是对我本人或者对我的学识都没有什么好感。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位年轻的神父作过专门研究，而我却没有，因此，他有他的论证方式，他运用一种方法，使我没法听懂，每逢他觉得要遇到意外的反驳弄得他不得开交时候，他就借口我超出了本题的范围，把问题拖延到第二天。他甚至有几次驳斥我的引文是假的，并自告奋勇去替我找原书，说我一定找不到那些引文。他觉得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大危险，因为就凭我那一点表面知识，我是不大会翻阅书籍的，而且我对拉丁语的修养又实在有限，即使我知道引文一准在某本书里，我也没法在一本厚书里找到那一段。我甚至怀疑他也用过他责难牧师们的那种不忠实的治学方法。我怀疑他为了摆脱使自己感到窘困的反驳，有时不惜编造一些引文。

    这些无谓的论争在继续，日子一天一天在争辩、诵经和耍无赖中过去，这时我遇到了一件令人十分厌恶的小小的丑事，这件事差一点对我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后果。

    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灵魂多么卑鄙，他那颗心多么粗野，到时候也不会不发生某种爱慕之情的。那两个自称为摩尔人的歹徒中的一个喜欢上我了。他愿意和我亲近，毫无避讳地跟我说些乱七八糟、难以理解的话，向我献些小殷勤，吃饭中间有时把他自己的菜饭分给我，并且经常热情地吻我，吻得我实在难为情。他那张椒盐面包似的脸，上面还点缀着一道长长的刀痕，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与其说是充满了柔情。毋宁说是充满了狂怒。我虽然一见就感到害怕，还是忍受着他的亲吻，我心里想：“这个可怜的人对我这样友爱，拒绝他是不对的。”以后他一步一步地放肆起来了，向我说的话是那样下流，以至我有时认为他是发疯了。有一天晚上，他要来和我睡在一个床上，我借口我的床太小，把他拒绝了，于是他想使我到他的床上去，我也拒绝了，因为这个家伙脏得厉害，浑身是嚼烟草的臭味儿，真叫我噁心。

    第二天大清早，大厅里只有我们俩；他又开始抚摸我了，可是，这次他的动作十分猛烈，神色越来越可怕。最后。他居然要干最丑恶的狎昵的事儿，他攥住我的手，强迫我干这样的事。我用力挣脱开了，同时大嚷一声，向后面跳了一步，没有表示愤恨，也没表示恼怒，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这种举动有什么意义。我非常坚决地向他表示惊愕和厌恶，最后他把我放开了。在他自己胡闹一阵以后，我看见一种不知是什么粘糊糊的白色东西朝着壁炉射去，落在地上，我噁心透了，当时飞快跑到阳台上去，我一辈子也没有那样激动，那样慌张，那样恐怖，差点儿晕了过去。

    我那时还不能理解这个坏家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是得了疯病，或是什么更严重的癫狂；看到这种猥亵、肮脏的样子和这一副兽欲如火的可怕面孔，对于任何一个冷静的人说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更丑恶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如果我们在女人面前做出这种狂乱的举动，只有她们的眼睛被迷惑住，才不致把我们看成是奇丑而可怕的东西。

    我一会儿也等不了，马上就把我自己所遇到的事向大家讲开了。我们的女总管叫我不要声张，我看出这件事情使她非常不高兴，我还听见她咬牙切齿地嘟嚷着：“该死的东西！野蛮的畜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准我声张，我仍旧照样到处嚷嚷。我嚷得太厉害了，结果，第二天大清晨就有一个管理员来找我，严厉地申斥了我一顿，责备我小题大作，甚至损害了神圣道院的名誉。

    他训了我很久，还向我解释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我并不以为这是在给我讲我所不懂得的事，因为他相信我懂得别人要跟我干什么事，只因不肯同意，才进行了抵抗。他严肃地对我说，这种行为和淫乱一样都是被禁止的，但这种意图对于作为这种行为对象的那个人说来并不算多大的侮辱，被别人看得可爱，有什么可发火的。他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他自己年轻时候也碰到过这种荣幸，由于来得突然，未能抗拒，他丝毫也没感到其中有什么苦得受不了的。他恬不知耻，居然用了直陈其事的词句；他还推想我所以拒绝是因为怕疼，于是向我保证这种害怕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听了这个无耻之徒的话，感到极大的惊奇，因为他毫不为他自己辩护，他似乎是完全为了我好而来开导我的。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件极平常的事儿，所以他根本不必找个地方跟我密谈；我们身旁有一位作为第三者的教士，他也觉得这不必大惊小怪。他们这种泰然自若的神气完全把我懵住了，我只好相信，这准是人间习以为常的事，只是先前我没有领教的机会罢了。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并没有生气，但不无厌恶之感。我所亲身遭遇的、尤其是我所亲眼看到的情景，在我记忆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我回想起来还觉得噁心。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对那件事的憎恶一直伸展到辩护者的身上了，我无论怎样控制自己，也不能不使他看出他的教训所发生的恶劣效果。他以一种不大亲切的目光瞪了我一眼，自此以后，他便用尽办法让我在教养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总算达到了目的，因而我看到，要跳出教养院，只有一条出路，过去我拖延时日，不肯采取这个途径，如今我是急不可待了。

    这件事倒起了一种防护作用，使我一生也不会干出男子同性爱的勾当，而且一看到这样的人，就联想起那个可怕的摩尔人的样子和举动，心里便产生一种难以隐藏的厌恶。另一方面，相形之下，女人在我心目中却博得了极大的价值。我觉得应该对她们表示温柔的感情与崇高的敬意，以补偿男性对她们的侮辱，因此，当我想起那个假非洲人的时候，就连最最丑的女人都认为是值得崇敬的对象了。

    至于这个假非洲人，我不知道人们对他会有什么说法，据我看，除了罗伦莎太太以外，谁都跟从前一样看待他。可是，他不再接近我，也不再和我说话了。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在庄严的仪式下接受了洗礼，从头到脚一身白色服装，这是表示他重生的灵魂的纯洁。第二夭，他就离开了教养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一个月之后，轮到了我。我的指导者想获得使一个难以转变的人皈依正教的荣誉，是需要这么一段时间的，并且，为了赢得我的新的顺从，又要我复习了一下所有的信条。

    最后，我受到了充分的教育，我的教师们对我也相当满意了。于是在迎圣体的行列的陪伴下，我被送到圣约翰总堂，以便在那里庄严地宣誓脱离新教，并且接受洗礼的一些辅助仪式，虽然他们实际上没有给我施洗。仪式和真的洗礼差不多，这是为了使人们相信新教徒并不是基督徒。我穿了一件专供这种仪式使用的带白花边的灰长袍。在我的前后各有一人拿着铜盘，两人用钥匙敲打盘子。人们按照各自的诚心或者对新改宗者的不同程度的关怀往盘子上放些布施。总之，天主教的种种浮夸的仪式哪样都没有略掉，以便这种盛典对公众含有更多的训导意义。对我则含有更多的耻辱。只有一项规定给略掉了，就是我非常需要的那身白衣服他们并没象给摩尔人那样给了我，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能享受这种荣幸。

    这还不算完。接着还要到宗教裁判所去领取异教徒的赦免征，举行亨利四世本人所遵照的、并由其钦差大臣代为举行的同样仪式，才返回天主教会。那位可尊敬的裁判神父的神气和举止绝不能消除我刚来时候的内心的恐怖。他问过了我的信仰；我的地位以及我的家庭以后，突然问起我的母亲是否已经下了地狱。当时的恐惧压住了我开始爆发的愤怒，我只回答说：我希望她没有下地狱，她在临终的时候，可能看到了上帝的灵光。这个神父没有吭声，但是，他作了一个鬼脸，好象完全不同意似的。

    一切都办完了。我正在寻思可能终于会按照我的希望给我个适当的位置的时候，他们把我赶出了门，把收到的布施（约有二十多个法郎的零钱）给了我。他们嘱咐我活着要做一个善良的信徒，不要辜负上帝的恩典，最后他们祝我幸运，紧跟着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于是，一切都消失了。

    我的一切崇高的希望，就这样在一刹那间幻灭了，我刚采取的自私的行动，只给我留下自己是个背教者又是个傻瓜的回忆了。不难想象我的梦变得多么突然：原来怀着灿烂辉煌的计划，忽然坠入最悲惨的境地，早晨想选择我将要居住的宫殿，晚上竟落到露宿街头。有人会认为，我一下子陷入如此残酷的绝望之中，在悔恨自己犯了错误的同时，一定会狠狠地责备自己，埋怨一切的不幸都是自己亲手造成的。实际上决非如此，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幽禁了两个多月之久，所以我首先感到的，乃是重新获得自由的一种喜悦心情。经过长期奴隶生活以后，我现在又成了自己的主人了，又有了行动自由了，在这样一个繁华富庶、阔人很多的大城市里，我的天资和才干一被人发现，立刻就会有人接待我。此外，我尽可以等待一个时期，衣袋里装着的二十多个法郎，在我看来简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可以不和任何人商量随自己的意思花这笔钱。这样富裕，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因此，我绝对没有灰心失望，更没有伤心流泪。我仅仅是改变了自己的希望，我的自尊心并没有受到丝毫损伤。我从来也没有感到这样自信和镇定。我仿佛觉得我已经走远了，并且完全是靠自己了，我感到自豪。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游览全城来满足我的好奇心，即使只是为着表现我的自由，我也要这样做。哨兵上岗我要看看，因为我非常喜好军乐。遇到教会迎圣体的行列，我也要跟着瞧瞧，因为我爱听神父的合唱。我要看看王宫，我带着畏惧的心情走向前去，看见别人往里面走，我也就跟着进去，也没有人拦我。这也许是因为我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小包的缘故吧。不管怎样，当我出现在这个宫殿里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很了不起的。我几乎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久居在这宫中的人了。最后，由于我不住脚地到处走动，觉得身体疲乏，腹中饥饿，天气很热，我便走进一家乳食商店。人们给我端来奶糕、奶酪和两片美味的皮埃蒙特棒形面包，这是我最喜欢不过的，我仅仅花了五、六个苏，就吃了我有生以来最好的一餐。

    我必须找一个住处。皮埃蒙特话我已学会了不少，可以让人明白我的意思，因此没有费事就找到了住处。我是谨慎地按我的财力，而不是完全按我的趣味选择我的住处的。有人告诉我，在波河街有一个当兵的妻子，家里留住闲散下来的仆人，每夜只收费一个苏。我在她家里得到了一张破旧的空床，便在那里安居下来。这位女人很年轻，新近才结婚，虽然她已经有五、六个孩子了。母亲、孩子和住宿的客人，大家都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在她家住的时候一直是这样。不管怎样说，她是一个好女人。她骂起人来非常难听，整天袒胸露怀，蓬头散发，但是她心地善良，勤勤恳恳，待我很好，甚至还帮了我一些忙。

    好几天的工夫，我完全沉溺在无拘无束与好奇的乐趣之中，我城里城外到处游逛，东钻钻，西探探。寻找一切我认为稀奇和新鲜的事物去看，对于一个刚出茅庐从来没有见过首都的年轻人说来，什么都是稀奇和新鲜的。我特别喜欢准时去瞻仰王宫，每天早晨参加皇家小教堂的弥撒。能够和亲主及其待从待在一个小教堂里，我觉得美极了。但是，宫廷的豪华很快就全看了，而且老是那个样子，也就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时，我开始热爱音乐了。我每天必到王宫去，原因就在音乐对我有了最大的吸引力。撒了王当时拥有欧洲最好的交响乐队。索密士，黛雅丹，贝佐斯等大师都先后在那里大显身手。其实，要吸引住一个年轻人，用不着这么大的排场，最简单的一种乐器，只要演奏得好，能使人欢欣雀跃，也就够了。何况，我对于眼前令我惊讶的一切富丽豪华，只有一种呆子似的赞叹，并无羡慕之心，在这气象万千的华丽宫院中，我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看看那里是否有个值得我尊敬的年轻公主，以便和她搞一场风流韵事。

    我差点儿在豪华不及王宫的情况下搞起一场风流韵事，如果我能达到目的，我会感到妙不可言的、千百倍的愉快。

    我的生活虽然非常节俭，可是我的钱袋却不知不觉地快空了。我这种节俭并非出于谨慎，而是由于我的食欲简单。就是今天，佳筵盛宴也没有改变我这种简单的食欲。我从前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有什么能比具有田舍风味的一顿饭更精美的饮食了。只要是好的乳类食品、鸡蛋、蔬菜、奶饼、黑面包和普通的酒，就能让我饱餐一顿。只要没有待膳长和待者围着我让我饱尝他们的讨厌的神气，我的好胃口吃什么都是香甜的。那时我总是花五、六个苏就能吃一顿非常好的饭，以后用六、七个法郎吃反倒没有那么好了。我饮食有节只是因为我没有受到诱惑，但是，我把这一切都说成饮食有节也是不对的，因为说到吃，我也是尽量享点口福的。我所喜爱的梨、奶糕、奶饼、皮埃蒙特面包和几杯掺兑得法的蒙斐拉葡萄酒，便可以使我这个贪图口福的人心满意足。尽管如此，我的二十个法郎还是眼看就要完了。这一点我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尽管我还处于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年龄，但由于前途茫茫而产生的忧虑不久就变成了恐怖。我的一切幻想部破灭了，只剩下找个赖以糊口的职业的念头，然而这个念头也是不易实现的。我想起我从前的手艺来，但是我的手艺还不精通，镂刻师傅不会雇我，而且这一行的师傅在都灵也不多。于是，在没找到什么好机会以前，我就挨门挨户，一个铺子一个铺子去自荐，愿意替他们在银器上镂刻符号或图记，工钱随便，满心想用廉价吸引主顾。可是这种权宜之计也很不成功。几乎到处都遭到谢绝，即使找到一点活儿也挣钱很少，仅够几顿饭钱。然而，有一天清早，我从公特拉诺瓦街经过，透过一家商店的橱窗，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店主，她风韵优美，相貌动人，尽管我在女人面前很腼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进去了，主动向她推荐我这小小的技能。她不但完全没有严词拒绝，反而让我坐下，叫我谈一下我的简短的经历，她同情我，劝我鼓起勇气，还说好的基督徒是不会把我扔下不管的。后来，在她叫人到一个邻近的金银器皿店去寻找我所需用的工具的时候，她亲自上楼到厨房给我拿来早点。这样开端似乎是个好兆头。其后的事实也没有否定这个兆头。看来，她对我的那点活儿还满意，而且对在我稍微安下心来后的那阵子海阔天空的闲聊更满意；由于她丰姿绰约，服饰华丽，虽然态度和蔼，她的风来仍引起了我的敬意。然而，她那充满盛情的招待、同情的语调以及她那温柔的风度，很快就使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了。我认为我是成功了，而且还会获得更多的成就。然而，尽管她是一个意大利女人，又那么漂亮，在外表上难免显得有些风骚，但是，她却非常稳重，再加上我生来腼腆，事情就很难有迅速的进展。我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完成这项奇遇。每当我回忆起和她在一起的那些短暂时刻，就感到极大的快慰，而且可以说，我在那里尝到了宛似初恋的那种最甜蜜、最纯洁的快乐。

    她是个富有风趣的棕色头发的女人，她那美丽的脸上显示出来的天生和善的神情使得她那种活泼劲儿十分动人。她叫巴西勒太太，她丈夫的年岁比她大，醋意相当浓，在他出远门的时候，把她托给一个性情忧郁、不会讨女人欢心的伙计照管。这个伙计也有自己的野心，不过他只是用发脾气的方式来表示罢了。他笛子吹得很好，我也很喜欢听他吹，但是他却非常讨厌我。

    这个新的埃癸斯托斯一看见我到他的女主人店里来，就气得嘴里直嘟嚷，他以轻蔑的态度对待我，女主人也毫不留情地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她甚至好象为了自己开心，故意在他面前对我表示亲昵，叫他难堪。这种报复方法非常适合我的胃口，如果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对我也是这样，那就更合我的口胃了。但是她却并不把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或者至少是方式不一样。也许是她认为我太年轻，也许她不知道该怎样采取主动，也许她确实愿意做一个贤淑的女人，她对我采取一种保留态度，固然这种态度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竟感到畏缩。我对她感觉不到象对华伦夫人那种真心实意、情致缠绵的尊敬，而是感到更多的畏惧，同她远不象同华伦夫人那样亲密。我又窘又战战兢兢，我不敢盯着看她，在她跟前甚至屏着呼吸；可是要我离开她却比叫我死还难受。在不至于引起她注意的当儿，我用贪婪的目光凝视着她身上所能看到的各个部分：衣服上的花，美丽的小脚尖，手套和袖口之间露出的那段结实白皙的胳膊，以及在脖子和围巾之间有时露出的那部分。她身上的每个部分都使我对其他部分更为向往。由于我目不转睛地看那些所能看见的部分，甚至还想看那些看不见的部分，这时我眼花缭乱，心胸憋闷，呼吸一阵比一阵急促，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我只能在我们中间经常保持的沉默中暗暗发出非常不舒服的叹息。幸亏巴西勒太太忙于自己的活计，她没有理会这些，至少我认为她没有理会。但是我有时看到，由于她的某种同情以及她的披肩下面的胸膛不时起伏，这种危险的情景更使我神魂颠倒。当我热情迸发到几乎不能自持的时候，她便以平静的声音向我说句话，我便立即清醒过来。

    有不少次我和她单独在一起，她总是这样，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带有过分表情的眼色，显示我们相互间有半点心心相印之处。这种情况使我非常苦恼。却也使我感到甜蜜。在我那天真的心灵中也弄不清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苦恼。从表面上看，这种短短的两人独处，她也并不讨厌，至少是她屡次提供这样的机会。当然，这在她那方面并不是有意的，因为她并没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向我表示些什么，也没有容许我向她表示些什么。

    有一天，她听腻了那个伙计枯燥无味的谈话，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了，我把我正在店铺后柜做的那点活儿赶完，连忙就去找她。她的房门半开着，我进去的时候她没有理会，她正在窗前绣花，面对着窗口，背对着门。她既不能看见我，而且由于街上车马的嘈杂声，也没听到我进去。她身上穿的衣服一向是非常考究的，那一天她的打扮几乎可以说是有点妖冶诱人。她的姿态非常优美，稍微低垂着头，可以让人看到她那洁白的脖子；她那盘龙式的美丽发髻，戴着不少花朵。我端详了她一会儿，她的整个面容都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简直使我不能自持了。我一进门就跪下了，以激动的心情向她伸出手臂；我确信她听不见我的声音，也没想到她能看见我。但是壁炉上的那面镜子把我出卖了。我不知道我这种激情的动作在她身上产生了什么效果。她一点也没有看我，也没跟我说一句话，只是转过半个脸来，用她的手简单地一指，要我坐在她跟前的垫子上。颤抖、惊惧、奔往她指给我的位置上，这三桩事可以说同时并进，但是人们很难相信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竟没有做出进一步的举动。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敢抬头看她，甚至不敢利用这个局促的姿势挨一挨她，在她膝上趴一会儿。我变成哑巴了，一动也不动，当然也不是很平静的；在我身上所表现的只有激动、喜悦、感激；以及没有一定目标和被一种怕招她不高兴的恐怖心情所约束住的热望，我那幼稚的心灵对于她是否真地会恼我，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她的表现也不比我镇静，胆怯的程度也不比我小。她看我来到她面前，心里就慌了，把我引诱到那里以后，这时有些不知所措。她开始意识到那一手势的结果，无疑地，这个手势是没有经过考虑冒然做出来的。她既不对我表示欢迎，也不驱逐我，她的眼光始终不离自己手里的活计，尽力装出没有看见我在她跟前的样子。尽管我无知，也可以断定她不仅和我一样发窘，也许还和我有同样的渴望，只是也被那种和我相同的羞涩心情束缚住了。但这并没有给我增加克服这种羞涩的力量。她比我大五、六岁，照我看来，她理应比我更大胆一些。我想，既然她没用什么表示来鼓舞我的胆量，那就是她不愿意我有这样的胆量。即使在今天，我还认为我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可以肯定的是：她非常聪明，一定知道象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不仅需要鼓励，而且需要加以指导。

    要是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我真不知道这个紧张而无言的场面将怎样结束，也不知道我会在这种可笑而愉快的情况下一动不动地呆多久。正在我的激情达到顶点的时候，我听到隔壁的厨房门开了。于是巴西勒太太惊慌起来，用激动的声音和手势向我说：“快起来，罗吉娜来了。”我赶紧站起来，同时抓住了她伸给我的一只手，热烈地吻了两下，在我吻第二下的时候，我觉得她那只可爱的手稍稍按了一下我的嘴唇。我一生也没经过这样愉快的时刻，可惜良机不再，我们这种青春的爱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可爱的女人的形象才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令人迷醉的印象。以后我对社会和女人了解得越深，在我心灵中，也就越觉得她美丽。如果她稍微有点经验的话，她一定会用另一种态度来激励一个少年。虽然说她的心是脆弱的，但却是纯朴的，她会无意中向引诱她的倾向让步；从一切现象来看，这是她不贞的开端，可是我要战胜她的害羞心情，恐怕比战胜我自己的羞涩心情还要困难。我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却在她跟前尝到了不可言喻的甜蜜。在占有女人时所能感到的一切，都抵不上我在她脚前所度过的那两分钟，虽然我连她的衣裙都没有碰一下。是的，任何快乐都比不上一个心爱的正派女人所能给与的快乐。在她跟前，一切都是恩宠。手指的微微一动，她的手在我嘴上的轻轻一按，都是我从巴西勒太太那里所得到的恩宠，而这点轻微的恩宠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感到神魂颠倒。

    其后两日，我尽力寻找能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但未能如愿以偿。在她那一方面，我一点也看不出有想安排这种机会的意思；并不是她的态度比以前冷淡了，而是她比以往谨慎了。我觉得她老躲避我的视线，唯恐她不能充分控制住自己的目光。那个可恶的伙计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恼了，他甚至冷嘲热讽起来，说我在女人跟前前途无量。我生怕一时粗心会泄漏了风声，我那点兴趣，到此为止，原用不着掩掩藏藏的，但现在我认为和巴西勒太太已经算是心心相印了，便想用一种神秘气氛把它隐蔽起来。这使得我在寻找满足这种兴趣的机会时变得比较谨慎了，我老想找十分安全的机会，结果一次也没有找到。

    我另外还有一种迄今尚未医好的恋爱怪癖，这种怪癖和我天生的胆怯加在一起，就大大否定了那个伙计的预言。我敢说，由于我爱得太真诚，太深挚，反倒不容易得手了。从来没有过象我这样强烈却同时又这样纯洁的热情，从来没有过这样温柔、这样真实、而又这样无私的爱情。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地牺牲自己的幸福，我看她的名誉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即使我可以享受一切快乐，也绝不肯破坏她片刻的安宁；因此我在自己的行动上特别小心，特别隐秘，特别谨慎，以至一次都没有成功。我在女人跟前经常失败，就是由于我太爱她们了。

    现在返回来谈谈那个吹笛人埃癸斯托斯吧，奇怪的是这个密探虽然变得越发令人难以忍耐，但他显得更殷勤了。他的女主人从对我垂青的第一天起，就想法使我成为商店里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我懂得一点儿算术，她曾跟那个伙计商量，叫他教我管帐，但是，那个坏家伙对这个建议坚决反对，他也许是怕我夺去他的饭碗吧。因此，我所有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做完了我那镂刻活计以后，去抄写几张帐目和帐单，誊几本帐簿，把几封意大利文的商业函件译成法文而已。可是，突然间，我那个对头又想重新考虑那个一度提出而被否定过的建议了，他并且说愿意教我记复式簿记，愿意使我在巴西勒先生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有一套在他手下做事的本领。他说话的语气和神态里的那种虚伪、狡猾和讽刺的成分，我无法细说，总之使我很难信任他。但是没等我回答，巴西勒太太就冷冷地对他说，我对他这种热心帮忙当然是很感激的，但她希望我的命运终于会使我有机会发挥我的才干，她并说象我这样有才干的人仅作一个伙计未免太可惜了。

    她曾经多次对我说，她要给我介绍一个可以对我有所帮助的人。她的考虑十分明智，她感觉到这时已经到了应该叫我离开她的时候了。我们默默无言彼此感到倾心的这件事是在星期四发生的。星期天她请了一桌客，其中有我和一位相貌和善的多明我会的教士，她就把我介绍给这个人了。这位教士对我非常亲切，对我的改教表示庆贺，并且问了不少关于我个人经历的事情，从这儿我就知道巴西勒太太曾经把我的经历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接着，他用手背在我的面颊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对我说，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要有勇气。他还让我去看他，以便彼此更从容不迫地谈一谈。从大家对他表示的敬意看来，我可以断定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再从他同巴西勒太太说话时那种慈父般的口吻，还可以推定他是她的忏悔师。我也清楚地记得，在他那适合身分的亲切中，夹杂有对他的忏悔者所表示的尊敬和钦佩，可是这种表现在当时给我的印象，不如我今天回想起来时在我脑际留下的印象深。如果那时我更聪明一些的话，能够了解到，象我这样一个人，竟能使一个受到忏悔师尊敬的年轻女人动情，我将会多么感动啊！

    由于我们人数较多，餐桌不够大，必须另外加一个小桌子，于是我就在小桌上和那个伙计愉快地对坐了。但是，从关心和菜肴的丰富看来，我坐在小桌上丝毫未受损失。往小桌上送来的莱真不少，可以肯定，这些菜并不是为了那个伙计送来的。一直到这时为止，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女人们活泼愉快，男人们殷勤高雅，巴西勒太太以动人的亲切态度款待客人。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人们听到有辆马车停在门口，有个人走上楼来了，这是巴西勒先生。他走进来的那种样子，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穿着一件带金扣子的大红上衣，从那一天起我对这种颜色就讨厌起来了。巴西勒先生身材魁伟，长得漂亮，风度很好。他脚步声音很重地走进来，脸上的表情好象要把大家都给吓住似的，虽然在座的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妻子奔过去，搂住他的脖子，抓住他的双手，向他百般表示亲热，而他却毫无反应。他向客人们打了一个招呼，有人给他送来一分食具，他便吃起来了。人们刚刚提到他这次旅行的事时，他便向小桌上看了几眼，用一种严肃的口吻问，坐在那边的小孩子是什么人。巴西勒太太直率地回答了他。他问我是不是住在他家里，有人告诉他说我不住在他家里。他接着粗野地反问说：“怎么会不呢？既然他白天可以在我这里待着，晚上当然也可以在我这里。”这时，那位教士发言了，先对巴西勒太太作了一番严肃而真实的称赞，也用几句话把我夸奖了一番。他补充说：他不仅不应该责备他太太诚意救济贫困的好心，而且也应该积极参加才对，因为这里没有丝毫越礼的事情。丈夫用一种愤怒的口吻反驳了一下，可是由于教士在场，总算把气压住了一半，但是这也足以使我知道他对我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而且也明白了那个伙计曾怎样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给我帮了倒忙。

    客人们刚刚退席，这个伙计就奉了他的老板的指示，显出胜利的神气，通知我立即离开他家，永远不准再进这个门。他在执行这项任务时，还增添了不少冷言恶语，使这个任务具有很大的侮辱性而且十分残暴。我一句话没说就走了，但是心里十分悲伤，我所以悲伤主要并不是因为离开了这个可爱的女人，而是因为叫这个可爱的女人成了她那粗暴的丈夫的牺牲品。他不愿意听任妻子丧失贞操，当然是对的。然而，尽管她很贤慧，并且是良家之女，她毕竟是个意大利女人，这就是说；多情而好复仇。在我看来，他是失策了，因为他对她所采取的手段，适足以给自己招来他所害怕的不幸。

    这就是我第一次奇遇的结局。我曾经有两三次故意经过那条街，希望至少再见一见我心里不断想念的那个女人，但是我没有见到她，只看见过她的丈夫和那个认真当看守的伙计。那个伙计看到我，便用店铺里的大木尺向我做出怪样子，要说那种样子是在欢迎我，不如说是在向我示威。我既被如此严加防范，也就泄气了，我再也不到那条街上去了。我曾打算至少去拜访一次她给我引见的那位教士，可惜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曾在修道院的周围徘徊过好几次，希望能碰见他，但也毫无结果。最后，我因为又遇到了别的事情，便把我对巴西勒太太的动人的回忆丢开了。不久我就把她完全忘掉了。我甚至又象从前那样，恢复为纯朴和稚气十足的人，连看到美丽的女人也不动心了。

    然而她的一些餽赠，稍稍补充了一下我那小小的行囊，虽然餽赠不多，却十足表现了一个聪明女人的细心。她注重整洁超过美观；她希望我不受苦，但不叫我去炫耀。我从日内瓦带来的外衣还不错，还可以穿；她仅仅给我添置了一顶帽子和几件内衣。我没有套袖，我也很想要，但是，她不肯给我，她认为我能保持清洁就行了；其实，只要我在她跟前一天，这一点是无需她嘱咐的。

    这场灾难结束似后不多几天，我前面提过待我很好的那个女房东对我说，她可能给我找到一个位置，她说有一位贵妇人愿意看看我。我听到这话以后，就真的认为会有什么美妙非凡的奇遇了，因为我总憧憬着这样的事情。可是这位贵妇人并不象我所想象的那样了不起，我跟随把我介绍给那个贵妇人的一个仆人到了她家里，她问了我几句话，仔细端详了我一番，没觉得我讨厌，便立刻叫我在她家里服务了，当然，不是作为她宠爱的侍从，而是作为她的仆人。我也穿着和其他仆人同样颜色的衣服，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上衣的边缘上有花边，而我的衣服上没有。由于这种制服上没有花边，就很象一个普通市民的服装。我的那些想入非非就出乎意料地结束了。

    我就这样走进了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的门庭。她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寡妇。她的丈夫是皮埃蒙特人；至于她，我始终认为她是萨瓦人，因为我不能想象一个皮埃蒙特女人能说那样好的法语，口音那么纯。她是个不老不少的中年女人，容貌非常高雅，又很有才华，酷爱法国文学，而且相当精通。她时常写作，写了很多东西，而且总是用法文写。她所写的函札，有赛维尼夫人函札的笔法，韵味亦近似，有几封信甚至分不出是她写的还是赛维尼夫人写的。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照她口述录下这些信札。我倒也很喜欢做这类事情。她的胸部长了一个肿瘤，使她非常痛苦，不能亲自执笔。

    维尔塞里斯夫人不仅富于才华，而且心灵既高尚又刚强。一直到她病死，我都在她身旁。我曾亲眼见她忍受病痛和死亡，她从役有表现出片刻的懦弱，从来没有显示出用力克制自己的样子，也从来没有失去过妇女应有的仪态；她连想都没想到这里面有什么高深的哲学道理，因为哲学这一名词，在当时还不流行，而且她甚至还不了解哲学这两个字在现时代所包涵的意义。这种刚强的性格，往往近于冷漠无情。在我看来，她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不大动感情，即使她对不幸的人做些善举，也不是出于真正的怜悯，而主要是因为这样做本身就是好事。我在她的身旁待了三个月，对她这种冷淡的性格是有所感受的。她对于一个经常在她眼前、而且前途颇有希望的年轻人难免会产生怜爱之心，在她感到自己要死的时候，一定也会想到在她死后这个年轻人需要帮助和支持，这本来都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也许她认为我还不配受她的特殊照顾，也许因为纠缠着她的人们过于关心自己，叫她只想到他们，而没有容她考虑到我的问题，总之，她什么也没有给我办。

    然而我记得非常清楚，她曾表现出某种好奇心，想对我进行了解。她也问过我几次；她很喜欢我把我写给华伦夫人的信给她看，跟她谈谈我的心事。但是，她为了解我的心事所采取的办法，显然不是好办法，因为她一向不肯暴露自己的心事。我的心是乐于倾诉的，但必须感觉到别人的心也乐意听我的倾诉。但她只是冷淡而枯燥地询问，对于我的回答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这就不能取得我的信赖。在我不了解我那好说话的毛病是使人高兴还是使人讨厌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恐惧，于是我就不大愿意暴露自己的思想，而只是想到凡是对自己不利的话一句也不说。以后我理会到，那种通过询问去了解别人的冷淡态度，是自以为有学识的女人的通病。他们想丝毫不暴露自己的心事，而达到洞悉别人心事的目的；但是她们不了解，这样做会打消别人向她们暴露心事的勇气。一个男人只要受到这种询问，马上便会提防起来；如果他认为这并不是对他真正的关心，而只是要套他的话，那么，他的反应不是说谎就是一言不发，或者更加戒备；他宁肯让别人把他当作傻瓜，也不愿意受那好奇者的哄骗。一方面隐瞒自己的心事，一方面要了解别人的心事，这终究是个坏方法。

    维尔塞里斯夫人从来没有向我说过一句表示好感、怜悯和亲切的话。她冷淡地询问我，我也以有保留的态度回答她。我的回答非常谨慎，难免使她觉得乏味而感到厌烦。后来，她就不再询问我了，只有在叫我给她作点事的时候才跟我说话。她不是按照我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来看待我，而只是按照她让我变成的那个样子来看待我。因为她看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结果就使我在她面前不能不以仆人的身分出现了。

    我觉得我从这时候开始，便对使我一生不断深受其害的那种为了隐蔽的利己之心而耍的狡猾手腕有所领会了，因而对产生这种利己之心的事物本能地感到厌恶。维尔塞里斯夫人一个儿女也没有，她的财产将由她的外甥德·拉·罗克伯爵继承。罗克伯爵一直不断地逢迎她。除此以外，她的那些亲信家仆看到她已接近死亡，谁都忘不了自己的利益，争先恐后地纷纷向她献殷勤，使她很难有时间想到我。她家的总管，人称罗伦齐先生，是一个非常机灵的人；他的妻子比他还机灵，在女主人面前非常得宠，在夫人家里，她与其说是夫人花钱雇来的女仆，不如说是夫人的一位女友。她把她的侄女朋塔尔小姐介绍给夫人当了侍女，她的侄女是个极狡猾的女人，装出一副贵妇人的诗女的神气，也帮着她的伯母去控制女主人，以至女主人只通过这三人的眼睛来看人，只通过这三人的手来行事。我没有得到上述三个人的欢心，我服从他们，却不巴结他们，因为我想象不到在伺候我们共同的女主人以外，还得当她仆人的仆人。此外，在他们看来，我是个令人不能放心的人物，他们清楚地看到我并不是个做仆人的人，这种做仆人的身份对我是不适当的。他们担心夫人也会有同样看法，生怕夫人对我的安排会减少他们分得的那部分钱。他们这种人太贪婪了，不可能公正无私，他们认为遗嘱上所有分给别人的一切遗赠，都好象是从他们的私产中抽出来的。因此，他们串通好了，设法不叫夫人看到我。她喜欢写信，拿她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本是一种病中消遣，他们却设法打消她这种兴趣，并且还叫医生来劝她不要写，说这会使她劳累。借口我不会服侍人，就叫两个抬轿子的粗汉代替我伺候她。最后，在她写遗书的时候，他们安排得那么巧妙，竟使我一个星期没能进她的房间。一个星期过后，我就又和先前一样出入她的房间了，而且比任何人都勤快，因为这个可怜女人的痛苦使我非常难过，她那种忍受痛苦的坚强精神使我对她产生了极大的钦佩和敬爱，我在她的房间流下了既没有让她本人看见也没有叫任何别人看见的真情的眼泪。

    我们终于失去了她。我眼瞧着她咽气。她的一生是有才华有见识的妇女的一生，她的死是一位哲人的死。我可以说，看到她以恬静的心灵毫不松懈、毫不伪装地履行天主教徒的一切义务，令我感到天主教之可爱。她的为人本来是很严肃的，在她垂危的时候，竟显出一种快乐的表情，这种表情始终如一，不象是假装的。这纯粹是理智战胜了悲惨处境的表现。她只是在最后两天才躺在床上；就在这两天，她也没有停止安安静静地和大家谈话。最后，她不说话了，陷入了死亡的痛苦里，她放了一个响屁。“好！”她转了一下头说，“会放屁的女人并没有死。”这是她最后的一句话。

    她在遗嘱中给她的下等仆人们留出一年的工资作为遗赠。因为她家的人口簿上没有登上我的名字，所以我什么也没有得到。不过，罗克伯爵给了我三十个利物儿，还允许我穿走身上那套新制服，要依罗伦齐先生的意思，是要从我身上扒下去的。伯爵甚至答应给我谋个事儿，并且叫我去找他。我曾去过两三次，都没能和他谈上话。我是个一碰钉子就泄气的人，以后就不再去了。我错了，我的错不久就可以看出来。

    关于我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逗留期间发生的事，我还没有说完！我离开她家时，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是依然故我，但是和我进她家门的时候心情迥然不同。我从那里带上了难以磨灭的罪恶的回忆和难以忍受的良心谴责的沉重负担。这种负担过了四十年还压在我的心头，我因此而感到的痛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而加重了。谁相信一个小孩子所犯的过错竟会有那样可怕的后果呢？就是因为这种几乎可以肯定的后果，我才永远不会感到心安。我也许把一位可爱、诚实、可敬，而且确实比我高尚得多的姑娘，葬送到屈辱和贫困里了。

    一个家庭瓦解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混乱，难免会丢失一些东西。然而由于仆人们的忠实和罗伦齐夫妇的周密照料，列入财产目录的东西一样也没缺。只有朋塔尔小姐丢失了一条已经用旧了的银色和玫瑰色相间的小丝带子。其实我要拿的话可以拿到许多好得多的东西，可是偏偏这条小丝带把我迷住了，我便把它偷了过来。我还没把这件东西藏好，就很快被人发觉了。有人问我是从哪里拿的，我立即慌了神；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红着脸说是玛丽永给我的。玛丽永是个年轻的莫里昂讷姑娘，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因病停止请客而把她原来的厨师辞退以后，就由玛丽永作了厨师，这时伯爵夫人需要的是鲜美的羹汤，而不是精心烹饪的佳肴。玛丽永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有一种山里人所特有的鲜艳肤色，特别是她那温和质朴的态度，没有人见了不觉得可爱；她也是一位和善、聪明和绝对诚实的姑娘。因此我一提她的名字，大家都感到惊异。但是人们对我比对她更不信任，所以必须弄清楚究竟我们俩谁是小偷。人们把她叫来了，大家蜂拥而至，聚集在一起，罗克伯爵也在那里。她来以后，有人就拿出丝带来给她看，我厚颜无耻地硬说是她偷的；她愣了，一言不发，向我看了一眼，这一眼，就连魔鬼也得投降，可是我那残酷的心仍在顽抗。最后，她断然否认了，一点没有发火。她责备我，劝我扪心自问一下，不要诬赖一个从来没有坑害过我的纯洁的姑娘。但是我仍然极端无耻地一口咬定是她，并且当着她的面说丝带子是她给我的。可怜的姑娘哭起来了，只是对我说；“唉！卢梭呀，我原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害得我好苦啊，我可不会象你这样。”两人对质的情况就是如此。她继续以同样的朴实和坚定态度来为自己辩护，但是没有骂我一句。她是这样的冷静温和，我的话却是那样的斩钉截铁，相形之下，她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简直不能设想，一方面是这样恶魔般的大胆，一方面是那样天使般的温柔。谁黑谁白，当时似乎无法判明。但是大家的揣测是有利于我的。当时由于纷乱，没有时间进行深入了解，罗克伯爵就把我们两个人都辞退了，辞退时只说；罪人的良心一定会替无罪者复仇的。他的预言没有落空，它没有一天不在我身上应验。

    我不知道这个被我诬陷的牺牲者后来怎样了，但是，从此以后，她显然不容易找到一个很好的职位了。她蒙受莫须有的罪名，这罪名是从各方面都使她名誉扫地的。偷的东西虽不值钱，但毕竟是偷窃，而且更糟的是利用偷窃来诱惑一个年轻的小孩子。总之，既撒谎又坚持错误；人们对于这样一个把许多恶习集于一身的女人，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我甚至觉得，我坑害她的结果的最大危险还不是穷困和被遗弃，以她那样的年龄，由于无辜受辱而感到悲观绝望，谁知道会使她落到什么地步呢？唉！当我追悔使她身遭不幸时，我心中已是悲切难忍，当我想到会使她变得比我更坏时，我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请读者想象一下吧！

    这种残酷的回忆，常常使我苦恼，在我苦恼得睡不着的时候，便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谴责我的罪行，好象这个罪行是昨天才犯的。每当我的生活处于平静的状态时，这种回忆带给我的痛苦就比较轻微；如果在动荡多难的生活中，每逢想起这件事来，我就很难再有以无辜受害者自居的那种最甜美的慰藉。它使我深深体会到我在自己某一著作中所说过的话：处于顺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睡着了；处于逆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加剧了。同时，我从来未能在对朋友谈知心话时把这件事说出来，以减轻我心中的重负。最亲密的友谊也未能使我向哪个人坦白一下，连对华伦夫人也是如此。我所能够做到的只是承认我干过一件应该谴责的残忍的事，但从来没有说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种沉重的负担一直压在我的良心上，迄今丝毫没有减轻。我可以说，稍微摆脱这种良心上的重负的要求，大大促使我决心撰写这部忏悔录。

    以上的叙述是十分坦率的，谁也不会认为我在这儿粉饰我的可怕罪行。但是，如果我不把内心的意向同时叙述出来，甚至因为怕给自己辩解而对于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也不敢说，那就不能达到我撰写这部书的目的了。在我诬陷那个可怜的姑娘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害人之心。我所以嫁祸于这个不幸的姑娘，是由于我对她所抱的友情。说起来这太离奇了，但却是事实。我心中正在想念她，于是就不假思索地把这件事推到她身上了。我主动干出来的事，却诬赖是她干的，说是她给了我这条丝带，这正是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送给她。后来当我看到她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真痛心到了极点，但是，有那样多的人在场就把我的后悔心情压下去了。我不太害怕惩罚，我只害怕丢脸；我怕丢脸甚于怕死亡，甚于怕犯罪，甚于怕世界上的一切。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把自己闷死在地下。不可战胜的羞耻心战胜了一切；羞耻是造成我的无耻的唯一原因。我的罪恶越严重，怕认罪的恐怖心情越使我变得倔强。我心里最害怕的就是当面被认定是个小偷，是个撒谎的人和诬告者。群情骚动使得我除了害怕之外，不能有其他情绪了。如果容我冷静一下，我一定会毫不隐瞒地和盘托出。如果罗克先生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对我说：“不要陷害这个可怜的姑娘，如果是你做错了的话，就老老实实告诉我吧。”我一定会立刻跪到他的脚下。但是，正当我需要鼓励的时候，人们却一味地恫吓我。再说，年龄问题也是应该注意的，我的童年刚刚结束，甚至可以说我还是个孩子。真正的卑劣行为，年轻时所犯的要比成年所犯的更可恶；但是仅仅由于软弱而做出的坏事，倒是更应该得到宽恕，而我所犯的错误，究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使我深感痛苦的与其说是我所做的坏事本身，不如说是因为由于我所做的坏事而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件事甚至对我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这唯一的罪行给我留下的可怕的印象，使我以后永不会做出任何一种可以导致犯罪的行为。我认为我所以那么憎恨撒谎，大部分是因为我痛悔我曾经制造过这样恶劣的谎言。我大胆地说，如果这件罪行可以弥补的话，那么，我在晚年所受的那么多的不幸和我四十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的诚实和正直，就是对它的弥补。再说，可怜的玛丽永在世间有了这么多替她报仇的人，无论我把她害得多么苦，我对死后的惩罚也不怎么害怕了。关于这件事我要说的话只此而已。请允许我以后永远不再谈了。

    第三章

    我离开维尔塞里斯夫人家的时候和我进入那里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几乎是依然故我。我回到我的女房东家住了五六个星期。这期间，我由于年轻力壮，无事可做，常常心情烦闷。我坐立不安，精神恍惚，总跟做梦似的，我有时哭，有时叹息，有时希求一种自己毫不了解而又感到缺乏的幸福。这种处境无法描述，甚至能够想象出来的人也很稀少，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这种既给人以无限烦恼又使人觉得十分甜蜜的充沛生活，都在它尚未到来之前，便陶醉在渴望里，预先尝到了美味。我那沸腾的血液不断地往我脑袋里填了许多姑娘和女人的形象；但是，我并不懂得她们有什么真正的用处，我只好让她们按照我的奇思异想忙个不停，除此以外，还该怎样，我就完全不懂了，这些奇思异想使我的官能老是处于令人难受的兴奋状态中，但是幸而我的这些奇思异想没有教给我怎样解除这种不舒适的状态。只要能遇到一个象戈登小姐那样的姑娘并同她相会十五分钟，我真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天真烂漫的儿童嬉戏的时代了。羞耻，这个与恶意识为伍的伙伴，与年俱增，这就更加强了我那天生的腼腆，甚至达到难以克服的程度；不论是在当时或是以后，对于我所接触的女性，虽然我知道对方并不那么拘谨，而且我几乎可以断言，只要我一开口就一定会如愿以偿；但是，若非对方首先有所表示，采取某种方式逼迫我，我是不敢贸然求欢的。

    我的烦闷发展到了很强烈的程度，由于自己的欲望不能获得满足，我就用最荒诞的行为来挑动。我常常到幽暗的小路或隐蔽的角落去，以便在那里远远地对着异性做出我原想在她们跟前显露的那种状态。我要让她们看到的不是那淫秽部分——我甚至连想都没往这方面想，而只是我的臀部；我要在女人跟前暴露自己的那种愚蠢的乐趣是很滑稽的。我觉得这样距我所渴望的待遇只不过是一步之遥，我毫不怀疑：只要我有勇气等待，一定会有某个豪爽的女人从我身旁经过时会给我一种乐趣。结果，这种愚蠢的行为所闯的乱子几乎是同样可笑的，不过对我说来并不是很开心的。

    有一天，我到了一个院落的尽头，那里有一眼水井，这个院子里的姑娘们常常到井边来打水。院子尽头有个小斜坡，从这里有好几个过道通往地窖去。我在幽暗中察看了一下这些地下通道，我觉得它们又长又黑，便认为这些小道并不是死胡同，于是我想，如果人们看见我或要逮我的时候，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安全的避难所。我怀着这种自信，就向前来打水的姑娘们做出一些怪样子，这与其说是象勾引，不如说是荒唐可笑的恶作剧。那些最机灵的姑娘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另一些只笑了一笑；还有一些认为受了侮辱，竟大叫起来。有人向我赶来了，于是我逃进了避难所。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慌了，我冒着迷失方向的危险一个劲儿地往地道里面跑。嘈杂声、喧嚷声、那个男人的声音，一直在追着我。我原来指望可以凭借黑暗藏身，谁知前面却亮起来。我浑身战栗了，我又往里钻了一阵，一堵墙挡住了去路，再也不能前进了，我只好待在那里听天由命。不一会儿我就被一个大汉追上逮住了。那个大汉蓄着大胡子，戴着大帽子，挎着一把腰刀。他后面跟着四、五个拿笤帚把的老太婆，我在她们中间看见揭发我的那个小坏丫头，她一准是想亲眼看看我。

    带腰刀的男人抓住我的胳膊，厉声问我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不难想象，我并没有准备答复的话。然而，我镇定了一下，在这种危急时刻从脑子里想出了一种传奇式的脱身之计服了德谟克利特学说中的一些缺陷，使原子论学说更加完善。，结果很好。我用哀求的声音央告他，求他可怜我的年轻和处境，我说我是一个富贵人家出身的异乡人，但有神经错乱的毛病，因为家里人要把我关起来，我就逃出来了，如果他把我交出去，我可就完蛋了，他要是肯高抬贵手，放了我，我有朝一日会报答他的大恩的。我的话和我的样子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那个可怕的大汉的心肠软了下来，只责备了我一两句，没有再多问我什么，就让我溜之大吉了。我走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和那些老太婆露出不高兴的神气，我认为，我原来那么害怕的男人对我倒有了莫大的好处，假使只有她们在场，我是不会这么便宜就走掉的。我不知道她们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但我并不怎样在意，因为只要那把腰刀和那个男人不管，象我这样敏捷强壮的人，可以放心，她们手中的武器和她们自己是对付不了我的。

    过了几天，我跟我的邻居——一位年轻的神父在街上走，面对面地遇到了那个带腰刀的人。他认出了我，用嘲笑的口吻学着我的腔调对我说：“我是个亲王，我是个亲王；我也是个傻瓜；请您让殿下下次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此外，他并没有多说什么话。我低下头逃开了，心里却感激他这样给我留情。我看出那些恶老婆子必定嘲笑他过于轻信。但是尽管他是个皮埃蒙特人，他还是一个老实人，每当我想起他时；内心里不由地产生感激之情。因为这件事是那么可笑，除了他，不管是谁，就是单单为了取笑，也会叫我丢脸的。这件冒险的事，虽然没有产生我所惧怕的那些后果，却也使我老实了很长时间。

    我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的那段时期，结识了几个朋友，我经常和他们交往，希望有一天对我会有些好处。其中有一个是我常去拜访的萨瓦神父，人称盖姆先生。他是麦拉赖德伯爵家的孩子们的教师。他还年轻，很少交游，但是他非常富于理智，为人正直，而且有学问，是我相识的最高尚的好人之一。吸引我到他那里去的，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任何资助，以他本人的名望还不足以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但是，我从他身上获得了对我一生都有好处的十分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健全的道德训诲和正确的至理名言。在我的癖好和思想的转换变化中，不是过于高尚，就是过于卑鄙；有时是阿喀琉斯，有时是忒耳西忒斯，有时成为英雄，有时变成无赖。盖姆神父苦口婆心地劝我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使我正确地认识自己，对我既不姑息，也不使我败兴。在谈话中，他十分尊重我的天性和才华，但同时也给我指出他所看到的、影响我的发展的重重障碍；因此，在他看来，我的天性和才华与其说是使我走向富贵的阶梯，不如说是使我不慕富贵的保证。我对人生只有一些错误的概念，他给我描绘出一幅人生的真实图画；他给我指出，贤德的人怎样总能在逆境中走向幸福，怎样在逆风中坚持前进，力求达到幸福的彼岸；他向我指出为什么没有美德就毫无真正的幸福可言，为什么在任何境遇中都可以做一个贤德的人。他大力削弱我对达官显贵的爱慕；同时向我证明；统治别人的人并不比别人更贤明，也不见得比别人更幸福。他跟我说过一句至今我还时常回忆起来的话，大意是，假使每个人都能洞悉别人心里所想的，那么他就会发现，愿意退后的人一定会多于想往上爬的人。这种真实动人并且没有任何夸张的观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使我一生之中，始终是怡然自得地安于自己的地位。他使我对于真正所谓德行，有了一些初步的真切的概念，我原来那点华而不实的趋向都只从德行的极致去理解德行。他使我认识到，对崇高美德的热爱，在社会上是不大用得到的。他使我体会到，激昂太过则易转低沉；持续不断、始终不懈地尽自己的本分，所需要的毅力并不亚于完成英雄事业所需要的毅力。他还使我体会到：做好小事情更能获得荣誉和幸福，经常受到人们的尊敬比让别人赞美数次要强过百倍。

    要确定人类的种种义务，必须追溯到它们的根源。再说，由于我所采取的途径，以及我因此所处的现状，我们当然要来谈谈宗教问题。人们已经知道和主体先天具有的认识形式相结合的先天综合判断才能构，我在《萨瓦副主教》一文中所说的那个副主教，至少绝大部分是以这位道德高尚的盖姆先生作典型的。不过，明哲保身的观念使他说话极端小心，所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谈得就不那么坦率了；但是除此之外，他的教训，他的见解，他的意见，都是相同的，甚至连劝我重返故里的话，都和我以后所公开发表的一样。因此，他所谈的内容是任何人都可想而知的，我就无需多谈了。我只说一点：他的教训是贤明的，最初虽未发生作用，却成了我心中的道德与宗教的萌芽，这种萌芽从未枯萎，只待有一个更可爱的手来加以培养，就会开花结果。

    虽然我当时的改教还不太巩固。我却也不无感动。我决不讨厌他的谈话，反倒非常喜欢，因为他的活简单明了，特别是我感到在他的言语中充满一种内在的关切。我的心原来就是很热情的，我对于那些希望我好的人比对那些实际上对我做了好事的人还要热爱，在这方面，我的感觉锐敏，不会使我看错的。所以，我真心热爱盖姆先生。我可以说成了他的第二弟子，这对我，就是在当时，也有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因为这个时期，正是我无所事事的处境把我引向罪恶的下坡路的时刻，他使我回头了。

    有一天，完全出乎意外，罗克伯爵派人来叫我。以前，我因为已经去过不少次，都没见到他，不免感到厌烦，就没有再去。我认为他不是已经把我忘了，就是对我印象太坏。其实我想错了。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我高高兴兴地在他姑姑那里工作，他甚至向她说过自己的印象。这件事现在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却还一再跟我谈起。他亲切地接待了我，他对我说，他过去不愿随便说几句好听的诺言，开开玩笑，而是一直在设法给我找工作，现在已经找到了。他把我放在一条很有希望的道路上，至于以后应该怎么办，那就全在我自己了。他要送我去的那个人家有权有势，又有名望，我不用另外找其他保护人就可以飞黄腾达起来；虽然一开始，由于我本来是个仆人，只能给以仆人的待遇，但是他说我尽可放心，只要人家看到我的见识和行为高过我的身分，决不会总叫我当仆人的。这段谈话的结尾大大冲淡了我开始时所抱有的美好希望。我在心里自怨自艾地说：怎么！老当仆人！然而不久这种想法就被一种自信心给打消了。我认为我这个人本不是为了当仆人而生的，用不着害怕别人老让我当仆人。

    他把我送到德·古丰伯爵的家里。德·古丰伯爵是王后的第一待臣，显赫的索拉尔家族的族长。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的庄严态度，使得他那亲切和蔼的接待更让我受到感动。他很关切地问了我几句话，我真诚坦率地回答了他。他对罗克伯爵说，我的相貌很可爱“逻辑原子主义。”1898—1911年，与摩尔、怀特海一起又提，一定很有才气；他认为我一定不会缺少才干的，但不能凭此就决定一切，还得看看其他方面；然后他又向我说：“孩子，凡事总是开头难，但是你的事，开头不算是太难的。要老实听话，想法叫大家都满意，这就是你目前唯一的工作。另外，你要有勇气和毅力；我们会照顾你的。”他立即把我带到他的儿媳布莱耶侯爵夫人的房中，并且把我介绍给她，接着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古丰神父。这种开端我认为是很好的预兆。我已有足够的经验来判定：要是接纳一个仆役，是不会有这种礼数的。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把我当仆人看待。我和管事的人一起吃饭，人们也没叫我穿仆人的制服；年轻而轻率的德·法弗里亚伯爵要我站在他的马车后面，但他的祖父禁止我跟随任何马车，禁止我随同任何人外出。然而，我还是得伺候别人吃饭，我在家里作一种和仆人差不多的事情；不过我相当自由，并没有指定我服侍某一个人。我除了在别人口述下写几封信，或者有时给法弗里亚伯爵剪几张画纸以外，差不多整天的时间都由我自己随意支配。我并没有觉察到，处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不是很近乎人情的，因为这样长期的闲散生活会使我染上一些本来不会有的恶习。

    但是幸而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由于盖姆先生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而且我对他的教诲是那样感兴趣，有时竟自偷偷地跑到他那儿去，再听听他的指导。我相信，那些看到我时常溜出去的人们，是决不会猜到我要上哪儿去的。他对于我的行为所给与的劝告，真是再正确不过了。我开始时的工作，的确是非常出色的，我所表现的勤勉、细心和热情，没有一个人不满意。盖姆神艾明智地教导我：最初的热情要适可而止，不然的话，后来一松懈下去，就显得太明显了。“你初来时的表现，”他对我说，“是人们以后所据以要求你的标准，你要善于使用你的力气，以便日后可以多作一些工作，但是你要注意，做事千万不要虎头蛇尾。”

    由于人家没有注意到我那些小小的才能，只认为我有点天资，所以尽管伯爵曾跟我谈过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话，看来他们现在还是不想利用我的长处。这时，许多事情又齐来作梗，我就差不多被人忘掉了。古丰伯爵的儿子德·布莱耶侯爵，是派驻维也纳的大使，当时宫廷所发生的动荡，也反映到家庭中来了，一直乱了好几个星期，对我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时间来考虑了。在此以前，我对工作并没有怎样懈怠过。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对我有利也有害的事情，一方面它可以使我摆脱外面的引诱，另一方面也使我对自己的职务多少有些不专心了。

    德·布莱耶小姐和我年纪相仿。她体态优美，长得相当漂亮，肤色洁白，头发乌黑，虽然本质象棕发女郎的灵魂中，它是不朽的。他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并且研究，但是在她的面庞上却流露出金发女郎的温柔神态，这是我的心难以抗拒的。非常适合于少女的宫廷礼服，突出地显示出她那美丽的身段，露出她的胸部和两肩，特别是由于她当时正在服丧，她的肤色显得更加莹洁迷人。有人说一个仆人是不应该留意到这些事情的。当然，我不应该留意这些，然而，我还是留意到了，其实留意到的不只我一个。膳食总管和仆人们在吃饭的时候往往用很粗鄙的话谈论这件事，使我听了非常难受。我并没有糊涂到真想立刻当上恋人；我一点也没有忘掉自己是什么人，我安分守已，丝毫没有这种妄想。我喜欢看布莱耶小姐，愿意听到她说出几句有才气、有理智而且体现出高尚品德的话。我的野心仅限于服侍她时从中得到快乐，从不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在吃饭的时候，我尽量找机会行使这种职权。如果她的仆人暂时离开了她身边，我立刻就去替他，要是没有这种情况，我就站在她的对面，注视着她那双眼睛，看她需要什么，寻找给她换盘子的机会。我多么希望她肯吩咐我做点什么，向我使一个眼色，对我说一句话啊！但是，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我最难受的是她丝毫不把我看在眼里，我站在那里她一点也不理会。不过她的兄弟在吃饭的时候有时和我还谈几句话。有一次他向我说了一句什么不太礼貌的话，我向他作了一个十分巧妙十分委婉的回答，引起了她的注意，并且向我看了一眼。这虽是短暂的一瞥，却使我从心里感到激动。第二天，我又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我很好地利用了。那一天，举行大宴会，我第一次看到膳食总管腰挎短剑，头戴礼帽，这使我十分惊讶。偶然间话题转到了绣在带有贵族标志的一面壁锦上的索拉尔家族的一句铭词“telfiertquinetuepas”。由于皮埃蒙特人不熟悉法文，有一个人认为这句题词中有一个书法上的错误，说“fiert”这个字多了一个字母“t”。

    古丰老伯爵想要回答；但是，当他看到我只微笑着却什么也不敢说的时候，就叫我发言。于是我说；“我不认为这个‘t’字是多余的，因为，‘fiert’是一个古法文字，并不是从名词‘ferus’（尊大；威赫）来的，而是从动词‘ferit’（他打击，他击伤）来的；所以这个题词的意思，据我看并不是‘威而不杀’，而是‘击而不杀’。”

    大家都盯着我，面面相觑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有人惊奇到这种程度。但是，叫我最得意的是布莱耶小姐的脸上显然露出了满意的神情。这位十分傲慢的少女又向我看了一眼，这一次至少要和第一次一样可贵。接着她又把目光转向她的祖父，她好象迫不及待地等待他应该给我的夸奖。老伯爵以非常满意的神气对我加以最大的最完美的赞扬，以致所有在座的人都连忙异口同声地称赞起来。这个时刻虽然短暂，但是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令人心旷神情的。这真是极其难得的时刻，它恢复了事物合情合理的秩序，并且替我那由于受到命运的欺凌而被轻视了的才能报了仇。几分钟以后，布莱耶小姐又抬起头来瞧着我，她用一种含羞而又和蔼的声音要我给她倒点儿水喝。人们可以想象，我决不会叫她久等的；但是，当我走近她身旁的时候，我是那样受宠若惊，以致浑身哆嗦起来，我把杯子倒得太满了；有一部分水洒在盘子上，甚至还洒在她的身上。她的兄弟冒失地问我，为什么哆嗦得这样厉害。这一问越发使我惶恐不安，而布莱耶小姐也脸红了，甚至连白眼珠都红了。

    这段故事到此就算结束了。读者可以看到，这次的情况和过去巴西勒太太的情况一样，乃至和我此后整个一生中的情况一样，我的爱恋始终没有过幸福的结局。我空怀着满腔热情在布莱耶夫人的外间屋佇候着，再没有得到她的女儿任何注意的表示。在她出来和进去的时候观。断言实在即经验，主观的经验效果是判断事物实在性的，连一眼都不看我，我也几乎不敢抬起头来看她。我甚至愚蠢笨拙到这样程度：有一天，当她从外间屋经过的时候，掉了一只手套，我不但没有向我渴望狂吻的那只手套跑过去，自己反而呆着，没敢移动，竟让一个我恨不得要把他掐死的笨胖子把那只手套拾起来了。我看得出，我并没有得到布莱耶夫人的青睐，这更使我感到胆怯了。这位夫人不仅什么也不吩咐我做，而且也从来不接受我的效劳；有两次她看到我在她的外间屋等着，曾以非常冷淡的口气问我，是不是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于是我就不得不离开这间可爱的外间屋；最初，我还觉得很惋惜，但是不久由于别的事情纷至沓来，我便不想这件事了。

    布莱耶夫人虽然看不上我，她的公公待我的那番好心足以减轻我的烦恼，他终于看到了我的存在。他在我以上所说的那次宴会的当天晚上，跟我谈了半小时，看来他对这次谈话很满意，我心里也非常高兴。这位和善的老人也是个有才学的人，他虽然比不上维尔塞里斯夫人那样有学问，却比维尔塞里斯夫人热情，我在他跟前，诸事比较遂心。他叫我伺候他的儿子古丰神父，说这位神父很喜欢我，并说如果我能很好地利用这种关怀，不但对我会很有益处，还能使我获得为了担任别人替我安排的工作所缺乏的条件。第二天早晨我就飞快地跑到这位神父先生那里去了。他一点也没有把我当仆人看待，叫我坐在他的火炉旁边，用最和蔼的态度询问我地立即看出我曾学过很多东西，但是哪一门也没有学到家。他尤其认为我拉丁文更差些，并打算进一步教我学拉丁文。我们说好我每天早晨到他那里去，而且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去了。这是我的一生中屡次遇到的怪事；在同一时间，我的处境既高于自己的身份又低于自己的身份，在同一个人家，我既是弟子又是仆人，但是在我为奴为仆的时候，却有一个只有君王之子才能得到的名门家庭教师。

    古丰神父先生是他家最小的儿子；他家里要培养他能够升到主教的职位；所以他受的教育比一般名门子弟所受的普通教育还要高些。他曾被送到锡耶纳大学念过书，他从那里带来了造诣相当深的关于修辞主义的学问；致使他在都灵的地位，和从前旦茹神父在巴黎的地位差不多。由于对神学不感兴趣，他就致力于文学。这在意大利从事圣职的人们说来，是常有的事。他读过很多诗。他还可以写相当不错的拉丁文诗和意大利文诗。一句话，他有培养我的趣味所需要的趣味，也有足够的兴趣把我脑子里塞满了的杂乱东西披沙拣金地给整理一下。但是，也许是由于我的健谈使他闹不清我究竟有多大学问，也许因为他嫌初级拉丁文课本太没意思，一开始他就教我许多深奥的东西；刚刚让我译了几篇菲得洛斯的寓言之后，他就教我译维吉尔的作品，而我差不多一点都不懂。大家以后将会看到，这样就注定了我日后要时常复习拉丁文，同时也注定了我一辈子也学不好。其实，我在学习方面是十分热心的，这位神父先生诲人不倦的那番好意，直到现在我想起来心中还十分感激。我早晨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和他在一起，他给我上课的时间和我给他做点活儿的时间各占一半；我给他做的活儿并不是伺候他，他从来也不容许我给他个人做任何事情，我只是给他或在他口述下记录或抄写一些东西；我作秘书工作比我做学生受益还多。我不仅学到了纯正的意大利语，而且对文学也发生了兴趣，同时还获得了一定的鉴别好书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特里布女租书商那里是不会得到的，这对我后来从事单独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不仅没有荒诞空想、而且可以完全合情合理地指望自己能有所成就的时期。这位神父先生对我十分满意，并且逢人就说，他父亲更喜欢我了。法弗里亚伯爵曾对我说，他已经在国王面前提到了我。布莱耶夫人这时也放弃了她那轻视我的神气。最后，我在他家里终于变成了一个红人韩非战国末思想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哲学上提出，因而也大大地引起了别的仆人的嫉妒；他们看到我有接受他们主人的儿子教育的光荣，当然就感到我不会长期和他们居于同等地位了。

    听到别人在无意中透露出的一些有关对我的安排，我努力进行判断之后又好好地考虑了一下，我看出有意谋求大使职务并希望将来做上大臣的索拉尔家族，很想预先培养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这个人由于完全依附于他们，日后可以获得他家的信任，并且忠心为他家效劳。古丰伯爵的这个计划是高尚、明智而伟大的，真不愧是一个仁慈而又有远见的大贵族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我当时没有领会到它的远大之处，对我的头脑说来，道理未免太高深了，而且要求屈从的时间也太长了。我那疯狂的野心是只想通过奇遇来谋求显达，我看见这里面既然没有任何女人的事情，就认为这种飞黄腾达的方法是缓慢、痛苦和不愉快的；其实，越是没有女人参与这些事情，我越应该认为这是更可贵更稳妥的方法，因为女人们所爱护的才能，肯定比不上我的才能。

    一切都发展得十分顺利。已经几乎争取到了每个人的重视：考验已经结束；这家里的人都把我看成是一个最有出息、而现在正被大材小用的青年，人们正期待我得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但是，我的适当的地位并不是由人给我派定的，我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得到的。现在我要提到我固有的一个特点了，这一点无需多加思考，只要向读者说明事实就成。

    虽然在都灵有许多象我这样的改教的人，但是我不喜欢他们，也不愿意跟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接触。不过，我曾见到几个没有皈依天主教的日内瓦人，其中有一个叫穆沙尔先生制的灭亡、人同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解。文中表明恩格斯，绰号叫歪嘴，是一个细工画匠，跟我还有点亲属关系。这位穆沙尔先生发现我在古丰伯爵家里以后，就带着我学徒时期的伙伴，一个名叫巴克勒的日内瓦人来看我，他是一个非常有趣、十分活泼的人，满嘴诙谐的俏皮话，由于他年纪轻，那些俏皮话就显得格外受听。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甚至喜欢到了不能离开他的程度，但是他不久就要动身回日内瓦，这对我将是多大的损失啊！我觉得这种损失实在太大了。至少我要充分利用他还没走的那几天，我简直离不开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离不开我，因为最初我还没有着迷到不请假就出门、以致整天跟他到外边去玩的程度。然而，不久人们便发现他天天来找我，纠缠起我来就没完没了，于是，门房就不放他进来了。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除了我的朋友巴克勒以外，我什么都忘了，我既不去侍候神文，也不去侍候伯爵，家里简直看不见我了。他们申斥我，我不听，就用解雇来威胁我。这种威胁成了我堕落的原因。于是我起了一个念头：趁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巴克勒一块儿出走。从这时起，除了作这样一次旅行以外，我再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乐趣、别的命运和别的幸福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有说不尽的旅行的快乐。再者，这次旅行完了以后，我还可以看看华伦夫人，虽然这是十分遥远的；至于回日内瓦，我从来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山峦、原野、森林、溪流、村落，一样样接连不断地以新颖的动人姿态相继出现；这种幸福的行程好象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吸引去了。我愉快地回想起我到这里来时的同一旅程曾是多么动人。况且这次旅行，除了逍遥自在的魅力以外，还有另一种魅力。有一个年纪相仿。趣味相同的好脾气的朋友做旅伴，而且没有牵挂，没有任务，无拘无束，或留或去全听自便，这将是多么美妙啊！一个人，要是为了实现那些缓慢、困难、不可靠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而牺牲这样的幸福，未免太愚蠢了。即使这样的计划终于实现，不论何等辉煌，也比不上一刻青春时代真正自由的快乐。

    我脑袋里充满了这种旷达的奇想，我终于故意想办法使他们把我驱逐出来了，说老实话，就是让人赶走，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总管家通知我伯爵下令解除了我的职务。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不管怎样，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唐的。为了开脱自己，我又加上一个颠倒黑白、忘恩负义的想法，认为人家辞我，正好委过于人，因而对自己也就说得过去了。有人告诉我，法弗里亚伯爵叫我在第二天上午离开以前去和他谈话；他们看出我已经迷了心窍，可能不去，总管家于是告诉我，要在这次谈话以后才把主人准备给我的一点钱交给我，当然，这点钱我是很不应该得的，因为主人不肯叫我长期做仆人，并没有给我定工资。

    法弗里亚伯爵尽管是一个十分轻浮和幼稚的青年人，这一次谈的话却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我几乎可以说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是最亲切不过的，因为他以非常和蔼动人的态度向我详细述说了他伯父对我的关怀和他祖父对我的期望。最后，在他明确地指出我为了冒堕落的危险而要牺牲的那一切以后，自动向我提出和解，唯一条件就是和那个引诱我的小坏蛋断绝来往。

    十分明显，他所说的这一切并不是他个人想出来的，虽然我糊涂得象瞎子一样，此时我也领会到了老主人对我的一片好心，因而非常感动。但是互转化：“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那种可爱的旅行的景象已深深印入我的想象中，任何力量也不会摧毁它的魅力。我完全失去了理智，因而我更加固执起来，横下了心，我装出什么也不怕的样子，傲慢地回答说：既然已经解除了我的职务，我也接受了，话已出口就不能收回，再说，不管怎么样，我这一辈子也不肯在同一人家，让人把我赶走两次。于是，这个年轻人终于发了火，这是理所当然的。他骂了我几句该骂的话，抓住我的肩膀就把我推出了他的房间，紧跟着便把门关上了。我好象获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似的，大模大样地走开了。我怕再应付第二次战斗，便没有去向古丰神父先生感谢他对我的好意，竞卑鄙地不辞而别了。

    为了了解我这时糊涂到什么程度，必须知道我的心一向是怎样为了最细微事物而狂热起来，以及怎样拚命想象吸引着我的事物，尽管那些事物有时是十分虚妄的。最离奇、最幼稚、最愚蠢的计划都会引诱我那最得意的空想，使我认为这种计划好象真有实现的可能似的。一个将近十九岁的青年竟把自己来日的生存寄托在一个小玻璃瓶上，有谁能相信呢？然而，请听我说吧。

    前几个星期，古丰神父送了我一个玩具，一只非常精美的小型埃龙喷水器，我喜不释手。我和聪明的巴克勒，时常一边玩着这个喷水器，一边谈我们的旅行。有一天，我们忽然想到，喷水器对于旅行很可能有大用处，还可以使我们在旅途中多玩些日子。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埃龙喷水器还稀罕呢？我们所憧憬的幸福美梦就是建立在这种幻想上面。每到一个村庄，我们就要把老乡们召集到喷水器跟前来。只要他们一看见这种玩艺儿，盛餐和美食一定会源源不绝地从天而降，丰富异常，因为我们都相信，对于那些收粮食的农人来说，粮食是绝对算不了什么的，如果他们不让我们过路人装满肚子，那就说明他们心眼儿不好。我们想，到处都是盛宴与婚礼，我们只需费点儿说话的气力，只凭喷水器里的那点儿水，就可以不花一文钱走遍皮埃蒙特，走遍萨瓦，走遍法兰西，甚至走遍全世界。我们拟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旅行计划，我们首先取道北上，与其说是因为需要在某个想妥的地方停留下来，不如说是为了享受超过阿尔卑斯山的乐趣。

    这就是我开始执行的计划。我毫不惋惜地抛弃了我的保护人、我的教师、我的学业、我的前途；我也不再等候那几乎是已经很有把握的幸福的到来，便开始了一个真正流浪者的生活。再见吧，都城！再见吧，宫廷，野心谈“心性”风气的一种否定。，虚荣心！再见吧，爱情和美人，还有我去年一路而来所盼望的一切奇遇！我带着喷水器和我的朋友巴克勒一起动身了。虽然钱袋里没有几文钱，心里却充满了喜悦。我一心想象着如何享受这次漂泊生活的幸福，从前那些宏伟的计划，我都忽然压缩到这种幸福上了。

    这种荒诞的旅行的趣味，的确和我所预想的差不多，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的喷水器虽然在旅店里也能偶而博得女主人和女待们一笑，但在临走的时候该付多少钱还得付多少钱。我们并不感到烦恼，我们只想等到我们缺钱的时候再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东西来救急。一件意外事件使我们心宽了：快到布拉芒时，喷水器坏了；它坏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说出来，心里对它已经有点腻烦了。这种不幸反而使我们比以前更加快活，我们大笑我们的轻率，大笑我们对已经破旧的衣服和鞋子毫不在意，竟想依靠喷水器这玩艺儿来获得新衣新鞋。我们和出发时同样快活地继续我们的旅程，只不过是静悄悄地沿着距目的地最近的道路前进，因为逐渐空下来的钱袋迫使我们不得不径直走向目的地。

    到了尚贝里后我就沉思起来了，我并不是考虑我最近所做的蠢事，因为从来没有人会那样迅速、那样确切地认清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我考虑的是华伦夫人将怎样接待我，因为我把她的家看作我父母的家。我刚到古丰伯爵那里的时候，曾经给她写过信，她知道我在那里的情况，所以在祝贺我的同时，也给了我一些明智的劝告，教我应该如何报答大家对我的恩情。她认为，只要我自己不犯错误毁坏自己的前途，我的鸿运算是已经走定了。当她看到我回来的时候，会向我说些什么呢？我想她决不会把我推出门外，但是我很怕这会使她伤心。我害怕她的责备，这比我本身受穷还难受。我决心一声不响地忍受一切，要用一切办法来使她安心。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她一个人了，得不到她的欢心我连活都活不下去。

    最使我担心的是我的旅伴。我不愿因他再给华伦夫人添加烦恼，我担心不能顺利地摆脱他。最后那天，我有意早点和他分手，对他便冷淡起来。这个小滑头明白了我的心思，他是个荒唐人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可不是个傻子。我原以为他看到我改变了态度，心里一定会很难受，但是我想错了，我这位朋友巴克勒心里一点儿也不难受。我们刚进安纳西城门口，他就对我说：“你这就到家了。”他拥抱了我，向我告别，一转身就不见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们的结识和友谊前后总共不过六个星期，然而其结果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走近华伦夫人房子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猛烈啊！我两条腿直哆嗦，眼睛好象蒙上了一层阴云。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连一个人也辨认不出来了，为了让呼吸正常和恢复知觉，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停住脚步。是不是因为担心得不到我所需要的接济而心慌意乱到这种地步呢？在我那样的年龄，我会因为怕饿死而如此惊慌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敢以真诚和骄傲的心情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过因考虑贫富问题而令我心花怒放或忧心忡忡的时候。在我那一生难忘的坎坷不平和变化无常的遭遇中，我常常无处安身，忍饥受渴，但我对豪华富裕和贫穷饥寒的看法却始终不变。必要的时候）我很可能和别人一样，或是乞讨，或是偷窃，但是从未惊慌到这种地步。很少有人象我这样叹息过，也很少有人在一生中象我流过那样多的眼泪；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贫穷或怕陷入贫穷而发出一声叹息或掉过一滴眼泪。我的灵魂，虽然饱受命运的考验，可是除了那些与命运无关的幸福和痛苦之外，我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和痛苦。所以，正是在我什么必要的东西都不缺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是人类中最不幸的人。我刚刚出现在华伦夫人的眼前，她的神情就使我放心了。刚一听到她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便颤动了一下。我急忙扑倒在她的膝下，在极端欢喜的狂热中，我把嘴贴在她的手上。至于她，我不知道她是否预先知道了我的消息，但是我看她的脸上并不怎样惊异，我也看不出她有丝毫忧郁的神色。她用温柔的口吻对我说：“可怜的孩子，这么说，你又回来啦！我知道你太年轻，不能做这样的旅行；我很高兴，事情至少还没弄到象我所担心的那种地步。”接着她便叫我谈谈我的情况，我的话不多，但十分忠实，虽然我省略了某些情节，可是在我谈话中，我既没有姑息自己，也没有给自己辩解。

    现在该解决我的住处问题了。华伦夫人和她的侍女商议了一下。在她们商谈时，我屏住了呼吸，但是，当我听到就叫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我简直高兴得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看到有人把我的小行李送到指定给我住的房间时，我的感觉差不多象圣－普乐看见自己的马车被带进沃尔马夫人家的车棚时一样。我更加高兴的是，听说这种优遇并不是为时短暂的。在他们以为我心里正想别的事的时候，我听到华伦夫人说：“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既然上帝把他给我送了回来，我就决不能抛弃他。”

    我终于这样安顿在她家里了。不过，这样安顿下来还不能说是我一生幸福时日的开端，而只能说是要过幸福日子的准备。虽然这种使我们真正体味到自己生命之乐的内心感觉是自然的赋予，并且也许还是人体机能本身的一种产物，但是还需要有具体环境把它发展起来。如果没有这种引发的条件上帝是万物的本质，万物在上帝之中的泛神论观点。近代首，即使一个人生来就富于感情，他也会一无所感，不曾体味到自己的生命就茫然死去了。在此以前，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如果我永远不认识华伦夫人，或者就是认识了她，而不曾在她身旁生活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受到她对我的那种温柔情感的感染，恐怕我可能永远就是这样的人了。我敢这样说：仅仅感受到爱情的人，还不能感受到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我有一种另外的感觉，这种感觉或许没有爱情那么强烈，但却比爱情要甜蜜千百倍，它有时和爱情连在一起，但往往又和爱情不相关。这种感情也不是单纯的友情，它比友情更强烈，也更温柔。我并不以为它能够发生于同性的朋友之间；至少，我虽然是一个最好交朋友的人，却从没有在任何男朋友身上有过这种感觉。这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但以后会清楚的，因为情感只有通过它的表现才能说清楚。

    她住的是一所相当大的古老的房子，其中有一间漂亮的空屋她留作外客厅，现在我就被安排在这里。它的外面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走道，这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从屋内还可以望见小河和花园那边的田野。这种景色不会使住在这里面的一个年青人无动于衷的。这是我离开包塞以后第一次看到自己住室窗外有这样的绿色田野。我一向为墙壁所包围，眼前不是屋顶就是灰色的街道。这种新奇的景象该是多么优美、多么感人啊！它大大加深了我对柔情的倾心。我把这种动人的景色也看作是我那亲爱的保护人的一种恩德，我觉得这种景色是她特意为我布置在那儿的；我想象着自己悠闲恬静地追随在她的身旁；在花红柳绿之间，我处处都能见到她；她的美和春天的美融合在一起，映入我的眼帘。我那颗到现在一直感到压抑的心，在这样的环境中舒展开了，我的呼吸在这果树园中间也更为自由了。

    在华伦夫人家中，没有我在都灵所见到的那种豪华；但是这里令人感到的是整洁、庄严以及和浮华奢侈绝不相容的古老世家的殷实富足。在她这里没有什么银质餐具，没有瓷器，餐桌上没有野味，地窖里也没有外国酒，但是，不论是在厨房或是地窖里，都有很丰富的储存，可供大家食用，她还用陶制杯子，给客人盛优等咖啡。不论是谁来找她，她都要留他吃饭：或是和她一同进餐，或是让他单独进餐；不论是工人、信差、过路的人，从没有不吃不喝就离开她家的。她的仆人中间有一个相当漂亮的侍女，是弗赖堡人，名叫麦尔赛莱；有一个男仆是她的同乡，名叫克洛德·阿奈，关于这个人的事我以后再谈；还有一个女厨子和她出门拜客时雇用的两个轿夫，而她是极少出门的。两千利物儿的年金要应付这许多开销，实在不容易；然而在一个土地肥沃、货币值钱的地方，她这笔不大的收入，如果安排得当，原本是足敷应用的。可惜，节约从来不是她最喜爱的品德：她借债来打发一切开销，钱随来随用，手里一个都不剩。

    她的理家方式，正好是我想要采用的方式；人们可以相信，我正乐得借此享受一番。使我稍感不快的，就是要在饭桌那儿呆老长时间。华伦夫人怕闻汤菜刚刚端来时的那种气味，一闻几乎就要晕倒一般规律的反映，它又是认识的规律，因此，唯物辩证法既，而且她这种厌恶的感觉要延续很久。她需要慢慢地恢复过来，这时候她只是谈话，一点东西也不吃。半小时之后，她才开始吃点东西。至于我，这样长的时间三顿饭也吃完了；通常，她还没有开始，我早就吃饱了。为了陪她，我还得再开始，这样我就吃了双份，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舒服。总之，我尽情享受着我在她身旁的幸福的甜蜜感觉，特别是在我对维持这种幸福生活的经济条件毫不担忧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加甜蜜了。最初，我丝毫没有深入了解她的家底，我还以为她的家总是这样呢。就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在她家里也感到同样的乐趣；但是，当我进一步了解到她家的实际情况，知道她已经预先动用了自己年金的时候，我就不再那样心安理得地感到欢乐了。对于将来的种种考虑总是妨碍着我尽情享受。我预料将来我要落得一场空，而这在我是无法避免的。

    从第一天起，我们之间就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以后她的一生中，我们之间总是保持着这种关系。“孩子”是她对我的称呼，“妈妈”则成了我对她的称呼，甚至后来当岁月冲淡了我们二人间的年龄差异的时候，我们也仍旧保持着“孩子”和“妈妈”的称呼。我觉得这两个称呼把我们相互间交往的含意，我们彼此的态度的纯朴，特别是我们心灵间的联系都非常出色地表示出来了。她象最慈爱的母亲那样对待我，从不寻求自己的快乐，只求我的幸福；即使我对她的感情中掺杂有感官成分，但这种成分也不能改变感情的性质，而只能使它更有滋味，只能使我感到有个年轻美丽的妈妈的抚爱而亟思陶醉于这种情趣之中。我说“抚爱”这两个字是就其真正的意义来说的，因为她对我从来就不吝惜亲吻和最温柔的慈母般的抚爱，我也从来没有想滥用这些抚爱。或许有人说，我们最后却有过另一种关系，我承认这一点，但是这要等一等，我不能把所有的事情一下子就说完。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一刹那，是她真正使我动情的唯一短暂时刻，就是这个时刻也是由于惊讶而产生的。我那冒昧的眼光从来没有搜寻过她项中以下的部位，尽管这个遮盖得不够严密的丰腴的部位很容易引起我的注意。我在她的身旁既没有冲动的激情，也没有什么热烈的欲望；我只是处于一种迷人的宁静中，享受着一种难以解释的快乐。我可以这样在她身边待上一辈子，甚至永远待下去，也不会感到有片刻的厌倦。我同她单独在一起时从不感到枯燥无味，不象跟别人谈话那样，有时明明觉得十分乏味，但因礼貌关系，又不得不勉强谈下去，活象受刑一般。我们两个人的单独谈话，与其说是在谈什么事情，不如说是在没完没了地闲聊天，一定要有人来打断才会结束。因此，决用不着督促我说话，需要的倒是怎样使我不说话。她由于不断地在考虑自己的计划，往往想得出了神。好吧！就让她凝神沉思吧，我默默地望着她，感到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我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脾气，我虽不强求这种两人独处的优遇，却也不断地在寻找机会，并尽情地享受它，假使有个讨厌的人来扰乱了这个宝贵的时刻，我就会气得发狂。只要有人来，不论是男是女，我就嘟囔着走出去，我不能忍受自己待在她的身旁时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我在她的外室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千百次地咒骂这些久坐不走的客人，我不能想象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多的话，因为我自己还有更多的话要谈。

    我只有在看不见她的时候才体会到自己是多么热烈地眷恋着她。当我能看到她时，只不过心中快乐而已；可是她不在家的时候，我那惶惶不安的心情甚至变成痛苦的了。渴望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心清，引起我阵阵的忧思，甚至常常使我落下泪来。我始终记得：在一个大节日分析方法用于语言学研究，强调撤开语言的外部因素的变化，当她上教堂去参加晚祷的时候，我自己到城外去散步，这时心里充满着她的影象和跟她在一起生活的热烈愿望。我自己十分明白，这样的愿望目前是不能实现的，我所享受的如此美满的幸福也不会长久的。这样一想，我的心中就增添了感伤，但这种感伤并不使我沮丧，因为有一个令人欣慰的希望把它冲淡了。那一向使我心弦颤动的钟声，那鸟儿的歌唱，那晴朗的天空，宜人的景色，那疏疏落落的田间房舍——其中有一所被我想象成我们的共同住宅——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产生了强烈而又温柔的、怅惘而又动人的印象，使我恍若置身于美妙的梦境中；而我那颗心，在这样美妙的住处和美妙的时刻，既然有它所向往的全部幸福，便尽情地来享受，甚至没有想到什么感官之快。我不记得在任何时候，我曾象当时那样，用那么大的力量和幻想去憧憬将来。最使我惊异的是，在这个梦想实现之后，回想起来，竟和我最初所想的完全一样。要是说清醒的人的梦想有点象先知的预感，那一定是指我这个梦想说的。我的想象只是在时间长短上发生了错误，因为我想象有多少日子，多少年，乃至一生都在那种持续不变的宁静中度过，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唉，我那最实际的幸福原来也只是一场梦，差不多是它刚要实现时我立刻就醒了。

    我要是把自己这位亲爱的妈妈不在眼前时，由于思念她而做出来的种种傻事详细叙述起来，恐怕永远也说不完。当我想到她曾睡过我这张床的时候，我曾吻过我的床多少次啊！当我想起我的窗帘、我房里的所有家具都是她的东西，她都用美丽的手摸过时，我又吻过这些东西多少次啊！甚至当我想到她曾经在我屋内的地板上走过，我有多少次匍伏在它上面啊！有时，当着她的面我也曾情不自禁地作出一些唯有在最激烈的爱情驱使下才会作出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把一块肉刚送进嘴里，我便大喊一声说上面有一根头发，她把那块肉吐到她的盘子里，我立即如获至宝地把它抓起来吞了下去。一句话，拿我和最热烈的情人来比，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差别了，但这也是根本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使得我的情况从情理上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从意大利回来同我到意大利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不过，恐怕在我这样年龄的人没有能象我这样从那里回来的。我所带回来的不是我童贞的心，而是我童贞的肉体。我觉得自己一年一年的大了，我那不安的气质终于显示了出来，这最初的爆发完全是无意识的，使我对于自己的健康感到惊慌，这比其他什么事情都更好地表明，我在此以前是多么纯洁。不久，我这种惊慌消除了，我学会了欺骗本性的危险办法，这种办法拯救了象我这种性情的青年人，使他们免于淫佚放荡的生活，但却消耗着他们的健康、精力，有时甚至他们的生命。这种恶习，不仅对于怕羞的人和胆小的人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那些想象力相当强的人还有一种很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占有一切女性，可以使自己心里着迷的漂亮女人来助成自己的乐趣，而无需得到她们的同意。在我受到这种有害的便利的引诱之后，我就一直在摧毁自然赋与我的、多少年来才保养好的健康身体。除了这种不良倾向之外，还有我当时所处的实际环境：住在一位美丽的女人的家里，她的形象无时不是索回在自己心中，白天不断地见到她，夜间又处在各种使我想到她的东西中间，而我睡的那一张床，我又知道她在上面睡过。多少东西刺激着我啊！读者要是从这些方面来想，也许认为我已经是个半死的人了。事情恰恰相反，原来应该把我毁灭的，正好把我挽救了，至少暂时是这样。我陶醉在和她同住的喜悦里，热烈地希望永远生活在她的身边，不论她在与不在，我始终把她看做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个可爱的姐姐，一个迷人的女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始终都是这样看待她，总是这样，在任何时候，我思想中只有她一个人。她的形象时时刻刻占据着我的心头，因此也就没有给别人留下任何地方。对我说来，世界上只有她一个女人。她使我感受到的极其温柔的感情，不允许我的情欲有时间为别的女人而蠢动起来，这种感情对我是既保护了她本人，也保护了所有的女性。总而言之，我很老实，因为我爱她。关于这些事情，我交代得并不怎么清楚；至于我对她的依恋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性质，谁要怎么说就让他去说吧。在我这方面，我所能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这种依恋现在已经显得十分出奇，那么后面所说的就会显得越发出奇了。

    我以极快乐的心情来消磨我的时光，可是我每天所做的却是一些我最不感兴趣的事。那就是草拟计划，誊写帐目，抄写药方；另外就是挑选药草，捣碎药料“易”，好言灾异。又创十三弦“准”以定律，将十二律扩展，看管蒸馏器。除了这些杂乱事务以外，还要接待许多过路客人、乞丐以及各式各样的来访者。我必须同时和士兵、药剂师、教士、贵妇人、修道院的杂役打交道。我嘴里骂着，嘟囔着，诅咒着，咒这群讨厌的乱七八糟的家伙叫魔鬼拉去。可是华伦夫人对什么都感到愉快，我的生气也能使她笑出眼泪来；她看我越生气，就笑得越厉害，这样我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我爱唠叨的那些时刻也是趣味横生的时刻。如果恰巧在这样的争吵时突然来了一个讨厌的客人，她还会利用这种机会增添新的乐趣，那就是特意为了开玩笑而延长待客的时间，并且频频地瞟我，使得我真想揍她一下。只是当她看到我因受礼节的束缚不敢发作而用生气的目光望她时，她才勉强地收敛起笑容；虽然我气成那个样子，但当时我心里还是不由得感到这一切确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所有这些虽然都不是我所喜欢的，但由于这一切构成了我所喜欢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就觉得很有趣了。总之，我周围所发生的事，以及人家叫我去做的事，没有一件合我的口味，却一切都称我的心。如果不是我对医学的厌恶提供了一些使我们不断开心的嘻笑场面的话，我想我终究还会爱上医学的。这也许是这种技术第一次产生愉快的效果。我自诩能一闻气味就知道是不是一本医书，而最有趣的是我很少弄错过。她经常叫我尝那些最令人恶心的药剂。我虽然一见就逃开或者不尝，但都无济于事，不管我怎样抵抗和做出怎样可怕的鬼脸，不管我怎样不愿意而咬着牙齿，但是，当我看到她那沾有药汁的美丽手指挨近我的嘴边的时候，我还是要张开口去尝一下。当她这一套制药的器皿都堆在我的房间里的时候，如果有人光听我们在哈哈大笑中又跑又喊的声音，一定会以为我们在那里演什么笑剧，而不是在那里制作什么麻醉剂或兴奋剂。

    我的时间并不完全消磨在这种嬉戏之中。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发现了几本书，其中有《旁观者》、普芬道夫的集子、圣－埃弗尔蒙的集子和《拉·亨利亚德》。虽然，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是个书迷了，闲着没事的时候还是要看看这些书。特别是《旁观者》这种读物使我深感兴趣，也使我得到了许多好处。古丰神父曾教我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我已经习惯于注意语句的结构和优美的文体，我学会了分辨纯粹的法语和我的方言土语。例如，我通过下面《拉·亨利亚德》里的两行诗就改正了我象所有日内瓦人一样容易犯的一个书法上的错误：

    soitqu’unancienrespectpourle

    sangdeleursmaitres

    parla tencorpourluidanslecoeur

    decestraitres．

    parlst这个字使我非常注意，我从这里懂得了在动词虚拟式的第三人称中需要有一个“t”字，在过去，不论是在书写或发音时，我都和直陈式的过去时一样地用parla。

    我有时和妈妈谈我所读的书，有时在她身旁诵读：这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我尽量朗读得精彩一些，这对我也很有好处。我在前面说过，华伦夫人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当时正是她的才华大放异采的时期，有几个文人争着前来向她献殷勤，指点她怎样鉴赏优秀的作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认为她还有一点新教徒的趣味：她常常谈论皮埃尔·拜勒，并对那位早被法国忘却的圣－埃弗尔蒙极为尊敬。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她对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相当的了解，以及影响她的颇为独到的论点。她是在上流社会成长的，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了萨瓦；由于经常和当地的上流人士交往，不久便丢掉了故乡伏沃那种矫揉造作的情调。在她的故乡，一般女人把说俏皮话当作上流社会的特点，因此只会说一些警句。

    虽然她只是对宫廷匆匆地瞥了一眼，但这也够使她对宫廷有所了解了。她在宫廷里始终保持着一些朋友；尽管有人在暗中嫉妒她，尽管她的作风和她的债务引起了一些闲话，她始终没有失去她的年金。她有处世的经验，又有使她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的善于思考的头脑，这也是在她谈话时最得意的话题，对于象我这样爱空想的人说来，听听她在这方面的教导实在比什么都有必要。我们一起读拉勃吕耶的作品。她喜爱拉勒吕耶的著作甚于拉罗舍福果的著作；后者带有悲观色彩，读来令人惆怅，特别对于那些不喜欢按本来面目看人的青年人，感觉更是如此。当她谈起大道理的时候，有时说着说着就没边儿了，但我不时地吻一下她的嘴唇或她的手，这样就有了耐心听下去，对于她的长谈也就不感到厌烦了。

    这种生活要是能够长久继续下去，那可实在太美了。这一点我感觉到了，但由于担心好景不常，我目前的幸福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妈妈一面开玩笑，一面研究我，观察我，询问我，为我的前途制订许许多多的计划，其实这些计划对我说来都是多余的。幸运的是，仅仅了解我的倾向、我的喜好和我那小小的才能还不算完，还必须寻找或创造可以利用它们的机会，这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作到的事情了。这位可怜的女人对于我的才干的偏爱，也拖延了它们得以发挥的时机，因为这些先入之见使得她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一点儿也不迁就。总之，由于她对我的评价相当高，事情的进行倒都合我的心意，然而，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又不能不再三地降格以求，这样一来，就使我一刻也得不到安静。她有一个名叫奥博讷的亲戚来看她。奥博讷非常有才干，好要手腕，而且和她一样，具有作计划的天才，但他却未因此而破产——他是冒险家一类的人物。他刚刚向德·弗勒里红衣主教提出过一项发行彩票的详细计划，红衣主教未表示同意。于是他又向都灵的宫廷提出这一建议，结果被采纳了，并且付诸实施。他在安讷西勾留了一个时期，爱上了这里执政官的夫人。这位夫人是个很可爱的女人，我很喜欢她，到妈妈这里来的女人中间，她是我唯一乐意看见的。奥博讷先生看见了我，华伦夫人就跟他谈起我来：他答应对我进行一番考察，看看我适于干什么，如果他认为我还有才能，就为我设法安插一个位置。

    华伦夫人事先一点也不告诉我，她借口叫我去办点事，一连两三个上午派我到奥博讷先生那里去。他非常巧妙地引我说话，对我十分亲切，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他不仅向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而且什么都谈到了，所有这一切，都显得不是在观察我，也没有一点作假的样子，就好象他欢喜跟我在一起，要跟我毫无拘束地交谈。我对他倾慕极了。他观察的结果是：尽管我的外表很好，看起来仪表堂堂，神采奕奕，其实虽不能说是绝对低能，至少是没有多大才华，没有什么思想，差不多没有什么知识，一句话，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有限的青年，如果日后能在乡村当一个本堂神父就不错了，这就是我所能向往的最大目标。他在华伦夫人面前对我下了这样的断语。我得到这样的评语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了；但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因为马斯隆先生的评价曾屡次受到肯定。

    对我这样判断的原因，主要是与我的性格有关，所以就有必要加以说明；凭良心说，谁都知道，我是不能心悦诚服地同意这种判断的，不管马斯隆先生、奥博讷先生和许多别人怎样说，说句公道话，我是不佩服他们的。

    有两种几乎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在我身上居然结合在一起，我很难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热烈而好冲动的激情，另一方面却是迟钝而又混乱的思想，差不多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简直可以说，我的心和我的头脑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感情比闪电还快，立刻充满了我的心；但是它不仅不能照亮我的心，反而使我激动，使我发昏。我什么都感觉到，却什么也看不清。我非常兴奋，却动作迟钝；我必须冷静下来才能进行思考。令人奇怪的是，只要给我时间，我也是足智多谋，既能深入分析，甚至还很细致；在从容不迫的时候，我也能作出绝妙的即兴诗，可是仓卒之间，我却从来没有作过一件恰如其分的事，也没有说过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就象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只有在下棋的时候才能想出好招儿，我唯有通过书信才能说出妙趣横生的话。当我读到关于萨瓦大公的一个笑话，说这位大公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转过头来喊道：“巴黎商人，当心你的狗命。”我不禁想道：“我正是这样。”

    我不只是在谈话时感情敏锐，思想迟缓，甚至在我独自一人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思想在头脑中经常乱成一团，很难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思想在脑袋里盘旋不已，嗡嗡打转，象发酵似的，使我激动，使我发狂，使我的心怦怦直跳；在这种激动的情况下，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只得等待着。后来，不知不觉地这种海浪般的翻滚渐渐平静下去，这种混沌局面慢慢地打开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排列起来；但是这个过程很慢，而且是经过了一段漫长而混乱的动荡时期。诸位大概看过意大利的歌剧吧？在换场的时候，巨大的剧场是一片令人不愉快的混乱，而且时间相当长；所有的道具布景都混在一起，不管这儿还是那儿，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叫人看着心烦，好象一切都要翻个个儿似的；然而，渐渐地一切都有了安排，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这长时间的混乱之后，随之而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场面。这种情况，和我要写作时脑袋里所发生的情况大致相同。如果我善于等待，我就能把我所要表现的事物的美全部描绘出来，能超过我的作者恐怕没有几个。

    因此，对我来说，写作是极端困难的。我的手稿屡经涂抹和修改，弄得乱七八糟，难以认辨，凡此都可以证明，我为写作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在发排以前，没有一部手稿不是我誊写过四、五遍的。我手里拿着笔，面对着桌子和纸张，是从来也写不出东西的。我总是在散步的时候，在山石之间，在树林里，或是在夜间躺在床上难以成眠的时候，我才在脑袋里进行拟稿；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记性、一辈子都不曾背过六篇诗的人，写作起来该是多么迟缓了。所以，我的腹稿，有的段落要在我的脑袋里来回转五六夜才能胸有成竹地写在纸上。正由于这种原困，我的那些需要付出相当劳力的作品，比那些只需一挥而就的信札之类的东西，写得要好得多。书信体的笔调我一直没有掌握好，因此我写这类东西简直等于受罪。我每次写信，就是写一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也需要艰苦劳动数小时；如果要我立即去写下我所想到的事情，那就既不知道怎样开始也不知道怎样收尾了；我写的信总是又长又乱、废话连篇，读起来几乎不知所云。

    我不只是在表达思想方面有很大困难，甚至在领会思想方面也是如此。我曾对人们进行过观察，我自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眼前所看到的竞视而不见，而对于自己回忆起来的事情倒看得明晰清楚，我只是在回忆中才能显示出智慧。别人在我跟前所说和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

    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对自己的思考力还这样掌握不住，那么，当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就更可以想见了，因为在谈话中，要说得得体，必须同时而且刻不容缓地想到千百种东西。我只要一想到在谈话时还有那么多的礼节，而且自己准会漏掉一两处时，我就够胆战心惊的了。我简直不能理解人们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中说话，因为在那种场合，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到所有在场的人，为了确有把握地不说出任何得罪人的话，需要知道每个在场的人的性格和他们的过去。在这一方面，那些久在交际场中活动的人是有很大便利的：他们对于什么话不应该说知道得比较清楚，因而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更有把握。虽然如此，他们还免不了无心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来。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毫无社会阅历的、好象从云彩里掉下来的人，叫他不说错话，即使只一分钟也是办不到的。至于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我觉得更为苦恼，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说话：人家对你说，你就必须回答，如果人家不说了，你就得没话找话。仅仅这种不堪忍受的窘况，就使我讨厌社交生活。我觉得没有比叫我立即说话，并且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更令人难受的了。我所以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非常讨厌受拘束的缘故，总之，硬要我找话说，我就不可避免地会说出一些蠢话来。

    对我来说，比这更糟糕的是，既然无话可说，就应该缄默才对，而我却象急着要还账一样，发疯似地说了起来。我急急忙忙、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不相连贯的话，如果这些话真的毫无意义，那倒是我的幸福。我本来想克服或掩盖我的笨拙，结果却很少不把我的笨拙暴露出来。在我可以列举的无数实例中，我现在只举出一项，这不是我年轻时候的事，而是我进入社会已经多年之后的事；那时候，如有可能，我总是要尽量摆出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神气。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人和一位先生在一起，这位先生不妨指出名字来，他就是德·贡托公爵。房里没有别的人，我极力想插几句话。天知道我插了什么话！在四个谈话的人中，三个人完全不需要我插嘴。女主人叫人送来了一付鸦片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要服用两次。另一位夫人看到她在直咧嘴，就笑着问她说：“是特龙委先生的药吗？”“我想不是的，”主妇用同样的语调回答说。“我想就是这种药也不见得有效！”这就是有才气的卢梭为了献殷勤而补充的一句话。在座的人一听都楞住了，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笑一笑，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这种愚蠢的话若是对别的女人说的，可能只是句趣话，但对于一位可爱到难免会引起一些闲话的女人说来，虽然我确实无意得罪她，这种话也是够厉害的；我相信在场的两个证人，一男一女，都是忍了又忍才没有笑出来。这就是我在没话找活的时候无心说出来的俏皮话。我很难忘掉我说的这句话，因为除了这句俏皮话本身很值得记忆以外，我还认为它产生了一些致使我时常想起这句话来的后果。

    我相信，读了上述的一切，人们就足能明白，为什么我虽然不是一个傻瓜，却常常被人看成是傻瓜，甚至一些具有相当鉴别能力的人也不例外。特别不幸的是：我的面貌和眼睛看来长得很精明，因此人们对我的失望使得我的愚蠢就越发刺眼了。这种小事，虽然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但对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却是十分必要的。它是了解我的很多怪事的钥匙；人们看到那些怪事时候，往往归咎于我性情孤僻，其实我的性情并不如此。如果不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在交际场中出现不仅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也是会和别人一样喜欢交际的。我决定从事写作和隐退，这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我若出现在人们面前，谁也看不出我有多大才干，甚至猜也猜不到，杜宾夫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形，虽然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而且我在她家还住过几年；自那时以后，她本人就曾多次向我谈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这我以后再谈。

    我的才能大小就这样被确定了，适合于我的职业也这样被选好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再次研究怎样履行我的天职。困难在于我没有正式入过学，我会的那点儿拉丁文连当个神父都不够用。华伦夫人想叫我到修道院去受一个时期的教育，她去和修道院院长商量。那位院长是一位遣使会的神父，名叫格罗，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憨厚的人，一只眼半瞎、瘦弱、头发斑白，说他是我见过的遣使会的神父里最有才智、最少学究气的一个，并不算过分。

    他有时到妈妈家里来，妈妈款待他，抚爱他，也戏弄他，她有时叫他帮着系好她上衣后面的带子，这是他十分愿意干的工作。在他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妈妈忽而去做这个，忽而去做那个，在房中到处打转。这位院长先生被带子牵着跑，嘴里不断叨念着：“我说，太太，你倒站稳点儿呀！”这是一项十足的绘画题材。

    格罗院长慨然同意了妈妈的提议。他答应按极少的膳宿费收留我，我的教育由他负责。问题就看主教是不是同意了。主教不仅同意，而且还愿意替我付膳宿费。他还允许：直到认为我取得人们所预期的成绩以前，可以照旧穿普通人的服装。

    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不得不服从。我就象赴刑场一样到神学院里去了。神学院真是一个阴森森的住所，特别是对于刚从一位可爱的女人家里出来的人，尤其阴森可怕。我仅带去了一本书，这是我恳求妈妈给我的，它给我以无限的慰藉。谁也猜不出这是本什么书：原来是一本乐谱。在她所研究的学问之中，音乐也没有被遗忘。她有一个很好的歌喉，唱得相当不错，还会点儿大钢丝琴。她很热心地教了我一些音乐课，我必须从最浅的地方开始学，因为我连唱圣诗的歌谱都不会。一个女人给我上了八次或十次课，而且断断续续，不仅未能教会我依谱唱歌，而且连音乐符号的四分之一我也没有学会。然而我对这门艺术非常爱好，愿意自己一个人慢慢练习。我带去的这本乐谱并不是很浅易的，这是克莱朗波的合唱曲。我既不懂变调，也不知音节的长短，但是，终于把《阿尔菲和阿蕾土斯》合唱曲的第一首宣叙调和第一首咏叹调的乐谱读了出来，而且还唱得毫无错误，人们可以想见我是下了多大的功夫，是怎样顽强地坚持了练习啊；当然，这首曲子是谱得准的，你只要按那歌词的节奏读出来，也就自然可以合拍了。

    神学院里有一个可恶的遣使会神父尽找我麻烦，因而我连他教我的拉丁文都讨厌起来。他有一头平滑而油亮的黑发，面包颜色的面孔，水牛般的声音，猫头鹰似的眼睛，胡须好象野猪鬃，微笑中带有恶意的讽刺，四肢一动好象木偶人。他那讨厌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他那可怕而又令人肉麻的面貌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一想到他就不寒而栗。我当时在走廊里遇到他的光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彬彬有礼地拿他那顶沾满污垢的方帽向我摇晃，表示请我进他的房间，我觉得他的房间简直比监牢还可怕。这样一位教师和曾经当过我的老师的宫廷神父对比起来，该有多大的区别啊！

    如果我再让这个怪物摆布两个月，我准会神经失常的。但是，和善的格罗先生看出了我的苦闷，那时我吃不下东西，一天天消瘦下来，他当时就明白了我苦闷的原因。这并不是很难解决的事情，他使我摆脱了那畜生的爪牙。并且，又来一个更鲜明的对比，他把我交给一个最温和的人：这个人叫加迪埃，是弗西尼地方的一个年轻教士，到这个神学院里来进修的。这个教士为了帮助格罗先生，我想也是出于仁爱之心，很愿意分出自己进修的时间来指导我的学习。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加迪埃先生更动人的相貌，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胡须近于赤褐色，他的风度和他家乡所有的人们一样，在憨厚的神色下蕴藏着很大的智慧。然而，他身上真正突出的是敏感、多情和热忱。他那双大蓝眼睛，具有亲切、温和和悲愁的混合情调，使得别人见了他，就不能不关心他。从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的眼光和声音看来，简直可以说，他已经预知自己的命运，而且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

    他的性格和他的外貌非常吻合；他十分耐心，十分谦和，与其说他教我读书，不如说是和我共同学习。我很快就喜欢他了，因为他的前任已经为此打好了基础。然而，尽管他为我费了不少时间，尽管我们双方都很努力，而且他教得又很好，可是我无论怎样用功，进步还是很小。说起来真是奇怪，我虽然也有相当的理解能力，我却从来不能从老师那里——父亲和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例外——学到什么东西。我另外的一些知识，都是我自学来的，这个以后就会清楚的。我那不能忍受任何束缚的思想不肯服从时间的限制；担心学不会的心情妨碍着我专心听讲：生怕由于自己不懂而让教我的人着急的心情促使我装懂，教的人一直往下教，我却什么也不懂。我想按自己的步调行动，不愿顺从别人的步调。

    接受圣职的时刻到来了，加迪埃先生要返回本省，去当助祭教士。临走时候，我对他依依不舍，又是惜别又是感激。我对他的祝愿，也象对自己的祝愿一样，并未成为事实。几年以后，我听说他在一个教区中作副本堂神父的时候，和一个姑娘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那是他以一颗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女人的、非常温柔悱恻的心爱上了这个姑娘。这在一个管理得非常严格的教区里是一件震惊全区的最严重的事件。按照常例，神父只可以同已婚妇女发生关系生孩子。现在他犯了教规，被关进监狱，受到凌辱，并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他以后是不是能恢复职务，但是，由于我同情他的厄运，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在我写《爱弥儿》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因此我就把加迪埃先生和盖姆先生合并在一起，把这两位可敬的神父作了“萨瓦副主教”的原型。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这种描写并没有玷污我所选择的原型。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奥博讷先生被迫离开了安讷西。这是因为执政官先生认为自己的妻子和奥博讷先生发生爱情是一件丑事。实际上这只是“园丁之犬”的作风；古尔维奇太太虽然是个可爱的女人，但是她的丈夫对她非常恶劣，由于山外人的怪癖，他认为她是没用的，并且对她非常粗暴，以致提出了分居问题。古尔维奇先生是一个恶汉，象鼹鼠一样阴险，象枭鸟一样狡猾，由于不断地招惹别人，结果，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是用歌曲向敌人报仇的，奥博讷先生用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曾经把这出喜剧寄给华伦夫人，华伦夫人拿给我看过。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也产生了写一个喜剧的念头：让人看看我是不是真象这位作者宣称的那样笨。不过，这个计划一直等我到了尚贝里后才实现，剧本叫《自恋的情人》。我在那个剧本的序言中曾经说我是在十八岁时写的，其实我是瞒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我却产生了一些影响，并且在我已经把它忘掉了的时候，社会上还在纷纷议论。我得到允许每个星期外出一次；我怎样利用我的外出时间，那是用不着说的。有个星期日，我正在妈妈家里的时候，和妈妈的住宅毗连的方济各会的一间房子着火了。这间房子里有个炉灶，还堆满了干柴。没有多大时间，就都着起来了。妈妈的住宅非常危急，已经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盖住了。人们不得不赶紧从屋子里往外搬东西，把抢救出来的家俱放在花园里。这个花园就在我以前住室的窗户对面，在我说过的那条小河那边。我当时惊慌万状，手里抓到什么东西，就毫不考虑地从窗口仍出去，甚至连平时我简直拿不起来的石臼也给扔出去了。要是没有人拦阻的话，一面大镜子也差一点被我扔了出去。那一天，正来拜访妈妈的好心的主教也没有闲着，他把妈妈带到花园里，同她以及所有在那里的人一起祈祷；我来晚了一会儿。看到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跪着，我也就和别人一样跪下了。正当这位圣者祈祷的时候，风向变了，而且变得非常突然，非常及时，正好使已经扑到房屋、眼看就要钻进窗口的火焰转到庭院的另一面去了，因此房子也就安然无事了。两年之后，德·贝尔奈主教去世了，他的老会友们——安多尼会的修士们为了给他举行宣福礼，开始搜集一些可以作为依据的材料。由于布戴神父的请求，我便把我刚才所说的事实作为见证附在这些材料里，这是我做对了的一面；但是错误的一面是，我竟把这件事说成是奇迹。我曾目睹主教在那儿祈祷，正在他祈祷时，风向变了，甚至变得非常及时，这是我所能说的和所能证明的。至于说这两个事实中，究竟是不是有一个是另一个事实的原因，这是我不该证明的，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此事。但是，就我记忆所及，那时我是真诚的天主教徒，是不说瞎话的。我的非常合乎人情的对于奇迹的喜爱，我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敬畏，以及由于我本人自以为对这个奇迹也许有所贡献而出自内心的骄傲，凡此种种都怂恿我犯了这个错误。总之，我敢肯定的是：如果这个奇迹确是热诚祈祷的结果，我当然也有一分功劳在内。

    三十多年以后，我发表《山中书简》时候，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怎么发现了这个证明材料，并且在他的评论中引用了它。应该承认这个发现是很幸运的，竟这样适逢其会，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

    我到处碰壁。关于我的进步，加迪埃先生曾尽可能地作了比较有利的报告，但我的进步和我的努力仍然显得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下去了。因此，主教和神学院院长对我失掉了信心，又将我送回到华伦夫人那里去了，因为我连当神父的材料都不够。不过，他们还是承认我是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子，没有什么恶习：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尽管大家对我有那么多不利的偏见，华伦夫人却没有抛弃我。

    我带着那本乐谱，胜利地回到了妈妈那里，这本书使我受益不小。我唱的《阿尔菲和阿蕾上斯》曲调，差不多就是我在神学院所学的全部东西。我对这种艺术的特别爱好，使她产生了要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她家里每星期至少要举行一次音乐会，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一位大教堂的乐师也时常来看妈妈。他是巴黎人，名叫勒·麦特尔，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他非常活泼和快乐，还很年轻，外表很吸引人，才气却不甚高，不过总的说来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妈妈介绍我和他相识，我很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我们谈了一下膳宿费用的问题，双方很快就商妥了。简单地说，我搬到他家去了，并在那里过了一个冬天。特别愉快的是那儿离妈妈的住宅不过二十来步远，一忽儿就能到她家里，并常常同她一起吃晚饭。

    不难想见，在音乐学校里跟音乐家和歌咏团的儿童们一起，终日过着愉快的歌唱生活，要比我在神学院里天天和遣使会的神父们一起快乐得多了。然而这种生活虽然自由，却跟神学院一样，是有规章制度的。我生来喜好自由，但却从不滥用自由。在整整六个月中，除了到妈妈家或到教堂去以外，我一饮都没有出过门，甚至也不想出去。这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阶段，也是我回想起来最感到愉快的阶段。在我经历过的各种环境中，有一些使我感到非常幸福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为之心旷神怡，好象仍然生活于其中似的。我不仅记得时间、地点和人物，而且还记得周围的一些事物，气候的温度，空气的气味，天空的色彩，以及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得到的某种印象，这种生动的回忆仿佛又重新把我送到了那里。例如，音乐学校里所练习的一切曲子，合唱时所唱的一切歌词，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教士的美丽而华贵的法衣，神父的长袍，歌咏队员的四角帽，乐师的面容；一位吹低音巴松管的瘸腿老木匠，一位拉小提琴的矮个子的金栗色头发修士；勒·麦特尔先生放下佩剑后，在他的世俗服装上披上一件旧黑袍，再穿上一件好看的小白衣到经楼去；我带着骄傲的心情拿着一管长笛坐在乐台上，准备演奏勒·麦特尔先生特意为我作的一小段独奏曲，心里想着奏完以后的盛馔，会餐时的那种好胃口。这种种事情，成百次生动地重现在我的脑际，使我感到无穷的愉快，可以说，和当时所感到的一样快乐，甚至比当时还要快乐。我对于以宛转悠扬的声音奏出的《美丽的繁星之神》乐曲中的某一曲调一直怀有最缠绵的亲切之感，因为在降临节的一个星期日，天还没亮，我正睡在床上，听见人们按照当地教堂的仪式，在圣堂的石阶上唱这首赞美歌。妈妈的贴身侍女麦尔赛莱小姐懂得一点音乐，我永远也忘不了勒·麦特尔先生叫我跟她一起唱的那首叫《请献礼》的合唱赞歌，当时她的女主人是那样高兴地听着。总之，所有这些，甚至连那位常被歌咏团的儿童惹得生气的好心肠的女仆佩琳娜，我都记得。这种对幸福的天真时代的回忆，常使我陶醉，也使我忧伤。

    我在安讷西住了将近一年，没有受到一点责难，不论谁都对我很满意。我自从离开都灵以后，就没有再做蠢事了；只要是在妈妈的眼前，我是绝不会作蠢事的。她引导我，而且一直是很好地引导着我。我对她的依恋成了我唯一的欲望，然而这不是一种疯狂的欲望，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的心灵使我的理智得到了加强。真实的情况是，这种单一的情感吸收了我的全部才智，弄得我什么也没有学好，甚至连我尽了一切努力去学的音乐也没有学成功。但是，这也不怨我，我是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地去学的。只是我的思想不能集中，总是出神，总是叹气，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什么办法呢？为求进步，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可是，要让我再干新的蠢事，只须有人来引诱我一下就够了。这个人出现了，天造地设的巧遇促成了这样的机会，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我那疯狂的头脑又抓住了它。

    二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很冷，我们正围着炉子烤火，听到有人敲街门。佩琳娜拿着提灯走下楼去，门开了，一个年轻人和她一齐走了进来，上了楼。他露着从容不迫的神情走到我们面前，并向勒·麦特尔先生说了几句简短而文雅的客气话，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法国音乐家，由于经济困难，希望在教堂里干点杂务，挣点儿路费。勒·麦特尔先生一听到法国音乐家这几个字，他那题善良的心就真地被感动了，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艺术。他接待了这个年轻的过路客人，留他住宿；显然，这是客人求之不得的，所以没有怎样表示客气就留了下来。在他一边烤火一边聊天等候开饭的时候，我对他作了一番观察。他的身材矮小，肩膀却很宽，我虽然看不出他的身体上有什么特别畸形的地方，却总觉得它有些不匀称；他可以说是一个平肩膀的伛偻人，腿显得有一点瘸。他穿着一件黑色上衣，虽不算很旧，但却穿得破烂不堪，简直可以说会往下掉碎片儿。他的内衣非常考究，而且还有镶着花边的华丽袖口，已经很脏了，腿肚上绑着腿套，每只腿套里差不多都可以放进他的两只腿，腋下挟着一顶小帽子，是备遮雪之用的。然而，在这种令人发笑的装束中倒有几分高贵的气派，他的态度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他的面貌清秀可爱，口齿伶俐，就是不太端庄。这一切都标志着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放荡青年，他不象一个讨饭的乞丐，却象一个滑稽丑角。他对我们说他名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他从巴黎来，迷了路，并且好象有点儿忘了他的音乐家身分，又说，他要到格勒诺布尔去看他的一个在国会里的亲戚。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起了音乐。他对音乐很内行，他知道所有的著名演奏家，所有的名曲，所有的男女演员，所有的漂亮女人，所有的大贵族。似乎别人提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但是，一个话题刚刚开始，他就插科打诨，搅乱了谈话，让人大笑一阵，随后连刚才说的是什么都忘了。那一天是星期六，第二天在教堂里要演奏音乐，勒·麦特尔先生请他去参加那里的演唱，他回答说：“十分高兴。”问他哪一个音部，他回答说：“男高音……”说完就立刻把话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在进教堂以前，有人把他要唱的歌谱给了他，让他先熟悉一下，可是，他连看都不看。这种骄傲的态度使勒·麦特尔吃惊了，他在我耳边说：“你看吧，他连一个音符都不会。”我回答说：“我也真担心。”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随他们一同去了。音乐会开始了，我的心跳动得非常厉害，因为我对他十分关心。

    但是，很快我就放心了，他唱了两个独唱，不仅节奏准确，而且十分有味，另外，他的嗓音也非常漂亮。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惊喜过。弥撒后，汪杜尔先生受到了许多教士和乐师们的赞扬，他以谐趣横生的话作了答谢，态度始终非常动人。勒·麦特尔先生出于至诚拥抱了他，我同样也拥抱了他。他看到我非常愉快，因而似乎也很高兴。

    我敢肯定，大家会认为，象巴克勒先生那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粗人，也还曾使我迷恋过，现在，这样一位既有教养，又有才能，为人机智，有处世经验，而且又可以被看作是位可爱的荡子的汪杜尔先生，当然更能使我为之倾倒了。事情正是这样。我想，不论是哪一个青年，处在我的地位都会象我这样爱慕如狂的；特别是一个人，越是具有赏识别人特长的能力，越是对别人的才能表示爱慕，就越容易象我这样行动。汪杜尔先生有这种特长，这是无可争辩的，他有一种象他那样年龄的人极少有的特点，那就是决不急于显示自己的学识。不错，他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大吹特吹，但是对自己知道的事情——他知道的还真不少——却一字不提：他在等待表现的机会；由于他并不急于显露自己，因此效果更大。由于他对所谈到的每件事都是开一个头就不谈了，别人也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本领完全表现出来。他在谈话中是那样逗笑和诙谐，有时显得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有时又充满了魅力，他常保持着微笑，但从来不大笑，最粗鲁的事，他也能说得很文雅，让人听得顺耳。甚至那些最正派的女人，对于自己居然能忍受住他的话，事后也感到十分惊奇。她们明明知道应该生气，可就是没有生气的力量，要生气也生不起来。他所需要的只是些淫荡的女人；我认为他自己不会搞些什么风流艳事，但是在交际场中，他生来是为了给那些有风流艳事的人添加无限乐趣的。他既具有那么多讨人喜欢的才能，又是在一个不仅了解这种才能而且还爱慕这种才能的地方，要他长期把自己局限在音乐家的圈子里，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喜欢汪杜尔先生，其动机是更为理智的，结果也就没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来，虽然我这次对他的感情比上次对巴克勒先生的感情更激烈和持久一些。我喜欢和他见面，喜欢听他说话，他所作的一切我都认为可爱，他所说的一切我都看作神谕；但是，我对他的爱慕并没有达到离不开的程度。因为我身旁有个很好的屏障，绝不致发生越轨的事。再说，虽然我认为他的处世格言对他非常好，我总觉得那些格言在我身上并不适用。我所需求的是另一种乐趣；关于这种乐趣，他完全没有想到，而我又不敢跟他说，因为我知道一说出来他准定要讥笑我。然而，我却愿意把我对他的爱慕和支配着我的另一种激情调和在一起。我非常热烈地在妈妈面前谈到他，勒·麦特尔先生也极口称赞他，因此妈妈同意让我把他引见给她。但是，这次会面毫无成就，他认为她装模作样，她却认为他放荡不羁。妈妈还为我有这样不规矩的朋友而担心，她不仅不准我再把他带来，还竭力对我说明和这个年轻人交往有多大危险；这样我才变得谨慎了一些，没再胡闹下去。好在以后不久，我们也就分离了；这对我的品行和我的思想来说，真是万幸。

    勒·麦特尔先生对自己的艺术的兴趣很浓，他还好喝酒。虽然他吃饭的时候很有节制，但是，他在屋子里工作的时候，就非喝不可。他的女仆很了解他这种爱好，只要他把作曲的稿纸放好，把大提琴拿在手中，酒壶和酒杯立刻就送了上来，而且还不时地喝完一壶又换一壶。虽然他从未酩酊大醉过，却几乎总是醉醺醺的；老实说，这真可惜，因为他本质上是个极好的小伙子，又十分活泼，连妈妈乎常都只叫他“小猫”。他喜爱自己的艺术，工作很繁重，可是，酒喝的也不少。这不仅损害了他的健康，还影响到他的性情：他有时疑心重重，而且易于发怒。他无论对什么人，从没有粗言粗语，从不失礼，就是对歌咏团里的一个孩子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但是，他也不容许别人对他失礼。这当然是公平的。不幸的是，他看事不太清楚，分不清别人说话的语气和性质，以致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起火来。

    过去很多王公和主教都以能参预其事为无上荣耀的历史悠久的日内瓦主教会，如今在流亡中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却还保持着它的庄严。参加者必须是一个贵族或索尔朋的博士。如果有什么情有可原的骄傲，那就是除了由于个人的功绩产生的骄傲外，还有由于出身而产生的骄傲。再说，教士们对待他们所雇用的俗人，都是相当骄傲的。那些主教会的成员们对待可怜的勒·麦特尔也往往是这样。尤其是那位名叫德·维栋讷的领唱的神父，虽然一般说来是相当有礼貌的，但是由于对自己的高贵身份过于自满，他对待勒·麦特尔的态度，并不总是按照勒·麦特尔的才能给予应有的尊敬，而勒·麦特尔也不甘忍受他的这种轻蔑。在这年的受难周期间，主教照例宴请当地的会员，勒·麦特尔一向是在被邀请之列；席间，勒·麦特尔和德·维栋讷发生了比平日更为激烈的争执。那位领唱的神父对勒·麦特尔作出了越礼的举动，并且说了几句令他忍受不了的难听的话；勒·麦特尔立即决定第二天的夜间离开此地。虽然在他向华伦夫人告别的时候，华伦夫人对他进行了百般劝解，也丝毫未能使他改变主意。正在特别需要他的复活节期间，他突然走开，使那些专横无礼的人感到为难，这种报复的愉快他是不能放弃的。但是，他自己也有困难，他想带走自己的乐谱，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乐谱足足装满了一大箱子，分量相当重，不是用胳膊一挟就能走开的。

    妈妈做的事，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一定会做的，即使到现在我也会这样做。为了挽留他，她费了很大劲，后来见到劝说无效，他无论如何非走不可，便决定尽可能来帮助他。我敢说，她这样作是应该的，因为勒·麦特尔曾不顾一切为她效劳过。无论是在他的艺术方面，或者是在照顾她本人方面，他是完全听从妈妈吩咐的，而且，他按妈妈旨意办事的那种热诚，使他的殷勤效劳具有一种新的价值。因此，她现在对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紧要关头对一个朋友三四年来零零星星替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一种总的报答罢了；但是，她有一颗高贵的心，在尽这种义务的时候，用不着去想这是为了了结自己的一番心愿。她把我叫来，吩咐我至少要把勒·麦特尔先生送到里昂，并且跟我说，只要他还需要我帮忙的话，不管时间多么久，也要一直跟随着他。后来，她曾对我坦白地承认过，她有意使我远远躲开汪杜尔和她如此安排有很大的关系。为搬运箱子的事，她跟她忠实的仆人克洛德·阿奈商量了一下。按他的意见，不要在安讷西雇驮东西的牲口，因为那一定会被别人发觉的，最好是在天黑的时候抬着箱子走一段路，然后在乡村里雇一匹驴子把箱子一直驮到色赛尔，我们到那里就没有什么可冒险的了，因为那儿是在法国境内。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我们当天晚上七点钟动身，妈妈借口给我拿路费，往那可怜的“小猫”的小钱袋里添了一些钱。这真给他帮了不少忙。克洛德·阿奈和我尽了最大的力气把箱子抬到邻近一个村子，在那里雇了一匹驴子把我们替换下来，我们当夜就到了色赛尔。

    我想我已经谈过，我有时是那样不象我自己，大家简直可以把我当作另外一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看待。这里就是一个例子。色赛尔的本堂神父雷德莱是圣彼得修会的成员，所以也认识勒·麦特尔先生，因此，他是勒·麦特尔最应该躲避的人之一。可是我的意见却相反，我主张去拜访他，找一个借口要求住宿，就仿佛是得到主教会的同意去那里的。勒·麦特尔很欣赏我这个主意，因为可以使他的报复既有嘲弄意味，又能令人绝倒。于是我们就厚着脸皮去见雷德莱先生了，他很好地接待了我们，勒·麦特尔对他说，他是受主教的委托到贝莱去指挥复活节的音乐演唱的，还说几天后回来时还打算从这里路过；而我呢，为了支持这个谎言，又穿插了很多假话，而且诌得头头是道，以致雷德莱先生觉得我是个漂亮孩子，对我大表好感，百般抚爱。我们吃得不错，住得也不错。雷德荣先生简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佳肴招待我们才好。分别的时候，象最亲密的朋友那样，约定在回来的时候还要多住一些时间。刚一等到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我们就大笑起来，我坦白地说，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来还忍不住大笑，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们说假话会说得这么好，而这个恶作剧会这样成功。要是勒·麦特尔先生不是一个劲儿地喝酒，并且满嘴胡说，还发了两三次老毛病的话，这件事会使我们笑一路的。他那个老毛病后来常发作，很象羊痫风。这种情况可叫我十分为难，也把我吓坏了，因此，我就想到最好想个办法尽快摆脱开他。

    我们真象对雷德莱神父所说的那样到贝莱去过复活节。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却也受到了乐队指挥和所有的人的极大欢迎。勒·麦特尔先生的那一行业是很受人尊重的，他也真不愧是个受人尊重的人。贝莱的乐队指挥对于自己最好的一些作品是很自负的，竭力争取这位优秀的鉴赏家的称赞，因为勒·麦特尔先生不仅是个行家，而且公正无私，不嫉妒人，也不低声下气地奉承人，他比那些外省的乐师要高明得多，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把他看作自己的同行，而把他看作自己的指挥。

    我们在贝莱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四五天以后，便又动身继续我们的旅程，除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事情以外，没有发生别的意外。到了里昂以后，我们下榻于圣母旅馆，同时等着我们的乐谱箱子，因为我们用另一个谎言托好心的保护人雷德莱神父打发人把它送到罗讷河的船上去了。在这个时候，勒·麦特尔先生去拜会他的朋友，其中，有方济各会的加东神父，关于他的事我以后再谈，有里昂的伯爵——多尔当神父，这两人都很好地接待了他，但是，他们揭穿了他的谎言，下面就要谈这件事；他的那步好运在雷德莱神父那里算是走完了。

    我们到了里昂两天之后，当我们正从离下榻的旅馆不远的一条胡同经过的时候，勒·麦特尔先生的病又发作了，这一次闹得非常厉害，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大叫起来，呼喊救人，并且说出了他所住的旅馆名称，请求大家把他送到那里去。随后，正当许多路人向一个失去知觉、口吐白沫、倒在街中心的人围拢起来急忙进行救护的时候，他所能依靠的唯一的朋友竟把他抛弃了。趁没有任何人注意我的时候，我溜到胡同口，一拐弯就不见了。上帝保佑，我可把这第三个难以出口的坦白写完了。假使我还有许多象这样的事要坦白的话，我就只好放弃我已经开始的这本著作了。

    我上面所谈的一切，在我所住过的地方都留了一些痕迹，但是，下一章里我要谈的，差不多完全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了。那是我一生中所干的最荒唐的一些事情，幸运的是，它们并未带来严重的后果。那时，我的脑子里好象响起了一种外来乐器的调子，完全超出了原来的音调。它是自动地恢复正常的，于是我便停止了自己的荒唐行为，或者至少是只干了一些比较适合我的本性的荒唐行为。我青年时代的这段时期，是我的回忆中最模糊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发生一件打动我心弦的事，足以使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来。那时候，经过那么多的来来往往和接二连三的迁移，很难不在时间或地点方面有些张冠李戴的地方。我是完全凭记忆来写的，既没有足资证明的日记和文件，也没有使我能把事情回忆起来的材料。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有一些好象刚发生时那样清楚，但是，也有一些脱漏或空白，我只好用象我的模糊的回忆一样的模糊叙述将它们填补起来。所以，有的地方我可能写错了，尤其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我自己没有找到确实的材料以前，我可能还要写错，但是，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深信我是正确而忠实的，今后我仍将努力完全做到这一点，读者尽可放心。

    我一离开勒·麦特尔先生，我就打定主意再回到安讷西去。当初我们动身的起因和秘密，曾使我对于我们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忧，这种担忧有几天完全占据了我的心灵，转移了我的回家的念头；但是，当我意识到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我那占统治地位的感情就又恢复过来了。任何东西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任何东西也引诱不了我，除了希望回到妈妈身边外，再也没有别的心思了。我对她的那种依恋是如此真挚而情意绵绵，因而铲除了我心里一切空想的计划和一切荒诞的野心。除了生活在她身边，我看不到还有别的幸福，我每远走一步就觉得自己离这种幸福远了一些。所以，我一有回去的可能，马上就返回安讷西了。我这次回来是那样匆促，我的心思又是那样恍惚，虽然我对于所有其他次的旅行都存有饶有趣味的回忆，而对这次回来的情况却连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我只记得从里昂动身和到达安讷西，除此以外，我什么也记不得了。请大家想一想，我对这最后一段时间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忘得干干净净吧！我回到了安讷西，却没有看到华伦夫人。她已经到巴黎去了！

    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她这次旅行的秘密。我确信，如果我追问她的话，她一定会对我说的；但是，没有比我这个人更不愿意打听朋友的秘密了。我只考虑眼前，眼前的事情充满了我这颗心的容量与空隙，除了可以成为我今后唯一享受的那些过去的欢乐以外，我心里没有一点空隙来容纳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从她对我所谈的一点情况来推测，这是由于撒丁王的退位在都灵引起了混乱，她怕这时候没人再注意到她，因而想利用奥博讷先生的暗中活动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同样的利益。她有几次亲口对我说，她宁愿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接济，因为法国宫廷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使她不致受到令人不快的监督。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奇怪了，她回来以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冷遇，而且始终不断地领取她的年金。有不少人认为，她是负有秘密使命去的。不是受了主教的委托去办一件本来应由主教本人到法国宫廷去办的事，就是受了比主教更有权势的人的委托，所以她归来以后才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如果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女使节的人选是很不错的，当时还年轻和美丽的华伦夫人是具备从谈判中取得胜利的一切才能。

    第四章

    我回到了安讷西，但是却没有见到她。可以想象，我当时该多么惊讶，多么痛苦！这时候我开始后悔不该怯懦地丢开了勒·麦特尔先生；当我听到他的不幸遭遇的时候，我心中更加懊悔了。他那乐谱箱子是他的全部财产，为了抢救这个宝贵箱子，我们曾经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可是一运到里昂，多尔当伯爵就吩咐把它扣留了，因为主教会事前曾把这当作秘密携物潜逃写信通知了伯爵。勒·麦特尔先生对于他的财产，他的生活之道，他一生辛勤劳动的结晶，虽然再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这只箱子的所有权问题，至少应该经申诉讼来解决，可是并没有经过任何诉讼程序，这件事就按照强者的法律作了决定，于是，这位可怜的勒·麦特尔就失去了他艺术天才的果实，早年的心血，晚年的财源。

    当时我所受到的打击沉重得无以复加。但是，在我那个年纪，我是不会过分忧愁的，我不久就想出了一套自我宽慰的办法。我希望不久就可以得到她的消息，虽然我不知道华伦夫人的住址，她也不知道我回来。至于我抛开勒·麦特尔这件事，总地说来，也算不得是多大罪过。勒·麦特尔先生逃走的时候，我帮了忙，这是我能为他效劳的唯—一件事。即使我同他一起住在法国，我也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保住他的箱子，除了给他增加开支外，对他没有一点帮助。这就是当时我对这件事的看法，现在我是不这样看了。在刚干完一件丑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并不觉得怎么难受，但在很久以后，当我们想起它时，它还要折磨你，因为丑事是永远不会从记忆中消失的。

    为了得到妈妈的消息，我唯一能够做的，那就是等待。巴黎地方那么大，到哪儿去找她呢？再说，拿什么当路费呢？想要迟早打听到她在哪里，没有比安讷西更稳妥的地方了。所以我就留了下来。然而我那时的行为却很不好，我没去拜访那位曾经照拂过我并且还能继续照拂我的主教，此时我的女保护人不在他旁边，我怕他谴责我们私自逃走的事。我更没到修道院去，因为格罗先生已不在那里了。总之，我没去访问任何熟人。说真的，我倒很想去拜访一下执政官夫人，但是我一直没敢去。比这些事做得更不对的是：我又找到了汪杜尔先生，这个人，虽然我非常欣赏，但是自从出走以来，我一次也没有想过他。别后重逢，他在安讷西已经是个赫赫有名、到处受欢迎的人物了，贵妇人们都争着招待他。他这种成功更使我晕头转向了，那时我只知道有汪杜尔先生，他甚至使我连华伦夫人也要忘掉了。为了便于向他请教，我提议和他住在一起，他也同意了。他住在一个鞋匠家里，这个鞋匠是个谈吐诙谐和好逗乐的人，他用土话叫他妻子“骚娘儿们”，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称呼，这个名称对她说来也还算恰当。他和她时常争吵，这时汪杜尔就站在一旁，看来象是在劝解，实际上只是使他们吵得时间更长一些。他用他那普罗旺斯口音向他们说些挑逗的话，经常收到极大的效果：他们越吵越凶，让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整个上午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到了二三点钟，我们才吃一点什么；然后汪杜尔便到他常去的交际场中。并在外面吃晚饭，我则独自一个人去散步，心里想着他那出奇的才干，羡慕和赞美他那稀有的本领，同时诅咒自己的厄运，为什么不让我也过他那种幸福的生活。我对生活是多么不了解啊！如果我不这么愚蠢而懂得怎样行乐，我的生活将会快活百倍的。

    华伦夫人出门时仅带走了阿奈，而把我前面谈过的那个贴身使女麦尔赛莱留在家里，她仍住在夫人的那套房间里。麦尔赛莱小姐比我稍微年长一些，长得虽不怎么美，却相当可爱大美而不言”，认为自然本身最为美；又借“庖丁解牛”之寓，是一个毫无坏心眼儿的弗赖堡人。她除了偶尔有点不听女主人的话以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缺点。我常去看她。我们算是老相识了，由于我一看到她，就联想到一个更爱的人，所以我也就爱她了。她有几个女友，其中有一个叫吉萝小姐的日内瓦姑娘，活该我倒霉，爱上了我，她总逼着麦尔赛莱领我到她家里去。我因为喜欢麦尔赛莱，又因为在那里还有几位我很愿意见的年轻姑娘，也就听任她领我去了。吉萝小姐对我百般挑逗，但是，我对她简直腻烦透了，当她那张干瘪而又被西班牙烟草染黑了的嘴唇凑近我的脸时，我真忍不住要吐她一脸唾沫。但我竭力耐住性子，除这点不快而外，我很喜欢跟那些姑娘在一块。她们也许是为了讨好吉萝小姐，也许是为了讨我的欢心，每一个人都争相对我表示好感。所有这一切，我只当作是友谊。自那以后，我有时在想，当时只要我愿意，是可以把这些看作是比友谊还深一步的表示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心思，我也想不到这些。

    再说，女裁缝、使女、小女贩都不怎么叫我动心。我需要的是贵族小姐。各人有各人的幻想，我的幻想一直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跟贺拉斯的想法不同。然而，这决不是羡慕出身与地位的虚荣心理在作祟；我喜欢的是保养得比较柔润的肤色，比较美丽的手，比较雅致的服饰，全身给人一种轻盈飘逸、一尘不染之感，而且举止要比较大方，谈吐要比较优雅，衣裙要比较精美，剪裁得比较得法，鞋要比较小巧玲珑，丝带、花边和头发的颜色陪衬得要比较美观。一个女人，如果具备了这一切，就是长得差一些，我也是偏爱她的。我自己有时也觉得这种偏爱十分可笑，但是，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就产生了这种偏爱。

    真想不到，这种良好的条件居然又出现了，是否能够享受仍然要看我自己了。我是多么喜欢不时地又突然回到青年时代那种快乐的时刻啊！这些时刻是多么甜蜜！又是多么短促、多么难得、而我却是多么容易地享受到了啊！哦！我只要一想起那些时刻，心里就感到一种纯粹的快乐，我正是需要有这种快乐来恢复我的勇气，以便忍受得住晚年的烦恼。

    有一天，黎明的景色十分美丽，我赶紧穿上衣服跑到野外去看日出。我尽情地享受了这种快乐，那是圣约翰节以清的那个星期。大地披上了华丽的衣装，花草遍地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及《朱子语类》等。参见“伦，色彩斑斓；夜莺啼春已近尾声，唱得仿佛格外卖劲；百鸟用大合唱送别残春和迎接美丽夏日的降临。这是我这样的年纪不可再见的一个美丽的日子，是我现在居住的这块凄凉的土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天。

    我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城市，暑热不断上升，我沿着一个小山谷的树荫下踽踽独行，有一条小溪从旁流过。这时后面传来了马蹄声和少女的喊叫声，她们似乎遇到了什么困难，但是，那尽情的欢笑声并未有所收歙。我回过头来，听见她们正喊着我的名字，我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两位姑娘：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她们骑马的技术并不高明，不知怎样让马涉过小溪。葛莱芬丽小姐是个十分可爱的伯尔尼姑娘，因为在家乡作了一些在她那种年龄易于做出来的蠢事而被赶了出来，她便效仿起华伦夫人的榜样。我在华伦夫人家里见过她几次。她可不象华伦夫人那样领有一份年金，不过她的命运总算不错，得到了加蕾小姐的欢心。加蕾小姐和她很投机，请求母亲同意她在没有找到职业以前给自己做做伴。加蕾小姐比葛莱芬丽小姐小一岁，而且比葛莱芬丽更美些，她的举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娴雅大方，同时她还有一副发育得很好的优美身段，这是一个少女所拥有的最大魅力。她们情致绵绵地相爱，而且，从两个人的温柔性格上说，要是没有情人来干扰她们，这种亲密的友谊关系一定会保持很久的。她们对我说，她们要到托讷去，那里有加蕾夫人的一个古堡，她们自己不会驱马过河，求我帮帮忙。我想用鞭子从后面赶，她们怕我被马踢着，又怕自己给摔下来。于是我就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我拉住加蕾小姐的马经绳，牵着它过了河，另一匹马也毫不费事地就跟着过来了，但我的衣服却因此湿过了膝盖。完事以后，我想和两位小姐告别，然后象个傻瓜似的走开。但是，她们俩低声地说了几句话以后，葛莱芬丽小姐就向我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放你走，你为了帮我们，衣服都弄湿了，我们要是不给你把衣服弄干，那是过意不去的，请你跟我们一起走吧，现在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一双眼睛盯着加蕾小姐。她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笑着补充说；“是呀，是呀，战俘，快上马，骑在她的后边，我们要拿你去做个交代。”“不，小姐，我不曾有幸认识您的母亲，她看到我会说些什么呢？”葛莱芬丽小姐接口说：“她的母亲不在古堡，除了我们俩以外，没有别人；我们今天晚上还回来，到时候你再和我们一块回来吧。”

    这几句话在我身上发生的效果比电还快。我跳到葛莱芬丽小姐的马上的时候，欢喜得浑身在颤抖。而且，为了能够骑得稳，我不得不搂着她的腰，这时，我的心跳得那样厉害，连她都感觉出来了。她对我说，她因为害怕掉下去，自己的心也跳得很厉害。拿当时我身子的位置来说，这几乎可以说是邀请我摸一摸她的心是不是果真在跳，但我始终没敢那样做。一路上，我只是一直用我的两只胳膊给她当腰带，勒得的确很紧，可是一点儿也没有挪动。有的女人读到这里，也许很想打我几个耳光，这是有道理的。

    旅行中的快活，少女们喋喋不休的谈话，也大大刺激了我好说话的毛病，因此一直到晚上，只要我们在一起想的生活是依归自然。他的散文对17—18世纪英、法思想家、，就没有片刻住过嘴。她们尽量不让我拘泥，于是我的舌头和我的眼睛全都说起话来了，虽然这两者所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只有那么一阵儿，在我和这一位或那一位姑娘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话才有点儿不太自然，不过，离开的那一位马上就会回来，始终没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摸清彼此发窘的原因。

    到达托讷以后，我先烘干自己的衣服，接着我们就吃早点。随后最主要的一件事便是准备午饭。两位小姐做饭的时候，不时地丢下自己的工作去吻佃户们的孩子，我这个可怜的帮手怀着难以忍受的心情只好在一旁瞧着。吃的是早就从城里送去的，做一顿丰盛午餐的东西应有尽有，尤其是点心更丰富；美中不足的是忘记把酒带来了。对于不大喝酒的小姐们来说，这本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却感到遗憾，因为我还指望喝点酒壮壮胆子。她们对此也深感不悦，也许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吧，不过，我不相信是这样。她们那种活泼而可爱的高兴劲儿，简直是质朴、天真的化身；再说，她们俩和我还能出什么事呢？她们派人到附近各处去找酒，但是一点也没有找到，因为这个地方的农民非常俭朴和穷困。她们向我表示歉意；我对她们说，不要为此过分为难，她们不用酒就会把我灌醉的。这是我那天敢于向她们说的唯—一句献殷勤的话，但是，我认为这两个调皮姑娘一定看得很清楚，这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在佃户的厨房里吃午饭，两位女友坐在一张长桌子两头的凳子上，她们的客人坐在她们中间的一只三条腿的小圆凳上。这是多么美的一顿午餐啊！这又是多么迷人的一段回忆啊！一个人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就能享受那样纯洁、那样真实的快乐，何必还去寻找别的欢乐呢？就是在巴黎的任何地方也不会吃到这样的午餐。我这话不是单单指它带来的欢乐与甜蜜，也是指肉体上的享受。

    午饭后，我们采取了一项节约措施：我们没喝掉早餐留下的咖啡，而把咖啡跟她们带来的奶油和点心一起留待下午吃茶的时候。为了促进我们的食欲，我们还到果园里去用樱桃来代替我们午餐的最后一道点心。我爬到树上，连枝带叶地一把把往下扔樱桃生活世界德国胡塞尔用语。与使用精确的自然科学方法，她们则用樱桃核隔着树枝向我扔来。有一次，加蕾小姐张开了她的围裙，向后仰着脑袋，拉好等着接的架式，而我瞄得那样难，正好把一束樱桃扔到她的乳房上。当时我们是怎样哈哈大笑啊！我自己心里想：“为什么我的嘴唇不是樱桃！要是把我的两片嘴唇也扔到那同样的地方，那该有多美啊！”

    这一天完全是在无拘无束的嬉笑中度过，但是，我们却始终规规矩矩。没说一句暧昧的话，也没开一句冒失的玩笑，而且我们这种规规矩矩决不是勉强的，而是十分自然，我们心里怎样想，也就怎样表现出来。总之，我十分拘谨（别人可能说我这是愚蠢），以至我由于情不自禁而做出的最大的放肆行为就是吻了一次加蕾小姐的手。说真的，当时的情况正好使这种小小的优惠具有了特别的价值。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的呼吸感到急促，她也不抬头，我的嘴没有说话，就匆匆地吻了一下她的手，她轻轻的把我吻过的手缩了回去，望着我并没有显出一点怒容，我不知道当时我还能对她说出什么话来。可是，她的女伴进来了，在这一刹那间，她在我眼里显得丑了。

    最后，她们想起不该等天黑再往回走，这时剩下的时间刚够我们在天黑前赶到城里，于是我们就象来的时候那样起程了。我要是大胆一些，一定会变动一下原来的位子的，因为加蕾小姐的那一眼强烈地搅动了我的心，但是我一句话也不敢说，而改变位子的建议又不能由她来提出。在归途中，我们说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真是可惜，不过，我们绝对没有抱怨时光大短，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既以种种游戏充实了这一天，我们就已经获得延长这一天的秘密了。

    我几乎就是在她们遇到我的那个地方和她们分手的。我们分手时是多么依依不舍啊！我们又是怀着怎样喜悦的心情约定再次见面啊！我们一起消磨掉的十二小时，在我们心里不亚于几个世纪的亲密关系。对这一天的甜蜜回忆不会给这两个可爱的少女带来任何损失；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温馨的情谊，胜于更强烈的肉感乐趣，而这两者是不能并存的。我们毫无秘密、毫无羞愧地相爱着，而且一术语，指人的原始混沌的感觉，它不断流动着，人们可根，我们愿意永远这样相爱。纯洁的品行里有其特有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亚于另一种肉感之乐，因为它不会松弛，不会中断。至于我，对这样一个美好日子的回忆，比我一辈子所享受过的任何欢乐都更使我感动，使我心醉，使我留恋。我不明白自己对这两个可爱的姑娘到底有什么希求，但是我对她们俩都非常关心。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如果由我自己来安排，我的心对两个人是一样的。我的感情上稍稍有一点偏爱；要是葛莱芬丽小姐作我的情人，那固然是我的幸福，然而，如果完全由我选择的话，我更愿意把她当作自己的密友。不管怎么样，在我离开她们俩的时候，我觉得我随便少了哪一个都是活不下去的。可当时谁能说，我今后再也见不到她们，而且我们那短暂的爱情就此结束了呢？

    读我这部作品的人们，当他们发现所有我的爱情奇遇，经过那么长的序幕之后，其中最有希望的，也只不过是吻一下手就算完事，他们对此一定会大笑特笑的。哦！读者们，请你们不要弄错。在这种以吻一次手而告终的爱情里，我所得到的快乐，比你们最低限度以吻手开始的恋爱中所得的快乐还要多。

    汪杜尔昨夜睡得很迟，我回来没多久，他也回来了。往常我一看见他，心里就高兴，这回可不一样了。我加意小心，没对他谈我这一天的经过。那两个小姐谈到他的时候，是有点瞧不起他的，而当她们知道我和那样的坏人有交往，就显得不很高兴；这样便减少了我心中对他的尊敬，而且，不论什么事，只要能分散我对这两位小姐的爱慕之心，都会使我感到讨厌的。可是，当他跟我谈到我目前景况的时候，立刻又使我想到他，也想到了我自己。我的处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开支很少，可是我那一点钱已经花光了，我没有钱了。妈妈没有一点消息，我真不知道自己要变成什么样子，看到加蕾小姐的朋友要论为乞丐，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受。

    汪杜尔对我说，他向首席法官先生谈了我的事，并打算第二天带我到法官那里去吃午饭。据汪杜尔说，这位首席法官可以通过他的一些朋友帮助我，再说德。他们翻译了大量主要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希腊文化典，和这样一个人认识一下是件好事，他不仅聪明，而且还很有学问，对人和蔼可亲，他自己有才干，也喜欢有才干的人。随后，象平常好把最正经的事和最无聊的事混在一起谈论那样，汪杜尔把来自巴黎的一首叠句歌词拿给我看，并且谱上了当时正在上演的穆雷的歌剧里的一个曲调。西蒙（这是首席法官的名字）先生非常喜欢这首歌词，甚至想按照同一曲调和一首。他要汪杜尔也写一首；而这个有着狂妄念头的汪杜尔也让我作一首，他说，等明天叫人们看到这些歌词就象《滑稽小说》里的马车一样络绎不绝而来。

    夜间，我不能入睡，就尽我所能来写歌词。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写这类诗句，总算写得还可以，甚至还挺不错，至少可以说，要是让我前一天晚上写的话，就不能写得这样有味道，因为歌词的主题是围绕着一个情致缠绵的场面，而我这颗心这时正沉浸在里面。早上起来我把写好的歌词拿给汪杜尔看，他认为词句很漂亮，但没说他的那一首是否已作好就把我这一首装进口袋里了。我们一同到西蒙先生家里去吃午饭，他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们的谈话是很有意思的，两个读过很多书的有才干的人谈起话来，当然不会没有意思。我照例演着我的角色，即一言不发，只听他们说。他们俩谁也没有谈到写歌词的事，我也丝毫没有提，而且就我所知，他们一直都不曾谈过我写的那首歌词。

    西蒙先生对我的举止表示满意：在这次会见中，他在我身上观察到的几乎就是这么一点。他在华伦夫人家里已经见过我几次，但对我没有怎样留意。所以，我只能说，从这次共餐我们才认识。这次相识，虽然没有达到当时的目的，却使我以后得到别的好处，因此，当我想起他时，仍是很愉快的。

    我不能不谈一下他的外表。由于他的法官身份和他自命不凡的才华，如果我一点不提，人们是想象不出他的外表的。首席法官西蒙先生身高肯定不过二尺。他的腿又直又细，甚至是太长了些，如果他挺直站着斯基的哲学著作。1860年出版。发挥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他的两条腿一定显得更长；然而他的两腿却是斜叉开的，好象大大张开的圆规。他不仅身子短小，而且还很瘦，从各方面看都小得不可想象。如果他赤身裸体，一定象个蝗虫。他的头却和一般人的头一样大小，面孔长得很端正，很有上层人物的神气，眼睛也相当美，这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假脑袋装在一个树桩上似的。在装束方面他大可以不必花什么钱，因为他那副大假发就能把他从头到脚完全遮盖起来。

    他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谈话的时候，始终夹杂在一起，而且形成鲜明的对照，起初，让人听着很有意思，不久就使你非常讨厌。一种声音是庄重响亮的，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那是他的头的声音，另一种声音是清晰而尖细刺耳的，那是他身体的声音。当他平静而从容地谈话时，呼吸均匀，他一直能用低噪音，但如果稍微激动一点，就会露出一种比较热烈的声调，逐渐变成吹口哨似的尖音，要再恢复他的低音是非常费劲的。

    我所描绘的外表一点也没有夸张，尽管如此，西蒙先生却是个风雅人物，很会说些动听的话，服饰极其考究，甚至到了轻佻的程度。由于他想尽量利用自己的优点，他愿意早晨在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接见诉讼当事人，因为人们看到枕头上的漂亮脑袋，谁也不会想象他的全部漂亮仅只他的脑袋而已。不过这有时候也惹出了笑话，我相信，全安讷西的人直到现在都还不会忘记。

    一天早上，他在被窝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床上等待着诉讼当事人。他戴着一顶非常秀丽、洁白的睡帽，上面还装饰着两个粉红色的丝带结。一个乡下人来了定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提，敲他卧室的门。女仆恰巧出去了。首席法官先生听见接连的敲门声，就喊了一声“进来吧”，由于他喊的声音有些过高，发出来的是他的尖嗓音。这乡下人进来后，向四下张望，寻找这女人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当他看到躺在床上的人戴着的是女人帽子和女人丝带结时，就连忙向夫人表示歉意，并打算退出去。西蒙先生生气了，声音越喊越细。那个乡下人越发认定床上躺着的是个女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反唇相讥，骂那个女人说，看样子她不过是个破烂货，又说首席法官在家里也不做出点好榜样来。首席法官怒不可遏，因为手边没有找到别的东西，就抄起夜壶，正要向那个可怜的乡下人扔过去时，女仆回来了。

    这个小矮子，身体方面虽然受到大自然的冷遇，但是在智慧方面却得到了补偿。他生来便很聪明，又特别努力使自己的智慧进一步丰富多彩起来。据说，他是个相当出色的法学家，可是他并不喜欢他的本行，而致力于文学，并且小有成就。他从文学里特别吸取那种华丽的外表和漂亮的词藻，使他的谈吐趣味横生，甚至在女人面前也颇受欢迎。他把“文选”一类书籍里的所有警句都背得烂熟，甚至有独到的技巧能把这些东西运用得非常得当，把六十年前的一件事情，说得那样动听，那样有声有色，就象是昨天才发生似的。他懂得音乐，还会用他那男人的声音唱出悦耳的歌声，总之，作为一个法官来说，称得起是多才多艺了。由于他不断阿谀安讷西的贵妇们，他在她们当中就成了一个时髦人物，一个不断向贵妇们献殷勤的小猴子。他甚至还吹嘘自己有过某些艳遇，从而使贵妇们听得十分开心。有位埃巴涅夫人曾说，对象他那样的人，吻一下女人的膝盖就是能给予的最大恩惠了。

    由于他读过许多杰作，又喜欢谈论文学作品，所以他的谈话不仅有趣味，而且可以使人得到益处。后来在我潜心读书的时候，和他过从很密，这事对我大有裨益。我住在尚贝里期间，有时从尚贝里跑去看他，他很赞扬我好学不倦的精神，并且不断鼓励我，在选读书籍上给了我很多可贵的指教。他这些指教使我受益不少。不幸，这个赢弱的肉体却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灵魂，几年以后，不知什么事使他终日忧伤，因而死去。真可惜，他的确是个矮小的好人，一个人起初会觉得他可笑，最后会喜欢上他的。虽然他一生和我关系不深，由于我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教益，我认为，为了表示感谢，应该写这段文字纪念他。

    每当我空闲的时候，就跑到加蕾小姐住的那条街去，希望在那里看看出入她家门的人，就是看看某扇开着的窗户也是愉快的。可是，连一只猫也没看见。我在那里等了许久清楚明白的公理中推论出来，才是确实可靠的，主张以怀疑，那所房子门窗始终紧闭着，好象从来没有住过人似的。那条街狭窄而寂静，只要有个人在那里徘徊逗留，就很容易引起注意；偶尔有人，也都是从左右邻舍出来进去的人。我站立在那里，感到十分狼狈：我觉得人们已经猜到我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这样一想，我越来越不好受。因为我虽然在追寻欢乐，但我更尊重自己心爱的人的荣誉与安静。

    最后，我不愿意再当这种西班牙式的情人的角色了，而且我又没有一只吉他，于是便决定写信给葛莱芬丽小姐。我本想直接寄给她的女友，可是我不敢；我觉得还是先写给葛莱芬丽小姐比较好些，因为我是先认识她的，经她介绍才认识了另一位，而且我和她也比较熟悉。信写完了，我就送到吉萝小姐那里去，这种通信办法是这两位小姐在我们话别时想出来并约定的。吉萝小姐以刺绣为生，有时到加蕾夫人家里去作活，所以有进出她家的便利。然而，选中这位信使我并不认为十分妥当，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对人选过于挑剔，她们就找不到别的人了。再者，我又不敢说她对我还有自己的打算。如果她居然也象那两位小姐一样把我看成对象，我是会感到羞辱的。最后，我想有这样一个递信人总比没有好，我只得孤注一掷地去碰运气了。

    我刚一开口，吉萝小姐就猜中了我的秘密；其实这并不怎么困难。先不说托她给一位少女送信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单凭我那愚蠢和为难的样子就把我的一切秘密都暴露了。大家可以想象，托她去办这件事，是不会使她感到十分愉快的，可是她接受了，而且忠实地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上午我跑到她家去，我得到了回信。我是多么想马上跑出去读这封信，并且尽情地来吻这封信呀！这都用不着说了。应当多谈几句的倒是吉萝小姐当时的态度，我觉得她所表现的安详与稳重是出乎我的意料。她有足够的理智来判断：以她那三十七岁的年纪，一双兔儿眼，齉鼻子，尖嗓门和黑脸蛋，和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丽少女相抗衡，显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她既不想破坏她们的事，但也不愿为她们尽力；她宁愿失去、也不愿为她们而留下我。

    麦尔赛莱得不到她女主人的任何消息，前不久就有意回弗赖堡去。现在在吉萝的敦促下，终于做出了决定。吉萝不仅劝她回弗赖堡，而且还提醒她最好找个人把她送到家，并且建议要我送她。年轻的麦尔赛莱并不讨厌我献编辑而成。共60卷。第1—43卷为著作卷，第44—53卷，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她们俩当天就象事情已经完全决定了似地来和我谈。我对于这样随意支配我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令人不快的地方，而且马上就答应了；我认为，走这一趟充其量不过是七八天的事情。吉萝小姐却有她的一套想法，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不得不说明我的经济情况。她们也想到了这一点，麦尔赛莱答应担负我的路费；而且为了把担负我的费用节省出来，她还按照我的建议，决定先把她的小包裹寄走，以后我们就把旅程分为几段慢慢地步行。后来就这样做了。

    我在这里谈到有那么多少女在爱我，心中很过意不去。但是由于我不能吹嘘自己在这些艳遇中得到过什么好处，所以我认为可以毫无顾忌地把真实情况谈出来。麦尔赛莱比吉萝年轻，又不象她那样什么都懂，从来也没有公开对我说过调情的话。但是她却模仿我的声音、我的语调，或者重复我的话，她对我表示了我理应对她表示的关切。而且，由于她天性胆小，一路上她最关心的事就是到晚上我们必须睡在一个房间里，显然，这种亲密的安排，对于在一起旅行的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姑娘来说，很少能停留在这一点上。

    然而这一次正是停留在这一点上。虽然麦尔赛莱并不令人讨厌，但由于我过分单纯，一路上我心中不但没有搞点风流艳事的打算，甚至根本没起过这样的念头；即使稍稍有这么一点念头，我也傻得不知该怎么办。我想象不出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小伙子怎么会睡在一起的。我认为这种担惊受怕的安排需要几个世纪的准备。如果可怜的麦尔赛莱想用担负我的旅费的办法得到什么报答的话，她就失算了。我们和从安讷西动身时一样，规规矩矩地来到了弗赖堡。

    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谁也没有去看望，但是当我在桥上的时候，心里觉得异常难受。每当我见到这个幸福城市的城墙，或进入市区的时候物体识别、知识表达、启发探索、问题求解、定理证明、机，没有一次不由于内心过分激动而几乎不能自持。在自由的崇高象征使我的灵魂上升到美妙境界的同时，平等、团结、优良风尚的象征也使我感动得潸然泪下，一种强烈的后悔心情不禁油然而生，后悔自己不该失去这种种幸福。我曾陷入多大的错误啊，可是，我这种错误又是多么自然的啊！我曾经料想在自己的祖国可以看到这一切，因为我心里老怀念着这一切。

    尼翁是我们必经之地。难道我过家门而不见见父亲吗？如果我真敢这样做，我以后会后悔死的。我把麦尔赛莱留在旅店，不顾一切地去看了我的父亲。唉！我以前的恐惧是多么没有道理呀！他一看到我，就把充满了他内心的爱子之情完全倾泄出来了。在我们互相拥抱的时候，流下了多少眼泪啊！最初，他还以为我是永远回到他身边来了。我对他谈了我的情况和我的打算。他只稍微劝了我一番，他向我指出我可能遭到的危险，并对我说少年的荒唐时期总是越短越好。不过，他并没有强留我的意思，这一点我觉得他做得对。但是，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尽其所能把我留下。这也许是由于他看出我已不能从我走上的道路回过头来，也许是由于他不知道对我这样年岁的孩子到底应当怎样办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的旅伴有一种十分不正确的、远离事实的看法，但这也是自然的。我的继母是个善良而稍微有点圆滑的女人，做出要留我吃晚饭的样子。我没吃；不过我对他们说，回来的时候我打算和他们多团聚些日子。我把由水路寄来的一件小包裹寄存在他们那里了，因为我觉得带着太累赘。第二天一清早我便动身了，我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看到了我的父亲，并且有勇气尽自己的义务。

    我们平安到达了弗赖堡。当旅行快要终了的时候，麦尔赛莱小姐对我就逐渐不那么殷勤了，及至到达目的地以后，她对我就显得相当冷淡，再说，她父亲的生活并不富裕，也没特别招待我，我只好去住小店。第二天我去看他们，他们请我吃午饭，我也接受了。我们毫不依恋地道别。当晚我回到小店，第二天就走了，至于到哪里去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在我一生中，这是又一次上帝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过幸福日子的机会。麦尔赛莱是个很好的姑娘，虽无动人的姿色，可是长得一点也不难看，不十分活泼文艺复兴时期哲学15—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很聪明，有时也闹点小脾气，但是哭一阵子也就完了，从来不会因此而起更大的风波。她对我的确有意，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娶她为妻，并承袭她父亲的职业。我对音乐的爱好也会使我喜欢他的职业。这样，我便可以在弗赖堡安家立业；这个小城虽不太美，但居民都是十分善良的。毫无疑问，我会因此失去很大的享受，但我一定能够过一辈子平静的生活；而且我应该比谁都清楚，在这项交易中是没有什么可踌躇的。

    我不想返回尼翁，而是要到洛桑去。我想欣赏那个美丽的湖，因为在洛桑看湖水，可以饱览无遗。支配我行为的内心动机大都不是很坚定的。远大的志向，在我看来总是那么渺茫，致使我难以行动起来。由于我对未来没有信心，总认为需要长期执行的计划是骗人的诱饵。我和任何人一样，也会抱有某种希望，但这必须是无需费劲就能实现的希望。如果这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我就办不到了。所以，唾手可得的一点小小快乐对我比天堂的永久幸福的诱惑力还要大。不过，我对于事后一定会感到痛苦的快乐是不追求的，这种快乐引诱不了我，因为我只喜爱那些纯粹的快乐，如果准知道后来要追悔的话，那就不能算做是纯粹的快乐。

    不管是哪儿，我急需找个落脚的地方，而且越近越好。我由于迷失了路，晚间到了木东；在那里，陈留下了十个克勒蔡尔以外，我把仅有的一点钱都花完了，第二天吃了一顿饭，那十个克勒蔡尔也光了。那天晚上，我到了离洛桑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我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我走进一家小旅店，进去究竟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饿极了，就装出大大方方好象完全能付钱的样子要来了晚饭。吃完了饭，我什么也不想就上床睡觉，睡得十分安静。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以后和店主人算了算账，共计应付七个布兹。我想把我的短外衣押给他，那个好心人拒绝了，他对我说，感谢天主，他从来没有扒过人家的衣服，也不肯为七个布兹破例，他要我留着我的外衣，等有了钱时再来还账。他的善心感动了我，但是，当时的感动实际上还不够，也远不如我以后回想起这事的时候感动得深。不久，我就托一位可靠的人把钱给他送去并向他致谢；可是，十五年以后，当我从意大利回来又路过洛桑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竟忘记了那个旅店和店主的名字。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去拜访他并以一种出自内心的真正快乐向他提起他那时的善行，还向他证明他那番好心并没有被忘掉。毫无疑问，在我看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给人帮忙，就是比这再大，也不如这个老实人毫不浮夸、朴实而又厚道的行为更值得感激。

    快要到达洛桑的时候，我心里就考虑自己所处的窘境，怎样设法摆脱穷困，不叫我继母看见我这副潦倒的样子。我把这次徒步旅行中的我比作刚来到安讷西时的我的朋友汪杜尔。我对这个想法十分兴致勃勃，不考虑我既没有他那样善于辞令是物质，而是民生，民众的生活是社会历史进化的动力。参，也没有他那样的才能，就硬要在洛桑做一个小汪杜尔，把我自己还不懂的音乐教给别人，自称我是从巴黎来的，其实我根本没到过巴黎。在这里，没有一所能使我在其中谋到个下级职务的音乐学校，而且我也不愿冒险混入内行的艺人中间；为了执行我那美妙的计划，我只好先打听哪里有既能住宿又花钱不多的小旅店。有人告诉我，有个名叫佩罗太的人，家里留宿过路客人。这个佩罗太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非常周到地接待了我。我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套假话向他说了一遍，他答应为我张罗，给我找学生，并且对我说，等我挣到钱以后才向我要钱。他定的膳宿费是五个埃居。这个数字本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我说来就很可观了。他建议我开始时只入半伙。所谓半伙就是午餐只有一盘相当不错的浓菜汤，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到晚上可以好好吃一顿晚餐。我同意了。这个可怜的佩罗太以最大的好心肠百般关怀我，凡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事无不尽力而为。

    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多的好人，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好人就那样少了呢？是好人绝种了吗？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再是我当年遇到好人的那个社会阶层了。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

    我在洛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他把我的小包寄来了，并附了一封充满忠告的信。我理应从他的教诲中得到很好的启发。我在上面已经谈过，有时候我的理智竟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错乱状态，使我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下面又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要了解我晕头转向到了什么程度，我使自己汪杜尔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到了什么程度，只要看看我这时干了多少荒唐的事就够了。我连歌谱都不认识就当起音乐教师来了。固然，我曾和勒·麦特尔一起呆过六个月，我受到过一些教益，但这六个月是不够的，何况我又是跟这样一位大师学的，注定是学不好的。我这个日内瓦的巴黎人，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认为必须更名改姓，就象我曾经改变宗教和祖国一样。我总是在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和所模仿的那个人物相似。他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于是我便把卢梭这名字改拼为福索尔，全名为福索尔·德·维尔诺夫。汪杜尔虽然会作曲，却从不夸耀这个；我本不会作曲，却向人人吹嘘自己会作曲。我连最简单的流行歌曲都不懂，却自命为作曲家。这还不算，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位法学教授特雷托伦先生，他喜欢音乐，经常在家里举行音乐会；我想给他一个可以显示我的才华的样品，于是我竟冒失地装出真会作曲的样子，为他的音乐会作起曲来。我为这一优秀作品一直干了两个星期，誊清、标定音部、满有信心地划分乐章，好象这真是一出音乐艺术的杰作似的。最后，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可却是真的：为了漂亮地结束这个卓越的作品，我在末尾加上了一段优美的小步舞曲，这段曲子在大街小巷流行一时，也许现在许多人还能记得下面这几句当时非常流行的歌词：

    多么善变！

    多么不公平！

    怎么！你的克拉丽丝

    欺骗了你的爱情！……

    这支配有低音的曲子是汪杜尔教给我的，原来的歌词非常猥亵，正因为如此，我才记住了这个曲调。我删去了原来的歌词，便把这个小步舞曲和配好的低音部做了我那作品的结尾。我就象对月球上的居民说话一样，硬说这个曲子是我自己的作品。

    大家聚会起来演奏我的作品了。我向每个人说明了乐曲的速度、演奏的风格、各音部的反复等注意事项，简直把我忙坏了。大家校音的五、六分钟，我觉得象有五、六个世纪之久。最后，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用一个漂亮的纸卷在指挥台上敲了几下，意思是：注意。大家都安静下来。于是我严肃地打起拍子，开始了……真的，自从有了法国歌剧以来，谁也没有听见过这样难听的音乐。不管大家对我自以为了不起的艺术天才有什么样的想法，反正这次演奏的效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坏。乐手们简直忍不住要笑；听众睁大惊愕的眼睛，直想堵住耳朵，可惜这办不到。我那些要命的合奏乐手，又故意开玩笑，弄出些噪音来，连聋子的耳膜都能刺破。我一直坚持着，当然，大颗的汗珠往下直滚，但是颜面攸关，我不敢一跑了之，只好听由命运摆布。我所得到的安慰，听到我近旁的一些听众在低声说：“简直受不了！多么疯狂的音乐！这真是魔鬼的聚会啊！”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残酷的时刻，你一点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你的音乐将在法兰西国王及其整个宫廷的出席下演奏，并将引起强烈的喝采和赞美，那些坐在包厢里的迷人的女人将会窃窃私语：“多么动听的音乐啊！多么迷人的声音！这真是扣人心弦的旋律啊！”

    但是，使全场的人乐不可支的是那支小步舞曲。刚刚演奏了几个小节，就从各处传来了人们的大笑声。大家都对我的歌曲的韵味表示祝贺；他们说这个小步舞曲一定会使我名声大震，说我一定会到处受人欢迎。我无需叙述我的烦恼，也不用承认我这是自作自受了。

    第二天，一个名叫路托尔的乐队队员前来看我，他为人非常好，没有祝贺我的成就。由于我深深认识到自己的愚蠢，我羞愧、懊悔，对自己竟落到这种地步感到难过和失望，我不能再把这一切憋在心里了。于是我把心中所有难以忍受的痛苦都向他倾诉出来，同时我的眼泪也籁簌落下，我不仅在他面前承认了我对音乐的一无所知，而且还把所有的经过都跟他说了，要求他保守秘密，他也答应了，至于他怎样信守诺言，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当天晚上，全洛桑的人都知道我是谁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出知道了这件事的样子，就连那个好心的佩罗太也没有因为知道了底细而停止供应我食宿。

    我继续生活下去，但非常苦闷，这样一个开端，其结果不会使我在洛桑愉快地住下去。学生没有几个，一个女生都没有，也没有一个是本城的人。只有两三个拙笨的德国学生，他们的笨拙一如我的无知；这几个学生使我讨厌得要死，在我的指导下，决不会成为大音乐家的。只有一家人请过我，那家有个狡黠的小姑娘，她故意拿出许多乐谱叫我看，而我连一个也不懂，她却狡猾地在老师面前唱了起来，叫老师看看应该怎样演唱。对于一个乐谱，我是不能一看就马上读出来的。这和我在上面所谈的那次堂皇的音乐会上，一直都未能随上演奏，不能断定演奏的是不是和我眼前摆着的、我自己的乐谱一样，这次的情况也和那次相同。

    在这种令人难堪的生活环境里，我不时从我那两位可爱的女友的信息中，得到了甜蜜的安慰。我一向是从女性身上找到巨大的慰藉力量，在我时运不佳的时候，再没有比一个可爱的姑娘的关心更能减少我的痛苦的了。可是，这种通信不久就终止了，以后再也没有恢复，但那是我的过错。我换了住处以后，忘了把新的地址告诉她们，而且由于我不得不时时刻刻考虑自己的事情，很快就把她们完全忘记了。

    我很久没有提起我那位可怜的妈妈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我也把她忘了，那可是大错特错。我始终怀念着她，并希望能再找到她，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更是由于自己心灵上的需要。我对她的依恋，不管是怎样强烈，怎样一往情深，并不妨碍我去爱别人；但这是另一种爱。别的女人都是以姿色博得我的爱慕，一旦姿色消失，我的爱也就完了。妈妈尽管可能变得又老又不好看，但我对她的爱慕之情是不会因此减弱的。我这颗心最初是尊崇她的美，而现在已经完全转为尊崇她个人了。所以，不管她的容颜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要还是她自己，我的感情是始终不会变的。我很知道我应该感激她，但实际上我没有想到这些。不论她为我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我对她总是一样的。我爱她既不是出于义务感，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更不是由于方便的动机。我所以爱她，是因为我生来就是为了爱她的。当我爱上别的女人的时候，坦白地说，我的心也会分散一些，想她的时间也少了，但是，我始终是以同样愉快心情去想她的，而且，不管我是否正在爱着别的女人，每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总是觉得，只要和她不在一起，我就没有真正的幸福。

    虽然我很久没有得到她的消息了，但我绝不相信我已真的失去了她，也决不相信她会忘掉我。我心里想：“她迟早会知道我过着流浪生活，那时，她自然会告诉我一点信息，没问题，我一定会再见到她的。”这个时候，能住在她的故乡，穿行她踏过的街道，走过她住过的房前，对我都是件乐事。然而，这一切只是我的猜想，因为我有一种古怪的傻劲儿，除非绝对必要，我不敢打听她的事情，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敢提。我觉得一提她的名字，就会把我对她的一片痴情暴露出来，我的嘴就会泄露心里的秘密，在某些方面难免对她有所不利。我甚至觉得这个想法里还包含几分恐惧，我怕有人对我说她的坏话。关于她离乡出走的事人们谈得很多，对她的品行也谈过一些。与其听别人说我不爱听的话，不如什么也不谈。

    我的学生不占用我很多时间，她的出生地离洛桑又不远，不过四里约的路程，我就用了两三天的工夫到那里游玩了一番，那几天，我始终怀着一种最愉快的心情。日内瓦湖的景色和湖岸的绮丽风光，在我心目中老有那么一种难以形容的特殊魅力，这种魅力不只是由于风景之美，而是由于一种我自己也说不出的、使我感动、使我兴奋的更有意味的东西。每当我来到这伏沃地方的时候，就引起我许多感想，使我思念到：这是华伦夫人出生的地方，是我父亲住过的地方，是菲尔松小姐打开我情窦的地方，也是我幼年时期做过多次愉快旅行的地方；除此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种比所有这一切更神秘更强烈地使我心情激动的原因。每当我热烈希望享受我生来就该享受、却又老得不到的那种幸福安适的生活，因而引起我的幻想时，我的幻想总是留恋在这伏沃地方，留恋在这湖水之滨，和这一片片景色宜人的田野之中。我一定要在这个湖畔有一处果园，而不是在别处；我要有一位忠实的朋友，一个可爱的妻子，一座小屋，一头乳牛和一只小船。将来我有了这一切的时侯，我才算在世上享到了完美的幸福。单只为了寻求这种想象中的幸福我曾向那地方跑过多少次，我自己也对这种幼稚的举动不禁感到可笑。在那里，我感到惊异的是：那地方居民的性格，尤其是女人的性格，和我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据我看，那是多么不相称啊！那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的人，我始终认为是极不谐调的。

    在我到佛威去的途中，我一面沿着美丽的湖岸缓步而行，一面沉浸在最甜蜜的忧郁里。我这颗满怀热情的心渴望着无数淳朴的幸福；我百感交集，唉声叹气，甚至象一个小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有多少次停住了脚步，坐在大块岩石上痛哭，望着自己的眼泪滴到了水里。

    我在佛威投宿在“拉克莱”旅店，两天里谁也没去拜访；我对这座城市发生了感情，我每次旅行时都不禁心向往之，终于使我把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安排在这里。我真愿意向一切具有鉴赏力和富于感情的人说：“你们到佛威去吧，看看那个地方，观赏一下那里的景色，在湖上划划船，请你们自己说，大自然创造这个优美的地方，是不是为某个朱丽叶、某个克莱尔和某个圣普乐创造的，但是，可不要在那里寻找他们。”现在还是来谈我的事情吧。

    我既然是个天主教徒，又毫不隐晦，我就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遵行我所信奉的宗教的仪式。每逢星期日，只要天气好，我就到离洛桑有两里约路的亚森去望弥撒。我通常是和其他天主教徒，特别是常和一个以刺绣为业的巴黎人一起跑这段路，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不是象我这样的巴黎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一个头号的巴黎人，他敬畏天主，为人憨厚，倒象个香槟省人。他太爱自己的故乡了，以致不愿意怀疑我不是巴黎人，唯恐一说穿就失去了可以一块儿谈谈巴黎的机会。副司法行政官库罗扎先生有一个园丁也是巴黎人，但是为人就不那么和气了，他认为一个人本来没有做巴黎人的荣幸，而竟敢冒充巴黎人，就是损害了他故乡的荣誉。他经常带着确信抓住了我的破绽的神气质问我，然后流露出恶意的微笑。有一次他问我新市场上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当时我胡诌了一通，这是可以想象的。如今，我在巴黎已经住了二十年，对这个城市应该熟悉了，可是在今天要是有人用同样的问题问我，我还会象当时那样很难回答的，而看见我这样为难，人们同样可以推定我从来没到过巴黎，因为即便是在事实面前，人们也往往会根据错误的原则判断事物的。

    在洛桑究竟住了多久，我自己也说不准了。这个城市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只知道，由于维持不了生活，我就到讷沙泰尔去了，在那里过了一冬。我在这个城市是比较顺利的；在那里我收了几个学生，我的收入足以偿清我欠那位好心朋友佩罗太先生的钱。虽然我欠了他不少钱，我走后他还是诚心诚意把我那件小行李寄来了。

    在教别人音乐的过程中，我也不知不觉地学了音乐。我的生活十分舒适，一个通达事理的人对此会感到满足的；但是，我那不安静的心却要求着别的东西。星期日或其他闲暇的日子，我常跑到野外和附近的树林里去，不停地在那里徘徊、冥想和叹息。只要一出城，难得到晚上才能回来。有一天，我在布德里走进一个小酒馆吃午饭：我看到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他穿件希腊式紫色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子，从他的服装和仪表看来相当高贵。可是他说的话却简直让周围的人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一种相当难解的方言，除了象意大利语外，哪种语言也不象。但是，他的话我差不多全懂，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懂。他有时不得不用手势向店主和当地的人表示自己的意思。我用意大利语同他说了几句话，他竟完全懂了。他立刻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并热烈地拥抱我。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从这时起，我便做了他的翻译。他的午饭是很丰盛的，我的午饭却不值一提。他请我同他一起吃饭，我没怎么客气就答应了。我们两人一边喝，一边说，越说越投机，吃完饭以后，简直就不愿意分开了。他对我说他是希腊正教的主教，耶路撒冷修道院院长；是为了重修圣墓来到欧洲各国募化捐款的。他拿出了俄国女皇和奥国皇帝发给他的漂亮的证明书给我看，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君主发给他的证明书。他对自已募捐的成绩很满意，但是在德国遇到了最大困难，因为他一句德语、拉丁语和法语都不会，他只好用自己的希腊语、土耳其语，最没办法的时候还得用法兰克语，这就使他在德国到处碰壁而所获不多。他提议要我跟他去做他的秘书和翻译。当时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色小外衣，虽然跟我的新职位配起来倒还相称，但是，我的样子实在不怎么出众，所以他并不认为我是多么难以争取到手的。他一点也没有想错，这件事很快就说妥了。我没有任何要求，他却许下了不少诺言。既无中人，也没保证，更没有一个熟人，我就甘愿听任他的支配。第二天，我已置身于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上了！

    我们的旅程是从弗赖堡州开始的，在那里，他没有多大的收获。主教的身分不允许他向人乞求，也不允许他向私人去募捐；我们向元老院陈述了他的任务，元老院只给了他很小一笔钱。我们从弗赖堡到了伯尔尼，这里的手续繁多，审查他的那些证件就不是一天能办完的事。我们住宿在当时的上等旅馆“大鹰旅社”，这里住的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餐厅里吃饭的人很多，饭菜也是上等的。我很久没有吃到好的饭菜了，巴不得能补养一下身体，如今既然有了机会，我就要很好地享受一番。主教本人就是一位好交际的上等人士，性情活泼愉快，喜欢在饭桌上眼人聊天，跟懂他的话的人谈起来能谈得津津有味。他各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每当他卖弄自己那套渊博的希腊学识时，颇能引人入胜。一天，在吃饭后点心的时候，他用钳子夹胡桃，一不留神把手指扎了一个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这时他伸出手指给在座的人看，并且笑着说：“mirate，signori；guestoesanguepelago．”

    在伯尔尼时，我对他的帮助还算不小，我的成绩并不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坏。我办起事来既有胆量又有口才，是给我自己办事时从来不曾有过的。这里的事情可不像在弗赖堡那样简单，必须和本邦首脑们进行频繁而漫长的商讨，审查他的证件也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最后，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元老院答应接见他。我以他的翻译的身分和他一同去了，而且人们还叫我发表谈话。这真出乎意料，因为我绝没想到在和元老们个别商谈了很久以后，还要当众发表谈话，就仿佛刚才什么也没谈一样。请想想，我那时该是多么为难啊！象我这样一个十分腼腆的人，不仅要在公众之前，而且是在伯尔尼元老院里，一分钟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就即席讲话，真够要命的了。然而，我那时居然一点也不感到胆怯。我简单明了地讲了这位希腊主教的任务。我赞扬了业已捐助款项的王公们的虔诚。为了激起无老院诸公不甘落后的心理，我说他们一贯是乐善好施的，因此对他们也抱着同样的期望，随后，我还力图证明这件事对所有基督的信徒，不分任何教派，都是善举，在结束的时候，我说，上天一定会对赞助这一善举的人降以鸿福。我不能说这是我的讲话发生了效力，不过，这一席话确实受到欢迎，所以在接见结束以后，我的这位主教得到了一份巨额捐献，而他的秘书的才能也得到了赞扬。对我说来，把这些赞扬的话翻译出来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我却没敢逐字译给他听。这是我生平在大庭广众中间而且是在最高当权者面前所作的唯—一次讲话，也是我所作的唯—一次大胆而漂亮的讲话。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他的才能竟有这么大的差别：三年前，我曾到伊弗东去看我的老朋友罗甘先生，由于我赠送该市图书馆一些书籍，该市派一个代表团来向我道谢。瑞士人是最喜欢高谈阔论的，那些先生们向我说了一大套感谢的话。我觉得必须致答词，然而，当时却窘得很厉害，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脑袋里乱成一团，急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结果丢尽了脸。虽然我生来胆怯，在我年轻的时候却有几次倒还大胆些，成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大胆过。我的社会阅历越多，我的举止和言谈越不能适应它的情调。

    我们从伯尔尼动身到了索勒尔。主教计划重新取道德国，经匈牙利或波兰返回本国。这是一个遥远的旅程，但是，由于一路上他的钱袋装进的多花出的少，他当然不怕绕远路。我呢？不管骑马还是徒步，我都同样高兴，如果能这样旅行一辈子，那更是我求之不得的。然而命运已经注定，我达不到那样远的地方。

    到达索勒尔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法国大使。我的这位主教可真不幸，这位大使就是曾任驻土耳其大使的德·包纳克侯爵，有关圣墓的一切事情他必定完全清楚。主教的晋谒历时不过十五分钟，没有让我一同进去，因为这位大使懂得法兰克语，而且他的意大利语至少说得和我一样好。当那位希腊人出来后我正要跟他走的时候，我被拦住了。现在轮到我去拜见他了，我既然自称是巴黎人，就和其他巴黎人一样，应受大使阁下的管辖。大使问我究竟是什么人，劝我向他说实话，我答应了，但我要求作一次个别谈话，要求被接受了，他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并且锁上了门。于是我就在那里跪在他的脚下实践了我的诺言。即使我没有许下什么诺言，我也不会少谈一点的，许久以来，我一直想把我的心事倾诉出来，所以我要说的活早就跃跃欲出，既然我已经向乐手路托尔毫无保留地谈了一切，我就决不想在包纳克侯爵面前还保守秘密。他对我讲的这段短短的经历和我谈话时流露出的那种激情，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大使夫人的房间，把我介绍给她，并简单地向她叙述了我的事情。德·包纳克夫人亲切地接待了我，说不应该让我再跟那个希腊教士到处乱跑。当时所做的决定是：在没有把我安置好之前，我暂且留在使馆。我本想去和那个可怜的主教告别——我们的感情还不坏，但是没有获得准许。他们把我被扣留的事情通知了他，十五分钟后，我那点小行李也有人给送来了。大使的秘书德·拉·马尔蒂尼埃先生看来好象是奉命照拂我的，他把我领到给我预备好的房间里，对我说：“当年，在德·吕克伯爵的庇护下，有一个和你同姓的名人住过这个房间，你应该在各方面都能和他并驾齐驱，有那么一天，当人们说起你们时，得用卢梭第一、卢梭第二来区别。”当时我并没有想和他说的那人相比的念头，如果我能预见到每天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他的话更不会使我动心。

    拉·马尔蒂尼埃先生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开始读以前住过这个房间的那人的作品。由于受了别人几句夸奖，我也以为自己有写诗的才分，作为试笔，我为包纳克夫人写了一首颂诗。但这种兴趣未能持久。我有时也写些平庸无奇的诗句，这对于运用优美的措词和把散文写得更漂亮些倒是一种很好的练习。但是法国诗歌对我从未有多大的吸引力。足以使我献身于它。

    拉·马尔蒂尼埃先生打算看一看我的文笔，要我把我向大使谈的详情写出来。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我听说这封信后来保存在长期在包纳克侯爵手下做事的德·马利扬纳先生手里，在德·古尔代叶先生任大使的时候，马利扬纳先生还接任了拉·马尔蒂尼埃的职务。我曾请求德·马勒赛尔卜先生设法使我得到原信的一个抄件。如果我能从他或别人手里得到这封信的话，人们将来可以在作为我的个《忏悔录》的附册的书信集里读到它。

    我逐渐取得了一些经验后，浪漫的想法也就开始减少了。举例说吧，我不仅没有爱上包纳克夫人，而且立刻感到在他丈夫这里自己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拉·马尔蒂尼埃先生是现任秘书，马利扬纳先生可以说正在等候补他的缺，我所能希望的，充其量不过是当一个助理秘书，这对我是毫无吸引力的。所以，在有人问我愿意做什么的时候，我表示非常希望去巴黎。大使很赞成我这个愿望，因为我一走，至少可以摆脱我给他添的麻烦。使馆的翻译秘书梅尔维叶先生告诉我，他的朋友高达尔先生是在法国军队中服务的瑞士籍上校，这位上校正想为他的一个还很年轻就服役的侄子找个伙伴，梅尔维叶先生认为我很适当。这个意见不过是随便提出的，却马上被采纳了，于是就决定让我动身；在我这方面，能够到巴黎去做一次旅行，心中当然十分愉快。他们交给我几封信和一百法郎的旅费，同时还给了我许多忠告，随后我就动身了。

    这次旅行用了两周光景，这是我一生中所过的最快活的日子。我当时年轻力壮，而且满怀希望，手边钱又充足，又是独自一人徒步旅行。不熟悉我的性格的人，看我把后者都算作乐事，是免不了要感到惊讶的。我那些甜蜜的幻想始终伴随着我，我那火热的想象力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这么辉煌的幻想。如果有人请我坐上他车子里面的一个空座，或者有人在途中和我交谈，从而打乱了我在步行中所筑起的空中楼阁，我是会感到气愤的。我这一次所想的是军界生活。我要隶属于一位军人，我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军人，因为人们已经决定让我作军官候补生。我觉得我已经穿上了军官制服，军帽上还有个漂亮的白色羽饰。一想到这样的气派，我就心花怒放了。我对于几何学和筑城术是懂一些的；我有个舅舅是工程师，所以我多少可以说是军官家庭出身。我的近视眼虽然有点不方便，但是难不倒我，我完全相信我的沉着和勇敢可以弥补这个缺陷。我从一本书上读到森贝尔格元帅的眼睛就非常近视，卢梭元帅为什么就不能近现呢？我越这样胡思乱想，心里就越兴奋，以至我眼前所看到的只有军队、城防工事、堡垒和炮队了，而我自己则置身于炮火与硝烟之中，手拿望远镜，指挥若定地在那里发号施令。然而，当我走到风景如画的田野，看到树林和溪水的时候，那种秀丽动人的景色又不禁使我心中惆怅而叹息。于是，在我的辉煌的功勋中，我又觉得这种充满破坏性的混乱场面对我这颗心是很不相宜的。因此，我在不知不觉中又很快回到我那可爱的牧场，而和战神的功勋永远绝缘了。

    快到巴黎近郊时，我所目睹的情景和我想象中的可差得太远了！我在都灵所看到的那种壮丽的市容、华美的大街、排列整齐而对称的房屋，使我认为巴黎一定还会更有一种风味。在我的想象里巴黎是一个美丽壮观的大都市，巍峨庄严，到处是繁华的街道和金碧交辉的宫殿。但当我从圣玛尔索郊区进城的时候，我所见到的是遍地垃圾的小路，丑陋污秽的房舍，一片肮脏和贫穷的景象，到处是乞丐、车夫、缝衣妇以及沿街叫卖药茶和旧帽子的女人。所有这一切，一开始就给了我这样强烈的感受，使以后我在巴黎所看到的一切真正富丽堂皇的情景都未能消除我这最初的印象，而在我内心里一直蕴藏着一种秘密的反感，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长久居住下去。可以说，自此以后，我在这里居住的整个一段时期，只不过是利用我的逗留来寻求怎样能够远离此地而生活下去的手段而已。过于活跃的想象就带来这样的结果：它把人们所夸大的再加以夸大，使自己看到的总是比别人所说的还要多。在人们对我大肆吹嘘巴黎的时候，我简直把它想象为远古时代的巴比伦——这是我自己用想象描绘出来的巴比伦，倘若见到真正的巴比伦。我恐怕也会同样扫兴的。我到巴黎的第二天就到歌剧院去了，我对歌剧院也有同样的感觉；后来我去参观凡尔赛宫，也是同样的感觉；再以后去看海的时候，又是这样。每当我亲眼看到人们向我过分加以渲染的事物的时候，扫兴的感觉无不相同：因为要想使自己所看见的比自己所想象的还要丰富，这不仅是人力所不及，大自然本身也是很难胜任的。

    从我拿着推荐信去拜访的那些人对待我的态度来看，我认为肯定要交好运了。接受那封最恳切的推荐信的人对我抚慰最少，他是苏贝克先生，他于退役后，在巴涅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我到那里去看过他好几次，他连一杯水都不曾请我喝过。使馆翻译秘书的弟妻梅尔维叶夫人和他那位担任近卫军官的侄子对我的接待比较亲切：母子两人不仅殷勤地接待了我，还叫我在他们家吃饭，因而我在旅居巴黎期间常去打扰他们。据我看，梅尔维叶夫人当年一定很漂亮，她长着深黑色的美丽头发，旧式的发鬟紧贴在两鬓。她有一种不与美丽容颜一起消失的非常惹人爱的才气。看来，她喜欢我的聪明，她尽了一切力量帮助我，但是没有一个人支持她，最初人们曾表示对我关心，不久我也就从这迷梦中清醒过来了。不过，对于法国人也应该说句公道话，他们并不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信口许诺，他们的诺言差不多都是真诚的，不过他们往往做出一种关心你的态度，这比语言更能欺骗你。瑞士人说的那套笨拙的恭维话只能欺骗傻子；法国人的态度之所以更有魅力。就是因为比较单纯些，往往使你觉得：法国人不愿意把他们要为你做的事都告诉你，为的是使你将来能有意外的快乐。我还有进一步的看法：在他们感情流露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虚伪的东西；他们的天性是乐于助人，待人宽厚亲切，甚至，不管别人怎样说，他们比任何民族都更纯真，只是他们有些轻浮，有点儿变幻无常。他们向你表示的感情就是他们心里存在的感情，不过，这种感情来得快，也消逝得快。在他们和你面谈的时候，他们对你满腔热情，但一旦离开你，他们马上就把你忘了。他们心里不存事，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

    因此，我听了许多好听的话，所得的实际帮助却不多。我是被安排到高达尔上校的侄儿那里的；这个上校是个讨厌的老吝啬鬼，他虽然很有钱，但是看到我当时那种潦倒的样子，便想白白使唤我，他想叫我在他侄子身边做一个不挣工资的仆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辅导人。做他侄子的随从，当然可以免服兵役。但我只能靠军官候补生的薪饷，换句话说，也就是靠士兵的薪饷来过活。他十分勉强地给我缝了一套制服，他要我就穿部队里发给大兵的衣服。梅尔维叶夫人对于他所提的条件十分愤慨，劝我不要应允；她的儿子也有同样的意见。大家为我另谋出路，但没有什么结果。我的处境渐渐有点窘了，我那一百法郎的旅费花了一路，剩下的维持不了多久。所幸大使又给我寄来一点钱，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在想，当初如果再多忍耐一下就好了，他是不会把我弃置不顾的。但是苦恼、等候、恳求对我说来是办不到的事情。我陷于绝望中了，哪儿再也不出头露面，于是一切就此结束。我没有忘掉我那可怜的妈妈，但怎么去找她呢？到哪里去找她呢？知道我的经历的梅尔维叶夫人帮我打听了许久，但没有什么结果。最后她告诉我，华伦夫人两个多月以前就走了，只是不知道她是到萨瓦还是到都灵去了；也有人说她回瑞士了。这点消息就足够使我决定去找她，因为我深信，不管她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我到外省去寻找，总比在巴黎到处打听要容易些。

    在动身之前，我施展了一下我的新发现的作诗天才，我给高达尔上校写了一封诗体信，淋漓尽致地嘲笑了他一通。我把这篇游戏文章拿给梅尔维叶夫人看，她看了我那尖锐的讽刺，不仅没责备我，反而哈哈大笑，她的儿子大概不喜欢高达尔先生，也大笑起菜；说老实话，这个人也实在不惹人喜欢。我打算把我写的这封诗体信寄给他，他们也鼓励我这样作，于是我把信封好，写上了他的住址。由于当时巴黎还不收寄本市信件，我就把它放进衣袋里，在路过奥塞尔的时候才把它寄了出去。直到现在，每当我想到他读这篇把他描绘得维妙维肖的颂词时会作出怎样的鬼脸，我就觉得好笑。这篇颂词开头两句是这样的：

    你这个老奸巨滑，你以为你的疯狂念头

    会叫我高兴把你侄儿来辅导。

    这首小诗，说老实话，写的并不好，不过倒有点儿味道，也表现了我的讽刺才能；然而，这却是我写过的唯一讽刺作品。我太不记仇了，所以在这方面不能获得什么成就。但是我认为，拿我为了维护自己主张而写的几篇笔战文章来看，人们可以断定，如果我生性好斗的话，攻击我的人是很少有笑的机会的。

    我终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有写旅行日记，以致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今天都记不得了。我任何时候也没有象我独自徒步旅行时想得那样多，生活得那样有意义，那样感到过自己的存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样充分地表现出我就是我。步行时有一种启发和激励我的思想的东西。而我在静静坐着的时候，却差不多不能思考，为了使我的精神活跃起来，就必须使我的身体处于活动状态。田野的风光，接连不断的秀丽景色，清新的空气，由于步行而带来的良好食欲和饱满精神，在小酒馆吃饭时的自由自在，远离使我感到依赖之苦的事物：这一切解放了我的心灵，给我以大胆思考的勇气，可以说将我投身在一片汪洋般的事物之中，让我随心所欲地大胆地组织它们，选择它们，占有它们。我以主人的身份支配着整个大自然。我的心从这一事物漫游到那一事物，遇到合我心意的东西便与之物我交融、浑然成为一体，种种动人的形象环绕在我心灵的周围，使之陶醉在甘美舒畅的感情之中。如果我竟有闲情逸致通过我的想象把这些稍纵即逝的景象描绘出来，那该用多么劲健的笔锋、多么鲜艳的色调和多么生动的语言来表现呀！有人说在我的著作中，虽然是上了年纪以后写的，也还能看到这一切。要是能看到我年轻时在旅行中想好和构思好而最后却未能写出的作品，那该多好啊！……你们会问我：“为什么不写出来呢？”我就要说：“为什么要写出来呢？为什么我要为了告诉别人而放弃自己当时应得的享受呢？当我洋洋自得地翱翔九霄的时候，读者，公众，甚至全世界，对我又算得什么呢？再说，我能随身带着纸吗？笔吗？如果我记着这些事，我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我也不能预先知道我会有什么灵感，我的灵感什么时候来，完全在于它们而不在我，它们有时一点儿也不来，有时却蜂拥而至，它们的数量和力量会把我完全压倒，每天写十本书也写不完。我哪有时间来写这些呢？到了一个地方，我想的只是好好地饱餐一顿。起程时，我只想一路顺利．我觉得门外有一个新的乐园正在等着我，我一心只想去找它。

    只有在我现在所叙述的这次归途中，我才头一次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切。当我动身到巴黎去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只限于和我巴黎之行有关的事情。我飞也似的奔往我行将投身的职业，并怀着相当骄傲的心情完成了这段路程。但是，我所投奔的职业并不是我的心灵的召唤，而且现实的人物损害了臆想中的人物。高达尔上校和他的侄儿跟我这样的英雄相比，显得多么卑微。托天之福，现在我总算摆脱了这些障碍，我又可以随意深入幻想之乡，因为在我的前面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我就这样徘徊于幻想之乡，竟至有好几次真的走错了路，可是如果我没有走错路而尽走了直路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扫兴的，因为当我觉得到了里昂，就要由梦想返回现实的时候，我真想永远走不到里昂。

    有一次，我为了到近处去观看一下看来似乎相当优美的一块地方，特意离开了原路，我对这个地方十分喜欢，不知在那里来回绕了多少圈，最后真的迷了路。我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之后，疲乏已极，又饿又渴，简直有点支持不住了，于是走进一个农民家里。那个农民房屋的外表并不美观，但是附近只看到这户人家。我认为这里也象在日内瓦或瑞士一样，所有的殷实农户生活都还不错，足能接待过路行人。我请那位农民按价计算给我一餐饭食。他给我拿来了撇去奶皮的牛奶和粗糙的大麦面包，并且对我说，这是他家仅有的东西。我津津有味地喝着这样的牛奶，又把面包吃得精光，一点渣儿都没剩，但是这点东西对一个疲乏已极的人是显然不够的。这位农民不住地察看我，从我的食欲上看出我刚才所说的不象是假话。于是他对我说，看来我是个正派的年青人，不会出卖他的；说完，向左右看了看，打开了厨房旁边的一个小地窖，走了下去，不一会儿，他拿着一条上等纯小麦面包、一块虽已切开过但却非常馋人的火腿、一瓶葡萄酒回来了。我一见这瓶酒就觉得这比什么都更能令人心花怒放。此外他还添了一大盘煎鸡蛋，于是我便吃了一顾非步行就永远吃不到的好午餐。我付钱的时候，他又神色不安地害怕起来了。他不肯接受我的钱，他那惊慌失措的样子是很少见的。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我想不出他为什么害怕。最后，他战战兢兢地说出了“税吏”和“酒耗子”等可怕的字眼。他对我说，把酒藏起来是因为怕征附加捐，把面包藏起来也是怕征人头税，如果他让人看出他还不至于饿死的话，他可就算完啦。他跟我谈的这些事，从前我脑子里连一点概念都没有，因此立时给了我一种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此后，在我心里逐渐发展起来的对于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的同情和对压迫他们的人所抱的不可遏止的痛恨，就是从这时萌芽的。这是个殷实富足的人家，却不敢吃自己用血汗挣来的面包，而且只有装出和周围的人一样穷困，才能免于破产。我从他家里走出来，心中又愤慨又激动，不禁为这一肥沃地区的悲惨命运而叹息，大自然所慷慨赐予的一切，竟成了残忍税吏的掠夺对象。

    在我这次旅行所遇到的事件中，这是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唯—一件。此外，我只记得快到里昂的时候，为了去看看里尼翁河岸，我特意延长了一下我的旅程，因为在我和父亲一起读过的小说中，我始终不曾忘记《阿丝特莱》那部小说，小说里面的故事常常浮现在我的脑际。我打听了去弗雷斯的道路，当我和一个女店主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那里是工人谋生的好地方，有不少锻铁扬，生产的铁器很精美。她的这种赞扬给我那充满浪漫色彩的好奇心浇了冷水，我打消了到一个打铁的地方去寻找迪阿娜和西耳芳德尔那类美女和情郎的念头。这个好心女人那样鼓励我，无疑是把我看成一个锁匠铺的学徒了。

    我到里昂去并不是无目的的。我一到里昂，立刻就到沙佐特修会去见夏特莱小姐。她是华伦夫人的一位女友；上次，当我和勒·麦特尔先生一起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曾受华伦夫人之托，当面转交给她一封信，因此也就算是旧相识了。夏特莱小姐告诉我，她的女友的确曾从里昂经过，但是不知道她是不是一直到皮埃蒙特去了，而且在动身的时候，华伦夫人自己也没有肯定是不是要在萨瓦停留。夏特莱小姐还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她可以替我写信打听，而我最好是在里昂等候消息。我接受了她的这个建议，但是我没敢向夏特莱小姐说我急等回信，也没敢说我钱袋里所剩的一点钱不能容我久待。我所以不敢开口，并不是因为怕她会对我冷淡。相反，她对我是非常亲切的，她完全以平等的态度待我，这使我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她，因为我不愿意使自己由一个很体面的旧相识一降而为可怜的乞丐。

    我在这一章里所记述的一切情况，前前后后似乎都记得相当清楚。但是，我又记得，仿佛就在这一段时间，我还到里昂去过一次。我不能确切指出是什么时候，总之，我那时可说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一件十分难以出口的怪事，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那次旅行。一天晚上，我吃过一顿十分简单的晚饭以后，一个人坐在贝勒古尔广场上，心里琢磨着怎样才能摆脱窘况，正在这时候，一个戴无檐帽的男人坐到我的身边，看样子这个人象是丝织业的工人，也就是里昂人所谓织锦缎工人。他向我搭话，我回答了他，我们就这样谈了大约一刻钟，接着他便以同样冷漠和毫无变化的声调向我建议同他一起玩玩。我正等他说明究竟是怎么个玩法时，他却一句话不说地准备先给我做一个示范动作。我们差不多要挨在一起了，黑黯的夜色尚不足以防碍我看见他正在准备干什么。他没有要侵犯我的人身的迹象，起码他没有显示出一点这样的意图，而且这地方对他说来也是不方便的。他的意思完全跟他方才向我说的一样：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各人玩各人的。这种事在他看来极其自然，所以他竟认为我一定也跟他一样把这种事看得十分简单。我对他这种丑恶的举动感到非常恐惧，一句话也没说，立刻站起来飞快地跑开了，心里一直害怕这个下流家伙也许要追赶我。我当时简直吓糊涂了，本来应该从圣多明我街回到我的住处，我却向渡口方面跑去，一直跑到木桥那边才停下来，我浑身哆嗦，就象刚刚犯了一桩什么罪似的。我自己本来也有这种恶习，但是有关这事的回忆使我在好长时间里摈弃了这种恶习。

    在这次旅行中，我遇到了另一件差不多同样性质而且对我更加危险的怪事。眼看我的钱就要花光了，我就竭力节省剩下的一点儿钱。我先是不象从前那样常在旅店吃饭，不久我就完全不在那里吃了，在小饭铺花五六个苏就能吃一顿，而在旅店得花二十五个苏。既然不在旅店吃饭，我也就不好意思再在那里住宿，这倒不是因为我欠女店主多少债，而是因为我只占一个房间叫女店主赚不了多少钱，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这时正是好季节。一天晚上，天气非常热，我决定在外边广场上过夜，我在一张长凳上躺下以后，一个从旁经过的教士看见我这样躺着，就走上前来问我是不是没有住处。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情况，他显出很同情的样子，便在我的身边坐下来。他说的话我很爱听，所谈的一切使我对他有了一个极好的印象。当他看我已经被他笼络住了以后，就对我说，他的住处并不阔绰，只有一个房间，但他决不肯让我这样睡在露天广场上，他说当晚再给我找住处已经迟了，他愿意把自己的床铺让给我一半。我接受了这种美意，园为我已有心结识他这样一个或许对我有用的朋友。我们一同到了他的住所，他点上了灯。我觉得他的房间虽小，却还整洁，他很有礼貌地招待了我。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玻璃瓶，里面盛着酒浸的樱桃，我们每人吃了两枚就睡下了。

    这个人和我们教养院的那个犹太人有着同样的癖好，不过表现得不那么粗野。也许怕逼得我抵抗起来，因为他知道我一嚷就会让别人听见，也许是他对自己的计划实在没什么把握，他没敢公然向我提出那种要求，于是就在不惊动我的情况下设法挑逗我。由于我这次不象上次那样毫无经验，我立刻明白了他的目的，并且为此而战栗起来；我既不知道住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落到了什么人手里，我很怕吵嚷起来会送了命。我装出不懂他对我有什么意图的样子，但同时对他的抚爱表示了极端的厌烦，以至决心不让他的举动再向前发展。我当时处理得很好，使他不得不克制自己一些。那时我尽可能地用最温和和最坚决的话和他谈，不显出对他有任何怀疑的样子，我把过去所遇到的怪事向他讲了，借以说明我方才表现不安的原因。我是用充满厌恶和憎恨的词句同他谈的，我相信我这么一说，他听着也有点噁心，终于不得不完全放弃了他那龌龊的企图。然后我们便平静地过了一夜，他甚至还向我谈了一些有用的和有道理的话。他虽然是个大流氓，但无疑是个聪明人。

    早晨，这位教士不愿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提起了吃早饭的事，他请求女房东的一个女儿——一位漂亮的姑娘送点吃的来，她却回他说没有工夫。他又求这个姑娘的姐姐，但她连理都没理。我们一直等着，早饭却不见来。最后我们走进这两位姑娘的房里。她们对这位教士很不客气，至于我，那就更无法自夸受到她们的欢迎了。那位姐姐在转身的时候用她那尖尖的鞋后跟踩了一下我的脚尖——我的这个地方正好长了个非常痛的鸡眼，我曾不得不在鞋头上开了一个洞。另外那个姑娘，在我正要坐下的时候，猛地从后面把椅子抽走了。她们的母亲借着向窗外泼水，将水溅了我一脸。不管我待在什么地方，她们总借口寻找什么叫我躲开，我这一生中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款待。我从她们那轻蔑和嘲弄的目光里看出一种内心的愤怒，而我竟迟钝得一点不了解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又吃惊，又困惑，简直以为她们是魔鬼附了体，开始真的害怕起来。教士却装聋作哑，最后看到没有吃早饭的希望了，便只好走了出去，我也赶紧随着他走出了房间，暗自庆幸离开了那三个泼妇。走在路上的时候，教士曾向我提议到咖啡馆去吃早点，我虽然肚子很饿，却没接受他的邀请，但他也没坚持。我们拐了三四个弯后就分手了，我很高兴再也看不到和那个可诅咒的房子有关的一切东西；而他呢，我想，望着我离开那所房子已经相当远，不易再把它认出来，一定也非常高兴。在巴黎或在其他任何城市，我从未遇到过和这两件怪事相类似的事情；由于这种经历，里昂人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我始终把里昂看成是欧洲城市中淫乱之风最盛的城市。

    我所陷入的困境，也不能引起我对这个城市有好的回忆。如果我也象别人那样，有在旅店中赊欠和负债的本领，我也能毫不费力地摆脱窘境；但是这种事，我既做不来也不愿意做。要想知道这种情况达到什么程度，只要说明这样一件事就够了：我虽然差不多过了一辈子穷日子，甚至时常吃不上饭，但我没有一次不是只要债主向我要账，我立刻就还他的。我从来没欠过受到催索的债，我宁肯自己受点罪也不愿欠人家钱。

    穷困到在大街上过夜，当然是够受罪的，这样的事我在里昂经历了很多次。我宁肯不住旅店也要留下一点钱买面包吃，因为无论如何困死的危险总比饿死的危险小。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悲惨的境遇里，我既不着急，也不发愁，对于未来没有丝毫的忧虑，一心等待着夏特莱小姐的回音。我在露天下过夜，躺在地上或一条长凳上同躺在温暖舒适的床上睡得一样安静。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城外，不知是在罗尼河畔还是在索纳河畔的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对岸的那条路沿途都是一些垒成高台的小花园。那一天白昼非常热，傍晚的景色却令人陶醉：露水滋润着萎靡的花草，没有风，四周异常宁静，空气凉爽宜人；日落之际，天空一片深红色的云霄，映照在水面上，把河水染成了蔷薇色；高台那边的树上，夜莺成群，它们的歌声此呼彼应。我在那里漫步，恍若置身仙境，听凭我的感官和心灵尽情享受；使我稍感遗憾的是我一个人独享其乐。我沉浸在甜蜜的梦幻中，一直走到深夜也不知疲倦。但是最后还是感到疲倦了。我舒舒服服地在高台花园的一个壁龛（那里也许是凹入高台围墙里面的一个假门）的石板上睡下了。浓密的树梢构成了我的床帐，我上面正好有只夜莺，我随着它的歌声进入了梦乡。我睡得很甜，醒来时更觉舒畅。天大亮了，睁眼一看，河水、草木尽在目前，真是一片美妙的景色。我站立起来，抖了抖衣服，觉得有点饿了，我愉快地向市内走去，决心用我剩下的两个小银币好好地吃一顿早饭。我的情绪非常好，唱了一路，我现在还记得我唱的是巴迪斯坦的一个小曲，歌名叫《托梅利的温泉》，那时我会背诵这支歌的全部歌词。应该好好感谢好心的巴迪斯坦和他那首优美的小曲，他不仅使我吃到了比我原来打算吃的还要好的一顿早饭，而且还使我吃了一顿我丝毫没有料到的精美的午饭。在我得意洋洋边走边唱的时候，我听见身后好象有人，回头一看，只见一位安多尼会的教士跟着我，看来他不无兴趣地在听我唱歌。他走到我跟前，向我问了好，接着就问我会不会音乐，我回答说：“会一点”，言外之意是“会不少”。他继续询问我，我便向他叙述了我一部分经历。他问我是否抄过乐谱。我对他说：“经常抄”。这也是实话，我学音乐最好的方法就是抄乐谱。于是他对我说：“好吧，你跟我来，我给你找几天活儿干，只要你答应我不出屋子，这几天你什么也不会缺。”我非常高兴，就跟他去了。

    这位安多尼会的教士名叫罗里松，他很喜好音乐，自己也懂音乐，并且常常在和朋友们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唱。这里面本来没有什么不好或不正当的东西，但是，他这种爱好显然已发展成为一种狂热的怪癖，使他不能不稍加隐匿。他把我领到一间要我抄乐谱的小屋里去，我在这里看到他已抄好的许多乐谱。他叫我抄的是另一些乐谱，特别是我刚才唱的那段歌曲，因为过几天，他自己要演唱这一段。我在那里住了三四天，除了吃饭的时间外，我一个劲地抄下去。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感到饥饿，也从来没有吃得这样香。他亲自从他们的厨房把我的饭取来；如果他们平时吃的就是我现在吃的这样，他们的伙食一定是很好的。我一生对吃饭从不曾感到过这么大的乐趣，但也应该承认，这种免费饭食来得正巧，因为我已经饿得骨瘦如柴了。说我干活差不多也和吃饭一样地实心实意，这话也许有点儿夸张。其实，我是勤劳有余，而心细不足。过了几天，罗里松先生在街上遇到我的时候对我说，我抄的乐谱害得他不能演唱，其中遗漏、重复、颠倒的地方太多了。应该承认，我选择的这个抄写乐谱的职业，对我是最不合适的。这不是因为我抄的音符不好看，也不是因为我抄得不清楚，而是因为我对长时间工作的厌烦使我的思想不能集中，甚至我用小刀刮的时间比我用笔写的时间还要多，如果不用最大的注意力看准每个音符仔细照抄的话，抄下来的乐谱当然是不能演奏的。那一次我本想抄得漂漂亮亮，结果却抄得十分坏，本想快点抄，结果抄得乱七八糟。尽管如此，直到最后罗里松先生对我还是很好，在我离开他那里的时候，还给了我一个实在受之有愧的埃居。这个银币又使我重新振作起来了。几天以后，我得到了妈妈的消息，她正在尚贝里；同时我还收到了上她那里去的一笔路费，这时我高兴极了。从那以后，我虽然还是时常感到缺钱，但是总也没有到饿肚子的地步。我以感激的心情把这段时期列为上帝特别保祐我的时期，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受穷挨饿。

    我在里昂又住了一个多星期，等候着夏特莱小姐把妈妈托办的几件事办完。在这期间，我去见夏特莱小姐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因为我喜欢和她谈她的女友，而且现在和她谈话，由于不再担心暴露自己的境遇，说话也就不必再象以前那样遮遮掩掩了。夏特莱小姐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但她却有不少令人喜欢的地方；她和蔼可亲，而她的聪明更给这种亲切增加了光彩。她喜欢观察一个人的精神方面，喜欢研究人；我所以也有这种爱好，最初就是受她的影响。她爱读勒萨日的小说，特别喜欢他所写的《吉尔·布拉斯》；她和我谈过这部小说，并借给我读过。我兴致勃勃地读完了这本书，但是那时候，我读这类作品还不够成熟，我所需要的是描写炽烈情感的小说。这样我就在夏特莱小姐的会客室里既快活又受益地消磨了我的时间；毫无疑问，和一位有知识的女人进行有趣味的和充满智慧的谈话，比书本中任何迂腐的大道理更能给青年人以方向。我在沙佐待修会结识了其他几位寄宿的修女和她们的女友；其中有一位名叫赛尔小姐的十四岁的少女，我当时对她并没有特别注意，但是八九年以后我却狂热地爱上了她，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可爱的姑娘。

    不久就要见到我那可爱的妈妈了，我热烈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时我的幻想暂时转入休眠状态；实际的幸福既然就在眼前，我也就不必再在胡思乱想中去追求幸福了。我不仅就要再次和她相会，而且由她给我就近找一个惬意的职业。她在信中提到，她为我找到了一个工作，她希望这个工作会对我合适，而且可以使我不离开她。我曾挖空心思猜测究竟是个怎样的工作，但实际上也只能是猜猜而已。我有了足够的旅费，可以舒舒服服地走完这段路程。夏特莱小姐希望我骑马去，我拒绝了，这是对的，我如果骑马，那就失去了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徒步旅行的快乐了。我住在莫蒂埃的时候，我虽然常去附近一带地方走走，但我不能把这种走动称之为徒步旅行。

    真奇怪，我的幻想只是在我的境遇最不顺利的时候才最惬意地出现在我的脑际，当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喜气洋洋的时候，反而不那么饶有趣味了。我这执拗的头脑不能适应现实事物。它不满足于只美化现实，它还想到要创造现实。现实中的事物充其量不过是按原来的样子展现在我的头脑中；而我的头脑却善于装饰想象中的事物。我必须在冬天才能描绘春天，必须蛰居在自己的斗室中才能描绘美丽的风景。我曾说过多次，如果我被监禁在巴士底监狱，我一定会绘出一幅自由之图。我从里昂动身的时候，我只看到令人惬意的未来。我在离开巴黎的当时心里是多么不快，现在心里又是多么高兴啊！而这种高兴完全是有理由的。然而，我在这欢旅行中却丝毫没有上次旅行中的那种甜蜜美妙的幻想。这一次，我的心情确实轻松愉快，然而也只此罢了。我以激动的心情，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我又要见到的最好的女友。我预先就享受到生活在她身边的快乐了，但是，我并不感到陶醉，这种快乐一直在我意料之中，所以一旦到来，并无任何新奇之感。我为我将去做的工作感到不安，就好象那是一件值得十分忧虑的事情一样。我的思想是恬静和甜蜜的，但并不是虚幻缥缈、美妙诱人的。我在一路上所见到的东西样样都能引我注目，所有的景色都使我神往。我留意着树木、房屋、溪流；到了十字路口时，我反复寻思应走的方向，唯恐迷了路，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迷路。总之，我已不象上次那样，心在九霄云外：我的心有时在我所到的地方，有时在我所要去的地方，没有一刻离开现实。

    叙述自己的旅行正如同在旅行中一样，我不急于结束它。在快到我那可爱的妈妈身边的时候，我的心高兴得直跳，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加快步伐。我喜欢从容不迫地走路，想停就停。飘泊的生活正是我需要的生活。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不慌不忙地在景色宜人的地方信步而行，最后以一件称心的事情结束我的路程，这是各种生活方式中最合我口味的生活方式。另外，大家也知道什么样的地方才是我所说的景色宜人的地方。一个平原，不管那儿多么美丽，在我看来决不是美丽的地方。我所需要的是激流、峰岩、苍翠的松杉、幽暗的树林、高山、崎岖的山路以及在我两侧使我感到胆战心惊的深谷。这次我获得了这种快乐，而且在我走近尚贝里的时候，纵情享受了这种迷人的风光。在厄歇勒峡的峭壁悬崖附近的一处名叫夏耶的地方，在山崖中凿成的一条大路下面，有一道涧水在骇人的深谷中滚滚流过，它好象是经过了千万年的努力，才为自己开辟了这条通道。为了防止发生不幸事件，人们在路旁架上了栏杆。正是由于有了这道栏杆，我才敢尽情地往下看，以致看得我头晕目眩。在我对于峭壁陡崖的爱好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这种可以使我头晕目眩的地方，只要我处在安全地带，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晕眩的。我紧紧地伏在栏杆上俯身下望，就这样站了好几个钟头，不时地望着蓝色的涧水和水中激起的泡沫，听着那汹涌澎湃的激流的吼叫声，在我脚下一百土瓦兹的地方，在山岩树丛之间，乌鸦和鸷鸟飞来飞去，它们的啼叫声和水流声相互交织在一起。我走到比较平坦、树丛也不太密的地方，找了一些我能搬得动的大石块，把它们放在栏杆上，然后一块一块地推下去，我望着它们滚动着、蹦跳着落到了谷底，碰碎的无数石片到处乱飞，心里非常快活。

    在离尚贝里更近的地方，我见到了与此不同而一样有趣的奇景。这条路经过我一生所见到的最美丽的一条瀑布脚下，由于山势非常陡峭，急流夺道而出，落下时形成弓形，足够让人从岩石和瀑布之间走过，有时身上还可以不被沾湿。然而，如果不注意，是很容易上当的，我那次就上了当：因为水从极高的地方流下，散成濛濛细雨，如果离得太近，最初还不觉得自己被淋湿，可是不多久就会发现全身已经湿透了。

    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又见到了她。那天她并不是独自一人。我进门的时候，宫廷事务总管正在她那里。她一句话也没说，就拉着我的手，以她那种叫任何人都倾心的亲切姿态向总管介绍说：“先生，这就是我向您说过的那个可怜的年轻人，请您多加关照吧，他值得您关照多久就关照他多久，这样，我以后就不用为他操心了。”然后她又向我说：“我的孩子，今后你是国王的人了，感谢总管先生吧，他给你找到了饭碗。”我当时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想才好。我那新生的功名心几乎使得我晕头转向，使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国王的小事务官了。我的幸运虽然不如起初所想象的那样了不起；但就当时而论，这也足够生活了，而对我说来这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是这样的：

    维克多－亚梅德王考虑到历次战争的结果，以及所承继的老祖产早晚有一天要落到别人手里，便一心只想找机会搜刮钱财。几年以前，国王决定贵族也要纳税，通令全国进行一次土地登记，因为按不动产来课税，可以把税额分摊得更公平些。这项工作开始于老王时代，到太子继位以后才完成。这项工作中用了二三百人，有不知为何称作几何学家的测量员，也有称作文书的登记员，妈妈就在文书的名义中给我找到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收入虽不多，然而在那个国家里足可以生活得宽裕些。遗憾的是，这只是临时工作，不过通过它可以再找别的工作，可以等待；妈妈是个有远见的人，她尽力求总管对我特别关照，以便这项工作结束后给我找一个更牢靠的职位。

    我来这里以后不几天就到差了。这项工作没有一点困难，我很快就熟悉了。就这样，自我离开日内瓦，经过四五年的奔波、荒唐和痛苦以后，我第一次冠冕堂皇地开始自己挣饭吃了。

    我所写的关于我刚踏入青年时代的生活细节的长篇叙述，一定让人看了觉得非常幼稚，我对此深感遗憾。虽然在某些方面，我生来象个大人，但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始终还是个孩子；就是现在，我在很多方面还象个孩子。我没向读者保证介绍一个大人物，我保证的是按我本来的面貌叙述我自己。再说，要了解我成年以后的情况就必须先了解我的青年时代。由于在一般情形下，各种事物当时给我的感受，总不如事后给我留下的印象那样深刻，又由于我的一切观念都是一些形象，因此，留在我头脑中的最初那些形象便一直保存着，以后印入我头脑中的形象，与其说是遮盖了原来的形象，不如说是和原来的形象交融在一起。我的感情和思想有某种连续性，以前的思想感情可以影响以后的思想感情，所以要很正确地评判后者，就必须了解前者。我处处在竭力阐述最初的原因，以此来说明所产生的后果。我希望能把我的心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为此，我要从各种角度来叙述，用事实真相来说明，以便使读者对我的心情的每一动荡都不漏过，使读者自己去判断引起这些动荡的始因。

    如果我给自己做结论，并向读者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读者会认为，我虽不是在进行欺骗，至少是自己把结论下错了。但是我老老实实地详细叙述我所遇到的一切、所做过的一切、所想过的一切以及所感觉到的一切，这样就不会使读者误解，除非我有意这样做；而且，纵然我有意这样做，也不容易达到目的。把各种因素集拢起来，确定这些因素所构成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都是读者的事情：结论应该由读者去做。这样，如果读者下错了结论，一切错误都由他自己负责。可是要做出正确的结论，仅只忠实的叙述还是不够的，我的叙述还必须是详尽的。判定哪件事重要或不重要，那不是我的事，我的责任是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交由读者自己去选择。直到现在，我都是鼓足勇气，全力以赴，今后我还要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下去。但是。对成年时代的回忆，无论如何，是不如对青年时代的回忆那样鲜明的。所以我开始时尽可能地利用我对青年时代的一些回忆。如果我的成年时代的回忆也是那样鲜明地浮现在脑际的话，不耐烦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厌倦，但我自己是不会不满意的。我唯一担心的，不是怕说得太多或扯了谎，而是怕没有说出全部真相。

    第五章

    正如上面所说，我大概在一七三二年到达尚贝里，开始在土地登记处为国王工作。当时我的年龄已过二十，快到二十一岁了。拿我的岁数来说，我的智力已经相当发达，但判断力却很不够；我迫切需要有人能教我怎样为人处世。几年来的生活经验并没能使我把我的一些荒唐想法完全丢开，纵然我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但是我对于世故人情还是了解不深，好象我没有从中取得什么教训。

    我住在自己家里，也就是说在妈妈家里。但是，我再也住不到象在安讷西那样的房间了。这里没有花园，没有小河，没有美丽的田野风景。她住的这所房子既阴暗又凄凉，而我所住的房间又是其中最阴暗凄凉的一间。窗外是一堵高墙，窗户下面是一条死巷，屋里既憋闷，又缺少阳光，地方也很窄小，还有蟋蟀和老鼠，木板都已腐朽，这一切都不能使人住得舒服。但是，我到底是住在她这里，在她的身边。由于我经常不是在办事处就是在她的房间里，所以也就不太理会我自己房间的丑陋了，而且我也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它。人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她为什么特意住在尚贝里这所破房子里，其实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说明。她不愿意到都灵去，因为她觉得在新近发生的事变之后，宫廷还处在动乱状态，这时候到那里去不很相宜。但是，她的人事关系又需要她在那里露面：她害怕被人遗忘而被取消年金，特别是她知道财政总监圣劳朗伯爵平常是不大帮她忙的。这位伯爵在尚贝里有一所旧房子，建筑得很不讲究，地点又很偏僻，所以总是空着，妈妈便把它租下来，迁居到那里。这么一来，比亲身到都灵去所收的效果还大：不仅她的年金没有被取消，而且从那以后圣劳朗伯爵还成了她的朋友。

    我觉得她家中的布置还是和从前差不多，忠实的克洛德·阿奈始终跟她在一起。我想我曾经谈起过他，他是蒙特勒地方的乡民，儿童时代就曾在汝拉山中采集草本植物来制作瑞士茶。由于她要配制各种药物，所以雇用了他，她认为在仆人中有个懂得药材的人比较方便。他特别喜欢研究植物，而她又极力鼓励他这种爱好，使他真正成了一个植物学家；如果他不是死得早，他一定会在植物学界出名的，正如他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已经赢得的名声一样。他是个一本正经的、甚至相当严肃的人，而我比他年轻，所以他仿佛就是我的一个监护人，常常使我避免掉不少蠢事。由于他在我面前有一定的尊严，我不敢在他面前得意忘形。他甚至于对他的女主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她了解他的卓越见解、他的正直以及他的始终不渝的忠心，而她也同样很好地报答了他。克洛德·阿东确实可以说是一个稀有的人物，象他这样的人，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他的举止沉着、稳重、谨慎，态度冷静，谈话简洁得体。他的感情非常炽烈，却从不外露，但是在悄悄地啮啃着他的心灵，使他做了他一辈子唯—一件可怕的蠢事。有一天他服了毒。这场悲剧是在我到此以后不久发生的，通过这件事我才了解到这个人和他的女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不是她亲自告诉我，我永远也猜不到这上面去的。不错，如果说爱慕、热诚和忠实应该得到这样报答的话，他得到这种报答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行为足以证明他应该得到这种报答，因为他从不滥用这种报答。他们之间很少发生争吵，偶而发生，最后也总是言归于好。然而有一次结果很不好。她的女主人在生气的时候对他说了一句使他忍受不了的侮辱话，当时他正陷于绝望之中，看到手边有一小瓶鸦片剂，便吞了下去，然后就静静睡下，以为这一睡便永远醒不过来了。幸而华伦夫人由于心绪不宁和激动，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发现了那个小空瓶，其余一切，她也明白了。她一面跑去救他，一面大声喊叫起来，我也就随着跑过去了。她向我都坦白了，求我帮助她，我费了很大事，才使他把鸦片吐了出来。目睹这种情景，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她告诉我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事先我竟一点影子都没有看出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克洛德·阿奈的确是非常谨慎的，就是眼光比我更敏锐的人也看不出来。他们的和好如初是那样自然，使我为之十分感动。从这以后，我对他除钦佩以外又加上了尊敬。可以说我成了他的学徒。我觉得这样倒也不坏。

    但是当我知道另一个人和她的关系比我和她的关系更亲密的时候，心里并非不感到痛苦。虽然我并不渴望这个位置，但是看到别人占有这个位置时我毕竟不能无动于衷，这也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对于夺走我这位置的人认识始于感觉经验，但有限的感觉不能穷尽对世界的认识。逻，我不但不心怀怨恨，反而实实在在觉得我把爱她之心也扩展到那个人的身上了。我把她的幸福置于一切之上，既然她为此需要阿奈，我愿意他也幸福。在他那方面，他也完全尊重自己女主人的心意，用真诚的友谊来对待她选中的朋友。他从不利用地位所赋予他的权威，但是他使用理智方面高出于我的优势。我不敢做一点可能受到他谴责的事，他对坏事是毫不留情的。这样一来，我们便过着和睦的日子，我们也都感到幸福，只有死亡才能破坏它。这个可爱的女人的高尚品格的证据之一，就是她能使所有爱她的人也彼此相爱。妒嫉以及争风吃醋的念头在她所唤起的高尚感情面前都得退避三舍，我从没有发现她周围的人相互间怀有恶感。我希望读者读到这段赞美的话的时候，暂时停止读下去，请想一想，如果你们能找到另外一个值得这样称赞的女人，那么，为了使你们的生活得到安静，哪怕她是最下贱的女人，也应该去爱她。

    从我来到尚贝里起，直到我于一七四一年到巴黎去为止，这一段八九年之久的时期便这样开始了。关于这段时期，没有好多可谈的事情，这段生活既单纯又愉快，这种变化特少的单纯生活正是彻底锤炼我的性格所需要的一个条件，由于经常不断的纷扰，我的性格一直未能成型。正是在这一段宝贵的期间。我那杂乱而无系统的教育，开始有了稳定的基础，我的性格才逐渐定型，使我在日后所遇到的种种风暴中，始终保持我的本色。这种发展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完成的，也没有多少值得记忆的事件。不过它毕竟是值得详细加以叙述的。

    开始的时候，我差不多只埋头在我的工作中；办事处的繁忙事务不容许我去想别的事，仅有的一点空闲时间就在我那好妈妈的身边消磨过去了，没有一点看书的时间，甚至连想都不去想它。但是，当日常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熟套，也不那么需要脑子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于是我又产生了读书的要求。这种癖好仿佛总是在它难以得到满足的时候才被激起的，如果不是被其他癖好给打乱和转移开的话，它一定又要使我象在学徒的时候那样成为读书迷了。

    我们的计算工作虽然不需要十分高深的算术，但有时也使我遇到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买了几本算术书，我学得很好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迷信；纬是以巫师、方士的迷信，而且我是一个人自修的。实用算术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要做到十分精确的话，有时计算起来麻烦到极点，我有几次看到连优秀的几何学家也被弄得晕头转向。思考与实用结合，就能产生明确的概念，就能找到些简便方法，这些方法的发现激励着自尊心，而方法的准确性又能使智力得到满足，原来枯燥无味的工作，有了简便方法，就令人感到兴趣了。由于我大力钻研，凭数字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没有能难住我的了。现在，在我所熟悉的一切都逐渐从我记忆中消失的时候，唯独我所学到的那套算术知识，虽已荒废了三十年，仍然有一部分没有忘掉。前几天，我去达温浦作客，我的房东的孩子正在演算术题，我把一个最复杂的习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松愉快中正确无误地演算出来了。我把得数写出来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在尚贝里时的那些快乐的日子。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测量员们绘图的彩色，使我对绘画恢复了兴趣。我买了些颜料，开始画起花卉和风景来。可惜，我对这种艺术没有多少天赋，但我又非常喜爱它。我可以在画笔和铅笔中间一连呆上几个月不出门。这件事简直把我缠住了，必须强迫我把它放下才行。不管什么爱好，只要我一开始入了迷，都是这样的，爱好逐渐加深，直至变成狂热，不久，除了我所迷上的以外。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我都看不见了。我这种毛病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改变，甚至一点也没有减轻。就是现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虽然已经是个老糊涂了，却还热中于研究另一种无用的东西。这种学问我原是一窍不通的，就是那些在青年时代已经开始这种研究的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也要被迫放弃的，而我却要在这个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正是应该研究那种学问的适当时期，机会很好，我不想放过。我看到阿奈带着许多新的植物回来，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的时候，我有两三次几乎要和他一起去采集植物了。我可以肯定，只要我和他去过一次，我就会被吸引住，今天我也许已经成了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了，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比研究植物更合乎我的天性的其他学问。我十年来的乡间生活，事实上就是不断地采集植物，不过说老实话，我采集植物既没有一定的目的，也没有什么成就。由于我当时对植物学完全不懂，我对它还有一种轻视，甚至可以说讨厌它。我只把它看作是药剂师应该研究的事。妈妈虽然很喜爱植物，也没有拿它作别的用途，仅仅采集那些常用植物来配制药品罢了。所以当时在我的思想上就把植物学，化学，解剖学混在一起，认为都属于医学，只能作为我常常打趣的笑料，并且有时还给自己招来拍几下脸蛋的奖赏。不过，另外一种与此不同、甚至相反的爱好正逐渐发展起来，并且不久就压倒了其他一切爱好。我说的就是音乐。我一定是为这种艺术而生的，因为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种艺术，而且我一生中唯一始终喜爱的艺术就是音乐。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可以说我是为这种艺术而生，可是学起来却是那么困难，进步得又那么缓慢，经过毕生的练习，也始终没有做到打开曲谱就能正确地唱出来。那时使我对这种爱好最感愉快的是，我可以和妈妈在一起进行练习。我们的趣味虽然十分不同，音乐却是使我们两人朝夕相处的一种纽带，这的确是我乐于利用的机会，而她也从不表示反对。那时，我在音乐上的进步，差不多已经赶上了她；一支歌曲练习两、三次，我们就能识谱并且能唱下来。有几次她正在药炉边忙来忙去，我对她说：“妈妈，这里有一只非常有趣的二部合唱曲，我看，你准会因它而把药熬糊了的。”“真的吗！”她对我说，“要是你让我把药熬糊了的话，我就叫你吃了它。”我就这样一边斗着嘴，一边把她拉到她的羽管键琴那里。我们一到那儿，就什么都忘了，杜松子和茵陈都变成黑炭了，她便拿起来抹了我一脸炭末，所有这一切都是滋味无穷的。

    读者可以看见，我的空闲时间虽然极少，我却利用这极少的时间做了很多事情。现在我又有了一种新的娱乐，这比其他一切娱乐更加有趣。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太憋闷了，所以不得不常常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阿奈曾说服妈妈在郊外租了一处栽培植物的园子。这个园子有一个相当美丽的小屋，我们在那里酌情布置了必要的家具，并且放了一张床。我们常到那里去吃饭，夜晚我有时就睡在那里。我不知不觉地对这个小小的退隐所发生了浓厚的感情。我给那里预备了几本书和不少的版画，我用一部分时间把这个小屋装饰了一番，并做了一些新奇的布置，以便等妈妈到这里来散步时，使她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愉快。我特意离开她，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为的是更专心地来关怀她，以更大的乐趣来想念她。这是我的另一种怪癖，我既不想辩白，也不想多解释，我只把它说出来，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卢森堡公爵夫人对我打趣地说，有个人专为给情妇写信而离开自己的情妇。我对她说，我很可能也这样作，而且我应该进一步补充说，我已经这样作过几次了。然而，当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从未感到有为了更好地爱她而离开她的必要，因为不管是我跟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同样地感到无拘无束，这种情况是我跟任何人在一起时都没有过的，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管我对他怀有怎样的深情厚谊。但是她往往被一些我实在看不惯的人们所包围，于是一种愤怒与厌烦的心情迫使我躲到我的隐室中去，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念她，丝毫不用担心那些令人讨厌的访问者。

    我就是这样把工作、娱乐和学习都分配得非常合适，我的生活非常平静，而当时的欧洲却不象我那样平静。法国向皇帝宣战。撒丁国王也参加了战争。法国军队为了进入米兰省要从皮埃蒙特经过。其中有一个纵队路经尚贝里，特利姆耶公爵指挥的香槟团就是这个纵队的一部分。有人将我引见给他，他答应了我许多事情，当然，他事后也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当部队从郊区经过时，因为我们的小园子正处在郊区的高处，我饱享了观赏队伍从我眼前走过的眼福。我对这场战争的结果非常关心，好象战争的胜利和我有极大的关系似的；在这以前我还没有关心国事的习惯，现在我才第一次看报了，我对法国是那么偏爱，它的小小的胜利也使我的心高兴得直跳，而一看到失利，就感到忧虑，好象这会对我自身有所不利一样。如果这种愚妄的感情只是昙花一现，我也就不屑于谈它了。哪知这种感情在我心里竟然根深蒂固，甚至当我日后在巴黎成为专制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共和派时。对于这个我认为奴性十足的民族，对于我一贯非难的政府，我不由自主地总还觉得有一种内心的偏爱。可笑的是，由于我对自己心中竟有这样一种和自己的信念完全相反的倾向而感到可耻，因此我不但不敢向任何人说出来，甚至还为法国人的失败而嘲笑他们，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比所有的法国人都更难过。我确信，生活在一个自己受到厚待、并为自己所崇拜的民族中间，却又装出一副看不起这个民族的神气，这种人只有我一个。最后，我心中的这种倾向是那么忘我。那么坚定而不可战胜，甚至在我离开法兰西王国以后，在政府、法官、作家联合在一起向我进行疯狂攻击的时候，在对我大加诬蔑和诽谤已成为一种风气，我这种愚妄的感情也没有改变过来。尽管他们对我不好，我仍是不由自主地爱他们。我在英国最繁荣时所预言的它的衰落刚开始露出苗头，我就又痴心妄想起来，认为法兰西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从苦恼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我曾用很长的时间寻找这种偏爱的根源，我只是在产生这种偏爱的环境里发现了这个根源。我对于文学日渐增长的爱好，使我对法国书籍、这些书的作者甚至这些作者的祖国产生了深切的感情。就在法国军队从我眼前经过的时候，我正读布朗多姆的《名将传》。我那时满脑袋都是克利松，贝亚尔，罗特莱克，哥里尼，蒙莫朗西，特利姆耶等人物，于是我便把从我眼前走过的兵士也当做这些名将的后裔，我十分喜欢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都是这些名将的功勋和勇敢精神的继承者。每当一个联队走过，我就好象又看到了当年曾在皮埃蒙特立过赫赫战功的那些黑旗队。总之，我完全把从书本上得到的观念硬加在我看到的事情上。我不断地读书，而这些书经常又都是法国的，这就培养了我对法国的感情，最后这种感情变成了一种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的盲目狂热。后来，我在旅行的时候发现。有这种感情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所有的国家中，凡是爱好读书和喜欢文学的那一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感情的影响，这种感情也就抵消了由于法国人的自高自大而引起的对法国的普遍嫌恶。法国的小说，要比法国的男人更能赢得其它国家女人的心；戏剧杰作也使年青人爱上了法国的戏剧。巴黎剧院的名声吸引大批外国人士纷纷前来，在他们离开剧院时，还为之赞叹不已。总之，法国文学的优美情趣。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折服，而且在那最后吃了败仗的战争期间，我发现法国的作家和哲学家一直在支撑着被军人玷污了的法国名字的荣誉。

    所以，我已经是个充满激情的法国人了，而且成了一个喜欢打听新闻的人。我随着一群头脑简单的人跑到街上等候送报人的到来，甚至比拉封丹寓言里的那头驴子还要蠢，因为我急不可待地想知道将要荣幸地套上一个什么样的主人的鞍子。当时有传说我们就要属于法国了，萨瓦要和米兰对换。不过应该承认，我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要是这场战争的结果不利于同盟国，妈妈的年金就有危险了。但是，我对我的那些好友充满信心。这次虽然布洛勒伊元帅受到打击，幸赖撒丁国王给予了援助，使我的这种信心才没有落空，而撤丁王我却从来没有想到。

    当战争正在意大利进行的时候，法国国内却在歌唱。拉莫的歌剧正开始名噪一时，他那些意义晦涩、一般人不了解的理论著作也引起注意。我在偶然中听到有人谈他的《和声学》，为了买到这本书，我忙了好一阵子。由于另一种意外，我病倒了。这是一种炎症，来势猛烈但时间不长，不过需要较长的恢复期，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出屋门。在这期间，我贪婪地读起《和声学》来，这本书不仅冗长，而且编写得不好，我觉得要把它研究和理解透彻，需要很多时间。于是我就不再往这方面下工夫，我练习起音乐来，好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下。我当时在练习的白尼耶的合唱曲始终索绕在我的脑际。其中有四、五个曲子我都背过来了，《睡爱神》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再看过，但是我差不多还完全记得。另外一支非常好听的克莱朗波的合唱曲《被蜜蜂螫了的爱神》，差不多也是同时学会的，现在也还记得。

    此外，有一位名叫巴莱神父的年轻风琴家由瓦尔奥斯特来到这里。他是位优秀音乐家，为人和善，弹得一手好羽管键琴。我和他结识以后，马上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意大利的一位有名的风琴家和教士的学生。他和我谈了一些他的音乐原理；我把他的理论和拉莫的理论作了比较。我的脑袋里充满了伴奏、谐音、和声，对于这一切，首先需要训练听力。我向妈妈建议每月开一次小型音乐会，她答应了。于是我别的事情都不顾了，不分昼夜，全部精力放在这些音乐会上。实际上这类事也真够我忙的，而且是忙得不可开交，既要挑选乐谱、邀请演奏者，还要找乐器、分配音部等等。妈妈担任唱歌，我前面已经提过的加东神父也担任唱歌，这位神父我在下面还要提一下；一位名叫罗舍的舞蹈教师和他的儿子拉小提琴；和我一起在土地登记处工作、以后在巴黎结了婚的皮埃蒙特音乐家卡纳瓦拉大提琴；巴莱神父弹羽管键琴；而拿着指挥棒担任音乐指挥的荣誉归我。大家不难想见，这是多么壮丽的场面啊！这虽然还比不上特雷托伦先生那里的音乐会，但她举行的小音乐会引起了一般信仰虔诚的人的不满，但是对于不少正直的人说来却是一种舒畅的娱乐。大家猜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让谁来作音乐会的主持人吧？一位教士，而且是一位有才能的、甚至可爱的教士，他以后的不幸使我感到十分悲痛，但是我一想起他来就想起我所过的幸福日子，所以至今我还怀念他。我所谈的就是加东神父。他是方济各会的会士，曾经和多尔当伯爵同谋在里昂扣留了可怜的“小猫”的乐谱，这在他的一生之中不是最光彩的一页。他是索尔朋神学院的学士，在巴黎住过很久，时常出入上流社会，与当时的撤丁王国的大使安特勒蒙侯爵来往十分密切。他身材高大，体格健美，面部丰腴，臌眼泡，黑黑的头发毫无修饰地鬈曲在额际；他的风度又高雅大方，又谦逊，表情坦率而优美，既没有教士那种伪善或厚颜无耻的丑态，也没有时髦人物那种放荡不羁的态度，虽然他也是个时髦人物；他有正派人的那种素养，不以穿着黑袍为耻，而深自尊重，置身于上流人士之中能泰然自若。加东神父的学问虽然还够不上博士，但是以一个交际场中的人来说，他的知识是很丰富的了。他从来不急于卖弄自己的学识，而是表现得十分适时，所以显得更有学问。因为他经历过长期的社交生活，喜好有趣的技艺超过真实的学问。他很有才气，会作诗，谈吐好，唱得更好，他的嗓音很美，会弹一手风琴和羽管键琴。其实，要使人欢迎是用不着有这么多优点的，而当时他就是如此。但是，这丝毫没有使他忽略本身的职务，所以，尽管他的竞争者十分嫉妒，仍然被选为他那省教区的代表，就是说，他们会里的一个重要职位。

    这位加东神父是在安特勒蒙侯爵家和妈妈认识的。他听到我们要举行音乐会的事，表示要参加；他参加了，并且使这个音乐会大放光彩。不久，我们就由于都爱好音乐而成了朋友；我们两个人都酷爱音乐，但是有所不同：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我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我和卡纳瓦，还有巴莱神父，常到他的房间去演奏音乐；节日里有时还在他教会的音乐堂里演奏音乐。我们常常分食他自己的一些吃食；拿一个教士来说，他很豪爽、大方，好享乐而不粗俗，这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在举行音乐会的日子，他便在妈妈那里吃晚饭。每逢他在妈妈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真是十分快活，大家随便谈天，唱几个二重唱，我也是谈笑风生的。那时的悠闲自在，我的才思也上来了，时常说些俏皮话或警句；加东神父和蔼可亲，妈妈更惹人喜欢，声音和牛叫一样的巴莱神父是大家嘲笑的对象。青年时代纵情欢笑的甜蜜时刻呀，你，离去已经多久了！

    我既然对这位可怜的加东神父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就此用简单的几句话结束他的悲惨历史吧。其他的教士们看到他的博学多才、品行端正，丝毫没有教士们常有的那种腐化堕落的作风，就嫉妒他，更确切地说。对他怒不可遏，他们恨他，因为他不象其他教士那样可恨。有地位的教士们联合起来反对他，并且煽动那些以往不敢对他正视而又觊觎他那职位的年轻教士反对他。他们尽情辱骂诽谤了他以后，解除了他的职务，强占了他那虽然朴素然而却布置得别具风格的房间，把他驱逐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最后，这群恶徒对他的凌辱太厉害了，他那正直的、无可非议的高傲心灵实在忍受不住，于是，这个曾经给最诱人的社交界增添过不少光彩的人物，却在某个小监房或土牢里的肮脏的床上忧伤地死去了。凡是认识他的一切正直人士都为他惋惜，为他流泪，他们看不出他有任何缺点，唯一能指出的，就是他不该当了教士。

    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我不久就完全沉湎到音乐里，已经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事了。我十分勉强地到办事处去，按时上下班和工作中的麻烦对我简直成了难以忍受的酷刑，这终于使我起了辞职不干、一心专搞音乐的念头。可想而知，我这种荒谬的想法一定会遇到反对。放弃一个体面的职位和可靠的收入而到处瞎奔去教一些不牢靠的音乐课，简直是糊涂已极的打算，一定不会让妈妈高兴的。纵然我将来的成就能够象我想象的那样，但使自己一辈子就当个音乐家，未免把我的雄心限制得太狭窄了。妈妈过去总是喜欢设想一些辉煌的计划，而且也完全不理会奥博讷先生对我所下的评语，这次她看到我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种技艺上面，确实是很难过的。她常常对我说那句适用于外省、而不那么适用于巴黎的谚语；“能歌善舞，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她也看到我的爱好已经越陷越深，我的音乐癖已到了疯狂的程度，她也很怕我由于对工作不专心而遭到免职，与其被人家免职，还不如自己先行辞职为好。我还向她说，这个职务不能长久，我必须学会一种能维持生活的技能，现在最好是在实践中把自己所爱好的、也是妈妈为我选定的这一门技能搞到精通，这是比较有把握的，而靠保护，仰人鼻息，不是一个办法，另外作些新的尝试，结果也可能完全失败，等到过了学习的年龄，就会没有谋生之路了。总之，与其说我是用道理说服她使她欣然同意，不如说我是一再和她纠缠，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使她没办法不得不同意的。我立即跑到土地登记处处长果克赛里先生那儿，好象作一件最英勇的事业那样骄傲地向他辞了职，既无原因，又无理由，更没有借口就自愿离开了我的职务，其高兴的程度和我在两年前就职时一样，或者比那时更要高兴。

    这个行动虽然十分愚蠢，但却给我在这个地方赢得了某些尊敬，并给我带来了好处。有的人认定我有财产，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另一些人看到我不顾牺牲一心投身于音乐，认为我的才能一定不小，看到我对于这种艺术既然这样爱好，就以为我一定在这方面造诣很深。那个地方原来只有几个无能的教师，因而我就成为佼佼者了，正所谓：瞎子国里，独眼称王。总之，由于我唱起来确实有点韵味，再加上我的年龄和容貌的有利条件，不久我就有了不少女学生，我教音乐挣的钱比我当秘书挣的薪金还要多。

    的确，拿生活上的乐趣来说，这么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别人办不到的。在土地登记处每天干八小时讨厌的工作，而且还是和一些更讨厌的人一起整天关在给汗味和呼吸弄得难闻的办公室里，他们大部分都是头也不梳、澡也不洗的脏家伙，由于紧张、臭气、烦闷和厌倦，我真觉得头昏眼花。现在完全不同了，我突然置身于最高尚的社会中，在处处受到欢迎的最上等人家里，到处是殷切动人的款待，到处是节日气氛。服饰华丽的可爱的小姐们等候着我，殷勤地接待我。我所见的只有动人的事物，我所闻的只有玫瑰和桔花的芳香。唱歌，聊天，嬉笑，欢乐；我从这家出来到那家去，遇到的还是这样。即使两种工作的报酬都一样，人们也会同意在这两种工作的选择上是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因此，我对自己的抉择十分满意，从来没有后悔过，就是现在我已摆脱了曾经支配我一切行动的那些轻率的动机，当我以理性的天平来衡量我一生的行为时，我对此也从不后悔。

    差不多只有这一次，在我完全听凭我的癖好支配的时候，我的期待没有落空。当地居民优渥的接待，和蔼的神情，平易的气质，使我感到和上流社会的人们交往十分愉快，我当时养成的趣味使我相信，我现在所以不愿意和人们往来，过错主要在别人而不在我。

    不幸的是，萨瓦人都不太有钱；或者也可以说，如果他们太有钱的话，那才不幸呢。因为他们不穷不富，倒正是我所见过的最善良、最可交往的人。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能够在愉快而安全的交往中享受生活之乐的小小城市，那就一定是尚贝里。聚集在那里的外省贵族，他们的财产只够维持生活；他们没有飞黄腾达的财力，既然不能有什么更高的幻想，他们就不得不顺从西尼阿斯的劝告。年轻的时候去从军，年老的时候回家安享余年。在这种生活中，光荣与理智各得其所。女人们都很美，其实很可以用不着那么美，她们有办法增加自己的魅力和弥补缺陷。奇怪的是，我由于职业的关系，见到过许多少女，在尚贝里就没有见到一个不是妍媚动人的。或者有人会说，我认为她们如此是我当时的主观看法，这样说也可能是对的；不过，我当时并不需要给她们的美丽加上什么主观成分。说真的，我一想起我那些年轻的女学生来，就不能不感到愉快。我在这里提到她们当中最可爱的几个人的时候，我真恨不得把她们和我全都拉回到我们幸福的年龄，我跟她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纯洁而甜蜜的时刻！第一个是我的邻居麦拉赖德小姐，她是盖姆先生的学生的妹妹，是一位非常活泼的棕发姑娘，活泼得十分可爱，娇媚而不轻佻。她有点面瘦，她那年龄的姑娘大部分如此；但是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再加上她那苗条的身材和动人的风度用不着再有丰腴的体态就够吸引人的了。我总是早上到她家里去，那时候她往往还穿着便装，头发也是随便往上一拢，除了知道我来才戴上、等我走后梳妆时就摘下去的一朵花之外，没有其他的头饰。我最害怕看到穿着便装的漂亮女人，如果她修饰打扮完毕以后，我的惧怕就不知要减少多少了。我午后到孟顿小姐家去，她总是打扮得很齐整，也同样使我感到愉快，但情况有所不同。她长着一头稍带灰色的金发，是一个十分娇小、十分腼腆、十分白皙的姑娘。语声清脆、准确，象银笛一般，但她不敢放开嗓音讲话。她胸间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蓝色的项巾并不能完全盖住。这块疤痕有时引起我的注意，但是很快我的注意力就不是集中在她那块疤痕上了。还有我的一个邻居莎乐小姐，她已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少女了，身材高大，肩胛美丽，体态丰腴；她是个漂亮的女人，但不能算是美人，不过娇媚、平和的气质和温厚的天性，还是值得一提。她的姐姐莎丽夫人是尚贝里最漂亮的女人，已经不学音乐了，但是她叫她的十分年幼的女儿学，她那正在成长的美可以令人预料她将来一定不会亚于她的母亲，如果不是头发不幸有点红黄色的话。在圣母访问会女修道院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小姐，也是我的学生，她的名字我忘记了，但她应该算是我心爱的学生之一。她说起话来，学会了修女们那种慢条斯理的派头，但是用这种声调说出的非常俏皮的话，似乎和她的仪态很不相称。另外，她还相当懒惰，轻易不肯费点力气把她的才智表现出来，而且，远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享受到她的这种恩惠。我教了她一两个月，总是不能得心应手，以后，她才逐渐发挥了她的才智，使我的教学也比以前快了一些，如果单凭我自己，我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我在教课时很高兴教，但是我不喜欢被迫去教课，更不喜欢受时间的约束。无论在什么事情上，约束、屈从都是我不能忍受的，约束和屈从甚至会使我厌恶欢乐。据说，在穆斯林中间，黎明的时候，有人要从大街上走过，命令丈夫们尽自己对妻子应尽的义务；要是我在这种时候，一定不会是个服从命令的好土耳其人。

    我在中产阶级中间也有几个女学生，其中有一个对我的某种关系的变化有间接影响。既然我应该什么都说出来，这点我也是要谈的。她是一个香料商的女儿，名叫腊尔小姐。她是希腊雕像的真正模特儿；如果世界上存在无生命、无灵魂的真正美人，那我一定要把她看成是我平生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姑娘了。她那种淡漠、冰冷和毫无感情的态度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不论是让她高兴，或是惹她生气，都同样是办不到的。我确信要是有个男人对她采取什么无理行动，她也会任凭摆布的，这当然不是由于她心里愿意，而是由于麻木不仁。她的母亲唯恐她碰到这种危险，一步也不离开她。她母亲叫她学唱歌，还给她请了一个年轻教师，她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引起她的乐趣，但也毫无效果。在教师挑逗小姐时，母亲挑逗教师，二者都同样毫无效果。腊尔太太除了天生的活泼以外，还有一种轻佻劲儿，也是她女儿应该有而没有的。她是个活泼、漂亮的小个子女人，脸上有儿点麻子，一双热情的小眼睛，稍稍有点红，因为她差不多总是害眼。每天上午我来到她家的时候，给我预备的奶油咖啡早就摆在那里了，母亲总是忘不了以紧紧贴住嘴唇的亲吻来迎接我，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真想对她的女儿回敬同样的一吻，看看她到底有什么表示。说真的，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自然，就是腊尔先生在场，也照样是爱抚和亲吻。丈夫确是一个好脾气的男人，不愧是她女儿的父亲，他的妻子并不欺骗他，因为没有欺骗的必要。

    我对于这些爱抚毫不介意，仍按照我素日那种愚蠢的看法，认为这只是纯粹友谊的表示。然而，我也有时感到不耐烦，因为活泼的腊尔太太的要求越来越苛了，要是我白天从她的店铺前面经过而不进去一会儿的话，就免不了一场麻烦，所以，我有急事的时候，就不得不绕远儿走另一条街，因为我知道她那里是进去容易出来难的。

    腊尔太太对我太关心了，因此不能使我对她毫不动情，她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我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就对妈妈说了。其实就是我感到有什么神秘的成分，我也是会跟她谈的，因为不论什么事情，要我对她保守秘密是办不到的；我的心赤裸裸地摆在她的面前，如同摆在上帝的面前一样。她对于这件事并不象我看得那样单纯。我认为只不过是友谊，她却认为这是另有所图的一种表示。她断定腊尔太太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也要把我变成不象我在她面前表现的那样呆头呆脑，迟早会用种种方法让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认为由另一个女人来开导她的学生是不应该的，而且她还有更正当的理由来保护我，不让我陷入我的年龄和我的地位可能使我遇到的陷阱。就在当时，我曾面临着一个更危险的陷阱的诱惑，虽然我总算逃脱了，但是这使她看出了还有其他危险在不断地威胁着我，她认为必须采取她力所能及的一切预防措施。

    孟顿伯爵夫人是我的一个女学生的母亲，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但是名声很坏。据说她曾使许多家庭不和，并曾给安特勒蒙家带来了悲惨的后果。妈妈和她交往相当密切，所以了解她的性格。妈妈无意之中引起了孟顿夫人的某个意中人的注意，虽然妈妈后来既没有去找他也没有接受过他的约请，孟顿夫人却把这作为一种罪名加在妈妈的身上。自此以后，孟顿夫人就使出了种种手段来对付她的对手，但是一次也没有得逞。我来说一件最可笑的例子吧。她们俩和附近的几位绅士一同到野外去了，其中也有我刚才提过的那位先生。某一天，孟顿夫人向这些先生中的一个人说，华伦夫人只会矫揉造作，毫无情趣，衣饰不整，而且象个老板娘似的，总盖着自己的胸部。那位先生喜欢打趣，回答她说：“至于后一点，她有她的理由，据我了解，她的胸上有一块象一个令人讨厌的大老鼠那样的病，真是象极了，而且象是在跑动似的。”恨和爱一样。是容易使人轻信的。孟顿夫人决心要利用这个发现。有一天，妈妈正和孟顿夫人的那位不领情的情人一块玩纸牌，孟顿夫人抓住了这机会跑到妈妈的背后，把她的椅子弄个半倒，巧妙地揭开了她的项巾，但是，那位先生并没有看到大老鼠，却见到了完令不同的情形，想忘掉要比想看到还困难。这是使那位夫人大失所望的一件事。

    我并不是一个值得孟顿夫人关心的人物，因为她需要自己身边有一些出名的人士。不过，她对我也多少有点注意，这并不是由于我的容貌——对此她无疑是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的——而是由于人们认为我所有的那点才华，这点才华对于她的喜好或许有些用处。她对于讽刺有一种相当强烈的爱好。她好用一些歌曲或诗句来讽刺不合她心意的人，如果她真的发现我相当有才可以帮助她写几句美妙的讽刺诗，而且我也十分乐意把它写下来，我们俩可能会把尚贝里闹得天翻地覆的。要是人们追究起这些诽谤文字的作者的时候，孟顿夫人就可以把我牺牲掉，自己完全不负责任，而我则可能被囚禁终生，来领受在贵妇人面前充当才子的教训。

    所幸，这些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发生。孟顿夫人为了和我谈话留我吃了两三次饭，她发现我不过是个傻瓜。我也感觉到这一点，并为此而自怨自艾，恨自己没有我的朋友汪杜尔的才华；其实，我倒该感谢自己的愚蠢，因为它使我避免了许多危险。我在孟顿夫人跟前只有仍旧做她女儿的音乐教师，但是我在尚贝里的生活却相当平静，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比我在她跟前成为一个才子，而在当地其他人面前成为一个毒蛇，要强得多了。

    尽管如此，为了使我摆脱青年时代的危险，妈妈认为已经到了该把我当作成年人来对待的时候了。她立刻这样做了，但她所采取的方式非常奇特，是任何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想不出来的。我发觉她的态度比往常严肃了，她的谈话也比平日更有教训气味了。在她素日的教导中经常夹杂的玩笑话突然没有了，换上了十分沉着的口气，既不亲切也不严厉，似乎是在准备要作一番说明。她这种突然的改变，我寻思了好久也清不透其中的原因，于是我就直接向她提了出来，而这正是她所期待的。她向我提议第二天到郊外的小园子里去作一次散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去了。她事先作好了安排，整天时间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没有任何人来打搅；她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使我能够接受她要给我的恩情，但是她不象别的女人那样用巧计和调情来达到目的，而是用充满感情和良知的谈话。她说的那些话，与其说是对我的诱惑，不如说是对我的开导，刺激感官者少，感动心灵者多。但是，无论她那番既不冰冷也不忧伤的话说得如何出色，如何有益，我都没有以应有的注意去倾听，也没有象从前那样把她的话深深地铭刻在心上。谈话一开始，她那种预作准备的神态已使我精神不安了，因此，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就心不在焉地沉思起来。我并没怎样专心听她所说的话，而只是琢磨她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寻思了半天才明白她的用意所在，这对我说来的确是不容易的。我刚一明白她的意思，她这种新奇的主意——自从我和她生活在一起以来，一次也没有这样想过—一就把我完全给吸引住了，再也不容我去想她所说的话。我心里只顾想她了，她说什么我也没有注意听。

    为了让年轻人注意听取要对他们说的话，先给他们暗示一下他们非常感兴趣的目标，是教师们常犯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适得其反。我在《爱弥儿》一书中也未能避免这种错误。年轻人都是这样：受到向他们提出的目标吸引以后，他们就专门去想这个目标，就象要飞似地直奔目标而去，不再去听你为了使他们达到这个目标所作的序幕式的谈话了，因为你那种慢条斯理的讲法不合他们的心意。如果要让他们注意听话，就不要让他们事先知道你最终要说什么，这一点妈妈可做得拙笨了。她那种喜欢一切事情都要有系统的奇怪性格，使得她总是耗费心思地来说明她的条件。可是我一看出好处，连什么条件都不听，就急着满口答应了。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哪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能有讨价还价的直爽的勇气，如果他这样作了，也不会得到哪个女人的原谅。由于同样古怪的天性，她在这种协议上还用了最郑重的手续，给了我八天的考虑期限，而我又故意向她说我不需要这个期限。其实，这更是怪到极点的——我倒是非常乐意有些考虑的日子，她这些新奇想法使我很激动，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思想也非常混乱，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一下。

    大家一定会以为这八天对我真象八个世纪之久。恰恰相反，我倒希望这八天真能成为八个世纪。我不知道怎样描写我当时的心境，心里充满了杂有急躁情绪的恐惧，既在渴望又生怕渴望的事情真的来到，以至有时心里真想找个什么妥当办法避开这种已经允诺的幸福。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我那热情奔放和贪恋异性的气质，燃烧的血液，痴情的心，我的精力，我的强壮的体质，我的年龄。再想想我当时渴望得到女人却还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女人的情况，想象、需要、虚荣、好奇，全都交织在一起，使我欲火中烧，急切地要作一个男人，表现为一个男人。加之，大家尤其要想到，因为这是不应忽略的，我对她那种热烈而情致缠绵的依恋不但始终没有冷淡下来，而且一天比一天加深了，我只有在她身旁才感到快乐，只是为了想她才离开她。我这颗心完全被她占据了，不仅是她的恩情和她的可爱性格，乃至她的女性、她的容貌、她的身体，一句话，就是整个的她，不管是哪一方面，凡是可以使我感到她可爱的一切都占据了我的心。虽然她比我大十到十二岁，大家不要以为她年纪大了，或是我觉得她是如此。自从五、六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使我着迷以来，她实际改变得很少，甚至在我看来她丝毫也没有改变。对我说来，她始终是迷人的，而当时大家也都认为她这样。只是她的身体稍稍发胖了。其他方面。完全和过去一样，同样的眼睛，同样的肤色，同样的胸部，同样的容貌，同样美丽的淡黄色头发，同样的快乐活泼，甚至声音也是同样的声音。她青春时代的那种清脆语声，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样深刻，直到今天，我每次听到一个少女的悦耳嗓音，还不能不为之动心。

    当然，在我等待占有自己非常爱慕的一个女人的期间，我本应害怕的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我的欲望和想象，约束不了自己，竟想将时间提前。大家以后会看到，等我年岁稍大的时候，只要一想到有个自己所爱的女人正在等候我，尽管她并不能给我多大的慰藉，我的血液也会立刻沸腾起来，虽然我和她相隔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段路程，可是要叫我心里坦然地走这段路，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正当我年轻力壮时期，到底是出于什么不可思议的理由，对于青春的初次欢乐，竟如此毫无兴奋之感呢？我为什么在期待那瞬间临近的时候，反而感到痛苦多于快乐呢？我为什么对于本应陶醉的欢乐竟会感到有点反感和恐惧呢？毫无疑问，如果我能够很得体地避开这种幸福的话，我一定心甘情愿放弃这种幸福。我曾经说过，在我对她的爱情中有许多离奇古怪的东西，无疑，这就是一件大家想象不到的古怪事。

    已经气愤的读者也许认为，她已经委身于另一个男人，现在她又要在两个人之间平分自己的宠爱，在我的心目中她的身分一定降低了，可能有一种鄙视的心情削弱了我对她的爱慕。读者要这样想那就错了。这种平分的情况的确使我非常痛苦，因为这种敏感很自然，再说，我也确实觉得这种事对她对我都是不体面的；但是，我对她的感情不会因为这种关系而受到丝毫动摇，而且我可以发誓，我对她的爱从来也没有象我不大想占有她的时候那样更为情意绵绵的了。我非常了解她那纯洁的心和冷漠的气质，用不着怎么想也能明白，她之所以献身自荐是和肉欲的快乐没有丝毫关系的。我完全确信，她只是由于想使我摆脱掉那些几乎不可避免的危险，使我能够保全自己和守住本分，才不惜违背了她自己所应遵守的本分。而对于这一点，她的看法和其他女人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这我在下面将要说到。我既怜悯她，也怜悯我自己。我恨不得对她说：“不，妈妈，不必这样，不这样，我也保证不会辜负你的。”但是，我不敢这样说。首先，这是一件不该说的事，其次，说实在的，我感到这也不真实，事实上，只有她一个女人能使我抵挡住其他的女人，使我经得起诱惑。我虽然不想占有她，却很高兴她能使我免去占有其他女人的欲望，因为我把一切能使我和她疏远的事情都看作是一种不幸。

    长期同她一起过着天真无邪的共同生活，这个习惯绝没有削弱我对她的感情，而是更加强了这种感情。但同时也扭转了它的方向，可以说这种感情更加亲切、更加温柔了，而性的成分也更加少了。由于张口妈妈闭口妈妈叫得太多了，而且总是以儿子的态度对待她，日久天长，我就真把自己看作她的儿子了。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虽然那样爱她，却不怎么想占有她的真正原因。我记得很清楚，我最初对她的感情虽不十分强烈，却是十分淫秽的。在安讷西的时候，我曾处于如醉如痴的状态；到了尚贝里，我却不那样了。我对她的爱可以说要多么强烈就有多么强烈，可是我爱她主要是为了她而不是为了我，至少我在她身边所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享受。她对我来说，胜似姐姐，胜似母亲，胜似朋友，甚至胜似情妇，正因为这样，她才不是我的一个情妇。总之，我太爱她了，不能别有所图，这在我思想里是最清楚的。

    与其说渴望不如说是畏惧的那个日子终于来到了。我既然什么都应许了，也就不能说了不算。我的心实践了我的诺言，并不希求报偿。不过，我却得到了报偿。于是，我便第一次投入了一个女人——我所崇拜的一个女人的怀抱。我幸福吗？不，我只是得到了肉体上的满足。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忧伤毒化了它的魅力。我觉得我好象犯下了一桩乱伦罪似的。有两三次，我激动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的时候，我的眼泪浸湿了她的胸脯。她呢，既不显得忧伤，也不显得兴奋，只有温存和平静。因为她根本不是一个喜欢纵欲的女人，没有追求过这方面的满足，所以她既没感到性的快乐，也不为此而懊悔。

    我再说一遍，她的一切过失都在于她缺乏判断能力，决不是出自她的情欲。她是上等家庭出身，心地纯洁，她喜欢正派的行为，她的性情是正直和善良的，趣味也相当高雅。她生来就是为了做一个具有完美品德的女人，她也喜欢这样做，但是她没有能遵守这种品德，因为她一向所听从的不是把她引向正路的感情，而是把她引入迷途的理性。当许多错误的道理引她走入迷途的时候，她的正确的感情一直在抵抗。可惜的是，她喜欢炫耀自己的哲学，因而她凭自己的见解所创立的道德原则，往往破坏了她的心灵启示的持身之道。

    她的第一个情人达维尔先生是她的哲学教师，他灌输给她的一些理论都是以诱惑她为目的的。他发现她非常忠于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职责，始终保持冷淡，理智很强，不是从感情方面所能攻破的，于是就用一些诡辩之词来向她进攻，结果达到了目的。他向她证明她所遵守的妇道完全是教理问答中哄小孩一类的胡说八道，两性的结合——这个行动的本身是最无关紧要的；夫妻之间的忠实只是为了顾全外表，它的道德意义只涉及公众舆论；做妻子的唯一责任就是使丈夫安心，因此，不为人所知的不忠行为，对于她所欺骗的丈夫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于自己的良心也是一样。总而言之，他说服了她，使她相信不忠行为的本身实在算不了什么，只是因为别人知道了不好看才成了问题，所以任何一个女人，只要能表现得象个贞洁的女人，她事实上也就是个贞洁的女人。这个坏蛋就这样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败坏了一个年轻女人的理智，他没有能败坏她的心灵。他受到了最猛烈的嫉妒心的惩罚，因为他认定她在按照他教她对待自己丈夫那样来对待他本人。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否弄错了。贝莱牧师被认为是他的后继人。就我所知，这个年轻女人的冷漠天性本应保护她不接受这套理论，但恰巧妨碍她日后抛弃这套理论。她始终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于她认为毫无意义的小事那么重视，她从来也没有把在她看来毫不费事的节欲当成美德。

    为她自己，她并没有怎样滥用这个错误的理论，但是她却为了别人而滥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相信另外一条差不多是同样错误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又和她善良的心灵正相吻合。她始终相信，没有任何力量比“占有”更能使一个男人依恋一个女人的了，虽然她对她的朋友的感情只是出于纯粹的友谊——这是一种十分缠绵的友谊，她用她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使他们更紧紧地依恋她。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她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她确实非常可爱，和她相处得越密切，发现她的可爱之处也就越多。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她第一次失足之后，她差不多只是宠爱不幸的人，显贵人物在她跟前都是枉费心机。如果她已经对一个男人产生了同情，最后却又没有爱上他，那一定是因为他太不可爱了。如果她选择的对象配不上她，这决不是出于她那高尚的心灵向来十分陌生的某些卑鄙动机，而完全是由于她的性格过于慷慨，过于善良，过于同情，过于敏感的缘故，她的明辨能力往往不足以驾驭这种性格。

    尽管几项错误的原则把她引入了歧途，可是有多少值得赞美的原则她曾始终不渝地在遵守啊！如果这些错误能够称作弱点的话，她已用多少美德弥补了这些弱点啊？何况其中肉欲的成份又是那么微乎其微！固然，那个人在一点上欺骗了她，然而也是那个人在其他许多方面出色地指导了她。她那殊少冲动的情欲常常使她能够遵循明睿的见解，只要她的诡辩哲学未能使她走入迷途时，她的行动也是正确的。即使她做了错事，她的动机也值得赞赏；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她做了错事，但决没有任何坏心眼。她对于口是心非和弄虚作假是深恶痛绝的。她为人正直，真诚，仁慈，无私；她信守诺言，忠于朋友，忠于自己认为应该遵守的责任。她既不会对人进行报复，也不会憎恨别人，她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宽恕竟然算作一种了不起的美德。最后，就拿她那最不可原谅的行为来说，她很不看重她给予别人的宠爱，也从来不把她的宠爱当作进行交易的手段；她滥用自己的宠爱，但是决不出卖宠爱，虽然她不断采用种种权宜之计来维持生活。我敢大胆地说，苏格拉底既然能够尊敬阿斯帕西雅，他也一定能够尊敬华伦夫人。

    我早料到，说她既具有多情的性格又具有冷漠的气质，人们一定会和往常一样毫无根据地指责我自相矛盾。也许这是大自然的过错，这种结合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我只知道她确实是这样的人。认识华伦夫人的人今天还有不少人健在，他们都能证明她就是这样的人。此外，我甚至敢说，她只知道生活中有一种真正的快乐，那就是让她所爱的人快乐。人们尽可以对此任意评论，用高明的论断证明这不是事实。然而我的责任就是说明真实情况，并不一定要人们相信。

    我方才所说的，都是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关系以后的交谈中渐渐领会到的，我只是在这些交谈中才感到我们这种亲密关系的快乐。她原来希望她对我的宠爱会给我带来好处，这是一点也不错的；她的恩情对于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在这以前，她对我只是象对一个孩子似的，单单谈我的事。现在，她开始把我当作一个成年男子而向我谈她自己的事了。她和我所谈的一切，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使我非常感动，我不能不深自反省，我从她所说的知心话中得到的益处比从她的教导中所得的还要多。当你真正感到对方的话是肺腑之言的时候，自己的心灵也一定会敞开来接受一个陌生心灵的真情的流露；一个教育家的全部箴言也赶不上你所爱恋的一个聪明女人的情意缠绵的话语。

    我和她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她对我有了比以前更高的评价。虽然我的样儿有些拙笨，她认定我经过一番教育后可以到上流社会里走动，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在交际场中站稳脚跟，我是可以自奔前程的。根据这种看法，她认为不仅要培养我的智力，也要整顿我的外表和我的举止，她要使我变成一个既和蔼可亲又令人尊敬的人。如果说在上流社会中得到成功是和品德可以结合起来的话（我是不相信这一点的），那么至少我确信除了她所采取的并且也要教给我的那个途径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华伦夫人深明人情世故，在待人接物上有一套湛深的艺术；她与人交往既不虚伪，又不疏忽，既不欺骗人，也不刺激人。但是，这种艺术是她的性格所固有的，也是传授不了的；她自己运用这套艺术要比她讲解这套艺术高明得多，而我又是世界上最不能学会这种艺术的人。因此，她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都差不多等于徒劳，就连她请教师教给我跳舞和剑术也是一样，我的身体虽然轻巧灵便，却连一个小步舞都没学会。由于我脚上有脚鸡眼，我用脚后跟走路已经成了习惯，即使用罗谢尔盐治疗，也没法改过来。虽然我的样子很灵便，可是我从来没能跳过一个小沟。在剑术练习室就更糟糕了，学了三个月，我还是在学习如何档开击来的剑，始终不会突刺。而且我的手腕不够灵活，胳膊没有劲，当我的教师要击落我的剑时，我总是握不紧。此外，我对这种运动和教我剑术的教师极端厌恶。我从来没想到一个人对于杀人的技术会有那么大的自豪感。他为了使我能接受他的大天才，就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作比方，他认为剑术中的第三和第四姿势和音乐中的第三和第四音程有很显然的相似之处。如果他要作一次虚攻，他告诉我要注意这个升半音符号，因为在古代音乐中的升半音符号和剑术中的虚攻是同一个字。当他把我手中的实习剑打掉的时候，就笑着对我说，这是一个休止符号。总之，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象他这样一个帽子上插着羽毛、胸前带着护胸甲的自以为多才多艺的家伙，他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所以，我的剑术进步很小，不久我就纯粹由于厌恶而把剑术放弃了。但是，我在一种比较有用的艺术方面却有了显著的进步，那就是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不再希望更显赫的地位，而且我开始觉得我没有这种天分。我一心希望妈妈生活得愉快，我喜欢总呆在她的身边，在我不得不进城教音乐而离开她的时候，尽管我对音乐那样爱好，我开始觉得这是件麻烦事。

    我不知道克洛德·阿奈是不是看出了我们之间关系的亲密性质，但是我有理由相信这事未能瞒过他。他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非常审慎的小伙子；他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但也并不总是把心里所想的都谈出来。他一点也没显出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情，只是从他的行动上看，他象是知道了。他的这种谨慎态度当然不是出于心灵的卑贱，而是因为他赞成他的女主人的见解，所以他不能非难她按照这些见解所采成的行动。虽然他和她一样年轻，但他非常老成，非常庄重，甚至把我们俩看成两个应该宽容的孩子，而我们则把他看成一个可敬的人，我们也应该对他保持相当的尊重。我只是在他的女主人对他不忠实以后，才了解到她对他的爱是如何深沉。由于她知道我的思想、我的感情以至我的生命都受她的支配，所以向我说明了她是如何爱他，以便让我也能同样爱他；她在这点上所要强调的，与其说是她对他的爱，不如说是她对他的尊敬，因为后者是我最能和她分享的一种感情。她常说。我们俩对她的幸福都是不可缺少的，当她说这样话的时候，有多少次我们两个人都感动得拥抱着流下眼泪啊！希望读这段叙述的女士们不要恶意地笑她。既然她是这样的气质，这种需要并无暧昧的成分；这纯粹是她心灵的需要。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这样组成了一个世界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集体。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心灵都是共同的，一点没有越出我们的小圈子。我们三个人共同地、排他地生活在一起已成了习惯，如果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三个人中缺了一个或者有外人参加，就好象一切秩序都乱了；尽管妈妈和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有个别的亲密关系，我们总觉得仅有两个人在一起不如三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那样愉快。在我们之间之所以不致产生苦恼，是由于相互间的极大信赖，之所以不会感到厌烦。是因为我们平常都很忙。妈妈不断计划这个，打算那个，整日活动奔忙，也轻易不让我们两人闲着没事干，再加上我们都有点自己的事要做，也就把时间都占满了。在我看来，闲暇无事和孤独一样，也是社会上的苦难的根源。长时间面对面地待在屋子里，什么事也没有，一个劲儿地东拉西扯，这是最能使人的思想变得狭隘，最能惹是生非、钩心斗角、造谣中伤的了。当大家都在忙着的时候，除非有事要说，谁也不说话，可是当大家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话就不得不一个劲儿地说下去，这是最厌烦最危险的事情。我还敢进一步说，为了使一个小的集体有真正的快乐，我主张每个人不仅都应当做点什么事，而且要做点多少需要用心的事。例如，打花结就等于没事做。打花结的女人和闲着没事的女人一样需要谈话消遣。可是她要是做刺绣的话，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专心刺绣，别人说话时她简直就没有答话的工夫。特别感到讨厌和可笑的是，要是这时候在她眼前有十多个闲人，起来坐下，走来走去，闲得没事用脚后跟来回打转，把壁炉上的瓷菩萨转来转去看个不住，并且还不断搅动他们的脑子，以便来维持他们没完没了的闲谈。不用多说，这真是一桩美妙的事！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总是要给别人和自己带来麻烦。我在莫蒂埃的时候，常到女邻居家去编丝带，如果我回到社交场中，我会经常在口袋里装上一个小转球，整天地拿来转着玩，省得没话说时说废话。要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人们就不会变得那么坏，他们的互相交往也就更信实可靠了，而且我认为，也会更愉快些。总之，谁要是觉得这可笑，那就让他们笑吧，我却认为，适于现在这个时代的唯一道德，就是小转球的道德。

    再说，我们也几乎用不着为了摆脱厌烦而自己去找事做，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总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事情，除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空闲。这些客人从前使我产生的那种不耐烦的情绪并没有减低，所不同的只是我闹这种情绪的时间减少了。可怜的妈妈丝毫没有放弃她那好对自己的事业和方案作种种幻想的老毛病。相反，家庭的生计越困难，她就愈在她所憧憬的事情上用心思。眼前的生活来源越减少，她就越对将来充满幻想。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这种老毛病愈来愈甚，当她渐渐失去社交的乐趣和青春的乐趣的时候，她就用寻求秘方和制订计划的乐趣来代替她所失去的乐趣。家里总不断有一些江湖医生、制药商、术士以及形形色色喜欢搞空洞计划的人，他们吹嘘将来他们会有百万钱财，而当前他们连一块银币也不会放过。没有一个人是从她家里空手出去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在那么长的时间，她用什么方法来应付那么多的开销，既没有耗尽她的财源，也没有使她的债主感到头疼。

    在我现在所说的那个时期，她最热中的计划——在她所拟定的计划中，这并不能算作最不合理的一个计划——是在尚贝里创设一所皇家植物园，还要聘请一位享有薪金待遇的技师，不用说就可以知道，这个位置是要派给谁的。这座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中部，很适于进行植物学研究，妈妈总是用一个计划来促进另一个计划的实现，因此她在制定成立植物园的计划时就又拟定了创设一个药剂研究所的计划；在这个地方，药剂师也就是仅有的那几位医生，成立一个药剂研究所实际上倒是很有用的。国王维克多逝世以后，太医格洛希退居尚贝里，她认为这是对这个计划很有利的条件，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她才想出了这个计划。不管怎么样吧，她开始拉拢起格洛希来，但拉拢他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他是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刻薄最粗鲁的人。现在举两三个例子由读者去判断吧。

    有一天，他和其他的医生会诊一个病人，其中有一位青年医生是从安讷西请来的，是经常给那个病人看病的医生。这位青年人对他们医生这个圈子的规矩还不够熟悉，居然敢不同意太医的意见。太医对他的话不作回答，却只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路过什么地方，乘哪班马车。年轻的医生—一作答后，反过来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托他代办，格洛希说：“没事，没事，我只是想在你走的时候，我很乐意到楼上的窗户旁看看一个蠢驴在马车里是个什么样儿。”他吝啬的程度是和他的富有与冷酷完全一样的。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向他借钱，并提出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却紧握着他朋友的手，咬着牙说：“朋友，就是圣彼得从天上下来，用三位一体担保向我借一百法郎，我也不借给他。”有一天，萨瓦地方的长官，一位非常虔诚的伯爵比贡先生请他吃饭，他提前很早就到了，那位长官大人正在作祈祷，就请他一同作，他不知怎样回答，只作了一个可怕的鬼脸后也跪下了，但是，刚刚念了两句“万福玛利亚”，他就忍不住了，猛地站起来，拿起手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比贡伯爵追着对他说：“格洛希先生！格洛希先生！您别走呀，厨房里正在给您烤一只美味的鹧鸪呢！”他回过头来回答伯爵说。“伯爵先生！您就是给我一个烤天使我也不等了。”妈妈想拉拢而终于拉拢上的太医格洛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非常忙，但也常常来看她，和阿奈很要好，很重视他的知识，并且怀着景仰的心情谈论他。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象他这样一个粗鲁无礼的人，为了消除过去的印象，竟向阿奈表示特别尊重。虽然阿奈早已不是仆人了，但大家知道他过去是仆人，也许还是同样需要由太医的威望和示范来使人对他采取另眼看待的态度。克洛德·阿奈身穿黑色上衣，假发梳得整整齐齐，风度端庄，彬彬有礼，行动明智谨慎，医学和植物学的知识相当渊博，再加上医学界领袖人物的关照，依理而论，如果成立皇家植物园的计划能够实现，他很有希望担任皇家技师之职而受到一致的推崇。实际上格洛希很欣赏这项计划，也采纳了这个计划，只等和平局面一出现，开始考虑一些有关公益的事并能筹出一笔经费的时候，再向宫廷提出。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我一定会投身到植物学上去，因为我生来就象是要干这门学科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使这个计划落了空，无论计划怎样周密，遇到这样的意外。也是要被推翻的。我是注定了要逐步变成苦命人的典型。可以说，上帝特意要叫我经受种种严酷考验，把所有能防碍我做苦命人的一切，都用手拨开了。有一次阿奈到山顶上去寻找一种白蒿。这是只有在阿尔卑斯山上才生长的一种稀有植物，格洛希先生当时正需要它，这个可怜的青年竟在这次上山采药的时候跑得太热了，得了胁膜炎；据说，他所采的药材正是治这种病的特效药，但也救不了他的命。尽管有医道高明的名医格洛希的医治，尽管有他的善良的女主人和我的尽心照顾，他在我们终归无效的救护之下，经过一番临终前的异常痛苦的挣扎，终于与世长辞了，这是得病后的第五天。在他死前只有我劝慰过他，我的心情是那样痛苦和热诚，如果他当时神智清醒，能够了解我的意思，一定会得到一些安慰的。我就这样失去了我一生中仅有的一个最忠实的朋友。他是一位罕见的、值得尊敬的人物，天赋的才能补足了他不曾受到的教育，出身低贱，却具有伟大人物的一切品德。如果他有较长的生命和适当的职位，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第二天，我怀着异常真挚的沉痛心情向妈妈谈起了他；在谈话中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卑贱的不应有的念头：我想接收他生前穿过的几件衣服，特别是那件曾引起我注意的漂亮的黑上衣。我既然这样想，也就这样说出来了，因为在她跟前，我总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这句卑鄙而难听的话更能使她感到刚刚死去的那个人对她的损失是多么大的了，因为无私与心地高尚正是死者生前所具有的最优秀的品质。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扭过头去哭了起来。可爱而又可贵的眼泪啊！我明白这些眼泪的意义，每颗泪珠都流到我的心里了，它们把我心里所有卑鄙肮脏的东西一点痕迹不留地完全冲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阿奈的死亡不但给妈妈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也带来了物质上的损失。从此以后，她的事情一天不如一天了。阿奈是一个精明而谨慎的青年，他维持着他女主人家里的一切秩序。大家怕他那双机警的眼睛而不敢过于浪费。就是妈妈本人也因为怕他的指责而竭力克制自己那喜欢挥霍的习性。对她来说，单单他的爱是不够的，她还要保持住他的尊敬和避免他的正当的指责，因为在她滥用别人钱财或是浪费自己钱财的时候，他有时是敢于责备她的。我和他有同样看法，甚至也提出同样的忠告，但是，我在她身上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的话不如他的话那样有作用。他既然不在了，必须由我来代替，可是我既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兴趣，所以不能胜任。我本来就不很细心，性情又怯懦，虽然我也暗自滴咕几句，却还是一切听其自流。再说，固然我获得了和阿奈同样的信任，却不能具有同样的权威，看见家里杂乱无章，我也叹息，我也抱怨，但是，我说的话谁也不听。我还太年轻、太浮躁，我还不能凭理办事，当我要干预时，妈妈总是亲热地轻轻拍拍我的脸蛋，叫声“我的小监督”，迫使我仍旧扮演起适合于我的角色。

    我平素就深感到她那种毫无节制的花费早晚要把她置于穷困的境地，现在我作了监督，亲眼看到帐本上的收支不平衡，这种感觉就越发深刻了。我内心里一直存在的吝啬倾向，就是在这时养成的。固然，我除了一时的发作外，从来不曾真正浪费过金钱，就是在此以前，我也从来没有为钱而操过多么大的心。现在我却开始注意这件事，而且也关心起自己的小钱袋来了。由于一种崇高的动机，我竟变成了爱钱的人；实际上，因为我已预见到要发生不幸的事，所以我一心只想给妈妈攒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我担心的是她的债权人可能请求扣押她的年金，或者是她的年金完全被取消，因此，在我那幼稚的眼光看来，我认为我那一点儿积蓄倒可能帮她很大的忙。但是，为了攒点钱，特别是为了把其保存住，必须瞒着她，因为在她东挪西借的时候，叫她知道我还存有体已钱是不合适的。于是我就到处找严密的地方藏上几个金路易，并且准备不断地添加点，一直到将来有一天如数当面交给她为止。但是，我太笨了，凡是我所选择的地方总会被她发现的，后来，她为了暗示我她已发觉这个秘密，就把我所藏的金币拿走，换上了更多一些别的钱币。于是我只得难为情地把我那一点体已钱送到公用的钱袋中来。而她总是又用这些钱为我购置一些衣服或其它用的东西，例如银剑、怀表等等。

    我确信攒钱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了，而且对她说来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我觉得为了预防我所担心的不幸发生，在她无力供给我饭吃而她自己也要断炊的时候，我必须学会由我来供给她的生活需要，此外，没有其他途径。不幸的是，我竟只从爱好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计划，疯狂而顽固地想在音乐中寻求财运，我觉得我的脑袋室充满了主题和歌曲，我认为只要我能善于利用，我就会立刻成为一个名家，一个当代的俄耳浦斯，我那优美的歌声可以把全秘鲁的银子都吸引过来。对我来说，识谱的能力固然已经不错了，重要的却是要学会作曲。困难就是找不到教我作曲的人，只拿拉莫所著的那本《和声学》来自学，是没希望达到目的的，而且自从勒·麦特尔先生走了以后，在萨瓦便没有懂和声学的人了。

    在这里，大家又要看到我这一生中不断出现的和我的目的适得其反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在我认为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时候，却使我走到和我的目的正相反的地方去了。汪杜尔时常和我谈起关于布朗沙尔神父的事，他是教他作曲的老师，是一个具有卓越天才的有名人物，当时他在伯臧松大教堂担任音乐指挥，现在在凡尔赛的小礼拜堂当音乐指挥。于是我便打算到伯臧松去跟布朗沙尔神父学音乐，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合理，以至还说服了妈妈，让她也认为这是个合理的想法。于是她就以她那好铺张的习惯给我准备起行装来了。这样，我的计划是想防止她破产，是想将来能够弥补上由于她的浪费而欠下的亏空，可是在着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却又使她花费了八百法郎，我为了防止她将来破产反而加速了她的破产。虽然这种举动是很荒唐的，我的心中和妈妈的心中却都充满了幻想，我确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她是有好处的。她则深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我是不无裨益的。

    我原以为汪杜尔还在安讷西，可以求他写一封介绍信给布朗沙尔神艾，但他已不在那里了。我所有的可做证明的东西就是汪杜尔留给我的一篇四声部的弥撒曲，这是他的作品，也是他亲笔抄写的。我就拿着这件代替介绍信的东西到伯臧松去，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看望了几位亲戚，经过尼翁的时候，我去探望了父亲，他和往常一样接待了我，并且答应把我的行李寄到伯减松，因为我骑着马，行李随后才能到达。我终于来到了伯臧松，布朗沙尔神父很好地接待了我，答应教我音乐，并且表示愿意尽量照拂我。在我们正要开始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说我的行李在瑞士边境的鲁斯被法国关卡扣留并没收了。这消息把我吓坏了，我就尽量托我在伯臧松刚认识的几个熟人打听一下没收的原因，因为我确信里面没有一点违禁品，我想象不出我的行李是根据什么理由被没收的。最后，我知道了原因，我必须介绍一下，因为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我在尚贝里认识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里昂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名叫杜维叶。他在摄政时代的签证局做过事，由于赋闲便来到这里的土地登记处工作。他和上流社会人士交往过，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学问，为人温和有礼，他也懂得音乐，我们两人当时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那些粗俗不堪的人们中间，我们格外显得亲近。他和巴黎方面有一些通讯关系，常供给他一些无谓的小品文，一些昙花一现的新奇作品，这些作品也不知为什么就传播起来，也不知怎样就无声无息了，要是没有人提起，永远不会有人再想到它们。我曾带他到妈妈这里来吃过几次饭，可以说他是有意和我要好，为了博得我的欢心，他想设法使我也爱上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其实我一向就讨厌这种无聊的文章，我是这一辈子也不会谈这类东西的。为了不使他扫兴，我只好收下这些宝贵的纸片，顺手就把它们装进衣袋里，除了找手纸用时，我再也不会想起它们来，因为这是它们唯一的用途。真不巧，这些可恶的文章有一篇丢在我只穿过两三次的新礼服上衣的口袋里了，那身礼服是我和同事们应酬时穿的。这篇东西是让塞尼优斯教派作家模拟拉辛的悲剧《密特里达德》里最优美的一幕而写的一篇游戏诗文，文字索然寡味，我连十行也没有读，由于不慎就把它丢在衣袋里了，因而造成了我的行李被扣押的原因。关卡的官吏们把我的行李开列了一个清单，清单前面加了一篇洋洋大观的检验书，检验书上首先断定这个文件来自日内瓦，是准备到法国印刷和散发的，于是他们就借题发挥。对上帝和教会的敌人大加责难，对他们自己的虔诚警惕则大加颂扬，说正是由于警惕性高才制止了这个万恶阴谋的实现。毫无疑问，他们认为我的衬衣也有异教气味，因为他们根据这张可怕的小纸片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由于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始终也没得到我那可怜的行李如何处理的消息。去找那些税务机关里的官吏们时，他们向我要这个说明，那个单据，这个证明，那个记录，手续十分复杂，简直叫我堕入迷魂阵中，我只好干脆把行李全都不要了。我非常后悔没有把鲁斯关卡的那分检验书留下来，要是把它收集到准备随同本书一并出版的资料集里，一定会显得特别引人注意。

    这项损失使我在布朗沙尔神父那里还没学到什么就不得不立刻返回尚贝里。看到我无论干什么都不走运，经过全盘考虑以后，我决定一心一意地和妈妈待在一起，听凭她的命运的支配，和她苦乐相共，也决不再为自己无能为力的将来枉费心机了。她就象我给她带来宝贝一样地欢迎了我，又慢慢地把我的衣物添置起来；我的不幸对她对我都是相当大的，但是差不多和事情的发生一样快，不久我们就把它忘掉了。

    这次的不幸虽然给我对音乐所抱的热望泼了冷水，我却始终不遗余力地在研究拉莫的那本书，由于苦心钻研，终于对它有了理解，并且试写了几支小曲，成绩倒还不错，因而又增加了我的勇气。安特勒蒙侯爵的儿子贝勒加德伯爵在奥古斯特王逝世以后就从德累斯顿回来了。他在巴黎住过很久，非常喜爱音乐，对于拉莫的音乐更是爱之若狂。他的兄弟南济伯爵会拉小提琴，他们的妹妹拉尔杜尔伯爵夫人会唱歌。这一切便使音乐在尚贝里盛行起来。他们举办了一个公开的音乐会，最初曾打算请我担任指挥，然而不久就看出我不胜任，于是另做了安排。我仍然把我作的几支小曲拿去演奏，其中有一支合唱曲大受人们的欢迎，这当然还不能算作很成熟的作品，不过其中却充满着新的曲调和引人入胜的音节，人们决想不到作者就是我。这些先生们不相信我这个连乐谱还读不好的人竟能作出相当不错的曲子来，他们怀疑我可能是拿别人的劳动成果充当自己的。为了证明真伪，有一天早晨，南济伯爵拿着克莱朗波的一支合唱曲来找我；他说，为了使这个曲子便于演唱，他已经给它变了调，但是由于一变调，克莱朗波写的伴奏部分就不能演奏了，要我给它另配个伴奏低音部。我回答说，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不能马上做到。他以为我是在寻找脱身的借口，就逼着我至少要写一个宣叙调的低音部。我答应了，当然作得不甚好，因为我不论作什么事，必须在毫不紧张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去做，但这次我作的至少合乎规则，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作的，这样他就不能怀疑我不懂作曲的基本原理了。也正因为这样，我的那些女学生才没退学，不过我对音乐的兴趣开始有些冷淡了，因为举行一个音乐会，人们竟没把我放在眼里。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和约缔结了，法国军队又越过山回来了。有许多军官来看望妈妈。其中有奥尔良团的团长劳特莱克伯爵，后来他当了驻日内瓦的全权大使，最后成了法兰西的元帅。妈妈把我介绍给他。他听了妈妈说的一番话后，似乎对我很关心，向我许下了不少诺言，可是，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年，在我已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才想起了自己的那些诺言。年轻的桑奈克太尔侯爵也在同时到达尚贝里，他的父亲当时是驻都灵的大使。有一天，他在孟顿夫人家吃晚饭，正好我也在座。饭后大家谈起了音乐，他非常熟悉音乐，当时《耶弗大》这个歌剧正十分流行，他便谈起了这个歌剧，并叫人把谱子拿来。他提议要和我一同唱这个歌剧，使我感到十分狼狈。他打开曲谱，正碰上那段著名的二重唱：

    人间，地狱，甚至天堂，

    都要在主的面前战栗。

    他问我：“你愿意唱几个音部？我来唱这六个音部。”我还不习惯法国音乐中的那种急促的节奏，虽然我有时也勉强唱过几段，但不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唱六个音部，就是同时唱两个音部也不行啊。在音乐中，使我最感头痛的就是迅速地从一个音都跳到另一音部，同时眼睛还要看着整个乐谱。由于看到我当时那种推托的样子，桑奈克太尔先生显然怀疑我不懂音乐。也许就是为了验证我到底会不会，他才要我把他打算献给孟顿小姐的一支曲子记录下来。这件事我是无法推辞的。于是他唱我记，我并没请他重唱多少次就记下来了。然后，他把我记录的谱子看了一遍，认为我所记的一点不差，非常准确。他因为亲眼看到了我刚才为难的情况，就对这项微小的成绩大加赞扬。说起来，这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其实，我是很通音乐的；我所缺乏的只是那种一看就会的聪明劲儿，这是我在任何事情上也不行的，而在音乐方面，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管怎样，难得他想的这么周到，要在大家和我个人的心目中消除当时我所受到的那点小小的挫折，他这种盛情美意我总是十分感激的。十二年或十五年之后，在巴黎各种人家里我又遇见了他，我曾多次想向他提起这件事，向他表示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但是，他在那以后双目失明了，我怕回忆当年那些事情会引起他的伤感，所以就没有谈。

    我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我过去的生活开始从这里过渡到现在的生活。从那时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一些友谊关系，对我说来都成为非常宝贵的了。这些友谊往往使我对那个愉快的、默默无闻的时期感到留恋，那时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们，都是爱我这个人而跟我交朋友，他们对我的友情纯粹出于至诚，而不是出于和一个名人来往的虚荣心，也不是居心寻求更多的机会来损害他。我和老友果弗古尔的相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尽管有人用种种手段离间我们，他却永远是我的好友。永远！可惜的是，唉！他最近去世了。但是，他只是在生命终了的时候才停止了对我的友爱，我们的友谊只是由于他的去世才告结束。果弗古尔先生是世界上罕见的好人。凡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爱他的，和他一同生活，就不能不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比他更磊落爽朗，更和蔼可亲，更恬静淡泊，显出更多的感情和智慧，博得人们更多的信赖。不管是怎样拘谨的人和他都会一见如故，就象相交有二十年之久那样亲密。连我这样一个见到生人就侷促不安的人，和他初次见面也毫无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风度，他的声调，他的言谈和他的仪表完全谐调。他的嗓音清脆、饱满、响亮，是一种雄壮有力的优美低音，能充满你的耳鼓，响到你的心房。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总是那么愉快、那么和蔼，没有人能有他那样的真诚朴实的风度，也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既有纯朴的才华又有高尚的修养。除此而外，他还有一颗爱人的心，而且是一颗过分多情的心。他有一种为人帮忙不大选择对象的性格，热心帮助朋友，更确切地说。他能帮助谁就做谁的朋友。他能满腔热情地办别人的事，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事。果弗古尔是一个普通钟表匠的儿子，他本人也做过钟表匠。但是，他的风度和他的才干召唤他走向另一个社会圈子，而他不久就进入了。他和当时驻日内瓦的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结识以后，两人十分要好。克洛苏尔在巴黎给他介绍了一些对他有用的朋友。他通过这些人获得了供应瓦莱州食盐的职务，每年可有两万利物儿的收入。他的运气总算不错了，在男人方面就到此为止，但在女人方面，则有应接不暇之势，他不能不加以选择，并且做到了如愿以偿。最稀奇、最值得敬佩的是，尽管他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有交往，可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喜爱他，都欢迎他，他从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嫉妒和憎恨，我相信他这一辈子一直到死也没遇到过一个仇人。幸福的人啊！他每年都要到埃克司温泉浴场来，附近一带的上流社会的人全聚集在那里。他和萨瓦的所有贵族都有来往，他从埃克司到尚贝里来探望贝勒加德伯爵和伯爵的父亲安特勒蒙侯爵。妈妈就是在这位候爵家和他相识并将我介绍给他的。这种一面之交似乎谈不上什么友谊，其间又中断了多年，但是在我以后要叙述的场合中我们又见面了，并且成了莫逆之交。因此，我就满可以谈谈这位十分亲密的朋友了；但是，即使我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利害关系而追念他，对于象他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得天独厚的人。我认为，为了人类的荣誉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这个十分可爱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读者以后可以看到；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些缺点。说不定就不会那样可爱了。为了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也应该有些需要别人原谅的事情。

    这个时期，我和另一个人也有过来往；这一来往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还不断地以追求世俗的幸福——这种追求在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难以混灭啊？——诱惑我。这个人就是孔济埃先生，他是萨瓦的绅士，当时既年轻又可爱，一时高兴想学音乐，更确切地说，要结识我这个教音乐的人。他除了具有艺术的天才与爱好以外，还有一种非常可亲的温柔性格，我十分看重有这种性格的人，所以不久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正在我头脑中开始滋长着的那种文学与哲学的萌芽，只要稍一培养和激励就能完全发育起来，这时候，我在同他的交往中正遇到了这种培养和激励。孔济埃先生对音乐没有多大天赋，这对我说来却是一件好事，教课的时间完全消磨在练习音阶以外的事情上了。我们吃早点，闲谈，阅读新的出版物，对音乐则只字不提。当时伏尔泰和普鲁士皇太子的通信正名噪一时，我们常常谈论这两位著名人物。后者不久就登基了，当时已经部分地显露出他日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位，当时所受的诋毁正如现在所受到的赞美，这使我们对他的不幸深感同情，这种往往与伟大天才俱来的不幸当时仿佛专钉住他似的。普鲁士皇太子年轻时很少幸福，而伏尔泰生来就象是一辈子不能享福的人。由于我们关心这两个人，于是也关心起和他们有关的一切。我们把伏尔泰所写的文章都读了，一篇也没有漏掉。我对他的作品所发生的兴趣，引起我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于是我竭力模仿这位作家文章的绚丽色彩，他的作品的优美文笔已经使我入了迷。过了不久，他的《哲学书简》出版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好的著作，然而正是这些书信有力地吸引我去探求知识，这种新产生的兴趣。从此就一直没有息灭。

    但是，我真正完全献身于知识的时机尚未到来。我的性情始终还有些轻浮，那种想东奔西跑的癖好并未消失，只是一有所减少，而且这时华伦夫人的生活方式还助长了这种癖好。对于我那喜欢孤独的性情说来，她这里可真是太乱了。每天都有一些陌生人川流不息地从各处到她这里来，我确信这些人所想的无非是各按自己的方式来欺骗她，这种情况使我日益感到住在这里真是一种苦刑。我自从在妈妈的信赖中接替了克洛德·阿奈的位置以后，我对于她的景况知道得更清楚了，那种每况愈下的情形使我感到恐慌。我曾无数次向她提出忠告，央求，恳请，发誓许愿，结果一概无效。我曾跪在她的脚下，再三向她说明正在威胁着她的灾难，竭力劝她紧缩开支，并提议首先从我身上开始，我向她说，在年轻的时候忍受点艰难，要比欠下很多债，到了老年陷入困境，受到债主们的逼迫强得多。她体会到我的满腔热诚，也和我抱有同感，她满口答应了我，说得恳切动人。但是，只要来一个无赖汉，她便立刻都忘掉了。在千百次证明我的忠告无效以后，除了闭眼不看我无力防止的灾难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既看守不住家门，只好离开这里去尼翁，日内瓦、里昂作一些短暂的旅行。这种旅行使我暂时忘却了内心的愁苦，但同时又由于我的花费而增加了产生愁苦的根由。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节省开支真能使妈妈得到好处的话，我是情愿不花一文钱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我省下来的钱也要溜到那些骗子的手里去，所以我便利用她有求必应的弱点来和他们分享了。我就好象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

    出门旅行是不难找到借口的；单单妈妈的事也就有的是借口。她和各处都有来往，都有要接治或办理的事，这就需要委托一个稳妥可靠的人去办。她只愿意派我去，我也正希望出门，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过着一种东奔西跑的生活。这些旅行使我得以结识一些有用的人，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良朋益友。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在里昂认识的佩里雄先生，就他对我表示的好感说来，我很后悔没有能继续和他来往。至于我和好心的巴里索结识的经过，等到适当的时候再谈。在格勒诺布尔，我认识了代邦夫人以及德巴尔东南谢议长的夫人，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人，如果我能常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对我发生好感的。在日内瓦，我认识了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他常和我谈起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去世很久了，往事仍在他心头索回。另外我还结识了巴里约父子，父亲把我叫作他的孙儿，他是一个令人非常喜欢与之交往的人，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可尊敬的人物之一。在共和国的动荡期间，这两位公民参加到互相敌对的党派中去：儿子参加了平民党，父亲加入了政府党。当人们于一七三七年拿起武器的时候，我正在日内瓦，亲眼看到他们父子二人都全副武装从同一幢房子里走出来，父亲往市政厅方面走去，儿子则前往自己的集会地点，两人明明知道，两小时后一定会重新相遇，面对面站着并互相残杀起来，这种可怕的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致我发誓：假如我恢复了公民权的话，我决不投入任何内战，并且永远不在国内用武力支持自由，既不用个人行动支持，也不用言论支持。我能够证明，我曾在一个极其微妙的情况下遵守了这个誓言，这种审慎的态度，我认为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那时候，我还没感到武装起来的日内瓦在我心里激起的这初期的爱国热情。由于一件应该由我负责的十分严重的事件，读者可以看出我离这种爱国热情还远着呢，这个事件我当时忘了谈它，现在却不该略而不谈了。

    我的舅父贝纳尔前几年为领导建筑他所设计的查尔斯顿城前往卡罗来纳。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为效忠普鲁士王而捐躯，这样我的舅母就差不多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种丧夫折子的损失，使她对我这样一个仅存的近亲增加了几分亲热。我到日内瓦去的时候便住在她家，闲来无事就翻阅舅父遗留下的书籍和文件。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著作和别人料想不到的书信。我的舅母对于这堆破烂旧书是不太重视的，我愿意拿走什么就可以拿走什么。我只看中了两、三本由我的外祖父贝纳尔牧师批注过的书，其中有罗霍尔特的四开本的“遗著”，这本书的空白边上写满了非常精湛的注解，它使我对数学产生了爱好。这本书以后就一直放在华伦夫人的藏书之中，很可惜我没有把它保藏下来。除了这些书籍外，我还拿了五、六本手稿，唯一的一个印刷本，是著名的米舍利·杜克莱所写的一份文件，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惜性情过于好动，遭到日内瓦官员们极为残酷的迫害，最近死在阿尔贝的城堡中，他被监禁在那里好多年了，据说是因为他曾参预了伯尔尼的阴谋事件。

    这份文件是对日内瓦大而无当的筑城计划的一个相当正确的批评。该计划已经部分地付诸实施，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议会实行这个宏伟计划的秘密目的，曾对该计划极力加以讽刺。米舍利先生因不赞成这个计划，被筑城委员会开除了。然而他认为，不用说自己是二百人议会中的议员，就是以公民的资格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写了这个文件，并且轻率地印了出来，虽然并未发行。他只印了二百份，分发给议员，此项印刷品完全被邮局根据小议会的命令扣留了。我在舅父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份文件以及他的答辩书，我把这份文件与答辩书都拿走了。我作的这次旅行是在我离开土地登记处以后不久，当时我和担任处长的果克赛里律师仍保持相当的交情。以后不久，关税局长请我作他儿子的教父，并且请果克赛里夫人作教母。这种荣誉简直使我晕头转向，我对同这位律师有了如此亲近的关系感到自豪，为了要显示自己能够当得起这样巨大的荣誉，我一定要装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样子。

    由于这种想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米舍利先生的印刷文件拿给他看，那的确是一份稀有的文件，很可以拿来向他证明我是属于知道政府机密的日内瓦的名人之列。但是，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谨慎动机，我没有把我舅父对这份文件的答辩书拿给他，也许因为那是一份手稿，而律师先生所需要的只是印刷品。然而，他非常了解我愚蠢地交给他的那份文件的宝贵价值。从此我就没能收回它，也没有再见到它。后来，我深信无论再费多大力气也要不回来了，使索性做了个人情，把他所强占的东西变成了给他的赠品。毫无疑问，他一定拿着这份十分稀奇而毕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文件到都灵宫廷大肆吹嘘去了，并且还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按照这个文件可能的售价来索取一大笔钱。所幸在未来的一切不测风云之中，撒丁王围攻日内瓦是一件可能性最小的事。可是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我由于愚蠢的虚荣心而把这个要塞的最大缺点透露给它的资格最老的敌人，这就成为一件应该永远自责的憾事了。

    我就这样在音乐与医药，以及在制定种种计划和到各处旅行之间消磨了两三年，不断从这件事转向另一件事，不知道一定要干什么。然而，我对学问也渐渐发生了爱好，常去拜访作家，听他们谈论文学，有时自己也插上几句，但我与其说是对书中的内容有所了解，不如说是在玩弄书上的佶屈聋牙的词语。在我去日内瓦的时候。有时顺便去探望我亲爱的老友西蒙先生，由于他把他从巴耶或从哥罗米埃斯那里所得到的学术界的最新消息讲给我听。使我增高了求知的热情。在尚贝里我也常常和一位多明我会的修士见面，他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个很和善的教士，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常常作一些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小试验。有一次，我曾打算学他的办法制造密写墨水，我在玻璃瓶里装了多半瓶生石灰、硫化砷和水，用寨子紧紧塞好，差不多就在同时瓶内剧烈地沸腾起来，我赶紧跑过去，想打开瓶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瓶子象颗炸弹似的爆炸了，溅了我一脸。我咽了一口硫化砷和石灰的混合物，结果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以后，我当了六个星期的瞎子，从此我明白了，不懂物理实验的原理就不能乱动手。

    这个意外事件对我的健康说来可真不是时候，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坏了。我真不明白，我的体格本来很好，又没有任何过分的嗜好，为什么现在明显地一天天衰弱下去。我的体格相当魁梧，胸部也很宽，我的呼吸本应是舒畅的，然而我却经常气短，有时觉得很憋闷，不由地就发起喘来，而且有时心跳，有时吐血；后来，我开始经常发烧，而且一直没有痊癒过。我的内脏没有任何毛病，又没有作过任何有伤身体的事，为什么在青春时期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呢？

    俗话说：“创毁剑鞘”。我的情况正是这样。我的激情给我以生命力，同时也伤害了我。或许有人问：哪些激情呢？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一些极端幼稚的事，但这些事却使我就象是要占有海伦，或者要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那样激动起来。首先是关于女人的事。当我占有了一个女人的时候，我的感官虽然安定了，但我的心却依旧不能平静。在炽烈的肉欲的快感中，爱的需求在吞食着我。我有了一个温情的妈妈，一个亲爱的女友；但是我还需要一个情妇。于是我就将一个想象中情妇放在妈妈的位置上，为了哄骗我自己，我千百次地变换她的形象。当我拥抱着她的时候，如果我意识到躺在自己怀里的是妈妈，即使我拥抱得同样有力，我的欲望也会息灭；虽然我为妈妈的温存而落泪，我却享受不到快乐。肉欲的快乐啊！这是男人命中注定的一部分吗？唉！即使我这一生中只有一次尝到了爱的全部欢乐，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孱弱的身体能够经受得住，我可能当场死去的。

    因此，我终日受着这种没有对象的爱情的煎熬，也许正是这种爱情才更消耗精力。想到可怜的妈妈的境遇每况愈下，想到她那种不审慎的行为不久就必然要使她彻底破产，我忧心忡仲，焦灼万分。我那可怕的想象总是走在不幸事件的前面，不断向我描绘出那个极可怕的不幸的情景及其后果。我预见到，我将要为穷困所迫而必须离开我已为之献出生命、而且缺了她我就不能享受到生活乐趣的那个女人。我所以总是心神不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欲望和担忧互相交替地侵蚀着我。

    音乐对我说来是另一种激情，虽然不十分炽烈，但也同样耗费我的精力，因为我对它也入了迷。我拚命钻研拉莫的那些难懂的著作，虽然我的记忆力已不听我使唤，我还是固执地加重它的负担。为了教音乐课我不断地东奔西跑；此外我还编写了一大堆乐曲，时常要通宵抄写乐谱。但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些经常性的工作呢？在我这轻佻的头脑中所想的一切蠢事，那些为时短暂、只占一天时光的爱好：一次旅行，一次音乐会，一顿晚餐，一次散步，读一本小说，看一出喜剧，所有这一切无须事先考虑安排就可以享受到的快乐或办得到的事情，对我说来都同样可以成为十分强烈的激情，当它们变得热烈可笑的时候，都能把我折腾得够呛。克利弗兰的虚构的不幸，（我曾疯狂地阅读《克利弗兰》一书，而且屡次中断、又屡次拾起来，）我敢说，比我自己的不幸更叫我难过。

    有一个曾在俄国彼得大帝的宫廷里做过事的名叫巴格莱的日内瓦人，他是我见过的最无耻最荒唐的人。他经常装着一脑袋和他一样荒唐的计划，他把百万巨款说得易如反掌，而一无所有他也毫不在意。他有件纠纷要在元老院解决，所以到尚贝里来了，一来就把妈妈笼络住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慷慨地给妈妈拿出了他那许多一本万利的宝贵计划，而把妈妈仅有的那点银币一块一块地骗走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他也看得出来；对于我这样的人，看出我的心意当然是不难的。他不惜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巴结我。他会走几步棋，便提议教我下棋。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试了一试；刚刚学会了一点走法，我的进步就非常之快，第一局快完时，我就用他开始时让我的堡垒将了他的军。只这一下，我就变成了棋迷。我买棋盘棋子，买加拉布来的棋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再也不出门了。我日日夜夜进行钻研，努力把所有的布局都记在心里，不管好歹一个劲儿往脑子里装，自己跟自己片刻不停、没完没了地下起棋来。经过两三个月的苦练和不可想象的努力，我就到咖啡馆去了。那时我面黄肌瘦，差不多象一个傻子。我要试一试手，就和巴格莱先生再杀一场；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我又输了，一直输到二十盘；我脑袋里的那些走法全乱套了，我的想象力也完全迟钝了，眼前的一切仿佛在云雾中一样。每逢我拿起菲里多尔或斯达马的棋谱，练习和研究各种布局时，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由于极度疲劳而造成的精力衰竭，我的棋下得比以前更糟了。而且，就是我把棋暂时放下一个时期或者努力继续钻研，也总是和那第一次下棋一样，一点进步也没有。我的程度，始终是第一次下棋终局时那个程度。我就是再练习千百年，也不过是拿堡垒将巴格莱的军的水平而已，其他一点进展也不会有。大家一定会说，这个时间消磨得真好！不错！我的确用去了不少时间。我只是到了精力实在难以继续的时候，才放下了这最初的尝试。我从房间里出来时，简直象个从墓穴里出来的人，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恐怕也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们不难想见，象我这样气质的一个人，而且是在青年时期，要想保持健康确实是困难的啊！

    身体的衰弱，也影响了我的情绪，使我那好作奇思异想的热情冷淡了一些。由于感到体力衰退，我变得比较安定了，一心只想旅行的热望也有所减低。我比以前喜欢呆在家里了，我感到的不是烦恼，而是忧郁。病态的敏感代替了激情，沮丧变成了悲伤；我时常无缘无故地叹息落泪，我觉得还没享受到人生的乐趣，生命就要逝去。想到我那可怜的妈妈行将陷入破产的凄惨境地，我心中十分难过；我敢说，我唯一悲伤的，就是我要离开她，使她处于一种凄凉的境地。最后，我完全病倒了。她用远胜过母亲对儿女的心肠来照料我，这对她本人说来，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不仅使她不再去关心她那各式各样的计划，同时还可以避开那些给她乱出主意的人。如果死亡在那时来临的话，那该是多么甜蜜呀！虽说我没享受到多少人生的幸福，但我也没有遭遇到多少人生的不幸。我那恬静的灵魂，可以在尚未痛感人间的不公正之前安然离去，这种不公正使生与死都受到了毒害。我堪以自慰的是，在我的同命者身上还保持着我的存在，这也就是虽死犹生啊。如果我对她的命运没有什么忧虑的话，我死的时候就会象安然入睡一样；而且这些忧虑的本身又由于有一个温柔多情的对象，痛苦也就减轻了。我常对她说：“你是我整个身心的保护者，你要让我感到幸福啊。”有两三次，在我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夜里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有病的身子摸到她的房里，向她提出一些劝告，这些劝告，我敢说，都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而最突出的一点还是我对她的命运的关切。眼泪好象是我的营养品和药物，我坐在她身边的床沿上，握着她的双手，和她一同洒下的眼泪，使我的精神又恢复起来了。这种夜间谈话有时长达几小时，当我回到自己屋子的时候，我觉得比去的时候好了许多。她对我许下的诺言，给我的希望，使我感到欣慰，一切烦恼都消失了，于是我就怀着听凭上帝安排的宁静心情安然地入睡了。假如我在这个时候死去，我是不会感到死亡是多么痛苦的。上帝呀，我这一生经历了多少人间恨事，经历了使我生活动荡不安的多少风暴，以致生命对我说来简直成了一种负担，但愿结束这一切的死亡来临的时候，它会象当年一样，不会让我感到更大的痛苦吧！

    由于她的百般照顾、细心看护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关怀，她终于把我救活了，而且，的确也只有她能够这样做。我不太相信医生们的医疗，却非常相信一个挚友的照顾：同我们的幸福休戚相关的事情总是要比任何其他事情做得更好些。如果说生活中真有一种快乐的感觉，那一定是我们现在所感到的两人相依为命的那种感觉。我们相互间的爱恋并未因此而日益增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这种极质朴的爱恋中，却产生了一种令人说不出来的更亲密、更动人心弦的关系。我完全成了她的作品，完全变成了她的孩子，她比我的生身母亲还亲。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我们的生命也仿佛糅合在一起了，我们不仅感到谁都需要谁，而且还觉得只要两人在一起就什么都满足了。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再考虑我们身外的一切事物，而把我们的幸福和一切愿望完全寄托在两人的互相占有中。我们的这种占有可能是人世上绝无仅有的占有；这不是我前面说过的那种一般爱情上的占有，而是某种更本质的占有，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

    这一如此可贵的转折，为什么没有为她和我的此后余生带来长久的幸福呢？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深信这一点，我对此感到宽慰。这也决不是她的过错，至少她不是故意的。但是事情注定了：人的不可制服的本性又占了上风。不过，那不幸的结局也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感谢上天的安排，曾有过一个间隔期间：短暂而宝贵的间隔期间啊！它不是由于我的过错而终止的，我也不能怪自己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

    虽然我的大病痊癒了，但精力并未复原，我的胸部还在发疼，余留的微烧始终未退，一直软弱无力。我只想在我所喜爱的女人身边度我的余生，使她永不放弃她所下的决心，叫她知道幸福生活的真正所在，并尽我的力量使她成为幸福的人，除此以外，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但是我不仅认为而且也感觉到在一所阴暗凄凉的房子里，两人寂寞无聊地终日对坐，最后也会感到愁闷的。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不用找，自已就来了。妈妈认为我应该喝牛奶，并且要我到乡下去喝。我表示，只要她和我一块儿去，我就同意。这一要求她马上就答应了，问题只在于选择什么地点。郊外的那个园子谈不上真正的乡下，四周又有别人家的房子和花园，没有一点儿可作乡居之所的吸引力。再说，自从阿奈去世以后，为了节约，我们已经不要这个园子了，我们也无心去照顾园中的植物。由于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放弃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并不使我们感到惋惜。

    现在，我趁她对城市生活发生厌倦的时机，建议她索性离开城市，搬到幽静的地方去住，在那里找一所离城较远的小房子，使那些讨厌鬼再也找不到我们。如果她这样做了的话，则由她的守护天使和我的守护天使启示给我的这个主意，很可能使我们一直到死过着幸福安静的生活。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注定要享的福分。妈妈过惯了豪华生活，她注定要遭受的穷困和不幸带来的种种痛苦，使她不致过分留恋人生。至于我，这个各种灾难的牺牲品，注定要留在社会上，以便有一天能给任何热爱公众幸福，热爱正义，不靠同伙支持，不靠党派庇护，单凭自己的正直而敢于公开向人类说真话的人做个榜样。

    一种不幸的顾虑把她抱住了。她怕得罪房主人，不敢离开她那所破房子。她对我说：“你的隐居计划非常好，也很合我的心意，不过，过隐居生活也需要钱呀，放弃我这所监牢般的房子，就有失去饭碗的危险，当我们在树林里找不到饭吃的时候，还得到城里来找。为了避免这种麻烦，我们最好不要完全离开城市。我们就继续给圣劳朗伯爵那点房租吧！这样他就不致停止我的年金。我们要设法找所小房子，它离城的距离可以使你享受生活的安静，又在必要时可以随时回城里来。”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找了一些时候，我们就决定居住在沙尔麦特村属于孔济埃先生的一段土地上；这个地方就在尚贝里旁边，但是很僻静，仿佛离城有百里之遥。在两座相当高的山丘之间，有一个南北向的小山谷，山谷底部的乱石和灌木丛中有一道溪水，沿着这个山谷，在半山腰间疏疏落落地座落着几所房子，任何一个喜欢在比较偏僻比较荒野的地方过隐居生活的人，对这里都会非常满意。我们看了两三处房子，最后选择了最漂亮的一所，这所房子的所有人是一位正在服役的贵族，名叫诺厄莱。房子很适于居住。前面是一座高合式的花园，上面是一片葡萄园。下面是果树，对面是一个小小的栗树林，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泉水；再上一些，山上有作牧场用的草地，总之，对我们所要建立田园生活必要的一切应有尽有。据我记忆所及，我们大概是在一七三六年的夏末住到那里去的。我们第一夜在那里睡下的时候，我真是快活极了。我拥抱着这位可爱的女友，欣喜若狂，激动得睁着泪汪汪的双眼对她说道：“哦，妈妈，这真是幸福和纯洁的住所啊。我们要是在这里找不到幸福和纯洁，那就别到其他地方去找了。”

    第六章

    我不能接着说：但是，没关系，我什么都不要了。我甚至不要所有权，只要我能享受就够了。我早就说过，而且也体会到，所有者和占有者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人，即使把丈夫和情夫间的区别撇开不谈。

    我一生中的短暂的幸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使我有权利说我不曾虚度此生的那些恬静的但迅即逝去的时光，就是这时开始的。宝贵而令人留恋的时光呀！请再为我开始一次你们那可爱的历程吧；如果可能的话，请在我的回忆里走得慢一些，虽然实际上你们都是那样飞快地过去了。怎样才能把这段动人而单纯的记述按我的意愿写得很长呢？怎样才能把同样的事情反复重述，却不叫读者和我自己都感到厌烦呢？再说，如果这一切都是具体的事实、行为和言谈，我还能够描写，还能用某种方式把它们表达出来；但是，如果这既没有说过，也没有做过，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而只是感受过和体验过，连我自己除了这种感觉本身以外，也说不出使我感到幸福的其他原因，又怎么能够叙述呢？黎明即起，我感到幸福；散散步，我感到幸福；看见妈妈，我感到幸福；离开她一会儿，我也感到幸福；我在树林和小丘间游荡，我在山谷中徘徊，我读书，我闲暇无事，我在园子里干活儿，我采摘水果，我帮助料理家务——不论到什么地方，幸福步步跟随着我；这种幸福并不是存在于任何可以明确指出的事物中，而完全是在我的身上，片刻也不能离开我。

    在我一生中的这个可贵的阶段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个阶段我所作、所说和所想的一切，没有一件是我不记得的。在这个时期以前和以后的一些事，有时只是片断地浮现在我的脑际，即使想起来时，也是参差不齐的和零乱的。只有这个时期的事情，我完全记得，当时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在年轻时候，我的想象力总是向前展望，现在则只是追溯往事，以甜蜜的回忆来填补我永远失去的希望。我看不出未来有什么可以诱惑我的地方，只有回忆过去，能给我带来乐趣；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期的回忆是那样生动，那样真实，使我常常感到幸福，尽管我有过不少不幸。

    关于这些回忆，我只举一个例子，由此可以判断它们，是多么真实多么有力。我们头一砍到沙尔麦特去过夜的那天，妈妈是坐轿子去的，我跟在后面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山路，她的身体又不轻，她怕轿夫们过于劳累，差不多半途上就下了轿，剩下的路程打算步行。在路上，她看见篱笆里面有一个蓝色的东西，就对我说：“瞧！长春花还开着呢！”我从来没有见过长春花，当时也没有弯下腰去看它，而我的眼睛又太近视，站着是不能辨认地上的花草的。对于那棵花，我当时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了它一眼，从那以后，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我既没再遇见这种花，也不曾注意到这种花。一七六四年，我在克莱希耶和我的朋友贝鲁先生一同登上一座小山，山顶上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厅，我的朋友把它叫做“美景厅”，确是名副其实。那时我采集了一点儿植物标本。我一面往上走，一面不时地朝树丛里看看，我突然间高兴地叫了一声：“啊！长春花！”事实上，也真是长春花。贝鲁看出我非常激动，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希望他以后有一天读了这段文字就能明白。根据这么一件小事给我留下的印象，读者就不难想见那个时期的一切事物给我留下的印象该是多么深刻的了。

    不过，野外的空气并未能恢复我原有的健康。我本来就衰弱无力，现在更衰弱了。我连牛奶都消化不了，只好停止饮用。当时正流行着用泉水治病的方法，于是我就试行起泉水疗法来，但我运用得很不得当，以致这种疗法不但未能治好我的病，反倒几乎送了我的命。我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拿着一个大杯子到泉边去，我一边散步一边喝，一直喝了两大瓶泉水。我每顿饭后的酒也完全停止了。我所喝的水和绝大多数的山水差不多，有些硬，不好消化。简单说，不到两个月我就把一向很健全的胃完全弄坏了，吃什么也不能消化，我确信再也没有痊愈的希望了。与此同时，我又突然得了一种病，不论就病的本身来说，还是就它那一直影响我一生的后果来说，都是很奇特的。

    有一天早晨，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并不比往日坏，但当我正在移动一个小桌子的时候，突然觉得全身发生了一种几乎不可理解的震动。我想最好把这种变化比作血液中起了一阵暴风，它立刻袭击到我全身。我的动脉跳动得非常激烈，我不仅感觉到跳动，甚至还听得到跳动的声音，特别是颈部动脉的跳动。此外，两个耳朵嗡嗡直响，这种嗡嗡声包括三个甚至四个声音：粗而低沉的声音，较为清晰的好象潺潺流水的声音，尖细的哨音，最后则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跳动声；我不必按我的脉搏或用手摸我的身体，就能毫不困难地数出跳动的次数。我耳朵里的这种响声是那样厉害，以致使我失去了以前那种锐敏的听觉，我虽然没有完全变成聋子，但是从那以后，我的听觉迟钝了。

    我的惊慌和恐怖是可以想见的。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就躺到了床上。医生也请来了。我颤抖着向他叙述了我的情况，我说我是治不好了。我相信医生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仍然尽了他的职责。他向我罗哩罗嗦地说了许多道理，可是我连一句也没听懂；接着，他便按照他的高明理论开始在我这“不值钱的身体上”采用他的那种医疗法。这种疗法令人难以忍受和感到恶心，而且效果甚微，不久我就厌倦了。过了几个星期，我看病情既不见好，也未恶化，就不顾脉搏的跳动和嗡鸣，索性离开了病床，恢复了我日常的生活。从那以后，也就是说三十年来，这种毛病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

    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很能睡觉的人。有了这种病以后，我就开始失眠，于是我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种想法使我暂时不再为治病的事操心。既然我的生命不能延长，我便决定要尽量利用我还活在世上的那点时间。由于大自然的特殊恩施，即是在这种极不幸的情况下，我那得天独厚的体质居然免除了我在生理上所应受到的痛苦。我虽然厌恶这些声音，却并不为它感到苦恼；而且，除了夜间失眠和经常感到气短外，这种声音并未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不便；就是我那感觉气短的毛病，也没有发展到气喘的程度，只是在我要跑路或动作稍微紧张的时候显得厉害一点而已。

    这种本应毁灭我的身体的病症，只是消灭了我的激情，我每天都为这种病在我的精神上所产生的良好效果而感谢上天。我可以率直地说，我只是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死人以后，才开始活着。只是到了这时，我才对我要离开的事物予以应有的重视，开始把我的心思用在一些比较高尚的事情上，就好象我要把早该应尽的、而我至今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义务提前完成似的。我常常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宗教，但我从来没有完全离开宗教，因此，我没有怎样费力就又转向了宗教。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那样枯燥无味，而在那些认为宗教可以给人以安慰和希望的人们看来，则是那样趣味盎然。在这个问题上，妈妈对我的教导比所有的神学家对我的教导都更有益。

    她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对于宗教当然也不例外。这套看法是由一些极不相同的观念——其中有的非常正确，有的非常荒谬——以及一些与她的性格有关的见解和与她所受的教育有关的偏见组成的。一般说来，信徒们自己是什么样就认为上帝也是什么样：善良的人认为上帝是善良的，凶恶的人认为上帝是凶恶的；心中充满仇恨和愤怒的人，只看到有地狱，因为他们愿意叫所有的人都下地狱，而心地温和和善良的人就不相信有地狱。令我感到非常惊异的是，善良的菲内龙在他的《德勒马克》一书中关于地狱的言论，真好象他相信有地狱似的，但是，我希望他当时是在说谎，因为不管多么诚实的人，一旦作了主教，有时就不得不说谎。妈妈对我是不说谎的；她那从来没有怨恨的心灵不可能把上帝想象成为复仇与愤怒之神。关于上帝，一般信徒所看到的仅只是公道和惩罚，她看到的则只是宽容和仁慈。她常常说，如果上帝拿我们的行为来判断我们，那他就太不公道了，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作一个品德端正的人所应具备的条件，如果他要求我们这样，那就是向我们要他没有给过我们的东西。令人奇怪的是，她虽不相信有地狱，却相信有炼狱。这是因为她不知道对恶人的灵魂究竟应当怎么办：既不愿叫恶人的灵魂下地狱，而在他们没有转变以前，又不愿把他们和善人的灵魂放在一起。我们也应该承认：不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另一个世界上，恶人的事总是难办的。

    还有一件怪事。根据这种主张，关于原罪和赎罪的理论就被推翻了，一股流行的基督教义的基础也被动摇了，而且起码可以说，天主教是不能继续存在了。但是，妈妈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更确切地说，她自信是个好的天主教徒，她这种自信无疑是出于至诚的。她认为人们对圣经的解释过于教条和呆板，圣经里面所说的关于永恒的苦难的话，她认为是带有侗吓或寓意的性质。耶稣基督的死，在她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之爱的榜样，它教人们要爱上帝，并且也要彼此相爱。一句话，她是忠于她所选择的信仰的，她以十分诚笃的态度承认教会的全部信条；但是，要是一条一条地和她讨论起来，那就会发现她和教会所信仰的完全不同，尽管她始终是服从教会的。

    在这个问题上，她所表现出的纯朴和真诚比那些学者们的论争更为雄辩有力，甚至有时叫她的听忏悔师很为难，因为她对自己的听忏悔师是什么事也不隐瞒的。她对他说：“我是个好天主教徒，我愿意永远做一个好天主教徒。我要用我的整个心灵接受圣母教会的决定。我虽不能掌握自己的信仰，但能掌握自己的意志。我要使我的意志完全服从教会，我愿意毫无保留地相信一切。您还要我怎样呢？”

    我相信，即使没有产生过基督教的道德，她也会遵奉它的一些原则，因为她的性格和基督教的道德太吻合了。凡是教会明确规定的，她都去做；其实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定，她也同样会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她总是喜欢服从的。如果没有准许她、甚至规定她开斋，她会守斋一直守下去，这完全是为了伺奉上帝，丝毫不是出于谨慎小心的缘故。但是所有这些道德原则都是从属于达维尔先生的原则的，说得更准确些，她看不出其中有任何相抵触的地方。她可以坦然地每天和二十个男人睡觉，这样做既不是出自情欲，也不因此而感到有任何顾忌。我知道有不少虔诚的女人在这件事上的顾忌并不比她多，但是她和她们之间的不同是；她们是由于情欲的诱惑，而妈妈则是被她那诡辩哲学所欺骗。在最令人感动的谈话中，我甚至敢说，在最富有教诲意义的谈话中，她可以平静地谈到这个问题，面部的表情和声调毫无改变，而且一点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如果当时有什么事情打断了她的谈话，随后她会以同样冷静的态度接着谈，因为她真诚地相信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社会道德而定的，每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可以根据情况去解释、奉行或回避，而不会冒亵渎上帝的危险。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见虽然和她显然不同，我承认我不敢反驳她，因为要反驳，我就得扮演一个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一种羞愧之心使我难以启齿。我倒是很想建立一项规则叫别人遵守，同时又极力使自己成为例外，不受它的约束。但是，我不仅知道她的气质可以防止她滥用她的主张，我还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容易受骗的女人，如果我自己要求例外，就等于让她把她所喜欢的一切人都算作例外。其实，我只是在谈到她的其他不一致的地方时顺便提一下这点：这在她实际行为上并没有产生过多大影响，而在当时甚至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我曾答应要忠实地叙述一下她的主张，我要遵守我的诺言。现在我再来谈谈自己吧。

    我发现她的这些处世之道正是我为了使自己心灵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及其后果所需要的，于是我便十分坦然地尽量从这个信赖的源泉中汲取一切。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依恋她了，我真想把我的行将结束的生命完全给了她。由于我对她的加倍的依恋，由于我确信自己在人间的日子已经不长，又由于我对将来的命运处之泰然，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十分平静、甚至是十分幸福的情况。这种局面缓和了使我们陷于恐惧和希望中的一切激情，从而使我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我那为时不久的时光。给这些日子增添了乐趣的一件事，那就是我在用一切办法来培养她对田园生活的兴趣。由于我一心要使她爱上她的园子、养禽场、鸽子、母牛，结果我自己也爱上了这一切。我虽然把整天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但并没有搅乱我的平静，这比喝牛奶和服用一切药物更有益于我那可怜的身体，更能使我的身体恢复健康。

    收获葡萄和水果使我们愉快地度过了那一年的其余时间。加之又处在善良的人们中间，这使我们对田园生活逐渐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我们怀着极端的惋惜心情看着冬天的来临，回城的时候就好象要被流放似的，而我尤其难过，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能活到下一个春天，我觉得向沙尔麦特告别就是永别。在离开的时候，我吻了吻那里的土地和树木，尽管已经走得很远，我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回城以后，由于我和我的女学生们离开已经很久了，又由于我已失去了城市里的娱乐和社交的兴趣，我就不再出门了，除了妈妈和萨洛蒙先生外，什么人也没有见过。萨洛蒙最近成了我和妈妈的医生，他是个正直而有才气的人，有名的笛卡儿派，他对宇宙法则有相当明智的见解；对我说来，听他那些非常有趣且富有教益的议论比服用他所指定的那些药剂更为有益。一切愚蠢和庸俗的谈话是我所一向不能忍受的；但听取有益的与有丰富内容的谈话，则始终是我最大的愉快，我对这样的谈话从不拒绝。同萨洛蒙先生的谈话使我感到极大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交谈已经涉及到我那摆脱了束缚的心灵行将获得的高深知识。我由于对他的好感进而发展到喜欢他所谈的课题，于是，我开始寻找一些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的理论的书籍。那些能把科学与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的论著，特别是由奥拉托利会和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出版的著作，对我更为相宜。我开始阅读这些书，更确切地说，我是在贪婪地读它们。我碰巧弄到了一本拉密神父写的《科学杂谈》，这是介绍科学论著的一种入门读物。我反复读了它上百遍，并且决定拿这本书作为我的学习手册。最后，虽然我的身体状况欠佳，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逐渐引向研究学问的道路上，而且，我虽然每天都认为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日，但却更加奋勉地学习起来，就好象要永久活下去似的。别人都说这样用功学习对我有害，我却认为这对我有益，不仅有益于我的心灵，而且有益于我的身体，因为这样专心读书的本身对我就是一件乐事，我不再考虑我的那些疾病，痛苦也就因此而减轻了很多。诚然，这对于我的疾病，实际上不能有所减轻，但是由于我本来没有剧烈的痛苦，我对身体的衰弱，对失眠，对用思考代替活动，也就习以为常了，最后，我把机能的一步步慢慢衰退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到死方休的过程了。

    这种想法不仅使我摆脱了对生活琐事的挂虑，也使我避开了一直到那时被迫服用的讨厌药品。萨洛蒙承认他的药对我没有什么用，也就不勉强我继续尝那些苦味了，他只是开一些可服可不服的药方来安慰可怜的妈妈，以便减轻她的忧郁，这一方面不使病人对病情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也可以维持医生的信誉。我放弃了严格的节食疗法，又恢复了喝酒的习惯，在我体力允许的范围内重新过起健康人的生活。我样样都有节制，但没有任何禁忌。我甚至又开始出门了，我去拜访我的朋友们，特别是我非常喜欢交往的那位孔济埃先生。最后，也许是由于我认为努力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件美好的事，也许是由于在我内心深处蕴藏着还能生存下去的希望，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反而似乎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我不顾一切地积累知识，以便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好象我相信我所获得的知识是我当时唯一能够有的东西。我对布沙尔的书店发生了好感，一些文人学者经常到他那儿去；不久，由于春天——我曾以为不能再看到的春天——已经临近了，我便在那个书店里选购了几本书，以便有幸能回沙尔麦特时，随身带去。

    我得到了这种幸福，我就尽量享受这种幸福。当我看到草木萌蘖发芽的时候，心中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重新看到春天，对我说来，等于天堂里的复活。积雪刚刚开始融化，我们就离开了那所监牢般的住宅，为了听那夜莺的初啭，我们去沙尔麦特是相当早的。从那时起，我已不再相信我快要死了，实际上也很怪，我在乡间时从未真的病倒过。我在那里感到过不舒服，但始终不曾缠绵病榻。当我觉得身体比平时还坏的时候，我就说：“你们看见我要死的时候，就请把我抬到橡树的树荫下，我保证会复原的。”

    虽然衰弱，我又恢复了田间的活动，当然我是量力而为的。我为自己不能独力从事田园工作而深感苦恼；刚锄了五六下地，就气喘吁吁，汗流如雨，支持不住了。我一弯腰，心跳就加快，血液就猛地冲到头部，我不得不立即直起身子来。我只好做些不太累的活儿，于是，就在许多工作中担当起照料鸽子的活来，我十分喜爱这种工作，常常一连干上几小时，一点儿也不觉得厌烦。鸽子非常胆小，而且难以驯养，然而，我终于做到使我的鸽子非常信任我，甚至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去，它们都跟着我，我愿意什么时候捉它们就能捉住它们。只要我一去到园子里或到院子里，我的肩上和头上就会立刻落上两三只鸽子。虽然我很喜欢它们，但这样的扈从最后却成了我最大的累赘，我不得不免除了它们对我的这种亲昵的习惯。我一向特别喜爱驯养动物，尤其是驯养一些胆小的野性动物。我认为把它们驯养得善于听从人意，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利用它们对我的信任而去捉弄它们，我愿意叫它们毫无畏惧地喜爱我。

    我在前面说过，我带来了几本书，于是就读起这些书来，但是我的读书方法很难使我得到益处，而只能增加我的疲劳。由于我对事物没有正确的理解，竟认为要从读一本书得到好处，必须具有书中所涉及到的一切知识，丝毫没考虑到就是作者本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他写那本书所需要的知识也是随时从其它书中吸取来的。由于我的愚蠢想法，我读书的时候就得不时地停下来，从这本书跳到那本书，甚至有时我所要读的书自己看了不到十页。就得查遍好几所图书馆。我顽固地死抱着这种极端费力的办法，浪费了无数的时间，脑子里越来越混乱不堪，几乎到了什么也看不下去、什么也不能领会的程度。幸而我发觉得尚早，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使我置身在一个漫无边际的迷宫里，因此在我还没有完全迷失在里面以前就回头了。

    一个人只要对于学问有真正的爱好，在他开始钻研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使它们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互相阐明，哪一门也不能独自存在。虽然人的智力不能把所有的学问都掌握，而只能选择一门，但如果对其他科学一窍不通那他对所研究的那门学问也就往往不会有透彻的了解。我觉得我的思路是好的和有用的，只是在方法上需要改变一下。我首先看的就是百科全书，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加以研究。不久，我又认为应当采取完全相反的方法：先就每一个门类单独加以研究，一个一个地分别研究下去，一直研究到使它们汇合到一起的那个点上。这样，我又回到一般的综合方法上来了，但我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意识这样做的。在这方面，我的深思弥补了知识的不足，合乎情理的思考帮助我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不论我是活在世上还是行将死去，我都一点不能再浪费光阴了。二十五岁的人了，还是一无所知，要想学到一切，就必须下决心很好地利用时间。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命运或死亡可能打断我这种勤奋治学的精神，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先对一切东西获得一个概念，为的是一方面可以试探一下我的天资，另一方面也可以亲自来判断一下最好是研究哪一门科学。

    我在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原先没有料到的好处，那就是：很多时间都利用上了。应当承认，我本不是一个生来适于研究学问的人，因为我用功的时间稍长一些就会感到疲倦，甚至我不能一连半小时集中精力于一个问题上，尤其在顺着别人的思路进行思考时更是这样，虽然我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思考，时间可能比较长些，而且还能有相当的成果。如果我必须用心去读一位作家的著作，刚读几页，我的精神就会涣散，并且立即陷入迷惘状态。即使我坚持下去，也是白费，结果是头晕眼花，什么也看不懂了。但是，如果我连续研究几个不同的问题，即使毫不间断，我也能轻松愉快地一个一个地寻思下去，这问题可以消除另一问题所带来的疲劳，用不着休息一下脑筋。于是，我就在我的治学计划中充分利用我所发现的这一特点，对一些问题交替进行研究，这样，即使我整天用功也不觉得疲倦了。当然，田园里和家里的那些零星活计也是一种有益的消遣，但是，在我的求知欲日益高涨的时候，不久我便想出一种能从工作中匀出学习的时间并且能够同时从事两件事的办法，而不去顾虑哪一件会进行得稍差一些。

    在这些只我自己感到兴趣而往往使读者感到厌烦的小事里面，我还有未曾提到的地方，如果我不向读者指出的话，你们也许连想都不会想到的。现在举一个例子，为了要尽可能做到既轻松愉快而又能得到益处，我在时间的分配上进行了种种不同的试验，我一想起这点，就感到极为欣慰。我可以说，在我隐居生活中的这段时间虽然始终多病，却是我一生中最不清闲、最不感到厌倦的时期。那时，我一方面是在试图确定自己的爱好，而另一方面是在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并且是在这令人陶醉的地方，享受着我深感难以获得的人生之乐，享受着如此悠闲自在、甜蜜无比的伴侣之乐——如果对于如此美满的结合能够称之为伴侣的话，享受着我一心只想获得高深知识的那种快乐，这样，两三个月的时光转瞬间就过去了。对我来说，我的努力仿佛已经取得了结果，甚至还要超过许多，因为学习的乐趣在我的幸福中占据了主要的成分。

    应该略而不提的这些试验，对我说来，每一件都是一种享受，但它们是那样平淡无奇，以致无可转述。再说，真正的幸福是不能描写的，它只能体会，体会得越深就越难加以描写，因为真正的幸福不是一些事实的汇集，而是一种状态的持续。我常常这样说，而且我以后甚么时候想起时还要比这说得更多。最后，在我那变化无常的生活有了一个大致的规律时，我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象下面这样分配的。

    每天早晨日出以前起床，然后从邻近的果园走上一条十分美丽的道路，这条路在葡萄园的上方。我沿着这条山路一直走到尚贝里。一路上，我一边散步一边作祈祷。我的祈祷并不是随便地咕哝几句就完了，而是我那至诚的心一直向往着创造这个展现在我眼前的可爱的自然美景的造物主。我从来不喜欢在室内祈祷，我觉得墙壁和人手制造的那些小物件是我和上帝交往的障碍。我喜欢在欣赏他的创造物时默念他，这时我的心也上升到神的境界。我可以说，我的祝祷是纯洁的，因此我的心愿是值得上帝嘉纳的，我没有别的心愿，只是为我自己和我永远为之祝福的那个女人祈求一个没有邪恶、没有痛苦、没有穷困的纯洁的平静生活，祈求我们至死作正直的人并在未来有正直人所应有的好命运。实际上，在我的这种祈祷中，赞美和欣赏多于祈求。我知道，在真正幸福的施与者眼前，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幸福的最好方法，在于自己的争取而不只在于祈求。我回来的时候，总要绕一个大圈子，以兴奋的心情观望着周围田野里的那些东西，这是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灵永不感到厌烦的。我从远处探望妈妈是否已经醒来，看到她的百叶窗已经打开时，便欢喜得跳起来，赶紧跑向前去。如果百叶窗还关着，我就暂时转到园子里，以默诵我昨天所读的书籍作消遣，或者做一些园内的活计，等候她醒来。百叶窗一打开，我就赶忙跑到床前去拥抱她，那时她常常处在半睡的状态中，我们的拥抱既甜蜜又纯洁，在这纯真无邪的拥抱中，有着一种令人陶醉的愉快，但这种愉快和肉欲的快感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通常我们是拿牛奶和咖啡作早餐的。这时是我们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也是我们最能畅快地交谈的时刻。这种在早餐时的谈话通常占了相当长的时间，以致使我对早餐总有一种强烈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喜欢英国和瑞士的习惯，而不大喜欢法国的习惯，在英国和瑞士，早餐是大家聚在一起的一次真正的用餐，而在法国则是每人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用餐，甚至常常根本不吃什么。闲谈一两个小时后，我就去看书，一直看到吃午饭。我起先看一些哲学书籍，如波尔－洛雅勒出版的《逻辑学》，洛克的论文，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笛卡儿的著作等等。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作者的学说差不多总是互相冲突的，于是我就拟订了一个要把它们统一起来的空想的计划，我耗费了不少精力，浪费了不少时间，弄得头昏脑胀，结果毫无所获。最后，我放弃了这种方法，采取了另一种比这好得多的方法，我的能力虽然很差，但我之所以还能有些进步，应当完全归功于这个方法，因为毫无疑问，我的能力在研究学问上一向是很有限的。我每读一个作者的著作时，就拿定主意，完全接受并遵从作者本人的思想，既不掺入我自己的或他人的见解，也不和作者争论。我这样想：“先在我的头脑中储存一些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要论点明确就行，等我的头脑里已经装得相当满以后，再加以比较和选择。”我知道这种方法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拿灌输知识的目的来说，这个方法倒是很成功的。有几年功夫，我只是作者怎样想自己就怎样想，可以说从不进行思考，也几乎一点不进行推理。几年过后我就有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足以使我独立思考而无需求助于他人了。在我旅行或办事而不能阅读书籍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复习和比较我所读过的东西，用理智的天平来判断每一个问题，有时也对我的老师们的见解做一些批判。虽然我开始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未免晚了一些，但我并没有感到它已失去了那股强劲的力量，因此，在我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别人并未说我是一个盲从的门徒，也没说我只会附和先辈的言论。

    后来，我转学初级几何。对于这个科目，由于我一心要想克服自己记忆力薄弱的缺陷，我翻来覆去学了好多遍，同一部分经常从头学起，所以始终没有多大进展。我对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主要偏重在一连串的证明，而不重视概念的联系。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拉密神父的几何学，从那时候起，这位神甫就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位作者了，就是现在我还很爱重读他的著作。以后我便开始学习代数，同样也以拉密神父的著作为指南。在我取得了一些进步以后，我就阅读雷诺神父的《计算学》以及他的《直观解析》，对于后者，我不过是随手翻翻而已。我一直没有能够深刻理解把代数应用在几何学上的意义。对这种不知目的所在的计算法我是一点不感兴趣的，我觉得用方程式来分解几何题，就好象是在用手摇风琴演奏乐曲。在我第一次用数字算出二项式的平方就是组成那个二项式的数字的各个平方加上这两个数字的乘积的一倍，我尽管算得很正确，也不肯相信，直到我作出图形后才肯相信。我并不是因为代数里只求未知量便对代数没有甚么兴趣，而是在应用到面积上时，我就必须根据图形才能进行计算，不然我就一点也不明白了。

    在这以后，我就研究起拉丁文来了。拉丁文是我最感困难的一门课程，我在这方面一直没有显著的进步。我起初采用波尔－洛雅勒的拉丁文法，但是，没有任何收获。那些不规范的诗句确实叫我讨厌，始终听不入耳。我一看那一大堆文法规则就糊涂了，在学会一条规则的时候就把以前的全忘了。对于一个记忆力弱的人来说，是不适于研究文字学的，而我却正是为了增强我的记忆力才决心从事这种研究。最后，我不得不放弃了它。那时，我对语句的结构已经有相当的理解，利用一本辞典，可以读一些浅近的著作。于是我就选择了这种途径，觉得效果很好。我集中精力翻译拉丁文，不是笔译，而是心译，也仅止于此。经过长期的练习，我终于能够轻松愉快地读一些拉丁文著作，但是我始终不能用这种语言谈话和写作，因此，当我后来不知为什么竟被放进学者行列的时候，我时常感到很尴尬。和我这种用功方法分不开的还有另外一种缺陷，那就是我一直没学会拉丁韵律学，更谈不上懂得作诗的种种规律。不过，我很想能欣赏拉丁语在韵文和散文里的那种非常谐美的声调，我曾费了不少力气想学会一点，但是，我确信，要是没有老师的指导，那几乎是办不到的。在所有的诗体中，最容易作的就是六音节诗，我学过这种诗句，我曾耐心地把维吉尔的诗的音律差不多全部都摸清了，并且标出了音节和音量；后来，只要我弄不清某个音是长音或短音，我就查那本维吉尔。然而，由于我不知道在作诗的规则中允许有一些例外，因而常常发生不少的错误。如果说自学有好处，那么我要说，它也有很大的坏处，最主要的是非常吃力。关于这一点，我体会得比任何人都清楚。

    中午时分，我放下了书本，如果午饭还没有准备好，我就去访问已成为我的好友的那些鸽子，或者在园子里干点活儿等候开饭。一听到叫唤我的声音，我就兴致勃勃地带着强烈的食欲跑去，这里也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病情如何，我的食欲从未减退。午饭的时间是非常愉快的，在等妈妈能够吃东西之前，我们先谈些家务事。此外，天气好的时候，每星期有两三次，我们到房屋后边一个布满花草的相当凉爽的亭子里去喝咖啡；我在这个亭子四周栽了一些忽布藤，天气炎热的时候，到这里来乘凉是非常舒服的。我们在这里消磨一个来小时，看看我们的蔬菜和我们的花草，谈谈我们的生活，越谈越体会到我们生活的甜蜜。在我们园子的一端，还有另一个小家族：那就是蜜蜂。我轻易不会忘记去拜访它们，妈妈有时也和我同去。我对于它们的劳动很感兴趣，看到它们飞回来的时候，带着那么多的采集物，几乎都要飞不动了，觉得很有意思。头几天，我由于过分好奇，不小心被它们螫了两三次，但是后来我们渐渐熟识了；无论离多近它们也不会伤害我。蜂窝里的蜜蜂非常多，甚至满得必须分群，有时我就被它们包围起来，我的手上、脸上到处都是蜜蜂，但再没有一个蜜蜂螫过我。所有动物对人都不相信，这是对的，但当它们一旦确信人们无意伤害它们的时候，它们的信任会变得那样大，只有比野蛮人还要野蛮的人才能滥用这种信任。

    下午我还是读书，不过午后的活动与其说是工作和学习，不如说是消遣和娱乐更为恰当。午饭后，我从来不能关在屋里认真用功，通常在一天最热的时候，一切劳动对我都是负担。然而我也不闲着，我自由自在、毫无拘束、不费心思地看一些书。我最常看的就是地理和历史，因为这两个科目并不需要集中精力，我那点可怜的记忆力能记住多少就收获多少。我试图研究佩托神父的著作，因而陷入了纪年学的迷宫里。我讨厌那既无止境又无边际的批判部分，却特别喜欢研究计时的准确和天体的运行。如果我有仪器的话，我一定会对天文学发生兴趣，但我只能满足于从书本上得到的一些知识以及为了了解天体的一般情况而用望远镜做的一些粗略的观察，由于我的眼睛近视，光靠肉眼是不可能清晰地辨认星座的。谈到这个问题，我记得曾发生过一次误会，至今想起来还往往觉得好笑。为了研究星座，我买了一个平面天体图。我把它钉在一个木框上，每逢无云的夜晚，我便到园子里去，把木框放在和我身材一般高的四根桩柱上。这个天体图的图面是向下的，须用烛光把它照亮，为了避免风吹蜡烛，我在四根桩柱中间的地面上摆了一个木桶，把蜡烛放在里面。然后，交替地看看天体图和用望远镜看看天上的星座，我就是这样练习认识星体并辨别星座的。我想我已说过，诺厄莱先生的花园是在一个高台上，无论在上面干什么，从大路上老远就可以看得见。一天夜晚，正当我用这一套奇怪的装备聚精会神地进行观察的时候，有些晚归的农民从这儿路过，看见了我。他们看到天体图底下的亮光，却看不到光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桶里的蜡烛有桶边挡着，他们看不见；再加上那四根支柱，那张画满各种图形的大图纸，那个木框，还有我那来回转动的望远镜，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把我这一套东西当成是作魔法的道具，因而吓了一大跳。我的那身装束也使他们感到惊奇，我在便帽上又加了一项垂着两个帽耳朵的睡帽，穿着妈妈强使我穿的她那件短棉睡衣，在他们看来，我那样子的确象一个真正的巫师。而且当时将近午夜，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要举行巫师会议了。他们不愿意接着看下去，一个个惊慌万分地跑开了，并且叫醒了他们的邻居，把看见的事讲给他们听。这件事传得非常快，第二天，邻近的人就都知道在诺厄荣先生家的花园里举行了一次巫师会议。如果不是一个亲眼见到我作“妖术”的农民当天就向两个耶稣会士抱怨了一番，我真不知道这种谣言最后会产生多大后果。耶稣会士不明真相，只顺口给他作了一些解释。后来，这两个耶稣会士来看我们，向我们叙述了这件事，我向他们说明了原委，大家都不禁笑了起来。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当即决定以后我再去观察星空时就不要点蜡烛，看天体图则只在屋里看。我敢说，凡是在《山中书简》中读过我所谈的威尼斯幻术的人，一定会认为我早就具有做巫师的特殊天赋了。

    这就是没有什么田间工作可做的时候，我在沙尔麦特的生活情形。我是特别愿意做田间工作的，只要是自己能胜任的活计，我干起来同农民一样；但是，由于我的身体极弱。我干的活计，只能说是其志可嘉。再说，由于我同时要做两种工作，结果哪样也没有做好。我认定用强记的方法可以加强记忆力，于是我坚持尽量多背一些东西，为此，我常常随身携带书本，以难以置信的毅力，一面干活儿，一面诵读和复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种顽强的、不间断的、无结果的努力居然没有使我变成傻子。维吉尔的牧歌，我学了又学，不知念了多少遍，结果现在还是一句都不会。不论是到鸽棚、菜园、果园或葡萄园，我总是随身携带着书本，因此我丢失或弄破了好些书。每当干别的活计时，我就把书本随便放在树底下或篱笆上，因此到处都有我干完活忘记拿走的书，及至两星期后重新找到时，那些书不是已经发霉就是叫蚂蚁和蜗牛给咬坏了。这种死用功的习惯不久就成了一种怪癖，干活的时候，我几乎跟傻子似地嘴里不断在嘟哝和默诵什么东西。

    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和奥拉托利会的著作是我最常读的，结果使我成了半让赛尼优斯教派的信徒了，虽然我自信心很强，他们那种严酷的神学教义却也有时叫我惊恐。那令人恐怖的地狱，我从来不觉得多么可怕，现在也渐渐扰乱了我内心的宁静，如果不是妈妈把我的心安定下来，这种可怕的学说最后一定会使我的精神完全陷入错乱状态。当时我的听忏悔师也是她的听忏悔师，他在使我保持心神的宁静方面出了不少力。这个人是耶稣会士海麦神父，他是一位和善而聪明的老人，我一想起他的音容，一种崇拜的心情使油然而生。他虽然是耶稣会士，但是有稚子般的纯朴。他的道德观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是温厚，这正符合我的需要，以使减轻让赛尼优斯教派加给我的那种阴森可怕的印象。这位憨厚的人和他的同伴古皮埃神父常到沙尔麦特来看我们，虽然对他们那么大年纪的人来说，这条路很不好走而又相当远。他们的拜访使我受益很大，但愿上帝也以同样的好处赐与他们的灵魂吧！当时他们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实在难以设想他们今天还活在人间。我当时也常到尚贝里去看望他们，渐渐地同那里的人搞熟了，有时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的图书馆我也能够利用。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幸福的时期，也就联想到耶稣会士，以致因前者而喜欢后者。尽管我一向认为他们的学说很危险，但我从来未能从心里憎恨他们。

    我真想知道别人心里是否也会产生象我心里有时产生的如此幼稚可笑的想法。在我忙于研究各种学问和过着一个人所能过的最纯洁的生活当中，不管别人对我说些什么，害怕地狱的心情仍在扰乱着我。我经常问自己：“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如果我立刻死去的话，会不会被贬下地狱呢？”按照我所理解的让赛尼优斯教派的教义。那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的良心却告诉我，我不会下地狱。长期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动摇于令人困惑的两可之间，为了摆脱这种烦恼，我竟采用了最可笑的方法，我想，如果我看见另一个人也采用我这种方法，我一定会把他当作疯子关起来的。有一天我一面想着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一面漫不经心地对着几棵树的树干练习扔石头；当然，按照我素常的技巧，我差不多是一棵也不会打中的。在这有趣的练习中，我忽然想起借此来占卜一下，以便消除我的忧虑。我对自己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投击我对面的那棵树，如果打中了，说明我可以升天堂，如果打不中，说明我要下地狱。”我这样说着，心里怦怦直跳，手颤抖着把石块投了出去，但是，非常之巧，正好中在树干的正中央。其实这并不难，因为我特意选择了一棵最粗最近的树。从此以后，我对自己的灵魂能够得救再也不怀疑了。当我回忆起这一幼稚行为的时候，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你们这些伟大的人物，你们看我这样，一定会发笑的，你们为自己而庆幸吧，但是，请你们不要嘲笑我那可怜的弱点吧，我向你们发誓，我确实是深深感到烦恼的。

    不过，这些不安和恐惧或许是和我的虔诚信仰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一种经常的状态。一般说来，我是相当平静的；我虽感到死亡之将至，但这种感觉对我心灵的影响，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一种平静的幽思，甚至其中还有某种甜蜜的滋味。我最近在旧纸堆里找到了一篇为劝勉自己而写的文字，当时我为自己能在有足够的勇气正视死亡的年龄死去而感到幸福，因为在我这短短的一生中，无论是肉体上或是精神上都没有遭受到多大痛苦；我的这种看法是多么正确啊！一种活下去要受苦的预感使我害怕。我仿佛已经预见到我晚年的命运了。我这一辈子只是在那个幸福的年代最接近于明智。对过去没有多大的懊悔，对未来也毫不担心，经常占据着我心灵的思想就是享受现在。笃信上帝的人通常有一种虽然不大但却十分强烈的私欲：他们往往以无比的兴趣玩味那些允许他们享受的纯洁的欢乐。世俗的人们则认为这是一种犯罪，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因为他们嫉妒别人享受他们自己已经失去兴趣的那些简单的快乐。我那时是有这种兴趣的，并且我认为能够于心无愧地满足这种兴趣确实是一件乐事。那时，我的心还没有被触动过，对于一切都是以孩童般的欢乐去接受，甚至可以说，是以天使般的欢乐去接受的，因为这种无忧无虑的享受确实有点象天堂里的那种宁静的幸福。蒙塔纽勒草地上的午餐。凉亭下的夜饮，采摘瓜果，收获葡萄，灯下和仆人们一起剥麻，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真正的节日，妈妈同我一样感到非常快乐。二人单独散步更具有诱惑力，因为这样可以更自由地倾诉衷肠。在许多次这类的散步中。圣路易节日的那次散步是我特别不能忘怀的，那天正是妈妈的命名日。我们二人一清早就出门了。出门之前，我们先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小教堂里去望弥撒，这场弥撒是在天刚刚亮时由一位圣衣会的神父来做的。望完了弥撒，我建议到对面山腰里去游览，因为那里我们还没有去过。我们派人先把食物送到那里，因为我们这次要玩一整天。妈妈的身体虽然有些胖，但走起路来还不怎么困难。我们越过一个个小山岗，穿过了一片又一片树林，有时是在太阳底下，多半时间是在浓荫下面，我们走累了就休息一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边走边谈，谈我们自己，谈我们的结合，谈我们的甜蜜生活，我们为这种生活能长久下去而祈祷，但是上天并没有让我们如愿以偿。所有这一切都好象在赞助这一天的幸福。那一天正是雨后不久，没有一丝尘土，溪水愉快地奔流，清风拂动着树叶，空气清新，晴空万里，四周的一片宁静气氛一如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午餐是在一个农民家里准备的，我们同他们在一起吃，那一家人真诚地为我们祝福。这些可怜的萨瓦人是多么善良啊！午饭后，我们来到大树的荫凉底下，我拾些为煮咖啡用的干树枝，妈妈则在灌木丛中兴致勃勃地采集药草。她拿着我在路上给她采集的花束向我讲起关于花的构造的许多新奇知识，这使我感到十分有趣，按理说，这本可以引起我对植物学的爱好，但是时间不凑巧，当时我研究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一种使我百感交集的思想把我的心思从花草上转移开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那一天所谈的和所作的一切以及所有使人深受感动的种种事物，无不使我回忆起七八年前我在安讷西完全清醒时所做过的、而我在前面的有关章节里已提到过的那种美梦。两者的情景是那样相似，以致我一想起，就感动得流下泪来。在满怀柔情的激动中，我拥抱着这位可爱的女友，热烈地向她说：“妈妈，妈妈，这个日子是你好久以前就许给我的，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希望了。由于你，我的幸福已达极点，但愿它永不减退！但愿它和我能领会这种幸福的心一样久长！但愿它只能和我自己同时结束。”

    我的幸福日子就这样安然地流逝着。这些日子是那样幸福，以致使我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可以扰乱它们，我只觉得除非到我生命的末日，它是不会有终结的一天的。这并不是说使我产生忧虑的泉源已经完全消失，但是我看到它的趋势正在改变，于是我就尽力把它引向有益的方面，以便从中找到补救的方法。妈妈自己是喜欢乡村的，她的这种兴趣并没有因和我在一起而减退。她现在也渐渐对田园工作感到兴趣了，喜欢利用经营田地作为取得生计的手段，她在这方面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也很乐意加以利用。她不能满足于她所租的那所住宅周围的田地了，她有时租一块耕地，有时又租一块牧场。总之，她既然把事业心放在农事方面，她也就不再愿意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了，拿她当时所经营的农事来看，她不久就要成为大农庄主了。我不愿意看见她把经营规模扩充得如此之大，尽可能地加以劝阻，因为我知道这样下去她准又要受骗的，加之她那种慷慨和挥霍的天性，结果总是使开支超过收益。然而，一想到这种收益不会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也可以补助一下她的生活，我也就感到些安慰了。在她所制订的种种计划中，这个计划的危险性还算是最小的，而且我并不和她一样把这当作一件牟利的事业，而是把它当作使她摆脱开那些冒险事业和骗子手的经常性的手段。根据这种想法，我急切地希望恢复体力和健康，以便照管她的事业，做她的监工或管家；当然，这样做我就得常常丢开书本，也不再有时间考虑我的病情，从而会促进我的健康的恢复。

    这年冬天，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来了几本书，其中有邦齐里神父所写的《消遣录》和所编的《音乐论文集》。这两本书使我对音乐史和对这种艺术的理论研究发生了兴趣。巴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几天。我在几个月前已达到成人年龄，我已约定明春去日内瓦领回我母亲的遗产，或者至少在得到我哥哥的确实信息以前先要回我本人应该继承的那一份。事情是按照预定的步骤办理的。我去日内瓦的时候，父亲也去了。他早就去过日内瓦，也没有人找他的麻烦，虽然对他所下的判决并未撤销。但是，由于人们钦佩他的勇敢和尊敬他的正直，便装作把他的事情忘记了；而政府的成员们正在忙于一个不久就要付诸实施的重大计划，不愿意过早地激怒市民，使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回忆起过去的不公正措施。

    我很怕有人由于我改教的事而在继承问题上故意刁难；结果没有出什么事。在这方面，日内瓦的法律不象伯尔尼的法律那么严峻；在伯尔尼，凡是改变信仰的人，不仅要丧失他的身分，而且还会丧失他的财产。人们对我的继承权并没有发生争议，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继承部分竟变得那样少，几乎是所余无几了。虽然我哥哥的死亡是确实无疑的了，但尚无法律证据，我没有充分的证明材料可以要求他的那一份，我毫不惋惜地把他应继承的那份财产留给了父亲，以便补助他的生活。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享用了它。法律手续一办妥，我刚一拿到自己那笔钱，除了用一部分买了一些书外，我飞快地把其余的钱全部送到妈妈眼前。一路上我高兴得心里直跳，当我把这笔钱交到她手里的时候，比我刚得到这笔钱的时候还要快活千百倍。她淡漠地接过这笔钱，这是具有高贵灵魂的人所共有的态度，他们不会对别人的这类举动感到惊讶，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区区小事罢了。后来，她以同样的淡漠态度把这笔钱几乎完全花在我的身上。我认为，即使这笔钱是她从别处得来的，她也会这样花掉的。

    这时，我的健康不但一点没有恢复，反倒眼看着一天天坏下去。那时，我苍白得象个死人，瘦得象副骷髅，脉搏跳得很厉害，心跳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并且经常感到呼吸困难。我甚至衰弱到连动一动都觉得很吃力，走快点就喘不过气来，一低头就发晕，连最轻的东西也搬不动；象我这样一个好动的人，身体竟坏到什么也干不了，真是最大的苦恼。无疑，所有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搀杂有神经过敏的原因。神经过敏症乃是幸福的人常得的一种病，这也正是我的病：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树叶的沙沙声或一只鸟的叫声往往会把我吓一大跳，在安适的宁静生活中情绪也不平静。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对舒适生活的厌倦心情，使我多愁善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我们生来本不是为了在世上享受幸福的；灵魂与肉体，如果不是二者同时在受苦，其中必有一个在受苦，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差不多总会对那一个有所不利。当我能够愉快地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我那日益衰弱的身体却不允许我享受，而且谁也说不出我的疾病的真正原因所在。后来，虽然我已届晚年，并且患有真正严重的疾病，我的身体却好象恢复了它原有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经受自己的种种灾难。现在，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这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正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身体已经衰弱不堪，我却觉得在我这受苦的晚年，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倒比在真正幸福的青春时代更有活力和更为充沛。

    最后，由于看书的时候读了一点生理学，我开始对解剖学发生了兴趣。我不断地在琢磨构成我这部机器的那许许多多零件，琢磨它们的机能和活动，经常预感身上的某个地方就要出现什么毛病。因此，使我感到惊奇的并不是为什么我总是这样半死不活，而是为什么我居然还能活着。我每读到一种疾病时，就认为这里所说的正是我的病。我深信，即使我本来没有什么病，研究了这门不幸的学问，我也会成为一个病人的。由于我在每一种病症中都发现有和我的病相同的症状，我就认为自己什么病都有。除此以外，我又得了一种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的更为严重的病，那就是：治病癖；凡是读医书的人，都难免有这种病。由于我不断研究、思考、比较，我竟认为我的病痛的根源是由于我心上长了一个肉瘤，看来萨洛蒙对我的这个想法感到很惊讶。照理说，我应该根据这种想法，把我以前所下的决心坚持下去。可是我没有这样作，反而用尽一切心思想把我心上长的这个肉瘤治好，并决定马上进行这种异想天开的治疗。过去，当阿奈到蒙佩利埃去参观植物园和探望该园总技师索瓦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费兹先生曾治好过这样一个肉瘤。妈妈想起了这件事，并把经过情况告诉了我，这就足以激发我去找费兹先生治疗的愿望了。由于治病心切，我也有了做这次旅行的勇气和力量，从日内瓦带来的那笔款子正可以用来给我做路费。妈妈不但没有劝阻我，反而鼓励我这样做，于是我就动身到蒙佩利埃去了。

    其实我用不着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我所需要的医生。由于骑马太累，我在格勒诺布尔雇了一辆轿车。到了莫朗，在我的轿车后面一连串有五六辆轿车接踵而至。这一来倒真象喜剧中马车队的故事了。这些轿车大部分是伴送一位名叫科隆比埃夫人的新婚女人的。和她同行的另一个女人，是拉尔纳热夫人，虽然不象科隆比埃夫人那么年轻，也不如她漂亮，但和她是同样的可爱。科隆比埃夫人到罗芒就要停下来，拉尔纳热夫人要从罗芒一直到圣灵桥附近的圣昂代奥勒镇。大家知道我是很腼腆的，怕见生人，一定认为我决不会很快就和这些体面的夫人以及她们的侍从熟识起来的。但是，由于我们走的是同一条道，住的是同一家旅店，有时还不得不同桌进餐，我回避同她们认识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性情孤僻的怪人。这样，我们就很快熟识了，甚至用我的想法，熟识得未免过早了些，因为所有那些乱嘈嘈的谈笑声，对于一个病人，尤其象我这样气质的病人，是颇不相宜的。然而，这些聪明乖巧的女人的好奇心非常强烈，为了结识一个男人，她们总是先把他搅得晕头转向。我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科隆比埃夫人被她的那些美少年所包围，没有功夫来罗嗦我，而且对她来说也用不着，因为我们眼看就要分手了。至于拉尔纳热夫人，纠缠她的人不多，而且又需要人给她在路上解闷，因此便和我周旋起来。这样一来，再见吧，可怜的让－雅克，或者更确切地说，再见吧，我的寒热、郁闷、肉瘤！所有这一切在她身旁都烟消云散了，我只剩下有点心跳的毛病，只有这个毛病她不愿意给我治好。我的身体不大好，是我们结识的最初引线。人家虽然知道我有病，也知道我是到蒙佩利埃去的，可是我想一定是因为我的神情和举止不象是一个荒唐鬼，所以，后来看得很明显，人家不会怀疑我是因纵欲过度而去治病的。虽然疾病并不会使一个男人在女人跟前受欢迎，但这次却使我成为受到关怀的人物了。一清早，她们就差人来问候我的病况，并请我同她们一起用可可茶，她们还问我夜里睡得好不好。有一次，按照我说话不假思索的可嘉习惯，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使她们认为我是个傻瓜，于是便在我身上作了进一步的观察，这种观察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坏处。有一次我听见科隆比埃夫人向她的女友说：“他虽然不懂人情世故，却是很惹人爱的。”这句话大大地鼓舞了我，也使我真的显得可爱了。

    既然彼此熟悉了，每人总要谈谈自己的事，谈谈从哪儿来，谈谈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当时我很窘，因为我知道得很清楚，在上流社会的人们中间，特别是同上流社会的女人在一起，一说我是新近才改信天主教的，马上就会没有人理我。我不知道是出于怎样一种古怪念头，竟想装起英国人来，我自称是詹姆士二世党人，大家也就真地相信了。我说我叫杜定，人们也就叫我杜定先生。当时有一位讨厌的陶里尼扬侯爵也在那里，他同我一样，也是一个病人，不仅老态龙钟，脾气还不怎么好，他竟和杜定先生攀谈起来。他同我谈到詹姆士王，谈到争夺王位的人，谈到圣日尔曼故宫。我当时真是如坐针毡，因为我对这些事知道的很有限，我只是在哈密尔顿伯爵的作品里和报纸上读到过一些。可是。我知道的材料虽不多，利用得还不错，一场谈话，居然被我敷衍过去了。侥幸的是他没有问我英国语言上的问题，因为我一个英文字也不认识。

    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倒很情投意合，因为眼看就要分手了，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之意。在路上我们特意象蜗牛一般地慢慢前进。有一天星期日，我们来到了圣马尔赛兰，拉尔纳热夫人要去望弥撒。我同她一起去了，这一来几乎把事情弄糟了。一进教堂，我的神情举止和往常我在教堂里一样。她一见我那毕恭毕敬的样子。以为我是个虔诚的信徒，因而对我产生了极不良的印象，这是两天以后她亲口向我承认的。后来，经我做出了许多献殷勤的表示，才逐渐消除了她对我的这种印象。其实，拉尔纳热夫人本是一个富有阅历的女人。是不甘示弱的，她情愿冒点危险向我先表示好感，以便看一看我究竟抱什么态度。她三番两次向我表示好感，又表示得那么热，以致我不相信她是看上了我的相貌，而认为她是在讥笑我。根据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真做了不少蠢事，那时我的表现比《遗产》喜剧中的那位侯爵还不如。拉尔纳热夫人也真能坚持，她不断和我调情，还向我说了那许多温存的话，即使一个不象我这么傻的人也很难把这都看作是真的。她越向我表示好感，我越认定我的看法不错，最使我感到苦恼的是，闹来闹去我竟真地产生了爱情。我对我自己说，并且也向她叹息道；“唉！为什么这些都不是真的呢！不然我就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幸福的人了！”我相信我这初出茅庐的人的傻气只能更激起她的好奇心，她不愿在这件事情上显出她的手段的不高明。

    到了罗芒，我们就跟科隆比埃夫人和她的随从分别了。拉尔纳热夫人、陶里尼扬侯爵和我三个人以最慢的速度、最愉快的心情继续我们的路程。侯爵虽然是个有病而又好唠叨人，却是个好心人，但他不愿意光看别人热闹而自己不插进去凑凑趣儿。拉尔纳热夫人一点也不掩饰她对我的倾心，以致侯爵比我本人还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要不是因为只有我才能有的那种多疑思想在作祟，他那些旁敲侧击的戏谚语至少会使我对原来不敢相信的她的美意产生信赖的心情。然而我竟认为他们是串通好了来戏弄我，我那愚蠢的想法越来越使我不知所措了。拿我当时所处的情况来说，既然我真地爱上了她，本可以扮演一个相当漂亮的角色，只因我有这种愚蠢的想法，结果竟使我扮演了一个最平庸的角色。我不明白拉尔纳热夫人为什么对我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并没有感到厌烦，为什么没有以极其轻蔑的态度把我甩开。但是，她确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善于识人，她看得很清楚，在我的举止中，愚蠢的成分多，冷淡的成分少。

    最后，她终于使我了解了她的心意。我们到瓦朗斯用午饭，按照我们可嘉的习惯，就在那里消磨午饭后的那段时间。当时我们住在城外的圣雅克旅店，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旅店，以及拉尔纳热夫人所住的那间房子。午饭后，她要去散步，她知道陶里尼扬先生不能去，正好可以为我们二人安排一次单独的谈话，这是她早就拿定主意要利用的机会，因为时间所剩不多了，要达到目的，再也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们沿着护城河缓步而行。于是，我又向她喋喋不休地诉说起我的病痛来，她回答的声音是那样亲切动人，并且还不时把她挽着的我那只胳膊紧紧地按向她的胸部，我想，除了我这样愚蠢的人以外，谁也不会不借此机会来证实她说的话是否是真心话。最有趣的是，当时我也非常激动。我曾说过，她是可爱的，现在爱情使她变得更加妩媚动人了，使她完全恢复了青春的艳丽，她那卖俏的手段的高明，就是意志最坚定的男人也会被她迷住的。所以我当时很紧张，随时都想放肆一下；可是我又怕冒犯她，怕招她不高兴，我特别害怕的是被人嘲笑，受人揶揄、戏弄，给人提供茶余酒后的笑料，使那个无情的侯爵提到我的无礼举动时挖苦我几句。这一切都使我不敢轻举妄动，连我自己对我这种愚蠢的畏葸都很气愤；我更气愤的是，尽管我恼恨我的畏葸，却又不能克服它。我那时简直如受苦刑一般。我已经丢开我那一套塞拉东式的情话了，我觉得在这样的大路上情话绵绵实在可笑。由于我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好不吭声。我的样子就好象是在跟谁赌气似的；总之，我的一举一动都适足以给我招来我所最怕遇到的事情。所幸拉尔纳热夫人下了一个比较仁慈的块心。她猛地搂住了我的脖子，从而打破了这个沉默，就在这一刹那间，她的嘴唇紧贴到我的嘴唇上，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一切，不容我再有任何疑虑了。这一个急转直下真是再巧不过了，我马上变成了可爱的人。事不宜迟。在此以前，我由于缺乏她给予我的这种信任，差不多总也不能表现出原来的我，这时我又是原来的我了。我的眼睛，我的感官，我的口和心从来没有这样出色地表达过我的意思，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圆满地弥补了我的错误。虽然这次小小的胜利确实使拉尔纳热夫人费了一番心思，我有理由相信她是不会感到后悔的。

    即使我活到一百岁，回想起这位迷人的女人时，也会感到快乐的。我说她是迷人的，尽管她既不美，也不年轻。但她也既不丑，又不老，在她的容貌上没有一点妨害她的智慧和她的风韵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和别的女人不同之处，就是她的脸色不够鲜艳，我想那是由于过去搽胭脂太多，损害了她脸上的颜色。她在爱情上所表现的轻浮是有她的理由的，因为这是充分体现她那可爱品质的好方法。可以见到她而不爱她，但是不可能占有她而不崇拜她。据我看，这就足以说明她并不是象对我那样经常滥用自己感情的。她这样快这样强烈地爱上我，可以说是难以原谅的，但是，在她的爱中，心灵上的需要和肉体上的需要，程度至少是相等的。在我同她一起度过的那段短暂而快乐的日子里，从她强使我遵守的节制来说，我完全可以相信，她虽然是个喜爱肉欲的女人，但她珍惜我的身体甚于满足自己的快乐。

    我们的秘密来往是瞒不过陶里尼扬侯爵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的嘲笑；恰恰相反，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把我当作一个可怜的情人，一个遭受无情女人折磨的受难者。他没有一句话、一个微笑、一个眼神能使我怀疑到他已看出我们之间的事情。如果不是拉尔纳热夫人比我看得清楚，如果不是她对我说侯爵并没有被我们瞒住，只不过他是一个很知趣的人，我一定以为他居然被我们瞒过了。说真的，谁也不会有象他那样的好心肠和对人那样彬彬有礼。他对我也是如此，只是有时好说几句玩笑话，特别是自从我取得成功以后。也许他对我说些玩笑话是表示瞧得起我，认为我并不象原先表现的那样愚蠢。显然，是他弄错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正好利用他的错误，而且，说实在的，那时人们嘲笑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我也很高兴地故意给他以讥笑我的口实。我有时也反驳他几句，甚至相当巧妙地反驳他几句，因为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居然能在拉尔纳热夫人面前炫耀她启发给我的智慧。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那时我们是在一个最富足的地方和最富足的季节旅行的。由于陶里尼扬侯爵的细心照顾，我们到处都有精美的饮食。他甚至把他这番好心一直用在我们所住的房间上了，这本来是用不着他操心的，他却事先打发仆人去订房间，而那个可恶的仆人不知是自作主张还是受了主人的指使，总叫他住在拉尔纳热夫人的隔壁，而把我安置在房子的尽头。但这难不住我，我们幽会的趣味反而更加浓厚了。我们这种快乐的生活继续了四、五天之久，在这短短的几天中，我饱尝了最甜蜜的肉欲之乐，并且陶醉在这种快乐里面。我所得到的快乐是完美的、强烈的、不含有任何苦痛的成分，这也是最初的和仅有的快乐，我可以说我应该感谢拉尔纳热夫人，她使我在离开人世以前能够领略到此中的乐趣。

    即使说我对她的感情谈不上是什么真正的爱，那至少是我对她向我所表示的爱的一种温情的回报，那是快乐中的一种十分炽烈的肉欲，是谈话中的一种十分甜蜜的亲昵，其中具有激情的动人魅力，却没有因激情而使人丧失理智的那种狂热，以至虽有快乐也不会享受。我一生只有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爱，但不是在她的身旁。我爱她从来不象爱华伦夫人那样，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占有她时比占有华伦夫人时快乐百倍。在妈妈跟前，我的快乐总是被一种忧郁的情绪，一种难以克服的内疚心情所搅扰，我占有她的时候不但不感到幸福，反而总以为是辱没了她的品格。在拉尔纳热夫人身旁则完全相反，我以一个男人所能享受到的幸福而感到自豪，因此，我可以愉快地、放心大胆地纵情欢乐，我还可以分享我给与她的同样的欢乐，我的心情是相当安定的，我以无限的虚荣心与快乐感来欣赏我的胜利，并企图从这个胜利中得到更大的胜利。

    我不记得陶里尼扬侯爵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我们，他本是当地人，不过在到达蒙太利马尔以前，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从那时起拉尔纳热夫人便叫她的侍女坐上我的车子。而让我和她同乘一辆车。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旅行是不会使我们感到厌烦的，至于沿途都有些什么风景，那我就很难说清楚了。在蒙太利马尔，她有些事情要办，便在那里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当中，她只是为去拜访一个人而离开我一刻钟。那次拜访给她招来了许多无味的纠缠和不少人的邀请。她是决不会接受那些邀请的，因此她借口不舒服都婉言谢绝了。但这种不舒服并没有影响我们天天在最美好的地方和最美丽的天空下两人单独到处游览。啊，幸福的三天啊！我至今还有时以惆怅的心情回忆起这幸福的三天，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旅行中的爱情本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必须分手了。老实说，我们也该分手了，这并不是说我已经感到厌倦或者即将感到厌倦，我是日甚一日地沉溺在对她的依恋中。尽管拉尔纳热夫人很有节制，我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我决心要在我们分手以前用我剩下的那点精力尽情享受一番，她为了防止我接近蒙佩利埃的姑娘，所以也就顺从了。为了给分别找些安慰，我们制定了重新会面的计划。我们的决定是：既然这种调养方法对我有好处，我可以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并且到圣昂代奥勒镇去过冬，由拉尔纳热夫人来照管我的生活。不过我需要在蒙佩利埃逗留五六个星期，以便给她留点时间做些必要的安排，免得让人说闲话。关于我到圣昂代奥勒镇后所应该知道的事情，应该说的话，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她都给了我非常周详的指导。我们还约好在见面以前要彼此通信。她很郑重其事地嘱咐了我很多关于爱护身体的话；她劝我去找一些名医，要严格遵守他们的一切规定；她还说，不管他们的规定如何严格，等我重新回到她身旁的时候，她一定要担负起让我遵守的责任。我相信她的话都是出自真实的感情，因为她爱我：她在这方面的种种表现比对我的爱抚更为可靠。她从我的行装看出我并不是很有钱的，虽然她本人也不阔绰，但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她一定要把她从格勒诺布尔带来的相当多的钱分给我一半，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推辞掉了。最后，我离开了她，我的心完全被她占据了，同时我觉得我在她心里也留下了对我的真正的爱恋。

    我一面从头回忆着和她走过的那段路程，一面继续着我的行程，这时我深感快慰的是，我坐在一顶舒适的车子里，可以尽情回味我所得到的快乐，并憧憬着她所讲给我的快乐。我一心只想圣昂代奥勒镇和我不久就要在那里开始的美好生活，在我心目中，除了拉尔纳热夫人和她的一家人以外，天地间的其他一切和我都没什么关系了。连妈妈也被抛到脑后了。我以全副精力在我思想中把拉尔纳热夫人对我说过的那一切细节都联系到一起，以便对她的住处、她的邻居、她的交往和她的整个生活方式先有一个概念。她有一个女儿，她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她的这个掌上明珠。这个姑娘已经满十五岁了，活泼可爱，性情温和。拉尔纳热夫人曾向我保证，她一定会喜欢我的，我一直没有忘掉这个诺言，我非常好奇地想着拉尔纳热小姐将怎样对待她母亲的亲密朋友。这就是我从圣灵桥一直到勤木兰这段路程中心里所想的一些主要内容。有人告诉我可以去看看加尔大桥，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我吃了几枚甘美的无花果作早点，随后就找了一名向导去参观加尔大桥了。这是我看见的第一个古罗马人的伟大工程。我正希望看到一个无愧是从罗马建筑者手中创造出来的建筑物，走近一看，它竟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我这一辈子中唯一的一次。只有罗马人才能在我身上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一朴素宏伟的工程的壮丽气派引起我的惊叹，特别是由于这个建筑物正是建筑在广漠无人的荒野中，这一片寂静荒凉的景象使得这个古迹更显得奇突和令人赞叹不已。这架所谓的大桥原来只不过是古代的一个输水道。人们不禁在想，是什么力量把这些庞大无比的巨石从遥远的采石场运到这里来的呢？是什么力量把无数人的劳力集中在这个没有一个居民的地方呢？我把这个雄伟建筑的三层都游览了一遍，一种景仰的心情使我几乎不敢用脚践踏。我的脚步在那些宽阔的穹窿之下所发出的响声使我觉得好象听到了建筑者的宏亮嗓音。我觉得自己就象一个昆虫似的迷失在这个气势磅礴的庞大建筑中。我虽然感到自己渺小，同时却又觉得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力量把我的心灵提高到另一种境界，不由地感叹道：“要是我是一个罗马人该多好啊！”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钟头，沉溺在令人心旷神怡的默想里。我回来的时候精神恍惚，好象在想什么心思似的，这种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于拉尔纳热夫人不利的。她十分关心我不要被蒙佩利埃的姑娘所勾引，但她却忘记告诫我不要被加尔大桥所迷惑，可见，一个人总不能什么都考虑得十分周到的。

    我在尼姆参观了竞技场。这是一个远比加尔大桥宏伟得多的大建筑，不过它给我的印象反而不那么强烈，这或许是由于我参观了第一个建筑物以后，再看什么也不觉得稀奇了，也或许是因为这第二个建筑物位于城市中心，不那么容易引起人们的惊异。这么宽阔壮丽的竞技场，四周却尽是简陋的小矮房子，而场内还盖了许多更矮小更简陋的房子，以致使整个建筑物只能给人一种混乱而不协调的印象，遗憾和不愉快之感窒息了喜悦和惊奇的心情。日后，我又参观了韦罗纳的竞技场，那个竞技场比尼姆的这个竞技场小得多，也不如尼姆竞技场那样美观，但是保存得十分完整，维持得非常清洁，因此给我的印象反而更深刻更愉快些。法国人对什么都漫不经心，对于古迹毫不爱护。他们无论干什么，在开始的时候是一团火热，最后是草草了事，而且什么也不会保存。

    那时我简直变成另一个人了；我那寻欢作乐的心一旦被勾起之后，就猛烈地燃烧起来。我在“吕奈尔桥饭店”停留了一天，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在那里同其他旅伴大吃一顿。这个饭店本是全欧洲最受人赞赏的一个饭店，那时它对这种声誉还是当之无愧的。店主人很会利用这个旅店的优越条件，所供应的菜肴都是最丰富、最精美的。在荒郊，在这样一家孤零零的饭店里，竟能享受到有海鱼和淡水鱼、有上等野味和名贵美酒的盛馔确是一件稀罕事；而且店主人在招待客人方面是那么细心、那么周到，只有在王公富豪之家才能遇到，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挣你三十五个苏。但是，这个“吕奈尔桥饭店”没有能长久维持下去，由于过分指望自己的声誉，最后竟完全丧失了声誉。

    我在这一段旅程中，连自己是个病人都忘了，只是到了蒙佩利埃才想起我的病来。我的郁闷症完全好了，但是所有其他的病依然存在；虽然由于时间已久，我也习以为常了，病情却是存在的，如果有人突然得了这样的病，他会觉得活不长的。实际上，我的那些病，与其说是使我感到难受，不如说是使我感到害怕，它们所引起的精神上的痛苦，看来超过它们预示即将毁灭的肉体上的痛苦。因此，当我的心被我的那些强烈的情欲所占据的时候，我就把一切疾病置之度外了；然而，我的病究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所以当我的精神一安定，病症又立刻感觉出来了。这时我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起拉尔纳热夫人的劝告和我旅行的目的。我马上去找最有经验的名医，主要是去找费兹先生，而且为了小心起见，我索性在一位医生家里包饭。这位医生名叫菲茨莫里斯，是爱尔兰人，有很多学医的学生在他家里包饭；一个病人入伙，还有这样一个方便，就是菲茨莫里斯先生所收的膳费并不多，而且他以医生的资格给在他家用餐的人偶尔看看病则不取分文。他负责执行费兹先生的处方，并照顾我的健康。在实行节食疗养法方面，他是非常尽职的，人们决不会在他家里得胃病。我虽然对于饮食上所加的种种限制并不觉得怎样苦恼，但是可以拿来对比的东西似乎仍在眼前，使我有时不能不感觉到，就作为一个供应者来说，陶里尼扬先生比菲茨莫里斯先生要高明许多。然而在这里，我也决不至于饿得太厉害，再说，所有那些青年有说有笑，都很快活，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的身体确实有益，我不象先前那样整天无精打采了。每夭早晨我服用药品，主要是喝一些我也不知叫什么名字的矿泉水，我想是瓦耳斯的矿泉水吧，此外就是给拉尔纳热夫人写信。我们之间的通信一直在继续，我卢梭是以杜定的朋友的名义来收转那些信件的。中午，我便和同桌用餐的某个青年到拉卡努尔格去散散步。这些青年都是些顶好的小伙子，午饭前我们总是先集合在一起，然后才共同进餐。午饭后一直到傍晚，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去从事一桩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到城外玩两三场木槌击球的比赛，输者要请吃茶点。我是不参加玩球的，我既没有那种体力，也没有那种技巧，但是我参加赌东道。由于关心输赢，我跟着那些玩球的人和木球在坎坷不平、满是石子的道路上跑来跑去，这对我倒是一种十分相宜的运动，既愉快又有益于身体。我们在城外的小酒店里用茶点，不消说，这是非常快活的。但是我要补充一句，虽然小酒店中的那些女孩子们长得都很漂亮，我们在吃茶点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轻佻的举动。菲茨莫里斯是击球的能手，他是我们的头儿。我可以说，尽管大学生的名声不怎么好，但是这群年轻人所表现的庄重和礼貌，就是在许多成年人中也是很难见到的。他们喧哗而不轻狂，活泼而不放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我不感到它的压力，我是很容易适应的，而且愿意它永远继续下去。在这些大学生当中，有好几个是爱尔兰人，我尽力向他们学几句英语，以便到圣昂代奥勒镇后，必要时可以应用。我去那里的时刻现在越来越近了，拉尔纳热夫人每次来信都催我去，我也准备照她的话去做。我看得很清楚：我的那些医生对我的病毫无理解，都把我看作是一个没病找病的人，因此就拿豨莶、矿泉水和乳浆来敷衍我。同神学家们正相反，医生和哲学家认为只有他们能够解释的才是真的，他们是以自己能否理解来断定事物的有无。这些先生们关于我的病一无所知，因此，我就算没有病了：怎么能怀疑医学博士不是无所不知的呢？我看他们只是在想法捉弄我，让我把钱花完为止，我认为圣昂代奥勒镇的那位能够代替他们，也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还可以使我更愉快些，于是我决定选择她，并抱着这种聪明的打算离开了蒙佩利埃。

    我是在十一月末动身的，我在这个城市一共住了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大约花掉了十二个金路易，无论是在健康方面或是在医学知识方面，我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有菲茨莫里斯先生的解剖学课程对我还有点益处，但我只是刚刚开始，后来由于解剖尸体的臭味我实在受不了，不得不放弃了这门课程。

    我内心深处对于我的这个决定颇感不安，我一边继续往圣灵桥进发一边寻思，这条道通向圣昂代奥勒镇也通向尚贝里。我对妈妈的想念和她给我的来信——虽然她的信没有拉尔纳热夫人的信那么频繁——在我的内心深处唤起了一股悔恨的情绪。在来时的路上，我的这种心情被抑制住了，这次在归途中懊悔的情绪变得非常强烈，以致把我寻欢作乐的兴趣完全打消了，只有理智的声音在发挥作用。首先，我若再去扮演冒险家的角色，很可能不象第一次那样侥幸；只要圣昂代奥勒镇有一个人到过英国，或者认识英国人，或者会说英语，我就能够被揭穿。拉尔纳热夫人的家庭也可能对我反感，甚至会不客气地对待我，还有她那个女儿——我情不自禁地想念她已经超过了应有的限度——更使我惶恐不安：我生怕会爱上她，这种恐惧心已决定了事情的一半。我想，她母亲待我那么好，难道我竟想以诱惑她的女儿、和她发生最可鄙的关系、给她家庭制造分裂、羞辱、丑名和无穷的痛苦来报答她母亲对我的一番好心吗？想到这里，我内心十分恐怖。我下了最大的决心：假如这个可耻的倾向稍一露出苗头，我一定要和它搏斗，把它消灭掉。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寻找这种搏斗呢？和她母亲生活在一起，由于日久生厌而贪恋起女儿，却又不敢向她表露心情，这将是多么可悲的处境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寻找这种处境？！难道是为了追求我早已享尽其精华的快乐，而使自己置身于不幸、受辱和后悔无穷的境地吗？很显然，我的欲望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活力；寻乐的兴趣还在，但激情已经没有了。除此以外，还掺杂着一些其他的想法：我想到自己的处境、自己的责任，想到我那位善良而豪爽的妈妈，她已经负了不少债，而由于我的胡乱花钱，她负债又增多了；她为我操尽了心，而我却这样卑鄙地欺骗了她。我所感到的内疚太激烈了，终于战胜了一切。在离圣灵桥已经不远的时候，我下定决心，到圣昂代奥勒镇后片刻不停，一直走过去。我勇敢地执行了这项决定，虽然我承认当时不免感到有点惋惜，但同时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内心的满足，我自言自语地说：“我应该佩服我自己，我能够将自己的责任置于自己的欢乐之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从读书中得到的益处：它教导我进行思考和比较。我想起不久以前自己曾接受了十分纯洁的道德原则，我给自己订立了明智而崇高的立身之道，并且以能够遵守这些道理而深感自豪。然而我感到羞愧的是，我竟否定了自己的原则，这么快这么明目张胆地背弃了自己所订立的立身之道。现在这种羞愧心战胜了我的情欲。在我的决心中，虚荣心和责任心所起的作用或许是相等的，这种虚荣心虽然不能算作美德，但它所产生的效果是那么相似，即使弄混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善良的行为有一种好处，就是使人的灵魂变得高尚了，并且使它可以做出更美好的行为。因为人类是有弱点的，人受到某种诱惑要去做一件坏事而能毅然中止，也就可以算作善行了。我一下定决心，我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或者更正确地说，我又恢复了以前的我，恢复了迷醉的时刻曾一度消逝了的我了。我满怀高尚的心情和善良的愿望继续着我的路程，一心想悔赎前愆，决定以后要以高尚的道德原则来约制我的行为，要毫无保留地为最好的妈妈服务，要向她献出和我对她的爱恋同样深切的忠诚，除了爱我的职责并听从这种爱的驱使以外，决不再听从其他的意念。唉！我以一片真心重新走上了正路，这似乎可以使我得到另一种命运了，然而我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并且已经开始了，当我那颗满怀着美好和真诚之爱的心灵，不顾一切地奔向那纯洁和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我却接近了将要给我带来无数灾难的不幸时刻。

    我那急于到达的迫切心情使我出乎预料地加速了行程。我在瓦朗斯向妈妈通知了我到达的日期和时刻，由于我赶路的结果，到达的日期比预计的提前了，我就故意在沙帕雷朗停留了半天，以便准时抵达。我愿意尽情地享受一下同她久别重逢的快乐，而且还愿意把这个时刻再稍微延长一会儿，以便给这种快乐再加上一点急切期待的乐趣。这种办法以往一直是成功的：我每次归来就象是个小小的节日。这一次我也希望如此，所以尽管我思归之情是那么急切，但是把归期稍微延缓一下，也是值得的。

    因此，我完全是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了。从老远，我就希望看见她在路上等候我，我离家越近，心跳得越厉害，及至到家后，已经气都喘不过来了，因为我在城里时就下了车。可是无论是在院子里，在门前，在窗口，我一个人都没有看见。我的心马上慌了，怕发生了什么意外。我走了进去，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佣工们在厨房里吃点心，一点儿也看不出大家是在等候我的样子。女仆看到我还吃了一惊，她并不知道我要回来。我走上楼去，终于见到了她，见到了我那亲爱的妈妈，见到了我那如此深切、如此炽烈、如此纯真地爱着的妈妈。我奔上前去，扑倒在她的脚下。“啊！你回来了，我的孩子，”她一面拥抱着我，一面向我说，“你一路上好吗？身体怎么样？”这种接待使我有点不知所措。我问她是否接到了我的信。她说接到了。我回答说；“我还以为你没有接到呢！”我们的话就到此为止。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同她在一起。我认识他，我动身以前就在家里见到过他；不过这一次他好象就住在这里了，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简而言之，我的位置被别人占据了。

    这个青年是伏沃地方的人，他的父亲名叫温费里德，是个守门人，自称是希永城堡的上尉。上尉先生的这个儿子是一个年轻的理发师，他就以这种身分奔走于上流社会里，他也是以这种身分到华伦夫人家里来的。华伦夫人很好地接待了他，一如她盛情接待所有过路的人，特别是她家乡的人一样。他是一个相当庸俗的高个儿的金黄色头发少年，体格倒还端正，但面貌却相当平凡，智力也是如此，谈起话来很象漂亮的利昂德。他用他那一行业的人所特有的腔调和方式滔滔不绝地叙述他自己的那些风流韵事；列举了一半同他睡过觉的侯爵夫人的名字，并且还自吹自擂地说，凡是他给理过发的那些漂亮女人，他都给她们的丈夫戴过绿帽子。他无聊、愚蠢、粗鲁、厚颜无耻；不过，在其他方面，他还是个道地的好人。这就是我出门在外时她找来的我的替身，也就是在我旅行回来后她向我推荐的合伙人。

    啊！如果摆脱了尘世羁绊的灵魂，还能从永恒之光的怀抱中看到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我亲爱的尊敬的幽灵啊！那就请你原谅我未能对你的过错比对自己的过错表示出更多的宽恕，原谅我把这二者同时揭露在读者的面前吧！不管是对你还是对我自己，我都应当而且也愿意说真话，在这方面你的损失要比我的损失小得多。啊！你那可爱而和蔼的性格，你那永不厌倦的好心肠，你的直爽和一切卓越的美德，这里有多少优点可以拿来抵偿你的缺点啊，如果可以把仅只是理智造成的错误也叫做缺点的话！你做过错事，但并非堕落。你的行为应该受到责备，但你的心总是纯洁的！要是把好事和坏事放在天平上来衡量，公正地判断一下：有哪一个女人——如果她的私生活也能象你的私生活这样公开摆出来让大家看看——敢于同你相比呢？

    这位新来的人对于交给他的一切小事都表现得十分热心和勤快，而且非常认真；这些小事一向是很多的。他担负起了监督她的雇工的责任。干活时，我是相当安静的，他却最喜欢瞎嚷嚷，不管是在田间，草垛旁，木柴堆旁，马厩或家禽场，他到处使人看到他，特别使人听到他的声音。只有园子的事他不怎么关心，因为那是一种不出声的安静的工作。他最大的乐趣是装车、运料、锯木头或劈劈柴，斧头和鹤嘴锄从不离手；人们只听到他到处乱跑，敲敲这，打打那，扯开嗓子大声叫嚷。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干多少人的活儿，可是他一来就热闹得好象增加了十多个人。这种乱哄哄的热闹劲儿把我那可怜的妈妈给蒙住了：她认为这个年轻小伙子是帮助她料理农活的一个宝贵人材。她有意把他拴在自己身边，为此她使用了一切她认为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当然，她没忘记使用她认为最可靠的那一手。

    大家是知道我的心，知道我那始终不渝的、最真挚的感情，特别是驱使我在这时候返回到她身边的那番热情的。现在，这对我的整个生命是多么突然、多么沉重的打击啊！请读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吧。我所设想的幸福的未来，刹那间全都烟消云散了。我如此情致缠绵地怀抱着的那些动人的理想完全毁灭了，从幼年起我就把我的生命和她联系在一起，现在我第一次感到了孤独。这个时刻太可怕了！而以后的日子也是那么黯淡。我还年轻，但是使我青年时代富有生气的那种充满快乐和希望的甜蜜感觉永远离开了我。从那时起，我这个多情的人已经死去了一半。摆在我面前的只是索然无味的忧伤的余生，虽然有时在我的欲望中还掠过幸福的影子，但这种幸福已不是我原有的了。我觉得，即使我得到这种幸福，我也不是真正幸福的。

    我是那样愚蠢，又是那样充满信心，我真以为这个新来的人和妈妈说话的语气那样亲昵，是由于妈妈的性情随和、跟任何人都非常亲近的缘故。要不是她亲自告诉我，我一辈子也猜不出这里面的真正原因。可是，她很快就以非常直爽的态度向我说明了一切，倘若我的心也往使人发怒的方面想，她那种直率态度就能增加我的愤怒。她认为这是极其平常的事情，她责备我对家里的事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还说我时常不在家，——真好象她是一个情欲非常强烈的女入，迫切要求填补所感到的空虚。

    “啊！妈妈，”我以难于压抑的难过心情向她说，“你怎么竟跟我说这样的话呀？我对你的热爱所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报酬吗？你曾多次挽救了我的生命，难道就是为了剥夺令我感到生命之可贵的一切东西吗？我将为此而死去，可是将来你想起我的时候一定会后悔的。”她用十分平静的态度对我所作的回答，简直快使我发疯了。她说我还是个孩子，一个人是不会因为这种事而死的，她说我什么也不会失去，我们仍和以前一样是好朋友，在一切方面都还是同样的亲密。她还说，她对我的爱丝毫不会减少，只要她活在人世，它是不会终止的。总之，她的意思是让我明白，我的一切权利没有改变，我只是同另一个人来分享，而不是失去这些权利。

    我从来没有象这时候那样深切地感觉到我对她的感情的纯洁、真实和坚定，以及我心灵的真挚和纯朴。我立刻跪在她的脚下，搂住她的双膝，泪如雨下。“不，妈妈，”我激动地对她说“我太爱你了，决不能使你的品格受到损害，占有你。对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我不能同别人分享。我当初获得这种占有时所产生的后悔心情，已经随着我对你的爱而日益增长，不，我决不能再以同样的后悔心情来保持这种占有。我要永远崇拜你，但愿你永远配得上我的崇拜。因为对我来说，尊重你的品格比占有你的身体更为重要。啊！妈妈，我要将你让给你自己。我要为我们心灵的结合而牺牲我的一切快乐。我宁愿万死，也不肯享受足以贬低我所爱的人的品格的那种快乐！”

    我以坚持的态度遵守着我的决定；我敢说，我这种坚持的态度是和促使我采取这个决定的那种感情正相符合的。从那一刻起，我就只用一个真正的儿子的眼睛来看我所热爱的这位妈妈了。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她私下里并不赞成我的决定（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但她从来没有使用任何手段来使我放弃自己的决定，无论是婉转的言词，温情的表示，甚至巧妙的手腕，而这些都是一般女人善于使用的：它们既无损于自己的身分而终能使她们如愿以偿。眼看我不得不为自己去寻找与她无关的另一种命运，但又想象不出是哪种命运，于是我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完全在她身上来寻求我的出路。结果，我的思想是那样完全集中在她身上，以至几乎把我自己都忘掉了。我热烈地希望她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不管需要我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这个愿望吸引了我的一切感情。她虽然要把她的幸福同我的幸福分开，我却不管她愿意不愿意，要把她的幸福看成我的幸福。

    这样，在我灵魂深处早就种下的而通过学习培育起来的善的种籽，就在我遭遇不幸的时候开始萌芽，只等逆境的刺激便会开花结果的。我这种完全无私的愿望的第一颗果实就是摆脱了我心里对于夺去我位置的那个人所怀的仇恨和妒嫉。不仅如此，我甚至愿意，并且真诚地愿意同这个青年人结为朋友；我要培养他，关心他的教育，使他认识到他的幸福，如果可能的话，使他不要辜负他的幸福。总之，我要为他而去做阿奈在同样的情况下为我所做过的一切。可是我比不上阿奈。虽然我的性情比较温和，读的书比较多些，但我既不象阿奈那样冷静和那样有耐心，也没有阿奈那种能够受人尊敬的庄重气派，而我若想成功，这种气派正是必须具有的。我在那个青年人身上所发现的优点，也没有阿奈在我身上所发现的那么多，例如：温顺，热情，知恩，特别是有自知之明，感觉自己的确需要别人的教导，并且还有一种从别人的教导中真正得到益处的愿望。而这一切他都没有。我所要培养的这位青年看我不过是一个讨厌的学究，只会空谈。他呢，则认为自己在这个家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由于他总是根据他做活儿的响声来衡量他自己在家里所做的工作，所以他认为他的斧头和锄头比我那几本破书有用得多。从某方面来说，他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他因此而装出的那副神气，简直能笑死人。他对待农民严如乡绅，不久他也如此对待我，最后甚至对妈妈也是这种态度了。他认为他那温赞里德的名字不够尊贵，便不再用它，自称德·古尔提叶先生，后来他就是以这个名字而在尚贝里和在莫里昂讷——他结婚的那个地方——出了名。

    最后，这位显赫的人物竟成了一家之主，我则变得微不足道了。当我不幸招他不高兴的时候，他不责备我，而是责备妈妈；我惟恐让妈妈受到他的粗野无礼的对待，只好在他面前做出十分恭顺和唯命是从的样子。每当他以无比的得意神情执行他那劈柴工作的时候，我必须乖乖地站在旁边，作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作一个对他的高超本领老老实实的欣赏者。其实，这个小伙子也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好的人；他爱妈妈，因为他不能不爱她，他甚至对我也没有什么恶感。当他那狂暴的脾气没有发作、可以和他谈谈话的时候，他也能温顺地听我们说话，并且很直爽地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蠢人，但是事后却并不因此而少做蠢事。此外，他的理解力太有限，趣味又太低级，很难跟他讲道理，几乎不可能同他友好。他既占有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还为了加点儿调料，又和一个红黄色头发的、掉了牙的老女仆发生了关系，这是妈妈非常讨厌、勉强使用的一个女仆，虽然妈妈看见她就恶心。当我觉察到这种新奇的丑事以后，真把我气坏了；但是，不久我又觉察到另一件使我更伤心的事，这件事比以前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使我扫兴，那就是妈妈对我冷淡了。

    我强使自己遵守、而她也似乎赞成的在情欲方面的那种克制，是一般女人绝不肯饶恕的，不管她们表面上装得怎么样。她们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由于她们本身的情欲不能得到满足，不如说是由于她们认为这是对占有她们这件事的漠不关心。就拿一个最通达事理、最想得开、情欲最淡薄的女人来说，在她的眼中，一个男人（即使是对她最无所谓的一个男人）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他能够占有她而却偏偏予以拒绝。这条通则在这里也不能例外：我之所以克制情欲纯粹是出于道德和爱护妈妈尊敬妈妈的缘故，但妈妈对我的那种如此强烈、如此纯真的钟爱之情，却因此而起了变化。从那时起，和她在一起，我再也感觉不到我一向认为是最甜蜜幸福的那种推心置腹的亲密关系了。她只是在对这位新来的人有所不满的时候才向我披露一下心情；在他们非常和好的时候，她就很少跟我说什么知心话。最后，她逐渐采取了一种我不在内的生活方式。我在她跟前时她也还高兴，但这对她已经不是一种需要，纵然我整天整天地不见她，她也不理会了。

    在此以前，我是这个家的灵魂，并且可以说是过着两位一体的生活，现在还是同样的地方，我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陌生和孤独了。我渐渐习惯于不再过问这个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也不理睬在这里居住的一切人；为了避免继续受那令人心碎的痛苦，我便独自呆在屋里和我的书籍为伍，再不就是到树林深处纵情大哭或长叹。不久，这种生活越来越使我难以忍受了。我感到，我所爱的女人就在眼前，但她的心已经离开了我，这只能增加我的痛苦，如果我看不见她，我的孤独感也许不会那么强烈。于是我决心离开她的家，当我向她说明我的计划时，她不但没有表示反对，反而热心赞助。她在格勒诺布尔有一个女友，名叫代邦夫人，这位夫人的丈夫是里昂司法长官德·马布利先生的朋友。代邦先生介绍我到马布利先生家去作家庭教师，我接受了，于是便动身前往里昂。分别时，既没有任何懊悔的表示，也几乎没有任何惜别之感，要是在以前，只要一想到离别，我们就象感到了死亡的痛苦。

    那时，我差不多已经有了做一个家庭教师所必需具备的知识，我想我也有作教师的才能。我在马布利先生家有一年之久，在这期间，我有了充分认识自己的时间。假如我的急躁脾气不是时常发作的话，我那温和的禀性是适于干这一行的。只要一切都顺利，只要我的操心和劳动能够发生效果，我就诲人不倦地教下去，真象个可爱的天使。但事情一不如意，我就变成了一个恶魔。当学生们听不懂我的意思的时候，我就气得发狂；如果他们表现得不听话，我就恨不得把他们杀死，当然，这决不是使他们成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的好方法。我有两个学生，性情十分不同。大的八九岁，名叫圣马利，相貌很清秀，相当聪明，相当活泼，但也浮躁，贪玩，十分调皮，不过他虽然调皮却很逗趣。小的叫孔狄亚克，外表象个傻瓜，干什么都粗枝大叶，象驴一般固执，学什么也学不会。可以想见，跟这两个学生打交道，我的任务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如果我能平心静气地耐心教下去，也许能有所成就；可是，我既不能平心静气，又无耐心，结果不但没有作出一点成绩，我的学生反而变得越来越坏了。我并不是不勤快，但我缺少冷静的态度，特别是不够明智。我对他们只知道用三种对孩子不但无益往往有害的方法，那就是：感动、讲理和发脾气。有时我劝圣马利劝得连我自己都感动得流下泪来，我想感动他，就好象孩子的心灵真能感动似的。有时我费尽精力同他讲道理，好象他真能听懂我那套理论似的，而且由于他有时也向我提出一些十分微妙的论据，我就真拿他当作一个明理的孩子，以为他非常善于推理。至于小孔狄亚克，那就更让我为难了。他什么也听不懂，问他什么也不回答，讲什么他也不动心，任何时候都是那么顽固，而当我被他气得发火的时候，倒是他在我身上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这时候贤明的老师是他，我却变成了小孩子。所有我的这些缺点，我都看得很清楚，心里也很明白。我研究了学生的思想，而且研究得非常透彻，我相信我一次也没有受到他们的诡计的欺骗。但是，只知道缺点所在，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补救，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我对这一切都看得很透彻，可是我完全不能防止，所以还是收不到任何效果，而且我所做的恰恰都是不应该做的。

    我不仅在教学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也不怎么顺利。代邦夫人把我介绍给马布利夫人的时候，曾拜托她在我的举止言谈方面多加指导，使我能够活动于上流社会中。她在这上面也费过一番心思，希望把我造就成一个风流潇洒的人，不愧是她家的家庭教师；但是我是那么笨拙，那么腼腆，那么愚蠢，以致使她丧失了信心，不愿再过问我了。但是这并未妨碍我故态复萌，我居然又爱上她了。我的表现已经足以使她理会到这一点，但我不敢向她表白，而她也是不会在这方面前进一步的，后来，我发现我的叹息和目光不会有什么结果，不久我也就厌倦了。

    我在妈妈那里时，小偷小摸的毛病已经完全改掉了，因为那儿的一切东西都归我支配，也就没有偷的必要了。再说，我给自己订立的高尚道德原则也要求我今后不能再干这种下贱的事，从那时起，我果然就一直没有再犯过。但是，这与其说是由于我能克服我所受到的诱惑，不如说是由于我断绝了受诱惑的根源；我非常担心，要是再面临诱惑的话，我恐怕又会象童年时代那样去偷窃的。这一点，我在马布利先生的家里已经得到证明了。他家里到处都有可偷的小东西，但我连看都不看，我只看上了阿尔布瓦地方出产的一种名贵的白葡萄酒，在吃饭的时候我偶尔喝过几杯，觉得非常可口。这种酒稍微有点儿浑，我自以为是一个滤酒的能手，便以此自夸，主人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办了。我滤了几瓶，滤的虽然不大好，但只是颜色不佳，喝起来仍然是很可口的。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常常给自己留下几瓶，以备私下里享用。美中不足的是，我从来没有光喝酒不吃东西的习惯。怎样弄到面包呢？我没法在用餐时留下一些面包。叫仆人去买，等于是揭发自己，而且可以说是对主人的一种侮辱。自己去买吧，我又从来没有这种勇气：一位腰挂佩剑的体面人物到面包房去买一块面包，这怎么行呢？最后，我想起了一位尊贵的公主的蠢话，有人告诉她说农民没有面包吃了，她回答说：“那就叫他们吃蛋糕吧！”于是我决定去买蛋糕。可是就办这点事，也是多么不容易呀！我一个人怀着这个目的走出大门，有时跑遍了全城，从三十多家点心铺门前走过，哪一家我也不敢进去。必须铺子里只有一个人时，而那个人的相貌对我还必须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才敢迈进那家铺子的门坎。但是，当我把那可爱的小蛋糕买到手，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从柜子里拿出我那瓶酒的时候，我一边自斟自饮，一边读几页小说，那是多么快乐呀！由于没有人同我谈心，边吃边看书就别有奇趣：书就代替我所缺少的伙伴。我看一页书，吃一块蛋糕，就好象我的书在跟我共同进餐。

    我从来不是一个只图享乐什么都不管不顾的人，而且我一辈子从未喝醉过。因此，我的这些小小的偷窃也并不十分明显。可是偷窃终于自己暴露了：酒瓶子揭发了我的秘密。这件事谁也没有提过，不过，从此以后地下室的酒就不再由我掌管了。对于这种事，马布利先生的态度是很大方、很审慎的，他是个很正直的人。他的外表虽然跟他的职务一样严峻，但他的性格确实是很温厚的，他那种好心肠也是少见的。他明智而公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一个司法管辖区的长官，他甚至是很仁慈的。深感他待我的宽厚，我更加敬重他了，因此我在他家里就多待了一些日子，否则我是不会待那么久的。但是最后，对于我所不能胜任的这行职业以及我当时所处的十分尴尬的毫无乐趣的景况，我终于感到厌倦了。于是，经过一年的尝试之后——虽然在这一年当中，我已尽了一切努力——我决定不再教我的这两个学生了，因为我确信我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把他们造就好。对于这一点，马布利先生本人看得和我一样清楚。但是我相信，如果不是我自动提出辞职免得使他为难的话，他自己是不会主动辞退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样过于照顾情面，我当然是不赞成的。

    使我日益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我不断拿我当前的境况同我已经离开的那种生活相比：我不断回忆起我所留恋的沙尔麦特，我的园子、我的树木、我的泉水、我的果园，特别是我为她而生的那个女人，赋予这一切以生命的那个女人。我一想到她，一想到我们的快乐和我们的纯洁生活，一种难以抑制的烦闷心情使我什么也懒得干了。有多少次我恨不得立即动身，步行回到她的身旁，只要能和她再见一面，就是当时死去也是甘心的。最后，我再也抵抗不住那些召唤我不惜任何代价回到她的身边的迷人的回忆了。我对自己说，过去我缺少耐心，不够体贴，不够温存，假如我现在在这些方面更多给予一些，我还是能够在十分甜蜜的友谊中过幸福生活的。于是我作出了最美好的计划，而且迫不及待地立即付诸实施。我摆脱了一切，放弃了一切，马上动身，一路飞驰，我以宛似我幼年时代的那种满腔热情回到了家里，我又来到了她的跟前。啊！如果我在她的接待中，在她的眼神里，在她的爱抚中，总之在她的心里能够发现我从前曾经感受到而现在还念念不忘的那种情意的四分之一，我就会欣喜若狂了。

    人生是多么可怕的虚幻啊！她仍然用她那无与伦比的好心接待了我，她的这种好心除非她离开人世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然而我是来追求过去的，这个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她身边呆了不到半小时，我就觉得我以往的幸福是永远失去了。于是，我又陷入了上次迫使我出走的那种令人绝望的境况中，虽然如此，我却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说实在的，古尔提叶并不坏，他看见我回来，显得很高兴，并没有什么不痛快的样子。但我从前是她的一切，而她也不能不是我的一切，现在我在她的面前竟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这我怎么能忍受呢？从前我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孩子，现在我怎能在这里象一个外人似的生活下去呢？目睹可以作为我过去幸福见证者的那些东西，更使我感到今非昔比的难堪处境。我要是住在别的地方，痛苦或许会减轻一些。但是不间断地回忆那些甜蜜的往事，也会增加我对失去的幸福的伤感。空怀遗憾，满腹忧思，于是我决心恢复旧日的生活方式，除了用饭的时间外，我要一个人待着，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书作我的伴侣，并在书中寻求有益的消遣。由于我感觉到以前我所忧虑的灾难即将到来，我便绞尽脑汁从我自己身上想些办法，以便在妈妈经济来源断绝的时候，可以接济她。我在时，曾把她的家务安排得相当妥善，使它不致向坏的方面发展，但自从我走后，所有的情况全都变了。她的管家人是一个性喜挥霍的家伙。他好讲排场，喜欢好马和华丽的马车，他爱在邻人眼前显示自己是富贵人家，他继续不断地经营一些他一点不懂的新事业。她的年金借用光了，一年四季的所有收益也作了抵押，房租积欠了不少，债务越来越多。我看这项年金不久就要被债权人扣押，也可能被取消。总之，我看到前途只有破产和灾难，而且这一切的到来，时间是那么迫近，就好家我已经预见到那种种可怖的景象。

    我那间可爱的小屋是我唯一消愁解闷的地方。由于我在那里寻求医治我那惶恐不安的心灵的方法，我也就同时在那里寻求如何防止我所预见到的灾难的方法。这样，就在我重新考虑我以前的那些想法的时候，我又给自己建起了许多新的空中楼阁。以便把我这个可怜的妈妈从她眼看就要陷入的绝境中挽救出来。我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学识和才华使我在文坛上成名，我是不能通过这条途径发财致富的。浮现在我脑际的一个新的念头却使我产生了我这平庸之才不能给我的一种信心。我虽然不教音乐了，但并没有放弃音乐，正相反，我已经研究了不少关于音乐的理论，我觉得至少在这门学问上我的知识是相当渊博的。当我想到我在学习辨认音符、尤其是在练习依谱唱歌所遇到的那些困难时，我觉得，这种困难来自音乐本身的程度并不少于来自我的主观条件，特别是考虑到，学音乐对任何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在我研究音符时，我常常觉得这些音符创造得很不成功。很早我就想用数字来记录乐谱，免得记录任何一个小曲也必得画一些线和符号。我只是不知道怎样表示八度音的节拍和延长音。我重新又有了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想到这个问题时，发现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我终于获得了成功，不管什么乐曲我都可以用我的那些数码非常准确、甚至可以说非常轻而易举地记录下来。从这时候起，我就认为我的一笔大财已经到手了，于是，怀着和她——给了我一切的她——共享大财的热望，我一心只想到去巴黎，确信我的乐谱稿本一交给学士院，我就会掀起一场革命。我曾从里昂带回一点钱，我又卖掉了我的书。这样，只用了十五天的工夫，我便拿定了主意并付诸实施。最后，我心里充满了促成我这一计划的种种美好念头，也可以说我在任何时候都怀有的那同样的美好念头。就象上次带着海龙喷水器离开都灵一样，我带着我的乐谱方案离开了萨瓦。

    我的青年时代所有的谬误和过错大致就是如此。我以内心相当满意的忠实态度叙述了这些谬误和过错的经过。如果日后我以若干美德为我的成年时代增添光彩，我也会以同样的坦率态度述说出来，这本是我原来的计划。不过，写到这里我必须停笔了。时间能够揭开种种帷幕。如果我的名字能够流传到后世，人们也许有一天会知道我还有什么话要说而没有说。那时侯，他们也就会知道我所以保持缄默的缘故了。

    第七章

    在两年的沉默与忍耐之后，尽管我曾屡下决心不再写下去，现在还是拿起笔来了。读者，请暂时不要评论我迫不得已再写的种种理由：只有把本书读完之后，你才能够评断。

    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安静的青年时代在一种平稳的、相当甘美的生活中流逝了，既无大祸也无大福。这种平庸大部分是我那种虽热烈却又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这种天性，难于振作却极易灰心；它要受到强烈的震撼才能摆脱困静，却又由于慵懒与爱好而回复原态；它老是把我拉回到我自认生而好之的那种闲散而宁静的生活，离大的美德远，离大的恶行更远，因而它从不容许我有什么大的作为，无论是在善的方面，还是在恶的方面。

    我马上就要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图景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一直有利于我的自然倾向，到了后三十年就时刻加以拂逆了；人们将会看到，从这种事与愿违的不断的矛盾之中，使生出了一些巨大的过失、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一切能给逆境带来荣誉的品德，只是没有使我产生坚强的性格。

    本书的第一部是完全凭记忆写成的，其中一定有很多错误。第二部还是不得不凭记忆去写，其中很可能错误更多。我前半生那些美好的年月，都是在既宁静又纯洁的境况中度过的，那些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成千上万滋味无穷的印象，使我乐于不断地回忆。人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我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不同。重温这些回忆，就是重尝它们的苦涩。我很不愿拿这些凄凉的回忆来加剧我现状的辛酸，因而尽其所能予以回避；我这样做往往相当成功，以致当我需要重述往事的时候，有的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种对苦痛的健忘，正是上天给我在多舛的命运中安排下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力专使我回想过去的乐事，从而对我的想象力起着一种平衡的作用，因为我那惊弓之鸟似的想象力，使我只能预见到险恶的将来。

    为了弥补我记忆的不足，为了使我在这项工作里有所遵循，我也曾搜集了一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现在都已落入他人之手，收不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向导还忠实可靠，那就是感情之链，它标志着我一生的发展，因此也就是我一生经历的事件之链，因为事件是那些感情的前因或后果。我很容易忘掉我的不幸，但是我不能忘掉我的过失，更不能忘掉我的善良的感情。这些过失和感情的回忆对我说来是太宝贵了，永远不能从我心里消失掉。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实，某些事张冠李戴，某些日期错前倒后；但是，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做出来的，我也不会记错；而我所要写出的，主要也就是这些。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象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

    然而，十分侥幸，有这么一段六、七年长的时间，我在一本信件的抄本里还保留着关于它的一些可靠材料，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本终止于一七六年，包括我居住退隐庐、跟我那些所谓的朋友大闹不和的整个一段时期：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阶段，也是我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至于较近的信件原件，我手边能留下的恐怕已为数不多，我不想将它们继续抄在那本抄本——它份量太大了，不能指望能够逃过我的那些“阿耳戈斯”的察觉——的后面，将来当我觉得这些原件能有所说明的时候，不管是于我有利也好，于我不利也好，我就在本书中转录出来。我不怕读者忘记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自辩书；但是当真理为我辩护的时候，读者也不应该指望我会抹煞真理。

    而且，这第二部和第一部相较，只有这种始终一致的真实性是共同的，而其所以较高于第一部也只由于它所叙述的事实较为重要。除此而外，它在各方面都不及第一部。我的第一部是在武通或特利城堡写的，当时心情舒畅，洋洋自得，自由自在，凡是我要回忆的往事，没有一件不是一个新的乐趣。我不断带着新的喜悦去回想它们，同时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反复修改，直到我满意为止。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力都衰退了。几乎不能做任何工作了；我写这第二部，只是勉力为之，心头压着无限苦楚。它给我展示出来的，尽是些大灾大难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尽是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我恨不得把我所要说出的一切埋葬在永恒之夜里；而我既不能不说，又不能不躲躲藏藏，耍花招，打掩护，硬着头皮做出我生来最不会做的事。我头上的房顶有眼睛，我周围的墙壁有耳朵：我被许多心怀恶意、目不转睛的密探和监视人包围着，心绪不宁，精神恍惚，把临时想到的几句话，匆匆忙忙地写到纸上，几乎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修改了。我知道，人们尽管不断地在我的周围树起无穷的障碍，他们还是怕真理从墙缝里钻出来。我能有什么办法叫它露头呢？我在尝试着，成功的希望却不多。请读者想想吧，环境如此，能不能写出动人的画幅，且给以引人入胜的色彩。因此，凡是想阅读我这一册书的人，我都要向他们预先声明，他们往下读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他们不感到厌烦，除非他们是想彻底了解一个人，真诚地爱正义、爱真理。

    在我第一部结束的时候，我正怀着怅惘的心情向巴黎进发，而把我的心留在沙尔麦特。我在沙尔麦特建筑着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打算将来有朝一日妈妈心回意转，我把积蓄下的财富带回来，送到她的膝下，而且我认为我的记谱法是万无一失的财源。

    我在里昂停了些时候，看看朋友，找几封上巴黎的介绍信，并卖掉随身带来的几本几何书。大家都欢迎我。马布利先生和夫人见到我，表示很高兴，并且请我吃了好几次饭。我在他们家里结识了马布利神父，我以前也是在他们家里结识孔狄亚克神父的。他们都是前来探望他们的兄长。马布利神父给我写了几封到巴黎的介绍信，其中有一封是给封得奈尔的，另一封是给开吕斯伯爵的。这两个人和我认识后都处得很相投，特别是封得奈尔，他一直对我怀着深情厚谊，至死不衰，并且在促膝谈心中曾给过我许多忠告，我后悔没有很好地听从。

    我又遇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和他很久以前就相识了，他并且时常由衷地、真心实意地帮助我。这一次他热诚如故。就是他帮忙把我的几本书卖掉了，而且亲自或者托人为我写了几封很好的去巴黎的介绍信。我又会到了地方长官先生，他原是博尔德先生给我介绍认识的，这次我又通过他认识了黎希留公爵。公爵那时正途经里昂，巴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他很好地接待了我，并且要我到了巴黎后去看他；后来我果然去看了他好几次，然而，我认识了这样高的显贵——以后我还要常常谈到的——却始终未得到任何助益。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曾在我以前某次旅行时救过我的急。他曾借给我或赠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时常见面，我却一直没有还他，他也一直没有向我索取。不过我后来也送过他一件礼物，价值差不多相当。如果要讲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把自己说得更好些的，但是我现在是在讲自己实际的所作所为，可惜，这是两码事了。

    我再次见到了那位高贵、大方的佩里雄，这一回他又使我感受到了他平素的那种慷慨豪爽，因为他给了我和他当年给予那好心的贝尔纳同样的馈赠：他给我付了驿车车费。我又见到了外科医生巴里索，他是天下第一位心地善良而乐善好施的人；我还见到了他疼爱的那位戈德弗鲁瓦，他十年来一直赡养着她。这位戈德弗鲁瓦除了性情温柔、心地善良外，几乎一无可取，但是任何人见到她就不能不对她表示同情，离开她就不能不感到怜悯；由于她已经到了肺痨病的末期，不久之后也就与世长辞了。一个人所爱的对象是怎样的性格，最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正天性了。你只要见过那温柔的戈德弗鲁瓦，你就会知道善良的巴里索是个什么人。

    对于这些善良的人们，我都感激。然而后来我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由于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那种不可克服的常使我貌似忘恩的疏懒。他们的隆情厚谊，我未尝一日忘怀，但是要我不断地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却比用行动报答他们要困难得多。准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我一开始疏于音问，就感到羞惭，不知该怎样弥补过失，这种羞惭和尴尬又反过来加重我的过失，我就索性不再写信了。因而我就音讯杏然，仿佛把朋友们全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雄简直毫不介意，我发现他们始终热肠如故；但是人们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将可以看到，当一个才子以为被人疏远了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把一个可爱的人儿忘掉。我又见到了她，感到格外喜悦，她在我的心头留下了极其温馨的回忆。这个人就是赛尔小姐，我在第一部里曾经提到过她，后来我住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和她再度相逢。我这次旅行，比较悠闲，因此和她相见的次数也比较多。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我也有理由相信她的心并不与我相反，但是她对我是如此信任，使我根本不能产生滥用这种信任的念头。她没有任何资财，我也是身无长物；我们的处境太相同了，不容许我们结合起来，而且我心里另有打算，根本不想结婚。她告诉我，有一位年青的商人热内夫先生似乎很想赢得她的爱情。我在她家也见过他一两次，觉得他象个正派人，而且大家也都说他为人正派。我深信她和他的结合会是很幸福的，因此很盼望他能娶她。后来他果然娶了她。为了不致扰乱他们的纯洁爱情，我就赶快离开了，并衷心祝愿这位可爱的人儿幸福无量。可惜我的祝愿在尘世只实现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后来听说她结婚只两三年就死了。我在旅途中一直怀念她，我当时感觉到，后来每想起她时也感觉到，为义务和道德而牺牲固然是痛苦的，但是这种牺牲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温馨的回忆，作为补偿是绰绰有余的。

    上次旅行，我是怎样单从巴黎的不利的方面看这个城市，这次旅行，我也就怎样单从巴黎的辉煌的方面看这个城市。不过，所谓辉煌并不是指我的住所而言；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一个地址，我住进了离索尔朋不远的科尔蒂埃路的圣康坦旅馆。糟透的街，糟透的旅馆，糟透的房间。然而在这旅馆里却曾住过许多杰出之士，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和孔狄亚克两位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我那时一个也没有遇到。不过我在那里遇到了博纳丰先生，他是个破脚绅士，好争讼，一副咬文嚼字的典雅派的样子。由于他，我认识了我现在最老的朋友罗甘先生。我又通过罗甘先生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关于狄德罗，我在下面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是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我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我的音乐改革计划，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本钱。因此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来想办法。我赶紧利用我带来的许多介绍信。一个年青人到了巴黎，面孔长的过得去，显得有些才能，总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受人接待了。这种接待给了我很多愉快，但是无大实益。在介绍给我的那许多人之中，只有三位对我有点用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相信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个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太尔神父，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陈达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都是马布利神父介绍给我的。

    达梅桑先生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又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院议长，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个是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尔朋神学院，是个很可爱的年青贵族，在社交场中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出过一阵风头之后就在盛年死去了。两人都异想天开，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稍微补充了一下我的几乎枯竭的旅囊。莱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并不富有，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待遇实在不能维持我的衣食住行。

    博茨先生很好地接待了我。他爱学问，也有学问，但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她容光照人，而且有点矫揉造作。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在她的面前，我的样子显得十分笨拙。她的举止随随便便，更加重了我的羞涩感，一举一动都格外可笑。当她把菜碟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是伸出叉子把她递来的莱谦而逊之地叉上一小块，因此当她把打算给我的菜碟交给仆人的时候，总是转过身去，怕我看见她笑。她没有料到我这乡下佬的脑袋里也并非空无一物。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这位雷奥米尔先生在每星期五学士院例会的日子都来他家吃晚饭。他把我的方案对他谈了，并说明我有意把方案送请学士院审查。雷奥米尔先生答应了，并向学士院提交了我的建议书，此事蒙该院接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我由雷奥米尔先生引进学士院，由他作了介绍。同一天，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就荣幸地在学士院里宣读了我早就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尽管这个大名鼎鼎的机关的确十分庄严肃穆，但我并没有感到象在博茨夫人面前那么腼腆，我的宣读和答辩都还应付得不太坏。我的论文成功了，并博得许多颂词，这些颂词既使我惊，又使我喜，因为我几乎不能想象，在这些院士的心目中，任何不是院内的人居然会有常识。被指定审查我的方案的委员是梅朗、埃洛和富希三位先生。他们当然都是杰出之士，但是没有一个懂得音乐，至少懂的程度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审查我的方案。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深信，既确实而又惊讶地深信，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却坚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尽管他们提出的反驳大部分都那么无力，那么不正确，尽管我承认我在回答的时候有些胆怯，而且措辞不当，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能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满意。我总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几句漂亮话轻易地对我进行反驳。不晓得他们从哪里挖出了一个苏埃蒂神父，说他曾想出用数字表达音阶。这就足以使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不算是新发明了。这倒也还罢了，因为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苏埃蒂神父，尽管他那根本没有考虑八度音的记录教堂歌曲的七音记谱法不能和我发明的简单而方便的方法相提并论——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用数字把音乐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来，而苏埃蒂对这一切根本未加考虑；尽管如此，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最初的发明人倒也是十分确实的。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原始发明过度重视以外，并不就此罢休，在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完全一派胡言，不知所云。我的记谱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省掉变调和音符的麻烦，所以，同样的一支曲子，不论你用什么调，只要在曲子开头换上一个字母，全由就随你的意思记下来了，移调了。这些先生们听到巴黎乱弹琴的乐师说移调演奏法毫无价值，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把我的体系的最大优点反而当成是反对它的不容置辩的理由。他们决议说，我的音符便于声乐，不便于器乐，而实际上他们应该说，我的音符既便于声乐，更便于器乐。学士院根据他们的报告，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措辞夸奖备至，骨子里却可以看出，它认为我的记谱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后来为公众写了一部题为《现代音乐论》的书。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样一张奖状作为该书的装饰。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体会到，为了正确审查一个专门问题，尽管你对各门科学的知识很广博，如果你在广博之外不加上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则远不如一个知识浅陋而对这一门却研究得既专又深的人。对于我的记谱法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莫提出来的。我刚一向他说明我的体系，他就看出了它的弱点。“你那些符号，”他对我说，“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它们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并且能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示出来，这都是普通的记谱法所办不到的。但是它们坏就坏在要求用脑子去想，而脑子总是跟不上演奏的速度。”“我们的音符的位置，”他又说，“明摆在眼前，不必用脑子去想。如果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大串中间的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看出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进程，可是，用你的记谱法，要我摸清这一大串，就必须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拼出来，一目了然却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反对意见是无法反驳的，登时就同意了。尽管这个反对意见既简单又明显，却只有老手才能说出来。当时没有一个院士能够想到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出奇的倒是那些大学者可谓无所不知，而他们竟不懂每个人只应该审查自己本行以内的事物。

    由于我时常拜访我的审查委员和其他院士，这就使我得以结识巴黎文坛中最杰出的人物。所以，当我后来一跃而进入文士之林的时候，我已经是他们的旧相识了。至于目前，我还是专心搞我的记谱法，一意要在音乐这门艺术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从而一举成名；艺术界的这种一举成名，在巴黎经常是使你名利双收的。我关起房门，以一种说不出的热情，一连埋头几个月，把我向学士院宣读的论文彻底改写了，改成一部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困难的是要找到一个书商肯接受我的手稿，因为要铸新字就得花几个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花在新作者头上的，而我却认为用我的作品捞回我写作时的伙食费也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

    博纳丰为我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就跟我订了合同，获利对分，而出版税则由我一人负担，这位老基约把事情办得如此之糟，出版税我是白付了，出的第一版书呢，我却没有拿到一文钱。虽然德方丹神父答应为我宣传，别的报人对这本书也颇有好评，书的销路似乎还是不佳。

    试验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就是人家怕这种方法如果不能通行，学的时间就算白费了。我的解释是，我的方法使概念非常清楚，即使想用普通的方法学音乐，如果开始先掌握了我的记谱法，反而可以节省时间。为了拿实验来证明，我免费为一位美国女人德卢兰小姐教音乐。她是罗甘先生介绍来的。教了三个月，她就能用我的音符读任何乐曲，甚至能依谱唱任何困难不太大的乐曲，比我自己还好。这个实验的成功是惊人的，然而没有人知道。若是别人，一定要在报上大吹特吹了；但是我，虽有若干才能发明一些有益的事物，却从来没有才能去宣扬它，借以牟利。

    就这样，我的埃龙喷水器又一次损坏了；可是，这一次我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巴黎街头，没有钱就不能生活，而我在巴黎是无所凭依的。在这种窘迫环境里，我所采取的办法，只有不曾好好读过本书第一部的人才会感到惊讶。我总算又紧张又劳而无功地忙过一阵了，我需要喘口气。我不仅不悲观失望，反而安于疏懒和听天由命；为了让老天爷有时间去解决问题，我不慌不忙地吃着我那仅存的几个金路易，并不取消我那悠闲的享乐，只是花费上稍微节约一些，两天只坐一次咖啡馆，一星期只去两次剧院。关于花街柳巷的耗费，我没有什么可改弦更张的，因为我一辈子也不曾为此花过一文钱，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这我在下面就要说到。

    我手里连三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而我却把这种懒散而孤独的生活过得那么安闲、那么愉快、那么满怀信心，这正是我生活的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情乖僻的一斑。我极端需要人家想到我，却也正是这种极端需要使我丧失了抛头露面的勇气，越是需要登门拜访，我就越觉得这种登门拜访无聊，以致连那些院士们，连我已经挂上钩的那些文坛人士，我都不愿去看了。只有马里佛、马布利神父、封得奈尔我有时还继续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给马里佛看了。他很赏识，并且惠然予以修改。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和我同岁。他爱好音乐，也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谈音乐，他也对我谈了他的一些写作计划。这样，在我们两人之间不久就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十五年，如果我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不幸被拖进他那一行业的话，这种关系是会维持得更久的。

    在我迫不得已去乞讨面包之前所剩下的这点短暂而宝贵的间歇时间里，我利用它干了些什么，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利用它来背诵大段的诗作，这些作品我读了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一百遍。每天上午十时左右，我就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衣袋里带着一本维吉尔或卢梭的集子。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午餐的时侯，有时背一首宗教颂歌，有时背一首田园诗，虽然背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总是不灰心。我还记得，尼西亚斯在叙拉古惨败之后，被俘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要从这种好学的榜样当中得出一点教益，那就是发挥我的良好的记忆力，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熟记在心，以备将来穷途潦倒无以为生时之用。

    我还有一个同样可靠、有效的办法，就是下棋。凡是我不去剧院的日子，下午总是经常到莫日咖啡馆去对局。我认识了雷加尔先生，还有一位于松先生，还有菲里多尔。当时棋界的一切名手我都见识了，而我的棋艺却并不比以前高明些。然而有一点我毫不怀疑：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也就够做我的生财之道了。不管我痴心妄想迷上哪一行，我总是抱着同样的逻辑。我心里想：“谁成了哪一行的尖子，谁就准能走运；因此，不管哪一行，我只要成了尖子，就一定会走运，机会自然会到来，而机会一来，我凭着本领就能一帆风顺。”这种幼稚的想法不是出于我的理智的似是而非之论，而是出于我的懒惰。要想奋发，就得作出巨大而又迅速的努力，这使我害怕，因此我极力美化自己的懒惰，想出一套合适的论据来掩盖可耻的懒惰。

    就这样，我安逸地坐待囊空金尽；我相信，如果不是卡斯太尔神父使我从昏睡状态中摆脱出来，我是会花尽最后一文钱却依然无动于衷的。我有时上咖啡馆，就顺便去看看这位卡斯太尔神父。他有点疯疯癫癫，但老底子却是好人：他看我这样无所事事，虚度年华，很不以为然。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和学者们不跟你同调合拍，你就改弦更张，去看看女太太们吧。也许在这方面你容易成功些。我已经在伯藏瓦尔夫人面前提起过你，你就凭我的介绍去看看她。她为人很好，一定很高兴看到她丈夫和儿子的同乡的。你在她家里将见到她的女儿布洛勒伊夫人，她是个才女。我还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谈到过你，她就是杜宾夫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带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你，会很好地接待你的。在巴黎，什么事都要靠女人才做得起来：女人仿佛是些曲线，而聪明人就是这些曲线的渐近线；他们不断地接近她们，却永远不触及到她们。”

    我把这种可怕的、苦役一般的拜访，推迟了一天又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去看伯藏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洛勒伊夫人一进她的房间，她就对她说：“女儿，这就是卡斯太尔神父跟我们谈起过的卢梭先生。”布洛勒伊夫人把我的作品夸奖了一番，并且把我领到她的钢琴边，让我看出她是研究过我的作品的。我一看她的挂钟已经快到一点了，就要告辞，伯藏瓦尔夫人对我说：“你住得很远，别走了，就在这里吃饭吧。”我也就不客气地留下了。一刻钟后，我从一些迹象意识到，她原来是请我在下房里吃饭。伯藏瓦尔夫人为人倒极好，但是知识有限，而且由于自己出身波兰贵族，太骄傲了，她不大懂得对才智之士应给以应有的尊敬。这一次她甚至只凭我的举止去判断我，连我的服装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服装虽然很简单，却颇整洁，绝不显得该是在下房里吃饭的人。我已经把下房的路忘得太久了，绝不愿重登此程。我也没有把自己的不快显过出来，只对伯藏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有一件小事要办，不能不回去，说着就要走开。布洛勒伊夫人走到她母亲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话，这立刻产生了效果。伯藏瓦尔夫人站起身来拦住我，对我说：“我想请你赏光跟我们一起用餐。”我觉得再拿架子就蠢了，于是留了下来。而且，布洛勒伊夫人的好意感动了我，使我对她发生了兴趣。我很乐意同她一起进餐，并且希望她日后对我认识较深的时候，不会为曾帮我获得这次荣幸而后悔。她们家的老友拉穆瓦尼翁院长先生也在座。他跟布洛勒伊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话，用的净是花哨的字眼和莫测高深的隐语。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我也识相，不敢卖弄聪明，因此一言不发。如果我一直就这样安分，该是多么好啊！我就绝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深渊里了。

    我这样笨拙，不能在布格勒伊夫人面前露一手，以证明我应该得到她的垂青，心里十分难过。饭后，我就想起我那老一套了。我衣袋里装着一首诗，是我在里昂时写给巴里索的。这首诗本来就不缺乏热情，我朗诵时更加热情洋溢，结果使他们三人都感动得流了泪。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也许是事实确实如此，我总觉得布洛勒伊夫人的眼光仿佛在对她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说这个人该跟你同席，不该跟你的侍女共餐，该没有说错吧？”直到此时为止，我心里总是不舒服，这样报复了一阵之后，我才感到痛快了。布洛勒伊夫人把她原来对我的那点好评，这时又未免提得过分了些，她认为我不久就会在巴黎名噪一时，变成一个风流人物了。

    我缺乏经验，为了指导我，她给了我一本某伯爵的忏悔录，“这本书，”她对我说，“是一位良师益友，你将来在社交场中会需要它的，不时参考参考有好处。”我怀着对赠书者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年，但是一想到这位贵妇人仿佛认为我有风流才华，便常常哑然失笑。我读了这本书，马上就想跟作者交朋友。我这天生的气质并未欺我：他是我在文学界所曾有过的唯一的真正朋友。

    从此，我就敢于信赖伯藏瓦尔男爵夫人和布洛勒伊侯爵夫人了，她们既然关心我，就决不会让我久困穷途；我果然预料对了。现在来谈谈我是怎样登上了杜宾夫人之门的，这次登门有着十分深远的后果。

    杜宾夫人，大家都知道，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和方丹夫人的女儿。她们有三姊妹，可以称之为美惠三女神：拉·图施夫人跟金斯顿公爵跑到英国去了；达尔蒂夫人是孔蒂亲王的情妇，并且，不只是情妇，还是他的朋友，唯一的真正朋友，是一个性格温柔忠厚、可爱、富有机智、特别是心情愉快、不识悲愁的女子；最后是杜宾夫人，三人中数她最美，也只有她一人不曾失足，引起别人的闲言。她是杜宾先生待客情殷所得来的代价。他在他本省盛情招待了她的母亲，母亲为了感激，就把女儿嫁给他，还给了他包税官的职位和一笔极大的财产。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胳臂赤裸着，头发蓬松，梳妆衣也随便披在身上。这种接待在我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我这可怜的脑袋经受不住了，我慌了起来，简直不知所措；总之一句话，我爱上杜宾夫人了。

    我的慌乱似乎没有使她产生什么坏印象，她根本没有觉察出来。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著作，欢迎我，很在行地谈着我的方案，一面唱，一面自己用键琴伴奏；她还留我吃饭，让我紧挨着她就座。本来用不着这许多就能叫我如醉如痴的，我真是着迷了。她允诺我再去看她：这使我利用并滥用起这个允诺来。我差不多天天都往她家跑，每星期在她家吃两三顿饭。我有一肚子的话想向她倾诉，却总是壮不起胆。有好几个理由加剧了我这天生的羞怯。登上富家豪族之门，就是走上了亨通之路；在我当时的情况下。我决不愿冒断送这样一条路的风险。杜宾夫人尽管十分可爱，但是又严肃、又冷淡，我在她的仪态中找不出一点挑逗之意，足以使我壮胆。她的门第，当时在巴黎跟任何一家比，都算是最豪华的，座上客各界都有，如果人数稍少一点，就可以说是集各界之精华了。她爱接待一切显赫的人物，有权贵，有文人，也有美人。你在她家见到的，净是些公爵、大使、名流。罗昂公主、福尔卡尔基埃伯爵夫人、米尔普瓦夫人、布里尼奥尔夫人、赫尔维夫人，她们都可以说是她的朋友。封得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父、萨利埃神父、富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尔泰先生，都是她圈子里的人，常在她家吃饭。固然她的拘谨态度不怎么吸引年青人，但是她的宾客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而在这些人当中，我这可怜的让－雅克当然也就不敢作出风头的非分之想了。我不敢说话，但又不甘沉默，所以就大胆写起信来。她把我的信一连压了两天，连提都不提。到了第三天，她把信退回给我，当面对我说了几句责备的话，语调之冷淡真使我为之心寒。我想说话，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我那一见销魂的热恋连同希望都一齐幻灭了。我在很礼貌地作了一番表白之后就又象以前那样继续和她相处，从此不再向她提一个情字，连秋波也不敢再送了。

    我以为自己干的这件傻事已经被忘掉了，其实不然。弗兰格耶先生是杜宾先生的儿子，也就是杜宾夫人的前房儿子，跟杜宾夫人和我的岁数都差不多。他很聪明，长得也漂亮，有些野心勃勃。据说他追求他的后母，也许唯一的根据就是后母给他娶了一个很丑陋、很温和的媳妇，而且她跟他们俩都处得非常之好。弗兰格耶先生爱才，他自己也多才多艺。他很懂音乐，这就成了我们之间交往的媒介。我常去看他，很喜欢他。突然他暗示我，杜宾夫人嫌我去看她太频繁，请我以后别再去了。这个委婉的请求如果在她退还我的信时提出来，倒还适当，现在事情过了八九天，又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更为奇怪的是：我并未因此而不受弗兰格耶先生夫妇的欢迎。不过，我到她家去得少了，而且如果不是杜宾夫人又来了个意外的怪念头的话，我是会完全不再到她家去的。她请我临时照应一下她的儿子，因为她的儿子要换家庭教师，有八九天无人照管。我这一个星期真是在活受罪，只是想到这是遵从杜宾夫人的吩咐，心里才有些快慰，才忍受了下来。这个可怜的舍农索从那时起就脾气乖张，后来几乎因此败坏了他的门第，而且终于使他在波旁岛送了命。在我照管他的期间，我的任务是防止他为非作歹，害己害人，如此而已。就这样，我已经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是再叫我照管一星期的话，就是杜宾夫人委身于我作为报酬，我也不干。

    弗兰格耶先生跟我建立了友谊，我跟他经常一起工作。我们开始一同在鲁埃尔先生那里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一些，我从圣康坦旅馆迁居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附近，这条路直通杜宾先生住的普拉特利埃尔路。我在那儿由于不很注意而得了感冒，随后转成一场肺炎，几乎病死。我在青年时代常得这一类炎症。什么肋膜炎以及我最容易感染的咽喉炎，我在这里就不—一列举了。这些病都曾使我死去活来，足够使我跟死神面熟了。在病后休养期间，我有工夫考虑了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痛恨我的羞怯、软弱和疏懒；由于这种疏懒，尽管我感到心头燃烧着烈火，却还是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经常处在山穷水尽的边缘。在我得病的前夕，我曾去听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名字我忘记了。虽然我抱有一种成见，经常推崇别人的才能，而对自己的才能则缺乏自信，我还是不能不认为这部歌剧的音乐软弱，缺乏热情，毫无创意。我有时甚至心想：“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比这个好。”但是，我总是把编写歌剧的工作看得太可怕，又听到本行的艺术家们把这说得神乎其神，所以老是不敢轻易尝试，连放胆朝这方面想一想都感到脸红。而且哪里能找到一个人肯为我提供歌词，肯劳神去依我的意思改词就曲呢？这种作曲和写歌剧的念头在我卧病时期又浮上心头，而我在发烧昏迷的时候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曾写了两三支diprimaintenzione（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他们也许会赞美的。啊！如果能把高烧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会看到，从他的热狂中产生出了多么伟大而崇高的作品啊！

    这些音乐和歌剧的题材到我养病时期还在我脑际索回，不过比以前要平静一些。由于反复地甚至是不由自主地思考这个问题，我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试一试能不能独立写一部歌剧，连词带曲都由我一人包办。这已经不完全是我的首次尝试了。我在尚贝里就曾写过一部悲歌剧，题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由于还有点自知之明，后来就投进火里烧了。在里昂，我又写过一部歌剧，题为《新世界的发现》，我把它念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父、特吕布莱神父以及其他人听了之后，仍然付之一炬，虽然我已经为序幕和第一幕写了乐曲，而且达维看了这些曲子后说，有些片段可以与波农岂尼媲美。

    这一次，在动手之前，我先费了一番工夫去构思我的全剧纲要。我计划在一出英雄芭蕾舞剧里以各自独立的三幕写三个不同的题材，每个题材配以性质不同的音乐；由于每一个题材都是写一个诗人的爱情故事，所以我就给这部歌剧取名《风流诗神》。我的第一幕配以刚劲的乐曲，演塔索；第二幕配以缠绵的乐曲，演奥维德；第三幕题为阿那克瑞翁，应该弥漫着酒神颂歌的欢快气氛。我先拿第一幕试手，怀着满腔热情去埋头创作，这种热情使我第一次尝到作曲的快乐。有一天晚上，我正要进歌剧院大门，心里感到情潮澎湃，完全被万千思绪控制住了，便把买票钱放进口袋，赶快跑回去关起房门，把帘幕拉得紧紧的，不让透进半点亮光，然后躺到床上。在床上，我沉醉于诗情乐兴之中，七八个小时就把我那一幕的绝大部分构思出来了。我可以说，我对斐拉拉公主之爱（因为那时我自己就是塔索）以及我在她那位不义的兄长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和豪迈的感情，使我度过了妙趣无穷的一夜，比我真正在公主怀中度过的还要高出百倍。到了早晨，我所写成的乐曲只有很小一部分自己还记得，但是，就是这几乎被疲倦和睡意完全冲蚀掉的一星半点，也仍然能使人看出它所代表的那些乐章的气魄。

    这次，我没有把这件工作一直搞下去，因为有别的事耽搁了。我跟杜宾一家交往很密的时候，有时也还继续去看看伯藏瓦尔夫人和布洛勒伊夫人，她们并没有把我忘掉。近卫军大队长蒙太居伯爵先生刚奉派为驻威尼斯大使。这是巴尔雅克一手提拔出来的大使，因为他经常奔走于巴尔雅克之门。他的哥哥蒙太居骑士是太子侍从武官，与这两位夫人相识，并且也认识阿拉利神父，而阿拉利神父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我有时也见到他。布洛勒伊夫人知道大使要物色一个秘书，就介绍我去。我们接头了，我要求五十金路易的薪金。既担任这个职务，就不能不撑持场面，我所要的并不算多。他却只肯给我一百个皮斯托尔，旅费由我自备。这种条件是可笑的，我们没有法子谈拢。弗兰格耶先生又拼命留我，他的情谊占了上风。我待下来了，蒙太居先生就带着另一个秘书走了；这个秘书叫福罗先生，是外交部派给他的。他们俩刚到威尼斯就闹翻了，福罗发现是跟一个疯子共事，便掉头而去。蒙太居因为身边只有一个叫比尼斯的年青神父，只能在秘书下写写信，不能担任秘书工作，于是又找上了我。他的骑士哥哥是个精明人，对我再三劝说，暗示秘书这个职位还有些别的收益，因而把我说动了，我就接受了一千法郎的待遇。我又得到二十个金路易做路费，于是就动身了。

    到了里昂，我原想取道色尼山，以便顺路看看我那可怜的妈妈。可是一方面由于战事的关系，并且想节约一点，另一方面又要到米尔普瓦先生那里去拿护照——他当时在普罗旺斯地区指挥军队，人家叫我去找他的，——所以我就从罗伯河顺流而下，到土伦去搭海船了。蒙太居先生因为少不了我，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我快去，但一个意外事件却延误了我的行程。

    那正是墨西拿瘟疫流行的时期。在那里停泊的英国舰队检查了我乘的那只海船。这就使我们在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航程之后，一到热那亚又受到二十一天的检疫隔离。旅客可以自己选择检疫期的居住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搬到检疫所去。不过我们事先被告知，检疫所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布置，除四壁之外空无一物。大家都选择了留船受检那条路。我呢，船上难堪的暑热，狭隘的空间，既无法走动，又多蚤虱，我宁愿冒险住到检疫所去。我被引到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里，里面绝对空空如也，窗户、床铺、桌子、椅子，一样也没有，想坐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想睡连一把稻草也没有。人家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两口箱子送来，接着就把大门用大锁锁上。于是我就是在那里，任凭我自由自在地走动，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从这层楼走到那层楼，到处都是一样的寂寞，一样的空虚。

    这一切并不使我懊悔没有留在船上而跑到检疫所里来。我就象个新的鲁滨逊，开始安排我的生活，准备去度过我那二十一天，就和要在那里度过终身一样。我首先以捉虱子来消遣，这些虱子都是从船上带来的。我把浑身的衣服里里外外换了一遍又一遍，身上一个虱子也没有了，我就着手布置我选定的那个房间。我拿我的上装和衬衫做成一床床垫，又拿几条大毛巾缝在一起做褥单，拿睡衣做盖被，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口箱子平放当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来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几本书排成个小书架的样子。总之，我把环境安排得这么舒适，除了没有窗户窗帘以外，我在这座绝对空无一物的检疫所里，几乎和我住在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一样方便。我的饭食送得大有气派，两个掷弹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着我的饭食；楼梯就是我的餐厅，梯口平台就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级就是我的座椅；饭一摆好，送饭的人临去时把铃一摇，这就是请我入席。在两顿饭之间，当我不看书写字，或者不布置房间的时候，就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这就是我的庭院；我在那里爬上一个面对海港的墓灯台，眺望港口的船舶进出。我就这样过了十四天，如果没有法国大使戎维尔先生的话，我会在那里把整整二十一天都呆完而不会感到一刻厌烦的。可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抹了醋、涂了香料、并且熏得半焦的消了毒的信，结果我的居留期缩短了八天：我这八天是在他家度过的，在他家，我承认，又比在检疫所要舒服一些。他十分厚待我。他的秘书杜邦也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在热那亚城里和乡下跑了好几家，玩得相当痛快，因此我跟他结识上了，并且后来还时常通信，一直继续了很久。我横贯伦巴第继续我的行程，一路上都很愉快。我经过米兰、维罗纳、布里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可真等急了。

    我的面前是一大堆公文，有朝廷发来的，也有别的大使馆发来的，凡是使用密码的他都看不懂，虽然译这些公文的密码本地都有。我从来没有在机关里办过公，平生又没见过使节的密码本，所以先以为办起来会很棘手。但是后来我发现再简单不过了，不到一星期就把密函全部译了出来，这些函件实在都是值不得使用密码的，因为，除了驻威尼斯的大使始终是个闲职外，象蒙太居这样的人，别人连最小的交涉也不愿意托他去办的。他在我到达之前简直是束手无策，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又写不通，所以我对他非常得力。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待我很好。他待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神经失常而离职后，就由法国领事勒·布隆先生代办馆务，而蒙太居先生到了之后，他还继续代办，直到新任熟悉馆务为止。蒙太居先生尽管自己不会办事，却忌妒别人代办，因而就讨厌这位领事。等我一到，他就从他手里把大使馆秘书的职务拿过来交给我了。职务与名义是分不开的，他就叫我顶着这个名义。我在他身边的时期，他一直是让我以这个名义去和参议院及该院的外交官员打交道的。说到底，他不愿要一个领事或朝廷派来的人当大使馆的秘书，宁愿要一个自己的人来当，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使得我的处境相当惬意，并且防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侍从以及他的大部分职员在大使馆里跟我争雄竞长。我也很成功地利用了我的权威来维持大使的特权，也就是说，好几次有人想侵犯使馆区，都被我阻止了，而这种侵犯，他那些威尼斯籍的官员是无意阻止的。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包庇匪徒有利可图，而大使阁下也并非不屑坐地分赃，我却从来不容许有匪徒到大使馆来避难。

    大使阁下连秘书处的一般称为办公费的那笔特殊收益，都好意思要求分享一份。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免不了要签发些护照。每份护照都由秘书办理和副署，并要给秘书一西昆。所有我的前任秘书每签一份护照就要一西昆，不管领取人是法国人还是非法国人。我觉得这种惯例不公道，于是，我虽然不是法国人，却为法国人废除了这笔护照费。但是，只要不是法国人，我就非要不可，并且严格到这般地步，例如：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哥哥斯考蒂侯爵派人向我要了一份护照，没有把一西昆的护照费送来，我就派人向他索取。对于我这个大胆的做法，那个好报复的意大利人一直没有忘怀。大家知道了我在护照税方面的这一改革，要护照的人就全都前来冒充法国人了。他们讲的是极难听的南腔北调，有的说是普罗旺斯人，有的说是底卡底人，有的说是勃艮第人。我的耳朵相当灵，绝不受骗，我不相信能有一个意大利人会骗去我的西昆，能有一个法国人会误付。蒙太居先生本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我竟然那么蠢，把我所进行的改革告诉他了。一听到西昆这个字，他的耳朵就坚了起来。他对法国人免收护照费一事并不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非法国人缴纳的护照费却要我和他均分，同时许给我一些对等的好处。我倒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生气，看到他这样卑鄙，我愤慨极了，干脆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坚持，我就火起来了。“不能，先生，”我气呼呼地对他说，“请阁下把属于阁下的利益留下，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也不会让给你一文钱。”他看磋商毫无所得，便采取另一个办法，不识羞耻地对我说，既然我有了办公费的收入，办公室的开支就天公地道地该我负担了。我不愿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从此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叫人另刻的印信，都是我掏腰包，他从来没有偿还过半文钱。然而我还是把护照费的收入分一小部分给了比尼斯神父，因为他是个老实的青年，从来不想到要这一类的钱。他对我既然很殷勤，我对他也就同样很客气，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对业务工作，经过试办一阵以后，觉得不象原先所想的那么棘手。我原来怕我是个生手，侍候的又是一位同样没有经验的大使，而他既无知又执拗，凡是我的良知和我所有的一点知识驱使我为他、为国王做的一点好事，他都仿佛故意跟我唱反调。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明智的就是他跟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相交甚好。马利侯爵为人机巧而精明，如果他愿意的话，原可以牵着蒙太居的鼻子走，可是他以两国王室的共同利益为重，通常总是给他许多忠告，而如果不是蒙太居在执行中自作聪明的话，这些忠告都是相当好的。他们两人唯一要配合做的事就是设法促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总是口头上声明忠实地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公开把军火卖给奥地利军队，甚至给他们提供兵员，诱称是逃兵。蒙太居先生，我相信，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的，因此也就不顾我的劝阻，硬要我在每份报告里都谎报共和国不会违反中立的诺言。这个可怜虫的执拗和愚蠢不时地要我写许多荒唐话，做许多荒唐事。这些荒唐言行，既然是他要这样，我也就不得不唯命是从。可是有时我感到我的工作实在难以忍受，甚至几乎无法进行。比方说，他一定要他给国王或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都用密码，虽然二者都绝无保密的必要。我对他说，朝廷上的公文是星期五到，我们的复文星期六就要发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择那么多密码，同时我还有许多信要写，也要赶上同一个邮班发出。他想的办法妙极了，他叫星期四就给次日要到的文件预拟复文。他觉得他这个主意想得太妙了。所以尽管我对他说行不通，荒谬绝伦，结果还是不能不照他的话去做。在我留在大使馆的整个时期里，我先把一周内他匆忙告诉我的几句话记录下来，把我道听途说的几则毫不足道的消息记录下来，然后就凭这点材料，总是每星期四早晨就把星期六要发出的文件的稿子送给他看，只是在答复星期五来文的文件上匆匆忙忙做点增补或修改。他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收到每一则消息他都不往外发，而是发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向阿梅洛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先生报告巴黎消息，向哈佛兰古尔先生报告瑞典消息，给拉·施达尔迪先生报告圣彼得堡消息，他有时还把他们每人发出的消息寄回给本人。只由我在词语上稍加改动。在我送请签署的文件中，他只浏览一下给朝廷的呈文，其余给别的大使的公函连看也不看一眼就签上名，这就使我稍有自由，能把后一类公文照我的意思予以调整，至少可以交流一些消息。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文件，我要修改得合理一点就不可能了。他时常心血来潮临时别出心裁地往里面塞进几句话，使我不得不再拿回去匆匆忙忙把全文重抄一遍。把这种新加的荒唐语言点缀上去，而且还要美之以密码，否则就不签字。不知有多少次，我为他的荣誉计，真想用密码写进一点与他所说的不同的话。但是我又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能容许我做这样不忠实的事情，因而就任他去胡说八道，自找苦吃，只不过一面向他坦率进言，拼着自己触霉头的风险去尽我的职责罢了。

    我始终就是这样，既正直，又热诚，又勇敢，实在值得从他那方面得到另一种报答，而不象我最后所受到的那样。上天曾赋予我以善良的天性，我又曾受教于一位最好的女人，自己又曾努力进行修养，这种天性、教育和修养使我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正是我表现出来的时候了：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我那时只凭自己一人去闯，没有朋友，无人指导，缺乏经验，远在异乡，服务于异国，侧身于无赖之群，这些无赖为了自身的利害，为了不要有清流来显出他们的浑浊，都极力怂恿我去和他们同流合污，而我却绝对不这样做。我好好地为法兰西服务——其实我对法兰西毫无义务可言，——我还不遗余力地更好地为大使效劳。我站在一个相当显眼的岗位上，做得无可指摘，所以我理应受到、并且实际上也是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敬佩，受到了所有和我们通讯的大使们的敬佩，受到了所有住在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被我顶掉的那个领事也不例外；我办的业务，我知道是原该属于他的，我顶了他的缺，心里很觉歉然，而且这些业务给我的麻烦实在也多于愉快。

    蒙太居先生无保留地信赖马利侯爵，但马利侯爵是不会过问他的职务上的细节的，因此蒙太居就把自己的职务完全怠忽了，若不是有我，居留威尼斯的法国人就不会感觉到那里还有一位他们本国的大使。他们需要他保护的时候，他总是连他们说话都不愿听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了。从此，人们就再也看不见一个法国人跟在他后面走或者跟他同桌吃饭了——他是从来不请法国人吃饭的。我时常主动做他所应做的事：不论是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我总是尽我权力之所及，处处为他们帮忙。在任何别的国度里，我还会多做一些事。但是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我不能去见任何有地位的人，就常常不能不假手于领事；而领事呢，他有家在这里，自称是在这里定居了，有些地方就不能不敷衍，因而也就不能为其所愿为。然而，有时当我看到他畏缩不前，不敢说话，我就冒险去办些大胆的交涉，其中有好几次办成功了。有一次交涉，现在想起来还要发笑。谁也不会想到巴黎戏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丽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全是亏了我。然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们的父亲维罗奈斯已经为他和两个女儿同一个意大利戏班订了合同；在他收到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不但未动身，反而悠闲地跑到威尼斯来，在圣·吕克戏院演出；科拉丽娜当时尽管还是个小孩子；却已经很能叫座了。热弗尔公爵以侍从副官长的身份写信给大使，叫他找他们父女两人。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给我，唯一的指示就是说了句：“你看看”。我随即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跟开圣·吕克戏院的那个贵族交涉。我记得这贵族叫什么徐斯提涅尼，我请他叫徐斯提涅尼辞退维罗奈斯，因为维罗奈斯已经被法国国王聘定了。勒·布隆把我拜托他的事情不怎么放在心上，办得很不好。徐斯提涅尼支吾其词，维罗奈斯也没有被解雇。我生气了。那时正是狂欢节。我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叫人教我到徐斯提涅尼的公馆。凡是看到我的挂着大使徽号的贡多拉进来的人，都吃了一惊；威尼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我走进门，叫人通报说unasioramaschera（一位戴面具的女士）请见。我一被引进去，就摘下面具，说出了真实姓名。那位参议员登时脸色惨白，手足无措。“先生，”我用威尼斯的习惯对他说，“我来打搅阁下，很抱歉。但是在你的圣·吕克戏院里有个叫维罗奈斯的人，他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服务了，我们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都没有效果，我来此是以法国国王陛下的名义向你要这个人的。”我的简短的致辞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转身，那家伙就跑去把他的遭遇报告了承审官员，结果挨了一顿臭骂。维罗奈斯当天就被辞退了。我叫人通知他说，如果他一星期内不动身，我就要派人将他抓起来；结果他乖乖地动身了。

    另一次，我解决了一位商船船长的困难，单枪匹马，几乎没有靠任何别人帮助。他叫奥利维船长，马赛人；船名我忘记了。他的船员曾跟共和国雇佣的斯洛文尼亚人吵架，由于动武违法，船被扣留了，并且处分极其严厉，除船长以外，任何人不得许可不准上下船。船长请求大使帮忙，大使置之不理；他跑去找领事，领事说这跟商务无关，他不能过问。船长不知如何是好，就来找我。我向蒙太居先生进言，说他应该准许我为这件事给参议院去一份备忘录。他曾否同意这样做，我曾否提交备忘录，我都记不清了，但是我清楚记得，我的交涉毫无效果，船还是继续被扣。我就另想了一个办法，结果成功了：我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写了一份报告插在给莫尔巴先生的呈文里。就是这样做，我也费了不少气力才获得蒙太居先生的同意。我知道我们的公文虽无拆检的必要，却经常在威尼斯被人拆检。我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我发现日报上的消息都是照抄我们的公文，一字不改。这种非法行动，我曾敦促大使提出抗议，但他始终不肯照办。我这次把挟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里，目的就是要利用他们拆检公文的那种好奇心来吓唬他们一下，使他们不得不释放被扣的船只，因为，如果真要等候朝廷复示来后才办交涉，船长早就破产了。我这样做还不算，还亲自到商船上去讯问船员。我邀请领事馆主任秘书帕蒂才尔神父同我一起去。他只是勉强来的，那班可怜虫太怕得罪参议院了。我既因为有禁令不能上船，就呆在我的贡多拉上做我的笔录，一面高声一个一个地讯问船员，发问的措辞故意引出于他们有利的回答。我本来是请帕蒂才尔神父发问并亲手做笔录，这本是他的职责所在，比我做要适宜些；他却怎么也不肯同意，不仅一言不发，连在笔录上副署都几乎不肯。我这种做法固然稍嫌大胆，然而却产生了奇效，商船在外交大臣复示之前很久就启封了。船长要给我送礼，我心平气和地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我连现成的护照费都不向法国人收，难道能出卖国王的保护来牟私利么？”他至少要请我在船上吃顿饭，我接受了，并且邀了西班牙大使馆秘书卡利约一同前去。这位卡利约是个聪明人，很可爱，后来任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又任代办，我在当时已经学我们许多大使的榜样，跟他相处得很亲密了。

    当我以绝对无私的精神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在所有这一类的细节上都能做到有条不紊、细致周密，以免受骗上当，帮了别人的忙反而自己吃苦头，那就该有多好啊！但是在我所处的这种岗位上，稍有差错就不能不产生后果。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妨害公务。凡是有关我基本职责的事，我自始至终都是办得极端有条理，极端准确的。我只是在被迫匆忙翻译密码时犯过几个错误，阿梅洛先生的手下人曾抱怨过一次，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还是任何别人，对我的任何职守，都从来没有指出过一点疏忽之处。象我这样马虎粗心的人能做到这样也就不简单了。但是，在我负责办的私人事务中，我却有时健忘，不够细心，由于我爱公平，所以有亏总是自己吃，而且是自觉自愿的，绝不等到别人先抱怨我。我只举出一件事情为例，这同我离开威尼斯一事有关，它的后果一直延续到我后来回到巴黎的时候。

    我们的厨师，他叫鲁斯洛，从法国带来了一张二百法郎的借据，这是一个叫查内托·那尼的威尼斯贵族开给鲁斯洛的一个做假发的朋友的，是查内托欠他的假发钱。鲁斯洛把这张借据交给我，托我用协商方式收回一点。我和他都知道，威尼斯贵族有个老习惯，在外国欠了债，回国后就赖账；你要是逼他们还，他们就拖，叫那倒霉的债权人耗费时间、金钱，疲于奔命，结果或者是完全放弃，或者是捡回几个子儿了事。我请勒·布隆先生跟查内托交涉，查内托承认借据，但不答应付款。闹来闹去，他最后答应付三西昆。当勒·布隆把借据送到他那里时，三西昆还没有筹出，只好等待。在此期间，我跟大使闹翻了，要离开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文件都整理得有条不紊地搁在那里，但是鲁斯洛的那张借据却找不到了。勒·布隆先生一口咬定他把借据还给了我。我深知他为人正派，绝不容置疑，但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这张借据搁到哪里去了。既然查内托已经承认了债务，我就请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这三西昆，出一张收据，或者叫查内托再照写一张借据，予以注销。查内托知道借据丢了，两种办法都不愿接受。我就从腰包里拿出三西昆来付给鲁斯洛，以偿借据的损失。他不肯接受，叫我到巴黎去踉债权人协商了事，并且把债权人的住址交给了我。那个假发商知道了事件经过，便要他的借据或者是借据上的全部金额。我当时非常气愤。真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把那张单据找出来！我只好照付二百法郎了，而且又是在我手头最感拮据的时候。以上是说明借据遗失反叫债权人获得了全部欠款，而如果该他倒霉，这张借据找到了，他连查内托·那尼阁下所答应的那十个埃居也难以收回呢！

    我自觉对这种职务有一定才能，所以对办公事颇有兴趣。除了跟我的朋友卡利约和我不久就要谈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有时到圣·马克广场去寻点高尚的娱乐，看看戏，以及差不多总是和那两位一起去串串门以外，办公就是我唯一的乐趣。虽然我的工作不是那么繁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父做助手，但是因为联系的范围很广，加之又是战时，我还是免不了相当忙碌。我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碰到邮班的日子有时要忙到半夜。其余的时间，我就埋头研究我开始干的这个行业，我希望凭着初期的成绩，将来可以获得较好的任用。的确，任何人谈到我都只有说好，首先是大使，他公开称赞我工作好。从来没有抱怨我一句话，后来他发的那种种狂怒，完全是因为我历次诉苦都没有效果，自己硬要辞职的缘故。法国的大使们和大臣们，凡是跟我们有通信关系的，都在他面前夸奖他的秘书好。这些夸奖本来应该使他得意的，但由于他品质恶劣，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人家夸奖我，便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值得费点笔墨说明一下。

    他这个人太不能约束自己，就连星期六，差不多所有文件都要发出的那一天，他也不能等工作完了再出门。他钉住我，不断地催促，要把给国王和大臣的呈文发出去，在他匆匆忙忙签下字以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把其他函件大部分都扔在一边，不加签署。如果函件内容只是消息的话，我还可以把它列入公报，但是如果内容与王室事务有关，就必需有人签署，这样只好由我来签了。有一个重要情报，是我们刚从国王驻维也纳代办樊尚先生那里收到的，我就这样办理了。那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向那不勒斯进军，加日伯爵紧急转移阵地。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退却，是本世纪最精彩的一次战略行动，欧洲人赞扬得还太不够。情报说，有一个人——樊尚先生把他的面貌特征都说明了——正由维也纳动身，要从威尼斯经过，潜入亚不路息地区，负责在那里煽动民众，在奥军到达时里应外合。蒙太居伯爵是什么也不管的，他不在家，我就把这情报直接转发给洛皮塔尔侯爵了。情报转得非常及时，波突王朝之所以能保全那不勒斯王国，也许就多亏我这个可怜挨骂的让－雅克呢。

    洛皮塔尔侯爵在向他的同僚蒙太居循例道谢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秘书以及秘书对共同事业所建立的这项功绩。蒙太居伯爵贻误军机，原该引以自责的，但他却认为这番夸奖之中含有责他之意，因此对我谈起这事时很不高兴。我过去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也曾和对洛皮塔尔侯爵一样权宜行事，虽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到君士坦丁堡没有别的邮班，只参议院有时派专差给他的大使送信，这种专差出发时总是先通知一下法国大使，以便他必要时可以顺便寄信给他的同僚。通知一般应是前一两天送到，但是人家太瞧不起蒙太居先生了，只在信差出发前一两小时才来告诉他一声，走走形式。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只好当他不在家时就写信寄出。卡斯特拉纳先生复信时总要提到我，多所奖饰；戎维尔先生从热那亚寄信来，也是如此。这每一次都给蒙太居火上加油。

    我承认，有出头露面的机会，我也并不躲避，但是我也不乱找机会去出风头。我觉得，只要好好地服务，企求良好服务的合理代价，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所谓合理代价，也就是博得有能力评判和褒奖我的工作的人们的赏识而已。我不想说，我尽忠职守就成为大使对我不满的正当理由，但是我可以肯定说，直到我们散伙的日子为止，他所历数出来的理由就只有这么一条。

    他那个大使馆，从来就没有搞得象个样子，里面净是些流氓痞棍，使馆里的法国人总是受欺侮，意大利人则占上风；甚至在意大利人当中，长久以来就在大使馆服务的好职员都被用不正当的手段赶走了，其中有他的第一随员。这个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当第一随员了，我记得他叫庇阿蒂伯爵，或者是一个很近似的名字。第二随员是蒙太居先生自己挑选来的，原是曼杜地方的一个恶棍，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把使馆的总务交给他。他用曲意奉承和卑鄙的克扣取得了他的信任并成了他的宠儿，使仅存的几个正直人士以及领导他们的秘书都大吃其苦。对那些坏蛋说来，正人君子的严正目光总是叫他们提心吊胆的；只此一端就足以使这个坏蛋对我怀恨在心了。然而这种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它变得更加残酷。必须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以便大家派我的不是——如果我真的做得有什么不对的话。

    照惯例，大使在五个戏院里都有他一个包厢。每天午饭时，他指定他那天要上哪个戏院，然后由我挑选，其余包厢再由随员们支配。我出门时就拿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那里，我叫侍候我的侍仆把钥匙送到我指点给他的那所房子里。维塔利不给，说他已经分配掉了。我非常生气，特别是因为我的侍仆当着大家的面回报了办差使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对我说几句道歉的话，我不接受。“明天，先生，”我对他说，“你在某点钟，到我受了侮辱的那所房子里来，当着看见我受辱的那些人的面，向我道歉；如若不然，后天，无论如何，我告诉你，不是你，就是我，必须离开这个大使馆。”我这样坚决的语气使他慑伏了，到了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他来公开向我道歉，恭顺得只有他做得出来；但是他从容不迫地想着他的办法。他一面对我卑躬屈节，一面却用那种意大利式的阴险手段对付我：他不能煽动大使辞退我，便逼我不得不自动辞职。

    象这样一个混蛋当然不可能了解我的为人，但是他懂得我身上哪一方面可以被他利用。他知道我忍受无心的冒渎时是宽厚、温和到极点的，而对预谋的侮辱则高傲而毫不宽容；他知道我在一定的场合是爱体统、爱尊严的，时刻注意对别人应有的敬重，而别人对我的敬重，我也要求严格。他就从这方面下手，终于使我忍无可忍了。他把大使馆弄得乱七八糟，把我在馆里努刀维持住的那点制度、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都摧毁净尽。一个单位没有女人，就需要有稍严的纪律，才能保持那种与尊严分不开的端庄气氛。他不久就把我们的单位变成了荒淫放纵的场所、流氓纨袴的巢穴。他怂恿大使把第二随员赶走了，给大使阁下另找来一个跟他一样的货色，是在马尔他十字广场开妓院的。这两个坏蛋伉瀣一气，既不顾体统，又盛气凌人，就是大使的房间也不那么有条有理了，而整个使馆没有一个角落能叫正派人忍受得了。

    大使阁下不在馆里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单开一桌，比尼斯神父和见习随员们也和我们共餐。就是在最简陋的小饭馆里，席面也布置得干净些、整齐些，桌布也不会那么脏，吃的也要好一些。我们只有一支脏的小蜡烛，锡碟子，铁叉子。吃饭反正在家里，倒也罢了，可是连我的专用贡多拉都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馆的秘书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要临时租用贡多拉，否则就只好步行，从此，除了到参议院外，我就没有六使阁下的仆役相随了。而且，使馆里发生了什么事，全城都知道。大使手下的官员个个都嚷起来了。事情虽然都是多米尼克引起来的，他却叫得比谁都凶，因为他知道，我们受到的这种不成体统的待遇，我比谁都更感到难堪。全使馆只有我一人不肯把家丑外扬，但是，我在大使跟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责怪其余的人，也怪他本人，而他却出于他那肮脏的灵魂，每天总给我来一个新的侮辱。为了不至于在其他大使馆的秘书前面相形见绌，为我的职位撑面子，我就不能不多所耗费，而我的薪金却又一文钱也省不出来。我一向他要钱，他就说他怎样器重我，怎样信任我，仿佛信任就能充实我的腰包，应付一切开支似的。

    那两个恶棍最后使他们那位头脑本来就不太清楚的主人完全晕头转向了，他们怂恿他不断地做旧货生意，使他亏尽血本，明明是受骗的买卖，他们硬叫他相信是赚钱的交易。他们叫他花了双倍的代价在伯伦塔河岸租了一所别墅，他们将多出的钱和屋主均分了。别墅里的房间都依当地的习惯镶嵌着瓷砖，饰有很美的大理石做的圆柱和方柱，蒙太居先生却花大钱，叫人把这一切都用杉木板盖起来，唯一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间的墙壁都钉上一层护墙板。在驻威尼斯的各国大使中间，只有他一个人不让他的见习随员佩剑，不让他的随身侍役执仗，其理由也和上述相似。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把我看作眼中钉，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忠实地为他服务。

    他的嫌恶，他的暴躁，他的虐待，我都耐心地忍受了，只要我认为那都是性情脾气的问题，而不是出于仇恨。但是，我一旦发现他有意要剥夺我由于良好的服务而挣得的那点荣誉的时候，我就决心不再忍耐下去了。我第一次领教了他那坏心眼，是在他招待当时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和家属吃饭的那一次。他通知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虽然没有生气，却满心不快地回答他说，既然我很荣幸天天都和大使在一起吃饭，那末就是摩德纳公爵来馆时亲自要求我不去同席，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和我本身职位的尊严，他的要求也应该拒绝。“怎么！”他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我的秘书，连起码的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国元首同席？我的随员们都不同席呢。”“是呀，先生，”我反驳说，“阁下给我的这个职位本身就使我是高贵的，只要我在职一天，我比你的随员，不论是贵族或自称贵族，都要高一级。他们不能参与的地方我能参与。你不是不知道，将来你正式回朝那天，仪节上以及自古以来的习惯上都规定我要穿着大礼服跟随着你。在圣·马克官赐宴席上也有与你同席的光荣。我就不懂，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元首和参议院的公宴，为什么反而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先生的私宴。”虽然我的理由无法辩驳，大使却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再起争执的机会，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有来大使馆吃饭。

    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地给我找些不痛快，给我不公正的待遇，极力设法把属于我的职位的许多小特权都剥夺掉，让给他那亲爱的维塔利。我确信，如果他有胆子派他代替我到参议院去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干的。他通常都是让比尼斯神父在他的书房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现在他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奥利维船长案件的报告了。这案子只有我一个人参预，他在报告里却不提我，甚至连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不说那是我写的，反而说是帕蒂才尔写的，其实帕蒂才尔连半句话也没有说。他是想折辱我，讨他那个宠儿的欢心，倒还并不是想摆脱我。他也感觉到，想找一个人来接替我，也不会象当时接替福罗那么容易了。福罗已经把他的为人到处宣扬开了。他绝对需要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因为参议院复文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这秘书又能为他办公文，办事务，一点不要他操心，还能在服务良好之外，再加上对他那些无用的随员老爷们卑躬屈节地奉承。因此，他又要留我，又要整我，把我扣在离我的祖国和他的祖国都很远的地方，没有路费回去。如果他做得温和一点，也许他会达到目的的。然而维塔利却别有用心，他要逼我下决心，结果他如愿以偿了。当我发现我的一切勤劳都是白费，大使看我为他效力，不以为恩，反以为仇，我今后在他那里所能希望的，在馆内只有不快，在馆外只有不平，而且他已经把自己搞得到处声名狼藉，损害我固然于我不利，善待我也于我无益，我便打定主意，向他请长假，同时给他留下时间，让他另找一个秘书。他对我的辞职，不置可否，一切照常。我看情况毫无转机，他又不积极找人接手，就写信给他的老兄，详细说明动机，请他转请大使阁下准我的长假，并且说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再待下去了。我等候了很久，没有回信，我开始感到为难了。但是大使最后收到了他兄长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措辞一定很厉害，因为他虽然好发傻脾气，我却从来没见过象这次发的那么凶。他先以不堪入耳的话破口大骂，然后呢，不知道再有什么可说的了，便说我出卖了他的密码。我笑了起来，用讥嘲的口吻问他是不是相信在全威尼斯能有一个傻子肯出一个埃居来买这种东西。这个回答把他气得白沫直流，他装样子要喊他的仆从来，说是要把我从窗口扔出去。直到那时为止，我都还是很镇定的，但一听到这个威胁，我也就发起火来，愤慨之至了。我奔向门口，把插销一拉，把门从里面扣起来，然后踱着方步回到他面前，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你的仆从不必过问这件事，让我们两个人来解决。”我的行动和我的态度登时叫他冷静了下来：他的举止显示出他的惊讶和恐惧。我看他怒气消了，就用简短的几句话向他告辞，然后，不等他答复，就去把门打开，跨了出去，昂然地从他的仆从丛中穿过。仆从们照例站了起来，看样子，与其说他们会帮他打我，倒不如说要帮我打他。我没有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却立即走下楼梯，登时离开使馆，永远不再回去了。

    我径直到勒·布隆先生家里对他说明了事件经过。他并不怎么惊讶，他知道大使的为人。他留我吃了午饭，这顿午饭，虽然是临时备办的，却极精致。所有在威尼斯的有声望的法国人都在座，但大使的人一个也没有。领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听了这段叙述，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这一叫当然不是同情大使阁下的。大使阁下没有跟我结账，没有给我半文钱，我只有随身带的几个路易，回程的路费都成问题。这时大家都解囊相助，我在勒·布隆先生手里拿了二十来个西昆，在圣－西尔先生手里也拿了同样的数目。除了勒·布隆外，我和圣－西尔先生的关系处得最深了。其余所有的人的帮助我都谢绝了。在等待启程期间，我在领事馆秘书家里住下，以便向社会上证明，法兰西这个国家并不是大使的那种种不平待遇的同谋者。大使看到我倒了霉反而受到大家欢迎，而他尽管是大使，却受到冷落，便气极了，完全失掉了理智，所作所为简直象个疯子。他竟然不顾体统，给参议院去了一个备忘录，要求逮捕我。我一得到比尼斯神父给我的这个消息，就决定再待十五天，不照原来打算的那样，第三天就动身。大家已经看到我的做法，都很赞成，我受到了社会上的一致敬佩。参议院诸公对大使的那份莫名其妙的备忘录，认为不屑于答复，并且请领事转告我，我爱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不必顾虑一个狂人的活动。我照旧去看望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他很好地接待了我；我又去向那不勒斯的大臣菲诺切蒂伯爵辞行，他不在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回了我一封极其客气的信。最后，我启程了，尽管手头拮据，却并没有留下别的债，只有上述的两笔借款和另外一名叫作莫郎迪的商人的五十来个埃居，这笔欠款，卡利约负责为我清偿了，虽然后来我们常常会面，我却没有还给卡利约；至于上面所说的那两笔借款，我后来一有可能就立刻如数还清了。

    我不能离开威尼斯而不谈一谈这个城市的那些著名的娱乐，至少要谈一谈我居留时期所曾参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读者已经看到，在我少年时代，我是很少追求这种年龄所特好的那些欢乐的，或者说，至少我很少追求一般人所谓的少年欢乐。我在威尼斯并没有改变我的爱好；我的公务繁忙，使我想寻欢逐乐也不可能，但却使我对我所认为无伤大雅的那些简单的消遣更有兴味。第一个消遣，同时也是最愉快的消遣，就是和一些才智之士交游，如勒·布隆，圣－西尔，卡利约，阿尔蒂纳诸先生。还有一个福尔兰那地方的绅士，我非常抱歉把他的名字忘了，但他那可爱的仪表，每一想起都不能使我无动于衷：在我平生所认识的人中间，他的心是最和我相通的。我们还和两三个英国人相交甚密，他们都是才气横溢、知识广博，和我们一样热爱音乐。这些先生们都有他们的妻子、女友或情妇；这些情妇差不多都是有教养的女人，大家就在她们家唱歌跳舞。大家也在她们家里赌博，但是次数很少，强烈的美感、艺术的才能、以及对戏剧的欣赏使我们感到赌博这种娱乐太无味了。赌博只是寂寞无聊的人们的消遣。在巴黎，人们对意大利音乐是怀有成见的，我本来也从巴黎带来了这种成见，但是我又从大自然那里秉受了可以破除一切成见的那种锐敏感。不久我就对意大利音乐产生了它在知音人心里所引起的那种热爱了。我听着威尼斯的船夫曲，就觉得在此以前一直都没有听到过唱歌。不久，我又对歌剧入迷到这样程度，以至当我一心想听演唱而被别人在包厢里谈笑、吃东西、嬉闹吵得不耐烦的时候，时常偷偷地抛开游伴跑到一边去。我独自一人关在我的包厢里，尽情享受着听歌之乐，尽管歌剧很长，也一直听到底。有一天，在圣·克利梭斯托姆剧院，我竟然睡着了，睡得比在床上还熟。嘈杂而宏亮的歌曲也不能把我吵醒。但是，把我惊醒的那支歌曲，其甜美的和声、天仙般的歌喉所给予我的那种美妙的感觉，又有谁能表达出来呢？当我同时张开耳朵、睁开眼睛的时候，那是多么愉快的觉醒、多么醉迷的喜悦、多么出神入化的境界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以为身在天堂了。这支迷人的歌曲，我现在还记得，一辈子也不会忘掉，是这样开始的；

    conservamilabella

    chesim’accendeilocr．

    我想要这支歌曲的谱子，不久就弄到手了，并且把它保存了很久，但是纸上的曲子和心上的不一样。音符相同，情韵却不一样。这支神妙的曲子永远只能在我的头脑里奏得出来，恰如它惊醒我的那天所奏的那样。

    还有一种音乐，我觉得比歌剧院的还要好，不但在意大利，就是在全世界也无可比拟，那就是scuole的音乐。所谓scuole，就是一些慈善性质的学校，专门教育贫苦女孩子，养成后由共和国资助，或者出嫁，或者进修道院。在教给这些女孩子的技艺之中，音乐占首要地位。每星期日，在四所学校的每一所教堂里，晚课时间都有圣曲，由规模很大的合唱队和乐队演奏，演奏者和指挥都是意大利的第一流大师，演唱者都站在装着栅栏的舞台上，全是女孩子，最大的还不到二十岁。我真想象不到任何东西能象这种音乐一样悦耳和动人：内容的丰富、歌声的幽雅、嗓音的美妙、演奏的准确，这一切配合起来给人一种印象，当然踉宗教的气氛不是那么协调，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心能不受感动的。卡利约和我对曼蒂冈迪学校的晚课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而且每次必到的还不仅我们两人而已。那个教堂里充满了爱好音乐的听众，就是歌剧院的演员们也来根据这些绝妙的标本培养自己真正的鉴赏趣味。最使我扫兴的是那道可恶的栅栏，只放出歌声，却不让我看到那些容貌足与歌声媲美的天神。我老是这样嚷着。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先生家里又谈起了这件事，他就对我说：“如果你是那么好奇，一定要看看那些小姑娘，你的愿望是容易满足的。我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之一，我要在学校里请你跟她们一起吃点心。”他一天没有践约，我就一天不让他安宁。当我走进那所关着我所渴慕已久的那些美女的沙龙的时候，我感到一阵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把那些著名的歌手为我—一作了介绍，她们都是我只闻其声、只知其名的。“来，莎菲……”，莎菲长得令人作呕。“来，卡蒂娜……”，卡蒂娜只有一只眼。“来，白蒂娜……”，白蒂娜长了一脸大麻子。差不多没有一个姑娘没有明显的缺陷。我那个专会折磨人的朋友看到我惊愕难堪的苦样子，直自发笑。然而我觉得也有两三个长的还过得去，但她们都只是在合唱队里唱歌的。我真是失望极了。在午茶的时候，人家逗她们玩，她们也都快乐起来了。通常，丑陋并不排除风韵，我发现她们都还风韵可人。我心里想：“没有心灵就不能这样歌唱，她们是有心灵的。”最后，我对她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以至我出门时几乎爱上了所有那些丑丫头。我简直不敢再去听她们的晚课了，但是一听又使我安了心。我依然觉得她们的歌声是美妙的，她们的嗓音太能够掩盖她们的面容了，以至于只要她们是在唱歌，我总是不管眼睛所得的印象如何，硬要把她们想象为仙子。

    在意大利，听音乐太便宜了，只要你喜爱它，你就可以随便欣赏。我租了一架钢琴，花一个小埃居，就请了四、五个演奏家每星期到我家里来一次，跟他们一起练习歌剧院里最使我喜爱的歌曲。我在家里也把我的《风流诗神》里的合奏曲试奏了几段。也许它们当真动听，也许人家要奉承我，圣·克利梭斯托姆歌剧院的芭蕾舞师托人向我要去了两曲。我很高兴地听到这两曲由那个绝妙的乐队演奏出来，并由一个叫白蒂娜的小姑娘担任舞蹈。这个小白蒂娜长得很漂亮，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子，曾由我们朋友中一个西班牙人法瓜迦扶养，我们常在她家消磨夜晚。

    但是，说到女人，在象威尼斯这样一个城市里，人们是不能一尘不染的。有人很可能问我：你在这方面就没有一点可忏悔的么？有的，我正要说一点呢。我将以曾经有过的那同样的坦率态度来忏悔。

    对于娼妓，我始终是厌恶的，可是我当时在威尼斯又没有可能接触其他女人，由于我的职务关系，当地的人家大部分都不得问津。勒·布隆先生的几个女儿都很可爱，但是不容易接近，而且我太尊重她们的父亲和母亲了，打她们的主意，连想也不敢想。我倒更倾心于一个名叫卡塔妮奥小姐的姑娘，她是普鲁士国王外交特派员的女儿，但是卡利约已经爱上她了，甚至还谈到结婚的事。他很富裕，而我却是个穷光蛋；他的薪金是一百金路易，而我只有一百个皮斯托尔；除了我不愿挖朋友的墙脚外，我还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威尼斯，象我这样囊空如洗的人，是不应该乱插手去搞风流韵事的。我还没有摆脱掉我欺骗自己的那种伤身的习惯；而且我太忙，对当地的天气所引起的此种需要并不那么强烈，所以我在威尼斯将近有一年的时间，都和我过去在巴黎时一样的老实，到十八个月后离开这里的时候，除了下述的两次特殊的机会外，我没有接触过异性。

    第一次机会就是那位正人君子维塔利给我的，在我逼他给我正式道歉之后不久。一天，大家在餐桌上谈起威尼斯的种种消遣，那些先生们都责怪我不该对所有消遣中最有趣味的一种消遣那么冷漠，他们吹嘘威尼斯的妓女是如何媚人，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妓女能和她们相比。多米尼克说我一定要认识一下其中最可爱的一个，说他愿意带我去，保管我满意。我听到他这样献殷勤，就笑起来了；而庇阿蒂伯爵是一个年纪较大、令人尊敬的人，他又以我预料不到的一个意大利人会有的那种坦率态度说，他认为我很聪明，绝不会让我的仇人带我去逛妓院。实际也是如此，我既无此意图，又无此欲望。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一种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矛盾心理，我最后还是让他拖去了。这既不合我的兴趣，又不合我的心情，更不合我的理智，甚至还违背了我的意志，完全是由于一时软弱，怕显出对别人的疑忌，也如当地人所说，pernonparertroppocoglione（为了不至于显得太傻）。我们去逛的那个帕多瓦姑娘容貌蛮好看，甚至可以说得上美，但不是我所欢喜的那种美。多米尼克把我撇在她家了。我打发人买了几杯冰索贝来，叫她唱唱歌，半小时后，我拿出一个杜卡托放在桌上并准备走开。但是她的心理怪得很，不付出代价就不肯接受这一个杜卡托，而我也傻得出奇，就接受了她的代价，免得她过意不去。我回到使馆，深信染上梅毒了，所以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找外科医生，向他要药吃。三星期当中，我感到的精神不安简直无可比拟，而实际上并无任何真正的不适和明显的征候足以成为精神不安的理由。我就不能想象从帕多瓦姑娘怀里出来的人会能一无感染。就连那位外科医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说服我，也不能使我放心。最后他对我说明，我的体质与众不同，不易受到感染，这才使我相信了。虽然我比任何人都少做这种试验，但是我的健康在这方面既然从来没有受到损害，这也就是一个证据，证明医生的话是不错的。不过，他这种意见却从来没有使我变得轻率从事。如果我真是这样得天独厚，我也可以说我绝不曾因有恃无恐而胡作非为。

    我另一次艳遇，虽然也是一个妓女，但不论在起因或后果方面，性质都迥然不同。我已经说过，奥利维船长曾在他的船上宴请过我，我还带了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同去。我指望会受到礼炮欢迎的，船员列队夹道迎接了我们，但是没有鸣一响礼炮。这使我痛苦万分，因为有卡利约在一起，我看他有点生气。可不是么，在商船上，身份确实比不上我们的人还受到礼炮欢迎呢，何况我觉得我做的事值得受到船长的另眼看待。我的情绪无法掩饰，因为我一向不能掩饰内心，尽管筵席很好，奥利维也尽情招待，我一上来就不高兴，吃得很少，话说得更少。

    到了第一次祝酒，我想总该有礼炮了吧：还是没有。卡利约知道我的心思，看我叽叽咕咕象个孩子，就暗自发笑。饭吃到三分之一，我看见一艘贡多拉越来越近了。“天哪，先生，”船长对我说，“你提防着吧，冤家来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用一个笑话回答了我。贡多拉靠船了，只见走出一个十分漂亮的年青女人，她光彩照人，服饰艳丽，步履轻盈利落，三跳两跳就到了房间里。我还没注意到有人在我旁边摆上了一份餐具，她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她又妩媚，又活泼，棕色的头发，年龄至多不过二十岁。她只会说意大利语。单凭她那声调就够叫我晕头转向的了。她边吃边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叫道：“圣母啊！原来是我亲爱的布雷蒙，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说着就往我怀里一扑，把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把我搂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她那双东方型的大黑眼珠把火一样的热情射进我的心里，虽然先是一阵惊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肉感之乐很快就把我迷住了，以至于尽管有许多人看着，还是需要那个美人儿亲自使我有所克制，因为我醉了，或者毋宁说是发狂了。当她看到我已经颠倒到她所预期的程度，她的爱抚便缓和了些，但是她的火热劲儿并没有稍减。她高兴地把她那兴奋的原因（谁知道是真是假）解释给我们听，她说我长得跟托斯卡海关监督布雷蒙先生一模一样，差一点把我当作是他了。她说她曾经迷恋过布雷蒙，现在还在迷恋他，而她丢掉布雷蒙，只怪自己太傻，现在她就要拿我代替布雷蒙了，她要爱我，因为她看中了我，以同样的理由，我也得爱她，她高兴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将来她把我扔掉了，我也得和她那亲爱的布雷蒙一样，耐下性子等着。她这样说了，就这样做了。她把我当作她手底下的人那样摆布，把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帽子都交给我保管，她命令我到这到那，做这做那，我都—一唯命是从。她叫我去把她的贡多拉打发走，因为她要坐我的贡多拉，我就去了，她叫我把位子让开，叫我请卡利约来坐，因为她有话对他说，我也就照办了。他们俩在一起窃窃私语，谈了很久，我也就让他们谈去。后来她喊我，我又回来了。“听着，查内托，”她对我说，“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没有用处。等你觉得腻了，你就走。我有言在先，办什么事可得干脆利落。”饭后。我们就一起到缪拉诺镇去参观玻璃厂。她买了许多小玩意儿，毫不客气地让我们付了钱，但是她到处赏人家小费，花的钱比我们多得多。看她自己挥霍和让我们挥霍的那种不在乎劲儿，很明显地她是把金钱看得连粪土也不如。她要别人在她身上花钱，我相信是出于虚荣者多，出于贪婪者少：千金买笑，她才感到快意。

    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家了。当我谈话的时候，我看到她梳桩台上有两支手枪。“哈！哈！”我拿起一支来，对她说，“这是个新式的胭脂盒子。请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我看你有的是要人命的武器，比这厉害多了。”她以同样的口吻开了几句玩笑之后，带着一种使她更加妩媚的天真、高傲的口吻对我们说：“凡是我不爱的人，我对他们表示开恩的时候，我就要他们出钱来补偿他们带给我的厌烦，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了。可是，我虽然能忍受他们的爱抚，却不愿受他们的侮辱。谁对我失礼，我就给谁一枪。”

    我离开她的时候，跟她约定第二天再去看她。我没有劳她久候，只见她是investitodiconfidenza（人约黄昏后的打扮），穿着一件妖艳不过的便装。这种便装只有在南欧各国才能见到，虽然我记忆犹新，也不想多费笔墨去描写了。我只说一点，就是袖口和胸口都镶着丝线，缀着玫瑰色的绒球。我觉得这就把美丽的肤色衬得格外鲜艳。后来我发现这是威尼斯的时装，穿在身上是如此迷人，而居然没有传到法国，真令人不解。对于正在等待着我的那种感官的享受，我是想象不到的。我曾经满怀激情地说起过拉尔纳热夫人，现在回忆起来，有时还使我如醉如痴，但是，要是和我的徐丽埃妲比起来，她是多么老丑和冷漠啊！读者不要枉费心机去想象这个迷人的姑娘的那些妩媚和风韵吧，你想来想去都会离实际太远的。修院里的童贞女也没有她那么鲜艳，后宫里的佳丽也没有她那么妖娆，天堂里的仙女也没有她那么动人。凡人的心灵和感官从来也没有接受过这样温馨的享受。啊！如果我懂得把这种享受充分地、完整地品尝一下，就是一刹那也好呀！……我倒是尝到了，但是索然无味，我把一切妙趣都冲淡了，我仿佛有意要把那一切妙趣都毁灭净尽似的。大自然生我绝不是为着享受的。它在我的心里放进了欲望，渴望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却又在我的狂悖的脑子放进了毒药，毒害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

    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最足以描画出我的本性，那就是我就要叙述的这件事了。我此刻正努力记住我写本书的宗旨，这个努力将使我在这里厌弃妨碍实现本书宗旨的那种假道学。不管你是谁，你若是想认识一个人的话，就大着胆子把下面的两三页读下去吧，这样你就会彻底了解让－雅克·卢梭这个人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室，就跟走进爱与美的神庙里一样，我仿佛在她身上见到了美神和爱神。我绝对不能相信，如果你没有敬慕之意和尊重之心，你竟能感到象她使我感到的那种情感。当我刚从最初的亲昵之中认识到她的媚态与爱抚的价值，就唯恐失去它的果实，急于要去摘取。忽然我感到，不是欲火在燃烧着我的全身，而是冰块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的两腿发软了，我几乎晕倒了，我赶快坐下来，哭得和小孩一样。

    谁能猜到我的眼泪是怎么来的，谁能猜到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对自己说：“我所支配的这个对象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肉体、她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他既善良又高贵，正如她既可爱又美好一样。王公大人都应该做她的奴隶，君主的权杖都应该放在她的脚底。然而，你看她竟做了可怜的娼妓，供人蹂躏；一个商船船长竟支配着她，她竟扑到我的怀里来，明明知道我一无所有，而我这点才能她又不能认识，因此在她眼里便等于零。这里面必然有点不可思议的原因。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欺骗了我的感觉，把一个丑娼妇看成了天仙，要么就一定有点什么我不知道的暗疾，破坏了她的妍媚的效果，使原该争夺她的人们对她生厌。”于是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探索这个暗疾了，可是我连想也没想到这里头会有什么梅毒的问题。她的肌肉的鲜艳、肤色的光泽、牙齿的洁白、呼吸的温馨、浑身的清洁样儿，都绝对使我想不到这一点，以至于我不但对自从跟帕多瓦姑娘接触以来的身体还有所怀疑，而且还顾虑我不够健全，配不上她呢。我深信，这一次，我的自信是正确的。

    这些思绪，赶在这个好时候，搅得我心神不安，以至于哭将起来。徐丽埃妲在这种场合下看到这样的怪现象，当然感到十分新奇，一时竟不知所措。但是她在房间里兜了一个圈子，又照照镜子，就了解到——并且我的眼光也向她肯定——我这种泄气绝不是由于嫌恶。她当然不难把我这阵泄气医好，驱散掉我那小小的羞愧感。但是，当我正准备在她那仿佛是第一次要被男人的嘴和手接触的胸上真个销魂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她有一只奶头是瘪的。我一惊，细细看了一下，觉得这只奶头和另一个长得不一样。我立刻就在脑子里盘算起来了，一个女人怎么会有个瘪奶头呢，因为我深信这是由于某种重大的天生暗疾，并把这个念头转了又转，所以我就明明白白看出我想象中的最美妙的人儿，此刻抱在我怀里的，原来只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只是大自然的次品，男人的弃物，床第间的赝货。我竟傻到这种地步，居然跟她谈起这只瘪奶头来了。她先拿我这话当作一句玩笑，并且逞着她那轻佻的脾气说出一些话和做出一些动作来，真逗得我爱煞急煞。然而，我始终有一点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心情，只见她终于脸红了，整了整衣裳，爬起来，一言不发地跑去伏在窗口。我想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却又走开了，找了张躺椅坐下，一忽儿又站起来，在房里踱来踱去，一面摇着扇子，以冷淡而嫌恶的语调对我说：“查内托，lascialedonne，estudialamatematica（丢开女人，研究数学去吧）。”

    在离开她之前，我要求第二天再来相会，她把时间推到第三天，并且带着嘲讽的微笑补了一句，说我也需要将息将息。这段时间我过得很不是滋味，心里只惦记着她的媚姿和风韵，痛感自己的荒唐，一个劲儿地自咎，悔恨我把那大好的时光就那么白白糟蹋了。要不是我那么糊涂，那时光就是我一生最美满的时光啊，我以最急躁的心情等着去补偿损失，但不管怎样，我心里总是不安，总觉得那个爱煞人的姑娘长得那么完美而身份又那么卑贱，这中间的矛盾简直无法克服。到了约定的时刻，我就往她那里跑，往她那里飞了。我不知道她那火热的气质是不是会对我这次的拜访感到快慰一些。我想，她那种傲气至少是会得到一点满足的，于是我心里就预先尝到一种美妙的滋味了，打算千方百计地让她看看，我是多么善于弥补自己的过错。她把这一场考验给我免除掉了。我一拢岸就派贡多拉上的船夫去通报。他回来对我说，她头天就到佛罗伦萨去了。如果说当我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的全部爱情，当我失掉她的时候，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份悔恨之情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心头。尽管她在我的眼里是那么可爱，那么妩媚，我还是能够为失去她而自遣。而我真正不能自遣的，老实说，就是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的两段艳遇。除此之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月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至多还有一段未遂的情史。卡利约是很风流的，他往别人包定的姑娘家里跑厌了，便异想天开，自己也来包她一个。因为我们俩形影不离，他便向我提议一个在威尼斯屡见不鲜的办法，由我们两人合包一个姑娘。我同意了。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他找来找去，居然找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的狠心的母亲正在设法把她卖出去。我们俩一起去看她。我一见这姑娘，肺腑都感动了。她是个金发美人，温柔得象只羔羊，你绝不会相信她是意大利人。在威尼斯，生活程度很低。我们给了母亲几个钱，负责供养她的女儿。这孩子嗓子很好，为了培养她一个谋生的技艺，就给她买了一架小钢琴，为她请了个教唱的老师。这一切，我们每人每月还花不到两个西昆，而为我们省下来的其他花费却不在此数。不过，由于得等到她成年。这也就未免在收获之前播种得过早了。然而，我们只在晚上没事的时候到那里去，跟那孩子天真无邪地谈谈、玩玩，我们的这种消遣也许比占有她更有意味。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官的享受，主要还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这话一点不错！不知不觉地，我的心就依恋上那个小安佐蕾妲了，但是那是一种慈父般的感情，毫无肉欲掺杂其中，以至于这种感情越增涨，我就越不能在这里面掺进肉欲的成份。我感到，将来这孩子长大了，我要是接触她，一定会毛骨悚然，和犯了乱伦罪一样。我看那善良的卡利约，他的感情也不自觉地转到了这同一方面。我们没想到自己寻来的这许多欢乐，虽和我们原先所计划的一样温馨，而性质却截然不同。我敢担保，不管这可怜的孩子将来长得怎样美，我们绝对不会成为她的童贞的破坏者，而相反地会成为她的童贞的保护人。我的灾难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没有让我有时间去参与这一善举，我在这件事上只能夸奖我自己其志可嘉而已。现在再回头谈谈我的旅行吧。

    我从蒙太居先生家里出来，最初的打算是回到日内瓦，等运气转好一点，为我扫除掉障碍。好让我跟我那可怜的妈妈重新和好。但是，蒙太居和我那场争吵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而他又太愚蠢，把这事报告了朝廷，这就使得我作出决定，亲自到朝廷去为我的行为作个交代，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的所作所为。我从威尼斯就把我这个决定函报给在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泰伊先生。我写了信就动身，取道贝加摩、科摩和多摩多索拉，我穿过新普伦关。在锡昂，法国代办复尼翁先生待我十分优厚。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是一样；我又再度见到果弗古尔先生，因为我有一点钱要从他手里取回。我经过尼翁市，不曾去看我父亲，心里并非不极其难过，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在倒霉之后还到我的继母跟前露面，因为我深信她一定怪我不好，不愿听我解释。开书店的迪维亚尔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对我严加指责。我对他说明了不去看父亲的原因后，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同时又避免见到继母，我就在日内瓦雇了一辆车，同他一起回到尼翁，住在一个小酒店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我父亲听到消息就奔来拥抱我。我们在一起用了晚餐，过了使我十分快慰的一宿。我在第二天早晨和迪维亚尔回到日内瓦。他这次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一直对他是铭感在心的。

    我的最直接的路线并不经过里昂，但是我要路过里昂一下，以便核实蒙太居先生的一个十分卑鄙的诈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出一口小箱子，里面装了一件金缕绣花上衣，几副套袖、大双白丝袜，如此而已。由于他主动向我建议，我就把这小箱子，或者更正确地说，把这个小盒子附在他的行李里。在他想抵销我的薪金而亲手写的那张满纸花账的单子上，他载明这口箱子——他称为大件行李——重十一公担，曾替我付出一笔极大的运费。承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帮忙，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关的记录簿上查实了那个所谓大件行李只重四十五斤，并且只依这个重量付了运费。我把这份正式证明附在蒙太居先生的账单上，然后就带着这些证件以及其他好几份有同等份量的材料，动身到巴黎去，急于加以利用。在整个这次长途旅行中，我在科摩城，在瓦莱，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许多东西，其中有波罗美岛，都很值得描写一番。但是我现在时间紧迫，又有暗探钉着我，我不得不急促地、草率地完成这部作品，这本来是需要清闲和安静的，而我却缺乏这种清闲和安静。如果有朝一日老天开恩，让我能过上比较安宁的日子，我定要把这部作品改写一遍，或者至少加上一个补编，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

    我这桩公案，消息早在我之前就传到了巴黎。我一到，就发现所有的人，无论是机关里还是社会上的，都对大使的狂悖行为愤慨不已。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威尼斯的公众也有一致的呼声，尽管我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我却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我不但得不到道歉和赔偿，连薪水也不叫大使补发，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受国家保护，这件事只是他和我之间的一件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是受了侮辱，受了损害，是不幸的，而大使是个荒唐鬼，既残忍又不公平，这桩公案使得他永远没脸见人。然而，他究竟是大使，我呢，只是秘书。体统，或者说，一般人所谓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因此我也就没得到任何公平处理了。我想，只要我拼命嚷嚷，公开骂这个狂人，这是他罪有应得，到最后总会有人叫我住口的，我所期待的也正是如此，我决心要到政府正式表态时才服从。但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人家让我吵翻了天，人家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是事情还是毫无进展，直到最后，我感到人家总是说我有理，而我却总是得不到公平处理，自己也失掉勇气了，便干脆罢手，不了了之。

    唯一对待我冷淡的人，就是伯藏瓦尔夫人，我最料想不到有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她满脑子的名位和贵族的特权思想，总是不能想象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那个态度是同她这种成见一致的。我太受刺激了，所以一离开她家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也许是我生平最强烈、最厉害的一封信，从此就再也不跨进她的大门。卡斯太尔神父待我比较好些，但是透过他那耶稣会派的花言巧语，我看出他还是相当忠实地遵循着社会上最重要的处世箴言之一，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弱者为强者作出牺牲。我对自己这件事强烈地感到有理，而且我生来又很高傲，这就不容许我耐心地忍受他这种偏私态度。从此我就不再去看卡斯太尔神父了，也不再到耶稣会去了，我在那儿本来就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那些会友的专横和阴险，跟那位好心的海麦神父的善良纯朴太不相同，使我对他们避之唯恐不速，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只有贝蒂埃神父是例外，我在杜宾先生家里和他见过两三次面，他那时正跟杜宾先生一起，竭尽全力批驳孟德斯鸠。

    现在就把有关蒙太居先生的话予以结束，以后就不再提了。在我们闹纠纷的时候，我曾对他说，他不应该用秘书，只应该用个管账房的录事。他果然接受了我这个意见，在我走后果然找了一个管账房的来接替我，这个管账房的不到一年就偷了他两三万利物儿。他把他赶走了，送进了监牢，又赶走了他那些随员，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家吵闹，遭到了连贩夫走卒也不能忍受的侮辱，最后，因为荒唐事做得太多了，招来奉召返国、革职归田的处分。在他所受朝廷的遣责之中，跟我闹的那场风波似乎也没有被忘记。不管怎样吧，他回国之后不久，就派他的管家来跟我结账，付我的钱了。我那时正等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口说无凭的交情账，时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了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把这些债都偿清了，连查内托·那尼的那张借条也付讫了。本来人家这次付我的钱，爱给多少，就给多少；我还清了一切债务之后，又和以前一样，一文不名了。可是，以前是有债头难抬，现在却是无债一身轻了。从那时起直到他死，我就没再听人说起过蒙太居先生，而他的死讯也是在社会上听到的。愿上帝宽宥这个可怜的人吧！他不宜于干大使这一行，正如我在儿童时代不宜于干诉讼承揽人那一行一样。然而，那也完全在他，他原可以在我的帮助之下，把自己维持得象个样子的，同时，也可以把我很快地提拔到古丰伯爵在我少年时代预备叫我走的那条路上。后来我年龄大了点，凭我一人闯，也算闯出了走这条路的能力。

    我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我的心灵里撒下了愤慨的种子，反对我们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破坏一切秩序的，只不过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官方权力予以认可而已。有两个原因阻止我这个愤慨的种子，不让它在当时就象后来那样发展起来。一个原因是，在这件事里，我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害从来没有产生过伟大而崇高的东西，不能在我心里激起那种只有对正义与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圣洁的内心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它以一种更甜美的感情优势，缓和并平息了我的愤怒。我在威尼斯曾结识一个巴斯克人，他是卡利约的朋友，同时也配做一切善良的人的朋友。这位可爱的青年生来就具有一切才艺和一切美德，他刚完成以培养美术鉴赏力为目的的周游意大利的旅行，因为想不出再有什么可学的了，便打算直接回祖国。我对他说，象他那样的天才，艺术不过是一种消遣，而他的天才是宜于钻研科学的。为了培养对科学的爱好，我劝他到巴黎走一趟，住上六个月。他信了我的话，到巴黎来了。我到巴黎时，他正在那里等我。他的房间一人住太大，请我分住半间，我接受了。我发现他正在狂热地钻研高深的学问。没有一门知识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他吞噬着一切，消化着一切，进展神速。原来他的求知欲搅得他心神不安，却又不自察觉，这时他是多么感谢我启发了他，给他的精神提供了这种食粮啊！我在这个强毅的灵魂里发现了多么丰富的学识与品德的宝藏啊！我感到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朋友：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了。我们的兴趣不同，老是争辩。彼此又都固执，所以对任何事的意见都不能一致。然而我们却谁也离不开谁，尽管不断抬杠，却谁也不愿意对方不是一个好抬杠的人。

    伊格纳肖·埃马纽埃尔·德·阿尔蒂纳是只有西班牙才能产生出来的那种罕见的人物之一，可惜西班牙产生的这种为祖国增光的人物太少了。他没有他的国人共有的那种狂热的民族情绪，报复观念之不能钻进他的头脑，正如情欲之不能钻进他的心灵。他太豪爽了，不可能记仇怀怨，我常听他十分冷静地说，任何尘俗人也不能触犯他的灵魂。他风流俊雅而不缠绵悱恻。他跟女人在一起游玩就和跟漂亮的孩子们在一起游戏一样。他喜欢跟朋友的情妇在一起，但是从来没有见他有过情妇，也没有发现他有过找情妇的念头。他心里燃烧着的道德之火从来不容许他的情欲之火产生出来。

    他周游列国之后就结婚了。他死时很年青，留下了几个孩子。我深信，并且绝对深信，他的妻子是使他领略爱情之乐的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女人。他外表上象一个西班牙人那样对待宗教，但是内心里却是天使般的虔诚。除我以外，我一生中也只见到他一个人是那么尊重信仰自由。他从来没有打听过任何人在宗教问题上有些什么想法。他的朋友是犹太人也好，是新教徒也好，是土耳其人也好，是妄信者也好，是无神论者也好，他都不在乎，只要这人是个正派的人。他对无关紧要的意见，又固执，又顽强，可是一谈到宗教，甚至一谈到道德，他就沉思了，缄默了，或者只说一句：“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的灵魂是这样超逸，而对细节的注意却又发展到寸步不让的程度。他把他一天的日程按照几时几刻几分分配着，预先规定用途，严格地按时工作，以至于书中的一个句子没有读完，时钟响了，他都会把书立刻合上。他每一段时间都各有用途：思考、谈话、日课、读洛克、祈祷、访客、搞音乐、搞绘画，从来没有因为娱乐、欲念或敷衍别人而搅乱这种秩序，只有急待履行的义务能够搅乱他一下。当他把他的时间表写给我看，以便我也照表执行的时候，我先是发笑，最后佩服得流出泪来。他从来不碍别人的事，也不许别人碍他的事；有人出于礼貌而打搅他，他就粗声厉气地对待人家。他是急性子，却从不跟人家斗气；我常看见他生气，却从来没见过他发火。他的脾气再令人愉快不过了：他经得起开玩笑，自己也喜欢开玩笑，甚至戏言说得很漂亮。他有说俏皮话的天才。谁要是激起了他的兴致，他就叫叫嚷嚷，吵吵闹闹，老远就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一面叫嚷，一面又面带微笑，在激动中漏出一句半句笑话来使大家为之绝倒。他既没有西班牙人的肤色，也没有西班牙人那种所谓粘液质的气质。他的皮肤白暂，面颊红润，头发带栗色而近乎金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形体的构造正适于寄寓他的灵魂。

    这位心灵和头脑同样明哲的人是善于知人的，他做了我的朋友，这就说明不是我的朋友的人是怎样的人了。我们相处得太好了，以至我们定下了计划，要在一起过一辈子。我准备过几年就到阿斯可提亚去，和他一道住在他的田庄上。这计划的细节我们都在他启程的前夕商量好了。所缺的只是最精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那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我的灾难，他的结婚，最后是他的死亡——就把我们永远分开了。

    看来只有坏人的险恶阴谋能够得逞，好人的善良计划几乎永远不会实现。

    我已经尝到寄人篱下的苦处了，便决计不再去冒险尝试。我已经看到，机缘使我订定的那许多野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就都破产了，而我又被人从开始干得那么好的外交生涯中挤了出去，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因而我决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保持我的独立生活，发挥我的才能。现在我已经开始摸到我有多少才能了，过去我一直把它估计得过低。

    我把由于到威尼斯去而中断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为了不受打扰，专心致意地工作，我在阿尔蒂纳走后就回到我以前居住的圣康坦旅馆。这家旅馆坐落在僻静的地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起那条熙熙攘攘的圣奥诺雷路来，更能保证我安安静静地工作。在那里，有一个真实的慰藉在等待着我。这是上天使我在苦难生涯中尝到的唯一慰藉，也只是由于有了这个慰藉，我才能经受得起这种苦难。这不是一种瞬间即逝的结识，我得把结识的原委谈得稍微详细一点。

    当时我们的旅馆有一个新的女主人，是奥尔良人。她雇了一个同乡的女孩子，约摸二十二、三岁。专做洗洗缝缝的活。她也和女主人一样。跟我们同桌吃饭。这个女孩子名叫戴莱丝·勒·瓦瑟，良家出身。她父亲原在奥尔良造币厂任职，母亲经商。他们的孩子众多。奥尔良造币厂歇业了，父亲就断了生计，后来母亲也破产了。买卖做不成，就弃商跟丈夫和女儿一起到巴黎来，靠女儿一人劳动养活全家。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姑娘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她那种淳朴的风度，尤其是她那活泼而温柔的眼神，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同桌的人，除博纳丰先生外，还有好几个爱尔兰修士和加斯科尼人以及其他几个诸如此类的人物。我们的女主人自己也有过风流艳史；只有我一人说话和举止还算端庄些。别人逗那个姑娘时，我就护着她。马上，讽刺的矛头就都落到我身上了。即使我本来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没有任何兴趣，这种同情，这种矛盾也会使我产生兴趣的。我一向主张言谈举止要端庄体面，特别是对女人。我就公开成了她的袒护人了。我看她对我的关怀也颇有所感。她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和嘴里不敢明说的感激之情，也就变得越发动人了。

    她很腼腆，我也是一样。这种共同的气质似乎是妨碍我们情投意合的，然而我们却很快就情投意合了。女主人觉察出来了，气愤之至，而她那种种粗暴的表现倒反而在那姑娘方面帮了我的忙。这姑娘在全旅馆里既然只有我是唯一的支持者，便一见我出门就难过，巴不得她的保护人早点儿回来。我们既心心相印，又气质相投，不久就产生了通常应有的效果。她觉得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她确实没有看错。我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多情、质朴而又不爱俏的女子，我也没有看错。我预先向她声明，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和她结婚。爱情、尊敬、真诚，这就是我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正因为她心地善良忠厚，所以我虽然在女人面前胆子不大。却取得了美满的结果。

    她唯恐我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要找的东西便会生气，这种恐惧心理是推迟了我的幸福的首要原因。我看到她在以身许我之前心神不宁，惶惑不安，想有所诉说而又不敢明言。我绝对想不出她感到为难的真正原因，却另作了一种既不正确、又对她的品行具有侮辱意味的猜测；我以为她是警告我和她接触会有染病的危险，因此我就胡思乱想起来。这些胡思乱想虽未制止我去追求她，但是在好些天当中却损害了我的幸福。因为我们彼此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个问题，便句句话都是哑谜，都是含糊其词，真是可笑到万分。她几乎以为我完全疯了，我也几乎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她才好。最后，我们说开了：她向我哭诉她刚一成年就犯了一次错误，一次唯一的错误，是她的无知和诱奸人的狡诈的结果。我一旦知道了原委，便高兴得叫了起来：“童贞么，”我叫道，“在巴黎，过了二十岁，哪还有什么童贞女！啊！我的戴莱丝啊，我不找我根本不想找的东西，却占有了笃实而健康的你，我大幸福了。”

    我最初的用意还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种消遣。后来我发现我找到的超过了愿望，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伴侣。我跟这位绝好的女子相处比较亲密了，又对我当时的处境稍微作了一番思考，我便感觉到，我想的只是寻点乐趣，而做的却大有助于我的幸福。我的雄心壮志熄灭了，需要有个强烈的情感代替它来充实我的心灵。说到底吧，我需要有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不能再跟她一同生活了，我就需要有个人来跟她的学生一同生活，并且我能在这人身上发现她曾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质朴与柔顺。必须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那种温馨来补偿我所放弃的那种锦绣前程。当我单身独处的时候，我的心灵是空虚的，需要有另外一颗心来充实它。命运把那颗心从我身边夺去了，变掉了，至少是部分地夺去了，变掉了，而我正是大自然为那颗心创造的。从此，我就是孤独的了，因为，对我来说，在得到全部与失去全部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我在戴莱丝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由于她，我得到了情况所许的最大的幸福。

    起先我想培养她的智慧。结果却是白操了一番心。她的智慧一直是大自然给她生成的那样，栽培和教育都无济于事。我毫不羞惭地承认，她一直没有学会阅读，虽然写得还马马虎虎。当我后来住在新小田园路的时候，窗对面蓬沙特兰旅馆有只大钟，我费了一个多月工夫教她看钟点。直到现在她还不怎么会看。虽然我费尽心血去教她，她从来也搞不清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不识一个数目字。她不会数钱，也不会算账。说话时用的字眼常和她所要说的意思相反。我曾把她使用的词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拿给卢森堡夫人取乐。她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在我生活过的那些社交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然而，这样迟钝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样愚蠢的一个人，在困难情况下却是个绝好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在我遭遇到的那些大灾大难中，我自己没见到的，她往往先见到了，她给我出了许多最好的主意；我闭着眼睛往危险里钻，是她把我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在那些最高贵的夫人面前，在王公大人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她的操守，都为她赢得了普遍的钦佩，并为我招来了许多夸奖她优点的恭维话，而这些恭维话，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

    我们在所爱的人的身边，感情就能充实智慧，正如它能充实心灵一样，并不怎么需要在这以外去冥思苦想。我跟我的戴莱丝生活在一起，就和跟世界上最美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样地惬意。她的母亲，因为早年是和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教育的，颇为自负，经常冒充女才子，想要指导女儿，而由于她的狡诈，败坏了我们俩人之间的纯朴关系。我原有一种愚蠢的羞耻心，不敢带戴莱丝出门，但由于讨厌她母亲的纠缠，就把这种羞耻心克服下去，常常两个人一起到乡间去散步，吃点心，这使我感到滋味无穷。我看到她一心一意地爱着我，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温情。对我来说，这种甜蜜的亲密生活就是一切：我不再关心前途，只希望它是现状的延续，我别无他愿，但愿现状能持续下去。

    这种寄托使我觉得其他任何消遣都是多余的、无味的。从此，我除了戴莱丝家以外哪里也不去，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工作太有利了，所以不到三个月工夫，我那部歌剧的词曲就已全部完成，只剩下几段伴奏和中音部了。这种机械工作我很讨厌，我就建议菲里多尔承担下来，将来分享收益。他来了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段中音部。但是为了一项遥遥无期乃至没有把握的收益而埋头于这种呆板工作，他不感兴趣。他干脆不再来了，还是我自己完成了这件苦差使。

    我的歌剧写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卖出去：这等于要我另写一部更加困难的歌剧。在巴黎，你一个人与世隔绝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果弗古尔先生从日内瓦回来，曾把我介绍给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我就想借他的力量来出头。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是拉莫的麦西那斯，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又是拉莫的谦恭的学生；而拉莫呢，大家都知道，当时在这家人家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势力。我估计他会乐意保护他的一个弟子的作品的，因而就想把我的作品拿给他看看。但他却拒绝不看，说他不能看谱，看谱太吃力。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就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听。并且建议替我找些乐师来演奏几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拉莫也同意了，不过还是嘀嘀咕咕的，一个劲儿说，一个人不是科班出身，全凭自修学会了音乐，作出曲来还能好得了。我赶快挑出五、六段最精彩的曲子。他们找来了十来个合奏乐手，演唱的有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序曲一演奏，拉莫就以他那过甚其词的赞美，暗示这本可能是我做的。每奏一段他都表示出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到了男声最高者那一曲，歌声既雄壮嘹亮，伴奏又富丽堂皇，他就按捺不住了，他直喊着我的名字，粗暴得使大家愕然，对我说，他方才听到的乐曲，一部分是音乐界老手做的，其余的都出自无知者之手，这个人根本不懂得音乐。有一点倒是真的：我的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又不合常规，有时十分出色，有时平淡无奇。一个人全靠几阵子才气，没有扎实的工夫做基础，他的作品必然是这个样子。拉莫说我是个小剽窃手，既无才能，又无美感。在场的其他人，特别是主人，却不是如此想法。黎希留先生那时侯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并且，众所周知，也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全部都听一听，如果满意的话，还有意拿到宫廷里去演出。我的作品就在御前游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由宫廷出钱，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演奏了。指挥是弗朗科尔。效果惊人：公爵先生不断惊呼喝彩，而且在塔索那一幕里，一段合唱完毕后，他就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卢梭先生，这是沁人心脾的和声。我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出。”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却一言不发。拉莫虽曾被邀请，这天却没有来。第二天，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十分冷漠地接待了我，她故意贬低我的剧本，对我说，虽然起初一些浮光虚彩使黎希留先生眩惑了一下，但后来他醒悟过来了，她劝我对我这部歌剧别存什么希望。一会儿，公爵先生也到了，对我说的话却完全不同，他对我的才能恭维了一番，似乎依然打算把我的歌剧拿到国王面前去演奏。“只有塔索那一幕，”他说，“不能拿到宫廷里去演，得另外写一幕。”凭这一句话，我就跑回家关起门来修改，三星期后我把塔索换掉了，另写好了一幕，主题是赫希俄德受到一个缪斯的启示。我设法把我的才华的部分发展过程和拉莫居然对我的才华显出的那种忌妒，都写到这一幕里去了。新写的这一幕没有塔索那幕那样奔放，却是一气呵成。音乐也同样典雅，而且写得好得多，如果另外两幕都能抵得上这一幕，全剧一定会演得很象样的。可是，当我正要把这个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项工作又把这部歌剧的演奏耽搁下来了。

    在丰特诺瓦战役后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开了许多庆祝会，其间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厩剧院演出。在这些歌剧之中，有拉莫配乐的伏尔泰的剧本《那瓦尔公主》，这次经过修正改编，易名为《拉米尔的庆祝会》。这个新题材要求把原剧好几场幕间歌舞都换掉，词和曲都要改写。问题是难找到一个能担任这双重任务的人。伏尔泰当时在洛林，他和拉莫两人都忙着搞《光荣之庙》那部歌剧，顾不过来。黎希留先生想到了我，建议由我来担任。为了使我能更好地弄清该做些什么，他把诗和乐曲分开送给我。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得到原作者同意才去修改歌词，因此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原件见甲札，第一号：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二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

    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希留公爵先生一定要我在瞬息之间拟出几场既乏味、又支离破碎的戏的梗概，原是要配合歌舞的，而这些歌舞跟这几场戏又很不合宜。我只好谨遵雅命，写得又仓促又糟糕。我把这个毫无价值的初稿寄给黎希留公爵先生，原指望不予采用，或者再由我修改一番。幸而现在交到你手里了，就请你绝对自由支配吧。所有那一切，我早就记不清了。它只是一个初稿，写得那么仓促，必然会有错误，我毫不怀疑你已经纠正了一切错误，补充了一切不足之处。

    我还记得，在许多缺陷之中有这样一点：在联缀歌舞的那些场景里，就没有提到那位石榴公主怎么刚从牢房里出来就忽然到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既然为她举行宴会的不是一个魔术师，而是一位西班牙的贵人，所以我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带上魔术意味。先生，我请你再检查一下这个地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请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演出牢房门一开我们的公主就被人从监狱请到为她特备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这一场。我深知这些都毫无价值可言，一个有思想的人把这些无谓的东西当作正经事去做，实在不值得；但是，既然要尽可能不使人产生不快之感，就必须尽可能做得合理，即使是在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中也应该如此。

    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幸。专复即颂。

    这封信，和以后他写给我的那些近乎目中无人的信比起来，真是太客气了，请大家不必惊讶。他以为我在黎希留先生面前正吃香呢，大家都知道他有官场的圆滑，这种圆滑就使他不得不对一个新进的人多客气一点，到他看出这个新进的人有多大影响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我既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允许，又不必顾忌拉莫——他是一心要损害我的，我就动手干了起来，两个月就完成了。歌词方面困难不多，我只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风格上的不同。并且我敢自信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音乐方面的工作，费时较多，困难也较大。除了要另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子以外，我负责整理的全部宣叙调都困难到万分，很多合奏曲和合唱曲的调子极不一样，都必须联缀起来，而且常常只能用几行诗和极快的转调，因为我不愿意更改或挪动拉莫的任何一个曲子，免得他怪我使原作失真。这套宣叙调我总算整理得很成功，它音调适宜，雄健有力，特别是转折巧妙。人家既惠然让我跟两个高手结合在一起，我一想到他们两位，我的才气也就迸发出来了；我可以说，在这个无名无利的、外人甚至于根本就不能知道内情的工作里，我差不多总是不辱没我那两位榜样的。

    这个剧本就照我整理的那样，在大歌剧院里彩排了。三个作者之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莫没有去，或者是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词很凄怆。开头一句是：

    啊！死神。来把我这苦难的一生了结吧！

    当然要配上与此相应的音乐。然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批评我，尖酸刻薄地说我写的是送葬的音乐。黎希留先生很公正地表示先要查一查是谁写的这段独白的唱词。我就把他送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了，手稿证明是伏尔泰的手笔。“既然这样，”他说，“过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彩排过程中，凡是我作的，都受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批评，得到黎希留先生的辩护。但是，毕竟我碰到的对手太强大了，我接到通知说，我作的曲子有好几处要修改，还必须请教拉莫先生。我原期待的是夸奖，而且我的确是应该受到夸奖的，现在却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伤心极了，满怀颓丧地回到家里，累得有气无力，愁得肝肠俱碎。我病倒了，整整六个星期出不了门。

    拉莫负责担任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定的那些修改工作，就派人来找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来代替我新写的那一个。幸而我感觉到他那手鬼把戏，就拒绝了。由于只有五、六天就要演出。来不及另写，所以只好仍旧用我写的那个序曲。这个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一种颇为新颖的风格。然而，它却得到了听众的欣赏，据我的亲戚和朋友缪沙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告诉我，音乐爱好者都很满意我的作品，听众都没有能辨别出哪是我写的，哪是拉莫写的。但是拉莫却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勾结好了，想尽种种办法不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面也有一份功劳。在散发给观众的小册子上，作者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署名的，而这本小册子却只署了伏尔泰一人的名字，拉莫宁愿自己的名字不写上，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名字和他的并列在一起。

    我的病体一恢复到能出门的时候，就想去见黎希留先生。但是来不及了，他已经动身到敦刻尔克去指挥开往苏格兰去的部队的登陆工作。他回来时，我又偷懒，心想现在去找他已经太迟了。自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所以我就失掉了我的作品应得的名声和它应该给我提供的酬报；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疾病使我耗费的金钱，这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担了，没有给我带来半文钱的补偿。然而我始终觉得黎希留先生真心喜欢我，他很赏识我的才能，可是我的运气不好，再加上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这就使他的一片好心无法产生任何效果。

    这个女人对我如此憎恨，我原先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一直力求博得她的欢心，并且经常在适当的时候登门拜谒。果弗古尔先生把其中的原委点出来了。“首先她和拉莫太要好，”他对我说，“她是拉莫的公开捧场人，不容许有任何人和他竞争；此外，你生来就带了一个罪过，该让她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原谅你，因为你是日内瓦人。”说到这里，他就给我解释，于贝尔神父是日内瓦人，又是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他曾努力阻止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娶这个女人，因为他深知她的为人。结婚以后，她就把于贝尔神父恨之入骨，并且恨所有的日内瓦人。“虽然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你很友好，”他又说，“据我看，别指望他支持你。他太宠他的妻子了，而他的妻子又恨你，她既险恶，又有手段，你跟这一家人一辈子也搞不好的。”我一听这话就死心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位果弗古尔给我帮了一个雪里送炭的忙。我那位贤德的父亲刚去世，享年约六十岁。要不是当时处境艰难使我自顾不暇的话，我会感到更大的悲哀的。在他生前，我不愿索取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这部分的微薄收益一直由他享用着。现在他既已逝世，我就用不着有所顾虑了。但是，我哥哥的死亡没有合法证明，这就对我接受遗产构成了一个障碍。果弗古尔答应为我解决这个难题。承洛尔姆律师帮忙，这难题真的解决了。由于我极需要这笔小小的资金，而事态的发展尚是未知之数，所以我以最急迫的心情等待着最后消息。有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收到了报告这消息的来信，我拿起信来就想拆开，急得手都发抖，而心里却对这种急躁感到羞惭。“怎么！”我心里鄙视着自己说，“让－雅克竟被利害心和好奇心制服到这种地步了么？”登时我就把信放到壁炉台上，脱下衣服，安安静静地睡下去，睡得比平时还熟。第二天早晨我起得相当迟，不再想到我那封信了。穿衣的时候，我又看到那封信，我不慌不忙地把它拆开，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我同时有好几种快乐，但是我可以发誓，最大的快乐还是我做到了克制自己。我生平象这种克制自己的事，可以举出的不下数十次，但是现在时间匆促，不能尽述了。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给我那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曾把全部款项双手奉上的那种幸福时代，不禁怆然泪下。她给我的信封封都使我感到她的罗掘俱穷的窘境。她寄给我大堆的配方和秘诀，认为我可以用来致富，也给她带来好处。穷困的感觉已经使她心不能宽、智不能广了。我寄给她的那点钱，又成了包围她的那些坏蛋的掠获品。她一点也享受不到。这就使我灰心了，我不能把我生活必需的一点钱分给那些无赖汉呀，特别是在当我试图把她从那些无赖汉的包围中解脱出来而终归无效之后。这，我在下面要讲的。

    光阴流逝，钱也随之流逝了。我们是两个人生活，甚至是四个人生活，更正确点说，我们是七、八个人生活。因为，虽然戴莱丝无与伦比地淡于私利，而她的母亲却和她不一样。她一看我帮了她的忙，家境稍微好一点，就把全家都找来分享成果了。姊妹呀、儿女呀、孙女呀、外甥女呀，一窝蜂都来了，只有她的长女，嫁给昂热城车马行老板的，没有来。我为戴莱丝置备的一切都被她母亲拿去供给那群饿鬼了。因为跟我打交道的不是一个贪财的女子，我自己也不受疯狂的爱情的摆布，所以我也不做傻事。戴莱丝的生活能够维持得象个样儿而不奢华，能够应付急需，我就满足了，我同意她把她的工作收入全部归她母亲享用，而且我帮的忙还不只这一点。可是恶运者是跟着我，妈妈既被她那些吸血鬼缠住了，戴莱丝又被她一家人缠住了。她们两个人，谁也享受不到我为她们提供的好处。说起来也真奇怪，戴莱丝是勒·瓦瑟太太最小的女儿，在姊妹中就数她一个人没有得到父母的嫁妆，现在却是她一个人供养着父母。这可怜的孩子，长久挨哥哥们和姐姐们的打，乃至侄女和外甥女的打，现在又接到她们的劫掠了。她往日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打骂，现在还是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巧取豪夺。只有一个外甥女，叫作戈东·勒迪克的，还比较和蔼可亲，性情温和，不过看到别人的榜样，听到别人的教唆，也变坏了。由于我常跟她们俩在一起，也就用她们间相互的称呼来称呼她们，我叫戈东“外甥女”，叫戴莱丝“姨妈”。这就是我一直称戴莱丝为“姨妈”的由来，我的朋友们有时也就跟着叫她“姨妈”来开玩笑。

    谁都感觉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刻不容缓地急于摆脱困境。我估计黎希留先生已经把我忘了，从宫廷方面是没有指望的了，便作了几次尝试，看看我的歌剧能不能在巴黎演出。但是我遇到许多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克服，而我的处境又一天比一天紧迫。于是我就想起把我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去。结果它被接受了，我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使我很高兴。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天走访演员们，路跑厌了，但怎么也不能使它演出，所以干脆就不去了。我又回到最后剩下的一条门路，也是我原该走的唯一的门路。当我常往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跑的时候，就把杜宾先生家疏远了。两家的夫人虽然是亲戚，却相处得并不好，彼此不见面。两家的客人也各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往两家都跑。他受托要设法把我拉回到杜宾先生家去。那时，弗兰格耶先生正在学博物学和化学，办了一个陈列室。我相信他是想进学士院当院士的，为此，他就需要著一本书，认为我在这方面可能对他有点用处。杜宾夫人那边呢，他也想写一本书，在我身上打着差不多同样的主意。他们俩很想合聘我担任一种秘书的职务，这就是蒂埃利约责怪我不去登门的理由。我首先要求弗兰格耶先生利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力量把我的作品拿到歌剧院去排演。他同意了。结果《风流诗神》有了排演的机会，先在后台，后在大剧院，排了好几次。彩排那一天，观众很多，有好几段都得到了热烈喝彩。然而，我自己在勒贝尔指挥得很不好的那个演奏过程中，感觉到这个剧本是通不过的，甚至不经重大修改就不能演出。因此我没说一句话就把剧本收回了，免得遭人拒绝；但是，有好些迹象使我清楚地看出，纵然剧本尽善尽美，也还是通过不了。弗兰格耶先生明明白白答应我使剧本有机会排演，而不是使它有机会演出。他的确实践了他的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上和在许多别的事上，都看出他和杜宾夫人不想让我在社会上成名，也许是因为怕人家在看到他们的著作时，猜疑他们是把我的才能移花接木接到他们的才能上的。然而，杜宾夫人一直认为我的才能有限，而且她利用我的地方，始终也只是要我照她的口述作点笔录，或者叫我找点纯属参考性质的资料，因此，如果出现这种谴责，特别是对她来说，似乎又有失公平。

    这最后一次的失败使我完全泄气了。我放弃了任何进取和成名的计划；从此以后再也不想什么才能不才能了。这些才能，我真有也好，假有也好，反正都不能叫我走运，我只有把时间和精力用来维持我自己和戴莱丝的生活，谁能帮助我们，我就讨谁的欢心。因此，我就全心全意地跟着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了。这并不能使我过得很富裕，就拿我头两年每年所得的那八、九百法郎来说，这笔钱只能勉强维持我最基本的生活，因为我不能不在他们家附近——房租相当高的地区——租公寓住下，另一方面还要在位于巴黎边缘的圣雅克路的尽头另付一笔房租，而不论阴晴，我差不多每晚都要到那里去吃饭。不久我也就习惯了，甚至对我这种新的工作还发生了兴趣。我爱上了化学，跟弗兰格耶先生到鲁埃尔先生家听了好几次课，于是我们就对粗知其皮毛的这门科学不识好歹地开始涂写起来。一七四七年，我们到都兰去度秋季，住在舍农索府，这座府第是歇尔河上的离宫，是亨利二世为狄雅娜·德·普瓦提埃盖的，用她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还依稀可见。现在这座府第归包税人杜宾先生所有了。在这个秀丽的地方，我们尽情欢乐，吃得也极好：我胖得象个僧侣了。我们在那里大搞其音乐。我写了好几首三重唱，都相当和谐。如果将来有机会写补篇的话，也许还要再提一提的。我们在那里还演喜剧。我用十五天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剧，名叫《冒昧订约》。读者在我的文稿中可以看到这个剧本，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情洋溢而已。我在那里还写了几篇小作品，其中有一篇诗剧，题为《西尔维的幽径》，这本是沿着歇尔河的那片园子里的一条小径的名字。我搞了这些东西，并没有中断我在化学方面的工作和我在杜宾夫人身边所担任的工作。

    当我在舍农索发胖的时候，我那可怜的戴莱丝也在巴黎发胖了，虽然那是另一种胖；我回巴黎时发现我干的那档子事竟比我原来设想的快得多。以我当时的处境而论；这事会使我尴尬万分的，幸亏同桌吃饭的伙伴们早给我想出了唯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不能叙述得过于简略。在说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么为自己辩解，要么引咎自责，而两者都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

    在阿尔蒂纳逗留巴黎期间，我们不在馆子里用餐；通常都是在附近，差不多就在歌剧院那条死胡同对面的一个裁缝的女人拉·赛尔大娘家里吃包饭。这里伙食相当糟，不过由于包饭的人都是可靠的正派人，仍然很受人欢迎。她家不接受生客，要包饭必须有一个老膳友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放荡汉，很有礼貌又很有才情，但是说起话来荤味十足，他就住在那家，招来一批嘻嘻哈哈、派头十足的青年人，都是警卫队和枪兵队里的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全体舞女的保护人，天天把这个美人窝的全部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迪普莱西斯先生是退休陆军中校，是位善良而贤哲的老人，还有安斯莱，是枪兵队的军官，他们俩在这班青年人中间维持一点秩序。来包饭的也有商人、金融界的人、粮商，但是都有礼貌，很正派，都是各行业的头面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我都忘记了。总之，在那个包饭馆里，人们遇到各行各业的象样的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例外，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见过；而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来。这一席人，人数相当多，都是极快乐而又不喧哗，常说笑话却又不粗俗。那个老骑士，尽管讲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内容都是近乎淫猥的，却从来不失他那种旧朝廷上的文雅风度，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是妙趣横生，连女人也可以原谅的。他的谈话给同桌的定下调子：所有那些青年人都各说自己的艳遇，既放肆又有风趣。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特别因为到拉·赛尔大娘家那条巷子正对着迪夏大娘的铺子，而迪夏大娘又是个著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许多漂亮姑娘，我们这些先生们饭前饭后总要去和她们聊聊。我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一定也会和他们一样上那里去寻开心的，只要跟他们一起进去就成了，可我从来也不敢。至于拉·赛尔大娘，我在阿尔蒂纳走后还常到她家吃饭。我在那里听到大堆的轶事，十分有趣，同时也就渐渐学会了——谢天谢地，倒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是他们的那些处世箴言。受害的体面人物、带绿帽子的丈夫、被诱奸的女人、私下生的孩子——这些都是那儿最普通的话题。谁最能叫育婴堂添丁进口，谁就最受人喝彩。我也受到了感染：我也接受了在十分亲切而且十分体面的人物中间盛行的那种想法。我心想：“既然当地的风俗如此，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当然就可以照此办理。”这正是此时我要找的出路。我就下决心采取这个办法，轻松愉快，毫无顾忌，唯一要克服的倒是戴莱丝的顾忌，我说得舌敝唇焦，她总是不肯采取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的母亲也怕有了孩子给她添麻烦，就来帮我说话，结果她被说服了。我们找了个稳当可靠的接生婆，叫古安小姐的，住在圣·欧斯塔什街的尽头，把这件事托了她。到时候，戴莱丝就由她母亲带到古安家去分娩了。我到古安家去看了她好几次，带给她一个标记，写在卡片上，一式两份，拿一份放在婴儿的襁褓里，由接生婆按通常的方式把他送到育婴堂去了。第二年，同样的岔子，同样的办法，只是标记给忘掉了。我依然未多考虑，她依然不太赞同：她只是叹息着答应了。人们将陆续看到这种不幸的行为在我的思想上和命运上所产生的种种变故。至于目前，就叙述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非我始料所及，且又非常惨痛，将迫使我时常回头谈到这个问题。

    我要在这里说一说我初次认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况，她的名字将在这部回忆录里常常出现：她原名埃斯克拉威尔小姐，刚和包税人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儿子埃皮奈先生结婚。她的丈夫跟弗兰格耶先生一样，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而对这门艺术的癖好就使得这三个人变得亲密无间了。弗兰格耶先生把我介绍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和他有时也一同在她家晚餐。她亲切，机智，多才多艺，和她结识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她有个朋友叫埃特小姐，人家都说她心眼儿坏，她和瓦罗利骑士同居，这骑士名声也不好。我相信，同这两个人的交往对埃皮奈夫人是有害的。埃皮奈夫人虽然赋性极好苛求，却生来有些绝好的优点，足以控制或弥补做得过头的事情。弗兰格耶先生对我很好，因而使得她对我也有些友好。他坦白地告诉我说他和她有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它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也都知道了，我在这里本来是不会说的。弗兰格耶先生甚至还对我说了关于这位夫人的一些很离奇的隐私。这些隐私，她自己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也从来不以为我会知道，因为我没有、并且这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对任何人说起的。这种双方对我的信任使得我的处境非常尴尬，特别是在弗兰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深知我的为人，虽然知道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对我还是很信任。我极力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丈夫显然是辜负了她对他的爱情的。这三个人说什么，我都不给串通，十分忠实地保守着他们的秘密，三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能从我口里套出另两个人的秘密来，同时我对那两个女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隐瞒我和对方的交谊。弗兰格耶夫人想利用我做许许多多的事，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想托我带封信给弗兰格耶，不但同样受到严词拒绝，并且我还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她想把我永远赶出她的大门，她只消向我再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就行了。应该为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这种态度不但没有使她不快，她还把这事对弗兰格耶说了，对我夸奖备至，而且继续款待我。这三个人我都是要敷衍的，我多多少少是倚仗着他们，同时也是依恋着他们的。在这三个人的风波险恶的关系中，我就是这样做得既得体又殷勤，但又始终是既正直又坚定，所以我把他们对我的友谊、尊敬和信任，一直维持到底。尽管我又蠢又笨，埃皮奈夫人还要把我拉进舍弗来特俱乐部，这是圣·德尼附近的一座公馆，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产业。那里有个舞台，时常演戏。他们要我也担任一个角色，我背台词一连背了六个月，上了台还是从头到尾都要人提词。经过这次考验，他们再也不叫我演戏了。

    我认识了埃皮奈夫人，同时也就认识了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她不久之后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我第一次见她，正是在她结婚的前夕；她领我去看她的新房，并且以她那与生俱来的媚人的亲昵态度跟我谈了很久。我觉得她非常亲切，但是我万想不到这个年青女人竟有一天会主宰着我一生的命运，并且，尽管她不负任何责任，却把我拖进了我今天所处的这个无底深渊。

    虽然我从威尼斯回来以后一直没有谈到狄德罗，也没有谈到我的朋友罗甘，但是我并没有疏远他们两人，特别是和狄德罗的交谊更一天比一天亲密起来。我有个戴莱丝，他有个纳内特；这使我们两个人之间又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戴莱丝长得虽然跟他的纳内特一样好看，却脾气温和，性情可爱，值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去爱她；而他那个纳内特却是个粗野撒赖的泼妇，在别人眼里表现不出一点温文尔雅，足以补偿她所受的那种不良教育。然而他却和她正式结婚了。如果他是有约在先的话，这当然很好。至于我，我却不曾许下这样的愿，我不急于学他的榜样。

    我也早已和孔狄亚克神父结识了，他当时跟我一样，在文坛上是个无名小卒，但是已经具备了今日成名的条件。我也许是看出他的禀赋、认识他的价值的第一个人。他似乎也很乐意和我来往，当我住在让·圣德尼路歌剧院附近关起房门写赫希俄德那一幕戏的时候，他有时来和我面对面一起吃饭。他当时正在写《论人类知识之起源》，这是他第一部著作。写完了的时候，他很难找到一个书商肯承印这本书。巴黎书商对任何新手都是傲慢而刁难的，而形而上学在当时又很不时髦，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材。我对狄德罗谈起了孔狄亚克和他的著作；我给他们介绍认识了。他们俩生来就是应该彼此相投的，果然一见如故。狄德罗要书商迪朗接受了神父的手稿，因而这位大玄学家从他这第一本书得到了一百埃居的稿费——简直象是得了一笔恩赏。就连这点稿费，要是没有我，也许还到不了手呢。我们三个人住得很远，就每星期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一起到花篮饭店去吃饭。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很合狄德罗的心意，因为他这个人差不多是有约必爽的，对这个约会却从来没有爽过一次。我在这一聚会中订了一个出期刊的计划，命名为《笑骂者》，由狄德罗和我两人轮流执笔。我草草编了第一期，这就使我跟达朗贝认识了，因为狄德罗跟他谈起了这件事。由于有些意外事件出来挡道，这个计划也就寿终正寝了。

    这两位作家刚刚着手编《百科辞典》，开头只准备把钱伯斯的翻译过来，就跟狄德罗刚译完的那部詹姆士的《医学辞典》差不多。狄德罗要我给这第二桩事业帮点忙，建议我写音乐部分，我答应了。他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作家都只给三个月的限期，我就在这三个月限期内很仓卒、很潦草地写成了。但是我是唯一如期完稿的人。我把我的手稿交给他了。这个手稿是我叫弗兰格耶先生的一个名叫杜邦的仆人誊清的，他写得一手好字，我从自己腰包里掏了十埃居给他。这十埃居一直没有人还我。狄德罗曾代表书商方面答应给我报酬，后来他一直没有再提，我也没有向他开口。

    《百科全书》的工作由于他的入狱被打断了。他的《哲学思想录》给他招来过一些麻烦，但是后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下文。这次《论盲人书简》就不同了。这本书除了几句涉及私人的话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可责难的，可就是这几句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为此，他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我朋友的不幸令我感到的焦急是永远也无法形容的。我那易于伤感的想象力老是把坏事想得更坏，这次可就慌起来了。我以为他要在那里关一辈子。我几乎急疯了，就写信给蓬巴杜尔夫人，恳求她说情把他放出来，或者设法把我和他关在一起。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的信写得太不理智了，当然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不多时以后，可怜的狄德罗在监狱中倒是得到了若干优待，对此我绝不自诩是由于我的信的缘故。但是如果他在监狱中的生活还象原来那样严厉的话，我相信我会伤心得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根下死去的。此外，我的信固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我也没有拿这封信去到处吹嘘，因为我只对很少很少的人提起过，而且从来没有告诉过狄德罗本人。

    第八章

    前章结束时，我必须暂停一下。随着这一章，我那重重灾难之链就以最初的环节开始了。

    我曾在巴黎最显贵的两个人家生活过，虽然我不怎样善于处世，也免不了在那里结识几个人。特别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邦的储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在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我又认识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于编印了一部很好的卢梭文集而知名文坛。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丰特亲－苏－波瓦去住一两天，因为储君在那里有所房子。我们俩都去了。从范塞纳监狱经过的时候，我一见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晚饭时，储君谈起狄德罗被拘禁的事，男爵为了引我说话，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谨慎，我立刻为他辩护起来，其态度之激烈倒显得我太不谨慎了。这种过分的热心本是一个不幸的朋友引起来的，所以大家也都谅解，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当时在座的还有两个德国人，都是随侍储君的。一个是克鲁卜飞尔先生，富有机智，是储君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掉了男爵，成了储君的保傅；另一个是个青年人，叫格里姆，他暂充储君的侍读，等着另找职业，他的服装寒素就说明他是急需找职业的。就从那天晚上起，克鲁卜飞尔和我开始结识了，不久就成了朋友。我跟格里姆君的结识，发展得就不这样迅速：他不怎么肯露头角，绝没有后来时运亨通时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第二天午餐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我听说他能用钢琴伴奏，高兴极了。饭后，主人叫拿乐谱来，我们就在储君的钢琴上演奏起来，搞了一整天。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对于我，先是那么甜蜜，后来又是那么可悲。在这一点上，将来我要大谈特谈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经从城堡里出来了，可以在范塞纳监狱的房屋和园子里活动，只要不出这个范围，还准许他接见朋友。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里多么难过啊！我因为有些要事，无法摆脱，在杜宾夫人家里羁留了两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样，之后，我就飞奔到我的朋友的怀抱中了。真是难以形容的时刻啊！他当时不是单独一人，达朗贝和圣堂的司库和他关在一起。可是我一进门，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他一个人，我一个箭步，一声大叫，就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紧紧把他抱住，只有眼泪和呜咽，什么话也没有了。我激动和快乐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挣脱我的臂膊后，第一个动作就是转头向那个教士，对他说：“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样爱我。”当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考虑不到这种利用我的激情来作自我表扬的态度，但是从那以后，我有时想到这件事，总觉得如果我处在狄德罗的地位，这绝不会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念头。

    我发现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虽然现在这里已经相当舒适，还可以在园林里自由散步，而园林连围墙都没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促进汉末重实之学到察本之风的转变。著作另有《法论》、，才不至于尽往愁处想。毫无疑问，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恼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因此，不管事务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过一个下午。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别热。从巴黎到范塞纳堡足有两里约。我手头不宽裕，不能雇马车，所以我一人去时就步行，下午两点钟出发，快快地走，好早点到达。路边的树，依当地的风尚，剪得秃秃的，几乎没有一点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动弹不得了。为着走慢一点，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随身带一本书。有一天，我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边走边读，忽然看到第戎学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个题目：《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

    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得到的印象还记得非常真切，但是详细情形自从我在致德·马勒赛尔卜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里写出之后，我就完全忘记了。这是我的记忆力的一个奇特之点，值得说明一下。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就为我效劳，而一旦把内容付之笔墨，它就抛弃我了。所以一件事一经我写出，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个特点也体现在音乐里。在我学习音乐之前，我会背许多歌曲，而当我学会了读谱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记不得了。我怀疑在我最爱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还能有一支记得完整的。

    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范塞纳堡时神情激动得近乎发狂。狄德罗看出来了，我就给他说明了原因，并把我在一棵橡树底下用铅笔写出的一段拟法伯利西乌斯的演说词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把我的思想放手发挥下去广延是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类，心灵（思想）不能决定和影，写出文章去应征。我照办了，而且从这一刹那起，我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此后，我的一生，我所有的不幸，都是这一刹那的狂妄产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议的速度激扬起来，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致的地步。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热爱窒息掉了；而最足惊人的是这种狂热在我的心田里持续达四、五年之久，也许在任何别人的心里都不曾那样激烈过。

    我写这篇讲演，方式很奇特，后来我在别的著作里。也几乎一直用这种方式。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用在写讲稿上面。我闭着眼睛在床上想，我的文章段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等到我对这段文章感到满意的时候，我就把它存到脑海里，直到能落笔写到纸上为止。但是我起床和穿衣所费的时间，使我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到拿起笔来写的时候，我拟好了的文章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勒·瓦瑟太太来权当秘书。在这以前，我已经把她和她的女儿、她的丈夫都搬到离我较近的地方来住了；就是她，为了让我节省一个仆人，每天早晨来替我生炉子，做些杂事。她一到，我就在床上把晚上想出的文章口授给她写。这个办法，我曾继续了很久，免掉了我很多的遗忘。

    这篇讲演写好后，我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并且指出了几个应该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作品虽然热情洋溢原本由朱熹季子朱在编定，后又有增补。有《晦庵集》、《晦，气魄雄伟，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的手笔的一切作品之中，要数它最弱于推理，最缺乏匀称与谐和了。不过，不论你生来有多大才能，写作艺术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学到手的。

    我把这篇文章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以外，没有跟任何别人说过。自从他到弗里森伯爵家以后，我和他来往非常密切。他有一架钢琴，这就做了我们聚会的场所，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跟他围在钢琴旁边度过了，我们从早到晚，或者毋宁说，从晚到早，无休无止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谁要在杜宾家里找不到我，准能在格里姆家里把我找到，或者至少我是跟他在一起，或在散步，或在听戏。我本来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剧院，我也就不去了，花钱跟他一起到法兰西剧院去，这个剧院是他爱得入迷的。最后，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把我跟这个青年人连结起来，使得我跟他难以分离，连那可怜的姨妈我都疏远了。所谓疏远，也就是说跟她相处的时候少了些，因为我对她的依恋心情，这一辈子也没有一时一刻衰减过。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不能两头兼顾，这就格外加强了我要跟戴莱丝住到一起来的念头；我本来早就有这个念头，只是她家人口众多，特别是没有钱置备家具，这就使我把这计划一直搁了下来。这次出现了可以做一番努力的机会，我就利用上了。弗兰格耶先生和杜宾夫人感到我一年拿八、九百法郎不够开支，主动把我的年俸提高到五十个金路易，而且杜宾夫人听说我要自置家具，又帮了我一点忙。我们把戴莱丝原有的一点家具也放到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馆里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那里的住户都是些正派人。我们尽力之所能把那里布置了一下，安静地、舒适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隐庐为止。

    戴莱丝的父亲是个老好人，十分温和，但也十分怕老婆，他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这个绰号犬儒主义见“犬儒学派”。，格里姆后来又开着玩笑从母亲头上移到女儿头上了。勒·瓦瑟太太不是缺乏才情，也就是说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还以有上流社会的礼仪与风度自豪呢。但是她那套诡秘的花言巧语叫我受不了；她教给女儿一些坏招，极力叫她在我面前装假，又分别地奉承我的许多朋友，挑拨他们之间以及他们跟我的关系。不过，她倒是个相当好的母亲，因为这样做于她自己是有好处的，她又为女儿掩盖过失，从中得到利益。这个女人，虽然我对她小心照顾，无微不至，送了她不少小礼物，一心一意只想使她能疼爱我，但由于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便成为我的小家庭里造成不快的唯一因素了。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我在这六、七年之中，尝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载得起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我的戴莱丝的心是一颗天使的心。我们的感情随着我们的亲密而增加，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觉得彼此是生成的佳偶。如果我们在一起时的乐趣是可以描写出来的话，它们会以其简单朴质而使人发笑的。我们在城外耳鬓厮磨地散步，遇到小酒店时，就阔气地花上十个或八个苏；我们当着那大窗口吃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两张小椅子上，椅子就放在与窗口同宽的大木箱上。这时，窗台就是我们的桌子，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观赏四周景物，看着过往行人，虽然在五层楼上，却能一面吃着，一面恍若置身街道。这种晚餐，只有半磅大面包、几个樱桃、一小块奶饼、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写得出，谁能感觉得到这种晚餐的妙趣呢？友谊啊，信任啊，亲密啊，灵魂的温馨啊！你们所配的作料是多么美妙呀！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地在那儿一直呆到半夜，如果不是那老妈妈提醒我们，真想不到时间已经那么晚了。但是这些细节还是撇开不谈吧，它们会显得乏味可笑，我一直就是这样说、这样感觉的，真正的享受不是言语所能描写出来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有过一次较粗鄙的享乐，也是我应该引以自责的最后一次那样的享乐。我曾说，克鲁卜飞尔牧师是很可爱的，我和他交往之密，不亚于与格里姆，并且后来处得也同样亲密。他们两个有时也在我家吃饭。这些便餐，虽然太简单一点，却被克鲁卜飞尔的妙趣横生、如癫如狂的玩笑和格里姆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德语腔调搞得热热闹闹的——格里姆那时还没有成为法语纯正癖者呢。我们的小饮宴不以口腹之乐为主，但是欢情洋溢足以补偿其不足，我们彼此相处甚得，寸步不能相离。克鲁卜飞尔在他的寓所里包了一个小姑娘，但是她仍然可以接客，因为他无力独自养活她。有一天晚上，我们进咖啡馆，遇到他正从咖啡馆出来，要去那姑娘家进晚餐。我们嘲笑他。他报复得非常雅致，邀我们一起去姑娘家吃饭，转而嘲笑我们。那个小可怜虫似乎天性相当好，十分温柔，还不很惯于她那一行，有个老鸨跟她在一起，极力训练她。闲谈和畅饮使我们乐而忘形。那位好克鲁卜飞尔请客就要请得彻底，不能半途而废：我们三人先后同那可怜的小丫头到隔壁房里去了。弄得她哭笑不得。格里姆一口咬定说他没有碰她，说他所以和她呆那么久，是故意叫我们着急，拿我们寻开心的。可是，如果他这次当真没有碰她的话，也颇不象是由于有所顾忌，因为他在搬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这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里的。

    我从这个姑娘住的麻雀路出来，羞惭得和圣－普乐从他被人灌醉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我写他的故事，正是回想到我自己的故事。戴莱丝根据某种征象。特别是根据我那种慌慌张张的神色，就看出我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为了减轻心头负担，马上就一五一十对她明说了。幸亏我这样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就得意洋洋地跑来对她述说我的罪过，并且添油加醋。从那时起，他总是一有机会就不怀好意地向她提起这段往事：关于这一点，他是特别不应该的，因为我既然自觉自愿地信任他，我就有权期待他不使我对此后悔。而对我的戴莱丝的心地的忠厚，我也没有比这一次感觉更为深切的了。她嫌恶格里姆的作风甚于抱怨我的薄幸，我只挨了她一些缠绵而动人的责备，并没有发现任何愤恨的痕迹。

    这个绝好的女子，心地有多么忠厚，头脑就有多么简单，这就够说明一切了。但是眼前又有一件事，还是值得补写出来。我曾告诉她说克鲁卜飞尔是个牧师兼萨克森－哥特储君的私人牧师。一个牧师1883）印度印度教改革家。出生于富有的婆罗门家庭，年，对她说来，是那么独特的一种人物，以至她把最不相干的许多概念非常滑稽地混淆起来，竟把克鲁卜飞尔当作教皇了。第一次我回到家来听她说教皇曾来看我，我以为她疯了。我叫她解释给我听，然后，我就赶忙跑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格里姆和克鲁卜飞尔。我们从此就把克鲁卜飞尔称之为教皇。我们又把麻雀路的那个姑娘叫作教皇娘娘贞妮。这样一来就笑得没完没了，笑得气都喘不过来。有人硬说我曾在一封信中——这是借我自己的口说——说我平生只笑过两次，这种人是不曾认识那个时代的我，也不认识少年时代的我的，否则，他们是绝不会想出这种话来的。

    次年，即一七五0年，我已经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听说它在第戎得奖了。这个消息又唤醒了我写出那篇文章时的全部观点，并且对这些观点赋予了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代灌输到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发作起来了。从此我就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议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虽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对别人嗤笑的畏惧，阻止我立即照这些原则行事，阻止我与当时的信条公开决绝，我却从此下定决心，只等到种种矛盾刺激我的意志，自信确能胜利的时候，便毫不迟疑地付诸实践。

    当我正对人类的种种义务进行哲学探讨的时候，有一件事又来促使我对自己的义务更深地予以思考。戴莱丝第三次怀孕了。由于我对自己太真诚，由于我的内心太高傲，决不愿拿我的行动来否定我的原则，我便开始检讨我的孩子们的前途以及我和他们母亲的关系。我根据的是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法则，是宗教的法则——这个宗教是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纯粹、神圣和永恒的，而人们却装模作样，说要纯化它，实际上把它反而玷污了。人们用他们自己的公式，把它化为一种说空话的宗教，因为订立条规而自己却免除实践的义务，自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办到的事都—一规定出来。

    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固然是估计错了，我在这样做时心灵的宁静却是再惊人不过的。如果我是那种天生的坏人，听不到大自然的亲切呼声，内心里从来没有萌发过任何真正的正义感和人道感，那么神遗嘱》、《唯物主义历史观》等。其著述编为《普列汉诺夫，这种硬心肠倒是极其简单自然的。然而，我的心肠是那样热烈，感情是那样锐敏；我是那样易于钟情，一钟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强烈的控制，需要舍弃时又感到这么心碎；我对人类生来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这么痛恨任何类型的邪恶，又这么不能记仇、害人，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过；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迈的、可爱的东西又这么心肠发软，受到这么强烈而甘美的感动——所有这一切竟能在同一个灵魂里，跟那种肆意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败坏道德的行为协调起来吗？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这一辈子也不曾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无心肠的人，一个失掉天性的父亲。我可能是做错了，却不可能有这样硬的心肠。如果我要陈述理由的话，那就说来话长。既然这些理由曾经能诱惑我，它们也就能诱惑很多别的人，我不愿意让将来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青年人再去让自己受到同样错误的蒙蔽。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的错误在于当我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几个孩子而把他们交出去由国家教育的时候，当我准备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让他们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所应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了。从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过去是想错了；但是，我的理智却从没有给予我同样的警告，我还时常感谢上苍保佑了他们，使他们由于这样的处理而免于遭到他们父亲的命运，也免于遭到我万一被迫遗弃他们时便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命运。如果我把他们撇给了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她们后来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动机，都曾表示愿意抚养他们，他们会不会就幸福些呢？至少，会不会被抚养成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人家会使他们怨恨他们的父母，也许还会出卖他们的父母：这就万万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为好。

    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又跟头两个一样，被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的两个仍然作了同样的处理：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这种处理，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但是，凡是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了，我告诉过狄德罗，告诉过格里姆，后来我又告诉过埃皮奈夫人，再往后，我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诉他们的时候，都是毫不免强、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无奈。我若想瞒过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古安小姐为人笃实，嘴很紧，我完全信得过她。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关系而告知实情的是蒂埃里医生，我那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他曾来为她诊治。总之，我对我的行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瞒过我的朋友，也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件事看不出一点不对的地方。权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觉得我为我的孩子们选择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说，我所认为的最好的前途。我过去恨不得，现在还是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教养。

    当我这样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肠，但不是抱着同样无私的目的。我曾把她们——她和她的女儿——介绍给杜宾夫人，杜宾夫人看我的情面，爱护她们无微不至。母亲就把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杜宾夫人。杜宾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没有告诉杜宾夫人我已经如何不顾自己收入微薄而尽力供养她们，所以杜宾夫人又另外予以供应。这种隆情厚谊，女儿受着母亲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间一直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好几砍倾谈别的事情之后，她才把实情吐露出来。我那时并不知道杜宾夫人对我们的事了解得这么一清二楚，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作过丝毫透露；就是现在，我也还不晓得她的媳妇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样知道我们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儿媳弗兰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并且肚子里留不住话。她第二年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那时我已经离开她家了，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给她写了一封信，稿存函札集。我在这封信里所陈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说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倒是来自这一方面的，我却没有说。

    杜宾夫人的谨慎和舍农索夫人的友谊，我都是信得过的，我同样也信得过弗兰格耶夫人的交情，而且弗兰格耶夫人在我的秘密被哄传出去之前早就去世了。我这个秘密从来只能被我私下告诉过的那些人泄漏出去，而且事实上也只是我跟他们决裂之后才被泄漏出去的。单凭这一事实来，作品是有待读者去充实意思的流动结构，而不是现实的，人们就可以对他们作出评价：我不想推卸我所应受的谴责，我愿意接受这种谴责，但是不愿接受由于他们的邪恶而发出的谴责。我的罪过是大的，但只是一种错误：我忽视了我的义务，然而害人的念头却不曾钻进我的心头；我对于根本不曾见过的孩子的父爱自然不会强烈。但是，出卖朋友的信任，违背最神圣的许诺，把我们胸中的秘密公开出去，恣意败坏一个受过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的时候依然尊重我们的朋友的名誉，这一切就不是过失，而是灵魂的卑污和丑恶了。

    我曾许愿写我的忏悔录，而不是写我的辩护书；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吧。说真话在我，说公道话在读者。我向读者永远不提出任何更多的要求。

    舍农索先生的结婚使我觉得他母亲的家庭更加令人愉快了，因为新娘既有德又有才，是个十分可爱的少妇，而在为杜宾先生办理公文函件的人们之中，她对我似乎另眼看待。她是罗什舒阿尔子爵夫人的独生女，而罗什舒阿尔夫人则是弗里森伯爵的至友，因此通过他也就成了格里姆的至友。然而，格里姆之所以能进女儿的家门，还是我介绍的。但是他们两人气味不相投，这段结识无什么结果。格里姆从那时起就一心巴结权势了，他宁愿跟母亲做朋友，不愿跟女儿做朋友，因为母亲在上流社会交游甚广，而女儿只要些可靠的、又合她口味的朋友，不搞任何阴谋，也不想攀高结贵。杜宾夫人在舍农索夫人身上看不到她所预期的顺从，便让她独自一人在家里过着寂寞的日子，而舍农索夫人呢，她以品德自豪，或许也以出身自豪，宁愿放弃社交界的乐趣，几乎独自一人守在自己屋里，而不愿受她生来就不习惯的那种管束。这种流放式的生活加强了我对她的感情，因为我的天性使我同情不幸者。我发现她喜爱空想，寻根问底，有时带点儿诡辩色彩。她的谈吐，绝不象是一个刚从女修院办的学校出来的少妇，对于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她还不到二十岁。她肤色白皙，光泽照人。如果她讲究一点姿态的话，身段会是端庄而秀美的。她的头发金黄带灰，美得非凡，使我想起我那可怜的妈妈青春时期的头发，因而搅得我心绪十分不宁。但是，我给我自己制订的、并且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予以遵守的那些严格的行为准则，保证了我不打她的主意，不受她的魅力的诱惑。整整一个夏季，我每天跟她面对面坐三、四个钟头，一本正经地教她做算术，拿我那些无穷无尽的数目字去讨她的厌烦，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风流活，也没有向她送过一个秋波。要是再过五、六年的话，我就没有那么聪明，或者说，也就没有那么傻气了。但是，我也是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真正用爱情去恋爱。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将占有我的心灵的最初的同时也是最后的叹息。

    自从我在杜宾夫人家里生活以来，我始终是满足于我的现状的，没有表示出任何要求改善的愿望。她和弗兰格耶先生一同增加我的薪金，完全出于他们的主动。这一年，弗兰格耶先生因为一天比一天对我好修行方法，而非哲学观点。大量印度古籍提到作为修行方法，就想让我再宽裕一些，生活再安定一些。他是财务总管，他的出纳员迪波瓦依耶先生老了，发了财，想退休了。弗兰格耶先生就请我顶这个缺；为了胜任起见，我有几个星期都经常到迪杜瓦依耶先生家去学些必要的知识。但是也许因为我缺乏担任这种职位的才能，也许因为迪杜瓦依耶先生——我看他似乎想另找一个继承人——不尽心教我，把我所需要的知识教得又慢又糟；那一大套故意弄乱了的账目总是不能很好地钻到我的头脑里来。然而，我尽管未能得其精微，还能略知梗概，足够把这一行干得顺顺当当的、我甚至开始履行职务了。我既管登记，又管库存；我收支现款，签收票据；虽然我对这一行既乏才能，又少兴趣，可是年龄的成熟开始叫我老实了，我决计克服我的憎恶，用全副精力来干这一行。不幸当我已开始走上轨道的时候，弗兰格耶先生出去作了一次旅行，在旅行期间，他的金库就由我一人负责了，当时库里的现款其实也不过二万五千到三万法郎。这项信托给我的操劳和精神不安，使我感觉到我绝不是做出纳员的材料，我毫不怀疑我在他公出时感到的那种焦躁不安促成了他回来后我患的那场大病。

    我在我这部书的第一部里已经说过，我生下来就是半死不活的。先天性的膀胱畸形使我幼年几乎不断地患尿闭症；我的苏森姑姑负责照护我，她为保全我的生命而受的辛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她到底成功了，我的健壮的体质终于占了上风，在少年时期，我的健康完全稳定下来，以至于除了我叙述过的那次虚弱病以及稍微受热就感到小便频频使我常感不便外，我一直到三十岁都差不多没有再发过我那初期的残疾。这残疾的第一次的复发是在我到达威尼斯的时候。旅行的劳累和那阵酷热使我患了便灼和腰痛，直到入冬才好。我接触了帕多瓦姑娘之后，以为没有命了，结果却并不曾有任何不适之处。我对我那徐丽埃妲是萦怀多于身体的戕害的，经过一度疲困之后，身体反倒比以前更好了。只是在狄德罗被捕以后，我在当时那种酷热天气下常跑范塞纳堡，结果受了热，才得了强烈的肾绞痛。打这场病以后，我就一直没有能恢复我初期的健康了。

    在我现在谈的这个时期，也许由于为那个该死的金库搞些讨厌的工作，稍微累了一点，我的身体又垮了下来，比以前垮得还要厉害。我在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惨不堪言。杜宾夫人请名医莫朗来给我诊治，他虽然手术灵敏而又精细，却使我受到难以置信的痛楚，并且始终不能用探条确诊我的病根。他劝我找达朗看，达朗的探条软些，果然插进患处了；但是莫朗向杜宾夫人报告我的病情时，说我至多只能活六个月。这种话，传到我耳朵里来，就促使我对当时的处境好好地作了一番思考：我能活的日子所余不多了，为了我本来只感到憎恶的一个职务而受着拘束，牺牲掉这点余生的宁静和乐趣，该是多么愚蠢呀。而且，我已经抱定的那些严格的生活原则，和一个太不适合于这些原则的职位，怎么能调和起来呢？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而来宣扬淡泊和安贫，这能说得过去吗？这些想法随着高烧在我的脑子里酝酿起来，盘根错节，从此再也不能从我脑子里排遣掉；在病后休养时期，我就把我在高烧中所采取的这些决定又冷静地肯定下来。我永远抛弃任何发财和上进的计划。我既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我的余生，我就竭尽我灵魂的全力去挣断时论的枷锁，勇敢地做着我所认为善的一切，毫不顾忌别人的毁誉。我所需要破除的那些障碍以及为战胜障碍而所要作出的那种努力，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总算尽量做到了，并且超过了我自己原来的期望。如果我也能和摆脱舆论的束缚一样摆脱了友谊的束缚，我一定就把我这个计划实现了——这个计划也许是尘世上人所能设想的最伟大的计划，至少也是最有益于道德的计划；然而，我一面蔑视那庸俗的一群所谓大人物和哲人的荒谬的评说，一面却又听凭我那些所谓朋友们的摆布，让他们把我象小孩子一样牵着走，而这些所谓的朋友们看我独自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便忌妒起来了，他们表面上似乎在努力使我幸福，实际上却努力使我成为笑柄。他们首先极力贬低我，以便最后达到败坏我的名誉的目的。引起他们对我忌妒的，还不是我在文坛上的成名，而是我在这里开始的那种个人生活上的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出点锋头，也许他们还能原谅，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在行为上树立一个似乎使他们寝食不安的榜样。我生来就好交朋友，我的脾气平易而又温和，很容易产生友谊。在我默默无闻的时候，凡是认识我的人一直都爱我，我没有一个仇人；但是，我一旦成名，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这是个很大的不幸；而尤其不幸的是我身边尽是自称为朋友的人，他们利用这个名义给予他们的权利来把我拖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我这部回忆录的后面部分将揭露这一可憎的阴谋，我在这里只说明这个阴谋的起源；人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个阴谋怎样结下第一个圈套的。

    我想独立生活，就必须有个生活之道。我想出了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替人抄乐谱，按页数计酬。如果有什么更可靠的工作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也会做的；但是这种技能既适合我的爱好创办了《莱茵时报》。主张德国哲学应成为“行动的哲学”。提，又唯一能使我不屈从于人而逐日获得面包，我就认定了这个工作。我认为我从此不必再忧虑前途了，我把虚荣心也压下去了，于是我由金融家的出纳员一变而为乐谱抄缮人。我认为这项选择给我带来的好处很多，就毫无后悔之意，将来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丢开这一行，但一有可能，我还是要重理旧业的。

    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使我所下的这个决心更易于实现了。文章一得奖，狄德罗就负责叫人把它印了出来。我还卧病在床的时候，他就写了短函，报告我文章出版的情况和它所产生的效果。短函里说：“真是直冲九霄；这样的成功还没有前例呢。”这种社会大众的赏识绝不是钻营得来，而且又是对一个无名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能有了第一次真正的自信。我对自己的才能，直到那时为止，尽管内心里有所感觉，总还是有些怀疑。我立刻看出，利用这个成功，对于我正准备执行的那个独立生活的计划，将是大有助益的；我想，一个在文坛上有点名声的抄缮人，工作大概是不会缺乏的。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就写一封短函给弗兰格耶先生，通知他这件事，谢谢他和杜宾夫人的种种盛情，并且要求他们多多帮忙。弗兰格耶一点也不明白我这封信的意思，以为我还在梦呓呢，便赶快跑到我家里来。但是他发现我太坚定了，无法挽回，就跑去告诉杜宾夫人，告诉所有的人，说我疯了。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我从服饰上开始实现我的改革，我摒除了镀金的饰物和白色的袜子，戴上一个圆假发，取下佩剑，把表卖掉，我心里异常高兴地说；“谢天谢地；我以后不需要知道钟点了。”弗兰格耶先生很客气，等了很久没有把他的金库交给别人。最后，他看我已经坚定不移，才把它交给达里巴尔先生了，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保傅，曾以《巴黎植物志》一书而在植物学界知名。

    不管我那蔚为大观的改革是如何严峻，起初我还没有把它推广到我的内衣上来。我的内衣很漂亮，数量又多，是我在威尼斯时的行装的剩余，我对它特别爱好。由于讲究干净组织集团法国萨特的用语。集团形成的第三种形态。有，我曾把它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因而就免不了叫我花掉许多钱。后来有人给我帮了一个大忙，使我摆脱了这种物质欲的束缚。圣诞节的前夕，当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我也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有人把阁楼的门撬开了，把里面刚洗过晾着的我们的全部内衣偷个精光，其中有我的四十二件衬衫，都是上等细麻纱的，是我内衣柜里的精华。邻居中有人曾看见一个人从公寓里出去，带了几个大包，据他们描述的模样，戴莱丝和我都怀疑是她的哥哥，他是众所周知的大坏蛋。母亲愤愤地否定这个怀疑，但是不管她怎样说，证实这怀疑的迹象太多了，所以这种怀疑一直存在我们心里。我不敢作严密的调查，因为怕发现的事实超过我所愿意知道的程度。这个哥哥从此不再到我家来了，最后完全失踪了。我怨戴莱丝的命不好，也怨我自己的命不好，竟有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于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恳切地劝她赶快摆脱这么一个危险的家庭。这件事把我爱漂亮内衣的癖好医好了，从此以后，我只容很普通的内衣，这就跟我装束的其余部分比较协调了。

    这样一来，我的改革算完成了，往后我只想到如何使这种改革巩固起来，持续下去；我极力把别人对我的非议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和合理的事情时怕人指责的顾虑抛到脑后。由于我的作品出了名，我的决心也出了名，这给我招来许多主顾；因而我一开始营业就相当成功。然而，有好几个原因使我不能达到在别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那么大的成功。首先，我的身体不好，我刚害过的那场病还有些后遗症，一直没能让我恢复到原来那样的健康水平；而且我相信，我所信赖的医生叫我吃的苦，至少也不比疾病本身叫我吃的苦少。我先后找过莫朗、达朗、爱尔维修斯、马鲁安、蒂埃里，他们都很有学问，都是我的朋友，各以自己的方式给我治病，却并不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大大地削弱了我的体力。我越是遵循他们的教导，我就越黄、越瘦、越衰弱。我的想象力被他们吓坏了，我根据他们的药效来衡量我的病况，使我看到未死之前只有一连串的痛楚，又是尿闭，又是砂淋，又是结石。凡是能给别人减轻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痛。我发现只有达朗的探条有点效力，能够暂时减轻一下痛苦，我认为没有它就活不成，就花大钱买了大量探条存着，以备万一达朗去世，我也终身有探条可用。在八九年当中，我经常用这种探条，连同存在手边的一齐计算，我买探条的钱足有五十金路易之多。很显然，这样耗钱、这样痛苦、这样难受的治疗，是不会让我专心致志去工作的，不会让一个垂死的人有很大的劲头去谋求他逐日的面包的。

    文学方面的工作又构成了另一种分心，对我日常工作的妨害不下于疾病。我的文章一出版，那些文艺卫道士就不约而同地扑到我身上来了。我一看，那么多的若斯先生连问题都没有搞懂，就想拿出大师的派头来下断语，我就拿起笔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几个，使得没有人敢支持他们。有个什么戈蒂埃先生，南锡人，是第一个倒在我的笔下的。在我写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番。第二个就是斯塔尼斯拉夫王本人，他却没有肯跟我较量下去。承他那么看得起我，我在答复他时不得不换个笔调，我采取了一种更加庄重的笔调，但同样强硬有力；我一方面不对作者失敬，另一方面却又充分驳斥了他的作品。我知道有个耶稣会教士叫默努神父的，在那篇作品里插过手。我就凭我的判断，辨别出哪些是国王的手笔，哪些是僧侣的手笔；我毫不留情地抨击所有耶稣会派的语句，顺便还抓住了一个颠倒时代的错误，这个错误，我深信只有那神父才搞得出来的。这篇文章，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象我别的文章那样出名，但直到现在为止，在它那一类型中是篇独一无二的作品。我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机会，在这篇文章里使公众知道，一个平头百姓也能捍卫真理，乃至和一个君主抗衡。同时也很难选择一种笔调，能比我为答复他而采取的笔调更高傲更恭敬的了。我总算很幸运，遇到这样一个对手，我心里对他充满着钦敬之忱，又能把这钦敬之忱向他表达出来而不失之于谄佞；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却又始终不失身份。我的朋友们为我惊慌起来，以为我巴士底狱是坐定了。这种畏惧，我连片刻都不曾有过。我完全做对了。那位善良的国王看到我的答复之后说：“我领教了，再也不惹他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受到他种种不同的钦敬和善意的表示，其中有几次我将来是要提到的；而我那篇文章因此也就在法国和欧洲平平安安地流传，没有谁再从中寻找可指摘之处了。

    不多时以后，我又有了另外一个文敌，是我没有料想到的，就是里昂的那位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曾对我很表好感，帮过我好几次忙。我并没有忘记他理学、自然神论、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部分。在资产，但是由于懒，就把他疏忽了；我没有把我的所有作品送给他，因为没有现成的机会，这就是我的不是了；于是他就攻击我，不过还算客气，我也答复得同样客气。随后他又进一步驳我，这就使我写出了最后一篇答复，他对这篇答复没有再说第二句话，可是他成了我最凶恶的敌人，抓住我倒霉的时候写了些恶毒的谤书来攻击我，而且为了加害于我，还特地跑了一趟伦敦。

    这场笔战使我忙得不可开交，浪费了许多抄乐谱的时间，于真理的阐扬既无多大补益，于我的钱囊更没有带来进项，当时我的书商叫比索，他付给我那些小册子的报酬总是很少，常常一点都不给。就拿我第一篇文章为例吧，我就没有得到一文钱：狄德罗是白送给他的。他为我的小册子给我的那点钱也需要等候很久，一个苏一个苏地向他要。这时候，我抄乐谱的工作不行了。我同时干着两个行业：这正是两败俱伤的办法。

    这两种行业还在另一方面互相矛盾着，因为它们逼我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初期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我选定的职业又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人们总是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不求任何人，只想生活得自由自在，乐其所乐，别的什么也不管。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全被破坏了。我的房间里总有客人，他们以种种不同的借口来侵占我的时间。女士们耍出种种手腕邀我做她们的座上客。我越粗声厉气地对人，人家就越发盯住我。我不能把大家全都拒绝掉呀。要拒绝就得招来无数的仇人，要敷衍就得听人家摆布。不管我怎样应付，一天里没有一个钟头时间是属于我的。

    于是我感觉到，想过清贫而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象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我愿意靠我的手艺生活，公众却不愿意。人们千方百计来弥补他们使我受到的时间损失。不久，我简直要和傀儡戏里的滑稽小丑一样学提供一般的理论基矗在古代，各国哲学家中都有关于法，几个钱看一次了。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屈辱人、更残酷无情的奴役生活了。我对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拒绝一切大大小小的馈赠。对谁也不例外。这一切做法反而招来许多送礼的人，他们要有战胜我的拒绝的光荣，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都要强迫我去领情。如果向他要的话，有的人连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现在却不断来麻烦我，向我送这样，送那样，一看所有的礼物都被我退回了，为着报复，便骂我的拒绝是傲慢，是摆架子。

    很显然，我所抱定的决心，我所要遵循的生活方式，是不合勒·瓦瑟太太的口味的。女儿呢，她虽然不计私利，却挡不住听从母亲的指导；于是，就象果弗古尔先生称呼她们的那样，这两位“女总督”拒绝馈赠就不老是象我那么坚决了。虽然她们有许多事情瞒住了我，我还是看出了一些苗头，这足使我判断出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因此我心里难过极了，倒不单是因为怕人家骂我串通作假（这是不难预料的），主要地还是因为我在家里不能当家作主，连自己也不能自主。我请求，我苦劝，我发脾气，都归无效。妈妈说我是个一辈子改不了的唠叨鬼，是个暴性子；她跟我的朋友们谈起来，便老是喊喊喳喳、窃窃私议。在我的小家庭里，对我来说，什么都是个谜，什么都是秘密；为了免得天天跟她们闹风波，家里有什么事，我连打听也不敢打听了。要想摆脱所有这许多纷扰，就得有绝大的坚决意志，而我又办不到。我只会嚷嚷，却没有行动：她们就让我干嚷嚷，她们依然我行我素。

    这些层出不穷的纠缠，这种天天找上头来的麻烦，终于使我感到呆在家里、住在巴黎是索然无味的了。当我的病痛容许我出门的时候，当我不是让熟人抱着东奔西跑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出去散步，我想着我那庞大的思想体系，并且利用我经常带在衣袋里的白纸本子和铅笔，把想的东西写出一点来。这就说明，我自己选定的职业所产生的意外烦恼怎样又由于排愁遣闷的需要。把我完全打回到文学这条路上来了；这也就说明，我怎样把驱使我写作的这份恼怒郁闷之气带到了我所有的初期作品里。

    另一件事又助长了我这种恼怒郁闷之气。我既没有社交界的派头，又不善于做出这副派头，也不惯于受这种派头的约束，而我偏又不由分说地被拖到社交场中，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的。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采取一种我所特有的派头，免得我学一般的社交派头。我那种愚蠢而扫兴的羞涩怎么也克服不了。我的羞涩既出于害怕失礼，我就决心去践踏礼俗，使我的胆子壮起来。害羞使我愤世嫉俗，我不懂得礼节，就装作蔑视礼节。这种与我的新的生活原则相符合的粗鲁的态度在我的灵魂里成了一种高尚的东西，化为无所畏惧的德性。而且我敢说，正因为它有这样庄严的基础，所以我这种粗鲁的态度，本来是极端违背本性的一种努力做作，竟能维持得出人意外地好和长久。然而，尽管我的外表和几句妙语使我在社会上享有愤世嫉俗之名，我在私生活中却毫无疑义地老是唱不好这个角色；我的知交和相识把我这只野性难驯的熊牵着鼻子跑，就跟牵一只羔羊一样，而且我的挖苦话也都是一些听起来刺耳却又是普遍的真理，我从来就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一句得罪他的话。

    《乡村卜师》这部歌剧使我更加成为风头人物了。不久，巴黎就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深受欢迎。这个剧本在我的一生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的故事是同我当时的交游联系着的。为了使读者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得详细谈一谈。

    我当时认识人相当多，但是只有两个好朋友，他们是狄德罗和格里姆。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我所爱的人都聚到一起。我既跟他们两人那么要好，他们俩也必然很快就互相要好了。我使他们俩建立了联系，他们俩彼此相投，便互相交结得比跟我还要密切。狄德罗认识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格里姆，既是外籍，又是新到，需要多认识些人。我但愿能为他多多介绍。我已经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果弗古尔。我又把他引进舍农索夫人家里、埃皮奈夫人家里、霍尔巴赫男爵家里——我跟霍尔巴赫男爵几乎是不得已才结识上的。所有我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这倒是极其简单的。但是他的朋友从来没有一个成了我的朋友，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当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里的时候，他常请我们在伯爵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受到弗里森伯爵的任何友谊和照拂的表示。伯爵的亲戚旭姆堡伯爵跟格里姆非常亲密，但他对我也跟弗里森伯爵对我一样。其余的人，不论男女，凡是格里姆通过两位伯爵的关系结识上的，对我也都是如此。只有雷纳尔神父，我要把他算作例外，他虽然是格里姆的朋友，却也是我的朋友。并且当我手头拮据的时候曾解囊相助，慷慨非常。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父早在格里姆认识他之前。某次他曾对我有过一个非常体贴又非常殷勤的表示，事情虽然不大，但是我始终不忘，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对他深有好感了。

    这位雷纳尔神父确实是个热心的朋友。关于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说的这个时期，又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这件事就是跟这位格里姆有关的，当时他正与格里姆过往甚密。格里姆跟菲尔小姐来住了若干时日之后，突然起念要神魂颠倒地爱她“文学”中的“庄子”。②著作。见“著作”中的“庄子”。，要把卡于萨克顶掉。而那位美人儿又偏要显示坚贞，谢绝了这位新来的追求者。于是这位追求者就把事情看成悲剧。想要殉情。他突然害起谁也没有听说过的一种怪病。他在连续不断的昏睡中度过了几天几夜，眼睛睁得大大的，脉搏正常，但是不说话、不吃、不动，有时似乎也听见人家说话，可从来也不搭腔，连个示意动作也没有。而且他既不烦躁，也无痛苦，也不发烧，躺在那儿就象死了一般。雷纳尔神父和我轮班看护他。神父健壮些，身体好些，值夜班，我值白班，从来也不会两个人都不在他跟前；一个不到，另一个就不走。弗里森伯爵慌了，就把塞纳克请来。塞纳克把他仔细检查了一番，说什么事儿也没有，连药方也没有开。我为我的朋友着急，这就使我细心观察医生的神情，我看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呢。然而病人还是一连好几天一动也不动，汤汤水水什么都不进，只吃几个蜜饯樱桃，他咽得倒还顺利，是我一个一个送到他舌头上的。忽然一天早晨，他起床了，穿上衣服，恢复了他往常那样的生活，却从来没有跟我，据我所知，也没有跟雷纳尔神父，也没有跟任何人，再谈起过那次离奇的昏睡病，也没有提到过生病期间我们对他的照顾。

    这件事免不了引起人言啧啧；如果一个歌剧女演员的薄情竟能使一个男子绝望而死，那才真是个新鲜的故事呢。这段美妙的痴情使格里姆成了风头人物了；不久，他就被认为是爱情、友情、一切感情的奇迹。这种舆论使他在上流社会里大受欢迎，到处吃香，由此也就使他疏远了我。在他心目中，我这个朋友从来就是勉强充数的。我看他是要完全脱离我了，心里很难过，因为他那么大张旗鼓地表示出来的热烈感情正是我不声不响地对他表示的。我很乐意看到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但是我不愿意他因此而把朋友忘掉。我有一天对他说：“格里姆，你把我疏远了，我原谅你。将来当你在那轰轰烈烈的成功所给你的最初的陶醉过了之后，感觉到空虚的时候，我希望你回到我这里来，你随时都能找到我。至于目前，你就别感到不好意思，一切悉听尊便；我等着你，”他说我说得对，就照我的话做了，并且做得那么自在，以至除了跟共同的朋友在一起之外，我就见不到他的人影儿了。

    在他跟埃皮奈夫人过往密切之前，我们两个人主要是在霍尔巴赫男爵家里见面。这位男爵是个暴发户的儿子，家有巨产，挥霍得很慷慨，在家里招待些文人才士，而以他自己的学问和知识，也不愧置身于文人才士之林。他很久以来就跟狄德罗交结，而在我成名之前就曾托狄德罗介绍，要和我结识。一种天然的嫌恶之情长期阻止我接受他的盛意，有一天他问我是什么缘故，我对他说：“你太富了。”他依然坚持要和我交朋友，最后还是成功了。我的最大的不幸始终是抵抗不了人家的亲切，而我没有一次屈服于别人的亲切而自己不吃亏的。

    另有一个相识，在我一有资格攀附时就成了朋友，他就是杜克洛先生。我第一次见他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是在会弗莱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他和埃皮奈夫人相处得很好。我们不过同过一次席，他当天就走了同“经验的”相对。指先于经验并为构成经验的必要条件的，但是饭后我们谈了一会。埃皮奈夫人早就跟他谈到我，并且谈到我的歌剧《风流诗神》。杜克洛自己太多才了，不会不爱有才的人。他对我早就颇有好感，并且邀我去看他。尽管我对他也早已倾慕，再加上这次见面，但是我的羞涩和疏懒一直使我没去看他，我认为单凭他垂青而自己没有一点表现，是没有资格跟他攀交的。后来我有了初次的成功，他的奖饰之词又传到我的耳中，我受到了鼓励，就去看他，他也来看我。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开始有了交谊，这种交谊使我始终觉得他为人可亲可爱，并且由于这种交谊，我才除了我自己内心所提供的证据之外，知道正直与节操有时是能与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许多交往，没有那么持久，我在这里就不提了。这些交往都是我初期的成功所带来的结果，等到好奇心一满足，交往也就完结。我本来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今天见过我，明天就没有什么新鲜可看了。然而，却有一位夫人这时要和我结识，友情比所有别的女人都维持得长久些：她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哥哥就是驻威尼斯大使蒙太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时曾去看过他一次。克雷基夫人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就去看她了，她对我很友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在那里认识了好几个文人，其中有梭朗先生，他是《斯巴达克斯》和《巴尔恩维尔特》的作者，此后却成了我的极凶恶的敌人，而我就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除非是因为他的父亲曾很卑鄙地迫害了一个人，而我恰恰就跟这个人同姓。

    显然，一个抄乐谱的人是应该从早到晚都忙他那一行的，而我打岔的事太多，既不能使我每日的收入增多，又妨碍我专心致志于做好我的工作，所以剩下的一点时间大半都耗费在涂错、刮错或整页整页重抄上面了。这种讨厌的生活使我一天比一天更感到巴黎不能忍受，使我热烈地追求乡村。我有好几次跑到马尔古西去住几天，勒·瓦瑟太太认识这地方的助理司铎，我们就在他家落脚，安排得使主人也不至感到不便。格里姆有一次也跟我们一起去了。助理司铎有一副好嗓子，唱得很好；他虽然不懂音乐，但他的那部分唱词学得既快当又准确。我们在那里把时间全耗费在唱我在舍农索写的那些三重唱上面。我又根据格里姆和助理司铎瞎凑出来的一些唱词，写了两三曲新的三重唱。我不禁惋惜我在这毫无杂念的欢乐时刻所写、所唱过的这些三重唱，我把它们和我的全部乐稿都撇在武通了，也许达温浦小姐拿去当了卷发纸，但它们却是值得保存的，大部分对位都写得很好。在这些短途旅行中，我很高兴地看到“姨妈”的心情十分愉快，而我自己也玩得兴高采烈；就是在某一次这样的短途旅行之后，我很快、很潦草地写了一首诗赠给助理司铎，人们将在我的文件里看到这首诗。

    在离巴黎更近一点的地方，我还有另外一个很合我的口味的落脚点，那就是缪沙尔先生家里。缪沙尔先生是我的同乡，我的亲戚，又是我的朋友仲长统（180—220）东汉末思想家、哲学家。字公理，山，他在帕西置了一所风光明媚的幽居，我在那里曾度过一些十分宁静的时刻。缪沙尔先生原是个珠宝商，很通情达理，做买卖挣得了足够的资财，又把独生女嫁给票据经纪人的儿子、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以后，就作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晚年摆脱买卖和事务，在生活烦扰与死亡之间安排了一个休息与享受的间歇时期。这位老好的缪沙尔先生真是个实践的哲学家，他在自建的一所惬意的房子里，在亲手经营的一个很漂亮的园子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在挖掘园子的花坛时，他发现了大量贝类化石，以至他那兴奋过度的想象力竟在自然界里只看到贝壳，最后他真以为宇宙都只是贝壳和贝壳的残余，整个地球也只是含贝的泥沙了。他老是想着这种东西，想着他那些离奇的发现，便越想越兴奋，这些思想最后在他脑子里简直要形成体系了，也就是说形成疯病了——如果不是死神来把他从他的朋友们手里夺走了的话。他的死，对于他的理智是个大幸事，但对于他的朋友们则是个大不幸，因为朋友们都喜爱他，在他家里小住是最惬意不过的。他死在一种最奇特而痛苦的病上。那是一个瘤，长在胃里，不断地增大，使他吃不了东西，而人们却久久找不出不能吃东西的原因。这个瘤在把他折磨了好几年之后，终于把他饿死了。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人的最后一段生活，我一想起就不由得不伤心。那时候，看他受苦的那种惨相而直到他最后一息都还不避开他的，只有勒涅普和我两个朋友了。他接待我们还是那么高兴，而他自己却已经病到这样程度：看到他请我们吃的饭食真是眼馋，可自己连吮几滴很淡的茶都几乎不可能，喝了后马上还得吐出来。但是在这种痛苦的时间之前，我在他家跟他交给的许多优秀的朋友在一起度过了多少愉快的时刻啊！在这些朋友之中，第一应推普列伏神父。他为人极亲切、纯朴，他的心灵使他的作品生气勃勃，值得永垂不朽，他的脾气和在社交界中的表现，毫无他给作品涂上的那种忧郁色彩。还有普罗高普医生，他是个惯得美人怜的小伊索。还有布朗热，他是在死后发表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著名作者，而且我相信，他把缪沙尔的思想体系扩展到整个宇宙上去了。在女人中间有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那时只是个朴实的女人，还没有假充女才子呢。还有旺洛夫人，她当然不算美，但是妩媚可人，唱得象天使一般。还有就是瓦尔玛来特夫人自己，她也会唱。人虽然很瘦，如果她自己不那么自作多情的话，还是很可爱的。以上差不多就是缪沙尔先生的全都宾朋，这些宾朋使我相当愉快，如果不是缪沙尔先生带着他那份贝壳迷跟我倾谈，我还会更愉快些。我可以说，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的六个多月当中，我的乐趣不亚于他本人。

    他早就认为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病体有益，劝我住到他家去服用。我为着避开都市的喧嚣，最后接受了他的意见，到帕西住了八、九天。这些日子之有益于我，主要是因为住在乡下，而不是因为服用矿泉水。缪沙尔会拉大提琴，酷爱意大利音乐。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就寝前畅谈意大利音乐，特别是谈我们两人都在意大利看过并且十分喜欢的那种喜歌剧。夜里，我睡不着，就净想着怎样才能让法国人对这种体裁得出一个概念，因为《拉贡德之爱》根本不是这种歌剧。早晨，我一面散步，服用矿泉水，一面就仓卒地做了几句似诗非诗的歌词，配上我做诗时想起的歌曲。在花园的高处有一个圆顶小厅，我就在里面把词和曲都草草写出来了。早茶时，我情不自禁地把这些歌曲拿给缪沙尔和他的管家、十分善良而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拟的这三段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二是卜师的咏叹调《爱情感到不安便增长起来》，三是最后的二重唱《科兰，我保证永远……》等等。我绝没想到这点东西是值得继续写下去的，要是没有他们两人的喝彩和鼓励，我都要把我这点破纸扔到火里，不再去想它了；我写出的很多东西至少跟这一样好，却都被我付之一炬了。但是他们却极力鼓励我，全剧六天工夫就写完了，只欠几行诗。全部谱子也有了初稿，到巴黎只要添点儿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行了；所有这一切，我完成得那么快，只三个星期我的全剧各幕各场都誊清了，达到可以上演的程度。所缺的只是一段幕间歌舞，这是很久以后才写出来的。

    由于完成了这部作品，我太兴奋了，渴望能听到它的演奏。我恨不得付出一切代价关起门来看到它依我的意思演出，就和当年吕利一样——据说他有一次叫人专为他一个人把《阿尔米德》演了一遍。由于我不可能有这样的乐趣而只能与公众同乐，我就必须使我的作品被歌剧院接受。可惜它属于一种全新的体裁，听众的耳朵毫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料到，如果我把《乡村卜师》一剧再拿我的名义送去，它还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克洛解决了我的困难，他负责把作品拿去试演，不让人家知道作者是谁。为着不暴露我自己，排练时我没有到场；连指导排练的“小提琴手”都只在全场欢呼、证明作品绝佳之后，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凡是听到这部作品的人都十分满意，第二天，在所有的社交场中，人们就不谈别的事了。游乐总管大臣居利先生看过试演后，就要拿这部作品到宫廷去演出。杜克洛知道我的心意，而且认为我的剧本一拿到宫廷，就不能象在巴黎那样由我作主了，所以不肯把剧本交给他。居利恃权强索，杜克洛坚持不肯。两人的争执变得十分剧烈，有一天在歌剧院里，如果不是有人把他们分开的话，他们俩要出去交手了。人家来找我，我就推给杜克洛先生去决定，因此还是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先生出面了。杜克洛最后认为应该向权力让步，就把剧本拿出来，准备在枫丹白露演出。

    我最得意的部分，同时也是高老路子最远的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崭新的方式决定抑扬，与唱词的吐字相一致。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那些盲从惯了的耳朵听了会起反感。我同意让弗兰格耶和热利约特去另写一套宣叙曲判大纲》表明，恩格斯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我自己可不愿插手进去。

    一切都准备好了，演出的日期也定了，人们便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看看最后一次的彩排。我跟菲尔小姐、格里姆，可能还有雷纳尔神父，同乘一辆宫廷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过得去，比我原先预料的要令人满意些。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的乐队和国王的乐队合组而成的。热利约特演科兰，菲尔小姐演科莱特，居维烈演卜师，合唱队就是歌剧院的合唱队。我没有说多少话。一切都由热利约特主持，我不愿意把他做过的事再来检查一遍；而且，尽管我的表情严肃，在这一群人中间却羞得简直象个小学生一样。

    第二天是正式演出的日子，我到大众咖啡馆去用早餐。那里人很多，大家都谈昨晚的彩排，入场怎样困难。有一个军官说他没费多大事就进去了，把场内情形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通，并把作者描写一番，说他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奇怪的倒是：这段相当长的叙述说得那么肯定、自然，里面却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看得非常清楚，把这次彩排谈得那么头头是道的那位先生，当时根本没有在场，因为他说他看得那么清楚的作者现在就在他眼前，而他却并不认识。在这个滑稽场面里，更离奇的是当时它在我心上所产生的效果。那个人有相当的年岁了，绝无狂妄、骄矜的态度和口吻；他的面貌显得是个有地位的人，他的圣路易勋章也说明他曾经当过军官。尽管他那么不害羞，尽管我心里不愿意，我对他还是很感兴趣；他在那儿大撒其谎，我在这儿面红耳赤，不敢抬头看人，真是如坐针毡；我心里在想，有没有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撒谎呢？最后，我唯恐有人把我认出来，当面给他难堪，就一声不响地赶快喝完我的可可茶，然后低着头打他面前走过，尽早跑了出去，这时在场的许多人还正在就他的叙述高谈阔论着呢。到了街上我发现自己浑身是汗；我断定，如果在我出门之前有人认出了我，喊出我的名字来的话，单凭我在想到那可怜的人的谎言被戳穿时心里那份难过的表情，人家就一定会看出我象个犯了罪的人那样羞惭和局促不安。

    我现在正处在平生那种最严重的关头之一，很难只作单纯的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就几乎不可能不带上一点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尝试一下，只说明我是怎样做的后编入《二程全书·明道先生文集》。，出于什么动机，不加任何褒奖或谴责之词。

    那一天，我穿着跟我平常一样的便服，满脸胡须，假发蓬乱。我把这种不合时宜的装束当作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样走进国王、王后、王室和整个朝廷都即将来临的那个大厅里去了。我跑去坐在居利先生把我领进的那个包厢里，这是他自己的包厢。这是一个在舞台侧旁的大包厢，面对着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就坐在那里。我四周都是贵妇人，只有我一个男的，我不怀疑人家是有意把我放在那里好让大家都看见。灯一亮，我看到我这样装束，在那么多个个打扮得花团锦簇的人们中间，就开始感到不自在了。我不免自问，我坐的是不是我该坐的地方，我的打扮又是不是恰当；我感到不安，但几分钟之后，我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对自己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是的，不错。”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也许来自骑虎难下者多，来自理直气壮者少。我自言自语地说：“我坐的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我的剧本演出，我是被邀请来的，我也正是为此而写这个剧本的，而且严格说来，谁也不比我自己更有权享受我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和我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一件事情上向时俗的见解低头，不久就会事事都要重新受到时俗见解的奴役了。为着永远保持我的本色，我就不应该在任何地方因为按照我选定的职业来打扮自己而想到羞惭：我的外表是朴素的，不修边幅，但也并不腌臢肋de；胡子本身也并不脏，因为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按照时代和风尚，胡子有时还是一种装饰呢。人们会认为我可笑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经得起笑骂，只要这笑骂不是我应该受到的。”经过这一番自言自语之后，我就勇气百倍了，以至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能够赴汤蹈火。但是，也许是由于国王在座的关系，也许是出于人心的自然趋向，我在以我为对象的那种好奇心之中，所看到的却只有殷勤和礼貌。我大为感动了，乃至又为我自己，为我的剧本的成败不安起来，生怕辜负这样盛情的期待，因为大家都仿佛一心等着为我喝彩呢。我本来是有思想准备去对付讥嘲的，但是他们这种亲热的态度，我却没有料到，这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以至开始演出时我象小孩子一样直发抖。

    不久我就有理由放下心来了。就演员而论，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来说，唱得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真是纯朴动人，从那时起我就听到那些包厢里响起了惊奇叹赏的窃窃私议，在这一类剧本的演出中，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呢。这种继续增高的激动情绪，很快就感染了全场，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效果本身来提高效果。在一对男女农民对话的那一场，这种效果达到了顶点。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每句台词都听得清清楚楚：剧本和作者都沾了便宜。我听到四周有许多美若天仙的女人在嘁嘁喳喳，彼此在低声说：“真美啊。真好听。没有一个音符不打动你的心。”我把那么多可爱的人全都感动了，这种乐趣使我自己也感动得要流出眼泪来；到第一段二重唱时，我的眼泪真忍不住了，同时我注意到哭的人也并不只是我一个。我有一阵子凝神自思，回想起在特雷托伦先生家里开音乐会的那一幕。这种回忆大有奴隶把桂冠捧上凯旋者头上的那种滋味；但是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马上就充分地、一心一意地享受着体味自身光荣的那种乐趣了。然而，我深信，在当时，性的冲动远远超过作为作者的虚荣心；毫无疑问，如果在场的都是男人，我就决不会象当时那样不断地浑身火热，恨不得用我的嘴唇去吸尽我令人流出的那些香甜的泪水。我曾见过一些剧本激起了更热烈的赞赏之情，但是从没见过这样普遍、这样美妙、这样动人的陶醉摄住了整个剧场的观众，特别是在宫廷里，又是首场演出。凡是看到这个场面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因为它的效果是空前的。

    奥蒙公爵先生当晚打发人通知我，叫我第二天十一点钟左右到离宫去，要我觐见国王。给我送这个口信的是居利先生，他还补充一句说，他认为是要赐给我一份年金“诚”为世界本质，认为“不诚无物”。其学说经孟轲发展，后，国王要亲自对我宣布。

    谁会相信，紧接着这样辉煌的日子后面的那一夜，对我竟是焦灼而又尴尬的一夜呢？一想到要觐见，我首先想到此后我需要常常往外跑，当晚看戏时，这种需要已经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明天，我在长廊里或者在国王的房子里，跟所有那些显贵在一起，等候国王陛下走过，这种需要将会使我痛苦难当。这个毛病一直是使我避免社交，阻止我和贵妇们呆在屋里的主要原因。我只要一想到这种需要可能使我陷入的窘境，我就急得难忍，忍不住就得闹笑话，而我是宁死也不愿闹笑话的。只有尝过这种滋味的人才能了解到不敢冒此危险的畏惧心情。

    然后我又想象到了国王面前，被介绍给国王陛下，陛下惠然停了下来，对我说话。在答话的时候就需要准确、镇定。我这该死的腼腆，连在最不足道的生人面前都会使我手足无措，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会饶过我吗？会使我在恰当的时候讲出恰如其分的话吗？我很想既不放弃我已经习惯的那种严肃的态度和口吻，同时又能表示出我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所给的荣宠深知感戴，因此我就应该在堂皇而又恰当的颂词中蕴藏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要想预先准备好巧妙的回答，就必须猜准他可能对我说些什么话，而且，我深信，就是猜准了，一到他面前，我预先想好的话连一句也是想不起来的。这时候，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万一在我慌乱之中又把我平时那些蠢话露出一句半句，我会成个什么样子呢？这种危险使我惊慌、害怕、颤抖，使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让自己出这个丑。

    诚然，那笔可以说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丢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会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度；一说姓尹名喜。相传曾为函谷令尹，曾与西去的老子相，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蝉了：而且谁能保证年金准能发到我手上呢？又有多少交涉要办啊！又得向多少人恳求啊！为保持这笔年金，会比不要这笔年金添多少麻烦，招来多少不快。因此我觉得放弃这笔年金，就是采取一个合乎我的生活原则的决定，要实际，不要面子。我把我的决心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别的人，我只以健康为理由，当天早上就走了。

    我这一走可轰动了，遭到了普遍的谴责。我的理由是不可能被大家都了解的。众口一辞，指责我的行动是出于愚蠢的骄傲。这使任何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忌妒心得到了更好的满足。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便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自己怎样看入了迷。他告诉我说；“国王陛下整天用他的王国里最不入调的嗓子，一个劲儿唱‘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还说，不出半个月，《乡村卜师》还要再演一次，这第二次的演出将在全体公众面前证实初场的圆满成功。

    两天后，晚上九时左右，我正走进埃皮奈夫人家，准备在那里吃晚餐，忽然在门口看到一辆马车迎面而来。有个人从马车里向我拍手，叫我上车。我上去一看，原来是狄德罗。他跟我谈起年金的事，显出十分热中的样子，我简直没有料到，一个哲学家对这种问题会这样热中。他并不认为我不愿觐见国王是什么罪过，但认为我对年金那么漠不关心倒是罪不容赦。他对我说，如果单为我自己打算，不关心实利倒也罢了，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打算而不关心实利就不应该，我有责任不放弃用任何可能的正当方法为她们谋求生活费用。由于人家究竟不能说我已经拒绝了这笔年金，所以他坚持，既然人家似乎有意要批年金给我，我就该提出请求。并且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弄到手。尽管我感谢他的热心，却并不欣赏他那些至理名言，我们在这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们发生过的争吵一直都是这一类的，他硬要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而我就偏不肯做，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做。

    我们分手时，时间很晚了。我要领他上埃皮奈夫人家去吃晚饭，他硬不肯。我本想把我所喜爱的人都联合起来；出于这个愿望我在不同的时机作出了很大努力，要他去看她，甚至把她带到他的门口柏林学派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于柏林大学的一个逻，而他却给我们吃了闭门羹，总是不肯见他，而且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是用鄙夷的语气。只是在我跟她，后来又跟他闹翻了之后，他们两人才有了交情，他才开始在说起她的时候带着钦敬的心情。

    从那时候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就仿佛努力要离间我那两位“女总督”和我的关系了，他们暗示她们说，她们之所以不能更宽裕点，全是怪我不好，说她们跟着我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好日子的。他们没法叫她们离开我，答应凭埃皮奈夫人的情面，给她们找个食盐分销站、烟草公卖店之类的工作。他们还想把杜克洛和霍尔巴赫拖进他们的同盟，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绝跟他们走。这整套把戏，我当时已经感到了一点，但是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我时常抱怨我的朋友们这种盲目而多事的热忱，象我这样病魔缠身，他们还要想方设法把我投进最伶仃孤苦的境地；他们自以为是要竭力使我幸福，而事实上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只能给我带来不幸。

    一七五三年的狂欢节，《乡村卜师》在巴黎演出了。在这以前，我抽空写了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象印刷出的那样，应该从头到尾都是表演的动作，而且是用一个题材贯串下去，以便提供一些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意见向歌剧院提出的时候，人家连听都不肯听，因此，只好照常例杂缀一些歌唱和舞蹈：这样一来，这个穿插尽管充满了许多美妙的意趣，不使正剧减色，但只取得了平平常常的成功。我把热利约特的宣叙曲取消了，恢复了我原来的那首，也就是现在印出的那首。这段宣叙曲，我承认是稍微法国化了一点，也就是说，被演员们拖得冗长了一点，然而它不但没有使听众感到刺耳，而且取得的成功绝不在咏叹调之下，听众甚至觉得至少写得和咏叹调一样好。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杜克洛，因为他是它的保护人。我并且声明，这将是我唯一的题献。但是我后来又征得他同意，作了第二次题献，不过，他应该认为他有了这个例外，比没有这个例外还要光荣。

    关于这个剧本，我有很多有趣的轶事可说，不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谈，没有空闲时间在这里多讲了。也许有一天我在补编里还要谈到这些轶事。然而，尽管如此“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③指道。三国魏何晏《无名论》：，有一则轶事我却不能不提一下，它与整个下文都可能有些关系。我有一天在霍尔巴赫男爵的书房里参观他的乐谱。当我浏览了各种各样的乐谱以后，他指着一部钢琴曲的集子对我说：“这是人家特别为我写的，都别有风味，也适合于歌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将来也永远不会看到。你应该选一首用在你的幕间歌舞里去。”我脑子里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题材比我所能用的要多得多，我当然很不在意他那些曲子。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碍于情面，就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了，改成三重唱，作科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之用。几个月后，当《乡村卜师》还上演的时候，我有一天到格里姆家，发现许多人围在他的钢琴旁边。格里姆一见我到，便立刻从他的钢琴那儿站起来。我无意识地对他的语架看了一眼，发现正是霍尔巴赫男爵那个乐曲集，打开的正是他敦促我采用、并保证永远不会离开他手的那支曲子。不久以后，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里正举行演奏会，我又看到那同一本乐曲集摊开在他的钢琴上。格里姆也好，任何别人也好，从来都没有谈到过这支曲子；如果不是若干时日以后有谣言散布出来，说我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我也不会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从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深信，要不是我那部《音乐辞典》，人们最后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

    在演出《乡村卜师》以前的若干时候，巴黎来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剧的演员，人家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唱，没有预料到他们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他们很拙劣，而乐队当时也很糟糕，把他们演的剧本糟蹋得不成样子，然而他们的演出还是使法国的歌剧大为逊色，一直到现在还没能恢复过来。法国和意大利的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这就把法国人的耳门打开了：在听了意大利音乐那活泼而强烈的曲调之后，没有一个人的耳朵再能忍受他们本国音乐的那种拖拉劲儿了；那些滑稽剧演员一演完，听众就走光了。人们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次序，让滑稽演员最后演出。那时正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站不住脚。只有《乡村卜师》还能比一比，即使在《servapadrona》（《女仆情妇》）演出之后还有人听。当我写我那个短剧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充满了那一类曲子的，而我也是从这一类曲子当中得到了启发。但是我万万想不到有人会把我们的短剧跟那一类曲子一个一个地核对。如果我是个剽窃手的话，那我该有多少剽窃行为被揭露出来，人家又该要费多少心机去揭露这些剽窃行为啊！然而，并无其事：他们费尽心机也没有在我的音乐里找到任何别种音乐的最微小的痕迹。我的全部歌曲，跟所谓原本比起来，都是崭新的，正如我所创造的音乐的性质是崭新的一样。准要是让蒙东维尔或拉莫也来经受一下这样的考验的话，恐怕他们要被弄得粉身碎骨的。

    那些滑稽剧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十分热烈的拥护者。整个巴黎分成两派，比争论国家大事或宗教问题都要激烈。一派权力大些，人数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贵妇人，他们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内行，一些有才华、有天才的人。这一支人马在歌剧院里聚集在王后的包厢底下。另一派则充斥整个池座和正厅，但中心是在国王的包厢底下。当时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称，什么“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争论越来越热烈，就产生了许多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却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讽；他们想说理，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打垮了。这两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里姆写的，后一篇是我写的，是这场论争后唯一存留下来的两部作品：其余的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小先知者》——人们很久都认为是我写的，尽管我予以否认——被当作游戏文章看待，没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而《论法国音乐的信》却引得人家认真起来了，法国人一致起来反对我实体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属性。，认为法国音乐受了侮辱。这个小册子所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笔去描写的。那时正是议院和教会大闹纠纷的时候。议院刚被解散，群情愤激达到了顶点：武装起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小册子一出来，登时一切争论都给忘记了，大家都只想到法国音乐的危机，所谓起义，矛头就是对着我的。这场围攻的声势是如此之大，全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忘怀。当时在宫廷里，问题只是在把我关进巴士底狱呢还是把我放逐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这样小题大做实在可笑的话，御旨都要发下来了。日后人们听说我这个小册子也许曾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一场革命，一定以为是痴人说梦。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现在都还能证明，因为这件离奇的轶事距今才不过十五年多一点。

    我的自由虽然没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却没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胁。歌剧院的乐队堂而皇之地策划要在我走出剧院的时候把我暗杀掉。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到歌剧院去得反而更勤些，只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对我有厚谊的火枪手队军官安斯莱先生每逢我散戏出门时瞒着我派人保镖，这样才使那阴谋未能得逞。歌剧院那时刚改归市当局管辖，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场券，并且做得极其无耻，竟在我入场时公开拒绝我，以致我不得不买一张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头的难堪。这种不公平的处理特别令人愤慨，因为我把我的剧本让予他们的时候，唯一的代价就是永久免费入场的权利。虽然这种免费入场是一切作者应有的权利，而且我还有双重资格取得这种权利，但是我还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了出来。诚然，没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剧院出纳员就送给我五十个金路易作为酬金，可是，不但这五十个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应得的款数，而且这笔款子与入场权毫无关系，因为这个入场权是正式规定的，同酬金毫不相干。他们这种做法可谓集罪恶与粗暴之大成，以致社会公众尽管当时对我的敌意正达高潮，仍然为之震惊；昨天辱骂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厅里大叫大嚷，说这样剥夺一个作家的入场权，实在可耻，说这个作家完全有权享受这种权利，甚至还可以要求双份权利。意大利的谚语说得真不惜，ogn’unamalagiustiziaincasad’altrui（人人都在别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一个办法。既然对方取消了原来约定的代价，我就索回我的作品。我为此写信给达让森先生，他那时正主管歌剧院那一部门，我在信里附了一份备忘录，列举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是始终不得答复，也无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样。这个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怀，我对他的品质和才能始终是不大佩服的，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对他的钦佩。就这样，他们把我的剧本扣留在歌剧院而把我让予的代价强行剥夺了。弱者对强者如此，就叫做盗窃；强者对弱者如此，不过是把他人的财产据为已有而已。

    至于这部作品的经济收益，虽然我只收到它在别人手里可能产生的四分之一，数目仍然相当可观，够我生活几年，并且补充我抄缮工作的不足者主要代表有米海洛夫斯基等。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新康，因为抄缮工作一直是进行得不够好的。我得到了国王的一百个金路易，又从美景宫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的五十个金路易——在这次演出中，蓬巴杜尔夫人亲自饰科兰一角，——再加上歌剧院的五十个金路易和比索刻印剧本的五百法郎。这个短剧，一共只费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工夫，尽管我运气不好，做事又笨拙，还是使我挣到了差不多和后来《爱弥儿》使我挣得的同样多的钱，而《爱弥儿》却费了我二十年的思考，三年的劳动。不过我为这剧本给我造成的宽裕的经济条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因为它给我招来了无穷的烦恼：它是许多在很久以后才爆发出来的暗中忌妒的根苗。自从这个剧本取得成功以后，我再也看不到格里姆、狄德罗以及差不多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从前的那种恳挚坦率，那种一见我就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了。我在男爵家一露面，大家就停止了一般的交谈。人们分成一小群、一个堆的，彼此窃窃私语，我一人呆在那里不知跟谁说话才好。这种令人难堪的摒弃，我长久以来都豁达对之；由于霍尔巴赫夫人和蔼可亲，始终很好地接待我，只要她丈夫的那种粗鲁的态度还能忍受得了，我就忍着。但是有一天，他竟毫无道理、毫无借口、粗暴万分地攻击我。当时狄德罗和马尔让西都在场，狄德罗一声也没有吭，马尔让西后来时常对我说，他真佩服我当时回答的那种温和态度和克制工夫。霍尔巴赫的这种失态等于下逐客令，我终于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不再回去了。虽然如此，我每谈到他和他那一家人，总还是怀着尊敬的态度，而他一谈起我来，却用一些侮辱性的、鄙视的字眼，开口闭口都是“那个小学究”，不用任何别的称呼，然而，他又说不出我对他或对他所关心的任何人有过任何对不起的地方。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当初的那些预言和担心。就我而言，我相信我上述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的，并且会原谅我写出极好的书，因为这种光荣并非他们所不能有的，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写出了一出歌剧，更不能原谅我这出歌剧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走上这样的道路，更不能指望这样的光荣。只有一个杜克洛超脱于这种妒忌之上，他甚至对我更加友爱，并且把我引进季诺小姐家里，在那儿，正跟霍尔巴赫先生家里相反，我受到了尊重、优礼和爱戴。

    正当歌剧院演《乡村卜师》的时候，法兰西喜剧院也在谈它的作者，不过结果稍差一点。由于七、八年来我都没有能使我的《纳尔西斯》在意大利剧院演出，我也就讨厌这个剧院了，觉得那些演员用法语演剧并不高明，我很想把我的剧本拿给法国演员演，而不再给他们演。我把我这个愿望对演员拉努说了，我跟拉努本来就认识，并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出色的人物，又是个作家。《纳尔西斯》很合他的意，他负责使它作为无名氏的作品演出，并在事先就送了我一些入场券，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是喜欢法兰西剧院超过那另外两个剧院的。剧本被鼓掌通过了，并且不宣布作者姓名就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演员们和很多其他的人并不是不知道作者是谁。古桑和格兰瓦尔两位小姐饰多情女郎的角色；虽然，据我看，全剧的精神没有被掌握，但也不能因此就说绝对演得不好。不过，我对观众的宽厚是很惊讶的，并且也很感动，他们竟有耐性安安静静地从头听到尾，甚至还容许它第二次演出，没有丝毫不耐烦的表现。在我这方面，初演时就感到那么厌烦，以致无法坚持到底。我一出剧院就钻进普罗高普咖啡馆，在那里遇到波瓦西和其他几个人，他们大概也是和我一样，厌烦得坐不下去了。我在那里公开地表示了我的peccavi（真诚的认错），谦卑地、或者说自豪地承认了我是那个剧本的作者，并且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写了一个垮了台的坏剧本而且还公开承认自己是作者，这一行径博得了大家的赞赏，而我也并不觉得怎样难堪。我这种坦白承认的勇气还使自己的自尊心得到了某种补偿。我现在仍然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直说出来的骄傲，实在多于不说出来的无谓的羞惭。这个剧本，演出虽然是冷冰冰的，但能够读得下去，所以我把它印出来了。前面的那篇序是我的佳作之一，我在这篇序里，开始阐述我的许多原理，比我直到那时为止所曾阐述的要多一些。

    不久我就有机会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作品里把这些原理彻底地发挥出来了。我记得，就是在这个一七五三年，第戎学院发表了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的征文章程。这个大题目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很惊讶这个学院居然敢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它既然有这样的勇气提，我也就有这样的勇气写，于是我就动手写了。

    为着自由自在地思考这个重大的题目，我到圣－日尔曼去作了一次为期七、八天的旅行，同行的有戴莱丝和我们的女主人（她是个正派女人）以及她的一个女友。我把这次旅行看成是平生最惬意的旅行之一。天气十分晴明，这两位善良的女人负责照顾一切，掌管开销；戴莱丝和她们一起玩；我呢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不需要操一点心，到吃饭的时候就跟她们无拘无束地寻点乐趣。

    每天其余的时间，我就钻到树林深处，在那里寻找并且找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我勇敢地描写了原始时代的历史。我扫尽人们所说的种种谎言，放胆把他们的自然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来，把时代的推移和歪曲人的本性的诸事物的进展都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然后，我拿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对比，向他们指出，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扬起来了，直升腾至神明的境界；从那里我看到我的同类正盲目地循着他们充满成见、谬误、不幸和罪恶的路途前进，我以他们不能听到的微弱声音对他们疾呼：“你们这些愚顽者啊，你们总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是来启你们自身的呀！”

    《论不平等》就是这些默想的结果。这部作品比我所有其他的作品都更合狄德罗的口味，并且他为这部作品所提的意见对于我也最为有益，但是这部作品在全欧洲却只有很少的读者能读懂，而在能读懂的读者之中又没有一个愿意谈论它。它是为着应征而写的：我就把它寄出去了，但是心里预先就已经料定它不会得奖，因为我深知各学院之设置奖金绝不是为着征求这种货色的。

    这次旅行和这次写作对我的气质和健康都有好处。我因苦于尿闭症而完全听任医生摆布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没有减轻我的痛楚，反而耗尽了我的精力，毁坏了我的体质。从圣－日尔曼回来后，我的体质增强了一些作为认识活动中心的主体概念。断言有意识的自觉活动着的，自己感到好多了。我就按照这种办法去做，决心不管是痊愈还是死亡，反正不找医生不吃药，永远跟医药绝缘。这样，我就开始过一天算一天：如果不能出门，就安安静静地呆着，一有气力走动，就走动一下。在巴黎，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在一起，这种生活太不合我的口味了。文人的勾心斗角，他们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界中又是那么一副专断的神气，凡此种种，对我来说，都是太可惜、太格格不入了。就是在跟我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太难发现笃实敦厚的气氛、开诚布公的精神、率真的态度。所以，我恨透了这种喧嚣的生活，开始热切地盼望能到乡间居住；即使我的职业不容许我长期乡居，我至少要把我所有的一点空闲时间在乡间度过。有好几个月，我吃过午饭的第一件事，就是独自一人跑到布洛尼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的题材，直到夜里才回家。

    当时我和果弗古尔来往极其密切，他为了职务关系，不得不到日内瓦去跑一趟，劝我和他同行。我同意了。我的身体不够好，少不了女总督的照顾，因而决定她也同往，让她母亲看家。一切都安排停当，我们三人就在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同启程了。

    我应该记下这次旅行，因为这是我活了四十二岁第一次经历的一件事，它震撼了我那与生俱来一直毫无保留地对人的充分信任的本性。我们包了一辆马车，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时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程，戴莱丝就表示她极其厌恶独自跟果弗古尔留在车里。每当我不顾她的恳求，还是要下车的时候，她也就下车步行。我把她这样任性的脾气骂了很久，甚至于坚决反对她下车，直到最后，她迫不得已就把原因对我说明了。当我听说我这位年已六十有余，老态龙钟，有脚气病，又因追欢寻乐而断伤了身体的朋友果弗古尔先生，竟然从我们出发的时候起就想败坏一个既已不算貌美，也已不算年轻，而且还是属于他的朋友的女人，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好象是从云端掉下来一样。而他这种行为，用的手段又极其卑鄙，极其无耻，甚至于要把自己的钱包送给她，还拿了一本淫书给她读，拿他随身带着的那些淫画给她看，企图借此挑动她。戴莱丝气愤极了，有一次竟把他那本丑书从车窗里扔了出去；我还听说，启程的第一天，一阵剧烈的偏头痛使我没有吃晚饭就去睡了，他就利用这两人相对的一段时间去勾引她，动手动脚，简直象个色情狂，象只骚公羊，绝不象个受我信赖而又托以妻子的正人君子。多么惊人啊！这对我又是一件多么未曾料到的伤心事啊！到那时为止，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与构成友谊的魅力的全部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分不开的，现在我却生平第一次感到，我不能不把友谊和轻蔑结合起来了，不能不把我的信赖和尊敬，从我所爱的并且还以为被爱的一个人身上收回来了！那个老无赖还在我面前瞒着他那卑鄙龌龊的行为呢。为了不叫戴莱丝为难，我也不得不在他面前瞒着我对他的鄙视，把他一定不会知道的那些反感放在我的心灵深处隐藏起来。你，友谊的甜美而神圣的幻象啊！果弗古尔第一个把你的纱幕在我的眼前揭开了。从那时起又有多少残酷无情的手阻止这个纱幕重新合上啊！

    到了里昂，我就跟果弗古尔分了手，另走萨瓦那条路，因为我不忍心再从离妈妈那么近的地方走过而不去看看她。我看到她了……她的境况多么惨啊，天哪！这是怎样的堕落！她初期的那种美德怎么就荡然无存了？她是当年彭维尔神父叫我去找的那位美貌动人的华伦夫人吗？我的心多么难过啊！我看她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献是在唯心主义统治德国达数十年之久后，恢复了唯物主义，只有迁地为宜。我早已在我的信里再三敦促她来跟我安安静静地一同生活，我愿意和戴莱丝尽毕生之力使她能享点幸福，这次我又热烈地重复这种请求，但是终归无效。她死钉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话，而她那份年金，虽然照付不误，她自己却长久以来花不到一文钱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如果我不是绝对深知我分给她的钱她一文也享受不到的话，我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多分一点给她的。在我居住日内瓦时期，她到沙伯莱作了一次旅行，并且到格兰日运河来看我。她没有钱完成她的旅程，当时我身上又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后我叫戴莱丝拿去送给她。可怜的妈妈啊！让我把她这一次心地善良的表现再大书一笔吧。她剩下的最后一件首饰就只有一个小戒指了，她把它从自己的手指上脱下来戴到戴莱丝的手指上，戴莱丝立即就又把它脱下来，再套上她的手指，同时洒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时正是我偿债的适当时刻啊！我应该抛弃一切而跟她走，相依为命，直到她最后一息，同甘共苦，不问她遭遇如何。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我被另一份感情分了心，我感到我对她的感情也淡薄了，不能指望我的感情对她能有点好处。我为她嗟叹，却没有跟她走。在我生平所感到的一切内疚之中，这个内疚是最强烈、最抱恨终身的。为此，我就理该受到从那时起不断降到我头上来的那些严厉的惩罚：愿这些惩罚能把我的忘恩负义之罪全部抵偿掉吧！这种忘恩负义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是它却如此深地刺伤了我的心，足见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是一个志恩负义者的心。

    在离开巴黎以前，我已经把《论不平等》那篇文章的献词草拟好了。我把这篇献词在尚贝里写完，就注明某年月日写于尚贝里，因为我想，为着避免一切挑剔，还是宁可不注明写于法兰西或写于日内瓦为好。一到日内瓦，我就沉浸于驱使我回到日内瓦的那种共和主义的激情之中。这种激情又因我在那里所受到的欢迎而更加高涨。我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招待和爱护，满腔沸腾着爱国热忱；但因为我在祖先所奉的宗教之外另奉了一种宗教，从而被剥夺了公民权，所以我又很感到羞惭。于是我决心公开地重奉我祖先的宗教。我想一切基督徒用的都是同样的福音节，而教条内容之所以不同又只是由于各人对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强加解释，那么，在每一个国家里，只有统治者有权确定教义和这不可理解的教条，因此，公民的义务就是承认这个教条，遵从法律所规定的教义。我和百科全书派的人们往来，远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反而使我的信仰由于我对论争与派系的天然憎恶而更加坚定了。我对人与宇宙的研究，到处都给我指出那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以来，我致力于研读《圣经》，特别是福音书，早就使我鄙视最不配了解耶稣基督的人们所给予耶稣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释。总之，哲学使我追求宗教的精髓，也就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壅塞宗教的那一堆垃圾般的毫不足道的公式。我既认为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没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也就认为，凡是与形式和纪律有关的一切，在每一个国度里都属于法律的范围。由于这个原理——这么合情合理的、这么富有社会性的、这么和平的、却又曾给我招来那么残酷迫害的原理——当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既要做公民，我就应该做新教徒，重新回到我国既定的教义。我决定这样做了；我只希望不一定要到教务会议席前去受讯问。然而圣教法令对这一点却是有明文规定的，不过人们居然愿意为我通融办理。他们指定了一个五、六人组成的委员会来个别地听我发表改宗声明。不幸得很，佩尔得利奥牧师——他对人亲切而又和蔼，我跟他很有交情——竟然想起对我说，大家以能听到我在这个小集会中致词为快。这种期待叫我害怕极了，以致我用了三个星期的工夫，日日夜夜研究一篇准备好的短小的演说词，但到要宣读的时候，慌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在这个会议席上，我竟做了最愚蠢的小学生，审查委员们替我说话，我呆呆地回答着“是”或“不是”。然后，我就被纳入教团，公民权恢复了。我以公民的身份载入了保安税册，这种保安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我还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一饮非常全体会议，从执行委员缪沙尔那里接受誓言。对国民议会和教务会议这次对我表示的那种种感情，以及全体官员、牧师和公民的那种种恳挚而客气的态度，我心中非常感激，所以我一面受到那位不离左右的好朋友德吕克的催促，另一面又特别受到我自己内心倾向的驱使，就一心只想回到巴黎去把家庭拆散，把我那些琐事处理一下，把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安置好，或者供给他们些赡养费，然后再带着戴莱丝回到日内瓦来，安度余生。

    这样一决定，我就把正经事都暂时停了下来，以便跟我的朋友们一直玩到启程的时候。在所有这些游乐当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戴莱丝一同乘船作的那次环湖游览。我们用七天时间作了这一次环游，天气是再好也不过的。我对湖那一边引起我惊叹的许多风景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就在《新爱洛伊丝》里把这些景色描写了下来。

    我在日内瓦结识的主要知交，除我已经说过的德吕克一家之外，有青年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就已经认识他了，当时对他的估价比他后来的表现要高些；有佩尔得利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今天是文学教授神，通过理性（哲学）的批判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提，和他交游使人如乘春风，这是使我永远怀念的，虽然他后来认为与我绝交就显得是个漂亮角色；有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国民议会议员兼执行委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的文章读给他听，不过没有读献词，他似乎非常叹赏；有吕兰教授——直到他死，我和他一直经常通信，早先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买书；有凡尔宗教授——我对他，曾以种种事实表示我的依恋与信赖之忱，这些事实原该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个神学家能被事实感动的话，但是他也和大家一样，我一作这种表示之后，他就转过脸去不理我了；有果弗古尔的助理和继承人沙必伊——他打算顶掉果弗古尔。取而代之，不久自己倒被顶掉了；有马尔赛·德·麦齐埃尔——他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以后又表示愿做我的朋友，当年一度为祖国增光，后来做了戏剧作家，并且想当二百人议会的议员，因而就改变了思想作风，死后成为笑柄。但是在所有这些知交之中，我期待最殷的是穆耳杜，由于他多才多艺，思想激烈，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虽然他对我常常有点模棱两可，虽然他跟我的许多最险恶的仇人都有联系，我还是一直爱他，并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将做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他的朋友复仇。

    在这些往还酬酢之中，我继续保持独自散步的爱好和习一惯，我常在湖岸作相当远的漫步，在这些漫步当中，我那劳动惯了的脑子总是没有闲的时候。我琢磨着我已经订好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不久我就要谈到这部书；我又思考一部《瓦莱地方志》和一篇散文悲剧的大纲——这篇悲剧的主题是卢克丽霞，虽然我是在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国戏剧中出现的时候大着胆子再让她在舞台上出现，我仍然存着希望，压垮那些敢于嘲笑我的人们。我同时又拿塔西陀来试手，把他的历史第一卷译了出来，译文现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

    我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之后，于十月间回到了巴黎。我避免经过里昂，省得又碰见果弗古尔。因为我预定的计划是开春再回日内瓦，所以我在冬天就又恢复了我的生活习惯和正常工作，其中主要的是校阅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这部稿子是我委托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雷伊是我在日内瓦刚认识的新交。由于这部作品是献给共和国的，而这篇献词又可能不中国民议会的意，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献词在日内瓦产生的效果怎样，然后再回日内瓦去。这效果果然于我不利；这篇献词本是最纯洁的爱国热忱驱使我写出来的，却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许多敌人，在市民中招来了许多忌妒者。舒埃先生当时是首席执行委员，他给我写了一封很客气然而很冷淡的信，原信存在我的函件辑里，甲札第三号。从私人方面——其中有德吕克和雅拉贝尔，我得到了若干奖饰之词；如此而已。我就没有看到一个日内瓦人感谢我在这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的态度，凡是注意到的人都感到愤愤不平。还记得有一天，我到克利什去，在杜宾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代办克罗姆兰，还有梅朗先生。梅朗先生在席上当众说，国民议会应该为这本书对我有所馈赠，并予以公开褒奖，否则它就有失体面。克罗姆兰是个瘦小而熏黑的人，卑鄙险恶，他不敢在我面前作任何答复，便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逗得杜宾夫人笑了起来。这部作品为我挣得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自己的良心而外，就是那公民的称号，这个称号是由我的许多朋友，接着又由公众赠给我的。后来我又失掉了这个称号，只是因为我太配享有这个称号了。

    然而，如果没有对我的内心产生更大影响的某些动机的话，单是这个失败是不会阻止我去执行退隐日内瓦的计划的。埃皮奈先生要把舍弗莱特府第原来缺少的那一翼侧的房子添建起来，为此花了很大一笔钱。有一天，我跟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这些工程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把事物看成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顺便散散步，往前多走了大约四分之一里约的样子，直走到花园的那个大蓄水池旁。这儿跟蒙莫朗西森林紧挨着，还有一片漂亮的菜园及一所破烂不堪的小房子，称之为退隐庐。这个幽静而十分可爱的地点，我在去日内瓦旅行之前第一次看见时就注意到了，我曾在兴奋之中不知不觉地冒出过这样一句话：“啊！夫人，多么美妙的住所啊！这才是为我天造地设的一个退隐地点呢。”埃皮奈夫人当时对我这句话没有显得怎样在意。但是这次重来，我非常惊讶地看到，旧房子没有了，换了一所几乎全新的小住宅，房间安排得很好，正合三口之家居住。原来埃皮奈夫人不声不响地叫人做了这件事，并且花钱不多，只从府第工程抽出一点材料和几个工人而已。旧地重游，她看到我如此惊讶，便对我说：“我的狗熊啊，这就是你的退隐地点；你自己选了它，现在是友谊把它献给你。我希望这份友谊能使你放弃你要离开我的那个残酷无情的念头。”我不相信我这一辈子曾经历过比这更强烈、更愉快的感动：我的眼泪沾满了我那女友的慈惠之手；虽然当时我没有完全被征服，却已经极端动摇了。埃皮奈夫人不愿功败垂成，便再三催促我，用尽了方法，托尽了人，来争取我，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怂恿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来支持她，所以最后她胜利了，使我改变了决心。我放弃了返居祖国的计划，决定并答应来退隐庐住下。她一面等房子干燥，一面忙着准备家具，等到一切齐全，开春就可以迁入了。

    还有件事，也大有助于促使我下这个决心，那就是伏尔泰在日内瓦附近的定居。我知道这个人会在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我若是再去，就会在我的祖国碰到巴黎的那种气氛、风尚和习俗，我又要不断地论战；而且在行动方面，要就是做俗不可耐的迂夫子，要就是做胆小怕事的坏公民，别无他途。伏尔泰关于我的后一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有理由在我的复信里婉转说明我的种种隐忧；那封信产生的结果把我的隐忧都证实了。从此，我认为日内瓦无可救药了，而我也确实没有想错。如果我自觉有此能力的话，也许我应该去顶住那场狂风暴雨。但是我只是单独一人，又羞涩，又极不善词令，而要去对付一个目空一切、富敌王侯、既有大人先生们为他撑腰、又有口若悬河的辩才作他的支柱、而且已经成为女人和青年们的偶像的人，又能做得出什么来呢？我担心冒险犯难，徒劳无益，因而我听从了我的和平的天性，听从了我对安宁的爱好。这种对安宁的爱好，当年使我走错了路，今天在这同一问题上还是使我走错了路。如果我退隐到日内瓦，我能为我自己免掉许多大灾大难；可是我怀疑，即使以我这全部炽烈的爱国热忱，我又能为祖国做出什么伟大而又有益的事来呢。

    特龙香也差不多就是在这时候到日内瓦定居的，不久后到巴黎来闯江湖，赚了大批钱带走了。他一到，就跟让古尔骑士一起来看我。埃皮奈夫人很希望请他个别诊治，但是就诊的人太多，不容易挤进去。她找我设法。我就促特龙香去看她。他们俩就是这样，在我的介绍之下，开始有了交谊，后来他们关系密切了，反叫我吃了苦头。我的命运一直就是这样的；我一把彼此不相关的两个朋友联系起来，他们就准联合起来反对我。不过，虽然特龙香一家在他们从那时就参预的那套使祖国沦于被奴役地位的阴谋之中，个个都把我恨之入骨，这医生却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我表示好感。他甚至在回日内瓦后还写信给我，建议我到日内瓦去任图书馆荣誉馆长之职呢。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这番盛意没有使我动摇。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又一次拜访了霍尔巴赫先生，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霍尔巴赫夫人跟弗兰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小住日内瓦时去世的。狄德罗把霍尔巴赫夫人的噩耗告诉我的时候，说她的丈夫是如何如何悲痛。他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我自己也深切怀念这位和蔼可亲的女人，为此写了一封信给霍尔巴赫。这件丧事使我把他一切对不起人的作为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我从日内瓦回来的时候故得此名。，当他跟格里姆和其他几个朋友周游法国，排遣愁思，也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就去看他；后来还继续去看他，直到我迁居退隐庐为止。在他那个小圈子里，人们一知道埃皮奈夫人——这时霍尔巴赫尚未跟埃皮奈夫人来往——正在为我准备住所，大家的挖苦嘲笑便和冰雹一般落到我头上来了。他们扬言我需要人家捧场，需要都市的娱乐，连半个月的寂寞也忍耐不了。我自己心里有数，让他们说去，还是我行我素。霍尔巴赫先生免不了对我还是有点好处的，他给勒·瓦瑟老头找到了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老头那时有八十多岁了，他的妻子感到他是个很大的累赘，一个劲儿请我把他打发走。他被送到一个慈善机关去了。差不多一到那里，衰老之年和离家之痛就把他送进了坟墓。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孩子们都不怎么怀念他，但是戴莱丝疼爱老父，一直就抱恨终天，后悔不该让老人以风蚀之年，远离她而了此残生。

    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个客人来拜访我。虽然他是我的一个旧相识，这次来访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说我的朋友汪杜尔，他有一天早晨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我觉得他变得多么厉害啊！早年的风韵完全没有了，我只见他一副下流样子，使我无法跟他放怀畅叙。也许是我的眼光变了，也许是酒色使他变得迟钝了，再不然他那早年的神来是出于青春的光辉，而现在青春时期早已逝去了。我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接待了他，我们又十分冷淡地分了手。但是他走了之后，我们往日交游的旧情又强烈地勾起了我青春时代的回忆。我的青春是那么温馨地、那么诚笃地献给那位天使般的女人的，而现在这位女人的变化之大也不亚于他啊。还有那幸福时代的许多小故事，在托讷度过的那浪漫的一日，当时我是那么天真、那么酣畅地处在那两个妩媚可人的少女之间，她们对我的唯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她们的手。但是，尽管如此，她们却给我留下了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怅惘；当年我是感到了一颗少年的心的迷人的全部激荡力量的，现在我相信它们是一去不复返了。所有那许多缠绵的回忆使我为已逝的青春、为永别了的青春狂热，洒下了眼泪。唉！我对这种狂热的不幸重来又该酒下多少眼泪啊，如果我能早料到它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就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天，我还有过一件十分称心的痛快事，我领略到了它的全部纯洁意味。南锡学士院院士巴利索曾以几部戏剧知名，这时又在吕内维尔当着波兰国王的面演了一出剧。他在这个剧本里写了一个竟敢执笔和国王较量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博得国王的青睐。斯塔尼斯拉夫为人豪迈，不欢喜讽刺，一看有人竟敢这样在他面前评说时人，非常愤慨。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和我，通知我说，国王陛下有意把巴利索逐出他的学士院。我回信恳求特莱桑先生在波兰国王面前关说，为巴利索开恩。恩是开了，但特莱桑先生以国王名义通知我时，又补充说，这件事将在学士院的档案上登记下来。我又复信说。这样一来，不是开恩，倒反使一个惩罚传于永世了。最后，由于我再三恳请，总算获得了圆满的结果：档案上将不作任何记载，对这种事将不留下任何公开的痕迹。在办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论是国王也好，是特莱桑也好，都对我表示了敬仰和尊重之意，使我颇感欣幸。我在这件事里感觉到，凡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对一个人的尊敬，会在这个人的心灵里产生出一种比虚荣心所产生的感情甜美得多、高贵得多的感情。我在我的通信集里已经录下了特莱桑先生的信和我的复函，原稿存甲札，第九、十及十一号。

    我完全知道，万一我这些回忆录将来得见天日，我本想抹去痕迹的事情，自己反倒使它流传下去了；但是，我不得已而传之未来的事还多着呢。我念念不忘地写这部忏悔录的伟大目标和把一切都全盘托出的这样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心莱”。，将不容许我为某些细小的顾忌而意存规避，否则就会使我离开我的目标了。在我所处的这种离奇、独特的环境中，我太应该对真理负责了，不能对别人再有所怜恤。要彻底认识我，就应该从我的一切方面来认识我，不管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我的忏悔必然和许多别人的忏悔联系在一起；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都以同样的坦率做这两种忏悔，虽然我想对别人多加照顾，但是我不认为我应该对任何别人比对我自己要照顾得多些。我要永远公平、真实，尽可能说别人的好处，只在与我有关的范围内说别人的坏处，并且非不得已时不说。在我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况时，谁还有权利对我做更多的要求呢？我写忏悔录绝不是为着在我未死之前发表的，也不是在有关的人们未死之前发表的。如果我的命运和这部书的命运都能由我作主的话，这部书应该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再出版。但是我的许多强有力的压迫者由于对真理的畏惧而作了种种努力，要把真理的痕迹扫除净尽，这就使我为保留这些痕迹而不得不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死后应该湮没无闻，那么我就宁愿不牵累别人，而毫无怨言地把一场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奇耻大辱忍受下去，但是既然我的名字还要存留下去，那么，我就应该努力使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者的面貌和这个名字一同流传下去——但应该是按真实情况，而不是按许多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要描绘的那样。

    第九章

    我急于要住进退隐庐，等不及明媚的春季来临，住宅一收拾好，就赶紧搬进去了。这就引起了霍尔巴赫一伙的一片嗤笑声，他们公开预言，我守不了三个月的寂寞，就会羞惭满面地回到巴黎，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而我呢，十五年来都是如鱼失水，现在仿佛又要回到故渊，对他们开的玩笑根本没有理睬。自从我不由自主地投身到社交界以来，我没有一时一刻忘记我那亲爱的沙尔麦特和我在那里度过的甜蜜生活。我感到我生来就是为了退隐和乡居的，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生活得幸福。在威尼斯，在公务纷忙之中，在外交使节的高位之中，在升官晋爵的骄傲之中；在巴黎，在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在晚宴的口腹享受之中，在剧院的夺目光彩之中，在虚荣的幻烟迷雾之中；对丛林、清溪、幽静的散步的回忆经常使我分心，勾起我的愁思，引起我的嗟叹和憧憬。过去，凡是我能强制自己去做的那一切工作，凡是曾使我打起一阵阵精神来的那一切野心勃勃的计划，都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有一天能过这种幸福无穷的乡间逍遥生活，而这种生活，我此刻正深自庆幸即将到手了。我原以为只有相当的富裕才能实现这种生活，现在我诚然没有发财，但是我觉得，以我这种特殊的地位，无需发财，很可以由完全相反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个苏的年金；但是我有点名声，有些才气；我很俭朴，那些为了不招人非议而必需的开销又都摒弃了。除此之外，我虽然懒散，可当我愿意勤劳的时候，还是勤劳的；我的懒散不是游手好闲的人的懒散，而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的懒散，他只是在爱干活的时候才干活。我抄乐谱的这个活计，名既不高，利又不厚，但是靠得住。社会上很满意我有勇气选定这个职业。我不愁没有活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地干也就够维持我的生活。《乡村卜师》和我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千法郎，有了这笔存项，我就不至于受穷。再者，我正在写几部作品，有希望不必向书商索取高价就可以再补充一些收入，足够使我能从容工作，不必过分劳累，甚至还有散步的余暇。我的小家庭，一共三人，个个都有事做，维持生活并不要太大的花费。总之，我的收入是跟我的需要和欲望相称的，使我有可能按照个人志趣选定的方式过幸福而持久的生活。

    我很可以完全走上牟利的道路，让我这支笔不去抄乐谱，而完全用来写作。以我当时已有的、并且自觉有力量维持下去的那种一飞冲天之势。只要我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我的作品就可以使我生活得很富裕，甚至生活得很豪华。但是，我感觉到，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我的天才，毁灭我的才华。我的才华不在我的笔上，而在我的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运思方式产生出来的，也只有这种运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华发荣滋长。任何刚劲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需求和贪欲也许会使我写得快点，却不能使我写得好些。企求成功的欲望纵然没有把我送进纵横捭阖的小集团，也会使我尽量少说些真实有用的话，多说些哗众取宠之词，因而我就不能成为原来有可能成为的卓越作家，而只能是一个东涂西抹的文字匠了。不能，绝对不能。我始终感觉到，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才能是光彩的和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我把我写的书送到公众面前，确信是为公众的利益说了话，而其他的一切都在所不计。如果我的作品被人抛弃了，那是因为人们不愿从中吸取教益，那就算他们活该。就我而言，我并不需要靠他们赞许来生活。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职业也能养活我；也唯其如此，我的书倒真能卖得出去。

    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我离开了都市，从此就不再居住在都市中了；后来，无论在巴黎也好，在伦敦也好，在别的都市也好，几次短暂的勾留，都是路过，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都不把它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自己的车来接我们三人，她的佃户来运我的简单的行李，当天我就住定了。我发现我这小小的幽居里的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是干干净净，甚至还很雅致。为这陈设费了一番工夫的那只手使这陈设在我的眼光里格外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价值。我觉得在我的女友家里作客，住在我亲自选择的、由她特意为我建造起来的一所房子里，真是乐趣无穷。

    虽然天还很冷，甚至还有些残雪，大地却已经开始萌动了；紫罗兰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的苞芽也开始微绽。我到的当天晚上，差不多就在我的窗前争，认为只要经济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新社会，资本，在毗连住宅的一片林子里就听到了夜驾的歌唱。我矇眬地睡了一阵之后醒来。忘记了已经迁居，还以为是在格勒内尔路呢。忽然一阵莺声叩动了我的心弦，我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首先关心的就是我对周围的那些乡村景物的印象如何。我先不安排我的房间，而是先出去散步。在我的住宅周围，没有一条小径，没有一片修林，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一块僻壤，不是我在第二天就跑遍了的。我越观察这个媚人的幽境，就越觉得它是为我而设的。这地方僻静而不荒野，使我恍如遁迹天涯。它具有那种都市附近难以找到的美丽景色；你突然置身其中，就绝对不能相信这里距巴黎只有四里约之遥。

    我沉醉于乡村景物中的几天之后，才想到应该把文稿整理一下，把工作安排安排。一如既往，我规定上午抄乐谱，下午带着我的小白纸本和铅笔去散步。我从来只有subdio（在露天下）才能自由自在地写作和思考，所以不想改变这个方法，我打算从此就把那片几乎就在我门口的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已经有好几部作品都开了头，现在拿起来检阅了一番。我的写作计划是相当壮观的；但是在城市的喧嚣之中，进展一直很慢。我原就打算等到纷扰减少一点的时候，稍微做得快一些。我想现在可以说宿愿是终于实现了。象我这样一个常常生病的人，又常跑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府，又常被许多没事做的好事者跑到家里来钉住不放，而且又始终如一地拿半天的时间抄乐谱，如果人们数一数、量一量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度过的那六年之中所写出的作品，我相信，他们会发现，如果我在进一段生活中浪费了时间，至少也绝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面。

    在我已经动笔写的那些作品之中，我长久以来就在构思，搞得最有兴味，并想以毕生的精力去搞，而且，依我主观的看法，将来最能使我成名的，就是我那部《政治制度论》。我第一次想写这样一部书，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威尼斯，曾有机会看出，这个被人们如此夸耀的政府，竟有那么多毛病。从那时起，通过对伦理学历史的研究，我的眼光又扩大了许多。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这里“最好”这个词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我又看出，这个问题又极接近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使两个问题不是相同的）：哪种政府在性质上最接近于法呢？由此便产生：什么是法？以及一连串与此同样重要的问题。我看出，所有这一切正把我引导到伟大的真理上面去，这些真理有益于全人类的幸福，特别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在我最近那次旅行当中，我在我的祖国没有找到在我看来足够正确、足够明晰的关于法律与自由的概念。我曾以为，用这种间接的方式为我的同胞提供这些概念，是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的，也是最能使他们原谅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看得稍远一点的。

    虽然我写这部作品已经五、六年了，写得还是不多。写这一类书是需要沉思默想的，需要闲暇与安静。而且，我这部书是悄悄地写的。我不愿意把这个计划告诉任何人，连狄德罗也没有告诉。我生怕基本内容，摒弃世务，专谈玄理。以西晋王导辈时为盛。东，对于我写书的时代和国度来说，这计划显得太大胆了，朋友们的惊慌会妨碍我的计划的执行。我还不知道它能否及时完成，赶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无拘无束地把我的这个题目所要求的一切都全部发挥出来；我深信，我既没有喜欢讽刺的脾气，又绝不想攻击别人，平心而论，我应该是无可指摘的。当然，我希望能充分利用思想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同时我始终还是尊敬我必须生活于其治下的这个政府，永远不违背它的法令；我一面十分谨慎，不去违犯国际法，另一面也不愿意因畏惧而放弃国际法所赋予我的利益。

    我甚至还要承认，以异国之人而生活在法兰西，我觉得我的处境是十分有利于放胆说出真理的；因为我很清楚，只要继续维持我原先的打算，不在法国出版任何未经批准的东西，那么，不管我的见解如何，不管在别的什么地方出版什么作品，我在法国都无须对任何人负责。就是在日内瓦，我也不能有这样的自由，因为在那里，不管我的书是在哪里印刷的，官方都有权指摘它的内容。这点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埃皮奈夫人的邀请而放弃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我感觉到，正如我在《爱弥儿》里所说的那样，除非你是个阴谋家，否则，你若是想为祖国的真正利益写书，你就不应该到祖国的怀抱中去写。

    使我觉得我的处境更加有利的，就是我怀有这样一种信心：法国政府也许并不怎样看重我，但是它即使不以保护我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光荣，至少也会以不干涉我看成是自己的光荣。我觉得，对阻止不了的事予以宽容，从而拿这种宽容作为自己的一种功绩，倒是一个很简单却又很巧妙的政治手腕。要知道，法国政府有权做的，不过是把我驱逐出境；如果把我驱逐出境，而我的书还照样能写，或许还写得更少克制，那么，倒不如就让我安安静静地在法国写，把作者留在法国作为对作品的担保。而且，法国政府这样做，就是对国际法表示了一种开明的尊重，从而把全欧洲对它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一扫而光。

    有些人根据以后的事态发展判断，认为我的这种信任使我上了当，其实这种人很可能还是自己看错了。在后来把我吞没了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曾被用作借口，但是人们真正恨的还是我本人。他们很少把书的作者放在心上源泉。认为个人有限的意识是“普遍心灵”的再现，事物只，他们要毁掉的是我让－雅克这个人。人们在我的作品里所发现的最大罪恶正是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荣誉。我们不要一步就跨到将来吧。直到现在，这个谜对我仍是一个谜，我不知道它将来能否在读者眼里揭开。我只知道这样一点：如果我公开发表出来的那些原理应该给我招来我所受到的那些对待的话，我早就成了那些原理的牺牲品了，因为，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把那些原理表现得最果敢——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一部，甚至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经产生出它的效果了。然而虽不是没有人曾想跟我寻衅争吵，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想到阻止那部作品在法国印行，它在法国就跟在荷兰一样，是公开出售的。自此以后，《新爱洛伊丝》还是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同样地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是：这个爱洛伊丝临终时的那番表白与萨瓦副主教所表白的完全一样。《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有了；《爱弥儿》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也早在《朱丽》里就有了。这些大胆的言论既然没有为前两部作品激起任何流言蜚语，那么使后两部作品招来流言蜚语的当然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论了。

    另一项工作，性质大致相同，但计划订得比较晚，它是此刻最使我关怀的，这就是圣皮埃尔神父著作的摘选。由于叙事的线索，这部书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谈到。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以后，马布利神父就向我提起这件事，不是直接提起，而是通过杜宾夫人，因为杜宾夫人也出于某种利害关系，希望我接受这个意见。她是巴黎那三、四个曾拿老圣皮埃尔神父当作宠儿的美妇人之一；虽然她不是独占对神父的偏爱，至少是和文基荣夫人一同分享这种偏爱的。这位善良的老人死后，她对他保有的那种敬爱之忱，足以使他们双方都受到尊敬，因此，如果她看到她的朋友的那些未曾出世即已夭拆的文稿能由她的秘书复活起来，她是会感到光荣的。这些夭折的稿子里并非没有许多绝妙的思想，但是表达得太坏了。读来令人厌倦；说来也怪，圣皮埃尔神父把他的读者当作孩子看待，而说起话来却把他们当作大人，太不注意怎样使人听懂他所说的话。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做这件工作，一则这件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则它很适合于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著作的人，适合于一个以构思为苦，宁愿就其所好，注疏别人的见解而不愿自创新意的人。此外，我既然不让自己局限于阐释的任务，谁也不能禁止我有时也去思考，因而我也就可以赋予这部作品以这样一种形式：使许多重要的真理披着圣皮埃尔神父的外衣钻到这个作品里来，这比披着我自己的外衣还要妙。不过这件工作也并不轻松，需要细读、深思、加以摘录的，足足有二十三大本之多，又冗长，又混乱，充满着赘词、重复、浅薄或错误的见解，必须从中搜寻出某些伟大而美妙的思想，而这给了我以忍受这种苦工的勇气。如果我能反悔而不至有伤脸面的话，我也常想把这份苦差使摆脱掉的；但是当我接受神父的手稿的时候（这些手稿是他的侄儿圣皮埃尔伯爵应圣朗拜尔的请求交给我的），我可以说是应承了要拿它来派用场的，因此，要么就把稿子还给人家，要么就得设法加以利用。我把这些手稿带到退隐庐的时候，就是作这后一种打算的，所以这也就是我准备把空闲时间用上去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思考着第三部作品，是我对自身的观察使我想起来要写的；如果我的文笔能配得上我原定的计划的话，我很有理由希望能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可能是对人类最有益的书籍之一；我越这样想，就越感到有勇气去着手这个工作。我们都曾注意到，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往往与他们自己不甚相似，仿佛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我并不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而要写一部书；我有更新颖、甚至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要寻找这些变化的原因，特别注重那些操之在我的原因，以便说明我们应该怎样控制这些原因，使我们变得更好，更自信。因为，无可置辩，对于一个正派人来说，抵抗一些已经形成的欲念是比较痛苦的，如果他能上溯到这些欲念的根源而就其始生时加以预防、改变或纠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一个受到诱惑的人，第一次抵抗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另一次就屈服了，因为他软弱了；如果他还是和前次那样坚强的话，他就不会屈服的。

    当我一面探测自己，一面观察别人，来寻求这种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决定的。我们不断地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在我们的意识、感情、乃至行为上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我搜集的许许多多明显的观察资料都是没有争论余地的；我觉得这些观察资料供一组发现意义的“痕迹”，从而给本文开辟无限的可能性。，由于它们是合乎自然科学原理的，似乎很能提供一种外在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随环境而加以变通，就能把我们的心灵置于或维持于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如果人懂得怎样强制生理组织去协助它所经常扰乱的精神秩序，那么，他就能使理性不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产生出来啊！气候、季节、声音、颜色、黑暗、光明、自然力、食物、喧嚣、寂静、运动、静止——它们都对我们这部机器产生作用，因此也就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作用；它们都为我们提供无数的、近乎无误的方法，去把我们听其摆布的各种感情从其起源之处加以控制。这就是我的基本思想，我已经把纲要写出来了，并且我希望，对禀性良好，真诚地爱道德而又提防自己软弱的人们，我这个思想是准能产生效力的，我觉得用这个思想能很容易写出一部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有趣的书来。然而，这部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的著作，我一直没有在上面花多少工夫。许多纷扰——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其中原因的——阻止了我专心去写，人们将来也会知道我那份纲要的命运如何，它是出乎意料地与我自身的命运密切关联着的。

    除了上述这些外，我从若干时候以来就思考着一种教育学说，这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这样做的，因为她丈夫对儿子的教育使她为自己的儿子非常担忧。虽然这问题本身不那么合我的口味，可是友谊的权威使我对这个问题比对所有其他问题都更关心。所以，在我方才说到的所有题目之中，这是我唯一取得成果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望取得的结果。似乎应该给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在这里还是不要过早地谈这个叫人伤心的问题吧；在本书的以后各章里，我将不得不谈到它的。

    所有这种种计划都为我散步时提供了沉思默想的材料：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面走着，一面沉思；一停步，我也就不能思考了；我的脑筋只有跟我的双脚一齐开动。然而我也曾采取预防措施，为下雨的日子准备了一个室内工作。这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辞典的材料既凌乱，又残缺，又不成样子，使这部作品几乎有重写的必要。我带来了几部为重写而需用的书籍；前此我已经费了两个月的时间从其他书籍摘录了许多东西。这些书籍都是别人从王家图书馆借给我的，其中有几种，人家甚至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储备的工作，当天气不容许我外出的时候，或者抄乐谱抄厌了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编纂。这种安排对我太合适了，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在蒙莫朗西，甚至后来在莫蒂埃，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是在莫蒂埃完成这项工作的，同时还做了别的一些工作，因为我始终觉得变换工作是一种真正解除疲劳的方式。

    有一个时期，我相当准确地执行我订的作息时间，觉得很满意；但是当明媚的春光把埃皮奈夫人更频繁地引到埃皮奈或舍弗莱特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事注《孔子家语·礼运》：“太一者，元气也。”，起先并不怎样叫我劳神，也没有怎么在意，现在就很搅乱我的计划了。我已经说过，埃皮奈夫人有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她的朋友，热心为他们效劳；她既然为朋友不惜时间，不惜精力，那么她也就理应得到朋友们对她的关怀。直到那时为止，我尽着这个义务，并不感到是一个负担；但是最后我认识到，我是给挂上了一条锁链，只是由于友情才使我感觉不到它的份量；由于我憎恶和许多宾朋应酬，我又把这锁链的份量加重了。埃皮奈夫人就利用我的这种憎恶向我提出一个建议，表面上于我方便，实际上于她更方便，这建议就是：每逢她一人在家或者差不多是一人在家的时候，她就派人来通知我。我同意了，没有看出我是承担了什么义务。这个成约的自然结果就是，从此我不是在我方便的时候去看她，而是在她方便的时候去看她，因此我就永远没有把握能有哪天让我自由支配了。这种约束大大损害了我在此以前去探望她时所一直感到的那种乐趣。我发觉，她那么再三再四许给我的那种自由，只是以我永远不加以利用为条件的；有一两次我想试试这个自由，她立刻就派上那么多的人来打听消息，给我写了那么多的便条，为我的健康表现出那么多的大惊小怪，以至我看得很清楚，要想拒绝召之即去，只有借口病得不能起床了。这种约束非接受不可，因此我也就接受了，甚至对我这样一个最恨仰人鼻息的人来说，还算是相当甘心乐意地接受了的，因为我诚心诚意地依恋她，这就大大阻止了我感到那种与依恋并存的束缚。而她呢，就把那些朝拜她的常客不来时在她的消遣时间里所留下的空隙，不管好歹给填补起来。对她来说，这是没有多大意思的补充手段，但是她受不了绝对的寂寞，这究竟比绝对的寂寞还稍胜一筹。然而，自从她想尝试搞文学以来，自从她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写出点小说、信札、喜剧、小故事和这一类无谓的东西以来，她是很有事情可做，很容易把这种寂寞弥补起来的。不过使她感兴趣的还不在写这些东西，而是要把写的东西读给人家听；因此，一逢到她接连涂写出了两三页，她就需要在这项艰巨的工作之后，至少准有两三个自愿捧场的人来听她朗读。我没有荣幸进入这种人选之列，除非是承蒙别人推荐去参加。要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总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被人看作是零；而且这种情形，不仅在埃皮奈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是如此，就是在霍尔巴赫先生的社交圈子里也是如此，凡是格里姆先生定调子的地方都是如此。这种等于零的情况倒使我到处都很自在，只是单独和她面对面地相处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既不敢谈文学，因为文学摊不到我来评论，又不敢说风情，因为我太腼腆，宁死也不敢做老多情去招人家笑话；而且我在埃皮奈夫人身边从来也没有起过这个念头，即使我在她身边过一辈子，这种念头我也不会动一次的；并不是我对她那个人有什么嫌恶之情，恰恰相反，我也许太以朋友的身份爱她，因而就不能以情人的身份爱她了。我看到她，跟她谈话，便感到很高兴。她的谈吐，虽然在社交场中相当引人入胜，个别相对时便很枯燥；我的谈话也不娓娓动听，对她起不了什么助兴作用。往往因为相对无言太久了，很难为情，我便努力找话来说，这种谈话常使我感到疲乏，却并不使我厌烦。我很喜欢对她献些小殷勤，给她些兄弟般的吻，我觉得这种亲吻对她似乎也没有多大肉感意味。我们之间，如此而已。她很瘦，脸色很苍白，胸部一平如掌。单是这一个缺陷就使我凉了半截：我的心灵和我的感官是从来就不晓得把一个没有乳峰的女人看作一个女人的；还有不便说的别种原因，一直使我在她身边忘记她是女性。

    我就这样下定决心，逆来顺受，不作任何抵抗了。并且我发现，至少在第一年，这种负担并不象我所预料的那么沉重。埃皮奈夫人通常几乎整个夏天都要在乡间度过，这一年却只住了夏季的一部分时间；也许是她自己的事要她多留在巴黎，也许是因为格里姆不在舍弗莱特，她便感到住在舍弗莱特不那么有意思。我就利用她不来的那些间隙时间或者虽来而客人众多的日子，来跟我的好戴莱丝和她的母亲一同享受我的幽居之乐，格外感到可贵。虽然几年来我常到乡间，却几乎尝不到一点乡村风味。历次旅行，总是和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们在一起。总是有些拘束败坏了旅行的乐趣，从而更刺激了我对乡村的爱好，我越是就近看乡村之乐的景象，就越感觉到失去这种乐趣之苦。我太厌恶那些沙龙、喷水池、人工树丛、花坛，尤其是夸耀这一切的那些讨厌鬼了。我太恨那些织花、钢琴、三人牌、织丝结、愚蠢的隽语、乏味的撒娇、无聊的小故事和盛大的晚宴了。以至当我瞥见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荆棘丛、一行疏篱、一座谷仓、一片草地的时候，当我走过一个村子，闻到香草炒鸡蛋的那种香气的时候，当我远远听到那种带有乡土风的牧女之歌的叠句的时候，我就把那些什么胭脂呀、粉黛呀、珊瑚玛瑙呀都一股脑儿叫它们见鬼去了。我吃不到家常便饭，喝不到土产醇酒，恨不得抓住厨师傅、管家老爷，打他们几个耳光，他们要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吃午饭，在睡觉的时候吃晚饭。尤其是那些仆役先生们，他们双眼盯着我的饭菜，要么让我渴得要死，要么把他们的主子的掺假的酒买给我，叫我花的钱比在小酒店里买最好的酒还要贵上十倍。

    现在我总算得其所哉了，住在一个幽静宜人的地方，过着自由自在、平平稳稳、安安静静的生活，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过这种生活的。这种生活状况对我说来还是崭新的呢。在说明它在我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之前，应该重述一下我的种种私衷，以便读者能更好地从根源上看到这些新变化的进展。

    我始终把我跟我的戴莱丝相结合的那一天看作是固定我的精神生活的一天。我需要恋爱，因为原来可以使我满足的那场恋爱终于被那么无情地斩断了。幸福的渴望在男子的心里是永不熄灭的。妈妈老了，堕落了！事实证明她今世再也不会幸福了。既然我没有任何希望能再分享她的幸福，我只有追求我自己的幸福。我犹豫了若干时间，转了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阶级科学研究所工作和战斗的无神论同盟会活动，战前日本，想了一个计划又一个计划。我的威尼斯之行原会使我投身公务的，如果跟我打交道的那个人有点常识的话。我这人是易于灰心的，特别是在艰巨的、要长期努力的事业上。我那次事业的失败使我对任何事业都不感兴趣了；按照我以前的信条，我总是把遥远的目标看作镜花水月，所以我决计混日子，从此过一天算一天，在生活里再也看不出任何东西能诱使我去奋发图强。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彼此认识了。这个善良女子的温柔性格在我眼光里显得太适合于我的性格了。我对她的这种依恋之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一切折磨的，凡是看来会使我的情意断绝的事情，从来都只使之更加强烈。她曾在我苦难到极点的时候令我心碎，而我直到写这段文章的时候，都不曾对任何人抱怨过一句。以后当我揭示她在我心上留下的疮疤和伤痕的时候，人们就会看出我对她的依恋强烈到什么程度了。

    为了不肯和她分开，我在作过一切努力，冒过一切风险，不顾命运的折磨和众人的反对，和她一同度过了二十五年之后，终于在老年和她正式结婚了。在她，既无此期待，也无此请求，在我，既无成约在先，也未许下诺言。当人们知道了我这一段经过，一定会以为有一种疯狂之爱从第一天起就使我晕头转向了，后来只不过是逐步发展，把我引到了这最后的一个荒唐举动；当人们知道还有许多原该阻止我一辈子也不和她结婚的特殊的、有力的理由时，人们一定更要以为我是爱得发狂了。那么，如果我现在诚心诚意地对读者说——读者现在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我第一次见到她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对她产生过一点爱情的火星，我没有占有她的欲望，正象过去不想占有华伦夫人一样，我在她身上得到的肉体的满足纯粹是性的需要，而并不是整个身心的交融，你们对此会作何感想呢？读者一定会以为，我的体质与别人不同，既然我对我所最亲爱的两个女人的依恋之情里也都没有任何爱情的成分，那我就根本不能体会爱情。等着吧，我的读者啊！极不幸的时刻就要到来，那时你会发现你所想的是大错特错了。

    我是在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这我知道；但是我必须重复。我的第一个需要，最大、最强、最不能扑灭的需要，完全是在我的心里；这个需要就是一种亲密的结合，被亲密之可能的结合；特别是由于这一点展，但绝不能认为人类是生产力机构的没有意志的玩偶，相，所以我才需要一个女人而不是需要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女友而不是需要一个男友。这种离奇的需要是这样的：肉体上最紧密的结合还不够，我恨不得把两个灵魂放在同一个身子里，否则我就老是感到空虚。我那时自以为到了不再感到空虚的时候了。那个年青女人有无数绝佳的品质，使人觉得可爱，甚至那时长得也很可爱，没有一丝造作，没有一丝妖艳。如果我能象我所曾希望的那样，把她的生活也融化于我的生活的话，我原是可以把我的生活融化于她的生活的。在男人方面，我是一点也没有可疑惧的，我确信我是她真正爱的唯一男人，她那淡薄的肉欲也不曾要求她去另找别的男人，即使后来我在这方面对她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男人的时候。我没有家庭；她却有个家庭，而这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性都与她的生性太不相同了，使我无法把它变成我的家庭。这就是我不幸的第一个原因。我是多么想把我自己变成她母亲的孩子啊！我尽了一切努力想做到这一点，而我竟不能做到。我徒然想把我们的一切利益都联合在一起，而这竟不可能。那个母亲总是自己另谋一套利益，与我的利益不但不同，而且抵触，甚至与她女儿的利益也抵触，因为她女儿的利益已经跟我的不能分开了。她和她的其他子女以及孙男女个个都成了吸血虫，偷戴莱丝的东西已经算是他们给她造成的最小的损害了。那可怜的女孩子屈服惯了，就是在侄女面前也是顺从，所以就让人家偷，听人家摆布，一声也不响。我看到我花尽了钱，提尽了劝告，都不能使她得到一点好处，真是叫我痛心。我想叫她脱离她的母亲，她总是不肯。我尊重她这种抗拒，并且因此而更瞧得起她；但是她的拒绝，到头来还是叫自己吃苦，也叫我吃苦。由于她完全忠诚于她的母亲和她的家人，她的心就向着他们，甚于向着我，甚于向着她自己；他们的贪婪虽使她破产，但远抵不上他们的指点给她带来的损害。总之，如果因为她爱我，如果因为她天性好，她还没有完全受制于他们，却至少已经受到他们足够的影响，使我努力给她的金玉良言大部分不能产生效果了；因而我无论怎样努力，我们始终还是不能合为一体的两个人。

    在诚挚的、相互的依恋之中，我已经投进了我心灵的全部缱绻之情，而这颗心灵中的空虚却从来没有好好地填充起来。孩子们出世了，这空虚原可以拿孩子来填充的；而事实上却更糟。我一想到要把孩子们托付给这样一个没有教育的家庭，结果会教得更坏，心里便发抖。育婴堂的教育，危险性要小得多。使我作出那种决定的这个理由，比我在写给弗兰格耶夫人的那封信里所陈述的种种理由都更强有力些，然而，唯独这个理由我没有敢对她说。我宁愿对这样严厉的谴责自己少洗刷一点，以便顾全一个我所爱的人的家庭。但是，人们根据她那无赖哥哥的行为，就可以判断我应不应该——不管人家怎样说——睁着眼睛让我的孩子去受象他那样的教育了。

    我既不能充分尝到我感到需要的那种亲密的结合，我就找些办法来补充，这些补充办法并不能填补空虚，却能减少空虚的感觉。我既找不到一个完全献身于我的朋友，我就必须有些能以其推动力克服我的惰性的朋友：所以，我珍重并加强跟狄德罗和孔狄亚克神父的友谊，我跟格里姆建立了新的友谊，并且是更亲密的新友谊，最后，由于那篇不幸的文章——我已说明其经过了——我又出乎意料地被抛回文坛，当时我本认为自己已经永远脱离了。

    我在文坛的发轫之始，就把我从一条新的途径引到了另一个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的质朴而高尚的和谐，使我不能面对之而不动感情。不久，由于我专心探索这个精神世界1884—1895年恩格斯的著作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第，我就觉得在我们哲人的学说里净是谬误和荒唐，在我们的社会秩序里净是压迫和苦难。在我这种愚蠢的骄傲所带给我的幻觉之中，我觉得自己有资格驱散这些眩人的迷雾；我认为，要想叫人家能听从我，就必须言行一致，所以我就采取了那种离奇的行径，这种行径别人既不容许我保持下去，我那些所谓的朋友也不能原谅我树了这样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最初使我显得滑稽可笑，但如果我能坚持下去，最后必然会为我赢得普遍的敬仰。

    在此以前，我一直是善良的；自此以后，我就变成有道德的了，或者，至少是醉心于道德的了。这种醉心，是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但是它已经进入我的心田。在那里，最高贵的骄傲在被拔除的虚荣心的遗迹上发芽滋长。我一点也不装假，我表面上是怎样一个人，实际上就是怎样一个人。这种激昂慷慨之情，酣畅淋漓地延续了至少达四年之久，在这四年当中，凡是人的心灵所能包容的伟大的、美的东西，我都能在天我交感之中体会到。我那突如其来的辩才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那种真正自天而降、燃烧我的心灵的烈火也就是从这里散布到我的初期作品里的，而这种神奇之火，在前四十年中一直不曾迸发出些微的火星来，因为它那时还没有点燃。

    我真的变了；我的知交、我的相识都不认识我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腼腆、羞涩过于谦逊，既不敢见人，又不敢说话，人家说一句笑话就感到手足无措，女人看一眼就羞得面红耳赤的人了。我又大胆、又豪迈、又勇敢，到处显出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唯其是质朴的，不但存于我的举止之中，主要还是存于我的灵魂之内，所以就越发坚定。我的冥想深思使我对时代的风俗、箴规和成见油然而生鄙视之心，这种鄙视之心又使我对那班具有这些风俗、箴规和成见的人们对我的嘲笑视若无睹；我用我的惊人警句压倒他们的浅薄妙语，就和我用两个指头捻碎虫豸一般。多么大的变化啊！全巴黎都传诵着我的辛辣而锋利的讥刺话，而同样是我这个人，两年以前和十年以后，却怎么也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字眼。你若是要寻找与我的本性最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我当时的那种状态就是。请大家再回忆一下，我平生常有那种短暂的时刻，这时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不是原来我自己了，这样的时刻也是要在我此刻所说的这段时间里出现的；不过这个时刻不是持续了六天、六星期，而是持续了六年，而且也许还会持续下去的——如果不是某些特殊情况来把它中止，把我还给我原想超脱的自然的话。

    我一离开巴黎，这个大都市的邪恶景象一停止浇灌它在我身上引起的愤慨的情绪，这种变化就开始了。我不再见到人，我也就不再鄙视人；我不再见到恶人，我也就不再恨恶人。我的心本来就不会怀恨述方法用于原始思维和神话学的研究，企图在找出社会生活，自此就只会悲天悯人，而不再把人类的险恶和人类的苦难分别开来。这种精神状态比较温和，也远远不象以前那么崇高了，它不久就把鼓舞我达数年之久的那种热烈的激昂之情消磨净尽；不但别人没有觉察到，连我自己也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又变成畏葸的、随和的、羞涩的人了；总之，又还是当年的那个让－雅克了。

    如果这种剧变只使我恢复原状，并且到此为止，那倒还好；可是不幸得很，它走过头了，很快就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极端。从此，我的灵魂一经开动，就保持不了它的重心，老是摆来摆去，不再停留下来。这第二次剧变，我必须详细地谈谈，既然我的命运在人间绝无先例，这个时期又是我的命运的险恶的、致命的时期。

    我们在隐居生活中既然只有三人，闲暇与寂寞就必然要加强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戴莱丝和我之间就是如此。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在树荫下度着极美妙的时刻，我从来也没有那么深切地领略到这种温馨滋味。我觉得她自己也比以前领略得更加深切了。她向我无保留地开诚相见了，并且告诉了我许多事情，都是关于她母亲和她家庭的，以前她竟有那种毅力，长久对我守口如瓶。她母亲和她家的人都曾从杜宾夫人那里受到过许许多多的馈赠。这些都是送给我的，但是那个老滑头，为了不叫我生气，干脆就暗暗收下了，供自己和其他的孩子享用，一点也没有留给戴莱丝，并且还极其严厉地禁止她跟我说起这些事，而那个可怜的女儿居然也就谨遵慈命，恭顺得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有一件事特别使我吃惊，就是我听说狄德罗和格里姆常和她们母女二人私下谈话，劝她们跟我脱离，只是因为戴莱丝执意不肯命冲动是一种心理意识活动，表现为“绵延性”，它绝对自由，，没有成功。除此而外，我听说他们俩从此又时常和她的母亲密谈，连她自己也没法知道他们三人之间搞了什么鬼。她只知道这里面还穿插了些小礼物，有些小往来，大家都极力对她保密，她也就绝对不晓得那是出于什么动机。当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勒·瓦瑟太太很久以来就惯于每月去看格里姆先生两三次了，并且一去就谈上几个钟头，谈得那么秘密，连格里姆的仆役都经常被打发开。

    据我判断，这种谈话的动机都不过是原来想叫女儿也参加进去的那个计划，他们答应托埃皮奈夫人替她们搞个食盐零售店或烟草公卖店，总之是对她们进行利诱。他们对她们说，我既无力帮助她们，又因为有了她们而我自己也不能有所发展。由于我只觉到这一切都是出于好意，所以也并不十分怪罪他们，只有那种神秘劲儿叫我受不了，特别是老太婆，而且她在我面前一天比一天更巧言令色，更滑头滑脑；但是这并不妨碍她不断地私下里骂她的女儿，说她太爱我，什么都对我说，说她完全是个傻瓜，不久就要吃亏的。

    这个女人掌握了一套一举数得的伎俩：她从这个人手里收到的东西总会瞒住那个人，从所有人手里收到的东西总会瞒住我。她那样贪婪，我倒还能原谅，但是她那样装假，我就不能原谅了。她能有什么要瞒住我的呢？她十分清楚，我是以她女儿和她的幸福为我自己的唯一幸福的。固然，我为她女儿做的事，也就是为我自己做的事，但是我为她做的事也还是值得引起她的若干感激的，她心里至少应该感激她的女儿，并且，她的女儿既爱我，她也就该唯爱女之情来爱我。是我把她从极度贫困中拉了出来，她是从我手里获得了她的生活资料，她那么善于利用的那些熟人，也都是由我而认识的。戴莱丝曾长久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她，现在还是用我的面包来养活她。她的一切都来自这个女儿，而她为这个女儿却什么也没做。她对别的几个孩子，每人都给了一份婚嫁费，并且为他们而倾家荡产，现在他们不但不帮她谋生，还来侵吞她的生活资料和我的生活资料。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把我看作唯一的朋友，看作她的最可靠的保护人，不但不把关于我自己的事对我保密，不但不在我自己的家里搞阴谋来反对我，并且还该把一切可能与我有关的事，她比我知道得早的事，都忠实地告诉我。我对她那种虚伪而神秘的行为还能拿什么眼光去看待呢？特别是她努力灌输给她女儿的那种感情我应该作何感想呢？她怂恿她女儿对我忘恩负义，可见她自己的忘恩负义该是何等骇人听闻啊！

    所有这些想法最后使我对那个女人心冷了，以至我看到她不能不生嫌恶之情。然而我对待我的伴侣的母亲，恭敬绝未稍减，事事对她表现出近乎为子的礼貌和尊重；不过，我不欢喜跟她长久住下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美国哲学家），这也是事实，我的脾气是不晓得什么叫受人牵制的。

    这里又是我生平的那种短暂的时刻之一，我看到幸福近在目前，却不能抓住幸福，而我之所以不能抓住幸福，并不是由于我的过错。如果那个女人品质好，我们三人都会终身幸福的，只是最后死的一个落得可怜罢了。可是偏偏不是这样。你们看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判断我能不能使她转变。

    勒·瓦瑟太太见我已经在她女儿心上占了地盘，而她自己失去了地盘，便努力要把这失去的地盘收回；她可不是由于爱她的女儿而对我回心转意，而是试图使她的女儿完全跟我脱离。她使用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她家里的人都给她当帮手。我曾经请求戴莱丝不要叫她家里的任何人到退隐庐来，她答应了。她母亲却趁我不在家时找他们来了，事先不征得她的同意，事后又要她答应不对我讲。第一步做到了，其余的一切就容易了；你只要有一件事对你所爱的人保守秘密，你不久就会无所顾忌地把什么事都对他保守秘密。我一到舍弗莱特去，退隐庐就高朋满座，纵情欢乐。一个母亲对于一个天性善良的女儿总归是很有力量的；然而，不管那老太婆使出什么手腕，她始终不能叫戴莱丝同意她的看法，不能拖她跟她们联合起来反对我。至于她自己，她是下定决心，不肯回头了：她看到，一方面是她女儿和我，她在我们家里不过是可以生活下去而已；另一方面呢，是狄德罗、格里姆、霍尔巴赫、埃皮奈夫人，他们许得很多，也给她一点东西，她就估计跟一个总包税人的夫人和一个男爵站在一条战线上，总不会错。如果我的眼睛亮一点，我从那时起就一定会看出我是在自己的怀里喂着一条蛇。但是我那盲目的信任当时还没有一点儿改变，根本想不到一个人会打算害他所应当爱的人。我看到在我周围布置下的那成百上千的阴谋，我只晓得抱怨我所称为朋友的那些人做事太专断，据我看，他们是硬要我依照他们的方式，而不是依照我自己的方式，去谋求幸福。

    虽然戴莱丝拒绝跟她母亲结成同盟，她却为母亲保守秘密：她的动机是可嘉的，我不想说她所做的事是好还是坏。两个女人有了共同的秘密，总是欢喜在一起谈天，这就使她们俩越发接近起来。戴莱丝既心挂两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写了许多论文和札记（后，有时就使我感觉到一种孤独感，因为我已经不愿把这样在一起的三个人看成是一个家庭了。就是在这时候，我痛切地感到我当初是错了：我没有在我们初结合的时候利用爱情所给她的那种顺从去培养点她的才能和知识，这些会使我们在隐居生活中更加接近，因而也就会把她的时间和我的时间很有意味地充实起来，不致使我们两人在对坐时感到时间太长。这并不是说我们两人对坐就无话可谈，也不是说她在我们一同散步时显得厌烦；但是，归根究底，我们没有足够的共同见解来构成一个丰富的宝藏；我们的打算从此只限于享受方面，而我们不能老是谈这种打算呀。出现到我们眼前的事物引起我一些感想，而这些感想她却无力理解。十二年的依恋之情不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了；我们俩太相知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彼此倾吐的了。剩下来的只有些闲言碎语、流短飞长、冷嘲热讽了。特别是在寂寞无聊中，一个人才感到跟善于思想的人在一起生活的好处。我倒不需要有这种学识就能从和她的谈话中得到乐趣，而她要能常常从和我的谈话中得到乐趣，倒需要有这种学识。最坏的是，那时我们两人想单独谈谈，还得找机会：她的母亲使我讨厌，逼得我不得不如此。一句话，我在家里很不自在。爱的外表损害了真正的情谊。我们有着亲密的接触，却不是生活在亲密的情感里。

    我一觉得戴莱丝有时找借口推辞我所建议的散步，也就不再开口了。倒也并不怪她不能和我一样乐于此道。乐趣绝不是取决于意志的东西。我知道她的心是靠得住的，这就够了。只要她能乐我之所乐，我就与她同乐；当她不能乐我之所乐的时候，我就宁可使她满足，不必求我自己的满足。

    以上就说明了由于我的期望一半落空，因而我虽然过着一种合乎我的口味的生活，住着由我自己选定的住所，跟着一个我所爱的人在一起，却依然感到自己几乎是孤零零的。我所缺少的东西使我不能领略我所已有的东西。就幸福和享受而言，我要就是两者兼而有之，要就是一无所有。人们即将看到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细节有一述的必要。现在我再回到原来的话题。

    我原以为在圣皮埃尔伯爵给我的那些手稿里有些珍奇的宝藏。拿出来一检查，便发现差不多只是他叔父已印的作品的汇集，经他的手注释和校订过的，另附一些不曾问世的片段。过去克雷基夫人给我看过他的几封信，使我感到他的才华比我原先所料想的要大得多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东汉何休等托为三，这次看到他的伦理学方面的作品又证实了我这种想法。但是一深入审视他的政治学方面的作品，我就只看到一些肤浅的见解，一些有用的、但又无法实施的方案，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一直没有能说出来的思想。人的行为是受知识指导的，不是受激情指导的。他对现代知识的高度评价使他抱定了人类理性业经改善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原则，这个原则也就是他所建议的一切制度的基础和他的一切政治诡辩的根源。这位罕见的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和他那一类人物的光荣。也许自有人类以来，他是唯一只热爱理性而无其他热爱的人。然而在他的全部学说里，他只是由错误走向错误，其原因就是他要把人们都变得和他自己一样，而不是就人们现在是、而且将来会继续是的那个样子去看待人们。他心里想的是为他同时代的人写作，而实际上却只是为一些幻想出来的人著述。

    看到这些之后，我对我手头的作品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就感到有些为难。把作者的那些空想就这样放过去吗？那我就是做了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严格地驳掉吗？那又是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既然他的稿子是我接受了的，甚至是我要求来的，这就使我有义务要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作者。最后我决定采取我觉得最合体统、最正确、同时也最有益的办法，就是把作者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分别表达出来，并且为此而深入体会他的思想，予以阐明，予以发挥，不遗余力地使其显示出它们

    因此，我的作品就应该由绝对分开的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用来按我方才说的那种方式阐述作者的各种方案；另一部分应该在第一部分已经生出效果之后才发表，我将在其中提出我自己对于那些方案的论断。我承认，这样一来，有时会使这些方案遭受到《恨世者》里那首十四行诗的命运的。卷首应该有一篇作者传，我为这篇东西已经搜集了一些相当好的材料，自问由我来使用是不会辱没这些材料的。我也曾在圣皮埃尔神父的晚年见过他，我对他的追怀和景仰，可以为我保证伯爵先生将不会对我评述他的叔父的方式感到不快。

    我先拿《永久和平》来试手，这是整个集子中篇幅最大、用力最勤的作品；在我埋头思考之前，我鼓起勇气把神父关于这个重大题目所写的一切都不折不扣地读完了，从没有因为他的许多冗长重复之处而感到气馁。公众已经读过这部提要了，因此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我对它的评论形具神生荀子提出的命题。《荀子·天论》称：“形具而，一直没有印出来，我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有付印的日子；但是它是与提要同时写出的。我由这部书又转到《波立西诺底》或称《多种委员会制》。这是一部在摄政时期写的作品，为的是鼓吹摄政王所选定的行政制度，结果这部书把圣皮埃尔神父赶出了法兰西学士院，因为书里有几句话反对在此以前的行政制度，惹恼了迈纳公爵夫人和波立尼亚克大主教。我把这部作品编完了，和前一部一样，既有提要，又有评论。但是，我就到此为止，不愿再继续下去了，这工作我原就不该开始。

    使我放弃这个工作的那种种考虑是明摆着的，而我竟没有早日作此考虑，真不免令人惊异。圣皮埃尔神父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或者都包含一些对法国政府某些部门的批评意见，有些意见甚至太直率了，他发表出来而没有受到惩罚还算幸事。不过，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人们一直把圣皮埃尔神父看作一个宣教士而不把他看作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大家让他随随便便地说，因为都知道谁也不会听他的。如果由于我而使大家听他的话，问题就不同了。他是法国人，我不是法国人；我若是重复他的批评，即使是以他的名义，也会招引人家来质问我为什么管闲事。这种质问免不了有些严厉，但也并非有失公平。幸而我还没走多远，就发现我会贻人口实，决定赶快脱身。我知道，我独自一人生活在众人之中，而且那些人都比我有势力，不管我用什么办法，我永远躲不开他们所要加之于我的祸害。在这方面，只有一件事操之在我，就是至少要使得他们想加害于我就不能不有失公平。这个原则，那时使我抛开了圣皮埃尔神父、后来又时常使我放弃一些比这更弥足珍贵的计划。那班人总是口快，看见人家倒霉就说人家是犯了弥天大罪，而我呢，平生总是谨小慎微，不让人家在我遭难时能振振有词地说。“你这是自作自受。”如果那班人知道我这样小心翼翼，他们一定会为之惊讶不置的。

    这个工作一抛开，有时候我对接着要干些什么就犹疑不定，而这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时期可把我毁了，因为没有外物占据我的精力，我的思想就一个劲儿在我自己身上打转。我已经没有任何足以使我的想象力有所寄托的打算，甚至不可能再有什么打算，因为我当时正是处于万事如意的境地，我已经无可企求，而我的心灵却仍是一片空虚。唯其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境地，这种境地也就特别令人痛苦。我已经把我最缠绵的情意都集中在一个称心如意的人的身上了，而她也以同样的情意爱我。我和她一起生活着，无拘无束，甚至可说是随心所欲。然而，不论我在不在她身边，我的心头总有一种隐痛时刻不离开我。我占有她，却又感到她还不是我的；只要想到我对于她并不就是一切，我便觉得她对于我也几乎等于零。

    我有朋友，男女都有。我以最纯洁的友情、最完美的敬意爱着他们，我企望着他们最真实的回报，我甚至根本就不曾想到要对他们的诚意稍加怀疑。然而这种友情，对我来说创造进化论简称“创化论”。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哲学学，却是苦恼的滋味多，甜蜜的滋味少，因为他们固执地、甚至故意地要拂逆我的一切爱好，拂逆我的志趣，拂逆我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只要我表示出想做一件只跟我个人有关而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他们也会立即联合起来，迫使我放弃这个念头。不论什么事，不管我有什么想法，他们都固执地要控制我。而我不但不想控制他们的想法，连过问都不想过问，因此，他们这种固执就更加不公平了。他们的固执成了我的一种沉重的负担，并且太使我苦痛了，以至最后我每逢收到他们的信，临打开时总是预先感到一种恐惧，而后来读信时这种恐惧又总是得到充分的证实。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比我年轻，他们动不动就给我的那些教训，倒是他们自己所非常需要的，而他们竟拿来教训我，也未免太把我当孩子看待了。我常对他们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爱我吧；此外，不要管我的事，就跟我不管你们的事一样：我所要求于你们的，不过如此而已。”在这两点当中，如果说他们曾按照我的请求做到了一点的话，那至少也不是后面那一点。

    我有一个孤立的住所，在一个景色宜人的幽境里；我在家里可以自己作主，依我的方式生活，谁也无权来监督我。然而这种寓居却也带给我一些尽管乐于履行但毕竟是无法免除的义务。我的全部自由都只是暂时的、靠不住的；我比服从命令还要受到更大的束缚，因为我必须受我自己的意志的束缚。没有哪一天，我能在早晨起来的时候说：“我将能随意支配我这一天。”不但如此，除了要依从埃皮奈夫人的安排布置以外，我还有另一种更加讨厌的依从，就是要由社会大众和不速之客来摆布。我离巴黎虽远，却挡不住每天都有大堆闲得无聊的人来找我，他们不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时间，便毫不顾借地来浪费我的时间。我总是在万万想不到的时候被人无情地包围着，很少能为一天订出个有意思的计划而不被一个不速之客来推翻的。

    总之，在我最渴望的许多美好条件之中，我得不到一点真正的享受，因而我的思想又飞回到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宁静的日子里，有时便叹息着叫道：“唉！这里可不是沙尔麦特啊！”

    当我回忆我过去生活的各个不同时期时，便自然而然地考虑到我当时已经达到的那个生命阶段。我发现我已经到了迟暮之年，浑身病痛，终期不远了，而我的心灵所渴望的那些赏心乐事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一件我曾充分领略过；我感到心里蕴蓄的那些热情，我也不曾使之迸发出来；我感到我的心灵里潜伏着的那种醉人的欲念，我不但不曾体味到，简直不曾沾到一点儿，这种欲念，由于缺乏对象，老是在心头压抑着，除了发为嗟叹以外，没有其他宣泄的办法。

    我生来就有一个感情外露的灵魂，对它来说，生活就是爱，怎么可能直到那时为止竟不曾找到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呢？我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做这种真正的朋友的人呀。我的感情是那么易于着火，我的心就是一团爱，我怎么就一次也没有以它的烈焰，为一个既定的对象而燃烧起来呢？我被爱的需要吞噬着，却从来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个需要，我眼见着就要到达衰老之门，未曾真正地生活过就要死去了。

    这些凄凉而扣人心弦的遗想，使我怀着遗憾之情进行反省，而这种遗憾却又不无若干甘美的滋味。我觉得命运似乎欠了我一点什么东西。既然使我生而具有许多卓绝的才能，而又让这些才能始终无所施展，这又何苦来呢？我对我的内在价值有所意识，它一面使我感到受到不公正的贬低，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感觉，并使我潸然泪下，而我生平就是喜欢让眼泪尽情倾泄的。

    我是在一年最美的季节里进行这些遐想的，那是六月天气，在清凉的丛林之下，莺声呖呖，溪水潺潺。这一切把我又投到那太富有诱惑力的慵懒状态中去了——这种慵懒天人交相胜唐刘禹锡用语。指天与人各有其特殊的，原是我生而好之的，但是前此一阵长期的激昂情绪使我养成的那种冷酷而严厉的风格，早该使我把它永远摆脱掉了。我不幸又去回想托讷古堡的午餐和跟那两位妩媚的少女相遇的情景了，那也是在这同样的季节里，环境也和我此刻所处的相似。这段回忆，唯其与天真无邪结合在一起，就使我觉得格外温馨美妙。它又把别的许多类似的回忆都勾引起来了。不久我就看到，凡是在我青年时代曾使我感到飘飘然的对象，都集拢在我的周围，加蕾小姐呀，葛莱芬丽小姐呀，布莱耶小姐呀，巴西勒太太呀，拉尔纳热夫人呀，我那些漂亮的女学生呀，一直想到那位妖艳动人的徐丽埃妲，她是我到现在还不能忘怀的。我发现我被一群天仙，被我的旧相识，包围了起来，我对她们的最强烈的欲念也不算是什么新颖的感情了。我的血沸腾起来了，劈劈拍拍地爆炸了，我的头脑，尽管发已斑白，也发昏了，于是我这个庄重的日内瓦公民，我这个严肃的让－雅克，在近乎四十五岁的年龄上，突然一下子又变成害相思病的情人了。侵袭我的那种陶醉心情，虽然是那么突如其来，那么不近情理，却又是那么持久，那么强烈，硬是要等它把我拖进那灾难重重的出乎意外而又骇人听闻的绝境，才让我醒悟过来。

    这种陶醉，不管达到了什么程度，却还不至使我忘记我的年龄和处境，不至使我自诩还能博得美人的怜爱，总之，不至使我企图把我自童年以来就感到徒然烧毁我的心灵而不可能取得结果的烈火再传递给一个意中人。我脑子里无此希望，甚至无此欲念。我知道恋爱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充分意识到老风骚的可笑，不会让自己成为笑柄。我在青春年少时就不怎样自负风流和信心十足，临老反而再来这一套吗？我可不是那种人。而且，我爱安宁，还怕闹家庭风波；我太真诚地爱我的戴莱丝，不愿叫她看到我对别人的情感比对她的情感更加热烈而感到伤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办呢？读者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我的来龙去脉，一定早就可以猜出来了。我不能求得实在的人物，便把自己投进了虚幻之乡；我既看不出一点现存的东西值得作我的狂热的对象，我就跑进一个理想世界里去培养我的狂热，而我那富于创造力的想象不久就把这理想世界配上了恰如我意的人物。这种办法从来也没有来得这么及时，这么富有活力。在我的不间断的冥思默想之中，我畅饮着人心所从未有的那种最甜美的情感激流。我完全忘掉了人类，我创造出了一群既美若天仙、品德又超凡入圣的完美无缺的人物，都是些在尘世永远也找不着的可靠、多情而忠实的朋友。我就喜欢这样翱翔于九霄之上，置身于旁边的那许多可爱的对象之中，在那种境界里流连忘返，不计时日。我将一切其他的事都抛开了，我匆匆忙忙地吃下一口饭，就急着再跑到我那些小丛林中间。当我正要出去到那太虚幻境的时候，一看到有倒霉的凡夫俗子来把我羁留在尘世，我就掩盖不住、抑制不了我的愠怒；当我失去自制时，就给他们来了个十分生硬的、简直可以称之为粗暴的接待。这样就只有增加我愤世的名声，其实，如果人们能更好地了解我的心的话，这原该使我得到一个恰恰相反的名声的。

    正当我意气风发、热情奔放的时候，我又跟被绳子一下子拽回来的风筝一样，被大自然拽到原地来了，因为我旧病复发，情况相当严重。我采用那唯一可望减轻痛苦的治疗办法义国家。提出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重申了，也就是说，使用探条来治疗，这就把我那些安琪儿式的爱情暂时打断了。因为，除了人们在病痛的时候不能讲恋爱以外，我的想象力只有在乡村。在树荫之下才能活跃起来，而一坐到屋里，呆在房梁底下，就要凋零，就要死去。我常恨世上没有山林仙女；如果真有的话，我准会在她们中间找到一个可以寄托我的一片深情的对象。

    又有一些家庭麻烦这时来增添我的苦恼。勒·瓦瑟太太表面上把我恭维备至，实际上却不遗余力地要把她的女儿从我手里拉走。我从我的旧邻居那里收到了几封信，说明那老婆子瞒着我用戴莱丝的名义借了好几笔债。戴莱丝是知道的，却压根儿也不告诉我。有债要还，倒不怎么叫我生气，最叫我生气的还是他们对我保守秘密。唉！我对她从来没有过任何秘密，她怎么居然对我保守秘密？一个人能对他所爱的人隐瞒一点事吗？霍尔巴赫那一帮见我一次也不到巴黎，便开始当真恐慌起来了，生怕我爱上了乡村，生怕我会傻到要在乡村里一直住下去，从此便开始制造许多麻烦；他们想利用这些麻烦，间接地把我召回到城市来。狄德罗是不愿意这么早就自己出面的，他先把德莱尔从我这边拉过去。德莱尔认识狄德罗还是我介绍的，现在他把狄德罗说给他听的那些印象转告我，而德莱尔自己还不知道此中的真正目的呢。

    一切都仿佛不约而同地要把我从我那甜美而癫狂的梦想中硬拽出来。我的病还没有好，就收到一篇咏里斯本毁灭的诗，我猜这是作者寄给我的。这就使我不能不有所答复，跟他谈谈这篇作品。我是用写信的方式跟他谈的，这封信，如下文所说，是在很久以后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印刷出来的。

    看到这个无论是名声还是成就都可说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可怜人，却在苛刻地咒骂人生的苦恼，老是觉得一切都是恶，我不免感到诧异，所以订下了一个冒昧的计划单子变化发展的内在原则是单子的“欲望”。单个的单子都是，要叫他扪心自问一番，并且向他证明一切都是善的。伏尔泰表面上信仰上帝，而实际上从来只信仰魔鬼，因为他所谓的上帝，按他的说法，不过是一个以害人为唯一乐趣的恶魔罢了。这种学说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而从一个浸沉在各种幸福之中的人的口里说出来，特别令人反感，因为他自己处在安乐窝里，却竭力要叫所有其他的人悲观失望，把他自己并没有受到的种种灾难写得那么阴森可怖。我倒是比他更有资格去历数和衡量人生的痛苦的，所以我对人生的痛苦作了一个公正的审查，并且证明给他听，在所有这些痛苦之中，没有一个痛苦能怪罪天意，没有一个痛苦不是出于人对自己才能的滥用者多，出于大自然本身者少。我在这封信里，对他是十分尊敬、十分钦仰、十分慎重的，可说是极恭敬之能事。然而，我知道他自负心强。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不直接把信寄给他，而是交给他的医生和朋友特龙香大夫，授他以把这封信或交或毁的全权，他觉得怎样最合适就怎样办。特龙香把信转交了。伏尔泰以寥寥数行回答我说，他自己有病在身，还要照看病人，当改期另复，对问题本身只字未提。特龙香把这封信转寄给我时，还另附了一封信，表示对托他转信的人颇不佩服。

    我从来没有把这两封信发表出来，甚至也没有拿给别人看过，因为我不爱大张旗鼓地宣扬这种小小的胜利，但是原信都还在我的函札集里（甲札，第二o及二一号）。在这以后，伏尔泰就把他答应我的那个答复发表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寄给我。那个答复不是别的，就是《老实人》那篇小说。我不能谈这篇小说，因为我没有读过。

    所有这些分心的事，原本可以根治我那些虚幻的爱情，而这也许是天赐的一个办法，以预防这爱情的悲惨后果。然而我的恶星宿占了上风，我刚能勉强出门，我的心、我的脑子、我的脚就又走上原路了。我说原路，是就某些方面而言：因为我的思想，狂热程度稍有所减，这次是回到现实世界来了，但是我把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门类里最可爱的事物都选择得太苛刻了，以至这种精华事物之虚幻性丝毫不亚于我抛弃了的那个幻想世界。

    我把我心头的两个偶像——爱情与友谊——想象成为最动人的形象。我又着意地用我一向崇拜的女性所具有的一切风姿，把这些形象装饰起来。我想象出两个女朋友而不是两个男朋友，因为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的例子，唯其比较罕见，也就越发可爱。我赋予她们以两个相似的、却又不同的性格；两个不算完美、却又合乎我的口味的面容；这两个面容又以仁慈、多情而更加容光焕发。我让她们俩一个是棕发纯粹经验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和实用主义者詹姆，另一个是金发，一个活泼，另一个温柔，一个明智，另一个软弱；但是软弱得那么动人，似乎更足以见其贤德。我为二人之一创造出一个情人，而另一个女人又是这情人的温柔多情的朋友，甚至还有些超出朋友的程度；但是我不容许产生争风、吃醋、吵闹等情事，因为任何令人不快的情感都要我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想象出来，也因为我不愿以任何贬低天性的东西使这幅笑容可掬的图画黯然失色。我爱上了我这两个妩媚的模特儿，我便尽可能使我自己和那个情人兼朋友一致起来；不过我把他写成亲切的、年少的，另外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具有的许多美德和缺点。

    为了要把我的人物放在一个适合于他们的地点，我就把我在旅行中所见过的最美的地方都—一拿来加以审查。但是我就找不到一个我认为足够清幽的丛林，找不到一片我认为足够动人的风景。如果我见过塞萨利的那些山谷的话，它们可能会使我满意的；但是我的想象力已经倦于创造了，它要求以一个现实的地点作为基础，并且足以引起我一种幻觉，使我感到我要安排在里面居住的那些人物的真实性。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到波罗美岛，它们的美妙景色曾使我惊叹不置；但是对我的人物说来，我觉得这些岛上的装饰品太多，人工的雕琢太多了。而且我一定要有一个湖，我最后便选定了我的心一直萦怀的那片湖景。在命运为我限定的那个幻想的幸福范围里，我长期盼望我能在这个湖的某一部分边岸定居下来，现在我就把这一部分湖岸确定下来。我那可怜的妈妈的故乡，对我仍然具有一种魅力。山光水色既相映成趣，风景又丰富多采，那片悦人耳目、扣人心弦、荡涤胸襟的全景又辉煌伟丽，这一切终于使我作出决定，就让我创造出来的那几个青年男女定居在佛威了。以上便是我灵机初动时想象出来的一切，其余的是在以后才添上去的。

    在一段长时期内，我就满足于一个如此泛泛的纲要，因为这个纲要已经足以使我的想象力充满可喜的对象，足以使我的心灵充满它所喜欢培育的感情了。这些虚构，由于频繁地回到我的脑海中，最后就有了较多的实质，并且以一种明确的形式在我的脑海里固定了下来。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忽然起念要把虚构所给我提供的某些情节写到纸上，并且，一面回忆我少年时代所感到的一切，一面又给过去未能满足而现在仍然侵蚀着我的心灵的那种爱的欲望以出路。

    我先纵笔写下了几封既不连贯、彼此也无关系的零散的信，而当我想把它们联缀起来的时候，时常感到棘手。有一点，很难令人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头两部分差不多全是这样写成的分、事物都是波浪式运动发展等重要哲学思想，并号召全党，不曾有任何预先想好的提纲，甚至也没有料到我有一天会想到把它们拿来写成一部正式的作品。所以人们可以看到，这两部分都是用了一些没有量体剪裁的材料事后拼凑起来的，里面充满了补自性的文字，这是其他部分所没有的。

    正当我耽于梦幻的时候，乌德托夫人第一次来访，这是她生平来看我的第一次，但不幸，人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并不是最后的一次。乌德托伯爵夫人是已故包税人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女儿，是埃皮东先生、拉利夫先生和拉伯里什先生的姊妹，后两位后来都做过礼宾官。我已经说过我怎样在她未出嫁之前就和她认识了。自从她结婚之后。我只是在她的嫂子埃皮奈夫人家里，在舍弗莱特的宴会中见到过她。不论是在舍弗莱特还是在埃皮奈，我都曾多次和她在一起，相处好几天，我不但始终觉得她十分亲切，而且我看她对我似乎也很有好感。她相当欢喜和我一同散步；我们俩都健于步行，彼此倾谈，滔滔不绝。然而，虽然她曾有好几次邀请我去，甚至敦促我去，我从来也没有到巴黎去看她。她跟圣朗拜尔先生的亲密关系，使我对她更加关心了，因为当时我刚开始和圣朗拜尔先生要好，我记得这位朋友当时正在马洪，她到退隐庐来看我就是为了告诉我有关他的消息的。

    这次拜访有点象是小说的开场。她走错路了。她的车伕离开了弓背路，想走弓弦，从克莱佛风磨直达退隐庐，结果马车在山谷底下陷到泥潭里了；她决定下车，徒步走完剩下的那段路。她那细薄的鞋袜一会儿就磨破了，自己又陷到泥里，仆从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拽了出来。最后她穿着长靴到了退隐庐，大笑不止，我见到她，也陪着大笑起来。全身衣服都要换，戴莱丝就把自己的衣服拿给她，之后，我就请她屈尊吃点乡下饭食，她感到很满意。当时天色已经不早，她没有待多久就走了；但是这次会晤太愉快了，她似乎有兴趣以后再来。她实践这个计划，已是第二年的事了；但是，唉！这种姗姗来迟，并没有对我起什么保险的作用。

    整个秋季我忙于一件人们猜想不到的事情——为埃皮奈先生看果园。退隐庐是舍弗莱特园林里各溪流的汇集点；那里有个园子，有围墙围着，沿墙都是果树，还有其他各种树木。为埃皮奈先生生产的水果，尽管给人偷掉了四分之三单子自身具有的知觉的清晰程度不同造成的，“微知觉”就是，还比他在舍弗莱特的那片大菜园要多。我为了不做绝对无益的住客，就负责为他管理果园，监督园丁。直到摘果的季节，一切都极顺利；但是，果子渐渐成熟，我发现丢的越来越多，也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园丁向我保证说，都是给山鼠吃掉了。我就开始对山鼠作战，打死了很多，但是果子仍旧减少。我留心观察，结果发现园丁自己就是个大山鼠。他住在蒙莫朗西，夜里带着老婆、孩子来。把白天摘下藏到一边的果子都扛走了，明目张胆地送到巴黎菜市上去卖，仿佛自己有个果园似的。这个可恶的家伙，我也不晓得给了他多少好处，戴莱丝又拿衣服给他孩子们穿，他父亲讨饭，差不多就是靠我养活的，可他还是厚颜无耻，毫不费事地偷我们。只怪我们三人都不够警惕，没有加以提防；有一次他居然一夜把我的地窖子搬个净空，第二天我什么也找不到了。倘若他只是偷我，我也就认了；但是总得为果子作个交代呀，我就不得不揭发偷果子的人了。埃皮奈夫人请我把他的工资付掉，打发他走，另找一个园丁。我照办了。那个大坏蛋就天天夜里在退隐庐四周乱窜，手里拿着一根样子象狼牙棒的带铁尖的粗棍子，后面还跟着几个跟他一路货色的流氓。两个女总督被这家伙吓得要死，为着给她们壮胆，我就叫新来的园丁天天夜里睡在退隐庐；这还不能叫她们安心，我就叫人向埃皮奈夫人要了一支枪，放在园丁的房间里，跟他说好，只有在不得已时，例如，有人试图冲门或爬墙时，才能使用，而且也只装火药，不装弹丸，无非是吓唬吓唬小偷罢了。一个人行动不便，要在树林中间过冬，独自和两个胆怯的女人在一起，为了大家的安全，这当然是可能采取的最低限度的防御措施了。最后，我又弄来了一只小狗，担任警戒任务。这时候，德莱尔有一天来看我，我给他讲了我的处境，并和他一起笑着谈到我的军事装备。他回到巴黎，又拿这件事说给狄德罗取乐；就这样，霍尔巴赫那一帮知道我真的要在退隐庐过冬了。这种坚持精神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可把他们弄得不知所措了。他们一面打主意，想出点什么别的麻烦来叫我住得不痛快，一面就通过狄德罗，先把德莱尔给我拉走。还是这个德莱尔，他先觉得我的防御措施极其自然；后来却在写给我的信里认为这些措施都与我的原则不合，不仅可笑，而且坏透了。他在这些信里拿我大开玩笑，挖苦讽刺，尖酸刻薄，如果我当时的脾气不好的话，我会感到这是对我的侮辱。但是那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爱慕与缠绵的情感，不容再有其他的情感钻进来，所以我只把他那些辛辣的讽刺当作是说笑话，别人觉得他荒诞的地方，我只觉得他轻薄而已。

    由于我提高警惕，多多操心，结果把园子看得很好，虽然这年水果收成很坏，产量还是达到前几年的三倍。说真话，我为保全产品，也是不惜费尽心力的，我甚至亲自护送水果到会弗莱特和埃皮奈去，甚至亲手提篮子；我记得有一次“姨妈”和我两人拾了一个篮子，把我们压得几乎趴下来了，我们不得不每走十步就歇一歇，弄得浑身大汗才抬到了目的地。

    当坏季节开始把我关在屋里的时候，我就想再捡起我的室内工作；但是不可能。随便在什么地方，我只看到那两个妩媚的女友，只看到她们那个男朋友、她们周围的环境、她们住的地方，只看到我的想象力为她们创造出来的或美化了的种种事物。任何时刻我都不能控制自己，狂热状态一直缠住我不放。我作过许多努力要摆脱那些虚构，但无效果，最后我完全被它们迷住了，只想努力把它们整理一下，连贯起来，写成类似小说的东西。

    我最大的困难就是羞于这样明白、这样公开地揭露我自己的矛盾。我已经那么大张旗鼓地建立起我那些严峻的原则，那么坚定不移地宣讲过我那些严厉的箴言，那么尖刻地骂过那些专写爱情和柔情的软绵绵的作品，现在人们突然看到我又亲手把自己放在被我那么严格批评过的作家之列，谁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出乎意料、更刺人耳目的事呢？我充分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之处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著作，我责备我自己，我为此而羞惭，为此而气愤，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把我拉回到理智中来。我完全被降伏了，非服从不可，不管有什么风险，我也得下决心去冒天下之大韪。至于我能不能使这部书出版，那就以后再说了，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设想要把它发表出来呢。

    决心一下，我就没头没脑地钻到我的梦想里去了。我把这些梦想在脑子里反复思考，最后使它们构成了一种方案，这个方案执行的结果，人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毫无疑问，这是对我那些异想天开的念头的最好的利用。好善之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胸怀，它把这些异想天开的念头导向有益的目标，连世道人心都可能有所裨益。我那些香艳的图景，如果里面缺少那种天真无邪的柔和的色彩，便会失掉它们的全部优美。一个弱女子是怜悯的对象，恋爱能使她博得别人的同情，通常她也并不因为软弱而稍减其可爱。但是看到那种时髦的风尚，谁又能忍受下去而不感到愤慨呢？一个不贞的妻子，公开践踏自己的一切义务，认为没让丈夫当场捉获她的奸情，便是对他的一种思典，他还该衷心感激她，世上有比这样不贞的妻子的得意洋洋的劲儿更令人气愤的么？自然界中没有完人，完人给我们的教导已经离我们太远了。但是，假定一个年青的女子，生而有一颗既正直又温存的心，未婚之前让爱情把她征服了，既婚之后又恢复了精神力量，反过来战胜了爱情，又成为有德行的人，谁若是告诉你说，这幅图景就其整体来说是有伤风化而一无是处，谁就是个说谎者、伪善者，你不要听他的话。

    除了这个从根本上跟整个社会秩序有关的针对风俗和夫妻间的忠诚的目标之外，我还怀着一个较深刻的目标，即是社会协调与社会和平。这个目标，本身也许比上面的还更伟大，更重要，至少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是如此。《百科全书》引起的那场风暴远没有平息，当时还正在最猛烈的阶段。对立的两派以极度的岔怒互相抨击，或者毋宁说是象疯狂的豺狼那样互相撕咬，而不是象基督徒和哲学家那样希望互相启发、互相说服、互相拉回到真理的道路上来。也许双方都还缺少有本领的、孚众望的领袖来把这场斗争发展成内战，否则，天晓得，骨子里都同样有着最残酷的偏见的双方，这样一场宗教内战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啊。我生来就仇恨一切宗派偏见，所以对双方都坦率地说了一些严酷的真理，而他全听不进去。于是我就想到另一个不得已的、以我单纯的头脑看来似乎是很妙的办法：就是以消灭他们的偏见为手段来缓和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并且给每一方面指出，另一方面的优点和品德都值得公众的钦佩和一切凡人的敬仰。这个不够明智的计划是建立在人人皆善这样一个假定上的，却使我自己陷入我责备圣皮埃尔神父的那种错误了，所以，它产生了它应得的结果：并没有使双方互相接近，而使它们联合起来打击我了。经验终于使我感到了我的傻气；但是在这以前，我是全力以赴的，我敢说，我那股热忱是无愧于驱使我去做的那种动机的，所以我刻划了沃尔马和朱丽两人的性格，当时我内心的狂喜使我希望能把他们两人写得都很可爱，并且使两人都由于互相映衬而显得更加可爱。

    我为我的方案能这样粗粗地定下来而感到满意，于是又回到了我已经草拟的那些详细的情节上面；这些情节的整理结果就产生出了《朱丽》的前两部分。我是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在这个冬季撰写和誉清这两部分的，用的是最漂亮的金边纸，吸墨用的是蔚蓝和银灰的粉末之体便是人与万物之体。因而，人类应视万物如朋友，人则，装订分册用的是浅碧丝带，总之，我成了另一个皮格马利翁，对那两个妩媚的少女的一片痴情，简直找不到什么够风雅、够玲珑的东西来配上她们了。每天晚上，我在火炉旁拿这两部分给女总督们念了又念。女儿一言不发，感动得跟我一起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母亲根本听不懂，始终无动于衷，又找不到一点应酬的词令，只好在大家默默无言的时刻对我一再重复说：“先生，真美呀！”

    埃皮奈夫人知道我冬天单独一人住在树林中间的一座孤立的房子里，很不放心，时常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她对我的友情表现得从来没有这样真切过，而我对她的友情也从来没有反应得这样热烈。在这些友情的表现之中，有一件事如果不特别提出来，我就太不对了：她曾把她的画像派人送给我，并且想要我的画像——拉都尔画的，曾在沙龙里展出过的那一幅民。也不应抹煞她另一次亲切的表示，它看起来很可笑，但是由于它留给我的印象，也可见我的性格演变之一斑。有一天霜冻很厉害，我打开她派人送来的一个包裹——是她亲自为我备办的几样东西，发现有一件小村裙，英国法兰绒做的，说她已经穿过，要我改制一件坎肩。短笺的措词很感人，充满着亲热与天真。这点关怀超过了友谊，我觉得太体贴了，仿佛她自己脱下衣服来给我穿，以至我在情感激动之中热泪纵横地把那短笺和衬裙吻了足有二十遍。戴莱丝以为我疯了。说也奇怪，埃皮奈夫人对我的友情表示真是太多了，却从来没有一次能象这次这样感动我。甚至在我们绝交以后，我每次回忆起这件事也不免心头发软。我把她那张小便笺保存了很久，如果它不是和我那时的其他信件遭到同一命运的话，我现在还保存着呢。

    虽然那时期我的尿闭症一到冬天就不让我轻松，虽然这年冬天有一部分时间我都被迫使用探条，然而，总的说来，那还是我自从居住法国以来最甜美、最安静的一个季节。在坏天气为我免遭不速之客的侵袭的那四五个月之中，我比以前和以后更能体味到那种独立、平稳而又朴素的生活，而越享受这种生活，我就越觉得这种生活的价值。当时我别无其他伴侣，只有现实中的两个女总督。想象中的两个表姊妹。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我日益庆幸我明智地采取了这个决定，不顾那些看我摆脱了他们的羁绊而不高兴的朋友们的叫嚣；当我听到狂人谋杀案的时候，当德莱尔和埃皮奈夫人在信里跟我谈到那种弥漫巴黎的纷乱和骚动的时候，我是多么感谢上苍使我远离了那些恐怖和罪恶的景象啊！否则的话，社会紊乱使我已经养成的那个暴躁脾气，那些恐怖和罪恶的景象只能使它更加滋长、更加乖戾的；而现在呢，我在我的幽居周围，只看到赏心悦目、甜蜜美妙的事物，我的心完全沉醉于种种温馨的感情之中了。这是人家让我过的最后的宁静的时刻，我津津有味地在这里记下它们的历程。在随着这个安静的冬季而来的那个春天里，就可以看到我下面要写的那些灾难的胚芽开始萌发了，在这些纷至沓来的灾难当中，人们将再也看不到这种间歌时间，能让我有工夫去喘息一下。

    然而，我似乎还记得，就是在这个和平的间歇中，即使在我的幽居深处，我还不是十分安静以农为本的理论与政策。本指农桑，末为工商。墨家率先提，还不免遭到霍尔巴赫一伙的搅扰。狄德罗就给我引起了一些麻烦；除非我完全记错了，《私生子》一书就是在这个冬天出版的，一会儿我就要谈到这本书。由于后面将会讲明白的种种原因，我那时期的可靠的文件剩下的很少了，就是留下的文件，日期也很不准确。狄德罗写信向来是不注日期的。埃皮奈夫人和乌德托夫人写信也只注明星期几，而德莱尔通常也跟她们一样。当我想把这些信依次排列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不摸索着，注上一些大概的日期。因此，我既不能确有把握地确定这些纠纷的开始，我就宁愿把我所能记得的一切当作整个一条写在下面。

    大地春回，我的狂热更加高涨，我在爱火的激奋中又为《朱丽》的后几部分写了好几封信，这些信都洋溢着我写信时的那种狂喜的心情。我可以特别提出写极乐园和湖上泛舟的那两封信。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两封信都是在第四部分的末尾。谁读了这两封信而不心软并且熔化在促使我写出这些信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里，谁就该干脆把书合上：他是没有资格来评论感情这个题目的。

    正是这个时候，出乎意料，乌德托夫人第二次来访。她的丈夫是近卫队军官，不在家，她的情人也正在服役，她就到奥博纳来了，在蒙莫朗西的幽谷中租了一座相当漂亮的房子。她就是从那里到退隐庐来作一次新的远足。这次出游，她骑着马，扮作男装。虽然我平生不喜欢这种蒙面舞式的乔装，但对她那种乔装的传奇风度却有些一见心倾，这一次可真是爱情了。因为这段爱情是我平生第一遭，又是平生唯一的一遭，又因为它的后果使它在我的记忆里将永远是既难忘而又可怕，所以请容许我把这件事说得稍微详细点。

    乌德托伯爵夫人快三十岁了，根本说不上美，脸上还有麻子，皮肤又不细腻，眼睛近视国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哲学。主要代，眼型有点太圆。尽管如此，她却显得年青，容貌又活泼，又温柔，老是亲亲热热的。一头乌黑的长发，天然鬈曲，一直拖到膝弯。身材娇小玲珑，一举一动都显得又笨拙又有风韵。她的禀性极自然，又极隽雅：愉快、轻率和天真在她的身上结合得非常巧妙。她有的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妙语，不假思索，有时竟夺口而出。她多才多艺，会弹钢琴，舞跳得很好，还能做几句相当漂亮的小诗。至于她的性格，简直是天使一般：心肠好是它的基础，而除了谨慎与坚强以外，她一切美德都兼而有之。特别在为人方面，她是那么可靠，在社交方面，又是那么忠诚，纵然是她的仇敌，做事也不瞒她。我所说的她的仇敌，是指恨她的男人或女人，因为，就她自己来说，她是没有一颗能够恨人的心的，而且我相信我们这点相同之处曾大有助于我对她的热恋。在最亲密的友情的倾诉之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背后说过人家的坏话。就连她嫂子的坏话，她也从来不说。他不能对任何人掩饰她心里所想的事，甚至不能抑制她的任何感情：我深信，她就是在丈夫面前也谈她的情人，正如她在朋友面前、熟人面前、所有的人面前都谈她的情人一样。最后，有一点不容置辩地证明她那善良天性的纯洁与真诚，那就是她可以心不在焉到无以复加、轻率到十分可笑的地步，常常于无意之中说出些话或做出些事来，对她自己可谓不慎之至，但从来没有冒犯过别人。

    她很年青的时候就被勉强嫁给乌德托伯爵了。乌德托伯爵有地位，是个好军人，但是喜欢赌博，喜欢闹事，很不亲切，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她在圣朗拜尔先生身上发现了她丈夫的一切优点，再加上许多可爱的品质，既聪明，又有德，又有才能。在本世纪的风俗中如果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原谅的话，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种依恋之情：它的持久使它变得纯正，它的效果使它受人钦仰，它之所以能巩固起来，只是由于双方的相互尊敬。

    我猜测，她来看我，固然也有点儿出于兴趣，但更多地还是为了博得圣朗拜尔的欢心。他曾敦促她来，他相信我们之间开始建立起来的友谊会使我们三个人对这种往还都感到愉快。她知道我了解他们俩的关系，她既然能在我面前无拘无束地谈他，自然就表明她喜欢跟我相处了。她来了；我见到她了。我正陶醉于爱情之中而又苦于没有对象。这陶醉就迷住了我的眼，这对象就落到了她的身上。我在乌德托夫人身上看到了我的朱丽，不久，我就只看到乌德托夫人了，但这是具备了我用来装饰我的心头偶像的那一切美德的乌德托夫人。为了使我痴情到底，她又以炽热的情侣身份跟我谈着圣朗拜尔。多么巨大的爱情感染力啊！我听着她说话，感到自己在她身边，竟幸福得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起来，这是我在别的女人身边都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她谈着，谈着，我自己也就感动了。我还以为我只是对她的感情感兴趣呢，其实这时我自己也已经产生了同样的感情了；我大口大口地吞下这毒汁，可是我当时只感到它的甜美。总之，在我们两人都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她用她对情人所表现的全部爱情，激发起我对她的爱情来了。唉！为着一个心中已经别有所恋的女人而燃烧起这样既不幸而又炽烈的爱情，真正是为时已晚，也真正是太令人痛苦了！

    虽然我在她身边已经感到了那些异常的冲动，但我先还没有觉察到我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只是在她走了以后，当我开始想朱丽的时候，我才吃惊地发现，我想来想去都只能想到乌德托夫人。这时候我的眼睛睁开了关学；闽指客居福建的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我感到了我的不幸，我为此而哀叹，但是我还料想不到这个不幸将要产生的许多后果呢。

    我今后对她持什么态度呢？我迟疑了很久，仿佛真正的爱情还能留下足够的理智让你去深思熟虑似的。我正在举棋不定，她又一次出乎意料地来找我了。这一下我心里可有数了。伴随邪念而来的羞涩之心使得我哑口无言，在她面前直发抖，我既不敢开口，也不敢抬起头来，我心头的慌乱简直无法形容，而她不可能看不出来。于是我就决定向她承认我心里慌乱，并让她猜测慌乱的原因：这等于把原因相当明白地告诉她了。

    如果我年青而又可爱，如果乌德托夫人后来软弱了，我在这里就应该谴责她的行为，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所以我对她只有赞美，只有钦佩。她作出的决定是既大方又谨慎的。她来看我，是圣朗拜尔叫她来的，她不能突然疏远我而不向圣朗拜尔说明原因，因为这样就可能使两个朋友绝交，也许还会闹得满城风雨，而这是她要避免的。她本来是对我既敬重而又怀有善意的，所以她就怜悯我这点痴情，但是不予以逢迎，而是表示了惋惜，并且努力要医好我的痴情。她很乐意为她的情人和她自己保留一个她看得起的朋友。她说等我将来变得理智了，我们三人之间很可以构成一种亲密而甜美的关系，而她每跟我谈到这一点，便显得再愉快也不过的。她并不只是限于这种友好的劝告，必要时她也不惜给我一些由我自己招来的较严厉的责备。

    我也同样严厉地责备我自己。等到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清醒了，我把话说出了之后，心里也就比较平静了。大凡一个人的爱情，被激起爱情的女方知道了之后疏本甚多。秦汉列为七经之一，南宋时列为四书之一。，就变得好受些。我用来责备自己的那种力量理应医好我的爱情的，如果事实是可能的话。我把所有强有力的理由都找来帮助我扼杀我这份爱情。我的操守呀、我的感情呀、我的原则呀、可羞可耻呀、不义不忠呀、罪在不赦呀、负友之托呀，最后还有个理由：以这样的年纪，还让最荒唐的热情燃烧起来，而且对方又已经心有所恋，既不能对我的爱有所回报，又不能让我保留任何希望，未免太惹人笑话了，而且这样荒唐的热情不但不能由坚持而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变得一天比一天更苦痛难堪。

    谁能相信啊！这最后一种考虑，原该给所有其他的考虑增添份量的，却反而把它们都抵消掉了！“一段痴情，”我想，“只于我个人有害，那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我难道是个要让乌德托夫人小心提防的轻狂小生吗？别人看到我这样煞有介事的悔恨，不会说是我的殷勤、仪表和打扮在诱使她走入歧途吧？嘿！可怜的让－雅克啊，你自由自在地去爱吧，心安理得地去爱吧，别担心你的叹息会有损于圣朗拜尔。”

    读者已经看到，我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自命不凡过。上面那种想法正合我一贯的心理倾向，它使我的激情感到安慰；这样一来，我就无保留地沉溺于激情之中了，甚至笑我那种不合时宜的顾虑是出于虚荣而不是出于理智了。对一颗正直的心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教训啊！邪恶进攻正直的心灵，从来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它总是想法子来偷袭，总是戴着某种诡辩的面具，还时常披着某种道德的外衣。

    我既怙恶而又无悔意，不久就毫无节制地为恶了；请读者看看我的激情是怎样循着我的天性的故辙，最后把我拖下了深渊吧。最初，为了使我放心，它采取谦卑的态度但强调在寻求快乐时要掌握一定的分寸。，后来，为着使我放手做去，它把这种谦卑转变成为疑惧。乌德托夫人不断提醒我，叫我勿忘本分，保持理智，她从来也没有片刻迎合我的痴情，不过待我总是极其温存，对我总是采取最亲切的友谊的态度。我敢保证，如果我相信这份友谊是真诚的话，我一定也就感到满足了，但是我认为它太热烈了，不会是真正的友谊，因而我脑子里就不免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种与我的年龄和仪表太不适合的爱情，使我在乌德托夫人眼里的地位降低了，这个轻狂的少妇只是要拿我和我这过时的热情来取乐，她一定把心里话都告诉圣朗拜尔了，她的情郎恨我对不起朋友，便赞成她要弄我，两人串通一起要把我逗得晕头转向，好叫人家嗤笑我。这种愚蠢的想法曾使我二十六岁时在我所不了解的拉尔纳热夫人身边说了许多糊涂话，现在我是四十五岁的人了。又是在乌德托夫人身边，假如我不知道她和她的情郎都是不至于开这样残忍的玩笑的正派人，那么我这种愚蠢的想法倒也还是情有可原的。

    乌德托夫人继续来拜访我，我不久也就回拜她了。她欢喜步行，我也是一样，我们在迷人的景色中作长时间的散步。我爱她，又敢于说出我爱她，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果不是我的糊涂言行毁了其中的全部妙趣的话，我当时的处境实在是再甜蜜不过了。她起先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在接受她的爱抚时会那么傻气，但是我的心从来就不会对自己所想的事丝毫有所隐瞒，所以我不久就把我的猜疑对她说明了。她起先想一笑置之，但这个办法不成功，她的笑会激起我的狂怒的，她便改变了口吻。她那种怜惜的温存真是战无不胜的。她对我说了些直沁入我心脾的责备的话，她对我那些不正确的畏惧表示担忧，我就抓住这种担忧而加以滥用，我要求用事实来证明她不是戏弄我。她明白，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能够使我放心。我就越逼越紧，这一步是微妙的。一个女人已经被迫到了讨价还价的地步了，竟还能那么便宜了事。真是惊人，也许可说是空前绝后的一遭吧。凡是最缠绵的友情所能给予的，她都不予拒绝。任何足以使她失节的事，她都绝不放松。并且我很惭愧地看到，每逢她稍微给我一点好处就把我的感官烧得炽热难熬，而这种炽热在她的感官上却引不起半点火星。

    我曾在某处说过，如果你不想给感官什么东西，你就绝不能让它先尝到一点甜头。要想知道这句箴言对乌德托夫人说来是多么不正确，要想知道她是多么能够自持，那就必须详细了解我们那些频繁的、长时间的密谈，把我们那四个月当中的热烈的密谈从头到尾都回顾一番。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四个月是在两个异性朋友之间无与伦比的亲密中度过的，而双方又都把自己限制在我们始终不曾逾越的那个范围里。唉！我体会到真正的爱情确实是太迟了，可是一经体会，我的心灵和感官为了偿付这笔拖欠的情债，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单方面的爱情尚且引起这样的狂热，那么，一个人若是处在他所爱并博得其爱情的那个对象身边，他所感到的狂喜该是多么剧烈啊！

    但是，我说单方面的爱情是说错了，我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回报的，它虽然不是相互的，却是两方面的。我们两人都陶醉在爱情之中：她爱她的情郎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美国物理学家），我爱她；我们的叹息，我们的甘美的泪水都交融在一起了。彼此都是多情的知心人，我们的情感太相投了，不可能没有相合的地方。不过，在这种危险的陶醉之中，她从来没有一刻忘形；而我呢，我保证，我发誓，虽然我有时被感官迷惑了，曾企图使她失节，却从来也不曾真正蓄意打她的主意。我那热情的激烈，本身就控制了这份热情。克已的义务荡涤了我的灵魂。一切美德的光辉都装饰着我心头的偶像，玷污它那神圣的形象就等于把它毁灭。我很可能犯这个罪，我在心里犯了这个罪不下百余次；但是，真正要玷污我的索菲么？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吗？不，不！我把这话对她说过千百遍了，即使我有满足欲望的权力，即使我能支配她自己的意志，除了若干短暂的狂热时刻以外，我都会拒绝以这种代价来求得快乐的。因为我太爱她了，我才不想占有她。

    从退隐庐到奥博纳，将近一里约；在我频繁前往的旅行中，我有时也在那里住宿。有一天晚上，两人面对面地用过晚餐之后，我们就到花园里，在美丽的月色下散步。这花园的深处有个相当大的剪修过的树林，我们穿过树林去找一个幽美的树丛，树丛里还造了一挂瀑布点缀着，这是我给她出的主意。永世难忘的无邪与享受的回忆啊！就是在这树丛里，我和她坐在一片细草地上，头上是一棵花儿盛开的槐树，为着表达我心头的感情，我找到了真正无愧于这种感情的语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达到崇高的境地——如果人们可以把最缠绵、最热烈的爱情所能输进男人心灵的那种亲切而又富有魅力的东西称为崇高的话。我在她的膝上流下了多少令人心醉的眼泪啊！我又使她情不自禁地流了多少这样的眼泪啊！最后在一阵不由自主的激动之中，她叫道：“不，从来没有象你这样可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情人象你这样爱过！可是，你的朋友圣朗拜尔在叫着我们，我的心是不能爱两次的。”我一声长叹，就不说话了；我拥抱她——这是一次怎样的拥抱啊！但是，仅此而已。她独自一人生活着，也就是说，远离她的情人和丈夫，已经有六个月了；我差不多天天都去看她，而且爱神始终伴随着我们也已经有三个月了。我们时常先面对面地用过晚餐，然后两人到树丛深处，在那月光之下，经过两小时最热烈、最缠绵的私语之后，她又在半夜里离开树丛和朋友的怀抱，身和心都和来时一样无暇、一样纯洁。读者们，衡量衡量所有这些情景吧，我不再加半句话了。

    人们可别以为在这种场合下，我的感官能让我安静，就象在戴莱丝和在妈妈身边一样。我已经说过，这次是爱情，而且是以其全部力量和全部狂热迸发出来的爱情。至于我不断感觉到的不安、战栗、心悸、痉挛、昏厥，我都不去描写了：人们单凭她的形象在我心头所产生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前面已经说过，退隐庐离奥博纳相当远，我常从安地里那一带山坡边上走过，那里的景色是极其引人入胜的。我一边走，一边梦想着我即将见到的那个人，梦想着她将给我的亲热的接待。梦想着在我到达时等着我的那一吻。单是这一吻，这不祥的一吻，在没有接受之前就已经把我的血点燃起来了，使我头脑发昏，眼睛发花，两膝颤抖，站立不住；我不得不停步坐下来，整个身体仿佛都乱了套，我几乎要晕过去了。我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出门时总是力求分心，想别的事情。可是我还没走二十步，那同样的回忆，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一切后果，就又来侵袭我，绝对无法摆脱；并且，不问我用什么办法，我不相信我有哪一次能逍遥自在，一个人走完这程路。我走到奥博纳时，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简直要倒下去了，站都站不住。可是一见到她，我就完全恢复过来了，我在她身边只感到精力无穷却又不知如何使用的苦恼。我来的路上；在望得见奥博纳的地方，有一片风景宜人的高岗，叫奥林匹斯山，有时我们俩各自从家里走到这里相会。如果是我先到，当然要等她；但是这个等候又叫我多么受罪啊！为了有所自遣，我总是用我带的铅笔写些情书，这些情书，简直是用我最纯粹的血液写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能把一封情书写完而字迹依然可以辨认清楚的。当她在我们两人约定的壁橱里找到这样的情书的时候，她从中看到的，除了我写情书时那副可怜的样子外，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这种样子，特别是拖了那么久，经过三个月不断的刺激和绝望，就使我疲惫得好几年都恢复不过来，最后还使我得了疝气病，将来我是要把它，或者说，它是要把我带到坟墓里去的。我这个人的气质，也许是大自然所曾产生的最易激动、而又最易羞怯的气质。我这种气质的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爱情享受就是如此。我在人世间最后的好日子也就是如此。下面开始的就是我一生中一大串几乎从未间断的灾难。

    在我整个一生中，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心象水晶一样透明，从来不会把藏起来的一个稍微强烈的感情隐瞒一分钟。请大家想想，要我把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长久隐瞒起来极”，由此生成阴阳五行与万物。明代编入《周濂溪集》。，那是可能的吗？我们的亲密关系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也不稍加隐讳，或故弄玄虚。这种亲密关系并不属于需要保密的那一类。乌德托夫人对我怀着她自觉是无可指责的最亲密的友谊，而我则对她满怀着谁也没有我知道得更清楚的正当的敬佩。她坦率、心不在焉、有点冒冒失失；我真诚、笨拙、高傲、急躁、狂热，我们就在自以为平安无事的假想中贻人以口实，远超过我们真正有什么越轨行动。我们都到会弗莱特去，我们常在那儿见面，有时甚至还是事先约好了的。我们在那里和平时一样生活着，天天并肩散步，就在那片园林里，正对着埃皮奈夫人的房子，并且就在她的窗下谈我们的爱情，谈我们的义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纯洁的计划。埃皮奈夫人就从窗口不断地窥视我们，她自以为被人欺上睑了，使用两只眼睛往心里灌足了怨气和愤恨。

    女人个个都掌握着掩饰愤怒的艺术，特别是在愤怒强烈的时候。埃皮奈夫人脾气暴躁却又工于心计，她高度掌握着这种艺术。她佯装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怀疑；她一面对我加强体贴照顾，甚至近于挑逗，一面又故意用不客气的态度和鄙夷的表示欺压她的小姑子，似乎还暗示我也鄙夷她。人们当然料到她这样做是成功不了的，但是我却受到了苦刑。我的心被两种相反的感情撕裂着，我一面被她的爱抚感动了，同时我看她那样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又感到怒不可遏。乌德托夫人的那种天使般的温和性情使得她忍受一切，毫无怨言，甚至并不因此而更不满她的嫂子，而且，她常常又是那么漫不经心。对这种事往往又那么不够敏感，所以有一半时间她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嫂子对不起她。

    我当时太沉醉在我的狂热之中了，所以，除了索菲（这是乌德托夫人的名字之一）什么也看不见，就连我已经成了埃皮奈全家和许多不速之客的笑柄，也都没有觉察出来。霍尔巴赫男爵，据我所知，以前从来没有到舍弗莱特去过，现在就是这种不速之客之一。如果我当时就象后来那么多疑的话，我一定会猜想到，他这次旅行是埃皮奈夫人事先布置的，好请他来看一场日内瓦公民谈恋爱的把戏。但是我那时太蠢了，连大家一望而知的事我都看不见。然而我的全部愚蠢也挡不住我发现男爵比平时更高兴、更快活的样儿。他不象平常那样愁眉苦脸地看我，却说无数揶揄的话，弄得我莫名其妙，瞪着大眼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埃皮奈夫人则笑得前仰后合，我还不知道他们发了什么疯呢。因为一切都还没有越出开玩笑的范围，所以，如果当时我觉察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凑上去跟他们一起开开玩笑就是了。但是事实上，人们透过男爵的那种嘲笑的快活劲儿，可以看出他眼里闪烁着一种恶意的喜悦，如果当时我就跟事后回想起来时那样注意到的话，这种恶意的喜悦也许会使我心里不安的。

    有一天，我又到奥博纳去看马德托夫人。她常到巴黎去，这次是刚从巴黎回来，我发现她愁眉苦脸的，并且看出她曾经哭过。我不能不克制自己律等）的哲学意义等。中国化学哲学的研究，着重于化学研，因为她丈夫的姊妹伯兰维尔夫人在场；但是我一有机会，就向她表承我心头的不安。“唉！”她叹口气对我说，“我恐怕你的痴情把我一辈子的安宁都葬送掉了。有人告诉圣朗拜尔了，但是讲的不是实情。他倒能为我说公道话，但是他有点发脾气，而最坏的是他有些话又藏着不讲出来。幸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一点也没有瞒他，我们的关系本来是他促成的。我在给他的信上尽讲起你，就如我的心里充满了你一样；我只向他瞒住了你那种糊涂的爱情，我原是想医好你这种爱情的，而他，话虽没有说，我看出他是把你的爱情当作我的一个罪过的。有人陷害我们，冤枉了我；不过，管它呢，要么我们从此一刀两断，要么你就老老实实的，该怎么就怎么。我不愿再有一点事瞒住我的情人了。”

    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在原该充当其导师的一个少妇面前受到了她的严正的责备，自知过失，满面羞惭，真是一件难堪的事。我痛恨我自己，这种痛恨，如果不是受害者给我引起的那种亲切的同情又使我的心软了下来，也许足以把我的懦弱克服下去的。唉！我的心已经被从四面八方钻进来的眼泪渍透了，这时它还能硬起来么？这一阵心软很快就化为对告密人的愤怒了。那班卑鄙的告密人只看到一个虽然有罪却是不由自主的情感的坏的方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甚至也想象不到有颗真诚的清白的心在补赎着这个方面。至于是谁给我们来了这一手的呢，我们处在疑团中的时间也并不长久。

    我们两人都知道埃皮奈夫人是和圣朗拜尔通信的。她给乌德托夫人挑起风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曾千方百计要把圣朗拜尔跟乌德托夫人离间开来，这种努力曾经有几次获得成功，所以乌德托夫人生怕以后又中她的计。此外还有格里姆，我记得他似乎是跟随加斯特利先生到军队里去的，那时也和圣朗拜尔一样正在威斯特法伦；他们在那儿有时能见到面。格里姆曾在乌德托夫人面前试图进攻过几次，但都没有成功。格里姆大为恼火，从此就根本不和她见面了。格里姆的“谦逊”是众所共知的，他既认定乌德托夫人不爱他而爱一个年纪比他大的人，而且他，格里姆，自从跟大人物交往以来，一谈起这个人就只把他当作手下的一个受保护者，大家想想他是不是能冷静吧。

    我对埃皮奈夫人的怀疑，在我听到我家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变成确信了。当我在舍弗莱特的时候，戴莱丝也常来，或者是把我的信送给我房辑佚书》另辑有《周易京氏章句》卷，《汉学堂丛书》、《汉，或者是照顾一下我的坏身于。埃皮奈夫人曾问她，乌德托夫人和我是不是互相通信。一听说互相通信，埃皮奈夫人就逼她把乌德托夫人的信交给她，保证她会把信重新封好，显不出被拆过的样子。戴莱丝并没有显出对这种建议是如何愤慨，甚至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只是把送给我的信藏得更紧些而已：真是提防得好啊，因为埃皮奈夫人派人在她来的时候监视她，并且有好几次竟大胆到在半道上搜她的围裙。更有甚者，埃皮奈夫人有一天表示要跟马尔让西先生一起到退隐庐来午餐，这是我自住进退隐庐以来的第一次。她趁我跟马尔让西先生出去散步的时候，和她们母女二人到我书房里去了，并且逼她们把乌德托夫人的信拿出来给她看。如果母亲知道信在什么地方，信就交出去了，幸而只有女儿一人知道，她说这些信一封也没有保留下来。当然，这个谎言是充满着正直、忠诚与宽宏大量的，若是说出真话，反而成为道地的背义行为了。埃皮奈夫人一看不能诱惑她，便努力激起她的醋意，怪她太随和、太糊涂。她对她说：“你怎么能看不出他们之间的罪恶关系呢？如果摆在你眼前的一切你都不信，而还需要一些别的证据，那么，你就帮我的忙来找这些证据好了：你说他把乌德托夫人的信读过就撕了，好吧！你就把碎片小心捡起来，交给我，我负责把碎片拼凑起来。”这就是我的女友给我的女伴的教导。

    所有这些企图，戴莱丝竟谨慎到把我瞒了很久；但是，当她看到我那种惶惑困窘的样子，觉得不能不对我和盘托出，好让我知道谁在跟我作对，以便采取措施，预防人家正在给我准备的那种种陷阱。我的愤慨、我的气愤是无法形容的。我不学埃皮奈夫人的榜样，跟她装假，也不想用狡计来破狡计，我完全听凭我的急躁脾气去做，再加上平素的轻率，我就公开闹起来了。人们读了下面这几封信，就可以看出我是多么不谨慎，同时这些信也足以说明双方在这一件事上的作风如何了。

    埃皮奈夫人函（甲札，第四四号）

    怎么我就看不到你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为你感到不安。你曾再三答应我只在退隐庐和这里两头跑跑呀！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是让你完全自由的，而现在一星期过去了，你连个人影也不见。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义”，是把人仅仅看作历史力量的活的体现，辩证法是“马克，你的身体很健康，我还以为你病了呢。我前天、昨天就在等候你，到现在还不见你来。我的上帝呀！你怎么啦？你现在手头又没有什么事要做，你也不会有什么苦恼，因为如果有的话，不是我自负，你早就跑来向我倾诉了。因此你一定是病了！赶快解除我这焦躁不安的心情吧，我求你。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愿这个“再见”，能给我从你那方面带来个“你好”。

    复函星期三晨

    我现在还什么都不能对你说。我在等待了解得更清楚些，反正或迟或早我一定会弄清楚的。同时，请你确信：被控的无事者将会找到一个热烈的保卫者，足以让那些诬告者后悔，不论诬告者是什么人。

    埃皮奈夫人的第二函（甲札，第四五号）

    你的信使我大吃一惊，你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把它读了又读，一直读了二十几遍。老实说，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只看出你心里感到不安和苦恼，你要等到不安和苦恼过去了以后再跟我谈。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就这样约定，好吗？我们的友谊、我们的信任，都到哪儿去了？我是怎样失掉了那种信任的呢？你是对我生气，还是为我生气呢？无论如何，你今天晚上就来，我请求你。记得不到一星期前，你还答应过我不把任何事情藏在心里，有事立时就对我说呢！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信赖这个信任的……我刚才把你的信又读了一遍：我还是不明白，但是它叫我颤抖。我觉得你心里激动得痛苦极了。我倒很想使你平静下来，可是，我既然不知道你不安的原因，我就不知道对你说些什么才好，我只能告诉你，在看到你之前，我是完全和你一样不幸的。如果你今晚六点钟不到，我明天就到退隐庐来，不管天气怎样，也不管我身体如何，因为我忍受不了这样的不安。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我要冒险给你一个忠告，但也不知道你需要不需要，你要极力提防，极力制止不安的心情在孤寂中发展。一只苍蝇会变成一个魔鬼的，我过去常有这种体验。

    复函星期三晚

    只要我现在不安的心情还继续下去，我既不能去看你，也不能接受你的访问。你说的那种信任现在不存在了，你想恢复也将是不容易的。现在，我在你的殷勤当中，所看到只是你想从别人的表白中得到某种合乎你的图谋的好处；而我这颗心，对一颗开诚相见的心是极易流露的，对诡计和狡诈却要关上大门。你说你难以看懂我的信，我却从中看出你惯常的机智。你以为我真傻到相信你没有看懂那封信么？不，但是我将以坦白来战胜你的诡巧。为了使你对我更不了解，我就进一步明说吧。

    有两个结合得好好的、彼此都无愧于对方的爱情的有情人，他们都是我亲爱的人，我当然料到你不知道我指的是谁，除非我把名字说出来。我猜测有人曾试图拆散他们，并且利用我来使他们两人之一产生忌妒。这种选择并不十分高明，但是对于那个坏心眼说来，似乎很方便；而这个坏心眼，我怀疑就是你。我希望这就清楚点了吧。

    好啦，一个我最钦佩的女人，在我完全知晓的情况下，做出了那种无耻的事——把自己的心和身分给两个情人，而我也那么无耻，竟是这两个懦夫之一。如果我知道你一生中有一时一刻曾对她和我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到死也恨你：可是，我要责备你的，不是你曾经这样想过，而是你曾经这样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明白三人之中你想害的究竟是谁；不过，如果你爱安宁的话，你应该担心你的成功就是你的不幸。我对某些交往感到不好，这我既没有瞒你，也没有瞒她；但起因是正当的，我要用跟起因一样正当的方式来结束这种交往，我要使非法的爱情变成永恒的友谊。从来不会害人的我，能无事地被人利用去害我的朋友们吗？绝对不能，我永远不能原谅你，我会变成你的不可和解的仇人。只有你的秘密还会受到我的尊重，因为我将永远不做背信之人。

    我不相信我目前这种惶惑的心情还会延续很久。我很快就会知道我是不是弄错了。到那时，我也许要对太对不起人的事进行补赎，而我将感到这是做了平生最大的快事。但是，你知道在我还要在你身旁度过的短时间里，我将怎样补赎我的过失么？我将做到除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事，我将坦白地告诉你社会上对你是怎样的想法，告诉你在名誉方面应该修补哪些缺口。尽管你有那么多所谓的朋友环绕着你，将来你看到我走了之后，你就永远向真理告别了，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能跟你说真话的人了。

    埃皮奈夫人第三函（甲札，第四六号）

    我不懂你今天早晨的信，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因为那是事实。你今天晚上的信我看懂了，别害怕我会回答你。我正急于要把它忘掉。虽然我觉得你可怜，我还是不能不感到这封信使我的灵魂充满了的那种苦涩。我！对你玩诡计，玩狡诈！我！竟被指责做了无耻之尤的事！再见吧，我很惋惜你竟然……再见吧，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再见吧，我十分愿意原谅你。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好了！你别猜疑你会受到冷遇，其实你将受到很好的接待。不过，你尽可不必为我的名誉操心。别人怎样非议。我都毫不在乎。我品行端正，这就够了。此外，我完全不知道那两个对我和对你一样亲爱的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这最后一封信为我解除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却又使我碰上了另一个并不稍小的困难。这些信件虽然往返极端迅速，都在一天之内，但是其中短暂的间隔时间也足够让我在一阵阵的怒气之中想到我的粗心大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乌德托夫人叮咛我保持冷静，让她一人去设法了结这桩公案，并且，特别在当时，要避免任何决裂，任何声张。而我呢，对一个生性就好忌恨的女人，又用了最明显、最恶毒的侮辱语言，在她心头火上加油。当然，我从她那里只能指望一封又高傲、又轻蔑、又鄙视的回信，逼得我不能再有所留恋，如果不立刻离开她的家门，我就成了一个最可耻的懦夫。幸而她的机巧超过了我的暴怒，她复信里的那种措词避免了这样的结局。然而，要么就离开，要么就立刻去看她，二者必居其一。我采取了后一步骤，同时预料到需要解释一番，而在解释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倒叫我为难起来了。怎样才能把事情应付过去而又既不累及乌德托夫人，也不累及戴莱丝呢？我说出谁的名字来谁就该多么倒霉啊！一个翻脸无情而又好搞阴谋的女人，要报复，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件件事都叫我为成为报复对象的人担忧。正是为了预防这种不幸，所以我才在信里只说到怀疑，避免提出确证。诚然，这种说法使我发的那阵脾气越发不可原谅，因为任何单纯的怀疑也不能容许我象方才对待埃皮奈夫人那样对待一个女人，特别是对待一个女朋友。但是就在这里开始了一个我办得十分得体的既伟大而又高贵的困难工作：我以承担一些更严重的过错来补赎我那些隐瞒起来的过错和软弱。而我承担下的那些过错都是我不能犯而又从来没有犯过的。

    我无需应付我所害怕的那场舌战，我不过受了一场虚惊而已。我一到，埃皮奈夫人就跳上来搂着我的脖子，满脸热泪。这种来自一个老朋友的意外的接待，使我极为感动；我也哭了起来。我对她说了几句没有多大意义的话；她也对我说了几句更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饭已经摆好了，我们就去入席。在席上，我以为那场解释推迟到晚餐以后了，在这个等待阶段中，我的脸色很难看，因为我心里只要稍微有点不安就显得六种无主，连最不明眼的人也满不过去。我那副尴尬样子原该鼓起她的勇气的，然而她没敢这样做；晚餐后也和晚餐前一样，都没有进行什么解释。第二天也没有；在我们默默相对之中，只谈了些无所谓的事，或者由我说几句礼貌话，表示我的怀疑究竟有无根据，还完全不能断定，并且实心实意地向她保证，如果发现怀疑没有根据，我一辈子都要向她请罪的。她没有流露出一点好奇之心，想确切地知道这些怀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是怎么来的；因此，我们的和好，不论是在她还是在我，全都包括在见面时的那一次拥抱之中了。既然只有她一人受到了侮辱——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我就觉得她自己都不想把事情搞清楚，更轮不到我来把事情说明白了，因此我是怎样来的，也就怎样回去了。而且，我继续跟她相处，又和以前一样，所以不久我就把这场吵闹几乎忘个一干二净，并且愚蠢地以为她自己也已经忘怀，因为她仿佛已经不再回想这件事情了。

    人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并不是我的懦弱给我招来的唯一苦脑；我还有别的一些使我同样难受的苦恼，它们却并不是我自己招来的，而只是由于有人要折磨我，好把我从孤独生活中硬拉出去。这些苦恼都是从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一帮那方面来的。自从我住进退隐庐以来，狄德罗就不断地搅扰我，有时是自己出面，有时是通过德莱尔。根据德莱尔拿我在丛林里乱跑为题给我开的那些玩笑去判断，我不久就看出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地把隐士丑化成风流情人了。但是在我跟狄德罗所闹的那些纠纷里，问题还并不在此，这些纠纷还有更严重的原因。《私生子》出版以后，他曾给我寄来一本，我也以对朋友的作品应有的那种兴趣与注意读完了这本书。当读到他附进去的那篇用对话体写的诗论的时候，我很惊讶也很痛心地发现，里面有好些话都是攻击过孤寂生活的人的，这些话虽令人不快，却还能够容忍，但是其中有这样一个辛辣而粗暴、语气毫不委婉的论断：“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这个论断是模棱两可的，可以有两个意义，我觉得其中之一是很正确的，而另一个是很错误的；既然一个人自愿过孤独的生活，他不可能、也不会损害任何人，因此，根本不能说他是恶人。论断本身就需要加以解释，何况作者在发表这个论断的时候，有一个正过着孤独的退隐生活的朋友，那就更需要解释了。我觉得，不论如何推测，这都是引人反感、有亏道义的：或者是他在发表这一论断时忘掉了这个孤居的朋友；或者是，如果他曾想起这个朋友，但在提出这个一般性的格言时，不但没有把这个朋友，而且也没有把那么多自古迄今在隐遁中寻求安宁与和平的受人尊敬的贤人哲士看成是可敬的正确的例外，而竟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有世以来第一次把他们都一笔勾销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目之为坏蛋了。

    我热切地爱狄德罗，由衷地尊敬他，并且我以彻底的信任，指望他对我也有同样的情感。但是他那股不倦的别扭劲，专在我的爱好上、志趣上、生活方式上，在只与我一个人有关的一切事情上，永远跟我唱反调，真叫我厌烦。看到一个比我年轻的人竟然用尽心机要拿我当小孩子管教，我是很反感的。他那种轻于许诺、忽于践约的习惯，也叫我厌恶。他不知有多少次约而不来，并且专门喜欢爽而又约，约而又爽，实在叫我烦恼。我每月都在他自己订好的日期白白地等他三四次，我一直跑到圣·德尼去迎他，等了一整天，结果还是一个人晚上吃闷饭，这又使我感到尴尬。总之，我心里早已装满了他再三再四对不起人的事情。这最后一次对不起我，我觉得更严重，更使我痛心。我就写信向他叫屈，但是措词极其温和，极其感人，连我自己都泪流满纸；我那封信是足以使他感动得流泪的。而他对这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呢？人们永远也猜不到。现将他的回信（甲札，第三三号）照录如下：

    我的作品使你喜欢，并且感动了你，我听了很高兴。你不赞同我关于隐士的意见，你爱为他们说多少好话，你就尽管说吧，你将是世界上唯一我要为之说好话的隐士。而且，如果你听了能不生气的话；可说的话还多着呢。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则如此等等。有人告诉我，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的信里有过一句话，一定曾叫你心里很难受，要不然我就是太不理解你的灵魂的深处了。

    这封信的最后两句话需要说明一下。

    在我开始住到退隐庐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似乎不欢喜这个地方，觉得住所太孤单。她这种话传到我耳朵里来了，我就提出，如果她觉得在巴黎好些的话，就把她送回去，我为她付房租，并且和她跟我住在一起一样照顾她。她拒绝了，并且向我声明，她很喜欢住在退隐庐，说乡下空气对她有好处。人们可以看到，这也是真话，因为她在乡下可以说变得年轻了，身体比在巴黎时好得多。她的女儿甚至还向我保证；如果我们真的要离开退隐庐，她心里会是很不高兴的，因为退隐庐确实是个迷人的好住处，而她又很欢喜弄弄园子，拾掇拾掇水果，现在正是得其所哉；不过，她是说了人家叫她说的话，为的是要努力把我劝回巴黎。

    此计不成，他们就想用良心责备的办法来获得美意殷勤所没有产生的效果，说我把这个老太太留在乡下，离她那样的岁数所可能需要的救护太远，简直是一种罪恶。他们就没有想到，不但她，还有许多别的老年人，都凭着这地方的新鲜空气而益寿延年的，而那些必要的救护，从我门口的蒙莫朗西就可以得到。他们那么说，仿佛只有巴黎才有老年人，在别的任何地方老年人都活不下去。勒·瓦瑟太太吃的多，极喜欢暴饮暴食，常吐酸水，并且泻得厉害，泻个几天就把肠胃泻好了。她在巴黎，从来也不在意，采取自然疗法。她在退隐庐还是用这个老办法，深知道这个办法最妙不过。可是，他们不管这些：既然乡下没有医生和药房，把她搁在乡下就是想叫她死，虽然她在乡下身体很健康。狄德罗倒该确定一下，老年人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就不许住到巴黎以外去，否则就要以杀人论罪。

    以上就是那两个十恶不赦的罪状之一，为此，他不肯把我放在他那条“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的论断之外；这也就是他那动人的感叹号和他那好意加上的“如此等等”的意义：“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呀！如此等等。”

    我觉得要回答这种指责，最好莫过于让勒·瓦瑟太太自己来替我证明。我请她自自然然地把她的感觉写信告诉埃皮奈夫人。为了让她能更自由自在一点，我绝不愿看她的信，并且把我在下面转录的这封信拿给她看。下面这封信是我写给埃皮奈夫人的，里面谈起我曾想对狄德罗的另外一封更产酷的信有所答复，但埃皮奈夫人阻止我把这封复信寄出去。

    星期四

    勒·瓦瑟太太要给你写信，我的好朋友；我请她把她的想法诚恳地告诉你。为了让她能自由自在地写，我对她说，我绝不看她的信，并且我请你也绝不要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我。

    既然你反对，我的信就不寄出去了。但是，我既然觉得受到了极严重的侮辱，若是承认我错了，那简直是卑鄙和虚伪，我绝对不能这样做。福音书叫人左脸挨了耳光再把右脸伸出去，但是并没有叫人请求原谅。你还记得喜剧里那个人一面拿棍子打人，一面还在叫嚷“快救人！”吗？哲学家就是演这个角色的。

    你别以为你能阻止他不在这样的坏天气里来。友谊不能给他的时间和精力，他的怒气会给他的，这将是他生平第一次在约定的那一天前来的。他累死了也要来把他在信里骂我的话亲口对我再说一遍，而我只有耐着性子忍受着。到时候他也许回到巴黎后就病倒了，而我呢，按照老规矩，我将是个可恶万分的人。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忍着。

    然而，你不佩服这个人的智慧吗？他曾经想坐马车到圣·德尼来接我，在那里共进午餐，又用马车把我送回家，而一星期之后（见甲扎，第三四号），他的经济情况竟只允许他徒步到退隐庐来，别无他法了！用他的话来说，此乃由衷之言——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果真如此的话，一定是他的经济情况在一星期之中起了离奇的变化。

    我深切同情令慈的病所给你的愁苦，但是，你看得出，你的苦恼还抵不上我的苦恼呢。看到我们所爱的人生病而心里难过，总比看到他们不公平和残忍引起的难过要轻得多。

    再见吧，我的好朋友！这是我跟你谈这不幸事件的最后一次了。因为你劝我冷静沉着地到巴黎去，并且说这种冷静沉着将来会使我感到高兴的。

    根据埃皮奈夫人本人的建议，我把我在勒·瓦瑟太太的问题上干了些什么，写信告诉了狄德罗。可以想象，既然勒·瓦瑟太太已经选定了留在退隐庐这条路，说她在这里身体健康，经常有人陪伴，生活很舒服，狄德罗再也不知道怎样加罪于我了，于是就把我这个防止谰言的做法当作一种罪行，并且把勒·瓦瑟太太继续居住退隐庐仍然其作我的另一个罪行，尽管继续居住是由她自己选定的，尽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凭她一句话就可以回到巴黎去生活，而从我这方面所得到的援助，在巴黎和在我身边都是一样。

    以上是对狄德罗第三三号信上第一条指责所作的说明。至于对第二条指责的说明，就载在他自己的第三四号信里：

    文人（这是格里姆对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的一个谑称）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了，城头上有二十个穷人冻饿得要死。等着你和以前一样拿里亚尔施给他们呢，这就是我们闲聊的题材的一个样品……如果你听到其余那些话，你也会同样被逗得乐起来的。

    狄德罗拿出这个骇人的论据来，仿佛很自豪。我对这个骇人的论据答复如下：

    我记得我已经答复过文人了，也就是说答复过一位包税人的儿子了，我说：我并不怜悯他在城头上看到的那些候我施舍里亚尔的穷人，他显然已经大大地找补他们了，我已经请他代替了我。巴黎的穷人对这样的人事更迭是不会叫苦的，将来我为蒙莫朗西的穷人找到这样好的一个代替者还很不容易呢。这些穷人需要一个好的代替者，比巴黎的穷人迫切得多呢。这里有个可敬的好老头，操劳了一辈子之后，现在不能劳动了，在迟暮之年行将饥饿而死。我每星期一给他两个苏，比我向城头上所有那些穷鬼布施一百个里亚尔，良心上还要痛快得多。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这些哲学家们，你们个个都把城里人看作是跟你们的天职有联系的唯一的人们。其实，人们是在乡下才能学会怎样爱人类，为人类服务呢，在城市里，人们只能学会鄙视人类而已。

    这就是那种离奇的良心责备；一个聪明人竟糊涂到根据这种良心责备来正颜厉色地把我远离巴黎算作一个罪行，并且认为拿我自己的实例就可以给我证明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在首都之外而不是一个恶人。今天想来，我不懂我当时怎么就那么愚蠢，竟还答复他，并且跟他生气，而不以对他嗤之以鼻作为全部的答复。然而，埃皮奈夫人的决定以及霍尔巴赫那帮人的叫嚣把思想界迷惑得对他太有利了，以至在这件事情上都认为是我不对。甚至乌德托夫人——她自己也是非常赏识狄德罗的，也要我到巴黎去看他，要我先向他表示希望和解。但这次和解，尽管在我这方面是诚恳而又彻底的，却没有持续下去。她所提出的使我信服的理由，就是狄德罗此刻正在倒霉。除了《百科全书》引起的那场风暴以外，他的那个剧本当时又惹起了一场十分强烈的风暴。这个剧本，虽然他在前面加了一篇小记，人家还说他是全部抄袭哥尔多尼的。狄德罗比伏尔泰还更经不起批评，当时苦恼极了。格拉菲尼夫人甚至恶意散布谣言，说我为这事跟他绝了交。我觉得公开提出一个相反的证明是既公平而又豪迈的事，于是我去了，不但和他在一起，并且就在他家里住了两天。这是我迁居退隐庐以来第二次到巴黎。第一次我是去看那可怜的果弗古尔，他那时得了中风，后来一直没有痊愈，在他初得病时，我顷刻不离他的床头，直到他脱险为止。

    狄德罗很好地接待了我。一个朋友的拥抱能消除多少嫌隙啊！一拥抱之后，还有什么怨恨能留在心里呢？我们没有作多少解释。本来彼此对骂是用不着什么解释的，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把骂的话都忘掉罢了。他并没有暗中要什么手腕。至少据我所知是没有的，这跟埃皮奈夫人不一样，他把《一家之长》的提纲拿给我看了。“这是对《私生子》的最好的辩护书，”我对他说，“先别吭气，好好写这个剧本，写好了就冲着你的敌人的脸扔过去，作为全部的答复。”他就这样做了，效果很好。早在将近六个月以前，我就把《朱丽》的头两部分寄给他看了，叫他提意见。但他连看都没有看。我们就在一起读了一个分册。他觉得通篇都是“酥皮”（这是他用的字眼），也就是说通篇废话太多，冗词大多。我自己也早已感到这一点了：不过那都是发高烧时的闲言碎语，我一直没有能改掉。后面几部分就不这样了。特别是第四部分和第六部分，都是炼句的杰作。

    我到巴黎的第二天，他一定要拉我到霍尔巴赫先生家去吃晚饭。我们俩心里所打算的相差太远了；我甚至想取消化学手稿的合同，因为我痛恨为了这部稿子而向他那种人表示感激。狄德罗又战胜了。他向我发誓说，霍尔巴赫先生真心诚意地爱我；他那种态度对一切人都是如此，越是朋友就受得越多，应该原谅他。他又解释给我听，那部稿子的稿费，两年前就接受了，现在拒绝，对于付稿费的人就是个侮辱，而这个侮辱是他所不应得的，而且这个拒绝甚至还可能引起误会，仿佛暗中责怪他不该拖那么久才把这场交易确定下来。“我天天看到霍尔巴赫，”他又说，“我比你更清楚他的内心世界。如果你真有理由对他不满意的话，你难道以为你的朋友会劝你做一件有失身份的事吗？”总之一句话，由于我惯常的懦弱，我又让人家把我制服了，我们到男爵家吃晚饭去了，男爵和平常一样接待了我。但是他的妻子却对我冷淡，近乎不客气。我已经认不出那个可爱的迦罗琳了，她当年待嫁的时候对我是多么亲切。很久以前我就似乎感觉到，自从格里姆常往艾纳家里去以后，艾纳家的人就对我另眼看待了。

    我在巴黎的时候，圣朗拜尔从部队里回来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所以直到回到乡下以后，才先后在舍弗莱特和退隐庐见到他。他是跟乌德托夫人一起到退隐庐来要我请他们吃饭。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地接待了他们的。我看到他们俩那么情意相投，心中越发高兴。我为不曾扰乱他们的幸福而感到满意，感到幸福；我还可以发誓，在我整个那一段痴情时期，特别是在这个时刻，即使我能把乌德托夫人从他手里夺过来，我也不肯，甚至根本不会动这种念头。我觉得她在爱圣朗拜尔的时候是那么可爱，以致我几乎想象不到，如果她爱我的话；是否会显得这样可爱。我绝不想扰乱他们的结合，在我的狂热之中，我所真正希望于她的，只是她能让我爱她而已。总之，不论我为她燃起怎样强烈的热情，我总是觉得做她的知心人也和做她的爱情对象一样的甜蜜，我没有一时一刻把她的情人看作我的情敌，而是永远把他看作我的朋友。有人会说：这不能算爱情。好吧，但是这也就胜于爱情了。

    至于圣朗拜尔，他表现得十分正派得体。因为只有我一人是有罪的，所以也只有我一人受到了惩罚，不过是宽大的惩罚。他对我严厉而又友好；我还看出，他对我的敬意稍有减少，但对我的友情毫无所损。所以我颇感欣慰，因为我知道，对我的敬意比对我的友情更容易恢复。而且他这个人十分通情达理，绝不会把一时不由自主的软弱跟性格上的缺点混为一谈。如果在过去的那一切之中有我的过错，过错却也并不严重。是我主动追求他的情妇吗？不是他自己打发她到我这里来的吗？不是她来找我的吗？我能够避免接待她吗？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造孽的是他们俩，吃苦的却是我。如果他处于我的位置，他也会和我一样行事，或许还更坏：因为，不管乌德托夫人怎样忠实，怎样可佩，她究竟是个女人呀。他出远门去了；机会多的是，诱惑力又是强烈的，她对一个胆子更大的男人就很难坚持操守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始终不越雷池一步，对于她和我，都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虽然我在内心深处为自己作了个相当光彩的辩解，但反驳我的表面现象太多了，以致那经常钳制我而我又无法克服的羞涩竟使我在他的面前活象一个罪人，而他也就常常滥用我这种羞涩，叫我难堪。我举出一件事，以见这种相互关系的一斑。饭后我把我上年写给伏尔泰的那封信读给他听，这封信，他圣朗拜尔本来早就听说过的。他在我正念的时候竟然睡着了，而我呢，以前是那么高傲，今天又是这么愚蠢，竟一次也不敢中断我的朗读，因此，当他鼾声不止的时候，我还一个劲儿地在朗读呢。我的低声下气就到了这种地步，他的报复也就达到这种地步；但是他的忠厚之心一向只容许他在我们三人之间进行这种报复。

    他又出门去了，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对我的态度大大改变了。我很惊讶，其实这是我早就应该料到的；我的感动也超过了应有的程度，这就使我非常痛苦。我原来期待能把我医好的那一切，似乎只是把那支与其说是被我拔出毋宁说是被我折断了的箭向我的心里扎得更深。

    我决定完全战胜自己，并且要不遗余力地把我那种痴情变成纯洁而持久的友谊。我为此作出了许多最美好的计划，需要乌德托夫人帮助我去执行。当我要跟她谈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她心不在焉，左右为难的样子。我感觉到她已经不再喜欢跟我在一起了，并且我清楚地看出，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事，她当时不愿对我说，而我后来也一直无法知道。这种变化是我无法从她嘴里得到解释的，我伤心极了。他向我索回她的信；我就把她的信全部还给她了，老老实实，一封不缺，而她竟然侮辱我，对我这种老实还一度表示怀疑。这种怀疑，又在我的心上造成了意外的创伤，她应该充分了解我的心呀！她也承认我老实，但不是当时就承认的，我明白，她是在检查了我交去的那一包信之后，才感到自己的怀疑是不对的。我甚至看出她为此而引咎自责，这又稍微使我心里舒服一些。她不能只收回她的信而不把我的信还我。她对我说，她把我的信全烧了；现在轮到我来怀疑了，而且我承认，我到现在还怀疑呢。不，这样的信，绝不会付之一炬的。《朱丽》里的信是火一样炽热的啊！上帝呀！对于这样的信，又该怎样说呢？不，不，能激起这样一种激情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勇气把这些热情的证据烧掉的。不过，我也并不怕她滥用这些证据：我不相信她能做出这种事，而且，我早已防到了。我那愚蠢而强烈的怕人嗤笑的畏惧心情促使我一开始通信就用一种使我的信不能拿出给人看的口吻。我把我在沉醉中所采取的那种亲昵态度一直发展到以卿卿我我相称；可是，什么样的卿卿我我啊！她是不会因此而感到冒犯的。然而她也有好几次向我提出抗议，可是抗议并没有收到效果：她的抗议只能唤醒我的畏惧心情，而我又舍不得后退一步。如果这些信还在人间，如果有一天它们能被人看到，人们就会知道我曾经是怎样爱的了。

    乌德托夫人的冷淡给我造成的痛苦，以及我不接受到冷淡的那种信心，使我作出了一个奇特的决定：我直接写信向圣朗拜尔本人去诉苦。在等候这封信的效果的期间，我就恣情于我早该寻求的那些消遣。当时在舍弗莱特正有些盛大的宴会，我负责为这些宴会准备音乐。马德托夫人喜爱音乐，我就以能在她面前一显身手为快，从而激起了我的兴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有助于激起这份兴致，那就是我要显承一下《乡村卜师》的作者也懂得音乐，因为长久以来我就发现有人在努力使大家怀疑我懂得音乐，至少是怀疑我能作曲。其实，我在巴黎初期的那些创作，我在杜宾先生家或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所受到的多次考验，我十四年来在最著名的艺人中间，并且当着他们的面谱写的大量乐曲，最后，还有《风流诗神》那部歌剧，《乡村卜师》这部歌剧，还有我为菲尔小姐特别谱写的、并由她在宗教乐会里演唱过的一首经文歌，以及我为这门艺术跟最著名的大师们在一起开过的那许多次会议，这一切都似乎应能防止这种怀疑的产生或者消除这种怀疑的。可是，这种怀疑居然还存在，就是在舍弗莱特也是如此，我还看出，连埃皮奈先生也不免有这种看法。我装着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答应替他编一支经文歌，供舍弗莱特小教堂命名典礼之用，并且请他自由选择，为我提供歌词。他委托他的儿子的老师里南去办。里南把些切合题旨的歌词整理出来后交给了我，一星期之后，经文歌也就谱成了。这一次，恼恨之情就是我的阿波罗，从我的手里从来也没有产生出过比这更浑厚的音乐。歌词是以eccesedesnictonantis这几个字开始的。乐曲开始的壮丽气氛正好与歌词相称，接下去，全曲的音调之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习惯用大乐队，埃皮奈就集合了最好的合奏乐师。意大利歌手白鲁娜夫人演唱经文歌时，伴奏得非常之好。这支经文歌太成功了，所以后来还被拿到宗教音乐会上去演奏，尽管有人暗中捣鬼，演奏技术也配不上乐曲，还是两次博得热烈的掌声。我又为埃皮奈先生的生日提供了一个剧本的大意，属半正剧半哑剧性质，埃皮奈夫人就照我的意思写出来了，音乐还是我配的。格里姆一到，就听说了我在和声方面的成功。一小时后，大家不再谈这件事了；但是据我所知，别人至少已经不再怀疑，不再问我是不是会作曲了。

    我本来已经不太喜欢待在舍弗莱特了，格里姆一来，就越发使我感到留在那里难以忍受，原因在于他的傲慢态度，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过，甚至连想也想不到的。他到的头一天，我就给从我住的那间贵宾室里轰了出来，这个房间和埃皮奈夫人的房间紧隔壁，它布置给格里姆住，另外给了我一个较远的房间。“这真是所谓后来居上了，”我笑着对埃皮奈夫人说，她显得有点尴尬。当天晚上我对搬动的原因就更加清楚了，因为我听说在她的房间与我腾出的那个房间之间有一道暗门，她以前一直认为不必指给我的。无论是在她家里或是在社会上，她和格里姆的关系没人不知道，甚至连她的丈夫也不是不清楚；然而，尽管我是她的知心人，尽管她曾告诉过我一些更重要得多的秘密，并且知道我这人靠得住，她却不肯在我面前承认这件事，始终坚决予以否认。我懂得这种保留态度的根子在格里姆那里，他保有我的一切秘密，却不愿意我保有他的任何秘密。

    我当时还未熄灭的旧情以及他那人的一些真正的优点使我对他还有一些好感，但这点好感也经不起他那样不遗余力的摧残。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完全是带非埃尔伯爵式的，他几乎不屑于向我答礼，也没有向我问过一个字，而且我说话他连理都不理，这样，我很快也就不跟他说话了。他到处都抢先，到处都占首位，从来不把我放在心上。如果他不故意拿出那种令人难堪的样子来，这也倒还罢了。但是，人们单凭千千万万事例中的这一个事例就可以判断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了。有一天晚上，埃皮奈夫人感到有点不舒服，叫人给她送点饭菜到她房间里，她上楼去准备坐在她的火炉旁边进餐。她叫我跟她一起上楼，我就跟她上去了。格里姆接着也来了。小桌子已经摆好，只有两份餐具。上菜了，埃皮奈夫人坐到火炉的一边。格里姆先生拿起一张扶手椅就坐到火炉的那一边，把小桌子往他们俩中间一拖，打开餐巾，吃将起来，连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埃皮奈夫人脸红了，为了促使他纠正他那粗鲁的行为，就要把她自己的位置让给我。他呢，一句话也不对我说。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既不能挨近火炉，就决计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仆人再拿一副餐具来给我。他就让我在桌子离火炉很远的那一头吃了晚饭，没有对我稍微客气一下。他不想到我身体不好，又是他的老大哥，跟这家人的交情比他还早，而且是我把他介绍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作为女主人面前的红人，应该对我优礼备至才对呀。他在其他场合对我的态度也跟在这个事例中完全一样，他不只完全把我看成比他次一等的人，他简直把我看作零。我很难在这种态度中认出当年在萨克森－哥特的储君家里以得我一顾为荣的那个学究先生了。他一面有这样深沉的缄默和这种侮辱人的傲慢态度，一面却又在所有他知道与我有交谊的人们面前吹嘘他对我的友谊如何深挚，这二者怎么能调和起来呢？说真的，他表示友好，不过是为了同情我穷，不过是为着怜我命苦，也不过是为着嗟叹几声而已；而我自己是乐天知命的，并不为穷而抱怨。据他说，他是想善意地照顾我，而我却无情地拒绝了他。他就是用这种手腕来使人赞美他好心的慷慨，谴责我忘恩负义的恨世心情，他就是用这种手腕来使大家于不知不觉中认为在他那样一个保护人和我这样一个不幸者之间，只能有那边施恩、这边感激的关系，根本就想不到，即使这种关系是可能的话，也还有一种平等的友谊存乎其间。在我这方面，我就怎么也找不出一件事来能叫我感激这位新的保护人。我借过钱给他，他从来也没有借过钱给我；他生病，我照护过他，我历次生病，他难得来看我一下；我把我的朋友全都介绍给他了，他的朋友他却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一个；我曾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宣扬他，而他呢，如果他也宣扬过我，却并不是那么公开的，而且用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他从来没有帮过我任何忙，甚至没有对我说过要帮我。他怎么能是我的麦西那斯呢？我怎么能是他的受保护者呢？这一点，我过去想不通，现在还是想不通。

    诚然，他对大家都傲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他对任何人也没有象对我这样傲慢到粗暴的程度。我还记得有一次圣朗拜尔几乎要拿起面前的菜盘子砸他的脸，因为格里姆当着全桌的人说他撒谎，粗暴地对他说：“这不是真话。”在他这种天生的专横口吻上，他还加上一个暴发户的自满，甚至蛮横无礼到可笑的程度。他跟阔人们往来的结果，竟使他迷了心窍，只有最不通情理的阔人才能摆得出的架子，他自己也学着摆起来了。他喊他的仆人，从来只叫声“喂！”就好象仆人太多，老爷不知道哪一个当班似的。他叫仆人去买东西的时候，总是不把钱交到他手里，而是给他往地上一扔。总之，他完全忘了仆人也是人，不论什么事，总是把他藐视得那么令人难堪，嫌恶得那么厉害，以致那个可怜的孩子——他为人很好，是埃皮奈夫人介绍给他的——终于辞工不干了。这孩子没有别的什么抱怨，只是抱怨这样的待遇，他没有法子忍受下去：他成了这位新“自命不凡的人”的拉·弗勒尔。

    他既爱好虚荣，又妄自尊大，生就一双浑浊不清的大眼睛，一张松软多皱的脸，却还对女人野心勃勃呢；自从跟菲尔小姐闹了那场笑话以来，竟在好些女人眼里成了一个多情种子了。从此，他学起时髦来，养成了女人式的洁癖：他自己充当美男子，梳洗成了一件大事。大家都知道他是搽粉的，而我呢，先还不信，后来也信了，因为我不但看见他的肤色美起来了，还在他的梳妆台上发现过粉碟子。有一天早晨我到他房间里去，看到他在用一个特制的小刷子刷指甲，他当着我的面显得挺得意。我当时判断，一个人能天天早晨花两个钟头时间刷指甲，就很可能花一点时间用粉把皮肤上的皱纹填起来。那个老好人果弗古尔并不是什么刻薄鬼，却相当风趣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粉面霸王”。

    上述的一切都只是些可笑的小事，但是与我的性格太不相投了。这些事终于使我怀疑到他的性格，我很难相信一个晕头转向到这等地步的人，能把心眼放在正中。他动辄吹嘘他的心肠是多么软，感情是多么强烈。而他那些缺点却都是渺小的灵魂才会有的，怎么能跟他所吹嘘的那一切相称呢？一颗敏感的心总是为外界事物而热情奔放的，怎么能让他不断地为他那渺小的躯体忙着做那么多微不足道的照料呢？我的上帝呀！真感到自己的心被那神圣之火燃烧起来的人，总是想法子把他的心倾吐出来的，要把满腔的东西拿给人看的。这样的人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放到脸上，他决不会想什么修饰打扮。

    我那时又想起了他的道德纲领，这是埃皮奈夫人以前告诉我的，也是他实践了的。这个纲领只有一条，那就是：人的唯一义务就是要在一切事情上都随心所欲。这种道德箴言，当我听到的时候，曾引起我无穷的感慨，虽然当时我还只把它当作一种打趣的话看待。但是不久我就看出，这个原则实实在在就是他的行为准则，并且后来那么多叫我吃亏的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就是狄德罗对我说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那种秘密教条，不过他从来没有对我作过解释。

    我又想起了好几年前人家就再三给我下过的那些警告，说这个人虚伪，说他会装假，特别是说他不喜欢我。我想起了好几个小故事，都是弗兰格耶先生和舍农索夫人讲给我的，这两个人都不怎么瞧得起他，而且他们都应该是了解他的为人的，因为舍农索夫人是已故弗里森伯爵的密友罗什舒阿尔夫人的女儿，而弗朗兰耶先生当时跟波立尼亚克子爵过往甚密，当格里姆开始在王宫区落脚的时候，就在那里住了很久。全巴黎都知道格里姆在弗里森伯爵死后那种悲观失望的情形。这是因为他要维持他在遭到菲尔小姐的严厉对待后所博得的那点名声，这种名声，如果我当时不是那么盲目的话，一定会把其中的骗局看得比任何人更清楚的。他被人硬拉到加斯特利公馆，在那里做作得煞有介事，真是悲痛欲绝。他每天早晨到花园里去哭个痛快，用浸透泪水的手帕蒙着眼睛，看到公馆的房子就哭个不停，但是一转过一条小径，就只见他登时把手帕放进口袋，抽出一本书来读了。这种情景多次发生，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巴黎，不过马上也就给忘了。我自己也同样把它忘了，可是有一件与我有关的事情却偏偏使我又把它想了起来。我在格勒内尔路住的时候，躺在床上病得要死，他当时在乡下，有一天早晨来看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刚从乡下赶到，过了一会儿我就知道，他头天晚上就已经到了，当天还有人在戏院里看到他呢。

    这一类事情，我想起了很多，但是有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自己也纳闷怎么会这样晚才注意到。我把我所有的朋友都毫无例外地介绍给格里姆，他们都成了他的朋友。我当时跟他形影不离，简直不愿有哪一家我能进去而他不能进去的。只有克雷基夫人拒绝接待他，而我也就从此不去看她了。格里姆自己也交上了一些别的朋友，有的是凭自己的关系，有的是凭弗里森伯爵的关系。在所有这些朋友之中，没有一个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从来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劝我至少跟他们认识一下；而且我有时在他家里遇到的那些朋友当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对我表示过丝毫好感。就连弗里森伯爵也是这样，而他是住在伯爵家里的，因此我若能跟伯爵有一点来往，自然会很高兴。至于弗里森伯爵的亲戚旭姆堡伯爵也没有对我表示过好感，而格里姆跟旭姆堡伯爵相处得还更随便些。

    不仅如此，由我介绍给他的我自己的朋友，在认识他之前，个个都对我真诚相待，跟他认识以后就明显地变了心。他从没有把他的任何朋友介绍给我，我却把我的朋友全介绍给他了，而最后，他把我的朋友统统夺走了。如果这就是友谊的结果，则仇恨的结果又将如何？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狄德罗也曾多次警告过我，说格里姆这人，我对他那么信任，却并不是我的朋友。后来当他自己也不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就改口了。

    我以前处理我那几个孩子的办法，是不需要任何人来协助的。然而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朋友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这件事，以便不要在他们的眼里把我这个人看得比实际上好些。这些朋友一共有三个：狄德罗、格里姆、埃皮奈夫人；杜克洛是最配听我倾诉秘密的人，却又是唯一我没有告知这秘密的人。然而他却知道了我这个秘密；是谁告诉的呢？我不得而知。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很少可能出之于埃皮奈夫人之口，因为她知道，如果我是那种人，也学她背信弃义，我就有办法残酷地报复她，剩下来只有格里姆和狄德罗了，他们俩当时在许多事情上都沆瀣一气，特别是对付我，因此极可能是出于他们的同谋。我可以打赌，只有杜克洛，我没有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因此他可以有泄漏秘密的自由，而他却反而是唯一为我保守秘密的人。

    格里姆和狄德罗在策划把两个女总督从我身边拉过去的时候，曾努力要把杜克洛也拖下水，但他始终以厌恶的态度拒绝了。我只是在事后才从他口里知道他们之间在这问题上的经过；但是，当时我已经从戴莱丝口里听到了一些，足以使我看出在那一切活动当中有着不可告人的密谋，看出他们是想摆布我，即使不是拂逆我的意愿，至少也要瞒着我；再不然，他们是想利用这两个女人做工具去实现什么阴谋。那一切必然都是不正派的，杜克洛的反对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谁愿意相信那是出于友谊，就让他相信去吧。

    这种所谓友谊叫我在家里和在家外一样地倒霉。几年来他们和勤·瓦瑟太太那种频繁的晤谈使这个女人对我的态度显然变了，而这种改变，当然不会于我有利。他们在这些莫名其妙的密谈中究竟讨论些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讳莫如深呢？这个老太婆的谈话难道就那么有趣，使得他们这样喜欢吗？或者是那么重要，值得这样严守秘密吗？三四年来，这种密谈一直继续着，我早先觉得是可笑的，这时我再想想，就开始感到诧异。如果那时我知道那女人在为我准备些什么的话，这种诧异是会发展到焦虑不安的程度的。

    尽管格里姆在外面吹嘘说他对我如何热心，这种所谓热心眼他对我所采取的态度是很难相容的，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从他手里得到一点于我有利的东西；他诡称对我抱有的那种慈悲感，很少有助于我，倒是有损于我。他甚至尽其所能，把我所选定的那个职业的财源给我断送了，因为他毁坏我的名誉，说我是个坏的抄缮人：我承认他在这一点上说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轮不到他来说呀。他自己另用了一个抄缮人，凡是他能拉走的主顾，一个也不留地从我这边拉走了，他就这样证明他所说的话并不是开玩笑。简直可以说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依靠他，依靠他的影响才能生活，并且要把我的生活来源断得一干二净，不把我逼上他那条路，就不甘心。

    把这一切总结一番之后，我的理智最后使我原来还替他说话的那点先入之见再也没有声音了。我认为他的性格至少是很可疑的。至于他的友谊，我断定是虚假的。于是，根据好些不容置辩的事实，我决心不再见他了，并且把这个决心通知了埃皮奈夫人；不过那些事实我现在都忘记了。

    她极力反对我这个决心，而对我提出的理由又不知怎么说才好。当时她还没有同他商量。但是第二天，她并不对我亲口解释，却交给我一封由他们俩一起起草的很巧妙的信，她利用这封信替他辩护，说一切都由于他那种收敛的性格，关于详细的事实却一字不提，并且认为我怀疑他对朋友背信弃义是一种罪过，敦劝我跟他言归于好。这封信（见甲札第四八号）使我动摇了。后来我们又作了一次谈话，我觉得她比第一次谈话时有准备些，在这一次谈话中我完全让她战胜了：我甚至相信，我可能判断错了，果真如此，那我就是对一个朋友做了最不公正的事，应该赔礼。简言之，我也和对狄德罗以及霍尔巴赫男爵已经多次做过的那样，一半出于自愿，一半由于软弱，作出了我原来有权要求对方做的那一切要求和解的表示；我仿佛是另一个乔治·唐丹，到格里姆那里去，为他给我的侮辱而请他原谅；心里老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信念，认为只要你和婉客气，天下无不解之冤，就是这一个错误的信念使我一辈子在我那些假装的朋友面前不知做出了多少卑躬屈节的事。其实，正相反，恶人的仇恨心，越是找不出仇恨的理由就越发强烈，越觉得他自己不对就越发对对方怀恨。我不需要离开我自己的经历就可以在格里姆和特龙香两个人身上找到这个论断的十分有力的证明：他们之所以成了我的两个最不共戴天的敌人，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癖好，根本找不到我对他们俩有任何对不起的地方可作借口。他们的怒气日甚一日，就跟猛虎一样，越容易出气，怒气就越大。

    我满以为格里姆看到我这样委曲求全，先来请和，会感到惭愧的，因而会张开两臂，带着最恳挚的友情来接待我。谁知他接待我，就跟罗马皇帝一样，带着一种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那种傲慢态度。我对这样的接待是一点也没有准备的。当我扮着这样不适当的角色，感到尴尬，羞羞答答地用三言两语说明来意之后，他非但不对我开恩赦罪，却堂而皇之地先宣读一篇事先预备好的长篇训词，训词里罗列了他那许许多多稀有的美德。特别是在交朋友方面。他用了很长时间着重说明一件使我感到惊讶的事。就是：他的朋友是从来不会离弃他的。他在那里说着，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我成了这条规律的唯一例外，那才叫我痛心呢。他一个劲装腔作势地说了又说，不免使我想起，如果他在这方面果然是顺乎内心情感行事的话，他就不会那么注意到这条格言，实际上他不过是把这条格言当作用来向上爬的手腕罢了。直到那时为止，我也和他一样，总是保住所有的朋友的；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没有失去一个朋友，除非是他死了，然而，直到那时为止，我根本就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一条引以自律的原则。那么，既然这是彼此都有的一个共同优点，如果不是预先就想把我这个优点剥夺掉的话，他又何必那样津津乐道地自我吹嘘呢？后来他又一心想叫我难堪，拿出些证据来说明我们的共同朋友都爱他而不爱我。这个，我倒也和他一样清楚，朋友们是有这样一种偏爱的；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获得了这种偏爱，是由于德高望重，还是由于会要手腕？是由于抬高自己的声望，还是由于竭力把我贬低？最后，当他把他自己尽情抬高，把我尽情贬低，使我感到他行将赐予的赦免来之不易的时候，他惠然给了我一个和解之吻，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就仿佛国王拥抱新受封的骑士一样。我仿佛从云端里掉了下来，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整个这一幕就好象老师训斥小学生，饶了他一顿鞭子一样。我每想起这一幕，总是不禁感到：根据外表来判断是多么容易上当，而俗人又是多么重视这种根据外表的判断啊！我也感到，有罪者放肆大胆、趾高气扬，而无事者反而羞惭满面、局促不安，这又是多么常见的事啊！

    我们总算和好了；这对于我的心来说，终究是减轻了一个负担，因为任何争吵失和都会使我的心苦恼不堪的。大家当然都能猜到，象这样的和好是不会改变他的态度的，它只是取消了我对他的态度的申诉权而已。所以我就决心忍受一切，再也不说什么了。

    这么多的苦恼接踵而来，压得我郁闷不堪，使我失去了自制的力量。圣朗拜尔没有回信，乌德托夫人也同我疏远了，我不敢再对任何人推心置腹，因而开始害怕起来，怕拿友谊作心灵的偶像，把这一辈子都白白浪费在追求一些幻影上面。经过这次考验之后，在我所有的知交之中，只剩下两个人还保有我的全部敬仰，使我的心还能予以信赖：一个是杜克洛，自从我幽居退隐庐以来，就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另一个就是圣朗拜尔。我觉得我若是向圣朗拜尔谢罪，最好莫过于把压在我心要的事都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出来，于是我决定在不牵累他情侣的范围内，向他忏悔一切。我并不怀疑我选择的这个办法还是旧情所布置下的一个陷阱，为的是要使我能跟她接近一些；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真心实意：我恨不得无保留地投向她的情人的怀抱，充分接受他的指导，把我的坦白提高到尽可能的高度。我正准备给他再写一封信，相信难能得到他的答复时，忽然听到一个消息，知道了他所以没有答复我第一封信的原因。原来他没能把他那一次战役的辛劳经受到底。埃皮奈夫人告诉我说，他刚得了瘫痪症，而乌德托夫人自己也终于忧伤成疾，不能立时写信给我。两三天后，她从巴黎——当时她在巴黎——通知我说，他已经被送到亚琛洗矿泉浴去了。我不敢说这个伤心的消息曾使我象她一样地悲痛欲绝，但是我不信我心里的难过会有逊于她的忧伤和痛苦。我为他病到这种地步而难过，又担心他的病可能是受到心绪不宁的影响，就更加难过了，这种心情比我前此所遭受到的一切更扣动我的心弦；而我痛切地感到，我自己估量我实在没有必需的力量来经受这么多的烦恼。幸而这位豪迈的朋友没有使我长久地陷于这种愁闷之中，他虽然得了病，并没有把我忘掉，我不久就从他的亲笔信里知道，我把他的心情和病况都估计得太坏了。不过现在到了该讲我的命运大变动的时候了，到了该讲把我的一生分为截然不同两部分的那次大灾难的时候了，这个灾难，由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竟产生了如此可怖的后果。

    有一天，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埃皮奈夫人派人来找我。一进门，我就发现她的眼神里和她的整个举止中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慌张神色，这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平时没有谁能比她更善于控制自己的面都表情和动作。“我的朋友，”她对我说，“我要到日内瓦去；我的胸部不好，身体垮得太厉害了，不能不把一切都撇下来去找特龙香，请他诊断一下。”当时正是入冬的时候，这个决定做得这么突然，很使我惊讶，特别是我离开她才三十六小时，她当时根本不曾提到这件事。我就问她准备带谁一同去。她说她准备带她的儿子和里南先生去，然后她又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还有你，我的狗熊。你不也来一个吗？”我不信她说的是正经话，因为她知道在开始到来的这个季节里，我连房门几乎都出不去，所以我就开了个玩笑，说病人护送病人没有多大用处。她自己也显得并非真正有意要提出这个建议，所以就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只谈了谈她的旅行准备工作。她正忙着张罗，决定半个月后就动身。

    我不需要有很大的洞察力就能懂得这次旅行有个瞒着我的秘密的动机。这个秘密，这个家庭里的人除了我谁都知道；而且这个秘密第二天也被戴莱丝发现了，这是总管家台歇泄漏给她的，而台歇又是从随身侍女口里知道的。既然这秘密不是埃皮奈夫人亲口告诉我的，我也就没有为她保守秘密的义务。虽然如此，但是这跟把它传到我耳朵里来的那些人牵连太大了，我不能把它跟那些人分开，因此，关于这件事，我将闭口不谈。但是这些秘密，虽然永远不会从我的口里或从我的笔下泄漏出去，却早已被太多的人知道了，因为埃皮奈夫人圈子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我听到了这次旅行的真正动机，就看出一定有只仇人的手在暗中推动，要我做埃皮奈夫人的护送人。不过她既然没有坚持要求，所以我也就不把这个企图当作一件正经事去看，只是暗地发笑；如果我真那么傻气，做了她的护送人，我才充当了一个好看的角色呢。此外，我的拒绝倒使她占了大便宜，因为她竟然请到她的丈夫亲自陪她前去。

    几天之后，我从狄德罗那里收到下面转录的这张便条。这张便条就那么叠了一下，全部内容可以很容易读到，它是送到埃皮奈夫人家里给我的，托儿子的家庭教师、母亲的亲信里南先生转交。

    狄德罗的便条（甲札，第五二号）

    我是注定要爱你并且要给你苦恼的。我听说埃皮奈夫人要到日内瓦去，却没有听说你陪她去。我的朋友，如果你对埃皮奈夫人满意的话，你就应该陪她去；如果你对她不满意，你就更应该去。你是不是受了她的恩，感荷不尽呢？这正是一个机会，让你偿还一部分债，减轻你的负担呀。在你一生之中，你还能找到另一个机会对她表示感激么？她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将和从云端里掉下来一样。她是个病人，她需要娱乐和消遣。是冬天呀！你看，我的朋友，你以自己身体不好来推脱，这理由可能比我所相信的要强有力得多。但是你今天的身体是不是就比一个月以前和将来入春以后都更坏些呢？你三个月后去旅行是不是就比今天更方便些呢？要是我，我坦自告诉你吧，如果我坐不了车，我也会拄着棍子跟她走。而且你不怕人家误解你的行为吗？人家会怀疑你不是忘恩负义就是别有用心。我很知道，不管你做什么事，你总归有良心作证，但是只凭这点证明就够了吗？能容许把别人的证明忽视到这种程度吗？此外，我的朋友，我给你写这个便条，是为着对得起你，也为着对得起我自己。如果你不欢喜它，就把它付之一炬吧，以后也不必再提，就跟我没有写这个便条一样。我问候你，爱你，拥抱你。

    我读着这个便条，气得发抖，两眼发花，几乎不能读完，但这并未阻止我注意到其中的伎俩：狄德罗在这封信里装出一种口吻，比他在任何别的信里都更温和、更亲热、更客气，在别的信里他至多称我为“我亲爱的”，几乎从来也不屑于给我以“朋友”的称号。我很容易看出这个便条是怎样转弯抹角到我这里来的，信上的地址、折叠的方式和转递的情形已经相当笨拙地暴露出个中的曲折了。我们彼此通信平常都是邮寄，或者托蒙莫朗西的信使代交，他利用这种途径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到我的愤怒的最初冲动能容许我执笔的时候，我就急忙给他草了下面这封回信，立即把它从当时我所在的退隐庐送到舍弗莱特去给埃皮奈夫人看，并且在我盲目的愤怒之下，我要把这封回信连同狄德罗的便条一起，亲口读给她听。

    我亲爱的朋友，你既不会知道我对埃皮奈夫人的感激之情是如何强烈，也不会知道我对这种感激之情负有怎样的义务；你不知道她在旅途中是否真正需要我，是否真想我陪她，也不知道我是否有可能陪她，也不知道我出于什么理由而不能陪她。我并不拒绝跟你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在讨论之前，你要承认，这样肯定地规定我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不先作一番判断问题的准备，这就是，我亲爱的哲学家啊，这就是以道地糊涂虫的身份来发表意见。我觉得其中最坏的是，你的意见不是出自你本人。我的脾气不好，不愿意有个第三者或第四者假借你的名义来牵着我的鼻子走；除此而外，我在这些转弯抹角里看出了一些与你的坦率不相称的隐秘。我看，为了你和为了我，你从此以后少管一点为妙。

    你怕人家把我的行为往坏处想；可是，我量你那样的一颗心是不至于拿我的心往坏处想的。别人也许会把我说得好些，如果我能多象他们一点的话。愿上帝保佑我，不去求得他们的赞许！让坏人去窥伺我、揣测我好了：我卢梭不是害怕坏人的人，你狄德罗也不是听信坏人的人。

    如果我不喜欢你的便条，你就要我把它付之一炬，从此不再提起。你以为从你那里来的东西，人家就能这样轻易忘得了么？我亲爱的，你在给我痛苦的时候毫不顾惜我的眼泪，正如你劝我采取那样的调养办法时毫不顾借我的生命和健康一样。如果你能改掉你这个毛病，你的友谊对于我就会更甜蜜些，而我也就会变得不这么可怜了。

    我一进埃皮奈夫人的房门，就看见格里姆跟她在一起，我高兴极了。我就把我这两封信向他们高声朗读，理直气壮到连我自己也不信的地步，而且在念完之后又加上了几句话，不亚于念信时的那种气势。一个平时那么懦怯的人，现在竟然有这么意外的大胆。我看他们俩都垂头丧气，惊愕万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了，我特别看到那个气焰嚣张的人把眼睛望着地，不敢正视我那闪闪的目光。但是与此同时，他在内心深处是发誓要置我于死地的，而我确信他们在分手之前，一定商量好了置我于死地的伎俩。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终于从乌德托夫人手里收到了圣朗拜尔的回信（甲札，第五七号），信上还是注明写于沃尔芬毕台尔，日期是在他病倒后不几天，原来我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很久。这封回信带给了我一些我此刻所极端需要的安慰，因为它充满了尊重与友情的表示，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能做到不辜负他的这种尊重与友情。从这个时刻起，我就恪尽我的职责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圣朗拜尔不是那么通情达理。不是那么豪爽慷慨，不是那么忠厚正直，我一定早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

    季节变坏了，大家都开始离开乡村。乌德托夫人通知我她打算来向山谷告别的日期，并且约我在奥博纳会面。这天碰巧就是埃皮奈夫人离开舍弗莱特到巴黎去完成她旅行准备的日子。幸好她是早晨走，我把她送走以后还有时间去跟她的小姑子一起进午餐。我口袋里装着圣朗拜尔的信，我边走边读了好几遍。这封信使我防止了再犯软弱症的毛病。我下定决心，从此只把乌德托夫人看作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的情侣，并且我做到了这一点。我跟她面对面呆了四五个小时，心里感到一种滋味无穷的平静，即使就享受而论，这种平静也比我直到此时为止在她身边所感到的那阵阵的狂热要好无数倍。她清楚地知道我的心并没有变，所以很能感觉到我为克制自己而作出的努力，因此就格外敬重我，而我也就快慰地看到她对我的友情一点也不曾熄灭。她告诉我，圣朗拜尔不久就要回来，他虽然病体已经基本恢复，却无力再去经受战争的辛苦了，正在办退役手续，以便安安静静地生活在她的身边。我们俩商订了将来我们三人亲密相处的美好计划，而且我们可以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长久执行下去，因为它的基础是所有能把多情而正直的心灵联合在一起的那些感情，而我们三人又拥有充分的才能和知识，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外界的任何补助。唉！我沉醉于这样一种甜蜜生活的希望之中，竟丝毫没想到那正在等候着我的现实生活。

    我们接着就谈到我当时跟埃皮奈夫人相处的情况。我把狄德罗的信以及我的回信拿给她看，我对她详细叙述了这个问题的一切经过，并且告诉她我要离开退隐庐的决心。她极力反对，她所列举的理由都在我的心头具有无上的权威。她表示她是多么盼望我去作这一次日内瓦的旅行，因为她预料到，我一拒绝，人家会把她也扯到这里面去的。这一点，狄德罗的信仿佛已经在预告了。然而，由于她跟我自己同样清楚我的理由，所以也就没有坚持；不过她教劝我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把事情闹出来，一定要找些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掩饰我的拒绝，免得人家胡乱猜疑，以为她在其中有什么关系。我对她说，她所要求于我的可不是那么容易办到，但是，我既决心不惜以名誉为代价来补赎我的过错，只要是在名誉的容许范围内，当然愿意把她的名誉放到第一位。过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我曾否实践了这个诺言。

    我可以发誓，我那不幸的热情当时远没有减弱它的力量，我从来也没有象那天一样，把我的索菲爱得那么热烈，那么亲切。但是，圣朗拜尔的信、责任感和对背信弃义行为的憎恶所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在这一次会面中，从头到尾，我的感官竟能让我在她身边保持着充分的平静，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要吻她的手。临别时，他就当着她的仆人们的面拥抱了我一下。这一吻，和我以前在树荫下有时偷偷摸摸给她的那些吻就太不相同了。对我来说，它成了一种保证，保证我又恢复了我对自己的控制力：我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我的心能有时间在宁静中坚定下来的话，我用不了三个月就可以从根本上痊愈了。

    这里结束了我跟乌德托夫人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每人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心理倾向从外表上去判断，但是在这种关系中，这位可爱的少妇在我身上引起的那种热情，也许任何人都不曾感受到的那种最强烈的热情，由于双方为义务、为荣誉、为爱情、为友谊作出的罕见的痛苦的牺牲，将在天人之间，永远值得人们尊敬。我们彼此都在对方的眼里把自己提得太高了，不可能轻易自甘堕落。一个人除非不值得别人的任何尊敬，才肯失掉如此宝贵的尊敬；我们的强烈的感情是可能使我们犯罪的，但也正因为它是强烈的，才防止了我们去犯罪。

    就这样，我跟这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我曾保持那么长久的友谊，而另一个，我曾怀有那么热烈的爱情——在一天之内部分别珍重告别了：一个告别后就终身不再相见，另一个告别后只重逢过两次，在什么情况下，下文我再说明。

    她们走了之后，我就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我要尽那么多急迫而又互相矛盾的义务——这些都是我过去做事不慎所产生的后果。如果我在正常状态下，在这次日内瓦之行经人提出和遭到我拒绝之后，尽可以安安静静地待下去，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已经愚蠢地把日内瓦之行搞成一件不能就此了结的事情，我除非迁出退隐庐，否则以后就必须再作解释；可是我又已经跟乌德托夫人讲定，不迁出退隐庐，至少暂时不迁。而且，她又曾要求我在我的那些所谓朋友面前说明一下我拒绝这次旅行的理由，以免人家说是她策动的。然而我若说出真正的原因，就不能不辱没埃皮奈夫人。论埃皮奈夫人为我做过的一切，我当然是要感激她的。左思右想，我发现我正面临着这样严酷的、却又不能避免的抉择：或者是对不起埃皮奈夫人，或者是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再不然就对不起我自己；我采取了最后这条道路。我坚决地、彻底地、毫不动摇地采取了这条道路，怀着一种慷慨牺牲的精神，一定要洗清那些把我逼到这种窘境的过错。这种牺牲，我的仇人曾巧妙地加以利用，并且也许是他们早就等待着的，它造成了我的名誉的破产，并且由于他们的活动，把社会上对我的尊敬全剥夺净尽了；但是它恢复了我对我自己的尊敬，并且在我的种种不幸之中使我得到安慰。人们将可以看到，这不是我作出这样的牺牲的第一次，也不是人家利用我的牺牲来打击我的最后一次，

    格里姆是唯一在表面上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就决计向他申诉。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把这次日内瓦之行作为我的一种义务来看，未免有点可笑，我在旅途中对埃皮奈夫人不但毫无用处，甚至会造成麻烦，而且旅行的结果又会给我带来种种不便。我在这封信里还情不自禁地让他看出，我是知道底细的，人们认为我应该作这次旅行，而他自己却脱了身，别人连提也不提他，我觉得很离奇。在这封信里，我既不能明白说出我的理由，就不得不常常支吾其词，因而在社会上一般人的心目中，显得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是，对象格里姆那样了解我言外之意并且充分了解我的行为的人来说，这封信是极为含蓄的。我甚至不怕再加上一个于我不利的臆测，假定别的朋友也有与狄德罗相同的意见，以便暗示乌德托夫人也曾有这样的想法——这一点倒是真的，可是我就没有提起乌德托夫人后来听到我的理由便改变了主张。我要为她开脱，使人家不会怀疑她曾与我串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这一点上显出对她不满。

    这封信最后以对对方表示极大的信任作结束，这种信任，任何别人都会受到感动的；因为，我恳切地要求格里姆在权衡我的理由之后把他的意见见告，还明白向他表示，不论他的意见如何，我都会照办的。我心里的确也是想照他的意见去办，即使他的意见是要我前去；埃皮奈先生既然亲自陪他的妻子旅行，我若同往，事情的面目就完全不同了，而在以前，人家是想把这个差使交给我的，只是在我拒绝之后才找到了他。

    格里姆的回信，我等了很久才来；这是一封很离奇的信。我把它（见甲札，第五九号）转录于下：

    埃皮条夫人启程的日子推迟了；他的儿子病了，必须等他痊愈。我将慢慢考虑你的信，你安安静静地待在你的退隐庐吧。我将把我的意见及时告诉你。既然她几天内肯定不会动身，那就不用着急。目前，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可以向她提出你愿意为她效劳，不过我觉得提不提也都差不多，因为我跟你自己一样地清楚你的处境，毫不怀疑她会对你的提议作出恰如其分的答复的：我看你这样做，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将来可以对敦促你去的人们说，你之所以没有去，不是因为你没有自告奋勇。此外，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说“哲学家”是大家的代言人，为什么他有意要你去，你就以为你所有的朋友都有同样的主张。如果你写信给埃皮奈夫人，她的答复就可以作为你对所有这些朋友的反驳，你心里不是急于要反驳他们吗？再见。问候勒·瓦瑟夫人和刑事犯。

    我在读这封信时深感惊讶，忐忑不宁地探索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怎么也琢磨不出来。怎么！他不直截了当地答复我的信，却要费时间去考虑，仿佛他所费的时间还不够似的。他甚至还通知我，要我暂时等待，仿佛有什么深奥的难题需要解决似的，再不然，仿佛他有什么心思，一定要在透露出来以前，不让我有任何办法猜透。这种提防，这种拖延，这种神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别人的信任就是这样报答的么？这种行径算是正直的、善意的吗？我很想对这种行径找出一个于他有利的解释，却怎么也找不到。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如果这意图是与我相反的话，他所处的地位是便于他去实现的。而我所处的地位却使我绝对无法加以阻止。他在一个显赫的亲王家里是红人，交际又广，在我们共同的社交圈子里又有风行草偃之势，说出话来就象是圣旨，以他平时的那种机巧，很容易就能开动他的全部机器。而我呢，一个人待在我的退隐庐里。远离一切，没有人给我出主意，跟外界没有任何来往，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待，只好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不过，我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一封信，提起她儿子的病，信是写得尽可能客气的，但是我没有中人之计，没有提出要跟她一起走。

    在那狠心人把我投进的这种苦痛难堪的惶惑状态之中，我仿佛等候了好几百年。过了八天或十天，我听说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他的第二封信我也收到了。信只有七、八行，我没有读完……那是一份绝交书，但是其中的措辞，只有怀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才写得出来，而正因为要极尽侮辱之能事，用词反而显得愚蠢了。凡是他所到之处，他都不准我去，仿像那都是他的藩国，一概不许我入境。他这封信，只要谈的时候稍微冷静一点，就不免哑然失笑。我没有把它录下来，甚至连读也没有读完，就登时把它退回去了，另附上下面这封信；我本来不肯对你有所猜疑，尽管这猜疑是正确的。现在我把你看透了，可惜太晚了。

    原来这就是你从从容容思考的那封信：我退还给你，它不是写给我的。你可以把我的信拿给全世界的人看，并且公开地恨我，这样做，将给你减少一项虚伪的行为。

    我说他可以把我的前一封信拿给人看，是顶他来信上的一段话的，根据这段话，人们就可以看出他在整个这件事里用了多么奥妙的诡巧。

    我已经说过，对于不知底蕴的人，我那封信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授人以口实的。他看到这一点很高兴，但是怎样能利用这一个有利之点而自己又不受到牵累呢？他把我那封信拿给人看，会受到滥用朋友信任的谴责的。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就想到以极尽尖刻之能事的方式跟我绝交，并且在信里说，他如何恩厚地顾全我，不把我那封信拿出去给人家看。他早就料到，我在气头上一定不接受他那种伪装的小心谨慎，一定会答应他把我的信公开出去：这就正中他的下怀，一切也就照他所布置的那样实现了。他把我的信拿出去传遍巴黎，由他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并没有获得他所预期的全部成功。人家并不认为，他骗去了我的一句话，允许他拿我的信去公开，他就能免于物议，叫人家不骂他那么轻率地抓住我的话来害我。人家总是要问问，在私人关系上，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能容许他有这样一种强烈的仇恨。最后，人家还觉得，即使我曾做过这样对不起他的事，使他不能不跟我绝交，但朋友之情尽管断绝了，我总还保有若干权利，他不能不予以尊重。但是不幸得很，巴黎人是轻浮的，当时的这种种看法被忘记了，不在场的倒霉蛋就被忽视，在场的走时的人就使人敬畏。恶毒的阴谋活动继续进行，层出不穷，它那花样翻新的效果很快就使前此的一切都泯灭殆尽了。

    以上是说明这个人怎样在把我欺骗了那么久之后，终于对我剥下了他的假面具，因为他深信，他把事情已经处理到这种地步，就没有再戴假面具的必要了。我原来还生怕对这个坏蛋有失公允，现在没有这种顾虑，心上感到轻松，让他去扪心自问，从此也就不再想到他了。我收到这封信的一星期之后，又收到埃皮奈夫人从日内瓦寄来的一封信，是复我上一封信的（乙札，第一号）。看她在这封信里生平第一次使用的那种口吻，我就懂得他们俩相信他们所用的计谋万无一失，是配合起来做的，而且，他们既认为已经把我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从此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享受落井下石之快了。

    我的情况确实是最悲惨的。我看到我所有的朋友都远离我了，既无法知道是怎样疏远的，又无法知道为什么要疏远。狄德罗自夸还是我的朋友，并且是我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三个月来就答应来看我，却一直迟迟不来。冬天开始使人感觉到了。随着冬天的到来，我那些惯常的病痛复发了。我的体质虽然健壮，却无法经受得了那么多喜怒哀乐的冲击，我疲惫不堪，不容我再有一点力量、再有一点勇气去抵抗任何事物。即使我有言在先，即使狄德罗和乌德托夫人也劝我此时搬出退隐庐，我也不知道搬到哪里，不知道怎么能一步步地走到要搬去的地方。我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麻木不仁，既不能有所作为，又不能有所思考。只要想到要走一步路，要写一封信，要说一句话，我心里就发慌。然而，我又不能对埃皮奈夫人的信不加辩驳，除非承认我理该受到她和她的朋友打击我的那种种毒手。我决定把我的心情和我的决定通知她，没有一刻怀疑到她会不出于人道、慷慨、礼数以及我一直以为在她身上看到的那些好情好意——虽然也有恶情恶意，而赶忙予以首肯的。我的信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退隐庐

    假使优能伤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我最后总算作出了我的决定。友谊在我们之间已经熄灭了，夫人！然而，不复存在的友谊也还保有一些权利，我是懂得什么是应该尊重的。我绝没有忘掉你对我的那些恩惠，因此，你可以放心，对于一个不应该再爱的人所能感到的一切激情，我还是有的。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无济于事：我有我的良心，请你也问问良心吧。我曾想离开退隐庐，我本来应该这样做。可是有人认为我必须待在这里，直到来春再离开；既然我的朋友要我这样做，我就在这里待到来春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这封信写好发出之后，我就只想在退隐庐安静下来，将养身体，努力恢复精力，并采取措施，以便来春不声不响地迁出。不显得彼此决裂。然而，格里姆先生和埃皮奈夫人所打算的并非如此，待一会儿就可以看到。

    过了几天，我总算有幸受到狄德罗的那一次屡约屡爽的拜访了。这次拜访，来得再及时也没有了，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也几乎是我还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人们当然可以想象到我在这种环境中看到他时的那种快慰之情，我有满腔的话要说，我就向他尽情倾诉。有许多事实，人家在他面前隐瞒了的、掩饰了的、捏造出来的，我都给他说清楚了。过去的一切，凡是我可以对他说的，我都告诉了他。我绝没有企图把他知道得太清楚的事对他隐瞒起来，就是说，一场既糊涂而又不幸的恋爱成了使我身败名裂的导火线；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乌德托夫人知道我这份爱情，或者，至少我没有承认我曾对她说明我爱她。我跟他谈到埃皮奈夫人为了查出她小姑子的那些纯洁无邪的信所使用的卑鄙手腕，我要他从她所企图买通的两个女人的口里直接听听那些详细情形。戴莱丝是一五一十地如实对他说了，但是轮到母亲说的时候，她一口咬定所有这一切她什么都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惊愕呀！她就是这么说的，始终不肯改口。不到四天以前，她还把那些情形原原本本地对我重述了一遍，现在她竟在我朋友面前冲着我的脸来否定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决定意义的，我这时才痛切地感到，我过去太不谨慎，竟把这样一个女人留在我身边这么久。我并没有多费唇舌去痛骂她一顿，连几句蔑视的话几乎都不对她说。我感到我对她女儿应该感激，女儿的正直恰与母亲的卑鄙懦弱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但是从那时起，我对那个老太婆，决心是抱定了；只等机会去执行。

    这个机会比我预期的来得早。十二月十日我接到埃皮奈夫人答复我前函的信（乙札，第—一号）。内容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一日，于日内瓦

    我给予你一切可能的友谊与关切的表示，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只有可怜你。你真是不幸。但愿你的良心也和我的良心一样平静。这可能对我们的生活的安宁是必要的。

    既然你曾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我很惊讶你的朋友们竟把你留了下来。要是我，义务所在，我就不请教我的朋友们，因此，关于你的义务，我也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样出乎意料的、却又是这样明白说出的一道逐客令，不容我有片刻的犹豫了。不论天气如何，不论我的情况如何，哪怕是在树林里、在当时覆盖大地的积雪上过夜，也不管乌德托夫人再说什么，做什么，我都必须立刻迁出。我很愿意事事迁就乌德托夫人，但不能迁就到叫我没脸做人的地步。

    我陷入了平生仅有的最艰难的窘境之中；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我发誓，无论如何，到第八天就不在退隐庐过夜。我开始履行我的义务，把我的衣物检出来，决计宁可把它扔到田野里，也不能到第八天后还不退还钥匙，因为我急于要在人们能给我写信到日内瓦和我能得到复信之前把一切都办好。我有了从来不曾感到的勇气，全身的精力又来了。荣誉与愤慨使我恢复了埃皮奈夫人所没有料到的那种精力。时运又来协助我的大胆。孔代亲王的财务总管马达斯先生听人说起我的窘境，派人给我提供了一所小房子，这是他自己的，坐落在他那座路易山的花园里，就在蒙莫朗西。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连忙接受了。条件很快就谈好；我匆匆地叫人买了几件家具，连同我自己已有的。供戴莱丝和我两人住宿之用。我又叫人用手车把衣物都搬了去，困难既大，耗费又多；尽管是冰天雪地，我的家两天就搬好了。十二月十五日我就退了退隐庐的钥匙，并且事先付了园丁的工资——房租我是付不起的。

    至于勒·瓦瑟太太，我向她宣布，我们必须分开；她的女儿起初还想动摇我，我却一点不为所动。我叫她带着她和她女儿共有的衣物和家具，乘邮车到巴黎去了。我给了她一点钱，另外，不管她住在她的儿女家里或住在别处，负责替她付房租，并且说明将来尽我力之所及，供给她的生活费用，只要我自己有饭吃，绝不让她吃不上饭。

    最后，我到路易山的第三天，就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下面这封信：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蒙莫朗西

    夫人，当你不赞成我再待下去的时候，没有比搬出你家的房子更简单、更必要的事了。我一知道你不肯同意我在退隐庐度过残冬，就在十二月十五日离开了退隐庐。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住进去不由我，搬出去也不由我。我感谢你邀我前去居住；如果我付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话，我还会更加感谢你呢。此外，你觉得我不幸，这是对的；天下人没有比你更清楚知道我是多么不幸的了。错交了朋友固然是不幸，从那么甜蜜的一个错误中醒悟过来又是一个不幸，其残酷的程度，殆有过之无不及。

    以上是我寓居退隐庐以及使我搬出退隐庐的种种原因的忠实记录。我不能中断这段叙述，将它极精确地写下来是必要的，因为我一生中的这一个阶段曾对我以后的生活发生过影响，并且这影响还将继续到我最后一息。

    第十章

    一时的愤激给了我非常的精力，使我离开了退隐庐；我一迁出退隐庐，这种精力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在新居里刚勉强住定，我的尿闭症就复发了，频繁的剧痛又加上一个疝气病的新麻烦，这个病已经叫我苦了若干时候了，我还不知道是一种病呢。不久我就落到了极其难堪的阵痛的境地。我的老朋友蒂埃里医生来诊视我，给我说明了病情。探条呀、捻子呀、绷带呀，老年病痛所需要的全部器械都聚集在我的周围，严酷的事实使我感觉到，人不年轻了，而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不会不吃苦头的。明媚的春光一点也没有把我的精力恢复过来，整个一七五八年，我都是在有气无力中度过的，这使我相信，我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我怀着一种急不可待的心情看着生命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了，一切使我热爱生命的东西，我也都解脱净尽了，我在生命中再也看不到一点东西能使我感到人生的乐趣。从此，我只看到痛苦和灾难在妨害我的各种享受。我渴望着使我获得自由并逃开我那些仇敌的那一刹那的到来。不过，我们还是循着事态发展的线索来叙述吧。

    我迁居蒙莫朗西，似乎使埃皮奈夫人有点不知所措；她很可能没有料到我这一手。我的身体垮得那么惨，天气又那么冷，又遭到了众叛亲离，这一切都使他们俩——格里姆和她——相信，他们一把我退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就一定能迫使我开口求饶，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来：乞求人家允许我留住在那所我的尊严不容我继续住下去的房子里。我搬得太突然了，他们没有时间去防到这一着，剩下来的只有选择孤注一掷这条路了，要么索性把我完全毁掉，要么努力把我再拉回去。格里姆采取了第一条路；但是我相信埃皮奈夫人倒是宁愿采取另外那一条路的，我从她对我最后一封信的答复，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因为她在这封回信里把她在前几封信里所用的那种语气和缓了很多，并且似乎为和好敞开了大门。她这封信叫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样长久的拖延就足够说明她为回信的适当措词曾感到为难，并且在回信之前曾经过再三考虑。她要是把好话说过了头就会牵累到她自己。但是在她前此写的那几封信之后，在我突然搬出她的房子之后，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她是多么仔细地要在这封信里不漏出半个难听的字眼。我把这封信全部转录出来，好让大家判断一下（乙札，第二三号）：

    一七五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日内瓦

    先生，十二月十七日函我昨天才收到。它是装在一口大箱子里送来的，箱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整个这段时间都是在路上走着。我只能回答你的附注；至于信的本身，我不很理解，如果情况许可我们当面解释的话，我倒想把全部经过都当作是出于一种误会。现在再谈那附注吧，你可能还记得，先生，我们本来是约好了的，退隐庐园丁的工资要经过你的手付给他，使他能更好地感觉到他是依靠你的，以免他再和他的前任一样，跟你闹那些不成体统的笑话。事实可以证明：他的头几个季度的工资都已经交给你了，并且在我走之前不多天，我还跟你约定，将来你预付他的工资，我还是要归还你的。我知道，你先曾推辞，但是这笔工资是我请你预付的，当然要归垫，彼此都有约在先。卡乌埃曾通知我说，你没有肯接受这笔钱，这里面必然有些误解。我现在叫人再把这笔钱给你送去，我就不懂为什么你会不依成约，硬要为我的园丁出工资，甚至付到你住在退隐庐的那一个季度以后。因此，我深信，先生，你想到我很荣幸地对你说的这些话，会不拒绝收回你惠然为我预付的那笔工资的。

    有了以前的那一切经历，我既对埃皮奈夫人不能再有所信任，当然就不愿再和她复交了。我没有答复这封信，我们的通信就到此为止，她看我作出了我的决定，她也就作出自己的决定了；这时候，她完全赞同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意见，把自己的努力和他们的努力配合起来，好把我彻底打垮。他们在巴黎活动，她就在日内瓦活动。后来格里姆到日内瓦和她相会，就完成了她所开始的工作。特龙香被他们俩不费力地就拉了过去，他大力协助他们，成了我的最疯狂的迫害者，而他也和格里姆一样，从来没有丝毫可以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三人沆瀣一气，暗暗地在日内瓦撒下了种籽，人们四年以后就看到这种籽在日内瓦生出芽来。

    在巴黎他们就比较困难些。我在巴黎比较知名，同时，巴黎人不那么倾向于仇恨，因而也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仇恨的影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先宣扬说，是我离开了他们（见德莱尔函。乙札第三号）。由此，他们就假装着始终还是我的朋友，巧妙地散布着他们的恶意中伤，表面上显得是对他们的朋友的不义行为的抱怨。

    这就使得一般人不那么提防，较易于听信他们而对我加以谴责了。他们对我背信和忘恩的暗中指责，进行得比较小心翼翼，唯其如此，也就越发有效。我知道他们栽诬我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却绝对无法打听到他们说的这些罪行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从甚嚣尘上的传闻中所能推测出来的一切，就是传来传去都不外乎的这四大罪状：一、我退隐在乡间；二、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三、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四、迁出退隐庐。如果在此以外他们还加上了些什么别的怨嫌，他们采取的措施可真是太周密了，我一直就根本没法知道怨嫌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掌握着我命运的那班人后来付诸实施的那套计谋，就是在这个时期制订出来的。这套计谋进展与见效之速，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一切助人为恶的事是多么易于搞起来的话，一定会惊为奇迹。现在我必须把我在这套阴暗而深邃的计谋中所能看得清楚的部分，努力用三言两语来说明一下。

    虽然我在欧洲已经享有盛名，我还是保持了我初期喜好的那种淳朴。我对一切所谓党呀、派呀、勾心斗角呀，都恨入骨髓，这种恨就维持了我的自由、独立，除了我的心灵有种种依恋而外，就没有其他束缚。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远在异国，与世隔绝，既无依靠，又无家庭，只坚持我的原则和义务，所以我大胆地走着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与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而且，两年来我退隐在孤寂之中，不通消息，断绝世务，对一切外事既无所闻知，也绝无好奇之心，所以我虽住在离巴黎四里约的地方，却由于我不闻不问，就仿佛住在提尼安岛上，和这个京城远隔重洋。

    格里姆、狄德罗、霍尔巴赫则相反，他们都处在漩涡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交际极其广阔，整个上流社会的各部门，差不多就由他们三人全部瓜分了。显贵呀、才子呀、文学家呀、律师呀、女人呀，他们到处都能串通一气，叫所有这些人都听他们的话。人们应该已经看到，这种地位，使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三个人，对于处在我这样地位的一个第四者，具有何等的优势了。诚然，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并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搞什么十分毒辣阴谋的人，一个无此险恶，另一个无此狡黠，但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搭配得更好。只有格里姆一人在脑子里想他的方案，对其他三人，只把他们必须知道才能配合执行的部分告诉他们。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威信使他很容易获得这种配合，而全盘计谋的效果也是跟他高超的本领相称的。

    正是凭着这个高超的本领，感到他从我们双方不同的地位中所能取得的优势，他就策划着要把我的名声彻底地毁灭掉，并给我制造一个截然相反的名声，而同时又不牵累到他自己。入手的办法就是先在我的周围筑起一道阴影之墙，使我不可能凿通这道围墙来看见他的阴谋活动，揭开他的假面具。

    这项工作是困难的，因为必须蒙蔽那些配角，使他们看不见其中的不义之处。必须欺骗那些正派人，把所有的人都从我的身边拉开，不给我留下一个朋友，不论这朋友有无地位。无论如何，绝不能让半句真话透露到我的耳朵里。只要有一个仁人君子对我说：“你还充有德行的人呢，可是人家是这样看待你的，人家是根据这个来评判你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么，真理就胜利了，格里姆就完蛋了。他也知道这一点，担是他探测过自己的心，而且对人们的能耐估计得一清二楚。我为人类的光荣感到遗憾的是：他计算得太准确了。

    他在地道中行走，要想脚步稳，就必须走得慢。他依计行事已经十二年了，而最困难的部分现在还有待完成，那就是欺骗整个社会。社会上还有许多只眼睛盯着他，比他所料想的要严密些。他就害怕这一点，所以还不敢把他的阴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已经找到了不太困难的办法，那就是把那股支配着我的势力拉进他的阴谋。在这股势力的支持下，他就可以向前迈进而少冒一些风险了。既然这股势力的爪牙们通常都不很以正直自炫，更不以坦率自豪，他就再也不怕有什么好人会泄漏风声了；因为他所特别需要的就是把我蒙在浓密的黑影之中，让他的阴谋永远不跟我打照面，他很知道，不论他的机关设置得多么巧妙，我也能一眼看穿。他最大的诡巧就是一面毁坏我的名声，一面又显得要顾全我，给他背信弃义的行为披上一件慷慨好义的外衣。

    通过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暗中指责，我感觉到这套计谋的初步效果，却不可能知道、乃至不可能推测到那些指责的内容究竟如何。德莱尔在他历次的信里都对我说，人家把许多罪恶都栽在我的头上；狄德罗也告诉过我，不过更加神秘些；而当我向这两个人追问的时候，又都不外乎上述的那几条罪状。我在乌德托夫人的历次来函中感觉到她对我逐渐冷淡了。我又不能把这冷淡归咎于圣朗拜尔，因为圣朗拜尔还以同样的友情继续给我写信，甚至远行归来后还来看我。我也不能归咎于自己，既然我们分手时彼此都很满意，分手后在我这方面除搬出退隐庐外又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搬出退隐庐，她自己也觉得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冷淡——她并不肯承认，但是我的心是骗不过去的——我既不知道何所归咎，就对一切都感到惴惴不安了。我知道她是极端敷衍她的嫂子和格里姆的；因为他们俩跟圣朗拜尔都有关系；我生怕他们俩在捣鬼。这种极度不安的心情又揭开了我的疮疤，使得我写起信来总是牢骚满纸，竟至叫她完全讨厌我的信了。我隐约望见无数令人痛心的事，却又一点也看不清楚。我陷入了对一个想象力极其敏感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境地。如果我一直是完全孤独的，如果我索性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会平静一些的，但是我的心仍然是旧情难舍，而我的仇敌们就抓住我这点旧情，造成无数的口实来攻击我。透进我的幽居的那点微光，我只能看到人们瞒住我的那些神秘勾当的黑暗。

    我生性是开朗、坦白的，正因为我不能掩饰自己的感情，所以我对于人家将感情向我掩饰起来也就疑虑万端；对这样一种天性的人说来，我当时的苦恼真是太大、太难以忍受了。如果不是万分侥幸地又遇到一些事，足够牵住我的心灵，对于我这些摆脱不开的心事，构成一种有益的排遣的话，我无疑会苦恼而死的。上次狄德罗到退隐庐来看我的时候，曾对我谈到达朗贝在《百科全书》里写的《日内瓦》那篇文章。他告诉我说，这篇文章是与日内瓦的上流社会人士商量好的，目的是要在日内瓦建立一个剧场；人们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剧场的修建不久就会进行。狄德罗觉得这一切都很好，对它的成功毫不怀疑，而我当时跟他争辩的事太多，不愿在这件事上又发生争辩，所以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我对人家在我的祖国所要的这一套诱惑手腕感到愤慨，所以我急待载有这篇文章的那本《百科全书》出版，看看有无办法写篇答复，好对这不幸的一着防患于未然。我住到路易山不久就收到了这本书，发现那篇文章写得既巧妙又有艺术，不愧为该文作者的手笔。然而，这并不能转移我打算驳斥的意图；尽管我当时心灰意冷，尽管我忧愁多病，天气严寒，再加上新居不便，一切都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好，我还是拿起了笔，凭着我一片热诚，克服了一切困难。

    在一个相当严酷的冬季，在二月的天气里，在上述的那种种状况下，我天天跑到我住的那个园子尽头的一座四面通风的碉楼里，早晨呆两个钟头，午饭后又呆两个钟头。这座碉楼在一条台坡路的尽头，俯瞰蒙莫朗西的幽谷和池塘，远望则见那座简朴而可敬的圣·格拉田城堡，这是贤德的加狄拿退隐之所。就是在这个当时冷得象冰窖一般的地方，既无屏障以蔽风雪，又除我心头的热情外别无其他取暖之物，我只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我那篇《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这是我写作时感到了乐趣的第一篇作品（当时《朱丽》连一半还没有写完）。直到那时为止，都是道德的愤激之情做了我的阿波罗，而这一次做我的阿波罗的则是温存敦厚之心。以前只是从旁见到的那许多不平激起我的恼怒；此时是以我自己为对象的不平引起我的悲哀，而这种不含恼怒的悲哀，只是一颗太多情、太软弱的心被它原以为品质相同的心欺骗了以后而不得已收敛时所感到的那种悲哀罢了。我的心当时还充满着我新近所遭受到的一切，同时那么多的激烈动荡也都余波未平，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苦痛感觉和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概念都一下子混合起来了；在我的作品中也就可以感到这种混合的影响。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里把我当时的处境描写了出来；我在里面刻划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拜尔和我自己。我写这部作品时曾流了多少甘美的眼泪啊！唉！人们在这部作品里很容易感觉到，爱情，我所努力医治的那个致命的爱情，还没有从我心里排除出去。在这一切当中，还掺杂有我的自怜之感，因为我那时觉得自已奄奄待毙，以为这就是我向公众的最后一次告别了。我绝不是怕死，我看到死朝渐近，反而感到快乐；但是我惋惜我离开人群而人群还没有感到我的全部价值，还不晓得如果他们知我较深的话，我是多么值得为他们所爱。这就是弥漫在我这篇作品里的那种特殊笔调的秘密原因，这种笔调跟前一部作品的笔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正在修改并誉清这封长函并准备把它付印的时候，忽然在长久无消息之后收到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封信，这封信又使我陷入了新的悲痛，陷入了我生平最伤心的悲痛。她在这封信（乙札，第三四号）里对我说：我对她的热恋全巴黎都知道了，是我一定告诉了一些什么人后才宣扬出去的；这些风声传到她的情人的耳朵里，几乎使他送了命；最后他总算了解了她。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但是，为对他负责，也对她自己和她的名誉负责，她必须跟我断绝一切关系；不过她还保证，他们俩都永远不会中止对我的关怀；他们将在社会上为我辩护、她还将不时地派人来探听我的消息。

    “你也在内呀，狄德罗！名不符实的朋友！……”我叫了起来。然而我还不能下决心去谴责他。我这个弱点也还有别人知道，可能是别人要他说出来的。我想怀疑……，但是很快我就不能怀疑了。不久之后，圣朗拜尔就做出一件事来，不愧是他的豁达大度的一种表现。他充分了解我的心，看到我被一部分朋友出卖了，又被另一部分朋友抛弃了，就推测到我是处在怎样的一种境况之中。他来看我了，第一次他没有多少工夫跟我谈，第二次他又来了。不幸得很，我不知道他要来，没有在家。戴莱丝在家，跟他谈了两个多钟头，在这次谈话中，他们彼此都说明了一些事实，是他和我都有必要知道的。我从他口里知道，社会上没有人怀疑我曾经跟埃皮奈夫人有过现在格里姆和她那样的关系，而我当时的惊讶，也只有他自己听到这个流言竟然会毫无根据时所感到的惊讶可以与之相比。圣朗拜尔也曾使那位夫人大为不快，他在这方面的遭遇也和我完全相同。这次谈话揭出来的一切真象，把我跟她决裂后的后悔心情完全消除净尽了。关于乌德托夫人的事，他对戴莱丝说明了好几个细节，而这些情节，戴莱丝固然不知道，连乌德托夫人本人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人知道，并且我也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人，请他以友谊为重，替我保守秘密，而他就单单选定了圣朗拜尔，把我这个秘密当作私房话告诉他了。这样一来。我就下定决心和狄德罗永远绝交。决心既定，我就考虑该用什么方式绝交才好，因为我早就发现，暗地绝交反而于我不利，因为这种绝交把友谊的假面具留给我那些最险恶的仇人。

    关于绝交，社会上有些所谓既成准则，这些准则似乎都是根据骗人与卖友的精神定出来的。你已经不是某人的朋友了，却还显出是某人的朋友的样子，这就是你想留一手儿，好欺骗老实人以便来损害某人。我还记得，当那位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和杜尔纳明神父绝交的时候，他赶快公开声明，对任何人都说：“杜尔纳明神父谈我或我谈杜尔纳明神父，你们都不要听，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这一举动曾大受赞赏，大家都夸奖他的坦率与豪迈。我对狄德罗也决计学这个榜样；但是我怎么能从我的隐居之地把这个绝交决定公开出去，既明确无疑而又不引起人言啧啧呢？我就想起在我这篇作品里，以附注的形式把《教士书》中的一段话插进去，用这段话宣布这个绝交，甚至连原因都说了出来，对任何了解内情的人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对局外人则毫无意义；此外，在这篇作品里，我还特别留心，每提到我所抛弃的这个朋友，总还是带着人们即使在友情熄灭之后还应该对旧友永远保持的那种敬意。这一切，人们读到这篇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人倒了霉，仿佛任何勇敢行为都成了罪状。同样一件事，孟德斯鸠做了，人家就赞美，我做了，就只能引起呵斥和责难。我的作品印出来后，我刚收到一批样本，就寄了一本给圣朗拜尔，因为他头天晚上还以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充满最缠绵的友情的信给我呢（乙札，第三七号）。请看他把赠书退还给我时的这封信吧（乙札，第三八号）：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日，于奥博纳

    真的，先生，我不能接受你刚给我寄来的这个赠品。当我看到你在序言里为狄德罗引用的那段《传道书》（他弄错了，是《教士书》），书就从我的手里掉下去了。经过今年夏天的几次谈话之后，我觉得你似乎已经确信狄德罗是无辜的，你怪他的那些所谓泄漏秘密的事都是放不到他头上的了。他可能有些对不起你的地方：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我清楚知道那些对不起你的地方并不能使你有权给他一个公开的侮辱。你不是不知道他现在所遭受的迫害，而你还要把一个旧友的怨言杂到忌妒者的叫嚣中去。不瞒你说，先生，这种残酷的行为是多么使我愤愤不平。我跟狄德罗相处并不亲密，但是我尊敬他，这个人，你在我面前一直只怪他有点儿软弱，而你现在竟使他这样苦恼。先生，我们俩在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太不同了，所以永远不能相投。请忘掉我的存在吧，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对别人，从来也没有做过什么能使他们永志不忘的好事或坏事。我呢，先生，我向你许愿，我将忘掉你这个人，只记住你的那些才华。

    我读了这封信，愤慨有过于痛心；在我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我终于又恢复了我的自豪感，给他的复信如下：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在拜读你的来信时，我为自己的惊讶向你表示敬意，而且我还傻得居然为之感动，但是现在我觉得你这信是不值一复的。

    我不愿意继续为乌德托夫人抄缮了。如果已抄缮的部分她觉得不宜于保存，她尽可以还给我。我把钱还给她。如果她要保存已抄部分，就该派人来把剩下的纸张和钱都拿回去。我请她把存在她手里的那份大纲也同时还给我。别了，先生。

    在不幸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通常总是使卑怯的心灵恼怒，而使高尚的心灵喜悦的。我这封信似乎使圣朗拜尔醒悟过来了，对他所做的事感到后悔；但是，他太骄傲了，所以不便公开承认，于是抓住了也许是制造了一个机会，来缓和他所给我的打击。两星期后，我收到埃皮奈先生的下面这封信（乙札，第一号）：

    二十六日，星期四

    先生，你惠赠的书收到了；我读着非常高兴。凡是从你笔下出来的著作，我读着总是感到同样的喜悦。请接受我的谢忱。如果我的事务容许我在你邻近的地方住一些时候的话，我早就登门致谢了，不巧的是今年我住在舍弗莱特的时间很少。杜宾先生和夫人要我下星期日在会弗莱特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还邀请圣朗拜尔、弗兰格耶两先生和乌德托夫人跟他们同席。如果你也肯来的话，先生，那我就欣幸之至了。我请的客人都希望你来，如果那他们能跟你一同度过一部分时间，一定也和我一样感到十分欣幸的。顺致敬意。

    这封信真叫我心跳得厉害。一年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了，一想到要我去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摆出来给人家看，我就浑身发抖，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勇气去经受这场考验。然而，既然她和圣朗拜尔都一定要这样，既然埃皮奈是代表全体客人说话，既然他所提到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想见面的，我就觉得，归根结蒂，接受一次可以说被大家邀请去的晚宴，总不会叫我怎样难堪的。因此我答应了。星期日，天气很坏。埃友奈先生派自己的车来接我，我就去了。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没受到比这更亲热的接待。看来，全堂宾客都感到我是多么需要得到鼓舞和安慰啊。也只有法国人的心才懂得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见到的客人比我所预料的要多：其中有乌德托伯爵，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伯爵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是我以不见为妙的。她上年到奥博纳来过好几次；她的嫂子在我们俩独自散步的时候常让她一个人等得不耐烦，她心里早就对我不满，这次在席上可就能痛痛快快地出气了。可以想见，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的人是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而且，象我这样一个在最随便的谈话中都还感到尴尬的人，在这种谈话里自然是不会很神气的。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难受，显得那么手足无措，受到那么意外的奚落。最后总算散席了，我赶快离开了那个泼妇，我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走到我跟前来，我们在一起消磨了下午的一部分时间，谈的诚然都是些无所谓的事，但是毫不拘礼，跟在我走入歧途之前完全一样。这种友好态度不可能不使我受到感动，如果圣朗拜尔能看见我的心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到满意的。我可以发誓，虽然我来的时候一看见乌德托夫人心跳得几乎晕了过去，我走的时候，差不多连想也不想她了。我满心只想着圣朗拜尔。

    这次晚宴，虽然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揶揄，还是对我大有好处，我深自庆幸不曾谢却。我在这次晚宴中不但看出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一伙的那许多阴谋活动都没有把我的旧交踉我离间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有很大变化。最后我了解到，圣朗拜尔之所以要使乌德托夫人跟我疏远，出于醋意者多，出于鄙视者少。这就使我得到了安慰，也使我安了心。我既确实知道，在我所敬仰的人们面前，我并不是一个藐视的对象，我也就比以前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努力克制我自己的感情。固然，我没有能够把我心里那种有罪的、不幸的痴情完全扑灭，但至少我把那残余的痴情控制住了，所以从那时起这点余情就不曾使我再犯错误。乌德托夫人要我继续抄写的那些稿子和我继续寄赠她的那些新出版的作品，都还不时地从她那里给我带来若干信息和短笺，诚然都无关紧要，但也却美意殷勤。她并且还有进一步的表示，人们在下文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断绝往来之后，我们三人之间彼此相处的态度足为正人君子在彼此不宜相见时如何分手树立楷模。

    这次宴会给我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人们在巴黎都谈到它，它为我作了一个不容置辩的辟谣机会；本来我那些仇敌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早就跟那天所有参加宴会的人，特别是跟埃皮奈先生，都无可挽回地闹翻了。其实我在离开退隐庐的时候还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很客气的谢函，他回信也同样客气，彼此礼敬之意一直不曾断绝，甚至他的兄弟拉利夫还到蒙莫朗西来看过我，并且还把他的版画寄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姑一嫂外，我跟那家的人没有一个处得不好的。

    我的《给达朗贝的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这次的成功却比较于我有利。它使社会大众都知道霍尔巴赫小集团散布的那些谣言是绝对靠不住的。当我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霍尔巴赫小集团就以其惯常的自满态度预言我在退隐庐待不了三个月。当他们看到我竟待了二十个月，而且被迫搬出之后，还是定居在乡间，他们就肯定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实际上在隐居生活中闷得要死，不过骄傲成性，宁愿吃执拗的亏，闷死在乡间，也不愿表示反悔，回到巴黎来。《给达朗贝的信》里洋溢着一种温和气味，谁也感到不是伪装出来的。如果我真是在隐居生活中怀着满腹牢骚的话，我的笔调总会受到感染的。我在巴黎写的作品都是满篇牢骚，而我到乡间后写出的第一篇作品就不是这样了。对于有观察能力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有决定意义的。大家都看到，我到了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也就是这篇作品，尽管它充满了温和气味，也还由于我一贯的笨拙和倒霉，又给自己在文坛上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里维持下去了。马蒙泰尔当时是《法兰西信使》杂志的主编。因为我一向高傲，不愿把我的作品送给期刊的撰稿者，又因为我这次偏要把我这篇作品赠送给他，却又不要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杂志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写着，不是送给《信使》杂志的主编，而是送给马蒙泰尔先生。我以为我把他恭维得很妙，他却以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那篇长信，写得很有礼貌，但是怨怒之气也很容易感觉出来，并且从此以后，他就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损害我，在他的作品里间接攻击我。由此可见，文人的那种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于应付，由此也可见，你恭维他们的时候应该如何小心翼翼，千万不要说出稍微带有模棱两可意思的字眼。

    我从各方面都安定下来了，便利用空闲的时间和当时的独立生活来比较有秩序地重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把《朱丽》完成了，并把它寄给了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来。然而这个工作还被一个小小的、然而相当不愉快的插曲中断了一次。我听说歌剧院正准备把《乡村卜师》重新上演。我看到那班人竟目中无人地支配我的财产，气愤极了，便把以前寄给达让森先生而没有得到答复的那份备忘录再拿出来，修改了一下之后，就请日内瓦代办赛隆先生把它交给接替达让森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还附了一封信，也是由赛隆先生代交的。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回我的信，但却一直没有下文。我把我所做的事通知了杜克洛，杜克洛就跟“小小提琴手”们读了，“小小提琴手”们没有答应把我的歌剧还给我，却答应把免费入场券还给我，而这时免费入场券对我已经是毫无用处了。我看我从哪一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对待，便把这事撇到了一边；而歌剧院的主管部门对我所提的理由既不肯答复，又不肯倾听，一直就继续利用《乡村卜师》谋利，就跟利用自己的财产一样，而实际上这部歌剧是不容置辩地只属于我一人的。

    自从我摆脱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后，就过着相当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尝不到那些太强烈的依恋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脱了这些依恋之情的枷锁。我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朋友拼命要支配我的命运，不由分说地要把我置于他们的所谓恩惠的奴役之下，真叫我厌恶透了，我决计从此只要以善意相待的交情，这种交情并不妨碍自由，却构成人生的乐趣，同时有平等精神作为基础。象这样的交情，我当时是很多的，足以使我尝到相互交往的甜美滋味，而又不感到受人支配之苦；我一尝到这种生活的滋味，便立刻感到它确实适合我这样的年龄，可以使我在宁静中度过余生，远离不久前使我险遭没顶的风暴、争吵和烦恼。

    我住在退隐庐的时候，以及迁居蒙莫朗西以后，就在附近认识了好几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很称我的心，而又丝毫不束缚我。在他们中间首先要推那年青的洛瓦索·德·莫勒翁，那时他初当律师，自己还不知道将来会在法律界占到什么地位。我那时就不象他那样疑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做出辉煌的事业的。这点今天已经成了事实。我向他预言，如果他能对承办的案件严加选择，如果他永远只做正义与道德的保卫者，他的天才将从这种崇高的精神得到培育，会跟最伟大的雄辩家的天才相媲美。他照我这个忠告去做了，并且感到了这个忠告的效果。他为波尔特先生作的那篇辩护词可以与狄摩西尼相匹敌。他年年来到距退隐庐四分之一里约的圣伯利斯村，在莫勒翁采地上度假，这片采地是属于他母亲的，当年那伟大的包许埃也在那里住过。象这样的大师联袂而出，真使这片采地的高贵声名难乎为继。

    也就是在这个圣伯利斯村，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子，有文学修养，很可爱，在他那一行是第一流人物。他还将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介绍给我，他们有通信联系，后来为我印行了《爱弥儿》。

    在比圣伯利斯更近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来村的司铎马尔陶先生。如果是才能决定地位的话，这个人本来是该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该做乡村司铎的，至少应该让他管理一个大教区。他曾充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巴蒂斯特·卢梭特别熟识。他一面对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追怀景仰，一面对陷害他的骗子手梭朗深恶痛绝。关于这两个人，他知道很多珍奇的轶事，都是色圭没有收进他那部待印的卢梭传记里的。他常向我保证说，吕克伯爵对他绝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地方，一直到死都还对他保持着最热烈的友谊。这个相当好的退休之地，就是在他的东家死后由凡蒂米尔先生赠地的。马尔陶先生还曾办过许多事务，现在虽然年老，还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评论得十分恰当。他的谈话，既有趣又有教益，没有他那乡村司铎的气味，因为他把社交界人士的口吻和读书人的知识结合起来了。在我所有那些长住的邻居之中，跟他交游最使我喜悦，我离开了他，也最感惆怅。

    我在蒙莫朗西还认识几位奥拉托利会的教士，特别是贝蒂埃神父，他是个物理学教授，虽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学究色彩，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他有点老好人的味道。然而我又很难把他这种高度的纯朴和他那种到处钻——钻要人、钻女人、钻信徒、钻哲学家——的欲念与本领调和起来，他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到处这样夸他，我的话显然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微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老好人。我在他那微笑里发现了一种说不出的嘲讽意味，这就在我的眼光里把他的面目完全改变了，并且从那时起我还时常想起他那嘲讽的意味。他那个微笑酷似巴努奇买妥担到恼的绵羊时的那种微笑，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恰当的比喻。我们两人在我住到退隐庐之后不久就开始相识，他时常到退隐庐来看我。等我在蒙莫朗西定居以后，他才离开那里，回到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万想不到，他代这个女人写了一封信给我，为的是通知我说，格里姆先生建议负担她的生活费，并且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接济。我听说这是一笔三百利物儿的年金，条件是要勒·瓦瑟太太住到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来。我不想说明这个消息给我的印象怎样；这个消息也许不那么令人吃惊，如果格里姆自己有一万利物儿的年金，或者他跟这个女人有点什么较易理解的关系，如果当初我把她带到乡下来时人家不加给我那么多严重的罪名——而现在他又乐于把她送回乡村，仿佛她已经返老还童了。我明白，那个老太婆之所以要得到我的允许，只是因为不想失掉我这方面的接济，如果我不允许，她是很可以不顾我的允许就接受那笔馈赠的。虽然我觉得这种慈善行为十分异乎寻常，当时却还并不象后来那样使我感到惊讶。但是，即使我当时就料到后来所洞察的一切，我还是同样要表示同意的，我当时就这样做了，并且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若不同意，就是向格里姆先生讨价还价了。从那时起，贝蒂埃神父就把我对他的那种老好人的看法医好了一点，他曾觉得我这种看法那么可笑，而我又曾那么轻率地对他产生了这种看法。

    也就是这个贝蒂埃神父认识的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想跟我攀交；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喜好和我的喜好之间，是没有多少关联的。他们都是麦尔基色代克的子孙，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籍贯、家世，也许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都是让赛尼优斯教派的，一般人都认为他们是化装的教士——也许是因为他们把顷刻不离身的长剑佩带得那么可笑的缘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这就使他们有着派系领袖的神色，我一直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日报》的。他们一个是身材高大，和颜悦色，甜言蜜语，叫费朗先生；另一个矮矮胖胖，似笑非笑，摇唇鼓舌，叫蜜拿尔先生。他们彼此以表兄弟相称。他们本来跟达朗贝一起住在巴黎，寄宿在他的奶娘卢梭太太家里。他们曾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公寓房子，在那里过夏。他们亲自做家务事，没有仆人，也没有代购日用品的包工。他们一人一星期，轮流出去采购、留家烧饭、打扫房间，他们料理得相当好，我们有时也彼此往来吃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兴趣，我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常下棋，而我为了插上去下一盘，就得花上一天里一的四个钟头。因为他们到处钻，什么都要插一手，所以戴莱丝管他们叫“长舌妇”，这个名字就在蒙莫朗西流传下来了。

    以上这些人，再加上我的居停主人马达斯先生——他是一个好人——就是我在乡间的主要熟人。我在巴黎还有一些熟人，如果我愿意住在巴黎的话。是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这些熟人都是文坛之外的；在文坛之内，只有杜克洛这么一个朋友。至于德莱尔他还太年青，而且，虽然他就近看到那个哲学帮对我耍的那些手腕之后，已经完全脱离那个哲学帮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过去曾那么轻易地就做了那班人在我面前的代言人。

    首先，我有我那可敬的老朋友罗甘先生。他是我幸福时代的一个朋友，不是由于我的作品交结上的，而是凭我自己的为人交结上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把这份交情一直保留下来。我还有我的同乡，那老好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还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青的日内瓦人，叫做库安德，当时我觉得是个好孩子，很细心、殷勤、热诚，但是无知，自信心强，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一住进退隐庐，他就来看我了，过了不久，尽管我不愿意，也没有别人介绍，自己就住到我的家里。他对图画有点兴趣，认识些艺术家。在给《朱丽》制版画方面，他对我还算有点用处。他负责指导插图和刻版，颇能不负所托。

    还有杜宾先生那一家，这家的豪华虽然已经比不上杜宾夫人盛年时代的情景，但由于两位主人的声望，也由于来此聚会的宾朋均属上选，仍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第之一。由于我没有因趋附别人而抛弃他们，又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着能自由生活，所以他们一直对我友好相待，我有把握随时会受到杜宾夫人的欢迎的。自从他们夫妇在克利什置了一处别墅之后，我甚至还可以把她算作我的乡下邻居之一；我有时也到她这处别墅里去住一两天，而如果杜宾夫人和舍农索夫人相处得更融洽些的话，我还会到那里多去几次呢。但是在同一个人家，两个女人彼此情感不相投，是叫人左右为难的，这就使我感到在克利什太不自在了。由于我跟舍农索夫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比较随便，所以我喜欢比较自由地在德耶看到她——德耶差不多就在我门口，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小房子——甚至在我家里见到她，因为她来看我也相当勤。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在虔信宗教之后，就停止跟达朗贝之流、马蒙泰尔之流以及大部分文人见面了，我相信特吕布莱神父是个例外，当时他是一种半真半假的虔信者，但她甚至也相当讨厌他。至于我呢，她原是找着要跟我结识的，我一直没有失掉她的关注，一直和她通信。她曾送给我几只芒斯鸡来做年礼。并且计划开年来看我，只是由于这时卢森堡公爵夫人的一次旅行把她的旅行打断了。我在这里应该为她特别提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中将是永远占有一个优越地位的。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以外，我是该把他放到第一位的，他就是我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卡利约，前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的秘书，后又驻瑞典，为他的宫廷代办外交事务，最后真除了驻巴黎的大使馆秘书之职。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他突然到蒙莫朗西来找我了。他佩了一个西班牙勋章，我忘记了勋章的名字，形式是宝石镶成的一个漂亮的十字架。在他所提出的证件中，他曾不得已把“卡利约”这个名字改了一下，现称为卡利荣骑士。我发现他还是那个样子，心眼儿好，风度一天比一天更可爱。如果不是库安德照他的老习惯插到我们两人之间，利用我住得离巴黎远，就代表我，并以我的名义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由于为我服务太热诚，就把我顶掉了，我是会和他相处得跟从前那样亲密的。

    想起卡利荣，我就联想起另一个乡下邻居，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大对不起他了，特别因为我还有一件很不可原谅的对不起他的事，需要坦白出来。这邻居就是那位正派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给我帮过忙，这次全家来法国旅行，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村租了一所别墅。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邻居。就满心喜悦，觉得去登门拜访不但是一种义务，还是一件快事。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正来看我，不得不同他们又走回头路。两天后我又去看他，那天他和全家连午饭都是在巴黎吃的。第三次他倒是在家：我听到好些女人的声音，又在门前看到一辆华贵的马车。这叫我害怕。我想我第一次看他，至少要能看得从从容容的，跟他叙叙旧情。总之，我把我的拜访一天一天地往下拖，最后觉得尽这样一个义务未免太迟了。感到羞惭，便干脆不尽这个义务了。我有胆子拖了那么久，却没胆子再见他的面。这种疏忽叫勒·布隆先生感到理所当然的不满，而且在他眼里，我的懒惰就有了忘恩负义的迹象了。然而，我觉得我的心实在是无罪的，如果能为勒·布隆先生做点什么真正能叫他开心的事，即使是不让他知道，我可以保定他绝不会觉得我这人懒惰。不过，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情上的那种拖拉劲儿，往往比大的恶习对我还更加有害。我的最严重的错误一直都是由玩忽造成的：我很少做过我不应该做的事，同时，不幸得很，我更少做过我应该做的事。

    既然我又谈起我在威尼斯的那些旧交，我就不应该忘记另外也与此有关的一个，这个旧交，也和其他的一样，已经中断了，但是时间比较晚得多。这就是我和戎维尔先生的交谊；戎维尔先生自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一直对我非常友好。他很欢喜跟我见面，和我谈意大利的事和蒙太居先生闹的笑话，他在外交部有许多熟人，所以从外交部知道的有关蒙太居的故事就很多。我在他家里又很欣幸地遇见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的本省买了一个官职，有时也为公务来到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变得太殷勤，老要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竟使我感到他有些碍手碍脚了；虽然我们住在相距很远的两个地区，如果我有一星期不到他家去吃饭，我们就要吵几句。他到戎维尔领地去的时候，总是要把我带去；但是我有一次在那里住了一星期，真叫我感到度日如年，之后，我就不愿再去了。戎维尔先生这个人当然是既客气又风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很亲切，但是他不够聪明；他长得漂亮，多多少少有点纳尔西斯顾影自怜的劲头，相当乏味。他收藏了一套奇特的东西，或许全世界也只有他那一套，他自己非常欣赏，也拿出来给客人欣赏，而客人有时却并不象他那样感到兴趣。那是很完整的一套滑稽歌舞剧，都是五十年来在宫廷和巴黎流行的，从中可以看到的许多轶事，在别的地方是无法找到的。这些关于法国历史的真实记录，在任何别的国家人们都绝不会想得出来的。

    在我们相处得正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对我的接待是那么淡漠、冰冷，那么不合他平时的风度，以至我在给机会让他解释，乃至请求他解释之后，就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不再涉足，并且我一直就实践了这个决心。我在任何地方只要受到一次冷遇，人们就绝不会在那里再见到我的面了，而且这里又没有狄德罗出来替戎维尔先生辩护。我当时苦思苦想，到底有什么事对不起他，可是想来想去总想不出。我绝对相信，我跟别人谈到他和他的家人，从来都是称许备至的，因为我实心实意地喜欢他；而且，除了我对他只有好话可说而外，我的最不变的原则始终是，凡是我常来往的人家，我谈到时总是礼敬有加的。

    最后，经过长期思考，我终于推测出是这么回事：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的时候，他请我在他熟识的几个姑娘那儿吃饭，那次是跟几个外交部的职员在一起，他们都是些很亲切的人物，绝无浪荡汉的态度或派头；我可以发誓，在我这方面，那整个晚上都是在悲天悯人地默想着那些可怜虫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没有拿钱给他的那些姑娘，因为我没有象跟帕多瓦姑娘在一起那样给她们以我应该付出报酬的机会。我们出门时大家都欢天喜地的，情感十分融洽。这次晚宴之后，我没有再到那些姑娘那儿去，也没有再见到戎维尔先生。过了三四天，我到戎维尔先生家去了，他就给了我上述那种接待。除了关于这次晚餐有点误会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原因，同时又看到他不愿意解释，就采取了我的决定，不再去看他了；但是我还继续把我出版的作品寄赠给他，他也还常托人问候我，并且有一天我在喜剧院的烤火间里碰到他时，他还很客气地责怪我为什么不去看他，但也并没有使我重登他的家门。由此可见，这件事，样子倒象是斗气，不象是绝交。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听人谈到他。隔绝了好几年之后，若是再回头，就未免太迟了。所以我在这里不把戎维尔先生列在我的知交的名单里，虽然我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常到他家去。

    我不想再拿别的熟人来把我这个名单搞得太臃肿了。这些熟人都不那么亲密，或者是由于我不在巴黎就不再那么亲密，不过我有时还免不了在乡下见到他们，或者在我自己家里，或者在邻居家里，比方吧，象孔狄亚克和马布利两位神父，象梅朗、拉利夫、波瓦热鲁、瓦特莱、安斯莱诸先生，还有其他许多人，一个个地数出来就未免太多了。我只顺便提一下马尔让西先生跟我的交往，他是国王的内待，以前是霍尔巴赫小集团里的人物，后来和我一样脱离了；他以前也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后来和我一样撒手了；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先生也跟我认识，我也顺便提一下，他是喜剧《冒失鬼》的作者，曾名噪一时，只是一阵风就过去了。马尔让西先生是我的乡下邻居，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靠近蒙莫朗西。我们本来早就见过面，但是邻居关系或阅历上的某种相契之处使得我们更接近起来。德马西先生不久之后就死了。他有能力，有才华，但是有点象是他那篇喜剧的模特儿，在女人面前颇有点自炫，而死后并没有受到女人们的极端惋惜。

    但是我不能漏记这个时期的一个新的通信关系，这个关系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太大了，不能把它的开端略而不谈。我说的是拉穆瓦尼翁·德·马勒赛尔卜先生，他是税务法庭首席庭长，当时主管出版事业；他在这方面的领导既温和又明智，文学界人士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时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然而我经常体验到他审查我的作品处处从宽，非常令人感激；我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很不客气地对待那些写文章反对我的人。这次关于《朱丽》的印行，我对他的盛情又有了新的证据；因为这样大部头作品的校样要交邮局从阿姆斯特丹寄来，耗费是很大的，他有免费寄递权，所以就答应把校样先寄给他，然后又用他父亲的掌玺大臣关防同样免费有寄给我。作品印的时候，他不管我愿不愿意就叫人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这一版销完之后才准那一版在法兰西王国销行。因为我的稿本已经卖给雷伊了，这笔收入就等于对雷伊的一种盗窃，所以我不得他明文批示就不肯接受这批专为增加我的收入而印的赠书，结果他很慷慨地批下来了；不但如此，这批赠书一共卖了一百个皮斯托尔，我要跟他均分，他又一点也不肯接受。为了这一百个皮斯托尔，我却有过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马勒赛尔卜先生事先没有通知我就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不成样子，并且在这坏版本售完之前，一直阻止了好版本的销售。

    我始终把马勒赛尔卜先生看作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正直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凡是我所遇到的事，从来没有一点使我对他的公正能有片刻的怀疑；但是他的软弱也和他的忠厚相当，他有时对他所关心的人，由于极力要保全他们却反而害了他们。他不但在我的书的巴黎版里叫人删掉了一百多页，还在他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册好版本里作了一个可以叫作不忠实的删削。在我这部作品的某个地方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个王爷的情妇还更配受人尊敬些。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笔写出来的，我敢发誓，没有丝毫影射意味。然而，我有一个很不谨慎的原则：凡是我写的文章，只要我扪心自问在写出时没有影射意图，我就绝不因为别人可能指为影射而丝毫有所删削，所以，我绝不肯删去这一句话，只是把原来的“国王”一词改为“王爷”。这个修改，在马勒赛尔卜先生看来似乎还不够，他干脆把全句都删掉了，特意叫人另印了一页，尽可能整齐地贴在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本书里。可是她还是知道了这个偷天换日的手法：免不了有些好心人把内情告诉了她。至于我自己呢，我只是很久以后，当我开始感到这件事的后果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另一位贵妇人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而我也毫不知情，甚至我在写那段文章的时候还不认识她呢，而她却那么不声不响地、咬牙切齿地恨我，其最初的起因不也就在这里吗？书出版的时候，我跟她认识了，心里便非常不安。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骑士笑我多心，保证那位贵妇丝毫没有感到冒犯，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也许稍微轻率了点，就信了他的话，并且十分不合时宜地就放心了。

    入冬时候，我又受到马勒赛尔卜先生的一次盛情的表示，虽然我不认为这番盛情是宜于接受的，心里还是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缺额，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作为他自己的意思，向我建议这个位置。但是透过他信上的措词（丙札，第三三号），我很容易理解到他是有人授意并且指令他这样做的；而且他自己后来又写信告诉我（丙札，第四七号），他是受人之托才对我作此建议的。这是个闲差使，每月只要写两篇提要，原书会有人送到我这里来，用不着往巴黎跑，甚至向主管官晋谒致谢都没有必要。通过这个途径，我就可以厕身于梅朗、克莱罗、德·几尼诸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父等第一流文人学士之林了。前两人我本来早已认识，后两人我能认识一下当然也是极好的。此外，只要做这样一点毫不困难、轻而易举的工作，我就可以有八百法郎的额定薪金。我在决定前考虑了几个钟头，我可以发誓，我之所以要考虑，只是因为怕惹马尔让西生气，叫马勒赛尔卜先生不高兴。但是，最后我感觉到，这样我将不能按我的时间去工作了，按期交稿这种约束我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做不好我要承担的任务，这两个理由就战胜了一切，使我决定谢绝一个我不适于担任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华都来自对我要处理的题材的热爱，只有对伟大、对真、对美的爱，才能激发我的天才。大部分要我写提要的书籍所讨论的问题，乃至那些书籍本身，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对要写的东西既然毫无兴趣，我的文笔自然就冷冰冰的，我的神思自然也就迟钝了。人家以为我也和所有别的文人一样，为谋生而写作，而实际上我是永远只晓得凭热情而写作的。《学者报》所需要的当然不是如此。所以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谢函，措词极其委婉，在这封谢函里我把我的种种理由说得十分详细，使得他和马勒赛尔卜先生都不可能误会我这一拒绝当中会有任何愠怒或骄傲的因素。所以他们俩都同意了我的拒绝，丝毫没有因此而对我白眼相加。而这件事的秘密一直也就守得非常之紧，社会上一点也没有听说过。

    这个建议也来得不是时候，因为若干时以来，我已经在制订计划，要完全抛弃文学，特别要完全抛弃作家的职业了。我最近遭受到的一切，使我恨透了那些文人们，同时我体会到，要干同样的行业而不和他们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也同样憎恨那些社交界人士，并且一般说来，我也同样憎恨我最近所过的那种一半属于我自己、一半属于那些与我生活不合拍的社交圈子的混合式的生活。我那时特别感觉到，而且由于一贯的经验感觉到，任何地位不平等的交际总是对弱者一方不利的。我跟与我选定的身份不同的富豪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家里不需要他们那样的排场，却也不得不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学他们的做法；种种小费，在他们根本就不算什么，在我则既无法可省，又不胜负担。别人到朋友的别墅里去住，不论是在餐席上还是在卧房里都有自己的待僮随身侍候，需要什么就派侍僮去找什么。由于跟主人家的仆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甚至也见不到他们，所以他给他们赏钱也就只凭他高兴，爱怎样赏就怎样赏，爱什么时候赏就什么时候赏。而我呢，单身一人，没有仆役，只好事事都靠主人家的仆役，这就得买他们的欢心，免得多吃苦头。我既被看作和他们的主人处于平等地位，也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仆役看待，甚至比别人对他们还要优厚些，因为事实上我比别人更需要他们侍候。如果这家仆役不多，倒也还罢了；但是，在我去的那些人家，仆役都是很多的，个个都很傲慢，个个都很狡猾，个个都很警觉——我是说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些坏蛋专会那一套，要我不断地需要使唤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巴黎女人可谓聪明伶俐，可是对这一点却毫无正确概念；她们拼命要为我节省开支，结果却叫我倾家荡产。如果我到城里去吃晚饭，离家稍远一点，女主人总是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马车，一定要人驾车，用自己的车子把我送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至于我赏给侍仆和车伕的那一个埃居，她就想不到了。若是一个女人从巴黎写信给我，寄到退隐庐或蒙莫朗西，为了体惜我该付的那四个苏的邮资，便专门派一个仆人送来，这仆人步行来，跑得满头大汗，我得给他饭吃，还要赏一个埃居，当然，他得这一个埃居一点也不亏心。若是她建议我跟她到乡下去住几天，她心里总是想：“对这个穷小子，这总是一种节约，在这期间，伙食总不要他花一个钱的。”她就想不到，在这时候，我也就不能工作了；我的家用、我的房租、我的内衣、我的服装，都还是照样出钱不误，刮胡子钱还要多出一份，总之，在她家住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里多得多。虽然我赏那些小费只限于我惯常去住的那几家人家，可是这种赏钱对我免不了还是负担奇重的。我可以保证，我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里足足花了有二十五个埃居，而实际上我在那里只不过住了四五次而已。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在我到那里常跑的那五六年之中，我花了不止一百个皮斯托尔。象我这样脾气的人，什么也不会自己料理，什么事都不会取巧，又看不得一个仆役嘀嘀咕咕，在侍候你的时候那副不乐意的样子，这些小费都是非花不可的。就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总算是她家里的人了，给仆人们也不知道帮过多少忙，可是我受他们的服侍，从来也都是花大钱换来的。到后来，我不得不完全放弃这些小赏赐，因为我的境遇已经不容许我这样做了；也就是在这时候，人家更加严酷地使我感觉到了跟地位比自己高一等的人来往是多么不相宜。

    如果这种生活是合我口味的，花大钱去买快乐，倒也可以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买苦吃，这就太难堪了。我痛感这种生活方式的沉重压力，所以我就利用当时那一段自由生活的间隙，下决心把这种自由生活永远继续下去，完全放弃上层社交界，放弃写书工作，放弃一切文学活动，终我之身，隐遁在我自觉生而好之的那种狭小而和平的天地里。

    《给达朗贝的信》和《新爱洛伊丝》这两部书的收入已经使我的经济状况稍有起色，而我的财源在前此住退隐庐时已经濒于枯竭了。眼前大约还有一千埃居可得。我写完《爱洛伊丝》后就正式动手写的《爱弥儿》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它的收益应该至少可以把上面的数字翻一番。我计划把这笔款子存起来，作为一笔小小的终身年金，连同我抄缮的收入，可以维持我的生活，不必再写作了。我手头还有两部作品。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一下这部书的写作情况，发现还需要花好几年工夫。我没有勇气再往下写，没有勇气等到把它写完再执行我的决定。因此，我就把这部作品放弃了，决计把可以独立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都付之一炬；我热忱地进行着这项工作，同时也并不间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我就把《社会契约论》整理好了。

    剩下的还有《音乐辞典》。这是个机动的工作，随时可以做，目的只在卖几个钱。我保留随意把它完成或放弃的自由，就看我别的收入总算起来使这笔收入对于我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至于《感性伦理学》，一直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放弃了。

    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计划，如果我能完全不靠抄写来生活的话，我就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去住，因为在巴黎，不速之客络绎不绝，使得我的日用开支太大，又不让我有时间去挣钱。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最后的计划，又由于一般人都说作家丢了笔就会陷入苦闷之中，所以，为着在我的孤独生活里防止这种苦闷，我还保留着一项工作，可以用来填补空虚，却绝对不想在生前付印。我不知道雷伊怎么想起来的，他长久以来就催我写我的回忆录。虽然直到那时为止，没有什么事实能使这样一部著作很有兴趣，可是我觉得，凭我自问能够放进去的那种坦率，它是可以变得有意思的；于是我就决定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真实性把这个回忆录写成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使得人们至少能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老是笑蒙田的那种假天真，他佯装承认自己的缺点，却小心翼翼地只给自己派上一些可爱的缺点。我呢，我一直就认为，并且现在还认为，总的说来，我还是最好的人，我也觉得，一个人的内心不论怎样纯洁，也不会不包藏一点儿可俗的恶习。我知道人们在社会上把我描绘得太不象我本来的面目了，有时竟把我的面目歪曲得太不成样子，所以，尽管我对我坏的方面不愿有丝毫隐瞒，我亮出真面目还是只有所得，毫无所失的。而且，如果要做这种事，就不能不把别的一些人的真面目也揭露出来，因此，这部作品只能在我和别的许多人死后才可以发表，这就更使我壮起胆来写我的《忏悔录》了，我将永远不会在任何人面前为这部《忏悔录》而脸红的。所以我决计把我的余暇用来好好地做这件工作，并且开始搜集足以引导或唤醒我的记忆的种种函件和资料，深深惋惜我在此以前撕掉、烧掉、丢掉的那些东西。

    这种绝对隐遁的计划是我平生制订的最合情理的计划之一，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在为执行这一计划进行准备了，可是上天偏偏又给我安排了另一个命运，把我投进一个新的漩涡之中。

    蒙莫朗西原是以这个地方为姓的那个名门望族的古老而幽美的世业，后来遭到没收，就不属于这个家族了。它由亨利公爵的妹妹传到了孔代家族，孔代家族就把蒙莫朗西的名字改为昂吉安。现在这片公爵采地已经没有什么府第，只剩下一座老碉堡，里面藏着档案文件，以接受附庸的朝拜。但是在蒙莫朗西或昂吉安，有一座私人房屋，是号为“穷人”的克鲁瓦泽盖的，其富丽堂皇足与最华贵的府第相媲美，所以很配称为府第，而且实际上也就被人称为府第。这座华屋的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外观，它身底下的那片平台，它那在全世界也许都算是独一无二的景色，它那经高手绘画过的大厅，它那经著名的勒·诺特尔培植出来的花园——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一个总体，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之中，还带有一种说不出的简朴风味，使人赞赏不绝。卢森堡公爵元帅当时住在这所房子里，每年都到他的祖先曾做过主人的这片采地上来两次，一共度过五六个星期，虽然是以普通居民的身份，但是排场的显赫并不减他家的旧日豪华。在我住到蒙莫朗西以后，他第一次来旅行的时候，元帅先生和夫人就派了一个待从来代表他们向我问候，并请我随时到他们家去吃晚饭。后来他们每来一次，总是不忘记再重复一次同样的问候和同样的邀请。这就使我回想起伯藏瓦尔夫人叫我到下房吃饭的那段故事。时代不同了，但是我却依然故我。我既不愿人家叫我到下房去吃饭，也无意跟大人先生同席。我但愿他们让我保持本色，不捧我，也不作践我。我很客气并且很恭敬地回答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的好意问候，但是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我既有病在身，行动不便，又赋性羞涩，拙于言词，一想到要跟宫廷的显贵周旋，我就发抖，所以我连登府拜谢都不肯去一下，虽然我理解到，我的登府拜谢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而他们之那样再三敦请，都宁可说是好奇心切，并不是真正以青睐相加。

    然而，友好的表示接踵而来，而且日甚一日。布弗莱伯爵夫人和元帅夫人过从甚密，她一到蒙莫朗西，就派人打听我的消息，并且询问是否可以来看我。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但是没有松口。罗伦齐骑士是孔蒂亲王王府里的人，也是卢森堡夫人的座上客，次年（即一七五九年）复活节到这里旅行的时候，来看了我好几次，我们算是认识了，他敦促我到府里去，我照旧不肯。最后，有一天下午，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只见卢森堡元帅先生到了，后面还跟了五六个人。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办法再推脱了；除非是个踞傲不恭和没有教养的人，否则就不能不去回拜他，并向元帅夫人致意，因为他曾代表元帅夫人向我致意，并且极其殷勤恳切。就这样，在凶多吉少的朕兆之下，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往来，这种往来实在是我再也推脱不了的，但是在我接受之前，一直就有一种极其持之有据的预感，使我避之唯恐不速。

    我非常怕卢森堡夫人。我知道她是很亲切的，在十年或十二年前，当她还是布弗莱公爵夫人，还在蓓蕾初放、艳色照人的年纪，我就在戏院里和在杜宾夫人家见过她好几次。但是，人家都说她心眼儿坏，在地位这样高的一个贵妇人方面，这种名声是叫我发抖的。可是我刚一见她的面，就为她倾倒了。我觉得她风韵可人，并且是那么一种风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足以感动我的心田。我原以为会发现她有一种辛辣而满含讥刺的谈吐的。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要好多了。卢森堡夫人的谈话并不妙语连珠，也不怎么隽永俏皮，甚至严格说来也不是什么微言奥旨，但却有一种滋味无穷的细腻，从不惊人，而且永远令人喜悦。她的恭维话越是质朴就越能使人心醉，人们简直可以说那种恭维话都是脱口而出的，并没有经过思索，是她的内心流露，只因为她太感情洋溢了。第一次拜见，我就看得出尽管我样子笨拙，语言迟钝，却并不使她讨厌。凡是宫廷贵妇，当她们愿意的时候，都懂得使你产生这种信心，不管那是真是假；但是并不是所有宫廷贵妇都能和卢森堡夫人一样，懂得把你这种信心变得那么甜滋滋的，叫你根本就不再想到要对此有所怀疑。要不是她的媳妇蒙莫朗西公爵夫人——一个癫狂的少妇，相当调皮捣蛋，我想，还有点好撩拨人——想起来要拉拢我，在她婆婆极口夸奖我的时候插进来说些假情假意的话，使我怀疑她们在嘲弄我，那我从第一天起就对卢森堡夫人完全信任了。

    我在这两位贵妇人面前的疑惧心情也许会很难解除掉的，但是元帅先生的那种极端的美意向我证实了她们婆媳两人的美意也是真实无欺。以我这样腼腆的性格，竟凭卢森堡先生的几句话就立刻相信他愿意平等待我，这个速度可算是够惊人的了；而他呢，也只凭我的几句话就立刻相信我是确实愿意过独立不羁的生活，那个速度也许还更为惊人。他们夫妇俩都深信我确实有理由满足于我的处境，不愿有所变更，所以不管是卢森堡先生或夫人都似乎没有片刻要过问我的钱囊或财产；虽然我无可怀疑地知道他们俩都对我衷心关切，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提出要为我谋一官半职或表示过要为我鼎力提携。只有一次，卢森堡夫人似乎希望我进法兰西学士院做院士。我以宗教不同为理由推辞了；她说这并不是个什么障碍，即使是障碍的话，她也负责为我排除。我又回答说，尽管做这样著名的学术机关的一个成员于我是多么光荣，不过我既然已经拒绝了特莱桑先生，也可以说我已经拒绝了波兰国王，不肯进南锡学士院为院士，我就不能再进任何学士院而还能对得起人。卢森堡夫人没有坚持，这件事也就搁下不谈了。卢森堡先生是并且也真不愧是国王的私交，与这样显赫的、能为我玉成一切的高贵人物相往还，竟还能如此朴实，回想到我刚撇开的那些假充保护人的朋友，老是设法贬低我而不是设法给我帮忙，他们那种不断的、既殷勤又极讨厌的操心，与这种朴实形成了多么刺目的对比。

    当元帅先生到路易山来看我的时候，我十分尴尬地在我那唯一的一间卧室里接待他和他的随从，倒不是因为我不得不请他坐在我那些脏碟子和破罐子当中，而是因为我的破烂的地板往下陷，生怕他的随从人多，把它压得完全塌了下去。我倒不为我自己的危险担忧，却怕这位仁厚的贵人因谦和待人而遭到危险，所以我赶紧请他出来，尽管天气还很冷，就把他领到我那座四面通风、又没有壁炉的碉楼里去了。

    他一到碉楼，我就向他说明我不能不把他领去的原因。他把这原因又对元帅夫人说了，于是他们两人都敦促我在修葺房间地板的时候，搬到府第里去暂住，或者，如果我愿意的话，就住在一所孤立的房子里，这房子在园林中间，叫“小府第”。这个迷人的住所是值得我们来谈一谈的。

    蒙莫朗西园林不是和舍弗莱特园林那样修在平地上的，而是起伏不平，间有小丘和凹地，那巧妙的艺术家就利用这些陵谷来使丛林、水流、装饰和景色千变万化，把本身相当局限的一片空间，可以说凭艺术和天才的力量扩大了多少倍。这园林的高处是那片平台和府第，底部形成一个隘口，向一个山谷伸展和扩大，拐弯处是一片大水池。大水池的四周都是山坡，被幽丛和大树点缀得非常美丽，隘口宽阔处是一个橙树园。在橙树园与大水池中间就是那个小府第。这座建筑物和周围那块地以前是属于那著名的勒·布伦的，这位大画师着意用他那修养有素的建筑与装饰的绝妙美感，建筑并装饰了这所房屋。这个府第后来又经重建，但始终还依照原主的图样。房子很小，很简单，但很雅致。因为它是在谷底，介乎橙园的小塘和那个大水池之间，很容易受潮，就在房子当中穿了一个明廊，上下两层排柱，使空气可以在全屋流通，所以虽然地点低湿，还可以保持干燥。当你从对面为房子作远景的那带高地望这所房子的时候，房子就象是被水环绕着一样，你简直以为看见了一个迷人的小岛，或者是看见了马约尔湖内三个波罗美岛当中最美丽的isolabella。他们叫我在这所幽静的建筑里挑选一套房间——里面的房间一共有四套，楼下一层还有舞厅、弹子房和厨房。我就挑了厨房顶上那最小、最简单的一套，连下面的厨房我也占用了。这套房间干净极了，家具都是白色和蓝色的。我就是在这个深沉恬静的幽境里，对着四周的林泉，听着各种鸟儿的歌声，闻着橙花的香气，在悠然神往中写了《爱弥儿》的第五卷。这卷书的清新色彩，大部分都是得之于写书的环境所给我的那种强烈印象。

    每天早晨，在太阳上山的时候，我是多么急于到那条明廊上去呼吸馨香的空气啊！我在那里，和我的戴莱丝面对面，吃到了多么好的牛奶咖啡啊！我那只猫和那只狗都陪着我们。这样的陪伴够叫我一辈子都满足的，绝不会感到一刻的厌烦。我在那里真象是住在人间天堂；我生活得跟在天堂一样纯真，品尝着天堂一样的幸福。

    在七月的那次小住期间，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那么关怀，那么亲切，以致我，既然住在他们家里，又备受他们款待，就不得不经常去看他们。作为对盛情的报答。我差不多顷刻不离他们了：早晨我去问候元帅夫人，就在那里吃午餐；下午我又去跟元帅先生一同散步；但是我不在那里吃晚饭，因为贵宾太多，饭又吃得太晚。直到那时为止，一切都还很合适，如果我懂得适可而止的话，就没有什么坏处了。但是我从来就不懂得在情谊上保持中庸之道，不懂得以尽我的社交职责为限。我生平对人不是全心全意，就是无心无意；不久，我就变得全心全意的了。我看我被这样高贵的人们款待着、宠爱着，便超越了界限，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只有对地位相等的人才允许有的友谊。我在行动中表现了这种友谊的全部亲昵，而他们呢，在他们的行动中却从来不放松他们使我受惯了的那种礼貌。然而，我跟元帅夫人在一起，总是不十分自在，虽然我对她的性格还不怎么放心，可是我对她的性格的害怕还不及对她的才智的害怕。特别是在这方面，她使我肃然起敬。我知道她在谈话中对人非常挑剔，知道她也是有权这样做的。我知道太太们，特别是贵妇人们，要人家取悦她们，而你宁可冒犯她们，也不能叫她们感到厌烦；根据客人走后她对客人说的话所作的评论，我就判断出她对我的语言迟钝会作何感想了。我想起了一个补充办法，以挽救我在她跟前说话时所感到的尴尬。这办法就是念书给她听。她听说过《朱丽》那部书，也知道这部书正在印刷中，就表示急于要看到这部作品。我为了献殷勤，提出要念给她听，她接受了。我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到她房里去，卢森堡先生也来了，把房门关上，我就坐在她床边念。我的诵读是精心安排了的，即使他们这次小住没有中断，也够供整个小住期间之用了。这个不得已的办法所获的成功超过了我的期望。卢森堡夫人迷上了《朱丽》和它的作者；她嘴上谈的也只是我，心里想的也只是我，整天都对我说好听的话，一天要拥抱我十次。她在餐桌上一定要我坐在她身边；有几个贵宾要坐这位子的时候，她就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位子，并把他们请到别的位子上去。我是稍微受到一点亲切的表示就会被宠络住的，大家想想，这些迷人的态度该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吧。我真正依恋上她了，她对我也同样依恋。我看她这样入迷，又感到自己太少风趣，不足以使她永远入迷下去，所以就唯恐她由入迷而变成厌恶，可是不幸得很，这种恐惧却是太有根据了。

    在她的气质与我的气质之间准是有一种天然的对立，因为除了我在谈话中，乃至在函件中经常漏出的那大批的蠢话外，就是在我和她相处最好的时候，也还有些事使她不高兴。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出来。我只举一个例子，其实二十个例子我也举得出来。她知道我为乌德托夫人正在抄写一份《爱洛伊丝》，按页论价；她也想以同样条件要一份。我答应了。由此我就把她放在我的主顾之列了，所以我为这事给她写了一封很感激、很客气的信——至少我的主观愿望如此。下面就是她的回信（丙札，第四三号），它使我仿佛从云端里掉了下来。

    星期二，于凡尔赛

    我高兴极了，我很满意；你的信给了我无限的快乐，所以我赶快写信告诉你，并且谢谢你。

    你的信里原来的措词就是这样的：“虽然你靠得住是一个极好的主顾，我却难于接受你的钱，按说，应该是我出钱买为你工作的乐趣才对呀！”关于这句话，我不必对你多说了。我很遗憾，你总是不跟我谈你的健康状况，没有比你的健康更引起我的关心的了。我衷心喜欢你，我还向你保证，给你写信反而使我感到十分怅然，如果我能当面对你讲，我该多么快乐啊。卢森堡先生爱你并且衷心地问候你。

    我一接到这封信，也没有把它反复琢磨，就赶紧写了一封回信，说明对我的话不能作任何令人不快的解释。后来，我在可想而知的不安心情中琢磨了好几天，始终还是莫名其妙。最后，我写了下面这封信作为最后答复：

    一七五九年十二月八日于蒙莫朗西

    上信发出以后，我又把那段话琢磨了上千遍。我照它的本来的、自然的意义去理解．又照别人可能给它的一切意义去理解，可是，我坦白告诉你，元帅夫人，现在我已经不知道究竟是我该向你道歉呢，还是你该向我道歉了。

    这几封信已经是十年前写的了，从那时起我还时常想到它们。今天我对这个问题还是越想越糊涂：我一直就看不出那段话里有什么冒犯她、甚至仅仅是使她不快的地方。

    关于卢森堡夫人想要的那份《爱洛伊丝》手抄本，我应该在这里说一说我想了什么主意使它具有超出其他手抄本的明显的优点。我另外写过一篇爱德华爵士奇遇记，并且考虑了很久，应不应该把它全部或扼要地插到这部作品里来，但总觉得放在这里不合适。最后我决计把它完全删掉，因为它的格调与全书不同，会损害全书那种动人的淳朴风味。自从我认识了卢森堡夫人以后，我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就是，在这篇奇遇记里有一位罗马的侯爵夫人，性格十分可憎，这种性格的某些表现虽不能用到卢森堡夫人身上，但是在只闻其名的人们看来，很可能会说是影射她的。所以我深自庆幸采取了这种删削的决定，并且按照这个决定去做了。但是，我既热烈希望在她这份抄稿里增加一点任何别的版本都没有的东西，我竟又想起那些倒霉的奇遇，决定把它写成提要加了进去，真是糊涂主意啊！只有用那盲目的、把我拖向毁灭的宿命，才能解释我这个主意的荒唐！

    我竟有那种傻劲，费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工夫，编成了这个摘要，并把这篇文章作为稀世之珍送给她。不过我预先向她声明，原稿我已经烧了，这份摘要只是供她一人看的，除非她自己要拿给人家看，别人是看不到的。可是这种话不但不能象我所想的那样证明我的谨慎和缜密，却反而向她说明了我自己就有所感觉，某些地方有影射的意味，会使她感到侮慢。我蠢就蠢到这样的地步：我还绝对相信她会对我这种做法感到欣喜呢。然而，她对这事并没有象我所预期的那样，把我大大恭维一番，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她对我送给她的那份摘要连提都没有提过。而我呢，老是觉得我这件事做得妙，高兴极了，只是很久以后，才根据别的一些迹象，觉察到它所产生的后果。

    为了这份抄本，我还动了另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比较合理，但是由于某些较长远的后果，对我还是同样有害，真是命该受苦，什么倒霉事都来了！我想起要把《朱丽》里的木刻画的原稿拿来装饰这个抄本，因为那些原稿正与这抄本的大小相同。我就向库安德要原稿，因为这些原稿不论以什么名义都该归我所有，特别因为我把销路很广的版画的收入已经让给他了。库安德太狡猾，我又太不狡猾。我几次催索画稿，他就知道了我要用来干什么。他借口要给这些画稿加上若干装饰，就把画稿暂且留在他那里，最后才亲自把画稿送来。

    这就把他引进了卢森堡公馆，占有某种地位了。自从我住进小府第以来，他就时常来看我，总是一清早就来，特别是当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在蒙莫朗西的时候。这就使我要同他待一整天，不能到大府第去。人家怪我老是不去，我就把原因说了出来。他们就敦促我把库安德先生也带去，我照办了。这正是那个滑头所一直追求的目的。就这样，泰吕松先生的一个小雇员，主人在没有外客同席的时候偶然也让他在一桌吃吃饭的，现在，由于人家对我太好，竟一下子被邀与法兰西的元帅同席，跟许多亲王、公爵夫人和宫廷里所有最显贵的人物坐在一起了。我永远不能忘记，有一天，他要早点回巴黎去，元帅先生饭后对所有在座的人说：“我们到圣·德尼那条路上去散散步吧，去送送库安德先生。”那可怜的小伙子受宠若惊，简直有些不知所措。我呢，也感动得那么厉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跟在后面，象孩子一样哭着，恨不得吻一吻这位仁慈的元帅的脚印。这个抄本的故事使我把许多以后的事都提早说出来了。还是就我的记忆所允许的，依时间的顺序来谈吧。

    路易山的小房子一修好，我就把它布置得干干净净和简单朴素，又回去住下了。我离开退隐庐时就立下了一条规定：要经常有个属于我自己的住所。这个规定我不能放弃，但是我又舍不得丢开我在小府第的那套房间。我就把房间的钥匙留下，同时因为我非常喜欢在柱廊下吃的那种别有风味的早餐，就常到那里去过夜，有时连住两三天，就和住别墅一样。我当时也许是全欧洲住得最好、最舒服的一个平头大百姓了。我的房主马达斯先生是天下第一好人，他把路易山房子的修理工作完全交给我去安排，要我自由指挥他的工匠，他自己毫不过问。因此我就得以把楼上的一个大房间改成完整的一套小房间，包括一间卧室、一个套间和一个藏衣室。楼下是厨房和戴莱丝的卧室。碉楼就做了我的书房，装上一套很好的嵌玻璃的板壁和一个壁炉。我住进去之后，又拿装饰平台作为消遣；平台上已经有两行菩提树庇萌，我又添上两行，构成一个绿荫环绕的书斋，我在平台上又放了一张石桌、几个石凳，环绕平台我又种了些丁香、山梅、忍冬，我还做了一个很美的花坛，跟两排树平行。这个平台比大府第的平台高，景色至少也并不稍逊，我在那里还养了无数鸟雀，它就成了我的大客厅，好接待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唐格利亲王先生、阿尔曼蒂尔侯爵先生、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布弗莱公爵夫人、瓦兰蒂诺瓦伯爵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以及跟他们同样显赫的其他人物，他们都不惜走一段很累人的上坡路，从大府第来朝拜路易山。所有这些大人物来拜访我；都是由于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的厚爱：我是感到这一点的，心里对他们非常感荷。正是在这种感激心情的激奋之中，我有一次拥抱着卢森堡先生对他说：“啊！元帅先生，在认识你之前我通常是恨大人物的，自从你使我这么亲切地感觉到他们是那么容易得到人们的爱戴后，我就更恨他们了。”

    此外，凡是在这个时期了解我的人，我都要问他们一下，他们可曾发现这种显赫的光焰曾有一时一刻眩惑过我的眼睛，这种香火的烟云曾有一时一刻熏昏过我的头脑？他们曾否看到过我在举止上就不那么始终如一了、在态度上就不那么质朴单纯了，对人民群众就不那么和蔼可亲了，对左邻右舍就不那么亲切随便了？我在能为人帮忙的时候，可曾有一次因为我讨厌人家不断添给我的那些无数的、并且常常是不合理的麻烦，就不那么爽快地为大家服务了呢？我的心固然由于我对蒙莫朗西府两位主人的衷心依恋而常把我吸引到那儿去，但是它也同样把我拉回到我的左邻右舍，使我尝到我认为除此而外就别无幸福可言的那种平淡而简单的生活的甜美滋味。戴莱丝交上了一个瓦匠的女儿——瓦匠是我的邻居，名叫皮约，我也就交上了那个父亲。为了讨好元帅夫人，我在上午不无拘束地在府第里午餐，午餐之后，我是多么急于跑回来跟那个老好人皮约一家，有时在他家，有时在我家。一起用晚餐啊！

    除了这两个住所以外，我不久又有了第三个住所，就在卢森堡公馆；公馆主人要我有时也到那里去看看他们，把我逼得太紧了，所以我尽管痛恶巴黎，还是不得不予以同意——自从我隐居到退隐庐以后，我到巴黎本来只有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两次。不过现在我到巴黎，只是按约定的日期前去，完全为的是在那里用晚餐，第二天早晨就回来。我进出都是走面对环城马路的那座大花园，所以我可以极正确地说，我没有踏上巴黎街道。

    在我这一阵转瞬即逝的红运当中，早就酝酿着一场标志红运结束的灾祸。我回到路易山不久，就在那里又结识了一个新交，也和平时一样，完全是不由自主的。这个新交在我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读到下文就可以判断那究竟是福还是祸。我说的是我那女邻居韦尔德兰侯爵夫人，她的丈夫刚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索瓦西置了一座别墅。她原是达尔斯小姐，即达尔斯伯爵的女儿，伯爵是个有地位的人，但是很穷；达尔斯小姐嫁了韦尔德兰先生，而这位韦尔德兰又老、又丑、又聋、又严厉、又粗暴、又好吃醋，面带刀伤，还瞎了一只眼，不过，如果你能摸到他的脾气的话，老底子还是个好人；他有一万五千到两万利物儿的年金，她就被嫁给这笔年金了。这个活宝老是咒骂、叫嚷、暴跳如雷，弄得太太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然而最后总是太太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这样还是叫她生气，因为她要他承认是他自己愿意她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而不是她要他这样做的。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马尔让西先生原是太太的朋友，后来又成了先生的朋友。他把他靠近奥博纳和安地里的那座马尔让西府租给他们，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跟乌德托夫人热恋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里。乌德托夫人和韦尔德兰夫人之互相认识是由她们的共同朋友多伯舍尔夫人的关系；由于乌德托夫人要到她特别欢喜的地方奥林匹斯山去散步，就必须穿过马尔让西园林，所以韦尔德兰夫人就给她一把钥匙，好让她过路。凭了这把钥匙我也常跟她一起穿过这个园林，但是我不欢喜碰到什么不期而遇的人，当我们偶然碰见韦尔德兰夫人的时候，我就让她们俩在一起谈，不跟她说话，一个劲儿朝前走。这种不够殷勤的态度一定不会给她留下好的印象。然而，她一住到索瓦西，还是找上门来了。她到路易山来看我，好几次都没有碰上，见我老不回拜她，便送了几盆花给我装饰平台，逼得我去回拜。我非去谢她不可了：我们就这样打上了交道。

    这个来往一开始就是风波频起的，凡是不由我自主的来往都是如此。在跟她的来往当中，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平静，韦尔德兰夫人的气质跟我太格格不入了。她的俏皮话和讽刺语脱口而出，你必须时刻注意——这对我来说是很伤脑筋的——才能感觉到你在什么时候被她嘲弄了。我现在想起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她的哥哥刚奉派为驱逐舰舰长，在海上对英国人游弋。我就谈这艘驱逐舰的武装是怎样配备而不妨害它的轻快的。“是呀，”她以极平淡的语调说，“只要装上够战斗用的大炮就行了。”我很少听到她在背后说朋友们的好话而不带点挖苦的意味。什么事她不是往坏处想，就是往可笑的方面看，她的朋友马尔让西也未倖免。我觉得她还有一点叫人受不了的，那就是她一会儿给你带个口信，一会儿给你送点礼物，一会儿给你来个便条，真是烦人，我就得绞尽脑汁去答复，是领谢还是拒绝，叫我实在为难。然而，由于我经常见到她，终于对她产生了感情。她有她的苦处，我有我的苦处。彼此倾诉衷肠就使我们觉得我们的单独交谈是饶有兴趣的事，没有比两人在一起对泣的那种甜蜜滋味更能把心和心联系起来的了。我们俩设法会面，互相安慰，这种需要常使我把很多事情都原谅过去了。我对她除了真诚坦白之外，有时也很粗暴，对她的人品极不尊重。而这时又需要对她极大的尊重才能相信她真诚地原谅我。我有时也给她写信，下面就是一个样品；象这种信，她在复信中从来没有显出过丝毫不快之感。

    一七六0年十一月五日，于蒙莫朗西

    你对我说，夫人，你的话没有说清楚，无非是为了要我认识到我的话说得词不达意。你对我说你愚蠢，无非是为了要我感觉到我自己愚蠢。你自夸你只是一个老实人，就好象你生怕别人听了你的话就真相信你是老实人，而你向我道歉，无非是为了要我知道我应该向你道歉。是啊，夫人，我清楚地知道，愚蠢的是我，老实人也是我，如果可能的话，还有更坏的呢；是我不善于斟酌字眼，不能叫象你这样注意词令而又善于词令的一位美丽的法国贵妇听了中意。然而，请你也想想，我都是按照语言的通常意义来遣词造句的，我根本不懂得或者不想学巴黎的那些道德高超的社交团体里对词语所采取的那种高雅的用法。如果有时我用的词语模棱两可，我总努力叫我的行为来确定它的意义，等等。

    信的其余部分也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口吻。请大家看看这封信的回信吧（丁札，第四一号），请看一看，女人的心是何等令人难以置信地委婉，对这样一封信竟能毫无反感，不但在这封回信里无所流露，就是当面也从来没有任何表示。库安德非常善于钻营，胆大到不识羞耻，凡是我的朋友他都钻，很快就以我的名义钻到韦尔德兰夫人家里去了，并且不久就在她家里跑得比我还热，连我都蒙在鼓里。这个库安德真是个怪家伙。他以我的名义到我所有的知交家里去，一去就扎上根，毫不客气地吃起饭来。他满腔热忱地为我效劳，一谈起我来，总是热泪盈眶；但是他来看我的时候，对所有这些人事关系，以及他明知道我会感兴趣的一切，总是讳莫如深。他不把他听过、说过、或者见过的于我有关的事情告诉我，反而听我说，甚至向我探问。巴黎的事，除了我告诉他的那些，他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总之，虽然大家都在我面前谈到他，他却从来不在我面前谈到任何人：他只有在我这个朋友面前才是诡谲神秘的。不过暂时把库安德和韦尔德兰夫人撇开吧，我们到后面再谈。

    我回路易山不久，画家拉都尔就来看我，把他为我用色粉画的那幅像也带来了，这幅画像是他在几年前放在沙龙里展览过的。他曾想把这幅像送给我，我没有接受。但是埃皮奈夫人曾把她的像送给我，并且想要我这张像，叫我向他再讨回来。他又花了一些时间把像修改了一番。就在这段时间内我跟埃皮奈夫人决裂了，我把她的像还给她了；既然谈不上再把我的像送给她，我就在小府第我那个房间里把它挂起来了。卢森堡先生看见了，认为画得很好；我表示愿意奉赠。他接受了，我就派人送给了他。他和元帅夫人都明白，我是很欢喜有他们的肖像的。他们就叫人制了两张十分精巧的袖珍小像，嵌在一个用整块水晶制成的镶金糖果盒上，把这份制得极其雅致的礼物送给我，我高兴极了。卢森堡夫人怎么也不肯让她的像粘在盒子上面。她多次怪我爱卢森堡先生胜过爱她；我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因为这是事实。她就利用这种放肖像的方式，很委婉地、但是很明白地向我表示她并未忘记我这种偏爱。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又做了一件无助于我保持她的恩宠的傻事。尽管我毫不认识西鲁埃特先生，也无意爱他，但是我对他的行政措施却深为佩服。当他开始对金融家开刀的时候，我就看出他进行大刀阔斧的做法的时机并非有利，可是我并不因此就不热烈地祝愿他成功。当我听到他调职的时候，我就凭我那一阵鲁莽劲给他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信，这封信，当然，我现在并不想为它辩解。

    一七五九年十二月二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请接受一个隐遁者的敬意，这个隐遁者是你所不认识的，但是他为你的才具而钦佩你，为你的施政而敬仰你，他曾因为推崇你而预料到你在职不会长久。你不削弱这误国的首都就不能救国，所以你曾置那些唯利是图者的叫嚣于不顾。原先我看你狠打那班大坏蛋，真羡慕你有大权在握；现在，我看你离职而还不改初衷，我又对你赞美之至。你是足以自豪的，先生，你这一任官职留给你一种荣名，将使你长久受用而无人跟你竞争。邪僻小人的咒骂正构成公正人士的光荣。

    卢森堡夫人知道我写过这封信，便在复活节来旅行的期间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我就把信拿给她看，她想要一份抄稿，我就抄给她了。但是我交抄稿给她的时候，丝毫不知道她也就是那些关心包税分局而使西鲁埃特调职的唯利是图者之一。人们看到我这许许多多的蠢事，简直要说我是一个劲儿要无缘无故地激起一位可亲而又有势力的女人对我的仇恨，而对这个女人，老实说，虽然我由于笨上加笨，把招致失宠的事都做尽了，却一天比一夫更依恋她，绝不愿在她面前失宠。我相信，现在已经用不着补充说明了，我在第一部里谈到的特龙香先生鸦片制剂的那个故事就是与她有关的，另外那位贵妇人就是米尔普瓦夫人。她们俩都从来没有再对我谈起过这件事，也没有丝毫流露出把这件事还记在心上。但是要说卢森堡夫人真能把这件事忘掉了，即使你对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毫无所知，我觉得也很难。至于我自己，我对我那些蠢事可能产生的后果，当时还在自宽自解呢，因为我自己心里明白，没有一件蠢事是有意做出来冒犯她的，我就不知道女人永远不会原谅这样的蠢事，即使深知这些蠢事绝不是有意做出来的。

    然而，虽然她表面上显得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感觉到，虽然我还没有发现她的殷勤有所稍减，态度有所改变，但是一种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日益增长的确有根据的预感，使我不断地害怕她对我的感情不久就会变成对我的厌恶。这样高贵的一位夫人，我能期待她有那么一种恒心，经得起我对维持这种恒心的笨拙的考验吗？这种闷在心里、使我六神不安、比以前更加闷闷不乐的预感，我甚至不会对她掩饰起来。读者从下面这封信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封信是包含着一个很奇特的预言的。

    我这封信的草稿上没有注明日期，至迟是一七六0年十月写的。

    ……你们的盛情是多么残酷啊！一个遗世者本来已经放弃了人生的乐趣，免得再感到人生的烦恼，你们为什么偏又搅乱他的安宁呢？我已经费了一辈子的光阴去寻找坚实的情谊，结果都是徒劳无功。在我以前能够取得的社会地位中，我都没有能结成这种情谊，难道在你们这样的社会地位中我还应该去寻找吗？势与利都吸引不了我了；我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畏惧；我能抵抗一切，就是不能抵抗爱抚。你们俩为什么都要从我这个应该克服的弱点方面来向我进攻呢？象我们之间这样悬殊的地位，温情的自然流露是不会把我的心跟你们连结起来的。对于一颗不知道有两种交心方式、只能感受友谊的心灵，感激之情就够了吗？友谊啊，元帅夫人！这正是我的不幸所在！在你，在元帅先生，用这个名词是漂亮的，但是我如果信以为真，就未免太糊涂了。你们等闲游戏，而我却是一往情深。而游戏的终了就给我准备着许多新的怅惘。我多么恨你们所有的那些头衔啊。我又多么惋惜你们竟有那么些头衔啊！我觉得你们太配领略私生活的乐趣了！你们为什么不住在克拉兰斯呢！如果你们住在那里，我就会到那里去找我的人生幸福的。然而，又是什么蒙莫朗西府呀，又是什么卢森堡公馆呀！人们应该在这种地方看到让－雅克吗？一个爱平等的人，他有一颗多情的心，以爱来报答别人对他所表示的敬，便以为所报的相当于所受的了，他能把这样一颗心的爱送到这种地方吗？我知道，也已经看到你是慈祥而多情的，我惋惜我没能早日相信这一点，但是在你所处的那种地位，在你那种生活方式里，任何事物也不能给人一个持久的印象，那么多新的事物太容易互相抵消了，没有一个能留得下来。夫人，在你使得我无法再效法你之后，你是会把我忘掉的。我的不幸大部分是你给促成的，所以你不能得到谅解。

    我在信里把卢森堡先生也拉到她一起，是想叫她听了我这番话不感到过于严峻；再说，我对卢森堡先生太放心了，对他的友谊的持久性，心里连一点疑惧的念头也不曾动过。我从卢森堡夫人方面所感到的担心，绝对不曾有一时一刻扩及到他身上。我知道他性格软弱，却很可靠，对他从来没有一点不信任。我不怕他的心会忽然变冷，正如我不能指望他的心能有英雄式的感情一样。我们相处中的质朴与亲昵，就表明了我们是多么互相信赖。我们两人都做对了：我有生之日，都将永远崇敬、永远爱戴这位贤良的高贵人物；而且，不管人家想了些什么办法要把他跟我离间开来，我深信他至死都是我的朋友，就仿佛我听到了他临终时的遗言。

    一七六o年他们第二次来蒙莫朗西小住的时候，《朱丽》朗读完了，我就乞灵于《爱弥儿》的朗读，好使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继续待下去，但是这部书的朗读没有那么成功，也许是题材不合她的口味，也许是朗读太多，使她厌烦了。然而，因为她老怪我甘愿受那些书商的骗，所以这次她要我把这部书交给她去设法付印，让我多挣几个钱。我同意了，却明白地提出条件：不得在法国印刷。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争了很久；我呢，我认为不可能得到默许，甚至连请求默许都是不谨慎的，我又不愿让人家不得默许就在王国印刷；她呢，她却坚持说在政府当时所已经采取的那种制度下，连正式审查都不会有什么困难。她居然有办法叫马勒赛尔卜先生也同意了她的看法，他为这事亲笔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说明《萨瓦副主教信条录》正是一部到处都可以获得人们赞许的作品。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宫廷的赞许。我看到这位官员一向是那么怕事，现在竟在这件事上变得这么随和，真有点吃惊。一般说来，一部书稿只要经他赞许，印刷就完全合法，所以我对这部书稿的印刷就再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了。然而由于一种非常的顾虑，我还是要我这部书稿在荷兰印刷，并且还要交给书商内奥姆，我指定了书商还不够，又直接通知了他。不过我同意这一版书归一个法国书商发行，书印好了，在巴黎销售或随便在什么地方销售都可以，因为这种销售与我无关。卢森堡夫人和我商定的就是如此，约定之后，我就把我的手稿交给她了。

    她这次小住，把她的孙女布弗莱小姐——今天是洛曾公爵夫人——也带来了。她那时叫作阿美丽，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姑娘。她有着处女的面貌、温柔和羞涩。她那副小面孔再可爱、再有趣不过了，它给人引起的感情也再温馨、再纯洁不过了。本来么，她还是个孩子，还不到十一岁呢。元帅夫人觉得她太羞涩了，总是想方设法鼓动她。她有好几次允许我吻她，我就带着我平时那种闷闷不乐的样子照办了。别人处在我那时的地位会说出许许多多好听的话来，而我却和哑巴一样待在那儿，窘迫万分；我也不知道究竟谁最害羞，是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呢，还是我自己。有一天我在小府第的楼梯上遇到了她：她刚去看戴莱丝，保姆还在跟戴莱丝说话。我不知对她说些什么才好，便提出给她一吻，她心里是一片天真无邪，所以也没有拒绝，她当天早晨还奉祖母之命，并且当着祖母的面，曾受到我的一吻呢。第二天，我在元帅夫人床头朗读《爱弥儿》，正好碰上我不无理由地批评我头天所做的那种事的那一段。她觉得我那种想法很正确，并且还对这一问题说了些很合情理的话，这就使我脸红起来了。我多么咒骂我这种不可思议的愚蠢啊，这种愚蠢常使我显出一副卑鄙有罪的样子，而其实我只是笨拙尴尬而已。在一个大家都知道不是没有智慧的人身上，这种愚蠢甚至会被认为是假装出来的辩白。我可以发誓，在这可能受到指摘的一吻中，和其他各次的亲吻一样，连阿美丽小姐的心灵和感官也不比我更加纯洁；我甚至还可以发誓，如果我当时能够避开她的话，我是会避开她的，并不是因为我不乐意看到她，而是因为我临时找不到一句好听的话来对她说，因而感到尴尬。一个人连国王的权力都不怕，一个小孩子就能叫他胆怯吗？究竟如何是好呢？脑子里连一点临机应变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办呢？如果我勉强去跟遇到的人们说话，我就准要说出傻话来。如果什么话都不说吧，我就是个恨世嫉俗的人了，是个野性难驯的禽兽了，是只狗熊了。索性完全是白痴倒于我还有利些；可是，我在交际方面所缺乏的才能反把我所具有的才能变成毁灭我的工具了。

    就在这次小住终了的时候，卢森堡夫人做了一件好事，其中我也有份儿。狄德罗很不小心，得罪了卢森堡先生的女儿罗拜克王妃。巴利索是她所保护的人，就拿《哲学家们》那部喜剧来为她报复。在这部喜剧里，我被取笑了，而狄德罗则被挖苦得极其厉害。作者多敷衍了我一点，我想不是因为他感激我，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保护人的父亲是很爱我的，怕得罪他。书商迪舍纳，我当时还不认识，在这个剧本出版时寄了一本给我，我疑心这是出于巴利索的指使，他大概以为我看到我已经绝交的一个人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心里一定感到很痛快。其实他的算盘打错了。我相信狄德罗害人之心倒比较少，主要是嘴不严、软弱，所以我虽跟他绝交，却始终在内心里还对他深有留恋之情，乃至敬佩之心，并且对我们的旧谊还保持着重视之意，因为我知道我们那段旧谊，在他那方面和在我这方面一样，很久都是诚挚的。格里姆就完全不同了，他禀性虚伪，从来不曾爱过我，甚至根本就谈不上爱任何人，他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完全是为了满足他那罪恶的忌妒心，就在假面具的掩饰下甘心乐意地成了我的最残酷的诬蔑者。格里姆从此对于我就等于不存在了，而狄德罗则始终还是我的旧友。我看到这个极其可憎的剧本，万分激动，越谈越难受，所以没有读完就把它退还迪舍纳，并附了下面这封信：

    一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翻了翻你寄给我的这个剧本，看到我在里面受到称赞，真是诚惶诚恐。我不接受这个可憎的赠品。我深信你赠给我时并不是想侮辱我；但是你不知道，或者你忘记了，我曾荣幸地跟一个可尊敬的人做过朋友，而这人在这个谤书里被卑鄙地侮辱了、诬蔑了。

    迪舍纳把这封信拿出去给人看了。狄德罗原该被这封信感动的，却反而大为恼火。他的自尊心不能原谅我以这种豪迈的态度显出比他胜过一筹。同时我知道他的妻子还到处发我的脾气，其言语之毒辣，我倒并不怎样生气，因为我了解人人都知道她是个泼辣货。

    轮到狄德罗来报复了，他发现莫尔莱神父是一个好的报仇人；莫尔莱神父摹仿《小先知书》，写了一篇短文，攻击巴利索，题为《梦呓》。他在这篇作品里很不小心，把罗拜克夫人得罪了，罗拜克夫人的朋友们就设法把他关进了巴士底狱。罗拜克夫人本人生性是不爱报复的，而且当时她已经气息奄奄，我深信她没有过问这件事。

    达朗贝跟莫尔莱神父很要好，就写信给我，托我请求卢森堡夫人帮助释放他，并答应在《百科全书》里褒美卢森堡夫人，以示感激。下面是我的回信：

    先生，我没有等到你来信就已经向卢森堡元帅夫人表示过我为莫尔莱神父被拘禁一事所感到的痛苦了。她知道我对这事的关怀，她也将知道你对这事的关怀，而且只要她知道莫尔莱神父是个有价值的人，她自己也会对这事关怀的。不过，虽然她和元帅先生惠然对我垂青，使我终身引以为慰，虽然你的朋友这个名字就能使他们对莫尔莱神父予以照拂，可是我还不知道他们这次将如何利用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人品所能产生的影响。我甚至还不能相信目前这个报复行为究竟能与罗拜克王妃夫人有多大关系。你似乎想象得太过了，即使关系很大，人们也不应该认为复仇之乐是哲学家的专利。哲学家会当女人，女人也会当哲学家的。

    等我把你的信给卢森堡夫人看了，她对我说些什么，我再告诉你。目前，以我知她之深，我相信可以预先向你保证，当她乐于出力使莫尔莱神父获释之前，她是绝不会同意你在《百科全书》里对她表示感激的。虽然她会引以为荣，但是她做善事并不是为着得人褒美，而是为着使她的善心得到满足。

    我不遗余力地煽动卢森堡夫人的热忱与同情，去为那可怜的囚徒关说，结果成功了。她特地到凡尔赛跑了一趟，去看圣佛罗兰丹伯爵；这趟路就缩短了她在蒙莫朗西小住的时间。元帅先生也不得不同时离开蒙莫朗西到卢昂去，因为那里的议会有些骚动，需要控制，国王派他去那里当诺曼底的总督。下面是卢森堡夫人去后第三天给我写来的信（丁札，第二三号）：

    星期三，于凡尔赛

    卢森堡先生昨天早晨六点钟走了。我还不知道我去不去。我候他来信，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在那里待多少时候。我看了圣佛罗兰丹先生，他极愿为莫尔莱神父帮忙，不过他在这件事上遇到了些障碍，然而他仍然希望当他下星期见到国王的时候能克服这些障碍。我又曾求情，不要把他流放出去，因为那时人们正在谈这个问题，要把他发配到南锡去。以上，先生，就是我所能获得的结果；但是我向你保证，事情一天不象你所希望的那样了结，我就一天不让圣佛罗兰丹先生安宁。现在请允许我告诉你，我这么早就离开了你，心里是多么怅惘，我敢说，你对这种怅惘之情是猜想不到的。我衷心爱你并且一辈子爱你。

    几天后，我收到了达朗贝的这个便条，它使我感到了真正的快慰（丁札，第二六号）：

    八月一日

    我亲爱的哲学家，仗着你的力量，神父己经从巴士底狱出来了，他的拘留也将毫无其他后果。他明天就到乡下去，并和我一起向你致无限的谢意与敬意。

    valeetmeama（珍重并爱我）。

    几天后神父也给我写了一封谢函（丁札，第二九号），我觉得这封谢函并未显出某种至情的流露，他似乎贬低了我给他所帮的忙。又过了若干时候，我发现达朗贝和他在卢森堡夫人面前似乎把我……我不说把我项掉了，但是可以说是继承了我的位置。他们在她心里得到了多少地位，我就在她心里失掉了多少地位。然而，我并不认为是莫尔莱神父曾促使我失宠，我太敬重他了，绝不能有这样的怀疑。至于达朗贝，我在这里暂时不说什么，以后再谈。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遇到另外一件事，使我给伏尔泰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对这封信大叫大嚷，仿佛是什么了不起的侮辱，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封信拿给人家看过。我将在这里把他所不曾肯做的事补充起来。

    特目布莱神父这个人，我有点认识，但见面不多，一七六0年六月十三日他写信给我（丁札，第—一号），对我说，他的朋友兼通信对象福尔梅曾在他的报上把我致伏尔泰先生论里斯本灾难的信印了出来。特吕布莱神父想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印出来的，并且以他那种奸巧虚伪的作风，问我对于重印这封信的意见，却又不愿把他自己的意见告诉我。我最恨这种耍滑头的人，我理该向他致谢的还是向他致谢了，但是采用了一种严峻的口吻，这种口吻他感觉到了，却并没有挡住他又给我花言巧语地写了两三封信，直到他知道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为止。

    我很明白，不管特吕布莱怎样说，福尔梅找到的那封信绝不是印的，那封信的最初印刷就是出于他之手。我知道他是个不要脸的剽窃手，毫不客气地拿别人的作品来自己发财，虽然他还没有无耻到把已经出版的书抹掉作者的姓名后放上自己的姓名然后卖出去牟利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这原稿怎么落到他手里的呢？问题就在这里。其实这问题并不难解决，可是我当时头脑太简单了，竟为解决这问题感到为难。虽然伏尔泰在这封信里是被推崇备至的，可是，如果我不得他的同意就把它印出来，尽管他自己的手法不大正派，还是有理由鸣不平的，所以我决计为这问题给他写封信。下面就是这第二封信，他对这封信没有作答，可是，为了更能自由自在地发他那种暴躁脾气，他就装出为这封信气疯了的样子。

    一七六0年六月十七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原不想再跟你通信的，但是我听说我一七五六年写给你的那封信在柏林被印刷出来了，我不能不对这一点向你说明一下我的行径，并且我将真诚地履行我这一义务。

    那封信既是实实在在写给你的，就绝对不是准备付印的。我曾以保密为条件，把它抄给三个人看了，对这三个人，友谊的特权不容许我拒绝做这样的事，同时，这同样的特权更不容许这三个人背弃他们的诺言，滥用他们手里所存的抄稿。这三个人就是舍农索夫人（杜宾夫人的儿媳）、乌德托伯爵夫人和一个名叫格里姆先生的德国人。舍农索夫人曾希望那封信能印刷出来，并曾征求我同意，我对她说，这件事应该由你决定。人家曾征求你同意，你拒绝了，事情也就不谈了。

    然而，特吕布莱神父先生原与我无任何关系，最近却写信给我，以十分客气的关怀对我说，他收到了几份福尔梅先生的报纸，在里面读到了那封信，还附有编者的一则按语，是一七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写的，说明那封信是在几星期前得自柏林坊间，因系活页印刷，一经散佚即不可复得，所以觉得应该载入他的报纸。

    以上，先生，就是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一切。有一件事是十分可靠的，就是，直到那时为止，人们在巴黎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有这封信。还有一件事也是十分可靠的，就是，落到福尔梅先生手里的那份稿子，不论是手抄稿或印刷品，只能是从你那里（这似乎不可信），或者是从我方才提到的那三人之中的一人手里出去的。最后还有一件事也是十分可靠的，就是，那两位夫人不可能做出这种背信的事。我在隐遁生活中无法得知其详，你有一个广泛的通讯网，如果你觉得值得一查的话，很容易利用这个通讯网去溯流寻源，弄清事实。

    在那同一封信里，特吕布莱先生还对我说，他把那份报纸保留起来了，不得我同意就不借出去。我当然是不会表示同意的，不过那份报在巴黎不是唯一的一份。我但愿，先生，那封信不在巴黎印行，并且我将尽力去防止，但是，如果我不能阻止它在巴黎印行，如果我及时知道能有印行的优先权的话，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由我自己印行。我觉得这也是既公平又自然的事。

    至于你对那封信的答复，我不曾传给任何人看，你可以放心，它不会不得你同意就被印刷出来的，而你这种同意我当然也不会冒昧向你请求，因为我深知一个人写信给另一个人，并不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但是如果你愿意另写一封复信供发表之用，并且把它寄给我，我保证把它忠实地附在我的信局，不辩驳半句话。

    我一点也不爱你，先生；我是你的门徒，又是你的热烈拥护者，而你却给我造成了许多使我最痛心的苦难。作为你在日内瓦受到收容的报答，你断送了日内瓦；作为我在我的同胞面前为你极力棒场的报答，你把我的同胞跟我离间开了，是你，使得我在我的本国住不下去；是你，使得我要葬身异乡，既失掉奄奄待毙之人应得的一切安慰。又博得被抛弃到垃圾堆里这样的尊荣，而你却把一个人所能期待的一切尊荣都要在我的祖国享受尽了。总之，我恨你，因为你要我恨你；但是我恨你却还显得我是更配爱你的人——如果你要我爱你的话。在过去充满我的心灵的那一切对你的好感之中，所剩下的只有对你那美妙的天才所不能拒绝的赞美和对你那些作品的爱好了。如果我在你身上只能崇敬你的才能，其过错并不在我。我将永远不失掉对你的才能所应有的敬意以及这种敬意所要求的礼数。别了，先生。

    在这些越来越使我下定决心的文学方面的小麻烦当中，我却得到了文学所曾给我招来的一次最大的光荣，使得我最受感动。这光荣就是孔蒂亲王先生两次惠然来访，一次是到小府第，另一次是到路易山。这两次来访，他都选在卢森堡先生和夫人不在蒙莫朗西的时候，以便更明显地表示出他是专诚来看我的。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位亲王的光顾，首先是由于卢森堡夫人和布弗莱夫人的摄成；但是我也不怀疑，从那以后，亲王所不断给我的那些荣宠，都是出于他本人的情谊，并且也是由我自己招致而来的。

    由于路易山的房子很小而碉楼的景色绝佳，我就把亲王领到碉楼里来了，亲王又恩宠至极，要抬举我陪他下棋。我知道他总是赢罗伦齐骑士的，而罗伦齐骑士的棋又比我高明。然而，不管骑士和旁观的人怎样向我递眼色、做鬼脸，我都只装没有看见，结果，我把我们下的两盘棋都赢了。收场时，我以恭敬却又庄重的口吻对他说：“大人，我太崇敬殿下了，以致不容许我不总是在棋上赢你。”这位伟大的亲王有才有识，不爱听阿谀奉承之词，他果然感觉到——至少我是这样想——在那种场合下只有我一人拿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看待，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他对我这一点是真正感到满意的。

    即使他感到不满意，我也不会责怪自己没有对他在丝毫欺骗之心；当然，我在内心里绝对没有辜负他的盛情，关于这一点，我也是无可自责的，不过，我报答他的盛情，有时态度不很好，而他呢，对我表示盛情时却主动采取非常雅致的态度。不多几天之后，他就派人送了一篮野味给我，我敬领了。过了不久，他又派人给我送了一篮来，同时他的一个从猎武官承旨写信告诉我说，那是殿下狩猎的成绩，是他亲手打到的野味。我还是敬领了；但是我写信给布弗莱夫人说，再送，我就会不接受了。这封信受到异口同声的谴责，并且也实在是该受到谴责的。礼品只是些野味，又来自一个宗室亲王，他派人送来时又那么客气，而竟然加以拒绝，这不是一个要保持独立不羁的高尚之士所表示出来的细腻，而是一个不识身份的鲁莽之徒所表示出来的粗鄙了。我从来不能在我的函稿集里重读这一封信而不感到脸红，而不怪我不应该写。可是，我写我的《忏悔录》，究竟不是为着讳言我的愚蠢行为的，这次的愚蠢行为太使我恨我自己了，不容我把它隐瞒起来。

    如果说我没有做出另一件蠢事，变成他的情敌，那也只是差一点儿罢了。布弗莱夫人那时还是他的情妇，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她跟罗伦齐骑士一起来看我，来得相当勤。她那时还很年青貌美，装出了一副古罗马人的派头，而我呢，又总是一副浪漫色彩；这就有点气味相投了。我几乎着了迷；我相信她看出来了，罗伦齐骑士也看出来了，至少他跟我谈起过，而且并没有叫我泄气的意思。可是，这一次我可老实了，到了五十岁也该是老实的时候了。我在《给达朗贝的信》里曾把那班人老心不老的胡子佬教训了一番，现在还言犹在耳呢，而我自己如果不能接受教训，那就太难为情了；而且，我既听到了我原先不知道的那件事，若不是完全晕头转向，就绝不能跟地位这样高的人去争风。最后还有个原因，我对乌德托夫人的那段痴情也许还没有完全医好，我感到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在我心里代替她了，我这一辈子都和爱情永诀了。就在我写这几行的时候，还有个少妇看中了我，我方才还从她那里受到很危险的挑逗，眉目传情，乱人心曲。但是，如果她假装忘记了我这花甲之年，我却记住了呢。这一步路我没有摔跤，就再也不怕失足了，这一辈子都可以保险了。

    布弗莱夫人既然看出了她曾使我动心，可能也就看出了我曾把这点波动压了下去。我既不那么傻，也不那么狂妄，会以为在我这样的年龄还能引起她的兴趣；但是根据她对戴莱丝所说的某些话，我相信我曾引起她的好奇。如果这是事实，如果她因为这点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就不肯原谅我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我真正是生来就注定要做我易于动情这个弱点的牺牲品的，因为爱情战胜了我，我就那么倒霉，我战胜了爱情，我又倒霉得更加厉害。

    在这两年里为我做向导的那个函件集，到这里结束了。今后我只有步着我回忆的痕迹去前进了，但是在这个残酷的阶段里，我的回忆是如此清晰，强烈的印象又留得如此深刻，以至我尽管迷失在我的灾难的汪洋大海里，还是不能忘掉我第一次沉船的那些详细情形，虽然沉船的后果只给我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回忆。因此，我在下一章里仍然能走得相当稳当。如果我再走远一点，就只好在暗中摸索了。

    第十一章

    一七六〇年年底，久已付印的《朱丽》尚未出版，就已经开始轰传了。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过它。后者甚至还得到我的允许，让圣朗拜尔把手抄本给波兰国王读了，国王欣赏之至。我也叫杜克洛读过，他在法兰西学士院里谈起它。全巴黎都急于要看这部小说：圣雅克路各书商和王宫广场的书商都被打听消息的人包围起来了。最后，它终于出版了。而它取得的成功，与常例相反，没有辜负人们期待它的那种急切心情。太子妃是最早读到的人之一，她对卢森堡先生谈起它，说是一部绝妙的作品。在文学界，观感颇不一致。但在社会上却只有一个意见；特别是妇女界，她们对作品也好，对作者也好，都醉心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我真下手的话，即使在最上层的妇女当中，也很少是我所不能征服的。关于这一点，我有许多证据，不过我不愿意写出来，而这些证据，不必经过实验，就能证实我的这个论断。说也奇怪，这部书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更成功，虽然法国人不论男女，在这部书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和我的预料完全相反，它在瑞士取得的成功最小，而在巴黎取得的成功最大。是不是友谊、爱情、道德在巴黎就比在别的地方地位更高呢？毫无疑问，不是；但是在巴黎还有那种精细的感觉，它使人的心神往友谊、爱情、道德的形象，使我们珍惜我们自己已经没有、却在别人身上发现的那种纯洁、缠绵、敦厚的感情。今天，到处一片腐化，风化和道德在欧洲都已荡然无存了。但是，如果说对风化和道德还有若干爱慕之情存在的话，那就必须到巴黎才能找到。

    要想透过那么多的成见和假装出来的激情，在人心中辨别出真正的自然情感，就必须善于分析人心。要想，如果我敢这样说，要想感觉到这部作品里充满着的那种种细腻的感情，就必须有精审入微的分寸感，而这种分寸感只能从高级社会的教养中得来。我不怕拿这部书的第四部分跟《克莱芙公主》相比，并且我肯定，如果这两部作品的读者都是外省人的话，他们永远不会感觉到它们的全部价值。因此，如果我这部书是在宫廷里获得了最大的成功，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书中满是生动而含蓄的传神之笔，只有在宫廷里才能得到欣赏，因为宫廷里的人较有训练，易于体会弦外之音。不过这里还要区别一下，有一种机灵人的精细只表现在体察恶事上面，到只有善事可看的地方便什么也体察不到了，对于这种人，读这部书肯定是不相宜的。比方吧，如果《朱丽》是在我心中的某个国家发表的话，我断定没有一个人能把它读完，它一出世就会夭折的。

    人们关于这部作品给我写的许多信，大部分我都收集起来了，辑成一札，现存那达雅克夫人手中。万一这个函件集发表出来的话，人们会看到里边有好些希奇古怪的言论，可以看到意见是如何分歧，说明跟社会大众打交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有一点是人们在这部书里所最忽视、而同时又将永远使这部书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的，就是题材的单纯和趣味的连贯。整个趣味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贯穿了六卷，没有穿插，没有传奇式的遭遇，而无论在人物方面还是情节方面，没有任何邪恶之处。狄德罗曾大棒理查生，说他的场面千变万化，人物层出不穷。诚然，理查生有他的长处，他把所有的场面和人物的特点都很好地描绘出来了，但是，在场面和人物的数量方面，他与最乏味的小说家同出一辙，他们总是拿大量的人物和奇遇来弥补他们思想的枯窘。不断地表现闻所未闻的事件和走马灯似的一掠而过的新面孔，用这种办法来刺激读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但是要把这个注意力经常维持在同一个对象上，又不借助神奇的遭遇，那就显然比较困难了；如果在其他一切都相等的条件下，题材的单纯更能增加作品的美的话，那么理查生的小说虽然在许多方面都高人一等。在这一方面却不能和我这部小说并驾齐驱。然而我知道我这部小说现在死寂了，我也知道它死寂的原因何在，但是它将来是一定要复活的。

    我的全部顾虑就是由于追求单纯而使故事的发展变得沉闷，我怕自己没有能力把趣味一直维持到底。有一个事实把我这种顾虑打消了，而单是这一事实，就比这部作品所给我招来的一切夸奖都更使我高兴。

    这部书是在狂欢节开始时出版的。一天，歌剧院正要举行大舞会，一个书贩把这部书送到达尔蒙王妃手里。晚饭后，她叫人给她上装，好去跳舞，然后一面等候，一面就拿这部新小说读将起来。半夜，她命令套车，接着又继续读。有人来报告说车套好了，她没有答话。她的仆从看她读得忘形了，便来报告她说，已经两点了。她说：“还不急，”仍然读个不停。过了一阵子，因为她的表停了，便揿铃问几点钟，人家对她说四点钟了。“既然如此，”她说，“赴舞会太迟了，把车上的马卸下吧。”她叫人给她卸装，然后一直读到天亮。

    自从人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之后，我老想见见达尔蒙夫人，不但要从她口里知道这件事是否完全真实，也因为我老是这样想：一个人对《爱洛伊丝》发生这样强烈的兴趣，准是有那种第六感，那种道德感，而世界上具有这种第六感的心灵太少了，没有这第六感，谁也不能了解我的心灵。

    使妇女们对我发生如此好感的一点，就是她们都深信我是写了自己的历史，我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信念大根深蒂固了，以至波立尼亚克夫人竟写信给韦尔德兰夫人，托她求我让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深信，一个人不可能把他没有体验过的情感写得那么生动，也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把爱情的狂热这样地描绘出来。在这一点上，人们想得是对的，的确，我这部小说是在最炽热的心醉神迷中写出来的；但是人们以为必须有实在的对象才能产生出这种心醉神迷的境界，那就想错了；人们绝对意识不到我的心能为想象中的人物燃烧到什么程度。要不是有若干青年时代的遥远回忆和乌德托夫人的话，我所感到的和描写的那些爱情只能是以神话中的女精灵为对象了。我既不愿肯定、也不愿驳斥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人们从我单印出来的那篇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到，我是怎样在这一问题上让社会自己去捉摸的。要求严格的德育家们说我应该把真象爽爽快快地说出来。而我呢，我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这样做不可，并且我相信，如果没有必要而作此声明，那就不是坦率而是愚蠢了。

    《永久和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头一年我把稿子交给一位叫巴斯提德的先生了，他是《世界报》的主编，而且不管我愿不愿意，他一定要把我的全部手稿都塞到那家报纸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义来逼我帮他充实《世界报》。他听人说起《朱丽》，就要我把它拿到他的报上发表，他又要我把《爱弥儿》也在他的报上发表，如果他对《社会契约论》听到一点风声的话，也会要我送给他的报纸发表的。最后，我被他麻烦够了，便决定把我那部《永久和平》的提要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代价让了给他。我们原来约定只在他的报上发表，但是手稿一归他所有，他就觉得出单行本合适一一单行本有若干删节，都是审查官要求的。如果我把我对这书的评论也附上，那又该审查得怎样了呢？十分侥幸，我没有对巴斯提德先生谈起我那篇评论，它不在我们的合同范围之内。这篇评论现在还是手稿，同我的其他文稿在一起。万一有一天它被发表出来，人们将会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所开的那许多玩笑和所持的那种傲慢口吻，怎能不叫我哑然失笑！这个可怜人在他插嘴乱谈的那些政治问题上究竟见识如何，我可看得太清楚了。

    正当我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在女人方面赢得宠幸的时候，我感到我在卢森堡公馆里走下坡路了，倒不是在元帅先生面前，因为他对我的盛情和友谊还仿佛在与日俱增，而是在元帅夫人面前。自从我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读给她听，她住的那套房间就不那么对我敞开了；她来到蒙莫朗西小住的时候，我虽然还相当经常地前去拜谒，但除在餐席以外就几乎见不到她了。甚至我的坐位也不再标明在她的身边了。既然她不再把这个坐位给我，既然她很少跟我说话，既然我跟她也没有多少话可说，我就宁愿坐另外一个位子，这样还比较舒服些，特别是在晚上，因此我不知不觉地就渐渐养成了坐到离元帅先生较近的地方的习惯了。

    提到晚上，我记得已经说过我不在府第里用晚餐，这在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确是事实；但是，因为卢森堡先生不吃午饭，甚至在席上连坐也不坐一下，结果我在他家已经好几个月，已经很熟了，还没有跟他在一起吃过饭。承他好意，特别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就使我决定当客人不多的时候，偶尔也在那里吃顿晚饭。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他们吃午饭几乎就在露天，并且如俗话所说，屁股不沾凳子，而晚餐却因为作了漫长的散步回来，人们乐于利用吃饭时间来休息一下，所以吃得时间很长；又因为卢森堡先生很贪口福，所以很精美；还因为卢森堡夫人殷勤招待，所以很惬意。要不是这样解释一下，人们就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有一封信的结尾几句话（丙礼，第三六号），他说他回想起我们的散步，总是感到滋味无穷，特别是，他又补充说，晚上回到院里，我们看不到高车驷马的辙迹——这是因为，每天早晨有人用耙把院子里的沙耙平，扫除车辙；所以，根据沙上痕迹的多少，可以判断下午来的客人多不多。

    自从我荣幸地见到这位忠厚的贵人以来，他曾遭到接二连三的丧事。一七六一年，他的不幸达到了极点：就仿佛命运给我准备的灾祸一定要从我所最依恋的、同时也最值得我依恋的人开始似的。第一年他失去了妹妹维尔罗瓦夫人；第二年失去了女儿罗拜克夫人；第三年失去了他的独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他的孙子卢森堡伯爵，因而也就失去了他的宗支和姓氏的最后仅存的后嗣了。他以一种表面上的刚毅忍受着所有这些丧亡，但是他的心一直在暗中流血，终生不已，而他的身体也就一天天垮了下来。他的儿子的意外惨死特别使他伤心，因为国王那时刚刚恩准他的儿子，并且预许他的孙子世袭他的近卫军司令之职。而他这个最有希望的孙子，他又痛心地看到他慢慢地衰萎而亡了。这全怪做母亲的盲目信任那把药给他当饭吃的医生，结果就叫这可怜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夭折。唉！如果人家听了我的话，祖孙二人到现在还都健在呢。母亲迷信医生，对儿子的饮食禁忌太多，关于这种过分严酷的饮食制度，我有什么话没有当面或写信对元帅先生说尽啊，又有什么意见没有向蒙莫朗西夫人提过啊！卢森堡夫人的想法倒跟我一样，但又不愿侵犯母亲的权威；卢森堡先生为人温和而软弱，绝不喜欢拂逆别人的意志。蒙莫朗西夫人把波尔德奉为神明，结果就把儿子的命送掉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当他获得允许，眼布弗莱夫人到路易山向戴莱丝要点心吃，放些食物到他那长久挨饿的小胃里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呀！当我看到这样大的财富、这样高的门第、这样多的头衔和官爵的唯一继承人竟和乞丐一样贪婪地吞噬着一小块面包，我心里是多么嗟叹富贵尊荣的虚幻啊！然而，我说也是白说，做也是白做，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同样是对江湖医生的信任，先葬送了孙子，又为祖父挖掘坟墓；这里除对医生的迷信外还加上一种讳言衰老残疾的畏怯心情。卢森堡先生本来隔一段时间就感到大脚趾有点痛，他在蒙莫朗西犯过一次，害得他失眠并且有点发烧。我大胆说了痛风这个词，卢森堡夫人还骂了我一顿。元帅先生的侍从外科医生硬说不是痛风，并且用止痛膏把患处包扎起来。不幸得很，痛真是止住了，再痛的时候，当然还是用那个曾经止过病的老办法；体质亏了，病痛厉害了，药剂也就随着加强了。卢森堡夫人最后明白了，确实是痛风，便反对这种妄想奏效的医疗。人家却瞒住她照医下去，几年之后，卢森堡先生由于自己的过失，由于他固执地要把自己医好而死了。但是不要把许多不幸的事提前说得太早吧：在这个不幸之前我还有多少其他不幸的事要说啊！

    说也奇怪，凡是我所能说能做的一切，都仿佛注定要讨卢森堡夫人的不快，即使是在我最小心翼翼地要保持她的好感的时候。卢森堡先生接二连三感到的那些伤痛只能使我更加依恋他，因而也就更加依恋卢森堡夫人：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们夫妇俩是那么真诚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你对一个人的感情必然会扩及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元帅先生渐渐老了。他经常守在宫廷，因而就要时刻操心，还要不断地从猎，特别是他那司令部里公务的劳累，这一切都需要有个青年人的精力才成，而我已经看不出他有什么必要继续费那么多精力去维持他的职位。他的官职将来都要分散出去，他的家支在他死后也就要绝嗣，他的那种辛勤生活，主要的目的原是想在君主面前保持恩宠，荫及子孙的，现在还有什么继续的必要呢？有一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他诉说着宫廷生活的劳累，俨然是一副亲属凋零的人灰心丧气的样子，我就大胆跟他谈到退休问题，向他提出当年西尼阿斯给皮洛斯的那个忠告。他叹了一口气，未置可否。但是卢森堡夫人一到跟我单独见面的时候，就气势汹汹地驳斥了我这个忠告，看来我这个忠告曾使她大起恐慌。她又补充了一个我感到非常正确的理由，使我永远不重弹这个调子了；她说，宫廷生活的长期习惯已经变成一种真正的需要，甚至在这个时候，对卢森堡先生说来还是一种排遣愁绪的办法，我劝他退休，这对他不是休息，而是一种放逐，在这种放逐生活中，闲散无聊、忧愁烦闷，很快就会使他精力衰竭的。虽然她应该看出她已经使我心服口服，虽然她应该信得过我，我既然答应了不再提退休的事，就一定能说到做到，但是我觉得她始终还是不很放心；我记得就是从那时起，我跟元帅先生个别谈话的时候少了，并且差不多总是有人来打断话头。

    一方面，我的笨拙和我的霉运就这样配合起来在她面前损害我，另一方面，她所常见到的而又是她所最喜爱的人们在这方面也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特别是布弗莱神父先生，这个丰采出众的青年人，我从来就看不出他对我怀有多大好感；不但他在元帅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是唯一不对我表示丝毫关切的人，并且我似乎觉察到，他每到蒙莫朗西来一次，我就在元帅夫人面前受到一点损失。说真的，即使他不愿意损害我，只要他在场也就够了，因为他那乖巧言行的风韵和趣味使我那严重的spropositi（愚蠢言行）显得格外触目。头两年他差不多就没有到蒙莫朗西来过；我蒙元帅夫人厚待，还勉强维持得象个样儿，但是他来得次数多一点，我就无可挽回地被压倒了。我倒很想钻到他的卵翼之下，力求使他对我友好，但是，蠢脾气使我需要博得他的欢心时反而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为讨他的欢心而笨拙地做出来的事，使我在元帅夫人面前彻底失宠了，而在他跟前却对我毫无益处。以他那样的颖慧，原该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但是他既不能专心钻研，又喜欢游乐，这就只能使他在各方面都仅仅一知半解。可是，好处也就在他的一知半解很多，要在上流社会里出头露面，所需要的也只是如此而已。他的小诗做得很好，信也写得很好，西斯特尔琴也能胡乱弹几下，彩铅画也能涂几笔。他想起要给卢森堡夫人画像：这幅像可画得真吓坏人。她认为这幅像一点也不象她，这倒是事实。这个阴险的神父却偏要问我；我这个傻瓜，这个撒谎者，却说画得挺象。我原是想讨神父的好，可就讨不到元帅夫人的好了，她在她的记过簿子上又给我记上了这一笔；而神父呢，耍了我这一手之后，就嘲笑我。我也是年老才学卖乖，经过这件事以后，可就学到别再不顾自己有无此本领而妄想乱捧乱拍了。

    我的才能就是对人们说些有益而逆耳的真理，并且说得相当有分量，相当有勇气；我原该以此为满足的。我生来就不会阿谀逢迎，就连赞美别人也不会，我想赞美别人时的那种笨拙劲儿比起我批评别人时的那种尖刻劲儿还更叫我吃亏。我可以在这里举出一个可怕的例子来，它的后果不但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命运，也许还要决定我身后的名声。

    在卢森堡夫妇来蒙莫朗西小住时期，舒瓦瑟尔先生有时也到府第里来用晚餐。有一天他来到府第，正赶上我从府第出去。他们就谈起我来了。卢森堡先生对他说了我在威尼斯跟蒙太居先生共事的那段经历。舒瓦瑟尔先生说我丢开这个职业很可借，如果我还愿意回去的话，他非常愿意为我安排。卢森堡先生把这番话对我说了，我对此特别感动，因为我还没有接受大臣宠爱的习惯；尽管我已经屡下决心，但是如果我的健康状况能容许我考虑这件事的话，我自己也不敢担保真能避免再干那种傻事。当没有任何别的激情占据我的心灵的时候，雄心壮志在我心中也只能转瞬即逝，但就是这一瞬间也足以叫我去重温旧梦了。舒瓦瑟尔先生的这番美意既然使我对他有了感情，也就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仰，因为他当大臣以来的若干措施早已使我对他的才具起了敬仰之心，特别是那个《家族协定》，我觉得这正表明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我的思想里还占着另一个便宜，就是我一向瞧不起他的前任各大臣，就连蓬巴杜尔夫人也不例外，因为我一向是把她当作首相看待的。当谣传说她或他两人之中一定要有一个排挤掉另一个的时候，我认为祷祝舒瓦瑟尔先生的胜利就是祷祝法国的光荣。我从来都是对蓬巴杜尔夫人存有反感的，甚至远在她发迹之前，当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家里见到她、而她还叫埃蒂奥尔夫人的时候就是如此。从那时起，我就不满意她在狄德罗问题上的沉默，以及她在与我有关的《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诗神》和《乡村卜师》等问题上的态度。歌剧《乡村卜师》，不论是哪一种收入，都没有给我带来与它的成功相应的利益；而且，在任何场合，我总发现她很不愿为我帮忙，而罗伦齐骑士还是向我建议，劝我写点东西颂扬这位贵妇人，暗示这样于我有利。这个建议使我愤慨极了，特别是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个建议并非出于主动；我知道他这个人本身等于零，只是在别人的推动之下才能想点什么，做点什么。我太不懂得克制自己了，所以我对这个建议的鄙视没有能瞒得过他。我对那位宠妃缺乏好感，也瞒不过任何人；我心里十分明白，她是知道我对她没有好感的，而这一切也就把我的切身利害跟我的自然气质在我为舒瓦瑟尔先生的祝愿中结合起来了。我既对他的才具（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才具）早有敬佩之心，又对他的美意满怀感激之情，此外，我在我的隐居生活中又完全不知道他的爱好如何、生活方式如何，所以我预先就把他看成了社会大众和我自己的报仇人了。当时我正在对《社会契约论》作最后的修改，就在这部书里把我对前几任大臣的想法和对超轶前人的现任大臣的想法只用一句话表示了出来。这一次我可就违反了我所最信守不违的箴言了；而且，我当时就没想到，当你要在同一篇文章里强烈地称颂或谴责，而又不指出人名的时候，你就必须使你的称颂之词切合你所称颂的对象，使最多疑善忌的人也不能从中看出任何模棱两可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太糊涂了，认为绝对没有问题，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误解。过一会儿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了。

    我的霉运之一是总跟一些女作家打交道。我以为至少在大人物之中，我总可以避免这个霉运了。其实不然：霉运仍然钉住我。卢森堡夫人，据我所知，是从来没有这种毛病的。但是布弗莱伯爵夫人却有这种毛病，她写了一个散文悲剧，先在孔蒂亲王先生的社交圈子里朗读、传诵和吹嘘过，有这么多的赞赏她还不满足，还要问问我的意见，想得到我的赞赏。我的赞赏她是得到了，可是温和得很，恰如作品所应该获得的那样。此外，我还觉得不能不向她提出一个意见，就是她那个叫做《豪迈的奴隶》的剧本跟一个英国剧本很相似，这个剧本不很知名，可是译出来了，题为《奥罗诺哥》。布弗莱夫人谢谢我的意见，一面却又向我保证说，她的剧本和另外那一个毫无相似之处。这个剽窃，我除对她一人说过以外，从来没有对任何别人谈过，而我之所以告诉她，也只是尽了她强使我尽的责任罢了；从那时起我就时常想到吉尔·布拉斯在讲道的大主教面前尽责的那种后果。

    不单是布弗莱神父——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不单是布弗莱夫人——我在她面前犯了女人和作家都永远不能原谅的错误，我总觉得元帅夫人的所有其他朋友也都不很愿意跟我交朋友。其中就有埃诺议长，他加入作家队伍后就免不了有作家的毛病，也有迪德芳夫人和莱斯彼纳斯小姐，他们俩都跟伏尔泰相交甚厚，又是达朗贝的密友，后者甚至到最后就跟达朗贝同居了——当然罗，他们住在一起都是极规矩的，极冠冕堂皇的，根本不可能作别样的解释。最初我曾十分关切迪德芳夫人，因为她双目失明，在我的眼光里就成了同情的对象。但是她的生活方式跟我的太相反了，差不多一个人的起床时间就是另一个人的就寝时间。她对小有才气的人又那么无限度地热爱，随便出版一本破烂货，也当作了不起的大事或捧或骂。她说话就是圣旨，说得又那么专断，那么粗暴；不论对什么事，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那么执着，谈起来总是青筋暴涨，浑身抽搐。她那不可思议的成见，那不可克制的固执，那感情用事的论断的顽固性所产生的毫无道理的热忱——所有这一切不久就使我生厌了，不想再照顾她了。我疏远了她，她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这就够叫她怒不可遏。虽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有这样性格的女人是多么可怕，但是我还是宁愿挨她的仇恨的大棒，也不愿遭她的友谊的灾殃。

    我在卢森堡夫人的社交圈子中这样孤立无援还不够，又在她的家里结了仇敌。这个仇敌，只有一个，可是，就我今天所处的境况而言，这一个就抵得上一百个了。这个仇敌当然不是她的兄弟维尔罗瓦公爵先生，他不但曾来看我，并且还多次邀我到维尔罗瓦吉；由于我回答得极为礼貌，他就把这种含糊的答复当作同意，因而邀请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去小住半个月，并且向我提出跟他们同行。当时我的健康状况所需要的照料不容许我出去走动而不发生危险，所以我就请卢森堡先生烦神代我谢绝了。人们从他的复信（丁札，第三号）里就可以看出他是极其恳切殷勤的，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并不因此就不对我厚爱如前。他的侄子兼继承人、那年青的维尔罗瓦侯爵对我就没有他的伯父待我的那种美意了，同时，我承认，我对他也没有象对他的伯父那样敬仰。他那种轻浮的态度叫我感到受不了，而我的冷淡态度也招来了他的憎恨。有天晚上他甚至在餐席上还捉弄了我一下，由于我蠢，沉不住气，应付得很不好，而我一发怒，我那点儿机智不但不见增长，反而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有一只狗，是别人在它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在我刚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送给我的，我管它叫“公爵”。这只狗并不好看，可是在它那一种里还很罕见，我把它当成我的伴侣和朋友，并且毫无疑问，它比大部分自称为朋友的人还更配称为朋友。由于它禀性对人亲热，又有感情，我们彼此又互相依恋，它便在蒙莫朗西府里出名了；但是出于一种很愚蠢的顾忌心理，我又把它的名字改为“土耳其人”，其实有无数的狗都叫作“侯爵”，也没见过哪一个侯爵为此而生气的。维尔罗瓦侯爵知道这个改名字的事，便向我紧紧迫问，以至我不得不当席把我做过的事叙述一篇。在这段故事里，“公爵”的名字之所以有侮辱意味，不在于给狗取了这个名字，而在于给它取消了这个名字。最糟的是当时有好几位公爵在座：卢森堡先生是公爵，他的儿子也是公爵。维尔罗瓦侯爵是未来的公爵——今天他就是公爵了。他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喜悦，从他给我造成的窘态以及这窘态所产生的后果中取乐。第二天有人对我说，他的伯母为这事把他臭骂了一顿；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顿臭骂，假使实有其事，是不是会有助于改善他跟我的关系的。

    无论是在卢森堡公馆还是在老圣堂区，只有罗伦齐骑士帮我对付那么多敌人。罗伦齐骑士自称是我的朋友，但是他与达朗贝相交更密，他就是凭达朗贝的保护才在女人们面前充起大几何学家来的。此外他向布弗莱伯爵夫人献殷勤，或者毋宁说是甘愿受她摆布的，而伯爵夫人本人就是达朗贝的好朋友；罗伦齐骑士只有靠她才能存在，也只以她的思想为思想。所以，不但我在外界没有什么力量来抵消我的笨拙，维持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的关系。而且凡是她身边的一切都仿佛配合起来，要在她的心目中损害我。然而，除了曾表示愿意负责出版《爱弥儿》之外，她在那个时期还给了我另一个关切和感情的表示，使我相信，即使她对我感到厌倦，却还保持着、并且还将永远保持着她那么再三再四向我保证的终身不渝的友谊。

    有了可以从她那方面期望这种友情的信心，我就在她面前开始把我的一切过错都坦白出来，以求得良心的安宁。我交朋友有个牢不可破的原则，就是在他们眼里正确地显示我的真面目，不要显得比实际好些或坏些。我向她说明了我跟戴莱丝的关系，以及这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连我处理我那几个孩子的方式也没有隐讳起来。她听了我忏悔的这些事，表示的态度很好，甚至太好了，免了我所应受的谴责；特别使我深受感动的就是看到她对戴莱丝表示出的种种盛情，送些小礼物呀，派人找她呀，敦促她去看她呀，以百般的爱抚接待她呀，屡次当着大家的面拥抱她呀等等。那可怜的女孩子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而我当然也有同感。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样对我恩厚至极地推爱于她，使我受到的感动比他们直接爱我还要深切得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事情就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元帅夫人后来又恩厚到要把我的孩子领一个回来。她知道我在大孩子的襁褓里放过一个号码，就问我要这个号码底子，我就交给她了。为了这次认领，她把她的贴身侍役又是她的心腹人拉·罗什派了去。拉·罗什白白地进行了许多调查，虽然事隔不过十二年或十四年，结果却一无所得；如果育婴堂的记录保存得好的话，如果调查认真进行的话，那号码是不会找不到的。不管怎样，这次认领失败并未使我怎样不快，假使我从这孩子出生时起就注视着他的命运，我还会更不快呢。而且万一人家根据线索，随便拿一个孩子算作我的，我心里一定会问这真是我的孩子呢还是人家换了一个假的呢。这种怀疑会使我因无法断定而心中难受，我也就不能领略到真正的自然情感的全部美妙：要想维持这种情感，是需要双方朝夕相处的，至少是在孩子的童年时代。孩子你并不认识，又长期不在身边，这就会削弱、终至破坏你为父母的感情，你永远不会对放在别人家里奶大的孩子和放在身边养大的孩子同样疼爱。我在这里所作的思考，就过错的后果方面来说，能够减轻我的过错，但是就过错的动机方面来说，又加重了我的过错。

    有件事提一下也许不是无益的：这个拉·罗什，由于戴莱丝的介绍，又跟勒·瓦瑟太太认识了。勒·瓦瑟太太还是由格里姆养在德耶，紧挨着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近在咫尺。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就是托拉·罗什先生继续交钱给这个女人的，一直没有断过，并且我相信，他也常替元帅夫人送些礼物给她；因此她虽然常常诉苦，处境却绝不会困难。至于格里姆，因为我绝不喜欢谈起我应该恨的人，所以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只是在不得已时才谈到他；但是她有好几次逗引我谈他，却又不告诉我她对这个人的观感如何，也始终不让我猜透这个人和她是否相识。你所爱的人们对你毫无保留，而你对他们却持着保留态度，特别是在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上，这种保留态度是不合我的口味的，所以我从那时候起有时就不免想起她对我的那种保留态度，不过那也只是在别的事情使我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才是这样。

    自从我把《爱弥儿》交给卢森堡夫人之后，很久就没有听人说起了；最后我总算得悉，交易是在巴黎跟书商迪舍纳谈妥的，又通过迪舍纳，跟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内奥姆谈妥了。卢森堡夫人把我跟迪舍纳要订的合同一式两份寄给了我，叫我签字。我一看字迹，就认得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不亲笔给我写信时替他代笔的那个人的手迹。我深信我的合同是经过这位官员核准，并且由他看着订立的，这就使我满怀信任地签了约。迪舍纳为这部稿子，应付我六千法郎，先付半数，还有，我记得似乎是一百或两百部书。我签了约之后，就把一式两份都如卢森堡夫人所愿寄还给她。她把一份交给迪舍纳，自己留了另外那一份，没有再寄回给我，后来我一直就没有再见到过。

    我认识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便对我的隐遁计划多少起了些牵制作用，但是并没有使我放弃这个计划。就是当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得宠的时候，我也始终感觉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夫人的真诚感情才能使我忍受得了他们周围的那些人事关系；我感到的全部困难，就是怎样才能把这种感情和一种较合我的口味、较不违反我的健康需要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尽管他们费尽心思照顾我的身体，但是那种拘束和那些晚宴还是使我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在这方面，他们的关怀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比方说，每天晚饭后，元帅先生要早睡，总是不管好歹就把我带走，让我也去睡觉。只是在我的灾难临头之前不多时，不知为什么他才停止了这种关注。

    甚至在发觉元帅夫人冷淡之前，我就想执行我原先的那个计划，免得陷于这种处境。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不能不等《爱弥儿》合同的签订；在等待期间，我最后修订了《社会契约论》，并且把它寄给了雷伊，定价一千法郎，他也照付了。我也许不应该漏掉一件跟这部稿子有关的小事。我是把这部稿子封得好好的交给迪瓦赞的，他是伏沃地方的牧师兼荷兰教堂的祈祷师，有时来看我，跟雷伊有联系，所以就负责把稿子带给雷伊。这部稿子是用小字写的，体积很小，还装不满他的口袋。然而过关卡的时候，他那包稿子不知怎的竟落到关吏手里了，关吏打开了包，检查了一下，当他以大使的名义索回的时候，就还给他了，这就使他自己也有可能读到这部稿子，他曾天真地告诉我说他是这样做了的，并且极口称赞这部作品，没有说半句批评或指摘的话，毫无疑问，心里是准备等作品出版后再为基督教报仇的。他把稿子封好，寄给了雷伊。他在写信给我报告经过情形时大致就是这样说的，而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情况也就是如此而已。

    除了这两本书和我的《音乐辞典》（我一直是不时搞这部书的）以外，我还有别的几部次要的作品，都整理得好好的随时可以出版，我准备把它们印出来，或用单行本，或者，如果我有一天出全集的话，就放在我的全集里。这些作品现在大部分都还是手稿。存在佩鲁手里，主要是一部《语言起源论》，这部稿子我请马勒赛尔卜先生看过，也请罗伦齐骑士看过，他说写得很好。我算了算，所有这些收入加起来，除了一应开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一笔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资金，我要以我和戴莱丝两人的名义把这笔资金存起来作为终身年金；然后，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俩就一同到外省的边远地区去生活，不再让大众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情，只求安安静静地了此一生，一面继续在我的周围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善事，从从容容地写我沉思已久的回忆录。

    我的计划就是如此，而雷伊的慷慨好义——这是我不应该略而不谈的——使这个计划易于执行。这个书商，人家在巴黎对我说了他那么多的坏话，然而却在我与之打过交道的所有书商中，是唯一使我要永远自庆得人的。诚然，我们为我的作品的印行常常争吵；他很不经心，我又好发脾气。但是在金钱方面，以及与金钱有关的问题上，尽管我跟他从来没有订过什么正式契约，我始终觉得他是很严格、很公正的。甚至也只有他一人曾坦白地向我承认，他跟我合作，生意做得很好；并且他常对我说，亏了我，他才发了财，愿意把发的财分给我一份。他不能直接向我报恩，便要在我的女总督身上表示对我的感谢：他赠给她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在契约上载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取得的好处的。这是我们两人办的事，没有炫耀，没有矜夸，没有声张；要不是我先逢人便说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他这种态度太使我感动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雷伊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友情。若干时之后，他又请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现在，在人家把我逼到的这种境遇里，我的遗憾之一是，我被剥夺了使我的感情稍稍有益于我的教女和她的双亲的机会。为什么我对这位书商质朴的慷慨行为就这样知所感戴，而对那么多阔老的喧噪的高情厚谊就无动于衷呢？他们大张旗鼓地叫嚷他们如何有赐于我，把天都震坍了，而我却无动于衷，这是他们的过错呢，还是我的过错呢？是他们只知道虚妄矜夸呢，还是我专会忘恩负义呢？明达的读者啊，你衡量吧，你决定吧；我呢，我不说了。

    这笔年金对戴菜丝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对于我的负担是一个很大的减轻。但是，我可没有为我自己而直接利用这笔年金，凡是人家给她的赠礼，我都从不沾手，一直由她自己支配。当我替她保管银钱的时候，总是忠实地为她记账，从来不拿出半文钱来作共同开支，即使是在她比我更富裕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就是我们两人的”，我对她说，“你的就是你一个人的。”我经常把这个原则对她讲，也从来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有人竟那么卑鄙，说我利用她的手来接受我亲自拒绝的东西，毫无疑问，他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太不认识我了。如果是她挣来的面包，我是乐意跟她同吃的，但是我绝不愿意同吃人家给她的面包。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来为我作证，将来，按照自然规律，我死在她前面，她还是可以为我作证的。不幸得很，她在各方面都不很懂得节约，不很仔细，很会花钱，倒不是由于虚荣，也不是由于贪吃，唯一的原因就是漫不经心。在这个尘世上谁也不是完人；既然她那些绝好的优点必须有所抵消，我就宁愿她有些缺点，而不愿她有恶习，虽然这些缺点也许给我们俩造成了更多的损害。我为她，也和当年为妈妈一样，操了许多心，想为她积蓄一点，以便有朝一日作她的生活资源。我操的这些心真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些操心始终是白费了。她们两人都从不计算计算；尽管我万分努力，总归是来多少就去多少。不管戴荣丝穿得多么简朴，雷伊的年金从来也不够她穿的，我每年还得拿我的钱贴补她。不论她或我，我们俩生来就不是当财主的，我当然也不会把这一点算在我们的种种不幸之内。

    《社会契约论》印得相当快。《爱弥儿》就不是这样了，我是等《爱弥儿》出版后再来执行我所考虑的隐遁计划的。迪舍纳不时寄来一些样版让我选择；我选定了，他还不开始印刷，又给我寄些别的样版来。当我们最后对版本大小、对字体都完全决定好了，而且已经印出几页的时候，我在校样上稍微改动一下，他又把全部校样拿来重新开始。六个月后，进展连第一天都还不如。在历次试印的过程中，我明白地看出了，作品既在荷兰印，也在法国印，两版同时进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不是我的手稿的主人了。我不但没有插手法国版，而且还始终是反对在法国出版的；可是既然这一版不管我愿不愿意是在进行着，既然它为另外那一版做样子，我就必须注意它一下，看看样张，不要让人家把我的书弄得残缺不全，不成样子。而且，作品完全是在主管官的同意之下印的，差不多就是他自己在指挥工作，他又时常写信给我，甚至为这问题还来看过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一会儿再谈。

    这方面迪舍纳跟乌龟一样爬，那方面内奥姆受到他的牵制，进行得更慢，人家不是忠实地把样张随印随寄给他。他在迪舍纳的行径里，也就是说在居伊的行径里（因为居伊代迪舍纳印刷）发现他居心不良；他看人家不履行契约，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向我诉苦，我自己一肚子苦都没有办法，对他就更爱莫能助了。内奥姆的朋友盖兰当时常跟我见面，不断跟我谈这部书，但始终持着最大的保留态度。他又知道又不知道这部书在法国印刷，他又知道又不知道主管官也插手其间。他为这部书行将给我带来的麻烦向我表示同情，同时又仿佛怪我太不谨慎，而又绝不肯说出究竟不谨慎在哪里。他一个劲儿绕着弯子说话，左遮右闪，似乎只是为了要套我的话才开口。我那时觉得自己太保险了，所以还笑他在这件事上所用的那种圆滑而神秘的口吻呢，认为那是一种从大臣和官僚那里学来的癖性，因为他经常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我自己认为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因而十分放心，同时又深信它不但获得了主管官的同意与保护，甚至还值得受并且实际上也受到了主管部门的照顾，所以我暗自庆幸我有勇气把事情做好，同时还笑我那些仿佛在为我担忧的胆怯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认，如果我不那么坚信作品本身的有益和它那些保护人的公正的话，我对他的正直与见识的信任是可能使我也跟他一样惊慌起来的。正当《爱弥儿》在印刷的时候，他从巴伊先生家里来看我，跟我谈起这部书。我就把《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念给他听，他很安静地听了，似乎还很欣赏。我一读完，他就对我说：“怎么！公民！这就是在巴黎印的书里的一部分？”“是呀，”我对他说，“人们简直可以用国王的命令在卢佛宫里印呢。”“我同意你这种想法，”他对我说，“但是请你照顾我一点，别告诉任何人说你曾把这篇文章读给我听过。”这种惊人的措词使我愕然，却并没有使我惊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马勒赛尔卜先生见面，我很难设想他们两个人怎么在同一问题上所想的就那么不同。

    我住在蒙莫朗西已经四年多了，却从来没有过一天好的身体。虽然那里空气绝佳，水却很坏，这很可能就是促使我那惯发的病痛日趋恶化的原因之一。快到一七六一年秋末的时候，我完全病倒了，整个冬天都在苦痛中度过，几乎就没有一会儿轻松过。肉体上的痛苦被无数的忧虑加剧了，转而又使这些忧虑在我的心上更加沉重。若干时以来，有些朦胧而阴暗的预感扰乱着我的心曲，却又不知道为的是什么。我收到一些相当离奇的匿名信，甚至还有些署名的信也同样离奇。我收到巴黎议院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他不满现行的社会制度，预料后果绝不会好。请我指教他选择一条退路，到日内瓦还是到瑞士，好让他全家去退隐。我又收到某议院的司法院长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为这个司法院——它当时与宫廷不和——草拟些备忘录和谏书，愿意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文件和资料。我有病痛的时候总是容易发脾气的。我收到这些信的时候脾气就不好，所以在回信中也就发作起来了，干脆拒绝了人家的要求。当然，我所引以自责的并不是这个拒绝本身，因为那些信可能都是我的敌人所布置的陷阶，而且人家所求于我的都是违反我绝对不愿背弃的原则的，而是我原可婉言拒绝，却粗声厉气地拒绝了，这就是我不对的地方。

    人们在我的文件里还能找到我方才说的那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也和他一样，也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那腐朽的制度在威胁着法兰西，使它不久就会崩溃。由于政府措施失当而招来的一场不幸的战争所引起的重重灾难；财政上难以置信的紊乱；行政界的不断倾轧——当时行政权分掌在公开互相攻击的两三个大臣手里，他们为了你害我，我害你，不惜使王国垮台；人民大众和全国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还有一个顽固的女人，她如果有点头脑的话，也把这点头脑用在个人的好恶上了；她差不多总是把最有能力的人从工作岗位上踢开，以便安插最能得她欢心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加在一起证明那位参议员、社会大众以及我个人的预见的正确。这种预见甚至也使得我自己多次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也应该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动乱爆发之前跑到王国以外去找个栖身之处；但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孑然一身，又秉性和平，相信在我所愿意过的这种孤独生活之中，任何风暴都不会打到我头上来的。我遗憾的只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卢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会使他在政府中失去声望的任务。我倒很愿意他在这方面为自己留点儿退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可虑的那样垮下来；就是现在，我还觉得，如果政权不是最后落到一个人手里的话，法国专制政体一定是早已陷入绝境了。

    一方面，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另一方面，《爱弥儿》的印刷一天比一天慢起来，最后完全停顿了，而我无法打听出原因，居伊再也不肯写信给我，也不肯复我的信，我又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消息，无法了解情况，因为马勒赛尔卜先生当时正在乡下。不问是什么不幸的事，只要我知道它是怎么加回事，我就不会慌乱，不会气馁；但是我生来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且恨黑暗的那种阴森森的样子，神秘永远是使我不安眠我生性坦率到不谨慎的程度，神秘与我的生性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我觉得，在白天，最狰狞的怪物形象都不会使我怎样惊慌的；但是，如果我在夜里看到一个人以白布蒙头，就会害怕。因此，我的想象力被这个长期的沉默煽动起来，就在我眼前画出许多鬼影。我越是关心我这部最后的又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我就越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碍出版的原因；我对任何事情都是走极端的，所以我在这部书印刷的停顿之中，就以为看到了它的被取缔。然而，我既想象不出为什么要取缔，又想象不出是怎样被取缔的，所以我就陷于最难堪的惴惴不安之中。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给居伊，给马勒赛尔卜先生，给卢森堡夫人；回信不到，或没有按我预期的时间到，我就完全慌乱和发狂了。不幸得很，就在这时候听说耶稣会教士格里非神父曾谈到《爱弥儿》，甚至还引用过几段。我的想象力登时就象闪电一般奔腾起来，把那不义的神秘给我整个揭开了：我看到那神秘的进程，就和神灵给我启示了一样，又清楚、又确实。我想象那些耶稣会教士在看到我论中学时所用的那种鄙视的语气便暴跳如雷，夺去了我的作品；阻碍这部作品出版的就是他们；他们从他们的朋友盖兰那里得知我当时的病情，预料我死期已近——我自己当时对此也不怀疑——所以要把印刷拖到我死的时候，存心要阉割、篡改我的作品，给我伪造些与我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好达到他们的目的。说来也真惊人，有多少事实和情节都跑到我的脑子里来印证这种疯狂的想法，使它显得活龙活现。啊！岂止是活龙活现！简直显得我那种想法有根有据，象明摆着似的。盖兰已经完全投向耶稣会教士了，我是晓得的。我就认为他以前向我要求结交的表示都是出于耶稣会教士的授意，我深信他当初敦促我跟内奥姆订合同，就是那些教士策动的，他们就是通过内奥姆得到了我的著作的头几负，后来他们又想办法把迪舍纳那里的印刷也制止了，也许还夺去了我的手稿，以便从从容容地搞些鬼把戏，等我死了，好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把我的作品依他们的意思篡改后再发表出来。我一直感觉到，不管贝蒂埃神父怎样巧言令色，耶稣会教士全都是不喜欢我的，不但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而且因为我的全部观点比起我那些同行的不信神主义更加违反他们的教义和威信，还因为无神的狂热和有神的狂热由于它们共同的不容忍态度而能互相接近，甚至还能联合起来。他们过去在中国是这样，现在一起反对我也是这样；相反，合理的、道德的宗教则取消一切人对宗教信仰的管理权，因而就不让掌握这种权力的那些专断者再有立足之地了。我知道大臣先生对耶稣会教士也是很友好的，我生怕儿子慑于父亲的威势，就被迫把他所曾保护的作品交给他们。我甚至从人们开始从头两卷给我找的那许许多多麻烦之中，看出了这种撒手的后果，因为在头两卷里，人们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问题就要求重新改版，而另外两卷，人们并不是不知道，都是充满了极其厉害的话的，如果都象前两卷那样审查的话，就非整个改写不可。此外我还知道，并且也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亲自告诉我的，他是托格拉夫神父监督这部书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父又是耶稣会的支持者。我到处都只看到耶稣会教士，而真没想到他们已经处在被取缔的前夕，正自顾不暇，哪还会跟一部与他们无关的书的印刷问题找麻烦。我说“真没想到”是不对的，因为我的的确确想到了，甚至这就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一知道我这种胡思乱想时就特意给我提出的一个反驳的理由。然而，一个人要想从他的隐居深处对他毫无所知的国家大事判断出其中的奥妙，必然是要乖谬百出的；我的另一个乖谬之见就是怎么也不肯相信耶稣会教士真处于危境之中，我认为散布出来的这种谣言正是他们使出的一种障眼法，好麻痹他们的敌人。他们过去着着成功，从来就没有一点迹象能证明他们会失败，这就使我对他们的势力有那么一种可怕的印象，竟为议院行将垮台而悲叹。我知道舒瓦瑟尔先生曾在耶稣会教士那里读过书，蓬巴杜尔夫人跟他们相处得也不坏，他们跟宫廷宠幸和大臣们结成的同盟，就对付共同的敌人而论，对于双方也都一直显得是有利的。宫廷似乎是什么事都不管。我深信，如果耶稣会有一天受到严重挫折，那么有足够的力量打击它的也不会是议院，所以我根据宫廷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就判断耶稣会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们的胜利是有朕兆的。总之，我从当时的一切传言里只看到他们的伪诈手法和他们布置的陷讲，认为他们太平无事，有的是时间，什么都能管；因而我毫不怀疑他们不久就会粉碎让赛尼优斯派，粉碎议院，粉碎百科全书派，粉碎不受他们奴役的一切势力。到最后，如果他们让我的书出版，那也只是在把它改到能由他们用作武器的地步之后，才利用我的名字去欺骗读者。

    我感到我自己真是气息奄奄了；我现在都难以理解，怎么我这种想法当时竟没有使我忧愤而死。我想到，我这部最有价值、最好的著作反而使我落得个身后名誉扫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那么怕死，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真是在那种情况下死去，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今天，我看到一个为毁坏一个人的身后名声而布置的空前阴险、空前丑恶的阴谋正在毫无阻碍地付诸实施，我也会比那个时候死得泰然得多，因为我确信在我的许多作品里已经留下了于我有利的证据，它迟早会战胜人们的阴谋。

    马勒赛尔卜先生看到我这样焦躁不安，又听到我的倾诉，便费尽心思要把我的情绪安定下来，他这番心思正足以证明他那无穷的乐善之心。卢森堡夫人世襄助了这一善举，往迪舍纳那里去了好几次，了解出版工作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最后，印刷总算又开始了，并且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我始终还不知道它过去为什么搁置起来。马勒赛尔卜先生还不厌其烦地到蒙莫朗西来宽慰我，结果，我的心安定下来了。我绝对信任他为人公正，这种信任就战胜了我这可怜的头脑里的迷惘，因而他为促我醒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产生了效果。他看到我那么焦急、那么惶惑的样子，自然会觉得我的处境是值得怜悯的。他又想起了包围他的那个哲学家集团所不断给他灌输的那些话。我已经说过，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我在那里不可能久留。当他们看见我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又说那是因为我执拗，我骄傲，不好意思反悔，说我实际上在乡下闷得要死，日子过得十分不幸。马勒赛尔卜先生信以为真，并且写信劝我；我那么敬仰的一个人居然会有这样错误的看法，我心里颇为感慨，便给他一连写了四封信，向他说明我的行为的真正动机。我在这四封信里忠实地描写了我的爱好、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全部心事。这四封信都没有草稿，纵笔写去，甚至写后也没有重读一遍，它们也许是我生平唯—一气呵成的作品；在我当时那种种痛苦和极度颓丧之中而能如此，实在令人惊讶。我觉得我已经日渐衰亡，一想到我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会留下这样一个对我不公平的看法，便感到肝胆俱裂，所以我努力用我在这四封信里仓卒草成的那个纲要来或多或少代替我计划中的那部回忆录。这几封信，马勒赛尔卜先生很满意，在巴黎拿出去给人家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这里详细叙述的内容的摘要，是值得保留下来的。我曾请他叫人抄出一份给我，几年后他把抄稿寄来了，现在收在我的文件中。

    在我死期将近的时候，唯一使我伤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心腹人，能把我的文稿保存起来，在我死后加以整理。自从我到日内瓦旅行以后，就跟穆尔杜结交了；我很喜欢这个青年，倒很盼望他能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个愿望，并且我相信，如果他的事务和他的家庭容许他来，他一定会欣然前来尽这种人道责任的。我既得不到这种安慰，至少我要向他表示出我的信任，就把我的《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在出版前寄给他了。他对这篇文章很满意，但是在他的回信里，我觉得他似乎不象我当时等着看《信条录》的效果时那样放心。他又希望从我手里得到几篇别人没有看过的文章。我就把《故奥尔良公爵悼词》寄给他了，这篇悼词是我代达尔蒂神父写的，神父并没有拿去宣读，因为出乎他意料之外，奉派去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就一直继续下去，甚至相当平安无事地完成了；我注意到一点奇怪的现象，就是人们对头两卷严格要求改版，而对后两卷什么话也没说就放过去了，这两卷的内容没有为出版造成任何障碍。然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应该在这里提一提。我在害怕耶稣会教士之后，又对让赛尼优斯派和哲学家们害怕起来了。我憎恨一切所谓党、所谓派、所谓系，我从来不指望属于党、派、系的人对我会有什么好感。那两个“长舌妇”前些时离开他们原来的住所，跑来住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到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一切，从他们的园子可以很容易爬过把他们的园子和我的碉楼隔开的那堵小墙。我曾把这座碉楼当作我的工作室，所以里面有一张桌子，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成的散页；人家把这种散页寄来，我就边收边装订，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前很久，桌上就有了我的全部成书。我的轻率、我的粗疏以及我对马达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园里面的）就使得我常常晚上忘记锁碉楼的门，而早晨发现绸楼门大开着，如果不是觉得我的稿件有些翻动，这倒不会叫我怎样不安。我好几次看出这种现象之后，就变得仔细些，把碉楼门锁上了，但门上的锁不好，钥匙只能转半个圈子。我比较注意了，就发现我的稿件反而比我让门大开着的时候被翻动得更厉害。最后，我装订成册的书有一册不见了，有一天两夜都没法知道给搞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在桌上找到。当时和以后我都不曾对马达斯先生有所怀疑，我也不怀疑他的外侄迪穆朗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们俩都喜爱我，我完全信任他们。可是我对那两个“长舌妇”就开始不那么信任了。我知道他们虽然是让赛尼优斯派，却跟达朗贝有些关系，并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就使得我有些不安，并且比以前更加小心起来。我把我的稿件都拿回我的房间里，完全终止了和那两个人见面，因为我还知道他们曾拿我的《爱弥儿》第一卷在好几个人家招摇，这一卷是我一时不慎借给他们的。虽然他们还继续做我的邻居，一直到我离开为止，但是我从那时起就不再和他们有任何往来了。

    在《爱弥儿》之前一两个月，《社会契约论》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决不要把我的任何著作偷运到法国，所以他就正式呈请主管官批准他把这部著作由海路运到卢昂进口。雷伊没有得到任何批复：他的包裹在卢昂搁了好几个月，原是打算要没收的，只因为他大张旗鼓地闹起来，只好又发还给他。有些好事者从阿姆斯特丹买来了几部，就在法国不声不响地流传开了。莫勒翁曾听说过这部书，甚至还看了一些，他跟我谈起时的那种神秘的口吻，很使我惊讶，如果不是我确信在各方面都符合规定，自觉无可谴责，用我那伟大的信条把我的心完全稳定下来的话，这种口吻甚至会使得我不安起来的。我甚至毫不怀疑，舒瓦瑟尔先生早已对我垂青了，而我对他的敬仰又使我在这部书里对他有所颂扬，他必然心中知感，能在这种场合下支持我，来对付蓬巴杜尔夫人的恶意。

    我当然有理由在这时候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指望卢森堡先生的盛情，于必要时为我撑腰，因为他这时候所给我的友好表示比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动人。在他复活节来旅行的时期，我因为身体太坏，不能去拜会他，他就没有一天不来看我；最后，他看我痛个不止，使极力劝我让科姆修士来诊视；他派人去找科姆，亲自把他领来，并且居然有勇气——在一个达官贵人身上，这种勇气的确是稀罕而又可佩的——待在我家里看着动手术，而那次手术既使我疼痛难堪，又费时甚久。然而，所谓手术不过是探测而已；不过我一直就没有被探测过，即使是莫朗，他试了好几次也都没有成功。科姆修士的手法既轻又巧，无与伦比，他使我剧痛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总算插进了一根很小的探条——我在这两个多小时里极力忍住了呻吟，以免惹得那位仁慈而敏感的元帅为我心碎。第一次检查，科姆修士觉得探到了一块大结石，并且把这结果告诉我了；第二次检查，他又没有探到那块结石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仔细又准确地探着，使得我感到时间很长，之后，他宣布说，并没有什么结石，只是前列腺患硬性肿瘤，也比一般人的粗，他发现膀胱很大，情况良好，最后对我说我将来要吃不少苦，活的也很长。如果他预言的第二点也和第一点一样能实现的话，我的痛苦一时还结束不了呢。

    就这样，我先后就医那么多年，说的病不下二十种之多，其实我一种也没有，最后我总算知道了我的病是个不治之症，却又不是死症，它将拖得和我的寿命一样久。我的想象力从此便约束在这个范围里，不再瞻望我要在结石的痛苦中惨死了，也不再怕很久以前在尿道里折断的那一小截探条会构成结石的核心了。对我来说，那些假想的病痛比实际的病痛还难受，现在解除了假想的病痛，我对实际的病痛也就能较安静地忍受了。实际上也一直就是这样，从那时起，我在我这个病上所感到的痛苦就比以前少得多，每逢我想到，我的病痛之所以能减轻，完全得力于卢森堡先生，我就不能不为追怀死者而动容。

    我可说是又恢复了生命，所以也就越发想到我要安度余生的那个计划了，我只等《爱弥儿》一出版就去执行这个计划。我那时想到的是都兰地区，那个地方我到过，很中我的意，不但气候温和，居民也很温和。

    我已经把我这个计划告诉过卢森堡先生，他劝我不要去；这次我又对他重新提起，说是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于是他就建议我住到距巴黎十五里约的美尔鲁府去，认为可能是于我相宜的一个去处，他们夫妇俩都乐于把我安顿到那里。这个建议很使我感动，也很中我的意。首先，必须看看那个地方；我们就约好日子，由元帅先生派他的亲随带车子来领我前去。到了那天，我恰好感到很不舒服，就不得不把这事推迟，接着又来了些不凑巧的事，根本就没有去成。后来我听说美尔鲁那片地产不是属于元帅先生的，而是属于元帅夫人的，我没有去成，也就比较容易释然于怀了。

    最后，《爱弥儿》总算出版了，我没有再听说有什么改版，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困难。出版前，元帅先生向我要去了马勒赛尔卜先生与这部著作有关的全部信件。我对他们两人都太信任了，自己又觉得很保险，就不会去考虑在索回信件这件事上有什么非常的、乃至令人不安的因素。我把那些信件都给了他，只有一两封，我无意中夹到别的书里去了，没有退还。在这以前不久，马勒赛尔卜先生曾通知我说，他要把我在为耶稣会教士而惊慌时写给迪舍纳的那些信都收回来；必须承认，这些信都不会怎样使人佩服我的理智的。但是我告诉他说，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愿在表面上显得比实际上更好，因此他尽可以把那些信留在迪舍纳手里。后来究竟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部书的出版，没有引起我所有的作品出版时曾博得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彩声。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多的私下的颂扬，也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少的公开的赞美。最有能力评论我这部书的人们对我说的话，给我写的信，都证实这是我最好的作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意见，说出时都带着最离奇的谨慎态度，就仿佛要说这部书好，非得保密不可。布弗莱夫人告诉我说，这部书的作者理应给树铜像，值得受一切人的推崇，信未却毫不客气地请我把原信退回；达朗贝写信给我说，这部著作决定了我的优越，应该把我放到全体文学家的领袖地位，信末却不署名，虽然他前此给我写的许多信没有一封不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靠得住的朋友，为人真诚，但是很圆通，他很重视这部书，却避免用书信对我说；拉·孔达米纳抓住《信条录》东拉西扯；克莱罗在他的来信里也只谈那一篇；但是他敢于表示他读这篇文章时所受到的感动，并且明明白白对我说这次阅读温暖了他那颗衰老的心：在接受我赠送的这部书的所有人之中，只有他一人大声地、自由地对大家说出了他对这部书的全部好评。

    在这部书公开出售前，我也送了一本给马达斯，他又把这本书借给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先生看了。布莱尔先生有所别墅在圣格拉田，马达斯是他的老熟人，有时得便就到那里去看看他。他使他在《爱弥儿》公开出售之前先谈到这部书。布莱尔先生把书还给他的时候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当天就传到我耳朵里来了：“马达斯先生，这是部极好的书，但是不久就会众口喧腾，超过作者所希望的程度。”当他向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发笑，觉得那是一个做文官的人自高自大的习气，不管说什么都要带点神秘色彩。种种令人不安的话，凡是传到我耳朵里来的，都没有比这句话给我更深的印象。我远没有料到我已经濒于灾难的边缘，却坚信我的书既有益处，又写得好，坚信我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坚信——如我当时以为确有把握的那样——我有卢森堡夫人的全力支持，甚至还有主管部门的爱护，所以我深自庆幸我是在节节胜利之中抽身，在压倒一切忌妒者的时候撒手，还以为我这个决定非常之妙呢。

    这部书的出版，只有一件事叫我担忧，而这种担忧，并不是为了我的安全，而是为了良心的宁静。在退隐庐，在蒙莫朗西，我曾就近看到，并且愤慨地看到，人们为了不顾一切地维护王爷们的娱乐，就叫那些不幸的农民大遭其殃。农民出于无奈，只好忍受那些供射猎的野兽糟蹋他们的田地，除以声响惊走野兽外不敢用其他方法来自卫；他们不得不在他们的蚕豆和豌豆田里过夜，带着铁锅、鼓、铃裆吓走野猪。我亲眼见到夏洛伊瓦伯爵对待这些穷人的那种野蛮的无情手段，便在《爱弥儿》的末尾把这种暴行骂了几句，这就违反了我的处世原则，并使我后来为此还吃了亏。那时我听说孔蒂亲王先生的随从在亲王的田产上也同样残酷；我是深深敬仰和感激这位亲王的，生怕他把我由于人道感受了刺激而骂他叔父的那几句话误认为是骂他而见怪。然而，我的良心告诉我对这件事尽可处之泰然，我凭这点良知也就把心放下了。我这样做对了。至少，我从没有听说这位亲王曾稍微注意到这个段落——本来这个段落是在我荣幸地认识他之前很久就写出来了。

    在我的书出版之前或之后不几天（我记得不很清楚了），曾出现另一部同样题材的作品，逐字逐句都是从我的第一卷里抽出来的，外加上若干无谓之词，穿插在这篇摘抄里。这部书上的署名是一个日内瓦人，叫作巴勒克赛尔；题下注明曾获得哈莱姆学院的奖金。不难理解，这个学院和这个奖金都是崭新的创造，为的是要在社会大众的眼里把剽窃行为掩盖起来，但是我也看出这里有我当时尚不理解的阴谋：我既不理解我的原稿怎么被传出去的——原稿不传出去就不可能进行剽窃，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捏造出这个所谓奖金的故事，因为要捏造，总得要给它一点根据。只是很多年以后，我从狄维尔诺瓦漏出的一句话里才识破了这个秘密，约略知道了那些盗用巴勒克赛尔君名字的人们。

    风暴前的隐隐雷声已经开始听到了，凡是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清楚，针对我的书和我本人，有个阴谋正在酝酿着，不久就要爆发出来。而我呢，我的安全感、我的愚蠢竟到了这种程度：我远没有预见到我的灾难，甚至感到了灾难的效果还猜不透灾难的原因。人们先相当巧妙地放出风声说，在严厉对待耶稣会教士的同时，也不能偏袒攻击宗教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不该在《爱弥儿》上署名，好象我过去没在所有其他作品上署了名而没见谁说过半句闲话似的。看样子，大家担心，形势将迫使人们采取一些原来不愿采取的措施，而我做事不慎，又给了可乘之机。这些流言传到我耳朵里来了，却没有使我不安。我甚至根本想不到这里面与我本人会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太无可谴责了，太有靠山了，又在各方面都太合规定了。我也绝不担心卢森堡夫人会让我因某一过失而陷入窘境，而这一过失，如果有的话，也完全是由她一人造成的。再说，我知道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通常总是严惩书商而曲全作者，所以我还不免为那可怜的迪舍纳提心吊胆呢——万一马勒赛尔卜先生把他撇开不管的话。

    我安安静静地待着。谣言日盛一日，不久就改变调门了。社会大众，特别是议院，似乎看到我还安安静静，就越发恼怒。几天之后，来势就凶得可怕了；威胁改变了对象，直接指到我头上来了。人们听到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烧书没有用，一定要烧死作者。至于书商呢，人家提也不提。这种话，简直象果阿宗教裁判官的口吻而不象一个参议员的口吻。当它初次传到我耳朵里来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都是霍尔巴赫派的一种新发明，为的是要权力吓唬我，促使我逃走。我冲着这种幼稚的狡计直发笑，心里一面讥诮他们，一面对自己说，如果他们知道底细的话，他们一定会另找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然而流言最后变得太确凿了，很明显，人家真是要这样干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是第二次到蒙莫朗西来，他们来得特别早，在六月初就到了。虽然我那两部新书在巴黎已经闹得乌烟瘴气，这里却很少有人提起，而这家的两位主人更是闭口不谈。然而，有天早晨我单独跟卢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了舒瓦瑟尔先生的坏话吧？”“我？”我说，惊得向后退了一步，“没有啊，我可以向你发誓；相反，我以一支不妄许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个大臣所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最美的赞扬。”我立刻把那一段文章读给他听。“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没有一句话，”我回答说，“没有一句话与他有关。”“啊！”他带着比平时更多的激动情绪说，“你在那部书里本来不该说到他呀，或者要说就说得明白些！”“我相信是说明白了，”我又补充说，“我相信他是能看得清楚的。”他还要说话；我看他正要把心里话全说出来，可是他又缩回去了，一言不发了。不幸的朝臣伎俩啊，在最仁厚的心里友情也被它压制下去了！

    这次谈话虽然很短，却使我看清了我的处境，至少是在某一方面；它使我了解到，人家恨的确实是我本人。我只怪那闻所未闻的宿命，它把我说的好话、做的好事都一律变成我的祸根。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勒赛尔卜先生做挡箭牌，也就看不出人家会有什么办法能撇开他们而一直攻击到我本人头上，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已经清楚感觉到，这已经不是什么公正不公正、法理不法理的问题了，人家是不会劳神去审查我实际上是做得对还是不对的。这时候，隆隆的雷声越响越厉害，就连内奥姆也不免在他那东拉西扯的闲谈中向我表示，他后悔不该牵涉到这部著作里来，并且他似乎认为威胁书和作者的那种命运已经是万难幸免的了。然而有一件事却始终使我安心：我看卢森堡夫人还是那么安静，那么高兴，甚至还那么笑呵呵的，一定是她对她所做的事确有把握，才不为我感到丝毫的不安，才不对我说出半句同情或抱歉的话，才能那么冷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就仿佛她根本没有插过手，就仿佛她对我一直毫不关心似的。使我诧异的是她什么话也不对我说，我总觉得她倒该告诉我一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就显得不那么安静了。她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副焦躁的样子，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向我保证说，孔蒂亲王先生也正在大忙特忙，想挡掉人家准备给我的那个打击；她总认为这个打击是当前形势促成的，议院那时有必要不让耶稣会教士骂它不关心宗教。然而她对亲王和她自己的活动，又似乎不抱多大的成功希望。她的历次谈话，使人惊慌的成分多，使人安心的成分少，都是倾向于促我退避的，她还老是劝我到英国去，愿为我在英国介绍很多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休谟。她看我坚持要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便转了一个较能打动我的话头。她让我了解到，如果我被捕，受到审讯，我就会不得不把卢森堡夫人也供出来，而她对我的友谊很值得我不要眼睁睁地把她也株连进去。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尽可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又反驳说，这个决心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关于这一点，她说得也对，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人，因为不管说真话可能有多大的危险，我是绝对不会在审判官面前背誓或说谎的。

    她看她这种想法在我身上起了一点作用，却还不能使我下定决心逃走，便谈起巴士底狱，说把我在那里关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院裁判权的手段，因为议院是管不到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一点也没有反对，只要它不是用我的名义求来的。可是她后来又不再跟我提这件事了，所以我事后判断，她给我出这个主意不过是要试探我一下，人家并不曾愿意采取这个一了百了的不得已办法。

    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一位德耶的教区神父那里收到一封信，这神父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信里有个通知，说是认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议院将极其严厉地对我进行起诉，并注明某日将下令逮捕我。我判断这个通知是霍尔巴赫派制造出来的；我知道议院非常注意手续，在当前这种场合下，不先依司法手续去了解我是否承认这部书，了解我是否真正是这部书的作者，而劈头就下令逮捕，这就违反一切手续了。“只有，”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安的罪行，才能根据一点犯罪的迹象就下令逮捕，因为怕被告人逃脱法网。但是要惩罚我这个理应得到荣誉和受到奖励的行为，总是只对作品起诉而尽可能不找上作者的。”关于这一点，她给我指出了一种很微妙的区别，我现在忘记了，目的是向我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那还是对我的一种优待呢。第二天我收到居伊一封信，告诉我说，那天他到检察长家里去，曾在他的写字台上看到了对《爱弥儿》和作者的公诉状的草稿。请注意，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经营人，作品就是他承印的，他自己倒处之泰然，反而大发慈悲给作者来这样一个通知。人们可以判断，这种事在我眼里能有几分可信的成分吧！一个书商被检察长先生接见了，竟能安安静静地在这位官员的写字台上读到零散的手稿和底稿，这可是太简单、太自然了！布弗莱夫人和别的许多人也都向我肯定了这件事。听到人们不断在我耳朵里灌进去的那许多荒谬绝伦的话，我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这里面有些什么人家不愿意告诉我的秘密，也就安安静静地等候事态的发展，反正我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正直的、无辜的，同时，不管是什么样的迫害在等着我，我能有为真理而受苦的光荣，也就太可庆幸了。我绝对不怕，绝对不隐藏起来，仍然天天到府第里去，每天下午照常散步。六月八日，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跟两个奥拉托利会的教师阿拉曼尼神父和曼达尔神父一同去远足。我们带了点心到尚波去，吃得很起劲，由于忘了带酒杯，就拿麦秆插到瓶里吸，各人都选顶粗的麦秆，争着多吸，以竞相夸耀。我一辈子也没有那么快乐过。

    我已经讲过我年轻时怎样失眠。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习惯，天天晚上躺在床上看书，感觉到眼皮发重了，我就灭掉蜡烛，勉力眯盹一会儿，时间总是长不了。我晚上通常是读《圣经》，我这样把它周而复始地读着，至少接连有五、六遍了。那天晚上，我比平时更少睡意，就把读书的时间拖得更长，我把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作结的那一卷《圣经》整个读完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一卷就是《士师记》；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读过这卷书了。这卷史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正在蒙胧中思考着，忽然被响声和灯光惊醒了。戴莱丝拿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拉·罗什先生看我突然坐了起来，便对我说：“不要惊慌，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你写了一封信，还把孔蒂亲王先生的一封信带来了。”果然，在卢森堡夫人的信里，我看到这位亲王刚派快差送给她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要用最严厉的方式对我起诉。“局势紧张到极点了，”他对她说，“怎么也挡不住了；朝廷交办，议院要办；早晨七点钟就要发出逮捕令，登时就要差人去逮捕他；人家总算答应我，如果他走了，也就不追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家抓住他的话，他就一定会被捕的。”拉·罗什传达元帅夫人的意思，催我起来去跟她商量。当时是下两点，她刚睡下。“她在等你，”他又补充说，“看不到你就不肯入睡。”我赶紧穿上衣服就去了。

    她显得焦躁不安，这还是第一次呢。她的慌乱感动了我。在这种意外的时刻，又是在半夜里，我自己也免不了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就忘了我自己而只想到她了，只想到我如果被捕，她就要担任可悲的角色。因为，我虽然感到有足够的勇气永远只说实话，哪怕说实话于我有害，把我毁掉，但我却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镇定和机智，也许也没有足够的坚毅在被逼得太紧的时候避免连累到她。这就使我决计为她的安宁而牺牲我的荣誉，决计在这种场合下做出我为自己怎么也不会做出的事。我的决心一下定，立即就向她说了出来，绝不愿意要她付出代价来降低我这一牺牲的价值。我确信她对我的动机绝不会有所误解，然而她竟没有对我说半句感激的话，我对这种不在乎的态度颇为不快，以至犹豫起来，很想取消前言。但是元帅先生来了，不一会儿布弗莱夫人也从巴黎赶到了。他们做到了卢森堡夫人所应该做的事。我被恭维了一番，羞于改口，自此，问题就只在于逃往何处和何时动身了。卢森堡先生建议我先在他家里匿名隐藏几天，好商量商量，比较从容地采取措施，我不同意，也没有采纳要我秘密跑到老圣堂区的建议。我坚持当天就走，不愿到什么地方躲藏起来。

    我感到在法兰西王国里有些隐秘的、强有力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留恋法兰西，我还是应该走出国境，以保证我的安宁。我最初的想法是到日内瓦退隐，但是只消片刻的考虑，就打消了我去做这种傻事的念头。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还更有力量，如果它决计要困扰我，就绝不会让我在日内瓦比在巴黎更安静些。我知道我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曾在日内瓦议会里引起了仇恨心理，这种仇恨越是不敢表现出来就越危险。最近我知道，在《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在特龙香大医师的敦促之下曾匆忙禁止它发行，但是一看连巴黎也没人响应，它就自惭冒失，又把它的禁令撤回了。我毫不怀疑，它这次既然觉得机会更为有利，就一定要尽力利用的。我知道所有的日内瓦人尽管表面上做得那么漂亮，心里却对我怀有一种隐秘的忌妒，只等机会一到就去泄愤。不过，爱国热忱召唤我回到祖国去，而且如果我能指望在祖国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的话，我就会毫不犹疑地这样做。但是，既然荣誉与理智都不容许我以逃亡者的身份回到祖国去避难，我就只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靠近祖国的地方待下，到瑞士去等着，看看日内瓦将对我作出什么决定。人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这种犹豫的时间并未持续多久。

    布弗莱夫人很不赞成我这个决定，再次努力劝我渡海到英国去。她未能使我动摇。我一向就不爱英国，也不爱英国人；布弗莱夫人的全部辩才远没有战胜我的憎恶，却似乎把这憎恶反而加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既已决定当天离开，他们一清早就对外面说，我已经动身了；拉·罗什是我派去拿我那些文稿的，他连对戴莱丝也不肯说我是不是真的动身了。自从我决定将来有一天要写我的回忆录以来，我就积累了很多信件和其他文件，需要来回好几趟才能拿完。这些文件的一部分，已经挑选好的，都放到一边了，上午剩余的时间，我就忙着挑选其余的部分，以便把可能有用的带走，剩下的一把火烧掉。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做这项工作，谁知需要的时间太久，上午没有做完，哪还有工夫去烧呢。元帅先生自告奋勇，答应由他负责挑选剩余的文件，把不要的亲自烧掉，不交给任何人，并把挑出来的寄给我。我接受了这个盛意，乐于摆脱这件差使，好跟我最亲爱的、行将永别的人们在一起度过我剩下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时。他拿上我在放这些文件的房间的钥匙，并且在我的恳切请求下派人去把我那可怜的姨妈我来——她当时正急得要死，既不知道我究竟怎么样了，又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她时刻等着法院的人的到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回答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府里来了，什么话也不对她说，她原以为我已经走远了，一看到我，她就一声尖叫，扑到了我的怀里。啊！友情，心灵的契合，习惯，亲密！在这甜蜜而又惨痛的一刹那间，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么多幸福、温馨、安谧的日子全都涌上了心头，使我在近十七年几乎没有一天不形影相随的生活之后，更深切地感到第一次别离的锥心之痛。元帅看到我们这样的拥抱也忍不住流下泪来，他走开了。戴莱丝不愿意再离开我。我叫她想到，她这时跟着我走是多么不便，同时她又是多么有必要留下来，为我清理衣物、催收款项。依惯例，每逢下令逮捕一个人。就要提走他的文稿，查封他的衣物或开具衣物清单，并指定一个保管人。因此她必须留下来办理善后事宜，对一切都尽可能作最妥善的处理。我答应她不久就会跟我相会，元帅先生也保证我的诺言，但是我始终不愿对她说出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以便将来逮捕我的人逼问她时，她可以照实说她毫无所知。我临别拥抱她时，内心里也感到一种异常的激动，在一阵激奋之中——唉！这激奋具有何等的预言意味啊！我对她说：“孩子，要拿出勇气把自己武装起来。你在我幸福的日子里曾跟我共安乐，今后，既然你愿意这样做，就要跟我共患难了。从此以后，等着你的只是跟在我后面受侮辱、遭灾殃。这个可悲的日子为我启开的命运是要把我逼到最后一息的。”

    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就是考虑动身的事了。法院的人原该是十点钟就来，我动身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们还没有到。我们早就商量好了，我将租用驿马。我没有轿车，元帅先生就送了我一辆三轮小篷车，并且临时借给我两匹马和一个车伕，把我送到第一个驿站。到了驿站，由于他事先的安排，人家就毫不留难地给我提供了驿马。

    因为我没有在席上吃午饭，也没有在府第里露面，夫人们就到我整天没有离开的那层底楼来跟我告别。元帅夫人拥抱了我好几次，神色相当悲凄，但是在这几次拥抱中，我不再感到两三年前她动辄拥抱我时的那种亲热劲儿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并且对我说了些很亲切的话。有一个人的拥抱使我更感惊讶，那就是米尔普瓦夫人，当时她也在场。米尔普瓦元帅夫人是个非常冷淡、端庄而矜持的人，我觉得她还没有完全摆脱洛林家族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气。她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很多的关注。也许因为我受宠若惊，便对自己着意抬高这次宠遇的价值，也许因为她在这次的拥抱里确实放进了一点凡属高贵心灵都生而有之的那种同情心，反正我在她的动作和眼神里发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强有力的东西，直沁入我的心脾。后来我想起这件事，常作这样的猜测：她既然知道我注定要走上什么样的一条末路，就一定是情不自禁地对我的命运动了一刹那的怜悯之情。

    元帅先生一直不说话，脸上苍白得和死人一般。他一定要送我上车，车子是停在饮马池边等我的。我们俩穿过了整个花园都没有说一句话。我身上带着花园的钥匙，我就用这钥匙开了园门，之后，我没有把钥匙放回口袋，默默无言地递给他了。他接着钥匙，激动的神情令人吃惊，从那以后，我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到他的这种表情。我一辈子也没有遇到比这次别离更痛苦的时刻了。拥抱是长久的、默默无言的：彼此都感到这一次拥抱就是最后的诀别。

    在巴尔与蒙莫朗西之间，我遇到一辆租用的马车，里面坐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根据后来戴莱丝给我说的法院来人的面容、到达的时刻以及他们表现的态度，我绝不怀疑那四个人就是他们；特别是后来我又听说，我的逮捕令不是象人家预告我的那样在七点钟发出，而是到中午才发出的。我必须直穿巴黎。一个人坐在敞开的篷车里藏得当然不会很严密，我在街上看到好几个人向我打招呼，样子象是很熟，可是我一个也不认得。当晚，我绕道从维尔罗瓦领地经过。在里昂，驿运的客人通常都得要带去见城防司令。这对于一个既不愿说谎又不愿更姓换名的人来说，可能是很尴尬的。我就带着卢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去找维尔罗瓦先生，请他设法为我免除这件苦差使。维尔罗瓦先生给了我一封信，结果没有用上，因为我没有经过里昂。这封信现在还封得好好的存放在我的文件里。公爵先生苦苦敦劝我在维尔罗瓦过夜，但是我宁愿重登大路，所以当天又走了两站路。

    我的车座很硬，我身子又不舒服，不能多赶路。此外，我的样子又不够威风，不能使人家好好地服侍我，而在法国，大家都知道，要驿马感到鞭子，就非经过车快的肩膀不可。我以为多多塞钱给执疆人，就可以补充我言不惊人、貌不压众的缺陷，谁知结果更糟。他们以为我是当差的下人，平生第一次坐驿车。从此我就只能得到些驽马，自己也成了车伕的笑料。我最后只好耐下性子，什么也不说，凭他们的高兴去赶路——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做的。

    我是有法子使我在旅途中不感到寂寞的，那就是对最近的一切遭遇来一番思索，弄个水落石出！但是我既没有这样的性格，也没有这样的心情。说来也真怪，已经过去了的灾难，不管它隔得多么近，我是很容易忘记的。当灾难还没有来到时，稍一想及就使我惊慌不知所措，可是灾难一旦发生了，对它的回忆也就非常淡薄，而且也非常容易消失。我这个害死人的想象力，它不断地使我烦恼，使我总想预防尚未发生的灾难，而且使我的记忆不能专注，不让我把已经过去的灾难再回想起来。对于木已成舟的事情，就用不着再预防了，而且再去想它也徒劳无益。我的苦难可以说在发生以前就已经叫我受尽了，在等待期间，我越是感到痛苦，忘记也就越发容易；而与此相反，我总是不断地记住我过去的幸福，我回想它，咀嚼它，可以说是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能重新享受一次。我感觉到，我就是亏了有这种绝妙的秉赋，所以从来就不晓得什么叫作记仇。这种记仇的脾气，由于对所受的侮辱耿耿于怀，所以经常在一颗好报复的心里发酵，它恨不得叫仇人受尽痛苦，然而自己却先受尽痛苦了。我生性急躁，在感情冲动时曾感到气愤，甚至感到狂怒，但是报仇的欲念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扎根。我太少想到所受的冒犯了，因而也就不会怎样多想到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给我造成的损害，只是因为怕他再给我造成损害，如果我确信他不再来害我，那么他给我带来的痛苦便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人们常向我们说教，要我们宽恕别人对我们的冒犯，这当然是个美德，但对我是用不上的。我不知道我的心灵能否抑制仇恨，因为它从来没有感到仇恨，同时，我也太少想到我的仇人了，不可能有宽恕他们的美德。我的仇人们为着叫我苦恼而自己就先苦恼到什么地步，这我说不上来。我是听凭他们摆布的；他们有绝对的权力，他们还使用这个绝对的权力。只有一件事是超乎他们的权力之外的，并且我量他们也做不到：他们为害我而伤脑筋，却不能强迫我也为害他们而伤脑筋。

    从动身的第二天起，我就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在整个旅途中，除了不得不时刻予以提防的那些事情外，什么议院，什么蓬巴杜尔夫人，什么舒瓦瑟尔先生，什么格里姆，什么达朗贝，以及他们的阴谋和他们的同伙，连想都不去想了。然而代替这一切而涌上了我心头的，就是我动身前夕所读的那一卷书。我也想起了格斯耐尔的《牧歌》——这是他的译者于贝尔前些时候寄赠给我的。这两个念头老是浮现在我的脑际，它们是那样清晰，那样交织在一起，以至我想尝试一下，把二者给合起来，用格斯耐尔的诗体，写“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这个题材。这种歌咏田园的纯朴风格似乎是颇不适于写这样一个惨烈的题材的，同时我眼前的处境也不能给我提供多少欢快的思想来把这个题材写得活泼些。然而我还是勉力为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供我在车中消遣，绝不抱成功的希望。我刚一尝试，就惊讶地感觉到，我的思想是那么温和，而表达时又那么得心应手。三天工夫就把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写成了，后来在莫蒂埃又完成了全作。我敢说，我一辈子也没有写过一点东西能比这篇诗有更动人的淳朴风尚，更鲜艳的色彩，更朴素自然的描写，更贴切的性格勾划，更古色古香的质朴；而这一切，并没有受到那可憎的恐怖题材的影响，因此，除了其他优点以外，我还有战胜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不是我的最佳作品，也永远是我所最喜爱的作品。我从来不能、也永远不能重读这篇诗而不感到一种无怨无艾的心灵的欢乐——这个心绝不因自己所遭遇的不幸而愤懑，却反而能自宽自慰，从自身找到一种东西来补偿它所遭遇的不幸。请你把所有那些在著作中对他们并未经历的逆境显得那么豁达大度的大哲学家都集合起来，把他们放到象我所处的这种境况里，让他们在感到荣誉受到了侮辱的那最初的一阵愤慨之中去写这样一部作品吧，那时你就会看到他们将怎样处理这部作品了。

    我从蒙莫朗西动身去瑞士的时候，曾决定到依弗东去，在我那善良的老朋友罗甘先生家里住下来，罗甘退休在那里已经有几年了，他曾邀我去看他。我在路上听说到里昂去要走弯路，这就省得我路过里昂了。但是，不路过里昂就要路过伯藏松，这也是个要塞，因而也就有同样的不便。我就想不如绕点路经过萨兰，托辞去看杜宾先生的侄子梅朗先生，他在那里的盐场工作，以前曾多次邀我去看他。这个办法成功了；我没有找到梅朗先生，也就用不着停留，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又继续走我的路，谁也没有盘问我一句。

    我一进入伯尔尼郊境内，就叫车子停下来，我走下车，趴下来亲吻大地，并在情感激动中叫道：“天啊！你是道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自由的土地了！”我就是这样，一有了希望，眼就瞎了，满心信任了，老是把要成为我的灾殃的事物也热爱起来。我的车伕大吃一惊，以为我疯了。我又登上车，不几小时，就得到那既强烈又纯粹的快乐，紧抱在那可敬的罗甘的双臂之中了。啊！让我在这位贤主人家里喘息片刻吧！我需要在这里恢复一下勇气和精力，不久我就会找到使用这勇气和精力的地方的。

    在我上面的这一段叙述里，凡是我能想得起来的情节我都不厌其详地写了出来，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这些情节本身不见得十分清楚，可是，你一旦抓住了那阴谋的线索，这些情节就能照亮那阴谋的进程；比方吧，它们对我行将提出的问题固然不能提供基本概念，却大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假设为了执行以我为对象的那个阴谋，人家非要我走开不可，那么，一切经过就应该差不多象实际发生的那样，才能使我走开。但是，如果我不被卢森堡夫人在半派人前来所吓倒，不为她神色慌张所感动，而继续保持坚定，如果我不待在府第里，而回到床上去安安静静地睡到大天亮，我会同样被下令逮捕吗？这是个大问题，许多别的问题的解答都是以这个大问题为转移的，而要研究这个大问题，那恫吓性的逮捕令的下达时间和那实际逮捕令的下达时间都不是没有注意的价值的。这是一个粗浅的、却又明显的实例，说明在事实的陈述中，你若想探索事实的隐秘原因，那些最不足道的细节也有其重要性，它可以引导你去用归纳法把隐秘原因揭发出来。

    第十二章

    黑暗的樊篱从此开始了；八年来，我就一直禁锢在这个牢笼里，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能刺透它那骇人的黑影。在我沉溺于其中的这个不幸的深渊里，我感到人家给我的打击，一下一下都落到我的身上，我看到打击我的直接工具，却看不见那只操纵工具的手，又看不见这只手所使用的方法。耻辱和灾难，仿佛自动地落到我头上来了，表面上还显然若无其事。当我这颗破碎的心忍受不住而呻吟起来的时候，我倒象个无痛呻吟的人了。造成我身败名裂的那些人们，竟然找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伎俩，使社会大众都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同谋，还看不出他们的阴谋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当我现在叙述与我有关的那许多事件、我身受其苦的那种种虐待以及我所曾遭受到的一切的时候，我都无法追本穷源，找到那只发动的手，无法一面说出事实，一面指出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在前三章里都写下来了；一切与我利害攸关的事情，一切秘密的动机，在前三章里都揭示出来了。但是，要说明这种种不同的原因究竟怎样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我生活中那许多离奇的事件，我是办不到的，连猜也猜不出来。如果我的读者中有人乐于深究这些秘密，发现真理，我就请他们仔细重读一下前三章；然后，请他们在以后每读到一个事实，就利用他们掌握到的材料进行考查，由一个阴谋上溯到另一个阴谋，由一个因素上溯到另一个因素，直到全局的最初发动者。我当然知道他们的研究将达到什么样的终点，但是引导他们达到这个终点的那些地道，路途是幽暗而曲折的，我自己无法摸清。

    我在依弗东居住期间，跟罗甘先生的全家都认识了，其中有他的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女儿们。我似乎已经说过，孩子们的父亲我是以前在里昂就认识了的。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是来依弗东看舅父和他的姊妹的；她的长女，年约十五岁，非常聪明，性情脾气又极好，使我十分喜爱。我以最亲切的友谊依恋着她们母女二人。这个女孩子本来由罗甘先生作主，许给了他的当上校的侄儿了。上校已届中年，对我也表示极端敬慕，但是，虽然伯父热中于这桩婚事，侄儿也切盼成功，我也极希望他们两人都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可是年龄的悬殊和那女孩子的极度憎恶使我和做母亲的联合起来劝阻这桩婚事，结果它也就没有成功。上校后来娶了他的亲戚狄安小姐，她的性情和面貌，我觉得都十分出色，并使他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虽然如此，罗甘先生还是不能忘记我在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愿。我心里却是泰然的，因为我深信，我对他和对他的家庭，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规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并不是事事逢迎，而是事事都进些最好的忠告。

    我若是到日内瓦去，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在等待我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揣度的时间并不长。我的书在日内瓦被烧掉了，并且，六月十八日，即在巴黎被通缉之后九天，我又在日内瓦被通缉了。在这第二道通缉令里，荒谬绝伦的话堆砌得实在太多，教会法也违犯得实在太明显，所以我刚开始听到消息的时候还不肯相信呢；到消息完全证实之后，我生怕这样明目张胆、这样骇人听闻的一个违法行为，把从良知的法则起的一切法则都破坏净尽了，也会把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后来我把心放下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在无知的小民中间有些人言啧啧，那也只是冲着我的，我被所有的妄人、所有的学究公开地骂着，仿佛象一个没有好好背出教理入门的小学生，人家要举起鞭子打他。

    这两个通缉令就是信号，全欧洲都起来咒骂我了，其愤激之情，真是史无前例。所有杂志，所有报纸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作出了客观的评，所有小册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钟。特别是法国人，这个民族本来是那么温和、有礼貌、豪迈，平时又那么自负，能对不幸者顾大体、全大义，现在竟突然忘掉了他们最宠爱的那些美德；都争着来打击我，以辱骂的频繁和猛烈来显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个反教分子、一个无神论者了，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了，一头猛兽、一只豺狼了。接办《特勒夫日报》的主编骂我患有狼人病，而其语无伦次倒恰好证明他自己患有狼人病。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一个人随便以什么为题发表一篇文章，如果不插进几句话来骂我，就怕以违警论罪。我对这种全体一致的愤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几乎认为所有的人都疯了。真是怪事啊！《永久和平》的编者竟会挑起纷争，《萨瓦副主教信条录》的印行者竟会是反教分子，《新爱洛伊丝》的作者竟会是只豺狼，《爱弥儿》的作者竟会是个狂人！我的上帝呀，如果我发表了《论精神》或类似的一部书，又该是什么人了？然而，在起来反对《论精神》的作者的那场风暴中，社会大众远没有把自己的呼声跟迫害者的呼声联合起来，相反，他们却以对作者的极口称赞为他出了气。我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著作比一比，再把这些书所受到的不同对待，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也比一比；请大家对这种种不同找出些能使通情达理的人感到满意的理由来吧。我所要求的不过如此，其余的我什么也不说了。

    我在依弗东的日子过得很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和他的全家热烈要求之下我决定就在那里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让让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谊鼓励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里有一座小楼，在庭院与花园之间，他敦促我就在那里住下。他的情意至为恳切，所以我接受了；于是他立刻就忙着布置家具，安排我的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罗甘本人是包围我最殷勤的人之一，整天不离开我。我对这样多的爱抚，始终是心中知感的，但是有时也感到相当麻烦。我搬家的日子已经定了，我又写了信给戴莱丝，叫她来跟我相会，这时我突然听说，伯尔尼邦掀起了一场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那些虔诚的教徒搞起来的，但我始终没能识透它最初的原因。参议院不知是受了谁的鼓动，似乎不愿意让我在隐遁中得到安宁。法官先生第一次得到这种骚动的消息，就写信给好几位政府成员，为我关说，责备他们不该采取盲目的不宽容态度，说他们把那么多的匪徒都还收留在他们的治下，而对一个受压迫的才智之士却反而拒绝收容，未免可耻。据某些机灵的人推测，他责备得那么强烈，反而招恼了那班人，并没有起什么缓和作用。姑不论这种推测对不对吧，反正他的信誉和辩才都没能挡住那一着。他一听说有命令要向我下达，便赶前通知了我；我为着不坐待命令的到达，决定第二天就动身。难的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跑。眼前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门了，我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每个国家看到邻邦的做法都会赶紧仿效的。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一所家具齐全的空房子里去，这是他儿子的房子，在讷沙泰尔邦的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只要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份盛情来得特别合适，因为在普鲁士国王治下的各邦里，我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庇护，免遭迫害的，至少，宗教在那里不大会成为借口。但是我心里有个难处，却又不便说出，很使我有迟疑的必要。我生来就热爱公理，这种热爱一直燃烧着我的心灵，再加上我对法国又暗中倾慕，所以我对普鲁士国王有一种厌恶之情，我觉得他以他那些处世原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对人类义务的任何尊严都放在脚下践踏尽了。在我当初装饰蒙莫朗西碉楼的那些配了框的版画之中，就有这位国王的一幅肖像，像下我写了一首双行诗，末句是：

    “他思想是哲学家，而行为则是君王。”

    这句诗，在任何别人的笔下写出，都会是一句相当美的颂词，但在我的笔下却另有一种意义，毫不含糊，而且上一句把它解释得太清楚了。这首双行诗，凡是来看我的人都见过，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在少数。罗伦齐骑士并且把它抄给了达朗贝，我毫不怀疑，达朗贝准会把它奉给国王作为我对他的献礼的。这第一个错误，我又拿《爱弥儿》里的一段文章把它加重了，在这段文章里，人们在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身上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我心目中所指的究竟是谁。这个影射并没有逃过许多挑剔者的眼睛，布弗莱夫人就多次跟我提起过。因此，我保证我是被用红墨水记在普鲁士国王的纪录簿子上的；而且，假定他的处世原则真如我设想的那样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就只有讨他嫌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把我恨入骨髓的，即使他们不认识我，单是读到我的著作就够了。

    然而，我还是放胆去听凭他摆布，而且我相信冒的危险并不太大。我知道，卑劣的好恶之情只能支配软弱的人，而对性格坚强的人——我一向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判断，按照他的统治艺术，遇到这样的机会是要做出豁达大度的样子给人看看的，而且，真正的豁达大度也并非他的性格所不能做到的事。我认定，卑鄙而轻易的报复在他的心里一点也不可能胜过他对光荣的追求，而且，我设身处地去想，觉得他利用这次机会以他的慷慨大度来征服一个曾胆敢私议他的人，又绝非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怀着充分的信任到莫蒂埃去住下了，相信他是能感到这种信任的价值的；我心里想，让－雅克能把自己提高到与高力奥兰并驾齐驱的地位，腓特烈还会不如弗尔斯克人的将领吗？

    罗甘上校一定要陪我过山，而且要到莫蒂埃把我安顿下来。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有个小姑子叫吉拉尔迭夫人，我去住的那座房子原来对她是很方便的，她看见我去，心里并不高兴，然而她还是美意殷勤地让我住进去了，并且我在等戴莱丝到来、安顿小家庭期间，就在她家里吃饭。

    自从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感到我从此就要在大地上东逃西窜了，所以我很犹豫，不敢答应戴莱丝来和我相会，共同度我自己认为注定了的那种飘零生活。我感觉到，由于这次大祸，我们的关系要变了；在此以前，凡是我对她的恩与惠，从此以后就是她对我的恩与惠了。如果她对我的感情能经得起我的灾难的考验，她会为我的灾难而伤心的，而她的悲伤又会加深我的痛苦。如果我的不幸使她对我的感情冷下来，她就会在我面前夸耀她的坚贞之德，把它当作是一种牺牲；而且，她将不会感到我与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的那种快乐，而只感到她不问命运迫使我到哪里她都愿意跟着我的那种美德。

    我一定要把话全说出来：我没有讳言我那可怜的妈妈和我自己的缺点，我也就不该对戴莱丝特别留情；不管我怎样乐于称许我这样亲爱的人，我也不愿意掩饰她的过错——如果心灵情感上的不由自主的变化能算作真正过错的话。长久以来我就发现她的心渐渐冷下来了。我感觉到，她对我已经不象我们黄金时代那样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发对这一点感觉得真切。我又陷入了我在妈妈身边感到后果的那个尴尬处境，而这种后果，在戴莱丝身上也是一样。我们别去追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这种后果不论在人世哪个女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我对我那几个孩子所采取的决定，不管我当时觉得是如何考虑周全，却并不总是让我心安理得的。我默想着我的《论教育》，就觉得我曾忽略掉一些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我免除的义务。我的后悔心情最后变得如此强烈，以至它几乎是强迫我在《爱弥儿》的开端对我的过失作了一个公开的承认，而且讲得那么明白无误，谁要是读了那段文章之后竟还有勇气谴责我的过失，那就不能不是怪事了。然而我当时的处境仍然与过去相同，甚至由于我那些一心只想抓我的辫子的敌人的恶意，比过去还更坏些。我生怕再犯过去的错误，不想冒此危险，宁愿忍受制欲之苦而不愿让戴莱丝再遇到那同样的情况。此外，我又注意到，房事使我的健康明显地日趋下降。这双重理由曾使我屡下诀心，但有时未能坚持，不过近三四年来，我却较能持之以恒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出戴莱兰对我冷淡了：她从职责感出发对我的感情还是照样，但在爱情方面就不再跟从前一样了。这在我们相处之中就必然减少一些乐趣，因此我想，既然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难能得到我的照顾，她或许宁愿留在巴黎，不愿来跟我飘零。然而，她在我们别离时曾显得那么痛苦，她曾要求我作出那么肯定的诺言，保证我们后会有期，我走后她又在孔蒂亲王先生和卢森堡先生面前那么热烈地表示了要和我重行会合的欲望，以至我不但没有勇气跟她谈彼此分开的事，连我自己想这件事的勇气都没有了。当我从心底里感到我实在少不了她的时候，我就一心只想把她立刻召回到我的身边。我写信叫她动身，她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呢，但是从那么多年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的分别呀！我们彼此都太痛切地感觉到分离之苦了。我们互相拥抱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啊！爱怜与快乐的眼泪是多么甜美！我的心又是多么酣美地饮着这种眼泪呀！象这样的眼泪，人们为什么竟让我流得那么少呢？

    我一到莫蒂埃，就写信给讷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吉斯勋爵，通知他我到国王陛下的领土上来退隐了，并且要求他保护。他以人所共知的、并且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种慷慨之情答复了我。他邀我去看他。我就跟马蒂内先生一起去看他了——马蒂内先生就是特拉维尔谷地的领主，在总督阁下面前是个红人。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的那种令人崇敬的风貌有力地感动了我的心，我们彼此之间登时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我这方面一直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方面，如果不是那班使我失去一切人生慰藉的奸贼趁我离远了他，就欺他老迈，把我的形象在他眼里歪曲得不成样子的话，也一定会是始终如一的。

    乔治·吉斯是苏格兰的世袭元帅，也就是那位生得光荣、死得壮烈的名将吉斯的兄弟；他青年时代就离开了故乡，由于他曾依附斯图亚特王室，被他的祖国放逐了。但后来他很快就厌恶了斯图亚特王室，因为他看出了它那无义而又暴虐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一直就是这个王室的主要特征。他在西班牙住了很久，很欢喜那里的气候；最后跟他的老兄一样，依附了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知人善任，给了他们以应得的接待。国王由于这种接待而获得了很好的报答，因为吉斯元帅帮了他许多大忙，而尤其可贵的是他博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的人物的伟大灵魂是彻底共和主义的、高尚的，只能在友谊的笼络下才能低下头来，但是它向友谊低头又是那么全心全意，以至尽管两人的思想不同，他一依附了腓特烈，心目中就只有腓特烈了。国王曾托他办了些重大事务，派他到巴黎，到西班牙，最后，看他年事已高，需要休息了，便接他以讷沙泰尔总督之职，以便让他养老并能终其身为这个小邦之民造福。

    讷沙泰尔人只爱浮光虚彩，不识真材，听到夸夸其谈，便惊为才气横溢，看到一个人冷静而不拘俗套，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当作粗野，把他的沉默寡言当作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好心好意的照拂，因为他只愿意造福人民而不愿意逢迎阿谀，所以不会博取他所不佩服的人们的欢心。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驱逐出去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罚在地狱里受罪。在这个可笑的事件里，勋爵因为反对牧师们僭夺行政权，竟遭到全邦一致的反对，而实际上他是为全郊利益着想的；当我到达该邦的时候，这种愚昧的恨恨之声还没有完全平息。人们说他至少是一个招人对他抱偏见的人；在他受到的一切责难之中，这也许是比较正确的。我看到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怜悯他身体的瘦削，岁月已经把他的肌肉销蚀尽了；但是一举眼看到他那副神采奕奕、爽朗而又高贵的面容，便立刻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并寄予他以充分的信任，这种敬仰之情战胜了其他一切感觉。他听了我走上前去对他说的那几句寒喧话后，竟谈起别的事作为答复，就仿佛我在那儿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了。他没有叫我坐下，而那位拘谨的领主也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从勋爵那副锐利而精明的眼神里看出了慈祥的神色，马上感到十分自在，就毫不客气地在他坐的那张沙发椅上挨他身边坐下了。我听到他登时采用的那种亲切口吻，就感到我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很使他喜欢，他心里一定在说：“这人倒不是个讷沙泰尔人。”

    真是性格相投的奇特效果啊！在那样的年龄，一般人的心都已经失掉它的自然热力了，而这位慈祥老人的心却为我燃烧起来，达到了使大家感到惊异的地步。他竟然到莫蒂埃来看我，借口说是来打鹌鹑，在这里住了两天，但连一支枪也没有摸过。我们之间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友谊——这里说的友谊是名符其实的——以至两人谁也离不了准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府离莫蒂埃有六里约路，我至多隔两个星期就去住上一昼夜，然后又象朝圣人一样走回来，一心只惦着他。我当年由退隐庐往奥博纳去的时候，内心的感觉当然与此很不相同，但是它并不比我走近科隆比埃府时所感到的滋味更为甜美。我想到这位可敬的老人那种慈父般的恩情、那种可爱的美德、那种温厚的哲学，时常在路上流下多少感激的眼泪啊！我称他为父亲，他称我为孩子。这两个甜蜜的称呼可以部分地表示出联系我们的依恋之情，但是还不能表示出我们彼此相求的那种需要和经常互相接近的愿望。他一定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府去，曾长时催促我定居在我临时去住的那套房间里。最后我告诉他说，我住在自己家里比较自由，宁愿一辈子都这样跑去看他。他很嘉许我这种坦率，从此就不再谈这件事了。仁慈的勋爵啊！我的可敬的父亲啊！我现在想到你，我的心还是多么激动啊！那班野蛮人！他们把你跟我离间开来，给了我多大的打击啊！然而，不，不，伟大的人啊，你对于我，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一样的，我也始终是一样的。他们欺骗了你，但是他们没能改变你。

    元帅勋爵不是没有缺点；他有见识，但他究竟是个人。他有最锐敏的智慧、最机灵的识力，他最深于知人，但是他有时也受人蒙蔽，并且迷而不返。他的脾气很奇特，运思有点古怪、反常。他似乎把天天见到的人忘记了，可是在他们万想不到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注似乎总不合时宜，他的馈赠都凭他一时高兴，不问合适不合适，他脑子里一想到要送给你什么，他就登时拿给你或寄给你，价值高昂或毫无价值，在他都无所谓。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到普鲁士国王手下投效，跑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小布袋，满装着蚕豆，叫他拿去交给国王，国王接到这个奇特的介绍，登时就为送袋的人安排了一个工作。卓越的天才彼此间另有一种语言，凡夫俗子是永远不能懂得的。这些小小的怪癖，有似美妇人无端作态，使我觉得元帅勋爵格外有趣。我深信，并且我后来也体会到，这些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情在重要关头所要求于他的那种对别人的照拂。不过有一点也是事实，在他给人帮忙的方式上，他还是显出同他对人的态度上同样的奇特。我只举出一点来说明这种奇特之处，这是关于一件无所谓的小事的。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要一天走到，我实在吃不消，所以总是分两天走，午饭后动身，半路上在布洛特歇一夜。居停主人名桑托兹，他需要向柏林求得一个于他非常重要的恩准，便托我请总督阁下替他要求。我当然乐于帮忙，便带了他跟我一起去府上，我把他留在套间里，自己走去将他的事向勋爵说了，但勋爵没有吭气。上午过去了，我走过套间去吃午饭的时候，只见那可怜的桑托兹等得烦躁不安，我以为勋爵把他忘了，便在入席时又对他重说了一遍，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声不响。我觉得，他是以这种方式使我感到我是多么讨他厌烦，但这样未免太叫人受不了，便闭口无言，暗中替桑托兹叫苦。第二天回来时，他的道谢使我十分惊讶，因为他在总督阁下家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吃了很好的一餐午饭，并且，总督阁下还接受了他的呈文。三个星期后，勋爵就把他所请求的诏令派人送给他了，诏令是经国王签署、由大臣发出的。他这样办了，一直不愿对我和对桑托兹本人提一个字或说一句话。我原来以为这件事他是不肯负责去办的。

    我真想将乔治·吉斯不停地谈下去啊！我最后的快乐的回忆都是来自他那里的，而我的生活的其余部分则只是些苦恼和痛心事了。我想起这些事来就伤心，越想越乱，所以不可能在叙述时有什么层次：今后我不得不随便安排我的叙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

    我在这里避难，原来怀有不安情绪。不久就由国王给元帅勋爵的复信把我从不安中解脱出来了，我在元帅身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辩护律师。国王陛下不但同意他已经做过的事，并且还托他——我得把什么都说出来——送给我十二个路易。那仁厚的勋爵为这样一个使命颇感为难，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完成得不失体统。他极力减轻这个侮辱，把这笔钱改成实物供应，通知我说，他奉国王之命为我提供薪炭，好让我把我的小家庭建立起来；他甚至补充说——这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国王很愿意为我盖一所小房子，式样完全随我的意，只要我愿意选定一个地点。后面这一个馈赠使我很感动，并且使我忘掉了前一馈赠的小气。这两个馈赠我都没有接受，但是我就把腓特烈看成我的恩人和保护者了，并且我是那么真诚地对他表示好感，从此就对他的光荣感到十分关怀，正如我过去对他的成就感到十分不平一样。在他不久后签订和约的时候，我用一个十分雅致的灯彩表示了我的欢欣：那是一套花环，我用来装饰我住的那所房子。在这套花环上，我的确是倾注了那种报复性的豪迈心情的，因为我花的钱差不多就有他预备送给我的钱那么多。和约一签定，我就以为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光荣既已达到顶点，他将会休养生息，振兴商业和农业，在国内开垦荒地并在其上重新安排居民，同一切邻邦保持和平，由欧洲的魔王一变而为欧洲的仲裁者，以争取另外一种光荣。他是很可以放下宝剑而不冒任何风险的，因为他完全可以相信别人将不会迫使他再把宝剑拿起来。我看他还不解除武装，就生怕他不善于利用他的有利条件，只能成为半个伟人。我为这个问题，放胆写了一封信给他，并且采取象他那样性格的人所爱听的那种家常口吻，把这个神圣的真理之声直送到他的耳朵里去——这种真理之声是很少国王能有资格听到的。这件放肆的事我是秘密做的，出自我口，入于君耳。我甚至连元帅勋爵也不让与闻。我把致国王的信函封得好好的交给了他，勋爵也就把我的信送了出去，没打听内容如何。国王对这封信没有答复；不多时后，元帅到柏林去了，国王只告诉他说，我曾好好地把他教训了一顿。由此我就了解到，我的信引起了不良的反应，我那一片热忱的坦自暴露被当作学究先生的才气了。实际上这是十分可能的；也许我说的不是我应该说的话，我用的语气不是我应该用的语气。我只能保证，我之所以动笔是出于我的一番苦心。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定居下来以后不久，就得到了一切可能的保证，我觉得人家会让我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待下去，所以就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念头，在我一生中，这个念头已经在不同的时期动过好几次了，在蒙莫朗西时我就常这样想，因为那时我常用探条，不能不待在卧室里，这就特别使我感到穿长袍的好处。正好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对常来看他的一个住在蒙莫朗西的亲戚，这种方便又引诱了我，很想趁此就换上这种新装，不管人家说什么闲话——我对别人的闲话本来就是满不在乎的。然而，在采用这种新的服饰之前，我还是愿意征求一下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是极力劝我采用的，因此我就置了一小箱亚美尼亚衣服。但是，冲着我来的那场风暴掀起来了，这又使我不得不到比较平静的时候再穿。只是在几个月之后，由于我旧病复发，再次乞灵于探条，我才觉得我很可以在莫蒂埃采用这种新的装束而不至冒什么风险，尤其是事先我还请教过当地的牧师，他说我即使穿这种服装到教堂去也不足为奇。所以我就穿上了长袍，披上了皮斗篷，戴上了皮圆帽，系上了大腰带。我穿这样的装束参加了圣事之后，就觉得穿这种服装到元帅勋爵家里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总督阁下看我这样装束，唯一的客套话就是说声“萨拉姆阿勒基”；从此我就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我既已完全抛弃了文学，就想只要我自己作得了主，就去过一种宁静而甜美的生活。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到过厌烦，即使是在完全无事可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的想象力可以把一切空白都填补起来，单是它，就够叫我闲不住。只有几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屋子里闲聊天，专门耍嘴皮子，那才是我一辈子也忍受不了的事。走走路，散散步，那倒也还罢了，至少脚和眼睛都还在做点事；但是抱着胳臂呆坐在那里，一个劲儿谈什么今天天气如何呀，苍蝇在飞呀，或者更糟糕些，你恭维我、我恭维你呀，这对我就真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了。为着不过野人的生活，我就想起要学着编编带子。我带着我的坐垫去串门，或者和女人一样，坐到门口去干点什么活儿，跟过路的人聊聊天。这就使我能把无聊的废话忍受下去，使我能在一些女邻居家里消磨时间而不感到腻味。我那些女邻居有好几个都是相当可爱的，也不缺乏才智，其中有个名叫伊萨贝尔·狄维尔诺瓦的，是讷沙泰尔检察长的女儿，我觉得她相当值得敬佩，所以跟她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她得到我的友谊也颇不吃亏，因为我曾给她许多有益的忠告，在紧要关头还照顾了她；所以，现已成为贤妻良母的她，也许是亏了我她才有那样的头脑、那样的丈夫、那样的生活和那样的幸福。在我这方面，我也是亏了她才得到很甜美的安慰，特别是在一个凄凉的冬季，那时，在我的病痛和苦恼正日益加剧的时候，她经常来跟戴莱丝和我作长夜谈，她知道用她那隽雅的才智和我们互诉衷肠，使我们毫不感到长夜漫漫。她称我为爸爸，我称她为女儿，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称呼着，希望这两个称呼将来对她和我永远留下亲切感人的怀念。为了使我编的带子有点用处，我就在我那些年青的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当作礼物送给她们，条件是要她们将来亲自带她们的孩子。伊萨贝尔的姐姐就以结婚礼物的名义收到了一副带子，并且没有辜负这份礼物；伊萨贝尔也同样有了一副，在主观愿望上也没有辜负这份礼物，但是她不曾有如愿以偿的幸福。我送带子的时候，给每人都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传诵一时，但是第二封信就没有怎么轰传出去了：友谊本来是不需要那么夸张的。

    我在邻近地区跟许多人的来往，就不详细说了；不过我应该提一提我跟皮利上校的关系。皮利上校在山上有一所房子，夏天就到这里来住。我并不急于要跟他认识，因为我知道他在朝廷上和在元帅勋爵跟前都处得很不好，他根本就不见勋爵的面。然而，因为他来看我，并且对我有很多客气的表示，我也就不得不去看看他。这种来往继续下去了，我们有时还彼此邀请在家里吃吃饭。我在他家认识了贝鲁先生，后来我跟贝鲁先生相交太密了，所以我免不了要把他谈谈。

    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苏里南的一个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继任人讷沙泰尔籍的尚伯里埃先生就娶了司令官的遗孀。这位遗孀再度寡居后，便带儿子到后夫的故乡来落户。贝鲁是独子，十分富有，受到母亲的百般疼爱，得到精心的抚养，很得益于所受的教育。他掌握许多一知半解的知识，对艺术有一定程度的爱好，特别以长于推理自诩，他那又冷漠、又象哲学家的荷兰人的神气，他那黝黑的肤色，他那沉默而收敛的性格，很使人相信他是个思想家。他年纪虽轻，可是又聋又闹痛风，这就使他的一切动作都很稳重、严肃；而且，虽然他很爱争吵，甚至有时吵得时间过长，但一般说来，他还是说话不多，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他的整个这副外表都使我肃然起敬，我心里想：“这是位思想家，是个明哲的人，有这样一个人做朋友会是很幸福的。”为着彻底使我拜倒，他时常跟我说话，始终不带任何恭维语。他不大谈到我，不大谈到我的书，也很少谈到他自己；他不是没有见解，相反，所说的话都相当正确、这种正确和准确就吸引了我。在思想上，他没有元帅勋爵那样高超精细，但是有同样的朴实；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勋爵的代表。我并没有对他入迷，但是我由敬佩而产生了感情，慢慢地，这敬佩之情就带来了友谊。我跟他相处，完全忘了我当初反对跟霍尔巴赫男爵交朋友时的那句话：他太富有了；我现在相信我当时是错了。经验一直使我怀疑，一个享有巨大财富的人，不论他是谁，会真诚地喜欢我那些原则和这些原则的制订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很少见到贝鲁，因为我不到讷沙泰尔去，而他又每年只到皮利上校的山上来一次。为什么我不到讷沙泰尔去呢？这是一种孩子气，不应该避而不谈。

    虽然我受到了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总算避免了我在避难地方受到迫害，可是我没能避免公众的、市政官吏的以及牧师们的嘀嘀咕咕。自从法国向我发动攻击以来，谁要是不至少给我一点侮辱，就不能显得是好样儿的，人们怕不照我那些迫害者的榜样行事，就被看作是不赞成那种做法。讷沙泰尔的上层分子，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集团，首先发难，企图策动邦议会来对付我。这个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就去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立刻禁了我的书。他是一有机会就要不客气地对待我的，他透出话风，甚至明白直说，如果我原先想住在城里，人们也是不会容忍的。牧师们在他们办的《信使》杂志里塞满了荒谬言论和最无聊的伪善之谈，这些言论，尽管使头脑清楚的人为之齿冷，却也煽动了民众起来反对我。但是听了他们那些话，我毕竟还该感激涕零呢，因为他们能让我在莫蒂埃住下来，也算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恩典了——实际上，莫蒂埃是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以外的。他们恨不得用品脱量空气给我，要我付高价来买。他们要我感谢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给我的，也是他们不断努力要给我剥夺掉的。最后，由于他们办不到这一点，便在尽力损害我、毁谤我之后，拿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算作自己的一个功劳，向我夸示他们是如何仁慈，竟容忍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我原该嗤之以鼻的，可是我太蠢了，竟跟他们生起气来，并且荒谬到决心不到讷沙泰尔城里去，还把这个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他们的态度，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由自主的，始终是受别人推动的。我若注意到他们的态度，反而是太瞧得起他们了。再说，那批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地位、权力和金钱的人，连做梦也想不到对才智之士应该有所尊重，想不到谁侮辱了才智之士就是丢自己的脸。

    有一个什么村长，曾因贪污撤职的，竟对我那伊萨贝尔的丈夫、特拉维尔谷地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如何如何聪明，你把他带来给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当然啰，说这种话的人所表示的不满，是不会叫遭到这种不满的人怎样生气的。

    根据我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讷沙泰尔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能给点什么照顾。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他也曾对我表示欢迎。不过在这地方，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无意义的。那时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个新教国家，我就不能不参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要违背我的誓愿和我作为公民的义务，所以我得去参加圣事。另一方面，我又怕走到圣体台前被人拒绝，遭到难堪。看样子，日内瓦的议会，讷沙泰尔的宗教界都已闹得满城风雨了，此地的牧师简直不可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进他的教堂里去领圣餐的。所以我看圣餐礼快到的时候，就决定写封信给蒙莫朗先生（这就是那个牧师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愿，并且向他声明，我心里始终是归附新教教会的；同时，我对他说，为了避免有关信条的无谓争辩，我不愿个别地对信条作任何解释。这个手续一办，我就放心了，认为蒙莫朗先生一定会拒绝我去，因为他绝不肯让我不经过事先的个别解释就去参加圣餐，而我又决不愿意进行事先的个别解释，这样一来，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谁知道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蒙莫朗先生来了，不但向我说明，他在我提出的条件下容许我去领圣餐，并且还说，他和老教友们都以有我这样一个信徒而引为极大的光荣。我从来没有这样地惊讶过，也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欣慰。我觉得老是孤独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种十分凄凉的命运，特别是处于逆境的时候。在这么多的通缉与迫害之中，我能对自己说：“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们在一起。”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领了圣餐，这时我内心的感动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泪也许是人们在领圣餐时最能使上帝满意的精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布弗莱夫人的一封信，据我推测，这封信至少是通过达朗贝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元帅勋爵。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痛切地责备我不该给蒙莫朗先生写那封信，尤其不该去领圣餐。我真不懂她是跟谁发这顿脾气，特别因为，自从我那次到日内瓦旅行以来，我一直就公开宣布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到过荷兰教堂，谁也没觉得我这事做得不对。布弗莱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问题上指导我的信仰，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不过，我并不怀疑她的用心是好到无以复加的——虽然我一点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对这种离奇的谴责绝不生气，心平气和地复了她的信，给她说明我的理由。

    这时，辱骂我的印刷品方兴未艾，它们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责怪权力机关对我太温和了。主谋者继续在幕后指挥的这种吠影吠声的大合唱，很有点阴森可怕的样子。我呢，让他们说去，丝毫不为所动。有人跟我说，索尔朋神学院发出过一个谴责书。我根本不信。这件事，索尔朋有什么可插手的呢？它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它想证明我不是好的喀尔文派教徒吗？这又与它有何相干？操这种心真是太离奇了，简直是要顶替我们的牧师了。看到那个文件之前，我以为是别人假索尔朋的名义把它传播出去，以便讥笑索尔朋的，读了那个文件之后，我更相信是这样。最后，当我不能再怀疑那个文件的真实性的时候，我千想万想都只想到这一点：应该把整个索尔朋的人都送到疯人院去。

    另一份公布的文件使我更加痛心，因为它来自我所始终敬仰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坚定，却惋惜他的行动盲目。我说的是巴黎总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

    我觉得我义不容辞，必须予以答复。我可以答复得不失身份，这和我当年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从来不喜欢伏尔泰式的粗暴的争吵。我只知道在保持尊严的条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确信攻击我的人能不辱没我的打击时，才肯自卫。我毫不怀疑那篇训谕是耶稣会教士的手笔，虽然他们当时自己已经成了落水狗，但我在这份训谕里还看得出他们打落水狗的那个老信条。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条行事：一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一面给作品以致命的打击。我就是这样干的，并且相信干得相当成功。

    我觉得住在莫蒂埃很惬意，要想终老于此，只缺一个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地方生活程度很高，由于我原来的家拆散了，又安了一个新家，一切家具，卖的卖，丢的丢，再加上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那些必不可免的耗费，我原来的计划全给推翻了。眼看我面前的那笔小资金一天天在减少，再有两三年就会把剩下的那点钱消耗净尽，而除了再去写书以外，又看不出任何方法能再积起这样一笔小资金，而写书是个不祥的职业，我又早已放弃了。

    我深信，形势不久会向于我有利的方面转变的，社会大众从他们的疯狂中觉悟过来之后，会使权力者也为自己的疯狂而感到羞惭，所以我只想设法把我的生活资源维持到那个时来运转的时候，将来有了这种转变，我就能在各种送上门来的生活资源中加以选择。为此，我又拿起了我那部《音乐辞典》。这部辞典，我费了十年工夫，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只差最后的修改和誉清。不久前别人给我寄来的我的书籍为我提供了完成这个工作所需的资料；同时寄来的我那些文件，又使我能够开始写我的《回忆录》，从此以后，我要集中精力专搞这部著作了。我首先把一些信件转抄到一个集子里，以便引导我的记忆力，弄清事实与时间的顺序。我早已把我要为此而保留的信件都选择好了，次序的衔接差不多十年都没有间断。然而，当我清理转抄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漏洞，很使我惊讶。这漏洞有近乎六个月之久，从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楚地记得我把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等的许多信都挑选出来了，这些信正好填满这个漏洞，而现在却找不到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的稿件存在卢森堡公馆里的那几个月当中有人动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曾看到元帅先生拿去了我存稿件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因为有好几封夫人的信以及所有狄德罗的信都没有日期，又因为我曾被迫凭着记忆力摸索着把日期填上，以便依那些信的原有次序予以排列，所以我先还以为我曾把日期弄错了，特意把无日期的信或经我追填日期的信都拿出来，—一加以检查，看看在这里面是不是真找不到应该填补这个漏洞的信件。这个尝试没有成功！我看出，漏洞确实是存在的，那些信的的确确是被偷去了。谁偷去了呢？为什么要偷呢？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信，都是在我那几场大争吵之前、在我为《朱丽》而感到初期陶醉的时候写的，跟谁也没有利害关系。内容至多也只是狄德罗的一些纠缠、德莱尔的一些挖苦、舍农索夫人乃至埃皮奈夫人的——那时我跟埃友奈夫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之好——一些友谊的表示。这种信对谁又有什么用呢？拿去干什么呢？七年之后，我才猜想到这一盗窃的丑恶目的。

    这个缺欠查实了，我就检查文稿，看看是不是还会发现其他缺欠。我又发现了几个，而这几个缺欠，又因为我的记性不好，使我假定在我那大堆的文件之中还会有其他的缺欠。我发现《感性伦理学》的草稿没有了，《爱德华爵士奇遇记》提要的草稿也没有了。这后一部草稿的消失，我承认，使我有些怀疑是卢森堡夫人干的。这些文件是她的随身侍从拉·罗什寄给我的，我想天下也只有她能关心这点废纸；但是另外那一部草稿，还有那些被取去的信，又有什么值得她关心的地方呢？那些信，即使一个人怀有恶意，也不能利用来害我呀，除非是想照着伪造。至于卢森堡先生，我知道他一向是正直的，对我的友谊也是真实的，我不能有一时一刻疑心到他，甚至我也不能把这种疑心就落在元帅夫人身上。我为寻找这个窃犯伤了很久的脑筋，最后觉得只有一个想法比较合理，就是把这个偷窃行为归咎于达朗贝。他那时已经钻到卢森堡夫人家里去了，很可能想了个什么办法去看这些文件，拿去了中他意的东西，不管是手稿也好，信件也好，其目的或者是给我添点麻烦，或者是把可能于他合适的东西据为已有。我想，《感性伦理学》这个名称可能迷惑了他，以为是发现了一部真正的论唯物主义的著作的纲要。大家都不难想象，他会怎样利用这种纲要来对付我。我深信他细阅草稿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想错了；而且我既已决定完全脱离文坛，所以对于这次扒窃，也就不很放在心上了——这次的扒窃已经不是同一只手所犯的第一次，过去我都一直忍受下去，没有发过一句牢骚。不久，我就不再去想这种不老实的事情，就象根本不曾有过这种事一样；我就开始整理剩下的那些材料，好专心写我的《忏悔录》了。

    我很久以来就认为，日内瓦的宗教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对通缉我的那道命令里违反教会法的地方会提出抗议的。可是一切都平静如常，至少表面上如此；而实际上却有一种普遍的不满，只等机会一到就表现出来。我的许多朋友，或者自称为朋友的人们，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我，催我去领导他们，保证公众会纠正议会的过失。我怕我一到场就会引起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我是忠于我过去的誓言的，永远不插手我国的任何内乱，所以我宁愿让侮辱继续下去，在祖国以外流亡，而不愿用暴烈而危险的手段返回祖国。诚然，我原来期待市民方面对一个与他们有极大利害关系的违法行为会有些合法而和平的表示的，而事实上却一点也没有。领导市民阶级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打抱不平，而是找机会显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在暗中捣鬼，却默不作声，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们、假虔诚和自称虔诚的人们吵翻了天，这些人都是议会推出来打前阵的，为的是使无知的小民觉得我丑恶不堪，而把他们的胡作非为看作是出于宗教热忱。

    我原以为有人会出来对非法的裁决程序提出抗议的，可是我白白等了一年多，最后，我作出了决定：我看我被自己的同胞抛弃了，就决心放弃我那忘恩负义的祖国。本来我就一直没有在祖国生活过，也没有得到祖国的任何好处、任何帮助，而作为我努力为它争光的报答，我竟被这样卑鄙地对待了，而且是举国一致的对待，那些应该说话的人什么也没有说。因此，我就给那一年的首席执行委员——我想就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正式放弃我的市民权，不过在这封信里，我还是顾到了礼数，保持着克制。敌人的残暴常迫使我在灾难中做出豪迈的举动，而我在做出豪迈的举动时始终是注意到礼数和克制的。

    我这种做法终于使公民们睁开了眼：他们感觉到，他们为自身利益计也大不该放弃对我的保卫，因此他们就起来保卫我了，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他们还有别的一些不满，都拿来和这项不满合在一起，构成了多次提出的意见书的内容，提得合情合理。议会自恃有法国政府做后台，便予他们以严酷而令人失望的拒绝，这样一来，他们越发感到议会要奴役他们，所以也就越发扩大意见书的范围，加强意见书的份量。这种反复争辩曾产生出各种小册子，直到《乡间来信》突然发表时，都毫无决定性的效果。《乡间来信》是袒护议会的作品，写得无限巧妙，国民代表这一派被它弄得哑口无言，一时算是被打垮了。这个文件是作者的稀有才能的传世佳作，出自检察长特龙香的手笔。特龙香是个聪明的有知识的人，精通法律，又深明共和国的政体。

    国民代表派经过一度气馁之后又打起精神来了，便想写一篇答辩。他们费了不少时间，写得还算过得去。但是大家都属意于我，认为我是唯一可以跟这样一个对手打擂台的，有希望把他打倒。我承认，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我的旧同胞们认为他们这个困难是为我而引起的，我有责任拿我这支笔来给他们帮忙。我在他们的催促之下，便着手驳斥《乡间来信》；我把原作的名称戏改为《山中来信》，用来作为我的作品的名称。这个工作，我计划并且执行得那么秘密，以至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派的首领会晤，专门谈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答辩纲要拿给我看了，我却一字不提我的答辩；这时我的答辩已经写好了，只怕稍微漏点风声，不论是漏到官吏或我的私人仇敌的耳朵里，付印都会出现障碍。然而，我并没能避免这部作品出版前在法国就有人看到；但是人们宁愿让它出版，也不愿让我清楚知道他们是怎样发现了我的秘密。关于这一点，我知道多少就将说多少，可是我知道的很有限，凡属揣测之词，我将一概不说。

    在莫蒂埃，来拜访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的时候一样多，但是来访的性质却迥然不同。在这以前，来看我的人都在才能上、爱好上、信念上跟我有些关系，所以他们就以这些关系为借口来找我，使我一见面就能开门见山，谈我能够跟他们谈的事。在莫蒂埃就不是这样了，从法国方面来的人尤其如此。他们都是些军官，或者是其他对文学绝无爱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据他们自己说，却仍然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里约来看我，瞻仰瞻仰我这个闻人、名人、大名人、大伟人，等等。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断对我进行最无耻的阿谀奉迎，而在此以前，来跟我接触的人对我的尊重一直是使我免受这种罪的。由于那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肯通报姓名，也不肯说明身份，又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都落不到相同的对象上去，还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翻过我的著作，所以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些什么才好。我等他们自己开腔，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为什么来访，应该由他们向我说明来意。可想而知，我对这种谈话是不会很感兴趣的，他们也许会感兴趣，这就看他们想打听的是什么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防人之心，无保留地畅谈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通常，他们回去的时候，对我的处境的一切细节，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样清楚。

    比方吧，我就是这样接待了范斯先生，他是王后的侍从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长，他竟有那样的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他的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费里埃尔，而我们两人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小转球以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以前和以后，我还受到过另一次拜访，这次更离奇了。两个人步行来了，每人牵着一头骡子，驮着他的小行李。他们到小客栈里住下，自己把骡子刷洗干净，接着就要来看我。人们看到这两个骡伕的装束，都以为他们是走私贩，消息立刻传了出去，说有走私贩来看我了。但是他们接近我的那种神气就告诉我，他们不是那一类人，不过，他们虽不是走私贩，却也很可能是冒险家，这个怀疑使我一时颇有戒心。但他们很快也就使我安心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又称杜尔·迪·班伯爵，是多斐内省的一个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曾任军职，他把圣路易勋章揣在兜里，省得显出来。这两位先生都很亲切，都很有才华，他们的谈话隽雅而又有趣，他们那种旅行方式很合我的口味，又太不合法国绅士的习尚，所以就使我对他们产生了感情，而他们的风度又只能使这种感情加强。我跟他们的相识并不到此为止，现在还在继续下去，他们后来还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就不再是步行来的了——以步行开个头不失为一件雅事。但是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发现他们的爱好与我的爱好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越觉得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觉得他们并不熟悉我的作品，在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情感共鸣。那么，他们何所求于我呢？为什么穿那种装束来看我呢？为什么待了好几天呢？为什么又来了好几次呢？为什么那么切盼我到他们那里去作客呢？我当时并没想到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有时就这样自己问自己。

    我被他们盛意的表现感动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别是交给了达斯蒂埃先生，因为他的态度比较开朗些，使我更加喜悦。我甚至后来还一直和他通信，并且，当我要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还想找他帮忙，好骗过那班在去荷兰的路上窥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们。他曾跟我屡次谈到，而且也许是有意地谈到，出版事业在阿维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奋勇地对我说，如果我有东西拿到那里去印，他愿为我效劳。所以我就借重他，陆续把我的手稿的头几分册邮给他了。他把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没有一个书商敢印，于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册一册一册地寄出去，没有接到前册已经收到的通知，后册就不放手。在该书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曾被人看到过；讷沙泰尔人埃斯什尔尼跟我谈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书，说霍尔巴赫曾告诉他是我写的。我向他保证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有这个名字的书，因为事实确是如此。《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他愤怒极了，骂我说谎，虽然我对他说的全是真话。以上是说明，我是怎样确实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过。我确信雷伊是忠实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别的方面去作种种推测，而我倾向于肯定下来的推测，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邮寄途中被人拆阅了。

    另外一个人差不多是与此同时认识的，但是开始是通过写信，这就是拉利奥先生。他是尼姆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把我的侧面剪影像寄给他，因为他打算拿这张像给勒·穆瓦纳，让他雕一个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好放在他的图书室里。如果那是为驯服我而想出来的一种奉承办法，那可是太成功了。我判断，一个人想要将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图书室里，一定是饱读过我的著作，因而也就是服膺我的学说的，他一定爱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相通的。这种想法当然很难不诱惑我。后来我见到拉利奥先生了，我发现他急于要给我帮点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许多小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在他生平所读的那几本书里是否有一本是我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个图书室，倘若有，对于他是否有用；至于那座半身像，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粘土制品，倒是勒·穆瓦纳做的，并且还在上面雕了一个奇丑的人像。他用我的名字到处宣扬它，仿佛这个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处似的。

    我觉得似乎是出于爱好我的见解和著作而来看我的唯一的法国人，是利穆赞团队的一个青年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曾经在巴黎社交界以其相当令人爱慕的才气和自命不凡出过风头，也许现在还是这样。他曾在我大祸临头前的那个冬天到蒙莫朗西来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很使我喜爱。后来他又写信到莫蒂埃来，并且，也许是想阿谀我，也许是读《爱弥儿》真读得晕头转向了，告诉我说，他要脱离部队，过独立生活，并且说，他正在学木匠手艺。他有个哥哥在同一团队里当上尉，是母亲的唯一宠爱对象，母亲是个过分虔诚的信徒，不晓得是由一个什么伪善的神父教导的，对小儿子非常不好，理由是说他不信宗教，而尤其罪在不赦的是跟我有关系。以上就是他的抱怨，他因此要跟母亲断绝关系，走上我方才说过的那条路，为的是做个小“爱弥儿”。

    我看到他那股急躁劲儿就着慌了，赶紧写信给他，叫他回心转意，经过我苦口婆心的敦劝，他总算听了我的话。他对母亲又恢复了子职，并且从他的上校手里把辞呈收了回来。他递了这份辞呈之后，上校总算审慎从事，当时没有作任何处理，好给他留下进一步考虑的时间。圣布里松从他那些怪念头里醒悟过来之后，又动了一个虽然不那么荒谬、然而不合我口味的傻念头，要当作家。他接连出了两三本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并不显得作者是个无才能的人，但是我并没有给他鼓舞人心的褒奖，使他继续搞下去，所以我于心无愧。

    不多时之后，他来看我了，我们一同去圣·皮埃尔岛游玩。在这次旅行中，我发现他跟在蒙莫朗西时候不同了。他有一副说不出的装腔作势的神气，我起先还不感到怎样刺眼，但是以后我就时常回想起来。他在我路过巴黎到英国去的时候，又到圣西蒙旅馆来看了我一次。我在那里听说——他并没有告诉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并且相当勤地去看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杳然了，也不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对我似乎始终没有多大好感）给我一点消息。总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倾慕，和范斯先生的那段关系一样，一下子就完结了；但是范斯不曾得过我的任何好处，而他却欠了我一点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只是他耍出来的一种把戏：实际上倒很可能是这样的。

    从日内瓦方面来看我的人也只多不少。德吕克父子就先后选我当了他们的护士。父亲是在路上病倒的，儿子从日内瓦动身时就病倒了，两人都住在我家里休养。什么牧师呀、亲戚呀、伪善的教徒呀，各色人等都从日内瓦和瑞士来了，他们不象从法国来的那些人是为着崇拜我或者嘲弄我而来，他们是为着责骂我教训我而来的。唯一使我高兴的是穆尔杜，他来跟我在一起待了三四天，我恨不能留他多住些时候。在所有那些人当中，最有耐心、最固执、把我麻烦得不能不听任摆布的，是狄维尔诺瓦先生，他是日内瓦的商人、法国难民，和讷沙泰尔的检察长是亲戚。这位狄维尔诺瓦先生每年特意从日内瓦到莫蒂埃来看我两趟，接连好几天在我家里从早待到晚，跟我一起散步，给我带来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巧妙地套我的心底话，凡是我的事情都要问一问，而在他与我之间却又没有任何共同的观念、共同的倾向、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知识。我怀疑他一辈子任何一类书也没有读完过一整本，甚至我的书里谈的是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我开始收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出去收集，但是他对于这种消遣并不爱好，一路上他没有一句话对我说，我也没有一句话对他说。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地方的一个小酒店里跟我对坐三整天，我还以为让他觉得无聊并且使他感到他是多么使我厌烦就会促使他离开小店的，而这一切竟始终不能挫败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恒心，我也未能猜透他那恒心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这些来往关系都是被迫开始和被迫维持下去的。在这些关系之中，我不应该漏掉那唯一曾使我感到舒畅并真正关切的一个：那是我跟一个匈牙利青年的关系。这个匈牙利青年来到讷沙泰尔住下了，又从讷沙泰尔住到莫蒂埃来，这是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的事。当地人称他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这个名字被从苏黎世介绍来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面目可亲，待人接物恳切和蔼。他逢人便说，并且也使我理解到，他是完全因为我才到讷沙泰尔来的，目的在和我交游，好趁年青时修养品德。我觉得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都和他所说的话相符，象这样一个青年，我看不出一点不可爱的地方，又怀着这样可敬的动机来找我，我若闭门不纳，当然会感到有愧于最大的天职了。我向人交心，根本不晓得交到一半就算了事。所以不久他就得到了我的全部友谊和信任，我们彼此难舍难分，我每次徒步旅行，他都跟在一起，他也爱上了徒步旅行。我把他带到元帅勋爵家去，元帅也对他百般抚爱。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所以跟我说话，给我写信，都只用拉丁文，我则用法文回答他。尽管混合使用这两种语言，我们两人的交谈依然进行得十分流畅，十分生动。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遭遇，又谈到维也纳的宫廷，似乎很熟悉那里的内幕。总之，在我们处得极其亲密的那将近两年之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经得起一切考验，操行不但端正，而且高雅，浑身上下都十分整洁，一切谈吐都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有世家子的一切特征，使我觉得他太可钦佩了，不能不十分喜欢他。

    在我们过往正密的时候，狄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叫我提防那个住在我身边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那是法国政府派来监视我的一个密探。这个警告可能使我不安，特别因为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大家都常常警告我，叫我小心注意，说有人在窥伺我，在设法把我诱到法国境内，好在那里对我下手。

    为着一下子就叫那班无聊的警告专家闭口无言，我就向索特恩建议，到蓬达里埃去作一次徒步旅行，先不向他作任何解释。一到蓬达里埃，我就把狄维尔诺瓦的信给他看，然后热烈地拥抱他，对他说：“索特恩不需要我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是社会大众需要我证明我是善于知人的。”这一拥抱真是甜美，这也是那班迫害者所绝对领略不到而又不能从被压迫者手里夺去的那种精神享受之一。

    我永远不信索特恩是个密探，也不信他会出卖我，可是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推心置腹地向他倾诉的时候，他竟有勇气经常把他的心关得紧紧的，用种种谎言来蒙蔽我。他给我胡诌了一个故事，使我相信他不能不回国。我劝他赶忙动身，他就动身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到了匈牙利的时候，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到斯特拉斯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里给一个家庭搞出了纠纷，丈夫知道我和他常见面，便写信给我，我也不遗余力地劝那个妻子重归妇道，劝索特恩行为要端庄。当我以为这一男一女已经完全撒手的时候，他们俩却又跑到一块了，而做丈夫的竟又那么殷勤，把那个青年人再请到他家里住下；这样一来，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发现那个所谓男爵是用一大堆谎言骗了我。他根本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海姆。男爵那个头衔，是人们在端士称呼他的，我不能怪他冒用，因为他从来没有以男爵自称，但是我并不怀疑他是个真正的小贵族，元帅勋爵是很识人的，又到过匈牙利，他一直认为他是贵族，把他当贵族看待。

    他刚一离开，他在莫蒂埃经常去用餐的那个小客栈的女仆就宣称怀孕了，说是他搞出来的。那女仆是个邋遢货，而索特恩在全区，由于行为笃实和操守端正，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尊敬，同时他又特别讲究清洁，所以这种无耻谰言叫大家听了都起反感。当地的那些最可爱的女人曾极力挑逗他都没有成功的，这时都气极了，我也愤慨得不得了。我尽力叫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不要再嚷了，说我愿意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海姆作保。我写信告诉他，我深信她那个肚子不但不是他搞出来的，而且根本就是假装的，都是他的仇人和我的仇人搞出来的鬼把戏。我要他回到这个地方来，当面折辱那个女光棍，叫那班唆使她造谣的人哑口无言。而他的回信竟是那么软弱，使我大吃一惊；他还写信请那个邋遢货的教区牧师设法把事情压下去。我一看这种情形，也就不再过问了，心里总觉奇怪，这么放荡的一个人，居然能如此自制，竟能以其矜持的态度，在与我最亲密的关系中把我欺蒙过去。

    索特斯海姆又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去找机会，结果找到的只是穷困。他写信给我，痛悔前非，我回想到我们旧日的友情，内心为之感动，就寄了几个钱给他。第二年，我路过巴黎的时候，又见到了他，他差不多还是同样的穷困，但是已经成了拉利奥先生的至交了，我也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结识的，也不知道是旧交还是新识，两年后，索特斯海姆又回到斯特拉斯堡，从那里还写信给我，后来他就死在那里。以上就是我们两人关系的简史和我所知道的他的那些奇遇；但是我一面怜惜这个不幸青年的命运，一面却仍然相信他是个世家子弟，一切放荡行为都是他所处的环境造成的后果。

    这些就是我在莫蒂埃交游与结识的人物。这样的交游与结识得有多少才能补偿我在这个时期所遭到的惨痛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是卢森堡先生的死。他是被医生长期折磨之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的。他患的是痛风，而医生们绝不承认，硬当作一种他们认为能医得好的病来治。

    关于这件事，如果我们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给我写来的报告，我们的确应该根据这个既惨痛而又难忘的例子来为大人物的苦难哀叹。

    这位仁慈的贵人的丧亡特别使我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是那么温和，竟使我完全忘了他的官高位显，而把他当作与我平等的人去依恋。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我的逃亡而终止，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给我写信。不过我又似乎看出，我们的别离，或者我的不幸，降低了他的眷恋之情。一个廷臣明知道某人已在各国君主面前失宠而仍然对他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而且，据我判断，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影响很大，绝不曾有利于我，她趁我远在异国就损害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于她自己，虽然也曾有过一些做作出来的并且越来越稀少的友爱姿态，却一天比一天更不隐讳她在对我的情感上所发生的变化。她给我往瑞士写过四五封信，都是断断续续的，后来就音讯杳然了。也是我当时先入之见太深、太信任、太盲目，才看不出她的心对我已经不只是冷淡而已。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之后常到卢森堡公馆去，他写信告诉我说，我的名字是载在元帅先生的遗嘱上的。这当然是十分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就毫不怀疑。这个消息使我在心里琢磨，我对这笔遗赠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经过全面权衡之后，我决定不管是什么遗赠都予以接受。我的这一决定是出于对一个正直的人的尊敬，因为象他那样地位的人，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友谊的，而他居然能以真实的友谊待我。后来我没再听说这笔或真或假的遗赠，我便免除了这个接受遗产的义务。说真的，我如果利用我曾爱过的人的死亡而获得若干便宜，这就损害了我的一个最大的道德信条，我会因此而感到难过的。在我们的朋友缪沙尔卧病时期，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照料感激在心的时候，委婉地促使他采取若干于我们有利的措施。“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不要拿利益观念来玷污我们对这位垂死的朋友应尽的伤心而又神圣的义务吧。我希望我永远不载入任何人的遗嘱，起码永远不载入任何朋友的遗嘱。”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元帅勋爵跟我谈到他的遗嘱，说他有意在遗嘱里对我有所遗赠，我给他的回答，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说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伤心、更觉得无法补偿的损失，就是那位最善良的女人、最慈爱的母亲的死亡，她已经不胜衰老、不胜残疾与穷苦之苦，终于离开了这人间苦海到那善人的天国去了，在那里，凡是尘世上所做的善事都有温馨的回忆作为永恒的善报的。温厚而慈悲的灵魂啊，你到菲内龙、贝尔奈、加狄拿那样的人物的身边去吧，你到那些虽然地位较低、却也和他们一样对真正的慈善敞开了心灵的人们的身边去吧，你去享受你的慈善的果实吧，并为你的被养育者准备下他希望能有一天在你身边占到的那个位置吧！你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因为上天结束了你的不幸，同时也就免得你看到你的被养育者的这些不幸的惨象了。自从我到瑞士以后，就没有给她写过信，生怕把我先前那些灾难告诉了她，会使她为我伤心；但是我给孔济埃先生写了信，以便了解她的情况，也就是孔济埃先生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救助受苦的人们而自己也不再受苦了。我自己不久也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不能相信我死后会在那另一个世界里看到她，我这微弱的想象力也就无法相信我所期待于另一世界的那种完美的幸福了。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损失——最后一个，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失去了——就是元帅勋爵。他没有去世；但是他倦于为忘恩负义的人们服务，离开了讷沙泰尔，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还健在，我希望他活得比我久；他还健在，并且，亏了他，我在尘世上的依恋之情才没有完全断绝。尘世上究竟还剩下一个人配享有我的友谊；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在人们所感到的友谊之中比在人们所唤起的友谊之中体现得更多。但是我已经失掉他的友谊所给予我的那些甜美滋味了，从此我只能把他放在我仍然爱慕却又不再有任何关系的那种人之列了。他那时正要到英国去接受国王的赦免，并收回他过去被没收的财产。我们分别时并不是没有订好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他和对于我，都差不多是一样甜蜜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他那座吉斯府里定居下去，我将来也要到那里去看他；但是这个计划，对我来说是太称心如意了，不可能得以实现。他后来并没有留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的恳切要求又把他召回到柏林。一会儿人们就会看到，我是怎样未能到柏林去和他相会的。

    他在动身前就预料到人们开始煽动起来反对我的那场风暴，所以他主动派人送给我一份入籍证书，这似乎是一种很可靠的防止别人把我驱逐出境的措施。特拉维尔谷地的古维教会又效法总督的榜样，给了我一份入会证，和入籍证书一样，也是免费的。这样，我在各方面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受任何合法的驱逐，就是君主也无此权力了。但是，对于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要想加以迫害，从来就是不经合法途径的。

    我相信我不能把马布利神父之死算作我这时期所受到的损失之一。我在他的哥哥家住过，所以和他有过若干交往，但是从来就不怎样亲密。我还有若干理由可以相信，自从我获得比他更大的名声之后，他对我的感情就变质了。但是只是在《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对我的恶意的表现。人们在日内瓦传诵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他写的，他在这封信里把我这部作品说成是蛊惑人心的政客煽动叛乱的叫嚣。我对马布利神父的敬重和对他的学问的钦佩，不容许我有一时一刻相信这种荒谬绝伦的信是他写的。于是，我的坦率的性格叫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给他，告诉他说，人家都说是他写的。他却不给我任何答复。这个沉默使我诧异了；但是，请大家想想，当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实是神父写的，并且说，我的信曾使他十分尴尬，我又该诧异到何等程度啊！因为，退一步来说，即使他说得有理，但他那种既没有人强制又没有必要、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一向对之表示好感而又从未辜负过他的人，在其灾难最深重的关头一棍子打死，而且还干得那样兴高采烈，他又怎样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这部书完全是用我的作品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地拼凑起来的。我读着这本书，就感觉到作者对我是下定决心的了，从此我不能有比他更险恶的敌人了。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写出了他力所不能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写出了《永久和平》，就希望我从事圣皮埃尔神父作品的摘录工作，免得有那么大的成就。

    我越往下写，就越难保持事件的顺序，越难前后衔接了。我在余生中所受到的纷扰不让我有时间在我的脑子里把那许多事件排列起来。这些事件为数太多、太错综复杂、太令人不快，不可能叙述得有条不紊。它们留给我的唯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掩盖事件原因的那种可怖的神秘和事件本身把我逼到的这种可悲的境地。我的叙述从此只能胡乱进行下去，脑子里想起什么就写什么。我还记得，就在我谈的这个时期，我正忙于写我的《忏悔录》，又轻率地把这件工作对什么人都说了，万没想到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力量对我这件工作横施障碍。即使我相信会有这种事的话，我也是不能做得更谨慎些的，因为我生来就不可能对我所感到和所想到的一切，丝毫有所隐讳。据我判断，这件工作一被别人知道，就促使人们掀起一场风暴，要把我赶出瑞士，把我交到一些能阻止我做这件工作的人们的手里。

    我还有一个计划，也是那些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人所同样仇视的，就是编印我的全集。我觉得这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要在用我的名字出版的那许多书籍之中，确认一下哪些真正是我的作品，使社会大众能把这些作品从我的敌人为破坏我的名誉、贬损我的价值而搞出来的那些伪作中区别出来。除此而外，编印全集也是为我保证面包的一个既简单而又正当的方法；而且这也是唯一的方法，因为我已经放弃写作，我的回忆录又不能在生前出版，用别的任何方式也挣不到一文钱，而开支又始终未减，我最后几部书的收入一花完，生活来源就要枯竭。这一理由曾迫使我把《音乐辞典》拿了出去；而它当时还不够完整呢。这部书使我得到一百个路易的现款和一百个埃居的年金。但是，一个人一年要花六十多个路易，这一百个路易当然很快就会花光的；而那一百个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被乞儿穷鬼象麻雀一般扑上来的人说来，简直就等于零了。

    这时来了一伙讷沙泰尔的商人，要承揽印刷我的全集；又有里昂的一个印刷商或书商，叫作雷基亚先生的，不知怎么也跑来了，钻到那伙商人中间主持全集的工作。合同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订的，同时也很满足我的要求。我的作品，已印和未印的一起算，够出四开版六卷；此外，我还负责照管编印。为此，他们应该给我一笔一万六千法国利物儿的年金和一次付清的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订好了，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那一声对准这万恶的作品和它那罪在不赦的作者而发的骇人的爆炸，可真吓坏了那伙书商，全集的编印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我倒很想把这部作品的效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比，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使我招大恨、冒大险的同时，还给我至少带来钦佩和尊敬。而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十分诧异，怎么还会让我这样一个怪物活在人间。小议会在法国代办煽动下，在检察长指使下，针对我的作品发表了一个宣言，以最恶毒的字眼宣称我这个作品不但得由刽子手拿去烧毁，还带着一种近乎滑稽的语调说，人们连答复、乃至提到这部作品时都感到自己丢脸。我倒很想把这篇妙文在这里转录出来，只可惜手头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我热烈盼望我的读者中能有人激于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热忱，愿意把《山中来信》从头到尾再读—遍；我敢说，他在人们横施于作者的那些痛心的、残酷的侮辱之后，一定会感到弥漫在这部书里的那种斯多噶派的克制工夫的。但是，他们既不能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辱骂，又不能驳斥论点——因为我那些论点都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就决计做出万分恼怒的样子，不愿有所回答；有一点倒也是真的，如果他们把无法驳倒的论据当作辱骂之词，他们也可以认为是遭到强烈的辱骂了。

    那些国民代表们不但没有对这个丑恶的宣言提出任何申诉，反而循着宣言给他们指出的路子去走；他们不但没有把《山中来信》举起来作为胜利的标帜，反而躲了起来，把它当作自己的盾牌。他们竟那么怯懦，对这部为保卫他们并应他们的请求而写出来的作品，既不表示任何敬意，又不说一句公道话，既不引用，又不提及，虽然他们暗中从这部作品里汲取了他们的全部论据，虽然他们准确地遵循的这部作品结尾的那个忠告是他们的安全与胜利的唯一原因。他们要求我尽的这个职责，我把它尽了；我曾为祖国、为他们的事业服务到底。我请他们在他们的争执中把我的问题撇开，只为他们自己着想。他们就真照我的话去做了，而我之所以插手管他们的事情，完全是为着不断地敦促他们去求得和平解决，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固执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被法国完全打垮的。后一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其中的道理我是懂得的，但是在这里不说出来了。

    《山中来信》发表后，在讷沙泰尔最初引起的反响是微不足道的。我送了一本给蒙莫朗先生，他客客气气地接受了，读了，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当时他也和我一样生着病，病愈之后很友好地来看我，什么也没有对我说。然而，风潮开始了，我那本书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给焚毁了。骚乱的中心不久就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移到讷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特拉维尔谷地来了。在特拉维尔，甚至在宗教界还没有任何明显的行动之前，人家就开始用隐秘的手段煽动民众了。我敢说，我是应该受这个地方的民众爱戴的，就和我在所有住过的地方都受人爱戴一样，因为我大把地掏钱布施，不让我周围有一个赤贫的人得不到救济，我对任何人都不拒绝我力所能及而又合乎正义的援助，我跟所有的人都处得很融洽，同时我尽可能避免任何足以引起忌妒的特殊照顾。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那些无知小民不知道在谁的秘密策动之下逐渐对我愤激起来，直至发展到疯狂的程度。他们在大白天就公开对我进行侮辱，不但在乡间、在路上，甚至在大街上也是如此。那些得到我的好处最多的人偏偏也最激烈，就是我还在继续接济的人，他们不好意思亲自出面，就暗中煽动别人，好象要用这种办法来洗雪他们向我感恩的耻辱。蒙莫朗装着什么都看不见，暂时还不露面；但是，当某次圣餐礼快到的时候，他到我家里来了，劝我不要去领圣餐，并向我保证说，他并不恨我，他是决不会扰乱我的。我觉得他这番客套话很离奇，他还给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我就不明白，我领不领圣餐究竟跟谁有那么重要的关系。由于我认为，如果在这件事情上让步，就是一个怯懦的行为，而且我不愿意为民众提供这个新的借口，让他们叫嚷我不信宗教，所以我干脆拒绝了牧师的劝告；他不高兴地回去了，暗示说，我将后悔莫及。

    他不能一人作主就拒绝我去领圣餐，得由以前接受我领圣餐的那个教务会议作主才成，只要教务会议没有说话，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前去，不怕遭到拒绝。宗教界交给蒙莫朗一个任务，要他传唤我到教务会议席上去交代信仰，如果我拒绝，就开除出教。这种开除出教的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办理，并且要经多数通过才成。但是以老教友名义组成这个会议的那些乡民是以牧师为主席的，大家都可以理解，他们是受牧师操纵的，当然不会跟他持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懂得的比他更少。因此，我被传唤了，我决定去出席。

    如果我善于词令，如果我的笔是在嘴里的话，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对我又将是多么大的一个胜利啊！我会以多么优势的力量，多么轻而易举地在他那六个乡民中间把那个可怜的牧师击败啊！统治欲使新教的牧师们完全忘记了宗教改革的原则，为了提醒他们这些原则，迫使他们哑口无言，我只要把《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作一番解释就成了，而他们竟还那么愚蠢，居然根据这几封信来攻击我呢！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要稍加发挥就能叫那家伙无地自容。我是不会傻到采取守势的地步的，我很容易采取攻势，还要他们丝毫觉察不到，或者无法预防。宗教界的那些末流教士既无知而又轻率。是他们自己把我置于我能取得的最有利的地位，我随随便便就可以把他们压倒。然而，可惜！要能说话才成呀，并且还要能即席发言。一遇必要，就能登时想出主意，找到合适的语句，找到恰当的字眼，始终清醒，经常镇静，永远一点也不慌乱才成！我痛感自己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我对我自己还能抱什么希望呢？当年我在日内瓦，在一个完全袒护我。已经决定同意一切的会议面前，还被弄得哑口无言，丢尽了脸。这次情况就完全相反了：我碰到了一个捣蛋鬼，他以狡诈代替学识，他会给我布下一百个圈套而我连一个也看不出来，他是决计不惜任何代价要抓我的错儿。我越考虑这种形势。就越觉得危险太大，因为我感到不可能应付好，所以就想出另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我预先拟了一篇演说词，到教务会议席上去宣读，根本否认它的处理权，以免除我回答的义务。这事是很容易办的：我就把这篇演说词写好，满腔热忱地把它读熟。戴莱丝听到我咿咿哑哑的，不断重复那同样的几句话，想把它们塞到我的脑子里来，便取笑我。我希望最后能把我的演说词背出来；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一定会参加教务会议的；又知道不管蒙莫朗怎样耍手段，请吃酒，大部分老教友都还对我抱有好感；而且，我又有道理，又有真理，又有正义，又有国王的保护，又有邦议会的权威，又有与这种宗教裁判制度的建立有利害关系的善良爱国者的愿望做我的后盾——一切都在配合起来鼓舞着我。

    到期的前夕，我把我的演说词全记住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夜，我都在脑子里默诵。可是到了早晨，我又背不出来了，每背一个字我都要迟疑一下，我以为我已经是在那个大名鼎鼎的会议席上了，我慌张，说话吞吞吐吐，而且头也昏了；最后，差不多就在要去的时候，我的勇气完全消失了。我就在家里待了下来，决定给教务会议写封信，仓卒提出些不去的理由，我的借口是身体不适——在我当时的健康情况下，我的身体的确也是难以让我在那次会上支持到底的。

    牧师接到我的信，颇感为难，便把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在这期间，他自己和他的爪牙百般活动，想诱惑老教友中间的那班宁愿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愿照他的心意办事、因而不愿照奉教界和他的意志提出主张的人们。不管他从酒肉招待中得出的论调对那班人多么有力量，除了那两三个已经投靠他为虎作伥的以外，他没有能买通其余任何一个老教友。那位国王的官员和皮利上校——上校在这件事里极表热诚——把其他的老教友都掌握住了，使他们无亏职责；当那蒙莫期要进行表决开除我的时候，教务会议便以多数票干脆拒绝了他。于是，他就只有采取那破釜沉舟的办法，煽动愚民了。他跟他的同事和另外一些人公开活动起来，并且做得那么成功，以至尽管国王曾多次颁发严厉的诏书，尽管邦议会曾三令五申，我还是不能不离开那个地方，以免那位国王的官员为保卫我而自己遭到暗杀的危险。

    关于这桩公案，我的印象太模糊了，想起了几点，也理不出一个头绪，连缀不起来，只能照它们浮现到我的脑际那样，零散地、孤立地记载下来。我还记得我跟宗教界举行过一次谈判，蒙莫朗是谈判的中间人。他诡称人们是怕我以写作来搅乱地方的安宁，怕别人会怪这个地方不该让我自由自在地乱写。他暗示我说，如果我答应放下笔杆，既往也就不咎了。我本来对自己已经许下这个愿了，所以毫不迟疑地对宗教界也许下这个愿，不过有个条件，只以不写宗教问题为限。他要求作些改动，并要我立下字据，一式两份。我的条件后来被宗教界拒绝了，我就索回我的字据：他只还了我一份，借口搞丢了，把另一份扣了下来。在这以后，民众在牧师们公开煽动下，蔑视国王的诏书和邦议会的命令，简直无法无天了。在宣教的讲坛上，我被宣布为反基督的人；在乡间，我被当作狼精驱赶。我的阿美尼亚服装，对于无知小民，成了一种便于辨识的标志，我痛心地感到不方便极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换掉这种服装又似乎太示弱了。所以我不能下决心改装，仍旧穿着我的长外套，戴着我的皮圆帽，安安静静地在当地散步，四周都是流氓的叱骂，有时还有小石头掷来。有好几次我从人家屋前走过，只听里面有人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这时我并未因此就走得快些，而他们却更加怒不可遏了。不过他们始终限于恫吓而已，至少枪是不敢打的。

    在这场骚乱中，仍然有两件很令我感到愉快的事。第一件是借元帅勋爵的关系，我能受到值得感激的对待：讷沙泰尔所有正直的人都为我所受到的虐待和针对我的那些鬼祟活动而愤愤不平，他们非常憎恨那些牧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指使，只做了一些暗中操纵他们的人的爪牙，生怕我这事会造成一个恶劣的先例，导致真正宗教裁判所的成立。地方官员们，特别是继狄维尔诺瓦先生之后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都尽了一切努力来保护我。皮利上校虽然只是个平民，却尽力更多，收效更大。就是他，想方设法使老教友们恪守职责，使蒙莫朗在教务会议上碰了钉子。因为他有声望，所以他尽量利用这种声望去防止暴动，但是他只能用法律、正义和公理的权威来对付金钱与酒肉的势力。双方的力量不是对等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蒙莫朗就战胜他了。然而，我对他的照顾和热心还是感激的，很想以德报德，用什么方式来报答他这笔情分。我知道他切盼得到一个邦议员的职位，但是在珀蒂皮埃尔牧师的案件里，宫廷认为他表现不好，他在国王和总督面前都失宠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冒险写信给元帅勋爵，为他关说，我甚至大着胆子提到了他所企求的那个职位。真太侥幸了，与任何人所预料的相反，这个职位差不多立刻就被国王批准了。命运就一直是这样，它一面把我捧得太高，一面又把我压得太低，这会儿又继续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到另一个极端；一方面无知小民给我涂满了污泥，另一方面我还能使人当上了邦议员。

    我的另一件大快事就是韦尔德兰夫人和她的女儿来看我；她是带女儿到布尔朋矿泉疗养回来的，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家里住了两三天。她对我的关切与照顾，终于把我对她的长期反感克服下去了；我的心被她的爱抚征服了，充分回报了她长期以来对我表示的友好。她这次来这里旅行很使我感动，特别是在我当时所处的环境里，我是极端需要友谊的安慰来支持我的勇气的。我生怕她为我从愚民方面所受到的侮辱而有所感触，很想不让她看到那种情景，免得她为我痛心，但是这是我办不到的，虽然在我们一起散步时，有她在场就能使那班横蛮无礼的人稍事收敛一些，可是她仍然能看出许多迹象，足以使她判断出平日的情形如何。甚至就在她住在我这里的时期，我夜间在住宅里受到了骚扰，她的侍女早晨发现我的窗台上落满了石块，都是人家在夜里扔上来的。一张笨重的石凳子，原来是在街上靠我的门边摆着，并且固定在底座上的，竟然被人卸下了，搬来靠到我的门上，如果不是有人发现，谁第一个开门出去，一定就会被石凳子砸死的。韦尔德兰夫人对所发生的事情全都知道，因为除了她自己看到的以外，她的一个心腹仆人在村子里交游广阔，跟什么人都接触，甚至还跟蒙莫期谈过话。然而她对我所遭到的一切似乎毫不介意，她跟我既不谈蒙莫朗，又不谈其他任何人，我有时跟她谈，她也很少答话。不过，她似乎深信我住到英国去比住在任何地方都好，所以她常向我谈起休谟先生——休谟当时在巴黎——说他对我很友好，极望能在英国为我效劳。现在是该谈一谈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曾获得很大的声誉，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些论商业和政治的著述，最近又写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列伏神父的翻译读到的他的唯一作品。我没有读过他的其他作品，只能根据别人给我的介绍，认为休谟先生是把彻底的共和主义精神和英国人崇尚奢华的这种矛盾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又根据这个想法，我把他为查理一世写的那套辩护之词看作是持平精神的奇迹；我极钦佩他的道德，也极钦佩他的天才。休谟先生的好朋友布弗莱夫人早就劝我到英国去；结识这位罕见的人物，博得他的友谊这个愿望大大增强了我到英国去的念头。我到瑞士后，就收到他经这位夫人转来的一封信，对我极奉承之至，除对我的天才大加奖饰之外，又恳切地邀我到英国去，愿意运用他的一切影响，把他所有的朋友介绍给我，好使我在英国住得舒服些。在此地，休谟先生的同乡兼朋友——元帅勋爵对我说，我把休谟的一切优点都估计得完全不错，他甚至还告诉我一则关于休谟的文学轶事，这则轶事曾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同样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攻击休谟，他的作品付印的时候，他不在，休谟就负责替他看校样，并监督印行。这种行为正与我的意趣相投。我也是这样。有人曾写了一首歌来攻击我，我就替人家卖这首歌，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来跟我谈到休谟的时候，我是怀有种种对他有利的先入之见的；她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休谟对我如何如何友好，如何如何切盼能在英国对我尽地主之谊——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极力劝我利用休谟先生的这一片热忱，写信给他。我因为生来对英国就没有什么好感，非到万不得已时不愿出此下策，所以不肯写信，也不肯应承；但是我让她自己作主，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做，以便保持休谟先生的这番美意。由于她把关于这位大名人的一切都对我如此这般地说了，所以她离开莫蒂埃的时候已经使我深信，他是在我的朋友之列，而她更是在我的朋友之列了。

    她走后，蒙莫朗就加紧了他的暗中活动。而那些无知小民也就不知什么叫作节制了。我依然继续安安静静地在叱骂声中散步；对植物学的爱好是我在狄维尔诺瓦博士跟前开始染上的，为我的散步添上了一种新的兴趣，使我走遍各处，采集植物标本，对那些无聊的人的叫嚣毫不在意，而我这种镇静又只能更激起他们的狂怒。最使我痛心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我的许多朋友或者号称为朋友的人们的家属，竟也相当公开地加入了我的迫害者的行列，例如狄维尔诺瓦氏一门，我那伊萨贝尔的父兄，还有就是我的那位女友（我住在她家）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迭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简直是个白痴，是个傻瓜，做出事来又十分粗暴；为了避免生气，我只好拿他开一个玩笑，我用《小先知书》的文体，写了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题为《号称通天眼的山中皮埃尔梦呓录》，在这个小册子里，我诙谐地向当时被人用作主要借口来迫害我的那些奇迹开火。贝鲁把这篇稿子叫人在日内瓦印出来了。这篇文章在此地取得的成功很有限；因为哪怕是最聪明的讷沙泰尔人，也体会不了雅典式的风趣，体会不了幽默，只要玩笑开得稍微微妙一点，他们就领略不出了。

    我还写了另外一篇作品，写得比较用心些，手稿还存在我的文件中，我应该在这里谈一谈这篇作品的来由。

    在通缉令和迫害闹得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显得格外突出，死命地大叫大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朋友凡尔纳以真正神学的豪情，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来发表一些攻击我的信件，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那些信写得倒是神气十足，但是不怎么高明，虽然据说博物学家博内也曾插手其间。这位博内固然是唯物主义者，可是一谈到我，便仍然是褊狭的正教思想。当然，我是无意于答复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里说几句话的机会，我就插进了一个揶揄备至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火冒三丈。他在日内瓦声嘶力竭地狂吼，据狄维尔诺瓦告诉我说，他已经气得六神无主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一张无头帖子，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写的。这张帖子说我把我的几个孩子都扔到大街上了，说我抱着一个随营娼妓到处跑，说我是以酒色伤身，害着杨梅大疮，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好听的话。我当然不难看出我的对头是谁。我读到这个谤书的时候，眼看一个一辈子没有跑过娼家的人，他的最大缺点始终是怯儒羞惭如处女，而现在竟被人家称为跑娼寮的能手；眼看人家说我害着杨梅大疮，而我不但终身没有得过这一类病，甚至内行人还说我的体质生来就不会得这种病的；这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痛切地问一问，人世上的一切所谓名誉、声望究竟还能有多大的真正价值。经过仔细权衡之后，我觉得要驳倒这个谤书，最好莫过于把它拿到我住得最久的那个城市里去印刷出来，于是我就把它寄给了迪舍纳，叫他照原样印出，加上一个按语，我在这个按语里把凡尔纳先生的名字点了出来，另外还加上几则短注，说明事实真相。我还不以把帖子印出为满足，又把它拿给好几个人看了，其中有符腾堡邦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客气，当时同我互相通信。这位亲王、贝鲁以及其他一些人都似乎怀疑凡尔纳是这个谤书的作者，怪我把他点出来未免过于唐突。我经他们一说，良心不安起来，就写信给迪舍纳，叫他把这个印刷品取消。居伊写信告诉我说，已经取消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当真照办了；我发现他说谎次数太多了，这次多说一个谎也算不了什么奇迹；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被封锁在深沉的黑暗里，不可能透过黑暗去识破任何真象了。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这个指控，态度非常温和；如果一个人真不该受到这样的指控，而在他发出那样的狂怒之后还能如此温和，那真是太令人惊讶了。他还给我写了两三封很有分寸的信，目的似乎是想从我的复信里探知我究竟掌握了多少底细，是否有反对他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短信，内容冷酷、严峻，而措词则并不失礼，他对这两封信一点也没有生气。我收到他的第三封信时，看出他是想保持长期通信关系，我就不答复了，于是他求狄维尔诺瓦跟我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贝鲁说，她确有把握知道谤书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念；不过，我也可能弄错，如果真是我弄错了，我就该亲自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请狄维尔诺瓦转告他说，如果他能把谤书的真正作者给我指出来，或者至少他能给我证明他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一定向他赔礼道歉，保证叫他满意。我还更进了一步：因为我充分感觉到，如果归根结蒂，他的确是无辜的话，我是无权要求他作任何证明的；所以我又决计把我之所以深信是他的理由，写在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里，请一个凡尔纳所不能拒绝的公断人来评判一下。人们是猜想不到我所选的那个公断人是谁的——他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备忘录的末尾宣称，如果议会在审阅了备忘录，并作了它认为必要而又力所能及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便立刻真诚地不再相信他是谤书的作者，立刻跑去跪到他的脚前，向他请求宽恕，直到取得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的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皆生而有之的那种对正义之爱的信心，从来也没有比在这份合理而又动人的备忘录里表现得更充分、更明显了，因为我在这份备忘录里毫不迟疑地把我那些最不容情的仇敌拿来做诬蔑者和我之间的公断人。我拿这备忘录读给贝鲁听，他主张取消，我就把它取消了。他劝我等候凡尔纳答应提出的证据，我就等候了，我今天还在等候着呢。他劝我在等候期间不要说话，我就不说话了，我将终身不再说话，让人家骂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状栽到凡尔纳头上，但是我内心里现在仍旧跟确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确信他是谤书的作者。我的备忘录现在还在贝鲁先生手里。万一有一天它得见天日，人们将可以在那里面看到我列举的那些理由，同时，我希望，人们也将可以从中认识让－雅克的灵魂，这是我的同时代人所一直不愿意认识的。

    现在该谈谈我的那场莫蒂埃之灾了，该谈谈我在特拉维尔谷地住了两年半之后，在以坚定不移的精神忍受了八个月最恶劣的待遇之后，怎样又离开了特拉维尔谷地了。这个不愉快的时期的详细情形，我无法清晰地回忆，但是这些情形，人们在贝鲁发表的那篇记事里都可以看到，我在下文还要谈到这篇记事。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乱更激烈了；尽管有国王的历次诏令，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本地领主和行政官员多次警告，民众却认真把我当作反基督的人看待。最后，他们看到叫嚣无效，似乎要动起手来了；在路上，石头已经开始在我的周围乱滚，不过扔得还算太远一点，砸不到我。最后，在莫蒂埃集市那一夜——集市期是九月初——我在住宅里受到攻击，所有住在宅里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了。

    半夜，我听到哐啷一声，响声是在沿着屋后那道长廊里发出的。冰雹似的石头扔向面对长廊的门窗，哗啦啦地飞到长廊里来，原来睡在长廊里的那条狗开始还汪汪地叫，后来吓得不敢作声，躲到一个角落里，扒住板壁又咬又抓，拼命要逃出去。我听到声响就赶快起来，我正要出屋门到厨房里去，这时由一只有力的手扔来的一块石头，打破了窗户，穿过厨房，撞开我的房门，直落到我的床脚下来；如果我走快一秒钟，石头就打到我的肚子了。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有意引我出来的，扔的石头是要给我拦门一下。我一个箭步就到了厨房，只见戴莱丝也起来了，浑身哆嗦着向我奔来。我们俩赶紧靠着墙，避开窗户的方向，以免挨到石头，并且商量一下该怎样应付，因为出去呼援就正好让人家砸死。幸而我楼下住了一个老头，他的女仆听到声响就起来，奔去喊领主先生去了——领主先生跟我们住的是门对门。领主先生跳下床，忙披上睡衣，登时就带着警卫队跑来了，因为有集市，警卫队这一夜正在巡逻，当时近在咫尺。领主看到破坏的情况，直吓得面如土色，一见满廓都是石头，便叫道：“上帝啊！简直是个采石场了！”在查看下面的时候，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冲开了，有人曾想从走廊上钻到屋子里来。大家研究为什么警卫队没有看到或阻止这场乱子的发生，结果发现，虽然那夜的巡逻任务已经轮到别的村子，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由它巡逻。领主第二天就给邦议会打了报告，两天后，议会就下令给他，叫他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悬赏检举肇事者，答应为检举人保守秘密，同时，在破案之前，用国王的公费，在我的房子外面和毗连我的房子的领主的房子外面设置卫兵。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员狄维尔诺瓦和他的父亲，总之，地方上所有的头面人物都来看我了，并且一致敦促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一下我再也不能安全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个教区。我甚至看出，那位领主被这群暴民的狂怒吓慌了，生怕他们迁怒到他的头上，很乐意看到我赶紧走开，以便解除他保护我的这个艰难的任务，并且自己也可以脱离这个教区——我走后他真的这样办了。因此我让步了，甚至心里还有些难过：因为民众的那种仇恨情绪真叫我痛心疾首，忍受不了。

    我的退路，可供选择的不止一个。韦尔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以后，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为爵士的华尔蒲尔先生，说这位华尔蒲尔先生对我十分热心，要在他的一份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她把这个地方给我描写得极其引人入胜，怎样居住，怎样生活，都说得十分详细，足见华尔蒲尔爵士的这个计划是跟她精心商量过的。元帅勋爵则一直劝我到英格兰或苏格兰去，他也愿意在他的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但是后来他又给我提供了另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就在他身边，这对我说来，诱惑力更大了。他新近还向我转达国王跟他谈到我的一番话，这番话就是促我前去的一种邀请；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竟认为我这次旅行已经是翘首可待的了，所以她写信给我，促我顺便去看看她，并且在她身边住上若干时候。但是我对瑞士又太留恋了，我舍不得离开瑞士，只要我还有可能在瑞士生活下去，我就要利用这个时机来执行我数月来就考虑着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为了免得打断我叙事的话头，我一直还没能谈到。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圣·皮埃尔岛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在比埃纳湖中心。上年夏天我跟贝鲁一起徒步旅行时，曾游览过这个岛屿，当时它把我迷住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多次打算到那里去住家。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岛归伯尔尼人所有，而伯尔尼人三年前曾把我驱逐出境，态度极其恶劣；再说，人家那么不客气地对待了我，我还要回到那里去住，不但我的自豪感受不了，还怕人家不让我在这个岛上有片刻安静，比在伊弗东时还厉害。我以前曾为这事请教过元帅勋爵，他也和我的想法一样，觉得伯尔尼邦人会乐于看到我囚居在这个岛上，乐于把我当作人质扣留在那里，作为我将来可能写的东西的担保；所以他托他的科隆比埃府的旧邻居斯图尔勒先生去就这一问题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找了该邦的领袖人物，根据他们的回答，向元帅勋爵保证说，伯尔尼人对他们自己过去的行为很感惭愧，很乐意看到我定居在圣·皮埃尔岛上，绝对不来骚扰我。我为了慎重起见，在冒险去住之前，又托夏耶上校再去打听一下，夏耶上校向我证实了那同样的说法。当住在岛上的医院出纳员获得他的上司让我住进该岛的允许之后，我就觉得，伯尔尼邦的最高当局和岛的所有者既然都默许了，我住到出纳员家里去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说默许，因为我绝不能指望伯尔尼邦的首脑诸公会公开承认他们过去那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不能指望他们会违反一切掌权者的那条最不可侵犯的原则。

    圣·皮埃尔岛在讷沙泰尔被称为土块岛，位于比埃纳湖中心，风围约半里约；但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它提供了生活必需的一切主要产品。岛上有田地、草场、果园、树林、葡萄园，而这一切，由于多变的地形和起伏的丘陵，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引人入胜的布局：岛上的各部分并不是一下子就和盘托出，使人一览无遗，而是互相掩映，使人觉得这个岛比实际要大。岛的西部是一片很高的平台地，面对着格勒莱斯和包纳维尔两镇。在这个平台地上，栽了很长一排树，中间留了一个“大沙龙”，葡萄收获季节，人们每星期天都从邻近的湖岸聚集到这里来跳舞、娱乐。岛上只有一所房子，但是很大，很方便，就是出纳员住的，坐落在一片低地上，风刮不到。

    从这个岛向南五六百步是另一个岛，这个岛小得多，既未耕种，又无住户，仿佛是从前由于风暴的袭击而从大岛分离出去的；在它那沙砾之中只生长些柳树和春蓼，但是那里却有个高墩，细草如茵，极可人意。湖是近乎规则的椭圆形，湖岸虽比不上日内瓦湖和讷沙泰尔湖那么富丽，却依然构成一片相当美丽的景色，特别是西岸，人烟十分稠密，山脚下一串葡萄园，有点象是在科特－罗蒂，不过出产的酒没有那么好就是了。在湖西，由南向北走去，有圣·让司法区、包纳维尔镇，还有比埃纳和位于湖的尽头的尼多，这些市镇中间还点缀着许多村庄，景色十分宜人。

    这就是我早就为自己布置下的那个去处，我决计在离开特拉维尔谷地时就到那里去安家。这一选择太符合我对平静的爱好和孤僻而又疏懒的性格了，所以我把它算作我所最衷心热爱的那种甜美梦想之一。我觉得住在这个岛上，就更与世人隔绝，更能避开他们的侮辱，更能被他们忘却，总之一句话，我就更能沉醉于闲散与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了。我恨不得在这个岛上将自己彻底禁闭，与世人不再有任何往来；当然，我也就采取了一切可能想象出来的措施，以摆脱与世人保持接触的必要。

    生活问题来了；在这个岛上，粮食既贵，运输又困难，生活费用很高，此外，住在岛上就要完全听从出纳员的支配。这个困难，由于贝鲁惠然跟我商订了一个安排，总算克服了，他代替了那批先承揽后又放弃印行我的全集的书商。我把出版全集的一切材料都交给他了，我自己担任整理和安排这些材料的工作。我还答应他，将来把我的回忆录也交给他，让他担任我的全部文稿的总保管人，不过明文规定一个条件，他只能在我死后加以利用，因为我一心要安安静静地了却余生，不愿再叫社会上想起我。根据这个安排，他负责给我的那笔终身年金就够我维持生活了。元帅勋爵收回了他的全部产业之后，要送我一笔一千二百法郎的年金，我只是把金额减掉一半之后才接受了。他要把年金的本金交给我，我婉辞了，因为存放困难，于是他就把这笔本金交给贝鲁，到现在还在贝鲁手里，贝鲁就按他和馈赠人商定的标准支付给我年金。这样，把我跟贝鲁订的合同、元帅勋爵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是要在我死后支付给戴莱丝的）以及我应由迪舍纳手里支取的那三百法郎的年金都加在一起，我是很可以指望把生活过得象个样子的。即使在我死后，戴莱丝的生活也不成问题，因为把雷伊的年金和元帅的年金加在一起，我留给她七百法郎的年金了：总之，我就不必要怕她将来没有面包吃，也不必怕我自己没有面包吃了。然而，宿命却注定了荣誉是会逼我拒绝幸运和劳动送到我手边来的一切财源的，注定了我死时是要和在世时一样贫穷的。读者可以想一想，除非我甘心做一个最无耻的人，我是否能接受别人处心积虑要使我屈辱、断绝我其他一切生活来源、迫使我同意做丢脸的事的那种安排？他们怎能料到我在这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所采取的选择呢？他们一直是拿他们自己的心来揣度我的心的。

    我在生活方面安了心，在其他任何方面也就无忧无虑了。虽然我把整个世界都让给我那些仇敌去为所欲为，我都在贯穿我的全部写作的那种高贵的激情中和我的思想原则的那种永恒的一贯中，为我的心灵留下了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完全符合发自我的天性的全部行为。我不需要别的辩护来驳倒我的那些诬蔑者，他们尽可以在我的名字下面描画出另一个人来，但是他们只能欺骗那些甘心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拿给他们去进行彻头彻尾的批判，我确信，通过我的许多过失和软弱，通过我不能忍受任何羁绊的本性，人们总会发现一个正直而又善良的人，他无怨无艾，不忌不妒，勇于承认自己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更易于忘记别人对不起自己的地方，他只在缠绵温厚的感情中寻找他的全部幸福，对任何事都真诚到不谨慎的程度，真诚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

    我这就算是向我的时代、向我的同时代人告别了，我要一辈子禁锢在这个岛上而与世长辞；我的决心就是如此。过闲散生活的伟大计划，到那时为止，把上天赋予我的那点活动能力用尽了都没能实现，现在我打算就在这个岛上最后实行起来。这个岛就要成为我的巴比玛尼岛——那个可以酣眠的幸福之乡：这里还更进一步，这里可以无所事事。

    这个“更进一步”对于我完全够了，因为我一向不惋惜我不能酣眠：我能无所事事就成了。只要我无事可干，我宁愿醒着梦想而不愿睡着做梦。浪漫盘算的年龄过去了，荣华富贵的云烟曾使我头昏脑胀，并没有使我心旷神怡，剩下来的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希望能无拘无束地在永恒的闲散中过生活。这是天国里有福之人的生活，从此我要把它当作我的无上幸福而在人间享受。

    说到这里，责怪我有那么多矛盾的人们一定又要怪我自相矛盾了。我曾说，社交场中的闲逸使我感到社交场不可忍受，而现在我倒恣意干闲逸而追求孤独的生活了。然而，我就是这样的，如果其中有矛盾，那也是大自然的过错，而不是我的过错；实际上这里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才所以始终是我。社交场中的闲逸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是被迫的；孤独生活中的闲逸是愉快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出于自愿的。宾客满堂时，无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无所事事的。我得呆在那里，钉在一张椅子上，或是直挺挺的象个哨兵那样站着，不动脚，不动手，不敢跑，也不敢跳，不敢唱，不敢叫，也不敢指手划脚，甚至连梦想也不敢。闲逸的极度无聊再加上受拘束的极度痛苦使我不得不注意听所有的傻话和所有的恭维，并不断绞尽脑汁，以免失掉机会，轮到我时也把我的哑谜、我的谎言插上去说说。而你们就把这个叫作闲逸！这是地道的苦役犯的劳动啊！

    我所爱的闲逸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闲逸，游手好闲者是抱着膀子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是脑子和四肢都无所作为的。我所爱的闲逸是儿童的闲逸，他不停地活动着，却又什么也不做；是胡思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而身子却在呆着。我爱忙些无所谓的小事，什么都做一做，却什么都不做完，我爱随兴之所至东奔西走，我爱时时改变计划。我爱盯住一个苍蝇看它的一切动作，我恨不得搬起一块岩石，看看底下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爱满腔热忱地捡起一个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而十分钟后又毫不惋惜地把它丢掉，总之，我爱整天东摸摸、西看看，既无次序，又不持续，一切都只凭一刹那的高兴。

    我心目中的植物学，开始成为我的癖好的植物学，正是一门闲人的学问，适于填满我的闲暇时间的全部空隙，既不让想象力有发狂的余地，也不让绝对无所事事的苦闷有产生的可能。在树林和田野里漫不经心地遛跶，无意识地在这里那里有时来一朵花，有时折一个枝，差不多遇到什么就嚼点什么，同样的东西观察个千百遍而永远怀着同样的兴趣，因为我总是看过什么马上就忘记掉的——这就足够使我历千万年而不会感到片刻的厌烦了。植物的构造不论怎样精细，不论怎样奇妙，不论怎样种类繁多，是不会吸引一个无知者的注视而使他产生兴趣的。在植物的组织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恒常的类似与无穷的变化，只能使对植物界有若干知识的人为之叫绝。别人看到大自然这许多宝藏，只能产生一种愚昧的、单调的赞美，他们细看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因为他们连该看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又看不到整体，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各种关系与组合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以其万千神奇奥妙而使观察家感到无限惊奇的。由于我的记忆力不好，我经常处于这种神妙的状态：我掌握的必要的知识，使我对一切都能够感知。那个岛虽小，却分成种种不同的土壤，而我面前的草木也就有相当多的品种，够我终身研究和消遣了。我不愿在岛上漏掉一根草而不加以分析，我已经在准备用无数有趣的观察来辑成一部《皮埃尔岛植物志》了。

    我叫戴莱丝把我的书籍、衣物都带来了。我们就寄宿在岛上的出纳员家，他的妻子有几个妹妹住在尼多，她们轮流来看她，给戴莱丝做做伴。我在那里尝试着一种甜美的生活，恨不得在这种甜美的生活中度过我的一生，而我对这种生活所发生的兴趣又只有使我更深切地感觉到马上就要随之而来的那种生活的苦涩。

    我一向是热爱水的，一见到水就沉入那滋味无穷的遐想，虽然时常没有明确的目标。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一起床总是忘不了跑到平台上去呼吸早晨那清新而又有益健康的空气，极目眺望美丽的湖对岸的天际，湖岸和沿湖的山岭构成了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色。我觉得对神的崇敬，没有比这种由静观神的业绩而激起的无言的赞美更恰当的了，这种赞美不是具体的行动所能表达出来的。我懂得为什么城市里的居民没有多少宗教信仰，他们见到的只是墙壁、街道和罪行；但是我就不懂得为什么农村里的人，特别是与外界隔绝的人，会能没有宗教信仰。他们目击着种种神奇，他们的灵魂怎么能不每天千百遍地悠然神往这些神奇的创造者呢？至于我，特别是在起床之后，被一夕无眠弄得疲惫不堪，但由于长期的习惯而能这样心醉神迷，是绝不需要有思索之劳的。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我的眼睛必须接触到大自然的那种动人的景象。呆在我的房间里，我就祷告得比较少，比较枯燥；但是一看到美丽的景色，我不知为什么就感到心弦颤动。我记得有本书上说，一个明哲的主教巡视他的教区，发现一个老太婆在祷告的时候只会说声“呵！”，他就对她说：“好大娘，你永远这样祷告吧，你的祷告比我们的都好。”这个最好的祷告也就是我的祷告。早餐后，我就皱紧眉头赶着写几封倒霉的信，热烈企盼着不再有信要写的那种幸福时刻的到来。我又在我的书籍和文稿的周围绕上一阵子，是为着打开包，整理整理，而不是为着读它们。这种整理工作，在我已经成了珀涅罗珀织的布了，它予我以消磨时间的快乐；然后，我厌烦了，就扔下这工作，把早晨剩下的那三四小时都用来研究植物学，特别是研究林内乌斯的系统，我对这个系统产生了一种难以摒弃的癖好，即使在感到它的空疏无谓之后，也是如此。这个伟大的观察家，据我看，是到现在为止唯———还有路德维希——以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看待植物学的；但是他在标本室和植物园里研究得太多，而在大自然中研究得却不够。我呢，我把整个岛当作一个植物园，需要进行观察或验证一个观察时，就跑到树林里或草地上去，我的胳臂底下夹着一本书，到了那儿就在要研究的那个植物旁边躺下，以便从从容容地就它长在地上的状态去考察。这个方法对我大有好处，使我能认识在未经人手培植或改变性质之前的处在自然状态的植物。有人说，路易十四的首席御医法贡能透彻认识御花园里的全部植物，并且都说得出名字来，但是一到乡间就显得那么无知，什么都不认识了。我正好和他相反，对大自然的作物倒略知一二，而对园丁栽培的作物就一无所知了。

    下午的时间，我将自己完全交付给我那闲散疏慵的性情，听随当时的冲动去活动，毫无规律。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常常一离开餐桌就独自跳上一只小船，一直划到水中央；这是出纳员教会我用单桨划的。到我随水漂流的时刻，我就快乐得浑身打颤，我说不上也不明白我这样快乐是什么原因，也许那是暗自庆幸我就这样逃出了恶人们的魔掌吧。然后，我就一人在这湖上荡漾，有时也接近湖边，可是从来不上岸。我时常让我的船听凭风吹水推，自己则沉醉于无目的的遐想之中，这种遐想，尽管是难以捉摸，却并不因此而不甜美。有时我心头一阵发软，就叫将起来：“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啊！我现在是在你单独的守护之下了，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好诈邪恶的人插在你我之间了。”就这样，我一直漂离陆地有半里约之遥，我恨不得这个湖是一个汪洋大海。然而，我的狗可不象我，它是不喜欢这样在水上长期停留的，为了迎合我那只可怜的狗，我通常总是有个游览的目的，那就是登上那个小岛，在那里遛跶一两小时，或者躺在土墩顶上的那片绿茵上面，饱享观赏湖内外风光的乐趣，考察和解剖我手边的各种植物，象是又一个鲁滨逊那样，在这个小岛上为自己建造一个幻想的幽居。我非常喜爱这个小山丘，每当我能把戴莱丝和出纳员的太太以及她的姊妹们带到这里来散步的时候，我是多么自豪地做她们的桨手和向导啊！我们郑重其事地运些兔子到这里来繁殖，这又是让－雅克的一个盛大节日。这一小群居民使我感到这个小岛更加有趣，从那时起，我就到那里去得更勤，乐趣更浓了，为的是研究那些居民发展的迹象。

    除了这些消遣之外，在一定的季节，我还有另外一种消遣，它使我回想起沙尔麦特的那段甜蜜的生活，那就是收获蔬菜和水果。戴莱丝和我都以能和出纳员的太太及其全家一起劳动为乐。我记得有次一个名叫基什贝尔格的伯尔尼人来看我，发现我跨坐在一棵大树上，腰带上系着一个大口袋，里面苹果已经装得那么满，我简直没法动弹了。我对这次相遇以及其他类似的几次相遇，并不感到难堪。我希望伯尔尼人亲眼看看我是怎样利用我的余假，不再打算扰乱我的安宁，让我在孤寂中太太平平地居住下去。我真是宁愿他们主动把我幽禁在这种孤寂的生活里，这比由我自己主动还要好得多，那样，我就会更加保险，不怕有人来扰乱我的休息了。

    这里又是我预先就料到读者不会相信的那种自白了，读者虽然在我整个的生活过程中已经不能不看到我千千万万的内心感受都与他们的毫不相同，却总是固执地要以己之心度我之心。更奇怪的是，他们既不肯承认我会有他们所没有的那一切好的或不好不坏的感情，他们却又经常准备把一些坏到根本不能在人心里产生的感情硬派到我的头上。他们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我放到与大自然直接矛盾的地位，使我成为一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怪物。他们想给我抹黑的时候，就觉得任何荒谬绝伦的话都是能使人相信的；他们一想到要说我好，就觉得任何不同凡响的事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他们信不信，不管他们会怎么说，我仍然要继续忠实地暴露让－雅克·卢梭是个什么样的人，做了些什么事，想了些什么东西，对他的思想感情上的奇特之处，丝毫不加解释，绝对不予以辩护，也不去研究别人想的是否跟他一样。我太爱圣·皮埃尔岛了，在岛上居住实在太中我的意了，我把一切欲念都寄托在这个岛的范围以内，打定主意绝不再走出岛外。我对不得不到邻近地区去进行的拜访——去讷沙泰尔、比埃纳、伊弗东、尼多等地，一想起来就感到厌倦。我觉得在岛外度过一天，就等于我的幸福被扣除了一天，出了湖就是如鱼离水。而且，过去的经验已经使我胆寒了，随便一个什么好的事物，只要是能称我的心愿，我就得作很快要失掉它的思想准备。所以，想在岛上了此一生的那种热烈愿望，是和怕被迫迁出的那种畏惧完全不能分开的。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天天晚上跑到沙滩上去坐，特别是在湖上有风浪的时候，我看着波涛在我的脚前化作泡沫，便感到一种奇特的乐趣。它使我觉得这正是人世的风波和我住所的宁静的象征，我有时想到这里便觉得心头发软，直感到眼泪夺眶而出。我怀着热爱享受着的这种安宁，只有唯恐失之的那种不安心情在搅乱它，但是这种不安的心情是那样强烈，竟至损害了它的甜美。我感到我的处境太没有保障，实在靠不住。“啊！”我心里想，“我多么愿意拿离开岛的自由去换取永远留在岛上的保证啊！这个自由我是连想都不愿意想的。我多么想被强制留在这里，而不是蒙恩和被容忍而居住在这里啊！仅只因为容忍而让我住在这里的人们是随时可以把我撵走的，我能希望那些迫害者看到我在这里很幸福就让我幸福下去吗？啊！人们只容许我生活在这里是不够的，我真想人们判决我住在这里，我真想被迫留在这里，以免又被迫迁出去。”我以艳羡的眼睛看着那幸运的米舍利·杜克莱，他安安静静地呆在阿尔贝的城堡里，只要他想得到幸福就能得到幸福。最后，由于我老是这样想，老是有令人不安的预感，觉得有新的风暴时时刻刻准备扑到我头上来，所以我竟至盼望，并且以一种非常热烈的心情盼望，他们干脆就把这个岛作为我服无期徒刑的监狱，而不只是宽容我在这个岛上居住。我可以发誓，如果只凭我自己作主就能叫人家判决我住在这里的话，我是会以最大的喜悦心情这样做的，因为我万分情愿被迫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绝不愿有被驱逐出岛的危险。

    这种恐惧不久就成事实了。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我收到尼多的法官先生一封信（圣·皮埃尔岛是属于他的司法区的）；他以这封信向我下达了邦议会诸公的命令，要我搬出这个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境。我读着这封信简直以为是在做梦，没有比这样一个命令更不自然、更不合理、更出乎意料的了，因为，我原来对我的那些预感，一向只看作是一种惊弓之鸟的不安情绪，而不看作是具有若干根据的预见的。我曾采取种种步骤以得到管辖机关的默许，人们又让我那么安安静静地搬到岛上来安家，还有好几个伯尔尼邦的人以及法官自己都曾来访问过我，而且法官对我又殷勤备至、优礼有加，再加上季节又那么严酷，在这时候驱逐一个衰老有残疾的人出境，未免太惨无人道了。这一切使我和许许多多的人都相信，在这道命令里必然有些误会，完全是那些居心不良的人特意趁这葡萄正在收获、参议院正在休会的时期，给我突然来这一下打击。

    如果是依我一时气愤去行事的话，我一定当时就走了。但是走到哪里去呢？在这入冬之际，既无目标，又无准备，既无车伕，又无车辆，怎么办呢？除非把书籍、衣服、全部什物都一概扔掉，否则我就得有点时间，而命令里又没有说给不给时间的话。连绵的灾难已经开始消磨我的勇气了。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我天生的那种豪迈之气在窘迫的压力下低下头来，我心里尽管愤愤不平，还是不能不卑躬屈节地请求一个期限。命令是由格拉芬列先生下达给我的，我就请求格拉芬列先生解释一下。他的信显示出他对这道命令是极不赞成的，他只是以万分歉仄的心情把它下达给我；我觉得，信里充满的那些痛心和钦仰的表示，仿佛都是在和蔼地敦促我敞开心跟他谈谈：我就这样做了。我甚至绝不怀疑，我这封信一定会使那班无义之人睁开眼睛，看到他们自己的野蛮，即使不收回这样一个残酷的成命，至少也会给我一个合理的期限的，也许还会给我一整个的冬天，好让我去准备退路，选择一个地点。

    我一面等候回信，一面就开始考虑我的处境，盘算我该采取什么决定。我到处都看到那么多的困难，忧愤又太伤我的心，此刻我的健康情况又很坏，所以我竟不由自主地灰心到了极点，而我灰心的结果就使我的脑子里剩下的一点智慧也丧失净尽了，没法子对这种可悲的处境作出一个尽可能好的安排。很明显，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去避难，我都逃脱不了人们为驱逐我而采用的那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一种方式是用暗中活动的办法激起无知小民来反对我；另一种就是用公开强制的办法驱逐我而不说出任何理由。因此我无法指望得到任何一个安全的退路，除非是到我的力量和当时的季节都似乎不能容许我跑得那么远的地方去找。这一切又把我拉回到我方才那些念头上来了，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去希望，去建议，宁可让人把我管制起来，禁锢终身，也不要叫我在大地上不断流浪，一再把我逐出我所选定的那些避难的处所。我写出第一封信的两天之后，又写了第二封信给格拉芬列先生，请他为我向当政诸公提出这个建议。伯尔尼邦对我这两封信的答复，是以最明确、最严酷的措辞写成的一道命令，限我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岛屿和该共和国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永远不得重来，否则定予严惩。

    这个时刻是十分可怕的。我曾感到比这更苦的焦虑，却没有遇到过比这更大的困难。但是，最使我痛心的还是被迫放弃那个我盼望能在岛上过冬的计划。现在正是时候，应该补缺一下这件命定的憾事了。这件事使我的灾难达到顶点，并且拖着一个不幸的民族跟我一同垮台——而这个民族的许多初生的美德本来已经预示它有一天会与斯巴达和罗马争光的。

    我以前在《社会契约论》里曾提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新兴的民族，是欧洲唯一不曾衰敝的民族，可以为之立法图治；我还说明，人们应该对这样一个民族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它能幸而找到一个资明的导师的话。我这部作品被几个科西嘉人读到了，他们对于我谈到他们时的那种赞扬的态度，深有所感。他们当时正致力于缔造他们的共和国，这就使他们的领袖们想到来征求我对于这一重要工作的意见。有位布塔弗哥先生，是出身于该地的望族之一，当时在法国的王家意大利团队任上尉，曾为这个问题写信给我，并且给我提供了好几种文件，都是我为了解该民族历史和当地情形向他索取的。保利先生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虽然我感到这样一项工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却仍然相信，将来掌握了为此而需要的一切材料之后，我就不能拒绝贡献出我的力量来共襄这个伟大的善举。我对他们两人的来信都是照这个意思去答复的，这种通信一直继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的时候为止。

    正在这时候，我听说法国派兵到科西嘉岛去了，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使我不安起来；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会跟这一切有任何关系，可是我已经觉得，为一个民族的立法建制而工作是需要绝对安静的，而在这个民族可能就要被征服的时候去致力于这种工作，当然是既不可能而又可笑的了。我对布塔弗哥先生并没有隐瞒我这种不安的想法，而他却劝我放心，向我保证说，如果那个条约里有损害他的民族的自由的规定，象他那样一个好公民是绝对不会继续在法国军队里服务的。事实上，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图治的那种热忱，以及他与保利先生保持的那种密切关系，都不容许我对他本人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当我听说，他常到凡尔赛和枫丹白露去，又跟舒瓦瑟尔先生有些联系，我就得不出其他的结论来，只有相信他对法兰西宫廷的真实意图确有把握，而他只让我去心领神会，不愿在信上公开说明。

    这一切总算使我部分地放心了。然而，我一点也不明白法国这次为什么派兵，想不出理由来证明法国兵派到那里是为了保障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单是科西嘉人自己的力量就足够反抗热那亚人并进行自卫了。所以我还是不能完全安下心来，也不能在掌握确实的证据、知道那一切并不是人家在戏弄我之前，就当真插手去搞那个拟议中的立法工作。我倒极想跟布塔弗哥先生见一次面，这是真正弄清我所需要的情况的办法，他也使我感到会面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怀着非常焦躁的心情等待他。在他那方面，他是否真有前来和我相见的计划，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有这样的计划，我那些灾难一定也会阻止我利用他那个计划的。

    我越考虑这项拟议中的工作，越对手里的材料作深入的研究，就越感觉到，为之立法的那个民族，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以及法制应该与之适应的种种关系。都有就近研究的必要。我一天比一天更懂得，要想从远处获得指导我的一切必要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布塔弗哥了，他也有同感。如果说我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到科西嘉岛去，我却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在考虑这次旅行的办法。我把这件事向达斯蒂埃先生谈了，他是应该了解这个岛上的情形的，因为他以前曾作为马耶布瓦先生的部下在那儿做过事。他极力劝我休作此想，我承认，他把科西嘉人和他们的乡土给我描写得那么可怕，使我原来想到他们中间去生活的念头冷了一大截。

    但是当在莫蒂埃受到的迫害使我想到离开瑞士的时候，这个念头又复活了，因为我希望最后能在那些岛国之民中间找到人家到处都不让我享有的那种安宁。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对这次旅行感到胆怯，就是我将不得不过一种紧张的生活，而我对这种生活始终是不能适应而又极端憎恶的。我生来就是为着独自一人在闲暇中进行沉思默想，而不是为着在大庭广众中说话、行动和处理事务。大自然给了我第一种才能，就拒绝给我另一种才能。我感觉到，我将来一到科西嘉岛，尽管我不直接参加公务，还是不能不投入人民的热情活动之中，并常常跟领袖们开会、商讨问题。我此行的目的本身就要求我不是去寻求隐遁，而是到那个民族的怀抱中找我所需要的知识。很明显，我将再也不能支配我自己了，我既不由自主地卷进了我生来就不能适应的那种事务的游涡，就会在这漩涡中过一种与我的爱好完全相反的生活，而且我在漩涡中的表现将只能于我自己不利。我预料到，我的著作可能曾使科西嘉人觉得我有些能力，我一到那里就会使他们感到见面不如耳闻，因而我在科西嘉人心目中的声望就会降低，同时他们对我原有的信任就会丧失，这于我固然是损失，于他们也同样是损失，因为没有他们的信任，我就不可能把他们期待于我的工作做出成绩来。我确信，我这样越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既于他们无益，也使我自己不幸。

    好几年来，我被各式各样的狂风暴雨震撼着、冲击着，横遭迫害，到处奔波，弄得我疲惫不堪，我痛切地感到休息的必要，可是我那些野蛮的仇敌却偏以使我不得休息为乐事；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我一向就极端羡慕的那种可爱的清闲、那种身心的恬静，自从我从爱情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之后，我的心就一直把这种清闲恬静看作唯一的无上幸福。我怀着恐慌的心情瞻望我行将承担的那些任务和行将陷入的那种纷繁生活；目标的伟大、美妙和意义固然激发我的勇气，可是一想到我冒险犯难而不能获得成果，我的勇气就完全消失了。若论所耗的精力，我独自默想沉思二十年，也抵不上我在人事的纠缠中紧张生活六个月，而且还一准是劳而无功。

    我想起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可以把一切都照顾到的权宜之计。我既然每逃到一个地方都被我那些暗中的迫害者的诡计阴谋钉住不放，既然现在我只看到一个科西嘉岛还能使我指望在老年得到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愿让我享有的那种安宁，那么，我就决计依照布塔弗哥的指示，当我一有可能的时候，就到那个岛上去。但是，为着能在那里生活得安静，我又决计至少要在表面上放弃那立法的工作，而只限于就地写科西嘉人的历史，作为对他们殷勤待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有成功的可能的话，我也不声不响地作些必要的调查，以便我对他们能有更大的用处。这样，我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可以暗暗地、更自由自在地想出一个适合他们的方案，而且这不需要我放弃我那心爱的孤独生活，也不需要我勉强接受一种我既不能忍受、又无能力应付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次旅行，依我当时的处境，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用达斯蒂埃先生跟我所谈的科西嘉岛的那种情形，除了自己带去的东西之外，在那里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会找不到的，内衣、外衣、锅盆瓢碗、纸张、书籍，什么都得随身携带。我要带我的女总督迁居到那里去，就得超过阿尔卑斯山，并且把整个一大套行李都拖在后面走上二百里约的长程，还得穿过好几个统治者的国境。并且，看全欧洲当时已经形成的那种风气，我当然还要预料到在我的灾难之后我到处都会碰到的障碍，会看到每个人都要幸灾乐祸地予我以新的打击，在我身上违犯一切国际法与人道的准则。象这样一次旅行的巨额耗费和种种疲劳、危险，也使我不得不预先就料到并且仔细衡量一下各种困难。以我这样的年龄，最后落得孤身一人，束手无策，举目无亲，托命于这个象达斯蒂埃先生所给我描绘的那样野蛮而剽悍的民族，这种前景，当然要使我在执行我的决定之前深思一番。我热烈盼望我和布塔弗哥的会晤，我等待晤谈的结果，以便把我的计划最后确定下来。

    正当我这样犹疑不定的时候，来了莫蒂埃的迫害，逼着我去逃难。我那时并没有为长途旅行作好准备，特别是到科西嘉岛去旅行。我是在等候布塔弗哥的消息时逃到了圣·皮埃尔岛，到入冬的时候，我又如上文所说，被驱逐出岛了。这时，阿尔卑斯山上盖满了雪，这种迁徙计划根本就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那么急促。说真的，象这样一道命令，其本身的荒唐就使它不可能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僻之区的中心搬出去，从命令下达时起，只有二十四小时来准备，又要找船，又要找车来离开岛屿和整个国境，即使我长了翅膀，也是难以应命。我把这种情形写信告诉了尼多的法官先生，作为对他的来信的答复，接着我就赶紧离开了这个无义之邦。以上是说明我怎样迫不得已放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样在灰心丧气的时候不能求得人家对我就地实行管制，就接受了元帅勋爵的邀请，决计到柏林去走一遭，让戴莱丝守着我的衣物、书籍在圣·皮埃尔岛上过冬，同时把我的文稿都交到贝鲁手里。我处理得那么快，第二天早晨就从岛上动身了，到比埃纳还没有过午。由于一个意外的插曲，我几乎在比埃纳就结束了我的旅行，这个插曲也是不应该略而不谈的。

    我奉命离并避难所的消息一传出去，邻近地区来拜访我的人便络绎而至，特别是伯尔尼邦人，他们以最可恨的虚情假意来恭维我、敷衍我，并向我保证，人家是利用放假的时期和参议院休会的时候草拟和下达了这道命令的，据他们说，二百人议会的成员对这个命令都感到愤慨。在这一大堆安慰者里面，有几个是从比埃纳市——比埃纳市是个小自由邦，圈在伯尔尼邦里——来的，其中有个青年人，名字叫韦尔得勒迈，他的家庭是第一流望族，在这个小城市里享有最大的威信。韦尔得勒迈代表该邦公民，恳切劝我到他们那里去选择避难处所，说他们热切盼望能在那里接待我，将以让我住在那里忘掉过去的种种迫害之苦为一种光荣和义务，又说我在他们那里不必害怕伯尔尼邦人的任何势力，说比埃纳是个自由市，不接受任何人的法令，全体公民都一致抱定决心，不听从任何于我不利的请求。

    韦尔得勒迈看他一个人不能打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来帮腔；这些人，有的是比埃纳市和邻近地区的，也有的就是伯尔尼邦的，其中就有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退居瑞士以来就一直要跟我攀交，而同时他的才能和思想也使我感到他这人很有意思。但是，比较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同时也比较更有分量的，是法国大使馆秘书巴尔泰斯先生的敦劝，他跟韦尔得勒迈一起来看我，极力怂恿我接受韦尔得勒迈的邀请，他对我显示的那种热烈而好心的关切，真令我吃惊。我本来一点也不认识巴尔泰斯先生，然而，我看他说的话倒很热情恳切，觉得他是真心实意要说服我在比埃纳市住下来。他在我面前把这个城市和居民夸得冠冕堂皇，他表示他和他们相处得太亲密了，以至他好几次竟在我面前把他们称为他的恩主、他的父老。

    巴尔泰斯的这番交涉可把我原来的一切推测弄糊涂了。我一直怀疑舒瓦瑟尔先生是我在瑞士所遭到的那一切迫害的暗中主使人。驻日内瓦的法国代办的行径，驻索勒尔的法国大使的行径，只能肯定地证实我这种怀疑；我看得出。我在伯尔尼邦、日内瓦、讷沙泰尔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由法国在暗中施加影响，同时我不信我在法国除舒瓦瑟尔公爵一人外，还有什么有势力的仇人。那么，我对巴尔泰斯的拜访以及他对我的命运显出的那种好心的关切，又能作何感想呢？我历次的灾难都还没有磨灭我的心灵所自然具有的那种对人的信任，经验也还没有使我学会能在爱抚下随时看出陷阱。我怀着惊诧的心情寻思巴尔泰斯这种盛意的理由，我倒不那么傻，认为他办这个交涉是出于主动，我在他那番交涉中看出他有意张扬，乃至矫揉造作，这正说明他别有用心，我确实从来没有在这种小幕僚身上发现过我当年在类似的岗位上常使我的心灵沸腾起来的那种见义勇为的精神。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家里就多少有点认识波特维尔骑士，他也曾对我表示过若干美意。从他任大使以来，他还表示他依然记得我，甚至还邀我到索勒尔去看他。这个邀请，我虽然没有接受，却令我颇为感动，因为我不习惯于接受身居高位的人这样客气的对待。所以我猜想，波特维尔先生在有关日内瓦事件的问题上是不得不按照上级的指示行事的，然而他心里却同情我的不幸，所以他以特殊的照顾，为我布置下比埃纳市这个避难处所，好让我能安安静静地生活在他的庇萌之下。我很感谢这种照拂，但是并无意加以利用，我已经最后决定到柏林去旅行，所以我只热烈地盼着与元帅勋爵会晤时刻的到来，深信从此以后，我只有在他身边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我从岛上动身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把我送到比埃纳。我在那里看到韦尔得勒迈和其他几个比埃纳人在迎接我下船。我们大家一起在小客栈里吃了午饭；我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人去找辆轿车，想第二天一早就走。吃饭的时候，那些先生们又重申前请，要留我在他们那里住下，而且要求得那么热烈，又保证得那么动人，以至，尽管我已最后决定，我这颗向来就不会抗拒爱抚的心，到底还是让他们的爱抚给感动了。他们一看我已经动摇，便越发加倍努力，我终于被他们战胜了，同意在比埃纳留下，至少留到开春。

    韦尔得勒迈立刻忙着给我找房子，把一个丑陋的小房间在我面前吹得象个意外的新发现似的；这个小房间是在四层楼的后楼，对着一个院子，院子里供我赏目的是一个麂皮商人的一汪臭水。我的房东是个矮子，一脸贱相，相当狡猾，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是个荡子，又是个赌徒，在地方上名声很不好；他既无妻室，又无儿女，更无仆役。我凄凄凉凉地将自己关在那个孤寂的房间里，可以说是身在世界上风景最佳的地域，而住的却是不到几天就能闷死人的小屋。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尽管人家对我说当地居民怎样热心，要留我作客，我打街上过的时候，却在他们的态度中看不到一点对我客气的表示，在他们的眼光里也看不到一点亲切的神情。然而，我已经完全决定要在那里待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也看到而且还感觉到该市正酝酿着一场针对我的可怕的骚乱。有好几个献殷勤的人卖乖讨好地来通知我说，明天就要以尽可能最严酷的方式给我下达一道命令，限我立刻离开国境，也就是说离开市境。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了，所有挽留我的人都已散去，韦尔得勒迈不见了，我也听不到人家说巴尔泰斯了。而且他在我面前给自己拉上的那许多恩主和父老，似乎并没有因他的嘱托而对我怎样关照。有个叫什么伏·特拉维尔的先生，他是伯尔尼邦人，在本市附近有座漂亮的房子，他倒请我到那房子里去避难，据他对我说，希望我在那里可以免于被人用乱石打死。这个优点似乎没有足够的诱惑力，使我在这个好客之邦继续遗留下去。

    然而，这一耽搁，就是三天过去了，伯尔尼邦人为了使我离开他们的领土而给我的那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已经超过很多了。我领教了他们的狠心，当然免不了感到若干焦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让我穿越他们的国境。这时，尼多的法官先生来了，正好为我解决了困难。他对当政诸公那种粗暴的做法公然不赞成，所以，他以慷慨好义的精神觉得应该向我作一个公开的表白，证明他在这件事里绝对不曾插手，并且不惜走出他的司法区，跑到比埃纳来拜访我一次。他是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来的，不但不是微服出访，而且还要故意张扬一下：坐着自己的专车，带着他的秘书，infiocchi（穿着盛装艳服）而来，并且送给我一份以他自己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我自由自在地穿越伯尔尼邦的边境，不怕有人刁难。他的拜访比那份护照还更使我感动，即使这个拜访的对象是别人而不是我，我也还会为之感佩不止的。为着支持一个横受欺凌的弱者而及时做出的勇敢行为，我真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任何事物能在我的心头产生更强烈的印象。

    最后，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轿车之后，我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这个杀人的乡土，没等要派来抬举我的那个代表团的到来，甚至也没能等到跟戴莱丝见面——本来我以为要在比埃纳住下的，所以通知她来跟我相会，这时却没有时间给她写几个字把我这次新的灾难告诉她，叫她不要前来了。如果我还有力量再写第三部的话，人们将在那里看到，我原先是怎样想去柏林，而实际上却到了英国，一心摆布我的那两位夫人又怎样在使尽诡计阴谋把我赶出瑞士（我在瑞士还不算是在她们掌握之中的）之后，终于达到了目的，把我送到了她们的朋友的手心里了。

    在我把这部作品读给埃格蒙伯爵先生和夫人、皮尼亚泰利亲王先生、梅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先生听的时候，我加了下面这一段话：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如果他不肯在我在世的时候和我一起深究并查明这些事实，他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我呢，我高声地、无畏地声明：将来任何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

    我的朗读就这样结束了，大家都默默无言。只有埃格蒙夫人一人，我觉得似乎受到了感动：她明显地颤抖，但很快又镇定下来，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保持沉默。我从这次朗读和我的声明中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如此。

    《忏悔录》的讷沙泰尔手稿本序言

    我常注意到，即使在那些自以为最识人的人中，每人也几乎只认识他自己，要是真有人能认识自己的话。因为在不和任何事物作比较的情况下，单凭一个人身上仅有的一点关系，怎能很好地确定他是个怎样的人呢？然而这种对自己的不完全认识却是我们用来认识他人的唯一方法。人以自己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因过分看重自己而产生两种错觉：或是把我们在处于他们的地位时我们会怎么行动的动机强加给他们，或是在这同一种假设下，不知已处于和自己处境很不相同的另一处境中，对自己的动机作了错误的解释。

    我作这些观察是对我自己而言的，我不是按照我对别人作的判断（这时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是按照别人对我作的判断。别人对我的行为的动机的判断几乎总是错的，而一般说来，作这类判断的人越有才智就越错得厉害，他们衡量的事物越广，他们错误的判断和事物间的距离也越大。

    由于注意到这些，我决心使我的读者在识人方面更进一步。要是可能的话，我要使他们从这总是以己之心来度他人之腹的唯一而又错误的尺度中解放出来，同时相反地，为了认识自己的心，须经常光了解别人的心。为了使他们学会评价自己，我愿尽力使其至少能有一件可与之相比的事物，使其能认识他们本人和另一人，而这另一人可以是我。

    是的，是我，仅我一人，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人敢于做我要做的事。种种经历、生活、人物写照和性格，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精心构思的传奇故事建立在外在的行动、与之有关的言论以及作者细致的臆测上，而作者更多地致力于炫耀自己而不是在发现真理。他们抓住性格里最鲜明之处，将其与他们臆造出来的东西揉在一起，用这些捏成一副嘴脸，管它象不象呢！没有人能从这上面作出什么判断。

    为了更好地认识一种性格，须将其中属于先天和后天的部分区别开，看看这一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在何种情况下它有了发展，何种隐秘的感情促使它演变成今天的状况律；另一些人则转向天文、医学和音乐的研究，在科学上作，这些变化是怎样进行的，有时怎么会产生最矛盾和最无法预料的后果。所有这些能看到的东西只是性格中极少的部分，是经常很复杂而隐伏的内因的外在表现。各人以各自的方式来推测，照自己的幻想来描绘，毫不害怕别人会用原型来和自己的涂抹相对照。怎样来使我们了解这一原型的内心呢？描绘别人内心的人无法看到这个内心，而看得到这个内心的人又不肯把它暴露出来。

    只有本人，没有人能写出他的一生。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真实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然而在写的过程中他却把它掩饰起来，他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像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最坦率的人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真的，但是他们有所保留。这就是在说谎。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竟会如此改变他们假意供认的事，以致当他们说出一部分真事时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我让蒙田在这些假装坦率的人里高居首位，他们用说真话来骗人。蒙田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没有可惜之处的人是决不存在的。蒙田把自己描绘得很象自己，但仅仅是个侧面。谁知道他挡起来的那一边的脸上会不会有条刀伤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变了呢？一个比蒙田更自负、但比他更直率的人是加尔丹。然而很不幸，就是这个加尔丹也是如此疯癫，旁人无法从他的遐想中得到任何教益。再说，谁肯在十卷对开本的狂言书里觅取如此少的教益呢？

    因此，可以肯定，要是我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我可能就是做了一件独一无二的好事。但愿大家不反对我以下所述：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值得读者一听的事要说。我一生的经历是真实的，我按事件发生的先后把它们写出来，不过我写事件的经过要比写我在这一事件中的心理状态要少些。然而人之是否崇高，只是以其情感是否伟大高尚，思想是否敏捷丰富而定。这里，事实只是些偶然的原因而已。我的一生尽管默默无闻，但要是我的思想比国王们更丰富更深刻，那我的内心的全部活动就会比他们的更能吸引人。

    我说更能吸引人，这是指对一事物的观察和经验而言，我处在一个人所能到达的也许是最有利的处境。我没有社会地位，然而却熟悉一切等级，曾在除王室外的最低至最高的各等级中生活过。大人物只认得大人物，小人物也只认得小人物。小人物看大人物只从他们那令人仰慕的身分地位去看，而自己则身受不公正的蔑视。在这极其疏远的关系里，双方具有的那个共同本质——人，却失去了。对我来说，细心地除去这种假面具后，我到处都能认出这一本质。我考虑和比较过他们各自的兴趣、意愿、成见和道德行为的准则。我既无奢望，也无足轻重，我为所有的人所接受，而且研究他们也很方便，当他们不装假时我就能作人和人之间、身分地位和身分地位之间的比较。我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既不使人为难也不使人厌烦；我进入各界而无所留恋，有时早晨和亲王共进早餐，而晚上则和农民分享晚饭。

    我没有显赫的门第和出身，但却有另外一种我所特有的、化了重大代价换得的显赫，即我的人所共知的厄运。有关我的议论传遍欧洲，才智之士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为之痛心。最后大家终于明白，对这个科学和哲学的世纪，我比他们认识得更为清楚，我已看出，他们以为早已消灭的盲信只不过伪装起来而已；我早在它除去伪装之前就说过这话，可我没料到是我使它去掉伪装的。这些事件的经过值得塔西陀大书一笔，而我的笔也该使其稍添兴味。事件是公开的，人人都能知道，问题在于要去了解形成这些事件的隐秘的起因。当然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这些事，所以要把它公诸于世，就得写出我一生的历史。

    我曾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事件，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感情，见过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人，在那么多境遇中生活过，所以要是我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话，五十年的生涯对我来说就象过了几个世纪似的。因此，就事件数量之多及种类之繁而言，我都有条件使我的叙述饶有兴味。尽管这样，我的叙述也许并非如此，不过，这决不该归咎于题材，而是作者的错误。即使在叙述最杰出的人的生活时，这类缺点照样也会产生。

    要是说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不同寻常，那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处境也极为罕见。在我的同代人中，很少有人其名在欧洲为人所共知而其人则越少为人知晓。我的书传遍各大城市，而我这个作者却在森林里隐居。大家都在读我的书，都在批评我科学的哲学。以实证哲学观点研究社会现象，1839年提出了，都在议论我，但是我却不在场。我远离这些人，远离这些议论。人家说些什么我一无所知。每人都按自己的想象来描绘我，也不怕这原型会出来戳穿他。上流社会里有个卢梭，而另一个与前者毫不相似的卢梭却处于退隐状态。

    总起来说，我对公众对我的议论不应有所怨艾，他们有时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但他们也往往把我恭维得无以复加。这取决于他们在评断我时的心情以及他们对我的成见于我有利或是不利，他们在褒贬时都不再注意分寸。当人们单凭我的著作来评断我时，他们根据读者的兴趣爱好，把我看成是一个每发表一部著作就改变一次面貌的怪人。但一旦我有了敌人，他们就根据各人的观点想出种种妙计，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无法败坏的我的名誉采取一致行动。为了一点也不显出他们在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并不谴责我有什么坏的行为——不论是真有还是捏造。即使他们谴责我，他们也把这些坏事归之于我的坏脾气，这样仍然使人误以为他们的上当受骗是出于轻信，所以还是会说他们是出于好心而来责备我的心地不良。他们在装作原谅我的错误的同时又在攻击我的感情，在显得是从称赞的角度看待我时也知道将我暴露在完全不同的角度下。

    采取这样巧妙的语调是合适的，他们在好心好意抹黑我时神气也相当憨厚，他们友情洋溢，但却使我变得可憎，在向我表同情时又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就这样他们表示对事实可以不予追究，但却无比严厉地批评我的性格，做到赞扬我而又使我面目可僧。役有什么能比这幅肖像和我本人更不相象的了，我不比人家要求的更好，我是另外一个人。不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他们都没有给予我正确的评价。在把我不具备的美德归于我时是在使我成为坏人。与此相反，做了无人知晓的坏事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从更好地判断我来看，我可能会失去平庸之人而赢得才智之士，而我向来也只求后者的赞同。

    以上这些不仅是我从事这一写作的动机，也是我写作时的忠实保证。既然我的名字要流传下去，我决不愿自己有虚假的名声，也决不愿人家把一些不属于我的美德和恶行归给我，也决不愿人家把我描绘得不像我自己。当我想到我将名传后世而感到快慰作为可能性进入一定的事态中并与其他永恒客体发生关系。，这得有些比我的名字更站得住的事迹。我宁愿人家认识我以及我的一切缺点，这是我，而不愿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有着虚假的美德。

    很少有人能比我做得更精，也从没有人像我谈论我自己那样谈论他自己。和承认卑劣低级的行为相比，承认性格上的缺点则更易接受。可以相信，敢于承认这些行为的人会承认一切。这也就是对我的真诚的一种难堪而可信的考验。我要说真话，我会毫无保留地这样做，我将说出一切，好事，坏事，总之一切都说。我要严格地做到实事求是。最胆怯的女信徒也从没有做过一次比我更为深刻的反省，也从不会象我向公众所披露的那样，向她的忏悔师更深刻地披露心中的一切。大家只要一读我的作品，立即就会发现我愿意遵守诺言。

    必须创造一种与我的写作计划相称的新的语言，因为要澄清如此纷繁、如此矛盾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感情，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语调，什么样的文体来写作呢？这类感情有些往往很卑劣，但有些有时又很高尚，为此我心中始终无法平静。有多少微不足道的事，多少痛苦我不该暴露？为了追随我心中隐秘的活动，为了说明我心中留下痕迹的每一印象初次是怎样产生的，何种令人厌恶、猥亵、稚气而常是可笑的细节我不该涉及？当我一想到自己要谈之事而脸红时，我知道有些冷酷的人还会把作最难出口的自白时感到的屈辱称作恬不知耻。但还是得说出来，或仍然装假，因为如果我不把某事说出来，人家就无从认识我。在我的性格中，一切都相互关连，成为一体，为了很好揭示这一怪异奇特的混合体，要求我把一生中所有一切都说出来。

    要是我象别人那样精心写部著作，那我就不是描绘自己，而是在给自己涂脂抹粉。这是个与我的画像有关而不是与一本著作有关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我象在暗房里工作一样，那里不需要其他技巧命题，必须来自经验，由于经验只涉及有限与过去，有限不，只需要把我所见到的相貌准确地描绘出来。我在文体和内容方面都选定了，我一点也不想使文体统一，想起什么就写什么，随着心情无所顾忌地加以改变。对每一件事我都毫不做作，毫不勉强，也不因写得驳杂而担心，我怎样感受的，怎样看到的就怎样写。我使自己同时处于现时的感受和过去的印象的回忆之中，以便描绘自己内心状况的双重性，也就是事件发生时及把它写下时的心情。我的文笔自然而多变化，时而简练时而冗长，时而理智时而疯狂，时而庄重时而欢快，它是构成我的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尽管这一著作是以这种方式写下来的，这也总是一本因其内容而使哲学家感到可贵的书。我重复一遍，这是一份研究人的内心活动的参考资料，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份资料。

    以上是我要说明的我在写一生经历时的意图，大家也应本着这一意图来读我的书，并加以利用。我和好些人的关系使我谈到他们时不得不像谈论自己那样，很随便。只有当我使人同样认识他们时我才能使人很好认识我自己，人不该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我隐瞒起不能不说之事而不影响我该说的真话。我会对别人比对自己作更多照顾。对牵累任何人都会使我非常不快。在生前决不让这一回忆录出版的决定正是出于在不影响我计划执行的同时对我的仇人的尊重。我甚至将采取最可靠的措施，使这一著作只在事件所涉及的人由于时光流逝已不再引起公众注意时才出版，同时我将把它存放在非常可靠的人的手里，以使它永不会被人利用去作任何泄露内情的用途。生前发表此书对我来说会使我较少受到责难，我也不在乎那些在读完此书后可能蔑视我的人。我在这里谈到了自己一些特别令人厌恶、而我也不想求得原有之事。但这确是我心中最隐秘之事，是我的一份极其严格的忏悔。这是合情合理的，我在保住名声的愿望促使下所犯之罪应以我的名声去抵偿。公众的议论，高声宣判时的那种严厉，我都可以预料到，而我也会低头认罪。但愿每个读者都来仿效我，象我那样去作一次反省，要是他敢这样，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这样说：“我比那人要好些。”

  • 托马斯·曼《魔山》

    前言

    这里我们要叙述的，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故事。写这个故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因为读者将会了解到，他是一个心地单纯甚至是惹人喜爱的青年)，而是为了故事本身；在我们看来，它是值得大大描写一番的。不过为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着想，我们可得记住这是他的故事，而并非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任何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好久以前，也可以说已完全是历史的陈迹，因此叙述时无疑须用事隔多年的过去时态。
    这对故事来说并不是什么缺点，而恰恰是一个优点；因为故事必然在过去发生，我们可以说，它离现在愈远，故事的趣味性愈强，对写故事的人——他对过去的事往往像术士那样，能洋洋洒洒地信手拈来——也就愈有利。对这个故事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它像当今许多主题一样，涉及的也是各色各样的人群，而对笔者并无丝毫牵连。它时间上比讲故事的年代早得多，它的年份不能用日子计算，它所贯穿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也无法用太阳的出没来衡量。一句话，故事离现在究竟有多远，同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恐怕是作者想玩弄一下故事情节神秘莫测令人捉摸不透的一种花招吧。
    不过我们不能有意蒙蔽事实的真相。我们这个故事离现在这么远，是因为它是在世界出现某种转折点之前——这种转折点在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上留下很深的裂痕——发生的……它发生在——或者我们故意避而不用现在时态——它曾发生或已经发生在很久之前，发生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也就是在世界大战以前的社会里；在这次大战爆发时，有许多事正好从头开始，但一旦开始就几乎不会终止。不错，它是在大战之前发生的，尽管离大战的时间并不太远。不过，故事发生得愈“早”，它不是就愈鲜明地富于“过去”的特色，因而也更为完整，更有传奇性?此外，我们这个故事就本质来说，就处处体现出传奇的风味。
    下面我们就要将它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叙述一番——哪个故事会因它所需的时间与空间而显得过短或过长呢?我们不怕人们责难，说我们过于追求细节；我们倒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只有详尽的情节才能真正引人入胜。
    因此，笔者对汉斯的故事并非一挥而就。一星期七天的时间是不顶用的，七个月也不够。最好他事前不要讲明，他为这篇故事埋头构思究竟花了他一生中多长时间，天晓得，时间居然要花七年哩！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到达

    一位纯朴的青年在盛夏时节从家乡汉堡出发，到格劳宾迪申的达沃斯高地（瑞士格劳宾迪申州，山上有结核病疗养院，附近有温泉）旅行。他准备乘车作为期三周的访问。

    不过从汉堡到那儿，有一大段路程；跟这么短的逗留时间相比，旅途确实显得十分漫长。旅行时得经过好几个国家的土地，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从德国南部的高原，一直往下驶向施韦比施海海滨，再从那儿乘船越过波浪翻滚的海面，一路经过一些过去认为是深不可测的峡谷。

    从那儿起，本来是广阔的、循着一条直线前进的路程中断了。路上得有一番停留和转折。在瑞士境内罗尔沙赫地方，又得仰仗铁路，但目前火车只开到兰德克瓦尔特（瑞士境内村庄名），这是阿尔卑斯山旁的一个小车站，人们非在这儿换车不可。这里，你得在寒风瑟瑟而景色并不怎么动人的地方伫立好一会儿，才能登上一列路轨狭窄的火车；当火车小而异常有力的发动机启动时，真正动人心魄的旅程方才开始。火车沿着陡峭的山坡一个劲儿往上开去，似乎不想停息下来。兰德克瓦尔特车站的地势并不怎么高，但此刻火车却在巉岩峭壁中间费力地奔驰，一直朝阿尔卑斯的高山上驶去。

    汉斯·卡斯托尔普——这是这位青年的姓名——独个儿坐在灰色坐垫的小车厢里，身边放着一只鳄鱼皮手提包，这是他的舅舅和养父蒂恩纳佩尔参议（是当时外国赠与德国某些有名望的市民一种荣誉头衔。这些人住在德国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中，作为某一国家经济利益的代表）(我们在这儿只匆匆介绍一下他的名字)送给他的礼物。他还带了一卷旅行毯和冬季大衣，大衣挂在车厢的一个衣钩上。他坐在卸落的窗口边，由于下午的天气越来越凉，这位娇生惯养的青年就把那件时髦的、丝绸织成的夏季外衣的领子翻上来。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名叫《远洋客轮》的杂志，旅程一开始，他就不时阅读，但现在却让它搁在一边。机车引擎轰隆轰隆地喘着气，烟雾吹入，在书籍的封面上沾了不少煤灰。

    这位青年人涉世未深，两天的旅程就把他跟过去的世界隔得远远的，所有称之为责任、志趣、烦恼、前途等种种意识，他都置之脑后；这种远离尘嚣之感，远远比他坐马车到火车站去时来得强烈。在他本人与乡土之间飞旋着的空间，拥有某些我们通常归因于时间的威力。空间的作用同时间一样，每时每刻会在他内心引起变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更加显著强烈。它像时间一样，也会叫人忘却一切，但只有当我们的肉体摆脱了周围环境的影响，回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原始境界中时，才有可能这样。不错，它甚至会使书呆子和乡愚一下子变成流氓之类。有人说，时间像一条忘旧河（Lethe，一译忘川，源出希腊神话，说人只要在忘川里喝一口水，就能忘却自己的往事），但到远方换换空气也好像在忘旧河里喝一口水；尽管它起的作用没有那么厉害，但发作起来却更快。

    汉斯·卡斯托尔普这时就有这种感受。对于这次旅行，他本来不打算看得过分认真，心中泰然处之。他本来倒是想迅速完成这次旅行，因为这次旅行非作不可；出发时怎么样，回来时也怎么样。同时，他也准备在眼下非栖身不可的那块地方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就在昨天，他脑海中还完全为往常的一些事情萦绕着，一方面尽是在回想新近经历过的那场考试，一方面却憧憬着即将去“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实习的情景，这家公司兼营造船、机械制造及冶炼。对于未来的三星期，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就像他往日遇到什么事心里总是很不耐烦那样。可是现在，他对眼前的情况似乎必须全神贯注，似乎不能掉以轻心。

    此刻，火车正把他带到他从未到过的一些地方，他知道那儿的生活条件是压根儿不习惯的，异乎寻常的，也可说是艰苦俭朴的。他开始激动起来，并有些惴惴不安之感。家乡和正常的生活不但远远落在后面，而且落在他脚底下几百米深的地方，况且火车仍在不断地往山上爬。他在过去与未来的不可知的生活中间飘忽不定，自问今后在那边该怎么生活。他一生下来就一直生活在离海拔只有几米高的平原上，现在一下子乘火车来到这些荒僻的高地，而且沿途无论哪块地方一两天都不停留一下，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不够明智，不合时宜的吧?他巴望一下子到达目的地，因为他想一旦到了那边，他也能像别的地方那样生活，不用再去回想目前他在攀登高峰时那种不惬意的情景。这时他向外眺望：火车正在拐弯向海峡驶去；他看到前面几节车厢，也看到机车费劲地喷出一团团棕色、绿色和黑色的烟雾，烟雾正随风飘荡。水流在右面的深谷里呼啸奔腾，左面的山岩间却是一棵棵耸天的暗黑色枞树。火车进入了黑洞洞的隧道，当它重见天日时，宽广的峡谷迎面而来；峡谷深处，无数村落星罗棋布。接着海峡不见了，出现了一些新的峡谷，在山谷的裂口和裂缝处还可以看到皑皑积雪。火车有时在寒伧的小车站前、有时在大车站前停下来，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使人摸不清究竟往哪儿行驶，再也记不起自己在天涯的哪一个角落。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前面相继展开，它们的景色雄伟瑰丽，变幻无穷，令人有庄严肃穆之感。山上的小径蜿蜒曲折，从眼前一一掠过，然后在视野中消失。汉斯·卡斯托尔普想，绿树成荫的地带已远远落在他们下面，这儿也许再也没有鸟语花香的景象，他不由感到生命好像停滞了一般，它是那么空虚贫乏，以致他突然感到一阵轻微的昏眩，浑身很不舒畅。他用手蒙住眼睛，两三秒钟后才恢复过来。他看出登山已经结束，火车已开过峡谷的顶峰。这时，火车在山脚下的平原上平平稳稳地向前行驶。

    时间已快八点钟了，但暮色尚未笼罩下来。远处还可以望见一片海面。海水是青灰色的；靠近海岸的地方，一片黑魆魆的枞树林一直往上伸展到周围的高地，越向上面树丛就越稀疏，最后只剩下一块块光秃秃的、像缭绕在薄雾中的岩石。火车在一个小车站上停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外面有人在喊，达沃斯村到了。现在他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忽然，他身边响起约阿希姆·齐姆森的声音，这是他表哥悦耳的汉堡音调，表哥说：“嗨，你到了，现在就出来吧!”他向外一望，只见约阿希姆正站在窗口下面的月台上，身穿一件棕色的宽大外套，头上没戴帽子，看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健康。他笑着继续说：“你快出来吧，别忸忸怩怩了！”
    “可是我还没有到呢，”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知所措地说，依旧坐着不动。
    “到站了，你已到了，这个村子就是。这儿离疗养院较近。我已叫了一辆车子。把你的东西交给我吧。”

    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到达与重逢的一片激动与欢笑声中，把手提包、冬季大衣和带有手杖及雨伞的一卷旅行包一一交给他，最后把那本《远洋客轮》也递给他。然后他沿着狭长的过道走出车厢，跳到月台上，向表兄致意。也可以说直到此时，他才亲自晤见了表兄。他们重逢时并没有热情洋溢的表示，这在头脑冷静的人们中间往往有这种习惯。说也奇怪，他们之间彼此一直不喊名字，仅仅是为了不使内心热烈的真情流露出来。因为他们不叫对方的姓，所以互相就用“你”来称呼。这也是表兄弟之间根深蒂固的一种习俗。

    当他们急匆匆地、同时也有些尴尬地握手时，一个身穿号衣、帽上拖着缏子的人在旁瞅着。这时他向前走来，问汉斯·卡斯托尔普要行李票；因为他是山庄国际疗养院的门房，当两位绅士驱车直接前去进晚餐时，他愿为达沃斯村车站的这位客人拎那只大箱子。那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地十分显眼，汉斯·卡斯托尔普向约阿希姆·齐姆森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他是退伍军人吗?他为什么跛得这么厉害?”
    “哼，当然不是!”约阿希姆带着几分尖酸的语调回答说。“一个退伍军人!他膝盖上有毛病哪，或者说，他过去闹过病，后来膝盖骨给截去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迅速思忖了一下。“原来如此!”他说，一面走，一面回头向跛子瞥上一眼。“可是你仍无法叫我相信，你还保留着那种气派。你剑上的缨带还没有解开，看来你刚好参加军事演习回来。”他斜眼瞅一下他的表兄。

    约阿希姆的个儿比他高，肩头也比他宽，看去年富力壮，仿佛生来就配做一个军人似的。他皮肤黝黑，在碧眼金发、肤色白皙的种族里，他这副模样儿并不罕见。他脸色本来也是黑黝黝的，长期给日光晒着，几乎变成古铜色了。他眼睛又大又黑，嘴儿也长得很不错，上唇蓄有一抹黑黑的胡子，要不是他的耳朵有些招风，他简直是个美男子。在以前某一个阶段里，这对耳朵是他生活中唯一引以为憾的事。现在他又有其他烦恼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说：
    “你就要跟我一起回老家吧?我看没有什么事碍着你。”
    “就要跟你回去?”表兄用那对大眼睛直愣愣瞅着他问。这对眼睛一向是很温柔的，不过在这五个月间却显得有点儿慵倦、甚至是忧郁的神色。“你说什么时候?”
    “三星期以后。”
    “嘿，在你的脑瓜子里，你已在打算回家了，”约阿希姆回答。“哎，等一下，你可才到哪。三星期对我们这儿山里人来说当然算不了什么，不过对你，对你这个来这儿作客、而且只想呆上三星期的人来说，这段时间确实不短。你先得适应这儿的水土，以后你会看到，要适应水土也可真不容易呵。不过在我们这儿，气候还不算是唯一怪里怪气的事。你以后会在这儿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等着瞧吧。关于我的事，那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你说‘三星期内回家’，这可是山下人的想法嘛。不错，我的皮肤是有点儿黑，这主要是雪光长期反照的缘故。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贝伦斯也经常这么说。上次大伙儿检查身体时，他说，我肯定在这儿还得呆上半年。”
    “半年?你疯了吗?”汉斯·卡斯托尔普叫了起来。这时他们登上了车站面前石子路空地上停着的一辆黄色马车，这个车站破落得像一间棚屋。当两匹棕色的马儿起步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坐在硬垫上怒气冲冲地数落起来。“半年?你在这儿差不多已住上半年了!一个人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哪……”

    “不错，时间，”约阿希姆一面说，一面频频颔首，对表弟那副义愤填膺的心情根本不去理会。“他们在这儿把人类的时间当儿戏，这点你压根儿不会相信。在他们看来，三星期好比一天。你不久就可以亲眼目睹，把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又接下去说，“这儿，人们对事物的概念改变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从一旁不住地端详着他。

    “不过你身体已恢复得挺不错了，”他摇头晃脑地说。

    “你以为真是这样吗?”约阿希姆回答说。“可不是吗，我也认为这样!”他说罢在坐垫上挺直了身子，但是马上又一下子斜着身子坐下来。“我身体确实好些了，”他说，“但还没有恢复健康。左肺上部以前可以听到罗音，现在听起来只是有些粗糙，这可没有多大关系。但下肺呼吸音还很粗糙，第二肋间还有些杂音。”

    “瞧你已懂得这么多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嗯，天晓得，这总算是见多识广哪。这是我生了这病之后才好不容易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知识，”约阿希姆回答说。“不过我还有痰，”他说着耸了耸肩膀，既显得满不在乎，又有些激昂。这副神情跟他的脸很不相称。他从外衣侧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给他的表弟看，露出一半后又马上塞进去。这是一只拱形而扁平的蓝色小玻璃瓶，盖子是金属的。“我们这儿大部分人都有这种瓶子，”他说。“我们还给它们取了个名字，也可说是一个诨名，很有劲儿。你在欣赏这儿的风景吧?”

    汉斯·卡斯托尔普确是在欣赏，他说：“美极了!”

    “你真的这么想?”约阿希姆问。

    这时他们已在那条沿山脊方向的崎岖不平的路上奔驰了一阵子，这条路与铁路平行。然后马车拐向左边，穿过一条羊肠小道和水路，在一条公路上驰骋，这条公路向上一直伸展到树木丛生的山坡。现在他们来到一个稍稍突起的高地，它宛如一个草原，在高地西南方耸立着一座圆屋顶的庞大建筑物，前面有许多明亮的阳台，远处望去像一个个孔洞，活像一块海绵。建筑物里灯光刚开始燃亮。天很快黑下来了。刚才片刻间染红天边的一抹淡淡的晚霞已经消失，大自然沉浸在一片昏暗蒙眬、忧郁宁静的暮色中，预示夜幕即将垂落。人口稠密、绵亘蜿蜒的山谷现在已是万家灯火，平地和山坡两侧到处都是灯光，特别在右面一片高地上，那儿的房屋结构都是梯田式的。左面有几条小径通到草原的斜坡上，以后又消失在松树林一片迷迷糊糊的黑暗中。山谷在入口处渐渐狭窄起来，远方的山脊在它的后面呈现一片单调的灰蓝色。天空刮起了一阵风，使人感到夜晚的寒意。

    “不，坦白地说，这儿并不那么使人望而生畏，”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冰川、终年积雪的山峰和崇山峻岭在哪儿呢?在我看来，这些山并不很高。”

    “嘿，它们可真高呢，”约阿希姆回答。“你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参天的大树，它们轮廓分明。枞树停止生长，其他一切也都不长了。你可以看出，后面那些地方都是岩石。你瞧，在那‘黑峰’的右面，也就是那座尖尖的高峰右面，不是也有一个冰川吗?你可看到那边蓝澄澄的一片?冰川并不大，但终究是地地道道的冰川，叫‘斯卡雷塔’冰川。峡谷中间是皮茨·米歇尔和廷岑峰，你这儿可望不到。它们一年到头都积着雪。”

    “永远积着雪，”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嗯，永远，随你怎么说吧。不过这些山峰都很高。但你得想一想，我们这儿简直高得吓人。海拔一千六百米。因此这些山峰算不了什么。”

    “真的，爬起山来可够呛啦!我得说，我真胆战心惊呢。一千六百米!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有五千英尺高。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好奇地、尝试性地深深呼吸了一下这块陌生地方的空气。空气是新鲜的——如此而已。它里面没有香味，没有杂质，没有潮气；他毫不费力地吸了进去，但并无心旷神怡之感。

    “挺不错!”他彬彬有礼地说。

    “唔，这儿的空气好得出名。不过我得再说一句，今天晚上这儿的风光并不怎么好，有时景致还要好些，特别在有雪的时候。可是人们看雪也看腻了。你可以相信我，我们山上的人对这全都腻得要命，”约阿希姆说。他的嘴角扭曲了，显出厌恶的神色。这使人觉得有些过分，而且不够镇静，跟他的风度又不很相称。

    “你说话非常特别呀，”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我说话特别吗?”约阿希姆有些怅惘地问，把脸转向他的表弟……

    “不，不，原谅我，我只是一刹那间才有这个感觉!”汉斯·卡斯托尔普连忙说。不过他指的是“我们这儿山上人”这几个字眼，约阿希姆用这些字眼已有三四次了，他听起来有些不顺耳，有些别扭。

    “我们疗养院的地势比你看到的那个地方还要高呢，”约阿希姆继续说。“高五十米。在旅行指南里，写的是‘一百’，可实际上只有五十。最高的疗养院要算那边的沙特察尔普了，你望也望不到。冬天时，尸体要用雪橇送下山去，因为那时路上无法通车。”

    “他们的尸体?噢，我懂了!”汉斯·卡斯托尔普高声说。忽然他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厉害，那么无法自制，以致胸口一起一伏，他那被凉风吹僵了的脸上显出一副怪相，而且隐隐作痛。“用雪橇!而且你对我说这事时居然那么无动于衷?你在这五个月里确实变得愤世嫉俗了!”

    “一点儿也不愤世嫉俗，”约阿希姆耸了耸肩膀回答。“这有什么关系呢?对尸体来说反正都是一个样……再说，我们这儿的人们好像真的有些儿愤世嫉俗。贝伦斯本人也一向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此外他医道上颇有一手，早年是学生会会员，学生会是一个注重名誉、以享受学生生活为宗旨并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学生团体。看来是一位出色的开刀医生，他会叫你喜欢的。还有一位克罗科夫斯基是他的助手——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宣传品里特别提到他的工作能力，也就是说，他能为病人作精神分析。”

    “他会干什么?精神分析?这简直叫人作呕!”汉斯·卡斯托尔普大声说，此刻他的精神振奋起来了。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精神分析终于使他的心乐开了。他笑得那么厉害，连眼泪也掉在他的手上了。他向前屈着身子，用手捂住眼睛。约阿希姆也尽情地笑着，看来笑对他有好处。就这样，这对青年人兴高采烈地从马车里出来，因为这时马车终于缓步登上陡峭的、迂回曲折的车道，把他们带到国际山庄疗养院门前。

    三十四号房间

    门房间正好坐落在疗养院大门和风门之间的地方。有一个法国气派的服务员——他穿的那身灰色制服，与到车站提行李的那个跛子相同——本来坐在电话机旁边看报，这时迎面向他们走来，陪他们穿过灯光通明的大厅，大厅左面是会客室。汉斯·卡斯托尔普经过会客室时张望了一下，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问宾客在哪儿，表兄说：
    “他们在卧床治疗。我今天请假，因为我要去迎接你。否则我在晚饭后也得躺在阳台上。”

    汉斯·卡斯托尔普又禁不住要笑出声来。

    “什么，你在夜间潮润的雾气中还要躺在阳台上?”他用震颤的声调问。
    “是啊，这是制度。从八点一直躺到十点。不过现在先去看看你的房间，洗一洗手。”

    他们登上法国人开的一部电梯。上电梯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把眼泪拭拭干。“我笑得骨头也酥了，力气也没有了，”他一面说，一面用嘴喘着气。“你给我讲了这许多傻里傻气的事……精神分析对我的印象太深了，简直叫人难以想象。另外，我旅途上的疲劳也已稍稍恢复过来。你的脚还感到冷吗?同时脸上却是热辣辣的，这可不大舒服。我们马上能吃饭吧?我似乎有些饿。你们这儿山上吃的还不错吧?”

    他们踏着狭长的走廊里椰子皮编成的毯子不声不响地往前走。天花板上装着的乳白色玻璃灯罩放射出惨白的光芒。墙上涂过一层油漆，隐隐地闪着模糊不清的白色微光。不知从哪儿出现了一位护士，她戴着白色的头罩，鼻上架着一副夹鼻眼镜，一条带子拖在耳朵后面。她看去像一个新教徒，对她干的那行职业似乎并不那么专心致志。她显得很好奇，有些懒懒散散，拖拖沓沓。走廊上两处地方门口的地板上(门上都有白漆标志的号码)都放着大大的、某种圆鼓鼓的短颈球形容器，它们究竟是什么，汉斯·卡斯托尔普当时忘了问他。

    “你就住在这儿，”约阿希姆说，“三十四号。我就住在你右面一间。左边住的是一对俄国夫妻，我得说他们有些唠唠叨叨，不修边幅，可是这也没有办法。唔，你看怎么样?”

    房门有两道，一道开在里面，两道门的中间放着衣架。约阿希姆燃亮了天花板上的壁灯，房间在闪烁不定的灯光照耀下顿时显得明亮悦目，富有生气。房间里摆着常用的白色家具，糊墙纸也是白色的，质地很坚实，可以刷洗。地上铺着清洁的亚麻油毡，亚麻布的窗帘绣得华丽大方，十分时髦。落地长窗敞开着，可以望见山谷里的灯光，远处舞蹈的音乐声也隐约可闻。好心的约阿希姆在五斗柜上的一只小花瓶里插了一些花——这是他亲手在山坡上草丛里摘下的，其中有一些欧蓍草和风铃草。“你太周到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间屋子多么优雅！可以在这儿舒舒服服地住上两星期。”

    “前天这间屋子里死了一个美国女人，”约阿希姆说。“按照贝伦斯的意见，你来之前就干脆叫她出去，好让你住这个房间。她的未婚夫跟她在一起，是一个英国海军军官，但他不大守规矩。他总是出来到走廊上哭哭啼啼，完全像一个小伙子。然后他在脸颊上涂冷霜，因为他本来脸上刮得很光，眼泪把他的脸毁了。前天晚上，美国女人吐了两次狂血，就此寿终正寝。可是他们昨天早上才把她抬出，于是他们自然用福尔马林把房间彻底熏蒸消毒，你知道，那玩意儿在杀菌方面该是很有效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心不在焉地听了这番话，内心不免有些震动。他卷起袖子站在一只大的洗手盆面前，洗手盆镍质的开关在电灯光下闪闪发亮。他对那张铺上清洁被单的白铁床几乎连扫也不扫一眼。

    “熏蒸消毒，这可了不起，”他稍稍带着挖苦的腔调一个劲儿地说，一面洗着手，让手中的水慢慢淌干。“唔，用甲醛，最厉害的细菌也受不了。用福尔马林呢，对鼻子可有些刺激性，对吗?当然，卫生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说“当——然”这个词时，音节不大连贯，仍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而他的表兄从学生时代起就已养成说话时不带乡音的习惯。汉斯·卡斯托尔普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还想说的是……让我揣测一下，那个海军军官用的也许是安全剃刀，用这种安全剃刀，比磨得锋利的刀片更容易刮伤脸儿，这至少是我的经验，我是轮流使用它们的……嗨，盐水自然容易使受刺激的皮肤发痛，怪不得他常常要用冷霜了，这在我看来是毫不足奇……”他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说什么他箱子里带着二百支马利亚·曼契尼牌香烟，海关检查时非常客气，家里许多人都向表哥问好。“这里可有暖气?”他突然提高嗓门问，跑向前去把手按到暖气管上……“没有。他们叫我们还是凉些好，”约阿希姆回答。“到八月间热气全部出来，那时可就不一样了。”

    “八月，八月！”汉斯·卡斯托尔普接腔说。“可是我感到冷啊!我冷得厉害，我指的是我的身体，因为我的脸滚滚烫的——你倒摸一下看，简直像火烧一般！”

    这种叫别人摸摸脸儿的要求，跟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性完全不相称，他本人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约阿希姆对这个理也不理，只是说：

    “这是空气的关系，没什么。贝伦斯本人的脸也整天红得发紫。许多人都不习惯。嗯，向前走吧，不然我们什么也吃不到了。”

    外面，护士的身影又出现了，她用一双近视眼好奇地瞅着他们。但在第一层楼，汉斯·卡斯托尔普突然站住，他听到离走廊转角后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非常可怖的声音，这声音虽不响，却令人毛骨悚然。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得勃然变色，圆睁着眼直愣愣地望着表兄。这咳嗽声显然是男人的，但跟别人的不一样，汉斯·卡斯托尔普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咳声。他听到过的其他咳嗽声跟它相比，就显得健康动听而富有生命力了。这是一种奄奄无生气的咳嗽，它不是阵发性的，而像有某种有机溶液的稠黏物质一阵阵无力而令人憎嫌地泛上来，发出咯咯的声音。

    “唔，”约阿希姆说，“这个人的脸色很难看。你要知道，他是奥地利的贵族，是一位贵人。他天生是一个骑手，现在却落到这步田地。可是他还能走动。”

    他们继续向前走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热切地谈论着那位骑手的咳嗽。“你得记住，”他说，“这类咳嗽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对我来说，这完全是陌生的，给我的印象当然很深。有多种多样的咳嗽，有干的，也有湿而带痰的。一般说，湿的倒比刚才那种狗嗥叫般的干咳好些。当我年青时(他居然说出“我年青时”那样的话来)曾患过哮喘，那时我咳起来就像狼嗥一般。当后来声音稍稍湿一些时，大家都乐了，这个我现在还记得。不过这样的咳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至少我没有——这简直不是人的咳声。它不是干的，可也不能说是湿的，湿的还远远谈不上呢。听了咳声，似乎恨不得亲眼去瞧瞧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副样儿——似乎全是黏滞滞的痰液……”

    “得了，”约阿希姆说，“我可每天听到它，你用不着在我面前形容了。”

    可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刚才听到的咳嗽声老是放心不下；他再三申明，恨不得亲眼瞧瞧这位骑手。当他们走进餐室时，他那因旅途而劳顿的双眼闪现出激动的光辉。

    在餐厅里

    餐厅里灯光明亮，看去高雅而舒适。它正好位于大厅右侧会客室对面的地方，据约阿希姆说，它主要为那些新来的、不准时吃饭的客人以及前来疗养院参观访问者供膳之用。不过有时也在那儿欢庆生日及举行告别宴会，病人身体普查结果良好时，也在这里庆祝一番。有时餐厅里可真热闹呢，约阿希姆说；人们甚至喝起香槟酒来。此刻餐厅里没有别的人，只坐着一位年约三十岁的妇女，她正在看一本书，嘴里哼着什么调子，左手的中指老是轻轻地敲着台布。当这对青年人坐下来时，她立刻换了个位置，背朝着他们。约阿希姆轻声说，这个女人看到男人很害臊，在餐厅吃饭时总是拿着一本书。据说她进肺病疗养院时还是一个姑娘，以后一直没有在外界生活过。

    “嗨，你在这儿只住了五个月，跟她相比资格可浅呢。要是你再呆上一年，你还是比不上她，”汉斯·卡斯托尔普对他的表兄说。这时约阿希姆耸耸肩膀——这种耸肩膀的姿势他过去是没有的——拿起菜单。

    他们在靠窗一张高起的桌子旁坐下来，这是餐厅里最舒适的位置。他们紧靠奶油色的窗帘面对面地坐着，红灯罩的台灯把他们的脸映得通红。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两只刚洗好的手交叉在一起，舒舒坦坦地、满怀着某种期待的心情相互摩擦着，这是他坐下来吃饭时的老习惯，也许是因为他祖先吃饭前做过感恩祷告吧。一个身穿黑衣白裙的女郎为他们端上菜来，她的脸儿很大，面色非常健康，态度很客气，声音有些沙哑。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得悉人们称这儿的女侍者为“餐厅女郎”时，觉得怪有味儿。他们叫了一瓶格鲁奥德·拉罗舍酒，后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又叫她端回去热一下。吃的东西很好，有芦笋汤，填馅子的番茄，有许多配料的烤肉，调制得特别好的甜食，乳酪以及水果。汉斯·卡斯托尔普尽情地吃着，虽然他的胃口并不像他预期的那么大。不过他一向是吃得多的，即使肚子不饿时也是这样，这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尊心而已。

    约阿希姆对这些菜肴不大看得上眼。他说，他对厨房里的东西已感到腻了，这里山上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人们对伙食口出怨言已习以为常，要是你得一辈子或者整整三天坐在这里……不过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开怀畅饮，尽力避免说一些过分热情洋溢的话，同时一再表示自己的欢悦之情，说现在总算有人在身边能倾吐自己的衷曲。

    “哈，你来得真太好了！”他说，平静的语调显得激动起来。“我甚至可以说，这对我简直是一件大事。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变化——依我看，这在永恒而没有底的单调而寂寞的生活中是一个突破……”

    “可是住在这儿，时间一定过得很快，”汉斯·卡斯托尔普发表自己的看法。

    “时间快或慢，随你怎么说都行，”约阿希姆回答。“我可以告诉你，它根本没有在跑。根本说不上什么时间，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生活——不，都不是!”他摇摇头说，同时又握起酒杯。

    尽管此刻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脸像火烧一般，他也喝起酒来。不过他的身子还老是冷飕飕的，他的四肢有茫然不知所措之感，既有些乐滋滋的，也有些不舒服。他说话很急，常常说漏嘴，说了后就鄙夷不屑地做一个手势。这时约阿希姆的情绪也很兴奋，当那位哼着调儿、用手指敲打桌子的女人突然起身离开餐厅时，他们的谈话更加自由热烈了。他们一面吃，一面挥动着刀叉做着手势，一会儿惺惺作态，哈哈大笑，一会儿又频频点头，耸耸肩膀，两人只是不住地谈着话，连嘴里的食物也来不及咽下去。约阿希姆想听听汉堡的情况，话题转到易北河的治理规划。“这是划时代的壮举，”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对我们的造船事业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样的估计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们准备一下子投入一千五百万作为预算费，你得相信，我们是懂得怎么去干的。”

    尽管他对易北河的治理计划十分重视，他忽而又把话题岔了开去，转而要约阿希姆再谈谈“这儿山上”和山上来客的其他生活情况。约阿希姆乐意地谈了起来，为他能畅所欲言而感到高兴。他又不得不重复谈谈尸体以及人们用雪橇送尸体下山的事，而且再次明确保证，他说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又捧腹大笑起来，做表兄的也笑了，看来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又给他讲一些滑稽的事助助兴。这时他们桌子上坐了一位女人，叫斯特尔夫人，病得相当厉害，是坎斯塔特一个音乐家的妻子，这么没有教养的女人他可从来没有见到过。她连“消毒”这个字的音也发不准，还一本正经，自以为是。她称助理医师克罗科夫斯基为“古板君子”。人们对此不得不忍住暗笑，不露声色。此外，她说起话来喋喋不休，这里山上人大多都是这样。她还反复说什么另一位女人伊尔蒂斯太太，身上带了一把短刃。“她叫这个是‘短刃’，——这真是无价之宝！”他们懒洋洋地往后靠在椅子背上，尽情地笑着，笑得身子前仰后合，同时差不多打起呃来。

    在这段时间内，约阿希姆有时不免黯然神伤，想起了自己的命运。

    “唔，我们坐在这儿笑着，”他脸上带着忧戚的神色说，他的话有时为呼吸时横膈膜的—起一伏所打断，“不过我根本无法预料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因为要是贝伦斯说再住上半年，那是算得很紧的，你得作好再多住一会的思想准备。不过日子真不容易过呵。你倒说说看，这叫我好不难受。我已经获得准许，本来我下月就可以正式参加考试的。现在我只好嘴里衔着体温表荡来荡去，不住听着那位没有教养的斯特尔夫人在耳边絮聒，糊里糊涂地打发着光阴。像我们那样的年龄，一年时间是多么宝贵，而这一年里，山下的生活却起了那么大的变化，有了那么多的进步。我呢，不得不像一池死水那样凝滞不动——不错，活像一个肮脏的水洼，这样的比喻并不太过分……”

    奇怪的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所作的回答只是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里能不能喊到一名服务员。当他的表兄稍稍有些惊愕地瞅着他时，看出对方已昏昏欲睡——他真的快睡着了。

    “你要睡了！”约阿希姆说。“走吧，是我们两人一起上床的时间了。”

    “时间还不到呢，”汉斯·卡斯托尔普含糊不清地说。但他还是弓着背、僵着腿跟着他走，全然像一个因困倦而将脚贴着地面行进的人。可是当他在半明不暗的走廊上听到约阿希姆的说话声时，他猛地振作起来。约阿希姆说：
    “克罗科夫斯基坐在那边。我想，我应当很快把你介绍给他。”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一间会客室壁炉旁边一个明亮的角落里靠近折门的地方，正在看一份报纸。当这两个青年人走向他时，他站了起来。这时约阿希姆摆出一副军人的架势说：“大夫，让我把我汉堡的表弟汉斯·卡斯托尔普介绍给你。他刚到这儿。”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用某种爽朗、坚定和生气勃勃的刚毅神态迎接这位新的住客，仿佛他想表明，跟他相处根本用不着有什么拘束，完全可以愉快地相互推心置腹。他大约有三十五岁，身子胖胖的，肩膀很宽，比他前面站着的两人矮得多，因此要看清他们的脸不得不稍稍向后仰起头来。他脸色异常苍白，白得有些透明，甚至发出磷光般的青色。他眼睛露出深褐色的光辉，眉毛黑黑的，蓄着两撇又长又密的胡子(胡子上面已带有几根白丝)，更显得他的脸白得厉害。他穿着一件相当旧的双排钮扣的黑色上衣，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镂孔的凉鞋，鞋子里是一双厚厚的灰色羊毛袜，脖子上系着一条翻下的软领带，这种领带，汉斯·卡斯托尔普过去只有在但泽的一位摄影师那儿见到过，这倒使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外表确实带有几分照相馆里的气派。他热忱地笑着，笑时从胡子间露出一排黄牙。他握着年青人的手，一面用略带外国腔调的拖长的男中音说：
    “很欢迎您来我们这儿，卡斯托尔普先生！希望您能很快习惯这里的生活，日子过得称心如意。请允许我问一句，您是有病来这儿住院的吗?”

    汉斯·卡斯托尔普努力控制自己不让睡魔袭来，同时想竭力显得彬彬有礼，这副模样儿可真叫人感动。现在他落得这么一副狼狈相，心中十分恼火；凭着年青人那种猜疑多端的本性，他从助理医师的笑声和豪放不羁的神态中看到某种怜悯式的嘲弄意味。他回答时告诉对方只住三星期，还说起自己考试的事，最后补充说，感谢上帝，他身体非常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真的吗?”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问，嘲讽似地把脑袋歪向前面，同时更深沉地微笑起来。“这样看来，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杰出人物!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到一个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健康人呢。我能不能问一下，您考的是什么科目?”
    “大夫，我是工程师，”汉斯·卡斯托尔普谦逊而又不失尊严地回答。
    “啊，工程师！”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仿佛收敛了笑容，一时失去了某种力量和热忱。“这是挺好的职业。那么这样说来，您在这儿无论身体上或心理上就不需要什么治疗啦?”
    “不需要，我真万分感谢您！”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说，一面几乎倒退了一步。

    这使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又得意洋洋地笑起来。他再次握握年青人的手，提高了嗓门说：
    “唔，卡斯托尔普先生，你就好好地睡一觉吧，尽情享受您那无懈可击的健康吧！好好儿睡，再见！”就这样他打发了这对年青人，继续坐下看报。

    这时电梯已无人管理，因此他们不得不徒步上楼。他们一言不发，刚才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相遇使他们有些烦躁。约阿希姆把汉斯·卡斯托尔普陪送到三十四号房间，这时那个跛足的人已把来客的行李在房里安顿就绪。他们又聊了一刻钟的天，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谈话，一面把夜间用具和盥洗用具一一理出，同时抽起一支很粗、味道很柔和的烟。今天，他连一支烟也受不了，这使他感到惊奇和意外。

    “他看来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他一面说，一面把吸入的烟喷了出来。“他的脸白得像蜡一般。可是天哪，他脚上的鞋子袜子实在可怕。灰色的羊毛袜，可还有风凉鞋。我们到底有没有冒犯了他?”
    “他有些敏感，”约阿希姆承认。“你在治疗方面不应当这样粗暴地拒绝，至少在心理治疗方面。要是有人避而不愿作这种治疗，他就不乐意。他跟我也并不最投合，因为我不够信任他。不过有时我把梦里的情况说给他听听，这样他就有一些分析的材料。”
    “哦，那么看我准是冒犯了他，”汉斯·卡斯托尔普恼恨地说，因为得罪任何人往往使他老不痛快。于是疲劳变本加厉地向他袭来。
    “晚安，”他说，“我累得要垮了。”
    “八点钟我来约你吃早饭，”约阿希姆说完这话就走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匆匆地作好晚间的梳洗。他一关上台灯，睡魔就征服了他；但他再次一跃而起，因为他记起正好前天有人死在这张床上。“这可并不是第一次，”他暗自想着，似乎这么一想就能宽下心来。“这不过是一张死人睡过的床，一张普通的死人床。”于是他睡着了。

    但一当他进入睡乡，他就开始做梦，而且几乎一刻不停，一直做到第二天早晨。他梦见的主要是约阿希姆·齐姆森七零八落、不成样儿地躺在雪橇上，沿着陡峭的山路滑下去。他的脸像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一样，苍白而发出磷光。前面坐着那位骑手，他的脸模糊不清，活像那个连声在咳嗽的家伙。“这里山上的人全是这个样儿，”变了形的约阿希姆说。这时，可怕地、黏液满口地咳嗽着的不再是那个骑手，而是约阿希姆了。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得痛哭失声，他觉得应当到药房去一趟，买一些冷霜来。可是鼻儿又大又尖的伊尔蒂斯太太坐在路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这显然是她的所谓“短刃”，但实际上却是他的安全剃刀。这使汉斯·卡斯托尔普破涕为笑。就这样，他在错综复杂的情绪中翻来覆去，直到晨曦通过半开着的落地窗射进来，把他唤醒。

    关于洗礼盆和两重性格的祖父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他父母亲的老家已记得不怎么清楚了。他对父母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他们在他五岁到六岁的短时期内相继去世，先死的是母亲，她是在她分娩前夕完全出人意外地死去的，原因是神经炎发作后血管阻塞——海德金特大夫称之为血栓——使心脏立即停止跳动。她当时正好坐在床上笑着；从表面上看，她似乎是因笑得过分而昏倒，但实际上却是因为她已死了。这对他父亲汉斯·黑尔曼·卡斯托尔普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打击，因为他对妻子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同时他本性也不最坚强，他始终无法排遣自己的痛苦。他的精神就此一蹶不振；由于神思恍惚，他事业上就遭到挫折，因而卡斯托尔普父子公司大大亏本。第二年春天，当他在寒风扑面的码头上视察仓库时，得了肺炎。由于他那颗破碎了的心经不起发高烧，尽管海德金特大夫悉心治疗，他还是在第五天与世长辞了。他在一大群送葬市民的护送下跟随妻子进入了卡斯托尔普家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墓地，地点在圣凯塞琳墓园，那儿风光秀丽，可以眺望植物园的景色。

    他那位做参议员的父亲倒比他活得久些，虽然时间也长不了多少。他也是害肺炎死去的，不过他临死时很痛苦，和病魔作了顽强的一番搏斗，因为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跟他的儿子不同，生命力极其旺盛，不会轻易倒下去。在他死前这段短时间内——时间只有一年半——孤苦无依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住在自己的祖父家里，这是上世纪初在“广场”附近一块狭小的地皮上建成的一幢具有北方古典风格的房屋，屋子阴森森的，长年受风雨剥蚀，显得有些败落。大门两侧都有半露柱，中间的平地上有五级石阶。除了长窗一直落到地面并且饰有铸铁铁栅的楼房以外，另外还有两层楼房。

    这里尽是一些会客室，其中包括光线明亮、用灰泥粉饰过的餐室。餐室有三扇窗，窗上挂着深红色的窗帘，凭窗可以眺望后花园。在那儿，祖孙两人每天四点钟时一起共进午餐，时光过了十八个月。侍奉他们的是一个叫菲埃特的老头儿，他戴着耳环，衣服上的钮扣是银色的。跟主人一样，他衣服上也戴着一个用细薄棉布做成的领饰，可以完全像主人那样把剃得光光的下巴埋在里面。祖父跟孩子以“你”相称，说话时用的是德国乡土方言，这倒并不是为了增添什么风趣——因为他天性中并没有什么幽默成分，——而是完全一本正经的，何况他同一般人(例如仓库管理员、邮差、马车夫和仆役)说话时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很爱听这种方言，同时也很爱听菲埃特用方言回答时的那股腔儿——他在侍奉主人时，总是俯下身凑在对方的右耳旁说话，因为这位议员在听觉方面，右耳比左耳好得多。老头儿领悟了他的意思，点点头，继续吃饭，笔挺地坐在红木椅子高高的靠背和桌子中间，几乎不大俯身到碟子上去吃菜。这时做孙子的坐在他对面，聚精会神、默不作声地瞅着祖父洁白、漂亮而瘦骨嶙峋的手如何用利索而有条不紊的动作拿起叉子，用叉尖叉起一片肉、一些青菜或一些土豆，稍稍低下头去把它们送到嘴边；祖父手上长着拱形的、尖尖的指甲，右手食指上戴着绿色的纹章戒指。汉斯·卡斯托尔普瞧着自己笨拙的手，心里琢磨着日后如何也可以像爷爷那样挪动刀叉。

    另一个问题，是他能不能让自己的下巴埋到像祖父特殊形式衣领里那样的空腔中去，衣领的尖端正好触到祖父的面颊。要做到这点，他得跟祖父一样长寿；时至今日，远近各处除了他老人家和菲埃特老头儿外，再没有别人佩戴这种领圈和衣领了。这很可惜，因为小小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祖父把下巴靠在高而洁白的领圈里特别高兴。在他成长后，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他内心深处对它怀有相当程度的好感。

    当他们吃完饭，卷起餐巾把它们放在银盘里后(当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干这事还不大顺手，因为那些餐巾像小台布一样大)，议员就离开椅子站起身来，把菲埃特抛在后面，拖着脚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拿起一支烟来。有时做孙子的也跟着他进去。

    这间“办公室”是这样形成的：餐厅里原来开三扇窗，横贯着整个屋子，因此这屋子与其他同一类型的不一样，没有三间会客室的余地，只留下两间的场地。但其中一间与餐厅成直角，只有一扇窗朝街，深度方面显得很不对称。因此，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长度被分割开来，恰好成为“办公室”。这是一小块暗沉沉的地方，上面开有天窗，没有多少摆设。有一个分层的小书架，上面放着议员的雪茄烟盒，一张玩牌的小桌子，桌子抽屉里有一些引人入胜的东西：惠斯特牌，筹码，小齿能向上掀开的小型记分板，一块石板和一些石笔，纸质雪茄烟烟嘴，以及其他玩意儿；最后，在角落里有一只紫檀木做的洛可可是欧洲十八世纪建筑及艺术上的一种风格，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式柜子，柜子的玻璃门后面张着黄色的丝绸帘子。

    “爷爷，”办公室里的小汉斯·卡斯托尔普有时会踮起脚尖凑到老人的耳际说，“请您拿出洗礼盆来给我瞧瞧！”

    这时祖父已撩起细软的长衫的下摆，把一束钥匙从裤袋里掏出来，打开玻璃柜。柜子内部有一股舒适而古怪的气味向孩子袭来。柜子里藏着各种各样好久不用而引人注目的东西：一对弯曲的银质烛台，一只木匣装的损坏了的气压表，上面刻有寓意深长的图形；一本达盖尔达盖尔(1789—1851)，法国银版照相术的发明人。银版摄影术的纪念册，一只杉木做的盛烧酒容器；还有一个难以捉摸的小土耳其人，它披着一件五光十色的绸衣，体内装有机器；以前只要发条一开，就会在桌面上来回走动，但现在机器失灵已有好久了。此外还有一个奇特的轮船模型，模型底部甚至还有一个捕鼠夹。老头儿从中间一层取出一个失去光泽的银质圆盆，盆子上面还有一个银盘。他把这两件东西分开来拿给孩子看，一面讲述他那常讲的故事，一面把它们放在手心上转来晃去。

    盆和盘原来不是连在一块儿的，正如人们清楚看到的那样，这时孩子又一次听到老爷爷的教诲。不过祖父说，它们放在一起使用已整整有一百年历史，换句话说，从洗礼盆制成时起就是这样。盆子很漂亮，外形平凡而雅致，带有十九世纪初叶庄严肃穆的风味。它光滑而又坚实，下面是一个圆形底盘，里面镀过金，但金质已因岁月而消褪，只剩下一片淡淡的黄色光泽。它唯一的装饰，就是一个庄严的玫瑰花花环，上部边缘有一簇簇锯齿形的叶子。至于那个盘子，年代更为久远，这可从盘子的内部加以识别。那儿镌刻着几个绚丽夺目的字码：“一千六百五十年”，字码周围是各种各样弯弯曲曲的雕饰。它们是按当时的“现代派”风格镂刻的，花哨浮夸，有阿拉伯式花纹，一半像星星，一半像花朵。但后面却相继刻着代代相传的持有人的名字，他们一起有七个，上面还写明承袭时的年份。套领圈的老头儿用戴戒指的食指把每个人的名字一一点给孩子看：这儿是父亲的名字，那儿是祖父本人的名字；这边是曾祖，那边又是高祖，以后再一代、二代、三代地从老爷爷历历如数家珍的口中追溯上去，而孩子把脑袋歪向一旁，凝神倾听着，有时若有所思，有时呆呆地睁着两眼出神，嘴角露出敬畏、昏昏欲睡的神情，耳畔只是响起“乌尔……乌尔……乌尔……乌尔（德语乌尔(Ur)是许多名词的前缀，意为原始或祖先，表示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祖父爱谈祖辈业绩）”的声音。这种阴沉沉的声音使人想起墓穴和消逝了的岁月，但同时又显示出现世、他本人的生命以及湮没了的岁月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虔诚的联系，在他身上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影响——这从孩子的脸上也表露出来。听到祖父这种声音，他仿佛呼吸到凯德林教堂或米迦勒地下教堂中霉湿阴冷的空气，也似乎闻到那种地方的气息，在那儿，人们脱下帽儿，俯着身子，踮起脚尖一摇一摆地走着，神态显得毕恭毕敬；他也仿佛感受到能传出回声的幽僻处所那种与世隔绝、万籁俱寂的气息。宗教的感情，与死亡的感受以及老爷爷用阴郁重浊的声音讲家史的意境交融在一起，这一切深深打动了孩子的心，使他感到无比欣慰。确实，也许正是因为要一再听到这种声音，孩子才几次三番地要求仔细看看这个洗礼盆。

    这时祖父把容器重新放到盘上，让孩子看看里面这个光滑的、稍稍镀过金的空穴。天窗的光线投在上面，使它闪闪发亮。“嗯，”他说，“我们把你投到洗礼盆上，让受洗的圣水滴下来，转眼已快八年了。……圣雅科比教堂的拉森司事先把圣水注到我们的好牧师布根哈根的掌窝里，再从那儿经过你的头顶滚到盆里。我们先把圣水热一热，免得你受惊哭起来，可结果出乎意料，你事前就大哭大嚷，弄得布根哈根不能顺利执行圣事。但圣水一掉在你的头上，你就一声不响，我们希望这是你对圣礼肃然起敬的表示。再过几天，又是你有福的父亲受洗四十四周年了，当初圣水也从他头上流进盆里。他也出生在这屋子里，这是他双亲的屋子，正好在厅堂中间的窗户前面，给他受洗的还是那个黑泽基尔老牧师，他年青时差点儿让法国人枪杀了，因为他传教时反对烧杀劫掠。现在他早已进天国了。咳，七十五年以前，我本人也在这个厅堂里受洗。他们把我的脑袋按在这个盆子上，好像此刻盆子放在盘上的那个模样。做圣事的口中念念有词，说的话跟对你和你爹说的一模一样。温暖清澈的圣水也从我头发上流到金子做的洗礼盆里。当时我的头发也不比现在多。”

    孩子抬头望着祖父银灰色的小脑袋。这时祖父又在洗礼盆上垂着头，与他所讲述的、好久以前的情景相仿佛。孩子体验到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这是一种奇特的、梦幻似的、惝恍迷离的感觉，静中有动，既令人有沧海桑田之感，又使人茫然不知所措。这种感受他过去也曾有过，现在他又期待着，希冀着，渴望能获得它。一当这种代代相传的遗物展示出来时，他就会有这种感受。

    年青人日后扪心自问，发觉他祖父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比父亲要深刻得多，清晰得多，也重要得多。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同甘共苦，而且体格上的特征也十分相似。孙子很像祖父，仅从他发育时刚长出的胡子来看，就有几分像七十来岁苍白而呆钝的老爷爷。不过主要之处，乃在于老爷爷无疑是家庭中的真正角色和别具一格的人物。

    从社会角度上说，早在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去世之前，他的为人之道与观点已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徒，信奉新教，思想十分保守，顽固地认为社会上只有贵族才有统治能力，仿佛他生活在十四世纪似的。当时，手工业者正开始顽强地与旧的自由贵族阶级一决雌雄，企图在城市议会里争得席位和发言权。他对新生事物不很看得顺眼。他活动的年代，恰好是大动荡、大转变的十年，也是飞跃进展的十年，这对公众的献身精神和冒险精神提出极高的要求。新的时代精神正在喜奏凯歌，而卡斯托尔普老头儿却觉得这一切格格不入。他竭力卫护先辈的习俗和旧制度，而对扩建港口的冒险性尝试及一味兴建大城市而把上帝置之脑后的愚蠢规划不屑一顾。他一有可能就设法加以制止或削弱；倘若他竟能随心所欲，今日市政管理的外貌可能仍保持着他那个时代的田园风味和古代法兰克人的情调。

    这就是这位老人生前身后在市民们心目中留下的形象。由于幼小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政治一无所知，在他幼稚的心灵中基本上也保持着同样的形象。这是一些默默无言的、也是不加批判的感受，但这些感受栩栩如生。这些感受在他日后的生活中作为有意识的记忆形象完全保存下来，它们不能用文字表达，也无法分析，但印象依旧十分深刻。上面已经说过，这是生活中同甘共苦在起作用，或者说是祖孙之间血缘相近、休戚相关之故。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做孩子和孙子的往往先观摩，而后产生景仰之心，再由景仰而萌生学习之念，并从先代遗传下来的素质中培育出自己的个性来。

    参议员卡斯托尔普长得又高又瘦。岁月使他的背和脖子弓缩起来，可是他试图用其他方法补偿：他威严地把嘴角弯向下方，尽管他嘴里已没有一颗牙齿，只剩下一排牙肉，现在全靠一副假牙咀嚼食物。他脑袋已经开始有些摇摇晃晃，这么一来，头部的不稳感倒可以冲淡一些，看去仍不失尊严，同时下巴也可以在领巾上托住。这样的姿势，小小的卡斯托尔普看了很称心。他喜欢鼻烟盒——他使用的是一只狭长的、内部镀过金的海龟壳盒子——吸烟时使用一块红手帕，手帕的一角经常从他上衣后面的那只袋里垂下来。如果说这有损于他仪表的话，那么给人的印象也无非是年老而放浪不羁，不拘小节，日子一长，就故意或乐意听之任之，或者连他本人也不知不觉。无论如何，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年幼而锐利的目光里，这仍不失为祖父外表上的唯一缺点。但无论是当时七岁孩子所看到的，还是他日后成长时所记起的老人的日常形象，都不是原来的真实面目。他的真面目迥然不同，比平时漂亮得多，逼真得多——这从一幅画像上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是一幅与老人身材相仿的画像，原来挂在小汉斯·卡斯托尔普父母亲的卧室里，后来他迁到“广场”上，那幅画也一起搬过去，挂在会客室的红缎大沙发上面。

    在这幅画中，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穿着担任市政参事时的官服。这是上世纪庄严而又极为朴质的市民服装，有威风凛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共和政体的遗风，过去在他身上也曾显赫过一番。它使人有时过境迁、今是昨非之感，也显示出世间万物彼此永远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老人办起事来也十拿九稳。画中是参议员卡斯托尔普的全身像，他站在铺红砖的地板上一根圆柱和尖角拱门的旁边，是一幅透视画。他站时下巴向下，嘴角也往下弯，一双湛蓝的沉思的大眼睛眺望着远方，眼睛下面露出泪囊。他穿着一件黑衣服，确切些说，是一件一直披到膝盖的法衣似的长袍，衣服前面的敞开部分和四周围都饰有毛皮。上袖宽而隆起，也饰有毛皮；下袖则显得狭小，用粗布制成，花边袖口一直拖到手上，把节骨也遮住了。细弱的腿上穿着一双黑丝袜，脚上穿一双有银色扣环的鞋子。他脖子上套着宽大而浆硬的皿形领饰，前端向下，两侧向上隆起，下面在背心上还锦上添花似地饰着上等细麻布的褶襞。他手里提着一顶上端越来越尖的老式宽边帽。

    这是某个著名画家的杰作，主题鲜明，风格与古代大师的相仿，使观赏者联想起西班牙、荷兰与中古时代的各种作品。汉斯·卡斯托尔普幼年时常注视这幅画，这当然并不是因为他懂得艺术，而是因为他怀着某种意义更广泛的、甚至更深刻的理解心情。像画布上描摹的那个祖父，尽管他在实际生活中只亲眼见到过一次，而且只是一瞬(当时，祖父正昂首阔步地向议院走去)，但他仍禁不住感到这幅栩栩如生的画像不失为祖父的真面目，而每天所看到的祖父只是所谓“临时性”的祖父，是一个次要的、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祖父风貌的形象。因为显而易见，那幅不同于他日常形象的、神采奕奕的画，是以一种不完善的、也许是不成功的刻意摹仿为依据的，他的这种高硬衣领和高的白领圈都是老式的；不过这样的称呼，不可能适用于这种值得艳羡的衣饰，它也只有“临时性”的意义——这里的衣饰，指的就是西班牙式皱领。祖父在街上戴的那种异乎寻常的拱形大礼帽，与画中的那顶宽边毡帽极为相似，而那件有裥的长袍，在小汉斯·卡斯托尔普看来，只是饰有花边和毛皮的法衣而已。

    因此，当某一天他和祖父永诀时，看到祖父仍旧保持着原来严谨、完好的风貌，心里十分欣慰。当时大家都在厅堂里，也就是他们常常面对面坐着就餐的那个厅堂；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躺在大厅中央一口镀银的灵柩内，灵柩搁在柩架上，四周都摆满了花圈。他跟肺炎曾作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这是一场长期而顽强的搏斗，尽管由于他的适应能力强，他在世之日对疾病显得不动声色，处之泰然。此刻他躺在那儿，人们不知他是战胜还是战败了。不过无论如何，他躺着的神态十分安详。病床上的斗争使他大大变了样，鼻子也尖了一些，下身盖着一条毯子，上面放着棕榈枝。头部用一只丝绸枕头垫得高高的，这样他的下巴正好漂亮地陷在皱领前面的凹处。他的双手一半被花边袖口遮住，僵冷的手指被人为地安排得自然而富有生气，手里捏着一个象牙十字架，仿佛他低垂着眼睑定睛瞅着它。

    祖父最后一次患病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起初还见过他几次，但临终前却没有见过面。家人不让他看到祖父所作的挣扎，这种挣扎大部分是在夜间。他只是从家中沉郁的气氛，菲埃特老头儿红肿的眼睛以及医生的来回奔走中间接地接触到有关情况。现在他站在厅堂里，心中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祖父的“临时性”形象现在已庄严地消失，最后又恢复他原来的、恰如其分的真面目了。即使菲埃特老头儿痛哭着，不住地摇着头，而汉斯·卡斯托尔普自己也痛哭失声——以前，当他亲眼看到母亲突然去世，不久父亲也一动不动地像陌生人那样躺在他面前时，他也这样痛哭过——他还是认为这样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和这么年青的时候，死神已第三次在小小的卡斯托尔普心灵上和感官上投下了阴影，特别在感官上。对他来说，看到死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他已十分熟悉，他对死已安之若素，丝毫不影响他的神经，只是不免有些哀伤而已。这一次他也是这样，不过程度更深一些罢了。他不懂得大人的死对他的生活实际上会带来什么后果，却以天真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它，满以为将来反正有人会照料他，因此在灵柩面前，他也漠然无动于衷，只是干巴巴的表演一番。这一回是第三次了，他除了那些富有经验的感情和表情外，又带着某种古怪而老练的鉴赏神情。本来，他因为悲痛或在别人的感染下往往流泪，现在，眼泪已不再是他的一种自然反应了。在他父亲逝世三四个月后，他已把死这件事忘了，现在一下子又记了起来，而且当时的种种景象，又清晰、深刻、历历在目地以无可比拟的奇特形态再现在他眼前。

    试对上面这些概念作一番分析，并用文字表达出来，大致可归纳为下面这些话。死，一方面固然是神圣的、富于灵性的和哀伤动人的，也就是说属于精神世界的事，但另一方面又完全不同，而且恰恰相反：它纯粹是肉体的，物质的，根本不能称它是动人的、富于灵性的或神圣的，甚至也称不上是哀伤的。庄严而富于灵性的一面，从遗体豪华的殡葬仪式中，从如锦的繁花中以及扇子般的棕榈叶中体现出来；大家都知道，这象征着天国的安宁。此外，祖父冷冰冰的手指中捏着一个十字架，灵柩顶端放有托瓦森托瓦森[(Bertel Thorwaldsen，1768—1844)，丹麦雕刻家，作品以纪念像为主，也有取材于神话的]的耶稣基督胸像，两侧摆着高高突起的烛台——这些更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点。在这种场合下，这些也都散发出一种宗教气息。所有这些安排，都显然而确切无误地指明这样一个事实，即祖父现在已永远回复他的原来真面目。此外它们还有另外一些意义和减轻痛苦的目的，这点小小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明白，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所有这一切，特别是这么多的晚香玉，无非都说明死既不美丽动人，也根本不用伤心，而是一种几乎是不体面的、涉及血肉之躯的事，应当掩饰，应当遗忘，而不该常常记在心里。

    正是由于这点，已去世的祖父才显得这样古怪，甚至一点也不像祖父本人，而是像一尊被死神替换了的、大小相等的蜡像，目前这一切庄严隆重的场面都是为他忙碌的。他躺在那儿，或者说得确切些，有一件东西躺在那儿，这不是祖父本人，而是一个躯壳；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这个躯壳不是蜡做成的，而是祖父的本体，而且只是本体。这倒是不体面的，也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像涉及血肉之躯以及仅仅涉及血肉之躯的事儿那样没有什么可伤心的。小汉斯·卡斯托尔普端详着那蜡黄的、光滑得像乳酪那样干瘪的躯体，身材大小与生前一模一样，脸和手都跟祖父活着时毫无二致。恰好有一只苍蝇飞来，停在祖父一动不动的前额上，它的触嘴开始上下移动。菲埃特老头儿小心翼翼地把它赶跑了，同时战战兢兢地怕碰到死者的额角。他脸色虔诚而阴沉，仿佛不想或不愿知道他刚才干的是什么。这种谦恭的神情，显然同这样的事实有关，那就是祖父只剩下一副躯壳，其他什么都不存在了。但苍蝇兜了一圈后，又栖息在祖父的手指上靠近象牙十字架的地方。在发生这事的时候，汉斯·卡斯托尔普认为自己闻到了某种气息，这股气息虽然不是淡淡的，但比以前闻到的都要古怪而强烈得多，这使他不无羞愧地回想起过去有一位同学也有这股怪味儿，因此大家都回避他。晚香玉摆在那儿就是为了驱散这种气味的，尽管它们这样繁茂芬芳，这种气味还是掩盖不了。

    他伫立在尸体旁已有好多次了：第一次单独与菲埃特老头儿在一起，第二次与舅公蒂恩纳佩尔——他是一个酒商——和两个舅舅吉姆斯与彼得在一起。现在是第三次了，一群穿节日礼服的码头工人在尚未合上的灵柩前站了一会，跟卡斯托尔普父子公司的前主人遗体告别。接着开始大殓，厅堂里挤满了人，由戴着西班牙式皱领的圣米迦勒教堂布根哈根牧师致悼词，他就是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受洗的那个牧师。后来乘马车去墓地，他们这辆车紧随柩车之后，马车排成长长的一列。牧师在马车里待小汉斯·卡斯托尔普很和气。这一时期的生活从此结束，以后汉斯·卡斯托尔普又马上迁到一所新居，换上一个新的环境。对他年青的生命来说，这已是第二次了。

    在蒂恩纳佩尔家以及卡斯托尔普的品德

    这一变迁对他并无任何损失，因为他住的是参议蒂恩纳佩尔的邸宅，参议是受托保护汉斯的；就他个人的需要而言，他确实不缺少什么，而在保护今后利益——他对此一无所知——的角度来说，他也用不到担什么心。参议蒂恩纳佩尔是汉斯已故母亲的舅舅，他经管卡斯托尔普遗下的产业，把不动产卖掉，同时也负责卡斯托尔普父子进出口公司的清理工作。他从中得益的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四十万马克的遗产，蒂恩纳佩尔把这笔款子转作信托资金，每季度初从中获取百分之二利息，而无损于亲戚间的情谊。

    蒂恩纳佩尔的住宅坐落在哈尔费斯特胡德街花园的后面，凭窗眺望，前面是一片草地，草地上连半根杂草也没有；远处是玫瑰花花坛，再前面则是一条河。参议虽然有一辆漂亮的马车，但每天早晨徒步去“古城”办公，为的是稍稍活动一下身体，因他有时脑里有淤血。他晚上总是五点钟回来，一家聚在一块端端正正地坐着吃晚饭。他是一个端庄的人物，穿的是最讲究的英国服式，蓝澄澄的眼睛向前突出，戴着一副金边眼镜，鼻子红通通的，长着灰色的海员式胡子，左手粗短的小手指上戴着一只亮晶晶的宝石戒。他的妻子早已去世。他有两个儿子，彼得和吉姆斯，一个在海军，不常在家；另一个继承父亲的衣钵，从事酒业，是商行的当然继承人。多年来，家务一直由阿尔多纳（Altona，城市名，与汉堡郊区的圣保利邻接）一位金饰匠的女儿莎莱安主管，她圆鼓鼓的腕部饰有浆硬的白褶边。她所孜孜不倦地关心的，是早餐和晚餐都应当有丰盛的冷盆，还有什么蟹啊，鲑鱼啊，黄鳝啊，鹅儿的胸肌肉啊，烤牛肉用的番茄沙司之类。当蒂恩纳佩尔参议设宴招待客人时，她对临时雇来的仆役总是警觉地监视着。对于幼小的卡斯托尔普，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在凄风苦雨的环境下成长的，也可以说是在黄色的防水胶布下成长起来的。总的说来，他觉得生活过得挺不错。海德金特大夫说，他从小就有些贫血，在他每天放学第三次餐后，总给他喝一杯黑啤酒。大家知道，这是一种有营养的饮料。海德金特大夫认为它能使血液旺盛，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却觉得对他的精神能多少起些镇静作用，并有助于他舅公蒂恩纳佩尔所说的他那种“昏昏欲睡”的癖好，也就是说，有时他会什么都不想，呆呆地像打盹那样凝望远处出神。不过他身体总算健康正常，打网球和划船都有一手，可惜他不大爱打桨，而喜欢夏夜在乌伦霍尔斯特[Uhlenhorst汉堡的一个市区]摆渡房的露台上坐着欣赏音乐，痛痛快快地喝一杯茶，一面呆望着灯火通明的小船，而天鹅则在波光潋滟的水面上游弋。只要你听他用冷静的、理智的、同时有些低沉、单调而带着一些乡土方言的腔儿说话，只要你看到他是一个标准的碧眼金发男儿，他的头发修剪得多么整洁，带有一些古典风味，而且从冷冰冰、慢悠悠的风度中流露出祖先遗传下来某种自己完全觉察不到的自负情绪，你就决不会怀疑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地地道道从这块乡土成长起来的，在本土中自得其乐。即使他反躬自问，他对这点也不会有丝毫怀疑。

    海滨大城市的气氛——潮湿的空气，世界各地汇集在这儿的零售商商业网以及优裕的生活，使他心情十分舒畅。他先人曾在这儿度过一生的光阴，现在他又轻松愉快、悠然自得地呼吸这儿的空气。他闻到的是水、煤炭、柏油散发出来的气味以及殖民地堆积如山的货物发出的臭气，他看到的是码头上巨大的蒸汽起重机仿佛大象在工作那样，既聪明沉着，又力大无穷。它们把一袋袋、一捆捆、一箱箱、一桶桶以及一瓶瓶重达数吨的货物从远洋轮船的腹部吊上来，卸到火车及货棚里去。他看到商人们像他自己一样穿着黄色的橡皮外套，在中午时分麇集到波尔斯地方，他知道那儿非常热闹，每个人都易于获得发请帖赴宴的机会，从而一下子提高了他的信用。他看到了船坞那边万人攒动(以后，这儿是他特殊的兴趣所在)，也看到了干船坞里亚洲轮与非洲轮庞大无比的船身，它们高得像塔一样，龙骨和螺旋桨都露在外面，由树枝般粗的撑条支持着，它像怪兽那样孤苦无助地躺在干燥的土地上，下面拥满了侏儒般的人群，工人们擦洗着，锤打着，粉刷着。他又看到盖有屋顶的烟雾腾腾的船台上，船舶高高隆起，船身里正在构筑一条条的肋材，而工程师们手持设计图纸和排水表，向造船工人们发号施令——所有这些，汉斯·卡斯托尔普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熟悉，并在他心中唤起了依依不舍、异常亲切的感受。当星期日上午，他和吉姆斯·蒂恩纳佩尔或表哥齐姆森——约阿希姆·齐姆森——坐在阿尔斯特河畔的亭园里用早餐，吃着温热的圆面包和熏肉，外加一杯陈葡萄酒，以后再靠在椅子上抽一支烟时，他几乎已找到生活的最高乐趣；因为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他爱生活得舒服些，尽管他有些贫血，看上去文质彬彬，他骨子里还是追求吃吃喝喝的生活享受，像一个贪婪的乳儿那样依恋着母亲的乳房。

    这个有民主气息的商业城的上层统治阶级，将高度文明赐给它的孩子们，而汉斯则悠闲而不失尊严地将这种文明承载在自己的肩上。他身子洗得像婴儿一样干净，叫裁缝做的衣服都跟当时他那个圈子里的青年人那样时髦流行。他的一束内衣都小心地作过标记，放在一口英国式的衣柜里，由莎莱安极其小心地照管着。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外面求学时，就一直按期把衣服寄回家来洗涤修补(他有一句箴言：帝国之内除了汉堡外，没有别的地方懂得烫衣艺术)，只要他漂亮的花衬衫袖上有些皱，他心里就老不舒服。他的手看起来虽不特别娇贵，却保养得很好，皮肤十分光洁。手上的装饰品是一只链式白金戒指和祖父传给他的印章戒指。他牙齿不很坚实，常常有些毛病，并用金子镶过。

    无论他站着还是走路，他肚子总稍稍有些突起，很不雅观，但他就餐时的姿势十分优美。同桌旁的人聊天时，他总彬彬有礼地挺直了上身(说起话来当然很有分寸，而且带些乡土方言)，当他用刀叉分开一片家禽肉或用专门餐具熟练地从壳中扒下淡红色的虾肉时，他只是把胳膊肘轻轻搁在桌上。他饭后首先需要的，是那只有香水的洗手指用的小盆，其次需要一支俄国香烟，这烟不必付税，是通过适当方式秘密偷运来的。过后再抽一支雪茄，这是一种味儿挺美的不来梅产品，牌子叫做马丽亚·曼契尼，在后面我们还要提到。这种烟既有香味，又有毒性，吸时佐以咖啡，很有提神作用。汉斯·卡斯托尔普把贮备的烟草保存在地窖里，使它不致受到热蒸汽的有害影响。他每天早晨下地窖，在烟盒里装满当天吸的必需量。吃牛油时不喜欢厨师预先切成一块块的，也不喜欢切成凹球状。

    可以看出，我们这里想要说的都是偏袒他的话，但我们认为并未言过其实。我们对他的描写既不比实际好，也不比实际坏。汉斯·卡斯托尔普既非天才，也非蠢人；如果我们避而不用“中不溜儿”这个字眼形容他，其原因与他的智慧无关，跟他质朴的个性也几乎没有关系，而是出于对他命运的尊重。对于他的命运，我们很想赋予某种超乎个人恩怨的意义。他的头脑应付实验中学当时德国的一种九年制学校，相当于我国解放前六年制小学四年级起至高中三年级的程度。

    的课程绰绰有余，并不感到紧张；不论在哪种环境下，也不论为了什么目的，他也确实不愿使自己处于某种紧张状态，这倒不是怕吃苦，而是他认为这样做丝毫没有理由，确切些说，没有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这也许是我们不愿称他为“中不溜儿”的缘故，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紧张是没有理由的。

    人们不仅仅以个人的身份生活，而是不知不觉地与他的时代和同时代的人同呼吸，共命运。人们可能认为他生活中那些一般性的、非个人的基础已牢固地奠定，同时把它们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对它们一点儿不抱攻击、批判的态度，像善良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那样。但有一点也是很可能的，即人们同样也觉察到时代的弊病，从而多少有损于自己道德上的完美性。个人各式各样的目的、目标、希望、前景都在眼前浮现，他从这里面汲取奋发向上、积极工作的动力。如果不属于他个人的、亦即他周围的生活(甚至是时代本身)外表上看来哪怕多么活跃而富有生气，而骨子里却十分空虚，没有什么希望和前景；如果他私下承认它既无希望，又无前途及办法，同时对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提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是人们费尽心机在最终的、超乎个人之上的绝对意义上提出的)报以哑然的沉默，那么对一个较为正直的人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他趋于消极而无所作为，开始时只表现在他的精神上和道德上，后来就一直扩展到他的生理和机体部分。在一个不能满意地回答“人生目的何在”的时代里，凡才能卓越、成就出众的人，不是道德上异常高超——这是很少见的，而且不失为英雄本色——，就是生命力极其旺盛。上列无论哪一种品质，汉斯·卡斯托尔普都不具备，因而他可算是个“中不溜儿”的人，尽管我们是从崇敬他的角度说这话的。

    我们这里说的，不仅仅指这位年青人求学时代的内在素质，也指他选定职业后那些年份里的本质。就他求学的经历而言，他各课常常须反复学习。但总的来说，他的出身、他的良好教养以及对数学方面的优异天赋(他对此是无动于衷的)都有助于他不断进步。在领到一年的结业证书后，他决定继续留校。说句实话，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却在于他想借此延续一下他已过惯了的那种生活，可借此暂时维持现状，不必另作打算，同时还可赢得时间，以便让他汉斯·卡斯托尔普仔细考虑今后怎么做才是上策。关于这方面，他心里一直没有一个底，即使在最高一班里学习时也是懵里懵懂的；而当最后一旦决定了时(说他已最后作出决定，恐怕有些言过其实)，他却觉得用其他方式作出决定也没有什么不好。

    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对船舶一向很感兴趣。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就爱用铅笔在笔记簿里画满渔船、五桅船以及菜船之类。十五岁时，他曾坐在一个挺不错的位置上亲眼观看布洛姆·福斯公司新式双螺旋桨邮船“汉萨”号下水，事后他就用水彩画把这艘苗条的船维妙维肖地描绘出来。参议蒂恩纳佩尔把它挂在私人办公室内。这幅画上，波涛滚滚的海面一片绿色，像玻璃那样清澈透明，显得十分逼真，手法也颇高明，因而有人对蒂恩纳佩尔说，这是一个天才，以后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海洋画家。参议把这番话若无其事地复述给他监护的孩子听，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淡淡一笑，对这种极度紧张连肚子也填不饱的职业根本不放在心上。

    “你拥有的东西并不多，”蒂恩纳佩尔舅公有时对他说。“我的钱大部分是给吉姆斯和彼得的，也就是说，钱在店里，而彼得从中拿一笔利息。关于你的东西，我已给你保藏得好好的，将来到你手中的东西是很靠得住的。不过靠利息过活，在今天可不是玩儿的，除非钱的数目至少比你现在的多五倍。如果你想在这个城里搞出点名堂来，生活水平达到你过去那样，那么你就得好好干一番事业。孩子，你得记住我这番话。”

    汉斯·卡斯托尔普记住了这点，并且在寻找一个他本人和别人眼中都过得去的职业。一旦他选定了，他也十分重视。这工作是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的维尔姆斯老头儿在某一星期六打惠斯特牌时向蒂恩纳佩尔提议的，他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应当学习造船，这个主意很妙，将来可到他公司里去工作，那时他会好好照顾这位年青人的。汉斯认为这个职业虽然非常艰苦复杂，但同时也非常崇高，非常出色，性质也很重要。他生性好静，这个行业无论如何比他表哥齐姆森的好得多。齐姆森一心想成为一名军官，他是他已故母亲的异父姊妹的儿子。约阿希姆·齐姆森的胸部不大健康，如果有一种职业能使他经常在室外活动，不必动什么脑筋，也谈不上什么紧张，对他倒是挺合适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稍稍有些轻蔑地想。他非常尊重工作，虽然就他个人说，工作很易使他疲倦。

    这里，我们又要回到上面说过的话题上，也就是假定人类个人生活中因时代而带来的不利因素会影响到他的体质。汉斯·卡斯托尔普干吗不尊重他的工作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论是谁，工作都该是他无条件地最最值得尊重的东西，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上没有别的更值得重视了。它是人们立身的准则，它关系到一个人的成败。这在时间上也有绝对性的意义，也可以说，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此，汉斯对工作的尊重是虔诚的，而且就他个人所知，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另一个问题是他是否热爱它；尽管他非常尊重它，但却不能爱它，理由很简单：工作对他不合适。紧张的工作使他绞尽脑汁，一会儿他就精疲力竭。他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宁可空些，而不愿让工作像铅块似的重担压在头上；他宁可让时间空着，不愿咬紧牙关去克服横在前面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他对工作的这种矛盾态度，严格地说应当予以调和。要是他在灵魂深处能不自觉地把工作看成是一种无价之宝，是能够获得报酬的一种准则，并可从中找到慰藉，那么他的身体和精神——首先是精神，精神之外还有身体——在致力于工作时是否可能更加愉快，更能坚持不懈?这里又提出了关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中不溜儿”或“比中不溜儿略胜一筹”的问题，我们对此不愿作出明确的回答。我们又不是为汉斯·卡斯托尔普歌功颂德的人，还是让人们去作这样的猜测：他生活中的所谓工作，只是和无忧无虑地享受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相距不远的一种观念罢了。

    他生性不爱在军队里当差。他生来对它有反感，总是想方设法避而不愿前去。这也许是因为参谋部军医埃贝丁克某次去哈费斯特胡德街时，曾在谈话中间听蒂恩纳佩尔参议说，年青的卡斯托尔普正离家在外学习，他认为投笔从戎对开始从事的学业显然是个妨碍。

    他动起脑筋来缓慢而冷静——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外时，尤其保持着早餐时喝黑啤酒的习惯，他认为这是有镇静作用的——头脑里满是解析几何、微分学、力学、投影学及图解静力学；他计算满载排水量与空载排水量、稳定性、吃水差及定倾中心等，有时感到很腻烦。他的机械制图、框架设计图、吃水线投影图及纵向投影图固然及不上“汉萨”号飘浮于大海上的那幅水彩画，但在需要用官能的感受烘托理智的场合，以及在刻划阴影线和绘制素材色彩较为鲜明的一些截面图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手法比大多数人都要高明。

    当他回家休假时，他衣冠楚楚，十分整洁，蓄着淡红色的小胡子，年青而娇贵的脸上显出昏昏欲睡的神情；显然，他已踏上飞黄腾达的道路。这时，关心社会事业和一心想了解家庭与个人内幕的那些人，也是他的同乡——在实行自治的城邦里，大多数居民都是这样——就会细细把他审察一番，同时暗自思忖，这位年青的卡斯托尔普日后在社会上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他出身于世袭之家，他的姓氏久享盛名，有朝一日，他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显要人物，这点怕不会有错儿吧。那时他也许坐在市政厅或市参议会上制订法律，或者担任什么要职，在维护主权方面出一份力。那时他可能是行政部门、财政部门或建筑管理部门的人，大家对他的话得好好听从，好好思量。这位年青的卡斯托尔普先生将来究竟归依哪一个党派，这点人们可怀着好奇心。光看外表不一定正确。从表面上看，他压根儿不像是民主主义者信得过的人物，他跟祖父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决不会错的。也许他仿效祖父，将来是个故步自封的人，一个保守派?这倒很有可能，但也可能截然相反，因为他毕竟是个工程师，一个未来的造船专家，是一个熟悉技术并和世界各地商务打交道的人。

    他，汉斯·卡斯托尔普也许会成为激进派，一个一味蛮干的家伙，会亵渎神明地把一切古老的建筑和秀丽的风景毁了。他会像犹太人那样放浪不羁，像美国人那样傲慢无礼；他宁愿肆无忌惮地与优良的传统观念决裂，处心积虑发展自然资源；他宁可把国家的命运孤注一掷——这些也都是不能排斥的。他的家族曾在议会里占有两个席位，现在他血统上是否仍保持着先人洞烛一切的那份明智，或者竟会在市政厅中支持反对派?同乡们好奇地提出的这些问题，从他淡红色眉毛下的那双蓝眼睛中都找不到任何答案。现在，连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也一无所知，他还是一张一尘不染的白纸哩。

    当他登上读者初次和他见面的旅途时，他正好二十三岁。那时他已在但泽工业专科学校读完四学期课程，另外四个学期又在布劳恩施魏克和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度过。他刚顺利通过了第一次大考，成绩虽谈不上大放光彩，却也相当可观。现在他正准备进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当义务见习工程师，在船厂里接受实际训练。正好在这个关头，他的生活道路遇到了下列转折点。

    为了应付大考，他不得不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回家时显得十分憔悴，像他那种类型的人，脸色照理是不会落到这步田地的。见惯他的海德金特大夫责备起来了，他要求汉斯换一换空气，也就是说彻底换个环境。他说这一回，住到诺尔德奈岛或弗尔岛在诺尔德奈岛和弗尔岛上，有著名的海滨浴场。上的维克去都不济事，如果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进造船厂前应当到高山上住几个星期。

    这个主意倒不错，参议蒂恩纳佩尔对他的外孙和受监人说，不过这样一来，今年夏天他们得分道扬镳了，因为四匹马是不能把他蒂恩纳佩尔参议拉上高山的。这对他也算不了什么，汉斯需要的只是适宜的气压，否则他会害病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舒舒服服地独个儿上山吧。他可去探望一下约阿希姆·齐姆森。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建议。约阿希姆·齐姆森病了，不过他的病不像汉斯·卡斯托尔普那样，而是真正染上了病，病得很凶险，甚至家人都惊惶失措。他一直容易患感冒，发烧，有一天竟吐起血来，于是约阿希姆得赶紧去达沃斯休养，这使他非常痛苦烦恼，因为他的愿望行将实现。他本来遵家人之命，几学期来都在攻读法律，但后来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欲望所驱使，他调换了学科，投奔军官学校，而且已被吸收为学员。现在他在山庄国际疗养院已待了五个月以上，这所疗养院由顾问大夫贝伦斯主持。他在寄给家中的明信片中说，他腻烦得几乎送掉半条命。因此，如果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进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就职之前还想排遣一下，那么上山去疗养院跟可怜的表哥作一会儿伴可再适当也没有了，这样双方都称心如意。
    他决定出发时已是盛夏季节，时光已到了七月下旬。
    他动身作三星期之游。

    庄重与阴郁

    汉斯·卡斯托尔普本来怕睡过了头，因为他实在太疲倦了。但结果他比平时起得还早，有充裕的时间为自己理晨妆。每天早晨仔仔细细地梳洗一番已成了他的习惯，有高度教养的人往往有这种习惯。一只橡皮面盆，一只盛绿色香水肥皂的木盘，还有附带的一柄草刷——这些都是盥洗用的主要工具。除梳洗装扮之外，他还有足够的时间把行李打开，搬到室内去。当他拿起镀银的剃刀放在涂满香皂泡沫的脸颊上时，他猛然想起了昨夜那些神魂颠倒的恶梦，不禁哑然失笑，对梦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宽容地摇了摇头，心里洋溢着光天化日之下修脸整容的人们那种洋洋自得之情。他还没有完全定下心来，只感到黎明的清新。他脸上扑着粉，穿着胶带衬裤和红色的山羊皮拖鞋，走到阳台上，让手里的水分收收干燥。阳台一直通到屋子里，用一些不透明的玻璃隔板分成各个小间，这些玻璃隔板并不一直伸到栏杆处。清晨凉爽多云。重重的浓雾黏滞不动地弥漫在两侧的高山前面，远处山峦上白色和灰色的云块低垂着。这儿那儿间或露出一方蓝天，阳光透射下来，把山谷下面的村庄照得闪闪发光，它们在山坡上一片暗黑色的枞树林掩映之下，显得一片银白。不知从哪儿传来了清晨的音乐声，这声音也许是昨晚开音乐会的那个旅馆里发出的。那儿传来了赞美诗低沉的和音，停了一会又奏起一支进行曲。汉斯·卡斯托尔普酷爱音乐，音乐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像早餐时的黑啤酒一样，有一种强烈的镇静作用和麻醉作用，使他昏昏欲睡。他高兴地倾听着，脑袋歪向一边，嘴巴微微张开，眼睛里泛起几根红丝。

    他看到下面有一条路蜿蜒而上，一直通到疗养院，这就是他昨晚乘车到来的那条路。在山坡潮润的草丛里，长着短茎的龙胆，形状很像星星。一部分平台用篱笆围成一个小园子，那儿有砾石小径和花坛；在一株雄伟挺拔的白杉树下，还有一个假山洞。这里有一个朝南的厅堂，里面有几把靠背椅，屋顶则盖有白铁皮。厅堂旁边竖着一根红棕色的旗杆，用绳索牵住的旗子不时迎风招展。这是一面绿白相间的花哨旗子，中间有蛇盘杖，它是医学界的标志。

    这时，有一个愁容满面的年长女人在花园里踱来踱去。她穿着一身黑衣服，乱蓬蓬的灰黑色头发前面蒙着一幅黑纱。她在花园小径上急促不安地漫步，膝盖有些弯曲，胳臂僵硬地垂向下面。她两眼直勾勾地向前望着，一双眼睛是深黑色的，眼睛下面的皮肉凹陷而松弛，额角上面满是皱纹。她有一张衰老的、南方人特有的苍白的脸，嘴巴阔而歪向一边，唇角下垂，显得心事重重，这不由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起过去曾经见过的某个著名悲剧女演员的一幅画像。那个面容苍白、一身黑服的女人阴沉沉地跨着大步，她的步子竟不自觉地与山下传来的进行曲调子合拍，看去真有些怪模怿样。

    汉斯·卡斯托尔普若有所思而满怀同情地往下瞅着她；在他看来，似乎她阴森森的身影使清晨的阳光也黯然失色。但同时他还感受到一些别的——他从左面的邻室里听到了某种声音；据约阿希姆所知，这房间是一对俄国夫妻住的。这种声音不但也跟早晨明朗清新的气氛很不相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黏滞滞地玷污了它。汉斯·卡斯托尔普记得昨夜也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只是由于疲倦而不及注意。这是一种挣扎声、吃吃的笑声和喘气声；对年青人来说，尽管他出于好心，一开始就尽力把这个看作是无伤大雅的，但它们令人作呕的本质可隐藏不了多久。对于这种好心，我们也可冠以其他名称，例如心地纯洁，不过听来有些枯燥无味；或者称之为高雅贞洁，这个称呼既庄严又漂亮；也可贬低为“不敢正视现实”或伪善，甚至可名之为神秘的羞怯及虔诚。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隔室的这种响声，上面种种心理现象或多或少从他的神态上反映出来。他的脸色一本正经，阴沉沉的，仿佛他不愿也不该知道他所听到的一切。他真是道貌岸然，不过这种道学气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他在某些场合下做作出来罢了。

    他就这样绷紧着脸，离开阳台回到房里，不愿细听下面的过程。虽然他听到的有格格的笑声，但他认为他们决不是开玩笑，而且这股势头简直令人咋舌。可是在房间里，隔壁的响动声听来还要清楚。他似乎听到这对配偶绕着家具互相追逐，一把椅子倒下来，你捉住我，我捉住你，接着是咂嘴声和亲吻声。这时又从远处传来华尔兹舞曲，是一支陈腐而婉转动听的流行小调，似乎为他们演出的这场私房戏作伴奏。汉斯·卡斯托尔普捏着手帕站着，听得怪不自在。突然他扑着香粉的脸刷的红了起来，因为他早已看清的、即将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现在，这场戏无疑已过渡到兽性阶段。天哪!真该死!他一面想，一面掉头就走，在结束他的梳洗时故意闹得很响。唔，天晓得，从发生的事儿看，他们总该是一对夫妻。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脸皮未免太厚了些。我敢担保，昨夜他们一点儿也不得安宁。既然他们在这里，他们终究是病人，至少其中一个有病，应当稍稍节制些。不过他愤愤地想：真正令人反感的地方，自然在于墙壁太薄，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情况倒是不能容忍的!这房子建造的时候一定偷工减料，而且偷工减料到可耻的程度！以后我见到这些人，或者竟然有人把他们介绍给我，那该怎么办?这倒是非常尴尬的。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有一件事很诧异：他注意到刚才在修得光光的脸颊上泛起的红晕一直不肯退去，随红晕而来的那股热辣辣的感觉也还没有消逝。不但如此，它们似乎在他脸上生了根，这种干热跟他昨晚脸上感觉到的一模一样，睡着时退了，这时又重新升上来。他对隔壁这对夫妇本来就看不惯，这下子的印象也并不因而好转。他噘起嘴唇，喃喃地数落他们几句，然后干了一件冒失的事：他再一次用冷水洗脸，好让自己清凉些，谁知反而火上加油，热得更加厉害。因此，当他表哥敲着墙壁唤他时，他回答的声音有些打战，心头老不舒畅。当约阿希姆进门时，汉斯竟不像是一个一觉醒来后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人。

    早餐

    “早上好!”约阿希姆说，“这是你上山过的第一夜。你满意吗？”
    他正准备到户外去，穿的是一身运动衣和坚固的靴子，胳膊上挟一件宽大的外套，外套旁边的袋里露出一只扁平的瓶子。今天他仍没有戴帽子。
    “谢谢，”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他，“还可以。我不想再下什么评语。我做了许多恶梦，另外，这幢房子有一个缺点，就是隔音设备太差，怪难受的。唔，花园里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是谁啊?”
    约阿希姆马上领会他指的是谁。
    “哎，这就是那个叫‘两口儿’的女人，”他说。“山上大伙儿都这样叫她，因为从她那儿听到的只有这句话。你要知道，她是墨西哥人，德语一点也不懂，法语也几乎不懂什么，只有一鳞半爪的知识。她和大儿子一块儿住在这儿已有三星期，大儿子的病已毫无希望，眼看就要完蛋。他到处都有病，可以说结核菌已侵袭到他的全身。贝伦斯说最后这病像伤寒一样，对每个接触到的人都好歹是个威胁。两星期前，第二个儿子又来了，因他还想再看上哥哥一眼。他是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还有一个也长得很俊——两个都是美男子，眼睛亮晶晶的，女人看了哪个不动心。做弟弟的在山下时已有些咳嗽，但别的没有什么，显得生气勃勃。你瞧，他一到这儿就发起烧来，体温高到三十九度五，躺在床上；贝伦斯说要是他再起床，那就凶多吉少。不过贝伦斯说，他总算来得很及时——唔，做母亲的不坐在他们身边时，就在园子里这样踱来踱去，嘴里老是念叨着‘两口儿’这几个词，因为别的她什么都说不来。眼前这儿懂西班牙语的人一个也没有墨西哥人通用西班牙语，故云……”“原来如此，”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如果我认识她，她会不会也对我讲同样的话呢?这倒是件怪事；我的意思是说，这又滑稽，又荒唐。”他说话时感到眼睛像昨天一样，似乎有些热辣辣的，眼皮很重，仿佛哭过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眼睛里射出一种光辉；那天骑士怪模怪样地咳嗽时，他眼睛里曾燃起这种光辉。在他看来，似乎只有此刻才和昨天的一切发生关系，似乎只有此刻才又想起昨天的一情一节，而他醒来后已把这一切几乎忘得干干净净。他说他已准备好了，一面说，一面在手帕里洒上几滴香水，同时在额角上和眼睛下方也洒了些。“如果你愿意，咱们‘两口儿’一起去吃午饭吧。”他放肆地打趣说。这时约阿希姆温存地看了他一眼，神秘地笑了，笑得似乎有些阴郁，也有些嘲讽的味儿。究竟为什么这样笑，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汉斯·卡斯托尔普检点一下身边究竟有没有香烟，然后拿起手杖、外套和帽子。他戴帽子是很不甘心的，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已定型，光住三星期就要他轻易地养成一些新的习惯，他老不愿意。于是他们跨出房间，走下台阶。走廊里，约阿希姆指着这扇门或那扇门，告诉他里面住的是谁，有德国人的名字，也有许多外国人的名字，同时也简单介绍了他们的性格和病情。

    他们遇到一些吃罢早饭回去的人。每当约阿希姆向人道早安问好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就彬彬有礼地脱下帽子。他像正被介绍给许多陌生人的小伙子那样，显得拘谨而紧张。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眼皮沉甸甸的，脸上也有一层红晕，心里十分烦躁；不过说他脸红可不全对——他是怪苍白的。

    “我不该忘了!”他突然怀着某种莫可名状的兴奋心情说，“你得把花园里那位女人在适当机会介绍给我。我是不会有意见的。她也会絮叨不休地对我说‘两口儿’，这也没有什么。我已有思想准备，也懂得这话的意思，并且知道怎样去对付。不过这对俄国夫妻，我可不愿结识，你听清了没有?我干脆不愿意。他们这些人一点儿教养也没有。要是我真的不得不在他们隔壁住上三星期，别无他法可想，我也不愿认识他们。这是我的权利，我坚决谢绝……”

    “很好，”约阿希姆说。“难道他们打扰了你吗?不错，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简直是野蛮人，总而言之不文明，我早已跟你谈起过了。男的吃饭时总穿一件皮茄克，破破烂烂的，我始终弄不懂为什么贝伦斯不加干涉。女的虽然戴一顶羽饰帽，但也不怎么干净……你尽可放心，他们坐在下等俄国人餐桌上，离咱们远得很，还有一张上等俄国人餐桌，专供高等俄国人坐。哪怕你想跟他们打交道，也难得找到机会。这儿要结识一个人真不容易哪，原因是病人中有这么多外国人。我本人在这儿住了这么些日子，认识的人也不多。”
    “那么他们两人中哪个有病呢?”汉斯·卡斯托尔普问。“男的还是女的?”
    “我看是男的。唔，只是男的有病。”约阿希姆心不在焉地说，一面他们从餐厅前的一排衣帽架旁边走过。然后进入一间明亮而拱顶低的厅堂，那里人声鼎沸，碗碟铿锵作响，女侍者拿着热气腾腾的水壶走来走去。

    餐厅里有七张桌子，大都排成直的，只有两张横摆着。这些都是大号桌，每张可坐十个人，虽然此刻没有全部坐满。只朝横斜方向往厅里走几步，汉斯·卡斯托尔普就在自己桌上入席；他坐在前面中央那张桌子尽头的地方，正好在两张横放的桌子中间。汉斯·卡斯托尔普直挺挺地靠在椅子上，约阿希姆把同桌就餐的人一一正式介绍给他。他只得硬邦邦、笑吟吟地欠着身子，不过对他们的脸几乎瞧也不瞧一眼，更不要说把他们的姓名深深印在脑海中了。他只记起一个人和她的姓名——斯特尔夫人；她的脸红扑扑的，长着一头油光光的浅灰色金发。一看到她，你就完全相信她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模样儿愚昧无知，傻里傻气。于是汉斯坐了下来，洋洋自得地看着人们在这儿一本正经地吃早饭。

    早餐供应的，有几碟果酱和蜂蜜，几碗牛奶饭和燕麦粥，几盆炒蛋和冷肉。牛油尽量供应，有人揭开了贮存瑞士乳酪的玻璃罩，把湿淋淋的乳酪切开；桌子中央还摆着一盆新鲜的果干。这时，一位衣服黑白相间的女侍者向汉斯·卡斯托尔普走来，问他要不要喝些什么——可可，咖啡呢还是茶。她长得像女孩子一般矮小，一张脸长长的，显得相当苍老。他发现她原来是个矮子，不禁怔了一下。他瞅了表哥一眼，但约阿希姆不动声色地耸了耸肩膀，扬了扬眉毛，仿佛想说：“好吧，下面还有什么名堂?”于是汉斯又回到现实中来。侍者是个女的，又是个矮子，所以他特别客气地回答她，他要的是杯茶，同时吃起拌有肉桂和糖的牛奶饭来。他扫视一下其他的食物，这些食物他看了真是垂涎欲滴；也环顾七张桌子上的食客，这些都是约阿希姆的同伙和跟他命运相同的人，他们一面吃早饭，一面聊天，身体内部都是有病的。

    餐厅装点得十分时髦，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这种建筑简朴实惠的独特风格。与长度相比，餐厅算不得很深，绕餐厅有一条游廊，里面摆着餐具柜，这条游廊在通向摆餐桌的内厅处形成弧形。柱子的下半截用精雕得像檀香木那样的木材镶成，上半截涂有白漆，跟天花板和墙壁的上面部分一样。它们饰有一条条五光十色的花纹，样式单调而鲜艳，在拱顶的大梁上，仍可以看到这种线条。餐厅里还挂着好几盏枝形吊灯，它们都是电灯，用富有光泽的黄铜制成。它们在结构上有三个相互叠置的扣环，扣环由纤巧的编织物紧扎在一起，最下方的一个环是毛玻璃制成的一种球状物，很像一个月亮。餐厅有四扇玻璃门，其中两扇开在对面一侧较宽的墙上，一直通往前面的阳台；第三扇开在左前方，可一直通往前厅；最后一扇就是汉斯·卡斯托尔普通过走廊跨进餐厅的入口，昨夜约阿希姆却是陪他从另一座楼梯下楼的。汉斯右边是一个身穿黑服、容貌平平的女人，脸上皮肤毛茸茸的，面颊上有一层没有光泽的红晕。她看去像一个缝衣工或家庭女裁缝。也许是因为她早餐时只吃咖啡和白脱面包，他一向认为女裁缝是专跟咖啡和白脱面包打交道的。他左边坐的是一位英国小姐，她也上了一把年纪，长得很丑，十个指头干瘪而僵硬。她正在读一封字迹圆滚滚的家信，喝着一杯血红色的茶。她旁边坐的是约阿希姆，再过去就是穿苏格兰羊毛衫的斯特尔夫人。

    取笑。旅行用品。欢乐的情绪受挫

    “这人真有意思，”当他们向跛足的看门人(这时他正在门房间整理信件)友好地打过招呼，穿过大门来到外边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座建筑物粉刷得白白的，大门开在屋子的东南方，中央部分的一座楼房比两边的侧屋高一层，顶端有一个盖着蓝灰色铁皮的矮小钟楼。从这里出屋不能走到围有篱笆的花园，而是直接通到野外，前面就是山野一片倾斜的草地，上面稀稀落落地长着不怎么高的枞树和矮小弯曲的松树。他们走的这条路——除了向下通往山谷的那条公路外，这是他们唯一能走的路——从疗养院后侧越过厨房和管理室向左面稍稍高起，通往地下室的阶梯装有栏栅，栏栅旁有一些铁壳垃圾桶。朝那个方向还绵亘着一块土地，弯成膝形，从它的右上方一直通到一个林木稀疏的山坡，坡度十分陡峭。这是一条险峻而潮润的山路，土壤略带红色，山路两旁间或有一些砾石。在这条路上散步的不只是这对表兄弟，有些客人一吃完早餐，就紧跟他们走了出来；还有一大批人正好大摇大摆地走下山坡回疗养院，这时迎面碰到他们。

    “这人真有意思!”汉斯·卡斯托尔普又说了一遍。“他真是口若悬河，听他说话真叫我开心。用‘水银式香烟’比喻温度表，真是妙不可言，他一说我就明白……不过我现在倒想点燃一支真正的香烟，”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再也忍不住了！从昨天中午起，我就没有好好抽过烟……请原谅我稍稍抽一会儿吧!”于是他打开银边花押字的汽车皮盒子，取出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这是放在最上层的漂亮的“样烟”，一端压平(他特别喜欢香烟压得这样)，然后用系在表链上的一把角形小刀，一刀切断烟的尖头，再拿出袖珍打火机让它点火，鼓起嘴来在长而前端粗钝的烟上猛吸几口，烟就烧了起来。“好吧，”他说，“现在看我的面上，继续散步吧。你不抽烟，自然因为你纯粹是个狂热之徒。”

    “我一向不抽烟，”约阿希姆回答。“干嘛我该在这儿抽起来呢?”

    “这个我不理解，”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不会抽烟。可以说：不吸烟，一个人生活中最好一部分就失去了；无论如何，他生活中没有多大的乐趣！当我醒来时，我就因整天可以抽烟而引以为乐，我吃饭时，一想到抽烟也喜不自胜；甚至可以说，我吃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能抽烟，尽管我这么说难免有些夸大。对我来说，一天不抽烟，就感到枯燥沉闷，索然无味；如果我早上不得不说‘今天没有烟抽’，那么我想连起床的心绪都没有了，说实话，我想赖在床上呢。你瞧，要是嘴里有一支好烟抽着(当然，这种烟不应有难闻的气味，卷烟质量也应当符合要求，否则使人非常恼火)，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有支好烟，你就安如泰山，万事大吉。这好比你躺在海滩上，你不是在海滩上躺过吗?那时你什么都不要，既不想工作，也不想娱乐……谢天谢地，全世界都在抽烟哪。就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哪块地方不染上这种习惯，哪怕是南北极探险家，烟草的备货也很充足，这样在艰苦环境下就顶得住。当我读到这类消息，我总禁不住满怀同情。一个人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就拿我来说吧，我曾有许多苦恼，但只要我有一支烟，我知道自己什么都经得住，烟能帮我渡过难关。”

    “你对烟的依赖性这么重，”约阿希姆说，“意志未免太薄弱了。贝伦斯说得对，你是一个文人。他说的不过是一番恭维话，不过说句老实话，你确实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此外你是个健康人，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他说话时，眼神显得很困倦。“唔，除了贫血外，我总算是个健康人，”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说我脸色发青，脾气真直爽极了。他的话倒也有理；我自己也注意到，跟这儿山上的人们相比，我的脸色确实青得厉害，在家时我可没有觉察到。他自称免费而毫无保留地给我提出忠告，他也真是一个有心人。我很乐意按照他的话去做，生活方式完全跟你的一模一样。既然我到了山上和你们在一起，我还能再干些别的吗?要是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居然长出些肉来，那也没有什么损失，虽然你得承认，长肉这个词听起来怪不入耳。”在散步过程中，约阿希姆咳嗽了几次；看来，他上山非常吃力。当他第三次咳嗽时，他皱起眉头停下步来。“你先往前走吧，”他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头也不回地急急忙忙向前走。过了一会，他放慢脚步，最后几乎停住，因为他看到自己在约阿希姆前面已遥遥领先。不过他没有环顾四周。

    一群男男女女的客人向他迎面走来。他早已看到他们沿着平坦的道路走上山坡半腰，此刻他们正噔噔地走下山坡朝他走过来，在他耳边响起各种各样的声音。他们一共有六七个人，年龄各不相同，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上了年纪。他低头斜瞅他们一眼，心里只想着约阿希姆。他们不戴帽子，脸孔黑黝黝的，女人穿的是花色线衫，男人大多不穿大衣，也不带手杖，这副气派，很像那些不拘礼仪、到屋外信步蹓跶的人。因为是下坡，他们就不必花很大力气，只要站稳脚跟别走滑了腿，冲下去时不摔跤即可。实际上，这无异是一种向下的自由滑翔运动；他们的步态轻飘飘的，表情和整个体态都令人有一种轻盈之感，别人见了恨不得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此刻他们就在他身边，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并没有全被太阳晒黑，其中两个女人苍白得令人触目，一个骨瘦如柴，脸儿白得象牙似的；另一个又矮又胖，一脸雀斑把她的容貌毁了。她们都定睛瞧他，厚着脸皮不约而同地向他微笑。这时有一个穿绿色线衫的颀长女郎掠过汉斯·卡斯托尔普身旁，胳膊几乎擦着他的身体。她头发散乱，两眼呆滞地半开半闭，一面走，一面嘘嘘吹起口哨来。咳，这简直太狂妄了！她吹口哨不用嘴儿，吹时嘴唇不但不翘起，反而闭得紧紧的。这嘘嘘声是从她内部发出的，一面吹，一面用呆滞的、半睁半闭的眼睛瞅着汉斯。这声音特别刺耳，粗嗄尖厉，重浊拖长，尾音急转直下，使人想起市售橡皮小猪一种玩具。的叫声——当充在小猪肚里的气瘪下来时，就会发出这种哀鸣。口哨声是从她胸口某处不可思议地迸出来的；吹罢，她跟着伙伴们继续往前走。

    汉斯·卡斯托尔普呆立着，凝视远方。接着他匆匆向四周扫视一下。刚才那令人憎恶的口哨声势必是一个玩笑，一出预先安排好的闹剧——他所能领悟的至少是这么一些，因为他回头望望这伙人的肩膀，看到他们正在大笑。一个粗壮的厚嘴唇小伙子，双手插入裤袋，不雅观地卷起了外衣，他甚至公然朝他歪着脑袋，呵呵地傻笑……这时约阿希姆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几乎挺直身子向大伙儿问好，而且用“立正”姿势向他们鞠躬，接着他和颜悦色地走向表弟。

    “你干吗板着脸?”他问。
    “那女人吹起口哨来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答道。“她走过我身边时，肚子里发出嘘嘘的声音。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玩意儿?”
    “哎！”约阿希姆轻蔑地一笑，接着说：“不是从肚子里来的，你胡说。她叫克莱费尔特，全名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这声音是她气胸里发出的。”
    “从哪儿?”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心情异常激动，可不知究竟为什么这样。接着他又啼笑皆非地说：“你总不能指望我会懂得你们的切口吧。”
    “让我慢慢说来!”约阿希姆说。“咱们一边走，一边谈。你的脚怎么像生了根似的!刚才说的是一种外科治疗法，你自己也可以想象到。这是这儿常做的一种手术，贝伦斯干起来很有一手。你瞧，要是一只肺烂得厉害，另一只还没有病或者比较健康，那么就让那只坏肺停止工作一段时间，让它休息一下……也就是说，他们在这儿刺了一下，在身体侧面什么地方刺了一下，究竟什么部位我也不很清楚，贝伦斯干起来非常出色。以后再在身体里注入气体，什么氮气之类，这么一来，那只像乳酪样的坏肺就不再呼吸。这种气体待在里面的时间当然不会长，过了半月光景又得注入新的——这也好比给人充气，你也一定能够想象。这样，如果过了一年或一年以上一切良好，肺部就因为得到休息而治好了。但当然不一定都能治好，这事甚至有点儿冒险。不过用气胸治疗总算已取得了良好成绩。你刚才看到的那些人都打过气胸。伊尔蒂斯太太也是，她就是那个长雀斑的女人。还有一位是莱费小姐，你该记得她是瘦瘦的，她躺在床上已好久了。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因为气胸之类的玩艺儿很自然地将人们凑合在一起。他们自称‘半肺协会’，这些人就此出名。但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是这个协会的一朵花，她能用气胸吹出口哨声。这是她的一种才能，远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至于她是怎么干的，我可说不上来，连她本人也说不清楚。不过她路跑得快时，身体内部就会发出嘘嘘声；自然，她用这个来吓唬人，特别吓唬新来的病人。另外，我相信她发声时要消耗氮气，因为她每隔八天就得重新打气胸。”

    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笑了。约阿希姆说话时，汉斯已由激动而转为欢乐，一面走，一面捂住眼睛，弯着身子；由于他吃吃地狂笑，连肩膀也抽动起来。

    “他们也登过记吗?”他费了好大力气才问出这句话。他竭力忍住笑，因而声音听来有些苦恼悲切。“他们有章程吗?可惜你不是其中一员，否则他们就能把我当作贵宾让我入会，或者作为……候补会员……你应当要求贝伦斯让你的肺也部分休息一下。也许你也会从胸口发出嘘嘘声的，只要你高兴这么做。学了这一套倒是挺有意思的……这是我生平所听到最有趣的事儿！”他说罢深深叹一口气。“请原谅我说了这番话，但你这些打过气的朋友，他们的情绪也好得很呢！瞧他们刚走过来时的那副模样……同时你得想想，居然有‘半肺协会’这种组织!她‘嘘——嘘——’地打我身边擦过，真是一个疯女人！何况他们还兴高采烈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

    约阿希姆设法找一句回答的话。“我的天哪，”他说，“他们多么自由自在！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很年轻，时间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不久他们又可能死去，他们为什么要绷起脸呢?有时我想：生病和死亡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们不过是混日子的一种方式。只有山下人才一本正经地对待生活。我想只要你在山上住得久些，你迟早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我想我肯定会了解的。我对山上你们这些人已很感兴趣。可不是吗，一个人只要有兴趣，什么事都自然会懂得。不过我的问题只是……这个东西的味儿不对头!”他说话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雪茄烟。“这些时间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哪儿不对劲，现在看来，问题出在马丽亚雪茄烟上，它的味儿可不美哪。我向你保证，它抽起来有些像Papiermach法文，应为papiermach，意为混凝纸浆。，一个人消化不良时，就会有这种味儿。这个我真不理解!我早餐确比平时吃得多，但这不能成为理由，因为要是你吃得过饱，抽起烟来味儿特别好。你以为这是一夜没有睡好的缘故吧?也许这是我不舒服的原因。不，我非把这烟干脆扔掉不可！”他作了一次新的尝试后说。“我每吸一口，每次总叫我失望，硬抽下去是没有意思的。”他又迟疑了一下，就把雪茄烟扔到山坡下潮湿的松林间。“你可知道，我这下身体不舒服跟什么有关系?”他问。“依我看，这准是跟脸上该死的发烧有关系，我一起床，脸上又是热辣辣的怪难受。我感到自己脸上似乎因怕羞而涨得通红，真见鬼！你刚到这儿时可有同样的经历?”“有的，”约阿希姆说。“我开始时有些不自在。你不要大惊小怪。我已告诉过你，要习惯这儿的生活并不怎么容易，不过你不久又会正常起来的。瞧，这条长椅倒不错。咱们可以坐一会儿，再回院去，我还得做治疗呢。”

    道路变得平坦起来。它现在向达沃斯高地伸展，这里的高度是整座山的三分之一左右。通过一片挺拔、稀疏和东倒西歪的松林，可以俯瞰下面的村落，它正明晃晃地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辉。他们坐的粗陋的长椅靠着山崖的峭壁。在他们近旁，一股泉水潺潺地向下流向山谷。

    约阿希姆想把阿尔卑斯山环抱南面峡谷的一些云雾缭绕的山峰一一介绍给表弟听，同时举起登山的手杖向他指点。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匆匆一瞥。他坐在椅上向前弯着腰，用镀银手杖——手杖富有城市风味——的金属包头在沙地上画画儿。他还想知道一些别的。

    “我想要问你的是——”他开腔说，“我来时，房间里那个病人不是刚去世吗?那么自从你上山以来，已有不少人死去了吧?”

    “确是死了几个，”约阿希姆答道。“不过你要知道，他们处理时很小心，人们不知不觉，或者只是以后偶尔听到。为了照顾病人，特别是女病人，死了一个人时他们总严守秘密。女人容易惊惶失措。要是你隔壁房间里有人死了，你根本就觉察不到。棺材是一清早送来的，那时你还睡着呢。死人也是在适当的时候抬出去的，例如在你正好用膳的时候。”

    “哼，”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在沙地上画画儿。“原来他们在偷偷摸摸地干啊。”

    “唔，确是这样。不过最近，待一下……大约在八星期以前……”

    “那么你不能说是最近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干巴巴地挑剔说。

    “怎么?那就不说最近吧。不过你太刻板了。我只是想算一算日期。就在不久以前，我有一次完全出于偶然的机会暗中看到了这出戏的内幕，至今记忆犹新哩。小胡尤斯——巴巴拉·胡尤斯，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亲眼看到他们把最后的圣餐放在她面前，你知道，那就是临终圣餐，也就是临终涂油礼。我来这儿时，她还能起床，还是高高兴兴，跳跳蹦蹦的，真像一个小女孩。但不一会，病势发展得很快，她不能起床。她住的地方同我住的隔开三间。这时她爸爸妈妈来了，接着神父也赶到了。他来时正好是下午，大家都在喝茶，过道上一个人都没有。可是你瞧，我卧床午休竟睡过了头，没听到锣声，迟了一刻钟。在紧要关头时，大家都在场，我却不在那儿，只是像你说的那样窥见了一些内幕。当我跑到走廊上时，他们正好迎面而来，穿的是花边衬衫，前面有人执着一个十字架引路，这是一个有提灯的金十字架，好像土耳其近卫军乐队前面那种系着小铃的月牙棒。”

    “你这个比方不伦不类，”汉斯·卡斯托尔普板着脸说。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我禁不住想起这种月牙棒来。不过你再听我说。他们就这样向我走来，大踏步的走来，走得很快，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们一起有三个人，前面是拿十字架的人，后面是戴夹鼻眼镜的神父，还有一个是拿着香炉的青年。神父把临终圣餐捧在胸口，圣餐用什么遮着。神父歪着脑袋，样儿非常谦恭。这自然是他们最最神圣的事。”

    “确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正因为如此，我才奇怪你为什么竟说起什么月牙棒来。”

    “嗯，嗯。不过待一会儿。可要是你也在场，你事后回想起来脸上真不知会有什么表情。这真会叫人做起恶梦来……”“你这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的：当时我在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我不戴帽子，没法脱帽致意。”

    “瞧你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再次打断他的话。“现在你总看清楚，咱们该戴一顶帽子吧!你们这儿山上没有人戴帽，我自然感到奇怪。你好歹得戴上一顶，这样适当的时机就能脱下。哎，以后呢?”

    “我倚在墙上，”约阿希姆说，“规规矩矩的，当他们走到我身边时，我稍稍欠一下身子。当时我们正好在小胡尤斯住的病室前面，那是二十八号房间。我想神父看到我俯身致意，心里一定很高兴，他很有礼貌地答谢，把帽子脱下。但同时他们也站停下来，那位手持香炉的年轻助手敲了一下门，门把手一转呀的一声门开了，他们让神父先进房间。现在请你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情和恐惧吧!神父的脚一跨进房间，里面就发出一阵救命声和尖叫声，这种声音你从来没有听到过。叫声接连三四次，以后连续不断发出‘啊——啊’的哀叫声，喊时显然张大了嘴，声音里充满痛苦、恐怖和反抗的情绪，简直无法形容。叫声中还夹着哀求声，使人听了毛骨悚然。接着，声音一下子变得喑哑而低沉，仿佛它已沉入地底，也像是从地窖里发出来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猛地回过头来瞪眼看着他的表哥。“这是胡尤斯的声音吗?”他怒气冲冲地问。“怎么声音是从地窖里传出来的?”

    “她的头钻到被子里去了！”约阿希姆说。“你倒想想我当时的感受！神父站在门槛边，说些安慰的话。我至今还仿佛看到起先他探出头来、后来又缩回去的模样。拿十字架的人和助手还在门口迟疑不决地站着，不能进去。从他们中间我可以看到房间的轮廓。其实这间房间和你的、我的一样，病床放在门左面的侧墙旁边，床头站着一群人，自然是亲戚们和爹娘，他们也低头朝向病床说些劝慰的话。朝床上看去，她已不像个人了，似乎只是一团东西；她又是恳求，又是狠狠地抗议，而且蹬着腿。”

    “你说她蹬着腿?”

    “她拼着命呢！可是不顶用，她必须领受临终圣餐。神父凑近她，其他两人也走进房去，门关上了。可是事前我还来得及看到胡尤斯的脑袋闪现了一下，浅黄色的金发乱蓬蓬的，睁大了的眼睛瞅着神父，眼睛一点血色也没有，然后惨叫一声钻到被子里。”

    “现在对我讲的这番话，你还是第一次说吗?”汉斯·卡斯托尔普顿了一下说。“我不懂你昨儿晚上为什么不说。天哪，看来她一定还有相当多的力气可以自卫，自卫需要力气啊。一个人还没有精疲力竭之前，是不该请神父来的。”

    “她确实非常衰弱，”约阿希姆回答说。“咳，要谈的话可多哩，不过措词倒很难哪……她已很弱了，只是恐怖给她增添了这么多力气。当时她害怕极了，因为看到自己就要死去。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呢，咱们总得原谅她。不过有时成年人也这副模样，这自然是不可饶恕的软弱。贝伦斯倒懂得怎样对付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话的口气可恰到好处。”

    “他的口气怎么样?”汉斯·卡斯托尔普皱起眉头问。

    “他总是说‘请您别这样吧!’”约阿希姆回答。“至少他最近对人说过这话，咱们是从护士长那儿听来的。护士长也在场扶助临死的病人。这个病人一直到死还是吵吵嚷嚷的，一点也不想死。这时贝伦斯凑近他那儿，说：‘请您赏个脸别这样吧!’病人立刻安静下来，不声不响死去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手拍拍大腿，往后一仰靠在长椅的背上，抬头望着天空。

    “唔，我说，这太过分了，”他高声说。“走近一个临死的人，光是对他说：‘请您别这样吧！’这确实太过分了！临死的人多少令人尊敬。我们不能对他一点儿不讲人情。我真想说，临死的人简直是神圣的！”

    “这个我不否认，”约阿希姆说。“不过在病人这样软弱无力的时候……”

    “不！”汉斯·卡斯托尔普坚持说，他说话时的激昂程度与他遇到的阻力一点也不相称。“我坚持认为，一个垂死的人，比任何嬉皮笑脸、游来荡去、挣几个钱填饱肚子的粗汉子强些！这可不太好……”他怪里怪气说，声音有些颤抖。“对临死的人这样铁面无情，可不太好……”他话说到这里突然中断，接着发出一阵抑制不住的大笑，这笑声像昨天笑时一样，是那么激越冲动，那么漫无节制，连身子也抖动起来，于是他闭住眼睛，泪珠从他的眼睑滚滚而下。

    “嘘！”约阿希姆忽然止住了他。“别作声！”他轻轻说，同时偷偷推了一下笑个不停的表弟的腰部。汉斯·卡斯托尔普张开泪汪汪的眼睛往上看。

    一个陌生人从左面的路上走来。他是一个皮肤黝黑、风度优雅的绅士，蓄着漂亮的、翘起的黑色小胡子，下面穿一条浅色方格纹的裤子。他走近时跟约阿希姆相互道了早安，这人发音精确，声调悦耳动听。他双腿交叉，拄着手杖，神态自若地站停在约阿希姆面前。

    魔鬼

    他的年龄似乎难以估计，约摸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尽管他整个形象十分年轻，但两鬓已经花白，头顶显得童山濯濯；狭狭的头路向两边分开，头发稀稀落落，使额角看去更加宽广。他的服装——淡黄色宽大的方格条纹裤，两排钮扣的绒布上衣(上衣显得太长)和大的袖边，远远谈不上什么高雅华贵，而他那弯成圆形的竖领，由于经常洗涤，领边多少有些起毛。他的黑领带已经很旧，衬衫显然不装袖口；从他手腕那儿的袖子宽宽松松的模样来看，汉斯·卡斯托尔普就知道他是没有袖口的。纵然如此，他仍清楚看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绅士，陌生人那种深有教养的风度，他那洒脱的甚至是漂亮的举止，说明他确是这种身份的人。他既寒酸又优雅，眼睛黑黑的，小胡子又微微翘起，使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想起圣诞节时在家乡院子前面卖艺的某些外国乐师，他们骨碌碌地转动着天鹅绒般的眼珠，握着软帽伸出手来，好让人家从窗口投下零零星星的钱币。“他是奏手摇风琴那一号人!”他想。因此，当约阿希姆从长椅上站起，带几分窘迫的神情向他介绍陌生人姓名时，他听了也毫不惊奇。他介绍说：“这是我表弟卡斯托尔普——塞塔姆布里尼先生。”

    汉斯·卡斯托尔普也站起身来致意。他脸上还残留着刚才兴高采烈的痕迹。但意大利人很礼貌地对两人说，他不想惊扰他们，要他们再坐下来，自己却仍旧悠闲地站在他们面前。他微笑地站着，打量这对表兄弟，特别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微笑时，在那漂亮地向上翘曲的丰满小胡子下面，嘴角的纹路更皱更深了，露出嘲讽的神情，这在表兄弟身上起一种奇妙的作用，使他们精神为之一振，如醉如痴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也一下子清醒过来。他感到很难为情。塞塔姆布里尼说：

    “先生们的情绪可高啦，这是满有理由的，满有理由。早晨多美呀!天空蓝澄澄的，太阳又是笑盈盈的，”他一面说，一面轻捷而优雅地挥动一下手臂，向天空扬起一只皮肤微微发黄的小手，同时目光炯炯地斜眼往天际仰望。“这儿这么美，真叫人忘怀自己究竟栖身何处了。”

    他说话时没有外国腔，只是发音时每个字眼咬得太准，使人们看出他大约是个异国人。他发音时，嘴唇动得怪有劲的，听他说话挺有意思。

    “先生，您上咱们这儿一路还舒服吧?”他转向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您对自己的命运是不是心中有数?我的意思是说，‘初次检查’这个阴森森的仪式有没有举行过?”这时，假如他真的想叫对方回答，他理应闭起嘴来稍等一下，因为他提出了问题，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正打算回答。但陌生人接着继续问：“仪式的经过情况很顺利吧?从您的笑声中——”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嘴角的皱纹一条条变深起来，“可以得出不同性质的结论。

    咱们的弥诺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克里特岛国王。据说死后为阴间三判官之一。和赖达曼托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弥诺斯兄弟。死后与弥诺斯等一起为阴间判官。判处了您几个月?”“判处”这个词从他嘴里吐出来，似乎显得特别可笑。“让我猜一下吧。六个月，或者干脆九个月?咱们这儿对时间可从不吝啬……”

    汉斯·卡斯托尔普惊诧地笑了。他在苦苦思索弥诺斯和赖达曼托斯究竟是谁。他回答说：

    “嗳，不。您搞错了。塞普塔姆……”

    “塞塔姆布里尼，”意大利人明确而着重地纠正他，同时又幽默地鞠了一躬。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请原谅。哎，您误会了。我一点病也没有。我只是来看我表哥齐姆森，住上一两个星期，乘此机会也想稍稍休养一下……”

    “怪了，您竟不是咱们的一员?您身体健康，您只是在这儿作客，像浓荫中的俄底修斯一译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特洛伊战争中曾献木马计，使希腊军队获胜。一样?你居然屈身下降到死人出没、闲荡的深渊里，真勇敢呀！”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怎么说降到深渊里?这我倒要请教一下。我可登上你们五千英尺左右的高山呢。”

    “这只是您的看法罢了！依我看，这是错觉，”意大利人做了一个毅然决然的手势说。“咱们是掉在深渊里的人，可不是么，少尉?”这时他转向约阿希姆。约阿希姆对他的谈吐也颇感兴趣，但不想流露出来，沉思地回答说：

    “咱们把这个问题确实看得太简单了。但咱们以后毕竟可以同心协力，振作起来。”

    “唔，这点我相信您，您是一个正派人，”塞塔姆布里尼说。

    “是，是，是，”他连称三声“是”，把S发成清音。德语S一般发浊音，而意大利语则一般发清音。这时他又转向汉斯·卡斯托尔普，用舌尖轻舐上颚三次，咂咂有声。“瞧，瞧，瞧，”他又连说三次，S仍发清音。他凝神打量新来的客人，可说是目不转睛。接着眼神又活跃起来，继续说：

    “那么，您是心甘情愿地上山来跟咱们这些沉沦的人为伍，赏个光跟咱们周旋一个时期喽。唔，这很妙。您心目中准备待上多少时间?我只是问一下大致期限。既然这个期限是他本人、而不是赖达曼托斯规定的，那我倒很想知道时间究竟有多长?”“三星期，”汉斯·卡斯托尔普得意洋洋地说，因为他看出，人家对他不胜艳羡哩。

    “哦，天哪，三星期！少尉，您听到了没有?‘我到这儿住上三星期，以后又得动身’，这种说法不是有点儿傲慢不恭吗?先生，如果允许我来教导您的话，咱们这儿的日子不是以星期算的，最小的时间单位是月份。咱们算起日子来是大模大样的，这是咱们这些幽灵所享的特权。另外咱们还有一种特权，性质也大致相同。我能不能问一下，您生活中从事的是哪一门行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您准备从事哪一门行业?您可看得出，咱们的好奇心是没有止境的，好奇心也可算是咱们的特权之一呢。”

    “好说好说，”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于是他回答了对方提出的问题。

    “原来是造船师，这可了不起！”塞塔姆布里尼高声说。“您完全可以相信，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工作，不过我本人的能力在另一方面。”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是一位文学家，”约阿希姆解释说，样儿有些尴尬。“你要知道，他为德国报纸写过卡尔杜齐乔苏埃·卡尔杜齐（G.Carducci，1835—1907，诗人、学者，19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撒旦颂》、《野蛮颂》等）的追悼文章。”这时他显得更尴尬了，因为他表弟惊异地瞧着他，似乎说：你对卡尔杜齐知道些什么，我看你懂得的不比我多。
    “是啊，”意大利人点点头说。“鄙人有幸能在卡尔杜齐生命终止时，为贵国同胞介绍这位大诗人和自由思想家的生平。我认识他，我可以说还是他的学生呢。在波洛尼亚（城市名），我曾听过他的教诲。我感谢他，因为他把文化与欢乐赐给我。不过咱们刚才谈的是您的情况。一位造船工程师?您可知道，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显然高大起来了?您坐在那儿，简直一下子成了辛勤劳动和真才实学的化身！”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可我还是个学生，一切还刚刚开始呢。”

    “确实，凡事都是开头难。一般说，所有名符其实的工作都是困难的，可不是吗?”

    “是啊，魔鬼知道这个，”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倒是他的心里话。

    塞塔姆布里尼的眉毛陡的竖了起来。

    “您居然叫魔鬼来作证?把真正的撒旦唤来?您可知道，我伟大的老师[卡尔杜齐,《魔鬼的赞美诗》(一译《撒旦颂》)是他主要作品之一，发表于一八六五年]曾写过一篇赞美诗奉献给它吗?”

    “请原谅，”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您说有一篇赞美诗奉献给魔鬼吗?”

    “就是献给魔鬼本身。在我们国家里，每逢节日常常吟咏这首诗。Osalute，oSatana，oRibellione，oforzavindicedella Ragione[意大利文:哦，健康，哦，撒旦，哦，反抗，哦，理性的复仇力量]。这是一首美妙的诗歌!不过这个魔鬼跟您指的不尽相同，他对工作是颂扬备至的。而您所指的魔鬼呢，却憎恶工作，因它见了工作就怕，可能就是人们所谓连小指也不敢向他伸出的那种……”

    这一切在我们善良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产生奇妙的作用。他不懂意大利文，其余的他听了也不很入耳。这些话虽用漫不经心的、诙谐的语调随口说出，却颇有些说教的味儿。他看看表哥，表哥的眼睛正瞧着地面。于是他开口说：

    “噢，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把我的话理解得太死板了。我说的魔鬼那句话只是口头禅，我可向您保证。”

    “看来有的人倒是颇有才智的，”塞塔姆布里尼说，忧伤地凝望着前方，然后又打起精神来，巧妙地转入原来的主题，继续说：

    “无论如何，从您的谈话中我满有理由地得出结论，那就是您已选定一种既紧张又光荣的职业。天哪，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homohumanus[拉丁文：富有人性的人；人文主义者]，尽管我对工程方面怀着真心实意的尊敬，可我对此一窍不通。但我颇能想象，要掌握您这门专业的原理需要清醒而敏捷的头脑，而投入实践又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是不是这样呢?”
    “嗯，当然是这样。您的话我完全同意，”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话时不自觉地尽力卖弄自己的口才。“今天，这项工作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高，正因为要求太高，还是别说得太清楚为妙，免得令人灰心丧气。呃，这可不是开玩笑呢。要是你身体不是最好……我只是在这儿作客，身体也还算结实；假如我硬说这项工作对我非常相宜，那我准是在撒谎。我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它叫我够呛了。只有当我什么也不干时，我才感到挺自在。”
    “比如说现在?”
    “现在?噢，现在我对这儿山上还很陌生，简直有些糊里糊涂，您也可以想象。”
    “哎，糊里糊涂。”
    “是啊，我睡也没有睡好，后来这顿早餐也确实太丰富。平时我早上吃的东西很一般化，可今晨吃的在我看来太扎实了，照英国人的说法，太丰盛了。总之，我感到有些闷气。今天早晨我抽雪茄时，味儿有些异样，真是天晓得！过去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只有病得厉害时才有这种感觉。抽起烟来的味儿简直像皮革一样!我只得把烟扔了，硬抽是毫无意思的。请问，您抽烟吗?不抽?那么您就不能想象，对我那样从青年时起一直嗜烟如命的人来说，碰到这类事该是多么懊丧，多么失望……”

    “我对这类事没有经验，”塞塔姆布里尼回答，“我倒认为，对这类事情没有经验并不是什么坏事。许多高贵而富于理智的人士对抽烟都深恶痛绝。卡尔杜齐也不喜欢。可是在这点上，您跟咱们的赖达曼托斯意气相投。他是您那恶习的支持者。”“唔，恶习，塞塔姆布里尼先生……”

    “干吗不是恶习呢?咱们得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它起名字，这样生活就更加丰富多彩。我也有我的恶习。”

    “顾问大夫贝伦斯倒能鉴别烟的好坏。他是一个怪有意思的人。”

    “您认为是这样吗?啊，原来您已跟他相识?”

    “刚才我们出来时跟他相识。您可知道，当时我好像诊了一次病，不过是免费的。他一眼就看出我贫血相当厉害。于是他劝我生活起居要跟我表哥一样，要在阳台上多躺躺，还说我也得量量体温。”

    “真的吗?”塞塔姆布里尼高声说。“妙极了！”他仰望天空喊了一声，又俯下身子笑起来。“你们那位大师（莫扎特，1756—1791，所引用的话，出自其歌剧《魔笛》）的歌剧里唱的是什么戏呢?‘我是一个捕鸟人，心里经常很有劲，哈哈！’一句话，这是怪有趣的。您愿听从他的劝告吗?那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不该听呢。这个赖达曼托斯真是个魔鬼。‘心里经常很有劲’倒是句真话，不过有时有些勉强。他很容易感伤。抽烟的恶习对他没有好处——否则就不成其为恶习了——抽烟会使他伤感。正因为如此，咱们可敬的护士长把他的存货都收藏起来，每天只给他一小撮定量。有时他受不了诱惑，竟动手去偷，于是又感伤起来了。一句话：一个糊涂虫。您可也认识咱们的护士长?还不认识?这不对头！不把您介绍给护士长是不公正的。

    先生，她是冯·米伦东克家族出身的。她跟梅迪奇的维纳斯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梅迪奇是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望族，对佛罗伦萨艺术与文化的繁荣颇起作用。这里指的是模仿希腊阿芙罗狄蒂(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像塑成的维纳斯雕像。不同的地方，乃在于女神胸部发达，而护士长却经常佩戴一个十字架……”
    “哈，哈！妙极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大笑起来。
    “她的教名是阿达丽亚蒂卡。”
    “是这个名字吗?”汉斯·卡斯托尔普嚷道。“哦，这太动人了，冯·米伦东克，还有阿达丽亚蒂卡。从名字听来，仿佛她是死去多年的人了。姓名真像中古时代一样。”
    “可敬的先生，”塞塔姆布里尼答道，“这儿有许多人正像您说的那样，有‘中古时期的风味’。我本人就相信，咱们的赖达曼托斯纯粹在某种艺术感受的驱使下，才创造出这个女人化石般的脑袋，让她来监护这座恐怖的宫殿此处借喻肺病疗养院。的。他确是一个艺术家——您还不知道吗?他画过油画。可不是吗，您想干什么，谁也不会禁止，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阿达丽亚蒂卡夫人不管人家爱不爱听，逢人便说这样的话：米伦东克家族中，有一位在十三世纪中叶是莱茵河畔波恩地方一所女修道院的院长。过后没多久，她本人就去世了……”
    “哈，哈，哈！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看您真爱开玩笑哪。”
    “开玩笑?您的意思恐怕是‘不怀好意’吧。唔，我确实有些不怀好意。”塞塔姆布里尼说。“使我着恼的是，我命中注定只是把这种恶意发泄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面。工程师，我希望您不反对什么恶意吧?在我心目中，它是理智用来对付黑暗势力和邪恶的最有力的武器。先生，恶意是批判的灵魂，而批判却是进步和启蒙的源泉。”他的话题一下子转到彼特拉克（F.Petrarca，1304—1374，诗人）上来，他称彼特拉克是“现代精神之父”。

    “现在咱们得躺下来休息了，”约阿希姆若有所思地说。那位文学家说话时，总是潇洒地做手势。此刻他指着约阿希姆做个手势，说：
    “咱们的副官要赶任务去了，咱们走吧。咱们走的是同一条路——‘一直向右，走向通往巍峨宫殿的地方’，啊，维吉尔，维吉尔[P.Vergilius(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先生们，没有人能超过他呢。确实，我相信人类是在进步的。不过维吉尔在修辞方面，近代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在他们回院的路上，他开始用意大利腔背起拉丁文诗歌来，可是当他看到一个少女迎面走来时，他顿时停住了。她看去像一个农村姑娘，容貌并不出众。这时他向她媚笑，哼起小调来。“特尔，特尔，特尔，”他的舌头咂咂作声。“嗳，嗳，嗳！来，来，来！你这个可爱的小虫儿，你愿投入我的怀抱吗?瞧，‘眼睛水汪汪，闪闪发亮光’，”他不知从谁的作品里引用这么一句诗。接着他朝少女狼狈离去的背影送了一个飞吻。

    “他真是游蜂浪蝶，”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在塞塔姆布里尼心血来潮地向少女献过殷勤、重又喋喋不休地挑剔起别人来时，他仍抱有这种想法。这时他的矛头主要针对顾问大夫贝伦斯，他嘲笑贝伦斯脚的大小，并且在他的衔头上大做文章。这衔头是某个患脑结核的亲王赐给他的。关于这位亲王生活上的丑闻，大伙儿现在都议论纷纷，不过赖达曼托斯眼开眼闭，佯作不见，一举一动都不失顾问大夫的本色。难道大人先生们不知道夏季是顾问大夫发明的吗?不错，不是他又有谁呢。他可当之无愧。过去，只有死心眼儿的人才在这个山谷里挨过夏天。可是“咱们的幽默家”用犀利的目光看出，这种失算只是偏见的结果。他甚至得到这样的教训：至少就他的疗养院而论，夏季疗养不仅值得推荐，甚至还特别有效，简直是必不可少的。他懂得如何把这一理论传播开去，并为此撰写了通俗性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此后，夏天的生意就跟冬天一样兴旺。“天才！”塞塔姆布里尼说。“真是异想天开!”他说。于是他挑剔这一带高地上其他的疗养院来，用挖苦的口气称赞它们的老板生财有道。那儿有一位卡夫卡教授……每年，在积雪初融的关键性时刻，当许多病人正纷纷要求离院时，卡夫卡教授就声称自己不得不外出再作一周之行，同时答应一回来就放他们出院。可是他在外边逗留六星期，可怜的人们都眼巴巴地等着，这样，顺便说一句，他们的账越付越多了。有一次，人家请他到阜姆地名，即现在的克罗地亚的里耶卡。去，但在没有把握赚上五千瑞士法郎之前，他是不愿动身的。这样，十四天光阴就在讨价还价中过去了。这位大人物后来终于赶到，但到后只一天，病人就呜呼哀哉。扎尔茨曼大夫背后曾指摘卡夫卡教授，说他的针头不干净，结果病人相互感染。扎尔茨曼又说，他走路时穿的是橡皮鞋，这样他的死人就听不到。相反地，卡夫卡却扬言扎尔茨曼的病人们吃了过量的“葡萄汁兴奋剂”——为的也是多捞几个钱——病人们就像苍蝇那样纷纷死去，不是死于肺结核，而是死于肝硬化……

    他就是这样滔滔不绝地说开来。对于这些口若悬河的诽谤，汉斯·卡斯托尔普衷心地、好意地笑着。这位意大利人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口齿清楚，发音准确，没有任何方言。他吐出来的每个字都圆润清脆，好像都是他两片活动自如的嘴唇创新的产物；他对自己优雅而尖刻的言词引以为乐，甚至对讲话时运用文法上的变格与变位也喜不自胜；看来，他头脑非常冷静沉着，连一次也没有说错。德文的名词变格与动词变位比较复杂，外国人讲话时往往说错。

    “您讲得这样滑稽，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又这样生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

    “形象化，是吗?”意大利人回答时用手帕扇了几下，虽然天气已相当凉爽。“这也许就是您要说的话。您想讲，我说起话来很形象化。得了吧!”他大声说。“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咱们的阴间判官在那儿游荡呢!这是怎样一幅景象呀！”

    散步的人们已走完了弯弯曲曲的一段路程。不知是因为塞塔姆布里尼的谈话和下山的缘故呢，还是因为实际上这儿离疗养院并不像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象中那么远(因为我们第一次走陌生路时，感觉上总比熟路长得多)，他们很快就回院。塞塔姆布里尼说得对：下面，在疗养院后的空地上，两位大夫正在散步，走在前面的是穿白大褂的顾问大夫，他的脖子向前伸出，双手像掌舵般地摆动着，后面跟的是穿黑衬衫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他的神态，比查病房时的那副样儿——查病房时，他按理应跟在上司后面——更不自在。

    “嗳，克罗科夫斯基!”塞塔姆布里尼叫道。“他在那儿走。咱们山上女人的一切秘密，他全知道。请注意他衣服上的象征性味儿。他穿的是黑衣服，表示他的专业范围是在夜间。这个人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而这个念头是肮脏的。工程师呀，为什么咱们刚才一点儿也没有谈到他?您认识他吗?”

    汉斯·卡斯托尔普点点头。

    “唔，原来如此。我不禁萌起一种设想：他也博得您的好感呢。”

    “我说不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只是偶尔见到他。我也不善于迅速作出判断。我对人们只是冷眼旁观，心里想：‘原来你是这样的?那很好。’”

    “您太漠不关心了！”意大利人答道。“您评判吧。正是为了这个，自然界才赋予我们眼睛和理解力。您感到我刚才说话有些恶意；要是我真的这样，那也许是因为我存心要说教。我们人文主义者都有些说教的味儿。先生们，人文主义者同教师爷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心理学方面。从人文主义者那儿是得不到教育机会的，唔，从他那儿是得不到的，因为他那儿只有人类传统的美和尊敬。那些在混乱而不讲人道的时代曾冒充青年人领导者的牧师，他们的真面目已给人文主义者揭穿了。从那时起，先生们，就压根儿不再有什么新型的教师爷了。人文主义学府……工程师，您就说我反动吧，不过从原则上说，inabstracto拉丁文：“从理论上说”。，我请您谅解，我信奉这种主义……”在电梯里，他还是絮絮叨叨地发挥这一见解；只有这一对表兄弟到了三楼走出电梯时，他才闭嘴。他一直乘到四楼，据约阿希姆说，他住在四楼后角落的小房间里。

    “他怕没有什么钱吧?”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伴着约阿希姆走进房间，这房间看去同汉斯那面一间一模一样。

    “没有，”约阿希姆说，“他没有什么钱。也许他只有正好付住院费的那么些钱。你该知道，他父亲也是文人，我想他爷爷也是的。”

    “唔，当然啰，”汉斯·卡斯托尔普说。“那么他病得厉害吗?”“据我知道的，他的病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很顽固，常常复发。他得病已有好几年了，病了一会他又出院，但不久又不得不住进来。”

    “可怜的家伙!看来他对工作倒是专心致志的。他非常健谈，很容易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对那个姑娘，他有点儿厚颜无耻，当时我也怪窘的。可后来他谈到人类的尊严时，他说得妙极了，简直像一篇演说。你是不是常跟他在一块儿?”

    思想的磨练

    不过约阿希姆回答得断断续续，含含糊糊。他从桌子上一只衬有天鹅绒的红皮盒子里取出一支小小的体温表，将它注有水银的下端插在嘴里。他把表衔在舌头左方的下面，这样，玻璃表就斜往一边从嘴里向上翘起。然后他换上室内服，穿好便鞋和军装般的翻领短褂，拿起桌上的一张打印表格和铅笔，再捧起一本俄文文法书。他学俄文，是因为照他所说指望对工作有些用处。拿着这些，他就走到外边阳台上，在卧椅上躺下，同时把一条骆驼毛毯子轻轻一抛，盖在脚上。

    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一刻钟来，云层越来越薄，太阳透过云层，发出炎夏时那种炽热而耀眼的强光。约阿希姆不得不用系在卧椅扶手处的一块白亚麻布遮光罩把脑袋保护好。这个遮光罩小而实用，可按照阳光的照射角度加以调节。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种创新赞扬不已。他想等着瞧表哥体温测定的结果，同时察看周围的一切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他也细细观看靠在凉廊一角的一只毛皮睡袋，这是约阿希姆冷天时用的。然后他胳膊肘靠住栏杆，俯首眺望花园。这时，公共休憩室里已挤满了病人，他们伸手伸脚地斜靠在椅背上，有的在写字，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不过他只看到室内的一部分，里面大约有五把椅子。“你体温要量多久?”汉斯·卡斯托尔普转过身来问。

    约阿希姆竖起七个指头。
    “时间应当到了——七分钟！”
    约阿希姆摇摇头。过了一会，他从嘴里取出体温表，仔细看了一会，说：“唔，要是你把时间放在心头，那它就走得很慢。我一天经常量四次，心里倒很快乐；因为你看得出，一分钟或一古脑儿七分钟，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儿，一星期七天一晃眼过去了，快得惊人。”
    “你说‘实际上’，‘实际上’你不能这样说，”汉斯·卡斯托尔普顶着他说。他坐时把大腿搁在栏杆上，眼睛里布满红丝。“可是归根结蒂，时间是‘不实际’的。假如你看来长，那么它就是长的；要是你看来短，那么也是短的。实际上究竟长还是短，可没有人知道。”他平时不惯于讲哲理，此刻却憋不住了。
    约阿希姆反驳他。

    “不见得吧。时间，咱们还是在计算的。咱们有钟表和日历，要是一个月过去了，那么对你，对我，对咱们大家来说，也过去了。”

    “注意，”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说，一面干脆把食指按到黯淡无神的眼睛边。“这样说来，一分钟的长短完全凭你计算时的感觉决定的吧?”

    “一分钟的长短……它的长短不多不少，恰好等于手表秒针走一圈所需的时间。”

    “不过对咱们的感觉来说，所需的时间长短完全不同！实际上……我说，从实际上看……”汉斯·卡斯托尔普重复说，说时把食指狠狠托住鼻子，把鼻尖弄得弯弯的。“这是一种运动，一种空间运动，可不是吗?且慢！这无异是说，咱们是用空间来计算时间的。可是这却跟咱们用时间来计算空间一样，只有没有科学头脑的人才干这个。从汉堡到达沃斯，乘火车要花二十小时。可步行要多久?至于头脑里想一下，不消一秒钟就得了！”

    “听着，”约阿希姆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看你是想跟我们待在一块儿吧?”

    “住口！我今天头脑十分清醒。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使劲把鼻子扭向一边，鼻尖一下子变得白而毫无血色。“这个你说得上来吗?咱们凭感官察知空间的存在，也就是说，凭视觉和触觉。好。可是咱们感知时间的器官是什么呢?你能给我说一下吗?瞧，你难住了。可是咱们对于心目中不甚了了、连它的特性也说不上来的东西，怎么能计算呢?咱们说，时光流逝。好，就让它流逝吧。但为了能计算它……待一会儿！为了使时间能够计算，它必须均匀地流逝，可是哪儿记载过这样的事实呢?就咱们的意识来说，它并不是这样的，咱们只是方便起见才假定这样。咱们的计量单位纯粹是一种习俗，请允许我……”

    “好，”约阿希姆说，“现在我体温表的刻度上高了四格，难道这也纯粹是一种习俗?正因为这五格刻度，我才不得不在这儿荡来荡去，不能服役。这真叫人头痛！……”

    “你体温有三十七度五吗?”

    “温度已退下来了，”说罢，约阿希姆把温度记在表格里。“昨儿晚上大约有三十八度，这是你来山上引起的。所有初来乍到的人，体温都会升高。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

    “我现在也得走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对于时间，我也有满脑子想法——我几乎可以说，简直是一团糟。可是我现在不想来刺激你，你的体温太高了。我想把一切保留一下，咱们以后再回头谈谈，也许在早餐以后。到了早餐时间，你该来喊我一下。现在我也想躺下来休息，谢谢上帝，这不会使我难受的。”于是他穿过玻璃隔墙到自己房里，那儿的小桌旁也摆着卧椅。他拿起那本《远洋客轮》杂志，从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取出漂亮、柔软、暗红色与绿色相间的方格花纹披衣，躺了下来。

    他也不得不马上张起遮光罩来，因为当他刚一躺下，炙人的阳光就晒得他难以忍受。然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高兴地注意到，他躺着感到意外舒服，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躺过这样安适的卧椅。椅架的样式有些过时，但却别有风味，因为椅子显然是新的，用赤褐色光洁的木材制成。这里铺有席子，上面还有一层软绵绵棉花般的东西。实际上，它由三个厚厚的软垫组成，从脚端一直伸到靠背的地方。此外，这种硬中带软、用刺绣的亚麻布套的圆形靠垫，是借一条绳子系紧在椅子上的，令人有一种异常舒适之感。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一只胳膊搁在又光又宽的扶手上，眨巴着眼睛休息着；他不需再看什么《远洋客轮》杂志消遣了。从凉廊的拱门望去，野外荒凉的、然而又是阳光灿烂的景色历历在目，宛如一幅图画。汉斯细细玩赏这幅景色，一面在凝神思索。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于是打破岑寂大声地问：

    “刚才招待咱们吃早点的不是有一个矮矮的娘儿吗?”

    “嘘——”约阿希姆喝住他。“放轻声些。不错，矮娘儿倒是有一个。怎么样啦?”

    “没什么。咱们还一点儿也没有谈过她呢。”

    于是他又呆呆出神。他躺下时已是十点钟了。已过去了一小时。这是平淡无奇的一小时，不短也不长。一小时刚过去，屋子和园子里就响起锣声，由远而近，然后又渐渐远去。

    “吃早餐了，”约阿希姆说。可以听到他已起身了。

    这一回，汉斯·卡斯托尔普已结束了他的卧床疗法，走到房间里稍稍打扮一下。表兄弟在走廊里碰头，然后一起下楼。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哎，躺着真够味啊。这种椅子究竟是怎么做成的?要是这儿可以买，我倒想带一只到汉堡去，躺在上面真像上天堂一样。你看，它们是不是根据贝伦斯的设计特制出来的?”

    约阿希姆不知道。他们把话题搁在一边，第二次进入餐厅。那儿，人们又在一个劲儿吃着。

    餐厅里闪着牛奶的白光。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只大玻璃杯，杯里满盛半升牛奶。

    “我不想吃，”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时他又一次在女裁缝和英国女人之间坐下来，摊开了餐巾，虽然第一次早餐时他肚子已塞得饱饱的。“我不想吃，”他说，“上帝保佑，我压根儿不能喝牛奶，现在更一点儿也不想。那边也许是黑啤酒吧?”他礼貌而又温柔地转身问那个矮娘儿。可惜黑啤酒没有。不过她答应去拿库尔穆巴赫德国地名，以产啤酒著名。啤酒，结果端来了。这种酒又浓又黑，泛起棕色泡沫，代替黑啤酒再好也没有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一只半升容量的高脚玻璃杯贪婪地喝着。他吃了烤面包上一片片的香肠。侍者又端来了燕麦粥，还有许多牛油和水果。他只是眼睁睁地望着，吃不下。他也瞅着那些吃客。大伙儿开始注意他起来，个别一些人尤其如此。

    他餐桌里已坐满了人，只有他对面的首席位子仍旧空着；人家告诉他，这是大夫的座位，因为只要时间允许，大夫也跟病人一起进餐，轮流坐在每张餐桌上，而餐桌上的首席座位都是留给大夫的。这时两个大夫一个也没有来，据说他们正在做手术。蓄小胡子的青年又走进餐厅，他像过去一样垂下脑袋，下巴靠近胸口，愁眉苦脸，一言不发。淡黄色头发的瘦娘儿又在原位坐下，用调羹舀着酸牛奶，仿佛这是她唯一的食物。这回她身边坐了一个矮小的、精神奕奕的老太，用俄语同那个沉默寡言的青年搭起讪来。对方只是心事重重地朝她看，用频频颔首的姿态来代替答话。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仿佛嘴里有什么苦涩的东西似的。在他对面老太太的另一侧，坐着一个少女，模样儿很漂亮，容光焕发，胸部高高耸起，一头波浪形的栗色秀发，棕色的孩子般的眼睛圆溜溜的，娇美的手上戴一只红宝石戒指。她常常放声大笑，讲的也是俄语，而且只讲俄语。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她的名字：玛鲁莎。他又无意中注意到，当她说说笑笑时，约阿希姆眼睛朝下，脸孔绷得紧紧的。

    这时塞塔姆布里尼从侧门进来，翘起小胡子大踏步地走向自己的座位。他的位子在餐桌末席，与汉斯·卡斯托尔普坐的方向正好成一条对角线。他坐下时，同桌的人都哄然大笑，也许是他说了些什么尖利的话。汉斯·卡斯托尔普也认出了“半肺俱乐部”的成员们。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从阳台门前面溜向餐桌，眼神呆钝钝的。她向厚嘴唇青年致意，那青年就是先前不合时宜地穿着外套而引人注目的人。那个脸白得同象牙一样的莱费坐在胖女人伊尔蒂斯旁边，她们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右面那边斜摆的桌子上，桌上的人他都不认识。

    “你的邻居就在那边，”约阿希姆弯下身子悄悄对表弟说。这一对夫妻正好从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擦过到右边最后一张餐桌上去，也就是到“下等俄国餐桌”上去，那儿已坐着一家人，其中有一个丑陋的孩子正在狼吞虎咽地喝粥。那俄国汉子身材瘦小，灰沉沉的两颊凹陷进去。他穿一件棕色皮茄克，脚上穿一双有鞋扣的笨重毛毡皮靴。他妻子也长得很娇小，穿着小小的俄罗斯高跟皮鞋，走起路来一跳一蹦，连帽子的羽毛也会晃动起来。她脖子上披一条肮脏的羽毛长围巾。汉斯·卡斯托尔普狠狠地端详这一对人，他一向不用这样的目光看人，连他自己也觉得太无情；但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目光，使他突然体验到某种乐趣。他的眼睛没有神采，同时却又咄咄逼人。恰在此时，左面玻璃门像第一次早点时那样砰的一声关上了，玻璃发出格格的震颤声。这下他不像今天清晨一样吓了一跳，只是懒洋洋地装个怪脸儿；当他想回头往那边瞧时，他感到身子沉甸甸的，觉得费这番精力很不值得。因此，他这回也搞不清莽撞地关门的究竟是谁。

    本来，汉斯早点时喝啤酒从来不会迷迷糊糊，可今天这小伙子可完全醉倒了，昏昏沉沉的，仿佛额角上被谁揍了一拳。他的眼皮像铅块般的沉重，当他出于礼貌想跟那位英国女人聊天时，他的舌头不听使唤，甚至左顾右盼也很费劲。此外，他脸上又泛起昨天那样热辣辣恼人的感觉，两颊热得胀鼓鼓的，而且呼吸急促，心在怦怦地跳，就像有一只包着布的锤子在敲打。假如说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特别难受，那是因为他头脑里已好像几次三番地吸入过氯仿。这回早餐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他桌子上面向着他，他只是隐隐约约地、梦幻似地感到他的存在，尽管他跟右边的女人讲俄国话时，大夫曾多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时，那些青年姑娘——也就是妙龄女郎玛鲁莎和喝酸牛奶的瘦个儿——谦卑而羞怯地在他面前低下头来。不消说，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举止也很得体。他默不作声，因为他的舌头不听指挥，他只是循规蹈矩地挥动着刀叉。当表哥向他点头示意要他离席时，他就站起身来，冒冒失失地向同桌人欠了欠身，一步一拐跟在约阿希姆后面出去了。

    “咱们什么时候再躺下来休息啊?”他离开屋子时问。“照我看，这是这儿最妙的事了。我恨不得再躺在那张顶呱呱的卧椅上。咱们再多多散一会儿步吧?”

    多余的话

    “不，”约阿希姆说，“我不允许走得很远。近来，我空时经常下山稍稍走动，穿过村庄，有时一直走到高地。那边有店铺，人也多，可以买些需要的东西。午饭以前咱们还可以再躺上一小时，以后一直可躺到四点钟。你放心吧。”

    他们在明媚的阳光下沿着车道下山。经过小溪和羊肠小道，右边山脊的各个峰谷就俨然在望，什么“小仙霞峰”啦，“绿塔峰”啦，“村山”啦，约阿希姆都能一一说出它们的名字。那边高起的地方，是达沃斯村筑有围墙的墓地，约阿希姆也用手杖指点给他看。这时他们走上大路，这条大路比谷底高出一层楼房，沿着梯层式的山坡一直伸向前方。

    至于村庄，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徒有其名而已。疗养街吞并了这儿的土地，它一直向山谷的入口方向发展，以至称之为“村庄”的整个居住区域已不知不觉地消失，与名为“达沃斯高地”的这块土地合而为一。大路两侧有许多饭店和供膳食的公寓，设备上都有遮蔽阳光的游廊、阳台和卧房，还有供出租的私人住宅。附近各处都有新的建筑物，有时也在兴建新屋，大路上可以眺望山谷里一片草原的景色……

    汉斯·卡斯托尔普为了追求他日常所爱好的生活刺激，又燃起了一支雪茄烟。也许是他刚才喝过啤酒的缘故，此刻他居然不时闻到渴念已久的雪茄烟香气，感到说不出的喜悦。当然，香气闻到的次数不那么多，香味也不那么浓。只有当他振作起精神，才能感知这种喜悦，而可厌的皮革气味还依稀存在，远远没有散去。他感到软绵绵的没有力气，无法再少许享受这份清福。他觉得这种享受格格不入，或者可望而不可即，终于慵倦而不胜厌恶地把烟头一扔了事。尽管他有些昏昏沉沉，却仍感到礼仪上有必要找些话题聊聊，因此他想起刚才同约阿希姆关于“时间”的一席出色的谈话。只是他对“一连串问题”已忘得一干二净，“时间”的概念在他的头脑里已荡然无存。于是他开始谈谈身体方面的一些事儿，而且谈得十分古怪。

    “那么你什么时候再量体温呢，”他问。“饭后吗?那好。这正是机体活动最旺盛的当口。情况准是这样。贝伦斯叫我也量量体温，这也许只是开开玩笑罢了。为了这个，塞塔姆布里尼笑得前仰后合。这简直无聊透顶。我连一支体温表也没有呢。”“哦，”约阿希姆说，“这倒没有关系，你只要买一支就行了。这儿到处都买得到体温表，几乎每家店里都有。”

    “可干嘛要买呢?我只觉得躺着休息才有味儿。这个我愿意做。但对一个客人来说，量体温委实太过分了，还是留待这儿山上的人们去受用吧。要是我能知道，”他继续说，说时像一个热恋中的人把双手按住胸口，“我的心一直跳个不停究竟是什么缘故，那就好了。这真叫我不安，我对这个问题已考虑了好久。你知道，只要一个人遇到意外高兴的事，或者害怕什么——一句话，在他情绪激动的当口，他的心就会怦怦跳起来，可不是么?不过要是一个人的心莫名其妙地、也可说是身不由主地跳起来，你得知道，那真叫人心寒哪。心跳时，身体仿佛和灵魂分了家，自己走自己的路，有几分像尸体，只是它没有真正死去罢了。实际上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生活按照本身的规律一往直前地进展，照样长指甲，长毛发，而且，正如人们说的，在化学上和物理上蠢蠢欲动……”

    “这算什么话，”约阿希姆冷冷地呵责他。“蠢蠢欲动！”今天早上他说了“月牙棒”之类的话，受到对方的责备，现在他也许算是稍稍报复一下。

    “可是事实确是这样！确是蠢蠢欲动！你干嘛要恼火呢?”汉斯·卡斯托尔普问。“我只是顺便讲一句罢了。我别的什么都不想讲，只想说：当你在生活中感到身体不由自主地和灵魂分了家，而且来势汹汹——比如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心跳——你真会惶惶不安，苦恼万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真想穷根究底。我真想搞清楚情绪上的激动是什么原因，是喜悦还是恐惧引起的。至少对我是这样，我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

    “对，对，”约阿希姆叹了口气说，“这倒很像发寒热时的情况。用你的话来说，这时身体里真有一种‘蠢蠢欲动’的特殊感觉。对于你说的那种‘情绪激动’，咱们不由得要研究一下，看这种蠢蠢欲动的结果怎么会促使一个人丧失部分理智……可是咱们谈的话题太恼人了，”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说完了便不作声。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耸了耸肩膀，这副姿态就跟约阿希姆昨晚看到时一样。

    他们沉默了一会，接着约阿希姆说：“哎，这儿的人你喜欢吗?我指的是咱们同桌吃饭的那些人。”汉斯·卡斯托尔普脸上显出漫不经心的神态。

    “天哪，”他说，“我看他们并不逗人喜欢。另一张桌子上坐的那些人倒要强些，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斯特尔夫人应当烫发，她太胖了。那位马祖卡，反正不管她叫什么名字，我看有些笨头笨脑。她格格笑个不停，不得不老是用手绢往嘴里塞。”

    汉斯说错了人名，约阿希姆不由高声大笑。

    “‘马祖卡’倒是顶呱呱的！”他高声说。“要是你批准，她叫玛鲁莎，就等于咱们的玛丽。不错，她确实太放荡了，”他说。“其实她真该规规矩矩的，因为她的病一点也不轻呀。”

    “这真想不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她脸色多好啊。万万想不到她胸部有病。”他匆匆瞟上表哥一眼，但当他发现表哥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显出一颗颗的雀斑(那些被阳光晒得黑黝黝的脸上在没有血色时，往往有这种情况)，而且嘴角也古怪而懊丧地歪向一边时，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感，于是他连忙改换话题，探询别人的情况。他要很快地把玛鲁莎和约阿希姆的脸部表情忘个干净，结果也真的忘了。

    喝玫瑰茶的英国女人叫鲁宾森小姐。女裁缝其实不是成衣匠，而是柯尼斯堡一所国立高等女子学校的教师，正因为如此，她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她叫恩格尔哈尔特小姐。至于那个生气勃勃的老太婆，连约阿希姆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住在山上已有很久。不过她好歹是喝酸牛奶那位姑娘的姨婆，始终伴着姑娘住在疗养院里。但同席的人病得最厉害的，要数布卢门科尔博士了。他是敖得萨来的，全名是里奥·布卢门科尔，也就是那位蓄有小胡子的愁眉苦脸、沉默寡言的人。他住在山上已有好几年了。

    此刻他们在市镇的人行道上散步；显然可以看出，这是国际疗养院的主要街道。他们遇到在路上蹓跶的病友们，大多数都是青年，有的是身穿运动衣、不戴帽子的骑士式人物，有的是女人，她们身穿白裙，头上也不戴帽子。这些人讲俄语和英语。街道两边都是商店，店里的商品陈列橱窗，琳琅满目。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好奇心，与他极度的疲乏感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他振作精神勉强张望，在男式时尚用品前面逗留很久，看这些陈列品是否够得上标准。

    他们来到一个长廊顶部掩蔽着的圆形大厅，那儿有一支小小的乐队正在演奏。这里就是疗养地旅馆。几个网球场里，一对对的人在打球。一些须发剃修整洁的长脚小伙子正在同姑娘们对阵，小伙子们身穿紧身法兰绒裤，脚着橡皮鞋，袖子一直卷到胳膊肘；姑娘们则一身白色服装，脸蛋儿黑黝黝的，她们在阳光下伸展双臂，疾步如飞，在空中狠狠击球。网球场养护得很好，好像敷过一层面粉。表兄弟在一条空的长椅上坐下，观赏和议论他们的比赛。

    “你不在这儿打球?”汉斯·卡斯托尔普问。

    “他们不准我打，”约阿希姆回答。“我们得躺着，老是躺着。塞塔姆布里尼经常说，我们的生活是仰卧式的；他说，我们都是‘仰卧家’。这也算是他尖酸刻薄的一种智慧。那边打球的都是健康人，如果是病人，那么这样做也是违犯禁令的。不过他们打得并不认真，与其说打球，还不如说是为了炫耀衣饰。至于说违犯禁令，那么这儿玩的东西违禁的多得很，例如打扑克，还有这家那家旅馆里玩的‘小马’系一种当时流行的赌博……我们这儿有告示，说这个对身体最有害处。可是许多人在晚上查病房后还是溜到那儿去赌博。

    据说，赐给贝伦斯头衔的那个亲王也经常搞这个玩意儿。”汉斯·卡斯托尔普几乎没有在听。他的嘴张得大大的，因为他一用鼻子呼吸就会伤风。他心跳得像锤子敲击一样，和音乐很不合拍，他感到气闷、难受。当约阿希姆劝他回家时，他在迷离惝恍、矛盾复杂的心情下开始打起瞌睡来。

    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几乎一言不发。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平坦的街道上有两次几乎摔跤，他忧伤地笑了笑，摇摇头。跛子开动电梯，把他们送上楼去。他们在三十四号房间门前简短地说了声“再见”，就此分手。汉斯·卡斯托尔普踉踉跄跄地走过房间来到阳台上，还没有站定，就一骨碌倒在卧椅里。他来不及变换躺卧的姿势，就在一阵阵急剧不安的心跳中昏昏沉沉进入矇眬的睡乡。

    当然，是一个女人!

    他也不知睡了多久。时间一到，锣声就响了起来。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这一回还不是就餐的鸣锣声，只是通知人们做好准备，因此他依然躺着，直到嘡嘡的金属声第二次鸣响，接着又渐渐远去，他才起身。当约阿希姆走进房间找他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想换衣服，但约阿希姆不允许。他最恨不遵守时间。他说，要是一个人连吃饭也这么拖拖拉拉，那还谈得上什么一往直前，奋发向上，献身于公职呢。他的话当然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只能说，他身体确实没有病，只是昏昏欲睡。他只是匆匆洗了洗手，然后两人一起下楼，第三次进餐厅。

    就餐的人通过两道门口拥了进来。他们也从那边开着的两扇阳台门拥入。他们很快在七张餐桌旁坐下，仿佛从未离席过似的。这至少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印象——当然这种印象十分荒谬而富有梦幻色彩。可是汉斯昏昏沉沉的头脑一下子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种幻象，甚至还暗暗感到高兴。在用膳过程中，他多次试图唤起这一幻象，而且效果也不差。这时那位欢乐的老太太又同坐在对面的布卢门科尔博士搭起讪来，布卢门科尔心事重重地倾听着。她那位羞怯怯的侄女终于吃起酸牛奶以外的食物来——也就是说，这回她吃的是大麦奶油浓汤，这是女侍者盛在盆子里端来的。不过她只舀了几调羹，过后又放在一边。漂亮的玛鲁莎格格地笑着，用手绢掩起嘴儿不让发出声来，手绢散发出橙子的香气。鲁宾森小姐还在读那些字体圆滚滚的信件，这些信件她今天早晨已经看过。显然，她德文一个字也不识，也不想懂得。约阿希姆献殷勤地用英文跟她扯起天气来，她只是用单音节的字回答，说话时依旧一个劲儿地咀嚼食物，然后又默不作声。至于穿苏格兰羊毛衫的斯特尔夫人，她今天上午又去诊过病。她向大家报道这个消息时，既粗声粗气，又装模作样，说话时上唇向后咧开，露出兔子般的牙齿。她叫苦连天地说，她右肺上部还能听到罗音，左肩胛下面呼吸音还很短促，老头儿说她还得呆上五个月。她粗野地称顾问大夫贝伦斯为“老头儿”。接着她又忿忿不平地说，“老头儿”今天没有跟她同过席。今天中午，“老头儿”照例应当“轮”到她那儿(她把“轮”字念作“弄”)，结果又坐到隔壁左边那张桌子旁边(顾问大夫贝伦斯真的坐在那边，他的大手交合着放在盘子面前)。当然，那边坐着阿姆斯特丹的胖太太萨洛蒙，她平时用餐时每天都穿袒胸露肩的衣服，“老头儿”对此显然很感兴趣，虽然她斯特尔夫人对这个怎么也不能理解，因为每次检查时，他可以把萨洛蒙太太任意看个痛快。过一会儿，她又悄声而激动地说，昨儿晚上，上面的公共卧厅(也就是屋顶上的那个休息室)里灯光熄灭了，其目的无非是像斯特尔夫人说的可以获得“透明”的效果。“老头儿”得悉这个，大发雷霆，连整个屋子都听得到。不过肇事者是谁，结果自然没有找到。你不用受大学教育，也可以猜到这无疑是布加勒斯特的米克洛西希干的；对他来说，混在女人堆里，周围环境永远也不会太黑的。这是一个没有半点教养的人，尽管他穿着一件紧身胸衣。他本性简直像一头猛兽……不错，一头“猛兽”，斯特尔夫人压低了嗓门说，说时额角上和上唇都是汗涔涔的。他和维也纳总领事维尔姆布兰特的夫人关系如何，村子里和高地上尽人皆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几乎谈不上什么秘密了。早晨，当总领事夫人还躺在床上时，上尉有时也跑进她的房间，在整个梳洗过程中伴随着她。上星期四，他甚至一直呆在房里，到清晨四时才离开。这是十九号房间年轻的弗兰茨的女护士说出来的，弗兰茨最近人工气胸没有做成。这时她正好撞见了他，一窘之下，竟走错了门，闯进了多德蒙特的帕拉范特检察官的房间里……最后，斯特尔夫人絮絮叨叨大谈其那家开设在山下的“应有尽有的百货店”，她在那儿买到了漱口水。约阿希姆只是眼睛朝下，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菜盆。

    午膳不仅烹调得很出色，而且极其丰盛。连那盆营养丰富的汤在内，加起来总共不少于六道菜。吃了鱼以后，又是一盆加配菜的美味可口的烧肉，接着是一盆别致的蔬菜，然后又是一盆烤禽，一客布丁，味儿比昨晚以来的各道菜肴毫不逊色；最后是乳酪和水果。每道菜都端来两次，而且侍者的精力都没有白费。七张餐桌上，人们都盛满了盆子吃着，在餐厅的拱顶下，大家都在狼吞虎咽，这幅景象看了真叫人满心欢喜，可惜有些地方不大顺眼，甚至令人厌恶。不但愉快活泼的人敞开肚子吃着，谈笑风生，把一片片面包扔来扔去，连沉默阴郁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在每道菜的间歇期间用手托住脑袋，呆呆出神。左边餐桌上有一个尚未完全发育的少年，从年龄上看还是一个学生；他衣服的袖子很短，戴一副又厚又圆的眼镜。他把菜盆里堆积如山的食物统统切成糊状，然后埋头大吃，吃时常常把餐巾按到眼镜后面，揩拭眼睛。人们不知道他在揩些什么，是汗呢还是眼泪。

    午膳时发生了两个插曲，引起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注意。根据汉斯坐的方向，他只能注意到这些。首先，玻璃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这时大家正好在吃鱼。汉斯·卡斯托尔普不屑地耸了耸肩，然后怒气冲冲地打定主意：这回他一定要搞清楚撞门的究竟是谁。他不光用脑子想，而是认真地翕动起嘴唇来。我一定要搞清楚!他轻声地而又十分激昂地说，因而鲁宾森小姐和女教师都惊讶地瞅着他。他整个上身转向左边，把充满血丝的蓝眼睛张得大大的。

    穿过餐厅的是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妇女，倒不如说是一个姑娘。她中等身材，穿一件白色毛线衣和花色裙子，一头淡红色的金发，脑袋旁晃着两条辫子。汉斯·卡斯托尔普没有看清她的轮廓——几乎没有瞧见。她走路不声不响，与刚才进来时乒乒乓乓的喧闹声形成鲜明的对照。她耷拉着脑袋，蹑手蹑脚地走向左侧最外边的一张餐桌。这张餐桌与阳台门成直角，也就是“上等俄国人”的餐桌。走路时，一只手插在贴身羊毛衫口袋里，另一只手托着脑袋，把头发理向后脑勺。汉斯·卡斯托尔普瞅着她那双手；他对人们的手很有一番鉴别力；每次新结识一个人，他的注意力总是先集中在那个人的手上。她没有贵妇人的特有风度，托住她头发的那只手，并不像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和女人们社交往来中所常见的那么高贵娇嫩。她的手背很阔，手指很短，粗糙稚气，有几分像女学生的手。她的指甲显然没有染过，修剪得很不雅观，也像女学生一样，指甲旁的皮肤有些起毛，好像是咬指甲的恶习留下来的痕迹。不过由于距离太远，汉斯·卡斯托尔普无法看得很清楚，只是有这么一个印象而已。这个姗姗来迟的人向同桌的人们点点头，在桌子内侧克罗科夫斯基旁边坐下，背朝着餐厅。克罗科夫斯基坐在首席。一坐下来，她就左顾右盼，向大伙儿扫视。这时她依然把手搁在头发上，汉斯·卡斯托尔普眼睛一瞟，看到她颧骨很高，眼睛细细的……这当儿，某些模模糊糊的往事从他脑海间掠过，他似乎记起了什么事，什么人……

    “当然，是一个女人!”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想，嘴里也喃喃地脱口而出，因而这位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听清了他的话。这位可怜的老处女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是肖夏太太，”她说。“她老是马马虎虎的，可这位太太很有魅力。”这时恩格尔哈尔特小姐长有柔毛的红彤彤的面颊上罩上了一层阴影。每逢她开口时，她总是这样。

    “她是法国人吗?”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本正经地问。

    “不，是俄国人，”恩格尔哈尔特小姐说。“也许她丈夫是法国人或法国人的后代，我可说不准。”

    汉斯·卡斯托尔普依然有些气鼓鼓地问，那边坐的一位先生是不是她的丈夫，说时指着上等俄国人餐桌旁一位肩膀下垂的绅士。

    “不，她的丈夫不在这儿，”女教师回答他。“他压根儿没有来过这儿，这儿没有人认识他。”

    “她应当懂得规规矩矩地关门！”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她总是使劲地关门。这简直是缺乏教养。”

    女教师听了这番谴责，温顺地微笑着，仿佛她本人就是该受责备的人。这样，他们就不再谈肖夏太太的事了。

    另一个插曲，就是布卢门科尔博士暂时离开餐厅，别的可没有什么了。他的脸一向郁郁寡欢，此刻突然板了起来，忧心忡仲地凝视前方，然后拘谨地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走了出去。这时，斯特尔夫人的粗野暴露无遗。也许她因为自己的病情比布卢门科尔轻而洋洋自得，她用同情与挖苦参半的口气伴送他出餐厅。“可怜的人儿!”她说。“他差不多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又要跟‘蓝家伙’此处指疗养院肺结核患者随身携带的吐痰用的蓝瓶子。讲话了。”她总是傻里傻气地把“蓝家伙”这个可笑的词儿挂在嘴边，不能自已，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她说话，真感到啼笑皆非，不寒而栗。过了几分钟，布卢门科尔博士又折回来，模样儿仍和出去时那样谦恭，他重新坐下来继续用膳。他吃得很多，每盆菜都吃两份，吃时仍是心事重重，一言不发。

    于是午餐结束了。由于服务周到——那位矮娘儿端起菜来，疾步如飞——午餐只费了一小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喘着气，不知怎么上楼才好，于是又在他阳台里那张精美的卧椅上躺下，因为午膳以后，人们一直可以卧床休息到喝茶时为止。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而且必须严格遵守。有一些不透明的玻璃隔墙一边把汉斯同约阿希姆隔开，一边跟这对俄国夫妇隔开。他就躺在这些隔墙中间，半睡半醒，心房怦怦跳个不停，用嘴巴透气。当他用手帕时，他发觉上面被血染红了，但他没有精力去想，尽管他对自己确实有些担心，而且生性有些疑神疑鬼，唯恐自己得病。他又燃起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这回他一口气吸到底，不管它的味儿如何。他头晕胸闷，而且神思恍惚地在想：他来山上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儿多么荒唐。想到那个斯特尔夫人谈话时怎样愚昧无知地用一些可怕的字眼，他有两三次不禁内心笑出声来。

    阿尔宾先生

    在下面花园里，两蛇双翼、奇形怪状的作为医院象征的旗帜不时迎风招展。天空又均匀地布满了云块，太阳隐没了，天气马上又不客气地凉下来。公共休息室里似乎挤满了人，人语嘈杂，下面一片笑声。

    “阿尔宾先生，我求求您，收起您的刀子吧，把它放进口袋里，这会出事的！”一个女人用游移不定的语调尖声地说。“亲爱的阿尔宾先生，看上帝面上，让我们的神经安静些吧，别让我们再看到这个可怕的杀人凶器！”另一个声音接着又插了进来。这时有一个坐在最前面一排卧椅侧面、嘴里叼一根香烟的金发青年，粗声粗气地回答：

    “不要想到这上面去吧!太太们总该允许我玩玩我的小刀子！嗨嗨，这把刀子确实特别锋利，我是从加尔各答一位瞎眼魔术师那儿买来的……他能吞下这把刀，接着他的跟班就从五十步远的土地里把它挖出来……你们想看一看吗?它比剃刀快得多。你只要摸一摸刀口，它就会戳穿你的皮肤，好像切奶油那样。你们等着，我要仔细给你们看看……”说到这里，阿尔宾先生站起来。大家尖声怪叫。“呸，我要去拿左轮手枪了！”阿尔宾先生说。“我感到这个更有劲。这真是该死的东西。它的穿透力很强……我到房里去把它拿来。”

    “阿尔宾先生，阿尔宾先生，千万别这样!”许多声音大叫大嚷。可是阿尔宾先生已经离开休息室，上楼到自己房里去了。他是一个青春年少、又瘦又高的小伙子，脸色像孩子般的红润，连鬓胡子一直长到耳边。

    “阿尔宾先生，”里面一个女人在喊他，“还是把您的厚大衣带来吧，把它穿上，看在我的面上穿起来吧!您得上肺炎躺着已有六星期了，而现在您不穿大衣坐在这儿，连衣服也没有穿暖，甚至还抽起烟来！我敢起誓，这叫做向上帝挑战！”

    阿尔宾一面走，一面轻蔑地笑着；不一会，他就握着左轮手枪回来。他们比以前叫嚷得更加蠢了。可以听出，有些人想从卧椅上跳起来，裹着毯子逃出去。

    “你们瞧，这把枪又小又亮，”阿尔宾先生说，“不过只要我在这儿按一下，它就会送你的命……”这时大家又是一阵怪叫。“当然，里面装有子弹，”阿尔宾先生继续说。“在这个枪筒里有六发子弹，每发射一次，它就向前转一格……我可不是说着玩的，”他说。这时他看出人们已不再那么紧张了，于是他把手枪放到衣袋里，重新坐下来，一只大腿搁在另一只上面，又点起一支香烟。“我可决不是说着玩的，”他又说了一遍，然后紧紧闭起嘴唇。“您干嘛要这样?干嘛要这样?”许多发颤的声音齐声问他，声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多可怕呀!”突然有人叫了一声，阿尔宾先生点点头。

    “我看出你们已开始领会我的意思了，”他说。“实际上，我藏这把枪也就是为了这个。”他继续漫不经心地说，尽管他肺炎治愈才不久，他还是抽了一口烟，然后又把它喷出。“我藏着它，是为了将来一旦感到这种无聊的日子再也挨不下去时，就有这份光荣，一枪结果自己。事情再简单也没有了。我已经研究过一番，我知道怎样巧妙地完成它。(当他说到“完成”这个字眼，有人“啊”的叫了一声。)心脏可不是我的目标……选中这个地方对我是不大方便的……我倒喜欢自己当场不省人事，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外国带来的这个小玩艺儿按在这个怪有意思的部位上……”说时，阿尔宾先生用食指指点着自己剪得短短的金发头顶。“你得把枪放在这儿，”阿尔宾先生又从袋里掏出他镀镍的左轮手枪，用枪口在太阳穴上敲了一下。“正好在这儿动脉上面的地方……即使没有镜子，干起这事也很顺手……”

    这时响起许多带着恳求味儿的抗议声，甚至有人泣不成声。

    “阿尔宾先生，阿尔宾先生，扔掉手枪吧，别把手枪按在太阳穴上了。看了真叫人害怕!阿尔宾先生，您年纪还轻，您身体会好起来的，您不久就能正常生活，您会享有大伙儿对您的敬爱的！快披上大衣，躺下来，衣服穿得暖些，继续做治疗吧!下次浴室里的师傅用酒精给您擦身体时，别再把他赶跑了！千万别再抽烟了，阿尔宾先生，我们求求您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您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吧!”

    可是阿尔宾先生非常固执。

    “不，不，”他说，“别管我，我很好，多谢你们。太太们的要求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可是你们可以看出，违抗命运的安排是没有用的。我住在这儿已是第三年了……我真腻烦透了，这样的日子再也混不下去了。这个你们能责怪我吗?太太们，我的病好不了啦。你们看着我坐在这儿，我这病已无可救药，就是顾问大夫也顾不上你有没有面子，几乎也不隐讳这个事实。请你们赐给我从这一事实中找到出路的一点儿自由吧!这好比在中学里一样，上面决定你留级，你就得老老实实留下来，没有人会来过问，你也不用再干什么。现在我终于进展到这一令人愉快的境地。我不用再做什么，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我一切都一笑置之。你们想吃巧克力吗?请用吧!嗨，你们用不着来抢，我房间里巧克力堆积如山呢。我楼上有八盒巧克力糖，五块‘加拉彼得’和四磅‘林特’巧克力。这都是我得上肺炎以后疗养院的太太们送给我的……”

    不知从哪儿传来男子低沉的声音，喝令大家安静。阿尔宾先生干巴巴地笑了，笑得勉强而不连贯。于是休息室里又是一片静寂，静得像梦魂或幽灵飘然而过一般。以后，人们的话音又在这静寂的空气中怪声怪气地回荡。汉斯·卡斯托尔普倾听着，直到悄然无声为止。虽然他不能肯定阿尔宾先生是不是一个花花公子，但对他不禁有些艳羡。学校生活的比喻，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在中学六年级当时德国中学系九年制，中学六年级大致相当于解放前旧学制的初中三年级。时曾留过级。他想起当时自己受人奚落的羞辱境地，不过其中也有某些可笑和令人高兴之处——在第四季度，他竟放弃了跑步，对“一切”都嗤之以鼻；想到这里，他心头乐滋滋的。由于思绪纷乱，他难以明确说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之在他看来，荣誉虽能给人带来许多好处，但羞辱的好处也不少，它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他设身处地为阿尔宾先生着想，他的想象力在描摹这番情景：当一个人最终摆脱荣誉的包袱，永远享受到羞辱的无穷乐趣时，他的感受将会是怎样。想到这里，一股甜滋滋的感觉袭上这位年青人的心头，他感到一阵战栗，一时心头也跳得越来越快了。

    魔鬼提出不光彩的建议

    过了一会，他失去知觉。他的表三点半时，被左面玻璃墙后面的谈话声吵醒了。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查病房——这回他没有和顾问大夫在一起——他同这对不懂礼仪的夫妻说俄国话，问那位丈夫身体如何，还查看他的体温表。不过他继续往前走时并不经过阳台间，而是绕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住的一带地方，然后又折回走廊，推开房门进入约阿希姆的房间。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他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心中闷闷不乐，尽管汉斯压根儿不希望跟克罗科夫斯基打交道。当然，他是健康人，他不是病员的一分子——他想起这儿山上往往有这种情形：享有健康福份的人往往无人理睬，无人过问，这使年轻的卡斯托尔普不免有点儿怏怏不乐。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约阿希姆那儿待了两三分钟后，又沿一排阳台向前走去。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他表哥说，现在该起身了，可以准备吃茶点了。

    “好，”汉斯说罢就起身。可是躺的时间太久，他感到头昏目眩。他睡得迷迷糊糊，很不畅快，因此脸上又隐隐发起烧来，身体有寒凛凛的感觉，也许他睡时盖得不够暖。

    他洗洗眼睛洗洗手，理理头发和衣服，便在走廊上和约阿希姆碰头。“你听到阿尔宾先生的事吗?”当他们下楼时，汉斯问。“当然听到过，”约阿希姆说。“这人应当管束一下。他喋喋不休，妨害了大伙儿午休时的安静，太太们也被他搞得心惊肉跳，好几个星期不能复元。他是一个不听管教的人。可是谁愿意出面责备他呢?何况许多人对他这番言论还引以为乐哩。”

    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你认为他是不是说得到，做得到?用他自己的话，‘干起来很顺手，一颗子弹就了结’。”

    “唉，”约阿希姆答道，“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这儿山上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我来这儿两个月前，一个长住在这里的学生在一次全身检查后，在树林里上吊了。我刚来时，人们还在纷纷谈论这件事哩。”

    汉斯·卡斯托尔普打个呵欠。他听了有些激动。

    “啊，我住在你们这儿不大舒服，”他说。“我挺不自在。我怕自己再也待不下去，我得走了。你会怪我吗?”

    “你要走?你怎么啦?”约阿希姆嚷道。“真是胡说。你到这儿才一天，怎么可以下结论呢?”

    “天哪，还只是第一天吗?我感到已经很久了，在山上跟你们一起已经很久了。”

    “在时间方面你别再想入非非了，”约阿希姆说。“今儿早晨你真把我搞得稀里糊涂。”

    “别担心，这一切我都忘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抢白说。“一连串问题都忘了。现在我头脑一点也不清醒，这已经过去了……现在该喝茶了吧。”

    “唔，喝过茶后，咱们再走到今儿早上那条长椅上去坐坐。”“那当然行。不过咱们最好别再碰见塞塔姆布里尼了。我今天不想再聆听高雅的议论，我预先声明。”

    餐厅里，侍者端来了此时此地可以办到的各色饮料。鲁宾森小姐又在喝她深红色的玫瑰花茶，而她的侄孙女却在舀酸牛奶。另外也供应牛奶、浓茶、咖啡和巧克力，甚至还有肉汤。就餐的人们在丰盛的午餐后已休息过两小时，此刻竟又急急忙忙在大块葡萄干蛋糕上涂起白脱油来。

    汉斯·卡斯托尔普选择的是浓茶，并且把干面包片浸在里面，另外也尝些果酱。葡萄干蛋糕他仔细看了看，可是吃呢，他却一点胃口都没有。他又一次坐在那摆着七张桌子、陈设简单而拱顶华丽多彩的餐厅里，坐的仍是原来的位置——这回已是第四次了。过一会到七点钟时，他又将第五次坐在那边，这次该是用晚餐了。在这短而无聊的时间内，他们又一直漫步到悬崖小溪旁的那条长椅边，这时山路上病人熙熙攘攘，表兄弟俩不得不向他们频频致意，然后他们又在阳台上无所事事地匆匆躺了一小时半。汉斯·卡斯托尔普冷得直哆嗦。

    晚餐之前他认真地打扮了一下，然后坐在鲁宾森小姐和女教师中间用膳：喝肉汁菜丝汤，吃烤肉、烧肉和配菜，两块嵌有各色食物的圆形大蛋糕，其中有蛋白杏仁饼、白脱油、巧克力、果酱和蛋白杏仁，而且还有优质乳酪及裸麦粗面包。他像以前一样要了一瓶库尔穆巴赫啤酒，不过他用高脚杯喝了半杯时，他恨不得自己一头栽倒在床上。他头脑里嗡嗡作响，眼皮像铅块那样沉重，心房跳得像击小鼓一样，同时又自寻烦恼地凭空想象出一幅情景：漂亮的玛鲁莎俯着身子，用那只戴小红宝石戒指的手捂住了脸，嘲弄地笑他，虽然他尽力控制自己不让别人钻到取笑的空子。他从远处听到斯特尔夫人在高谈阔论。在他听来，她简直胡话连篇，以致使他惝恍迷离地怀疑起来：究竟是他没有听真切呢，还是斯特尔夫人的话一钻入他的脑际后就变成废话。她声称自己能调制出二十八种鱼用酱汁，这点她敢人格担保，尽管她丈夫告诫她别说这样的话。“别这样说吧！”他曾这样讲过。“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要是有人相信，他们也会笑你！”然而她今天还是说了，而且公开声称自己能调制二十八种鱼用酱汁。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这些话筒直耸人听闻，他怔住了。他用手抓着前额，完全忘记自己嘴里的一块涂有柴郡英国郡名。干酪的裸麦粗面包尚未嚼完吞下。他离席时，嘴里还含着这块面包。

    就餐的人们通过左面的玻璃门出去，也就是从那扇经常砰砰作声的该死的玻璃门出去，它一直通往前厅。几乎所有客人都走这条路，因为事实上在晚餐以后的时间内，客厅和隔壁几间文娱室无疑形成了人们的聚会之所。大多数病人三两成群，在周围聊天。在两只张开的绿色折叠桌上，人们在玩牌，一张桌上在玩多米诺骨牌，另一张在玩桥牌；玩牌的都是年轻人，阿尔宾先生和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也在其中。第一间文娱室里还有光学方面的玩意儿：一只立体窥视镜箱，从镜头上可以看到里面展出的一些照片，例如可以望见一个表情呆板、脸无血色的威尼斯平底船船夫。另外还有一个望远镜式的万花筒，只要把眼睛贴近镜片，轻轻转动手轮，就能显示出五光十色的星状图案和阿拉伯式的花纹，绚丽夺目，变幻无常。最后还有一个能转动的圆筒，上面放有一卷电影胶片，从侧面窗口望去，可以看到一个磨坊主在殴打扫烟囱的人，有一个老师在惩罚孩子，还有一个人在蹦蹦地跳绳，一对农民夫妇在跳“雷恩特勒”舞是八分之三拍或四分之三拍的一种圆舞……汉斯·卡斯托尔普把冷冰冰的双手放在膝上，在每种玩意儿上看了好些时候。他在玩桥牌的台子上也消磨了好一会儿；那里，病入膏肓的阿尔宾先生也在玩牌。他嘴角下垂，一举一动显得玩世不恭。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一个角落里，正在和一群女人兴致勃勃、热情亲切地谈话，她们把他围成一个半圆形，其中有斯特尔夫人、伊尔蒂斯夫人和莱费小姐。“上等”俄国人餐桌上的人们已退入隔壁一间娱乐室里，那儿也形成一伙小圈子。有一条门帘把这间文娱室同玩牌室隔开。除了肖夏太太外，尚有一位懒散、拖沓、蓄有金褐色胡子的绅士，他胸腔凹陷，眼珠突出。再有一个黝黑的姑娘，神态滑稽，别有一种风韵，耳朵上戴一副金环，茸毛般的头发乱蓬蓬的。在他们的小圈子里，还有一位就是布卢门科尔博士，此外还有两个肩膀下垂的青年。肖夏太太穿的是一件花边白领口的蓝衣服，她坐在小室后部圆桌后面的沙发上，正好在这伙人的中心，她的脸朝向玩牌室。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无反感地端详着这个不懂礼仪的女人，心里想：“她使我想起了什么，可是究竟什么，我可说不上来。”

    这时有个三十岁左右脑袋光秃秃的颀长男子在一架棕色的小钢琴前坐下，连奏三遍《仲夏夜之梦》系十九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门德尔松(FelixMendelssohn，1809—1847)的作品。里的婚礼进行曲。有些女人叫他再弹一次，于是他深情而默默无言地依次凝视着每个女人，然后又第四遍奏起这支清音妙曲来。

    “工程师，我可以打听一下您的健康状况吗?”塞塔姆布里尼问。他两手插在裤袋里，在这群游客之间逛来逛去，现在朝汉斯·卡斯托尔普方向走来。他始终穿着那件粗绒布衣和浅色方格条纹裤，说话时笑盈盈的，嘴巴弯成优美的轮廓，嘴角又带着嘲讽的表情，嘴上黑黑的小胡子依然翘着。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见到这副神态，头脑又豁然开朗。他呆呆地瞅着这位意大利人，嘴角松弛，眼里也充着血。

    “啊，原来是您!”他说，“原来您就是我们早上散步时在山上长椅边……小溪旁遇到的那位先生。当然，我一下子认出你来了。您相信吗，”他继续说，尽管他意识到这样说是不得体的，“一眼看来，当时我还以为您是一位奏手摇风琴的乐师呢……这当然纯是瞎猜，”他又添上一句，因为他看出塞塔姆布里尼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冷冰冰的探索的表情。“总之，我是个大傻瓜！我一点儿也不理解，我居然会……”

    “别挂在心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塞塔姆布里尼凝神看了青年人一眼，接腔说。“今天是您上这块乐土的第一天。这一天的日子您是怎么过的?”

    “多谢，日子过得规规矩矩，”汉斯·卡斯托尔普答道。“用您爱说的那个字眼打个比方，主要是‘卧式’。”

    塞塔姆布里尼微微一笑。“我偶尔也可能用这个字眼的，”他说。“哎，您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有趣吗?”

    “有趣也好，枯燥也好，随您怎么说都行，”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您知道，这种事有时很难下结论。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枯燥无味——你们这儿山上的生活到底还是挺活跃的。有许多东西都是那么新奇，都是那么值得听，值得看……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来这儿不是仅仅一天，而是好长一段时间了。说得干脆些，上这儿后我仿佛变得老成些、聪明些了，这就是我的感受。”“也变得更聪明些了?”塞塔姆布里尼说时，扬起了眉毛。“恕我问您一句话，您多大岁数了?”

    嘿，汉斯·卡斯托尔普居然答不上来！当时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几岁，哪怕他苦苦思索。为了争取时间，他把对方提的问题重说一遍，接着说：

    “我……我多大岁数了?我当然是二十四岁。我快二十四岁了。请原谅，我疲劳了!”他说。“我的情况，用疲劳这个字眼还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有时您知道自己在做梦，一心想醒可又醒不过来，这种滋味您可曾尝到过?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准在发烧，否则就根本没法解释。您相信吗，我现在的脚冷冰冰的，一直冷到膝盖上?要是可以这么说，那么膝盖就不再是脚了——请原谅我，我心里简直乱得一团糟!不过，只要您一清早就领教过……领教过气胸的嘘嘘声，以后再听过阿尔宾先生的一席谈话，还加上什么‘卧式位置’之类，那么说到底也就不足为奇。您倒想想，我简直再也不相信自己的五官了，这比脸上发热、两脚冰冷更加难受。请老实告诉我：斯特尔夫人说她能调制二十八种鱼用酱汁，您认为有可能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她实际上是否办得到——这毫无疑问是办不到的——而是说刚才在餐桌上她究竟有没有讲过这些话，或者这些话都是我凭空想出来的。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

    塞塔姆布里尼瞅着他，似乎没有在听。他的眼睛又凝神呆呆注视他，像今天早上那样连说三声“是，是，是”和“瞧，瞧，瞧”时的情况，揶揄的语调中带有深思熟虑的意味，发S的时候用清音。“您说二十四种?”他问。

    “不，二十八种！”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二十八种鱼用酱汁！这不是一般的酱汁，而是特别的鱼用酱汁，叫人听了简直毛发直竖。”“工程师!”塞塔姆布里尼怒气冲冲地带着教训的口吻说。“振作起来，不要再说这些乌七八糟的废话了！您说的这个我一点也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您不是说您二十四岁吗?如果您愿意，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或一个仅供参考的建议。既然您住在这儿看不出什么好处，既然您的身体和心灵——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都不适应这儿的环境，那么我看您还是放弃在这里养老的打算吧！一句话，我看您还是今夜打起背包，明儿按照行车时刻表乘快车溜之大吉吧!”

    “您意思是说我该离开这儿?”汉斯·卡斯托尔普问。“我刚到这里就动身?不!到这儿才一天，怎么就能作出判断呢?”他一面说，一面无意间向邻室瞥一眼，正面看到了肖夏太太。他看到她细细的眼睛和高高的颧骨。“她究竟使我想起了什么，想起了谁呢?”他暗自思忖。可是尽管他努力思索，疲倦的头脑还是找不到一个答案。

    “当然，要叫我习惯你们这儿的水土并不那么容易，”他接下去说，“不过我还要等着瞧。要是仅仅因为开头两三天头脑有些混乱或身体有些热度，就马上失去勇气一走了事，我会害臊的，我会感到自己简直是个胆小鬼。何况这又违反理性，这个您不是说过吗……”

    他突然说得激昂起来，肩膀兴奋地抽动。他似乎要意大利人正式撤回他的建议。

    “我尊重理性，”塞塔姆布里尼回答，“我也尊重勇气。您说的话听来很有道理。用充分的理由来驳倒您，是不容易的。我确实也看到过某些人后来非常习惯于这儿水土的例子，去年那个克奈弗小姐就是这样。她全名是奥蒂丽·克奈弗，是一位名门闺秀，父亲是政府高级官员。她在这儿住上一年半，对山上生活非常满意，因此当她完全恢复健康时——有时，山上也偶尔有几个人恢复健康——她也无论如何舍不得离开。她真心诚意恳求顾问大夫让她住下去，她不能也不愿回家；这里就是她的家，她在这里感到幸福。可是新病人蜂拥而来，需要她腾出房间，因此她白白恳求了一番，院里硬要她以健康人的身份离开。于是奥蒂丽发起高烧来，她让自己的体温曲线急剧上升。不过有人揭穿她的把戏，同时把她的那支‘哑护士’拿走，换上普通的体温表。您还不知道‘哑护士’是什么名堂呢。这是一种没有刻度的体温表，大夫按照一定的尺度去量，能自动记下温度曲线。先生，奥蒂丽的体温只有三十六度九，她可没有发烧。于是她到湖里去洗澡，这时是五月初，夜间还有霜呢。湖水还没有冷到结冰的程度，水温正好在零上几度。她在水里泡了好一会，希望得上这种或那种疾病，但结果呢?她没有病，而且一直很健康。她带着痛苦和绝望的心情离开，父母对她说的安慰话，她都听不进。‘下山后我怎么办呢?’她几次三番这样叫嚷。‘这就是我的家!’以后的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工程师，您似乎没有在听我的话吧?如果我没有搞错，你撑着两条腿站着看来很费力呢！少尉，您的表弟在这儿呢！”这时他转向刚走来的约阿希姆。“您带他上床睡吧!他把理性和勇气合而为一，不过今儿晚上他稍稍有些虚弱。”“不，说真的，您说的我全明白！”汉斯·卡斯托尔普斩钉截铁地说。“所谓‘哑护士’，不过是没有刻度的一支水银柱罢了。您瞧，我已完全领会了！”说到这里，他和约阿希姆及其他几个病人一起登上电梯。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人们向四处散开，纷纷到休息室和凉廊里去作晚间的静卧疗法。汉斯·卡斯托尔普走进约阿希姆的房间。当他经过时，走廊上铺着椰子皮席毯的地面在他脚下一起一伏，但他并无不舒服之感。他在约阿希姆那把有花纹的大卧椅上坐下，他自己房里也有这么一把椅子。他开始抽起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来。它的味儿像胶水，像煤炭，也像其他别的什么，完全失去原来的香味。即使如此，他还是继续吸着，同时眼睁睁地看约阿希姆如何做他的静卧疗法：先穿上室内短褂，再穿上旧大衣，然后拿起夜灯和俄文初级读本，走到阳台上。他把灯燃亮后，就在卧椅上躺下，嘴里衔一支体温表，开始把披在椅子上两条大的驼毛毯子极其灵活而熟练地裹在自己身上。看到约阿希姆干得这么麻利，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真心实意地感到钦佩。约阿希姆把毯子一一盖上，先从左面一直拉到肩头，再在下面裹住两脚，然后从右面盖上去，最后就形成一个极其匀称而光洁的“小包裹”，只有脑袋、肩膀和胳膊露在外面。“你干起这个来真有一手！”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这是熟能生巧，”约阿希姆回答，说时把体温表在牙缝里咬紧。“你也应当学会这个。明天我一定给你搞几条毯子来，以后你下山时也可以用。我们在山上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在你没有睡袋的时候。”

    “夜里我可不愿睡在阳台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个我不干，我可以干脆告诉你。这样做多怪呢。无论什么都有它的限度。我某些地方终究得和你们划一条界线，因为我是来山上作客的。我要在这儿坐一下，像往常那样抽一支雪茄烟。它的味儿真糟，可我知道它的质地很好，今天我该满足了。现在快九点钟了，可惜九点还不到。如果已到九点半钟，那么可能来不及舒舒泰泰地上床了。”

    这时他感到冷入骨髓，寒意一阵紧接着一阵。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跃而起，往墙上挂寒暑表的方向跑去，像去捉拿现行犯。按照列氏温度计算，室温是九度。他摸摸暖气管，发觉它冷冷的，关着。他喃喃地说些不连贯的话，大意是即使在八月天，不用暖气也真岂有此理；问题不在于日历上写的是什么月份，关键在于天气的冷暖。此刻天气冷得使他像一只狗那样直哆嗦。然而他的脸却是火辣辣的。他坐下后又站起身来，嘟哝着要拿约阿希姆的被子，拿来后就坐在椅上，把被子裹住下身。他就这样坐着，一阵热一阵冷；雪茄烟的味儿令人厌恶，他心里十分难受。他感到苦不堪言，这样糟的生活他似乎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真是活受罪！”他喃喃地说。但这时一种荒唐而又奇特的喜悦与期望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体会到这种滋味后，依旧呆呆地坐在那边，等待这种感觉能重新在心头萌起。可是这种感觉不再来了，他感到的只是苦恼而已。他终于站起来，把约阿希姆的被子往床头一扔，歪起嘴来含含糊糊地说些“晚安”、“别受凉”、“吃早点时你再来叫我”之类的话，然后踉踉跄跄地经过走廊走回自己的房间。

    脱衣服时他哼着歌儿，但并不是因为心情欢畅。他机械而漫不经心地做完了晚间梳洗的一些小动作和文明人应做的各种例行手续，从旅行用的小瓶里倒出粉红色的漱口水，小心翼翼地漱口，再用优质柔润的紫罗兰香皂洗手，然后穿上细薄棉布的长衬衫，在衬衫胸口的袋上绣有H．C．（HansCastorp的缩写）两个字母。接着他躺下把灯熄了，他热烘烘的、思绪纷乱的脑袋一下子倒在那美国女人临死时睡过的枕头上。

    他本来满以为一倒下就能沉沉入睡，但事实证明他是错了。他的眼皮本来不大张得开，现在却一点不想闭拢；一当他想闭上，它就不安地颤动，并且张了开来。他暗暗想：他平时睡的时间还没有到，何况白天里睡得又太久。外面响起了击拍地毯的声音，这却是不大可能的，而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这回事。事实表明这是他的心房在跳，跳动声连身外远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仿佛外边有人用柳条做的击拍工具在拍打地毯。

    房间里还没有全黑下来，外面屋子的灯光，以及约阿希姆和“下等俄国人”餐桌上那对夫妻房里的灯光，从敞开的阳台门透射进来。当汉斯·卡斯托尔普贴背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时，白天里的某些印象——也就是他观察的心得——突然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怀着恐惧和微妙的心情想把它立刻忘个干净。这是当他同约阿希姆谈到玛鲁莎和她的身体特征时约阿希姆脸上流露的表情：约阿希姆的脸相古怪而苦恼地走了样，黝黑的面颊刷的一下变白了，显出点点雀斑。这是怎么一回事，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明白，而且也看得很透；他对这事有一番新异、深入而敏锐的洞察力，以致外面柳条击拍地毯的声音，无论在速度和强度上都加快一倍，几乎把下面高地上传来的小夜曲声淹没了。山下那个旅馆这时又在开音乐会。一曲节奏均匀、调门陈腐的歌剧在昏暗的暮色中传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吹起口哨悄声应和着（人们甚至能悄声吹口哨)，而且用盖在毛绒被下面两只冰冷的脚打拍子。

    这当然是不马上入睡的好办法。此刻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点也没有睡意。自从他明确而深刻地懂得约阿希姆蓦然变色的原因以来，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刚才那种荒唐的喜悦与期望又一次在他的内心深处触发。此外他还在期待些什么，也不问自己这究竟是什么。当他听到左右两边的邻人都已结束晚间的静卧疗法回到房里，用室内的“卧式”姿态代替室外的“卧式”姿态时，他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心：这对野蛮的俄国夫妇今夜该平静无事了吧。“我可以安安稳稳睡一觉了，”他想。今夜他们总该太太平平的，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然而他们并没有保持安静，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也不抱多大信心。老实说，即使他们悄无声息，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也懂不了什么。纵然如此，他对听到的一切还是惊愕不已，而且从内心迸发出依稀可闻的叫唤声。“真是闻所未闻！”他悄声自语。“简直混账透顶！谁会相信这是可能的呢?”在汉斯的嘴唇悄悄发出声音的当儿，山下又不住地阵阵传来陈腐的歌剧曲调。

    后来他终于矇眬入睡。但一睡着就梦魂颠倒，梦境比第一夜的还要混乱。他常常被这些恶梦惊醒，或者苦苦追寻梦里茫无头绪的意境。他梦中似乎见到顾问大夫贝伦斯屈着腿，两只胳膊直挺挺悬垂在身子前面，在花园的小径上踯躅。他那跨度大而令人似乎感到沮丧的脚步，与远处的进行曲合拍。当顾问大夫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站停时，汉斯看到对方戴一副镜片又厚又圆的眼镜，嘴里胡扯一通。“当然不是一个军人，”贝伦斯说，同时也不征求对方同意，用他巨手的中指和食指把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眼皮往下翻。“我一眼就看出，您是位可敬的文人。不过也并非没有才能。抖擞起精神来时，才能可不小哩!别吝惜您的光阴，就在这儿山上跟我们待上短短一年，快快活活地干上一年吧!嗨，嗨，各位先生！出去散散步吧!”他一面大声说，一面把两只其大无比的指头伸到嘴里，吹起古怪而响亮的口哨来。口哨一响，女教师和鲁宾森小姐就从不同方向由空中飞来，她们的身体比实际要小，飞来后就停落在贝伦斯左右两边的肩胛上，正像她们在餐厅时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左右一样。于是顾问大夫一跳一蹦地走了，还用一块餐巾放到眼镜后面去揩眼睛，人们不知道他要拭干的究竟是汗水还是眼泪。

    接着，做梦的人发现自己在学校的园子里，多年来，他曾在那儿度过许多课余时间。当时肖夏太太也在场，他正想问她借一支铅笔。她给他一支半长的用银白色笔套套着的红铅笔，同时用沙嗄而悦耳的声音告诫他：课后一定得还给她。当她用高颧骨上细小的蓝灰色眼睛端详他时，他猛然从梦中挣脱出来，因为现在他终于弄清楚——而且想把这个紧紧抓住——肖夏太太使他回想起的究竟是什么事和什么人，而这种回忆又是那么栩栩如生。他急于把刚才这幕经历铭记在心，这样到明天也忘不了。他感到睡魔和梦魇又一次缠住了他。梦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死盯住他，要替他作心理分析，他非立刻逃之夭夭不可，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种心理分析委实恐惧万分。他跌跌撞撞地逃走，想避开大夫的纠缠，经过玻璃隔墙，穿过阳台间，冒着生命危险跳到花园里；在他走投无路的当儿，竟爬到赤褐色的旗杆上，当追逐者一把抓住他的裤脚时，他冷汗直淋地惊醒了。他惊魂方定，却又昏昏入睡。不过他做梦的内容又变了样：塞塔姆布里尼站在他前面微笑，汉斯却尽力想用肩膀把他从站的地方推开。那人笑得很狡黠，冷冰冰地带着嘲讽的神气，嘴上是一抹翘得怪漂亮的小胡子。正是这种笑容，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难堪。“您真讨厌！”他清楚地听到自己说。“走开!您只是一个奏手摇风琴的，可您在这儿找麻烦!”可是塞塔姆布里尼只是站在原处不动，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仍然站着，心中在盘算做些什么才好。出乎他意料之外，这时他有机会深入探究一下时间的实质，结果发现，它不过是一个“哑护士”而已，也就是有些人用来欺诈的那种没有刻度的水银温度表。他醒来时，打算明天一定把这个发现说给表哥约阿希姆听听。

    这一夜就在惊险的梦魂和新奇的发现中过去了。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阿尔宾先生和米克洛西希上尉在他的梦里扮演着乱七八糟的角色。这位米克洛西希在盛怒下把斯特尔夫人轰走，而他自己却被帕拉范特检察官用长矛刺穿身体。其中有几个梦，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一夜甚至做了两次，情节完全相同，做第二次时已快拂晓了。他坐在有七张桌子的餐厅里，在砰砰几声巨响下，厅里的玻璃门开了，肖夏太太走了进来，身穿一件白色线衫，一只手插在袋里，另一只手托住后脑勺。但这个没有教养的娘儿们这回不坐到上等俄国人餐桌上去，而是悄悄坐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同时默默伸出手来，让汉斯去吻。不过她伸出的不是手背，而是手心。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吻起她的手来：这是一只不很娇嫩、手背宽阔而指头很短的手，指甲旁的皮肤相当粗糙。这时，一股近乎粗犷的甜蜜的暖流又流过他的全身。以前，当他企图摆脱人世间荣誉的羁绊、一心想享受羞辱的无限益处时，他曾尝到过这种滋味。现在在梦境中，他又一次体验到它，而且滋味强烈得多。

    必要的购买

    “现在你们的夏天结束了吗?”汉斯·卡斯托尔普第三天带着挖苦的口气问表哥。

    这几天天气可变得真厉害哪。

    客人住在山上的第二天，整天都是绚丽的夏日景象。在枞树长矛形的树梢上，蔚蓝色的天空阳光普照，山谷里的村落在骄阳的热浪下闪着眩目的光辉。空气中回荡着母牛哞哞的叫声，听来又快乐又忧伤；它们慢悠悠地荡来荡去，啃着山坡上炙热的草地里短短的杂草。女士们吃早点时已换上鲜艳的上衣，有的甚至穿起开式袖子来，这样的服饰，并非每人穿着都合身。例如斯特尔夫人穿起来就很不雅观，她手背上的皮肤像海绵一样，一点也不配穿这种香气袭人的装束。疗养院的男士们也感受到这样的好天气，他们也用种种方式打扮起来。有人穿起了光彩夺目的茄克衫和亚麻布服装，约阿希姆穿起洁白光亮的法兰绒裤，和他的天蓝色外衣交相辉映。这一套衣饰，使他的外表更有一番军人气概。至于塞塔姆布里尼呢，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换一套衣服。“见鬼！”当午膳后他和这对表兄弟一起散步到山下的村落里时，他曾发表过他的见解。“太阳晒得多厉害啊!我看我衣服不得不穿得薄些了。”可是尽管他唱高调，他却仍像以前一样穿一件翻领的长绒毛衣和方格条纹裤。也许他衣柜里的存货就只有这些。

    可是第三天，老天爷似乎遇到什么不幸，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事情发生在午餐以后的二十分钟，大家正好都在午休。这时太阳忽然隐匿起来，形状丑陋的灰褐色云块笼罩在东南方的山脊上，一阵气流性质不明的、冷入骨髓的寒风突然横扫山谷，好像从冰天雪地的什么地方吹来，于是温度骤降，什么都改观了。

    “下雪了，”玻璃隔墙后面响起了约阿希姆的声音。

    “你说‘雪’是什么意思?”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你总不是说现在快要下雪吧?”

    “准要下雪了，”约阿希姆回答。“这阵风的脾气，我们是摸透了的。这阵风刮来，人们就可滑雪橇。”

    “胡说!”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要是我没有记错，现在还是八月初呢。”

    不过约阿希姆对这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话没有错。不上几分钟，雷声隆隆，暴风雪来临了。这场狂风大雪来势汹汹，到处似乎弥漫着白色的烟雾，村子里和山谷里，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暴风雪刮了整整一个下午。暖气又开放了。约阿希姆又用得上他的毛皮睡袋，照旧做他的静卧疗法，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却逃到房间里去，把一张椅子挪向暖气管旁，眺望窗外一片混沌的景色，而且不时摇摇头。第二天早晨暴风雪停止。室外温度虽在零上几度，但雪已积得一英尺来深，因而在眼光缭乱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展开了一片地地道道的冬日景象。这时疗养院里又关上了暖气。室温在零上六度。

    “你们的夏天现在结束了吗?”汉斯·卡斯托尔普恶狠狠地挖苦他的表哥。

    “这个很难说，”约阿希姆冷冷地说。“如果老天爷发慈悲，以后还有些晴朗的夏日呢，哪怕在九月里也很可能这样。实际情况是：这儿一年四季的差别并不那么大，可以说它们交错在一起，凭日历是算不了数的。冬天时，太阳光往往很强，人们散步时还会出汗，不得不把外衣脱下。夏天呢，你如今亲眼看到了，这里的夏天有时就是这样。下起雪来，一切就变得颠三倒四。一月份会下雪，而五月份的雪也不小，八月份也会下雪，这个你已看到了。整个说来，没有一月不下雪，这已成了常规。总之，这儿虽有冬日和夏日，春天和秋天，但说到正规的四季，我们山上可没有。”

    “这真是一笔糊涂账，”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穿起套鞋和冬季大衣，跟表哥一起到山下的村子里去，采办静卧疗法用的毛毯，因为在这样的天气下，他穿的方格花呢披衣显然不够暖和。眼前他甚至在斟酌要不要买一个毛皮睡袋，但结果放弃这一打算。一想到它，心里就有几分害怕。

    “不，不，”他说，“咱们只买毯子算了!将来下山时我还用得着它，不管到哪儿总得需要毯子。这不是什么新奇或令人兴奋的东西。不过毛皮睡袋却非常别致!要是我也搞一个，那我就像在这儿安家落户似的，有点像你们中间的一员……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总之我不想再说什么。仅仅为了住两三星期而去买一个毛皮睡袋，真是一点也不值得。”

    约阿希姆表示同意，这样他们就在英国商场一家漂亮而存货充足的店里买了两条同约阿希姆一样的驼毛绒毯。这是一种又长又宽没有染过色的织物，柔软而舒适。他们吩咐店里立刻将这些毯子送往疗养院——山庄国际疗养院三十四号房间。

    今天午后，汉斯·卡斯托尔普打算第一次使用它。

    他们买毯子自然在第二次早餐以后，否则根据作息时间的安排，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下山到街头去。这时下起雨来，街上的积雪已变成冰碴儿，脚一踩就溅射开来。他们在回院途中赶上塞塔姆布里尼，他带着雨伞(虽然没有戴帽子)也在攀登通往疗养院的山路。意大利人面有菜色，情绪上显得郁郁寡欢。他用典雅的措词埋怨这天气又冷又湿，他在这样的天气里真吃足了苦头。要是有暖气该多好呢！可是雪一停，可恨的主管部门便把暖气关上，这种规章制度真是愚蠢透顶，对人类理性简直是一种恶毒的讽刺！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反驳他时——汉斯认为不冷不热的室温是符合疗养原则的，院方这么做，显然为了使病人不致过分娇生惯养——塞塔姆布里尼回答时就狠狠嘲讽他一番。哼，治疗原则实际上算得什么。治疗原则难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谈起这些原则时确有道理，不过这仅意味着盲目虔信和屈从。可惜有一点引人注目(尽管极其使人快慰)：凡叫人奉若神明地遵守的那些规章制度，恰恰与掌权者的经济利益吻合，而对利害关系不大的那些制度，他们就眼开眼闭……当表兄弟听了这些话笑起来时，塞塔姆布里尼又谈起他去世的父亲；在谈到所渴望的暖气时，他联想起父亲来。

    “我的父亲，”他慢条斯理地带着崇敬的口气说，“他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无论身体或心灵上都十分敏感。冬天时，他多爱自己那间温暖的小书房啊！他衷心喜欢它，室内炉火烧得通红，因此始终能保持二十度列氏温度。有时天气又湿又冷，从异乡吹来砭人肌骨的寒风，这时倘使您经过走廊进入这间书房，您准会感到和暖如春，仿佛披上了一条柔和的肩巾似的。您眼睛里会噙满幸福的眼泪。小书房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手稿，有的非常名贵。他穿着蓝色法兰绒睡衣站在小桌旁，周围都是他的精神财富，然后埋头处理起书稿来。他身材小巧。你们倒想一想，他竟比我矮一个头！可是他太阳穴上有一束束浓密而花白的头发，鼻子又长又挺，先生们！他对古罗马文化有多深的造诣啊！在他那个时代里，他是首屈一指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精通本国语言。他写起拉丁文来自成一体，没有人再能比得上他。他真是卜伽丘（GiovanniBoccaccio，1313—1375，作家，《十日谈》是他的杰作）理想中的uomoletterato（意大利文，意为学者或文人）!许多学者不远千里而来和他交换意见，有的来自哈帕兰达瑞典地名，是瑞典最北部的城市。，有的来自克拉科夫波兰地名。，他们来到我们的故乡帕多瓦意大利地名。城，显然是为了向他致敬。他总是友好而不失尊严地接待他们。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空时还用优美的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区名。语散文写故事，他真不失为一位idiomagentile（意大利文：优美的语言，此处借喻文学）大师！”塞塔姆布里尼得意洋洋地说，说时用家乡土音慢慢卷起舌头，同时来回摇晃着脑袋。“他仿照维吉尔布置自己的小花园，”他继续说，“他说的话既有道理，又很漂亮。可是他小书房里必须暖而又暖，否则他会冷得发抖；要是让他冻着，他准会气得流泪。现在您倒想想，工程师，您倒想想，少尉，这位父亲的儿子竟不得不在这块野蛮的该死的地方受苦，在盛夏季节身子冷得直哆嗦，而在这种令人屈辱的景象前面，精神上也经常受到折磨!唉，真够受!咱们周围是怎样一些角色呀！顾问大夫、克罗科夫斯基这些傻头傻脑的魔鬼……”说到这里，塞塔姆布里尼似乎欲言又止。“克罗科夫斯基，这个听忏悔的神父好不害臊，他恨我，因为我维护人类的尊严，不允许他在教义方面瞎吹一通……在我的餐桌旁……我不得不同席就餐的是怎么一伙人啊!我右面坐的是一个哈雷地名，在今德国境内。来的啤酒商，名叫马格努斯，他蓄着一把小胡子，像一束干草似的!‘请您别再跟我谈文学吧，’他说。‘文学顶什么用呢?只是漂亮的文字罢了！我跟漂亮的文字有什么相干?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漂亮的文字在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这就是他的看法。漂亮的文字……唉，圣母！他的妻子就坐在他对面，身上的肉越来越少，而头脑也越来越笨。这真卑鄙而又令人遗憾……”

    约阿希姆和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致认为这番话很有道理，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他们觉得他的话既伤感，又有煽动性，在尖刻的语调中含有反抗的意味，因而听了也很感兴趣，甚至有启发性。听到他说“胡子像一束干草”以及“漂亮的文字”之类的话，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好心地笑了。与其说汉斯为此而笑，倒不如说因为塞塔姆布里尼讲这类话时显出一脸滑稽而灰心丧气的神情。接着，他又说：

    “老天爷，社会上的人就是这样凑合起来，构成一个团体。就餐时和谁同席，您是无法选择的，否则结果如何只有天知道了。我们桌上也坐着一位太太……斯特尔夫人，我想你们也认识她吧?简直可以说，她半点教养也没有。有时当她喋喋不休地说开来时，人们的眼睛不知往哪儿望才好。可是她经常抱怨气候不好，害得她总是懒洋洋的，我怕她的病情不轻呢。这个倒挺怪的——又有病，又是笨：我不知道这样说法是否恰当。不过我总有一种古怪的想法：要是一个人笨而又病，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这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事了。人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怎样对付这号人才好，可不是吗，对病人终究要尊重些。对于病，人们总带几分敬意——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不过，要是一个人傻得连‘fomulus’似是而非的拉丁语，是斯特尔夫人的杜撰或误拼。和‘宇宙商店’此处系“化妆品商店”之误，因两词拼法近似。之类的错误也犯上了，那真令人啼笑皆非，而人们的心情也会陷入某种困境；这种情况真叫人可悲可叹，我简直无法形容。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不谐和的，彼此毫不相干，人们不习惯于这样的联想。人们认为，笨人必然健康而平凡，而疾病则能使人变得高雅聪明，超脱不群。人们往往是这样想的，可不是吗?我说的话可能已超出应说的范围，”他最后说。“这只是因为咱们偶尔谈起这一问题……”这时他感到茫然若失。

    约阿希姆也有些不自在。这时塞塔姆布里尼扬起眉毛一言不发，似乎出于礼貌地等待谈话告一结束。实际上，他故意把话收一下，为的是将汉斯·卡斯托尔普搞得晕头转向。接着他又说：“Sapristi（表示惊叹的语气词），工程师，您显示出非凡的哲学才能，我压根儿想不到您竟有这种才能!从您的理论来看，您身体肯定没有外表那么健康，因为您读起这个来显然劲头十足。不过请允许我直言不讳：您的推论我不敢苟同，我否定它，甚至完全反对，您可以看出，对理性方面的事我是有些不耐烦的，我宁愿让人家斥为迂腐，而不愿俯首帖耳地屈从于您的观点。您阐明的这种观点，在我看来简直大有驳斥的必要……”
    “不过，塞塔姆布里尼先生……”
    “请……您允许我……我懂得您想说什么。您想说，您的意思并不是一本正经的，您代表的那种观点不一定是自己的，似乎只是从空中飘浮着的各种观点随手抓一个碰碰运气，不负任何责任。像您这样的年龄，这倒是颇合适的，这里并没有成年人那种固定不变的看法。您可以预先用各种各样的观点作一番尝试。Placetexperiri（拉丁文：试一下也好），”他说，用意大利腔说“C”字时发出软音来。“这是个警句。使我感到困惑的，却是下面这个事实：您的试验正好朝这个方向发展。我怀疑这是否偶然。我怕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如果不予迎头痛击，这种倾向会有根深蒂固地形成的危险。因此我感到有责任来纠正您。您说疾病和愚蠢结合在一起，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事。我承认这点。我宁取思想丰富的病人，而不喜欢患痨病的傻瓜。可是当您把疾病和愚蠢合起来看作是美学上不协调的现象，自然界的一种扫兴事儿，或者像您爱说的那样使人们的心情陷入某种困境，那我就有异议了。您把疾病看作是某种高雅的事，而且如您所说，某种值得尊敬的事，它和愚蠢完全不相干。这也是您说的话。我可认为不是这样!疾病一点儿也不高雅，一点儿也不值得尊敬。这样的观点本身就是病态的，或者有病态的倾向。要是我告诉您这种想法是多么陈腐和丑恶，也许会引起您对它的反感。它起源于人类崇奉迷信而只知忏悔罪恶的时代，当时人们的思想境界非常低下，只知道笨拙地模仿。那是一个异常可怕的时代，人们把和谐与健康看作是可疑的和邪恶的东西，而病弱呢，在当时却无异是一张通往天国的特许证。可是后来，理性和启蒙教育把盘据在人类心灵中这些阴影驱散了，不过还不彻底，今天我们仍在和它们作斗争。先生，这种斗争就叫工作，为人世间、为荣誉、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人们在这种斗争中每天重新经受锻炼，这些力量将使人类完全解放，并把人类带到进步和文明的道路上，使他们获得更明亮、更温和、更纯洁的灵光。”

    好家伙!汉斯·卡斯托尔普又惊又羞地想。他的调门唱得多高!刚才这些话我究竟是怎样引出来的?我听来多少有些枯燥。他老是爱谈工作。他反反复复谈工作，可实际上有些话不对题。可是汉斯说：
    “您说得很动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刚才讲的话全都值得领教。我看，别人说起来不会……不会像您那样头头是道。”“倒退，”塞塔姆布里尼继续说，说时挥动雨伞，让它从一位路人的脑袋上掠过，“精神上倒退到那个黑暗而苦难的时代，工程师，请相信我，这就是一种疾病，一种人们研究得腻烦了的疾病。科学赋予它许多名称：美学和心理学给它定了一个，政治又给它定了另一个。这些都是学术名词，不切实际，还是不谈为妙。可是在精神生活中，一切都息息相关，从一件事中引申出另一件来，人们是不会向魔鬼伸出小指头的，唯恐魔鬼攫住整只手掌以及整个身躯……而另一方面，健全的原理却总能产生健全的结果，不管您的出发点如何。因此您得记住，疾病远远不是一种高雅的、过分值得尊敬的事，也并非令人遗憾地和愚蠢结成不解之缘，它无非意味着一种屈辱；不错，这是人类痛苦而难堪的一种屈辱，这在个别场合下还可同情，不过对它表示崇敬，那就大错特错了！您应当记住这个！这就是误入歧途，也就是精神错乱的开始。您刚才提起的那个女人——我记不起她的大名来，哦，谢谢，原来是斯特尔夫人——是个可笑的女人；依我看来，难道她不是像您说的那样，把人们的心情陷入困境了吗?她又病又笨，简直是可怜虫。事情很简单，总之，人们对这号人只能表示同情，或者耸耸肩膀而已。先生，当自然界如此残酷无情，以致破坏了人体的和谐，或者一开始就使人们无能为力，使高贵、热情的心灵无法适应生活，那时困境、也就是悲剧开始了。工程师，您可认识莱奥帕尔迪（GiacomoLeopardi，1798—1837，诗人及学者，《致意大利》、《致席尔维娅》等诗都是他的名篇）?或者您呢，少尉?这是我国一位不幸的诗人，他是一个弓着背而病弱的人，生来就具有崇高的灵魂，但因身体多灾多难，经常受人羞辱和嘲弄，他的苦处真叫人心痛欲裂。你们倒听听这个！”

    于是塞塔姆布里尼开始用意大利文背诵些什么，让一个个漂亮的音节滔滔汩汩地从他的舌尖流泻出来，背时摇头晃脑，有时还闭着眼睛，哪怕他的伙伴们一个字也不懂，他也满不在乎。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自我欣赏记忆力和发音，同时也想在倾听他的伙友前卖弄一番。最后他说：

    “不过你们不懂得这个。你们虽然在听，却无法理解其中悲痛的含义。先生们，残废的莱奥帕尔迪主要缺乏的，是女人的爱，也许正因为这点，使他更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你们能完全体察到这样的心情吗?荣誉和德行在他面前黯然失色，自然界对他似乎怀有恶意——它确实怀有恶意，简直又恶又蠢，这点我倒同意他——他悲观失望，说来也叫人怪难受的；他甚至对科学和进步也绝望了！工程师，悲剧也就在这里。您的所谓‘人们心情的困境’我看就是这个，而那边的女人却不是那么一回事，至于她的大名，恕我不再劳神了……看上帝面上，请别跟我谈什么生了病后‘精神境界能够提高’！别谈这个吧!没有身体的灵魂，同没有灵魂的身体一样没有人性，一样可怕，不过前一种情况是罕见的例外，后一种却是司空见惯的。一般说，身体能发育滋长，繁荣昌盛，把一切重要而富有活力的东西吸引过来，而且能摆脱灵魂，令人厌恶地存在着。凡是以病人身份活着的人，都不过是一个躯体而已，这既违反人情，又令人屈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

    “说得挺有趣，”约阿希姆忽然插嘴说。他躬身向前眼睁睁地瞪着表弟，此刻汉斯正靠着塞塔姆布里尼身边走。“有的话跟你最近说的差不多。”

    “真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不错，我头脑里可能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他们继续向前走几步，塞塔姆布里尼没有出声。接着他又说：“这样更好，我的先生。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好。我一点也不想向你们宣扬什么别出心裁的哲学，这又不是我的职务。要是我们的工程师和我的观点相同，那只证实我的假设：他在理性上的造诣还不深。他像有才能的其他青年一样，目下对各种观点只是在进行试验而已。有才能的青年并不是一张白纸，他倒像一张用富于同情心的墨水写过的纸片，这上面既写了‘善’，也写了‘恶’；而教育者的职责，就是坚决发扬‘善’的，把显示出来的‘恶’通过适当手段永远消除。两位先生刚才在买些什么吧?”他改用另一种比较轻快的语调问。

    “没有，没什么，”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只是……”“我们只是为表弟张罗两条毛毯，”约阿希姆冷冷地回答。“静卧疗法用的……天气冷得真够呛……我还得呆上两三星期呢，”汉斯·卡斯托尔普笑着说，眼睛瞧着地面。

    “唉，毛毯，静卧疗法，”塞塔姆布里尼说，“好，好，好，嗳，嗳，嗳。事实上，试一下也好。”他用意大利腔又说了后面这句拉丁文，然后告别，因为这时他们已进入疗养院的大门，向跛足的门房打招呼。到了大厅，塞塔姆布里尼转身走进会客室，他说要坐在桌子前看报。看来，他想逃避第一次静卧疗法。

    “谢天谢地!”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一起上电梯时，汉斯说。“他真是一位道学先生。他自己最近也说过，颇有几分道学先生的气质。跟他打交道得处处留神，话别说得太多，免得他唠唠叨叨教训你一番。不过他的话倒是动听的，说起来头头是道，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每句话，流畅而有吸引力。当我听他讲话时，我心里觉得好像有许多新鲜的圆面包一只只滚出来。”约阿希姆哈哈大笑。

    “你最好别跟他说这种话。我相信，要是你在想象中把他的教诲看作是圆面包，那他会失望的。”

    “你以为这样吗?这个我倒说不准。我印象中始终认为，他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宣扬他那番大道理，也许这是他的次要目的；主要目的倒在于说话本身，让人家听每个字眼怎样从他口中滚滚流泻出来……他的话多么富于弹性，简直像橡皮球一样！当人们注意到这点时，他是相当高兴的。啤酒商马格努斯说什么‘漂亮的字’，那固然有些蠢，但我怕塞塔姆布里尼也说过些什么文学在生活中实际地位之类的话。我不想提什么问题，免得当场出丑，我对这方面懂得不多，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文学家。可是，要是他们指的不是漂亮的字体，那么指的显然也是漂亮的文字，这是我在塞塔姆布里尼圈子里获得的印象。他用的是怎么一套词汇啊!他说起‘德行’这个词来，简直无拘无束，真是天晓得!我有生以来，嘴边从未挂过这个词，就是在学校里，当书本中出现‘道德’这个词时，我们总干脆说作‘勇敢’。我得说，这时我心里怪不自在。当我听到他大骂天气怎么冷，大骂贝伦斯和马格努斯太太——骂这位太太只是因为她体重减轻——总之对一切都破口大骂时，我心里总不大舒坦。他反对一切，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对一切现存的制度都看不顺眼，我禁不住想，他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人。”

    “你尽管这么说，”约阿希姆深思熟虑地回答说，“可是他身上也有某种骄气，不能把他看作是肆无忌惮的。恰恰相反，这个人对自己和全人类倒是很尊重的。这使我对他有某种好感；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个优点。”

    “你说得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甚至有些严厉，这往往使人不快，因为这样就会使人——我该怎么说呢——受到约束，唔，这样的表达方式倒不坏。我老是感到，他对我买静卧用的毛毯似乎不以为然，很不赞成，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你有同样的看法吗?”

    “不，”约阿希姆沉思了一会，惊讶地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认为不是这样。”于是他衔着体温表，带着全部什物去卧床休息了。汉斯·卡斯托尔普马上开始梳洗打扮，准备午膳，反正离午膳还有一小时不到的光阴呢。

    关于时间感受的一些题外话

    当他们饭后上楼时，毛毯的包裹已放在汉斯·卡斯托尔普房内的椅子上了。当天他第一次使用这种毯子。约阿希姆是此中老手，他向汉斯传授裹在身上的种种技巧，这儿山上人都会干这一套，每个新来者也必须马上学会。先要把毛毯一条条地摊开，放在椅上，使它绰有余裕地从椅脚拖到地面。然后坐下来，开始把里面那条毯子裹在身上；先从纵直方向拉到肩头，然后在下面把两脚盖住，这时你应当弓起身子坐着，先揪住折叠的一端，然后抓住另一端，直到两脚脚尖在伸直身子躺着时也都能紧紧裹住，而且须尽量保持平直。以后，你可以依样画葫芦地裹上外面一条毛毯，不过干起来稍稍难些。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一个笨拙的新手，他曲着身子，伸手伸腿做着表哥教他的种种动作，口中毫无怨言。约阿希姆说，只有为数不多的精明鬼，才能用三个稳稳当当的动作把两条毛毯一起披上，不过这种技能是罕见而值得艳羡的，而且也要有某种天赋。

    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这番话不由大笑，他腰酸背痛地躺在椅上，但约阿希姆一下子弄不懂究竟可笑在哪儿，用游移不定的目光瞅着他，然后也笑开了。

    “好了，”约阿希姆说。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已把四肢盖住，浑身裹得像滚筒似地躺在椅上，颈背靠着一只圆圆的枕垫，刚才七手八脚的动作已把他搞得精疲力竭。“即使现在冷到列氏二十度，你也受得了的。”说罢就走到玻璃隔墙后面，也去用毛毯裹身子。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冷到二十度有些怀疑，因为现在他已冷得够呛；当他通过木拱门望向户外湿漉漉的一片，眼看又将大雪纷飞时，他不禁感到一阵阵战栗。奇怪的是尽管空气中湿气很重，他脸上还是干热得厉害，仿佛他坐在热不可挡的房里似的。刚才他忙着盖毛毯已累得不可开交，此刻当他把《远洋客轮》杂志凑到眼前时，他的手确实哆嗦起来。看来他身体并不怎么健康——正像顾问大夫说的，贫血得厉害，因此在这儿这么怕冷。可是他现在躺的姿态非常舒适，把他这种不快的情绪抵消了。这种舒适感，是卧椅所具有的莫可名状的，而且几乎是神秘莫测的特性，汉斯·卡斯托尔普在第一次试用时已体会到它的极度乐趣，现在又证明了它确是其乐无穷。不管是枕垫的质地优良，靠背处的倾斜角度或扶手处的高度和宽度恰到好处，还是颈背的圆枕垫软硬适当，总之你要摊开四肢休息，再没有比睡这种出色的卧椅更安逸、更舒适的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打心眼里高兴的是，他接下去还可享受两小时的清福，这两个钟点是疗养院规定的主要静卧疗养时间，虽然他只是上山作客来的，他却感到这样的安排非常称心。因为他生性好静，哪怕长时间无所事事，他也受得了；我们还记得，他爱好空余时间，不希望让无聊的活动将时间销蚀掉，吞噬掉，浪费掉。四时左右他吃茶点，还有蛋糕和果酱，接着在外边活动一会，然后再躺在椅子里休息，七时左右晚餐。晚餐像其他各餐一样，气氛有些紧张，但也能增长许多使人喜闻乐见的见识。饭后再看看什么万花筒、立体窥视镜或转筒式影片之类……如果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里的生活已像人们说的那样习惯了，那也许太过分，不过他对这里的日常生活终究已能很好地适应。

    这毕竟是人们使自己习惯于陌生环境的一种奇特的方式。

    不过要适应它、习惯它却是很费力的；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他本人的需要，但同时也怀有一种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一当完成这项使命或在完成后不久，就重新抛弃了它，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人们把这类事当作生活情趣中的一种插曲，目的无非是为了“消遣”，也就是说使机体尝到些新鲜味儿，换换花样——日常生活是那么单调而枯燥无味，久而久之就使人有娇纵而萎靡不振之虞。但固定刻板地做同一件事时间太长，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萎靡不振的感觉呢?其中原因，倒不在于生活的种种要求使他体力上和精神上劳瘁不堪(因为这样的话，休息一番就能恢复)，而是心理上的某种原因造成的。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往往因它的千篇一律而容易淡薄，同时它和生活感受又息息相关，一个削弱后，另一个也接着受到损害。关于寂寞无聊的性质，人们有许多错误的概念。一般认为，时间内容中的趣味和新奇之处，就是让它“流逝”，也就是说，使时光短促，而单调和空虚则会抑制时间的进程。这种说法不尽适当。空虚和单调无聊固然会使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延长，令人有“度日如年”之感，但它们也能将巨大和极大的时间单位缩小或使它飞逝，甚至化为乌有。反之，一个充实而有趣的时间内容，能使一小时，甚至一天的光阴缩短或轻松地逝去。可是在量度方面，它却赋予时间进程以宽度、重量和坚实性，因而多事之秋与那些平淡无奇、风平浪静的年代相比，前者的流逝进程慢得多。

    因此，我们所说的寂寞无聊，其实只是一种由单调引起的，时间上一种反常的缩短感觉。生活老是千篇一律，漫长的时间似乎就会缩做一团，令人不寒而栗。倘若一天的情况和其他各天一模一样，那么它们也就不分彼此。每天生活一个样儿，会使寿命极长的人感到日子短促，似乎时光不知不觉地消逝了。所谓习惯于生活，其实就是对时间有一种木然甚至麻痹的感觉；年青时的日子过得慢，而晚年的岁月却消逝得愈来愈快，也必然是这种“习惯于生活”造成的。

    我们知道，生活中引入一些插曲或变换一番新花样，乃是维持我们生命力，使我们对时间保持清新感以及使我们对时间不会感到漫长，厌烦或枯燥无味的唯一方式，从而让我们的生活有一种新的感受。调环境，换空气，上温泉浴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调换环境和生活中加入某些插曲就有消除疲劳的作用。住到一个新的地方，头几天有一种清新之感，也就是说使人精神百倍——它能保持六天到八天左右。接着，随着你“习惯于”这个地方，似乎渐渐觉察日子紧缩起来。谁依恋着生命——或者说得确切些，谁对生命依依不舍，谁就会恐惧地觉察到，日子的步子跨得越来越轻盈，无声无息地开始溜走，而最后的几星期，比如说四星期左右，简直飞逝得令人害怕。当然，生活的插曲终了时，对时间的清新感也就随之消逝；而在回复到正常的生活以后，它又重新显现。外出后再回到老家时，开头几天又过得新鲜而生气勃勃，不过只是短短几天而已，因为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生活，适应起来比那些例外情况为快。如果说时间的感受由于年迈而减弱，或者这种感受一向不很强烈(这是生命力本来就衰弱的征兆)，那么他很快就会昏沉沉地回复到原来的生活，过了二十四小时，就感到从来没有外出过似的，几天前的旅行宛如晚间做了一场梦。

    这里插入了上面这段话，只是因为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时间方面曾有类似的感受。他在山上住了几天后，曾用充血的眼睛瞅着表哥，并对他说：

    “到了一块陌生地，开头时觉得时间过得真慢，这倒是挺可笑的。我的意思是……这自然不是说我感到厌倦无聊，恰恰相反，我简直可以说高兴得像个活神仙。可是你要知道，当我回顾一下，也就是反省一下时，我就觉得在这儿似乎已不知呆了多久，上山以来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简直不明白自己居然会在山上，而你竟对我说，‘现在就下山吧!’你还记得吗?时间对我说来，真是长得无边无际呀。这和时间的计量毫无关系，和理解力也压根儿不相干，只是一个感觉问题。当然，说这样的话是愚蠢的：‘我认为已在这山上住了两个月’——简直胡说八道。我只能说：‘时间很长’。”

    “对啊，”约阿希姆回答，体温表仍衔在嘴里。“听了你这席话，我也得益不浅。你来山上后，我某些地方都得仰仗你哩！”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约阿希姆直截了当说的这些话，不由哈哈大笑。

    他试图讲法语

    不，他还一点没有适应新的环境。他既不熟悉这里生活上的种种特点，机体方面也不能适应山上那种怪异的气氛。疗养院的生活特点，短短几天内是无法熟悉的，正如他自己设想的那样(而这点他也跟约阿希姆说起过)，哪怕三星期也无法了解它——因为这种适应对他来说是件苦事，天大的苦事。他似乎干脆不愿去适应它。

    这儿的日常生活安排得细心周到，井井有条；如果你肯顺应这里的生活规律，你就能很快地跟上，而且得其所哉。不过过了一星期或更长的时间，生活日程会渐次出现某些规律性的变化：先出现一个新花样，然后再是第二个，而第二个往往是在第一个重复出现后再显示的。即使是日常生活事件中的个别现象，汉斯·卡斯托尔普也得亦步亦趋地去学习。对一些浮光掠影的东西，他得留神观察，而对一些新奇事物，则须用青年人灵敏的接受能力去吸取。

    例如那些短脖子、大肚子的容器，在过道上每间病室的门口都放着，汉斯到疗养院的那天晚上就看到了。它里面装着氧气。汉斯问他，约阿希姆就讲给他听。里面是纯氧，氧气瓶价值六法郎。这是一种起死回生的气体，供垂危病人使用，为临终的生命添上一口气，接上一些力。病人通过一根软管吸入这种气体。在放这种氧气瓶的病室门后，躺着临死的病人，或者像顾问大夫贝伦斯所说的“奄奄一息的人”。有一次汉斯·卡斯托尔普在二楼遇见顾问大夫，他就用这样的称呼。当时他身穿白大褂，脸色青青的，在走廊里一摇一摆慢吞吞地走着，后来他们一起上楼。“嗨，您这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贝伦斯说。“您在这儿干什么?难道您像视察一般地东张西望就能博得我们的青睐吗?不胜荣幸，不胜荣幸。唔，我们的夏季倒有一些名堂，这样的季节可不坏呢。为了使它更有起色，我也花了一些代价。不过遗憾的是，您不准备在咱们这儿过冬，听说您只想呆上八星期，对吗?啊，三星期?可这只是走马看花，连帽子也不用费心脱下来，咳，随您怎么想吧。可惜您不在这儿过冬，因为这时只有贵人们才来，”他不像样地打趣说。“这块高地上，各国贵人到冬天才来，您得看看他们，让您增长一番见识。当您看到这些家伙踏着雪橇滑起雪来，您准会捧腹大笑。还有那些太太们，天哪，太太们!我可以对您说，她们像极乐鸟一样，五光十色，而且还富有冒险精神呢……哦，现在我得去看看我那奄奄一息的病人了，”他说，“他住在二十七号病室。您知道，他已是晚期了，肺的中心也烂穿了。昨天和今天他白白吸了五袋氧气，真吸得够了。中午时，他怕要见他的老祖宗去了。哎，我亲爱的罗依特先生，”他进去时说，“咱们再敲碎一只氧气瓶的脖子怎么样?……”他把门带上，他的声音也就在门后消失。不过房门开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瞥见房间后面的轮廓，他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年青人，脑袋靠在枕头上，下巴长着稀稀落落的胡子，大大的眼珠慢悠悠地转向房门口。

    这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垂死的人，因为不论他的双亲或祖父去世时，可以说他当时都不在场。那个颚须微微翘起的年青人，他的脑袋靠在枕上的姿态多庄重啊!他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慢慢向房门口转动时，目光又何等意味深长！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还一心一意回味着刚才匆匆的一瞥，他情不自禁地也像那个临死的病人那样把眼睛张得大大的，缓慢而意味深长地转动着眼珠。这时他正好继续上楼，他就用这样的眼神瞅着他后面一扇门里出来的一个女人，她在楼梯口碰上了他。他没有马上认出这是肖夏夫人。她看到汉斯挤眉弄眼，不禁微微一笑，然后用手抓住挂在后脑勺的辫子，越过他前面悄悄地、柔顺地下楼，脑袋稍稍往前倾。

    最初几天，他几乎没有结识什么人，好久以后还是这样。他对这里的生活方式并无多大好感。汉斯·卡斯托尔普生性好静，他只感到自己是来作客的，正如顾问大夫贝伦斯所说，他是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约阿希姆跟他聊天做伴，他基本上已心满意足。走廊上那位护士自然伸长脖子盯住他们，后来约阿希姆终于把表弟介绍给她；在这以前，他曾好几次同她聊过天。她把夹鼻眼镜的丝带吊在耳根，说起话来装模作样，调门简直有些伤心。只要仔细观察她一下，你就会发现她心灵似乎受到空虚无聊的折磨。要再摆脱她是很困难的。谈话快结束时，她就会显露不胜惶恐的迹象。一当这对小伙子显出离她而去的神情，她就急急忙忙再说些什么话，而且频送秋波，甚至死乞白赖地向他们微笑，把他们缠住，这样他们出于怜悯，就不得不再逗留一会。她漫无边际地谈自己的父亲，说他是一位法学家，还谈起自己一位做医师的堂兄弟，目的显然是替自己涂脂抹粉，表明自己出身于富有教养的阶层。至于他的养子，则是科布尔格玩偶制造商的儿子，姓洛特拜因，可最近这个年纪轻轻的弗利茨肠子里却害起病来。亲人们对这个可受不了啦，先生们对此是不难想象的。特别是书香门第出身的人，有的是上流社会人士那种细腻的感情，这个打击怎么受得了呢。我们寸步不离地守着他……最近她到外边去了一下——先生们该相信这个——为的只是想为自己买些牙粉，回来时却发现病人坐在床上，喝一杯又浓又黑的啤酒，而且吃起一条意大利香肠、一片硬硬的黑面包和一条黄瓜来！这些美味的土产，都是他家里人送来的，吃了好让他长些力气。但第二天，他的病自然加剧，死去活来，他自己在催自己的命。不过对他来说，这只意味着解脱，而对她来说(她叫贝尔塔大姐，实际上她的姓名是阿尔弗蕾达·席尔特克内希特)却是无所谓的，因为接着她又得看护其他病人，他们的病在不同程度上比他更加严重，不是在这儿山上，就是到别的疗养院去。这就是展现在她眼前的前景，别的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

    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就您的职业说，任务确很艰巨，不过他倒认为也很称心。

    确是这样，她回答。这行职业确使她满意——即使满意，但任务十分艰巨。

    那么替咱们向洛特拜因先生问好吧——这对表兄弟说完这话，想脱身了。

    但她又巧言令色地缠住他们。看到她这样煞费苦心拖住这两位青年人不放，哪怕再短短一会儿也好，好不叫人伤心。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再答应陪她一会，否则未免太残酷了。

    “他正睡着呢，”她说。“他现在用不着我。我不过出来在走廊里呆上几分钟罢了……”于是她开始数落起顾问大夫贝伦斯来；他跟她说话的腔调太随便了，对像她这样出身的人来说，他真不该如此。这方面，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倒比他好得多，她觉得他心眼儿挺好的。然后她又讲起她父亲和堂哥来。她头脑里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她还想苦苦挽留一会这对表兄弟，这次可不成了。一看到他们要走，她猛地提高嗓门，简直要尖声怪叫起来。他们终于摆脱了她，溜之大吉。可是这位护士还弓起身子，用突出的眼珠贪婪地瞅着他们的背影，恨不得用那双眼睛把他们吸回来。接着她长叹一声，回到房里去护理她的病人。

    这些日子，汉斯·卡斯托尔普只结识一个身穿黑衣服、面色苍白的女人，那就是上次他在花园里见到的、绰号叫“两口儿”的墨西哥女人。事实果真如此：他从她嘴里听到的，尽是与她的诨名恰如其分那一套令人伤心的话，但他事前已有思想准备，因而他显得很有礼貌，事后也泰然置之。表兄弟在疗养院的大门口遇见她。这时他们按照常规，正在早餐后作一回晨间散步。她裹着一条“开司米”黑围巾，屈着腿，在那边心神不宁地踱步。她有一张干瘪的大嘴巴，脸上罩着一方黑纱，面纱上端，缠绕她一丝丝花白的乱发，一端在下颚处扎住；在黑面纱的衬托下，她苍老的脸隐隐放射出惨白的光芒。约阿希姆像平时那样不戴帽，向她鞠躬致敬，她也慢条斯理地还礼，眼睛望着他时，狭狭的额头上的皱纹一条条变深了。她看到一张陌生的脸，于是停下步来等待，当这对青年走近时，她微微点头示意。显然，她认为有必要搞清陌生人是否知道她的命运，是否愿意倾听她的诉说。约阿希姆把表弟介绍给她。她从披巾里伸出手来给客人，这是一只枯黄的、瘦骨嶙峋而青筋毕露的手，戴着许多戒指，她一面点头，一面继续看着这位陌生人。这时她开腔了：

    “先生，两客儿，”她说。“您知道，两客儿这里是不合标准的法语。这个墨西哥女人法语讲得不准，发音走了样。她本来想说“两口儿”。……”

    “Jelesais,madame（法文：我知道，太太），”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法语轻声回答。“Etjeleregrettebeaucoup（法文：我很替您难受）.”

    她黑瞳瞳的眼睛下面，皮肉松弛，眼窝深陷，汉斯从未见过这样又大又呆滞的眼睛。她身上似乎隐隐散发出一种枯花似的香味。汉斯心头不由泛起一种温馨而沉重的感觉。

    “Merci（法文：谢谢），”她用粗嗄的喉音说，声音和她那枯枝败叶般的外形极为相称。她宽嘴巴的嘴角阴沉沉地向下耷拉着。这时她把手缩回披巾里，低下头来，又开始踯躅。

    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往前走时说：“你看，我毫不放在心上，我跟她刚才相处得很好嘛。我相信，我跟这号人打交道挺有办法，我生来懂得如何跟他们周旋，不知你的看法是不是这样?我甚至认为，我跟忧郁的人相处，总的说来比跟愉快开朗的人更好些，天晓得这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孤儿，这么早就失去了父母。要是人们严肃，悲戚，甚至死了什么人，我可满不在乎，也不会手足无措——我反而有一种得其所哉的感觉，而遇到愉快活泼的场面，我却感到怏怏不乐，兴味索然。我最近在想：这里的娘儿们真蠢，对‘死’和有关死亡的一切简直怕得要命，吓得对这个问题提也不敢提，而且吃饭时也把临终圣餐带来。哼，这真是无聊透顶。你爱瞧一瞧棺材的样儿吗?我倒很爱看。我觉得棺材是一种顶呱呱的家具，哪怕它是空的；可是一旦有人躺在里面，我认为简直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葬礼很有启发性——有时我甚至想，要是有人想得到某些启示，那么他还是去参加一次葬礼，而不必上教堂。人们都穿着正正经经的黑衣服，脱下帽来举目向灵柩致哀，严肃而又虔敬，没有人会像平时那样胡扯些不堪入耳的话。如果人们终究变得稍稍正经些，那我真是求之不得。有时我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应该做牧师；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这个职业对我还算合适……哎，我刚才说的法文没有什么错误吧?”

    “没有错，”约阿希姆说。“‘Jeleregrettebeaucoup’这句法文完全对头。”

    政治上可疑！

    日常生活的变化开始显示出它的规律——先表现在星期日，星期日常有一队乐队在露台上演奏，每十四天奏一次，也就是两星期的标志。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在这个时期的下半阶段上疗养院来的。他到的那天是星期二，因而也是第五天。前几天风雪交加，一下子又回到萧瑟的冬天，而星期二却像春天那样，温柔明媚，浅蓝色的天空上飘着朵朵明净无疵的白云，和煦的阳光照在山坡上和山谷里，又呈现夏日常有的郁郁葱葱的景象，因为新近这场雪已注定要迅速融化了。

    每逢星期日，大家显然都在费一番心机，使它具有节日气氛，与平时迥异。无论院方和病人，都在这方面出一把力。早点时就供应香饼是一种发面糕点，上面有一层糖、面粉和奶油。，每个餐座前面都摆着一只小花瓶，里面插了一些花卉和野丁香，甚至有阿尔卑斯玫瑰，男士们把这种花插在翻边的钮扣眼里，多德蒙特的检察官帕拉范特甚至穿起燕尾服和有花斑的背心来，而女士们的装束则更是色彩缤纷，喜气洋洋。肖夏太太早餐露面时，穿的是一件轻飘飘的开袖花边晨装。她砰的一声关上玻璃门走进来时，在蹑手蹑脚走到自己的餐桌以前先面对大伙儿站了一会儿，仿佛向整个餐厅显示自己的风度是多么优雅。今天她打扮得这样出色，使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就是柯尼斯堡的女教师——也不禁啧啧称佳。即使是“下等”俄国人餐桌上那对不讲礼仪的夫妇，也意识到今天应当与往日不同：男的本来穿皮茄克，现在换上了短短的礼服；毡靴也为皮鞋所代替；女人呢，今天虽仍围着脏而长的毛围巾，却换了一件折叠领的绿丝衫……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看到这对夫妻就皱眉头，脸色也变了——他上这儿后，动不动就脸红。

    第二次早餐一过，露台上就开起音乐会来；乐队里，铜管乐器与木管乐器应有尽有，时而轻快活泼，时而平缓庄严。音乐几乎一直奏到午睡时才停。开音乐会时，并非卧床休息不可。确实有些人站在阳台上饱享耳福，在花园的小厅里，也有三四个人坐在椅子上，但大多数人却坐在平台上小小的白桌子旁，平台上搭有遮蔽阳光的凉棚。有些个性特别活跃的人，觉得坐在椅子上太一本正经，于是在通往小花园的石阶上安下身来，在那儿尽情作乐。这些都是年轻的病人，男的女的都有，他们的名字，汉斯·卡斯托尔普大多数叫得出，脸也认得出。这伙人中有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还有阿尔宾先生。阿尔宾随身带了花花的一大盒巧克力糖，你一块他一块分给大家吃，自己一点也不吃，只是老气横秋地吸着一支金黄色过滤嘴的香烟。再往前就是“半肺协会”那位厚嘴唇的青年，还有那位瘦棱棱、白得像象牙雕出来一般的莱费小姐；再下去是一位头发金灰色的青年，人们叫他“拉斯穆森”，因为关节软，他一双手像鱼鳍一样只能举到胸口。还有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荷兰城名。的萨洛蒙太太，穿的是红衣服，身体胖胖的，她也一直跟年青人混在一块儿；她后面的石级上坐着一位身材颀长、头发稀疏的青年，那就是能奏《仲夏夜之梦》那支曲子的人，此刻他用胳膊抱住骨瘦如柴的膝盖，茫然而目不转睛地瞧着她黑黝黝的后脖子。此外有一位红发的希腊姑娘，一个来历不明、容貌像只貘的人，那个戴一副厚镜片眼镜的贪吃的小伙子，还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夹着一副平片眼镜，咳嗽起来就把小小的手指捂在嘴上，指甲留得像盐匙那么长，他一望而知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另外还有一些人。

    约阿希姆悄声说，那个留长指甲的少年刚来时病情很轻，没有寒热，他父亲是个医师，为了小心起见才把他送到山上。根据顾问大夫的看法，他只需住三个月左右。现在过了三个月，他体温有三十七度八至三十八度，看来病势不轻。不过他日子过得这样浑浑噩噩，真该打一下耳光才好。

    这对表兄弟独占一张小桌子，和别人隔开一段距离，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抽烟时佐以黑啤酒，这啤酒是他早餐后带出来的。他不时觉得雪茄烟倒还有点味儿，不过啤酒和音乐像往常一样，使他醉醺醺的，以致他张开了嘴，脑袋歪向一边，用发红的眼睛观察周围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这时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在妨害他，恰恰相反，他觉得一切都别有风味，而且还感受到精神上的某种魅力——一种难以抗拒的腐朽没落的情绪侵蚀了这些人的内心，大部分人似乎都轻微地发着寒热……他们坐在小桌旁喝着冒起泡沫的柠檬茶，有的在台阶上拍照，又有一些人在交换邮票。红发的希腊姑娘支起一块画板，为拉斯穆森先生画像，但画好后不给他看，只是把身子扭来扭去，露出一口又大间隙又宽的牙齿格格笑着，害得这位先生好久才抢到这块画板。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半闭着眼睛坐在台阶上，一面听音乐，一面拿着一张卷起的报纸打拍子，她乖乖地让阿尔宾先生将一束野花插在她的衣襟上。至于那位厚嘴唇的小伙子，却坐在萨洛蒙太太的脚边仰起脖子来跟她聊天，而头发稀疏的那位钢琴家却依然目不转睛地呆望着这位太太的后脖子。

    医师们来了，和病人们混在一起。顾问大夫贝伦斯穿着白大褂，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穿的却是黑色工作服。他们一先一后向一张张桌子走来，顾问大夫在每张桌子边几乎都要说几句笑话，似乎他走了后，周围的气氛还是生气勃勃的。接着他们走下台阶到小伙子队伍里，娘儿们一跃而起，跳跳蹦蹦地把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团团围住，斜睨着他，而顾问大夫呢，他用一只系鞋带的靴子向男士们表演精彩的技艺，为星期日增光。他把一只硕大无比的脚搁在较高一级的台阶上，把鞋带统统解开，以一种特别巧妙的动作用一只手将它们握住，同时能不必借助另一只手马上打个横结，手法熟练的程度使大伙儿为之咋舌。有些人也想跟他比个上下，结果都不如他。

    晚些时间，塞塔姆布里尼也在露台上出现了。他从餐厅里出来，手里拿着散步时用的手杖。今天他仍穿着绒毛衣和淡黄色条纹裤，露出一脸精明而爱挑剔的神气。他向四周看了看，便走近这对表兄弟坐的桌子，说声“妙啊!”便请求他们让他坐下。ｖ“啤酒，烟草和音乐，”他说。“这是你们祖国的特色!我看得出，你们都有一股爱国热情，工程师。你们都自得其乐，这点使我很高兴。请你们允许我也分享一下你们这份清福吧!”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沉下脸来。他一看到这个意大利人就如此。他说：

    “您来听音乐可迟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演奏快结束了。

    难道您不爱听音乐吗?”

    “命令我听，我就不爱听，”塞塔姆布里尼回嘴说。“按照每星期日程排出来的节目，我不爱听。院方那种充满一股药味儿的、为病人健康着想指定给我们听的音乐，我偏不爱听。我宁愿自由自在，抱着老天爷留给我们的一丝自由和人类的尊敬不放手。在这些事情上，我只是一个客人，正像您基本上也是这儿的客人一样。我来这儿呆上一刻钟，以后再走我的路。这给我某种独立自主的幻觉……我并非说它不止是一种幻觉，可是只要幻觉能给我某种满足，你还希冀些什么呢?对您表哥来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他来说，这是工作。少尉，您不是把它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吗?哦，我知道了，你们懂得在屈辱的境地中保持骄傲的把戏。这是使人迷糊的一种把戏。在欧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识破它。音乐?您不是在问我自称为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吗?

    嗯，当您说‘业余爱好者’这个字眼时(其实汉斯·卡斯托尔普已记不起有否说过这样的话)，选词方面倒不坏，听起来有点轻飘飘的味儿。好吧，我同意，是的，我是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这意思应当是说，我对音乐并不特别放在心上，尽管我对这种说法既尊敬又爱听，说这是什么‘精神的支柱，进步的工具和进步的光辉的犁铧’……音乐?……它暧昧不明，捉摸不定，不负责任，超然物外。可能您会驳斥我，说有时它也表现得清清楚楚的。可是自然界，甚至一条小溪有时不也是清清楚楚的吗，这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其实它不是真的清楚，在清楚中却带着朦胧不明、无法表达和对一切都不负责任的成分。这种清楚没有结果，因而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让音乐执行它崇高的使命吧。好！它固然会点燃起我们的热情，可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却是唤起理智。音乐显然就是运动本身，但尽管如此，我对它的清静无为（Quietismus，亦译“静寂主义”，一六七五年由Morinos倡导）还是感到怀疑。让我把问题说到点子上来：我反对音乐还有政治上的原因。”

    汉斯·卡斯托尔普禁不住拍拍自己的膝盖，同时大声说，他生平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论调。

    “尽管如此，您还是应当对它权衡一下，”塞塔姆布里尼微笑道。“作为一种效果良好的兴奋剂，作为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力量，音乐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要是它确能发挥它那陶冶心灵的作用。但文学必须作为它的先导。光凭音乐不能使世界前进。只有音乐是危险的，工程师，对您个人来说，它是绝对危险的。我刚才走来时，一下子从您脸上的表情中看出了这一点。”

    汉斯·卡斯托尔普笑了。

    “啊，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是说我的脸呀。说来您也不信，你们这儿山上的空气在往我脸上添火加薪呢。这儿的水土，看来比我想象的更难适应。”
    “我怕您的想法不对头。”
    “怎么会不对头呢！天晓得，我一直是多么累，脸上又是多么热啊。”
    “我倒认为，咱们应当感谢院方组织这次音乐会，”约阿希姆若有所思地说。“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用比较高深的观点来看问题，也就是站在作家的立场上看问题，这个我没有异议。不过我却觉得稍稍搞些音乐，我们是应当感恩的。我对音乐一点也没有特殊的爱好，而他们演奏的作品又没有什么了不起，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现代的，只是吹吹打打的大众音乐。不过这也是一种愉快的调剂。我认为，它能令人满意地填补几小时的空隙时间，它把每小时分成一个个细小的单元，然后又逐一填满，这样总多少有些收获，否则这儿每小时、每天以至每星期就要糊里糊涂地溜走了……您瞧，一个要求不高的音乐节目也许只花七分钟时间，可不是吗?这七分钟时间，终究有些内容，它有始有终，异乎寻常，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光阴不致在懒懒散散中白白浪费掉。此外，它们又由每支曲子的旋律分成比较小的段落，各个旋律再细分为节拍，因而运动始终进行着，每个瞬间都有人们所能抓住的某种意义，反之在其他情况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对头……”

    “妙极了！”塞塔姆布里尼嚷道。“妙极了，少尉！您在音乐性质方面对它的道德价值无疑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也就是说，它那种罕有的生机勃勃的计量时间方式，能使人头脑清醒，精神焕发，而且富有价值。音乐激发时间，它激发我们很好地享用时间，它激发……这仅是指道德而言。艺术只要有激发作用，它就是道德的。但要是它起的作用恰恰相反，那又如何?要是它起的是麻醉作用，使我们昏昏入睡，妨碍我们的活动和进步，那又如何呢?音乐也是这样，从根本上说，它也能像鸦片那样起麻醉作用。先生们，它的作用真是恶劣透顶，鸦片是魔鬼赐给的，它会使人感觉迟钝，麻木不仁，无所作为，死气沉沉……音乐有某些可疑的地方，先生们。我坚持认为，音乐的性质是模棱两可的。要是我说它政治上可疑，也不会太过分。”

    他还是这股劲儿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汉斯·卡斯托尔普虽然倾听着，但听得不很真切，这首先是因为他疲倦了，而这些轻佻的青年在石阶处进行联谊活动，也使他分了心。他看到的是否真实，而实际情况又怎样呢?那位长貘脸的姑娘，此刻正忙着为那个戴单片眼镜的青年缝运动裤袜带上的扣子呢！她缝时呼吸急促，气喘吁吁，而小伙子却一面咳嗽，一面把长着盐匙般指甲的手伸向嘴里。他们两人自然都有病，但尽管如此，这儿山上的年青人却有自己独特的交际习俗。这时音乐奏起一支波尔卡来……

    希佩

    星期日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消磨时光的特色，乃是由病人分成各组乘车游览。有时茶点以后，有几辆双马马车缓缓登上迂回曲折的山路，在疗养院大门前停下，承载预先定好车的客人们——主要是俄国人，而且大多数是俄国女人。

    “俄国人很爱乘车去兜风，”约阿希姆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时他们一起站在大门口，目送他们出发，聊以自娱。“这回他们开到克拉瓦德尔或湖边去，或者到弗吕埃尔谷地，说不定一直驶往克罗斯特吧。目的地总不外乎这些地方。乘你在这儿时，我们也去逛一逛，要是你有兴趣的话。不过目前我看你在适应环境方面还得多花些功夫，不需要什么活动。”

    汉斯·卡斯托尔普表示同意。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两手插在裤袋里。他眼睁睁地瞧着那个矮小、活泼的俄国女人怎样带着她瘦棱棱的侄孙女和其他两个女人一起在马车里坐定。这两个女人就是玛鲁莎和肖夏太太。她们都穿薄薄的防尘罩衫，背上用一根带子缠住，但没戴帽子。她坐在马车后座上老妇人的身边，而两个姑娘却坐在最后面的座位上。四个人都兴高采烈，翻滚着软而仿佛没有骨子的舌头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她们有说有笑地谈起马车的车顶，说她们在这样的车顶下挤在一起实在不好受，还谈起了姨婆带来给她们享享口福的俄国糖果，这些糖果都装在一只小木匣里，匣里填塞着棉絮和花边纸，现在这些糖果都在分给大家吃呢……

    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无兴趣地听出肖夏太太的嗓子有些沙哑。像往常一样，当这位不拘小节的妇人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又一次坚信这个女人跟他一度朦朦胧胧地追寻过的形象极为相似，后来这一形象又在梦境中出现……但玛鲁莎的笑容和她圆圆的褐色眼睛的表情，她那拿起小手帕捂住嘴儿稚气地顾盼的神态，还有那里面病得实在不轻而又高高耸起的胸脯——这一切都使他回想起另一些事，回想起新近看到的什么可怕的景象，因而他小心翼翼地瞅着约阿希姆，脑袋连动也不动一下。谢天谢地，约阿希姆脸上此刻不像过去那样显出那么多的斑点，他的嘴唇现在也没有怒气冲冲地噘起。他只是凝视着玛鲁莎，他的姿态和眼神虽不能不说有一副军人气派，但眉宇之间那种迷惘抑郁和专心致志的神气，令人毋庸置疑地会认定他是一个文职人员。不过一会儿他又打起精神来，飞快地扫了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眼，这时汉斯正好来得及把眼锋避开，仰望天际的某个地方。他感到这时心儿又在怦怦地跳——莫名其妙地、不由自主地跳着，像上次在山上一样。

    星期日余下的时间中，别的没有什么突出的事儿，也许饭菜方面是例外，因为它们和平时相比做得再丰盛也没有了，至少菜肴方面显得更加精美。午膳时吃的是鸡冻，盆里还有小龙虾和去核樱桃，冷饮以后又是糕点，盛在用棉花糖编织成的篮子里，此外还有新鲜的菠萝蜜。晚上，汉斯·卡斯托尔普喝了啤酒后，又觉得比前几天更加疲倦，四肢也更加冷冰冰、沉甸甸的，不到几分钟，就跟表哥说了声晚安告别，急急上床，把鸭绒被子盖住下巴，像被人击昏似地睡熟了。

    但第二天，也就是这位客人上山后另一个星期一，每星期的常规又周而复始：这就是说，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每隔一周，总要在餐厅里向山庄疗养院的全体成年人作一次报告，凡是懂德语的，而且不是“奄奄一息”的病人，都是听讲的对象。汉斯·卡斯托尔普从他表哥处得悉，报告的内容是一系列彼此有关的课程，是一种大众科学教程，总题目是“爱情是一种致死的力量”。这种启迪性的讲演在第二次早餐后进行，正如约阿希姆一再所说，缺席是不允许的，至少会引起院方大大不快。同时，人们认为塞塔姆布里尼真是胆大包天，尽管他的德语比任何人强，可他不但从不前去听讲，而且对这种讲演嗤之以鼻。至于汉斯·卡斯托尔普去听讲的原因，主要是出于礼貌，其次是他对内容怀着不加掩饰的好奇心，因而他迫不及待地去听。然而听讲之前，他做了一桩不近人情的乖戾之事：他身不由主地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散步，使他的情绪坏得超出一切意料之外。

    “你留神听着!”当约阿希姆那天早晨走进他房内时，他劈头就是这么一句。“我现在明白，这样的日子我再挨不下去了。横着身子躺着——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受够了，叫一个人的血液似乎也昏昏欲睡。对你来说自然不一样，你是病人，我丝毫不想引你到歪路上去。要是你对我没有意见，我很想一吃好早饭就经常到外面散一会步，随便蹓跶一会，一二小时就行。我准备在袋里放些什么当早餐，这样我就自由自在了。咱们倒要瞧瞧，散步回来后我是不是会完全变样。”

    “妙极了!”约阿希姆说，因为他看出，对方是真心实意、信心十足的。“可是我劝你别太过分。这里和家里毕竟不同。散步后，得准时回来听报告！”

    实际上，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怀有这样的企图除了身体上的原因外，还有别的种种理由。他热辣辣的脑袋，嘴里常有的苦涩味儿，心头任意怦怦乱跳——这一切固然叫他难受，但使他更难以适应这儿的环境的，倒是这样一些事实：例如邻室那对俄国夫妻的所作所为，又病又蠢的斯特尔夫人在餐桌上喋喋不休的谈话，每天在走廊上听到的那个骑手绅士有气无力的咳声，阿尔宾先生的议论，周围青年病人的交际习俗在他内心所产生的印象，约阿希姆在端详玛鲁莎时脸上的表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感受。他暗自想，暂时摆脱一下山庄疗养院的环境，深深呼吸一下野外的空气，适当地活动一番，该是大有裨益的，这样，当晚上感到疲劳时，就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就这样，他就雄心勃勃地和约阿希姆分了手，约阿希姆在早餐后照例还要往小溪边放长椅的地方适当作一回散步。于是他拄着手杖，大摇大摆地径自沿着公路向山下走去。ｖ这是一个寒冷而阴云密布的早晨，时间还不到八点半。汉斯·卡斯托尔普按照预定的计划，深深呼吸早晨纯净的空气。野外的空气十分清新，呼吸起来非常舒畅，里面没有什么湿气和杂质，使人心旷神怡。他渡过小湖，经过羊肠小道，来到建筑物七零八落的街头；不一会又离开，来到一块草坪上，草坪只有一小块在平地上，其余部分从右面一直往上斜伸，坡度很大。上坡使汉斯·卡斯托尔普精神焕发，他敞开胸膛，用手杖的弯柄把压在前额的帽子挑向后面。他站在相当高的地方回头眺望，只见远处刚才经过的那个湖里，湖水清澈如镜，于是他哼起歌来。
    他唱他所记得起的那些曲调，唱大学生酒宴歌集和体育歌集中各种各样通俗的、情调感伤的歌曲，其中一首有这么几行：
    诗人应赞扬美酒和爱情，
    不过歌颂德行更要紧。
    开始时他只是轻声哼着，后来就引吭高歌。他唱男中音声音不够洪亮，但现在却觉得唱得很美，唱歌使他越来越兴奋。起唱时的调子太高了，就改用假嗓子唱，即使这样，他还是觉得很动听。当他想不起某些旋律时，他就借助于任何含义不明的溜到嘴边的音节或词儿搭配在乐曲里，像职业歌手那样噘起嘴唇漂亮地发出卷舌的R音。最后他兴之所至，竟虚构出一些歌词和曲调来，一面唱，一面还演戏般地做着手势。因为一面上坡，一面唱歌十分吃力，不久他呼吸就越来越急促。但由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且自以为唱得美妙动听，他还是鼓足劲儿唱，不时气喘如牛，最后他气也接不上来，头晕目眩，眼前金星直冒，脉搏跳得越来越快，不得不在一棵粗大的松树边颓然坐下。本来他情绪很高，一下子就沮丧起来，没精打采，甚至近乎灰心丧气。

    当他重新打起精神，继续散步时，他发觉脖子哆嗦得厉害，尽管他这么年轻，他的脑袋却像他爷爷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当年那样摇晃起来。这个症状，不禁使他油然回想起已故的祖父，他对这种姿态不但没有反感，而且还引以为乐——他能模仿老人那种俨然用托住下巴的方法来控制脑袋的摆动，当时年幼的汉斯对此也深为叹服。

    他蜿蜒曲折地爬得更高了。母牛的颈铃吸引着他，他也找到了牛群；它们在一家茅舍附近吃草，茅屋屋顶堆满了乱石。两个长胡子的人向他迎面走来，肩上扛着斧头。他们在向他走近时分手。“嗨，身体强壮，感谢上苍!”一个用低沉的腭音对另一个说，一面把斧头搁到另一只肩胛上，劈劈啪啪地穿过松树丛大踏步走向山谷。“身体强壮，感谢上苍!”这句话在这沉寂的山林里，听来别有一种滋味。汉斯·卡斯托尔普由于登坡和歌唱，感觉上已经有些麻木，听到这种声音，仿佛自己置身在梦境中。他竭力模仿山地人带有重浊喉音的庄重而笨拙的土语，把这句话轻声地重复一遍。这时他已登上比牧地村舍更高的一块地方。他本来想走到树林的尽头，但看一看表后，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他往左面循一条小径朝村子方向走去。这是一条平坦的小径，后一段路又向下拐。两旁都是参天的古松。当他穿过松林时，竟又轻声吟起歌来，不过唱得没有像上次那么放肆，尽管下坡时他两腿比以前不可思议地抖动得更加厉害。但走出松林时，看到前面呈现的一派瑰丽景色，幽静明媚，风光如画，他不禁愣住了。

    一条山溪的水流从右面的山坡上潺潺而下，流到浅而石块累累的河床里。它在倾泻到梯田般地堆集着的巨砾上时，泛起了阵阵泡沫，然后缓缓流向山谷。那儿引人入胜地架着一座小桥，桥栏用粗木制成。地上到处长着一种灌木，钟罩形的花卉朵朵绽开，一片翠绿。匀称而魁梧的冷杉，庄严肃穆，有单棵的，有成群密集地矗立在峡谷上的，还有的则是伸向高地，其中一棵杉树歪斜地长在山坡上，它的根牢牢扎在湍急的溪流边，弯腰的树干气势夺人，蔚为奇观。在这美丽、荒僻的地方，除了淙淙的流水声外，万籁俱寂。在小溪对岸，汉斯·卡斯托尔普望见一条供憩息的长椅。

    他跨过小桥坐下来，呆望着湍急的水流和翻腾的泡沫聊以自娱，同时谛听着富有田园风味的单调而实际上变化多端的各种声音，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爱听淙淙的流水声，正像爱听音乐一样，甚至比音乐更爱听。可是一当他坐下来休息，就发觉自己流起鼻血来，鼻血来得那么突然，他根本来不及掩住衣服让它不沾上血迹。血流得很厉害，而且流个不停，把它止住得花半小时光景。这时他不得不经常在小溪和长椅间踱来踱去，一会儿洗手帕，一会儿用鼻子使劲吸水，然后伸手伸脚仰天躺在长椅上，把一块湿布放在鼻子上。他就这样躺着，一直到最后把血止住为止——他静静躺着，两手交叉托在脑袋后面，膝盖高高耸起，闭住眼睛，耳朵听到的只是潺潺的水声。他并无不适之感，放了这许多血反而使他好受些，可是觉得自己的生命力出奇地衰退，因为当他呼气时，他感到不需要吸进什么新鲜空气，只希望身体一动不动地躺着，让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住，以后才可以再缓缓地、轻轻地吸气。

    他感到自己一下子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中。前几天夜里他经常做梦，梦把他近几天的印象一一塑造成形，如今它们又逼真而栩栩如生地在他的脑际中再现出来。它沉醉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对过去的一切是那么全神贯注，以致连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消失了。我们首先可以说，在这儿溪边的长椅上躺着的，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而真正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却已回到遥远的年代和过去生活过的地方——当时的境况对他来说固然很稚气，但却富于冒险精神，令人心醉。

    那时他十三岁，是四年级德国旧时九年制中学的四年级，相当于解放前旧学制初中一年级。学生，穿着短裤，站在校园里跟其他班级里年龄相仿的同学聊天，谈话是汉斯·卡斯托尔普任意扯起来的，因为涉及的主题范围狭窄，而且是就事论事的，谈话时间只能很短，但这次谈话使他异常高兴。那时正好是最后两节课当中的休息时间——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班上来说，一节是历史课，一节是绘画课。校园里铺着坚实的红砖，只有一道围墙和外界隔开，中间开了两扇门以供出入，墙上铺有木瓦。孩子们有的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有的成群站着，有的却蹲着身子斜靠在校园墙头光溜溜的凸起部位。校园里一片喧闹声。一个帽子耷拉的教师在监视学生，他嘴里嚼着一块火腿三明治。

    跟汉斯·卡斯托尔普聊天的那个孩子，姓希佩，名叫普里比斯拉夫。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当人们唤他的名字时，R的声音往往走样，变成“普希斯拉夫”。这个古怪的名字和他的外表倒十分相称，他长相也与众不同，颇有几分异国情调。希佩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大学预科教员，因而他是一个出名的模范学生，虽然年龄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相仿，却比他高一班。他是梅克伦堡人，在血统上显然是各个古老种族的混合物，在日耳曼血液中掺入文德人文德人原是斯拉夫人的总称，后仅指住在德国北部劳西茨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或者在文德人—斯拉夫人血液中掺入日耳曼人的。他的头发固然是金黄色的，剪得短短的披在圆圆的头颅上，但他的眼睛却是蓝灰色或灰蓝色的，这是一种朦胧、暧昧的色彩，仿佛是远处山峦的颜色。那对眼睛细小而古怪，确切些说，他有些斜视，下面的颧骨高高耸起。对他来说，长这副脸型丝毫没有变丑，反而招人喜欢，同学们因此给他起了个诨名，叫他“吉尔吉斯人”。此外，希佩穿的是有背带的长裤和蓝色高领上装，衣领上经常有一些头皮屑。

    实际情况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早已看上了这位普里比斯拉夫，在校园里这堆熙熙攘攘的熟识和不熟识的人群中选中了他，对他发生兴趣，眼睛也一刻不停地盯住他。莫非汉斯欣赏他?无论如何，他怀着特别的同情心注视着他。哪怕在上学的路上，他也一个劲儿地瞧他怎么和同学们交往、谈话，远远地就能辨别出他的声音，声音听起来那么悦耳，不过有些含糊不清，也有些沙哑。应当承认，汉斯对他的偏爱并没有充分的理由，除非他异教徒般的名字和模范学生的称号(但这对汉斯是无足轻重的)吸引着他，或者他这对吉尔吉斯人般的眼睛对汉斯有某种魅力。这对眼睛有时在心不在焉地斜睨时，眼神里就会悄悄蒙上一层阴影。汉斯·卡斯托尔普产生这种感情究竟是什么原因，他很少过问，也不管这种感情必要时应当怎么称呼才好。这里谈不上什么友谊，因为他对希佩首先一点也不“了解”。不过首先，定名一点儿也没有必要，反正它永远不可能成为讨论的话题，这是不合时宜的，他也并不企求。其次，定名即使不是判断，至少也是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把它列入熟悉的和习惯的这一类，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内心却不自觉地浸透这样一种信念，而像这一类“内在的善良”是永远不需要什么定义和分类的。

    不过，这种感情不管是否站得住脚(这种感情根本没有恰当的名称，也很难表达)，它却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年左右以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总默默怀着这种感情。我们说差不多有一年光景，因为什么时候开始可说不上来。如果考虑到在那个时代里，一年的时间有多长，那么这点就足以说明汉斯性格上忠贞不渝的一面了。可惜在为性格下定义时，往往需要作出道德上的判断，不论是赞扬还是非难，尽管每种性格都有两面性。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忠贞”之处——他对此并不引以为豪——未免失之愚拙、迂腐及执拗，同时还有这么一种基调，那就是对生活中依恋而耐久之情十分尊重，持续的时间愈长，就越尊重。他也很愿相信，他目前所处的情况和境遇是永恒的，对它倍加珍惜，巴不得不要改变。因此，他对普里比斯拉夫·希佩从心底里已习惯于保持一种缄默而疏远的关系，把它看成是生活中固定的、不可或缺的东西。他喜欢思绪连绵不断地涌来，也留恋今天会不会遇到希佩的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希佩会不会在他身边掠过，有没有可能瞟他一眼。他也喜爱内心的秘密给他带来的那种默默无言而微妙的满足，甚至对灰心失望的情绪也有所眷恋；当普里比斯拉夫“缺席”时，他的失望达到了高峰。那时，他感到校园里一片凄凉，日子过得黯然失色，但依旧殷殷怀着希望。

    这样持续了一年，一直到这种情感发展到险峻的顶峰；然后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忠诚不贰，又持续了一年，接着便停止了。联系汉斯和普里比斯拉夫之间友谊的纽带，现在已松散开来，但对于这点，汉斯不像他们的关系刚刚建立起来时那样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普里比斯拉夫的父亲调动工作，他也离开学校和那个城市，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几乎并不介意，在他离校之前，汉斯早把他忘了。我们可以说，这个“吉尔吉斯人”的形象是不知不觉地从云雾中走入他生活中来的，后来慢慢地越来越清晰，变得可以捉摸，直到在校园里他走得越来越近，形象鲜明而具体。就这样，他像近景中的人物那样站了一会儿，然后又渐渐后退，不一会就在云雾中消失，分别时也没有什么痛苦。

    汉斯·卡斯托尔普恍恍惚惚地重新浮映在脑际的，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情景——也就是与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一席谈话——经过是这样的：下一节是绘画课，汉斯·卡斯托尔普发觉身边没有铅笔。他的同班同学自己都要用，但其他班里的学生他也认识一些，可以向他们借一支。然而他对普里比斯拉夫最熟，同时也近在身边，何况又是他的神交，于是他兴奋地鼓起勇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他把这称作是“机会”)向普里比斯拉夫借一支铅笔。这种做法是相当别扭的，因为实际上他并不熟识希佩。不过由于他大胆打破一切顾虑，他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说根本不予理会。在铺有红砖的校园里，现在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正好站在普里比斯拉夫·希佩面前，对他说：“对不起，你能借我一支铅笔吗?”

    普里比斯拉夫用突出的颧骨上面那双吉尔吉斯人式的眼睛瞅着他，用那沙哑而悦耳的嗓音答话。他毫不惊异，或者说毫不露出惊异的神色。

    “可以，”他说，“不过下课后一定得还给我。”于是他从袋里摸铅笔。这是一支镀银的铅笔，末端有一个小圈儿，只要向上一推，铅笔心就会从金属套管跳出。希佩把这简单的机构讲给他听，这时两人俯下身子来看，脑袋凑在一块儿。

    “别把它折断了！”他又添上一句。

    他想到哪儿去了?好像我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存心赖掉这支铅笔不准备还他似的，或者使用时竟那么粗心大意。他们相互瞅着微笑，别的再也没有什么好说，于是他们先扭动肩膀，再转过背，分手了。

    当时的经过就是这样。但汉斯·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从没有像这节绘画课那样兴高采烈，因为他是用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铅笔画画儿的，下课后将要把铅笔还给原来的主人——还时像借时那样，依旧从容不迫。他擅自把铅笔削削尖；从削下来的红漆小片中，把其中三四片保存起来，而且放在书桌的内夹抽屉里整整保存一年左右，凡是看到过的人，都猜不出它们究竟有什么意义。还铅笔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但这完全合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脾胃。确实，他真有些得意洋洋，由于他和希佩的亲密往来而飘飘然。

    “喏，还给你，”汉斯说。“多谢。”

    普里比斯拉夫一声不响，只是匆匆检查一下活动机构，就把铅笔塞到袋里……

    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话，这回只是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闯劲，才有这么一段交往。

    他努力睁开眼睛，为刚才呆呆地出神而茫然不知所措。“我刚做了一场梦吧，”他想。“是的，这是普里比斯拉夫。我已好久没想起他了。现在一片片的铅笔屑到哪里去了呢?书桌仍旧放在我舅舅蒂恩纳佩尔的顶楼上。现在铅笔屑想必仍在书桌后面左边的抽屉里。我从来不曾把它们取出过。我甚至不想花什么精力把它们扔掉，给您瞧瞧……刚才我看到的完全是普里比斯拉夫本人。我真想不到会如此清晰地重新看到他的形象。他的外貌多么像她啊——多么像山上的这个女人啊!难道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她这样感兴趣?我对他感到兴趣，莫非也就是这个缘故?胡说，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得走了，而且要快些走。”但他依然躺着，沉思默想，苦苦追忆。然后他站起身来。“身体强壮，感谢上苍！”他念叨着，泪水不觉涌上眼际，但同时在微笑。他这时本想离开，但忽又坐了下来，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因为他感到两膝直不起来。“哎哟！”他想，“这可不行!我本该正好在十一点钟回餐厅听报告。到这儿散一会步挺不错，但看来也有难处。嗯，嗯，我待在这儿可不成。我躺的时间久了，身子有些发麻，活动一下也许会好起来的。”他再试图挺起身子走路，费了好大力气才能跨步。

    他出来时情绪高昂，可回院的路上却垂头丧气。他不得不几次三番在路边休息，因为他感到脸上骤无血色，额上直冒冷汗，心头怦怦乱跳，连气也喘不过来。他好容易顺着蜿蜒的山路走下坡来，但当他走到疗养地旅馆附近的山谷时，他清楚地感到精力不济，无法徒步走完通往山庄疗养院的这段路程，这一带又没有电车或出租马车，正好这时有一个人驾着一辆载空箱的骡车驶向“村子”，于是恳求他让自己坐上。他和驱车人背靠背坐着，两条腿从车上耷拉下来。他随着车身的颠簸，身子前后摇晃，脑袋上下摆动，昏昏欲睡，路人都怀着好奇的同情心盯着他看。他乘到铁轨交叉处下车，付了钱后(他不理会究竟付多少)，就急匆匆地、冒失地爬上返往疗养院的公路。

    “先生，快些，”那个法国门房说。“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讲演会刚刚开始。”汉斯·卡斯托尔普把帽子和手杖挂在衣帽架上，咬紧牙关，匆忙而小心地从人群中挤过去，穿过半开的玻璃门，走到餐厅。这时病人已成排地坐在椅上，而在右面狭窄的一隅，克罗科夫斯基身穿一件大礼服，正站在一张桌子后面讲演，桌子上面盖着一块台布，放着一大瓶水……

    分析

    幸亏在门口附近的角落里有一个空位。他从侧面悄悄地溜到这个位子上，装出一副早已坐在那儿的样子。听众们的眼睛只是盯着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嘴唇，对他本人却并不怎么注意。这也挺好，因为他的脸色实在难看。他的脸白得像一匹麻布，衣服血迹斑斑，仿佛刚干过杀人的勾当。当他坐下时，前面一个娘儿不由掉过头来，用细小的眸子打量他一下。他认出这是肖夏太太，心里老不痛快。真见鬼！难道他连片刻的安静也享受不到吗?他满以为在到达目的地后，能安安静静地坐下休息一会，现在却不得不紧挨在她的身边。在其他场合，他要是凑巧遇到她，本来可能十分高兴，可是此刻他已精疲力竭，她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只能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在整个讲演过程中连气也透不过来。她是用普里比斯拉夫那样的眼睛瞅着他的——瞅着他的脸，他衣服上的血迹。她的目光大胆泼辣，咄咄逼人，跟随手砰地关上房门的那种女人的气派十分相称。

    她的举止多粗鲁啊!她完全不像汉斯·卡斯托尔普在本乡交往过的那些女人，她们就餐时顾盼同桌的男士，身子也坐得端端正正，说起话来也是一字一句，慢条斯理的。肖夏太太懒洋洋地把身子陷在椅子里，背部拱得圆圆的，肩膀垂向前方，甚至脑袋也往前伸，连后颈的脊椎骨也从袒胸落肩的白衬衣上明显地露出来。普里比斯拉夫的头部姿态和她一模一样，不过他是一个模范学生，博得大家的尊敬(尽管汉斯·卡斯托尔普向他借铅笔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而肖夏太太呢，显而易见是一个疏懒而不拘小节的人，她大声关门，瞧起人来大胆而无所顾忌，这一切恐怕同她的疾病有关。这种放荡不羁的作风固然不值得尊敬，却也有说不尽的好处，年青的阿尔宾先生对此还引以为豪呢……

    汉斯·卡斯托尔普坐在那儿呆望着肖夏太太的皮肉松弛的项背，思绪纷乱。现在他头脑里已没有什么思想，而像陷入了一片梦境，耳际只朦朦胧胧地响起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拖长的男中音，大夫发得软软的R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厅内鸦雀无声，听众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在他身上也起了作用，使他从半醒半睡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他环顾四周……坐在他身旁的是那位头发稀疏的钢琴家，他两臂交叉，脑袋缩进脖子里，张大了嘴侧耳谛听。稍远的地方坐的是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她的目光如饥似渴，两颊泛起红润润的一片。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别的娘儿们脸上也发现类似的红晕，他在坐在阿尔宾先生旁边的萨洛蒙太太那儿，也在体重经常减轻的啤酒商妻子马格努斯太太那儿看到过。斯特尔夫人坐在后面一点的地方，她脸上显出蒙昧无知，但却聚精会神的表情，看去怪可怜的。肤色白得好比象牙一般的莱费小姐，却半闭着眼睛，斜着身子靠在椅背上，两手在衣袋上摊开，要不是她胸部那么强烈而有节奏地一起一伏，就活像一个死人，这不由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起有一次在蜡像陈列馆里看到的一尊女人蜡像，蜡像的胸部有一个活动机械。许多听讲的病人把手弯成爪状按在耳壳边，有的人在把手举向耳边时在半途中顿住，仿佛由于专心听讲，连手的动作也僵住了。检察官帕拉范特肤色黝黑，看来力大如牛，他甚至用食指轻轻弹着一只耳朵，以便听得更清楚些，然后再竖起耳朵倾听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滔滔不绝的讲话。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究竟在讲些什么?他的思路往哪个方向发展?汉斯·卡斯托尔普集中思想盼望听出一个名堂来，但一下子无法捉摸，因为开始部分他没有听到，后来一心想着肖夏太太皮肉松弛的项背，就把大夫其余的话错过了。他讲的是关于某种威力，这么一种威力……总之他谈的是关于恋爱的威力。当然啰!这一主题在讲座的总节目中早已预告过，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何况这是他范围之内的事。本来，汉斯耳边听到的只是造船专业中变速机械一类的事，现在一下子听起有关爱情的课来，真有些怪。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的男男女女面前居然谈起这个微妙而不便轻易出口的事来，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谈时用各种各样的措词，既富于诗意，又玄奥而莫测高深，科学逻辑极其严密，而节调又婉转动听，在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听来，这个不很相称，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使娘儿们两颊飞红，汉子们却侧耳倾听。特别当讲演人在用“爱情”这个词儿时，意义经常相当含混，以致人们不知他究竟讲些什么，不知他所指的究竟是贞节还是情欲，这就难免使人稍稍产生某种晕船般的感觉。汉斯·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从没有像此时此地这样，三番五次地听到“爱情”这个词儿被人如此讲述。他仔细回想一下，觉得过去他嘴里从未讲过这个词儿，也从未在陌生人那儿听到过。也许是他错了，但不管怎么说，他觉得反复赘述，对“爱情”这个词儿并无多大好处。恰恰相反，这一个半用舌音、唇音发出的，中间带着软绵绵元音的又湿又滑的音节此处即指德文Liebe(爱情)这个词。，他毕竟有些反感；听到这个词儿，他就联想起掺水的牛奶或其他某种青白色的、淡而无味的东西，特别是跟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安排给强壮人吃的肉食相比。很显然，只要你像大夫那样一开头就谈这个问题，以后什么肉麻的话也就说得出来，而不会把全厅的人吓走。他说了一些人人都知道而羞于说出口的事，讲得很巧妙，很富于策略，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粉碎了人们的幻想，无情地让人们认识荣誉的真面目，毫不留情地抨击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的尊严，对幼儿的天真无邪也嗤之以鼻，叫人们不要轻信。此外，他在大礼服上仍系着一条皱皱的领带，灰色的袜子外面穿的是一双凉鞋，给人以一种超群的印象，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暗暗有些吃惊。

    他面前的桌子上，手边放着几本书和一些活页纸。他举了许多例子，讲了不少趣闻，为他的讲演增添不少光彩有几次他甚至背起诗句来。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讲述了有关爱情的许多惊心动魄的形态，谈到了爱情现象中各种惊人的、痛苦的和神秘莫测的变化以及它巨大的威力。他说，在所有的本能中，性爱是最不稳和最危险的，就其本质来说最易令人误入歧途，而且背信弃义。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强烈的冲动并不是简单的事，就其性质来说由许多成分组成，虽然整个说来是正当的，但各个组成部分却荒谬绝伦。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继续说，既然我们不愿因为各个组成部分荒谬绝伦，就得出整体也是荒谬绝伦的结论，我们就一定会要求整体中至少有一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是正当合法的，对各个荒谬的成分来说也是如此。这是逻辑的必然，大夫希望听讲的人都牢牢记住这点。有某些心理上的对付办法和纠正方法，某些正当合理的本能——他几乎要说这是属于布尔乔亚范畴的，在它协调的和有限的影响下，能将上述荒谬成分融成一个正常而有用的整体，这终究是一种经常性的、受人欢迎的过程，但结果如何(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轻蔑地加上一句)，医师和思想家是不相干的。反之在另一些场合下，这种过程无法获得，它也不能或不应获得；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问：谁敢否认这种情况实际上更为高尚，而从心理角度来说也更难能可贵?在这种场合下，有两种力量是适合的：一种是对情欲的渴望，另一种是恰恰相左的一些冲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羞耻心和憎恨，从普通的布尔乔亚标准来衡量，它们都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激情。它们在灵魂深处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使犯错误的本能不致找到庇护之所，用道德的外衣来掩饰。这样就能使爱情生活和谐而合乎礼仪。贞洁与情欲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冲突——他演讲的重点不外乎这个主题——结果又如何呢?显然，最后是贞洁胜利了。恐惧、礼仪、淡漠、努力追求身心纯洁——这一切都压制着情欲，使它无法抬头，也不准朦胧的欲念在各种形式下尽情唤起和发泄出来；要唤起或发泄的话，至多也只是一部分而已。不过贞洁的胜利，只是表面上的和付出极大代价才取得的胜利，因为情欲是缚不住的，用强制性的方法也不能奏效。硬压下去的欲火是扑灭不了的，它还在燃烧，而且依旧保存在内心深处最隐蔽的角落里，努力寻找机会以求一逞。它会冲破贞洁的屏障，而且以其他形式(哪怕它改头换面，以致无法辨认)重新出现。可是这种被禁止、被压抑的情欲是用怎样的形式和面具重新出现的呢?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提出这个问题，同时向大伙儿扫视一下，似乎一本正经地想等待听众的回答。唔，这个只好让他自己来讲，既然他已经讲得这么多了。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不知道，而看来他肯定是知道的。他那双眼睛欲火焰焰，脸色像蜡一样苍白，黑黑的胡子，再加上僧侣穿的那种凉鞋和灰色的羊毛袜，看去简直就是他刚才讲的那种贞洁与情欲之间的冲突的化身。至少汉斯·卡斯托尔普是这么想的。这时他像大家一样，迫不及待地等大夫的回答——这种被禁止的情欲究竟用什么形态重新出现。娘儿们屏住了呼吸。检察官帕拉范特又急急抖动起他的耳朵来，这样在紧要关头他就能听个一清二楚。于是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说了出来：它是以疾病的形态重新出现的!疾病的症状，是情欲乔装打扮的活动形态，而所有的疾病都是变相的情欲。

    现在他们明白了，即使并非每个人都能全部领会大夫话中的真谛所在。大厅里只听到一阵叹息声。在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继续发挥他的主题思想时，检察官帕拉范特意味深长地点头表示赞同。汉斯·卡斯托尔普却低垂着脑袋，他在回味刚才听到的话，而且审察自己究竟是否懂得。但他不惯作这样的思考，加上他刚才作了一次徒劳无益的散步，精神还有些倦怠。他思想不易集中，不一会又为肖夏太太的身体所吸引——她的背部呈现在他前面，下面露出臂膀。这时她举起手臂弯向后面，一只手正好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眼前掠过。她把手伸到头上，挽住盘在头上的发髻。

    她的手离他的眼睛这么近，他感到很不自在。不管愿不愿意，你好歹得细细端详这双手，研究手上的种种缺点和人性，好像在放大镜下观察一般。唔，这压根儿不是贵族的手，而是像女学生那样指头粗短的手，指甲修剪得很不雅观。他甚至连指尖是否清洁也说不准，而指甲旁的皮肤却毫无疑问是有咬痕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努了一下嘴，但眼睛依旧盯着肖夏太太的手，对刚才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说的有关迎头痛击布尔乔亚式的情欲侵袭的一席话，还模模糊糊地在头脑里盘旋不散。于是她的手臂漂亮些了，它在脑袋后面稍稍弓起，几乎是裸露着的，因为衣袖的料子比衬衫的要薄，是用最薄的纱做成的，因而有某种透明感，而完全袒露在外却也许没有那么动人了。她的手臂又丰满又娇嫩，想来它必然是冷冰冰的。就她的手臂而言，这里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迎头痛击布尔乔亚式的情欲侵袭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看着肖夏太太的手臂出神。娘儿们穿的是怎么样的衣服呀！她们露出的脖子和胸脯，她们在手臂上罩上一层薄纱，使人看来更加光洁……全世界的女人都是这样，为的是唤起我们的欲念。天哪，生活多美好啊！正因为娘儿们穿得千娇百媚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但是理所当然，而且获得普遍的公认——人们几乎连想也不去想，只是不动声色地欣赏着。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暗自想，人们对此倒应当好好思考一下，以便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同时应当意识到这样的打扮能讨人欢心，而且简直美艳得像天仙似的。当然，我们允许娘儿们打扮得美艳动人而不致伤风败俗，是怀有一定目的的；我们为的是下一代，不错，为的是人类的传宗接代。但要是女人内部有病，不宜做母亲，那又怎么样?要是她袖口罩一层薄纱只是为了吸引男人使他们对她的肉体产生好奇心，而身体内部却有病，那又有什么意义?显然这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应当认为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不许可的。要是有人对患病的娘儿发生兴趣，那他肯定没有理智……过去汉斯·卡斯托尔普暗暗对普里比斯拉夫·希佩怀有好感，就属于这类情况。这样的比喻不伦不类，但勾起这样的回忆也叫他心痛。可是他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的。此时他忽然从梦境中惊醒，这主要是他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身上，大夫的声音又激昂起来。他张开胳膊、歪着脑袋站在小桌后面，即使穿着大礼服，看去确实有些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事情的结果是：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演讲结束时大事宣传精神分析的好处，并且张开双臂要求大家上他那儿去。“上我这儿来吧，”他换了一种腔调说，“凡是疲劳的、心事重重的人，都上我这儿来吧!”他深信不疑地认为，听讲的人都毫无例外是疲劳的、心事重重的。他谈起隐蔽的痛苦、羞耻和忧伤，谈起精神分析的拯救作用。他主张应当对人们的潜意识加以剖析，说明如何将疾病再转化为有意识的内心冲动；他劝人们要有信心，指望可从中找到乐趣。然后他垂下胳膊，重新抬起了头，卷起演讲时用的一叠印刷文件，像教师那样用左手挟着这包东西，然后昂起头从走廊出去。

    大伙儿都站起身来，把椅子往后一推，开始慢慢向大夫离开大厅的那个出口走去。他们好像迟疑不决地从四面八方向他拥去，不过他们都身不由主，只是糊里糊涂一起跟着走，熙熙攘攘的人群好像跟在捕鼠者（1284年，汉诺威州的Hameln城老鼠猖獗，当时有一个男人自告奋勇，称只要他笛子一吹，即能诱出鼠群，从而消灭。吹笛时，城里儿童纷纷上街，跟在这个捕鼠者后面）后面似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在人流中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只手靠在椅背上。“我只是在这儿作客的，”他想。“我是健康的，谢天谢地，这事跟我毫不相干，下次他演讲时，我已不再待在这儿了。”他眼看肖夏太太悄悄出去，脑袋依旧略略凑向前方。“不知她作过精神分析没有?”他想，于是心头开始突突跳动起来……他竟没有注意到，约阿希姆正穿过椅子间向他走来，表哥对他说话时，他神经质地怔了一下。

    “你到最后一刻才来听讲，”约阿希姆说。“你刚才跑得很远吗?味儿怎么样?”

    “哦，很好，”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我可跑得很远。不过我得承认，这次散步带给我的好处，比我预期的要少。也许这样的散步为时过早，或者根本不起作用。眼前我不想再去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否对演讲感兴趣，约阿希姆没有问，汉斯也没有发表意见。即使以后，他们俩对这次讲演也缄口不提，好像彼此间有默契似的。

    怀疑和推测

    星期二那天，我们主人公在这儿山上已住满一星期了，所以当他早晨散步回来时，在房里看到一张账单。这是他第一个星期的账目，是一张纯粹商业性的清单，外面套着一只绿信封，上端有一幅图景，山庄疗养院的房屋轮廓就惹人喜爱地绘印在这上面。账单左下方有一小栏面积，简要地介绍疗养院的情况，里面还引人注目地隔行印了“按照最新方法进行心理治疗”几个字。具体账目是书写的，总计一百八十法郎，其中膳宿和医疗费十二法郎，房金每天八法郎，另外住院费二十法郎，房间消毒费十法郎，其余一些小数则是洗衣服、啤酒以及第一夜来院时的酒菜费。

    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仔细算了一下，觉得账目无可指摘。“咳，我没有用过什么医疗费，”他说，“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事。它包括在膳宿费内，我不能要他们扣除，何况又怎么扣除得了呢?至于消毒费，那他们是净赚了，因为要把美国女人的毒气熏走根本用不了十法郎的福尔马林。不过整个说来，从他们开出的价钱看，我认为还是便宜的，不算贵。”于是在第二次早餐以前，他们就到“管理部门”把欠账付清。

    “管理部门”在底楼。只要跨过大厅，经过衣帽间、厨房和配菜室，然后穿过走廊，就准会看到一扇触目地挂有一块陶瓷牌子的大门。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所疗养机构的财务中枢满怀兴趣地审察一番。这是一间雅致的小办公室，一个女打字员正忙着打字，三个男职员坐在写字台旁埋头工作，而邻室则有一个主任或领导人模样的高级职员坐在独立的圆筒形办公桌旁工作。

    他抬起头，透过那副玻璃眼镜向伙计们冷冰冰地、检阅式地扫了一眼。伙计们在柜台口给他们办好手续——兑零钱，收款，开发票。结账过程中，这对表兄弟始终谦逊文静，彬彬有礼，甚至显得十分温良。他们像一般德国青年那样，由于对当局和官场十分尊重，因而对笔墨纸砚之类和使用这类文具的机构也不免肃然起敬。可是一到外面，在他们前往早餐的路上以及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的话题也就扯到山庄疗养院的结构上。约阿希姆是老病人，又是知情人，所以表弟提的问题都能一一回答上来。

    其实，顾问大夫贝伦斯根本不是疗养院的主管人和老板，尽管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在他的上面和幕后，有某种看不见的势力，刚才他们看到的办公室，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这就是一个董事会和一个股份公司，能够入股倒是不坏的，因为照约阿希姆看来，虽然疗养院拥有不少医务人员，经济管理原则也极自由，但股东每年保证可以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红利。因此，顾问大夫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不过是一个代理人，职员，高级当局的亲信。他当然是疗养院第一号人物和整个机构的灵魂，对全院(包括经理部门在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他是主任医师，对疗养院的营业事务自然无暇过问。

    顾问大夫是德国西北地区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几年前来此干这项工作乃是出于无奈，与他的志趣和抱负格格不入。他上这儿是为他的妻子，她的遗骸好久以来一直埋在“村子”旁的墓地里。达沃斯村的墓地，风光如画，坐落在右面的山坡上，靠近山谷的入口处。他妻子长得很美，只是从照片上看眼睛过大了些，有些病恹恹的。她照片在顾问大夫的住所里到处都有，壁上还挂着他作为业余爱好者亲笔画的油画像。

    她为他养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后来她身体发烧，再也支持不住，就被打发到这块地方来，不上几个月，生命力就耗尽了。据说贝伦斯非常宠爱她，她的死对他的打击十分沉重，因此他有一个时期郁郁不乐，垂头丧气，有时在街上傻里傻气地笑，自言自语，而且做着各种手势，引人瞩目。这时他不再回到原先的生活圈子里去，而是留在当地，这当然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妻子的坟墓，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并没有那么感伤的味儿)促成这一转变，那就是他的身体也受到一些创伤，根据他本人的科学观点，他干脆是属于这个疗养院的。于是他厕身于疗养院作为医师中的一员，这号医师既看护住院病人，又和他们同病相怜，这种医师对疾病并非毫不相干，洁身自好地唯恐自己也被染上，而是本人也打上了疾病的烙印——这种情况虽有些古怪，但也绝不是个别的。这无疑有其优点，不过也并非没有问题。医师与病人能患难与共，确实值得欢迎，据说只有受疾病折磨的人，才能引导病人，治疗病人。然而，要是他本人就是疾病的奴隶，又有什么资格去发号施令呢?屈从于别人意志的人，又怎能使他人获得自由呢?有病的医师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违反常情的，是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形象，他的才智会不会因为自己对疾病有切身体验而黯然失色，不可能这么丰富，而道德上也不会那么崇高?他不会用纯粹敌视的眼光来看待疾病，他持有成见，他的地位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患病的人究竟能否像健康人那样专心致志地医治或关心别人，这个问题人们是持有保留态度的。

    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闲聊着山庄疗养院和院方的医务主任时，汉斯发表了某些怀疑和推测性的意见。可是约阿希姆说，人们完全不知道顾问大夫贝伦斯现在是否还是个病人，也许他早已康复了。他在这儿开业已很久，刚开头时他只是单枪匹马，不但听诊方面十分内行，而且切肺手术也颇有一手，因此很快就出了名。后来山庄疗养院就把他聘下来，他和疗养院亲密合作快十年了……后面，在疗养院西北角侧厅的尽头处，就是他的宿舍，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住处也离他不远。贝伦斯这个小小的鳏夫之家，家务是由那位贵族出身的女人——也就是那位护士长——主持的，塞塔姆布里尼常常对这位贵妇人嗤之以鼻，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到现在也只偶尔见到她。此外，顾问大夫只是孑然一身，因为他儿子在帝国大学里念书，而女儿也已结婚——嫁给瑞士法国行政区里的一位律师。贝伦斯的儿子有时在假期里探望父亲，在约阿希姆住院时也来过一次。据约阿希姆说，院里的女病人看到他都很兴奋，连体温也升高了。大家相互嫉妒，结果在休息室吵吵嚷嚷，于是在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诊病时间里拥向他的女人越来越多了……

    这位助理医师有自己一间专用的诊病室，它像大检查室、实验室、手术室和爱克司光室那样，都在疗养院建筑物光线充足的地下室里。我们称它为地下室，是因为楼房底层有一级级石阶通往那儿，实际上就形成通往地下室这么一个印象。不过这无非是一种错觉。首先楼房底层的地势相当高；其次，山庄疗养院整个说来是倚山建筑在陡峭的地面上的，而所谓地下室的各个房间，方向都朝前面，可以眺望花园和山谷；由于有几级石阶通向下面，地形的真实面目就或多或少被掩盖了。人们通过这些石级从底层走下去，但一到下面，又发现里面的地形仍和原来一样高，或者只略略低些。有一天下午，汉斯·卡斯托尔普陪表哥到“地下室”去找浴间师傅称体重，对那儿就有这么一种赏心悦目的印象。

    那块地方令人有一种医疗室特有的明净感，一切都显得十分洁白，门上也涂着白漆，油光光的，通往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接待室的房门也是如此。大夫的名片就用图钉钉在这上面。只要从走廊向下走两级，就可到达那间接待室，因此那间隐在后面的房间显得相当宽敞。这扇门在走廊的尽头，阶梯的右侧。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等待约阿希姆时，他对这扇门特别注意。他看到正好有人出来，是一个刚来院的女人，他还不知道她姓甚名谁。这是个娇小纤弱的娘儿，额上有一绺鬈发，戴一副金耳环。她登上阶梯时俯着身子，一只手撩起裙子，另一只戴戒指的小手却用手绢掩住嘴儿，偻背弯腰地用浅蓝的大眼睛恍惚地凝望前方出神。她跨着小步急匆匆地上楼，裙子发出沙沙的声音，半路上又忽然停住，仿佛想起什么，接着又急急忙忙往前走，直到在楼房中消失。一路上她总是弓起身子，手绢不离嘴唇。当那扇门开时，她后面的地方看去比白色的走廊里暗得多。

    医疗室的那种明净感，显然没有从部位较低的地方传到那儿。正如汉斯·卡斯托尔普所看到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精神分析室里只是一片昏暗朦胧。

    餐桌上的谈话

    在五光十色的餐厅用膳时，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很窘，因为自从他不由自主地作了这次散步后，脑袋就像祖父那样一直哆嗦不停，此刻坐在餐桌边，这个症状又规律性地发作了，而且无法制止，难以掩饰。除了庄重地托住下巴外(不过这是不能持久的)，他还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掩盖这个弱点，例如尽量使脑袋摆动，说话时一忽儿转向左，一忽儿转向右，或者在汤匙往嘴里送时用左臂紧紧靠在桌面上，以维持平衡。在歇息时，他把胳膊肘搁在桌上，用手托住脑袋，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种姿势未免有点儿粗野，只有在不拘小节的一伙病人中才算不了怎么一回事。可是他浑身没有劲儿，吃饭时情绪不免十分恶劣。本来呢，他总乘用膳的时间排愁解闷，借此机会自娱。

    事实的真相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点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在努力克制的那种丢脸的脑袋抖动状态，并不光是他的身体引起的，也不能归咎于这儿的空气和适应水土所作的努力，而是体现出他内心的某种激动，和排愁解闷有直接关系。

    肖夏太太总是很晚才坐到餐桌上来。她来之前，汉斯·卡斯托尔普总是坐立不安，因为他得等着听玻璃门的砰砰声，她一进门来就必然发出这种声音。他知道自己听到这声音准会惊跳起来，脸色顿时沉下，这已成了常规。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生气地摇摇头，怒气冲冲地目送这个粗心大意的迟到女人坐到“上等俄国人餐席”上去，有时他甚至在牙齿缝里迸出一言半语的骂人话来，发出恼火的抗议声。但现在他不是这样了，只是在菜盆上低垂着头，咬紧嘴唇，或者有意把脑袋转向另一侧，因为他的怒气看来已经消散，似乎不想再随便责备她了；不但如此，他还隐隐感到别人对她的非难，自己也有过错，也得负一部分责任呢。一句话，他感到害臊。说他为肖夏太太害臊是不确切的，而是他自己在大伙儿面前怪难为情的——其实他这么想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餐厅里，没有把肖夏太太的恶习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害臊放在心上。也许只有坐在汉斯右边的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是个例外。

    这位可怜的人儿已经看出，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关门声显得神经过敏，这位同桌而坐的青年人对那个俄国女人似乎怀着某种激情。此外，如果拿他那副神态跟实际情况相比，却又算不了什么。再说他假装无动于衷——由于汉斯缺乏演戏才能和这方面的训练，他装模作样的本领很不高明——，可并非意味着对那个女人不感兴趣，而是说明他的情感已向更高的阶段发展。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自己一无所求，但对肖夏太太却颂扬备至，结果有一点显得很突出：汉斯·卡斯托尔普虽不是一下子地，但到头来终于清晰地看出她是在从中撮合。他对此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心甘情愿地任她摆布，愚弄。

    “砰——砰！”那位老处女说，“那就是她。您不用抬头瞧就肯定知道是谁来了。当然啰，她过来了，活像一只小猫儿溜向牛奶盆，走路的姿势多美呀!我真想跟她换个位子，这样您就可像我那样把她饱览一番了。我知道您不想老是掉过头来瞟她——天知道，要是她看出这点，她简直会得意忘形的……现在她在跟同桌人打招呼了，您应当瞧一下，看她这副模样真令人振奋!像现在她这样谈笑风生的时候，腮帮儿上就泛起一个酒窝来，但酒窝并不经常有，只是凭她高兴。咳，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娘儿，但她娇生惯养，所以才这么随便。这样的人儿谁都会爱上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尽管她们莽莽撞撞会使你恼火，但恼火只会惹你更喜欢她们。叫你恼恨之后又不得不爱，真够味儿……”

    女教师就这样在汉斯身边悄悄耳语，老处女毛茸茸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说明她的体温已反常地升高，同时娓娓动听的话句句说到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他是一个不很有主见的人，需要从第三者中证实肖夏太太是个迷人的娘儿。此外，这位年青人又希望自己的感情让外界推波助澜，因为他的理智和良心都陷入了死胡同。

    不过老处女这席谈话实际上起不了什么效果，因为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的了解程度，充其量和疗养院里其他人差不多。她不知道她的底细，甚至无法夸口说她们两人已经结识。她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唯一可以摆老资格的地方，就是肖夏太太过去曾在柯尼斯堡住过——柯尼斯堡离俄国国境不远——而且懂得点儿零星的俄语。从这一鳞半爪中，汉斯·卡斯托尔普很想窥见肖夏太太私生活的详细内幕。

    “我看她不戴戒指，”他说，“不戴结婚戒指。这是怎么一回事?您不是对我说过，她已是结过婚的女人?”

    女教师显得很窘。这一问可把她僵住了，努力想说些什么。

    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她感到对肖夏太太是负有很大责任的。“这个问题您别看得太认真，”她终于说。“肯定她已结过婚，这是不用怀疑的。大家叫她太太，不仅仅是因为像某些外国姑娘那样，当年纪稍稍大些时，人们为了尊敬起见才这么称呼她们；实际上大家知道，她在俄国的什么地方确有一个丈夫。这儿到处都知道有这回事。没有出嫁时她姓别的，是一个俄国人、而不是法国人的姓，叫什么‘——阿诺夫’或‘——乌可夫’似的，我本来晓得，只是后来又忘了。您想了解的话，以后我再去打听，这里肯定有不少人知道这个姓的。至于戒指吗?不，她不戴戒指，这个我看得一清二楚。老天爷，也许戒指对她不合适，也许戴了后她的手会显得太阔，也许她认为戴结婚戒指太俗气，这样一只光溜溜的戒指……她缺少的只是‘钥匙筐子’——她用这个，气派确实太大了——这点我是了解的，俄国女人有些无拘无束，讲究派头。此外，结婚戒指之类简直平淡无奇，令人生厌。我得说，它不过象征着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罢了。它使一个女人有脱离尘世之感，把一朵纯洁的小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似的。要是肖夏太太的想法也和我一样，我可一点也不奇怪……真是一个妙龄的迷人娘儿哪!当她向每个男人伸出手时，也许她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兴趣，一定要让别人觉察到，她的终身大事已经定了呢……”

    老天爷，这位女教师多卖力呀！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惊愕的目光直勾勾地瞅着她，但她也用惊疑而不知所措的眼光回敬他。接着两人沉默一会儿，想重新打起精神来。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吃，一面把脑袋的抖动尽力压制下去，最后他说：“她的丈夫呢?难道他一点也不关心她吗?他一次也没有上山来看过她?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官员，俄国一个偏僻省份里的政府官员。你知道，叫什么达吉斯坦的，在高加索东面很远的地方。他是奉命到那边去的。我可以老实告诉您，谁也没有见到他来过这儿山上。她这次上山又是三个月了。”
    “那么她不是初次才上这儿的?”
    “不错，这已是第三次了。这中间，她还去过别的疗养院，恰恰相反，倒是她有时去看他，不常去，一年一次，时间也不长。据说他们分居，有时她去看他。”
    “哎，她有病在身……”
    “她当然有病，不过并不怎么厉害。她的病不是重到非一天到晚住疗养院和丈夫分居不可。看来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这儿大家都认为一定另有缘故。也许她不喜欢高加索那边达吉斯坦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真是又远又荒凉，这毕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那个丈夫看来也一定有些问题，使她不怎么称心。他有一个法国人的姓，但却是一个俄国官员，这号人是粗里粗气的，这点您可以相信我。我有一次看到过这么一个官员，他蓄着铁灰色的连鬓胡子，脸膛红通通的。……您可知道他们都是贪官污吏……都爱喝伏特加酒，烧酒……为了体面起见，他们还要吃些零星食物，比方说腌蘑菇或一片鲟鱼，吃后又喝起酒来，而且纵饮无度。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小吃’……”
    “您把一切责任都推在男的身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可咱们不知道他们不住在一块儿，她是否也有责任。咱们应当公正些。从她的举止以及狠命关门的粗野动作看来，我认为她不像一个天使。请您别动气，我一点也信不过她，可是您在偏护她。您坐在这儿全凭成见说她的好话……”
    有时他就是用这副腔调说话的。他凭着与他天性格格不入的那份狡黠，设法表明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一番热心的吹捧话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她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而只是一些独立的、引人发噱的事实，而他，自由自在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可以用这种资料冷静而幽默地同这位老处女开玩笑。他确信这位为他拉线的老处女对他厚着脸皮装腔作势一定心领神会，而且还引以为乐，因此没有什么风险。

    “早上好!”他说。“您晚上睡得可好?我想您梦见您那位漂亮的敏卡吧?……怎么，一提起她，您怎么一下子脸红了?您完全给她迷上了，最好还是别抵赖吧！”

    女教师的脸真的绯红了。她低下头来瞧着杯子，从左边嘴角喃喃迸出几句话来：

    “胡说，卡斯托尔普先生！您含沙射影地攻击起我来，使我好不尴尬，这样可不行。大伙儿都看得出，咱们指的是她，而您竟说出一些使我不得不脸红的事来……”

    餐桌上这一对人玩的把戏倒是挺精彩的。两个人都知道，他们说的尽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开女教师的玩笑，无非是可借此谈起肖夏太太而已。不过他在跟老处女打趣过程中找到某种病态的、过度的乐趣，而老处女也乐于欣然接受。首先是因为她能为他们拉皮条，其次是因为她能促成这位年青人拜倒在肖夏太太的石榴裙下，最后，是因为她尽管被他嘲弄，连两颊也绯红起来，可内心在酸苦中还带有甜滋滋的味儿。关于这点，他们两人心里都明白，也知道对方心中有数，而这一切又是那么错综复杂，不够正派。虽然汉斯对错综复杂和不正派的事一般是反感的，在这一场合下也不例外，但他继续浑水摸鱼，同时自己安慰自己说，他在山上只是暂时作客，反正不久就要离开的。他以行家的口气俨然对这位“懒散的”太太评头品足，说她从正面看来肯定比侧面看来年青美丽，她一双眼睛的距离太远，她的风采令人无限神往，而她的手臂则既漂亮，又“娇嫩”。他说这些话时，尽力掩饰脑袋的抖动，但他不但觉察到那位女教师已看出他在枉然克制自己，而且怀着极其憎恶的心情看到，连那女人自己也在抖动脑袋哩。他称肖夏太太为“漂亮的敏卡”，无非是一种策略和随机应变的手段，这样他就可接下去问：“我叫她‘敏卡’，可究竟她叫什么呢?我是指她的名字。您既然这样倾心于她，一定知道她的芳名。”
    女教师沉思了一会。
    “等一下，我知道的，”她说。“我早已知道了。她叫达吉雅娜吗?不，不是的，也不叫娜达霞。达吉雅娜和娜达霞，是俄国女人常用的名字。娜达霞·肖夏?不，我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哦，我想起了。她叫阿芙多佳，或者跟这相差不远。因为肯定不叫卡金卡或尼诺奇卡。也许我记不起了。要是您很想知道，我很容易打听出来的。”

    第二天，她果真知道了她的名字。午膳时，当玻璃门砰砰地关上时，她说了出来，肖夏太太叫克拉芙吉亚。

    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是一下子就领会。在领悟之前，她把这个名字反复读了几遍，拼了几次。然后他又说了几回，同时用布满红丝的眼睛向肖夏太太瞟了一下，看这个名字是否跟她相称。“克拉芙吉亚，”他说，“唔，也许就是她的名字，挺合适的。”他对底细了解得这么清楚，真是乐不可支，但也不想掩饰；现在一当他谈起肖夏太太，就用“克拉芙吉亚”代替。“我刚才看到，您的克拉芙吉亚居然把面包揉得像一只小球儿。这很不雅观哪。”

    “这要看谁在揉，”女教师回答，“克拉芙吉亚干起来没什么。”

    是的，在摆有七张餐桌的餐厅里用膳，对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很大的魅力。每次用膳完毕，他觉得很惋惜，但一想到两三小时后又能坐在这边，就感到很宽慰。一当他再坐下来，就仿佛自己从来不曾起过身似的。在这中间他做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到溪边或“英国区”散一会步，或者在椅子上略坐片刻。这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休憩，也谈不上什么沉重的负担。当工作和操劳摆在他眼前时，会出现一些别的什么，它们在心灵上不那么容易消逝。但在山庄疗养院井井有条的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公共餐厅里用膳完毕站起身时，他因不一会又可用膳而暗自高兴——要是暗自高兴这个词儿，能恰当地表达出汉斯期待与患病的克拉芙吉亚·肖夏太太重新会面那种迫切心情的话。这种会面并不太容易，太愉快，太单纯，太平凡。读者也许会认为只有这些形容词——也就是愉快和平凡——才适合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性和情绪。可是我们应当记住，由于汉斯是一个有理智和良知的青年，他一看到肖夏太太或一跟她接近，所引起的感觉并非仅仅“高兴”而已；我们必须知道，而且可以断言，要是有人说这些话给他听，他会不屑地耸耸肩膀。是的，他对某些表现方式是不屑一顾的。这虽是一个细节，但颇值得一提。这时他跑来跑去，脸颊又红又热，情不自禁地轻声哼起曲子；因为他心头痒痒的，很想唱出声来。他哼着不知何时何地从某次集会或慈善募捐音乐会中听来的一支小调，那是一首女高音歌曲，情意缠绵，内容空洞。它现在在汉斯的记忆中浮映上来，歌词是这么开头的：
    只要你一开口，
    我就昏了头。
    他还想继续唱下去：
    你唇儿吐出来的话，
    句句落在我心头！
    这时他忽然耸耸肩膀，说一声“可笑！”顿时觉得这支小调淡而无味，肉麻不堪，不再唱下去了。他怀着某种遗憾和端庄的心情不再唱下去。这种亲切的小调，只有某个兴高采烈的青年人把“自己这颗心”(像人们习惯说的那样)合法地、心安理得地、希望无穷地“奉献”给低地里某只健康的小鹅儿时，才唱得出，从而沉湎于合情合理而充满着希望的喜气洋洋的情感中。对他与他同肖夏太太的关系来说——“关系”这个词儿是汉斯想出来的，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曲调根本不合适。他躺在卧椅上，心头乱糟糟的，只是用审美的眼光说一声“愚蠢”，便皱起鼻子闭口不语，尽管他知道再唱这支歌是不适当的。

    不过有一件事使他很开心，那就是躺着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在主要的卧床休息时间内，山庄疗养院照例总肃静无哗，在这一片岑寂中，他的心不但跳得很快，而且清晰可闻。他的心一个劲儿跳，上山以来它几乎总是这样。但最近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心跳已不像最初几天那样感到心烦意乱。现在他不能再认为它的跳动是不由自主和莫名其妙的，与自己的精神状态毫不相干。心跳和他的精神状态之间是有关系的，而且也不难探究出原因来。情绪不无缘由地激动了，身体上某部分就难免兴奋地活动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想的只是肖夏太太，他确实一心一意想着她，因而心跳是他理所当然的一种感觉。

    恐惧情绪在增长 恐惧情绪在增长。关于两个祖父和黄昏的舟游。

    天气坏透了。就天气方面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块地方作短时间的逗留，运气并不佳。虽没有下雪，但淫雨霏霏，连日不断，叫人讨厌透啦。山谷里弥漫着浓重的雾气，而令人惊异不止的雷雨(天气这么冷，在餐厅里甚至开起暖气来)却发作起来，雷声滚滚而过，发出了隆隆的回响。

    “真遗憾，”约阿希姆说。“我本来想，咱们一起到沙特察尔普吃早饭，不然干些别的，但看来不成了。但愿下星期天气好些。”可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

    “别管它。我现在并不急于走动。第一次外出时，我并不特别走运。我倒认为还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翻什么新花样最好。对多年老病人，换换花样是有意思的。我只不过住上三星期，又何必搞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呢。”

    他感到此时此地生活很充实。要是他怀有希望的话，那么他的希望(正如他的失望一样)也许在这儿开花结果，而不是在什么沙特察尔普。折磨他的并不是空虚无聊，恰恰相反，他开始害怕的是住院的日子看来很快即将结束。第二个星期过去了，他的日子快要过去三分之二，第三星期一到，他就得考虑整理行装。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时间的新鲜感，早已成为陈迹。光阴飞逝，是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尽管每一天总给他带来新的期望，使他默默中丰富了生活经历……是啊，时间真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要说明它的本质可真不易！

    我们是否有必要详细描述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那些日子里默默经受着的又沉重、又轻快的生活经历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感受到的那种空虚无聊。即使在头脑清醒而充满希望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下，他禁不住唱起“只要你一开口，我就昏了头”这类庸俗的小调来——也不会有其他不同的感受。

    肖夏太太不可能不注意到，她和某张餐桌之间已有了某种默契。汉斯·卡斯托尔普巴不得她意识到这一点，而且程度越深越好。我们说“巴不得”，是因为他一清二楚地知道，他这种情况是不容于理智的。不过要是任何人处在汉斯那样的地位——或者汉斯即将身历其境的地位——他也一定希望对方了解他的心绪，哪怕实际上并无意义。人往往是这样的。

    因此，当肖夏太太用膳时有两次或三次偶然地或由于磁性吸力回过头来向那边桌子张望，而且每次都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目光相接，她又第四次向他有意识地瞟上一眼，这回正好遇上他的目光。第五次她送秋波时落了个空，汉斯正好没有注意到。然而他顿时觉察到她在瞧他，于是用深情的目光瞅着她，对方就微笑着掉过头去。看到了这一微笑，他既猜疑不定，又欣喜若狂。要是她把他看作孩子一般，那就错了，他需要把自己装扮得有教养些，这点是重要的。第六次，当他预感到而且意识到她的眼睛快瞟过来时，他假装不胜厌恶地在端详一个脸上长粉刺的女人，这个女人正好走到他的桌旁，跟她的姨婆聊天，他就这样厚着脸皮支持了两三分钟，直到确信那对吉尔吉斯人式的眼睛不再朝他看，他才停止玩这个把戏。这场戏演得可妙哩，肖夏太太不但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应当看得透透彻彻，好让她细细想一想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多么精明而富于自制力……

    接着发生下面一段插曲。在用膳的一次空档时间内，肖夏太太漫不经心地把头转来转去，仔细打量着餐厅。汉斯·卡斯托尔普留意到这点，于是他们的目光就搭上了。他们就这样互相瞅着：那位女病人的眼神游移不定，有些嘲弄的意味；汉斯·卡斯托尔普则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睁着眼睛时甚至咬紧牙关)。

    这时肖夏太太的餐巾滑下来，而且快从她的衣兜落到地上。她神经质地、战战兢兢地赶紧去抓，而汉斯的两手两脚也跃跃欲动，从椅子上半仰起身子，想没命地跳过八米的距离和中间拦着的一张餐桌去救助她，仿佛餐巾掉在地上就会大祸临头似的……当餐巾快要落到灰泥的地面上时，她恰好一把抓住了它。她在地面上俯着身子，紧紧握住餐巾的一角，脸色阴沉沉的，对刚才所受的那场小小虚惊显然十分动气，而且在她看来，他应当对此负责。可是她还是回头瞟了他一眼，看到他想跳过来的那种架势和高高扬起的眉毛，于是又微笑着掉过头去。

    这件事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得意非凡，心花怒放。不过反作用也是有的，因为整整两天，也就是在十顿的用膳时间内，肖夏太太在餐厅里压根儿不东张西望，甚至在进门时也不像往日的习惯那样，在大伙儿跟前“抛头露面”。这真叫汉斯难受。可是这种不理不睬的样儿无疑全是装给他看的，因而他们之间显然还保持某种关系，哪怕其中有消极因素。这也够称心了。

    约阿希姆曾经说过，除了同桌的餐友外，要在这儿结识其他的人是颇不容易的。他现在认清这话确实一点也不假。在晚饭后短短一小时里，人们经常三五成群，形成一个小团体，但时间常常短到二十分钟，肖夏太太也毫不例外地和她圈子里的人们坐在一起——例如胸膛凹进的那位先生，头发像羊毛般的、幽默的小姑娘，沉默寡言的布卢门科尔以及肩膀下垂的小伙子，他们都坐在小客厅的后堂。这间小客厅看来是专留给“上等俄国人”用的。约阿希姆经常迫不及待地想早些离开，照他自己说，为的是晚上的卧疗时间不致缩短；不过也许还有其他生活规律上的原因，这点他虽没有说出，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却猜得出，也表示尊重。我们曾经责备汉斯“随心所欲”，但不管他的意愿如何，他跟肖夏太太的结交却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原则上对环境总是逆来顺受。他和那位俄国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和眉目传情，可不是社交性质的，它们不负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也许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他很不喜欢社交活动。他头脑里想着“克拉芙吉亚”，心头就不禁怦怦乱跳，但这点远不足以动摇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孙子的那份自信心，那就是他深信和这个外国女人之间，除了实际上保持所谓那种神秘的关系外，再不想跟她有什么瓜葛。这个女人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不戴结婚戒指，在各个疗养所里消磨日子，缺乏教养，关起门来砰砰作响，把面包揉成小球状，而且还要咬指甲呢。他深知同这个女人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鸿沟，而且对她的任何指摘(她的种种缺点他都承认)，他都无法卫护。显而易见，汉斯·卡斯托尔普并不是个生性傲慢的人，但某种世俗的、传统性的骄傲却在他额际和朦胧的眼神里显示出来，在他身上产生一种优越感，就凭这种优越感，他审察肖夏太太的为人；这种感觉他不愿摆脱，也摆脱不了。奇怪的是，当某天听到肖夏太太讲起德语来时，他也许第一次才意识到自己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多么强烈。当时他吃好饭在餐厅里站着，双手插在毛线衫袋里。汉斯走过时注意到，她正同也许是在休息室里相识的另一个女病人聊天，娓娓动听地讲着德语。这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祖国的语言，他骤然涌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但同时也有一种感受，那就是把这种自豪感扔掉，让自己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听到她吞吞吐吐、断断续续地说起动人的德语来，他心里乐滋滋的。

    总之，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他和山上这位疏懒的女病人之间那种默默无言的关系，看作是假期中的某种风流韵事。在理智(也就是他本人的良知)的审判席上，提出这样的情感要求是不许可的，这主要是因为肖夏太太是个病人，软弱无力，发着烧，身体内部也在溃烂，而这和她可疑的生活方式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她抱一种审慎的、若即若离的态度……不，就他内心而言，他并不想真正跟她结识，至于别的，不管结果是祸是福，他都不在乎，反正他再一个半星期就要到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去实习了。

    不过目前，他跟女病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已促使他的情绪波动起来，时而紧张焦灼，时而灰心失望。他把这看作是假期生活的真正意义和内容，想痛痛快快地体验它一下，并让自己的心绪随着这种情感的发展而上下起伏。这些情况，都有助于他们情感的发展，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刻板而有规律，彼此都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动。即使肖夏太太住在另一楼——她住的是二楼；据女教师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肖夏太太是在公共休息室里仰卧治疗的，也就是米克洛西希上尉新近熄过灯的那间屋顶休息室——但他们每天要吃五餐饭，彼此几乎形影不离。他们早晚相见不但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然性。就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天天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地打发日子，颇有踌躇满志之感，哪怕他在这有限的天地里活动，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

    可是他还想加一把劲，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使自己走得更远些。肖夏太太平素入席时总是姗姗来迟，因此他去餐厅也故意迟些，以便路上能遇见她。他梳洗时故意拖拖拉拉，当约阿希姆进来找他时，他还没有完毕，于是叫表哥先走一步，说自己接着就来。凭着对事态的某种直觉，他等待某个适当的时机，急匆匆地跑到二楼。他下去时，不走从自己门口一直通往下面的楼梯，而是一直走到走廊尽头，准备在那边下楼；靠近这儿有一扇他早已牢记在心的房门，那就是第七号病室的房门。沿走廊在这条路上走，从楼梯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每走一步都会出现一个机会，那就是他所熟悉的那扇门会随时打开——事实往往如此。肖夏太太砰一声关上了门，悄悄地溜了出来，悄悄地顺楼梯走下去……有时她在他前面，用手托住发髻；有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走在前头，隐约感到她在凝神瞅着自己的背部，于是浑身一阵战栗，好像有蚂蚁沿他的背脊往下爬动。不过他存心装腔作势，似乎根本不理会她在身边，自己单独生活着，跟她毫不相干。他两手插在衣袋里，有时不必要地耸耸肩膀，用力咳嗽几声，或者用拳头捶捶胸口——这一切无非表明自己对她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的。

    有两次他表演得更加狡黠。他在餐桌坐下后，两手东摸西摸，惊异而着恼地说：“哎哟，我把手帕给忘了！现在得再上楼去拿。”说着他就回病室，以便和“克拉芙吉亚”相遇，因为这种邂逅与她走在他身前或身后相比，显得别有风味，同时更使他心荡神漾，富于刺激性。他第一次玩这个把戏时，她在相当远的地方先用眼睛毫无顾虑、毫不害臊地从头到脚打量他，走近时又若无其事地掉过脸去，然后再往前走。因此，这次会见的结果没有多大价值。第二次她在不远的地方瞅他，直愣愣地、一个劲儿地凝神瞅着他，脸色甚至有些阴沉沉的，当彼此从身边擦过时，她还是回头看他，这一下简直使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冷入骨髓之感。不过我们用不着替他难过，因为他对此是求之不得的，而且完全是自作自受。但这次会见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事后尤其如此。因为只有当一切都过去时，他才认清刚才发生些什么。

    肖夏太太的脸，他从来没有像此刻看得这么清楚分明，纤细无遗。盘在她头上的辫子是金黄色的，稍稍带有金属般的淡红色光泽；辫子打成一个发髻，从发髻上他甚至可以分辨出一根根短发来。当时他和她的脸相隔只有一只手掌的距离，而她姣美的形象则是他好久以来所熟悉的。对他来说，这个形象盖世无双：这是一个有异国情调的、富有特征性的形象(因为在我们看来，只有外国人才有特征)，带有北国风味和浓厚的神秘色彩。就她那不易捉摸的特征和轮廓来说，往往会引起人们的遐想。关键性的一点，也许是她高高突起的颧骨十分引人注目，颧骨几乎使眼睛受到压迫，那对眼睛异常不鲜明，距离也隔得异常远，在颧骨的压力下，它们甚至有些倾斜。由于同样的原因，她的腮帮儿稍稍凹进去，这样一来，又间接地使她略略噘起的嘴唇显得十分丰满。特别打动他的是她的那双眼睛，那是一对细长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充满魅力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颜色像远处的山峦那样，呈灰蓝色或蓝灰色，有时只要斜睨一眼——而不是存心看人——就一下子像罩上一层暮色那样，变得灰暗朦胧，令人销魂。这就是克拉芙吉亚的眼睛，它们看起汉斯来是那么咄咄逼人，而靠近身边时目光又是那么阴森，无论就眼睛的位置、光泽和表情来看，和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是多么酷肖!用“酷肖”这个词儿，其实一点也不确切，他们的眼睛简直一模一样。还有她上半部分脸儿的阔狭，扁塌塌的鼻子，甚至白里透红的皮肤，腮帮儿健康的色泽(在肖夏太太的身上，这种健康不过是一种假象，山上的病人都是这样；这无非是室外空气疗法的表面成绩而已)，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和普里比斯拉夫一般无二。以前，汉斯同他在校园里擦身而过时，普里比斯拉夫就是用这样的目光瞧他的。

    这真叫他心惊胆战。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样的相逢喜不自胜，但同时内心也滋长着恐惧和某种惶惶不安的情绪，这是他和她近在咫尺不可避免地面对面在一块儿时引起的。他早已遗忘了的普里比斯拉夫，现在在山上却在肖夏太太的身上重现，而且用吉尔吉斯人的眼睛瞅他——这似乎是不可避免地或无法逃避地命中注定的，而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叫人又喜又忧。这使人充满了希望，但同时又不寒而栗，甚至感到毛骨悚然。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需要有人帮助他一下，内心迷迷糊糊地乱作一团，可以认为，此刻他急于需人帮助、出主意或给予支持。

    他前前后后想起了许多人，不知谁能助他一臂之力。

    他想起了约阿希姆——这个始终站在他一边的善良、正直的约阿希姆。这几月来，他的眼神露出忧郁的光芒，过去他从来不耸肩膀，现在却时时不屑地作出这副姿态。目前，约阿希姆袋里常带着那只“蓝瓶子”，斯特尔夫人总爱称这种痰瓶为“蓝色的亨利希”。一看到那张绷紧的脸，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就冷了半截……就是这个耿直的约阿希姆，曾苦苦要求顾问大夫贝伦斯让他出院，到平地或平原上——这是山上病人对外面健康的大千世界的称呼，语气中显然带有稍稍轻蔑的成分——去干他那久已渴望的事业。为了迅速达到他的目的和节约时间(这儿山上人对时间浪费得那么厉害)，他一心一意地疗养，目的当然是希望能早日康复，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好几次觉察到，约阿希姆有时也只是“为疗养而疗养”；疗养和别的事情一样，到头来也是一项义务，责任终究是责任，应当履行不误才是。

    晚上，当约阿希姆和大伙儿在会客室里待上一刻钟后，总迫不及待地下楼去躺着休养，这倒很好，因为他这种恪守纪律的军事作风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市民意识倒有几分帮助，否则他也许会无所事事地跟大伙儿在俄国人聚谈的小客厅里混得更久。不过约阿希姆急于想使晚上的聚会很快收场，还有另一个他说不出口的理由，这点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十分明白。自从他看到约阿希姆长着雀斑的脸有时变得苍白起来和鼓起嘴巴满腔不高兴的样儿，他对这事看得一清二楚了。因为玛鲁莎多半也在那边——玛鲁莎在漂亮的手指上戴着小小的红宝石戒指，始终绽开嘴笑嘻嘻，手帕发出橙子的香气，乳峰耸得高高的，可内部被病菌蛀蚀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正是她的存在促使他离去，因为这对他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吸引力。难道约阿希姆也“陷在里面，不能自拔”，甚至比他自己陷得更深，因为约阿希姆每天有五次之多能和玛鲁莎坐在同一张餐桌上，闻到她手帕上的橙子香味儿！不管怎样，约阿希姆本人有太多的问题要考虑，对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思想问题，他怕帮不了多少忙。他每天晚上离开大伙儿溜走固然很体面，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深感不安，他现在甚至觉得约阿希姆循规蹈矩地履行卧休疗法虽然是一个好榜样，自己靠他的指引才获得这方面的经验，但这种做法也有值得怀疑之处。

    汉斯·卡斯托尔普上山来还不到两星期，但他觉得时间还要长些。约阿希姆严格遵守山上千篇一律的生活日程，在汉斯看来，这种生活对约阿希姆已习以为常，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色。因此，从这儿疗养院的角度看，他认为山下的生活几乎有些古怪和反常。在寒冷的天气里做静卧疗法时，他已能熟练地把两条毯子均匀地裹在身上，活像一具木乃伊。他按部就班干起这一行来，敏捷灵巧的程度和约阿希姆相差无几，但一想到山下对这种玩艺儿和做法都一窍不通，不由哑然失笑。不错，这是令人惊异的；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同时也很奇怪，他怎么对此会感到惊异，于是他内心又萌起了找人商量和支持的念头。

    他不由想起顾问大夫贝伦斯，想起他“免费”提出的忠告，叫他如何像别的病人那样生活，甚至量体温。他还想到塞塔姆布里尼，想到这个人听了上述劝告后怎么仰天长笑，而且引用《魔笛》中的一些词句。是的，他斟酌着他们两个人，看对他有没有帮助。顾问大夫贝伦斯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人了，他可以做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父亲，何况他又是疗养院的主管，也就是最高权威。正因为他是父亲般的权威，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打心眼儿里感到需要他，但内心未免忐忑不安，即使他打算向顾问大夫求助，他对他可并没有怀着稚气的信念。顾问大夫在这儿埋葬了他的妻子，当时他痛不欲生，后来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因为妻子的坟茔把他羁绊住了。此外又因为他自己也染上了病。现在一切已过去了吗?他有否恢复健康，能不能一心一意地治疗病人，让他们病愈后迅速回到山下工作?他的脸色经常发青，看来真的在发烧。也许这是一种错觉，他脸上这种颜色不过是野外空气在作怪。汉斯·卡斯托尔普自己的脸上每天也在“发干烧”，不用体温表就能断定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寒热。当然，在人们听顾问大夫说话时，有时就又觉得他在发烧。他说话方式有些不对头，听起来固然坦率亲切，但总有些不自然，有些过度兴奋。当人们一想到他青灰色的脸颊和泪汪汪的眼睛时，尤其会有这样的想法。从这双眼睛的神态看，似乎他一直在痛哭，在痛哭自己的妻子。汉斯·卡斯托尔普还记得塞塔姆布里尼对顾问大夫下的评语，说他“情绪抑郁”，“德行欠佳”，还说他“精神有些错乱”。塞塔姆布里尼这样说，也许不怀好意，不负责任，但他总觉得向顾问大夫求援没有太强的信心。

    但这里自然还有塞塔姆布里尼本人。他是一个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的人，爱吹牛，而且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文主义者”。在汉斯的印象中，他口若悬河，把疾病和愚蠢混为一谈，而且把它们称作是人类感情中的矛盾和困境。他情况怎样?在他身上打主意有好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清楚记得，他住在山上时有几夜做了几个形象异常鲜明的梦，对意大利人漂亮的、卷曲的小胡子下尖酸刻薄的微笑很有反感，同时他怎样骂他是手摇风琴乐师，企图把他赶走，因为他在这里捣鬼。不过这只是做梦，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醒来后就判若两人，不像梦里那样放荡不羁。醒来时，情况可能有些不同，也许从心底里体味一下塞塔姆布里尼创新式的为人之道也有好处——意大利人执拗而爱挑剔，尽管挑剔时有些感伤，而且喋喋不休。他称自己是一个道学家，显然他想对别人施加影响。汉斯·卡斯托尔普这个小伙子衷心希望接受别人的影响。当然受影响的程度不会太严重，以致在塞塔姆布里尼的怂恿下竟想整理行装提前离院。最近意大利人不是一本正经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吗。

    “试一下也好原文系拉丁文。，”他微笑地想。尽管他懂得这么多拉丁文，他还称不上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结果他把希望寄托在塞塔姆布里尼身上，心甘情愿地听他的教诲，留神谛听他发挥的种种见解。他们常常晤面，有时按规定到巉岩峭壁的长椅边散步，偶尔也到山下的“高地”蹓跶，其他机会也多的是。例如用膳完毕后，塞塔姆布里尼常常第一个站起身来，他穿的是方格条纹裤，嘴里衔着一支牙签，大模大样地穿过摆着七张桌子的餐厅，不顾礼仪与习俗站在表兄弟的那张餐桌旁“旁听”。他两脚搁在一起，神态悠闲，牙签夹在牙齿缝里，指手划脚地聊起天来。有时他也挪过去一把椅子，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与女教师之间、或汉斯·卡斯托尔普与鲁宾森小姐间的一个角落里，看他们桌上几个人吃最后一道菜，看来他自己已不打算吃了。

    “请允许我加入你们这个高雅的团体吧，”他一面说，一面紧握着这对表兄弟的手，对桌上其他人也欠身致意。“那边这位啤酒商，真叫人够受……更不必说啤酒商老婆那失魂落魄的眼神了!可这位马格努斯先生，刚才他对老百姓的心理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你们想听一听吗?‘咱们可爱的德国是一个大兵营，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内底里却有许多精明强悍之处。我情愿像咱们的人儿那样货真价实，而不像其他人那样礼貌十足。要是我彻头彻尾地受骗上当，礼貌十足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他说的尽是这类话。我再也耐不住了。坐在我对面的又是一个可怜虫，她腮帮儿红得像墓地里的玫瑰花一般，唔，一个西本博尔根地方的老处女，她老是滔滔不绝谈她的什么‘小叔子’，而这号人谁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一句话，我再也受不了，于是拔脚就跑。”

    “您抓起旗子，溜之大吉，”斯特尔夫人说，“这个我想象得到。”

    “一点儿也不假！”塞塔姆布里尼嚷道。“旗子!我明白，这个词儿用得多漂亮——不消说，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人儿！我懂得什么叫做溜之大吉……谁能创造出这样漂亮的词儿来!——唔，我可以问一下您的健康状况进展如何吗，斯特尔夫人?”看到斯特尔夫人装模作样的怪态，真叫人作呕。“老天爷，”她说，“身体总是老样子，您先生想必知道。进两步，退三步——您在这儿坐上五个月，老头儿又来了，说还要再待半年。唉，真像坦塔罗斯根据希腊神话，坦塔罗斯(Tantalus)是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面种有果树的水中，水一直没到下巴处，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果树的树枝却升高了。后受罚被押至大理石的山上。

    那样在吃苦。人们总是拖三拖四的，想一想吧，到山上来了……”

    “哦，您真出了个好主意！您终于赐给坦塔罗斯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换换环境!您倒把他请了上来，让他滚转出名的大理石，调剂一下精神！这个，我称之为大慈大悲。可是，太太，对于您口里传出来的一些秘闻，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还讲起什么幽灵、鬼怪的故事……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置信，可是有关您的事儿，我却稀里糊涂……”

    “看来，您先生想跟我寻开心。”

    “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呢。对于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请先让我安下心来，以后再谈谈什么开心的事儿。昨夜九点钟到十点钟光景，我在花园里稍稍走动一下。我抬头往阳台张望，只见您房里电灯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这样看来，当时您做静卧疗法——既是尽义务，又是遵照医嘱办事，合情合理。‘咱们漂亮的女病人躺在那儿，’我暗自说，‘她一丝不苟地恪守医嘱，以便尽快回家，早日投入斯特尔先生的怀抱。’可是几分钟前，我听到的是什么呢?据说，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人见到您在治疗室里看电影(电影这个词，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用意大利文发音，重音落在第四个音节上)，以后又在咖啡馆里喝甜酒，还有什么‘吻糖’吻糖(Baiser)，系糖果的一种。“Baiser”原系法文，是“接吻”之意。，而且……”斯特尔夫人抖抖肩膀，用餐巾捂住嘴巴吃吃笑了起来，同时用胳膊肘轻轻推着约阿希姆·齐姆森和布卢门科尔的肋骨(后者仍一言不发)，狡黠而亲昵地眨巴着眼睛，显出一脸痴呆而怡然自得的表情。晚上，她总在阳台上故意燃亮了台灯，让人们造成错觉，实际上却悄悄溜走，到下面的“英国地区”寻欢作乐。她丈夫在坎斯塔特盼着她。玩这种把戏的病人，其实不止她一个呢。

    “……而且，”塞塔姆布里尼继续说，“您吃那种‘吻糖’究竟跟谁在一起?原来是跟布加勒斯特的米克洛西希上尉呢！有人对我斩钉截铁地说，他穿着妇女的紧身胸衣，可是天哪，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夫人，我求您告诉我，当时您究竟在哪儿？您能一饰两角啰！好歹您总是睡着的，那时，您的血肉之躯在阳台上作‘卧疗’，而灵魂却出了窍，与米克洛西希上尉一起纵情作乐，吃他的‘吻糖’……”

    斯特尔夫人听了这些话毛发直竖，仿佛有谁把她的骨头逗得痒酥酥的。

    “咱们不知道，颠倒过来是不是更好，”塞塔姆布里尼说。“那就是您独个儿享受‘吻糖’的滋味，而跟米克洛西希上尉一块儿做静卧疗法……”

    “嘻，嘻，嘻……”

    “各位知道最新的消息吗?”意大利人一个劲儿接下去问。

    “有人被接回家去了——被魔鬼接走了。严格地说，是被他母亲大人接走了。她是一个刚强的女人，很叫我喜欢。走了的那个人就是施内尔曼小伙子，安东·施内尔曼，坐在前面那张桌上，和克莱费尔特小姐同桌。你们瞧，他的位置已空出来了。不一会，又有人会补缺的，我对此毫不担心，不过安东一眨眼工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翼而飞。他到这儿一年半，他年纪才十六岁哩。他本来还得住上六个月。可是发生了什么呢?我不知道谁向施内尔曼太太漏了嘴的，无论如何她听到了宝贝儿子的一些风声，说他又是喝酒，又是怎么的，于是她出其不意地露面了，真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太太，身材比我高三个头呢。她头发花白，暴跳如雷，不由分说地将安东少爷一把拉住，连打几下耳光，还拉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火车上。‘要是他得入地狱，’她说，‘现在就让他下去吧，’于是就打回老家去了。”

    坐着听到这件趣闻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说得很滑稽。尽管他对山上的人们抱讥刺揶揄的态度，他对各种新闻还是了如指掌。对每个新来的病人，他能说出昨天有哪个男病人或女病人在肋骨上开过刀，而且从最可靠的来源得悉：秋天以后，疗养院不再接收体温三十八度五以上的病人。根据他的说法，昨天夜里，从米蒂莱纳来的卡帕特朔乌里阿斯太太有一只小狗碰动了它女主人床头柜上的电铃按钮，害得大伙儿跑来跑去乱作一团，特别是人们当时看到卡帕特朔乌里阿斯太太不只是一个儿，而是与陪审推事迪斯特蒙特在一起。听了这些轶事，布卢门科尔博士也不禁笑了起来。漂亮的玛鲁莎用那橙子香味的手帕蒙起了嘴儿，而斯特尔夫人则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一面用两手按住左面的胸口。

    不过在这对表兄弟面前，洛多维科·塞塔姆布里尼也谈谈他本人和自己的家世，有时在散步时谈，有时在晚上聚会时谈，有时在午膳结束时谈。那时，许多病人都纷纷离开餐厅，这三个人却仍在餐桌一隅待上一会；女侍者在收拾杯碟，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则燃起他那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来。上山后第三星期，他才又稍稍尝到这支烟的香味。他侧耳倾听意大利人的讲述，怀着惊异的心情仔细斟酌他的每句话，但又感到他的话富有吸引力。对方的谈话，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十分奇妙的新世界。

    塞塔姆布里尼谈起自己的祖父，他是米兰的一个律师，但主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政治煽动家、演说家和杂志撰稿人。他像他的孙子一样，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可是他办事大胆而富有魄力。正如洛多维科自己不无愤慨地所说，他本人所能做的，只是对国际山庄疗养院人们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加以冷讽热嘲，同时以庄重而富有活力的人道主义名义对这一切提出非难，而祖父却在政府方面插上一手。他密谋反对奥地利和神圣同盟（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结成反革命同盟，即所谓“神圣同盟”，欧洲绝大多数君主国家均参加，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实际上瓦解），神圣同盟使当时他那四分五裂的祖国受尽屈辱与奴役。他是一个烧炭党（秘密组织，最初因其成员逃在烧炭山区而得名，旨在使意大利在法国(后为奥地利)奴役下获得解放，成员有资产阶级、自由贵族、知识分子、军人和农民。先后领导几次起义，结果均失败）人，烧炭党是当时意大利发展得很广泛的一个秘密团体，他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当塞塔姆布里尼说到“烧炭党人”这个词儿，突然把嗓门压低了，仿佛现在一提到它还会发生危险似的。简短地说，根据做孙子的说法，这位季乌塞普即塞塔姆布里尼祖父的名字。——塞塔姆布里尼，在这两位旁听者的心目中是一个阴郁、热情、有煽动性的人物，一个阴谋活动的首领和叛逆者；尽管他们出于礼貌努力控制自己，但那种不信任、甚至反感的神色仍多少在他们的脸上显现出来。自然，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他们听到的乃是好久以前的事，几乎在一百年以前。这是历史事实。从历史、尤其从古代的历史中，他们在理论上熟悉了所听到的故事的实质，也懂得了什么是对自由的热烈向往和对暴政的深恶痛绝。不过他们从未想到亲身和他直接接触。他们又听塞塔姆布里尼说，他祖父这种密谋叛乱的激情是和爱祖国的热情融而为一的，他巴不得祖国早日获得统一和自由。是的，正因为他把这两者令人尊敬地融而为一，才使他从事这种颠覆性的革命活动。反叛与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在这对表兄弟(无论是表兄还是表弟)的头脑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爱国主义的概念总是与奉公守法相提并论的。不过他们私下不得不承认，根据当时当地的种种情况，反叛无异是公民的一种德行，而恪守法纪则不啻是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

    但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不仅是意大利的一位爱国者，而且同情渴望自由的各国人民，并和他们一起斗争。本来有人想在都灵发动一次叛乱，企图推翻政府，结果失败了。他也亲身参与其事，好容易才逃脱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是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主要参加者和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力图恢复欧洲君主制，奥地利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后下台，亡命英国)大人密探们的魔掌。在流亡期间，他利用时间先为西班牙立宪政体出力，后来又在希腊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进行流血斗争。塞塔姆布里尼的父亲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一个热衷的人文主义者和一切古典传统的爱好者。此外，他的母亲是属于德国血统的，因为季乌塞普在瑞士与那位姑娘结婚，随后又带她一起经风雨，见世面。以后经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他才重返祖国，在米兰当律师，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用演讲和文章，用散文或诗歌号召人们为祖国的自由和建立一个统一共和国而斗争，同时还满腔热情地拟定颠覆政府的计划，用明晰的文体鼓吹解放了的人民团结一致，使大家共同获得幸福。在塞塔姆布里尼——也就是季乌塞普的孙子——的谈话中，有一个细节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祖父季乌塞普在他的同胞面前，一生只穿黑色的丧服，他说这是为了哀悼祖国意大利，这个国家曾受到多大的屈辱，又是何等苦难深重啊。

    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这话，不由想起自己的祖父来。以前，他有几次也曾拿他的祖父和自己的祖父作一番比较。自己的祖父虽然在孙儿眼里也总是一身黑衣服，但意义和另一位祖父迥然不同。他祖父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念念不忘的，只是老式的服装，这种服式只会令人追忆起逝去的年华，与现实社会则显得格格不入；他到死为止还一直庄严地保持他原来的一本正经的面目，戴着那浆硬的轮状皱领。这两个祖父截然是两类人，他们之间的对照是多么鲜明啊!汉斯·卡斯托尔普陷入了沉思，两眼直愣愣地瞅着前面，同时小心翼翼地摇摇头，仿佛表示对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不胜钦佩，同时却也有惊愕和不以为然的意味。他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总不妄加判断，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比较和确证一下完事。他仿佛又看到老态龙钟的汉斯·洛伦茨俯下小小的脑袋，在客厅里对着受洗盘的淡黄色的金边沉思。受洗盘是沧海桑田中幸存下来的传家宝呢。这时祖父嘴巴张得圆圆的，因为他的嘴唇又要发出“乌尔……乌尔”的音节了，这声音重浊而虔诚，令人不禁回想起那些庄严肃穆的所在，那里人们走起路来也不得不弓起背，蹒蹒跚跚。他似乎看到了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胳膊上缠着三色旗这里指的是法国国旗，它由蓝、白、红三种颜色组成。，挥动宝剑，阴郁的眼光投向天空，率领大群争取自由的战士，誓与专制政体的喽啰们决一死战。汉斯想，这两个人都各有各的完美之处和光彩；他在评判时努力使自己做到公正无私，因为他感到自己多少有些凭个人好恶，有某些偏袒心理。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固然为获取政治权利而斗争，但汉斯本人的祖父或他的祖先本来是拥有一切权利的，而四个世纪来，这一切都给一些贪心鬼们巧取豪夺，搜刮一空……因而两个做祖父的都经常穿着黑衣服，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两人都怀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在他们自己和严酷黑暗的现实面前划了一条鸿沟。不过一位是怀着满腔虔敬的心情纪念他整个生命所属的过去和死亡，另一位则出于叛逆的心情，一心致力于社会的进步，而对温驯恭让则嫉恶如仇。不错，这是两个世界或天地，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当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讲述时，汉斯似乎就站在他们中间，用探询的目光一会儿看着这个，一会儿又瞅着那个；在他看来，这些他似乎曾一度经历过。

    他记得几年之前一个夏末的傍晚，曾在暮色苍茫中独自驾着一叶扁舟，漫游在霍尔斯泰因的湖面上。当时已是七点钟了，太阳已经下山，在林木丛生的海岸上，一轮满月已在东方升起。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静静的湖水上划着桨，心中泛起一种惝恍迷离的感觉，宛如置身于梦境一般。在西边，刚才还是大白天，阳光明灿灿地照着，可是此刻他抬起头来，眼前却展现一片烟雾迷蒙的夜景，月色皎洁，景色极为迷人。就这样，十分钟过去了。这幅绮丽的画面持续了一刻钟后，夜色和月光就完全占优势。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片景色的转换中，只觉得眼花缭乱，白昼一下子变成黑夜，黑夜过后又是白天，——这一切都使他惊异不止，同时也感到心旷神怡。这时他不由想起当时的这番情景。

    汉斯接着又想下去：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虽身为律师，但从他的生涯及广泛的活动中看，恐怕不会是一个才能高超的法学家吧。然而正如他的孙子塞塔姆布里尼所确信的，从孩提时代起一直到寿终正寝为止，他头脑中始终渗透着法学的基本原则。尽管目下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脑子里有些昏昏然，吃了山庄疗养院的六餐饭感到饱餍餍的怪不舒服，可是当塞塔姆布里尼把这种原则称作是“自由和进步的源泉”时，他不免努力思索，想了解一个究竟。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心目中，他一直把“进步”理解为十九世纪中出现的起重机之类的创新产物，他也看出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并没有低估这类事物的重要性。显然，他的祖父也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德国，也就是这两位静聆他教诲的青年人的祖国，这个意大利人却非常尊敬，因为火药是这个国家发明的，它把封建主义的甲胄炸成一堆废物，同时这个国家也发明了印刷机，它使思想能获得民主的传播——换句话说，它使民主思想得到发扬。他在这个观点上赞扬德国，但仅仅赞美它的过去，而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他却认为应当授予荣誉勋章，因为当别的国家尚处于蒙昧状态而受人奴役时，他的祖国第一个揭竿而起，展现了启蒙、文明和自由的旗帜。他对技术和交通——这些都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人工作范围——固然十分尊敬(关于这点，他在溪边斜坡上第一次遇到这对表兄弟时就表过态)，但看来促使他尊敬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力量，而是考虑到它们对提高人类道德的意义，因为他说，这一意义理应归功于它们。他说，只要技术以它的种种形态日渐征服自然，例如通过它所发展的各种联系方式，兴建街道，发展电报事业，克服气候上面的差异，那么事实表明，它就是使各国人民相互接近、促进彼此间的了解与和解、消除偏见以及最后导致世界大同的最可靠的工具了。人类在原始时代本处在黑暗、恐怖和仇恨中，但后来沿着光辉的道路不断前进发展，走向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就是相互关心、光明磊落、善良和幸福；在这条道路上，技术乃是一个推动力最强的媒介，他说。可是对于他说的这些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囫囵吞枣地去领会的，过去他一向认为这些范畴南辕北辙，毫不相干。技术和道德!塞塔姆布里尼说。后来他又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基督教拯救世界的教义，是基督教首先倡导了平等和团结友爱的原则，而印刷机则广泛地传播这种教义，最后，法国大革命竟把它提高而成为法律。这些都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摸不着头脑，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过事实上他真的莫名其妙，尽管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在措词上又明确，又圆滑。

    意大利人接着说，他祖父在他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有一次曾感到自己极其幸福，那时正好在巴黎发生七月革命（一八三○年七月爆发的法国革命。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巴黎市民举行起义，占领王宫，查理十世逃亡国外，波旁王朝被推翻，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当时他慷慨陈词，说巴黎的三天就功绩而言，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足可并驾齐驱，所有的人都将充分认识这一点。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自主地用手捶起桌子来，从心底里惊叹不已。

    一八三○年夏季巴黎人颁布新宪法的三天，竟能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提并论，他看来确是太过分了!在这六天中，上帝毕竟把水面与陆地分开，而且把天国的永恒之光以及花卉、鱼鸟和各种生命都一一创造出来。以后当他单独和表哥约阿希姆在一起时，他又把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盘托出。他认为这样的说法委实太过分了，简直有些亵渎神明。

    可是他心甘情愿接受塞塔姆布里尼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乐于经受这一试炼，因而他尽力控制自己不对塞塔姆布里尼为人之道提出异议，而按照他的信条和情趣，他本该是要反对他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考虑到人们称之为英勇的东西，他却看作是邪恶，而他认为是情趣低下的东西，在过去某个时期及某个地方可能是慷慨大方及情操高尚的流露。例如，当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把街垒称为“人民的王冠”，同时宣称应当把“市民的长矛奉献给人类的祭坛”时，情况就是这样。

    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他为什么爱倾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他尽管没有明说，但心里十分清楚。责任感是其中原因之一；另外，他还抱着旅游者和旁听生那种逢场作戏、姑妄听之的逍遥态度，心想反正明后天他又会振翅飞回到正常的生活圈子中。因此也可以说，是良心在驱使他倾听；说得精确些，是一颗不十分纯洁的良心在指使他，劝诫他，叫他聆听这位意大利人的谈话，听时一条腿搁在另一条上面，嘴里抽着他心爱的马丽亚·曼契尼牌雪茄烟。有时，当三个人一起从“英国地区”爬上“山庄”的时候，他也这么倾听着。

    根据塞塔姆布里尼的观点，世界上有两种原则经常处于抗衡状态。这就是权力和正义，暴虐和自由，迷信和智慧，因循守旧的原则和不断变动的原则，也就是进步的原则。人们称前者为亚洲人的原则，后者为欧洲人的原则，因为欧洲是反叛、批判和实现变革的国土，而东方大陆则体现出清净无为和一成不变的精神。两种力量究竟何者得胜，这是毫无疑问的，唯有凭借启迪的力量，才能合乎情理地取得胜利。因为在人类光辉的历程上，始终能把更多的人们带在自己周围一起前进。在欧洲本土，人们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后来又开始向亚洲推进。尽管他们取得了全胜，但还有许多工作待做；而那些心地善良的、已经获得光明的人们，尚须努力履行伟大而崇高的职责，直到欧洲那些并未经受十八世纪各种变革和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指法国大革命。的国家中也把专制政体和宗教推翻为止。不过，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塞塔姆布里尼掀起了他的小胡子狡黠地微笑说；即使不是由鸽子的翅膀挟来，也将由雄鹰的翅膀带到，那时欧洲大陆将出现曙光，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曙光，它的象征是理智、科学和正义。它会带来人民民主的神圣同盟，这一同盟与臭名昭著的、由王公和内阁组成的同盟截然不同，后者为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季乌塞普所深恶痛绝。一句话，那时将诞生一个世界大同式的共和国!不过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前，那种亚洲式的奴颜婢膝、墨守成规的原则必须正中要害地彻底打垮，换句话说，在维也纳，应当先把奥地利击溃，这样既可为过去报仇雪耻，又能使正义占上风，让地球上的人们获得幸福。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塞塔姆布里尼后面这些娓娓动听、滔滔不绝的言词和结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厌恶这些话，它们在塞塔姆布里尼口中反反复复絮叨着，他听了十分刺耳，像是他个人在发泄满腹牢骚，也像在恶意攻讦国家。当那位意大利人口若悬河地说开来时，约阿希姆却一言不发，只是沉着脸，掉过头去，不再听他。有时约阿希姆提醒他们该去做治疗了，或者设法把话题引开。当他离开正题大发议论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也忍不住了，不再集中思想去听。显然，这些话远远超出他良心驱使和告诫他去洗耳恭听的范围之外，可是这种告诫声清晰可闻，因而无论当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坐在他们身边或在户外一起散步时，汉斯总要求他发表一些见解。

    塞塔姆布里尼说，这些见解、理想和志趣，是他家里的固有传统。祖孙三代都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奉献在这上面，而每人奉献的方式却各不相同。他父亲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祖父季乌塞普，尽管父亲不像祖父那样是一个政治煽动家和争取自由的战士，而是一个又沉默、又敏感的学者，是一位伏案写作的人文主义者。可是人文主义者是什么呢?他热爱人类，如此而已，因而在政治上，他对玷污和降低人类尊严的一切观念，都是采取反抗态度的。人家责备他过分重视形式了。可是他只是为了人类的尊严才珍爱美丽的形式。这与中古时代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人们不但耽于迷信，置人性于不顾，而且恬不知耻地不讲究任何形式。他一开始就维护人间的事物和尘世的利益，他卫护自由思想和生活乐趣，坚持认为上苍会自己作好安排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在欧洲文艺作品中，他一直是敢于抗拒强暴、不惜为人类幸福牺牲一切的英雄形象。!也许他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与卡尔杜齐诗歌中所吟咏的那种恶魔并无二致……唉，我的上帝，要是这对表兄弟能听到波洛尼亚（Bologna，城市名）这位教会的死敌在反对浪漫主义者基督式的感伤主义时那些挖苦的话，那该多好!而且还反对曼佐尼（AlessandroManzoni，1785—1873，作家，代表作历史小说《约婚夫妇》）的圣歌！他又反对浪漫主义那种树阴与月光的诗歌，把它和“惨淡的月亮，天上的修女”相比。听了他的话，真是其乐无穷!他们可也应当听听，卡尔杜齐是怎样解释但丁的，他把但丁誉为大城市里的公民。但丁能挺身而出反对禁欲主义和与世无争的消极情绪，竭力卫护革新和改善世界的种种努力。因为诗人所尊敬的，并不是他称之为“Donnagentileapietosa（意大利文，温柔而虔诚的女人）”的贝亚特丽契（但丁《神曲》中的女主角，是但丁早年的恋爱对象，一二九○年去世）那病弱而神秘莫测的阴影，而是他的妻子，她在诗歌中体现出入世和实际工作的原则……

    现在，汉斯·卡斯托尔普总算也听到有关但丁的一些情况，而且确实是从权威人士口中获悉的。关于那位介绍人的夸夸其谈，他并不完全相信，但塞塔姆布里尼说但丁是一个大城市的觉醒的公民，这话倒十分动听。接着他继续听塞塔姆布里尼讲他自己的事。他说先辈的各种气质都融而为一地集中在孙子洛多维科即塞塔姆布里尼本人的名字。身上，既有祖父的政治家风度，又有父亲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他自己则是个文人，一个自由自在的作家。因为文学只是人文主义和政治的综合而已，这种说法，比“人文主义本身就是政治，而政治就是人文主义”那样的说法更加不受约束……讲到这里，汉斯·卡斯托尔普竖起耳朵倾听，努力想领会其中含义，因为他希望搞清酿酒商马格努斯的不学无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想了解文学是否仅仅是一种“漂亮的字符”。这时塞塔姆布里尼问这两位倾听他的人，他们是否听到过布鲁内托·拉蒂尼拉蒂尼(BrunettoLatini，1210左右—1294，文学家，将法国文学介绍给意大利，著有《百科辞典》）其人，他是一二五○年左右佛罗伦萨的一位官员，曾经写过一本论述善与恶的书?是这位大师首先使佛罗伦萨人的智慧敏捷起来，后来又传授他们语言的艺术，而且根据政治的原则提出管理共和国的方法。“两位先生，现在你们总懂了吧!”塞塔姆布里尼提高嗓门说。“现在你们该清楚了！”接着他谈起“文字”，谈起了对文学和修辞的狂热崇拜，他称它们是人类的胜利。因为文字是人类的光荣，只有它才使生命获得人的尊严。

    不但人文主义和文字有关，而且人道本身，人类古已有之的尊严，对人的尊敬和人的自尊心，都和文字分不开，对文学也难解难分，因而政治也同文学有密切关系。(“你可曾注意到，”汉斯·卡斯托尔普后来对他的表哥说，“你可曾注意到，他说什么文学取决于美丽的词藻?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或者不如说，它是人道和文学这一混合体的先导，因为美艳的文字孕育出壮丽的事业。“二百年以前，”塞塔姆布里尼说，“贵国有一位诗人，他是一个出色的爱饶舌的老人，他很重视书法之类，因为他认为字写得好，文体也就漂亮了。他甚至还想更进一步，说什么美丽的文体会导致美丽的事业。”写得漂亮，也几乎等于想得漂亮，这和干得漂亮相距不远。所有的道德和德行的完善都是从文学的精髓中产生出来的，从人类尊严的精神中产生的，它同时又是人道和政治的精神。不错，它们都是一回事，都是同一种力量和同一个概念，人们可以用一个名称来概括。这个名称是什么呢?嘿嘿，这个名称是由大家熟悉的音节组成的，可是对这对表兄弟来说，他们对它的意义过去肯定没有像现在领悟得那么真切透彻，这就是：文明!塞塔姆布里尼这句话一出口，他那又小又黄的手就在空中挥动了一下，仿佛想祝酒似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这些话都值得一听。尽管它们并不是非听不可，有些“姑妄听之”的味儿，可是终究还是值得一听。以后他把这些意思向约阿希姆·齐姆森说了，但约阿希姆嘴里总是衔着一支体温表，回答只是含含糊糊的，以后又忙于看度数，在表单里记录下来，对塞塔姆布里尼的看法不能发表什么意见。我们已经说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乐于领悟意大利人的话中之意，他打开自己的心扉审察一番。他由此主要得到一个启示：清醒的人比昏昏欲睡的人更为有益，两者是迥然不同的。当汉斯·卡斯托尔普昏昏欲睡时，他曾好几次毫不留情地把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斥之为“奏手摇风琴的江湖卖艺人”，企图尽力把他赶走，因为他是一个“干扰的因素”；但当他头脑清醒时，他却彬彬有礼、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谈话，想公正地把他对这位良师益友的见解和观点所持的反感压下去。因为他内心深处对他抱有某种反感，这是不容否认的；某些反感成分他一开始就有，以后也就一直埋在他的心里；有的却是特别由目前处境引起的，是由他同山上人们间接的、默默无言的相处引起的。

    人是多可怜的动物，他的良知又多么善于诳骗啊!哪怕在充满责任感的声调中，他也轻易地听出了对于情欲的默许。汉斯·卡斯托尔普出于责任心，为了正义和求得内心的平静，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的谈话，同时怀着一片好意体味着对方有关理智、共和国和“美丽的文体”的种种见解，并乐于接受他的思想影响。可是在这后面，他却越发觉得自己的思念和幻想允许在另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自由驰骋。要是我们把心中的怀疑或真知灼见全部说出来，那么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无非只怀着这个目的，那就是使他能随心所欲，而这点，他在过去是办不到的。但究竟是什么，又是谁，在爱国主义、人类尊严及美丽的文学相反的一端出现，使他不由自主地全心全意投到那边去?原来那边是……克拉芙吉亚·肖夏；她总是那么慵懒，一双吉尔吉斯人的眼睛，而体内却被病菌啃啮着。当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到她时(不过“想”这个字，远不足以表达出他内心对她的渴慕和思念)，他仿佛又坐在霍尔斯泰因湖的小船上，用迷惘的眼睛时而欣赏西边湖畔落日的余晖，时而又掉过头来，凝望东方天空雾气迷濛的月夜。

    温度表

    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儿的日子，是按星期二为周期计算的，因为他上山那天正好是星期二。两三天以前，他已上办公室付清第二星期的账目。这一星期的账目为数不大，只有一百六十法郎左右。在他看来，这是笔区区小数，相当便宜，何况住在这里又有数不尽的好处，而这却是无法计入账内的。另外还有一些优点也无法入账(不过硬要计账的话，倒也可以算一下)，比如两周一次的治疗性音乐会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演讲。其实一百六十法郎之数，仅仅是山庄疗养院在客人名下所收的招待费和住宿费，疗养院毕竟为他安排好舒舒服服的住所和五顿极其丰盛的饭食呢。

    “价钱一点也不贵，倒是相当便宜喽。你不能责怪山上在敲你的竹杠，”新来的客人对那位长住的病号说。“住的和吃的方面，你每月只消花上六百五十法郎左右，而医疗费用也包括在内了。唔，要是你想大方些，爱讨别人的好，姑且假定你每月再付三十法郎的小费，合计起来，总数是六百八十法郎。唔，你会对我说，还得付一些开支和小费呢。饮料啦，美容品啦，雪茄烟啦，都得花钱；高兴的话，你还想作一次远足，乘马车去兜兜风，有时还得找找鞋匠和裁缝。唔，无论你怎么花，每月总不会超出一千法郎吧!八百马克还不到呢。一年也不上一万马克。决不会再多。你的生活开支就是这一些。”

    “你的心算本领倒挺强，”约阿希姆说。“我真想不到你有这一手。你居然按一年来计算，我觉得你真是大手大脚的了。你在这儿山上可确确实实学到些东西啦。不过你把开支算得太大了。我从来不抽烟，而衣服呢，我在山上也根本不想做，谢谢！”

    “这笔开支又算不上太大，”汉斯·卡斯托尔普惘然若失地说。不过他怎么竟然把表兄的雪茄烟和衣服都计算在内，就他机敏的头脑和杰出的心算本领来说，只能算是一时糊涂。他像别的事情一样，在这方面本来相当迟钝，缺乏火一般的活力；他心算能达到目前这种敏捷熟练的程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靠日积月累的准备工作，靠书面的准备工作。例如有一天晚上，汉斯·卡斯托尔普正在阳台上做静卧疗法(因为他像别人一样，晚上总在露天的地方躺着)，忽然从舒适的卧榻上一跃而起，心血来潮地离开房间去取纸张和铅笔计算起什么来。由此他得出结论：他的表哥，或者山上不论什么人，每年总共需花费一万二千法郎；同时暗自打趣地在琢磨：要是本人呆在山上，经济方面可绰绰有余，因为他每年理应有一万八千至一万九千法郎的收入。

    第二个星期的费用，他三天以前已经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结算得一清二楚。他在山上逗留的时间，第三星期转眼已过去一半，这也是他预定启程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下星期日，他还可以听一下两周一次的治疗音乐会，星期一那天，他还能聆听同样是两周举行一次的克罗科夫斯基的演讲会。他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表哥说话。而星期二和星期三呢，他就得动身上路，把约阿希姆撇在一边。可怜的约阿希姆！不知赖达曼托斯阴间判官。此处指顾问大夫贝伦斯。还要判决他住多少月份呢。每当人们谈起汉斯·卡斯托尔普马上就要启程回家，他那双温柔的黑眼睛总泛起一层哀伤的阴影。哦，天哪，假期还留下些什么呢!它们已飞快地流逝了，至于怎样飞逝的，人们可确实说不上来。不过他们在一起毕竟度过了二十一天光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人们一开头不容易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一下子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三四天了，这些日子简直微不足道。可是除了正常性的日子之外，还夹杂着两次周期性的活动，此外还得收拾行李，和山上的人们告别。在这里住上三星期再好也没有了——人们一开头都这么对他说。这里，最小的时间单位是按月份计算的，这点塞塔姆布里尼已经说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住的时间连一个月也不到，因此根本算不了什么。正如顾问大夫贝伦斯说过的那样，汉斯在这里只是作一次周末性访问罢了。在山上的时间一转眼就消逝，也许是因为有机体的燃烧过程较快的缘故吧?日子能这么飞快地过去，对约阿希姆未来五个月的疗养生活倒是一个慰藉——要是他只住五个月就可以出院的话。在这三星期里，他们真该在时间上面多花些工夫，像约阿希姆量体温时那样专心致志，那时，规定的七分钟简直就像很长的一段时间……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表哥衷心表示同情，从对方的眼神里，他看出表哥即将失去同伴的那种悲哀。

    一想到可怜的表哥今后一直呆在这里，而他自己又可以在平原上打发日子，为促进各国人民交往的交通运输技术贡献力量，他不禁对表哥怀着极其强烈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简直像火烧一般，有些时刻使他心里隐隐作痛；总之，它是那么强烈，使他有时一本正经地怀疑起自己究竟能否经受得住，是否舍得让约阿希姆独个儿留在山上。这种怜悯心有时极其炽烈，这也许是他越来越少同约阿希姆说起自己即将离开的原因。还是约阿希姆偶尔提到这个话题；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呢，我们已经说过，凭他那天赋的机智和对人体贴入微的心情，到最后一刻也避而不愿想它。“咱们至少希望，”约阿希姆说，“你在我们山上已多少恢复了疲劳，回家后感到精神焕发。”

    “哦，我会向大家问好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并且告诉他们，你最多五个月就要回家。恢复了疲劳?你以为我在这两三天内已恢复了疲劳吗?我认为是的。即使这段时间很短，我的身体总或多或少有了起色。在这儿山上，我也确实吸收到许多新鲜事物，不论哪方面都十分新鲜，而且使人兴奋。不过无论从心灵上和肉体上来说又显得相当紧张，我觉得自己还适应不了，而适应环境却是增进健康的前提。谢天谢地，马丽亚雪茄烟还没有变样，我尝到它的香味已有好几天了。可是我在用手帕时，发现它依旧经常沾着血迹，而脸上可恨的炙热和莫名其妙的心跳，看来到死也不会消失。不，不，我根本说不上适应这儿的环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有谁适应得了呢!要适应这儿的环境和习惯于新的生活方式，所需的时间还要多一些，那时才谈得上恢复健康，增加体重。这真是遗憾得很！我说‘遗憾’，是因为我不替自己留下更多的休息时间肯定是失策的，要是我愿意，我满可以住得更久一些。我真想回到山下的草地里，在山上休息后再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睡它三个星期，有时我真感到精疲力竭啊。可恨的是染上了感冒，真是火上加油……”

    由此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要带着重伤风回平原了。也许他在进行卧床疗法时着了凉，也可能是在晚上仰卧治疗时受了寒。他参与这种活动差不多已有一星期了，尽管天气又湿又冷，他总坚持参加。在他动身之前，天气始终没有好转的征兆。不过他也知道，这样的天气并不算坏。所谓“天气恶劣”的概念，在这儿压根儿用不上；不管怎么样的天气，人们都毫不害怕，毫无顾虑。汉斯·卡斯托尔普像一般青年人那样，能屈能伸，对新近置身于其间的环境和习俗能擅自适应，因此对这种天气也已不放在心上，要是下一场倾盆大雨，那么也别以为空气会因此变得潮湿些。事实上也许不会这样，因为你们像以前一样感到自己的脑袋热烘烘的，好像刚在热不可挡的小房间里耽搁过，或者仿佛喝过大量的酒。如果寒气逼人，到房间里去避寒是不很明智的，因为只有下雪天才开放暖气，光是呆呆地坐在房间里，可一点儿也不比穿着风雪大衣、按照这里的规矩披着两条优质的驼毛毯躺在阳台上更加舒适。正好相反，后一种方法要无可比拟地舒适得多。汉斯·卡斯托尔普干脆把这看作是他记忆中最惬意的生活经历。尽管有什么作家和烧炭党的信徒不怀好意地嘲讽它不过是一种“仰卧式”的生活方式，汉斯的上述看法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特别在晚上，他觉得这样躺着更加开心，那时他身边小桌上的台灯灿然放光，你可以暖洋洋地披着毯子，嘴里衔着一支可口的马丽亚雪茄烟，恣意享受这儿特制的卧椅所提供的无可言喻的乐趣。当然啰，这时他的鼻尖冻得冰冰冷，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老是在读《远洋客轮》)，冷得发红的两手紧紧攥在一起。他透过弓形的阳台，眺望暮色愈来愈浓的山谷，山谷里有的地方灯火密集，有的地方却疏疏落落。差不多每天晚上，山谷里传来了一阵悠扬而低沉的音乐声，时间至少有一小时光景，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曲调，它们都是歌剧中的一些片断，例如《卡门》（作曲家比才(AlexandreC.L.Bizet，1838—1875的歌剧）、《行吟诗人》（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Verdi，1813—1901)的歌剧）或《自由射手》（作曲家韦伯(KarlM.F.E.Weber，1786—1826)的歌剧）中的一些插曲。接着他听到的是优美洒脱的华尔兹，还有进行曲；他听了非常激动，不禁频频摇晃起脑袋来。有时他听到的是马祖卡舞曲。马祖卡?其实她的名字叫玛鲁莎，也就是戴红宝石戒指的那个娘儿。在隔壁一个房间里，在厚厚的乳白色玻璃墙后面，躺着约阿希姆。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时同他悄悄地交换一言半语，深恐影响其他仰卧休息的病员们。约阿希姆在自己的住处，也感到跟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样逍遥自在，哪怕他不会欣赏音乐，对音乐晚会不像汉斯那样感到有兴趣。这是多么遗憾；他宁愿拿起他的那本俄文文法书来阅读。汉斯·卡斯托尔普让《远洋客轮》搁在毯子上，全神贯注地倾听音乐；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窥探着音乐所展示的晶莹明亮而又深邃无比的世界，对既能体现作品的特性又富有艺术魅力的清音妙曲十分倾倒，因此，当他一想到塞塔姆布里尼对音乐发表的一些见解时，就不禁怒火中烧。塞塔姆布里尼说的话多么叫人气愤，他说什么“音乐在政治上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这种话并不比祖父季乌塞普对七月革命的评论和创世记六天的说法好多少……

    虽然约阿希姆不能尽情享受音乐的乐趣，烟草浓郁的香味也与他无缘，但他在自己的住处也同样悠闲舒泰，自得其乐。白昼已到了尽头；这时什么都宣布结束，今天肯定不会有什么场面，不会发生什么震撼人心的事，心肌也不会过分紧张了。有一点倒可以确信不疑，那就是明天，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又会恢复原状，重新开始，而这种可能性却是这里环境的狭隘、优裕和富有规律所决定的。这里既安全，又稳妥，可以极其安逸地打发日子，此外再听听音乐，而马丽亚雪茄烟浓郁的香味又回到嘴边——这些都为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晚间仰卧疗法增添声色，使他感到这样的生活其乐无穷。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这位娇生惯养的新客在作仰卧疗法(或者在别的什么场合)时免于严重受凉。看来他染上重伤风了，额窦发了炎，有压迫感，扁桃腺肿痛。他不能像平时那样，通过天生的器官畅通地呼吸，透气时寒簌簌的，很不顺畅，而且喉头痒痒的不住引起咳嗽。过了一夜，他的声音变了样，听去是沙哑的、像喝过烈酒后变了调门的男低音。按照他的说法，他整夜没有合过眼，喉头干呼呼像快要窒息似的，有时无法平躺在枕头上，不时跳起身来。

    “这倒是怪恼人的，”约阿希姆说，“而且很伤脑筋。你得知道，感冒在这儿是不认账的，人们否认它的存在。官方认为，山上的空气非常干燥，根本不会有感冒。要是你是个病人，你上贝伦斯那儿说自己伤风了，那么准会碰钉子。可是对你就不一样，你毕竟享有这方面的权利。要是咱们能遏止这种黏膜炎Katarrh（呼吸道炎症，有时感冒也此称呼），那就好了。在山下，人们说得到做得到，可是这儿——我真怀疑，他们对除病灭菌是不是怀有足够的兴趣。最好别在这儿生病，这个谁也不会关心的。虽然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你得好好听我说完。当我刚到山上时，有一位太太整整一星期抱住自己的耳朵，唉声叹气说耳朵痛。后来贝伦斯终于看一下。‘你千万放心，’他说，‘这可不是结核哪。’此事就此了结。嗯，你的病怎么治，咱们得等着瞧。要是明天一早浴室师傅上我这儿，我倒跟他说说看。这是照章办事，他一定会转告别人，也许你的事会有什么结果的。”

    约阿希姆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照章办事”也就见效了。星期五那天，汉斯·卡斯托尔普早出活动后刚回到房里，就听到有人敲门。这一回，他有幸能亲自同米伦东克小姐，也就是人们称之为“护士长”的那个女人结识。以前，他只是在隔开相当远的地方才看到这位显然是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儿，她从一个病室里出来，又穿梭似地经过走廊跑进对面的一间病室，有时匆匆在饭厅里露一露脸，听到她那尖声尖气的嗓音。现在她亲自上门来看他了；是他的黏膜炎把她唤来的。她在他房门上硬邦邦、急匆匆地敲了一两下，不待主人回答就跨了进去，一面站在门槛上往后弯起身子探头探脑在看，房间的号码有没有搞错。

    “三十四号，”她尖叫道。“一点儿也不错。小伙子，onmedit，quevousavezprisfroid.[法文]I hear，you have caught a cold.[英文]看来您伤风了?[此句原文是用不合标准的俄语讲的。米伦东克小姐接连用三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概念，是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卖弄自己的才学]我听说您受凉了？我该用哪种语言跟您谈话较好?哦，我明白了，还是用德语吧。哎，您是来探望年纪轻轻的齐姆森的，我已看出来了。我得上手术室去。有一个病人要用氯仿麻醉，刚才他还吃过菜豆色拉哩。要是哪儿我的眼睛没有照顾到……喂，您这小伙子，您想在这儿染上感冒吗?”

    这位世世代代是贵族的女人居然用这样的方式对他说话，他不禁怔得目瞪口呆。她说话时口齿含糊不清，还焦躁不安地摇头摆脑，同时翘起鼻子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仿佛关在囚笼里的猛禽想觅食似的。她的右手满是雀斑，四个指头捏成一团，大拇指则往上翘起，拇指跟手腕一起在他眼前直摇晃，似乎想说：“快些，快些，快些！我说什么话您别听，您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不然我得走了!”她年纪约莫四十开外，身材瘦小，没有风度，穿的是一件系有皮带的围裙式的白大褂，胸口悬着一枚石榴石十字架。从她的护士帽下，露出了一丝丝稀疏的红头发。她的眼睛蓝得像水一样，眼皮有些红肿；一只眼睛的眼角还多余地生了一个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她的目光游移不定，鼻子朝天，嘴巴长得像青蛙似的，下唇突出，而且有些歪斜，说话时就像铲子那样翕动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天生是与人为善的，现在他怀着谦逊、耐心和充满信任的友好心情凝望着她。

    “那么您患的是哪一种感冒呀?”护士长又一次问他，两只眼睛直瞅着汉斯，仿佛想看透对方的内心似的，但结果眼光却歪到一边去了。“咱们是不喜欢这种感冒的。您常常感冒吗?您表哥不是也常常感冒吗?您多大年纪了?二十四岁吧?看来差不多。

    那么您现在到这儿山上来，就这样感冒了?咱们这里不该谈说什么感冒的，尊敬的小伙子；这是山下人在胡扯。(她从嘴角吐出“胡扯”这个词时，模样儿怪里怪气，也非常可憎，下唇像铲子那样把这个词硬迸出来。)我敢说，您得上了顶呱呱的气管炎，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时她又奇怪地企图凝神直愣愣望汉斯的眼睛，但结果又告失败。“不过气管炎可不是受凉引起的，而是感染的结果，人们很容易染上。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是不是存在着无害的感染，或不是那么无害的感染，别的一切都是胡扯。”

    (她又说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胡扯”来了!)“您感染到的那种气管炎，无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她一面说，一面用她那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眼睛看着他。他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这里给您些抗菌剂，也许对您有用。”于是她从腰带间悬着的黑皮袋里取出一小包东西，放在桌上。这是福马明特治疗感冒之类的药品……“可是您看上去很亢奋，好像有热度。”她仍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但眼睛总是斜向一边。“您量过体温吗?”

    他回答说没有量过。

    “为什么不量呢?”她问，那下半片歪斜地牵动着的嘴唇似乎悬浮在空中……

    他不出声了。这位好青年年纪还轻，还保持在学青年沉默寡言的习惯。这类青年往往呆在长椅上什么也不懂，只是不吱一声。

    “那么您从来没有量过?”

    “护士长，量过的，不过是在发寒热的时候才量。”

    “小伙子，量体温的目的，首先是要弄明白是不是真的有热度。现在照您看来，您是没有热度喽？”

    “这个我可说不准，护士长。有没有寒热，我几乎辨别不出来。我上山以后，就一直觉得有点儿热，也有点儿冷。”

    “啊哈。那么您的体温表在哪儿呢?”

    “我手头没有，护士长。我用它干吗。我上这儿只是来探望病人的，我好端端的又没有病。”

    “胡扯!因为您没有病，才叫我来看您吗?”

    “不，”他彬彬有礼地笑了。“只是因为我有点儿……”

    “受凉呗。这类受凉，咱们这儿是司空见惯的。这里！”她一面说，一面又去掏衣袋，结果摸出两只长长的小皮盒，一只红色，一只黑色。她把它们一古脑儿放在桌上。“这个价钱是三法郎零五十，另一个值五法郎。五法郎那只质地当然好一些。要是您好好使用，够您用一辈子呐。”

    他笑吟吟地从桌上拿起那只红色的小盒，把它打开。玻璃器皿像一件贵重的装饰品那样，端端正正地嵌在天鹅绒衬垫的凹槽里。刻度都用红颜色作标记，十分之一的分度则用黑线标出。数字是红色的，下面又尖又细的一端则亮晶晶地注满了水银。水银柱冷冰冰的，度数很低，远远在动物的正常体温之下。汉斯·卡斯托尔普懂得，像他那样有声望的人应当走哪一步棋子。

    “我买这只，”他说，对另一只连瞟也不瞟上一眼，“就是五法郎的那只体温表。我该马上向您……”

    “说了算数！”护士长尖起嗓子说，“购买顶用的东西，本来是不该吝啬的!不用急急忙忙付钱，咱们会记账的。您把表还给我，咱们再让度数低些，把水银甩到下面去，嗯，”说着就取下汉斯手中的体温表，在空中一连挥了几下，使水银柱一直低到三十五度以下。“它又会升高的，又会冉冉上升的，那水银呀！”她说。“这回儿您懂得它的妙处了!不知您可知道，咱们这里是怎么搞这个玩意儿的?只要把它放在您可贵的舌头底下，七分钟就行了，一天量四次，再把您那珍贵的嘴唇紧紧闭上。再见吧，小伙子!但愿结果称心如意！”于是她走出了房间。

    汉斯·卡斯托尔普鞠躬如仪地送她出门后，站在桌子旁，呆望着她的影子消失处的房门，然后再看看她留下的体温表。“米伦东克护士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暗自想。“塞塔姆布里尼不喜欢她，这也难怪，她确实叫人看不顺眼。麦粒肿可真不雅观，好在她脸上并不经常长着。可她为什么老是叫我‘小伙子’，而且当中还夹一个‘S’此字的标准拼法，字母中间不应有一个“S”[小伙子的原文理应为Menschenkind，但护士长读成了Menschenskind]?这真太随便，也太古怪了。何况她又卖给我一支体温表，她的袋里经常放着一两支。其实这里到处都有卖，每家商店都有，哪怕您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弄得到，约阿希姆曾对我说过。可这样一来，我不用动脑筋去采办了，它自动送上门来啦。”他把那小巧玲珑的仪器从盒子里取出，细细观察一回，接着在房内好几次踱来踱去，显得焦躁不安。他的心房怦怦直跳。他往敞开着的阳台门张望，然后向房门走去，很想去找约阿希姆谈谈，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依旧在桌子边站着。这时他清了清喉咙，听听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沙哑了。过后他咳嗽一声。“真的，我现在倒一定要弄个清楚，我是不是因伤风发了寒热，”他说着就迅速把体温表放到嘴里，把水银头的一端放在舌头下，这样，体温表就从他的两片嘴唇间斜斜地往上翘起。他闭住嘴唇，不让外界空气进入。接着他看看手表，时间是九点半过六分。他静待七分钟的时间过去。

    “每一秒钟的时间不算太长，”他想，“也不算太短。山上的人们也好，山下的人们也好，都应当信得过我。他们总不必给我换一支‘哑姐妹’，像塞塔姆布里尼说的奥蒂丽·克奈弗那样。”他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用舌头把温度表压在下面。

    时间悄悄流逝，这一段时间似乎长得无穷无尽。他看看表上的指针，原来只过去两分钟半，而他却担心七分钟时间已经过了。他做了无数的事：把房里的许多物件一忽儿拿起，一忽儿放下，再走到阳台上，不让表哥注意到他。他眺望风景，眺望山谷。现在他对这里的所有景物都已十分熟悉了，不论是这里的角峰、山脊和峭壁，不论是“布雷门伯尔”左边突出的侧翼也好——它的山脊陡峭地向下方倾斜，而其侧面都长满了高高低低的野树杂草，山脉则在右方形成，而它们的名字汉斯也像别人一样熟悉——他都了如指掌。此外还有阿尔泰因峭壁，它从这里看来仿佛从南面把山谷团团围住。它往下眺望花园里的小径和花坛、山洞以及银色的枞树；倾听病人作治疗的休息室里发出的低语声，然后回到房里，把嘴里的温度表位置调整好，再挪动一下胳膊，让手腕上的袖子甩开，于是把前臂弯到脸前。他几经磨难及周折，一会儿东推西撞，一会儿又跺足踏步，才好容易把六分钟光阴打发过去。于是他站在房间中央，让自己昏昏然陷入梦境，并听凭自己胡思乱想，这样，他剩下的最后一分钟也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他再把胳膊一挥，发现一分钟时间又偷偷地逝去。这时第八分钟却已过去了三分之一。当时他想：至于结果如何，我可满不在乎——一面想，一面把体温表从嘴里抽出，茫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这支表。

    表上的示度究竟如何，他一下子可搞不清楚。光线射在温度计扁圆形的玻璃管上，水银的亮光也随着玻璃的反射时隐时现，闪耀不定。水银柱一忽儿升得高高的，一忽儿又无影无踪。他想把这支表凑近眼睛，转过来掉过去，但怎么也看不清。最后他侥幸地转动一下，里面的度数忽然清晰可见。他把表紧紧握住，想急于了解其中底细。事实上，水银已经膨胀起来，而且膨胀得很厉害，水银柱已升得相当高，它已经超出身体的常温好几格。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体温是三十七点六度。

    在大白天，在上午十点到十点半之间居然有三十七点六度的体温，这确实太高了，算得上有“热度”。这是感染引起的热度（他是很容易受到这种感染的)，他自问三十七点六度究竟是哪种性质的感染。约阿希姆的热度不会再高，山上任何人也不会再高，除非是重病号和禁止起床、奄奄一息的病人。不论是打人工气胸的克莱费尔特，还是……还是肖夏太太，体温也不会再高。当然，他的情况跟别人不一样，他只是“伤风发热”，像山下人们常说的那样。不过也很难把两者严格区别开来。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疑这几分寒热是不是受凉以后才有。他刚上山时，顾问大夫就建议他同水银温度计打交道，结果没有听从，现在他不由懊悔起来。现在可以看出，大夫的建议很有道理，而塞塔姆布里尼对此嗤之以鼻，倒是极不公正的。塞塔姆布里尼这人三句不离本行，说来说去无非是共和国以及所谓“优美的文体”。汉斯·卡斯托尔普看不起共和国和“优美的文体”之类，他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细看体温表的度数，由于光线刺眼，度数好几次显得模糊不清。于是他只得费劲地把这个用具翻来转去，让度数再次出现。它仍是三十七点六度，而且是在早上!

    他异常激动。他手里握着体温表，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三次。不过这一回他是平握着的，免得竖向摆动时会出毛病。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盥洗台上，暂且带着大衣和毛毯去作仰卧疗法。他一坐下来，就按照以前学会的方法把毯子披在身上。他熟练地先把身体的两侧一一裹住，再从下面包紧，于是静静地躺着，等待着第二次早点和约阿希姆的来到。他有时微笑起来，仿佛对某个人在笑。他胸部不时一起一伏，而且不安地颤动；为了气管黏膜发炎，还忍不住连连咳嗽。

    当十一点钟约阿希姆听到打锣声走到汉斯房里，叫他一起用第二次早膳时，他看到他依旧躺着。

    “怎么啦?”他走到对方的卧椅边惊异地问。

    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时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坐在他的前面。过一会儿他才答道：“报告最新消息，我有点儿体温。”

    “这是什么意思?”约阿希姆问。“你感到自己有寒热吗?”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之前又让对方等待片刻，然后懒洋洋地说。

    “寒热嘛，亲爱的，我早已感觉到了，上山后一直是这样。不过这不仅仅是主观的感觉，而是确凿的事实。我已量过体温了。”“你已量过了?用什么量的?”约阿希姆惊叫起来。

    “当然用一支体温表啰，”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不无讥刺挖苦的口气说。“护士长已卖了一支给我。为什么她口口声声叫‘小伙子’，我也莫名其妙。这很不恰当。可是她不失时机地卖给我一支好的体温表。要是你想核实一下我的体温究竟多少，那么就在盥洗台上，你自己看吧。它只是稍稍有些升高。”

    约阿希姆转身踅进房间里。他回来时吞吞吐吐地说：“不错，是三十七点五五度。”

    “那么它已退些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急匆匆地回答。“刚才是三十七点六度。”

    “在上午，这点温度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约阿希姆说。“这真有点儿不尴不尬，”他说着就站到表弟身边，像真的站在“不尴不尬的人”的面前似的，两手叉腰，脑袋低垂。“你得上床睡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已准备好回答的话。

    “我真不懂，”他说，“为什么我只有三十七点六度就得卧床，而你和别的许多人热度都不比我低，却都可以在这儿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

    “这可是两码事，”约阿希姆说。“你的病情急，但不碍事。你是感冒引起的寒热。”

    “首先，”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这回他说话时竟甲乙丙丁地分起类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发‘碍事’的寒热时非躺在床上不可——我暂且假定有这种‘不碍事’的寒热存在——，而发其他性质的寒热却不必躺在床上。其次，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这次伤风引起的热度并不比以前高。我的立场是，”他最后说，“三十七度六就是三十七度六。要是你们有这几分寒热可以跑来跑去，我也可以嘛。”

    “我刚上山时，得卧床四星期哩，”约阿希姆反驳他。“只有后来事实证明卧床休息热度仍不退时，他们才允许我起床。”

    汉斯·卡斯托尔普微微一笑。

    “怎么啦?”他问。“我本来以为你的情况跟我不同。看来，你说的话自相矛盾了。起先你认为我们彼此有区别，后来又归成一类。真是胡扯……”

    约阿希姆的身子来了一个“向后转”。当他又回过身来面对表弟时，可以看出他那黑黝黝的脸上，阴影又加深了。

    “不，”他说，“我并没有归成一类，是你把它们混为一谈了。我只是想说你的感冒确实很厉害，从你的嗓子里就听得清楚。说得简单扼要些，你应当卧床休息，因为你下星期准备回家。要是你不想——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不想躺下休息，那也随你的便。我不给你定什么清规戒律。不管怎样，咱们现在还是去吃早点吧。快点，时间要过了！”

    “好啊，快走！”汉斯·卡斯托尔普说着，把毯子扔在一边。他走入房内，用梳子梳理头发。他梳头时，约阿希姆又一次去察看盥洗台上的体温表，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则在远处瞅着他。随后他们俩默默无言地走下楼去，又一次坐在餐厅的原来位置上。这时餐厅像往常一样，泛着牛奶的白光。

    当矮小的女侍者给汉斯·卡斯托尔普端上库尔姆巴赫德国地名，以产啤酒著称。啤酒时，他一本正经地摇摇手，拒绝了。他今天不想喝啤酒，不，谢天谢地，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喝，至多喝一口水就够了。这就引起在座各位的注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多么令人意外!为什么不喝啤酒呢?他有一点儿热度，汉斯·卡斯托尔普冲口说了出来，不过是三十七点六度的低热。

    他们伸出食指在奚落他——这幅景象看了真叫人奇怪。他们在取笑他，侧着脑袋，眨巴着眼睛，食指凑到耳朵边挪来摆去，似乎某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是味儿的幕后材料突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这人一直是以忠厚老实的面目出现的。“，，你们呀，”女教师开腔道，脸颊上泛起一阵红晕，一面还笑呵呵地装腔作势。“听到了什么动人的故事喽，荒诞不经的故事喽。等着听吧，等，等。”——“哎，哎，”斯特尔夫人也发作起来。她那干瘪的手指头又短又红，此刻她把它放到鼻子旁边，装模作样。

    “这位来访的客人先生，他竟有热度了。您和我是同病相怜——真是同病相怜哪，我的好兄弟!”这时，哪怕是坐在靠壁桌子最后一个位置上的姨婆，在听到消息后也狡狯地开玩笑地向他挤眉弄眼，指手划脚。至于漂亮的玛鲁莎呢，她到现在为止对汉斯几乎毫不理会，这时也曲着身子盯住他看，用滚圆的、棕色的眼睛盯住他看，同时用黄澄澄的手帕紧紧抿住嘴唇，向他惺惺作态。布卢门科尔听了斯特尔夫人的叙述，也禁不住跟大伙儿一块动作起来，不过他的眼睛当然不朝汉斯·卡斯托尔普瞧。只有鲁宾森小姐像往常一样，对这漠然无动于衷，不吱一声。约阿希姆的一双眼睛规规矩矩地朝下看。

    汉斯·卡斯托尔普眼见这么许多人在打趣他，不无受宠若惊之感，但他认为还是设法制止他们比较谦虚。“没什么，没什么，”他说，“各位错了。我的病谢天谢地是一点儿不碍事的，我不过有些伤风罢了。你们瞧，我的眼睛在流水，胸口闷得慌，一夜倒有半夜在咳嗽，身子可真不舒服哪……”可是他们对他的辩解不加理会，他们纵声大笑，挥动两手，高声嚷嚷。“废话，借口！感冒发热，咱们都明白，咱们都明白！”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一致要求汉斯·卡斯托尔普立刻去检查一下。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很活跃；在七张餐桌中，只有这张在整个午餐期间显得最为生气勃勃，特别是斯特尔夫人，她那张执拗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衣领饰有褶边，面颊上青筋毕露。她打开话匣子说了开来，一下子竟谈起咳嗽的滋味，要是你胸口深处痒痒的，后来越痒越厉害，简直要痒到痉挛和按捺不住的程度，使你感到其间有某种吸引力，那真是其乐无穷。还有，打起喷嚏也能享受到同样的乐趣，这时你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在一呼一吸之际骤然打两三下喷嚏，令人如醉如痴，幸福无比，打出后真是浑身舒畅，以上的一切都给忘了。有时会接连打两三下。这是生活中不花钱的享受，这方面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春天你患的冻疮甜滋滋地发痒时，抓起来可痛快咧。你会狠狠地抓，拼命地抓，直到鲜血淋漓才肯罢休，这时只要你偶然照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是个丑八怪。

    这个俗不可耐的斯特尔夫人不厌其详地谈起这种事来，令人毛发直竖。她的话一直要谈到第二次早膳结束，这次早膳时间虽短，内容倒也充实。这时这对表兄弟开始作上午第二次散步，他们下山一直到达沃斯高地蹓跶。约阿希姆一路上心事重重，汉斯·卡斯托尔普却为伤风所苦，由于胸口窒闷而不时清喉咙。回院途中，约阿希姆说：
    “我向你提个意见。今天是星期五，明天饭后，我要作常规检查。这次可并不是全身大检查，贝伦斯只是在我胸口叩几下听听，让克罗科夫斯基将结果记下来。那时你可一块儿去，请他们趁此机会也赶紧给你诊察一下。要是你呆在家里，你准会请海德金特上门，这事想来也怪可笑，而这儿虽有两位专家在屋子里，你却任意跑来跑去，不知道自己情况如何，不知道病究竟有多深，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床躺着好一些。”

    “那好，”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就照你的意思做吧，我什么都可以照办。能亲自作一次检查，对我来说倒也挺有兴趣的。”他们就这样说定了。当两人上山刚走到疗养院门口时，恰巧遇见了顾问大夫贝伦斯本人，于是趁此大好机会立即向他提出这项要求。

    贝伦斯从门廊里走了出来。他身材高大，脖子细长，后脑勺戴一顶上过浆的帽子，嘴里衔一支雪茄，脸颊发青，眼睛湿润，看来刚忙过一阵子。据他自己说，刚才他在手术室工作，此刻正想到村子里去为病人出诊。

    “饭后好，先生们!”他说。“你们一直在跳跳蹦蹦吧?大千世界里是不是美得很?我刚才经历一场手术刀和锯骨刀之间并非势均力敌的搏斗——你们可知道，这件事可不简单呐。我在做肋骨切除术。以前有百分之五十的病人得躺在手术台上，现在可好些了，但尽管如此，咱们对mortiscausa（拉丁文：死亡原因）还往往不得不预先编造一番。哎，凡是懂得开玩笑找乐趣的人，眼下也一定受得了这几句笑话的……见鬼，人们胸膛一下子化为乌有，软绵绵的，你们可知道，真是有失体统。这就是所谓概念稍稍有些混淆。喔，你们怎么啦?你们的贵体如何?是不是只有成双成对地过日子，生活才更有意义?喂，齐姆森你这机灵鬼，可不是吗?您这位来消遣的游客，干吗哭鼻子啦?”说最后一句话时，贝伦斯的目光立即移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这儿是不准当众哭鼻子的。院规不允许。谁都会跑过来的。”

    “我是在伤风呢，顾问大夫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他。“我不知道怎么老是眼泪汪汪的，不过我的炎症确实不轻。我还咳嗽。胸口真有点不舒服。”

    “是这样吗?”贝伦斯说。“那么您应当去请教一位高明的大夫喽。”

    两个青年人都笑出声来。约阿希姆作一个两脚立正的姿势回答说：

    “咱们正想找大夫呢，顾问大夫先生。明天我要检查了，咱们想要问问，您能否赏个光给我的表弟附带检查一下。问题在于，他星期二能不能动身回家……”

    “那行嘛!”贝伦斯说。“那当然行啰!很高兴为您效劳！我们早该给您检查了。既然到这儿来，就应该经常查查。不过当然不必争先恐后。那么就在明天两点钟吧，你们从小床爬出后就来！”

    “我还有些热度呢，”汉斯·卡斯托尔普又补充一句。

    “您说什么!”贝伦斯嚷道。“原来您想告诉我新消息吗？难道您以为我脑袋上不长眼睛吗?”说着就用一只巨大的食指朝他自己两只充血的、泪汪汪的蓝眼球指了指。“那么有多少热度?”汉斯·卡斯托尔普谦逊地报上了数字。

    “上午?嘿，不算坏。对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来说，算不得没有才能。好吧，明天两点钟你们俩一块儿来!这对我可增光不少。擅自吸收营养！”于是他蹬蹬地下山去，走起路来曲着腿，双手像划桨似地一摇一摆，身后飘起雪茄烟的一股云雾。

    “看来事情按照你的愿望实现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咱们碰到的运气再好也没有了，我真是适逢其会。也许他除了给我开一服浓缩干草汁或咳嗽糖之类药物之外，不能再给我更多的帮助，不过任何人的感觉要是像我现在那样，那么听到大夫一言半语劝慰的话也是挺高兴的。可是他说话的气派干吗总是那样泼辣，那样肆无忌惮?”他说。“开头倒是娓娓动听的，到头来可叫我讨厌了。什么‘擅自吸收营养’！这种杂七杂八的话简直不成体统!我们可以说‘擅自珍摄’，因为‘摄’字是所谓‘雅语’，像‘每日的面包’一样，与‘擅自’等字配在一起恰到好处。而‘吸收营养’却纯粹是生理学术语，再加上什么‘擅自’之类，就变成讥讽的语言了。他抽烟的那副样儿，也叫我怪不自在，我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不相宜，会使他满腹忧闷。塞塔姆布里尼曾经谈起他的为人，说他乐呵呵的神气是矫揉造作的。塞塔姆布里尼是一位评论家，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这点谁也否认不了。也许我也应当自己多作些判断，别不管什么都全盘接受下来。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某些时候他语气中开始时有的是判断、责备和正义的愤慨，接着又完全换了一个样，跟判断毫无关系；后来又同所谓清规戒律一刀两断。而共和国和优美的文体对你说来又索然无味……”

    他不知所云地说了一通，看来他想说些什么，连自己都不很清楚。他的表哥向他斜视了一眼后说声“再见”，于是两人各自回房，到自己的阳台间里去了。

    “热度多少啦?”约阿希姆过了一会轻声地问，尽管他没有看到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审察他的体温表……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漫不经心的口气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一进去，就把今天早上搞到的那支娇小玲珑的体温表从盥洗台上取下。他自上而下把那支表甩了几下，使水银柱不再停留在三十七点六度上。现在，这一度数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他像老资格的病人那样，嘴里衔着这支“玻璃雪茄烟”去作仰卧疗法。可与他想入非非的预期相反，尽管他在舌头下足足衔有八分钟，水银的膨胀依旧没有超出原来的限度，仍只是升到三十七度六为止。他毕竟还有热度，即使一点儿也不比清晨高。饭后，这支一闪一亮的玻璃小柱升到三十七点七度，晚上却保持在三十七点五度，这时病人兴奋了一天已感到很累了。第二天一早，他的体温甚至只有三十七度，但将近中午时分又和昨天一样高。汉斯就在这样的测量结果下前去用第二天正餐，餐后即将前去赴约。

    事后汉斯·卡斯托尔普记得，那天正餐时肖夏太太穿的是一件金黄色的线衫，线衫上的钮扣很大，袋口绣边。这件线衫她从来没有穿过，至少汉斯·卡斯托尔普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仍像往日那样姗姗来迟；在餐厅门口露面时站停了一下，那种神态正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所十分熟悉的。接着她溜到餐桌边(她一天五次都是如此)，轻轻地坐下去，一面用膳，一面聊天。汉斯·卡斯托尔普越过塞塔姆布里尼的背部(塞塔姆布里尼坐在中间斜放着的餐桌一端)，把目光扫向“上等俄国人餐桌”。这时他像过去每一天那样，看到了肖夏太太讲话时摆动着的脑袋，同时又一次看到她那圆鼓鼓的脖子和姿势不很挺直的背，不过今天看时特别专心罢了。肖夏太太用正餐时，从来不掉过头来向餐厅东张西望。不过在端来最末一道点心以后，当大厅右侧“下等”俄国人餐桌上方小墙头上挂着的一只摆钟正好敲过两点钟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着神秘的震颤心理看到一幅景象：在摆钟正好“一”、“二”敲了两下时，那位妩媚的女病人就慢慢转过头来，同时也微微扭动上身，目光越过自己的肩膀坦然向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餐桌投来，而且不仅仅是泛泛地朝他餐桌上看——不，她的眼睛是专门瞟向他的，丝毫没有错儿；紧闭着的嘴唇漾起一丝微笑，而那双狭小的眼睛长得跟普里比斯拉夫一模一样，仿佛在说：“怎么样?时间到了。你想走吗?”(只有当眼睛传话时，才会以“你”相称，即使嘴里连“您”也没有称呼过。)这一插曲使汉斯不由心荡神驰。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神志。他先失魂落魄地凝视着肖夏太太的脸，然后抬起眼睛，掠过她的前额和头发望向空际。难道她知道他已约定在两点钟时去检查身体?看来确实这样。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正如她没法知道一分钟前他头脑中刚掠过的想法一样——他在想是否有可能叫约阿希姆捎个信给顾问大夫，说自己的感冒已好了些，不必再作检查。经那位女人意味深长微笑了一下以后，他这种想法当然缩了回去，认为这么做再也没有什么好处了。他顿时变得厌倦无聊。过了一秒钟，约阿希姆已把他那卷起的餐巾放在桌上，扬起眉毛向他示意，同时也向桌上的人们欠了欠身子，准备离席。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跨着外表上是坚定的、内心里却是蹒跚的步伐，带着肖夏太太的微笑和目光，随表哥一起离开餐厅。

    从昨天早晨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今天的计划，就是现在，他们走路时还是心照不宣，默默无言。约阿希姆匆匆地上路，因为约定的时间已过，而顾问大夫贝伦斯是坚决要求人们准时的。他们离餐厅沿着底层的走廊前进，走过“行政管理室”，踏着铺有亚麻布地毯的光洁而打过蜡的楼梯，来到地下室。约阿希姆敲正好对着楼梯的那扇门，门上挂着一块瓷质的标牌，牌上写有“就诊室由此入内”的字样，以资辨认。

    “进来！”贝伦斯高声应道，第一个字眼说得特别响亮。他身穿白大褂站在就诊室中央，右手握着黑色的听筒，这时他正用听筒拍拍大腿。

    “及时，及时，”他一面说，一面抬起那双鼓起的眼睛向挂钟望了一下。“Unpocopiùpresto，signori（意大利文：稍稍快一些，先生们）!我们不是专为你们这两位贵人服务的。”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双用写字台旁，前面是一扇窗子。他身穿一件亮光光的黑衬衫，脸色显得更加苍白；胳膊肘撑在桌面上，一只手握钢笔，另一只手捋着胡子，前面摆着一大堆文件，很像是病情记录。他以助理人员的身份，用懒洋洋的神情朝进来的一对青年人瞧了一下。

    “哎，把病历卡交上来!”顾问大夫听完了约阿希姆的道歉后就答上一句，把他手上标有体温曲线的卡片接过来，细细察看。这时病人急急卸去上身的衣着，把脱下的衣服挂在门边的衣架上。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谁也不理会。他东张西望地站了一会，然后坐在一把老式的安乐椅上。这把椅子安置在一张放有玻璃水瓶的小桌旁，椅子的扶手饰有流苏。墙边有几口书橱，尽是一些书脊厚厚的医书和卷册。室内除了一把高低可调节的、铺有一块白油布的长沙发椅外，别无其他家具。长沙发椅的头枕上有一条纸餐巾。

    “点七，点九，点八，”贝伦斯一面翻阅一周的病历卡，一面嘀咕起来。在这份卡片里，约阿希姆把一天五次的体温都如实地记录下来。“您的身体依旧一闪一闪地在发微光呢，亲爱的齐姆森。咱们还不能确切地说，您最近已变得结实些了。(他说“最近”，是指过去的四星期。)毒性还没有退呢，毒性还没有退，”他说。“这个，一朝一夕当然是办不到的。咱们又不能玩弄魔法。”约阿希姆点点头，耸耸他那光油油的肩膀，虽然他本来还想反驳，说自己绝不是昨天才上山的。

    “您右脐门刺过针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那里发出的声音总是很尖的。好些了吗?喂，请您过来，让我规规矩矩给你叩几下看。”于是他就开始诊察了。

    顾问大夫贝伦斯叉开双腿，身子向后仰，听筒挟在胳膊下，先使出手腕之力叩打约阿希姆的右肩上部，叩时用右手那只强有力的中指作为锤子，而以左手充作承托物。接着他叩起约阿希姆肩胛骨的下部，再从侧面拍打他背部的中央和下方，而约阿希姆则像老资格的病人那样，抬起胳膊让大夫敲敲腋下。以后又在左侧重复同样的过程，完毕后，顾问大夫命令一声：“转身！”于是叩击起他的胸部来。他随即叩击脖子下面的锁骨处，沿胸部上下反复敲拍，先右侧，后左侧。在叩诊圆满结束以后，他转而用听诊诊察；他把听筒的一端套在耳朵上，一端按在约阿希姆的胸部和背部——凡是以前他叩击过的地方，他都用听筒听。这时约阿希姆还得一会儿深呼吸，一会儿强行咳嗽。这使他显得十分紧张，他上气不接下气，两眼直淌泪水。顾问大夫贝伦斯把病人身上听到的，都用简短的固定用语说给坐在写字台对侧的助手听，这使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想起裁缝的工作过程来：当时一位衣冠楚楚的男人要替你把衣服的尺寸量一下，他一面依照传统的程序把量尺在客户躯干和四肢各处按来按去，一面把量得的数字报给俯身坐着的助手听，让对方用笔一一记下。“弱”，“减弱”，顾问大夫贝伦斯在口授。“气泡音，”他说，后来又说了一遍：“气泡音(显然，这是好的)。”“粗糙，”他说，脸色沉了下来。“异常粗糙。”“罗音。”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像裁缝的助手记下裁缝口授的数字似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把脑袋歪向一边，眼睛紧紧跟随着这些动作。他细细看着约阿希姆的上身，陷入沉思。在约阿希姆气喘吁吁时，他的肋骨(谢天谢地，他总算具备全副肋骨)在绷紧的皮肤下面高高耸起，而胃部却陷了进去。汉斯看到的，是一个青年瘦棱棱的、黄里带黑的上身，胸骨处长着黑茸茸的汗毛，两只胳膊坚实有力，其中一只胳膊的手腕上戴有链镯。“这是运动员的胳膊，”汉斯·卡斯托尔普想；他一直很爱体育锻炼，而我在这方面却毫无作为，这跟他喜欢当兵也不无关系。他总喜欢在身体上打主意，比我要喜欢得多，而且喜欢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始终是一个文人，更多地向往热水浴和吃得好、喝得好这类的事，而他呢，关心的都是丈夫气概的要求和业绩。可现在呢，他的身体在另一个方面变得显赫了，显得独立自在而十分重要，而这却是疾病造成的。约阿希姆体内在发烧，毒性迟迟未消，身体一直不见康复，哪怕这位可怜的青年人很想下山去做一个军人。除了胸口的一撮毛外，他发育得同书里描写的一样好，外表上长得与观景楼此处指罗马梵蒂冈宫殿内的建筑。该处侧翼有阿波罗雕像。上阿波罗阿波罗，系希腊神话中主管光明、青春、音乐和诗歌等的天神，一说即太阳神。的雕像一般无二。可是内部他有的是隐疾，而外部又因病发着寒热；疾病使人们形体大为改观，它使身体大受影响……他一想到这些，不禁暗自震惊，于是用探询的目光迅速朝约阿希姆瞥了一眼，眼光从裸露的上身一直移到他的眼睛，他那双又黑又大而又温柔的眼睛。由于强行呼吸和咳嗽，约阿希姆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随着检查的进行，那双眼睛带着忧伤的神色越过旁观者一直向空际凝视。

    但这时顾问大夫贝伦斯已结束他的工作。

    “喔，齐姆森，这回倒不错，”他说。“从检查结果看来，没什么大不了。下一次(他指的是四星期以后)，情况肯定还会好些。”

    “顾问大夫先生，您看还得多久……”

    “您又想催我了吗?您还处于酩酊状态，可不能下山跟您的那伙人团聚嘛!最近我不是说过还得半年——看我的面上，您就从最近算起吧，可您得把这看作是最短期限。住在这儿毕竟不算差，您得懂点儿礼节才是。我们这里又不是监狱，也不是什么……西伯利亚的矿山!也许您想说，我们这块地方同监狱和矿山相差无几?好啊，齐姆森!那就开路吧!谁还有兴趣，快过来！”他叫了一声，仰天望着。他伸出胳膊，把听筒递给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克罗科夫斯基站起身，接住听筒，又在约阿希姆身上略略复查了一下。

    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站了起来。他两眼紧紧盯着顾问大夫，大夫叉开两腿，张大嘴巴，似乎陷入了沉思。汉斯开始急急忙忙作准备。他过于匆忙，在将花点活袖衬衫往头上翻出时，一下子显得手足无措。这时，他这个碧眼金发、胸围狭窄的青年人，浑身雪白地站在顾问大夫贝伦斯面前。同约阿希姆·齐姆森相比，他显得文绉绉的。

    但顾问大夫只是让他站着，还在沉思默想。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又坐了下来，约阿希姆也穿好了衣服。贝伦斯终于决定对那个有兴致前来检查的人注意起来。

    “哎哟，现在轮到您了！”他一面说，一面用他那硕大无比的手握住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上臂，接着把他推开，尖起眼睛打量着他。贝伦斯不像一般人看别人那样望着对方的脸，而是瞧他的身体；他像转动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那样把汉斯的身子转过来，同时还盯着汉斯背部。“哼哼，”他说，“喔，让咱们瞧瞧您有什么花样。”于是像以前那样开始敲敲拍拍。

    他像刚才对约阿希姆·齐姆森那样，在上身到处叩击，而且在好几块地方来回叩了好多次。有较长一段时间，他交替地东拍拍，西敲敲；为了比较起见，他又叩了锁骨的右上方，接着又击起它的下方来。

    “听到了吗?”他问对侧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离他五步远的写字台旁，他点了点头，表示听清对方的话。他板起脸，下巴一直低垂到胸前，胡子紧压在胸口，尖端向上翘起。

    “深呼吸!咳嗽!”顾问大夫下起命令来，这时又接过听筒。汉斯·卡斯托尔普气喘吁吁地配合他工作达八分或十分钟之久，而顾问大夫则不住地在听。他一言不发，只是把听筒一忽儿移到东，一忽儿移到西，对刚才频频叩击过的各个部位，特别反反复复地细听。听完后，他把听诊器挟在胳膊下，反剪双手，垂头望着他本人和汉斯·卡斯托尔普之间的地面。

    “嗯，卡斯托尔普，”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只喊这个青年人的姓氏——“情况跟我以前一直设想的大致相同。卡斯托尔普，我本来已对您起过疑心，现在我可以向您直说了——从我一开始愧不敢当地有幸和您结识的那时候起，我就颇有把握地猜测到，您会悄悄地成为我们这儿的一员，而且有朝一日将会看出，像许多上山时原来翘起鼻子东张西望一心想寻欢作乐的人们那样，您终有一天会认识到在这儿多逗留一个时期是有好处的——请好好理解我的意思，这岂止是‘好处’而已——而逗留的目的并非出于漫不经心的猎奇。”

    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脸刷的一下变了色。约阿希姆正想去扣背带，这时在他刚才站的地方停住了，留神听着……

    “您在那边有一个好心肠的、富于同情心的表哥呢，”顾问大夫继续说，说时朝约阿希姆的方向摆动脑袋，身子一摇一晃好容易才站定脚跟。“我们不久就有希望可以说，他过去曾经生过病，不过根据我们眼前的诊断，我们也敢说他早先曾经一度生过病，您那位顶刮刮的表哥。正像思想家所说的，这就是apriori[拉丁文：演绎性的、先验的或先天的]。对您发生了某些影响，亲爱的卡斯托尔普……”

    “他只是我异父方面的表哥，顾问大夫先生。”

    “嘿嘿。您总不能连表哥也不认呀。不管是不是异父母所生，他始终是您的血亲。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的?”

    “母亲，顾问大夫先生，他是我继……的儿子，继……”“令堂还健在吗?”

    “不，她已死了。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死了。”

    “哦，怎么死的?”

    “血块梗塞，顾问大夫先生。”

    “血块梗塞?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令尊呢?”

    “他是得上肺炎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接着又添上一句，“我的祖父也是……”

    “哦，原来他也是这样?唔，您的祖先都是这个样子。现在就您而论，您经常贫血，可不是吗?可是在体力和脑力劳动以后，您却一点儿也不疲倦?哦，还是很容易疲倦?您是不是经常心悸?最近才发现?好。另外，您显然很容易染上黏膜炎和呼吸道疾病。您可知道，以前您染上了病?”

    “我?”

    “是啊，我已亲眼看出这个了。您听听这有什么区别?”于是顾问大夫轮流叩击他左胸的上侧和下侧。

    “那边的声音比这边的浊些，”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妙极了。您应当是一名专家。不错，这是浊音，浊音往往由已钙化的老病灶引起。钙化点，您高兴的话也可以算它为结疤。您是一个老病人哪，卡斯托尔普，可是您不知道自己有病，我们谁也不能责怪。早期诊断是有困难的，对山下的那些同行尤其有困难。我并不是想说我们的耳朵比他们尖些，不过专干这个行业好歹总有些成绩。您得明白，空气帮助我们听诊，我指的是这儿山上稀薄而干燥的空气。”

    “当然啰，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妙啊，卡斯托尔普。小伙子，您且听着，此刻我要奉上几句金玉良言。您该懂得，要是您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要是除了您身内通风管里那些浊音、疤痕以及钙化的异物外什么都万事大吉，那么我就要把您送回老家去，不再为您操什么心，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可是事实明摆在那儿，我们又发现了您的一些新情况，而且您既然已走上山来——那么汉斯·卡斯托尔普呀，打道回府就不值得喽。不久后，您又准会再上这儿来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又一次感到热血涌上心头，心房怦怦乱跳。约阿希姆却一直站在那边，双手按在背后的钮扣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地面。

    “因为除了浊音之外，”顾问大夫继续说，“您左上侧又有些粗糙，几乎是一种粗糙音，这无疑是从新病灶来的。我现在虽然还不敢说它是一个浸润性病灶，但无疑有点儿浸润。如果您就这样下山混日子，我亲爱的，您整片肺叶就会完蛋，那时候叫苦也来不及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嘴角古怪地在抽搐；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心脏顶着肋骨在狂跳不已。他掉过头去瞧瞧约阿希姆，可没有看到对方的眼睛，于是又望着顾问大夫那张两颊发青、蓝蓝的眼睛鼓起而小胡子向一侧翘起的脸。

    “还有一件客观的旁证，”贝伦斯继续说，“我们也有您的体温记录：上午十点钟三十七点六度，这同听诊的情况不谋而合。”“我倒以为，”汉斯·卡斯托尔普说，“热度是感冒引起的。”“你说感冒吗?”顾问大夫反驳说，“感冒是哪里来的?卡斯托尔普，请您再听听我要说的话，而且听时要留心。据我所知，您的头脑是迂回曲折，十分复杂的，我们这儿的空气对疾病有好处，难道您不认为是这样吗?事实上确实如此。可是同时您要懂得，这里的空气对疾病也有利，它能促进疾病的发展，使全身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它能使潜在的病患暴发，因此您的感冒发作可不是一件坏事。我不知道您在山下是不是一直有些寒热，不过我来谈谈我的看法：您上山的第一天起就已有寒热，决不是得了感冒以后才有。”

    “对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对，我真的也这么看。”

    “一有寒热，您就马上感到迷迷糊糊的，”顾问大夫证实他的看法。“这就是细菌引起的可溶性毒素。它像麻醉剂那样在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作用，您得明白；于是您的脸颊就泛起一片潮红。您现在上床躺一下再说，卡斯托尔普：我们要看看您在床上休息一两个星期以后，头脑会不会清醒些。别的且留待以后再说吧。我们要把您的内部好好透视一下——您对自己的情况了解清楚后，会感到十分高兴的。不过我也得向您直说：像您这样的病，一两天是好不了的；广告上吹嘘的有效治疗方法和什么仙丹妙药之类，都帮不了您的忙。我一眼就看出，作为病人来说，您似乎比您表哥规矩些，在适应疾病的本领方面，看来您也比那边的陆军准将强些。他一当热度退下几分，总想马上溜之大吉。看来，‘静卧’这个口令似乎不像‘立正’那样称他的心!安静是市民的首要职责，而不耐烦只会败事。卡斯托尔普，我请求您别叫我失望，并别用谎言惩罚我那对人类天性的认识吧!好吧，快走，快回到你们的小间里去!”

    顾问大夫贝伦斯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交谈，坐到写字台前。这个干许多活儿的忙人，现在乘这段空余时间赶紧写些东西，再等待下一次检查。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大踏步向汉斯·卡斯托尔普走去。他向后歪着脑袋，一只手搭在年轻人的肩膀上，宽厚地微笑着，笑时从他的胡髭中露出一排黄牙，同时还热情地握住汉斯的右手。

  • 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第一篇

    肥大的裙子

    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因被指控为一件人命案的嫌疑犯而被“强制送入”疗养与护理院（疯人院的委婉称谓）进行观察]。我的护理员在观察我，他几乎每时每刻都监视着我；因为门上有个窥视孔，我的护理员的眼睛是那种棕色的，它不可能看透蓝眼睛的我——

    因此，我的护理员根本不可能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喜欢上他了。这位门后窥视者一跨进我的房间，我就向他讲述我一生中的事件。这样一来，尽管有窥视孔的阻隔，他仍然可以了解我。看来，这个好人欣赏我所讲述的故事，因为每当我给他讲了点编造的故事时，他就给我看他最新编结的形象，以表示感激。他是不是一个艺术家，可以暂且不去讨论。可是，如果用他的创作办一个展览的话，新闻界定会给予好评，也会吸引来一些买主。他用普通的包扎用的线绳编结，线绳是在探望时间过后在他所护理的病人房间里收集来的，经过整理，编结出多层次的软骨鬼怪，随后把它们浸在石膏里，使之僵化，再插上针，固定在木头底座上。

    他经常转念头，想创造出五颜六色的作品来。我劝阻他，指着我的白漆金属床，请他想象一下，这张最完善的床如果涂成五颜六色，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呀。他一听这话，惊恐地把护理员的双手伸到脑袋上方猛地击掌，力图在他那张过于呆板的脸上同时露出各种恐惧的表情来，并且放弃了他的涂彩色计划。

    因此，我那张白漆金属架病床乃是一种准则。对于我来说，它甚至还不止如此：我的床是我最终达到的目的地。它是我的安慰，还可能成为我的信仰，如果疗养院管理处允许我作一些改变，让人把床栏杆升高，使任何人都不得过于接近我的话。

    每周一次的探望日，打断了我在白漆金属床栏杆之间编织起来的寂静。到了那一天，他们全都来了，那些要救我的人。他们以爱我来自娱，想通过我来珍视、尊重和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是多么盲目，多么神经质，又多么没有教养。他们用手指甲刮我的白漆床栏杆，用圆珠笔和铅笔在白漆上乱涂不正派的长线条小人。我的律师每次“哈-”一声闯进病房来后，随即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左脚跟的床柱子上。在他来访的时间里——当律师的话又特别多——他就用这种强暴行为剥夺了我精神上的平衡和欢畅。

    来探望我的人们，把礼物放在那幅银莲花水彩画下铺蜡布的小白桌上，把他们正在实行的或者已经盘算好的搭救计划告诉我，并且说服我，说服他们不倦地设法搭救的这个人，高度相信他们的博爱精神。在这之后，他们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生存的乐趣，便离我而去。他们一走，我的护理员便来开窗换空气，同时收集捆扎礼物的线绳。换完空气以后，他经常还能找到时间，坐在我的床边，解开线绳的结，整理好，让寂静扩展开去，直到我把寂静叫做布鲁诺，把布鲁诺叫做寂静。

    布鲁诺-明斯特贝格（我现在讲的是我的护理员的姓名，而不是在做文字游戏），籍贯绍尔兰，未婚，无子女。他给我买过五百张打字纸，钱挂在我的账上。我储存的纸张还不够，便又让布鲁诺再到兼卖儿童玩具的小文具店去一趟，替我买没有横格的纸，给我提供必要的场地，以便施展我的记忆力。啊，但愿我的记忆力准确无误！这件事我从来不托那些来探望我的人去办，不论是律师还是克勒普。仁爱之心使朋友们为我担忧，给我定下种种规定，仁爱之心也肯定禁止他们干这类危险的事情，例如带给我空白纸张，好让我用以录下我头脑里分泌出来的不连贯的音节。

    “喂，布鲁诺！”我对他说，“你能替我买五百张清白的纸吗？”布鲁诺抬头望着天花板，要找出一个譬喻来，他的食指也指着同一个方向，然后回答说：“您的意思是白纸，奥斯卡先生。”

    我坚持用“清白”这个字眼，还要求布鲁诺到了店里也这么讲。傍晚时，他买了一包纸回来，还想要我觉得他真像个若有所思的布鲁诺。他几次三番抬起头来，久久地凝视天花板，从那里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全部灵感，稍后才说出这么几句话来：“您向我推荐了那个恰当的字眼。我向女售货员要清白的纸，她给我去取之前，就羞得满脸通红了。”

    我害怕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具店里的女售货员们，后悔自己不该把纸称之为清白，因此保持沉默，一直等到布鲁诺离开病房，这才打开五百张打字纸的纸包。

    我把这种柔韧的纸拿在手上，掂量的时间并不太长。我取出十页，把其余的保存在床头柜里，又在抽屉里的照相簿旁边找到了钢多，钢笔是灌满了的，墨水也不缺少，那么，我从何写起呢。

    一则故事，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者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来来点时髦，完全撇开时间与空间，到末了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在最后一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可以开宗明义地声称，当今之日，写长篇小说已无可能，然后，譬如说，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声嘶力竭的呐喊者，把他当作最后一个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我也听人讲过，若要给人好印象，谦虚的印象，便可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了，因为有个性的人已不复存在，因为个性已经丧失，因为人是孤独的，人人都同样孤独，无权要求个人的孤独，因此组成了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群体。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可能有它正确可信的地方。可是，就我，奥斯卡，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而言，我敢说，我们两人都是英雄，完全不同的英雄。他在窥视孔后面，我在窥视孔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我们两个，由于既有友谊又很孤独，因此仍然构不成无名的、无英雄的群体。我将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因为一个人倘若没有耐心，在写下自己存在的日期之前，连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想去回忆的话，他就不配写自传。所以，我要向不得不在我所居留的疗养与护理院外面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的诸君，向每周来探望我一次的、根本想不到我会储存纸张的诸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奥斯卡的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在十月某一天傍晚的时候，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一块土豆地的地边上。如果在上午，你就能看到我的外祖母如何熟练地把枯萎的土豆秧整整齐齐地归成堆。到了中午，她便吃涂糖汁的猪油面包，接着，掘最后一遍地，末了，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两只差不多装满土豆的篮子中间。她的靴底同地面构成一个直角，靴尖差一点碰到一起，靴底前闷烧着一堆土豆秧，它间或像哮喘似的冒出一阵阵火西，送出的浓烟，与几乎没有倾斜度的地壳平行，局促不安地飘去。那是一八九九年。她坐在卡舒贝地区[日耳曼化的西斯拉夫人居住的、原西普鲁士西北部和波美拉尼亚东北部的地区，直到1945年，大约有十五万人讲卡舒贝语，这种语言是介乎波兰语和西波美拉尼亚语之间的一种方言]的心脏，离比绍不远，更靠近拉姆考与菲尔埃克之间的砖窑，面对着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中间通往布伦陶的公路，背朝着戈尔德克鲁格的黑森林。她坐着，用一根烧焦了的榛木棍的一端，把土豆捅到热灰下面去——

    我在上文特别提到了我的外祖母的裙子，说她穿着几条裙子坐在那里，我希望这已经点得够清楚的了。我甚至把这一章冠以《肥大的裙子》的标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应当如何感激这种衣裳。我的外祖母不仅穿一条裙子，她套穿着四条裙子。你不要以为她穿了一条裙子和三条衬裙；她穿着四条裙子，一条套一条，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每天里外倒换一次。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或者说，看到它根本没有式样。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的裙子都偏爱土豆色。这种颜色必定同她最相称。

    除去这种颜色以外，我外祖母的裙子的特点是尺寸宽大，过分地浪费衣料。它们圆墩墩的，风来时，似波浪翻滚，风吹到时，倒向一边，风过时，劈啪作响，风从背后吹来时，四条裙子一齐飘扬在我外祖母的前头。她坐下来时，四条裙子便聚拢在她的周围。

    除去这四条经常蓬松一团、下垂着、起皱褶，或者硬撅撅、空荡荡地挂在她床头的裙子而外，我的外祖母还有第五条裙子。这一条同另外四条土豆色裙子毫无区别。这第五条裙子并非永远排行老五。同它的弟兄们一样（因为裙子是阳性名词），它也得服从轮换的需要，并且同它们一样，如果轮到它的话，那便是在第五天星期五，它就被扔进洗衣桶里，星期六晚上被挂到厨房窗前晾衣服的亚麻绳子上，晾干了以后，又被放到熨衣服的木板上。

    每逢星期六，我的外祖母便打扫屋子，烤面包，洗衣服，熨衣服，挤牛奶，喂母牛。一应杂事完毕，她便从头到脚泡进洗澡桶里，从肥皂水里稍稍探起身子，随后让桶里的水回到原来的高度。她裹上一条似盛开的大花朵的毛巾，坐在床沿上，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放着四条穿过的裙子和一条刚洗干净的裙子。她用右手的食指撑着右眼的下眼皮，不向任何人——包括她哥哥文岑特在内——征求意见，因此很快就打定了主意。她光着脚站起来，用脚趾把那条已经失去土豆色柔和光泽的裙子踢到一边。那条新洗干净的裙子就顶替了这个空缺。

    星期日早晨，她把裙子的顺序作了新的调整后，便出发去拉姆考上教堂，去朝拜在她心中有固定想象的主耶稣。新洗干净的裙子穿在第几层呢？我的外祖母不仅爱干净，而且也是个有点爱虚荣的女人，她把最好的一条穿在别人能看见的那一层，外露在晴朗天气里的阳光底下。

    那天是星期一下午，我的外祖母坐在闷烧着的土豆秧堆旁。星期日穿在最外边的那条裙子，星期一换到了第二层，而星期日温暖她肌肤的那一条，在星期一阴暗的天色里飘荡在她髋部的最外层。她吹着口哨，脑子里并没有想着什么曲子，一边用榛木棍把第一个门熟了的土豆从灰堆里扒出来。她把它扒到离问烧着的土豆秧堆较远的地方，让风把它吹凉。她用一根尖树枝插住这个表皮烧焦并裂开的块茎，举到嘴边。她不再吹口哨，而是从两片被风吹得焦燥干裂的嘴唇间送出气来，吹捧土豆表皮的灰和土。

    她闭上眼睛，吹着灰土。当她认为吹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她先睁开一只眼睛，再睁开另一只，用牙缝颇宽、此外别无缺陷的门牙咬了一口，随即把咬剩的土豆挪开，咬下的半个粉状的、还太烫的土豆则留在张开的嘴里冒着热气。她的鼻孔鼓着，吸着烟和十月的空气，圆睁的眼睛沿田地望去，直盯着被电线杆和砖窑烟囱上端整三分之一那一段分割开的地平线。

    有什么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我的外祖母闭上嘴巴，抿紧嘴唇，眯缝着眼睛，咀嚼土豆。有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有东西在那里跳动。三个男人在电线杆之间跳动，三个男人向烟囱跳去，随后在烟囱前面转着圈儿；一个人回到原处，重新起跳，这个人看来又矮又宽，他跳着过了砖窑；另外两个，又细又高，紧跟在他背后过了砖窑，又回到电线杆中间；那个矮而宽的，拐来拐去，显得比细而高的两个更焦急更匆忙；那两个不得不又向烟囱跳去，因为矮而宽的那个已经跳了过去；他们刚开始跳的时候，他已经同他们两个相隔有一个拇指宽的距离了；他们突然消失，看样子像是失去了兴头；而那个矮的，在从烟囱跳开去的中途，也隐没在地平线后面了。

    现在看不见他们了，这可能是幕间休息，或者是在换戏装，要不就是他们去打砖坯，领报酬了。

    我的外祖母正要利用这个间歇去叉第二个土豆，却叉了一个空。因为那个看去又矮又宽的人，还是穿着原来的服装，爬上了地平线。那似乎是一道木栅栏，他似乎把那两个跟在他背后跳跃的人甩在栅栏后面，留在砖堆间，或者留在通往布伦陶的公路上了。尽管如此，他仍是急匆匆的，想要跳得比电线杆更快。他以慢动作的大跳越过田地；他在烂泥地里跳动，泥块从鞋底上甩出；在管他一跳很远，但仍像在烂泥地里爬行。有时他仿佛粘在泥里，随后又停留在空中静止不动，在不高但距离颇远的跳跃过程中，擦一擦他额头上的汗，接着两条腿又粘在那片新犁过的地里。这片地在五摩尔根[旧时德国的地亩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千五百到三千四百平方米]土豆地旁边，一直延伸到田间窄道——

    他好不容易到了窄道上，这个矮而宽的还没有在那里隐没，另外两个高而细的也爬上了地平线。方才他们可能到砖窑去了一趟，现在在烂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他们又高又细，但并不瘦。我外祖母瞧着，又没能叉中土豆；因为这样的事情并不常见，三个成年人，尽管身材不同，都在电线杆周围跳动，差一点折断了砖窑的烟囱，随后相互间隔一段距离，先是那个矮而宽的，后是两个高而细的，这三个都同样费劲但同样顽强地在烂泥地里跳动，靴底的泥团，甩掉又粘上，越粘越厚。他们就这样跳过了文岑特两天前刚犁过的土地，消失在窄道上。

    现在他们三个都走了，我的外祖母可以放心去又那个快凉了的土豆。她匆匆吹掉表皮的灰和土，把土豆整个地塞进嘴里，一边想着——如果她在想些什么的话——他们可能是砖窑上的人，一边咀嚼着，口腔做着圆周运动。这时，一个人从窄道上跳了出来，黑色小胡子上的眼睛发狂地四下窥探，两下子就跳到火堆旁，同时站到了火堆前、火堆后、火堆旁，咒骂着，战战兢兢，走投无路，退回去已经不行，因为那两个高而细的跟着在窄道上追来了。他拍打自己，拍打膝盖，头上的眼睛像要瞪出来似的，额上汗珠直冒。他大胆地爬近，气喘吁吁的，小胡子颤动着，一直爬到靴底前；他爬到我外祖母身边，像一头矮胖的小动物，瞧着我的外祖母，瞧得她不得不叹气，不能再嚼嘴里的土豆，脚尖翘起，靴底与地面成了斜角。她不再去想砖窑、砖堆、烧砖的、打砖坯的，而是撩起裙子，不，撩起四条裙子，同时高高撩起，让这个不是砖窑上的矮而宽的人能够钻到底下去，连同他的黑色小胡子一齐钻进去。他看上去不再像一头小动物，既不是从拉姆考也不是从菲尔埃克来的。他怀着恐惧钻到了裙子底下，不再拍打膝盖，既不矮也不宽了，尽管如此，还是找到了容身之地，他忘掉了喘息、颤抖和拍打膝盖的手：此时，一片寂静，好似创世的第一天，也像世界末日，微风在火堆里低吟，电线杆无声地报数，砖窑的烟囱立正。她，我的外祖母，把最外面一条裙子抚平，明智地遮住第二条，她几乎感觉不到第四条裙子下面的他，也不让第三条裙子知道有什么东西使她的肌肤觉得新奇。是的，这是新奇的，可是上面一条裙子被明智地抚平了，第二和第三条裙子也都蒙在鼓里。她从热灰里扒出两三个土豆，从右胳膊肘边上的篮子里拿出四个生的，一个接一个地捅进热灰里去，用更多的灰把它们埋上，拨弄着，直到冒出了浓烟——她还能做什么别的呢？

    我的外祖母刚把裙子抚平，闷烧着的土豆秧堆冒出来的浓烟，方才由于拼命拍膝盖、换地方和拨弄而乱了方向，现在顺着风向形成黄色的一股，贴着地面向西南飘去。跟在如今藏身裙子底下的矮而宽的家伙后面紧追不舍的那两个高而细的，像幽灵似的从窄道上走来。他们高而细，由于职业关系，身穿农村保安警察的制服。

    他们差不多贴着我的外祖母身边跑过去。其中一个不是甚至跳过了火堆吗？可是他们突然想起自己是有鞋跟的，便用鞋跟煞住了身子，转过脸来，脚登皮靴，一身制服站在浓烟里，连连咳嗽，又从浓烟里拔出穿制服的身子，连浓烟也捎带了出来。他们还一直咳个不停，一边同我的外祖母搭话，问她是否看见那个科尔雅切克，还说她一定看见了的，因为她坐在此地，坐在窄道边上，而他，科尔雅切克，正是从窄道上逃过来的。

    我的外祖母说，她没有见到过科尔雅切克，因为她不认识科尔雅切克这么个人。她想了解，他是不是砖窑上的，因为她只认识砖窑上的人。两个穿制服的把科尔雅切克向她描述了一番，说他不是同砖头打交道的，而是一个又矮又宽的家伙。我的外祖母回想了一下，说她见到这么一个人跑了过去，并用叉着冒热气的土豆的尖树枝指着比绍方向的某处，顺着树枝上的土豆望去，是从砖窑的烟囱往右数第六和第七根电线杆之间。我的外祖母说，她可不知道那个奔跑的人是不是科尔雅切克，并指着靴底前那堆火请他们原谅，说她之所以讲不清楚，是因为这堆火把她折腾苦了；这堆火不死不活，弄得她顾不上管别人的闲事；无论是从这里跑过去的人，还是站在浓烟里的人，凡她不认识的人的事情，她是从来都不过问的；她只认识比绍的、拉姆考的、菲尔埃克的以及砖窑上的人，对她来说，这已经够多的了。

    我的外祖母说罢这一番话，叹息了几声，声音够大的，那两个穿制服的听了便问她有什么好唉声叹气的。她对着那堆火点点头，意思是说，她叹息是因为这一小堆火阴不阴，阳不阳，也多少是由于好几个人呆在浓烟里。说完，她用间距很大的门牙咬下半个土豆，一门心思地咀嚼，两个眼珠子转到左上角。

    穿农村保安警察服的两个人，从我外祖母心不在焉的目光里瞧不出什么名堂来，也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到电线杆后面的比绍去寻找，于是，便用身边挂着的刺刀会捅土豆秧堆。他们突然灵机一动，两个人同时踢翻了我外祖母胳膊肘旁差不多装满了土豆的两只篮子，想了半天也不明白，为什么篮子里只有土豆朝他们的靴子滚去，却偏偏没有科尔雅切克。他们满腹狐疑，蹑手蹑脚地绕着土豆堆转，似乎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科尔雅切克竟能藏进土豆堆里去；他们还是用刺刀对准了扎进去，但听不见有被刺中的人发出的号叫声。他们怀疑每一丛枝叶凋零的灌木，每一个耗子洞，某一个鼹鼠窝集中的地方，并且始终怀疑我的外祖母。她像扎了根似的坐在那里，连连叹气，瞳孔转到了眼睑底下，只让人看见眼白。她挨个儿地念着一切圣者的卡舒口姓名——由于这堆火阴阳怪气，由于两篮子土豆被踢翻在地，她伤心地加重语调，声音越来越响。

    两个穿制服的人待了整整半个小时，时而远离火堆，时而靠近火堆，目测砖窑烟囱的方位，想要去占领比绍，却又推迟进攻，把蓝红色的手伸到火堆上方，直到我的外祖母用树枝又着表皮烤裂的土豆，给了他们每人一个，但她并没有因此中断叹息。那两个穿制服的人嚼到半截，又想起自己公务在身，便在地里，沿着窄道旁的荆豆丛，跳出去一石之遥，惊起一只野兔，但是它并不叫科尔雅切克。他们又发现火堆旁有热气腾腾的粉白色土豆，还由于这一通追打筋疲力尽，便下定决心，和和气气地把生土豆重新抬回到那两只篮子里去；至于方才把篮子一脚踢翻，那是因为公务在身，不得不这么干。

    傍晚将十月的天空挤压出一阵斜飘的细雨和墨水似的暮霭。这时，他们还在迅速而没精打采地进攻远处一块黑——的界石，干掉了这个敌人以后，他们觉得折腾够了。他们还踢了踢腿，像祝福似的把手伸到被细雨打湿、冒着长而宽的浓烟的小火堆上方，再次在绿烟中咳嗽一通，在黄烟中熏出了眼泪，然后边咳嗽，边流泪，抬起靴子，向比绍方向走去。要是科尔雅切克不在此地，那他必定在比绍。农村保安警察永远只知道两种可能性。

    慢慢地熄灭的火堆里冒出的烟，像第五条同样肥大的裙子蒙住了我的外祖母，把她，她的四条裙子，她的叹息声，圣者名字的呼唤声，同科尔雅切克一样地罩在烟裙底下。等到两个穿制服的人变成摇摇晃晃的圆点，慢慢消失在电线杆之间的暮色中时，我的外祖母才费劲地站起身来，似乎她已经生了根，而现在正把这刚开始生长的植物连同泥土和纤维一齐拔出来。

    科尔雅切克觉得身上发冷。他突然失去了遮盖，又矮又宽地躺在雨里。他赶紧把待在裙子底下时解开的裤子扣上，当时他害怕，急需寻找避难所，只要有地方可躺，不管是何处。他手指动作敏捷地系上钮扣，生怕他的活塞着凉，因为在这秋天的天气里，大有得感冒的危险。

    我的外祖母在热灰里还找出四个熟土豆。三个给了科尔雅切克，一个留给自己。她张嘴吃土豆前，先问他是不是砖窑上的，尽管她明明知道科尔雅切克是从别处来的，偏偏不是砖窑上的人。她没等他答话，就请他帮忙拿较轻的一只篮子，自己弯腰提起较重的那一只，还空出一只手，拿起她的耙子和锄头。于是，她拿着篮子、土豆、耙子、锄头，四条裙子像风帆似的鼓起，朝比绍采石场走去。

    采石场不在比绍，而是更靠近拉姆考。他们让砖窑留在左边，自己朝黑森林走去，戈尔德克鲁格就在黑森林里，再过去才是布伦陶。采石场在黑森林前的一个坑里。矮而宽的约瑟夫-科尔雅切克跟随我外祖母向那里走去，他再也不能同这四条裙子分离。

    木筏底下

    在此地，躺在疗养与护理院里用肥皂水刷洗干净的金属床上，在背后贴着布鲁诺眼睛的玻璃窥视孔的视野之内，回忆并描绘卡舒贝闷烧着的土豆秧堆里冒出的烟柱以及十月的雨的阴影线，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如果没有我这面鼓（只要熟练而有耐心地敲打，它便能回忆起全部必需的细枝末节，供我去芜存菁，把主要内容记录到纸上），如果我得不到疗养院管理处的同意，让这面鼓每天同我聊上三到四个小时，那么，我便会成为一个连有据可考的外祖父母都没有的可怜人。

    不管怎么说，我的鼓告诉我：一八九九年十月的那天下午，正值南非的奥姆-克吕格尔[原名保鲁斯-克吕格尔，又名奥姆-保罗，1880年领导布尔人抗英，1883年任德兰斯瓦尔总统。1899年10月，英国殖民当局入侵，克吕格尔战败，1900年9月逃往欧洲]擦他的反英浓眉的时候，在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之间，比绍的砖窑附近，在四条同样颜色的裙子底下，在浓烟、畏惧、叹息、斜雨和圣者名字的痛苦呼唤声中，在两名农村保安警察毫无想象力的盘问以及他们被烟熏迷糊了的目光底下，矮而宽的约瑟夫-科尔雅切克使安娜-布朗斯基受孕，怀了我的妈妈阿格内斯——

    安娜-布朗斯基，我的外祖母，在那天黑夜里就改换了她的姓：在一位施圣礼向来慷慨大度的神甫帮助下，她改称安娜-科尔雅切克，并跟随约瑟夫，尽管没去埃及，至少也到了莫特劳河畔的省城。在那里，约瑟夫当上了一名筏夫，摆脱警方，获得暂时的安宁。

    为了增强悬念，我先不讲莫特劳河河口那座城市的名称，尽管它是我母亲的诞生地，现在就值得讲出来。一九○○年七月底，正是人家决定把帝国战舰建造计划翻一番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太阳位于狮子宫时见到了世界之光。自信而放荡，慷慨而虚荣。星相图上的第一宫，也称命宫，待在那里的是易受影响的双鱼座。太阳的位置与海王星冲[太阳系中，除水星和金星外，其余的某一行星运行到跟地球、太阳成一条直线而地球居中时，叫做冲]。海王星住在第七宫或室女宫，这将带来混乱与麻烦。金星与土星冲，谁都知道，土星兆肝脾不调，俗称晦气星，它入主摩揭宫，毁于狮子宫；海王星向土星献鳗鱼，并得到鼹鼠作为回敬；土星爱吃颠茄、葱头和甜菜，它咳出熔岩并使葡萄酒变酸；土星和金星一同住在第八宫，亦称死宫，这预兆意外死亡；与此相反，在土豆地里受孕的事实，许诺土星在亲人命宫里的水星保护下得到冒极大风险的幸福——

    写到这里，我必须插进一段我母亲提出的抗议，因为她始终否认我外祖母是在土豆地里受孕的。据她讲，虽说她父亲在土豆地里尝试这样于（她最多承认这一点），但是无论他的位置或者安娜-布朗斯基的位置都没有选择好，未能创造有利条件，使科尔雅切克成为胎儿之父。

    “这必定是在那天夜里逃跑的路上发生的，可能在文岑特伯伯的棚车里，甚至可能在我们到了特罗伊尔，在筏夫们那里找到了落脚安身的地方以后。”

    我妈妈总爱用这样的话作理由，来确定她的生命起源的日期。于是，本该知道实情的我的外祖母，却一个劲儿地点头，并说：“不错，孩子，这必定是在棚车上，或是到了特罗伊尔以后的事情，在地里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天又刮风，又下雨。”文岑特是我外祖母的哥哥。他妻子早年亡故之后，他曾去琴斯托霍瓦朝圣，得到琴斯托霍瓦的圣母[挂在琴斯托霍瓦一所寺院里的一幅圣母像，历来认为是圣-路加（《圣经》故事中的早期教会人物，原为医师，曾随保罗到各地传教）所画。据传，1655年，但泽被瑞典人围困，曾赖圣母的神力解围。次年，波兰国王约翰-卡西米尔宣布圣母马利亚为波兰女王。此为波兰最著名的宗教圣物之一，每年有大批教众朝拜]的神谕，要把她当作未来的波兰女王看待。从此以后，他成天埋头在离奇古怪的书籍里搜寻，并发现每一句句子都证实圣母有权要求得到波兰王国的王位。他把料理家务和种那几亩农田的事都交给了他的妹妹。他有个儿子名字叫扬，当时才四岁，身体瘦弱，动不动就爱哭。扬不但放鹅，还收集彩色小画片以及邮票；这样小小的年纪就集邮，真是不祥之兆——

    我的外祖母拿着土豆篮，领着科尔雅切克，回到受天国的波兰女王保佑的农舍。文岑特听完事情经过，拔腿跑到拉姆考，一通敲门，把神甫唤了出来，让他带上施圣礼的一应杂物，去替安娜和约瑟夫证婚。神甫睡意正浓，致完被连连的呵欠拖长了的祝福辞，拿到一大块肥肉作为酬劳，告别了被祝福者。他刚转身离去，文岑特便牵马套上棚车，铺上干草和空麻袋，让新郎新娘上车，让冻得发抖、低声哭泣的扬坐在马车夫台上自己身边，再让牲口明白，它现在得笔直地冲进茫茫黑夜：新婚夫妇要求快马加鞭。

    在始终还是黑沉沉但行将消逝的夜里，马车抵达省城的木材港。朋友们收留了这对逃亡的夫妇；他们同科尔雅切克一样，都是当筏夫为生的。文岑特可以走了，他驾着小马返回比绍；一头母牛，一只山羊，一只母猪和若干小猪，八只鹅，看门狗，都等着他去喂食。他还要让儿子扬上床睡觉，扬已经有点低烧了。

    约瑟夫-科尔雅切克躲藏了三个星期之久，蓄起头发，理了一个分头，刮掉了小胡子，给自己留下了证明历史清白的证件，冒名筏夫约瑟夫-符兰卡找到了工作。这个筏夫符兰卡，在一次斗殴中被人从木筏上推下水去，淹死在莫德林往南的布格河里，不过警察局对于此事一无所知。为什么科尔雅切克非得口袋里揣着他的证件才去找木材商和伐木场谈工作呢？因为他过去有一段时期不当筏夫，而在施韦茨的一家锯木厂干活。由于他，科尔雅切克，把一道栅栏油漆成刺激性的红白两色[当时的波兰国旗为红白两色]，老板便同他争吵起来。老板说他故意挑衅，便从栅栏里拔出红色和白色板条各一根，用这些波兰板条揍科尔雅切克的卡舒贝人的脊背，把板条打个粉碎，成了一堆红白两色的劈柴。这一来，挨揍的那个便有了充分的理由。当天夜里，毫无疑问是在满天星斗的夜里，他一把火把这家新建的、油漆一新的锯木厂烧了个红光冲天，向虽被瓜分却因此而统一的波兰致敬[波兰建国于公元965年；1773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俄、奥、普瓜分。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被普鲁士瓜分的波兰领土成为西普鲁士和波森两省]——

    就这样，科尔雅切克成了纵火犯，而且成了一名惯犯，因为自那以后，在整个西普鲁士，锯木厂和林场都为红白两色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提供引火物。每逢事关波兰前途的时候，即使在发生那几场大火的时候，童贞女马利亚总要参与，据目击者（其中可能还有活到今天的）称，他们见到一位头戴波兰王冠的圣母，站在许许多多正在倒塌的锯木厂屋顶上。据说，每回大火起时总要在场的民众都同声高唱圣母颂，而且还宣誓赌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尔雅切克几次纵火的场面，必定庄严肃穆。

    纵火犯科尔雅切克被人控告，受到通缉，而筏夫约瑟夫-符兰卡则历史清白。他父母双亡，做人不怀恶意，孤僻褊狭，不仅没有人找他麻烦，而且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把自己的嚼烟分成每天一份，直到布格河收容了他。他留下的遗物是一件短上衣、口袋里的证件以及三天的烟草。溺毙的符兰卡不可能再来报到，也没有人问起淹死的符兰卡而让有关的人为难。于是，与这个落水鬼体格相似，同样有一颗圆脑袋的科尔雅切克，先是战战兢兢地钻进他的短上衣里，然后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有官方文件证明历史清白的人。他戒掉了烟斗，嚼上了烟草，甚至继承了符兰卡的性格特征和讲话的缺陷，在此后的岁月里，扮演了一个干活卖力、勤俭节约、说话有点结结巴巴的筏夫的角色，乘着木筏，跑遍了涅曼河、布布尔河、布格河和魏克塞尔河的林区和河谷。他甚至在马肯森指挥下的王储轻骑兵团[但泽附近驻扎轻骑兵近卫旅，旅长奥古斯特-封-马肯森（1849～1945），第一团团长是王储威廉（1882～1951）]里当上了一名下士，因为符兰卡没有服过兵役。可是，比这个落水鬼年长四岁的科尔雅切克却当过炮兵，在托恩留下过一份糟糕的档案记录——

    强盗、杀人凶手和纵火犯中间最危险的分子，还在抢劫、杀人、放火的时候，就等待着机会，去获得一份体面而稳当的职业。其中有一些，或者煞费苦心，或者碰巧走运，找到了这样的机遇。假冒符兰卡的科尔雅切克是一个好丈夫。他改掉了自己的纵火恶习，甚至一见火柴就浑身哆嗦。摆在厨房桌子上洋洋自得的火柴盒，只要被这个可能制造过的火柴的人看到，就非遭殃不可。他随手就把这种犯罪的诱惑物扔到窗外去。因此，对于我的外祖母来说，要能按时做出热饭热菜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全家人经常坐在黑——的屋子里，因为没有引火物点燃汽油灯。

    然而，符兰卡不是一个霸道的人。星期天，他带着他的安娜-符兰卡到下城的教堂去，并允许她像当年在土豆地里那样套穿四条裙子；她已经正式嫁给了他，并在结婚登记处办了手续。冬天，当河流冰封，筏夫们都闲着的时候，他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只有筏夫、舵工和造船工人居住的特罗伊尔，照管他的女儿阿格内斯。阿格内斯的性格看来像她父亲，因为她不是钻到床底下便是藏在衣橱里。逢到客人来时，她就坐在桌子底下，抱着她的破布娃娃。

    对于这个小姑娘来说，最要紧的便是藏起来，在藏身处找到类似于约瑟夫躲在安娜的裙子底下时所找到的那种安全，同时也找到乐趣，但是与她父亲所找到的不同。纵火犯科尔雅切克吃够了被人追捕的苦头，心有余悸，完全能够理解他女儿需要庇护的心理。因此，有一天需要在这一间半住房像阳台似的突出部盖兔舍时，他就替阿格内斯用木板隔出了一个小间，完全适合她的身材大小。我妈妈小时候就坐在这样一间小棚里，玩她的娃娃，慢慢长大。后来，她已经上学的时候，据说她扔掉娃娃，玩起玻璃珠和彩色羽毛来了，并且第一次表现她对于易破碎的美有感受力。

    由于我急于预告我自己生命的起源，读者或许能允许我将“哥伦布”号在席哈乌船坞下水那一年，即一九一三年以前的事情一笔带过，因为符兰卡一家像随波逐流的木筏，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这一段光阴，只是到了那一年，始终没忘记追捕假符兰卡的警察局才找上门来。

    麻烦事是这样开头的：同每年夏天一样，一九一三年八月，科尔雅切克出发去基辅。他将从那里放大木筏下来，归途取道普里皮亚特河、运河和布格河，到莫德林再入魏克塞尔河。他们总共十二名筏夫一起出发，先乘锯木厂雇的拖轮“拉道纳”号，从威斯特利希新航道溯着死魏克塞尔河上航至艾因拉格，随后入魏克塞尔河，逆流而上，经凯泽马克、莱茨考、查特考、迪尔绍和皮埃克尔，到托恩停泊过夜。锯木厂新老板在这里上船，他也要去基辅监督这次木材购买事宜。这就是说，“拉道纳”号清晨四点解缆开航时，他已经在船上了。科尔雅切克第一次看到他是在船上厨房吃早饭的时候。他们面对面坐着啃面包，咂咂有声地喝着麦茶。科尔雅切克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个宽肩膀的秃顶让人取来伏特加，给大家把喝空的茶杯斟满。吃到一半，坐在另一头的人还在倒酒时，他开了腔作自我介绍：“这么一来，你们就知道了，我是新老板，姓迪克尔霍夫。敝人是讲究秩序的！”

    筏夫们按照他的吩咐，顺着座位的秩序，一个挨一个地自报姓名然后干杯，伏特加咕嘟一口灌下时，辣得喉结直跳。科尔雅切克先干了酒，随后报了自己的姓——“符兰卡”，一边眼睛死盯着迪克尔霍夫。他像前几次一样点头，也像前几次重复别人的姓那样重复了一声：“符兰卡”。尽管如此，科尔雅切克觉得，迪克尔霍夫重复这个已淹死了的筏夫的姓时，加重了语调，不是尖锐地加以突出，而是带着沉思的味道。

    “拉道纳”号在领水员们轮流协助下，灵巧地避开沙洲，逆着浑浊的潮水，沿着唯一一条可辨认的航道隆隆向前驶去。左岸右岸，堤坝后面，清一色都是已收割的农田，不是一望平川便是丘陵起伏。树篱，田间小路，长满金雀花的盆地，零零散散的农舍之间一片平原，像是天然的骑兵冲锋的战场，专为左边在沙盘里变换队形的波兰长枪骑兵师、为跃过树篱的轻骑兵、为年轻骑兵军官的梦想、为已在此地进行过并将屡屡重演的战役而设，同时也为这样一幅油画而设：鞑靼人伏在鞍上策马奔驰，龙骑兵的马前腿悬空而立，长剑骑士倒下，骑士团团长血染长袍，胸甲上则无一处创伤，马索维恩[魏克塞尔河中段的一个独立的公爵领地。1225年或1226年，公爵康拉德一世曾向德意志骑士团求援，以抵御普鲁士人；1410年坦能贝格一役，骑士团被歼，马索维恩被普鲁士人所占]公爵砍倒一人；还有那些马，马戏团都没有的良种白马，烦躁不安，满身流苏，肌腱画得那么逼真，鼻孔鼓着，呈洋红色，往外喷气，穿透这鼻息的是系着三角旗、矛尖朝下的长枪；高擎的马刀，把天空和晚霞分割成条条块块；那里，在背景上（因为每幅油画都有背景），在黑马的后腿之间，紧贴地平线的是一座平和的小村落。炊烟袅袅，矮墩墩的农舍，干草的屋顶，布满苔藓的墙；在农舍里，贮存着漂亮的、准备来日大显身手的坦克，到那时，它们也将进入画面，在魏克塞尔河堤坝后面的平原上长驱直入[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有如夹在重甲骑兵之间的小马驹——

    快到符沃茨瓦维克时，迪克尔霍夫用手指弹了弹科尔雅切克的上衣说：“请告诉我，符兰卡，在多少多少年以前，您有没有在施韦茨一家锯木厂干过活，后来把厂子烧了？”科尔雅切克很费力地摇头，仿佛得了硬脖症，同时使自己的眼睛流露出忧伤和倦意。见了这样的目光，迪克尔霍夫就不再问下去了。

    布格河在莫德林与魏克塞尔河汇合。“拉道纳”号拐进布格河时，科尔雅切克同全体筏夫一样靠在船栏杆上，朝河里牌了三口唾沫。迪克尔霍夫拿着一根雪茄站在他身旁，问他借个火。这个词儿，火柴这个词儿，像一个寒噤从科尔雅切克背脊上直流下去。“伙计，我只是问您借个火，用不着脸红嘛。难道您是个大姑娘吗？”

    他们已经过了莫德林，这时，科尔雅切克脸上的红晕方消。这并非羞惭的红晕，而是他在锯木厂放的那场大火映照在他脸上经久未消的余晖。

    “拉道纳”号在布格河逆水上行，穿过连接布格河与普里皮亚特河的运河，经普里皮亚特河进入第聂伯河。在莫德林到基辅这一路上，科尔雅切克-符兰卡和迪克尔霍夫之间再也没有进行过交谈可供复述。在拖轮上，筏夫们之间，烧火工与筏夫之间，舵工、烧火工和船长之间，船长与经常更换的领水员之间，自然发生过一些据说是男子汉之间通常出现的那种事情，也许当真如此此。我可以想象出卡舒口筏夫同那个舵工之间的争吵，他是什切青人，或许由于他而酿成一次反叛：在船上厨房里举行了会议，抽签选出首领，下了口令，还磨快了短剑。

    撇开这个不谈吧。那里既没有进行政治性的争论或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械斗，也没有由于社会不平酿成严重的暴动而耸人听闻。“拉道纳”号添足了煤，继续它的航程，有一次（我想，那是刚过了普沃茨克），船撞到了沙洲上，但是它靠自己的动力摆脱了。船长巴布施，新航道人，同一名乌克兰领水员激烈地争吵了几句。就是这些，在航行日志上再无别的记载。

    倘若非得让我写一本科尔雅切克的思想日志，或者锯木厂老板迪克尔霍夫的内心世界日记的话，倒是可以有好几种写法，而且惊险动人。嫌疑，证实，犹豫，几乎同时迅速地消除了犹豫，如此等等。他们两个都胆战心惊。迪克尔霍夫比科尔雅切克害怕得更厉害，因为现在是在俄国境内。迪克尔霍夫可能同当年可怜的符兰卡一样，被人从甲板上推落河里，或者，到了基辅以后，在木材堆积场上，由于它面积极大，一望无际，一个人进了这样的迷宫，很容易失去他的护卫天使，迪克尔霍夫可能由于巨木堆突然崩塌，难以阻止，终于被压倒而丧生。也可以写他如何遇救脱险。他被一个名叫科尔雅切克的人搭救。此人先把锯木厂老板从普里皮亚特河或布格河里捞起来，然后在基辅那个没有护卫天使的木材堆积场上，当巨木像雪崩似的倒塌时，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迪克尔霍夫拽了出来，使他幸免于难。那将是多么动人的一幕啊，如果我现在可以这样向你叙述的话：那个被淹得半死不活的或者险些被碾成菌粉的迪克尔霍夫，虽然呼吸还十分困难，眼睛里还存留着死神的阴影，却立即凑到假符兰卡的耳边悄悄地说：“谢谢，科尔雅切克，谢谢！”随后，在必要的停顿之后，又说，“我们之间恩怨相抵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他们客客气气，可有些干巴巴，尴尬地微笑着，互相看着对方泪珠闪闪的男子汉的眼睛，畏畏缩缩地握了握对方长有老茧的手。

    这种场面，可以在仇家解怨的影片上看到，如果导演不乏才思，又让两个仇人结成伙伴，历尽艰难曲折，干出千百桩冒险事来，再加上演技精湛，摄影上乘，那就更使观众如醉如痴了。

    但是，科尔雅切克既没有机会把迪克尔霍夫淹死，也没有把他从滚落的巨木这死神的魔爪下营救出来。迪克尔霍夫盘算着自家公司的赚头，在基辅买下了木材，监督工人把木材扎成九个木筏，同往常一样，用俄国货币预支给筏夫们相当一笔定钱，随后上了火车，经华沙、莫德林、德意志艾拉乌、马林堡、迪尔绍，回到他的公司。公司的锯木厂坐落在克拉维特尔船坞和席哈乌船坞之间的木材港。

    在我让筏夫们辛苦几个星期从基辅顺流而下，经过大小河流、运河，最后进入魏克塞尔河以前，我先要考虑，迪克尔霍夫是否已经确有把握地认出了符兰卡就是纵火犯科尔雅切克。我可以说，只要这位锯木厂老板坐在这个不怀恶意、为人随和、尽管孤僻褊狭却仍受大家喜爱的符兰卡身边，他就不希望这个旅伴是那个胆大包天、为非作歹的科尔雅切克。直到他坐上了火车车厢的软席，他才放弃了这一希望。火车到达他的目的地，但泽车站（现在我才把这个地名讲了出来），迪克尔霍夫已经打定了自家的主意。他让人把行李扛上马车，拉回家去，自己空身一人，精神抖擞地到附近设在维本瓦尔的警察局去。他跳上石阶，走进大门，细心寻找，很快找到了那间办公室，室内的布置显出客观公正之貌。迪克尔霍夫作了一个仅限于陈述事实的扼要报告。锯木厂老板不是控告，仅仅请求警察局调查一下符兰卡是否就是科尔雅切克，警察局一口答应。

    在木筏载着芦苇棚和筏夫们沿河而下的几星期内，许多有关的官厅填写了一份又一份证明材料。有西普鲁士第某某野战炮兵团列兵约瑟夫-科尔雅切克的服役档案。这个品行不良的炮兵曾被关过两次禁闭，原因是喝得烂醉，大喊半是德文半是波兰文的无政府主义口号。相反，下士符兰卡曾在朗富尔的第二轻骑兵近卫团服务，在他的档案里并没有发现这种污点。符兰卡表现出色，他身为营部传令兵，在演习时给王储留下了良好印象，并得到一枚铸有王储头像的塔勒[旧时德国的一种银币]作为赏赐。这位王储口袋里总是带着这种银币。可是，在下士符兰卡的服役档案里却没有提到这一塔勒的赏钱，而我的外祖母则大喊大哭地说确有其事，那是当她和她的哥哥文岑特被传去审问的时候——

    她不仅用这一塔勒的赏赐来证明纵火犯的罪名是诬陷不实之词。她还可以拿出文件来证明，约瑟夫-符兰卡早在一九○四年就已经参加了但泽下城的志愿消防队，到了冬天，在筏夫们暂时歇业的几个月内，他当了消防队员，救过大大小小的几次火灾。还有一份材料证明，一九○九年，特洛伊尔的铁路主要工程段发生大火，消防队员符兰卡不仅扑灭了火灾，而且救了两名机修徒工。被请来作证的消防队队长黑希特也谈了类似的内容。据审讯记录所载，黑希特说：“救火的人岂能是纵火犯！霍伊布德的教堂失火时，他一直在救火梯上，这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从灰烬和火焰里升起一只长生鸟，它不仅扑灭了火，这场人世间的大火，而且还给我主耶稣解了渴。我直言相告：谁要把这个头戴消防队员防护帽，有优先通行权，受保险公司宠爱，口袋里总是有劫后余灰（也许是他救火时掉进口袋的，或者是他捡来作为辟邪物）的人，谁要把他，把这只壮美的长生鸟说成是大红公鸡[德国谚语“把大红公鸡放到屋顶”即“放火烧屋”的意思，此喻纵火犯]的话，谁就不得好报，该用磨石挂在这种人的脖子上……”——

    读者将会看到，志愿消防队队长黑希特是一个能言善辩的神甫。在对科尔雅切克一符兰卡一案调查期间，他每逢星期日，便站在朗加尔滕的圣巴巴拉教区教堂的布道坛上讲着同样的话，把他对该进天堂的消防队员和该下地狱的纵火犯所作的比喻，喋喋不休地灌到他的教区信徒的耳朵里去。

    可是，调查该案的警察局刑事官员并不到圣巴巴拉教堂去，而且，长生鸟这个比喻，在他们耳朵里非但不能证明符兰卡无罪，反倒成了一个冒犯当今的大不敬的词儿，因此，符兰卡当志愿消防队员的活动，结果反而露出了蛛丝马迹。

    不少锯木厂的证明，这两个人出生地的证明，都陆续取到。符兰卡诞生在图赫尔，科尔雅切克是在托恩生的。老筏夫和两家远亲的证词中，有细微的不一致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调查已经有了眉目。这时，大木筏恰好到了帝国境内，一过托恩，便受到暗中监视，筏夫们上岸，也有人盯梢。

    过了迪尔绍，我的外祖父才注意到有人盯梢。他已经料到了。这当口，可能由于一种近乎消沉的懒散怠情，他并未在莱茨考和凯泽马克之间设法脱逃；这个地段，他了若指掌，加上器重他的筏夫们的帮助，他还有可能逃之夭夭。一过艾因拉格，木筏互相碰撞，缓慢地漂入死魏克塞尔河。一艘单桅渔船，贴着木筏驶来，甲板上有多少人哪！它越是不想引人注目，却反倒更引人注目。刚过普莱能村，从岸边芦苇丛中钻出两艘海港警察局的摩托艇，划破死魏克塞尔河越来越咸的、宣告港口将到的河水，在两岸之间来回穿梭。通往霍伊布德的桥那边，穿蓝制服的警察布置了警戒线。一眼望去，克拉维特尔船坞对面的木材堆积场，几个较小的船坞，越来越宽、向莫特劳河突出的木材港，各家锯木厂的装卸码头，有本厂职工在等候的码头，处处都有穿蓝制服的警察。唯独河对岸席哈乌一带没有，那边旌旗林立，那边正发生着别的事情。那边大概是有什么船下水，那边人头挤挤，海鸥乱飞，那边在庆祝——是为我外祖父举行庆祝会吗？我的外祖父看到木材堆遍布穿蓝制服的警察，看到两艘汽艇越来越预兆不祥地驶来，把恶浪掀上木筏，他才明白了花费偌大的费用，布下天罗地网，是专为收拾他的。到了这时，昔日的纵火犯科尔雅切克的心才觉醒了。他这才唾弃了温和的符兰卡，脱下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这张人皮，大声而毫不结巴地宣布同口吃的符兰卡一刀两断，并开始逃跑。他从一个木筏跑到另一个木筏，在这宽阔而摇晃的平面上奔跑，光着脚在这粗糙的木排上奔跑，从巨木到巨木，在木筏上向席哈乌跑去。那里，旌旗迎风招展，一条船停在船台上，龙骨已浸在水里；那里，没有人在喊符兰克或科尔雅切克，正在做精彩的演讲：我把你命名为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直航美国，排水量四万吨以上，三万马力，陛下的轮船，一流的休息厅，二流的大餐厅，大理石体育馆，图书阅览室，直航美国，陛下的轮船，稳定器，散步甲板，“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普鲁士国歌的起首句]，船首的本上海港旗帜，海因里希亲王[普鲁士亲王（1862～1929），德国海军大元帅]站在舵轮旁。而我的外祖父却光着脚，几乎脚不沾圆木地向铜管乐队奔去。有这等君主的国民啊，他从一个木筏跑到另一个木筏，国民向他欢呼，“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汽笛齐鸣，所有船坞的汽笛，停泊在港内的轮船、拖轮和游艇的汽笛，“哥伦布”号，美国，自由，还有两艘汽艇，其乐无穷、疯疯癫癫地在他身边飞驰，驶过一张又一张木筏，陛下的木筏截断了他的去路，真是败人兴致。他正要姿势优美地一跃而过，却又不得不停下来，孤单单站在一张木筏上。他已经看到了美国，这时，两艘汽艇打了横，他别无去路，只好跳水——有人看到我外祖父在泅水，向一张朝莫特劳河漂浮的木筏游去。由于有那两艘汽艇，他不得不潜水，由于有那两艘汽艇，他不得不永远待在水下。木筏在他头顶上漂浮，而且不再停留，一张木筏再生一张新的：你的木筏所生的木筏，一张又一张，永世不竭：木筏。[对天主教经文的滑稽模仿]

    两艘汽艇停了发动机。一双双严酷无情的眼睛搜索着水面。可是，科尔雅切克一去不复返了，他告别了铜管乐，汽笛，船上的钟，陛下的船，王储海因里希的命名演说，陛下的疯狂乱舞的海鸥，告别了“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以及为陛下的轮船从船台下水时润滑用的陛下的软肥皂，告别了美国和“哥伦布”号，钻到了再生不竭的木筏底下，逃脱了警察局的追捕查究。

    我外祖父的尸体始终没找到过。他是死在木筏底下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然而，正是为了深信不疑，我还得把有关他奇迹般地获救的各种传说照录不误。

    其一是说，他在木筏底下找到了两根木头间的一个窟窿；从下面看，大小正好使他的口、鼻露在水面上。从上面看，这个窟窿却很小，尽管警察检查木筏，甚至搜遍了木筏上的芦苇棚，一直折腾到深夜，还是没有发现它。后来，借着黑夜沉沉——传说如此，他随波漂去，虽然筋疲力尽，但仍有几分运气，漂到了莫特劳河另一岸，上了席哈乌船坞的码头，躲在废铁堆存场上，后来，可能得到希腊水手的帮助，上了那几艘积满污垢的油船里的某一艘。据说，那些船向来就是逃亡者的避难所。

    另一说云：科尔雅切克是个游泳好手，肺活量超过常人，他不仅在木筏底下潜泳，而且潜过极宽的莫特劳河，幸运地抵达对岸席哈乌船坞的码头，毫不引人注意地混到造船工人中间，最后混到狂热的群众中间，同他们一齐高唱“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还听了王储为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命名的讲演，拼命鼓掌。下水典礼结束，他穿着半干湿的衣裳，随着人群，挤下码头。第二天——在这一点上，一二两种获救说是一致的——他成了一名偷渡的乘客，上了臭名昭彰的希腊油轮中的一艘。

    为完整起见，还得讲一讲第三种荒诞不经的传说。据云，我的外祖父像一块漂浮的木头，被河水送进了公海，几名博恩扎克渔夫一见，马上把他打捞上来，在三海里区域外，把他交给了一艘瑞典深海渔轮。在瑞典船上，他像奇迹一般慢慢复元，并到了马尔默，如此等等。

    这些全都是无稽之谈，乃渔夫们编造的虚妄故事。还有那些目击者（在全世界的海港城市都有这种不可信的目击者）的叙述，我也同样一笑置之。他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在美国布法罗见到过我的外祖父。据说他改名为乔-科尔奇克，做从加拿大进口木材的生意，是几家火柴厂的大股东，火灾保险公司的创始人。他们把我的外祖父描绘成一个孤独的亿万富翁，坐在摩天大楼里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后面，每个手指都戴有一枚闪闪发光的宝石戒指，正在训练他的保镖，这些人一色消防队员制服，都会唱波兰文歌曲，以长生鸟卫队而遐迩闻名

    飞蛾与灯泡

    一个男人，离弃一切，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发财致富。关于我的外祖父，我想，谈这些也就够了。至于他现在用的是波兰名字戈尔雅切克，还是卡舒贝名字科尔雅切克，或是美国名字乔-科尔奇克，那就不管它了。

    敲着一面简易的、随便在哪个玩具店和商店都可以买到的铁皮鼓，询问那条被一张接一张、一直排到天边的木筏布满了的河流，真是困难重重。然而，我还是敲着鼓，问遍了木材港，问遍了在河湾里颠簸、被芦苇缠住的浮木，比较省力地询问了席哈乌船坞、克拉维特尔船坞、许多大半只修不造的小船坞的船台、车辆厂的废铁堆存场、人造黄油厂散发腐臭味的椰子果堆栈以及在这类地方凡我所知的任何阴暗角落。他准是死了，并没有回答我。他对皇帝的轮船的下水典礼，对船只从下水起往往历时数十年的兴衰过程全然不感兴趣。我这里指的是“哥伦布”号的兴衰史，它一度被称为船队的骄傲，当然是航行美国的，但后来沉没了，或者是自行凿沉的①，也许又被打捞起来，翻修一新，再度命名，也许被拆成了废铁一堆。它，“哥伦布”号，可能仅仅是潜入了水中，仿效我的外祖父，时至今日，这艘四万吨的巨轮，连同它的餐厅、大理石体育馆、游泳池和按摩室，犹在菲律宾海域或埃姆登港海底六千米深处东游西逛；这些情况，可以在《韦尔》②或《船舶年鉴》中读到——依我看，第一艘或第二艘“哥伦布”号是自己凿沉的，因为船长不愿忍受某种与战争有关的耻辱而苟活下去——

    ①“哥伦布”号于1939年12月19日在航行途中获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自沉。

    ②《韦尔》，指布鲁诺-韦尔主编的《德意志战舰手册》，自1900年编至1940年。

    我把木筏的故事念了一段给布鲁诺听，然后提出了我的疑问，请他作客观的答复。

    “死得绝妙！”布鲁诺如醉如痴地说，并立即动手用线绳把我那淹死的外祖父的形象编织出来。我不由得对他的答复感到满意，并放弃了去美国捞一份遗产的轻率念头。

    我的朋友克勒普和维特拉来探望我。克勒普带来了一张两面都是金-奥利弗演唱的爵士乐唱片，维特拉忸忸怩怩地递给我一个拴在桃红色缎带上的巧克力鸡心。他们做出各种丑态，拙劣地模仿我的习作中的场面。为了使他们高兴，我就像每逢探望日那样，露出一副心情愉快的面孔，甚至对于沉闷透顶的笑话也报以微笑。就这样待了一会儿，在克勒普开始他那套老生常谈，讲什么爵士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前，我抢先讲述了我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三年，一个男人在别人开枪射击之前钻到一张再生不竭的木筏底下，不再浮上来，甚至连他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我随随便便地、装出厌烦的样子问他们。克勒普一听，沮丧地转动他那肥胖的脖子上的脑袋，解开钮扣，复又扣上，一边做起游泳动作，仿佛他自己正待在木筏底下。末了，他摇摇头对我的问题不予回答，推说现在刚过中午，时间尚早，来不及考虑。

    维特拉直挺挺地坐着，翘起大腿，小心翼翼地不弄皱裤子的折缝。他像身上那条细条纹裤一样，露出那种唯独他和天堂里的天使才有的古怪的傲慢神情说：“我待在木筏上面。木筏上面真惬意。蚊子叮我真讨厌——我待在木筏底下。木筏底下真惬意。没有蚊子叮我真舒服。我想，如果不打算待在木筏上面让蚊子咬的话，生活在木筏底下也满不错。”

    维特拉停顿片刻——这是他屡经试验证明颇有效果的一招，同时打量着我，像往常要扮出一副猫头鹰的相貌时那样，扬起天生就很高的眉毛，像演戏似的用尖厉刺耳的声调说：“我设想，这个淹死的人，这个木筏底下的人，如果不是你的外祖父，也是你的舅公。他之所以死去，是由于他觉得身为你的舅公，对你负有义务；如果他是你的外祖父，他就更加觉得对你负有义务；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比一个活着的外祖父更使你感到他是个累赘了。所以，你不仅是你舅公的谋害者，而且是你外祖父的谋害者！可是，就像所有真正的外祖父所爱干的那样，你的外祖父也要多少惩罚你一下，不让你这个外孙心满意足，不让你高傲地指着一具淹死者肿胀的尸体说出这样的话来：看哪，我淹死的外祖父。他是一位英雄！在他们追捕之下，他宁肯跳水，也不肯落进他们的掌心——你的外祖父把尸体隐藏起来，不留给人世和他的外孙。这样一来，后世的人和他的外孙就得天长日久地替他担忧，为他伤脑筋。”接着，他从怜悯这一方突然转向同情另一方，他微微向前俯身，装出一副狡猾的面孔，耍弄调解花招说：“美国！振作起来，奥斯卡！你有人生的目的和做人的使命。人家会宣判你无罪，把你开释的。如果你不到美国去，那你上哪儿去呢？你可以在美国重新寻获自己失去的一切，甚而至于重新找到自己下落不明的外祖父！”

    尽管维特拉的回答带有嘲讽挖苦的意味，而且刺伤人的心，留下持久的伤痕，然而比起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护理员布鲁诺来，他的回答要肯定得多。克勒普愁眉苦脸，拒不回答那个男人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布鲁诺则说我的外祖父死得绝妙，仅仅因为他刚死，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就下水破浪前进了。愿上帝保佑维特拉所讲的美国，它是保存外祖父们的地方，又是我能够赖以复元的假想目标与理想，如果我厌倦了欧洲，想要放下我的鼓和笔的话。“写下去吧，奥斯卡！为你的外祖父而继续写吧！为这个在美国布法罗做木材生意的科尔雅切克，他如今富贵荣华，但已厌倦人生，正在自己的摩天大楼里玩火柴！”

    克勒普和维特拉终于告辞而去，布鲁诺便进来通风，用强烈的气流把朋友们扰乱性的气味统统排出室外。之后，我又拿起我的鼓，但不再击鼓召来遮掩死尸的木筏的圆木，而是敲击出那种急速的、不稳定的节奏。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起①，人人都得按这种节奏运动。因此，关于被我外祖父遗弃在欧洲痛哭哀悼的那一家人，关于他们到我出世为止的生活道路，我只能作简单扼要的叙述——

    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科尔雅切克消失在木筏底下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女儿阿格内斯、文岑特-布朗斯基以及他的十七岁的儿子扬，都站在锯木厂码头上筏夫们的家属中间，哀痛欲绝。稍靠边上一点，站着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他是约瑟夫的哥哥，是被人传到城里来讯问的。那个格雷戈尔始终只用同样的话来回答警察局：“我简直不认得我的弟弟。我只晓得他名叫约瑟夫。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才十岁，或者十二岁。他给我擦皮鞋，如果母亲和我要喝啤酒的话，就派他去买啤酒。”

    从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答复中可以看出，我的外曾祖母是喝啤酒的，但这对警察局却毫无帮助。科尔雅切克家还有这么一个长子，对我的外祖母安娜反倒帮了大忙。格雷戈尔先在什切青、柏林，后在施奈德米尔混了一些年头，末了定居但泽，在卡宁欣棱堡附近一家火药厂找到了工作。一年以后，在诸如同假符兰卡结婚等等麻烦事统统了结或者搁置不论之后，他娶了我的外祖母，而她则决意跟定科尔雅切克家的人了。如果格雷戈尔不姓科尔雅切克，她可能不会同他结婚，至少不会这么快就成亲。

    格雷戈尔由于在火药厂工作，所以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接踵而来的战争时期，他都不用去当兵。他们三人仍旧住在那套曾是那个纵火犯避难所的一间半的房子里。可是，事情很明显，这个科尔雅切克不必再同前一个那样老老实实过日子。因此婚后才一年，我的外祖母不得不在特罗伊尔一所公寓租下一爿刚出空的地窖小铺，卖大头针等杂货，也卖蔬菜，赚钱贴补家用，因为格雷戈尔虽说在火药厂挣钱不少，却都花在喝酒上，带回家的钱不够日常必需的开支。我的外祖父约瑟夫只是偶尔喝上一杯烧酒，格雷戈尔可不一样，他是个酒鬼，也许是受我的曾外祖母遗传。格雷戈尔并非借酒浇愁。他天性忧郁，很少露出高兴的样子，不过，即使在高兴的时候，他也不是由于开怀而狂饮。他之所以喝酒，只因为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要穷根究底的人，所以，他对于杯中物，当然也要到瓶底朝天方才罢休。在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人看到他喝剩过半杯杜松子酒。

    我妈妈当时十五岁，是个丰满的姑娘，非常能干，除去干家务，还在店里帮忙。她把食品印花贴在分类账本上，星期六给人送货，写催账信，虽不老练，却富于想象力，提醒赊账的顾客前来还钱。遗憾的是，这些信我连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在这里，倘若能够从一个半孤儿（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根本没有尽到做继父的责任）的信里，摘引几句半是稚气、半带少女特征的叹苦经的话，那该有多妙呀。我外祖母和她女儿的现款盒是用两个马口铁盘子合成的，里面通常是铜子多而银角子少。她们两人总是煞费苦心才能把这个现款盒藏起来，不让那个始终口渴的火药厂工人忧郁的目光发现。到了一九一七年，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患流行性感冒呜呼哀哉。从此以后，杂货铺的赚头才有所增加，不过也还是很有限；因为在一九一七年，能有些什么货色可卖呢？

    火药厂工人去世后，那套一间半的房子便空在那里，因为我妈妈怕鬼，不愿搬进去，后来，扬-布朗斯基迁去居住。我妈妈的这位表兄当时二十岁左右。他离开了比绍和他父亲文岑特，在卡特豪斯中学取得成绩优良的毕业证书，又结束了在那个小县城邮局的见习时期，此时到但泽邮政总局来干中级管理人员的差事。扬来到他姑姑家里，除去他的箱子外，还带着他的洋洋大观的集邮册。他从幼年起就开始集邮，因此，他对于邮局不仅怀有职业上的兴趣，而且还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私人关系。这个体质赢弱、走路有点驼背的年轻人，有一张鹅蛋脸，相貌漂亮，也许太甜了一点，一双碧蓝的眼睛，这足以使当时年方十七的我母亲爱上了他。扬已经三次应召去做体格检查，每次检查都因他身体太糟而缓服兵役；这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扬-布朗斯基的体格状况，因为在那个时候，凡是多少能够挺直的男子，都被送到凡尔登去，让他们在法国的土地上由直立状态变为永恒的横卧状态①——

    ①1916年2月至7月，德军在西线进攻凡尔登未克。7月至8月，英法军在索姆河发动战役，牵制凡尔登方面德军。双方均未取得重大进展，但伤亡惨重，仅德军就损失六十万。此喻送命。

    他们两人相互调情，照道理讲，应当是从一起看集邮册，脑袋贴着脑袋检查特别珍贵的邮票四边孔眼是否完整时开始的。但是，实际开始或者说爆发，是扬第四次被叫去作体格检查的那天。我妈妈本来有事要进城，便陪同他到军区司令部去，站在有民军①站岗的岗亭旁边等他。她和扬都认为，这一回扬是非去法国不可了，他可以借那里含铁和铅的空气，治疗一下自己发育不健全的胸腔。我妈妈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民军的钮扣，每遍的结果都不同。我可以想象，所有制服的扣子都是按那种尺寸钉的，无论你最后数到哪一颗，不是意味着凡尔登，就是无数哈特曼斯魏勒科普夫②中的一座，要么就是意味着某一条小河：索姆河或玛恩河③——

    ①民军，德国国防军的一部分，由十七岁至四十五岁有服兵役义务的男子组成的后备军，1913年建立，1918年按照凡尔赛和约解散。

    ②哈特曼斯魏勒科普夫，南孚日山一山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军在此争夺甚烈。这里用复数以喻类似的高地。

    ③1914年9月5日至10日，德、法两军在玛恩河进行大战，双方投入军力共一百五十余万人，德军战败，退据艾纳河，形成对峙局面。索姆河见前注。

    刚过一个小时，这个作第四次体检的小伙子挤出了军区司令部大门，蹒跚着下了台阶，扑到我妈妈阿格内斯身上，搂住她的脖子，凑在她耳朵上，用当时的流行话低声说：“他们不要我的脖子，也不要我的屁股，缓役一年！”我母亲第一次拥抱扬-布朗斯基，我不知道她此后可曾更幸福地拥抱过他。

    这一对年轻人在大战期间相爱的细节，我不得而知。我妈妈爱漂亮，好打扮，讲究穿戴，喜欢昂贵物品。为能满足她的奢求，扬卖掉了自己收集的一部分邮票。据说他当时写过一本日记，可惜后来遗失了。看来我的外祖母容忍了这两个青年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已经超出了表亲之间的关系，因为扬-布朗斯基在特罗伊尔那套一间半的房子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以后，直到一位姓马策拉特的先生的存在已不容否认，甚至已得到承认的时候，扬才迁走。我妈妈必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认识那位先生的，那时，她在奥利瓦附近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是莱茵兰人，他的大腿被子弹打穿，正在医院养伤，由于他那种莱茵兰人的乐天性格，不久就成了全体女护士的宠儿，护士阿格内斯也不例外。他的伤刚好一半，就由这个或那个护士搀扶着在过道里一瘸一拐地走动，还到厨房里给护士阿格内斯帮忙，因为她戴的护士帽同她那张小圆脸非常协调，也因为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厨师，懂得把感情转化为浓汤的诀窍。

    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腿伤痊愈后便留在但泽，并且立即找到了工作。战前他在莱茵兰纸张加工业一家较大的公司任职，如今成为该公司驻但泽的代理人。战争渐渐消耗尽了。人们含糊其辞地签订了和约，替日后的战争制造了新的起因，魏克塞尔河入海口周围地区被宣布为自由邦，由国际联盟管辖。这个地区大致从海岬上的福格尔桑起，沿诺加特河到皮埃克尔，再顺魏克塞尔河到查特考，向左到舍恩弗利斯构成一个直角，随后绕萨斯科申森林抵奥托明湖形成一个凸出部，把马特恩、拉姆考和我外祖母的比绍划在界外。这条界线到克莱茵一卡茨附近的波罗的海结束。在原来的市区内，波兰得到一个自由港、包括军火库在内的韦斯特普拉特、铁路管理局和设在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波兰邮局。

    这个自由邦的邮票，用汉萨同盟红金色的纹章徽记；波兰邮票则是些丧气的紫色图案，画的是卡西米尔和巴托里①的史实——

    ①卡西米尔三世（1310～1370），波兰国王（1333年起）；巴托里王室的斯特凡四世（1533～1586），波兰国王（1576年起）。

    扬-布朗斯基进了波兰邮政局。他改换工作机构，选择了波兰国籍，看来都是一时冲动的决定。许多人认为，他选择波兰国籍的原因，在于我母亲对他的不忠。一九二○年，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①在华沙城下击退红军。魏克塞尔河畔的这次奇迹，到了像文岑特-布朗斯基这样的人嘴里，都说是得了圣母马利亚的保佑，军事专家们则不是归功于西考尔斯基将军②，便是称颂魏刚将军③。就在这个波兰年里，我母亲同德意志帝国的公民马策拉特订了婚。我比较相信这种说法：我外祖母安娜同扬一样不同意他们订婚。她把这段时期内生意略有起色的特罗伊尔地窖小铺留给她的女儿去经营，自己搬回比绍，也就是说搬到波兰境内她哥哥文岑特那里，像未嫁给科尔雅切克以前那样，接管了庄院、萝卜地和土豆地，让她那个日益被神恩迷了心窍的哥哥去同圣母兼波兰女王打交道和对话。她自己穿着四条裙子，秋天里蹲在土豆秧火堆后面，遥望始终还被电线杆分割成条条块块的地平线，倒也自得其乐——

    ①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1867～1935），1918年起为波兰元首。

    ②西考尔斯基（1881～1945），1922年至1923年任波兰总理。

    ③魏刚（1867～1965），1920年法国派驻波兰毕尔苏德斯基处的正式代表。

    扬-布朗斯基同我妈妈之间言归于好，是在扬找到了他的黑德维希并同她结婚以后。黑德维希是卡舒贝人，住在城里，但在拉姆考还有农田。在伏依克咖啡馆的一次舞会上，他们碰巧相遇，据说我妈妈向马策拉特介绍了扬。虽说这两位先生对我妈妈的感情是一致的，然而他们性格各异，却又一见如故，非常投机，尽管马策拉特直言不讳地用莱茵腔大声说，扬转到波兰邮局去工作，这个想法未免荒唐。扬和我妈妈跳舞，马策拉特同骨骼大、个子高的黑德维希做伴。她的目光像母牛似的难以捉摸，周围的人见了，一直以为她是个孕妇。大家还经常温跳，你请我，我邀他，一场舞未酣，念头已转到下一场，跳波尔卡舞时抢了先，跳英国华尔兹时落了后，终于在跳查尔斯顿舞时自信心十足，跳慢狐步舞时起了近似宗教信仰的欲念。一九二三年，裱糊一间卧室只相当于买一盒火柴，几乎等于不花钱。在这一年，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娶了我母亲，证婚人之一是扬，另一位是姓米伦的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关于那位米伦，可写的不多。他之所以值得一提，仅仅因为我妈妈和马策拉特在采用地产抵押马克①的当口，盘下了他的殖民地商品店。该店开设在朗富尔郊区，因顾客赊欠而破产。我妈妈在经营特罗伊尔的地窖小铺时，学会了同各种各样赊账顾客打交道的巧妙手腕。此外，她天生是个做生意的料子，脑筋灵活，能言善辩，巧去如簧。因此，她在短时间内又把这凋敝的买卖做得兴隆起来。连马策拉特也辞掉了代理人的职务，到店里来帮忙，反正当时的纸张市场也是供过于求——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通货膨胀时期为稳定币值而于1923年10月至1924年8月发行的临时通货。

    夫妇两人，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可谓绝妙。我妈妈有坐在柜台后面同顾客应酬的窍门，马策拉特则有同零售商、批发商周旋的本领。此外，马策拉特爱穿上厨娘的围裙，爱到厨房去干活，包括洗涤在内，正好减轻了我妈妈的负担，因为她本无烹调的才能。

    与店铺相连的住房虽然狭小，盖得很糟，但是同特罗伊尔的居住条件（我仅仅是听人讲才知道的）相比，已经够小资产阶级气派的了。因此，至少在婚后头几年，我妈妈在拉贝斯路想必住得挺满意。

    除去往往堆放着成包的口西尔洗衣粉、有点曲折的长过道外，有一间宽敞的厨房，但多一半的地方，同样堆着货物，如罐头、面粉口袋、燕麦片小包等。起居室是底层最好的一间，有两扇窗，朝着夏天铺波罗的海贝壳的小花园和大街。葡萄红的糊墙纸，近于紫色的长沙发套，一张可以拉开的、四个圆角的餐桌，四把黑色皮面椅子，一张放烟灰缸的小圆桌，经常要挪动，地上铺着蓝色的地毯。两扇窗户之间是黑、金两色的挂钟。紫色沙发榻旁是一架黑色钢琴，先是租借的，后来慢慢偿付，买了下来，还有一张旋转琴凳，下面铺一块黄白色的长毛兽皮。钢琴对面是餐具柜。黑色的餐具柜有磨光玻璃拉门，围以黑色蛋形纹饰，下面的门里锁着餐具和桌布，门上有深黑色的果实浮雕，黑色的柜腿呈爪状，黑色的雕花柜顶上有盛假水果的水晶碗和一次中彩得来的绿色奖杯。这两件物品中间的空档后来用一台浅咖啡色的收音机填补，这应归功于我妈妈做生意精明能干，懂得生财之道。

    卧室是黄色的，可俯视四层楼公寓的院子。请诸君相信我的话，那座合卺城堡，即那张结婚喜床的华盖是天蓝色的。床头一幅画，镶在玻璃镜框里，沐浴在天蓝色的光线下。画上是一个呈肉色的正在忏悔的从良妓女。她躺在岩洞里，眼望画的右上角连声叹息。她胸前的手指真多，让人看了总以为不止十个，于是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去数。喜床对面是白漆衣柜，柜门镶有镜子，衣柜左边是梳妆台，右边是大理石面小屉柜，从天花板上吊下一盏卧室用灯。它同起居室里的不同，并非用缎子罩蒙着，而是挂在两根黄铜吊杆上一个浅玫瑰色的圆形瓷罩下。两个灯泡突出在外，光线四射。

    今天，我敲了一上午的鼓，向我的鼓提出种种问题，而且还想知道，我家卧室里的灯泡是四十瓦还是六十瓦。我并不是第一次对自己和我的鼓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对于我来说非同小可。我往往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回想起那两只灯泡。因为我进出过许多住宅，开过关过数以千计的电灯，所以首先必须把它们忘个一干二净，必须不带任何花腔地敲着我的鼓，穿过这片统一规格的照明体的森林，才能重新回忆起拉贝斯路我家卧室的两只灯泡。

    我妈妈是在家分娩的。临产的阵痛袭来时，她还在店铺里，把糖盛到一磅和半磅装的蓝色口袋里，结果误了时间，来不及送她进妇产医院。于是，从赫尔塔街请来一位上了年岁、已经很少提着小箱子干她这行当的助产士。在我家卧室里，她帮我出了娘胎。

    我最初见到的这个世界的光，是由两只六十瓦灯泡放射出来的。因此，《圣经》上的那句话“要有光，就有了光”①，时至今日，我还觉得像奥斯拉姆公司最成功的广告用语。直到正常的会阴破裂为止，分娩过程都很顺利。我毫不费力地从头部朝下的位置中解放出来，这种正常的位置，无论对母亲们、胎儿们以及助产士们都有利，因此谁都说好——

    ①《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时说的话。

    我接着可以这样讲：我属于那种有超人听力的婴儿，他们的智力在娘胎里已经发育完全，仅仅有待于日后证实。我在娘胎里只听到我自己的动静，只注意我自己在羊水里嬉戏，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因此我一生下来，就以批判的态度仔细听我的父母亲在电灯泡下讲他们出自本能的意见。我的耳朵很尖。这是一对往下搭拉的小耳朵，黏黏糊糊，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讨人喜欢的。然而，他们讲的每句话我都听得真切，而这些话说出了他们最初的印象，因此对我来说至为重要。我的脑子虽小，却同我的耳朵一样灵。我把听到的一切细细考虑了一通，然后拿定主意干哪些事情，以及把哪些事情坚决弃之不顾。

    “一个男孩，”那位毫无根据地自以为是我的父亲的马策拉特先生说，“他长大后将继承这爿店铺。现在我们终于明白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为的是什么了。”

    妈妈想的倒不是店铺，而是她儿子的装备：“嘿，我早知道是个小子，尽管有那么几次，我讲过可能生个丫头。”

    就这样，我过早地懂得了女人的逻辑，接着，又听她说：“等小奥斯卡到了三岁，就给他买个铁皮鼓。”

    我久久地权衡比较我母亲和父亲的诺言，观察并倾听着一只误入室内的飞蛾。这只飞蛾中等大小，毛状，正在追逐那两只六十瓦的灯泡，投下了比它展开的两翅大不知多少倍的阴影，一颤一颤地移动着，遮住了房间，遮住了室内的家具。令我难忘的倒不是忽明忽暗的投影游戏，而是飞蛾同灯泡之间对话时发出的噪音。飞蛾喋喋不休，仿佛它要赶紧把自己知道的事情统统从肚里倒出来，仿佛它今后不会再有时间同光源交谈，仿佛飞蛾与灯泡之间的这场对话是飞蛾最后的忏悔，而根据灯泡赦罪的方式来看，是不允许它再作孽和放荡了。

    今天，奥斯卡可以简单明了地讲，飞蛾在击鼓。我听到过兔子、狐狸和睡鼠击鼓。青蛙们能击鼓召来一场暴风骤雨。人家说啄木鸟击鼓把虫子从洞里敲出来。人则敲盘子、铁锅、定音鼓和小鼓。我们说，鼓形弹仓左轮手枪像擂鼓似的连续轰击，人们擂鼓起床，擂鼓集合，擂鼓进入坟墓。这是鼓手和鼓手长的行当。还有为弦乐队和打击乐器谱写协奏曲的作曲家。我甚至联想起长和短的归营号，还要提一提奥斯卡本人迄今为止在击鼓上花的工夫；这一切同飞蛾在我诞生之际举行的敲击仪式并非不相干，它敲击的不是什么乐器，而是两只普通的六十瓦灯泡。也许在最黑暗的非洲的黑人中间，在美洲的尚未忘却非洲的黑人中间，会有这样一些人，能够以他们天赋的节奏感，相同地或类似地模仿我的飞蛾或者非洲的飞蛾——众所周知，它们比东欧的飞蛾更大，也更花哨，既一本正经又放荡不羁地擂鼓；但我要遵循我的东欧的标准，因此我也要向我出世时飞来的那只中等大小的棕色粉蛾讨教，并称它为奥斯卡的师傅。

    时当九月初。太阳位处室女宫。夜间，一场夏末的暴风雨由远而近，狂风阵阵，刮得箱笼家具挪动了位置。水星使我具有批判精神，天王星使我富于奇想，金星让我相信自己有小小的福分，火星则要我相信自己的抱负与雄心。在命宫里升起天秤星，它决定我天性敏感，并且好夸张。海王星进入第十宫——这一宫代表中年的命运——将我置于介乎坚信奇迹与受骗上当之间。土星位居第三宫，与木星冲，使我的出身问题成为疑案。但是，是谁派来的飞蛾，是谁允许它同那好似中学校长大发雷霆的夏末雷雨声一道，使我心中升起了对母亲许诺的铁皮鼓越来越浓的兴趣，使我越来越急于想得到这一件乐器呢？

    我表面上装成一个肉色鲜嫩的婴儿，大哭大叫，内心里则打定主意，拒绝我父亲的建议，对于同殖民地商品店有关的一切，统统撒手不管，同时从善意出发，也考验我妈妈到了那一天，也就是到了我三岁生日时，是否把她许下的愿兑现。

    除去上述种种有关我未来的推测以外，我了解到，妈妈和那个父亲马策拉特都不具备这样的器官，能够了解我反对什么和赞成什么，从而尽可能地尊重我的决定。奥斯卡躺在电灯泡下，既孤独又无人理解。他估计事情将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六七十年以后，一次一劳永逸的短路使所有的光源断了电。因此，他开始在电灯泡下过这种生活之前，就已经失掉了对这种生活的乐趣；当时，唯有那面遥遥在望的铁皮鼓才使我没有更强烈地表达出重返娘胎头朝下的位置的愿望。

    加之，助产士已经剪断了我的脐带；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照相簿

    我守护着一件宝贝。我守护它经过了糟糕的、仅仅由日历上的日子组成的漫长岁月，时而藏起来，时而取出来；在我乘着货运列车旅行期间，我把它珍藏在胸口；当我睡觉时，奥斯卡枕着他的宝贝：一本照相簿。

    这是一座露天家庭坟墓，它使一切往事变得一目了然。如果没有它，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本照相簿总共一百二十页。每一页上下左右方方正正地贴着四张或六张照片，有时只有两张，照片的地位安排得十分精细，有的对称，有的不对称。封面是皮的，越是年深月久，皮子的气味越大。有时我的照相簿还受风吹雨淋。一些照片脱落下来，可怜巴巴的，于是，我只得寻找安静的时候和机会，用胶水将差一点遗失的照片重新粘回原处。

    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部长篇小说或别的什么，能具有一本照相簿的那种叙事诗般的宽广度呢？我们亲爱的上帝，作为勤奋的业余爱好者，每个星期日，都居高临下地把我们拍摄下来，也就是说，把我们缩得十分渺小，也不管曝光好坏，把照片统统贴到他的照相簿上去。这位上帝也许可以引领我漫游这本照相簿，不让我由于饶有兴味而在某一处不适当地逗留过久，也不鼓励奥斯卡对迷宫一般曲折离奇的事情固有的偏爱；可是，我多么希望能给这些照片提供真实的原型啊！那就泛泛地提一笔吧！在这本照相簿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制服，看到时装与发型的更换，看到我的妈妈越来越胖，扬越来越萎靡不振，还可以看到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还可以猜出照片是谁拍摄的，并且看到摄影术每况愈下，从一九○○年左右的艺术摄影退化成为我们当代的实用照相。我们就以我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那座纪念碑和我的朋友克勒普的护照照片为例吧！只需把我的外祖父那张染成棕色的肖像照片同克勒普那张光滑的、大喊大叫的、让人加盖公章的护照照片并排放在一起，就能使我清楚地看到，摄影术领域里的进步已经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单是同快速摄影术有关的一切设备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在这件事上，我应该更多地责备我自己而不是责备克勒普，因为我是这本照相簿的所有者，我有义务保持照片的摄影水平。如果有朝一日地狱也繁荣发达了，那么，精选出来的折磨办法之一将会是：把赤条条的灵魂同他活着时拍的照片配上镜框一起关在一个房间里。赶紧添上一点宗教激情吧！啊，夹在快照、特写快照和护照照片之间的人哪，闪光灯下的人哪，直挺挺地站在比萨斜塔前的人哪，坐在摄影房里让人照亮右耳朵才配上护照的人哪！如果不带激情的话，我会说：这样的地狱还可以忍受，因为最糟糕的照片是梦见的，不是拍摄的，即使是拍摄的，也显不出影来。

    克勒普和我是一边吃面条一边认识的，交了朋友，发展了友谊。我们住在于利希街的最初那段日子里①，我们常去拍照。我当时有几个旅行计划。这就是说，我当时非常伤心，只好去旅行，因此想申请护照。我想去罗马、那不勒斯，至少还要去巴黎，但我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去作这样一次像样的旅行。所以，对缺少现钱，我反而很高兴，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能比在经济桔据的情况下外出旅行更使人伤心的了。不过，我们两个还有足够的钱去看电影，于是，在那段时间里，克勒普和我常进电影院，有时按照克勒普的口味去看美国西部片，有时根据我的需要去看这样一类影片，例如玛丽亚-谢尔扮演女护士，痛哭流涕，博尔舍扮演主任医师，在做完一次十分困难的手术之后，他打开阳台门，奏贝多芬的奏鸣曲给她听，向她表白自己的责任心。影片通常只有两个小时，这使我们两个大伤脑筋。有些片子我们本来想再接着看第二遍的。我们经常在散场以后又到售票处去买同一影片的票子。但是，我们一走出放映厅，看见卖当天票的售票处前排着或长或短的队伍，于是我们就丧失了勇气。我们害羞得很，不仅怕见女售票员，而且怕见那些素不相识的、但却厚着脸皮从头到脚打量我们的外貌的人，便不敢再去加长售票队前的队伍——

    ①指本书主人公奥斯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杜塞尔多夫的经历。

    就这样，我们每看完一场电影几乎总要到阿道夫伯爵广场附近的一爿照相馆去，让人给我们拍摄护照用的照片。照相馆的人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一进门，他们便堆着笑脸客气地请我们坐下；我们是顾客，所以受到尊敬。摄影房里的顾客刚出来，一位我只知道用“可爱”二字来形容的小姐，把我们一前一后地推了进去，先把我，后把克勒普拉拉扯扯地摆布端正，吩咐我们看着一个固定的点，直到见了闪光，听到同闪光一起响的铃声，而我们已经连续六次被摄进了底片。

    刚照完，咧开的嘴角还有点收不拢的当儿，这位小姐就把我们按到舒适的藤椅上，可爱地（唯有用“可爱”二字来形容，连衣着也可爱）请我们耐心等待五分钟。我们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终于有所期待了，那就是我们的护照用相片，我们是多么好奇地想看个究竟啊！短短七分钟之后，这位始终还是那么可爱的、除此以外别无形容的小姐递给我们两个纸口袋，我们付了钱。

    瞧克勒普稍稍鼓出的眼睛里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我们一拿到口袋，便有理由去就近的啤酒馆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尘土飞扬、嘈杂喧闹的大街上看自己的护照相片，那样势必会成了绊脚石，妨碍熙熙攘攘的行人。正如我们是那爿照相馆的老主顾一样，我们也是弗里德里希大街上那家小酒店的常客。我们要了啤酒、血肠①加洋葱和黑面包。酒菜还没端上来，我们已经把略微有点潮湿的照片拿了出来，在木头的圆桌面上摆了一圈。啤酒和血肠很快送来了。我们一边吃喝，一边端详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摆出来的面部表情——

    ①血肠，用猪肉、猪油和猪血制成的香肠。

    我们身上总带着在上一回看电影那天拍摄的照片。因此，我们就有可能进行比较；而只要有机会进行比较，我们也就可以再要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啤酒，这样一来，兴头就上来了，或者像莱茵兰人所说的，有了情绪。

    然而，万万不可断言，一个悲伤的人有可能借助他本人的一张护照照片使他自己的悲伤变得不具体；因为真正的悲伤本身就是不具体的，至少我的悲伤和克勒普的悲伤就是追溯不出任何缘由的，并且恰恰由于我们的悲伤不具体到了近乎随意的地步，才证明它具有一种不需要任何缘由来引发的强烈程度。如果存在着某种可以接近我们的悲伤的途径，那么，唯有通过照片，因为在一次连拍六张的快照上，我们所看到的自己虽然并不清晰，但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自己是被动的、被中立化了的。我们两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同自己打交道，一边喝啤酒，大嚼血肠，增加情绪和做游戏。我们把照片折叠起来，用剪刀剪成碎片；为了这种用途，我们身上总带着剪刀。我们把剪碎的老的和新的照片碎片拼凑起来，使我们变成独眼龙或三只眼，把鼻子放在耳朵的位置上，把右耳朵放在嘴巴的部位，让它说话或沉默，还把下巴换成额头。我们不仅用各自的头像作这种剪辑，克勒普还把我的某些部位借去拼在他的上面，我也把他的某些特征变成我的。就这样，我们创造了新的、如我们所希望的更幸福的创造物。有时，我们互赠一帧照片。

    我们——我指的只是克勒普和我，并不包括从游戏中产生出来的剪辑人物——至少每周去啤酒馆喝一回，每一回都要送给我们叫作鲁迪的酒馆侍者一张照片，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鲁迪是本来应该有十二个孩子另外还收养八个的那种类型的人，他了解我们的苦恼。他已经有了一打我们的侧面照和更多的正面小照。可是，每当我们商量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挑出一张照片递给他时，他总露出一副深表同情的面孔，还满口称谢。至于站酒柜的女招待和端香烟盘的红头发姑娘，奥斯卡从来不把照片送给她们，因为照片是不应该送给女人的——她们只会滥用。克勒普则不然，他心广体胖，在女人面前总是没完没了，爱同她们攀谈，而且愚蠢到了把心里话统统掏给她们的地步。有一天，他背着我送给了卖香烟的姑娘一张照片，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同这个年轻莽撞的姑娘订了婚，后来又结了婚，因为他想把自己的那张照片要回来。

    我把日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讲了出来，而且关于我的照相簿的最后一页，我的话也讲得太多了。这些傻头傻脑的快照，本来就不值得多谈，要谈也只是拿它们作为一种对照，用以说明照相簿第一页上我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照是多么伟大和无与伦比，又多么有艺术性，直到今天还使我产生这种感觉。

    他又矮又宽，站在一张精致的小桌子旁。遗憾的是，照片上的他不是纵火犯，而是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所以，他没有留小胡子。但是，紧身的消防队制服，胸前的营救奖章以及使小桌子变成祭坛的消防队防护帽，差不多可以顶替纵火犯的小胡子。他多么严肃地注视着，多么了解两个世纪交替的岁月里的一切苦恼啊。他那种尽管悲观但却高傲的目光，看来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受人喜爱的和流行的，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也是这样的目光，这个醉醺醺的火药厂工人，在照片上倒是挺清醒的。文岑特-布朗斯基的相片是在琴斯托霍瓦照的，他手执一支献祭的蜡烛，神秘得很。瘦弱多病的扬-布朗斯基少年时的照片，是早期摄影术记录下来的一个故意显得忧郁伤感的男性。

    那个时代的妇女中，能摆出与她们的个性相应的神态姿势来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我的外祖母安娜（上帝明鉴，她可是个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拍摄的照片上，也做作地抿着嘴傻笑，丝毫也没有暗示出她那四条套穿着的却又守口如瓶的裙子底下有着可以给人提供避难所的大空间。

    在战争年代里，她仍然对着蒙在黑布下面、弹着指头、一边跳着舞的摄影师微笑。我有一张这个时期的照片，两枚邮票那么大，贴在硬纸片上，上面有二十三个护士，其中包括在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的我的妈妈，羞怯地挤在一个像根支柱似的军医四周。还有一张照片，照的是陆军医院一次化装舞会的场面，即将痊愈的伤兵也参加了，护士们显得比较轻松自在，不那么拘谨腼腆。妈妈大胆地眨眼睛，嘴巴做出接吻的姿势，尽管她身上饰有天使的翅膀，头发上有金银丝条，她还是想说：天使也有欲念的。跑在她面前的马策拉特所选的装束，大概是他非常愿意天天穿的服装：他扮成一个厨师，戴一顶浆硬的厨师帽子，挥舞着长把勺子。与此相反，当他身穿制服、佩戴着二级铁十字勋章时，他也是直视前方，目光同科尔雅切克兄弟和布朗斯基父子一样故意显得悲观。在所有的相片上，他都显得比妇女们更强。

    战后，人们都换了一副面孔。男人们都露出复员后轻松的目光，现在轮到妇女了。她们懂得了在照片上占据特殊地位，她们有理由严肃地凝视前方，即使她们在微笑时，也不想去否认，作为底色的是她们已经领教到的痛苦。二十年代的妇女的悒郁，配在她们的脸上实在太合适了。她们，不论坐着、站着还是半躺着，蛾眉月般的一缕黑发贴在太阳穴上，难道她们不是已经成功地在圣母和娼妓之间结起了一条和解修好的纽带吗？

    我妈妈二十三岁时的照片（这必定是她怀孕前不久拍摄的）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妇女，她微斜着皮肉结实的脖子上那颗线条平稳的圆脑袋，可是目光却直视看照片的人，肉感的轮廓被上面提到过的悒郁的微笑和一双眼睛冲淡了。这双眼睛，与其说是蓝色，倒不如说是灰色。它们已经惯于像观察诸如咖啡杯和香烟嘴之类不变的物体那样去观察周围人们的灵魂以及她自己的灵魂。“深情的”这个词尽管还嫌不足，但我仍用它作为我妈妈的目光的形容词。

    那个时期的合影没有多大意思，但易于评论，因此富有启发作用。在签订拉巴洛条约①的年代里，结婚礼服竟如此美丽，如此有婚礼气派，真令人吃惊。在结婚照上，马策拉特还系着硬领。他的外表看来挺好，时髦，几乎可以说有知识分子风度。他右脚前伸，也许想模仿当时的电影明星哈里-利特克。那个时候的服装尺寸都短。我妈妈的婚礼服是一条白色百把裙，刚刚过膝，露出了匀称的小腿，跳起舞来十分灵巧的小脚穿一双有扣白色鞋。在另外几张照片上出现的是参加婚礼的全体宾客。在穿着城里人服装、摆出城里人姿势的来宾当中，惹人注目的始终是我的外祖母安娜和她那个得到神的恩宠的哥哥文岑特。他们土里土气而又一本正经，自己缺乏自信却把信心灌输给别人。扬-布朗斯基同他的姑妈安娜和献身给天国圣母的父亲一样，是在同一块土豆地里长大的，但他却同我母亲一样，也善于用波兰邮政局秘书的讲究礼服来掩盖自己的出身——卡舒贝乡下佬。尽管他在照片上那些健康的人们中间显得瘦小而虚弱，尽管他是在照片的角上，然而他那双特别的、使他的面孔像女性一样匀称的眼睛，却总是使他成为照片的中心人物——

    ①拉巴洛条约，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德国之间1922年在意大利拉巴洛签订的条约。当时德国国内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交上也十分孤立。

    在举行婚礼后不久拍摄的这一张合影，我已经观看良久了。我不得不在这无光泽的棕色四边形前拿起我的鼓和鼓棒，试着在我的上漆的铁皮上再现出那硬纸片上尚可辨认的三星座。

    为拍摄这张合影提供机会的是扬-布朗斯基的寓所。它坐落在马格德堡街拐角上，波兰大学生宿舍附近的陆军操场一侧，因为照片上的背景是阳光照耀下一半爬满了扁豆藤的阳台，这种阳台只有波兰人聚居区的住宅才有。妈妈坐着，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站着。但是，瞧瞧她坐的位置和他们站的位置吧！有一段时间，我愚蠢透顶，用一个想必是布鲁诺替我买来的学生圆规以及一把直尺和一块三角板，想要测量出这罗马三执政（因为我妈妈的价值足以顶替一个男人）的位置。先画出脖子的倾斜角，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再进行平行移位，硬性得出三个全等三角形，又画三个圆，意义重大的是，它们在外面，在扁豆藤的绿叶丛中相交，产生一个点，因为我正在寻找一个点，信仰点，渴望点，要得到一个支撑点，一个出发点，如果不是一个立足点的话。

    这种业余爱好者的测量自然不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反倒在这张珍贵的照片上的几个最重要的地方，被我用圆规尖扎出了几个小洞，洞虽小，然而起了扰乱作用。在这张照片上有什么特别的东酉呢？是什么让我到这个四边形上去寻找，如果愿意的话，甚至真能找出数学关系以及——简直可笑之极——宇宙关系来呢？三个人：一个坐着的女人，两个站着的男人。她是烫过的黑发，马策拉特是鬈曲的金发，扬是平平地往后梳的栗色头发。三个人都在微笑：马策拉特笑得比扬-布朗斯基更明显，两人都露出了上排门牙，他们两个的微笑加在一起要比我妈妈的强五倍，因为她只在嘴角露出一丝笑痕，眼睛里则毫无笑意。马策拉特的左手搭在我妈妈的右肩上；扬则满足于让右手轻轻地扶着椅子背。她的膝盖向左，髋部以下的其余部位都往前冲，膝上放着一个本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这是布朗斯基的一本集邮册，后来又以为是一本时装杂志，最后，我认为这是一本收集香烟盒里著名电影明星照片的册子。我妈妈的双手似乎正要去翻它，就在这一瞬间，底片曝光，照片拍成。看来这三个人都很幸福，互相祝贺避免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样一类事情只有当三人团中的某一个伙伴需要过保险的私生活，或者从一开始就偷偷摸摸时才有可能发生。他们三人休戚相关，但还是依赖于第四个人，那就是扬的妻子，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她娘家姓莱姆克，当时正怀孕，可能怀着日后出世的斯特凡。他们有赖于她的仅仅是让她拿着照相机，对准他们三个以及这三人团的幸福，至少借助摄影工具把这三重幸福固定下来。我从照相簿上撕下另外几张四边形，贴到这张照片旁。在这些画面上，或者是妈妈同马策拉特在一起，或者是妈妈同扬-布朗斯基在一起。这些照片中间没有一张能像那帧阳台照片那样让人一清二楚地看到那种不可变更的事实，那种最后的可行的解决办法。其中一张，照的是扬和妈妈，它散发着悲剧、淘金狂和失常的气味，失常变成厌烦，失常的厌烦。另一张，马策拉特待在妈妈身边：正下着周末夫妻生活前的毛毛雨，维也纳煎肉排咝咝有声，饭前挑刺儿发牢骚，饭后连打几个呵欠，上床前讲点笑话或者把纳税账国记到墙上，这样一来，夫妻生活也就有了一个精神背景。这些镜头尽管无聊，但我觉得总比往后几年有伤风化的快照要好。妈妈躺在扬-布朗斯基的怀里，背景是欢乐谷附近的奥利瓦森林。扬的一只手消失在妈妈的衣裳底下。这种卑俗举动只能被理解为：从跟马策拉特结婚的第一天起就通奸的这不幸的一对，他们的激情已经到了狂躁的地步，而在这里给这一对人充当麻木不仁的摄影师的，我猜想，就是马策拉特。那张阳台照片上那种不动声色的表情，那种还懂得应当放谨慎些的姿势，已经荡然无存。这种表情和姿势只有在另外一些场合，也就是当两个男人同时站在妈妈身后或身边，或同时躺在她的脚下时，才能让人看到，例如在霍伊布德海滨浴场沙滩上那一张。它就在这儿，请看吧！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显示出我幼年时那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它虽说不像那张阳台照片上那么集中，但仍然播送出同样的信息：同样的剑拔弩张的和平，这种和平条约只能在三个人之间才能缔结乃至签署。读者可以破口大骂剧院里受人欢迎的三角主题戏；舞台上只有两个人，他们要么没完没了地讨论，要么暗中思念着第三者，除此以外就做不出什么戏来了。可是，在我的照片上，他们三人在一起。他们在玩施卡特牌①。这就是说，他们各自手里捏着一把牌，展开呈扇形，正要叫牌，但都不看自己手里的王牌，而是看着照相机。扬把手平摊在一堆铜板旁边，翘起食指；马策拉特用指甲掐桌布；妈妈开了一个小小的、我认为是成功的玩笑：她抽出一张牌，但不是给她的两个牌友看，而是给照相机的镜头看。仅仅用一个手势，仅仅亮出了一张牌——红心皇后，就轻松地变出了一个偏偏不算令人讨厌的象征来，因为有谁不愿对红心皇后起誓呢？——

    ①施卡特牌，德国纸牌戏，共三十二张牌（无两点到六点），三人玩。

    施卡特牌戏——谁都知道，只能三个人玩——对于妈妈以及那两个男人来说，不仅是最合适的游戏，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避风港，每当生活想要引诱他们以这种或者那种搭配构成两人生存，玩两人玩的六十六点或下连珠棋这类愚蠢游戏时，他们就躲到那里去。

    关于这三个人就谈到这里吧！把我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是他们，虽说他们什么也不缺。在谈我自己之前，先要提几笔格蕾欣-舍夫勒，妈妈的女友，还有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他，秃顶，她，露出一副马牙（一多半镶着金牙）哈哈大笑。他，短腿，坐在椅子上从来够不着地毯，她身穿自己编结的衣裳，花样翻新没完没了。后来，我的照相簿里又增添了舍夫勒夫妇的照片：在“力量来自欢乐”①的游艇“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躺椅上或救生艇前，在东普鲁士航运公司的“坦能贝格”号的散步甲板上。他们年年去旅游，从皮拉乌、瑞典、亚速尔群岛和意大利把纪念品完好无损地带回小锤路他们的家里。到了家，男的烤小圆面包，女的给枕头套加耗子牙齿花边。亚历山大-舍夫勒不讲话时，就不知疲倦地用舌尖舔湿他的上嘴唇，而马策拉特的朋友、住在我家斜对面的蔬菜商格雷夫因此很讨厌他，说这是不体面的庸人习惯——

    ①“力量来自欢乐”，纳粹劳工阵线为工人安排业余或休假活动的组织，成立于1933年11月。

    格雷夫虽已结婚，但不像是个有妇之夫，倒颇像是个童子军指导。有一张他的照片：肩宽，强壮，健康，短裤制服，童子军绳，童子军帽。他身边站着一个少年，一样的装束，金发，眼睛大得有点过头，大约十三岁，格雷夫左手按住他的肩膀，让他紧挨着自己，表示疼爱。我不认识这个少年，但日后通过格雷夫的妻子莉娜认识了格雷夫，并且对他有所了解。

    我在“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者的快照与童子军温柔性爱的物证之间迷失了方向。我赶紧一连翻过几页，翻到了我的第一张被摄下的肖像。我是个俊美的婴孩。照片摄于一九三五年圣灵降临节①。当时我才八个月，比斯特凡-布朗斯基小两个月。下一页便是他的照片，尺寸同我的那张一样，相貌粗俗，非笔墨所能形容。一张明信片，四边切成波浪形，美观大方，背面有横格可写地址，印数较大，是专为家庭用的。在这张长方形的明信片上，贴着我的照片，剪成过分对称的蛋形。我，赤身裸体，象征着蛋黄，肚皮朝下，趴在一张白毛皮上，这必定是某一头北极熊捐赠给东欧某位专拍儿童照的职业摄影师的。同那时的许多照片一样，人家也为我的第一张照片选择了那种暖色，不易混淆的棕色，我想称之为合乎人性的，因为它跟当代不合人性的、光滑的黑白照片截然不同。黯淡模糊的、可能是画好的枝叶，构成了被若干光斑冲淡了的昏黑背景。我的光滑、健康的躯体以平稳的姿势呈对角线卧在毛皮上，感受着北极熊家乡特产的效果。同时，我使劲高高抬起滚圆的婴儿脑袋，用明亮的眼睛盯着来看我的裸体的人们——

    ①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读者会说，同所有的婴儿照片一样，不过是一张婴儿照片罢了。且慢，请看看这双手吧！诸君就会不得不承认，我的第一张照片同各式各样的照相簿上多不胜数的、始终表明为低级生命的花朵有明显的区别。可以看到我捏着拳头。没有一个香肠手指忘了自己，服从某种模糊的、由触觉反应产生的冲动，去玩弄北极熊皮上的毛。认真地握紧的小拳头在脑袋一侧晃动，时刻准备落下去，发出音响。什么音响？鼓的音响！

    还没有鼓，当我在电灯泡下诞生时，曾有人答应我三岁生日时给我鼓；对于一个老练的照片剪辑师来说，相应地加上一面缩小尺寸的儿童鼓，本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且不必修版来改动我的身体的位置。只需要把那头蠢极了的剥制动物的皮拿走就行了，它本来就引不起我的注意。拿走了这个毫不相干的躯壳，这张照片就是成功的创作。它的主题便是头一批乳齿正要长出来时感觉灵敏、目光锐利的年岁。后来，他们不再把我放在北极熊毛皮上了。我大约一岁半时，坐在一辆高轮子儿童车里。他们推着我走在一道木板栅栏前，栅栏的尖齿和横档被一层积雪清楚地勾勒出来。我可以据此推断，这张照片摄于一九二六年。栅栏式样粗笨，木板散发着沥青味。这使我在较长时间观察时联想到了郊区霍赫施特里斯，那里有个占地面积很大的营房，以前驻扎着马肯森轻骑兵，到了我的时代，成了自由邦保安警察的驻地。但我回忆不起有哪个熟人住在这个郊区，照片可能是我的父母去那里拜访什么人时拍摄的，但这些人后来再没有见过面，或者只是匆匆露过面。

    妈妈和马策拉特把儿童车夹在中间，尽管在寒冬季节，他们却没有穿冬季大衣。妈妈穿一件俄罗斯式长袖短上装，上装的刺绣图案是一幅冬景图。它唤起这样的想象：在俄罗斯腹地，沙皇全家在照相，拉斯普庭①拿着照相机，我是小沙皇，栅栏后面埋伏着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制造了炸弹，决心消灭我这个专制君主家庭。不过，马策拉特所穿的地道的、中欧式的、孕育着未来的（这一点日后将会看到）小资产阶级服饰，缓和了隐伏在这张照片里的惨案的腾腾杀气。我们是在太平无事的霍赫施特里斯区，只是暂时离开主人的寓所，没有穿大衣，让主人给他们两个和按照别人的愿望做出滑稽样子瞧着的小奥斯卡拍一张照，接着马上回到屋里去享用又热又甜的咖啡、蛋糕和掼奶油——

    ①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里臭名昭著的所谓“圣人”和“神医”。本是一个半文盲的农民，鼓吹一种宗教狂热与性欲放纵相结合的所谓救世教义，得到女沙皇的宠信并影响沙皇。1916年被包括尤苏波夫亲王在内的保皇党军官所杀。

    还有十几张快照，有躺着的、坐着的、爬着的、跑着的、一岁的、两岁的、两岁半的奥斯卡。照片有好有差，合起来构成了人家在我三岁生日时给我拍摄的那张全身照的准备阶段。

    在这张全身照上，我得到了它，鼓。它刚刚挂到我的肚皮前头，崭新的，红白两色锯齿图案。我面部表情严肃、坚定，自信地把两根木头鼓棒交叉在铁皮上。我身穿条纹毛线衣，脚登锃亮漆皮鞋。头发直竖在脑袋上，像一把蠢蠢欲动的刷子。我的蓝眼睛里反映出不需要追随者便能夺得权力的意志①。当时我已经成功地处在一种我没有理由放弃的地位之上。我说了，我下了决心，我决定了无论如何不当政客②，不当殖民地商品店老板，而是画上一个句号，就这样保持不变，保持现有的身高，保持这副装束，就这样许多年内不予改变——

    ①影射尼采的《权力意志》，此书由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弗斯特尔-尼采根据遗稿所编，出版于1901年。

    ②套用希特勒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说的一句话：“我决心当政客。”

    小人和大人，小贝尔特海峡和大贝尔特海峡，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小汉斯和卡尔大帝，大卫和歌利亚，能击败强手的小人和巨人；而我呢，我是三岁孩子，神话里的侏儒，童话里的大拇指[《格林童话》中的人物]，再也不长个儿的大人气的小孩，这样一来，就无需读完小孩的教义问答手册再去读成年人的了。那个对着镜子刮胡子、自称是我父亲的人，也就得不到一个身高一米七二的所谓的成年人去接管他的店铺了。根据马策拉特的愿望，这爿殖民地商品店，对于年满二十一岁的奥斯卡来说将意味着成年人的世界。为了不去摆弄现金收入记录器，我抱住了这面鼓。从我三岁生日那天起，我连一指宽的高度都不再长，保持三岁孩子的状态，却又是个三倍聪明的人。所有的成年人身材都比他高，而他在智慧方面却远胜过所有的成年人。他不想去同他们比谁的影子长。他无论内部外部均已完善，而那些人直到老态龙钟时还在胡思乱想什么发育成长。那些人历尽艰辛，常常还要饱尝辛酸痛苦方能取得经验，而他已经证明自己统统掌握。他没有必要逐年更换大一号的鞋子和裤子，仅仅为了证实自己长了那么一点儿——

    在这里，奥斯卡必须承认有那么一种发展，有什么东西在成长——但并不总是对我有利的——并且最终获得了救世主式的伟大意义；但是，在我那个时代，有哪个成年人有眼力和听力认得出总是保持三岁孩子模样的鼓手奥斯卡呢？

    玻璃，玻璃，小酒杯

    我方才把奥斯卡身背铁皮鼓、手执小鼓棒的全身照片描述了一番，同时又透露了奥斯卡经过三年的深思熟虑，在拍照的时候，当着前来祝寿、围着插有三支蜡烛的生日蛋糕的客人们的面，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照相簿已经合上，默默地躺在我的身旁。现在，我要谈谈那些虽然不能说明我为什么到了三岁就不再长个儿、但毕竟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更何况这些事情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成年人是不会理解你的，如果他们的肉眼再也看不见你在长个儿，他们就会说你发育停滞了，还会花不少钱，领你去看医生，走访几十上百个医生，即使无法治疗，也得让他们说明病因。因此，为了使医生们不至于作出不着边际的诊断，我不得不在他们说明病因以前，自己先制造出一个似乎还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不再长个儿的原因来。九月里阳光明媚的一天，我的三岁生日。晚夏的气氛，催人遗想，甚至格蕾欣-舍夫勒也压低了她的笑声。我妈妈坐在钢琴旁，哼着《吉普赛男爵》[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的一部轻歌剧（1885）]里的一支歌，扬站在她和琴凳背后，用手抚摩她的肩头，像是在仔细看乐谱。马策拉特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外祖母安娜以及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和亚历山大-舍夫勒都把椅子挪到蔬菜商格雷夫身边，因为格雷夫总有故事可讲，当然是那些证明童子军既忠诚又勇敢的故事。还有一个落地钟，每隔一刻钟报时一次，使这九月的日子就像一根细纺的线。由于大家都像那口钟似的各忙各的事情，又由于有一根线，从吉普赛男爵的匈牙利，经过格雷夫的童子军攀登的孚日山，绕道马策拉特的厨房（那里，卡舒只鸡油菌加煎鸡蛋和肚子肉在平底锅里劈啪爆响），穿过走廊，延伸到店铺，我便溜之大吉，信手敲着我的鼓，走到店铺里柜台后面，远离了钢琴、童子军和孚日山，发现通往地窖的活板门开着；方才马策拉特下去拿一个什锦水果罐头当餐后小吃，他上来后，忘记关上了——

    我想了有一分钟的时间，才明白通往地窖的活板门要我干些什么。上帝明鉴，不是要我自杀。如果是这样的要求，那也太简单了。可是，要我干的事很难、很痛苦，并且还要我作出牺牲，正如每当要我作出牺牲的时候那样，我额头已经冒汗了。最要紧的是不能损坏我的鼓，必须对它妥善保护，所以我背着它走下十六级台阶，把它放在面粉口袋中间，目的便是不使它受损坏。随后我又上去，走到第八级，不，第七级吧，第五级也可以。不过，从这样的高度摔下来，不能既摔不死，又受到可以让人相信的伤害。于是我又往上走，走到第十级，这可太高了，最后，我从第九级台阶摔下去，拽倒了一个放满覆盆子果汁瓶子的木架，头朝下撞在我家地窖的水泥地上。

    在我的知觉拉上帷幕之前，我就向自己证实这次试验必定成功：被我故意拽倒的覆盆子果汁瓶乒乓乱响，足以引诱马策拉特从厨房里，我妈妈从钢琴旁，其余的祝寿宾客从孚日山上直奔店铺的活板门，跑下台阶来。

    在他们到来之前，我闻到了四溅的覆盆子果汁的味道，也看到了我头上在流血，还考虑了一下——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台阶上了，也许是奥斯卡的血，也许是覆盆子果汁味道这么甜，催人入睡。我非常高兴，不仅万事顺利，而且由于我想得细心周到，我那面鼓没有受到任何损坏。

    我想，可能是格雷夫把我抱上去的。到了起居室里，奥斯卡才从半是覆盆子果汁半是他那幼儿鲜血组成的云彩里露出脸来。医生还没有到，妈妈尖声惨叫，马策拉特想去安慰她，她用手掌、手背一连打了他几个嘴巴，把他骂作凶手。

    我这一跤摔下去，虽然不能说不严重，但是，严重的程度是我事先计算好了的。这样一来，我不仅使成年人有了一个重要的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不长个儿——医生们也一再证实是这么回事，而且使没有害人之心的、善良的马策拉特成了有罪的人，不过，这是额外产生的后果，并非我的本意。他忘了关上活板门，我妈妈便把所有的责任都加在他身上，他承担这一罪责达多年之久，虽说我妈妈并不经常责怪他，但是一骂起来，可真是冷酷无情。这一跤让我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星期，出院后，较少去麻烦医生，过了一段时期，才每逢星期三去霍拉茨博士那里诊断一次。我在自己成为鼓手的第一天，就成功地给了世界一个信号，在成年人根据我一手制造的所谓事实真相去作说明之前，我自己先把病因讲清楚了。从此以后，他们便这么说：我们的小奥斯卡在他三岁生日那天，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下去，虽说没有折断骨头，可是他不再长个儿了。

    我开始敲鼓。我们的公寓有五层。我从底层一直敲到屋顶室，再沿着楼梯敲下来。从拉贝斯路敲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又从那里敲到新苏格兰、安东-默勒路、马利亚街、小锤公园、股份啤酒厂、股份池塘、弗勒贝尔草场、佩斯塔洛齐学校、新市场，再敲回到拉贝斯路。我就这样不停地敲着，我的鼓经受得住，成年人却受不了，他们想要打断我的鼓声，不让我敲，还想掰断我的鼓棒——但是，老天爷关照我，使他们不能得逞。

    我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不久，便获得了一种本领，那便是敲击儿童玩的铁皮鼓，使我同成年人之间保持一段必要的距离。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获得了一副嗓子，使我可以保持在非常高的音域上，用颤音歌唱、尖叫，或者像尖叫似的歌唱。这样一来，再没有人敢把我的鼓拿走，尽管鼓声使他们震耳欲聋；因为只要他们拿走我的鼓，我就叫喊，而我一叫，值钱的东西便被震碎：我能够用歌声震碎玻璃，用叫声打破花瓶；我的歌声可以使窗玻璃碎裂，让房间里灌满过堂风；我的声音好似一颗纯净的、因而又是无情的钻石，割破玻璃橱窗，进而割破橱窗里匀称的、高雅的、由人亲手斟上的、蒙上薄薄一层灰尘的玻璃酒杯，却又不丧失自身的清白。

    没过多久，我们整条街，也就是从布勒森路到挨着飞机场的住宅区，谁都知道我这种能耐了。邻家孩子玩的游戏，譬如“酸炸鱼，一二三”或“黑厨娘，你在吗？”或“我看见的你看不见”，我都不感兴趣。可是他们一瞧见我，就一齐怪声怪气地唱起合唱来：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没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开窗，

    弹钢琴，叮咯当。

    这不过是一首无聊的、毫无内容的童谣罢了。我听了一点也不在乎，照旧背着鼓，踏着有力的脚步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从“小酒杯”和“霍勒太太”的歌声中间穿过去，采用了对我不无吸引力的单纯节奏：玻璃，玻璃，小酒杯，在鼓上敲出来，可是并不去充当捕鼠者①，引诱孩子们跟我走——

    ①捕鼠者，德国中世纪传说里的人物。哈默尔恩城闹鼠灾，来了一个吹笛子的人，用笛声把全城的老鼠引诱到河里淹死。哈默尔恩人未把许诺的报酬给这个捕鼠者，他便用笛声把全城的孩子引诱到深山中去了。

    直到今天，每当布鲁诺在我房间里擦玻璃窗的时候，我就在鼓上敲出这首童谣的节奏。

    邻居孩子们唱的讽刺歌倒也罢了，使我尤其是我的父母更加感到麻烦和恼火的，乃是我们这个住宅区里凡被没有教养的小无赖故意打碎的玻璃，都算在我的账上，甚至归咎于我的声音；并要我们出钱赔偿。起先，别人家厨房的窗玻璃碎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被人用弹弓打碎的），我妈妈就老老实实地赔钱，后来，她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每当人家来要求赔偿时，她就瞪着她的讲究实际的、冷灰色的眼睛，要别人拿出证据来。而邻居们也确实冤枉了我。当时，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认为我有一种儿童的破坏狂，认为我莫名其妙地憎恨玻璃和玻璃制品，一如儿童在胡作非为时所表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憎恶心理那样。只有爱玩耍的孩子，由于调皮捣蛋，才会干出破坏的事来。我从来不玩耍，只是在我的鼓上干我的事，至于我的声音，仅仅在需要自卫时，我才运用它。唯有当我持续击鼓的权利受到威胁时，我才有的放矢地运用我的声带作为武器。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想用同样的声音和手段把格蕾欣-舍夫勒想入非非地设计的、图案错综复杂的、无聊的桌布剪个粉碎，或者把钢琴上那层颜色黯淡的油漆刮下来，而宁愿不去震碎任何玻璃制品。可是，我的声音既不能剪碎桌布，也不能刮掉油漆。我既不能用不倦的叫声揭下糊墙纸，也不能像石器时代的人打燧石那样，用两种拖长的、一鼓一凹的声音使劲摩擦，生出热来，最后爆出火花，把起居室两扇窗前干燥得像火绒、被烟草熏出味儿来的窗帘点着，燃成装饰性的火焰，更不能折断马策拉特或亚历山大-舍夫勒坐的椅子的腿。我宁愿要一种不起破坏作用又不太神秘的自卫武器，但是，没有任何不起破坏作用的武器愿意为我服务；此外，又只有玻璃听从我的吩咐，这样就不得不为它赔钱。

    我在三岁生日过后不久，第一次成功地作了如下的表演。这面鼓在我手里也许刚到四个星期就被敲坏了，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实在太勤奋了。虽然红白相间的火焰形图案的边框仍旧把鼓面和鼓底连在一起，但是鼓面中央的窟窿已经很显眼了。由于我不屑把鼓翻过面来，窟窿便越敲越大，撕开了好几道口子，裂成锋利的锯齿，迸出一些由于敲打而变薄了的碎铁皮，掉进鼓身里去。我每敲一下，这些碎片就在里面劈啪作响，像是满腹怨气地在发牢骚。此外，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卧室里红棕色的地板上，到处是闪闪烁烁的白漆皮，因为它们不再愿意在被我敲苦了的铁皮鼓上呆下去了。

    裂开的铁皮锋利异常，他们担心会割破我的手，尤其是马策拉特。自我从地窖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他总是小心加小心，现在又劝我敲鼓的时候千万要留神。当我两手快速敲击时，我的动脉确实同锯齿形的窟窿只差毫厘，因此，我不得不承认，马策拉特表示的担心尽管言过其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本来嘛，只要他们买一面新的鼓，就可以排除任何危险；可是，他们根本没想到要买新的，而是想把我这面旧鼓拿走。啊，多好的鼓啊！它跟我一同摔跤，一起进医院，出医院，跟着我上楼梯，下楼梯，走上鹅卵石路面和人行道，从那些玩“酸鲱鱼，一二三”、“我看见的你看不见”和“黑厨娘，你在吗？”等游戏的孩子们身旁走过。可是他们却想从我手里夺走这面鼓，又不打算买一面新的来代替。他们想用破巧克力糖来引诱我。妈妈手里拿着它，撅起了嘴巴。马策拉特装出严厉的样子，抓住我的残破的乐器。我紧抱着这面破鼓。他拉着。我的气力本来只够敲鼓，现在渐渐不支了。一条接一条红火舌从我手里慢慢地滑出去，整个圆柱形的鼓身快要从我手里被拽走了。这当口，奥斯卡——直到那天为止，他一直是个文静的孩子，甚至有点太乖了——第一次发出了那种破坏性的、有效的尖叫声。蒙在我家落地钟蜂蜜黄的钟面外防灰尘和死苍蝇的磨光圆玻璃碎了，掉在红棕色的地板上——由于地毯不够长，离钟座还有一段距离——摔了个粉碎。可是，这台贵重的机械的内部构造并没有损坏，钟摆依然平稳地在摆动，时针也安然地在移动。里面那口报时钟，平常很敏感，简直有点歇斯底里，稍稍碰撞一下，或者屋外驶过一辆运啤酒的卡车，它就会有所反应，可是，我的尖叫声却对它毫无影响。唯有玻璃破了，粉碎了。“钟坏了！”马策拉特喊道，同时松开了鼓。我瞥了一眼，确信我的叫声并没有损坏钟本身，仅仅是玻璃没有了。可是，马策拉特，我妈妈，还有那个星期天下午正巧来访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他们都以为坏了的不止是钟面外的玻璃。他们脸色发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分头走到瓷砖火炉、钢琴和碗橱旁，死死地站在那里，不敢动一动。扬-布朗斯基像哀求似的眯着眼睛，启动干燥的嘴唇。我至今还认为，他是在默念祷词，祈求援助与怜悯。他念的或许是：“啊，上帝的羔羊，你除去世人罪孽——怜悯我们吧！”这段经文念了三遍以后，他又念另一段：“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

    主自然什么话也没说。钟也没有坏，只是玻璃碎了。成年人同时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特、非常幼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时钟也许是成年人所能制造的最了不起的东西。它证明成年人可以成为创造者。他们胸怀大志，勤奋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是可以成为创造者的。但是，他们创造了一件东西之后，随即又成为自己划时代的发明物的奴隶。

    时钟是什么？没有成年人，它就什么也不是。成年人给它上发条，把它拨快或拨慢，送到钟表匠那里去检验、拆洗，必要时还请他修理。另外一些现象，要是没有成年人乱猜瞎想，也同样毫无意义，譬如布谷鸟过早地停止鸣叫，盐罐倒放，大清早见到蜘蛛，黑猫待在左边，他们都认为是不祥之兆。正如他们见到表舅的油画从墙上掉下来就觉得是什么预兆（其实只是因为钉在灰泥里的钩子松动了）。成年人在镜子里见到的时钟的背面和内部，总要比时钟本身能显示的多点什么。

    我妈妈呢？尽管她有时也不免要胡思乱想，但毕竟有冷静务实的眼光，并且像她平日做人那样，轻率地把任何可疑的征兆都往好的方面去解释。当时，她想起了一句话，使大家听后都顿感宽慰。

    “碎片带来好运气！”她喊道，，边咬着手指，拿来了畚箕和扫把，将碎片，也就是好运气，扫在一起。

    妈妈的这句话，如果按字面去理解的话，那么，我已经给我的父母、亲戚、朋友以及不相识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好运气；他们中间有谁要想夺走我的鼓，我就用叫声和歌声震碎他们的窗玻璃、斟满啤酒的杯子、空啤酒瓶、散发出春天芳香的香水瓶、盛假水果的水晶碗，总而言之，把一切在玻璃厂里由玻璃工人吹制成的、在市场上按原料或按人工议价出售的玻璃制品震个粉碎。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始终爱好造型很美的玻璃制品，因此我总是力图避免造成太大的破坏。晚上，如果他们想要拿走我的鼓，不让我把它带到小床上去的话，我就把卧室里吊灯上的四只灯泡震碎一只或者一只以上。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初我四岁生日那天，我的父母亲、布朗斯基夫妇、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舍夫勒夫妇以及格雷夫夫妇送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锡士兵，一艘帆船，一辆救火车，就是没送铁皮鼓。他们想让我玩锡士兵，玩救火车，他们不喜欢被我敲破了的、但毕竟是我最心爱的鼓，他们想把它从我手里拿走，硬把那艘笨头笨脑、船帆安得不是地方的帆船塞到我手里。他们都有眼睛，但是唯一的用途，就是无视我和我的愿望。于是，我大叫一声，把我家吊灯上的四只灯泡全部震碎，把那些给我祝寿的人们统统置于创世以前的黑暗之中。

    瞧那些成年人哪！他们先是惊呼狂叫，极度渴望回到光明中去，之后他们又习惯了黑暗。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是除去斯特凡-布朗斯基以外唯一没能从黑暗中捞一把的人。她到店铺里去取蜡烛，尖声怪气的斯特凡拉着她的裙子跟在后面。她拿着点燃的蜡烛回来，照亮了房间，只见其余喝寿酒喝得醉醺醺的人们双双俩俩，结成了叫人稀奇的对偶。

    不出我所料，我妈妈上衣散乱，坐在扬-布朗斯基膝上。看到短腿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几乎消失在格雷夫太太怀里，实在倒人胃口。马策拉特在舔格蕾欣-舍夫勒的马齿和大金牙。只有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坐着，双手搁在怀里，在烛光下，她的母牛眼睛非常虔诚。她离蔬菜商格雷夫不远，但又不太近。格雷夫没有喝酒，然而他却在唱歌，歌声很甜，却又忧郁感伤。他用歌声邀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同他合唱。他们唱起一支二声部的童子军歌曲，歌词大意是某个名叫吕贝察尔的山神在巨人山脉游荡①——

    ①这首童子军歌曲创作于1923年，歌中诉说捷克斯洛伐克建国后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不自由，并请求巨人山脉的山神吕贝察尔来相助。

    他们已经把我丢在脑后了。奥斯卡背着鼓的残骸坐在桌子底下，还从铁皮上敲出一些节奏来。那些配错了对、神魂颠倒、在房间里或躺或坐的男女们，可能听到了我那微弱而均匀的鼓声感到很悦耳，因为我的鼓声像一层清漆，蒙住了他们在狂热而紧张地证明自己是多么卖力时所发出的咂嘴声和吮吸声。

    外祖母进来时，我还在桌子底下。她擎着蜡烛，像是一位天使长，借着烛光，见到了索多玛，看到了葛莫拉①。她勃然大怒，全身颤抖，连蜡烛也跟着抖动。她说，这是一场下流的恶作剧，从而结束了这出田园戏以及吕贝察尔在巨人山脉的漫游。她把蜡烛竖在碟子上，一边安慰着始终还在哭哭啼啼的斯特凡，一边从碗橱里取出施卡特牌，扔到桌上，宣布祝寿活动第二部分现在开始。紧接着，马策拉特在吊灯的旧灯头上拧上了新灯泡，摆好椅子，呼呼地开啤酒瓶。他们开始在我头顶上玩施卡特，十分之一芬尼一点的输赢。我妈妈一上来就提议，输赢一点为四分之一芬尼；可是，表舅扬认为风险太大，所以仍旧按十分之一芬尼一点来碰运气，除非在加倍或偶然打成大满贯时，才提高赌注——

    ①据《圣经》故事，索多玛和葛莫拉是巴勒斯坦的两个城市，因其居民的罪恶，被地震和“火雨”所毁。一般借喻极端混乱、嘈杂、喧哗或罪恶的地方。

    我呆在桌子下面，坐在下垂的桌布的阴影里，觉得很自在。我的漫不经心的鼓声合着头顶上出牌的声音，跟随着牌局的进行，在他们玩了整整一小时施卡特以后，宣布扬-布朗斯基输了。他的牌挺不错，尽管如此，还是输了。这毫不奇怪，因为他心不在焉。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他该拿够的二十七点的牌，而是别的事情。牌局一开始，他一边同他的姑妈说话，告诉她，对刚才黑暗里小小的秘密宗教仪式不值得大惊小怪，一边脱下左脚的黑便鞋，把这只穿黑短袜的脚从我脑袋边上伸过去，去探坐在他对面的我妈妈的膝头。他刚一碰到，我妈妈就往桌子靠拢，这样，扬——他听马策拉特叫完牌后，就随便说了声“不要”——先用脚尖撩起她的裙边，随后，整只脚——幸亏袜子是今天刚换上去的——伸到她的两腿中间去。我妈妈真使我惊叹不已。尽管在桌子底下受到穿羊毛袜的脚的挑衅，在结实的桌布上面，她却在进行十分冒险的赌博。她叫到六十点，把握十足，谈笑风生，终于获胜。相反，扬在桌子底下那么果断，在桌面上则一输再输，这样好的牌，如果让奥斯卡来打，即使在梦游的时候，也保证会赢的。

    后来，困得要命的小斯特凡也爬到桌子底下来了，他不明白他爸爸那条穿着袜子的腿在我妈妈的裙子底下找什么，没过一会儿，就呼呼入睡了。

    晴转多云。午后下了几场小阵雨。第二天，扬-布朗斯基就来了，取走了他送我的生日礼物，那艘讨厌的帆船，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里把它换了一面铁皮鼓。下午稍晚的时候，他回到我家，被雨淋了，衣服有点湿，他带来了那面鼓，白底红火焰，是我熟悉的图案。他把鼓递给我，一手抓住我那面残破的旧鼓，上面红白两色的油漆只剩下斑斑点点了。扬抓住旧鼓，我抓住新鼓的当口，扬、妈妈和马策拉特的眼睛都盯着奥斯卡；我差一点微笑了，难道他们在想，我不愿弃旧就新，我会坚持什么原则吗？

    出乎他们所料，我并没有大声尖叫，没有唱出震碎玻璃的歌声，而是交出已成废铁的旧鼓，立即双手捧住了新乐器。我一门心思地敲了两个小时，掌握了击鼓的诀窍。

    可是，我周围的成年人并不是个个都像扬-布朗斯基那样有见识。一九二九年（当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①，而我也在考虑，远在布法罗做木材生意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是不是也亏了本），我五岁生日过后不久，妈妈因见我明显地不再长个儿，大为不安，每逢星期三，便带我到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霍拉茨博士的诊所去。检查没完没了，叫人心烦，但我还是忍过去了，因为我当时已经喜欢上了站在霍拉茨边上帮忙的护士英格的服装；这种白色的护士服，叫人看了眼睛舒服，还使我联想起妈妈在战争期间当护士时拍的照片。我集中注意力观看不断改变形状的护士服的褶裥，因此根本听不见医生时而咆哮、时而使劲加强语调、时而用令人讨厌的长辈口吻讲的话——

    ①这标志着美国“大萧条”的开始。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资本的德国经济也进入危机时期。

    做完检查，霍拉茨一边翻阅我的病历，一边若有所思地摇头，眼镜片上反射出诊室里的全部家当：许多镀铬、镀镍和光滑的搪瓷制品；还有架子和玻璃橱，里面放着玻璃瓶，贴有字迹工整的标签，酒精里泡着蛇、蝾螈、蟾蜍以及猪胎、人胎、猴胎。他一再让我妈妈讲我是怎样从地窖台阶上摔下去的，而当她破口大骂马策拉特，说他没把活板门关上，这一辈子都要担当罪责时，霍拉茨便又转而安慰她。

    几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三，他可能为了给自己，或许也给护士英格证明他这一段时间治疗的成果，想要拿走我的鼓。于是，我大吼一声，捣毁了他收集起来的大部分蛇和蟾蜍以及各种胚胎。

    除了过去震碎过未开盖的啤酒瓶和妈妈的香水瓶以外，奥斯卡还是头一回破坏这么多盛满东西、小心保存、锁在橱里的玻璃瓶。效果无与伦比，不仅慑服了所有在场的人，而且使知道我同玻璃之间秘密关系的妈妈也大为震惊。我发出的棱角不分明的第一声，就切开了霍拉茨存放他的全部令人恶心的古怪东西的玻璃橱，差不多整块玻璃摔到漆布地板上，裂成万千碎片，却仍保持原来的正方形。随后，我用极富穿透力的立体声震碎了一个又一个试管。瓶瓶罐罐像放鞭炮似的破裂了。绿色的、部分已经凝结的酒精四下飞迸，带着经过特别处理的、苍白的、目光忧郁的蛇、蝾螈、人胎等等，流到诊室红漆布地板上，满屋子刺鼻的气味，弄得我妈妈恶心要吐，护士英格只好打开正对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窗子。霍拉茨博士很有办法，善于逢凶化吉，消灾为福。在我干了这次暴行以后没有几个星期，他在专业杂志《医生与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论本人，奥斯卡-马，一个能唱碎玻璃的不寻常的人。据说，霍拉茨博士在这篇二十多页的文章里所提出的理论，在国内外专业圈子内引起了重视，不少专家撰文，或反对或赞同。他送了好几本杂志给我妈妈，她竟因这篇文章而感到自豪，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她不厌其烦地把文中一些段落读给格雷夫夫妇、舍夫勒夫妇以及她的扬听，而且每天饭后，总要读给她的丈夫马策拉特听。甚而至于殖民地商品店的顾客也得听她朗读，并恰如其分地赞赏我的妈妈。而文内的专业名词她虽然读错了重音，但却表现出她有丰富的想象力。我的名字首次在报刊上出现，这个事实对于我本人是毫无意义的。我当时就已持有的警觉的怀疑态度，使我懂得如何去评价霍拉茨这篇文章：它篇幅不小，行文也不能说不老练，但仔细一读，便知是一个沽名钓誉、想要捞个教授职位的医生讲的不得要领的离题话。

    今天，奥斯卡躺在疗养与护理院里，他的声音已经连刷牙玻璃杯都震不碎了。类似那个霍拉茨的医生们，却在他的病房里进进出出，给他做所谓的罗尔沙赫测验①、联想测验以及其他测验，想给他的强制送人①找出一个响当当的定语来。今天，奥斯卡仍然乐于回忆起他最初获得那种声音的岁月，他的声音发展史上的太古时代。当时，他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彻底唱碎玻璃制品。到了后来，在他的艺术繁荣和没落时期，他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就运用他的能力。他纯粹出于游戏的欲望，沉溺于个人后期的惯用作风，醉心于为艺术而艺术；奥斯卡把唱碎玻璃当做自我表现的手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的年岁也逐渐增大了——

    ①罗尔沙赫测验，一种心理测验，也称“墨迹测验”，系瑞士心理学家赫尔曼-罗尔沙赫（1884～1922）首创，用十份墨迹供患者描述，并观察其对颜色的反应等等。此种测验之理论为：个人具有将其无意识的态度投射到多解环境中去的倾向，故又称“投射测验”。

    ②强制送入，医学术语，指强制送入医院或精神病院等

    课程表

    克勒普有时用安排时间表来消磨时间。他总是一边排表，一边大嚼血肠和问扁豆。这一事实证明了我的一个论点，它断然宣称：梦想家都是贪食者。克勒普总要花不少功夫来填他的时间表。这一事实又证明我另外一个论点：唯有货真价实的懒骨头才能做出省力的发明来。

    在这一年里，克勒普也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功夫来排他一天的时间表。他先是神秘地干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昨天才来找我，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了九次的纸来递给我。他容光焕发，得意非凡。他又一次做出了省力的发明。

    我把这张纸条粗粗看了一遍，上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十点吃早饭；午饭前沉思默想；饭后午睡一小时；醒后喝咖啡——尽可能在床上喝；坐在床上练一小时长笛；吹着风笛在屋里来回走动一小时；在院子里露天吹风笛半小时；随后的两小时，或喝啤酒、吃血肠，或上电影院，隔一天一换；在进影院前或喝啤酒时，不引人注目地替非法的德国共产党①做半小时宣传，但不夸张。一周三个晚上在“独角兽”饭店奏乐伴舞；星期六下午，喝啤酒及为德共宣传挪到晚上，因为这段时间预定到格林街洗澡与按摩；之后到“U－9”去同某个姑娘搞三刻钟卫生术，再带着这同一个姑娘和她的女友到施瓦布的店里去喝咖啡和吃点心；在理发店打烊前去刮脸，必要时还理个发；到照相馆拍快照；最后去喝啤酒，吃血肠，替德共做宣传以及娱乐——

    ①德国共产党于1956年8月17日被禁止，联邦德国政府于1951年11月16日即已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禁令申请，所以在奥斯卡叙述时（1953年3月5日以前）德共还是合法政党。

    我称赞克勒普精心画在表格四周的曲线花纹，请他复写一份给我，并问他，准备怎样填补空白时间。克勒普稍加思索便回答说：“睡觉，或者想德共的事。”

    我是否要告诉他，奥斯卡同自己的第一份课程表打交道的故事呢？

    事情是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开始的，没有危险。黑德维希-布朗斯基每天早上来接我，带我和她的斯特凡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考尔阿姨那里。我们总共六到十个幼儿（有几个老是生病），都得在那里玩耍，直到呕吐为止。幸亏我的鼓可以当玩具，他们无法强迫我去玩积木，至于让我坐摇木马，只是在他们需要一个头戴纸盔的擂鼓骑士的时候。我的鼓谱是考尔阿姨有上千个扣子的黑绸裙。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成功地每天多次在我的鼓上给这位单薄的、由皱纹构成的小姐解开扣子又系上扣子，给她脱去衣裳又穿上衣裳，却一点也不会想到她的肉体。

    我们每天下午去散步，穿过栗树林阴道，到耶施肯山谷的森林，登上埃尔布斯山，经过古膝贝格①纪念碑，无聊得令人愉快，乏味得使人轻松，因此我今天还希望挽着考尔阿姨像薄纸似的手在图画书上散步——

    ①约翰内斯-古滕贝格（140～1467或1468），德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1455年他印刷了四十二行拉丁语《圣经》。

    我们这八个、十个或十二个幼儿，必须被套上挽具。这挽具便是一根当车辕用的、用毛线编织成的浅蓝色带子。毛线车辕左右各有六个毛线织的辔头，套在十二个幼儿身上。每隔十厘米挂一个铃铛。考尔阿姨手执缰绳，我们在前面似马儿奔驰，铃声叮当，嘴里咿咿呀呀，我则敲击黏稠的鼓声，穿过秋天里郊区的街道。有时考尔阿姨起个音让我们唱《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或者《海上的星，我向你致意》；当我们唱起《玛利亚，救助啊》和《甜蜜的圣母，甜甜甜》，向十月清朗的空气倾诉时，过路的行人无不为之感动。当我们横穿过主干大街时，交通就得中断，当我们唱着《海上的星》过马路时，电车、汽车、马车全都停了下来。每一回考尔阿姨都要向指挥交通、让我们过马路的警察挥动她那只像薄纸似的沙沙响的手表示感谢。

    “我主耶稣会奖赏您的。”她这样许诺道，绸裙子瑟瑟地飘拂。

    奥斯卡在过了他的六岁生日以后的那个春天，由于斯特凡的缘故，不得不同他一起离开了衣服扣子可解可结的考尔小姐，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这又同政治有关，而一涉及政治，就会有强暴行为。那一天，我们又登上埃布斯山，考尔阿姨把我们从毛线挽具上解下来。到处是新枝嫩叶，树梢间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考尔阿姨坐在一块布满苔藓的路标石上，那上面标明好几个地点的方向，由此步行前往，需要一至两个小时不等。她像一个年轻姑娘，不知道春天在自己身上唤起了哪些感情，特拉拉拉拉地唱着，脑袋瓜像抽搐似的晃动，这样的动作，唯有在雌珍珠鸡身上才能看到。她正在替我们编织新的挽具，鲜红的，可惜，我再也套不上了，因为这时，从灌木丛中传来一阵喊叫，考尔小姐慌忙站起身来，拿着编织物，红毛线拖在身后，踏着高跟鞋往喊声和树丛处走去。我跟在她身后，顿时她的毛线显得不那么红了，因为我看到，斯特凡的鼻子在淌血，很多很多的血。一个名叫洛塔尔的男孩，鬈发，太阳穴上青筋暴起，骑在这个弱不禁风、正在吃苦头的斯特凡的胸口上，仿佛要把他的鼻子打瘪似的。

    “波兰佬！”他打一拳骂一声，“波兰佬！”五分钟以后，考尔阿姨又用浅蓝色的挽具把我们都套上了——只有我是自由行动的，正在替她缠红毛线——她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念了一段祈祷词，一般是在祭献和化体①之间念的：“羞愧啊！心里充满悔恨和痛苦……”——

    ①天主教弥撒仪式中的两部分：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圣父的祭献以及经过祝圣的饼和酒化为耶稣的身体和血（化体）。

    随后，我们下了埃布斯山，停留在古膝贝格纪念碑前。她用细长的手指指着用一块手绢堵住鼻子、正在啜泣的斯特凡，温柔地说：“他是个波兰小孩，对此他不能负责。”根据考尔阿姨的建议，斯特凡不再上她的幼儿园。奥斯卡虽说不是波兰人，也不特别喜欢斯特凡，但却声明同他团结一致。复活节到了，他们打算让我们上小学去试试。霍拉茨博士戴着宽边角质框眼镜，他鉴定说这样做没有坏处，并且说出了他的意见：“这对于小奥斯卡不会有害处的。”

    扬-布朗斯基打算过了复活节，就送他的斯特凡去波兰公立小学。他主意已定，谁也劝阻不了。他一再对我妈妈和马策拉特说，他是波兰公务员。他在波兰邮局工作，干得不错，波兰国给他的报酬也不坏。总而言之，他是波兰人；等到申请批下来，黑德维希也就入了波兰籍。此外，像斯特凡这样聪明伶俐、天资比一般人高的孩子，可以在家里学习德语。至于小奥斯卡——他一讲到奥斯卡，总要叹几声气，他同斯特凡一样，已经满六周岁了，虽说讲话还结结巴巴，智力也远远不及同龄儿童，身材也是如此，可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应当试一试。义务教育就是义务教育嘛——只要校方不提出异议就行。

    校方表示疑虑，要求有医生证明。霍拉茨说我是个健康的孩子，从个子看，好像只有三岁，尽管说话还结结巴巴，但是智力决不比五六岁的孩子差。他还谈到了我的甲状腺等等。

    不论做什么检查，做什么试验——这些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都很太平，满不在乎，甚至采取了友好态度，尤其因为没有人再想拿走我的鼓。霍拉茨收集的蛇、蟾蜍以及各种胚胎悉遭破坏，对于此事，所有替我做检查和试验的人都记忆犹新，余悸未消。

    只是在家里，虽然是在上学的第一天，我不得不让我声音里的金刚钻显显威力，因为马策拉特明知故犯，硬要我不背着鼓走到弗勒贝尔草场对面的佩斯塔洛齐学校去，硬要我把鼓留在家里。

    他终于动手来夺这件不属于他的东西，夺他不会摆弄的东西，老实说，要摆弄这面鼓，他还真是缺根神经呢！我大吼一声，把一只空花瓶裂成两半，据别人说，这可是件真古董。这只马策拉特心爱的真花瓶摔在地毯上，成了真正的碎片。他一见，举手要揍我。这时，妈妈跳了起来，扬一步跨到他们两个中间——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刚好带着斯特凡，拿着纸口袋走过我家时看到了。

    “算了吧，阿尔弗雷德。”他心平气和地说。马策拉特一见扬的蓝色目光和我妈妈的灰色目光，便压下心头的怒火，把手放下来，插到裤兜里去了。

    佩斯塔洛齐学校是一座新盖的四层楼房，红砖、平顶的长方形箱子，有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画等现代化装饰。它是在当时还相当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疾呼之下，由幼儿众多的近郊区区政府兴建的。这口箱子，除去它那股气味以及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画上那些做体育运动的青春派①儿童以外，还算中我的意——

    ①青春派，1890年到1905年之间在德国的建筑、工艺美术和绘画领域内兴起的一种艺术风格，反对因袭传统，主张更新生活风气。

    大门外铺砾石的空场上，种着不像天然的小树，树梢上正发绿芽。小树都由一头弯曲、好似主教的曲柄权杖的铁棍支撑着。母亲们从四面八方拥来，一手拿着五彩圆锥形纸口袋，一手拉着孩子，他们有的乱喊乱叫，有的规矩老实。奥斯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母亲朝一个方向拥来。她们仿佛在赶集市，到那里去卖掉自己所生的第一胎或第二胎的孩子。

    一进前厅，就闻到这股学校的气味，经常有人描写它，因此它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名牌香水更为人们所熟悉。在厅里的大理石地面上，不拘一格地竖立着四五个花岗岩石缸，缸底有许多泉眼，同时喷出很高的水柱来。周围挤着一群孩子，也有同我一样年岁的，他们使我联想起比绍我舅公文岑特家养的母猪，它有时侧身躺着，忍受着它那些同样口渴的、究凶极恶地拥上来的猪仔们。

    孩子们俯身在水缸上，头发从前面垂下，张开嘴巴去接垂直喷上去又落下来的细水柱。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玩还是在喝水。有时，两个孩子同时直起身子，鼓着嘴，很不礼貌地把含在嘴里温温的、肯定搀进唾沫还带有面包屑的水，喷到对方的脸上去。我走进前厅时，随便从敞开的门里看了一眼左邻的体育馆，一见皮面鞍马、爬竿、爬绳以及可怕的、总像是强求别人在上面做大旋转动作的单杠，就不由得真正口渴起来，渴得无法抑制，真想同别的孩子们一样地去喝一口水。妈妈拉着我的手。请她把同三岁小孩一般高的奥斯卡抱到水缸上去？这我可不干。即使把我的鼓垫在脚下，我也够不到那些水柱。我轻轻纵身一跳，超过一只水缸的边缘，朝里面望了一眼，只见吃剩的沾油脂的面包严重地堵住了排水口，在缸底聚成一层不卫生的淤积物。我再也不觉得口渴了。虽然我思想上曾经觉得自己口干唇焦，然而，那只是在我的肉体好像身历其境似的在体育馆这个沙漠里的运动器械之间迷了路的时候。

    妈妈领我走上纪念碑似的、为巨人而设的楼梯，穿过回声四起的走廊，进入一个房间，那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年级甲班。屋子里坐满了同我一样年龄的孩子。孩子们的母亲站在正对窗户的墙下，一字儿排开，手里都拿着五彩圆锥形纸口袋，上端系着绢纸，口袋的长度超过了我的个子。第一天上学都要拿着它，这是一种传统。我妈妈也不例外。

    我拉着她的手进屋时，这帮小赤佬以及他们的母亲一齐放声大笑。一个胖男孩想要敲我的鼓。我为了避免唱碎玻璃，只好朝他的胫骨一连踢了几脚，把这个顽童踢翻在地，头发梳得光光的脑袋撞在课桌上。我因此在后脑勺上挨了我妈妈的一巴掌。那个顽童嚷了起来。我自然没有叫喊，因为我只是在别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才叫喊。在这么多母亲们面前，这样出场亮相，我妈妈确实觉得很尴尬。她把我拉到第一排靠窗户的课桌旁。自不待言，课桌太高大了。可是，越往后，课桌越高大，小赤佬们也越粗野，脸上的雀斑也越多。

    我很满意，安稳地坐着，因为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安。看来我妈妈一直还很尴尬，使劲挤到那些母亲们中间去。在同她一样做妈妈的人面前，她可能由于我所谓的发育不全而感到羞惭。她们摆出一副面孔，为自己的野小子们而骄傲，仿佛蛮有理由似的，但是就我的感觉而言，他们长得也太快了。

    我没法从窗口眺望弗勒贝尔草场，因为窗台比我高，正如课桌对我来说显得过于高大一样。我很想看一眼弗勒贝尔草场。我知道，童子军在蔬菜商格雷夫领导下，在那里安营扎寨，在玩纸牌戏以及做童子军应当做的好事。这并不是说，我会同他们一样夸大其辞地去美化营地生活。使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身穿短裤的格雷夫的形象。他之所以让他们穿上童子军创始人巴登-鲍威尔①的制服，是因为他太爱那些又瘦又高、眼睛大大、尽管是脸色苍白的男孩了——

    ①巴登-鲍威尔（1857～194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著有《童子军》。

    这真是值得一看，可是，该死的建筑结构偏偏叫我看不成，我只好仰首观天，终于从中得到了满足。总有新的云从百北向东南移动，仿佛在那个方向上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我把鼓夹在膝头和课桌的屉板之间，尽管它不存丝毫念头想要跟着云彩去飘游。椅子背本来是靠背用的，它却支撑着奥斯卡的后脑勺。我背后那些所谓的同学们，叽里呱啦，大吵大嚷，笑的，哭的，撒野的，都有。他们往我背后扔纸团，但是我并不回过身去；我认为，那些有明确目标的浮云是值得观赏的，而那一群扮着鬼脸、歇斯底里至极的蠢货，则根本不值得一顾。

    一个女人——她后来自称是施波伦豪威尔小姐——走进教室，一年级甲班顿时安静下来。我不需要安静下来，因为我本来就很安静，几乎沉浸在自我之中，期待着即将来临的事物。说老实话，奥斯卡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去期待即将来临的事物，因为他不想分散注意力。他不在期待，而是坐在课桌旁，一边凭感觉知道他的鼓仍在原处，一边陶醉于静观复活节刚擦过的玻璃窗后面，或者不如说玻璃窗前面的云彩。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服装很不雅观，穿着就像一个干瘪的男人。她那窄而硬的衬衫领子，使她的模样儿更难看了，据我看，它是可以拆下来浆洗的，它紧勒住她的喉头，勒得脖子上都起了皱纹。她刚踏着平底轻便鞋走进教室，便立即想要讨人欢心，于是问道：“亲爱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唱一支小曲好吗？”

    回答她的是一阵乱嚷，可是她却看做是他们在表示赞同，因为她接着装腔作势地起了个头，音定得很高。她唱的是春之歌《五月已到人间》，尽管现在刚到四月中旬。我背后这一帮家伙，既对歌词懵然无知，又对这首小曲的简单节奏缺乏起码的感受力，没等她打手势，就胡乱地连吼带唱，把墙上的灰泥也震落了下来。

    尽管施波伦豪威尔小姐面色蜡黄，剪短了头发，领子底下隐约显出男式领结，她仍使我感到遗憾。我扭过头来，不再去看那些云彩——它们今天显然不上课——从吊裤带下一下子抽出鼓棒，响亮而明显地在鼓上敲出了这首歌的拍子。但是，我背后那帮家伙毫无节奏感，他们缺乏这种听觉能力。唯独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向我点点头以示鼓励，并朝着贴墙站立的母亲们微微一笑，特别对我妈妈眨了一眨眼睛。我把这当做一个信号，便放心地继续敲下去，先简单后复杂，直到把我的全部技巧悉数施展了出来。我背后那帮家伙早就停止了他们粗野的吼叫。我设想现在是我的鼓在讲课，在教这帮学生，把我的同学变成了我的学生，因为施波伦豪威尔这时站到了我的课桌前，全神贯注地瞧着我的手和鼓棒。她那样子并不笨拙，倒是看得出神而达到忘我的境界。她微笑着，跟着我的节拍用手敲桌子。在那短短的一分钟内，她变成了一个并非无同情心的老姑娘，忘记了自己的教师职业，从规定她平时必须笨拙地模仿的形象中脱颖而出，变得有了人性，这就是说，变得孩子气、好奇、心理复杂和无道德观念。

    可是，当施波伦豪威尔小姐不能当即正确地模仿我敲鼓的节拍时，她又故态复萌了。一个蠢头蠢脑的拿低工资的角色，顿时又镇定下来——女教师们有的时候都不免要这样来一下——说道：“你肯定就是小奥斯卡。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听到不少了。你敲鼓敲得多好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孩子们？难道我们的奥斯卡不是个好鼓手吗？”

    孩子们一阵乱嚷，母亲们挤得更拢，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又依然故我。“不过，”她用假嗓子说道，“现在我们要把鼓保存到教室的柜子里去，它疲倦了，要睡觉了。下课以后，你再把鼓拿回去。”

    她唧唧喳喳地还没有把这些虚伪的话讲完，就向我伸出修得很短的女教师的手指甲，要用十只短指甲的手指来抓我的鼓——上帝明鉴，它既不疲倦，也不想睡觉。我先是紧抱着它，用穿在厚套头衫袖子里的双臂围住红白相间的鼓身，两眼盯着她，由于她执著地射出历史悠久、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公立小学女教师的目光，因此，我也用目光穿透到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内心深处，找到了许多有趣的材料，足够写三章不道德的轶事。但是，我硬让自己不再去窥视她的内心生活，因为我的鼓正受着威胁。当我把有穿透力的目光向她的肩胛骨之间射去时，在她保养得很好的皮肤上探测到一颗有一个古尔登①那样大小的、长着长毛的痣——

    ①古尔登，十六至十九世纪德国通用的银币。

    或者由于她已感觉到被我的目光窥见了她的内心世界，或者由于我的声音刮了一下她右边的眼镜片，虽然没把它弄碎，但还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总而言之，她不再赤裸裸地使用暴力——这已经使她的指关节变白了——也许她受不了刮镜片时发出的刺耳声，这使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她战栗着松开了我的鼓，并说道：“奥斯卡，你真调皮！”一边向我妈妈投去了谴责的目光，弄得我妈妈简直不知道眼睛往哪里瞧才好。她放弃了我那面始终清醒的鼓，转过身来，用平底鞋跟走到她的书桌旁，从皮包里掏出另一副眼镜来——可能是她读书时戴的，用一个坚决的动作，把那副被我的声音——就像用手指甲刮玻璃窗那样——刮过的眼镜从鼻子上取下来，仿佛我弄碎了她的眼镜似的，然后撇开小指，把另一副架到鼻子上，挺直身子，弄得骨头嘎巴直响。她又把手伸进皮包里，同时对大家说：“现在我给你们念课程表。”

    她从猪皮皮包里掏出一摞纸条，自己取了一张，其余的传递给母亲们，也包括我妈妈在内。最后，她把课程表上印的念给那些已经焦躁不安的六岁孩子们听：“礼拜一：宗教，写字，算术，游戏；礼拜二：算术，书法，唱歌，自然；礼拜三：算术，写字，图画，图画；礼拜四：乡土课，算术，写字，宗教；礼拜五：算术，写字，游戏，书法；礼拜六：算术，唱歌，游戏，游戏。”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宣读课程表时就像宣读一份不容更改的命运判决书。她用刻板的声音，连一个字母都不忽略，读完了公立学校教师代表大会的这一产物，之后，又想到了自己在师范学校所受的教育，便进而变得温柔了。她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乐趣突然爆发，于是欢呼道：“亲爱的孩子们，现在让我们一起重复读一遍。请吧——礼拜一？”

    小赤佬们吼道：“礼拜一。”

    她接着念：“宗教？”这帮受过洗礼的野蛮人吼叫着“宗教”这个词儿。我不用自己的嗓子喊，而是在鼓上敲响了“宗教”这个词儿的音节。

    施波伦豪威尔念一声，我后面那一帮就吼一声。“写字！”我在鼓上敲两下。“算术！”又是两下。

    像做应答连祷似的，我前面的施波伦豪威尔念一声，我后面那一伙就吼一声。这种游戏荒唐可笑，我还得摆出一副正经的面孔，相宜地根据音节敲响我的鼓，直到施波伦豪威尔——我不知道她听从了谁的吩咐——跳了起来，显然怒不可遏——但又不是因为我背后那帮野小子才发脾气的。使她激动得涨红了脸的是我，奥斯卡的无辜的鼓对她来说是块绊脚石，她难以把我这个有节奏感的鼓手拉进来做祈祷。

    “奥斯卡，你要注意听我念！礼拜四：乡土课？”我撇开“礼拜四”这个词儿，只合着“乡上课”这个词儿的音节敲了四下①，“算术”和“写字”各敲两下，“宗教”这个词儿我不是合着它的音节敲四下，而是根据三位一体、一人获救的神学原则，敲了三个三连音——

    ①“乡土课”和下文的“宗教”，德语均为四音节的单词。

    但是，施波伦豪威尔缺乏敏锐的辨别力。她厌恶鼓声，不论你怎么敲都不行。她同前一次一样，伸出十只剪秃了指甲的手指，十指齐下，要来抓鼓。

    可是，她还没有碰到我的鼓，我已经喊出了摧毁玻璃的叫声，把教室里三扇特大的窗子最上一格的玻璃震落下来。中间一格的玻璃，成了我第二声叫喊的牺牲品。和煦的春风毫无阻挡地吹进教室。我用第三声叫喊，消灭了下面一格的玻璃；这一声纯属多余，完全是由于我兴头太大的缘故，因为施波伦豪威尔一见上、中两格的玻璃已经败下阵会，便缩回了她的爪子。上帝明鉴，要是奥斯卡留心看到了施波伦豪威尔在仓皇溃退，他就会干得聪明一点，不再逞起性子来——这从艺术性上讲，也是颇成问题的——喊掉最后一排玻璃。鬼知道她从哪里变出了一根藤条来。不管怎么说，它突然间出现了，在混有春天气息的教室的空气里抖动着。她手执藤条在这种混合的空气里飕飕地挥舞，赋予它回弹力，使它如饥似渴地想绽开别人的皮肤，发出呼啸声，一来一回，形成了无数道瑟瑟作响的帷幕，想使打人的和被打的双方都得到满足。她一藤条打在我的课桌上，小瓶里的墨水冒出一股紫色的喷泉。我拒不伸出手去给她打，她便抽我的鼓。她往我的铁皮上打。她，施波伦豪威尔抽我的铁皮鼓。她有什么理由要打？如果她想打的话，又为什么要打我的鼓？我背后不干不净的野小子不是有的是吗？难道非打我的鼓不可吗？她不懂擂鼓艺术，根本就一窍不通，她有什么理由要加害于我的鼓？瞧她眼里是怎样的凶光？准备打人的是什么野兽？它是从哪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它要寻找什么食物？接下来又要攫食什么？——兽性也钻进了奥斯卡体内，我不知道它是从哪个深渊里爬上来的，钻过鞋后跟、脚后跟，越爬越高，控制了他的声带，使他发出一声野兽春情发动时的叫喊声，足以震碎一座哥特式教堂全部折光的彩色玻璃。

    换句话说，我吼出一声双响的叫喊，把施波伦豪威尔的两块眼镜片化为粉末。她的眉毛下边出了点血，没有镜片的镜框后面，两只眼睛眯成了缝，摸瞎着朝后退去，最后开始号啕大哭，丑态百出，对于一个公立学校女教师来说，也太没有自制力了。这时，我背后那一帮小子吓得不敢吭声，有的牙齿打架，有的钻到了课桌底下。有几个偷偷从一张课桌溜到另一张，向母亲们身边靠拢。她们可知道这是一场灾祸，便要打肇事者，准备扑过去抓住我妈妈。要不是我抱着我的鼓离开了课桌，她们非把我妈妈揍一顿不可。

    我从半瞎的施波伦豪威尔身边走过，到了被复仇女神团团围住的我妈妈身边，拉住她的一只手，将她一把拽出了一年级甲班灌满过堂风的教室。我们穿过有回声的走廊，下了为巨人的孩子建造的石楼梯，经过积有面包渣儿的喷水的花岗岩石缸以及大门敞开的体育馆里单杠下正在发抖的男孩。妈妈手里一直还捏着那张纸条。出了佩斯塔洛齐学校的大门，我把她手里的纸条拿过来，把课程表团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小纸球。

    摄影师站在门口的柱子中间，等候拿纸口袋的一年级学生和母亲们出来。奥斯卡答应让他给自己和那只经过一场混战却未曾丢失的纸口袋照一张相。摄影师让奥斯卡站到一块黑板前，把它当做背景；黑板上写着：我入学第一天

    拉斯普庭与字母

    方才，我给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护理员布鲁诺——他只是用一半的注意力听着——讲奥斯卡第一次同课程表打交道的故事。我谈到：摄影师给身背书包、手执纸袋的六岁孩子拍摄明信片大小的照片，而历来当做背景用的黑板上写的是：我入学第一天。

    不言而喻，这个句子只有母亲们读得懂，她们站在摄影师背后，比自己的孩子更加激动。站在写着这个短句子的黑板前面的孩子，要到一年以后，或者在翌年复活节过后一年级新生入学那天，或者从留给他们自己的照片上，才能认出这些字的意思，才明白原来那些像画片一样美的照相，是他们入学第一天拍摄的。

    这句铭文标志着生活里新阶段的开始，它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那种聚特林字体①，带棱带角、恶狠狠地爬行着，凡是圆笔道都写错了，鼓鼓囊囊的。事实上，聚特林字体正是用来写引人注目、简明扼要的话，如日常标语之类。还有一些文件证书，我虽然不曾见过，但是据我猜想，也是用聚特林字体写的。我想到的有牛痘卡、体育证书和手书的死刑判决书。聚特林字体我不会念，却能凭直观去猜想。黑板上那句话开头的字母M，我当时就觉得它像一个双套结，散发着麻绳味儿，不怀好意地提醒我注意绞刑架。我倒是愿意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而不这样去胡乱猜测。请不要以为我已经学会了字母，所以一见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就以高屋建瓴之势大造其反，击鼓抗议，唱碎玻璃。不，不是的，我深知自己只凭直观去猜测聚特林字体是远远不够的，我缺乏学校里最基础的知识。遗憾的是，奥斯卡不喜欢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灌输知识的那套方法——

    ①聚特林字体，由路德维希-聚特林（1865～1917）设计的一种圆体字，后成为标准德文字体，1915年至1945年，德国小学教这种字体。

    因此，当我离开佩斯塔洛齐学校时，我并没有打定主意要让我的入学第一天变成我在校的末日。学校上不成了，我们回家去吧！我丝毫不存这类念头。在摄影师把我永远照进底版里去的当口，我就在想：你站在黑板前面，站在这一句或许有意义、可能预兆不祥的句子下面。你可以根据字形笔体来猜测，唤起许多联想，譬如单人囚禁、监护、看守长以及用一根绳子绞死所有的人等等，但是，你毕竟解释不出这个句子的意思。由于你对着半被浮云遮蔽的天空大喊大叫的愚昧无知，你就再也不可能踏进这所用课程表安排时间的学校了。奥斯卡呀！你上哪里，上哪里去学大写和小写字母呢？

    对于我来说，有小写字母也就够了。但是，那些自称为成年人的大人的生存虽说不能一眼望尽，但也不能想象为无边无涯，这个事实使我推断出，有小写字母，也就有大写字母。他们不倦地用大字本和小字本的《教义问答手册》，用大字和小字的一乘一来证明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存在的理由，甚至国宾来访，也要根据佩戴勋章的外交使节和达官贵人到场的人数来选定大小车站。

    在以后的几个月内，马策拉特和妈妈都不再为我受教育的问题操心。他们已经试过一次，我妈妈费了不少周折，最后丢脸出丑，不再想尝第二次滋味。他们也学表舅扬的样子，每当低头瞧我时，就连声叹气，搬出我三岁生日那桩旧事来：“没关活板门！是你没关上的，没错！是你在厨房里，在这之前，你下了一次地窖，没错！是你去拿什锦水果罐头准备饭后小吃的，没错！是你让地窖的活板门开着的，没错！”

    妈妈对马策拉特的指责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交待。但是，他承担了责任，有时还要哭几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肠也会软下来的。接着，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就安慰他，说我，奥斯卡，是他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①，是不能改变的命运，是不明原因但是必须经受的考验——

    ①意为忍受磨难。

    因此，我不指望这几个受着严重考验、命里注定要背负十字架的人能给我什么帮助。我的表舅妈黑德维希-布朗斯基虽然经常来，带着我以及她两岁的女儿玛尔加一同到斯特芬公园去玩沙箱，可她也当不了我的教师。她脾气很好，但是笨头笨脑。霍拉茨博士的护士英格，头脑不笨，脾气可不好，我也不能指望她，因为她聪明，她可不是一般的值班护士，而是没人能顶替的助手，所以，她不可能为我腾出时间来。

    五层楼公寓的楼梯有一百多级，白天，我要上下几次，敲着鼓，一级一级地询问有什么办法可想，闻一闻，十九家房客中午吃什么。不过，谁家的门我都不去敲，因为无论是老海兰德、钟表匠劳布沙德、肥胖的卡特太太，还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尽管我很喜欢她——都不可能成为我未来的教师。

    屋顶室住着音乐师和小号手迈恩。迈恩先生养着四只猫，并且老是酗酒。他在“青格勒屋顶花园”伴舞，圣诞夜他同另外五名醉鬼在积雪的街道上四处溜达，高唱众赞曲同严寒搏斗。有一次，我在屋顶室碰上他。他穿着黑裤子，白衬衣，仰面躺着，没穿鞋的脚在拨弄一只喝空了的杜松子酒瓶，吹着小号，美妙至极。他没有放下他的铜管乐器，只是转动眼珠，向站在他身边的我溜了一限。他承认我是可以给他击鼓伴奏的人。他的乐器对于他不如我的铁皮鼓对于我这么珍贵。我们的二重奏把他的四只猫都赶到屋顶上去了，并且使瓦片也轻微地震动起来。

    我们奏完音乐，放下乐器，我就从套头毛线衫下面掏出一张过期的《最新消息报》来，打开后，蹲在小号手迈恩身边，把这份读物递到他面前，请他教我认大写和小写字母。

    但是，迈恩先生一放下小号便昏昏睡去。只有三件东西是他的精神寄托：杜松子酒、小号和睡眠。虽然我们经常——确切地说，在他进党卫军骑兵乐队当乐师并从此戒了几年酒之前——事先不用练习就在屋顶室给烟囱、瓦片、鸽子和猫演二重奏，但是他始终成不了我的教师。

    我也试着找过蔬菜商格雷夫，曾多次走访斜对面的地窖菜铺，因为他不爱听鼓声，我也就没背着我的鼓。看来进行基础学习的条件是有的：在两间一套的住房里，在店铺里，在柜台上下，甚至在比较干燥的土豆窖里，到处都是书，冒险故事书，歌本，《天使似的漫游者》①，瓦尔特-弗莱克斯②的著作，维歇特③的《简朴的生活》，《达夫尼斯和赫洛亚》④，关于艺术家的专论，一摞摞的体育杂志，还有图片集，上面满是半裸的男孩，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大多数是在沙丘之间追球，显示出抹油的、发亮的肌肉——

    ①《天使似的漫游者》，安格鲁斯-西勒西乌斯（约翰内斯-舍夫勃，1624～1677）的警句集。

    ②瓦尔特-弗莱克斯（1887～1917），德国作家。他的自传体小说《两个世界间的浪游人》（1917）是一部美化战争的作品。

    ③恩斯特-维歇特（1831～1902），德国作家。

    ④《达夫尼斯和赫洛亚》，古罗马作家朗戈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

    当时，格雷夫在生意上已经遇到不少麻烦。计量局的检查员查出他的磅秤和桔码有点问题。人家都在议论他搞欺骗活动。格雷夫不得不付了一笔罚金，买了新的砝码。他心事重重，烦恼不堪，唯有他的书本以及同童子军一起开晚会或者周末远足才能使他得到一点乐趣。

    我走进店铺，他没有注意到，仍继续埋头写价格牌。我利用他写价格牌这个有利的机会，拿起三四张空白卡片和一支红铅笔，摆出热心好学的样子，想用他写好的价格牌当字帖，学写聚特林字体，并以此来引起格雷夫的注意。

    在他眼里，奥斯卡的个子显然太小了，眼睛不够大，也没有那种然白的脸色。于是，我放下红铅笔，挑出一本旧书，里面都是能引格雷夫注目的男孩裸体照片。我敢断定，这些弯曲着或者伸展着肢体的男孩，对格雷夫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因此，我斜捧着书，使他也能看到这些照片，再次引他注意我。由于这个蔬菜商在没有顾客登门来买红菜头时总是全神贯注地涂写他的价格牌，所以我得敲敲书的硬封面，或者飞快地翻页，弄出一些声响来，使他抬起埋在价格牌堆里的脑袋，关心一下我这个文盲。

    简而言之，格雷夫不理解我的意思。如果有童子军在他店里——下午总有两三个小队长在他身边——他压根儿也不会注意到奥斯卡。若是他独自一人在那里，他就会神经质地跳起来，由于被打扰而恼怒，板起面孔下令道：“把书放下，奥斯卡！你又看不懂。你太笨，人又太小。你会把书弄坏的。这本书值六个盾还不止呢！你要玩的话，这儿有的是土豆和卷心菜！”

    他说着从我手里把书拿走，翻了一通，脸上毫无表情，让我独个儿站在皱叶甘蓝、抱子甘蓝、红甘蓝和卷心菜中间，真是茕茕孑立，因为奥斯卡没有把鼓带在身边。

    虽然还有格雷夫太太在，而我在遭到蔬菜商拒斥之后，也总要到他们夫妻的卧室里去，不过那时候，莉娜-格雷夫太太卧床不起已有好几个星期，像是生病的样子，身上散发出穿烂了的睡衣的恶臭。她有什么就拿什么，唯独不碰可以教给我点东西的书本。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奥斯卡看到与他同龄的孩子身上挎着的书包，书包旁晃荡着的、神气活现的擦石板用的海绵和小抹布时，心里总有那么点嫉妒。尽管如此，他回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曾有过诸如此类的念头，例如：奥斯卡，这可是你自己造成的后果啊！学校的那一套你应该逆来顺受才是啊！你不该得罪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结下这么一个死冤家啊！野小子们都超过你啦！他们已经学会了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而你呢？手里拿着《最新消息报》还不知道哪一头该冲上哩！

    嫉妒是有那么一点儿，我方才已经说了，但不过如此而已。学校的那股气味，闻那么一回就够我恶心一辈子了。用来擦那种漆皮已经剥落的黄框石板的、没有洗干净的、一半被啃碎了的海绵或小抹布的味道，您可曾闻过？它含有最便宜的学生所用皮书包里练字本的臭味，算术本的臭味，还有写起来吱吱响、有时卡住、有时打滑、沾过唾沫的石笔上的手汗味。有时候，放学回家的学生把书包撂在我的近旁，去踢足球或者玩掷球游戏，我便弯腰闻一闻这种正在阳光下蒸发的海绵。我不由得想到，如果确实存在着魔鬼撒旦的话，他的胳肢窝底下准是这么一股酸臭味。

    因此，使用石板和海绵的学校根本不合我的口味。但是，奥斯卡并不想说，不久就要承担对我的教育的那个格蕾欣-舍夫勒，乃是我的口味的体现者。

    小锤路舍夫勒面包房后面的寓所里的一切，我见了就要恼火。装饰性的小台布，绣有盾形纹章的垫子，潜伏在沙发角上的克特一克鲁泽设计的玩偶①，比比皆是的长毛绒做的动物，呼喊大象②的瓷器，触目皆是的旅行纪念品，刚开了头的编织物：用钩针织的、用毛线外打的、用手编的、结扣的、刺绣、花边、像耗子牙似的镶边，真是五花八门。这个地方甜蜜优雅，逗人喜爱，但天地狭小，令人透不过气来。冬天炉火太旺，室温太高，夏天开出许多花来，毒气熏人。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解释：格蕾欣-舍夫勒没有儿女，她多么想要孩子好替他们编织啊！天晓得该怪舍夫勒还是怪她自己。她要是有那么一个孩子的话，准会把他包裹起来，包上用钩针编织的毯子，镶上珠子、花边，还用十字针绣上一个小小的亲吻——

    ①克特一克鲁泽曾当过女演员，后开作坊，设计了一种漂亮的穿衣玩偶。

    ②德语里有一句成语：“如大象闯入瓷器店一样。”意为由于举动笨拙而闻祸。这里是指这些瓷器令人讨厌，都该砸碎。

    我来到此地，来学习大写和小写字母。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避免损坏瓷器和旅行纪念品。我把毁玻璃的嗓子留在家里了。当格蕾欣觉得我敲鼓已经敲够了，露出马齿和大金牙微笑着把我膝上的鼓拿走，放到玩具狗熊中间去时，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忍了。

    我同两个克特一克鲁泽设计的玩偶交朋友，把这两个小乖乖搂在怀里，拨弄着这两位始终露出惊讶目光的贵夫人的睫毛，同她们俩相爱。我对玩偶的钟情是假的，但却因其假而煞似真，我想以此来讨好格蕾欣两针平计、两针倒针编织成的心。

    我的办法不错。第二次登门，格蕾欣就把她的心打开了，或者说，拆开了，像拆长统袜一样，把整根极长的、鬈曲的、好几处已经打上结的线给我看。她打开了所有的柜子、箱子和小盒子，把全部钉珠子的废物抖搂给我看，整摞的儿童上装，儿童图嘴，儿童裤子，尺寸正好够五岁孩子穿戴，她都拿出来举在我眼前，给我穿上，又脱下来。接着，她给我看舍夫勒在军人协会荣获的神枪手奖章；之后，她给我看照片，其中有一部分同我家的完全一样；末了，她又去拿小孩衣服，天晓得还找什么逗孩子的小玩意儿，结果翻出了几本书来。从小孩衣服底下找出书来，这可是奥斯卡算计到的。奥斯卡听见过她同妈妈谈论书籍，他知道，她们两人还在订婚前以及后来几乎同时年纪轻轻就结婚的时候，便如何热中于交换书籍，从电影院旁边的流通出借图书馆借书，家里的读物琳琅满目，使殖民地商品店和面包房的婚姻增添光彩，使这两对夫妇开阔眼界。

    格蕾欣能向我提供的书并不多。自从她埋头编织以来，就不再读书，并同我妈妈——她由于扬-布朗斯基的缘故，也不再读书——一样，把读书俱乐部（她们两个加入这个俱乐部已有年头）的许多精装本集子转给还在读书的人，因为那些人既不编织，也没有扬-布朗斯基。

    破旧的书毕竟也是书，并因其破旧而显得神圣。我在这里找到的书，内容芜杂，毫无疑问，大部分是格蕾欣的哥哥泰奥书箱里的货色。水手泰奥已死在一艘荷兰出海渔船上。他的遗物有七八卷克勒的《船队年鉴》，所载船舶都是早已沉没了的，《帝国海军军阶》，《保罗-贝内克①，海上英雄》——这些显然都不是格蕾欣的心灵所渴求的食粮。埃里希-凯泽②的《但泽城历史》和那本《罗马之战》——那几场大战是一个名叫费利克斯-达恩的人，在托蒂拉和泰雅、贝利萨和纳赛斯的帮助下打的③——在经常出海的泰奥手里，已被磨得失去了光泽，掉了书脊。据我判断，属于格蕾欣的藏书的是一本关于借方与贷方的书④，一本歌德谈亲合力的书⑤，以及篇幅极大、插图丰富的《拉斯普庭和女人们》⑥——

    ①保罗-贝内克，1470年前后的但泽海盗。

    ②埃里希-凯泽（1893～1968），但泽历史博物馆创建人和馆长。

    ③此为戏言。费利克斯-达恩（1834-1912），德国作家，《罗马之战》（1876）是他的长篇小说，写罗马人与东哥特人争夺罗马的故事。托蒂拉为东哥特王，公元552年与拜占廷统帅纳赛斯交战，阵亡。贝利萨是544年出征东哥特的拜占廷统帅。泰雅是末代东哥特人的王。

    ④指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1816～1845）的小说《借方与贷方》（1855）。

    ⑤指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的小说《亲合力》（1809）。

    ⑥此书1927年初版，作者菲利普-雅各布-缪勒（1891～1968）。

    可供选择的书太少，我无法迅速决定，犹豫良久，才先抓了写拉斯普庭的那本，后抓了歌德的那本。我不知道自己抓的是什么，只是听从我所熟悉的内心的声音。

    我一下子选中了这两个人，这件事确定和影响了我的生活，至少是我妄自抛开了我的鼓时所过的生活。直到今天（奥斯卡由于求知心切，已经逐步地把疗养院图书室的书籍都浏览了一遍），我对席勒之流嗤之以鼻，而摇摆在歌德与拉斯普庭之间，在万事通与祈祷治病术士之间，在乐于被女人迷惑的、光明的诗国王侯与用符咒迷惑女人的、黑暗的术士之间。我有时把自己看作是拉斯普庭那一党的，并且害怕歌德的不容异见，其原因在于我有几分怀疑：如果你，奥斯卡，生活和擂鼓在歌德那个时代，他或许会认为你是违反自然的，会宣判你是违反自然的体现者。他会用甜得发腻的蜜饯喂他的自然——尽管这自然那么“不自然”地大摆架子，你毕竟也一直在赞赏和追求着它——和他的合乎自然的东西，却拿起他的《浮士德》，要不然就拿起《颜色学》这本厚书来，置你这个可怜的糊涂虫于死地。

    回过头来谈拉斯普庭吧！他在格蕾欣-舍夫勒的协助下，教给了我大写和小写字母，教我对女人要殷勤体贴，并且，每当歌德使我受委屈时，他就安慰我。

    一边学习读书，一边装成无知愚人，这可真不容易。我觉得这比我多年来模仿小孩尿床要难得多。尿床无非是天天早晨证明我生理上的一种失调，而本来我是完全不需要这样的。假装愚昧无知，也就是说，要我掩藏自己飞速的进步，不断地同正在露头的智力上的自负作斗争。成年人说我是尿床的孩子，我可以容忍，心里满不在乎，可是，我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在他们面前扮作傻瓜，这却使奥斯卡和他的女教师感到委屈。

    格蕾欣一见我从小孩衣服堆里把书籍拯救出来，就高兴得放声欢呼，并立刻意识到自己负有当教师的天职。我成功地使这个被毛线缠住了身的、没有孩子的女人从毛线中解脱出来，还使她差不多感到幸福。如果我选择《借方与贷方》作为课本，她会更加高兴的；但是我坚持要选拉斯普庭。她买了一本正正经经的《识字入门》来给我上第二课，我却还是要拉斯普庭。她一再带诸如《长鼻子矮人》①、《大拇指》之类的神话和童话故事给我，这样我就不得不最后打定主意出声讲话了。“拉普平！”我喊道，或者换成“拉舒兴！”有时我装得非常愚笨，让他们听到奥斯卡咿呀学语，“拉苏！拉苏！”地说个不停，这样一来，格蕾欣一方面懂得我喜欢那一种课本，另一方面又蒙在鼓里，没觉察到我选择字母的天才已经开始萌芽——

    ①《长鼻子矮人》，威廉-豪夫（1802～1827）的童话。

    我学得很快，按部就班，也不多想什么。一年以后，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彼得堡，住在全体俄国人的专制君主的私寓里，进出虚弱多病的皇太子①的保育室，往来于阴谋家和教区牧师之间，尤其是成为拉斯普庭的神秘仪式的目击者。这种情调颇合我心意。因为这里有一个人物作为中心。散见书中的、当时的人所作的铜版画也说明了这一点。画的中央是拉斯普庭，络腮胡子，煤炭般乌黑的眼珠，四周是夫人们，只穿黑色长统袜，余下一丝不挂。拉斯普庭之死，给我印象尤深。人家给他吃已下了毒药的大蛋糕，给他喝已下了毒药的葡萄酒，他吃了，却还要蛋糕，于是人家就开枪打他，射入他胸膛里的铅弹却使他产生了跳舞的兴致，于是人家又把他绑起来，扔进涅瓦河的一个冰窟窿里。这全是男性军官们干的。大都会圣彼得堡的夫人们，从来不给她们的小父亲拉斯普庭吃有毒的蛋糕，反倒对他有求必应。女人们相信他，而军官们为了能重新相信他们自己，非得首先把他除掉不可——

    ①皇太子阿列克西斯患血友病，据传经拉斯普庭“治疗”止血，拉斯普庭因此得到女沙皇的宠信。

    对这个健壮如牛的祈祷治病术士的生平和死亡竟然不止我一个人感兴趣，您说这奇怪不奇怪呢？格蕾欣又在重温她结婚之初读书时的快慰。她有时高声朗读，这时她会浑身无力；她一读到“神秘仪式”这个词儿，就会颤抖，会带着异常的叹息声吐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来；当她念“神秘仪式”这个词时，她简直准备去参加了，然而她仍想象不出神秘仪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我妈妈一同到小锤路面包房楼上的住房来旁听我上课时，事情就变糟了。有几回，上课变成了举行神秘仪式，她把给小奥斯卡上课的事抛到九霄云外，竟像是专为自己搞仪式才来的。每念三句，便响起一阵二声部的格格痴笑，笑得嘴唇干裂。在拉斯普庭的魔力驱使下，这两个已婚妇女越凑越近，在沙发垫上再也坐不安稳，腿压着腿，开初的痴笑最后变成叹息。读了十二页关于拉斯普庭的书，所产生的效果或许是她们在日落之前根本不曾想要、不曾期待过、但又愿意此时就接受的，对此，拉斯普庭肯定不会提出异议，他甚至会永远免费供给的。

    末了，这两个女人一边“主啊，主啊”地念着，一边窘迫万状，理着蓬乱的头发。这时，妈妈说出了她的担心：“小奥斯卡当真一点也不懂吗？”“别傻了，”格蕾欣打消她的疑虑说，“我费了那么大的劲，但是他又学又不学，我看，他是永远也学不会读书的。”

    为了证明我的无知状态已无法变更，她还补充说：“你想想，阿格内斯，他把我们的拉斯普庭撕了一页又一页，揉成纸团，后来就不晓得他弄到哪里去了。有时我真想撂挑子不教他了。但是，当我看到他一见书本就那么高兴，我就想，算了吧，让他撕吧，毁吧！我已经同阿列克斯①说了，让他在圣诞夜送一本新的拉斯普庭给我们。”就这样，我——读者将看到——我成功了——逐渐地，在三四年之内——格蕾欣-舍夫勒教我读书的年头比这要长一些——把拉斯普庭这本书撕下了一半以上，装出任性的样子，实际上却是小心翼翼地把书页揉成团，藏在毛衣里，带回家去。到家后，在鼓手藏身的角落里取出纸团，铺平，理成一摞，不受任何女人的干扰，偷偷地独个儿阅读。对歌德那本书，我用的办法与此相仿。每隔三课，我就叫喊着“多特”，要求格蕾欣给我念。我不愿只信赖拉斯普庭一个人，因为我不久就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拉斯普庭都有一个歌德作为对立面，每个拉斯普庭后面拽着一个歌德，或者不如说，每个歌德后面拽着一个拉斯普庭，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还要创造出一个拉斯普庭来，以便接着可以对他进行谴责——

    ①阿列克斯，亚历山大的昵称，即她的丈夫亚历山大-舍夫勒。

    奥斯卡拿着他没有装订的书，蹲在屋顶室，或者自行车架后面海兰德老先生的货棚里，像洗牌似的，把《亲合力》和《拉斯普庭》的散页混在一起，于是合成了一本新书。他读着，微笑着，越来越惊讶地看到，奥蒂莉①端庄地挽着拉斯普庭的胳膊在中部德国的花园里散步，而歌德则同某个名叫奥尔加的放荡的女贵族坐在雪橇上，在寒冬的彼得堡市内，参加完一个神秘仪式，又驶去参加另一个——

    ①奥蒂莉，《亲合力》里的人物。

    好吧，让我们回到小锤路我的教室里来。虽说我表面上看来毫无进步，格蕾欣却在我身上得到了少女般的快慰。在我身旁，在那个俄国祈祷治病术士看不见的、做着祝福手势的、多毛的手底下，她青春焕发，甚至把她新获得的生命力分给了室内盆栽菩提和仙人掌。如果舍夫勒在这几年里，偶尔把手指从面团里拔出来，把面包房的小圆面包换成另一种小圆面包，如果格蕾欣愿意被他捏、揉并抹上鸡蛋清，再加烘烤的话，天晓得炉子里出来的会是什么。或许最后会烤出一个婴儿来。要是给格蕾欣这种乐趣，那有多好呢！可惜没有。

    正因为如此，她在万分冲动地读了《拉斯普庭》之后，两眼炯炯，头发略微有点蓬乱，启动马齿和金牙，但又没有东西可咬，口里念着“主啊，主啊”，心里想的是陈年的发酵剂。由于妈妈有她的扬，不能帮格蕾欣什么忙，所以，在我的课上完这一部分之后的几分钟，要不是格蕾欣有一颗如此快活的心，恐怕是会不欢而散的。

    她赶紧跳起来走进厨房去，拿着咖啡豆磨具回来，像是捧着一个情人似的，一边歌唱，一边把咖啡磨成粉末。她忧郁而充满感情地唱着《黑眼睛》或《红衣裳》①，我妈妈给她伴唱。她带着黑眼睛走进厨房，做上水，水在煤气上烧着的时候，她又跑到楼下的面包房去，常常不顾舍夫勒的反对，取来刚出炉的和早已烤好的糕点，把描花杯子、奶油罐、糖钵和蛋糕又摆到小桌子上，中间还散放着几朵蝴蝶花，随后倒咖啡，转而唱起《皇太子》里的曲调，端上小蛋糕和圆蛋糕，“伏尔加岸边一士兵”，撒杏仁粒的法兰克福圆蛋糕，“多少小天使在你身边”，酥皮甜饼加搅结奶油，“多甜蜜，多甜蜜”。她们一边咀嚼，一边又谈起拉斯普庭来了，不过现在谈得比较正经，保持必要的距离，接着，在饱尝了蛋糕之后，便进而大骂沙皇时代如何糟糕，简直腐化堕落到了极点，愤慨之情发自内心，毫不掺假——

    ①《黑眼睛》或《红衣裳》，是下文所说《皇太子》中——弗兰茨-勒哈尔（1870～1948）的轻歌剧——顿河哥萨克的合唱曲。

    在那几年里，蛋糕我可是吃得实在过多了。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奥斯卡虽然没有因此而长高，却吃胖了，身体不匀称了。在小锤路上完课，甜食吃腻了以后，回到拉贝斯路我家店铺，我经常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乘马策拉特稍不留神，便溜到柜台后边，用线拴一块干面包，吊进腌鲱鱼的挪威小桶里去，等面包吸足了盐卤才吊出来。您是决计想不到的，蛋糕吃过头以后，这样的一块点心可以发挥催吐剂的功效。奥斯卡经常把舍夫勒面包房的蛋糕吐在我家的抽水马桶里，少说一点，每次吐出的蛋糕值一个多但泽盾，这在当时，可真是不少钱呢！

    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偿付格蕾欣教课的报酬。她是那么喜欢缝制和编织儿童衣物，我就给她当裁缝试服装用的假人，试穿试戴各种式样、各种颜色、各种料子的小罩衫、小帽子、小裤子以及带兜帽或不带兜帽的小大衣。

    在我八岁生日那天，我不晓得是妈妈还是格蕾欣，把我打扮成了该枪毙的沙皇的小太子。当时，这两个女人对拉斯普庭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那天摄的一张照片上，一块生日蛋糕上插着八支不滴油的蜡烛，我站在一旁，穿着编织的俄罗斯罩衫，歪戴哥萨克帽，两条子弹带交叉在胸前，白色灯笼裤，脚穿低统皮靴。第一件幸运事是我的鼓照进了相片。再一件幸运事是格蕾欣-舍夫勒——可能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给我剪裁、缝制了一套衣服，十足的毕德迈耶尔①和富有亲合力风格。今天，在我的照相簿上，这身衣服还召来歌德的亡灵，证明我有两个灵魂，使我有可能身背一面鼓，同时出现在彼得堡和魏玛，来到尘世的母亲们中间，同贵夫人们一起参加神秘仪式——

    ①毕德迈耶尔，1815年到1848年间在德国的绘画与家具、服装等工艺美术方面流行的一种艺术风格，讲究小巧玲珑，舒适实用，投合规矩老实、目光短浅的小市民的口味

    塔楼歌声的远程效果

    女医生霍恩施泰特博士差不多每天都到我的病房里来，并待上抽一支烟的时间。她本该给我治疗的，可是，每一回她经我治疗之后离去时，就不再像来的时候那样神经质了。她羞怯，原来只习惯于同她的香烟打交道。她老是说：我年轻时同别人接触太少，同别的孩子玩得太少。

    不错，讲到别的孩子，她可能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当时忙于跟格蕾欣-舍夫勒上课，在歌德和拉斯普庭之间被人拽来拽去，因此，我即使有这个良好的愿望，也找不出时间去跳圆圈舞和玩“数数歌谣”的游戏。每当我像某位学者似的读厌了群书，甚至咒骂书本是埋葬语言的坟墓，于是步出书斋，去接近普通人时，我便同我们这幢公寓的顽童们遭遇，在同那些食人者稍有接触之后，倘若能够不受损伤、完完整整地回来读书，我就额手称庆了。

    奥斯卡要离开他父母的住处，可以有几种走法：一是从店铺出门到拉贝斯路；二是从住房的门出去到楼梯井，往左一拐便上了街；如果上楼，爬四道楼梯，便到音乐家迈恩吹小号的屋顶室；再就是从楼梯井到公寓的院子里去。街道是石子路面的。在院子里夯实的沙土地上，家兔在那里繁殖，或者有人在拍地毯。在屋顶室，除去同醉醺醺的迈恩先生演二重奏外，还能近眺远望，给人以那种赏心悦目却又是虚假欺人的自由感。这正是每个登上塔楼的人所要寻求的，并且使每个住阁楼的人都沉湎于其中。

    对于奥斯卡来说，院子是个十分危险的地方，而屋顶室却使他感到安全，直至阿克塞尔-米施克和那一伙小赤佬把他从那里赶走为止。院子横里同公寓一样宽，但是往深处走七步就到头了，隔一道上架铁丝网、涂柏油的木栅栏同另外三个院子相接。从屋顶室俯视，这个迷宫可以尽收眼底：拉贝斯路，左右两条横街——赫尔塔街和路易森街，以及同拉贝斯路遥遥相对的马利亚街，围成一个大四方形，里面有房屋和院子，还有一爿咳嗽糖厂和许多失修坍倒的修配车间。在这家或那家院子里，冒出几棵树或几丛灌木，由它们来通知人们季节的变换。院子大小不一，但都养着兔子，都有拍地毯用的木架。兔子是一年到头在那里的，拍地毯则根据住房章程的规定，只能在星期二和星期五。在这两天里，可以看清这个大四方块究竟有多大。奥斯卡从屋顶室听着，看着：一百条以上的普通地毯、甫道地毯和床前地毯，先用泡菜擦，然后刷和拍打，使它们显出原来编织的图案来。一百多个家庭主妇，把尸首似的地毯从屋里拖出来，举起赤裸的、滚圆的胳膊，扎上头巾保护头发和发型，再把地毯扔到专为扣地毯用的木架子上，抓起编织成的地毯拍子，干巴巴的拍打声炸开了院子狭小的天地。

    奥斯卡憎恶这种单调的清洁颂歌，便用鼓声来同这种噪声抗衡。可是，尽管他站在屋顶室，同这噪声隔开一段距离，但仍敌不过这些家庭主妇，只好甘拜下风。一百多个拍地毯的妇女，可以攻占天空，可以折断乳燕的翅膀，并且几下子就能震塌奥斯卡用鼓声在四月的天空中建造的小小神殿。

    不拍地毯的日子里，我们公寓的孩子们就把拍地毯的木架子当杠子玩。我很少到院子里去。只有海兰德老先生搭在院子里的货棚，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这个老头儿只让我一个走进他堆破烂的棚屋，那里面有生锈的缝纫机、残缺不全的自行车、螺旋式虎钳、一排排的瓶子以及装在雪茄烟盒子里的、弄弯又敲直的钉子，别的孩子想要看一眼他都不允许。他的工作是这样的：倘若上午他不从板条箱上起钉子的话，便是把已经起出来的钉子在铁砧上敲直。他除去收废钉子外，还帮人搬家，在节前替人宰兔，院子里、楼梯井、屋顶室，到处都是他啐的嚼烟汁。

    有一天，孩子们在他的棚屋附近煮汤，这是孩子们的游戏，努希-艾克请老海兰德往汤汁里啐三口。老头儿从嗓子眼里清出三口痰吐去，随即又钻进他的棚屋，敲起钉子来。这时，阿克塞尔-米施克又往汤里加了一种配料，一块敲碎的砖头。奥斯卡好奇地瞧着这种烹调法，但远远地站在一边。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哈里-施拉格尔用毯子和破布搭了一个帐篷似的东西，不让大人看见他们的汤。砖头粉煮开以后，小汉斯-科林从口袋里掏出两只活青蛙，这是他在股份池塘旁边抓到的，现在捐献出来做汤。苏西-卡特是帐篷里唯一的女孩子。她见到这两只青蛙，既不唱也不叫，甚至连最后挣扎着跳一下都来不及，便在汤里一命呜呼了，于是她噘起了嘴，表示又失望又辛酸。努希-艾克领头，不管苏西就在旁边，解开裤子往这大锅莱里撒尿。阿克塞尔、哈里和小汉斯-科林也跟着撒。小矮个儿要给这些十岁的孩子点颜色，但是撒不出来。于是，他们都瞧着苏西，阿克塞尔-米施克递给她一个天蓝色的搪瓷罐，罐口已经磕坏。奥斯卡本来想马上走开的。但是他还等在那里，直到苏西蹲下来——她裙子底下没穿衬裤，抱住膝盖，把罐子挪到下面，毫无表情地望着前方，随后皱了皱鼻子，这时，罐子发出响声，苏西为这锅汤作出了一点贡献。

    这时，我跑开了。我不该跑，要是慢吞吞地走掉就好了。他们原先眼睛都盯着那只罐子，我这一跑，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我。我听见苏西-卡特在我背后说话的声音：“他干吗要跑？他准是要去告我们！”当我跌跌撞撞爬上四道楼梯，到了屋顶室刚缓过气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声音在刺我。

    我当时七岁半。苏西也许九岁。小矮个儿刚满八岁。阿克塞尔、努希、小汉斯和哈里十岁或者十一岁。还有玛丽亚-特鲁钦斯基。她比我大一点，可是从来不在院子里玩，而是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厨房里玩布娃娃，或者跟着她那在新教幼儿园帮忙的大姐姐古丝特。

    如果我今天还不能听这种声音，听女人往尿盆里撒尿，难道这有什么奇怪吗？当时，奥斯卡到了屋顶室，轻敲着鼓来平息自己耳朵里的余音。他刚开始感到自己远离了楼下滚开的汤，却不料这一伙为这一锅汤贡献过佐料的家伙，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系带鞋，竟都上楼来了，努希还端着那锅汤。他们把奥斯卡团团围住。最后一个上来的是小矮个儿。他们互相碰了碰，喁喁地说：“动手！”末了，阿克塞尔从背后将奥斯卡一把抱住，用胳膊夹紧，让他乖乖顺从。别人动手的时候，苏西不说话，只是笑，露出了湿的、整齐的牙齿和齿间的舌头。她从努希手里接过匙子，把这铁皮东西在她的大腿上擦得锃锃发亮，随后伸进冒热气的汤里，顶着糊状物慢慢搅拌，活像一个能干的主妇。她舀了一匙，把它吹凉，然后来喂奥斯卡，硬灌进我的嘴里。这样的东西我此后再也没有吃过，所以那滋味永远留在我嘴里。

    在那几个对我的身体健康过分操心的家伙走了以后——因为锅里的东西已使努希恶心——我这才爬到晾衣间的一个角落里（当时那里只挂着几条床单），把几匙淡红色的浑汤吐了出来，在吐出的东西里没有发现里面有青蛙的残骸。我爬到打开了的屋顶窗户下一只箱子上，看着远处的院子，用牙齿把碎砖头碴咬得嘎嘎响，觉得自己迫切要求行动，瞧着远处马利亚街上房屋的窗户，玻璃在闪闪发光，于是冲着那个方向喊叫、歌唱，虽然看不到结果如何，可是我确信我的歌声有可能产生远程效果。因此从那时起，我觉得这家公寓的院子以及其他的院子都过于狭窄，如饥似渴地向往距离、空间和全景，利用一切机会，独自一人或者挽着妈妈的手走出拉贝斯路，走出近郊区，免得我们这个狭小院子里做汤的厨子们再来同我纠缠不清。

    每逢星期四，妈妈进城买东西。她多半带我一起去。遇到有必要到煤市旁军火库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里去买一面新鼓的时候，她总要带着我。在我七周岁到十周岁那段日子里，我两个星期就敲坏一面鼓。从十到十四周岁，我不到一星期就敲坏一面鼓。后来就难说了，我可以在一天之内将一面新买的鼓变成废铁一堆，而当我心绪稳定的时候，我可以敲上三四个月之久，鼓面连一个小窟窿也没有，至多掉下几块漆皮，因为我虽然也很使劲，但却小心翼翼。

    现在先谈谈那段日子：我每隔两星期离开我们那个院子——那里有拍地毯的木架，有敲钉子的老海兰德，还有那帮发明熬浑汤的小赤佬——同我妈妈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去，从儿童玩的铁皮鼓存货里挑出一面新的来。有时，即使我的鼓还勉强可以用，妈妈也带我去。这样，我就整个下午欣赏这个五彩缤纷的古老城市，在那里，总有点东西迟早要进博物馆，而且不断有这座或那座教堂里传来的钟声。

    我们要去的地方，一般很有规律，并且令人愉快。我们先到莱泽尔、施特恩菲尔德或马赫维茨那里买东西，尔后去找马库斯。他一见我妈妈就给挑选，点头哈腰地说些恭维话，这些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毫无疑问，他总是向我妈妈献殷勤，不过，就我所知，他只不过热烈地捏住我妈妈的手，说它像黄金一样珍贵，再不出声地吻它一下，从未一时冲动做出更狂热的事情来。唯有那一次我们去他店里时，他双膝跪倒在地。下面我就要谈这件事。

    妈妈由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遗传而得到的是丰满的身躯和健壮的体格，还有讨人喜欢的虚荣心以及善良的心地。她对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殷勤厚待听之任之，或多或少是因为他卖给她、其实是白送给她一些女用丝袜，这类丝织品是他用极低廉的价格批发进来的。至于每隔十四天从柜台上递给我的那面铁皮鼓，价钱便宜到可笑的地步，这就更不用说了。

    每回去西吉斯蒙德那里，一到四点半，妈妈就要求把我，奥斯卡留在他的店铺里，请他照顾一下，声称她有件重要的事得赶紧去办。马库斯听后，深深一鞠躬，叫人看了又奇怪又发笑，并满口答应，夸大其词地说，她尽可以放心去办自己的要事，他会像保护自己的眼珠那样地保护我——奥斯卡。他的话稍含嘲讽意味，虽不伤人，却让对方听得真切，有时，羞红了我妈妈的两颊，使她揣测到马库斯已经摸着了她的底细。

    不过，我也知道妈妈急切地去办的所谓重要事情究竟是什么。有一段时间，她让我陪她去木匠胡同一处收费低廉的膳宿公寓，把我交给女房东，自己便上楼去了，一去就是三刻钟。女房东总是在喝混合酒，一声不吭，给我一瓶倒胃口的果汁汽水。我坐着，直到妈妈回来。她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向女房东打一声招呼，女房东一味喝她的混合酒，连头也不抬。妈妈来搀我的手，却忘了自己热乎乎的手会泄露她的秘密。我们热乎乎地手牵着手来到羊毛织工胡同的魏茨克咖啡馆，妈妈要了一杯穆哈①，给奥斯卡要了一份柠檬冰淇淋，坐等着。没多久，扬-布朗斯基来了，像是碰巧走过这里。他到我们的桌旁坐下，也要了一杯穆哈，放在起镇定作用的冰凉的大理石桌面上——

    ①穆哈，一种优质咖啡。

    他们在我面前讲话毫无顾忌，他们的谈话证实了我早已知道的事情：妈妈和表舅扬差不多每星期四都在木匠胡同那家膳宿公寓里幽会三刻钟，房间是由扬出钱租的。大概是扬表示不要再把我带到木匠胡同和魏茨克咖啡馆来。他有时非常害羞，比我妈妈害羞得多，我妈妈觉得让我参与他们幽会以后的收场戏也未尝不可。看来无论当时或往后，她对于这种幽会的合法性是深信不疑的。

    由于扬要求的结果，我每星期四下午从四点半到六点便待在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里。他允许我一个个地瞧他店里的鼓，使用它们，同时敲响许多面鼓——在别处奥斯卡哪能有这种机会呢——并且默默地观察马库斯悲伤的狗脸。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念头从何而生，却能揣测到他想到哪里去了，他的思想到了木匠胡同，抓那有号码的房间门，像可怜的拉撒路①那样，蹲在魏茨克咖啡馆大理石面小桌底下。期待什么？期待面包屑吗？——

    ①拉撒路，《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中一个患病的人，死后四天，耶稣使他复活，从坟墓里走出来。

    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可是一点面包屑都不剩。他们样样东西都吃个精光。他们胃口极大，从不消减，甚至大到要咬自己的尾巴。他们忙着呢，最多把钻在桌子底下的马库斯的思想当作一股纠缠不清的、温柔多情的穿堂风。

    那天下午——想必是在九月里，因为妈妈离开马库斯的店铺时穿一身锈棕色的秋装，我见马库斯在柜台后面埋头沉思，想入非非，便背着我新获得的鼓走出店铺，进了军火库巷。这条又凉又暗的通道两侧，橱窗林立，都是高级店铺：珠宝店、精美食品铺和书坊。可是，这些肯定值得购买、然而我又买不起的陈列品并不能使我流连忘返，我出了这条通道，到了煤市。我走进尘埃蒙蒙的阳光底下，面对军火库的正面。它那灰色的玄武岩墙里镶嵌着大小不一的炮弹头，都是各次围攻但泽时期的产物，这些铁疙瘩能使每一个路人回忆起但泽城的历史。对我来说，这些炮弹头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因为我知道，它们不是自愿留在那里的。我知道，但泽城里有一位石工，由城建局和文物保护局联合出钱雇用，让他把过去几百年间的炮弹头镶到各式各样的教堂、市议会的正面墙里，镶到军火库正面和背面的墙里。

    我想到右边的市剧院去，它同军火库只隔一条昏暗的窄胡同。我发现圆柱门廊的剧院大门紧锁，卖夜场票的票房要七点才开。这一点我也已经想到了，便考虑往回走，却又敲着鼓，犹豫不决地向左走去，来到塔楼和长巷城门之间。穿过城门，进入长巷，再向左一拐，便是大羊毛织工胡同，但我不敢往那里去，因为妈妈和扬-布朗斯基还坐在那里的咖啡馆里，如果他们还没有坐在那儿的话，那么也许他们在木匠胡同的幽会刚刚结束，或者正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正要去大理石小桌旁喝一杯穆哈提提精神。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越过煤市的电车轨道的。电车来来往往，或向城门驶去，或铃声叮当地从城门洞里驶来，吱吱嘎嘎地拐弯进入煤市、木材市场，朝火车站方向开去。或许是某个成年人，或许是一个警察，搀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穿过危险的来往车辆，把我领了过去。

    我站在砖墙陡峭、高耸云天的塔楼前，纯属偶然地或者由于一阵无聊，将我的鼓棒插在墙壁和大门的铁框间。我顺着砖墙抬头向上望去，马上感到，要沿着正面的墙望到顶是不容易的，因为不断地有鸽子从墙的四处和窗户里飞出来，在水落管和凸肚窗上作短暂的停留，随即俯冲下来，把我的目光吸引开。

    鸽子纷飞，使我恼怒。我的目光真叫我感到遗憾，我便收回了它。为了摆脱恼怒，我认真地把两根鼓棒当作撬棍，门开了，奥斯卡还没有把门完全撞开，就已经进入塔里，已经上了回形楼梯，已经在攀登，总是右脚先跨上一级，再把左腿提上去。到了第一层装有格栅的牢房，他继续绕梯而上，过了刑讯室和里面小心保存、并贴有说明的刑具。这时，他改用左脚先登，右脚随后。他继续往上攀登时，从一个装有格栅的窄窗户里往外瞧了一眼，估计一下离地已有多高，估摸出墙的厚度，惊起了几只鸽子。在回形楼梯上又往上爬了一圈后，又遇到了那几只鸽子。这时，他又改用先迈右脚，再提左脚。奥斯卡换了几次脚以后，终于到了顶上，虽然觉得右腿和左腿一样沉重，但是看来还可以继续作长时间的攀登。可是，楼梯已经到头了。他顿时领悟到建造塔楼是荒唐的、无用的。

    我不知道塔楼过去有多高，现在还有多高，因为它经过战争幸存下来了。我也没有兴致请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找一本关于东德意志哥特式砖头建筑物的参考书来。我估计，这个塔楼从底到尖足有四十五米。

    由于回形楼梯过早地到了尽头，我不得不在沿塔顶的环形过廊里站住了。我坐下来，把腿伸到栏杆柱中间，目光贴着右臂抱住的一根柱子向下面的煤市望去，左手抱住我的鼓，在整个攀登过程中，它同我形影不离。

    我不想描绘但泽市的鸟瞰图来使您感到厌烦。塔顶林立，钟声四起，古色古香，还始终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这样一幅市容全景，您可以在成千张出色的版画上见到。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写鸽子，虽然老是有人说，鸽子是最有写头的。我觉得鸽子毫无意义，海鸥倒还有那么点意思。“和平鸽”这个名称，我听了只觉得荒谬背理。我宁可把传递和平信息的差使委托给一只苍鹰或者食腐尸的秃鹫，也不愿委托给一只鸽子，因为它是天底下最爱寻衅吵嘴的女房客。总而言之，塔楼上有鸽子。不过，凡是像样的塔楼上都有鸽子，都是靠那些文物保管员喂养的。

    我的目光所及不是鸽子，而是别的，是我走出军火库巷时只见大门紧闭的市剧院的建筑。这座带圆顶的方箱，活像一个放大到荒唐程度的、拟古典主义的咖啡磨具，尽管在那圆顶上只缺一个必需的曲柄，用以把天天晚上客满的诗神和教育神庙里上演的五幕戏剧，连同布景、演员、提词员、道具和所有的帷幕，统统碾成惨不忍睹的粉末。这种建筑叫我看了生气，尤其是前厅里两侧为圆柱的窗户，被渐次西沉却抹上越来越多红色的午后太阳缠住不放。

    那时刻，在煤市、电车轨道和从办公室下班回家的职员头顶上大约三十米的高处，在散发出甜香味的马库斯的次货店上空，高踞于冰凉的大理石桌子、两杯穆哈、妈妈和扬-布朗斯基之上，远离我们的公寓、院子、许许多多的院子、弯曲的和敲直的钉子、邻居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砖头浑汤，迄今为止只是在被人逼得无可奈何时才高喊的我，无缘无故地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大吼了一声。如果说在我攀登塔楼之前，只是当有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我那有渗透力的声音才用来粉碎玻璃、电灯泡和啤酒瓶，那么现在我从塔顶上大声叫喊，则与我的鼓完全无关。

    没有人要夺走奥斯卡的鼓，尽管如此，他叫喊了。也不是由于哪只鸽子把屎拉在他的鼓上，惹得他叫喊起来。我附近虽有铜片上的绿锈，但不是玻璃；尽管如此，奥斯卡叫喊了。鸽子的眼睛红光闪闪，然而瞅着他的并非玻璃眼珠；尽管如此，他叫喊了。他朝着哪儿叫喊？朝着多远的距离？上次在屋顶室，他尝了砖头粉汤以后，曾漫无目的地朝远处院子的上空大喊过一声。这一回，难道他要有的放矢地证明一下嗓子的威力？奥斯卡这次实验的对象——因为除了玻璃不能有别的——是什么玻璃呢？

    不是旁的，是市剧院，是那只戏剧性的咖啡磨具，它那被落日映照着的窗玻璃吸引了我的新式声音，我首先试验此种声音是在我们的屋顶室，并已形成了我个人的惯用手法。我喊了几分钟，发出装有不同弹药的声音，可是不见任何效果。随后，我发出了一声近乎无声的声音，这样，奥斯卡可以怀着喜悦和流露内心情感的骄傲口吻报道说：左边门廊的窗户上，有两块玻璃不再能反射落日的余晖，留下了两个黑洞洞的四方形，需要马上配玻璃。

    效果已经得到证实，犹如一个现代派画家，我画了一系列自己那种个人惯用手法的习作，它们同样了不起，同样大胆，有同样的价值，往往是同一模式的。我把它们拿出来敬献给惊异不已的世人，最后豁然贯通，寻获了探索多年的风格，并臻于完美，我就是这样地进入了自己创造性的时期。

    在刚够一刻钟的时间内，我把门廊的全部窗户和一部分门上的玻璃全都干掉了。剧院前面聚集了一群人，从上往下看去，他们显得激动不安。何时何地都有看热闹的人。因此，对于我的艺术的观赏者们，我并不特别在意。他们至多使奥斯卡在从事自己的艺术工作时更严格，更讲究形式上的炉火纯青。我打算做一次更大胆的实验来揭示一切事物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通过没有了玻璃的门廊，穿过一扇包厢门的钥匙孔，往此时还漆黑一团的剧场里送进一声特殊的叫喊，击中订长票的看客们的傲气，即剧场里那盏校形吊灯以及所有磨光的、反光的、折光的碎细物儿。这时，我见到剧院前人群中有一套锈棕色服装：妈妈从魏茨克咖啡馆回来了，品尝完了穆哈，离开了扬-布朗斯基。

    必须承认，奥斯卡仍然朝校形吊灯送去了一声叫喊。不过，看来这一声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为第二天的报纸仅仅报道剧院门廊和门上的玻璃由于谜一般的原因震碎了。一连几个星期，日报小品栏里连篇累牍地刊载科学和半科学的调查报告，众说纷经，想入非非，荒谬绝伦。《最新消息报》解释为宇宙射线，天文台的人，也就是那些高水平的脑力劳动者，则谈到了太阳黑子。

    当时，我竭尽两条短腿之所能，赶快下了塔楼的回形楼梯，或多或少地屏住了呼吸，挤到剧院门口的人群中去。妈妈的锈棕色秋装已无处可寻，她准是到马库斯的店里去了，也许把我的声音所造成的灾祸告诉了他。至于那个马库斯，听她讲了我的所谓的不长个儿以及我的钻石声音后，便把这当做最自然不过的事情通盘接受，吐出舌尖摇晃着——奥斯卡是这样想象的——搓着他那双白里泛黄的手。

    我一进店门，就见到一幅景象，使我当即忘却了远程摧毁玻璃的歌声所取得的全部成功。西吉斯蒙德-马库斯跪在我妈妈面前，而所有的玩具动物——狗熊、猴子、狗、眼睛会合上又张开的布娃娃、救火车、摇动木马以及全体守卫他的店铺的木偶，仿佛正要随他一齐跪倒在地。他的两只手捏住了我妈妈的两只手，露出了手背上毛茸茸的、浅棕色的斑点，在那里哭泣。

    我妈妈严肃地看着他，由于这种场面，注意力也很集中。“别这样，马库斯。”她说，“求求你，马库斯，别在店里这么干！”

    马库斯则没完没了，缠住不放。他讲起话来，指天誓日，语调夸张，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您同布朗斯基断了关系吧，他在波兰邮政局里工作，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好，因为他同波兰人搞在一起。您可别押宝押在波兰人身上，您要押宝的话，就押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人正在恢复元气，或迟或早要上来的。要是他们始终还没有恢复元气，还没有上来，阿格内斯太太，您就还靠着布朗斯基好了。要是您想靠马策拉特，那您已经靠上了。您最好还是把宝押在我马库斯身上，跟我马库斯走，我新近受了洗礼①。阿格内斯太太，要是您肯跟我走的话，我们就到伦敦去，我在那儿有朋友，有不少股票债券。要是您不愿跟我马库斯的话，那您就是瞧不起我，那就是因为您瞧不起我。不过，我是真心实意地哀求您，别再把宝押在布朗斯基身上了。他疯了，到波兰邮政局去做事。德国人一到，波兰人马上就全完蛋了！”——

    ①马库斯是犹太人，此处指他改宗信了基督教。

    他讲了那么一大堆可能发生的事和不该做的事，弄得我妈妈七颠八例。她正要掉眼泪，马库斯看见我站在门口，便松开妈妈的一只手，张开五指指着我说：“请进来，我们把他也带到伦敦去。他会像一个小王子那样生活，像一个小王子！”

    这时妈妈也瞧见了我，并露出了少许笑容。她或许想起市剧院门廊的窗户玻璃全没了，或许是由于去大都会伦敦的前景叫她开心。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她摇了摇头，就像谢绝别人请她跳舞似的随随便便地说：“谢谢您，马库斯，不过，那是不行的，真的不行——由于布朗斯基的缘故。”

    马库斯一听到我表舅的姓名，就像听到了舞台上的提示，蓦地站了起来，弯腰一鞠躬，活像一把大折刀，随后说：“请您原谅我马库斯。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为了他的缘故，您是不肯答应的。”

    我们离开了军火库巷的店铺，虽然没到打烊的时候，那位店主却从外面关上门，陪我们到五路车站。市剧院前面还站着过路的人和几名警察。我并不害怕，摧毁玻璃的胜利，我差不多已经丢在脑后了。马库斯弯下身子凑近我，与其说是自言自语，不如说是悄声对我们说：“小奥斯卡真是样样都行，又能敲鼓，又能使市剧院出足洋相。”

    妈妈一见碎玻璃就心慌起来，马库斯摇摇手安慰她。电车来了，我们上了拖车。他再次小声说，生怕被人听见：“好吧，那您最好还是跟着马策拉特吧，您已经把他弄到手了，千万别把赌注押在那个波兰人身上！”

    今天，当奥斯卡在金属床上或坐或躺，不论何种姿势仍然敲着鼓，探访军火库巷，塔楼地窖墙上乱涂的字迹，塔楼本身及其加了油的刑具，市剧院圆柱后面三扇门廊窗户，重又回到军火库巷，走访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店铺，以便追述九月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时，他还在寻找波兰。他如何寻找呢？用他的鼓棒。他也用自己的灵魂去寻找波兰吗？他用全身的器官去寻找，但是，灵魂不是器官。

    我在寻找波兰，它丢失了，它还没有丢失。另一些人说，它不久就要丢失，它已经丢失了，它又丢失了。今天，德国人又在寻找波兰，他们用的是信贷、莱卡照相机、罗盘、雷达、魔杖①、代表团、人文主义、反对党领袖以及蛀坏了的地方团体的服装。当这里的人们用灵魂——一半用肖邦②，一半用心中的复仇情绪——寻找波兰的时候，当他们谴责第一次至第四次瓜分波兰，并策划第五次瓜分波兰③的时候，当他们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华沙，并在过去是隔离区的地方，深表遗憾地放上一个小花圈的时候，当他们从这里用导弹寻找波兰的时候，我则在自己的鼓上寻找波兰，并敲出了这样的声音：丢失了，还没有丢失，已经又丢失了，丢失给了谁，很快就丢失了，已经丢失了，波兰丢失了，一切都丢失了，波兰还没有丢失[最后一句引自波兰国歌副歌歌词]——

    ①魔杖，一种用迷信方法探寻矿脉、水源等所用的木叉式探矿杖。

    ②肖邦（1810～1849），波兰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波兰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1830年爆发了反对沙俄奴役的起义，这在肖邦的作品里都有强烈的反映。

    ③第四次瓜分波兰，指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协议书，和德苏双方分别于9月1日和17日出兵分占波兰。策划第五次瓜分波兰，指当时联邦德国政府以恢复1937年德国疆界为条件签署和约的政策。

    演讲台

    我唱碎了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寻找并第一次找到了同舞台艺术的联系。那天下午，尽管玩具商马库斯大献殷勤，妈妈想必还是发现了我同剧院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她在相继到来的圣诞节期间买了四张戏票，一张给她自己，两张给斯特凡-布朗斯基和玛尔加-布朗斯基，另外一张给了奥斯卡，在基督降临节①最后一个星期日，带着我们去看圣诞夜童话剧。我们的座位在二楼边上第一排。枝形吊灯照旧吊在正厅前座上空，非常讨人喜欢。我也很高兴，幸亏我没有从塔楼上唱碎它——

    ①基督降临节，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日起至圣诞节止的这一段日子。

    当时已经有许多许多孩子。在几个楼座上，孩子比母亲多，在正厅前座，孩子和母亲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因为坐在那里的都是有钱人，比较注意节制生育。瞧那些孩子，没一个能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的！玛尔加坐在我和比较守规矩的斯特凡中间。她从座位上滑下去，又要爬上来，马上又觉得在楼座的栏杆前做体操更有趣味，结果夹在软椅垫和靠背之间，叫喊起来；但与我们周围其他爱吵闹的孩子相比，她的喊声还能让人忍受，而且时间不长，因为妈妈在她那张傻乎乎的嘴里塞了好几块糖。她一边嘬糖块，一边不停地从软垫上滑下来，弄得自己疲倦了，演出开始后不多一会儿，斯特凡的小妹妹便睡着了。每演完一幕，掌声把她惊醒，她又使劲地跟着拍手。

    演的是大拇指的童话，从第一幕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并且显然特别迎合我的口味。这出戏编得很巧妙，但是大拇指在舞台上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戏里的成年人都跟在这个虽然看不见、但却相当活跃的主角后面转。他一会儿坐在马的耳朵里，一会儿被他父亲用高价卖给了两个流氓，一会儿在流氓的草帽檐上散步，从那上面向下讲话，后来又爬进了一个老鼠洞，钻进一个蜗牛窝，同小偷们一起行窃，掉进干草堆里，连同干草一起被母牛吞进胃里。母牛被人宰了，因为它会讲话，其实是大拇指的声音。母牛的胃连同困在里面的小家伙被扔在垃圾堆里，给一只狼吃了。大拇指花言巧语说服了那只狼，把它引到他父亲家的贮藏室里，狼正要开始攫取食物，他便大声喊叫。结尾和童话一样，父亲打死了恶狼，母亲用剪刀绞开这个饭桶的腹腔和胃，大拇指从里面出来了，这就是说，观众听到了他的叫声：“爸爸啊，我在老鼠洞里呆过，在母牛肚皮里、在狼的胃里待过，现在，我回到你们身边来了。”

    这个结局使我感动，当我抬头看我妈妈时，只见她用手绢捂住鼻子，因为她同我一样，把戏里的情节当成自己的经历了。妈妈多愁善感，在此后的几星期内，首先是在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搂在怀里，把奥斯卡叫作大拇指，时而开玩笑地叫着：我的小大拇指哟！时而悲哀地叫着：我的可怜、可怜的大拇指啊！

    直到一九三三年夏天，我才重新有机会去看戏。由于我的误解，最后事情弄糟了，但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到今天，那雷鸣似的声响还在我耳边回荡。事情发生在索波特的林中歌剧院。从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夏天，在那里的夜空下，瓦格纳①的音乐向着大自然倾注——

    ①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以创作歌剧闻名。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任德国总理。他自命为瓦格纳的推崇者。此处喻纳粹势力已在但泽抬头。

    对于歌剧，只有妈妈一个人还略感兴趣。马策拉特连轻歌剧都欣赏不了。扬学妈妈的样，醉心地大谈其咏叹调，尽管他摆出爱好音乐的样子，其实他根本没有音乐的耳朵。不过，他认识福梅拉兄弟，他们同他是卡特豪斯中学的同学，住在索波特，掌管湖边小路和疗养院及游乐场门口喷泉的照明设备，又在林中歌剧院演出季节负责舞台灯光。

    在去索波特的途中，经过奥利瓦，我们到宫殿花园消磨了一个上午。那里有金鱼和天鹅，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待在著名的“窃窃私语”假山洞中，随后又是金鱼和天鹅，手挽手让一位摄影师照相。在拍照时，马策拉特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把鼓放在他的头顶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这张小照片贴到了照相簿上，看到的人也无不捧腹。再见，金鱼和天鹅，再见，“窃窃私语”假山洞。到处是度星期日的人群，不仅在宫殿花园里，而且在花园铁栅栏门外，在去格莱特考的电车上，在格莱特考疗养院里，都是如此。我们在那里吃午饭。波罗的海在邀请大家去洗澡，仿佛它除此以外别的没有什么可做。当我们沿着海滨散步林阴道往索波特走去时，迎面而来的又是度星期日的游客。马策拉特掏钱为我们买了疗养地的入场券。

    我们在南浴场洗澡，因为据说那里比北浴场人少一些。男人到男更衣室换衣服，妈妈领着我到女更衣室一个小间里。她要我光着身子到家庭浴场去亮相，而她自己——当时她已经像溢过岸的河水似的丰满了——则把她的肉体塞进了干草黄的游泳衣里。我不能这样赤裸裸的，让家庭浴场里成干只眼睛都盯着我，便把鼓挡住生殖器，随后又肚皮朝下趴在海滨沙滩上。我不愿下海水，尽管它在招手邀请，而是用沙土来遮羞，搞了一手鸵鸟政策。马策拉特，还有扬-布朗斯基，他们的肚皮刚开始积脂肪，那样子很可笑，又很可怜，几乎到了令人同情的程度，因此，到了傍晚之前，又要去更衣室时，我高兴极了。在更衣室里，人人都在身上被太阳灼伤处抹了油膏，又钻进星期日穿的文明服装。

    我们在“海星”喝咖啡，吃点心。妈妈想要第三份五层蛋糕。马策拉特反对，扬既同意又反对。妈妈还是要了一份，给了马策拉特一口，喂了扬一口，使她的两个男人都感到满意，于是，把这块楔形蛋糕一匙一匙地填到胃里去。

    啊，神圣的奶油，你啊，撒上白糖的由晴转阴的星期日下午！波兰贵族老爷正襟危坐，戴着蓝色太阳镜，面前摆着浓果汁汽水，他们却连碰都不碰。贵族太太们摆弄指甲染成紫色的手指，她们身上披的专为休假季节租来的毛皮披肩的防蛀粉味，随着海风朝我们飘来。马策拉特认为租毛皮披肩虚荣透顶。妈妈却很想租一件，哪怕租一个下午也好。扬声称，眼下，波兰贵族的无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们债台高筑，却不再讲法语，由于十足的势利，竟讲起最地道的波兰话来了。

    我们不能永远坐在“海星”咖啡馆，老瞅着波兰贵族的蓝色太阳镜和紫色指甲。我妈妈塞了一肚子蛋糕，也要求活动活动。我们站起身来，到疗养地的公园去。他们让我骑在毛驴上，又给我照了一张相。金鱼，天鹅——大自然什么想不到呢？——又是金鱼和天鹅，使淡水显得珍贵。

    在修剪过的紫杉林中——大家总是说，这种树是不会沙沙作响的——我们遇到了福梅拉兄弟，掌管游乐场照明和林中歌剧院舞台灯光的福梅拉兄弟。小福梅拉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讲笑话，全部是他于照明员工作时听来的。这些笑话大福梅拉无一不知，但出于兄弟间的友爱，仍在该乐的地方很有诱惑力地咧嘴一笑，露出四只金牙，比他弟弟多一只。我们到喷泉旁边去喝杜松子酒。妈妈宁可喝矿泉水。之后，还不停地从肚子里把笑话往外搬的小福梅拉慷慨地请大家到“鹦鹉”饭店进晚餐。在那里遇见图舍尔，半个索波特是属于他的，外加林中歌剧院的一部分地皮和五个电影院。他也是福梅拉兄弟的老板。他很高兴认识我们，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他。图舍尔一直在转动着他手指上的一枚戒指，不过，看来这并非神仙戒指或魔法戒指，因为他转了半天也转不出什么名堂来，仅仅是他自己开了腔，讲起笑话来，而且都是我们方才听福梅拉讲过的那些，只不过他讲得更琐细，因为他嘴里金牙不如人家多。尽管如此，全桌的人都笑了，因为这是图舍尔在讲笑话。唯独我一个人板着面孔，在他大卖噱头的时候，我却做出呆板的脸部表情来杀他的风景。唉，听这阵阵突然爆发的笑声，虽说都是装出来的，却像我们进餐的那个角落里窗上的牛眼形玻璃一样，增添了愉快的气氛。图舍尔表示感谢，接着又讲了一则笑话，让人端来“金水”酒①，被笑声和“金水”酒弄得飘飘然，突然间，改变了戒指转动的方向，这一回，果真有了结果。图舍尔请我们大家去林中歌剧院，因为林中歌剧院有一小块地皮是属于他的，遗憾的是他本人去不了，因为有约会，如此等等。不过，我们却喜欢坐他的座位，那是装上软垫的包厢，小孩要是困了，还可以睡觉。他掏出银的自动铅笔，用图舍尔的笔迹写了几行字在图舍尔的名片上。他说，有了它，处处可以通行——事实也是如此——

    ①“金水”酒，又名但泽利口酒，含金箔细末的露酒。

    至于后来发生的那件事，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那是一个温热的夏晚，林中歌剧院坐满了外国人。尚未开演，蚊子却已经到场。待到最末一只蚊子——它总是姗姗来迟，以示潇洒——嗜血成性地发出警报声宣告来临时，才真正启幕。演的是《漂泊的荷兰人》①。从和这个林中歌剧院同名的森林里驶出一艘船来，说它是海盗的，还不如说是绿林好汉的。水手们开始对着树木歌唱。我在图舍尔的软垫椅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水手们还在唱，也许换了一批水手在唱：舵工呀，留神哪……但是，奥斯卡又睡着了，在昏昏沉沉中为他妈妈而高兴，因为她对荷兰人深表同情，好似自己也在海上航行，一呼一吸都符合瓦格纳的真正精神。她没有察觉，马策拉特和她的扬都用手捂着脸在打呼喀，声音像在锯粗细不同的树干。我也一次又一次地从瓦格纳的手指间溜走。末了，奥斯卡终于醒来，因为这时在林地正中央，孤单单地站着一个女人在喊叫。这个黄头发的女人之所以喊叫，是因为一个照明员，可能是那个小福梅拉用一架聚光灯照着她，调戏她。“不！”她喊道，“我痛苦哟！”接着又是一声，“谁使我痛苦？”可是，那个使她痛苦的福梅拉却不把聚光灯转向别处。这个孤单单的女人（后来妈妈把她叫做女高音），由喊叫变为呜咽，时而喷出银光闪闪的唾沫。这声声呜咽虽然使得索波特森林中树上的叶子过早地枯萎，但对福梅拉的聚光灯却不起任何作用。她的声音虽有天赋，但无实效。这时，奥斯卡不得不挺身而出，对准那没有教养的光源，送去一声音高比蚊子的嗡嗡声还低的、有远程效果的喊声，使那盏聚光灯一命呜呼——

    ①《漂泊的荷兰人》，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写一个荷兰船长被罚永远在海上航行，除非他每隔数年上陆一次时能得到爱情，才能解脱。下文的“女高音”指剧中女主角、爱上荷兰船长的苏塔。

    结果，造成了短路，林中顿时漆黑一片，爆出的火花使森林起火，虽被扑灭，却引起了一场混乱。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在乱作一团的人群中，我不仅丢了妈妈和那两个被人粗暴地摇醒的男人，连我的鼓也给丢了。

    这是我第三次同剧院打交道。回家后，妈妈便把瓦格纳歌剧里的歌配上简单的伴奏，在钢琴上弹奏。这还使她生出一个念头来，要带我去见识见识马戏团表演的气氛。到了一九三四年春，这件事果真实现了。

    奥斯卡不想谈那些像道道银光破空而过的荡高秋千的女人、马戏团丛林里的老虎以及灵巧的海豹。没有人从帐篷圆顶上摔下来。没有驯兽者被咬坏。海豹耍的无非是它们学到的那些玩艺儿：顶彩球，接住别人作为犒赏扔过来的活鲱鱼。我感谢马戏团使我开心地度过了几个小时，还结识了贝布拉，那个站在瓶子上演奏《老虎吉米》①并指挥一队矮子的音乐小丑。同他结交，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①《老虎吉米》源自美国甫卡罗来纳州港市查尔斯顿的一种狐步舞曲曲名。

    我们是在马戏团四野兽的笼子前相遇的。妈妈和她的两位先生站在猴子笼前让它们胡闹取笑。这次破例一同来的黑德维希-布朗斯基，领着她的两个孩子在看矮种马。我看罢狮子打呵欠，轻率地同一只猫头鹰冲突起来。我想盯得它不敢再看我，结果反倒被它盯得垂下了目光。奥斯卡垂头丧气地溜走了，耳朵红得发烫，内心受了伤害，躺到可用汽车拖的蓝白色活动房屋之间，那里除去几头拴住的矮种羊以外，没有别的动物。

    他穿着背带裤和拖鞋，拎着一桶水，从我身旁走过。我们的目光刚一接触，便都认出了对方。他放下水桶，歪着大脑袋，朝我走来。我估计，他比我高大约九厘米。

    “瞧，瞧！”他粗声粗气地怀着妒意冲着我说，“现在才三岁的孩子就不愿再长大了。”由于我没有回答，他便接着说下去，“我的名字叫贝布拉，我是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四，而不是人家所说的某个萨沃耶人。”我还是沉默不语，他又说，“我是十岁生日那天不再长个儿的，晚了点儿，但毕竟是不长了嘛！”

    由于他这样开诚相见，我便作了自我介绍，但没有胡诌什么家谱世系，只说我叫奥斯卡。“请告诉我，亲爱的奥斯卡，您有十四岁或者十五岁了吧！也许十六岁了。什么，才九岁半？不可能的事！”现在轮到我来猜他的年纪。我故意说得很小。

    “您真会奉承人，我的年轻朋友。三十五岁，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年八月，我就要过五十八岁生日了。我可以当您的爷爷！”

    奥斯卡对他的小丑技艺恭维了几句，说他音乐才能高超，随后，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稍稍露了一手。马戏场上三个电灯泡碎了。贝布拉先生大声叫好，好极了，他当即表示要聘请奥斯卡入伙。

    我拒绝了。这件事我今天有时还感到遗憾。我心中劝自己不要干，并说：“贝布拉先生，不瞒您说，我宁愿当观众，宁愿私下里磨练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而不愿去博得别人的掌声，但我是少不了要为您的表演热烈鼓掌的。”贝布拉先生竖起皱皮的食指，劝我说：“亲爱的奥斯卡，请您相信一个有经验的同行。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观众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必须上场。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表演，必须主持演出，否则就会被那些人所摆布。那些人主演，是不会让我们好受的！”

    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十分苍老，几乎凑到了我的耳边，悄悄说道：“他们来了！他们将占据节庆场所！他们将举行火炬游行！他们将建造演讲台，坐满演讲台，从演讲台上说教，宣扬我们的毁灭①。留神哪，年轻朋友，留神演讲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您要想方设法坐到演讲台上去，千万不要站在演讲台前面！”——

    ①此处指纳粹党将上台掌权。

    这时，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贝布拉先生便拎起水桶。“他们在找您，亲爱的朋友。后会有期。我们太矮小了，不会失之交臂的。贝布拉有一句老话：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甚至在挤得没有插足之地的演讲台上，也总能找到立身处的。如果演讲台上找不到地方，演讲台底下总能找到的，只是干万别在演讲台前面。这是贝布拉讲的话，欧仁亲王的嫡系后裔贝布拉。”

    妈妈喊着奥斯卡，从一座活动房屋后面转出来，正好看见贝布拉先生吻我的额头，然后他提着水桶，肩膀一扭一歪地向一座活动房屋走去。

    “你们不想想，”妈妈事后对着马策拉特和布朗斯基一家大发脾气说，“他跑到矮人堆里去了。一个侏儒亲了他的前额。但愿没有任何含意！”

    贝布拉亲我的额头，对我来说，含意很多。此后几年的政治事件证实了他的话：在演讲台前举行火炬游行和阅兵式的时期开始了①——

    ①指纳粹时期。

    我听取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妈妈也部分地听取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劝告；那天他在军火库巷向我妈妈进言，此后，每逢星期四我们到他的店里去时，他又一再提出。虽说她没有跟马库斯一同赴伦敦——倘若迁居，我也不会有多少异议——然而她仍同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则较少，这就是说，她偶尔去木匠胡同扬出钱租的房间，要么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这对扬来说代价更高，因为他总是输牌。妈妈虽然仍将赌注押在马策拉特身上，但根据马库斯的劝告，并没有把赌注加倍。马策拉特呢，他比较早地认识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马策拉特一再提出劝告，但这一回，他第一次用了比较严厉却又比较忧虑的语调。

    除此而外，变化不大。唯有钢琴上方目光忧郁的贝多芬像——这是格雷夫送的礼物——被马策拉特从钉子上取了下来，在同一颗钉子上挂上了同样目光忧郁的希特勒像。对于严肃音乐丝毫不感兴趣的马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可是妈妈却非常喜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也在琴上拨弄，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她坚持要把贝多芬像挂在长沙发或者碗橱上方，结果造成了那种最最阴森可怕的对抗局面：希特勒和这位天才的像相向挂着，他们对视着，互相看透了对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处。

    马策拉特逐渐把制服一件件地买齐全了。如果我记忆无误，他先戴上了“党帽”，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也爱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有一段时间，他身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配这顶帽子，或者穿一件皮茄克，戴着臂章。接着他买了第一件褐色衬衫，一星期以后，他又要添置屎褐色的马裤和皮靴。由于妈妈反对，又拖了几个礼拜，马策拉特终于穿戴上了全套制服。

    一周之内，穿这种制服的机会有好几次，但是马策拉特每周只穿一次就满足了，那是在星期日去体育馆旁边的五月草场参加集会的时候。参加这一集会，他是风雨无阻的，而且不肯带雨伞。“任务是任务，喝酒是喝酒！”马策拉特说。这句话很快就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星期天早晨，他准备好午餐烤肉，就离开我妈妈，使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为扬-布朗斯基利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抓住星期天这个好机会，一色平民服装，来看我的被遗弃在家的妈妈，而这时，马策拉特正站在队伍里。

    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只好悄悄溜走。我不想打扰和观察沙发榻上的这两个人。因此，等我穿制服的父亲一走，在穿平民服的扬——我当时已经认为，他可能是我的生身之父——踏进门之前，我便敲起鼓，离开家门，朝五月草场走去。

    您会问，非去五月草场不可吗？请您相信我的话，星期天港口码头歇工，我也不会拿定主意到森林里去散步，而圣心教堂的内景当时对我还没有吸引力。当然还有格雷夫先生的童子军，但是，在童子军集会上那种受压抑的性爱和五月草场上那种喧闹的场面这两者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尽管您现在会把我说成是他们政治上的同路人。

    在那里讲话的，不是格赖泽尔①就是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格赖泽尔从未特别引起过我的注意。他过于温和，后来他的区长之职被一个巴伐利亚人取而代之，此人名叫福斯特尔②，大胆泼辣得多。照理应当由勒布扎克来取代福斯特尔。是啊，如果勒布扎克不是驼背，那个菲尔特③就很难在我们这个港口城市称王称霸。纳粹党看出勒布扎克的驼背里蕴藏着高度的智慧，因此量材录用，任他为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精通他所干的那一行。福斯特尔只会用他那种令人作呕的巴伐利亚腔大喊大叫“回归帝国”，勒布扎克却能详加发挥。他会讲各种但泽方言，谈关于博勒曼和武尔苏茨基④的笑话，懂得如何同席哈乌的码头工人，奥拉的市民，埃马乌斯、席德利茨、比格尔维森和普劳斯特的市民讲话。他身上的褐色制服使他的驼背显得更加突出。逢到他对付过分认真的共产党人和答复几个社会党人有气无力的洁同时，听这个矮小子讲话，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乐趣——

    ①阿图尔-格赖泽尔（1897～1946），自1934年起为但泽市参议院议长。他曾与纳粹签订条约，调整波兰与但泽的关系，战后被作为战犯在波兰处死。

    ②阿尔贝特-福斯特尔（1902～1948），1930年起为纳粹党但泽区长。1939年9月1日，他宣布关于但泽是自由市的条约无效、但泽并入德国以及他本人为唯一的行政长官。

    ③菲尔特，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此处指福斯特尔。

    ④博勒曼和武尔苏茨基，但泽笑话中的人物，分别象征德国人和波兰人。

    勒布扎克很机智，会讲俏皮话，这他可以从驼背里信手拈来。他自称驼背勒布扎克，群众一听就乐。勒布扎克说，他宁肯失去驼背，也不能让共产党上台。显而易见，他不会失去驼背，隆肉是不可动摇的。因此，驼背是正确的，纳粹党也是正确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一种思想的理想的基础就是隆肉。

    无论格赖泽尔和勒布扎克还是后来的福斯特尔，都是站在演讲台上向大家讲话的。这是小贝布拉先生倍加赞扬的那些演讲台中的一个。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站在演讲台上、显得很有天才的驼背勒布扎克当成了贝布拉派来的使者。他身穿褐色制服，站在演讲台上，捍卫贝布拉的事业，从根本上说，也等于捍卫我的事业。

    演讲台是干什么用的？建造演讲台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将来登台的是谁，站在台前面的又是谁，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必须是对称的。体育馆旁五月草场上的演讲台，也是以对称为显著特点的。且让我们由上往下看：六面“于”字旗一字儿排开。下面是大旗、小旗、锦旗。台底下是一排党卫军，黑制服、冲锋帽，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接着是一排冲锋队，在唱歌和讲演时，他们用手捏着腰带扣。随后坐着几排一身制服的党员同志。在小讲坛后面，坐着的又是党员同志，一副慈母面容的妇女同盟领袖，穿平民服的市参议院代表，来自德国的宾客，警察局长或他的副手。

    演讲台台基前，站着希特勒青年团①，确切地说，是本地少年队的军号队和本地希特勒青年团的军鼓队，使前台显得青春焕发。在某几次集会时，还有队伍左右对称的混声合唱队，或者喊口号，或者唱深受欢迎的《东风之歌》，据歌词中说，旗帜招展，需借东风，至于其他风向，统统不及东风能使旗帜充分展开——

    ①希特勒上台后，实行国家“一体化”，即纳粹化，成立各种组织，如劳工阵线、妇女同盟、农民同盟等，此外还控制和毒化青少年。男孩子从六岁到十岁为“学龄团员”，满十岁升入“少年队”，十四岁正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按照与冲锋队相似的准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团体）；女孩子十岁到十四岁加入“少女队”，满十四岁转为“德国女青年团”团员。

    吻过我额头的贝布拉还说过：“奥斯卡，切莫站在演讲台前。像我们这样的人，应当站在演讲台上！”

    我多半能在妇女同盟领袖中间找到一个座位。遗憾的是，这些太太在集会期间出于宣传的目的，不停地抚摩我。由于军鼓队不要我的鼓，所以我不得加入到台基前定音鼓、小鼓和军号的队伍里去。我想同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搭讪，可惜没成功。我完全把他搞错了。他既非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是贝布拉的使者，对我身材真正的大小也一无所知，尽管他自己的隆肉大有见长的希望。

    一次星期天集会时，我在演讲台上走到台前，对勒布扎克行了纳粹党的举手礼，先是目光炯炯地望着他，随后眨巴着眼睛低声向他说：“贝布拉是我们的元首！”勒布扎克并没有恍然大悟，而是像纳粹党妇女同盟的领袖们一样地抚摩我，末了，他让人把奥斯卡从演讲台上领走，因为他得继续演讲。德国女青年团的两个领导人把我夹在中间，在整个集会过程中，一直问我“爹娘”的情况。

    因此，毫不足怪，我在一九三四年夏还没有受到勒姆①政变影响之前，就已经开始对党感到失望。我越是长久地从正面去观察演讲台，越是怀疑那种对称——虽有勒布扎克的驼背，但未能充分将它衬托出来。我的批评首先针对那些鼓手和军号手，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九三五年八月一个闷热的星期天，我在集会时同演讲台台基前的青年鼓手和军号手进行了一番较量——

    ①勒姆（188～1934；旧译罗姆），冲锋队参谋长。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勒姆提出“第二次革命”的口号，企图控制军队。希特勒于1934年6月30日对勒姆一派进行了血腥清洗，从而把德国陆军拉到他那一边。

    马策拉特九点离家。为让他准时出门，我还帮他擦亮褐色皮绑腿。尽管时间这么早，天气已经热得难以忍受，马策拉特还没到户外，他的汗水已把党衫袖子下面都渍成深褐色了，汗迹越来越大。准九点半，扬-布朗斯基身穿透风的浅色夏装，脚登穿孔的浅口便鞋，头戴草帽跨进门来。扬同我玩了一会儿，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我妈妈，她昨晚刚洗过头发。我马上察觉，待在此地有碍他们两人谈话，不仅妈妈举止僵硬，扬的动作也受拘束。他显然觉得身上那条夏天穿的轻薄裤子太紧了。于是，我溜走了，跟着马策拉特的足迹，可是并不把他看做自己的榜样。我不走大街，因为那里满是向五月草场蜂拥而去的穿制服的人群。我第一次穿过体育馆旁边的网球场到集会地点去。这样一绕，使我看到了演讲台背面的全貌。

    您可曾从背面看过演讲台吗？我想提个建议，所有的人在他们聚集于演讲台正面之前，应当先了解一下演讲台背面是什么模样。不论是谁，只要从背面看过演讲台，而且看个仔细的话，他就立刻被画上了护身符，从此不会再受演讲台上任何形式的魔术的诱惑。从背面看教堂的祭坛，其结果也类似。这个，下文再叙。

    早已具备穷根究底的性格的奥斯卡，并不满足于只看到毫无修饰、丑陋毕露的支架。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贝布拉的话。演讲台本来只是供人从正面看的，他却朝它的背面走去。他抱着出门必带的鼓，穿过立柱，脑袋撞上一根凸出的横木，膝盖被一枚恶狠狠地穿透木头的钉子划破，头顶上先是党员同志的皮靴咯咯声，随后是妇女同盟成员小皮鞋的擦地声，终于来到了八月的天气使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的地方。他在台基内部一块胶合板后找到一个藏身之处，既能安安稳稳地享受一次政治集会的音响魅力，又不会被旗帜惹得分心，或者被制服刺伤眼睛。

    我蹲在演讲台底下。在我的左、右、上方，站着少年队年纪较小的鼓手和希特勒青年团年纪较大的鼓手。他们叉开着腿，在阳光照射下眯缝着眼睛。再就是群众。我从演讲台木板缝里闻到了他们的气味。他们摩肩接踵，身穿假日盛装；有的步行而来，有的搭乘电车；部分人望完早弥撒，感到在那里不能令人满意；有的挽着未婚妻，带她来见见世面；有的想在创造历史①的时刻亲临现场，尽管这一来整个上午就泡汤了——

    ①这是希特勒的话，指纳粹上台将“创造历史”。

    不，奥斯卡对自己说，不能让他们白跑。他把眼睛贴在木板节孔上，发现从兴登堡林阴大道传来了喧闹声。他们来了！乐队队长高喊口令，挥动指挥棒，队员们举起军号，嘴唇对准吹口，用糟糕透顶的军乐吹奏技法，吹响了他们擦得锃亮的铜管乐器，使奥斯卡听了感到悲痛，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怜的冲锋队员布兰德，可怜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①，你们白白地倒了下去！”——

    ①这是纳粹时期通俗读物和宣传性影片里的主角，表现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中为纳粹运动卖命的所谓“理想”队员。譬如克韦克斯，在故事中被共产党所杀，他的父亲（一个共产党员）在他死后就转而加入纳粹党。

    紧接着，在小牛皮蒙的鼓上敲出了密集的咚咚声，仿佛他们要证实奥斯卡为运动的牺牲者发出的这道讣告。从人群中央留出的通道望去，我隐约见到穿制服的人们向演讲台走来。于是，奥斯卡大声喊道：“现在，我的人民，注意了，我的人民！”

    我的鼓已经放端正，两手松弛地拿着鼓棒，运用柔软的手腕，巧妙地敲出了欢快的圆舞曲节奏，使人联想起维也纳和多瑙河。我越敲越响，先把第一和第二小鼓手吸引到我的圆舞曲上来，又让年纪大一点的定音鼓手也灵巧程度不一地跟着我给的节奏敲起来。其中当然也不乏死脑筋的，他们毫无审音力，继续“砰砰”地敲着，而我心中想的却是“砰砰砰”，是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四三拍子。奥斯卡已经绝望了，正在这当口，军号手们开了点窍，横笛手们吹出了：“啊，多瑙河，蓝色的河。”只有军号队队长以及军鼓队队长不肯向圆舞曲之王①低头，高喊讨厌的口令。但是，我已经把他们两个给罢免了。现在奏我的音乐，老百姓感谢我。演讲台前响起了笑声，一些人跟着唱了起来：“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歌声越过整个广场，传到兴登堡林阴大道，传到斯特芬公园。“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我的节奏跳跃着传开了，我头顶上的麦克风用最大的音量把它传出去。我一边使劲地击鼓，一边从木板的节孔向外窥视，只见群众正在欣赏我的圆舞曲，欢快地跳着，他们都有这种腿上功夫。已经有九对男女在那儿跳舞，又增加一对，圆舞曲之王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勒布扎克来了，带着县长和冲锋队旗官，带着福斯特尔、格赖泽尔和劳施宁②，后面还有一条褐色长尾巴——市党部人员。群众堵住了通往演讲台的通道。勒布扎克站在人群中，七窍生烟，火冒三丈。令人惊异的是圆舞曲节拍并不适合他。他习惯于前呼后拥之下，合着一板一眼的进行曲笔直向演讲台走去。这种轻快的乐音使他失去了对人民的信任。我由木板上的节孔看到了他的烦恼。一股气流穿过节孔，差点儿使我的眼睛发炎，然而我仍看着他，替他惋惜。接着，我改奏一首查尔斯顿舞曲《老虎吉米》，敲出了小丑贝布拉在马戏场里站在喝空了的塞尔查矿泉水瓶上敲击的那种节奏。可是，演讲台前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查尔斯顿舞。他们是另一代人了。他们自然对查尔斯顿舞和《老虎吉米》一无所知。啊，好友贝布拉，他们敲响的不是吉米和老虎的节奏，而是乱砸一气，军号吹的也不成个调子。横笛手则认为怎么吹都一样。军号队队长暴跳如雷，大声骂娘。可是，军号队和军鼓队的孩子们照旧拼命地擂鼓，吹横笛，吹军号。在秋老虎的炎热下，演奏吉米其乐无穷。在演讲台前，数以千计的人民同志③你推我挤，他们终于听出来了：这是《老虎吉米》，它召唤人民，跳起查尔斯顿舞来吧！——

    ①此处指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及其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

    ②赫尔曼-劳施宁，1933～1934年任但泽参议会主席，后与福斯特尔有矛盾，1936年逃到英国。

    ③纳粹用语。凡属德意志民族者，方称“人民同志”。

    在五月草场上，那些还没有跳舞的男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抓还能找到的女舞伴。唯有勒布扎克只好驮着他的隆肉跳舞，因为他周围都是穿男上装的人，而且都有了舞伴。至于妇女同盟的那些太太，本来可以帮他摆脱困境，却一个个从演讲台硬邦邦的木板凳上溜了下来，跑得远远的，扔下勒布扎克一个人，孤零零的。但他还是跳起舞来了，这是那块隆肉给他出的主意。吉米音乐尽管可恶，他脸上却装出了喜欢的样子。能挽回他还是要尽力挽回嘛。

    但是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人民跳着舞离开了，五月草场撤空了，虽然被踩得一团糟，但仍旧是葱绿一片。人民连同老虎吉米进入毗邻的斯特芬公园，逐渐消失在这广阔的园林里。那里有吉米曾经许诺过的热带丛林，天鹅绒爪子的老虎在爬行，还有人造原始森林，可供方才在草场上你拥我挤的人民藏身。法律与秩序的观念烟消云散。比较热爱文明的人，可以到兴登堡林阴大道的街心公园去，那些树木是在十八世纪首次栽种的，一八○七年拿破仑的大军围城期间被砍伐了，一八一○年为向拿破仑表示敬意又重新栽上。在这片有历史意义的土地上，跳舞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因为在我头顶上的麦克风并没有关掉，因为我的鼓声一直传到了奥利瓦城门，因为演讲台下的我，这个勇敢正直的孩子，毫不松劲，他借助吉米那只解脱了锁链的老虎，撤空了五月草场的人群，只留下丛丛雏菊。

    甚至在我给予自己的鼓早该得到的安宁之后，那些年轻鼓手还敲个没完。我的音乐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消失。

    还需提一笔的是，奥斯卡未能立即从演讲台底下离开，因为冲锋队和党卫军人员还在台上待了一个多小时，皮靴把木板踩得咯咯响。他们钻到一个个角落里，挂破了身上的褐色和黑色制服。他们好像在台上寻找什么，可能在寻找某个社会党人或者某个共产党破坏小组。我不想详述自己使用了哪些妙计来迷惑他们，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找到奥斯卡，他们不是奥斯卡的对手。

    这个木板搭的迷宫终于安静下来。这个迷宫同先知约拿在它腹内待过并弄了一身油脂的鲸鱼一般大①。不，不，奥斯卡可不是先知，他觉得肚子饿了。此地没有上帝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里也没有上帝为我安排一棵蓖麻，使其生长得高过我，尔后，却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我既不为《圣经》上的蓖麻，也不为尼尼微大城（即使它叫做但泽也罢）悲泣。我将自己那面不是《圣经》上所载的鼓藏在毛衣里，集中注意力，从台底钻了出去，既没有撞了脑袋，也没有再被钉子划破。我离开了这个演讲台，它是为举行各种集会搭起来的，大小碰巧相当于吞过先知的那条鲸鱼——

    ①据《圣经-旧约全书-约拿书》载，耶和华派约拿去尼尼微，约拿违命，逃往他施。船上遇海风，舟人将约拿投于海。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巨鱼吐约拿上岸后，他又奉命去尼尼微，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心倾覆。该城的王和人民求告上帝，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于是，上帝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约拿因此不悦，上帝便以蓖麻为喻，责约拿借物过于借人。

    有谁会注意到这个似三岁孩子的少年，他吹着口哨，沿着五月草场的边缘，慢吞吞地朝体育馆的方向走去呢？在网球场背后，我的孩儿们背着军鼓和定音鼓，拿着横笛和军号，在那里蹦蹦跳。我敢断定，他们在进行惩罚性操练。对于这些按着地区领导人的哨声蹦蹦跳的人们，我只感到有那么点儿歉意。勒布扎克离开了他的大批党部人员，独个儿驮着那块隆肉踱来踱去。走到一定的距离，他便用靴子后跟着地向后转，把那儿的草和雏菊统统踩死。

    奥斯卡回到家里，午餐已经端上桌子：烤肉饼、盐水土豆、红甘蓝，餐后小吃有巧克力布丁加香草调味汁。马策拉特一声不吭。奥斯卡的妈妈吃着饭思想却开了小差。下午，家庭争吵，因为嫉妒和波兰邮局，闹得不可开交。傍晚时分，凉爽的阵风，突如其来的暴雨，擂鼓似的冰雹，出色地表演了好一阵子。奥斯卡的精疲力竭的鼓边休息，边欣赏

    橱窗

    有很长一段时间，确切地说，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总是带着我的鼓，蹲在演讲台底下，观看较为成功或不太成功的游行，驱散集会，搞得演讲人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把进行曲和颂歌变成圆舞曲和狐步舞曲。

    这一切已成往事。尽管我一直热中于重温旧梦，但毕竟是冷却了的铁，再难重锻。今天，我是一家疗养与护理院的自费病人，能够正确看待当年在演讲台下擂鼓的行为。我从此不存此念：由于我破坏过六七次集会，使三四次列队行进的队伍乱了阵，因此要把自己看做一名反抗战士。今天，“反抗”这个词已经变得非常时髦。您随处可以听到人家在讲什么“反抗精神”啦，什么“反抗集团”啦。人家甚至可以把反抗变为“内心化”，美其名曰：“内心流亡”①。更不用提那些可以名列《圣经》的正人君子了。他们在战争期间，由于一时疏忽，忘了用防空窗帘挡上卧室的窗户，被防空值班员发现，罚过那么一次钱，现在也自称为什么“反抗战士”、“反抗人士”等等。还是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演讲台下的奥斯卡吧！奥斯卡曾经用鼓声向人民预言过什么没有？他可曾听从他老师贝布拉的劝告，自己掌握行动的过程，并让演讲台前的人民跳舞？他可曾把那么能说会道、世故老练的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搞得个晕头转向，一筹莫展？他可曾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某个吃一锅熬食物的礼拜天②，第一次——以后又有若干次——急速敲击他那面红白两色相间、然而又不是波兰造的铁皮鼓，驱散穿褐色制服者的集会？——

    ①此处是讽刺一些拥护过纳粹党或与之合作的人在战后为自己洗刷的现象，“内心流亡”是纳粹上台后一批留在德国的知识分子在战后的托词。

    ②纳粹德国为加紧备战，号召居民节约。

    所有这些，我都干过了，诸君也不得不承认。难道如今我这个疗养与护理院的病人因此就成了反抗战士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也请诸君，不是疗养与护理院病人的诸君，仅仅将我看做是一个有点偏执的古怪的人。他出于私人的以及美学上的原因，把他教师贝布拉的谆谆教导铭记在心，一概拒绝制服的颜色和剪裁，拒绝演讲台上流行音乐的节拍和响亮度，因而在一面仅仅是儿童玩具的鼓上，敲出一些抗议的声音来。

    当时，还可以用一面毫不足道的铁皮鼓来对付演讲台上面和前面的人们，此外，我得补充说一句，我的舞台功夫同我远距离唱碎玻璃的技艺一样，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我不单单击鼓反对褐色分子的集会。不论赤色分子和黑色分子，童子军和穿菠菜色衬衣的天主教青年会，耶和华目击者和基夫霍伊泽团①，素食者和纯清空气运动的波兰青年，在他们集会时，奥斯卡也蹲在演讲台下。他们应当唱什么，吹奏什么，祈求什么，宣布什么，我的鼓知道得更清楚——

    ①基夫霍伊泽团，1900年成立的退役军人联合会，半军事性质的组织，拥护君主政体，属于右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其他退役军人组织合并，成为一个大的联合会，会员人数甚多。

    不错，我的事业是破坏性的。凡是我用鼓挫败不了的，我便用声音置它于死地。于是，我除去白天破坏演讲台的对称之外，又开始了夜间活动：扮演诱惑者，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之间的冬季。诱惑同类的本领，我最初是从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那儿学来的。那年严冬，她在朗富尔星期集市上摆了一个固定售货摊，换句话说，她穿着四条裙子，蹲在摊子后面，用叹苦经似的声音叫卖：“新鲜鸡蛋，金灿灿的黄油，小鹅，不肥也不瘦！”每星期四是集市日。她从菲尔埃克搭乘窄轨小火车，快到朗富尔时，她脱下火车上穿的毡靴，换上没有式样的橡皮套鞋下火车，挎着两只篮子，朝车站街她的固定售货摊走去。货摊上挂着一块小牌子：“安娜-科尔雅切克，比绍”。当时的鸡蛋多便宜啊！一个盾能买十五六个。卡舒贝产的黄油比人造黄油价廉。我的外祖母蹲在两个渔妇之间，她们喊着：“新鲜的比目鱼！”“美味的鳕鱼-！”严寒使黄油冻成石块，使鸡蛋保持新鲜，把鱼鳞磨成极薄的刀片；严寒也使一个男人有活可干，有钱可赚。他名叫施韦特费格尔，是个独眼龙。他生了一堆炭火，把砖头架在火上烤热，用报纸包上，租给赶集的女人。

    我的外祖母让施韦特费格尔分秒不差地每小时用铁耙推一块热砖头到她的四条裙子底下去。她刚撩起裙子，施韦特费格尔就把一块冒热气的纸包砖头塞进去，两下动作，一卸一装，接着，他的铁耙把差不多冷却了的砖头从我外祖母的裙子底下拖了出来。

    我多么嫉妒储存和散发热量的纸包砖头！今天，我还希望把我当做烤热的砖头放到我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而且永远由我来替换我自己。诸君会问：奥斯卡要到他外祖母裙子底下去寻找什么？他是不是要学他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样子，对这个老太婆放肆起来？他是想寻找忘却、故乡和最终的涅-境界吗？

    奥斯卡回答道：我要到裙子底下去寻找非洲，可能的话，还要寻找那不勒斯；不游此地，枉过一生，谁都这么说。这里是分水界，江河的汇合处；这里的风也特别，或者根本没有风；这里细雨浙沥，但是坐在雨中，衣裳不湿；这里船只有的拴着，有的起锚；这里，慈爱的上帝坐在奥斯卡身边，他总是喜欢温暖；这里，魔鬼在擦他的望远镜，小天使在玩捉迷藏；在我外祖母的四条裙子底下，永远是夏天，不论是圣诞树点燃的时候，还是奥斯卡寻找复活节彩蛋或者礼拜万圣的时候①。在我外祖母的四条裙子底下，我可以按照日历宁静地度日，那是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的——

    ①圣诞节（耶稣生日）是12月25日，耶稣复活节在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礼拜万圣指万圣节（11月1日）。这里用三个基督教节日代表冬、春、秋三季。

    她很少让我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在星期集市上，她根本就不让我这样干。我蹲在她身边的小木箱上，她用胳臂搂着我，使我得到温暖。我瞧着热砖送来，凉砖拖走，并从我外祖母那里学到了诱惑术。她用一根线拴住文岑特-布朗斯基的旧钱袋，把钱袋扔在人行道踩实的雪地上。这个诱饵肮脏至极，只有我和我的外祖母能看见那根牵着的线。

    家庭主妇来来往往，尽管样样东西都便宜，她们却什么也不想买，也许想让人白送，或者还想捞点什么外快。一位太太，存着这种念头，弯腰去捡扔在地上的文岑特的钱袋，手指头刚刚触上，我外祖母就把钓饵连同这位穿着讲究、多少有点尴尬相的太太一起钓了上来，把这条活鱼引诱到箱子边上，非常客气地对她说：“噢，太太，买点黄油吧，金灿灿的，要么来点鸡蛋，一个盾十五六个，好吗？”安娜-科尔雅切克就用这种办法卖掉了她的土产。我呢，学会了这种诱惑术，但不是我们楼里十四岁的男孩把苏西-卡特骗到地窖去玩医生和病人游戏的那种诱惑术。那种事情诱惑不了我，我一见就躲，因为有一次，我们公寓里的顽皮孩子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努希-艾克当献血的，苏西-卡特当女大夫，他们把我拉去当病人，硬要我服药，这种药虽然不像上回的砖头汤那样尽是沙子，但是留在我嘴里的是一股烂鱼的臭腥味。我的诱惑术几乎是不触及肉体的，而且同受骗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夜幕早已降临，店铺关门也有一两个钟头了。我从妈妈和马策拉特身边溜走，站到隆冬的黑夜里。街上静悄悄的，几乎没有行人。我从门口挡风的墙壁凹入处，望着街对面店铺的橱窗，有熟食店、缝纫用品店、鞋店、钟表店、珠宝店，陈列的东西既使人垂涎欲滴，又便于顺手牵羊。不是所有的橱窗都亮着灯。我甚至宁愿让店铺前侧的街灯使陈列物处在半明半暗之中，因为灯光吸引所有的人，即使是最普通的人，可是，半明半暗却能使出类拔萃的人在那里逗留。

    我所感兴趣的，并非那些过路行人，他们或是朝琳琅满目的橱窗里扫一眼（与其说是看商品，不如说是看价目牌），或是将橱窗当做镜子，看看自己头上的帽子是否端正。在无风而干冷的天气里，在无声地飘落的鹅毛大雪中，或在寒意越浓越显得圆的明月下，我等待的是那些好似应召而来站在橱窗前的顾客，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地浏览，而是略瞧几眼以后或者一上来就死死地盯住某一件陈列品。

    我的计划是猎人的狩猎计划。这需要耐心、冷酷无情以及可靠的敏锐的目力。具备了这些前提，我的声音才能发挥作用，用无痛的、不流血的方式杀死野兽，引诱别人。引诱别人干什么呢？偷窃。我用无声的叫喊把橱窗切了一个圆口，正好在最下一层陈列物的地方，尽可能正对着别人眼睁睁地盯着的那件东西，再用扬起的尾声把切割下的圆玻璃撞落到橱窗内，发出一声迅速消失的声响。这不是玻璃撞碎的声响，连奥斯卡自己都听不到，因为他离得远。可是，那个年轻女人听到了，她身穿兔毛领子褐色冬大衣，大衣面肯定已经翻过一次了。她吓了一跳，连衣领上的兔毛也颤抖了。她想离开，却又站住了，也许因为天在下雪，也许因为在下雪的时候可以没有禁忌，当然这还得是在大雪纷飞的情况下。然而，她还是环顾四周，不信任纷飞的雪片，似乎雪片背后不是雪片而是别的什么。她回头四下瞧着，右手却已经从兔毛暖手筒里溜了出来！她不再回头看，而是把手伸进了切开的圆孔，先把跌落而压在她垂涎的东西上的玻璃推到一边，然后把那双浅黑色的高跟鞋一只接一只地从圆孔里取出来，既没碰坏后跟，也没被锋利的切口划破她的手。这双鞋一左一右进了大衣口袋。奥斯卡见到了她漂亮的、然而毫无表情的侧脸，只有一瞬间，飘落五片雪花的时间，并且脑际闪过一个念头，这也许是施特恩菲尔德商店的时装模特儿，她就不可思议地离去了，消失在稠密的飞雪中，又重现在下一个街灯的昏黄灯光下。随后，她不论是新婚的少妇也罢，还是从橱窗里解放出来的时装模特儿也罢，反正又走出了圆锥形的光柱，飘忽而去。

    大功告成——守候、窥伺、不许擂鼓、歌唱和切割坚冰似的玻璃，这些都是艰辛的工作——我同那个女贼一样，怀着一颗一半炽热、一半冰凉的心，返回家去，只是没有赃物。

    我的诱惑术并不总能像上述情况那样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我的目标之一是要使一对情侣变成一双窃贼，但每每失败。不是两个人都不干，便是男的刚一伸手，女的就将他的手一把拉回来，或者女的胆量十足，男的却双膝跪下，苦苦哀求，直到女的听从为止，但从此瞧不起他。有一次下雪天里，我诱惑化妆品商店前一对特别年轻的情侣。男的充当了好汉，抢了一瓶科隆香水。女的哭哭啼啼地说，她什么香水也不要。男的要她散发香味，坚持己见，走到第一盏路灯下。可是，那个丫头像是有意要惹我恼火，她在灯光下踮起脚尖，感情外露地亲吻他，直至他沿着自己的足迹跑回去，把科隆香水送还到橱窗里。

    有时，我在年岁较大的绅士身上也碰到了类似情况。我本来期待他们的并不仅只是在冬夜里快步行走。他们凝神站在雪茄店的橱窗前，心里想的却是哈瓦那、巴西和布里萨戈岛①。而当我的声音按一定的尺寸作了切割，并让切下的玻璃落在“黑色智慧”牌的小盒上时，那些绅士的心也怦然一跳，像一柄折刀猛地合上。他们转过身子，摇动手杖，穿上马路，从我和我家大门旁急匆匆地走过，但没有发现我。奥斯卡看到这些老绅士脸色煞白，惊慌失措，像撞见了魔鬼似的，便不由得暗自发笑。这晒笑中含有淡淡的忧虑，因为这些绅士不仅是抽雪茄的老烟鬼，而且都已到了风烛残年，他们出完一身冷汗，又出一身热汗，尤其在变化不定的天气里，大有得感冒的危险——

    ①这三处均以产雪茄而著称。

    那个冬天，我们市郊大多数保过偷盗险的店铺，都遭到可观的损失，保险公司不得不给予赔偿。尽管我从未造成大规模的偷盗，并且在切割橱窗时也有意识地限制尺寸，只让别人拿走一两件陈列品，可是，这些被称之为破门窗偷盗的案件却日积月累，次数渐增，弄得刑事警察们不得安宁，并被报界骂作饭桶。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即在科克上校在华沙组成一届国民阵线政府的时期内，在这类破门窗偷盗案中，企图作案的有六十四起，已成事实的有二十八起。当然，在这些中年妇女、穿着过分讲究的年轻店员、女佣人以及领养老金的中学教员中，有一部分并不是一心想做贼的，刑事警察不久便破案并没收了他们的赃物；还有一些外行小偷，在搞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之后，反倒整夜不得安眠，左思右想，结果第二天就到警察局去自首说：“唉，请您千万原谅。我担保不再重犯。昨夜我站在橱窗前，突然玻璃上出现一个窟窿。走到半路，我总算镇定下来，但离开那个橱窗已有三个十字路口。这时我才发现，我把一副极好的、不说买不起也肯定是很贵的鞣皮男手套非法地塞进了大衣左口袋里。”

    警察局不相信有什么奇迹。因此，所有的人，不论是被抓到的还是自首的，统统得蹲班房，刑期是四星期至两个月不等。

    我本人有时也被关在家里，因为妈妈自然猜到了我的比玻璃更硬的声音同犯罪事件有关，虽然她不说出口，并且很聪明地不去向警察局坦白。

    马策拉特则相反，装出遵守法纪的样子，板起面孔，要审问我。我一概拒不招认，并手腕越来越高明地用我的铁皮鼓作护身符，用我永远像三岁小孩似的个子作挡箭牌。每逢马策拉特审问完了，妈妈总是这样大声嚷道：“是那个矮小子的罪过，就是他，他吻了奥斯卡的前额。我当时就预感到，这可不是好事情，因为奥斯卡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承认，我受了贝布拉先生的影响，影响虽不大，但持续时间很长。甚至家庭禁闭也管不住我，我总能遇到一些良机，溜出去个把钟头，而且没有人来盘问我。我于是又用歌声在缝纫用品店的橱窗上割开一个臭名昭著的圆窟窿，使一位看中了橱窗里某件陈列品的有为青年捞到一条真丝的紫红色领带。要是您问我，我把擦得锃亮的橱窗割开一个巴掌大的圆孔，这种诱惑力已经相当不小，是否还有邪恶在左右我增加这种诱惑力呢？奥斯卡的回答是：没错，是邪恶。仅仅由于我站在黑洞洞的大门口，就证明我是受邪恶左右的。因为众所周知，门洞是邪恶最爱呆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也不想缩小这种诱惑术的邪恶的性质。因此，今天，在我既没有机会去诱惑别人，也不再有这种癖好的时候，我必须对自己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说：奥斯卡，你不仅满足了所有默不作声但心中深爱自己目的物的那些冬季行人较小的和不大不小的愿望，而且还使站立在橱窗前的人们认识了自己。某些体面的、穿着时髦的太太，某些规矩的老绅士，某些笃信宗教以保持青春的老小姐，如果他们没有受到你的声音的诱惑而去偷窃的话，他们是决不会认识到自己身上还会有窃贼的禀性的，更不用说那些正人君子的转变了，他们在受你诱惑之前，甚至将一个本领不到家的小小扒手都看做是罪该万死的危险家伙。

    有一个人，我每天晚上埋伏着窥伺他，他也曾三次拒绝偷窃，最后还是动了手，并且成为从未被警方发现的窃贼。此人便是埃尔温-朔尔蒂斯博士，检察官，州高级法院里令人畏惧的起诉人。他变成了一个温柔、宽容、在判决时几乎最讲人情的司法人员，因为他已经献身于我这个窃贼崇拜的小半仙，并且抢了一个真灌毛的修面刷。

    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有一次我久久地忍着冻站在一爿珠宝店对面。这家店铺开在市郊一条林阴道上——栽种的通常都是械树。尽管地点偏僻，但是招牌很响。在陈列首饰和手表的橱窗前，有那么一些可以诱惑的对象，要是他们站在别家店铺的陈列品前，譬如女用长统袜啦、兔绒皮帽啦、利口酒啦等等，我早就毫不犹豫地施展我的法术了。

    这就是珠宝对人产生的影响。人一见珠宝，性子就变慢了，变得爱挑剔了，像看珍珠项链似的，可以没完没了地转着围看下去。我也不再用分秒来计时，而是改用“珍珠年”，因为我考虑到，珍珠比脖子耐久，腐烂的不是手镯而是手腕，在坟墓里挖掘到的不是手指而是戒指；总而言之，我也在慢吞吞地选择，嫌这个看橱窗的人充阔老充得太过分，因此不配让他戴珠宝首饰，又嫌那个过于小家于气。

    珠宝商班泽默尔的橱窗里陈列品并不多。几块精选的手表，瑞士的优质货，天蓝色丝绒上几枚同一种式样的结婚戒指，橱窗中央，有六件，确切地说，七件精选出来的陈列品：一条盘了三圈的蛇，用不同色泽的黄金打成，细工镂刻的蛇头上镶有一块黄玉，还有两颗金刚钻以及两颗作为眼睛的蓝宝石，因此显得格外贵重。我本来是不喜欢黑丝绒的，但是，在珠宝商班泽默尔的这条蛇下面衬上黑丝绒，却是最合适不过了。同样，在因简朴而迷人、以匀称而夺目的银制物品下面村上灰色丝绒，会产生一种宁静感，吊足观赏者的胃口。一枚戒指，镶着一颗非常可爱的宝石，使人一看便知道这枚戒指将磨坏同样可爱的妇女们的手指，而它自身则变得越来越可爱，直至达到不朽的程度，而不朽则是珠宝所独享的。谁戴了都要受罪的小项链。谁戴了都要磨损脖子的项链。还有一种轻巧的项链，挂在大致模仿颈根肤色的浅黄色丝绒软垫上。一张编织得很精巧的网，织成又破，破了又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蜘蛛，竟能分泌出金丝来把六颗小的和一颗较大的红宝石同住呢？蜘蛛潜伏在哪儿？它守候着什么呢？它当然不是守候着更多的红宝石，而是守候着某个人，这个人的目光被网里似凝结成颗粒状鲜血的红宝石勾引住了——换句话说，这条项链按我的意思，或者按吐金丝的蜘蛛的意思，应该送给谁呢？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在被人嘎吱嘎吱踩硬了的雪地上，在一个散发出更多雪的味道的夜里，在一个可以使人存着希望把一切事情都推给雪来负责的黑夜里，我看见扬-布朗斯基从我埋伏处右边横越过马路，头也不抬地走过珠宝店，随后又踌躇不前，不，不如说是应了谁的招呼停了下来。他转过身去，或者说，他被什么力量扭转过身去。就这样，扬站在橱窗前几棵白雪覆盖的无声的械树间。

    这个清秀的、总有点唉声叹气的、在工作上唯命是从、在爱情上劲头十足、半是傻瓜半迷恋于美的扬-布朗斯基，这个靠我妈妈的肉体活着，并用马策拉特的名义生了我（这一点我至今还半信半疑）的扬，此时此刻，身穿时髦的、可能是某个华沙裁缝做的冬大衣，站在橱窗前，一动也不动，成了一座石雕像。他的目光死盯着金项链上的红宝石，就像站在雪地里的帕西代尔①，直愣愣地盯着雪地上的血迹——

    ①帕西伐尔，布列塔尼传说中的英雄。此处指瓦格纳歌剧《帕西伐尔》中的主角。

    我本来可以把他唤走，或者用鼓声把他唤走。我带着铁皮鼓。它在我的大衣里面。我只要解开一个扣子，它就能一跃而出，进入寒夜之中。我只要把手伸进大衣口袋，就能拿到鼓棒。猎人胡贝图斯①见到一只非常奇特的鹿在他的射程内，他不也没有射箭吗？扫罗皈依成为保罗②。罗马教皇莱奥伸出戴戒指的手指，阿蒂拉一见，便掉转马头撤兵③。但是我呢，照旧射箭，不改变信仰，也不撤兵，照旧当猎人。奥斯卡要达到他的目的，不解开大衣扣子，不让铁皮鼓跳到寒夜里，不用鼓棒敲击冬天似洁白的铁皮，不让一月之夜变成鼓手之夜，而是无声地响了一声，也许像一颗星星，或者像海底的鱼似的喊了一声，先破坏寒夜的结构，使它终于落下新的雪来，随后把声音传到玻璃上，传到厚玻璃上，贵重的玻璃上，便宜的玻璃上，透明的玻璃上，把世界分隔为两个的玻璃上，圣母的、神秘的玻璃上，扬-布朗斯基和红宝石项链之间的橱窗玻璃上，割开一个洞，刚好像我所熟悉的扬的手套那样大小，让割开的玻璃像活门似的倒下，既像天堂的门，又似地狱的门。这时，扬并不畏缩后退，而是将戴着鞣皮手套的手从大衣口袋里伸出来，伸进天国，手套离开了地狱，从天国或者地狱里取走了一串项链，那上面的红宝石能使所有的天使，包括已故的在内，笑逐颜开。他将捏着红宝石和黄金的手又插进口袋里，却始终还站在开口的橱窗前，尽管站在那里是危险的，尽管已没有鲜血似的红宝石硬要他的或者帕西伐尔的目光死盯着那个方向——

    ①胡贝图斯，列日主教，猎人的保护人。据传说，一次狩猎，他看见一头鹿两角之间有一金十字架，于是忏悔行猎之过。

    ②保罗，希伯来名为扫罗，原来反对耶稣基督，后归其门下，称使徒保罗。此处为改恶从善之意。

    ③阿蒂拉（约406～453），匈奴王，曾于452年攻人意大利，罗马教皇莱奥一世（440～461年在位）同他签订和约。文中所述，系传说故事。

    圣父、圣子、圣灵啊！现在圣灵该显神通了，否则圣父，扬，就得遭殃。圣子，奥斯卡，解开大衣纽扣，赶紧拿出鼓棒，在铁皮上敲出了呼唤声：父亲，父亲！直至扬-布朗斯基转过身来，很慢很慢地横穿过马路——啊呀，实在太慢了，他在家门口找到了我，奥斯卡。

    仍旧木然发呆但快要清醒的扬望着我时，天又开始飘雪花了，这一刻多美啊！他伸出一只手，但是没有戴那只接触过红宝石的手套，搀着我默默地但并非心情悒郁地回家去。在家里，妈妈正在为我担忧，马策拉特还是那副老样子，铁板着面孔，吓唬我要去叫警察，其实并不认真。扬没作解释，也没有久留，尽管马策拉特已经把啤酒摆上桌子并请他玩施卡特，他还是辞别了。临走时，他抚摩奥斯卡的头，我则困惑不解，究竟是扬要我严守秘密呢，还是要得到我的友谊呢？

    此后不久，扬-布朗斯基把项链送给了我妈妈。她肯定知道这件首饰的来历，所以只在马策拉特不在家的时候戴着它独自欣赏，或者戴给扬-布朗斯基看，或者还戴给我看。

    战后①不久，我在杜塞尔多夫的黑市上，把这串项链换了十二条“吉祥”牌的美国香烟和一只公事皮包——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没有出现奇迹

    今天，我躺在疗养院的病床上，时常惦念当年我得心应手的那种能力。它将我的声音送进寒夜，融化冰花，割开橱窗，给小偷打开方便之门。

    比方说，我现在多么想把病房房门上方三分之一处那个窥视孔的玻璃除掉，好让我的护理员布鲁诺直接观察我。

    在我被强制送入疗养院前的那一年里，我的声音失灵了，我可真是苦恼。夜间在街上，我喊出一声，急切地期待它产生效果，但却徒然。这时，厌恶暴力的我，竟捡起一块石头，向杜塞尔多夫市郊一条寒伧的街上某家厨房的窗子扔去，这种事情在当时完全有可能发生。尤其在见到那个装饰师维特拉的时候，我多么想做点示范动作给他看看呀！我见到他时，往往已经过了午夜。他站在国王林阴道上一家男用时髦物品店或者以前的音乐厅附近一爿化妆品店的橱窗玻璃后面。他的上身被帷帘遮着，但我根据那双红绿相间的短统羊毛袜认出了他。虽然他是或者可能是我的信徒，但我仍旧想唱碎玻璃给他瞧瞧，因为我始终难以断定，究竟是叫他犹大好，还是叫他约翰①好。维特拉是贵族出身，他的名字叫戈特弗里德。我唱了几声，毫无效果，好不丢脸，只是轻轻地敲敲那扇完好无损的橱窗玻璃，引那位装饰师注意我。于是，他便走到街上，同我闲扯一刻钟光景，并嘲笑他自己的装饰艺术。这时，我不得不叫他戈特弗里德，因为我的声音已经不能产生奇迹，而我也就没有资格叫他约翰或者犹大了——

    ①犹太和约翰，都是耶稣的门徒。后来犹大出卖耶稣。

    我在珠宝店前那次歌唱，使杨-布朗斯基成了窃贼，使妈妈成为红宝石项链的主人。此后，我便暂告一个段落，不再在陈列令人垂涎的物品的橱窗前耍弄歌唱术了。妈妈变得虔诚了。是什么使她虔诚的呢？同扬-布朗斯基的关系，偷来的项链，过私通生活的女人甜蜜的痛苦，使她变虔诚了，使她在圣礼之后变得欲念更旺。要背一本所犯罪孽的流水账是轻而易举的。礼拜四，在城里会面，把小奥斯卡留在马库斯处，到木匠胡同幽会，多半曲尽其趣，再去魏茨克咖啡馆喝穆哈，吃糕点，到那个犹太人那里去接小儿子，领受马库斯献的一番殷勤，买走一小袋丝线，价钱之廉几乎等于白送。回到五路电车站，我妈妈微笑着享受兜风之乐，脑子却不知想到哪里去了。她乘着电车经过奥利瓦门，穿过兴登堡林阴大道，对体育馆旁边马策拉特每星期日在那里度过午前时光的五月草场，她几乎连一眼都不瞧。电车绕体育馆拐弯时，她咬牙忍受着——方才一场欢喜，见了这方箱形的建筑，能不恶心吗？电车又往左边拐弯，沾满尘土的树木背后，显现出康拉德学校以及戴红帽子的小学生——要是见到小奥斯卡也戴着一顶绣金色“C”字的小红帽站在那里，那会是多么可爱啊！他十二岁半了，要上学的话，也高小三年级了，现在正开始学拉丁文，他准是个名副其实的康拉德学校的小学生，勤奋用功，还有那么点狂妄自大的劲儿。

    过了铁路旱桥下的通道，电车朝帝国殖民区和海伦-朗格学校的方向驶去时，阿格内斯-马策拉特太太仍一个劲儿想着康拉德学校，仍一个劲儿想着她的小儿子奥斯卡错失了的机会。电车又往左拐，经过有葱头状尖顶的基督教堂和马克斯-哈尔贝广场，我们在皇帝食品杂货店门口下车。妈妈瞧了一眼她的竟争者的橱窗，步履艰辛地走进拉贝斯路，就好像向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走去：又开始冒头的坏脾气，手里搀着的畸形孩子，内疚，恢复疲劳的要求，既不满足又觉厌烦，对马策拉特既厌恶又钟爱。在这种复杂感情的折磨下，妈妈手搀背着新鼓的我，拿着几乎等于白送的一小包丝线，艰难地穿过拉贝斯路，朝店铺走去，走向麦片，鲱鱼小桶旁的煤油，无核小葡萄干，葡萄干，杏仁，姜味烘饼香料，厄特克尔博士发明的发酵粉，贝西尔牌（今天仍叫贝西尔牌）和乌尔宾牌洗衣粉，马吉牌和克瑙尔牌浓汤料，卡特赖纳牌和哈格牌咖啡，维特洛牌和帕尔明牌人造黄油，屈内牌醋以及什锦果酱，走向那两条蜜甜的粘蝇纸，粘在上面的苍蝇发出音区不同的嗡嗡声。那是我妈妈挂在柜台上方的，夏天每两日换一回。而她自己也怀着一颗同样甜蜜的心，一年三百六十天，无论寒暑，诱发出或高或低的嗡嗡声的罪孽，每礼拜六去一次圣心教堂，向维恩克圣下①忏悔——

    ①对神甫的尊称。

    正如妈妈每星期四带我进城，并使我成为所谓的共犯一样，她每星期六也带我走进教堂大门，踏上冰凉的、天主教的方砖地。她事先把鼓塞在我的套头毛衣或小大衣里，因为不带鼓我是不干的，肚皮前要是没有铁皮，我决不会用手触前额、前胸和两肩，画天主教的十字，并像穿鞋似的单膝跪在地下，我决不会太太平平地坐在磨得锃亮的教堂木板凳上，让鼻梁上的圣水慢慢地干掉。

    关于圣心教堂，自我受洗礼那一天起的事情，我都还记得起来。由于他们给我起了一个非基督教的名字，因此遇到了麻烦。在教堂大门口，我的父母坚持用奥斯卡这个名字，我的教父扬也唱同一个调子。于是，维恩克圣下便朝我的脸上吹了三口气，据说这样可以赶走我心中的撒旦①，随后画了十字，用手抚顶，撒了盐，又采取了若干对付撒旦的措施。进了教堂，我们又站定在真正的洗礼唱诗班前。在向我念信经和主祷文时，我一直很安静。之后，维恩克圣下又念了一遍“撒旦离去”。他摸了摸奥斯卡的鼻子和耳朵，以为这样就使我开窍了，其实我是一生下来就懂事的。接着，他想听我清楚而大声地说话，于是问道：“你抛弃撒旦吗？你抛弃它的一切行为吗？你抛弃它所炫耀的一切吗？”——

    ①即魔鬼。

    我还来不及摇头——因为我并不想抛弃——扬就代表我说了三声“我抛弃”。我并没有讲任何同撒旦断绝关系的话，维恩克圣下便在我的胸口和两肩之间涂了圣油。到了施洗池前，他们再度念了信经，终于将我在水里浸了三次，在我的头皮上涂了圣油，给我穿上一件白袍，准备将来在那上面沾上污点，又给了一支准备在黑暗的日子里点的蜡烛，最后遣散①。马策拉特付了钱。扬抱着我走出圣心教堂大门时，一辆出租汽车在晴转多云的天气下等候着。我问附在体内的撒旦说：“全都顶住了吗？”——

    ①天主教用语，指仪式完毕。

    撒旦蹦了几下，低声说道：“你看见教堂的窗户了吗，奥斯卡？全是玻璃的，全是玻璃的！”

    圣心教堂是在公司滥设时期①建造的，因此在风格上属于新哥特式。由于它是用色泽很快就变暗的砖头砌的，尖顶上包的铜也很快长了一层铜绿，显得年代很悠久。因此，在哥特式和晚近的哥特式砖砌教堂之间的区别，只有行家才能识别并因此而感到不悦。但是，无论新老教堂，听忏悔的方式却是相同的。同维恩克圣下一样，数以百计的圣下们，在星期六机关下班、商店打烊之后，便坐在仟侮室里，把毛茸茸的神甫耳朵贴在一个因磨损而发亮的、微黑的栅格上，教区信徒们便设法把那条罪孽线——罪孽像廉价珍珠似的一颗接一颗地串在线上——穿过铁丝网，穿到神父的耳朵里去——

    ①指德法战争后1871至1873年德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时期。

    我妈妈通过维恩克圣下的收听渠道，根据《告解箴言》上开列的问题，向这个唯一能救世的教会的主事报告她做了的和只想而没有做的事，还有她的思想、言论和行为。这时，我由于无可忏悔，便从过于光滑的教堂木凳上溜下来，站在方砖地上。

    我承认，天主教堂里的方砖地，天主教堂里的气味，以及整个天主教教义，直到今天还莫名其妙地吸引着我，好似一个红发姑娘使我迷恋，虽然我很想将她的红头发染成别种颜色；我也承认，天主教教义一直向我灌输亵渎神明的灵感，这些读神的灵感一再表明，我无可变更地已经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尽管毫无用处。往往在一些毫无意义的过程中，譬如在刷牙的时候，甚至在大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在编弥撒的解说词：在大弥撒时，基督重新流血，于是血就流出来洗涤你，这是盛他的血的圣杯，基督的血一流出，葡萄酒就变成真正的血，基督的真正的血就在眼前，见到这神圣的血，灵魂也就洒上了基督的血，珍贵的血，用血清洗，在化体时血流出来，血迹斑斑的圣巾，基督的血的声音渗透到诸天，在上帝面前，基督的血散发出芳香。

    我得承认，我多少还保留着天主教的腔调。以前，我可没有耐心等有轨电车，除非一边心中想着童贞女马利亚。我称她为深情的、有福的、受祝福的、童贞女中的童贞女，大慈大悲的母亲。你，受称颂的，你，应受一切尊敬的，你，生育了他的，甜蜜的母亲，童贞女母亲，荣耀的童贞女，让我尝一尝耶稣这个名字的甜蜜，一如你在你这位母亲的心里尝到过的那样，这是真正值得的和正当的，应得的和有益的，女王啊，有福的，受祝福的……

    有时，尤其在妈妈带着我每星期六去圣心教堂的时候，“受祝福”这个词使我心中感到万分甜蜜，却又使我中了毒。因此，我要感谢经过洗礼后尚附在我体内的撒旦，感激他给我提供了一种抗毒剂，使我一边亵渎神明，一边挺直身子走过圣心教堂的方砖地。耶稣——这个教堂就是以他的心命名的——不仅在圣礼上显现，而且多次在十字形回廊的彩色小画上显现，另有三次是以五彩塑像的形式，姿势还各不相同。

    其中有一尊染色石膏像。耶稣站在金色基座上，长发披肩，身穿普鲁士蓝的长袍，脚踏便鞋。他解开长袍，袒露前胸，违反自然地从胸腔中央掏出一颗西红柿那样红的、美化了的、鲜血淋漓的心。这样一来，这所教堂就可以用这个器官来命名了。

    我初次见到这位剖胸掏心的耶稣，当即断定，这位救世主酷肖我的教父、表舅与假想之父扬-布朗斯基。瞧这双流露出天真的自信和想入非非神情的蓝眼睛！这张随时准备号啕痛哭、似盛开玫瑰的接吻的嘴！这种使双眉紧蹙的男性的痛苦！等着挨揍的丰满而通红的面颊！简直一模一样！他们两个都有那种引诱女人抚摩的挨耳光的嘴以及一双疲倦的、女人似的娇嫩的手，不做手工，精心保养，它像展示为亲王宫廷做活的珠宝匠的杰作一般展示基督的创伤。布朗斯基的眼睛使我误以为他是我的父亲，现在这双眼睛又画到了基督脸上，使我见后伤透脑筋。因为我也有那么一对蓝眼睛，那目光只能鼓舞人的热情，但不能使人产生信心。奥斯卡转身离开中堂右侧的耶稣的心，从十字回廊的第一站即耶稣背起十字架这一站起，快步走到第七站即他不堪重负第二次摔倒在地的那一站①，然后走到主祭坛前，那上面挂着另一尊耶稣全身塑像。这个耶稣闭上了眼睛，或许由于过度疲乏，或许是为了使出最后的力气。瞧这个人的一身肌肉！一见这个十项运动员的身材，我顿时把圣心布朗斯基忘了个一干二净。每当妈妈向维恩克圣下忏悔时，我便站在祭坛前，凝神观看这个运动员。您见了准会以为我在祈祷。我称他为可亲的运动员，运动员中的运动员，是被人用规定尺寸的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的这项运动的世界冠军。他不抽搐，不抖动。永恒的光尚且抖动，但他却以最高分完成了这个项目。跑表滴答作响。人们在计算他的时间。在圣器室里，辅弥撒者不干不净的手已经在擦那面准备奖给他的金牌。但是耶稣搞体育运动不是为了争荣誉。我顿时想到了信仰。只要我的膝盖允许，我就屈膝跪下，在我的鼓上画十字，并设法把“受祝福的”或“痛苦万分的”这类词同杰西-欧文斯和鲁道夫-哈比希②联系在一起，同前一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一点我并不能每次都做得到，因为我不得不指出，耶稣同那两个盗贼③的比赛并不光明正大，因此只好取消他的比赛资格。我向左边转过脸去，见到圣心教堂内堂里这位天国运动员的第三个塑像，于是产生了新的希望——

    ①此处指耶稣背负十字架到受难地的组画，一般称作“十四幅耶稣受难像”。

    ②欧文斯是美国黑人运动员，在第三十六届奥运会上获跳远、一百米、二百米和四百米接力四块金牌；哈比希为德国运动员，获四百米、八百米和一千米世界冠军。

    ③指同耶稣一起被钉上十字架的两名罪犯。

    “我第三次见到你时，我就先祈祷。”我结结巴巴地说着，又用鞋底找到了方砖地，按照这个棋盘的方格朝左侧祭坛走去。我每走一步都感觉到，他在目送你，圣徒们在目送你。有彼得，人家把他头冲下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安得烈①，人家把他钉在歪斜的十字架上，它因此而得名，称圣安得烈十字架。此外，在拉丁十字架或称受难十字架旁有一个希腊十字架。描摹在衣料、图画和书籍上的，有双十字架、条顿十字架、基督受难地十字架。我在浮雕上见到爪形十字架、锚形十字架和苜蓿叶十字架。格雷芬十字架真美，马耳他十字架使人垂涎，带钩十字架②已被禁止，还有戴高乐十字架，洛林十字架，在海战上则叫做圣安东尼十字架，“T”字形十字架，挂在链条上的刽子手十字架，难看的盗贼十字架，教皇气派的教皇十字架，又名拉撒路十字架的俄国十字架。此外还有红十字。不掺酒精的标志是蓝十字。黄十字毒气毒死你，巡洋舰自己凿沉，十字军使我改宗，十字纹蜘蛛互相吞食，在十字路口我与你失之交臂，纵横交叉，诉讼双方对证人发问，纵横填字字谜在说：解开我吧！我累得腰酸背疼③，转身，背对十字架，也背对十字架上的运动，冒着被他踢腰背的危险，因为我是向童贞女马利亚走去，她一手扶着童子耶稣坐在她的右大腿上——

    ①彼得，原名西门，同安得烈是兄弟，都是基督门徒。

    ②指纳粹党标志。

    ③自“巡洋舰”以下，德语原词中均含“Kreuz”（“十字”），系文字游戏，但都是当时经常出现并与军事、政治有关的词汇。

    奥斯卡站在左耳堂左侧祭坛前。马利亚的脸部表情，他的妈妈过去肯定有过，那是她十七岁在特罗伊尔当店员的时候，因为没钱买电影票，只好对着阿斯塔-尼尔森演的电影的招贴画望梅止渴，感同身受。

    她对耶稣并无兴趣，而是瞧着右膝前的另一个男孩，为了避免误会，还是让我赶紧说出他的名字来吧！他是施洗者约翰①。这两个男孩同我一样高矮。可是耶稣看上去要高两公分，尽管根据《圣经》所载，他比施洗者年轻。把这个三岁的救世主塑造成一个一丝不挂的、粉红色的形象，必定使雕塑匠感到挺有趣的。约翰由于后来要进沙漠，所以他身披一块巧克力色的蓬乱的毛皮，盖住了半个胸脯、肚皮和“洒水壶”——

    ①施洗者约翰，《圣经》人物，在沙漠讲道的先知，在约旦河给耶稣施洗，后被希律王所杀。

    奥斯卡真不该接近这两个孩子，倒不如站在主祭坛前或者自由自在地待在忏悔室旁边为好。这两个孩子的目光同奥斯卡的目光相像得吓人，而且也相当早熟。他们自然也是蓝色的眼睛，也是他那种栗色的头发。所缺的就是雕塑匠没把他们蠢乎乎的螺旋形卷发剪掉，让他们同奥斯卡一样留一个平头。

    我不想同那个施洗童子多纠缠。他用左手的食指指着童子耶稣，仿佛正要开口念点数游戏的急口令：“我和你，缪勒的牛……”我不理这一套，而是仔细打量耶稣，并且断定，他简直同我长得一模一样。他可能是我的孪生兄弟。他不仅体态与我相仿，就连当时只用来撒尿的“洒水壶”也同我的毫无区别。他用来看世界的也是我那双钻蓝色的布朗斯基的眼睛，而最使我生气的是他打着我的手势语。

    这个耶稣，我的写照，举起双臂，两手松松地握成拳，正好能把什么东西，譬如说，我的鼓棒塞进去。如果雕塑匠在他粉红色的大腿上也用石膏塑造一面红白相间的鼓，那他不就成了我吗？成了完美无缺的奥斯卡，坐在童贞女的膝上，击鼓召集教会的会众。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尽管如此神圣——人家却偏偏不让它任其自然地发展！

    走上铺着一条地毯的三级阶梯，便是穿银绿色衣服的童贞女、披巧克力毛皮的约翰以及肤色似煮熟的火腿的童子耶稣。那里有一个圣母祭坛，上面插着像患了贫血症一般的白蜡烛和价钱不一的鲜花。绿色童贞女、棕色约翰和粉红色耶稣的后脑勺上都粘着盘子大小的灵光圈。上面贴的金箔使这三个盘子更显得昂贵。

    要是祭坛前没有阶梯，我就休想上去。当时，阶梯、门把和橱窗对奥斯卡都具有诱惑力，甚而至于今天，在他除了病床之外别无所求的时候，对他也不是无所谓的。他被一级一级地引诱上去，脚下踩的始终是同一条地毯。奥斯卡走近圣母小祭坛上这尊三人像，半是蔑视、半是尊敬地用指关节敲了敲他们。他用手指甲刮了一道，露出了石膏像的本色。童贞女的衣服褶裥合着她的形体，曲曲弯弯地一直延伸到踩着云带的脚趾上。隐约显出的童贞女胫骨的线条，使人推测到，雕塑匠是先塑肉身，然后再接形体的线条，加出衣服的褶裥来。童子耶稣的“洒水壶”没有割除包皮，这可是大错特错。奥斯卡伸手去摸了摸，小心翼翼地按了按，想使它动弹，却感觉到自己的“洒水壶”有一种半是舒适半是新奇的骚扰感，于是我就缩回手不再摸他的，也希望耶稣别再碰我的。

    至于耶稣究竟有没有割除包皮，我也不再深究。我从套头毛线衫下掏出鼓，从脖子上取下，挂到耶稣的脖子上，同时又注意不碰坏他的灵光圈。这真叫我费了点劲，因为我个头太矮，我不得不爬上塑像，踩在作为基座的云带上，让耶稣有鼓可敲。

    奥斯卡干这件事，不是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他受洗礼后第一次上教堂的日子，而是在同年复活节前的一周。整整一个冬天，他的妈妈一直借忏悔来维持同扬-布朗斯基的关系。因此，奥斯卡有充裕的时间反复推敲他的计划，否定又肯定，斥之为无理又申辩为有理，拟新的计划，从各个角度阐明它，末了，抛弃全部旧计划，改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一，借在十四幅耶稣受难像前默祷之机，实行我的预谋。由于妈妈在复活节的生意达到高峰之前就急于要去忏悔，她便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一晚上挽着我的手出了门，沿拉贝斯路拐过新市场人埃尔森街，再到马利亚街，经过沃尔格穆特肉店，沿小锤公园向左拐弯，穿过总有恶心的黄汤滴下来的铁路旱桥桥洞，到了铁路路堤对面的圣心教堂，走进大门。

    我们来晚了。只剩下两位老太太和一个受了惊吓的小伙子等在忏悔室前。当妈妈检查良心的时候——她舔湿了大拇指，像翻账本似的翻阅《告解箴言》，仿佛在编造税收申报书——我溜下橡木凳子，避而不看耶稣的心和那个运动员，径直朝左侧祭坛走去。

    虽然事不宜迟，必须从速进行，但我还得按照弥撒仪式先唱登坛经，走上三个阶梯，“登上主的祭坛”①，朝从小就给我欢乐的主走去。我将鼓从脖子上取下，一边拖长声调唱着“求主怜悯”，一边登上作为基座的云带，不再去摸“洒水壶”免得耽搁，而是在唱“荣耀归在天之主”前，把鼓挂到耶稣的脖子上，小心翼翼地不碰坏灵光圈，下了云带，唱“减罪、赦罪和宽恕”。但在此之前，我把鼓棒插入耶稣大小正合适的拳头缝里，一、二、三，下了阶梯，“我仰望群山”，再走过一段地毯，踏上方砖地，那儿有一张为奥斯卡祈祷用的小矮凳。他跪在小软垫上，将鼓手的双手举到面前，合十礼拜——“荣耀归在天之主”——目光从合掌的双手旁投向耶稣和他的鼓，期待着奇迹出现：他敲起鼓来。他不会敲呢还是不准他敲呢？他要么敲起鼓来，否则他就不是真耶稣。如果他还不敲鼓，那么，他就是假的，而奥斯卡便是真耶稣了——

    ①这里的引号中均为弥撒经文。

    谁想要看到奇迹，谁就得善于等待。好吧，我等着，开始时，我还耐心，或许已经不够耐心了，因为我越是长久地重复“众人的眼睛都期待着你，主啊”这句经文——一边在必要的时候还用“耳朵”替换“眼睛”这个词——跪在小软垫上的奥斯卡就越发感到失望。虽然他给主提供了种种机会，闭上了眼睛，这样，耶稣就不必害怕自己开始时手法不熟练，而是在没有人看的情况下，下定决心敲起来，可是最后，唱完第三遍信经，天父，造物主，能看见的和不能看的，独生子，出自天父，真正的父的真正的子，他由父所生而非父所造，与父为一体，通过他，为我们世人和我们的拯救从天而降，被接纳，排出，化为肉身，为我们，他生活在我们之中，被埋葬，复活，升天，坐在天父右边，归于天父，死者，不死，我信，他与天父同在，天父通过他讲话，我信唯一的、神圣的、天主教的……

    不，天主教信条只留存在我的味觉中。再也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了。就算是它那股味道吧，我也不感兴趣了。我需要点别的东西。我需要听我的铁皮作响。耶稣应当敲出点名堂来给我听。哪怕声音很小，也终究是个小小奇迹嘛！我又不要求他敲出雷鸣般的巨响，吓得副神甫拉斯切亚冲到出事地点，连维恩克圣下也拖着他那一身肥肉吃力地来目睹奇迹，随后将一份份报告送到奥利瓦主教管区，主教又将验证书呈报梵蒂冈。不，我可没有这份野心。奥斯卡并不想被称为圣徒，名列《圣经》正经之中。他只要求耶稣私下里显一下小小的奇迹，让他听到或看到点什么，从而一劳永逸地确定奥斯卡究竟是击鼓赞成呢还是击鼓反对，并且就此揭晓：这两个身材体形一模一样又都是蓝眼睛的孩子，今后究竟谁该称自己为耶稣。

    我坐等着，但不由得担起心来，因为妈妈已经进了忏悔室，可能背完第六诫了①。那个总是在教堂里摇摇晃晃来回走动的老头儿，拖着无力而不稳的脚步走过主祭坛，末了经过左侧祭坛，向童贞女和两个男孩敬礼。他也许看到了鼓，可是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他拖着脚步走了过去，越走越显得苍老——

    ①基督教的十诫，第六诫为不可奸淫。

    时间在流逝，耶稣却不敲鼓。我听到传来了唱诗班的声音。我不禁担起心来，但愿没人奏管风琴。如果他们开始为复活节排练的话，那么，管风琴的喧闹声就会盖住耶稣低得像呵气似的鼓声，假如他当真敲起来的话。

    幸好没人奏管风琴。但是耶稣也不敲鼓。没有出现奇迹。我便从软垫上站起来，膝盖咯咯地响，心烦意乱、垂头丧气地踏上地毯，一级一级地走上去，顾不得再念我熟悉的那一套套的祈祷文，爬上石膏制的云带，把一些中等价钱的花扔在地上，一心只想从那个愚蠢的赤膊童子身上取回我的鼓。

    我不仅今天这么讲，而且还要经常讲，反复讲：想要教他点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出这个念头来的。我把鼓棒取下来，鼓还留在他身上，先是轻轻地敲着，给这个假耶稣做点示范，随后就像一个不耐烦的老师似的敲了起来，接着，又把鼓棒塞进耶稣手里，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从奥斯卡身上学到了一点本领。

    我正要不顾那个灵光圈从天底下最冥顽不灵的学生身上取下铁皮鼓，从他手中取鼓棒的当口，维恩克圣下已经站在我的背后——因为我的鼓声已经传遍了教堂的每一个角落——副神甫拉斯切亚也站在我背后，妈妈也站在我背后，那个老头儿也站在我背后。副神甫一把将我拉下来，神甫给了我一巴掌，妈妈对着我放声痛哭。维恩克圣下对我耳语，副神甫先屈膝行礼，随后爬上去，将鼓棒从耶稣手里拿下来。他手拿鼓棒，再次屈膝行礼，又爬上去，从耶稣身上把鼓取下来，折断了灵光圈，撞上了他的“洒水壶”，把云带也踩坏了一块，下跪，走下阶梯，又下跪。他不想把鼓还给我，这就使我比方才更加恼火了，逼得我用脚踢神甫，又让妈妈丢了脸。她自己羞得脸都没处搁，因为我又踢、又咬、又抓，随后挣脱了神甫、副神甫、老头儿和妈妈的手，奔到主祭坛前。这时，我觉得撒旦在我身上蹦跳，听到它又像在我受洗礼那天低声对我说：“奥斯卡，快瞧啊，周围都是窗户，全是玻璃的，全是玻璃的！”

    我唱了一声，歌声越过十字架上那个既不抽搐又默默无语的运动员的头顶，传向教堂半圆形后殿高处的三扇窗户，蓝的底色上用红、黄、绿三种颜色画着十二个使徒。我的目标既不是马可，也不是马太，而是他们头顶上那只鸽子，它头冲下，庆贺圣灵的降临。我对准圣灵，发出颤音，用我的金刚钻对付那只鸟。是我的失误吗？是那个运动员由于不抽搐而提出抗议的缘故吗？这是谁也不理解的奇迹吗？他们看着我浑身颤抖，对着后殿无声地呵气，除了妈妈以外，都以为我在祷告，而我却是要唱碎玻璃。但是奥斯卡没有成功，这不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我躺倒在方砖地上，辛酸地哭泣，因为耶稣不灵了，奥斯卡也不灵了，因为圣下和拉斯切亚误解了我，一见我这个样子，就瞎扯什么我后悔了。只有妈妈没有使我失望。她知道我为什么流泪，尽管她必定暗自高兴，因为玻璃没有碎掉。

    妈妈把我抱了起来，请副神甫归还鼓和鼓棒，答应圣下赔偿损失，并请他补给一份赦罪文，因为我打断了忏悔；甚至奥斯卡也受到了祝福。可是这对我毫无影响。

    妈妈抱着我走出圣心教堂的路上，我扳着指头计算：今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一，明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洗足星期四，耶稣受难日①，那个家伙完蛋了，他不会敲鼓，也不给我享用唱碎玻璃的乐趣。他同我一模一样，不过是个假的。他非进坟墓不可，而我则继续敲鼓，继续敲鼓，但不再要求显示什么奇迹了——

    ①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耶稣受难日的菜谱

    两相矛盾，这个字眼或许可以用来形容我从复活节前的星期一到耶稣受难日之间的心情。一方面，我为那个石膏做的童子耶稣不愿敲鼓而生气，另一方面，我又为这面鼓如今归我一人所有而高兴。一方面，我的声音失灵了，未能唱碎教堂的玻璃窗，另一方面，鉴于这神圣的彩色玻璃，奥斯卡保留下了对天主教的残存信仰，而正是那点残存的信仰，还将给他灌输许多令人绝望的亵渎神明的灵感。

    可是，两相矛盾这个字眼的含义还不止这些。一方面，从圣心教堂回家途中，我试验性地唱碎了一个顶楼上的玻璃，另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我的声音对世俗的目标能够奏效，可是在教会的范围内却失灵了。两相矛盾，我自言自语道。这道裂痕一直存在，无法弥合，至今犹与我同在，尽管我既不是住在教会范围内，也不是住在世俗的地区内，而是住在离开这两处的一家疗养与护理院里。

    妈妈赔偿了左侧祭坛的损失。复活节生意兴隆，尽管店铺在耶稣受难日没有开门，因为马策拉特是新教徒，他坚持不开门营业。平时妈妈一贯独断专行，但是每逢耶稣受难日她就让步，店铺关门，停止营业。不过，她又反过来根据天主教的理由，要求在基督圣体节①殖民地商品店歇业一天，并把橱窗里的贝西尔肥皂粉的盒子和哈格牌咖啡的样品，换成电灯照明的彩色小圣母像，还参加在奥利瓦举行的天主教士与教徒的列队游行——

    ①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是降灵节，降灵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三一节（复活主日），三一节后的星期四是基督圣体节。

    我们有一块硬纸板。一面写着：耶稣受难日，歇业一天。另一面写着：基督圣体节，歇业一天。过了那个既无鼓声也无唱碎玻璃声的星期一，耶稣受难日接着来临，马策拉特把硬纸板挂进橱窗，写着“耶稣受难日，歇业一天”的那一面朝外。吃完早饭，我们就乘电车去布勒森。两相矛盾这个字眼也适用于拉贝斯路的景象。新教徒都上教堂去了，天主教徒在家擦玻璃窗，在后院拍打所有的毯子一类的东西。他们拍打的劲头真大，回声四起，让人听了真以为在每幢公寓的院子里，都有《圣经》上的兵了把有分身法的救世主钉到十字架上去。

    受难节的地毯拍打声远远地落在我们背后了。妈妈、马策拉特、扬-布朗斯基和奥斯卡，这久经考验的一组人乘上九路电车，穿过布勒森路，经飞机场、旧练兵场、新练兵场，在萨斯佩公墓附近的道岔旁下车，等候从新航道驶往布勒森的电车。妈妈利用等车的机会，微笑着发表了厌倦生活的观感。在那个废弃的教会小坟场上，畸形的沙滩矮松下，上世纪的墓碑歪歪斜斜，杂草丛生，妈妈却说那儿很美，浪漫而又迷人。

    “如果那个公墓还有人管理的话，我真想将来在那儿安息。”她怀着爱慕之情这样说着。但是，马策拉特却认为那儿的土沙性太大，还挑剔说那儿到处长满了飞廉草和野燕麦。扬-布朗斯基讲了他的顾虑，这个地方本来倒真是一块乐土，可是，从飞机场传来的噪声以及在公墓附近调头的电车都会破坏那儿的宁静。

    开来的电车在我们身边调头，售票员按了两次铃，我们上车。电车离开萨斯佩和它的公墓，朝布勒森驶去。布勒森是个浴场所在地，那时节，将近四月底，景象却相当荒凉。饮食铺钉上板条，疗养院大门紧闭，海滨散步小道上不见三角旗，游泳场上，二百五十个帐篷空空荡荡地一字儿排开。写天气预报的黑板上，还留着去年写的粉笔字痕迹——气温：二十度；水温：十七度；风向：东北；天气形势：晴转多云。

    起先，我们要徒步去格莱特考，后来，大家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上了相反的方向，朝防浪堤走去。辽阔的波罗的海懒洋洋地舔着沙滩。直到夹在白色灯塔和有航标的防浪堤之间的入港航道为止，一路上不见人影。昨天下的一场雨，在沙土上留下了规则的印痕；踩掉它们，换上自己的脚印，真是件开心事。妈妈和我都脱掉了鞋袜在沙上走着。马策拉特拣起银币大小的砖头碎片，轻轻撤出去，让它贴着绿色水面接二连三地跳跃，想逞一逞能。扬-布朗斯基手法不灵巧，在扔砖头片的间歇中，寻找琥珀，而且也真的找到了一些小碎片，其中一块，有樱桃核那样大小，便拿来送给了我妈妈。这时，妈妈正同我一样，光着脚在奔跑，她不时地回头看看，像是爱上了自己的脚印。太阳谨小慎微地照射着。阴凉，无风，清爽；遥望天边，可见一条灰带，那是赫拉半岛。还有两三道逐渐消失的黑烟以及时而跃出地平线的一艘商船的上层建筑。

    我们四人，有前有后，间隔的距离不等，相继来到宽阔的防浪堤基部的花岗岩石上。妈妈和我又穿上鞋袜。她帮我系鞋带时，马策拉特和扬已经在高低不平的防浪堤顶上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向空荡荡的大海蹦去。坝基隙缝里散乱地长着一丛丛蓬乱的海草。奥斯卡真想用梳子给它们梳理一下。但是妈妈搀着我的手，我们跟在那两个像小学生似的乱蹦乱跳的男人后面走去。每走一步，鼓就撞一下我的膝头，然而我不愿把它取下来。妈妈穿一件带覆盆子色翻边的天蓝色春大衣。花岗岩凹凸不平，她穿着高跟鞋走起来非常吃力。我身穿金锚钮扣的水手大衣，这是我的星期日和节日服装。水手帽上的飘带，绣着“皇家海轮赛德利茨”号字样，那是格蕾欣-舍夫勒的纪念品。如果有风的话，它会飘舞的。马策拉特解开了棕色长大衣的钮扣。扬一向很讲究，穿一件闪亮的天鹅绒领双排钮扣大衣。我们蹦蹦跳跳地来到防浪堤尽头的航标处。航标下坐着一个年岁较大的男人，头戴装船工帽子，身穿棉上装。他身边有一条装土豆的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抽搐，在不停地掀动。这个男人——我请他的家不是在布勒森就是新航道——手拿着晾衣绳的一头。这根缠上海草的绳子，另一头隐没在莫特劳河入海口咸淡相混的水里。这里的河水依旧浑浊，虽无公海推波助澜，却不停地拍打防浪堤的石块。

    我们都想知道，这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为什么用普通的晾衣服绳子钓鱼，而且显然没有浮标。妈妈亲切地开着玩笑问他，并叫他“大叔”。这位大叔咧嘴一笑，露出了被烟草染成褐色的残缺的牙齿，也不作解释，却从嘴里吐出一长条嚼碎了的烟草渣儿，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落在下面涂了沥青和油漆的花岗岩石间的烂泥地上。吐出的烟草渣儿还在那里摇晃，最后飞来一只海鸥，灵巧地绕过石块，在飞翔中把它叼走，招来了另一些海鸥，尖叫着在它后面追逐。

    我们都想走了，因为防浪堤上很凉，太阳的照射也不能增添暖意。这时，那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开始一把一把地往回收绳子。尽管如此，妈妈还是想走。但是马策拉特不愿动弹。扬往常是不违背我妈妈意愿的，这一回也不支持她。奥斯卡反正走与不走都无所谓。由于大家都站着不走，我就注意地看着。装船工均匀地一把一把拽着，每拉一把，便把绳上的海草持掉，并将绳子聚拢在两腿间。与此同时，我注意到，那艘商船，在差不多半小时以前，上层建筑刚露出地平线，现在已经改变了航向；它吃水很深，正朝港口驶去。奥斯卡心中估计着：吃水这样深，准是一条运铁矿砂的瑞典船。

    当装船工慢吞吞地站起身来时，我也将目光从那条瑞典船上转移过来。“好吧，现在咱们来瞧瞧是怎么回事。”他对马策拉特这样说。马策拉特根本就莫名其妙，但却对他频频点头。“现在咱们来瞧瞧……”装船工一边拽绳子，一边不断地重复说着。这时，他更使劲了，并拉着绳子，从石堆上走下去，伸出双臂，探进花岗岩石间咕噜古噜冒泡的小湾子里，摸着，抓到了什么东西（妈妈没有及时地背过脸去）。他使劲抓住，拉上来，大声叫我们闪开，接着把一个水淋淋的沉重家伙，一团活生生地扭动着的东西，扔在我们中间：一匹马的头，一匹刚宰的真马的脑袋，一匹黑马的头，一匹黑鬃马的头。这匹马昨天或前天肯定还在嘶鸣，因为它的头没有腐烂，也没发臭，至多带一点莫特劳河水的气味，但是接着，防浪堤上的一切都染上了这股气味。

    那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此刻，帽子已经滑到后脑勺上了——叉开两腿站在马头旁，浅绿色的小鳗鱼像发狂似的从上面游下来。那个人费劲地抓它们；因为那些石块又湿又滑，鳗鱼游动得又快又机灵。随即飞来了海鸥，在我们头顶上乱叫。它们冲下来，三四只海鸥争抢一条小的或者不大不小的鳗鱼，表也表不走，因为防浪堤是它们的天下。尽管如此，那个装船工一边挥拳轰海鸥，一边抓鳗鱼，大约有二十四五条较小的鳗鱼被他塞进了口袋里；马策拉特帮他张着口袋，他一向乐于助人。因此，他也就没有看见妈妈脸色变白，先是把手后来又把脑袋靠在扬的肩头和天鹅绒大衣领上。

    小的和不大不小的鳗鱼统统被塞进口袋里去以后，那个装船工——在忙碌中头上的帽子已经掉了——动手从马嘴里把更粗的黑鳗鱼抠出来。这时，妈妈站不住了，只好坐下来。扬要她转过脸去，但她不听，而是瞪大了牛眼睛直愣愣地看装船工抠鳗鱼。

    “瞧瞧吧！”他问或哼出那么一句半句，“现在让咱们来瞧瞧吧！”他用胶靴帮着掰开马嘴，在上下颚之间撑进一根短棍，露出了完整无缺的黄马齿，仿佛马在咧嘴发笑。装船工——现在我才看清，他的秃脑瓜活像一只鸡蛋——用两只手伸到马的喉咙里去抓，每次都拽出两条至少有胳膊那么粗、胳膊那么长的鳗鱼来。这时，我妈妈的上牙和下牙也分开了，把吃下的早饭全部吐了出来，结成块的蛋白，夹在泡过牛奶咖啡的白面包团里拉丝的蛋黄，统统喷在防浪堤的石块上。她还在呕，但已经吐不出东西来了，因为她早餐时吃的就是这些。因为她体重超过正常标准，非要减轻不可，于是试了各式各样节制饮食的方法，不过难得坚持到底——她偷偷地吃——唯独星期二妇女同盟的体操她是非去不可的，谁也改变不了她的主意，尽管当她提着运动包出门时，扬甚而至于马策拉特都讥笑她。她穿着发亮的蓝色运动服，同那些滑稽可笑的女人们一起做棍棒操，然而体重仍不见减轻。

    那天，妈妈吐在石头上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半磅。她想尽量地呕吐，但再也减轻不了分量了，除绿色的黏液外，吐不出别的来——海鸥却飞来了。她刚开始呕吐，它们就来了，盘旋着，越飞越低，肥壮而光滑的身躯直冲下来，争食我妈妈的早餐。它们不怕自己变胖，也不怕别人驱赶——何况又有谁去驱赶它们呢？——因为扬-布朗斯基害怕海鸥，双手护住了自己那双漂亮的蓝眼睛。

    它们也不理会奥斯卡，虽说他已拿出鼓来对付这些海鸥，用鼓棒急速敲击白漆皮来对付这些白东西。可是这也无补于事，至多只是使海鸥变得更白。马策拉特则全然不顾我妈妈。他笑着，模仿那个装船工，装出一副神经坚强、毫不在乎的样子。装船工快抓完了。末了，他从马耳朵里拽出一条又粗又长的鳗鱼，并把麦糊似的脑浆也全部带了出来。马策拉特顿时脸色煞白，但是仍旧假装若无其事。他用很少的钱向装船工买了两条不大不小的两条粗的鳗鱼，鳗鱼到手后，他还要杀价。

    我不由得称赞扬-布朗斯基。他自己那副面孔简直就要哭出来了，尽管如此，还是把我妈妈搀扶起来，一条胳臂搂着她的腰，另一条胳膊横在她前面，领着她离去，那样子十分滑稽。妈妈穿着高跟鞋踉跄地在乱石间向海滩走去，一步一屈膝，但总算没有扭伤脚踝骨。

    奥斯卡还留在马策拉特和装船工身边。装船工重新把帽子戴上，指着那个盛土豆的口袋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放半口袋的粗盐粒。他说，鳗鱼钻进盐里就死了，盐还能去掉鳗鱼皮上和体内的黏液。鳗鱼钻进盐里后，仍不停地游动，直到死了为止，这样，就把黏液都留在盐里了。如果要做熏鳗鱼的话，就得用这个办法。虽然警察局和动物保护协会禁止这样干，但也管不了。要去掉鳗鱼上和体内的黏液，除去用盐没有别的办法。去掉了黏液，再用干煤泥细心地把死鳗鱼擦干净，放进熏罐，挂在山毛榉火堆上熏制。

    马策拉特认为让鳗鱼在盐里游动是有道理的。他说，鳗鱼不是也钻到马头里去了吗！装船工说，它们还钻到人的尸体里去哩！据说，尤其在斯卡格拉克海战①以后，鳗鱼变得又肥又粗。几天前，疗养和护理院的一位医生还对我说，有一个已婚妇女用一条活的鳗鱼来搞肉体享乐。结果鳗鱼咬住不放，她被人送进了医院。据说，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生育了——

    ①斯卡格拉克是丹麦与挪威之间的海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英两国海军于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此大战。

    装船工扎上装盐和鳗鱼的口袋，熟练地扛上肩，把卷起的晾衣服绳子套在脖子上，踏着沉重的步子朝新航道走去。这时，那艘商船也往那个方向停靠。这条轮船大约一千八百吨，不是瑞典的而是芬兰的，也不是运铁矿砂而是运木材的。扛口袋的装船工可能认识那条芬兰船上的一些人，因为他在向那条生锈的船挥手并喊话。芬兰船上的人们也向他挥手并喊话。可是，马策拉特干吗也挥手，也喊着毫无意义的“船上的，啊嗬咿！①”呢？我真是捉摸不透。他是个土生土长的莱茵兰人，对航海一窍不通，至于那些芬兰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能说，这是他的一种陋习，别人挥手，他也挥手，别人喊叫、大笑、鼓掌，他也喊叫、大笑、鼓掌。正因为如此，他入党比较早，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浪费了他星期日上午的时光——

    ①“啊嗬咿！”是船员招呼船只或人的喊声。

    奥斯卡跟在马策拉特、那个新航道人和那艘超载的芬兰船后面慢慢走着。我不时地回转身去，因为装船工把那个马头留在了航标下，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一群海鸥把它遮住了，像酒瓶绿的大海中一个闪闪发光的白窟窿，又像一片新洗干净的云，随时可以整洁地升到空中去。它们尖叫着遮掩了那只马头，那只不再嘶鸣而在尖叫的马头。

    我看够了以后，便跑步离开了海鸥和马策拉特。我连蹦带跳地跑着，一边用拳头捶铁皮鼓，赶过了现在正抽着短烟斗的装船工，来到防浪堤起点旁扬-布朗斯基和妈妈身边。扬还像方才那样扶着我妈妈，只是另一只手伸到她的大衣领子下面。妈妈的一只手也插在扬的裤兜里。可是马策拉特看不见这些，他离我们还远，并且正在用一张在防浪堤乱石间捡到的报纸，包那四条被装船工用石头砸晕了的鳗鱼。

    马策拉特赶上来了，挥动着那一捆鳗鱼，夸口说：“他要一个半，我给他一个盾就买下来了。”妈妈的脸色又见好了，两只手搁在一起。她说：“你休想我会吃你的鳗鱼。我今后不吃鱼了，鳗鱼更不吃了。”马策拉特笑着说：“别装模作样，亲爱的。人家怎么抓鳗鱼，你可是知道的，过去你还不是照样吃，甚至吃新鲜的。等我做好了，加上有花色的配菜，再来点色拉，看你吃不吃。”

    扬-布朗斯基没吭声，他已经及时地把手从我妈妈大衣里抽了出来。我敲起鼓，让他们别再谈鳗鱼，就这样一直到了布勒森。在电车站上以及上了拖车以后，我还敲鼓，阻止这三个成年人谈话。鳗鱼也没怎么动，比较安稳。到了萨斯佩，我们没有逗留，因为电车已经停在站上。刚过飞机场，尽管我还在敲鼓，马策拉特却开了腔，说他现在饿得慌。妈妈没有答理，她的目光避开我们三人，望着别处。末了，扬递给她一支“雷加塔”牌，她才转过脸来。扬给她点火，她把金色烟嘴塞进嘴唇中间去时，朝马策拉特莞尔一笑，因为她知道，马策拉特不愿看她在公共场合吸烟。

    我们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下车，不管怎么说，妈妈挽起马策拉特而不是扬的胳臂，这个我已经料到了。扬同我并排走，搀着我的手，把妈妈抽剩的香烟吸完。

    进了拉贝斯路，信天主教的家庭主妇们还在那里拍地毯。马策拉特开寓所门时，我见到住在五楼的小号手迈恩隔壁的卡特太太正上楼梯。她右肩上扛着一条卷起的浅棕色地毯，用鲜肉色的粗壮胳膊扶着。两个胳肢窝里被汗水腌成并粘结在一起的金色腋毛在闪光。地毯的两头，一前一后地搭拉下来。要是她的丈夫喝醉了酒，她也会这样扛他的；但是她的男人已不在人世了。她一身肥肉，穿着波纹绸罩衫，从我们身边走过，难闻的气味直冲我的鼻子：阿摩尼亚味，泡菜味，碳化钙味——日子不同，味道也不同。

    接着，我听到从院子里传来那种均匀的拍打地毯的声音。它把我赶进屋里，仍紧追不舍，末了，我只好躲到卧室的衣柜里去，因为柜子里挂着的冬季大衣能起隔音作用，挡住复活节前那种噪音中最厉害的一部分。

    我躺进衣柜里，不仅由于拍地毯的卡特太太的缘故。妈妈、扬和马策拉特还没脱掉大衣，就已经为耶稣受难节的菜谱争吵起来。但是争吵的内容已不限于鳗鱼，同往常一样，又把我给搬了出来，当然是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个著名事件：全怪你，全怪你！——我现在去做鳗鱼汤，别那样装腔作势的！——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做鳗鱼。地窖里罐头有的是。去拿个鸡油菌罐头上来！把活板门关上，可别再出什么事——别再念这本经啦！这里有鳗鱼，就是它了，加上牛奶、芥末、香菜和盐水土豆，再来一片月桂叶，加点丁香——不要！——阿尔弗雷德，她不要吃，你就别做啦！——你别管，鳗鱼买来不是为扔的，我会收拾干净，洗干净的——不要，不要！——咱们走着瞧吧！东西端上桌再看究竟谁吃谁不吃。

    马策拉特砰的一声关上起居室的门，到厨房里收拾去了。他存心把声音弄得很响。他在鳗鱼头部下面交叉划了两刀。妈妈的想像力也太丰富了，一听这声响就站不住，不得不坐到沙发榻上，扬-布朗斯基马上跟着坐下去。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手握着手，用卡舒贝话在那里窃窃私语开了。

    当这三个大人分成两处的时候，我还没有躲进衣柜，而是待在起居室里。瓷砖面火炉旁有一张儿童椅子。我坐在那上面摆动两腿，扬凝视着我，我知道自己妨碍他们，虽说他们也搞不出更多的名堂来。因为马策拉特同他们只有一墙之隔，虽说看不见，但他像挥舞皮鞭一样地挥舞着半死不活的鳗鱼，显然在威胁他们。所以，他们只能互相握着对方的手，捏着，一个接一个地拉那二十个手指头，弄得嘎巴直响，终于使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从院子里传来的卡特太太拍地毯的声响难道还不够吗？这种声响不是已经透过了一道道的墙壁，虽然没有增加音量，却越发逼近了吗？

    奥斯卡从小椅子上滑下来。他不想突然离去，免得惹人注目，便在火炉旁边蹲了片刻，随后，专心致志地敲着他的鼓，跨过门槛，溜进卧室。

    我避免发出声响，便半掩了卧室的门，并断定没人会喊我回去，因而很满意。我还考虑了一下，奥斯卡究竟是钻到床底下去好呢，还是藏进衣柜里去。我宁愿藏进衣柜，因为钻在床底下会弄脏我这件过分讲究的、海军蓝的水手大衣。柜子的钥匙我刚好能够着，转了一下，打开镶镜子的门，用木棒把一件件套在衣架上再挂在横木上的大衣和冬装推到一边去。为了够着衣架，挪动这些沉重的服装，我只好踩到鼓上去。柜子中央终于有了一道空隙，虽然不大，但是奥斯卡要爬进去，蹲在里面，那地方是足够了。我费了一点力气，甚至把镶镜子的柜门也拉上了，我在柜底找到一条女用围巾，用它卡住柜门，留出一指宽的缝，既能透气，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当-望孔用。我把鼓放在腿上，不再敲，连极轻的敲击都停止了。我坐在里面，木然地听任冬大衣的气味熏我，渗透到我的身上。

    多妙啊！有这么一个柜子，又有这些沉重的、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的衣服，让我差不多把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一起，扎成一捆，馈赠给想象中的某个人物，而他十分富有，庄重地接受了我的礼物，心中的快活却几乎没流露出一丝一毫。

    同往常一样，每当我聚精会神发挥我的想像力的时候，我就神游布鲁恩斯赫弗尔路那位霍拉茨医生的诊所，重温每星期三就诊时对于我最为重要的那部分内容。我所想的，不是那个医生——他给我做的检查，越来越繁琐了——而是他的助手。护士英格。给我脱衣服、穿衣服的是她，给我量身高、体重以及做试验的也是她，总而言之，霍拉茨医生给我做的试验，均由护士英格实际操作。她做得正确无误，但总有点粗暴生硬，每次都不无嘲讽地报告说：失败。但霍拉茨却称之为部分成功。我难得瞧一眼护士英格的脸，我的目光以及那颗时而被挑动的鼓手的心，仅安于领略她那身由于干净而显得更白的护士服，她当做帽子戴的轻飘飘的织物，以及一枚简朴无华、镶有红十字的胸针。注视她那身护士服一再更新的褶裥可真有意思。她的衣服里面有肉体吗？她那张脸越来越老，她那双手虽然千方百计地保养，却还是瘦骨磷峋，这都暗示，不管怎么说护士英格还是一个女人。当扬甚至马策拉特掀起我妈妈的衣服时，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护士英格是没有的，因此这证明她的体格与我妈妈的不同。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和令人困倦的药味。在她给我这小小的、据说是有病的身体听诊的时候，睡意就向我袭来，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那是从她白衣裳的褶裥里产生出来的轻微的睡意，石碳酸味笼罩下的睡眠，无梦的睡眠，但有时候，她的胸针远远地变大了，变成了天晓得是些什么东西：旗帜的海洋，阿尔卑斯山的红光，虞美人盛开的田野，准备起义，反抗谁呢？真是天晓得：反抗印第安人，樱桃，鼻血，公鸡的鸡冠，大量的红血球，直到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的一片红色，构成一种热情的背景。这种热情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无以名状，因为“红”这个小小的字眼不表达任何意思。鼻血同它无关，旗帜也会褪色，我尽管如此还是称之为“红”，红色便唾弃我，把它的大衣里外翻了个个儿：黑色，厨娘来了，黑色，吓得我脸色发黄，她骗我，说天上的蓝色掉下来了①，我不信蓝色，她骗不了我，也不能使我变绿，绿色是棺材，我躺在里面吃草②，绿色盖住了我，使我不见日光变成白色，白色又染黑，黑色吓得我脸色发黄，黄色骗我说是蓝色。我不相信蓝色是绿色，绿草地里开红花，红色是护士英格的胸针，她别着一个红十字，确切地说，别在她的护士服的衣领上；不过，无论在衣柜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的想象很少能停留在这种一切象征中最单纯的颜色上——

    ①意为：弥天大谎。

    ②这里是回文，一种文字游戏，“棺材”（Sarg）倒读就是“草”（Gras）。

    各式各样的喧闹声从起居室里传来，冲击我藏身的衣柜，把我从刚刚开始、奉献给护士英格的半睡状态中唤醒过来。我头脑清醒、张口结舌地坐在各种大小式样的冬大衣中间，铁皮鼓搁在膝上，闻着马策拉特的纳粹党制服的气味，边上是皮腰带。带弹簧钩的皮背带。但是，护士服的白褶裥我却再也想象不出来了，我两旁挂着的是毛料、精纺毛料和灯心绒，头顶上是前四年各种式样的帽子，脚边上是大人鞋，小孩鞋，上蜡的皮靴绑腿，钉和没钉平头钉的鞋后跟。门缝里射进一道亮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奥斯卡悔不该在镶镜子的门中间留一道缝。

    起居室里的那几个，能给我看什么戏呢？也许马策拉特撞见了沙发榻上那两个，不过这不大可能，因为扬一直小心提防，而且不仅是在玩施卡特牌的时候。很可能是，结果也当真是，马策拉特杀完鳗鱼，剖腹，洗净，煮熟，加佐料，尝过味道，把加盐水土豆的鳗鱼汤盛在大汤碗里，端到起居室的桌上，而由于那两个毫无就座的意思，便自夸鳗鱼汤如何鲜美，又把加的佐料从头到尾数了一遍，像吟诵祈祷文似的背他的烹调法。妈妈大叫大嚷。她用的是卡舒贝话。马策拉特既听不懂又难以忍受，但还得听着，可能听出一点她的意思；反正说是鳗鱼，不会有别的；还有呢，就是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的事，妈妈每次喊叫，无非是这些。马策拉特回敬了几句。他们各自的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扬插进来指责。缺了他，就没戏了。接着是第二幕：砰地掀开琴盖，没有乐谱，背着弹，两只脚各踩一只踏板，三个人前后不一地吼起《神弹射手》①里的《猎人合唱》来：“世上何物相类似……”哼哼哈哈唱到半中腰，砰的一声琴盖盖上，脚从踏板上抬起，琴罩罩上。妈妈来了，已经走进卧室，还瞧了一眼衣柜镶镜子的门。我从门缝中看去，见她横躺到蓝色华盖下的结婚床上，放声哭泣，十指朝天，一如结婚城堡床头挂的那幅金框彩色画上祈祷的从良妓女——

    ①《神弹射手》是德国作曲家韦伯（1786～1826）的歌剧。一译《魔弹射手》。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听见妈妈的哭声、床发出的轻微的嘎吱声以及起居室里传来的含糊的嘟哝声。扬安慰马策拉特，马策拉特请扬去安慰我妈妈。嘟哝声逐渐消失，扬进了卧室。第三幕：他站在床前，看看妈妈，又看看祈祷的从良妓女，小心翼翼地坐到床沿上，抚摩脸冲下趴着的妈妈的背部和臀部，用卡舒贝话抚慰她，末了，由于光说好话已无补于事，便把手伸到她的裙子下面去，直到她停止啜泣。这时，扬的目光也可以从十指纤纤的从良妓女身上挪开了。这一场是非看不可的。扬干完差事，站起身来，掏出手帕，擦擦手指，随后大声地对妈妈说话。这时，他不再讲卡舒贝话，而且一字一句地，好让留在起居室或厨房里的马策拉特听明白：“来吧，阿格内斯，忘了这件事吧！阿尔弗雷德早就把鳗鱼端走了，已经扔进厕所了。让我们开开心心地去玩施卡特牌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赌四分之一芬尼一点怎么样？忘掉这些事情，恢复了和气，阿尔弗雷德会给你做蘑菇炒鸡蛋和油煎土豆吃的。”

    妈妈没有搭话，翻身下床，重新扯平了黄色床单，对着衣柜门上的镜子理了理头发，跟在扬后面离开了卧室。我的眼睛从窥视缝前移开去，随即听到他们在洗牌。谨慎而轻微的笑声，马策拉特签牌，扬分牌，随后大家叫牌。我想，现在是扬叫牌，马策拉特是下一家，扬喊到二十三点他就不要了。妈妈接着，一直喊到三十六点，这时扬也不得不让步了。妈妈总算打满了三十六点，真险，差一点她就输了。第二盘打红方块，扬稳稳当当地赢了。第三盘，妈妈打红心三十点，侥幸赢了。

    不用说，这场家庭牌戏一直玩到深夜，中间短暂地间断过一次，吃炒鸡蛋、蘑菇和油煎土豆。可是，接下去的牌局，我几乎听不见了。我又重新设法寻到护士英格和她的催人入眠的白色护士服。可是，在霍拉茨医生诊所里的情景却仍旧相当模糊。不仅绿色、蓝色、黄色和黑色一再来破坏红十字胸针的红色，而且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也掺了进来：通往听诊室和护士英格的门刚打开，呈现在我眼前的总不是洁净而轻盈的护士服，而是新航道防浪堤上航标灯下那个装船工，他正从水淋淋的马头上把爬满的鳗鱼抓下来。至于呈现为白色的东西，我本想把它同护士英格联系起来，却不料都是海鸥的翅膀，片刻之间，遮盖了马头和马头里的鳗鱼，直到伤口又迸裂，但流出的血不是红色的，而是黑色的，像那匹黑马。酒瓶一般绿的大海，给幻景增添一点锈红色的是那艘运木材的芬兰船，那些海鸥——可别再同我提起鸽子——像云一样遮盖了那个献祭品，用它们的翅膀尖伸进去，拽出鳗鱼来，扔给护士英格。她接着了，赞颂它，并且把自己变成了海鸥，不是鸽子，即使变成了圣灵，也不以鸽子的形骸显现而以海鸥的形骸显现，像云一样，降落在肉上。庆祝圣灵降临节。

    我不再白费劲了，而要离开衣柜。我怒气冲冲地踢开镶镜子的柜门，爬出柜子，在镜子前照了照，依然故我，但毕竟很高兴，因为卡特太太不再拍打地毯了。虽然耶稣受难日对于奥斯卡来说已经结束，但是他自己的受难日则要到复活节过后才开始。

    棺材一头小

    妈妈也是如此。过了这个马头上爬满鳗鱼的耶稣受难日，我们同布朗斯基一家到比绍乡下同外祖母和舅公文岑特一起过完复活节。这时，她的受难日才告来临，甚至明媚的五月天气也无力挽回。

    有人说是马策拉特又强迫妈妈吃起鱼来，此话不确。复活节过后两个星期，她莫名其妙地自动大吃起来，像中了邪似的，完全不顾自己身体会发胖，吃的数量之多使马策拉特不得不说：“你可别吃这么多鱼，好像别人强迫你吃似的。”

    但是，她早餐吃橄榄油浸的沙丁鱼。两小时以后，如果店里没有顾客，她便大嚼板条箱里装的博恩扎克的西鲱鱼。午餐时，她非要吃加芥末调味汁的煎比目鱼或鳕鱼不可。到了下午，她手里又拿着开罐刀，开肉冻鳗鱼、鲱鱼卷和油炸鲱鱼罐头。晚餐时，如果马策拉特拒绝再煎鱼或熬鱼汤，她就不说话，也不骂人，站起身来，离开饭桌，从店里拿回一块熏鳗鱼。这可叫我们两个倒了胃口，因为她用刀子把鳗鱼皮上和肚子里的肥油刮下来吃。她吃鱼总是用刀的。白天，她一次又一次地呕吐。马策拉特既担忧又无计可施，便问她道：“你是怀孕了还是怎么回事？”

    “别胡说八道。”妈妈会这样答复他，假如她还愿意说话的话。一个星期天，外祖母科尔雅切克来了。一见端上桌来的是在黄油调味汁里游泳的青鳗鱼和新鲜土豆，她气得拍桌子说：“怎么回事，阿格内斯，你倒是说呀！你不该吃鱼，却偏吃鱼，你也不说个究竟，简直像个疯子！”妈妈只是摇头，把土豆推到一边，从黄油调味汁里把鳗鱼捞上来，照吃不误。她埋头大嚼，像是在完成一项费力的任务。扬-布朗斯基一声不吭。有一次，他们两个正在沙发榻上，被我撞见了。他们同往常一样，互握着手，衣服也很凌乱。但是，引我注目的是扬哭得红肿了的眼睛，还有我妈妈对我漠不关心的态度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跳起来，一把抓住我，把我抱起来，抱得紧紧的，给我看一个深渊，那是无法填满的，即使用巨量的煎鱼、熬鱼、罐头鱼和熏鱼也是填不满的。

    没过几天，我看见她在厨房里不仅大嚼普通的、该死的油浸沙丁鱼，还把她保存下来的许多吃剩的罐头里的橄榄油倒进一个做调味汁的小钵里，放在煤气上煮热后喝下去。这时，站在厨房门口的我吓得把手里的鼓都掉在地上了。就在这天晚上，妈妈被送进了市立医院。救护车未到之前，马策拉特又哭又嚎：“你为什么不要孩子？是谁生的，那无所谓。你是不是还因为那个要命的马头？我们真不该去呀！忘了它吧，阿格内斯！我可不是故意的呀！”

    救护车来了，妈妈被抬上车。街上聚满了孩子和大人，车开走了。事实证明，妈妈既忘不了防浪堤，也忘不了那个马头。她带着对那匹马——管它叫弗里茨还是汉斯呢——的记忆去医院了。她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贮存着对耶稣受难节那次远足的痛苦而清晰的记忆，由于惧怕旧地重游，她身上的器官已经同我妈妈统一了意见，要让她死去。

    霍拉茨医生说是黄疽病和食鱼中毒。医院里的人断定，妈妈已怀孕三个月，并让她住进单人病房。我们可以去探望她。有四天之久，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由于恶心和痉挛而无人色的脸。有时，她还一边恶心一边向我微笑。尽管她费力地想使前来探望的人高兴，正如我今天每逢探望日也要费力地显出一副面孔使朋友们都高兴那样，然而她终究无法阻止周期性的恶心迫使她一再把渐渐垮下去的身子探到床外，弯下来，可是却什么也吐不出来了。末了，在那艰苦的死亡过程的第四天，她吐出了那一丝气息——这是每个人最终都要吐掉随后才能去领死亡证书的。

    当我妈妈体内再也不会产生恶心来损坏她的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等她被人擦洗于净，换上寿衣，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又是她那张亲切的、天真中露出几分狡猾的圆脸。护士长给妈妈合上眼皮，因为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哭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不能哭，因为别人都在哭，那两个男的、外祖母、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及快十四岁的斯特凡都在哭。何况妈妈的死并没有使我感到突然。奥斯卡每星期四陪她进旧城，每星期六伴她上圣心教堂，他怎能不觉察到，多年以来，她一直费尽心机地在寻找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他们的三角关系呢？一方面能使或许是她所憎恨的马策拉特对她的死承担罪责，另一方面又能使扬-布朗斯基，使她的扬在波兰邮局继续干下去，并且永远想着：她是为我而死的，她不愿妨碍我的前程，她为我作出了牺牲。

    他们两个，妈妈和扬，不仅有深谋远虑的本领，譬如找了个不受人干扰的幽会地点，而且同样显露了干风流韵事的天赋——只要愿意，就可以把他们看做罗密欧和朱丽叶，或者看做据传为深海所阻、不能团圆的王子与公主①。妈妈及时地领受了临终圣礼。在神甫的祷告声中，她冷冰冰地躺着，任凭什么也不能再使她动弹了。这时，我有了时间和空闲去观察那些多半信新教的护士。她们合掌的方式同天主教徒不同。我可以说，她们更加信赖自己。她们称“我们的父”时，用的字眼也同天主教原版经文有差异，并且也不像外祖母科尔雅切克、布朗斯基一家和我那样画十字。我的父亲马策拉特——我有时这样称呼他，尽管他仅仅有可能生育了我——他，这个新教徒，在祷告时却与其他新教徒不同。他不是两手十指交叉握紧了放在胸前，而是手指痉挛着放在下面，大约在生殖器附近，把一种宗教换成了另一种宗教，并且显然羞答答地不愿别人看他祈祷。我的外祖母跪在死者床前，在她哥哥文岑特的身边。她旁若无人地大声用卡舒口语做祷告，而文岑特只是嘴唇在动，可能讲的是波兰话，圆睁的眼睛里充满着天神显灵的景象。我真想敲鼓。我毕竟得感激我可怜的妈妈给过我许多红白相间的铁皮鼓。与马策拉特的愿望相反，她答应给我一面铁皮鼓，这是我在摇篮里得到的慈母的许诺。不仅如此，我妈妈的美有时还是我在鼓上敲出的形象的蓝本，尤其是在她还身材苗条、不必去做体操的那段岁月里。我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便在我妈妈去世的房间里，再次在我的铁皮鼓上再现出她灰眼睛的美的理想形象来。护士长立即提出抗议，令我惊奇的是马策拉特竟会站在我这一边，悄声地劝护士长说：“您就让他敲吧，护士小姐，他们就是这样互相爱抚依恋的。”——

    ①这是十五世纪一首德国民歌里的故事。

    妈妈可能非常快活。妈妈可能是非常害怕。妈妈可能很快把一切都遗忘。不过妈妈的记忆力很强。妈妈可能把我连同洗澡水一起倒走，但也可能同我坐在一个浴池里。我有时把妈妈丢失了，但是，找到她的人却在同她一道行走。当我唱碎玻璃的时候，妈妈便用油灰去粘。她有时也会失算，尽管机会有的是。尽管妈妈不露风声，对于我，她却不守秘密。妈妈害怕过堂风，却经常喜欢说大话。她靠经销手续费生活，却不乐意纳税。她掩掩盖盖，我了若指掌。如果红心是主牌，她打起来准赢。妈妈死时，我的鼓身周围一圈红火舌也极了一点颜色；可是白漆却变得更白，刺目地闪光，有时连奥斯卡也不得不闭上眼睛。

    我可怜的妈妈并非如她所愿被安葬在萨斯佩公墓，而是葬在布伦陶一处小而幽静的公墓里。那里还埋葬着她那个一九一七年患流行性感冒去世的继父、火药厂工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送葬的人数众多，这只能理解为我妈妈是一个受人喜爱的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娘。不仅有老主顾，而且有好几家公司的商务代表，甚而至于买卖上的竞争对手，譬如，殖民地产品商魏因赖希以及赫尔塔街上那爿食品店的普罗布斯特太太也来了。布伦陶公墓的礼拜堂太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那里散发着鲜花的香气和放过防蛀药的黑衣服的气味。在未加盖的棺材里，我可怜的妈妈脸色蜡黄，形容憔淬。在举行冗长繁复的仪式时，我怎么也不能摆脱这种感觉：她马上要抬起头来了，她还得呕吐，她肚子里还有东西要出来，不只是那个三个月的胎儿，他同我一样不知道应该感谢哪一位父亲，不只是他要出来，并且同奥斯卡一样也要一面鼓，而且还有鱼，不是油浸沙丁鱼，我想说的也不是蝶鱼，而是一小段鳗鱼，若干绿白相间的鳗鱼肉纤维，斯卡格拉克海战地区的鳗鱼，新航道防浪堤的鳗鱼，耶稣受难日的鳗鱼，马头里跳出来的鳗鱼，可能是她父亲约瑟夫-科尔雅切克身上钻出来的鳗鱼，他沉没到木筏下面，被鳗鱼吃掉，你的鳗鱼的鳗鱼，因为鳗鱼变成了鳗鱼……

    但是她没有恶心。她控制住了。她显然打算把鳗鱼带到地底下去，这样才能最终得到安息。

    几个男人抬起棺材盖，正要盖住我可怜的妈妈坚定而难看的脸。安娜-科尔雅切克扑过来抓住他们的胳膊，随后，踩过棺材前的鲜花，扑到她女儿身上，扯她昂贵的、洁白的寿衣，用卡舒贝语大哭大嚷。

    后来，许多人都说，她是在咒骂马策拉特，那个可能是我父亲的人，说他害死了她的女儿。据说，也讲到了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桩事。妈妈编造的这个故事，她又接过去常挂在嘴上，让马策拉特一辈子记住他的所谓的罪过以及我的所谓的不幸。尽管马策拉特把任何政治上的考虑置之不顾，简直违背了他自己的意志，一直尊敬她，并且在战争期间供给她白糖、人造蜂蜜、咖啡和煤油，她仍一再怨恨他。

    蔬菜商格雷夫和像女人一样尖声哭泣的扬-布朗斯基搀扶我的外祖母离开棺材。那几个男人加上棺盖，终于做出了那副面孔——扛棺材的人屈身蹲到棺材下面准备扛起时，都是这么一副面孔。这个半乡村式的布伦陶公墓有一条榆树林阴道，两侧是两条墓地，有一座小教堂，像幼儿园里纸糊的劳作，有一口井以及一个活跃的鸟的世界。送葬的队伍走在耙干净落叶的公墓林阴道上，马策拉特领头，我跟在他后面，这时我生平第一次爱上了棺材的形状。今后，我还常常有机会溜一眼黑色的、棕色的、用于终极目的的木材。我可怜的妈妈的棺材是黑色的。它一头大，一头慢慢缩小，多么协调啊！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形状能如此巧妙地吻合人的体形吗？

    要是床也一头大，一头慢慢小下去，那该有多好！不论我们平时习惯的或者偶尔摆出来的躺卧的姿势是什么样的，不总是上身大并明显地渐渐往脚那头缩小下去吗？不论我们如何伸展肢体，不总是上面大，头、肩膀、躯体，然而逐渐缩小到脚，缩小到那个支撑我们全身的狭小基础吗？

    马策拉特紧跟在棺材后头走。他手里拿着礼帽，尽管一伸膝盖就感到巨大的疼痛，但仍然吃力地慢步走着。每当我看到他的颈项时，我就为他惋惜：他的杭骨突出，两条抽搐的血管从衣领里钻出来，一直伸到头发根上。

    搀着我的手的为什么是特鲁钦斯基大娘，而不是格蕾欣-舍夫勒或者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呢？她住在我们那幢房子的三层楼上，她可能没有名字，因为谁见了都叫她特鲁钦斯基大娘。

    走在棺材前面的是维恩克圣下和拿香的辅弥撒者。我的目光从马策拉特的颈项溜到抬棺材人皱纹纵横的后脖子上。我必须把心头一种强烈的愿望压抑下去：奥斯卡要坐到棺材上去。他要坐到棺材上面去敲。不是敲铁皮鼓，奥斯卡要用他的鼓棒敲棺材盖。他们扛着棺材摇摇晃晃前进时，他要骑上去。奥斯卡要为那些走在棺材后面、跟着神甫祈祷的人们敲棺材盖。当他们把棺材抬到架在墓穴上方的木板和绳子上去后，奥斯卡仍旧坚持要坐在那口木头棺材上。在布道、敲小钟、焚香、洒圣水的时候，他要在木头上敲出拉丁经文来。当他们用绳子把棺材放下去时，他还要坚持坐在上面。奥斯卡要同妈妈和胎儿一起进入墓穴。当遗族和亲友用手抓上扔进墓穴时，奥斯卡仍旧留在下面。他不想上来，他要坐在棺材缩小的那一头上，敲棺材，如果可能的话，到了地下还继续敲，一直敲到手里的鼓棒腐烂了，鼓棒下的木头也腐烂了，一直敲到妈妈为了我，我为了妈妈，各自为对方腐烂了，把肉交给了土地和土里的栖居者为止；如果可能和允许的话，奥斯卡还愿意用小骨头敲胎儿细细的软骨。

    没人坐在棺材上，棺材在布伦陶公墓的榆树和垂柳下独自摇晃着。教堂司事的一群杂色母鸡在坟墓中间啄虫子，它们不劳而获。队伍走到桦树间。我走在马策拉特后面，特鲁钦斯基大娘搀着我的手，我身后是我的外祖母——格雷夫和扬搀扶着她——文岑特挽着黑德维希的胳膊，小玛尔加和斯特凡手挽手走在舍夫勒夫妇前面。还有钟表匠劳布沙德、海兰德老先生以及小号手迈恩，他只是没带小号，也不是醉醺醺的样子。

    安葬完毕，人们开始吊唁。这时，我才发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也来了。他穿一身黑，窘困地夹杂在那些人中间，他们正挨个儿同马策拉特、我、我的外祖母以及布朗斯基一家握手，嘟哝着说上那么几句。我起先不懂亚历山大-舍夫勒干吗找马库斯说话。他们不会认识的，恐怕以前从来没有讲过话。后来，乐师迈恩也插进去同这个玩具店老板谈话。他们站在半人高的树篱后面，那种灌木的绿叶子用手指一搓就会褪色，味道是酸的。这时正好轮到卡特太太带着她那个用手帕捂着嘴在冷笑的、个儿也长得太快了点的女儿，在向马策拉特表示慰问，她还非得抚摩我的脑袋不可。树篱后那几个说话的声音大起来了，不过听不明白。小号手迈恩用食指弹着马库斯的黑上装，逼着他后退，随后抓住他的左胳臂，舍夫勒也动手抓住他的右胳臂。他们两个还得注意那个被拽着的马库斯别让坟墓周围的界石绊倒，并一直把他拉到林阴道上，给他指出出口的方向。马库斯好像感谢了他们给指路，并朝出口走去。他戴上礼帽，不再回顾，而迈恩和那个面包师却还在背后目送他离去。马策拉特和特鲁钦斯基大娘都没有发现我从他们身边溜走，不再接受慰问。奥斯卡装着非去不可的样子，转身从掘墓人和他的助手们身边悄悄走过，随后拔腿就跑，也不顾常春藤拦路，奔到榆树下，在公墓门口赶上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

    “小奥斯卡！”马库斯不胜惊讶地说，“你说说看，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马库斯？我干了什么错事，他们要这副样子对待我？”

    我也不知道马库斯干过些什么，便拉住他那汗湿了的手，领他走出公墓的敞开着的铸铁大门。我们两个，我的鼓的保护人和我这个鼓手，也可能就是他的鼓手，我们迎面遇上了舒格尔-莱奥，他同我们一样也相信天堂。

    马库斯认识莱奥，因为莱奥是全城的知名人物。我也听人讲过舒格尔-莱奥，当他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在红日当空的一天，世界、天主教的七件圣事、信仰、天堂和地狱、生与死在他头脑里全都倒了个儿。从此以后，莱奥对世界的看法虽然是癫狂的，但却完美无缺，光芒四射。

    舒格尔-莱奥的职业，是穿着过分宽大而晃动的服装，戴着白手套，在葬礼之后——只要举行葬礼，他就闻风而至，从来也瞒不过他——等候送葬的人们。马库斯和我都知道，他是由于职业的缘故才站在布伦陶公墓的铸铁大门前，戴着温情脉脉的手套，转动着海水般蓝的眼睛，嘴里一直淌着涎水，对送葬的人们唾沫四溅地大讲废话。

    这一天是在五月中旬，阳光明媚。树篱和树林上鸟儿成群。咯咯叫的母鸡通过它们的蛋来象征不朽。空中嗡嗡声。大地新披绿装，清新无尘。舒格尔-莱奥戴着手套，左手拿着破旧的礼帽，右手伸开五指，踏着轻盈的舞步——因为他确实受了神恩——朝马库斯和我迎面而来。虽然没有一丝风，他却仿佛站在风中，身子向我们倾斜，脑袋歪向一边。马库斯先是犹豫了一下，随后把没戴手套的手伸过去，被莱奥戴手套的手握住。这时莱奥流着口水，结结巴巴地说：“多美的日子！现在她已经到了那个样样都便宜的地方。你们见到天主了吗？他刚走过，匆匆忙忙的。阿门。”

    我们也说：“阿门！”马库斯不仅附和莱奥关于天气的说法，而且还说他看到了天主。

    我们背后的公墓里，送葬人群的声音越来越近了。马库斯从莱奥的手套里挣脱了手，总算还来得及给他酒钱，像他平素那样地瞥了我一眼，仿佛有人追他似的匆匆向停在布伦陶邮局门口等候的出租汽车走去。

    汽车扬起尘土，遮掩了逐渐消失的马库斯。我还在目送他时，特鲁钦斯基大娘已经再度拉住了我的手。他们结成大帮小帮地走来。舒格尔-莱奥对所有的人表示慰问，请送葬的人们注意美好的天气，逢人便问是否见到了天主，照例得到了或多或少的酒钱，或者分文也捞不到。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付钱给抬棺人、掘墓人、教堂司事和维恩克圣下。圣下窘困地叹着气，让舒格尔-莱奥吻他的手，然后用被吻过的手向渐渐四下散去的送葬者打起祝福的手势。

    我们，我的外祖母、她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夫妇和两个孩子、没带妻子的格雷夫以及格蕾欣-舍夫勒，坐上两辆普通的运货马车，经过戈尔德克鲁格，穿过森林，越过附近的波兰边界，到比绍采石场去赴葬礼晚餐。

    文岑特-布朗斯基的农舍坐落在一个坑洼儿里。门前几棵白杨树，据说是可以用来避雷电的。他们转动铰链，打开了谷仓的门，让门倒在锯木架上，然后铺上桌布。左邻右舍还来了不少人。做这顿饭花了不少时间。我们在谷仓门口聚餐。格蕾欣-舍夫勒让我坐在她身上。先是油腻的，接着是甜的，随后又是油腻的，土豆烧酒，啤酒，一只鹅，一头小猪，香肠蛋糕，糖醋南瓜，酸乳脂拌果汁麦糊。傍晚，起了点风，吹进敞开门的谷仓，耗子在里面乱钻乱跑，布朗斯基家的孩子同邻家的孩子们占领了院子。

    他们点起煤油灯，在桌上玩施卡特。土豆烧酒还摆在那里。还有自制的鸡蛋利口酒，这东西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不喝酒的格雷夫唱了几支歌。卡舒贝人也唱了起来。马策拉特第一个发牌，扬第二，砖窑上的领班第三。现在我才注意到，我可怜的妈妈不在了。他们玩牌一直玩到深夜。可是逢到打红心，三个男的谁也赢不了。有一盘打红心五一点，扬-布朗斯基完全莫名其妙地输了。这时，我听见他小声对马策拉特说：“要是阿格内斯打，准赢。”

    我从格蕾欣-舍夫勒的膝上滑下来，在外面找到了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他们坐在一根车辕上。文岑特用波兰语低声对星星说话。外祖母已经哭不出来了，她让我钻进裙子底下。

    今天有谁让我钻进裙子底下呢？有谁替我隔住日光和灯光呢？有谁给我闻那种融化着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呢？外祖母把它存放在裙子底下，给我吃，使我发胖，我也就尝到了甜头。

    我在四条裙子底下睡着了，离我可怜的妈妈起源的地方近在飓尺。我同她一样安静，虽然不像躺在一口小棺材里的她那样不再呼吸

    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背脊

    常言道，失去母亲，无以取代。妈妈安葬后不久，我开始惦念我可怜的妈妈了。星期四不再去拜访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了，再没有人带我去看护士英格的白护士服了。尤其是到了星期六，我更痛心地意识到妈妈死了：妈妈不再去忏悔了。

    我于是失去了旧城、霍拉茨医生的诊所以及圣心教堂。我失去了对集会的兴趣。既然诱惑者的职业对于奥斯卡已失去了意义和吸引力，我怎能再去引诱橱窗前的行人上钩呢？曾经带我到市剧院去看圣诞童话剧，并且领我去看王冠或丛林马戏团表演的妈妈，如今不在了。我孤单单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准时去上课，垂头丧气地走过笔直的市郊大街，到小锤路去拜访格蕾欣-舍夫勒。她给我讲“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夜半太阳国旅行，而我则不为所动地拿歌德同拉斯普庭做比较。这种比较没有止境，忽明忽暗，循环往复，于是我逃避到历史研究中去。《罗马之战》、凯泽的《但泽城历史》和克勒的《船队年鉴》，我这些老一套的标准读物，给予我广博的半瓶醋知识。因此，我至今还能背得出所有参加斯卡格拉克海战被击沉击伤的船只的装甲厚度、装备、完工和下水日期、人员限额的精确数字。

    我快满十四岁了，喜欢孤独，经常散步。鼓是我的伴侣，但我却难得敲两下，因为妈妈去世后，就没人及时给我供应铁皮鼓了。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季还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季呢？不管怎么说，我沿着兴登堡林阴大道往城里走去，到了离四季咖啡馆不远的地方，落叶纷飞，或者蓓蕾初绽，总而言之，大自然正在起变化；这时，我遇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贝布拉，这位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因而也就是路易十四的直系后裔。

    我们已有三年未见面，但是，相距二十步就已彼此认了出来。他并非了然一身，而是挽着一位美人儿，南方人，娇小可爱，大约比贝布拉矮两厘米，比我高三指。据贝布拉介绍，她叫罗丝维塔-拉古娜，是意大利最有名的梦游女。

    贝布拉请我到四季咖啡馆喝穆哈。我们到水族馆①坐定下来，爱喝咖啡的女常客们就窃窃私语道：“瞧这些矮个儿，莉丝贝特，你瞧见了没有？是不是王冠马戏团的？可能的话，咱们也去瞧瞧。”——

    ①指放有养鱼缸可供观赏的咖啡座。

    贝布拉朝我微笑，挤出了上干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皱纹。给我们端穆哈来的侍者，个子非常高大。罗丝维塔太太请他来一块小蛋糕时，就像抬头望一座塔楼似的望着这个穿燕尾服的侍者。

    贝布拉打量着我说：“看来咱们这位毁玻璃能手怏怏不乐哩！出了什么毛病，我的朋友？是玻璃不听话了，还是声音不灵了？”

    奥斯卡少年气盛，当即要小试锋芒，显一显他那远未衰退的技艺。我环顾四周，寻找目标，目光对准水族馆里金鱼和水下植物前的大玻璃板。我刚要唱，贝布拉连忙说：“行啦，我的朋友！我们相信你是行的。别破坏，别让水泛滥，别弄死鱼！”

    我难为情地道歉，尤其对罗丝维塔太太。她忐忑不安，拿出一把微型扇子扇着。

    “我妈妈去世了，”我试图解释我的心境，“她本来不该死的。我怪她自己不好。人家常说，做母亲的样样事都看在眼里，都能体贴，做母亲的样样事都会宽恕。这全都是母亲节的那套废话！我在她眼里，只是个侏儒罢了。只要有可能，她就会甩掉我这个侏儒。她之所以没能甩掉我，那是因为孩子，哪怕是个侏儒，都登记在她的身份证上的，所以没法随便甩掉。还因为我是她生的侏儒，因为她甩掉我就等于甩掉她自己的骨肉，所以甩不成。她问过自己，她和侏儒不能两全，于是就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她什么也不吃，只吃鱼，而且不吃新鲜鱼。她诀别了情人，现在，她长眠在布伦陶。无论她的情人还是我家店铺的主顾，人人都这么说：是那个侏儒敲鼓把她敲死的。因为奥斯卡的缘故，她不想再活下去了。是奥斯卡把她害死的。”

    我是故意夸大其词，想尽可能打动罗丝维塔太太的心。其实，大多数人把妈妈的死归罪于马策拉特，尤其是扬-布朗斯基。贝布拉看透了我的心思。

    “您言过其实了，我的好友。您纯粹出于嫉炉才怨恨您死去的妈妈。她不是因为您的缘故，而是因为那些令人厌烦的情人的缘故才进了坟墓。所以，您觉得自己被冷落了。您既爱虚荣又调皮捣蛋，这两者，大凡天才，都兼而有之的！”

    他接着叹了一口气，斜视了罗丝维塔太太一眼，又说：“像我们这样身材的人捱过这一生，可真不容易啊！虽然是个人，身体却长不起来，多难做到的事情啊！多艰巨的使命啊！”

    罗丝维塔-拉古娜，那不勒斯的梦游女，她的皮肤既光滑又多皱纹，我估计她只有十八岁，但是转瞬间，她又变成了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妇。罗丝维塔太太抚摩着贝布拉先生那身英国裁缝做的时髦服装，她那双樱桃黑的地中海眼睛送我一道秋波，并用阴沉的声音——像给子女许诺言似的，不仅打动了我，还使我周身麻木——说道：“我最亲爱的小奥斯卡①！我十分了解您的痛苦！跟随我们一起走吧：去米兰、巴黎、托莱多、危地马拉。”——

    ①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

    我一阵头晕。我抓住拉古娜的苍老的手。地中海拍打着我的海岸，橄榄树向我低声耳语：“罗丝维塔会像您的妈妈一样，罗丝维塔会理解的。她，伟大的梦游女，看得透任何人的心思，了解任何人的内心，唯独不了解她自己，妈妈呀，唯独不了解她自己。天哪！”

    奇怪的是，拉古娜刚开始用梦游女的目光像照Ｘ光似的透视我，就突然胆怯地缩回了被我捏住的手。难道我这颗十四岁少年的饥渴的心吓着了她吗？难道她已经明白，不论罗丝维塔是少女还是老太婆，对于我来说，无非是罗丝维塔罢了？她用那不勒斯话低声说着，颤抖着，一次又一次地画十字，似乎她在我身上所观察到的使她产生了无穷的恐惧，随后，一声不吭地把脸藏到扇子后面去了。我不知所措，极想听个究竟，便请贝布拉先生讲一讲。可是，贝布拉尽管是欧仁亲王的直系，却也惊慌失措，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好不容易才听懂了他讲的话：“您的天才，年轻的朋友，是天赐神授的，但也肯定有魔鬼授予的成份。这使我的善良的罗丝维塔困惑不解，而我也不得不承认，您身上有一种突然发作的无节制的因素，这是我感到陌生的，虽说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不过，”口布拉打起精神说下去，“不论您有怎样的性格，那都无所谓。您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吧，参加贝布拉的魔术团吧！只要自己多少约束一点，纵使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您还是能找到观众的。”

    我当即明白了。曾经劝过我要永远在台上不要站在台前的贝布拉，自己也混到陆军里去了，尽管他继续在马戏团里登台表演。因此，当我客气地表示遗憾，并拒绝了他的提议时，他丝毫也不觉得失望。我能听到罗丝维塔太太在扇子后面的呼吸声，看到她又朝我露出了那双地中海眼睛。

    我们还聊了一小时光景。我让侍者拿来一个空水杯，用歌声在玻璃上刻了一颗心，上面加了漩涡形花饰，下面是一行题词——“奥斯卡为罗丝维塔而作”，并把杯子送给她，让她高兴一下。贝布拉付了账，留下不少小费，我们起身离去。

    他们两人一直陪我到体育馆。我用鼓棒指着五月广场另一头光秃秃的演讲台，并且——现在我记起来了，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①——把我在演讲台下那段鼓手生涯叙述给我的师傅贝布拉听——

    ①1938年3月，在希特勒的威胁下，奥地利与德国合并。

    贝布拉尴尬地微笑着，拉古娜则板着面孔。趁这位太太离我们有几步远的时候，贝布拉同我低声话别：“我不行啦，亲爱的朋友，我怎能再当您的老师呢？哦，这种肮脏政治！”

    随后，他像几年前在马戏团活动房子中间与我相遇时那样吻了我的前额，罗丝维塔太太向我伸出了瓷器般的手，我做作地躬身吻了这个梦游女的手指——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这样做，似乎显得太老练了。

    “我们会再次见面的，我的儿子！”贝布拉先生挥手说，“不论时局怎样，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失去联系的。”

    “要原谅您的父亲们！”这位太太告诫我说，“要习惯您自己的生活，这样心灵就得到安宁，撒旦就不能得逞！”

    我觉得，仿佛这位太太给我施了第二次洗礼，不过照样徒劳。撒旦，滚开——但是撒旦不走。我心中空虚，悲伤地望着他们两个的背影。当他们登上一辆出租车，完全消失在里面时，我还在挥手；福特牌汽车是为大人们造的，所以，马达一响，汽车开走时，车里不见乘客，却像是开出去寻找主顾似的。

    我想法说服马策拉特去看王冠马戏团的表演，但是他不为所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他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完全支配过她。那么，有谁完全支配了我妈妈呢？扬-布朗斯基也算不上。如果有那么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我，因为妈妈去世后，最受苦的是奥斯卡，日常生活被打乱了姑且不说，连活下去都成问题了。妈妈扔下我不管了。对于我的父亲们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贝布拉师傅已经把宣传部长戈培尔当成了他的师傅。格蕾欣-舍夫勒一心一意干她的冬赈①工作。据说是为了不让一个人挨饿，不让一个人受冻。我坚持敲鼓，在原来是白漆的、现在敲薄了的铁皮上，擂出我的孤独来。晚上，马策拉特同我面对面坐着。他看他的烹调书，我则用鼓哀诉。有时，马策拉特哭了，用烹调书挡住脸。扬-布朗斯基成了稀客。鉴于政治局势，这两个男人都认为小心为妙，谁也摸不准风向。玩施卡特牌——如今在他们两人之外，另加了一个男的，而且经常换人——次数也越来越少，即使玩的话，也很晚才开始，在我家起居室的吊灯下，并且避而不谈政治。我的外祖母安娜，看来连从比绍到拉贝斯路我家里的路该怎么走都忘了。她怨恨马策拉特，也许还怨恨我，我可听她说过：“我的阿格内斯是因为受不了鼓声才死的。”——

    ①冬赈，纳粹的一项慈善事业，名曰“向饥饿和寒冷开战”。德国人都得被迫为“冬赈”捐款捐物。

    尽管我可怜的妈妈的死，我可能要负一份责任，然而我却更加死抱住受诽谤的鼓不放。妈妈会死的，鼓却不会死，鼓可以买新的，也可以让老海兰德或者钟表匠劳布沙德修理。鼓理解我，始终给我正确的答复，鼓和我相依为命。

    我觉得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来说，房间的天地未免过于狭小，街道则不是太短便是太长，白天没有机会去当橱窗前的诱惑者，而晚上又不是有什么紧急的情况非要我到黑——的门洞里去扮演十拿九稳的诱惑者角色不可，这时，我便跺着脚走上四道楼梯，踩出节拍来，一边数着这一百十六级楼梯，每到一层停留片刻，闻一间各层住家门缝里透出来的气味，因为气味也同我一样，觉得这两间一套的住房太狭窄了。

    起初，我有时还能侥幸碰上小号手迈恩。他烂醉如泥，躺在挂着晾干的床单中间未被水滴湿的地板上，以罕有的音乐感吹着小号，使我的鼓获得快感。一九三八年五月，他戒掉了杜松子酒，逢人便说：“我现在开始新生活啦！”他当上了冲锋队骑兵队乐队队员。我看到他脚登皮靴，穿着臀部包着皮子的马裤，上楼时一步跨五级。那四只猫——其中一只叫俾斯麦——他还养着，因为可以预料，有的时候杜松子酒还会占上风，并使他乐兴大作。

    我很少敲钟表匠劳布沙德的房门。他是一个生活在一百只坏钟中间的沉默的人。这样过分地耗费时光的情况，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

    老海兰德的小作坊始终还是在公寓的院子里。他始终还是干敲直弯钉子的活。同过去一样，院子里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孙孙。但是，院子里的孩子却换了人。他们都系黑领带，穿制服，不再煮砖头粉浑汤。那些正在长个儿并超过我的孩子，我一个也叫不出名字来。这是另一代人，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经从学校毕业，都在当学徒了。努希-艾克成了理发师，阿克塞尔-米施克想在席哈乌当焊接工。苏西-卡特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当见习售货员，已经有了男朋友，关系相当确定了。变化真大啊！不过三四年间的事。拍打地毯用的旧架子始终还屹立在院子里，住房须知的规定也未变：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这两天，拍打声不多了，拍得羞羞答答，不敢让人听见似的，因为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尘器；拍地毯架子日渐被人冷落，只为麻雀服务了。

    因此，我总是孤单单一人待在楼梯间和屋顶室。我在房顶的波浪形瓦下读我保存的读物。当我需要有人做伴时，便到三楼去敲左边第一个房门。特鲁钦斯基大娘总会开门的。在布伦陶公墓，是她搀着我的手，领我到可怜的妈妈墓旁去的。自那以后，每当奥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门时，她总会开门的。

    “别敲得这么响，小奥斯卡，赫伯特还要睡一会儿。他昨天夜里又遭罪了，人家用汽车送他回家的。”说完，她拉我进屋，给我倒麦芽咖啡和牛奶，还给我一块用线拴着的褐色冰糖，可以浸到咖啡里去，也可以用舌头舔。我喝咖啡，嘬冰糖，让鼓休息。

    特鲁钦斯基大娘的脑袋小而圆，稀疏的灰白头发像薄纱似的蒙着，粉红色的头皮透出微光。有限的头发丝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扎成一个面包形发卷，尽管很小——比台球还小，不论她怎样转身，别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发卷是用织针别住的。每天早晨，特鲁钦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包装纸——红的，退色的——擦她那笑起来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圆脸颊。她的脸形像耗子。她有四个孩子：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

    玛丽亚和我同年，刚念完国民小学，住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学习料理家务。弗里茨在铁路车辆厂工作，别人难得见到他。他有两三个姑娘轮流陪他过夜，他带她们到“奥拉跑马场”去跳舞。公寓院子里的那些兔子，“蓝色维也纳人”，也是他养的，但实际上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在喂养，因为弗里茨忙着应付女友们，根本不得分身。古丝特，三十岁左右，沉默寡言，在火车总站附近的埃登饭店当女招待。她始终还没有结婚，同住一流饭店的人物一样，住在埃登大厦最高一层上。赫伯特是老大，是唯一同母亲一起居住的——如果不算装配工弗里茨也偶尔回家过夜的话。他在新航道港口区当侍者。这里要谈的正是他。因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成为我努力探究的目标，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他给我带来了一段短暂的愉快时光；我至今仍把他称作我的朋友。

    赫伯特在施塔布施那里当侍者。施塔布施是“瑞典人”酒店的老板。酒店在新教的海员教堂对面，来客多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这点从“瑞典人”这块招牌上就可以猜到。不过，也有从这个自由港来的俄国人和波兰人、霍尔姆的装船工以及刚开进港口停泊的德国军舰上的水兵。在这个真正可谓国际性的酒店里当侍者，是不无危险的。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奥拉跑马场”当过侍者，仅仅由于在那个三流舞场里积累的经验，才使他能够用郊区方言掺上一句半句英语和波兰语，镇住“瑞典人”酒店里各种语言的喧闹声。然而事与愿违，每月总有那么一两回，人家免费用救护车送他回家。

    遇到这样的情况，赫伯特就不得不俯卧在床，呼吸困难，因为他体重一百公斤，而且还得一连躺上数天。在这样的日子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个劲儿地骂他，却又不顾疲劳地照料他。每逢她重新扎好发卷之后，总要拔出一根织针来，敲他的床对面挂着的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是一幅修过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目光严肃而呆滞，长着小胡子，有点像我的照相簿第一页上那个蓄小胡子的人。

    不过，特鲁钦斯基大娘用织针指着的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而是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的父亲。

    “总有一天你会像你父亲一样完蛋。”她挖苦呼吸困难、痛苦呻吟着的赫伯特。可是，她从来也不明说，黑漆镜框里的那个男人到哪儿去找死的，后来又怎么完蛋的。

    “这次是怎么回事？”两臂互抱的灰白头发的耗子脸要知道个究竟。

    “同以前一样，瑞典人和挪威人呗！”赫伯特侧转身子，床嘎嘎地响。

    “同以前一样，同以前一样！别装得好像永远只会是他们干的。最后一次，不是训练舰上那些家伙干的吗？叫什么来着？说呀！对，‘施拉格特’号的。我不是说了吗，这次是怎么回事？你偏说是瑞典人和挪威人！”

    赫伯特的耳朵——我看不见他的脸——一直红到耳根：“这些该死的水兵，老是瞎吹牛皮，仗势欺人！”

    “你让他们去好了，都是些娃娃。关你什么屁事。他们下船休假时，我在内城见到过，看样子都很规矩的嘛！你准是又同他们谈自己对列宁的看法了。人家谈西班牙内战，你准是又插嘴了，是不是？”

    赫伯特不再回答，特鲁钦斯基大娘拖着脚步走进厨房喝她的麦芽咖啡去了。

    赫伯特背脊上的伤愈合后，是允许我看的。他坐在厨房里的椅子上，背带搭在大腿上的蓝餐巾上，慢慢地脱下羊毛衫，好像有什么难办的想法使他犹豫不决似的。

    脊背圆滚滚的，肌肉不停地上下移动。就像是一片粉红色的田地，播满了雀斑。肩胛骨以下，埋在肥肉里的脊骨两边，长满红狐色浓毛，鬈曲地往下爬，最后消失在他夏天也穿的衬裤里。从衬裤裤腰往上直到脖子的肌肉，整个脊背满是一道道的伤疤，切断了浓毛，灭除了雀斑，鼓起的、皱皱巴巴的、天气转变时发痒的、各种颜色的伤痕，从蓝黑色直到白中带绿。他允许我摸这些伤疤。今天，我躺在病床上，几个月来，眺望窗外，观察着疗养与护理院的外楼①和楼后的奥伯拉特森林，并且一览无遗。我想知道，在这些日子里，我可以摸的究竟是什么，那种同赫伯特的伤疤一样坚硬、一样敏感、一样使人糊涂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某些姑娘和妇女的那个部位，是我自己的那个部位，童子耶稣的石膏“洒水壶”，以及两年前那条狗从黑麦地里叼来给我的那截无名指。一年以前，我还保存着它，放在一个密封大口玻璃瓶里，虽然摸不到，却完整而清晰可见②。因此，现在我只要拿起鼓棒，这个手指的每一个关节都历历在目，我可以一一数出来。每逢我要回忆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脊背上的伤疤时，我便敲着鼓，面对大口玻璃瓶里的指头坐着，用敲鼓来帮助回忆。每逢我想再现一个女人的形体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常有的，由于女人那个像伤疤似的部位不足信，因此我虚构出来的总是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换一种说法，我也能讲清楚的：当我第一次摸我朋友宽背脊上那些隆起的伤疤时，它们就已经答应我熟悉和暂时占有那种女人准备相爱时短暂地出现的东西。同样，赫伯特背上那些标记当时就答应我日后会摸到那截无名指。而在赫伯特的伤疤向我许愿以前，从我三岁生日那天起，我的鼓棒就已经答应我日后会摸到伤疤、生殖器官以及无名指。可是，我还要继续往上追溯：当我还是胎儿时，当奥斯卡根本不叫奥斯卡的时候，我玩自己脐带的游戏，就已经答应我将来会摸到鼓棒、赫伯特的伤疤、年轻和中年妇女有时要爆发的火山口以及无名指，还有就是从童子耶稣的“洒水壶”直到我自己的这件东西，我坚定不移地挂在身上，它是我的无能和有限可能的变幻莫测的纪念碑——

    ①一般指汽车库、仓房等附属建筑物。

    ②此情节要到第三篇“无名指”一章才交待。

    今天，我已经返回我的鼓棒。我按照鼓所作的规定，绕了一个大弯，回忆伤疤、柔软部、我自己的如今只还是偶尔充实的装备。为能再度庆祝我的三岁生日，我不得不跨进三十周岁。读者自会猜到，奥斯卡的目的是返回脐带；正因为如此，他才浪费笔墨停留在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上。

    在我继续描述我的朋友的背脊之前，我先得指出，他那强壮的、毋需保护因此目标很大的身躯的正面，除去由奥拉的某个妓女在左锁骨旁留下一处咬伤而外，再无别的伤疤。他们只能从背后攻击他。只能从背后干他，芬兰人和波兰人的刀子，仓库岛①上装船工的短刀，训练舰上军事学院学生的水手刀，都只能在他的背上留下伤痕——

    ①仓库岛，莫特劳河上一个岛，在但泽市区中央，因岛上有木结构大谷仓而得名。

    赫伯特吃完午饭——每周三次土豆煎饼，这样薄，不油腻却又松又脆，除去特鲁钦斯基大娘，别人是做不出来的——把盘子推到一边后，我便把《最新消息报》递给他。他解下背带，撩起衬衣，一边读报，一边让我问他背上的伤疤是怎么留下的。我盘问的时候，特鲁钦斯基大娘多半也坐在桌旁，折旧毛线袜，一边评论几句，说赫伯特讲对了或者讲错了，并且从不错过时机，见缝插针地提及那个男人惨死——可以想象是那么惨——的往事；他那帧修过的照片镶在玻璃镜框里，悬挂在赫伯特床对面的墙上。

    询问开始。我用手指弹一下他的一处伤疤。有时我用一根鼓棒敲一下。

    “再按一遍，小家伙。我不知是哪一道。它们今天像是睡着了。”于是，我再按一下，更使劲一点。

    “啊哟，是它！这是乌克兰人留下的。他同一个格丁根①人吵架。他们先是像兄弟一样坐在一张桌子旁。因为那个格丁根人把另一个叫做俄国佬，这下子那个乌克兰人不干了，他什么都行，就是不愿当俄国人。他从魏克塞尔河运木筏下来，先还经过另外几条河，靴统里满是钱，格丁根人把他叫做俄国伦时，他在施塔布施那儿已经喝掉半靴子。我不得不马上把两个人劝开，非常小心，我一贯是这样的。当然-，赫伯特两手都端着东西。这时，乌克兰人骂我是波兰水鬼，那个白天在挖泥船上挖污泥的波兰佬也骂了我一句，听起来像是纳粹的骂人话。好，小奥斯卡，你是知道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那个挖泥船上的家伙，那个脸色苍白像司炉一类的东西，当场抱着肚子，缩成一团躺在衣帽间前面了。我正要告诉那个乌克兰人，波兰水鬼同但泽市民有什么区别，他一刀扎在我的背上——就是这个伤疤。”——

    ①格丁根即波兰的格丁尼亚。

    每当赫伯特说“就是这个伤疤”时，他总要同时把报纸翻个身来加重他方才那句话，随后喝一口麦芽咖啡，让我按下一道伤疤，有时按一下，有时得按两下。

    “哎呀，这一道！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两年前，从皮拉乌开来一小队鱼雷艇，在这里抛锚停泊。他们吹牛皮，演《穿蓝制服的小伙子》，姑娘们都疯狂了。施维梅尔怎么混到海军里去的，直到今天我还捉摸不透。他是德累斯顿人，你想，小奥斯卡，德累斯顿人！对，你不会明白的，德累斯顿人当海军，这叫什么名堂！”

    赫伯特的念头转到易北河畔美丽的城市德累斯顿上出不来了。于是，我再次敲敲他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那道伤疤，让他的念头转出来，转回到新航道来。

    “对，对，我正要说。他是鱼雷艇上一名二等信号兵。他要充好汉，拿一个不声不响的苏格兰人开心，这个苏格兰人的船正在干船坞里。先是谈张伯伦①、雨伞等等。我心平气和地劝他，我一贯是这样的，劝他别再讲这些，尤其是那个苏格兰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只是用烧酒在桌面上画画儿。我说，你别跟这小伙子闹，你在这儿，又不是在家里，你是国际联盟的客人。没想到这个鱼雷艇上的德国兵竟把我叫做‘不值钱的德国人’，他还用萨克森话说了些什么。我当场给他几个耳光，他倒太平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个盾滚到桌子底下去了。我蹲下去捡，桌子下面很黑，看不见，这个萨克森人乘机拔出刀来，猛刺一刀！”——

    ①尼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首相（1937～1940年在任）。他按英国人习惯，总是带着雨伞，常遭报界嘲讽。

    赫伯特笑着翻《最新消息报》，还添了一句：“就是这个伤疤！”随后把报纸推到咕哝着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面前，摆出要站起来的姿势。赫伯特已经撑着桌角站起来了，趁他还没去厕所以前——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想干什么——我赶紧摁了一下一道黑紫色的缝过线的伤疤。这个伤疤很宽，足有一张施卡特牌那么长。

    “赫伯特要上厕所，小家伙。待会儿给你讲。”我又摁了一下，跺脚，装出三岁孩子的腔调；这个办法总是很灵验的。

    “好吧！你别闹。不过只能讲短点。”赫伯特又坐下来。“那是一九三○年的圣诞夜。港口所有的活儿都歇了。装船工在街角闲逛，比谁啐得远。午夜弥撒完毕——我们刚调好混合甜饮料——他们全出来了，穿蓝的、白的服装的瑞典人和芬兰人从对面海员教堂出来。我觉得情况不妙，便站在酒店门后望着他们引人注目的虔诚的脸，心想，干吗手里要拿老粗的锚缆呢？这时，他们已经动起手来了，真是刀长夜短啊！芬兰人和瑞典人相互间一直过不去。不过，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有上帝知道。赫伯特有点古怪，只要一动手，总少不了他。我一个箭步窜到门外，只听见施塔布施在后面喊道：‘赫伯特，当心！’但是，赫伯特有他的使命，他要去救那个神甫，那个年轻小个子。他刚从马尔默来，神学院新毕业的，还从来没有同瑞典人和芬兰人一起在一个教堂里度过圣诞夜。我要把他挟在胳膊下，让他不伤一根毫毛回家去。我刚抓住神甫的衣服，明晃晃的家伙已经插在背上了。我还想说一声：‘新年愉快！’虽然刚到圣诞夜。我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店里柜台上了。我的鲜血，多好的血呀，流进啤酒杯里，免费供应。施塔布施拿了红十字会的急救药箱，要给我做所谓的紧急包扎。”

    “你干吧要搀和进去？”特鲁钦斯基大娘生气地说，并从面包形发卷里拔出一枚织针。“你从小就没进过教堂。真是岂有此理！”

    赫伯特一挥手，拖着衬衫，背带搭拉着，走进厕所。他气恼地走，一边气恼地说：“就是这个伤疤！”他走路的神态，仿佛要同教堂以及与教堂有关的械斗永远一刀两断似的，仿佛只有厕所才是当自由思想者①的地方，当前是，永远是——

    ①自由思想者，教会用语，指不信教的人。

    没过几个星期，我见到赫伯特时，他一言不发，也不准备回答我的提问。我发觉他愁眉苦脸，然而又不像往常那样背上扎着绷带。他完全正常，仰面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他没有受伤，不是俯卧在床，可是，他却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我听到赫伯特在叹息，他呼喊上帝，呼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咒骂，时而在房间里的空中挥动拳头，一下捶在自己胸口上，另一只手跟着又加上一拳。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似的捶打自己，喊道：“我的罪孽，我的洗不尽的罪孽。”

    赫伯特打死了一个拉脱维亚船长。虽然法院判他无罪——他是紧急自卫，这种情形，在他这一行来说是经常会发生的。尽管宣判他无罪，可是，那个拉脱维亚人毕竟死了。这位侍者感到心头有干斤重压，虽然据他说，那个船长是一个矮小瘦弱的人，而且有胃病。赫伯特不再上班。他辞职了。老板施塔布施经常来，挨着赫伯特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到厨房桌子旁特鲁钦斯基大娘身边。他从皮包里拿出一瓶一九○○年的施托布牌杜松子酒给赫伯特，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半磅没烤过的咖啡豆，是从自由港弄来的。他想方设法劝说赫伯特，又劝特鲁钦斯基大娘去说服她的儿子。但是，可以这么说，赫伯特软硬不吃，他决不到新航道海员教堂对面的酒店里去当侍者了。他不想再当侍者；因为，当侍者的人就要挨刀子，而挨刀子的人总有一天会打死一个矮小的拉脱维亚船长，仅仅因为他不让那个船长近身，仅仅因为他不想挨拉脱维亚人一刀，不想让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被扎花了的脊背上，在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自由市人和德国人留下的伤疤之外，再添上一个拉脱维亚人扎的伤疤。

    “我宁可到海关去干活，也不再到新航道去当侍者了。”赫伯特说。但是，他没去海关

    尼俄柏

    ——①尼俄柏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因哀哭自己被杀的子女而化为石头。一般比喻丧失亲人而终身哀痛的妇人。本文中指一船头雕饰。

    一九三八年，关税提高，波兰与自由邦之间的边界暂时封闭。我的外祖母不能再乘窄轨火车到朗富尔来赶星期集市了，现在好似一只母鸡，坐在蛋上，无心孵化。自由港内，鲱鱼臭气熏天，货物堆积如山，国家首脑会晤，达成一致意见。唯独我的朋友赫伯特躺在沙发上，内心矛盾，没有工作，像真正遇到麻烦的人似的在那里苦思冥索。

    到海关工作，有薪水，有饭吃，还发绿色制服，因为那条绿色边界需要人去把守。赫伯特不去海关，也不想再当侍者，只是躺在沙发上苦思冥索。

    不过人总得要有工作做才行。不仅特鲁钦斯基大娘这样想。她虽然不同意按照老板施塔布施的意思说服她的儿子再去新航道当侍者，可是她同意设法诱使他从沙发上爬起来。赫伯特自己过不多久也觉得这个两间一套的房间太腻味，他的苦思冥索也仅仅是装模作样而已。有一天，他动手翻阅《最新消息报》上的招工栏，还非常勉强地翻起《前哨报》①来，翻阅前还微微打了一阵寒颤——

    ①《前哨报》，但泽的纳粹报纸。

    我要是能帮他忙就好了。像赫伯特这样的人，有必要放弃适合他干的工作，在这个港口城市的郊区去找辅助性的活干吗？去当码头装卸工，去当临时工，去埋烂鲱鱼？我可不愿看到赫伯特站在莫特劳河的桥上，对着海鸥啐唾沫，并降低身份，成为一个嚼烟草的。我想出一个念头，我可以同赫伯特合伙。每星期，甚至每月，只要集中精力干它两个小时，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在这方面积累了长期经验并因此而更有头脑的奥斯卡，可以用他那种一直还像金刚钻一样的声音，割开陈列值钱样品的橱窗，同时站在那里望风，而赫伯特马上就可以得手。我们既不需要喷灯、万能钥匙和工具箱，也不需要指节铜套①和手枪。囚车同我们无缘，窃贼的守护神和掌管商业的神墨丘利庇护着我们，因为我是在太阳正处于室女宫时诞生的，我有这个星座的印章，有时把它盖在坚硬的物体上——

    ①指节铜套，套在四指关节上的铜套，握拳时铜套向外，用于打人，可致人于死命。

    这段插曲，略而不谈倒也不必。我简单提一笔吧！但是，读者诸君切莫当做是本人的坦白交代。在赫伯特失业期间，他和我对熟食店进行过两次不大不小的盗窃，还对皮货店干过一次，油水挺大，赃物计有：三张青灰狐皮，一张海豹皮，一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还有一件漂亮的、可也不是贵得了不起的驹皮大衣，我可怜的妈妈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会喜欢穿的。

    我们洗手不干了，其原因并非由于那种毫无必要的却又时时袭来的犯罪感，而是由于赃物越来越难脱手。为能多卖些钱，赫伯特就非去新航道不可，因为只有在这个港口区才有用得着的中间人。可是，那个地方总使他想起那个瘦弱的、患胃病的拉脱维亚船长。所以，他哪儿都去就是不去新航道，而偏偏在那儿皮货像黄油一样地容易脱手。他宁可在席哈乌巷，在哈克尔工厂旁，在比格尔维森兜售。因此，我们的赃物久久卖不出去。最后，熟食店的东西进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厨房，那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他也送给了她，说得确切点，赫伯特企图送给她。

    特鲁钦斯基大娘一见暖手筒，脸上顿时收起了笑容。熟食店的东西，她一声不吭地收下了，也许她想到的是民间的说法，偷点食品不算犯法。但是，暖手简意味着奢侈，奢侈即轻率，轻率就要蹲班房。特鲁钦斯基大娘的想法既简单又正确，眼睛眯成缝，活像耗子眼，从发卷上拔出编织针，拿在手里说：“你会像你老子一样完蛋的！”接着把《最新消息报》或《前哨报》推到赫伯特面前，那意思是说：你去找个职业吧！我说的是规规矩矩的职业，否则我就不再给你做饭了。

    赫伯特又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了一个星期，非常难受，既不愿别人问他伤疤的由来，也不愿去光顾可以让他捞一把的橱窗。我谅解这个朋友，听凭他去饱尝自己最后剩下的痛苦，便到钟表匠劳布沙德和他那些挥霍时间的钟表那里去消磨时光，还去找了一次音乐家迈恩。可是他不再饮酒，只是照着党卫军骑兵队乐队的乐谱吹他的小号，服装整洁，精神抖擞，而他的四只猫——这是他喝得醉醺醺、但却显露出高度音乐才能的时期的遗物——由于没有好好喂养，奄奄一息，快要完蛋了。另外，我经常发现马策拉特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坐着，面对一小盅酒，目光呆滞；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只是逢到有客人来，他才喝点酒。他翻看照相簿，就像我今天那样，想让那些曝光或强或弱的四方形小照片里我可怜的妈妈复活。他哀泣直至午夜，随后同挂在对面墙上、目光越来越忧郁的希特勒和贝多芬攀谈，亲切地用“你”来相称，似乎那位耳聋的天才反倒回答了他，相反，主张绝对禁酒的元首却缄默不语，因为马策拉特这个醉醺醺的小小支部领导人不配领受天意。

    在一个星期二（全仗我的鼓，我才能记得这样确切），赫伯特打定了主意，盛装打扮，也就是说，他让特鲁钦斯基大娘用冷咖啡刷干净那条蓝色的、上窄下宽的铃铛裤，两脚硬挤进他那双轻便鞋，穿上有锚形钮扣的上装，在那条从自由港弄来的白色绸领带上洒上科隆香水，这同样也是自由港垃圾堆里的免税商品，戴上蓝色大檐帽，笔挺整齐，准备出门。

    “我出去找找工作看。”赫伯特说着，把帽子往左边一推，露出点冒险的劲头。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松手，报纸就掉到桌上。

    次日，赫伯特有了工作和制服。他穿的不是海关的绿色制服，而是深灰色的；他当上了航海博物馆的管理员。

    正如这个本身就值得保存的城市里一切值得保存的东西一样，航海博物馆的珍宝陈放在一座古老的、本身就可以进博物馆的贵族宅第里。这座宅第，外有石砌门廊和结实的、有浮雕的、已引不起人们好感的正面装饰，里面是雕花的暗色橡木和回形楼梯。这里陈列着这个海港城市的历史，分门别类，甚是精细。该城能引以自豪的，始终在于它能处在许多实力强大、但大多数是贫穷的邻国之间，使自己越来越富，并且保持下去。瞧这些烦琐的条文，烦琐地规定着从条顿骑士团和波兰国王手里买下的特权！瞧这些彩色雕刻，它们再现了对魏克塞尔河口海防要塞的历次围困！瞧那城墙里站着的不走运的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①，他与萨克森反王交战，兵败逃回。从油画上可以确切地看到，他是何等惊魂未定。大主教波托斯基和法国公使德-蒙蒂也是惊慌失措，因为俄军在拉斯西将军率领下包围了该城。这些画面，都附有确切的文字说明，甚至停泊处鸯尾花形纹章旗②下的法国船只的名称也清晰可见。箭头所指的一条船，是八月三日放弃该城后，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逃往洛林时所乘。可是，大部分陈列品是历次打赢的战争中的战利品，因为打输的战争甚少，更何况吃了败仗是不会给博物馆留下什么战利品的——

    ①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1677～1766），1704年在瑞典国王卡尔十二影响下被推举为波兰国王；1709年卡尔十二在波尔塔瓦战败，施坦尼斯劳斯逃回；1725年起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岳父；1733年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死后，他又返回波兰称王；1734年萨克森反王奥古斯特三世围困但泽，他出逃，并于1735年退位，为洛林和巴尔公爵领地领主。

    ②法国王室纹章。

    收藏品中能引以自豪的东西，是一艘佛罗伦萨大帆船的船头雕饰。这艘船是佛罗伦萨商人波蒂纳里和塔尼的，本港在布鲁日。一四七三年四月，但泽市的首领兼海盗保罗-贝内克和马丁-巴德维克在泽兰沿岸斯劳伊斯港外巡航时，虏获了这艘大帆船。抢占以后，船长、军官和为数甚众的水手都被他们杀尽。船和船上的货物被弄到但泽。出自画家梅姆林①之手的一张可折叠的画《最后的审判》和一个金制洗礼盘——这都是受佛罗伦萨人塔尼的委托，为佛罗伦萨某教堂制作的——成了圣马利亚教堂的陈列品。据我所知，《最后的审判》今天仍使波兰的天主教徒得以一饱眼福。至于那具船头雕饰，战后就下落不明了。在我那个时候，它可是保存在航海博物馆里的——

    ①汉斯-梅姆林（约1440～1494），画家，可能是德国人，居住在布鲁日。

    一尊绿色的木雕女像，裸体，丰满，举起双臂，懒洋洋地叉起十指，果敢地挺着乳房，凹陷的琥珀色眼睛直视前方。这个女人，这件船头雕饰，带来了不幸。它是商人波蒂纳里委托一个制作船头雕饰出名的雕刻匠所刻，模特儿是同波蒂纳里亲近的一个佛兰芒姑娘。这件绿色雕像刚挂到大帆船的第一斜桅下面，那个姑娘就因施巫术而受到审讯——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烧死她之前，审问了她，她把自己的保护人、那个佛罗伦萨商人牵连了进去，连那个在当地拿她当模特儿的雕刻匠也未能幸免。据说，波蒂纳里由于害怕火刑，上吊死了。那个雕刻匠则被他们砍去了灵巧的双手。这样一来，他今后就没法再拿女巫做船头雕饰了。当审讯还在布鲁日进行，又由于波蒂纳里是个富商而引起轰动的时候，那艘安上船头雕饰的大帆船已经落到了保罗-贝内克为首的海盗手里。二老板塔尼先生在海盗的长柄战斧下一命呜呼。下一个受害者轮到了保罗-贝内克。没过几年，他失去了故乡显贵们的恩宠，在塔楼院子里被溺毙了。贝内克死后，那条船把这件雕饰安在船头，没过多久，船还未出港，就着起火来，火势蔓延到别的船上，统统烧成灰烬，只剩下那件不怕火的船头雕饰。尽管如此，由于它那迷人的造型，在船主中始终不乏爱慕者。可是，这个女人刚被安到船头，原先非常安分的水手们突然哗变，人员因此大减。一五二二年，但泽舰队在天资甚高的埃贝哈德-费贝尔率领下远征丹麦无果，导致费贝尔倒台和市内爆发流血起义。历史书上虽然谈到宗教争端——一五三二年新教牧师黑格，带领一群圣像破坏者冲击了七所教区教堂——但我们还是要把这场影响深远的灾祸归咎于那个船头雕饰，因为它安在费贝尔所乘船只的船头上。

    五十年以后，斯特凡-巴托里①徒劳地围困但泽，奥利瓦修道院院长卡斯帕尔-耶施克在忏悔布道时，归罪于这个邪恶的女人。但泽人把她当做礼品送给了这位波兰国王，他把她带回军营，并听取了她所出的坏主意。至于这个木制女人对于瑞典人远征但泽，以及对于长期监禁埃吉迪乌斯-施特劳赫博士究竟起过多大影响，就不得而知了。施特劳赫博士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他暗中勾结瑞典人，并主张焚毁那个不知怎么一来又返回但泽的绿色女人。据一种含糊的传说称，一个从西里西亚逃亡来的诗人，名叫奥皮茨，在但泽避难数年，他死时还年轻，因为他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这个毁坏了的雕像，便呕心沥血地作诗赞美它——

    ①斯特凡-巴托里（1522～1586），1576年为波兰国王。

    直到十八世纪末，波兰被瓜分的时候，用武力强占但泽的普鲁士人才发布一项普鲁士王国的命令，禁止“木雕像尼俄柏”。这是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上提到它的名字，并且立刻把它搬进或者不如说监禁到那座塔楼里。保罗-贝内克就是被人溺死在这座塔楼的庭院里的，而我也是在它的走廊里初次成功地试验了我的歌声的远程效果。面对人类想像力的高级产品——刑具，它老老实实地度过了整个十九世纪。

    当我于一九三二年攀登塔楼并用我的声音对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施行打击时，尼俄柏——俗称“绿色小姑娘”或“绿姑娘”——被人从塔楼的刑讯室里搬走已有多年了。真是感谢上帝，要不然的话，谁知道我对那座拟古典主义建筑所施的打击能不能成功。

    一个从外地迁来的、无知的博物馆馆长把尼俄柏从控制她任意发泄怨恨的刑讯室里搬了出来，并在自由邦建立以后，又把她搬进新设的航海博物馆里。过不多久，这位过分热心的馆长在钉一块小木牌时不慎弄破手指，血液中毒，不幸亡故。小木牌上写道，上方陈列的是一具船头雕饰，名叫尼俄柏。他的后任，通晓但泽的历史，小心谨慎，又想把尼俄柏弄走。他打算把这个危险的木刻姑娘送给吕贝克市，恰恰由于吕贝克人没有接受这件礼品，这座特拉弗河畔的小城市连同它的砖砌教堂，虽经日后战争期间的轰炸，损失却微乎其微。

    因此，尼俄柏或“绿姑娘”便留在航海博物馆里，在建馆以来的短短十四年间，造成以下数起死亡事件：两名馆长——不包括那位小心谨慎的，他已经要求调离——一个年岁较大的神甫倒毙在她的脚下，一名工业大学学生和两名刚幸运地通过考试的圣彼得中学毕业生自杀，还有四个可靠的博物馆管理员（其中三人已婚）死于非命。

    所有这些死者，包括那个工业大学学生在内，在被人发现时都容光焕发，胸口插着只有在航海博物馆里才有的利器，诸如水手短刀、夺船铁钩、鱼叉、黄金海岸的细镂矛头、制帆匠用的钢针等；只有最后一个中学毕业生，是先用自己口袋里的小刀，后用圆规，因为在他死前不久，博物馆里的全部利器不是用铁链锁着，就是放在玻璃柜里。

    虽说谋杀案侦缉委员会的刑警们声称，死者可悲，均系自杀，但是但泽市内谣言顿起，各家报纸也应声重复，说什么这些都是“绿姑娘亲手干的”。人们当真怀疑尼俄柏弄死了这些活生生的成年与未成年男子。到处议论纷纷，报纸专辟一栏，供市民就尼俄柏案件自由发表意见。但泽市政当局说，搞迷信已不合时宜，又说，在未证明确实发生了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前，不考虑匆忙采取行动。

    因此，这块绿木头仍旧是航海博物馆的珍藏品，而奥利瓦的区博物馆、设在屠夫巷的市博物馆以及阿图斯宫①的管理处，都拒绝接受这个使男人发疯的东西——

    ①阿图斯宫，中世纪的建筑，系骑士们仿效传说中的圆桌骑士阿图斯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泽的阿图斯宫（建于1480～1481年）最为有名。

    博物馆管理人员短缺。拒绝关注这个木雕少女的还不仅是这些人。参观者也不走进陈列这个琥珀色眼睛的女人的大厅。有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复兴式样的窗户后面静悄悄的，唯有从窗户里透过来一点光线，从侧面照射在那个完全照真人仿制的雕像身上。尘土积存。清洁女工也不再来打扫。摄影记者们也一样，他们一度纠缠不休，后来，其中一人在给这个船头雕饰拍照后不久死去，虽然是自然死亡，可是他的同事们却把他的死同给尼俄柏摄影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不再向自由邦、波兰、德国甚至法国的报刊提供这个杀人雕像的照片，并且把自己档案里的尼俄柏照片销毁。他们只替来往但泽的形形色色的总统、总理和流亡国王摄影，靠给飞禽展览、全国党代会、汽车比赛和春天的洪水拍照谋生。

    情况就是如此，而这时，不愿再当侍者也不想进海关的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却穿上了博物馆管理员的鼠灰色制服，坐到那个老百姓称之为“绿姑娘闺房”的大厅门口的皮椅子上。

    赫伯特上班的第一天，我跟着他一直走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电车站。我实在替他担心。

    “回家去，小奥斯卡。我可不能带你去呀！”可是我仍旧背着鼓，拿着鼓棒，站在我的大朋友面前，缠住他不放。于是他说：“好吧，我带你到高门，你就乘车回去，你可要听话呀！”到了高门，我还是不愿乘五路电车回去。赫伯特只好带我走进圣灵巷，他又想到了博物馆的台阶上把我打发走。结果，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在售票处买了一张儿童票。虽说我已经十四岁，应该买全票，不过他们才不管呢！

    我们过了安静而愉快的一天。没有人来参观，也没有人来检查。有时我敲半个钟头鼓，有时赫伯特睡上半个钟头。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凝视前方，挺起两个乳房，朝着一个目标，那可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注意她。“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赫伯特不屑地一挥手说，“你瞧瞧，这一道道的肥肉，瞧她的双下巴。”

    赫伯特脑袋一歪，开始冥想：“瞧她的后背，像一个家庭用的小衣柜。赫伯特更喜欢苗条的女人，像小娃娃似的小巧的娘儿们。”

    我倾听着赫伯特详详细细地描述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瞧着他用铁铲似的大手比划出一个窈窕的女性身材来。多少年来，直到今天，他所描绘的，即使用护士服遮掩起来，也始终是我理想中的妇女形象。

    我们在博物馆的第三天，就大胆地离开了门旁的皮椅子。我们借口打扫卫生——这个厅也确实脏透了——擦去尘土，扫掉天花板橡木镶板上的蜘蛛网，使这个地方焕然一新，真正成为“绿姑娘的闺房”，一边走近那个在阳光照耀下投射阴影的绿色木雕人像。要说尼俄柏完全引不起我们的热情，情况倒也不是这样。她体态丰满，却不臃肿，只是过分突出自己那种美了。我们观赏她，但并不用那些贪婪地想把她据为己有者的目光，而是用鉴赏家客观精明、仔细琢磨的眼睛。赫伯特和我好似两个美学家，既为抽象的美所陶醉，又头脑清醒冷静，用目测法研究这个女性身材的比例。尼俄柏除去大腿稍短而外，身长正好相当于头的八倍，完全符合古典的理想尺度标准；髓部、肩部、胸腔的宽度，则合乎荷兰的标准而不是希腊的标准。

    赫伯特翘起拇指说：“我觉得她要是躺在床上就显得过于主动。赫伯特在奥拉和新航道见识过的角斗可多了。我要女人可不是为了同她摔跤。”赫伯特可是吃够苦头的。“如果她是柳条细腰，一碰就会折断的话，别人就得当心。这样的姑娘，赫伯特倒不反对。”

    如果非把问题说穿的话，我们自然也不是不喜欢尼俄柏和她的摔跤运动员的体型。赫伯特当然知道，在裸体和半裸的女人身上他喜欢或不喜欢的被动性和主动性问题，并非体态苗条优美的女人才有，而不算苗条也不算胖的和体态丰满的女人就没有；有的很温柔的姑娘，一躺下来就不太平；而像柏油桶那样的女人，反倒像内陆的死水，一点也不流动。我们是故意简化，把全部问题缩减为两项，并根据原则侮辱尼俄柏，而且越来越不留情。于是，赫伯特把我抱了起来，让我用鼓棒敲这个女人的乳房，直到从蛀虫洞——由于喷了防蛀药水，因此蛀虫无法容身，可是蛀虫洞仍然不计其数——落下一团团可笑的木屑云。我敲的时候，我们盯着她那双琥珀眼睛。它们不眨也不动，没有流泪，更不用说泪水盈眶了。她也没有像威胁似的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流露出仇恨来。那双磨光的、与其说是淡红色不如说是淡黄色的琥珀眼珠，反映着这个展览厅里的全部陈设和部分被阳光照射的窗户，尽管是凸面体成像所产生的畸变。琥珀是骗人的，谁不知道呢！我们也懂得这种被抬高为装饰品的木胶的骗人手腕。然而我们坚持以呆板的男人的方式把女人身上的一切划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并以这种有利于我们的方式来解释尼俄柏明显的冷漠无情。我们感到自己很安全。赫伯特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把一枚钉子敲进了她的膝盖骨里。他每敲一下，我的膝盖就感到一阵疼痛，而她却连眉毛都不动一动。在这个丰满的绿色木雕像的眼前，我们胡闹了好一阵子。赫伯特穿上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大衣，把一个望远镜挂在脖子上，戴上了与大衣配套的海军上将帽。我则穿上一件红背心，戴上垂到肩背的假发，扮作海军上将的小听差。我们玩特拉法尔加海战①，炮轰哥本哈根，在阿布基尔歼灭拿破仑的舰队②，绕过这个或那个海角，装扮成历史人物，随后又装扮成当代人物。我们在尼俄柏的眼前玩着，在这个按照一个荷兰女巫的身材制作的船头雕饰的面前。我们认为，她要么同意我们这样胡闹，要么根本就是视而不见——

    ①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打败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纳尔逊阵亡。

    ②1789年拿破仑进军埃及，军队登陆后，法国舰队停留在阿布基尔港，8月1日至2日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发现并歼灭。

    今天我才知道，样样东西都在看，没有一样不被它们看在眼里，连壁毯的记忆力都比人强。那不是敬爱的、无所不见的上帝。一把厨房的椅子，一个挂衣架，一个半满的烟灰缸，以及名叫尼俄柏的女人的木雕像，今天都可以当见证人，对我们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在航海博物馆里工作了十四天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赫伯特送我一面鼓，并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带回两次周薪，外加危险津贴。博物馆星期一闭馆。第三周的星期二，售票处不卖给我儿童票，拒绝我入内。赫伯特问是什么原因。售票处那个男人虽说愁眉苦脸，但还算友好。他告诉我们说，有人上了呈文，要求不准幼儿入内。这个孩子的父亲不同意。如果我留在售票处等候，他本人并不反对，不过他有公务在身，又是个鳏夫，没有工夫照管我。但要让我进展览厅，进“绿姑娘的闺房”，那可是不行的，因为没人对我负责。

    赫伯特已经想让步了，我就推他，逼他。于是，他一方面说，售票员讲得有道理，另一方面说我是一个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吉祥的人，是他的保护天使，还说，儿童的天真无邪能对他起保护作用。总而言之，赫伯特已经同售票员差不多交上朋友了，并获得他的允许带我进博物馆，不过，如售票员所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就这样，我拉着我那位大朋友的手，登上装饰华丽的、不断刷新油漆的回形楼梯，到了尼俄柏所在的三层楼。上午静悄悄地过去了，下午更加静悄悄。她半闭着眼睛，坐在有黄色饰钉的皮面椅子上。我蹲在她的脚边。鼓也无声地待着。我们瞧着纵帆船、三桅炮舰、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五桅炮舰、西班牙大帆船、单桅小帆船、海岸帆船以及快速帆船，这些船全都悬挂在天花板橡木镶板下等待着刮起顺风来。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同它们一道守候着清风的到来，对这绿色闺房里寂静无风感到害怕。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害怕那里无风，只是为了不去瞧尼俄柏，不为她而感到害怕。要是我们能听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就好了。那就证明蛀虫正慢慢地、但却坚定不移地往这块绿木头里面钻进去并把它蛀空。那样，尼俄柏就要朽坏了。但是，我们听不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博物馆的保管员给这个木头身体上了防虫药，使她永远不会朽坏。因此，我们唯一的解脱的办法，便是瞧着那些船只的模型，守候着刮起扬帆的风来。我们要这种花招来摆脱对尼俄柏的恐惧。我们硬是不瞧她，使劲地忘掉她的存在。如果不是午后的太阳光正好照射在她的左眼上，使琥珀发出光亮的话，我们还真能把她忘了呢。

    不过，琥珀发光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非常熟悉航海博物馆三层楼每到下午阳光是怎样移动的。当阳光照射到缘饰或纵帆船上时，我们便知道这时是几点钟或者将敲几点。周围的教堂，右城的、旧城的、普菲费尔城的，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用钟声来配合灰尘飞扬的阳光的移动过程，用历史性的钟声来同历史性的收藏品做伴。如果我们觉得太阳是历史性的，阳光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一项陈列品，并且我们开始怀疑阳光和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在搞什么阴谋的话，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可是，那天下午，由于我们既无兴致也无胆量去做游戏或者胡闹挑衅，这个本来很迟钝的木头人的目光却以双倍的亮度照射着我们。我们心情压抑地熬过了还得坚持的半个小时。五点正，博物馆闭馆。

    翌日，赫伯特独自去上班。我陪他到博物馆门口，但不想在售票处等候，便到这所贵族宅第对面找了一个地方。我带着鼓坐在一个花岗岩圆球上，那背后长着一根成年人当做栏杆用的尾巴。不用说，台阶的另一侧也有同样的圆球，拦着同样的铸铁尾巴。我很少敲鼓，可是敲起来就响得可怕，多半是对过路的女人表示抗议，因为她们都乐意在我身边停留下来，问我的姓名，用出汗的手抚摩我那时已经很美、虽然短但微微鬈曲的头发。上午过去了。在圣灵巷的尽头，在肥胖、臃肿的钟楼下，圣马利亚教堂像一只绿尖顶、红黑色的砖砌的母鸡在那里孵蛋。鸽子在钟楼的墙缝里互相挤着，不断地有鸽子被挤出来，落到我的近旁，咕咕地呼叨不休。它们也不知道孵化的时间还要持续多久，孵化出来的又会是什么，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最后会不会变成为孵化而孵化。

    中午，赫伯特来到小巷里。他从饭盒里——特鲁钦斯基大娘给他装得满到盖不上盖——给我拿出一块猪油面包，夹着手指粗的一片血肠。我不想吃，他机械地朝我点头，鼓励我。我终于吃了起来，赫伯特却什么也不吃，只是抽香烟。他回博物馆之前，钻进布罗特本肯巷一家酒店里，喝了两到三杯杜松子酒。他举杯饮酒时，我瞧着他的喉结。我不喜欢他这样把酒往喉咙里灌。他又上了博物馆的回形楼梯，我则坐到那个花岗岩圆球上去。过了好久以后，奥斯卡的朋友赫伯特上下活动的喉结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下午的阳光悄悄爬过博物馆淡彩色的正面建筑。它从一个上楣跳到另一个上楣，骑在宁芙①和实心号角上，吞噬了伸手抓鲜花的胖天使，使画上成熟的葡萄串完全熟透，闯入乡村狂欢节的人群，玩捉迷藏，跳上饰有玫瑰花的秋千，把穿扎脚灯笼裤、正在做买卖的市民封为贵族，抓住一只被猎犬追逐着的鹿，最后到了三层楼的那扇窗户。这扇窗户始终允许阳光透进去，并照亮一只琥珀眼睛，尽管时间很短——

    ①宁芙，希腊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此处指建筑物上的雕饰。

    我慢慢地从花岗岩球上滑下来。我的鼓在顽石上狠狠地撞了一下。鼓框上的漆碰裂了，从白色的底漆和红色的火焰上掉下好些碎片，红红白白地落在石台阶上。

    也许我讲了点什么情况，咕哝着哀求了几声，比划了几下。没过多久，一辆救护车开到了博物馆的大门口。过路行人围住了入口处。奥斯卡设法跟着急救人员一起溜进了博物馆。我比他们先找到楼梯，照道理讲，经过前几次事故，博物馆里的门路，他们是应该很熟悉的。

    一见到赫伯特时，我使劲忍住不笑出声来。他面对面地挂在尼俄柏身上，他准是想同那木雕交配。他的头掩住了她的。他的胳膊抱住了她那高举的交叉十指的胳膊。他没有穿衬衫，后来找到了，整整齐齐地叠好了放在门旁的皮椅子上。他的背脊布满了一道道的伤疤。我念着这些手迹，数着这些字母。一道也没有少。但看不清有新留下的印记。

    跟在我后面冲进展览厅里来的救护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赫伯特同尼俄柏分开。这个情感冲动的男子拉断了保险锁链，拿起一把船上用的双刃斧，一面刃砍进尼俄柏的木头身子里。当他向这个女人扑去时，斧子的另一面刃也嵌进了他的肉里。就这样，他们的上半身完全连在一起了。下半身，在他的裤子解开处，在没有了理性却始终僵硬地挺出的地方，他却未能替他的铁锚找到可以固定的陆地。

    他们用印有“市立急救站”字样的布单盖到赫伯特的身上。这时，奥斯卡一如往常他失去什么的时候那样又敲起他的鼓来。当博物馆里的男人们把奥斯卡领出“绿姑娘的闺房”，下了楼梯，并用一辆警察局的汽车送他回家时，这一路上，他一直用拳头擂他的鼓。

    现在，在这所疗养院里，当他要回忆这番木头和肉体间的爱的尝试时，他也不得不用拳头擂鼓，再一次去探索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伤疤的迷宫。这些隆起的疤痕五颜六色，坚硬而敏感，预示着并预感到比这些伤疤更坚硬、更敏感的一切。奥斯卡像一个盲人似的读着赫伯特背上的字体。

    当他们把赫伯特从他那无情的雕像上抱下来时，布鲁诺，我的护理员，这才扛着梨子形脑袋失望地来到我床边。他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拳头从鼓上移开，把鼓挂到金属床脚横头左边的床柱上，拉平了我身上盖的毯子。

    “马策拉特先生，”他劝告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响地敲下去，别处的人就会听见这儿有人敲鼓敲得大响了。您是不是歇一会儿，要么敲得轻一点怎么样？”

    好的，布鲁诺，我想试着对我的鼓口授下面这宁静的一章，尽管这一章的主题是需要由饿慌了的、咆哮着的人组成的乐队来演奏的①——

    ①指下一章将采用童话的公式与套话，这可以引入不同的主题并使之交替重复出现，在结尾作压缩性的总结，这种叙述方式类似音乐上的赋格曲

    有信有望有爱

    从前有个音乐家，名叫迈恩，他小号吹得美妙无比。他住在一所五层楼公寓的屋顶室里，喂养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抱着杜松子酒瓶啜饮。他天天如此，直到灾祸临头，使他清醒过来。

    奥斯卡今天已不太相信预兆。然而当时预兆却相当多，这暗示一场灾祸将临。这场灾祸穿上越来越大的皮靴，还想迈开越来越大的步伐，把不幸带到四面八方。这时，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死了，一个木制女人给他的前胸添了一道创伤。这个女人却没有死。她被封存起来了，据称是为了修复而存放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可是，人们无法将灾祸关进地下室。灾祸同污水一起从下水道流出去，同煤气一道从煤气管道里散出去，到了每个住家。把汤锅放在蓝色火苗上煮的人，谁都没有料到，煮开他的汤的竟是灾祸。

    在朗富尔公墓安葬赫伯特时，我第二次见到舒格尔-莱奥，我们初次结交是在布伦陶公墓。舒格尔-莱奥流着口水，伸出戴着闪闪发光的白手套的颤抖的手，向我们大家表示慰问。他的话疯疯癫癫，分不清是欢乐还是悲哀。那天在场的有特鲁钦斯基大娘和她的儿女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有胖太太卡特和每逢节日替特鲁钦斯基大娘宰弗里茨喂养的家兔的老海兰德；有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他摆出慷慨大方的样子（当时还能如此），承担了丧葬费的一半；还有扬-布朗斯基，他简直就不认识赫伯特，他之所以前来，只是为了在这个中立的坟场上见马策拉特一面，或许也为了见我一面。音乐家迈恩也来了。他半是老百姓的服装，半是冲锋队的制服。当舒格尔-莱奥的手套颤悠悠地向他伸去时，又出现了一个暗示未来灾祸的预兆。

    莱奥突然大惊失色，把白手套甩上了天。它随风飞去，带引莱奥越过坟墓飞跑开去。大家听见了他在叫喊；他那支离破碎的喊声悬挂在坟地的树木上；那是叫喊，不是吊慰。

    谁都把迈恩当做音乐家看待。可是舒格尔-莱奥却把他认了出来，把他同送葬的人们区分开。于是，他孤零零地站着，窘迫地吹起他随身必带的小号，在赫伯特的坟上，吹出美妙的音乐。他之所以吹奏得那样美妙，是因为他喝了杜松子酒——他戒酒已有很长时间了——因为与他同年的赫伯特之死打动了他的心。与此相反，我和我的鼓，却因赫伯特之死而沉默。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他住在我们这所五层楼公寓的屋顶室，喂养着四只猫，其中一只名叫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拿着社松子酒瓶往肚里灌，直到他在三十六岁至三十七岁之交加入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为止。他在骑兵队的乐队里充当小号手，与别人相比，他的吹奏正确无误，但再也谈不上美妙了，因为他穿上了皮马裤，戒掉了杜松子酒，只能头脑清醒地、响亮地吹奏。

    当冲锋队员迈恩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他们两个在二十年代先参加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后成为社会主义红鹰团团员——死后，在他的朋友的棺木行将入土之时，迈恩一手拿起小号，一手拿出一瓶杜松子酒，因为他要美妙地吹奏，而不想清醒地吹奏——在冲锋队的骑兵队里的时候，他一直保护着他那音乐家的耳朵——因此，在公墓他喝了酒。虽说他原先打算穿着褐色制服在坟地上吹奏，不戴帽子，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他吹奏时，却并没有脱去制服外面老百姓穿的大衣。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当他在自己青年时代朋友的墓前美妙地、像杜松子酒一样明亮地吹奏小号的时候，他并没有脱去冲锋队骑兵队制服外面的大衣。当每逢举行葬礼都会见到的舒格尔-莱奥向送葬的人们表示吊慰时，人人都听到了舒格尔-莱奥的吊慰。只有这个冲锋队员不得握舒格尔-莱奥的白手套，因为莱奥认出了这个冲锋队员。他大叫一声，抽回了手套，表示哀悼的话也缩了回去。这个冲锋队员没听到哀悼的话，带着他冰凉的小号回家。在我们那所公寓屋顶下他的房间里，他见到了那四只猫。

    从前有个冲锋队员，他名叫迈恩。在他每天喝杜松子酒、小号吹得非凡美妙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家里喂养了四只猫，其中的一只名叫俾斯麦。冲锋队员迈恩那一天参加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葬礼回家。他心里悲伤，但已经又清醒了，因为有人拒绝向他表示哀悼。他孤单单地同他的四只猫待在屋里。四只猫蹭他的马靴，于是，迈恩给它们用一张报纸包着的一大堆青鱼头，把猫从他的靴子旁引开去。那一天，他屋里的猫味儿特别重。这四只全是雄猫，其中一只黑色白爪的名叫俾斯麦。但是迈恩屋里没有杜松子酒。因此，猫或者说公猫的气味越来越重。要是他不住在最高一层的屋顶室的话，他也许会到我家店里来买点什么。但是，他既害怕楼梯，又害怕邻居家的人，因为他经常在他们面前发誓，他那音乐家的嘴唇再也不沾一滴杜松子酒，他已经开始过严格而清醒的新生活，从今以后他的座右铭便是：井井有条，不再当一个放纵堕落的青年，同醉生梦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前有一个男人，他名叫迈恩。有一天，他孤单单一个人同他的四只猫，其中一只名叫俾斯麦，待在屋顶下他的房间里。他受不了猫的气味，尤其因为他那天上午经历了一些使他难过的事情，也因为他家里没有杜松子酒。他心里越是难过，越是想酒喝，猫的气味就越浓。于是，以前以乐师为业、现在是冲锋队骑兵队的乐队队员的迈恩，从冰凉的连续燃烧炉旁抄起了一柄火钳，狠揍那些猫，直到他认为包括俾斯麦在内的四只猫统统呜呼哀哉，尽管房间里猫的气味丝毫未减。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名叫劳布沙德，也住在我们那所公寓二层楼一个二居室的套间里，房间的窗户朝着院子。钟表匠劳布沙德没有结婚，他是纳粹党人民福利和动物保护协会会员。劳布沙德是个善心人，他帮助劳累的人恢复疲劳，帮助有病的动物恢复健康，帮助坏了的钟表重新走动。一天下午，这位钟表匠坐在窗口沉思，回想上午他所参加的一位邻居的葬礼。这时，他见到住在同一公寓屋顶室的音乐家迈恩，扛着一只装了一半东西的土豆口袋，来到院子里。口袋底上好像是潮的，湿漉漉的东西在往外滴。迈思接着把口袋扔进两个垃圾箱中的一个。垃圾箱四分之三已经满了，迈恩费了好大的劲才关上了垃圾箱的盖。

    从前有四只雄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这些猫是一个名叫迈恩的音乐家养的。由于这些雄猫并没有被闭割过，所以气味特别强烈。一天，这位音乐家用火钳打死了这四只猫，因为他出于特殊的原因，无法忍受这种气味。他把死猫装进一只土豆口袋，扛着它下了四道楼梯，匆匆忙忙把口袋扔进院子里拍地毯的木架旁的垃圾箱里，由于口袋布已经湿透，所以在三层楼上就开始往外滴了。垃圾箱已经相当满，这位音乐家费了好大的劲才用口袋把垃圾压紧，关上了垃圾箱盖。他刚离开院子往街上走去（因为他无意再回寓所，那里虽然没有猫，但猫的气味还在），被压紧的垃圾又胀开来，顶起了口袋，口袋顶起了垃圾箱盖。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打死了四只猫，把它们埋在垃圾箱里，随后离开了寓所，去找他的朋友。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坐在窗口沉思，看着音乐家迈恩把一只半满的口袋塞进垃圾箱里，随后离开院子，迈恩刚走开没多久，垃圾箱盖自己掀了起来，并且还在一点一点地掀起来。

    从前有四只雄猫，由于在特殊的一天它们的气味特别强烈，因此被人打死，装进一只口袋，塞进垃圾箱里。但是这些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还没有完全死掉，而是很坚韧，正如猫都很坚韧一样。它们在口袋里活动，使垃圾箱盖也动了起来，并使一直还坐在窗口沉思的钟表匠产生了疑问：猜猜看，音乐家迈恩塞进垃圾箱的那个口袋里装着什么？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再也不能坐着观望垃圾箱里活动的东西。于是，他离开公寓二层楼他的套间，走到公寓的院里，打开了垃圾箱盖和口袋，抱起了四只被揍得皮开肉绽、但还活着的雄猫，回家救护。但是当天夜里，它们就死在钟表匠的手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动物保护协会——他是该会会员——去告状，也向地方党组织领导报告了这件有损党的声誉的虐杀动物的行为。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他杀死了四只雄猫，由于它们没有完全死去，便把他给出卖了，一个钟表匠把他告发了。法院开庭审理，这位冲锋队员被判罚款。冲锋队也讨论了这一事件，鉴于他的行为不配当冲锋队员，便把他开除了。尽管这个冲锋队员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与九日间的夜里（后来被称作“砸碎玻璃窗之夜”①）表现得特别勇敢，他同另外几个队员放火烧了朗富尔米哈埃利斯路的犹太会堂，并在第二天洗劫事先确定好的许多商店时也相当卖劲，尽管他出了这么大的力，但还是被开除出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他由于不人道地虐杀动物而被冲锋队除名。一年以后，他才得以加入民军，后来，民军又为武装党卫军所接管——

    ①在这一夜，纳粹大规模捣毁并烧毁犹太人的店铺和会堂。后来民间称之为“砸碎玻璃窗之夜”或“水晶夜”。

    从前有个殖民地商品店老板，他在十一月的某一天关上了店铺的门，因为城里出了事。他拉着儿子奥斯卡的手，乘五路有轨电车到长巷门，因为在索波特和朗富尔的犹太会堂着了火。犹太会堂将近烧毁，消防队只是注意不让火势蔓延到别的房屋上去。穿制服的和穿便服的，把书籍、教堂里的礼拜用具以及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堆积在废墟前。这座堆积起来的小山被人点着了，于是，这个老板便利用这个机会，借这堆公众的烈火来温暖他的手和他的感情。可是他的儿子见自己的父亲这样忙碌，这样激动，便悄悄溜走，往军火库巷跑去，因为他担心的是他那些红白漆的铁皮鼓。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除去别的商品而外，他还卖红白漆的铁皮鼓。上文谈到的那个奥斯卡，是买这些铁皮鼓的主要顾客，因为他是个职业铁皮鼓手，没有铁皮鼓，他就活不成，他也不想活。正由于这个原因，他赶紧离开起火的犹太会堂，朝军火库巷奔去，因为他的铁皮鼓的守护人住在那里；但是，当我见到他时，他是怎样的一个处境呢？看来，他不能再继续出售铁皮鼓了，甚而至于永远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出售铁皮鼓了。

    我，奥斯卡，本以为离开了那些消防队员，却不料他们赶在我前面光顾了马库斯，用毛刷蘸了颜料，用聚特林字体在他的橱窗上横写了几个大字：犹太猪秽。随后，也许是对自己写的字感到不满意，他们便用靴子的后跟踢碎了橱窗玻璃，这样一来，他们给马库斯加上的那个头衔别人只好去猜测了。他们瞧不上店铺的门，因此不从门里进去，而是由砸碎了玻璃的橱窗进入店铺，这时，正在那儿以他们的那种方式玩儿童玩具。

    我来到时，他们正在玩玩具。我也同样由橱窗进入店铺。有几个已经脱下了裤子，把褐色香肠——里面还可以看到消化了一半的豌豆——压在帆船、拉提琴的猴子和我的鼓上。他们个个都像音乐家迈恩，都穿着迈恩的冲锋队制服，不过迈恩并没有在场；正如这些在场的人一样，他们既然在这里，别处就没有他们了。有一个拔出了匕首。他把布娃娃开了膛，他每宰一个，都露出失望的表情，因为从丰满的躯体和四肢里冒出来的只是锯木屑。

    我只担心我的鼓。他们不喜欢我的鼓。我的鼓顶不住他们这种怒气，只好跪下来，一声不吭。但是，马库斯却避开了他们的怒火。他们想进他的办公室找他谈话时，并不敲门，而是破门而入，尽管门并没有锁。

    玩具商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同往常一样，他日常穿的深灰色上衣套着套袖。肩上的头皮屑说明他的头发有病。一个冲锋队员手里拿着木偶卡斯佩勒①，用木制的卡斯佩勒祖母去作马库斯，但是他已不能说话，不会感觉到受侮辱了。在他面前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玻璃杯，就在他们叫喊着砸他店铺的橱窗玻璃的那一刻，他感到口渴至极，便把杯中物一饮而尽——

    ①卡斯佩勒，流行的木偶剧里的滑稽角色。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当他们夺去了他的玩具商的性命，砸烂了玩具商的店铺的时候，他预感到，艰难的岁月临到了像他这样的侏儒铁皮鼓手头上。因此，他在离开店铺时，从被砸烂的东西里，挑选出一面完好的和两面损坏不大的鼓，挂在身上，离开了军火库巷，到煤市去找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可能也正在找他。外面，是十一月某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在市剧院旁边，在有轨电车站旁边，站着虔诚信教的妇女和冻坏了的难看的姑娘，在那里散发宗教小册子，把钱放进小罐子，在两根竿子中间是一道横幅，上面写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引文。“有信——有望——有爱”①，这是奥斯卡会念的；在这三个词周围，另有一些词，就像一个小丑在耍瓶子：轻信，希望人兴奋剂②，爱的珍珠，好望钢铁厂，爱之妇女牛奶，信徒大会。你相信，明天会下雨吗？全体轻信的人民相信圣诞老人。我相信，这是核桃味和杏仁味。但这是煤气味。我相信，我们马上要过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日了。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第二个直到第四个星期日都被拧开了，就像拧开煤气开关一样。这样，就可以让人们信以为真地闻到核桃味和杏仁味了。这样，所有轧碎核桃用的木头小人都可以宽慰地相信：——

    ①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里借以讽刺基督教会在纳粹骚扰时所采取的旁观态度。

    ②“希望人”是姓氏“霍夫曼”的意译。此处指医生弗里德里希-霍夫曼（1660～1742）用乙醇和酒精混合而成的兴奋剂。

    他来了！他来了！谁来了呢？是童子耶稣吗？是救世主吗？还是天国的煤气抄表员来了，臂下夹着个煤气表，始终的嗒的嗒地响着？他于是说：我是这个世界的救星，没有我，你们就不能煮饭。他还挺好说话，提出一份优待的收费价目表，拧开刚擦干净的煤气开关，让圣灵喷出来，好让人用它来煮鸽子。他接着分发核桃和杏仁，让大家当即砸起来，里面喷出来的同样是圣灵和煤气。这样一来，所有轻信的人就很容易地在浓密的淡蓝色气体中间，把商店前面的煤气抄表员们统统看成是圣诞老人和各种尺寸、各种价格的童子耶稣。就这样，他们全都相信了独家赐福的煤气公司，这家公司用指针上升和跌落的煤气表象征命运，并且以正常的价格举办一次基督降临节。许多人相信，到了圣诞夜基督会降临，但过了这个紧张的节日以后，只有那些人活了下来，他们没有分到杏仁和核桃，因为存货不够，尽管人人都相信，存货是足够的。

    但是，在事实证明对圣诞老人的信仰原来就是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①以后，大家不再顾及《哥林多前书》上那句话“有信——有望——有爱”的顺序，却先尝试起爱来了：我爱你，他们说，啊，我爱你。你也爱你吗？你爱我吗？说呀，你真的爱我吗？我也爱我。出自纯真的爱，他们互称小洋萝卜，爱小洋萝卜，互咬，一根小洋萝卜出于爱咬掉另一个的小洋萝卜。他们相互讲述小洋萝卜之间奇妙的、天国的但也是尘世的爱的实例，并且在张嘴咬之前振作地、饥饿地、明确地耳语道：小洋萝卜，说呀，你爱我吗？我也爱我——

    ①煤气抄表员，影射纳粹在集中营煤气室屠杀犹太人。圣诞老人，指希特勒，因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在一次为孤儿举行的圣诞晚会上称希特勒为“历代最伟大的圣诞老人”。

    但是，在他们出于爱相互咬掉对方的小洋萝卜并且在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被宣布为国教之后，在《哥林多前书》上，除了信仰和被提前取走的爱以外，只剩下第三种滞销货了，那就是希望。当他们还在咬小洋萝卜、核桃和杏仁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希望，赶紧结束吧，这样他们可以重新开始或者继续前进。在终场音乐奏完之后或者在终场音乐还在演奏的时候，他们就在希望，这收场戏马上就结束了。他们始终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他们仅仅希望，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会结束了，不过，但愿今天还不会结束，因为假如突然结束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呢？后来，结束了，他们很快把结局变成了希望葱宠的开端，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结局始终是开端，希望存在于每一个即使是最终的结局之中。书上也这样写着：只要人怀有希望，他将一再重新开始充满希望地结束。

    我呢？我不知道。譬如说，我不知道今天藏身在圣诞老人胡子后面的是谁；我不知道，圣诞老人的口袋里装是什么；我不知道，该怎样关上和调节煤气开关，因为基督降临节又从煤气管道里喷出来了，或者说，一直还在喷；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试验；不知道，为谁试验；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他们如我所愿地充满着爱在擦干净煤气开关，好让它像鸡一样啼叫；我不知道，在哪天早晨，在哪天晚上；不知道，是在白天的哪个时间，因为爱不懂得时间，希望没有尽头，信仰不知道界限，唯独知与无知受时间和界限的制约，多半遇上胡子、口袋和杏仁时就提前结束。所以，我又不得不说：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譬如说，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肚肠，有必要被填满的是谁的肚肠，也不知道用什么去填，尽管任何一种填料，或精细或粗糙，都标明价格，一目了然，可我仍然不知道，价格里面包含着什么意义，也不知道，从哪些词典里可以查出填料的名称，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词典以及肚肠，不知道用什么肉，不知道是什么语言：字有意义，屠夫沉默。我切下一片，你翻开词典，我读我觉得有味的，你不知道你觉得有味的是什么：是香肠片还是词典里的引文——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谁必须静下来，谁必须沉默。这样，肚肠才能被填满，书本才能出声，塞进去，压紧，写得密密麻麻。我不知道，我预感到：用语言填满词典和用碎肉填满肚肠的是同一个屠夫。不存在保罗其人，这个人名叫扫罗，一个叫扫罗的人，他以扫罗的名义向哥林多人讲了一些关于价廉物美的香肠的消息，他称这些香肠为有信有望有爱，称赞它们容易消化。直到今天，他还化作一再变换着的扫罗的形象，向世人推销这种香肠。

    但是，他们夺走了我的玩具商，想连同玩具商一起让玩具也在世界上灭迹。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马库斯。他出售红白漆的铁皮鼓。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他养了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他需要玩具商。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他用火钳打死了他养的四只猫。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名叫劳布沙德，是动物保护协会会员。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他们夺走了他的玩具商。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马库斯。他自杀了，把所有的玩具也带着离开了人世。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如果他没有死，那么他今天就活着，又在吹小号，吹得十分美妙

    第二篇

    废铁

    探望日：玛丽亚给我捎来一面新的鼓。她从床栏杆上伸过手来，把铁皮鼓连同发票一齐递给我。我一挥手拒绝了，接着去按床头的电铃，直到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走进病房来干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差事。每逢玛丽亚给我捎来用蓝色纸包装的新鼓时，便由布鲁诺接过去，解开绳子，打开包装纸，几乎是庄重地取出鼓来，随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包装纸折叠好。接着，布鲁诺拿着鼓，迈开大步，向水池子走去，放出热水，洗掉鼓箍上的价格标签，同时小心地不刮掉那上面的白漆和红漆。

    玛丽亚探望我的时间很短，也不花太多的精力。她临走时拿起那面旧鼓，也就是我在描述特鲁钦斯基的脊背、那个木制的船头雕饰以及对《哥林多前书》进行或许有点太过于武断的阐释时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带回我家地窖里去，同所有被用坏了的铁皮鼓——它们一部分是我的职业，一部分为我的私人目的服务过——放在一起。玛丽亚走之前对我说：“地窖里可是没有多少地方了。我真不知道冬天的土豆该放在哪儿。”

    我微微一笑，对于从玛丽亚口中说出的这种家庭主妇的责备只当耳边风，而是请她按已有的顺序用黑墨水给这面退休的鼓编上一个号码，再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的这面鼓的使用日期以及它的简历转抄到一个日记本上去；多年以来，这个日记本一直挂在地窖门背后，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鼓的情况，它了若指掌。

    玛丽亚顺从地点了点头，让我吻了她一下，便告辞而去。她始终不理解我的条理感，还感到有点不安。奥斯卡完全理解玛丽亚的这种疑虑，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书生气十足地去收藏敲坏了的铁皮鼓。更令人费解的是，他这一辈子也不想再看到别尔克公寓土豆窖里存放的那一堆废铁。经验告诉他，父辈的收藏物儿女是瞧不上眼的。所以，他的儿子库尔特有朝一日继承遗产时，如果对这堆不幸的鼓不屑一顾的话，那就算不错了。

    我为什么每隔三个星期就要这样吩咐玛丽亚一次呢？如果她每次都照办不误，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存放东西的地窖就会满的，冬天的土豆就没处可放了。

    在地窖里已经存放了几打鼓以后，我曾产生过一个固执的念头：总有一天，哪一个博物馆会对我这些伤残而退休的鼓感兴趣。但是，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的收藏热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是觉得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在于一种简单的变态心理：我担心有朝一日铁皮鼓会脱销，会日见稀少，会被禁止，会被销毁。有朝一日，奥斯卡不得不清哪位白铁匠把若干面损坏得不太厉害的鼓修补好，请他助我一臂之力。这样，我便可以用几面经过修补的旧鼓，凑合度过可怕的没有鼓的时代。

    疗养院的医生们对我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分析的结果，同我自己的分析相似，只是他们的用语不一样。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确切知道我这种变态心理产生的日期。我可以相当确切地告诉她，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因为就在那一天我失去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我的铁皮鼓仓库管理员。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要想及时弄到一面新鼓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星期四不再去军火库巷，马策拉特又总是拖拖拉拉，不会及时给我买新鼓，至于扬-布朗斯基，他越来越少上我家的门了。而现在，玩具店又被捣毁了，我真是面临绝境。我一见到马库斯坐在空空如也的写字台旁，当即就明白了：马库斯不会再送我铁皮鼓了，马库斯不再卖玩具了，马库斯永远断绝了同那家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迄今为止，这家公司一直为我生产和供应油漆得很漂亮的、红白相间的铁皮鼓。

    然而，当时我并不以为玩具商一死，先前那种比较快活的游戏时代也就告终了。从已成废墟的玩具店里，我挑出了一面完好的、两面铁皮边缘撞了两道四痕的鼓，把它们带到家中，自以为已经有备无患，可以应付艰难的时世了。

    对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我自行规定，整个下午不再敲鼓，还无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时敲鼓，而迄今为止，这样做能使我熬过这一天的时间。奥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带到霍拉茨医生和他那位愈来愈显得皮包骨头的女助手护士英格那儿去就诊。他们给我甜的、酸的、苦的、无味的药，说是我的腺有毛病，据霍拉茨医生讲，腺功能不稳，忽而亢进，忽而衰减，使我感到不适。奥斯卡不想去听霍拉茨胡扯，便节制苦行，于是他的体重复又增加。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他又恢复到十三岁时的奥斯卡那个老样子，他的面颊又圆胖了，那是彻底敲坏从马库斯那儿弄来的最后几面鼓才换得的。铁皮裂了，满是窟窿，红白油漆脱落了，长锈了，垂头丧气地挂在我的肚皮前面。

    请马策拉特帮个忙，那简直是白费劲，虽说他天性助人为乐，甚至很和善，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这个男人一心只想他那个党的事情。他想散散心时，便同另外一些党支部领导人开会，要不然就在午夜，喝饱了老酒以后，独自坐在我家起居室里，同墙上黑框里的希特勒和贝多芬像聊天。他大声而又亲切地聊着，让那位天才给他解释命运，让那位元首给他解释天意。当他清醒的时候，就把为冬赈募捐看做是上天给他安排的命运。

    我不喜欢回忆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其中有一天，我做了一次尝试，想弄到一面新的鼓，可是枉费心机。那天上午，马策拉特在大马路上艺术片电影院门前，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门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热柯尼斯贝格肉丸子。马策拉特虽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欢烹调，而且确实手艺高超。这顿饭美味可口，我今天还记得起来。饭后，这个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发榻上去打盹。他的呼吸声刚表明他睡着了的时候，我马上把钢琴旁边那只募捐箱提了起来，溜进店铺，钻到柜台底下。那个募捐箱的形状像是一个罐头箱，我全神贯注地瞧着这个一切铁皮罐头中最可笑的家伙。我并不想偷里面的铜板来发财。我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想把这个募捐箱当做铁皮鼓来试试。但是，不管我怎么敲，怎么要弄鼓棒，它始终只有一个回答：为冬赈捐点吧！不要让一个人挨饿！不要让一个人受冻！为冬赈捐点吧！

    半个小时以后，我便放弃了这次尝试。我从钱柜里拿出五芬尼，把它们捐献给冬赈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钢琴旁边，好让马策拉特敲着它去度过星期天剩余的时间。

    这次不成功的尝试，从此治愈了我的荒唐念头。我不再认真地尝试把罐头盒、翻过个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当做鼓来使用。然而我有时仍不免要这样试试，那也是为了努力忘却这些不光彩的插曲，为了在这页稿纸上不给它们地位，或者给予尽可能小的地位。罐头不是铁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来洗澡或者洗长袜子的。铁皮鼓是没有代用品的，今天没有，当时也没有。一面白底红火焰的铁皮鼓自己替自己说话，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奥斯卡孤立无援，被人背叛，被人出卖。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如果没有鼓的话，他该如何保持自己三岁时的面孔经久不变呢？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做各种骗人的假象，譬如说，有时夜里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样咿咿呀呀地做晚祷，害怕圣诞老人（他其实名叫格雷夫），不厌其烦地提出一些三岁小孩的典型的古怪问题：为什么汽车有轮子？所有这些硬做出来的假象，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不着时，反倒觉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没有鼓的条件下来做这一切。我快要放弃不干了。在绝望之中，我去寻找那个男人，他虽说不是我的父亲，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奥斯卡来到环行路波兰居民区等候扬-布朗斯基。

    我可怜的妈妈死后，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间已提升为邮局秘书的表舅之间的关系也告吹了，尽管他们有时几乎很友好，尽管他们有着最美好的共同的回忆。这种关系不是突如其来地说吹就吹的，而是逐渐变化的，政治局势越趋激化，他们的关系破裂得也越彻底。我妈妈苗条的灵魂和丰满的肉体死灭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也就瓦解了。他们两个都曾在她的灵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体为食，而现在，他们失去了这件食物，这面凸透镜，找不到别的东西替代，唯有去参加政治上对立的、可是抽的烟叶却相同的男人们的集会。但是，无论是波兰邮局还是同只穿衬衫的支部领导人开会，都代替不了一个美丽的、尽管通奸但仍感情丰富的女人。因此，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丧命这段短短的时间内，这两个都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会过几次面——马策拉特防着顾客和他的党，而扬则防着邮政局领导。

    每月有两到三次，可以听见扬在午夜时分用指关节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于是，马策拉特掀起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这时，双方都窘迫万状，最后，不是这一个便是那一个找到了一句摆脱窘境的话，建议在夜深人静时玩施卡特牌。他们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请了来，如果他不愿来的话——多半由于扬的缘故，也因为他是前童子军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不得不小心点，加之，他不太喜欢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来当第三家。这位面包师虽说不愿意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但是，一来由于对我可怜的妈妈的爱慕（它像遗产一样由马策拉特继承下来了），二来由于舍夫勒坚持零售商必须协力同心的原则，所以，这个短腿的面包师还是给马策拉特叫来了，由小锤路匆匆来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苍白的、像被蛀虫蛀过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发牌，就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开始，到凌晨三点结束，因为舍夫勒必须到面包房去。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不出声响，从小床上下来，又不被人发现，同时也没有鼓，钻到桌下阴暗的角落里去。

    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种最简便的观察方法：我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样！扬-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小心谨慎，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可是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妄为，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说爱情了。六条男人的腿，被裤子绷紧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裸着，宁可只穿村裤，汗毛或多或少。这六条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接触，哪怕是偶然的接触。腿以上的延长部分——躯干、脑袋、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波兰输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

    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是不难预见的——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都会停止，并鉴于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马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领导人会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们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子军指导员那样危险。扬-布朗斯基也不得不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并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从此以后，他的一条腿就比另一条腿短了几厘米。尽管病了一条腿，科比埃拉仍是一个能干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发发善心替我修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因为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几乎每天下午六点左右，甚至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热，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多半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问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干什么，便站在那里，等到七点钟，等到七点半，但是，他没有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德维希的。扬可能病了，发烧了，或者断了腿，上了石膏。可是奥斯卡却站在原地不动，只满足于时而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户和窗帘。一种奇怪的羞怯心理阻止奥斯卡去走访表舅妈黑德维希，她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牛眼睛里射来的目光使他感到悲哀。他也不很喜欢布朗斯基夫妇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兄妹。他们就像对待玩偶似的对待他。他们愿意同他玩，把他当做玩具。同奥斯卡差不多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有什么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他，像老子对待儿子似的老是教训他呢？还有那个玛尔加，扎着小辫，胖胖的脸蛋像初升的圆月，她哪儿来的权利把奥斯卡当做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一连几个小时地替他梳头、刷衣服，摆布他，教他这个那个呢？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做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子，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前途无量，又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宠儿，而她是不会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因为我总是使她感到很难对付。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笼络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象起来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简单的，因此也是很难获得的。奥斯卡一见到她，就要极力效法自己的外祖父，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难，而且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再从这个避风港里探出头来呼吸外面的空气。

    为能钻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我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不相信她当真不喜欢奥斯卡坐在她的裙子底下。她总是犹豫，多半拒绝我。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半像科尔雅切克，她就会让他去避难的。而唯独我，既无外祖父的身材，又无那位纵火犯一划就着的火柴，所以不得不巧施特洛伊木马计，方能进得那个城堡。

    奥斯卡看着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三岁孩子那样在玩皮球，瞧着那个奥斯卡让皮球碰巧滚进了裙子底下，他立即以拾球为借口，在外祖母看穿这种诡计并把皮球还给他之前，就蓦地钻了进去。如果有大人在场，外祖母就不会允许我在裙子底下逗留太久。大人们嘲笑她，往往用含沙射影的话使她回想起那年秋天在土豆地里当新娘的往事，弄得天生就不白的外祖母满脸通红，久久不消。这红晕配上几乎全白的头发，并不使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显得难看。

    可是，当我的外祖母安娜单独一人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见，自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我见到她的次数越来越少，自从她不再在朗富尔每周一次的集市上摆摊以来，我简直就见不到她了——她倒是比较自愿地让我在裙子底下待得更久一些，我不需要再用皮球要愚蠢的花招。我拿着鼓滑过地板，弯下一条腿，另一条撑着家具，往外祖母这座大山的方向移动，到得山脚下，我用鼓棒一下撩起四层幕布，钻了进去，让四层幕布同时落下，静静地待了一分钟，用全身的小孔呼吸着，沉湎于那股强烈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之中。这黄油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它的气味弥漫在那四条裙子之下。在这之后，奥斯卡才开始击鼓。他知道外祖母喜欢听什么，于是，便敲出了十月的雨声，一如她当年坐在土豆秧火堆后所听到的，而就在这雨声中，科尔雅切克带着被人紧紧追踪的纵火犯的气味，钻到了她的裙子底下。我让一阵斜飘的细雨落到我的鼓上，直至我头顶上响起了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现在，该由读者自己去重新辨认出在一八九九年曾经响起过的那种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了，那时，我的外祖母坐在雨中，科尔雅切克则在干燥处。

    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的那些日子里，当我在波兰居民区对面的街头等候扬-布朗斯基时，我经常想起我的外祖母。她可能在表舅妈黑德维希那儿做客。坐在裙子底下，呼吸臭黄油味，这种想法多吸引人哪！然而，我还是没有登上三层楼，在挂着“扬-布朗斯基”名牌的门上按铃。奥斯卡能给他的外祖母什么呢？他的鼓敲破了，什么声音也敲不出来了，他的鼓忘了十月落在那土豆秧火堆上斜飘的细雨是什么声音。由于奥斯卡的外祖母只能用秋雨的瑟瑟声来对付，所以，奥斯卡仍站在环行路上，瞧着沿陆军草场丁零当啷开来开去的五路电车，瞧着它们迎面驶来，又目送它们远去。我还等不等扬？我没有放弃等待，还站在原地不动，是因为我一时想不出一种可以行得通的方式离去吗？长久等待会起教育作用。但是，长久等待也会诱使等待的人把他所盼望的会面的情景想象得栩栩如生，因此，被等待的人无从使他喜出望外，因为他什么情况都想象到了。然而，扬还是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心只想先看见他，并对这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敲起鼓的残骸来，因而紧张地站在原处，随时准备抽出鼓棒来。我想让铁皮大叫大嚷，使他明白我目前绝望的处境，而自己就不必费口舌去解释了。我对自己说道：再等五辆电车，再等三辆，再等一辆就不等了；我焦急万分，开始想象布朗斯基一家如何根据扬的主意搬到莫德林或华沙去了，还仿佛见到他在布罗姆贝格和托恩当邮政局长。我取消了方才赌的咒，又等了一辆，随后转身朝回家的路走去。这时，有人在背后抓住了他，一个大人用手捂住了他的眼睛。

    我感觉到这是一双男人的手，柔软、没汗而令人舒服，散发着优质肥皂的香味，我感觉到这是扬-布朗斯基。

    他松开手，引人注意地大声笑着，将我扳过身去面对着他。这时，我已经来不及拿鼓来说明我的不幸处境了。因此，我把鼓棒插在齐膝裤亚麻布背带后面。在那时，由于无人照管，裤子很脏，口袋边也全磨损了。两只手空出来后，我这才把用可怜巴巴的绳子挂着的鼓举起来，像控诉似的举起来，举过眼睛，一如维恩克圣下在望弥撒时高举圣饼那样。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说“这是我的肉和血”，那该有多好，但是我只字未吐，只是高举这剥了漆皮的金属，也不想来一个彻底的、可能是奇特的化体①，我只要求修理我的鼓，别无其他——

    ①弥撒仪式中的第二部分，使圣餐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肉和血。此处比喻把破鼓变为奥斯卡的血和肉。

    扬立即停止了他的不合时宜的笑声。我听得出来，他方才是神经质地使足了劲在笑。他瞧着举在他眼前的鼓，又把目光从残破起卷的铁皮上挪开，寻找我那双明亮的、始终还是正直坦率的三岁孩子的眼睛，起先只看到两个同样的、无言的蓝色眼珠，看到里面的闪光、映像以及人们错误地说成是眼睛的表情的一切，在他不得不断定我的目光同街上任何一个好玩的水坑并无区别之后，他才拿出全部的好意，集中了他那尚未淡薄的记忆，强迫自己从我的眼睛里重新寻获我妈妈那双虽说是灰色的、但形状相似的眼睛；若干年来，这双眼睛对他显露过善意直至热情。但或许使他惊诧不已的，是他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尽管这并非一定意味着扬是我的父亲，更确切地说，是我的生育者。因为无论他的、妈妈的以及我的眼睛，特点都相同，天真玲珑，闪闪发光，含有傻乎乎的美。布朗斯基家的人几乎都具备这种美，斯特凡如此，玛尔加-布朗斯基少一点，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又多一点。除去我是黑睫毛、蓝眼睛而外，还不能否认我身上掺进了纵火犯科尔雅切克的血液——只要联想到我唱碎玻璃的本领就够了——可是，要指出我有莱茵人马策拉特的特征，倒真不容易。

    在我举起鼓并让眼睛发挥作用的那一瞬间，平日遇到别人单刀直入地发问时总喜欢躲躲闪闪的扬也不得不承认：“瞧着我的是他的母亲阿格内斯。也许是我自己瞧着自己。他的母亲和我，我们有许许多多共同之处。但也可能是我的舅舅科尔雅切克在瞧着我，他现在在美国，或者在海底。只有马策拉特没在瞧着我，这倒不错。”

    扬从我手里接过鼓去，转了转，敲了敲。他手很笨，连削铅笔都不会，但他现在的样子，好像他知道点修理鼓的门道似的。这个很少下决心的人显然下了决心，一把抓住我的手，动作之快，使我吃惊，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他搀着我穿过环行路，到了陆军操场的无轨电车站，电车一到，他拉着我上了五路车允许吸烟的拖车。

    奥斯卡猜到，我们正乘车进城，去黑维利乌斯广场，到波兰邮局去找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既有工具，又有技能，数星期以来，奥斯卡的鼓一直在盼望着。

    如果这一天不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①的前夜的话，我们这一趟会又清静又高兴。可是，从马克斯-哈尔贝广场起，五路电车连同拖车都挤满了从布勒森海滨浴场回来的疲惫不堪但仍吵吵嚷嚷的游客，丁丁当当朝城里驶去。如果韦斯特普拉特对面的港口没有停泊着那两艘战列舰“石勒苏益格”号和“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号②，如果它们的钢铁船身、可旋转的炮塔和大炮不出现在红砖墙后面的话，等待着我们的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末的夜晚啊。我们把鼓交给科比埃拉以后，就会去魏茨克咖啡馆，摆上两瓶果汁汽水，插上两根麦管。如果在最近的几个月内，邮局内部没有装上钢板而使之成为一个要塞，如果善良的邮局职工、官员和邮递员每周周末没有在格丁根和奥克斯赫夫特受训而变成一支要塞守军的话，那么，走到邮局前，按门房的铃，并把无害的儿童玩的铁皮鼓托看房人科比埃拉修理，那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①此日凌晨，希特勒德国一百五十万大军入侵波兰，接着，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②1939年8月25日，这两艘军舰以访问为名，驶入但泽，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5分左右，炮轰韦斯特普拉特的波兰军火库和驻军。

    我们快到奥利瓦门了。扬-布朗斯基满身是汗，直愣愣地盯着兴登堡林阴大道蒙上一层尘土的绿树。他一支接一支地抽金色烟嘴香烟，数量之多已超出了他的节约原则所许可的范围。奥斯卡还没见过他假想的父亲这样汗水淋漓，除了过去有过那么两三次，那是扬和妈妈待在沙发榻上的时候。

    但是，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已久。为什么扬-布朗斯基还出汗呢？于是我发现，几乎每逢快到一个站的时候，他就想下车，每回刚要下车，他就想起我在跟前，是我和我的鼓使他重新坐了下来。这时我方才明白，他是由于波兰邮局的缘故才出汗的，他是国家官员，必须去保卫它。他先是从邮局溜了出来，后来在陆军操场拐角环行路旁遇见了我和我的破鼓，于是决定回去履行他的职守，并把我也拉了去，他这才出汗和拚命吸烟。可我呢？既不是官员，对于守卫邮局大楼也毫无用处。他为什么不再次下车呢？我肯定是不会拦阻他的。他当时正是有为之年，还不到四十五岁，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双手习惯性地颤抖着。他要不是出汗出成这样一副可怜相，那么，传到坐在这位假想的父亲身边的奥斯卡鼻子里来的，将是科隆香水味，而不是冷汗味。

    我们在木材市场下车，步行下了旧城壕沟。这是一个无风的夏末之夜。同往常一样，八点钟时，旧城的钟声响彻天空，惊起了满天鸽子。钟声唱道：“你要一生忠诚老实，直至进入冰冷的坟墓。”钟声真美，催人泪下。但是随处都在欢笑。女人领着被太阳晒黑了的孩子，身穿毛巾浴衣，手拿彩色气球和帆船，从电车上下来，一辆辆电车从格莱特考和霍伊布德载来了成千个刚游完泳的人。年轻姑娘，睡眼惺忪，伸出舌头，在舔覆盆子冰淇淋。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把冰淇淋掉在了地上。她已经弯下身子要把它重新拾起来，但又犹豫了，仍把它留在路面上，让勇敢的路人的鞋底去踩踏这溶化了的冷饮。这个姑娘不久就要加入成年人行列，不能再在大街上舔冰淇淋了。

    在施奈德米尔巷口我们往左拐弯。巷口的黑维利乌斯广场，被党卫军属下的民军封锁了。他们一组一组地站在那里，有年轻小伙子，也有已是一家之主的男人，戴着臂章，拿着保安警察的枪。躲过这道封锁线是很容易的，只要绕一点路，从雷姆穿出去也能到达邮局。扬-布朗斯基却朝那些民军走去。他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的。他的上司肯定派了人从邮局大楼观察黑维利乌斯广场的动静。扬想让他们眼看自己如何被人拦住，挡了回去，这样一来，他至少成了一个半截子英雄，只是被人拦住了去路，因此荣辱各半，于是乎便可搭乘载他来的五路电车返回家中去了。民军偏偏把我们放了过去，可能他们根本没想到，那位服饰讲究的绅士，又领着一个三岁孩子，是去邮局大楼的。他们很客气地劝我们多加小心，只是当我们进了铁栏杆门，站在邮局大门前时，他们才大声叫喊：“站住！”扬动摇了，转过身去。这时，沉重的门已经开了一道缝，我们被人家拽了进去。我们进了波兰邮局，站在半明不暗、阴凉宜人、到处是柜台窗口的营业厅里。

    扬-布朗斯基的同事们向他打招呼，但并不亲切友好。他们不信任他，可能已经对他不抱希望了，也有的大声而坦率地说，他们已经在怀疑他：邮局秘书扬-布朗斯基要开小差。扬费劲地为自己辩解。人家根本不听他的，只是把他推到那排成一条长龙的人们中间去，这些人的任务是把沙袋一个个从地窖里传运到营业厅的窗户底下去。他们把沙袋和类似的废物堆在窗下，把文件柜之类沉重的家具推到大门旁边，以便在必要时可以迅速把大门堵上。

    有人问我是谁，但是没等扬回答，那人就回头走开了。他们都很神经质，说起话来，一会儿非常大声，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压低了嗓门。我的鼓以及我的鼓之所急，看来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本来寄希望于看房人科比埃拉，想请他帮帮忙，把我肚皮前面那堆废铁修理出个模样来，可是他没有露面。也许他在邮局的二楼或者三楼，同大厅里的邮递员和职员一样排命地在码鼓鼓囊囊、据说可以防弹的沙袋。奥斯卡待在这里，使扬-布朗斯基感到难堪。所以，我乘扬听一个男人向他发指示之际溜走了。这个男人头戴波兰钢盔，人家叫他米尚博士，显然就是邮局局长。我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位米尚先生，探头寻找，终于找到了上二楼的楼梯。在二楼过道尽头，我又找到一间中等大小、没有窗户的房间，那里没有拖弹药箱的男人，也没人在码沙袋。

    地板上放着可以滚动的放洗换衣服的篮子，篮子里盛满了贴有各色邮票的信件。这个房间低矮，糊墙纸呈负色。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橡皮味儿。一个电灯泡亮着，没有灯罩。奥斯卡疲倦已极，没去找电灯开关。远处，圣马利亚教堂、圣卡塔琳娜教堂、圣约翰教堂、圣布里吉特教堂、圣巴巴拉教堂、三一教堂、圣体教堂的钟声在说：九点了，小奥斯卡，你该去睡了！——于是，我躺到一个邮件篮里，让同样精疲力竭的鼓躺在我身边，昏昏入睡

    波兰邮局

    我睡在放满信件的篮子里，这些信件有的寄往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有的来自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但是我既未梦见琴斯托霍瓦的圣母，也未梦见黑圣母。我没有梦见自己在啃那颗保存在克拉科夫的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心，或者啃那种使托恩城扬名的姜饼。我也没有梦见我那面始终未修理好的鼓。我躺在可以滚动的篮子里的信件上，没有做梦。奥斯卡没听见任何窃窃私语、低声耳语、闲聊以及不慎的言语。据说，把许多信放在一堆，就能够听得到它们说话。这些信件没对我讲一句话。我从未等待过邮件，谁也没有任何根据把我看做收件人，更不能把我当做寄件人。我收回了天线，躺在一座邮件的山上。这座山可能同全世界一样怀着孕，一件新闻将要脱胎而出。

    总而言之，唤醒我的不是那些信件，不是住在华沙的某个名叫莱希-米勒夫茨克先生写给他住在但泽的席德利茨的侄女的信，这封告急信足以惊醒千年的乌龟。唤醒我的不是近处的机枪声，便是远处自由港里那两艘战列舰双炮塔炮隆隆的齐射声。

    机枪，双炮塔炮。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落笔写下来吗？会不会是一阵暴雨，一场冰雹，一场类似我诞生时那种由远而近的夏末的暴风雨呢？我睡得太死了，不可能作此类推测，并且，我是在响声还在耳中未消时，便同所有沉睡的人们一样，一下子确切地说出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打起来了！

    奥斯卡刚从篮子里爬出来，穿上凉鞋，还没有站稳，就即刻为他那面经不起磕碰的鼓的安全操起心来。他用双手在他睡觉的那个篮子里的虽然很松、但是层层叠叠的信件中挖了一个洞。不过，他的动作并不粗鲁，没有把信件撕坏、折断甚至毁掉，而是小心翼翼地把乱七八糟地叠在一起的情理齐，细心地拿起每一封信（多半贴着紫色的、有“波兰邮政”字样的邮票），拿起每一张明信片，还注意不使信封开封，因为尽管面临这不可逆转并将改变一切的事件，通信秘密还是应当始终得到保障的。

    机枪声越来越猛烈，那只放满信件的篮子里的洞也越挖越大。最后我认为可以了，便把我那奄奄一息的鼓放进新筑的工事里，上面厚厚地盖上了三层，不，不止三层，足有十层至二十层信封，并且是像泥瓦匠砌坚固的墙时那样把砖头一块咬一块的码法。

    我希望这种防护措施能使我的鼓挨不着弹片和子弹。我刚干完，第一颗反坦克炮弹在邮局大楼临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正面大约同营业大厅一般高的地方爆炸了。

    波兰邮局是一座坚实的砖墙大楼，挨几十发这样的炮弹是没问题的，不必担心会很快被炸开一个缺口，大到足以让民军像平时经常练习的那样从正面冲进来。

    我离开了那间安全的、没有窗户的、周围是三间办公室和二楼过道的信件存放室，去寻找扬-布朗斯基。当我寻找我假想的父亲扬时，我自然也在找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而且怀着更为急切的心情。昨天晚上，为了修鼓，我没吃晚饭，乘电车进城，来到黑维利乌斯广场，进了这个波兰邮局（要不是为了修鼓，邮局同我是不相干的）。因此，如果我不能及时地，也就是说，在肯定要发起的进攻之前找到这位看房人，我那面不成模样的鼓就休想再能修复了。

    因此，奥斯卡找的虽然是扬，脑子里想的却是科比埃拉。他双臂交叉在胸前，在地面铺砖的长过道里走了几个来回，但除了他自己以外再也找不到一个人。他能区分出那零星的子弹是从邮局射出去的，而连续射击的则是对方挥霍弹药的民军。这些节约的守卫者必定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把邮戳换成了另一种工具，但仍然一下一下像盖邮戳似的使用这种工具。过道里没有一个坐着、站着或躺着的人准备可能发起的反冲锋。只有奥斯卡在巡逻，没有武器，没有鼓，在凌晨时刻，听着创造历史的登坛经①，但它带来的是铅弹而不是口含黄金②。

    ①弥撒仪式中神甫登上祭坛时唱诗班唱的经文。此处喻序曲。

    ②意为美好的祝愿。

    在邮局院子旁边的办公室里也空无一人。我心想，他们真是粗心大意。朝施奈德米尔巷这个方向是非有人防守不同的。那儿有一个警察分局，同邮局院子和装卸包裹的平台只隔一道木栅栏。这真是只有在连环画上才能找到的有利的进攻阵地。我逐一推开办公室的门：挂号信件室，送汇票的邮递员的房间，工资科，电报接收室。他们在那儿。他们趴在钢板、沙袋以及横倒的家具后面射击，很节省弹药，隔相当长时间才放一枪。

    大多数办公室里，一些窗玻璃已经挨了民军的机枪子弹。我匆匆看了一眼破碎的窗户，把它们同我在可以平静地深呼吸的和平时期用钻石声音唱碎的玻璃作了一番比较。这时，我心想，如果有人要求我为保卫波兰邮局出一份力的话，如果那个矮小壮实的米尚博士来找我，不是以邮局局长而是以守卫邮局的军队指挥官的身份召募我入波兰军队服役的话，我的声音便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为了波兰，为了乱开花但又始终结出硕果的波兰经济，我把对面朝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房子的玻璃，沿雷姆河的房子的玻璃，施奈德米尔巷上整排的玻璃窗，也包括警察分局的玻璃，再同从前一样用远程效果把旧城沟和骑士巷上擦得很亮的玻璃，在几分钟之内都打上一个个通风的黑窟窿。这将在民军和旁观的市民中造成混乱。这将产生许多架重机枪所产生的效果，并将使大家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相信奇迹武器①。不过，这还是救不了波兰邮局——

    ①此处指纳粹后来使用的V－1飞弹和V－2火箭等。1944年，戈培尔曾大肆宣传过。

    奥斯卡并没有出这份力。那个脑袋上戴着波兰钢盔的米尚博士并没有征我入伍，当我匆匆下了楼梯闯进营业厅时，正巧绊到了他的腿上，他给了我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刚接完，便又大声用波兰话咒骂着，忙他的保卫工作去了。这一记耳光，我只好忍了。所有的人都很激动，都很害怕，尤其是米尚博士，他毕竟是责任在身，所以情有可原。

    营业厅里的时钟告诉我，现在是四点二十分。时钟走到四点二十一分时，我这才假定，最初的战斗并没有损坏时钟的机件。钟还在走。时间照旧流逝，安之若素，我不知道这种兆头是好还是坏。

    无论如何我得先在营业厅里找寻扬和科比埃拉。我注意躲开米尚博士，但既找不到我的表舅也找不到看房人。我注意到营业厅里玻璃的损坏情况以及大门两旁墙上灰泥的裂缝和难看的窟窿，还目睹他们抬走最先受伤的两个人。一个是位年纪较大的先生，灰白头发，细心梳理的分头一点没乱。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上臂，别人替他包扎伤口时，他不断地说话，神情激动。人家刚用白纱布包扎好他的较轻的伤口，他就想一跃而起，去抓他的枪，重新趴到那些显然不能防弹的沙袋后面去。幸亏由于失血引起的一阵轻微眩晕强迫他又摔倒在地并且安静下来。这时，那个头戴钢盔、便服前胸小口袋露出骑士手绢一角的矮小壮实、五十来岁的人，那个名叫米尚的博士先生，那个昨晚详详细细盘问过扬-布朗斯基的局长，打着文官骑士的高雅手势，命令这位负了伤的老先生以波兰的名义保持安静。

    第二个受伤的人躺在一个干草袋上，呼吸困难。他没有想要回到沙袋后面去的表示。他每隔一段时间大叫一声，也不怕难为情，因为他腹部中了子弹。

    奥斯卡正要再次检查伏在沙袋后面的那一排人，看看他要找的那两个是不是在里面。此时，两发炮弹几乎同时在大门上方和旁边炸开了，震响了营业厅。他们挪到大门口的柜子被震开了，一捆捆的单据掉了出来，散了捆，满天飞，随后又飘下来，在地上滑行，铺满了方砖地。这哪里是单据的用途呢？不用说，剩余的窗玻璃都碎了，大块小块的灰泥从墙上、天花板上落下来。他们把第三个伤员从石灰烟雾里拖到大厅中央，随后，根据戴钢盔的米尚博士的命令，把他抬到二楼去。

    每上一级楼梯，这个受伤的邮局职员就呻吟一声。奥斯卡跟在他和抬他的男人后面。没有人把奥斯卡喊回来，没有人问他跟上去干吗，也没有人像米尚方才那样扇他耳光。他也尽量小心，不去绊这些邮局保卫者的腿。

    我跟在那些慢慢爬上楼梯的男人后面，到了二楼。这时，事实证明我猜对了。他们把伤员抬进了我待过的那间没有窗户因而很安全的信件存放室。他们也认为，在没有床垫的情况下，放信件的篮子虽说太短，但对于伤员来说毕竟是个比较软和的地方。我悔不该把自己的鼓埋在放满没法寄出的信件、可以滚动的篮子里。这些皮开肉绽、穿了窟窿的邮递员和营业员的鲜血会不会透过十至二十层邮件，染红我那面迄今只用油漆染色的鼓呢？我的鼓同波兰人的血有何干系？让他们用自己的血去染红他们的单据和活页纸吧！让他们把墨水瓶里的蓝墨水倒出来，随后灌上红的血吧！让他们把自己的手绢和上浆的白衬衫染上一半鲜血，变成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吧！现在是事关波兰而与我的鼓无关啊！如果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波兰丧失了，也要让她保持红白两种颜色的话，那么，难道我的鼓也非得染上鲜血不可，使它有足够的波兰味儿，从而跟着一道丧失吗？

    我慢慢地才把自己的想法固定下来：他们所关心的根本不是波兰，而是我的不成形状的鼓。扬把我引诱到邮局里来，是为了给职工们带来报警的烽火，而波兰不足以成为召集他们的信号。夜间，当我睡在可以滚动的信件篮里时（篮子没有滚动，我也没有做梦），那些醒着的波兰人低声耳语，像是在传一道口令：一面奄奄一息的儿童玩具鼓到我们这里来避难了。我们都是波兰人。我们必须保护它。更何况英国和法国已经跟我们签订了一项保证条约。

    正当我在信件存放室半掩的门前作这些无谓的抽象思考因而限制了我的行动自由时，邮局院子里首次响起了机枪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民军从施奈德米尔巷的警察分局出动，发起了首次进攻。我们大家随即乱作一团。停邮政汽车的装卸台上方包裹室的门被民军炸了个粉碎。他们随即进入包裹室，又到了包裹接收室，通往营业厅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把伤员抬上楼、放进我埋藏鼓的信件篮里的男人们，一下子冲了出去，其余的人跟在他们后面。我根据声响断定他们在底层的过道里战斗，随后打到了包裹接收室。民军不得不撤退了。

    奥斯卡先是犹豫、后又有目的地走进信件存放室里。那个伤员脸呈黄绿色，露出了牙齿，闭上的眼皮底下眼珠在转动。血丝从嘴里挂下来。他的头耷拉在信件篮子边上，所以信件被血浸透的危险并不大。奥斯卡不得不踮起脚尖才够到了篮子里面。那个男人的屁股正好压在我埋鼓的地方。奥斯卡先是小心翼翼地注意不碰到那个男人和不撕坏信件，接着便使劲地抽，末了连撕带扯地从那个呻吟着的男人身子底下掏出数十封信来。

    今天我想说，当时我已经摸着鼓的边沿了。这时，那些男人又冲上楼梯，沿着过道走来了。他们把民军赶出了包裹室，成了最初的胜利者。他们回来了。我听到他们在笑。

    我躲在门旁边一个信件篮子后面等着，直至他们到了那个伤员身边。他们先是大声说话，做着手势，后又低声咒骂，一边给那个伤员包扎。

    两颗反坦克炮弹接连在营业厅上方爆炸，随后又沉寂下来。自由港韦斯特普拉特对面的两艘战列舰的齐射很有规律，像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在嘟哝。这声音人们已经习惯了。

    我没让那个伤员身边的男人们发现，溜出了信件存放室。我扔下鼓不管了，又去找扬，我的假想的父亲和表舅以及看房人科比埃拉。

    三层楼是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的宿舍。他已经及时地把家属送到了布朗堡或华沙。我先到靠邮局院子一边的几间贮存室去找了一通，后来在纳恰尔尼克宿舍的儿童室里找到了扬和科比埃拉。

    这是一间明亮而宜人的房间，糊墙纸的颜色叫人看了高兴，可惜被流弹毁坏了好几处。有两扇窗户，天下太平时，可临窗眺望黑维利乌斯广场，那样想必有一番乐趣。一具未损坏的摇木马，各种皮球，一座骑士城堡以及许多翻倒的铅小兵，有骑兵，也有步兵，一只打开的纸箱，内装许多小铁轨和小火车，不少玩偶，破烂的程序不一，玩偶的小屋，屋里乱七八糟，总而言之，这一大堆玩具说明，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是两个娇生惯养的孩子的父亲，而且准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真走运，他们已被疏散到华沙去了，也省得他们找我的麻烦，这种遭遇我在布朗斯基兄妹那儿是深有体会的。邮局秘书长的男孩子同他这个布满铅士兵①的儿童乐园告别时，一定很伤心。我想到这里，颇有点幸灾乐祸。或许那孩子把几个长枪骑兵塞进了裤兜里，日后在保卫莫德林要塞的战斗中，好用它们来增援波兰骑兵——

    ①铅铸的士兵，儿童玩具。过去被误译为锡士兵。

    关于铅士兵，奥斯卡讲得太多了。然而，他仍不能绕过一件事实不谈。那里的一个架上，放着玩具、图画书和游戏用具。架子的最高一层，放着小型乐器。一支蜂蜜黄的小号，无声地摆在一套小钟边上，这套小钟随着投入战斗，也就是说，随着炮弹爆炸而丁当作响。右边外侧是一架手风琴，色彩鲜艳，风箱打开着。做父母的准是操之过急，送给了他们的后代一把小提琴，尺寸小一点，但同真的一样，也是四根弦。小提琴旁边，有一件回东西，白色，完好无损，周围挡着一些积木以防它滚下来，真叫人没法相信，一面红白漆的铁皮鼓。

    我起初根本没想靠自己把鼓从架子上取下来。奥斯卡明知自己是够不着的，由于他的身材像侏儒，所以每当他束手无策时，便只好请成年人帮忙。

    扬-布朗斯基和科比埃拉趴在沙袋后面，沙袋码到落地长窗三分之一的高度。扬在左边那扇窗下。右边窗下是科比埃拉。我立即醒悟到，这位看房人现在不会有工夫去把我那面压在伤员身子底下、肯定越压越扁的鼓取出来修理。因为科比埃拉正忙得不可开交。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从沙袋墙中留出的孔眼里朝黑维利乌斯广场那头施奈德米尔巷拐角处开枪射击，那儿在拉道纳桥前面不远，刚架上了一门反坦克炮。

    扬缩成一团，趴在那儿，脑袋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浑身不停地哆嗦。我只是凭他那身时髦的深灰色衣服才认出他来，而他的这身衣服上，现在也满是灰膏和沙土。他的皮鞋也是灰色的，右脚的鞋带松了。我蹲下来，给他系上鞋带。我正系时，扬抽搐了一下，他那双过分蓝的眼睛从左衣袖上露出来，凝视着我，水汪汪的，蓝得不可理解。奥斯卡粗粗一瞧，断定他没有受伤，然而，他却在无声地哭泣。扬-布朗斯基心里害怕。我只当没看见他在哭，用手指着纳恰尔尼克已疏散的儿子的铁皮鼓，用明显的手势要求扬倍加小心地利用儿童室的死角，去到架子前，替我把鼓取下来。我的表舅不懂我的意思。我假想的父亲不理解我。我可怜的妈妈的情夫心里害怕，只顾得上害怕，因此，我打手势求他帮助，只能增添他害怕的心理。奥斯卡真想向他大喊大叫，但又担心被似乎一心只听着自己的枪声的科比埃拉发现。

    于是，我趴到沙袋后面扬的左边并紧挨着他，把我沉着镇静的心情传给我不幸的表舅和假想的父亲。没多久，我觉得他镇静了一些。我的均匀的呼吸使他的脉搏也大致均匀了。我再次让扬注意纳恰尔尼克的儿子的铁皮鼓。我慢慢地、温柔地转动他的脑袋，直到对准了放玩具的架子。可是，我又操之过急了，扬仍旧没懂我的意思。恐惧从脚心钻到头顶，从头顶钻到脚心，也许由于鞋垫和鞋底的缘故，被挡住了。恐惧想要发泄出来，便又反弹回去，经过肝、脾、胃，占据了他那可怜的脑袋，挤得他那对蓝眼珠快要夺眶而出了，眼自上显出了错综的微血管。以前，奥斯卡从未有机会看到过他假想的父亲这对眼珠。

    我花了一点工夫，费了一点劲，才让表舅将眼珠缩回去，使他的心也跳得略为均匀一些。我按照美学要求所作的这些努力又全都白费了。民军首次使用野战榴弹炮，用望远镜瞄准，想轰平邮局大楼前的铁栅栏。他们把砖柱一根接一根地轰倒，使铁栅栏连根拔了出来。射击的准确度令人赞叹，说明他们平日的训练达到颇高的水平。砖柱有十五到二十根，每轰倒一根，我可怜的表舅扬的心和灵也就受到一次打击，仿佛炸毁的不仅是柱基，还有住基上的虚构的神像，那是我表舅所熟悉的，也是他生命中必不可少的。

    只有这样设想，才能解释为什么榴弹炮每击中一根墙柱，杨就要尖叫一声，并且他也许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喊得一如我那种毁玻璃的叫声，它可能也具有割玻璃的钻石的功效。扬虽然热情地叫着，但却无的放矢，最后只是让科比埃拉把他那残废的、皮包骨的看房人的身子撂倒在我们身边，抬起了瘦削的、没睫毛的鸟脑袋，水汪汪的灰色的眼珠对着我们这一对难友滴溜溜地转动。他摇晃扬的身子。扬只顾自己呜咽。他撩起扬的衬衫，迅速地检查他身上有无伤口——我差点儿笑了出来——他找不到一点伤痕，又把扬翻过身来，仰面朝天，捏着扬的下颚，摇得它格格直响，硬让扬的蓝眼睛瞧着科比埃拉水汪汪的灰眼睛，用波兰话骂他，用唾沫啐他的脸，末了把枪扔给他。这把枪，扬一直放在射击孔里，一枪也没有放过，连保险机都还没有打开。枪托正好撞在他的左膝盖骨上。在饱尝了心灵的痛苦之后，扬第一次尝到了肉体痛苦的滋味，看来他倒觉得挺好受，因为他抓住了枪。但是，当枪的金属部分把冰冷的感觉从手指传到他的血液里时，他又害怕了，可是，在科比埃拉连劝带骂的鼓励下，他终于向自己那个射击孔爬去。

    我的假想的父亲虽然脑子里充满女人气的幻想，但对战争的看法却非常现实，简直没有一点想像力，因此他很难，甚而至于根本不可能鼓起勇气来。他既不通过射击孔瞧一眼归他控制的射击面，也不搜寻一个值得射击的目标去瞄准，只是把枪斜架着，自己的身子离枪很远，枪口则朝着黑维利乌斯广场另一面房子的屋顶上方，迅速而盲目地打空了弹仓，于是，空出了两手，便又爬回到沙袋后面去。扬从藏身处向看房人投去了请求宽恕的目光，正像一个小学生没有完成作业，又羞又恼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科比埃拉好几回把牙齿咬得格格响，随后放声大笑，仿佛不想再停止这笑声似的，但又突然停止了，把人吓了一跳，并朝布朗斯基的胫骨上一连踢了三四脚，虽说扬是邮局秘书，是他的上司。科比埃拉又把他那只穿着没模样的鞋子的脚抽回去，正要朝扬的肋骨上踢去时，一阵机枪子弹打碎了儿童室上方剩下的玻璃，打得天花板烟尘滚滚。他赶忙把那只整形鞋踩到地上，一下子扑到他的枪后面，气鼓鼓地快速射击，一枪紧接一枪，似乎他要补救被扬耽误了的时间。他射出的子弹，不管怎么说，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弹药总消耗量中占一个小小的份额。

    看房人没有发现我吗？他平常总是一本正经，难以接近，一如那些伤兵，总要求别人尊重他们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是，现在他却让我留在这间通风的、充满铅弹味的小房间里。或许科比埃拉是这样考虑的：这是一间儿童室，奥斯卡因此可以留下来，在战斗间歇的时候玩一玩。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样子在那里躺了多久。我躺在扬和左墙之间，我们两个都在沙袋后面。科比埃拉趴在他的枪后面，一个人替两个人射击。大约十点左右，枪声渐次平息。多静啊！我能够听到苍蝇的嗡嗡声，听到从黑维利乌斯广场那一边传来的人声和口令，港湾里那两艘战列舰也间或把低沉的隆隆声传到我耳朵里来。这是一个晴转多云的九月的白天，太阳把一切都抹上了一层陈金色，空气稀薄、敏感，但传声却不佳。再过几天就是我十五周岁生日了。我希望像每年九月那样，得到一面铁皮鼓。还有什么比铁皮鼓更不值钱的呢？我放弃世上一切珍宝，坚定不移地一心只想着一面红白漆的铁皮鼓。

    扬纹丝不动。科比埃拉均匀地深呼吸，奥斯卡一听，知道他睡着了。他利用这个短暂的战斗间歇打一个盹儿，毕竟所有的人，哪怕是英雄，也总要抓时间打个盹儿恢复疲劳的。唯独我一人醒着，一心想着铁皮鼓，像我那样的年岁，就是那么死心眼儿。越来越静了，只有一只苍蝇在酷暑下疲惫不堪，发出有气无力的嗡嗡声。不，不是现在我才想起小纳恰尔尼克的铁皮鼓的。在交火时，在周围一片枪炮声中，奥斯卡也一直眼睁睁地盯着它。不过，现在我才看到机会来了，无论如何不能错失这个大好时机。

    奥斯卡慢慢地站起身来，动作很轻，绕过玻璃碎片，目标明确地朝放玩具的木架子走去。我心里想着，用一把儿童椅子，摞上积木匣，搭一个台阶，不仅稳当，高度也完全够了，我马上可以占有这面闪闪发光的崭新的铁皮鼓了。这时，科比埃拉一声喊，叫住了我，接着，这个看房人无情地一把抓住了我。我拚命地指着近在眼前的铁皮鼓。科比埃拉把我拽了回去。我朝着铁皮鼓伸出两条胳臂。这个残废人犹豫了，刚要把手伸得高高的，而我就要成为幸运儿的当口，一阵机枪射进儿童室，反坦克炮弹在大门前开了花。科比埃拉把我推到扬躺的那个角落里去，自己又伏倒在枪后射击，并且已经在发射第二次装的子弹了，而我的眼睛始终还没有离开那面铁皮鼓。

    奥斯卡躺在那里。当这个畸足、眼睛水汪汪、没有睫毛的鸟脑袋把我从快达到的目标前拽回来，又推到沙袋后那个角落里时，扬-布朗斯基，我的有一对可爱的蓝眼睛的表舅却连头都没抬。奥斯卡哭了？没有！我只是心里越来越火了。肥的、蓝白色的、没有眼睛的蛆正在繁殖，并寻找着一具可口的尸体。波兰同我有什么关系？那些波兰人又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有自己的骑兵！让他们上马吧！他们吻贵夫人的手，待他们发现时，已经太晚了，原来他们吻的不是贵夫人推淬的手指，而是野战榴弹炮未抹口红的炮口。这时，克虏伯①生的童贞女开始发泄自己的感情。她咂着嘴，拙劣而又真实地模仿枪炮声，一如她在每周新闻片上所听到的，又往邮局大门扔内装不能吃的糖果的彩色爆竹，想要打开一个缺口，如果真打开了缺口，还要穿过打破缺口的营业厅，把楼梯啃掉一口，这样一来，谁也上不去，谁也下不来。随后来了她的扈从，在机枪的掩护下，还有的乘着时髦的装甲侦察车，车身上油漆着漂亮的名字：“厄斯特马克”和“苏台德”。它们没有知足的时候，开起来发出嘎嘎的声响，披着装甲，侦察着在邮局前来来回回。这是两位热心于文化的年轻太太，她们要参观一座宫殿，但宫殿的大门未开。这两位美人儿可是娇宠惯了的，什么地方都要进去看看，这下子，她们可不耐烦了，便把自己的目光，铅灰色的、咄咄逼人的、同一口径的目光，投进宫殿的每一间可见到的房间里去，使宫殿的主人觉得这些房间发热、发冷、变窄了——

    ①克虏伯，德国钢铁公司。克虏伯生的童贞女，指该厂制造的大炮。

    正当一辆装甲侦察车——我记得是“厄斯特马克”——又从骑士巷向邮局驶来时，扬，长久以来就像死人一样的我的表舅，把他的右腿抬到射击孔后，希望侦察车能够发现他的这条腿，向它射击；或者哪一颗流弹开开恩，擦伤他的小腿肚或脚跟，而这一处伤，便可以允许这位士兵夸张地一瘸一拐地撤下火线去。

    这样的姿势要坚持下去是十分费劲的。扬-布朗斯基不得不过一忽儿就把腿放下来。于是，他翻过身，仰面朝天，这样他便有了足够的力量用双手支撑着-窝，让腿肚子和脚跟悬在射击孔后面，使流弹或瞄准着射来的子弹射中它的可能性更增大了。

    无论当时还是今天，我对扬的心理可是摸透了的。因此，当科比埃拉见到他的上司、邮局秘书布朗斯基竟摆出这么一副可鄙而绝望的姿势，并大发其火时，我也完全可以理解。这位看房人一跃而起，再一纵身就到了我们身边，到了我们头顶上，扑过来，抓住扬的衣服，把扬连衣服带人举起来，又扔下去，又抓住他，撕破了衣服，并动手揍开了，左一下，右一下，刚抽回右手，左手已经打下来了，右手刚举到空中，左手便已凑上来，两手握成一个大拳，向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奥斯卡的假想的父亲狠命地捶下来。这时，一声巨响，也许是天使礼拜上帝时展动翅膀而发出的声响，这时，唱了一声，好似无线电里的以太声，这时，被击中的可不是布朗斯基，被击中的却是科比埃拉；这时，炮弹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砖头笑得裂开了，碎片化为尘土，灰膏变成粉末，木头找到了斧子，这间可笑的儿童室用一条腿在蹦，克特一克鲁泽设计的玩偶破裂了，摇木马从一头滑到另一头，它多么想驮一个骑士好把它甩下来呀！积木匣里全都乱了套，波兰枪骑兵同时占领了儿童室的四个角落，末了，放玩具的木架子终于倒下来了，那套小钟敲响了复活节的钟声，手风琴放声大叫，小号像是吹出了什么声音，总而言之，所有的东西都同时发出音响，像是一个正在排练的乐队，发出叫喊声、爆裂声、嘶鸣声、钟声、撞碎声、劈啪声、嘎嘎声、吱吱声、嗽嗽声，尖声在高处回荡，低音钻到了地板下面。我呢，就像一个三岁小孩应有的样子，在炮弹击中的时刻紧靠窗户，待在儿童室里安全的地方。这时，铁皮，那面铁皮鼓，落在了我的跟前。它只是迸掉了几块漆，连一个窟窿也没有。奥斯卡的新鼓啊！

    当我把目光从出其不意直接滚到我脚边来的新鼓上抬起来时，我立即感到必须去帮扬-布朗斯基一下。看房人沉重的躯体压在他的身上，他怎么也推不开。我起先以为扬也被击中了，因为他的呜咽声非常自然。末了，当我们把同样很自然地呻吟着的科比埃拉滚到一边去后，我才明白扬身上的伤是微不足道的。仅仅是玻璃碎片划破了他的右颊和一只手的手背。我匆匆作了一番比较，断定我假想的父亲的血与看房人的血相比，要鲜红得多。看房人裤子上大腿那一段已经染上了暗红的血浆。

    是谁把扬那件雅致的灰上装撕碎并弄成七歪八扭的，我就搞不清楚了。究竟是科比埃拉呢，还是炮弹呢？反正肩头撕破了，衬料露了出来，扣子掉了，针脚裂开，口袋也翻出来了。我请求大家原谅可怜的扬-布朗斯基。他在我的帮助下把科比埃拉拖出儿童室之前，先忙着拣经过这场暴风雨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东西。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梳子，他的情妇们的照片——其中有我可怜的妈妈的一张半身照——以及还没有打开过的钱包。他一个人在那里拣撒了满屋子的施卡特牌，这对于他来说不仅吃力，而且不无危险，因为掩护用的沙袋有一部分已经被轰掉了。他要找齐那三十二张牌。可是，第三十二张他却没有找到，便显出不幸的样子。奥斯卡在两座乱糟糟的玩偶小屋之间找到后，递给了他，他微笑了，虽然这是一张黑桃七。

    我们把科比埃拉拖出儿童室，终于到了过道上时，这位看房人才有气无力说了几句扬-布朗斯基能听懂的话：“一样也没缺吗？”这个残废人操心地问道。扬把手伸进他的裤子里，在这老人的两腿之间满满地捏了一把，随后向科比埃拉点了点头。

    我们大家都很幸运：科比埃拉保住了他的骄傲，扬-布朗斯基重新找到了三十二张牌，包括黑桃七，奥斯卡得到了一面新的铁皮鼓。他每走一步，鼓便撞一下他的膝盖。扬和一个扬喊作维克托的人，搀扶失血而虚弱的看房人下到二层楼，进了信件存放室

    空中楼阁

    维克托-韦卢恩帮我们架走失血越来越多、身体却越来越重的看房人。高度近视的维克托这时还戴着眼镜，所以在楼梯间里他没有绊在石梯上摔交。维克托的职业是送汇票的邮递员。一个近视眼干这种差事，真叫人不敢相信。今天，一提到维克托，我就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我的妈妈由于全家去港口防浪堤郊游，就变成了我的可怜的妈妈。送汇票的维克托也一样，由于丢了眼镜而变成了可怜的、没有眼镜的维克托，只是原因不同罢了。

    “你后来见到过可怜的维克托吗？”每逢探望日，我便问我的朋友维特拉。可是，自从那一回我们乘有轨电车从弗林格恩去格雷斯海姆之后——此行下文再叙——我们便失去了维克托-韦卢恩。唯一可以希望的是跟踪他的密探白找了一场，而他却又找到了自己的眼镜或者一副符合他的度数的眼镜。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同从前一样，即使不在波兰邮局，那也在联邦德国的邮局里当邮递员，送汇票，虽然是近视眼，但戴着眼镜，把五光十色的钞票和硬币送上门，给人们带去幸福。

    “那不吓死人吗！”在左边扶着科比埃拉的扬气喘吁吁地说。

    “要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来的话，天晓得会是什么个结局！”在右边扶着看房人的维克托担忧地说。

    “他们会来的！里茨一斯密格莱①昨天还在电台上这么说。我们得到了保证②：如果打起来，整个法国就会像一个人似的挺身而出！”扬好不容易才保持住自己的信心直到讲完这句话，因为他见到了自己被划破的手背上淌出来的鲜血，这虽然没有使他怀疑法波保证条约的可靠性，但却使他担忧，在整个法国像一个人似的挺身而出，信守许诺下的保证并跨过西壁③之前，自己或许会由于流血过多而一命呜呼的——

    ①爱德华-里茨-斯密格莱（1884～1941），波兰元帅，继毕尔苏德斯基之后任波兰军队总监，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后逃亡。

    ②指1939年5月19日签订的法波军事协定，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十五天起，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实际上，法国根本没有发动攻势，西线只是“静坐战”，至于英国，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三个星期以后，才派了四个师到法国去。

    ③指德国的西部防线。

    “他们肯定已经踏上征途了。英国舰队已经在横渡波罗的海了！”维克托-韦卢恩喜欢把话说得有力量，有效果。他在楼梯上站住了，右手因扶着受伤的看房人而不得动弹，左手却在空中挥动，像在舞台上似的，让五个手指齐声喊道：“来吧，你们骄傲的不列颠人！”

    他们两人，一边一再权衡着波兰、英国和法国的关系，一边慢慢地把科比埃拉扶到临时医院去。这时，奥斯卡却想起了格蕾欣-舍夫勒那本书里的有关段落。凯泽的《但泽城历史》中说：“在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德法战争期间，四艘法国战舰于一八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驶入但泽湾，在碇泊场游七，船上的大炮已经对准了港口和城市，到了夜间，德国船长魏克曼指挥的螺旋桨推进的克维尔特轻巡航舰‘宁芙’号迫使停泊在海湾的法国舰队撤离。”

    在我们快到二楼信件存放室之前，我几经考虑便得出了如下看法（日后得到了证实）：在波兰邮局和整个波兰遭到攻击的时候，英国本上舰队隐蔽在北苏格兰某处港湾内；庞大的法国陆军还在吃午饭，他们派出几支小部队到马奇诺防线①附近搞点侦察活动，就算履行了法波保证条约。在信件存放室兼临时医院门口，我们被米尚博士截住了。他还戴着钢盔，骑士小手帕插在胸袋里露出一个三角。他身边是一个叫康拉德的从华沙来的特派员。扬-布朗斯基的恐惧心理立即开始作祟。他装成身负重伤的样子。维克托-韦卢恩没有受伤，又戴着眼镜，因此是一名可以派用场的射手，并被派到楼下营业厅去。我们则受命留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点亮应急用的蜡烛，因为但泽市电力厂已不愿再给波兰邮局供电。米尚博士并不真正相信扬受了重伤，可是又知道他没有打仗的本领，保卫邮局不一定非靠他不可，便命令他当护士，照顾伤员和我，一边匆匆地、绝望地（我觉得是这样）抚摩了一下我的头，要扬小心照看，切莫让这个可怜的孩子陷到战火中去——

    ①马奇诺防线，法国于1929年至1932年在东北边境修筑的防御工事体系，以当时的国防部长命名。

    野战榴弹炮射中了营业厅大门上方。我们全都摇晃了起来。戴钢盔的米尚、华沙来的特派员康拉德以及送汇票的韦卢恩飞奔下楼，到他们的战斗岗位上去了。扬和我走进那间密封的、可以减弱枪炮声的屋子，见到里面已经躺着七八个伤员。外面榴弹炮正在大耍威风，震得屋里的烛火闪烁不定。尽管有那些呻吟的伤员，或者说，正是由于伤员在呻吟，因此屋内一片寂静。扬急急忙忙、笨手笨脚地从床单上撕下布条，包扎好科比埃拉的大腿，接着要给自己护理。但是，我表舅的面颊和手背上已经不流血了。划破的伤口已经硬结，不过有点痛，这助长了扬的惧怕心理，但在这间低矮而不通风的屋里又无处发泄。他到处乱摸自己的口袋，摸到了一副纸牌，一张不缺。施卡特！我们玩施卡特，一直玩到保卫战彻底失败。

    三十二张牌，洗牌，签牌，分牌，出牌。所有盛信件的篮子都已被伤员占了，我们只好让科比埃拉背靠一只篮子坐下。由于他常常要倒下身子，我们最后用另一个伤员的背带把他绑住，让他保持一种固定的姿势，还不准他把手里的牌掉下来，因为我们需要科比埃拉。施卡特必须三个人玩，三缺一我们不就打不成了吗？躺在篮子里的那些人，已经很难分清红色与黑色，他们也不想再玩施卡特。本来连科比埃拉也不想再玩施卡特了。他要躺下去。看房人想要让一切听其自然。他懒得动手，闭上没有睫毛的眼睛，只想看邮局大楼最后被拆毁①。但是我们不赞成他这种宿命论的态度，便把他紧紧捆住，硬要他当第三家。奥斯卡当第二家——这个小矮个儿也会打施卡特？！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惊讶——

    ①德军占领但泽后，拆毁了波兰邮局的大楼。

    当我第一次用我的声音讲成年人的语言并说“十八点！”时，扬从牌上抬起眼睛，向我投来短暂的、莫名其妙的蓝色目光，随后点头表示“要”。我接着叫：“二十点呢？”扬毫不犹豫地说：“还要。”我又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点？”扬惋惜地说：“不要。”科比埃拉呢？尽管被背带捆着，他仍要倒下身子。但是我们又把他拉起来，等到我们的牌室外面较远处一颗炮弹击中时发出的噪声过去后，扬在接着开始的沉寂中悄悄说：“二十四点，科比埃拉！你没听见这孩子在叫牌吗？”

    我不知道看房人是从哪儿、从哪处深渊里突然冒出来的。看来他是用螺旋式绞车把他的眼皮吊了起来。最后，他的湿乎乎的眼睛迷迷糊糊地瞧着那十张牌，那是扬方才周到地塞在他手里的，并且没有搞任何偷看之类的鬼把戏。

    “不要。”科比埃拉说。其实，这是我们根据他的嘴唇的蠕动判断出来的，因为他的嘴唇已经干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打一盘梅花主牌。扬叫了“加倍”。要出牌了，扬冲着科比埃拉大声招唤，轻轻地捅了一下他的肋骨，让他抖擞精神，跟着出牌。我先把他们手上的王牌吊出来，牺牲了梅花Ｋ，让扬用黑桃Ｊ吃掉①。扬出方块十，被我用王牌吃掉，因为我方块缺门。我出牌，用红心Ｊ吊出扬的十，科比埃拉垫掉方块九。我甩出一手红心顺子，十拿九稳地赢了。我计算：总共四十八点，合十二芬尼！下一盘，我冒险打缺两张王牌的无主时，这才比较紧张。科比埃拉手里捏着两张Ｊ，但他只叫到三十三点就不要了。他用梅花J吃掉了我的方块Ｊ。这个看房人吃了对手的牌，劲头也就上来了。他出方块Ａ，我出了一张同样花色的牌，扬出了一张十给添分，科比埃拉得手。他又出Ｋ，我本该吃掉它的，但没有吃，却垫了一张梅花八，扬吃掉，他打出一张黑桃十，我出了一张比它大的牌，该死！科比埃拉打出了黑桃Ｊ，吃了，我忘了这张牌，也可能以为在扬手上，实际却在科比埃拉手里。他自然又出黑桃，我垫牌，扬又添分。随后他们出红心时我才得手，但已经无补于事了。我数来数去只有五十二点。输了一百二十点，合三十芬尼。扬借我两个盾的零钱。我正在数钱时，科比埃拉虽说赢了牌，却又倒下了，不要人给他钱了，甚至在那一刹那间，第一次击中楼梯间的反坦克炮弹的爆炸声他也听之任之了，尽管这是他的楼梯间，是他多年以来不知疲倦地清扫的地方——

    ①施卡特牌中，Ｊ是王牌，大小顺序为梅花、黑桃、红心、方块。若打有主，则某一花色的牌也是王牌，大小顺序为Ａ、十、Ｋ、Ｑ、九、八、七。

    这时，信件存放室的门开始摇晃，烛火不知出了什么意外，不知朝哪一个方向倒伏为好，扬又害怕起来了。楼梯间里又比较平静了，接下来的一发反坦克炮弹只是在远处，在邮局正面的墙上爆炸，可扬在洗牌时仍旧像发了疯似的。他发错了两次牌，但我什么话也没说。只要他们还在射击，扬是听不见别人说话的。他太紧张了，发错牌，甚至忘了把最后的两张牌合上，一直用他那两只小巧、灵敏、肥厚的耳朵中的一只窥听着外面的动静，而我们则不耐烦地等着他叫牌、出牌。扬越来越心不在焉，科比埃拉却是全神贯注地玩施卡特，虽说随时随地要捅一下他的肋骨，不让他的身子倒下。他的情况很糟，但是牌玩得并不坏。每逢他赢了自己打的那一盘，或者让叫了“加倍”的扬倒霉，或者破坏了我打的无主以后，他的身子总要倒下来。他对输赢已经不感兴趣。他仅仅是为打牌而打牌。当我们打完一盘算分数的时候，他那被我们用借来的背带捆住的身子便往一边歪斜，仅仅用可怕地活动着的喉结来表示看房人科比埃拉还剩有一口气。

    奥斯卡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来玩这种三人施卡特。围攻和保卫邮局的战斗以及由此而起的喧哗和震动，并没有使他的神经过分紧张。使他疲乏的倒是由于他第一次突然撕下了自己的全部伪装——当然，我只是暂时如此。到那一天为止，我只是在贝布拉师傅和他那位梦游夫人罗丝维塔面前露出过本相，现在，我在我的表舅和假想的父亲、一个残废的看房人以及那些今后决计不会出来当证人的伤员面前复原，使他们见到一个与我的出身证记载相符的十五岁的半成年人在那里玩施卡特，牌打得有点莽撞，但手法不算不熟练。我是有意不再伪装的，但对于我这个侏儒般的身体来说却非常吃力，结果，玩了近一小时的牌以后，我的四肢和脑袋都剧烈疼痛。

    奥斯卡想洗手不干了。他满可以在一发炮弹击中，楼房摇晃，紧接着打来的炮弹将到未到之际溜走。但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吩咐他坚持下去，用唯一有效的手段——玩施卡特牌来对付他假想的父亲心中的恐惧。

    于是我们继续玩牌，并且不让科比埃拉死掉。他顾不上去死，因为我费尽心机不让牌局停下来。当炮弹在楼梯间里爆炸，蜡烛统统倒下，烛火全部熄灭时，唯一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人就是我。我从扬的口袋里掏出了火柴，顺手把扬的金色过滤嘴香烟也掏了出来。我给这个世界重新带来了光明，给扬点上一支雷加塔牌香烟，让他镇静镇静。科比埃拉还来不及利用这一片黑暗的时机离开人世，我就在黑暗中把蜡烛一支接一支地点亮了。

    奥斯卡把两支蜡烛粘在他的新鼓上，把香烟放在身边，自己并不抽，但过一段时间就递给扬一支，也让科比埃拉歪了的嘴上叼上一支。情况好转，牌局也活跃起来，香烟起了安慰和镇静作用，可是扬还不免一盘接一盘地输掉。扬-布朗斯基在出汗，并且如同他专心干某件事情时那样，舔着他的上嘴唇。他专心致志地打牌，玩得那样起劲，竟把我叫做阿尔弗雷德或马策拉特，把科比埃拉当成是陪他打牌的我的可怜的妈妈。当有人在过道里喊“康拉德被打死了！”时，扬用责备的目光瞧着我并说：“我求求你，阿尔弗雷德，你把收音机关了吧！连自己的说话声音都听不清了！”

    当他们打开信件存放室的门，把已经完蛋的康拉德直挺挺地拖进来时，可怜的扬真的发火了。

    “关门，有风！”他抗议道。当真带进了风。烛火摇摇摆摆，差点儿灭了。一直等到他们把康拉德砰地撂在角落里，转身出去，带上了身后的门，烛火才平静下来。我们三个人的模样一定很奇特。烛光由下往上照射着我们，使我们看上去好似万能的魔术师。

    科比埃拉要打缺两张王的红心，他叫牌：二十七点，三十点，不，他发出的是嗽喉咙似的咯咯声，一边不断地翻白眼，右肩膀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抽搐着，发疯似地跳动着，最后平静了下来。可是，这却使得科比埃拉往前扑倒，并使得同他的身子捆在一起的篮子、篮子里面的信件以及那个没了背带的死人也一齐倒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扬使足全身力气，一下子扶住了科比埃拉和篮子。想溜之大吉的科比埃拉被抓回来后，他的喉咙里终于咕噜出一声“红心”，扬接着从牙缝里轻吐了一声“加倍”，科比埃拉又硬挤出一声“再加倍”。此时此刻，奥斯卡懂得了，波兰邮局的保卫战胜利了，那些进攻者刚发动战争就已经打输了，尽管他们在战争的过程中占领了阿拉斯加和西藏，占领了复活节岛①和耶路撒冷——

    ①复活节岛属荷兰。

    唯一糟糕的是，扬手里捏着四张王牌，稳打一盘无主一百二十点，若打赢还能加四十八点，但是这一盘却没能打完。

    扬先出梅花顺子。这时，他叫我阿格内斯，把科比埃拉当做他的情敌马策拉特。随后，他虚晃一枪，出了一张方块Ｊ——我宁肯被他误认作我可怜的妈妈，也不愿被他当做马策拉特——接着打出红心Ｊ——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被人误认做马策拉特——扬不耐烦地等着，直到那个马策拉特（他实际上是残废的看房人，名叫科比埃拉）垫了牌；他过了良久才垫出这张牌，可是，在扬把红心Ａ啪的一声甩到地板上后，他不能也不想理解，他永远也不会理解，因为他仅仅是有一双蓝眼睛的孩子，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味，永远什么也不理解，因此他也不懂得，为什么突然间科比埃拉让手里的牌全都掉了下来，翻倒了篮子、篮子里的信和信上躺着的死人。先滚下来的是那个死人，继而是那一篮子信件，末了倾倒的是空空如也的篮子。信件似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仿佛我们是收信人，仿佛现在我们应该把施卡特牌挪到一边而去读使徒书或者收集邮票。但是，扬既不愿读使徒书，也不想收集邮票——他从小集邮，收藏过多——现在他只想打牌，打成他的无主。扬要赢牌，要获胜。于是他扶起科比埃拉，让篮子轮子着地，但听凭另外那个死人躺在地上，也不把信件拣回去加重篮子的力量（尽管这点分量是不够的）。他只是一味地惊讶，看着科比埃拉。科比埃拉挂在分量很轻、摇摇晃晃的篮子上，显出一副心不定、坐不住的样子，又慢慢地倒下来。扬终于冲着他嚷起来：“阿尔弗雷德，我求求你，打下去，别捣乱，你听见吗？就这一盘了，打完我们就回家，你可听我说呀！”

    奥斯卡疲乏地站起身来，四肢和脑袋越来越痛。他咬牙忍着，把他那只坚强的、鼓手的小手搭在扬-布朗斯基的肩上，强使自己说出了下面的话，声音虽小，却能打动人心：“让他去吧，爸爸。他死了，不会再玩牌了。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来玩六十六点吧！”

    我刚叫了他一声爸爸，扬便松开了看房人灵魂已经出窍的躯壳，用他蓝蓝的、像洪水泛滥似的眼睛盯着我，大声哭喊着：“不不不不不……”我抚摩他，但他照旧“不不不”地哭。我意味深长地亲吻他，他却一心只想着没有打完的无主。

    “我本来会赢的，阿格内斯。我肯定会打赢这一盘回家的。”他把我当成了我可怜的妈妈，并这样诉说着，而我——他的儿子——干脆扮起了这个角色，表示同意他的话，指天誓日地说，他本来会赢的，他实际上也已经赢了，他只消坚信这一点，只消听他的阿格内斯的话。但是，扬既不信我，也不信我的妈妈。他先是大声哭诉，随后小声地不成调地哼哼起来，从科比埃拉冰山似的躯体下面把施卡特牌掏出来，随后又在自己的两腿间寻找，使一些信件像雪崩似的滚落。他一刻不停，直到找齐了三十二张牌为止。他擦掉牌上黏糊糊的血浆，那是从科比埃拉裤子里渗出来的。他一张张擦干净后，便开始洗牌，还想发牌，他的头脑——脑门形状很好，一点也不低，只是额头皮肤太滑，不太容易渗透罢了——他的头脑终于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第三个人同他一起玩施卡特了。

    信件存放室里变得非常之静。外面也静了足足一分钟，来为这最后一位施卡特牌友和“第三个人”默哀。门轻轻地打开了。觉察到这动静的又是奥斯卡。他抬头望去，期待着出现超凡的现象，但他见到的是维克托-韦卢恩的脸，没了眼镜，瞎乎乎地眯缝着眼。“我眼镜丢了，扬。你还在吗？我们逃吧！法国人不来了，或者来得太晚了。跟我一起走，扬。领着我，我把眼镜丢了！”

    可怜的维克托也许以为走错了房间，因为没人回答他，没人给他眼镜，扬也没有向他伸过手去准备领着他逃跑。于是他缩回了没了眼镜的脸，关上门，我还听见维克托的脚步声，他在眼前的一片迷雾里摸索着逃走了。

    天晓得扬的小脑袋里又转着什么可笑的念头。他泪流满面，但却笑了起来，先是小声，接着变成大声，笑得非常开心，戏弄着他的粉红色的、尖尖的舌头，把施卡特牌抛到空中，复又抓住。室内只有无声的人和无声的信，因此气氛就像一个无风而寂静的星期天。末了，扬开始屏住呼吸，用精细的动作搭一座极易损坏的纸牌房屋①。他用黑桃七和梅花Ｑ当墙，上面架一张方块Ｋ，搭成底层。又用红心九和黑桃Ａ当墙，上架梅花八，搭成又一间底层。他用十和Ｊ当墙，Ｑ和Ａ当顶，在两间底层上架起第二层，各个小间互相支撑。他继而决心在第二层上加一个第三层。他的手像画符咒似的，与另一种宗教仪式相仿，我可怜的妈妈必定是很熟悉的。当扬把红心Ｑ和红心Ｋ靠在一起时，这座建筑物并没有倒塌；不，它是通风的，在那间躺满不再呼吸的死人和坐着两个屏住呼吸的活人的信件存放室里，这座建筑物也在轻微地呼吸，让我们交叉两手坐着观赏，让怀疑着的奥斯卡——他是熟悉搭纸牌房屋的规则的——忘却了从信件存放室的门缝里透进来的呛人的浓烟和焦臭味，并使人觉得信件存放室和里面的纸牌房屋同地狱相邻，只隔着一道墙、一扇门——

    ①用纸牌搭房屋，也是一种儿童游戏，又比喻不牢靠的计划，或空中楼阁。

    他们不再正面进攻，而是使用了喷火器，非把最后的几个守卫者熏出来不可。他们把米尚博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摘下钢盔，抓起一块床单布，觉得还不够，又抽出他的骑士小手绢，两只手各执一块，使劲摇晃，表示波兰邮局投降了。他们，三十个半瞎的、被烧伤的男人，举起手，抱住后颈，离开邮局大楼，从左旁门出来，站到院于围墙前，等候慢慢走近的民军。后来据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即当守卫者站在院子里，而进攻者正在半路上还没到达的时候，有三四个人逃跑了。他们从邮局的车库穿过相邻的警察分局的车库，溜进雷姆河畔居民已被疏散而又无军队据守的房子里。他们在那儿找到了衣服，甚至找到了党徽，洗了澡，打扮整齐出了门，一个个地溜掉了。据说，其中有一个，到了旧城沟的一家眼镜店里，买了一副眼镜，因为他原来那副在邮局的战斗中丢失了。这当然就是维克托-韦卢恩。他戴上新配的眼镜，还在木材市场喝了一杯啤酒，后来又喝了一杯，因为他被喷火器烧得唇焦口渴。他的新眼镜虽说不如旧的那副，但毕竟拨开了一点他眼前的迷雾。他逃跑了，直到今天，他还在逃跑，因为他的追踪者紧追不放。

    其余的人——我指的是没有下决心逃跑的三十个人——站到对着旁门的墙下时，扬正好把红心Ｑ和红心Ｋ靠在一起，随后乐滋滋地缩回了他的手。

    我还说些什么呢？他们找到了我们。他们拽开了门，喊着：“出来！”气流灌入，风吹进来，刮倒了纸牌房屋。对于这样的建筑术，他们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只相信水泥。他们只造永久性的建筑物。邮局秘书布朗斯基受了冒犯，怒容满面，但他们不屑一顾。他们把他拽出去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扬再次伸手从牌堆里拿了点什么。他们也没有看见我，奥斯卡，把自己新获得的鼓上的蜡烛头扫到地上，带走了鼓；蜡烛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他们用许许多多的手电照着我们；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手电的光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也找不到房门。他们在手电的光背后端着冲锋枪，只顾喊着：“出来！”扬和我已经站在过道里时，他们还一味地叫喊：“出来！”他们在叫科比埃拉，叫华沙来的康拉德，叫波贝克，叫生前在电报接收室工作的维施涅夫斯基。这些人竟然不听命令，这使他们害怕了。他们厉声吼着：“出来！”我忍不住放声大笑，民军这才明白，他们在我和扬面前出了洋相，于是停止了吼叫，并说道：“原来如此！”民军把我和扬带到邮局院子里，同那三十个人站在一起。他们都举起胳臂，手抱着后脖子，口渴难忍，被摄进了新闻纪录片。

    民军刚把我们从旁门里押出来，新闻片的拍摄者就转动固定在一辆小轿车上的摄影机，把我们拍进那部很短的影片里。后来，这部短片在所有的电影院里放映过。

    他们把我从站在墙下的那批人里拉出来。此时，奥斯卡想起自己是个侏儒，想起三岁孩子对任何事情都无需负责，又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和四肢疼痛难当，并让自己抱着鼓跌倒在地上挣扎。这次发作，半是真的，半是装假，并且始终紧紧抱住了我的鼓。他们把我抬起来，塞进一辆党卫军民军部队的汽车里，准备把我送到市立医院去。汽车开时，奥斯卡见到扬，可怜的扬痴呆而幸福地独自在傻笑，举起的手里捏着几张牌，左手捏着一张牌——我相信，那是红心Ｑ——朝着乘车离去的儿子奥斯卡挥动

    他躺在萨斯佩

    我刚把最后一段又读了一遍。虽说我并不满意，但这反而更像是出自奥斯卡笔下的文字。为了写得简明扼要，他的笔有时根据有意写得简明扼要的文章的要求作一些夸张，如果不是撒谎的话。

    不过，我想坚持真实性，给奥斯卡的笔来一个出其不意，因此还要在这里补充两点。其一，扬最后那一盘牌，也就是他非常遗憾地未能打完又可能会赢的那一盘，不是无主，而是缺两张王牌的方块。其二，奥斯卡在离开信件存放室时，不只是拿了那面新鼓，还拿了那面破裂的旧鼓。它是同那个没了背带的死人以及信件一起从篮子里倾倒出来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当时，民军一个劲地喊：“出来！”用手电照着，拿冲锋枪逼着，我和扬只好从信件存放室走出来。我们刚出门，奥斯卡便站到两名民军中间寻求保护。他觉得这两个倒像他的表舅似的，心肠很好，便假装悲泣，一边指着扬，他的父亲，打着手势控诉，把这个可怜人比划成一个凶恶的人，就是他，把一个无辜的孩子拖进波兰邮局，用波兰人那种不人道的做法，把这个孩子当做防弹的盾牌。

    奥斯卡指望扮演犹大能保住他的好鼓和破鼓，而且果真如愿以偿。民军踢扬的腰背，用枪托杵他，却让我拿着两面鼓。一个中年民军，鼻子和嘴巴旁有一家之主担忧操心而留下的皱纹，他抚摩我的脸。另一个谈金色头发的小伙子，他一直笑得眯缝了眼睛，因此别人看不清他眼睛的颜色。他把我抱了起来，弄得我既难受又尴尬①——

    ①此处写奥斯卡同童话里的大拇指一样常同敌人合伙，甚至扮演出卖耶稣的犹大的角色。

    今天，我不时为这种不体面的姿态感到羞愧，因此我总是说：扬当时不曾察觉到，他的心仍在牌上，后来也是如此，不论民军想出什么招数，取笑也罢，残酷对待也罢，都不能把他从施卡特牌上引开。当扬已经进入纸牌房屋的永恒王国，并幸福地居住在这样一所空中楼阁中时，我们，民军和我——因为奥斯卡是属于民军之列的——则站在砖墙间，站在门廊的石板地上，在镶有石膏上楣的天花板下。天花板与外墙及隔墙是互相咬住的，然而一想到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事件，就不免使人提心吊胆，因为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建筑的拼凑物，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是会失去它们的聚合力的。

    当然，以上这种看法是日后才有的，它并不能开脱我的罪过。这尤其是因为，把纸牌房屋看做是唯一符合人的尊严的住宅这一信念，当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今天，我一见到脚手架就会联想到拆除房屋。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怕自己是扬的亲戚而受到牵连。那天下午，我坚信扬不只是我的表舅，我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我真正的父亲。这使扬一跃而居于领先地位，并永远同马策拉特区别开来，因为马策拉特要么是我的父亲，要么什么也不是。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假定读者在那个不幸的下午也已承认那个不幸的、玩纸牌的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在那一天，我犯下了第二桩大罪过。

    尽管我抱憾终身，但我不能否认，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奥斯卡，先葬送了我可怜的妈妈，之后又将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亲送进了坟墓。

    可是，在那些日子里，一种罪责感在我心中纠缠不休，怎么也驱不走。它毫不客气地逼得我把头埋在医院病床的枕头里，于是，我也就像每个人一样，原谅了自己蒙昧无知。那时节，蒙昧无知是一种时髦，直到今天，它还像一顶时髦的小帽子似的戴在某些人的头上。奥斯卡，狡猾的无知者，波兰人的暴行的无辜牺牲品，发高烧，神经发炎，被送进了市立医院。他们通知了马策拉特。那天晚上，他已向警察局报告我丢失了，虽说我是不是他的私产还始终没有定论哩。

    那三十个人，外加扬-布朗斯基，举着双臂，两手抱着后脖子，在拍完新闻片之后，先被带到撤空了的维克托里亚学校，随后关进席斯施坦格监狱，末了，在十月初，把他们移交给废弃了的萨斯佩旧坟场围墙后面松软的沙土。

    奥斯卡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我从舒格尔-莱奥那儿得悉的。官方自然不会公布在哪儿的沙土地上，在哪儿的墙下，枪毙了这三十一个男人，又如何把他们埋在怎样的沙土地里。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先接到一份通知，要她搬出环行路的寓所，让给一个级别较高的空军军官的家眷居住。她在斯特凡的帮助下收拾箱笼什物，准备搬到拉姆考去，她在那里有几公顷土地和森林，佃户的住房也是她的。正在这当口，当局又给这位寡妇寄来一纸公文。她的眼睛虽然反映出了这个世界的痛苦，但却不能理解这种痛苦。她在儿子斯特凡的帮助下才慢慢搞清楚白纸上黑字的含义。

    通知如下：

    军事法庭办公室，埃贝哈特-St-L-小组41／39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太太：

    布朗斯基，扬，因参加游击队活动，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被处决，特此通知。

    军法总监

    策勒夫斯基

    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于索波特

    读者自会看到，通知中对萨斯佩只字未提。他们体恤家属，免去他们修坟墓的费用。那是一座合葬坟，墓穴极大，需要扔下无数鲜花。安葬费，也许连运输费，都由当局自己包了。他们填平了萨斯佩的沙土地，拣走了子弹壳——只有一颗除外，它一直留在地里——因为遍地子弹壳会破坏一所体面的公墓的外观，虽说这座公墓早已废弃了。

    但是，这一颗始终留在那里并与我们大有关系的子弹壳，却被舒格尔-莱奥找到了。不论什么葬礼，纵使严加保密，都瞒不过他。此人是在安葬我可怜的妈妈，安葬我那位满身伤疤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时认识我的。他肯定也知道，他们把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埋在哪里，可是我从未向他打听过。十一月底，人家刚把我从医院里放出来，他遇见了我。由于能够把这颗泄露天机的子弹壳交给我，他感到非常高兴，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

    在我拿着那颗子弹壳（它的铅子儿也许就是扬挨上的），跟随着舒格尔-莱奥，并引领您，读者诸君，去萨斯佩公墓之前，我不得不先请诸君将但泽市立医院儿科病房的金属床同此地疗养与护理院的金属床作一番比较。这两张床都漆上白瓷漆，然而仍有区别。若用折尺去量的话，儿科病房的床比较短，床栏杆却比较高。虽说我宁愿睡一九三九年那种短而高的笼子，但是，我在今天这张为成年人用的床上仍然达到了清静无为的境地。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要求换一张栏杆更高而照旧是白瓷漆的金属床，但是同意与否，我则听凭疗养院领导去决定。

    今天，我与来访者之间几乎无屏障可言。可是，当年在儿科病房时，每逢探望日，那高耸的栅栏便将我同来访者马策拉特，同来访者格雷夫和舍夫勒夫妇隔离开来。到我快出院时，我的床栏杆还把那座以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命名的、活动的、四条裙子的大山分割成若干块。她来了，焦虑，叹息，呼吸困难，时而举起她那双多皱纹的大手，展开粉红色的皲裂的手掌，随后又胆怯地放下她的手掌，垂下她的手，啪的一声打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一声响今天犹在我耳边回响，不过，我只能在鼓上模仿出一个大概来。

    她初次来探望，就把自己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也带来了。文岑特抓住床栏杆，无休止地或讲或唱或边唱边讲波兰女王，童贞女马利亚，声音虽小，却咄咄逼人。奥斯卡真希望有名护士留在这两位老人身边。因为他们两个指摘我，用布朗斯基家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不顾我正苦于在波兰邮局打施卡特而引起的头痛和发烧，期待我作出表示，说出一句使他们宽慰的话，告诉他们，扬在最后几个小时里一直在玩施卡特牌并且胆怯害怕。他们要我作证，说明扬是无罪的，似乎我能够洗清扬的罪，似乎我的证词会有什么分量和说服力。

    如果我给埃贝哈特小组的军事法庭打这样一份报告的话，该怎么写呢？我，奥斯卡-马策拉特承认，在九月一日前夕曾守候过回家途中的扬-布朗斯基，用一面急需修理的鼓把他引诱到那个波兰邮局里去，扬-布朗斯基本来已经离开了那个邮局，因为他不想守卫它。

    奥斯卡没有写这样的证词来为他假想的父亲开脱罪责。当他决心把当时的经过情形告诉这两位老人时，他就开始痉挛，弄得护士长只好缩短探望时间，并禁止他的外祖母安娜和他假想的祖父文岑特再来医院。

    这两位老人——他们从比绍步行到这里，还给我带来了苹果——离开了儿科病房。他们真是乡下佬，走起路来小心翼翼，手足无措。外祖母飘荡着的四条裙子和她哥哥散发着牛粪味的星期日服装越去越远，我的罪责，我的极大的罪责，越来越大。

    这么多的事情一下子同时发生了。当马策拉特、格雷夫夫妇和舍夫勒夫妇捧着水果和点心拥到我的床前时，当我外祖母和她哥哥文岑特由于从卡特豪斯到朗富尔的铁路还不通，便从比绍经戈尔德克鲁格和布伦陶步行到我这里来时，当护士们穿着使人知觉麻木的白服装，喋喋不休地讲着医院里的种种闲话，在儿科病房里代替了天使时，波兰还没有丢失，但过不久就要丢失了。末了，在举世闻名的十八天之后①，波兰丢失了，尽管不久又证明，波兰还没有丢失；今天也是如此，不顾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同胞的意愿，波兰还没有丢失——

    ①这是希特勒在但泽讲演时说的话。1939年9月17日，波兰政府和军部撤到罗马尼亚，波兰军队抵抗到10月。

    啊，你疯狂的骑兵！——在马背上摘乌饭树的紫黑浆果。手执饰有红白两色小旗的长枪。忧郁的骑兵中队，传统悠久的骑兵中队。图画书里的进攻。在罗兹和库特诺附近越过战场。代替了要塞的莫德林。啊，策马驰骋，多精湛的骑术！一直在等待着晚霞。当前景和背景都能入画时，骑兵才开始进击①——因为战斗是可以入画的，死神是画家的一个模特儿——在奔驰中保持平衡，随后倒下，偷吃乌饭树的紫黑浆果，野蔷薇果劈啪爆裂，使骑兵浑身发痒，否则他们决不会蹦。枪椅兵，他们身上又发痒了，连马带人在干草堆里翻滚——这又是一幅画——他们聚集在一个人后面，在西班牙，他名叫堂吉诃德，在波兰，他叫潘基霍特，一个纯血统的波兰人，高贵得可悲的形象，他曾教枪骑兵如何在马背上吻女人的手，于是他们此刻连连端庄地吻死神的手，仿佛死神是位贵夫人。不过，在此这前，他们先要集合，背后是晚霞——因为浪漫情调是他们的后盾——前面是德军的坦克，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②的养马场里的种马，举世无双的纯种马。可是，那位半是西班牙半是波兰的骑士，误把死神当做贵夫人的骑士，天才的潘基霍特，真是天才过分了！他手里系小旗的长枪落地，白红两色。他呼唤自己的部下去吻贵夫人的手。自立在屋顶上，白红两色，晚霞，樱桃吐出核来，白红两色，潘基霍特呼唤骑兵：“马背上高贵的波兰人，那不是钢甲坦克，那只是风磨，或是羊群，我请你们去吻贵夫人的手背吧！”——

    ①指波兰骑兵对缺汽油而停下的德军坦克的一次进攻。

    ②克虏伯工厂的第三代继承人贝尔诺-克虏伯，嫁给前教皇公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冯-博伦和哈尔巴赫，后者改称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

    于是，骑兵中队向土灰色钢甲坦克的侧翼冲去，使晚霞增添了更多淡红的光辉。奥斯卡希望读者能原谅他在描写这场战斗时所采用的诗的效果。或许更正确的方法是列举波兰骑兵的伤亡数字，用于巴巴但却有说服力的统计数字来纪念所谓的波兰战役。另一种办法是保留诗的写法，但需加上一个脚注。

    直至九月二十日左右，我躺在医院的床上还听到架设在耶施肯山谷森林和奥利瓦森林高地上的大炮在轰鸣。接着，最后一个抵抗据点海拉半岛投降。于是，汉萨同盟的自由市但泽可以庆祝它的哥特式砖砌建筑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并欢呼着瞧一瞧那位不知疲倦地站在黑色梅赛德斯牌轿车里、几乎不停地行举手礼的元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那双蓝眼睛①，它们同扬-布朗斯基的蓝眼睛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女人身上获得成功——

    ①希特勒于1939年9月19日到但泽并演讲。

    十月中旬，奥斯卡被从市立医院释放。我同护士们真是难分难舍。当一位护士（我想，她的名字不是贝尔尼就是埃尔尼），当埃尔尼或贝尔尼护士把我的两面鼓递给我时，一面破鼓，它使我犯下罪过，一面完好的鼓，它是我在保卫波兰邮局期间占有的，这时，我方才意识到，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把铁皮鼓丢在了脑后，因此，在这个世界上，除去铁皮鼓而外，对我来说，还存在一样东西：护士！

    我带着乐器，怀着新获得的知识，离开了市立医院。由于我那三岁孩子的脚还有点站不稳，马策拉特便搀着我的手回到拉贝斯路。迎来的是战争头一年的日常生活，平日的无聊以及更其无聊的星期日。

    十一月下旬一个星期二——过了几星期的恢复期后我第一次上街——奥斯卡愁眉苦脸地敲着鼓，不顾湿冷的天气，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和布勒森路的拐角上遇到了前神学院学生舒格尔-莱奥。

    我们面对面站了一段时间，尴尬地微笑着，待到莱奥从他的礼眼口袋里掏出细软羊皮手套，并将这黄白色、皮肤似的遮蔽物套住他的手指和掌心时，我这才明白自己遇上了谁，领悟到这次会面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奥斯卡害怕得心里直打鼓。

    我们还瞧了瞧皇帝咖啡食品店的橱窗，目送若干辆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交叉而过的五路和九路有轨电车驶去，随后沿着布勒森路同一式样的房屋，绕着街上一根广告柱转了几圈，细读通知把但泽盾换成帝国马克的布告，用指甲刮破一张贝西尔洗衣粉广告，在蓝白色之下见到一点红色，这使我们心里感到满意。正要返回广场的当口，舒格尔-莱奥用他戴手套的双手把奥斯卡推进一个门道里，戴手套的左手在身后抓，接着伸到礼服的后摆底下，伸进裤兜里，掏着，找到了什么东西，在兜里摸着找到的东西，断定是他所要找的，便握在手里，把手伸出口袋，让后摆落下，戴手套的拳头慢慢地向前伸，一个劲儿地向前伸，把奥斯卡顶到门道的墙上，他的胳臂真长，但是墙壁可一步不让——在他摊开戴着手套的手之前，我简直以为他的胳臂会从肩关节上跳出来，自行朝我的胸膛打过来，穿透它，从我的两根锁骨中间穿出去，钻进霉味很浓的门道的墙里去，而奥斯卡将永远也看不见莱奥手里捏的是什么，只记得墙上贴的布勒森路住房守则，它同拉贝斯路的住房守则大同小异。

    莱奥的手快碰到我的水手大衣，已触着大衣上一颗锚形钮扣时，他飞快地摊开手。我只听得他的指关节咯咯作响，顿时见到在有霉点的、发亮的、保护着他的手的手套上放着一个子弹壳。

    当莱奥又捏上拳头时，我已经决心跟他走了。这一小块金属同我直接说了话。我们并肩沿布勒森路走去，奥斯卡在莱奥的左边，无论橱窗、广告柱都不能使我们留步，我们穿过马格德堡街，布勒森街尽头两幢方箱形的高楼落在了我们背后。在这两幢楼上，夜间亮起了警告灯，指示着起飞和降落的飞机。我们先在铁丝网围住的飞机场边沿费力地走着，终于上了较干的柏油路，跟着通往布勒森方向的九路电车轨道前进。

    我们不说一句话，但莱奥仍一直把子弹壳捏在手套里。因为天气又湿又冷，当我踌躇不前想住回走时，他又摊开手，让那块金属在掌心里跳跃，引诱我一百步、一百步地向前走。快到市有的地产萨斯佩、我当真下决心转身往回走时，他甚至求助于音乐来挽留我。他鞋跟着地，转过身来，把子弹壳空的一头朝上，像长笛的侧口似的贴在凸出的、流涎水的下唇上，在开始越下越大的雨中吹出一声尖厉的、时而震颤、时而像被浓雾压抑的音响。奥斯卡冷得发抖，不仅由于子弹壳上吹出来的音乐，还因为这种糟糕的天气——它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并且由于这个特定的场合而显得更其糟糕——因此，我根本不想花力气来掩饰自己受冻的狼狈相。

    是什么引诱我去布勒森的呢？不错，是那个捕鼠者莱奥，吹着子弹壳的莱奥。但是，传到我耳中的声响还不止这点。从碇泊场，从十一月的浓雾笼罩下的新航道，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以及一艘经苏格兰、舍尔米尔和帝国殖民区到我们这里、如今正要进港或出港的鱼雷快艇饿狼似的嗥声。因此，莱奥轻而易举地借助报雾信号声、汽笛声和子弹壳里吹出来的尖声，拖着冻坏了的奥斯卡跟他一起往前走。

    一道拐向佩朗肯方向的铁丝网把飞机场同新练兵场和青格尔沟隔开。就在那儿的高地上，舒格尔-莱奥站住了，歪着脑袋，淌着口水，瞧了半天我那颤抖的身子。他吮住子弹壳，用下唇抿住，好似灵机一动，猛地一伸胳臂，脱下烤肉色的燕尾服，把这件散发着湿土味的沉重的衣服披在我的脑袋和肩膀上。

    我们又上路了。我不知道奥斯卡是否不那么冻得发抖了。有时，莱奥一跳五步远，随后站住。他穿着满是褶纹但非常白的衬衫，活像一个想要冒险从中世纪的城堡主楼或塔楼里跳下逃走的人，他身上那件洁白耀眼的衬衫应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的时装。莱奥的目光一接触身穿烤肉色礼服、踉踉跄跄地走着的奥斯卡，总要爆发出一阵狂笑，并像一只呱呱叫的乌鸦似的拍拍翅膀，止住笑声。实际上，我自己肯定也像一只滑稽可笑的鸟，不像渡鸦也似乌鸦。另外，上装的下摆有一截拖在我身后，像裙据扫着柏油路面。我像皇帝陛下似的留下一条宽大的尾迹，奥斯卡回头看了第二眼后，便顿感自豪。这条尾迹，如果不说象征着，那也是暗示着在他身上微睡着的、还没有足月临产的悲剧性命运。

    还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我已经预感到，莱奥并不想带我去布勒森或者新航道。我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们步行的目的地只能是萨斯佩公墓和青格尔沟，因为那旁边就是保安警察的一个现代化打靶场。

    从九月底到四月底，海滨浴场沿线的电车每三十五分钟发一辆。我们过了市郊朗富尔最后一排房屋时，一辆无拖车的电车迎面驶来。接着，另一辆在马格德堡街道岔上等对开来的车到后再出发的有轨电车赶过了我们。萨斯佩公墓附近也有一处道岔。我们快到公墓时，一辆电车从后面赶过我们，随后，另一辆电车迎面开来。我们早就看到它在雾气中等着了，由于看不清道路，车前亮着一盏湿乎乎的黄灯。

    对面开来的车子里司机那张显然愁眉苦脸的面孔还映在奥斯卡的眼帘里尚未消失时，舒格尔-莱奥已把奥斯卡从柏油路上拖到松软的沙土地上，它使人一踩就猜出是海滩的沙土。公墓是方形的，周围有一道围墙。朝南有一扇小门，门上有许多长了锈的花体字，似锁非锁，于是我们推门入内。墓碑是瑞典黑花岗岩或间长岩凿成，正面磨光，背面和两侧很粗糙，有的挪了位置，有的歪歪斜斜，有的扑倒在地。可惜，莱奥不给我时间去仔细观看。墓地树木极少，只有五六棵蛀坏了的、长得歪歪扭扭的海滩矮松。妈妈活着的时候曾在电车上说过，任何其他清静的处所都不及这一小块荒芜的地方好。如今她躺在布伦陶。那儿土地比这里肥，长着榆树和械树。

    在这富于情调的荒冢之间，我思绪万千。我还来不及整理，莱奥便领我出了北墙的一扇开着的、没有了栅栏的小门，离开了公墓。我们站在墙外平坦的沙土上。在蒸腾的水雾中，一片金雀花、矮松和野蔷薇果丛向岸边延伸。我回头去看那公墓，一眼就发现，北墙上有一段是新刷上白灰的。

    莱奥在这面显得很新、像他的皱皱巴巴的衬衫一样耀眼刺目的白灰墙前忙碌着。他使劲地迈开大步，好像在用脚步计量。他大声数着，奥斯卡今天还记得他说的是拉丁文。他还唱着经文，这无疑是在神学院的课堂上学会的。在离墙大约十米的地方，莱奥插上了一根木头，又在新刷的、我记得连灰泥也是新填补过的墙前不远处插上了一根木头。这一切，他是用左手干的，因为他的右手仍拿着子弹壳。他测量了好久，终于把子弹壳放在离墙较远的那根木头旁边。这截空心金属前头稍窄，那里曾经居住过一颗铅子儿，后来，有某个人弯曲了一下食指，在子弹壳的屁股上撞出一个凹点，但又没有撞透，以此向铅子儿宣布，解除它的住房契约，命令它搬家，并给另一个人带去了死亡。

    我们站着，站着。口水从舒格尔-莱奥的嘴里流出，一丝丝地挂下来。他那双戴手套的手十指交叉，起先还唱那么几句拉丁文，后来便沉默了，因为这里没有会吟唱应答连祷文的人。莱奥转过身子，恼怒地、不耐烦地越过围墙往布勒森公路望去，而每当多半没有乘客的电车一辆开进一辆开出，打着铃在道岔上紧靠着相向驶过时，他又往那个方向掉过头去。莱奥也许是在等待送葬的人。但是，电车上没人下来，步行来的也没有，没见一个莱奥可以伸出白手套向他表示哀悼的人来到这里。

    几架准备着陆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轰鸣而过。我们没有抬头仰望，而是忍受着发动机的噪声，不想让自己确有把握地断定这三架机翼顶端灯光闪亮、正准备着陆的飞机是容克52型。

    飞机刚离开我们不久（寂静真折磨人，就像我们面前白色的墙一样），舒格尔-莱奥便从衬衫里掏出了什么东西，一下子站到我的身旁，扯下奥斯卡肩上他那件乌鸦羽衣，朝金雀花、野蔷薇果和矮松丛的方向跳去，朝海滨跳去。在跳着离去的时候，他扔下了什么东西，手的动作故意做得很显眼，好让别人去捡。

    莱奥像幽灵似的在我的视野内游荡，最后被牛奶似的、粘在地面上的雾气所吞噬。当他终于消失，只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站在雨中时，我才捡起了插在沙里的那张硬纸片：是施卡特牌黑桃七①——

    ①指扬-布朗斯基最后担在手里的牌。“黑桃七”在俗语里意指“没用的人”。

    我去萨斯佩公墓后没过多少天，在朗富尔的每周集市上遇见了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比绍一带已不再设关卡，她又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蛋、黄油、青菜和可以贮藏过冬的苹果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因为生活必需品不久就要由国家统一经营了，大家都想搞点东西储存起来。就在奥斯卡见到外祖母蹲在摊子后面的那一刹那间，他感觉到了大衣、套头毛衣和汗衫里面贴身藏着的那张施卡特牌。我那天乘电车——一个售票员让我免费乘坐回家——从萨斯佩返回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途中，原来是想把这张黑桃七撕掉的。

    奥斯卡没有撕掉这张牌。他把它交给了外祖母。蹲在青菜堆后面的外祖母一见奥斯卡来了，吓了一跳。也许她心里是这样想的，奥斯卡一来就没有好事。不过她还是招了招手，叫这个在鱼筐后面半掩半藏的三岁孩子到她身边去。奥斯卡磨蹭了好一会儿，他先看了看潮湿的海草上的一条差不多有一米长的活鳕鱼，随后又瞧瞧从奥托明湖抓上来的螃蟹，总共有几十只，正一个劲儿地在小篮子里爬来爬去。奥斯卡也学螃蟹横着身子走，水手大衣的背面对着外祖母，慢慢向她的摊子靠近去，直到撞上了货摊的一个木头架子，弄得苹果来回滚动，我这才让她看到了大衣上的金色船锚钮扣。

    施韦特费格尔送来了裹上报纸的热砖头，推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同过去一样用耙子将冷砖头钩出来，在挂在脖子上的石板上画一横道，然后转到隔壁一个货摊去。我的外祖母递给我一个黄澄澄的苹果。

    她给了他一个苹果，奥斯卡又能给她什么呢？他先递给她那张施卡特牌，继而交给她那个子弹壳——他同样不愿把它留在萨斯佩公墓。安娜-科尔雅切克久久地盯着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东西发呆，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奥斯卡把嘴凑到她包着头巾的老妇人的软骨耳朵旁，同时联想到了扬的粉红色、长耳垂、小而肥的耳朵，不再小心伪装，低声向她耳语道：“他躺在萨斯佩。”奥斯卡说完拔腿就跑，撞翻了一篓青菜

    玛丽亚

    历史用最大的音量广播了一条接一条的特别新闻，并像上足了润滑油的运载工具，驶过欧洲的公路、水道和天空，占领了沿途的一切。而我的事业——仅限于敲破儿童玩的、上了漆的铁皮鼓——却很糟糕，进行得迟疑不决，甚至停滞不前。那些制造历史的人十分浪费地把大量珍贵的金属向周围扔去，而我的铁皮鼓却又坏了。虽说奥斯卡从波兰邮局里拯救出了一面几乎没有刮掉一点漆皮的新鼓，并因此而使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有了那么一点意义，但是小纳恰尔尼克先生的铁皮鼓对于我来说简直无济于事！因为我，奥斯卡，在美好的岁月里只需要八个星期就可以把一面铁皮鼓变成一堆废铁。

    我从市立医院里被释放出来以后，一边为失去了我的护士而感到难过，一边立即开始拼命地擂鼓。在萨斯佩公墓度过了那个阴雨靠靠的下午回来后，我也没有松劲，相反，我使出了双倍的气力，一心要消灭那个目睹我同民军勾勾搭搭的证人，也就是那面鼓。

    但是，这面鼓却顶住了我对它的打击。我打下去，它打回来，像是在控告我。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抹掉自己这一段历史。奇怪的是，每当我这样拚命敲打的时候，我总想起送汇款单的维克托-韦卢恩，虽说他是个近视眼，不大可能充当目击我所干的丑事的证人。不过，这个近视眼不是反倒逃之夭夭了吗？难道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吗？近视眼看到的东西反而更多，韦卢恩——我多半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像看黑白剪影似的看到了我的动作和姿势，判断出了我是在干犹大的勾当，如今他逃跑了，把奥斯卡的秘闻丑事传遍了全世界。

    到了十二月中旬，挂在我脖子上的上了漆的、喷射着红色火焰的良心对我的谴责才渐渐变得无力了。油漆上出现了头发丝似的细缝，漆皮剥落下来。铁皮变软了，变薄了，在变得透明以前开裂了。当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受着临终前的痛苦时，目睹这种痛苦的人总想缩短这种痛苦，让他尽快结束生命。奥斯卡也是如此。他加快了速度，在基督降临节的最后一周内，他敲得众邻居和马策拉特都捂住了耳朵。奥斯卡预计要在圣诞夜前结束，因为我希望得到一面新的、不会带来精神负担的铁皮鼓作为圣诞节礼物。

    我达到了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前一天，我把支离破碎的、残片互相碰撞着的、生锈的、使人联想起相撞后的汽车的一堆玩意儿从身上、也从灵魂上解下来；对于我来说，到了这时，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才如我所愿地被彻底击败了。

    从来不曾有过哪个人——如果您愿意把我当人看待的话——像奥斯卡那样过了一个如此令人失望的圣诞节。圣诞树下有一份礼物是给我的，样样俱全，唯独缺了一面铁皮鼓。

    那里摆着一盒积木，我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一只可以骑上去摇动的天鹅，它将把我变成洛恩格林，在大人们的眼里，这是一件不同导常的礼物。他们竟敢在礼品桌上放了三四本连环画，这分明是要惹我生气。在我的眼里，只有一副手套、一双系带的靴子、一件由格蕾欣-舍夫勒编织的红色套头毛线衫还有点实用价值。奥斯卡大为震惊，他的目光从积木溜到了天鹅上，又死盯着一本连环画里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些被认为是很滑稽的玩具熊，前爪抱着各种乐器。这些装出一副聪明伶俐样子的野兽中间，有一头身上挂着一面鼓，它看上去像是会敲鼓的，仿佛它正拿着一根鼓棒敲下去，仿佛它正在擂鼓。我得到一只天鹅，但是没有鼓，我有了一千多块积木，可是没有鼓，在这个无比寒冷的圣诞夜，我有了一副手套，但却两手空空，而我本该捧着一面圆滚滚的、滑溜溜的、漆和铁皮冰冷的鼓走进隆冬的黑夜，给严寒听到一点热乎乎的声音。

    奥斯卡暗自思忖，也许是马策拉特把鼓藏着还没有拿出来。也许是格蕾欣-舍夫勒——她是同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一起来我家分享圣诞节肥鹅的——把鼓坐在屁股底下。他们要我先享受一下玩天鹅、搭积木、看连环画的乐趣，随后才把真正的宝贝拿出来。我让步了，先像傻瓜似的翻阅连环画，随后骑到天鹅背上摇了起来，至少有半个小时之久，我心里则是厌恶到了极点。接着，我还听任他们给我试穿了一下套头毛线衫，尽管屋里炉火太旺，温度很高。格蕾欣-舍夫勒又帮我穿上了系带皮靴。在这段时间里，格蕾夫夫妇也到了，因为肥鹅本来就是为六个人准备的。马策拉特的烹调手艺高超，那只填满干果的肥鹅喷香可口。大家狼吞虎咽把它消灭之后，正在品尝餐后点心——米拉别里李子和梨——我绝望地捧着一本连环画；那是格雷夫在已有的四本之外又新添的一本。喝完汤，吃罢肥鹅、红甘蓝、盐水土豆、米拉别里李子和梨，在火势旺盛的瓷砖炉里冒出的热气烘烤下，我们大家——包括奥斯卡在内——唱起了圣诞夜之歌，还唱了一段：“纵情欢乐吧，啊，枞树啊枞树四季常青，你的小铃铛年复一年叮当叮当叮。”屋外，钟声四起。这时，我终于提出要我的鼓了。喝得醉醺醺的吹奏乐小组——音乐家迈恩过去也是其中的一员——也开始演奏，吹得冰柱从窗槛上……我要鼓，他们不给，他们不拿出来。奥斯卡：“给！”其余的人：“不！”这时，我叫喊了，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叫喊了。这时，我在较长时间的间歇之后重新把我的声音削成尖利的切割玻璃的工具，我不毁花瓶，不毁啤酒瓶和电灯泡，不切割玻璃柜，不粉碎眼镜，我的声音对准装饰圣诞树、制造节日气氛的小铃、小球、易碎的银色肥皂泡，一阵乒乓乱响，圣诞树的装饰品全都成了碎片。枞针也纷纷摇落，足有几畚箕之多。蜡烛却依然宁静而神圣地在燃烧。尽管如此，奥斯卡还是没有得到铁皮鼓。

    马策拉特是个没有见识的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我戒掉敲鼓的习惯呢，还是根本不想及时向我提供足够数量的鼓。眼看灾难就要临头了。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在经营管理上也越来越乱，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田地，鉴于这种状况，需要及时请一个帮手来照料我和我家的店铺；正如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这样考虑的。

    奥斯卡个子小，没法站在柜台后面出售松脆面包片、人造黄油、人造蜂蜜，何况他也不愿意，于是，马策拉特——为了简便起见，我又把他称做我的父亲——把玛丽亚-特鲁钦斯基，我那位可怜的朋友赫伯特最小的妹妹，请来经营我家的店铺。

    她不仅名叫玛丽亚，而且也确实是位圣母①。她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恢复了我家店铺过去的良好声誉。她非常友好，全力以赴地经营，马策拉特也心甘情愿地服从她。除此之外，她多少还有点眼力，能够察颜辨色，理解我的心情——

    ①玛丽亚是按圣母的名字命名的。圣母的名字通常译作马利亚。

    玛丽亚还没有到我家店铺来帮忙以前，每当见到我怨气冲天，肚皮前面挂着那一堆废铁，跺着脚走进楼梯间，在那一百多级的楼梯上走上走下时，她曾多次给过我一个旧洗衣盆，让我把它当做鼓的代用品。但是，奥斯卡不要代用品。他硬是拒绝把洗衣盆翻过底来当鼓敲。玛丽亚刚在我家店铺里站稳脚跟，就不顾马策拉特的意愿来满足我的要求。不过，奥斯卡死活也不肯让她挽着手走进玩具店去。店里琳琅满目的陈列品肯定会使我痛苦地联想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被砸烂的店铺。玛丽亚温柔而顺从，她让我站在玩具店外面等候，或者自己一个人去采购，根据需要，每四到五星期给我一面新的鼓；到了战争的最后几年，甚至连铁皮鼓也成了稀有物资，由国家统购统销，玛丽亚不得不同商人进行柜台下面的交易，用白糖或十六分之一磅的真咖啡换取我的铁皮鼓。她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从不叹息、摇头，也不抬起眼睛朝天看，而是全神贯注，严肃认真，怀着那种理所当然的心理，一如她在给我穿洗干净、缝补好的裤子、袜子、罩衫时那样毫不拘束。在此后的岁月中，尽管玛丽亚和我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甚至今天还没有定论，但是，她把鼓递给我时的方式却始终不变，纵使今天儿童铁皮鼓的价格要比一九四○年时高得多。

    今天，玛丽亚是一份时装杂志的长期订户。每逢探望日她来看我时，穿戴回回变样，而且越来越时髦。当年又怎样呢？

    当年的玛丽亚美吗？她有一张刚洗干净的圆脸，睫毛短而密、有点鼓得太厉害的灰眼睛里射出了冷淡的但并非冷冰冰的目光，浓黑的眉毛在鼻根处连在了一起。颧骨轮廓分明（在严寒之中，颧骨上的皮肤呈淡蓝色，紧绷着，痛苦地跳动着），构成了她的扁平的脸，并使之具有一种平衡感，她的小鼻子——不是不美，更不是滑稽可笑，而是很端正、很纤巧的小鼻子——也无损于这种平衡。她的额头圆而低矮，鼻根上双眉连结处有几道竖的皱纹，那是年纪轻轻就用心思太多而留下的。她的微鬈的棕色头发——至今保存着那种温树干的光泽——从两鬓开始绷紧在小圆脑袋上——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样，她几乎没有后脑勺。玛丽亚穿上白罩衫到我家店铺里来站柜台的时候，还梳着辫子，吊在她那两只一下子就会变得通红的、硬挺挺的耳朵后面，可惜耳垂不是悬着的，而是直接长入了下颚上方的肉里，虽说没有什么难看的皱纹，但也是十足的退化现象，使人可以由此推断出她的天性来。后来，马策拉特不断地劝说这个姑娘用头发遮掩住她的耳朵。今天，玛丽亚在她那时兴的蓬乱的短头发下面只露出她的耳垂，并用一副大耳饰——这反映了她的欣赏趣味不高——来掩盖她的美中不足。

    一如玛丽亚那个一把就能捏住的小脑袋却有丰满的面颊、高高的颧骨以及不显眼的小鼻子两侧的一对大眼睛那样，她的矮小的躯体却有过宽的肩膀、从腋窝下就开始隆起的胸脯、大骨盆和丰满的臀部，而支撑这臀部的则是两条太细的腿，虽然细到两腿间有一道缝隙，但劲道还是挺大的。

    也许当年的玛丽亚稍微有点膝盖内翻的毛病。此外，她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比例定型了，相形之下，她那双始终是红红的小手在我的眼里却还像小孩的手似的，手指头则像是香肠。直到今天，她也不能完全否认自己的手像小孩子的。可是，她的脚——先穿着笨重的徒步旅行鞋，稍后穿起了我可怜的妈妈的高跟鞋，制作精致但式样已旧，而且不合玛丽亚的脚。尽管她穿着别人穿过而尺寸又不合的鞋，她的脚还是渐渐地失去了孩子的红肤色和滑稽可笑的模样，并且适应了西德出品的甚至是意大利出品的时髦皮鞋的款式。

    玛丽亚话不多，但却喜欢唱歌，既爱在洗餐具时唱，也爱在她把白糖分别装到盛一磅和半磅的蓝色纸口袋里时唱。在店铺关上后，在马策拉特结账时，甚至在星期天，一俟她得到半个钟点的休息，玛丽亚便吹起口琴来。这把口琴是她哥哥弗里茨被征人伍、派到大博施波尔去时留赠给她的。

    玛丽亚吹的口琴曲几乎什么都有。譬如漫游歌曲，那是她在德国少女同盟的晚会上学来的，又如轻歌剧里的曲调和流行歌曲，有的是她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的是她哥哥弗里茨在一九四○年的复活节出差到但泽的那几天内，在家里哼唱时被她听会的。奥斯卡还记得，玛丽亚曾用舌尖拍打口琴，奏出《雨点》一曲，还吹奏过《狂风教过我一支歌》，但并没有模仿察拉-莱安德尔[瑞典女电影明星]的唱法。可是在店里上班的时候，玛丽亚从不掏出她的霍纳牌口琴来。甚至在没有顾客登门的情况下，她也不卖弄她的音乐，而是坐在那里，用稚气的圆体字写价格牌和商品单——

    还有一点同样不可忽略，真正主管我家店铺的是玛丽亚。我可怜的妈妈死后，由于竞争不过人家，一部分顾客不再登门。如今，玛丽亚又把他们争取回来，使他们成为固定的主顾。尽管如此，她对马策拉特则是毕恭毕敬，甚至到了低声下气的地步，但又从来不让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马策拉特感到尴尬。

    每当蔬菜商格雷夫和格蕾欣-舍夫勒挖苦他的时候，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这个女孩子毕竟是我雇来的，是我教会她做生意的。”这个人的思路就是这么简单，他只有在干自己心爱的行当时，也就是在烹调的时候，才变得敏感机巧，有辨别能力，因而值得人家赞许。因为奥斯卡不得不替他说句公道话，他的卡塞尔排骨加酸菜、芥未调味汁猪腰、维也纳煎肉排以及他最拿手的奶油鲤鱼加白萝卜，确实是色香味俱全。他在店铺里对玛丽亚的指点实在有限，因为第一，这个姑娘天生就有做小本生意的本领，再则，马策拉特对柜台上做交易的手腕几乎一窍不通，他只适合于在大市场上搞采购，可是，在煨、炖、蒸、煎、炸等烹调方面，他倒是能教给玛丽亚几手。玛丽亚虽说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当过两年女佣人，可是，当她刚到我家时，连水都烧不开。

    过不多久，马策拉特的生活日程同我可怜的妈妈在世时也就差不多少了：厨房是他的天下，星期日烘烤的食物质量一次比一次强，他可以心满意足地一连数小时地洗餐具，顺便到大市场的公司和经济局去采买和订货（这在战时一年比一年更困难）以及结账，耍一些狡诈手腕同税务局通信，每两个星期布置一回橱窗，证明他在这方面颇有想像力，格调不低，一点也不笨手笨脚。他还认真负责地处理他那些琐细的党务，总而言之，他显得非常忙碌，因为有玛丽亚坚守柜台。您可能会发问：花这么多笔墨来交待，这样不厌其烦地一一描述一个年轻姑娘的骨盆、眉毛、耳垂、手脚，究竟用意何在？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同您一样反对这样去描写一个人。可是，奥斯卡深信他已经成功地歪曲了玛丽亚的形象，如果不是一劳永逸地加以歪曲的话。因此，我要再添上一句话，但愿能以此说明原委：如果撇开所有不知姓名的护士不谈，玛丽亚是奥斯卡的头一个情人。

    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有一天，我倾听着自己的鼓声（我是很少这样做的），不禁发现，奥斯卡用新的鼓点，急切然而谨慎地把他的激情传递给了铁皮鼓。玛丽亚专心地倾听这鼓声。然而，当她把口琴放到嘴边，额上蹙起许多道讨厌的皱纹，并认为非要给我伴奏不可时，我并不特别喜欢。可是，当她织补长统袜或者把白糖分装到纸口袋里时，她常常垂下双手，脸上的神色非常镇静，严肃地注视着我和我的鼓棒，在她重新拿起袜子织补以前，睡眼惺忪地用手轻轻抚摩一下我那剪得很短的头发。

    奥斯卡本来是受不了这种表示温柔的动作的，但却听任玛丽亚用手抚摩，而且着了迷，竟至于往往一连数小时之久有意识地在铁皮鼓上敲出引诱玛丽亚抚摩的节奏来，直到她的手最后听从了并使奥斯卡得到满足为止。

    过了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由玛丽亚领我上床。她给我脱衣服，替我洗澡，帮我穿睡衣，要我在睡觉以前再去清一清膀胱。虽然她是信新教的，但却同我一起祷告，念一遍“我们的天父”，三遍“祝福你马利亚”，有时也念“耶稣我为你生，耶稣我为你死”。末了，她脸上装出一副友善但又困倦的样子，替我盖上被子。

    虽然关灯以前的最后几分钟是这样的美好（我慢慢地把“我们的天父”和“耶稣我为你生”换成了“海上的星，我向你致意”和“爱恋马利亚”来隐喻柔情），但是天天晚上这样准备上床安眠则使我感到难受，差点儿断送了我的自制能力，并使时刻注意隐藏真面目的我像抱着幻想的少女和受折磨的小伙子那样羞怯得满脸通红，泄露出内心的秘密。奥斯卡坦率地承认，每当玛丽亚用双手给我脱衣服，把我抱进锌制的澡盆，用毛巾、刷子和肥皂擦洗鼓手皮肤上一天的尘土时，每当我意识到，我，一个将近十六岁的小伙子，赤条条地站在一个快满十七岁的姑娘面前时，我就满脸通红，经久不消。

    可是，玛丽亚似乎并未察觉我的肤色的变化。难道她以为是毛巾和刷子把我搓热了？难道她心里说，这是保健术使奥斯卡周身血液流通的结果？难道玛丽亚既羞怯又非常老练地看透了为什么我的脸上每天泛起晚霞，却仍然视而不见？

    我至今还动辄就涨红了脸，往往延续五分钟或更长的时间，而且无法掩饰。我的外祖父，纵火犯科尔雅切克，一听到火柴这个词儿，脸就涨得像火红的公鸡一般。我呢？同他一样，一听到有人，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在我的近旁讲到每天晚上用毛巾和刷子给澡盆里的小孩子洗澡，我的血管里就充满了血。奥斯卡站在那儿，活像一个红种印第安人。周围的人都讥笑我，说我古怪，说我中了邪，因为对于我周围的人来说，给小孩子抹肥皂、搓洗，用毛巾擦他最最见不得人的地方，本来就是件很平常的事。

    可是玛丽亚，这个自然之子，竟能在我眼前做出种种极其放肆的事情而毫无愧色。譬如说，每当她动手擦洗起居室和卧室的地板以前，就从腿上脱下那双长统袜，因为那是马策拉特送给她的，她很珍惜。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商店关门后，马策拉特有事去支部办公室，只剩下我和玛丽亚两人。她脱下裙子和短上衣，只穿着单薄而干净的衬裙，靠着起居室的桌子站在我身旁，用汽油擦掉裙子和人造丝短上衣上的污渍。

    玛丽亚一脱下短上衣，汽油味刚一消散，就能从她身上闻到一股宜人并且是质朴诱人的香草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她用香草的根擦过自己的身子不成？难道有散发出香草味的廉价香水出售？要么这种香味是她特有的，一如卡特太太总有一股子氨水味，又如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底下总有一股子淡淡的臭黄油味？奥斯卡对样样事情都爱穷根究底，这种香草味究竟从哪里来的，他也要弄个水落石出。玛丽亚不曾用香草根擦过自己的身子。玛丽亚身上就有这么一股味儿。是啊，直到今天我还深信，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天生有这么一股香味，因为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吃完奶油菜花、土豆泥和煎小牛肉之后，餐桌上一盘香草布丁在那里晃荡（那是由于我用靴子踢了一下桌子腿），可是玛丽亚只吃那么一点，而且很勉强，她就爱吃果汁麦粥，奥斯卡则相反，他直到今天还深深地爱着所有的布丁里这最普通、也许是最乏味的一种。

    一九四○年七月，特别新闻广播报道了法国战役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展之后不久，波罗的海海滨的游泳季节开始了。正当玛丽亚的哥哥弗里茨中士从巴黎寄来了第一批风景画明信片的时候，马策拉特和玛丽亚决定让奥斯卡到海滨去，因为那儿的空气有益于他的健康。马策拉特说，在午休时间——商店从一点到三点停止营业——由玛丽亚陪我去布勒森海滩，如果她在那里一直待到四点钟，那也没有关系，他很愿意偶尔站站柜台，在顾客前露露面。

    他替奥斯卡买了一条绣有铁锚图案的蓝色游泳裤。玛丽亚已经有了一条红边绿色的游泳衣，是她姐姐古丝特送的坚信礼礼物。游泳包是我妈妈那时候用的，里面塞了一件白色软毛绒浴衣，这也是我妈妈的遗物，此外还有一个小桶、一柄小铲和若干用沙做糕饼的玩具模子，纯属多余。玛丽亚挎着包。我自己带着鼓。

    电车要经过萨斯佩公墓，奥斯卡对此感到害怕。他能不担心一见到这个如此寂静却又如此意味深长的地方，会败坏他对游泳本来就不太高的兴头吗？奥斯卡暗自问道，当坑害了扬-布朗斯基的人身穿单薄的夏装，乘着电车丁丁当当从他的坟墓边上驶过的时候，他的幽灵会采取什么态度呢？

    九路电车停了下来。售票员喊道：萨斯佩到了。我的目光从玛丽亚身旁掠过，死盯着布勒森方向，另一辆电车正从那里对开过来，慢慢地由小而大。决不能让目光往一侧溜去！那里有什么东西可看的！可怜巴巴的海滩矮松，雕有花体字的生锈的栅栏门，东歪西倒的墓碑，只有蓟草和不结实的野燕麦喜欢读碑上的铭文。还不如从打开的车窗里抬头望望天空呢；它们在那儿轰鸣，肥胖的容克52型，似乎只有三个发动机的飞机或者肥壮的苍蝇才能在这万里无云的七月的天空中轰鸣。

    我们又丁丁当当地开走了，对面开来的电车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拖车刚过去，我扭转脑袋，整个颓记的墓场正好全收眼底，包括那一段北墙，上面那片醒目的白色的地方虽说是在阴影里，却仍使我感到十分难堪……

    终于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们快到布勒森了，我的目光又回到了玛丽亚身上。她穿一件薄花布连衣裙。皮肤微微发亮的圆脖子，高高的锁骨上挂着一串红色木雕樱桃项链，个个一样大小，像是熟透了快爆裂似的。是我想象出来的呢，还是当真闻到的呢？玛丽亚带着香草味去波罗的海海滨。我微微弯过身子，深深地吸那芳香，暂时忘掉了正在腐烂的扬-布朗斯基。在保卫战士的肉尚未从骨头上烂掉之前，波兰邮局的保卫战已经成为历史。幸存者奥斯卡满鼻孔的气味，完全不同于他的一度是那么时髦、如今则在腐烂的假想的父亲可能散发出来的气味。

    到了布勒森，玛丽亚买了一磅樱桃，搀着我的手（她知道我只允许她这样做），领我穿过矮松林向浴场走去。尽管我已经快满十六岁了（浴场管理人是看不出来的），却还是让我进了女更衣室。黑板上写着——水温：十八度；气温：二十六度；风向：东风；天气形势预报：晴。黑板旁边，是救生协会的布告，写的是急救方法，配有几幅笨拙的旧式画。被淹的人都穿着条纹游泳衣，救生员都留着小胡子，头戴草帽，在变化莫测的危险的海水里游泳。

    光脚的浴场姑娘走在前面。她像一个忏悔者似的身上系着一根绳子，绳的一端是一个可以打开所有的小间的大钥匙。步桥。步桥上的扶手。沿着所有的小间是一长条椰子纤维垫子。给我们的小间是五十三号。小间的木板是热的、干的，颜色是自然的白里带蓝，我真想把它叫做瞎子眼睛的颜色。小间窗户旁有一面镜子，但严格说来已经不成其为镜子了。

    首先得奥斯卡脱衣裳。我脸朝着墙脱下衣裳，无可奈何地让玛丽亚给帮忙。接着，她讲究实际地使劲一把转过我的身子，把新的游泳裤递给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让我穿上这条紧身羊毛裤。我刚系上背带的扣子，她就把我抱到小间背墙前的木板凳上，把鼓和鼓棒搁在我的大腿上，自己用迅速而有力的动作脱掉衣裳。

    我先敲了几下鼓，数着地板上的节孔。接着，我停止了数数和敲鼓。玛丽亚滑稽地噘起嘴唇吹起口哨来了，真弄得我莫名其妙。她吹两声高音，脱掉鞋子，吹两声低音，脱掉短袜子。她像送啤酒的马车夫似的吹着口哨，脱掉了花布连衣裙，她吹着口哨把衬裙挂在连衣裙上，摘下胸罩。她一直使劲吹着，但吹不出一个曲调来，同时，把短裤——原来是条运动裤——拉到膝上，退到脚上，把脚从拧成麻花的裤腿里退出来，用左脚把它踢到了角落里。

    玛丽亚毛茸茸的三角形使奥斯卡吃了一惊。虽说他从自己可怜的妈妈那儿知道，女人的下身不是光秃秃的，但是；他觉得玛丽亚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女人，不是马策拉特或扬-布朗斯基眼里的他的妈妈那种意义上的女人。

    顿时，我认识了她的本来面目。我生气、羞惭、愤怒、失望，我的洒水壶在游泳裤里半是滑稽可笑、半是疼痛地开始变硬，由于有了这根在我身上新长出来的棍儿，我忘掉了鼓和那两根棒。

    奥斯卡一跃而起，向玛丽亚扑去。她的毛发截住了他。他把脸凑上去。毛发长到了他的唇间。玛丽亚哈哈大笑，想把他拉开。但是，我越来越多地咬住毛发，追寻着香草味的发源地。玛丽亚一直还在笑。她甚至让我待在她的香草丛中，看来这样使她很开心，因为她一直不停地在笑。我脚下一滑摔倒了，我这一滑把她弄痛了（因为我不松开毛发或是毛发不松开我），香草使我流出了眼泪，我闻到了蘑菇或其他辛辣的味道。这时没有香草味了，只有玛丽亚用香草味掩盖住的泥土味，这种泥土味要把正在腐烂的扬-布朗斯基钉在我的额头上，并永远用这种腐烂的气味来毒害我，到了这时，我才松开。

    奥斯卡滑倒在小间里白里带蓝的木板地上，哭个不停。玛丽亚却又笑了。她把他扶起来，抱在怀里，抚摩他，让他贴着她身上唯一挂着的木雕樱桃项链。

    她从我的嘴唇间取下她的毛发，连连摇头，惊讶地说：“你这个小淘气！你瞎闹，又不懂是什么，就哭起来。”

    汽水粉

    读者可知道这个词儿吗？早先在任何一个季节里都可以买到用扁平的小口袋装的汽水粉。我妈妈也在我家店铺里出售用催人呕吐的绿色小口袋装的车叶草汽水粉。另一种口袋的颜色像未熟透的橙子，里面装的据称是甜橙味汽水粉。还有草零味的和其他种类的汽水粉。你用自来水冲下去，它就发出噬噬声，冒泡沫，翻腾起来，趁它还没有平静下来的时候喝一口，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柠檬味，玻璃杯里也是柠檬的颜色，只是更深一些，是一种可以冒充毒药的人造黄。

    在小口袋上，除了味道以外，还印着什么呢？天然产品——专利权所有，仿制必究——防潮——在一道虚线下印有：由此撕开。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买到汽水粉呢？不仅在我妈妈的店里，在任何一家殖民地商品店里（除去皇帝咖啡食品店和日用品商店之外），都可以买到上述汽水粉。在那里以及在所有的饮食店里，一袋汽水粉的价钱是三芬尼。

    玛丽亚和我是用不着花钱买汽水粉的。只是当我们连回到家里都等不及的时候，才不得不到殖民地商品店或饮料店去，花上三芬尼，甚至六芬尼，因为我们总是喝不够，常常要买两包。

    谁先用汽水粉开的头？这是恋人之间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我说，玛丽亚先开的头。玛丽亚却从来不说是奥斯卡先开头的。她不予回答，如果问急了，她也许会说：“汽水粉先开的头。”

    自然学，人人都会讲玛丽亚说得有道理。唯独奥斯卡认为这样推倭是没有道理的。我从来也不会承认，一袋售价三芬尼的汽水粉能引诱得了奥斯卡。我已经十六岁了。在必要的时候，我会自己担当责任的，或者把责任归到玛丽亚身上，但我决不会倭过于需要防潮的汽水粉。

    我过完生日后没有几天，事情就开始了。根据日历看，游泳节季已经结束。可是，从天气看，根本不像是九月的样子。阴雨连绵的八月过后，炎夏大耍威风，秋老虎的厉害可以从钉在浴场管理员小屋上的救生协会布告旁的黑板上读到——气温：二十九度；水温：二十度；风向：东南；天气形势预报：以晴为主。

    空军中士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从巴黎、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布鲁塞尔寄来了明信片。这小子一直在作出差旅行。在这段时间里，玛丽亚和我被太阳晒成了棕褐色。七月份，我们一直坐在家庭浴场的帐篷前面。由于康拉德学校的学生恣意胡闹，佩特里中学的一个学生没完没了地表白爱情，玛丽亚吃不消了。八月中旬，我们离开了家庭浴场，在妇女浴场靠海处找到了一个清静得多的小小地盘。肥胖的女人，气喘吁吁，呼吸的短促如同波罗的海短促的海浪。她们站在海潮中，海水刚没过她们胭窝里曲张的静脉。全身精光、不懂规矩的小淘气们也在水里同命运搏斗，也就是说，他们用沙子堆城堡，堆一回就被海水冲垮一回。

    妇女浴场。如果说，妇女们以为在这样的场所是不会有人观察她们的，那么，一个年轻男人，譬如说，奥斯卡当时就是一个掩盖了本相的年轻男人，就应该闭上眼睛，免得成为不受拘束的妇女体态的目击者——当然不是自愿的。

    我们躺在沙里。玛丽亚穿着红边绿色游泳衣，我穿着蓝色游泳裤。沙在睡觉，海在睡觉，贝壳都被踩碎了，它们没在偷听。据说是永远醒着的琥珀，只是别处才有。风，根据黑板上所写，来自东南方，也慢慢入睡了。广阔的天空，肯定是劳累过度了，不停地在打呵欠。玛丽亚和我也有些疲倦了。我们已经下过水了，我们已经吃过东西了，但不是在游泳之前，而是在游泳之后。我们吃的是樱桃，只剩下湿的核，扔在海滩上，杂在往年留下的、变得又轻又白的干的樱桃核中间。

    眼见这许多往昔的景象，奥斯卡情不自禁地抓起一把沙子，里面掺有刚吐出的以及有一年或千年之久的樱桃核，往他的鼓上撤去，于是他化身为沙漏，同时，又玩起骨头来，设想自己扮演着死神的角色。我想象着玛丽亚温暖的、熟睡的皮肉下面她那肯定清醒着的骨骼的某些部分，享受着在她的尺骨与桡骨间进行透视的乐趣，顺着她的脊骨攀上攀下做计数游戏，穿过两个骼骨窝进去，拿她的胸骨来作乐。

    我扮演死神，玩弄沙漏，娱乐消遣，玛丽亚却全然不顾我的乐趣，她的身子开始活动了。她伸手抓游泳包，听凭手指去瞎摸，然后寻找着什么，而我则将手中剩余的沙子和最后几颗樱桃核撒到已经有一半蒙上了沙子的鼓上。玛丽亚要找的可能是她的口琴，由于没找到，她把游泳包倒转过来，紧接着掉到浴巾上的不是口琴，而是一袋车叶草汽水粉。

    玛丽亚装出意想不到的样子。也许她真的感到出乎意料。我可是真的感到惊讶。我过去反复这样讲，今天我仍旧这样讲：这包汽水粉，这种只有工人和装船工的孩子由于没钱买真正的柠檬水喝才去买的便宜货，这种滞销货，究竟是怎么会跑到我们的游泳包里来的呢？

    奥斯卡还在左思右想的时候，玛丽亚觉得口渴了。我也不得不违心地中断思索，表示我也渴得厉害。我们没带杯子。此外，还得走到有饮用水的地方去。如果玛丽亚去，至少走三十五步，如果我去，至少得走五十步。如果打算到浴场管理员那里借一只杯子，再到管理人小屋旁拧开自来水龙头，那就得穿过或仰卧或俯卧、尼韦阿油油光锃亮的肉山，忍受沙滩烫脚之苦。

    我们两个都害怕走这段路，谁也不去捡浴巾上那袋汽水粉。末了，在玛丽亚想要拿起它来之前，我把它拿到了手里。可是，奥斯卡又把它放回到浴巾上，好让玛丽亚抓着它。玛丽亚不伸手。于是，我把它拿了起来，交给玛丽亚。玛丽亚把它还给奥斯卡。我表示感谢，又送还给她。但她不想接受奥斯卡送的礼品。我只好又把它放回到浴巾上。它一动不动地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

    奥斯卡断言，在这令人难以忍受的间歇之后，是玛丽亚拿起了这袋汽水粉。不仅如此，她顺着下面印有“由此撕开”的虚线，撕下了一小条纸。然后，她把这个撕开的小口袋向我递过来。这一回，奥斯卡谢绝了她，玛丽亚可算是被得罪了。她二话不说，把打开的小口袋放到了浴巾上。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海滩的沙子掺进小口袋里之前，一把拿起来，把小口袋递给玛丽亚。

    奥斯卡断言，是玛丽亚把一个手指头伸进小口袋里，又伸出来，并伸直手指给我看，手指尖上有点蓝白色的东西，汽水粉。她向我伸过手指头。我自然领受了。虽然汽水粉的味道直冲鼻子，我的脸上却装出味道很好的样子。是玛丽亚摊开了手掌。奥斯卡别无办法，只好撒一些汽水粉在这粉红色的碗里。她看着这一小堆粉，不知怎么办。她觉得自己手心里的这座小丘过于新奇。于是，我探过身子去，把所有的唾液集中起来，吐在汽水粉上，接着又来一次，随后直起腰来，因为我已经弄不出唾液了。

    玛丽亚的掌心里开始发出噬噬声，并泛起泡沫。车叶草像一座火山似的爆发了。我不知道是哪一国的人民在那儿发出狂怒。那里发生了玛丽亚还从未见过、从未感觉过的事情，因为她的手在抽搐，在颤抖，想要溜走，因为车叶草在咬她，因为车叶草钻进了她的皮肤，因为车叶草刺激了她，给了她一种感情，一种感情，一种感情……

    车叶草的颜色越来越绿，玛丽亚的脸也变红了。她把手放到嘴边，伸出长舌头去舔掉她手心里的东西。她舔了好几次，无可奈何，奥斯卡差一点以为她的舌头平息不了如此刺激她的车叶草感情，反倒使它发展到了甚至还可能超过了在正常情况下约束任何感情的界限。

    接着，这种感情渐渐平息了。玛丽亚吃吃地笑，她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人目击方才的情景。她见到四周穿游泳衣的、气喘吁吁的海牛，涂满尼韦阿油，棕褐色的一片，麻木不仁地躺在那里，她便又倒下身子，躺到浴巾上；在这白色浴巾的衬托下，她脸上羞怯的红晕渐渐地消退了。

    要不是玛丽亚在短短半小时以后又竖起身子来，拿起那半包汽水粉的话，那天中午浴场的天气或许会催我入睡的。我不晓得，她在把剩余的汽水粉倒到对车叶草的作用已不再感到陌生的那只手里去以前，内心是否有过斗争。她左手拿着纸口袋，右手摊开，像一只粉红色的小碗，但又一动不动地对峙了一会儿，相当于别人擦一擦眼镜所需的时间。她的目光既不对着纸口袋，也不对着她的掌心，她的目光并不在半空的口袋和空的手心之间徘徊，玛丽亚乌黑的眼睛穿过纸口袋和她的手之间望去，目光严肃。但是，她那严肃的目光毕竟挡不住半空的纸口袋。纸口袋向摊开的手掌靠近，手掌向纸口袋凑上来。她的目光失去了带有几分忧郁的严肃，变得好奇，最后变成贪婪。玛丽亚煞费苦心地装得若无其事，把剩余的车叶草汽水粉倒在窝成碗状的手心里（尽管炎热，她的手没出汗，是干的），扔掉了纸口袋，也撕下了镇静的假面具，用空出的手托着满握的手，灰色的眼睛还瞧了一会儿汽水粉，随后瞧着我，朝我投来灰色的目光，灰色的眼睛有求于我。她要我的唾液，她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奥斯卡可是没有了，她肯定有许许多多，唾液可不会这么快又出来的，她能不能用自己的呢？她的唾液虽不说比我的好，也是不相上下，无论如何她一定比我多，因为我不能那么快又弄出唾液来，更何况她岁数比奥斯卡大。

    玛丽亚要我的唾液。我的唾液出不来了，这一开始就是明摆着的。她的目光却不离开我，仍旧在向我提出这一要求。她这样残忍，一步不让，我认为是她那不是自己悬着而是长在肉上的耳垂的罪过。于是，奥斯卡连连地咽着，想象着平日会使他嘴里生津的东西。可是，我的唾液腺不灵了，这只怪那海滨的空气，咸的空气，海滨的咸空气。在玛丽亚的目光的要求下，我只好站起身来，朝那边走去。我不敢东张西望，径直在滚烫的沙上走了五十多步，登上更烫的台阶，到得浴场管理员的小屋旁，拧开水龙头，歪过头去，张开嘴，在下面接着，喝着，喷着，咽着，直到奥斯卡又有了唾液。

    尽管这段路似乎没有尽头，周围的景象又是那么可怕，奥斯卡还是从浴场管理员的小屋回到了我们的白色浴巾旁，但见玛丽亚俯卧在那里。她交臂抱头。辫子歪斜在圆滚滚的背上。

    我推了她一下，因为奥斯卡现在有唾液了。玛丽亚纹丝不动。我又推了她一下。她不要。我小心翼翼地掰开她的左手。手被掰开了：空空如也。仿佛它从未见过车叶草似的。我掰开她的右手，粉红色的掌心，条条手纹，又湿又热，然而也是空空如也。

    是玛丽亚用了她自己的口水？是因为她等不及了？还是她把汽水粉吹走了，在感觉到它之前就把这种感觉窒息了，并在浴巾上路干净自己的手，直到玛丽亚那熟悉的、有点迷信的月亮山、肥胖的水星和绷紧填实的金星环的小手心又露了出来？

    那天，我们随即回家去了，奥斯卡永远不会知道玛丽亚是否第二次让汽水粉泛起了泡沫，或者在若干天之后，用我的口水搀和汽水粉是否重又成为她和我的一种恶习。

    偶然的机遇，或者说，顺从我们愿望的偶然机遇来了。在上文所述去浴场的那天晚上，我们喝着乌饭树紫黑浆果汤，又吃油煎土豆饼。马策拉特唠唠叨叨地对玛丽亚和我说，他所在的那个地区党部内，成立了一个施卡特俱乐部，他也加入了，新牌友都是支部领导人，他将每周两次到施普林格饮食店去聚会，新任的地区党部领导人塞尔克有时也来，单凭这一点他就非去不可，所以只好让我们两个自己待在家里了。他又说，逢到他晚上去打施卡特时，最好奥斯卡到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去过夜。

    特鲁钦斯基大娘欣然同意，她甚至觉得这个办法比马策拉特头天背着玛丽亚向她提出的建议要强得多。也就是说，我不去特鲁钦斯基大娘家过夜，而是让玛丽亚每周两次到我们家来，睡在沙发榻上。

    玛丽亚原先睡在那张宽大的床上，从前那是我的朋友、背上伤疤累累的赫伯特的卧床。这张笨重的床放在较小的后屋里。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床在起居室里。古丝特-特鲁钦斯基一如既往在埃登饭店的冷餐柜台当服务员。她住在饭店里，遇到假日有时也回来，但很少在家过夜，万一过夜的话，便睡在沙发上。如果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从远方哪个国家回来休假，这位休假或出公差的军人便睡在赫伯特的床上，玛丽亚则睡到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床上，而那位老妇人便拿沙发当床铺。

    这种固定的安排被我的要求打乱了。起先是要我睡在沙发上的。我干脆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特鲁钦斯基大娘让我睡在她那老太婆睡的床上，自己宁可睡沙发。这时，玛丽亚提出异议，她不愿意自己年迈的母亲因为不舒适而夜里睡不踏实，并直截了当地说，她愿意同我一起睡在赫伯特以前睡的床上。“我可以同小奥斯卡睡一张床，”她说，“他占不了多少地方。”

    就这样，从接着到来的那个星期起，玛丽亚每周两次把我的睡具从底层我家屋里抱到三层楼上，替我和我的鼓在她的左侧弄了个过夜的地方。在马策拉特去打施卡特牌的头一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觉得赫伯特的床很大。我先躺下，玛丽亚稍后才来。她在厨房里洗了澡，身穿一件长得可笑、式样旧而发硬的睡衣走进卧室。奥斯卡本以为她会光着身子来的，因此一上来很失望，继而却又很满意，因为这件由曾祖母传下来的睡衣好似架起了一座令人愉快的桥，使他联想起护士带褶裥的白衣。

    玛丽亚站在五斗橱前解她的辫子，一边吹着口哨。每当玛丽亚穿衣或者脱衣，解或编辫子时，她总要吹口哨。甚至在梳头时，她也总要不停地从噘起的唇间吹出两个音来，却不进而吹出一个曲调。

    玛丽亚一放下梳子，口哨声随即中断。她转过身，摇了摇头发，很快几下子就把五斗橱上的东西整理好，井井有条使她感到欢喜，于是向黑檀木框里她的大胡子父亲的修过的照片来了一个飞吻，用过分的力量纵身一跳，躺到了床上，上下弹了好几回，最后一次弹起时，她抓住羽绒被，钻到这座山底下，下巴颏以下的身子全都消失了。她根本不碰躺在她身旁盖着自己的羽绒被的我，却从羽绒被下伸出睡衣袖子滑了下来的、圆滚滚的胳膊，寻找着自己头顶上那根可以把灯拉灭的绳子，找到了，卡啪一声关了灯。在一片黑暗之中，她才用过大的声音向我说一声：“晚安！”

    玛丽亚的呼吸很快就变得均匀了。她可能不仅装成这样，而且确实很快就睡着了，因为她白天干活卖劲，晚上非得睡得踏实不可。

    奥斯卡久久未能入睡，他的眼前升起了值得一看的画面，驱走了睡意。尽管窗上的挡亮纸和四壁之间如此漆黑一团，他仍然见到金发的护士站在赫伯特满是伤疤的背后，见到舒格尔-莱奥起皱褶的白衬衫——因为它就在近旁——变成一只海鸥，它飞啊，飞啊，在一道公墓的墙上撞了个粉碎，使这道墙看上去像是新粉刷过似的，如此等等。当一股越来越浓、使人困倦的香草味使这些画面闪烁不定，忽隐忽现，最后消失时，奥斯卡才像玛丽亚早已如此那样，开始均匀地呼吸起来。

    三天以后，玛丽亚同样正经地给我表演了一次少女上床的姿态。她穿着睡衣进来，吹着口哨解辫子，吹着口哨梳头，放下梳子，不再吹口哨，整理五斗橱上的东西，向照片掷去一个飞吻，过分使劲地一跃上床，上下弹了几回，抓住羽绒被，瞧见——我瞧着她的背脊——她看到一个小口袋——我欣赏着她那美丽的长发——她发现在羽绒被上有样绿色的东西——我闭上眼睛，决心等她慢慢习惯于看到眼前这包汽水粉——弹簧在倒下身去的玛丽亚底下吱吱作响；这时，只听喀哒一声。当我因为这喀哒声睁开眼睛时，奥斯卡证实了他所料到的事情：玛丽亚已关上了灯，在黑暗中不均匀地呼吸着，她还是不习惯于见到这包汽水粉；可是，看来她一手制造的黑暗，会不会使汽水粉增加分量，使车叶草茂盛，使黑夜中搀上苏打发酵的气泡，还是成问题的。

    我几乎认为，黑暗是站在奥斯卡一边的。因为在短短几分钟之后——如果在漆黑的房间里还可以谈什么分秒的话——我觉得床头有动静；玛丽亚在钓那根绳子，绳子上了钩，紧接着，我又能欣赏坐着的玛丽亚那睡衣上美丽的长发了。带褶的灯罩下电灯泡均匀的黄光照亮了屋子。羽绒被仍然叠得好好的放在脚那头，鼓鼓囊囊的，没有动过。床上的小纸袋在方才的黑暗中也未曾敢动一动。玛丽亚祖传的睡衣沙沙响，睡衣的一只袖子连同里面的小手一齐抬起来，奥斯卡嘴里积聚好了口水。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之内，我们两个弄光了一打以上的汽水粉，多半是车叶草味的。末了，车叶草味的没了，便换成柠檬和草莓味的。方法始终是一个，我用口水使它发酵，助长了一种滋味，而玛丽亚也越来越懂得品尝这种滋味。我搞了一些积口水的练习，使用一些妙法，使口水又多又快地流到嘴里来，并能够接连三次，每次间隔很短的时间，使小口袋里的汽水粉增添了玛丽亚所渴求的滋味再赠给她。玛丽亚对奥斯卡很满意，有时把他搂在怀里，并在受用了汽水粉以后亲吻他的脸，甚至两回三回地亲他。关灯以后，奥斯卡还听她在黑暗里吃吃地笑了一阵，随后她往往很快就睡着了。

    我可是越来越难以入睡了。我十六岁了，思想活跃，需要驱走睡意，并使我对玛丽亚的爱同别的、更令人惊异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而不要老是用汽水粉加我的口水，老是一个滋味。

    奥斯卡不仅在关灯以后进行思考。白天，我也敲着鼓思索，翻阅那本被我读烂了的关于拉斯普庭的书的选段，回想早年在格蕾欣-舍夫勒那里上课时她同我可怜的妈妈之间的放荡行为，也问了问歌德，因为我不仅有拉斯普庭的，而且有歌德的《亲合力》的选段，于是，我接受了那位信仰治疗家的性欲冲动，并用这位诗国王侯的包容全世界的自然感情加以冲淡。在我的眼里，玛丽亚忽而容貌似女沙皇，兼有大公爵夫人安娜斯塔西亚的特征，忽而又像是从拉斯普庭的乖僻的贵族追随者中挑选出来的贵夫人，在过分的兽性使我感到厌恶的情况下，我眼里的玛丽亚忽而又如奥蒂莉一般像天空似的透明，或者藏身于夏绿蒂高雅的、控制着的激情背后。在奥斯卡的眼里，他自己也在变换，先是拉斯普庭本人，后是他的谋害者，常常成了上尉，很少变为夏绿蒂的无常的丈夫，有一回——我得坦白交代——竟成为一个具有人人熟悉的歌德的外形并在沉睡的玛丽亚上方飘浮着的天才。

    奇怪的是，我期待着从文学中比从赤裸裸的、切切实实的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启发。譬如说扬-布朗斯基，我过去经常看到他对我妈妈动手动脚，他却教不了我什么。虽然我知道，妈妈和扬，或者马策拉特和妈妈，轮换着抱成一团，喘息，紧张，末了乏力地低吟，黏黏糊糊地分开，而这就意味着爱，可是奥斯卡始终不愿意相信这种爱是爱，并要从这种爱里找出另外的爱来，但一再想起的却是这种抱团的爱，而且在他把它当做爱去实践，并不得不把它视为唯一可能的爱加以维护之前，一直憎恶这种爱。

    玛丽亚躺着尝汽水粉。汽水粉一开始起泡沫，她的两条腿就抽搐和踢蹬开了，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因此，有好几回，她刚尝到味道，身上的睡衣已经向上滑到了大腿根。汽水粉第二次起泡沫时，她的睡衣就爬到了肚皮上方，卷起到乳房下面。有好几个星期之久，我总是把汽水粉倒在她的左手上，而这天夜里，我没有考虑到事先要去读一读歌德或拉斯普庭，便自发地把草莓汽水粉小口袋里剩余的部分倒在了她的肚脐眼上。她还来不及抗议，我的口水就已经向那上面流去，而当这个火山口开始沸腾之后，玛丽亚就失去了提抗议所必需的理由，因为沸腾的、泛起泡沫的肚脐眼比空手心有更多的优点。虽然汽水粉还是同样的汽水粉，我的口水依旧是我的口水，味道也没变，只是更浓，浓得多。味道越来越浓，使玛丽亚再也憋不住了。她向前探过身子去，想用舌头去扑灭她的肚脐眼小罐里泛泡沫的草莓，一如她过去消灭手掌上的车叶草一样，但是她的舌头不够长；她的肚脐眼距离她的舌头比亚洲或者火地岛更遥远。可是，玛丽亚的肚脐离我很近，我便把舌头伸过去，寻找草莓，并且找到的也越来越多，我就这样在采集的时候迷了路，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没有护林人问你要采集执照，我感到有义务采集每一个草莓，我的眼睛、思想、耳朵和心里只有草莓，这里只有草莓的味道，由于我如此专心致志地采集草莓，因此奥斯卡只是顺带对自己说：玛丽亚对你这样努力地采集感到很满意哪！因此，她关上了灯。她放心地睡着了，并允许你继续去寻找，因为玛丽亚身上有许许多多的草莓。

    当我再也找不到草莓的时候，我十分偶然地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蘑菇。它深藏在苔藓下面，我的舌头够不到，于是，我让自己长出了第十一个手指，因为我那十个指头同样派不了用场。于是，奥斯卡获得了第三根鼓棒，它的年头已经够派这种用场了。我不敲鼓，而是敲苔藓。我完全搞不清楚了：是我在敲吗？这是玛丽亚吗？这是我的苦藓还是她的苔藓？苔藓和第十一个手指是属于别人的，而只有蘑菇是属于我的吗？下面的这个小先生有他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意志吗？这一切都是谁干的：是奥斯卡、他还是我？

    玛丽亚上半身睡着，下半身醒着，无害的香草和苔藓底下的味道强烈的蘑菇，都要汽水粉，不要这个小先生，甚至我也不要他，他已经宣布独立自主了，他证明自己是有头脑的，他吐出的东西，我可不曾灌给他，我躺下的时候他站着，他做着不同于我的梦，他既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然而他却替我签了字，他至今还独行其是，从我感觉到他的那一天起，他就同我分开了，他是我的敌人，而我不得不一再同他结盟，他背叛我，在我危难时舍弃不顾，我想背叛并出卖他，我为他感到羞惭，他厌烦我，我替他洗澡，他却把我弄脏，他什么也看不见，但能嗅到一切，对我来说，他是个陌生人，我真想用“您”称呼他，他的记忆力与奥斯卡完全不同。因为今天，当玛丽亚走进我的病房，看护布鲁诺细心周到地退避到走廊上去时，他再也认不出玛丽亚来了，不愿意，也不能够，至多是冷淡地摆着吊儿郎当的姿势。与此相反，奥斯卡的心激动万分，结结巴巴地说道：“玛丽亚，仔细听听这些多情的建议吧：我可以买一个圆规，在我们周围画一个圆。我可以用这同一个圆规，在你阅读、缝补或者像现在这样拧我的手提式收音机的钮时量你的脖子的倾斜角。别弄这收音机，听听这些温柔的建议吧：我可以让人给我的眼睛打预防针，让它们重新流出眼泪来。奥斯卡可以到就近的肉铺里把自己的心放在纹内机里绞，如果你把你的灵魂也同样这么纹的话。我们可以买一只剥制的动物，让它安静地待在我们俩之间。如果我下决心去掘虫子，而你有耐心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去钓鱼，使我们更加开心。要么去买当年的汽水粉，你记得吗？你把我叫做车叶草，我起泡沫，你要了又要，我把剩余的都给了你——玛丽亚，汽水粉，多情的建议！你为什么拨我的收音机，为什么现在还只听收音机，就好像你对特别新闻有一种疯狂的渴念似的？”

    特别新闻

    在我那面鼓的白色圆面上是做不好实验的。这一点我本来应该知道。我的铁皮始终只需要同样的木头。它愿意人家敲击着向它提问，敲击着由它回答，或者在急速敲击下无拘无束地闲聊，把问题和回答都搁置一旁。因此，我的鼓既不是煎锅，经人工加热后可以把生肉吓得魂飞魄散，也不是舞池，可以供未知能否终成眷属的舞伴翩翩起舞。因此，即使在最孤独的时候，奥斯卡也不把汽水粉撒到他的鼓上，再积聚口水流上去，让那出多少年来他再没有看到过的戏重新上演。可我又是多么惦念它呀！说实在的，奥斯卡不能完全放弃用上面所说的粉末做实验，可是，他宁愿自己直接去做，而不愿让鼓来参预；这样一来，我就会丢丑现眼，因为没有鼓，我便始终是个丢丑现眼的人。

    首先，要弄到汽水粉就很难。我派布鲁诺跑遍伯爵山所有的殖民地商店，让他乘电车去格雷斯海姆。我也请他到城里去试试，可是，即使在电车终点站可以找到的那种冷饮店里，布鲁诺也买不到汽水粉。年轻的女售货员根本不知道，年纪较大的冷饮店老板回忆起来话可多了，据布鲁诺讲，他们搓搓额头沉思着说：“伙计，您要什么？汽水粉吗？这是哪个年代的东西啦！在威廉时代，在希特勒时代的头几年，还出售这种玩意儿。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啦！现在么，给您来一瓶果汁汽水或者可口可乐怎么样？”

    于是，我的护理员用我的钱喝了好几瓶果汁汽水和可口可乐，可就是没有给我买来我所要的东西。不过，他还是帮了奥斯卡的忙。布鲁诺一点也没泄气，昨天他给我带来一个没有印字的白色小口袋。疗养与护理院的女化验员，一位名叫克莱因的小姐，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愿意帮忙，并摊开参考书，打开抽屉和瓶瓶罐罐，这儿取几克，那儿取几克，经过多次试验，终于配制成了汽水粉。布鲁诺告诉我说，它会起泡沫，有刺激性，会变绿，并且有车叶草味。

    今天是探望日。玛丽亚要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克勒普。我们一起就一些只配遗忘的事情笑了三刻钟之久。我想方设法不让克勒普以及他的列宁主义者感情冲动起来，便避而不谈现实问题，只字不提我从手提式收音机——这是玛丽亚在几个星期以前送给我的——听来的特别新闻，也就是关于斯大林逝世的报道。不过，看来克勒普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他的棕色方格纹大衣袖上缝着黑纱，只是缝得很不像样。接着，克勒普站起身来，维特拉进屋。这两位朋友看来又要争吵了，因为维特拉笑着向克勒普打招呼，并把手指弯曲成魔鬼头上的角那样：“今天早晨刮胡子的时候，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把我吓了一跳！”他一边嘲讽，一边帮克勒普穿大衣。克勒普香脂抹得发亮的宽脸上露出虔敬的表情。他抬起手臂，晃了晃大衣袖子上的黑纱。“就因为这个我才戴黑纱。”他叹息道，并模仿阿姆斯特朗①的小号声，哼起了最初几小节具有新奥尔良功能的葬礼音乐：特拉——特拉哒哒——特拉——哒哒——哒哒哒……随后，他滑着舞步出了房门——

    ①路易-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著名爵士乐小号手。

    维特拉留下了。他不想坐，宁愿站在镜子前面跳跳蹦蹦。我们两个会心地相对微笑了一刻钟左右之久，但与斯大林无关。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要向维特拉吐露秘密呢，还是蓄意把他赶走。我招手叫他到床前来，招手叫他把耳朵凑过来，对着他的大耳垂的耳朵低声说道：“汽水粉！你知道是什么名堂吗，戈特弗里德？”维特拉恐怖地从我的栏杆床旁跳开；他马上做起他的拿手好戏来，用食指指着我，以激动的腔调说：“撒旦啊，你为什么要用汽水粉引诱我？你难道还不知道我是个天使吗？”

    维特拉像个天使似的，先对着洗脸盆上方的镜子照了照，然后翩然离去。疗养院外面的年轻人真古怪，都喜欢装腔作势。

    接着玛丽亚来了。她让裁缝做了一套时新的春装，配上一顶时新的鼠灰色帽子，带有精致的稻草黄的装饰物，她甚至进了我的病房也不肯摘下这件艺术品。她草草地问候了我一声，不让我吻她的面颊，随即打开了那只手提式收音机。这东西虽说是她送给我的，但看来完全是为了她自己派用场，因为每逢探望日，这只讨厌的手提式收音机总要代替我们之间的一部分谈话。“你听到了今天早晨的广播没有？真叫人激动。不是吗？”“是这样，玛丽亚，”我耐心地回答说，“他们连斯大林的死讯都不想对我保密，不过，还是请你把收音机关了吧！”

    玛丽亚一声不吭地照办了。她坐下来，始终还戴着那顶帽子。于是，我们像往常那样谈起小库尔特来了。

    “你看怎么办，奥斯卡，那个小淘气已经不愿再穿长统袜子了。现在还只是三月份，天气还会变冷，广播里这么说的。”对于天气预报，我只当没听见，并在穿不穿长统袜子的事情上，替小库尔特说话。“这孩子现在十二岁了，他不好意思穿长统袜子上学，因为同学会拿他寻开心的。”

    “我更关心的是他的健康，长统袜子他得穿到复活节。”这个日期她讲得毫不含糊。我只好退让一步：“那么你得给他买条滑雪裤，羊毛长统袜子确实很难看。你回想一下你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在拉贝斯路我们的院子里。小矮个儿总是穿长统袜子一直穿到复活节，你回想一下，当年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努希-艾克，他死在克里特岛，阿克塞尔-米施克，战争快结束时死在荷兰，还有哈里-施拉格尔，他们这几个当年是怎么对待小矮个儿的？他们用柏油涂在羊毛长统袜上，结果袜子同皮肤粘在一起，小矮个儿被送进了医院。”

    “这是苏西-卡特的过错，不关长统袜子的事！”玛丽亚大声说道，她发火了。虽说苏西-卡特在战争一开始就当了女通讯兵，后来在巴伐利亚同人结了婚，可是，玛丽亚对比她大几岁的苏西始终怀着宿怨。这种事只有女人才干得出来，她们能把少年时结下的怨恨一直记到当老祖母的时候。然而，我提到小矮个儿那双被人涂了柏油的羊毛袜，多少起了点作用。玛丽亚答应给小库尔特买一条滑雪裤。我们的谈话可以转题了，关于我们的小库尔特还有些好消息。在最近一次家长会上，校长克内曼表扬了他。“你瞧，他是全班第二名。他还在店里帮我的忙。他可是帮了大忙啦。”

    我点点头表示赞许，接着还听她讲了讲最近为美味食品店购置的东西。我鼓励玛丽亚在上卡塞尔再开一爿分店。我说，现在时机有利，市面将继续保持繁荣（这是我刚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随后，我认为时机已到，便按铃叫布鲁诺。他走进病房，递给我一个白纸袋汽水粉。

    奥斯卡的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没有作任何解释，就请玛丽亚把左手伸给我。她先想伸右手，又改伸左手，一边摇头一边笑，把左手背伸到我面前，也许是指望我会吻她的手背。但我把她的手翻转过来，将纸袋里的粉末倒在她手心上的月亮山和金星山之间，这时，她才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不过她还是允许我这么做了，只是当奥斯卡探过身子去，让满口的唾沫流到这座汽水粉的山头上去时，她害怕了。

    “别胡闹，奥斯卡！”她恼火了，一跃而起，退后几步，惊愕地瞧着这正在发酵的、起绿色泡沫的粉末。玛丽亚的脸从额头开始渐次涨得通红。我正以为有希望的时候，她迈出三大步走到洗脸池旁，用水，讨厌的水，先是凉的、随后是温和的水，冲掉了我们的汽水粉，用我的肥皂洗干净她的手。

    “你有时真叫人没法容忍，奥斯卡。明斯特贝格先生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想法？”她为了替我请求宽恕，眼睛望着布鲁诺，他在我做实验的时候一直站在我的床脚旁。我为了使玛丽亚不再感到害羞，便把护理员打发走。房门刚锁上，我就再次请玛丽亚到床前来：“你记不得了吗？你回忆一下吧！汽水粉！一小包三芬尼！回忆一下：车叶草味的，草莓味的，发酵，起泡沫，多美啊！还有感情，玛丽亚，感情！”

    玛丽亚记不得了。她傻乎乎地害怕起我来，身子有点发抖，藏起她的左手，紧张地另找话题，又向我谈起小库尔特在学校里的成绩、斯大林的死、马策拉特美味食品店新添置的冰箱以及在上卡塞尔开分店的打算。我却矢忠于汽水粉，只谈汽水粉。她站起身来，汽水粉，我恳求着。她匆匆告别，戴上帽子，又不知该走还是该留，便打开了收音机。我放开嗓门，压过收音机的嘈杂声喊道：“汽水粉，玛丽亚，回想一下吧！”

    这时，她站在门口，哭泣，摇头，留下我一个人和这台嘎嘎响吱吱响的手提式收音机。她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仿佛离开一个垂死的人似的。

    这么说，玛丽亚已经记不起汽水粉来了。可是，只要我还在呼吸，还在击鼓，对于我来说，汽水粉就不会停止发酵泛沫；因为正是我的唾液在一九四○年晚夏使车叶草和草莓获得了生命，唤醒了感情，派我的肉身去寻找，把我训练成香菇、羊肚菌以及其他我叫不出名字但仍可享用的蘑菇的收集者。它使我成为父亲，是的，父亲，非常年轻的父亲，收集和生育；因为到了十一月初已不存在任何疑问了，玛丽亚怀孕了，玛丽亚有了两个月的身孕，我，奥斯卡，就是父亲。

    我今天还相信这一点，因为玛丽亚同马策拉特的那件事是后来晚得多的时候才发生的。那是我在玛丽亚那背上满是伤疤的哥哥赫伯特的床上，面对着她的二哥、那位上士寄来的军用明信片，然后在熄了灯的房间里，在防空遮光纸和四壁之间，使熟睡的玛丽亚怀了孕以后两个星期，不，十天之后才发生的。那时，我在我家的沙发榻上撞见了玛丽亚。她没有睡着，而是张大了嘴忙着吸气；她躺着，在马策拉特下面，上面是马策拉特。

    奥斯卡从屋顶室来，他在那里思考了一阵，下楼，脖子上挂着鼓，从门道里走进起居室。那两个人没有发现我。他们两个的头都冲着瓷砖面火炉。他们两个没有规规矩矩地脱掉衣服。马策拉特的内裤挂在他的膝窝上。他的长裤堆在地毯上。玛丽亚的裙子和衬裙一直撩到胸罩以上、胳肢窝以下。内裤缠在她的右脚上，右腿可憎地扭曲着，悬在沙发榻外。左腿弯曲，搁在靠背垫上，好像不感兴趣似的。在这两条腿之间的是马策拉特。他用右手把她的头扭向一边，另一只手在做手脚。玛丽亚从马策拉特叉开的手指间把呆滞的目光投向一侧的地毯，仿佛跟踪着地毯上的图案一直望到桌子底下。他咬住一只丝绒套垫子，只是当他们两个说话时，他才松开牙齿不再咬那丝绒。他们时而说话，却没有中断。只是当时钟敲响三刻钟时，他们才停顿，直到时钟敲罢，他又像敲钟前那样继续下去，并说：“现在是三刻。”接着他问她这样行不行。她连声说行，还要他留点神。他答应她，一定小心。她吩咐他，不，她恳求他这次得特别注意。接着他问她，是不是马上到时候了。她说，马上就到了。这时，她悬在沙发榻外边的那只脚抽搐了一下。她一脚踢了个空，内裤仍挂在上面。他又去咬丝绒套垫子，而她嚷：“滚开！”他也想滚开，但已经滚不开了，因为在他滚开之前，奥斯卡已经骑到了他们两个上面，因为我已经把鼓放到他的腰上，抡起鼓棒敲铁皮，因为我再也听不见“滚J滚开！”的叫声，因为我的鼓声比她喊“滚！”的声音响，因为我不能容忍他滚开，就像扬-布朗斯基过去总是从妈妈身边滚开那样；因为妈妈过去也总是说“滚”，对扬说“滚”，对马策拉特也说“滚”。接着，他们分开了，他们朝什么地方甩鼻涕，甩在专用的毛巾上，如果毛巾不在手头，就甩在沙发榻上，也有可能甩在地毯上。但我看不下去。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滚开过。我是头一个没有滚开过的人，因此，我是父亲而不是那个马策拉特。他始终相信，直到最后也相信，他是我的父亲。但那是扬-布朗斯基。我得到扬的遗传，我抢在马策拉特之前，但我没有滚，我留下了，留在里面了，出来的，那是我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他根本就没有儿子！他根本不是真正的父亲！哪怕他同我可怜的妈妈结婚十次，哪怕他娶了玛丽亚！因为她已经怀孕了。他想，公寓里的和这条街上的邻居肯定会这样想的。他们自然会这样想，马策拉特把玛丽亚的肚子搞大了，他娶了她，她十七岁半，他呢，四十五岁。就她这个年龄来说，她可真是个能干人。至于小奥斯卡，他会因为有了这么个后娘而高兴的，因为玛丽亚对待这个可怜的孩子并不像后娘似的，倒像一个真正的母亲，虽说小奥斯卡脑筋不那么太清楚，本来是应当送进银锤陆军医院或者送进塔皮奥疗养院去的。

    马策拉特听从格蕾欣-舍夫勒的劝告，决定娶我的情人。如果我把他，我的假想之父称为父亲的话，我就不得不确定如下事实：我的父亲娶了我未来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儿子库尔特叫做他的儿子库尔特，他因此要求我承认他的孙子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要求我把我所爱的、散发出香草昧的的玛丽亚认做继母，容忍她躺在他那一股鱼子臭腥味的床上。但如果我证实了，这个马策拉特根本不是你的假想的父亲，他是一个陌生人，既不值得你去同情也不值得你去厌恶，他烧得一手好菜，只因为你的可怜的妈妈把他留给了你，他便勉勉强强顶替了父亲的位子，给你做好吃的，照料你直到今天，他现在当着众人的面从你手里夺走了最好的女人，硬把你变成了一场婚礼以及五个月以后的一次婴儿洗礼的目击者，变成了两次家宴的宾客，而这次婚礼和婴儿洗礼本来该由你来举行，应该由你领着玛丽亚去户籍登记处，应该由你来决定谁当教父和教母，如果让我来检查这出悲剧的主角，不得不发现，这出戏是在主角被别人顶替了的情况下演出的，我会对这出戏感到绝望，因为奥斯卡，真正的主角扮演者，却被派去跑龙套，而且，这个龙套本来在戏里是应该删掉的。

    在我给我的儿子冠以库尔特这个名字之前，在我这样称呼他，似乎他从来也不曾有过名字——其实，我曾经用他真正的祖父文岑特-布朗斯基的名字来命名他——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容忍库尔特这个名字之前，对于在玛丽亚怀孕期间奥斯卡如何阻挠按期生育一事，他并不想保持沉默。

    那天晚上，我撞见了沙发榻上的那两个，敲着鼓骑在马策拉特汗涔涔的背上，使他不能像玛丽亚所要求的那样小心行事，之后，我又拼命作了尝试，想夺回我的情人。

    当时，马策拉特终于把我从他的背上摇晃下来，但为时已晚。他因此揍我。玛丽亚保卫奥斯卡，责备马策拉特没有成功，未能小心行事。马策拉特像个老年男人似的为自己辩护。他说，这是玛丽亚的过错，她本来该满足的，可她总是不过瘾。玛丽亚一听就哭了。她说，她可不能那么快，三下两个就完事，要是这样，他本该另找一个女人，她虽说自己没有经验，不过，她的姐姐在埃登饭店工作，古丝特是在行的，古丝特告诉过她，这么快是不行的，还要她留神，古丝特说过，就有这样的男人，他们只是为了把鼻涕甩出来就完事，他，马策拉特，准是这样的男人，她再也不干了，她呀，非要铃铛同时响不可。因此，他本该小心行事，不管怎样也得如此，就那么一点体贴他都不考虑。她说罢就哭了，还一直坐在沙发榻上。穿着内裤的马策拉特嚷嚷起来，说他不想再听这种哭哭啼啼的腔调；接着，他又觉得自己发火不对，又对玛丽亚动起手来，也就是说，他要伸手到她的裙子下面还光着的地方去抚摸，这一下可把玛丽亚给惹火了。

    奥斯卡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这副样子。她的脸上出现了红斑，灰眼睛也变得越来越暗了。她把马策拉特叫作脓包，马策拉特只好伸手去拿裤子，穿上，系好扣子。玛丽亚嚷道，他可以拍拍屁股走了，去找那些党支部头头，那帮人同他一样，也是脓包。马策拉特抓起上装，接着捏住门把，说，他现在要去换换胃口了，女人的麻烦事他受够了，如果她真是这样一个骚货，她本该去勾引外籍工人，勾引那个送啤酒的法国佬，他肯定要强得多。他，马策拉特，心目中的爱情不只是干这种龌龊事情，他现在要去玩施卡特牌了，干这种事情，他心里有底。

    于是，起居室里只剩下我和玛丽亚两人了。她不再哭泣，沉思着穿衣，吹几声口哨，穿好内裤。她花了不少时间去抚平方才在沙发榻上受了罪的裙子。接着，她打开收音机，当报告魏克塞尔河和诺加特河的水位时，她专心地听着，当报告完下莫特劳河的水位后，预告播放华尔兹而音乐也开始了时，她突然又脱掉内裤，走进厨房。我听到她拿盆、放水和煤气咝咝的声响，我猜想，玛丽亚准是打定主意要洗个澡了。

    为了避免去作这种有点难堪的想象，奥斯卡集中心思去听华尔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甚至跟着施特劳斯[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的音乐敲了几小节的鼓，觉得挺有意思。接着，由广播大楼播放的华尔兹音乐突然中断，开始报告特别新闻。奥斯卡猜想是关于大西洋战事的消息，而且果然猜中了。多艘潜艇在爱尔兰以西击沉七八艘船，总计若干千吨位。此外，另有潜艇在大西洋击穿了几乎是同样多吨位的船只的船底。海军上尉谢普克——也可能是海军上尉克雷特施马尔——反正是这两个中间的一个或者是第三个著名海军上尉指挥的潜艇干得尤其出色，它击沉的吨位数最多，此外还包括或者外加一艘英国的XY级驱逐舰——

    我跟着特别新闻后播放的英国歌曲在我的鼓上敲起变奏来，差点把那支歌曲变成了一支华尔兹。这时，玛丽亚臂上搭着一条毛巾走进了起居室。她压低声音说：“听见了没有，小奥斯卡，又有一条特别新闻！要是他们这样干下去的话……”她没有告诉奥斯卡要是这样干下去的话会怎么样，便坐到了一张椅子上，通常马策拉特总把他的上装搭在这张椅子的扶手上。玛丽亚把湿毛巾拧成香肠状，跟着那首英国歌曲相当响地而且正确地吹起了口哨。收音机里的歌声停止以后，她还重复吹了一遍那支歌曲的结尾，那不朽的华尔兹刚响起，她就关掉了碗橱上的收音机。她把香肠状的毛巾放在桌上，坐下来，把两只小手搁在大腿上。

    这时，我家的起居室变得非常寂静，只有落地钟的说话声音越来越大。玛丽亚似乎在考虑把收音机重新打开是不是更好些。但她接着却拿定了另一个主意。她把额头贴到桌面上的毛巾香肠上，两臂沿膝垂向地毯，默默地、有规律地、一阵阵地哭泣。

    奥斯卡心里琢磨，玛丽亚是不是害羞了，因为我在这种难堪的场合下给她来了个突然袭击。我打定主意要让她高兴起来，便溜出起居室，走进昏黑的店铺，在小盒布丁和胶水纸旁边找到了一个小口袋，又在半明半暗的过道里看清这是一小包车叶草汽水粉。奥斯卡对自己摸到的东西很高兴，因为在各种香味中间玛丽亚最喜爱车叶草味。

    我走进起居室时，玛丽亚的右脸还枕在拧成香肠状的毛巾上。她的双臂还像方才似的在两腿之间摇摆，不知往哪儿搁才好。奥斯卡从左边走近她时，发现她两眼紧闭，并没有眼泪，便觉得挺失望。我耐心地等着，直到她的眼皮连同有点粘在一起的睫毛一道抬起时，便把小纸袋递给她。可是，她没有注意到这车叶草，她对这小纸袋和奥斯卡就像视而不见似的。

    我原谅了玛丽亚，她也许是被泪水迷糊了眼睛。我心里盘算了一下以后，便决心采取更直接的行动。奥斯卡爬到桌子底下，蹲在玛丽亚略微朝里撇的双脚之间，抓住她的手指尖几乎蹭到地毯的左手，把它翻转过来，直到我能够看见她的手心，随后用牙齿撕开小纸袋，把半包粉末撒在这任我摆布的手心里，让唾沫流上去。我还在观察粉末刚开始起泡沫的时候，胸口便挨了玛丽亚一脚，好痛啊，她把奥斯卡踢倒在起居室桌子下面正中央的地毯上。

    我不顾疼痛立即站起来，从桌子底下钻出来。玛丽亚也站了起来。我们面对面站着，气喘吁吁。玛丽亚一把抓起毛巾，擦干净她的左手，把这一团东西扔到我的脚前。她把我叫做该死的脏猪，坏心眼的矮子，神经失常的侏儒，就该送进疯人院去。她说罢抓住我，打我的后脑勺，骂我的可怜的妈妈，说她竟然生下了像我这样的一个淘气鬼。我正想叫喊，正想向起居室里的和全世界的玻璃宣战的时候，她把那团毛巾塞进了我的嘴里。我-口咬下去，它比老牛肉还硬。

    直到奥斯卡的脸色发紫发青的时候，她才罢休。这时，我本来可以喊叫，不费吹灰之力就震碎所有的玻璃器皿、窗玻璃以及落地钟指针前面的玻璃罩。但是我没有叫喊，而是让一种仇恨占据了我的心灵。这种仇恨盘踞在那里，直到今天，我一见玛丽亚踏进我的房间，就会感觉到这仇恨还像是在我的牙齿间咬住的那四毛巾。

    玛丽亚的脸色真是说变就变。她不再整我，和气地笑了起来，一伸手又打开收音机，跟着华尔兹音乐吹口哨，一边朝我走来，想抚摩我的头发表示和解，因为我过去是很喜欢她这样做的。

    奥斯卡让她走到跟前，接着用双拳由下而上打她放马策拉特进去的地方。我要打第二下时，她抓住了我的拳头，我却一口咬住了那个该死的地方，紧咬着同她一起倒在了沙发榻上。虽然听到了收音机里又在播送另一条特别新闻，但是奥斯卡不想听这些；所以，他也就无法告诉读者，谁击沉了什么以及击沉多少，因为一阵哭泣前的剧烈的痉挛使我松开了牙齿。我一动也不动地伏在玛丽亚身上，她由于疼痛而哭泣，奥斯卡则由于仇恨而哭泣，也由于爱而哭泣，这种爱已经变成了昏厥，但仍然没有停止。

    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

    我不喜欢他，格雷夫。他，格雷夫也不喜欢我。后来，格雷夫给我制造了擂鼓机械，但我仍旧不喜欢他。持久地对某人抱有反感，这需要毅力。奥斯卡虽然没有这种毅力，却直到今天仍旧不喜欢他，虽说已经根本不存在他这么个人了。

    格雷夫是个蔬菜商。请读者切莫误解。他既不信仰土豆也不信仰皱叶甘蓝，但他对于蔬菜种植却有广泛的知识，喜欢摆出一副园艺师、大自然之友和素食者的面孔。正因为格雷夫不吃肉，所以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蔬菜商。他不可能像谈农产品那样谈论农产品。“请您看看这种不一般的土豆，”我经常听见他这样对顾客说，“瞧这种丰满的、胖鼓鼓的、一再设计出新形状然而又是那么清白的果肉。我爱土豆，因为它属于我！”自然-，一个真正的蔬菜商绝对不会讲这样的话弄得顾客尴尬不堪的。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是在土豆地里活到老的，在土豆收成最好的年头她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今年的土豆比往年大那么一点。”此外，安娜-科尔雅切克和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完全靠土豆的收成生活。蔬菜商格雷夫就不是这样，往往是李子的丰年弥补了土豆的歉年给他带来的损失。

    格雷夫事事夸张。难道他在店铺里的时候就非得穿一条绿色围裙不可吗？他脸上堆笑，自作聪明地在顾客面前把这条菠菜绿的围嘴儿叫做“亲爱的上帝赐予的绿色园丁围裙”，这是多么狂妄啊！此外，他放弃不了童子军那套玩套儿。虽说他在一九三八年已经不得不解散了他的团体，人家也已经让男孩子们穿上了褐衫和合身的黑色冬季制服，然而，以前穿制服或穿平民服的童子军还经常地定期来看望他们从前的童子军指导。格雷夫则身穿他那条由亲爱的上帝赐予的园丁围裙，拨弄吉他，同他们一道唱晨歌、晚歌、漫游歌、雇工歌、收获歌、童贞女选歌、本国民歌以及外国民歌。格雷夫总算及时地摇身一变成了纳粹摩托队队员，从一九四一年起，他不仅自称是蔬菜商，而且自称是空袭民防队员。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前童子军可以当他的靠山，这两个人在年轻人里出了点风头，当上了希特勒青年团的旗队长和分队长，所以，在格雷夫的土豆窖里举行的歌咏晚会，可以看做是希特勒青年团地方支部批准的。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也曾请格雷夫在延考的训导城堡举办训导班期间组织过歌咏晚会。一九四○年初，格雷夫同一位国民小学教师一起，受委托为但泽一西普鲁士区编一本题为《大家唱》的青年歌集。这本歌集编得很不错。蔬菜商格雷夫收到一封从柏林寄来的、由帝国青年领袖亲笔签名的信件，邀请他赴柏林参加一次歌咏队长会议。

    所以，格雷夫是个能干人。他不仅请熟所有的歌曲和所有的歌词，还会架帐篷，会点燃和熄灭营火而不致酿成森林火灾。他能靠指南针行军到达终点，叫得出所有肉眼能看见的星星的名称，善于讲趣闻和冒险故事，通晓魏克塞尔河地区的传说，能做题为《但泽和汉萨同盟》的报告，逐一列举骑士团所有的首领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各种日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进而海阔天空地大谈在骑士团的疆域内德意志民族的神授使命，而且很少把人家一听就知道的童子军术语掺进他的报告里去。

    格雷夫喜爱年轻人。他喜爱男孩子甚于喜爱女孩子。他其实根本不喜爱女孩子而只喜爱男孩子。他对男孩子的爱远超出他通过唱歌所表达的。他的妻子，格雷夫太太，是个邋遢女人，总戴着油迹斑斑的胸罩，穿着满是窟窿的长统袜。可能是这个缘故逼得格雷夫到强壮的、整洁的男孩子中间去寻找纯洁的爱。格雷夫太太的内衣一年四季都如此肮脏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是说，格雷夫太太之所以变得邋遢，是因为蔬菜商和空袭民防队员格雷夫未能充分赏识她那不加约束的、呆笨的肥胖身躯。

    格雷夫喜爱强壮的、肌肉发达的、经过锻炼的人。当他说到“自然”这个词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禁欲”。当他说到“禁欲”这个词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一种特殊的体育锻炼方法。格雷夫善于体育锻炼。他不怕麻烦地锻炼他的身体，让它经受烈日的曝晒和严寒的考验，这后一种尤其具有创造性。奥斯卡能用具有近程和远程效果的歌声震碎玻璃，偶或也能融化玻璃上的冰花，使冰柱脱落，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而这位蔬菜商则是一个会用工具攻击坚冰的人。

    格雷夫会在冰上凿洞。每到十二月、一月和二月，他就用斧头在冰上刨开窟窿。他一大早，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把自行车从地窖里扛出来，用一个盛葱头的口袋裹上斧子，然后骑车经过萨斯佩到布勒森，再从布勒森沿白雪覆盖的海滨林阴道朝格莱特考方向蹬去，在布勒森和格莱特考之间下车。这时，天慢慢亮了。他推着自行车，车上夹着裹在盛葱头的口袋里的斧子，走过结冰的沙滩，随后，在冰封的波罗的海上往前走出二至三百米远。那里，迷漫着滨海浓雾。从岸上望去，谁也无法瞧见格雷夫如何放倒自行车，打开盛葱头的口袋取出斧子，可疑地、一动不动地站立了片刻，倾听着停泊场上被冰冻住的货轮拉响的雾笛，接着，脱掉短大衣，做了几下体操。末了，他开始有力而均匀地抢斧子，在波罗的海上凿出一个圆形窟窿。

    格雷夫花了整整三刻钟的时间凿好他的窟窿。诸君请勿问我是从何得知这一切的。奥斯卡当时差不多样样事情都知道。所以，我也知道格雷夫在冰层上凿出他的窟窿需要多少时间。他出汗了，他的汗珠从高高拱起的额头上带着咸味蹦进雪里。他干得很熟练，用斧子在冰上凿出一个圆形的深沟，等到这个圆形的两端相连接时，他便脱掉手套，从辽阔的、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一直延伸到赫拉半岛甚至延伸到瑞典的冰层中拽出大约二十公分厚的冰块。窟窿里的水，年代久远，颜色灰暗，漂着冰碴。窟窿里冒出水汽，然而这不是温泉。窟窿吸引鱼。我的意思是，据说冰窟窿吸引鱼。现在，格雷夫或许能够钓到七鳃鳗或者一条重二十磅的鳕鱼。但是他并没有钓鱼，却开始脱衣服，脱了个精光，因为格雷夫要么不脱衣服，一脱起来就得脱光。

    奥斯卡并不想让读者诸君打起严冬时分的寒战来。所以，我只作简短的报道：冬季里，蔬菜商格雷夫每周两次在波罗的海里洗澡。每星期三，他一大早独自一人去洗澡。他六点钟出发，六点半到得那里，七点一刻把窟窿凿好，脱掉身上的衣服，动作迅速而夸张，先用雪搓身体，随后跳过窟窿里，在窟窿里叫喊。有时候，我听见他在唱“野鹅振翅飞过夜空”，或者唱：“我们爱风暴……”他边唱歌边洗澡，吼叫两分钟，最多三分钟，接着便纵身一跃上了冰层，形象鲜明：冒着水汽的、熟虾一样红的一团肉，绕着冰窟窿狂奔，一直吼叫不停，容光焕发。最后，他穿上衣服，跨上自行车。快到八点钟时，格雷夫又回到拉贝斯路，他的蔬菜店准时开张营业。

    格雷夫第二次洗澡是在星期日，由几个男孩子陪同。奥斯卡不想说他看到过那番情景，实际上也未曾看到过。后来，大家都议论这件事。音乐家迈恩知道蔬菜商的种种事情，他吹起小号，在整个居民区里把这些事弄得家喻户晓。这些通过小号传播的轶事之一称：冬季里，每逢星期日，格雷夫都由好几个男孩子陪着去洗澡。不过，即使是迈恩他也没有说，蔬菜商格雷夫曾经强迫那些男孩子同他一样赤身裸体地跳进冰窟窿里。见到这些半裸的或者几乎全裸的孩子，个个肌肉发达，意志顽强，在冰上嬉闹，互相用雪搓身子，格雷夫本该满意了。是啊，这些雪地里的孩子确实使格雷夫兴高采烈。他禁不住在洗澡前或者洗澡后也常常同他们一起嬉闹，帮这一个或那一个孩子用雪搓身子，也让这帮孩子帮他搓身子。音乐家迈恩声称，尽管迷漫着海滨浓雾，他还是从格来特考的海滨林阴道上看到过：一丝不挂的格雷夫，唱着歌，吼叫着，把他的两个光着身子的徒弟一把拽到自己身边，举起来，驮上一个再驮另一个，像一辆嘶叫着的脱缰的三驾马车在波罗的海厚实的冰层上狂奔。

    格雷夫不是渔家子，这一点不难猜想，虽说在布勒森和新航道住着许多姓格雷夫的渔民。蔬菜商格雷夫是梯根霍夫人，可是，莉娜-格雷夫，娘家姓布拉施，却是在普劳斯特认识她的丈夫的。他在那里协助一位有事业心的年轻的副主教管理天主教的学徒协会，而莉娜则由于这位副主教的缘故，每逢周末都要到教区住宅去。根据一张照片看——这张照片想必是格雷夫太太送给我的，因为它直到今天还贴在我的照相簿里——那时，年方二十的莉娜健壮、丰满、快活、舒畅、轻率、愚蠢。她的父亲在圣阿尔布雷希特有一个较大的园圃。她二十二岁时嫁给了格雷夫，如她日后一再声称的，当时她完全没有经验，只是听从了副主教的劝告。她还用她父亲的钱在朗富尔开了一爿蔬菜店。她所出售的大部分蔬菜以及差不多全部的水果，都由她父亲的园圃按低价提供，所以生意做得挺好，不必花什么心思，格雷夫也不会拆什么墙脚。

    如果蔬菜商格雷夫没有那种孩子的爱好去发明什么机械装置的话，本来可以把这爿蔬菜水果店变成一个金矿的。因为它条件优越，设在市郊，没有各种竞争，那里孩子又那么多。可是，当计量局的官员第三次和第四次去那儿检查蔬菜秤，没收了砝码，禁止使用这台秤，还让格雷夫付了大笔小笔的罚款之后，一部分老主顾便不再登门，而到每周一次的集市上去采购。他们说，虽然格雷夫店里的东西质量总是一流的，价钱也不贵，可是，你瞧，检查员又上他那儿去了，这里面总有点鬼名堂吧！

    不过，我是有把握的，格雷夫并没有行骗的打算。实际情况是，这位蔬菜商把那台大型土豆秤改装了一下，秤出的分量低于实际分量，反倒使他吃亏。所以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在那台秤里装上了一个钟琴装置。它按照秤出的土豆的分量，分别奏出不同的小曲来。比如称二十磅土豆，顾客就能听到一段《阳光灿烂的萨勒河岸》，算作一种饶头；称五十磅土豆，就放出一段《至死忠诚无欺》；称一公担土豆便能诱使钟琴奏出《塔拉乌的小安娜》这首小曲天真迷人的旋律。

    虽然我深知计量局不会喜欢这种用音乐开的玩笑，但奥斯卡本人倒能赏识蔬菜商的这种怪癖。莉娜-格雷夫也谅解她的丈夫的这些怪癖，因为格雷夫夫妇的婚姻恰恰在于夫妻两人能够谅解对方的任何怪癖。所以，可以说，格雷夫夫妇的婚姻是美满的婚姻。这位蔬菜商从不动手打他的妻子，从不欺骗她并同别的女人厮混。他既不是酒鬼也不肆意挥霍，反倒是一个快活的、衣着整洁的人，不仅在青年人的心目中是如此，而且在前来买土豆并听取一段音乐的顾客中间也是如此。这些顾客由于他生性好交游并乐于助人，因而十分喜爱他。

    就这样，格雷夫抱着谅解的态度若无其事地眼看着他的莉娜变成了一个邋遢女人。她身上的气味一年比一年更加难闻。当那些同他有交情的人把莉娜叫做邋遢女人时，我看到他总是一笑了之。我有时还听到过他同马策拉特的谈话。马策拉特对格雷夫太太很反感，格雷夫则对着他那双尽管老同土豆打交道却保养得很好的手呵口气，接着又搓了握手，随后说：“阿尔弗雷德，你说的当然完全正确。她是有点邋遢，这个好莉娜。不过，你和我，我们就没有缺点吗？”当马策拉特仍旧坚持己见时，格雷夫便用坚决而友好的语气结束了这种讨论：“你在某些方面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她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了解我的莉娜。”

    他了解她，这是可能的。可是，她却不怎么了解他。她同邻居和顾客一样，把格雷夫同那些常来找他的男孩子和男青年之间的关系仅仅看做是年轻人对一位虽属业余但全心全意的青年教育家和青年之友的热情景仰。

    格雷夫既激励不了我，也教育不了我。奥斯卡也不是他那种类型的人。如果我决心长高的话，我也许会长成他那种类型的人，因为我的儿子库尔特——他现在大约十三岁了——就他的瘦高个儿的模样来看，就是格雷夫那种类型，虽说他酷似玛丽亚，像我的地方不多，但是同马策拉特则毫无相像之处。

    格雷夫和回乡休假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是玛丽亚-特鲁钦斯基同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之间那次婚礼的证婚人。由于玛丽亚同她的丈夫都信仰新教，所以只需到户籍登记处去。时当十二月中旬。马策拉特身穿党的制服念了婚誓。玛丽亚则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我的情人的肚子越大，奥斯卡的仇恨越深。我并不反对她怀孕。仅仅因为由我而结的果实有朝一日却要姓马策拉特这个姓，这就夺走了我所指望的继承人将带给我的一切欢乐。所以，当玛丽亚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企图给她打胎，自然为时已晚。那是在谢肉节期间。玛丽亚想在挂香肠和肥肉的柜台上方那根黄铜杆上，绑上几条纸蛇和两个大鼻子小丑面具。平常稳稳当当靠在书架上的梯子，现在摇摇晃晃地靠在柜台上。玛丽亚在梯子顶上，双手在绑纸蛇，奥斯卡在下面梯子腿旁边。我利用鼓棒作杠杆，借助我的肩膀和我的坚定决心，将横档撬起来，接着使梯子倾向一侧：在纸蛇和小丑面具中间的玛丽亚失声惊呼，但声音微弱。这时，梯子已经在摇晃，奥斯卡跳到一边。接着，玛丽亚拽着彩纸、香肠和面具摔倒在他的身边。

    实际情况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糟。她只不过扭伤了脚，必须卧床休息，别处都没受伤。她的体形越来越不成样子，不过她没有告诉过马策拉特是谁使她扭伤了脚。

    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在预产期前大约三个星期，我才企图第二次给她打胎。她告诉了她的丈夫马策拉特，但没有说出全部真情。吃饭时，她当着我的面说：“小奥斯卡近来玩耍时挺野，几次捶我的肚子。在孩子出世以前，咱们让他跟我妈去住吧！她那儿有空房间。”

    马策拉特听完这番话后信以为真。事实是，一个谋杀的念头使我同玛丽亚之间进行了一场遭遇战，跟她所说的情形完全不同。

    午休时，她躺在沙发榻上。马策拉特洗完午餐用的餐具以后，在店铺里装饰橱窗。起居室里静悄悄的。也许有一只苍蝇，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正低声报道伞兵在克里特岛成功降落①。当他们让了不起的拳击师马克斯-施梅林讲话时，我才竖起耳朵去听。就我听懂的而言，在跳伞着陆并踩上克里特岛坚硬的岩石时，这位世界冠军扭伤了脚，现在不得不卧床休养；同玛丽亚一模一样，她从梯子上摔下来后也不得不卧床休养。施梅林讲起话来心平气和，声调不高不低，随后他讲述那些不太知名的伞兵的事迹，奥斯卡不再听下去：静悄悄的，也许有一只苍蝇，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的声音很轻很轻——

    ①1941年5月底德军用伞兵袭击，从英军手中夺取了克里特岛。

    我坐在窗前自己那张小板凳上，观察着沙发榻上玛丽亚的肚子。她呼吸相当困难，两眼紧闭。我闷闷不乐地间或敲几下铁皮鼓。但是她没有动静，并且强迫我不得不在同一间屋里随着她的肚子的起伏一起呼吸。不错，这儿还有时钟、夹在窗玻璃和窗帘中间的苍蝇以及以克里特岩石岛为背景的无线电广播。片刻之后，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只看到那个肚子，我既不知道它是在哪间房间里变大的，也不知道它是属于谁的，我甚至不太清楚是谁把它搞成这么大的，而只有一个愿望：必须弄掉它，这个肚子，这是一个错误，它挡住你的视线，你必须站起来有所行动！于是，我站起身来。你必须看看能采取什么行动。于是，我朝那肚子走去，一边走，一边顺手操起一样物件。这是一种恶性膨胀病，你应当给它放点气。于是，我举起方才走近前来时顺手操起的物件，在玛丽亚搁在她的肚子上的那双一同呼吸着的小手间寻找一个地方。你现在应该最后下定决心了，奥斯卡，要不然，玛丽亚会睁开眼睛的。我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注视着，但我继续盯着玛丽亚微微颤抖的左手，虽然我发觉她抽走了右手，这右手准备有所动作，当玛丽亚用右手拧走奥斯卡握在手中的剪刀时，我也并没有特别感到吃惊。我也许还举着掌中无物的空拳站了几秒钟，听着时钟、苍蝇、收音机里报告有关克里特岛的报道到此结束的播音员的声音，随后转过身去，在下一个节目——两点到三点播放的轻音乐——开始之前，离开了我们的起居室，面对一个填满空间的大肚子，我觉得这个房间变得过于狭窄了。

    两天以后，玛丽亚给我买了一面新的鼓，并把我带到三层楼上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去，那儿，满屋子散发着代用咖啡和煎土豆味。起初，我睡在沙发上，因为奥斯卡拒绝睡在赫伯特以前睡过的床上，我担心，那床上还一直留有玛丽亚身上的香草味。一个星期以后，老海兰德把我的小木床扛到了楼上。我同意把它放在那张床旁边，那张床曾经窝藏过我、玛丽亚以及我们共有的汽水粉。

    在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奥斯卡冷静了下来，或者说，变得无所谓了。我现在看不到那个肚子，因为玛丽亚怕爬楼梯。我也不到底层的房间里去，不到店铺里去，不上街，甚至连公寓的院子也不去，由于食物供应的状况越来越糟糕，院子里又养起兔子来了。

    奥斯卡大部分时间坐在那儿看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从巴黎寄来的或者带回来的明信片。我对巴黎这个城市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印象。特鲁钦斯基大娘递给我一张印有艾菲尔铁塔风景照的明信片。我同意研究这个大胆建筑的铁结构，开始擂鼓来表现巴黎，敲出一支弥赛特曲①，虽说我以前从未听过演奏弥赛特曲。六月十二日（根据我的推算早了十四天），在双子宫这个时辰（并非如我所估算的在巨蟹宫这个时辰），我的儿子库尔特出世了。父亲生在木星年，儿子生在金星年。父亲受处在室女官的水星所主宰，这使他生性多疑，富于想象力；儿子也同样由水星所主宰，但水星却正好位于双子宫，这使他头脑冷静，有进取心。我身上的某些素质，被我的命宫里的天秤宫的金星所减弱，但在我的儿子身上，却被他的命宫里的白羊座所恶化；我将来会感受到他命里的火星所带来的后果——

    ①弥赛特曲，摹仿风笛音调的小曲。

    特鲁钦斯基大娘心情激动、像老鼠那样吱吱喳喳地把这条新闻告诉了我：“你想象一下，小奥斯卡，天上的鹳给你带来了一个小弟弟①。我已经想过了，只要不是个姑娘就好，要是个姑娘啊，往后会带来苦恼的！”我几乎没有中断击鼓来再现艾菲尔铁塔和新添加进来的凯旋门的景象。特鲁钦斯基大娘觉得即使摆出一副特鲁钦斯基外婆的面孔，也休想指望得到我的道贺。虽然今天不是星期日，但她打定主意要抹上点红颜色，便抓起常备的菊苣根包装纸，像抹胭脂似的用它搓着面颊，色泽鲜艳地出了门，下楼去，到底层给那个所谓的父亲马策拉特帮忙——

    ①西方谚语“翔鹳临门”意指孩子出世。

    方才已经讲过，时当六月。一个骗人的月份。前线处处得胜——如果把巴尔干半岛的胜利①也说成是胜利的话——在东方②，可望得到更大的胜利。那儿，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挺进。铁路运输繁忙。就连一直轻松愉快地待在巴黎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也不得不踏上方向朝东的旅途。这次旅行不会马上停止，不该把它同前线的休假旅行混为一谈。可是，奥斯卡却安静地坐着，面对那些光亮的明信片，逗留在温柔的、初夏的巴黎，轻轻敲着《三个年轻鼓手》，同德国占领军毫无瓜葛，所以也用不着担心游击队会把他从塞纳河桥上推下水去。可不是吗，我身穿平民服装，带着我的鼓，登上了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理所当然地享受远眺四野的情趣，心旷神怡。尽管身在高处诱我起念自尽，但我还是摆脱了这种既苦又甜的念头。待到下来以后，九十四公分高的我站在艾菲尔铁塔脚下时，我这才回头想到我的儿子已经出世了——

    ①指1941年4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

    ②指入侵苏联。

    在那儿，一个儿子！我心中想。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鼓。咱们走着瞧吧，在这儿究竟谁是父亲——是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呢还是我，奥斯卡-布朗斯基。

    在炎热的八月——我记得，正是广播又一次胜利地结束了一场围歼战，即斯摩棱斯克那一场战役的时候，我的儿子库尔特受洗了。我的外婆安娜-科尔雅切克和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也被请来参加洗礼，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坚持那种说法的话，也就是说，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不吭声的、脾气越来越古怪的文岑特是我的祖父，那么，邀请他们来参加洗礼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这么一来，我的祖父母就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的曾祖父母了。

    马策拉特自然决不会想到做这样的推论，尽管是他开口邀请他们的。他甚至在自己最没有把握的时刻，比如说玩施卡特输得一败涂地以后，仍旧认为自己是双重父亲：生身之父和养育之父。奥斯卡重新见到他的祖父母也是由于别的原因。人家已经使这两个可爱的老人德意志化了。他们不再是波兰人，仅仅做着卡舒贝人的梦。人家把他们叫做第三民族集团的德意志人。此外，扬的遗孀，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嫁给了一个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农民同盟拉姆考地方负责人。一些法案正在审议中，一旦批准执行后，马尔加-布朗斯基和斯特凡-布朗斯基都得改姓他们的继父埃勒斯的姓。十七岁的斯特凡自愿报名参军，现在在格罗斯博施波尔军训营接受步兵训练，大有希望到欧洲的战争剧院去看戏。奥斯卡呢，虽然马上就要到可以参军的年龄，却不得不待在他那面鼓的后边等待着，直到陆军或者海军甚而至于空军需要一名三岁的铁皮鼓鼓手时才会有参军的机会。

    地区农民负责人埃勒斯开了个头。洗礼前十四天，他坐在双套马车的车座上，身边坐着黑德维希，来到了拉贝斯路。埃勒斯是罗圈腿，有胃病，根本没法同扬-布朗斯基比。他坐在起居室的桌旁，比他身边的牛眼睛黑德维希矮了一头。他的来访连马策拉特都感到突然。一时不知谈什么好。于是先谈天气，接着谈到东方发生的种种事情，那里军队紧张地向前挺进，比一九一五年①顺利，马策拉特回忆着，一九一五年他就在那里。他们煞费苦心地避而不谈扬-布朗斯基。末了，我结束了他们这种回避的打算，做出小孩子的那种滑稽的嘴形，连连大声呼唤奥斯卡的舅舅扬。马策拉特硬着头皮替他以前的朋友和情敌说了几句好话，又说了几句发人深思的话。埃勒斯当即附和，话还挺多，虽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前任。黑德维希甚至找到了几滴真心的眼泪，泪珠缓缓地从脸上淌下来。末了，她还找到了一番话来结束关于扬的话题：“他可是个好人哪。连苍蝇他都不会去伤一根毫毛的。谁料到他竟这样到了九泉之下，在那儿他会害怕的，无缘无故地就会吓得个要死。”——

    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之战。

    聊完这一席话后，马策拉特让站在他身后的玛丽亚去取瓶装啤酒，接着问埃勒斯会不会玩施卡特。埃勒斯不会，感到十分抱歉，但马策拉特颇有气度，并不计较这位地区农民负责人这样一个小缺点。他甚至拍了拍埃勒斯的肩膀，并且说——这时啤酒已经斟到酒杯里了——即使他对施卡特一窍不通，那也没啥关系，照样可以成为好朋友。

    就这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黑德维希-埃勒斯的身份又来到我们家，除了她那个地区农民负责人之外，还带着她以前的公公文岑特和他的妹妹安娜一同前来参加洗礼。马策拉特看来是知道的，他站在大街上邻居家的窗户下面亲切地大声招呼这两个老人，进了起居室。当我的外婆从四条裙子底下掏出洗礼的礼物——一头催肥的鹅来时，马策拉特又说：“这可没有必要啊，妈妈。要是你空着手共，我也高兴啊。”这番话我的外婆不爱听，她要知道人家对她的鹅是怎么评价的。她摊开大巴掌，拍了拍这只肥鹅，抗议说：“别大惊小怪的，阿尔弗雷德。这不是卡舒口肥鹅，是一只德意志民族的家禽，吃起来味道同战前一模一样！”

    这样一说，所有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只是在洗礼以前又出现了一些麻烦，因为奥斯卡不愿进新教教堂。他们把我的鼓拿下出租汽车，用这铁皮鼓来引诱我，还再三再四对我讲，谁都可以公开地带着鼓进新教教堂。然而，我仍旧坚守我的最忠诚的天主教徒的立场。我宁肯对着维恩克神甫的耳朵作一次简明扼要的忏悔，也不愿去听新教牧师的洗礼布道。马策拉特让步了。他显然是害怕我的声音以及由它造成的损失和别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于是，在教堂里举行洗礼的时候，我就待在出租汽车里，观赏司机的后脑勺，打量反光镜里映出的奥斯卡的容貌，回想若干年以前我自己的洗礼以及维恩克神甫所作的据说能从受洗婴儿奥斯卡身上驱走撒旦的种种尝试。

    洗礼以后，便是聚餐。他们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先上来的是小牛头做的假甲鱼汤。汤匙和汤盆。乡下来客们咂咂地吸饮起来。格雷夫翘起小拇指。格蕾欣-舍夫勒连喝带嚼。古斯特端着汤匙咧开大嘴微笑。埃斯勒嘴含汤匙仍在说话。文岑特手发颤，寻找着杨匙没捞到的东西。只有两位老太太，外婆安娜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头扎在汤匙里。奥斯卡呢，这么说吧，从汤匙里掉了出来。他溜了，而别人还在喝汤，他到卧室里去寻找他的儿子的摇篮，因为他要为他的儿子考虑考虑，而那些端着匙子的人，虽然一匙匙地往肚里灌汤，头脑却被掏空了，思想越来越干瘪。

    带轮子的摇篮上方笼罩着浅蓝色的薄绢天宇。由于摇篮的边沿太高，我起先只看到蓝红色的起皱的东西。我把鼓垫在脚下，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仔细看看我的儿子了。他睡着，在睡梦里神经质地抽搐着。啊，父亲的骄傲，它始终在寻找伟大的字眼！眼望着婴儿，我想不出别的言辞，只有那简短的一句话：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鼓。我的儿子不让我了解他的智力状况。我只好希望他同我一样属于听觉敏锐的婴儿。我因此再三再四地向他许下诺言，在他三岁生日时给他一面铁皮鼓，随后从我的铁皮鼓上下来，又去同起居室里的成人们凑热闹。那边，他们刚好喝完假甲鱼汤。玛丽亚端上碧绿的、甜的奶油拌罐头豌豆。负责烤小猪的马策拉特，亲手端上大盘子。他脱去上装，只穿衬衫一片接一片地切着，面对这熟软、多汁的肉做出一副温柔得失常的面孔，以至于我不得不扭过头去看别处。

    蔬菜商格雷夫得到特殊供应。给他的是罐头芦笋、煮得很老的鸡蛋和鲜奶油拌萝卜，因为素食者不吃肉。可是，他同别人一样，盛了一大匙土豆泥，但不浇肉汁而是浇上热黄油享用，热黄油盛在一个还在咝咝作响的小钵里，由玛丽亚小心翼翼地从厨房里端来给了他。别人都喝啤酒，格雷夫杯子里盛的是甜果子汁。他们谈论着基辅围歼战，扳着手指头算俘虏的人数。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埃勒斯，在这件事上显得特别机灵，每数到十万人时他就竖起一个指头，当十个指头都竖起表示有一百万人时，他又一个指头接一个地弯下去，继续计算。俄国战俘由于数目越来越大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越来越没有意思。这个话题他们终于谈腻了，舍夫勒便讲起戈滕港的潜水艇来。马策拉特对着我外婆安娜的耳朵小声说，在席哈乌每周有两艘潜艇从船台下水。蔬菜商格雷夫接着向所有来庆贺洗礼的客人解释，为什么潜艇是横着从船台上下水的而不是船尾先下水。他想让人一听就明白，便一边讲，一边打手势比划。一部分被潜艇制造迷住了的客人全神贯注地却又笨拙地摹仿着他的手势。文岑特-布朗斯基正用左手比作一艘冒出水面的潜艇时，却碰翻了他的啤酒杯。我的外婆正要骂他一通时，玛丽亚过来打圆场，连声说没关系，桌布明天反正是要洗的；洗礼聚餐时，桌布上有油迹污斑是很自然的事情。特鲁钦斯基大娘拿来一块大抹布，擦掉那一大滩啤酒。她左手端着一个大水晶碗，里面盛的是杏仁屑巧克力布丁。

    唉，巧克力布丁如果根本不加调味计或者加上别的调味汁该多好啊！可是偏偏加了香草调味汁。黄色的、默而稠的香草调味汁。一种极平常、极普通然而又极独特的香草调味汁。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香草调味汁更加快活和更加悲哀的东西了。柔和的香草味飘散开去，把我团团围住，使我陷在玛丽亚的气味中，因为她是一切香草味的发源地，而她却坐在马策拉特身边，手握着他的手，我再也不能看下去，再也忍不住了。

    奥斯卡从他那张儿童小椅子上滑下去，一把抓住格雷夫太太的裙子，躺倒在正吃着布丁的格雷夫太太的脚下，头一回领教了莉娜-格雷夫所特有的难闻气味，这股气味立即压倒、吞没、消灭了所有的香草味。

    尽管我闻到一股酸味，但我仍然坚持迎向这股新的气味，直到我觉得一切同香草味有联系的记忆都被麻醉为止。一阵起解脱作用的恶心向我袭来，缓慢地，既不发出声音，也没有使我痉挛。当假甲鱼汤、成块的烤猪肉、几乎是完整无损的罐头豌豆以及那几小匙香草调味汁巧克力布丁从我的嘴里吐出来时，我才明白我昏厥了。我在昏厥中游泳，奥斯卡的昏厥扩展到莉娜-格雷夫的脚下——于是，我打定主意，从今以后我每天都要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①——

    ①前一章末尾说：“爱已经变成了昏厥”

    七十五公斤

    维亚茨马和布良斯克①；接着，泥泞时期来到了②。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奥斯卡也开始在烂泥地里使劲挖掘。读者或许会原谅我把中央集团军在泥泞地里的战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无法通行、同样泥泞不堪的地区内所取得的成果作对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坦克和载重汽车陷在泥里，而我也同样陷在泥里；在那里，车轮仍在转动，翻起烂泥，而我呢，也不善罢甘休——我在格雷夫太太的泥泞地里成功地搅出了泡沫。此话一字不假，虽然如此，占领土地却谈不上了，不论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还是在格雷夫寓所的卧室里——

    ①1941年10月，纳粹德国进逼莫斯科，在此二地围歼两支苏联部队。

    ②1941年10月6日，苏联境内开始降雪，道路泥泞。此处比喻纳粹德军攻势受阻。

    我始终还不想放弃这种对比：正像未来战略家们将从搞糟了的泥泞作战行动中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样，我也从同格雷夫太太这种自然现象的斗争中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我们不应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战线上的种种行动。奥斯卡当年十七岁，尽管有过少年时的胡闹，却在莉娜-格雷夫那片看不清全貌又隐伏着危险的演习区内被训练成了堂堂男子汉。我现在放弃了同军事行动作类比，转而借助艺术家的概念来衡量奥斯卡的进步。我于是说：玛丽亚在具有幼稚的诱惑力的香草雾里劝说我运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诸如汽水粉和采蘑菇之类抒情诗体，那么，在格雷夫太太的酸性强的、多层次结构的云雾圈里，我学会了作那种宽广的叙事诗式的呼吸，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线的战果同床上的战果相提并论。音乐！从听玛丽亚稚气的多愁善感的然而又是那么甜蜜的口琴吹奏开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挥台，因为莉娜-格雷夫为我提供了一支管弦乐队，编制大而全，这样的乐队恐怕只有在巴伐利亚或者萨尔茨堡才能找到。在乐队里，我学会了吹、弹、奏、拨、拉，不论是通奏低音还是对位法，不论是十二音体系还是传统和声，我全都掌握，还有谐谑曲的引子、行板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现得既刻板枯燥又柔和流畅；奥斯卡让格雷夫太太这支乐队尽情发挥，然而他始终不满意，虽说不是没有得到满足，就像一位理所当然也有此感的真正的艺术家那样。

    从我们的殖民地商品店到格雷夫的蔬菜店只需迈二十小步。蔬菜店就在斜对面，它的地位好，远比小锤路面包师傅亚历山大-舍夫勒寓所的地位要好一些。我对女性解剖学的学习成绩比我对我的师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学习成绩稍强一些，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蔬菜店占据着更为有利的地势。这种至今犹存的教养上的截然不同之处，也许可以用我的两位女教师的差异来解释，甚而至于可以以此来辩解。莉娜-格雷夫根本不想教我，而是谦逊和被动地把她的财富提供出来，给我作为观察和实验的材料。与此相反，格蕾欣-舍夫勒则过于认真地对待她的教育使命。她要看到成绩，要听我高声朗读，要注视我的漂亮地书写着的鼓手的手指，要我同可爱的语法结为朋友，同时，她本人又从这种友谊中获利。可是，奥斯卡不让她看到任何明显的迹象，说明他自己已经取得了某种成绩。这时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课七个年头之后，她又转而热衷于她的编织。由于这一对面包师傅夫妇仍旧没有子女，所以她照旧把自己编织的毛衣、长统袜和连指手套送给我，但她也只是偶尔送送了，主要在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我同她之间再也不谈歌德和拉斯普庭了，只有这两位师傅的著作的那些残篇我还一直保存着，时而放在这里，时而放在那里，多半放在这幢公寓的晾衣阁楼上。多亏了这些残篇，奥斯卡才没有完全荒废他的这一部分学业；我自学成才，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可是，虚弱多病的莉娜-格雷夫却缠绵床侧，她不能回避我，也不能离弃我。她的病虽说是慢性的，但还没有严重到死神会提前夺走我的这位女教师莉娜的地步。不过，在这个星球上并不存在任何恒常的事物，所以，奥斯卡在自认为他的学业已经告成的时刻，便离弃了这个缠绵床侧的女人。

    诸君会说：这个年轻人是在多么狭小的天地里受教育成长的呀！他竟然是在一家殖民地商品店、一家面包房和一家蔬菜店之间为日后像男子汉一般生活配齐了他的装备。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奥斯卡是在相当陈腐污浊的小市民的环境里收集到了他的头一批如此重要的印象的，然而毕竟还有第三位教师。留待这位男教师去做的事情，便是为奥斯卡打开世界的大门，使奥斯卡成为他今天这个样子，成为一个人，由于缺少更贴切的名称，我只好给他安上这样一个不能充分说明其特性的头衔：世界主义者。

    正如读者诸君中最细心者已经发现的那样，我讲的是我的教师和师傅贝布拉，那个欧仁亲王的直系子孙、路易十四王族的后代、侏儒和音乐小丑贝布拉。我讲到贝布拉的时候，我自然也想到了他身边的那位女人，伟大的梦游女罗丝维塔-拉古娜，超越时间的美女，在马策拉特夺走了我的玛丽亚的那些个黑暗的年头里，我不得不经常惦念她。她有多大年纪了，这位夫人？我暗自问道。她是位芳龄二十（如果不是十九的话）、如花盛开的少女吗？难道她是那位九十九岁的颇有风韵的老娘，在今后的百年间，她还将永不衰老地体现着永恒青春的小巧玲珑的体态？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我巧遇这两位同我之间亲缘关系如此之近的人是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不久。我们一起在四季咖啡馆喝穆哈，随后分手，各走各的路。我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却又不是微不足道的意见分歧；贝布拉跟帝国宣传部关系密切，从他的种种暗示中我不难听出，他出入于戈培尔和戈林先生的私宅，他还想方设法向我解释他这种出轨行为并为之辩解。他讲述了中世纪宫廷小丑的地位如何富有影响。他拿出西班牙画家的画的复制品给我看，画中人是某位菲利普或卡洛斯国王及其宫廷侍从。在这些刻板的人丛中，可以让人辨认出几个小丑，身穿皱皱巴巴、带棱带角、色彩班斓的服装，身材同贝布拉也同我——奥斯卡相差无几。恰恰由于我喜爱这些画——今天我可以自称是天才画家迪埃戈-委拉斯开兹①的热情欣赏者——所以我不愿让贝布拉轻易地说服我。他于是不再拿西班牙胖力四世宫廷里的小丑同他在莱茵区暴发户约瑟夫-戈培尔身边的地位作比较了。他谈到了艰难的时世，谈到了不得不暂时退避的弱者，谈到了以隐蔽的形式兴起的反抗。他当时说出了这个小小的字眼——“内心流亡”，正因为如此，奥斯卡跟贝布拉分道扬镳了——

    ①迪埃戈-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塞维利亚画派的大师，作品除宗教内容以外还有群像图（如腓力三世和四世）。

    这并不是说，我当时对这位师傅发了一通火。在此后的数年间，我一直在广告柱上张贴的杂耍团和马戏团的海报上寻找贝布拉的名字，我曾经两次见到他的名字同拉古娜夫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然而我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使我能重新见到这两位朋友。

    我指望着会有一场巧遇，可是巧遇并未发生。如果贝布拉和我在一九四二年秋①而不是在一九四三年就走到一条路上去，那么，奥斯卡就永远也成不了莉娜-格雷夫的学生，却会当上贝布拉师傅的徒弟。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地穿过拉贝斯路，多半是在上午的第一个小时跨进蔬菜店，出于礼貌，总是先在店主格雷夫身边站上半个钟头。这位商人渐渐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制作爱好者，我瞧着他制造他那些发出了零声。呜呜声和吱吱声的古怪机械，当有顾客进店来的时候，我就捅他一下，因为格雷夫那时候对周围世界几乎不加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事使得这个以往那么开朗、总是愿意开玩笑的园圃种植者和青年之友变得如此沉默，是什么事使他变得如此孤僻，成了怪人，成了不大讲究仪容的苍老的男子呢？——

    ①根据前文，应是1941年秋。

    再也没有年轻人登他的门了。在这里长大的人都不认识他。童子军时代里他的追随者被这场战争拆散，分送到了各条战线上。他们寄来了战地书信，后来只寄战地明信片了。有一天，格雷夫间接得到消息，他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最初是童子军，后来是青年团旗队长，末了当上少尉，在顿涅茨河畔阵亡了。

    从那一天起，格雷夫日渐衰老，很少注意他的外表，全身心地沉湎于制造机械。结果，人家在他的蔬菜店里看到的丁零响的机器和呜呜叫的机械竟比土豆和甘蓝叶球还要多。普遍的食物匮乏的状况自然也是一个原因；人家很少向蔬菜店供货，即使供应也不定期，而格雷夫又不像马策拉特那样有门道，跑大市场，拉各种关系，适合于当个能干的采购者。

    这爿蔬菜店看去真是可怜巴巴的，不过，格雷夫用毫无意义的噪音机械填补了空间，虽说离奇古怪，却也起了装饰作用，人家看了本该高兴的。从格雷夫这个业余制作匠越来越混乱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制品，我倒挺喜爱的。今天，我一看到我的看护布鲁诺用打包绳子编织的产物，我就会回想起格雷夫的那些陈列品。今天，布鲁诺看到我对他手工编织的玩意儿所表现出来的半是取笑半是认真的兴趣，感到满心欢喜，那时，每当格雷夫发现这一架或那一架音乐装置唤起了我的乐趣时，他也神思恍惚地感到高兴。多年以来，格雷夫从不把我放在眼里，可那时，当我待了半个钟头以后离开他那变成了作坊的店铺去看望他的妻子莉娜-格雷夫的时候，他却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我在这位缠绵床侧的女人身边多半要待上两到两个半小时，可这些事情有多少可以向诸君讲述的呢？奥斯卡一进屋，她就在床上招手：“噢，是你呀，小奥斯卡。再走近点，你想钻进羽绒被里来吗？房间里可冷啦！格雷夫没把屋子烧暖。”于是，我钻到羽绒被下她的身边，把我的鼓和那两根正在使用的鼓棒留在床前，只让那第三根用旧了的纤维状的鼓棒随同我一起去拜访莉娜。别以为我爬上莉娜的床之前已经脱掉了衣服。我穿着羊毛的和天鹅绒的衣裤以及皮鞋上了床，在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尽管这种取暖的活计很费力，我从乱成一团的羽绒被里钻出来时仍然穿着这一身衣服，而且几乎没有被弄皱。

    我离开了莉娜的床后不久，便去拜访蔬菜商，身上还带着他妻子的臭味。这样若干回以后，格雷夫就立下一条规矩，那是我也非常愿意遵守的。当我还待在格雷夫太太的床上，做着我的最后几项练习的时候，蔬菜商便走进卧室，端来满满一盆热水，放在一张小凳子上，还留下了毛巾和肥皂。他不朝床上看一眼，无言地离开了卧室。

    奥斯卡多半迅速地从为他提供的温暖的窝里挣脱出来，走到洗澡盆前，给自己以及那根在床上大显神通的旧鼓棒来一次彻底的清洗。格雷夫忍受不了他老婆的臭味，即使这臭味是过了一道手才向他迎面扑去的，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就这样，刚洗完澡的我便受到了这位业余制作家的欢迎。他为我发动了他的全部机器，让我听它们各种各样的噪音。直到今天我还百思不解，奥斯卡同格雷夫之间尽管姗姗来迟地产生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却始终未能结下友谊。格雷夫照旧使我感到陌生，他虽说唤起了我的关注，却从未唤起过我对他的同情。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刚刚既无歌声也无乐音地度过了我的十八岁生日，在无线电广播里，第六军攻占了斯大林格勒。此后不久，格雷夫制作了一台擂鼓机。在一个木架两端，他挂上了两个盘子，盛满土豆，重量相等。接着，他从左边的盘子里取走了一个土豆，天平的一头就翘了起来，打开了一个止动装置，使安装在木架上的擂鼓机运转起来：它发出急速敲击声、隆隆声、嘎嘎声、哒哒声，钹打响了，锣敲响了，这一切声响合成了一支短暂的、铿锵的、悲怆得不和谐的终曲。我喜爱这台机器。我一再让格雷夫启动它给我做表演。不过，奥斯卡认为这位爱好制作的蔬菜商是灵机一动并为奥斯卡发明和制造了这台机器的。过不多久，我就十分清楚地悟到了我的猜测是错误的。格雷夫也许从我那里得到了启发，不过，这台机器却是专为他自己制造的，因为这台机器的终曲也是他的终曲。

    这是十月间一个清洁的早晨，只有在东北风扫除了屋前的垃圾时才能这样清洁。我按时离开特鲁钦斯基大娘的住所，来到街上，正遇上马策拉特在拉店铺门前的卷帘式挡板。我站到他的身边，他正好嘎嘎地拉起了绿漆挡板，先是一团殖民地商品店气味的云雾扑鼻而来，这是昨天夜间贮存在店堂里的；接着，我迎来了马策拉特的清晨的亲吻。在码丽亚露面之前，我穿过拉贝斯路，朝西边的石头路面投下长长的身影，因为我的右边，在东方，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空，太阳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高高拽起，它所采用的手段，正是闵希豪森男爵①揪住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沼泽地里拔起来时所使用的窍门——

    ①德国民间童话《闵希豪森男爵历险记》（1786）中的主角。

    如果有谁像我这样了解蔬菜商格雷夫，那么，当他见到在这种时候他的店铺的橱窗还被挡板挡着，门还上着锁，他会立刻感到惊讶的。虽说最近几年格雷夫已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古怪的格雷夫，然而他一向是准时开门营业的。他或许病了，奥斯卡想着，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格雷夫去年冬天还在波罗的海凿冰窟窿洗全身浴呢，虽说不再像往年似的定期前去，可是，这个热爱大自然的人，尽管显露出了若干衰老之态，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病倒了呢？格雷夫太太毫不懈怠地行使着卧床特权；我也知道，格雷夫瞧不上柔软的床铺，他宁肯睡行军床或者硬板床。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疾病把这个蔬菜商束缚在床上。

    我来到门窗紧锁的蔬菜店前，回头望了望我们家的店，见到马策拉特正在店堂里，随后我才在我的铁皮鼓上急速地击了几小节，我寄希望于格雷夫大太的灵敏的耳朵。用不了多少声响，店门右侧的第二扇窗户已经打开了。格雷夫太太身穿睡衣，一脑袋卷头发夹子，胸前抱着个枕头，在结着冰花的窗槛花箱上方露出脸来。“快进来呀，小奥斯卡！你还等什么呀，外面冷着呢！”

    我举起一根鼓棒，敲了敲橱窗前的铁皮铺板说明原因。

    “阿尔布雷希特！”她喊道，“阿尔布雷希特，你在哪里？怎么回事啊？”她继续喊她的丈夫，一边离开了窗户。房门打开了，我听见她在店堂里走路的声响，紧接着她又叫喊开了。她在地窖里喊叫，可是我看不见，不知她为何喊叫，因为地窖的窗洞也封着；在进货的日子里，便由这个窗洞倒进土豆去，在打仗的年头里，进货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把一只眼睛贴在窗洞前涂焦油的厚木板缝上，于是我看到地窖里亮着电灯。我可以看到地窖楼梯上面那一段，有个白东西横在那里，可能是格雷夫太太的枕头。

    想必她把枕头丢在楼梯上了，因为她已经不在地窖里了。她又在店堂里叫喊，紧接着又跑到卧室里去叫喊。她摘下电话听筒，叫喊着，找着号码，接着又冲着电话叫喊；但是奥斯卡听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只是偶然之间听到了“事故”二字，还有那地址，拉贝斯路二十四号。她吼着重复了好几遍，然后挂上听筒。紧接着，她身穿睡衣，没了枕头，却依旧是满脑袋卷头发夹子，叫喊声灌满了窗框，把我所熟悉的她那整个双料肥躯浇铸到窗槛花箱里的冰花上，两手捂住粉红色的肉瘤，在楼上大声叫嚷，嚷得街道都变狭窄了。奥斯卡以为格雷夫太太也开始砸碎玻璃地歌唱了，不过连一块玻璃也没有碎掉。窗户被使劲拉开了，邻居们露面了，妇女们大声问出了什么事，男人们从邻近的门洞里冲出来：钟表匠劳布沙德，两条胳臂只有一半伸进外套的袖筒里，老海兰德，赖斯贝格先生，裁缝李比舍夫斯基，埃施先生，甚至普罗布斯特，不是那个理发师，而是煤店的那个，也带着他的儿子来了。马策拉特身穿白色工作服，像一阵风似的刮来了，抱着小库尔特的玛丽亚，则站在殖民地商品店的门洞里。

    我轻而易举地隐没在这些慌慌张张的大人丛中，躲过了正在找我的马策拉特。马策拉特和钟表匠劳布沙德是最先想要采取行动的人。他们想爬窗户进屋。可是格雷夫太太不让任何人爬上去，更不用说进屋去了。她一边抓着、打着、咬着，一边总还能找到时间叫喊，喊声越来越大，有一些话甚至能让人听清楚了。先得等事故急救队来了再说，她早就打过电话了，别人用不着再去打电话，她知道出了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大家应当去照管各自的店铺。这儿的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好奇，无非是好奇，这一回又看清楚了，当不幸的事故临头时，一个人的朋友究竟哪儿才有。她在大唱哀歌时，必定在窗下的人群中发现了我，因为她在喊我，她把那些男人们推下去以后，把赤裸的胳臂向我伸来。有人——奥斯卡今天还相信，那是钟表匠劳布沙德——把我举了起来，不顾马策拉特的反对，把我送进窗户去，刚到结着冰花的窗槛花箱前，马策拉特也快要抓住我的时候，莉娜-格雷夫已经抱住了我，把我紧贴在她那温暖的睡衣前。这时她不再叫喊，只是用假声呜咽着，在假声呜咽的空隙间大口地吸气。

    方才，格雷夫太太的喊叫驱策邻人们做出了激动、无礼的动作。这时，她那细细的假声呜咽以同样的效果使拥挤在冰花下的人们变成了无声而窘迫地聚集着的人群。他们几乎不敢看她一脸的哭相，他们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好奇和关注都转移到了有指望到来的急救车上去了。格雷夫太太的呜咽也使奥斯卡感到不舒服。我设法往下滑一点，使我不至于离她那充满悲痛的声音那么近。我松开了搂住她脖子的手，半个屁股坐在了窗台花箱上。奥斯卡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因为玛丽亚正怀抱孩子站在店铺门洞里。就这样，我又放弃了我坐的地方，意识到我的处境的难堪。同时，我只想着玛丽亚，众邻居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从格雷夫太太这个河岸边撑开去，我觉得它颤动得太厉害，并且使我想到了床。

    莉娜-格雷夫并没有发现我溜了，或许她再也没有力气抱住那小小的身体了。在很长的时间里，这身体曾经卖力地向她提供了一个替身。莉娜或许也预感到奥斯卡将永远从她身边溜走了。她预感到随着她的大声喊叫有一种嘈杂的声音降到了人世，它一方面成为缠绵床侧的女人和鼓手之间的高墙和音障，另一方面又推倒了玛丽亚和我之间存在的高墙。

    我站在格雷夫夫妇的卧室里。我的鼓斜挂着，不太稳当。奥斯卡熟悉这间房间，他能背出这淡绿色糊墙纸的长度与宽度。盛着上一天的灰色肥皂水的洗澡盆还放在小板凳上。所有的物件都有它的位置，然而我觉得拉坏、坐坏、躺杯和碰坏的家具面目一样，至少是被修整一新了，仿佛所有这些硬挺挺地用四只脚或者四条腿靠墙站着的家具需要莉娜-格雷夫的叫喊以及随后的假声呜咽，这才能得到新的、冷得吓人的光泽。

    通往店堂的门开着。奥斯卡不想走进那间散发着干土和洋葱味的屋里去，却又身不由己地进去了。日光透过橱窗挡板的裂缝，用挤满尘粒的光带把这间屋子分割成条条块块。格雷夫的大部分噪音和音乐机械处在半昏暗中，光线仅仅照亮了某些细部、一口小钟、胶合板斜撑和擂鼓机的下半部，还使我看到了待在天平上的土豆。同我们店里完全一样的、柜台后面盖住地客口的那扇吊门敞开着。这扇厚木板门没有任何东西支撑着，有可能是格雷夫太太大声喊叫的时候在匆忙之中拉开的，但她没有用门上的钩子扣住柜台边上的环。奥斯卡只须轻轻一碰，这吊门就会倒下，封住地窖口。

    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这块散发出尘土味和霉味的厚木板后面，凝视着那个被灯光照亮的四方形，它框住了楼梯的一部分和地窖里的一块水泥地。一个构成台阶的小平台的一部分从右上角伸进这个四方框里来。这个小平台想必是格雷夫新近添设的，因为我以前也偶或到地窖里去过，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它。为了看一个小平台，奥斯卡是不会如此着魔地、如此长久地把目光送进地窖里去的，可他这样做了，那原因是由这幅画面的右上角伸出了两只填满了的羊毛袜和两只系带黑皮鞋，而且是奇怪地缩短了的。尽管我看不到鞋底，可我马上认出这是格雷夫的远足鞋。这不可能是格雷夫，我暗自想道，他作好了去远足的准备又怎么会这样地站在地窖里？因为鞋子不是底朝下，而是自由飘浮在小平台上方；那笔直朝下的鞋尖勉强触到了小平台的木板，接触得很少，但毕竟还是触到了。我用一秒钟的时间想象着一个用鞋尖站立的格雷夫，因为我相信他，这位体操运动员和爱好大自然的人，是做得出这种滑稽可笑却又很费力气的练习来的。

    为了让我确信我这种假设是正确的，也为了情况确实如此时狠狠地嘲笑一下这个蔬菜商，我于是小心翼翼地爬到很陡的楼梯上，一级一级往下走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一边还敲着这制造恐惧和驱赶恐惧的工具：“黑厨娘，你在吗？在在在！”

    当奥斯卡稳稳当当地站在水泥地上的时候，他才让目光经由曲折的道路，从一捆空洋葱口袋上方越过，再滑过摞成堆的同样是空的水果箱，掠过以前从未瞧见过的横梁构架，直至接近格雷夫的远足鞋悬吊着或者用鞋尖站立着的地方。

    我自然知道格雷夫悬吊着。鞋悬吊着，编织得很粗糙的深绿色袜子也悬吊着。长统袜口上方赤裸的男人膝盖，大腿毛茸茸的直到短裤裤边；这时，一阵又刺又痒的感觉从我的生殖器慢慢地延伸开去，接着到了臀部，又上升到变麻木的背部，沿着脊椎骨往上爬，继而到了后颈，弄得我热一阵冷一阵的。这感觉从那里又一路扎下去到了两腿之间，使我那根本来就很小的圆木棍干瘪下去，接着它再次跳过已经弯曲的背部到了后颈，在那里渐渐收缩——今天，只要有人在奥斯卡面前说到悬吊这个词，甚至说到把洗净的衣服挂起来①时，他就会产生这种又刺又痒的感觉。悬挂在那里的不仅是格雷夫的远足鞋、羊毛袜、膝盖和短裤，格雷夫整个人靠脖子悬吊着，在绳子上露出一张龇牙咧嘴的脸，仍没有摆脱舞台上那种装腔作势的表演——

    ①在德语里，“悬吊”和“挂”是一个词。

    又刺又痒的感觉骤然消失，快得令人惊讶。我觉得格雷夫的姿势又恢复正常了；因为一个吊着的人的身体姿势基本上同一个用手撑地行走的人、一个头足倒立的人、一个想骑马而跃上一匹四条腿的马却采取了真正不幸的姿势的人的模样是一样正常和自然的①——

    ①指采取这些姿势时，脚尖都是朝下或朝上的。

    此外还有布景。奥斯卡这时才理解了格雷夫过去所花费的精力。格雷夫吊在其中的框架和布景是精选出来的，几乎是铺张的。这位蔬菜商曾经寻找过一种适合于他本人的死的形式，他找到了一种两头平衡的死法。他，在他活着的时候，计量局的官员曾多次找他麻烦，他们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信件往来，他们曾多次没收过他的天平和砝码。他，由于水果和蔬菜的重量称得不准确，曾经付过罚款。这一回，他用土豆同他的身体保持平衡，一克不差地保持平衡。

    一根光泽暗淡、或许用肥皂抹过的绳子，由滑轮引导，穿过两根横梁上方，这两根横梁是格雷夫为他的末日架在一个支架上的。这个支架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用作他的末日支架。他浪费了上好的木料，我由此推断出，这个蔬菜商没想到过要节约。在那些建筑材料紧缺的战争年代里，要搞到横梁木和木板想必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之前，格雷夫一定干过实物交易，他用水果换来了木材。所以，在这个支架上也不缺少纯属多余的、只为装饰用的角撑。构成台阶的三段式小平台——奥斯卡方才在上面店堂里已经看到了它的一角——把这整个横梁构架提高到了几近于庄严的程度。那台擂鼓机看来是这个业余制作家用作模型的。同那台机器的情形一样，格雷夫和他的衡重物都挂在支架的内部。在他和同样摇晃着的土豆之间，有一把精巧的绿色小梯子，同四根抹白灰的角梁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用一个童子军才会打的、富有艺术性的套结把几个土豆筐系在那根主绳上。四个涂白漆但光线仍然很强的电灯泡照亮了支架内部。因此，奥斯卡无需登上并玷污那个庄严的小平台，便能从土豆筐上方一张用铁丝固定在童子军套结上的小硬纸片上读出那一行字：七十五公斤（少一百克）。

    格雷夫身穿童子军指导的制服挂在那里。他在自己的末日又恢复穿战前年代的制服。这套制服穿在他身上已经显窄了。他无法结上最上面的两个扣子和腰带，要不然的话，他这身打扮挺整洁，现在却添上了叫人讨厌的怪味儿。格雷夫按照童子军的规矩交叠着左手的两指。这个吊死鬼在上吊之前把童子军帽子系在右手腕上。他无法结上衬衫领口的扣子，也同样无法结上齐膝短裤最上面的扣子，于是，他的鬈曲的黑色胸毛就从这空档里钻了出来。

    小平台的台阶上有几株紫花，还不相宜地杂着香菜茎。也许花已经被他撒完了，因为他把多一半的紫竟还有几朵玫瑰都用来装饰挂在支架的四根主横梁上的那四幅小像了。左前方一根上挂着童子军创始人巴登一鲍威尔爵士像，有玻璃框。左后方是圣徒圣乔治，无框。右后方是米开朗琪罗画的大卫头像，无玻璃。在右前方的立柱上，一个表情丰富的、漂亮的、大约十六岁的男孩的相片在微笑，相片既有框，又有玻璃。这是格雷夫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从前的相片，他后来当了少尉，在顿涅茨阵亡。

    也许我还得提一笔小平台台阶上紫菀与香菜间一张被撒成四片的纸。这些碎片扔在那里，却可以让人毫不费力地拼在一起。奥斯卡这样做了，他辨认出这是一张曾经多次盖上风纪警察局印章的法院的传票。

    还有待我来报道的，便是急救车催人的笛声唤醒了正在考察一个蔬菜商死因的我。紧接着，他们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梯，登上小平台，把手伸向吊着的格雷夫。可是，他们刚把这个商人稍稍托起，用作衡重物的土豆筐就纷纷落下、翻倒。同擂鼓机一样，格雷夫机巧地用胶合板遮住的支架上面的机械在止动装置打开后便运转起来了。下面，土豆砰砰地落到小平台上，又从小平台落到水泥地面上；上面，敲击着铁皮、木头、铜和玻璃，上面，一支摆脱羁绊的鼓乐队敲响了阿尔布雷希特-格雷夫的大型终曲。

    时至今日，奥斯卡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便是让雪崩似的土豆坠落的噪声——顺带说一句，几个急救员赖此发了财——让格雷夫的擂鼓机的有机喧闹声在他的铁皮鼓上响起回声。也许因为我的鼓对格雷夫之死的形象塑造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有时也成功地在奥斯卡的铁皮鼓上奏出一首经过修饰的格雷夫之死的改编曲。我的朋友们以及护理员布鲁诺曾问及这首鼓曲的标题，我于是给它起名为：七十五公斤

    贝布拉的前线剧团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我的儿子库尔特一周岁。奥斯卡，父亲，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此事，暗自想道：还要等上两年。一九四二年十月，蔬菜商格雷夫在一座形式如此完善的绞刑架上自缢，因此，我，奥斯卡，一再把这次自杀列为庄重的死法之一。一九四三年一月，大家对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谈论得很多。由于马策拉特像以前强调珍珠港、托布鲁克和敦刻尔克那样地强调这座城市的名称，我因此不再去关注这座遥远的城市里所发生的事件，而去注意我从特别新闻广播里所了解到的其他城市；因为对奥斯卡来说，国防军报道和特别新闻广播乃是一种地理课。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会知道库班河、缪斯河和顿河是在哪儿流着呢？有谁能比关于远东各种事件的详尽的无线电报道更好地向我说明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基斯卡岛和阿达克岛的地理位置呢？就这样，我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学到了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位于伏尔加河畔。不过，我并不关心第六军，我关心的是那时患上轻度流行性感冒的玛丽亚。

    患流行性感冒的玛丽亚日见好转期间，无线电里的报道继续开它的地理课：勒热夫和杰姆扬斯克。对于奥斯卡来说，这两个地点仍然是他闭上眼睛马上能在任何苏维埃俄罗斯的地图上找到的。玛丽亚病刚好，我的儿子库尔特又得了百日咳。在我想法子记住激烈争夺的突尼斯的几块绿洲的极难记的名称期间，小库尔特的百日咳停了，非洲军团也完蛋了。

    啊，欢乐的五月！玛丽亚、马策拉特和格蕾欣-舍夫勒准备首小库尔特过两周岁生日。奥斯卡也认为即将来临的庆祝日意义比较重大，因为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二日起只需再等一年了。如果我在场，我会在小库尔特两岁生日那天，咬住我儿子的耳朵低声说：“等着吧，不久你也会敲鼓了。”不过，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二日奥斯卡已经不在但泽的朗富尔了，而是在罗马人建立的古老城市梅斯。是啊，他离开的时间拖得那么长，结果呢，为了能同家人共庆小库尔特的三岁生日，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准时赶回他所熟悉的、还一直没有遭轰炸破坏的故乡，他可是历尽了艰辛。

    是什么事务使我离家出走的呢？我不绕弯子直说了吧！在已经改成空军营房的佩斯塔洛齐学校门前，我碰上了我的师傅贝布拉。不过，贝布拉一个人是不可能说服我外出远行的。贝布拉的手臂挽着拉古娜，罗丝维塔夫人，伟大的梦游女。

    奥斯卡由小锤路走来。他刚才拜访了格蕾欣-舍夫勒，安闲地读了一小段《罗马之战》并且从中发现，当时，在贝利萨尔①的时代，世事就已更迭无常，当时的人就已经在相当广阔的地理区域内，在河流的交汇处和城下欢庆胜利或忍受失败了——

    ①贝利萨尔（505～565），日耳曼人，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统帅，为光复被蛮族占据的西罗马，两度在意大利同东哥特人交战。

    我穿过弗勒贝尔草场，最近几年间，此地已经变成了托特组织①的一个临时木板房营地。我的思想却停留在塔吉那，公元五五二年，纳赛斯②在此地击败托蒂拉。我的思想停留在这位伟大的亚美尼亚人纳赛斯身上倒不是由于他打了大胜仗，吸引我的是这位统帅的体型。纳赛斯是畸形儿，驼背，纳赛斯矮小，纳赛斯是矮人、侏儒、小人国的人。纳赛斯也许是个儿童小脑袋瓜，比奥斯卡稍大些，我这样思考着，来到佩斯塔洛齐学校门口，为了作比较。我瞧着几个个子长得太快的空军军官，看到了他们的勋章带子，我暗自说，纳赛斯肯定不挂勋章，他不需要这东西。这时，这位伟大统帅本人却站在学校大门正中央，一位夫人挽着他的臂膀。为什么纳赛斯不该有位夫人挽着他的臂膀呢？他们正迎面朝我走来，在那些空军巨人一旁他们显得渺小，然而却是那些新烘烤出来的纯空气英雄③的中心，笼罩在历史的氛围之中，年纪老极了；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名叫纳赛斯的亚美尼亚矮子面前，这个住满了托蒂拉们和泰耶们、住满了树一般高大的东哥特人的整座兵营又算得了什么呢。纳赛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近奥斯卡，向奥斯卡招手，挽着他的臂膀的那位夫人也在招手。贝布拉和罗丝维塔-拉古娜夫人问候我，空军尊敬地让出道来，我把嘴靠近贝布拉的耳朵小声说：“亲爱的师傅，我把您当成伟大的统帅纳赛斯了。我对此人的评价远远高于我对有勇无谋的力士贝利萨尔的评价。”——

    ①托特组织，由工程师弗里茨-托特（1891～1942，后任纳粹军备部长）领导的组织，负责修建军事设施如西壁等。

    ②纳赛斯（生卒年代不详），亚美尼亚人，查士丁尼的统帅。在意大利先后击溃以托蒂拉和泰耶为王的东哥特人。

    ③文字游戏，指“空军英雄”。德语“空军”一词由“空气”与“武器”两同复合而成。下文称空军军官为空军，也含谐谑义。

    贝布拉谦逊地一挥手表示拒绝。可是，拉古娜却喜欢我的这番类比。她说话时小嘴动得多美啊！“请问你，贝布拉，难道他，我们的年轻朋友，当真那么毫无道理吗？你的血管里不是流着欧仁亲王的血吗？不是流着路易十四的血吗？难道他不是你的祖先吗？”

    贝布拉抓住我的臂膀，把我拉到一边，因为空军不住地观赏着我们，直愣愣地盯着，令人讨厌。末了，一名少尉，紧跟着上来两名士官，在贝布拉面前做了个立正姿势，因为我的师傅的制服上佩戴着上尉的军衔标志，袖子上还有一块印有“宣传运动”字样的布条。用勋章装饰着的小伙子们请拉古娜签名留念，并且得到了她的签名。于是，贝布拉一招手，让他的公务汽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在汽车开走时还不得不听着空军热情的鼓掌声。

    佩斯塔洛齐街，马格德堡街，陆军草场，我们一路驶去。贝布拉坐在司机旁边。刚到马格德堡街，拉古娜就已经拿我的鼓做话题了。“好友，您还一直忠实于您的鼓吗？”她用她的地中海嗓音低声说，这嗓音我已经那么久没听到过了。“在其他方面您是否也都忠实呢？”奥斯卡没有回答她，没有用他那些同女人之间的冗长乏味的事去劳她的神，但微笑着允许这位伟大的梦游女先是抚摩他的鼓，接着抚摩他有点抽搐地抱着这铁皮鼓的双手，而且越来越显出南欧人味道地抚摩着。

    汽车拐进陆军草场，跟着五路电车轨道行驶。这时，我甚至给她回答了，也就是说，我用左手抚摩她的左手，她用右手亲热我的右手。汽车已经驶过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奥斯卡下不了车了。这当儿，我在小卧车的后视镜里瞧见了贝布拉浅棕色的、机敏的老人眼睛正观察着我们两个的小动作。拉古娜偏偏握住了我的双手，而我呢，为了不伤害我的朋友和师傅，正要挣脱出来。贝布拉在后视镜里微笑，接着避开了他的目光，开始同司机交谈。这时，罗丝维塔一边热乎乎地捏住我的双手，抚摩着，一边启动地中海小嘴，也开始了一席谈话。这是直接讲给我听的，甜蜜地灌进了奥斯卡的耳朵，随后又谈了些实际的事情，接着话又变得更加甜蜜，封住了我的一切顾虑和逃跑的企图。我们到了帝国殖民区，朝妇科医院方向驶去。拉吉娜告诉奥斯卡，这些年里她一直想着他，她还一直保存着当年我在四季咖啡馆里唱碎并奉献给她的玻璃杯。她说，贝布拉虽然是位出色的朋友和优秀的工作伙伴，但同他结婚却是不能设想的；贝布拉必须单独生活，拉古娜这样回答我插入的提问，她给他一切自由，而他也同样，虽说他天性相当嫉妒，但这些年来他也懂得了拉古娜是约束不了的，况且善良的贝布拉身为前线剧团团长几乎没有时间去履行一旦结婚后应尽的义务。不过，这前线剧团可是第一流的，它所演的节目若在和平时期照样能搬上“冬季花园”或“斯卡拉”大剧院的舞台。而我，奥斯卡，凭着我尚未施展的神授的才能，是否有兴致去试他一年呢？何况我的年纪也够了，她可以担保，不过，我，奥斯卡，或许有其他重任吧，或者相反？那就更好，他们今天离开此地，方才是他们在但泽一西普鲁士军区的最后一场午后演出。现在他们去洛特林根，随后去法国，眼下去东线是办不到的事，谢天谢地，他们刚刚离开东线。我，奥斯卡真走运，东方已成过去，现在是去巴黎，肯定是去巴黎。我，奥斯卡。可曾去过巴黎旅行？就这样吧，朋友！如果拉古娜已经诱惑不了您这位鼓手冷酷的心，那就让巴黎来诱惑您吧！我们一起去吧！①——

    ①此句原文是意大利语。

    这位伟大的梦游女话音刚落，汽车就停了下来。兴登堡林阴大道的树，绿色，普鲁士风，间距一律。我们下车，贝布拉让司机等着。我不想进四季咖啡馆，我的脑子有点乱，需要新鲜空气。于是我们就到斯特芬公园去散步，口布拉在我右边，罗丝维塔在我左边。贝布拉向我谈宣传运动的意义和目的。罗丝维塔向我讲述宣传运动日常生活中的小插曲。贝布拉谈战争画家、战地记者，聊他的前线剧团。罗丝维塔让遥远城市的名称从她的地中海小嘴里溜出来，而报告特别新闻时，那些地名我在无线电里全都听到过。贝布拉说了个哥本哈根。罗丝维塔嘘出了巴勒莫。贝布拉唱着贝尔格莱德。罗丝维塔像个悲剧女演员似的哀诉道：雅典。但是，两人一起如痴如醉地反复谈论巴黎，保证说，那个巴黎可以抵消方才讲到过的所有城市。末了，贝布拉打着官腔，摆出前线剧团团长和上尉的架势，向我提议说：“请您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吧，年轻人，擂鼓，唱碎碑酒杯和电灯泡！在美丽的法兰西、在青春常在的巴黎的德意志占领军会感激您，向您欢呼的。”

    仅仅为了走形式，奥斯卡要求有个考虑的时间。我在五月葱绿的灌木丛中走了足足半个小时，一边是拉古娜，一边是我的师傅和朋友贝布拉。我装出反复思考和大伤脑筋的样子，搓搓额头，倾听林中鸟语，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做过的事，仿佛我在期待某一只红胸鸲给我答案和忠告。当绿丛中有个什么东西瞅瞅地叫得特别响、特别引人注意的时候，我开口说：“善良、智慧的大自然劝我接受您的提议，尊敬的师傅。您今后可以把我看做您的前线剧团的一员了！”

    我们接着去了四季咖啡馆，喝一杯淡血色的穆哈，商量了我逃离家庭的细节，不过，我们不把这叫做逃跑而叫做出走。

    在咖啡馆外面，我们又重复了一遍计划好的行动的一切细节。我于是同拉古娜以及宣传运动上尉贝布拉告别，他坚持让我用他的公务汽车。他们两个沿着兴登堡林阴大道溜达着朝城里走去。上尉的司机，一位年纪较大的上士，开车送我回朗富尔，一直开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因为我不想也不能让车开进拉贝斯路。奥斯卡乘着国防军公务汽车来了，这会轰动四邻，太过分也太不合时宜。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到马策拉特和玛丽亚家去作临别拜访。在我的儿子库尔特学走路的围栏旁，我站了许久，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我也产生了若干做父亲应有的想法，便伸手去抚摩这个金发小家伙，可是库尔特不愿意。玛丽亚倒并不拒绝，她有点惊讶地接受了我对她的亲热举动，尽管多年以来她已经不习惯于此了，她也好心地抚摩我一番。同马策拉特告别我觉得为难，这真是奇怪。这个男人站在厨房里，正用芥末调料计煮腰花，他同烹任勺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许挺愉快，我因此不敢打扰他。当他想从身后拿东西并伸手在厨桌上瞎模时，奥斯卡这才向他走去，拿起放着切碎的香菜的小木板递给他。我至今仍然认为，马策拉特惊讶地、不知所惜地拿着放有香菜的小木板，愣了很久。在我离开厨房以后，他还愣着，因为奥斯卡以前从未递过、拿过、举过什么东西给马策拉特。

    我在特鲁钦斯基大娘那里吃饭，让她给我洗了澡，把我放到床上。我等她躺进她的羽绒被里，吱吱地轻声打起鼾来时，就穿上拖鞋，带上我的衣服，穿过那只越来越衰老、正吱吱地打鼾的灰毛耗子睡的房间，在过道里我拿钥匙开锁时费了些劲，最后把锁拧开了。我一直光着脚，只穿睡衣，挟着我那卷衣服，爬上楼梯，到了晾衣阁楼，进了我的隐藏处，在摞成堆的屋面瓦以及人家不顾防空条例的规定仍旧堆在那里的成捆的报纸后面，我踉踉跄跄地跨过防空沙堆和防空水桶，找出一面崭新锃亮的鼓来，它是我瞒着玛丽亚节省下来的。奥斯卡的读物我也找出来了：合成一卷的拉斯普庭与歌德。把我喜爱的这两位作家也带走吗？奥斯卡穿上衣服和鞋子，把鼓挂到脖子上，把鼓棒插在裤子背带后面，与此同时，他跟他的两位神——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①谈判。那位醉得不省人事的神劝我，要么什么读物也不带，要么只带一叠拉斯普庭走；那位极其狡猾又过于理智的阿波罗则劝我干脆放弃法国之行，当他发现奥斯卡已经决心赴法国时，便坚持要我带上一个没有窟窿的旅行袋，把歌德在几百年前打过的每一个合乎理性的呵欠都带走。而我呢，一来由于固执，二来由于我深知，《亲合力》一书不能解决一切两性的问题，便把拉斯普庭以及他的赤裸裸的、然而穿着黑色长袜的女性世界也随身带走了。阿波罗力求达到和谐，狄俄尼索斯力求达到沉醉与混乱，奥斯卡则是一个小小的半神②。他使混乱和谐化，使理性处于沉醉状态。奥斯卡除了他的必死性以外，有一点优于自古以来便确定了的全神们：奥斯卡可以读使他开心的书，众神却总在检查他们自己——

    ①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阿波罗是司光明、艺术的神。

    ②半神，指神和人所生的后代。

    一个人是可以习惯于一幢出租公寓以及十九家房客厨房里的气味的。我同每一段楼梯，同每一层楼，同每一扇钉有姓名牌的套间门告别。啊，音乐家迈恩，他们认为你不合服役资格而把你送了回来。你又吹起了小号，又喝上了杜松子酒，期待着他们重新把你接去——后来他们果真把他接走了，只是不准他把小号带在身边。啊，胖得不成形状的卡特太太，她的女儿自称闪电姑娘①。啊，阿克塞尔-米施克，你用鞭子换取了什么？沃伊武特先生和太太，他们一直吃芜青甘蓝。海纳特先生身患胃病，因此在席哈乌船坞工作而没在步兵服役。旁边一家是海纳特的父母，他们仍旧姓海莫夫斯基。啊，特鲁钦斯基大娘，这只耗子在套间门后睡得正香。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她吱吱叫。小矮个儿，他本姓雷策尔，已经被提升为少尉，虽说他从小就得穿长统羊毛袜。施拉格尔的儿子死了。艾克的儿子死了。科林的儿子死了。钟表匠劳布沙德还活着，仍在使死钟表复活。老海兰德活着，照旧在把弯钉子敲直。施韦尔文斯基太太有病，施韦尔文斯基先生身体健康，却死在了她的前头。底层对面的套间里住着的是谁？马策拉特家的阿尔弗雷德和玛丽亚，还有一个快满两周岁的小家伙，名叫库尔特。谁在这夜深人静时离开这幢吃力地呼吸着的大公寓？是奥斯卡，小库尔特的父亲。他带着什么来到黑暗的街上？他带着他的鼓以及他的大厚本教科书。在所有这些灯火熄灭、相信空防的房屋之中，为什么他偏偏在一所灯火熄灭、相信空防的房屋前面站住呢？因为这里住着寡妇格雷夫太太。他虽然不能把他的教育归功于她，却能把某些传递感觉的熟练手法归功于她。为什么他在这所黑洞洞的房屋前脱下帽子？因为他在悼念蔬菜商格雷夫，此人鬈毛，鹰钩鼻，自己称自己的体重，同时上吊。吊死后他仍有鬈毛、鹰钩鼻，但是，原先失神地待在眼窝里的棕色眼珠却过度用力地突了出来。为什么奥斯卡又戴上了他的有飘带的海军帽，头戴帽子，脚登靴子离开了呢？因为他约定要去朗富尔的货车车站。他准时来到约定的地点了吗？他来了——

    ①闪电姑娘，纳粹士兵用语，指通讯兵的女子助手。

    这就是说，我是在最后一分钟到达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下跨道附近的铁路路堤的。我并没有在附近的霍拉茨医生的诊所前停留。虽说我在思想里同护士英格道了别，向小锤路的面包师傅离所送去了问候，但这些都是边走边做的，唯独圣心教堂的大门止住了我行路匆匆，害得我差点儿来晚了。教堂大门紧锁。然而我能确切地想象出坐在童贞女马利亚左大腿上的赤身裸体的、粉红色的童子耶稣。她又在这儿了，这可怜的妈妈。她跪在忏悔室里，把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娘所有的罪孽灌进维恩克神甫的耳朵里去，如同她往常把糖灌进蓝色的一磅或半磅装口袋里去那样。奥斯卡则跪在左侧祭坛上，想把鼓塞给童子耶稣，可是这小家伙不敲鼓，没有向我显示奇迹。当时，奥斯卡发了誓，今天，奥斯卡在紧锁的教堂大门前再度发誓：我定要教会他敲鼓。不是今天就在明天！可是，我要去作长途旅行，便把誓言改为后天，接着转过身来把鼓手的背对着教堂的大门，坚信我不会失去耶稣，随后爬上下跨道旁边的铁路路堤，丢失了若干歌德和拉斯普庭的残篇，但仍把我的教育大全的大部分带上了路堤，带到了铁轨间。我踉踉跄跄地越过枕木和碎石，还走了一箭之遥，慌忙中险些把正等着我的贝布拉撞倒。天真黑呀！

    “原来是我们的铁皮演奏家！”上尉兼音乐小丑喊道。我们相互提醒要多加小心，摸索着过了铁道、交轨点，在那些正在调轨的货车之间迷了路，最后找到了那列前线休假人员的列车，车上给贝布拉的前线剧团留了一节专用车厢。

    奥斯卡过去乘过有轨电车，如今他也该乘乘火车了。贝布拉把我推上车厢时，正在做针线活的拉古娜抬起头来，莞尔一笑，微笑着吻我的脸颊。她一直在微笑，手指却不离开她的针线活，并向我介绍了前线剧团的两位团员：杂技演员菲利克斯和基蒂。蜂蜜般金黄头发的、皮肤有点发灰的基蒂不无吸引力，个子同那位夫人差不多。她说话略带萨克森口音，这更增添了她的魅力。杂技演员菲利克斯是剧团里个子最高的。他的身高总得有一百三十八厘米。这个可怜虫因为他引人注目的出格的身材而苦恼。九十四厘米的我的出现，更激发了他的变态心理。这位杂技演员的长相同一匹用高级饲料喂养的选拔出来的赛马有若干相似之处，因此，拉古娜开玩笑地称他“卡瓦洛”①或“菲利克斯-卡瓦洛”。杂技演员菲利克斯同贝布拉上尉一样也穿着军灰色制服，不过只佩着上士军衔标志。女士们也藏身在剪裁成旅行服装的军灰色衣料里，简直太不合身了。拉古娜手指下的针线活原来也是块军灰色布料，后来成了我的制服。布料是贝布拉和菲利克斯捐赠的，罗丝维塔和基蒂轮流缝制，剪去的军灰色布料越来越多，直到上装、裤子和军帽都合我的尺寸为止。在国防军的任何服装局里都不可能弄到适合奥斯卡穿的鞋子。我也乐得穿我自己的平民的系带靴，免得套上士兵的低统靴——

    ①意大利语，意思是“马”。

    我的证件是伪造的。杂技演员菲利克斯在做这件精细的工作时证实自己是相当熟练的。我纯粹出于礼貌而未能提出抗议。伟大的梦游女让我冒充她的兄弟，当她的哥哥。具体地说是：奥斯卡奈洛-拉古娜，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热那亚。到今天为止，我用过各种各样的姓名。奥斯卡奈洛-拉古娜是其中之一，无疑不是最难听的。

    我们出发了。火车驶经斯托尔普、什切青、柏林、汉诺威、科隆开往梅斯。柏林我一无所见。我们停留了五小时。自然正遇上空袭警报。我们躲进了托马斯地窖。前线休假人员像沙丁鱼似的卧倒在拱顶下面。宪兵队的人不准我们进去，这时传来了喧闹声。从东线来的几个士兵，看过剧团的演出，认识贝布拉和他的团员。他们鼓掌吹口哨，拉古娜也掷去了飞吻。他们要求我们演出，几分钟内就在这个从前是拱顶地窖啤酒馆的底部临时搭起了一个舞台似的东西。贝布拉难以拒绝，尤其是一位空军少校由衷地、以过分夸张的姿态请他演些拿手好戏给士兵们一饱眼福。奥斯卡将要在真正的剧团演出中首次登场。虽说我并非毫无准备就上台，在火车上，贝布拉同我一起多次排练过我的节目，这时我却怯场了，这使得拉古娜又有机可趁，抚摩我的手哄我。

    士兵们热心透顶，他们刚把我们的演员包搬过来，菲利克斯和基蒂就开始了他们的杂技表演。这两个都是橡皮人，他们把自己的身体打成结，不断地从自己的身体里钻进去又钻出来，绕住自己的身体，取下身体上的一截，把他的给她，把她的给他，互相交换这一截身子或那一截身子，使拥挤着的、目瞪口呆的士兵们感受到剧烈的四肢疼痛和延续数日之久的肌肉酸痛。菲利克斯和基蒂还在打结和解结的时候，贝布拉扮着音乐小丑出场了。他在从满到空的酒瓶上奏出那些战争年头里最流行的曲子。他演奏了《埃里卡》和《妈妈齐，送我一匹小马》，又让《故乡，你的星》在瓶颈上响起并放出光芒。但这还不够激动人心，他便搬出他的老牌光辉乐曲，让《老虎吉米》在酒瓶丛中狂吼怒叫。这支乐曲不仅前线休假人员喜爱，连奥斯卡爱挑剔的耳朵也喜欢听。贝布拉演了几套魔术，虽然幼稚，然而照样受欢迎。之后，他宣布罗丝维塔-拉吉娜，伟大的梦游女，以及奥斯卡奈洛-拉古娜，杀玻璃的鼓手出场。观众的热情当真被他烧旺了，罗丝维塔和奥斯卡奈洛必定成功。我用急速轻敲的动作作为我们的表演的引子，用渐强的急速敲击为高潮的到来铺路，在表演结束时用大段艺术性强的敲击引出喝彩声。拉吉娜从观众堆里随便叫出一名士兵甚至军官，请年老皮厚的上士或腼腆狂妄的候补军官坐下，她便来看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心，她还真能看透他们的心。除去她总能说对军人证上的各种日期以外，她还把上士和候补军官私生活中不可告人的事透露给观众。她在披露人家的隐私时讲得委婉动听，妙语连珠，末了，送给那些如观众所说被剥个精光的家伙每人一瓶啤酒，请受赏者把瓶子高高举起，让大家都能看清，随后给我，奥斯卡奈洛，打了个暗号：渐强地急速擂鼓，啤酒瓶应声裂成碎片。这对于我的声音来说如同儿戏，再难的任务也不在话下。剩下的是诡计多端的上士或乳臭未干的候补军官溅满啤酒、目瞪口呆的脸——接着爆发出喝彩声，经久不息的掌声，掺入这掌声之中的是对帝国首都的一次大轰炸的噪声。

    我们所表现的虽说不是世界水平，但娱乐了士兵们，使他们忘记了前线和休假，使他们放声大笑，无休止地大笑。炸弹落到了我们的头上，摇晃并掩埋了地客和其中的一切，灯和备用灯都灭了，一切都倒在地上，乱作一团。这时，仍然一再有笑声穿过这口被掩埋的、令人窒息的棺材。“贝布拉！”他们喊道，“我们要听贝布拉！”好心而又顽强的贝布拉应声而起，在黑暗中扮演小丑，硬使被掩埋的群众同声大笑。当大家要求拉古娜和奥斯卡奈洛表演时，他大声说道：“拉古娜夫人非常——疲倦了，亲爱的铅土兵们。小奥斯卡奈洛为了大德意志帝国和最终胜利也需要睡上一个小觉！”

    她，罗丝维塔，躲在我的身旁，感到害怕。但奥斯卡并不害怕，却还是躲在拉古娜身旁。她的惧怕和我的胆量把我们的手合在一起。我搜索她的惧怕，她搜索我的胆量。末了，我变得有点害怕了，她却得到了胆量。当我第一次驱走了她的惧怕，使她有了胆量时，我的男子汉的胆量已经第二次产生。我的胆量已经历时十八个光辉的年头了，而她，我不知道她多大年纪，也不知道她是第几次这样躺着陷于她那训练有素的、使我产生胆量的惧怕之中。因为同她的脸一样，她那尺寸虽小却数目齐全的身体上丝毫没留下已被埋葬的时间的痕迹。委身于我的是一个胆量与惧怕都没有时间性的罗丝维塔。她在帝国首都遭到一次大轰炸时，在被掩埋的托马斯地窖里，屈服于我的胆量，丧失了她的惧怕，直到防空人员把我们挖掘出来为止。可是，人家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小人国的女子究竟是十九岁还是九十九岁。对奥斯卡来说，保持沉默是很容易的，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向他提供那头一道同他的身体尺寸相符合的拥抱的，究竟是个有胆量的老妪，还是一个出于惧怕而百依百顺的姑娘

    参观水泥——或神秘，野蛮，无聊

    有三个星期之久，我们一晚接一晚地在罗马人建立的、后来又驻扎了近卫军的城市梅斯的历史悠久的防弹掩蔽部里演出。同样的节目我们在南希演了两个星期。马恩河畔的夏龙好客地接待了我们一星期。奥斯卡的舌头已经能弹出几个法国字来了。在兰斯，还能观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世界闻名的大教堂的石雕动物，令人讨厌地没完没了地把水喷到铺路石块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兰斯天天下雨，夜间也下雨。但是，在巴黎，我们遇上了一个明媚和煦的九月。我可以挽着罗丝维塔的臂膀在码头上漫步，度过我的十九岁生日。虽说我曾经从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寄来的明信片上见到过这个大都会，巴黎却一点也没有使我失望。罗丝维塔和我头一回站在艾菲尔铁塔下，我们——我身高九十四厘米，她九十九厘米——举首仰望，我们两人，手挽手，头一回意识到我们的伟大和独一无二。我们在大街上接吻，不过，这在巴黎并不新鲜。同艺术与历史交往，是何等美妙啊！我，始终挽着罗丝维塔的臂膀，游览了伤兵教堂，缅怀伟大的、但个子并不高的、因此与我们同属一类的皇帝，我用拿破仑的语言讲话。在第二位弗里德里希①（此公亦非巨人）的墓前，拿破仑说过：“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不会站在此地了！”我在我的罗丝维塔的耳边柔声低语：“如果这个科西嘉人还活着，我们就不会站在此地了，我们就不会在桥下，在码头上，在巴黎的人行道上接吻了。”——

    ①指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亦译作腓特烈大王。

    我们同其他剧团一起在普莱尔大厅和萨拉-伯恩哈特剧院联合演出。奥斯卡迅速习惯了大城市的舞台环境，把他的保留节目改得高雅，以投合巴黎占领军的吹毛求疵的口味。我不再唱碎普通的、粗俗的德意志啤酒瓶，不，我把从法国各个宫殿里精选出来的、呈优美弧形的、吹制成雾气一般薄的花瓶和水果盆唱成碎片。我的节目是按照文化史的观点安排的，从路易十四时代的玻璃杯开始，又让路易十五时代的玻璃制品变成玻璃尘埃。我想到了革命时代，带着激烈的情绪，让不幸的路易十六和他的丢了脑袋的玛丽-安托万奈特的高脚杯遭了殃。我又毁了一点路易-菲利普的玩艺儿，最后同第三共和国的青年风格的玻璃幻想产物恶战一场。

    尽管正厅前排和各层楼座的军灰色群众不理解我的表演是按历史进程编排的，把玻璃碎片仅仅当做普通的玻璃碎片并报以掌声，然而，偶或也有来自帝国的参谋部军官和新闻记者，除了玻璃碎片外还欣赏我的历史感。在一场由官方为司令官们举办的演出结束后，人家把我们介绍给一位不穿制服的学者，此人对我的艺术大加恭维。我尤其感激帝国一份主要日报的通讯记者，他正待在这座塞纳河上的城市里，并且不愧为法国问题专家。他暗示我注意我的节目中若干细小的错误，但不属于风格上的纰漏。我们在巴黎过冬。人家请我们在一流饭店里下榻，我也不想缄口不提，我身边的罗丝维塔在整个漫长的冬天一再试验并证实了法国床的优点。奥斯卡在巴黎幸福吗？难道他已经忘了故乡的情人玛丽亚，还有马策拉特、格蕾欣和亚历山大-舍夫勒，忘了他的儿子库尔特和他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吗？

    我并没有忘记他们，然而我也不惦念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所以，我也没有寄军用明信片回家，不给他们任何我还活着的标志，而是给他们提供条件，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生活上一年；我离家出走时就决定要回去，我感兴趣的是我不在时家里这伙人的关系作了怎样的调整。在街上，在表演时，我有时也在士兵的脸上寻找熟悉的特征。也许弗里茨-特鲁钦斯基或阿克塞尔-米施克从东线调到巴黎来了，奥斯卡想着，有一两次真以为在一伙步兵中间认出了玛丽亚漂亮的哥哥，其实不是，军灰色把人弄糊涂了！

    唯独艾菲尔铁塔使乡愁在我心中萌生。这并不是说，我曾登上这座铁塔，极目远眺，唤起了对家乡的渴望。奥斯卡在想象中经常登上明信片上印着的这座高塔，假如真的攀登上去，那只能使我感到像是在失望地爬下塔来。在艾菲尔铁塔脚下，没有罗丝维塔，我独自一人，在这金属结构的弧形基架下面，站着或者蹲着，这个能让我看到四处的然而又是封闭式的穹隆，却变成了我的外祖母安娜能够掩蔽一切的罩子。当我坐在艾菲尔铁塔下面时，我也就坐在了外祖母的四条裙子下面，练兵场变成了卡舒贝的土豆地，一场巴黎的十月雨不知疲倦地斜飘到比绍与拉姆考之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嗅到整个巴黎，连同地下铁道，散发出一股略微有点哈喇的黄油味道。我变得沉默寡言，终日沉思，罗丝维塔待我细心周到，她注意到了我的苦痛，因为她是感觉细腻型的。

    一九四四年四月——从各个战场传来了成功地缩短战线的消息——我们奉命收拾演员行囊，离开巴黎，到大西洋壁垒去慰问。贝布拉的前线剧团在勒阿弗尔开始它的巡回演出。我觉得贝布拉沉默寡言，神思恍惚。尽管他在表演时从未出过差错，一如既往地取悦观众，但是，大幕一落，他那张苍老的纳赛斯的面孔立即变得呆滞。起先，我把他看成一个嫉妒鬼，更糟的是，我甚至把他看成是败在我的青春力量下的降将。罗丝维塔小声告诉我，我的判断错了；但她也不知道底细，只说有几名军官在演出结束后便来找贝布拉，关上房门密谈。看来这位师傅想要放弃他的内心流亡，正在策划什么具体的行动，看来他的祖先欧仁亲王的血统又在他身上占了上风。贝布拉的各种策划使他疏远我们，把他牵连进涉及方面极广的关系中去。奥斯卡同从前属于他的罗丝维塔的关系只能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诱出疲惫的一丝微笑。当他——那是在特鲁维尔，我们下榻于疗养地饭店——突然闯入我们合用的化妆间里，见我们在地毯上扭作一团时，他挥挥手表示不必介意。我们正想相互解脱，他却对着化妆镜说：“享乐吧，孩子们，亲吻吧，明天我们去参观水泥，后天水泥粉末就会在你们的嘴唇间沙沙作响，会败坏你们亲吻的兴致的！”

    这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其间，我们走遍了从比斯开直抵荷兰的大西洋壁垒。可是我们多半是在腹地，那些传奇式的地堡却见得不多，到了特鲁维尔，我们才首次在海岸演出。人家提议我们去参观大西洋壁垒。贝布拉接受了。在特鲁维尔作最后一场演出。夜阿，我们来到卡昂前方在海岸沙丘后四公里处的小村庄巴文。人家安排我们在农民家过宿。许多草地、灌木丛、苹果树。这里酿制苹果烧酒，名叫卡尔伐道。我们尝了尝，事后睡得很香。凉爽的空气由窗户透入，水塘里的青蛙呱呱地一直叫到天明。有会擂鼓的青蛙。我睡着听它们的鼓声并提醒自己：你该回家了，奥斯卡，不久，你的儿子库尔特就满三周岁了，你必须给他一面鼓，这可是你答应过要给他的呀！奥斯卡，受痛苦折磨的父亲，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这样告诫自己。他醒来时，摸摸自己的身边，证实他的拉古娜躺在那里，他闻到了她的气味：拉古娜有一股清淡的桂皮、捣碎的丁香和肉豆蔻味；圣诞夜前，她的气味像烤香料，这种气味一直保留到夏天。

    一大清早，一辆装甲车开到农舍前。在院门口，我们大家都觉得有点冷飕飕的。清晨，凉爽，迎着从海上刮来的风，我们聊了几句。上车：贝布拉，拉古娜，菲利克斯和基蒂，奥斯卡和那个中尉海尔佐格，他来接我们到卡堡以西他的炮兵连去。

    我说，诺曼底是绿色的，我是想借此避而不谈那些栋白两色相间的牛群。它们在笔直的公路的左右两侧被露水沾湿的、薄雾迷漫的草地上反刍，对我们的装甲车漠然视之，这些甲板若不是已经涂上了一层保护色的话，定会由于羞愧而变成红色。白杨、树篱、爬行的灌木丛，第一批外形大而蠢的海滨旅馆空荡荡的，百叶窗在风中作响。装甲车拐入林阴道，我们下车，急急忙忙地跟在中尉——他对贝布拉上尉毕恭毕敬，虽说有些夸张——后面，穿过沙丘，迎着一阵裹挟着沙土和涛声的海风。

    这不是温柔的波罗的海，不是酒瓶般绿的、少女般抽泣着的、正等待着我的波罗的海。大西洋正在练它的老花招：涨潮时冲锋，落时后撤。

    接着，我们看到了它，水泥。我们可以观赏它，抚摩它，它巍然不动。“注意！”水泥内部有人喊了一声，随即从地堡里跳出一个树一般高的人来。这座地堡形状像平背乌龟，位于两座沙丘之间，叫做“道拉七号”，用射击孔、观察缝以及暴露在外的小口径的枪炮管当眼睛，瞧那落潮和涨潮。钻出来的那个人是上士兰克斯，他向中尉海尔佐格和我们的上尉贝布拉报告。

    兰克斯：（敬礼）道拉七号，一名上士，四名士兵。没有特殊情况！

    海尔佐格：谢谢！请稍息，兰克斯上士——您听到了，上尉先生，没有特殊情况。多年来就是如此。

    贝布拉：总是落潮和涨潮！大自然的表演！

    海尔佐格：正是这个使我们部队有事可干。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个挨一个地建造地堡。我们自己相互间处于射程之内。我们不得不炸掉一些地堡，给新的水泥腾出地方来。

    贝布拉：（敲敲水泥，他的前线剧团团员也跟着他敲敲水泥）中尉先生相信水泥吗？

    海尔佐格：“相信”或许不是个合适的字眼。我们在这儿差不多什么都不再相信了。您说呢，兰克斯？

    兰克斯：是，中尉先生，什么都不再相信了。

    贝布拉：不过他们正在搅拌和夯实。

    海尔佐格：我是完全信任您的，上尉。老实告诉您，我们也是在积累经验。我以前对建筑一窍不通，刚上大学，就打起仗来了。我希望，我现在获得的水泥加工的知识在战后能派上用场。在家乡，一切都得重建——您走近点儿仔细瞧瞧这水泥。（贝布拉和他的团员把鼻子贴在水泥上。）看见什么啦？贝壳！门前随处都有。只需拿来掺进去。石子、贝壳、沙、水泥……我无需再多说什么了，上尉先生。您是艺术家和演员，自己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兰克斯！给上尉先生讲讲，我们把什么东西夯到地堡里去了。

    兰克斯：是，中尉先生！给上尉先生讲讲，我们把什么东西夯进地堡里去了。我们把小狗封在水泥下面，每座地堡的地基里都埋着一只小狗。

    贝布拉的团员：一只小狗！

    兰克斯：不久，从卡昂到勒阿弗尔这一段连一只小狗都没有了。

    贝布拉的团员：连一只小狗都没有了！

    兰克斯：我们就是这样卖劲。

    贝拉布的团员：这样卖劲！

    兰克斯：马上就得抓小猫了。

    贝布拉的团员：喵呜！

    兰克斯：不过猫同小狗不是一码事。因此，我们希望这里马上开始行动。

    贝布拉的团员：盛大演出！（他们鼓掌。）

    兰克斯：我们排练够了。如果小狗抓光了的话……

    贝布拉的团员：啊！

    兰克斯：……我们也就不能再造地堡了。因为猫意味着不祥。

    贝布拉的团员：喵呜，喵呜！

    兰克斯：如果上尉先生还愿意稍稍听一听我们为什么埋小狗的话……

    贝布拉的团员：小狗！

    兰克斯：我只能这么说：我可不相信这个。

    贝布拉的团员：呸！

    兰克斯：但是，这里的伙伴们大多数来自农村。在农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在盖房子、仓库或者乡村教堂的时候，总得埋进一样活的东西，还有……

    海尔佐格：够了，兰克斯。请稍息。上尉先生，您已经听到了，在大西洋壁垒的阵地上，大伙儿沉溺于所谓的迷信。这同在您那儿的剧场里完全一样，大家在首场演出前不准吹口哨，在开演前，演员们相互朝肩膀啐唾沫……

    贝布拉的团员：呸呸呸！（互相朝肩膀上啤唾沫。）

    海尔佐格：别开玩笑！我们必须让士兵们开开心。最近他们也换了花样，在地堡出口处安上贝壳马赛克和水泥装饰花纹，遵照最高方面的命令，对此事也予以容忍。士兵们总得有事可干。我的上司一见到这些水泥曲线就头痛，我于是对他说：少校先生，水泥曲线总比头脑里的曲线要好。我们德意志人都是业余手工艺爱好者。这个您总不能否认吧！

    贝布拉：让在大西洋壁垒严阵以待的军队散散心，我们现在不也在为此而效劳吗……

    贝布拉的团员：贝布拉的前线剧团，为你们歌唱，为你们表演，帮助你们夺取最终胜利！

    海尔佐格：您和您的团员所见甚是。不过，单靠剧团是不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得依靠我们自己，尽力自助。兰克斯，您说呢？

    兰克斯：是，中尉先生，尽力自助！

    海尔佐格：您瞧，是这么回事吧！——请上尉先生原谅！我还得去道拉四号和道拉五号。您就慢慢参观一下这水泥吧淇中自有名堂。兰克斯会让您样样都看到的……

    兰克斯：样样都看到，中尉先生！

    （海尔佐格和贝布拉行军礼。海尔佐格由右侧下。至今

    待在贝布拉身后的拉古娜、奥斯卡、菲利克斯和基蒂跳了出

    来。奥斯卡带着他的铁皮鼓，拉古娜背着一个食物篮，菲利

    克斯和基蒂爬到地堡的水泥顶上，开始在那里做杂技练习。

    奥斯卡和罗丝维塔拿着小桶小铲在地堡旁边的沙里玩耍，

    表示出他们互相爱恋着，还欢呼着取笑菲利克斯和基蒂。）

    贝布拉：（全面地看了看地堡，懒洋洋地）请您告诉我，兰克斯上士，您原先的职业是什么？

    兰克斯：画师①，上尉先生，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①德语里“画师”一词，既指油漆匠、粉刷匠，也指艺术画家。下文“刷平面的匠人”指油漆匠或粉刷匠。

    贝布拉：您说是位刷平面的匠人。

    兰克斯：也刷平面，上尉先生，但更多的是作艺术画。

    贝布拉：你们听着，听着！这就是说，您努力步伦勃朗的后尘-，也许还有委拉斯开兹？

    兰克斯：介乎两者之间。

    贝布拉：天哪！那您有必要在这里搅拌水泥、夯实水泥、守卫水泥吗？——您本该参加宣传运动。战争画家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兰克斯：对于这个我可不内行，上尉先生。对于今天的趣味来说，我画得太倾斜了——上尉先生能赏上士一支香烟吗？

    （贝布拉递给他一支香烟。）

    贝布拉：您说的倾斜是指时新吗？

    兰克斯：您说的时新又是什么意思呢？在他们带着水泥到来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倾斜是时新的。

    贝布拉：是这样吗？

    兰克斯：是的。

    贝布拉：您颜料上得又浓又厚，甚至还用抹刀吧？

    兰克斯：我也这样画。我用大拇指抹，完全自动化，把钉子和钮扣贴在中间，一九三三年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把铁丝网贴在朱砂上，获得了报纸的好评。现在它们还挂在一位瑞士私人收藏家家里，那是位肥皂厂老板。

    贝布拉：这场战争，这场糟糕的战争！您今天竟然在夯实水泥！竟然为了修筑防御工事而出租您的才华！自然-，莱奥纳多①和米开朗琪罗在他们那个时代也干过这种事。在没有人委托他们画圣母像时，他们就设计军械，修筑城堡——

    ①指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莱奥纳多-达-芬奇。

    兰克斯：您说的是！总有哪个地方会有空缺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总得表现自己。如果上尉先生愿意看看地堡入口处上方的装饰花纹的话，那么，这些就在我们眼前。

    贝布拉：（作了彻底的研究之后）真惊人哪！多么丰富的形式啊！多么严谨的表现力啊！

    兰克斯：可以把这种风格称作结构层。

    贝布拉：你的作品，这浮雕或者画，有标题吗？

    兰克斯：我方才讲了：结构层，依我之见，也叫倾斜结构层。这是一种新风格。以前还没有人搞过。

    贝布拉：不过，正因为您是创造者，您应该赋予这部作品一个不会混淆的标题……

    兰克斯：标题，标题有什么用？只有在要举办艺术展览并且编目录的时候，才需要标题。

    贝布拉：您过谦了，兰克斯。您别把我当做上尉而当做艺术之友看待好了。要香烟吗？（兰克斯拿了一支。）您以为如何？

    兰克斯：如果您这样表示的话，那太好了——兰克斯这样想过：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一旦战争结束了——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地堡依然留存着，因为地堡始终会留存着的，即使其余的一切全都毁了。随后，那个时代就来到了！我是说，那些世纪就来到了——（他把方才那支烟塞进口袋里。）上尉先生，还能给支烟吗？多谢啦！——那些世纪来而复去，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地堡依旧存在，就像金字塔始终留存着那样。接着，晴朗的一天，来了一位所谓的考古学者，他暗自思忖：那时候，在第一次和第七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是个艺术何等贫乏的时代啊！死气沉沉的灰色水泥，时而在地堡入口处上方能看到出自业余爱好者之手的、笨拙的、乡土风的曲线——接着，他撞见了我的道拉四号，道拉五号，道拉六号，道拉七号，瞧着我的倾斜结构层，自言自语道：仔细看看。真有意思。我几乎想说，有魔力，咄咄逼人，然而渗透着智慧。在这里，一位天才，也许是二十世纪独一无二的天才，表现出了他自己，一清二楚，而且为了千秋万代——这作品是否也有一个姓氏呢？会不会有一个签名向我们透露这个大师是谁呢？——上尉先生如果仔细看去，脑袋倾斜，那便能看到，在粗糙的倾斜结构层之间有……

    贝布拉：我的眼镜。帮我一下，兰克斯！

    兰克斯：好了，这里有字：赫伯特-兰克斯，公元一九四四年。标题：神秘，野蛮，无聊。

    贝布拉：您给我们这个世纪取了个名字。

    兰克斯：您理解了！

    贝布拉：过了五百年或许一千年之后，人家在进行修复工作的时候，也许会找到一些狗骨头。

    兰克斯：那只能加强我的标题。

    贝布拉：（激动地）时间是怎么回事，我们又是怎么回事，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的作品没有……您瞧菲利克斯和基蒂，我的杂技演员。他们在水泥上做体操。

    基蒂：（一张纸在罗丝维塔和奥斯卡之间、在菲利克斯和基蒂之间传来传去，并被写上些什么，这已经有好一会儿了。基蒂略带萨克森口音）您瞧，贝布拉先生，我们在水泥上什么都能做。（她用小手撑地飞跑。）

    菲利克斯：在空中连翻三个筋斗的绝技，过去还没有人在水泥上做过。（他耍了一回。）

    基蒂：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个舞台。

    菲利克斯：只是上面有点风。

    基蒂：所以不那么热，也不像所有的电影院里那么臭。（她把身体缠成结。）

    菲利克斯：在这上面我们甚至想出了一首诗。

    基蒂：你说的“我们”是指谁？是奥斯卡奈洛想出来的，还有罗丝维塔-拉古娜。

    菲利克斯：这首诗不押韵，我们帮了忙。

    基蒂：还缺一个字，添上去诗就做成了。

    菲利克斯：奥斯卡奈洛想知道，沙滩上那些杆叫什么。

    基蒂：因为他要写进诗里去。

    菲利克斯：要不然，诗里就缺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基蒂：老总，您告诉我们吧！这些杆叫什么名堂？

    菲利克斯：也许不准他讲，怕传到敌军耳朵里去。

    基蒂：我们肯定不传出去就是了。

    菲利克斯：这仅仅是为了艺术。

    基蒂：奥尔卡奈洛费了那么多的心思。

    菲利克斯：他写得一手好字，聚特林字体。

    基蒂：我真想知道，他是在哪儿学的。

    菲利克斯：他仅仅不知道那些杆叫什么。

    兰克斯：如果上尉先生准许，我就讲。

    贝布拉：只要这跟决定战争胜负的机密不相干就可以。

    菲利克斯：可是，奥斯卡奈洛非知道不可。

    基蒂：要不然的话，这首诗就做不成了。

    罗丝维塔：我们大家又都是那么好奇。

    贝布拉：您告诉我们吧，这是命令。

    兰克斯：好，这是我们为对付可能开来的坦克和登陆艇而设置的，因为它们看上去像芦笋，所以我们把它们叫做隆美尔芦笋。

    菲利克斯：隆美尔①……——

    ①隆美尔（189～1944），纳粹德国元帅，曾率非洲军团在北非作战，败归后任西线防御总监，应付盟军即将实施的登陆计划。

    基蒂：……芦笋？这个词适合吗，奥斯卡奈洛？

    奥斯卡：正合适！（他把这个词记到纸上，把诗递给地堡顶上的基蒂。她把身子缠结得更紧，并像朗读一首小学课本上的诗那样朗读了下面的诗句。）

    基蒂：在大西洋壁垒

    还在夯实水泥，全副武装，

    隆美尔芦笋，牙齿也伪装，

    却已在回归土豆乡的路上，

    那里星期五吃鱼，外加荷包蛋，

    盐水煮土豆，摆在星期天的餐桌上：

    我们正在接近毕德迈耶尔风尚①！——

    ①毕德迈耶尔原为路德维希-艾希罗特的诗《毕德迈耶尔的歌唱乐趣》中一滑稽人物，后泛指心胸狭窄、庸人习气的小市民以及他们的风尚。

    铁丝网里还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挖地雷偏偏在茅房，

    一边却梦想着国亭花廊，

    还有冰箱，滴水嘴要美观大方：

    我们正在接近毕德迈耶尔风尚！

    有些人还得撕碎慈母心，

    有些人还得去啃野草①，——

    ①俗语，意为“入土”。

    死鬼还挂着绸子降落伞，

    他这邋遢克却在给自己织衣裳，

    拔下孔雀鹭鸶的羽毛给自己化妆：

    我们正在接近毕德迈耶尔风尚。

    （大家鼓掌，兰克斯也鼓掌。）

    兰克斯：现在落潮。

    罗丝维塔：现在是吃早饭的时候了！（她摇晃着大食物篮，篮子饰有飘带和假花。）

    基蒂：好啊，我们在这儿野餐！

    菲利克斯：大自然会激发我们的食欲！

    罗丝维塔：啊，吃，神圣的行动，你把各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在吃早饭的时间里！

    贝布拉：我们在水泥上面用餐。这样我们便有了牢固的基础！（除兰克斯以外，所有的人都爬上地堡。罗丝维塔铺上一条明快的绣花桌布。她从取之不尽的篮子里取出有绿饰和流苏的小坐垫。撑起了一把小太阳伞，玫瑰色间有浅绿色，摆出了一个带话筒的小留声机。分发了小盘子、小匙、小刀、鸡蛋杯和餐巾。）

    菲利克斯：我想要点肝酱！

    基蒂：我们从斯大林格勒抢救出来的鱼子还有吗？

    奥斯卡：你不该抹这么厚的丹麦黄油，罗丝维塔！

    贝布拉：我的儿子，你替她的线条操心，这是对的。

    罗丝维塔：可是我觉得可口，也对我有益。我真想念在哥本哈根时空军请我们吃的掼奶油大蛋糕！

    贝布拉：热水瓶里的荷兰巧克力还很热哩。

    基蒂：我迷恋着美国的罐装小甜饼。

    罗丝维塔：小甜饼只有抹上南非姜汁果酱时才好吃。

    奥斯卡：别这样贪心不足，罗丝维塔，我请您别这样！

    罗丝维塔：你自己正吃着好几片指头那么厚的难吃透顶的英国腌牛肉！

    贝布拉：老总，你也来一薄片葡萄干面包加米拉别里李子酱好吗？

    兰克斯：如果我不在值勤就可以，上尉先生。

    罗丝维塔：那就给他下命令吧！

    基蒂：对，给他下命令！

    贝布拉：兰克斯上士，我命令您用餐：一片萄萄干面包加法国的米拉别里李子酱、嫩煮的丹麦鸡蛋、苏联鱼子和一小碗地道的荷兰巧克力！

    兰克斯：是，上尉先生，用餐。（他随即到地堡顶上坐下。）

    贝布拉：我们没有坐垫给老总坐了吗？

    奥斯卡：他可以拿我的，我坐在鼓上。

    罗丝维塔：你可别感冒了，宝贝！水泥里面有危险，你可不习惯。

    基蒂：他可以用我的。我想把身子打几个结，蜂蜜小面包会往下滑得顺畅些。

    菲利克斯：待在桌布旁，你可别让蜂蜜弄脏了水泥。这可是破坏防御呀！（大家吃吃地笑。）

    贝布拉：啊，海风送爽。

    罗丝维塔：送爽。

    贝布拉：胸怀舒展。

    罗丝维塔：舒展。

    贝布拉：良心脱壳。

    罗丝维塔：脱壳。

    贝布拉：灵魂暴露。

    罗丝维塔：眼望大海，人也变美！

    贝布拉：目光自由，展翅……

    罗丝维塔：展翅远飞……

    贝布拉：飞离此地，越过大海，大海无垠……兰克斯上士，我看到海滩上有五个黑东西。

    基蒂：我也看到了。拿着五把雨伞！

    菲利克斯：六把。

    基蒂：五把！一、二、三、四、五！

    兰克斯：这是利西厄克斯的修女。她们带着幼儿园的孩子从那里疏散到这儿来的。

    基蒂：不过我没看到一个孩子！只看到五把雨伞。

    兰克斯：她们把孩子们留在村里，留在巴文特，落潮时，她们有时会来拣贝壳和挂在隆美尔芦笋间的螃蟹。

    基蒂：真可怜哪！

    罗丝维塔：我们给她们一些腌牛肉和罐头小甜饼吧！

    奥斯卡：奥斯卡建议给她们萄萄干面包加米拉别里李子酱，今天是星期五，修女禁食腌牛肉。

    基蒂：她们跑起来了！拿雨伞当帆扬起来了！

    兰克斯：她们拣够了以后，总是这样的。最前面的是见习修女阿格奈塔，非常年轻的小东西，还胡里胡涂呢！——上尉先生，还能给上士一支香烟吗？非常感谢！——后面的那个胖子，是修道院院长朔拉斯蒂卡，她不跟着跑。她不跟着在海滩上玩，这大概会触犯教规的。

    （修女们打着雨伞在背景中奔跑。罗丝维塔打开留声机，响

    起了《彼得堡雪橇铃声》。修女们跳舞，欢呼。）

    阿格奈塔：唷嚯！朔拉斯蒂卡姆姆！

    朔拉斯蒂卡：阿格奈塔！阿格奈塔姆姆！

    阿格奈塔：唷嚯！朔拉斯蒂卡姆姆！

    朔拉斯蒂卡：回来，我的孩子！阿格奈塔姆姆！

    阿格奈塔：我回不来啦！它带着我跑哪！

    朔拉斯蒂卡：那您就为能回来而祈祷吧，姆姆！

    阿格奈塔：为一个充满痛苦的女性？

    朔拉斯蒂卡：为一个大慈大悲的女性！

    阿格奈塔：为一个充满欢乐的女性？

    朔拉斯蒂卡：您祈祷呀，阿格奈塔姆姆！

    阿格奈塔：我越是拼命祈祷，就跑得越远了！

    朔拉斯蒂卡：（声音渐小）阿格奈塔！阿格奈塔姆姆！

    阿格奈塔：唷嚯！朔拉斯蒂卡姆姆！

    （修女们消失了。只是偶或在背景上冒出她们的雨伞。唱片

    放完。地堡入口处旁边的军用电话响了。兰克斯从地堡顶

    上跳下去，拿起听筒。其余的人继续吃饭。）

    罗丝维塔：甚至在这里，在无限的大自然中，也得有电话！

    兰克斯：道拉七号。上士兰克斯。

    海尔佐格：（拿着电话听筒、拖着电线从右侧缓步而上，不断地站住，对着电话讲话。）您睡着了吗，兰克斯上士！道拉七号前面有动静。能清楚识别！

    兰克斯：那是修女们，中尉先生。

    海尔佐格：修女在这里干吗？如果不是修女呢？

    兰克斯：是修女。能清楚识别。

    海尔佐格：您从来没有听说过伪装吗，嗯？从来没有听说过第五纵队，嗯？几百年以来英国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带着《圣经》前来，随后突然开火。

    兰克斯：她们在拣螃蟹，中尉先生……

    海尔佐格：立即肃清海滩，懂吗？

    兰克斯：是，中尉先生。不过，她们是来拣螃蟹的。

    海尔佐格：趴到机枪后面去使劲扫射，兰克斯上士！

    兰克斯：如果她们仅仅是来拣螃蟹的呢？现在落潮，她们是为了幼儿园的……

    海尔佐格：我命令您……

    兰克斯：是，中尉先生！（兰克斯进地堡。海尔佐格拿着电话从右侧下。）

    奥斯卡：罗丝维塔，捂住两只耳朵，要开枪了，像在每周新闻片里那样。

    基蒂：哦，吓死人了！我得把身子缠得更紧些。

    贝布拉：我也相信，我们马上会听到点什么声音。

    菲利克斯：继续放留声机吧！好冲淡点！（他放留声机，唱片唱着《伟大的妄想者》。合着缓慢、拖沓的悲剧性音乐，机枪哒哒地响着。罗丝维塔捂住耳朵。菲利克斯做倒立。在背景上，五位修女携伞飞向天空。唱片卡住，又转，随后停止。菲利克斯结束手倒立。基蒂解开身子缠成的结。罗丝维塔匆匆忙忙把桌布和吃剩的早餐放进食物篮里去。奥斯卡和贝布拉帮她的忙。大伙儿离开地堡顶。兰克斯出现在地堡入口处。）

    兰克斯：上尉先生或许还能给上士一支香烟吧！

    贝布拉：（他的团员害怕地站在他的身后）老总，您抽得太多了。

    贝布拉的团员：抽得太多了！

    兰克斯：这全怪水泥，上尉先生。

    贝布拉：如果有朝一日不再有水泥了呢？

    贝布拉的团员：不再有水泥。

    兰克斯：水泥是不死的，上尉先生。只有我们和我们的香烟才……

    贝布拉：我懂，我懂，随着烟雾，我们消散。

    贝布拉的团员：（缓缓而下）随着烟雾！

    贝布拉：在千年之内人家还会来参观这水泥的。

    贝布拉的团员：在千年之内！

    贝布拉：还会找到狗骨头。

    贝布拉的团员：狗的小骨头。

    贝布拉：还有它们在水泥里的倾斜结构层。

    贝布拉的团员：神秘，野蛮，无聊！

    （只剩下抽烟的兰克斯一个人。）

    尽管奥斯卡在水泥上进早餐时很少说话或者几乎不说话，但他仍然记下了在大西洋壁垒的这席谈话，而这些话正是在进犯①前夜讲的。那位上士兼水泥艺术画家兰克斯，我们也将同他重逢，但要等到专写战后时期和今天处于兴旺时期的毕德迈耶尔的时候——

    ①指盟军进攻欧陆，在诺曼底登陆。

    那辆装甲车还一直在海滨林阴道上等着我们。海尔佐格中尉大步赶来，找到了他受命保护的这一伙人。他上气不接下气地为方才那件小小事件向贝布拉道歉。“封锁区就是封锁区嘛！”他说着搀扶女士们上车，又对驾驶员作了若干指示。装甲车驶回巴文特。我们必须加快赶路，几乎没有时间用午餐，因为两点钟我们在雅致的诺曼宫的骑士厅有一场演出，这座小宫殿坐落在村口白杨树林后面。

    我们总算还有半个小时可以调试灯光，随后奥斯卡击鼓拉幕。我们在为士官和士兵演出。多次爆发出粗野的笑声。我们尽量夸张。我唱碎一只夜壶，里面装着几根维也纳小香肠和芥末。贝布拉扮演小丑，化妆得很浓，为打碎的小夜壶痛哭流涕，从碎片堆里拣出香肠，抹上芥末，吃下肚去，逗得那些军灰色大兵捧腹大笑。基蒂和菲利克斯一段时间以来总穿皮短裤、戴蒂罗尔小帽出场，这使他们的杂技表演尤具特色。罗丝维塔身着银色紧身连衣裙，手戴浅绿色卷边手套，微型脚穿一双金线交织的凉鞋，淡蓝色的眼睑下垂，用她那梦游女的地中海声音证明她那万无一失的魔力。我已经讲过，奥斯卡不用装扮。我戴着我那顶绣有“皇家海轮赛德利茨号”字样的旧水手帽，身穿海军蓝衬衫，外面是金色锚形钮扣外套，下面露出齐膝短裤，卷口齐膝长统袜套在穿旧了的系带靴里。再就是那面红白相间的铁皮鼓，同它一模一样的鼓还有五面，放在我的演员行囊里作为后备。

    晚上，我们又为军官和卡堡通讯处的闪电姑娘们演出。罗丝维塔有点神经质，虽说没有出错，但表演到一半时却戴上了蓝框太阳眼镜，操起了另一个声调，在预言时把话说得更直了。譬如说，她对一个苍白的、由于窘迫而傲慢无礼的闪电姑娘讲，她同她的上司私通。我听了这番宣示觉得不愉快，但大厅里一片笑声，因为那位上司无疑正坐在这位闪电姑娘身边。

    演出结束后，住在诺曼宫里的团参谋部军官还举行了宴会。贝布拉、基蒂和菲利克斯留下了，拉古娜和奥斯卡则不引人注目地告辞而去。两人上床，在过了这变化太多的一天之后，倒下便睡着了，直到次日清晨五点左右，才被刚开始的进犯闹醒。

    关于进犯，我有什么可以向诸君报道的呢？在我们这个地段，在奥恩河口，加拿大部队登陆了。必须撤离巴文特。我们已经收拾好行李。我们将同团部一起转移。在诺曼宫院里停着一辆热气腾腾的摩托化军厨车。罗丝维塔让我替她取一杯咖啡来，因为她未曾用早餐。我有点不耐烦，担心会赶不上我们乘的那辆卡车，便拒绝了，对她的态度也有些粗暴。她便自己跳下卡车，拿着小锅，登着高跟鞋，向军厨车跑去。她刚巧来到热气腾腾的早餐咖啡前，从军舰上射来的一发炮弹也同时落在那里。

    啊，罗丝维塔，我不知道你有多大年纪，只知道你身高九十九公分，地中海借你的嘴讲话，你散发着栓皮和肉豆蔻的气味，你能够看透所有的人的心；只不过你不去洞察你自己的心，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待在我的身边，不会去取那太烫的咖啡了！

    在利西厄克斯，贝布拉为我们搞到一份去柏林的命令。当他在司令部门口见到我们时，他自罗丝维塔去世后第一次开口说话：“我们这些矮人和丑角不应该到为巨人们夯实的水泥上面去跳舞！如果我们待在台底下，无人理会，那该多好！”

    到了柏林，我同贝布拉分手。“缺了你的罗丝维塔，你何苦再待在防空洞里！”他露出了薄如蜘蛛网的微笑，吻了我的前额，派持有公务旅行证明的菲利克斯和基蒂一直把我送到但泽车站，还把演员行囊里剩下的五面鼓统统送给了我。我在这样的照料下，又一如既往地带着我的书，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在我的儿子三岁生日前一天抵达了我的故乡。这座城市还一直没有被破坏，像在中世纪那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响着各种不同的教堂高耸的塔楼上大小不一的钟发出的喧闹声

    接替基督

    是啊，回乡了！二十点零四分，前线休假人员列车抵达但泽车站。菲利克斯和基蒂送我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同我告别，基蒂流下了眼泪，随后他们便去霍赫施特里斯的调度处，奥斯卡则背着行李在二十一点前匆匆穿过拉贝斯路。

    回乡。今天，这已经成了一种陋习。它使那些持伪造支票去了外国人的地区、待上数年岁数稍大后便回乡来大谈山海经的年轻人变成了现代奥德修斯。有些人，心不在焉，乘错了火车，不去法兰克福却到了奥伯豪森，旅途中稍有见闻——为什么没有呢？——刚一回乡，就夸夸其谈地搬出诸如基尔刻、珀涅罗珀和泰莱马霍斯①等一大堆姓名来。奥斯卡回乡时发现一切如故，仅仅由于这一点，他就不是奥德修斯。如果他是奥德修斯，当然可以称他所爱的玛丽亚为珀涅罗珀，可是，并没有好色的求婚者蜂拥在她周围大献殷勤，她一直有马策拉特在身边，在奥斯卡背井离乡前很久，她已经决心跟从他了。但愿读者诸君中间有教养的人士也不会这样去想：由于我可怜的罗丝维塔从前从事梦游女的职业活动，便把她看成欺骗男人的基尔刻。至于我的儿子库尔特，他并没有为父亲做任何事情，即使他已经认不得奥斯卡了，他也绝非是泰莱马霍斯——

    ①荷马史诗《奥德修斯》中的人物。基尔到是引诱男子的女妖。珀涅罗珀是奥德修斯忠实的妻子，泰莱马霍斯是这两人的儿子。

    如果非要类比不可——我深知，回乡者总得把自己同别的什么人作一番类比才称心——那么，为了诸君的缘故，我愿把自己比作《圣经》里回头的浪子，因为马策拉特打开了门，像一个真正的父亲而不是一个假想的父亲那样迎接我。是啊，他懂得为奥斯卡的回乡而欣喜，还淌下了真诚的、无言的泪水，使得我从那一天起，不仅仅自称是奥斯卡-布朗斯基，也称自己为奥斯卡-马策拉特。

    玛丽亚对我的归来态度冷静，但并非不亲切。她坐在桌子旁，为经济局贴食品印花，在小烟几上已经摞了几件还没有打开包装的给小库尔特的生日礼物。一向讲求实际的她，首先想到的是要让我舒服一些，便脱去我的衣服，像以往那样给我洗澡，对我的羞赧之态不加理会，替我穿上睡衣，抱我到桌边，桌上放着马策拉特在我洗澡时为我做的荷包蛋和煎土豆，饮料是牛奶。我边吃边喝的时候，她开始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我们到处找你，警察局也找你，像发了疯似的。我们不得不到法庭上去宣誓，说我们并没有杀害你。好了，现在你回来了。不过，已经惹了不少麻烦，今后还会有麻烦，因为我们必须去报告，你已经回来了。但愿他们不会把你送进专门机构①去。你该上那种地方去。谁叫你不说一声就出走！”——

    ①指疯人院或教养院。

    玛丽亚确实有远见。麻烦事来了。卫生部的一名官员上我家，找马策拉特单独谈话，但马策拉特大声嚷嚷，使别人都能听到：“这个根本不要考虑。我妻子临终前我答应过她。我是父亲，不是卫生警察！”

    我没有被送进专门机构去。但是，从那天起，每两周便寄来一封公函，要求马策拉特签字，马策拉特就是不签，但愁成了一脸皱纹。

    奥斯卡必须抢先一步，必须把马策拉特脸上的皱纹抹平，因为我回家的那天晚上，他喜气洋洋的，不像玛丽亚似的想得那么多，问得也少，只要我平安回家就一切都好，他的态度像一个真正的父亲。当他们领我到大吃一惊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那里去睡觉时，他说：“小库尔特会高兴的，他又有一个小哥哥了。明天我们就要庆祝小库尔特的三岁生日了。”

    我的儿子库尔特在他的生日桌子上除去插着三支蜡烛的蛋糕以外，还见到格蕾欣-舍夫勒亲手编织的一件葡萄红的毛衣，但他根本不稀罕。还有一只讨厌的黄皮球，他坐到球上去，骑在球上，末了用厨房里的一把刀子把它捅破了。接着，他从橡皮裂口里吮吸那令人恶心的甜水，这在所有充气的球里都会沉淀下来的。皮球不再鼓起供他折腾，小库尔特便转身去拆小帆船，把它变成了一具残骸。陀螺和鞭子就放在他的手边，他却碰都不碰。

    奥斯卡很久以前就想到了他儿子的这次生日。他从当代最狂乱的事件中脱身出来，匆匆赶到东部，为的就是不错过他的继承人的三岁生日。这时，他站在一边，观看库尔特的破坏业绩，赞赏这个果敢的男孩子，把自己的身高同他儿子的身高比了一下，于是，我若有所思地暗自承认：你离家的这段时间里，小库尔特已经长得比你高了。在十七年前你自己的三岁生日那天，你故意让自己的身高停留在九十四公分，现在，你儿子已经高出你两三公分了。是时候了，必须使他成为一个鼓手，必须对身高的过快增加大喝一声：“够了！”

    我的演员行囊以及我的教科书藏在晾衣间里屋顶瓦后面。我从行囊里取出一面担亮的、新出厂的铁皮鼓。我可怜的妈妈那时遵守诺言，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现在也要给我的儿子提供同样的机会，而那些大人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曾经想让我继承商店的马策拉特在我不顶事以后，认定小库尔特是未来的殖民地商品商。必须预防马策拉特这个愿望变成事实！听了我说这样的话，读者诸君可别把奥斯卡看成专门反对零售买卖的敌人！如果有人答应给我或者我的儿子一个工业康采恩，或者让我或者我的儿子继承一个王国外加殖民地，我也将同样防止这种事情变成现实。奥斯卡不想从别人手里接受任何东西，因此想让他的儿子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使他变成永远保持三岁孩子身材的铁皮鼓手——这正是我思想逻辑上的错误，似乎对于一个大有希望的年轻人来说，接受一面铁皮鼓不像接管一爿殖民地商品店那样是件可增的事情。

    这是奥斯卡今天的想法。可是，他当时只有一个心愿：必须在击鼓的父亲身边摆上一个击鼓的儿子，必须有两个矮小的鼓手由下而上地观察大人们的所作所为，必须建立一个有生殖力的鼓手王朝，因为我的事业必须一代一代地敲着红白两色的铁皮鼓继承下去。

    我们眼前将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如果我们可以并排敲鼓，即使在不同的房间里，如果我们可以一边一个地敲鼓，即使他在拉贝斯路，我在路易森街，他在地窖里，我在阁楼上，小库尔特在厨房内，奥斯卡在厕所里，如果父亲和儿子或此或彼能够偶尔一起敲铁皮鼓，如果我们两个遇上好机会，可以钻到我的外祖母、他的外曾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的几条裙子下面去，住在那里，敲鼓，闻有点哈喇的黄油气味，那该多好啊！蹲在她的大门口，我对小库尔特说：“往里瞧，我的儿子。我们是从那里来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胆量，我们可以回到那里去待上一个钟头或者更长的时间，拜访一下在那里等待着的那些人。”

    小库尔特便会在几条裙子底下探过身子去，偷偷看上一眼，很有礼貌地问我，他的父亲，请我讲个分明。

    “那位美丽的女士，”奥斯卡会低声说，“在那里正中央坐着的那位，玩弄着她美丽的手，有一张如此温柔能催人泪下的鹅蛋脸，这就是我可怜的妈妈，你善良的祖母。她由于喝了鳗鱼汤，或者由于她的过于甜蜜的心，死去了。”

    “讲下去，爸爸，讲下去！”小库尔特会这样催促我，“这个有小胡子的男人是谁？”

    我会神秘地压低嗓子：“这是你的外曾祖父，约瑟夫-科尔雅切克。注意看他那双闪烁着的纵火犯的眼睛，注意看他的鼻根上方显露出来的非凡的波兰人的异想天开和务实的卡舒贝人的诡计多端。还得注意看他脚趾间的蹼膜。一九一三年，‘哥伦布’号下水那天，他钻到一排木筏底下，游了很久很久，终于到了美国，在那里成了百万富翁。有时候，他又下水，游回来，隐匿在这里。当年，他成了纵火犯后在这里找到了保护，把他的那一份献给了我的妈妈。”

    “那么，一直躲在那位女士，即我的祖母背后，现在又坐到她身旁，用他的手抚摩她的手的那位英俊的先生又是谁呢？他的蓝眼睛同你的一模一样，爸爸！”

    我这个恶劣的当了叛徒的儿子，这时不得不鼓起勇气，回答我自己的勇敢的儿子：“这是布朗斯基的奇妙的蓝眼睛，它们正瞧着你呢，小库尔特。你的眼睛是灰色的。这是你从你母亲那儿遗传得来的。然而，同那个正吻我可怜的妈妈的手的扬，同扬的父亲文岑特一样，你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奇妙的却又有着卡舒贝人血统的真实的布朗斯基。有朝一日，我们也会回到那里去的，回归本源，那里散发着有点哈喇的黄油气味。为有这一天而高兴吧！”

    根据我当时的理论，我认为唯有在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体内，或者在我所谑称的外祖母的黄油罐里，才能过上真正的家庭生活。甚至在今天，在我一眨眼便能达到甚至超过天父、圣子和更为重要的圣灵三位一体的境地之时，在我一如从事任何其他职业时那样不乐意地负起接替基督的义务之日，尽管我再也达不到通往我的外祖母的大门，我却仍在栩栩如生地描绘我的先人圈子里最美好的家庭生活场景。

    尤其在下雨天里，我总是这样想象着：我的外祖母分送请柬，我们在她的体内相会。扬-布朗斯基来了，在这位波兰邮局保卫者胸口上的几个子弹窟窿里插着鲜花，大概是丁香。玛丽亚由于我的介绍也收到了请柬，她腼腆地走近我的妈妈，为了得到宠爱，给她看那些由妈妈开始记的、由玛丽亚无懈可击地继续往下记的商店账本。妈妈发出了卡舒贝人的笑声，把我的情人拉到自己身边，亲她的脸颊，眨眨眼睛说：“小玛丽亚，我们不会感到亏心的。我们两个都嫁给了一个姓马策拉特的男人，又养着一个姓布朗斯基的男人！”

    我不得不严格禁止自己继续往下想，譬如进而想象一个由扬授孕、由我的妈妈在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体内怀胎、最后在那个黄油罐里出生的儿子之类的事。因为这种事情肯定会像连环套似的一环一环地套下去的。也许还有我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斯特凡-布朗斯基，他毕竟也属于这个圈子，他就会先膘玛丽亚一眼，随后即一发瞧个没完。所以，我宁愿把我的想象力局限于一次和睦的聚会。所以，我也不再去想象出第三个以及第四个鼓手，只要有了奥斯卡和小库尔特也就足够了。我在铁皮上向在场的人讲述了有关那座艾菲尔铁塔的事情，说我在国外时曾拿它来替代外祖母。来宾们和东道主安娜-科尔雅切克听了我们的鼓声都十分快活，并且合着节奏互相拍打膝盖。这时，我也非常高兴。

    虽说展现我自己的外祖母体内的世界及其关系，在有限的平面上看到众多的层次，有着如此这般的诱惑力，可是，眼下奥斯卡——他同马策拉特一样只是个假想的父亲——必须以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的事情，以小库尔特的三岁生日作为叙述的根据。

    再重复一遍：库尔特这孩子得到了一件毛衣、一只皮球、一条帆船、鞭子和陀螺，他还将从我那里得到一面红白相间的油漆铁皮鼓。他刚把帆船拆坏，奥斯卡就走过去，把铁皮的礼物藏在背后，让自己那面用旧了的铁皮在肚子下面摇晃。我们面对面站着，中间只隔一小步；奥斯卡，侏儒；库尔特，比侏儒高出两公分。他怒气冲冲，绷紧着脸，还在破坏那艘帆船。在他拆断“帕米尔”号——这条帆船的名称——最后一根桅杆的当儿，奥斯卡把鼓从背后拿到前面，高高举起。

    库尔特扔掉帆船残骸，接过鼓，抱住它，转动它，脸上的表情稍稍缓和些，但还一直绷紧着。现在是递给他鼓棒的时候了。遗憾的是他误解了我的第二个动作，以为是在威胁他，他便用鼓缘打掉了我手里的鼓棒。我弯下身子去拣鼓棒时，他伸手到背后，当我第二次把鼓棒递给他时，他就抓起生日礼物抽我；他抽的是我，不是陀螺，是奥斯卡，不是专为挨鞭子抽打而刻有螺纹的陀螺。他要教会他的父亲像陀螺似的，一边旋转一边呜呜叫。他用鞭子抽我，心里想着：等着，小哥哥，该隐就这样鞭打亚伯①，抽得亚伯打起转来，先是跌跌撞撞，后来越转越快，越转越稳，先是低沉，后来由难听的呜呜声变为高声歌唱，唱起了转陀螺小曲。该隐用鞭子诱出我越来越高的歌声，我的声音苍白，像一名男高音歌手流畅地唱着他的晨祷。白银打成的天使，维也纳的歌童，训练有素的阉人歌手②，可能都是这样歌唱的——亚伯也可能这样歌唱过，直到他仰面倒地死去，而我也在童子库尔特的鞭打下跌倒在地——

    ①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之子，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该隐大怒，杀了他的弟弟。事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②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一些人去势后获得童声音质和宽广的音域，被称为“阉人歌手”。

    当他看到我这样躺倒在地，可怜巴巴地呜呜着的时候，他还抽了好几下房间里的空气，似乎他的胳臂还没有过瘾。他在细致地检验鼓的时候，仍然怀疑地留神着我。先是红白两色的漆被椅子角磕掉，接着这件礼物被扔在地板上。小库尔特寻找并且找到了原先那条帆船的坚固的船身。他用这块木头砸鼓。他不是敲击，而是在把鼓砸碎。他的手打出的节奏实在是太简单不过了。他绷紧着脸，单调而节拍均匀地揍着一块铁皮，这铁皮不曾指望会遇上这样一位鼓手，它可以承受很轻的鼓棒的急速敲击，但承受不了用粗笨的残骸冲撞。鼓开裂了，铁皮从边框里脱身出来想溜之大吉，它剥去了红白两色的油漆想施展隐身术，末了用它固有的蓝灰色乞求怜悯。可是，儿子对老子送的生日礼物毫不留情。父亲还想再度调解，他不顾身上同时发作的多处疼痛，挣扎着爬过地毯，朝站在地板上的儿子爬去，还没有爬到，鞭子又响了，这只疲惫的陀螺认识这位女士①，它不想再打转，再呜呜叫，那面鼓也最终放弃了能得到一位敏感的、急敲咚咚的、虽说有力却并不残暴地挥舞鼓棒的鼓手的希望——

    ①此处指鞭子，因为它在德语里是阴性名词。

    玛丽亚进屋时，鼓已经成了废铁。她把我抱起来，吻我的肿起的眼睛、裂口的耳朵，舔我的血和我的留下道道鞭痕的双手。

    啊，如果玛丽亚不仅仅亲吻这个受虐待、发育不全、令人遗憾地不正常的孩子，那该多好呀！如果她认出挨揍的我是孩子的父亲，在我的每道伤痕里认出了她的情人那该多好！如果那样的话，在接踵而来的阴暗的数月里，对于她，我会成为怎样的一种安慰，怎样的一个既是秘密的又是真正的丈夫呢！

    首先是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刚被提升为少尉的斯特凡-布朗斯基，那时随其继父姓埃勒斯，在北极海前线中弹身亡，这样使他的军官生涯突然出了问题。斯特凡的父亲扬，波兰邮局的保卫者，当年在萨斯佩公墓被枪毙时，把一张施卡特牌藏在衬衫后面。而今，装饰着这位少尉上装的是二级铁十字章、步兵冲锋章以及所谓的冷冻肉章①。但这件事跟玛丽亚绝对无涉——

    ①指授予参加过1941年至1942年之交的侵苏冬季战役的德国士兵的奖章。

    六月底，特鲁钦斯基大娘得了轻度中风，因为邮局给她送来了坏消息。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同时为三件东西而阵亡：为元首、人民和祖国。事情发生在中间地段，弗里茨的信袋由中间地段的一位姓卡瑙尔的上尉直接寄到了朗富尔区的拉贝斯路。信袋里装着海德尔堡、布列斯特、巴黎、克劳伊茨纳赫浴场以及萨洛尼卡的多半是笑哈哈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一级和二级铁十字章，各种挂彩章，我已经记不清了，一枚铜质近战章以及两块从军服上拆下来的反坦克布肩章，还有几封信。

    马策拉特尽力帮助，特鲁钦斯基大娘不久就见好了，但再也没有彻底康复。她死死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要我和一天上楼两三趟送东西来的马策拉特告诉她，那个“中间地段”究竟在哪里，是不是离这儿很远，能不能星期天乘火车到那里去。

    马策拉特空有一片心意，却回答不上来。而我是靠特别新闻和国防军报道学会地理的，于是这件事就托付给了我。在那些漫长的下午，我给除了脑袋在摇晃之外纹丝不动地坐着的特鲁钦斯基大娘在鼓上敲出了几首越来越频繁地移动的中间地段的变奏曲。

    非常崇拜漂亮的弗里茨的玛丽亚却变得虔诚了。起初，在整个七月间，玛丽亚仍参加她学到过的宗教仪式，星期天到基督教堂的黑希特牧师那里去。马策拉特有时陪着她，虽说她宁愿独自前去。

    新教礼拜不能使玛丽亚感到满意。一周的中间一天——究竟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呢？——在停止营业之前，玛丽亚把商店交给马策拉特守着，她搀着我这个天主教徒的手，朝新市场方向走去，接着拐进埃尔森街，入马利亚街，走过屠夫沃尔格穆特的门口，到了小锤公园——奥斯卡心想，这是到朗富尔车站去，我们将作一次短途旅行，也许去卡舒贝的比绍——我们又向左拐去，出于迷信，在铁路路堤下跨道前等一列货车驶过，接着才穿过令人恶心地滴着水的下跨道，但不是一直去电影院，而是沿着铁路路堤走去。我暗自盘算着：要么她拽我到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霍拉茨医生的诊所去，要么她想改宗，要去圣心教堂。

    圣心教堂的大门正对着铁路路堤。我们两个在铁路路堤和洞开的大门之间停住脚步。八月午后的晚些时间里，空气里有某种嘈杂的声音。我们背后铁轨之间的铺路碎石上，系白头巾的东方女工在抡镐使铲。我们站着，朝阴暗的、凉气习习的教堂肚里望去：尽里头，巧妙诱人，一只熊熊燃烧着的眼睛——长明灯。我们背后的铁路路堤上，乌克兰妇女停止抡镐使铲。一支号角嘟嘟响，一列火车驶近，它来了，到了眼前，还在眼前，还没有过完，随后开走了，号角嘟嘟响，乌克兰妇女又抡镐使铲。玛丽亚犹豫不决，拿不准她该先迈出哪一只脚，便让我，从诞生和受洗起就同这座唯一能救世的教堂关系密切的我，负起责任；玛丽亚多年以来第一次，自从那充满汽水粉和爱的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任凭奥斯卡来引领她。

    我们离开了铁路路堤和它的嘈杂声，离开了户外的八月和八月的嗡嗡声。我有些悲哀，手指尖轻搓外套遮掩着的鼓，脸上不露表情，神色漠然，心中却回忆起在我可怜的妈妈身边做的弥撒、主教主持的弥撒、晚待以及星期六仟侮。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前不久，由于同扬-布朗斯基过往太密而变得虔诚，一个星期六接一个星期六轻松地忏悔，星期日领圣餐以恢复精力，好在下一个星期四更轻松、更振奋地在木匠胡同同扬幽会。当年的那位圣下姓什么来着？圣下姓维恩克，至今仍是圣心教堂的神甫，布道时声音轻得让人舒服而又难以理解，唱信经时声音那么细又拖着哭腔，如果没有那个左侧祭台和祭台上的童贞女、童子耶稣和施洗童子的话，当时，真会有类似信仰之类的东西潜入我的心中。

    然而，又是那个祭坛怂恿我领着玛丽亚由阳光下进入大门，走过铺砖地来到中堂。

    奥斯卡从容不迫，默默地坐在玛丽亚身边的橡木椅子上，越来越冷漠。多少年过去了，却使我觉得，始终还是当年的那些人，胸有成竹地翻阅着告解书，等待着维恩克圣下的耳朵。我们坐在略靠一侧但更接近中堂的地方。我想让玛丽亚自己去作出抉择，轻松一些。一方面，她同忏悔室之间离得不是太近，不会使她心懂意乱，她也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默默地改宗，另一方面，她可以看看别人在仔悔前做些什么，边观察边下决心，也进入忏悔室走到圣下的耳朵边，同他商量改人唯一能救世的教会的细节。在气味、灰尘、石膏之下，在曲曲弯弯的天使和折射的光线之下，在痉挛的圣徒之间，她如此渺小、双手笨拙地跪在甜蜜地饱含痛苦的天主教宗之前、之下、之间，头一回画十字偏又颠倒了方向，见到这些，真叫我感到遗憾。奥斯卡用手指轻触玛丽亚，把画十字的正确动作给她做了一遍，指给这个求知心切的女人看，在她的额头后面的什么地方，在她的胸部深处的什么地方，在她的肩关节里面的什么地方，寓有圣父、圣子和圣灵。我又指点她，要能得到诚心所愿之事，十指该如何交叉。玛丽亚听从了，诚心地让双手安稳下来，开始诚心地祈祷。起初，奥斯卡也试着一边祈祷一边追思几位死者，但是，当他为他的罗丝维塔恳求天主，为使她得到永恒的安宁并进入天国的欢乐而同天主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出神地想的尽是些尘世的细节，致使永恒的安宁和天国的欢乐最后都被迁移到巴黎的一家饭店里去了。我只得做弥撒祈祷来解脱自己，因为做祈祷时多少不受义务的约束。我念了一个永恒又一个永恒，一心向上，祈求应得的和正当的①——这是应得的和正当的，我也以此为满足并从旁观察着玛丽亚——

    ①拉丁经文，前一句由神甫念，后一句由教徒念。

    天主教祈祷正适合于她。她祈祷时真漂亮，真值得画下来。祈祷使睫毛长了起来，眉毛粗了起来，面颊红了起来，并使额头变重，脖子弯曲，鼻翼翕动。玛丽亚那张痛苦之花盛开的脸险些引诱我去贴近她。可是，谁也不该打扰祈祷者，既不该引诱祈祷者，也不该让祈祷者引诱自己，即使祈祷者愿意成为对某个观察者来说具有观察价值的人，即使这对于祈祷大有稗益，那也不行。

    于是，我从被人磨得光滑的教堂木椅上滑下来，双手仍旧规矩地放在使外套隆起的鼓上。奥斯卡从玛丽亚身边逃走，到了铺砖地，带着鼓，蹑手蹑脚地从一站又一站的十字架旁溜过，没有在圣安东尼那里停留——请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既没有丢失钱袋，也没有丢失钥匙，那个被古普鲁策人打死的布拉格的圣阿达尔贝特，我们也让他安稳地躺在左边。我们不停步，从一块方砖跳到另一块方砖上——这真可以当棋盘用——直到一条地毯宣告，这里是左侧祭坛的台阶。

    在这座新哥特式的砖砌圣心教堂内部以及左侧祭坛上下一切依然如故，我这样说，读者诸君自会相信的。赤身裸体的、粉红色的童子耶稣始终还坐在童贞女的左大腿上，我不称她为童贞女马利亚，免得把她同我那正在改宗的玛丽亚搞混①。朝童贞女的右膝挤去的，始终还是那个用巧克力色的蓬乱的毛皮勉强遮身的童子约翰。童贞女本人一如既往地用右手的食指指着耶稣，一边眼望着约翰。可是，奥斯卡在离乡多年之后对童贞女那种做母亲的骄傲感不大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那两个男孩的体态。耶稣的身材大约同我的儿子库尔特过三岁生日时的身材相当，也就是要比奥斯卡高出两公分。根据证明文件，约翰要比那个拿撒勒人②年纪大，他的身高同我一样。可是，这两个孩子的脸部表情却都同我——永恒的三龄童通常的脸部表情一样：少年老成。一点变化也没有。他们仍旧那样自以为机灵地瞧着，同若干年前我跟在我可怜的妈妈身边进圣心教堂时所看到的完全一样——

    ①这两个名字在德语里是同一个。

    ②指耶稣基督。

    我踏上地毯，上了台阶，却没有口念“登上”①。我仔细察看每一道褶纹，用我的鼓棒——它的感觉比所有的手指加在一起还多——慢慢地一件不漏地检查这两个赤条条的孩子的涂色石膏像：大腿，肚子，胳膊，数一数有多少胖肉间的肉纹，有多少肉窝——这简直就是奥斯卡的体格，我的健壮的肉，我的有力的、有点见肥的膝盖，我的短而有肌肉的鼓手的胳膊。他也有这些，这个小调皮鬼。他坐在童贞女的大腿上，举起胳臂和拳头，似乎他想敲铁皮，似乎耶稣是鼓手而奥斯卡反倒不是鼓手，似乎他正等待着我的铁皮，似乎他这一回当真要在铁皮上敲出一些有魅力的节奏来给童贞女、约翰和我听听——

    ①拉丁经文“登上主的祭坛”的起首字。

    我做起几年前做过的事情来，摘下肚子前的鼓，给耶稣去试试。我考虑到这涂色的石膏，小心翼翼地把奥斯卡的红白相间的鼓放到耶稣粉红色的大腿上。我这样做，只为了却我的宿愿，并非傻里傻气地希望会出现奇迹，反倒是想具体生动地目睹耶稣的无能，尽管他那样坐着，举起了拳头，尽管他具有我的身材和我的结实的体格，尽管他是石膏做的，轻易地扮作一个三龄童，而我却费了那么大的气力，备尝困苦才保持住了这样的形象。他不会敲鼓，他只会摆出一副似乎会敲鼓的架势，他也许还这样想着：只要我有了鼓我就会敲。于是我说，你即使有了也不会敲，并把两根鼓棒插到他的香肠状手指间去，十根手指，我笑得直不起腰：敲吧，甜蜜的耶稣，五彩石膏敲铁皮吧！奥斯卡朝后退，下了三级台阶，由地毯退到铺砖地。敲呀，童子耶稣！奥斯卡再向后退。他退到一定的距离之外，笑得前仰后合，耶稣照旧坐着，却不会敲，也许他想敲。我正开始感到乏味，像啃猪皮本古籍那样，这时，他敲了，他敲了！

    尽管一切都静止不动，他却像是在敲，先是左手，后是右手，随后用两根鼓棒，交叉成十字，急速擂鼓倒还像样，挺认真的，喜爱变奏，简单的节奏同复杂的节奏敲得一样好，不搞花招，只在铁皮上施展本领。我没觉出有宗教味，也不像粗俗的大兵腔，倒是纯音乐的。他不鄙弃流行曲，在当时众口传唱的曲子中选敲了《一切皆成往事》，自然也有《莉莉-马伦》。他慢慢地，或许是猛地一下把鬈发脑袋转过来，用布朗斯基的蓝眼睛对着我，相当傲慢地微笑着，把奥斯卡心爱的曲子编成了一首合成曲：用《玻璃，玻璃，小玻璃》开始，接着是《课程表》，这小子像我一样演奏了拉斯普庭对抗歌德，同我一起登上塔楼，同我一起爬到演讲台底下，在港口防波堤上抓鳗鱼，同我一起跟在我可怜的妈妈一头小的棺材后面，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他一再同我一起待在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底下。

    这时，奥斯卡又走近前去。他是被吸引过去的。他想站在地毯上而不愿再站在铺砖地上。他跨上了一级又一级祭坛的台阶。我就这样走了上去，可我宁愿是在往下走。“耶稣，”我把剩余的声音全都集中起来才说出这么一句话，“这样可不行。马上把鼓还给我。你有你的十字架，你有它就够了！”他不是突然中断，而是敲完了这首合成曲，把鼓棒交叉在铁皮上，那副细心的样子真是夸张。他二话不说、便把奥斯卡轻率地借给他的东西递给了我。我也不道谢，正要像十个魔鬼似的匆匆下台阶，跳出这天主教的信仰，这时，一个悦耳的、尽管是命令式的声音接触到了我的肩膀：“你爱我吗，奥斯卡？”我头也不回地回答说：“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他接着用同样的声音，没有加重语气，又问：“你爱我吗，奥斯卡？”我没好气儿地回答说：“真遗憾，丝毫也不！”这时，他第三次纠缠我：“奥斯卡，你爱我吗？”我转过身去，耶稣看到了我的脸。“我恨你，小子，恨你和你的全部没用的东西！”

    奇怪的是，我的呵斥反倒使他说起话来更加得意洋洋了。他活像一个国民小学的女教师，伸出食指，给我一个任务：“你是奥斯卡，是岩石，在这块岩石上，我要建起我的教堂。继承我吧！”

    诸君可以想象我是怎样怒不可遏。愤怒给我披上了做汤用的母鸡的皮①。我折断了他的一只石膏脚趾，他不再动弹了。“你再说一遍，”奥斯卡小声说，“我就刮掉你的颜色！”——

    ①意为：起鸡皮疙瘩。

    他不再吐一个字。这时，像以往一样，那个老头来了，那个永远拖着脚步走过世上所有的教堂的老头。他向左侧祭坛行礼，根本没有发现我，拖着脚步继续走去，已经到了布拉格的阿达尔贝特前面，我也匆匆下了台阶，从地毯踏上铺砖地，头也不回地走过这棋盘来到玛丽亚身边，她正按照我的指点以正确的方式画天主教的十字。

    我抓住她的手，领她到圣水池边，让她在教堂的中间，在快到大门的地方，再次朝主祭坛画十字。我自己没有跟她一起这样做。她正要下跪时，我将她一把拽到太阳底下。

    已是傍晚了。铁路路堤上的东方女工们已经走了。朗富尔郊区车站前不远处一列货车在调轨。蚊子像葡萄挂在空气里。从上面传来钟声。调轨的嘈杂声淹没掉了钟声。蚊子仍像一串串的葡萄。玛丽亚哭肿了脸。奥斯卡真想叫喊。我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耶稣呢？我的声音要能装上弹药就好了。我同他的十字架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心里明白，我的声音对付不了他的教堂的窗户。他会继续靠名叫彼特鲁斯或彼特里或东普鲁士的彼特里凯特这号人修建他的殿堂的。“听着，奥斯卡，别破坏教堂的窗户！”撒旦在我心中小声说，“他会毁掉你的声音的。”就这样，我仅仅抬头望了一眼，量度了一下这样一扇新哥特式玻璃窗的尺寸，就拔腿走了，没有跟随耶稣，而是跟在玛丽亚身边漫不经心地朝车站街下跨道走去，穿过滴水的隧道，上去就是小锤公园，再向右拐入马利亚街，经过屠夫沃尔格穆特的门口，向左拐入埃尔森街，过了施特里斯溪来到新市场，那里为了防空正在修一个水池。拉贝斯路真长，我们终于到家了。奥斯卡离开玛丽亚，爬上九十级楼梯到了晾衣间。这里挂着床单，床单后面堆着防空沙，在沙堆和桶以及几捆报纸和几摞屋面瓦后面是我的书和前线剧团时期的备用鼓。在一只鞋盒里，有几只用坏的但仍旧是梨形的电灯泡。奥斯卡从中拿起第一只，唱碎了它，拿起第二只，让它变成玻璃尘，整齐地切下第三只肥大的那一半，在第四只上面唱出花体字母JESUS（耶稣），接着又把这玻璃和铭文都变成粉末。我想再来一次，电灯泡却用完了。我精疲力竭，躺倒在防空沙堆上：奥斯卡的声音还在。耶稣也许会有一个继承人。撒灰者①将成为我的头一批门徒——

    ①下文将讲到的一个青年团伙

    撒灰者

    若要召集门徒，奥斯卡会遇上难以克服的困难。单凭这一条，我就不适合去接替耶稣。可是，当时的天命却循着这条和那条曲折的道路寻访到我的耳朵，使我成了继承人，虽说我并不信仰我的前任。不过，如教规所说：怀疑者信，不信者信得最长久。耶稣在圣心教堂里向我个人显示了小小的奇迹，我无法用怀疑将它埋葬，相反，我试图让耶稣重复一次击鼓表演。

    奥斯卡多次去那座砖砌教堂，没带玛丽亚。我一再从特鲁钦斯基大娘那里溜走，她死死地坐在椅子上，无法阻拦我。耶稣向我显示了什么呢？我为何深更半夜还待在教堂的左耳堂，让教堂司事把我锁在里面呢？为什么奥斯卡让自己在左侧祭坛前冻得四肢僵直、耳朵硬似玻璃呢？我牙齿格格响地奉承也罢，我牙齿格咯响地咒骂也罢，我终究听不到我的鼓声，也听不到耶稣的声音。

    惨哪！午夜时分，在圣心教堂的铺砖地上，我的牙齿格格直响，我活到现在还从未听到过呢！哪个傻瓜能找到比奥斯卡更妙的拨浪鼓①呢？我模仿着布满不惜弹药的机关枪的一段阵地，我在上颚和下颚之间设了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处，内有办事女郎和打字机。我的牙齿的格格声传向四方，引来了回声与掌声。立柱打寒战，拱顶起鸡皮疙瘩，我的咳嗽声用一条腿跳过铺砖地棋盘，到十字路口往回走，登上中堂，飞上唱诗班席，咳嗽六十次，像一个巴赫协会，不在唱歌，却在排练咳嗽。我正希望着奥斯卡的咳嗽声能钻进管风琴的管子里去藏起来，不再作声，直到星期天弹奏众赞曲时才发作，这时，圣器室里传来了咳嗽声，紧接着又由布道坛传来，最后消失在主祭坛后面，在十字架上那个体操运动员背后。它很快就咳出了它的灵魂。我的咳嗽咳着说：各样的事已经成了②，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成。童子耶稣没有受冻，却僵硬地拿着我的鼓棒，抱着粉红色石膏大腿上的我的铁皮，没有敲鼓，没有确认我的继承权。奥斯卡真希望能得到一份吩咐我接替基督的书面证明——

    ①文字游戏。拨浪鼓是Klapper，变成动词是klappern，意为格格响。

    ②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终前的话，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

    那时的习惯或者说不良习惯至今仍留在我身上。在参观教堂，甚至在参观最著名的大教堂时，我只要一踏上铺砖地，即使处在最佳健康状况之下，便会放声持续地咳嗽，这咳嗽声会各按哥特式、罗马式或巴罗克式的风格、高度和宽度扩展开去。再过若干年，我还将让奥斯卡的鼓回响起我在乌尔姆以及施佩耶尔大教堂的咳嗽声。不过那时候，当我于八月中旬让坟墓般冰冷的天主教精神对我施加影响时，我是不会想到去遥远的地方旅游并参观教堂的。除非我是个穿军装的人，参加了有计划撤退，那才有可能在随身携带的小日记本里记上：“今天撤出奥尔维耶托，教堂的正面构造妙不可言，待战后再同莫妮卡一起到此一游，仔细观赏可也。”

    变成常去教堂的人，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把我拴在家里。家里有玛丽亚。可是玛丽亚有马策拉特。家里有我的儿子库尔特。不过，这个小淘气已经越来越让人受不了了。他把沙子扔进我的眼睛，抓我，他的手指甲竟折断在父亲的肉里。我的儿子还对我挥舞拳头，手指节骨那样白，使得我只要一看到这对敏捷的双胞胎①，鲜血就会从鼻子里迸涌出来——

    ①指库尔特那一对拳头。

    奇怪的是，马策拉特关怀我，尽管笨手笨脚，倒也出于真心。奥斯卡惊讶之余，便听凭这个他向来觉得可有可无的人把他抱在怀里，紧紧搂住，细细瞅着，有一次甚至吻了他，同时泪水直淌，与其说是对着玛丽亚不如说是对着自己说道：“这可办不到。我可不能把自己的儿子送走，即使那个医生说上十次，而所有的医生也都这么讲。那种信尽管让他们写下去好了。他们肯定没有自己的孩子。”

    玛丽亚坐在桌子前，像每天晚上那样把食品印花贴到裁开的报纸上。她抬起头来说：“你放心好了，阿尔弗雷德。你这样讲，好像这件事同我无关似的。不过，如果他们说，今天就得采取这种办法的话，我真不知道究竟怎么办才对。”

    马策拉特用食指指着那架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再也没有发出音乐声来的钢琴，说：“阿格内丝决不会这样做，也不允许这样做！”

    玛丽亚瞧了一眼钢琴，耸起了肩膀，直到说话时才重新放下来：“这自然-，她是他的母亲，一直希望他会好转。可你已经看到了，他好不了，到处受人欺侮，不知怎么去活，也不知怎么去死！”

    贝多芬的肖像始终悬在钢琴上方，他阴沉地打量着阴沉的希特勒。难道马策拉特从贝多芬的肖像汲取了力量不成？“不！”他吼道，“决不！”他一拳捶在桌子上，捶在湿的、黏手的贴有印花的纸上，让玛丽亚把疗养院管理处的信递给他，读着读着读着读着，接着把信撕碎，把碎片扔到面包印花、肥肉印花、食品印花、旅行印花、重劳工印花、特重劳工印花之间，扔到怀孕的母亲和喂奶的母亲的印花之间。尽管奥斯卡多亏了马策拉特才没有落到那些医生的手心里去，但他从此以后便看出这么一件事——而且直到今天还看出来——只要玛丽亚一出现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就会看到一座漂亮的疗养院，它坐落在最佳的山区空气中，院里有明亮的、亲切的、现代化的手术室。在手术室加软垫的门前，腼腆然而充分信任地微笑着的玛丽亚把我交给了一流的医生。他们同样唤起别人信任地微笑着，他们放在白色的、消过毒的工作服后面的手里却拿着一流的、唤起信任的、立即生效的针管。如此说来，众人都离弃了我，每当马策拉特想要在帝国卫生部的来函上签字时，唯有我可怜的妈妈的阴影使他的手指动弹不得，多次阻止了我这个被离弃的人离开这个世界①——

    ①纳粹德国时期，曾根据希特勒的书面命令灭绝精神病患者等病人，其中包括低能和畸形儿童。

    奥斯卡并非不知感恩的人。我的鼓犹在。我的声音犹在。读者诸君了解我同玻璃对阵时的全部战果，但我的声音不能向诸君显示什么新玩艺儿，诸君中间某些喜欢变变花样的定会觉得乏味。可是，对我来说，奥斯卡的声音是我的存在的证明，永远新鲜的证明，这一点是我的鼓所不及的。只要我还能唱碎玻璃，我就存在着，只要我的定向呼吸还能夺走玻璃的呼吸，生命就还在我身上。

    那时候，奥斯卡唱得真多。他唱得多是出于绝望。每当我很晚很晚离开圣心教堂的时候，我总要唱碎点什么。我朝家里走去，从不寻找特殊的目标，而是挑选了一间灯光没有完全挡住的复斜式屋顶阁楼的窗户，或是一盏为防空涂成蓝色的闪闪烁烁的路灯。每次上教堂以后，我总要另选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回，奥斯卡穿过安东-默勒路去马利亚街。那一回，他沿乌法根路而上，绕过康拉德学校，让学校的玻璃大门当啷响，随后走过帝国殖民区去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八月底的一天，我去教堂时已经太晚了。大门已经锁上，我决定绕一大段路，消消我的怒气。我走车站街，每逢第三盏路灯我就让它当啷落地，在电影院后面向右拐进阿道夫-希特勒街，让左边步兵兵营的沿街窗户躺倒，让一辆从奥利瓦方向迎面开来的有轨电车清凉我心，车里几乎空无一人，我把电车左侧涂暗了的玻璃悉数夺走。

    电车尖叫一声刹住，几个人下车，叫骂，又上车。这点战果奥斯卡并不注重，为了消释怒火，他寻找着一份餐后小吃，在那如此缺乏美味甜食的岁月里寻找美味甜食，当他在朗富尔区最外缘、贝伦特家具作坊旁边、飞机场的大片木板房营地前面见到横卧在月光下的波罗的海巧克力厂的主楼时，他才让他的系带鞋止步。

    然而我的火气已不再那么大，所以没有按传统方式立即向巧克力厂作自我介绍。我从容不迫地把月亮已经数过的玻璃再数一遍，得出的总数同月亮得出的相符，要是我现在就开始作自我介绍该有多好！可是，我首先得弄清楚那几个半成年人是怎么回事。他们从霍赫施特里斯区起，也许在车站街的栗树下就开始尾随我了。有六七个小伙子站在霍恩弗里德贝格路电车站旁的候车亭前面或里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五个站在通往索波特的公路的头几棵树后面。

    我已经决定推迟对巧克力厂的拜访，给那些小伙子们让路，绕一段路，沿着飞机场旁边的铁路桥溜走，穿过劳本殖民区，直到小锤路旁的股份啤酒厂。这时，奥斯卡听到从铁路桥那边传来了他们的此起彼落的、信号般的口哨声。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冲着我来了。

    在这样的处境下，在尾随者业已露面但还没有开始追捕的时间内，一个人会慢吞吞地、细细品尝地列举出最后的解救办法：奥斯卡可以大声喊叫妈妈和爸爸。我可以用鼓召来某个人，或许召来一个警察。我的身材肯定能得到成年人的支持，不过奥斯卡自有他的原则，因此拒绝成年过路人的帮助以及警察的调解，偏偏受到好奇心和自信心的纠缠，想瞧瞧事态的发展，便干了件愚蠢透顶的事：我在巧克力厂区前涂沥青的栅栏上寻找一个缺口，但找不到，却见到那些半成年人离开了电车站的候车亭和索波特公路的树木的阴影。奥斯卡沿着栅栏往前走，铁路桥那边的几个也来了，木板栅栏还是没有洞。他们来势不猛，反倒是溜溜达达的，分散着走。奥斯卡还能再找一会儿，他们给我的时间恰恰是在栅栏上找到一个缺口所需要的，终于有一处缺一根木条，我便从缝里钻了过去，衣服不知哪儿被钩破了一个角。到了栅栏的那一边，四个穿防风外套的小伙子正好站在我的面前，全都把手插在滑雪裤的裤兜里。

    我马上明白，我的处境已无从改变，便先在衣服上寻找过栅栏缺口时被钩破的那个角。找到了，在右裤管上。我劈开两指量了量，真气人，口子还挺大，但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横竖如此，举头望天，等着从电车站、从公路、从铁路桥几方面过来的小伙子翻过栅栏，因为栅栏上那个缺口对他们不合适。

    事情发生在八月底的某一天。月亮不时被云遮蔽。我数了数这些小伙子，总共二十人。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十六七岁。一九四四年我们遇上一个炎热干燥的夏季。四个年纪较大的捣蛋鬼身穿空军辅助人员制服。我现在记起来了，一九四四年是个樱桃丰收年。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奥斯卡周围，小声聊着，使用一种切口，但我毫不费力就能听懂。他们相互间用古怪的名字称呼，我只记住了一小部分。譬如一个十五岁的小子，有一双模糊的抱子眼，叫他力支兔，有时也叫德力支兔。他旁边那个，他们叫他赤膊天使。那个个子最小但年纪肯定不是最小的调皮鬼，上唇突出，是个咬舌儿，人家喊他煤爪。一个空军辅助人员，别人称呼他密斯特先生，又相当贴切地称另一个家伙为汤母鸡，此外还有历史人物的名字：狮心。蓝胡子是个白嫩脸蛋的小子。有我熟悉的名字——托蒂拉和泰耶，另外两个叫贝利萨尔和纳赛斯，这真是太狂妄了。我比较仔细地打量着施丢特贝克。他头戴一顶真正的毡帽，呈凹形，像个养鸭池，身穿一件长雨衣，尽管年仅十六，却成了这伙人的头目。

    他们并不瞧奥斯卡，想等他自己屈服，于是我坐到我的鼓上。两条腿真累，我一半开心，一半对自己恼火，这显然是孩子们的浪漫戏，我怎么参加进去了？我眼望差点儿就全圆的月亮，打算把一部分念头转到圣心教堂上去。

    今天耶稣也许敲过鼓，也说过话。而我却坐在波罗的海巧克力厂的院子里，参与了骑士和强盗的游戏。他也许等着我，打算敲一通鼓以后再启口讲话，明确地让我接替基督，可是我没有去，他失望了，肯定又傲慢地扬起了眉毛。耶稣会如何估价这些小伙子？奥斯卡，与他状貌相同的人，他的接班人和代表，又该怎样同这帮孩子打交道？他能用耶稣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儿来①！”招呼这些自称为赤膊天使、德力支兔、蓝胡子、煤爪和施丢特贝克的半成年人吗？施丢特贝克走上前来。煤爪跟在他的身边，这是他的得力助手。施丢特贝克说：“站起来！”——

    ①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耶稣的话。

    奥斯卡还眼望着月亮，脑子还在圣心教堂左侧祭坛前面。我没有站起来，施丢特贝克使了个眼色，煤爪一脚踢开了我屁股底下的鼓。

    我站起身来，拣起铁皮，放到外套下面，保护它，不让它继续遭殃。

    一个漂亮小伙子，这个施丢特贝克，奥斯卡想道。一双眼睛陷得太深，彼此离得太近，嘴的部分显出他有活力和富于想象。

    “你从哪儿来？”

    盘问开始了。我不喜欢这样跟我打招呼，便又举头望明月，它呀，从不挑剔，我便把月亮想象成鼓，又笑自己的妄自尊大，不觉微微一笑。

    “他在狞笑，施丢特贝克！”

    煤爪注视着我，他建议他的头头，采取一种他称之为“撒灰”的行动。围在后面的其余的人，脸上长脓疱的狮心、密斯特、德力支兔和赤膊天使，也都赞成撒灰。

    我照旧眼望明月，心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撒灰”这个词儿。多漂亮的词儿，但肯定不是什么好受的名堂。

    “什么时候撒灰由我决定！”施丢特贝克结束了他那一帮人的嘀嘀咕咕，又冲着我说，“我们常在车站街见到你。你在那儿干什么？你是从哪儿来的？”

    同时提出两个问题。奥斯卡打定主意，如果他想控制局面，那至少得给一个回答。于是，我把脸从月亮那儿转过来，用我那双有影响力的蓝眼睛望着施丢特贝克，镇静地说：“我从教堂来。”

    施丢特贝克的雨衣后面又起了嘀咕声。他们在补充我的回答。煤爪查明，我说的教堂即指圣心教堂。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问题非来不可。人与人相遇就会这么问。这一提问在人与人的会话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剧本就靠回答这个问题而存在，有长的，有短的，也有歌剧，譬如说，《洛恩格林》①——

    ①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

    我等待着月光从两片云之间透出，照亮我的蓝眼睛，再把光辉反射到施丢特贝克脸上有喝三匙汤的工夫，随后开口，通报姓名。由于他们一听奥斯卡这个名字准要哈哈大笑一通，所以我怀着护忌心期待着即将说出的那句话的效果，于是，奥斯卡说：“我叫耶稣。”这番自白，引来了长久的沉默。末了，煤爪清清嗓子说：“非给他撒灰不可，头儿。”

    不仅是煤爪主张撒灰。施丢特贝克也一捻手指，啪的一声批准撤灰。煤爪一把抓住我，用他的手节骨顶住我的右上臂，快钻，干凿，热辣辣的，叫人好不疼痛，直到施丢特贝克又啪地捻响手指，下令住手他才罢休。原来这就叫撒灰！

    “说吧，你叫什么？”这个头戴毡帽的首领装出不耐烦的样子，向右方击一空拳，让过长的雨衣袖子往后滑去，在月光下露出他的手表，又朝左边的我低声说：“考虑一分钟。随后我施丢特贝克可就要撒手不管了。”

    毕竟有一分钟之久，我可以不受惩罚地举目望月，在月亮的火山口里寻找借口，对已经作出的接替基督的决定再提出疑问。我不喜欢撒手不管这种话，也决计不让这帮小子用时间来约束我。于是，约莫过了三十五秒钟以后，奥斯卡说：“我是耶稣。”

    下面发生的事效果非凡，但这不是由奥斯卡导演的。我再次表白接替耶稣之后，施丢特贝克捻响了手指，但是在煤爪可以撒灰之前，空袭警报响了。

    奥斯卡说罢“耶稣”两字，吸了一口气，警报声接二连三地来证明我的身份。附近匕机场的警报器，霍赫施特里斯步兵兵营主楼的警报器，朗富尔森林前面霍斯特一韦塞尔中学屋顶上的警报器，施特恩菲尔德百货大楼上面的警报器，以及从很远处，从兴登堡大街传来的技术高等学校的警报器。延续了一段时间后，郊区所有的警报器才像大天使冗长而恳切的合唱，接受了我所宣告的福音，使黑夜膨胀、塌陷，使睡梦颤动、破裂，又钻进沉睡者的耳朵，使不受影响的月亮显得可怖，因为它是不能用防空黑帘挡住的一个天体。

    奥斯卡懂得，空袭警报是完全站在他一边的，相反，警报声却使施丢特贝克变得神经质。警报直接召唤他手下的一部分人去值勤。他只得让那四名空军辅助人员翻过栅栏返回连队，去电车停车场和飞机场之间的八十八毫米高炮阵地。他的另外三个人，其中有贝利萨尔，在康拉德学校值防空哨，也必须立即离去。他把剩下的十五个小伙子集合在一起，由于天空未出现任何情况，便又开始审讯：“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听错的话，你是耶稣——好吧！再提个问题：那些路灯和窗玻璃你是怎么弄碎的？别回避，我们知道得很清楚！”

    这些小伙子并不清楚。他们至多看到过我的声音的这个或那个战果。奥斯卡吩咐自己要对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持宽容态度，要在今天的话，人家会干脆地把他们叫做小流氓。他们有目标，但方法太直接，有些太不聪明。我打算原谅他们，采取温和的客观态度。他们就是几个星期以来全城都在谈论的、引人注意的撒灰者，一个青年团伙，刑事警察局和希特勒青年团的许多巡逻队正在跟踪他们。如后来查明的那样，他们是康拉德学校、圣彼得中学和霍斯特-韦塞尔中学的学生。在新航道还有第二个撒灰者团伙，它虽由中学生领导，但三分之二的成员是席哈乌船坞和火车车辆制造厂的学徒。这两派很少合作，只有在下述场合才联合行动，即夜间由席哈乌巷出发，在斯特芬公园和兴登堡大街兜捕德意志少女同盟的队长们，她们这时正受完晚间训练从主教山的青年招待所回家去。这两派相互间避免冲突，精确地划分了行动区域。施丢特贝克不把新航道那一派的首领当成竞争对手而是当做朋友。撒灰者团伙反对一切。他们把希特勒青年团的值勤处洗劫一空，抢走在公园里同姑娘们作爱的前线休假人员的奖章和军阶标志，靠入伙的空军辅助人员的帮助，从高炮连偷走武器、弹药和汽油，从一开始就计划对经济局大举进攻。

    当时，奥斯卡对撒灰者的组织和计划一无所知。他感到自己相当孤独与不幸，想在这些半成年人的圈子里得到一种安全感。我已经暗暗地把自己变成这些小伙子中的一员了。我虽然快二十岁了，但是说什么我同他们年龄差别太大之类的话我已经当成耳边风了。我责备自己说：你为什么不给这些小伙子们表演一下你的艺术呢？年轻人的求知欲总是很强的嘛！给他们看个实例，表演点什么让他们开开眼吧！他们会佩服你，可能进而会听从你的。你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何况这是由你的丰富经验和智慧充实了的。现在，服从天意，召集门徒，接替基督吧！

    施丢特贝克也许预感到了我的沉思是大有道理的。他给我时间，我为此感激他。八月底，云稀的月夜。空袭警报。海岸两三道探照灯光。可能是一架侦察机。在那些日子里，巴黎已经放弃。我面前是波罗的海巧克力厂有许多窗户的主楼。中央集团军在长距离赛跑以后在魏克塞尔河停住了。波罗的海厂不再为零售商而是在为空军生产巧克力。而奥斯卡也得熟悉一下这样的想象：巴顿将军①的士兵穿着他们的美军制服在艾菲尔铁塔下散步。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于是，奥斯卡举起一根鼓棒。和罗丝维塔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刻呀！施丢特贝克党察到我的表情，让他的目光跟随着我的鼓棒投向巧克力厂。在最明亮的月光之下，太平洋上一小岛的日军被肃清。这里，月亮却同时躺在巧克力厂所有的窗户上。奥斯卡对所有想要听他说话的人讲：“耶稣现在要唱碎玻璃。”——

    ①巴顿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著名将领。

    在我干掉头三块玻璃之前，我突然注意到我头顶上很远的地方有一只苍蝇在嗡嗡叫。在另外两块玻璃放弃了月光的时候，我心想：这准是一只垂死的苍蝇，嗡嗡声这么响。我接着把工厂最高一层剩下的窗户画成黑色。那么多探照灯，苍白得可怕，我心里这样想。随后，我从工厂中间和最下一层的许多窗户里取走了可能由纳维克兵营旁边的高炮连射来的灯光的反光。先是海岸高炮连开炮，随后，奥斯卡全部解决了中间一层楼的玻璃。紧接着，旧苏格兰、佩朗肯和舍尔米尔的高炮连都得到了开火命令。这是底层的三扇窗户——这是黑夜歼击机，从飞机场起飞，贴着工厂房顶一掠而过。在我把底层解决掉之前，高射炮停止射击，让黑夜歼击机去击落奥利瓦上空同时用三个探照灯隆重欢迎的一架远程轰炸机。

    开始时，奥斯卡还担心，他的表演跟富有效果的空防工作同时进行会分散小伙子们的注意力，甚至会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工厂引诱到夜空中去。

    工已经完毕①，尤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整个团伙始终还注视着窗玻璃已荡然无存的巧克力厂。从附近的霍恩弗里德路传来了叫好声和喝彩声，像在剧院里那样，原来是轰炸机被击中了。它燃烧着，吸引着人们，多半是坠落而不是降落在耶施肯山谷的森林里。甚至在这时，也只有少数几个团伙成员，其中有赤膊天使的目光，被拽离了这座无玻璃的工厂。可是，施丢特贝克和煤爪对击落飞机却不屑一顾，而这两个人对我来说可是关系重大呀！——

    ①这是《圣经-旧约-创世纪》里上帝造万物后的一句话。这类对《圣经》语言的滑稽摹仿颇多，不再一一加注。

    接下来，同事情发生前一样，天上只剩下月亮以及星星的琐碎事儿。黑夜歼击机降落。很远的地方响起了救火车的声音。这时，施丢特贝克转过身来，让我看到了他那始终蔑视地噘起的嘴，作了一下那种拳击动作，露出了过长的雨衣袖下的手表，摘下手表，无言地递给了我，但又喘着粗气，想说什么，又不得不等解除警报过去，末了，在他的孩儿们的掌声中对我说：“行，耶稣。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接纳你，你可以一起干了。我们是撒灰者，但愿你觉得这有点意思！”

    奥斯卡掂了掂那块手表，便把这件带夜光指针的相当精制的物件连同它上面的时间——零点二十三分送给了小伙子煤爪。他向他的头头投去了询问的目光。施丢特贝克点点头表示同意。奥斯卡准备上路回家，把鼓挪到舒适的位置，一边说：“耶稣走在你们前头！你们跟随着我！”

    耶稣诞生戏

    当时，人们大谈其奇迹武器和最终胜利①。我们，撒灰者，既不谈这个也不谈那个，但是我们真正拥有奇迹武器——

    ①指纳粹德国失败前的宣传。被称为“奇迹武器”的有V－1和V－2飞弹。

    奥斯卡接手领导这个有三四十人的团伙之后，我先让施丢特贝克介绍我认识诺伊法瓦塞尔派头目。摩尔凯纳，十七岁，瘸子，新航道领港局一名负责官员的儿子，由于残疾——右腿比左腿短两公分——既不能当空军辅助人员，也不能应征入伍。虽说摩尔凯纳故意明显地炫耀他的瘸腿，但他又很腼腆，说话声音很轻。这个始终狡猾地微笑着的年轻人是康拉德学校高年级的优秀生，如果俄国军队不提出异议的话，他大有希望堪称模范地通过毕业考试。摩尔凯纳想上大学攻读哲学。

    像施丢特贝克尊敬我那样，那个瘸子也无条件地把我当成耶稣，带领撒灰者。一开始，奥斯卡就让这两派领他去看仓库和金库。这两派把外出行劫所获集中在同一个地窖里。朗富尔区耶施肯山谷路一所幽静、高雅的别墅里的这个地窖，宽敞而干燥。别墅布满各种爬藤植物，由一片坡度平缓的草地同街道隔开，房主是赤膊天使的父母，用的是“封-普特卡默”这个姓氏。封-普特卡默先生待在美丽的法兰西，指挥一个师，系波莫瑞一波兰一普鲁士血统的骑士十字勋章佩戴者。伊丽莎白-封-普特卡默太太体弱多病，数月前已去上巴燕，在那里疗养。而沃尔夫冈-封-普特卡默，即撒灰者唤作赤膊天使的那个，成了别墅的主人。留在别墅里照料少爷的老使女，耳朵几乎全聋了，我们一次也未见到过，因为我们是经由洗衣间去地窖的。

    在仓库里码着罐头、烟草和许多包降落伞。在一个架子上挂有两打军用表，赤膊天使根据施丢特贝克的命令让表走动着，表上的时间也被调成完全一致。他还得擦洗两挺机关枪、一支冲锋枪和若干支手枪。他们还给我看了一个反坦克火箭筒、机关枪弹药和二十五颗手榴弹。这一切以及一大排汽油桶是为进攻经济局而备下的。于是，奥斯卡以耶稣的名义下达了第一道命令：“把武器和汽油埋在花园里。枪械撞针交给耶稣。我们用另一种武器！”

    小伙子们又给我看一个香烟盒，里面装满了抢来的奖章和荣誉章。我微笑着允许他们占有这些装饰品。我真应该从这些小伙子手里取走伞兵用的刀。刀把上的刀刃真漂亮，跃跃欲试，他们日后果真用上了。

    接着，他们带我去金库。奥斯卡让他们当面点数，复核，记下金库存款计两千四百二十帝国马克。时当一九四四年九月初。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科涅夫和朱可夫①突破魏克塞尔河防线时，我们被迫放弃了地窖里的金库。赤膊天使供认了，在州最高法院的桌子上堆放着我们交出的成捆钞票，总计三万六千帝国马克——

    ①科涅夫和朱可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著名将领。

    按照我的天性，奥斯卡遇到行动的时候总是待在幕后。白天，我多半独自一人，偶尔也让施丢特贝克陪同，为夜间行动寻找值得一搞的目标，随后让施丢特贝克或摩尔凯纳会组织实施，而我则不离开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寓所，到了深更半夜，站在卧室窗口，用比先前更具有远程效果的声音——现在我称它为奇迹武器——唱碎许多个党的办事处的底层窗户，一家印生活必需品票证的印刷厂的后院窗户，还有一次，勉强根据他们的要求，唱碎了一位参议教师私宅的厨房窗户，因为小伙子们要对他进行报复。

    这时已经到了十一月。V－1和V－2飞弹正飞向英国，而我的歌声则飞过朗富尔，沿着兴登堡大街的树林，跃过火车站、旧城和古城，造访屠夫巷和博物馆，让小伙子们闯进去，寻找木雕船艄像尼俄柏。

    他们没有找到她。隔壁屋里那位摇晃着脑袋、死死地坐在椅子上的特鲁钦斯基大娘，却跟我有某些共同之处。奥斯卡在远程歌唱，她则在远程思念，在天上寻找她的儿子赫伯特，在前线的中间地段寻找她的儿子弗里茨。她的大女儿古丝特，一九四四年初嫁到了莱茵兰，特鲁钦斯基大娘便在遥远的杜塞尔多夫寻找她。她的丈夫、餐馆领班克斯特有套房子在那里，但他本人却在库尔兰，古丝特跟他一起相处并认识他总共只有短短的十四天，也即他从前线回来休假的日子。

    这是些和平的夜晚。奥斯卡坐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脚边，在他的鼓上敲了几段幻想曲，从瓷砖壁炉的烘烤箱里取出一只烤苹果，带着这个老太婆和小孩子吃的皱皱巴巴的果子消失在黑暗的卧室里。他拉起防空遮光纸，把窗子打开一道缝，送出他的定向远程歌声。他不去歌颂颤抖着的星星，银河也没有他要寻找的东西，他的目标是冬野广场，但不是电台大楼，而是那幢盒状楼，里面一个门挨一个门，全都是希特勒青年团区总部的办公室。

    遇上清爽的天气，我的工作只需几分钟就完毕。打开的窗户旁的烤苹果已不是那么热烘烘的了。我啃着它回到特鲁钦斯基大娘和我的鼓身边，过不多久就上床，心里满有把握，在奥斯卡睡觉的时候，撒灰者自然正以耶稣的名义抢劫党的钱柜，生活资料票证，更重要的是公章、印好的表格或希特勒青年团巡逻队名单。

    我宽容为怀，让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利用伪造的证件去恣意胡闹，团伙的主要敌人是值勤巡逻处。我允许他们随着自己的兴致去绑架对手，对被绑架者撒灰，以及——接负责此事的煤爪给取的名称——掴他们的蛋。

    这些行动只是前奏而已，没有泄露我真正的计划，而我都没有直接参与，所以也无法证实下面这件事是不是撒灰者干的：一九四四年九月，巡逻处两名高级官员，其中一个是人人惧怕的赫尔穆特-奈特贝格，被捆绑结实，从母牛桥上扔进莫特劳河里淹死了。

    后来有人说，撒灰者团伙跟莱茵河畔科隆的薄雪草海盗①有联系，又说图赫尔荒原地区的波兰游击队影响甚至操纵我们的行动。我，奥斯卡和团伙首领耶稣，必须以这双重身份否认有此事，这种说法纯属无中生有——

    ①薄雪草海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出现的德国青年武装盗匪集团。

    后来，在审理我们的案子时，也有人硬说我们同七月二十日的行刺者和密谋者①有关系，因为赤膊天使的父亲，奥古斯特-封-普特卡默，跟隆美尔元帅非常接近，因而自杀。在整个战争期间，赤膊天使仅仅匆匆见过他父亲四五次，只注意到他的军阶标志不断地更换。直到审判我们时，这小子才听说了那起对于我们是无关紧要的军官事件，于是号啕痛哭，不知羞耻，坐在他旁边的煤爪，不得不在法官面前对他撒灰——

    ①指1944年行刺希特勒和密谋政变的参与者。

    在我们的活动期间，成年人跟我们接触只有过一次。几个船坞工人——正如我当即就猜到的那样，是共产党方面的——试图影响我们团伙中那些席哈乌船坞的学徒，把我们变成赤色地下运动。学徒工并不反对。中学生却拒绝有任何政治倾向。空军辅助人员密斯特，那个撒灰者团伙的犬儒学派分子和理论家，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表他的见解如次：“我们同各政党毫无关系。我们进行斗争反对我们的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不论他们赞成什么或者反对什么。”

    尽管密斯特讲得太夸张太过火，所有的中学生仍旧都表示同意。这导致撒灰者团伙的分裂。于是，席哈乌的学徒——这些孩子很能干，失去他们我感到非常可惜——成立了自己的协会，但又不顾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的反对，仍旧自称是撒灰者。在审判时——因为他们的组织跟我们的组织同时被破获——他们被指控火烧船坞区内的一艘训练用潜艇。一百多名正在受训的潜艇驾驶员和海军中士丧命，死得很惨。大火是从甲板上燃起的，使甲板下睡觉的潜艇人员无法逃出水手舱。不满十八岁的海军中士们想钻出舷窗跳进港湾的海水里去逃命，不料被他们的髋骨卡住，迅速吞噬一切的烈火从后面烧上来，他们的喊声太响也太久，别人只好从小汽艇上开枪把他们打死。

    我们反正没有放火。这也许是席哈乌船坞的学徒干的，也许是韦斯特兰德协会①的人干的。撒灰者不是纵火犯，虽说我，他们的精神向导，有可能从外祖父科尔雅切克身上获得了纵火犯的资质——

    ①韦斯特兰德协会成立于1934年，1944年又恢复活动，是代表德国东部波兰人利益的地下组织。

    那个装配工，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是从基尔的德国工厂调到席哈乌船坞来的，在撒灰者团伙分裂前不久拜访了我们。富克斯瓦尔一个码头工人的两个儿子，埃里希-皮茨格和霍斯特-皮茨格，带他到普特卡默别墅的地窖里来见我们。他专心地看了我们的仓库，发现缺少实用的武器，但仍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夸奖话。他问团伙首领是谁。施丢特贝克应声回答，摩尔凯纳犹豫地指指我，他便放声大笑，笑个不止，狂妄至极，奥斯卡差点儿把他交给撒灰者，给他撒撒灰。

    “他是哪一类的侏儒啊？”他用大拇指在肩膀上方指着我，问摩尔凯纳。

    摩尔凯纳有点尴尬地微笑着，没等他开口，施丢特贝克就镇静得惊人地回答说：“这是我们的耶稣。”

    这个自称是瓦尔特的装配工，无法容忍这个名词，竟然在我们的窝里发起火来：“请谈一谈，你们在政治上对头吗？难道你们都是辅弥撒者，正在为圣诞夜排练耶稣诞生戏不成？”

    施丢特贝克打开地窖门，给煤爪丢了个眼色，由上装袖管里抖出伞兵刀的刀刃，与其说冲着那个装配工，不如说是冲着这个团伙说：“我们是辅弥撒者，正在为圣诞夜排练耶稣诞生戏。”

    不过，那位装配工先生并没有吃什么苦头。人家蒙住了他的眼睛，领他出了别墅。过不多久，席哈乌船坞的学徒分离出去，在那个装配工的领导下搞起了自己的协会，只剩下我们了。今天，我敢肯定地说，烧训练用潜艇的就是他们。

    那天，施丢特贝克按我的意思作了正确的回答。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希特勒青年团巡逻队丧了胆几乎不离开他们的值勤室，或者仅限于在火车站检查放荡的小姑娘的证件之后，我们也把工作地区挪到了教堂里面，按照那位激进的左派装配工的话，排练耶稣诞生戏。

    相当能干的席哈乌学徒被夺取走了，我们首先必须补充力量。十月底，施丢特贝克让圣心教堂的两个辅弥撒者宣誓，他们是菲利克斯-伦万德和保罗-伦万德。施丢特贝克是通过他们的妹妹卢齐接近这两兄弟的。不顾我的抗议，这个不满十七岁的姑娘参加了宣誓仪式。伦万德兄弟必须把左手放在我的鼓上——小伙子们过分夸张地把鼓看成某种象征——照着念撒灰者的套语：一纸文字，纯属瞎扯，通篇胡闹，所以我也记不得了。

    在举行宣誓仪式时，奥斯卡观察着卢齐。她耸起肩膀，左手拿着一块轻微抖动着的夹香肠面包，咬住下嘴唇，三角形的狐狸脸上毫无表情，用目光把施丢特贝克的后背烧得火辣辣的。我开始替撒灰者的前途担忧了。

    我们着手让地窖各室改观一番。我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寓所弓旧，撒灰者通力合作，来添置财物。我们从圣卡塔琳娜教堂搬来一个约瑟像，半人高，后来证明是十六世纪的原作，几个教堂烛台，若干弥撒器皿以及一面基督圣体旗。一次夜访特里尼塔提斯教堂，带回一个木制吹号天使，无艺术性，一幅可以当墙饰用的五彩画毯。这幅古物复制品上有一个扭捏作态的女士，还有一头顺从她的怪兽，名叫独角兽。施丢特贝克颇有几分道理地认为，这条毯子上编织出来的少女的微笑，显出玩弄成性的残酷，类似卢齐那张狐狸脸上的微笑。我仍然希望我的副手可别像神话里的独角兽那样准备百依百顺。地窖的正面墙上原先画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黑手”啦，“骷髅”啦，现在挂上了这幅壁毯，而独角兽终于成了我们议论的主题。这时，我问自己，卢齐已经在这里进进出出，在你的背后吃吃暗笑，为什么，奥斯卡，为什么你还要把编织成的第二个卢齐搬到这里来。她要把你的副手变成独角兽，她栩栩如生，说到底，她的目标是你，因为只有你，奥斯卡，你才真正是寓言式的，才是有着夸张的旋涡形角的稀世怪兽。

    基督降临节来到了。我们从周围教堂搬来了许多圣婴像，真人大小，刻得很天真。我用它们一层层地挡住了那条壁毯，使这个寓言剧从前台后撤，变成了压轴戏。十二月中旬，龙德施太特①发动了阿登攻势。我们的盛大活动的准备工作也完毕了——

    ①龙德施太特，纳粹德国元帅。阿登攻势是二战期间德军发动的最后一场攻势，被盟军挫败。

    玛丽亚完全沉浸在天主教精神里，使马策拉特苦恼不已。接连几个星期日，我搀着玛丽亚的手去望十点钟弥撒。之后，我指示全体撒灰者去教堂。我们熟门熟路，无需奥斯卡唱碎玻璃，靠菲利克斯和保罗兄弟的帮助，于十二月十八日夜到十九日凌晨，闯入圣心教堂。

    下着雪，但落地就化。我们把三辆手推车停在圣器室后面。保罗-伦万德有大门钥匙。奥斯卡领头，引导小伙子们相继来到圣水池前，让他们在中堂下跪，朝主祭坛膝行而去。我接着指示他们用一条义务劳动局的毯子蒙住圣心耶稣像，不让他的蓝色目光过分妨碍我们的工作。德力支免和密斯特把工具运到左耳堂的左侧祭坛前。首先必须把有许多马槽圣婴像和冷杉的马厩①移到中堂。我们早就备有所需的牧人、天使、羊、驴和母牛。我们的团伙，有的是跑龙套的，独缺主角。贝利萨尔搬走祭坛桌上的花。托蒂拉和泰耶卷起地毯。煤爪取出工具。奥斯卡则跪在祈祷小凳后面，监督拆卸工作——

    ①据《圣经》载，耶稣诞生在马厩里，以马槽为床。

    身技巧克力色粗毛皮的施洗童子先被锯下。真不错，我们带了一把金属锯来。在石膏里面，有手指粗的金属棒把施洗者和彩云联在一起。煤爪锯着。他干这种活时真像个中学生，笨手笨脚的。要有席哈乌船坞的学徒在场该多好！施丢特贝克替下煤爪。他干得稍强些，响了半小时噪音之后，我们放倒了施洗童子，用毛毯裹上，这才感觉到了午夜教堂的寂静。

    耶稣的整个屁股贴在童贞女的左大腿上，把他锯下来，费时颇多。德力支兔、菲利克斯-伦万德和狮心三人花了整整四十分钟。为什么摩尔凯纳还不来呢？他要带着他的人直接从新航道来，在教堂同我们碰头，使行进的队伍不致大显眼。施丢特贝克情绪很坏，我觉得他神经过敏。他多次向伦万德兄弟打听摩尔凯纳。末了，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他们说出了卢齐这个名字。施丢特贝克不再问，从狮心笨拙的手中夺过钢锯，咬牙蛮干，给童子耶稣致命的一击。

    放倒耶稣像时，灵光圈被折断。施丢特贝克向我道歉。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压下满腔怒火，让人把这个镀金石膏盘的碎片拣到两顶帽子里去。煤爪认为可以用胶水粘合。锯下的耶稣用枕头保护，再裹上两条毛毯。

    我们计划把童贞女分两段锯下，先锯骨盆以上一截，再在脚跟和云之间下锯。云就留在教堂里了，我们只把童贞女的两截，耶稣，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可能，还有施洗童子，运到普特卡默地窖去。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把石膏像的重量估计得太高了。这组塑像中间是空的，外壁仅两指厚，只有铁架子有点费事。

    小伙子们，尤其是煤爪和狮心，都已筋疲力尽。得让他们休息一下，因为其余的人，包括伦万德兄弟都不会锯。团伙的人分散坐在教堂的长凳上受冻。施丢特贝克站着，压凹了他进教堂后就摘下的毡帽。我不喜欢这种情绪。必定要出什么事了。小伙子们受不了夜间空荡荡的教堂建筑的气氖。摩尔凯纳不来，大家也有些紧张。伦万德兄弟看来害怕施丢特贝克，站在一旁耳语，直到施丢特贝克命令他们安静。

    我记得，当时我慢吞吞地叹着气从祈祷跪垫上站起来，径直向还留存着的童贞女走去。她的目光原来是对着约翰的，现在却对着满是石膏末的祭坛台阶。她的右手食指，原先指着耶稣，现在无所指或者说指向黑暗的左耳堂。我一级又一级地登上祭坛，随后回头望去，寻找施丢特贝克深陷的眼睛。他的眼睛失神，煤爪捅了他一下，他这才注意到我在招呼他。他呆视着我，六神无主，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他不懂我的意思，接着终于理解或部分理解了。他慢慢地、很慢很慢地走过来，却又一步跨上了祭坛，抱起我来，把我放到那白色的、有些倾斜的、可以看出拉锯人功夫蹩脚的童贞女左大腿的横截面上，它大致措出了童子耶稣屁股的印痕。

    施丢特贝克马上转过身去，一个箭步到了铺砖地上，正要沉溺于他的幻想，却又突然回头，眯起两只离得很近的眼睛，投来闪烁的审视的目光。当他看到我坐在耶稣的位置上，那样自然，那样值得礼拜，他显露出深受感动的表情，同坐在教堂长凳上的小伙子们一样。

    他没用多长的时间，就领会了我的计划，甚至还扩大了我的计划。他让纳赛斯和蓝胡子把拆卸时用的两个手电筒直接对准我和童贞女，因为灯光刺我的眼睛，他便下令调成打红光，又示意伦万德兄弟到他身边去，低声交待了几句。他们不愿干他所要求的事，煤爪不等施丢特贝克打手势就走过来，对这兄弟两人伸出节骨，准备撒灰。这兄弟两人让步了，在煤爪和空军辅助人员密斯特的监视下，去到圣器室。奥斯卡泰然地等着，把鼓放端正。当高个子密斯特身穿神甫长袍，伦万德兄弟穿上辅弥撒者服，有白有红地回来时，奥斯卡丝毫也不感到惊讶。煤爪穿着半身副神甫服，捧来了弥撒所需的一切。他把东西放在那片云上，悄悄退下。菲利克斯-伦万德手捧小香炉，他的弟弟保罗拿着铃铛。维恩克圣下的长袍穿在密斯特身上实在太肥大。但密斯特摹仿得不坏。开始时，他还带着文科中学生玩世不恭的劲头，接着他便被经文和圣事礼仪所吸引。他给我们大家，尤其是我，看到的不是幼稚可笑的拙劣摹仿，而是望了一次真正的弥撒，后来在法庭上，仍被称之为弥撒，尽管他们说这是黑弥撒。

    三个小伙子开始分段祈祷。整个团伙在长凳或铺砖地上下跪，画十字。密斯特开始唱弥撒，他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经文，还得到两位辅弥撒者的熟练配合。唱“登上主的祭坛”时，我便小心地击鼓。唱“求主怜悯”时，我用较强音伴奏。唱“荣耀归于在天之主”时，我也在鼓上称颂主，召唤会众祈祷，用一段较长的鼓独奏代替白日弥撒的诵《使徒书》。我敲的“哈利路亚”尤为成功。唱信经时，我发现小伙子们是如何地信仰我。到奉献仪式时，我的鼓声轻下来，让密斯特摆上面包，在酒中掺水，用香来熏圣杯和我，我看着密斯特如何行洗手礼。祈祷吧，兄弟姐妹们，在手电筒的红光下我敲着鼓，转入化体：这是我的肉身。我们会祈祷的，密斯特唱道，受神圣谕旨的告诫——座位上的小伙子们向我唱起两种不同文本的主祷文，密斯特懂得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领圣餐时统一起来。还在他们领圣餐的时候，我在鼓上敲起“明认信仰”的引子。童贞女用手指着奥斯卡，鼓手。奥斯卡上任接替基督。弥撒进展顺利。密斯特的声音增强和减弱。他祝福时声调多美：减罪，赦罪，宽恕。当他向教堂吐出结束语“走吧，现在遣散！”时，所有的小伙子确实在精神上已获得释放。因此，当世俗的拘捕临头时，所捕获的只能是一个坚定了信仰、加强了对奥斯卡和耶稣之名的信念的撒灰者团伙①——

    ①弥撒是天主教的一种圣体圣事礼仪，它以结束语“ite，missaest”（走吧，现在遣散）中的“missa”一词命名。此处喻这些年轻人是无罪的。

    在望弥撒时，我已经听到了汽车声响。施丢特贝克也曾回过头去。所以，当从大门、从圣器室、从右旁门响起人声时，唯独我们两个没有突然受惊。皮靴后跟在教堂铺砖地上橐橐响。施丢特贝克要把我从童贞女的大腿上抱下来。我示意不必。他明白了奥斯卡的意思，点点头，让团伙照旧跪着，跪着等待刑事警察。小伙子们便都跪着，虽然在颤抖，有个别人跪着移动，但大家都无言地等待着，直到刑事警察穿过左耳堂，穿过中堂，从圣器室里朝我们走来，把左侧祭坛团团围住。许多没有调成红色的刺眼的手电。施丢特贝克站起身来，画十字，显现在手电筒灯光之中，把他的毡帽交给一直还跪着的煤爪，穿着雨衣朝一个没拿手电筒的肿胀的黑影走去，朝维恩克圣下走去，从他的背后拖出一个单薄的、拚命挣扎着的黑影，拉到手电光下，是卢齐-伦万德。他揍巴斯克帽下那张板起的三角脸，直到一名警察把他一拳打倒在长凳中间。“哎呀，耶稣，”我在童贞女怀里听一名刑事警察喊道，“这当真是我们局长的儿子呀！”

    奥斯卡听后颇有几分得意，竟然会有个警察局长的儿子当他的能于的副手，接着就扮演起被半成年人诱拐的、咧嘴冷笑的三岁孩子的角色，毫不抗拒地接受了庇护：维恩克圣下把我抱在怀里。

    只有刑事警察在大喊大叫。小伙子们被带走。维恩克圣下不得不把我放到铺砖地上。他突然虚脱，一屁股坐在长凳上。我站在我们那些工具旁边，在榫凿和锤子后面发现了那个食物篮，盛满了德力支兔在我们投入行动前备下的香肠面包。

    我抓起篮子，朝瘦瘦的、在薄大衣里打哆嗦的卢齐走去，把夹香肠的面包片递给她。她抱起我，右手抱着我，左手拿着香肠面包，立即把手指间的一块塞到牙齿间。我观察着她那张挨了揍的、灼痛的、嘴里塞满东西的脸：眼珠在两道黑缝后面滴溜转，皮肤像被锤子敲打过，一个咀嚼着的三角形，玩偶，黑厨娘，吞食着带皮的香肠，吞食时变得更加瘦削、更加饥饿、更加像三角形、更加像玩偶——这副相貌印在我的额头上和脑子里。谁会从我的额头上和脑子里取走这个三角形呢？它还会在我心里待多久呢？在那里咀嚼，咀嚼香肠、香肠皮和人，像三角形那样微笑（如果三角形也能微笑的话），像壁毯上训练独角兽的女士那样微笑，这会延续多久呢？

    施丢特贝克被两名警察带走时，向卢齐和奥斯卡转过他那张满是血污的脸。我却朝他的旁边看去，从今以后我再也认不得他了。我由吞食着香肠面包的卢齐抱着，夹在五六名刑事警察中间，跟在我先前的撒灰者团伙的后面，被带走了。

    留下些什么呢？留下的有维恩克圣下，我们的两个一直还打着红光的手电筒，以及扔下的辅弥撒者服和神甫长袍。圣杯和化为圣体的面包和酒留在祭坛台阶上。锯下的约翰和锯下的耶稣留在那位童贞女身边；而我们原先打算把她搬到普特卡默地窖去，让她体现一种同女士驯兽壁毯相抗衡的力量。

    可是，奥斯卡仍被带去受审了，我今天还称之为对耶稣的第二次审判。审判以我，自然也以耶稣的无罪释放而告终

    蚂蚁大道

    读者诸君，请想象一下吧！一座天蓝色瓷砖砌成的游泳池，一些被太阳晒黑、并对运动有敏感性的人们在池里游泳。从池边到沐浴室前，坐着同样晒黑、同样有敏感性的男男女女。或许还有扩音器里传来的、音量调小的音乐。健康但乏味无趣，绷紧游泳衣的轻度的干巴巴的情欲。瓷砖地很滑，然而没有人滑倒。为数不多的禁令牌，即使如此也纯属多余，因为游泳的人只上这里来待上两个小时，而所禁止的却都是游泳池外面才会发生的事情。不时有人从三米跳板上跳下来，但不能赢得游泳的人的注目，也不能引诱躺着的游泳客的眼睛离开有图画的报纸——突然间，一阵风！不，不是风。原来是个年轻人，慢慢地、目标明确地、一档接一档地爬上十米跳台的梯子。杂志连同来自欧洲和海外的报道被放下来了，眼睛跟着他一起往上爬。躺着的躯体变长了，一个年轻女人用手给眼睛遮光，某人忘了他正想的事，一句话没能说出来，一次调情刚开始，话说到一半便提前结束——现在他站在跳台上，体格好，精力足，上下弹跳，靠在微弯的钢管扶手上，臀部漂亮地一扭离开了扶手，走上高悬的、每走一步都会弹上弹下的跳板，向下望去，注视着天蓝色的、小得令人惊慌的游泳池。池子里，红、黄、绿、白，红、黄、绿、白，红、黄……游泳女人的游泳帽像多变的万花筒。有熟人坐在下面。道丽丝-许勒和埃丽卡-许勒，尤塔-达尼埃尔和她的男朋友，这个男的根本配不上她。她们挥手，尤塔也挥手。他一边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一边向下招手。她们叫喊。她们想干什么？试一试，她们喊道；跳呀，尤塔喊道。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只想看看上面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慢慢地一档一档抓着爬下来。她们又喊了，喊得大家都能听到。她们大声喊道：跳呀！跳呀！跳！

    待在离天这么近的跳台上，真是身处绝境，我这么讲，诸君必定会同意。撒灰者团伙成员和我，也身处类似的境地，但不是在游泳季节，却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我们爬到高处，挤满了跳台，下面，坐着法官、陪审法官、证人和法院办事人员，构成庄严的马掌形，在没有水的游泳池周围。

    施丢特贝克走到没有扶手但有弹性的跳板上。

    “跳！”法官合唱队喊道。

    施丢特贝克没有跳。

    这时，下面证人席上站起一个身材瘦长的少女，身穿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和一条百褶裙。一张白色的、不再模糊不清的脸——直到今天我还断言，它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仰起来，像一块闪烁的终点标志牌。卢齐-伦万德没有喊，而是低声说：“跳，施丢特贝克，跳！”

    这时，施丢特贝克跳了。卢齐又坐到证人席的木凳上，把编结的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的袖子拉拉长，遮住她的拳头。

    摩尔凯纳一瘸一拐地上了跳板。法官要他跳。摩尔凯纳不想跳，窘迫地对着他的指甲微笑，一直等到卢齐楼起羊毛茄克衫的袖子，露出拳头，向他仰起细眼睛黑框三角形。这时，他目标明确地朝三角形跳去，可是没有达到目标。

    煤爪和赤膊天使上跳台时就不友好，在跳板上打起架来。赤膊天使被撒了灰，甚至在往下跳的时候，煤爪还抓住赤膊天使不松手。德力支兔，长着有丝一样光泽的长睫毛，在跳之前闭上了他的无穷悲哀的狍子眼。

    空军辅助人员在跳之前必须脱掉制服。

    伦万德兄弟也不准以辅弥撒者的身份跳下天国去。他们的妹妹卢齐，身穿露线头的战时羊毛茄克衫，坐在证人席上，提倡跳跃运动，她也决不容忍他们那样做。

    同历史记载相反，贝利萨尔和纳赛斯先跳，托蒂拉和泰耶在后。

    蓝胡子跳了，狮心跳了，撒灰者团伙的基本群众——鼻子、布须曼人、油港、吹笛人、芥末瓶、弯刀和箍桶匠都跳了。

    施图赫尔，高中生，斜眼儿，斜得叫人吃不消，只能算作撒灰者团伙的半个成员，那天碰巧赶上。他也跳了。跳板上只剩下耶稣一个，法官合唱团把他当成奥斯卡-马策拉特，喝令他跳，耶稣不理睬。肩胛骨间拖着细细的莫扎特发辫、面孔铁板的卢齐又从证人席上站起来，搂起羊毛茄克衫的袖子，闭拢的嘴一动不动地低语道：“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这时，我明白了十米跳台的诱惑力。这时，灰色小猫在我的膝窝里打滚，刺猬在我脚底下配对，燕子在我的腋窝里展翅。这时，不只是欧罗巴，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吕宋岛上跳火炬舞①。他们军装上的细眼和圆眼钮扣丢了。在斯德哥尔摩倒有个裁缝，这时正在给一件大方的条纹晚礼服钉扣子。蒙巴顿正用各种口径的炮弹喂缅甸大象②。这时，利马一个寡妇正在教鹦鹉学舌，说“卡拉姆巴”这个词儿。这时，太平洋中部有两艘巨大的、像哥特式教堂一样装饰着的航空母舰迎面驶去，让飞机起飞，互相击沉。飞机不能降落，走投无路，便像天使似的纯譬喻性地悬挂在空中，嗡嗡叫，消耗着它们的燃料。这一点也不打扰哈帕兰达的某位刚下班的电车售票员。他把鸡蛋打到平底锅里，两只给自己，两只给他的未婚妻。他事先把一切都考虑周到，微笑着等待她的到来。不难预料，科涅夫和朱可夫的军队将再次出动；在伊朗下雨的时候，他们将突破魏克塞尔防线，过迟地占领华沙，过早地占领柯尼斯贝格③，但他们不会妨碍巴拿马的一个有五个孩子和一个丈夫的女人在煤气灶上煮糊牛奶。显而易见，时事的线索，前端未知分晓，缠成各种套结，演成历史，后端已被编织成历史学了。我也注意到，游手好闲、皱眉头、垂下脑袋、握手、生孩子、铸造伪币、关灯、刷牙、枪毙以及换尿布这些活动到处都有，尽管灵巧与熟练的程度不一。这许多有目的的行动使我昏了头，因此，我把注意力又转回到为向我表示敬意在跳台脚下举行的审判上去。“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早熟的证人卢齐-伦万德在低语。她坐在撒旦的怀里，更显出她还是个处女。撒旦给她一个香肠面包，让她高兴。她咬了一口，仍然保护贞洁。“跳吧，甜蜜的耶稣！”她咀嚼着，向我显示她的未破损的三角形——

    ①指美军于1945年五月开始收复被日军所占的吕宋岛。

    ②指自1944年起由蒙巴顿将军发起的缅甸攻势。

    ③苏军于1945年1月17日攻克华沙，1月28日包围柯尼斯贝格，4月10日守城德军投降。

    我不跳，决不会从跳台上往下跳。这不是最后一次对奥斯卡的审判。曾经有过多次，甚至最近还有人想引诱我去跳。像在审判撒灰者时那样，在戴戒指的手指案审理过程中——我称之为第三次对耶稣的审判也许更好——没有水的天蓝色瓷砖游泳池边上也有足够的观众。他们坐在证人席上，想通过对我的审判以及在审判我之后继续活下去。

    但我转回身去，掐死腋窝里的燕子，压死鞋底下举行婚礼的刺猬，饿死膝窝里的小灰猫——我鄙弃了往下跳的欣快感，直挺挺地走上平台，摇摇晃晃地踩住扶梯，往下爬。我让扶梯的每一档向我证明，不仅可以登上跳台，也可以不跳而重新离开跳台。

    下面，等着我的有玛丽亚和马策拉特。维恩克圣下不请自来给我祝福。格蕾欣-舍夫勒给我带来一件冬大衣，外加蛋糕。小库尔特长大了，既不认识我这个父亲，也不认识我这个同父异母兄长。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搀着她的哥哥文岑特。文岑特阅历甚深，但说话颠三倒四。

    我们离开法院大楼时，一名文官走到马策拉特面前，递给他一份信件并说：“您真应该再考虑一下，马策拉特先生。这个孩子必须离开街道。您瞧瞧，这样一个不能自理的孩子被什么样的家伙滥用了！”

    玛丽亚哭了，给我挂上鼓，这是维恩克圣下在审判期间替我保存的。我们走到火车站旁的电车站。最后一段路由马策拉特抱着我。我从他肩上往后看去，在人群中寻找一张三角形脸，想知道，她是否也得上跳台，她是否跟在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后面往下跳，她是否也像我一样知道了扶梯有第二种用途：让人爬下来。

    直到今天我还不能戒掉这个习惯，即在街上和广场上四处张望，寻找一个瘦瘦的、既不漂亮也不难看然而不停地蓄意谋杀男人的“油煎鱼”①。甚至躺在疗养护理院的床上，当布鲁诺通报有陌生人来访时，我也会吓一跳的。我所害怕的是：卢齐-伦万德来了，这个吓唬孩子的坏蛋和黑厨娘，她最后一次来喝令你往下跳——

    ①“油煎鱼”，指接近成年（十四至十七岁）的少女，黄毛丫头。

    马策拉特考虑了十天之久，他该不该在信件上签字并寄回给卫生部。到了第十一天，他签了字寄出了，但这时这座城市正遭炮兵轰击，邮局是否有可能发信已成问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坦克先头部队进抵埃尔平①。魏斯指挥的德国第二军进入但泽周围高地上的阵地。地窖生活开始了——

    ①时间为1945年2月10日。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地窖是在店堂下面。从过道里厕所对面的地窖口下去，走十八级台阶就到了。它的前面是卡特和海兰德的地窖，后面是施拉格的地窖。老海兰德还在。可是，卡特太太、钟表匠劳布沙德、艾克夫妇和施拉格夫妇带着若干行李走了。后来听说，他们这几个，还有格蕾欣-舍夫勒和亚历山大-舍夫勒，在最后一分钟登上一艘以前属于“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轮船走了，朝什切青或吕贝克方向或者朝一枚水雷驶去，被炸飞到了空中。总而言之，一半以上的住房和地窖已空无一人。

    我家地客的优点是有第二个入口，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在店堂柜台后面的吊门下面。这样也就没人能看见，马策拉特把什么东西搬进了地窖，又把什么东西从地窖里取出来。马策拉特在战争年头堆积在那里的贮存物资，谁看了都会妒忌我们的。干燥、暖和的地窖里放满了生活必需品：各种豆类、面食、糖、人造蜂蜜、面粉和人造黄油。几箱松脆面包片摞在几箱食用椰子油上。什锦蔬菜罐头同米拉别里李子罐头、嫩豌豆罐头和李子罐头一起码在几个木架上，这是实干家马策拉特自己做的，固定在墙头的栓销上。大约在战争中期，根据格雷夫的倡议，在地窖天花板和水泥地之间加了几根横梁，使这个生活必需品仓库也成了符合规定的安全的防空室。马策拉特曾多次想卸下这些横梁，因为但泽除了骚扰性袭击外还没有遭受过较大的轰炸。任防空员的格雷夫死了，不能再劝告他。这时，玛丽亚求他保留这几根支撑的横梁。为了小库尔特，她需要安全，有时也说是为了我。

    一月底头几次空袭时，老海兰德和马策拉特合力把特鲁钦斯基大娘连椅子一起抬进我家地窖去。后来，他们就不管她了，也许是她自己有所表示，也可能是抬上抬下太费劲，便把她留在卧室的窗户前。一次对内城的大轰炸过后，玛丽亚和马策拉特发现这位老太大下巴吊着，翻了白眼，好像一只黏黏糊糊的小苍蝇飞进了她的眼睛里。

    于是，卧室的门从铰链上卸下来了。老海兰德从他的仓库里取来了工具和几块箱子板，抽着马策拉特给他的德比牌香烟，动手量尺寸。奥斯卡帮他干活。其余的人都躲进了地窖，因为高地的炮轰又开始了。

    老海兰德想快点干完，钉一个简陋的、两头一般大的箱子了事。奥斯卡主张做成传统的棺材形状，寸步不让。我替他扶住木板，让他按我规定的尺寸去锯，结果，他还是下决心做成了一头小的形状，这也是任何一个人的尸体所要求的。

    末了，棺材看上去挺精致。格雷夫大太替特鲁钦斯基大娘擦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件刚洗过的睡衣，替她剪指甲，梳好发髻，用三根毛线针固定住。总之，她费了不少心，使特鲁钦斯基大娘死后还像一只灰耗子，而她活着时，喜欢喝麦芽咖啡，吃土豆煎饼。

    这只坐在椅子上的耗子在大轰炸时抽了风，这时躺在棺材里，双膝是隆起的。海兰德趁玛丽亚抱着小库尔特离开房间时，利用这短短的几分钟，敲断了她的腿，这才钉上了棺材盖。

    可惜我家只有黄漆而没有黑漆。于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就躺在没上漆但一头小的木板箱里被抬出寓所，下了楼梯。我背着鼓跟在后面，注意读棺材盖上面的字：维特洛人造黄油——维特洛人造黄油——维特洛人造黄油，上下三行，间距相等。这事后补充证明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口味是什么。她活着的时候宁愿吃从纯植物油脂提炼成的维特洛人造黄油，也不愿吃最好的真黄油，因为人造黄油使人健康，有生气，有营养，吃了后精神愉快。

    棺材放在格雷夫蔬菜店的平板车上。老海兰德拉车穿过路易森街，马利亚街，过了安东-默勒路——那儿两幢房子在着火——朝妇科医院方向走去。小库尔特由寡妇格雷夫太太照料，留在我家地窖里。玛丽亚和马策拉特推车子，奥斯卡坐在车上，他更愿意坐到棺材上去，但是不准坐。街道堵满了从东普鲁士和韦尔德尔来的难民。体育馆前的铁路下跨道简直难以通行。马策拉特建议在康拉德学校花园里挖个坑。玛丽亚反对。老海兰德跟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样年纪，也挥手拒绝。我也反对埋在校园里。不管怎样，我们也得放弃去市立公墓的打算，因为从体育馆到兴登堡大街只准军用车辆通行。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法把这只耗子埋葬在她的儿子赫伯特旁边了。我们替她在市立公墓对面、五月草场后面的斯特芬花园里挑选了一块地方。土地封冻。马策拉特和老海兰德轮流抡尖头十字镐，玛丽亚在石凳旁挖常春藤，奥斯卡趁机溜走，很快来到兴登堡大街的树干之间。交通混乱至极！从高地撤下的和从韦尔德尔撤下的坦克对开过来。在树上——如果我记忆无误，那就是菩提树——吊着人民冲锋队①队员和士兵。他们制服钮扣上的厚纸牌还能读出一些字来，写着的是：这些树或菩提树上吊死的是叛徒。我观察了许多吊死鬼龇牙咧嘴的脸，一般地作了比较，又专门跟吊死的蔬菜商格雷夫作了比较。我也观察了吊着的几束身穿过于肥大的制服的年轻人，好几个我都以为是施丢特贝克——吊死的小伙子相貌几乎都一样——我暗自说道，现在他们把施丢特贝克吊死了。他们是否也把卢齐-伦万德吊死了呢？——

    ①这是纳粹德国在覆亡前夕动员超过或不满服兵役年龄的男子组成的民兵。其中一些因胆怯或开小差而被吊死。

    这个念头犹如给奥斯卡插上了翅膀。他在树中间穿来穿去寻找一个吊死了的单薄的姑娘，甚至敢于在坦克中间穿过去到达林阴道的另外一侧，但在那儿找到的也只是士兵、年岁大的人民冲锋队队员和同施丢特贝克相像的小伙子。我失望地沿着林阴道走到一半被毁的四季咖啡馆，勉勉强强地回去。当我站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坟墓旁，同玛丽亚一道朝坟丘上撒常春藤和簇叶时，卢齐正在被吊死的映像始终盘旋在我心中，连细节都一清二楚。

    我们不再把寡妇格雷夫的平板车送回蔬菜店。马策拉特和老海兰德把它拆开，将构件全都放在柜台前。殖民地商品商递给那老头三盒德比牌香烟，一边对他说：“也许我们还用得着这车子。这里比较保险些。”

    老海兰德什么话也不说，但从几乎是空荡荡的架子上抓起好几包针和两纸袋糖。随后，他趿拉着那双在来回路上和埋葬时一直都穿着的毡拖鞋出了店堂，让马策拉特把架子上寥寥无几的剩余商品搬进地窖里去。

    现在，我们几乎不再出洞去了。听说，俄国人已经到了齐甘肯山、皮茨根村，临近席德利茨了。他们无论如何也得占领高地，才能朝城里直线炮击。右城、旧城、胡椒城、前城、新新城、新城以及下城，是在七百年以上的时间内建造起来的，却在三天内烧毁了。但这并非但泽城的第一次大火。波莫瑞人、勃兰登堡人、条顿骑士团、波兰人、瑞典人（前后两次）、法兰西人、普鲁士人以及俄罗斯人，还有萨克森人，在这之前就已经制造了历史，每隔几十年就觉得这座城市值得烧它一回。现在呢，是俄罗斯人、波兰人、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一起，第一百次烧哥特式砖砌艺术的砖头，但并没有由此得到烤面包片。黑克尔巷、长巷、宽巷、大和小羊毛织工巷在燃烧，托比亚斯巷、狗巷、旧城沟、前城沟在燃烧，壁垒和长桥在燃烧。克兰门是木结构，火焰格外美。在小裤子裁缝巷，烈火给许许多多条光焰刺目的裤子量尺寸。圣马利亚教堂从里面烧到外面，从尖拱窗里喷出节日灯火。圣卡塔琳娜、圣约翰、圣布里吉特、圣巴尔巴拉、伊丽莎白、彼得和保罗、特里尼提和基督圣体各教堂未搬走而剩下的钟在钟楼框架里熔化，铁水滴落，既无歌声，也无乐声。在大磨坊里，研磨着红色的小麦。在屠夫巷里，散发着星期日烤肉的烧焦的气味。在市剧院，初演《纵火者之梦》，一出双重含义的独幕剧。在右城的市政厅里，决定在大火以后增加消防队员的薪水并追溯既往，圣灵巷以圣灵的名义在燃烧。圣方济各修道院以喜爱并歌颂火的圣方济各的名义在欢乐地燃烧。妇女巷为父与子毁于一旦。木材市场、煤市、稻草市场烧成灰烬，此乃不言而喻。在面包师巷，小面包不再从炉里出来。在奶罐巷，牛奶煮得溢了出来。唯独西普鲁士火灾保险公司的楼房鉴于纯象征的原因，未被焚毁。

    奥斯卡对火烧向来不太感兴趣。若不是我把自己那点为数不多的但易燃的家当轻率地放在晾衣间里的话，那么，当马策拉特爬上楼梯，到晾衣间去观看燃烧中的但泽时，我也会待在地窖里的。必须救出我最后几个前线剧团备用鼓、我的歌德以及拉斯普庭。我还得保护那柄夹在书里的极薄的绘图小扇子，也就是我的罗丝维塔，即拉古娜在世时善于优雅地轻摇的那柄扇子。玛丽亚留在地窖里。小库尔特却非要跟我和马策拉特上屋顶看大火不可。我一方面对我的儿子不加控制的热情感到生气，另一方面却暗自说道：这是他的外曾祖父，我的外祖父，纵火犯科尔雅切克遗传给他的。玛丽亚把小库尔特留在下面，允许我跟马策拉特一起上楼。我拿到了我的那些家当，由晾衣间的窗户往外瞧了一眼，对这座古老的城市竟能振作起来而进发出这种火焰四射的活力深感惊讶。

    几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我们才离开了晾衣间。后来，马策拉特还要上去，但遭到玛丽亚的禁止。他服从了。他向也待在地窖里的寡妇格雷夫一五一十地叙说这场大火时，他哭了。他再次回到寓所去，打开收音机，但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连燃烧着的电台大楼火焰的咝咝声都听不到，更不用说会有什么特别新闻了。

    马策拉特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那样犹豫着，站在地答中央，拽着裤子吊带，第一次表示怀疑最终胜利，并且听从寡妇格雷夫的劝告，摘下了上装翻领上的党徽，但不知藏到哪里去好，因为地窖是水泥地，格雷夫太太也不愿把徽章从他手里接过来。玛丽亚认为，他可以把它埋在过冬土豆里，但马策拉特觉得这还不够保险。而上楼去呢，他又不敢，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来了①。如果他们不是已经到了，那也在半路上。方才他在晾衣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布伦陶和奥利瓦附近战斗了。他几次三番表示后悔莫及，怎么没把这块水果糖留在楼上防空沙里呢，如果他们在这里见到他，见到他手里还捏着这块水果糖的话……他把它扔到水泥地上，正想要去踩它，发一阵狂，小库尔特和我，我们两个同时扑过去。我先抓到了它。小库尔特挥拳打来时，我仍旧捏着它。小库尔特想要什么东西时，总要动手打人，但是我没有把党徽交给我的儿子，我不想让他遇上危险，同俄国人可开不得玩笑。这一点，奥斯卡当年读拉斯普庭课本时就已经知道了。在小库尔特揍我，玛丽亚正要把我们两个拉开的时候，我却在考虑，如果奥斯卡在他儿子拳打脚踢之下让了步，谁会在小库尔特手里发现马策拉特的党徽呢？是白俄罗斯人还是俄罗斯人，是哥萨克人还是格鲁吉亚人，是卡尔梅克人还是克里米亚鞑靼人，是鲁提尼人还是乌克兰人或者是吉尔吉斯人呢？——

    ①指苏军进入朗富尔，时间是1945年3月28日。

    玛丽亚靠寡妇格雷夫的帮忙才分开了我们两个。我旗开得胜左手握拳捏着这块水果糖。马策拉特高兴了，他的徽章没了。玛丽亚在对付号啕大哭的小库尔特。打开的徽章别针扎我的手心。一如既往，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马策拉特的党关我什么事？我正要在背后把马策拉特的水果糖重新粘到他的上装上去时，他们也正好到了我们头顶上的店堂里。从女人们的尖叫声判断，他们也很可能进了左邻右舍的地窖。

    他们拉开吊门时，徽章的针还在刺我。我别无办法，只得蹲在玛丽亚打战的双膝前，观察水泥地上的蚂蚁，蚂蚁的军用大道从过冬土豆堆斜穿过地窖通往一个盛满白糖的口袋。六个兵挤在地窖的楼梯上，端着机关枪，睁大了眼睛。完全正常的、血统轻度混杂的俄国人，我这样估计着。在各种各样的叫喊声中，使人感到安慰的是蚂蚁并没有因为俄国兵的露面而受丝毫的影响。蚂蚁只打算夺取土豆和糖，那些手执机关枪的人则另有所图。成年人举起双手，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这可以从每周新闻片里看到；在波兰邮局保卫战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举手投降的情形。可是，小库尔特为什么要学成年人的样呢？我不明白。他应该以我——他的父亲为榜样，不然的话也应该以蚂蚁为榜样才对。四个四方形制服中的三个对寡妇格雷夫产生了兴趣，这僵硬的一伙人中顿时出现了一些活动。守寡已久、刚过了四旬斋期的格雷夫太太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客人光顾。她起先还惊呼一通，但接着很快便陷入了那种她几乎遗忘了的境地。

    我早已在拉斯普庭的书上读到过，俄国人喜爱孩子。在我家的地窖里我亲身体验到了。玛丽亚在无缘无故地发抖，她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那四个不跟格雷夫太太打交道的人让小库尔特坐在她的怀里，而不是自己取而代之。他们抚摩小库尔特，对他说“好好好”，还轻轻拍拍他以及玛丽亚的面颊。

    有人把我连鼓带人从水泥地上抱起来，打断了我对蚂蚁继续作对比观察并以蚂蚁的勤奋来衡量当前发生的事情。我的铁皮鼓仍挂在肚子前。这个矮小结实、毛孔粗大的男人用粗手指在鼓上敲了几小节，可以合着这节拍跳舞，就一个成年人而言绝不能说是笨拙。奥斯卡真想酬谢一番，真想在铁皮上来几首艺术小品，可惜办不到，马策拉特的党徽还在刺他左手的手心。

    我家地窖里的气氛已经变得和平而亲密。格雷夫太太躺着，越来越平静，那三个男人等一个满足之后便换上另一个。奥斯卡被那个相当有才能的鼓手交给了一个浑身出汗、眼睛眯成细缝的——我们假定他是——卡尔梅克人。他左手已经抱住我，右手还在系裤子钮扣，眼看方才抱我的那一位，也就是方才相当有天赋地敲我的鼓的那一个解裤子钮扣，他也毫不介意。马策拉特却不能换姿势。他还一直站在放着莱比锡什锦小菜白铁皮罐头的架子前面，高举双手，展现出全部手纹，只不过没人想去细看他的手纹罢了。相反，女人的理解力证明是惊人的：玛丽亚学会了几句俄语，双膝不再打战，甚至哈哈笑了。如果她的口琴就在身边，她准会奏起这吹弹式口琴来的。

    奥斯卡却不能很快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他正在寻找可以替代蚂蚁的东西，这时转而观察起出现在我的卡尔梅克人衣领边缘的许多扁平的、灰棕色的小虫子来了。我多么想逮住这么一只虱子来研究一下呀！在我的教科书里也谈到了虱子，歌德谈得少，拉斯普庭可是经常谈到的。我靠一只手是很难逮到虱子的，便设法摆脱那枚党徽。现在让奥斯卡来说明一下他的全部动作：由于这个卡尔梅克人胸前已经挂着许多枚奖章，所以我就把一直握着的手连同那块刺我手心、妨碍我抓虱子的水果糖伸向站在我旁边的马策拉特。今天，有人会说，我当时不该这么做；也有人会说，马策拉特不该去接。

    他接过去了。那块水果糖我总算脱手了。马策拉特感觉出手指间捏着的是他的党的徽章时，他害怕了。我现在两手空空，不想当什么证人，不再去管马策拉特如何处理他的水果糖。奥斯卡思想太分散，抓不到虱子，便想再度集中心思去观察蚂蚁，却看到马策拉特的手做了一个迅速的动作。今天，奥斯卡想不起来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只好这么说：镇静地把这个彩色的圆东西捏在手里，反倒是更明智的办法。

    但是，马策拉特想摆脱它，作为厨师和殖民地商品店橱窗的装饰师，他的想象力经常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可此刻，除了他的口腔之外，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藏匿处来了。

    这样一个短促的手的动作是何等重要啊！从手里进入嘴里，这就足以把一左一右和平地坐在玛丽亚身边的两个伊凡吓一跳，把他们从防空床上赶跑。他们用机关枪对准马策拉特的肚皮。这时，人人都可以看到，马策拉特正使劲把什么东西吞下去。

    在这之前，他至少也该用三只手指把党徽的别针别上才对。现在，他被这块难咽的水果糖哽住了，脸涨红了，两眼圆睁，咳嗽，又是哭又是笑，由于所有这些同时发生的情感活动，他也不能再高举双手了。这一点伊凡们可不能容忍。他们吼着，要看看他的手心。但是马策拉特只顾他的呼吸器官，甚至连咳嗽都不像个样子了。他开始手舞足蹈，把几个莱比锡什锦小菜白铁皮罐头从架子上扫下来，这可对我的那个卡尔梅克人产生了作用。他一直镇静地眯缝着眼睛在旁观，此刻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到一边，伸手到背后去，把什么东西调整到水平位置，从齐腰处射击，打光了一梭子弹。他在马策拉特被哽死之前开了枪。

    一个人在命运露面的时候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在我的假想的父亲吞下他的党徽而死去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或者无意地掐死了手指间的一只虱子，那是我刚才从卡尔梅克人身上逮到的。马策拉特倒下，横卧在蚂蚁大道上。伊凡们离开地窖，上楼梯到了店堂，随手拿走了几小盒人造蜂蜜。我的卡尔梅克人最末一个走，他没有拿人造蜂蜜，因为他得给机关枪换上一梭子弹。寡妇格雷夫一团糟地躺在人造黄油箱中间。玛丽亚抱着小库尔特，仿佛要把他压死。我曾经在歌德的书上读到过的一种句子结构出现在我的头脑里。蚂蚁发现环境变化了，它们不怕绕路，便又建筑了一条军用大道，绕过蜷缩着的马策拉特，因为从裂缝的口袋里漏出的白糖并没有由于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军队占领了但泽市而失去甜味

    我该不该呢

    最先到来的是鲁基人，之后来的是哥特人和格皮德人，接着是卡舒贝人，奥斯卡乃是他们的直系后裔。紧接着，波兰人派来了布拉格的阿达尔贝特。他带着十字架来了，被卡舒口人或普鲁策人用斧子砍死。此事发生在一个渔村，村名吉丹尼茨克。吉丹尼茨克演化为丹切克，丹切克又演化成丹切希①，后来成文时减少了一个字母“t”，今天称但泽-格但斯克——

    ①原文为Dantzig，后写作Danzig，今通译但泽，但是个错误的音译。以下叙述但泽的历史。

    可是，在采用这个写法之前，波莫瑞人的公爵们继卡舒贝人之后来到吉丹尼茨克。他们的姓氏是：苏比斯劳斯、沙姆博尔、梅斯特温以及斯万托波尔卡等。这个村庄变成了小城镇。随后来了野蛮的普鲁策人，把这个城市破坏了一点。后来从远处来了勃兰登堡人，同样破坏了一点。波兰的包列斯拉夫也破坏了一点，骑士团同样用骑士的剑使尚未修复的损坏处又变得明显了。

    数百年之久，波莫瑞人的公爵们，骑士团的首领们，波兰的国王们和另立的国王们，勃兰登堡的伯爵们以及弗沃克拉韦克的主教们轮班交换，玩弄着破坏与重建的游戏。建筑师和拆卸工程经营者有：奥托-博古萨和瓦尔德马尔-博古萨，海因里希-封-普洛茨克以及迪特里希-封-阿尔股贝格。后者建造的骑士城堡的所在地，也就是二十世纪有一些人守卫过的里维利乌斯广场那儿波兰邮局的所在地。

    胡斯派教徒来了，这儿那儿放了一把火，又撤走了。接着，教团教士被赶出城，城堡被拆除，因为城内不必有城堡。波兰人接管了，情形并不坏。做成此事的国王名叫卡齐米尔茨，被称为“伟大者”，是弗拉迪斯拉夫一世之子。接着来的是路德维希，路德维希之后是黑德维希。她嫁给立陶宛的耶吉埃洛，开始了耶吉埃洛时代。继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之后的是弗拉迪斯拉夫三世，随后又来了一个卡齐米尔茨。他虽说没有胃口却仍同骑士团打仗，前后十三年，挥霍了但泽商人的大笔金钱。约翰-阿尔布雷希特相反去同土耳其人周旋。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是“长者”西吉斯蒙德，亦称齐格蒙特-斯塔里。在历史书上，关于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的一章后面是关于那个斯特凡-巴托里的一章，波兰人爱用他的姓名来给他们的远洋轮命名。可以从书上读到，他围困、炮轰这座城市有较长时间，但未能攻占它。之后来了瑞典人，他们也如此对待它。围困这座城市成了他们的一种乐趣，他们多次卷土重来。那时候，荷兰人、丹麦人、英格兰人都喜爱但泽湾，这些国家的许多船长驾船游戈在但泽停泊场，并因此而成了海上英雄。

    奥利瓦和约——这听起来多漂亮，多有和平味儿！在那里，列强第一次发现波兰人的土地是非常适合于瓜分的。瑞典人，瑞典人，又是瑞典人——瑞典人的堑壕，瑞典人的饮料，瑞典人的跳跃。随后来了俄国人和萨克森人，因为可怜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莱什琴斯基藏身在这座城市里。由于这一个国王，有一千八百幢房屋被毁。莱什琴斯基逃到法国，因为他的女婿路易在那里。为此，但泽市民不得不支付整整一百万。

    然后，波兰三次被瓜分。普鲁士人不请自来，在所有的城门上抹掉了波兰的国王之鹰，画上了他们的鸟。教师约翰内斯-法尔克刚创作了圣诞曲《啊，你快活的……》，法国人就来了。一个名叫拉普的拿破仑的将军，很不像样地包围了这座城市，但泽人不得不孝敬他两千万法郎。法国人时期是个可怕的时期，怀疑这一点并无必要。但这一时期只延续了七年。这时来了俄国人和普鲁士人，炮轰仓库岛，把它变成一片火海。拿破仑想出来的自由国家就此结束。普鲁士人又找到机会，在所有的城门上用油漆漆上他们的鸟，把事情办得很麻利，还首次按普鲁士方式在城里布下第四步兵团、第一炮兵旅、第一工兵营以及第一轻骑兵团。曾经一度驻扎在但泽的有第三十步兵团、第十八步兵团、第三近卫步兵团、第四十四步兵团以及第三十三轻步兵团。那个著名的第一二八步兵团到一九二○年才撤走。为避免遗漏，还需报道如次：在普鲁士时期，第一炮兵旅扩大为东普鲁士第一炮兵团，下设第一要塞炮兵营和第二步炮营。此外还增添了波莫瑞第二步炮团，后又调换成西普鲁士第十六步炮团。第八重骑兵团在但泽城墙内驻扎的时间不长。在城墙外面，在朗富尔区，则一直驻扎着西普鲁士第十七训练营。

    在布克哈特①、劳施宁和格赖泽尔时期，在这个自由国家里只有穿绿制服的保安警察。到了一九三九年，在福斯特尔治下，情况大大变样。所有的砖砌兵营又住满了笑声朗朗的穿制服的男子，他们耍弄着各式武器。现在，可以一一列举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在但泽及其周围地区驻扎过的、或在但泽上船运往北极海前线的全部部队单位的名称了。可是，奥斯卡没有这样做，而是简洁地说，在这之后，如我们所知，来了个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他一见到这座完好的城市，就回想起他的各国的前辈，便一举把它轰得个烈火熊熊，好让继他而来的人们在重建中宣泄情感——

    ①布克哈特是瑞士外交官和历史学家，1937至1939年为国联派驻但泽的高级专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回继俄国人之后来的不是普鲁士人、萨克森人、瑞典人或法国人，这一回来的是波兰人。

    波兰人带着行李铺盖从维尔纳、比亚韦斯托克和伦贝格①来寻找住房。来到我家的是一位自称法因戈德的先生。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却总是装成一家许多口人都站在他周围而他也正在吩咐他们做这做那似的。法因戈德先生立即接管了殖民地商品店，领他的妻子卢芭去看十进天平、煤油罐、黄铜香肠杆和空钱柜，见了地窖里的存货后心花怒放，只不过他的妻子既没露面也不会答理他。他一到就雇用玛丽亚当售货员，话不绝口地把她介绍给他那位想象中的太太卢芭。这时，玛丽亚领法因戈德先生去见我们的马策拉特，他在地窖里的一块帐篷布上已经躺了三天，由于许多俄国人在各处街上试用自行车、缝纫机和女人，我们无法埋葬他——

    ①这三座城市划归苏联，后来比亚韦斯托克又划归波兰。

    法国戈德先生一见到我们扔下不管的尸体，就伸出双手在头顶上猛击一掌，这同多年前奥斯卡见到过的玩具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所做的动作一样富于表现力。他在地窖里不仅呼唤他的妻子卢芭，还呼唤他的全家，他肯定看见他们都来了，因为他正叫着他们的名字：卢芭、列夫、雅库布、贝雷克、莱昂、门德尔以及宗尼亚，告诉被他叫到名字的那些人，躺在这里、死在这里的是谁。他紧接着又告诉我们，他方才呼唤的那些人，也都这样躺着，在进特雷布林卡①的焚尸炉之前都这样躺着，还有他的弟媳和他的弟媳的妹夫以及后者的五个孩子，所有这些人都这样躺着。只有他，法因戈德先生没有躺着，因为他得对他们进行氯处理——

    ①特雷布林卡，德国纳粹分子设在波兰的一个灭绝营，从1942年建营到1943年10月关闭，用煤气杀害了七十万至九十万名犹太人。

    他帮我们抬着马策拉特上了楼梯，进了店堂。这时，他的一家人又围在他身边了。他请他的太太卢芭帮玛丽亚擦洗尸体。卢芭没来帮忙，这一点法因戈德先生没有注意，因为他正忙于把地窖里的存货搬进店堂里去。曾经给特鲁钦斯基大娘擦洗的格雷夫太太这一回也不来帮我们了，因为她的寓所里满是俄国人，人家还听到她在唱歌哩！

    老海兰德在占领的头几天就干起鞋匠师傅的活来了。他正在给俄国人在挺进途中跑穿了的靴子换鞋底，起先不愿再干钉棺材的活计。法国戈德先生跟他谈生意，用我家店里的德比牌香烟换老海兰德仓库里的一台电动机。于是，老海兰德撂下靴子，拿起别的工具以及最后的几块箱子板。

    我们当时住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那套住房里，东西已经被原来的邻居和外来的波兰人搬走了。后来我们才被赶出来，法因戈德先生便把地窖留给我们住。老海兰德把厨房同起居室之间的门从铰链处拆卸下来，因为起居室通卧室的门已经卸下做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棺材。老海兰德在下面院子里抽着德比牌香烟，做成了一口箱子。我们待在楼下，我把人家留在房间里的唯一一把椅子顶在破碎的窗户前，看到那老头马马虎虎地钉着箱子，并且不按规矩做成一头小的形状，我非常生气。

    奥斯卡再也看不到马策拉特了，因为人家把这口箱子抬到寡妇格雷夫的平板车上去时，维特洛牌人造黄油箱的盖子已经钉在箱子上面了，虽说马策拉特生前不仅不吃人造黄油，而且讨厌把它用于烹调。

    玛丽亚请法因戈德先生陪我们去，因为她害怕大街上的俄国兵。法因戈德盘腿坐在柜台上，用勺舀着纸杯里的人造蜂蜜，起先表示有顾虑，害怕他的太太卢芭猜疑，但后来大概又得到了他太太的允许，便从柜台上滑下来，把人造蜂蜜给了我。我把它给了小库尔特，小库尔特吃了个精光。这时，法因戈德先生也让玛丽亚帮他穿上了一件灰兔皮的黑大衣。他戴上一顶大礼帽，是从前马策拉特去参加婚礼或葬礼时戴的，对他来说实在太小，随后锁上店门，关照他的老婆谁来也不许开门。

    老海兰德不肯把平板车拉到市立公墓去。他说他还要给靴子换底，没有时间。他只肯去近一点的地方。到了马克斯-哈尔贝广场，那里的废墟还在冒烟，他就向左拐进布勒森路，我预感到这是在朝萨斯佩方向走。俄国人坐在房屋前单薄的二月天的阳光下，对手表和怀表进行分类，用沙擦银匙，用胸罩作护耳，骑自行车做花样表演，用油画、落地钟、浴缸、收音机和衣帽架布成一条障碍地带，在这中间绕来绕去，让车子走出“8”字形、蜗牛形和螺旋形来，果断地躲开别人从窗户里扔出来的儿童车、吊灯之类东西，他们的灵巧博得了喝彩声。我们走过时，这游戏停了几秒钟。几个军装外面套女装的士兵帮忙推车，也想对玛丽亚做出非礼的举动，但受到了会俄语又有证件的法因戈德先生的斥责。一个头戴女士帽的士兵送我们一只鸟笼，笼内横杆上站着一只活的虎皮鹦鹉。在平板车边上跑跑跳跳的小库尔特马上伸手，想去拔那彩色羽毛。玛丽亚不敢不收这礼物，她把鸟笼举起，不让小库尔特够着，递给了坐在平板车上的我。奥斯卡嫌虎皮鹦鹉太花哨，便连笼带鸟一起放到了马策拉特那加大了的人造黄油箱上。我坐在车子的后缘，荡着两条腿，瞧着法因戈德的脸。这张脸上道道皱纹，像在冥思苦想，末了变得愁眉不展，仿佛这位先生在复核一道除不尽的复杂算题①——

    ①意为：重新盘算一项实现不了的复杂计划。

    我在铁皮上敲了几段，节奏轻松愉快，想驱散法因戈德脑子里阴郁的想法。但他保存着满脸皱纹，目光投向我不知道的地方，也许投向遥远的加利曾。他唯独看不见我的鼓。奥斯卡于是不再敲，让人只听到平板车的车轮声和玛丽亚的哭泣声。

    多么柔和的冬天呀，我想着。这时，朗富尔区的最后几幢房屋已经落在了我们的背后。我看了几眼虎皮鹦鹉，它面对飞机场上空下午的太阳，正竖起了羽毛。

    飞机场警卫森严，通往布勒森的路被封锁了。一名军官同法因戈德先生说话，交谈时，他把礼帽夹在叉开的手指间，露出了稀薄的红金色头发，随风飘拂。那名军官敲了敲马策拉特的箱子像是在作检查，用手指逗弄几下虎皮鹦鹉，便放我们通行，但派了两个至多十七岁、头戴太小的船形帽、手执太大的机关枪的小伙子监视或陪同我们。

    老海兰德拉着车，连头都不回。他能在拉车时不停车便用一只手点燃香烟。天空中悬挂着飞机。引擎声清晰可闻，因为这是在二月底、三月初。只有在太阳附近逗留着几小片云，渐渐地变得苍白。轰炸机朝赫拉半岛飞去，或从那里飞回，因为那里还有第二军的残部在作战。

    天气和飞机的隆隆声使我悲哀。还有什么比布满忽而隆隆作响忽而响声消失的飞机的三月天空更使人无聊、令人厌烦的呢？此外，那两个俄国小伙子一路上还使劲保持齐步走，但白费力气。

    行车途中，先过石子路，后过有弹坑的柏油路，颠簸之下，匆促钉成的箱子上有几块板条松了，我们又是逆风而行，可以闻到马策拉特的死人味。我们抵达萨斯佩公墓时，奥斯卡高兴了。

    我们不能把车一直拉到铁栅栏围住的高地，离公墓不远处一辆横卧着的烧毁了的T－34坦克挡住了去路。其余的坦克在向新航道方向驶去时不得不绕道而行，在道路左侧的沙土上留下了痕迹，一段公墓围墙也被碾倒了。法因戈德先生请老海兰德抬起中间微弯的棺材，让他在后头走，费劲地走过被碾倒的公墓围墙的碎石，使出最后的力气在倒下和倾斜的墓碑中间走过最后一段路。老海兰德贪婪地吸着他的香烟，把烟喷向棺材的末端。我托着虎皮鹦鹉笼子。玛丽亚拖着两把铁锹。小库尔特拿着十字镐，前后左右摆弄着，撞在灰色花岗岩石上，弄得自己很危险，直到玛丽亚把镐夺走，同那两个男人一样使劲地去挖坟坑。

    真走运，我心想，这里是沙质土，也没冻住，一边到北墙后面去寻找扬-布朗斯基站过的位置。想必是在这一带吧！但已经不能确定了，季节的变换使那时新刷的石灰风化变灰，同萨斯佩所有的围墙没有区别了。我由后栅栏门回来，抬头望了望伤残的松树，为了不去转无关紧要的念头，我想，他们正在埋葬马策拉特吧。我寻找并且部分地找出了这个环境的意义，在相同的沙土地下躺着那一对施卡特牌友，布朗斯基和马策拉特，尽管没有我可怜的妈妈跟他们做伴。

    一些葬礼总让人联想起另一些葬礼！

    征服沙土，当然需要熟练的掘墓人。玛丽亚停下休息，喘着粗气，靠十字镐支撑着。她又放声哭了，因为她看到小库尔特正在远距离外用石头扔笼里的虎皮鹦鹉。小库尔特扔不中，他扔得太远。玛丽亚使劲哭，真哭，因为她失去了马策拉特，因为按照我的看法，她在马策拉特身上看到了某些他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她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将永远值得她爱的。法因戈德先生讲着安慰话，借这个机会也休息一下，挖土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老海兰德仿佛在寻找金子，他均匀地使着铁锹，把铲起的沙土扔到身后，隔相等的间距喷出一口烟来。稍远处，两个年轻俄国人坐在公墓围墙上，迎风闲聊。此外还有飞机和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太阳。

    他们想挖一米深。奥斯卡懒散而又无计可施地站在老化的花岗岩之间，伤残的松树之间，马策拉特的寡妻和朝虎皮鹦鹉扔石头的小库尔特之间。

    我该不该呢？你现在二十一周岁，奥斯卡。你该不该呢？你现在是个孤儿。你终于该这样了。自从你可怜的妈妈不在的时候起，你就是一个半孤儿。当时你本应该打定主意的。后来，他们让你的假想父亲躺在地球表层下面。你当时成了个假想的全孤儿，站在此地，站在这片叫做萨斯佩的沙土地上，手拿一个氧化的弹壳。天在下雨，一架容克52正在降落。当时，如果不在雨中，便是在运输机降落的轰鸣声中，这个“我该不该”的问题不是已经一清二楚了吗？你却对自己说，这是雨声，这是引擎的噪声；这种单调声你可以在念任何一篇文字时把它加进去。你需要把事情弄得更加清楚，而不是假定如何如何。

    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呢？现在他们在替马策拉特——你的第二个假想的父亲挖洞。据你所知，再没有第三个假想的父亲了。然而，你为什么还在耍弄这两只绿玻璃瓶呢：我应该，我不应该？你还要问谁呢？问伤残的松树吗？它们自己都成问题呢。

    我找到了一个狭长的铸铁十字架，上面有风化的花饰和表层剥落的字母：马蒂尔德-孔克尔——或者隆克尔。我在沙土里——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在飞帘草和喜沙草之间——我应该——找到三或四个——我不应该——碟子大小的、铁锈正在剥落的金属花冠——我应该——从前也许呈现为橡树叶或者月桂——或者我不应该——瞄准——我应该——竖立着的十字架末端——或者我——它的直径——不应该——也许有四厘米——不——我站到离它两米以外——应该——开始扔——不——扔在一边了——我应该再一次——铁十字架大倾斜了——我应该——她叫马蒂尔德-孔克尔或者隆克尔——我该叫她孔克尔还是叫她隆克尔——这是第六次，我允许自己扔七次，六次不中，扔七次——应该，把它挂在上面——应该——给马蒂尔德戴上花冠——应该——月桂献给孔克尔小姐——我应该吗？我问年轻的隆克尔小姐——对，马蒂尔德说；她死得很早，终年二十七岁，生于一八六八年。我二十一周岁，我第七次尝试时扔中了。我把那个“我应该不应该？”简化为一个已经证明、戴上花冠、扔中目标、已经赢获的“我应该！”了。

    当奥斯卡舌上有了“我应该！”心中有了“我应该！”并向那几个掩埋死者的人走去时，虎皮鹦鹉嘎嘎叫，小库尔特扔中了它，黄绿色的羽毛纷纷落下。我暗自问道，又是什么样的问题促使我的儿子这么久地用小石子去扔一只虎皮鹦鹉，直到最后扔中并给了他一个答复才肯罢休呢？

    他们已经把箱子推到了大约二十一分米深的坑边。老海兰德想赶快干，却又不得不等着，因为玛丽亚在做天主教祈祷。法因戈德先生把大礼帽举在胸前，眼睛去远望加利曾。小库尔特现在也走近前来。他可能在扔中目标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但是跟奥斯卡一样坚定地走近坟坑。

    一件未能确定的事折磨着我。方才作出决定赞成或反对某事的，确实是我的儿子吗？他是下决心认我为唯一的真正的父亲并爱我吗？他现在——为时太晚了——下决心敲铁皮鼓吗？难道他的决定是这样的：处死我的假想的父亲奥斯卡，他用一枚党徽杀死了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原因是奥斯卡厌恶父亲们这个词儿？父亲们跟儿子们之间的好感是值得追求的，不过，他会不会在表达这种天真的好感时也把它变成致命的一击呢？

    当老海兰德把箱子连同马策拉特、马策拉特气管里的党徽、马策拉特肚子里的俄国机关枪的子弹一起推进而不是慢慢放进坟坑里去的时候，奥斯卡承认他蓄意杀死了马策拉特，因为那个人根据一切或然性不仅是他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他的现实的父亲，因为奥斯卡厌恶一辈子得拖着一个父亲四处奔波。

    当我从水泥地上抓起那块水果糖时党徽的别针已经打开了，这一点也不符合事实。别针是捏在我手里的时候打开的。我把这块会刺人、会卡住的水果糖交给了马策拉特。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在他手里发现这枚徽章，而他就把他的党徽放到了舌头上，他也就被它卡住而窒息——被他的党，被我，被他的儿子，因为这种情况必须结束了！

    老海兰德又开始铲土。小库尔特笨拙但热心地帮他铲。我从来不爱马策拉特。有时我喜欢他。他更多地是以厨师的身份而不是以父亲的身份关照过我。他是个好厨师。如果我今天有时还惦记马策拉特的话，那么，我痛失的是他烧的柯尼斯贝格肉九子、酸味猪腰、鲤鱼加萝卜和鲜奶油，还有青菜鳗鱼汤、卡塞尔排骨加酸菜以及各种令人难忘的星期日煎肉，这至今犹在我舌上齿间哩！他把感情化作鲜汤，而我们却忘了把一把厨房用的勺放在他的棺材里，也忘了放一副施卡特牌在他的棺材里。他的烹调手艺比玩牌手艺高明。但他玩牌毕竟比扬-布朗斯基强，同我可怜的妈妈几乎不分高下。这是他的能耐，也是他的悲剧。

    玛丽亚的事我决不原谅他，虽说他待她不坏，从不揍她，当她忍不住吵起架来时，他也多半让步。他也没有把我交给帝国卫生部，并且在邮局不再送信的时候在那封公函上签了字。我在电灯泡下出生时，他决定要我做买卖。为了不站在柜台后面，奥斯卡有十七年之久站在大约一百只红白漆铁皮鼓后面。现在，马策拉特躺倒了，再也不会站起来了。老海兰德正在铲土掩埋他，一边抽着马策拉特的德比牌香烟。奥斯卡现在要是能接管店铺就好了。但半路杀出个法因戈德先生，同他那许多口人的无形家庭一起接管了商店。剩给我的是玛丽亚、小库尔特以及对这两个人应负的责任。玛丽亚一直还在真心痛哭，做着天主教祷告。法因戈德先生待在他的加利曾，或者在解他那道棘手的算题。小库尔特累了，但坚定地铲着土。公墓围墙上坐着瞎聊天的年轻俄国人。老海兰德快快不乐地均匀地把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铲到人造黄油箱子板条上。奥斯卡还能读出维特洛一字的三个字母。这时，他从脖子上取下铁皮，不再说“我该不该呢？”而说“必须如此！”并把鼓扔过去，因为棺材上已有足够的沙土，所以没有砰砰作响。我把鼓棒也扔过去。鼓棒插在沙里。这是撒灰者时期的鼓，是前线剧团的库存。贝布拉把这些铁皮送给了我。这位师傅会如何评价我的行为呢？耶稣敲过铁皮，一个体形像箱子、粗毛孔的俄国人也敲过它。它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当一铲沙土扔在它的表面上时，它又响了。第二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还在出声。第三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自己不再出声，只露出一点白漆。末了，沙土把它变成同别的沙土没有什么两样。沙土在我的鼓上增多，越来越多，成了堆，增长——我也开始长个儿了，大量出鼻血便是证明。

    小库尔特首先发现了血。“他在流血，流血！”他叫着，把法因戈德先生从加利曾喊回来，把玛丽亚从祈祷中拽出来，甚至迫使一直坐在围墙上、冲着布勒森方向闲聊天的年轻俄国人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这吓人的情景。

    老海兰德把铁锹插在沙土里，拿起十字镐，让我把后颈枕在蓝黑色的铁上。冰凉果真生效。鼻血见少。老海兰德又去铲土，坟边沙土已经不多，这时鼻血也完全止住了。但我仍旧在长个儿，征兆是我体内的嚓嚓声、沙沙声和劈啪声。

    老海兰德修好了坟墓，从别人的坟上拔出一个长苔藓的、无铭文的木十字架，插在新坟丘上，大约在马策拉特的头和我的被埋的鼓之间。“完事啦！”这老头儿说着抱起不能走路的奥斯卡，背着他，领着其余的人以及背机关枪的年轻俄国人离开公墓，走过被碾倒的围墙，沿着坦克车辙，来到电车轨道上横卧着一辆坦克的地方，找到了那辆手推车。我回头朝萨斯佩公墓望去。玛丽亚拎着虎皮鹦鹉笼子，法因戈德先生扛着工具，小库尔特两手空空，两个俄国人头戴太小的船形帽，肩背太大的机关枪，海滩松树伛偻着。

    从沙土地上了柏油路。坦克残骸上坐着舒格尔-莱奥。高空中，飞机从赫拉飞来，朝赫拉飞去。舒格尔-莱奥注意不让烧毁的T－34弄黑他的手套。太阳连同蓬松的小云朵落在索波特附近的塔山上。舒格尔-莱奥从坦克上滑下来，站直了身子。

    见到舒格尔-莱奥，老海兰德乐了。他说：“谁还见到过第二个像你这样的人！人世在沉沦，唯独好格尔-莱奥安然无恙。”他兴致勃勃，腾出一只手，在黑上装上拍了拍，对法因戈德解释说：“这是我们的舒格尔-莱奥。他要怜悯我们，同我们握手。”

    接着，莱奥摘下手套任其随风飘动。他照例流着口水，向在场的人表示了他的哀悼，随后问：“你们看到主了吗？你们看到主了吗？”谁也没有看到。玛丽亚把虎皮鹦鹉和笼子送给了莱奥，我不知是为了什么。

    舒格尔-莱奥向奥斯卡走来，老海兰德已让他躺在了平板车上。莱奥的脸像是碎裂了。风吹鼓了他的衣服，两腿摆动着跳起舞来。“主啊，主啊！”他喊道，摇晃笼里的虎皮鹦鹉。“快来看天主呀，他在长个儿，看哪，他在长个儿！”

    结果他连同鸟笼一起被抛到空中。他奔跑，飞翔，舞蹈，踉跄，跌倒，同吱吱叫的鸟一起逃跑，自己也变成了鸟，展翅，横越田野，朝里泽尔菲尔德方向飞去。我们听到他的喊声是穿过两挺机关枪的响声：“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两个年轻的俄国人不得不再装上子弹时，他还在喊叫：“他在长个儿！”甚至当机关枪再度响起，当奥斯卡从没有梯级的梯子上落进生长着、吸收着一切的昏厥状态之中时，我还听到这只鸟、这声音、这乌鸦——莱奥宣告：“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

    消毒剂

    昨夜，仓促的梦接连来访。同探视日朋友们来去匆匆的情景相仿。一个梦把房门交给了另一个，它们向我讲述了梦认为值得一讲的事情之后，便走了。尽是些无聊的故事，许多的重复，独白，还非让人听见不可，因为朗读的声调恳切有力，外加蹩脚演员的表情手势。我试着在早餐时把这些故事讲给布鲁诺听，却讲不出来，因为我全忘了。奥斯卡没有说梦的才能。

    布鲁诺在收拾早餐，我顺便问道：“好布鲁诺，我现在身高究竟多少？”

    布鲁诺把果酱小碟放到咖啡盘上，操心地说：“不过马策拉特先生，您又没吃果酱。”

    这种责备我熟悉。早餐后他总要说几句。每天早晨布鲁诺给我端来这么一点点草莓酱，我立即用纸或报纸折叠成的屋顶把它盖住。我见不得也吃不得果酱，因此我也镇定而断然地反驳布鲁诺的责备：“布鲁诺，你明明知道我对果酱有什么想法——你不如告诉我，我现在身高多少。”

    布鲁诺有一双已绝种的八条腿动物的眼睛。布鲁诺每逢必须想一想的时候，就会把这种史前时期的目光投向天花板，多半冲着这个方向讲话，今天早晨他也这样冲着天花板说：“不过，这可是草莓酱啊！”我用沉默表示我非要问奥斯卡的身高不可。间歇许久之后，布鲁诺才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盯住我的床栏杆，我于是听到，我身高一米二十一。

    “好布鲁诺，为了保险起见，你再替我量一次好吗？”

    布鲁诺没有挪动目光，伸手从裤子的屁股口袋里取出一把折尺，用几乎是野蛮的力气掀开我的被子，把我滑上去的衬衣拉下来遮住裸露的身体，打开黄得厉害的、一米七八就到头的尺子，贴在我身上，移动，检验，用两只手仔细地量着，目光却留在古代巨形爬行类动物时期。末了，折尺在我身上静止不动了，他装出像是在读结果的样子，说：“仍旧是一米二十一！”

    他在折叠尺子时，在收拾早餐时，为什么非弄出这种噪声不可？他不喜欢我的身高吗？布鲁诺端着早餐盘，深黄的折尺旁放着天然颜色会激怒人的草莓酱，离开房间，站在过道里，再一次把眼睛贴在门上的窥视孔上——在他终于让我这一米二十一之躯单独留下之前，他的目光把我变得古老。

    奥斯卡有这么高了！对于一个矮人、侏儒、小人国的人来说，这可是太高了。拉古娜夫人，我的罗丝维塔，量到头顶能有多少？欧根亲王的后裔贝布拉师傅能有多高？今天，我甚至可以俯视基蒂和菲利克斯了。我提到的这些人都曾经嫉妒而又友好地低头瞧奥斯卡，是啊，他到二十一岁，一直只有九十四公分。

    直到在萨斯佩公墓埋葬马策拉待时，一块石头击中了我的后脑勺，我才开始长个儿。

    奥斯卡讲到了石头。好吧，我决心补充报道一下在公墓所发生的事情。

    我玩了一个小游戏，终于明白了，对我来说，不再存在什么“我该不该？”的问题，而只存在“我应该，我必须，我就要！”的结论。我于是从身上摘下鼓，连鼓棒一起扔进马策拉特的坟坑里。我下决心长个儿，立时耳朵嗡嗡作响，响声越来越大。在这之后，我的后脑勺才被一块核桃大的鹅卵石击中，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用四岁半孩子的力气扔来的。我已经预感到我的儿子对我有所企图，所以这一击并未使我大吃一惊，但我应声倒在马策拉特坟坑里我的鼓旁。老海兰德用老人的干巴巴的手把我拉出坑来，但留下了鼓与鼓棒，见我在流鼻血，就让我躺下，后颈枕着十字镐的铁镐头。我们都已知道，鼻血减少，个子却在长，由于长势微小，所以只有舒格尔-莱奥一人发现，大声嚷着，像鸟儿一般轻盈飘飞着宣告了此事。

    补充到此为止，从根本上说纯属多余，因为长个儿在我被石头击中、倒入马策拉特的坟坑之前就开始了。对于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来说，我长个儿的原因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他们称之为病：后脑勺挨了一石子儿，摔进坟坑里。还在公墓时，玛丽亚就把小库尔特揍了一顿。我真替库尔特难过，不管怎么说，他用石头扔我，可能是为了帮助我，使我快快长个儿。他也许是想要有一个真正的、长大了的父亲，或者仅仅想要个马策拉特的替身，因为他从不承认我是他的父亲并尊重我。

    我持续长个儿将近一年，男女医生都证明原因在于扔来的石头和不幸摔倒，他们这么说，还写进我的病历里去：奥斯卡-马策拉特，即畸形儿奥斯卡，因一块石头击中后脑勺，等等，等等。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我的三岁生日。大人们关于我的特殊历史的开端是这样说的：三岁那年，奥斯卡-马策拉特从地窖楼梯上摔到水泥地上。这一摔，他就不再长个儿，等等，等等。

    从这些说明可以看到，人有着一种可以理解的癖好，总要学任何奇迹提供证据。奥斯卡必须承认，在他把神迹看做不值得相信的幻想撂在一边之前，他也曾对每个神迹作过极其周密的调研。

    从萨斯佩公墓回来，我们见到的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寓所的新房客。一个波兰人的八口之家住进了厨房和两个房间。他们心地还好，愿意在我们另外找到住处之前收留我们。可是，法因戈德先生反对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他又想把我家的卧室还给我们，自己暂时住起居室。可是玛丽亚不同意。她认为自己刚守寡，同一位单身先生这样亲近地住在一起不合适。法因戈德有时并不意识到他周围并没有他的妻子卢芭和他的家人，他常常感觉到他的太太在他的脊背里，所以他有可能理解玛丽亚所说的道理。由于卢芭太太和礼貌规矩，这样安排不行，但他仍为我们腾出了地窖。他甚至帮助我们布置储藏室，可是不同意我搬进地窖去。因为我病着，病得可怜，便为我在起居室里我可怜的妈妈的钢琴旁边设了一个临时铺位。

    找医生可难啦！大多数医生都及时地随着部队的转移而离开了城市，因为西普鲁士医疗保险机构已经迁去西边，对于许多医生来说，病人这个概念已变成不现实的了。法国戈德先生找了很久才在海伦-朗格学校里找到了一位从埃尔平来的女医生，她在那里给并排躺着的国防军和红军士兵做截肢手术。她答应顺便时来，四天后果然来了，坐在我的病床旁，给我检查时，接连抽了三四支香烟，抽第四支时睡着了。

    法因戈德先生不敢叫醒她。玛丽亚犹豫地抠抠她。直到香烟慢慢燃尽，烧到了她的左手食指，女医生才醒过来。她立即站起来，踩灭了地毯上的烟蒂，激动但是简要地说：“请原谅，我已经厂个星期没合眼了。我在凯泽马尔克运送东普鲁士儿童。上不了渡船，过不来。只运部队。四千名儿童。全给炸死了。”接着，她像讲述归天的儿童那样干脆地拍了拍我这个正在长个儿的孩子的面颊，又把一支烟插到嘴里，卷起左手袖子，从皮包里拿出一支安瓿剂。在给自己打这种兴奋剂的时候，她对玛丽亚说：“我根本说不出来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必须进疗养院。但不是在这里。您考虑一下，走吧，朝西去。他的膝、手和肩关节都肿了。头肯定也开始肿了。您给他作冷敷。我留给您几片药片，他疼痛和睡不了觉时服用。”

    我喜欢这位干脆的女医生，她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也承认她不知道。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在以后的几星期里给我进行了数百次冷敷，使我好受些，但不能阻止膝、肩和手关节以及头继续肿胀和疼痛。首先是我的往横里长的脑袋，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见后惊骇万状。他们给我服那种药片，但效力很快就过去了。他开始用直尺和铅笔画寒热曲线图，但又埋头做起了实验，把我的体温填到大胆设计的结构图里去。他在黑市上用人造蜂蜜换回一个体温计，每天给我量五次，记录下的结果使法因戈德先生的表格看上去像一道可怕地到处开裂的山脉——我想象着阿尔卑斯山脉、安第斯山脉的雪链。我的体温情况倒没有这么离奇：早晨我多半是三十八度一；晚上升到三十九度；我在长个儿时期的最高体温是三十九度四。发着烧的我，看到和听到各种事情。我坐在旋转木马上，想下来，但不让下来。我同许多孩子坐在救火车上，掏空的天鹅骑在狗、猫、猪、鹿背上，转呀，转呀，转呀，我想下来，却不让下来。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哭，都同我样要从救火车上下来，掏空的天鹅从猫、狗、猪、鹿背上下来了，不想再乘旋转木马，但不让下来。在天之父站在旋转木马老板身边，转完一轮他又替我们付钱再转一轮。于是我们一起祈求：“啊，天父，我们知道你有不少零钱，你愿意让我们乘旋转木马，向我们证明世界是圆的会使你高兴。请收起你的钱袋，说一声停，休息，下来，结束，打烊。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头晕哪！人家把我们四千人送到魏克塞尔河口的凯泽马尔克，可是我们过不来，因为你的旋转木马，你的旋转木马……”

    但是，亲爱的上帝，天父，旋转木马老板，如书①上所载的那样微笑了，再次让一个铜板从钱袋里蹦出来，让四千儿童，还有奥斯卡，乘上救火车，让掏空的天鹅骑上猫、狗、猪、鹿，又旋转起来。我的鹿——我至今仍相信我骑的是鹿——每次驮我从天父和旋转木马老板面前经过时，他就换了一副面孔。这一回变成拉斯普庭，他哈哈大笑，用他那祈祷治病者的牙齿咬着付给下一轮的铜板。这一回变成诗人君主歌德，他从绣花小钱袋里诱出几个铜板，正面都铸有天父侧面像。又是拉斯普庭，醉醺醺的，随后是封-歌德先生，很有节制。同拉斯普庭癫狂一阵，又同歌德理智一会儿。拉斯普庭周围的极端分子。歌德周围的秩序的力量。群众，拉斯普庭周围的骚乱，日历上歌德的格言……最后，旋转木马停了——不是因为烧退了，而是因为总有人探身过来解热。法国戈德先生弯下腰来，停下了旋转木马。他让救火车、天鹅和鹿停下，使拉斯普庭的铜板贬值，把歌德送到母亲们那里去，让四千名晕头转向的儿童随风飘去，飘到凯泽马尔克，越过魏克塞尔河，飘向天国。他把奥斯卡从病床上抱起，让他坐在来苏儿②云团上，换句话说，他给我消毒——

    ①指《圣经》。

    ②来苏儿，一种消毒剂，亦译“来沙儿”。

    起先，这跟虱子有关，后来变成了习惯。他先在小库尔特身上，之后在我身上，在玛丽亚身上，在他自己身上发现了虱子。可能是那个使玛丽亚失去马策拉特的卡尔梅克人把虱子留给了我们。法因戈德发现虱子时大叫大嚷。他呼唤他的妻子、他的子女，怀疑他的全家都长了虱子，用人造蜂蜜和麦片换来了各种消毒剂。开始每天给他自己、他全家、小库尔特、玛丽亚和我，还有我的病床消毒。他给我们抹药、喷药、撒药。在他又抹又喷又撒的时候，我的热度升高，他的话语滔滔不绝，我于是得知，他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当消毒员的时期，曾经喷过撒过洒过几车皮的石炭酸、氯和来苏儿。每天中午两点，他喷洒集中营内的道路、营房、淋浴室①、焚尸炉、成捆的衣服、还没有淋浴而在等着的人们、已经淋浴而躺倒的人们、从炉子里出来的一切、将进炉子的一切。消毒员马里乌什-法国戈德喷洒来苏儿水。他向我列举了许多人的姓名，因为他知道所有的姓名。他讲到了比劳尔。在八月最热的一天，比劳尔建议这位消毒员，不用来苏儿水而用煤油喷洒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道路上。法因戈德先生这么干了。比劳尔有火柴。犹太人战斗组织②的年迈的策夫-库兰德让大家宣誓。工程师加列夫斯基撬开武器室。比劳尔一枪打死冲锋队大队长库特纳。什图尔巴赫和瓦伦斯基打倒了齐塞尼斯。其余的人对付从特拉夫尼基营来的守卫。另一些人推倒栅栏。但是，平日带领人们去淋浴时总要开玩笑的小队长台普克，这时守住营门射击。可是这帮不了他的忙，因为其他的人已经把他打倒。他们是阿德克-卡韦、莫特尔-莱维特、海诺克-莱勒尔、梅尔什-罗特布拉特、莱泰克-扎贾尔、托西阿斯-巴兰以及他的德博拉。洛莱克-贝格尔曼喊道：“法因戈德是怎么回事？飞机来以前，他也得一起走！”可是，法国戈德先生还是等他的妻子卢芭。可是她当时已不会来了，尽管他在喊她。他们从左右两边抓住他。左边是雅库布-格莱恩特，右边是莫德哈伊-什瓦茨巴德③。跑在他前面的是小个子医生阿特拉斯，此人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时已经推荐勤酒来苏儿水，后来到了维尔纳附近的森林里还继续推荐。他断言：来苏儿比生命更重要！法国戈德先生只好证实他所说有理，因为他曾经用来苏儿喷洒过死人，不是一个死人，而是许多死人，何必讲数目呢，反正是死去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姓名他都知道，多得会让人厌烦的，也会使在来苏儿水里游泳的我觉得，几十万有名有姓的人的生死问题反倒是次要的，重要的问题却是用法因戈德先生的消毒剂，能否及时而充分地给生命，如果不是生命，那就是给死亡消毒——

    ①纳粹用语，指灭绝营里的煤气室。

    ②1942至1943年在犹太人隔离区内建立的地下反抗运动。

    ③这一段叙述1943年8月2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部分囚犯放火烧营，逃出六百人，到战争结束时，其中幸存者仅约四十人。

    之后，我的寒热减退，时间已到四月。之后，我的体温又上升，旋转木马又转动了。法因戈德先生又给死人和活人喷洒来苏儿。之后，我的寒热又减退，四月过完了。五月初，我的脖子变短了，胸腔变宽，渐渐地向上隆起。末了，我不用低头便能用下巴颏儿擦奥斯卡的锁骨了。有一回，又有了点烧，又给喷了点来苏儿。我听到了玛丽亚低声说出的、在来苏儿水里游泳的话：“他可别长成畸形儿。他可别变成个驼背，他可别落个脑积水呀！”

    法因戈德先生安慰玛丽亚，告诉她，他知道有一些人，尽管驼背与脑水肿，仍然干出些名堂来。他说有一个叫罗曼-弗里德里希的人，驼着背到了阿根廷，在那儿开了一爿缝纫机店，后来买卖做大，而且有了名气。

    驼背弗里德里希功成名就的故事安慰不了玛丽亚，却使讲故事的法因戈德先生自己听了欢欣鼓舞。他决心使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大大改观。五月中旬，战争刚结束，店堂里摆出了新货物。第一批缝纫机和缝纫机零部件出现了，但生活用品还保留了一段时间，使这种过渡变得更容易些。天堂般的时期！支付几乎不用现金了。交换，再交换，人造蜂蜜、麦片、最后几口袋厄特克尔博士发明的发酵粉、糖、面粉和人造黄油变成了自行车，自行车和自行车零部件变成了电动机，电动机变成工具，工具变成皮货，法因戈德先生又把皮货变成了缝纫机。在变这种换换换的戏法的时候，小库尔特帮了大忙。他带来顾客，介绍生意，比玛丽亚更快地熟悉了新行业。几乎跟在马策拉特时期一样，玛丽亚站在柜台后面接待还留在本地的老主顾，用结结巴巴的波兰话问新迁来的主顾想要什么。小库尔特有语言天才。小库尔特无处不在。法因戈德先生完全信赖小库尔特。小库尔特还不满五岁却有了专长，在车站街黑市上陈列的数百件蹩脚和中档样品中，他能一下子挑出一流的辛格尔牌和普法夫牌缝纫机来。法因戈德先生很赏识小库尔特的知识。五月底，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从比绍步行经布伦陶到朗富尔来看望我们。她气喘吁吁地躺到沙发榻上。这时，法国戈德先生大大夸奖了小库尔特一番，也说了几句赞许玛丽亚的话。他给我的外祖母原原本本地讲了我的病史，一再指出他的消毒剂如何有效。他也认为奥斯卡值得夸奖，因为我老实听话，生病期间没有喊过一声。

    我的外祖母开口要煤油，说比绍没有电了。法因戈德先生便向她讲述自己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使用煤油的种种经验，以及他身为营地消毒员的多种任务，让玛丽亚灌了两瓶煤油，每瓶一公升，外加一袋人造蜂蜜和各种消毒剂。他心不在焉却又连连点头地听我的外祖母讲打仗时比绍和比绍采石场如何被烧了个精光。她还讲了菲尔埃克遭到的破坏，这个地方现在又叫菲罗加了。比绍也像战前一样又叫作比塞沃。埃勒斯，那个当过拉姆考农民协会负责人的，他真有本事，娶了她哥哥的儿子的妻子，也就是待在邮局没走的那个扬的妻子黑德维希，他被农业工人吊死在他的办事处前。黑德维希差点儿也被吊死，因为她本是一位波兰英雄的妻子，却嫁给了一个农民协会地方负责人，也因为斯特凡当上了少尉，玛尔加又是德国少女同盟的人。

    “可是，”我的外祖母说，“他们再也抓不到斯特凡了。他已经在北极海丧了命，在天上。但他们要把玛尔加带走，关进什么营里去。这当口，文岑特开口了，讲了许多，他这一辈子都没讲过这么多。就这样，黑德维希和玛尔加现在到了我们家，帮着种地。可是文岑特不行了，他这回讲得太多了，恐怕活不长久了。至于我这个老太婆，也是浑身痛，心、脑袋都痛，像有个傻瓜在敲打，而且还觉得非这样不可哩！”

    安娜-科尔雅切克这样诉着苦，昂起头，抚摩着我正在长大的头，考虑了一番，说出了下面一席颇有见地的话来：“卡舒贝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小奥斯卡。他们的脑袋一直有人敲打。不过，你们快上那边去了，那边好一些，只有你的外祖母留在这里。卡舒口人是不会迁居的，他们必须一直待下去，伸出脑袋，让别人来敲打。我们不是真正的德国人，也不是真正的波兰人。一个卡舒口人，既够不上是个德国人，也够不上是个波兰人。而他们总要求是个百分之百的。”

    外祖母说罢哈哈大笑。她把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藏到那四条裙子底下，尽管发生了十分急剧的军事、政治和世界历史事件，这些裙子并没有失去土豆的颜色。

    外祖母要走了，法因戈德先生请她再待上片刻，说是要向她介绍他的妻子卢芭和其他家庭成员。安娜-科尔雅切克不见卢芭太太露面，于是说：“没关系。我也一直在呼唤：阿格内丝，我的女儿，来呀，来帮你的老母亲把衣服拧干。她没来，同您的卢芭一样。还有文岑特，我的哥哥，半夜三更，不顾自己在生病，也到门口去，把邻居从睡梦中吵醒。他是在大声呼唤他的儿子扬，扬待在邮局里，结果丧了命。”

    她已经到了门口，系上头巾，这时我从床上喊道：“姥姥，姥姥！”她回转身来，把裙子撩起一点，似乎她想让我钻进去，把我带走。这当儿，她大概想起了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已经把地盘都占去了。于是，她走了，走了，没有带我走，没有带奥斯卡走。

    六月初，第一批运输列车朝西方开去。玛丽亚不露声色，但我发现，她也在同家具、店铺、公寓、兴登堡大街两侧的坟墓以及萨斯佩公墓的山丘告别。

    晚上，她带着小库尔特回地窖以前，有时坐在我床头我那可怜的妈妈的钢琴前，左手拿口琴，右手用一个手指为她的小曲伴奏。法因戈德先生受不了这音乐，请玛丽亚停下来。玛丽亚刚放下口琴，正要合上钢琴盖，他却又请她再来一段。

    接着，他向她求婚。奥斯卡早已看出要来这种事了。法因戈德先生呼唤他妻子卢芭的次数越来越少。夏天的一个晚上，满处是苍蝇和嗡嗡声，他肯定他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向玛丽亚求婚。她和两个孩子，包括有病的奥斯卡在内，他都接纳。他提出，寓所归她，商店合伙。

    玛丽亚当时二十二岁。她少年时的、像是偶然搭配而成的美看来已经固定，如果不说它变冷酷了的话。战时最后数月和战后开头数月，她已经不烫头发了，而以前这是由马策拉特付钱的。虽说她不像在跟我的那段时间里那样拖着两条辫子，可她留起了披肩长发，让人看到她是一个多少有点严肃的、可能是精神苦恼的姑娘。此刻，这位姑娘说“不”，拒绝了法国戈德先生的求婚。玛丽亚站在我家的地毯上，左手拉着小库尔特，右手拇指指向瓷砖壁炉。法因戈德和我听到她说：“这不行。这儿的一切都完了，过去了。我们去莱茵兰我姐姐古丝特那儿。她嫁给了一家饭店的领班。他名叫克斯特，愿意暂时收留我们，我们三个。”

    第二天她就递交了申请。三天后我们拿到了证件。法因戈德先生不再说话，关了店门，玛丽亚在收拾行李，他则坐在阴暗的店堂里柜台上面天平旁边，也不再舀人造蜂蜜吃。直到玛丽亚要跟他告别时，他才从柜台上滑下来，推出他的带拖斗的自行车，陪我们去火车站。

    奥斯卡和行李——每人只许带五十磅东西——被装上两个胶皮轮子的拖斗。法因戈德先生推着自行车。玛丽亚手搀小库尔特，当我们向左拐进埃尔森街时，她在街角再次回转身来。我无法朝拉贝斯路方向转过身去，转身使我疼痛。奥斯卡的脑袋也就静静待在两肩之间。我唯有用尚能转动的眼睛招呼马利亚街、施特里斯小溪、小锤公园、滴着的水越来越叫人恶心的车站街下跨道、我的未遭破坏的圣心教堂和朗富尔区火车站，现在叫做弗热什奇，很难发音。

    我们都得等候。后来火车来了，是货运列车。有人，有许多许多的孩子。行李经过检查，过磅。士兵们朝每节货运车皮里扔一捆干草。没有播放音乐。也没有下雨。晴转多云，刮着东风。

    我们上了倒数第四节车皮。法因戈德先生站在车下铁轨上，稀薄的浅红头发随风飘拂。火车头猛地一撞宣告它的到来，法因戈德先生走近车皮，递给玛丽亚三小袋人造黄油和两小袋人造蜂蜜。用波兰话讲的命令、叫声、哭声宣告列车开动，这时他又在旅行食品之外添加了一袋消毒剂——来苏儿比生命更加重要！我们走了，留下了法因戈德先生。他笔直地站着，符合列车出发时的规定，浅红头发飘拂着，变得越来越小，只剩下挥动的手，终于不再存在

    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

    今天，疼痛还在折磨我，方才就痛得我一头倒在枕头上。疼痛使我清晰地感觉到了足和膝关节，使我变成了“格格响”，这意思是奥斯卡不得不格格地咬牙，让自己听不到各个关节窝里骨头的格格响。我看了看十个手指头，不得不承认它们全肿了。我最近一次试着敲鼓，结果证明，奥斯卡的手指不单单有点肿，而且眼下已经不能用来从事这种职业，连鼓棒都捏不住了。

    连自来水笔也不听我的使唤。我不得不请布鲁诺替我冷敷。手、足、膝都敷上了，额头也敷上了毛巾，我于是用铅笔和纸来装备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我不愿把自来水笔借给他。布鲁诺愿不愿、能不能好好听着呢？他对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开始的那次旅行的复述会合乎要求吗？布鲁诺坐在小桌前那幅银莲花画下方。现在他转过头来，我见到了他的半边脸，他的怪兽眼朝我的左右两侧望去。他把铅笔横放在掀起的薄嘴唇间，装出等待的样子。就假定他确实在等待我发话，等待开始记录的信号吧！他的思想正围着他的编结物转圈。他要用包装线绳来编结，而奥斯卡的任务正相反，他要借助丰富的言词把我混乱的故事理出个头绪来。布鲁诺现在动笔写了：

    我，布鲁诺-明斯特贝格，绍尔兰的阿尔特纳人，未婚，无子女，本地疗养与护理院私人部护理员。马策拉特先生是我护理的病人，安置在此已一年有余。我还护理着别的病人，这里就不谈他们了。马策拉特先生是我的最无危险的病人。他从未失去自制能力，以致我不得不把其他的护理员都叫来帮忙。他写得太多了些，鼓也敲得太多了些。为能体谅他操劳过度的手指，今天他请我代笔，别再做我的编结物。然而我仍把线绳藏在口袋里，在他讲述的同时，用下肢开始编结一个形象，并根据马策拉特先生所讲的故事，我将给它取名为“东方难民”。这并非我取自我的病人的故事的第一个形象。至今为止，我已经编结了他的外祖母，取名为“四条睡裙中的苹果”；我用线绳编结了他的外祖父，那个筏运工，大胆地取名为“哥伦布”；经过我的编结，他的可怜的妈妈变成了“食鱼女人”；根据他的两个父亲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我编结了一对形象，叫做“两个施卡特牌迷”；我把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疤痕累累的后背也用线绳编结出来，称这个模型为“不平坦地段”；个别的建筑物，如波兰邮局、塔楼、市剧院、军火库巷、航海博物馆、格雷夫的蔬菜窖、佩斯塔洛齐学校、布勒森游泳场、圣心教堂、四季咖啡馆、波罗的海巧克力厂、大西洋壁垒的许多地堡、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柏林什切青火车站、兰斯大教堂以及马策拉特先生初见世界之光的公寓，我都一个结一个结地复制了出来。萨斯佩和布伦陶的公墓的栏杆和墓碑，为我的线绳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图案。我一线一线地编结，让魏克塞尔河和塞纳河流淌，让大西洋的浪涛撞击我的线绳海岸，让线绳变成卡舒贝的土豆地和诺曼底的牧场。如此这般产生的田野，我称之为“欧罗巴”，还让几组群像定居在那里。例如：邮局保卫者。殖民地商品商。讲坛上的人们。讲坛前的人们。拿纸袋的国民小学学生。垂死的博物馆看守。准备过圣诞节的青年刑事犯。晚霞前的波兰骑兵。蚂蚁创造历史。前线剧团为士官与士兵演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里站着的人给躺倒的人消毒。我现在开始编结东方难民形象，它大有可能演化为一组东方难民群像。

    马策拉特先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由但泽，那时已叫做格但斯克启程。陪同他的有寡妇玛丽亚-马策拉特（我的病人称她为他从前的情人）和小库尔特（我的病人的假想儿子）。此外，在这节货运车皮里据说还有三十二人，其中有四个穿教团服的圣方济各派修女，一个系头巾的年轻姑娘，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想把她认作一位名叫卢齐-伦万德的小姐。经我多次质问，我的病人才承认，那位姑娘叫雷吉娜-拉埃克，但他继续谈着一张无名的三角形狐狸脸，后来又称呼其名，叫卢齐，这并不妨碍我仍把这位姑娘叫做雷吉娜小姐并记录下来。与雷吉娜-拉埃克同行的有她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个有病的伯父。此人不仅带着家眷，还带着他的胃癌去西方，话不绝口，车一开就冒充自己是个前社会民主党党员。就我的病人记忆所及，直到格丁尼亚（此地有四年半之久被叫做哥滕港），一路太平。从奥利瓦来的两个妇女、许多孩子和一位从朗富尔来的年岁较大的先生，刚过索波特就哭开了，修女们则喃喃祈祷。在格丁尼亚，火车停了五小时。人家又让两个妇女和六个孩子上了这节车皮。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提出抗议，说他有病，说他身为社会民主党人从战前起就要求特殊待遇。他不肯让出地方，负责运输的一名波兰军官掴了他一记耳光，用相当流利的德语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他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待过，可从来没有听到过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儿。这个患胃癌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来得及向这名波兰军官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含义、本质和历史，因为这名军官已经下了车皮，拉上门，反锁上了。

    我忘了写，所有的人都坐在或躺在干草上。下午，火车开了，几个妇女嚷道：“我们又开回但泽去了。”但这是个错觉。火车只是调轨，接着又朝西向斯托尔普驶去。到斯托尔普这一段走了四天，因为列车在车站外的路段上经常被以前的游击队和波兰青年团伙截住。这些年轻人打开车皮的门，放进一点新鲜空气，把污浊空气和一些旅行行李带出车皮。每当年轻人占领马策拉特先生所在的那节车皮时，那四个修女总要举起双手，紧握住挂在修女服前的十字架。这四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给年轻人印象很深。他们先画十字，随后把乘客的背包和箱子扔到铁路路堤上。

    那个社会民主党人拿出一纸证书给小伙子们看。这是他在但泽或格但斯克时，波兰当局证明他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社会民主党缴纳党费的党员的文件。小伙子们没有画十字，一巴掌击落他手里的证书，抄走了他的两口箱子和他妻子的背包。连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垫在身下的上好的大方格冬大衣也被带到了新鲜的波莫瑞空气中去了。

    可是，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仍说，这些小伙子给他的印象是既能于又有纪律。他说这是由于受了他们的首领的影响，他们的首领尽管年轻，刚够十六岁，却已经是个人物的样儿了。这又使马策拉特先生既痛心又高兴地回想起撒灰者团伙的首领，回想起那个施丢特贝克。

    当那个同施丢特贝克如此相像的年轻人正要从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手里夺走背包并终于夺走时，马策拉特先生在最后一刹那间从背包里一把抓过幸好放在最上面的那本家庭照相簿。团伙首领勃然大怒。可是，我的病人打开照相簿，给那小伙子看他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照片。小伙子也许想起了自己的外祖母，便放下了玛丽亚太太的背包，两手搭在他的波兰多角帽上致意，对着马策拉特一家说了声：“再见！”又抓起别的乘客的箱子代替马策拉特家的背包，带着他的人离开了车皮。

    在多亏了那本家庭照相簿才留在这家人手里的背包中，除装有几件替换衣服外，还有殖民地商品店的账册和营业税单据、储蓄存折、一串原来属于马策拉特先生的母亲的红宝石项饰，由我的病人藏在一袋消毒剂里，再就是那本一半由拉斯普庭的篇章、一半由歌德的著作合成的教科书，它也一同西行了。我的病人说，整个旅途中，他的膝上多半放着家庭照相薄，有时也放着那本教科书，翻阅着，尽管四肢剧烈疼痛，这两本书却赐予他许多个愉快的、沉思的时辰。

    我的病人要求我这样往下写：摇晃与震动，驶过道岔和交轨处，伸开四肢躺在一节车皮不停地震颤着的前轴上方，这都促进他长个儿。他不再像以前似的往宽里长，而是往高里长了。虽肿但不发炎的关节松开了。甚至他的耳朵、鼻子和生殖器官，如我所听到的，也在货运车皮撞击轨缝时变长了。只要运输列车在野外行驶，马策拉特先生显然不感觉痛苦。只要列车一停，又有游击队和青年团伙来访，他就会受刺痛和拉痛的折磨，如前所述，他就用镇痛照相薄来对付。

    据他说，除了那位波兰施丢特贝克以外，还有许多别的青年强盗和一个年岁较大的游击队员对照相簿发生过兴趣。这位老战士甚至坐下来，点上一支香烟，不慌不忙地翻看照相簿，一张照片都不漏，从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看起，跟踪照片丰富的家庭的兴旺，直到玛丽亚-马策拉特同她的一岁、两岁、三岁和四岁的儿子小库尔特一起拍的快照。我的病人看到，他在观赏几张家庭田园生活照片时甚至微笑了。只有几张照片，已故马策拉特先生上装上的党徽和拉姆考农民协会负责人、娶了邮局保卫者扬-布朗斯基之寡妻黑德维希的埃勒斯先生衣领上的党徽太过于明显，触怒了这位游击队员。我的病人就在这位持批评态度的男人的眼睛底下，用一把早餐刀的刀尖刮掉了照片上的党徽，才使他感到满意。

    马策拉特先生正好想要改变我的看法。他说，这个游击队员同其他许多假游击队员正相反，曾经是个真游击队员。他声称：游击队员从来不是临时的，而是一贯的、长久的，他们把被推翻的各届政府扶上台，又推翻借助游击队之力才被扶上台的各届政府。根据马策拉特先生的论点——这本该使我明白，在所有从事政治的人中间，本性难移、自我分化的游击队员是最具有艺术家天赋的，因为他们把自己刚创造出来的东西随手就扔掉了。

    我自己的情况也差不离。我的编结物刚在石膏里定型，我就一拳把它砸碎了，这种事不是经常发生吗？我尤其想到我的病人几个月前给我的委托，他要我用简单的线绳把俄国的信仰治疗者拉斯普庭和德国的诗人君主歌德编结为一个人，根据我的病人的要求，这个人还得跟他，跟我的委托人，十二分相似。为了让这两个极端终于有效地产生出一个结合体来，我不知花掉了多少千米的线绳。可是，要让它像我的病人，像马策拉特先生所推荐的那个模特儿，我可没有办法，也不会满意。我右手编结成了的，左手就把它拆掉，我左手做成形了的，右手一拳就把它砸碎。

    可是，马策拉特先生也不能使他所叙述的事保持直线运动。那四个修女，他时而说她们是圣方济各派的，时而又说是仁爱会派的。除此以外，尤其是那个年轻姑娘，她有两个姓名，但合有一张据说是三角形的狐狸脸，她一再地使他关于那次由东方到西方的旅行报道变得散乱无序。而我，作为复述人，不得不记下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讲法。可是，这并非我分内的事，所以我就抓住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旅途中，他没有改变嘴脸，据我的病人讲，直至快到斯托尔普之前，他一路上反复对同行的乘客讲，他也算是一种游击队，牺牲了业余时间，拿健康当儿戏，到处贴标语，一直贴到一九三七年，要知道，冒雨贴标语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数甚少，而他便是其中之一。

    眼看就要到斯托尔普了，货运列车却又停下，也不知是第几次停车了。这时他还在讲贴标语的事。停车的原因是来了一个人数较多的青年团伙。几乎没有什么行李了，小伙子们就动手剥旅客的衣服。他们还算有理性，只限于剥男人的上装。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却无法理解，他认为，宽大的修女服若是到了灵巧的裁缝手里，能裁剪出许多件像样的上装来。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如他自己所说，是个无神论者。那些年轻强盗虽然没有宣布自己的信仰，却是属于那唯一赐福的教会的，他们不要可以派许多用场的修女们的毛料服，偏要这位无神论者的料子里含木浆的单排扣上装。他不愿脱下上装、背心和裤子，却讲起他那段社会民主党标语张贴者的生涯来，时间虽短，但富有成效。他一味讲着，人家剥他的衣服，他便反抗，被一只穿着前国防军短统靴的脚踢在了胃上。

    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口地呕吐不止，最后大口喷血。这时，他可以放心穿着他的上装了，小伙子们对这件弄脏了的但经过彻底的化学洗涤尚能挽救的衣服，已失去了任何兴趣。他们放弃了男人上装，却剥下了玛丽亚-马策拉特的浅蓝色人造丝上装和那个不叫卢齐-伦万德而叫雷吉娜-拉埃克的年轻姑娘的贝希特斯加登毛线茄克衫。接着，他们拉上了车皮门，但没有关严。火车开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咽气。在距斯托尔普两三公里处，货运列车被拉到一条停放线上，停在那里过夜，星星亮晶晶，但六月的夜却是很凉的呀。

    正如马策拉特先生所述，那天夜里，那个太舍不得他的单排扣子上装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而下流地亵渎上帝，号召工人阶级斗争，像在电影里能听到的那样，他最后一句话是“自由万岁”，末了，一阵呕吐，死了，使全车皮充满了恐惧。

    我的病人说，接下来并没有人喊叫。车皮里变成一片寂静，而且始终保持着寂静。只有玛丽亚太太的牙齿在打架，她没有上装正在挨冻，剩下的最后几件内衣都盖在儿子库尔特和奥斯卡先生身上了。天快亮时，两个有胆量的修女发现车皮门没关严是个机会，便清扫车皮，把湿透的干草、小孩和大人的粪便，还有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吐出的血都扫到了路堤上去。

    在斯托尔普，列车由波兰军官进行检查。同时，分发热汤和类似麦芽咖啡的饮料。马策拉特所在车皮里的尸体由于有传染瘟疫的危险，便被没收，由卫生兵用木板抬走。修女们出面说情之后，一名级别较高的军官允许死者家属做一次短时间的祈祷。另外也准许脱下死者的鞋、袜和上装。后来又用空水泥袋盖住了木板上的尸体。在剥衣服场面发生时，我的病人打量着被剥去衣服者的侄女。这个姓拉埃克的年轻姑娘使他既厌恶又着迷地联想到那个卢齐-伦万德，我已用线绳复制了她，并给这个编结物取名为“吞食香肠面包的女郎”。车皮里的那个姑娘，虽说没有当着她的遭抢劫的伯父的面抓起一个夹香肠面包，连香肠皮一起吃了个精光，却参与了抢劫，从她伯父那里继承来一件背心，穿到身上，代替被抢走的茄克衫，掏出小镜子，打量她这不算不合身的新打扮。她用镜子捕捉到了我的病人和他的铺位，这样在镜子里反映出来，然后公然用三角脸上的眯缝眼冷漠地观察他。直到今天，我的病人一想起此事，就会陷入无名的惊慌。

    从斯托尔普到什切青，火车走了两天。被迫停车的次数还相当多，那些手执伞兵刀和机关枪的半成年人的来访，他们已经慢慢地习以为常，但来访时间一次比一次短，因为从旅客身上已经榨不出任何油水了。

    我的病人声称，在从但泽一格但斯克到什切青的旅途中，在这一周内，他的身高增加了九公分，如果不是十公分的话。首先，大腿和小腿长了一截，胸腔和头却几乎没有延伸。在旅途中，我的病人虽说是背着地躺着，但这未能阻止一块偏向左上方的隆肉的生长。马策拉特先生还说，过了什切青——其间列车已由德国铁路人员接管——疼痛加剧，单靠翻看家庭照相簿已不能使他忘掉痛苦。他不得不多次持续地叫喊，这叫喊声虽然没有破坏任何车站的玻璃——马策拉特先生说：我的声音已经丧失了任何唱碎玻璃的潜能——却把四名修女召集到了他的铺位前，让她们无尽期地祷告。

    半数旅客在什未林下车，其中有死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亲属以及雷吉娜小姐。马策拉特先生深感遗憾，因为这位年轻姑娘的面孔他已经看熟，而且看到这张面孔已变得非常必要，所以她走后，他突然惊厥过去，全身痉挛，同时发高烧。据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讲，他拼命呼唤卢齐，自称怪兽和独角兽，表示出他害怕从十米跳台上跳下来，却又有跳下来的乐趣。

    到了吕内堡，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被送到一家医院。他处在高烧中认识了几位护士，但紧接着就被转送到汉诺威大学附属医院。在那里，他的体温总算被压下去了。玛丽亚太太和她的儿子库尔特很少见到马策拉特先生。后来，她在医院里找到了清洁工的职务，这才每天见面。可是，在医院里或者医院附近都没有住房可供玛丽亚太太和小库尔特落脚，难民营里的生活又日益无法忍受。玛丽亚太太每天得乘坐三小时的火车，车上挤满了人，常常踩在车门踏板上。医院跟难民营就是离得这么远。医生们尽管很不放心，但还是同意把病人转到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去。玛丽亚太太也出示了一份移居批准书：她的姐姐古丝特战时嫁给居住在杜塞尔多夫的一个领班，她将把她的两间半套房的一个房问提供给马策拉特大大使用，因为领班不需要住处，他现在待在俄国人的战俘营里。

    寓所地点很好。只需搭乘由比尔克火车站开往韦斯滕和本拉特方向的所有的有轨电车，不必转车，便可方便地到达医院。马策拉特先生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一直待在那里。在方才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同时向我讲述了那家医院里许多位护士的事情。她们是：莫尼卡姆姆，黑尔姆特鲁德姆姆，瓦尔布加姆姆，伊尔泽姆姆，格特露德姆姆。他回忆着医院里广为扩散的流言蜚语，赋予护士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事情以及她们的职业服装一种夸大了的意义。就我的记忆所及，他从未讲到过那时候医院里糟糕的伙食和暖气设备蹩脚的病房。他只谈护士、护士的轶事、护士极其无聊乏味的环境。他秘密地小声报道说，那里有过这样的传闻：伊尔泽姆姆向护士长打小报告，护士长在午休过后不久便去检查见习护士的宿舍，因为有什么东西被偷了。一个从多特蒙德来的护士——我想他说的是格特露德——被怀疑，但冤枉了她。他琐碎地讲了护士跟年轻医生的故事，可他们只想从护士那里得到香烟商标。一个药剂师女助理，不是护士，自己给自己打胎，或者得到了一个助理医生的帮助，于是进行了调查，这种事情他也认为有叙述的价值。我不理解我的病人，他竟把自己的才智浪费在这些陈腐平庸的事情上。

    此刻，马策拉特先生请我描绘他。我快活地满足了他的愿望，跳过了那些故事中的一部分，因为那些都同护士有关，反正他自己已经形象而生动地描写过了，又添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话语。

    我的病人身高一米二十一。两肩之间几乎萎缩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大脑袋，即使安到发育正常的成年人身上也显得太大。胸腔突出，后背隆起，学名驼背。他的一双蓝眼睛，目光炯炯，机灵地滴溜转动，有时睁得大大的，狂热痴情。他的微望的深褐色头发长得很密。他喜欢露出他的同其他肢体相比显得健壮的臂膀以及——如他自己所说——漂亮的手。尤其在奥斯卡先生击鼓时——疗养院管理处允许他每天敲三小时，至多四小时，他的手指运用自如，仿佛是长在另一个肢体比例正常的人身上似的。马策拉特先生靠灌唱片变得非常富有，今天还靠灌唱片挣钱。想要谋利的人都在探望日来拜访他。还在他的那场官司开始之前，在他被送到我们这里来之前，我已经久闻其名，因为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家。我个人相信他是无罪的，因此，我说不好他是否会在我们这里待下去，抑或有朝一日会出院，重操旧业，蜚声艺坛。现在，我又该替他量身高了，虽说两天前刚刚量过………

    我的护理员布鲁诺的复述，我不想再去复审。我，奥斯卡，又拿起了笔。

    布鲁诺刚用折尺给我量过身高。他把尺留在我的身上，离开了我的房间，一边大声宣告测量的结果。甚至他在我讲述时偷偷做的编结物也落在了地上。我想，我要去叫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

    在女医生霍恩施泰特来到病房并向我证实布鲁诺测量的结果之前，奥斯卡先对读者诸君讲了吧：在我向我的护理员讲述我的长个儿历史的三天内，我赢得了——难道这是一种盈利吗？——整整两厘米的身高。

    就这样，奥斯卡从今天起身高为一米二十三。现在他将报道，战后，人家让他离开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而他也能开始——人家让他出院时也始终这样设想——过成年人的新生活之后，他，一个会说话、犹豫地写着、勤奋地读着、虽然畸形但此外相当健全的年轻人究竟境况如何

    第三篇

    打火石与墓碑

    肥肥胖胖，成天睡眼蒙-，菩萨心肠。古丝特-特鲁钦斯基成了古丝特-克斯特后，自身不需要有什么改变。加之，她跟克斯特相处的时间实在有限：克斯特上船去北极海前线之前休假十四天，他们订婚；他从前线回来休假两周，他们结婚，多半时间躲在防空洞里。库尔兰的军队投降后，虽然没有传来过克斯特还活着的消息，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丈夫时，古丝特便用大拇指指着厨房门，有把握地说：“他在那边伊凡①的战俘营里。只要他一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

    ①指苏联人，因俄罗斯人很多以“伊凡”命名。

    比尔克区的这个寓所里留待克斯特去改变的事情，指的是玛丽亚和库尔特来后的生活。人们让我出院了，我告别了护士们，答应有时会去看她们，便乘上有轨电车到比尔克去找这姊妹俩和我的儿子库尔特。那幢公寓，从四楼到屋顶全烧光了。我到了三楼，发现这里已成了玛丽亚和我的儿子所经营的一个黑市商品中心。小库尔特六岁，也扳着手指在计算。

    玛丽亚即使做黑市交易也忠于她的马策拉特，她做的是人造蜂蜜生意。她正从没有商标的桶里舀出蜂蜜，倒在磅秤上。我刚进门，还没能熟悉这狭窄的天地，她就要我把蜂蜜装进口袋，每袋四分之一磅。

    小库尔特坐在一只贝西尔洗衣粉木箱后面，像是坐在柜台后面，虽说也看了一眼他的病愈回家的父亲，但他那双冬天似的灰眼睛却盯着什么值得看的东西，而且要把目光穿透我才能看清。他面前放着一张纸，正在纸上编排想象的数字纵队。他在人头挤挤、暖气设备不佳的教室里才上了六星期课，已经摆出一副冥思苦索者和一心出人头地者的架势。

    古丝特-克斯特在喝咖啡。她把一杯咖啡推到我的面前，我发现，是真咖啡。我忙于包装人造蜂蜜的时候，她好奇地注视着我的驼背，露出同情她的妹妹玛丽亚的神情。坐着不动，不让她摸摸我的驼背，她觉得难以做到。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摸摸驼背便会走运。对于古丝特来说，走运就是克斯特回乡，改变一切。她克制住自己，摸摸手里的咖啡杯算是替代，可这不会使她走运，于是大声叹了一口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将每天都能听到她叹气。她说：“克斯特一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你们可以相信此话，虽说你们还没有见到他。”

    古丝特谴责黑市交易，却又爱喝靠人造蜂蜜换来的真咖啡。顾客一来，她就离开起居室，穿着拖鞋进厨房，在那里弄出格格的声响以示抗议。

    顾客很多。九点刚过，早饭刚吃完，门铃就开始响了：短——长——短。入夜，将近十点时，古丝特关掉电铃，常常不顾小库尔特的抗议，他因为上学，只能利用一半的交易时间。

    上门的人说：“有人造蜂蜜吗？”

    玛丽亚温柔地点点头并问：“四分之一磅还是半磅？”上门的人也有不要人造蜂蜜的。他们会说：“有打火石吗？”一天上午、一天下午交替着去学校的小库尔特，从他的数字纵队里钻出来，伸手去摸毛衣里面的衣服口袋，用小孩挑战的清脆声音把数字送进起居室的空气中去：“想要三块还是四块？您最好要五块。马上要涨价，至少二十四。上星期是十八，今天早晨我已经不得不开价二十。如果您早两个小时，我刚放学就来，我还可以只要您二十一”

    在长四条街、宽六条街的地盘内，小库尔特是独一无二的火石商。他有个来源，但从不泄露这个来源，却又一再说：“我有个来源！”甚至他上床前也说，代替做晚祷。

    我身为父亲，有权要求知道我儿子的来源。他从不神秘反倒是自信地宣布：“我有个来源！”他一说，我紧接着便问：“你的火石是从哪儿搞来的？快些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搞来的！”

    在我调查这个来源的那几个月里，玛丽亚总是说：“别管你弟弟，奥斯卡。一来这跟你无关，二来如果该问我早就问了，三则你别装成像他的父亲似的。几个月前，你连个‘呸’都不会说呢！”

    遇上我不肯罢休，硬要追问出小库尔特的来源时，玛丽亚会用巴掌猛拍人造蜂蜜桶，怒火一直烧到胳膊肘，同时攻击我和有时支持我调查来源的古丝特：“你们都是饭桶！还想破坏我儿子的买卖。你们赖以生活的，正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一想到奥斯卡得到的那几卡路里①的病人补贴被他两天内就吃光时，我就会生气，可实际上我只觉得可笑。”——

    ①卡路里，热量单位。人维持生命需要得到含有一定热量的食物。战后德国食物匮乏，故人们也以卡路里作为表示食物多寡的尺度。

    奥斯卡不得不承认，我住院时，胃口好得出奇，医院的伙食却少得可怜，多亏了小库尔特的这个来源——这比人造蜂蜜的收入要多——我才能恢复体力。

    父亲不得不惭愧地沉默不语，带着小库尔特天真地发慈悲而给他的相当多的零花钱，尽量地少待在比尔克区的寓所里，免得见到自己丢人现眼。

    今天，各种各样地位优越的经济奇迹评论家们越是少去回忆当时的环境，就越加欢欣鼓舞地说：“币制改变之前的时期已经是难以置信的。现在已经活跃起来了！人们肚里空空，却还去排队等戏票。各种临时安排的土豆烧酒聚会简直像神话一般，比今天通常举行的香按酒和鱼子酱宴会不知有趣多少倍。”

    这些人，你可以把他们叫做错失机会的浪漫派。我本来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地悲叹自己错失了机会，因为在小库尔特那个打火石来源像泉源进涌的几年里，我几乎不费分文地在成千努力补习和学习的人的圈子里受教育，报名听业余大学的课程，成了名叫“桥”的不列颠中心①的常客，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讨论集体罪责②。我跟所有这些人一起感到有罪过，他们当时想的是：我们现在承担罪责，那么事情也就会过去，将来情况好转时，我们也就不必再感到内疚了——

    ①这是英国设在国外的语言文化教育机构。

    ②国际舆论在战时和战后认为德国人对这场战争和纳粹罪行负有集体罪责。

    多亏了夜大学，我才具备了过得去的文化水平，当然学得不系统，有缺漏。当时，我学了许多书。我长个儿以前的那本读物，它只教给我可以把世界分成两半，一半属于拉斯普庭，一半属于歌德，再就是我从一九○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的克勒的《船队年鉴》上得到的知识，这些我都觉得不够了。我读书之多连自己都记不清了。上厕所我也读书。夹在捧着书阅读的、拖着莫扎特辫子的年轻姑娘中间排几小时队买戏票时，我也读书。小库尔特出售打火石的时候，我也读书。我在包装人造蜂蜜的时候也读书。停电的时候，我借蜡烛光读书，蜡烛也是靠小库尔特的来源弄到的。

    说来惭愧，那些年里的书我并没有读进去，而是前读后忘，只留下片言只语，若干格言。话剧呢？只记住几个演员的姓名：霍佩，彼得-埃塞尔，弗丽肯席尔德和她的发音特别的字母“r”，在实验剧场演出还有待弗丽肯席尔德纠正“r”发音的戏剧学校女学生，以及格林德根斯。他扮演塔索，一身黑服，把歌德在剧本中规定要戴的桂冠从假发上取下，因为这绿东西烫焦了他的鬈发。这同一个格林德根斯穿同样的黑服扮演哈姆莱特。弗丽肯席尔德说，哈姆莱特太肥。给我留下印象的倒是约里克的颅骨①，因为格林德根斯就这头颅所讲的一番话相当有分量②。后来他们在没有暖气的剧场里演出《在大门外》③，观众无不震惊。我则把戴破眼镜的贝克曼想象成古丝特的丈夫，回乡的克斯特。他如古丝特所说改变了一切，填平了我的儿子库尔特的打火石泉源——

    ①约里克是《哈姆莱特》剧中丹麦国王的弄臣，哈姆莱特见到他的尸骨，对着颅骨说：“你没有留下一个笑话，讥笑你自己吗？”

    ②格林德根斯是演《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而出名的演员，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女婿。纳粹上台，戈林于1934年任命他为柏林国家剧院院长，两人关系密切。他的舅尼克劳斯-曼于1936年发表小说《梅菲斯特》，讽刺像他这样的没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于1963年服过量安眠药而死。

    ③德国作家沃尔夫冈-博尔谢特的剧本，写遣返回乡的德国士兵到处被拒之门外，后投河自尽。贝克曼是剧中主人公。

    今天，对我来说，这些都已成往事；今天，我也懂得了战后的醉酒状态只不过是一种醉酒状态罢了，它必定带来宿醉的痛苦，像一只雄猫①，喵呜喵呜叫个不停。今天，它已经宣布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而昨天，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亲手干的行为或者罪行，还是新鲜的和血淋淋的。正因为如此，今天，我还是喜欢格蕾欣-舍夫勒一边回顾“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旅游，一边编织毛衣时讲的课：不太多的拉斯普庭，适度的歌德，提纲挚领地谈凯译的《但泽城历史》，早已沉没的班轮的设备，投入对马海战的全部日本鱼雷艇的速度是多少节，此外还有贝利萨尔和纳赛斯，托蒂拉和泰耶，菲利克斯-达恩的《罗马之战》——

    ①德语中“DerKater”意为“雄猫”，又为“酩酊大醉后的难受”。此为文字游戏。

    一九四七年春，我已经放弃了夜大学、不列颠中心和尼默勒牧师①，告别了三楼楼厅和一直还在扮演哈姆莱特的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

    ①尼默勒（1892～1982），反纳粹的新教领导人，被关在集中营里达七年之久。

    我在马策拉特的坟墓旁决定长个儿以来还不到两年，已经觉得成年人的生活千篇一律。我思念着已经失去了的三岁孩子的身材。我坚定不移地想要恢复九十四公分的身高，比我的朋友贝布拉，比已故的罗丝维塔更矮。奥斯卡惦念他的鼓。几次远道散步把他带到了市立医院附近。他反正每月要去看一次称他为有趣的病例的伊德尔教授，便一再去拜访他认识的护士们，虽说她们没有时间陪他，但待在这种白色的、匆匆而过的、预示康复或者死亡的衣料旁边，他感觉愉快，几乎感觉到幸福。

    护士们喜欢我，拿我的驼背开玩笑，天真稚气，不含恶意，给我一些好东西吃，向我透露她们的医院秘闻，无穷无尽，错综复杂，让人听得既高兴又疲倦。我洗耳恭听，出些主意，甚至能调解一些小小的不和，因为我具备护士长的同情心。在二十到三十个藏身于护士服中的姑娘之间，我是唯一的、被她们以奇特的方式追求着的男人。

    布鲁诺已经讲过，奥斯卡有一双漂亮的、会说话的手，一头波浪形柔发，一对相当蓝的、始终还讨人喜欢的布朗斯基的眼睛。我的驼背和我的从下巴底下开始同样隆起、同样狭窄的胸腔有可能反衬出我的手和眼睛的美，我的头发讨人喜欢，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当我坐在她们的科室里，护士们总要抓我的手，抚弄我的头发，或者一边往外走一边对人说：“看着他的眼睛，会把他身上其他部分完全忘掉的。”

    因此，我已经战胜了我的驼背，如果我当时有鼓在身边，对过去多次证实的鼓手的潜力有十足的把握，我肯定会下决心在医院内部进行征服。然而，我羞愧地、毫无把握地不相信我的肉体可能会有任何冲动，在这温情脉脉的序幕之后，离开了医院，逃避了决战。我去透透气，在花园里或者绕着医院外面的铁丝网篱笆散步。篱笆的铁丝网眼很密，又有规则，使我不觉吹起了口哨，冷静下来。我呆望着驶往韦斯股和本拉特方向去的有轨电车，在林阴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①旁边无聊而自在地溜达着，讥笑大自然的铺张。它扮演春天，按照节目单让蓓音像爆竹一般劈啪绽开——

    ①在德国，自行车道都划在人行道上靠马路的一侧。

    马路对面，我们的永恒的星期日画家日复一日地给韦斯特公墓的树木涂上越来越多的绿油油的颜料。过去，公墓已经引诱过我多次了。公墓全都整洁，意义单一，合乎逻辑，有男性气概，富有活力。在公墓，一个人能够鼓起勇气，打定主意。在公墓，人生才得到它的轮廓——我不是指墓界，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换一种说法：得到某种意义。

    沿公墓北墙有一条比特路。有七家墓碑店在那里竞争。大铺子是C-施诺格和尤利乌斯-韦贝尔。小铺子的店号是：克劳特、R-海登赖希、J-博伊斯、屈恩与缪勒、P-科涅夫。店铺系木板房和工作室的混合物，宽敞，屋顶前的招牌或是新漆的或是将就可以辨认字迹的，在店号下面写着：墓碑店——墓碑与墓界制作——天然与人工石刻铺——墓碑艺术。在科涅夫的店铺上方，我读到：P-科涅夫——石匠——墓碑雕刻师。

    在作坊与围以铁丝网篱笆的空场之间，一目了然地排列着立在单基座和双基座上的从单穴墓到四穴墓即家庭合葬墓的墓碑。紧靠篱笆后面，在阳光下铁丝网投下的菱形阴影里，放着壳灰岩墓碑，枕头大小，供要求低的人家用；磨光辉绿石板，刻有未磨光的棕搁枝；儿童墓碑，西里西亚淡云花纹大理石制成，围以弧饰，一概八十公分高，上部三分之一为搂刻，多半是断枝玫瑰。接着是一排普通的一米石碑，美因河红砂岩，原为被炸毁的银行和百货公司楼房的正面用石，如今在这里欢庆复活，如果也可以这样来谈论一块墓碑的话。在这个展览场地中央，是豪华制品：一座纪念碑，由三个基座、两个侧部对称件、一块刻满花饰的大石壁所组成，材料是白色与淡蓝相间的蒂罗尔大理石。庄重地突出在主壁上的，是石匠们称之为主体①的浮雕。主体者，一人体也，脑袋向左歪斜，膝盖也向左歪斜，荆棘冠，三颗钉子，没有胡子，掌心摊开，前胸伤口滴着血，传统的线条风格，我相信，总共五滴血——

    ①指基督圣体，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比特路上刻有向左歪斜的主体的墓碑足够供应还有剩余，在春天的销售季节开始前，经常有十余个主体伸开双臂，欢迎买主光临。但尤其吸引我的是科涅夫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最像圣心教堂主祭坛上我那位体操运动员，扩胸展肌，身手不凡。我在篱笆前消磨几小时。我用一根棍在密网铁丝篱笆上刮出母猫的呼噜声，这样那样地为自己祝愿，想着一切机遇，又什么也不想。科涅夫一直没有露面。工作室一扇窗户里伸出的烟囱，曲曲弯弯，像是几次屈膝才超出房顶。劣质煤的黄油有节制地冒出来，降落到屋顶的硬纸板上，顺着窗户，顺着檐沟渗下去，消失在未加工的石块和龟裂的大理石板之间。在作坊的拉门前，停着一辆三轮摩托，盖有几块帐篷布，像是防备低空飞机袭击而伪装着似的。作坊里的噪声——木头敲在铁上，铁劈开石头——表明了石匠正在干活。

    到了五月，三轮摩托上的帐篷布掀掉了，拉门拉开了。我看到作坊内部一层又一层的灰色，堆着的石头，一台绞刑架似的磨石机，放着石膏模型的架子，最后是科涅夫。他走路弯着腰，膝盖格格响，梗着脖子，脑袋向前伸。脖子后面贴着膏药，有粉红色的，有黑色的，横竖交叠，油膏互相渗透。科涅夫手执钉耙走来，在陈列的墓碑间耙着，因为春天来了。他精心地干着，在砾石上留下多变的痕迹，把去年掉到几块墓碑上去的枯死的枝叶耙在一起。耙子在篱笆跟前壳灰石碑的辉绿石板间移动时，他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小伙子，你家里的人把你赶出来了不成？”

    “我特别喜欢您的墓碑。”我讨好说。

    “可别说这种话，要倒霉的，人家会在你的头顶上也立上这么一块的。”

    这时，他才去费力地转动他那僵直的脖子，斜眼看到了我，或者说，看到了我的驼背。“他们怎么把你搞成了这个样子？睡觉时没有妨碍吗？”

    我听任他哈哈大笑，随后告诉他，一个驼背不见得非有妨碍不可，我在某种程序上已经超越了驼背，甚至有些妇女和姑娘表示喜欢驼背呢，她们甚至会适应一个驼背丈夫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坦率地说，她们在驼背身上找到了多种乐趣。

    科涅夫下巴靠在耙子把上沉思：“有这种可能，我也听说过的。”

    接着，他向我讲述他在埃弗尔的玄武岩采石场干活时的经历，他同一个女人有过那么一段，那女人的一条木头腿，我想是左腿，是可以卸下来的。他以此同我的驼背作比较，虽说我的“箱子”——他这样称我的驼背——是卸不下来的。石匠冗长烦琐地作了回顾。我耐心地等他讲完，等那个女人重新装上她那条木头腿之后，我请求他同意我参观作坊。

    科涅夫打开铁丝网篱笆中央的铁皮门，用钉耙指向敞开的拉门请我入内。我踏过沙沙作响的砾石，直到硫磺、石膏和潮湿味把我团团围住为止。

    用四根撬杆调整成水平的毛糙石板上放着沉重的、上端砍平的梨状木锤，面上的凹陷处说明总是敲打在同一个地方。配粗凿锤子用的尖凿子，圆头把尖凿子，新铸成的、因淬火还呈蓝色的齿状凿子，加工大理石用的富有弹性的长形铁锤，一块蓝岩石上放着的宽矮的开槽沟铁锤，干结在木架上的润滑剂，竖放在圆木上准备运走的双穴墓钙华墓碑，磨光，无光泽，油腻，黄色，乳酪色，多细孔。

    “这是凿石锤，这是匙形凿，这是开槽凿。”科涅夫举起一根一掌宽、三步长的木条，移至眼前审视其棱角。“这是直尺。徒工不听话时，我也用它来揍他们。”

    “您也雇徒工？”我这样问不只是出于礼貌。

    科涅夫发起牢骚来了：“我每件活可以雇五个，可是一个也雇不到。眼下他们都去学黑市买卖了，这些笨蛋！”石匠同我一样反对那些见不得人的交易，因为这些勾当阻碍某些大有希望的年轻人去学习正经的职业。科涅夫领我看各种由粗到细的金刚砂石以及它们对一块索尔恩霍夫石板的磨光效果，这时候我却转起了一个小小的念头。他指给我看浮石，用于粗磨的巧克力色的紫胶石，还有硅藻土，用它可以把黯淡的石板磨出光泽来，而我也一直在转着我的小小的念头，它已经渐渐亮堂了。科涅夫指给我看文字模型，给我讲凸形字和凹形字，讲字体的镀金。他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用一枚真正的古塔勒就可以给马和骑士都镀上金。这使我当即想到但泽干草市场上面对沙沟方向的骑马的威廉皇帝像，波兰的文物保护者也许会决定给它镀金。尽管想到了贴金箔的马和骑士，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小小的念头，它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了。我琢磨着，终于使它成型，而这时，科涅夫正在向我讲解用于雕刻的三条腿的点刻机，用手节骨敲着各种各样朝左或朝右歪斜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石膏模型。我的念头转出来了：“您想雇一名徒工吗？”我实际说出口的是：“您正在为自己找一名徒工吗？还是我弄错了？”科涅夫擦了擦长疖子的后颈上的医用胶布。“我是说，您有可能招收我当徒工吗？”这个问题问得太糟，我又立即更正说，“您别低估我的体力，尊敬的科涅夫先生！我只不过两条腿差点儿劲，干起活来可不含糊的！”我为自己的决断力所鼓舞，现在可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我撩起左胳臂的袖子，让科涅夫摸摸我虽然小但像牛肉一般坚韧的肌肉。他不愿摸，我便从壳灰岩上拿起一把粗凿锤，让这六角形的金属在网球一般大的小丘上跳跃。我这番显示力量的表演后来被科涅夫打断了。他开动了砂磨机，让一块金刚砂片在两穴墓墓碑的钙华基座上沙沙作响地旋转。末了，他眼睛不离机器，声音压过磨研噪声吼道：“睡一夜再考虑考虑，小伙子！在这儿干活可不是舔蜂蜜。你拿定主意后再来，可以收你当个实习生。”

    我听从了石匠的劝告，对我的小小念头考虑了一周之久。白天，我拿小库尔特的打火石跟比特路的墓碑作比较，听玛丽亚责备我：“你呀，奥斯卡，现在全靠我们养活。干点事吧，可可，茶叶，奶粉，都可以嘛！”我没有着手去干，听古丝特把不在家的克斯特当成模范向我夸奖，还任凭她由于我反对黑市而夸奖我。可是，我受不了的是我的儿子库尔特。他一边虚构着数字纵队，写到纸上，一边故意不理睬我，就像我过去多少年里故意不理睬马策拉特一样。

    我们坐着吃午饭。古丝特把电铃关掉，免得顾客闯进来看到我们在吃炒鸡蛋和熏板肉。玛丽亚说：“你瞧，奥斯卡，我们能吃到这些好东西，就因为我们没有把两手揣在怀里。”小库尔特叹起气来，打火石已经落到每块十八了。古丝特闷头吃，吃了不少。我也学她的样，品尝着味道，可能是由于鸡蛋粉的缘故，我感觉到不愉快，又由于在板肉里咬到了软骨，我突然地、连耳朵根都感觉到需要幸福。尽管我有许多更充分的相反的理由，尽管我持有种种怀疑，我仍旧要求得到幸福，无碍无虑的幸福。当其余几个还坐着，吃着，满足于这鸡蛋粉的时候，我站起身来，朝柜子走去，仿佛幸福唾手可得。我在自己的格层里寻找着，在照相簿后面，教科书底下，我找到了，不，不是幸福，而是法因戈德先生给的两小袋消毒剂，从一个袋子里掏出来，不，当然不是幸福，而是经过彻底消毒的我可怜的妈妈的红宝石项饰。这是多年以前扬-布朗斯基在一个散发着雪味的冬夜里从一个橱窗里取出来的，橱窗上的圆窟窿是奥斯卡事先唱破的。奥斯卡当时还很幸福，他有唱碎玻璃的本领。我拿着这件首饰离开了寓所，在首饰里看到了我迈步的起点。于是我上路了，乘车到火车站。我暗自想道，如果事情办成了，就会如何如何，随后，长久地讨价还价，我却始终没有忘记，如果……不过那个独臂人和那个别人叫他作陪审推事的萨克森人，他们只懂得这件首饰的价值，却没有预感到他们会使我更加迫切地需要幸福。他们收下了我可怜的妈妈的项饰，给了我一个真皮的公事包和十五条美军香烟，吉祥牌①——

    ①战后德国经济破产，帝国马克犹如废纸。在黑市交易中，吉祥牌香烟和盟国生产的其他牌子的香烟成了商业证券和流通货币。

    下午，我又回到比尔克的家里。我打开包：十五条每包二十支装的吉祥牌，一份财产，使其他几个惊讶不已。我把带包装的金黄色烟草山推到她们面前，说，这是给你们的，只不过从今以后让我得到安宁，这些香烟足够换来安宁了，除此以外，从今天起，每天给我准备满满一饭盒午饭，从今天起，我每天把它放在公事包里带到我的工作地点去。愿你们的人造蜂蜜和打火石生意也能做得吉祥如意，我这样说着，既不发火也不抱怨，我将干的是另一行，今后，我的幸福将写成，或者用行话来说，将凿在墓碑上。

    科涅夫雇用我当实习生，月薪一百帝国马克。这笔钱等于不给，而我干的活也只能给这点钱。一个星期以后，事实已经表明，我的力气干不了石匠的粗活。一块刚劈开的比利时花岗岩壁，将用作四穴墓墓碑，科涅夫交给我粗凿。我刚干了一个小时，手已经握不住凿子，握锤子的手也没了感觉。我不得不把粗凿的活儿留给科涅夫去干，却干起证明我的灵巧的活儿来：细凿，凿成锯齿形，用两把直尺目测平面，用四根撬杆调整水平，在白云石边框上连续开凿沟槽。一根垂直的方木，顶上再横放一根，构成一个“T”字，我坐在上面，不顾要改变我这个左撇子习惯的科涅夫的指责，仍然右手握凿，左手挥动梨状木锤、铁锤、凿石锤，劈劈啪啪、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用凿石锤的六十四只牙齿同时咬石头，一块块地啃掉石头：幸福，它不是我的鼓，幸福，只是一种替代物，但幸福也可以是一种替代物，也许只有通过替代得到的幸福，幸福总是幸福的替代物，幸福成堆——大理石幸福，砂石幸福，易北河砂石，美因河砂石，你的砂石，我们的砂石，基尔希海姆幸福，格伦茨海姆幸福。硬的幸福：蓝岸石。云状易碎的幸福：雪花石膏。铬钢幸福地凿进辉绿石。白云石：绿色的幸福。柔和的幸福：凝灰岩。五彩的幸福来自拉恩河。多孔的幸福：玄武岩。冷的幸福产自埃弗尔山。幸福似火山爆发，滚落成堆，石粉飞扬，在我的牙齿间沙沙作响。

    在刻字时，我更显露了自己的才干。我甚至超过了科涅夫，承担起雕刻工作中的花纹装饰部分：叶板、儿童墓碑的断枝玫瑰、棕榈枝、PX或INRI之类基督的象征①、凹弧饰、圆凸线脚、蛋形线脚、削角以及双削角。奥斯卡给各种价格的墓碑刻上各种凹凸花饰，祝它们吉祥如意。我花了八个小时，在一块磨光的但一再被我呼吸时呵出的气弄模糊的辉绿石壁上刻上了如下铭文：这里永眠着我亲爱的丈夫——另起一行——我们慈祥的父亲、兄长和叔父——另行——约瑟夫-埃塞——另行——一八八五年四月三日生，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卒——另行——死乃生之门。随后，我最后通读一篇铭文，此刻，我换取到的是快乐与幸福。我为此一再感激终年六十一岁的约瑟夫-埃塞以及我的刻字凿前的绿色云纹辉绿石，埃塞先生墓碑铭文里的五个“Ｏ”我因此刻得格外细心；就这样，奥斯卡格外喜爱的字母“Ｏ”总是有规律地、无穷尽地出现，给我幸福，而我则把它们刻得有点太大了。两个疖，而我们又必须把赫尔曼-韦布克内希特和埃尔泽-韦布克内希特，娘家姓弗赖塔克的钙华墓碑移到南公墓去。在那一天以前，石匠始终不信任我的力气。在搬墓碑时，帮他干活的多半是尤利乌斯-韦贝尔商号的一个差不多全聋了但除此之外挺顶用的辅助工。作为抵偿，科涅夫在雇八个人的韦贝尔还缺少人手时便去帮忙。我几次三番表示要帮他去干公墓上的活计，却屡遭拒绝。侥幸的是，十月初韦贝尔那里生意兴隆，在霜冻以前他手下一个人也不能少。科涅夫只好指望我了——

    ①PX是拉丁文“基督”一词的交织字母。INRT是拉丁文“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的王”的缩写。

    我们两个把钙华碑抬到三轮摩托后面，放在硬木滑杆上，推上拖斗，又把基座塞在一旁，棱角都用空纸袋裹上，再装上工具、水泥、沙、砾石、卸车用的木杠和木箱。我关上挡板，科涅夫已经坐在驾驶座上发动摩托了。他把头和长疖的脖子从侧面窗子里伸出来，嚷道：“来吧，小伙子，带上你的饭盒上车吧！”

    三轮摩托绕着市立医院缓缓而行。医院大门口，白衣女护士如云。其中有我认识的一位女护士，格特露德姆姆。我招手，她也招手。幸福，我想着，她真像幸福，我真该邀请她一次，虽说我现在看不见她了，因为我们正朝莱茵河驶去。该邀请她到什么地方去。车子朝卡佩斯哈姆驶去，请她去看电影，或者去剧院，看格林德根斯演出。它在招手了，黄色砖房，不是剧院，浓烟升起，在火葬场叶落及半的树梢上方，格特露德姆姆，换个环境好不好呀？另一个公墓，另一些墓碑店，在大门口迎接格特露德姆姆：博伊茨和克拉尼希店铺，波特基塞天然石铺，彪姆墓碑美术店，戈克尔恩公墓园艺店。大门口有人检查，进公墓不是那么简单的，戴公墓帽的管理人员说：双穴墓钙华碑，在八区七十九号，姓韦布克内希特，名赫尔曼，手举到公墓帽前敬礼。我们交出饭盒让他在火葬场加热，停尸间前站着舒格尔-莱奥。

    我对科涅夫说：“这不是戴白手套的叫舒格尔-莱奥的人吗？”

    科涅夫伸手去摸脖子后面的疖：“这是萨贝尔-威廉，不是舒格尔-莱奥。他住在此地。”

    这样的答复能使我满意吗？我以前在但泽，现在在杜塞尔多夫，可我却一直名叫奥斯卡。我于是说：“过去我们那边的公墓上，有过一个人，完全是这个模样的，他名叫舒格尔-莱奥。最初，他就叫莱奥，是神甫班的学生。”

    科涅夫左手捂着疖子，右手驾驶三轮摩托车在火葬场前面转弯：“你说的我一点也不怀疑。这种模样的人有一大群，起初在神甫班上，现在生活在公墓上，起了别的名字。这儿的一位是萨贝尔-威廉！”

    我们从萨贝尔-威廉身边驶过。他挥动白手套打招呼，在这座南公墓，我感觉像在家乡一般。

    十月，公墓林阴道，世界正在脱落头发和牙齿，我是说，黄叶摇落，上下纷飞。寂静，麻雀，散步的人，朝八区方向驶去的三轮摩托声，八区离得很远。一路上，老太太带着洒水壶和孙儿孙女，瑞典黑花岗岩上的太阳，方尖碑，裂开的柱子，颇有象征意义，也许是战争留下的创伤，紫杉或者类似紫杉的树木背后颜色发绿的天使。女人用大理石的手遮住眼睛，却被自身的大理石弄花了眼睛。穿石头凉鞋的基督祝福榆树。四区的另一个基督在祝福桦树。在四区和五区之间的林阴道上行驶时，我的想象有多美啊！譬如说，大海。大海把各种东西抛到海滩上来，其中有一具尸体。从索波特滨海小道传来小提琴声，还有刚开始放的焰火，扭扭捏捏的，这是为战争中双目失明的人举办的。我，奥斯卡和三岁孩子身材，弯腰去看海滩上的那具尸体，希望这是玛丽亚也有可能是格特露德姆姆，我本该请她一回的。但这是美貌的卢齐，苍白的卢齐，这是正向高潮推进的焰火告诉我，向我证实了的。她身穿贝希特斯加登毛线茄克，她在转坏念头时就穿这件衣服。羊毛衫湿了，我给她脱下来。这件毛线茄克里面她还穿着一件，同样湿了。又一件贝希特斯加登茄克衫的图案展现在我眼前。末了，焰火已经放完，只剩下小提琴声。我在一件又一件再一件羊毛茄克里面，找到用德意志少女同盟的运动衫裹着的她的心，卢齐的心，一块冰凉的小墓碑，上面写着：奥斯卡在此安息——奥斯卡在此安息——奥斯卡在此安息……

    “别睡觉，小伙子！”科涅夫打断了我的由海水漂来、被焰火照明的美的想象。我们向左拐弯，八区，新辟的区，没有树林，墓碑寥寥无几，扁平地、饥饿地躺在我们面前。坟墓都太新，尚未修饰，千篇一律，却把最近举行的五处葬礼衬托得格外鲜明：棕色的花圈，被雨水淋湿、颜色融化的饰带，堆成了一座座现代化小山。我们很快在第四排头上找到了第七十九号，另一边就是七区。七区已种上了一些迅速成长着的幼树，比较有规律地覆盖着一米石块，多数系西里西亚大理石。我们把车开到七十九号墓的后头，卸下工具、水泥、砾石、沙子、基座以及有点油腻的亮堂堂的钙华碑。我们把这块大家伙从拖斗上用木杠卸到木箱上时，三轮摩托车猛地一跳。坟头插着一个临时的木十字架，横木上写有赫-韦布克内希特和埃-韦布克内希特。科涅夫把它拔出来，让我把挖掘机递给他，他便动手挖两个洞，用来灌两个水泥墩，按公墓管理处规定，洞深六十一厘米。我到七区去提水，和水泥。我和好时，他说已挖了五十一厘米深，吩咐我可以往两个洞里灌水泥了。科涅夫坐在钙华碑上，喘着粗气，伸手到脖子后面去摸他的疖子，说：“快出脓了。我感觉到它们快穿头出脓了。”我在夯水泥，很少想别的。一支新教送葬队伍由七区爬行而来，经八区去九区。他们隔开三排墓在我们前面经过，科涅夫从钙华碑上滑下来，我们按照公墓规定向牧师和死者家属脱帽默哀。棺材后面，孤单单地走着一个黑眼、矮小、七歪八斜的女人。跟在后面的人，全都高大结实得多。

    “傻瓜，别磨磨蹭蹭的！”科涅夫在我旁边发起牢骚来。“我感觉到，在我们把墓碑竖起来以前，它们要穿头了。”

    其间，送葬队伍已经到达九区，聚集在一起，响起了牧师上下起伏的声音。水泥已经凝结，如果我们现在能把基座架到墩上去，该有多好。可是，科涅夫却肚子朝下趴在钙华碑上，把帽子塞在额头与石头之间，把上装和衬衫衣领往下拽，露出后颈。这时，九区死者的生平事迹也传到了八区我们的耳朵里。我不仅要爬上墓碑，还得骑在科涅夫的背上，弄清这件突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两个并排长着的疖子。一个迟到的人，带着一个太大的花圈，匆匆向九区赶去。那里，布道正在缓慢地接近尾声。我猛地撕去膏药，用一片山毛榉叶擦掉鱼石脂磺酸铵膏，看到了两个差不多一样大小，由焦油褐渐次变黄的疖子。“让我们祈祷吧！”这话语从九区随风飘来。我把这当做信号，脑袋一歪，用两只大拇指垫上山毛榉叶又压又挤。“天父……”科涅夫小声说：“别压，挤吧！”我挤。“……你的名。”科涅夫也一起祈祷：“……来吧，你的国度。”我又压，因为只挤不管用。“将实现，如在……也在……”疖子没破裂，真是奇迹。又一遍：“今天给予我们。”科涅夫也跟着念经文：“罪过，莫受诱惑。”脓比我想象的还多。“王国、力量和荣耀。”我挤出五颜六色的剩余物。“永恒。阿门。”我又挤时，科涅夫念：“阿门。”我又压，他念：“阿门。”九区那边已开始向家属致哀，科涅夫还在念：“阿门。”他平趴在钙华碑上，得到了解救，嘟哝着：“阿门。”又问，“还有水泥安基座吗？”我有。他说：“阿门。”

    我把最后的几铲水泥撒在两个水泥墩之间作为连结。这时，科涅夫从磨光的刻字墓碑上挣扎起来，让奥斯卡给他看秋天的杂色山毛榉叶和他那两个疖子的杂色内容。我们扶正帽子，手搭到石上，立起赫尔曼-韦布克内希特和埃尔泽-韦布克内希特（娘家姓弗赖塔克）的墓碑。这时，九区参加葬礼的人也都星散了

    北方幸运女神

    当时，只有那些在地球表层上留下有价值物件的人们才能买得起墓碑。倒不一定非得是一颗钻石或者一串八十公分长的珍珠项链不可。用二百五十公斤土豆可以换到一块足尺足码的格伦茨海姆壳灰岩一米墓碑。一块双穴墓三基座比利时花岗岩墓碑给我们换来了两身西装加背心的衣料。衣料是一个裁缝的寡妻的，她还提议为我们加工衣料，以此换一个白云石墓框，因为她还雇着一名帮工。

    就这样，科涅夫和我下班后就乘上开往施托库姆方向的十路车，去寡妇伦纳特家，让人家给我们两个量尺寸。奥斯卡当时穿的是一身经玛丽亚改制的坦克猎兵服，上衣的钮扣虽说都换了，但由于我的特殊体形却系不上扣子。

    寡妇伦纳特的帮工叫安东，他给我按尺寸用深灰色细条纹料子做了一身西装：单排扣，浅灰色衬里，两肩垫得很合适，并无虚假感；驼背不加掩饰，反倒得当地予以突出；卷边裤子，裤管不太肥。服装笔挺的贝布拉师傅始终还是我的榜样。因此，裤子上没有系皮带用的襻而只有系吊带的扣子。背心后片闪亮，前片暗淡，深玫瑰衬里。整套服装试穿五次才算做成。

    裁缝帮工还在缝制科涅夫的双排扣和我的单排扣西装的时候，来了一个皮鞋捐客，要为他的一九四三年被炸伤致死的妻子立一块一米碑。他先要给我们配给证，但我们要实物。一块西里西亚大理石碑加人造石边框连同安装在内，科涅夫得到一双深棕色低帮皮鞋和一双皮底拖鞋。分给我的是一双老式的但皮子极软的黑色系带靴。三十五号，我这双无力的脚从此得到坚固而漂亮的底座了。

    衬衫我让玛丽亚去买。我把一捆帝国马克往称人造蜂蜜的磅秤上一放，说：“给我买两件白衬衫，一件要细条纹的，再买一条浅灰色领带，一条栗色的，行吗？余下的钱给小库尔特或给你买点什么，亲爱的玛丽亚，你总是想着别人，只是不想你自己。”

    有一回，充当施主的兴头上来了。我送给古丝特一把真角质柄雨伞和一副没怎么用的阿尔膝堡施卡特牌。当她想问问克斯特何时回家时，她爱用牌来算卦，却又不愿去向邻居借一副牌来。

    玛丽亚赶紧去办我托她的事情。剩下钱不少，她给自己买了一件雨衣，给小库尔特买了一个仿皮学生书包，实在难看，但暂时了却了他的心愿。玛丽亚在给我的衬衫和领带上还放了三双灰色短统袜，是我忘记买的。

    科涅夫和奥斯卡去取衣服。我们站在裁缝铺的镜子前面，挺尴尬的，但都给对方的模样镇住了。科涅夫不敢转动脖子，后颈上疖子结了疤，弄皱了皮肤。他溜着肩膀，双臂向前下垂，试图伸直他的格格响的膝盖。穿上新服装，我的外观活像一个魔鬼知识分子，尤其当我把两臂交抱在胸前的时候，因为这样一来，我上身的宽度增加了。我还用瘦弱的右腿作为支撑，懒洋洋地伸出左腿构成一个三角。我冲着科涅夫微笑，他的惊讶使我得意。我走近镜子，离被我的左右颠倒的映像所占据的镜面近到可以去吻它一下的地步，但我只是对它阿了口气，随口说：“哈罗，奥斯卡！你万事俱全，只缺一枚领带饰针了。”

    一周以后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走进市立医院去看望女护士们。我上下一身新，沾沾自喜，哪个角度都是顶呱呱的。当我如此这般地露面时，我的领带上已经有一枚镶珍珠的银饰针了。

    这些好姑娘们看到我坐在她们的科室里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时当一九四七年晚夏。我按照证明为有效的方式，把双臂交叉在胸前，玩弄着我的皮手套。我当石匠见习生和凹弧饰雕刻师傅已经有一年多的时候了。我翘起二郎腿，但注意不弄皱裤线。替我保管这套标准服的是好心的古丝特，仿佛这是为回乡并将改变一切的克斯特缝制的。黑尔姆特鲁德姆姆想摸摸衣料，也果真摸了摸。一九四七年春，我们庆祝小库尔特七岁生日，按“请用！”烹调法自己调制鸡蛋利口酒，自制干松蛋糕，我给小库尔特买了件鼠灰色粗呢大衣。我请女护士们吃夹心糖，格特露德姆姆也来了，夹心糖是用一块辉绿石碑换来的，外加二十磅红糖。小库尔特，据我观察，非常愿意上学。他的女教师，年轻而有魅力，上帝作证，她绝非施波伦豪威尔小姐①那种人。她夸奖小库尔特，说他聪明，只是有点儿一本正经。女护士们多么快活，竟然有人请她们吃夹心糖。当科室里只剩下我和格特露德两人的短暂时间里，我探听她星期天是否休息。“譬如说吧，今天五点钟我就下班了。不过我不会进城去，因为没啥事情。”女护士格特露德无可奈何地说——

    ①奥斯卡在但泽上小学时的女教师。

    我说，可以去试试，她起先不想去试试，只想好好睡一觉。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邀请她，但她还没有拿定主意，我便神秘地用这样的话作为结束：“得有点活力才行，格特露德姆姆！青春只有一回。吃点心的马克我肯定不缺。”伴随着这篇台词，我按传统风格轻敲胸袋前插着的手绢，又给她一块夹心糖。这个强健的威斯特伐利亚姑娘同我完全不是一个类型，所以，当她转向药膏柜，说出下面的话来时，我反倒吓了一跳：“既然您这么说，那好吧，约定六点见面，但不是在这里，在科奈利乌斯广场碰头。”

    我本来就没打算在医院门厅或者大门口同格特露德姆姆碰头。就这样，六点钟，我在科奈利乌斯广场当时被战争破坏还不能报时的标准钟下等她。她来了，我一看几周前弄到手的不算太值钱的怀表：准时。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如果我能看见她准时在五十步以外、马路对面的电车站下车的话，我会在她还没有看到我之前失望地偷偷溜掉的，因为格特露德姆姆并非以格特露德姆姆的形象出现。她没有穿白衣，没有别红十字胸针，而是以哈姆的或者多特蒙德的或者多特蒙德与哈姆之间随便哪个地方的随便哪一位身穿式样寒酸的普通服装的、名叫格特露德-维尔姆斯的小姐的身份来赴约会。

    她没有察觉我的不快，告诉我，她差点儿来晚了，因为护士长存心刁难，下班前五分钟还派她干一件什么事情。

    “好吧，格特露德小姐，我能提些建议吗？我们可以先去甜食店①，无拘无束地在那里坐坐，接下来，随您喜欢，可以去看电影，去剧院嘛可惜搞不到戏票了，要么去跳舞，怎么样？”——

    ①甜食店一般均设咖啡座。

    “好，我们去跳舞吧！”她欢欣鼓舞，等她察觉到我虽然衣服笔挺但我的形象却不可能当她的舞伴时，已经晚了，连脸上的惊恐神色都来不及掩饰。

    谁叫她不穿那种我如此珍爱的护士服来的呢？我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决定按她赞同的计划去办。缺乏想象力的她很快就不再害怕，同我一起吃着，我吃一块蛋糕，她吃三块，想必她在蛋糕里咬到了水泥碴儿。我交了点心供应证和现钱，她跟我在韦尔汉登上开往格雷斯海姆方向的电车，据科涅夫说，伯爵山下有一个舞厅。

    电车停在上坡路前，最后这一段路我们只好慢慢地步行。九月的一个晚上，一如有些书里所描写的那样。格特露德的免证供应的木头底凉鞋格格响，像溪边的水磨。这使我快活。下山来的人们扭过头来看我们。这使格特露德小姐尴尬。我习以为常，毫不在意。我口袋里毕竟有点心供应证，这才使她在居斯股甜食店里吃到了三块有水泥碴儿的蛋糕。

    舞厅叫韦迪希，别名是：狮堡。在售票处就听到吃吃的笑声。我们入场，许多脑袋转了过来。穿普通衣服的格特露德姆姆心慌意乱，险些被一把折叠椅绊了个跟头，幸亏侍者和我把她扶住。侍者请我们在舞池近处的一张桌子就坐。我要了两份冰镇饮料，又小声添了一句，只让侍者一人听到：“请加烧酒。”

    狮堡的主要场地是个大厅，过去可能是一所骑术学校的场地。大厅上方有多处损坏的天花板上，悬挂着最近举行的狂欢节留下的纸蛇和彩带。周围一圈半暗的彩灯，把光线反射到年轻的、部分是时髦的黑市商贩平平整整向后梳的头发上，反射到姑娘们的塔夫绸上装上，看来他们相互都认识。

    加烧酒的冰镇饮料端上来后，我又从侍者手里弄来十支美军香烟，递给格特露德一支，侍者一支，他把香烟夹在耳朵上。我给我的女士点了火，便掏出奥斯卡的琥珀烟嘴，把一支骆驼牌抽了半支。我们旁边几张桌子的人屏息而坐。格特露德姆姆这才敢抬起头来。我把足有半支长的骆驼牌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扔下，格特露德姆姆却讲究实际地伸手拣起烟蒂，装在她的防水布小手提包的侧袋里。

    “留给多特蒙德我的未婚夫，”她说，“他抽起烟来像发疯。”

    我很快活，我不是她的未婚夫，再说，奏起音乐来了。

    一个五人乐队演奏《别把我围住》。穿皱胶底鞋的男人们匆匆在舞池上走了个对角线，互不相撞，钓姑娘们上钩。姑娘们站起身来时，都把手提包交给女友们保管。

    有几对跳得相当熟练，像上过跳舞学校似的。口香糖在嘴里咀嚼。几个小伙子停了好几小节，想找出可以替代莱茵话“败类”这个词儿的美国俚语。他们让舞伴的手举着，那些姑娘像是在原地带球，好不耐烦。在这些舞伴们继续跳以前，又交换了一些小物件。真正的黑市商贩不懂得什么叫下班。

    这一场舞我们没有跳，下一场狐步舞也没有跳。奥斯卡偶或看看男人们的腿。当乐队奏起《罗莎蒙德》时，我便请不知所措的格特露德姆姆跳一场。

    我比格特露德姆姆几乎矮两个脑袋，也知道我们两个搭档一定稀奇古怪，而且还想加强这种古怪特色。我回忆着扬-布朗斯基的舞艺，壮胆充当黑市商，搂住像顺从上帝似的听任我带领的格特露德姆姆，左手手心朝外搭在她的臀部，接触着含百分之三十的羊毛的裤料，脸颊贴近她的上装，把这位强健的小姐整个地往后推，滑步到她的两脚之间，摇晃着朝左外侧探出的我们两个僵直的前臂，要人让道，从舞池的一角跳到另一角。跳得比我敢于指望的要好得多。我还跳花步，面颊贴近她的上装，左手时左时右托住她的臀部使她保持平衡，以她为轴心旋转，丝毫不放弃那种黑市商的标准姿势，这种姿势给人的印象是：那位女士眼看要往后摔倒了，那位想要摔倒她的先生自己也快从她头顶上摔出去了，然而，他们都没有摔倒，他们是出色的黑市商舞客。我们随即有了观众。我听到了惊呼声：“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他是吉米！瞧着吉米。哈罗，吉米！来吧，吉米！一起来吧，吉米！”

    遗憾的是我看不见格特露德姆姆的脸，我只好自得其乐，希望她把喝彩声当做青年人的捧场，高傲而镇定地接受它。作为护士，她能够忍受病人们往往是笨拙的马屁功夫，对这种喝彩声，她自然能泰然处之。

    我们回到座位上时，还始终有人在鼓掌。五人乐队响亮吹奏致敬，打击乐演奏员尤其卖力，乐队第二次、第三次响亮吹奏致敬。“吉米！”人们喊道，“看到那两个了吗？”这时，格特露德姆姆站起身来，结结巴巴地说要上盥洗室，拿起装有留给多特蒙德未婚夫的烟屁股的小手提包，涨红了脸，东磕西碰，在桌椅之间挤出去，朝售票处旁边的盥洗室方向走去。

    她一去不回。她走前一口气喝光了冰镇饮料，我由此推断出，干杯意味着告别。格特露德姆姆把我给甩了。奥斯卡呢？琥珀烟嘴里插上美军香烟，在领班过来悄悄收走护士喝了个底朝天的杯子时，又向他要了一杯烧酒不加冰镇饮料。不惜任何代价，奥斯卡要微笑。虽说痛苦，但他在微笑，双臂交叉，翘起二郎腿，晃动着三十五号小巧玲珑的黑色系带靴，独享被抛弃者的优越感。

    那些年轻人，狮堡的常客，都挺好，跳着舞经过时，都向我眨眨眼睛。“哈罗！”小伙子们喊道：“别在乎！”姑娘们喊道。我晃了晃烟嘴，感激这些真正的人道的代表，宽厚地完尔一笑。这时，打击乐演奏员一通急擂，敲起小鼓、定音鼓、钹和三角铁，独奏了一段，使我回想起演讲台下美好的往日。他宣告，又开始了一场舞，邀请女伴吧！

    小乐队激动热烈，演奏《老虎吉米》。这可能是为我演奏的，虽说狮堡舞厅里没人知道演讲台下我那段鼓手生涯。不管怎么说，一个活泼好动、一头散沫花红色鬈发的年轻姑娘，选中我当她的男舞伴，口嚼口香糖，用吸烟过多而沙哑的声音向我耳语道：“老虎吉米！”我们快速地跳着吉米舞，施魔法显现了热带丛林和林中险情，老虎来了，张牙舞爪，大约持续了十分钟。小乐队响亮吹奏致敬，鼓掌，再次响亮吹奏，因为我有个服装讲究的驼背，腿脚利索自不待言，扮演老虎吉米形象不凡。我请器重我的那位女士到我的桌子就座，黑尔玛——这是她的名字——请我允许她把她的女友汉内洛蕾也带来。汉内洛蕾沉默寡言，坐得住，喝得多。黑尔玛则抽烟抽得多，我只得再向领班买美军烟。成功的夜晚。我跳了《黑巴贝里巴》、《心境》和《擦皮鞋的男孩》，间歇时聊天，款待两位很难满意的小姐。她们告诉我说，她们两个在阿道夫伯爵广场的长途电话局工作，长途电话局还有更多的姑娘每星期六和星期日来韦迪希的狮堡。不管怎么说，她们每个周末都在这里，除非遇上周末值班。我也答应以后常来此地，因为黑尔玛和汉内洛蕾是那么可爱，因为可以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挨得很近地坐在一起，融洽地相处。我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她们两个也当即明白了。

    我有较长的时间不再去医院。后来，我时而又去时，格特露德姆姆已经被调到妇科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或者只匆匆地见一面，远远地打个招呼。我成了狮堡受欢迎的常客。姑娘们都来骗我款待她们，但骗得不算过分。通过她们，我又认识了一些英国占领军人员，学到了上百个英语单词，也结下了友谊，甚至同狮堡乐队的几个队员结下了以“你”相称的兄弟友情，不过，一涉及到击鼓，我就克制自己，也就是说，我从不去摆弄打击乐器，而是满足于在科涅夫的石匠铺里刻字的小小幸福。

    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之交的严冬，我仍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保持联系，也从沉默寡言又坐得住的汉内洛蕾那里得到了一些花费不算太大的温暖。我们紧挨着，却又保持距离，只限于做些不受义务约束的小动作。

    在冬天，石匠要整顿内部。工具送去重铸。一些旧石块刻字的一面要修饰，缺了角需磨成斜边或刻成凹弧形。在秋天的销售季节里，存放场上墓碑石日见稀疏，科涅夫和我又重新放满，还用壳灰岩充填料夯成若干人造石。在做简易的雕刻工作时，我试着使用点刻机，刻出表现天使脑袋、基督戴荆冠的脑袋和圣灵之鸽的浮雕来。下雪时，我铲雪；不下雪时，我化开冻住的自来水管给砂磨机供水。

    一九四八年的嘉年华会①使我消瘦了。很可能我看上去有点像是过着较高的精神生活的样子，因为在狮堡，一些姑娘把我叫做“博士”。二月末，刚过圣灰星期三②，莱茵河左岸来了头一批农民，到我们的墓碑存放场看货。科涅夫不在。他去做每年一次的风湿病治疗，在杜伊斯堡一座高炉前工作。当他于十四天之后回来时，人烤干了，疖子也没了，而我已经以好价钱卖出了三块石碑，其中一块是用于三穴墓的。科涅夫还廉价出售了两块基尔希海姆壳灰岩碑。三月中旬，我们开始搬运和立碑。一块西里西亚大理石运到了格雷芬布罗伊希；两块基尔希海姆一米碑立在瑙伊斯附近的一座乡村公墓里；一块由我刻上天使小脑袋的美因河砂石，今天还竖立在施托姆勒公墓可以供人观赏。刻有头戴荆棘冠的基督的辉绿石三穴墓碑，我们在三月底装车，由于超载，三轮摩托只能缓慢地朝卡佩斯哈姆方向驶去，在诺伊斯过了莱茵桥，经格雷芬布罗伊希到罗默尔基尔欣，随后向右拐上去贝格海姆-埃尔夫特的公路，过了赖特和下奥森姆，连碑带基座运到了上奥森姆公墓，连灰都没有碰掉一点③。公墓设在一座小丘靠村子的那面坡上——

    ①四旬节（斋期）前的狂欢节。

    ②四旬节的头一天。在这一天，神甫用圣灰撒在信徒头上，或者圣徒用灰在额上画十字。

    ③这时用“灰”字是与上文“圣灰星期三”相呼应的戏谑。

    瞧这远景！我们脚下是埃尔夫特兰的褐煤矿区。幸福女神工厂八座烟囱朝天喷烟。新建的、咝咝作响的、总想爆炸的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矸石山中间的山脉上方有钢丝缆和自动倾卸货车。每三分钟过一辆装满焦煤的电动车或者空车。从发电厂来，到发电厂去，小如玩具，巨人的玩具。公墓左角凌空而过的是三根为一路的几路高压线，嗡嗡叫着，高度紧张地通往科隆。另外几路，贴近地平线，通往比利时与荷兰。世界，枢纽——我们为弗利斯一家竖起了辉绿石碑——电产生了，如果……掘墓人和助手，这助手顶替了舒格尔-莱奥，他们带着工具来了。我们站在紧张地区，我们下方隔三排墓的地方，掘墓人动手迁葬——这里在为战争赔款输送高压电流——风向我们刮来了过早迁葬的典型气味——不，没有恶心，这是三月，焦煤山中间的三月的耕地。掘墓人戴着一副线绳吊着的眼镜，同他的舒格尔-莱奥低声争吵，直到幸运女神的气笛呼出气来，一口气长达一分钟。我们屏住呼吸，被迁葬的女人根本谈不上呼吸，唯独高压坚持着。随后，气笛倒了，落到地上，淹死了——村里灰色石板瓦屋顶上中午的炊烟缭绕，教堂钟声接着响起：祈祷，劳动——工业和宗教手挽手。幸运女神那边在换班，我们吃黄油面包加板肉，但是迁葬不容休息，不休息的高压电流匆匆奔向战胜国，照亮荷兰，此地则不断停电——可是，被迁葬的女人见到了光明！

    当科涅夫为打地基挖掘一米五深的洞时，被迁葬的女人也被抬到新鲜空气里来了。她在底下躺的时间还不很长，去年秋天才处身黑暗之中，可她已经取得了进展，如同各处都在进行的改进那样，莱茵和鲁尔的拆卸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冬天，我在狮堡浪费光阴，那个女人却在褐煤矿区封冻的地壳下面认真地分解自己。现在，当我们夯水泥、安基座时，她被人说服，一块一块地把她迁葬。不过，现在有一个锌制的箱子来盛她，所以什么也不会丢失——幸运女神分发煤块①时，孩子们跟在装载过满的卡车后面奔跑，拣掉下来的煤块，因为红衣主教弗林斯从布道坛上对会众讲过：我当真告诉你们，偷煤不是罪孽。被迁葬的女人不需要生火取暖。我不相信，她在谚语中所说的新鲜的三月的空气里会受冻，再说她还有足够的皮肤，尽管有渗漏和残缺，但还有残存的衣服和头发护着，头发始终是电烫的耐久波浪——这个词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吧。那口薄皮棺材也值得搬迁，连小木条也都得搬到另一个公墓去。那儿没有农民和幸运女神的矿工，那里是个大城市，总会发生点什么事情，而且十九家电影院同时营业。那个女人将要返回家乡，她是当时疏散到此地来的②，不是本地人。掘墓人告诉我们：“她是从科隆来的，现在她家里的人要把她迁葬到米尔海姆去，在莱茵河彼岸。”要不是汽笛又叫了一分钟，他还会讲更多的情况。我利用汽笛响的时间，走近迁葬的坟，在汽笛声中绕了几个弯，想当迁葬的目击者。我随手带了件东西，后来到了锌制箱子旁边才知道是把铲子。我带着它不是为了去帮忙，而是因为它就在我的手里，却又马上使用它，把落在旁边的东西铲起来。这把铲子是从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我用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铲起来的东西，是那个疏散到此地的女人的中指和——我至今还相信——无名指，这两个指头不是自己掉下来的，多半是没有感情的掘墓人给刨断的。这从前是或者始终还是她的手指，我觉得它们曾经是美的、灵巧的，如同已经放进锌制箱子的这个女人的头，多亏了众所周知的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之交的严冬，它才得以保持某种匀称，因此可以谈得上美，尽管是失效的美。此外，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头和手指比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的美更亲近、更有人性。可能是这样的：我享受工业区洋溢着的激情，就如同过去在剧院里享受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面对外表的美，我始终感到失望，尽管这些都富于艺术性，而这个被疏散的女人仅仅是过于自然罢了。我必须承认，高压电流类似歌德，传递给我一种世界感，可是，这女人的手指却触动了我的心，即使我把这个被疏散的女人想象成男人时也是一样，因为这样更合我的意。为了拿定一个主意，也为了进行类比，需要把我变成约里克，把那个女人——半截在墓里，半截在锌制箱子里——变成男人哈姆莱特，如果愿意说哈姆莱特是个男人的话。我，约里克，第五幕③，小丑，“我认识他，霍雷肖④”，第一场，我，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舞台上出现过——“唉，可怜的约里克！”——我把我的脑袋借给了哈姆莱特，这样一来，某个叫格林德根斯或者劳伦斯-奥立佛⑤先生的人在扮演哈姆莱特时就得考虑一下：“你那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你那时的上窜下跳，又到哪里去了？”——我拿着我的义务劳动局铁铲上面的格林德根斯扮演的哈姆莱特的手指，脚踏着下莱茵褐煤矿区坚实的土地，站在矿工、农民及其家属的坟墓之间，俯视上奥森姆村的石板瓦屋顶，把这座乡村公墓变成了世界中心，把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变成同这个中心对立的、令人钦佩的半神半人的中心，耕地成了丹麦的耕地，埃尔夫特成了我的贝尔特海峡，在此地腐烂了的一切，都是在丹麦人的王国里腐烂了的——我，约里克，在我的头顶上方，高压，电流，咝咝响，在歌唱，我并没有说是天使，然而，伸向地平线的高压线路里的强电流天使在歌唱，电路通往科隆、它的火车站以及旁边的哥特式怪兽⑥。强电流天使给天主教会顾问处供电，在萝卜地上方的天空中，可是尘世却提供煤块以及哈姆莱特的而不是约里克的尸体。与该剧无关的其余的人们，必须待在下面——“使他们到了这样的地步……余下的便是沉默”——用墓碑压在他们身上，如同我们把辉绿石碑重重地压在弗利斯一家头上那样。我，奥斯卡-马策拉特，奥斯卡-布朗斯基，约里克，对于我来说，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可是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它，在它过去之前，匆匆地观察着我的铁铲上的哈姆莱特王子的断指——“他太肥，呼吸局促”——我像第三幕第一场里的格林德根斯那样观察着，提出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又屏弃这种愚蠢的提问，而把更具体的事情罗列在一起：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打火石，我的尘世的和天上的假想父亲们，我的外祖母的四条裙子，照片上我的可怜的妈妈的不朽的美，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的伤疤迷宫，波兰邮局里吮血的邮件篮，美国——同驶往布勒森的九路有轨电车相比，美国算得了什么，我让时而还清晰可辨的玛丽亚的香草香飘向呈现为疯狂的卢齐-伦万德的三角脸，请那位给死亡消毒的法国戈德先生去寻找隐蔽在马策拉特气管里的党徽。我冲着科涅夫，更多地冲着高压电线杆说——因为我正在慢慢地拿一个主意，然而又感到有必要在拿定主意之前按照戏剧的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怀疑哈姆莱特，颂扬我，约里克，是个真正的市民——我对科涅夫说，因为他在叫我，因为我们必须把辉绿石碑同基座接合起来。我被最终成为一个市民的愿望所打动，小声地说——也许是模仿格林德根斯，虽然他不大可能扮演约里克——我隔着铁铲对科涅夫说：“结婚呢，还是不结婚，这是一个问题⑦。”——

    ①指矿上把煤块作为实物工资分发给职工。

    ②指战时从德国西北部遭盟军频繁轰炸的城市疏散到东部农村地区的妇女与儿童。

    ③此处是对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一场“墓地”的诙谐摹仿。引号中的话都是剧中哈姆莱特的台词。

    ④《哈姆莱特》一剧中的两小丑之一。

    ⑤劳伦斯-奥立佛，著名电影明星。

    ⑥指科隆大教堂。

    ⑦这里像仿效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名句：“活着呢，还是去死，这是一个问题。”

    自从发生了北方幸运女神对面的公墓上那次转变以后，我不再去韦迪希的狮堡舞厅，中断了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的一切联系。她们的优势就在于迅速地、令人满意地接通电话，建立联系。五月，我给玛丽亚和我买了电影票。看完电影，我们去餐馆，吃得比较好，我跟玛丽亚聊天。她心事重重，小库尔特的打火石来源断了，人造蜂蜜的生意也不行了。几个月来，我，如她所说，一个弱者，承担着养活全家的责任。我安慰玛丽亚，说奥斯卡愿意做这些，奥斯卡喜爱承担重大的责任胜过其他一切，恭维她的容貌，末了，我壮起胆子，向她求婚。

    她希望有段时间考虑考虑。我提出的约里克的问题几个星期得不到答复，或是她避而不答，最后却由币制改革①作了回答——

    ①指1948年6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实行的币制改革，用德意志马克取代贬值的帝国马克。

    玛丽亚向我摆了一大堆理由，说话时摸着我的衣袖，叫我“亲爱的奥斯卡”，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实在是太善良了，请我谅解，请我今后继续保持纯正的友谊，祝愿我成为石匠后万事如意。在我再次追问之下，她拒绝了同我结为夫妻。

    就这样，约里克没有成为体面的市民，却变成了一个哈姆莱特，一个傻瓜

    四九年圣母

    币制改革来得太早，使我变成了一个傻瓜，迫使我也同样地去改革奥斯卡的货币。我无可奈何，即使不让我的驼背生出资本来，也得赖以-口了。

    我本来也会成为一个好市民的。币制改革以后的时期，如我们今天之所见，给暂时兴旺发达的毕德迈耶尔①带来了各种前提。这个时期本来也会促使奥斯卡具备毕德迈耶尔的特征。我本该成为一个好丈夫，正派人，参加重新建设，现在也该有一爿中等规模的石匠铺，给三十名帮工、小工和学徒工发放工资和面包，替所有新建的办公大楼和保险公司用备受欢迎的壳灰岩和钙华把建筑物的门面装饰得体面大方。我本该成为一个生意人、正派人和好丈夫的，但是，玛丽亚拒绝了我的求婚——

    ①指中、小资产阶级。

    这时，奥斯卡想到了他的驼背，把这份财产转到了艺术的名下。科涅夫的生活是靠墓碑维持的，如今由于币制改革而成了问题。在他解雇我之前，我先辞了职。如果我不能闲居在古丝特-克斯特的厨房里，我便会流落街头。我那身定做的时髦的西服也渐渐地穿旧了，变得有点邋遢。我虽说没有同玛丽亚争吵，但仅伯争吵，因此多半上午就离开比尔克的寓所，先去阿道夫伯爵广场看天鹅，随后到宫廷花园去看天鹅。我坐在公园里，渺小，沉思，但不愤世嫉俗。对面是劳动局和艺术学院，在杜塞尔多夫，这两家是邻居。

    一个人，坐着，坐在这样一张公园凳子上，直至自己变成了木头，需要交往为止。老年男子，来不来公园要看天气。老年妇女，慢慢地又变成了爱闲聊的姑娘。当时的季节，黑天鹅叫嚷着互相追逐，情侣，旁人爱看他们，一直看到他们如所预料的那样不得不分开。有些人扔掉废纸。废纸飞了一阵，翻起跟头，末了被一个由城市付工资的戴帽男子用尖棍戳走。

    奥斯卡有坐功，会用膝盖带动双腿均匀地抖动。在一个身穿皮大衣、系有前国防军腰带、戴眼镜的胖姑娘同我搭话之前，我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她和两个瘦小伙子。跟我攀谈显然是那两个小伙子出的主意。他们一身黑，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打扮。他们的外表是那么危险，然而却羞于跟我，一个从外表即可看出隐藏着伟大意义的驼背，直截了当地交谈。他们说服了穿皮大衣的胖姑娘。她走过来，双腿粗似立柱，结结巴巴，直到我请她坐下。她坐了下来，由于从莱茵河飘来的水气甚至是雾气，她的眼镜片模糊不清。她说呀说的，直到我请她先擦一擦眼镜，再把她要讲的事情讲得我能够听明白。她便挥手把那两个瘦小伙子叫过来。不用我开口，他们就说自己是艺术家，绘画和雕塑艺术家，眼下正在寻找一个模特儿。末了，他们不无热情地告诉我，他们相信我就是他们要找的那种模特儿。我用拇指和食指做了几个快速动作，他们也马上说出给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报酬：每小时一马克八十芬尼，裸体模特儿甚至每小时两个德意志马克。不过那胖姑娘说，不考虑裸体模特儿。

    为什么奥斯卡答应了呢？是艺术引诱了我吗？是报酬引诱了我吗？艺术和报酬同时引诱了我，让奥斯卡答应下来。我于是站起身来，让公园凳子和公园凳子生活永远成为过去，跟随着昂首阔步的戴眼镜的姑娘和那两个走路向前探身、仿佛背负着他们的天赋的小伙子，经过劳动局，踏上冰窖山街，走进部分遭破坏的艺术学院大楼。

    库亨教授，黑胡子，黑煤眼睛，独特的黑色宽边软呢帽，他使我联想起少年时见到过的黑餐柜。他的学生认为我，坐在公园凳子上的男人，是个绝妙的模特儿，他本人也认为如此。

    他绕着我走了许久，黑煤眼睛滴溜转，鼻息声声，从鼻孔里喷出黑色尘垢，随后一边用黑指甲掐住一个无形的敌人，一边说：“艺术就是控诉、表现、激情！艺术就是在白纸上消耗自身的黑炭笔！”

    我为这种消耗性艺术提供模特儿。库亨教授领我走进他的学生的画室，亲手把我抱上转盘，转动它，不是为了把我转晕，而是为了从各个侧面说明奥斯卡的身材比例。十六个画架移近奥斯卡的侧面。喷煤灰的教授还作了一篇简短的讲演。他要求表现，完全醉心于表现这个字眼儿。他说：表现了绝望的夜的黑色，他断言，我，奥斯卡，体现了控诉着、挑衅着、无时间性地表现着本世纪的疯狂的被破坏的人的形象。教授还冲着画架送去雷鸣般的吼声：“你们不要画他，画这个残废人，你们应当宰割他，把他钉上十字架，用炭笔把他钉在纸上！”

    这是动手的信号，十六支炭笔在画架后面沙沙响，叫喊着拚搏，消耗着自身，画我的表现——也就是我的驼背，把它画成黑色，黑上加黑。库亨教授的学生全都给我的驼背加上浓厚的黑色，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夸张，高估了我的驼背的体积。他们换上一张比一张更大的纸，却仍旧画不下我的驼背。

    这时，库亨教授给那十六名炭笔消耗者出了个好主意，要他们别从我的驼背的轮廓着手，因为我的驼背表现力太强，任何尺寸的纸都包容不下，而应抹黑那个弧形上方的五分之一，尽可能往左先抹黑我的头。

    我的秀发的光泽是深棕色的。他们却把我画成了头发一缕一缕下垂的吉普赛人。十六个艺徒没一个注意到奥斯卡有双蓝眼睛。休息的时候——按规定模特儿站立三刻钟之后可休息一刻钟，我看了看画在十六张纸上那左上方的五分之一。在每一个画架上，我的忧虑憔悴的面容都在控诉社会。这虽然使我感到意外，可是，使我吃惊的是，我的蓝眼睛失去了光度。本该画成亮闪闪的、讨人喜欢的地方，极黑的炭笔道却在那里滚动、变细、碎裂和刺人。

    考虑到艺术的自由，我暗自说道，这些缪斯的年轻儿子们和同艺术纠缠的姑娘们虽说看到了你心中的拉斯普庭，可是，他们是否发现了在你心中打瞌睡的那位歌德，愿意唤醒他，淡淡地，少些表现，宁可用适度的闪光的一笔把他画到纸上去呢？十六个学生，虽说如此有才华，库亨教授，虽说他的炭笔画人称一绝，却都未能留赠后世一幅可以为人接受的奥斯卡肖像。唯有我，挣钱不少，颇受尊重，每天在转盘上站立六小时，时而脸冲着老是堵塞的洗水池，时而鼻子朝着灰色的、天蓝色的、淡云飘浮的画室窗户，有时则被转向一面西班牙墙，献出表现，每小时给我带来一马克八十芬尼。

    过了几个星期，学生们已经能画出一些可爱的小画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抹黑表现稍有节制，不再把我的驼背的体积夸张到无边无际，他们偶或把我从头到脚，从胸口外的上装钮扣到界定我的驼背的最远凸出点的上装衣料搬到了纸上。在许多张画纸上甚至有了画背景的地位。尽管经过了币制改革，年轻人仍然表现出始终还受战争的影响。他们在我的背后建造了有控诉性黑色窗洞的废墟，把我表现为炸裂的树桩间无望的、面有菜色的难民，甚至把我关押起来，勤快地用黑炭在我背后铺展开一道夸张的铁丝网，让岗楼在背景上咄咄逼人地监视着我，我手里还得拿着个空饭碗，监牢的铁窗在我背后和头顶上送来版画的魅力。是啊，他们把奥斯卡塞进了囚犯服里，而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

    不过，人家把我抹成了黑发吉普赛人奥斯卡，人家不是让我用蓝眼睛而是用黑炭眼睛去看这种种惨象，而我也知道，炭笔画不出真铁丝网，所以我也就放心当模特儿，静止不动。然而，当雕塑家们——人所共知，他们不用与特定时代有关的背景也能行——让我当模特儿，当裸体模特儿时，我也还是很高兴的。

    这一次不是学生来跟我谈，而是师傅本人来请我。马鲁恩教授是我那位黑炭教授、库亨师傅的朋友。一天，在库亨昏黑的、挂满镶框黑炭痕迹的私人画室里，我正保持静止不动的姿态，好让大胡子库亨用他的别具一格的线条把我画到纸上去。这时，马鲁恩教授来拜访他。马鲁恩五十开外，矮小结实，如果没有他那顶巴斯克帽证明他的艺术家的身份，那件最时新的白外套会让人把他当成一个外科医生的。

    我马上看出，马鲁恩是个古典形式的爱好者，由于我的身体的各种比例，他怀着敌意凝视着我。他一边嘲讽他的朋友，说，他，库亨，一直在抹黑吉普赛模特儿，因此在艺术家的圈子里已经得了个“吉普赛库亨”的诨名，难道他还没有画腻吗？他眼下是不是想画出些怪胎来？是否有意继富有成果、有好销路的吉普赛时期之后，再用黑炭抹出一个更富有成果、更有销路的侏儒时期来呢？

    库亨教授把他朋友的嘲讽化为愤怒的、夜一般黑的炭笔痕迹。他画出了至今所画的奥斯卡肖像中最黑的一幅，当真一团漆黑，仅仅在我的颧骨、鼻子、额头和手上有少许光亮，至于我的手，库亨总让手指叉开得太大，还添上风痛结节以加强表现力，放在他的放荡无度的炭痕的中景。可是，这幅画后来在许多画展上展出时，画上的我却有了一双蓝色的，也就是说，明亮而非昏黑的眼睛。奥斯卡认为这是受了雕塑家马鲁恩的影响。他不是个重表现的黑色愤怒者，而是个古典派，我的眼睛以歌德式的明亮照亮了他的道路。雕塑家马鲁恩本来只喜爱匀称，所以，能够诱使他选择我去当雕塑模特儿，当他的雕塑的模特儿的，也只能是我的目光了。

    马鲁恩的工作室明亮、多尘，几乎是空荡荡的，见不到一件成品。可是，到处放着计划好的作品的模型骨架。它们的构思是如此完美，因此，铁丝、铁、弯好的铅管，虽未上黏土也已经预示出了未来成型后的和谐。

    我每天给这位雕塑家当五小时裸体模特儿，每小时得两马克。他用粉笔在转盘上标一个点，指出作为支撑腿的我的右腿应该在哪里扎根。由支撑腿的里踝骨向上画一根直线恰好到达两根锁骨之间的颈窝。左腿是游动腿。不过，这个名称是骗人的。虽说我让它略微弯曲，懒洋洋地伸向一侧，却不准移动它，或者让它游动。这条游动腿也得扎根在转盘上的粉笔圈里。我给雕塑家马鲁恩当模特儿的数周内，他却未能替我的胳膊找到相应的、同腿一样不可移动的姿势。他让我作了种种尝试：左臂下垂，右臂在头上构成角度；两臂交叉在胸前；两臂交叉在驼背下面；双手叉腰。可能的姿势有上千种。马鲁恩先在我身上试验，随后再拿铁骨架和可弯曲的铅管四肢做试验。

    在辛勤地寻找了一个月的姿势以后，他终于决定，或者把交叉双手托着后脑勺的我变成黏土，或者把我塑成无臂躯干釉土像。但这时，由于做骨架和改做骨架，他已经筋疲力尽，故而他虽说从黏土箱里抓起了一把黏土，摆好甩的架势，却又啪的一声把散发霉味的、未成形的黏土扔回到箱子里去，蹲到骨架前，凝视着我和我的骨架，手指颤抖不已：这个骨架实在太完美了！

    他无可奈何地叹着气，佯称头痛，却没有对奥斯卡发火，便放弃了它，把驼背骨架连同支撑腿和游动腿，抬起的铅管胳臂，交叉在铁后颈上的铁丝手指，放到堆着以前完成的所有别的骨架的角落里。我的空空的驼背骨架当中，有若干块木板，叫做蝴蝶，本来是要承受粘土的，这时，全都轻轻地晃动着。它们不是在嘲讽，倒不如说是意识到了自己是毫无用处的。

    接着，我们喝茶，闲聊了整整一个小时。这也算作当模特儿的时间，雕塑家照样付给我钱。他谈到了过去，那时候他还像年轻的米开朗琪罗一样默默无闻，曾把以半公担计的黏土甩到骨架上，完成了许多塑像，大部分在战时被毁了。我向他讲述了奥斯卡当石匠和刻字匠时的活动。我们扯了一点儿业务，他便带我到他的学生那里去，让他们也相中我当雕塑模特儿，按照奥斯卡制作骨架。

    马鲁恩教授有十名学生，如果长头发是性别的标记的话，那么，其中六人可以标明为姑娘。六个中间四个长得丑却有才华，两个是漂亮、饶舌的真正的姑娘。我当裸体模特儿从不害羞。不错，奥斯卡甚至欣赏那两个漂亮而又饶舌的雕塑姑娘的惊讶表情。她们第一次打量站在转盘上的我时，轻易地被激怒了，并且断定，奥斯卡虽说是个驼背，身材矮小，却也有个生殖器官，必要时，它还能同任何所谓正常的男性的象征比一下高低。

    跟马鲁恩师傅的学生相处，其情况与跟师傅本人相处稍有不同。过了两天，他们已经做好了骨架。真是天才，他们追求天才的快速，朝匆匆忙忙、不按操作规程固定的铅管之间甩黏土。但他们显然在我的驼背骨架里少挂了木蝴蝶，冒潮气的黏土几乎挂不住，使奥斯卡全身布满裂纹。十个新制成的奥斯卡全都歪歪斜斜，脑袋搭拉到两脚间，铅管上的黏土啪地掉下来，驼背滑到了膝窝里。这时，我才懂得去敬重马鲁恩师傅了。他是一个杰出的骨架构筑者，他做的骨架是如此完美，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再甩上便宜的粘土了。

    当粘土奥斯卡跟骨架奥斯卡分家时，相貌虽丑但有才华的雕塑姑娘们甚至流下了眼泪。那个漂亮而饶舌的雕塑姑娘见到肉象征性地从骨头上快速剥落时却哈哈大笑。可是，几个星期以后，这些雕塑艺徒还是做成了几个像样的骨架，先塑成黏土的，后又塑成石膏的和仿大理石的，在学期结束时展出。在这个过程中，我则获得机会一再在丑陋而有天赋的姑娘跟漂亮而饶舌的姑娘之间作新的比较。难看但有艺术才干的童贞女们相当细心地仿制我的头、四肢和驼背，可是出于奇怪的羞怯心，忽略了我的阳具，或者按传统线条风格马虎了事。可爱的、大眼睛的、手指美却不灵巧的童贞女们却很少注意我的肢体的分段比例，但十分用心地精确仿制我的美观的生殖器官。在这方面，那四个学雕塑的男青年也不该忘了报道。他们把我抽象化，用扁平的、表面有条纹的小木条把我敲成四方形，难看的童贞女们所忽略的而漂亮的童贞女们做得很逼真的东西，他们则本着于巴巴的男人的理解力，做成了架在两个同样大小的方木块上的一个长方形木块，像积木搭成的国王犯了生育狂的器官，竖在空间。

    或许由于我的蓝眼睛的缘故，或许由于雕塑家们放在赤裸裸的奥斯卡周围的供热器的缘故，前来走访惹人喜爱的雕塑姑娘的年轻画家们发现，我的蓝色眼睛或者被照射成蟹红色的皮肤有着图画的魅力，于是把我从一楼的雕塑和版画工作室诱拐到楼上，随即在他们的调色板上调起颜色来。

    起先，画家们对我的蓝色目光的印象太深了。在他们眼里，我似乎全身发蓝，而他们也要用画笔把我从头到脚都画成蓝色。奥斯卡健康的肉，他的波浪式的棕发，他的鲜嫩的血红色的嘴，全都闪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蓝光；在一片片蓝色的肉之间还加上了垂死的绿色、令人作呕的黄色，这就更加速了我的肉体的腐烂。

    狂欢节到了，学校地下室里举行了长达一周的庆祝活动。在那里，奥斯卡发现了乌拉。奥斯卡把她当做缪斯，领她去见画家，到了这时，他才被他们画成别的颜色。

    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吗？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我决定去参加庆祝活动，化装好了去，化装好的奥斯卡将挤到人群中去。

    玛丽亚看到我站在镜子前，便说：“待在家里吧，奥斯卡，会把你踩死的。”可是，她又帮我化装，剪下布头。她的姐姐古丝特一边饶舌，一边把布头拼成了一件小丑服。起先，我觉得有一种委拉斯开兹风格的东西在眼前浮动。我也愿意看到自己扮作统师纳赛斯，或者扮作欧根亲王。我最后站在大镜子前面，镜子玻璃在战时裂开了一道斜纹，使我的映像变了点形，但这件花花绿绿、鼓鼓囊囊、挂有铃铛的开襟服仍被照得一清二楚。我的儿子看了捧腹大笑，笑得咳嗽不止。这时，我并不愉快地低声对自己说：你现在是小丑约里克了，奥斯卡。可是，你能去愚弄的国王又在哪里呢？

    已经上了有轨电车，它将带我去学院附近的拉亭门。我注意到，正要去办公室或商店的、打扮成牛仔和西班牙女郎的老百姓见了我并没有放声大笑，反倒大吃一惊。他们都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尽管电车里挤满了人，我却得到了一个座位。在学院门前，警察挥舞着他们货真价实而不是化装用的橡皮棍。艺术青年们的庆祝会名叫“缪斯池塘”，会场已经客满，但人群仍想攻占这幢楼房，便同警察发生了冲突，部分是流血冲突，但不管怎么说，是一场五彩缤纷的冲突。

    奥斯卡让挂在左袖上的小铃铛说话，分开人群。一名警察，由于职业的缘故一眼看出了我的身材，低头向我敬礼，问我有何贵干，随后挥动橡皮棍，领我到庆祝场所地下室。那里在煮鱼，还没有煮熟。如今没有人会相信，艺术家的庆祝会乃是艺术家自己庆祝节日的聚会。艺术学院大多数学生，面孔虽然上了油彩，却仍旧严肃、紧张，他们站在地道的但有些摇晃的酒吧间柜台后面，出售啤酒、香槟、维也纳小香肠和烧酒，挣点外快。在艺术家庆祝会上真正寻欢作乐的多半是市民。在一年一度的节日里，他们大手大脚地花钱，像艺术家似的狂欢欢庆。

    大约有一小时之久，我在楼梯上、角落里、桌子下吓唬正要在这不痛快的气氛中寻找些刺激的一双双情侣。之后，我同两个中国姑娘交上了朋友，她们的血管里必定流着希腊人的血液，因为她们正在实行数百年前在勒斯波斯岛上歌颂过的一种爱①。她们互相偎依，十指并用，对我的敏感部位不屑一顾，让我看了一部分相当有趣的镜头。她们同我一起喝热香槟，还征得我的同意，试一试我的顶端相当尖的驼背的反抗力。试验成功，她们都很走运，这再次证明了我的论点：驼背给女人带来好运气——

    ①这里指同性恋。

    然而，同女人们的这种交往持续越久，就越使我悲哀。各种想法左右着我，政局使我忧心忡忡。我蘸着香槟酒在桌面上画出对柏林的封锁①，描出空中走廊，眼看这两个中国姑娘不能凑在一起，我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感到绝望，便开始做我从未做过的事情：扮演约里克的奥斯卡要去寻找生活的意义——

    ①指英、法、荷、比、卢在美国支持下签订布鲁塞尔防御条约后，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

    我的两位女士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值得我一看的东西时，她们哭了。泪水在化装成的中国人脸上留下痕迹，露出她们的本相。我站起身来，开襟服鼓鼓囊囊，铃铛乱响，想让三分之二的身子回家，留下三分之一去寻找狂欢节上一次小小的巧遇。我见到了——不，是他向我打招呼的——上士兰克斯。

    诸君还记得吗？一九四四年夏，我们在大西洋壁垒遇见过他。他在那里守卫水泥，抽我的师傅贝布拉的香烟。

    楼梯坐满了人，紧挨着，拥抱狂吻。我想上楼，正给自己点燃一支烟，有人拍拍我。上次世界大战的一名上士说道：“喂，伙计，能给我一支烟吗？”

    毫不奇怪，我靠这番话的帮助，也因为他的化装服是军灰色的，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不过，假如这位上士和水泥画师军灰色的膝盖上不搂着缪斯本人的话，我是不会重温旧交的。

    请读者先让我同水泥画家交谈，随后再来描绘缪斯吧！我不仅给了他香烟，还用打火机给他点燃。他抽烟时，我说：“您还记得吗，兰克斯上士？贝布拉前线剧团？神秘，野蛮，无聊？”

    我这么一问，画师吓了一跳，香烟倒是没掉，却让缪斯从膝上摔了下来。我扶起那个喝得烂醉的长腿姑娘，交还给他。我们两个，兰克斯和奥斯卡，一起回忆：海尔佐格中尉，兰克斯把他叫做胡思乱想的家伙，破口大骂。他显然想起了我的师傅贝布拉和修女们，当时，她们在隆美尔芦笋间找螃蟹。而我却对缪斯的露面大感惊异。她是扮作天使来的，头戴一顶包装出口鸡蛋用的可塑形硬纸板做的帽子，尽管喝得烂醉，尽管翅膀已被折断，可怜巴巴，但仍显出天国女居民的某些工艺美术的魅力。“这是乌拉。”画师兰克斯告诉我，“她原先学过裁缝，现在想搞艺术，可我不同意。当裁缝能挣钱，搞艺术挣个屁。”

    奥斯卡搞艺术可挣不少钱啊！他于是提议，推荐女裁缝乌拉给艺术学院的画家们当模特儿和缪斯。听了我的建议，兰克斯喜形于色，随手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三支烟，而他则邀请我去他的画室，可转眼间他又小气起来，说到那里的出租汽车钱得由我来掏。

    我们马上动身，离开了狂欢会场，到了西塔德街他的工作室，我付了出租汽车钱。兰克斯为我们煮咖啡醒酒，缪斯又活了。我用右手食指给她抠喉咙，她呕吐了一阵之后，差不多清醒了。

    我现在才看到，她的淡蓝色眼睛始终露出惊讶的目光。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有些尖声尖气，细弱无力，却不乏动人的魅力。画师兰克斯向她讲了我的提议，与其说是建议还不如说是命令她到艺术学院去当模特儿。她先拒绝，不愿到艺术学院去当缪斯或者模特儿，只想属于画师兰克斯。兰克斯板起面孔，二话不说，像有才华的画师爱干的那样，举起大巴掌煽了她几个耳光，又问她一遍，随后满意地笑了，脾气又变好了，因为她抽泣着，活像天使在痛哭，说她愿意给艺术学院的画家们当报酬多的模特儿，如果有可能，也当缪斯。

    读者必须想象出，乌拉身高约一米七八，细高挑儿，娇媚可爱，弱不禁风，使人同时联想到波堤切利①和克拉纳赫②。我们一起当双裸体。她的肉细长光滑，布满孩子的细汗毛，龙虾肉大致就是她的肉色。她的头发也细，但长，干草黄。下身的毛鬈曲，微红，构成一个小三角。腋下的毛，乌拉每周剃一次——

    ①波堤切利（1445～1510），意大利画家，主要作品有《维纳斯的诞生》。

    ②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画家，作有裸体女子画。

    果然不出所料，普通学生画我们时办法不多，把她的胳臂画得太长，把我的脑袋画得太大，陷入所有的初学者的错误中去：总不能把我们全部画进画纸里去。

    直到齐格和拉斯科尼科夫发现我们后，才产生了符合缪斯和我的形象的画。

    她睡着，我吓唬她：农牧神和山林水泽仙女。

    我蹲着，她朝我弯下腰来，小酥胸总有点冰凉，抚摩着我的头发：美人与怪兽。

    她躺着，我戴上长角马头面具，在她的两条长腿间嬉戏：女士与独角兽。

    这些都是以齐格或拉斯科尼科夫的风格画的，彩色的，或是高雅的灰色调的，用细笔描绘细部，或按齐格的习用手法，用天才的刮刀刮，仅仅暗示出乌拉和奥斯卡周围的神秘气氛。拉斯科尼科夫又靠我们的帮助，找到了通往超现实主义的道路：奥斯卡的脸变成蜂蜜黄的钟面，犹如从前我家那个落地钟；我的驼背里机械地开放着缠绕的玫瑰，这是乌拉种下的；她上半截在微笑，下半截拖着两条长腿，肚子被切开；我会在里面，蹲在她的肝和牌之间，翻看一本图画书。他们也爱把我们塞进戏装里，把乌拉画成哥伦比娜①，把我画成悲哀的白脸小丑。末了，拉斯科尼科夫——人家给他起这个绰号②，是因为他老是讲罪过和赎罪——显示出他的才能，画成了一幅杰作：我坐在乌拉汗毛柔软的左大腿上，赤身裸体，一个畸形童子，她充当圣母，奥斯卡纹丝不动地扮作耶稣——

    ①哥伦比娜，意大利假面喜剧中活泼高兴的农村姑娘或女仆。

    ②拉斯科尼科夫，这个绰号由拉斯科尼克一词变来，原指俄罗斯东正教一个分裂教派。

    这幅画后来多次展出，题名为：《四九年圣母》。它又被当成广告画，也证明有效果，之后，落到我的好市民玛丽亚的眼睛里，导致了家庭争吵。然而，一个莱茵工业家仍出大价钱把它买下，今天还挂在一幢办公大楼的会议厅里，影响着董事们的决策。

    人们利用我的驼背和体形干出的那种天才的胡闹事，也使我得到消遣。此外，乌拉和我总有人请去当双裸体模特儿，每人每小时挣两马克五十芬尼。乌拉也觉得当模特儿挺好。自从她按时带钱回家以来，巴掌大、打人狠的画师兰克斯待她也好多了。只有当他的天才的抽象作品要求他发怒时，他才动手打她。兰克斯从未利用她当纯视觉的模特儿，所以，对这位画师来说，她在某种意义上是个缪斯，因为唯有他扇她的那些耳光才赋予他的画师的手真正的创造潜力。

    乌拉爱哭泣，生性脆弱，从本质上说，有一种天使的坚毅性，但也会刺激我干出暴力行为来。不过，我始终控制着自己，当我的欲望感觉到受了鞭答时，便请她去甜食店，装出一副绅士派头——这是同艺术家打交道时养成的——领着她，把她当成我的矮小身体边一棵高大的植物，在热闹的国王林阴道上目瞪口呆的行人中间散步，给她买淡紫色长袜，玫瑰色手套。

    她同画家拉斯科尼科夫的关系就不同了。他无需接近乌拉，就能经常同她进行最密切的交往。他让她在转盘上敞开两腿，摆好姿势，却又不画，而是坐到离她几步远的一张小凳上，口中念念有词：罪过，赎罪，却死盯着那个方向，直到缪斯的下身湿了，开放了，而拉斯科尼科夫也通过看和念达到了解脱，从凳子上一跃而起，给画板上的《四九年圣母》添加了了不起的几笔。

    拉斯科尼科夫有时也死盯着我，尽管原因不同。他认为我身上缺些什么。他谈到我的两手之间有个真空，便接二连三地把各种东西塞在我的手指间。凭着他的超现实主义的幻想，他能够想出许许多多东西来。他用手枪武装奥斯卡，让扮演耶稣的我瞄准圣母。他让我递给她一个沙漏，一面镜子，镜子里的圣母变成丑八怪，因为那是一面凸镜。剪刀、鱼骨头、电话听筒、骷髅头、小飞机、坦克车、远洋轮，我的两只手都拿过，可是，拉斯科尼科夫很快就发觉，真空仍旧没有填满。

    奥斯卡害怕那一天，到那时，画家会拿来那件唯一注定由我拿着的东西。他终于把鼓拿来了。我喊道：“不！”

    拉斯科尼科夫说：“拿着鼓，奥斯卡，我已经认清你了！”

    我在发抖：“再也不啦！这是过去的事啦！”

    他，阴沉地：“什么事情都不会过去，一切都会重来。罪过，赎罪，又一次罪过！”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奥斯卡已经忏悔过了，免去这鼓吧！我什么都愿意拿，只是不要这铁皮！”

    我哭泣，乌拉朝我俯下身来。泪水迷住了我的眼睛，她可以无碍地吻我，缪斯使劲儿地吻了我。所有受过缪斯的吻的人，肯定都会理解，奥斯卡在受了这个盖印章似的吻以后，立即又接过鼓，接过那个铁皮来。几年前，他放弃了它，把它埋在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里了。

    但是，我没有敲鼓。我只是摆摆姿势，被画成了“四九年圣母”赤裸的左大腿上的击鼓耶稣，真够糟糕的！

    就这样，玛丽亚在预告一次艺术展览会的招贴画上看到了我。她瞒着我去看展览，大概在这幅画前站了很久，满腔怒火，因为她在同我谈话时，竟用我儿子库尔特的学生直尺接我。几个月前，她在一家较大的美食店里找到了工作，工资优厚，先当售货员，由于能干，很快就当上了出纳员。我面前的她，已不再是做黑市交易的东土难民，而是在西方入籍随俗、安分守己的人了。她因此相当有说服力地把我骂作脏猪、撞婊子的公山羊、堕落的家伙，她再也不想看到我搞肮脏事赚来的肮脏钱，连我也不愿再看到了。

    虽说玛丽亚不久就收回了这最后一句话，十四天后，又把我当模特儿挣来的钱里不小的一部分收作家用钱，我还是决定放弃同她、同她的姐姐古丝特和我的儿子库尔特一起居住。我原先打算远远地离开，到汉堡去，若有可能就重返海边。玛丽亚相当快地接受了我搬迁的打算，可她在她的姐姐古丝特帮腔之下说服了我，在她们和小库尔特附近，不管怎么样也得在杜塞尔多夫找一个房间

    刺猬

    构造，砍伐，剔除，纳入，吹掉，仿作：奥斯卡成了房客后才学会用鼓召回往事。在这件事上，不仅这房间、刺猬、院子里的棺材仓库以及闵策尔先生帮助了我，护士道罗泰娅姆姆对于我也是一服刺激剂。

    你知道帕西伐尔吗？我也不特别熟悉他。唯有雪地上三滴血的故事留在我的记忆里。这则故事确实，因为它正适合我的情况。它可能适合每一个有某种观念的人的情况。但是奥斯卡写自己；因此，他几乎怀疑那则故事对他正合适。

    我始终还在当艺术的仆人，让别人把我画成蓝色、绿色、黄色和土色，让别人把我抹黑，放在各种背景之前。我跟缪斯乌拉一起使艺术学院的冬季学期获得生机。我们还将把我们的缪斯的祝福授予相继而来的夏季学期。但是，已经降雪了，雪接受了那三滴血，它们像吸引住傻瓜帕西伐尔的目光一样地吸引住了我的目光。关于此人，傻瓜奥斯卡所知甚少，因此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感到自己跟傻瓜帕西伐尔是同一个人。

    我所描绘的情景尽管粗陋，但在诸君眼里想必是够清楚的：雪，这是一个护士的职业服装；大多数护士，包括道罗泰娅姆姆在内，她们都佩戴的连结衣领的饰针中央的红十字，便是闪闪发光的三滴血。我坐着，目光难以离开它。

    不过，当我在蔡德勒公寓原先用作浴室的房间里坐下之前，我恐怕先得寻找这个房间才是。冬季学期刚结束，部分大学生退掉了他们的房间，回家过完复活节，有的又回来，有的不再回来。我的女同事缪斯乌拉帮我找房间，陪我去大学生代表处。那里，人家给了我许多个地址以及一封艺术学院的介绍信，把我打发走了。

    我去看房子以前，先去比特路作坊里拜访了石匠科涅夫，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回。亲密之情促使我去，我也为了在假期里找份工作做。我，不带乌拉，在几位教授家当私人模特儿，钟点不多，在六周的假期里难以赖此-口。此外，我还得挣到一间带家具的房间的租金。

    我见到了科涅夫。他没有变样，后颈上有两个快好的和一个尚未熟的疖子，正弯着腰，在一块已经过粗凿的比利时花岗岩碑上一下一下地凿沟槽。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摆弄起几把刻字凿来暗示，环顾四周已经磨光、等候刻碑文的石头。有两块壳灰岩一米石和一块双穴墓西里西亚大理石碑，看来科涅夫已经卖出，只缺一个内行的刻字匠来刻字了。币制改革以后，石匠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为他感到高兴。当初，我们两人就曾以这样的智慧之言相互安慰：一次币制改革，不论它多么乐观，也不能阻止人们死去，随后来买墓碑。

    这句话已被证明为真理。又有人死去，又有人来买墓碑。此外，还有币制改革以前所没有的委托任务：肉铺房屋正面和铺子里面都要贴上五彩大理石片；某些银行和百货大楼的砂石或凝灰岩正面被破坏了，现在也要修复和装饰，以恢复过去的外观。

    我称赞科涅夫勤快，问他这么多的活计是否都干完了。他先回避，之后又承认，有时他真希望自己能有四只手。末了，他向我建议，我可以在他这儿每天干半天刻字活儿：石灰岩上刻凹形字，每个字母四十五芬尼，花岗岩和辉绿石上的，五十五芬尼；凸形字，每个字母六十到七十五芬尼。

    我立刻站到一块壳灰岩碑前，迅速干起来，刻着四体字：阿洛依斯-居弗尔——一八八七年九月三日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卒，在四小时内，刻完了三十个字母与数字。我走时，按工资等级表，共得十三马克五十芬尼。

    这是我可以支付的每月房租的三分之一。房租若高于四十马克，我不愿给也付不起，因为奥斯卡把继续贴补——虽说钱数不大——比尔克的家庭开支，贴补玛丽亚、库尔特和古丝特-克斯特看做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从学院的大学生代表处的热心人那里得到的四个地址中，我先挑出一个：蔡德勒，尤利希街七号，因为那里离学院近。

    五月初。天气热，阴沉沉的，下莱茵地区典型的春季天气，我带着足够的钱出门去。玛丽亚事先替我把衣服弄得很整洁，我显出有教养的样子。那幢房子坐落在剥落的灰泥堆里，屋前有一棵沾满尘土的栗子树。蔡德勒住在四楼一套三居室里。尤利希街一大半是废墟，很难说有什么相邻的房屋或街对面的房屋。左边有一座山，横七竖八地插着生锈的Ｔ形梁架，野草和野花丛生，可以让人猜出，从前这里有过一幢四层楼房，与蔡德勒的房屋邻接。右边，部分遭毁坏的一层到三层楼终于修复使用。可是，建筑材料大概不够。房屋的正面是光油油的瑞典黑花岗岩，上面有许多窟窿，而且凹凸不平，有待修缮。墙上刻的“朔纳曼殡仪馆”的招牌已残缺不全，我现在记不清缺了哪些字母。幸亏刻在始终还平滑如镜的花岗岩上的两根凹形棕榈枝没有损坏，还能使这家遭破坏的殡仪馆维持一半的崇敬死者的外观。

    这家开办了七十五年的殡仪馆的棺材仓库设在院子里。我日后待在我的房间里经常觉得它值得一看，因为我的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院子。我注视着工人们遇上好天气就把几口棺材从仓库里推出来，放在木架上，用一切办法使它们恢复光泽。所有这些棺材都如我所熟悉的那样，是一头小的。

    我按铃，蔡德勒自己来开门。他站在门口，矮小，敦实，呼吸短促，像只刺猬①，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成团的肥皂泡沫掩住了他的下半张脸，右手拿着刷子对着面颊，看样子是个好喝酒的，听口音是威斯特伐利亚人——

    ①另含“暴躁易怒、难相处的人”之义。

    “如果那间房间不中您的意，您马上就讲。我正在刮脸，还要洗脚。”

    蔡德勒不喜欢客套。我看了房间。它不能使我中意，因为这是一间好久无人使用过的洗澡间，一半是土耳其绿瓷砖，一半是令人感觉不安静的糊墙纸。然而，我没有说这间房间不中意。我不管蔡德勒脸上的肥皂沫快干了，也不管他还没有洗脚，敲敲浴缸，想知道把浴缸弄走行不行，反正它已经没有排水管了。

    蔡德勒微笑着摇摇他的灰色的刺猬脑袋，还想用剃须刷抹出泡沫来，但是抹不出。这就是他的回答，我于是说准备租下这间带浴缸的房间，每月付四十马克。

    我们又站在灯光黯淡、软管似的走廊里。好几间房间的门冲着走廊，有的漆成各种颜色，有的是玻璃门。我想知道，还有谁住在蔡德勒的公寓里。

    “我的妻子和房客。”

    我用手指弹了弹走廊中央的一扇乳白玻璃门，它同套间房门相隔仅一步路。

    “一位护士住在这儿，不过这跟您没有关系。您反正见不着她。她只在这儿睡觉，而且也不是总在这儿。”

    我不想说出来，奥斯卡一听“护士”这个词儿就抽搐。奥斯卡点点头，不敢再打听其余的房间的情况，只知道他的带浴缸的房间在右手一边，房门就是走廊的顶端。

    蔡德勒用手指弹了弹我的上装翻领：“您要是有酒精炉的话，可以在自己房间里煮东西。我倒是可以让您有时使用厨房，如果灶头对您来说不至于太高的话。”

    这是他头一回谈及奥斯卡的身高。他匆匆读了一下艺术学院的介绍信，信起了作用，因为有院长劳伊塞教授的签名。他讲了各种注意事项，我只应声说“是”或“阿门”，记住厨房在我的房间的左边，答应他衣服都送到外面去洗，因为他担心热气会损坏洗澡间的糊墙纸，而我可以有把握地承诺此事，因为玛丽亚表示愿意替我洗衣服。

    我本该走了，去取行李，填写迁居表格。可是奥斯卡没有走。他不能离开这公寓。他毫无理由地请他未来的房东告诉他厕所在哪里。蔡德勒用拇指指向一扇胶合板门，这使人联想到战争年代和紧接着的战后年代。奥斯卡打算当即使用一下厕所，蔡德勒便给他开了那个小地方的灯。蔡德勒脸上的肥皂沫已经硬结、剥落、作痒。

    在厕所里，奥斯卡气恼至极，因为我本无此需要。我固执地等着，直到尿出了那么一点儿。由于膀胱压力不够，我不得不使劲，又由于离马桶座圈太近，结果弄湿了这个狭窄地方的马桶座圈和方砖地。我用手绢擦去坐旧的座圈上的尿，又用鞋底抹掉不幸落到方砖地上的那几滴。

    我上厕所时，蔡德勒并没有趁机去找剃须镜和热水，尽管他脸上的肥皂沫已经硬结，很不舒服。他等在走廊上，可能对我特别偏爱。“您真特别，”他说，“还没有签租约，就已经上厕所了。”

    他手拿变凉、硬结的剃须刷走近我，肯定在策划开个笨拙的玩笑，却没有给我添什么麻烦，而是打开了套间的门。奥斯卡在刺猬身边经过，用部分的目光盯着他，向楼梯间退去。这时，我发现，厕所门在厨房门与那扇乳白玻璃门之间，玻璃门后有一个护士不定期地在此住宿。

    近黄昏时，奥斯卡带着行李和圣母画家拉斯科尼科夫送的铁皮鼓再次按蔡德勒家的门铃，手里摇晃着迁居申报表。在此期间刮了脸、大概也洗了脚的刺猬，领我走进蔡德勒的套间。

    屋里有一股熄灭后的雪茄的烟味。有一股点燃过多次的雪茄的气味。此外，还杂有许多一条摞一条的、被卷到房间各个角上的、可能是珍贵的地毯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嗯，还有旧挂历的气味。不过，看不到挂历；旧挂历的气味恐怕就是地毯的气味吧。奇怪的是，舒适的皮面椅子却没有自己的气味。这使我失望，因为奥斯卡虽说从未在皮面因手椅上坐过，却有着真实的想象：皮面椅子是必定有气味的。因此，他怀疑蔡德勒家的圈手椅和椅子的皮面不是真皮，而是人造革。

    蔡德勒太太坐在一把圈手椅上，椅面光滑，无气味，事后证明是真皮革。她身穿灰色服装，裁制成运动式，勉强合身。裙子缩到膝盖以上，露出三指宽的内裤。她并不把往上缩的裙子拉拉好，而奥斯卡也发现，她的眼睛是哭肿了的。所以，我不敢作自我介绍并向她问候几句。我无言地一躬身，在快直起腰之前扭头向蔡德勒望去。他用大拇指一指，短促地咳嗽几声，就算作向我介绍了他的太太。

    房间面积大，呈正方形。屋前的那棵栗子树使房间变得昏暗，也使它变大或变小。我把箱子和鼓放在门口，拿着迁居申报表走近蔡德勒，他正站在两扇窗户之间。奥斯卡听不到他走路的脚步声——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补叙，他是踩着四块地毯走过去的，地毯一块比一块小，一块压着另一块的边，地毯边颜色不同，有的有流苏有的没有，构成了五彩的台阶。最低一级棕色里带点淡红，从墙根开始铺开去。第二级是绿色的，大多数面积被家具所占，如沉重的碗橱，放满几十只利口酒杯的玻璃柜，还有夫妻的大双人床。第三条地毯，蓝色，有图案，从一角铺到另一角。第四条是葡萄红的维罗呢地毯，它的任务是承受一张蒙上蜡布保护桌面的圆形可伸缩餐桌，以及四把用间距有规则的金属铆钉铆住的皮面椅子。

    还有许多地毯，原非壁毯，却挂在墙上，或者被卷起来，懒洋洋地躺在墙根下。奥斯卡推测，刺猬在币制改革以前做的是地毯交易，币制改革以后，他的地毯就没有销路了。

    开窗户的墙上，在两块东方风味的小地毯之间，挂着一个镶玻璃的镜框，里面是一幅俾斯麦侯爵的肖像。这是房间里唯一的一幅画。刺猬满满登登地坐在这位宰相下方的一把皮面因手椅里，看上去有点像俾斯麦的亲属。他从我手里接过迁居申报表，警觉地、吹毛求疵地却又不耐烦地细看这份官方印制的表格的正反两面。他的妻子随口问了一句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不料惹得他大发雷霆，使他越来越像那位铁血宰相了。圈手椅一口把他吐了出来。他站在四条地毯上，把表格举在一侧，用空气填满他的身子和背心，接着一跃踩到第一条和第二条地毯上，把下面的一番话倾倒在正低头做针线活的他的太太身上：谁在这里讲话我又没有问到他谁都不准讲除了我我我！不许再出声！

    蔡德勒太太顺从地控制住自己，不再出声，埋头做针线活。这样一来，踩在地毯上的刺猬就束手无策了，但他仍要人相信他这一通发作必须有回响，随后渐渐消失。他一步跨到玻璃柜前，打开柜子，弄得它丁当直响，小心翼翼地叉开手指夹起八个利口酒杯，又小心翼翼地把夹满玻璃杯的手从柜子里退出来而不致碰坏那些杯子，像一个有七位客人的东道主，要亲自做一番手脚灵巧的表演供来宾消遣。他一小步一小步地朝绿瓷砖连续燃烧炉走去，突然忘掉了自己应当谨慎小心，把手里那些一碰就碎的货色朝冰冷的铸铁炉门扔去。

    这个场面要求蔡德勒必须准确地扔中目标才行。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眼镜后面的眼睛却看着他的太太。而她呢？已经站起身来，站到右窗户下朝针眼里穿线。他砸碎玻璃杯后一秒钟，他的太太把线穿进了针眼，这可需要双手保持平稳，是件挺难的事呀！蔡德勒太太回到还暖和的圈手椅前，坐下来，裙子又缩上去，露出三指宽的粉红色内裤。刺猬探着身子，急促地喘息着然而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的太太朝窗户走去，接着穿针眼，随后走回去。她刚坐下，他就伸手到炉子背后，拿出一个铁皮簸箕和一把扫帚，扫拢玻璃碎片，把簸箕里的这些垃圾倒在一张报纸上，报纸的一半已经被利口酒杯碎片所占据，再没有地位来盛放第三次动怒后的碎片了。

    假如读者认为，奥斯卡在扔碎玻璃的刺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曾在多年间唱碎玻璃的奥斯卡，我不能说诸君毫无道理。我当初也爱把一肚子怒火化作玻璃碎片，不过，谁也不曾见到我事后又操起铁皮簸箕和扫帚！

    蔡德勒清除掉他的怒火的遗痕之后，又坐到圈手椅上去。奥斯卡再次把刺猬两手伸进玻璃柜去时落在地上的迁居申报表递给他。

    蔡德勒在表格上签了名，并且让我明白，在他的寓所里必须保持秩序，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行的。他说，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代销商，理发推子代销商，他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理发推子！

    奥斯卡自然知道什么是理发推子，他在房间的空气里做了几个动作来说明，让蔡德勒看出我正在操作理发推子。他的大胡子修剪得很不错，让人看出他是个很不错的代销商。他又告诉我他的工作日程：出门一周后在家待两天，永远如此。随后，他便失去了对奥斯卡的兴趣，像刺猬似的坐在浅棕色的皮圈手椅里吱吱响地前后摇着，眼镜镜片一闪一闪，不知是有还是没有缘故地说着：行行行行行。我该走了。

    奥斯卡先向蔡德勒太太告辞。她的手冰冷，没有骨头，但又是干巴巴的。刺猬在圈手椅里挥手，挥手让我朝门口走去，那里放着奥斯卡的行李。我两手已经拎起我的家当，他的声音又传来了：“您箱子挂着的是什么玩意儿？”

    “我的铁皮鼓。”

    “那么您要在这里敲鼓吗？”

    “不一定。从前我经常敲。”

    “我看您可以敲，反正我不在家。”

    “眼下还没有那种需要，会让我又敲起鼓来。”

    “您怎么个子这么矮小，嗯？”

    “不幸摔了一交，从此不长个儿了。”

    “只要您不给我添麻烦就好，譬如，突然发病之类。”

    “近几年里，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您瞧瞧，我的身子多么灵便。”奥斯卡在蔡德勒先生和太太面前蹦了几下，差点儿做起他在前线剧团时学会的体操动作来，逗得蔡德勒太太吃吃窃笑，惹得蔡德勒先生又变成一只刺猬，可他还在拍大腿的时候，我已经站在走廊里了，走过护士的乳白玻璃门、厕所门和厨房门，把行李拎进我的房间。

    这是五月初。从那一天起，护士的奥秘试探我，占据我，征服我。女护士使我患病，可能使我得了不治之症，因为甚至在今天，当这一切均成往事时，我仍在反驳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他直言不讳地声称：唯独男人可以真正成为病人的看护，病人让女护士护理自己的欲念，不如说是一种病兆。男护士辛辛苦苦地护理病人，有时治愈了病人；与此相反，女护士们走的是女性的路子，她们是引诱病人走向康复或者死亡，而且她们能轻易地使死亡具有性爱的意味，趣味无穷。

    我的男看护布鲁诺就是这么说的。他也许是对的，但我不愿意首肯。有谁若是像我这样的每隔几年便让女护士来证实一下自己没有死而是活着，谁就必定心存感激。当一个虽有同情心但爱吐怨言的男护士出于职业嫉妒心，想要离间他和女护士时，他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这种事情始于我三岁生日从地窖楼梯上摔下之时。我记得，她是绿蒂姆姆，从普劳斯特来的。霍拉茨医生的护士英格姆姆同我相处过多年。保卫波兰邮局的战斗过后，我同时迷恋于许多个女护士。只有一个护士的名字我还记得：她叫埃妮或贝妮姆姆。还有吕内堡的、汉诺威大学附属医院的无名女护士们。之后是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的女护士们，居于众人之上的是格特露德姆姆。现在，用不着我进医院去看病，她自己就来了。处在最佳健康状况下，奥斯卡迷恋于一个女护士，她同他一样是蔡德勒寓所的房客。从那一天起，我觉得世界充满了女护士。我清晨去上班，到科涅夫那里去刻字，我等电车的站名叫马利亚医院。在医院的砖砌大门或放满花盆的门前空场上，总有女护士们在来来往往。女护士们，结束了她们辛苦的服务工作，或者正要去做。电车来了。我免不了经常跟这些精疲力竭的、至少也是疲乏失神的女护士们坐在同一节拖车里，或者站在同一个站台上。起先，我讨厌她们身上的气味，但很快就适应了她们的气味，站到她们身边去，甚至站到她们的职业服装之间去。

    比特路到了。天气好时，我在室外陈列的墓碑间凿字，看着她们两个一对、四个一伙地手挽手走来。她们在休息，闲聊着，迫使正在刻辉绿石的奥斯卡抬头望去，耽误了他的工作，因为每抬头看一次，就要我付出二十芬尼的代价。

    电影广告：在德国一直有许多电影有护士出场。玛丽亚-谢尔诱使我去电影院。她身穿护士服，笑，哭，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地进行护理，始终头戴护士帽，微笑着演奏严肃音乐，后又陷于绝望，几乎扯碎了她的睡衣，自杀未遂后牺牲了她的爱情——博尔舍扮演医生——她忠诚于她的职业，保留了她的护士帽和红十字胸饰。奥斯卡的小脑和大脑哈哈大笑，不间断地把不正经的邪念编织到影片里去，而奥斯卡的眼睛却哭出了眼泪。我泪眼模糊地在荒漠中迷了路，荒漠者，穿白衣的无名志愿护士也。我在其中寻找道罗泰娅姆姆，关于她，我只知道她租下了蔡德勒家乳白玻璃门后面的小间。

    我有时听到她的脚步声，她正上完夜班回来。我有时在晚上九点左右听到她的声音，这时她结束白班回到她的小间。每当奥斯卡听到走廊上有护士的动静时，他并不总是稳坐在椅子上。他经常摆弄着房门把手。谁能经受得住呢？如果有什么东西从门口走过，可能是为了他而从门口走过的，他能不起来瞧一眼吗？如果邻室的每一个声响看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安稳地坐着的他一跃而起，他还能稳坐在椅子上不动吗？

    如果周围一片寂静，那情况会更糟糕。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船艏形象，它是木制的、被动的、寂静无声的。第一个博物馆看守躺在自己的血泊中。据说，尼俄柏杀死了他。馆长另找一名看门人，因为博物馆不能关门大吉。第二个看守又死了，人们惊呼：尼俄柏杀死了他。博物馆馆长好不容易找到了第三个看门人，也许已是他找过的第十一个了。不管怎样，一天，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看门人也死了。人们嚷道：尼俄柏，漆成绿色的尼俄柏，琥珀眼睛射出目光的尼俄柏，木制的尼俄柏，她赤身裸体，不抽搐，不挨冻，不出汗，不呼吸，没有蛀虫，因为喷洒了防虫剂，因为她是历史文物，无价之宝。为了她，必须烧死一个女巫，人家砍下了雕刻这个形象的匠人的天才的手。船只沉没，她却游泳脱险，因为尼俄柏是木头的，不怕火，会杀人，始终价值连城。她以她的寂静无声使学生、大学生、一名老年神甫和一个看门人组成的合唱队变成直挺挺不再动弹。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纵身向她扑去，结果丧了命。可是，尼俄柏却始终是干的，越来越寂静无声。

    女护士一大早，大约六点钟就离开了她的小间、走廊和刺猬的寓所，周围变得寂静无声，虽说她在的时候并没有弄出什么声响来。为能经受住这种寂静，奥斯卡不得不间或把床弄得嘎嘎作响，移动一张椅子或者让一只苹果朝浴缸滚去。大约八点钟，传来刷刷的响声。是邮递员，信和明信片被他塞进门上的邮件缝，纷纷落到走廊的地板上。除去奥斯卡以外，蔡德勒太太也在等待这刷刷声。她是曼内斯曼公司的女秘书，九点才上班，出门在我后面。所以，奥斯卡是听到刷刷声后第一个去看的人。我轻手轻脚，尽管明知她在听着我的动静。我打开房门，这样就不必开灯，把所有的邮件全拣起来。如果有玛丽亚的信——她每周一封信，用干净的字迹报道她自己、孩子和她的姐姐古丝特——我便随手塞进睡衣兜里，接着迅速溜一眼剩下的全部邮件。凡是寄给蔡德勒家的或者寄给住在走廊另一头的某个闵策尔先生的，我不是站着而是蹲着，又让它们落到地板上，却把寄给护士的拿在手里，转动、闻、摸，奥斯卡首先要了解一下寄件人是谁。

    道罗泰娅姆姆很少收到信，但毕竟比奥斯卡要多。她的全名是道罗泰娅-肯格特，可我只称呼她道罗泰娅姆姆，久而久之便忘了她的姓氏。对于一个护士来说，姓纯属多余。她的母亲从希尔德斯海姆给她来信。西德各家医院也寄来信和明信片。来信的都是同她一起受完专业培训的女护士们。她现在不带劲却又劳神地用写明信片来保持跟她的同行们的联系，也得到她们的回信。奥斯卡溜一眼就知道，全是些无聊的废话。

    那些明信片，正面多半都印有爬满常春藤的医院楼房，使我了解到一些道罗泰娅姆姆以前的生活情况。她在科隆的文岑茨医院、在亚琛的一家私立医院、在希尔德斯海姆都工作过一段时间。她的母亲也是由希尔德斯海姆给她来信的。她也许是下萨克森人，也许像奥斯卡那样是个东方难民，战后不久逃到那里落脚的。我还了解到，道罗泰娅姆姆就在附近的马利亚医院工作，同一个叫贝亚特的护士是要好朋友，许多明信片都提出这一友谊，还让代为问候那个贝亚特。

    她，这位女友，使我不安。她的存在使我想入非非。我写了几封致贝亚特的信，在一封信里请她替我说些好话，在另一封信里又闭口不谈道罗泰娅。我想先去接近贝亚特，再转而接近她的女友道罗泰娅。我起草了五六封信，有几封已经装进信封，我带着信去邮局，然而一封也不曾寄出去。

    如此疯狂的我也许总有一天会把这样一封致贝亚特的信寄出去的。可是，在一个星期一，我在走廊里发现了那封信，它使我的不乏爱情的激情变成了嫉妒，情况也就不同了。顺便说一下，当时，玛丽亚同她的雇主施丹策尔先生的关系刚开始，奇怪的是我对此事倒冷漠地听之任之。

    信封上印好的寄件人告诉我，写信给道罗泰娅姆姆的是马利亚医院的一位埃里希-韦尔纳博士。星期二，第二封信到了。星期四又捎来了第三封。在那个星期四，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奥斯卡回到他的房间里，坐到一张厨房椅子上，这些厨房椅子都包括在租用的家具里。他从睡衣口袋里掏出玛丽亚每周都会寄来的信。玛丽亚尽管有了新的追求者，仍准时来信，字体整洁，内容详细。他拆开信封，读着，却什么也读不进去。他听到蔡德勒太太在走廊里，紧接着听到了她的声音。她喊闵策尔先生，后者没有回答，可他必定在家，因为蔡德勒太太打开了他的房门，把邮件交给他，还不停地规劝他。

    蔡德勒太太还在讲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就已在我耳边消失了。糊墙纸错乱的图案使我的精神也错乱了，垂直线、水平线、对角线、曲线，干条线万条线乱作一团。我见到自己成了马策拉特，却又同他一起吃着所有的受骗者都在吃的伪称有益于健康的面包，轻易地把我的扬-布朗斯基装扮成一个诱拐者，涂抹成撒旦的脸，画得实在蹩脚，先让他穿上传统的天鹅绒领子的双排扣大衣，又让他穿上霍拉茨博士的白大褂，紧接着他又变成了外科医生韦尔纳，来诱拐，来使人堕落，来玷辱名声，来伤害人，来打人，来折磨人。凡是一个诱拐者必须干的，他都干了，这样一来，他反倒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了。

    今天，当我回忆起那个一时心血来潮产生的念头时，我可以微笑了，而当时，这个念头却使奥斯卡变得嫉妒，变得像糊墙纸的图案一样错乱。我要学医，尽快地去学。我要成为医生，而且就在马利亚医院从业。我要赶走韦尔纳博士，揭露他工作马虎，甚至指控他在做喉头手术时疏忽大意造成病人的死亡。事实将会证明，那位韦尔纳先生从未上过大学，更非医学博士。战争期间，他在一个野战医院工作，学到了一点知识。骗子滚蛋！奥斯卡将成为主任医师，如此年轻，然而身居负责的岗位。一位新任教授绍尔布鲁赫来到那里，由手术室护士道罗泰娅姆姆陪同，在一群白衣随从的簇拥下，走过回声四起的过道，给病人作了诊断，在最后一刻决定动手术。多妙啊，这样一部影片过去还从未拍摄过哩！

    衣柜里

    别以为奥斯卡只想着同护士们亲近。我毕竟有我的职业生活嘛！艺术学院的夏季学期已经开始，我只得放弃假期里临时的刻字工作，因为奥斯卡该去摆姿势换取较好的报酬了。他们在我身上运用的旧的风格手段必须经受考验，同时他们又开始在我和缪斯乌拉身上试验新风格了。他们扬弃了我们两个作为对象的具体性质，放弃、否认我们的具体存在，在画布和画纸上画上各种线条、四方形、螺旋形以及画在糊墙纸上也许还凑合的、纯粹是外在的东西。在这些日用品造型设计般的画上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奥斯卡和乌拉的形象，没有深奥的紧张度。他们还加上了市场上小贩叫卖腔似的标题，例如：《向上编织》、《歌唱时间》和《新空间里的红色》之类①。干这些的主要是年轻学生，他们连正正经经的素描都不会哩。库亨和马鲁恩周围我的老朋友们，还有齐格和拉斯科尼科夫这两位高才生，他们有丰富的黑色和彩色，所以不必用苍白的小圆圈和贫血的线条来为贫乏唱赞歌——

    ①此处喻学艺术的青年一代的趣味已由表现派和古典派转向抽象派。

    缪斯乌拉呢？她却下凡随俗，暴露出她的艺术趣味不过是工艺美术的趣味而已。她热中于新派的糊墙纸，很快遗忘了已经离开她的画师兰克斯，却认为一个姓麦特尔的中年画家各式各样的大幅装饰画是漂亮的、欢快的、滑稽的、离奇的、绝妙的，甚至是时髦的。麦特尔尤其喜爱像甜过头的复活节鸡蛋这种形式，乌拉不久就同他订了婚，这里就不多说了。她后来还经常找到订婚的机会。前天她来探望我，给我和布鲁诺带了糖果。她向我透露，眼下她离认真的结合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过，她以前也老说这样的话。

    学期刚开始时，乌拉只想当新派的缪斯，对这个盲目的——她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流派青眼相加。是她的复活节鸡蛋画家麦特尔把这只跳蚤塞进她的耳朵里的①，他还传授给她一套词汇作为订婚礼物，而她就试用这套词汇同我进行艺术对话。她大谈什么相互关系、布局、重音、透视、落差结构、溶化过程、侵蚀现象之类。她，白天只吃香蕉喝番茄汁的她，谈论着原细胞、色原子，说在其力场的平直动力轨道上的色原子不仅找到了它们的自然位置，而且，在此之外……在模特儿休息的时间里，乌拉就跟我谈这些。我们有时去拉亭街喝咖啡时，她也谈这一套。甚至在她同动力性复活节鸡蛋画家的婚约不复存在之后，在她经历了同一个勒斯波斯岛女子②的短暂插曲后，又跟库亨的一个男学生相好并重又归于客体世界，她还是保留着那套词汇。这使她那张小脸显得疲惫，在她的缪斯之嘴两侧刻下了两道深深的、略显狂热的皱纹——

    ①意为：对某人讲了讲什么事情后弄得他坐卧不宁。

    ②指搞同性恋爱的女子。

    必须承认，让缪斯乌拉扮作护士站在奥斯卡身边供人作画，这并非拉斯科尼科夫的独家主意。继《四九年圣母》之后，他又把我们画进《诱拐欧罗巴》中去，白公牛便是我①。紧接着这幅有争议的诱拐图之后产生的画是《傻瓜治愈女护士》——

    ①此画取材于希腊神话：宙斯化作白公牛劫走腓尼基公主欧罗巴。

    是我的一番话点燃了拉斯科尼科夫的想象之火。他，红发，阴沉，诡谲，正在苦思冥索，洗净画笔，疲惫地凝视乌拉，口念罪过，赎罪。这时，我建议他，把我画作罪过，把乌拉画成赎罪；我的罪过是显而易见的，赎罪，可以让乌拉身穿护士服来象征。

    那幅杰出的画后来加上了另一个标题，一个迷惑人的标题，这全怪拉斯科尼科夫。我本来要把这幅油画起名为《试探》，因为画中的我右手握住门把，往下压，正打开房门，房间里站着女护士。拉斯科尼科夫的这幅画本来也可以题作《门把》，因为我觉得有必要用一个新名堂来代替“试探”这个词儿，便推荐“门把”这个词儿，因为门上伸出的这个可供人握住的把手总愿意让人家来试一试，因为道罗泰娅姆姆小间的乳白色玻璃门上的那个门把手天天在被我试着。我知道，这时候刺猬蔡德勒出差在外，护士在医院，蔡德勒大太在曼内斯曼公司的办公室里。

    奥斯卡离开他那个带没有排水管的浴缸的房间，走到蔡德勒的套间的走廊里，站在护士的小间前，捏住门把。

    直到六月中旬左右，我几乎每天试探，房门却不愿让步。我开始以为，这位护士由于她的工作要求责任心强，便把她培养成一个凡事都有条有理的人，所以，看来我还是别再指望她会疏忽大意，不锁房门就离开。因此，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她的房门没锁时，我的愚蠢而机械的反应让我随即把房门又关上了。

    奥斯卡肯定在走廊里站了好几分钟，全身的皮肤绷得紧紧的，许许多多的想法从不同的来源同时涌上心头。他的心好不容易才向蜂拥而来的各种念头推荐一个类似计划那样的东西。

    我先把自己的想法同别的事情硬凑到一起去。玛丽亚和她的追求者，我想着，玛丽亚有一位追求者，追求者送给玛丽亚一把咖啡壶，追求者和玛丽亚星期六去阿波罗，玛丽亚只在休假日用“你”称呼她的追求者，在店里玛丽亚用“您”称呼她的追求者，因为这爿店铺是属于他的……我从这个和那个角度考虑了一番玛丽亚和她的追求者之后，我才在自己可怜的脑袋瓜里理出个头绪来——我打开了乳白玻璃门。

    我以前就已想象到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因为房门半透明的上半部从未透出过一道日光。同我的房间一样，我伸手到左边，摸到了电灯开关。这个小间实在太窄，不能叫做房间，所以，一个四十瓦的灯泡足够照亮全室。我一抬头就看到对面镜子里我的上半身，这真叫我难堪。他的反转的映像无话可说，所以奥斯卡也不避开它，加之，镜中以同样大小倒映出的梳妆台上的东西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奥斯卡踮起了脚尖。盥洗盆的白搪瓷上有几处蓝黑色疵斑。盥洗盆一头的上方是大理石梳妆台面，同样也有破损。石板缺左角，缺角处尽头是镜子，倒映出大理石的纹理。缺损处有撕去的胶布的痕迹，透露了曾有人想用笨拙的办法来补合。我这个当石匠的一见就手痒了。我想到了科涅夫自制的大理石粘合剂，可以用它把大理石碎片粘合成耐久的石板，贴在大肉铺房屋的正面。

    我同自己所熟悉的石灰岩打了一会儿交道之后，也就忘掉了讨厌的镜子恶意画出的我的肖像。这时，我想出了我一进门就觉得特别的那股气味究竟叫什么。

    唔，那是醋味儿。后来，直到几星期前，我还在用下面的假设来原谅这股冲鼻子的气味。我假设护士前一天洗过头发，冲头发时，她在水里掺进了酷，虽说梳妆台上没有醋瓶。同样，在其他贴标签的容器里，我也没有发现盛着酷。可我心里还一再说，如果道罗泰娅姆姆在马利亚医院找到现代化的洗澡间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先征得蔡德勒的同意，再到蔡德勒的厨房里去烧热水，再回她的小间来洗头发。护士长或者医院管理处一概禁止女护士使用医院的某些医疗设备，所以，道罗泰娅姆姆不得不在那个搪瓷盆里，对着那面不平的镜子洗她的头发，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尽管梳妆台上没有醋瓶，在湿冷的大理石上却有不少小瓶小罐。一包药棉、半包卫生带使得奥斯卡不敢再去查看小罐里盛的是什么。可我至今还认为，罐里的内容不过是化妆品，至多是无害的药膏。护士把梳子插在头发刷子上。我克服了若干障碍才从鬃毛间拔下梳子，看个清楚。我这件事干得真棒，因为在同一瞬间奥斯卡作出了最重要的发现：护士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也许是灰金色的。不过，根据梳下来的死头发下结论可要小心，因此，我们不妨断定：道罗泰娅姆姆有金黄色的头发。

    梳子上多得可疑的存货还说明：护士患有头发脱落症。我立即认为，之所以患这种不愉快的、使妇女心情苦恼的病，罪在护士帽，但我并没有控告护士帽，因为在一家管理有方的医院里，不戴护士帽是不行的。

    尽管醋味使奥斯卡觉得难受，但道罗泰娅姆姆脱落头发的事实却使我心中萌生了由于同情而变得高尚的、关怀的爱。说明我的为人和我的处境之特点的是，我当即想起许多标明有效的生发剂，一遇到合适的机会我就会交给护士的。我一边在脑子里想着这次会面——奥斯卡想象，那是在温暖、无风的夏日天空之下，在麦浪起伏的田间——我一边从梳子上持下不受拘束的头发，理成一束，打上一个结，吹掉上面的尘土和头皮屑，掏出我的皮夹子，匆匆清出一层，小心翼翼地把这束头发放进去。

    奥斯卡为了更方便地摆弄他的皮夹子，便把梳子放到大理石板上，这时又把它拿起来，因为我已经把钱包和战利品放进上装口袋里去了。我举起梳子对准无罩的灯泡，让灯光透过它，观察两组硬度不同的梳齿，确定较软的一组缺了两根齿，又禁不往用左手食指的指甲刮响那组硬齿的圆头。在耍弄时，一些头发在闪亮，奥斯卡见了心中高兴，这些头发是我为了不引起怀疑而故意不捋掉的。

    梳子终于插到了头发刷子上。我离开梳妆台，总觉得它不平。在向护士的床走去时，我撞上一把厨房椅子，椅子上挂着一个胸罩。

    奥斯卡手里没有别的东西，便用双拳去填满那个四边已经洗破和褪色的支撑物的两个穴，但填不满。不，我的拳头太硬，太神经质，陌生地、不幸地在这两只碗里活动，我不知道里面盛的是什么，却真想每天都能从这两只碗里用勺舀出东西来吃；有时会呕吐，因为奶糕糊有时会让人呕吐的，接着又甜了，太甜了，或者甜到连恶心都得有一定的味道才能刺激出来，从而检验着真正的爱情。

    我突然想起了韦尔纳博士，便从胸罩里抽出拳头。韦尔纳博士立即消失，而我也能站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床前。护士的床啊！奥斯卡经常想象它，可如今看到的却同给我的睡眠和偶尔的失眠界定一个棕漆框框的那张丑陋的床架一模一样。我曾希望她有一张白漆金属床，带黄铜头的最轻型的床栏杆，而不是这种粗笨的、没有情爱的家具。这是一个睡觉祭坛，连羽绒被都是由花岗岩雕成的。我在它前面站立良久，静止不动，脑袋沉重，毫无激情，甚至丧失了嫉妒的能力。随后我转过身去，避免看到这种不堪入目的景象。奥斯卡从来不会想象出道罗泰娅姆姆竟然住在睡在这种他厌恶透顶的洞穴里。

    我又向梳妆台走去，也许是想去打开假设盛着某种油膏的小罐。这时，衣柜吩咐我去注意它的体积，说出它上的油漆是黑棕色，跟随它的装饰线的凸出部走去，最后把它打开，因为每个衣柜都愿意被人打开。

    代替锁封住了两扇门的钉子被我弯直了，柜门立即叹息一声，自动打开了。可看的东西真不少，我只好后退几步，两臂交抱，冷静地进行观察。奥斯卡不愿像看梳妆台时那样拘泥于细节，不愿像面对护士的床时那样，由于事先已有想法而评判一通，他要像上帝创世第一天那样怀着十二分的新鲜感迎向衣柜，因为衣柜也是张开双臂欢迎他的。

    然而，奥斯卡是位本性难移的美学家，要他完全放弃批评是不行的。瞧，柜子的腿被一个野蛮人匆匆锯掉了，留下许多毛茬儿，平放在地板上，变了形。

    柜子内部，井井有条，无可挑剔。右边三格，摞着内衣和衬衫。白色、粉红色和浅蓝色相交，这蓝色肯定是耐洗的，右柜门里侧放内衣的三个格子旁挂着两个连在一起的红绿格子防水布口袋，口袋里上面是补过的、下面是因抽丝而破了的长统女袜。同玛丽亚穿的、由她的老板和追求者送的袜子相比，我觉得这些袜子不是更粗糙，倒是更厚、更耐用。衣柜内无格的空间里，左边衣架上挂着暗白色的上过浆的护士服。上方放帽子的格子里排列着简朴美观的护士帽，敏感，承受不了外行的手的触摸。我仅仅扫了一眼放在内衣格子左边的普通服装。全都是些随便挑选的便宜货，这证实我心中的希望：道罗泰娅姆姆对这部分服装的兴趣很一般。放帽子的那一格里，在护士帽边上随便地重叠地挂着三四顶盆形帽子，滑稽可笑的仿花图案也一个压着一个，整个儿看上去像一个没做好的蛋糕。同样在放帽子的格子里，有不到一打的书靠在一个盛剩毛线的鞋盒上，书脊五颜六色的。奥斯卡把脑袋歪向一侧，非得走近些才能看清书的标题。我露出宽恕的微笑，又让脑袋回到垂直的位置，原来这位善良的道罗泰娅姆姆读的是侦探小说。可是，衣柜里普通的衣物我已经看够了。这些书诱使我更靠近衣柜，我所处的位置颇为有利。我进而探身到衣柜里，再也抗拒不住想属于这衣柜的愿望。我要成为衣柜的一部分，好让道罗泰娅姆姆把她的不算少的一部分服装保存在那里。

    衣柜底板上放着实用的运动鞋，仔细刷过，只等待被穿出去，可我却不必挪动它们。衣柜里的物件盛放的地位，几乎是有意请我入内似的，因为奥斯卡可以蜷起膝盖，脚跟着地，不会压着任何一件衣服地待在这所小屋子的正中央，有足够的地盘，也有屋顶。就这样，我走了进去，抱着许多的期望。

    然而我没有马上集中心思。奥斯卡感觉到小间里的家具什物和电灯泡都在观看他。为使我在衣柜里的逗留更加亲切，我试着拉上柜门。困难不少，由于门框上的簧舌槽坏了，门的上部还漏着缝，灯光射进柜里来，不过这还不足以妨害我。门一关，气味增多了。旧东西的气味，干净东西的气味，不再有醋味，而是不呛人的防蛀剂气味，一种好气味。

    奥斯卡坐在衣柜里干些什么呢？他把额头贴在道罗泰娅姆姆的职业服上，一件颈前系扣的带袖围裙，他随即发现通往医院各病区科室的门全都打开了。我的右手，也许想寻找支撑点，便从普通衣服旁向后伸去，乱摸着，失去重心，一把抓住一样光滑的、能屈伸的东西，捏着它，最后找到一根立柱，把身体沿着钉在上面的横条滑去，靠在柜子的后壁上。奥斯卡不必再用右手去支撑，便把它伸到前面来，看看在背后抓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看到一条黑色漆皮腰带，但随即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因为柜里灰暗一片，漆皮腰带就不再仅仅是它本身。它可以是别的什么，是一种同样光滑和延伸着的东西，当我还是坚持三岁孩子身材的鼓手时，在新航道的港口防波堤上见到过：我可怜的妈妈身穿深红色翻领的海军蓝春季大衣，马策拉特穿一件双排扣大衣，扬-布朗斯基的大衣有天鹅绒翻领，奥斯卡的水手帽上绣着金字“皇家海军赛德利茨号”的飘带也属于这次结伴郊游的组成部分。双排扣大衣和天鹅绒翻领在我和妈妈前面跳跃，妈妈穿着高跟鞋不能跳，他们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一直跳到灯塔。灯塔下坐着一个钓鱼的人，他拿着一根晾衣服绳子，旁边有一个土豆口袋，满满的口袋里有盐，还有什么东西在动。我们，我们看着口袋和绳子，想知道灯塔下的这个男人为什么用晾衣服绳子钓鱼，这个从新航道或者布勒森来的家伙，管他从哪儿来的呢！他放声大笑，朝水里吐出一团棕色东西，这东西在防波堤旁边的水面上摇曳，不进不退，末了被一只海鸥啄走。海鸥什么都叼走，它不是敏感的鸽子，更不是女护士——若要把一切白色披戴的东西都集中保管，塞进一个柜子里，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还可以指白为黑，因为我当时还不害怕黑厨娘，毫无惧色地坐在衣柜里却又不在衣柜里，而是同样毫无惧色地在无风的天气下站在新航道的防波堤上。在衣柜里，我手执漆皮腰带。在防波堤，我寻找着别的，虽说也是黑色的和滑溜的，但不是漆皮腰带。由于我此刻坐在衣柜里，而衣柜都会强迫人去作比较，我于是也进行比较，称之为黑厨娘。但那时候，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了解得更多的是白色事物，却几乎无法区分海鸥和道罗泰娅姆姆。我不去想鸽子和类似的无谓之物，加之，我们去布勒森然后又去防波堤那天，不是复活节，而是耶稣受难节，灯塔上空也无白鸽，灯塔下坐着从新航道来的那个小子，手执晾衣服绳子，坐着，啐着。或许是从布勒森来的那个小子收绳子，绳子拽到了头，随后让别人明白，为什么从同海水相混的莫特劳河水里拽绳子时会那么费力。这当口，我可怜的妈妈把双手搭在扬-布朗斯基的天鹅绒衣领和双肩上，因为她脸色煞白好似乳酪。她要走开，却又不得不目睹那个家伙把马头朝石上拍打，较小的海水绿的鳗鱼从马鬃上纷纷落下。他又像起螺丝钉似的从这死尸里拽出较大的、颜色更深的鳗鱼来。此刻，有人扯碎了一条羽绒被，我是说，海鸥来了，俯冲过来，因为海鸥如果有三只或三只以上在一起时，捉一条小鳗鱼是不费力的，若要抓较大的就困难了。这时，那个男人掰开黑马的嘴巴，用一根木头撑在牙齿间，让这匹老马张嘴大笑，把他的毛茸茸的胳臂伸进去，抓住、捏牢，同我在衣柜里住、捏牢一样。他也往外拽，同我拽出漆皮腰带一样。他一次拽两条，在空中一甩，啪的一声打在石头上。这时，吃下去的早餐又从我可怜的妈妈嘴里吐出来，牛奶咖啡、蛋白、蛋黄，还有一点果酱和白面包碎渣儿，丰盛得很。海鸥一见，立即倾斜身子，降下一层楼的高度，展翅俯冲，叫声就更不用提了。海鸥的眼睛凶光毕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决不让别人赶走。扬-布朗斯基赶不走它们，他自己就怕海鸥，双手捂住了蓝色的稚气的大眼睛。它们也不理睬我的鼓声，当我狂怒而又激动地在我的铁皮上找到一些新型节奏的时候，它们长驱直入。但我可怜的妈妈什么都顾不上了，她手忙脚乱，用手抠呀抠呀，可什么也吐不出来了，因为她吃得并不太多。因为妈妈要保持苗条的身材，所以她每周两次去妇女协会练体操，但这帮不了什么大忙，因为她偷偷地吃，而且总能找到摆脱自己的决心的小小出路，就像从新航道来的那个家伙，不管任何理论上的推断，不管在场的人都认为再也掏不出什么来时，他却从马耳朵里拉出一条鳗鱼来，作为压轴戏。鳗鱼满身白糊糊，因为它在马脑子里翻腾。它被那人长久地甩着，直到白糊糊全数脱落，露出了鳗鱼的漆皮，同漆皮腰带一样闪闪发光。我要顺带说一句，道罗泰娅姆姆不别红十字饰针、穿普通服装外出时，系是就是这样一根漆皮腰带。

    我们转身回家去，尽管马策拉特还想留下，因为一艘大约一千八百吨的芬兰船入港，掀起了波浪。那个家伙把马头留在防波堤上。紧接着，马头一片白，并且大喊大叫。但不像众马嘶鸣似的喊叫，倒像一片云在喊叫，一片白云，大声叫喊，嘴馋贪食，笼罩住一个马头。当时，这景象让人看了觉得宽松许多，因为再也看不见马头了，即使可以去想象这疯狂的一群下面隐藏着什么。那艘芬兰船也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船上装载着木材，船身像萨斯佩公墓的铁栏杆一样生锈了。我可怜的妈妈却既不回头看芬兰船，也不去看海鸥。她受够了。尽管她以前在我家的钢琴上不仅弹过而且唱过《小海鸥飞往赫尔戈兰》，但自那以后她却不再唱这首歌，不再唱任何一首歌。起初她不再吃鱼，但从一个美好的日子起，她又开始吃许多肥鱼，直到她不能再吃。不，她有意弄到自己腻烦的地步，不仅对鳗鱼，也对生活，尤其对男人，也许也对奥斯卡，她都腻烦了。不管怎么说，她以往是什么也不能放弃的，却突然知足了，有节制了，让人把她埋葬在布伦陶。而我呢，一方面什么也不想放弃，另一方面，什么都没有我也能活下去，这一点可能是得自于她。不过，唯独缺了熏鳗鱼，我无法活下去，即使眼下是那么贵。缺了道罗泰娅姆姆也一样，只是我从未见过她，她的漆皮腰带我也觉得平平常常，然而我再也摆脱不了这条腰带。它没完没了，甚至变出许多条来。于是我用空着的那只手解开裤子扣子，使被许多条漆皮鳗鱼和进港的芬兰船弄得模模糊糊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形象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像旧病复发似的一再被带回到港口防波堤去的奥斯卡，终于借助海鸥的帮助，逐渐回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世界中去，至少回到衣柜的那一半中来，在这里有她的空空的然而吸引人的职业服装。我终于十分清楚地看见了她并以为看清了她脸上的细部时，簧舌从损坏的糟里滑出，吱呀一声柜门大开。突如其来的光亮想要激怒我。奥斯卡手忙脚乱，生怕弄脏了旁边挂着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带袖围裙。

    仅仅为了造成一个必要的过渡，也为了缓解在衣柜里逗留时那种始料未及的紧张与疲劳，我做了多年来不再做的游戏，在衣柜干燥的后壁上多少灵巧地敲出若干松弛的节拍，随后离开柜子，再次检查衣柜有没有被弄脏，丝毫未发现需要自责的地方，甚至连漆皮腰带也还是光洁的。唔不，有几处发暗，必须擦一擦，甚至呵口气擦得它恢复原状，可以让人联想到鳗鱼，就是我少年时代人家在新航道的港口防波堤上捉到的那些鳗鱼。

    我，奥斯卡，离开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随手关掉那个四十瓦灯泡。我来访期间，从头到尾注视着我的就是它

    克勒普

    我站在走廊上，皮夹里装着一团淡金色头发。有一秒钟之久，我尽力透过皮革、上装衬里、背心、衬衫和汗衫去感触到这一团头发，但是我太疲乏、太满足了，而这种满足又是以那种奇特的快快不乐的方式得到的，所以，我无力把我从小间里偷盗来的东西想象成这样或那样，而只把它看做是梳子梳下的脱落的头发。

    这时奥斯卡才承认，方才他寻找过别的珍宝。我在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里逗留期间，曾想证实那个韦尔纳博士在小间的某处存在着，即使仅仅通过那些我所熟悉的信封而存在着。但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信封，也没有写过的信纸。奥斯卡承认，他曾把道罗泰娅姆姆的侦探小说一本本地从放帽子的那一格里抽出来，翻一遍，检查题赠和书签，注意有没有夹着照片，因为奥斯卡虽说不知道马利亚医院大多数医生的姓名，但认得他们的面孔。可是，没发现有韦尔纳博士的照片。

    看来，韦尔纳博士不知道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他若是见到过它，也未能留下痕迹。这样，奥斯卡本该有充分的理由高兴的。难道我不是领先于那位博士很大一段距离了吗？难道小间里没有那位医生的痕迹不正好证明，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在医院里，所以是公务性质的，如果不是公务性质的，那也是单方面的？

    可是，奥斯卡的嫉妒心需要一个动机。如果韦尔纳博士留下蛛丝马迹，那会给我沉重的打击，但同时又会给我同样程度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是无法同我在衣柜里逗留而产生的小小的、短暂的结果相比较的。

    我现在记不清是怎样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的，只记得听到在走廊另一头关住某个叫闵策尔先生的房间的那扇门后边，传来一阵装出来为引起别人注意的咳嗽声。那位闵策尔先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刺猬的女房客不是已经够使我费神了吗？难道我还要给自己增加一个负担？何况，谁知道闵策尔这个姓名背后藏着的是什么。所以，这阵有求于人的咳嗽声奥斯卡听而不闻，确切地说，我不懂得人家究竟要我干什么。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才明白，我不认识也跟我毫不相干的那位闵策尔先生连连咳嗽，是要诱使我，奥斯卡，到他的房间里去。

    我承认，我由于对那阵咳嗽声没有作出反应而久久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房间狭窄至极，但同时却又十分宽敞，因此，跟连连咳嗽的闵策尔先生聊上一聊，即便是累赘，是迫不得已的，也会令我感到欣慰。可是，我没有勇气事后或者当场在走廊里故意咳嗽几声，同走廊另一头房门后面的那位先生建立联系，而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交给屋里那把厨房椅子坚硬的直角，马上变得激动不安，正如我一坐到椅子上就会处于这种状态那样，并从床上抓起一本医学参考书，接着又扔下这本用我当模特儿挣来的血汗钱买来的、价钱昂贵的厚书，弄得它满是褶印。我又从桌上取下拉斯科尼科夫送的礼物，铁皮鼓，抱住它。奥斯卡既不能用鼓棒去敲铁皮，也没有淌下眼泪，落到白漆圆面上，发出无节奏的宽慰声。

    现在可以着手写一篇论文，论失去的清白，可以把击鼓的、总是三岁的奥斯卡跟驼背、失去声音、无泪无鼓的奥斯卡作一番比较。这可是不符合事实，奥斯卡还是鼓手奥斯卡时就已经多次失去清白，但事后又重新得到它，或者让它重新长出来，因为清白好比杂草，不断滋生蔓延——读者只需想到，所有清白的祖母曾经全都是堕落的、充满仇恨的婴儿就行啦。算啦，奥斯卡不想让罪过与清白的游戏从厨房椅子里产生出来。不，还不如说是对道罗泰娅姆姆的爱吩咐我离开房间、走廊、蔡德勒的套间，到艺术学院去，虽说库亨教授跟我约定的时间是下午晚些时候。

    奥斯卡身不由己地出了房间，踏进走廊，费力地打开套间的门，弄出很大声响，又待了片刻，听听闵策尔先生的门后有无动静。他没有咳嗽，我则羞愧，愤怒，满足，饥饿，既厌烦生活又饥渴地需要生活，忽而微笑，忽而近乎哭泣，于是离开了寓所，离开了尤利希街的房屋。

    几天以后，我着手实行一项盘算已久的计划，若不是连细节都准备就绪的话，我绝不会认为它是个好办法的。那天整个上午我没有工作，直到下午三点我才同乌拉一起给富有想象力的画家拉斯科尼科夫当模特儿。我扮演奥德修斯，回到家乡，送给用涅罗用一个驼背。我曾试图劝说这位艺术家放弃这个想法，但是徒劳。当时，他画希腊的神和半神获得成功。乌拉也觉得待在神话世界里很自在。我只好让步。他先把我画成火神伏尔甘，又画成冥王普路托同普洛塞庇娜，末了，即在那一天下午，他把我画成驼背奥德修斯。可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描写那天的上午。因此，奥斯卡就不告诉诸君缪斯乌拉扮作珀涅罗珀后相貌如何如何，而要讲一讲我的事。蔡德勒寓所里静悄悄。刺猬带着他的理发器正在推销旅行途中。道罗泰娅姆姆上白班，六点钟即已离家。八点刚过，邮件送到时，蔡德勒太太还躺在床上。

    我立刻去看邮件，没有我的——两天前刚收到过玛丽亚的信——可是我第一眼就发现一个信封，系在本市投寄，韦尔纳博士的笔迹我也不会认错。

    我先把这封信跟给闵策尔先生和蔡德勒夫妇的信一起放下，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到蔡德勒太太出现在走廊里，给房客闵策尔送去他的信，接着进厨房，末了回卧室。十分钟后，她离开套间和楼房，因为她在曼内斯曼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九点开始。

    为保险起见，奥斯卡再等一等，故意慢吞吞地穿衣服，外表镇静，洗净手指甲，随后才决定行动。我走进厨房，在三焰煤气灶最大的一个燃烧器上放上半铝锅的水，先用大火烧，水刚煮沸，即把开关拧到最小位置。我小心看管住我的思想，让它尽可能集中在正要做的事情上，迈出两步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前，从乳白色玻璃门下面的门缝里，拿起蔡德勒太太只塞进一半的信，又回到厨房，把信封背面放在水蒸汽上熏，直到我可以拆开它而不造成损坏。奥斯卡壮起胆子把埃-韦尔纳博士的信举到锅上去之前，他自然已经关掉了煤气。

    我读医生的信息，但不是在厨房里，而是躺在我自己的床上。我差点失望了，因为信上的称呼和结尾的套语都没有泄露医生与护士问究竟是何种关系。

    “亲爱的道罗泰娅小姐！”这是称呼，信末是：“您的恭顺的埃里希-韦尔纳。”

    在读信的正文时，也不见有一句明显的温情脉脉的话语。韦尔纳惋惜前一天未能跟道罗泰娅护士说话，虽然他在男子私人病房区的双扇门前见到过她。她看见医生在同贝亚特姆姆——也就是道罗泰娅的女友——说话，就转身走了，韦尔纳博士却不知原因何在。韦尔纳博士仅仅请求澄清此事，因为他本人同贝亚特姆姆的谈话是纯公务性质的。如道罗泰娅姆姆所知，他过去一直、今后仍将尽力同不太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贝亚特姆姆保持距离。这是不大容易做到的，道罗泰娅必须理解这一点，好在她是知道口亚特的，贝亚特经常毫无约束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他，韦尔纳博士，自然从未对此有过任何表示。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说：“请您相信我任何时候都会向您提供同我交谈的可能。”尽管那几行字是客套话，冷冰冰的，甚至狂妄自大，我仍然毫无困难地一眼看透了埃-韦尔纳博士这封信的文风，并且认为这封信无论如何也是一纸热情的情书。

    我机械地把信纸装进信封，再也顾不上什么谨慎细心了。韦尔纳可能用舌头舔湿过的涂胶层，我现在用奥斯卡的舌头把它舔湿，随后开始大笑。紧接着我用巴掌交替着拍自己的前额和后脑勺，拍着拍着右手终于离开奥斯卡的前额放到门把手上去，打开门。我走进走廊，把韦尔纳博士的信半插到用木板和乳白玻璃锁住我所熟悉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那扇门底下。

    我还蹲着时，我的一个或两个手指还搭在信上时，听到了从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传来了闵策尔先生的声音。他那慢吞吞的、像是为让人记录下来而强调着的呼唤声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啊，亲爱的先生，请您给我取些水来好吗？”

    我站起身来，心想，这个人也许病了，但同时又认识到，门后的这个人没有病，是奥斯卡说服自己相信他病了，好找个理由给他送水去，因为单凭一声无缘无故的呼唤声是不可能诱使我走进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房间里去的。

    我先想把帮我拆开医生的信的铝锅里的还温和的水给他送去。可随后我又把这用过的水倒进洗涤盆，给锅里放进新的水，端着锅和水走到那扇门前。门后响起了闵策尔先生的声音，表示要我带水去，或者仅仅是要水。

    奥斯卡敲门，进门，克勒普特有的气味立即扑鼻而来。倘若我说这气味是酸的，我也就没有讲出它还有极甜的成分。除了护士小间里的醋味空气外，再没有别的实例可以用来同克勒普周围的空气作类比了。说它是酸甜的，那也不对。那位闵策尔先生或者克勒普（我今天这样叫他），一个胖而懒的、却又不是不能动弹的、爱出汗的、迷信的、不洗澡的、却又不是腐臭的、一直快死而又死不了的长笛手和爵士乐单簧管手，他过去和现在身上都有一股死尸味道。他不停地抽烟，口含胡椒薄荷来排除大蒜的臭味。他当时就已经散发着这种气味，今天也散发着、呼出这种气味，在疗养院的探视日用这股气味袭击我，随之带来人生的乐趣和稍纵即逝的一切。他离开时总有一套烦琐的动作，总要预告下次再来。他走后，布鲁诺总是不得不打开门窗，让空气对流一下。

    今天，奥斯卡卧床不起。当时，在蔡德勒的套间里，我是在满床的残剩物品中见到克勒普的。他散发着臭味，心情却极佳。床上在他够得着的地方，放着一个老式的、很像是巴罗克式样的酒精炉，十二包面条，几瓶橄榄油，软管西红柿酱，倒在报纸上的受潮的盐，一箱瓶装啤酒，后来才知道，它们是温热的。他躺着往空啤酒瓶里小便，这是一小时以后他可以跟我亲密交谈时告诉我的，随后盖上多半是满满的、容积正合他的要求的绿瓶子，放到一边，同确实盛碑酒的瓶子严加区分，当这位卧床者想喝啤酒时，就不至于有拿错瓶子的危险。虽说他的房间里有水——如果他还有一点进取精神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在水池子里小便的，但他太懒，说得更确切些，他是自己妨碍自己站起来，不然的话，他是可以从费了这么大气力布置的床上起来，用他煮面条的锅去打新鲜水的。

    由于克勒普，即闵策尔先生，始终用同一锅水煮面条，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多次滗掉水、越来越稠的汤，此外，还靠着储存的空啤酒瓶，他可以保持水平姿势，经常连续卧床四天以上。然而，当面条汤煮成威浆糊时，他就处在紧急情况之下。虽说克勒普可以让自己挨饿，但当时他还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前提；看来他的苦行从一开始就规定为四到五天一个周期，要不然的话，给他送信的蔡德勒大太会给他一个更大的面条锅以及跟他储存的面条相应的储存水，使他更加不依赖于他的环境。

    奥斯卡侵犯别人通信秘密的那天，克勒普已经不依赖周围环境卧床五天了。残剩的面条汤已经可以用来贴广告了。这时他听到走廊上我的不坚定的、为道罗泰娅姆姆和她的信而迈出的脚步声。在他了解到奥斯卡对于为招呼人而故意装出来的咳嗽声不予理睬之后，在我读到韦尔纳博士冷漠之中含有激情的情书的那一天，他只好辛苦一下自己的嗓子了：“啊，亲爱的先生，请您给我取些水来好吗？”

    我于是拿起锅，倒掉温水，拧开水龙头，让水哗哗流，盛满半锅，又添了一点，把新鲜水送去给他。我当真是他所推测的亲爱的先生。我作了自我介绍，自称石匠和刻字匠马策拉特。

    他，同样有礼貌，把上半身抬起若干度，自称埃贡-闵策尔，爵士乐演奏家，但请我叫他克勒普，因为他的父亲已经使用了闵策尔这个姓。我太能理解他的这种愿望了。我宁愿自称科尔雅切克或干脆叫奥斯卡，我用马策拉特这个姓是由于谦卑，而且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才决定用奥斯卡-布朗斯基这个姓名。因此，简单地叫这个肥胖的年轻人克勒普，对我来说是毫无困难的。我估计他有三十岁，其实他没有这么大的年纪。他叫我奥斯卡，因为科尔雅切克这个姓对他来说实在太费劲了。

    我们聊起天来，起初很难无拘无束。我们聊那些最轻松的话题。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我们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他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奥斯卡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所有的人都得死。他也认为所有的人最后肯定是要死的，但不敢肯定所有的人是否都必须被生出来。他谈到自己时就像谈一个本不该生的错误地出生的人，奥斯卡感到自己同他相似。我们两人也都相信天。可是，他谈到天时，却让人听到一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并在被子下搔痒。别人可以设想，克勒普先生在活着的时候已经计划好了他将来到天上去实行的不正经的事情。我们进而谈政治时，他几乎变得激昂，向我列举了三百多个德意志王室的姓氏，像是要立即授予他们尊严、王位和权势，并把汉诺威地区授予不列颠帝国。当我问及前自由市但泽的命运时，很遗憾，他不知道在哪儿。但这无所谓，他当场建议派一名比利时伯爵去当这个他不知道的小城的君主。据他说，这位伯爵是扬-韦伦①的直系后裔。末了，当我们给真理这个概念下定义并且取得若干进展的时候，我巧妙地见缝插针，提了几个问题并获悉克勒普先生在蔡德勒家当房客、付租金已有三年之久。我们遗憾的是未能早些相识。我责怪刺猬没有把这位卧床者的情况详细告诉我，他同样也没有想到，应当多告诉我一些有关那个护士的情况，而仅仅说了一句：乳白玻璃门后面住着一位护士——

    ①扬-韦伦（165～1716），公爵，领有普法尔茨-诺伊堡、于利希和贝格，扩建了杜塞尔多夫城。

    奥斯卡不想马上让闵策尔先生或克勒普来替自己分忧。我不向他打听那位护士，却先关心起他的情况来了。“顺便问一声，”我插进这样一个问题，“您身体欠佳吗？”

    克勒普又一次把上半身抬起若干度。他看到自己不能构成一个直角时，又让身子躺下去，随后告诉我，他卧床是为了弄清楚他的身体究竟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他希望在数周内将会认识到，他的健康状况是不好不坏。

    接着发生了我所担心的事情，也是我以为能够借助于长时间的、东拉西扯的谈话来阻止的事情。“啊，亲爱的先生，请您同我一道吃一份面条吧！”就这样，我们一起吃用我拿来的新鲜水煮的面条。我不好意思坚请他把那个黏糊糊的锅给我，由我在水池子里彻底洗一遍。克勒普翻身侧躺着，一声不吭，用梦游者似的有把握的动作煮面条。他小心地把水滗到一只较大的罐头筒里，几乎不改变上身的姿势，伸手到床底下，取出一只油腻的、满是干结的剩西红柿酱的盘子，犹豫了片刻，又伸手到床下，取出揉皱的报纸，用它擦了一通盘子，再把报纸塞到床下，朝脏盘子上吹口气，仿佛要吹掉最后的一点尘土，随后以慷慨大方的手势把全世界最脏的盘子递给我，请奥斯卡接过去，不必客气嘛！

    我请他先给自己盛，再给我盛。他把脏而粘手指的餐具给了我，便用汤匙和叉子把近一半的面条撩到我的盘子里，用优雅的手势朝面条上挤出长长一条西红柿酱，画成图案，又浇上好些油，接着在煮面条的锅里也加上同样的佐料，在两份面条上洒胡椒，在他自己那份上又多洒了一些，用目光示意，要我像他似的把我的一份调拌一下。“啊，亲爱的先生，请您原谅，我这里没有巴马干酪粉。愿您胃口大大的好！”

    直到今天，奥斯卡仍旧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硬着头皮动起匙和叉来的。奇怪的是，我觉得这顿饭味道好极了。从那天起，克勒普煮的面条甚至成为我衡量我面前的每一份饭的美味价值的标准。

    我趁吃面条的工夫，不引起他注意却又仔细地观察着这位卧床者的房间。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天花板下面墙上一个未堵上的烟囱的圆孔，洞里冒着黑烟。窗外在刮风，风时而把煤灰云团由烟囱孔刮进克勒普的房间里来。煤灰落在家具上，像举行隆重的葬礼。所谓家具，也就是放在房间中央的那张床以及蔡德勒家的用包装纸盖上的、卷起来的地毯。因此可以断言，在那间房间里被弄黑的只有原是白色的床单、克勒普脑袋下的枕头和一条毛巾，阵风把煤灰云团刮进屋里来时，这位卧床者就用它遮住自己的脸。

    房间的两扇窗同蔡德勒家的起居室和卧室的窗户一样，都朝着尤利希街，确切地说，朝着公寓正面前那棵栗子树蒙上灰的绿叶。用以装饰的只有一幅画，用图钉钉在两扇窗户之间。这是英国伊丽莎白①的彩色肖像，显然是从画报上撕下来的。画下方的衣钩上挂着一支风笛，蒙着一层煤灰，凑合还能看出它那苏格兰大方格图案。我看着那张彩色图片，想着的倒不是伊丽莎白和她的菲利普，而是站在奥斯卡和韦尔纳博士之间的、可能无所适从的道罗泰娅姆姆。这时，克勒普告诉我，他是英格兰王室的忠诚而热情的追随者，因此他曾经跟英国占领军的一个苏格兰团的风笛手上过课，尤其因为这个团的指挥官就是伊丽莎白本人。他，克勒普，在一部每周新闻片里见到过伊丽莎白视察那个团。她身穿苏格兰短裙，从头到脚都是方格图案。奇怪的是，我心中的天主教精神却自己表现出来了。我表示怀疑伊丽莎白是否懂得风笛音乐，也谈了几句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亚-斯图丽特②的屈辱的结局。简而言之，奥斯卡让克勒普明白，他认为伊丽莎白不懂音乐——

    ①指1952年登基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的丈夫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

    ②玛丽亚-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被加尔文教派贵族所废，逃亡伦敦，被囚禁十九年，终于被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所杀。

    我原来期待着这位保皇党人会暴跳如雷。他却像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那样微笑着，请我作一番说明，好让他由此推断出，我这个小男子——那胖子这样称呼我——在音乐方面有无判断力。

    奥斯卡良久地凝视着克勒普。他同我交谈，无意中激发了我心中的火花。这火花闪过大脑直到驼背。这仿佛我从前所有的、敲坏的、处理掉的铁皮鼓在欢庆它们的末日审判。被我扔进废铁堆的上千只铁皮鼓以及被埋葬在萨斯佩公墓的那一只铁皮鼓，全都出现了，新生了，完好无损地欢庆复活，鼓声隆隆，在我胸中回荡，驱使我从床沿上站起身来。我请克勒普原谅并稍候片刻，便被复活的鼓拉出房间，拽我经过道罗泰娅姆姆小间的乳白玻璃门，门下还插着那封信，露出了半截。复活的鼓鞭策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朝画家拉斯科尼科夫在画《四九年圣母》时送给我的那只鼓走去。我抓住鼓，挂上，拿起两根鼓棒，转过身去或者被转过身去，离开我的房间，在那该诅咒的小问旁一跃而过，像一个长久迷航后返回的幸存者似的跨进克勒普的煮面条厨房，不讲客套，坐在床沿上，挪正红白漆铁皮，先在空中耍弄鼓棒，诚然还有点窘迫，不正眼看吃惊的克勒普，接着，让一根鼓棒像碰巧似的落到铁皮上。啊，铁皮给了奥斯卡一个答复，奥斯卡紧接着让第二根鼓棒落下去。我开始敲鼓，按部就班，起首是始初之日，电灯泡之间的飞蛾擂响了我诞生时辰的鼓声；我敲出了十九级地窖楼梯和人家庆祝我的传说般的三岁生日时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我敲出了佩斯塔洛齐学校的课程表，带着鼓爬上塔楼，带着鼓待在政治演讲台下，敲出鳗鱼与海鸥，耶稣受难日拍地毯；我敲着鼓坐在我可怜的妈妈一头小的棺材旁，又在鼓上模仿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布满伤疤的后背；当我在铁皮上擂起黑维利乌斯广场上波兰邮局保卫战时，我觉察到我所坐的床的床头有点动静，偷眼看到克勒普坐直了身子，从枕头下面取出一支可笑的长笛，放在嘴边，吹出音响，那么甜，那么不自然，同我的鼓艺那么合拍；我于是领他到萨斯佩公墓会见舒格尔-莱奥，舒格尔-莱奥跳完一支舞；我又在克勒普面前，为了他，同他一起，让我第一个恋人的汽水粉泛起泡沫；我甚至带他进入莉娜-格雷夫太太的热带丛林，也让蔬菜商格雷夫的能吊起七十五公斤的大型擂鼓机隆隆作响；我吸收克勒普入贝布拉的前线剧团，让我的铁皮发出耶稣的声音，在鼓声中施丢特贝克和全体撒灰者从跳水塔上跳下，下面坐着卢齐；我让蚂蚁和俄国兵占领我的鼓，但没有再次领克勒普去萨斯佩公墓，让他看我把鼓向马策拉特扔去，而是敲出了我的伟大的、永不结束的主题：卡舒贝土豆地，天降十月雨，地上坐着我的外祖母，身穿四条裙子；这时，我听到了从克勒普的长笛里传出浙浙沥沥的十月雨声，他的长笛在雨中，在我外祖母的四条裙子下，发现了纵火犯约瑟夫-科尔雅切克，并且证实和庆祝我的可怜的妈妈的产生；这时，奥斯卡的心险些化为石头。

    我们演奏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把我的外祖父在木筏上的逃跑充分地变奏了一番，用颂歌暗示这名纵火犯有可能奇迹般地获救，从而结束了我们的合奏，稍觉疲乏，但却幸福。

    最后一个音还在长笛里时，克勒普从他躺够了的床上一跃而起。尸臭味随他飘来。他打开窗户，用报纸塞住烟囱孔，扯下并撕碎英国的伊丽莎白的彩色画片，宣布结束保皇党人的时代，让水从水龙头里哗哗流进水池。洗，他在洗，克勒普开始洗身，从头洗到脚。这不再是洗身，而是洗礼。他洗毕，放掉池子里的水。他，身上滴水，赤裸，肥胖，满墩墩的，斜挂着那个可憎的家伙，站在我的面前，抱起我来，伸直双臂把我举起。是啊，奥斯卡过去和现在都很轻。这时，他胸中爆发了笑声，传出笑声，声浪撞击天花板。我这才明白，不仅奥斯卡的鼓复活了，克勒普也复活了。我们互相祝贺，亲吻面颊。

    同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外出，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克勒普向我建议，同他一起成立一个爵士乐队。虽说我请他给我一段时间考虑一下，但奥斯卡已经下了决心，不仅要放弃他在石匠科涅夫那里刻字的职业，而且不再同缪斯乌拉一起去当模特儿，我要当爵士乐队的打击乐手

    在椰子纤维地毯上

    当时，奥斯卡就这样为他的朋友克勒普提供了从床上起身的理由。他高兴过头，从霉臭的被褥中一跃而起，甚至用水冲洗身子，完全成了一个新人，并且说：“妙哉！”又说，“我可以从人世间得到好处！”今天，奥斯卡成了卧床者。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克勒普要对我实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因为当初我使他离开了他那面条厨房里的床，现在他要让我离开疗养和护理院里我的栏杆床。

    我必须对他每周一次来探望我感到满意，我必须洗耳恭听他有关爵士音乐的乐观主义宏论，他的音乐共产主义宣言，因为他卧床不起时，是个忠诚的保皇党人，拥护英格兰王室，但在我夺走了他的床以及他的风笛和伊丽莎白后，他马上成了德国共产党缴纳党费的党员。至今这仍是他的一项非法的业余爱好：喝着啤酒，吃着血肠，一边向站在酒柜前细看酒瓶商标的没有危险的小人物们讲述，全日工作的爵士乐队和苏联农庄都是使人幸福的团体。

    当今的社会为一个从睡梦中惊醒的人所提供的机会是很少的。克勒普一旦离开了他藏身的床，他可以成为同志——这甚至在被宣布为非法后更具有吸引力。爵士乐狂是为他提供的第二种信仰。第三，他这个受洗的新教徒可以改宗成为天主教徒。

    至于克勒普，他也只能如此。他保留着通往各种信仰的道路。他的小心谨慎、他的黝黑油亮的肉身以及他的靠掌声维持的幽默感给他开了一张药方，按照它的灵活的原则，他竟把马克思的学说同爵士乐的神话混合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有一个工人神甫之类的左翼神甫拦住了他的去路，此外，这个神甫还是新奥尔良爵士乐唱片的收藏者的话，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爵士乐狂从那一天起便会去领圣体，把上文描述过的他身上的臭气同新哥特式教堂的臭气混合在一起。

    今天，我若是下了床，我的命运也是如此。所以，克勒普这小子正用生活是如何温暖之类的诺言诱使我下床。他向法院递交一份又一份的申请书，还同我的律师携手合作，要求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我的案子。他想让奥斯卡被宣判无罪，想让奥斯卡获释，把我们的奥斯卡从疗养院里放出来！为什么呢？克勒普嫉妒我卧床不起。

    然而，我并不后悔在蔡德勒家当房客的时候使一位卧床的朋友变成直立的、踏着沉重的脚步四处走的、甚至奔跑的朋友。除了我心情沉重地奉献给道罗泰娅姆姆的那些钟点以外，我的私人生活倒是无忧无虑的。“哈罗！克勒普！”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让我们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吧！”他摸摸我的驼背。他爱它几乎如同爱他的肚皮。“奥斯卡和我，我们要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克勒普向世界宣告。“只是我们还缺一个像样的吉他手，他当然还得会弹班卓琴①。”确实如此。在长笛和鼓之间还得有奏第二旋律的乐器。要有一种低音弹拨乐器的话倒是不错的，即使纯粹从乐队的外观上讲也是如此，但低音乐器手当时已经不好找，于是我们便全力去寻找还缺少的那个吉他手。我们常去电影院，如我在本书卷首业已报道的那样，我们每周照相两次，一边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一边用护照相片搭配出各种无聊玩艺儿来。当时，克勒普认识了红头发的伊尔丝，轻率地把自己的照片送了一张给她，仅仅为了这件事就非娶她不可。而我们唯独没有找到那个吉他手——

    ①班卓琴，美洲黑人的一种长颈拨弦乐器。

    我在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多少领略了杜塞尔多夫旧城的牛眼形玻璃窗，它的乳酪加芥末，啤酒气味和下莱茵河的颠簸。然而，真正了解这些是我在克勒普身边的时候。我们到处寻找吉他手，在兰只图斯教堂周围地区，在所有的小酒馆里，尤其在拉亭街，在“独角兽”，因为博比在那里奏乐伴舞。有时他让我们上台演奏长笛和铁皮鼓，为我的铁皮鼓鼓掌，尽管博比本人是位出色的打击乐手，可惜他的右手少了一个手指。

    虽说我们在“独角兽”没有找到吉他手，我却得到了一些熟悉这种场面的机会，再加上我过去在前线剧团的经验，我本来可以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勉强过得去的打击乐手的，可是，道罗泰娅姆姆却不时地妨碍我全力以赴。

    我一半的思想始终伴随着她。倘若另一半思想完完全全地倾注在我的铁皮鼓上的话，那会更加令人痛苦。结果呢，我的思想总是从铁皮鼓开始，结束于道罗泰娅姆姆的项饰。克勒普了解这一点，他总能老练地用长笛填补我无心击鼓时留下的空白。每当他看到奥斯卡一半思想开了小差时，就关心地说：“你大概饿了吧，我给你要一份血肠好吗？”

    克勒普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苦恼背后总会察觉到一种饿狼似的饥饿，所以，他也相信，用一份血肠就能医治任何苦恼。在那段日子里，奥斯卡吃了许多新鲜血肠加洋葱圈，还喝了不少啤酒，好让他的朋友克勒普相信，奥斯卡的苦恼是饥饿而不是道罗泰娅姆姆。

    我们多半一大早就离开尤利希街蔡德勒的寓所，在旧城用早餐。我仅仅在我们需要钱买电影票时才去艺术学院。其间，缪斯乌拉已经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同画师兰克斯订了婚，脱不开身，因为兰克斯得到了工业界委托给他的第一批大任务。缺了缪斯，独自一人去当模特儿，奥斯卡也就没有兴致了。人家又画他一人，把他抹黑，可增至极。就这样，我便一心跟我的朋友克勒普相好，因为在玛丽亚和小库尔特那里，我也得不到安宁。她的上司兼已婚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每天晚上都在那里。

    一九四九年初秋某日，克勒普和我出了各自的房间，在走廊上，大约在乳白玻璃门前碰头，正要带着乐器离开寓所，蔡德勒把他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打开了一条缝，招呼我们。

    他捅出一条卷起的狭而厚实的地毯，推到我们面前，要我们帮助他铺上钉牢。这是一条椰子纤维地毯，长八米二十。可是，蔡德勒寓所的走廊长七米四十五。所以，克勒普和我必须把地毯剪掉七十五厘米。我们坐着干，剪椰子纤维地毯可真是件费力气的活计。结果，我们多剪掉了两厘米。地毯的宽度同走廊的宽度正好一样。蔡德勒说他弯不下腰来，便请我们协力把地毯钉在地板上。奥斯卡出了个主意：在钉的时候把地毯神一下。于是，那缺的两厘米也给补上了，只差那么一丁点儿。我们用的是宽平头钉子，因为椰子纤维地毯编织得不密，窄头钉子是吃不牢的。奥斯卡和克勒普都没有误敲上自己的大拇指。可我们毕竟敲弯了一些钉子。这只怪蔡德勒备有的钉子质量不行，那是币制改革以前的货色。椰子纤维地毯已经有一半钉牢在地板上时，我们放下锤子，交叉成十字，抬头望着监督我们干活的刺猬，目光虽然不是咄咄逼人，却也满怀期待。他也钻进他的起居室兼卧室去。从他贮存的利口洒杯里取出三个回来，还拿来一瓶双料谷类酒。我们为椰子纤维地毯的经久耐用干杆，随后又不是咄咄逼人而是满怀期待地望着他，言下之意是：椰子纤维地毯使人口渴。双料谷类酒接二连三地斟到刺猬的三个利口酒杯里去。这些酒杯大概也很高兴，直到它们又被摔成碎片为止，因为刺猬又为他的太大而突然大发雷霆。先是克勒普故意把利口酒杯摔到椰子纤维地毯上，玻璃杯没有碎，也没有发出声响。我们大家都说椰子纤维地毯真不错。从起居室兼卧室里观看我们干活的蔡德勒太太同我们一样，也称赞起椰子纤维地毯来，因为这地毯能保护落下的利口酒杯不受损坏，刺猬一听便火冒三丈。他在还没有钉牢的那部分地毯上跺脚，拿起那三个空酒杯，带着它们走进起居室兼卧室。我们听到玻璃柜的声响，三个利口酒杯他嫌不够，又从柜里拿出好几个。紧接着奥斯卡听到了他所熟悉的音乐，在他睿智的眼睛前浮现出蔡德勒家的连续燃烧炉，炉脚前是八只利口酒杯的碎片，蔡德勒弯腰去拿铁皮畚箕和扫帚，以蔡德勒的身份把他以刺猬的身份摔成的碎片扫成一堆。可是，蔡德勒太太一直待在门口，尽管她背后发出各种了当的声响。她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尤其在刺揭发怒而我们又拿起锤子的时候。刺猬没再露面，却把那瓶双料谷类酒留在了我们身边。我们拿起酒瓶，一口一口往喉咙里灌。起先，我们当着蔡德勒太太的面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但她只是亲切地向我们点头，这并不能打动我们，把酒瓶递给她，也让她喝一口。然而，我们的活儿干得很利索，把钉子一个接一个敲到椰子纤维地毯里去。当奥斯卡在护士的小间前钉地毯时，每敲一锤，乳白玻璃门就丁当响一阵。这使他内心痛苦不堪，他不得不在这充满痛苦的时刻放下锤子。但他刚过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乳白玻璃门，他的心情又好转了，锤子也听使唤了。万事皆有了结之时，椰子纤维地毯也钉到了头。宽头钉从一个角落排列到另一个角落，深深长入地板的脖子里，钉子的扁平竞头正好露出在涨潮的、狂澜起伏的、构成旋涡的椰子纤维上面。我们自鸣得意地在走廊里迈步，来回走着，享用着地毯的长度，夸奖我们的工作，并且指出，不吃早饭，空着肚子铺椰子纤维地毯，把它固定住，可是不容易的。末了，蔡德勒太太终于踏上新的、童贞女般的椰子纤维地毯，跨过它走进厨房，给我们倒咖啡，在锅里煎荷包蛋。我们在我的房间里用餐，蔡德勒太太匆匆离去，她得去曼内斯曼公司上班了。我们开着房门，略感疲乏，边吃边观赏我们的作品，如一条激流朝我们滚滚涌来的椰子纤维地毯。

    一条便宜的地毯，纵使在币制改革以前有着某些交换价值，那也用不着费这么多的笔墨呀！为什么呢？问得有理。奥斯卡听着，抢先作了回答：就在这条椰子纤维地毯上，我于当天夜里，头一回遇见了道罗泰娅姆姆。

    将近午夜时，我灌满啤酒和血肠回到家里。我把克勒普留在了旧城。他去寻找吉他手。我摸到了蔡德勒寓所的钥匙孔，踏上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走过黑洞洞的乳白玻璃门，走进我的房间，摸到我的床，脱去衣服，却找不到我的睡衣，睡衣交给玛丽亚去洗了。我找到了那块七十五厘米长的椰子纤维地毯，也就是我们铺地毯时剪下来的那一段，我拿来铺在床前作为床前地毯用。我上床，但不能入眠。

    看来没有任何理由非要向诸君讲述奥斯卡由于失眠而想着的是什么，或者他什么也不想但在脑子里翻腾着的又是什么。今天，我自以为找到了当时失眠的原因。我上床之前曾光着双脚站在我新铺的床前地毯上，也就是那一段椰子纤维地毯上。椰子纤维粘到我的光脚上，扎进皮肤，进入血液，甚至躺下很久以后，我还像是站在椰子纤维上，因此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比光脚站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更能令人不安、驱赶睡眠、促进思想活动了。

    午夜过后很久，将近凌晨三点时，奥斯卡躺在床上却又似站在地毯上，始终未能入睡。这时，他听见走廊上一扇门打开了，接着又是一扇。这是克勒普，他没有找到吉他手，却灌了一肚子血肠回家来了，我想，但我知道，先开一扇门再开另一扇的不是克勒普。我继而想，你反正躺在床上睡不着，却又感觉到脚底上椰子纤维在扎你，你还不如干脆下床，不是凭着想象，而是脚踏实地地站到你床前的椰子纤维地毯上去。奥斯卡这样做了。于是产生了后果。我刚站到地毯上，这块七十五厘米长的剪下的部分立即通过我的脚底心使我联想到它的来历，联想到走廊里那条长七米四十三的椰子纤维地毯。不管是由于我同情这块剪下来的椰子纤维也罢，还是由于我听到走廊上两扇门的声响，猜想是克勒普回来了，却又认为不是他也罢，反正奥斯卡弯下腰，由于他上床前找不到他的睡衣，便抓住床前椰子纤维地毯的两个角，叉开两腿，直至双脚不再踩在地毯上而是踩在地板上，随后把地毯由两腿间抽出来，举起这块七十五厘米的毯子，举到他赤裸的一米二一的身体前，巧妙地遮住他的光身子。于是，从锁骨到膝盖这一段都处在椰子纤维的势力范围之内。奥斯卡走出他的黑洞洞的房间，走进黑洞洞的走廊，踩上那条椰子纤维地毯，这时，他藏身其后的纤维外衣又被他往上提了一些。

    我在地毯的纤维的刺激下，匆匆迈开小步，想摆脱来自脚下的影响，想救我自己，拼命朝没有椰子纤维铺垫的地方走去，走进了盥洗间，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盥洗间同走廊和我的房间一样幽黑，然而有人占用了。向我透露此事的，是女姓的小声惊呼。我的椰子纤维外皮也碰到了一个站着的人的膝盖。我没有部署撤离盥洗间，因为我背后正受着椰子纤维地毯的威胁，可我前面坐着的那个人却要我撤出盥洗间：“您是谁？想干什么？出去！”我前面的声音说，这无论如何不是蔡德勒太太的声音。它带点哭腔：“您是谁？”

    “好吧，道罗泰娅姆姆，您猜猜看！”我开了个玩笑，这本该缓和我们相逢时淡淡的哀愁。她却不愿猜，站起身来，在黑暗里伸手抓我，想把我从盥洗间推到走廊的地毯上去，但她的手在我的头上掠过，抓了个空，便往下摸，抓住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纤维围裙，我的椰子纤维外皮。她再次失声惊呼，女人全都一样，好像非得惊呼不可似的。她把我错当成什么人了，因为道罗泰娅姆姆一阵颤抖，低声说：“上帝啊，是个魔鬼！”逗得我禁不住吃吃地笑。这本来并无恶意，但她却以为是魔鬼的笑声，可我也并不爱听魔鬼这个词儿。当她相当胆怯地再次问“你是谁？”时，奥斯卡便回答说：“我是撒旦，前来拜访道罗泰娅姆姆！”她接着说：“上帝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慢慢地深入角色，撒旦呢，他也在我心中充当起提台词的人来了。“因为撒旦爱道罗泰娅姆姆。”我说。“不，不，不，我可不愿意！”她还在往前冲，企图突围，却再次撞在我的椰子服的撒旦纤维上，她的睡衣相当薄，她的十个小手指也陷进了诱拐者的热带丛林里去，使她全身软瘫了。这肯定是轻度虚脱，道罗泰娅姆姆往前倒下。我赶紧把挡住身子的外皮高高举起，兜住倒下的她，坚持到我作出了一个跟我的撒旦角色相符的决定。我稍稍后退，让她跪下膝行，但是注意不让她的膝盖接触盥洗间的铺砖地，而是接触到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然后让她身子朝后，头朝西，也就是冲着克勒普的房门，顺着地毯的长度倒下。她的至少有一米六十长的后身接触了椰子纤维地毯，我又把手里那块纤维盖在她身上，但只有七十五厘米，从她的下巴开始，一直盖住了大腿的大部分。我又把地毯向上拉了十厘米，盖住她的嘴，露出道罗泰娅姆姆的鼻子，使她可以不受妨碍地呼吸，她的鼻息相当响。这时，奥斯卡自己也躺下来，躺在他以前的床前地毯上，使万千纤维震动起来。他不求同道罗泰娅姆姆直接接触，而是让椰子纤维起作用，同时又开始跟道罗泰娅姆姆交谈。她轻度虚脱，低声说道：“上帝啊，上帝啊！”一再问奥斯卡的姓名和来历。我自称撒旦，操起撒旦腔调吐出撒旦这个词儿，依靠撒旦的提示，把地狱描绘成为栖身之处。这时，她在两条地毯中间打战。我在自己的床前地毯上做体操，使地毯震动，椰子纤维传递给道罗泰娅姆姆的感觉，同多年前汽水粉传递给我所爱的玛丽亚的感觉相似，只是汽水粉能让我充分而有效地行事，在椰子地毯上我却丢丑失败。我未能把错抛出去。在汽水粉年头里，我这位小朋友坚挺，目标明确，如今，在椰子纤维上，它却低垂着，毫无兴头，小家子气，眼前无目标，要求它它也不应，我的纯理智的游说术以及道罗泰娅姆姆的长吁短叹都无济于事。她在耳语、呻吟、哀求：“来吧，撒旦，来吧！”我不得不安慰她说：“撒旦马上就来。撒旦马上就来。”我用夸张的撒旦腔喃喃低语。同时，我跟自从我受洗礼之日就寓居我心中（他至今还在那里落户）的撒旦交谈。我呵斥他：撒旦，别当游戏破坏者！我恳求他：求你别让我丢丑！我怕他马屁：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想想既往吧，想想玛丽亚，要不就想想寡妇格雷夫，想想在晴朗的巴黎我们两个同小巧玲珑的罗丝维塔开的那些玩笑吧！但他快快不乐又不怕重复地回答我说：我没有乐趣，奥斯卡。撒旦一旦没有乐趣，胜利的便是德行。撒旦毕竟也会有朝一日没有乐趣的。

    就这样，他无力支持我，搬出了诸如此类的年历上的谚语。而我则渐渐乏力地运动着椰子纤维地毯，折磨着可怜的道罗泰娅姆姆的皮肤，末了，为答应她的“来吧，撒旦，啊，来吧！”的渴求声，我在椰子纤维下面发起了一次绝望的、无意义的、无以说明动机的冲锋，我企图用未上膛的手枪击中黑靶。她也想帮她的撒旦的忙，双臂从椰子地毯下挣脱出来，想抱我，也抱住了我，摸到我的驼背，我的根本不是椰子纤维的、温暖的人的皮肤，失去了她所想要的撒旦，也不再含糊地说什么：“来吧，撒旦，来吧！”却清了清嗓子，换了个音区提出了开始时提出的问题：“老天爷，您是谁？想干什么？”这时，我只得认输，承认我身份证上所写的名字，名叫奥斯卡-马策拉特，是她的邻居，从心底里爱着她，道罗泰娅姆姆。

    幸灾乐祸者会说，道罗泰娅姆姆这时一声臭骂，挥拳把我从椰子纤维地毯上打翻下去。不过，虽说忧伤却又感到淡淡的满足的奥斯卡说，并非如此。道罗泰娅姆姆缓慢地、我不如说是沉思地、犹豫地让两手和双臂放开我的驼背，那动作就像无限悲哀的抚摩。她立即失声哭泣与呜咽，我听见了，但不是大哭大闹。我几乎没有察觉，她便从我和椰子地毯下面脱身了，也让我滑下来，走廊里的地毯吸收了她的脚步声。我听见一扇门开了，一把钥匙被转动了，道罗泰娅姆姆小间门上六块乳白玻璃被屋里的灯光照亮，获得了它们的现实性。

    奥斯卡躺着，把地毯盖在身上，地毯还保存着撒旦游戏时的若干温暖。我的眼睛盯住了被灯光照亮的四方形。时而在乳白玻璃上掠过一个身影。她现在朝衣柜走去，我暗自说道，现在她向梳妆台走去。奥斯卡作了一次摇尾乞怜的尝试。我身披地毯向房门爬去，用指甲抠住门板，抬起一点身子，举起一只乞讨的手，在最下面两块玻璃前晃动。可是，道罗泰娅姆姆没有开门。她不知疲倦地在衣柜和带镜子的梳妆台之间走来走去。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却不敢承认：道罗泰娅姆姆在收拾行李，要逃走，逃避我。我甚至必须埋葬这微小的希望：她在离开小间时会让我看到她被灯光照亮的面孔。先是乳白玻璃后面黑下来，我接着听到钥匙在转动，门开了，鞋踩到椰子纤维地毯上。我伸手去抓，碰到一口箱子，碰到她的穿长统袜的大腿。这时，我在她的衣柜里看见过的那双粗野的运动鞋中的一只正好踢中我的胸口，把我踢翻在地毯上。奥斯卡再度挣扎起来，恳求般地喊了声：“道罗泰娅姆姆！”此时，套间的大门已撞上了锁，一个女人离我而去。

    您和所有理解我的痛苦的人现在都会这样说：上床去，奥斯卡。在这件丢丑的事情发生以后，你还在走廊里寻找什么！凌晨四点。你赤条条地躺在椰子纤维地毯上，用一块纤维地毯凑合蔽体。手和膝盖都擦破了。你的心在流血，你丢丑可是丢到家了。你吵醒了蔡德勒先生。他叫醒了他的太太。他们快来了，他们的卧室兼起居室的门已经打开，正看着你。上床去吧，奥斯卡，马上钟就敲五点了！

    当时，我躺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我自己也这样劝说自己。我挨冻，却还是躺着不动。我试图召回道罗泰娅姆姆的形体。我感觉到的只有椰子纤维，牙齿间也是这东西。一道亮光投到奥斯卡身上；蔡德勒家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开了一道缝。蔡德勒的刺猬脑袋，上面还有一个脑袋，满是金属卷发夹，那是蔡德勒太太。他们看呆了，他咳嗽，她吃吃地笑，他喊我，我不答理，她又吃吃地笑，他吩咐她安静，她想知道我哪儿不舒服，他说这不行，她说这里是体面的人家，他威胁说要解除租约，我仍沉默，因为还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蔡德勒夫妇打开门，他开了走廊里的电灯。他们朝我走过来，瞪着好凶、好凶、好凶的小眼睛。他打算不再借利口酒杯来发泄怒火，他站在我身边，居高临下，奥斯卡等待着刺猬发火，不过，蔡德勒只好把怒火憋在肚子里，因为楼梯间里有响声，一把看不见的钥匙在寻找套间的房门，最后也找到了。进来的是克勒普，还带来了一个人，同他一样喝得醉醺醺的。这是朔勒，终于被找到的吉他手。

    这两个安慰蔡德勒和他的太太，向奥斯卡弯下身去，什么也不问，抱起我，把我连同那块撒旦的椰子纤维抬进了我的房间里。

    克勒普搓暖我的身子。吉他手取来我的衣服。两人帮我穿衣，擦干我的眼泪。抽泣。窗外晨曦初现。麻雀。克勒普替我挂上鼓，拿出他的小木笛，抽泣。吉他手背上吉他。麻雀。两位朋友一左一右，把我放到中间，领着啜泣的、不能自卫的奥斯卡，走出套问，走出尤利希街的房屋，向麻雀走去，使他摆脱椰子纤维的影响，领我走过清晨的街道，横穿过宫廷花园，经天文馆，直到莱茵河岸边。灰色的莱茵河要向荷兰流去，它驮着轮船，轮船上飘荡着洗换的衣服。

    在那个水气浓重的九月的早晨，从六点到上午九点，长笛手克勒普、吉他手朔勒和打击乐器手奥斯卡坐在莱茵河右岸，演奏音乐，熟练配合，共饮一瓶酒，朝对岸的白杨眨眼睛，用快速欢乐、慢速哀怨的密酉西比音乐伴送从杜伊斯堡驶来、吃力地逆流而上的运煤船，一边为刚成立的爵士乐队找一个名字。

    太阳给早晨的水气染色，音乐泄露了对已过时间的早餐的要求，这时，奥斯卡站起身来。他已经用鼓把自己同昨夜隔开，他从上装口袋里掏出钞票，这意味着早餐有了着落，随后向他的朋友宣布新诞生的乐队的名称，“莱茵河三人团”。我们有了名称，便去共进早餐

    在洋葱地窖里

    我们爱莱茵草地，酒馆老板费迪南-施穆也同样爱杜塞尔多夫和凯泽斯韦尔特之间的莱茵河右岸。我们经常在施托库姆上面排练乐曲。施穆则带着他的小口径步枪在河岸斜坡的树篱和灌木丛中寻找麻雀。这是他的爱好，他也借此休息。施穆在生意上一遇到烦恼，就吩咐他的妻子坐到梅赛德斯牌轿车的方向盘前。他们沿河驶去，把车停在施托库姆上面，稍稍平足的他携枪步行下来，走过草地，拉着他的妻子，因为她本来宁愿待在汽车里。他把她留在河岸上一块可以让人舒服地待着的巨石上，自己便隐没在树篱之间。我们演奏我们的雷格泰姆①音乐，他在灌木丛中放枪。我们在奏乐，施穆在打麻雀——

    ①雷格泰姆，源自美国黑人乐队的一种早期爵士音乐。

    朔勒，他跟克勒普一样认识旧城所有的酒馆老板，绿荫丛中枪声一响，他就会说：“施穆在打麻雀。”

    施穆已经不在人世，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悼词搬到这里来：施穆是个好射手，有可能的话也是个好人，因为施穆打麻雀时，他的上装的左口袋里虽然装着小口径子弹，可是他的上装的右口袋里却满满地装着喂鸟的饲料。他不是在射击以前，而是在射击以后，慷慨地把饲料大把大把地撒给麻雀吃，因为施穆一个下午最多只打十二只麻雀。

    施穆还活着的时候，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们在莱茵河岸边排练已有数星期之后的一个凉意正浓的早晨，他不是小声地而是故意大声地对我们说：“诸位在这里弄音乐，赶跑了小鸟，叫我怎么打鸟呢！”

    “噢，”克勒普表示歉意，像举枪致敬似的举起他的长笛，“正是您，先生，富有音乐感，您在树篱间到处放枪时，那枪声正合上我们的曲调的节奏，精确极了。我向您致敬，施穆先生！”

    施穆很高兴，因为克勒普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仍旧问克勒普，是从哪儿知道他的名字的。克勒普面有温色：怎么会不知道呢？人人都知道施穆。在大街上都能听见人讲：施穆走了，施穆来了，您刚才见到施穆了吗？施穆今天在哪里？施穆在打麻雀。

    克勒普这一番话把他形容成家喻户晓的施穆了。施穆给我们递来香烟，问我们的姓名，表示愿听我们演奏一首保留节目中的曲子，听到了一首《老虎雷格》。他接着招手叫他的太太过来，她身穿皮大衣坐在一块石头上，正望着莱茵河的波涛出神。她身穿皮大衣来了，于是我们又得演奏，出色地奏了一曲《上等社会》。我们奏罢，她，身穿皮大衣说：“费迪①，这不正是你要为地窖找的吗？”看来他也持类似的看法，也相信他找的正是我们而且找到了，但先要考虑考虑，算计算计，一边相当灵巧地掷出几块扁平石块，掠着莱茵河水面跳去。随后他提议说：在洋葱地窖演奏，晚九时至凌晨二时，每人每晚十马克，好吧，就说是十二马克吧！克勒普说要十七马克，好让施穆出十五马克。可是施穆只答应给十四马克五十芬尼。我们就这样敲定了——

    ①费迪南的昵称。

    从街上看去，洋葱地窖同那些新开的小饮食店一样。它们同老饮食店的区别就在于价钱贵。价钱贵的原因可以认为是由于这些多半被称为艺术家酒馆的地方内部设备和布置奇特，也由于这些酒馆的名称别具一格，不显眼的如“水饺馆”，具有神秘的存在主义味道的如“禁忌”，火辣辣的如“辣椒”，自然还有“洋葱地窖”。

    搪瓷招牌上“洋葱地窖”这几个字以及给人强烈的幼稚感的一个洋葱，故意写得和画得十分笨拙。招牌按照古德意志习惯，挂在正门前一个雕花铸铁架上。唯一一个窗户，镶有牛眼形玻璃，呈啤酒杯的绿色。一扇朱红漆铁门，在糟糕的岁月里也许曾用于关闭某个防空洞。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身穿乡下式样的羊皮大衣。不是人人都可以进洋葱地窖的。尤其在星期五，一周的工资将化作啤酒的时候，旧城的兄弟们就被拒之于门外，对他们来说，洋葱地窖的价钱也太贵了。允许入内的人，会在朱红门后面发现五级台阶，走下去，便到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平台，一张毕加索画展的海报把平台装点得体面而独特，再下台阶，这回是四级，对面就是衣帽间。“请取时付款！”一块硬纸板小牌子上这样写道，衣帽间里的小伙子——多半是由艺术学院蓄胡子的学员干这差事——在接待时决不事先收钱。洋葱地窖虽然价钱贵，但同样也是可靠的、货真价实的。

    老板亲自迎接每一位来客，眉飞色舞，手势活得很，似乎每来一位客人他就得来一套宗教接客礼节。如我们所知，老板名叫费迪南-施穆，有时去打麻雀，但独具慧眼，摸透了币制改革后在杜塞尔多夫迅速发展起来的那个社交界。而在其他地方，它发展得比较缓慢。

    洋葱地窖本来是一个真正的、甚至有点潮湿的地窖，这也表明这家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可靠性。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让人冻脚的长条房间，面积大约四乘十八，由两个小圆铁炉供暖，它们也是地窖里原有之物。自然-，这个地窖从根本上讲已不再是个地窖了。天花板已被拆掉，向上扩展到了底层住房。所以，洋葱地窖唯一的窗户不是原有的地窖窗户，而是底层住房原先的窗户。这略微损害了这个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信实可靠的面貌，使它有点名不副实了。如果可以让人由窗户向外望去，那也就不必镶牛眼形玻璃了。在地窖向上扩展的部分还修了回廊，可以由一道鸡棚梯子上去，这梯子确是真正的原件。也许可以称洋葱地窖为信实可靠的夜总会，尽管地窖已不再是真正的地窖了。不过，为什么非得是真正的地窖不可呢？

    奥斯卡忘了讲，通往回廊的鸡棚梯子并非真正的鸡棚梯子，而是一种舷梯，因为可以用真正的晾衣绳系住这个非常陡的梯子的左右两头。梯子有点摇晃不定，使人联想到乘船旅行，这也抬高了洋葱地窖的价钱。

    矿工用的电石灯给洋葱地窖照明，放出碳化物气味。这又提高了价钱，并使洋葱地窖付钱的来容置身于譬如说某个钾盐矿在地下九百五十米处的一个坑道里：采掘工赤裸上身在岩石前干活，钻着一条矿脉，电耙铲盐，卷扬机吼叫，填满了排沟。后面远处，在坑道拐向弗里德里希哈尔二号升降机的地方，一盏灯在摇晃。而这是工头，他来了，说：“平安上井！”摇晃着一只电石灯。这盏灯同洋葱地窖没有抹灰泥便匆匆粉刷的墙壁上挂着的那些电石灯一模一样。这些灯用于照明，散发臭味，提高价钱，制造一种独特的气氛。

    座位不舒服，普通的木箱，蒙上装洋葱的口袋，木桌桌面擦洗得一干二净，好似引诱矿山来客入内的平和的农家，类似的情景有时也可以在影片里看到。

    就是这些！酒柜呢？没有酒柜。领班先生，给一份菜单！既没有领班，也没有菜单。还能提到的，就只有我们这个“莱茵河三人团”了。克勒普、朔勒和奥斯卡坐在鸡棚梯子下方，这本来是一个舷梯。他们九点到，取出乐器，十点左右，开始奏乐。不过，现在的时间是九点刚过十五分，待一会儿再谈到我们也不迟。现在，施穆还得看看那些手指，那些施穆有时借以握住小口径步枪的手指。洋葱地窖客人一满——半满也就算是满座——施穆，老板，便围上方巾。方巾，绸的，钻蓝色，印染着图案，特别的图案。提及此事，是因为围上方巾自有含义。印染的图案可称之为金黄色洋葱。只有当施穆围上这块方巾时，才可以说，洋葱地窖开始营业。

    客人有：商人、医生、律师、艺术家、舞台艺术家、记者、电影界人士、知名运动员、州政府和市政府高级官员，简而言之，全都是今天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们，携带夫人、女友、女秘书、女工艺美术师以及男性女友。只要施穆还没有把金黄色洋葱图案的方巾围上，他们便坐在蒙粗麻布的木箱上，闲聊，压低嗓子，吃力地聊着，近乎压抑地聊着。他们想交谈，但谈不起来，想得好好的，一讲就离题；他们全都愿意把话讲出来，打算真正把什么话都掏出来，把憋在肝里的、悬在心上的、填在肺里的话全都掏出来，不通过大脑，让人看看事实真相，看看一丝不挂的真人，可是办不到。这里那里有人大概地暗示失败的生涯、被破坏的婚姻。这位先生，长着一颗聪明的大脑袋和一双柔软的、几乎是纤细的手，看来同他的儿子有隔阂，儿子讨厌父亲的过去。两位女士，身穿貂皮大衣，电石灯下犹显出丰姿，谈到她们失去了信仰，只是不谈她们失去了对什么的信仰。我们对那位大头先生的过去也一无所知，由于这段往事儿子给父亲制造了哪些困难，他们也没有谈到。这好似在下蛋之前，请读者原谅奥斯卡的这番比喻，挤啊，挤啊……

    他们在洋葱地窖里下蛋，但挤不出来，直到老板施穆围上特制方巾露面，迎来一声发自四座的欢乐的“啊”。他道了谢，旋即又隐没在洋葱地窖尽头的帷慢后面，那里是盥洗间和贮藏室。几分钟后，他才回来。

    老板再度站在客人面前时，为什么又迎来了一声更欢乐的、获得半解救的“啊”呢？一家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老板隐没在帷幄后面，从贮藏室里取出什么东西，小声骂了坐在那里看画报的管盥洗室的女工几句，又来到帷慢前，像救世主，像创造奇迹的叔叔那样受到欢迎。

    施穆臂上挎着一个小篮子来到他的客人中间。小篮子上盖一块黄蓝方格布。布上放着许多猪形或鱼形小木板。老板施穆把这些擦洗干净的小木板分发给来客。他低头哈腰，恭维话一套套，这透露了施穆年轻时曾经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待过。施穆的微笑，就像按照猜想是真的蒙娜丽莎的复制品画的复制品上的微笑。

    客人们却严肃地接过小木板。有的还要求换一块。这位先生喜欢猪形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却不要普通家猪形的，宁要更加神秘的鱼形的。他们闻了闻小木板，把它推来推去。老板施穆给回廊上的客人送完小木板之后，便静候着，直到每一块小木板都静止不动为止。

    这时，众心期待着他，而他便像魔术师那样掀开盖布，下面是第二块布，布上放着的，第一眼看去，认不清是什么，再看才知道是厨房用刀。

    像方才分发小木板那样，施穆现在转圈分发刀子。这一回他加快了速度，提高了紧张度，这也使他能够提高价格。他不再讲恭维话，也不让人换刀子，他的动作像配药似的匆忙。“好了，当心，走！”他喊着，掀掉篮子上的布，伸手到篮子里，分发，分光，在民众之间布施。慈悲的施主，款待来客，分给他们洋葱，同从他的方巾上看到的金黄色的、略显程式化的洋葱一样，普通的洋葱，球根植物，不是鳞茎洋葱，是家庭主妇买进的洋葱，蔬菜女贩出售的洋葱，男农民、女农民或女雇农种植和收获的洋葱。荷兰小画师的静物画上可以看到的逼真程度不一的洋葱。老板施穆把这样的或类似的洋葱分发给他的客人，直到人人都有了洋葱，直到只还听见小圆火炉隆隆响，听见电石灯的歌唱声。洋葱分完后，一片寂静。于是，费迪南-施穆喊道：“诸位，请吧！”说罢，把方巾的一端甩到左肩上，就像滑雪者起滑前把围巾往后一甩那样，他以此发出一个信号。

    客人们动手剥洋葱皮。据说洋葱有七层皮。女士们先生们用厨房刀子剥洋葱皮。他们剥去第一层、第三层、金色、金黄色、锈棕色、或者不如说洋葱色的洋葱皮，直到洋葱变成透明、葱绿、洁白、潮湿、黏而多汁，气味也出来了，洋葱味。接着，就像通常切洋葱那样，他们在猪形和鱼形小木板上切洋葱，有的手笨，有的手巧，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切，洋葱汁四溅，散布到空气里。年长的先生们，不知如何摆弄厨房刀子，必须小心，别切了自己的手指；有的已经划破了手指，却没有察觉。女士们手巧些，但并非人人如此。在家里当主妇的那些女士，知道通常该如何切洋葱，譬如给煎土豆或肝配上苹果片和洋葱圈。可是，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既没有这种也没有那种，什么吃的都没有，谁想吃点什么，就得到别处去，去“鱼馆”而别上洋葱地窖来，这里只有可以切的洋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就叫洋葱地窖，特色就在于此。因为洋葱，被切的洋葱，倘若仔细看一看的话……不，施穆的客人什么都看不见了。或者说，有一些客人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泪水盈眶，但并不因为他们的心是充满的①。心充满时，必定热泪盈眶，话可不能那么说。有些人永远不会这样，尤其在最近的或者说已流逝的几十年间。因此，我们这个世纪日后总会被人称作无泪的世纪，尽管处处有这么多的苦痛。正由于没有眼泪的缘故，能够花得起这份钱的人就到洋葱地窖来，花八十芬尼让老板给一块猪形或鱼形小木板和一把厨房用刀，花十二马克买一个普通的地里或菜园里长的厨房用洋葱，把它切成小块，小小块，直到汁创造出了它……创造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苦痛不创造的东西：滚圆的人的泪珠。这里在哭泣。这里终于又在哭泣了。体面地哭泣，无碍地哭泣，自由地把一切都哭出来。这里江水滔滔，泛滥开去。这里在下雨。这里在降露水。奥斯卡关上打开的闸门。决堤了，春潮汹涌。每年都要泛滥、政府不加防范的那条河叫什么？用十二马克八十芬尼买来的自然现象发生过后，哭够的人开始说话了。他们还犹犹豫豫，对自己所说的话丝毫不加掩饰而大为惊讶，然而，洋葱地窖的客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以后终于对坐在不舒适的、蒙粗麻布的木箱上的他们的邻座推心置腹了，让人家刨根问底，像翻新大衣似的把他里外翻个身。可是，同克勒普和朔勒无泪地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奥斯卡却要保守秘密，从所有的自白、自责、忏悔、揭发、承认中，他只想讲一讲皮奥赫小姐的轶事。她一再失去她的福尔默先生，因此变成了铁石心肠、无泪之眼，不得不一再到施穆的高价的洋葱地窖来——

    ①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下文便由此发挥。

    皮奥赫小姐哭够以后说，我们在有轨电车上相遇。我从店里来——她是一爿一流书店的老板和经理——电车上挤满了人。维利，也就是福尔默先生，狠狠地踩了我的右脚。我站不住了，但我们两人却一见钟情。我走不了路，他便伸出手来搀扶我，陪我，确切地说，抱我回到我家，从那天起，他体贴地护理被他踩成蓝黑色的那只脚趾甲。除此以外，在我面前，他也不乏爱的表示，直到右脚大趾的趾甲脱落，再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新趾甲生长的时候。死趾甲脱落的那天，他的爱也冷却了。我们两人都为他的爱的萎缩而苦恼。他始终还依恋于我，而我们两人又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于是维利提出了那个可怕的建议：让我踩你的左脚的大脚趾，踩到趾甲变成红蓝色，随后变成蓝黑色吧！我让步了，他也就踩了。我立即又充分地享受到他的爱，一直享受到左脚大趾的趾甲也像一片枯叶似的脱落为止。我们的爱情再度经历它的秋天。在此期间，我的右脚大趾的趾甲已经长好。维利为了重新在爱情中服侍我，他又要踩我的右脚。可是我不允许他这么干。我说，倘若你的爱是真正伟大而真诚的，它的生命必定比脚趾的趾甲长久。他不理解我，离开了我。几个月以后，我们又在音乐厅相遇。休息后，他不问一声就坐到我的身边来，我旁边的座位正好空着。演奏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当合唱队开始唱的时候，我把右脚向他伸去，而且事先已经把鞋子脱掉了。他踩上去，我没有失声叫喊干扰音乐会。七个星期以后，维利再次离我而去。我们还相处了一两次，每次几周，因为我又两次把脚伸给他，一次是左脚，一次是右脚。现在，我的两只大脚趾都残了。趾甲不再生长。维利有时来看我，坐在我面前的地毯上，充满着对我和对他自己的同情，但没有爱也没有眼泪，激动地凝视着我们的爱的牺牲品，两只没有趾甲的脚趾。我有时对他说：维利，来吧，我们一起到施穆的洋葱地客去，让我们哭个痛快。可是，直到今天，他始终不愿一起来。这个可怜的男人不懂得眼泪是伟大的安慰者。

    后来——为满足诸君之中的好奇者，奥斯卡只透露这一点——福尔默先生，一个无线电商人，他也到我们的地窖里来了。他们两人一起抱头痛哭。据昨天来探望我的克勒普说，不久前，他们结了婚。

    从星期二到星期六——洋葱地窖星期日不营业——客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之后，便-唆地把憋在心里的人的存在的真正悲剧发泄出来了。保留给星期一的客人的，虽然不再是充当最可悲的哭泣者，但也能充当最剧烈的哭泣者。星期一价钱便宜。施穆以半价为青年供应洋葱。来的多半是医科男大学生和各种女大学生。艺术学院的男大学生也来，但主要是日后要当绘画教师的那些人，他们把一部分奖学金花在买洋葱上。我至今存疑的是：那些中学最高班的男女学生又从哪里弄钱来买洋葱呢？

    年轻人的哭法不同于年长者。年轻人的问题也完全不同。并非总是为考试或中学毕业考试操心之类。在洋葱地窖里，自然也有人谈到父子矛盾、母女悲剧等等。尽管年轻人感觉到自己不被人理解，然而，他们认为不被人理解并不值得为之哭泣。奥斯卡高兴的是，年轻人一如既往地为了爱而哭泣，不单是为了两性之爱而哭泣。格哈德和古德龙，他们起初总是坐在下面，后来才一起到回廊上面去哭泣。

    她，高大，壮实，女手球运动员，学化学。头发结成一条辫子拖在脑后。苍白然而像慈母一般，如同战争结束前的数年间在妇女同盟的宣传画上所能看到的那样。她目光清晰，多半直视前方。她的前额隆起，乳白色，光滑，健全，然而，她的不幸却明明白白地挂在脸上。从喉结到结实的圆下巴直到面颊，都留下了男人胡子的糟糕痕迹，虽说这位不幸女子不断地刮脸。她的细嫩的皮肤自然也经受不住那刮脸刀片。她的脸发红，有裂口，长小脓疤，她的女人胡子不断长出来，古德龙为此哭泣。格哈德后来才来洋葱地窖。他们两人并非如皮奥赫小姐和福尔默先生那样是在电车上而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坐在她的对面，两人都刚过完学校的假期回来。他立刻爱上了她，不管她长着胡子。她即使由于自己长胡子而不敢爱他，但欣赏格哈德的孩子屁股般光滑的下巴，而这正是他的不幸。这个年轻男子不长胡子，这使他在年轻姑娘面前显得腼腆。然而，格哈德却同古德龙搭话，当他们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下车时，他们至少已经缔结了友谊。从那天起，他们天天见面，他们谈这谈那，交换了一部分想法，只是从来不提及该有而没有的胡子和不该有却不断长出来的胡子。格哈德也体贴古德龙，由于她的受折磨的皮肤而从不吻她。所以，他们的爱是纯洁的，虽说他们两人都不注重纯洁，因为她的志趣在于化学，而他则要当医学家。他们两人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们说，有这么一个洋葱地窖。但他们只是鄙夷不屑地报以一笑，因为怀疑乃是化学家和医学家共有的特点。最后他们还是去了，但互相保证说，目的是去考察。奥斯卡很少见到年轻人这样哭过。他们一再来，从嘴里省下六马克四十芬尼，为该有却没有的胡子和蹂躏少女细嫩皮肤的胡子而哭泣。有几次，他们试图回避洋葱地窖。某个星期一不见他们来，但到了下个星期一他们又来了，一边用手指捻碎洋葱丁，一边哭泣着透露，他们想省下那六马克四十芬尼。他们两人在大学生宿舍里用便宜的洋葱做试验，但效果与在洋葱地窖里可不是一回事。谁都需要听众。在团体中哭泣要容易得多。当左边、右边和上边的回廊里这个或那个系的同学、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以及中学生都在流泪时，大家便能产生一种真正的共同感情。

    格哈德和古德龙光顾洋葱地窖的结果，除了流泪外，还慢慢地得到了治疗。可能是泪水冲走了他们的精神压抑。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他们相互接近了，他吻她的受折磨的皮肤，她亲他的光滑的皮肤，从某一天起，他们不再来洋葱地窖了，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几个月以后，奥斯卡在国王林阴道碰见他们，起先都认不出他们两个来了。他，光下巴的格哈德，留了一副密密的红金色大胡子。她，皮肤多刺的古德龙，仅仅上唇上方还有淡淡的黑汗毛，这对于她的脸倒是有益无害。古德龙的面颊和下巴却泛出黯淡的光泽，再也不是杂草丛生了。这两人已结成了一对大学生夫妻。奥斯卡听着，而他们就像已是五十岁的人正在对孙子辈讲述往事。她，古德龙说：“从前，你们的爷爷还没有胡子的时候——”他，格哈德说：“从前，你们的奶奶还为长胡子而苦恼的时候，我们两个每逢星期一都要去洋葱地窖。”

    读者会问，你们三位乐师何苦还坐在舷梯或者鸡棚梯子下面呢？洋葱地窖里既然是一片哭声、嚎声、咬牙切齿声，又何苦固定请来这么一个正正经经的乐队呢？

    是啊，我们三个，等客人们哭干眼泪、倾吐衷肠之后，便操起乐器，用音乐使客人们过渡到日常的谈话中去，使他们轻松地离开洋葱地窖，好给新到的客人腾出座位。克勒普、朔勒和奥斯卡是反对洋葱的。我们同施穆签订的合同里也有一条，禁止我们以类似于客人的方式来享用洋葱。我们本来也不需要洋葱。朔勒，吉他手，没有诉苦的缘由，人家总看见他是幸福而满意的，即使在雷格泰姆音乐演奏到一半而他的班卓琴上的两根弦一下子都断了的时候。在我的朋友克勒普的脑子里，哭和笑的概念至今模糊不清。他觉得哭是开心的，在安葬他的姑妈时——他结婚前，她一直帮他洗衬衫和袜子——他放声大笑，我过去从未见他这么笑过。那么，奥斯卡又怎么样呢？奥斯卡有足够的缘由放声大哭。难道不该用泪水冲刷掉道罗泰娅姆姆以及在椰子纤维地毯上的那个漫长而徒劳的黑夜吗？我的玛丽亚，难道她不是使我诉苦的根由吗？她的老板，施丹策尔，不是在比尔克公寓出出进进吗？小库尔特，我的儿子，见到这位美食店老板兼狂欢节参加者，不是先叫他“施丹策尔叔叔”，尔后又叫他“施丹策尔爸爸”了吗？在我的玛丽亚背后，他们，我可怜的妈妈、扬-布朗斯基、只会用汤来表达自己感情的厨师马策拉特，不是都躺在遥远的萨斯佩公墓松散的沙土下面或者布伦陶公墓的黏土下面吗？当然需要为他们痛哭一番的。可是，奥斯卡属于少数不需要洋葱便能流泪的幸福者之列。我的鼓帮助我。只需要特定的几小节，奥斯卡就找到了眼泪，不好不坏，恰同洋葱地窖昂贵的眼泪一样。

    老板施穆也从不摆弄洋葱。他休息时在树篱和灌木丛中打到的麻雀，可以顶替洋葱，而且价值相当。施穆打完麻雀，把打下的十二只麻雀排列在一张报纸上，他的眼泪就落到这十二个有时还温和的羽毛团上。当他把乌饲料撒向莱茵草地和卵石河岸时，他还在哭泣，这种情形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吗？在洋葱地窖里，为他提供了发泄心中痛苦的另一种途径。每周一次粗野地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经常用相当陈旧的名堂称呼她，例如：娼妓，野鸡，淫妇，荡妇，扫帚星。“滚蛋！”施穆又在大声尖叫了，“从我眼皮底下滚开，妖婆！”他立即解雇了管盥洗间的女工，换了一个新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遇上麻烦了。他再也找不到管盥洗间的女工了，只得再雇用被他解雇过一次或多次的女人。她们也愿意回到洋葱地窖来，因为施穆的骂人话有一大部分她们听不懂，而且，这里钱挣得多。由于哭泣，洋葱地窖的客人去盥洗间的次数比别的饮食店的客人多；哭泣着的人也比眼睛干的人慷慨大方。尤其是男宾们，当他们哭红哭肿了脸，泪痕满面“到后面”去时，都愿意多给小费。管盥洗间的女工还卖给洋葱地窖的客人们有名的洋葱图案手帕，手帕的对角线上印有“在洋葱地窖里”字样。这些手帕样子可笑，不仅可以拭干眼泪，而且可以当头巾用。洋葱地窖的男宾们，让人把这些彩色手帕缝成三角旗，悬在他们的汽车的后窗里面，在休假期间带着施穆的洋葱地窖旗驶向巴黎、蓝色海岸、罗马、拉文纳、里米尼，甚至远往西班牙。

    我们三个乐师和我们的音乐还肩负另一个任务。有些时候，尤其在一些客人连续切了两个洋葱之后，洋葱地窖里就会突然大发作，很容易酿成放荡行为。施穆不喜欢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一见到几位先生解领带，几位女子解衬衫扣子时，便吩咐我们奏乐，用音乐去对付刚露苗头的不知羞耻的举动。可是，另一方面，正是施穆自己，见到一些特别缺乏抵抗力的客人切完第一个洋葱后便递去第二个，于是为他们由发作转向放荡开放绿灯，只不过他规定了一个限度罢了。

    我所知道的洋葱地窖里最厉害的一次发作，对于奥斯卡来说，如果不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那也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施穆的妻子比莉，爱寻欢作乐。她不常来地窖，如果来的话，她总带着施穆不愿见到的那些男朋友。一天晚上，她带着音乐评论家伍德和抽烟斗的建筑师瓦克莱来了。这两位先生是洋葱地窖的常客，随身带着相当无聊的苦闷。伍德哭泣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他想改宗或者已经改宗或者已经第二次改宗。抽烟斗的瓦克莱哭泣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二十年代为了一个放肆的丹麦女子而放弃了大学教授职位，可是，这个丹麦女子却嫁给了一个南美人，替他生了六个孩子。这使瓦克莱耿耿于怀，又使他不能安稳地抽烟斗。有点阴险的伍德劝施穆的妻子切洋葱。她切了，眼泪来了，开始把心里话往外掏，揭发老板施穆。她讲的事情，奥斯卡得体地加以保密，不再向诸君转述。施穆一听，向他的妻子猛扑过去。这非得有好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来阻拦才行，因为桌子上到处放着厨房用的刀子。他们拦住这个狂怒的家伙，直到轻率的比莉跟她的男朋友伍德和瓦克莱溜走为止。

    施穆激动而慌张。我看见他双手在颤抖，一再去整理他的洋葱方巾。他几次走到帷帘后面，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末了，拿了满满一篮子洋葱回来，强作笑容，以不自然的高兴劲头向客人们宣布，他，施穆，今天兴致勃勃要当施主，免费赠送每位客人一个洋葱，说罢就分给大家。

    当时，连一向觉得人生这类痛苦的经历犹如一出好戏的克勒普也看傻了，如果他不是若有所思的话，那也是相当紧张的。他拿起长笛准备吹奏。我们都明白，紧接着给这些敏感而有教养的女士们先生们提供第二次失去控制而哭泣的机会，是多么危险。

    看到我们拿起乐器准备奏乐的施穆，偏偏禁止我们演奏。在一张张桌子上，厨房用刀开始它们的切碎工作。几层很美的、花梨木色的表皮已经被推到一边，遭人冷落。带淡绿纹道的透明洋葱肉陷于乱刀之下。奇怪的是，哭泣并非从女士们开始。那些正值最佳年龄的先生们，一位大碾磨厂老板，一位携带淡施脂粉的男友的饭店经理，一位贵族总代表，满满一桌到城里来开董事会会议的、身穿绅士服的工厂主，一位秃头演员——我们都叫他“格格响”，因为他在哭泣时总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所有这些先生们，在女士们帮忙之前，先流开了眼泪。可是，女士们和先生们并非沉溺于第一个洋葱所引起的那种使人得到解脱的哭泣之中，向他们袭来的是一阵阵痉挛式的啼泣。“格格响”咬牙切齿，委实吓人，活像一个要引诱剧场里每一个观众都跟着他一起格格地咬牙的演员。大碾磨厂老板让他的修饰整洁的灰发脑袋一下接一下地朝桌面上撞去。饭店经理把他的啼泣痉挛同他那位妩媚男友的痉挛混在一起。施穆站在梯子旁边，板着面孔，不无享受地审视着已经半失去控制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当着她的女婿的面撕破了自己的衬衫。那位饭店经理的男友，他的色相早已引人注目，此刻光了膀子，露出天然的棕色皮肤，从一张桌子蹦到另一张，跳起舞来。大概是东方舞蹈吧，他宣告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开始了。这开端虽然激烈，但由于缺乏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幼稚可笑，所以不值得详尽地加以描摹。

    不仅施穆失望了，连奥斯卡也厌烦地皱起了眉头。一些低级的脱衣场面，几位绅士穿上了女子内衣，男子气概的女士们抓起领带和背带，有几个双双钻到桌子底下。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位“格格响”，他用牙齿撕碎了一个胸罩，咀嚼着，也许已经吞下了一部分。

    这种可怕的吵闹声，这种毫无内容的“哟喔”、“呜哇”的叫声，八成使施穆失望了。他也可能害怕警察当局，再也站不住了。他向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我们探过脑袋来，先捅了一下克勒普，随后捅捅我，细声说：“音乐！你们听着，奏乐！奏乐，结束这场胡闹！”

    事实表明，容易满足的克勒普开心得很。他笑得前俯后仰，没法吹长笛了。把克勒普当师傅看待的朔勒，是他的跟屁虫，这时也跟着他一起哈哈大笑。这样一来，只剩下奥斯卡一个人了，而施穆是可以信赖我的。我从凳子底下拽出铁皮鼓，镇定地点上一支烟，开始击鼓。

    我毫无计划便击起鼓来，只想让人家明白我的鼓声的含义。我把通常的夜总会音乐的曲目全都丢在脑后。奥斯卡也不演奏爵士乐。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看成一个发狂的打击乐手。虽说我是个老练的鼓手，然而我不是纯血统的爵士乐师。我喜爱爵士音乐一如我喜爱维也纳华尔兹。这两种音乐我都会演奏，可我不想演奏。施穆请我击鼓时，我不演奏我会的，而是演奏源自心里的。奥斯卡成功地让一个曾经永远是三岁的奥斯卡捏住鼓棒。我回头沿着老路敲去，让三岁孩子视角中的世界清晰地显现出来，首先控制住这个没有能力进入真正的宗教仪式中去的战后社交界。说得明白些，我带领他们走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走进考尔阿姨的幼儿园，我已经让他们垂下下巴，手拉着手，脚尖朝里，等待着我，他们的捕鼠人。我于是离开鸡棚梯子，站到女士们先生们的排首。作为试验，我先给他们来了一段《烘烘烘，烘蛋糕》，他们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而我的成绩也已记录在案。我随即引起他们的巨大的恐惧，敲响了《黑厨娘，你在吗？》。我从前有时害怕黑厨娘，现在我越来越怕她。我让她出场，身影巨大，黑如煤炭，可憎可怕，在洋葱地窖里暴跳如雷，我于是达到了老板施穆用洋葱达到的效果：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似的哭出了圆滚滚的泪水，害怕至极，颤抖着求我怜悯。我于是又敲鼓，借以安慰他们，帮他们穿上内衣、外衣，丝绸的、天鹅绒的：《绿绿绿，我的衣裳全都绿》，《红红红，我的衣裳全都红》，《蓝蓝蓝……》，《黄黄黄……》。我敲出了各种颜色和中间色调，直到我面前的社交人士又文雅地穿戴整齐，随后让幼儿园搬迁，领他们穿过洋葱地窖，仿佛这里是耶施肯山谷路，仿佛正在登上埃尔布斯山，绕着古滕贝格纪念碑走去，仿佛这里盛开着真正的雏菊，他们，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一样高兴地去采摘。我允许他们，所有在场的人，包括老板施穆，为在玩耍中度过的幼儿园的下午留下一件纪念品。当我们快到黑暗的魔鬼峡谷，打算去采山毛榉果实时，我在鼓上说：孩子们，你们现在可以去小便了。于是，他们满足了孩子的小小需要，尿了，所有的人，女士们和先生们，老板施穆，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朔勒，甚至坐在远处的管盥洗间的女工，全都尿了，嘘嘘嘘地尿了，尿湿了裤子，一边蹲下来，听着。好一支儿童管弦乐队！他们演奏时，奥斯卡只是马马虎虎地敲敲边鼓。他们的乐声一止，我一阵急擂，过渡到无拘无束的快活气氛中去，奏出一段淘气的曲子：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没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开窗，

    弹钢琴，叮咚当……

    我带领那些欢呼着、吃吃笑着、用孩子的笨嘴咿咿呀呀不停地说着的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到了衣帽间。惊愕万状的大胡子大学生帮施穆的客人们穿上大衣。接着，我为女士们先生们敲了一支他们喜爱的小曲《谁愿见到勤快的洗衣妇》，送他们走上水泥台阶，从穿羊皮大衣的门房身边走过，到了街上。一九五○年春之夜，清新，没有星星，童话一般，好像是预先定做的。我让女士们先生们解散，可他们还在旧城像小孩子似的胡闹了好一阵子，忘了回家的路。末了，警察帮他们恢复了本来的年纪、体面与尊严以及对自己家电话号码的记忆。

    我，奥斯卡，则留在洋葱地窖里，吃吃地笑，抚弄铁皮。施穆一直在那里鼓掌，叉开两腿，湿了裤裆，站在鸡棚梯子旁。看样子，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他感到很高兴，同成年人施穆在莱茵草地上打麻雀时一样高兴

    在大洋壁垒或地堡不能同水泥分家

    我这样做，本想帮洋葱地窖老板施穆的忙。可是，他却不能原谅我的铁皮鼓独奏表演，因为我的表演把他的肯出高价的客人变成了牙牙学语、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尿湿裤子因而也是哭哭啼啼——不用洋葱便哭哭啼啼的孩子。

    奥斯卡设法理解他。莫非他害怕我的竞争了不成？因为越来越多的客人把传统的催泪洋葱推到一边，呼唤奥斯卡，呼唤他的铁皮，呼唤我，因为我能够在我的铁皮鼓上用咒语显现任何一位客人——不论他有多大年纪——的童年。

    到那时为止，施穆仅限于无限期解雇管盥洗间的女工。现在，他把我们——他的音乐师也解雇了，请来一位站立小提琴手①，如果不苛求的话，可以凑合把他当做吉普赛人看待——

    ①站立小提琴手，一般指娱乐性轻音乐乐队的首席小提琴师，站着演奏，同时指挥乐队。有时也指站着演奏的小提琴手。

    可是，我们被赶走之后，许多客人，包括最大方的客人，威胁说要同洋葱地窖一刀两断。没过几个星期，施穆只好妥协。那个站立提琴手每周来三次，我们也每周演奏三次，但报酬提高，每晚二十马克。此外，我们到手的小费越来越多，奥斯卡便在银行开了一个帐户，为能吃利息而高兴。

    好景不长，这本储蓄存折不久就成了处于困境中的我的帮手，因为死神驾到，夺走了我们的老板费迪南-施穆，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和报酬。

    前面我已经讲过，施穆打麻雀。有时候，他带我们一起去，乘他的梅赛德斯牌轿车，让我们观看他打麻雀。尽管为了我的鼓有时会争吵，站在我一边的克勒普和朔勒也因此会受罪，不过，施穆同他的音乐师之间的关系还是友好的，直到如上所述，死神降临。

    我们上车。施穆的妻子像过去那样坐在驾驶座上。克勒普坐在她身边。施穆坐在奥斯卡和朔勒中间。他把小口径步枪放在腿上，有时还抚弄几下。我们一直驱车到离凯泽斯韦尔特不远处。莱茵河两岸树木林立。施穆的妻子留在汽车里，打开一张报纸。克勒普事先买了葡萄干，隔一定的间歇吃一口。朔勒当吉他手之前，在大学里念过某一系科，会背几首写莱茵河的诗。莱茵河也显示出最富诗意的一面，除了载着普通的驳船外，尽管按照日历时值夏季，却载着摇曳的秋叶朝杜伊斯堡流去。如果施穆的小口径步枪也缄默无语的话，那么，在凯泽斯韦尔特附近的午后真可以称之为宁静的午后了。

    克勒普吃完葡萄于，用青草擦手指头。这时，施穆也打完了。他给报纸上排列着的十一个冷却了的羽毛团添上第十二只，如他所说，还在抽搐的麻雀。这位射手已经包好了他的猎获物——因为施穆每次都把他射到的东西带回家去，原因不详。这时，一只麻雀落到我们近处被河水冲来的树根上，那么引人注目，它的颜色又是那么灰，这样标准的麻雀标本使施穆难以抗拒，一个下午最多只打十二只麻雀的他射中了第十三只。施穆真不该干这件事！

    他把这第十三只同那十二只放到一起，我们便往回走，找到了正在黑色梅赛德斯里睡觉的施穆太太。施穆先上车，坐在前座，克勒普和朔勒后上车，坐在后座。我本该上车的，但我没有上去，而是说，我还想散散步，自己乘电车回去，不必再管我。于是，他们便乘车朝杜塞尔多夫而去。车上没有奥斯卡，他出于谨慎，没有上去。

    我慢慢地随后走去。我不需要走多远。由于在修公路，开了一条绕行道。绕行道经过一个采砂砾场。在一面路镜下方约七米深处的采砂砾场里，轮子朝天横着一辆黑色梅赛德斯。采砂砾场的工人已经把三个受伤者和施穆的尸体从水里拖了出来。事故急救车已在途中。我爬下坑去，不一会儿，鞋里满是砂砾，慰问了一下受伤者。他们尽管疼痛，仍问这问那，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施穆已经死了。他惊讶地呆望着被乌云遮蔽了四分之三的天空。包有午后猎获物的报纸被抛出车外。我数了数，只有十二只麻雀，却找不到第十三只，事故急救车开进采砂砾场时，我还在寻找。

    施穆的妻子、克勒普和朔勒只受了轻伤：几处青肿，折断几根肋骨。我后来到医院去探望克勒普，询问出事故的原因，他告诉我一则令人惊异的故事：他们的车子在有车辙的绕行道上徐缓地驶过采砂砾场时，突然来了一百只——如果不说数以百计的话——麻雀，从树篱、灌木丛、果树间黑压压地飞来，遮住了梅赛德斯，撞在挡风玻璃上，吓坏了施穆的妻子。单凭麻雀的力量造成了事故和施穆的死亡。信不信克勒普的说法，悉听尊便。奥斯卡反正持怀疑态度。在城南公墓安葬施穆那天，他甚至不再像数年前他还在当石匠和刻字匠时那样去数墓碑间的麻雀了。我头戴借来的大礼帽，杂在送葬队伍中，跟在棺材后面。在九区，我看见了石匠科涅夫，他正在同一个我不认识的助手为一座双穴墓立辉绿石碑。盛老板施穆的棺材在科涅夫旁边经过并向新辟的十区抬去时，他没有认出我来，可能是由于我头戴礼帽的缘故。他搓搓后颈，让人推断出，他的疖子不是熟了就是熟透了。

    又是葬礼！我已经领读者诸君去过那么多的公墓了，这有什么法子呢？我在什么地方还讲过：葬礼总使人回忆起另一些葬礼，因此，关于施穆的葬礼以及奥斯卡在葬礼进行时的回忆，我就不再报道了。好在施穆是正常地去到地底下，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但我不想不告诉诸君，葬礼结束后——由于死者的寡妇住院，所以大家可以不受拘束——有一位先生跟我搭话，他自称丢施博士。

    丢施博士负责一家音乐会经办处。但音乐会经办处非他所设。此外，丢施博士自我介绍说，他是洋葱地窖以前的客人。我从未注意到他。而当我把施穆的客人变成口齿不清、无牵无挂的小孩子时，他却在场。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讲，是啊，在我的铁皮鼓的影响下，丢施本人也回到了幸福的童年。现在，他要让我和我的——如他所说——“绝招”大出风头。他握有全权同我签订合同，一项高薪合同，而我可以当场签字。在火葬场前，舒格尔-莱奥，在杜塞尔多夫他叫做萨贝尔-威廉，戴着白手套，正等待着送葬的人。丢施博士却掏出一张纸来，上面规定以巨额报酬换取我承担义务，以“鼓手奥斯卡”的名义在大剧院承担全部独奏节目，在面对两千到三千座位的舞台上唱独脚戏。我不愿当场签字，丢施非常难过。我以施穆的死为由，说施穆在世时同我关系非常密切，我哪能在公墓上就另找一位新老板呢，但这件事我愿意考虑，也许还要去旅行一次，回来后再去拜访他——丢施博士先生，有可能的话，将在他所说的工作合同上签字。

    我在公墓上没有签字，然而，奥斯卡鉴于经济状况无保障不得不要求预支。出了公墓，在丢施博士停车的广场上，我接过他暗暗递来的装在一个信封里的钱和他的名片，塞进了口袋。

    于是我去旅行，还找到了一个旅伴。我本来更愿意同克勒普一起去旅行，但他还躺在医院里，不准笑，因为他折断了四根肋骨。我也愿意玛丽亚当我的旅伴，暑假还未结束，可以带小库尔特一起去。但玛丽亚还在同她的老板施丹策尔，同那个让小库尔特叫他“施丹策尔爸爸”的人相好。

    就这样，我跟画师兰克斯结伴去旅行。读者知道兰克斯就是那个上士兰克斯，也是同缪斯乌拉临时订婚的男人。我口袋里揣着预支的钱和我的存折，到西塔德街画师兰克斯的工作室去拜访他，希望能在他那儿见到我原先的同行乌拉，因为我想同缪斯一起去旅行。

    我在画家那里找到了乌拉。在门口，她向我透露，十四天前，他们已经订了婚。同小汉斯-克拉格斯已经待不下去了，她只好又解除婚约。她问我，是否认识小汉斯-克拉格斯。

    奥斯卡不认识乌拉的这位未婚夫，表示很遗憾，接着提出了他的慷慨大方的旅行建议，却又看了一场好戏：乌拉还没有来得及答应，画师兰克斯却插进来，自己表示要当奥斯卡的旅伴，打了长腿缪斯几个耳光，因为她不愿待在家里，还因此而流了眼泪。

    为什么奥斯卡不反对？他既然要同缪斯一起去旅行，为什么他不袒护缪斯？我把在浅色汗毛的长腿乌拉身边的旅行想象得越美，就越怕同缪斯太亲近地共同生活。必须跟缪斯保持距离，我心中想，不然的话，缪斯的亲吻岂不成了家常便饭吗？所以，我宁愿跟画师兰克斯一起去旅行，因为当缪斯想吻他时，他就动手打她。

    关于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并没有讨论很久。我们只考虑诺曼底一处，想去看看卡昂与卡堡之间的地堡。战时，我们在那里相识。唯一麻烦的是办签证。可是，有关办签证的事，奥斯卡只字不想提。

    兰克斯是个吝啬鬼。他的颜料是廉价货或是讨来的，画布的底色也上得很差，可是用起颜料来却大手大脚，一到同纸币或硬币打交道，他又锱铢必较。他从来不买香烟，却一直在抽烟。他的吝啬是系统性的。此话怎么讲？且看此例：若有人送他一支香烟，他就从自己左边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十芬尼的铜板，让它透透空气，随即放进他右边的裤兜里去。随着白天钟点的变化，这样“滑动”的铜板或多或少，但总数是不少的。他抽烟抽得很勤快，有一次他心情好的时候向我透露说：“我每天抽的烟大约合两个马克。”

    兰克斯大约一年前买下的在韦尔斯滕的那块带废墟的地皮，就是用他的远近熟人的香烟买来的，确切地说，是白抽人家的香烟买来的。

    我同这个兰克斯去诺曼底。我们乘上一列快车。兰克斯本人颇想搭人家的汽车，但我付钱买火车票，请他旅行，他只得让步。从卡昂到卡堡，我们剩公共汽车。一路白杨，树林后面是以树篱为界的草场。棕白两色相间的母牛使这片土地看上去像是一张牛奶巧克力广告画。战争破坏的痕迹还历历在目，若是广告画，就不该画上去了。可是，每个村庄，包括我失去罗丝维塔的小村庄巴文特，都还画着战争破坏的痕迹，不堪入目。

    从卡堡出发，我们沿海滩步行，朝奥恩河入海口走去。没有下雨。到了勒霍姆，兰克斯说：“我们到家了，小子！给我一支烟！”还在他让铜板从一个口袋搬迁到另一个口袋里去的时候，他那个总是往前探着的狼脑袋已对准了沙丘间无数未受损坏的地堡之一。他伸出两条长臂，左手提着背囊、野外用画架和一打画布框架，右手搀着我，拉我向那水泥走去。一口小箱子和鼓，便是奥斯卡的行李。

    我们清除了道拉七号地堡里面的流沙和寻找栖身处的情侣们留下的污秽，放上一只板条箱，挂起我们的睡袋，使之变成可居住的空间。我们在大西洋岸边逗留的第三天，兰克斯从海滩上带回来一条大鳕鱼。这是渔民们给他的。他画了他们的船，他们塞给他这条鳕鱼。

    由于我们还用道拉七号来称呼这座地堡，所以毫不奇怪，奥斯卡在给鱼开膛的时候，他又想起了道罗泰娅姆姆。鱼肝和鱼白涌出，落到他的双手上。我面对太阳刮鱼鳞，兰克斯借此机会彩笔一挥画了一幅水彩画。八月的太阳倒立在地堡的水泥穹顶上。我开始把蒜瓣塞进鱼肚。原来填满鱼肝、鱼白和内脏的地方，我填进了洋葱、乳酪和百里香。我没有扔掉鱼肝和鱼白，而是把这两种美味塞在鱼的咽喉里，再用柠檬堵上。兰克斯在周围窥探。他钻进道拉四号、道拉三号以及更远处的地堡，随手捞东西。他带回来木板条和较大的硬纸板。硬纸板他要用来作画，木板条他用来生火。

    这样的火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维持整个白天的时间，因为海滩上每隔两步就插有被海水冲来的、轻如羽毛的干木头，投下的阴影随着日光移动。我把兰克斯从一座被遗弃的海滨别墅里拆下的阳台铁栏杆的一部分，架在其间已经烧红的木炭上。我给鱼抹上橄榄油，把鱼架在灼热的、同样抹了油的锈铁上。我把柠檬汁挤到咝咝响的鳕鱼上，让它慢慢地——因为鱼是不能强迫的——变成佳肴。

    我们用好几只空桶，铺上一张折叠成几层的柏油纸，架成了我们的餐桌。叉和铁皮盘子是我们随身带来的。兰克斯，像一只见到鳗鱼的饿慌了的海鸥，围着正从容不迫地熟透着的鳕鱼团团转。为了引开他，我从地堡里取出我的鼓，放在海沙上，迎风敲起来，不断变奏，诱发出涛声和涨潮的喧嚣：贝布拉前线剧团参观地堡。从卡舒贝来到诺曼底。菲利克斯和基蒂，两位杂技演员，在地堡上用身体缠成结，再解开结，像奥斯卡迎风擂鼓一样，迎风朗诵一首诗，诗的叠句在战争中宣告一个温暖舒适的时期正在到来：“……星期五吃鱼，外加荷包蛋……我们正在接近毕德迈耶尔风尚！”带萨克森口音的基蒂朗诵着。贝布拉，我的智慧的贝布拉和宣传运动上尉点点头；罗丝维塔，我的地中海的拉古娜，提起食物篮，在水泥上，在道拉七号顶上，摆好食物；上士兰克斯也吃白面包，喝巧克力，抽贝布拉上尉的香烟……

    “好小子，奥斯卡，”画师兰克斯把我从遐想中喊回来。“如果我能够像你敲鼓似的那样画就好了！给我一支烟！”

    我中断击鼓，给了我的旅伴一支烟，尝了尝鱼，味道不错：鱼眼睛鼓出，软、白、松动。我慢吞吞地把最后一片柠檬的汁挤到半焦半裂的鳕鱼皮上，一处也不遗漏。

    “我饿了！”兰克斯说。他露出了长长的、蜡黄的尖齿，用双拳捶打方格衬衫下的胸口，活像一只猴子。

    “要鱼头还是鱼尾？”我让他考虑，一边把鱼挪到一张铺在柏油纸上当桌布用的羊皮纸上。“你建议我要哪一头呢？”兰克斯掐灭香烟，留下烟蒂。

    “作为朋友，我会说：请用鱼尾。作为厨师，我将推荐你吃鱼头。我的妈妈，是个吃鱼能手，她会说：兰克斯先生，请用鱼尾，保您满意。医生总是建议我父亲……”

    “我对医生的话不感兴趣。”兰克斯怀疑我的话。

    “霍拉斯博士总劝我父亲，吃鳕鱼只吃头。”

    “那我就吃鱼尾吧！我觉察到了，你想把不好吃的塞给我！”兰克斯仍在猜疑。

    “这样更好。奥斯卡懂得怎样品尝鱼头。”

    “我看你一心想吃的就是鱼头，好吧，鱼头归我吧！”

    “你真难弄，兰克斯！”我要结束这场对话。“好吧，鱼头归你，鱼尾归我。”

    “什么，小子，难道是我作弄了你吗？”

    奥斯卡承认，他被兰克斯作弄了。我可知道，只有当他把鱼吃进嘴里，同时又肯定我已经被他作弄了的时候，他才会觉得有滋味。我把他叫做诡计多端的老狗，福星高照的家伙，星期日出生的幸运儿①。我们开始吃鳕鱼——

    ①德国人的迷信说法，认为星期日出生的孩子是幸运儿。

    他取了鱼头，我拣起剩下的柠檬，把汁挤到尾段剖开的白色鱼肉上，一处也不遗漏。几瓣黄油一般软的大蒜从鱼膛里掉了出来。

    兰克斯吸着牙齿间的鱼骨，一边盯着我和鱼的尾段。“让我尝尝你的鱼尾。”我点点头。他尝了一口，仍在犹豫，一直到奥斯卡也尝了一口鱼头，安慰他说：他捞到的那份更好。

    我们吃鱼时喝波尔多红葡萄酒。我觉得美中不足，如果咖啡杯里盛的是白葡萄酒就好了。兰克斯打消我的多虑，回忆说，他在道拉七号当上士的时候，一直喝红葡萄酒，直到进犯开始：“小子，当时我们都喝足了，这儿就干起来了。科瓦尔斯基-谢尔巴赫和矮个子荣伊特霍尔德根本没注意这儿已经干起来了。他们都不在人世了，都躺在卡堡那边同一座公墓里。那边，在阿罗曼彻斯，是英国兵，在我们这个地段，是大批加拿大兵。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裤子背带挂上，他们就已经到了，说：Howareyou？①”——

    ①英语：你好吗？

    接着，他叉子朝天，吐出鱼刺说：“我今天在卡堡见到海尔佐格了，那个胡思乱想的家伙。你也认识他，在当年你们来这里参观的时候。他是中尉。”

    奥斯卡当然记得海尔佐格中尉。兰克斯撇下鱼告诉我说，海尔佐格年年都来卡堡，带着地图和测量仪器，因为地堡使他睡不着觉。他也会到我们这儿，到道拉七号来的，来测量。

    我们还在吃鱼——鱼慢慢地暴露出它的骨架——海尔佐格中尉来了。他身穿黄卡其齐膝裤，脚登网球鞋，小腿肚圆墩墩的，灰褐色胸毛长到解开的麻布衬衫外面。我们自然稳坐不动。兰克斯作介绍，称我为他的战友和朋友奥斯卡，称海尔佐格为前中尉。

    退役中尉立即着手调查道拉七号。他先是在水泥外侧，这是经兰克斯允许的。他填写表格，随身还带着一个潜望镜，用它来向野景和上涨的海潮调情。他轻轻地抚摩我们旁边的道拉六号的射击孔，像是对他的妻子献温情。当他准备视察道拉七号，我们的休假小屋内部时，兰克斯禁止他入内：“小子，海尔佐格，您在这儿围着水泥转，真不知道想干什么！当年是现实的，如今早已Passe①了。”——

    ①法语，意为“过去”。

    兰克斯爱讲“passe”这个词儿。我总把世界分成现实的和过去了的。但是，退役中尉认为，什么也没有成为过去，计算题还没有被除尽，日后大家还必须一再在历史面前说明自己是否尽责了。所以，他现在要去视察道拉七号的内部：“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兰克斯？”

    海尔佐格的影子已经投在了我们的鱼和桌子上。他想从我们头上跨过去进入那个地堡，地堡入口处上方的水泥图案仍旧可以让人看出是上士兰克斯的手艺。

    海尔佐格没能过得了我们的桌子。兰克斯由下往上用叉子，不，他没有用叉子，而是挥拳击去，把退役中尉海尔佐格打倒在沙丘上。兰克斯连连摇头，为我们的烤鱼宴席被打断深感遗憾。他站起身来，一把揪住中尉胸前的麻布衬衫，把他拖到一边，留下一道工整的轨迹从沙丘上扔下去。我们不再看得见他，但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海尔佐格把兰克斯随后扔去的测量工具拣到一起，咒骂着远去。他用咒语召来了所有的历史幽灵，而这些都是兰克斯方才认为已经属于过去的。

    “当年人家认为他是个胡思乱想的家伙时，他还没有胡涂到这种地步。想当初，假如我们没有醉到那种程度，开火的时候，谁知道那些加拿大兵会落到怎样的下场。”

    我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因为前一天落潮时，我在贝壳和空螃蟹壳中间拣到一颗说明事实真相的加拿大军服的钮扣。奥斯卡把这颗钮扣保存在他的钱包里，并且感到非常幸运，仿佛他拣到的是一枚稀有的伊特拉斯坎人的钱币。

    海尔佐格的来访，时间虽短，却唤起了许多回忆：“还记得吗，兰克斯，当年我们前线剧团来参观你们的水泥，在地堡顶上进早餐，像今天似的刮着一阵小小的风，突然来了六七个修女，在隆美尔芦笋中间拣螃蟹。你，兰克斯，根据命令，肃清海滩，你用一挺杀人的机关枪干了这件事。”

    兰克斯回想着，一边吸着鱼骨。他甚至还记得那些姓名：朔拉斯蒂卡姆姆，阿格奈塔姆姆。他一一列举出来。他给我描绘了那个见习修女，玫瑰色的脸，周围有许多黑色。他描绘得如此真切，竟使我的护士道罗泰娅姆姆常在我心中的画像被遮盖了一半，虽说没有使它完全消失。在他作了这一番描绘之后几分钟，还升起了一幅景象——这已经不再使我感到过于惊讶，所以我也未能把它当成一种奇迹——一个年轻修女，从卡堡方向飘来，飘到沙丘上空，她的玫瑰色以及周围的的许多黑色历历在目。

    她手执一柄黑色雨伞，就像年老绅士随身携带的那种，挡着太阳。她的眼睛前架一副深绿色赛璐珞墨镜，类似好莱坞制片主任戴的那种防护眼镜。沙丘间有人喊她。看来周围还有许多修女。“阿格奈塔姆姆！”一个声音喊道。又一个声音喊道：“阿格奈塔姆姆，您在哪里？”

    阿格奈塔姆姆，这个小姑娘在我们那条鳕鱼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的骨架上方回答说：“在这里，朔拉斯蒂卡姆姆。这里一点风也没有！”

    兰克斯露齿冷笑，得意地点点他的狼脑袋，仿佛这次天主教游行是他约请来的，似乎根本不存在任何会使他感到意外的事情。

    年轻修女望着我们，站在地堡左侧。玫瑰色的脸，两个圆鼻孔，牙齿微微突出，除此之外无可挑剔。她吐出一声：“哦！”

    兰克斯上身不动，只把脖子和脑袋转过去：“姆姆，到这儿散步来了？”

    回答来得也快：“我们每年到海边来一次。我还是头一回见到海洋。海洋真大呀！”

    谁也不会对此持异议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她对海洋的描写是最贴切的描写。

    兰克斯摆出好客的姿态，从我的那份鱼里挑了一块，递过去：“尝点鱼吗，姆姆？还热着呢。”他的流利的法语使我吃惊。奥斯卡也同样讲起外语来了：“别客气，姆姆。今天是星期五。”

    尽管我暗示今天吃鱼并不违反她们严格的教规，却未能说服巧妙地藏身于修道服中的少女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

    “二位一直住在此地吗？”她的好奇心想要知道。她觉得我们的地堡挺漂亮，但有点滑稽可笑。遗憾的是，院长和另外五名修女撑着黑雨伞，戴着绿墨镜，越过沙丘，进入了画面。阿格奈塔吓得匆匆离去，我从被东风修饰过的语流中听出，她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随后被夹在中间带走了。兰克斯在做梦。他把叉子倒插在嘴里，凝视着在沙丘上方随风飘去的这一群：“这不是修女，是帆船。”

    “帆船是白的。”我提醒他。

    “这是些黑帆船。”同兰克斯是很难争辩的。“左外侧的是旗舰。阿格奈塔，是快速科尔维特式轻型巡航舰。有利的扬帆风向，摆开楔形阵势，从艄三角帆到尾帆、前桅、第三桅和主桅，所有的帆都挂上了，朝英格兰方向的地平线驶去。你想象一下：明天清早，英国兵一觉醒来，朝窗外望去，你猜他们看到了什么？两万五千名修女，直到桅顶上都挂满了旗帜。瞧，第一艘船的甲板已来到眼前了……”

    “一场新的宗教战争！”我帮他说下去。依我看，旗舰应叫“玛丽亚-斯图亚特”号或“德-瓦莱拉”号，叫“堂璜”号自然更妙。一支新的更灵活的“阿尔马达”①来为特拉法尔加②之役雪耻了。战斗口号是：“杀死全部清教徒！”英国人的军营里这一回可没有纳尔逊了。入侵可以开始了：英国再也不是一个海岛了！——

    ①“阿尔马达”是1588年菲利普二世派去进攻英格兰的西班牙舰队，又名无敌舰队。

    ②1805年，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在此打败西班牙和法国联合舰队。

    兰克斯觉得这样的谈话政治性太强。“现在她们开走了，那些修女们！”他报告说。

    “不对，应该说扬帆而去！”我更正说。

    好吧，不管她们是扬帆而去还是由蒸汽推动而去，反正舰队是朝卡堡方向飘去了。她们手执雨伞，挡住太阳。只有一个人，落在后面，走几步，弯下腰，直起来，又倒下了。舰队的其余船只，为了留在画面上，它们缓慢地逆风游弋，朝原先的海滨饭店这一焚毁的布景驶去。

    “那艘船也许没能把错起上来，也许桨被打坏了。”兰克斯继续操着水手的语言。“那不是快速科尔维特式船吗？不是阿格奈塔吗？”

    不管这是科尔维特式船还是三桅快速舰，反正这是见习修女阿格奈塔。她向我们走近，拣起贝壳又扔掉。

    “您在拣什么呢，姆姆？”她在拣什么，兰克斯其实看得清清楚楚。

    “贝壳！”她说这个字眼时发音特别，说着又蹲下来。

    “您拣这个行吗？这可是人间的财物啊。”

    我支持见习修女阿格奈塔：“你胡涂了，兰克斯，贝壳从来不是什么人间财物。”

    “那也是海滨财物，总而言之是财物，修女不得占有。修女应当贫困、贫困再贫困！我说得不对吗，姆姆？”

    阿格奈塔姆姆露出突出的牙齿微笑：“我只拣很少几个贝壳。是替幼儿园拣的。孩子们真喜欢玩贝壳，他们还没有到海边来过呢。”

    阿格奈塔站在地堡入口处，把修女的目光投入地堡内部。

    “您喜欢我们的小房子吗？”我巴结她。兰克斯更加直截了当：“参观一下这幢别墅吧！看一看是不用花钱的，姆姆。”

    在耐穿的裙子下面，她的系带尖头鞋在蹭地，甚至踢起一些沙子，被风卷走，撒到我们的鱼上。有点没把握，浅褐色的眼睛审视着我们和我们中间的桌子。“这肯定不行。”她想要引我们讲出不同意她这种说法的话来。

    “别这么说，姆姆！”画师替她清除一切障碍，站起身来。“从地堡里往外看，景色可好啦！站在射击孔后面看去，整个海滩可以一览无余。”

    她还在犹豫，鞋子里肯定灌满了沙子。兰克斯把手伸向地堡入口。他的水泥图案投下了黑影。“里面也很干净！”画师的这个动作可能是邀请修女进地堡吧。“只待一会儿！”他明确地说。她身子一闪，进入地堡。兰克斯两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这是画师的典型动作。他自己进去之前，威胁说：“你可不准动我的鱼！”

    鱼？！奥斯卡已经吃够了。他从桌旁撤离，听任带沙的风和海潮这个千古力士的夸张的喧嚣声的摆布。我用脚把我的鼓移过来，开始击鼓，在这水泥原野、地堡世界和名叫隆美尔芦笋的蔬菜里寻找一条出路。

    我先借助爱情来试试，但没有多少结果。我一度也爱过一位姆姆。说是修女，倒不如说是护士。她住在蔡德勒寓所里一扇乳白玻璃门后面。她很美，可我从未见过她。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椰子纤维地毯。蔡德勒寓所的走廊也太黑。所以，我更明显地感觉到的是椰子纤维而不是道罗泰娅姆姆的身体。

    这个主题很快倒毙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我尝试着把我早年对玛丽亚的爱分解为节奏，让像水泥一样迅速生长的攀缘植物生长出来。又是道罗泰娅姆姆，她挡住了我对玛丽亚的爱的去路。从海上吹来石炭酸味，身穿护士服的海鸥在招手，红十字颈饰般的太阳照射着我。

    奥斯卡真高兴，他的鼓声被人打断了。院长朔拉斯蒂卡带着她的五名修女又回来了，满面倦容，斜举着雨伞，绝望地问：“您见到过一个年轻修女吗？我们的年轻见习修女？这孩子那么年轻。这孩子头一回见到海洋。她一定迷路了。您在哪儿，阿格奈塔姆姆？”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只好目送这只被背后吹来的风刮走的舰队朝奥恩河入海口、阿罗芒什和温斯顿港方向而去。当年，英国人就在那里把人工港硬加给了大海①。假如她们全都来，我们的地堡可容纳不下。我也曾闪过一个念头，让画师兰克斯接待她们的来访，但紧接着，友谊、厌烦和邪念同时吩咐我把大拇指朝奥恩河入海口指去。修女们听从了我的大拇指，在沙丘上渐渐地变成了飘忽而去的六个越来越小的黑洞眼，那伤心的“阿格奈塔姆姆，阿格奈塔姆姆！”的喊声，也使她们越来越神速如风，最后化为沙粒——

    ①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采用的由舰船组成的人工港。

    兰克斯先走出地堡。典型的画师的动作：他的两只手贴在裤子上擦了擦，懒洋洋地来到太阳底下，向我讨了一支烟，把烟塞进衬衫口袋里，向冷了的鱼扑过去。“这种事情使人饥饿。”他暗示地解释说，抢走了归我的鱼尾。

    “她现在肯定很不幸。”我埋怨兰克斯，对用了“不幸”这个字眼颇感得意。

    “为什么？她没有理由感到不幸。”

    兰克斯无法想象，他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会使人不幸。

    “她现在在干什么？”我问道，可我原来想问些别的事情的。

    “她在缝补。”兰克斯用叉子比划着。“她的修女服撕破了一点，正在缝补。”

    缝补女郎走出地堡。她随即撑开雨伞，顺口哼着什么，然而我相信自己听出她有些紧张：“从您的地堡往外看，那野景真美啊！整个海滩尽收眼底，还有大海。”

    她在我们的鱼的废墟前面站住不走了。

    “我可以吗？”

    我们两个同时点点头。

    “海风使人饥饿。”我给她帮腔。她点点头，用那双使人联想起修道院里的笨重劳动的又红又裂口的手抓我们的鱼，送进嘴里，严肃而紧张地吃着，思索着，仿佛她咀嚼的除了鱼之外，还有她在吃鱼前所得到的享受。

    我瞧着修女帽下的她。她把记者用的绿色墨镜忘在地堡里了。一般大的小汗珠排列在她的白色上浆帽檐下光滑的前额上，倒颇有圣母前额的丰采。兰克斯又想向我要烟，可是方才他要去的那一支还没有抽呢。我把整包烟扔给了他。他把三支插在衬衫口袋里，第四支叼在唇间。这时，阿格奈塔姆姆转过身去，扔掉雨伞，跑——这时我才看到她赤着脚——上沙丘，消失在海涛的方向上。

    “让她跑吧！”兰克斯像是在预言，“她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

    我只安稳地待了片刻，盯着画师的香烟，随后登上地堡，远眺海潮以及被吞没了大半的海滩。

    “怎么样？”兰克斯想从我这儿知道点什么。

    “她脱掉了衣服。”除此之外，他从我这儿再也打听不到什么了。

    “她可能想去游泳，清凉一下。”

    我认为涨潮时游泳是危险的，而且刚吃完东西。海水已经没及她的膝盖，她渐渐被淹没，只剩下滚圆的后背。八月底的海水肯定不太暖，看来她并没有被吓住。她游起来了，灵巧地游着，练习着各种姿势，潜水破浪而去。

    “让她游吧！你给我从地堡上下来！”我回头看去，只见兰克斯伸开四肢在抽烟。太阳下，鳕鱼的骨架泛着白光，独霸餐桌。

    我从水泥上跳下来时，兰克斯睁开画师的眼睛，说：“这真是幅绝妙的画：下潜的修女。或者：涨潮时的修女。”

    “你这个残忍的家伙！”我嚷道，“她要是淹死了呢？”

    兰克斯闭上眼睛：“那么，这幅画就取名为：淹死的修女。”

    “假如她回来了，倒在你的脚下呢？”

    画师睁开眼睛谈了他的看法：“那么，就可以把她和这幅画叫做：倒下的修女。”

    他只懂得非此即被，不是头即是尾，不是淹死即是倒毙。他夺走我的香烟，他把中尉扔下沙丘，他吃我的那份鱼，让一个本来是被奉献给天国的女孩去看地堡内部，当她还在向公海游去的时候，他用粗糙的、块茎状的脚在空中作画，随即标好尺寸，加上标题：下潜的修女。涨潮时的修女。淹死的修女。倒下的修女。两万五千个修女。横幅画：修女在特拉法尔加。条幅画：修女战胜纳尔逊爵士。逆风时的修女。顺风时的修女。修女逆风游七。抹上黑色，许多黑色，溶化的白色和冷蓝色：进犯，或者：神秘，野蛮，无聊——战时他的水泥上的旧标题。我们回到莱茵兰后，画师兰克斯才把所有这些画真正画下来，有横幅的，有条幅的。他完成了全部修女组画，找到了一个强烈渴望得到修女画的艺术商。此人展出了四十三幅修女画，卖了十七幅，买主有收藏家、企业家、艺术博物馆以及一个美国人，使得评论家们把他这个兰克斯同毕加索相比较。兰克斯用他的成就说服了我，奥斯卡，把那个音乐会经纪人丢施博士的名片找出来，因为不仅兰克斯的艺术，我的艺术也在叫喊着要吃面包：是时候了，该把三岁鼓手奥斯卡在战前和战争时期的经验，通过铁皮鼓变成战后时期丁当响的纯金了

    无名指

    “好啊，”蔡德勒说，“二位看来是不想再工作了。”他挺恼火，因为克勒普和奥斯卡不是待在克勒普的房间里，便是待在奥斯卡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安葬施穆那天，丢施博士在城南公墓预支给我的那笔钱的余款，我替我们两个交了十月份的房租，但是，十一月从经济方面着眼，大有变成灰暗的十一月的危险。

    不过，确有许多地方来请我们。我们可以在这家或那家舞厅以及夜总会里演奏爵士音乐。可是，奥斯卡不愿再演奏爵士乐。克勒普和我，我们在争吵。他说，我处理铁皮鼓的新方式同爵士乐不是一回事。我不予反驳。他因此说我是爵士音乐思想的叛徒。

    十一月初，克勒普找到了一名新的打击乐手，“独角兽”的博比，一个能干人，并同这位打击乐手一起在旧城应聘。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又能像朋友似的交谈了，虽说此时克勒普已开始与其说在思想上还不如说是在言谈上与德国共产党一致了。

    现在向我敞开的，只有丢施博士的音乐会经纪处的那扇小门了。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到玛丽亚那里去，尤其因为她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打算离婚，并在离婚之后把我的玛丽亚变成玛丽亚-施丹策尔。有时我到比特路科涅夫那里去刻碑文，也去艺术学院，让那些勤奋的艺术学徒们把我抹成黑色或者抽象化，还经常毫无目的地去拜访缪斯乌拉。我们去大西洋壁垒旅行后不久，她同兰克斯解除了婚约，因为兰克斯只想画珍贵的修女画，不想再揍缪斯乌拉了。

    丢施博士的名片放在洗澡盆旁边的桌上，静悄悄却又咄咄逼人。一天，我把名片撕碎，扔掉，不想再同丢施博士有任何瓜葛。可我吃惊地断定，我已经能够像背诗似的背出音乐会经纪处的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有三天之久，由于念念不忘这电话号码而不能入睡，因此，到了第四天，我便走进一个电话亭，拨了号码，听到了丢施的声音，他那口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等候我的电话。他请我当天下午就去经纪处，他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老板正恭候着马策拉特先生。

    “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一幢新建的办公大楼的九楼。我上电梯前，暗自问道，经纪处这个名义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讨厌的有政治内容的勾当。有了一个“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某一幢类似的办公大楼里肯定也会有一个“东方”经纪处。选用这个名字倒也不笨，因为我马上选择了“西方”经纪处。我到了九楼下电梯时，我确实感觉到自己踏上了通向右边经纪处的路。壁毯，许多黄铜，间按照明，全部隔音，门挨着门互不干扰，长腿女秘书，匆匆忙忙，带着她们的上司的香烟气味从我身边走过，我险些从“西方”经纪处办公室门口回头逃跑。

    丢施博士张开双臂迎接我。奥斯卡高兴的是，他没有拥抱我。我进去时，一位穿绿毛衣的姑娘的打字机突然沉默无语，随后又把由于我的光临而被耽误的工作补上。丢施到老板那里去报告我已经到了。奥斯卡在一张英国软垫圈手椅的左前侧六分之一的地盘上就坐。接着，双扇门洞开，打字机屏住呼吸，一股吸力把我从软垫上吸起。门在我身后关上，一条地毯流经一个明亮的大厅，地毯携我流向前去，直到一件钢管家具告诉我：现在奥斯卡站在了老板的写字台前面。猜一猜，他体重多少公斤？我抬起我的蓝眼睛，在空荡荡的橡木桌面后方寻找老板，并且在一把像牙医用的椅子那样可以升高和转动的轮椅里找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贝布拉。他瘫痪了，仅仅眼睛和手指尖才表明他还活着。没错，他还有声音！贝布拉的声音说：“就这样重新见面了，马策拉特先生。几年前，当您宁愿要当个三岁孩子来对付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彼此失散的？！只有一点，我深感惋惜地指出，您的身材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一点也没有好处。想当年，您刚够九十四公分吧？”

    我点点头，快要哭出来了。我的师傅的轮椅由电动机带动，均匀地嗡嗡作响。轮椅后面的墙上，悬挂着唯一一幅画，巴罗克画框，真人一般大的半身像，那是我的罗丝维塔，伟大的拉古娜。贝布拉没有随着我的目光看去，但为了知道我的目光投向哪个目标，他的嘴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说：“啊，善良的罗丝维塔！她是否喜欢这位新奥斯卡呢？当然不会。迷住她的是另一个奥斯卡，三岁的奥斯卡，面颊丰满红润，相当惹人喜爱。她崇拜他，她向我宣告这一点，而不是承认了这一点。可是，有一天，他不愿替她去取咖啡，于是她自己去取，结果就此丧命。就我所知，这不是那个面颊丰满红润的奥斯卡所干的唯一的谋杀案。他还敲鼓把他可怜的妈妈送进了坟墓，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我点点头，感谢上帝，终于能哭了，我让眼睛对着罗丝维塔。这时，贝布拉已经准备好进行下一次打击了：“三岁的奥斯卡爱称之为他的假想父亲的邮局职员扬-布朗斯基，他的情形又怎样呢？奥斯卡把他交给了刽子手。他们把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您既然敢改头换面出现，那么，您也许可以告诉我，三岁铁皮鼓手的第二个假想父亲、殖民地商品店老板马策拉特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供认这是谋杀，是我为了摆脱马策拉特而干的，叙述了我如何造成了他窒息而死，不再拿俄国兵的机枪来给自己做掩护，而是说：“是我，贝布拉师傅。这是我干的，那也是我干的，这次死亡是我造成的，那次死亡我也不是无罪。宽恕我吧！”

    贝布拉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发出笑声来的。他的轮椅震颤，在构成他的脸的数以万计的小皱纹上方他的侏儒的白发间，风在扇动。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宽恕我，给我的声音带上一种甜蜜的腔调，我知道这腔调会起作用的。我用双手捂住脸，我心里有底，这双手很美，同样会产生效果：“宽恕我吧，贝布拉师傅！宽恕吧！”

    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真出色，他的双膝和双手之间有一块象牙色按钮板。他按了上面的一个小钮。

    我背后的地毯带来了穿绿毛衣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子，把它摊平在橡木桌面上。桌面安在钢管架上，高度大约及于我的锁骨，使我看不清楚毛衣女郎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贝布拉的宽恕。

    然而，我不敢向轮椅的方向提问。在涂指甲油的手指指点处，盲目地签上我的大名，这真叫我为难。

    “这是一份工作合同。”贝布拉发话了。“需要签上您的全名。请您签上奥斯卡-马策拉特。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知道我们是同谁在打交道了。”

    我刚签完字，电动机的嗡嗡声增强了五倍，我让目光离开钢笔，正好还能看到，疾驶的轮椅在行进中如何缩小，如何折叠到一起，又如何滚过镶木地板，穿过一扇旁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会以为，那份合同是一式两份，我得签两次字才买回我的灵魂或者让奥斯卡承担义务去干可怕的罪恶勾当。满不是那么回事！当我回到会客室，在丢施博士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明白了：奥斯卡的任务在于单独一人携带他的铁皮鼓在观众前露面，而我必须像三岁奥斯卡当年那样敲鼓，或者像后来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那一回似的敲鼓。音乐会经纪处负责筹备我的旅行演出，在我以“鼓手奥斯卡”的名义携带铁皮鼓登场之前，先要做一番广告宣传。

    在做广告宣传的时期里，“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第二次预支给我一大笔钱，我就靠它过日子。我有时走访那幢办公大楼，接见记者，让人给我照相。有一次，我在这幢方盒状大楼里迷了路，这里到处外观一样，气味一样，摸上去就像极下流的玩意儿，外面套上一个可以无限延展、隔绝一切的避孕套似的。丢施博士和毛衣女郎对我彬彬有礼，只是我再也没有见过贝布拉师傅露面。

    在首次旅行演出之前，我本来就可以租一套比较像样的公寓。可是，由于克勒普的缘故，我仍旧留在蔡德勒家。克勒普埋怨我同经理们往来，我设法跟这位朋友和解，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让步，也不再同他一起去旧城，不再喝啤酒，不再吃新鲜血肠加洋葱。为准备火车旅行，我到火车站高级餐厅去用餐。

    奥斯卡找不到篇幅详细描述他的种种成就。出发旅行演出前一周，第一批广告宣传画出现了，为我取得成功鸣锣开道，宣告一位魔法师、祈祷治疗师、一位救世主即将登场，如此宣传，手段卑劣，然而效果非凡。我先走访鲁尔区诸城市。我登场的大厅，都能容纳一千五百到两千人。我蹲在舞台上一道黑天鹅绒幕布前，独自一人。一盏聚光灯照射着我。我身穿一件吸烟服①。虽说我也敲鼓，然而没有一个年轻爵士迷成为我的追随者。四十五岁以上的成年人来听我演奏，给我捧场。讲得精确一点，我的听众的四分之一是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人。他们构成我的追随者中较年轻的一个层次。五十五岁到六十岁的人组成另一个四分之一。六十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占我的听众的一半，他们最有欣赏能力。我跟这些高龄听众攀谈，他们都回答我。我让三岁孩子的鼓讲话时，他们也不沉默无语。每当我在鼓上奏出神奇的拉斯普庭的神奇的生活片断时，他们兴高采烈，但不是用老人的语言，而是像三岁小孩那样口齿不清，咿咿呀呀地乱叫：“拉舒，拉舒，拉舒！”演奏拉斯普庭，对于大多数听众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所以，演奏另外一些主题时所取得的成功就更了不起，譬如：头几个乳齿——糟糕的百日咳——长统羊毛袜刺痒——梦见大火就尿床。这些主题，老小孩儿们都喜欢。他们全都身入其境。乳齿钻出来时，他们疼痛。我让百日咳发作时，两千位上了年岁的听众咳个死去活来。我给他们穿上长统羊毛袜时，他们赶忙挠痒。有些老年女士们和先生们尿湿了内裤和椅垫，因为我让这些老孩子梦见了一场大火。我记不清究竟是在乌用塔尔还是在波鸿，噢，不对，是在雷克林豪森，我为老年矿工演奏，工会支持这场演出。我心想，这些老年矿工一辈子同黑色煤块打交道，总能经受得住一次小小的黑色惊吓吧。于是奥斯卡敲出了《黑厨娘》，没料到一千五百名矿工，经历过矿井瓦斯、水淹坑道、罢工失业，一听黑厨娘，都大惊失色，乱喊乱嚷，礼堂里厚窗帘后面许多块玻璃成了牺牲品。这正是我要提及这段插曲的原因。就这样，我又间接地恢复了我的毁玻璃嗓子。不过，我很少使用它，因为我不想毁了我的生意经。我的旅行演出就是做生意。我回到杜塞尔多夫，跟丢施博士一算账，证明我的铁皮鼓简直就是个金矿——

    ①在家吸烟时套在衣服外面的茄克衫。

    我已经放弃了同贝布拉师傅再见一面的希望，也不再问起他，丢施博士却通知我，贝布拉正等着要见我。

    我第二次拜访贝布拉师傅的情形跟第一次不同。奥斯卡不必再站在钢管桌子前面，他在师傅的轮椅对面找到了一把按他的身材设计的电动可转轮椅。我们久久坐着，沉默无语，听着有关奥斯卡的鼓艺的消息和报道。这些都是丢施博士录在磁带上，现在放给我们听的。贝布拉看来颇感满意。听了新闻界的胡说八道，我反而觉得难堪。他们在搞对我的个人崇拜，宣称我和我的鼓有治疗效果，说我的鼓可以消除记忆力衰退。“奥斯卡主义”这个字眼也冒出来了，据说不久就变成了流行字眼。

    听罢录音，毛衣女郎端茶给我。她又把两片药放到贝布拉的舌头上。我们闲聊。他不再数我的罪状。这情景就像多年前我们坐在四季咖啡馆里那样，只缺那位夫人，我们的罗丝维塔。我发现，在我噜噜苏苏地讲述奥斯卡的往事时，贝布拉师傅睡着了。于是我先玩了一刻钟我的电动轮椅，让它嗡嗡叫，在镶木地板上呼啸，让它左右旋转，让它上升、收缩。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件万能家具，它简直像一种给人提供无穷尽机会的无害的恶习。

    我的第二次旅行演出恰逢基督降临节。我也制定了相应的节目，天主教和新教的报纸同声为我唱赞歌。说我成功地把那些被熬煎成坚硬如石的年迈罪人①变成了幼儿，使他们用单薄但感人的声音唱起了基督降临节圣歌。两千五百人齐声唱起“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这些人，年纪这么大，原先谁都不相信他们竟会具备儿童的信仰热情——

    ①基督教会用语，指必死的凡人。

    第三次旅行演出又遇上狂欢节，我的节目同样有的放矢。我的几场演出，使任何一个颤巍巍的老奶奶和老爷爷都变成了幼稚可笑的强盗婆和砰砰放枪的强盗王，任何所谓的儿童狂欢节都从来没有这样欢天喜地，无拘无束。

    狂欢节过后，我同唱片公司签了几份合同。我在隔音工作室里录音，起先困难重重，因为那种气氛扼杀任何创造力。后来，我让他们在工作室墙上挂起养老院或公园长凳上那些老天真的巨幅照片，而我也就能像在热气腾腾的礼堂里演出时那样富有效果地敲鼓了。

    唱片像热乎乎的小圆面包那样畅销。奥斯卡发财了。我因此就放弃了蔡德勒寓所原先是洗澡间的我那个可怜巴巴的住房了吗？我没有放弃。为什么呢？为了我的朋友克勒普的缘故，也为了乳白玻璃门背后道罗泰娅姆姆曾经呼吸过而如今则空着的小间，我没有放弃我的房间。这么多的钱奥斯卡派什么用场呢？他向玛丽亚，他的玛丽亚，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对玛丽亚说：如果你把解雇证书发给施丹策尔①，不仅不嫁给他，而且干脆把他赶走，我就给你在最佳营业地段买下一爿现代设备的美食店，亲爱的玛丽亚，因为你毕竟生下来就是为了做生意的，而不是为了某个叫施丹策尔先生的野男人的——

    ①即撵走之意。

    我没有看错玛丽亚。她同施丹策尔一刀两断，用我的资金在弗里德里希街盖起了一家第一流的美食店。昨天，玛丽亚兴高采烈但毫无感激之意地告诉我，三年前建的那爿店于一个星期之前已在上卡塞尔开设了一处分店。我又一次旅行演出回来。是第七次还是第八次呢？反正是在最炎热的七月间。在火车站，我招手叫来一辆出租汽车，直奔办公大楼。同在火车站一样，大楼前面也等着一群讨厌的要我签名的人。有退休老人，也有老祖母，她们回家去照顾孙儿孙女不更好吗？我立即让人向老板通报，也见到了洞开的双扇门和通往钢管家具的地毯。可是，桌子后面坐着的不是贝布拉师傅，等候我的不是轮椅，而是丢施博士的微笑。

    贝布拉死了。世界上没有贝布拉师傅已经有几个星期了。遵照贝布拉的愿望，他们没有告诉我，他已经病危。他不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的旅行演出，即使是他的噩耗。紧接着遗嘱启封，我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和罗丝维塔的半身画像，却遭受了可观的经济损失，因为我原先要去南德和瑞士作两次旅行演出，已经签了合同，这时突然毁约，人家要求赔偿。

    除了这几千马克的损失外，贝布拉之死给我沉重的打击，使我较长时间内恢复不过来。我锁起我的铁皮鼓，几乎足不出户。加之，我的朋友克勒普恰好在那几周内结婚，一个抽烟的红发女郎成了他的妻子，因为他曾经把自己的一张相片送给了她。他没有邀请我去参加婚礼。婚礼前不久，他退掉了他的房子，搬到施托库姆去了。奥斯卡留下成了蔡德勒的唯一房客。

    我同刺猬的关系稍有变化。自从几乎每家报纸都把我的姓名印在大字标题中以来，他怀着敬意对待我。他把道罗泰娅姆姆住过的小间钥匙也给了我，相应地得到了一小笔钱。后来，我租下了这个小间，不让他租给别人。

    我的悲哀于是也就有了它的行程。我打开两扇房门，从我的房间里的浴缸出发，踏过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走进道罗泰娅的小间，呆望着空衣柜，让五斗橱上的镜子嘲弄我，在笨重的没有被褥的床前陷入绝境，又救出自己来到走廊里，为逃避椰子纤维而躲进我的房间，在那里仍旧不得安宁。

    有一个东普鲁士人，失去了他在马祖里的一份产业，但他善于做买卖，在于利希街附近开了一爿店，起了个简单而贴切的名字——“租狗店”，可能是他考虑到了孤独的人的需要吧。

    我去那里租了卢克斯，一条黑色罗特魏尔牧羊犬，健壮，太肥了一点，亮油油的。我同它一起去散步。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再在蔡德勒寓所里我的浴缸和道罗泰娅姆姆的空衣柜之间来回奔波了。

    卢克斯经常带我去莱茵河边。在那里，它对着船舶吠叫。卢克斯经常带我去拉特，去伯爵山森林。在那里，它对着情侣吠叫。一九五一年七月底，卢克斯领我去格雷斯海姆，杜塞尔多夫的郊区之一，靠着几家工厂，包括一座较大的玻璃厂，但并没有完全改变这个地方原本的农村风貌。刚过格雷斯海姆就有许多小菜果园，小菜果园之间、旁边或后面便是牧场，谷浪起伏，我想，那是黑麦田。

    卢克斯领我去格雷斯海姆，又走出格雷斯海姆来到小菜果园和田地之间的那一天，是炎热的一天。这个我讲过了没有呢？郊区最后一排房屋留在我们身后的时候，我才替卢克斯解掉了皮带。它仍旧走在我的身边，它是条忠实的狗，特别忠实的狗。作为一家租狗店的狗，它必须易主而从，对众多的主人都得忠实。

    换句话说，罗特魏尔牧羊犬卢克斯服从我，跟猎獾犬大不相同。我觉得一条狗这样顺从是夸张的，我宁愿看到它蹦蹦跳跳，踢它，让它跳。但它到处乱跑时仍心怀内疚，一再掉转它的光滑的黑脖子，绝对忠实的狗眼睛始终望着我。

    “走开，卢克斯！”我要求它，“走开！”

    卢克斯每次都服从，可是走开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我满意地注意到，它这一回走开的时间比较长，隐没在庄稼地里了。这里长的是黑麦，随风起伏。我在说些什么呀！一点风也没有，雷雨前的闷热。

    卢克斯追小兔子去了，我想。它或许也需要独自待着，当一条狗，正如奥斯卡也想摆脱狗，当一段时间的人。

    我没去注意周围的环境。小菜果园、格雷斯海姆以及这个郊区后面水汽笼罩的低平城市都引不起我的注意。我坐到一个生锈的空缆盘上，可是我得把它叫作缆盘鼓，因为奥斯卡刚坐下来，就开始用手节骨敲这面生锈的缆盘鼓了。天热。我的衣服压在身上，不是适宜夏天穿的那种薄衣服。卢克斯走开了，没回来。缆盘鼓肯定不能代替我的铁皮鼓，但我毕竟渐渐地滑回到往事中去。当回忆不愿继续下去的时候，当前几年医院环境的图像一再重现的时候，我抓到了两根干瘪的小圆棍儿，暗自说：等等，奥斯卡。现在我们要看看，你是谁，你从何而来。它们已经点亮了我出生时的两只六十瓦电灯泡。飞蛾在灯泡之间扑腾，远处，一道闪电照亮了笨重的家具。我听到马策拉特在说话，紧接着说话的是我的妈妈。他答应给我店铺，妈妈答应给我玩具，到三岁时，我将得到一面铁皮鼓。奥斯卡想法子尽快度过这三个年头。我吃，喝，排泄，增加休息，让他们给我称体重，用褪褓包裹，洗澡，梳刷，扑粉，种牛痘，让他们观赏，叫我的名字。我按他们的心愿微笑，按他们的要求欢叫，到时候就睡觉，准时醒来，在睡眠中我扮起那种面孔，大人们都称之为天使的脸。我多次腹泻，经常感冒。我取来百日咳，让它在我身边留了一段日子，在我明白了它的复杂节奏、永远留在我的手腕里之后，我才让它离开。如我们所知，《百日咳》这首小曲属于我的保留节目。当奥斯卡向两千听众敲响百日咳时，两千名男女老天真一齐咳嗽。

    卢克斯在我跟前哀号，用身体蹭我的膝盖。唉，我在孤独时从租狗店借来的这条狗呀！他四条腿站着，摇着尾巴。真是一条狗，有狗的目光，流口涎的嘴里叼着什么东西：一根棍儿，一块石头，反正是狗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意义如此重大的童年慢慢地溜走了。最初的乳齿引起的颚间的疼痛渐渐消失。我困倦地往后仰去：一个长大了的、细心地穿得太暖了些的驼背，戴着手表，皮夹里有身份证和一把钞票。我已经把一支香烟塞到了唇间，用火柴点燃，让烟草味来顶替我嘴巴里那种单一的童年的口味。

    卢克斯呢？卢克斯还在用身子蹭我。我把它推开，用烟喷它。它不爱闻烟味，但它仍旧不走，还在用身子蹭我。它用目光舔我。我在附近的电线杆之间的电话线上寻找燕子，想用燕子作为对付这条烦人的狗的工具。但是没有燕子，卢克斯又赶不走。它的嘴伸到我的两腿中间来，正巧撞到那个地方，仿佛是那个出租狗的东普鲁士人事先训练好的。

    我用鞋跟踢它两下。它退后，四条腿站着，在颤抖，叼着小棍儿或石头的嘴目标明确地对准我。它叼着的好像不是小棍儿或石头，而是我的钱包，可我感觉出钱包仍在我的上装口袋里。或许是我的手表，但手表在我的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它叼着的究竟是什么呢？有那么重要、那么值得给人看的东西吗？

    我已经把手伸到了它的冒热气的牙齿中间，接着又把那件东西捏在手里。我已经认清了我捏着的东西，却装着在寻找一个词汇，来给卢克斯在黑麦田里找到并带给我的那件东西起个名称。

    人体有那么一些部分，当它们同人体分开，远离了中心时，反倒让人可以更容易、更确切地观察。这是一个手指。一个女人的手指。一个无名指。一个女人的无名指。一个美观地戴着戒指的女人的手指。这个手指是在掌骨和第一指节之间，在戒指下方大约两厘米处被砍断的。截面干净，清晰可辨，还留有手指伸展肌的腱。

    这是一个美的、可活动的手指。戒指的宝石由六个金爪固定，我马上确切地说出了它的名称——海蓝宝石，后来也证明无误。戒指本身有一处很薄，系戴久磨损，已经到了快断裂的地步。我由此推断，这是一件继承下来的遗物。指甲下有脏物，确切地说是泥土，看来这手指曾经抓过或抠过泥土，但从指甲盖和指甲修剪的切口看，给人以爱整洁的印象。我从冒热气的狗嘴里拿到这个手指时，它给我的感觉是冰凉的，从它所特有的白里泛黄的颜色看，也证明它是冰凉的。几个月来，奥斯卡在他的左前胸小袋里总插着一块露出三角的绅士小手绢。他取出这块丝手绢，摊开，把无名指放在上面，于是看到，手指里侧直到第三指节有许多纹路，让人推断出，这个手指是勤劳的、有上进心的、意志坚定的。

    我用手绢包好手指，从电缆盘上站起身来，拍拍卢克斯的狗脖子，右手捏着手绢和手绢里的手指，正要动身回格雷斯海姆去，回家去，心里已经有了这样或那样处理这件拾来之物的打算，而且也走到了就近一个小菜果园的篱笆前。这时，维特拉叫住了我，他方才躺在一棵苹果树的树杈上，观察着我以及那条叼来东西的狗

    末班有轨电车或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

    单凭他的声音就够我受的：这傲慢的、装腔作势的带鼻音的调门。再则，他是躺在苹果树的树杈上说：“您有一条能干的狗，先生！”

    我有点不知所措地说：“您在苹果树上干吗？”他在树杈上忸怩作态，欠了欠他的长长的上半身。“这只不过是些酸苹果，您不必害怕。”

    我不得不让他放规矩点：“您的酸苹果同我有什么关系？我有什么可害怕的？”

    “好吧，”他吐出舌头又缩进去。“您可以把我当成乐园里的蛇，因为那时候也已经有酸苹果了。”

    我发火了：“比方得不三不四！”

    他狡猾透顶：“您或许以为，只有宴席上的水果才值得犯下罪孽去吃吧？”

    我已经要离开了。在那种时刻，再没有别的能比讨论乐园里的果实究竟是何品种更使我无法忍受的了。这时，他却要同我面对面了。他敏捷地从树杈上一跃而下，站在篱笆旁，高个儿，轻浮样：“您的狗从黑麦田里叼来的是什么？”

    我只回答说：“它叼来一块石头。”

    这就酿成一场讯问了：“您就把石头塞进口袋去了？”

    “我愿意把石头放在口袋里。”

    “我觉得，狗给您叼来的东西更像是一根小棍儿。”

    “我坚持说它是石头，即使它确实是或者可能是一根小棍儿。”

    “这么说，就是一根小棍儿了？”

    “依我看，小棍儿和石头，酸苹果和宴席水果……”

    “是一根能动的小棍儿吗？”

    “狗该回家了，我走了！”

    “是一根肉色小棍儿吗？”

    “您还不如去看管您的苹果吧！——来，卢克斯！”

    “是一根戴戒指的、肉色的、能动的小棍儿吗？”

    “您想干什么？我租了一条狗，是来散步的。”

    “您瞧，我也正想借点什么呢。能让我把那枚漂亮的戒指在我的小拇指上戴那么一秒钟吗？就是在那根小棍儿上闪闪发光、把小棍儿变成一个无名指的那枚戒指——维特拉，我的姓名。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我是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个。”

    就这样，我结识了维特拉，而且当天我就同他结成了友谊，今天我还称他为我的朋友。因此，几天前，当他来疗养院探望我时，我对他讲：“我很快活，亲爱的戈特弗里德，是你，我的朋友，当时去警察局告发的是你，而不是随便哪一个人。”

    如果真有天使的话，他们的模样肯定像维特拉：高个儿，轻浮样，活泼，伸屈自如，宁愿去拥抱所有的街灯柱中最无生殖力的一根，也不去拥抱一个柔软、热烈的少女。

    维特拉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发现的。他只显示出某个特定的侧面，根据不同的环境，他会变成线，变成稻草人、衣架、横树杈等等。因此，当我坐在缆盘鼓上时，我也没有注意到他。甚至狗也没有叫，因为狗既嗅不到也看不到天使，更不会对他吠叫了。

    “麻烦你，亲爱的戈特弗里德，”大前天我请求他说，“给我寄那份指控书的一个副本来吧，就是两年前你在法庭上宣读从而引起我这场官司的那一份。”

    副本在这里。现在就让在法庭上指控我的维特拉来宣读吧！

    我，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那天，躺在我母亲的小菜果园里一棵苹果树的树杈上。这棵树每年都结许多酸苹果，做成的苹果酱正好能盛满我家七个密封大口玻璃瓶。我躺在树杈上，侧卧着，左髋骨枕在树杈长青苔的最低点上。我的两脚正对着格雷斯海姆的玻璃厂。我看着，我朝哪里看呢？我直视前方。我看着，等待着我的视野之内将会发生的事。

    被告，现为我的朋友，走进了我的视野。一条狗陪着他，在他周围打转，举止像一条狗的举止，如被告后来向我透露的那样，它叫卢克斯，是一条罗特魏尔牧羊犬，在罗胡斯教堂附近一爿租狗店里可以租到它。

    被告坐到那个空电缆盘上。战争结束以来，它就横在我母亲阿丽丝-封-维特拉的菜果园前面。如法庭所知，被告身材矮小而又畸形。这引我注目。这位衣着讲究的矮个子先生的举动尤其使我感到奇特。他用两根干树枝在生锈的缆盘上敲起鼓来。如果考虑到：一、被告的职业是鼓手；二、如事实所表明的，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进行职业练习；三、缆盘，又名缆盘鼓，它能引诱任何一个门外汉把它当鼓敲；那么，这就有理由说，被告奥斯卡-马策拉特在一个雷雨将临前闷热的夏日，在阿丽丝-封-维特拉大大的小菜果园前的一个缆盘鼓上坐定下来，用两根长短不一的干白杨树枝击响了有节奏的噪声。

    我继而证实，那条狗卢克斯钻进成熟待割的黑麦田里待了较长时间。若问时问有多长，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只要一躺到我家苹果树的树杈上，便失去了时间长短的概念。如果我说狗消失了较长时间，那意思就是，我惦念着那条狗，因为它的黑色狗皮和宽边耳朵很讨我喜欢。

    可是，我相信自己可以这么讲：被告并不惦记着那条狗。

    卢克斯从成熟待割的黑麦田里回来时，嘴里叼着什么东西。我并没有看清狗嘴里叼的是什么。我想那是一根棍儿，一块石头，一个铁皮罐头或是一把铁皮匙。当被告从狗嘴里取出犯罪事实[原文为拉丁文]时，我才看清楚那是什么。从狗用叼着东西的嘴去蹭被告的——我想是——左裤腿的那一刻起，直到被告为占有而伸手去取的那一刻——可惜已无法确定具体时间了——谨慎地说，总有许多分钟的时间——

    尽管狗拼命引起它的租借主人的注意，后者却不为所动地敲他的鼓，方式单调易记却又难以理解，像儿童敲鼓一般。当狗借助于一种淘气的动作，用湿嘴朝被告的两腿间撞去时，被告才放下两根白杨树枝，用右脚——我记不太确切了——踢它。狗绕了半个弧形，又谦卑地颤抖着再次走近，抬起叼着东西的嘴。被告没有站起来，也就是说，他坐着，这一次用左手伸向狗的牙齿间。卢克斯在它拣到之物被取走后，便后退了几米之远。可是，被告依旧坐着，手里拿着拣到之物，把手捏拢，又摊开，再次捏拢，又摊开，拣到之物上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被告习惯于看这拣到之物后，便用拇指和食指将其垂直地捏住，举到眼窝上下。

    到了这时，我才为那拣到之物正名，称之为一个手指，又由于那闪烁之物的缘故，我扩大了这个概念，称之为无名指，但未曾料到，我竟然以此替战后最有趣的刑事诉讼案之一起了个名字：无名指诉讼案。末了，我，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又被称为此案最重要的见证人。

    被告镇静，我也镇静。不错，被告的镇静传给了我。当被告用他先前如骑士一般装饰胸袋的那条小手绢细心地包起那个戴戒指的手指时，我对电缆盘上坐着的这个人产生了好感。一位正派绅士，我想，我要结识此人。

    我于是招呼他，而他带着那条借来的狗正要离开，朝格雷斯海姆走去。但他的反应先是恼火，几乎可以说是傲慢。直到今天我仍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仅仅由于我躺在苹果树上便要把我看成是蛇的象征。他也怀疑我母亲的酸苹果，说这无疑是乐园里的那一种。

    喜欢躺在树杈上，这确实是恶魔的一种习惯。可是，驱使我一周多次躺到苹果树上去的恰恰是无聊。它像一种流行病，我不费力就染上了。那么，驱使被告到杜塞尔多夫城外来的又是什么呢？是孤独，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孤独和无聊不就是两姐妹吗？我这样考虑，是为了替被告澄清，而不是指控他。使我对他产生好感，同他攀谈，末了结成友谊的，恰恰是他的击鼓。他把恶魔化作节奏，他的击鼓本身就是恶魔的变种。把我作为证人、把他作为被告传唤到法庭上来的那份指控书，也是我们两人发明的一种游戏，是为了消除和维持我们的无聊与孤独的一种小手段。鉴于我的请求，被告在犹豫了片刻之后就从无名指上摘下了戒指——这很方便——戴到我左手的小拇指上。正合适，我很高兴。在我试戴戒指之前，我已经从我躺着的树杈上溜下来了，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站在篱笆的两边，互通姓名，交谈，涉及到一些政治话题，随后他把戒指给了我。手指由他保留，他小心地拿着。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女人的手指。当我戴着戒指，让日光照射它时，被告用空着的左手在木篱笆上敲出一种舞曲般的、明快的节奏。我母亲的菜果园的木篱笆是没有支撑物的那一种，它根据鼓手的要求发出了啪咯声和颤音。我记不清我们这样站着并且以目传神究竟有多长时间。对这种最无恶意的游戏，我们趣味相投。这时，在中等高度，有一架飞机传来了它的引擎声。这架飞机大概要在洛豪森降落。虽说我们都想知道这架双引擎或四引擎的飞机是否开始降落，但我们仍旧没有让日光离开对方，不理睬那架飞机。后来，我们不时地找到机会去做这种游戏，并称之为舒格尔-莱奥的苦行；舒格尔-莱奥是被告多年前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人那时总在公墓上玩这种游戏。

    飞机——我确实说不出它究竟是双引擎还是四引擎——找到了它的着陆场后，我把戒指还给了他。被告把戒指戴到那个无名指上，再次利用他的小手绢作为包裹材料。接着，他要我陪他一起走。

    这是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到了格雷斯海姆，我们在有轨电车终点站乘上的不是电车而是出租汽车。被告日后还经常有机会在我面前显示他的慷概大方。我们乘车进城，让出租汽车在罗胡斯教堂旁的租狗店前等着，归还了卢克斯，又上了出租汽车，横穿过城市，经比尔克、上比尔克到韦尔斯滕公墓。马策拉特先生付了十二马克以上的车钱，随后我们去石匠科涅夫的墓碑店。

    那里很脏。当石匠仅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我的朋友托他做的事时，我很高兴。我的朋友亲切而详细地向我讲解工具和石头的种类，与此同时，科涅夫先生给手指（不戴戒指）做了一个石膏复制件。对于这个手指，他一句话也不问。我只是捎带着看他干活。手指必须先经过处理，也就是说，先抹上油脂，绕上合股线，再抹上石膏，在石膏变硬之前，把模子连同合股线割成两半。我的职业是装饰师，做石膏模子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那个手指一到了石匠的手里，就给添上了某些令人恶心的成分。直到复制品做成，被告又把手指拿过去，擦去油脂，包在他的小手绢里时，这些令人恶心的成分才去掉。我的朋友付钱给石匠。他起先不肯收，因为他把马策拉特先生当做同行看待。他还说，奥斯卡先生以前帮他挤过疖子，同样分文不取。灌进模子里去的石膏变硬了，石匠打开模子，取出复制品，还答应，几天之内还可以用这个模子做出更多的复制品来，并陪同我们穿过他的墓碑陈列场，直到比特路。

    我们第二次乘上出租汽车去火车站。被告请我在整洁的车站饭馆用晚餐，时间拖得很长。他同侍者说话随便，我由此断定，马策拉特先生想必是火车站饭馆的常客。我们吃公牛胸脯肉加新鲜萝卜还有莱茵鲑鱼、乳酪，然后喝了一小瓶香槟酒。我们的话题又回到手指上来时，我劝被告把这个手指看做别人的财产，把它交给失物招领处，尤其因为他已经有了石膏复制品。被告则坚决而肯定地说，他认为自己是这个手指的合法占有者，因为在他诞生之时，人家就许诺给他一个手指，虽说手指被译成密码，用鼓捧来表示。他还可以举出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的伤疤为证，那些手指般长的伤疤也预言了无名指。此外，还有他在萨斯佩公墓拣到的那个空弹壳，它也具有未来的无名指的尺寸和意义。

    对于我新交的朋友所列举的这些证明，我起初只好报以微笑。可我必须承认，一个思想不保守的人必定能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互相关联的一组词：鼓棒，伤疤，子弹壳，无名指。

    晚餐后，第三辆出租车送我回家。我们告别。三天后，我如约去拜访被告，他已经为我准备下一件惊人的东西。

    他先领我看他的寓所，也就是他的房间，因为马策拉特先生是三房客。他最初只租了一间相当简陋的房间，原先是个浴室；后来，他的鼓艺给他带来了名声和富裕，他又为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间付租金，他称之为道罗泰娅姆姆小间；他还无所谓地为第三个房间付大笔房租。这个房间原先是一位姓闵策尔的先生居住的，此人是音乐家，被告的同行。二房东蔡德勒先生知道马策拉特先生有钱，就无耻地抬高房租。

    在所谓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里，被告为我准备下一件令人吃惊的东西。在一个有镜子的梳妆台的大理石板上放着一个密封大口玻璃瓶，大小同我母亲阿丽丝-封-维特拉用来贮存我家酸苹果做的苹果酱的的大口瓶一样。可是，这个大口瓶里盛着的是在酒精里游泳的无名指。被告自豪地指给我看不少大厚本科学著作，它们传授给他保存手指的入门知识。这些书我只是匆匆翻了翻，连插图都几乎不看，但我承认，被告成功地保存了手指的外观。此外，玻璃瓶及其内容在镜前显得相当漂亮，是有趣的装饰，这一点，我作为职业装饰师可以一再予以证实。

    被告发现我喜欢这玻璃瓶的外观，便向我透露，他有时朝拜那玻璃瓶。我感到好奇，有点冒失地请他马上示范一次。他倒过来请我帮忙，给我纸和笔，要求我把他的祈祷记录下来，也可以提出与手指有关的问题，他将诚实地边祈祷边答复。

    这里，我将被告的话、我的问题和他的回答作为证词供述如下：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我朝拜。我指谁？奥斯卡还是我？我虔诚，奥斯卡心不在焉。一心一意，不间断，不怕重复。我，头脑清醒，因为心中无回忆。奥斯卡，头脑清醒，因为心中充满回忆。我，冷，热，暖。询问时有罪。不询问便无罪。有罪是因为，摔倒是因为，变成有罪尽管，宣布我无罪，转嫁给，咬紧牙关，使我防止，嘲笑，笑对，笑是由于，哭泣为了，哭对，哭而没有，言谈中亵渎，亵渎中沉默，不言语，不沉默，祈祷。我朝拜、什么？玻璃。什么玻璃？密封大口玻璃瓶。玻璃瓶密封着什么？玻璃瓶密封着手指。什么手指？无名指。谁的手指？金黄头发的。金黄头发是谁？中等身材。一米六○？一米六三。有何特征？肝痣。长在哪里？上臂里侧。右臂左臂？右臂。无名指是哪只手的？左手。订婚了？是的，但仍单身过。信仰？新教。童贞女？童贞女。何时出生的？不知道。何时？在汉诺威附近。何时？十二月。人马里座还是摩羯星座？人马座。性格？胆小。好脾气？勤快，话多。谨慎？节约，务实，也开朗。腼腆？爱吃甜食，正直，过分虔诚。苍白，多半梦见旅行。经期不规则，迟钝，爱忍受却又要讲出来，本人无想像力，被动，耐心等待，静心听人讲话，点头表示同意，交抱双臂，说话时眼睑下垂，被人招呼时，睁大眼睛，浅灰色，瞳孔附近是棕色，得到已婚上司所赠的戒指，先不愿接受，后又接受，可怕的经历，纤维，撒旦，许多白色，出走，搬迁，又回来，不能摆脱，嫉妒但是又无缘无故，疾病但不是自己得的病，死亡但不是自己寻的死，不，不知道，也不愿意，正在摘矢车菊，那一个来了，不，事先就陪伴着，再也不能……阿门？阿门。

    我，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之所以把这份祈祷记录补充到我对法庭的证词中去，仅仅是因为，这份有关无名指的女主人的陈述，尽管读起来含混不清，却同法庭关于被谋杀的女人，护士道罗泰娅-肯盖特的报告大部分相吻合。怀疑被告的证词，即他既没有谋杀这位护士，也没有面对面见过她，这可不是本人的任务。

    不过，我的朋友跪在由他放在椅子上的大口玻璃瓶面前并敲打由他夹在两膝之间的铁皮鼓时是诚心诚意的，今天我还认为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并且是有利于被告的一个证明。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还经常有机会目睹被告祈祷与击鼓，因为他请我当他的旅伴，并给我慷慨的报酬，带我一起去作他已中断较长时间、但在拣到无名指后不久便又恢复了的旅行演出。我们周游了整个西德，也得到去东德甚至去外国的提议。可是，马策拉特先生宁愿留在国境之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而不愿去凑流行的旅行演出的热闹。在演出之前，他从不对大口玻璃瓶击鼓祈祷。在他登台演出之后，在时间拖得很长的晚餐之后，我们回到旅馆房间里时，他才击鼓祈祷，我则提问记录。之后，我们把这一次的祈祷同前几天或前几周的祈祷作比较。祈祷有长有短。求得的话有时十分矛盾，但改日却又变得一目了然而且冗长详细。然而，由我收集并在此呈交法庭的全部祈祷记录，其内容均不多于我附在我的证词后的那份第一次的记录。

    在这一年中，我在旅行演出的间歇泛泛地认识了马策拉特的一些熟人和亲戚。例如，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继母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被告非常爱慕她，却有克制。那天下午，我见到了被告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库尔特-马策拉特，十一岁，受到良好教育的文科中学学生。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的姐姐，古丝特-克斯特太太，同样给我良好的印象。被告告诉我，战后头几年，他的家庭关系遭破坏。直到马策拉特先生替他的继母开设了一家规模很大、也进口南方水果的美食店，当该店遇到困难他又一再资助的时候，继母与继子之间才结成那种友谊的同盟。

    马策拉特先生也让我结识了几位他先前的同事，主要是爵士乐师。尽管我觉得闵策尔先生——被告亲切地叫他克勒普——是那样开朗与随和，我至今仍无足够的勇气与愿望继续保持这种联系。

    由于被告的慷慨大度，我没有必要继续从事我的装饰师的职业。然而，当我们由旅行演出回到本地后，出于从业的乐趣，我便接受委托装饰一些橱窗。被告亲切友好，对我的手艺颇感兴趣，多次半夜三更站在街上，不知疲倦地充当我的平庸手艺的观赏者。有时，工作做完后，我们还在夜深人静的杜塞尔多夫溜达一圈，但避开旧城，因为被告不爱看到牛眼形玻璃和古德意志的商店招牌。就这样——我现在进入本人证词的最后部分——一次子夜过后的散步引我们穿过下拉特来到有轨电车停车场前面。

    我们默契地站住，注视着驶入停车场的末班有轨电车。这样一个场面真好看。周围是黑暗的城市，远处，一个喝醉的建筑工人在怪声唱歌，因为今天是星期五。除此以外，一片寂静，尽管进场的末班电车铃声丁当并让弯曲的铁轨发出声响，但不是喧闹。大多数电车驶入停车站，可是也有几辆空车，横七竖八地停在铁轨上，像过节似的亮着灯。是谁出的主意？是我们的主意。不过，是我先开的口：“亲爱的朋友，怎么样？”马策拉特先生点点头，我们不慌不忙地上了车。我站到驾驶台上，随即摸到了门道，稳稳起动，慢慢加速，表现得像个优秀的有轨电车司机。当我们已经把明亮的停车场扔在背后的时候，马策拉特先生用这样一句话嘉许我的表演：“你肯定是个受过洗礼的天主教徒，戈特弗里德，要不然的话，你开有轨电车就不会开得这么好。”

    说实话，这件小小的临时工作给了我许多乐趣。看来，停车场上的人没有发现我们把车开走了。没有人追我们。再说，人家可以切断电源，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我们停下来。我把电车朝弗林格恩方向驶去，穿过弗林格恩，正考虑是否在汉尼尔附近拐弯，朝拉特、拉亭根驶去，这时，马策拉特先生请我开进去伯爵山、格雷斯海姆的轨道。虽说我害怕狮堡舞厅下面的那段上坡路，但仍迎合了被告的愿望，闯过了那段上坡路，过了舞厅。这时，我不得不刹车，因为有三个人站在铁轨上，与其说是求我，不如说是强迫我停车。

    刚过哈尼尔，马策拉特先生就已经到车厢里面去抽香烟了。我作为司机只好大声说：“请上车！”我注意到第三个不戴帽子的人。他被两个戴着有黑色系带的绿帽子的人夹在中间，上车时动作笨拙或者是被挡住了眼睛，好几次没有踩到踏板。他的两个陪同或看守相当粗暴地帮他登上司机台，紧接着走进车厢去。

    我又把车开走时，听到后面车厢里一阵凄惨的呜咽声，接着是有人连打几个耳光。然后，是马策拉特先生坚定的声音，我听了才放下心来。他谴责刚上来的那两个，警告他们，不该动手打一个受伤的、半瞎的又苦于丢失了眼镜的人。

    “您少管闲事！”我听到戴绿帽子的人中间的一个厉声吼道，“他今天还要经历他所想象不到的事呢！本来嘛，已经拖得够久了。”

    我把电车向格雷斯海姆徐缓地驶去时，我的朋友，马策拉特先生想要知道，这个可怜的半瞎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的谈话立即转到了奇怪的话题上去。刚讲了两句话，大家就置身于战争时期了，或者说，倒转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战争爆发，那个半瞎子据他们说是个义勇军战士，非法地保卫过一座波兰邮局大楼。奇怪的是，马策拉先生尽管当时只有十五岁，却认识这个半瞎子，在谈话过程中，称他为维克托-韦卢恩。这个可怜的、近视的、送汇款单的邮递员，在战斗过程中丢掉了眼镜，没有眼镜逃跑，逃脱了那些刽子手的掌心。可是，他们不放松，一直追捕他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战后还在追捕他。他们拿出一张纸来，是一九三九年签发的一道枪决命令。两个戴绿帽子的中间的一个嚷道，他们终于抓到他了。另一个戴绿帽子的说，他很高兴，历史的旧账现在终于要了结了。为了执行这道一九三九年的枪决命令，他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甚至假期，他毕竟还有他的职业，是位商务代表。他的战友同样也有困难，他是东方来的难民，失去了在那边开设的生意兴隆的裁缝店，现在必须从头开始，但现在事情算有了个头了。今天夜里将执行命令，了结过去的事。真不坏，还乘上了末班车。

    把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和两个持有枪决命令的刽子手送到格雷斯海姆去，当这样的司机可违背了我的本愿。在郊区空无一人的、有点倾斜的集市广场上，我把车向右拐，要向玻璃厂附近的终点站开去，到了那里，让两个绿帽子和半瞎的维克托下来，再同我的朋友踏上归途。距离终点站还有三站路，马策拉特先生从车厢里出来，把他的公事皮包放到职业司机放他们的盛黄油面包的饭盒的地方。我知道，他的公事皮包里竖放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

    “我们必须救他，他是维克托，可怜的维克托！”马策拉特先生显然很激动。

    “他一直还没有找到一副合适的眼镜。他是深度近视眼，他们要枪毙他，而他会看错方向的。”我认为刽子手没带武器。但是，马策拉特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两个绿帽子的大衣鼓起，碍手碍脚的。“他是但泽波兰邮局送汇款单的邮递员。现在他在联邦邮局从事同样的职业。可是，下班以后，他们就追捕他，因为那份枪决命令还在。”

    尽管我并不全部理解马策拉特先生的意图，但我仍然答应他，在枪决的时候待在他的身边，如果有可能的话，同他一起去阻止枪决。

    过了玻璃厂，在第一排小菜果园前不远处——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我的母亲的园子和那棵苹果树——我停下电车，朝车厢里喊道：“请下车，终点站到了！”头戴黑带绿帽的两个人马上下车。那个半瞎子又费劲地找踏脚板。马策拉特先生随后下车，从外套下取出他的鼓。下车时，他请我带上他的公事皮包和大口玻璃瓶。

    我们扔下还一直亮着灯的有轨电车，紧盯着那两个刽子手和那个蒙难者。

    我们沿着菜果园篱笆走去。我走累了。前面的三个人站住时，我发现，他们选中了我母亲的菜果园当枪决地点。不仅马策拉特先生，连我也一起抗议。他们不予理睬，推倒腐朽的木板篱笆，把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叫做可怜的维克托的半瞎子绑在苹果树上我的树杈下面。由于我们继续抗议，他们用手电筒照亮那份揉皱的枪决命令给我们看，命令是由一个姓策勒夫斯基的陆军司法总监签署的。我记得，日期一栏写着：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于索波特，印章也没错，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我们谈到了联合国，谈到民主制、集体罪责、阿登纳等等。可是，绿帽子中间的一个用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全部反对意见都挡了回去。他说，现在还没有起草和签订和约①，所以，我们不该插手此事。他说，他同我们一样选举阿登纳，至于这道枪决命令嘛，它继续有效。他们带着这道命令去找过最高当局，请当局拿主意，结果，他们还得履行这该死的职责。所以，他说我们还是走开为妙——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尚未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

    我们没有走。两个绿帽子解开大衣扣子，让机枪探出头来时，马策拉特先生也放正了他的鼓。在此瞬间，月亮从云里钻出来，只缺一点就全圆了。它使云的边缘像一个罐头的齿状边缘那样泛出金属的光泽。马策拉特先生拿起两根鼓棒开始在形状类似但圆而无缺的铁皮鼓上进行于涉。他绝望地擂鼓。鼓声听起来似乎陌生，然而我又觉得耳熟。字母“Ｏ”一再形成，反复出现：亡，没有亡，还没有亡，波兰还没有亡！可是，这已经是可怜的维克托的声音了。他知道马策拉特先生的鼓乐的歌词：波兰还没有亡，只要我们还活着。看来两个绿帽子也熟悉这节奏。他们端着由月光描绘出来的机枪，浑身上下在抽搐。马策拉特先生和可怜的维克托在我母亲的菜果园里奏起的那首进行曲，促使波兰骑兵采取行动。这可能是月光帮忙所致，也可能是鼓、月光和近视的维克托沙哑的声音一起，施展魔法使许多骑兵从地底下冒了出来，蹄声隆隆，鼻息呼呼，马刺铿锵，牡马嘶鸣，呼杀嗨杀……不，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在发出隆隆、呼呼、铿锵、嘶鸣之声，喊出呼杀和晦杀之声，而是红白色，像马策拉特先生油过漆的鼓。因此，一中队波兰长枪骑兵，无声地滑过格雷斯海姆郊外已经收割的田野，长枪上的小旗拖曳着，不，说拖曳并不正确，而是游动着，一如整个骑兵中队也在月下游动，可能是从月亮里来的，游动，左转弯朝我家菜果园的方向游动，看来既不是肉也不是血，然而在游动，像玩具一样制成，像幽灵似的游动过来，也许可以同马策拉特先生的护理员用线绳编结的形象相比较。一队编组成的波兰骑兵，没有声响，然而隆隆有声，没有肉，没有血，然而是波兰的，无约束地朝我们扑来。我们趴倒在地，忍受住月光和波兰骑兵。他们冲向我母亲的菜果园，冲向所有其他各家精心种植的菜果园，然而却一个也没有践踏。他们只带走了可怜的维克托和那两名刽子手，朝月下开阔的田野奔驰而去，没有亡，还没有亡，他们策马朝东方，朝波兰，朝月亮背后奔驰而去。

    我们气喘吁吁地等候着，直到黑夜又成为没有事件的黑夜，天空复又关闭，收回了月光，说明那早已腐烂的骑兵发动最后一次攻击的月光。我站起来，虽说不低估月光的影响，仍祝贺马策拉特先生取得伟大的成功。他疲倦而相当消沉地一挥手表示拒绝：“成功，亲爱的戈特弗里德！我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功实在多得数不清。我真想有那么一次不能取得成功。但这是非常困难的，要求付出很大的劳动。”

    我不爱听他的这番话，因为我属于勤奋的人们之列，然而没有取得成功。马策拉特先生看来不想领我的情，我于是责备他说：“你太夸张了，奥斯卡！”我敢这样单刀直入，因为我们当时已经以“你”相称了。“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你。你已经有了名气。钱就更不用说了。但你以为，对于我，一个从未被报纸提到过的人来说，在你这个备受赞扬的人身边坚持待下去，是件容易的事吗？我多么愿意独自一人于一件事，一件独一无二的事，就像你刚才完成的那种事情似的，这样一来，我也可以上报纸了，将会用大号铅字印出：这是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干的！”

    马策拉特先生的微笑伤透了我的心。他仰面躺着，驼背钻在松软的土里，两只手在拔草，将一把把的草高高抛起，像一个全能的非人的神那样哈哈大笑：“我的朋友，这种事再容易不过了！这儿，公事皮包！它没有落到波兰骑马的马蹄下去，真是奇迹。我把它送给你，皮包里藏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和那个无名指。全都拿去吧！去格雷斯海姆，那辆亮着灯的有轨电车还停在那儿呢。上车，带着我的礼物开车到君主壁垒，去警察总局，告发，明天你就能在各种报纸上读到你的大名了。”

    我起先还拒绝这一建议，没有玻璃瓶里的手指，他肯定活不下去。但他安慰我说，对于这段手指插曲他已经完全厌烦了。此外，他有许多石膏复制品，还让人制作了一个纯金复制品。我现在可以把皮包拿走了，回去找到那辆电车，开着它去警察局，进行控告。

    就这样，我走了，还听见马策拉特先生在哈哈大笑。他仍旧躺着，当我踩着铃铛向市内驶去时，他要让黑夜来摆布他，拔草，大笑。我第二天早晨才去告发。感谢马策拉特先生的一番好意，我的控告使我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报纸上。

    而我呢，奥斯卡，好心的马策拉特先生，笑着躺在格雷斯海姆附近夜间黑色的草丛中，在若干可见的、死神般严肃的星星下面笑着翻滚，把我的驼背钻进温暖的泥土王国中去，想道：睡吧，奥斯卡，在警察醒来之前再睡上一小时。你再也不会这样自由地躺在月光下面了。

    当我醒来时，在我发现天已大亮之前，我发现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人在舔我的脸，温暖、生硬、均匀、潮湿地舔着。

    这会不会是被维特拉叫醒并带到此地来的警察正在用舌头把你舔醒呢？然而，我并没有马上睁开眼睛，而是再让我被这样温暖、生硬、均匀、潮湿地舔上一会儿，享受着，是谁在舔我，我都无所谓。奥斯卡猜着，不是警察，便是母牛。随后，我才睁开我的蓝眼睛。

    它，黑白相间，伏在我身边，呼吸着，舔着我，直到我睁开眼睛。天亮了，多云转晴。我暗自说，奥斯卡，可别待在这头母牛身边，尽管它像天仙般地瞧着你，尽管它如此勤快地用粗糙的舌头平息和减弱你的记忆。天亮了，苍蝇嗡嗡叫，你得逃走。维特拉去告发你，接下来你必须逃走。你若不真正逃跑，那控告也不会是真的。让母牛哞哞叫去吧，你只管逃走吧！他们会在这里或那里逮捕你，但这对于你来说是无所谓的。

    就这样，一头母牛舔了我，给我洗了脸，梳了头，我就拔腿逃跑了。刚跑几步，我就爆发出早晨清脆的笑声。母牛伏着哞哞叫，我把鼓留在它身旁，我笑着逃之夭夭。

    三十岁

    是啊，逃跑！有几句话还得讲一讲。我逃跑是为了抬高维特拉的控告的价值。逃跑总得有预定的目的地，我想。你往哪里逃，奥斯卡？我问自己。政治事件，所谓的铁幕，禁止我逃往东方。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至今鼓起在卡舒贝的土豆地上，提供保护。可我呢，却不能把它作为逃跑的目的地，虽说如果真要逃跑，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便是逃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

    附带提一笔：今天，我过我的三十岁生日。一个三十岁的人有义务像个堂堂男子汉，而不是像个学徒似的去谈论逃跑这个主题。玛丽亚，她给我带来了蛋糕和三十支蜡烛，并说：“现在你三十岁了，奥斯卡。现在，你变得理智的时间慢慢地到了！”

    克勒普，我的朋友克勒普，像以往那样送我爵士乐唱片，还带来了五根火柴，点燃了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人生始于三十！”克勒普说，他自己二十九岁。

    维特拉，我的朋友戈特弗里德，他最知我心，送我甜食，在我的床栏杆上探身过来，带着鼻音说：“耶稣年满三十时，出门上路，集合门徒于自己周围。”

    维特拉一向爱弄得我不知所措。他认为我应该离开这张床，声集合门徒，只因为我已经年满三十。接着来的是我的律师，挥舞着一张纸，大声祝贺，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的床上，向我和全体祝寿来宾宣布：“我说这是幸运的巧合。今天，我的当事人庆祝他的三十岁生日。而就在他三十岁生日的今天，我得到消息，将重新开庭审理无名指案件，发现了新的线索，贝亚特姆姆，诸位都知道的……”

    几年来我所担心的事，自从我逃跑以来我所担心的事，今天，在我三十岁生日时，宣告即将来临：真正的罪犯找到了，重新开庭审理，宣判我无罪，把我从疗养和护理院里放出去，夺走我的甜蜜的床，把我放到冷冰冰的、暴露在各种天气之下的街道上，强迫三十岁的奥斯卡在自己和他的鼓周围集合门徒。

    她，贝亚特姆姆，据说被嫉妒迷了心窍，谋害了我的道罗泰娅姆姆。

    读者也许还记得吧。有一位韦尔纳博士，他，如同在电影里或生活中常有的那种情形，夹在两个护士之间。一段卑劣下流的故事：贝亚特爱着韦尔纳。韦尔纳却爱着道罗泰娅。道罗泰娅则谁也不爱，或者暗暗地爱着小奥斯卡。韦尔纳病倒。道罗泰娅看护他，因为他恰好在她的病区。贝亚特看不下去也不能容忍。据说，她因此哄劝道罗泰娅去散步，在格雷斯海姆附近的黑麦田里把她杀死，更确切地说，把她除掉了。于是，贝亚特可以不受干扰地看护韦尔纳了。据说，她护理他，却不是使他恢复健康而是相反。这个痴痴地爱着他的女护士可能这样对自己说道：只要他生病，他就属于我。是她给他服用了过量的药呢，还是给他吃错了药呢？反正韦尔纳博士死了，死于服用过量药物或错服了药物。可是，贝亚特在法庭上既不承认给他错服或过量服用药物，也不承认那次黑麦田里的散步，而那次散步成了道罗泰娅姆姆的最后一次散步。奥斯卡也什么都不承认，可是他有密封大口玻璃瓶里那只可以作为罪证的手指。他们由于他去过黑麦田而对他作了判决，却又并不认真对待他，而是把我送进了疗养和护理院进行观察。在此之前，奥斯卡逃跑了，因为我要以逃跑来大大提高我的朋友戈特弗里德的控告的价值。

    我逃跑时，是二十八岁。几小时前，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燃烧着，蜡烛油泰然地滴落。我逃跑时，是在九月。我诞生时，命星在室女官。不过，这里要讲的不是我在电灯泡下的诞生，而是我的逃跑。

    上面已经讲过了，逃往东方、逃往我外祖母处的道路不通。我像今天的任何一个人那样，不得不逃向西方。由于政治原因，你去不了外祖母那里，那么，奥斯卡，你就逃到外祖父那里去吧。他住在布法罗，住在美国。逃到美国去，看看你能逃多远！

    当母牛在格雷斯海姆附近的草地上舔我而我还闭着眼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在美国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可能是在清晨七点，我暗自说道：商店八点开门。我笑着跑开，把鼓留在母牛身边，心中说道：戈特弗里德大疲倦，他可能八点或八点半才去告发，我要利用这段领先的距离。我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在沉睡的郊区格雷斯海姆打电话叫来了出租汽车。出租汽车把我带到火车站。途中，我点钞票，经常点错，因为我不得不一再像早晨那样清脆地大笑。接着，我翻看我的护照，由于“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安排，上面有去法国的有效签证，有去美国的有效签证。这本来是丢施博士的宿愿，让那些国家领略一下鼓手奥斯卡的旅行音乐会。

    哦[原文是法语]，我对自己说，我们逃到巴黎去吧，这很好，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可以上电影，还有那个加宾，他抽着烟斗，追捕我，心肠挺好。那么，谁来扮演我呢？卓别林？毕加索？——出租汽车司机向我要七马克时，我还在笑，被这个逃跑的念头激动着，连连拍打自己微皱的裤管。我付了钱，到车站饭馆用早餐。嫩煮鸡蛋旁边放着联邦铁路时刻表。我找到了一趟合适的车次，早餐后还有时间，便去兑换外币，买了一口细皮小箱。我不敢回于利希街去，便又买了价钱贵但不合身的衬衫，一身浅绿睡衣，牙刷，牙膏等等，全装进箱子里去。我也不必节约，便买了一张头等车票，过不多久，已安享着靠窗座位软垫的舒适惬意了。我逃跑了，但不必靠两条腿跑。软垫也帮助我考虑。火车开动，逃跑开始，奥斯卡便考虑起究竟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来了。我并非毫无道理地对我自己说：没有害怕的事就不会逃跑的！奥斯卡呀，如果警察局只能帮你发出早晨一般清脆的笑声的话，那么，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害怕并且因此而逃跑呢？——

    今天，我三十岁，逃跑和审判已属往事。可是，在逃跑的路上我力劝自己相信的那种恐惧却依然留存着。

    这是轨缝撞击声，是火车的一首小曲吗？歌词传来，单调，快到亚琛时我才注意到。这歌词，就像我陷在头等车厢软垫里似的，盘踞在我心中，过了亚琛——我们大约十点半过国境——它显然还在，越来越使人害怕。所以，当海关官员使我分心时，我很高兴，他们对我的驼背比对我的姓名和护照更感兴趣。我因此暗自说道：这个维特拉，这个贪睡鬼！现在快到十一点了，他还没有胳臂下夹着大口玻璃瓶去警察局，可我一大清早就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还劝说我自己接受一种恐惧，好使我的逃跑有一种动力。到了比利时境内，列车唱着：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这时，我真是害怕极了。

    今天，我三十岁，案件将重新审理，无罪获释指日可待。我又将四处奔波，在火车上，在电车上，这歌词也将回旋在我耳边：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

    然而，除了我害怕黑厨娘以外，那次逃跑旅行还是很美的，虽说每到一站我都提心吊胆地恭候黑厨娘露面。我独自一人坐在我的车厢里，而她或许就在隔壁。我先认识了比利时的海关官员，后来又认识了法国的海关官员，有时小睡五分钟，又惊叫一声醒来。为了不让自己不加防卫地听任黑厨娘的摆布，我翻阅《明镜》周刊，这还是我在杜塞尔多夫时让人从车厢里递给我的。我一再为记者们的广博知识感到惊奇。我甚至翻到一篇关于我的经纪人、“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丢施博士的短评，文中证实了我早已知道的事情：丢施的经纪处只有一根台柱，鼓手奥斯卡。评论右侧是我的照片，挺不错的。就这样，直到快抵达巴黎之前，我一直想象着由于我的被捕和黑厨娘令人恐怖地露面所造成的“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破产情景。

    我在过去的岁月里从不害怕黑厨娘。只是在逃跑途中，当我需要有什么使我害怕的时候，她才爬进了我的躯壳里，留在那里，虽说多半是在那里睡觉，但毕竟一直待到今天我庆祝自己的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并且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象。譬如说，她可能呈现为“歌德”这个名字，我一听到就会失声惊呼，害怕地躲进被窝里去。从少年时起，我就努力研读这位诗圣的作品，可是，他那种奥林匹斯山众神般的超然冷静，过去就一直给我以不祥之感。今天，他换了装，一身黑，扮作厨娘，不再是光明的和古典的，而是超过了拉斯普庭的阴森黑暗，站在我的栏杆床前，借我三十岁生日之机，问我道：“黑厨娘，她在吗？”此时此刻，我真是害怕得要命。

    在呀在呀！列车答道，它正载着逃跑的奥斯卡去巴黎。我本来指望能在巴黎北站——法国人叫作GareduNord——见到国际警察局的官员们。可是只有一名行李搬运工向我打招呼。他一身红葡萄酒酒气，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当成黑厨娘的。我信任地把我的小箱子交给他，让他运到检票处前。可是，我心里想，警官们和厨娘也许不想浪费买站台票的钱，他们会在检票处外面叫住你并逮捕你的。所以，在检票处前就把箱子拿过来自己提着，这样做是比较聪明的。就这样，我不得不一个人拖着箱子一直走到地下铁道，因为我没有遇上警官，我的箱子也没有被他们拎走。

    我不想向读者诸君叙述世界闻名的地下铁道的气味。我最近读到，这种香水可以买得到井喷洒在自己身上。引起我注意的是：首先，地铁和火车一样打听黑厨娘在不在，尽管节奏有所不同；其次，所有的乘客都同我一样知道并害怕黑厨娘，因为我周围所有的人呼出的都是害怕与恐惧。我的计划是乘地铁到意大利门，从那里乘出租汽车去奥利机场。我想象着被捕的场面，它既然没有在北站出现，那就改在著名的奥利机场好了，黑厨娘装扮作空中小姐，这场面多么富于刺激性，多么别出心裁。我必须转一次车，幸好我的小箱子很轻。我让地铁劫持我向南驶去时，我考虑着：奥斯卡，你在哪儿下车呢？——我的上帝，一天之内能够发生多少事情啊！今天清晨，在格雷斯海姆附近，一头母牛还在舔你，你快活也不害怕。现在，你已到了巴黎——你在哪儿下车呢？她会在哪儿黑黑地、叫人害怕地向你迎来呢？在意大利广场还是在意大利门呢；

    我在意大利门的前一站白屋下车，因为我心里这样琢磨着：他们自然在思考，我也在思考，他们会等在意大利门旁。但黑厨娘也知道，我想些什么，他们又想些什么。再说，我也受够了。逃跑，吃力地维持心中的恐惧，把我累坏了。奥斯卡不想去奥利机场，他认为白屋比奥利机场更地道，而且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那个地铁车站有自动楼梯。它能使我高兴一番，也能使我听到自动楼梯的格格响声：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

    奥斯卡反而有点进退维谷了。他的逃跑正接近尾声，他的报道也将随之结束。可是，地铁车站白屋的自动楼梯有那么高，那么陡，那么有象征性，足以格格作响地成为他这一系列记述的压卷画面吗？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我今天的三十岁生日。我愿意把我的三十岁生日作为结尾奉献给所有那些人们，他们觉得自动楼梯只是噪音太大，黑厨娘则并不引起他们的恐惧。因为，在所有其他的生日中间，三十岁生日难道不是意义最单一而明确的吗？它包含着“三”字，它让人预感到六十，又使六十成为多余。今天早晨，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燃烧时，我兴高采烈，真想痛哭一场，只因为当着玛丽亚的面，我觉得难为情：已是三十岁的人了，不该再哭啦！

    自动楼梯的第一级——如果可以照样说自动楼梯也有第一级的话——刚把我带走，我就大笑不已。尽管害怕，或者说，由于害怕，我才放声大笑。陡直地、徐缓地升向高处——他们站在上面。还有时间抽半支香烟。我上面两级，一对不受拘束的情侣在胡闹。我下面一级是个老年妇女，起先，我毫无根据地疑心她是黑厨娘。她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花饰意味着果实。我抽烟的时候，挖空心思去想同自动楼梯连带着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奥斯卡先扮演成诗人但丁，他刚从地狱回来，上面，在自动楼梯的末端，恭候他的是机灵的《明镜调刊》记者。他们问道：“哈罗，但丁，下面怎么样？”——我又扮作诗圣歌德，演同样的短剧，让《明镜》记者问我，在下面，在母亲们那里，日子过得怎么样。末了，我厌倦了诗人们，对自己说，上面既没有《明镜》记者，也没有大衣口袋里揣着金属徽章的先生们[便衣警察]，站在上面的是她，厨娘，自动楼梯格格响：黑厨娘，你在吗？奥斯卡回答说：“在呀在呀！”——

    自动楼梯旁边还有一道普通楼梯。这是街上的行人下地铁车站的通道。看来外面在下雨。行人都被淋湿了。这使我不安，因为我在杜塞尔多夫抽不出时间去买一把雨伞。向上瞧了一眼，奥斯卡看到那些先生不显眼而又引人注目的面孔，他们都带着民用雨伞，然而，这并不让人怀疑黑厨娘的存在。我怎么招呼他们呢？我倒担心起来了，一边慢吞吞地抽着烟，享受着，站在自动楼梯上。它正慢慢地提高着我的兴奋的情绪，丰富着我的见识。站在自动楼梯上人会变年轻，站在自动楼梯上人会变老，越变越老。留给我的选择是：变成三岁孩子或者变成六十岁的老人，然后离开自动楼梯，迎向国际警察局的官员，对黑厨娘产生这种年龄或那种年龄的恐惧心理。

    时间肯定已经晚了。我的金属床倦容满面。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也已经两次在窥视孔里显露他的担忧的褐色眼睛了。这里，在那幅银莲花水彩画下方，放着插有三十支蜡烛的没有切开的生日蛋糕。玛丽亚现在可能已经入睡了。有人，我想是玛丽亚的姐姐古丝特，祝愿我后三十年幸福。玛丽亚睡觉真香，令人羡慕。我的儿子库尔特，文科中学学生，模范生和优秀生，他对我的生日祝愿是什么？玛丽亚睡觉时，她周围的家具也都入睡。现在我想起来了，小库尔特在我三十岁生日时祝愿我恢复健康。可是，我祝愿自己能学玛丽亚的样，睡得香甜，因为我疲倦，差不多无话可说了。克勒普的年轻妻子以我的驼背为题做了一首幼稚可笑但出于好心的生日小诗。欧根亲王也是驼背，尽管如此，他攻占了城市和要塞贝尔格莱德。玛丽亚最后会理解，驼背带来好运。欧根亲王也有两个父亲。现在我三十岁，但我的驼背比我年轻。路易十四是欧根亲王的一个假想的父亲。以前，经常有美貌妇女在大街上摸我的驼背，为了交好运。欧根亲王是驼背，因此他是自然死亡。假如耶稣也有个驼背的话，人家就很难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仅仅因为我三十岁了，所以，我现在当真必须走向世界，在我周围集合门徒吗？

    这只不过是在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我的前上方是一对无拘无束的情侣。我的后下方是老妇与帽子。外面在下雨，上面，楼梯尽头，站着国际警察局的先生们。自动楼梯铺有板条格垫。当你站在自动楼梯上时，你应当再次把所有的事情考虑一遍：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想干什么？各种气味扑鼻而来：少女玛丽亚的香草味。油浸沙丁鱼的油味，我可怜的妈妈把它煮热，趁热喝下去，自己却冷却了，到了泥土下面。扬-布朗斯基，他一再浪费科隆香水，然而，死神仍过早地透过他的全部钮扣眼呼吸着。蔬菜商格雷夫的地窖里散发着过冬土豆味。还有一年级学生的石板旁的干海绵味。我的罗丝维塔，她身上有肉桂和肉豆寇的香味。当法因戈德先生向发着寒热的我酒消毒剂时，我乘着石炭酸云飘游。啊，圣心教堂的天主教精神，这么多没有经过晾晒除去污浊味的衣服，冷的灰尘，我在左侧祭坛前，把鼓授予谁了？

    然而，这仅仅是在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今天，人家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说：你三十岁了。因此，你必须集合门徒。回想一下，人家逮捕你时，你说过的话吧。数一数你的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离开你的床，集合门徒。在一个三十岁的人面前，机会可多啦。譬如说，假使人家当真把我逐出疗养院，我可以第二次向玛丽亚求婚。我今天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奥斯卡为她开设了商店，他有了名气，靠他的唱片可以继续挣不少钱。其间他也成熟了，年纪大点了。三十岁的人，是该结婚了！要不然的话，我仍旧当单身汉，从我的职业里挑选一种，买下一处优质壳灰岩开采场，雇用石匠，把采下的石头直接加工成建筑材料。三十岁的人，是该创业了！如果预制房屋正面用石板的工作久而久之使我感到厌倦，我可以去看望缪斯乌拉，同她一起，在她身边，充当给人启迪的模特儿，为美的艺术服务。有可能的话，有朝一日，我甚至会跟她，跟频繁地同别人短期订婚的缪斯结为伉俪。三十岁的人，是该结婚了！假如我厌倦了欧罗巴，我可以出国，去美国，到布法罗，这是我的旧梦，去找我的外祖父，百万富翁和前纵火犯乔-科尔奇克，以前叫约瑟夫-科尔雅切克。三十岁的人，是该定居了！再就是，我让步，让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走向世界。仅仅由于我三十岁了，他们把我看作弥赛亚，我就在他们面前扮成弥赛亚，违心所愿地让我的善于描述的鼓超出它之所能，变为象征，建立一个教派，一个党派，或者仅仅是一个分会。

    尽管我前有情侣后有戴帽老妇，这种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仍旧向我袭来。那对情侣在我上面两级而不是一级，在他们和我之间，我放着我的小箱子。这一点我讲过没有？法国的青年非常特别。当自动楼梯载着我们大家上升的时候，她解开了他的皮茄克钮扣，接着解开了他的衬衫钮扣，抚弄他的十八岁的皮肤。但她干得很麻利，她的动作完全不是性爱的而是那种生意经的，我因此起了疑心。这些年轻人有可能是拿了官方的钱，在大街上显示爱的疯狂，从而使法国的大都会不致丧失它的声誉。可是，当这对年轻人接吻时，我的疑窦也随之消失，她的舌头几乎使他窒息，咳个不停，而我已经掐灭了我的香烟，为的是以一个不吸烟者的身份迎向刑事警察。在我以及那顶帽子下面的老妇——这意思是说，她的帽子正好同我的头一般高，因为我的身高等于自动楼梯两级的高度——没有做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虽说她在嘟哝，骂骂咧咧的。不过，巴黎的许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自动楼梯的橡皮面扶手随同我们一起上升。行人可以把手放在上面，让手一起上升。如果我把手套也一起带来旅行的话，我也会这样做的。楼梯间的瓷砖每一块都映出一点电灯光。奶油色的管道和肥大的电缆束陪伴我们上升。自动楼梯并没有发出地狱的噪声。尽管它是一种机械，却给人以舒适感。尽管有那格格作响的有关可怕的黑厨娘的诗句，我觉得，白屋地铁车站很舒适，几乎适于居住。我感到在自动楼梯上如同在家里一样，尽管有害怕和儿童的恐惧。如果它载着跟我一起上升的不是陌生人，而是我的活着和死去的朋友和亲戚的话，我本来会感到幸福：我可怜的妈妈夹在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之间，灰毛耗子特鲁钦斯基大娘同她的孩子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蔬菜商格雷夫和他的邋遢老婆莉娜，自然也有贝布拉师傅和风雅的罗丝维塔——所有这些人都围绕着我的值得怀疑的存在，也由于我的存在而遭难。可是，上面，在自动楼梯通向户外的地方，我希望取代刑事警察的是可怕的黑厨娘的对立面：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她像一座大山似的巍然屹立，在我和我的随从幸福地上升之后，把我们接纳到裙子里去，接纳到大山里去。

    可是，站在那里的两位先生，穿的不是肥大的裙子，而是美式的雨衣。在上升行将结束时，我连同鞋子里的十个脚趾头一起微笑着承认，我上面的那对无拘无束的情侣以及我下面那个戴帽老妇，都是傻头傻脑的警方密探。

    我还要说些什么呢？在电灯泡下诞生，三岁时故意中断成长，得到鼓，唱碎玻璃，闻香草味，患百日咳，给卢齐喂食，观察蚂蚁，决定成长，埋鼓，乘车去西方，失去东方，学石匠手艺，当模特儿，重操铁皮鼓，参观水泥，挣钱，保护手指，送掉手指，笑着逃跑，上升，被捕，被判决，送进疗养院，不久将被宣告无罪开释，今天庆祝我的三十岁生日，始终害怕黑厨娘——阿门。

    我扔掉已掐灭的香烟。它在自动楼梯梯级的板条格垫间找到了它的归宿。奥斯卡在沿着四十五度角的斜边朝着天空上升较长时间之后，又垂直地上了三小步，前有无拘无束的警察情侣，后有戴帽警察奶奶，从自动楼梯的板条格垫上被移到固定的铁条格垫上。这时，刑事警察作了自我介绍，称呼他马策拉特。奥斯卡却顺着他在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往下想去，脱口用德语说：“我是耶稣！”由于他看到对面站着的是国际刑事警官，便用法语重复了一遍，末了，又用英语说：“我是耶稣！”

    然而，我还是以奥斯卡-马策拉特的身份被捕了。我毫不抗拒，信赖地置身于刑事警察的雨伞的保护之下，因为外面，在意大利林阴大道上，正下着雨，但我仍旧不安地、害怕地搜寻着环顾四周，并且在林阴大道上的人群中，在挤在警察局运货棚车周围的人堆里，多次看到了黑厨娘令人恐怖的镇静的面孔——这正是她的能耐。

    现在，我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不过，我还得考虑一下，奥斯卡被他们从疗养和护理院里放出来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之后，他究竟想干什么呢？结婚？独身生活？出国？当模特儿？买个采石场？集合门徒？成立教派？

    今天，向一个三十岁的人提供的一切机会，都必须经过检验，如果不用我的鼓，那又用什么去检验呢？因此，我将在我的铁皮上敲响那首小曲。我觉得它越来越生动，也越来越令人惧怕了。我要呼唤黑厨娘，询问她。这样，明天早晨我就可以告诉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三十岁的奥斯卡处在越变越黑的儿童的恐惧的阴影之下将过什么生活，因为过去在楼梯上吓唬过我的，当我去地窖取煤时发出怪声使我不得不放声大笑的，始终是同一件东西。它用手指讲话，通过钥匙孔咳嗽，在火炉里叹气，通过门叫喊。当船只在雾中拉响汽笛时，它从烟囱里冒出来。当一只垂死的苍蝇在双层窗之间嗡嗡叫几小时的时候，当鳗鱼要夺走我的妈妈或者我可怜的妈妈要吃鳗鱼的时候，当太阳隐没在塔山背后像琥珀似的独善其身的时候，它始终在场。赫伯特扑向那个木雕时，他背后是什么？主祭台背后不也是它吗？如果没有把所有忏悔室涂黑的厨娘，天主教教义又会是怎样的呢？当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一齐跌落时，又是她投下了阴影。公寓院子里的孩子们，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努希-艾克，苏西-卡特和小汉斯-科林，他们讲了出来，当他们煮砖头粉汤时，他们唱了出来：“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你有罪，你有罪，你的罪孽最大。黑厨娘，你在吗……”她无处不在，甚至在香叶草汽水粉里，尽管它泛起的泡沫绿到了如此清白的地步。在我曾经蹲过的所有衣柜里，她也蹲过。她后来把三角形狐狸脸借给了卢齐-伦万德，吞食夹香肠面包，连皮吞下，把撒灰者引上跳台——唯独奥斯卡幸免。他观看蚂蚁，明白了：这也是她的阴影，再经过复制，跟随着香甜的东西，还有所有的言词：被祝福，充满痛苦，被赐予极乐，童贞女的童贞女……所有的石头：玄武岩，凝灰岩，辉绿石，壳灰岩里的矿巢，如此柔软的雪花石膏……所有唱碎的玻璃：透明的玻璃，吹成极薄的玻璃……还有殖民地商品：一磅或半磅装蓝色口袋里的面粉和白糖。后来有四只猫，其中一只叫俾斯麦，不得不重新粉刷的围墙，昂首阔步去死的波兰人，还有谁击沉了什么时的特别新闻，从天平上扑腾落地的土豆，一头小的东西，我站立过的公墓，我跪过的方砖地，我躺过的椰子纤维……请别问奥斯卡，她是谁！奥斯卡已经词穷无语。因为她从前坐在我的背后，之后又吻我的驼背，现在和今后则迎面朝我走来：

    一直在我背后的厨娘真黑。

    如今她迎面朝我走来，真黑。

    言词，大衣里子往处翻，真黑。

    用黑市通货付款，真黑。

    如果孩子们唱歌，他们不再唱：

    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