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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5b

    №21431 罗迈进致外交部报告：1954年中共党务工作的情况(1955年7月9日)
    №21439 费多托娃致赫鲁晓夫函：请求作为专家随丈夫去中国(1955年7月9日)
    №23057 罗迈进致赫鲁晓夫电：转交毛泽东关于中共与南共会谈通报(1955年7月9日)
    №24900 伊利亚什致洛马科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1955年7月9日)

    №1154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的政治局势(1955年7月14日)

    №09897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1955年7月15日)

    №09892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1955年7月18日)

    №1346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政治局势(1955年7月18日)

    №24901 苏联专家组工作报告：新疆有色金属联合加工厂喀什矿管处的工作(1955年7月23日)

    №09945 斯克沃尔佐夫与何伟谈话纪要：询问苏联是否参加反核武器世界大会(1955年7月25日)

    №21437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7月29日)

    №09829 罗迈进与何伟会谈纪要：中国决定释放被俘美国飞行员(1955年7月31日)
    №13469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1955年8月1日)

    №23862 基塔耶夫致谢皮洛夫函：呈送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记录(1955年8月4日)

    №21430 维诺格拉托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共转交邓中夏的资料(1955年8月5日)

    №23897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致苏共中央电：关于张治中访苏的问题(1955年8月5日)

    №23901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斯捷潘诺夫函：呈送中国经济画册(1955年8月7日)

    №21440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15日)

    №0983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19日)

    №21438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20日)

    №1074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22日)

    №21441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中共中央要求核实回国党员身份(1955年8月31日)

    №2305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对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的修改意见(1955年9月8日)

    №21445 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1955年9月14日)

    №10199 佐林呈苏共中央请示：劝告中国不要撤回援越专家(1955年9月23日)

    №11554 绍尔莫夫与司马文森会谈纪要：关于印尼大选的情况交流(1955年9月30日)

    №11555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中国驻印大使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10月1日)

    №16666 尤金与广东领导人会谈纪要：赵紫阳介绍广东政治经济状况(1955年10月7日)

    №21444 斯米尔诺夫等致苏共中央函：《人民日报》请求在莫斯科建记者站(1955年10月8日)

    №21447 费德林致斯米尔诺夫函：发表孙中山给苏联信件事(1955年10月11日)

    №21448 斯米尔诺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发表孙中山给苏联的两封电文(1955年10月14日)

    №23900 彼得·涅宁访问北京后答记者问(1955年10月14日)

    №24906 齐列辛科夫致洛马科函：对中国实习工人的日常服务保障(1955年10月17日)

    №21454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1955年10月22日)

    №21449 库尔久科夫致谢尔巴科夫函：中共中央编译局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报告(1955年10月25日)

    №23025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对缅甸的政策(1955年11月9日)

    №23902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与印度的关系(1955年11月12日)

    №21450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1955年11月14日)

    №21451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工作情况(1955年11月15日)

    №21455-1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1月26日)

    №23026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公安部代表团访苏情况(1955年11月26日)

    №21452 帕利古诺夫致苏共中央函：转交塔斯社代表团访华报告(1955年12月7日)

    №20755 尤金致莫斯科电：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新方法(1955年12月10日)

    №21830 科热夫尼科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建造武汉长江大桥问题(1955年12月14日)

    №2075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交通建设部长去中国(1955年12月15日)

    №1381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方法(1955年12月15日)

    №23838 帕列茨基斯答记者问稿：国际议会联盟承认中国人大代表团资格(1955年12月17日)
    №21455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2月19日)
    №21458 克鲁季科夫与中共定县县委书记会谈纪要：农村合作化运动(1955年12月23日)
    №21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5年12月31日)
    №2075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电：召开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1955年12月31日)

    №21431 罗迈进致外交部报告：1954年中共党务工作的情况(1955年7月9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
    И.谢尔巴科夫同志：

    向您提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的情况报告”及其附件。

    附秘密文件86页，非秘密文件45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代理司长

    А.列多夫斯基(签名)

    1955年7月16日

    第1114/ДВ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关于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况说明。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1月17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

    1955年7月9日

    第61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Н.Т.费德林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

    向您们提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其附件，即1954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的报告，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专题报告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过程的报告，《给中国共产党党员提出的八点要求》。

    附秘密文件83页，非秘密文件45页。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罗迈进

    附件：

    机密

    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

    (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千百万人的战斗组织，实现了对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领导。1954年中国共产党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活动，以便顺利实现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党的统一的措施，发扬党内民主，提高组织和思想工作水平，进一步发展党员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党的领导工作，提高了党的领导作用，巩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阶级异己分子和退化变质分子开除出党。通过这些措施使党能够完成去年制定的一五计划任务。

    依据远不够充分的资料——中共中央党内报告和文件、报刊和其他来源资料，下面对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及其组成、党的机关结构、组织和思想工作，以及1954年至1955年初党在城市和农村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加以简要评述。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及其组成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发展得非常快。现在中共计有700多万名党员，比1949年时多250万人(1949年——450万，1950年——580万，1954年初——650万)。

    农民党员有400万人，其余的300万人分布在军队、工业企业、交通、机关、学校等部门。

    根据1954年初的资料，在党员总数中妇女——70万人，25岁以下的——173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党的——250万人，农民党员中富农占7.6％，贫农占61.6％。

    根据这些材料，共有33.5万个基层党组织。

    195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增加了近50万人(根据官方材料，一年内接收140万人入党，同时被除名的党员有90万人，不过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这个结论)。

    按照1954年11月中共中央决议，计划到一五计划末(1957年)，仅农村党员人数就达到600万—700万人。打算此时把生产工人在党员人数中的比例扩大到30％，以及极大地提高职员、林业工人、学生的比例，等等。这样，在未来三年内，也就是一五计划期间党员人数将快速提高，达到1000万—1100万人。

    未来几年党员的社会成分将会发生某些改变。如果以1953年5月为基准(中共党员人数为610万人)，党内工人党员比例为7.3％，而现在打算提高到10％。

    关于逐渐把生产工人在党员人数中的比例提高到30％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决定。从而，党在工厂和矿山的党组织建设速度极大提高。到1953年6月(同1950年相比较)，这些企业的党员增长了100.8％，而在各级学校增长了30.8％，在农村增长了8.7％。大规模招收工人入党的转折点是1952年下半年，当时各企业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造，开展了旨在抵制资产阶级向工人阶段进攻的“五反”运动。

    现在党的组成中无产阶级工人占10％。在东北大型国营企业比重更高(12％—15％)，而在工业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南方、西北)比重较低(5％—8％)。这是由于工人集中程度不平衡，以及党组织在各地区建立的时间不同造成的。

    党员工人在各城市和企业的分布极为不平衡。不是在所有的企业，甚至是国营企业中都已经建立了党组织，或者存在党员。例如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到1954年6月，那里的工人共产党员仅占工业企业工人和职员总人数的5％，36％的相对的大型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这一地区两年时间里(1952年7月至1954年6月)接收入党的工厂和矿山的工人和职员占入党总人数的13％，农民党员——58％。提出来的任务是到1957年末，这一地区工人党员的比例要达到20％—25％。

    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党员中工人和职员的比例占6.5％，但是，在大型国营企业和铁路运输业党员比较集中，达到了60％。

    在北京，1954年接收的15224名党员中(除了服务部门)，工人占到2/3(5795人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2350人在资本主义建设企业，438人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

    在大型工业中心上海，80万名生产工人中共产党员约有75000人(10.6％)。在1954年接收的46996名党员中，工人占80.2％。在大的党组织中计有党员40000名，工人党员占70％。

    如果说在绝大多数大型国营企业都已经建立了党组织，那么，在许多相对较小的从属于地方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建设企业和林业企业，不仅没有党组织，甚至没有党员。例如，根据截止到1953年11月的资料，在北京有76％的相对大型的私人企业中没有党员，而在其他企业中党员人数仅占这类企业工人和职员总数的1.73％(1954年，在私营企业有438人被接收入党)。在上海，截止到1953年6月，14.3％的私营企业有党组织(雇佣工人不少于30人)，而党员人数占这些企业工人和职员总数的2.4％。在新疆，根据截止到1954年2月的材料，123家私营企业中(雇佣工人不少于50人)，有党员的为37家(总共有287名党员和17个党支部)。在东北的资本主义建筑业中固定工人中的党员人数不超过3％—4％，在其他地区不超过1％—2％，而在季节性工人中几乎没有党员。这些情况部分说明了，现在资本主义企业雇佣的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

    在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摧毁后查明，饶漱石在上海时就极力压制工人政治觉悟的高涨，阻碍大规模接收工人入党。高岗甚至指示延缓新成员入党的合理要求。

    在农村，在22万乡中有17万个村建立了党组织。但是，在地理上分布不均衡。如果说在解放较早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组织，并且人数众多，那么，在解放较晚地区只有70％的村庄建立了党组织，党员人数也很少。农民党员占农村居民总数的0.8％，但在个别省这个比例极低(广东0.17％，广西0.18％，湖南和湖北0.27％，河南0.56％)。在这五个省中，人数不足10人的村级党支部占党支部总数的85％。在中国东北地区党员成分占农民总数的0.4％，62％的村建立了党支部，大部分党支部平均有4—5名党员。在解放较早省份(河北、山西等省)党员成分接近农民总数的1％。

    在集体农庄、拖拉机工作站和其他农村国营企业中，党员人数更少。因此，为了巩固这些企业，一些地方提出了1955年在工人和职员中党员成分比例达到15％的任务。

    知识分子中的党员成分比例最低。截止到1954年，在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学校等单位中存在着轻视党组织作用的现象。此外，接收生产战线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也极为薄弱。

    北京是最大的文化中心，这里计有23所大学。1953年各大学中接收了977人入党(其中教师112人)。教授党员占教授总数的14％，而在两个国防学院比例为5％。在北京大学的67个教研室中有26个没有党员。1954年北京各大学中党员人数增加了1143人(其中不足接收计划的37％)，但是，那里的党支部规模也不大。工作重心放在了接收大学生和青年老师入党工作上。国内各大学面临的任务是到1956年争取毕业班的党员人数比例不低于毕业生总数的15％—20％，而在技术专业的毕业生中达到10％。

    党中央还指出要谨慎而积极地接收科学工作者，其中包括旧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入党。例如在北京，中学教师中的党员比例为3％，而初级学校教师中党员比例更少(80％的初级学校中甚至没有一个党员)。在四川省(居民总数为6200万人)各大学和中学中共有1933名党员，其中668人是1954年接收的(教师485人，大学生183人)。尽管在四川的一些学校存在使党员数量增加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超过62000人)，但1954年接收党员计划只完成了任务的10％。各省市大学和中学也都是这种情形。

    在科学和医学、文艺和艺术工作中的党员极少。

    在主要国家机关中党员比例相对较高，但在分支机构，特别是在财经和贸易机关，党的力量还很薄弱。

    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各条战线进一步壮大党员队伍的纲领，必须强化党在那里的领导作用。为了“研究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指出，为了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必须接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积极性的最优秀的劳动人民加入党组织，来巩固党的力量”。在这个指示的基础上，地方党组织打算在一五计划后三年期间大规模招收党员。

    党的组成在总体上是好的。在各企业主要是接收技术熟练工人、先进生产工作者、积极分子入党，他们具备了明确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准备为实现党的政策而斗争。在农村，近一年来接收入党的主要是贫农和所谓的新中农(土地改革后由贫农发展起来)，他们联合起来或者愿意在生产合作社中联合起来。党在农村推行的所有措施主要是依靠农民的积极性。在职员和知识分子中也吸收那些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参加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士入党。

    与此同时，由于党内存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因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经常会在党内表现出来。尽管提高了入党条件(特别是从1951年起，在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组织工作问题提出了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所谓的“八点要求”)，还是有阶级异己分子或觉悟较低的人入党。据评估，在党的各级组织中约有5％—10％的党员不符合上述要求。这主要是因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觉悟较低的人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剥削他人劳动，不想完成党的工作，等等)。这些人将逐渐被开除出党。

    例如，中共抚顺(东北)市委对青年党员进行的检查表明，其中只有92.4％的人符合党员要求。其余的8.6％要么是阶段异己分子，要么是觉悟较低的剥削他人劳动的分子。对广东的一个县城进行检查的结果表明，20％以上的青年党员不符合要求。在绵阳(四川省)地区4700名党员中出身雇农的有22人，从事放高利贷的有104人，从事收购土地的有111人，从事投机倒把的有205人，打算做生意的有327人，对党持消极态度的有685人，其他的有1454人(占党员总数的30.9％)。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在农村建立的党支部中有许多党员，包括部分干部，在剥削他人劳动。此时还应补充一下，到1954年末，在较早解放地区有20000个农村党支部，还没有对这些党支部进行检查，没有从中肃清敌特分子和变节分子。

    在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下层的领导干部中，旧的剥削阶级的习俗、个人主义、自高自大、损公肥私的恶习仍没有清除。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思想政治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在现在，当党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风给党带来很大压力。

    中国共产党不断清洗自己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变节分子和消极分子。1951—1953年在对农村基层党支部进行检查的过程中自愿退党或劝告退党的有41万人。1952年在城市党组织中开展的“三反”运动期间，许多变节分子和敌特分子被清理出党。1954年在农村抗拒统购粮食和合作化的人，或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分子被开除出党(在河南省被开除出党的人占党员总数的2％)。在进行检查工作的薄弱的一些农村党支部中，被开除出党的人占党员总数的7％。1954年被开除党籍的一系列党员有：地方党支部中搞颠覆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的领导干部，腐败分子，破坏党的纪律的人员。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捣毁后，党把反党集团的主要组织者清理出自己的队伍，以及把集团的同伙——前中央山东局书记向明和前中央东北局领导层工作人员张秀山、张明远、郭峰、赵德尊、陈伯村和其他一些人——撤职。

    综合上文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过去一年来党员数量急剧增长；尽管对党的组成成分调整得更为严格，但党在各领域的建设并不平衡。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结构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结构是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通过的党的章程中确定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对章程内容作了某些修改。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的指导原则。党组织按照地区或生产部门为标准进行建设。

    党的组织体制如下：(1)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2)在各省、市、地区、县、区(城市和农村)——代表会议，党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可以代替党员代表大会)；(3)在各基层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支部代表会议。

    根据党的章程，党的执行机关经选举产生，但这个程序只是在部分党组织内有效，因为截至目前，党的代表会议还不能在所有的党支部召开。

    党的最高机构 。党的最高机构是党的代表大会，按照党章每3年召开一次，随后应该是中央全体会议和党员代表会议。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而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1945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有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高岗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死亡或牺牲的有：任弼时、王若飞、关向应、秦邦宪，由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的有：陈伯达、廖承志、黄克诚、王稼祥等人。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陈云，书记处书记是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董必武、陈云、康生(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彭真、周恩来、张闻天、林彪和邓小平(后2人是1955年4月4日中央全会第五次会议选举的)。政治局负责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党的所有工作，而书记处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负责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下设一系列分支机构：组织部、宣传和鼓动部、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门、负责统一战线的部门、领导各经济领域的部门等。195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重组后予以扩大，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工作，第一次组建了干部局。去年在取缔中央地方局的过程中，中央机关补充了大量新的地方机关撤换下来的领导干部。中央书记处也得到巩固。

    1955年3月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是董必武)，隶属于中央委员会(从1949年起就存在一个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在各地区建立了局和分局，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执行工作，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目前存在一个上海局(辖江苏省和浙江省、上海市)和4个分局(华南分局、山东分局、新疆分局和内蒙古分局)。1954年，中央委员会裁撤了国家解放过程中建立的东北局、西北局和西南局。执行这些措施是为了进一步集权化和巩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以及根除某些地方领导干部中的自立倾向。

    现存中央局和分局不能直接领导各省和市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及其机关联合成为统一的组织，由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党委会领导。

    省和市党组织 。省和市党组织的最高机关是省和市党的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是——省、市委员会，再后是省、市党的全体会议。根据党的章程，代表大会每2年召开一次。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一年至少召开2次，代表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党的省级委员会(在全部25个省内建立)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领导本省各项工作。在此需要指出，目前大型市级党组织(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不从属于所在地省级党委，而这些城市的市委与省委同级，并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

    在党的省级委员会组成中有数十名委员和相应的候补委员(例如，在山东省——37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在上海——19名委员)，有1个第一书记和2—4个副书记。省级委员会几乎都有类似中央委员会的各部，以及一个非常大的工作人员编制(例如，辽宁省委员会计有800人)。它领导地区、市(地区级的)、县和区委员会。

    党的市级委员会有类似的结构，区党委及生产单位的党组织从属于它。

    党的地区级党组织 。那里建立有省属地区党委(地区——临时行政单位，不是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一个行政区平均有8—15个县，还有一些不大的城市。总共计有150余个地区。党的地区委员会也有自己的工作机关，但它相对来说不太大，因为地区委员会是临时性的党机关，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省级委员会对县级委员会的领导，是省和县委员会之间的环节。目前地区委员会得到巩固，干部得到补充，在实现对党的基层机关的领导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县级和区级党组织 。县是主要的行政单位之一，一个县平均有5—10个区。总共有2000多个县。乡镇——临时性行政单位，非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党的县级委员会是党在农村最重要的机关，直接实现党对农村的领导。党的县级委员会有1名书记和2—3名副书记。县委常委 [100] 由10—15人组成。从江苏省一个最好的县委员会就可以直观地看出其结构。这个县委有4个县组织、32个乡组织、1个国营农场组织、3个负责日常供应的集体农庄组织和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总共计有513名党员(其中县机关和组织中有190人)。县人口——80000人。县委有56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县委常委——14人(书记1人、副书记3人、4名县委工作人员、4名国家机关代表、1名群众组织代表和1名财政经济机关的代表)。县委下设组织、宣传、财政和贸易、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及政治教育研究室等部门。每个部门有6名工作人员，在农业合作社部门有10名。县委的主要工作：党的组织工作，合作社，文教工作和卫生，财政和贸易，法律。每个部门都独立对县委书记和副书记负责。工作人员按照工作而不是区域划分职责。县委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把指示和任务传达给基层党组织，并组织他们完成，因此，县委的工作人员平时要经常到基层蹲点，较少在县委。县委组成中没有基层积极分子，县委和县委常委的所有人员都是领导干部。

    所有的县委员会都有这样的结构和组成，根据某县的特点和党的县级组织的人数可以有所区别。

    按照惯例，党中央允许自己的指示和决定、各种党内的解释性文件与资料下达给党的县级委员会。

    在各城市建立有党的区级委员会(市属)，各区委从属于该市委员会。它是比党的农村区级委员会更具强力的机关。

    在各县建立有党的农村区级委员会。在许多省，农村区级委员会只是在1953年才建立，因此，他们还未稳固。许多区委没有工作分部，而只有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的一个人数不多的机构。他们主要是乡(镇)级委员会同村级支部联系的纽带。每个乡(镇)党委大约有8—15名工作人员，其中部分是半脱产性质的，同时还要从事自己的营生。此外，区委书记经常同时兼任区长的职务。

    生产单位的党组织 。

    各大型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不是按照地域而是按照生产单位来组建，其党的委员会从属于上述按照生产部类划分的党的委员会。例如，北京中央机关的党组织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北京市委不能领导它的工作。这些党的组织有统一的党委，有相应的区域委员会的权力。各省直机关的党组织直接从属于本省的省委员会，而各市直机关绕过党的地区委员会从属于本市的市委员会。

    这样，这个市的许多企业、机关或学校的党支部经常不是同地区委员会，而是同市委员会联系，并直接从属于这个部门的党的委员会。

    现在还没有关于改变这个结构的正式章程，但在实践中出现了突破，生产单位的党委从属于基层地区党委会。

    现存城市党委的这种结构妨碍了对党的各支部的领导，降低了党的地区委员会的作用，使党组织的工作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

    最后应该指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党的机关是在国家解放的过程中或解放后建立的。这期间党组织的数量急剧增长，工作的范围也扩大了，而且党的成分也变化很大。鉴于此，必须逐渐扩大和巩固党的各级机关。在改变工作方法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党的机关要逐渐由宏观领导转向具体领导，党的机关应该专业化，面向各种不同的具体工作，变得更为专业。另一方面，党的各级机关之间的联系应该加强。尽管党的机关仍然是按照各种体制(中央、地方局、省(市)、地区、县、区委员会)组建的，但党中央、省(市)委员会应该加强对基层党机关的领导。

    基层党组织 。在各工厂、矿山、农村、机关、学校、武装部队等建立党支部，每个支部的党员人数不少于3人。

    现存人数多的基层党组织都将建立党小组。在农村党员人数不少于5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在各工厂、机关和学校党员人数不少于1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都将建立基层党支部。在市镇居民居住点、在各大型工厂、在大的机关都将建立党的委员会。在重要的大型企业，如果党章没有要求，甚至可以建立有5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党的委员会。

    截至目前在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只是按照区域特征，也就是按照乡的规模来建立的。随着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决定在农业合作社，也是按照生产特征来建立党支部。他们都纳入共同的乡级基层党组织。在各企业党支部数量在快速增长，已经逐渐按照车间、部门来建立党支部。

    组织工作

    1954年中共中央主要关注了以下组织工作：举行省、市和县级党组织的全体会议和代表会议以及基层党组织会议，接收新党员和巩固基层党组织，改善干部管理工作，对党务工作者进行培训和组织进修。

    代表大会、党委全体会议、代表会议、全体党员会议 。根据1954年2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的决定，要求认真关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召开，以及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会议。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45年召开的。从这时起召开了5次中央全体会议和1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45年、1949年、1950年、1954年和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月。

    1954年2月召开的中央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鉴于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活动而巩固党的统一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统一的特别决议。第四次全体会议是党的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这个决议成为各级党组织今年活动的基础。会议宣布在党内坚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切表现——首先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高自大和骄傲情绪、本位主义的表现，反对变节分子和挑拨离间分子——的斗争。会议还要求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同群众的联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特别是强化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进一步提高党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的水平。

    第四次全体会议得到各级党组织的广泛反响，对加强他们的思想和改善他们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5年3月21—30日，召开了全国党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3个问题：1.关于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陈云作报告)，2.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邓小平作报告)，3.关于召开中央和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会议。会议就讨论的3个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的召开经过精心准备。在召开会议前，各省和市党委都举行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党的工作问题。因此，有100人在代表会议上发言，他们就党和国家的工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和政治局全体成员在会议上作了发言，其中刘少奇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报告。

    会议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中进行，展现了党的思想统一。党把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捣毁看作是自己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之一。

    在解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时，会议关注了党今后工作中应注意的四个方面：1.坚定履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党的统一、反对任何威胁党的统一的言行的决定，这不仅是现阶段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党内讨论应该在党的组织内公开进行，应该坚定地开展反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密谋活动。2.党应该坚定地推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全体党员都应该克服骄傲和自满情绪，坚定地开展反个人主义倾向和个人崇拜的斗争。3.党应该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地对每个地区、每个机关和每名党员进行严格的、不间断的和系统的监督。4.党应该加强思想工作，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系统地在党员中、知识阶层和人民群众中开展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评。

    1955年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批准了会议决议，并选举林彪和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

    现行的党章是1945年在开展人民解放斗争的局势中通过的，其中的一些条款已经过时，要求对党章进行修改。因此，下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制定和通过新党章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次会议预定在1956年召开。

    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后，各省、市、地区、县和区(市属)党组织都就召开代表大会积极地开展了工作。

    对于大部分党组织来说，这样的代表大会都是首次召开。在此之前仅仅召开过代表会议，而且还是由党组织安排的。所有主要的问题都在全体会议或者由领导干部会议解决。这样的实践已经成了惯例。

    1954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是在某些党组织召开，其中包括3个省、10个市、197个县、32个地区(市)和23个其他(生产单位)组织。比如，在河北省各党组织，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计划在1956年春举行，地区级党组织——在1956—1957年举行，县级——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市级——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这样，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某些地方召开两次)只是打算在接下来2—3年内举行。

    地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它在重整党的工作、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中的重要意义。

    当然，一些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只是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举行，一些党组织在这方面还没有必备的经验。同时，许多党务工作人员，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没有理解代表会议的重要性，或轻视它。他们拖延会议的召开，借口是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认为，代表大会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且准备会议需要花大量时间，因此，最好是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党的报刊多次强调，党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是党内民主的基础，要求把遵守民主原则，在代表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首位。但是，一些事实证明了这些指示未得到遵守。最为常见的两个缺点是：会上批评的火力由上至下，领导工作人员很少开展自我批评，不想接受下面的批评；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容忍各种违反纪律现象：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没有遵守自由讨论的原则，存在领导工作人员向代表团施加压力的问题，等等。在一些代表会议上这种情况引起代表团不满，最后给中央写抗议信。

    在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在农村党组织中，迄今为止，章程中关于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动员大会的规定完全都没有被履行。用领导干部会议或没完没了的常委会议来替代党的会议也是普遍的做法。近来，党让自己的基层组织注意逐渐克服这种错误做法。1955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关于在各重工业企业党组织内召开全体党员会议问题的文章，其中指出：广大党员很少参加组织生活，对党的领导层的工作几乎没有监督。党员全体会议尽管偶而也召开一次，但流于形式，没能动员起党员，没有提升他们的政治水平。

    在广大农村，党支部会议没有每年举行，甚至有的党支部2—3年也没有举行过会议。结果，在农村党支部，许多党员根本就没有参加党的生活，逐渐落后下去，丧失了党员的品质。一些重要的问题通常由一个人或不大的一伙人就解决了，党组织总体上没能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

    接收党员和加强基层党组织 。1954年，无论是城市的党组织，还是农村的党组织，都在积极接收新成员入党。根据不完全资料，一年时间内全中国共接收了140万人入党(其中农村接收了70万人，军队接收了15万人)。同过去一年相比，农村接收党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大部分基层组织，把接收新党员看作是他们一贯的职责，而基层党组织直接从事这项工作。以前接收新党员，特别是在农村，有党的工作方法可遵循。县委或区委的工作队有计划地前往农村，以突击的方式接收新党员。现在这种方式已经不用了。基层党组织挑选积极分子，并做他们的培养工作，此后再接收他们入党。县或区工作队现在只是被派到没有基层组织的乡或企业。

    其他时候，在许多地方接收党员同经济政治任务完成情况相挂钩，而不是孤立的，不是脱离群众斗争。

    与此同时，在接收党员工作中也有一些有严重错误的人加入了党组织。在一些地方，完全轻视党员数量增长的重要意义，没有完成党员接收计划。几乎所有区都有一个典型的缺点，就是对接收党员工作持肤浅的态度，主要是重视数量，不注重质量。结果，许多党组织：1.没有认真地选拔可以入党的人，没有对他们的履历和政治面貌进行审查，允许一些可疑的人，甚至是敌特分子混入党内；2.对打算入党的积极分子培训工作很薄弱；3.违反接收程序、党的章程和中央的指示，很多人没有经过推荐，没有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讨论过就接收入党，等等，而党委会批准就是采取口头确认的方式，而没有形成书面文字。

    这一系列缺点严重违反了入党要求。例如，根据安徽、山西、四川、贵州省和上海市的资料，1954年接收的新党员中有5％达不到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求。根据四川省委的材料，在农村党支部领导层中有10％的人是地主和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异己分子。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出，如果不采取严格遵守确保质量和入党程序的措施，那么，一些党组织不仅不可能发展，甚至可能成为敌特分子的匪窝。

    党格外关注农村党支部数量增长和巩固的问题。在1954年11月，中央就农村党组织工作问题专门召开了全国会议，要求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当时党中央指出：“如在中国广大农村没有建立牢固的党组织，若无必要数量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就不能团结和组织农民群众，一往无前地实现社会改造的伟大任务。”党中央要求各省、地区和县党委对农村党支部进行检查，制定具体措施加强工作，制定今后3年党员接收计划，以及把计划通报给基层党组织。

    农村党组织的党员数量和状况不符合现在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领域的任务。与此同时，农村存在党员数量增长的有利条件，以便在1955—1957年在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农村普遍建立党组织(除了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游牧地区)，使每个党组织的党员数量平均达到10人，而在目前已经建立的拥有党员人数不多的党支部，党员人数要达到该村居民人口的1％。计划在这一时期在农村总共接收党员200万—300万人。

    在农村党员发展计划中指出，到一五计划末应该在每一个生产合作社建立基层党组织或有一定数量的党员，要在国营农场、拖拉机工作站、供销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在农村教师中组织党员接收工作，等等。应该首先接收贫农(包括从贫农中发展起来的新中农)，以及一些老中农入党。

    近一年来，随着农村党组织数量的增长，党内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有待加强，提高他们的领导作用。但是，在总体上目前农村党支部建设仍处于低水平。鉴于此，要认真对待党内民主生活和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以及县委和区委要加强对农村党支部的领导。

    去年一年内对老解放区比较薄弱的农村党支部不断进行了检查和整顿。这项工作从1951年开始，总共对13万个党支部进行了检查，还剩下3万个党支部没有检查。检查工作应该在1955年结束。中国同志称之为薄弱的或落后的党支部——这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建立的相对较老的党支部。后来，这些党支部没有成立起来，其中大部分脱离了党的机关的控制，结果这里聚集了许多阶级敌人、变节分子，等等。这些党支部逐渐变成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阶级异己分子的工具或支柱，党的威信受到破坏，阻碍了党的政策的实施。鉴于此，完成对这些党支部的整顿工作的意义就非常重要。

    为了改善农村党支部的组织工作，上述中央11月会议强调要制定“中共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规范”，经中央批准后传达给这些支部。

    城市党组织接收党员的问题，党的公开出版和不公开出版的报刊给予了较少的关注，因此，现在只有关于城市党组织的不完整的资料。各重工厂和矿山企业在党员接收工作方面组织非常好，态度积极。接收工人入党计划在很多地方都超额完成了。同时，在科学、文化教育和其他类似机关、学校也开展了党员接收工作。1954年计划没有完成。这首先是因为尽管多次下达过关于接收知识分子入党的指示，但各级党组织仍很少关心这项工作，和以前一样轻视党在科学机构、大学、学校等单位的作用。

    干部工作 。鉴于从1953年开始的国内大规模工业建设，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在最短的期限内从农村调动和选拔最优秀的干部转入城市，以便加强基本建设和工业，以及使用干部来加强其他领域的工作。

    在195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党员代表会议上，党中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就组织工作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中央打算采取如下措施：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关于干部的集中配置，对旧的技术工作人员的团结和再培训的政策；大规模培训和干部学习(1953年11月)；关于公布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1955年1月)，等等。

    中央组织部和地方党委成功地把上述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付诸实际。

    多年来，党的领导干部除了在军队中任职外，就是处于在中央组织部统一领导下的基层党的委员会中。这种体制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现在劳动分工更细、干部数量快速增长、专业部门干部逐渐加强，这个体制阻碍了干部的学习、培训和提拔。据此出发，党中央决定：1.在保持组织部对干部集中管理的前提下逐渐把对干部的单独管理体制变为由中央和地方党委分别管理的体制。为此把领导干部划分为9类。2.在中央和基层党委下建立干部部门，对相应类别干部进行管理。3.组织部和先前一样负责制定对干部的集中检查和配置的计划，负责干部在党校的培训和学习，由各机关对干部的培训和学习实行监督，并承担起对干部进行统一考核的责任。4.在市政、交通、建筑、财政、贸易和其他经济单位，那里党的力量薄弱，要建立政治部或批准设立分管政治工作的单位领导人的助理一职。党的这些工作机关在自己的单位内从事党务、政治和组织工作及干部工作。5.划分中央和地方党委会之间管理干部的职责。制定干部名册。6.建立对干部进行管理的科学体制，在干部的培训和选拔工作中要坚定地遵守按照道德、政治和业务素质挑选干部的原则。

    上述9类领导干部如下：1.军队干部——归军事委员会干部管理总局或总政治部管理；2.在文化和教育部门工作的干部——归党的宣传部门管理；3.在计划和工业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计划和工业部管理；4.在财政和贸易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负责财政和贸易问题的部门管理；5.在公共事务和交通部门工作的干部——归公共事务和交通部管理；6.在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门管理；7.在政治法律机关工作的干部——归政治法律部管理；8.从事党务和群众工作的干部——归组织局管理。归属第9类的有：少数民族上层的非党人士、宗教界人士、民主党派和华侨人士、贸易—工业团体，以及在统一阵线机关工作的党务人员——归负责统一阵线问题的部门管理。

    贯彻中央制定的新的干部管理体系已经考虑了几年，因为党在挑选大量工业所需的干部时不可能同时为管理干部的机关也配备足够数量的干部。现在这个新体制首先在中央机关实行。其中，1954年5月，中央调整了组织部，强化了组织在干部管理方面的职能。起初建立的部门考虑了上述对干部的7类划分。在中央组织部1954年的工作计划中还反映出对干部审查、学习和提拔工作的加强。1955年1月，公布了《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和中共中央关于刊登这份官名录的决定。进入干部职务名称表的有：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工厂和企业的领导人，科研机关、大学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等。在中共中央决定中指出，列入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领导干部的一切有关任免和调动的问题都应经中央批准。

    在关于干部的集中配置、团结和对旧的工程技术干部再培训的问题上，关于组织大规模培训和学习问题的决定中(1953年11月)，中央决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全国选取和培训为新建、重建和扩建企业所需的足够数量的干部，加强对旧工程技术人员的再教育工作，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使用，以及用5年时间培训30万名新的工程技术工作人员。但是，在干部的安排和提拔上还远没有根除狭隘的本位主义态度、保守主义思想、任人唯亲和其他一些错误倾向。鉴于此，党多次注意到了根除这类错误倾向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一年中，党的各类机关做了大量工作，把大量军队干部安排到国家和经济工作岗位。

    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和再培训 。党内存在一个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的体制和机构。现在存如下党的教育机关：1.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学院)——对党的中高级干部、党的理论工作人员、党校的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等进行培训；2.隶属于省(市)党委的中级党校——总共有7所，对县、区级别的党的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3.隶属于地区、县的初级党校(学习班)——对区和乡的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这类学校(学习班)很少，也不经常开办。不久前决定，高级党校和中级学校划归中央组织部，而中央宣传部将承担领导教学的责任。至于各种类型的学校，以及各政治类学校和普通学习班的培训期限和学习纪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规定。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干部培训的问题，中央将在今年2月专门研究。

    现在打算扩大党校和学习班的网络。其中包括，打算在3—4年的时间内建立各省(市)党委中级党校。地方党委打算开办一系列学习班，争取在1957年末对工厂和农村党支部的书记和委员，以及其他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进行培训，而党员将在这些学习班进修1—2次。例如，1955年2月，河北省委指示在各县委建立党课学习班，主要接收各党支部书记和农村党务工作人员——党员来学习。培训期限——半个月，每期200—300人。计划举办4期。在其他一些市和地区(城市)也开办类似功能的学习班。

    进一步扩大党校和学习班网络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得到马列主义理论系统培训的机会。

    意识形态工作

    在过去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加强了用社会主义理想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加强了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坚决斗争。在中央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纲要》(1953年12月)的基础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这个转变的开始。

    在国民经济重建阶段，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推进各种民主改造方面，因而，民主任务的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在党内外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程度角度来讲，都具有局限性。由于上述原因，意识形态工作落后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任务。还存在对意识形态斗争采取姑息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现象，轻视理论工作，对党的理论专业干部培训不够，在宣传领域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和缺点，对党员教育工作关注不够。

    1954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注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要求把这项工作提升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高度。

    据此出发，党中央在1954年5月召开了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全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宣传工作的现状，就加强宣传和进行党员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根据中央的指示，1954年10月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斗争(批判胡适、胡风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而在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宣传的决定(中共中央1955年3月1日指示)。

    中国共产党3月会议的决定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加强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赋予了重要意义。

    党员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学习可划分为党员干部学习和普通党员学习两类。

    关于党员干部的系统学习问题是1953年根据中央关于1953—1954年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的决定组织开展的。苏共历史简明教程中的第9—12章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旨在让领导干部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为学习第9—12章内容，建立了党员学习体系，包括高级、中级和初级班，以及政治学校夜校。理论学习的这些形式囊括了200多万名党员干部。高级班还把原著增补到简明教程教科书中，在高级班学习的干部人数极少，在中级班学习的较多些。初级班学习的是最基础的政治理论课和一点经济建设的课程(党的总路线、现行政策等)，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初级班学习。这一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理论素养和足够的基础知识。在党的各种学习班中总共只有1000名脱产的理论教师，其中多数理论素养很低。在理论学习体系中没有由初级到高级过渡的明确机制，结果许多领导干部几次学习都是那些资料。通常党员学习都是在工作期间组织的。

    预定为期一年半的在1953—1954年学习苏共历史简明教程中的第9—12章的计划没有如期完成，被拖到了1955年，这是因为在1954年期间全体领导干部都要额外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央四中全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一些材料。此外，也没有建立对学习的有效监督机制。

    今年4—5月在简明教程第12章内容学完和休息两个月后，领导干部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始从第三章学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独立学习、经过较高培训的人从第一章开始学习。对于没有接受政治经济学培训和学习的人，要安排他们从第一章开始学习苏联党史简明教程。第一次学习理论的领导干部，和以前一样，将学习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关于经济建设的基础知识。

    鉴于许多领导干部同时还希望提高自己的普通教育水平或生产技能，就颁布了一个章程，每个干部都可以进行任何一种方式的学习。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建立政治学校夜校和学习办公室来代替学习班。

    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在大学里开设了马列主义夜大。本学年有2300人在北京的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习。

    普通党员和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他们的学习同领导干部的学习不同。多数基层组织暂时还没有系统的党员学习。目前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要定期同党员会谈，或就党的纲领、章程或现行政策给予指导(通常以党支部为单位)。与此同时，在一些党组织内逐渐形成了党员学习机制，即党支部在讲课人(从党务工作者中挑选出来的人或具有相应水平的党员)的主持下全体党员每月学习1—2次，每次2小时，学习内容主要是宣传部撰写的提纲和材料，这个体制目前在大多数党组织得到推行，因为党委建议把它作为基本的党员学习模式。应该指出，超过一半的党员，特别是在农村，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独立地进行学习。近来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在党员学习问题上投入了很大精力，把这个任务看作是本职工作重要内容之一。

    宣传 。现阶段党的宣传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是中央在1954年就宣传工作问题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

    在对过去3年的宣传工作进行总结后(第一次这样的会议是在1951年5月召开的)，会议强调了宣传工作中的一系列不足和错误，主要是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效率不高，思想水平低。在各级党委及其支部存在轻视宣传工作的倾向，在某种程序上对资产阶级思想向党内渗透的警惕性不高，无视错误宣传和错误观点的泛滥。报刊对党的生活问题、同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在党内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的问题关注不够。1951年建立的基层宣传网络中的大多数环节都断裂了，而在群众中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也陷于瘫痪。

    从党提出来的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和坚定地开展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的任务出发，会议指出，现阶段党的宣传应该是关注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和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会关于巩固党的统一的决定执行情况。

    上述党中央会议后，1954年7月通过了两项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和关于改善新闻工作，这两份决议中规定了宣传工作中的具体任务。

    在关于加强党在农村宣传工作的决议中指出，现阶段党在农村宣传工作的具体任务是在如下领域对农民群众进行不间断的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1.党在劳动互助和合作社领域的政策；2.合作社农业生产高涨；3.社会主义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4.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5.普及科学知识，同迷信及其余毒进行斗争。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应该追求把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到社会主义觉悟的水平，为在农村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稳固的思想基础。

    为完成这些任务，中央要求首先要加强对农村领导干部的政治教育，包括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基础知识，农村党支部的党员教育和活跃党内生活，通过活跃基层宣传网、小组读报活动、农业俱乐部、文艺活动和借助其他丰富多彩的形式加强和改善对农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文化普及工作。党中央还要求运用组织措施加强各省、地区和县党组织的宣传干部力量。

    尽管1950年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善党的报刊工作的决定，但这项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缺点。在1954年7月17日的中央新决定中指出，许多报纸党性和思想性不强，同群众生活关联不够。存在这些缺点是由于各级党委对自己的报纸关心不够。在这份决定中中央要求报刊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介绍党的生活，宣传经济、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以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倾听来自下面的批评。

    现在党的报刊工作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人民日报》和党的地方机关报开始每日刊登关于党内生活的文章，开始越来越尖锐、全面地批评党务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开始刊登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材料。为了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教育，不久前开始出版专门杂志《政治学习》。

    1953年末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对苏联的访问对于改善党的新闻出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的决议付诸实际相对较慢。在一些地方还没有消除轻视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现象，宣传工作领域干部配置不够，因此，从根本上改变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局面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中共中央在1955年3月作出了关于宣传材料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别指示。党现在赋予这项工作以重要意义。同年2月份，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各省和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会议除了讨论意识形态工作的总形势外，还讨论并制定了为执行这一指示在改善理论工作方面应采取的措施。

    目前唯物主义理论宣传最主要的形式是由专门的讲座机构组织授课。在中国所有的省和大城市都建立了这种讲座机构，并开始活动。每个讲座机构每月组织1—2次授课。为组织讲课活动，安排了党内最好的理论工作者。例如，在北京，从4月到6月组织了4次讲课，题目为：“为什么必须批判唯心主义和宣传唯物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思想”。关于唯物主义的讲稿和文章在报刊上刊登和通过收音机广播。听讲座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从今年5月起，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活动后，全党被动员起来开展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多少排挤了思想战线上正在开始的斗争。)

    1954年10月，团中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青年中开展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报刊上刊登对资产阶级的堕落道德进行严厉批判的文章，青年同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斗争也得到了加强。

    党加强了对数量众多的私人文化机构和组织的领导，以便对他们进行改造或取缔。国内共有97家私人出版社，700多家印刷厂，3500多家书店，近1000个书亭，平均每天出版100万—150万册图书，上演2000多场戏，105场电影，657场话剧，还有为数众多的娱乐场所——舞会、滑冰场和游泳池等。在这类场所和组织内娱乐的人达到20万人以上，在这里工作的服务人员有数百万人。其中的大部分是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思想的中心和传播点。

    与此同时，对如下各种宣传和教育手段的利用工作也在显著加强：报刊、电影、文学、戏剧等对大多数居民有影响力的传媒。

    党在若干方面的工作

    1954年党组织的所有活动旨在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执行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巩固党的统一的决定。着力于巩固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改善党的机关的领导方式，增强党对思想政治的领导，同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总体上增强党在各建设领域的领导作用。党坚定地在适应新任务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工作，与过时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以及现有的缺点作斗争。

    去年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实现如下主要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上：1.在自己的队伍中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关于党的总路线的解释工作；2.实施工业建设计划；3.农业合作化和完成主要农业作物的征收计划；4.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5.对私营工业、贸易和林业等进行改造。

    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显露出党的机关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许多党组织没有能够动员起一切力量来完成党和政府的任务。

    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 。这种现象流行甚广，具有危害性，最主要的是高岗多年活动给东北工业企业造成的恶劣影响。1954年6—7月中央对东北进行检查时查明，在许多重工厂和矿业企业中党组织没有进行思想政治领导和对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许多领导工作人员轻视党对生产的领导作用，甚至其中一些人持有取消主义的观点，似乎“企业可以执行计划和工作，而无需党组织”。

    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具体表现在对企业党员干部的错误配置上。任命从事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当中，担任企业经理及其助理职务的人就比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人具有更高的水平和素养。许多企业的党组织完全没有书记。东北190个特大型企业的党组织中有75名书记及副书记(23.2％)不能胜任本职，书记还缺53名。领导干部认为从事管理工作要比从事党务工作更好。在许多企业中都有这种情况：党委或党委书记从属于企业经理，经理以自己的地位和威信凌驾于党委，把党委变成自己的管理机关的附属品。相反，某些党委取代了企业管理，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完全放弃了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变成了管理机关。

    在许多企业的党务和管理工作人员中书记和经理之间不团结，相互拆台和钩心斗角，导致企业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日报》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社论中(1955年3月27日)指出：这个现象极具危害性，妨碍了在每个企业建立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在今年2月通过了关于在国营工厂和矿业企业清除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倾向的措施的决议。党中央在这份决议中指出，东北一些企业中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问题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存在，是工厂和矿业企业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中共中央建议各省、市党委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状况进行认真检查，批判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这一危险倾向。作为一项实践措施，中央建议，从加强企业党委的角度出发，如果有必要就在个别企业内部或在与其有协作关系的企业中调换干部。

    轻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的倾向在一些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和机关中也存在。迄今为止，许多地方认为，大学的党组织不应该，甚至似乎没有权力深入教学过程和关心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没有权力在整个集体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高校党组织被集体孤立，陷于自己的小圈子。截至目前高校党组织发展很慢，没有起到应有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他们这样的工作实践造成的结果。高校的党务工作者和非党领导人之间没有联系，不团结。

    近来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到了大学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这些严重错误和缺点。

    在许多农村党组织中也存在忽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情况。

    关于农村党组织的工作 。同城市相比较，农村领导干部和党的机关拥有更多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在缓慢地改进自己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农村民主革命(土地改革)中形成的领导方法。在土地改革时期领导干部的所有工作都建立在依靠大多数的基础上。数量极少的乡有基层党组织，而且地方政权机关还很软弱。现在形势已出现了根本变化，基层党组织、地方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实践被党的机关代替的情况随处可见。例如，县委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多数时候不是经过和依靠乡委，而只是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吸收乡委的积极分子(支部书记和乡长)参加工作。每个县委向各乡派驻自己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那里几乎常驻，并努力独立做各种事情。在他们那里广泛流传这样一种观点，独立执行任务比召集党支部会议，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动员他们完成任务要轻松得多。

    同时，乡级组织也替代了乡人民委员会、各种社会组织，没有吸收他们参与解决各种任务，常常认为不需要他们协助来完成任务。

    农村的党组织机构以业务繁忙为由，很少关心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轻视这项工作。对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领导作用的重要性理解不够。

    县级党委在向各区和各乡下达任务的时候，没有好好地向基层干部解释完成任务的方式和方法，不解释党的政策，由此导致基层干部出现严重的命令主义行为，破坏了党的政策，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党内存在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应引起重视，要宣传优秀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经验。

    许多地方党的机关和基层组织已经积累了好的经验，并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这些经验已成功地向其他党组织推广。各党委对各党组织进行了专门分类，进行直接监督和领导，以便得到和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到落后的党组织中去。

    党的报刊系统地刊登了关于一些党组织，主要是基层党组织的先进经验的材料。

    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党内渗透作斗争 。1954年党组织在党内开展了同个人主义、自高自大和道德堕落进行斗争，同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进行斗争的运动。各省、市党委按照中央的建议对党员干部进行检查，揭露出一系列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私利、歧视妇女和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的事实。这次检查把大量蜕化变质分子和见风使舵分子开除出了党。不久前，《人民日报》(1955年5月2日)公开号召在党内开展反个别共产党人蜕化变质的斗争，增强共产主义觉悟。

    党内有部分党员以雇佣贫农、放高利贷、承租土地、商业投机的形式剥削他人劳动。例如，在一些老解放区剥削问题较为严重的一些农村党支部，15％—30％的党员在从事这样的活动。在一些工人共产党员中也存在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在中国底层的剥削现象一向很严重，因此，一些党员很难立即克服它。此外，直至目前党没有认真关注共产党人剥削他人劳动的事实。农村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合作化表明，若不严厉谴责和清除农村党员中的剥削倾向就很难实现党在农村的政策。现在一些最为险恶的不知悔改的剥削分子被开除出了党，对一些落后分子进行了教育，吸收他们加入了合作社等。

    实行集体领导 。中央四中全会后，关于集体领导的问题在报刊和党支部的议程中话不离口。根据一些材料判断，在建立集体领导和坚定不移地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去年，许多党委根据具体事实和依据一些党组织推行集体领导的例子展开了宣传和解释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例如，河北省委的报纸《河北日报》在1954年10—12月刊登了29篇关于集体领导问题的文章和材料。许多省市县党委从集体领导的角度出发最先调整了自己的工作。在宣传和解释这项原则时其立足点是在集体领导中除了集体讨论和解决各种重要问题之外，个人首先要对所负责的那份工作承担责任和提出倡议。许多工作人员是这样理解集体领导问题的，试图摆脱个人责任，甚至一些最为微小的问题也要通过集体讨论。这种倾向具有普遍性。

    结论

    1.195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快速增长。其队伍人数一年增长了50多万人，总人数达到了700万。接收入党的主要是产业工人和贫农(其中包括新的中农)，以及注意更积极地接收先进知识分子入党。在绝大多数农村和城市中的主要生产单位都建立了基层党组织。

    2.党铲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加强了自己队伍的政治思想统一。反党集团的清除是中国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之一，表明党坚定地在自己的队伍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的斗争。

    3.为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措施。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宣扬唯物主义的运动。在组织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

    4.中国共产党对巩固基层党组织、发扬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集体领导赋予重要意义。在许多县和上一级党组织都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基层党组织开始定期召开全体党员会议。

    5.党批评了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采取了一系列清除这一有害倾向的措施。

    6.党中央强化了自己的机关，加强对基层党机关的组织和思想领导，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党的干部工作，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监督。

    7.地方党的机关改进了领导方式，从宏观领导转向具体领导，使自己的机关专业化。

    8.总体上，党组织成功地承担起了组织和动员一切力量去实现生产计划和各项政治任务的责任。

    9.党持之以恒地关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消除。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秘

    А.杜布罗夫斯基

    1954年5月24日

    附件一：

    机密

    文本第2份

    译自中文

    《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马明方同志1954年11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中央批示：

    中央批准马明方同志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的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

    有计划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后3年内，继续在农村中发展200万至300万党员，使全国经过土地改革的乡都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并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内部的生活和在群众中的工作，是十分需要的。在全国广大的农村中，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组织，没有适当数量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要团结和组织农村人民群众，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各级党委必须经常注意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忽视或者放弃对于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是错误的，不能允许的。

    各省市委、地委、县委，应在最近期间对农村支部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和讨论，订出加强农村支部工作的具体办法和今后3年内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并在支部内进行认真地传达和讨论。各省市委讨论农村支部工作的情形和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应在5月以前报告中央。

    (1955年2月)

    马明方的报告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农村的组织，必须为实现党的总任务而奋斗。这就是说，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是要组织和领导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将农民的土地和其他基本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使农业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农村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去进行。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这就是党在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线。

    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要通过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团结与领导农民群众来实现的。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中的战斗堡垒，其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展的速度和成效。党必须从以下各方面积极加强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

    一、认真做好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

    我们党的组织，在农村中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22万个乡中，已有17万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党员近400万人，约占农村人口的0.8％。党员的成分一般是好的，1953年底统计：雇农成分占7.6％，贫农成分占61.6％，雇农和贫农成分合计占69.2％。

    我们的党依靠着农村中党的组织，组织与领导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对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全国解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工业建设；目前正在领导着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多年来的各种斗争和工作中，党在农村的组织，培养了大量的干部。现在，在党的、国家机关的、军队的、经济的和群众的组织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是农民出身的。

    我们的党，在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领导下，在农村党的建设事业和各项工作中，是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的。

    但是，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程度还不高，资本主义思想在不少党员中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有的党员只埋头个人生产，不愿参加互助合作组织，或者在互助合作组织中处处为个人打算；有的不积极执行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甚至发生对抗行为；有的还有放债、雇工、出租土地等剥削行为；不少党员阶级观点很模糊，对地主、富农缺乏应有的警惕。农村支部的生活一般还不健全。有的支部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树立起正常的组织生活和工作制度，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发扬，支部负责人骄傲自大，不接受党员的监督，甚至压制批评，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有的支部存在着严重的组织涣散和不团结的现象；有的支部组织成分极为不纯。

    党在农村中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全国还有5万个乡没有党的组织，在晚解放区，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的乡仍有30％左右；老解放区也有若干乡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尚无党员。在一些建立起党组织的乡，因为党员很少，难以发挥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这些情况，是和目前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不相适应的。

    党必须经常注意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作风，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纪律和党内团结，从各方面改进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以不断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党的战斗力量。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以来，老区农村的整党工作已收到显著的成效，约有13万多个支部经过整顿，提高了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改善了支部工作和党员作风。现在还有近3万个老区农村支部，尚未完成整顿工作，必须按照既定计划继续完成。

    各地农村经过各项社会改造和总路线的宣传贯彻，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已大大提高，并已涌现出大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积极分子，我们党的组织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就给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必须依据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3年内(即1955年到1957年)，在农村中继续有计划地发展一批新党员。在现在还没有党组织的乡(未经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除外)都应建立起党的组织来，每乡争取发展到有党员10人左右；在已建立起党的组织而党员很少的乡，则应争取党员人数发展到占全乡人口的1％左右；在老解放区党员较多的农村中，亦应接受一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以增加党的新生力量。农村党员到1957年应发展到600万至700万人。

    党首先必须注意结合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积极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中发展党员，吸收社员、组员中的优秀分子到党内来。争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逐步做到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都有党员，较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建立起党的组织。

    党还应注意在国营农场、地方国营农场、农业机器站等组织中进行建党工作，有计划地在职工和技术人员中发展一批新党员，争取这个时期内在这些组织中党员人数达到职工人数的20％左右。

    党还应注意在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中，在农村学校教职员中，在军事、经济重要地区中，在沿海、沿江、沿湖和偏僻山区党的工作薄弱的地区中发展党员。

    发展党员时，应着重在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贫农(包括原为贫农的新中农)中去发展；旧中农中个别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分子，也应注意吸收他们入党。选择党员对象，应从阶级成分、阶级立场、斗争历史、政治觉悟程度、和群众的联系、工作表现等方面加以慎重的考察，经过教育之后，将那些确实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并自愿接受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分子，接收入党。

    发展党员必须和各项工作、各个运动结合起来去进行。离开群众的各种斗争孤立地进行发展党员，是不妥当的。

    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级党委，均应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制订发展党员的具体计划。没有党的基层组织的地方，县委、区委应派遣具有建党工作经验的干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党应加强对新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教育。对于候补党员，在候补期间应继续加强对他们的考察，帮助他们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党的建设事业中最根本的工作，必须认真负责做好，不许做坏。

    二、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和农村工作的发展相适应

    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有些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也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在过去，农村党员都是个体劳动者，农村支部只能按照地区为标准来建立。现在，互助合作运动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个体农民正在逐渐地联合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进行生产。这个情况就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有必要按照地区和生产组织的实际情况适当地加以改变。这里就各地存在的问题，拟作以下一些规定：

    1.乡是基层行政单位，农村中的各项工作都是以乡为单位来进行的。因此，在一个乡的范围内，除了国营农场和供销合作社中的“乡联社”等组织可以单独成立党的支部直接受区委以上党委领导外，全乡只应建立一个乡支部，统一领导全乡的工作。

    2.合作组织发展起来的乡村，在乡支部统一领导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可建立党的小组，党员多的可建立党的分支部，以加强党在这些生产组织中的工作。如果全乡农户差不多都已加入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支部就同时是乡支部，负责统一领导全乡的各项工作。

    3.党章规定：凡有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50人的乡村，得成立党的总支部。但是有些乡已有必要在合作社中设立党的分支部时，则全乡党员和候补党员虽不足50人，亦可成立党的总支部。

    有些乡村庄过于分散，或党员大多数集中在一二个自然村内，只建立党的小组，不便于党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和候补党员虽不足50人，也可以在某些村庄建立分支部，以乡为单位建立总支部。

    4.基层供销合作社中的“集镇社”和以几个乡为范围建立的“乡联社”，凡有党员3人以上者，可以单独成立支部，直接受区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但应与所在乡的乡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并经常注意听取乡支部的建议和批评。如果区委以上的党委因交通不便等原因不便于领导时，则只成立党的分支部或小组，受所在乡的支部领导。至于“乡社”中党的组织，一般地应受乡支部的领导。

    5.国营农场、牧场、农业机器站等组织，是目前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有3个以上党员时，均应成立支部，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并与所在乡的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如果党员不足3人时，应加入邻近的支部组织过党的生活。

    6.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只有个别党员时，可暂时与社内的青年团员编成党团小组，以便进行工作和学习。

    上述这些规定，各地应按照当地党和合作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加以采用。

    三、加强集体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全支部民主生活

    农村支部必须经常注意加强和改进支部委员会、全体党员大会和党的小组的生活和工作。把党的生活和工作与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的生活和工作混同起来，实质上乃是降低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作用的表现，党必须注意克服目前在某些地方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

    支部委员会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支部委员会在自己的一切生活和工作中，应正确地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有专人掌管，又都能及时地得到支部委员会认真的检查和讨论。支部委员会的工作应经常受到党员的监督。支部委员会必须定期向全体党员大会报告工作，倾听每个党员的意见和批评，经常注意集中全体党员的意见和智慧，以丰富和健全自己的领导。全体党员大会可以随时撤换那些不称职的支部委员，选举最优秀的党员到支部委员会中来。

    支部的最高权力属于党员大会。一切工作中和支部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应在党员大会上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每次党员大会议题不宜多，时间不宜长，但都应有政治的、实际的内容，要确实收到提高党员觉悟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支部委员会对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和怎样解决，应事先进行充分的准备。在会议上要善于启发和引导党员进行讨论，保证每个党员都能够充分地发表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借以发扬党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党员大会的决议，支部委员会要组织和领导全体党员坚决贯彻执行，任何人不得违反。现在，有不少支部长期不召开党员大会，用一揽子会议、积极分子会议代替党员大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支部在召开党员大会时，还可视工作需要吸收一定数量的非党积极分子参加，这对于联系群众、教育积极分子和取得群众的监督，都有很大的好处。

    支部委员会必须密切指导党小组的生活和工作。党小组是在支部委员会领导下，通过每个党员直接组织群众贯彻和实现党的决定和指示的组织，也是每个党员生动、活泼的学校。支部的许多工作要通过党小组来进行。许多重大问题，先经过党小组的酝酿讨论，就可能使支部委员会或党员大会开得更有准备、更成功些。党小组的这种作用，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在一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支部委员会如果忽视了对党小组的领导，就会使支部生活变得软弱无力和没有生气。

    支部委员会和党的小组必须加强对党员经常的管理工作，克服对于党员不进行管理和教育的现象。党的组织应按实际情况和可能分配每一个党员以一定的工作，并经常进行检查，给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使每个党员都能够逐渐地锻炼成为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战士。

    党的组织还应经常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不断地向违反党和国家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党员，要给以应有的纪律制裁，直至开除党籍。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标志。现在，不少农村支部是能够比较正常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些支部一般地说来，党的生活是活跃的，党内是团结的，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各种工作也完成得比较好。但是在更多的支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能很好地开展，因而使党的生活不够正常，党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甚至造成了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农村支部必须向党员经常地进行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说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进工作和克服缺点的最好武器，即使是最好的党员，如果没有党与群众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党的组织要支持正确的批评，对于压制批评、打击批评者的人，应给以严厉制裁。

    党内应进行团结的教育，对于一切不利于团结的人和事都要予以严格的批判。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目的。

    实现集体领导，建立支部民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活，增强党内团结和严肃党的纪律，是党的建设事业中极为重要的原则。农村支部必须坚决为贯彻这些原则而奋斗。

    个人包办，家长式的领导，党的负责人不受党员监督，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工作进行检查和批评，是资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一种特征。农村支部必须在自己的一切生活和工作中，坚决向这些倾向作斗争。

    四、加强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

    农村合作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农村党员更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更加懂得党的政策，提高工作能力。

    近几年来，各地党委一般地都已重视了加强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不少地区已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党课教员，建立了一定的教育制度，提高了党员的觉悟，推动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但是仍有一些地区，对于农村党员的教育还不经常，缺乏必要与实际可行的制度，教学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党员的要求，有的甚至还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种情况亟待改善。

    中央在“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农村支部经常教育的基本內容，应着重关于党的总路线的知识、关于党的互助合作政策的知识、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这里需要指出，对农村党员进行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时，应当注意贯彻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加强关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的教育；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教育；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关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关于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教育，以及关于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阶级政策和各项政策的教育，借以增强党内团结，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对于候补党员还应注意进行关于党章的教育。党的省委和地委应根据上述内容编写一些简短通俗的课本或教学提纲，以供教育农村党员之用。

    建立经常的教育制度，培养和配备党课教员，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是加强农村支部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各地经验，建立党课制度，每月固定向党员上党课一次或两次，是可行的。目前解决党课教员来源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指定县委、区委委员或县、区机关中有讲课能力的党员干部兼任，并且尽可能地把他们教课和工作的地区统一起来，使教学和工作能够互相补益；一种是从支部中选择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支部委员或党员担任。有些地方并由县委、区委指派负责干部，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向党课教员传授教育内容，再由他们回去进行讲解。采取了这些办法的地方，一般地已收到良好的效果，各地都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仿行。

    地委和县委应经常了解党课教员的教学情况，帮助他们解答疑难，并定期召开教员会议和举办轮训班，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交流经验，使他们把教学和自己的学习统一起来。

    对于农村党员进行教育，必须和当前的中心工作相结合，深入研究党员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课文内容进行分析和批判。经验证明，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随着农村互助合作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党员学习文化的要求普遍在增长着，各地应注意有计划地满足党员的这种要求。

    五、建立和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

    目前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40余万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全国将有半数以上的农户和土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迫切地要求建立和加强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

    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正确贯彻党关于互助合作的各项政策，充分发扬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产量，增加合作社和社员的收入，保证执行国家的农业生产计划和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团结和引导周围的互助组和个体农民逐步走向合作化。

    根据目前的具体情况，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大体上应注意如下几点：

    1.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工农业密切结合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重要性，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国家伟大光荣的前途等。

    2.经常反复地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道路的教育，以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克服现在有些合作社中存在的那种不愿意服从国家的计划生产，隐瞒产量，不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等倾向；进行老社员和新社员、社员和社外群众团结的教育，克服有些社员排斥、歧视单干农民的现象；进行爱护社内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勤劳生产的教育，克服现在有些社员中存在的那些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产、损害别人利益、损害合作社利益的现象。

    3.向社员进行党在过渡时期农村工作中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根本路线的教育，进行贫农和中农亲密团结的教育。因贫农土地少、生产工具少而排斥贫农的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因中农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多而在生产分红中降低中农应得的收益也是错误的。必须教育社员懂得：没有贫农和中农的亲密团结，我们在农村中各项建设与改造事业都不可能胜利前进。

    教育社员懂得：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不满和仇视的。为了防止富农对互助合作组织的影响和破坏，为了在经济上限制和在政治上孤立他们，目前不能允许富农入组入社，将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发展和巩固时，再根据条件，分别吸收已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入社，加以改造。有些人误认为“现在富农老实听话了”，说富农“有文化”，“有管理生产的经验”，因而过早地吸收富农入社，这些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有些合作社因为富农分子混入，从中操纵以致变质的事例，应引为教训。

    4.指导和监督合作社正确地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取酬、合理分红、逐步扩大公共财产的积累等项原则。指导和监督合作社实行正确的生产经营方针，反对雇工等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指导和监督合作社公平合理地将商品粮食卖给国家，反对隐瞒抗拒。

    5.支部要经常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派遣优秀的党员干部帮助合作社做好民主管理，建立各种必要的制度，培养合作社的骨干，正确地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社员的劳动竞赛，保证和监督这些计划的实行；组织社员学习文化和技术，培养劳动能手和技术人才，表扬先进人物，推广先进经验，并注意发挥青年和妇女的力量。共产党员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要起模范作用。

    现在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墙报、广播组织等，各地都可以仿行。

    六、整顿落后支部，加强对于落后支部的领导

    目前农村支部约有15％左右处于落后状态。落后支部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组织严重不纯，支部领导被地主、富农、坏分子篡夺或暗中掌握，他们站在群众头上，统治压迫群众。第二种是支部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和闹宗派纠纷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至由此造成群众间的不团结，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第三种是党员作风恶劣，违法乱纪，严重地脱离群众。第四种是支部缺乏领导骨干，党员觉悟程度很低，党的组织涣散无力，不能起领导作用。第五种是由于领导上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有偏差(例如有些地区在整党中的偏差)，损伤了党员的积极性；或者长期放弃对它的领导，致使逐渐落后下去。

    对于这些落后支部，各地党委应定出计划，结合中心工作，加以整顿。在整顿工作中，大体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先将落后支部的情况，切实加以研究与分析，然后针对支部中存在的问题，对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提高党员觉悟，培养积极分子，依靠支部内在力量进行整顿，并注意征求非党积极分子和群众的意见。

    2.对于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要发动党内外群众充分揭露他们的错误和罪恶，把他们驱逐出党，犯法者要依法制裁。对于党员中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要清除出党，民愤甚大者，应给以法律制裁。对于犯有一般性质的错误的党员，则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他们承认错误，诚恳检讨，愿意改正，均应留在党内，继续予以教育。

    3.处理党内的不团结问题和宗派纠纷，要特别慎重，必须深入了解情况，从原则上辨明是非，切忌偏听偏信；并应从团结出发，经过酝酿讨论，由双方自觉地进行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对于闹不团结的主要负责者，既要严肃批判，又要热情帮助。对问题的处理一定要公正和有原则，否则不仅不能解决不团结问题，还可能使纠纷扩大与加深。要根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教育党员深刻认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党内不团结对于党的事业的危害的严重性。

    4.对过去领导上处理不当的问题，应作适当检讨，启发党员进行批评，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改正。如因时间已久，不便处理者，也要讲明道理和原因。

    5.工作中要十分注意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整顿结束时应经过民主选举，使优秀的党员组成支部委员会。县委、区委并应经常在工作上给以具体指导，巩固已得成果。

    七、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发挥乡人民委员会和各种组织的作用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切非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农村支部应统一领导农村中的各种组织，使其步调一致地去进行工作。

    农村支部在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上，有些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有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一些偏向，一种是党的支部对各种组织的工作缺乏统一的安排，甚至放弃了领导，致使步调不能一致，力量分散，因而不能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再一种是党的支部包办代替了各种组织的工作，不能发挥各种组织应有的作用，结果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

    为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党的支部应定期讨论各种组织的工作，提高和统一它们的思想认识，帮助它们建立业务，开展工作，发挥它们独立工作的能力。对于各种组织的决议，党员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群众一起予以贯彻。

    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党的支部应当善于通过这一组织，吸引和组织劳动人民参加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各种活动，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令，保证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党的支部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对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加强领导，保证它们真正行使自己的职权，巩固和提高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的支部要通过民主选举，使作风正派、有办事能力、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参加到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中去。有关全乡人民的重要问题和各项工作，党的支部作出决定后，还必须通过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提交乡人民代表大会或乡人民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并在执行中随时给人民委员会以具体支持。毛主席早就指示过：“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现在有些党的支部不重视乡政权组织，不认真执行乡政权的决议和它所布置的各项工作，包办乡政权工作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力量，是党在各种工作中的有力助手。党的支部要定期讨论和检查青年团的工作，指导青年团动员团员和青年群众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学习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使青年团在各种工作中发挥它的先锋作用。党的支部要加强对青年团员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不断提高青年团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并接收青年团员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党的支部对于乡村中其他组织，如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妇女团体等，也必须加强领导。

    所有这些组织，都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都是党向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党的支部要有计划地使这些组织健全起来，使它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

    八、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进行工作，反对强迫命令

    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是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法。

    经过党的不断教育，经过整风整党，农村党员中的强迫命令作风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在某些农村干部和党员中还很严重，近来甚至有所发展。继续向强迫命令作风进行斗争，仍是一项严重的任务。

    强迫命令作风最普遍的表现，就是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来代替对群众的说服教育的工作，或以“不接受任务不散会”、“开熬夜会”等办法强制群众执行各种任务。更恶劣的是讽刺、训斥甚至打骂群众。结果造成党员严重脱离群众，使工作受到损失。

    产生强迫命令作风的原因是：旧社会统治阶级的影响；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不高；上级布置工作时交代工作办法少等等。

    克服强迫命令作风的办法是教育党员相信群众，说明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尽的，要领导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做群众的先生，首先要做群众的学生，以实例打破某些党员干部认为群众落后，不强迫命令不能完成任务的错误思想。教育党员善于团结和组织积极分子进行工作，使他们懂得：没有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经常团结在支部的周围，支部就不能很好地与广大群众取得联系，率领他们前进。教育党员善于等待群众，对某些一时还不觉悟的群众，要耐心地不厌其烦地进行教育和帮助。在推行各种工作中要运用培养典型、实例示范的方法，因为农民是最务实的人，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和新的事物，只有经过他们亲身观察和体验，才会自觉地接受。向农村干部和党员布置工作时，必须交代工作方法；检查和总结工作时，不仅要检查和总结工作任务完成的程度，还要检查和总结用什么方法完成的。对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完成各种任务的支部和党员，要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对犯有强迫命令错误并屡教不改的党员，要适当地进行批评，严重者应给以处分。

    反对强迫命令，采用说服的方法进行工作，这对农村支部和党员来说，是一个长期艰苦的教育过程，农村中党的组织应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必须了解：我们的党所以取得今天的胜利，乃是党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说服了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一切进步的人们的结果。

    九、县委、区委必须加强对农村支部的领导

    县委、区委加强和改进对农村支部的领导，对于提高农村支部的工作和政治思想水平，是带有决定性的一个环节。

    近几年来，各地县委、区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仍有一些县委、区委对农村支部的工作包办代替，缺乏正确地适当的领导方法；有的甚至长期不过问支部工作，放弃领导；也有一些县委、区委由于组织机构不健全，或因干部调动频繁，对于情况和业务生疏，影响了对于农村支部工作的经常领导。这些情况必须迅速改变。根据目前各地已有的经验，县委、区委对于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县委、区委必须把管理支部工作列入经常的工作日程，在布置各项任务时，对支部如何进行工作应作具体交代，使支部能够根据这些布置和指示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主动地去进行工作；并须有系统地定期讨论所属支部的工作，经常进行检查和帮助。

    2.每个县委、区委都应选择一定的支部，作为重点，亲自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指导一般。帮助重点支部工作的干部，必须注意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包办代替的做法是绝不能提高支部工作、取得任何有用的经验的。

    3.县委、区委应有计划地选择和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采用召开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联席会议、总结工作经验等办法，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工作能力。地委和县委还应利用农闲季节，定期轮训支部书记、委员、小组长，争取从现在起到1957年底普遍地将他们轮训一次到两次。

    4.区委应按期制订支部教育计划，帮助支部建立学习制度，培养党课教员，供给教育材料。

    5.有些县委、区委机构尚不健全，应适当地予以调整和充实。县委的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或生产合作部)等，都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指导农村支部工作。

    加强农村支部的工作是全党的责任。这里所以强调县委、区委应加强对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是因为县委、区委更接近农村支部，是直接领导农村支部的。地委、省委对于农村支部的工作，也必须列入工作日程，予以极大的注意。

    翻译：А.杜布罗夫斯基

    1954年11月

    附件二：

    机密

    文本第2份

    译自中文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示

    1955年3月1日

    一、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3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从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6亿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顽固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用这个方法抗拒改造，阻碍社会的进步，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并且腐蚀劳动人民，直到腐蚀我们的党。

    应该指出：由于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联合的政策，由于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地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还有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分不清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区别，有不少党的干部或者自己在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或者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

    中央认为，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作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对于改进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理论工作的忽视是不能容许的。长期以来，许多党委对于理论工作是不注意或注意不够的。党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理论工作的队伍，这样的队伍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这种情形，如果再任其继续下去，就会严重地妨害党的思想工作的加强，妨碍党的总路线的实现。

    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的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

    二、从1954年10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51年10月所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予了初步的批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唤起了全党的注意，使大家认识到必须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但是，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任务，是不能在一个短期的运动中解决的，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术的批评和讨论，才能达到目的。现在进行的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因而就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恰恰相反，由于在学术领域中进行了有系统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就有系统地宣传了唯物主义，这就会使党的干部、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就会使党和非党的干部提高嗅觉，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同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富农思想、同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同各种腐化堕落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教育就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鄙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省市委以上的党的委员会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党组，必须注意领导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并且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这种工作做得愈加好，愈加能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愈加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就对实际工作的帮助愈大。

    除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外，各个学术领域中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这些争论中也有许多是反映着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对这些问题要分别处理：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必须在根本点上作出结论；另一些问题不是紧急的，或者不可能立即得出结论的，可以容许长期讨论。

    为了充分地和正确地开展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各种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各级党委在领导上应注意下列问题：

    1.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这些思想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像崇拜，认为他们是“权威”，不能批评；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对他们实行压制；某些党员以“权威”自居，不许别人批评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某些党员因为“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影响团结”，不敢批评别人；某些党员，因为私人友情或情面的关系，对别人的错误不去批评，甚至加以掩护。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党员可以批评党员，也可以批评非党员；非党员同样可以批评党员和非党员；任何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术工作者都可以对别人提出批评和受到别人的批评。共产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起模范作用。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

    2.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说明问题，应当力求内容生动，词句明白，善于分析具体的事实。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在已经作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意见，仍然容许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什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或达到学术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目的。

    3.报刊编辑部和学术机关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讨论应当是有领导的。党委应当掌握自己手中的报刊，分别问题的轻重缓急，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报刊编辑部应当尽最大可能发表讨论的文章，但同时应当防止坏分子借学术讨论为名，挑拨是非，进行宗派斗争，甚至进行政治性的破坏活动，或者伪装进步、骗取党和群众的信任等行为。为此，报刊编辑部对于作者、对于所批评的内容，要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对于坏分子或显然别有企图的“批评”和“反批评”不应发表，如果为了揭露他的真面目而必须发表时，应在发表时加按语指出其阴谋，并立即组织反驳，以教育群众。

    4.在一个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当及时作出结论或总结。方式是由学术机关，或由报刊编辑部，单独地或联合地召开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会，对可以作出结论的作结论，对尚不能作肯定结论的就作讨论总结，以便继续讨论。

    5.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地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针，因此批评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语言形式，应当力求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发生兴趣，并着重在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正面地有系统地和力求浅显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基本观点，以便各种读者读了都觉得有所获益。无论宣传唯物主义或进行学术的批评讨论，都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因此这种宣传和讨论应当力求联系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党和国家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使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经过这种宣传教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这些迫切问题。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同志们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向导，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各种工作的经验，说明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向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时，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导他们去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自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6.唯物主义在各个学术部门中的彻底胜利，依靠在这些部门中产生一系列的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基本科学著作。这是一个困难的、复杂的、巨大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进行准备工作，然后拟出计划，以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步组织力量加以实现。

    7.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近几年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已经逐渐增加，有些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岗位，旧的学术工作者中间也有一部分在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这些力量都应当很好地运用起来。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展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必然能够日益增加起来，这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希望。必须在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中，在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把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机关或者极为薄弱，或者还没有成立，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教学力量和学生数目极为不足，省级以至中央级报刊编辑部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量也很不够，这就严重地妨碍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工作领导机关应当逐步改进这种状况。

    8.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三方。对于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对于虽有错误，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他们进步。再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他们的含有错误观点的著作，如果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仍可允其继续发行，在加上适当序言或经原著者修改后可以重新出版。有些出版发行机关一看到某种学术出版物受到批评，立即不问情由地停止出版或停止发行，是不妥当的。在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中，对年老有病的、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有一定成绩的人，各级党委应特别注意掌握分寸；对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如需进行集中批判，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且通过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长期的思想运动。

    1.现在全国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的、经济系统的、政法系统的，以及其他部门和各群众团体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中央认为，应当在今后8年内(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做到他们的绝大部分(例如300万人)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各级党委，除加强对在职干部的理论自学的指导外，还应采取有效办法，坚决地完成这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为此必须：

    (1)执行中央1955年1月26日的通知，在各大城市、各省会、各工矿城市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积极提倡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前去听讲，并把这种演讲工作逐渐经常化，使之成为党向知识分子和干部宣传唯物主义、时事问题、重要政策的定期讲坛。

    (2)依照中央1954年12月17日指示的精神，轮训全党干部，并力求在今后5年左右，使全党高级干部凡有阅读能力者经过轮训，中级和初级干部也应积极进行轮训工作。为此目的，要逐步发展中级党校，尽可能使各省市都有一个。要逐步发展初级党校，尽可能使每个地委都有一个。为了增设党校，需要训练教员，中级党校的教员由马列学院负责训练，初级党校的教员由中级党校负责训练。对于文化较低的党员干部，应当用设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组织在职文化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到一定程度，并限期做完这项工作。党校工作和干部文化补习工作由党委的组织部门主管，宣传部门负责教学工作的指导。

    (3)在城市中按地区、按系统组织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组织在职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去学习。在各县，也应当尽可能设立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或采用由教员巡回讲课及其他方法。为此目的，应训练和配备大批教员。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有关方面具体解决这个问题。

    (4)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中等学校教科书中也要有通俗浅显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

    (5)在报纸刊物上组织学术论争，介绍这种论争的情形，介绍唯物主义的理论知识，组织对资产阶级思想、富农思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堕落腐化现象的批评。

    (6)利用广播向听众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7)出版学术论争的文集。出版向各种不同对象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特别注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

    2.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劳动人民，也应当按照可能随时随地向他们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各种错误思想的教育。近年全国各地发生的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经常利用宗教迷信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党的组织和人民团体必须同这种破坏活动进行经常的持久的斗争。使广大劳动人民正确地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是引导他们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方法之一。为此就应当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认真进行自然科学常识和无神论思想的通俗宣传(在有些宗教信仰很深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着重正面宣传自然科学常识)，认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宣传，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关于劳动人民必须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宣传。进行这种宣传，应当利用各种文教工具，采取为群众所愿意接受的形式。通俗的报纸、刊物、画册、书籍、广播、电影、幻灯、通俗演讲、展览会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

    四、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应当讨论中央的这个指示并作出决议报告中央。中央和省、市的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党组，科学研究机关，文化艺术团体，党校，高等学校，报社，出版社的党的组织也应当讨论这个指示，并作出适当的决定和计划送交上级党委。在讨论中并可适当吸收党外人士参加。

    (此件除登党刊外，并可发给一切能够阅读的党员干部阅读。党外人士除在文教系统工作的应发给外，其他方面的由省市委自行规定。)

    校对：В.克里夫佐夫

    附件三：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专题报告的决定

    译自中文

    秘密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在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和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情况的报告的决定

    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各分局及各省市党委、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党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团体党组、各中共中央所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党委：

    中共中央批准陆定一在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情况的报告，并把这些报告发送给你们。同时建议你们对中共中央就宣传唯物主义及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指示进行讨论，根据这两份报告对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进行讨论。

    本决定及其两份附件可以在党的报刊上发表。

    中共中央

    1955年3月1日

    关于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方针问题

    (陆定一在1955年2月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

    …… [101]

    附件四：

    译自中文

    中共中央内部资料

    中共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

    (1955年1月4日)

    兹将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发下，并对有关这一职务名称表的若干事项，作如下的决定：

    一、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是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的第八条中所规定的“凡属担负全国各个方面重要职务的干部均应由中央加以管理”的原则制定的。这一职务名称表颁发后，中央负责管理干部的各部门应与上海局、分局、省(市)委、国务院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取得密切联系，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对属于这一职务名称表范围内的干部，从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全面的考察和了解，并根据考察和了解的结果，来正确地挑选和提拔干部。

    今后，凡列入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干部的任免和调动，均须报经中央批准。今后，由于机构变动，而应增减这一职务名称表中的干部职务名称时，由省、市以上党委或中央一级的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报请中央决定。

    二、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各级党委均应建立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对各级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上海局、分局、省(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上海局、分局、省(市)委根据管理干部的需要和建立这一工作的条件，参照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自行制定，报经中央批准后颁发施行。区党委和重要的省属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区党委和重要的省属市委自行制定，报经中央分局、省委批准后颁发施行。地委、省属市委、大市区委及县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则应由中央分局、省(市)委统一制定。

    三、加强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是当前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职务名称表的“附件二”，对国营工业中应由中央加以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已经作了具体规定。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中央分局、省(市)委应协助中央做好对这一批干部的管理工作。

    由于国营工业是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集中管理的，所以在国营工业的干部管理工作上也应该建立一种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因此，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应该逐步地把管理干部的一系列工作建立和加强起来。但这并不是说，地方党委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工作可以减弱。相反地，在建立和加强工业行政部门对干部的管理工作的同时，地方党委必须也把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

    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除中央管理者以外，应按照这些干部所任职务的重要性，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各工业部的总管理局(管理局)和各工厂(矿)分别加以管理。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各总管理局均应建立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些职务名称表由各工业部拟定，报请中央审查批准后颁发施行。各工厂(矿)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各工业部统一制定。

    为了加强地方党委对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监督管理，这些干部中之担负较重要职务者，应同时列入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地方党委监督管理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范围，由各地自行规定，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

    凡列入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和地方党委两方面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干部，国务院所属工业部门和地方党委均有对其进行考察、了解、培养、教育的责任。但在进行工作时应有适当分工：干部的调配、提拔和专业训练等，应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负主要责任，地方党委则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对这些工作加以监督；审查干部、对干部的鉴定，应由地方党委负主要责任，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则应加以协助。在进行这些工作时，双方应建立经常的联系，及时交换这些工作的情况和意见。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在任免、调运这些干部时，应事先征求地方党委的意见，地方党委亦应主动提出建议。双方如有不同意见，应尽可能商量解决，但在必要时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可以单独作出决定。

    国营工业中的党、群工作干部，除中央管理者以外，应由中央分局、省(市)委、重要的省属市委、大市区委等分别加以管理。

    地方党委对于地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办法，可以参照上述原则自行规定。

    四、在颁发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同时，应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管理干部的原则，重新加以确定。

    根据目前情况，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在干部管理工作上可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地方工业部除外)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属于第一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其他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干部的管理，也属于这一类型。

    除各工业部门外，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林业部、农业部、对外贸易部所属的海关总署、高等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总社及其他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亦应仿照工业部门管理国营工业干部的办法，建立对这些干部的管理制度。这就是说：这些部门除协助中央管理干部外，还应建立自己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主管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应同时列入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地方党委监督管理。这些下级机构中的其他干部，则由这些下级机构自行管理，但其中比较重要者应列入当地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些机构中的党、群工作干部则由地方党委管理。

    这些部门本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由这些部门自行管理。

    这些部门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各该部门拟定，报经中央审查后批准颁发施行。这些部门的下级机构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统一制定。

    这些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如在目前全部自行管理有困难时，可将其中一部分暂时委托地方党委代管。

    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第二机械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因已基本上具备自行管理其本系统干部的条件，因此也可按这一办法管理其本系统的干部。这些部门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拟定，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审查后报中央批准。其下级机构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统一制定。

    外交部对驻外使、领馆干部的管理工作和上述部门多少有些类似。但外交人员分布在国外，不可能由地方党委监督管理。外交部亦应建立自己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一职务名称表由外交部拟定，报经中央批准后颁发施行。

    第二种类型：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所属公安部、邮电部，财政部所属交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和国家物资储备局、人民银行、商业部及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各种贸易公司，新华书店等部门，全国合作总社，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民主妇联，对其下级机构中的干部的管理，属于第二种类型。

    邮电系统，财政部所属交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和国家物资储备局、人民银行，商业部及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各种贸易公司系统，新华书店系统和合作社系统，在上下级机构之间是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的。但因这些系统的机构很大，分布很广，人员比较复杂，而管理干部的力量又比较薄弱，所以在目前阶段还不宜采取工业部门管理国营工业干部的办法来管理干部，而应采取一种过渡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这些系统的中央一级机构只协助中央管理本系统中属于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和自行管理本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他们应协助中央对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进行考察、了解和培养教育，并可对干部的任免、调动提出建议，但决定权属于中央。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中的不属于中央管理范围以内的干部，由各级地方党委分级(分层)加以管理。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和中央一级的机构一样，也只协助同级党委管理干部和管理本机关中不属于上级和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

    检察系统、公安系统、工会系统、青年团系统和妇联系统的情况与上述几个部门虽然不同，这几个系统之间的情况也不相同，但在目前阶段，亦均以采取这一管理干部的办法为宜。

    采取这一办法管理干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可对中央管理以外的一定范围的干部进行了解工作，并可对这些干部的任免、调动，向主管这些干部的地方党委提出建议，地方党委在任免、调动这些干部时应考虑中央有关机关的意见，但决定权仍属于主管这些干部的下级党委。

    第三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各部门，除公安部门外，对不是由其直接管理而是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部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不担负管理的责任。这就是说：内务部不负责管理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的干部，司法部不负责管理省司法厅的干部，监察部不负责管理省监察厅的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计划委员会的干部，财政部不负责管理省财政厅的干部，粮食部不负责管理省粮食厅的干部，商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商业厅的干部，对外贸易部不负责管理省对外贸易局的干部，建筑工程部不负责管理省建筑工程局的干部，地方工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工业厅的干部，交通部不负责管理省交通厅的干部，农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农业厅的干部，林业部不负责管理省林业厅的干部，水利部不负责管理省水利厅的干部，劳动部不负责管理省劳动局的干部，文化部不负责管理省文化局的干部，教育部不负责管理省教育厅的干部，卫生部不负责管理省卫生厅的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干部，民族事务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干部，华侨事务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干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不担负管理下级人民法院干部的责任。这些机构中的干部，除由中央管理和由这些机构自行管理以外，统由地方党委负责管理。这是第三种类型。

    上述中央一级各机关，在干部管理工作上，有些兼有第一种、第三种两种类型的特点；有些兼有第二种、第三种两种类型的特点；有些则只有第三种类型的特点。凡属最后一种情形的部门，只协助中央管理本部的司、局长一级干部和管理本部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不再管理其他干部。

    五、这一职务名称表中未把中央管理的军队干部职务名称表包括在内。中央管理的军队干部职务名称表俟中央制定后另行颁发。

    翻译：拉扎列夫、孔德拉季耶夫

    附件五：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评胡适思想的运动过程及关于今后在该领域工作的报告

    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局、中共中央所属各分局、各省党委

    中央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评胡适思想的运动过程及关于今后在该领域工作的报告”，现把该报告发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在该报告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地区开展好这一运动。

    1955年5月16日

    …… [102]

    附件六：

    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

    (摘自中国共产党就整顿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工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组织队伍。中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将来要发展，要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农民在使用机器耕种之后也变成工人。最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在将来会逐步消失。因此，只有工人才是最有前途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这一阶级的真正代表，也是这一阶级的先锋队。一切党员必须承认此点。

    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而斗争，也即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地开展革命斗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在困难面前退却，不应背叛党，投降敌人。如果在中途不能坚持革命斗争，就不能再做共产党员。

    四、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因此，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六、每一个党员都应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改正。一切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又不愿改正，骄傲自满、固执己见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七、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人民的“统治者”。所有党员都应诚实而自愿地为人民服务，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以便使党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保证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除了经过批准的少数党员外，每个党员都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做一件党的组织或支部所分配的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八、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地提高。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

    备注：这八项条件既适用于对基层党组织的党员进行考核，也适用于接收新的党员。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对打算吸收入党的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开展教育工作。

    在中共中央1954年11月就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问题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来自一些地区的工作人员认为，八项条件的标准太高了，应当降低。中央委员邓小平对此的回答是，八项条件仍然有效，应在考核党员和接收新党员时被严格遵守。

    第二项要求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到1953年底，中共中央对这一点修改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87-218

    №21439 费多托娃致赫鲁晓夫函：请求作为专家随丈夫去中国(1955年7月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М.С.费多托娃，1928年出生，居住在莫斯科列维塔第2大街2栋220房间，办公电话：Д0 00 24，转分机47。

    申请书

    当我还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也就是1950年，我和大学同学允斌·克里姆结婚，他生于1925年，1939年来到苏联，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我丈夫的父亲刘少奇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今年我和丈夫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并通过答辩获得了化学副博士学位。我的丈夫是中国人，他将回到中国去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学习了很多年，时常相互帮助和支持。这种相互帮助将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实际工作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我希望与丈夫一起去中国工作，并考虑到中国非常需要专家，请您协助把我作为一名苏联专家派往中国去。我会竭尽全力，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关于请求组织委派我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一事，我还有这样的考虑。我们有一个女儿索菲亚，1952年出生，我们将要把她留在莫斯科交给我父母照看。我的父亲费多托夫·谢苗·伊万诺维奇，生于1896年。母亲Е.И.帕夫洛娃生于1903年，作为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我应保障他们的物质生活。如果我以允斌妻子的身份去了中国，我将没有能力保障我留在莫斯科的家人的物质生活。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苏联公民，我希望还能有机会回到自己的祖国。

    有关办理去中国的手续的文件我和我的丈夫已经在今年5月底交给了苏联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和红新月会。

    费多托娃

    1955年7月9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40-242

    №23057 罗迈进致赫鲁晓夫电：转交毛泽东关于中共与南共会谈通报(1955年7月9日)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同志：

    今转交给你们毛泽东同志7月3日给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邓小平和王稼祥同南共中央委员斯塔门科维奇和贝戈维奇等的会谈纪要信件。信的内容通过电报转给您。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1955年7月9日

    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同志：

    感谢您6月25日关于5月27日至6月2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苏南会谈结果的通报。我们认为这次苏南会谈已经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这充分证明了苏共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对南斯拉夫所采取方针和步骤的完全正确性。我们还认为，今后继续采取对南斯拉夫进行耐心的和有分寸的争取工作的方针，是非常恰当的。

    此外，中共中央愿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把我们与两位南共中央委员的谈话情况向您通报。1955年5月26日至27日，中共中央会根据当时访问中国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要求，指定邓小平、王稼祥两人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斯塔门科维奇、贝戈维奇两人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现将谈话纪要一份送给你们。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5年7月3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印鉴

    邓小平、王稼祥与南共中央委员斯塔门科维奇、贝戈维奇谈话纪要

    谈话时间在1955年5月26—27日，南斯拉夫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贝戈维奇。

    谈话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回答对方事先用书面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六个问题以及他们临时提出的一些与此有关的比较具体的问题。第二部分是交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及其政策问题。

    第一部分谈话不甚重要，故从略。

    在第二部分谈话中，主要环绕着下列三个问题：(1)关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与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问题；(2)关于美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3)关于中国同南斯拉夫关系问题。

    关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与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他们认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主要是由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在国家关系上搞坏了，而不是由于南斯拉夫领导者思想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他们认为情报局决议所根据的绝非事实。他们说，当情报局决议发表后，南斯拉夫的党进行了讨论，但讨论时拥护情报局决议的仅是少数。他们还说，自决裂以后，南斯拉夫的政权始终在工人阶级和农民手中，并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他们的上述说法，我们给予了适当的批评。我们首先指出，把1948年事件归结为国与国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想原则问题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共产主义大家庭团结的基础，首先就是建立在思想的一致性上。正由于南斯拉夫在思想路线的许多问题上违背了马列主义原则，才引起情报局的批判。共产党人在接受批评时应该采取郑重的、欢迎的态度。在国际援助和苏联援助中，最宝贵的就是思想援助，所以情报局的批评按理说应该产生好的结果，但结果却不好。从结果不好这一点看来，情报局的批评，可能在方式上有缺点，但这个决议的原则本身我们认为是正确的。7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个决议的正确。因为在这7年中，南斯拉夫背离马列主义观点的地方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

    例如南党机关报《战斗报》认为现在世界一体，任何国家都无基本区别，即没有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是人为的、多余的划分。我们指出，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英美也有社会主义，苏联也有资本主义；同时把两大阵营的划分说成是“人为的”，“多余的”，而不是社会现象，不是客观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观点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如果用这种观点去影响人民，那么，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兴趣，什么信心呢？

    又例如在今年1月的《战斗报》上连载的一篇重要的指导性文章，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源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关系本身”，这种说法是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否认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专政性质和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职能。

    这篇文章还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不是一个政党”。当然，这是与列宁的建党原理相违背的。

    这篇文章还指出南斯拉夫“企业在它的活动中是独立的，它在市场上可以自由竞争”。当然这种观点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理相违背的，如按自由市场的法则去管理经济，结果必然导向资本主义。

    我们指出，上述这些错误的理论，不可能在党员和人民中培养社会主义的思想、情绪和风气，只能培养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和风气。

    我们还指出，在对待国际援助问题上，应该珍视苏联援助的意义。我们列举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各种援助来证实毛泽东同志的下列一段话：“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人民的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党与党之间，因彼此具体情况不同，总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从国际主义观点来处理我们大家庭的问题，就容易解决，如果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就弄不好。我们觉得南党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党与党的关系上，犯有民族主义的错误。

    最后，我们又指出：在南斯拉夫目前仍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基础，南斯拉夫公共财产是保存下来了，南斯拉夫党一再声明自己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南斯拉夫人民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愿望，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批判各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思想。

    他们在听了我们的上述意见后，就对我们所指出的事实作了一些解释和辩护，并声称南斯拉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说，把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源泉，可能是把卡德尔的文章翻译错了，他根据马克思的话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产生官僚主义。他们说关于企业的自由竞争，乃是指执行一定的计划范围内的自由竞争。他们说南斯拉夫也重视国际援助，但当时只笼统地说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不谈南斯拉夫自身的内部因素，他们认为是不对的。关于《战斗报》评论两个阵营问题的社论，他们说，这一社论发表后也有争论，但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南党中央是同意的，这个思想就是积极发展各国间的合作，不管社会制度如何。他们说，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也有要求社会主义的成分，如英国工党中有许多人是想着怎样才能从资本家中夺得更多的东西。把两大阵营截然划分开不好。最后，他们又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们是站在马列主义原则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但马列主义只规定一般原则，未给各个国家规定具体道路，南斯拉夫解放后的第一阶段，在国家形式上走的是苏联道路，但以后他们说发现别的道路更好些，于是就选择了别的道路；生活证明这种选择是对的。他们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列宁是对的，但斯大林就不对，而且各国工人阶级各国党都可以发挥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解释，不能由一个党来垄断。

    对于他们的这种看法，我们表示了反对意见。我们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反对把世界分成军事集团，这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作为共产主义者，作为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就必须问一问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阵营，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敢回答，那么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怎能抱有坚强的信心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来不讳言我们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至于说到垄断马列主义的解释问题，这样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解释，有列宁、斯大林的解释。我们还知道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也讲马克思主义。但是，只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对待苏联，如何对待阶级斗争，等等，就可以知道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早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讲的是假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模范，它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与修养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党要高得多，我们应该好好地向苏联学习。向他们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是不可分的，他们对于斯大林的说法是错误的。至于他们说到苏联过去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我们告诉他们说，同是一个苏联，中国和十几个人民民主国家在同它的关系上，都不感觉到苏联对待他们有什么不平等的问题，唯独南斯拉夫有这种感觉，这难道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觉得南党内部思想上有混乱，应从思想上找原因。认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伟大作用，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重要问题。

    关于今后的南苏关系，我们表示希望南斯拉夫能重返共产主义大家庭中来，至于过去的问题，苏联会说他们要说的话，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南党说过合乎实际情况的话，中共觉得南斯拉夫总是把责任推在苏联身上，好像自己没有责任，这是我们不相信的，所以建议他们慎重考虑一下。

    关于美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

    他们被迫承认美国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并说欧洲大多数人并不愿跟美国走，欧洲广大人民特别不喜欢美国在欧洲搞军事基地。关于美南关系，他们也认为美国对南斯拉夫是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但南斯拉夫遵循了三个原则：(1)保持南斯拉夫独立；(2)建设社会主义；(3)美国不能干涉南内政。所以美国在南斯拉夫的野心阴谋并未得逞。

    对此我们会提出下列两个事实问他们。第一，1951年11月4日美国与南斯拉夫签订美国对南军事援助协定，协定中规定“南斯拉夫须为自由世界的防卫提供南斯拉夫人力、资源能力”；第二，南斯拉夫没有公开的申斥过美帝国主义，但南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却说“苏联是新的侵略的帝国主义势力”，这些应作如何解释？他们说记不得有军事援助协定，但南斯拉夫接受过5亿以上的美元军事援助可能是事实，因为南斯拉夫需要美国武器，也曾说过在联合国范围内，某国家受到侵略时将给予帮助。至于说苏联是侵略国，那是1952年的事，现在情况变了。

    我们指出，所谓在联合国范围内承担义务，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承担了义务，还与上述军事援助协定的条文所说，实际上是相同的，现在美国垄断着联合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还指出，南斯拉夫与希腊、土耳其缔结三国军事联盟一事，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注意，因为这个条约实际上把南斯拉夫和北大西洋公约联接起来了。我们提醒他们说，对于美国，我们中国人是十分了解的，因而我们对南斯拉夫同美国的关系，不能不表示深切的关怀。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极力表示他们也了解美国，不会上美国的当。关于侵略的问题，我们指出，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营垒才是世界的侵略者，说社会主义制度会产生侵略是完全错误的。最后他们表示现在希望改善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

    关于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

    他们表示，希望中南两国关系能有好的发展，希望中国多多派人到南斯拉夫各地去什么都看，可派政治、经济、管理、计划各部门人去，南斯拉夫对中国门户开放。也可以交换资料。他们还说，南斯拉夫对中国历来是很友好的，只是过去没有发展友好关系的条件。

    我们说，彼此增进了解很有益处，我们也希望南斯拉夫多派些人来，南斯拉夫的党也可以派人来。交换资料可考虑。对于过去南斯拉夫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和中国关于台湾的权利问题的立场，我们表示感谢。最后我们坦白地告诉他们说，过去南斯拉夫向中国提出建交，我们未答复，这是因为当时南斯拉夫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很坏的缘故。我们说，中国在过去、现在、将来以至永久，都是同苏联站在一起的，对于一切国际重大问题，不可能设想中国会同苏联采取不同的态度。去年艾德里来中国访问时，曾批评我们和苏联“一个腔调”，我们回答他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莫斯科和北京相隔甚远，但因思想共同，目标共同，故能一个腔调。艾德里又曾称赞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地方，我们回答他说，中国比苏联落后得多，需要采取适合具体情况的步骤和方法，但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原则都是同苏联一样的。总之，艾德里批评我们的正是我们好的地方；艾德里赞扬我们的正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在我们大家庭里，希望包括南斯拉夫在内，应保持一个腔调，但今天我们谈话还不是一个腔调，希望将来能有一个腔调。

    最后，他们表示这次谈话很有益处，因为从谈话中知道了中国同志的意见，并且很了解这些意见就是中国党的意见。

    РГАНИ，ф.5，оп.28，д.342，л.207-236

    №24900 伊利亚什致洛马科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1955年7月9日)

    机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部长

    П.Ф.洛马科：

    1955年4月20日，20名中国专家到了阿克恰套矿务局喀山机车头修理总厂进行实习，这些专家是矿山工人、选矿工人、机械工人、地质学家和矿山测量专家。

    从实习工作的开始到结束，上述前来实习的专家对阿克恰套矿务局的工作有了总的了解。但由于不太可能允许中国专家接触关于我们生产的秘密的和绝密的情报，今后实习工作的进行遇到了困难。

    这些秘密情报是：对矿工和选矿工厂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的评价，矿山技术的加工条件，对投产的矿体地段的评价以及其他类似的一些信息。在此方面没有必要让这些前来实习的人了解类似的绝密情报，比如，了解产地的储量，了解产地和产区的开发前景，了解企业的生产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信息。

    根据“苏联企业接收、培训国外工人和专家条例的临时指示”(苏联有色金属部在1955年4月9日的第507с号信件)，请求您把可以允许中国专家使用的秘密的和绝密的资料的清单通报给我们。

    阿克恰套矿务局总工程师

    Н.伊利亚什

    1955年7月9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118

    №1154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的政治局势(1955年7月14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1份

    第273/cc号

    1955年7月

    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1955年7月14日

    今天16时，我与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一起按预先约定拜访了中国大使黄镇。

    在相互问好后，我对大使说，根据报刊上的报道来看，中国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受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官方人士的欢迎。

    大使同意这一点，并补充说，他们的演员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既在雅加达的总统府又在他那座位于茂物的夏季公馆里进行了演出。

    在继续谈话时我对大使说，我来见他，是为了谈谈内政性质的问题，是与印度尼西亚的一些事件有关的，今天我们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证人。同时我说，我们与他很久没有谈话了。

    大使感谢了我的来访，并说，他很高兴与我谈谈。

    我说，最近的一些事件是与高级军官们不同意让班朋·乌托约当陆军参谋长的任命联系在一起的，并导致了极大的麻烦。众所周知，反对派会利用任何一个借口去使国内状况恶化和使内阁倒台，它们就利用了这一点，并且正在做一切可由它们做主的事情去造成政府的危机。根据报刊上的报道和我与许多人的一些谈话内容来看，政府方面也不能迅速地克服这一种情况，只得同意国防部长伊瓦·库苏马苏曼特里的辞职。接着我指出，政府同盟的内部缺少支持政府的党的必要的团结，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下面那个事实：“帕林德拉”党的许多国会议员要求该党主席、社会保障部长苏罗索退出内阁。“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的领导似乎已宣布要让自己的代表——卫生部长李嘉坚和社会工作部长莫赫·哈桑退出政府。

    接着在国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也将按反对派的要求讨论关于不信任财政部长朱安达——国民党党员的问题。

    上述种种情况正在给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造成一种紧急的形势，并且可能会引起政府将被迫辞职的结果。这在国会选举即将来临时可能会导致执政党，特别是国民党的势头衰退。

    大使回答我说，现在他暂时还不拥有关于与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冲突有关联的问题在于任何具体的资料。他还不能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有可能辞职一事发表任何看法。然而，他认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未必会在举行选举之前辞职。

    然后，黄镇讲了下述有关国内的外交政策情况的一番话，同时还指出，他从各种知情人那儿，主要是从常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那儿收到了许多材料。大使同时着重指出，目前他还没有完全收到好让他对今天的形势得出最终意见的全部情报。

    反对派前不久还对他们可以借助于军事政变，主要是借助于陆军(众所周知，社会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是很强大的)取得政权一事抱有希望。然而，现在看来军事政变未必会发生，因为军队里的势力分布情况，即支持苏加诺总统和政府的势力以及追随反对派的势力大致上是一样的，甚至还是总统方面大占优势。这一情况使苏加诺总统有可能显得有点乐观，因为作为对忠于他的陆军力量的一种补充，他还控制着雅加达的警察力量，警察是完全忠于总统的。

    陆军与政府之间因班朋·乌托约的任命而产生的冲突实际上是存在于共和国总统苏加诺与副总统哈塔之间的分歧的反映。众所周知，苏加诺总统和哈塔副总统按规定是本该彻底解决陆军参谋长职位的候选人的问题的，但他们却无法达成协议，并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工作完全转交给内阁去处理了。因此，从6月下旬至7月初的婆罗洲之行(或许是故意安排的，以便在预先策划好的冲突发生时不在现场，冲突是与6月27日的事件有关联的，那一天代理参谋长卢比斯采取了各种措施去破坏班朋·乌托约就任参谋长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典礼)回来后，哈塔在与为了报告而来拜访他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和阿里芬副部长的谈话中被迫向他们声明，他看不出政府在这个问题中有什么错，因为正像上面所指出的那样，是苏加诺和哈塔委托政府按它自己的裁夺亲自去解决新的陆军参谋长的问题的。这一情况使哈塔此时此刻不可能在冲突中公然站在反对派和武装力量那一方(虽说反对派的报刊一直都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催促哈塔迈出这一步)。

    大使补充说，苏加诺总统同意政府方与军方之间举行谈判去解决已形成的局势，生怕政府的单方面行动会导致军队的分裂，或许还会导致内战。

    为了证实上面所说的现在不可能发生军事叛乱的意见，大使详细地介绍了存在于全国七大军区的军官们中间的情绪。

    第一军区(北苏门答腊)受辛博隆上校的指挥，他是坚定的马斯友美党的反对者，在其编制中有5个团。

    第二军区位于南苏门答腊，是完全忠于苏加诺总统的，而且应该说，这个军区在班朋·乌托约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之前是处于他的指挥之下的。如果发生军事叛乱的话，这个军区的部队将会挺立在第一军区的部队向首都挺进的道路上。此外，第二军区的部队并不需要用很多时间和设备就能越过巽他海峡出现在首都附近，那时候第一军区的部队就必须或是完成一次穿越整个苏门答腊岛上的艰难行军和战胜第二军区部队的抵抗，或是完成一次长长的海上航程，但他们并不具有足够数量的浮动装备。

    报刊上和私人谈话中经常谈论和警告政府的话题是，雅加达列入其中的第三军区(西爪哇)处于卡维拉兰上校的指挥之下，他毫无疑问是对政府抱有敌意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组成第三军区的5个团中有2个团是完全效忠于总统的。关于另外3个团的情绪方面的情报还没有收集到。此外，应该注意到，军警和民警是完全由总统所掌控的，并且是忠于他的。再说，许多人还没有考虑到，驻扎在万隆的军队是完全效忠于政府和苏加诺总统的。许多人同样也不知道下面那个事实：雅加达卫戍部队的长官阿基尔中校曾经是像“10月17日事件”这样尽人皆知的军人阴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但又是一个得到过总统“青睐”的人，所以他现在未必会站出来反对总统。反对党在自己打算进行武装起义的如意算盘中寄希望于他们可以利用(这想法也是完全正确的)活动于爪哇的中部和西南部并受马斯友美党所控制的、人数多达一万的土匪部队。

    第四军区。虽然现在还没有关于这一军区的情绪方面的资料，但是众所周知，列入这一军区编制的4个团中有一个部署在苏拉卡尔塔(梭罗)的团是效忠于苏加诺总统的。

    第五军区据初步资料来看是完全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的。

    这样一来，编制人员最多的第三、四和五军区在发生武装起义的情况下能在力量分配上起决定作用，它们有许多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的部队。

    余下的第六和第七军区并不效忠于政府，而且部署在婆罗洲的第六军区完全处于哈塔的控制之下，并且是忠于他的，关于部署在西里伯斯岛和马鲁古群岛上的第七军区的情报的数量还不足以能让人完全判断出它对苏加诺总统的态度，但已经知道的是指挥这个军区的瓦罗乌夫持骑墙的态度。

    然后，在我的请求下，黄镇给代理陆军参谋长卢比斯上校作了一个小鉴定。他说，卢比斯在1952年10月17日事件发生时持绝对亲政府的立场，并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政府很大的帮助，因此听到政府决定任命班朋·乌托约当参谋长，而不是任命他担当此职的消息后，真的是感到大为震惊。众所周知，卢比斯上校是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严重了。据有些资料看来，卢比斯上校亲近于“穆尔巴”党——“无产者的党”，该党被国内的许多政治活动家评定为托洛茨基派的党。

    在对班朋·乌托约少将作鉴定时，大使对我说，他非常亲近于国民党，如果他不是按一个印度尼西亚法律不能属于任何党派的军人的话，那么他就会当上这个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接着在提到那些进入政府机关的小政党的立场以及在答复我认为它们的行动会给政府以沉重打击并会引起政府的危机的见解时，大使说，未必能认为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出了自己的推测：这些党叫自己的代表撤出政府机关的要求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绝对明白无误的是，国民党的威信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大大地提高了，国民党在国内拥有大量的拥护者，所以不管内阁是否会辞职，国民党都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如果那些小政党在国民党的艰难时刻企图削弱国民党的领导决不会放弃的那个政府的力量，那么它们只会因此而遭殃的。现在呢，在跟随着国民党走的同时，小政党还在执政和享受执政党的特权。更何况，就算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倒台后会形成反对派——马斯友美党和社会主义者来管理政府的那种情况，小政党也不能指望会在政府中得到席位和由此而产生的好处。此外，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为了应对有可能发生的政府危机，苏加诺总统的“贴身口袋”里有着一份他已经制订好的新政府人员的名单，其中列出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名字。然而，大使总结说，他所对我说的这些资料全都是当前用的资料。

    国内的政治事件目前正在起着很大的变化，因此可能会造成局势将变得更加复杂的那种情况，而这将会使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下面那个情况：国民党主席西迪克·佐约苏哈托两天前还对国内形势持乐观态度，但最近几天他的态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据大使所拥有的资料来看，佐约苏哈托现在已经开始做安排国民党领导人员的避难所去应对最坏情况的工作了。

    然后大使指出，国民党自身中现在也没有足够牢固的团结。其原因就是这个党对许多选区里已举行过的地方性的地方自治选举的结果和国内进步势力的影响力的增长感到不安。例如，不久前在国内的某些地区里所举行的选举使共产党获得了胜利。在苏加武眉地区——它在此之前被认为是马斯友美党的前哨阵地之一，那里还有大股的伊斯兰教的达鲁利盗匪集团在活动，在那里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在另一个早就处于国民党的影响之下的地区，共产主义分子也在地方自治选举时取得了胜利。在其他许多地区里也有马斯友美党和国民党的这种失败。这一切导致了国民党内的不安情绪的增强，特别是在它的右翼人士中。

    考虑到国内进步势力的影响的增强，国民党正在试图与反对党，特别是与马斯友美党建立合作关系。例如，今年4月，国民党主席西迪克·佐约苏哈托和马斯友美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尤素福·维比索诺举行了一次会晤，会上讨论了两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合作问题。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这次会谈还是没有带来能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结果。

    最后大使说，他预料今天或明天当地的中国人会送来许多消息，此后他将把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消息告诉我。他答应于16日或17日来拜访我。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说，依我之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从自己的中国之行回来后太少向国内的舆论界通报自己的旅行感想，不过正像众所周知的那样，这也给他提供了很多机会去观察国内已发生的变化。我说，想必他的这种沉默寡言的态度是与民族的政治危机及不愿意恶化与反对党的关系的想法有关联的。

    大使同意了这一看法，却又指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向总统和政府成员们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大使接着讲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访问中国时所发表的一些感想。特别是总理赞赏鞍山冶金联合工厂，并把它和美国的匹兹堡冶金中心相提并论。在参观鞍山联合工厂和其他的工业项目时，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这些企业里的设备很感兴趣，并说使他感到大为惊奇的是，安装在这些企业里的大部分设备上都有着苏联工厂的商标，而且几乎是同一年生产出来的以及苏联竟然能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向中国提供数量如此之多的设备。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为工业企业培养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的培训制度显得特别感兴趣。他感到惊奇的是，人家告诉他，一部分中国专家和熟练工人是在苏联得到培训的，而一部分则是在当地，在中国，在到中国来出差的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训练出来的，苏联专家培养出中国专家后立即就离开中国了。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5，л.77-84

    №09897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1955年7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8月31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年7月15日

    今日13时45分，我应周恩来的邀请拜访了他。周恩来转交了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两个通报的答复：关于与尼赫鲁谈话问题的答复以及周恩来给梅农的信。

    周恩来说，给梅农的信还没有发，将在周恩来与我谈话结束后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发出。

    除转交的文件中所述的内容外，周恩来请求立即将下述内容报告苏联政府：

    迫于舆论的压力，美国当权集团不得不在日内瓦会议前夕做出姿态，表示他们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实际上他们竭力回避这种谈判。为了迫使美国政府表明它对这个问题的实际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中美于7月21日在日内瓦开始直接谈判。这一谈判应在大使级进行，其任务是为中美最高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美国总统间的谈判做准备。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不同意在日内瓦举行中美最高级谈判。但是他没有提出另外的地点，只说这个问题容日后再谈。

    周恩来指出，美国政府对中方的建议可能持以下态度：

    美国政府将同意于7月21日开始直接谈判，并认为遣返公民的问题是这次谈判的主要问题。(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就不应在四国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虽然同意于7月21日开始直接谈判，但是只限于谈双方的遣返问题。(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不愿意就台湾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直接谈判，苏联代表团可以在四国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建议推迟中美谈判，或者根本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会晤。(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像上述情况一样，发表相应的声明，苏联代表团可以在四国会议上提出台湾问题。)

    接着，周恩来谈了关于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他指出，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四国会议上肯定会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认为，目前释放美国飞行员是不适宜的。他说，最好是在与美国直接谈判时，中方再同意释放这些飞行员。

    周恩来强调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关于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中国留学生的问题，等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它于今年5月制定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即已知的中方对梅农有关计划的反计划)。周恩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将该计划交给了苏联政府，他还说，中方在与梅农谈话时没有全面阐述这一计划，但是它是严格遵照这一计划行事的。

    我允诺向莫洛托夫同志报告这次谈话的内容。

    参加谈话的还有外交部长助理何伟、周恩来的翻译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Ф.В.莫丘利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274-276

    №09892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1955年7月18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8月31日

    第686号

    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7月18日，周恩来约见了我，要我向苏联政府报告以下情况：

    美国政府不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联合公报草案，该公报草案说，中美大使级谈判将于7月21日在日内瓦开始。美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联合公报草案，该公报草案说，中美大使级谈判将于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美国人还建议于7月19日发表这一联合公报。周恩来说，美国想给人们造成一种中美已就谈判达成协议的印象，以避免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说，由于这一原因，中国政府暂时没有答复美国政府，想听一听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此外，美国政府提出的联合公报草案中有“北平和华盛顿”接触的措辞，对中国政府来说，这种措辞是侮辱性的，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说，当苏联代表团提出台湾问题时，美国大概会说，他们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最好指出：据它从中国政府获悉，在即将举行的与北京的谈判中，美国打算只讨论与遣返公民有关的问题，而不是讨论台湾问题。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使馆二等秘书和周恩来的翻译马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291-292

    №1346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政治局势(1955年7月18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285/c号

    1955年7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午宴

    1955年7月18日

    今天19时30分中国大使黄镇在自己的大使馆里设午宴为我妻子即将启程回苏联而送行。出席宴会的还有苏联大使馆参赞Е.扎布罗金同志和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及其妻子。

    在举行会谈时大使问，我对在克马约兰机场上欢送去麦加朝圣的苏加诺总统的场面有什么感想。

    我回答说，依我之见，苏加诺在机场上的举止中表现出一定的自信和安详。我指出，送行的人士中也有陆军参谋长班朋·乌托约少将及其副职卢比斯上校，而且卢比斯站在前排中的一行中，而班朋·乌托约站在略远处。我补充说，在为总统送行时大量的警力都聚集到机场前来了。

    黄镇说，有些人愿意认为副总统哈塔没有到机场来的情况是有特殊意义的。但是依他——大使之见，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副总统以往也没有出席过这类送行仪式。

    接着大使说，分析他们所收到的情报的结果是，他的脑海中对最近那些与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分歧有关联的事件大致形成了下面的情景。

    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最近有所缓和，这使总统有机会可以去朝圣。此外，总统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军队，足以在紧急状况下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

    最近苏加诺总统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自己阵地的措施。

    7月14—15日，苏加诺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同政府成员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目的是要更多地加强执政党的合作和团结。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在进行这些会晤时，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断然声明，在与军队里的危机相关联的那些事件中确实可以看到外国人的干预，特别是美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干预。最近一段时间里在这件事中表现得特别活跃的是美国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它利用外国石油公司来掩盖自己同马斯友美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系。

    在进行上述会晤期间，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向政府成员宣布，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一直执政到举行普选为止，在必要的情况下它甚至将会吸收共产党人加入政府。

    为了巩固自己在军队下层的阵地，苏加诺不止一次地召见过中级和低级指挥官员。

    黄镇指出，第四军区的指挥官巴赫伦上校是总统的追随者，他与总统一起到麦加去了。

    根据已收到的情报来看，政府故意答应让那些对政府持忠诚态度的军区指挥官参加5月底和6月初举行的、由卢比斯上校主持的军区指挥官会议。政府以此来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容许军队里发生分裂，或许还容许发生国内战争，而且还对卢比斯施加压力。

    在军人会议期间政府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其中指出，如果军人不与政府谈判的话，政府就将采取极端措施。此外，政府还要求与会者提出3个陆军参谋长职位的候选人，以便有机会从这3个人中选出一个最能为人所接受的候选人。

    在总结上面所说的那番话时，黄镇指出，部署在爪哇岛上的三个军区中有两个军区(第四和第五军区)是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至于第三军区，那么它的指挥官卡维拉兰则是坚决反对政府的。然而，这里必须考虑到下层指挥员(连长、营长)是效忠于苏加诺总统的。

    大使接着说，反对派同样也没有在浪费时间。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斗争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变得特别激烈了。考虑到进步势力的影响的扩大，尤其是考虑到这一情况已被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结果——共产党人在许多地区里获得了胜利所证实以及考虑到国民党的威信因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中国之行而有了提高，反对派明白，他们不大有机会在即将举行的国会和立宪会议的大选中获胜。

    此外，反对派难以寄希望于执政党中间的分裂。反对派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积极地加强自己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在为了西方国家利益而召开日内瓦四大国首脑会议的前夕就已形成的局势。

    大使说，第三军区指挥官卡维拉兰上校不久前任命萨米·阿特马迪纳特中校顶替阿基尔中校，并因此而使自己的追随者当上了雅加达卫戍部队的指挥官。

    根据已收到的、却尚未得到证实的情报来说，卡维拉兰上校撤掉了两个效忠于政府的团长。此外，他派了两个营到雅加达去，但是它们就在城门口被忠于政府的部队拦截住了。

    大使说，中国大使馆的职员在这些日子里不止一次地试图与泗水(东爪哇)通电话，但全都白费劲。问电话站的服务员无法与泗水联络的原因时，后者却给不出任何明确的回答。大使补充说，中国大使馆的生活中首次发生这一事例。

    接着大使说，根据他们所收到的情报，第一军区的指挥官辛博隆早在7月12日就与卡维拉兰上校有过一次会晤了。在这次会晤以后辛博隆写了一封信给卢比斯上校，他在信中表示愿意在7月12日率领自己的部队站出来反对政府，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卢比斯要把5名军官逐出陆军参谋部。然而，卢比斯没有履行这个条件，于是第一军区的反政府行动也没有付诸实践。

    在回答我的关于空军和海军对现在所发生的事件持何种态度的问题时，黄镇说，空军是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他补充说，如果说空军的主要力量以前是集中在万隆地区的，那么从去年起他们就开始渐渐地转移到泗水地区去了，该地区是印度尼西亚海军舰队的主要基地。海军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尤其是马斯友美党在他们中享有特别大的影响力。黄镇指出，海军指挥官苏比亚克托和哈塔副总统是自家人。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5，л.94-97

    №24901 苏联专家组工作报告：新疆有色金属联合加工厂喀什矿管处的工作(1955年7月23日)

    一、总论

    喀什噶尔矿管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南部喀什噶尔区喀什噶尔县。矿管处的中心在距喀什市以西97公里的康苏(Кансу)村，有可以通过载重汽车的道路通过康苏村到乌鲁克恰提(Угугчаты)村，然后到伊尔克什坦与苏联接壤的边界。

    来自新疆省中心——乌鲁木齐(迪化)的报告证实，沿公路可以从喀什到阿克苏，然后到乌恰，还可以乘坐民航飞机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在新疆的南部叶尔羌、和田、克里雅(Кери)到喀什有优质的公路。康苏村的海拔是2274米，喀什市的海拔是1330米。康苏地区是强烈的大陆性沙漠气候，昼夜温度变化不定，温差为20摄氏度，每年的温差为30多摄氏度。春天(3—4月份)的风极其强烈，雨雪很少，大部分是在夏季的月份(7—8月份)降阵雨。冬季经常是完全都不下雪。地势高低不平得非常严重，海拔达到3800—4000米，相对高度达到100米以上。缺乏植被，除了沿河床上有个别的树木和山坡上零零星星的带刺的灌木。该地区的人口密度极其稀少。主要的人群是回族人，该区的西部是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在大的行政中心以及康苏村和沙里塔什(Сарыташ)村有大量的汉人。

    喀什矿管处于1952年开始建设，用的是前苏中联合股份公司“苏中金属联合股份公司”的资金。根据苏中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关于把“苏中联合金属公司”转交给中方的联合公报，喀什矿管处于1955年1月1日被完全转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喀什矿管处是一个采矿选矿企业，主要的产品是对精铅矿和精锌矿进行加工。

    矿管处有如下的车间和生产场所。

    1.沙里塔什1号矿井，生产能力为每昼夜300吨矿石。矿石的开采有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 [103] 在必要的情况下，矿井还可以增加生产能力，每昼夜开采500吨矿石。

    2.选矿厂的生产能力为每昼夜生产250吨矿石，生产型号为КС2和КС3的精铅矿和型号为КЦ2的精锌矿。该厂配备有埃尔斯拉·台尔曼厂、布卡乌·波尔夫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科特里亚科夫厂(列宁格勒)的选矿设备。该厂于1954年投产。……在半年后就开始进行提高该厂生产能力的工作。

    3.柴油发动机锅驼机发电厂，登记的发电能力为1958千瓦，但实际上根据设备的状况和当地的条件发电能力为900千瓦。……

    4.每昼夜生产能力为60—80吨的煤矿。勘察工作，采矿准备工作以及开采工作。清理工作不用进行，这是由于为煤矿机械设备提供的电力不够。

    5.机械维修中心，下设位于两栋大楼内的铸造部、机械部、车床部、磨制部、钳工部、锻造部、热处理和电修部。维修中心配备有苏联生产的现代设备。

    6.辅助车间和生产场所：氧气站、为饮用水和工业用水提供保障的泵水站、车库等。

    7.投资建设部，每年投资额为570万元，包括一些附属的生产——石膏混凝土工厂、石膏露天采矿场、木器加工车间等。

    8.地质勘探小组——霍什布拉克勘探小组、乌鲁克恰提勘探小组、沙里塔什勘探小组、乌帕尔勘探小组、和田勘探小组、叶尔羌勘探小组和阿克苏勘探小组，勘探工作的总花费为126万元。

    9.康苏村和沙里塔什村，总居住面积大约为1.2万平方米，并且有日常文化设施——食堂、俱乐部、幼儿园、医院、银行、邮局、学校和贸易机构。

    喀什矿管处共计有2000名员工，康苏村和沙里塔什村的居民人数有5000多人。

    喀什矿管处1955年第二季度计划的执行。

    二、主要的生产

    1955年第二季度，喀什矿管处的处境极为困难，这就导致了计划中的一些主要的指数没有完成。

    首先，电力不足(这一点已经谈过)导致了对所有的生产车间，其中包括对主要的矿场、工厂和煤矿都实施限电。在3月底“民族”号柴油机发生故障以及5月8日第一号锅驼机发生事故之后，电力的状况就特别恶化了，即使其余的机器最大限度地发电，无论怎样也不能保障工厂的需要。

    第二，1955年4月，在企业所在地区发生了强度为7.5级的地震，这对电站、选矿厂的部分设备以及沙里塔什矿井的部分输矿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工厂停产了158个小时，而有12天矿石的正常开采受到了影响。4月份的计划仅仅完成了42.3％，而企业在5月份和6月份不能完全完成计划中没有开采的矿石量，尽管采取了一切措施。

    矿管处1955年第二季度计划中的主要指数的完成情况如下表：

    EPUB/Image00151.jpg

    续表

    EPUB/Image00054.jpg

    在企业得到57.7％的电力保障的情况下，工厂在87.6％的工作时间内生产了计划中95.6％的精铅矿。各车间在电力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煤矿自4月份事实上就已经停工了。

    矿石开采计划没有完成是由于1954年对成堆矿石的开采极其滞后，而这些成堆矿石是应当首先被加工的。矿山掘进工作和剥离工程对于企业今后工作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工作被超额完成了。

    选矿厂的铅浮游选矿的质量指数超出了计划的指数，并高于以往时期相应的指数。

    锌浮游选矿工作继续稳定发展，但提取锌的计划指数还没有达到。必须就这个问题咨询高水平的选矿专家。

    企业工作中的重大不足及其工作不相协调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工程工人和车间主任这一中间环节的工作不够清楚以及实行轮流监督，他们不能独立地做出需要在业务上做出的决定。在此方面苏联专家向中国同志提供了全面的帮助，但是尚未取得足够的成果。……

    三、地质勘探工作

    到第二季度之前，苏联专家对中国地质学家的工作提供了实践上的帮助，提供的帮助的项目如下：С.П.布雷切夫对乌拉根(Ураген)和别尔布拉克勃勒(Бельбулак)矿石产地的沙里塔什一号矿和煤矿提供了帮助；Г.С.鲁缅采夫向乌帕尔(Упал)村所在地区进行的勘察测绘工作提供了帮助；Д.И.特鲁京斯向叶尔羌和和田地区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产地的检查工作提供了帮助；В.Б.搓戈耶夫向霍什布拉克地质勘探队的地质勘探工作提供了帮助；Г.С.别夏斯特诺夫向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的地质搜寻和地质测绘工作提供了帮助；Н.Г.瓦沙泽向乌鲁克恰提的地质勘探队的地质勘探和搜寻工作提供了帮助。

    上述项目的短期成果如下：1.沙里塔什矿场。继续使用山地重型设备在第二号水平巷道对矿体进行勘探。确定往年的结果——该巷道内的矿化情况支撑不住，并且发现了一簇没有工业作用的矿石。用钻孔向下进行勘探也确定了工业矿化情况的不足。根据1955年7月1日的状况，就各矿石产地制定了进行作业的矿藏储量的清单。2.煤矿。地下钻井已经钻到了预设的主煤层的侧翼，现在暂时停留在直到泵站装置那里的地方。石门(不直接通地面的水平矿山巷道)通往东北方向以便贯穿各煤层。地表上进行了准备工作，设置第三个深层钻头以便在主巷道下100米的深度贯穿3—4个煤层。3.乌拉根矿石产地。由于布卡乌·波尔夫电站缺乏备用零件，对该矿石产地第二季度的供电不足。因此钻探工作没有进行。重型山地设备的掘进工作继续进行，但是掘进器过早地遇到了在矿井井筒中的岩石，在第三季度这些岩石将被运往地面。4.别尔布拉克勃勒矿石产地。大量的重型矿山工程没有考虑到1954年的工作决定的工业设备的极限。5月矿石产地的重型矿山工程被中止了。第二季度在矿石产地进行的钻探工作也没有开展。1954年安置的钻头钻到了110米的深度，由于塌方以及钻到了设备而发生了严重的故障。现在故障被消除了。7月初钻头开始钻探。5.乌帕尔。在乌帕尔地区的搜寻和测绘工作计划是在第十三地质勘探队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该勘察队通过对该地区前第三纪的精矿岩层进行取样分析后确定：矿石中铅的含量提高了。5月份和6月份在这一岩层比较有希望的地方采取了599份矿石样本，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含铅。矿石采样分析的工作继续进行。6.和田地区。搜寻矿石的路线长达400公里，视察了当地居民众所周知的卡兰谷(Кан-Чакыл)和塔木的铅矿产地，杜阿(Дуа)、卡雷卡尔达(Каллы-Калда)和卡泽卡尔(Кызыл-Кар)煤矿产地以及杰米尔巴克洛克(Темир-Поклок)的铁矿产地。早先当地居民曾对卡兰谷铅矿产地进行了开发。现在这一铅矿产地则没有被开发。根据地质学家特鲁宾诺的看法，该矿石产地在工业上的价值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粗晶体方铅矿同含量较低的方解石芯连在一起。……根据居民们的申请，检查工作现在在克里雅市区继续进行。7.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自1955年第一季度开始进行的钼矿产地的勘探工作继续进行。在地表寻找矿石产地的挖掘工作已经结束。根据从挖掘中得到的试样分析，工业矿石在150米深的地方。当地地质学家怀疑是否有含量丰富的钼矿。……根据1955年的计划，在矿石产区开展了测绘工作。测绘面积达45平方公里。确定了两个钼矿点，预先对其进行的勘探工作从第三季度开始。

    上半年地质勘探工作的执行总情况同计划对比的情况如下表：

    EPUB/Image00186.jpg

    从上述所列的表格可以看出，在地质勘探工作计划中，矿管处超额完成的只是重型的矿山工程以及比例为1∶25000的地质测绘。其余的工作尚未完成。轻型矿山工程没有完成的原因是，两个计划开展的轻型工程的项目卡拉贝克特(Кара-бекты)和乌帕尔的工作量为3500立方米，这些工作不再有意义了，因为在第一季度的工作中没有在这些需要进行轻型矿山工程的地段发现可能蕴藏矿石的地区。

    这种状况导致了在野外作业初期，矿管处不得不对卡拉贝克特和乌帕尔搜寻队进行改组，在这两个队的基础上组建两个新队，以便在阿克苏和叶尔羌地区开展勘探工作和检查工作。5月的部分时间和整个6月份都在进行改组工作。由于缺乏有经验的钻探工人，钻探工作一直是矿管处工作的薄弱环节。在钻探工人和苏联专家转入阿尔泰工作之后，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此外，由于在萨雷巴伊(Сары-бай)对钻台发动机不断进行的修理停工了一个月，而由于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井架被损坏，这次停工持续了两个月。

    由于乌拉根的电力供应不足，钻井在整个季度都没有开工。

    为了应对面临的局势，完成指定的各类工作计划，采取了如下措施：1.在霍什布拉克矿石产地，钻探工作改为用钻粒钻头钻进，使第三台钻井投入工作。2.就第二台钻井投入工作在煤矿开展准备工作。3.从6月份开始在塔木矿石产地(铅锌矿)开始挖掘工作。4.增加从事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和乌鲁克恰提的地质勘探队的轻型矿山工程的工人的数量。

    采取的这些措施将有可能明显地弥补滞后的钻探工作计划和轻型矿山工程计划。

    在喀什矿管处的苏联专家小组成员被分配到各生产地段。

    到1955年1月1日，共有84名苏联专家在喀什矿管处工作，他们担任行政职务、技术职务，也有负责工程的人员。随着向中国转交相关的工作，随着前苏中金属联合股份公司年度报告的完成，部分苏联专家开始撤出。到1955年3月1日留下的28名苏联专家中，有16人在第二季度被召回了苏联。

    到1955年7月1日，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有11名苏联专家：列夫·叶夫根耶维奇·埃格尔，前矿管处局长，矿山工程师，带领整个苏联专家小组，直接领导沙里塔什矿工的采矿工作，地质勘探队的采矿工作以及就企业工作的总的问题提供咨询；叶戈尔·叶夫列莫维奇·库什内利，工厂以前的厂长、选矿工程师，直接领导工厂的选矿工作、技术检查工作，领导研究工作和化学实验室的工作；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梅利尼科夫，以前的总机械师、技术员、矿山机电机械师，领导各车间的机械部；谢尔盖·卡皮托诺维奇·加夫里洛夫，曾任电站站长，电气工程师，直接领导电站工作以及总动力工程部；特罗菲姆·涅菲多维奇·达维多夫，曾任基建处主任、建筑工程师，领导建设和设计工作，领导基建部和维修部；斯捷潘·彼得罗维奇·布雷切夫，曾主管地质工作，地质工程师，领导苏联地质专家小组，直接领导对沙里塔什一号矿井、煤矿和乌拉根地段进行的勘探工作；维克托·巴特尔别科维奇·措戈耶夫，曾任霍什布拉克地质勘探队队长，地质工程师，在有三段工程的乌鲁克恰提地质勘探队任苏联专家；诺达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夏斯特诺夫，地质工程师，在霍什布拉克地区的搜寻测绘队任苏联专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特鲁宾诺，地质工程师，在和田地区搜寻和检测小组担任苏联专家；戈尔曼·谢尔盖耶维奇·鲁缅采夫，地质工程师，在叶尔羌地区的搜寻和监测小组担任苏联专家。

    该报告附上的南疆地区的地图上指明了苏联专家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各个地段。

    苏联专家参与改善生产的工作。全体苏联专家直接参与了如下问题的解决：

    1.采矿工作：在矿石配料图标的制定上提供实际的帮助，保障所开采矿石达到计划中的矿含量，在地震之后，帮助重新制定计划，保障工厂得到金属含量得到提高的矿石；帮助设计、准备和对沙里塔什一号矿井进行大规模的爆破，保障了剥离工程的超额完成，并在露天采矿场建立了采矿场所；改善了地下采掘工作的状况，并着手准备使下半年矿石的开采量增加20％—25％。

    2.对选矿厂的帮助：改善了技术工艺，结果使铅的提取与1954年相比增加了6％—7％，锌的提取增加了3％—5％；引入了无氰矿石浮选法，这极大地节省了资源，极大地加强了工作的安全性，并改善了产品的质量；帮助工厂改进设备，把其生产率提高20％—25％，这项工作将从下半年开始进行，开展一些科研工作来推广选矿方法，并对预计开发的其他矿石产地的矿石进行研究。

    3.对电站提供的帮助：制订锅驼机和柴油机工作的主要工作计划，并贯彻这一计划，改善其运行的方法，这些措施提高了电站的工作效率，尽管一号锅驼机和二号柴油机发生过故障；对方案进行局部的改进，改善锅炉和机器的使用，这项工作在第三季度已经实施完成。

    4.对机械维修部提供的帮助：处理好浇铸车间的工作，研制配料和得到高质量的铸液，帮助准备可以拆换的钻头，改善对技术设备维修的组织。

    5.对基建部提供的帮助：亲自参与到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中，处理好扩大石膏矿渣混凝土厂的工作。

    6.对地质勘探工作提供的帮助：对一个铅矿工地和一个钼矿工地(霍什布拉克)进行开发和新的勘探。对当地地质干部开展的各类地质测绘和搜寻勘探工作提供日常上的帮助，制定对矿石产地和较有可能勘探出矿藏的矿石产地进行局部勘探的方案。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所有的苏联专家开展了大量工作来培养中国干部，其途径是授课、作报告、进行谈话、传授实践知识、参与日常工作问题的解决、就技术问题和组织问题分别制定出措施。在1955年上半年培训了1000多名工人。

    一些苏联专家——达维多夫、埃格尔、加夫里洛夫以及其他同志应中国当局的请求向南疆政府、经济部门和军事单位就一些专业问题提供了咨询。

    群众政治和文化工作。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现在有11人。一些专家同其家属一起在这些地方生活。在这11名工作人员当中有5人是工会成员。此外，还要算上没有工作的党员(现在在莫斯科)。地方委员有14人(3人有家庭)。在康苏有苏联专家的两名孩子(上中学的年龄)。在体育组织有3人。工会成员也是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基层工会组织的成员，他们在康苏加入了党组织。地方委员会成员中包括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地方共青团组织的成员，在康苏任职于地方委员会小组。体育小组也是按照这一原则组织。在康苏的各组织中有5人是担任由选举产生的职务的，其中：工会组织1人；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地方委员会委员3人；地方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1人；体育组织1人。地方委员会的职务授权地方委员会委员梅利尼科夫同志履行。因此，在14名地方委员中有5人担任由选举产生的职务。

    在康苏的全体成员在第二季度顺利开展了社会工作；在列宁纪念日和五一节日期间举行了会谈。顺利开展了支持公债的签名，收集了在世界和平委员会呼吁书上的签名。个别同志还就内外政策问题作了报告。所有的苏联专家都完成了社会组织的委托。

    有大量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对苏联专家进行了描写和报道，这些报纸包括：《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劳动》、《教育报》；这些杂志包括：《星火》、《苏联》、《苏联妇女》、《女工人》、《女农民》、《人民中国》，一些时尚杂志等。

    此外，苏联专家还订购了一些技术杂志，并对其进行了阅读和研究，这些杂志包括：《苏联冶金问题》、《莫斯科自然实验员公报》(地质部分)、《科学院通讯》(地质系列和地质物理系列)、《机车和工具》、《铸造》、《苏联建筑》、《莫斯科的建筑和建设》、《关于新技术以及把其转化为建设经验的材料集》、《建设机械》、《重力工作的机械化》。

    在第二季度观看了9部苏联影片，这些影片是通过地委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应中国领导同志的邀请，苏联专家集体参加了两场舞会。应中国领导同志的邀请，参加了中国演员举办的三场音乐会。通过地方委员会渠道送来的各部电影，在放映的时候中国领导同志也来观看了。在第二季度就苏联的内外政策问题进行了11次会谈、讲座和报告。

    苏联专家的日常生活条件。在康苏村，苏联专家生活在两栋大楼内，所有有家庭的苏联专家都居住在单独的住所内，这些住所是两室一厅，38平方米，有厨房、浴室、卫生间和客厅。为单身的苏联专家提供的是诸如两室的住所。所有的住所都配有电器、水管、排水设施。住所和房间内配置的家具是令人满意的，在三套住所内有收音机、有无线电转播台，但它们现已经不能用了。在野外工作的队员们的日常条件明显就要差多了，苏联专家生活在没有日常设施的土坯房内，或者生活在帐篷内。无论是在康苏村的专家，还是在野外工作的专家，专家们的饮食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霍什布拉克的专家除外。曾多次向矿管处和联合企业的领导提出过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结果。饮食仍然是非常的单调，味道极差且贵。没有可能为大多数人修建房子，因为在11个人中有9人是单身。此外，大部分必需的食品商店中都没有，而商店中有的食品通常质量都很低劣。

    通过马伊贡茨(Ма-и-гунцы)系统供应的工业品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缺少鞋、内衣、针织品、外被、家庭日常生活器具、艺术品。儿童用的被子和鞋完全没有。

    苏联专家的工资状况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1955年6月，苏联专家的工资额被降低了两次。根据7月1日的情况，同1月份相比，工资平均下降了40％。通过乌鲁木齐市商务代表处得到的部分工资的支付极不及时，要延迟25天到2个月。苏联部长会议允诺的3、4、5月份多达600卢布的汇款到7月底还没有收到，而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还不知道。工资这样不能及时支付，特别是工资被减少40％，使苏联专家们都处于困难的物质条件下。

    苏联专家同中国企业领导人的相互关系。苏联专家同中国企业领导人以及绝大部分当地专家的关系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友好关系。苏联专家的建议被非常高兴地接受、讨论，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被完全履行。也曾有过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没有被履行的情况，但这几乎总是同生产方面总的困难、工人中低下的劳动纪律有关，或者是由于高水平的中国专家不够，有时候不能解决一些小的生产组织问题。

    可以举出以下一些例子：(1)康苏电站的工作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电站厂长卓宗贵(Джо Цунгуй)同志不能实施苏联专家加夫里洛夫同志和埃格尔同志多次详细提出的建议：遵守维修工作的计划、加强机器维修队、对制订的指示进行研究等等；(2)选矿厂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多次违背工艺规则，这是由于一些轮流值班的工人想尝试一下，如果改变了规则，或者增加了某种试剂会出现什么结果。

    绝大部分中国领导人，无论是厂长还是车间主任，包括担任技术工程师的人员都不是专家，而是从以前的军人、行政干部、贸易或者其他单位的干部中，从政治方面挑选出来并被任命为这一职务的。受过专业教育的专家只有在矿场和选矿工厂才有，在生产部门和主要的机械部门才有。

    与此同时，也有个别的车间主任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并对企业领导人的指示进行直接的讽刺。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基建处老工程师章丁(Джан Дин)同志总是试图败坏苏联专家提出的关于使用当地的建设物资进行建设的建议，技术保障部主任尚庆(Шан Чин)同志经常破坏预定的技术保障措施，杜撰一些重要的关于企业保障的报告，不仅不履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而且也不履行企业领导直接下达的指示。通过对其他一些较小的关于不履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的情况进行的实例分析，我们相信，所涉及的这些人也不履行中国企业领导人直接下达的指示，根据中国领导人对这些人的评价，这些人根本就不能很好地对待中国的工业化。这些人中有的已经不在矿管处工作，但有的仍然留下来工作。

    类似的个别事实是特别明显的，这是因为企业的领导人冀福海(Ти Фухай)、郭云思(Го Июньс)、萨德科夫(Садыков)、刘浩昌(Лю Хаочан)、阿卜杜拉赫曼(Абдурахман)以及大部分车间主任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是认真听取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的，他们对苏联在个别生产领域的生产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很感兴趣，他们都学了很多东西，并阅读技术文献，对于遇到的所有疑问都向苏联专家请教。

    苏联专家讲的课程和作的报告都有大量的听众。在就目前的计划的履行情况定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正如在就个别问题召开的生产工作会议上一样，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被接受，并且通常都被作为会议的主要决议和命令。

    1955年下半年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主要任务：(1)关于采矿工作：对沙里塔什一号露天矿井进行设计，做好使用掘土机、钢丝绳冲击钻进、平土机、推土机和自卸卡车的组织工作；改善地下采矿工作的状况，减少损失和矿石的贫化，使矿井的生产能力达到每昼夜生产250吨矿石；在沙里塔什一号矿井进行湿式钻岩以及用可拆卸的钻头进行钻探；对煤矿中的一号采煤场进行开采。(2)关于选矿厂：把选矿厂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昼夜生产320—350吨矿石，在同名矿石中提高铅和锌的提取率，提高精矿的质量；搞清楚能否顺便得到含有金、银和钴的精黄铁矿的可能性；对尾矿场的设计和建设提供帮助；开展研究工作，并进行在卡拉杜别(КараДюбе)矿石产地建设实验性钼工厂的设计工作。(3)在电站和电力部方面：从实践上参加电站柴油机部的设计工作，参与新进的功率为450千瓦的柴油机的安装；通过设置静电电容器，在加强对电站电能的利用方面提供帮助；根据技术管理规程，对锅驼机、柴油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的修理拟定详细而严格的程序；通过装配闭塞的蒸汽管道、采用精选的煤、机械化除灰来加强对锅驼机的使用。(4)在机械维修部方面：引入对各类主要的设备进行维修的规程，加强对掘土机、推土机以及其他主要设备的使用，准备一系列可拆卸的钻头，为选矿厂浇铸一些球体和合金铸铁品；对于一些复杂的设备的维修提供帮助，组织有色金属铸品的生产，改善热处理车间的工作；为康苏选矿厂准备浮选机提供帮助，为卡拉杜别钼实验性工厂挑选和准备尚未运送到的设备。(5)在地质勘探方面：亲自参与和田、叶尔羌、乌帕尔、阿克苏、伊尔克什坦地区的检查工作和萨雷巴伊、萨沃雅尔达(Савоярда)、霍什布拉克、卡拉杜别、沙里塔什一号、乌拉根煤矿产地的地质勘探工作；进行的检查工作和地质勘探工作的目的在于解决一些主要的任务——扩大喀什矿管处的原料基地；亲自参与对已知的矿产地的矿产储量进行核算和评估，制定1955年关于地质勘探、地质搜寻以及地质测绘工作的报告；帮助制定1956年的勘探工作计划。(6)在基建部方面：在1955年12月1日之前完成年度投资计划，降低石膏混凝土块石的成本，提高其质量，并把其推广到矿管处在各地的建设中，这将极大地降低建设成本。

    除了上述所述的任务，苏联专家的任务还有通过就各技术问题作报告、进行授课、进行会谈、传授实践知识以及亲自展示等途径来培养地方干部。下半年打算从领导干部中成立学习小组，就地质工作、采矿工作、化工、选矿、机械、动力学等科目定期讲授课程。

    在喀什矿管处的苏联专家必须提供的帮助。在喀什矿管处的工作中还有三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依靠现有的苏联专家的全体力量是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1.在电厂安装的СК250锅驼机在当地煤矿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地煤的发热量很低，块头小，能产焦炭，火焰长，在燃烧时炉渣会烧结，这为建立必须的燃料规程增添了很多困难，锅驼机只能发挥出其60％的效能。

    电站供热的机械化以及除灰的机械化问题还没有解决。根据赛兹兰工厂的设计制造出的燃炉起不到任何作用，这是由于炉条对燃煤的适应能力差。必须采用高水平的热处理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帮助运送以煤气发生炉的燃料工作的柴油机和锅驼机。

    2.从沙里塔什一号矿石产地的铅锌矿石中提取的锌不稳定，锌的提取率不超过15％—20％，在这种生产工艺条件下精锌矿的质量急剧发生了变化。1953—1954年喀什矿管处向苏联的列宁格勒联合加工厂运送了大量的铅锌矿石。列宁格勒联合加工厂的选矿厂不能从沙里塔什一号矿石中提取锌，而只能提取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计划让喀什矿管处从沙里塔什一号矿产地的矿石中生产精铅和精锌。必须从在华东工作的专家中输送一些有经验的选矿者，以便帮助处理好锌的浮选工作。

    3.喀什矿管处化学实验室的工作效能不高，对铅和锌进行的大量分析都是错误的，这就导致工厂在金属的平衡方面出现不协调，导致在开展地质勘探工作和采矿工作时出错误。由于缺乏高水平的工作人员，没有对钴、钼、金、银和其他的成分进行分析。必须在2—3个月内派出有经验的化学家来教会当地干部，帮助他们处理好实验室的工作。在我们的专家小组中没有一位化学家。

    4.选矿厂和实验室过磅处的工作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工厂自动传送的材料的计量有很大的错误，对接受成品矿石的斗车的重量的计量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们的专家小组中没有计量专家，特别是没有对一些专业的构建自动传送的重量进行计量和分析的专家。必须派遣一名计量专家出差1个月到1个半月来做维修工作，处理好计量工作并培训相关的干部。

    5.矿管处图书馆现有的供苏联专家个人使用的技术资料陈旧，并且极其不足。关于采矿工作的期刊、地质应用的期刊、选矿问题和化工问题的期刊完全没有，关于机械和动力的期刊不够。相关机构通过苏联驻喀什的总领事馆向每位苏联专家发送了必要的文献清单的申请，必须尽快满足这些申请。

    Л.埃格尔

    И.库什内利

    Т.达维多夫

    П.梅利尼科夫

    С.加夫里洛夫

    С.布雷切夫

    В.措戈耶夫

    Н.瓦沙泽

    Г.别夏斯特诺夫

    Г.鲁缅采夫

    Д.特鲁宾诺

    1955年7月23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248-255，259-282

    №09945 斯克沃尔佐夫与何伟谈话纪要：询问苏联是否参加反核武器世界大会(1955年7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9月14日

    第717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何伟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7月25日

    我应约到中国外交部后，何伟同志对我说，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至今没有收到关于日本政府拒绝向参加日本全世界反原子弹和氢弹大会的中国代表发放签证的消息(见1955年7月24日的谈话)。昨天(7月24日)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已致电大会筹备委员会，请就中国代表的签证问题尽快给予答复。但至今未收到答复。

    何伟请求询问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是否打算派自己的代表团参加上述大会。我允诺照他的请求去办。

    接着，何伟同志又讲，今天(7月25日)北京时间22时将播放一个联合公报，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在英国的外交渠道交换意见后商定，去年一年在日内瓦进行的双方领事级代表间的谈判今后将在大使级进行，以便办理遣返自愿回国平民事务、为今后进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以及解决目前双方未解决的其他一些实际问题。双方大使第一次会晤将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进行。”

    上述公报将同时在华盛顿播发。

    何伟同志请大使馆立即将公报文本转发莫斯科。我说将按他的请求办。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参赞

    Т.斯克沃尔佐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297-298

    №21437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7月29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共中央出境管理委员会在1955年7月6日的决议，允许在苏联出生和受教育的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苏共党员)和妻子М.С.费多托娃到中国长住。

    目前М.С.费多托娃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让她以一名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费多托娃的理由是，她把自己的女儿和父母留在了苏联，他们都需要必要的物质帮助。

    М.С.费多托娃，生于1928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并通过了化学副博士学位的答辩。没有教学或者其他实际的工作经验。

    考虑到费多托娃到中国去要和刘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我们认为应当询问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就这一问题的意见。

    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报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1955年7月29日

    第25-с-1582号

    手写批注：

    关于这一问题已经于1955年8月15日准备好新的报告。 [104]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8月17日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馆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苏共党员，苏联公民)目前正在苏联居住，他打算和他的夫人М.С.费多托娃(苏联公民)到中国去长期居住。费多托娃(化学副博士学位，可用于教学或者科研)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

    不必正式询问，但要弄清刘少奇同志的意见：费多托娃到中国去是以苏联专家的名义还是以刘允斌夫人的名义为好。如果刘少奇同志不反对，我们将派遣费多托娃同志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去工作。

    请告诉我们应该给费多托娃同志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更合适。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38-239

    №09829 罗迈进与何伟会谈纪要：中国决定释放被俘美国飞行员(1955年7月31日)

    机密

    1955年8月31日

    第694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何伟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7月31日11时于外交部

    何伟通报说，周恩来让他通报：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释放11名现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这一步骤同今年8月1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联系在一起。

    何伟接着通报说，今日晚7时，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将宣布释放他们，10时30分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广州。关于这一点，首先是向苏联通报。然后，在今天下午和明天早晨，还将通报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英国和瑞典。

    明天北京时间17时，电台将广播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内瓦是早上10时。

    然后何伟通报了飞行员名单：

    1.约翰·诺凯·阿诺尔德，尉官；

    2.比利阿姆·赫尔·巴谢梅尔；

    3.尤真·约翰·巴季；

    4.沃拉斯·拉马尔·勃拉文；

    5.埃尔默·弗雷德·列维德林；

    6.约翰·谢德林·巴克；

    7.…… [105]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301-303

    [1] 原文如此，应为江西。——译注

    [2] 原文如此，应为遵义。——译注

    [3] 捷沃相，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编注

    [4] 此处原文有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间为1954年2月6—10日。——编注

    [5] 档案复印件以下缺2页。——译注

    [6]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只有关于朝鲜问题的指示。——编注

    [7]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8] 括号内为手写修改的文字。以下刊出的是根据中文本翻译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年6月15日第2、3版)公布的宪法草案。在俄文文本上加写的手写体修改意见可参见后面的文件。——编注

    [9] 括号内为手写修改的文字。以下刊出的是根据中文本翻译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年6月15日第2、3版)公布的宪法草案。在俄文文本上加写的手写体修改意见可参见后面的文件。——编注

    [10] 这里的第一份稿子是指附件二，而第二份稿子是指附件一。——编注

    [11] 所收集的档案原文至此中断。——编注

    [12] 该档案未标明日期，这里标注的时间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13] 所收集的这份档案既无作者，也没有时间，估计是为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文件。可参见以上№14580文件。——编注

    [14]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15]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16] 这是经苏方修改过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略去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年6月15日第2、3版)公布的宪法草案。文中标出了一些修改的地方。——编注

    [17] Р.А.鲁金科，时任苏联总检察长。——编注

    [18] 原文如此。以上№21406文件显示，经过修改的俄文本宪法草案是13日提交的。——编注

    [19] 原文如此。疑为俄文打印错误，按照内容这里应该是СССР(苏联)。——编注

    [20] 德钦党，亦称“我缅人党”，正式名为“我缅人协会”，1930年5月由缅甸抗英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组织。德钦，意为“主人”。——编注

    [21] 该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一段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以省略号标示，下同。——编注

    [22] 该附件未翻译。——编注

    [23] 手写人名，无法辨认。——编注

    [24] 俄文原文ШараСумэ，系维吾尔语发音。该地1910年设承化县，1954年改为阿勒泰县。——编注

    [25] 尤申，苏联国外资金器材物资总局官员。——编注

    [26] 原文如此。笔误，应为427，参见以上№09929文件。——编注

    [27] 以下数页列举了大量有关中国农业的统计数字，略去未译。——编注

    [28]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了苏联农业部提出的建议，但是就这些问题在1954年7月17日给米高扬的信件中指出：“同时，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必须提请农业部注意，在3年的时间内，在土地返青时播种南方大麻仍要依赖进口的种子。必须责成农业部加强南方大麻的良种培养基地，保障1956年在土地返青时种植的南方大麻的种子都是国产的。”苏联部长会议管理处在给苏联农业部、对外贸易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信函中通报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就……问题提出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大麻种子的建议”(РГАЭ，ф.4372，оп.54，д.925，л.95 96)。——原注

    [29]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30] 又称“罗加诺公约”，是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8个文件的总称。——编注

    [31] W.B.史密斯，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英译者注

    [32] W.S.饶伯森，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英译者注

    [33] J.拉涅尔，曾任法国总理，1954年6月下台。——英译者注

    [34] S.克奇鲁，时任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英译者注

    [35] 所收集的这份档案应该是某文件的附件，上面既没有文件起草人，也没有起草时间。这里所标日期是根据内容推测的。——编注

    [36] 该档案未标明日期，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37] 原文件中此句被划掉，用手笔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译注

    [38] 原文件中“从那里”一词被划掉。——译注

    [39]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40] 该档案未标示文件起草的时间，根据文件内容判断为9月。——编注

    [41]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些附件。——编注

    [42]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附件。——编注

    [43] 列为附件一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二项内容，即苏联与印度的经济关系。略去未译。——编注

    [44] 列为附件二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三项内容，即苏联与越南的经济关系。略去未译。——编注

    [45] 列为附件三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一项内容。——编注

    [46] 该档案原件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47]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译注

    [48]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译注

    [49] 此处原文字迹不清。——译注

    [50] 此处复印件缺字。——译注

    [51] 此处复印件漏印一行。——译注

    [52]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53]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54]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55] 所公布的附件只有这一件。——编注

    [56] 吴努，时任缅甸总理。——编注

    [57] 哈马尔舍尔德，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编注

    [58] 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译注

    [59] 1955年1月5日，周恩来接见杜维廉，就其代表艾登通报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未变，目的是在缓和远东局势和改善中英关系一事，驳斥了英国的立场，指出：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打退蒋介石集团的骚扰性和破坏性战争，英国说这一切是不对的；而美国侵占台湾，帮助蒋介石集团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战争，英国却说这一切是对的。英国这种“不公正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周恩来表示，中国“欢迎并希望中英关系能按日内瓦时候的精神，得到改善”。——编注

    [60] 1955年1月2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台湾海峡正在发展的局势”的特别咨文。其中谈到，中共军队攻占一江山岛和炮击大陈岛是“征服台湾的序幕”，美国必须对此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其认为必要时有权动用美国军队干涉台湾海峡事务。1月28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编注

    [61] 爱德华·贝奈斯(1881—1939)，1935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38年10月，在英法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将苏台德等地割让给法西斯德国的《慕尼黑协定》，随后辞职。——编注

    [62] 1954年11月23日，中国司法机关对朝鲜战争期间捕获的美国13名间谍进行审判，并判处其中11人徒刑。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尔舍尔德为此要求访华，以从中调解。12月17日中国政府回复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说明中国政府对处理间谍案的严正立场，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第二封电报说明中国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意联合国秘书长访华，并商谈有关问题。1955年1月5—10日，周恩来与哈马尔舍尔德举行了4次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公报，表示双方将继续保持接触。——编注

    [63] 指1955年1月28日周恩来与杜维廉的谈话，参见以上№10249文件。——编注

    [64] 斯杰潘·奥西波维奇·马卡罗夫(1848/1849—1904)，俄国海军统帅，海洋学家。日俄战争初期任旅顺口太平洋分舰队司令，因所乘装甲舰触水雷爆炸而阵亡。——编注

    [65] 2月17日，中国政府通知苏联大使尤金，中国同意在旅大为1945年战胜日军修建纪念碑，但不同意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修建纪念碑。——编注

    [66] 原文如此，疑为1954年。——编注

    [67] 1955年3月17日，发行杂志的全权代表刘平的信件被递送给了吉洪诺夫：“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对您在1955年1月31日的来信表示感谢。您提出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能够继续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意见，提出一些批评性的看法”(ГАРФ，ф.Р9539，оп.1，д.408，л.18-19)。——原注

    [68] 满洲，清代满族自称，辛亥革命后通称满族。这里指清朝和清政权。——编注

    [69] 该档案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70] 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1937年出任英国首相，在外交政策中一再采取对法西斯姑息、忍让的主张，以致希特勒德国对欧洲不断蚕食，步步紧逼。故张伯伦的政治生涯以推行绥靖政策而闻名。——编注

    [71]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72] 葛量洪(George Herder Grantham)，1947—1958年出任香港总督。——编注

    [73]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附件。——编注

    [74] 《前线》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1942年8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剧本。主要剧情：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思想守旧，居功自傲，刚愎自用，最后由熟悉现代战争规律的年轻军长奥格涅夫取而代之。该剧在当时苏联军队中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编注

    [75] 马斯友美党(Masyumi)，1945年建立，20世纪50年代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伊斯兰教政党。——编注

    [76] 所附文件顺序与此不同。——编注

    [77]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编注

    [78] 原文如此。——编注

    [79] 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80]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81]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2] 该文件有大量涉及朝鲜经济情况的内容，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83] 此段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84] 比布罗夫斯基，时任驻越南停战国际观察委员会的波兰代表。——编注

    [85] 拉夫利谢夫，时任苏联驻越南大使。——编注

    [86]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87] 1955年4月18日，毛泽东致函苏共中央委员会，请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给予结论性的意见。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准备了这样的结论。1955年5月27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批准了这个结论，此后连同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一并发出。——原注

    [88] 这里很大篇幅用于介绍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略去未译。——编注

    [89] 哈里·波立特(1890—1960)，1929—1956年担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文件中所指其讲话记录，内容不详。——编注

    [90] 即开斋节。——编注

    [91] 1928年2月胡风经人介绍在滇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处任科长，任职不到一个月，因不愿宣讲“三民主义”而被撤职。——编注

    [92] 胡风于1929年9月到日本，因宣传抗日于1933年6月被驱逐回国。——编注

    [93] 原文如此。——编注

    [94] 这里说的是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克里什南·梅农。——编注

    [95]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作为附件的决议草案，可参见以下№10147，但不能确定这就是该附件。——编注

    [96] 所收集的档案是某文件的附件，未标明文件时间、作者和呈送对象，其日期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97] 档案复印件此处人名字迹不清。——译注

    [98] 帕尔金多(Parkindo)，印度尼西亚基督教政党，1950年建立。——编注

    [99] 穆尔巴(Murba)，印度尼西亚民族共产主义政党，1948年建立。——编注

    [100] 原文为бюро，直译为局，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委员会。如苏共中央主席团局，即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编注

    [101] 该文件略去未译。——编注

    [102] 该文件略去未译。——编注

    [103] 该档案在俄国发表时有多处删节，均以省略号标示。——译注

    [104] 参见以下№21440文件。——编注

    [105] 档案复印件以下字迹不清。——译注

    1955年

    №13469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1955年8月1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第1份

    第309/c号

    1955年8月1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1955年8月1日

    今天中国大使馆武官毛升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8周年的招待会，我带着一大群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令人注意的是下面这个情况：与通常有许多印度尼西亚的社交界代表出席中国大使馆的这类招待会的情况不同，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人很少，而且连一位部长也没有到场。这一切都是与政府的危机相关联的。

    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危机这个话题进行的。然而，正如已判明的情况那样，很少有人知道任何有关政府的危机将会如何得到解决的消息。这证明，三位铸像造型工的工作进行得极其秘密。例如，我同下列人士都谈过话：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他的副职奎杰胡，阿富汗公使阿卜杜拉·哈迪·达维伊，中国大使黄镇，捷克斯洛伐克总领事季斯利亚尔，南斯拉夫代办布尔齐奇，印度大使蒂亚布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瓦德尔斯密特，国会礼宾司司长和总统办公厅的一位负责官员。上述交谈者中没有一个人能谈得比从报刊上得知的那点消息更多的了，即谈论的都是：马斯友美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是为了争夺总理的职位；国民党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拖长政府的危机期，并且不让哈塔副总统和马斯友美党有机会在苏加诺赴麦加朝圣回来之前组成内阁。许多人都说，上述党派之间的大分歧同样也是因争夺经济部门的部长职位(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而产生的。还发表了一些相当认真的推测，说是已辞职的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将会得到外交部长的职位。

    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对我说，众所周知，现在正在组建的新政府将是寿命不长的，因为新的国会班子的选举一定会在9月29日举行的。因此，在这次选举以后将会发生内阁的更换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国会里的政治势力将会发生改组。他说，国民党一定会从这场选举中大胜而出，到那时任何反对力量对该党来说都是不可怕的。苏卡佐继续说，国民党或许将会把这个寿命不长的政府中的总理职位让给马斯友美党。然而，这种情况不会不经过一些斗争就发生的。苏卡佐还发表了一个看法：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家中间的最大的外交专家之一将成为“他们的外交部部长”。

    我同意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这一评价，并指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威望在万隆会议后大大地提高了，并且在全世界他也并非不无理由地被认为是一位大的政治家和对外交往方面的专家。

    亚太国家司副司长奎杰胡对我说，将要到现在的内阁里来执政的是一些目标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的部长们有点不一样的代表。奎杰胡还指出，根据他现有的情报来看，苏加诺抵达印度尼西亚的时间可能会耽搁，总统将不会像计划中所拟定的那样在8月5日回到雅加达，而是会略微迟一点。

    印度大使蒂亚布日一边同我打招呼，一边告诉我，他刚才在自己的大使馆里观看了他所收到的一部不长的介绍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苏联逗留情况的新闻纪录片。他说，这部影片很短，一共只放了10—15分钟。

    我告诉蒂亚布日，我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报道，说是我们生产了一部大型的新闻纪录片，它已经在我国上映了，是专门介绍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苏联之行的。蒂亚布日对此很感兴趣，所以在我顺便提及，如果我在雅加达收到这部影片，他(大使)是否会同我一起参加向印度尼西亚社会人士放映这部电影的组织工作的时候，他说，他很高兴与我结伴一起参与这件好事情。

    英国商务参赞瓦德尔·斯密特对四个大国的首脑为了讨论许多迫切的国际问题而在日内瓦成功地举行了自己的会议这件事表示很满意。同时参赞说，他和大使都对会谈的结果感到很满意。他问，我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有何看法。

    我说，众所周知，苏联一直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去解决一切有争议的国际问题。尽管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并没有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什么具体的决议，但是他们以相互理解的精神讨论了这些问题，并制定了一份使外交部长们有机会在10月份讨论这些问题的珍贵文件。此外，四大国首脑亲自接触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并且应该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和促使世界上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的。

    参赞同意了我的看法，并说，他对报纸上所报道的苏联领导人接受了艾登的访问英国的那种情况感到很高兴。他推测说，这次访问将会在1956年年初进行，因为今年年底Η.Α.布尔加宁同志将忙于访问印度。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5，л.115-118

    №23862 基塔耶夫致谢皮洛夫函：呈送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记录(1955年8月4日)

    机密

    Д.Т.谢皮洛夫同志：

    根据苏联元帅Г.К.朱可夫同志的指示，兹呈交他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今年7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两次会谈的记录。

    Г.К.朱可夫同志请求(您)考虑如下问题，即这两次会谈的情况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宜在报纸上公开。

    基塔耶夫少将

    1955年8月4日

    附件：

    Г.К.朱可夫同志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记录

    1955年7月23日9时30分

    同时出席会谈的还有美国驻苏联大使和苏联翻译С.А.特洛亚科夫斯基。

    在一番寒暄之后，朱可夫同志指出，(苏美双方)在日内瓦的联合工作即将结束。

    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在日内瓦的联合工作成为双方沟通的良好开端。

    朱可夫表示遗憾，双方在过去浪费了许多机会和时间。

    朱可夫希望，最好通过两国领导人和朋友会见与访问的方式来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

    艾森豪威尔答，困难在于，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是些大忙人，因此关于此类访问和会谈的时间往往比较难达成约定。不过，他(艾森豪威尔)仍暗示，此类会谈未来仍会举行。

    朱可夫说，看来，艾森豪威尔还是相信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对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情感的。

    艾森豪威尔答，他非常愿意与苏联领导人会面，并希望在将来举行此类会谈，而两国民众也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形。他(艾森豪威尔)也认为，这次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有益。

    针对苏联代表团在日内瓦就当前国际形势最重大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艾森豪威尔认为，该建议过于复杂，在日内瓦无法解决，因此建议苏联代表团不要在此讨论该问题。

    总之，他(艾森豪威尔)为了忠诚地与其他代表团协同工作，并取得良好的结果已竭尽全力。可是，当各国外交部长讨论给10月份的部长会议的指示时，莫洛托夫竟宣称，美国代表团所提出的一些条款是不可接受的。这对他(艾森豪威尔)而言，真是失望了，因为他已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且本以为苏联代表团一定会接受美国代表团提交的，甚至有利于德国统一的建议的。苏联代表团不接受美国的提案，使会议工作陷入困难。不过，艾森豪威尔认为，朱可夫对此没有责任。艾森豪威尔希望朱可夫明白，德国问题对美国的重大意义。美国有许多德国移民，因此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德国尽快实现统一的问题，如果美国代表团同意将德国统一问题放在签署欧洲安全公约之后的话，它也很难向美国人民解释。不过，艾森豪威尔认为该问题不宜在日内瓦讨论，而最好是给外交部长们起草一个指示——提出德国统一的问题，而由后者根据相关程序去讨论。

    朱可夫认为，许多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日内瓦会谈并非一无是处，即使各方不能就与会者所关心的那些问题达到一致，但他(朱可夫)仍相信，如果与会者们仍愿意耐心地、抱着良好意愿来讨论那些涉及安全的问题，那么问题仍是会得到解决的。德国统一的问题关系到所有欧洲国家，甚至欧洲究竟是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认为，日内瓦会谈当然是有些益处。这次会谈无疑会促进苏美关系的发展。不过，他强调，美国人民期待的是实质性的进展，美国唯一关心的是德国问题，并希望从日内瓦会谈所讨论的其他问题中独立起来。

    朱可夫答，苏联关心的是所有问题的进展情况。苏联人民期望日内瓦会议能有一个积极的成果。如果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等能带着积极的成果回国，那么一定会得到各国民众的积极响应。朱可夫希望，在剩余的时间内各代表团仍有机会讨论并解决各国人民所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会议达不成任何结果，那么四个国家的民众都不会对代表团——尤其是代表团的负责人——满意。

    至于德国问题，他(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朱可夫重复道，及时地解决涉及欧洲安全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关注的问题，关系到是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虽然德国问题也很重要，但毕竟是个局部问题。

    如果西德没有加入北约，那么关于德国统一的问题可能还好解决些。遗憾的是，如今西德已是北约成员，而东德也加入了华约，这就使得问题变得相当复杂了。朱可夫希望艾森豪威尔能从大局出发，作出妥协。如果日内瓦会议能取得积极的成果，这不但对苏联和美国有益，而且也有益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友好与和平。

    艾森豪威尔宣称，他会不遗余力地谋求各种观点的妥协的。如果他认为一些观点具有积极意义，他无疑会提出建议。他表示同意朱可夫的观点，即在未达成任何成果的情况下离开日内瓦是令人悲哀的事。艾森豪威尔希望，日内瓦会议能为各国外交部长的会谈制定出经过协商的指示。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他对赫鲁晓夫留有很好的印象。而其他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也对他说过，他们很喜欢苏联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同意朱可夫的观点，即即使日内瓦会议不能完全地取得积极的成果，但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之间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将有益于使双方在未来取得积极的成果。

    朱可夫说，直到最后他都不会对会议丧失信心。如果艾森豪威尔及其同事们能够表现出智慧，并且同意就问题的解决进行妥协，那么就有可能使人民得以轻松地生活。问题是朱可夫说，他不是外交家，他一直在寻求使会议从当前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出路。而他的朋友——艾森豪威尔一贯精通这方面事务。他当然清楚，被列入指令草案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安全和重建仍是欧洲人民最重要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说，正如朱可夫所知道的，美国代表团已表现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此希望苏联代表团也能从自己的方面对问题去作妥协决定。

    朱可夫宣称，他还想提出关于裁军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最好采取如下平行解决的方式：一方面在联合国，一方面由外交部长会议进行讨论…… [1]

    艾森豪威尔说，他认为如果能成立一个小组或委员会以讨论某个问题以及四国外交部长会议所提出的报告，会更有利于强调该问题的重要意义。

    朱可夫提请艾森豪威尔注意，裁军问题包含有一些原则性政治内容，因而理应在最高机构进行讨论。因此朱可夫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想取得妥协性的结果，各方就应共同努力，以便把问题交由联合国和四国外长会议，共同进行讨论。

    艾森豪威尔答，他会考虑这一想法。他表示很满意，因为朱可夫在离开之前可能还能和他们见上一面，尽管大家都知道，现在所有代表团都在超负荷工作。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他现在也相信，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想要和平，不希望战争。可是，要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如朝鲜、越南、德国和中国。……艾森豪威尔希望苏联政府能够说服好战的、总是喜欢以武力去解决那些需要时间去解决问题的中国，并建议苏联政府在这方面多做些善意的工作。

    朱可夫答，他赞同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观点。据他所知，中国也不愿一直陷于在该地区的冲突之中。中国人至今仍在耐心地等待。如果能够使他们对最终友好地解决问题抱有希望，那么就可能说服他们。朱可夫补充道，他认为，解决远东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美国与中国之间举行……谈判，先解决小问题，然后再着手那些大问题。

    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举行这样的谈判……

    朱可夫说，最后他还想就裁军问题请艾森豪威尔关注如下问题：苏联先前提出的关于确定各国武器装备和军队的水平，关于建立高效的国际监督委员会，关于销毁原子武器，等等。

    艾森豪威尔答，在了解了苏联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建议之后，他立刻便感到该建议将涉及一系列国家以及一些具体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在四国外长会议或专门性的下属委员会中进行讨论。针对这些问题，他仍坚持自己在相关声明中以及苏联在5月10日建议中所提出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他(艾森豪威尔)在提出观点之前，仍需要作详细地分析。不过，他无疑会严肃地对待任何关于裁军的建议的。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朱可夫能够访问美国，并认为此类访问对稳固两国的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记录：О.特罗扬诺夫斯基

    Г.К.朱可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记录

    1955年7月23日11时

    同时出席会谈的还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波伦。

    朱可夫向艾森豪威尔转达了Н.С.赫鲁晓夫和И.А.布尔加宁的问候，并说，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均对艾森豪威尔怀有深深的尊敬之情。这种友好情谊形成的时间既包括现在，而且包括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

    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感谢并答道，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他本人的这种友好情谊原因在于，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实施过谩骂或个人攻击，总是极力说真话并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

    朱可夫指出，关于此苏联国内民众是了解的。

    艾森豪威尔说，他承认，在美国的确有一些人总是发表攻击性的言论，从而对苏美关系造成了损害。

    朱可夫回忆起关于苏联和美国人民共同从事的反对德国纳粹的斗争以及自己与艾森豪威尔一起在柏林监管委员会中所做的协调工作。他说，当时苏联和美国同行的合作及其所结成的友谊为随后年代两国间富有成果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苏联和美国的相互关系不断加深，即使至今仍对世界的和平和友好事业有益。

    朱可夫指出，在战争过程中——尤其是战争后期，为了赢得胜利，苏美两国动用了自己的全部军事、政治资源。……朱可夫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

    艾森豪威尔说，他也承认很遗憾。

    艾森豪威尔补充说，他派遣波伦大使出席谈话并让他作谈话记录，他不想让第三个人记录或者让记录变成一个官方纪要。而众所周知，他艾森豪威尔记得最好的是，他的老朋友将会对他说的一切。

    朱可夫宣称，纯朴的苏联人民以及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都愿意与美国保持最紧密的关系。他(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与苏联领导人都应当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消除苏美关系中所存在的那些阻碍，防止其他国家浑水摸鱼、从中渔利。一些黑暗势力总是在苏美之间制造障碍，挑动美国人民的恐惧心理，把苏联描绘成似乎会进攻美国的侵略国家。

    他(朱可夫)想诚实而坦诚地——就像战士对战士那样，对艾森豪威尔说话。他很了解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的想法，知道在莫斯科并没有任何人想与美国发生战争。苏联并不想对任何国家发动攻击。因为苏联并不需要战争，讨厌战争。

    艾森豪威尔答，他相信朱可夫。由于曾与朱可夫在柏林共过事，因而他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朱可夫说，西方经常有人说，拥有强大军队的苏联会对西欧和美国发动攻击。他(朱可夫)可以毫不隐瞒地说，虽然苏联拥有强大的海军、陆军、战略空军以及许多进攻性的武器。但苏联制造这些武器并无恶意。苏联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国民经济和满足人民的日常需要。我们不想1941年的事件重演。苏联不可能在威胁面前削弱自己。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人在内的一些军事将领曾公开威胁要从部署在苏联边境周围的基地发射核弹摧毁苏联。艾森豪威尔——作为一名军事元帅应清楚，苏联不可能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甚至美国自己也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我们应当寻求苏联和美国之间都能够接受的共识，以消除两国彼此之间业已形成的疑虑……

    艾森豪威尔指出，这是符合实际的。

    朱可夫接着说，他不隐瞒，此次他来日内瓦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老朋友——艾森豪威尔见面，谈谈心，谈谈关于他——朱可夫这些年的所想所思。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一直在从事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应当能够为恢复苏美两国之间的友谊做得更多。

    艾森豪威尔答，他同意朱可夫所说的——在战争结束时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友谊越来越稳固，他也对战后时期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表示遗憾。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有一点朱可夫没有提到，而关于此他(艾森豪威尔)想要强调一下。问题在于，由于苏美关系的恶化，莫斯科开始认为有必要表明自己对所发生的这一切的解释，而作为回应——美国领导人也开始向美国人说明自己对这一切的看法。其结果便导致数百万美国人被恐惧心理所笼罩，从而形成美国人对苏联最恐惧的事实之一。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那他就可能轻易地改变事件的进程，改善目前的情况。不过，还是应当重视社会(舆论)……力量……

    朱可夫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观点。

    艾森豪威尔说，他想谈谈关于他与他的政府的思想转变历程。当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便开始复员自己的军队——其中包括驻扎在德国占领区、日本、南朝鲜等地的军队在内。美国这样做是为了整个世界和平的利益。

    可是，当美国刚刚复员了军队之后便发现麻烦从四面八方而来：美国在希腊的朋友遭到了保加利亚以及南斯拉夫支持的力量的攻击；随后又是柏林之围，还有在远东的蒋介石——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非战争的情况下仍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制；最后，爆发了朝鲜战争。这一切都促使美国决心开始重新大规模地建设武装力量。虽然，美国要实施的计划无疑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相当沉重而高昂的负担。美国得出结论，他们应当更坚定地采取行动以便在各种威胁面前捍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开始保卫南朝鲜，组织前往德国的空中桥梁，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莫斯科已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军队都合并到自己的武装力量之中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为了与之对抗才建立起来的，另外也为了避免使法国遭受德国的威胁。这样一来，就开始了军备竞赛，开始建立核弹和氢弹储备。关于此类武器，艾森豪威尔认为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各国之间如果能达成互信的话就理应销毁它们。

    朱可夫认为，只谈论过去是没有意义的。说过去那一方犯了错，那争论永远都是没完没了的。现在，我们应当展望未来，而不是只揪住过去不放。

    艾森豪威尔同意上述观点并说，他提起过去只是为了解释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政策。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如今在出现了核武器和氢弹的情况下过去的许多概念和正确的做法都已发生了变化。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较，在现代有原子武器和氢弹参与的条件下战争已变得没有意义。

    朱可夫同意这一说法，并列举了许多与原子武器和氢弹有关的事实，及其亲眼目睹——这种武器具有多么巨大的毁灭性。

    艾森豪威尔说，甚至连学者们都不知道，例如在一个月内爆炸200颗氢弹，如果原子弹技术发生了扩散的情况，世界将来出现怎样的情景。

    朱可夫指出，如果在战争初期美国向苏联投掷了300—400颗此类炸弹，而苏联方面也向美国投掷同等数量的此类炸弹，可以想象世界将呈现怎么样的灾难。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销毁此类武器。

    艾森豪威尔不反对上述观点，但认为……需要建立一个裁军的机制(体系)……

    朱可夫指出，主要的是要削减军队和消灭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但补充道，最初最好能把这样的裁军机制(体系)在一个固定的地区进行尝试。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在任何一个拥有监察和监督的机制中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一方可能向敌对方隐瞒自己所拥有的核武器和氢弹数量。因此最初最好能建立一个更有限制力的机制。例如，苏联可以派一个监察小组去美国，以核查那些未被发现的核武器。在苏联小组的监督之下，如果美国真想隐瞒这些核武器的话，便无法动用巨大的军事海港、机场、其他军事设施、巨大的工业企业以及运输手段。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对核武器实施必要的监督，并防止突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

    朱可夫指出，监督只是削减武力和销毁核武器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

    艾森豪威尔同意朱可夫的观点。

    朱可夫说，要建立的这一机制应能够防止破坏和平的企图……

    艾森豪威尔说，这一机制可以包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四个国家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最初加入该机制的可以是两个德国，随后则是统一的德国。他又补充道，主要是要明确一点，即该机制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维护和平，终结军事集团。

    艾森豪威尔说，他赞成各方应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而努力。不过，他想指出的是，朱可夫所描绘的是一个未来的前景，而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还需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

    朱可夫同意这一观点，并说当前最主要的是奠定友谊的基础。我们与你们，众所周知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仍结成了真诚的朋友，我依然深深地尊敬总统先生，因此我认为我们两国的人民也会支持我们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

    艾森豪威尔说，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人著作中的许多说法都是相信的。这些学说是永远也不会被苏联领导人否定的，而这可能就是导致美国人民忧虑的原因。

    朱可夫答，他认为，关于苏联的有些说法——比如领导着世界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等，并不符合事实。他可以告诉艾森豪威尔，自1949年起以讨论某些问题为中心的国际性共产主义会议并未举行过。苏联的确领导过各外国共产党，其中可能也尤其关注美国共产党，极力提高其政治和素质水平，以便其能够推翻美国的资本主义。然而众所周知，美国共产党是各共产党中力量最弱的一个。问题在于，美国的现存社会制度究竟怎么样——我们认为这都是美国人民自己的事。至于马克思的学说，该学说已存在了100多年了，这是许多国家的许多人都晓得的，可是资本主义体制的追随者仍有许多。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艾森豪威尔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总说要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他(艾森豪威尔)却发现两种情况，其一，就是正如朱可夫所说的，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对各种共产党进行集中领导的中心性组织；其二……

    ……

    朱可夫说，应当把事情引向这样一个方向：(苏美两大国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并相互帮助。……社会制度方式是每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至于苏联，就不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务事务。

    艾森豪威尔说，他提出此事是因为这是美国人民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能够做得更多——以便向西方国家民众证明苏联没有干涉其内部事务的想法，那么就会更好地促进那里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任并更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改善。

    朱可夫说，苏联在这方面并不仅仅局限于发表声明……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他还想请苏联帮助解决如下一个问题)那就是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战俘问题。当他(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之际，便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因为他认为这会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改善。可是，时至今日中国仍违反协议规定——拘押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国战俘。虽然他(艾森豪威尔)明白，苏联并不是中国的领导，但他仍想请朱可夫帮忙，以便他与苏联政府能够友好地协调此事，以释放目前仍在中国的30—40名美国战俘和公民。中国政府坚信，美国拘留了希望返回祖国的中国留学生。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此，美国已准备与任何一个监察组织进行协商，以证明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朱可夫答，他并不了解这方面情况，即究竟有多少美国人被中国俘虏，只听说可能有13人。……他已把自己所收到的艾森豪威尔给一个小男孩的信……转交给了中国政府。不过，由于大家都理解的原因，他(朱可夫)是无法对中国释放美国人的事施加任何直接影响的，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据我所知，中国已释放了4名美国飞行员。甚至其余人员，朱可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能与中国政府协商这一问题，后者也一定会满足美方的相应要求。

    朱可夫接着说，鉴于艾森豪威尔提到了中国，他(朱可夫)也正想从整体上就中国问题与其探讨一下。因为中国问题的无条件解决对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朱可夫提请艾森豪威尔关注如下问题，为何中国不能加入联合国，为何拥有6亿人口的中国不能加入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为何至今中国无法解放……和……等岛屿以及台湾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直在危害着整个世界的和平，加剧着整个国际局势的紧张。应当让中国加入联合国，要知道中国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民主。而拖延这些问题的解决，朱可夫认为，也不利于美国自身的威信。

    艾森豪威尔说，即使他和朱可夫把这次会谈的整个时间都用到中国问题的讨论上，估计也不够。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他(艾森豪威尔)理解朱可夫在上面所陈述的观点。但是，美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史则是一段相当让人伤感的故事。他无法描述美国国内对当前现状的愤怒情绪，只是希望自己的继任者(下一任总统)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他(艾森豪威尔)想说的是，尽管美国遭遇了许多压力，但并不愿在这一地区投入大规模的军队，因为美国政府想避免流血和战争。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还有另一个问题，我想对朱可夫元帅说，就是关于目前在苏联境内的外国战俘的问题。美国政府收到了各个国家的大量请求——要求帮助协调这一问题。例如，据说目前在苏联仍关押着14万名西德战俘，等等。可以设想，其中一些人曾被判决为战犯。但艾森豪威尔认为，已经到了做出大度姿态并释放这些人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请求朱可夫帮助协调这方面事务，如果有可能的话。

    朱可夫答，虽然对目前在苏联的战俘具体数量并不太清楚，但他可以肯定地说，艾森豪威尔所提供的数字是被严重夸大了。如果如今在苏联仍有战俘的话，那就只能是那些由于所实施的罪恶而被判决的战犯了。众所周知，苏联已将所有奥地利战俘释放，而关于德国战俘也正与西德政府进行谈判。不过，鉴于艾森豪威尔所提出的请求，朱可夫将采取措施以了解这一问题。

    艾森豪威尔希望，苏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双方都可通过各自以及对方的使领馆来相互沟通。

    艾森豪威尔还请朱可夫对德国的统一施加积极影响。虽然他并不认为此事现在就能成，但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机制，以便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有助于实现德国的统一。

    艾森豪威尔希望，朱可夫不仅应像个元帅，而且还应像个和平卫士那样去作为，这样，苏联领导人也将会以一个促进和稳固和平的政府那样而被载入史册。

    朱可夫说，事实上，不论是我们党的领导人，还是苏联政府，其实一直都在致力于巩固各国和平和友好的事业。众所周知，苏联现存的是集体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的集体领导绝不应从该词语的狭义去理解，而应作广义的理解。这种集体领导不仅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而且还包括整个中央委员会，整个苏联政府，以及16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和政府，州党委等等。在美国的报刊上时常会出现一些恶意的报道，说什么苏联的集体领导体制似乎已是一个失败的试验。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苏联的集体领导是集中了整个集体领导者的智慧。

    苏联目前正花大力气发展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努力提高人民的社会福利。我们国内仍有许多艰巨的任务需要去完成。

    至于德国，该国要实现统一仍需付出努力。正如布尔加宁在政府首脑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希望西德总理和美国政府考虑民主德国存在的现实，以便在现有基础上妥善地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目前，理应使德国的两个部分都融入到欧洲集体安全的体系内。我不认为，在本次会议上就能解决德国问题。我们只能逐渐地促进并解决这一问题。

    艾森豪威尔指出，如果能够局部性地解决德国问题，他(艾森豪威尔)也会付诸努力，以便德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发生由于人们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活动便遭到逮捕的情形。

    在会谈结束时朱可夫感谢艾森豪威尔，并表示对此次有益而愉快的会谈很满意。

    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这种感受，认为与朱可夫的会谈是有益且愉快的，并对朱可夫表示感谢。

    记录：О.特罗扬诺夫斯基

    РГАНИ，ф.5，оп.30，д.116，л.106-131

    №21430 维诺格拉托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共转交邓中夏的资料(1955年8月5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请求苏联外交部协助收集关于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1928—1930年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资料。同时中国大使馆请求通报1928年在苏联出生的邓中夏的儿子的所在地。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仔细查阅了保存在苏共中央总务部关于红色工人国际的档案材料，找到了一些邓中夏有关中国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发言、报告和文章的文本。我们认为可以满足中国大使馆的请求，并把这些文件和材料的复印件转交给他们。(清单见附件)

    至于邓中夏的儿子，我们现在还没有关于他所在地的材料，可以向中国大使馆通报说，我们在继续寻找邓中夏的儿子。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托夫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8月5日

    手写批注：

    说明：关于邓中夏的资料已经交给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并通报了寻找邓中夏儿子的情况。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9月20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86

    №23897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致苏共中央电：关于张治中访苏的问题(1955年8月5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共中央今年7月29日所通过的决议，我接待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治中，后者是于今年8月4日来到莫斯科的。

    在会谈期间，张治中说，30—40年以来他一直幻想着能到莫斯科来，现在非常高兴，自己的这一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他打算在苏联停留3—4个星期。张治中表示，除了莫斯科之外还想去一下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在莫斯科期间，他想看看城市和市郊的名胜古迹、博物馆和展览会，并参观2—3座工厂。在访问其他城市时，他也表达了类似上述的愿望。

    我们对张治中说，在这方面他将获得我们充分的协助。

    8月5日，张治中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例会的晚间会议。

    在访问苏联期间，陪同张治中的将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萨济科夫同志。

    ……(签名 [2] )

    1955年8月5日

    手写批注：

    报告赫鲁晓夫同志。归档。

    В.切尔努哈

    1955年8月6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71

    №23901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斯捷潘诺夫函：呈送中国经济画册(1955年8月7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同志的秘书处

    Г.С.斯捷潘诺夫同志：

    兹发送给您由(苏联)外贸部东方管理局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画册。 [3]

    苏联外贸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М.斯拉德科夫斯基(签名)

    归档。该资料Г.С.斯捷潘诺夫要用于记录。

    М.索科洛夫

    1955年8月22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83-84

    №21440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15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允斌·克里姆在苏联接受教育和学习，并且是苏联公民和苏共党员。现在允斌·克里姆和他的妻子——苏联公民М.С.费多托娃表示，希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长住。

    苏共中央出国委员会在1955年7月6日通过决议，允许允斌·克里姆和夫人М.С.费多托娃到中国去。但是费多托娃另外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让她以一名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以便使留在苏联的孩子能够得到抚养。

    М.С.费多托娃应邀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进行了谈话。她是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55年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并通过了化学副博士学位的答辩，没有实践工作经验。正如费多托娃所通报的，她是在同自己的丈夫允斌·克里姆协商之后提出上述请求的，但是刘少奇同志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不得而知。

    由于费多托娃到中国去要和刘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并考虑到她是在没有实践工作经验的情况下请求允许她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我们认为应当委托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谨慎地就这一问题同刘少奇同志进行协商。

    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报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8月15日

    第25-c-1582号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电报已发。

    В.费多谢耶夫

    И.谢尔巴科夫

    И.维诺格拉多夫

    8月29日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馆

    刘少奇的儿子允斌·克里姆目前正在苏联居住，他打算很快就返回中国。他的妻子费多托娃是苏联公民，也打算与他一起去中国，但她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

    关于费多托娃的请求，需要谨慎地与刘少奇同志进行协商。请向他通报说，他的儿子及其妻子近期打算回到中国，但费多托娃说，经与自己的丈夫协商，她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工作。苏联相关部门愿意根据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申请向费多托娃提供这样的机会。如果刘少奇同志不反对的话，关于可以派遣费多托娃同志做什么样的工作，请把你们的意见通报给我们。她是医学副博士，可以担任教师或者到科研机构工作，她没有作为苏联专家所必需的经验。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43-244

    №0983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19日)

    第81/380-ГС号

    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的提案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其在北京和兰州组建的高等院校里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

    二、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三、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接待2—3名中方的代表，以便弄清在组织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应给予的援助。

    四、提交主席团批准。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共中央给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指示(草案)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您拜见何伟并通知他，有关苏联机关将提供援助，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工作专家。

    相应主管机关认为，中国政府派2—3名代表来莫斯科同苏联相应部门讨论这一问题是适宜的。

    ЦХСД，ф.4，оп.9，д.1347，л.121-123

    №21438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20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在苏联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之子允斌·克里姆目前已经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硕士毕业，并打算同妻子一起返回中国。

    允斌同志请求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予以协助，以便他和妻子在回国之前能够到一个有专职医生的疗养院去疗养。

    我们认为可以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给允斌同志和他的妻子М.С.费多托娃派发两张疗养证。所有招待费用从外国党和社会活动家的接待费用中报销。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8月20日

    第25-c-1761号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40

    №1074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22日)

    摘自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8月22日会议第142号记录

    致苏斯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外交部)、В.库兹涅佐夫同志、叶留金同志、鲁缅采夫同志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关于苏联高教部关于在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援助的建议。

    (1955年8月19日第81次会议记录第380-гс条)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其在北京和兰州组建的高等院校里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

    二、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三、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接待2—3名中方的代表，以便弄清在组织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应给予的援助。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共中央给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指示(草案)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您拜见何伟并通知他，有关苏联机关将提供援助，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工作专家。

    相应主管机关认为，中国政府派2—3名代表来莫斯科同苏联相应部门讨论这一问题是适宜的。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552—2553页

    №21441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中共中央要求核实回国党员身份(1955年8月31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兹呈上中共中央委员会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这封电报是1955年8月31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以外交照会的名义发给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

    附电报文本，共1页。

    И.库尔久科夫

    1955年8月31日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中国公民倪特金·弗拉基米尔·克拉斯诺维奇、贝庆志(БеЧин-чжи)和朱武三(ЧжуУ-сан，阿西波夫·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今年经苏联政府的允许由苏联返回中国。倪特金和贝庆志声称，他们是苏共党员，而朱武三则声称是苏共预备党员。

    倪特金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语言系任中文教员。他向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瓦西里耶夫斯克岛区党委会交还了自己的党证(党证是1954年派发的，号码00454627)。贝庆志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坎顿公社的集体农庄中工作。他把党证交给了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区委第二书记乌拉霍夫斯基同志(党证号码不记得了)。朱武三在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乌赫塔城沃伊沃日石油托拉斯任职(他的党证是1952年下发的，号码为0566892)。

    我们希望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一下上述情况是否符合事实，并告知我们结果。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5年8月22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45-246

    №2305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对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的修改意见(1955年9月8日)

    致苏共中央：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请求，我们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接待了他。

    刘晓同志说，越南劳动党中央请求中共中央，对越南劳动党中央、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等代表已经讨论过的“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草案”中的两项条款的复审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越南劳动党中央建议从纲领草案中删除如下两项条款：1.“在统一后，越南将以民族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原则为指导，研究关于自己参加法国联盟的问题”；2.这里涉及法国军队从越南撤军的问题：“法国军队撤退的程序和法国军事人员的撤退问题将由越南联合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中共中央于今年8月25日向越南劳动党中央做了答复。其中说，中共中央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即从纲领中删节关于越南加入法国联盟的条款。

    至于法国军队从越南撤出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应当对纲领草案中与该问题相关的文字作如下修改：“法国军队和法国军事人员应当根据日内瓦协定逐步(从越南)撤出”。

    中共中央认为，如此措辞的原因如下：

    其一，应当维持越南对待法国和美国的不同态度；

    其二，如果简单地把纲领草案中关于法国军队撤出的表述删节，将会给吴庭艳集团的诬蔑性宣传提供口实，后者可能宣称，南方人愿意法国撤军，而北方人却不愿意这样做。

    其三，在纲领中加入如下表述：“法国军队和法国军事人员应当根据日内瓦协定逐步(从越南)撤出”，可以使人民群众了解越南劳动党是拥护法国撤军的，与此同时该表述也表明党完全赞成循序渐进地执行日内瓦协定；

    其四，如果法国军队可以抵御美国人和吴庭艳的压力，那么其部分军队可以留在越南，并将在越南国家实现统一之后再撤出，而这样做也不会与我们关于法国军队逐步撤出的提案相矛盾。

    刘晓同志说，自己根据委托向苏共中央通报越南劳动党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上述)电报内容和中共中央(给越共中央)的答复内容，并询问苏共中央的意见。

    今年8月，越南劳动党中央曾就此问题致函苏共中央。

    今年8月25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批准了如下给苏联驻河内大使的电报内容：“请向越南同志转达，我们不反对从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草案中删除那些涉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意研究关于自己参加法国同盟以及关于法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在越南国家实现统一后撤出的问题等条款。不过，我们认为，替代那些在纲领草案中被删除的条款，应当以胡志明主席于今年8月11日答《法新社》记者问的精神为指导，添加一些表明越南民主统一战线对法国在越南的利益的态度的文字。”

    该电报已转交越南劳动党中央。

    鉴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给越南同志的答复：在越南参加法国同盟的问题上基本一致，在关于法国撤军的问题上双方也不存在原则性分歧——均强调有必要为逐渐地、完全地履行日内瓦协定而斗争，我们认为应当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会见刘晓同志并向其通报如下内容，即苏共中央不反对中共中央给越南同志的答复。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5年9月8日

    归档。第25-c-1906号

    手写批注：

    与刘晓同志的会谈于1955年9月10日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举行。

    И.维诺格拉多夫

    1955年9月10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282，л.97-99

    №21445 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1955年9月14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呈送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编写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简要报告。

    附：

    1.报告55页。

    2.西藏当局的机关(参考)8页。

    3.西藏居民各阶层的组成(参考)2页。

    4.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简要供参考)4页。

    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Н.索洛托夫尼克(签名)

    1955年9月14日

    第1597/c号

    归档。信息资料。有关苏联佛教徒代表团参加1956年印度庆典一事与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波利扬斯基同志、戈斯捷夫同志)商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附件：

    绝密

    文本第15份

    西藏的民主改革

    (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

    莫斯科，1955年

    绝密

    内容目录及页数

    1.西藏和藏人的基本特点

    西藏在外交上的意义，2页

    西藏是藏人历史上的中心，2页

    西藏是佛教最重要的中心之一，3页

    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

    西藏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的基本矛盾，7页

    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11页

    2.西藏的民主改革

    消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统治和恢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14页

    授予西藏区域自治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24页

    消除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隔阂，32页

    经济领域的民主改革，33页

    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领域的民主改革，42页

    针对宗教和喇嘛的措施，45页

    3.结论与建议，49页

    附录

    (1)西藏地方当局机构，8页

    (2)西藏阶层的组成，1页

    (3)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简要供参考)，4页

    绝密

    文本第15份

    西藏的民主改革

    (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在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最为重要和复杂的问题之一就是西藏：它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

    在解决这个任务时经中国共产党研究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以中共中央1954年10月的决议所指出的主要原则为基础的：

    “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括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多民族的中国(根据最新调查资料，在中国除了汉族，还居住着28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3500万人，同时还有人数众多的各种部落。大部分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封建制度，而有些则是奴隶制和原始社会制度。1955年初在云南省西部高山地区甚至还发现一个部落仍处在史前发展阶段。该部落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群居，不穿衣服，他们还没有语言)，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每个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特点，实施自己的民族政策。其中在对待西藏和藏族方面，中国朋友考虑到的问题如下。

    1.西藏和藏人的基本特点

    西藏在外交上的意义。19世纪始至1950年西藏是英国扩张政策的对象，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同样也成了美国资本家扩张的对象。英美依靠西藏统治阶级的反动势力，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始终贯彻使西藏脱离中国并将它转变为“独立”国家的方针。

    与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有共同边界的西藏，与这些国家并通过这些国家还与缅甸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所以中国朋友在西藏实行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触动到中国与美国、英国以及一系列南亚国家。

    西藏是藏人历史上的中心。西藏是广袤的中央亚细亚高山地区的一部分，主要居住的是西藏各个部落。在中国境内这个区域占据了整个中国疆土的20％以上。在中国境外居住着西藏部落的广阔区域直到印度(不丹、锡金等)，尼泊尔的北部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的东北部。藏族的人口总计超过300万人，其中在中国境内的有280万人。在西藏现在的边界居住着约100万藏人。藏族分裂为许多部落和部族。但是，尽管个别一些西藏部落和部族之间有许多深刻的矛盾和微弱的经济联系，可他们所有人是历史地相互联系，有共同的西藏语言、文化和宗教。所以中国朋友在对待西藏问题上实施的政策在整个藏族之间引起深深的反响。

    西藏是佛教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佛教本身在东南亚国家各民族之间传播非常广泛。所有佛教教派和流派信徒的圣地：玛旁雍错圣湖、冈仁波齐神山和拉萨都在西藏。每年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克什米尔、锡兰、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国家有成千上万的佛教徒来这些圣地朝拜。

    佛教从印度传播到西藏逐渐地产生了许多变化，14世纪佛教被改为喇嘛教。喇嘛教成了居住在中国、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所有西藏部落以及中国蒙古部落中的主要宗教。过去喇嘛教在蒙古和苏联(布里亚特蒙古人、加尔梅克人和沃伊洛特人)的蒙古人中间同样广泛传播。喇嘛教的首脑是在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按喇嘛们的信仰他们是转世的佛。

    由于文化的极度落后和差不多藏民个个是文盲，喇嘛教在他们中间有巨大的影响力，西藏的统治阶级充分利用它压迫劳动人民。和许多东方民族一样，宗教对于藏人来说是联合民族的工具。西藏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经常是带有宗教的色彩。因此西藏的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西藏至今仍保留着没有太大变化的旧封建神权政治制度。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集团手里，在这个集团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喇嘛上层。

    在西藏喇嘛的阶层非常多。按照形成的宗教习俗，每个信奉喇嘛教的家庭必须将子女中一个儿子送去当喇嘛(僧侣)。所以有近20％的藏民是喇嘛。仅在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喇嘛就有30万人，而喇嘛寺庙超过3000座。

    如在中国最新公布的材料中所看到的那样，西藏至今还保留着将所有居民分为三等九级(随附有关西藏居民的划分的参考)(方新民(Фан Синь-минь)：《西藏》，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10月，第40页)。按照这样的划分所有的喇嘛都归入上等一级。但是绝大部分的喇嘛属于低等喇嘛[喇嘛——除“活佛”外——分为三等：上等为噶伦(Гэлуны)；中等为噶准(Гацулы)；下等为巴基(Баньди)。“活佛”同样也分为几个级别]。这些喇嘛接近于劳动人民，而不属于统治剥削阶级。大部分低等喇嘛在寺庙结束学习并被授予喇嘛后回到自己主要从事放牧或种地的家中，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遭受剥削。这个级别的有部分喇嘛仍留在寺庙里，被当作劳动力从事寺庙里的农事、手工业和商业，一样遭到剥削。

    范围很小的喇嘛剥削阶层首先是所有高等喇嘛：噶伦和噶准。这些级别的喇嘛通常出自封建领主或这些家庭的亲信。噶伦和噶准占据了寺庙中所有主要的领导位置以及在西藏地方政府机构中一半以上的重要岗位。他们同样也掌握了大部分以某种方式从劳动人民掠夺来的剩余产品。

    西藏的封建领主(西藏以前的国王和贵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家族和其他“活佛”的后代)是为人数不多的阶级。西藏现在有将近150个贵族封建家庭，按照西藏现存的划分属于上等二级和三级。他们中有将近20个家庭具有特别的政治和阶级影响力。比如像他们中的巴哈、扎洛克、拉祖家族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小劳尔·托马斯：《我们的世界之外》，纽约，1950年，第242页)。

    喇嘛上层与封建领主联盟在西藏建立了独特的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由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和班禅喇嘛的政府领导(随附有关西藏地方当局机构的参考)。

    西藏的工人阶级仅处在萌芽阶段。其人数在几千人，主要从事挖掘黄金、盐和硼砂。一小部分工人从事手工业。西藏的工人是完全没有权利的。按照现存的阶层划分，工人属于最下等九级，而属于八级的是流浪者和乞丐。

    主要的被剥削阶级是农民(放牧和种地)，在西藏的居民中占绝大部分。剥削阶级掌握了所有的牧场和适合种植的土地。根据中国朋友公布的最新资料，用于放牧和耕种的土地，30％属于喇嘛寺庙，30％属于封建领主，40％属于国家。(就如近代中国出版物中读到对西藏的描述那样，西藏至今还保留原来的制度，地方政府的官员得到的薪水不是货币，而是以每个职位指定有部分国家土地并随附农民的形式。部分国家土地是指定给每个国家单位的，从这些土地上获得的收入用以弥补单位的开支。)

    没有土地的农民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向寺庙、领主和国家租用土地。比如，在许多地区种地农民的租金经常占到其收成的80％。大部分农民都依附于某个主人。擅自从主人处离开，农民将遭到残酷的惩罚，直至砍去手脚，割去耳朵和鼻子。除了租金，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缴纳各种杂税，并服许多差役。庄园的农奴还要增加劳役。

    除了上述指出的阶级，西藏还存在人数不多的手工业和商人阶层(在西藏大部分贸易由外国商人、寺庙和封建领主控制)以及为数不多的封建知识分子。这些阶层对西藏的政治生活没有很大作用。

    西藏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的主要矛盾。西藏封建神权政治主要的矛盾是剥削集团与被残酷剥削的农民和工人(其中包括被剥削的喇嘛)之间的矛盾。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遭受沉重的压迫，可在宗教、部族和其他偏见的束缚支配下的西藏农民，对自己利益的意识暂时还很弱，极少起来与剥削者斗争。为数很少的西藏工人被分散在小企业里，完全没有组织；他们的政治觉悟也不高。

    重大的矛盾在剥削集团内。他们中主要矛盾之一是历史形成的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由于近几百年喇嘛上层与封建领主建立了紧密的亲属关系，该矛盾现在表现得不是很激烈，主要的只是表现在个别封建领主和寺庙为土地和农奴而进行的争夺。

    喇嘛上层的许多矛盾中首先要指出的是围绕达赖喇嘛的喇嘛集团与联合在班禅身边的喇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还在喇嘛教最初的历史阶段时就出现了，当时个别喇嘛寺庙相互独立，为了在西藏和喇嘛教中的影响和统治而进行斗争。逐渐地在旧西藏的卫地区围绕拉萨的哲蚌寺形成了一个喇嘛集团，而另一个喇嘛集团则是在旧西藏的藏地区围绕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中国17世纪掌权的清王朝竭力想通过这些喇嘛集团巩固自己在西藏的影响，在1652年授予哲蚌寺的转世者达赖喇嘛的称号，而扎什伦布寺的转世者称号为班禅喇嘛，以此批准了他们在喇嘛教中的统治权(沈宗濂、柳陞祺：《西藏和西藏人》，纽约，1952年) [4] 。以后达赖喇嘛将自己的宗教和管理权扩大到了西藏的东部，包括这里居住着藏人的西康省和四川省以及不丹、锡金和印度其他地区。班禅喇嘛和他的政府也将自己的大部分影响扩张到了西藏的中央和西部以及青海的西藏部落和蒙古喇嘛。

    分布在拉萨及其附近的寺庙领导之间存在着很严重的矛盾。喇嘛寺庙的这个集团在喇嘛教内占据着领导地位，并为了在教派中和西藏地区的领导经常进行斗争。它们中最为突出的是三大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不仅是对控制喇嘛教，而且对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有决定性的影响。没有这三座寺庙领导者的首肯，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无法实施任何一项国家措施。

    更为尖锐的矛盾存在于拉萨寺庙与坐落在拉萨以外的喇嘛寺庙之间。

    每座喇嘛寺庙，遵照共同的喇嘛教教规的同时，竭力保留在授予喇嘛称号问题上，在财政和经营事务上的独立性。拉萨的寺庙与西藏境外的喇嘛寺庙之间的这些矛盾特别激烈，在喇嘛教的发展过程中，西藏境外许多地区(蒙古、内蒙古、青海、西康、四川、不丹、锡金等)个别寺庙建立了实际上已经脱离西藏而自成体系的教区。西藏地区以外的中国境内寺庙的喇嘛上层，通常比大部分西藏的喇嘛上层较少地倾向于反动。1949年到1951年期间，这些寺庙部分领导者积极支持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同样应当指出，喇嘛寺庙与在西藏仍旧存在的其他佛教流派为数不多的寺庙之间也存在矛盾，这些寺庙经常受到来自喇嘛教上层的压迫。

    考虑到西藏统治阶级中自19世纪末形成的两个集团，中国朋友确定的对西藏问题的策略十分重要。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下，西藏的贵族和喇嘛上层内部形成了一个既直接又通过印度和尼泊尔的官员、地主和商人与英美紧密联系的集团。有些西藏封建贵族和他们的孩子都是在英国和印度受的教育。

    与此同时，西藏的统治阶级中形成了另一个有影响的倾向于中国的集团。这些集团之间从19世纪起一直为了在西藏的领导地位进行着时有胜负的残酷斗争。

    20世纪初到1933年，西藏的权力掌握在由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的亲英集团手中，他依靠的是哲蚌寺、甘丹寺和其他寺庙领导集团的支持。以九世班禅喇嘛为首的亲中国集团曾试图削减亲英集团的权力，结果在1924年受英国人挑唆的达赖喇嘛地方政府将九世班禅喇嘛赶出了西藏。班禅喇嘛与自己的政府以及扎什伦布等寺庙的许多高级喇嘛去了青海省，在那一直待到1951年(第九世班禅喇嘛在1937年圆寂。在他圆寂后又过了数年，一名来自安多地区藏族家庭的男孩被隆重宣布为第十世班禅喇嘛)。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解放青海省以后，联合在班禅喇嘛周围的喇嘛集团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联系，支持它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按西藏当时的状况五世热振活佛成了摄政王，他是依靠拉萨的色拉寺和热振寺的亲中国集团领导之一。在他统治时期，亲中国集团在国民党的帮助下极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在摄政王热振活佛的领导下，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中国被选出并受到了教育培养(随附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参考资料)。

    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走狗教唆，1947年组织了一个反对热振活佛的阴谋，摄政王的权力转而落到了亲英美集团的领导者之一的噶伦达扎手中。热振活佛跑到了色拉寺，号召该寺庙的喇嘛武装起义。起义得到了热振寺喇嘛的支持。这次起义遭到了镇压。几千名色拉寺和热振寺的喇嘛因担心遭到迫害，纷纷从西藏逃往西康省、青海省和四川省。直到人民解放军来到这些省份以后，这些寺庙的许多喇嘛在1949年至1951年期间积极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运动。

    解放前，很大程度上是现在与英美有联系的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集团还掌握着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中许多有影响的领导位置。

    中国朋友在自己针对西藏问题的政策上同样考虑到一方面是所谓的“活佛”和另一方面的高级喇嘛(噶伦和噶准)和封建领主之间非常重要的矛盾。每座寺庙都有“活佛”或转世者，形式上被认为是寺庙的首脑，虽然实际权力在高级喇嘛手里。根据喇嘛教的教规，大部分转世者，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通常都是从劳动人民家庭中挑选出来的。“活佛”在喇嘛中的地位是受人尊敬的傀儡。如果他们不听话或脱离喇嘛的政策自行其是，通常他们会被弄死，而他们的位置会由新选的“活佛”替代。比如，九世、十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当时都是被毒死的。作为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有些“活佛”支持人民的利益和实行民主改革。

    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中国朋友同样不得不考虑到藏族对汉族的不友好和不信任的情绪。这些情绪都是残酷压迫藏族政策的结果，这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期间执掌中国政权的清朝和中国地主，而自19世纪起的中国买办资本家对藏族都实行过的政策。根据“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人为地拆散西藏人民。1918年从西藏划出总共居住着50多万藏民的西藏东部的许多县。这些县与四川省西部的一些县一起成立了西康特区。后来从西藏划分出剩下的东部地区(康区或昌都地区)，那里居住着大约60万藏民。这个地区与西康特区一起在1928年改成了西康省，省的首脑是委派的中国管理人员。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部成立了中国青海省，包括了与青海省西康特区15个中国县一起大片地域，那里居住着40个西藏部族。

    西藏人没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西藏人的民族情感以及他们的习俗和宗教，都遭到来自一心想汉化藏人的大汉沙文主义者千方百计的侮辱。

    在从西藏划分出的地域，中国的地主和军阀强行从西藏人那里夺走大片宜于种植的土地并迁入中国移民。中国商人不受监管的行为，与中国西藏地区进行掠夺式的不等值贸易和以重利盘剥的圈套哄骗藏人，同样也引起了藏人的极为不满。

    2.西藏的民主改革

    西藏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与宗教和封建领主依旧保留着对人民的巨大影响使得中国朋友无法得到西藏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中国朋友只得暂时主要通过西藏的统治阶级实施自己民主改革的政策。

    1951年5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签署的“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具体表达了这项政策。

    该协议一方面预先声明保留西藏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另一方面规定将实施许多办法以逐渐进行西藏的民主改革。

    根据1951年夏的协议由西康省、青海省和新疆省向西藏地区派遣总数达3万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驻部队的主要部分分布在西藏东南部人口最多的中心城市拉萨、日喀则、江孜。部分部队布置在西藏北部和西部地区，作为人数不多的卫戍部队。

    虽然在人数上人民解放军部队略少于西藏地方部队和寺庙及封建领主的武装队伍，但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作战训练、纪律性和政治觉悟方面要大大地占据上风。这些部队足以保障西藏内部的秩序和保卫该地区的国界。与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起来到西藏的，还有以张经武将军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处。

    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表明西藏的民主改革逐步地开始了。从该地区民主改革的最初阶段起，中国朋友就遇上了来自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反动势力的顽强抵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运用灵活和谨慎的策略，从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起的4年期间，在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1)消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统治和恢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协议的第一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希望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实施协议中的这一条不仅触动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样还有印度国大党政府的利益。

    众所周知，英国在19世纪从西藏夺取了拉达克(1846年)、不丹(1864年)和锡金(1890年)。后来英国强加于中国许多不平等条约，从西藏获取了许多特权，使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西藏地区。根据奴役性条约，英国从1936年开始在拉萨就有了常驻的政治使团，履行外交代表处的职能。

    在西藏城市亚东、江孜和噶大克，都利用领事权成立了英国商务代办处。借口保护商道和代办处，在亚东和江孜等城市布置了英印的军队。1922年英国人从藏印边界到拉萨架设了一条与印度电报电话线路网相接的电报电话线路，而后来又控制了西藏的邮政。英国人在西藏攫取了大量的地段，为印度的朝圣者盖起了12家宾馆，同时还夺取了大量的仓库和商务楼。

    英国资本家以及帮助他们在西藏实施攫取政策的印度和尼泊尔商人逐渐地控制了与西藏的对外贸易。在西藏解放前的最后时期，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停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西藏的渗透。1943年美国情报机关(战略情报局)向西藏派遣了非官方的使团，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1948年8月美国与赴美的西藏贸易代表团签订了非正式的贸易和财务协议，这些协议使美国能够加强自己对西藏经济的影响。

    英美帝国主义者充分利用西藏，将它作为向西藏相邻的省份西康、青海、云南、新疆渗透的立足点。西藏的上层受他们的指使开始加紧宣传建立包括这些中国省份大片疆域的“大西藏”的计划。战后时期，帝国主义者加紧竭力利用西藏作为反苏联、反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战争据点，为此还研究通过西藏和新疆向苏联边境调动军队的情况，同时还研究在西藏建造空军基地、机场和发射导弹的发射装置。根据他们的提议，在印度政府的帮助下，1948年8月开始建造从印度到西藏的公路。

    印度获得独立后，1947年英国不得不将自己的财产以及所谓的在西藏和与其为界地区的“权力和义务”转交给印度。印度国大党政府不仅没有拒绝这份帝国主义的遗产，反而竭力与英国资本家紧密勾结，更为变本加厉地扩大和巩固这份遗产。锡金和不丹公国以及其他过去从西藏被夺走的地区，都被归入了印度的版图。为了防止这些地区的统治上层有脱离的意图，印度政府大大增加了给他们的资助，同时强加给他们更为奴役性的条约。

    1947年到1949年间，印度政府积极支持英美帝国主义者旨在将这块地区从中国夺走并将它变为“独立”国家的政策。其中，受以前是英国而从1947年起是印度在西藏的使团的指使，该使团现由曾是英国间谍的理查森领导，1949年夏西藏当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击溃国民党军队时，宣告西藏从中国“独立”并宣布进行“反共产主义的宗教战争”。所有中国的机构关闭，而中国人则被赶出西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政府不得不重视一个相邻而强大的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和来自印度人民对它极大的好感，在对待中国方面只得采取对外友好的立场。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宣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中国，尽管不是直接的。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1950年印度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但实际上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继续实行两面的，实质上对中国是敌意的政策。印度政府表面上置身事外，而在1949年底对英美帝国主义者的代办处和西藏反动势力未加阻止，任其进行组建藏军的动员并将其主力调往昌都地区，以组织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武装斗争。许多印度人作为顾问和教官继续在藏军里服役。

    当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初接近昌都地区边界时，中国政府竭力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向西藏地方政府提议派代表团去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将此告知印度政府后，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地方代表团过境印度前往北京。但是印度政府没有提供这样的帮助，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团在抵达印度后以各种借口拒绝回中国。印度政府试图利用这样的局面，迫使中国政府给予西藏“更大”的自治权，以使中国的主权成为纯粹的形式，同时承认印度所有在西藏的单方面权利和特权。比如，1950年11月1日印度政府就西藏问题的照会中指出：

    “印度政府不止一次地阐明它对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为印度政府或其在西藏的国民谋取任何新的特权地位。但它同时指出，某些权力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它们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居之间是自然的。这些关系表现在：印度在拉萨市派有代表，在江孜和亚东有商业代表，在江孜商道上有政府建造的邮局和电讯机关。为保护这一商道，40多年以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印度政府希望这些机构继续存在，这些机构对印度和西藏都是有利的，并不在任何方面损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中国政府当时看到西藏当局无意进行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就在1950年9月下达了命令，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始解放昌都地区和西藏，而印度政府不止一次地为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印度政府继续坚持要保留从英美帝国主义者得到的遗产，即对西藏的权利和特权。在印度政府明显的纵容下，逃出西藏的英美间谍以及一些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侨民代表重新在不丹、锡金、拉达克和其他印度地区安家落户，并在那里进行反西藏的破坏活动。

    1952年受英美帝国主义者挑唆的印度和尼泊尔的商人停止在西藏收购羊毛和其他出口商品，同时拒绝向西藏提供粮食和工业品。经济封锁的组织者们认为，这在西藏与中国之间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会导致西藏的经济危机，引起民众的不满，并使他们起来与中国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按他们的推测，中国政府将被迫给予西藏“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保留印度在西藏的权利和特权。

    但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不作任何有辱中国主权的让步。考虑到要与印度建立友好邻邦的关系，中国朋友在向西藏驻军后对印度的机构和印度的财产没有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和单方面的行动，以得体的方式拒绝承认它们的合法性。

    对印度政府的立场有显著影响的是中国朋友为了对印度政府施压，在出版中国地图时继续印刷出版以前旧中国通过的版本，也就是标明的边界线大大越过了麦克马洪线的以南和以西地区。(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英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条边界线，该线一端在中国与克什米尔、尼泊尔、印度之间，另一端在中国与缅甸之间。虽然实际上中国曾经承认该线，但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中国包括了所有以前中国统治的疆域，也就是18000平方英里缅甸现在的领土，17000平方英里印度的领土和22000平方英里克什米尔的领土。)

    印度政府碰上中国政府强硬的立场，同时相信自己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会变弱的推测不现实，于是被迫在西藏问题上做出极大的让步。

    1952年有关印度在西藏的使团问题得到了协调。按照协议，印度在西藏的使团改变为驻拉萨的总领事馆，但是根据相互对等的原则，印度政府同意在孟买开设中国驻印度总领事馆。

    1954年年底，中国与印度共和国之间开始就协调其他涉及西藏的问题进行谈判。作为这些谈判的结果，1954年4月29日在北京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相互交换了补充解决许多重要问题的照会。这个协定和附属的照会实质上废除了所有以前英帝国主义者强加于中国方面的就西藏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建立印度与中国的新型关系。印度在西藏的单方面权利和特权完全废除。印度政府承担从西藏城市亚东和江孜撤出印度的军队，以合理的价格将所有邮局、电报和电话服务及其设备，同时还有所有宾馆，转给中国政府，将所有使用的或印度政府占用的土地，除亚东印度商务代表处的地段外，全部归还给中国政府。

    为支持和发展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之间的友好邻邦的贸易关系，在西藏境内保留了三个印度商务代办处(在亚东市、江孜市和噶大克市)，但根据相互对等原则，印度政府也同意在印度境内成立三个中国商务代表处(在德里市、加尔各答市和噶伦堡市)。

    考虑到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和拉萨是印度佛教徒的圣地，中国政府承担义务对印度佛教徒去这些圣地朝圣不加以阻挠，同时同意为朝圣者保留现有的宾馆，还答应尽一切可能协助建造新的宾馆。印度政府照样也承担责任保证不阻挠中国朝圣的佛教徒去印度的圣地(瓦拉纳西、鹿野苑、菩提伽耶、桑奇大塔)。

    协议中没有反映出有关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但正如1955年1月11日印度外交部正式宣布的那样，印度政府“完全满意”在答复有关中国出版的地图中标明中国边界大大超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问题时，中国政府指出这些地图是旧版的错误翻印。

    1954年4月29日的中印协议在1954年10月14日中印签订的贸易协议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确定印度可以输入西藏和从西藏输出的商品清单的同时，按照贸易协议，印度政府同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根据现行法则促进那些无法在印度得到的商品输入加尔各答口岸，随后再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地区。这样的促进只是推广于中国出产的商品”[《中国与印度共和国贸易协定》，《苏联对外贸易部科研情报所通报》1955年第1期(1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第19—23页]。

    履行上述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各种协议的结果令人满意。譬如，1955年4月1日在拉萨举行了正式向中国转交印度财产的仪式，其中包括邮局和电报局。驻扎在西藏亚东市和江孜市的印度部队也从西藏撤出。

    与印度签订有关西藏问题的协议，是中国朋友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这些协议：

    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完成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恢复，并废除了有关西藏问题旧的不平等条约；

    动摇了那些依靠印度的广泛支持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帮助的反动分子在西藏的地位；

    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与合作；

    对改善中国与尼泊尔和缅甸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尼泊尔政府在1949年至1954年期间对中国还持敌对立场，1954年宣告自己愿意与中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而到1955年就建立了这些关系。

    但应当指出，印度政府在签订协议后并没有完全停止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就西藏问题做出不友好的行为。比如，印度政府至今没有采取现实可行的措施制止英美间谍、国民党和反动的西藏移民利用印度境内从事针对中国的敌对活动。英国、美国和国民党间谍在印度境内靠近西藏的地方有许多侦察情报中心，在那里进行反对中国的破坏活动：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调拨武器和装备，经常对边境地区的地形进行拍照和航拍。印度境内间谍和破坏分子的中心是锡金的大吉岭市；从西藏出逃的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曾与该中心活动有联系(根据1955年8月15日美联社报道，达赖喇嘛的哥哥经日本逃往美国)。许多间谍中心分布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境内。在拉达克(克什米尔)，英国人理查森也在那里安了家，他曾是印度驻西藏使团的团长。

    还应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签订了协议，可印度政府直到最近还以各种借口阻挠向西藏运送粮食和货物。为了同西藏做生意，每个商人都必须向锡金的印度政府的政治干事申请特批。直到建造了青藏公路和西康到西藏的公路以后，1954年12月印度政府才与中国签订了向西藏运送2200吨印度米的协议，而从1955年5月27日起取消了对印度商人将米卖到西藏的所有限制。

    (2)授予西藏区域自治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内民族问题的特点，认为现在还不适合授予中国的少数民族以分离的自决权。按照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就像对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的政策，授予的是区域自治权，也就是有限的自治权。在西藏就是实行地区自治也困难重重。

    如上所述，还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受英美帝国主义者挑唆的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走上将西藏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为此，西藏当局1943年擅自在西藏地方政府成立外交局并赋予它履行独立国家外交部的职能。比如，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借口扩大贸易派遣专门的代表团去了美国和英国。1949年仍以同样的借口派常驻使团去印度。同样，实际上与尼泊尔也建立了不依赖于中国的外交关系，后者在西藏派有非正式的外交代表。西藏当局完全由自己来保卫穿越西藏地区的国界，并且调整了人员与货物过境的规则。中国政府以前集中掌握着西藏对外事务的代表处被停止参与决定所有对外事务问题；西藏地方政府与该代表处之间的往来甚至不是直接进行，而是要通过外交局，也就是如其他外国使团那样。

    西藏地方政府豢养了完全不受中国管辖的武装力量。在英国顾问和教官领导下成立了一支人数总计在10000人的军队，而参加训练的后备人数同样大约有10000人。军队按照英国操典训练，用英美武器装备。除了军队，西藏地方政府几乎在每座寺庙以及每个封建领主都有私人武装队伍和自己的弹药库。有些队伍人数已达到1000—2000人。这样的武装队伍总数已经超过了藏军人数。

    在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中国政府争取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而“西藏军队逐渐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8和14条)。

    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顽固地抵制履行协议的这些条款，多次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取消这些条款的实施。中国朋友表现出了最大的耐心和容忍。1952年在会见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代表柳霞·土登巴塔时，毛泽东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将藏军改编延期一年或甚至二年。但与此同时，中国朋友逐渐地步步紧逼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实施协议规定的办法。

    1952年拉萨成立了中国外交部帮办办公室。这个帮办办公室由外交部委派的中国干部和工作人员领导。帮办办公室的工作同样也吸收了西藏外交局的地方工作人员。此后，以前成立的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也废除了。鉴于帮办办公室的管理，在印度的西藏使团也接受建议回到了西藏。

    现在西藏所有的涉外事务都由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集中掌握。制定的中国通则，调整了人员和货物出入境的规则，以取代被废除的西藏特别规则。守卫国界的西藏地段和出入境检查由先前入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执行。

    在改编藏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52年2月10日成立了西藏军区。委任中国将军张国华为军区司令，而他的副手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高官和成员阿沛·阿旺晋美和朵噶·彭措饶杰(藏军总司令)。藏军就此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但是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顽固抵制，藏军至今实际上还没有被改编；它基本上是按照旧原则建立的，只服从于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喇嘛的队伍是例外，按照人民解放军的指令在青海省组建，该队伍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在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下。

    由于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坚决的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只得下达指示，解散封建领主和寺庙的队伍。为了将该措施实施到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据外国报刊报道，许多封建领主和寺庙形式上解散了队伍，但自己仍旧保留着枪支弹药，以防一旦需要仍可在短时期内重新恢复自己的武装队伍。

    不管反动势力的阴谋如何，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与许多藏军的指挥员和士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促成这点的情况是1950年在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军部队俘虏了超过藏军1/4的士兵和藏军的司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对藏军的俘虏非常友好，在俘虏中间进行了说明解释工作后就将所有人释放回家。

    1955年初，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护送达赖喇嘛赴北京的西藏上层官员再次研究了藏军进一步改编的问题。谈判结果达成的协议是，在西藏解放后建立的3800名藏军中成立一支为数1000名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支部队军人的装备交由中国国防部负责办理。中国国务院于1955年3月9日同意了该项协议。

    有关西藏自治区域的边界问题也很复杂。在中国共产党旧的有关授予西藏人民区域自治权的纲领文件中规定，将居住在中国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所有西藏部落统一为一个自治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自然，只能将西藏人统一在西藏——这个西藏人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的周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朋友认为应该暂时放弃这样解决问题，显然这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当时情况是，按照协议几乎是完全不受侵犯地保留旧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将西藏人统一在西藏周围，势必导致反动的西藏喇嘛和领主聚集在一起并加强了他们的地位。这将阻碍在西藏人民中进行的民主改革。与此同时，无疑也可考虑到如果将中国境内的所有西藏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自治区，可能引起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不安，这将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善邻关系问题更为复杂。

    所以中国朋友决定将区域自治权利授予现存边界内的西藏和从西藏划出的居住在其他省份的西藏人。到1955年，中国已经成立了9个西藏自治区域，其中甘肃省1个，青海省6个，四川省1个和西康省1个。成立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之外的西藏自治区域极大地减轻了总体解决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难度。

    中国朋友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解决了同样主要居住着西藏人的昌都地区问题。在最近的几百年期间，昌都地区或康区是西藏的一部分，仅在1928年被从西藏划出。以后，西藏用武力将该地区并入了自己的版图。1950年人民解放军部队解放了昌都地区以后，在喇嘛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中国朋友在该地区成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开始履行地方当局的职能。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西藏地方政府有关将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昌都地区的要求没有得到同意。但当时中国朋友没有在该地区成立单独的民族自治区，打算在西藏地方政府就西藏总体民主化问题作出让步后，再将昌都地区并入西藏。

    在西藏地方政府民主化问题上，中国朋友同样也遇上了很大的困难。按照《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将不予变更，而“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所以协议签订后保留下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几乎是旧的班底，而它的职能也没有太大的变更。西藏地方政府中大部分领导和官员都是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中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倾向英美，敌视中国，是西藏民主改革道路上主要的障碍之一。

    中国朋友在过去的4年多里始终一贯地执行限制西藏地方政府权力的方针。上述提到的成立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以外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就是实施这种措施中的一项。其他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措施还有1951年让班禅喇嘛回到西藏，并恢复了他在1924年以前已存在的地位和职权。班禅喇嘛回到西藏后就恢复了班禅的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该政府将自己的宗教和管理权力扩大到了西藏中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大片区域，包括日喀则市和江孜市的某些部分。这极大地限制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

    班禅喇嘛的宗教和管理权力的恢复，是在遭到西藏反动势力顽强抵抗情况下进行的。西藏反动势力利用达赖喇嘛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之间存在的历史性争议问题，试图挑拨性地夸大这些分歧。幸好中国朋友充当中间人进行干涉，这些挑拨才没有得逞。1954年到1955年在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期间，在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协助下，1955年1月19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班禅喇嘛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的协议》，该协议解决了大部分有争议的问题。

    为了限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并对其进行民主化，中国朋友坚决争取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十五条，该条款指出必须在西藏设立不仅包括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而且也包括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军政委员会。设立这样一个在地位和职能上高于西藏地方政府的机构，使中国朋友能够加快地区当局民主化的进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西藏统治上层表现出特别顽固的抵制，直到1954年年底前仍坚决地拒绝成立军政委员会。

    只是在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第一次会议工作期间，这次会议除达赖喇嘛代表团外，班禅喇嘛代表团、西藏昌都地区代表团和西藏各寺庙的代表同样也参加了，中国朋友才得以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195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自己的决定，从而完成了经与西藏社会所有各界代表一致同意的有关组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按自己的职能，筹备委员会是比西藏地方政府更高的政权机构。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喇嘛政府(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同样还有因这项决定将并入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政府(人民解放委员会)都服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具有广泛地代表制的特点。由51个人组成，其中只有15个人是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剩下的里面有10名班禅喇嘛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代表，10名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表，5名中央政府派在西藏地区工作的干部和11名其他各种组织的代表，包括各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群众组织代表等。批准达赖喇嘛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第一副主席为班禅喇嘛，而第二副主席是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将军。

    筹备委员会下设庞大的机关：秘书处、办公厅、财政经济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及10个部门(民政处、财政处、建设处、文教处、卫生处、公安处、农林处、畜牧处、工商处和交通处)。该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像筹备委员会那样按照比例代表制全套配备。厅、委的主任、副主任和各处处长、副处长人选由国务院批准任命。

    成立筹备委员会是中国朋友的西藏政策的巨大胜利。这项措施更加削弱了西藏反动势力的地位，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为西藏地区当局进一步民主化创造了先决条件。

    (3)消除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隔阂

    1951年之前，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是分开。它与中国没有直线的电报和电话通讯(唯一的一条不长的电报和电话通讯线路，将拉萨通过江孜和亚东仅与印度相通)，没有航空交通。一些陆地道路，更确切的是山间小径，穿越在荒野空旷的高山地形中，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相连，这是一些完全没有修建过的路。在夏天的时候，只能骑着牦牛或马在这样的路上行进。

    中国朋友公正地将这当作西藏民主改革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加以研究，决定结束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1952年人民解放军工兵部队架设了通往西藏的电报线路，同年沿该线开通了拉萨与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电报通讯。以后这条线路继续通到了日喀则市。1953年12月沿该线开通了电话通讯。同时恢复并极大地改善了西藏城市之间以及整个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无线电通讯。

    1954年年底建造完工的两条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稳固地联系在一起的公路，对消除西藏与祖国隔绝的状态具有重要意义。一条公路在平均海拔3000米高度穿越，将四川省的雅安市与西藏的主要城市拉萨市相连，全长2225公里；另一条公路长2100公里，穿越在更高的高山和空旷地区，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连接了拉萨与青海省的行政中心西宁市。过去开车从拉萨到北京的道路需要4—6个月的时间，现在只要20天。

    按照国务院的决定，今年西藏境内将开始建造两条公路：羊八井到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江孜。这些公路是青藏公路和西康西藏公路的延续，它们将在经济、行政和宗教意义上处于西藏第二中心的日喀则市与中国其他地区连在一起。

    (4)经济领域的民主改革

    虽然西藏落后，可它的经济对于国家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藏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牧区之一。因为西藏没有准确的牲畜数量资料，所以中国官方的牲畜统计资料至今未包括该地区的牲畜头数。根据1952年至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科研勘察队的大概计算，在西藏繁殖生长的主要品种(牦牛、绵羊和山羊)的牲畜头数有几千万头。仅位于扬子江上游西部的黑河(那曲)和羌塘地区总计有500多万头绵羊和山羊以及将近200万头牦牛。西藏和平解放前每年运往印度1500—2500吨羊毛，30000—40000头牲畜，大量的皮革和用以制作著名的开司米围巾的羊绒。

    但是西藏的畜牧业极为落后。比如，西藏绵羊活体平均为51.6公斤，新疆品种绵羊活体重量是83.5公斤。西藏绵羊每年剪下羊毛平均为1.3公斤，而新疆的则是10.3公斤。西藏的牲畜中瘟疫猖獗，导致牲畜大量死亡。

    西藏和中国农民多年的经验表明，能够在西藏南部和中部的山谷广泛发展农业。但是，虽然条件优越，可农业推广十分落后。仅种植几个品种(青稞、燕麦、小麦、稷、荞麦、豆类和其他蔬菜)。由于耕种土地的方法和工具落后，西藏地区的农业出产率很低。为了满足居民的需求，西藏不得不每年主要从印度输入500—1000吨粮食和许多其他的农产品。

    在西藏很大范围内都能采集药草和从麝身上提取麝香。仅是每年运往中国其他地区就达200吨药草和1.5吨麝香。

    对于正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中国来说，西藏极为丰富的矿藏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对西藏进行的地质勘探表明，西藏许多地区蕴藏着非常丰富的金矿。仅在那尔察(Наэрцан)地区的金矿延绵近450公里。在拉萨北部发掘了最为丰富的硼矿。与此同时在西藏发现了煤矿、油页岩矿、铁矿、铅矿、钼矿、镭矿、锌矿、锑矿、硝石、硫黄、石棉矿和银矿。许多迹象表明西藏地区还有石油。西藏同时还分布着巨大的盐矿和硼矿。向尼泊尔和不丹输出盐和硼，以前是现在也是西藏主要出口项目之一(比如，西藏解放前每年运往不丹和尼泊尔的盐达到2.2万—3万吨)。

    西藏的工业处于萌芽状态。拉萨的军械厂、铸币厂和发电厂是唯一最新的现代型工业企业。这些厂的规模非常小。比如，西藏军械厂总共只有30名工人在工作，每月制造4支枪。拉萨发电厂的功率只有60千瓦。

    手工业略有发展：呢绒、羊毛料、地毯、毡呢、陶器和其他家庭用具的制作以及佛教用品。部分手工业集中掌握在寺庙，而其他的则由私人企业家掌握。小规模的手工业无力满足居民的需求，过去西藏主要是从印度输入大量的工业品。

    由于西藏劳动者还不足以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缺乏组织性以及还保留着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对他们的巨大影响，所以在西藏解放后的最初阶段不可能对西藏进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农业。所以中国朋友在经济领域的政策是旨在让西藏摆脱经济上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使其牢牢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提出的任务是在目前依然存在的落后制度范围内利用一切可能发展经济，逐渐由国家在经济中把握领导地位，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的工业、贸易和农业企业，随着西藏劳动大众的觉悟和组织性不断增强，逐渐地有时是迂回地废除封建神权政治制度。

    中国朋友十分关注畜牧业。旧西藏的畜牧业发展受到英国和中国的商人阻挠，他们有限地仅仅购买高等级的羊毛和皮革。1952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有关国家无限制收购所有等级，包括低级的羊毛和皮革的决定和通过人民银行向养殖户提供贷款对西藏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养殖户在4年期间得到超过10万元的贷款。在整个工作中资料都是以新的元进行换算)。首批在西藏组建的兽医站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及时采取预防兽疫的措施仅在1953年就能够预防疾病并治愈了拉萨市和日喀则市地区超过9万头牲畜。

    中国朋友提出了任务，要在短时间内大力发展西藏的农业，使它摆脱从印度和中国内地高价输入农业品，并在西藏地区建立牢固的粮食基地。

    驻扎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完成这项任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接到了毛泽东的直接命令，要在当地靠自己的力量保障粮食自给。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经地方当局同意划出的荒野之地上建起了许多军垦农业。从1951年到1954年开荒整地超过3000公顷荒地，到1953年已经收获了1000吨粮食。

    与此同时采用奖励和让西藏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农业的办法。为此在过去的4年，西藏和昌都地区的农民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方面总数为160万人民币主要用于种子和农具的无息贷款的帮助，结果使西藏农民在从1950年到1954年期间扩大了面积达3300公顷的可耕地。(贷款数额每年增长。比如，1952年以贷款方式发放了28.5吨粮食，1953年已经是375吨。1954年贷款额又大为增长，增加了贷款发放点。因为西藏农民没有土地，是农奴，所以大部分贷款都发放给地主和寺庙。中国朋友利用这项措施将统治上层中的个别分子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或让其保持中立。)

    军垦农业和特别是在拉萨司令部建立的农业试验场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过去4年的试验结果证明，在西藏的高山环境下可以种植300种以上的农业植物，其中包括亚麻、棉花、茶叶、许多品种的小麦、土豆和几乎所有种类的蔬菜和水果。其中从苏联获得的北方品种小麦(包括亚麻、多蘖小麦、土豆和其他植物)显示出非常好的结果。

    为了加快西藏的农业发展，1955年3月9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有关向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班禅喇嘛政府和昌都地区拨款100万人民币用以购买农具无偿分发给农民的决定。这项措施使西藏农民配备了更为现代的农具，并因此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收获量。同时通过了有关在拉萨河和年楚河上建造两座河坝的决定，为的是一方面消除洪水对拉萨和日喀则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利用建造的水库人工灌溉农田。另外还通过了有关扩展和加强人民解放军在拉萨市创建的农业试验场的机械化。为了这个试验场以及军垦农业，今年向西藏运送了从苏联得到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中国朋友为建立西藏的工业同样也采取了措施。人民解放军入驻西藏后的4年期间，西藏工业恢复了力量，拉萨的热电厂开始输电，建造了4家示范性缝纫厂、皮革厂、金属制品厂和血浆厂。开始建造木材加工厂、一些洗毛厂、砖瓦厂和石灰厂。这些企业为在西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作了奠基。给予贷款的方法为地方手工业、金矿以及盐和硼的加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帮助。

    1955年3月9日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代表协商并征得同意后，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有关进一步发展西藏工业的决定。按照这项决定，未来几年将在拉萨市建造水电站、皮革联合加工厂和预先指定主要生产最简单的农具和金属的家庭用具的小型金属制品厂。同时还将在日喀则市建造小规模的热电厂。

    中国朋友在实施发展经济的措施时的每一步都与西藏反动势力非常顽固的抵抗发生冲突。比如，西藏和平解放后最初阶段，受到反动势力挑唆的藏民游行示威，拒绝接受向他们提供的条件十分优惠的贷款，同时还拒绝兽医站和其他的帮助。怀有敌对情绪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千方百计阻挠将空闲的土地划分给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展农业，而有时则划出完全无法种植的地块。

    反动势力的抵抗特别厉害的是表现在贸易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的最近时期，西藏都是从印度和尼泊尔或者是通过它们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所需要的大部分商品。也正是这些国家在西藏购买西藏大部分的出口商品。如上所述，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后，印度、尼泊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英美资本家的压力下，自1952年开始几乎完全停止从西藏购买羊毛和皮革，而且同时拒绝向西藏提供粮食和其他食品。西藏的商品没了销路，价格一落千丈。在这同时西藏市场上出现了工业品和部分食品的紧缺。粮食的情况非常严重，沿着西藏未经整修过的山路从中国其他地区运来粮食(米、青稞和小麦)非常困难。由于西藏大部分农田遭受洪水，这样的状况在1954年夏季更为严峻。

    幸亏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措施，在西藏收购所有的羊毛和皮革并加强往西藏运送粮食和其他日用品，这才大大缓解了经济困难。与经济困难的斗争使中国朋友能够对西藏的对外贸易建立起国家监督，并将以前由国外资本家集中控制的大部分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掌握。现在批发贸易基本上由专门成立的“西藏国家贸易公司”控制，到1954年年底该公司已经在西藏各城市和大的居民中心有了9个分公司[“西藏国家贸易公司”在3年期间(1951年到1954年)向西藏人民提供了茶叶、布匹和日用品总计在200万元人民币，从西藏收购了数额为400万元人民币的养殖产品，包括超过2000吨的羊毛]。大部分西藏居民对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掌握表示赞许，因为这是英国人、印度人和其他国外商人掠夺性的非等值贸易的终结。1954年西藏的商品生产者以自己的产品得到的收入比西藏和平解放前每年平均收入多了两倍。

    至于零售贸易，它依旧像以前那样由寺庙、封建领主和城里的个体商人掌握。中国朋友与他们的关系过于尖锐化，暂时不在西藏搞国家和合作社零售贸易。

    两条公路的建造完工使得进出西藏的货物运输从1954年起有了极大地增加。据《人民日报》报道，1955年的最初4个月运入西藏的货物量是1954年同期的9倍。过去的经济困难现在被彻底克服了，西藏市场上价格稳定，主要商品货源充足。

    反动势力在财政领域表现出非常顽固的抵抗。西藏地方政府过去推行西藏“独立”方针，发行自己所谓西藏卢比的货币。西藏解放后它顽固地拒绝废除该货币。由于提供贷款和内外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控制，中国朋友抑制了反动势力的抵抗并使有关西藏主要城市开设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和在西藏地区流通中国货币(元)的问题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同意。国家银行通过自己的分行逐渐地争取到了在西藏财政上的领导地位。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地方当局同意1955年中国国务院有关停止发行藏币和逐渐退出流通的决定。决定同时规定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货币援助以消除金额为70万元的年度逆差。同时投入400万拨款进行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

    虽然西藏还没有进行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可中国朋友还是在现存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范围内多少改善了西藏劳动人民的状况。譬如，在邮政转为国家控制后，中国朋友经过努力废除了西藏最为沉重的差役之一“乌拉差役”。(按这项差役每个西藏家庭有义务提供一或二名传递文书或运输物资的人，自带驮畜以驮载货物及邮政官的吃喝用品。该项差役经常不断地每月使一个西藏家庭中一至二名成年人离家为期20天。)

    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和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以及中国进行农业改革的经验迫使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大大减轻了对农奴的剥削。

    据报刊报道，现在中国朋友正准备措施对西藏地方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改为用货币支付工资。这项措施将使极大部分在属于西藏地方政府土地上劳动的农民摆脱农奴地位。

    (5)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领域的民主改革

    在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领域，中国朋友在西藏的政策是旨在逐渐地取消喇嘛教的反动统治。

    1951年前的西藏只存在寺庙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学习的是喇嘛。寺庙学校里的学习主要为学习藏语、喇嘛僧侣的清规戒律、经书和粗浅的算术。只有在大的寺庙下属的经学院里，与宗教科目一起的同时学习西藏医学、数学、西藏文学和其他一些科目。

    不止一次地尝试为不是喇嘛的居民成立非宗教学校网，遭到了来自喇嘛教会上层领导顽固的阻挠。和平解放前西藏总共只有两所不大的非宗教学校。其中的一所是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处办的学校，教孩子学习汉语，另一所是英印在西藏的使团办的学校，教学生学习英语。

    喇嘛对教育的垄断引起了所有非喇嘛阶层民众的极大不满。仅有一小撮封建领主可以请私塾到家里教孩子读书或者将孩子送到印度或中国内地接受教育。

    中国朋友依靠非喇嘛阶层的民众和喇嘛中的进步人士的支持，开始着手在西藏创建非宗教学校网。1955年年初在拉萨、日喀则和西藏主要居民中心已经开办了7所共有1000多名西藏孩子就读的非宗教小学。学校依靠西藏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力量用藏语上课。

    中国朋友特别注意为当局机关、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的领导工作培养民族干部。为此几百名西藏青年被派往中国高等学院学习。比如，仅在北京的中央少数民族学院就有200多名西藏学生在学习。由拉萨和日喀则的中央政府代表处组织举办的定期1个月的培养民族领导干部的进修班在培养地方干部方面同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西藏反动势力对教育发展进行了非常顽固的抵制。当拉萨开办了第一所非宗教小学时，迫于反动喇嘛势力的压力，西藏人拒绝将孩子送去该学校上课。他们坚决拒绝将自己孩子送到中国其他城市去学习。只是在达赖喇嘛号召居民将孩子送去读书并表示“学习科学对西藏人有益”后，西藏孩子和青年的学习状况才得到改善。

    和平解放后首次在西藏出现了电影院。仅在1954年一年中，西藏和昌都地区就放映了70多部影片，有超过85万人观看了电影。西藏第一次出现了广播；在拉萨的机构促进了广播的迅速推广，而同时中国大的广播站用藏语进行广播。

    在拉萨成立的西藏出版和翻译委员会在发展西藏的教育和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朋友成功地在该委员会中联合了西藏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委员会着手翻译成藏语并出版各种教科书和参考书，出版第一张藏语版的报纸，编纂藏汉词典。

    人民卫生保健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喇嘛掌握的所谓藏医，既落后又无法抵抗许多疾病。解放前的西藏到处流行性病、沙眼、天花和其他许多疾病。根据在拉萨进行的调查，将近90％的居民患有某些疾病。新生儿便有75％的死亡率，而剩下存活的有将近46％的孩子活不到成年便死去。

    1952年，人民解放军在克服了喇嘛中反动势力的抵制后，在西藏建立了第一所诊疗所，后又转为拉萨人民医院，有标准床位90个，一天可看病400—500人次的门诊所。与喇嘛反动势力的破坏性宣传相反的是，现代医学逐渐地取得了民众的信任。现在除了拉萨，已经在日喀则市和江孜市开设了门诊所。除此以外，专业的医疗队在西藏许多地区与流行病和其他疾病进行着颇有成效的斗争。

    根据中国朋友的倡导，在拉萨市和日喀则市成立的西藏爱国青年协会和西藏爱国妇女联欢会，为西藏的民主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现在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同时它们是西藏第一批民主政治团体的萌芽，也将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组织的助手。(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组织成立于1951年，由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政府派出的干部和专家小组中入驻西藏的中共党员组成。后来采取的步骤是吸收倾向于革命的藏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6)针对宗教和喇嘛的措施

    派往西藏的中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在工作中基本上严格遵照中国共产党针对所有宗教，包括少数民族宗教所研究的政策原则：保障宗教信仰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充分自由；尊重民族的宗教情感，不以行政手段干涉宗教事务。同时中国工作人员履行中央的指示，为了使针对宗教的措施“不至于加强宗教的影响，因为这样做反而为宗教提供了良好条件来欺骗群众”。

    中共中央针对宗教的指示对成功地实施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巩固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暂时的放弃在西藏进行最基本的社会改革，包括农业改革，使中国朋友能够大力加强自己对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中更为进步的人士，使动摇的人中立，使反动分子孤立。中共中央在总结民族地区工作经验时，在1954年10月的决定中指出：

    “在我党我军和人民政府领导和控制下，一方面争取和团结住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上层人物，坚持长期地与他们合作的方针，为此并准备花一批钱将他们养活起来，用来换取他们对于改革旧制度的让步和赞助，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地跟我们前进。应肯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是可以改造的，我们应该争取改造其中的大多数。”

    以前被驱逐的班禅喇嘛和他的拥护者返回西藏，同时还有1947年起义后从色拉寺、热振寺和其他寺庙出逃的喇嘛也返回了西藏，这极大地加强了喇嘛中进步的中坚力量。

    中国朋友在过去的4年期间发现和团结了西藏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主要集团中许多进步代表，这些人现在与中国朋友合作，为西藏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中国朋友实施的以下措施对扩大和巩固西藏上层的进步中坚力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派遣多批(总数超过1000人)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代表的代表团去国家其他民族和汉族地区(四川省、内蒙古等地)以了解民主改革的进程和宗教状况；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不止一次地与西藏代表团座谈；

    ——勇于争取喇嘛上层的代表不仅参加在地方上的，而且是在当局中央机构合作共事，其中包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广泛地向喇嘛寺庙和封建领主提供用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贷款和其他经济方面的帮助。

    中国朋友使许多“活佛”摆脱了反动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喇嘛和其他教派的佛教徒之间享有很大威望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这应该认为是中国朋友特别重大的成就。争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达赖喇嘛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而班禅喇嘛为常务委员会委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国务院决策有关西藏问题的工作，1955年组织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观祖国各地了解民主建设的进程，这些都使中国朋友能够更加稳固自己对这些“活佛”的影响。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最近在多次的讲演和布道时号召佛教徒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坚决地为巩固世界和平而斗争，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领导收集签名的运动向世界和平理事会呼吁反对准备原子武器战争，这说明了中国朋友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日益稳固的影响。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发言不仅在国内佛教徒的中间，而且在国外的佛教徒之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朋友采取了许多措施努力进一步加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有民主倾向的著名宗教领导人现在对中国境内和国外佛教徒的进步影响。为此1954年中国成立了联合所有教派和流派的中国佛教徒协会。

    1955年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缅甸。以履行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职责的西藏喇嘛喜饶嘉措为首的代表团有蒙古喇嘛，同时还有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法师和僧侣。从4月1日至5月4日在缅甸的逗留期间，中国佛教代表团与缅甸佛教徒建立了紧密的友好关系，揭穿了缅甸和国外反动分子在缅甸散布对中国的诬蔑，造谣说中国佛教几乎已被消除，而僧侣或被驱逐或被枪杀。

    中国佛教徒的进步发言和他们对国外的影响引起了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惶恐。资本主义的报刊在最近一段时间急剧地加强了传播有关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佛教在中国情况的诬蔑材料。两名被安置担任摄影者工作的国民党间谍试图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955年在北京期间枪杀他们，目的是利用这起枪杀事件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在中国和境外佛教徒之间的威信。

    应当指出，佛教进步人士对国外影响的加强同样也引起了东南亚许多国家统治阶级的很大不安，特别是印度。为了巩固自己在印度和国外佛教徒中的影响，尼赫鲁国大党政府打算利用1956年5月在印度庆祝佛陀涅槃的2500周年日。

    众所周知，佛教至今没有自己一个统一的中心。在过去可以看到来自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在自己的影响下成立这样的中心，可他们没能得逞。现在尼赫鲁政府又决定作这样的尝试。在他的支持下佛陀涅槃2500周年日庆祝期间将在菩提迦叶和贝哈尔召开世界佛教会议。邀请了所有国家的佛教代表，包括中国代表参加庆祝活动和会议，其中达赖喇嘛受到个人邀请。

    (7)结论与建议

    四年半期间，中国朋友在巩固自己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为西藏今后逐步的民主改革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与基本上正确实施政策的同时，在西藏的中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工作中曾经犯过、现在还在犯着许多错误。比如，人民解放军部队抵达拉萨后，在征得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后人民解放军的司令部设在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中国朋友不懂得习俗，不经意的一些行为引起了喇嘛和藏民的不满。其中藏民认为对自己和喇嘛教有侮辱性的是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在对藏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布达拉宫上挂起了红旗。这些错误马上就被喇嘛反动势力所利用，1952年4月在拉萨挑起暴乱。中国朋友费尽周折才未动用武力消除了这次暴乱。

    在某些来西藏的中国干部中间表现出大汉沙文主义。这首先表现在某些有辱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民族感情的场合，缺乏友好的联系和对藏族工作人员帮助不够。

    个别干部对西藏的情况和特点认识不够正确，经常机械地将与汉族地区使用的工作方法搬到与藏民的工作中，因此有时遭受挫折。在实施一些措施时常常考虑欠周到和草率仓促。比如，1952年中国政府下达有关国家贸易公司收购西藏所有的羊毛和皮革的指示。但在执行这项指示时中国朋友犯了错误，将收购价制定在由于英国商人拒绝收购这些货物而急剧跌落的价格水平上。它仅仅是在制定新价格后消除了大为提升的高价和藏民支付的新旧价格之间的差价，这引起了藏民的不满。有些干部还有犯命令主义的情况。

    可总体上应该指出在西藏的中国朋友十分精干地剖析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并有效地加以消除。在实施民主措施方面他们特别注意防止草率仓促。

    据以上叙述的情况有理由认为，中国朋友旨在扩大和巩固西藏和西藏以外的喇嘛和其他佛教徒中进步中坚力量的政策，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其对东南亚国家影响的共同事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最好能与中国同志商讨有关在中国、苏联、朝鲜、越南和蒙古的喇嘛和其他教派的佛家徒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

    其中包括研究有关中国、朝鲜、越南、蒙古同时还有苏联参加的1956年5月在印度为佛陀涅槃2500周年日组织的庆祝活动和为此召开的世界佛教会议的问题，这将有正面意义。派遣社会主义阵营的佛教代表团将对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佛教徒造成巨大的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佛教代表团参加世界佛教会议不仅能够阻挠佛教僧侣中反动势力为自己的目的利用会议，而且能与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佛教徒中的进步人士结成同盟，对会议在我们所希望的方面施加影响。如果会议通过有关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代表团参加会议就能够对确定该世界联合会领导机构的组成施加影响。

    应当着重指出，苏联佛教代表团出席世界佛教会议的特别重要性。佛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主要宗教。所以苏联代表团的参加能成为苏联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习俗极为尊重的新的表达，毫无争议地能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苏联各族人民与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各民族的友谊。同时苏联代表团参加佛教会议将能够揭穿反动势力散布的谣言，似乎在苏联唯独欧洲民族的宗教有自由，而亚洲各族人民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都遭到迫害。在这项计划中最好应该同时研究有关实施的方式和在列宁格勒开设一座如同在佛教徒中颇负盛名的纪念性建筑物——佛教庙的问题。

    苏联的专家学者最好应该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帮助中国朋友从理论上概括实施民族政策的经验。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

    1955年9月17日

    第1597/c文的附件

    绝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一：

    西藏地方当局的机构设置

    (参考)

    西藏在最近的几百年里实际上存在两个地方政府。其中之一是达赖喇嘛为首的，驻扎地在拉萨市，另一个是班禅喇嘛为首的，驻扎在日喀则市。达赖喇嘛的政府将自己大部分的权力扩大到了西藏人口更多和经济上更发达的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包括昌都地区或康区)。

    班禅政府管辖着西藏的中部、北部，同时还有整个西部地区。但这些地区的许多居民点和地方以前曾是现在还是归达赖喇嘛政府管辖。比如，日喀则市的三分之一，西藏和其他等地区的许多宗(县)。达赖喇嘛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各自控制区之间至今没有建立经双方完全同意的地界划分；这些为许多居民点和地方的争吵带来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

    1942年班禅喇嘛和他周围的人被逐出西藏后，达赖喇嘛政府将自己的权力扩张到了整个西藏地区。由于1951年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班禅喇嘛和自己的政府回到了西藏，而他以前的地位和职权也得到了恢复。1955年年初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他们政府的领导负责人在北京逗留期间，在中央政府的调解下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和其他问题都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

    在为和平解放西藏斗争期间，1951年1月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或康区)成立了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之外的地方民主政府，被称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这样一来，从1951年起西藏领土上实际有三个相互独立的政府在运作。

    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

    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达赖喇嘛，形式上属于无限权力。从达赖喇嘛去世后到新的达赖喇嘛转世完成(16—18岁)，权力转在摄政王的手中。

    按照西藏现存情况，摄政王可以由达赖喇嘛在自己去世前由他本人任命。但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摄政王就该由政府为此特地召开的民族大会选举产生。通常只有是拉萨三座最大的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上等喇嘛转世者(活佛)才能被选举为摄政王；这样的转世者在西藏只有几个。同时甘丹寺现在的和以前的主持和达赖喇嘛大师也有权成为摄政王。万一摄政王去世，就另外再选一个替代。

    伴随喇嘛身边的是他的内侍系统，即所谓的“泽”(顶)，大部分是从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活佛”和其他上等喇嘛中挑选出来的。形式上该系统被任命帮助达赖喇嘛；可实际上它的使命是让达赖喇嘛的每个举动都在上等喇嘛的严格控制下，使达赖喇嘛的活动完全符合上述寺庙集团上等喇嘛的利益。

    达赖喇嘛的内侍系统有三个机构组成。达赖喇嘛的个人事务和财产由达赖喇嘛所谓的“基巧堪布”(内侍总管)负责管理，他有三个助手，分别掌管达赖喇嘛的饮食、日常需求和宗教仪式。不管达赖喇嘛去哪，内侍总管和他的助手总是如影随形般跟着他。内侍总管手下还有达赖喇嘛个人的秘书处。

    两名经师负责达赖喇嘛的教育，他们一直是来自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高级“活佛”。经师有几个来自上等喇嘛的人作为助手。经师和助手让达赖喇嘛认识了解经文、西藏的历史，并与达赖喇嘛进行辩论。

    因为按照喇嘛教的教规，达赖喇嘛不应直接与外界交流，为此他下面有一个联系的机构——泽嘎(Цега)(顶的代表)，作为达赖喇嘛与外界，其中还包括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中间人。这个机构由从上等喇嘛中任命的大主持领导，他帮助制定同样也仅从上等喇嘛中挑选出来的官员编制。

    西藏地方政府高层行政机关是绍尔(Шор，平原)，在达赖喇嘛和他的内侍系统领导下执行自己的职能。 [5]

    称为“噶厦”的内阁领导着中央行政。噶厦由4名部长(噶伦)组成；其中一名是高等喇嘛，而另三名是封建领主。噶厦成员中的一名是藏军总司令。噶厦是集体性机构，但噶厦成员中喇嘛地位最高，履行总理的职能。噶厦准备各种法律和主要的命令，并将它们交付达赖喇嘛研究和批准。得到达赖喇嘛同意后，噶厦颁布各项法律和采取措施付诸实行。

    噶厦还建立以僧俗官员为代表的扩大或精简的理事会以解决特别重大的问题。理事会实际上是西藏政府的幌子，因为理事会成员的名单是噶厦按照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行挑选和批准的。理事会由噶厦任命的“八人委员会”领导，由4个秘书和4个管财务的担任。理事会上不举行投票表决；经过“八人委员会”讨论后独立形成决议并以理事会的名义提交噶厦和达赖喇嘛研究。

    在西藏地方政府系统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两个秘书处：僧侣官员事务的秘书处和世俗官员事务的秘书处。

    掌管僧侣官员的秘书处由4名从高等喇嘛中选出的秘书领导。秘书处的整个编制完全都是经过由国家管理的学校专门学习的喇嘛官员。秘书处登记所有的寺庙和它们的财产、所有高等喇嘛，批准授予他们高级称号，审理查清寺庙之间的各种诉讼等等。该秘书处受双重领导：除了噶厦，它还直接服从于达赖喇嘛。服从噶厦的同时，掌管神职官员的秘书处还是它的监察机关，因为秘书处存有达赖喇嘛的印鉴，而没有达赖喇嘛的印鉴，任何一项政府的法律和命令都是无效的。

    掌管世俗官员的秘书处由4名审计官组成。无论是审计官还是该秘书处整个落后的编制，都是从世俗官员中挑选的。这个机构主要是对封建领主和国家的地产进行清点核算，解决涉及封建领主的问题，在专门的学校里培养世俗的官员并授予他们职务。世俗官员的秘书处完全服从于噶厦。

    除了秘书处，噶厦下属还有许多辅助机构。它们中至西藏和平解放前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是由两种(僧俗)官员领导的外事局。除了外事局，西藏地方政府还有超过20个的局和部门(贷款局、国资局、财政局、喇嘛事务局、粮食局、城管局、地方政府直辖地区管理局、司法局、军队事务局、移民局、建设局、农业处、邮政处、电力处、盐和茶叶管理处等等)。局和部门由僧侣官员配套构成。有些特别重要的局和部门由僧侣官员共同领导。

    按照西藏现有的状况，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该由僧侣官员各175名组成。但事实上官员的人数大大超过这个“编制表”。同时应指出，喇嘛官员的人数约占西藏政府机构总人数的2/3。

    西藏解放后西藏地方政府的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由三名高管噶伦组成，以便与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中国驻西藏代表处联络。除此以外，设置了3个“噶准”的职位，其任务是帮助噶厦的成员进行国家事务。

    在行政管理方面西藏分成各个“宗”，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县。拉萨市及市郊直属于西藏地方政府。根据中国最新文学资料表明，解放前西藏总共有123个“宗”。现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政府管辖着100个“宗”。按照人口总数和经济发展情况，各个“宗”可分为4类：大、中、小和边。“宗”的地方当局是“宗本”或“宗”长，由西藏地方政府从封建贵族或高等喇嘛中任命。在许多“宗”领导职务由两名官员担任：一名是喇嘛官员，另一名是世俗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是僧官为主，俗官为副。大部分“宗”的领导都住在拉萨或日喀则，而地方上的事务由他们信任的官员管理。

    西藏的“宗”也分成乡“措”，以乡长(“措本”或“噶布”)为首，由“宗”长从自己的亲信中任命。村的首脑是村长(“米米”、“谿本”或“埃巴”)，由乡长任命。有些大的分散的村有时也分成团体(强)，这些团体也有团长(强本)。

    西藏地方政府有自己人数达1万人的军队。达赖喇嘛是军队的首脑。军队总司令是最高西藏行政机关噶厦的成员：朵噶·彭措饶杰噶伦。军队主要依靠农民，喇嘛不从军。藏军的部队主要编制单位是500人的骑兵团。每个团以藏文字母为标志。团的领导人是团长，有两名助手，每个助手领导250名骑兵。军官完全都从封建贵族中挑选；来自平民的士兵只允许担当低级的军士军衔。西藏和平解放前，藏军学习的是英国军规操典，并装备以英美的武器。

    西藏班禅喇嘛地方政府

    日喀则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班禅喇嘛。按照现存的状况他拥有属于西藏班禅喇嘛地方政府管辖地区内形式上的宗教上层的和行政上的权力。从班禅喇嘛圆寂到新的转世灵童成年之前，班禅喇嘛的权力由活佛中挑选出的摄政王掌握，这些都是属于班禅喇嘛寺庙中的活佛。

    班禅喇嘛通过在他之下成立的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囊玛岗)实现自己的权力。和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的噶厦一样，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也是由高等喇嘛和封建领主组成。应当指出的是班禅喇嘛政府里的喇嘛比达赖喇嘛政府里的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辅助机构有：

    “囊萨康”：掌管所有内部事务，主要是喇嘛内务的机构；

    “夏曾康”：掌管解决一般性问题，包括世俗事务的机构；

    “泽康”：秘书处；

    “冲依康”：掌管对外事务的机构。 [6]

    除了每座大的寺庙和领主有武装队伍外，班禅喇嘛政府也有自己的私人队伍，主要是保卫政府。这支队伍在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帮助下在青海省成立，人员都来自青海的藏民。它的组织和配备与其他人民解放军部队一样。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政府不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当局选出的机构。委员会是在1950年12月27日到1951年1月2日期间召开的昌都地区第一届各阶层人民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

    委员会由地区最大寺庙的“活佛”、喇嘛、领主的代表、西藏部落的首领、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代表组成。委员会的35名委员中24名是西藏人，而9名副主席中7名是西藏人。与藏民一起被选入委员会的还有一些生活在昌都地区的汉族干部和汉族代表。

    委员会下设许多部门(农牧处、工商处、财政处、卫生教育处等)。在各个部门工作的既有当地藏民，也有中央政府派去的汉族干部。

    过去存在的服从于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的周围和县级的政府都被取消。周围许多地区和“宗”(县)同样也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地方(周围的和县的)政府。在仍旧居住着西藏部落的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他们认可的部落管理机构。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签名)

    绝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二：

    西藏阶层的组成

    (参考)

    西藏仍旧保留着封建的阶级划分，按此划分所有西藏人被分为三个等级九个级别(方新民著，《西藏》，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10月，第40页)：

    上上(上等一级)：达赖喇嘛、摄政王、达赖喇嘛家庭成员；

    上中(上等二级)：高官、“司伦”、“噶伦”和与他们平级的，同时还有大寺庙的“活佛”；

    上下(上等三级)：“代本”、“宗本”官员和与他们平级的，同时还有所有其他的喇嘛；

    中上(中等一级)：地主、英雄、大封建领主的世袭后代和所有的有产阶级；

    中中(中等二级)：在行政机构和大官手下工作的中等和低级的官员；

    中下(中等三级)：士兵、农民；

    下上(下等一级)：官员的仆人；

    下中(下等二级)：流浪汉、单身男女、乞丐；

    下下(下等三级)：卖肉的、街道清洁工、金属工、铁匠等。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签名)

    绝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三：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生平简要，供参考)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1935年，来自一个曾在青海省靠近西宁市农村居住过的安多部落的藏人家庭。达赖喇嘛的世俗姓名叫丹增嘉措。

    丹增嘉措的父亲直到其儿子被选为达赖喇嘛之前是个农民，经济收入较富裕。丹增嘉措的家庭与汉人关系很紧密；他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都讲汉语。

    1937年10月，喇嘛教领导派出专门的西藏喇嘛使团，根据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灵魂飘逝”的许多迹象，从西藏来到青海，找到了丹增嘉措，并称其为达赖喇嘛的新转世灵童。在选择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时，喇嘛教上层通常仅仅是形式上的遵照喇嘛教规，而实际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点在选择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时也是如此。喇嘛上层亲中国的集团首脑摄政王热振一边组织在青海省寻找新的转世灵童，另一边显然是在追求下列的政治目的：第一，在青海省的藏民中挑选新的转世灵童应可加强西藏在该省数百万藏民中间的联系和影响。第二，因为不得不在中国领土上挑选新的转世灵童，应能进一步巩固西藏与中国的联系并相应地加强亲中国集团摄政王热振的地位。第三，选择青海省来寻找达赖喇嘛新的转世灵童能够争取西藏第九世班禅喇嘛的选举并迁移到青海省，后者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而被迫于1924年离开自己在日喀则的常驻府邸。被认为与达赖喇嘛一样是喇嘛教主要领导人的班禅喇嘛，他的同意将在很大程度上使转世灵童的挑选更为合法。

    1939年9月西藏使团与丹增嘉措以及他的家庭一起到了西藏，在那里丹增嘉措被认定是真正的转世灵童并在1940年隆重登极成为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选为转世灵童得到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和批准。

    与丹增嘉措一起来的家庭(父亲、母亲、几个兄弟姐妹)被提升到最高的贵族级别，获得了许多领地并搬到了在拉萨专门划拨他们的一幢4层楼的府邸。(达赖喇嘛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几个家人继续在拉萨生活。达赖的哥哥唐格采尔·登普拉布彻，在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前与一伙反动分子一起跑到印度去了。如国外报纸披露，在侨居国外时，唐格采尔·登普拉布彻加入了美英侦察兵在大吉岭创建的颠覆特务中心的活动。1955年，显然正是由于加入了美国侦察兵，唐格采尔从印度经日本被辗转派往美国。)

    1950年以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参与西藏和喇嘛教的管理，从事学习喇嘛教的清规戒律和文学。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学过其他学科，所以他的教育水平非常一般。

    1947年以前主要依靠喇嘛最主要的寺庙之一色拉寺的摄政王热振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管理西藏。1947年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挑唆，喇嘛上层的亲英分子发动了宫廷政变。该集团的领导人是著名的喇嘛达扎，将热振停职后自己掌握了摄政王的位置。色拉寺喇嘛为支持前摄政王热振的起义遭到了镇压。一些起义的参加者被残忍地杀死，而该寺庙大部分喇嘛害怕达扎的迫害，被迫逃往中国境内。以前的摄政王热振被捕入狱，很快在监禁中神秘死亡。

    达扎政变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丹增嘉措是摄政王热振喇嘛挑选的，在他领导下受的教育，完全有理由担心新的摄政王达扎会尽力杀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就像过去在孩童或少年时期被杀死的大部分达赖喇嘛那样。但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解放西藏以及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中大部分人的反对立场，迫使摄政王达扎退出对西藏的领导，并将权力转交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但是在管理喇嘛教和西藏的问题上，达赖喇嘛的权力还是十分有限的；权力仍旧掌握在喇嘛上层和一小撮封建领主手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敌视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这些人凭着喇嘛教的教规，千方百计地阻挠达赖喇嘛与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往来。

    中国朋友考虑到达赖喇嘛在喇嘛和其他佛教徒中的独特威信，也竭尽极大的努力让这个年轻人接受自己的影响。要是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那就能极大地减轻西藏、内蒙古和其他有藏人和蒙古人居住的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难度，同时也能依靠达赖喇嘛的威信，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佛教和喇嘛教广泛流传的亚洲国家的影响。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53-322

    №10199 佐林呈苏共中央请示：劝告中国不要撤回援越专家(1955年9月23日)

    致苏共中央：

    据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拉夫里谢夫同志报告(第648号发自河内的专电)，胡志明和范文同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要在今年召回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顾问。胡志明还告知，他在访问北京期间曾请求中国同志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顾问哪怕留下一部分也好，但中国同志没有同意，并主张总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通过高层交换意见的方式在中国和越南之间进行讨论。胡志明和范文同认为，召回所有中国顾问将会给越南人增加不必要的困难。

    拉夫里谢夫同志和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代表法捷耶夫同志认为，在调整国家机关的工作、恢复经济，特别是安排计划和培训方面，越南同志还非常需要援助。

    苏联外交部认为，委托我们驻中国大使馆以委婉的方式向中国朋友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我们关心中国顾问继续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 [7]

    请予审议。

    佐林

    第424/B3号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57

    №11554 绍尔莫夫与司马文森会谈纪要：关于印尼大选的情况交流(1955年9月30日)

    摘自Ю.绍尔莫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10月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389/c号

    今天11时30分我受大使委托赴中国大使馆，在那里同文化参赞司马文森进行了会谈。

    会谈开始时我告诉参赞，新闻部在选举的前几天把许可证发给了大使馆二等秘书和我，准许我们了解和观察大雅加达区的普选进程。

    我说，昨天，也就是今年9月29日，我们参观了市内各区的几个选区。我们还顺利地在5个选区得到了选举结果的数据。

    说明我是受自己的大使委托而来的以后，我表示想要与中国同志们交流关于昨天的国会选举的新闻材料。

    对此司马文森先声明，昨天代表中国大使馆出席选举活动的是他本人。参赞说，他去的是乡村地区，并且没能搞到任何关于投票结果的信息。在雅加达，参赞说，他只到新闻部里的选区去过一趟，按他的话来说，在那里投票的多半是一些高官。司马文森把自己对选举过程的一些感想告诉了我。他说，在农村里可以看到军方和警方吓唬投票者的情况。他指出，乡村和城市居民都是相当积极地参加选举的。

    援引印度尼西亚朋友们的一个声明后，参赞说，国民党将会尽全力去确保自己在选举中获胜，并且它也有机会做到这一点，因为在许多选举委员会当领导的都是国民党的代表。按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的看法，司马文森更明确地说，在雅加达获得多数票的可能是国民党人，而在全国——则可能是马斯友美党人；按他们的推测，获得第二名的：在雅加达是马斯友美党，而在印度尼西亚全国则是共产党人，因为后者在许多乡村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接着参赞问，我们对投票结果的看法如何。

    我回答说，我的看法是，如果按已见报的初步资料来判断的话，将会在选举中取得第一名的不是国民党，便是马斯友美党；取得第三名的显然将是“纳赫达图尔·乌拉马”党；第四名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我和伊万诺夫同志在昨天所收到的那些关于投票结果的资料大致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我向参赞宣布，为了互通信息，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简明的资料转交给中国同志。

    司马文森也答应今天就把新华社记者所收集到的有关选举的材料寄来。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译员

    Ю.绍尔莫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6，л.75-76

    №11555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中国驻印大使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10月1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第414/c号

    1955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招待会

    1955年10月1日

    今天大使馆的全体外交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这是黄镇大使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而举办的。

    由于外交部长阿纳克·阿贡不在雅加达，为两国首脑的健康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兴旺发达而互致祝酒词的传统仪式是在中国大使黄镇和哈拉哈普总理之间进行的，因为后者现在代理着外交部长的职务。

    出席招待会的有与中国有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外交代表机关的领导人。同时必须指出，英国大使莫兰德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此之前他一次也没有到大使馆里来参加过诸如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期间欢迎周恩来的招待会或庆祝中国建军节的招待会这样的大型招待会。

    印度尼西亚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实业界的代表、文化和社会活动家、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工作人员。还有许多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中的前部长，也包括他本人。内阁成员中，除了哈拉哈普外，我只知道第二副总理哈尔索诺·乔克罗阿米诺托和经济部长卡西莫是出席的。一共有600多个人出席。

    走到我跟前的展出委员会主席拉伊哈德通知我说，大概过一个月以后，他打算给苏联政府发一封请苏联参加拟定在万隆举行的1956年的第四届国际工业交易会的邀请信。

    我问他，常设工业展览会的筹备情况如何。

    主席声称，他打算预先，即与上面提到的第一封邀请信同时，也给我们寄一封参加1958年的常设国际工业展览会的邀请信。

    接着我向他提出了关于他对普选结果的看法的问题。拉伊哈德声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将会获胜。当我问他，他本人属于哪个党的时候，拉伊哈德说，他是国民党的党员，但是也信奉天主教。

    在与前教育文化部长亚明的谈话中，我说，由于选举，他现在大概特别忙。

    亚明同意我说的话，并讲，9月份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月；他将会在10月份休息，以便把11月份献给为将于12月里举行的立宪大会选举做准备的新一轮预选运动。

    我先指出，无论是我们大使馆的职员，还是苏联的居民都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还说他的优点就在于他既是历史学家，又是作家，然后我问亚明，他能否把最好的作家以及印度尼西亚作家的最出色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介绍给我们阅读。

    亚明对此回答说，在战后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两个阶段：1945年开始的上升期和始于1950年的衰退期。

    我说，要是能了解印度尼西亚民族文学的上升和繁荣期的作品当然是很有意思的。

    亚明答应在今年10月把一份印度尼西亚最好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单寄到大使馆来，并会附上自己对他们的优缺点的评注。

    第二副总理哈尔索诺·乔克罗阿米诺托请我把我对国会选举的感想告诉他。

    我回答说，我在各个不同国家里工作的期间，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普选的情景。我可以说，单凭雅加达里的情况来判断，印度尼西亚的选举真的进行得很有组织性和很平静，选民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纪律性、很大的积极性和自制力。根据我的观察，选区里秩序井然。

    我则问哈尔索诺，什么时候可以等到选举结果的公布。

    副总理说，雅加达的票数的最终统计数字大概将会在10月7—8日公布，全爪哇的，或许还有苏门答腊岛的最终统计数字将在10月15—16日公布，而全国的总结果只能等到11月底才看得到，因为许多地区并没有准备好在9月29日举行选举，根据政府的决议，它们可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也就是在今年11月29日之前办完这件事。

    招待会的正式部分结束后，大使给出席招待会的人观看了一部介绍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中国彩色纪录片和几期新闻杂志。

    在放映的过程中，英国大使莫兰德对黄镇大使说，他在日本时学习过汉字，因此能够流利地读电影上的字幕。然而，说汉语他就不会了。

    针对此话，黄镇回答说，看来，到北京去当大使对莫兰德而言将是有好处的，因为识汉字将会使他——莫兰德有可能迅速地学会中国的口语。

    对中国人的意见莫兰德却毫无反应。

    招待会结束后，在离开大使馆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近东和中东国家司司长走到我身边说，他从刚刚看过的纪录片中得出的结论是，苏联的确为发展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力量而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6，л.64-66

    №16666 尤金与广东领导人会谈纪要：赵紫阳介绍广东政治经济状况(1955年10月7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10月20日

    第820号

    苏联驻华大使П.Ф.尤金与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人会谈纪要

    1955年10月7日

    在广州参加苏联展览会开幕式期间，我国广东省和广州市几位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助理何伟，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贺希明，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省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工作)林李明，广州市市长、省委委员朱光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员冀朝鼎 [8] 。

    会议开始时，我简要地向中国朋友们通报了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的情况。何伟代表出席会谈的人员对情况通报表示感谢并告知，中国共产党按苏共中央全会的材料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工作。对布尔加宁同志的报告和全会关于工业的决议表示要认真关注。

    何伟说，全苏工业工作者会议对中国的经济工作者有很大的帮助。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带回了会议纪要及其他材料，中国的干部把这些材料复印多份，并仔细地进行学习。

    何伟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也对南斯拉夫问题做解释工作，中共中央把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两个公报发到基层党委(到县级)。苏联同南斯拉夫谈判的结果则传达到省级党委。

    何伟指出，大部分共产党员正确地接受苏南谈判的结果，但有些中共党员产生了疑惑不解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提到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社以及其他单位。尤其是赫鲁晓夫同志抵达贝尔格莱德并在机场讲话后，收到许多人民来信。

    赵紫阳指出，7月中央全会关于工业的决议也对中国的干部具有重要的意义，帮助他们及时发现缺点，不居功自傲。关于南斯拉夫问题，他完全支持全会的决议，并认为，需要帮助南共党员从错误和曲解中解救出来，他的意见是，对待这个问题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分寸。

    林李明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并表示自己赞同全会的决议。同时他指出，相当一部分中共党员以及他本人都不明白，为什么铁托对赫鲁晓夫自我批评的发言，当众不作任何回答。

    何伟证实，许多中共党员都提出这样的问题。

    接着我请中国同志简要地向我介绍广东省的情况。

    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代表出席人员作了情况介绍。

    关于反革命活动问题，他说，这在广东的状况最紧张。这是由于下列原因而产生：(1)广东省比其他省份解放较晚；(2)广东省毗连香港、澳门，离台湾又不远。这些地方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反华的、特务破坏活动的策源地；(3)蒋介石撤退大陆时留下了分布很强大的特务网。

    从解放一开始直到现在，在广东的中国当局同反革命进行紧张的斗争。在1951—1952年期间，逮捕了12万多反革命分子，其中4万被枪决。目前，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进攻已基本上被镇压。但是，在山上，在广东和湖南两省交界处仍有武装的国民党匪徒。蒋介石、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从海上和空中继续派遣破坏小组到广东境内。尤其是，不久前有几股这样不大的小组从飞机空投到海南岛。这样，赵紫阳说，广东的特务和搞破坏的地下组织，主要是由国民党撤退时在广东留下的特务骨干以及经常从境外派遣到这里来的人员凑合起来的。所有的反革命工作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其他地方，并受到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葡萄牙等五个主要国家的指使。

    由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破坏工作的规模，最近香港的人口增加了10万。除了官方的情报机关外，在香港还有所谓的“广东省各县侨民政府”，这些不外是旨在广东进行反革命工作的外国情报机关的分支机构。

    然后，赵紫阳讲到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由于最近政府采取统购统销的措施，在农村的阶级斗争明显地尖锐了。过去的地主、富农真够会利用地方党政机关在贯彻执行这些措施中的缺点来达到自己的破坏目的。一些地方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因力所不及的采购量和对农村的供应不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来开展破坏活动。其中一起发生在农村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就是梅县港口乡农民的暴力骚动，持续了7天，有3000人参加。闹事者要求废除“不合理的采购定额”，取消所有出售余粮的组织和“市场自由”等一切限制。同广西省毗连的一个乡村，反革命分子煽动部分不满农民公开闹事。暴动分子杀害了所有的乡干部和积极分子，然后逃到山里。

    除了破坏、纵火、杀害积极分子等等公开的反革命斗争外，过去的地主和富民最近加强从内部瓦解已重建合作社的破坏工作。他们加入合作社，表面上表现积极，夺取合作社的领导岗位，然后瓦解合作社的全部工作。

    赵紫阳说，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党委采取了一切措施，消除反革命活动的危害性，克服在粮食战线和合作化运动工作中的缺点和冒进。但是，农村的敌对分子仍然继续反抗党和政府的措施，反革命地下组织继续进行破坏工作。尽管搞过一系列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在广东的农村仍残留不少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例如，在调查珠江口一个有3000人口的农村时，清查出3个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还有5人应判各种刑期。

    谈到农村合作社建设时，赵紫阳指出，从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新的合作化运动的指示来看，他们进行了初步检查，结果表明，党组织对农民的积极性以及他们对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关心严重估计不足。

    赵紫阳说，省委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预计今明两年合作社的数字可达到8万，即全省35％农户联合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现在，只联合7％农户。

    赵紫阳强调，大部分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因为具体的事例证明，合作社比个体农户优越。他们看到了自己同村人有较高的收入，在合作社利用农业技术、肥料、水利设施，合作社社员战胜自然灾害(旱灾、水灾、台风)的斗争等等。

    我表示，根据苏联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我们知道，随着合作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引进新的农具和机器，可能出现剩余劳动力，它在工业发展较差的条件下可能引起农民自发流入城市，并因而增加失业大军。

    赵紫阳回答，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他的意见是，在合作化中摆脱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促进了省人口的高密度(许多农业地区每公顷达20人)。在地少人多的条件下，剩余劳动力自发从农村走向城市。

    赵紫阳说，这一问题他们尚未充分研究，当前还需制定一系列措施，避免在广泛开展合作化运动时可能产生严重的困难。现在，农民从一些城市强制返回农村。此外，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非常重视发展副业(渔业、果树种植、手工业等等)。个别合作社开垦规模不大的生荒地和熟荒地。与此同时，赵紫阳指出，这一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中国的干部尚未充分深刻和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

    后来，我请赵紫阳介绍广东合作社分配收入的制度。

    他回答，这是合作社工作中最复杂和困难的部分。有不少情况，个别合作社由于分配收入的错误而解散。合作社分配收入最普遍的原则是60％按劳动报酬，40％作土地报酬。

    为了实施劳动报酬用下列各种方法进行核算：

    (1)最落后的方法——核算劳动时间，不依据加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相当大部分合作社都采用这种办法。

    (2)第二种方法区别于第一种的是，在工作中考虑到社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大部分合作社用这种方法进行核算。

    (3)也考虑加工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合作社占的百分比不大。

    赵紫阳再次强调，关于收入分配和核算的问题他们还存在混乱和缺点。

    中共广东省委分管组织问题的副书记林李明回答我关于反对胡风分子运动的问题。他说，这场运动在这里具有非常尖锐的性质。有4万名国家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投入运动。现在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已揭发出8名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积极的胡风分子；此外，有30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和100多人同这个集团有联系。在揭发出来的胡风分子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反对胡风分子的斗争形成肃清国家和党的机关内部反革命分子和镇压敌人的反革命活动的广泛运动。林李明说，参加运动的4万人中，1500人在反革命活动中有严重的牵连，其中许多人经长期调查后将被逮捕。还有1300人有嫌疑。

    林李明补充说，平均7％以上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同反革命工作有牵连。

    在这场运动期间，查明了反革命分子盗窃了大量秘密的和党内的文件。例如，省计划委员会被偷走了40份机密文件。

    公安机关在居民的协助下，最近揭露出大量的武器库、发报机等等。例如，在广州发电厂揭露出4台无线电发报机。

    林李明在会谈结束时说了初步打算，今后5年内广东大概将逮捕15万名反革命分子。

    我对中国朋友的通报表示感谢。

    会谈持续了4个小时。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广州领事И.П.克留奇科夫、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处副处长Е.Д.德尼先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Ο.Б.罗满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方祖安。

    会谈由罗满宁和方祖安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共印发8份：Н.赫鲁晓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Н.Т.费德林同志、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情报委员会，存档

    1955年10月17日

    АВПРФ，ф.5，оп.30，п.28，д.116，л.171-178

    РГАНИ，ф.5，оп.28，д.308，л.167-173

    №21444 斯米尔诺夫等致苏共中央函：《人民日报》请求在莫斯科建记者站(1955年10月8日)

    致苏共中央：

    《真理报》国际问题副主编茹科夫同志通报，《人民日报》记者李何在与他交谈时说了一个想法——最好在莫斯科设立一个2—3人的该报记者站。

    正如《真理报》副主编萨秋科夫同志通报的那样，《真理报》编辑部通过自己北京的记者转告《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按照他们的意见，李何同志的建议值得关注，如果中国朋友认为必须这样做的话，可以实施。

    我们认为，关于这个问题不再需要其他的建议了。

    А.斯米尔诺夫(签名)

    П.科瓦诺夫(签名)

    1955年10月8日

    第25-c-2107号

    手写批注：

    同意在中国同志提出候选人提名的建议后再交中央决定。

    …… [9]

    10月10日

    情况说明：与萨秋科夫同志和茹科夫同志商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15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52

    №21447 费德林致斯米尔诺夫函：发表孙中山给苏联信件事(1955年10月1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10月12日

    第15557/ДВ号

    致苏共中央

    А.А.斯米尔诺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档案中存有孙逸仙在1924年1月24日发给苏联驻北京代表的电报和孙逸仙1924年2月16日写给名叫契切林的一封信(随附这些文件的复印件)。

    我认为有可能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这些文件。П.Ф.尤金已就有关刊登这些文件的问题征得了周恩来同志的同意。

    请告知您对此问题的看法。

    Н.费德林(签名)

    2ИК\те

    存档

    归卷

    第2708/ДВ号

    1955年10月11日

    附件：

    副本

    孙逸仙致苏联俄罗斯驻北京代表电报

    (1924年1月24日于上海)

    感谢您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来衷心的贺电。

    大会的宗旨：继续并完成始自1911年的革命，争取以这样的方式恢复中国，将它从军阀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懂得一个软弱和分裂的，而又具有无尽资源的中国是亚洲在近十年间内能引起世界大火的巴尔干半岛，一个团结的解放了的中国又何以不是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和平的唯一保障。

    大会坚定地期待所有自由人民的支持，并感谢第一个表达这些情感的俄罗斯人民。中苏两国人民应该努力，共同走在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

    我仅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我们伟大的邻居——苏联俄罗斯表示兄弟般的问候。

    孙逸仙

    译自英文的副本

    中华民国总统府

    广东

    1924年2月16日

    尊敬的契切林同志：

    我应为您于1923年12月4日非常有意思的来信而表示感谢。您说得完全正确，我党的主要目的旨在发动一场中国人民强有力的运动，同时是革命和建设的运动，为此必须要组织和宣传。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加紧努力工作；我们希望将来能在中国做到贵党能够在俄罗斯做到的那些，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具有新构想和新管理体系的国家。

    就此原因我们需要建议和帮助，并期待从您和其他同志那里得到这些。在此，为鲍罗廷同志在国民党重组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我表示深深的感谢。他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他的来访，可见也将成为值得纪念的事件。 [10]

    由于唐宁街从法律上承认了贵国政府，贵国外交取得了胜利，我热烈地向您祝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毫无疑问，为了收获该胜利的成果，还将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你们对寇松主义的胜利无疑将引导你们取得外交上的其他胜利。 [11]

    列宁同志的逝世让我感到非常悲痛。但是贵党的工作，所幸无忧于深厚的基础，所以列宁同志的逝世将不会对由你们强有力的双手所建起的强大建筑产生影响。

    我赞成您有关今后保持相互联系的想法。这不仅对我们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对能在世界斗争中共同努力也同样是必要的。

    对贵国政府今后的成就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致兄弟般的问候!

    孙逸仙

    翻译：С.А.托卡列夫

    确认：И.卡拉布霍夫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04-107

    №21448 斯米尔诺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发表孙中山给苏联的两封电文(1955年10月14日)

    呈送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提议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外交部保存的著名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逸仙的两份文件：一份是1924年1月24日发给苏联驻北京代表的电报和一封1924年2月16日写给名叫契切林的信(随附文件复印件)。以前没有刊登过这两份文件，是因为有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章准备付印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发表，才打算刊登这些文件。该杂志主编(萨纳科耶夫同志)也支持苏联外交部的建议。

    孙逸仙的两份文件通过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已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П.Ф.尤金同志通报说，周恩来同志已经同意在苏联刊物上刊登上述文件。

    我认为有可能支持苏联外交部的提议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上述孙逸仙的文件，同时要删去写给契切林信中说的“就此原因我们需要建议和帮助，并期待从您和其他同志那里得到这些。在此，为鲍罗廷同志在国民党重组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我表示深深的感谢。他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他的来访，可见也将成为值得纪念的事件”。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А.斯米尔诺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10月14日

    第25-c-2141号

    存档

    手写批注：

    同意。

    М.索科洛夫

    1955年10月15日

    送А.А.斯米尔诺夫同志阅。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17日

    通报费德林同志和《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仅供参考。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29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08

    №23900 彼得·涅宁访问北京后答记者问(1955年10月14日)

    对意大利广播编辑部正在播音：1955年10月14日

    采访节目作者彼得·涅宁

    “彼得·涅宁的三个问题”

    播音员：在从中国返回祖国的途中，彼得·涅宁以客人的身份在莫斯科待了几天。昨天，他热情地同意回答我们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以下便是我们记者的采访录音。

    记者：您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哪些主要结果？

    彼得·涅宁：我访问中国有三项任务。首先，我想看看中国人民的劳动情况，看看革命为劳动者创造了哪些新的劳动条件。其次，我想亲自结识一下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了解他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评价。第三，我极力推动中国和我们国家之间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正常化。我的上述三项任务都圆满完成了，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我看到，中国人正在从事一项规模宏大的工作——既要改造国家的经济结构，而且要在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上改造整个社会。尤其让人感叹的是，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的信念和信心。革命唤醒了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沉睡着的中国。中国不论是在体格上还是在道德思想方面都是一个巨人。我相信，中国必将以自己的成功震惊整个世界。

    我与一些革命领导人见了面，如国家领袖毛泽东、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以及他们的主要助手们。我还非常荣幸地在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委员会上发了言，后者团结了九个党派和新中国的精英们(骨干)。革命时期，这些人与共产党人同舟共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相互合作。在所有会见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中国新领导人完全控制着国家的局势，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去做什么，且干得都是自己应当做的事。他们工作得有条不紊，在工作的同时还展望着自己的未来，他们(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信任。规模宏大的共和国成立6周年庆典的成功举办便是这一信任和威望的证明。规模宏大、无边无际的人民游行队伍显示的是智慧和力量，传统和未来的有机融合。

    至于中国与意大利的关系，我从北京政府方面得到了热情的回应，后者非常愿意迅速达成有益于意大利和中国人民及其经济的协议。

    记者：您是否认为，意大利很有可能与中国进行贸易。

    彼得·涅宁：通过在北京的一系列会谈，我坚信，如果意大利政府拥有起码的勇气，能够放弃针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中断自己与福摩萨政府的不切实际的、荒谬的、柏拉图式的关系的话，那么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将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成为促进意大利工业和劳动的进步与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对此，当我再过3—4天返回罗马之后，我就将向意大利政府提出关于承认中国的建议。我希望，自己的这一建议将获得所有意大利民主派的支持和同情。

    记者：您是否能简要谈一下自己在莫斯科逗留的情况。

    彼得·涅宁：很遗憾，我的中国之行是如此的短暂，而我的莫斯科之行就更短暂了。(在莫斯科，)我与保卫和平运动的许多重要领导人见了面，去了全苏农业展览会和原子能站。我还有幸对滚珠轴承厂的工人们发表了讲话。

    …… [12]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80-82

    №24906 齐列辛科夫致洛马科函：对中国实习工人的日常服务保障(1955年10月17日)

    机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部长

    П.Ф.洛马科同志：

    在您1955年8月25日的第64с号命令中指出，在对国外实习工人进行培训的组织工作上，我缺乏进行监督，并且没有对一般的日常服务保障给予应有的注意。

    兹报告如下：

    1.前来的实习工人都有在市中心提供舒适的住房的保障。

    2.在实习工人的居住地都特别为其安排了食堂，这些食堂准备的菜都考虑到了实习人员的民族风味和状况。

    3.实习工人一到俄罗斯，马上就组织其进行俄语学习，并对其制定了培训工作计划。

    4.培训计划都完全完成，而对于一些实习工人来说还超额完成了。一些实习工人着手对另外的领域又进行了研究。

    5.来自大使馆的宋鸿儒(Сунн Хунжу)和王承志(Ван Ченчжи)同志以及来自有色金属部的副部长И.И.普斯季利尼科同志、稀有金属工业总局总工程师С.М.梅利尼科夫同志以及稀有金属工业总局局长助理Б.И.布拉金同志到过工厂，在同中国公民进行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对实习工人的日常生活条件很感兴趣，对培训计划的履行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很感兴趣。

    高水平的专家Е.А.约诺夫同志经常同中国同志待在一起，通过他来解决所有的日常工作问题以及对培训工作进行监督。

    我本人同中国同志也有紧密的联系，对他们的住所和工作的车间进行了访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同中国的同志们以及工厂的领导成员一起出席了晚会。

    考虑到，我作为工厂的厂长首次在工厂接见中国公民，而除了对我进行正面的评价之外，还没有任何人指出我现在有一些缺点。您在命令中阐述的那些发生在其他工厂的类似事实，在我领导的这个工厂是不存在的，我认为需要请求您重新审议所下达的命令，其中包括对别列兹尼基工厂下达的命令，并撤销对我的处分。

    别列兹尼基镁加工厂厂长

    К.齐列辛科夫

    1955年10月17日

    РГАЭ，ф.9022，оп.1с，д.3241，л.317-318

    №21454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1955年10月22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12月26日

    第1899/ДВ号

    致苏共中央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大使П.Ф.尤金同志和使馆同志于1955年10月22日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会谈纪要。

    附纪要共13页，仅送收件人。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附件：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会谈纪要

    1955年10月22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12月9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第968号

    兹因刘少奇同志此前曾提出有关让大使和大使馆参赞们了解一下中国的阶级斗争情况的提议，10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了大使馆并进行了这样的会谈。会谈时作为翻译的是中国公安部的同志。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П.Ф.尤金同志、В.И.利哈乔夫同志、К.А.克鲁季科夫同志、А.Ф.马尔采夫同志、Н.К.安德罗索夫同志、И.А.叶廖明同志、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А.В.彼得鲁舍夫斯基同志、П.П.马卡里耶夫同志和Я.И.福缅科同志。

    陆定一说，1955年中国所有战线展开了与资本主义的积极斗争。这场斗争旨在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旨在无论在没有组织的群众之间，还是在各个单位和军队，都要清除反革命势力；粮食战线上进行着斗争；正在实现自己农业合作化计划运动的农村也正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陆定一说，今天他想就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主要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从内部方面讲述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整个中国，除西藏外，在国家单位和军队中，在工商企事业单位中(包括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在高等学院中以及中学教师中正进行干部审查。审查工作涉及工人、职员、军人、科研工作者、学生以及所有城市干部和农村包括乡以下的干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员、工商协会成员、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免于审查。未进入中央机关的各民主党派成员要进行清洗，如果他们在国家机关工作，则在工作的当地进行。整个审查在全国将涉及120万人。到9月中旬为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审查已涉及222万人。

    在对上述所说的被审查人数的审查工作过程中揭露出11.8万名反革命分子、叛徒、重大刑事犯。该数字中有85900名为反革命积极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以前曾在警察机关工作过的人员等等。被审查的人员中有5800人有进行破坏活动的嫌疑。因此，到9月份为止审查的222万人中有约17万人不管怎样都与反革命活动有牵连。在整个被审查人员的总数上占7％。陆定一说，也许这个数字有点高，在确定某个人的罪行时不排除出现个别错误。

    在审查过程中，随着反革命分子被揭露的程度而立案研究的有5300宗重大案件，因此逮捕的有1102名罪犯。现在所有这些案件在进行侦查，其中大部分案件中被逮捕的已定罪；有400宗案件暂时没有结果。

    审查运动中被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小集团，共涉及65000人。其中具有反革命性质的集团有2815个(7177人)，涉嫌反革命活动的集团1615个(5941人)；揭露出3000多个(7709人)建立在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土壤上的酗酒等方面的集团；122个(284人)由乞丐、流氓、小偷等组成的集团。剩下被揭露的集团中没有准确查出政治人物。陆定一说，不排除在集团的分类上可能有错误。在17万确定的反革命分子和涉嫌敌对活动的嫌疑分子中，逮捕了7550人。

    运动过程中有4239人试图自杀，其中1920人因此死亡。清理时曾发生1028起事件，对象因害怕审查而从居住地逃往其他地区。但他们中大部分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家。运动中有820起事件遭到敌对方激烈的反抗。

    某些地方的审查运动从5月底就开始了，可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是在6月和7月。大家都知道，在这场运动之前发生过三起重大案件，揭露出相当一部分的反革命分子(高岗、饶漱石案件，潘汉年、杨帆案件和胡风案件)。

    中共中央6月10日指示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从组织上肃清暗藏在国内的敌人。在中国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方式之一是镇压内部的敌人。但是镇压的手段，包括肃清，对党和人民大众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所以中共中央在强调该项运动对人民大众思想教育的意义时，也指示要深入地研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揭露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

    谈到肃清运动的组织方面问题时，陆定一说，在省、市成立了名为“五人小组”(他们的人数在4到17人)的领导机构，实际领导这项工作。“五人小组”的组成通常是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公安部代表，检察机关的代表，相应的党委组织干部，宣传部干部(他们在某些方面领导“五人小组”)。各省、市等党委成立的“五人小组”同时领导他们的工作。中共中央就肃清问题成立了10人委员会。

    审查过程中显示出90％以上被审查的都是好人。审查时这些人经常讲述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缺点，与善良的人们谈话的正面意义就在于此。审查过程中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将所谓的落后分子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因为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比党组织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反动领导的活动。实际工作表明，哪里的党组织注重争取落后分子，哪里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分子被揭露。虽然这里也存在危险性，在肃清过程中人们在会议上经常将这些落后分子认为是反革命分子。

    中共中央认为，在被审查的人员中反革命分子和有敌意倾向的人总共大约在5％。如果考虑到延安整风时同样清理出大约5％的异己分子，这显然是正确的。

    正在进行的运动有自己的正反两方面。毫无疑问，正面意义在于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积极性和阶级觉悟以及政治警惕性。在许多地方存在的“左倾”、殴打无辜的人们、错判都应当归入是运动的负面。有经验的敌人经常在这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伪装自己，对人们进行错判。陆定一说，将在运动第二阶段，也是“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研究从运动中收集到的材料的阶段，肃清这些经过伪装的暗藏敌人。

    在提到在单位里如何组织运动时，陆定一说，所有人员分成组并选出各自的组长。先在组里学习有关胡风的材料，进行教育工作，然后进行问题的讨论，在该组里有没有胡风分子或思想意识形态不正确的人。与这些小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单位召开的群众大会，会上作基本理论的报告并号召提高警惕。在这些群众大会上不组织发言揭露某个具体的人或指出他的错误，而是阐明，有过错的或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应该去向“五人小组”说清自己的问题。动员单位员工将有损于某个员工的情况或材料向“五人小组”通报。陆定一说，这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动员群众投入肃清运动和有助于更严格的监控。以前，当在群众大会上宣读揭发材料时，造成了许多错误并产生了许多困难，因为公开的宣判某人或让某人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通常会伴随着群众要求逮捕该人，由此导致错误。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他只承认自己部分的严重错误，说的都是假材料，信口开河，而实质性的说得很少，简而言之，是伪装自己。群众只看到他公开的认错，宽宏大量地要求原谅他。这样的人从坏蛋变成了受尊敬的人物了，人们与他打招呼并认为这个人以后就没什么可再研究的了。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群众大会上，好人在群情激奋下说自己有过错，对自己并没有犯过的错进行悔过。在一些大会上，比如发言说自己有过错的达到所有参加大会人数的40％。

    由于这样的群众揭发大会结果是弊大于利，现在决定重大的审查在小范围组成的人员中进行，而召开大会纯粹是起到宣传和动员的作用。

    党委的主要注意力正放在制定单位的肃清计划，何地何时开始进行肃清工作。这对于预防运动的放任自流有重要的意义，经常发生并导致负面结果的是：人们害怕了，忐忑不安，有时还会自杀。比如在四川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某单位的一次自发性会议上，老工程师被指控曾与国民党共过事。工程师吓坏了，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审查结果表明，他原来是个很优秀的专家，执政机关从未对他有过任何的意见，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中共中央现在主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如何监管检举某人有罪的揭发材料，如何严守秘密，还有的问题是，谁有权研究审理揭发材料，谁来核准逮捕等等。通常揭发检举的材料由“五人小组”研究处理。个别案件只有公安机关来结案。批捕某个人由“五人小组”核准。

    党机关的这种谨慎是因为揭露某个人的罪行必须经过仔细全面的审查。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都送集中营、劳改营。当要枪毙罪大恶极的间谍、破坏分子或土匪时，公开的枪毙现在只是在特别的或个别地区进行。也有过公开枪毙在肃清运动过程中进行暗杀的杀人犯的事例。这是为了消除人们对报复的恐惧，放开群众揭发反革命分子的主动性。谈到党的机关十分谨慎地对待枪毙的问题时，陆定一说，“斗争是在深夜进行，所以在黑暗中可能错杀。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显得小心谨慎，将嫌疑者送往劳改营。我们一向能够做到经过仔细的审查，确定罪犯的罪行后再枪毙”。

    而后陆定一讲述了肃清运动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在这一时期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广泛地进行谈话、作报告、学习研究关于阶级斗争和提高警惕性问题的著作。在单位里选拔优秀的党员参与“五人小组”的工作，拟定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充当“五人小组”成员的助手。在每个单位里确定各小组的组长，选出大约15％的积极分子在该单位整个运动过程中(大约6个月)参与不同形式的工作。与拟定的人员进行有关党和政府政策的谈话，学习工作所需要的材料。除此以外，对怀疑不可靠的对象预先进行研究，个别小组和集体的成员进行详细的分析，预先对人进行分类。

    第二阶段：各小组的工作。各单位各企业等将员工组成约30人的各个小组。在为期两个月的期间在这样的小组中进行揭露怀疑对象和教育落后者的工作。2个月后基本群众不参加运动，从事自己的工作。而后的工作在专门的小组中进行。

    第三阶段：专门小组的工作。为了审核各种揭发检举材料，每个单位从上述所说的15％的积极分子中成立3—5人的小组。这些小组对材料进行进一步明确，审讯对象，与对象谈话，必要时联系犯罪人员的家属。这些小组对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他们在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如果案情重大，则移交公安部进行侦查，但小组成员仍将参加案件工作直至结案。

    第四阶段：对各案件作出判决。单位里通常为此目的仅成立一个小组(比如，每个部下面各成立一个这样的小组)。小组成员仅根据证据，而不是凭某人的意见进行自己的工作。除了单位里成立的小组外，每个省有一个作出判决的小组，所有单位里的小组都服从该小组。省级小组由检察机关、国家监察代表、公安部、党监察委员会和省党委人事部门组成。这些作出判决的省级小组照样也服从该省的“五人小组”。这样一来，单位里宣判小组认为应该对某人的逮捕，就不可能在未经省机关核准的情况下实施了。陆定一说，这样的宣判体系能保障更正确地，避免急躁地处理案件。

    当前，肃清工作正进入第三阶段。

    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歪曲时，陆定一表示，运动开始时主要关注的是与右倾作斗争，当时许多党员干部都认为我们中间没有敌人。党组织中和国家机关中的一些同志不得不被停职。比如就像6月、7月和8月上旬的情况那样。从8月底和9月工作中开始出现了左倾。这些左倾作风表现在一些工作人员采用非法手段进行侦查，容许殴打、辱骂、长时间的审讯和甚至拷问。部分有“左”倾情绪的人们仅指望召开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在专门的小组中对案件不组织仔细的调查。陆定一指出，这两种倾向都将导致无法完成主要的任务，使工作半途而废并遭到群众的痛恨。

    中共中央考虑到这点，责成肃清机关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对事实的审核和对证据的研究上，利用群众对此的支持和对情况的熟悉以及人们寄给地方机关用以审核事实真实性的材料，并要研究档案等。

    党既要与左倾也要与右倾作斗争。陆定一说，困难在于不得不劝说许多积极分子要相信对事实仔细调查的必要性。他们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意愿，就是仅仅依靠广大群众所说的。

    与左倾的斗争并不容易。这里的危险性在于如何不挫伤群众的自发性。党组织进行的教育工作在这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犯有左倾错误的工作人员可分为四种：1.“头脑发热型”(“我们在教育他们”)；2.被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却不愿改正的领导(“我们将这样的人停职”)；3.想升官发财的人和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对这样的人进行惩罚”)；4.有意识地歪曲党的方针的人(“对这样的人我们也同样进行惩罚”)。陆定一说，第三和第四类的人不多。

    党和政府机关在肃清运动过程中也注意到不要让这项工作对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产生负面影响。陆定一表示，目前重要的是不能放松税收工作、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和生产计划的完成。

    今年审查工作将涉及国家最重要的环节：中央机关、各党委、单位领导、高级指战员、科研工作者、高校的学生。对剩下的居民阶层审查将在以后的二三年内进行。中共中央并不急于这项工作。

    对于经过审查和积极参与运动的工作人员将遵照以下原则：“对积极诚实揭发他人的予以表扬和奖励；对诚实交代的宽大处理；继续隐瞒的予以惩罚。”

    陆定一说，对待学者、工程师、知识分子，我们将依照以下方针执行：1.如果是伪学者和假冒的工程师，就将他们停职。如果这样的人还犯罪的话，就将他们送往劳改营；2.如果该学者知识渊博有经验，只是思想意识形态落后，也没参加反动组织，这样的人要在工作中使用并教育他们；3.对于在学术上讲过反动观点的，我们以展开自由讨论的方式对其进行批评，在工作中使用他并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4.如果学者或工程师以前加入过反动组织，但现在已经脱离，那就不追究过去，在工作中依然使用他们。

    陆定一说，中共中央在组织现在这场肃清运动时，是以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根据的。他列举了过去历史上三次相似的运动：1.1931年到1933年的针对党员的肃清运动(苏维埃时期)；2.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3.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

    此后陆定一对下列问题进行了回答。

    问：对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可又不应逮捕的人是如何处置的？

    答：如果这样的人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积极地检举揭发他人，那么单位不会将他们解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将被调往指定的地方，在其他单位接受劳动改造。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按照工会系统组织向行政部门提出解雇这些人的要求。必须有将这些人调往劳动改造地方的法令。这样的话，这些人将不会解雇，而是将他们送往其他地方去。像这样的人，全国总共有400万到600万人。

    问：敌对分子和嫌疑人中有多少是共产党员？

    答：暂时还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还没有进行计算。如果说的是中央机关组织的话，这样一类人占5％(7％被揭发和有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问：有没有按省、市、单位规定控制数字？

    答：没有规定控制数字。明确敌对分子的总数占5％的初步计划使党组织和公安机关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住方向和目标(根据大使馆掌握的情况，党组织和公安机关手中确有进行肃清的计划，其中给出了控制数字)。

    问：军队中的肃清运动如何进行？

    答：军队中只有干部和指战员要通过肃清(共约80万人)。在普通战士中不进行这项工作。

    问：如何对高级科研技术干部进行审查？

    答：在中国科学院里，不管是它的中央机关，还是地方单位，主要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同时，在这些单位中召开大会和分成小组进行工作。通常小组中有个别普通的科研人员，有个别一级科研工作者。高级科研技术成员不与科研单位的人员一起接受审查，而是单独进行。高级科研工作者参加大会，但不必经受公开的审查。

    按照北京科研单位编制的名单，上面有250名国内最有名的学者，他们中许多人享有世界声誉。这些科研干部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而不必参加大会。这些学者中有不少人是有反动倾向的，可因为他们知识渊博，总的来说是带来益处的，对他们是耐心对待。比如，铁道部系统内有一位有名的运输专家苏静(СуЦин)，他反对苏联铁路运输的方法。说到意识形态，苏静就宣称：“共产党人不认天地，不敬鬼神。”

    问：在相应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会议上是否讨论审查运动的过程？

    答：暂时没有。现在中共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党员实际上都参加了审查工作，因为积极分子主要就是党员，为了工作由党委和行政部门共同指派他们去参加某个小组。

    问：除了胡风集团之外，运动过程中还发现哪些大的敌对集团？

    答：没有揭露出像胡风这样大的集团。在文艺工作者中认真关注的是丁玲，她不服从党的指示，与许多敌人有往来。当时她被国民党逮捕，而后又去了延安。目前正在审查，她是自己去的延安，还是带有任务的。在作家中间正积极地讨论丁玲的行为和错误。有16次会议都说到她。

    问：目前如何组织党的教育？

    答：审查运动扰乱了计划好的党的教育工作。

    会谈结束时，П.Ф.尤金同志感谢陆定一所提供的非常有意义和重要的信息。尤金说，这次会谈后我们就更清楚了中共中央在揭露敌人方面正进行着多么巨大而又考虑周全的工作。这样的信息极为重要地帮助我们理解国内的形势。

    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会谈纪要是按照陆定一谈话的顺序记录的。

    记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

    В.利哈乔夫(签名)

    打印5份，送：

    …… [13] 、Н.Т.费德林、И.Ф.库尔久科夫、…… [14] ，归档

    1955年12月3日

    第1592号

    手写批注：

    归档。作为通报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参考资料使用。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30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74-187

    №21449 库尔久科夫致谢尔巴科夫函：中共中央编译局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报告(1955年10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1596/ДВ号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谢尔巴科夫同志：

    奉告同时呈送潘克拉托娃同志关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工作情况报告。

    附上述内容共4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第2781/ДВ号

    附件：

    机密

    文本第2份

    第767号文的附件

    1955年9月29日

    关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工作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于1953年。编译局的任务是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著作、苏共决议文集译成中文。在从事此主要任务的同时，编译局还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各项现行决议(有选择的)译成中文，同样也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决议由中文译成俄文。

    翻译工作有几个相应的部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编译室、列宁著作编译室、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党史编译室、哲学编译室。每个室由翻译组、主任和副主任组成。

    室的所有工作由一名编辑室主任及其三名助手协调。所有翻译都具有大学俄语教育程度。

    编译局成立以来翻译和出版了：《斯大林选集》第1、2、3、8、9、10和11卷；《苏联共产党50年史》(1903—1953年)；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文选；哲学辞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了列宁和斯大林有关党的建设和有关社会主义竞赛等的单行本选集。

    编译局进行了将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和文件由中文译成俄文的工作。如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材料，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等。

    编译局每月出版《学习》杂志，该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来自：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经济问题》杂志、《历史问题》杂志、《党的生活》杂志等等。专家们在整个这项复杂而多样的工作中帮助编译局。编译局中直到最近，直到1955年4月仍有4名苏联专家在工作。安东诺夫同志(4月份离开了)、格拉扎切夫同志和列佩申斯基同志自编译局成立之日起工作到现在。他们都掌握了汉语，负责对翻译稿件进行编辑工作。

    格拉扎切夫同志编辑校对了《斯大林选集》的第1、2、3、12卷，《列宁选集》的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一书中的许多文章。将中文译成俄文的有：《美国对中国和朝鲜进行的细菌战》展览的资料，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材料，等等。

    列佩申斯基同志编辑校对了《斯大林选集》的第1、2、3、8、9、11卷，《列宁选集》的第1卷，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苏共中央决议文件集第1卷，以及许多有关苏联经济建设的文件。

    安东诺夫同志编辑校对了所有正在出版和翻译的各卷斯大林选集(没留下详细的工作报告)。

    顾问潘克拉托娃的任务是就工作的组织、科研工作的组织问题向编译局领导提出建议，对翻译过程出现的理论问题给予咨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苏共决议的原文作详细解释。

    在这段时间，所有专家都积极参加了编译局对1954年工作进行的总结和1955年工作计划的编制。在工作会议和大会上提出各种建议。比如，在3月份召开的会议上解释了民族、民族性和人民，法律、法规，奴隶和奴隶制等术语，解释这些术语的同时也给出了这些术语的定义。

    潘克拉托娃为稽核编辑室、列宁著作编译室和斯大林著作编译室谈了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的工作经验，以及翻译工作的原则的问题。我还为一些党员干部小组讲述了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党组工作的经验。

    在列宁诞辰85周年之际，苏联专家帮助了《在列宁主义旗帜下》纪念文集的出版准备工作。文集中登载了安东诺夫同志(与副主任姜椿芳合写)有关列宁著作在中国出版和传播的文章，潘克拉托娃《列宁论述人民大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文章。

    在专家们的建议下组织举办了纪念列宁诞辰85周年展览。

    专家组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在进行答疑的时候。中国同志方面的问题最为复杂和多样，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原文中某个句子的理解一直到复杂的理论性问题。

    举例如下：

    《列宁选举》第33卷，第429页。“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

    就这个问题的提问是：“这里讲的是怎么样的重工业，私人的还是国家的？”

    第29卷，第309页，见第3—4行，列宁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的革命取得了成绩，可马上还走不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框”？

    苏共中央决议文件集第2卷，第39页：发行税是什么意思？

    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瓦格纳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一直孜孜不倦地专心研究!”(《列宁选集》第30卷，第511页)

    如何理解这样的一些表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等。

    一天要向每个专家提出达10个问题之多。

    最为复杂的，特别是哲学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请教专家。经常(每周一次)由基谢廖夫同志、菲拉托夫同志、彼得鲁舍夫斯基同志(给予某些质疑的解答)负责哲学方面的咨询。向尤金同志询问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莫斯科的一些问题。

    1955年期间下列著作只得向专家咨询：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英国》，苏共决议文件集第1卷，《列宁选集》第1、28、29、30卷，《斯大林选集》第4、12、13卷，等等。

    所面临的是重要而大量的工作，所以专家们提请总顾问马尔采夫同志今后注意并帮助挑选主要是哲学和政治方面的专家。

    现在根据我们的建议，编译局制定了五年工作计划，旨在动员所有力量在五年期间内完成所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问

    潘克拉托娃(签名)

    1955年7月__日

    1955年7月22日

    第1055号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材料。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29日

    转谢尔巴耶夫同志。

    М.索科洛夫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09-114

    №23025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对缅甸的政策(1955年11月9日)

    绝密

    致Н.С.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所属情报委员会关于中国对缅甸政策报告如下：

    中国对缅甸联邦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缅甸内部拥护独立、和平发展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关于中国对亚、非国家，尤其是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态度，刘少奇在1955年3月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作了如下表述：

    “……我们应当谨慎地将他们争取到我们一边来。为了能够与他们一道从事巩固世界和平和反对战争的斗争……我们应当谨慎地开展吸引他们到我们一边来的工作，与其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我们应当帮助他们放弃自己的和平中立政策，而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帮助他们克服自己的动摇立场。设想他们立刻就转到我们的阵营中来，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必须坚持斗争，以便他们依然保持自己的和平中立立场，而在这方面给予他们帮助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对待缅甸的关系上，中国政府利用了很久便已在中缅两国间存在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众所周知，直到1886年以前的数百年间，缅甸一直都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附属国。即使在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其与中国的联系仍未中断，甚至还在1937—1945年间中缅两国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如今，在缅甸仍居住着近30万中国人，他们在该国经济，尤其是贸易和手工艺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在稳固与缅甸的友好邻邦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还考虑到如下情况，即该国与中国有很长的边界线，历史上其经常被帝国主义分子用作向中国的与其他地区联系薄弱的西南部渗透的基地。

    当1949年12月中缅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中国政府便开始走上了发展两国间友好关系的道路——极力帮助缅甸巩固自身独立，摆脱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使它在经济上更紧密地与中国联系起来，引导它积极参加维护和平的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看到，在缅甸统治集团和缅甸政府中存在着两种倾向和相应的两个集团，其中之一极力执行亲美政策；另一集团的领导人为吴努。直到最近以前，后者拒绝了美、英等国拉缅甸加入其建立的东南亚侵略集团和联盟。反对中国是该联盟的宗旨之一。吴努政府与印度一道始终坚持中立和维护和平的政策。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实施了在缅甸统治集团中支持和加强吴努集团，而削弱亲美集团的影响力的政策。为达此目的，在发展广泛经济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还有必要给予缅甸重大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其克服巨大的经济和财政困难。

    中国与缅甸相互间签署了长期贸易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同意在1955—1957年间每年购买缅甸15万—20万吨大米和其他一系列缅甸商品，以交换中国工业设备和工业品。中国政府有责任在1955年以英镑方式支付缅甸大米价值的20％。

    大米是缅甸经济的主要支柱，中国在自己并不十分需要的情况下向缅甸购买数量如此巨大的大米，并以其工业设备、工业品和外汇作为购买这些大米的支付手段，这无疑是中国对缅甸的重大援助举动。正如吴努所言，中国同意购买缅甸总价值达600万英镑的大米是一项慷慨的举措，再次证明了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的友好情谊。

    中国政府认为，这一贸易协议的积极政治成果大大地高于其在物质上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中国给缅甸的巨大经济帮助使美国人和英国人在缅甸的活动变得困难重重，并巩固了吴努集团在缅甸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购买缅甸大米和其他农业商品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缅甸人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声望。中国从缅甸购买商品是有针对性的，一般而言，中国购买的这些商品均与缅甸人民的物质福利的提高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中国又尽可能地避免从缅甸购买由英国和其他外国资本家控制的企业所生产的商品，以防止促进和加强其经济地位。

    鉴于在缅甸国内业已起步的民族国营工业对该国争取国家独立的重大意义，中国朋友极力帮助其加速工业发展。为达此目的，中国开始向缅甸输入机床和机器，并承担了向缅甸提供成套设备和帮助其建设纺织厂的义务。

    众所周知，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和吴努访问中国以及1954年4月的万隆会议为进一步改善两国间经济和政治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吴努的谈判结果作了如下评价：

    “……我们化解了他(指吴努)对中国和苏联关系的许多疑虑和成见。确认了中国和缅甸间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和更加坚定了缅甸在外交政策领域的立场。”

    关于万隆会议的结果，毛泽东的评价是：

    “……总体而言，万隆会议的意义在于，如今美国在亚洲国家中更加孤立；这些国家的人民已开始更加憎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们。

    ……另外，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都在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不愿意美国对其国家实施控制，显而易见的是，在东方不仅美国，而且英国的地位都受到了严重削弱，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在给予缅甸广泛的经济帮助和协助吴努政府加强自身的对外政策立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考虑到正在缅甸领土上发生的吴努政府和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力量之间的内战。在访问中国期间，吴努在中共领导人面前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请求其指示缅甸共产党停止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斗争。吴努提出上述请求的理由如下：缅甸政府反对美国人和英国人，坚持民族独立，极力提高人民福利，而(缅甸)共产党的行动似乎是在干扰缅甸政府实施上述举措。吴努认为，这最终可能导致美国以与共产主义的侵略进行斗争为借口干涉缅甸事务。另外，如果能解决好(缅甸政府)与缅甸共产党的问题，势必会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产生很好的影响。

    毛泽东答复吴努道，世界上所有国家中都存在有共产主义党派。这是一个纯粹的民族现象。中共不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无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况且那里的人也不见得要听中共的话。

    在给予缅甸大规模经济援助的问题上，中国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其所掌握的资源有限。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希望苏联也能在经济上帮助缅甸。于是，当1955年5月苏联大使向毛泽东通报关于苏联打算购买缅甸大米的消息时，后者指出，“缅甸极其需要这样的帮助”。

    来自中国以及随后的苏联的经济帮助(主要是购买缅甸大米)对缅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强了反帝力量在吴努政府和整个国家中的地位。因此中国政府不断加强这一帮助。1955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专门谈了关于缅甸严重的经济形势和有必要进一步给予其帮助的问题，并请求(苏联大使)把这一情况通报给苏联政府，因为吴努即将对苏联进行访问。关于此周恩来还说，除了根据现有贸易协议给予缅甸帮助外，中国政府还打算向缅甸提供商品信贷和以外汇方式提供的现金信贷。

    总之，中国在对缅关系上正在实施一系列经济和对外政治举措，其目的就是要削弱帝国主义国家对缅甸的影响，加强民主阵营对该国的影响力。在对缅关系上苏联和中国采取经过双方共同协商的一致性政策将是顺利解决这些任务的重要因素。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Н.索洛托夫尼克(签名)

    1955年11月9日

    第1962/c号

    文件分送给：Н.А.布尔加宁、В.М.莫洛托夫和Н.С.赫鲁晓夫等同志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130-135

    №23902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与印度的关系(1955年11月12日)

    绝密

    Н.С.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向您报送关于中印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一)

    在发展中印关系问题上，中国政府从对印度政府立场的如下评价出发。1955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对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统治集团作了如下发言：

    “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本国经济。但是，这些国家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封建势力有着很深的历史联系，他们还没有割断自己国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及买办势力的关系，走上与其对抗的道路……他们愿意同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反对战争，要求和平，但由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反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苏联和中国态度谨慎，他们仍然在两大阵营中持中立立场，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持中立立场。他们持这种立场是因为害怕卷入战争，丧失他们目前的阵地和得到的好处。同时，他们还指望通过保持中立立场换取前宗主国的让步，从社会主义阵营那得到好处……但他们的中立立场是不稳固的，而他们的和平中立政策是不坚定的。”

    关于同印度的关系问题，中国领导人还考虑了如下一些情况，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执政集团竭力宣传不发达国家“新的”发展道路以及印度国家工业化和解决农业问题的“民主”方法，努力用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对抗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模式，削弱这些国家对亚非各民族的影响，争取担当不发达国家和附属国的领导人角色。

    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取得的成绩，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对此非常惊恐。例如，在香港出版的英国经济周刊《远东经济学家》，在文章《印度与中国：两条工业化道路》中写道，如果共产党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成绩，那么，“多数亚洲人民可能会认为那种经济方式更有效”，也就是中国道路。在此，杂志号召西方国家扩大对印度的援助，以便加强其“在经济落后地区的作用”和对亚非民族的影响。

    印度统治集团表示，他们拥护自己独特的工业发展道路，同时也会认真关注和研究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经验，苏联对中国的技术援助问题以及这种援助的条件等问题，以便在印度使用他们认为适合本国的东西。

    中国朋友努力利用印度当前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这符合民主阵营的利益。他们推行中国与印度接近的路线，与印度在反殖民主义、维护和平的斗争中建立合作，支持印度政府的中立立场，并利用印度的影响促使其他亚非国家也转到中立立场上来。

    中国朋友认为，中国能够对像印度这类的国家施加影响，使他们巩固中立立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如果中国对他们采取坚定的立场，推行灵活的策略，并且态度友好。

    (二)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从1949年12月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之际，就采取措施解决使两国关系复杂化的那些问题，首先是西藏问题。

    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也采取措施保存和巩固1947年印度从英国那里取得的特权。印度政府不阻碍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间谍活动，和西藏反动势力动员西藏军队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战斗。通过印度领土为西藏军队运去英美的武器。许多印度公民作为顾问和教官在西藏军队中继续工作。当中国政府看到西藏地方当局不想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时，1950年9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了解放昌都和西藏的命令，印度政府就此问题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1954年7月1日，尼赫鲁在致查谟和克什米尔州总理和各州第一部长的密信中写道：

    “我认为，我们努力施加某些影响，多少会阻止中国人进驻西藏。显然，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帮助西藏对抗中国驻西藏当局。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政策界限，不见得有法律依据。”

    西藏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印度和尼泊尔集团停止在西藏购买兽毛和其他商品，拒绝向西藏供应粮食和工业品。

    但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中国当局没有对印度机构和印度资产采取惩罚措施，同时以适当的方式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

    印度政府被迫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作出大幅度让步。印度驻西藏公使馆被改为驻拉萨总领事馆，依据平等原则，印度同意建立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

    1954年4月29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与交通协定》。印度政府还同意从西藏亚东和江孜撤出印度军队，以适当的价格把所有的邮局、电报、电话部门及附属设施、旅馆出售给中国政府，把所有印度政府使用或占领的土地，除了印度驻亚东通商代理处外，全部返还给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同意在西藏保留三个印度通商代理处(亚东、江孜、噶大克)，而印度政府允许中国在印度领土建立三个通商代理处(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中国政府同意不阻碍印度佛教徒前往西藏圣地朝拜，而印度政府也不阻碍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圣地朝拜。

    上述协定实质上是撤销了以前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强加给旧中国的所有关于西藏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印度和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关系。如下事实对印度采取的这一立场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前中国当局几乎完成了连接西藏与中国内地的公路建设。现在，这条路已经竣工，并向南延伸至中印两国边境处。

    与此同时，到目前为止印度还没有完全停止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某些不友好活动。例如，印度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英美间谍分子、国民党分子和西藏流亡反动分子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对中国的敌特活动。还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印度政府尽管签署了协定，但此后仍以各种借口阻碍向西藏供应粮食和各种商品，只是从1955年5月27日起才取消了印度商贩在西藏出售粮食的禁令。

    中印两国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关系中最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仍没有彻底解决。现存边界——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在1914年单方面确定的，从来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承认。按照麦克马洪线确定边界的结果，有很大一部分领土从中国分离出去。

    尼赫鲁同周恩来就印度和中国在西藏地区的相互关系进行谈判期间，印度政府没有提出中国政府承认以麦克马洪线作为印度和中国边境线的问题。尼赫鲁同在1954年7月1日给各州第一部长和查谟和克什米尔州总理的密信中写道：

    “我不认为有必要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边界问题——情报委员会注)，因为要是这样做将会表现出我方存在着某种疑虑。”

    在尼赫鲁的这封信中证实了印中关于西藏的协定是重要成果，“间接地解决了关于我国漫长边界的问题”。尼赫鲁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这条边界，包括麦克马洪线，是持久的，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中国政府暂时没有提出边界问题，是不希望中印关系复杂化，而把这个问题搁置到合适时期再提。

    应该指出，中国在1950—1954年出版的地图，其中包括用于在国外发行的地图中，中国的国界线都被标注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和以西的地区，但也有补充说明，指出一些地段尚未准确划定。

    随着与印度友好关系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推行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与印度密切接触和合作的路线。此时中国朋友考虑到印度对亚非的影响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美的联系。

    中国政府在实践中会就一些国际问题向印度政府通报情况。按照尼赫鲁的评价，这不仅是对印度政府的信任，也是提高印度国际威望和承认印度作为亚洲领导人之一的举措。同时，印度也就一些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美英对美国间谍活动的立场，等等)向中国通报。这种情报交流促进了中印两国就双边都感兴趣的问题取得共识。

    在很多时候，在重要的国际行动中，中国政府都维护印度的威信。例如，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支持印度在这次会议居于主导地位。

    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时，中国利用了印度的中间人角色。

    (三)

    在努力与印度就对外政治问题建立密切合作的同时，中国朋友也极力发展两国经济往来。在解决这个任务时，中国朋友遇到了极大困难。中国和印度有着相似的对外贸易结构，这两个国家自己传统的某些贸易种类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上存在着竞争(茶、麻、棉布等)。

    两个国家都需要为本国工业化所需的工业发达国家的高质量工业设备，同时，都想向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售自己的一些剩余工业品。此时，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意识到，向欠发达国家出售自己的工业品，从争夺对亚非国家的影响力的斗争角度来看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1951—1952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达到最大规模，当时印度遭受自然灾害迫切需要粮食援助。中国那时向印度供应了大量粮食商品(大米、高粱)，同时在印度采购麻袋、黄麻和棉花。1951年中印的贸易总额达到2.9亿卢布，1952年为1.4亿卢布。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中印贸易额开始缩减，主要是由于印度降低了对粮食的进口需求，中国也缩减了在印度采购黄麻和棉花。对中印贸易额缩减产生影响的因素还由于印度贸易机构以无法让人接受的低价购买中国大米，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粮食交换的黄麻袋和黄麻袋数量，中国已经没兴趣了。1954年10月14日，中印签署的贸易协定为发展双边互惠贸易奠定的基础，这份协定考虑到了各方的进出口的可能性。在筹备协定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向印度作出一系列让步。其中规定，两国之间的所有结算和支付都使用印度卢比或者英镑。

    贸易协定规定，双方既可以相互出售粮食、原料商品，还可以相互出售工业设备，其中包括机器制造品。例如，在中国打算向印度出口的商品清单中包括刨床、钻床、插床和其他一些机床，蒸汽机、轧道机、电动机、纺织设备等，而在印度打算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清单中包括金属切削机床、滚珠轴承、电动机、纺织设备等。

    在1954年10月14日的通商协定中可以找到对1954年4月29日印中关于西藏问题协定进一步发展的内容。其中包括，印度政府同意经过加尔各答港口运往西藏的中国商品。

    但是，尽管签署了协定，中印之间的贸易到目前为止只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主要是农产品，远没有用尽协定规定的商品清单。其中包括双方极少相互供应工业品。1955年上半年，中国向印度购买了烟草、麻袋、花生、胡椒，而印度向中国购买了粮食、生丝、纸和其他一些商品。

    尽管近一段时期中印贸易得到增长，1954年时已提高到2000万卢布，而1953年只有600万卢布，1955年上半年已达到2490万卢布，但其规模远落后于1950—1952年中印贸易水平。

    鉴于印度公司不想扩大在中国采购商品，近年来中国同印度的对外贸易出现了贸易逆差，中国也阻碍扩大购买印度商品。例如，1953年中国从印度进口额为440万卢布，而出口额仅为160万卢布，1954年分别为1200万卢布和800万卢布，1955年上半年为1790万卢布和700卢布。

    中国朋友努力提高与印度的贸易量。其中包括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朋友制定了一份议案，打算1955—1956年中印贸易额达到1000万英镑，其中在这两年内中国从印度进口额达到500英镑，出口也达到这一数额。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印政治经济联系还需要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度施加影响。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Н.索洛托夫尼克

    1955年12月12日

    文件送：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赫鲁晓夫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136-145

    №21450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1955年11月14日)

    机密

    第01/1880号

    致苏共中央：

    苏联共青团中央在此呈送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А.谢列平(签名)

    机密

    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邀请，由全苏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团长)В.И.扎卢日内、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共青团州委书记К.Г.艾哈迈托夫、伯绍勒铁路沃尔库塔站机务段司机В.С.别斯科洛夫内、高尔基市“红色萨尔莫沃”厂苏联共青团团员В.Ф.博加季科夫、苏联阿塞拜疆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А.Х.韦基洛夫、乌克兰赫尔松州共青团州委书记В.А.古谢夫、《共青团真理报》报社记者С.В.古西科夫、明斯克市第29共青团综合建筑队队长М.А.日布利、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共青团州委书记У.肯扎耶夫、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Г.В.克列斯尼科夫、契卡洛夫市丝绸联合工厂丝织女工А.Д.库德里雅舍娃、苏联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Н.Н.梅夏采夫、莫斯科市卡冈诺维奇国营轴承厂磨床女工А.Е.奥夫恰洛娃、苏联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果尔斯克市共青团市委书记В.Ф.特卡琴科、列宁格勒市斯大林工厂车工В.П.费奥多罗夫、巴什基里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图伊玛扎石油钻探”托拉斯钻探班长А.Ф.齐尔科夫、卡拉干达州第31号矿井联合采煤机司机Г.Б.沙因、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共青团区委书记Г.Б.谢季宁(10名共青团干部和8名来自工业、交通和建筑企业的先进分子)组成的苏联青年代表团于当年9月18日至10月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代表团参加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见了青年代表、积极分子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交换了生产方面的经验，同样也交换了共青团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

    在中国逗留期间代表团去了北京、天津、杭州、唐山、沈阳、鞍山、大连、旅顺口、上海、武汉、广东、昆明、重庆、西安、玉门、丹东、太原等城市(总共到过17个城市)。代表团参观了59个工业、交通、建筑企业，其中包括：鞍山冶金联合工厂、上海和天津的冶金厂；北京、沈阳、上海、武汉、昆明、重庆等地的机械制造厂；唐山、大连和西安的机车和车辆制造及修理厂；北京、上海和西安的纺织联合工厂，开滦、抚顺和丹东的露天煤矿；玉门油田，北京站、沈阳站、上海站、大连站和昆明站机务段；辽宁省、广东省和云南省的农业合作社；还去了北京石油研究所、沈阳和上海的综合技术学院、武汉医学院和西安体育学院，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中学；文化教育、校外活动和医疗方面的单位。代表团还参观了一些与中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相关的历史遗址，了解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纪念碑。

    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目的在于推广和宣传让青年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动员他们的力量以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提高文化水平、掌握科学技术而奋斗；提高革命的警惕性。

    有1527名青年积极分子，代表着工人和农民青年、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国家机关和军队中的青年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由地区、市和省级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选举产生。与会者中也有32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女青年占24.1％。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国青年为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任务”的报告。与会者还聆听了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关于3年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最近2年的任务的报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关于为保障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而斗争的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同志关于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报告，国防部副部长谭政同志题为“保卫祖国是青年的神圣职责”的报告，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同志有关学习任务的报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同志关于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的报告。

    在为期9天的会议上，有超过120名青年积极分子作了发言。许多发言的积极分子都讲述了自己在工作中和学习中的成绩，提出了有关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生产中的勤俭节约、为夺取高产丰收等等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与会者在自己的发言和致辞中都始终不变地着重表达了热烈急切地希望巩固与苏联青年的友谊，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表示了真挚的感激之情。

    苏联代表团向大会宣读了苏共共青团中央的致词。代表团成员契卡洛夫市丝绸联合工厂丝织女工Н.库德里雅舍娃、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讲述了苏联青年的工作与学习情况和各自在生产工作中的经验。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与参加大会的各行业青年工人们(机床工、矿工、建筑工、铁路工人、冶金工作者、纺织女工)进行了七次见面与会谈。共有470人参加了这些会见。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出席了大会的闭幕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同志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名义作了发言。他的发言概括性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向祖国的青年提出的任务：你们要无限忠诚地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同一切国内外敌人作无情的斗争。你们要敢于同旧的东西决裂，抛弃那些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们要向懒惰、腐化、官僚主义挑战，向一切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展开斗争。你们要不懈怠地帮助落后的人前进。你们要坚决地为社会主义的新事物开辟道路。青年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又要十分重视任何细小的工作。要有远大的理想，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而达到理想的道路是要由无数细小的日常工作积累起来的。你们应当善于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在任何工作中，严格地要求自己，发挥大胆创造和不怕困难的精神。青年应当努力学习。你们要用最顽强的精神去学习，使你们这一代的青年都成为识字的人，有文化的人，能够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你们一定要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你们一定不要骄傲，一定要虚心地向有经验有学问的老一辈人学习，向群众学习。邓小平同志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说：“在六万万人口的国家里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的事情。全世界的人民都对我们十分关切。我国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和久经锻炼的，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固的团结，我们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真诚援助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这个胜利。我们一定要努力取得这个胜利。”

    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表达了决心并向全国的男女青年发出了号召。在这些文件中大会的参加者以全中国青年的名义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和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体人民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而奋斗。

    按照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的看法，大会准备充分，组织得很好。同时我们感觉不足之处在于大会的发言完全没有批评意见。大部分与会者的发言中主要谈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方面，很少说到集体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作用与组织力量。

    代表团在大会结束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周年庆祝活动后去了辽宁省、江西省、河南省、广东省、云南省、四川省、山西省和陕西省的城市。在城市、企业、建筑工地、合作社、学院，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而喜悦的欢迎。代表团与中国青年进行了超过50次的会见。会见时代表团成员讲述了苏联青年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休息的情况，有关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和对中国青年极其友好的感情。这些会见都是热情和友好，充分显示了那种将苏中两国的人民和青年联系在一起的伟大友谊。代表团成员的发言都上了广播，刊登在报纸上，都是讲述苏联青年的生活和工作。

    参观工业、交通和建筑企业时，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这些年轻的生产先进分子了解了中国男女青年在劳动中取得的成就，同时传授了工作经验。代表团成员在45个中国的企业讲述了自己的先进经验。参加会见的超过17000人。通常代表们边讲述边直接在工作地点具体展示先进工作方法的实质。会谈和演示引起了无论是青年们，还是中国干部们的极大兴趣。

    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在4家冶金厂演示了自己的快速炼钢方法。在鞍山冶金联合工厂他用7小时30分钟的时间炼出了按标准需要10个小时的钢。第二天，炼钢工王利浩(Ван Ли-хао)依靠他的经验用7小时20分钟炼出了钢。来自列宁格勒市斯大林工厂的高速车工В.费奥多罗夫在12家企业展示了运用陶瓷刀头的车刀以高速动力的方法切削金属加工件。他在加工某个零件或生产操作上提高了生产率通常是3—5倍，甚至更多。许多青年工人都竭力要学会费奥多罗夫同志的工作方法。比如，在沈阳机床制造厂，费奥多罗夫同志采用高速的方法切削了硬质合金材料的防松螺母上的内螺纹，用时2分40秒，而按标准则为25分钟。车工李志林(Ли Чжи-линь)运用费奥多罗夫的方法，用4分50秒完成了这项工作，而车工李儒林(Ли Жу-линь)则是6分钟。卡拉干达煤矿第31号矿井联合采煤机司机Г.沙因在开滦、抚顺和丹东煤矿展示了自己的工作方法。他推荐他们使用经他改装的简化采煤机操作的装置，从而提高采煤机的生产效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志对我们说，现在这些装置使用得很成功。

    代表团的成员——青年的生产工作者的发言吸引了中央和地方各机关部门的关注。在青年工人讲演的企业，通常还邀请其他省市企业的青年工人。中国黑色冶金部在太原冶金厂组织举办了国家各冶金厂平炉车间和工作班的炼钢工们和领导们与苏联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年轻的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同志的见面会。有关苏联青年代表团中年轻工人的经验不止一次地刊登在报纸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许多地方报纸)。

    代表团与高等院校的青年们也进行了多次会面。在这些见面会上学生们都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的关心。他们告诉我们，优秀学生中大部分都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我们还得知，学生中工人和农民青年的成分一直在上升，现在已将近50％。

    在企业、在生产合作社、在学院，代表团成员到处能看到年轻人渴望学习、坚决地想要提高自己普通教育和技术知识。几乎在所有的企业，我们遇见的许许多多年轻人，都在夜校学习，独立扫除自己的文盲，直接在工作岗位上学习生产经验。

    中国的男女青年在所有的会见中、自己的发言中和个别交谈中都真诚而热情地谈到了自己对苏联人民和青年的友好情感，始终充满着巨大的感激之情指出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计划时苏联对中国提供的巨大而又无私的帮助。

    作为自己工作中的重点，代表团努力去了解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的战斗先锋队，动员青年去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

    如今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共有140万名团员。在团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青年团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原则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结构与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结构是同一类型。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21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实施青年团的领导工作，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组织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名义上有9名书记，但实际上直到现在只有6名书记直接参加工作：第一书记胡耀邦(同时掌管宣传方面问题)；书记罗毅，负责农村青年工作；书记章泽，负责工人青年的工作；书记胡克实，负责学生青年和少先队员的工作；书记荣高棠，负责军事体育工作；书记区棠亮(女)负责国际联络部和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工作。还有两名书记：廖承志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王照华负责人民解放军中的青年工作，他们俩实际上不参加书记处的工作，因为负责其他工作(廖承志同志是中共中央委员，在党中央委员会里负责中国保卫和平运动方面的问题，王照华同志负责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中的青年工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四届全体会议上，在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担任青年部副部长的将军刘西元同志被选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以替代被免除职务的原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刘导生(免职的原因不得而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由以下各部门构成：办公厅(负责组织工作问题)、组织部(负责干部、纪律和奖惩方面的问题)、工人青年工作部、农村青年工作部、大学生工作部、学校青少年和少先队员工作部、军事体育工作部、统一战线工作部、国际联络部以及特别处和总务处。

    地方组织结构由下列各级组成：省委员会(25个)、中央委员会直辖市委员会(3个：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市委员会(在划分有区的大城市里成立区委员会)、县委员会、区委员会、基层组织。

    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团了解了北京市、大连市和上海市团委，云南省团委员会，北京汽车修理厂和车辆修理厂，重庆压缩机厂和冶金厂，上海第一冶金厂和丝织厂，沈阳机床制造厂，武汉、大连等机务段，大兴姑(辽宁省)和新陆乡(广东省)农业合作社团组织等部分青年团团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情况。

    青年团在青年中进行着重要的工作，在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中是党组织积极的助手，动员青年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开展为节约而奋斗的竞赛、组织青年学习、参加合作化等)。青年团中央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全体会议将开展这项工作和加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青年的作用和影响作为对青年团提出的新任务。

    今年2月16日至26日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国内形势，会议讨论了有关加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会议指出，青年团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应该紧密地与具体的建设社会主义基础任务相结合。会议在这方面给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提出了新的任务：加强对青年的劳动教育、宣传兵役法和开展军体工作，更积极地动员青年与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教育青年对侵占、多占的行为和破坏纪律的行为毫不妥协的精神，提高警惕，与反动分子作无情的斗争。

    会议指出了发展青年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时刻关心满足青年健康需求必要性。在会议上着重指出了文化普及工作的内容应旨在消除青年的文盲现象(会议召开的当时有将近80％的青年和50％的团员是文盲或略识字)，提高青年的技术水准，向青年普及文学作品和定期刊物，发展艺术的独立性和体育运动。

    认为有必要更深入地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与资产阶级道德现象作斗争。还指出必须真正地关注对落后青年的工作，加强对女青年和少数民族青年工作的关心。应注意到在这项工作中必须广泛利用青年知识分子，同时要关心提高青年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觉悟，学好唯物主义世界观。

    会议指出，将来必须要始终不渝地巩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扩大青年团的队伍。

    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开幕前一天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研究了有关进一步加强青年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奋斗事业中的作用问题。同时在会议上通过了有关更改青年团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全体会议的决议将提交给打算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届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第六次扩大会议后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有关青年们参加履行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合作化决议的问题。

    会议号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们克服对农村合作化运动关注得不够，提高自己对这项有历史性意义工作的积极性。会议要求青年团组织和领导机关加强党的农村政策的宣传，向广大青年阐明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教育青年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会议强调在成立、巩固和发展青年生产队和组，青年突击队、监督小组、技术学习小组方面和在为提高收成、增加耕畜数量、扩大植树造林面积奋斗方面必须深入和扩大农村的组织工作。会议号召所有农村青年为“成为合作社的好社员”而奋斗。

    会议号召青年团组织继续做好动员青年去垦荒的工作。现在已经成立了七支青年垦荒队。到1956年春这些队伍中的青年将达到20万人。1956年5月打算就垦荒问题在黑龙江召开青年会议。

    在会议的决议中提出了要对党组织在教育和培养农村合作社领导和干部方面提供帮助的任务。到1958年春计划从青年中培养200万名会计员，300万名掌握使用农具的人，150万名技术人员和50万名畜牧工作者。

    会议明确了青年团在扫盲事业中的作用。决议中提出了具体的任务，争取到1962年80％的农村青年学会1500以上个字。会议责成青年团组织与教育机关一起制定扫除文盲的长期和年度计划。

    了解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情况后能得出的结论是，青年团的领导机关正确地明确了当前主要的任务，但我们觉得青年团各级委员会和组织接下来要完成拟定任务的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个原因在于青年团的许多省、市、地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能力较弱，他们进行的组织工作由于经常脱离广大青年中的实际工作而变得狭隘。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说，在青年团的组织中，对组织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首先是指属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团委和地团委所领导的基层组织。经常把所有这些都归结于发布各种指示，召开各种会议等等。

    中国同志说，他们有许多各种会议。不得不写许多东西和写报告。正如辽宁省团委书记、重庆市团委书记、西安车辆修理厂团委书记等说的那样，这一切严重地妨碍他们的工作。没有时间去进行青年的实际工作，去研究当地各种事情的情况。武汉市团委、辽宁省团委等一些同志说，他们一开始脱离青年，就无法研究他们的生活，造成他们很难做到娴熟地领导教育青年的事业。

    会谈中许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经常问道，应该如何计划自己的工作时间，以便能分出时间学习，同时又能好好工作。他们中许多人都说，青年团中的学习问题，特别是基层积极分子的学习，没经过周密考虑，以致该组工作人员的学习经常总是有人缺席。

    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与地区团委和市团委同时存在的有领导工业企业等单位中团组织的部门团委，青年团中其他市的市团委要真正地领导区和部门的团委，同时还有许多这些基层组织，我们觉得，要是不经过地区团委的话，是很困难的。比如，有40个工业企业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归北京市团委管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上海市团委同时领导着31个区和25个部门的团委，还有许多基层组织也归它直接领导。这些同志对我们说，这样的结构实在太笨重了。

    注意到了自身的组织和委员会中庞大的编制。比如，共计有3500名团员的太原冶金厂的基层组织中有57名脱产的工作人员。

    在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交谈时，我们感到青年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深度和广度。这项工作进行得不稳定，其中有不少缺乏计划而赶任务的因素。在我们看来，青年团组织与其他单位和部门在进行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的联系很薄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如果说解放后初期青年团的青年工人还经常走近青年并作些政治报告，而近来这样的事情已经非常少了。

    国家正开展文化革命。青年团组织的青年积极参与其中。但是争取大学生来参加这项事业的工作力度很弱。这多少有点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干部(比如云南省团委书记等)不信任学生们，同时也忘记了学生中有部分工人和农民的结果。

    自然，我们对青年团的观察和意见不是希望有个更深更全面的分析。对此，青年团中央在计划和组织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时，直接或间接地竭力不让代表团成员能了解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情况。在青年团中央，胡耀邦同志在最后一次会谈时表示：“我们并没有尽量让你们去充分地了解青年团的工作情况，所以你们代表团成员向干部提的问题越多，他们能回答的就越少。”

    与此同时，代表团在团中央的会谈中，在青年团许多省、市、地的团委，以及在工业企业、交通部门、建筑部门、学院和农村的生产合作社中，在与积极分子的会面时，在青年会议上竭力传授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验。我们代表团的成员提出了许多问题。在有些会谈中问题的数量达到了上百个。实际上提出的问题全都围绕着差不多是青年团机关和组织所有的工作内容。对我们请求最多的经常是要求讲述有关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结构、工作风格，有关检查执行的组织情况，有关思想教育工作、青年劳动教育的安排，有关干部的工作和培养青年团积极分子的工作，有关地区、市团委对基层组织的领导，有关青年团组织在提高青年生产积极性的作用、组织他们学习和余暇时的活动，有关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有关提高革命集体性的教育等等。会谈期间对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经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0月3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接见了代表团。接见时，代表团成员谈了自己的印象，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逗留期间的工作。陈云同志感谢代表团成员给予企业的青年工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级委员会和工作人员的帮助。他表示，党委和政府机关对苏联青年代表团的工作很满意。结束时陈云同志谈了一些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随附会谈记录)。

    在与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的会谈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们表示希望在1956年能派遣两个苏联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同志们请求在第一个代表团里包括农村青年代表和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而第二个代表团可由教育工作者、劳动后备军(中等技校学生)、高等院校和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以及青年知识分子代表组成。这些提议值得关注。

    我们的看法是，最好同时研究和实施措施，组织中苏边境州与省的青年见面活动。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必须向您汇报自己对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情况的一些印象。

    在中国的工业企业时，代表团成员遇见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在工业企业里进行着重要的工作。但按照我们的看法，在他们的工作中有一些不足之处。

    在我们看来，他们中有些人将自己的职责仅归结为解决非常大的技术问题，很少同时关心有关中国专家的教育和学习，首先是在企业、车间、劳动组织的管理问题上。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上和西安车辆修理的中国同志曾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们的看法是，苏联专家完全能够做得更多更积极地将我们企业中积累的先进经验运用到生产中去(黑色冶金方面的快速炼钢、机器制造厂的运用陶瓷刀片的快速强力切削等等)。

    然而有些苏联专家甚至不知道如何运用这样的经验。比如，在会见我们代表团成员炼钢工克列斯尼科夫同志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黑色冶金部顾问马雷舍夫同志对有关如何运用先进的劳动方式的情况实际上什么也讲不出，甚至显得对中国冶金厂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上海造船厂工作的苏联专家索辛同志、阿梅尼茨基同志、热姆丘日尼科夫同志告诉我们说，我们工厂发运到中国企业的一些零件，同时还有部分设备在检查时发现是废品。他们还告诉我们说，比如科洛姆纳内燃机车制造厂制造的轴，其尺寸超过了规定容差。为此中国专家提出要求检查所有运到他们企业的零件。对技术文件的修改通常都一再的延误。这些同志还对我们讲述说，运送零件和设备的木箱在从企业发运前没好好检查。在上海工厂打开这些木箱后发现里面有许多多余的东西。比如，在那找到一份列宁格勒工厂的共同协议、没用的螺栓、垃圾等物。苏联专家与自己企业的联系非常差。他们有许多的问题和意见。在每个月发回的汇报中苏联专家常常会提请注意某些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和建议，可经常得不到应有的答复。按我们的看法，最好责成造船工业部和运输交通部搞清楚这些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代表团团长

    В.扎卢日内(签名)

    1955年11月14日

    第Сб-7号

    附件：

    与陈云同志的会谈记录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以及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和贸易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团看得多的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而对农村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至于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改造，代表团就研究得更少了。我就详细地谈一下两个问题：1.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对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现在的农业人口有5100万人。在农村总计有1100万户农民，这样一来每户约4—5个人。农村的第一次改造是农业改革。现在除西藏和新疆以外，到处都在进行农业改革。西藏仍由达赖喇嘛统治。

    进行农业改革后开始向集体劳动方式：即组织农业劳动互助组转化的第一阶段。农业劳动互助组最早出现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以后的江西省，而当时正值延安抗日战争时期。现在这些农业劳动互助组已经占农村人口的大约70％左右。

    在农业劳动互助组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了农村农业改革的第二阶段：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已有超过150万户农民加入了合作社(这是1953年6月的资料，现在这个数字正迅速增长)。首先进入合作社的是占农村人口60％—70％的贫农和下中农。在中国富裕中农占20％—30％，他们中只有部分觉悟高的加入了合作社。其他人暂且还在说：“我们这没有比我更好的了。”富裕中农的部分人还在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今年7月31日在党的省委书记会议上作了报告。刊登在报纸上，你们知道报告的内容。

    今年冬天至春播开始将在农村广泛开展合作化运动。按照五年计划到1957年年底将争取所有农户的1/3加入合作社。现在可以说我们已将这项任务大大地超额完成了。到五年计划结束时能有70％的农户进入合作社。在中国领先的地区合作化已经结束将近一年了，而在四年期间将全部实现合作化。

    现在合作社中的土地和公共的耕牛是股份。收入主要根据劳动多少和仅仅是部分地根据入股土地多少进行分配。这项原则，看起来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称这个运动是第二次革命。5000万农民正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我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还不能对许多地方进行垦荒，因为更多的资金用在国家的工业化上。将进行约400万公顷土地的垦荒。我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高农业产量的主要方式是成立生产合作社。它们将能增加农业生产的20％—30％。这样一来，如果去年粮食收成达1700万吨，那么就能增加340万吨。

    中国的可耕田不多，大约在1100万公顷。每个农民为3亩地(约1/5公顷)。这里说的是中国北方。西北部多一点，而南方(广东省)总共约1亩左右。所以可以看到当农民在田里就好像是在绣花一样对土地是那么精耕细作。

    东北和西北有空置土地，总共约880万公顷。如果开垦这些土地，将增加许多粮食。可那里人手不够。垦荒需要用机械进行。我们暂时还没有一辆自己的拖拉机，没有农业机械，没有足够的石油。所以我们只能在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垦荒。

    这样一来现在的合作社组织就是提高收成和所有农业产量的后备军。近几年将大力开展如1928年至1930年苏联的集体化运动。

    耕牛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我们有近3000万头耕牛。在进行集体化时避免损失耕牛是非常重要的，决不允许中农在加入合作社时杀死耕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

    现在每个省都有建立在高级合作社原则基础上的实验性集体农庄。但这样的形式转向普及要到1960年以后。

    我们的国营农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它们中不少是亏本的。中国中部的国营农场不多，大部分是在东北和西北部，那里有许多未加利用的土地。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看来将成立国营农场以及合作农场。

    关于富农。存在于国民党时期原先的富农数量占人口的10％，按照户计算占8％。农业改造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在解放区给富农留下的田地和给农民的一样多。何况给富农的田地更差一些。还将与富农的斗争，但不是特别重要。

    现在有所谓的新富农，是解放后和进行农村改造后产生的。为数不多，不到1％。

    今年我们获得大丰收，约1800万吨粮食。棉花丰收完成了计划任务：130万吨。

    1957年年底资本主义工业比重将占大约12％(按产值)。现在资本主义的部分占40％。但解放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本家只能将自己的产品出售给国家。他们也只能从国家那里买入原料。这样一来资本家的生产就处在国家的监督下。企业(资本家的)的收入分配大致是这样的：收入税30％、部分收入(强制的)作为基建投资，部分收入为社会保险。资本家的收入不多于25％。这样，大资本家的纯收入不会超过3％，而小资本家则为总投资的2％或1％。

    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的这种方式意味着，国家的劳动人民实际上按一定的比例向资本家购买他们的产品。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所有企业都将成为国家企业。

    也可以一下将所有资本家企业国有化。但我们将无法管理它们。将会失去很多。现在采用的方式减少了损失。

    中国的资本家和其家庭成员人数共有700万—800万人。你们可以在街上看到的小厂小铺，常常是没有雇佣工人的，而在工作的是一个家庭。像这样的在中国有超过2000万人。像这样的私人企业家共有3000多万人。这是个巨大的数字。如果不事先安排好他们，而去没收企业，那将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城市中的商业企业52％是国营和合作企业，48％的私人部分中23％从事零售。25％是理发店、小摊贩和售货亭。将这些关闭很容易。可有200万在从事商业。能让他们不吃饭吗？

    国家批发组织。国家规定价格。私商没有自己的产品。

    在农村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城市里更少，大约在18％。

    所有的私人企业掐着我们的脖子。对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需要比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多的时间。这将一起进行。

    现在国内有700万个商业点：330万家商店，350万个售货亭。这些企业业主，1/3有土地。商人中有部分人是不劳动的。对他们我们应该忍耐，因为他们要养活自己。

    我们知道在苏联100个居民中有1.5个商业工作者。在中国按照这样的对比需要900万名商业工作者。现在没有这么多!

    关于物品配给制。棉布、油和粮食暂时配给供应。问题在于布匹和粮食我们还不够。解放后的第一年收获1.05亿吨粮食。现在我们收获的比这多得多。为什么还不够？第一，因为农民开始更多地买粮食了。以前大部分农民半年在吃糠、树叶和树皮。现在农民买得更多，而且买的人很多。如果每个农民一天吃一两多(1/15公斤)，那就要多增产几百万吨粮食。此外，生产粮食的人数少了，因为许多农民进城了。在农村牲畜的头数在增长。国民党时期有6300万头猪，而现在有1.1亿头。要喂它们也需要许多粮食。

    粮食配给制是在1953年10月实行的。那时我们已经感觉到粮食不够了。国家开始收购粮食并实行粮食配给供应。它还将实行一段时间。

    1949年棉花收获了44万吨，而现在是130万吨棉花。为什么布匹还不够？以前许多地区的农民是三个人合一条裤子。孩子在12岁以前一般来说是没有裤子的。许多家庭都没有衣服。现在的农民都穿“三样新”：新布、新棉花和新衬里。就这点布匹就不够所有人的了。

    现在北京和上海每个人是大约17米布，而在农村是7米多点。这点农民能穿了，但不够。所有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农业生产还不够。将来的主要后备就是荒地。

    对食品分配的限制带来诸多不便，但现在给每个人的食品比以前多得多。在制定定额时我们考虑到了气候条件。

    如果我们不实行棉布配给制的话以及一些食品的配给制，那所有这一切就正合投机倒把分子的胃口了。

    手写批注：

    归档。苏联共青团中央已对苏联专家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作了摘录，并呈送给相应的部委，以便采取措施。苏联共青团中央将另外提交有关扩大苏中青年联系的建议。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2日

    归档。

    В.戈尔布诺夫

    1955年12月26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15-130

    №21451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工作情况(1955年11月15日)

    摘自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5年11月16日

    第144/нф号

    机密

    文本第10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同志的会见

    1955年11月15日

    应刘晓请求，我会见了他。

    刘晓说，他想向我通报他回国参加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情况，同时向我介绍一下中国的形势和中国政府的某些计划。

    一、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问题。某些党的工作人员由于政治素质差和不了解当地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不是完全依靠贫下中农和积极地争取中农、孤立富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看到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景气解散了，主张放慢合作化的速度。到今年年中，共成立了65万个农业合作社。本来还可以成立更多的合作社。但由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路线不正确，一些合作社被解散了。

    邓子恢和其他一些党的工作人员的错误不仅受到中央委员会，而且受到了熟悉地方情况的地方党的领导人的尖锐批评。邓子恢在全会上表现还好，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中央和地方许多党的工作人员也作了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采取了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到1960年全国基本上将实现农业合作化，为中国农业逐步集体化奠定基础。

    二、在完成1955年计划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的确，重工业顺利地完成了计划；煤、钢和生铁与去年相比将增加20％，而化工产品、水泥和铜的生产将增产10％。但轻工产品生产计划完不成。这主要是纺织工业企业开工不足造成的，原因是棉花和亚麻原料不足(去年许多棉田、亚麻受淹，收获不足60万包)以及由于贯彻节约制度对轻工业的拨款有些减少。

    今年全国粮食状况好于1954年。尽管一些地方受旱，但总的收成较好。1955年大米和其他粮食作物收成较去年多收4.9％，棉花多收22.6％。增产增收不仅是由于气候条件好，还由于吸取了去年的教训，采取了防涝措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效能很高以及由于实行新的收购政策，农民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但中国的粮食问题依然很严峻。中国人口很多，而人均耕地面积非常少。个体农民经济缺乏充足的肥料和必需的农具，耕作的方法也很落后，无法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他们无法保证城市所必需的商品粮。摆脱这种状况，建立大型的合作制集体经济，这是党一贯坚持的农业合作化路线。

    三、中国现在正执行严格的经济政策，压缩机关编制。某些中央机关压缩工作人员达60％。中国外交部缩编在40％以上。被裁减下来的机关工作人员被派到一些省份——西康、新疆、西藏和农业地区工作，一部分人被派去学习。许多现在不需要或可缓建的项目被停了下来，这样节省资金在7亿元以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工业，部分用于农业。

    四、现在中国同志们正忙于制定1956年的基本措施计划。这一计划将包括以下主要措施：

    (一)与1955年相比，扩大工业生产。1956年应当超额完成计划，以便以此补偿1955年未完成的计划部分。

    (二)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计划的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到年底计划制定工作将结束。到明年，计划将提交中共中央审议并征得苏联代表的同意。同时要考虑到把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联系起来。刘晓补充说，由于打算今后使中国的计划与苏联的计划相协调，所以现在尚未决定，中国的计划是做3年还是5年。中国政府打算同苏联政府协商这一问题。

    (三)1956年把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到135万个。

    1956年要开垦74.2万公顷处女地和熟荒地。

    (四)继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工业上，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比重将达到70％以上。批发贸易中私有成分将完全被排除。对零售贸易中的私人企业实行国家监督。现在工业中的私人资本有2.5亿元，而商业中的私人资本有8亿元。

    1956年继续进行逐步把私有企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分散企业将联合为国家领导下的大型公司。加入这些公司的资本家的企业将被看成是资本家的股份。私人资本企业是现存的收入分配体系(分四部分：国家税，社会保险提成，资本投入，企业业主利润)将由新的体系取代：确定某一企业里私人资本的数额，给企业主支付这一资本的利息。这将加强国家对私人资本部分的监督，同时减少私人企业里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由于降低了对利润的追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便利用资本家自身在企业主和商人中开展相应的工作，把私有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不久以前，毛泽东召开了民族资本家代表会议。他从总体上向与会者介绍了关于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他解释说，资本家也可以被当作工程技术人员在企业中被加以利用。

    出席会议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欢迎毛泽东的声明。但是，刘晓指出，资产阶级分子毫无疑问将对抗私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确，许多资本家理解新的形势，开始同人民政权合作。他们认为，他们适应得越快，越能占据较有利的位置。

    (五)加强国家防御能力。计划靠减少部队数量来提高部队质量。计划请求苏联政府再援助额外建议的34个国防企业，这些企业将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投产。再过一年，江西福建铁路将竣工，这条铁路在中国沿海地区有战略意义。这些措施将大大加强中国的防御能力。待这些措施实现之时，刘晓指出，同美国人讲话就会容易得多了。

    (六)继续同反革命作斗争，今年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将近5％的人为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明年还将审查1000多万职员、大学生和部队职工。干部审查将用3年时间。

    刘晓接着通报说，前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被揭发是外国间谍，他在1940年就开始成为汪精卫的特务和日本的间谍了。估计，早在1946年他就与国民党特务建立了联系。

    (七)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斗争(胡适、胡风、俞平伯、梁漱溟)，以便提高领导干部和文化工作者的领导水平。对提高部长、副部长和各司局长等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一些人被派往学习班参加学习，其他人每年抽两个月进行政治学习。

    五、刘晓指出，中共中央同意赫鲁晓夫同志在刘晓回国之前同刘晓会谈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同志所发表的意见：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紧密协调自己的行动，以便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力量。中共中央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措施，并根据这些措施制定中国的相应步骤。中共中央赞成苏共中央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正采取措施同南斯拉夫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中国贸易代表团、工程技术人员代表团已赴南斯拉夫访问，还将派其他代表团去南斯拉夫。关于铁托即将访问苏联，中国方面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六、涉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计划，刘晓说，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东南亚国家的困难，想对他们提供援助，以便加强中国在这些国家里的影响。中国购买缅甸的大米。中国可以帮助缅甸建设某些企业。中国政府还考虑扩大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经贸联系。中国自身还需要多方面的援助，但为了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中国准备做出一些重大的牺牲。中国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将考虑，中国能对东南亚国家提供哪些帮助。

    为了加强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联系，宋庆龄将对这些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她在这些国家影响很大，她的出访将带来好处。她还可以访问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政府对此还未表态。

    刘晓补充说，宋庆龄大概1956年要访问苏联，但这个问题尚未最后决定。

    中国政府已着手准备亚非国家会议，看来会议将在明年(1956年)6月召开。

    刘晓补充说，中国政府在寻找同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建立联系的途径。

    中国政府很关注同日本的关系。日本需要同中国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中国政府将利用这一形势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让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日本组织宣传的目的是想让它脱离美国。中国报刊把批评集中在外相重光葵身上，对鸠山一郎 [15] 少一些。向日本人民解释，中国不准备对他们复仇，过去一度遭受美国压迫的中国人民现在同情遭受美国人压迫的日本人民。

    中国还希望同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哪怕是非官方或半官方的关系。阿拉伯国家对发展和中国的贸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中国将向这些国家派出贸易代表团。中国政府也欢迎纳赛尔访华。

    对于比利时、意大利在与国民党集团断绝关系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条件下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在进行试探。如果它们不同意这些条件，那么中国能与他们建立半官方的关系，就像中国与英国那样。

    关于同英国的关系，刘晓说，英国政府努力想同中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同时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上它又支持美国的立场。在讨论美国在华公民的问题上，英国人完全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中国政府想对英国人宣布，如果他们想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那他们应改变自己的立场。如果有诚意可以通过谈判解决许多问题。

    中国政府认为，中美大使级谈判看来能够举行，但在同美国谈判中，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采取强硬立场。

    谈到朝鲜问题，刘晓说，现在未发现任何新的变化，当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的结果清楚之后，将讨论相应的措施。

    谈到台湾问题，刘晓指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

    台湾国民党集团现在正经受严重的危机。陈诚集团、蒋经国(蒋介石的儿子)集团和孙立人集团之间正进行尖锐的夺权斗争。孙立人及其近400名追随者已被逮捕。国民党政权还对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及其他许多对蒋介石不满的国民党分子进行了迫害。但是现在还很难说，这种情况对解决台湾问题能产生什么影响。

    刘晓继续说，为了对台湾进行宣传，同时也是为了在国民党中开展工作，中国政府正利用一些前不久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来的原国民党活动家：卫立煌、翁文灏等原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前不久到过苏联，他曾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做客。他回国之后，刘晓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兴奋地讲述了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8周年的很好的文章，并在中国民主人士中间开展了有益的工作。

    对于张治中访苏期间苏方对他的关照和对他所做的工作(这一工作是应中共中央请求做的)，刘晓表示了感谢。

    我对刘晓同我会谈和提供消息表示感谢，我指出，这一会谈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形势。

    出席会谈的有：远东司顾问М.С.贾丕才和中国使馆二等秘书杨民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德林

    手写批注：

    归档。情报资料，已用于关于中国的情况说明。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1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31-139

    №21455-1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1月26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5年11月30日

    第522号

    致苏共中央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汇编的中国报纸杂志1955年第122号至第128号通报。

    附件见下文。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В.利哈乔夫(签名)

    1955年11月26日

    附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8/347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8(347)号，1955年11月29日

    内容及页码：

    1.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1955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第2页

    …… [16]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7/346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7(346)号，1955年11月26日

    内容及页码：

    1.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组织大为增长。第2页

    2.贵州省33429名新人入党。第3页

    3.司法机关的作用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驾护航。第4页

    4.农村信贷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持农业合作化。第11页

    5.广东省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干部应遵循的原则。第15页

    6.至1956年春之前广东省将重新组建超过7万家合作社。第16页

    7.广东的国民收入在增加。第19页

    8.黎族自治区和苗族海南行政区改为自治州。第20页

    9.简要新闻报道。第21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6/345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6(345)号，1955年11月22日

    内容及页码：

    旧中国的经济状况。第2页

    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第6页

    公私合营工业的增长。第10页

    上海汽轮机厂、电气仪表厂和锅炉厂的新车间。第11页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有关加强司法机关保障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指示。第12页

    更广泛地展开扫盲工作，以应有的形象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第14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5/344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5(344)号，1955年11月19日

    内容及页码：

    1.在建立和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过程中不断巩固党的基层组织(1955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第2页

    2.认真做好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与市镇定量供应，进一步贯彻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辽宁省副省长黄达在1955年10月20日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刊登在1955年10月22日的《辽宁日报》)。第7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4/343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4(343)号，1955年11月17日

    内容及页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2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决定。第3页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缺额补充问题的决定。第4页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的决定。第6页

    5.有关中国增加油料作物产量的建议。第7页

    6.机械部企业决定至年底前另外增加生产5万架双轮双铧式犁。第16页

    7.实施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第17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3/342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4(343)号，1955年11月15日

    内容及页码：

    1.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农业恢复。第2页

    2.今年11月起全国实行统一粮票和地方粮票。第4页

    3.1955年铁路网扩大。第6页

    4.兰州工业区建造环形铁路。第6页

    5.拉萨至日喀则公路通车。第7页

    6.改善银行放贷工作，协助国家企业节约使用资金。第8页

    7.今年中国植树造林面积超过100万公顷。第14页

    8.超额完成9月份棉花收购任务。第15页

    9.超额完成第三季度烤烟和晒烟收购计划。第17页

    10.云南超额完成茶叶收购计划。第18页

    11.广东增大出口商品。第19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2/341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2(341)号，1955年11月10日

    内容及页码：

    1.与日本工商界代表团签署290项供货协议(195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第2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与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进行贸易谈判的公报(195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第3页

    3.许多城市和市镇实行粮食定额供应系统(1955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第4页

    4.秋季油料作物获得大丰收(1955年10月25日《大公报》)。第6页

    5.福建省统计局通报完成1954年国家计划。第7页

    6.对实行集中领导和帮助私营工业企业政策的总结。第15页

    7.1955年已经获准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的上海270家私营工业企业中，有123家已经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第19页

    8.辽宁省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迈出了新步伐(1955年10月6日《辽宁日报》)。第21页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26-283

    №23026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公安部代表团访苏情况(1955年11月26日)

    绝密

    第2513/K号

    苏联内务部

    1955年11月26日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7月27日决议，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一行19人自今年7月29日至11月16日来苏联访问。

    该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周兴(代表团团长)；陕西、云南和广东等省的公安厅厅长：李启铭、刘明辉和寇庆延等同志；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谢梓群(Се Цзы-цюнь)同志；北京和上海等市的公安局副局长贾正操(Цзя Чжен-цао)和雷邵田等同志；中国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副局长石广平同志；公安学院教育长王仲方同志；中国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姚立(ЯоЛи)同志；公安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郝治平同志；中国公安部人民防空管理局处长徐波(СюйБо)同志；中国公安部人民防空管理局副处长陆兵(ЛуБин)同志以及随行翻译5人。

    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于今年8月1日开始工作。9月20日以前一段时间，他们了解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工作组织情况。

    自今年9月20日至11月15日，代表团成员们学习了苏联外交部机关的结构和工作经验。

    在此期间，苏联内务部一些负责人向中国代表团成员们介绍了如下情况：部门内部的结构和任务，制度安排，干部的培养和登记；警察局内部与刑事犯罪、盗窃社会财产和投机活动作斗争各机关的工作组织；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护照管理系统；交通和行人安全保障制度和警察机关内部的其他工作。

    中国公安部代表团成员还了解了如下情况：苏联劳改政策的基础，囚禁地(监狱、劳改营)的组织制度，犯人的关押和警备制度，已判决犯人的再教育和改造工作，少年劳教营的工作；本土防空司令部和国家火灾监控机关的工作；特别重大设施的保卫、押送勤务和内部组织；苏联边防军的结构及其保卫国家边境的任务；苏联内务部的档案组织及其机关的其他工作。

    中国代表团成员拜访了苏联内务部党委，了解了内务部的党政工作、党的教育和普通教育培养的组织情况。

    除了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就苏联外交部机关的工作情况举办了讲座和座谈外，我们还向其介绍了分布在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以及列宁格勒、里加、基辅、索契、巴统和斯大林格勒等城市的苏联内务部各分支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况。

    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这一期间还参观了如下内容：莫斯科市警察局，莫斯科河区警察分局和克拉斯诺戈瓦杰伊斯基区警察分局，莫斯科市第9、第45和第83警察分局，莫斯科市警察局居民住址查询处，并实地了解了足球赛进行期间“迪纳摩”体育场的公共秩序保障情况。此外，代表团成员还参观了克柳科沃劳改营和伊克山斯基少年犯劳教所，布德尔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监狱。他们还了解了苏联内务部高级中学和军事学院，高级消防技术训练班，中央消防科研所，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和军事历史档案馆，电影图像文献档案馆，犯罪侦察学学院和博物馆等的工作情况；观看了本土防空设施，参观了莫斯科市的当地防空司令部，部署在莫斯科和列乌托夫等城市的外交部内、外押送勤务部队，了解了外交部所属的“公社社员”国营农场的工作情况。

    根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要求，今年10月20日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苏联内务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基辅。

    10月22日，代表团受到了乌克兰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斯特罗卡齐同志的接待。后者向代表团成员们简要介绍了共和国内务部各机关的工作概况。在斯特罗卡齐同志的陪同下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斯万托山斯基区警察分局，了解了农村地区(派出所)地段民警以及基辅少年犯劳教所的工作情况。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基辅市的历史遗迹和纪念碑。

    今年10月24日，代表团一行前往了索契市。他们在这里了解了苏联内务部第一疗养院的医疗预防工作情况和索契马采斯京斯基疗养区的名胜古迹。

    今年10月27日，代表团抵达巴统市。巴统边防部队负责人特卡切夫向代表团成员讲述了辖区内国家边防部队的组织情况，随后代表团参观了第9、第11边防哨卡和一个海防汽艇大队。

    10月28日，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举办了一个气氛热烈而友好的招待会。

    11月1日，代表团来到了斯大林格勒市，先是参观了城市的历史古迹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然后又去了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名字命名的伏尔加顿河通航运河和以Н.С.赫鲁晓夫名字命名的位于斯大林格勒州红军区的一个集体农庄。

    11月5日，代表团返回了莫斯科市。

    在代表团参观各城市、企业和机关以及参加各种座谈会期间，内务部工作人员和其他苏联公民均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表现出了极其由衷而热情的态度。而从中国同志们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他们的确在苏联人民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朋友。

    11月7日，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红场的军队阅兵式和劳动者的游行活动。代表团团长周兴同志还应邀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

    十月革命节之后，代表团继续了解苏联内务部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

    11月14日，代表团全体受到了苏联内务部领导人的接见。在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兴同志感谢苏联内务部领导人对中国代表团的关注和在代表团了解苏联内务部工作过程中苏方所做的良好的组织工作，并表示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对此次到苏联访问感到非常的满意。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1月16日决议，苏联内务部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转交中国公安部需要的如下设备：防空、消防和刑侦器材和仪器以及如下一些办公文件——具体内容涉及警察机关、劳改营和劳教所、边防军、消防、档案机关和苏联内务部其他分支机构等的工作情况。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146-150

    №21452 帕利古诺夫致苏共中央函：转交塔斯社代表团访华报告(1955年12月7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第1322с号

    致苏共中央Б.Н.波诺马廖夫部长同志：

    根据今年9月21日苏共中央的决定，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代表团一行6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

    呈送代表团团长В.Г.谢里维尔斯托夫同志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

    附原文共25页。

    塔斯社负责人

    Н.帕利古诺夫(签名)

    1956年12月7日

    苏联塔斯社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1322с号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М.А.苏斯洛夫同志：

    根据今年9月21日苏共中央的决定，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代表团一行6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

    呈送代表团团长В.Г.谢里维尔斯托夫同志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

    附原文共25页。

    塔斯社负责人

    Н.帕利古诺夫(签名)

    1955年12月7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塔斯社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报告

    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工作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苏共中央1955年9月21日的决定批准了代表团人员由以下同志组成：В.Г.谢里维尔斯托夫、新闻处处长И.И.别格洛夫、远东各国处处长В.П.尼科利斯基、国外信息管理局排版负责人К.И.罗曼诺夫斯基、国外无线电广播接收站站长Г.М.博布罗娃、国外信息管理局咨询部专员Ю.Ф.卡斯托尔斯卡雅。代表团于9月28日抵达北京。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有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他的副手们、部门负责人和年初在塔斯社实习过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央报纸和杂志编辑或副主编，北京广播电台、苏中友好协会、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代表，塔斯社分社工作人员。

    当天，吴冷西同志举行了招待会，有将近80名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出席了招待会。第二天代表团参加了由周恩来同志为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周年庆祝活动的外国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10月1日代表团观看了阅兵式和北京劳动人民的游行。

    次日，代表团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参观刚投入建设的第二纺织联合工厂，去了官厅水库和市郊的合作社，多次与国家的和党的负责干部交谈，还参观了《人民日报》报社，在那与北京的记者们举行了会谈，了解了新华社的工作情况。参观新华社时，以塔斯社的名义向吴冷西同志、他的副手们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赠送了礼品。

    而后，按照新华社领导提出的计划，代表团进行了中国之行，参观了10个城市：沈阳(穆克顿/盛京——沈阳的旧名)、抚顺、鞍山、大连、旅顺口、天津、上海、杭州和南京。

    代表团在沈阳参观了机床制造厂、综合技术学院、中国东北工业品展览会，还去新建的工人新村和农业合作社。在抚顺参观了露天煤矿的矿井和油页岩的开采以及(石油)炼油厂。在鞍山代表团参观了冶金联合企业：高炉和马丁炉车间、无缝钢管厂、钢轨厂和轧板厂。塔斯社的工作人员在大连了解了造船厂和码头的工作情况，然后又参观了旅顺口的历史遗迹。代表团在天津参观了第二文化宫和公私合营的纺织厂。在上海，代表团去了工人文化宫，在那参观了反映上海无产阶级斗争和上海工业品展览会，还去了上海国营卷烟厂和公私合营申新第九纺织厂，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同志就上海民营工业的状况和改造道路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在杭州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公私合营的丝织厂，历史名胜和劳动人民休闲的地方。在南京，代表团瞻仰了孙逸仙陵墓、革命烈士陵园、南京国家天文台。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报刊的工作人员和新华社地方分社的同志对代表团都表现出友好的关注和热情款待。在所有城市，代表团都是由地方报纸编辑，党的机关、电台、中苏友好协会代表负责迎接护送。随同代表团的有新华社第一副社长朱穆之和三四名新华社其他同志。

    从中国之行回到北京后新华社领导邀请代表团参加隆重的午宴。10月2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为代表团的到来举办了招待会，来参加招待会的有新华社负责同志、报社编辑、记者、外交部代表、中苏友好协会代表等。

    10月26日代表团启程回国。到机场欢送的有以吴冷西为首的许多新华社同志、北京报刊代表、苏联使馆人员、塔斯社北京分社工作人员。

    中国之行和参观各种企业、机关和休闲地方期间，塔斯社的工作人员与许多普通的中国人进行了多次友好的见面与交谈，有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学生、小孩。所有这些见面都是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不管代表团在哪里遇见当地的居民，都能受到最热情最真挚的招待。在公园和其他休闲的地方，人们，特别是学生和孩子，经常围住代表团成员，十分乐意地与他们交谈，自发地演唱有关中苏友谊的歌曲。以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人的会谈记录。

    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薛暮桥同志的会谈

    薛暮桥同志详细地讲述了共和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引用了已知的实际数据，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会谈过程中薛暮桥同志表示，包括1954年粮食歉收导致食品困难的原因，造成农业生产减速。如棉花生产最近两年下降了20％。但今年将获大丰收，预计谷物丰收将超过1952年这方面记录的9％。棉花生产同样将超过1952年。

    同时，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增长23.4％，可在前三年中仅增长了10％。减速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小商品生产性质。出路在于合作化。

    增加农业生产的方法之一是垦荒，包括熟荒地。现在垦荒和垦熟计划完成得很顺利。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打算开荒250万公顷土地，但根据国家计委核算到五年计划末将垦荒400万公顷土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计划3000万公顷土地的垦荒和垦熟。

    中国大约有5亿公顷土地，同时，可耕地仅为1.1亿公顷，也就是说每家农户大约1公顷。与此同时，也考虑到农业人口的增长，计划增加300万公顷可耕地依然无法消除可耕地的不足。

    谈到工业化的主要资金来源问题时，他说，这样的资金是靠内部积累。比如，1955年国有企业收入为1100万元。部分资金来自对私营企业家和商人税收，部分是国营农业税以及苏联的借款(资金数额不大)。

    薛暮桥表示，最近进行的削减非生产建设费用的运动应该可以节约300万元，这笔资金也将投入到国家的工业化。

    为此还大大地削减住宅建设和日常生活服务机构以及文化设施建设的财政拨款。

    在参观北京第二纺织联合企业时，我们了解到，比如由于对建造联合企业工人大食堂的拨款延期，该项建设将根据联合企业内部积累情况推迟进行。

    薛暮桥同志提出将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工业比重增长与1949年时期的比较一下，当时的工业比重是17％，而战前时期，根据不确切资料好像是在10％左右。下列数字就是工业比重的增长所具有的特征：1949年：17％；1952年：26.7％；1954年：33％；1957年：36％。至于部分规模大的工业比重，1952年相当于39％(工业总产值的)，1955年则为18％，而在1957年只有12％。这样的减缩是因为快速的公私合营改造造成的。暂时无法对工人和职员征收任何税款。积累的来源只剩下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农户向国家缴纳的税款。

    薛暮桥在结束时指出，中国的失业现象问题远没有解决。为此还需要不止一年的时间。为了保障人们的工作，有时被迫放弃使用机器。

    这点在代表团成员参观上海卷烟厂时得到了证实，那里部分包装好的机器都暂停使用；参观鞍山联合企业时，看到运送氧气瓶和其他货物都采用人力车装载。

    在上海和南京都向我们谈到过有关劳动安排的困难。为了更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开展了将城市居民转入农村户口的工作。最近几年从上海派到农村的有80万人，以致城市居民减少到620万人。但在上海，还包括至今仍存在的12000条帆船，其船主的生存状况十分悲惨。在南京造成安排就业困难的还在于许多居民没有任何技能，因为在国民党时期都是官员的仆人(20万人)。

    在一些企业有许多工人也对我们这样解释，新的工厂需要培养干部。如鞍山联合企业轨钢轧制车间党组织书记说的那样，车间有为两个同样的新车间培养干部的任务。他还说，考虑到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去年参观联合企业时的批评，车间的工人数量已经从1300名缩减到1000名，而到年底还将裁员50名。

    与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同志的会谈

    汪锋同志说，中国现在的少数民族人口有350万人。分布居住在整个中国境内约50％的国土上。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从事农业的主要是维吾尔族、朝鲜族、彝族、苗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藏族、蒙古族则从事畜牧业。

    许多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中已经进行了农业改革，涉及250万人。至于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那里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更为复杂，必须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

    汪锋表示，共产党被迫与民族地区的封建上层进行斗争，后者利用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号召发展主要为私人企业的地方经济，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该上层以“民族天性”为由反对社会改革，坚持少数民族的“独立性”。曾发生强行接受这些要求的事件，包括在讨论结构方案时。此外，共产党不得不与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不信任作斗争，这也正是那些封建上层点燃的不信任。为了将斗争进行到底取得胜利，共产党提出了任务：用十年时间使民族地区的经济赶上总体水平，在那里培养干部，巩固和增加暂时还十分薄弱的党组织，因为他们的主要依靠是当地的工人阶级。

    在这次会谈中弄清楚的一点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各自拥护者之间继续进行着潜在的斗争。共产党的方针是：使两个集团保持中立，将所有权力掌握在一个将来以选举方式建立的人民政府手中。

    现在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少数民族建立文字。现在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傣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鞑靼族、锡伯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大约有1000万人。600万人(东干族(回族)、满族和其他民族)使用汉语；纳西族、彝族、苗族、拉姑族、景颇族有简单的文字和语言(330万人)。

    宗教是重要的问题。部分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部分是佛教、喇嘛教，还有一些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得不与国民党分子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他们经常往少数民族地区派遣自己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应当指出，我们从中国资料中搞明白了，东干族指的就是穆斯林，关于这一点，从中国得来的信息中有一些混淆)。

    汪锋同志而后说，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不管在个别民族族群内部，还是民族部落之间还存在极大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比如，在西藏省和四川省的许多部落内还保留着奴隶制。在某些地区一些部落还保留着原始制。这是还没有形成的族群，可他们有发展得很强烈的民族同一性，存在宗教的同一性和许多其他能够被认为是某个族群的各种特征。所以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取消经济上的不平等，因为政治上的不平等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阶段被取消了。共产党特别强调成立自治区的作用。现在自治权是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所以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按照这些少数民族的意愿成立自治区。最近几年期间成立了73个民族区域自治(28个自治区和自治州以及45个自治县)。1955年10月1日成立了第一个维吾尔族新自治区。

    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主要在于：少数民族中几乎没有工人阶级，还在于封建上层还想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保留自己对其他剩下居民的统治地位。这样的上层人物阻挠着人民中新的民主力量和新干部的发展。

    有许多来自少数民族的会议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显示出民族主义倾向，因为来自少数民族的代表主要是封建上层的代表。这些代表中的某些人是为了希望在会议上得到他们族群的完全独立直至脱离中国。

    党采取的方针是从人民中培养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共产党组织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勇于将少数民族中的党员推上领导岗位。

    与国务院第八办公室(私人工商事务)副主任许涤新同志的谈话

    许涤新同志描述了中国私人部分的状况、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企业转变的改造工作进程。

    他说，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大集团：买办资产阶级：体现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和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四川省、上海市和宁波市。蒋介石集团采取讨好外国资本，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这种背叛政策导致了他们之间关系的断裂。为了让资产阶级更完全地脱离蒋介石集团，利用它为人民国家的利益服务，就需要推行非常巧妙的政策。要将剩下的资产阶级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要让革命胜利后逃到国外去的那部分人回到祖国来。政府为这部分资产阶级保留了所有权和承诺给予帮助。

    许涤新说，现在的资产阶级分子分为四类：

    “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那些已意识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并且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的资本家。包括民族资本家的上层也属于这一类；

    “中立的”，人数最多的一类资本家(占总数约60％)。如许涤新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一类资本家很难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仅将它作为一种事实来接受，但不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有时候还进行干扰；

    “落后的”，属于这一类的资本家，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不接受国家的订单；解散自己的工人。但是不进行公开的抵抗；

    反动资本家。进行暗中破坏，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办法。以隐蔽的方式进行斗争。

    许涤新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分裂资本家，将第二类资本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孤立第三和第四类资本家。

    在工业方面对待资本家采用的是以下方式：

    1.国家收购私营企业的商品。

    2.在私营企业加工由国家提供的原料，同时这些企业完成国家订单时，由企业负担原料费用。

    这样的方式能够限制利润和自发性以及私营工业与私营商业的脱离，这就迫使资本家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许涤新在回答问题时说，资本家因为要依靠国家才能获得原料，所以他们想竭力利用私营市场很困难。原料是资本家身上的压力杠杆。

    3.下一种方式就是国家资本。现在大部分私营工业和商业改造成了公私合营的企业和商店。公私合营企业提供了整个私营企业总产值的36％。差不多所有工人总数在百人以上的企业都属于这一类。生产的各个部门都实行了私营工业转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如在上海，所有棉纺企业、橡胶制品企业、器皿制品企业同时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

    1952年中国共有19万个批发商。这里同样也采用将生产各个方面的资产阶级挤走的方针。到现在只剩下了9万名商人，这部分仅占批发贸易的8％。私营贸易的范围只剩下日常生活消费品：火腿、水果、家禽、鸡蛋等等。许涤新同志在回答有关批发商资本数额时说，“很少有资本在10万元的批发商”。至于工业资本，他们一般都有2000万—3000万元资本，有些甚至达到1亿元。

    1953年国家共有453.3万户商人家庭(包括小铺子)。有680万人从事私营商业。在对待私营商人时采用两种方式：

    1.国家按照合同以现金结算方式向商人提供商品。同时私人应当以国家规定的价格销售商品。商人也可以从私营企业者进货，但销售价要与国家协调后制定。

    2.国家以代理销售的方式向商人提供商品。商店的所有者有责任向银行缴纳抵押金，以此从国家得到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给商人的商品零售价由国家规定。

    对私人贸易制定了严格监督。在这方面我们深信不疑。每家商店，甚至每家小铺子都有专门的小册子，上面记载着购买人获得的商品。一张小票给购买者，而另一张留在商店里以供检查。违反商业规则的将受到严惩。

    对于公私合营改造的问题，塔斯社代表团可以在上海和天津从实际中了解。

    我们在这些城市里参观了公私合营的企业和商店，去了属于资本家的大商店。

    在上海与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进行了会谈。他讲述道，全国所有私营企业的一半产值由上海产出。

    上海有75000家企业，其中包括46000家手工业作坊。规模大的企业2800家，其中包括270家国营企业(规模大是指有超过15万名工人和靠电力工作；也有超过7000名工人的企业)。规模大的企业中聚集了65％的上海工人，他们创造70％的总产值。仅有7％的企业不在国家监察之内。剩下的从国家获得原料，完成国家的订单，有为他们制定的生产计划和制成品的单价。

    说到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转化，这项工作早在1950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为了保障工人的就业和居民商品的定额供应，国家对那些主人已经逃往国外的企业进行了托管。国家当时对这些企业进行了注资，派出了自己的常驻代表，可其后也还没有收归国有。这一点争取到了外逃的人，他们开始逐渐地和抽出的资本一起回来了。比如，大企业家刘鸿生就是这样做的，他拥有火柴厂、仓库和码头。就这样，国家在当时就已经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

    第二阶段开始于1952年，当时的“五反”运动结果揭露出了非法利润，国家将此和在个别企业中发现的四大家族和日本公司的股票予以没收。结果出现了许多新的公私合营企业。在上海规模大的公私合营企业的数量增长为：1950年：24家；1951年：83家；1953年：133家；1954年：244家；1955年：520家。

    为了稳定，国家将小企业围绕规模大的企业进行联合，将它们合并。比如，上海自来水笔厂现在将联合9家企业。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生产部门私营企业的改造和集中。这里只能是蜜糖饼干和鞭子一块用，因为规模大的企业业主不愿意与小企业合并。非常重要的说服方法之一是拒绝提供原料和不保障销售。合并的结果许多以前的管理人员被解职。通过与企业家的协商，明确这些人的新职位并保留以前的薪额等级。规模大的工厂经理收入为每月400—700元，而小企业的经理为每月200—300元，大大超过国营企业经理的收入。

    有趣的是，国家在成为股东之前成立了委员会，与资本家确定企业的价值。资本家自然要尽量提高自己的资本。比如，以前上海“申新”纺织厂是属于百万富翁荣毅仁，顺便说一句，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有其他许多荣誉职位。但是在确定他工厂的资本时，他千方百计地降低设备的损耗，说他的机器还能用上20—30年。国家代表回答，这些机器最多还能再用10—20年……

    不管是第一位还是第二位与我们会谈的领导都负责任地表示，为了让企业成为是公私合营的，有5％的股份已经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企业的决定性杠杆握在自己的手中。刘述周强调说，公私合营工厂生产的商品质量最好，上缴的利润更多，原因是工人对生产的态度改变了。

    应当指出，国家旨在排挤私人资本的政策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私营企业的工人经常和工厂主闹矛盾，劳动生产率要比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低得多。私营企业的工人们要求加快对他们企业的改造。

    城市居民实际上是抵制私营商店。在上海我们在同一时间走进两家商店：国营的和私营的商店。国营的商店中所有楼层满满都是购物者，而私营的，只有一楼有一小部分购物者在食品杂货和美食柜台边，二楼卖鞋、丝绸、皮毛、儿童玩具处一共只有几个人，灯光也暗了好些。很显然，这家商店的店主在这样的条件下也生存不了多久了。有一个对我们讲述的故事，很准确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的两难状况：资本家感觉自己就像在燃烧的湖中与强盗同坐在一条船上。

    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杜润生同志的会谈

    杜润生同志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他讲述道，有许多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在1955年7月31日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找到(报告在我们会谈后就刊登了)。

    会谈前杜润生同志表示在解决国内粮食问题方面有许多困难。食品不够，和棉布制品一样定额供应。在1952年的丰收年按人口平均仅为500斤粮食(大约250公斤)。1953年发生了农民拒绝将粮食卖给国家。为了保障定额供应给工人的粮食，开始计划收购粮食和卖出粮食。

    杜润生同志说，中国现在共有1.168亿农民户。65万个农业合作社联合了1700万户农民：占所有农户的14.5％。平均每个合作社有25.5家农户(每户平均为4.5人)。

    1956年春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到了150万个，联合了4500万户农民，也就是说五年计划将提前完成。

    然后杜润生同志讲述了农村的阶级成分。25％为贫农户；45％为下中农户；中农户(他们中有部分人还雇劳动力)不到30％；富农大约为2％。前二类人积极奔向社会主义，形成了党基础组织的核心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依靠。第三类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摇摆。由于地方上表现出害怕“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许多坚决要求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今年春天这种愿望特别高涨)开始表示不满。听到了责备声：想生活得更好，却阻挠我们!于是开始成立“秘密”合作社。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今年春天党向农村派遣了15万自己的特派员，其任务是巩固已有的合作社和成立新的合作社(根据计算一名特派员负责10个合作社)。重新组织的合作社将给予200元用于购买耕牛和农具的津贴。加入合作社的贫农发40元。这些贷款将连续发放3—5年。

    现在有101个拖拉机站，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将达到200个；运作方式和苏联的一样，也就是按照与合作社签订的合同。

    谈到党的农村工作方法时，杜润生说，要对农民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每个农民明白，他应该耕耘多少土地，将有什么样的收获，他该卖给国家多少。在农民会议上规定所有的定额，所以每个人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也知道村里其他人的。而既然已在会议上通过的决定就不得违反。农民还知道，即使他获得了更大的丰收，上缴粮食的定额还是不变的。禁止私商在农村里收购粮食。只有在固定的地方有着有限的市场，农民在那里可以在没有商人的参与下相互交换各种农产品。国家同时还掌握着农村工业品的供应，通过消费合作社供应工业品。

    杜润生在谈到农业机械化时说，国家向合作社提供犁和其他农具，同时还提供化肥。今年生产了30万架犁。至于拖拉机，要到1959年才开始生产。到1967年前打算生产600—700辆拖拉机。

    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的会谈

    吴冷西同志简要地讲述了新华社的发展史。1932年(实际上是1931年11月7日)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出版了报纸《红色战士》。1934年到1935年伟大的长征后通讯社停止了自己的工作。开始出版《新中华》报，报社有了通讯部。

    1937年10月1日新华通讯社正式组建成立。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通讯社设在延安。从1942年起与中文广播一起，通讯社开始了英语广播。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后方成立了革命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有新华社的分部。同时在新华社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同志当时为通讯社写了专稿反对刊物中的形式主义。

    1946年在延安的新华社机关大大地扩大了。解放战争开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部队都成立了新华社分部。那时新华社传播中共中央内写的各种进步文章，也就是说，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机关的作用。

    1949年10月起新华社成为国家通讯社。在庞大的管理方面建立了各个部门，而在各省建立了分社。新华社在军队内没有专门的部门。早先属于新华社的无线电广播服务转给了无线电委员会。1952年以前在情报总局下的照片新闻转给了新华社。

    现在新华社每天以6万字的量发布公开新闻：以无线电报方式发送4万字，邮寄发送给需求者2万字。这样的信息量中内部新闻为60％，国外新闻为40％。

    新华社每天给各地方报纸发送的材料约为750万字。其中350万字为口述笔录传送，剩下的以无线电报方式。

    新华社每天出版6万—8万字的新闻通报(不用于刊登)。该通报包含了国内的和国外的新闻，每天分发给固定的客户。

    此外，新华社还给当地机关领导发送(以内部电报方式)简要新闻通报：信息量大约为3000字。

    新华社对外新闻部每天用英语为国外通讯社发送8000—10000字的新闻。

    新华社的照片新闻在1954年提高了10000张底片，发布了50万张照片。

    通过在国外合作的通讯社，每月3—4次向相应的国家分送文章，用以刊登在这些国家的报刊上。

    新华社自己的记者使中国国内的生活更加多彩。主要来自塔斯社和民主国家通讯社的材料基础上国际时事也更加生动。新华社自己驻外记者的材料占该社国外新闻的20％—25％。

    新华社在中国有29个分社(每个省和每个大城市都有)。此外，在福建省还有前线分社。总体来说新华社在全国有389名记者。国外有22名，包括在莫斯科、柏林、华沙、布拉格、汉诺威、雅加达。在朝鲜有两个新华社的分部：一个在平壤，另一个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新华社在香港有“半官方的分社”，通过无线电报获取新闻。香港分社从事对来自亚洲东南亚国家以及日本的杂志和报纸进行加工。

    新华社计划在贝尔格莱德、仰光、卡拉奇和伦敦设立记者站。

    新华社有编辑团队，由新华社的社长、3名副社长、国外新闻部、对外新闻部和照片新闻部的部长组成。

    计划成立新的解决出版和新闻传播方面问题的部门。

    现在新华社有2400名员工。他们中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有1100名，在国外有140名(包括在当地招收的人员)。

    吴冷西同志说，为了生动地报道大型的国际会议，新华社就在当地租用转播设备。如在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万隆会议)和在日内瓦(日内瓦会议)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有周恩来参加)。

    塔斯社代表团在北京逗留期间在《人民日报》报社编辑部与首都记者进行了会面，参加的有近70人。会谈前几小时给了我们一份中央刊物人员所感兴趣的问题清单。《大公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比如：“除了宣传和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经济工作的决议以外，如何在经济新闻中体现党的领导？”；“苏联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后，如何在刊物中组织经济报道？”；“在向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发起总攻期间该如何组织有关市场问题的报道？”。《北京日报》提出的问题是：“特写和通讯报道中叙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活动时，记者可否允许进行逻辑性推论？”；“记者能否对大量地引文作某些修辞上的改动或增补，而不与真正的引文内容对立？”。《工人报》请求讲述，塔斯社是如何推广先进经验，如何对掌握生产技术进行报道，如何借助于新闻使党和工会的组织工作更为生动？塔斯社是否根据题材在国家不同地区有自己的记者，如何培养这样的记者，塔斯社如何与自己的记者配合工作等等。

    预先说明代表团成员对某些问题很难回答，比如，有关因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为报纸组织材料的问题，因为这里涉及的时期大约是30年以前的，我们随身没有任何就这个问题的材料，我们讲述了塔斯社是如何为报道先进方法的经验、生产革新者的成绩而进行组织工作的，如何报道完成生产计划，如何实现对记者网的领导，如何为塔斯社选择干部。

    我们同时还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有浓厚的兴趣。塔斯社和苏联报刊广泛地利用新华社和中央报刊有关中国劳动人民取得成就的材料。

    在参观企业与合作社时，我们很想知道物质情况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情况。

    如在北京第二纺织联合企业，技术工人每月工资为70—75元，而普通工人则为47元。工厂食堂伙食为15元。工人没有带薪休假。只有生产先进分子才能去修养所或疗养院。工人不缴税。

    在沈阳机床制造厂，副厂长对我们说，工人最低工资为每月30元，最高为110元。平均工资为50—60元。厂长每月为160元，总工程师为240元，一般工程师大约120元。

    沈阳机床制造厂的许多工人都居住在工人新村。人口多的家庭能得到住房。每套住房有两个房间(都为8—10平方米)，带有厨房。工人每月支付10元。孩子送托儿所每月需支付12元。上小学每年支付5元。

    一个三口之家最低生活费大约在每月60元。

    在中国许多城市，我们注意到城市交通是薄弱环节。尽管大城市里有电车、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可大部分人和货物，都采用自行车和人力车。北京现在有42000辆人力车。其他城市也有许多人力车，特别是在上海。甚至在工业中心：鞍山和抚顺大部分货物都采用人力车或马拉车运输。汽车很少。在南京和杭州几乎看不到汽车。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城市和农村都十分干净。看不到垃圾、垃圾堆放处，看不到苍蝇，楼房都保持错落有致。在这方面居民本身显示出十分整洁。几年前在中国就开始的爱卫生保健康运动取得了非常良好的结果。

    塔斯社负责人

    В.谢里维尔斯托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大部分资料都已刊登在报刊上。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1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40-166

    №20755 尤金致莫斯科电：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新方法(1955年12月10日)

    绝密

    驻华大使访问团在访问汉口期间，中国地方机构向他们介绍了长江铁路大桥的建设。大桥建设负责人彭敏向大使们介绍了该桥建设中的困难及其技术特点。长江大桥的宏大给各国大使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20名苏联专家参加了该桥的建设。我会见了苏联专家小组领导人西林工程师。

    西林说，长江大桥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科技意义。长江在汉口地区平均水深达30米，在每年中的个别时期还会达到40米。此外，这里的水流速度很快。这些状况以及其他的状况(水底气体的溢出)都排除了用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的可能(一般认为，在这么深的水中使用沉箱的方法，工人每天在水底工作不会多于45分钟)。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同中国专家一起制定了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使用沉箱固定桥墩。

    桥墩的基座是通过把管道从水的表面放到水底，再通过管道(直径为半米，长40多米)钻河底的方法建造的。这种方法是如此的有效，使得大桥的建设比预先指定的期限快得多。最初计划在1959年结束该桥的建设。然后这一期限被改为1958年。现在大桥预计在1957年建成。西林工程师说，如果苏联能够按照原计划在1956年第一季度向中国供应1.5万吨用于钢筋结构建设的轧钢，那么，大桥在这一期限内完全可以建成。

    当所有的设计和试验工作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某一组织进行了建设大桥的准备工作，1954年8月19日，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致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的信中指出，在长江上不可能通过沉箱的方法进行建设工作，中国铁道部决定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建设大桥。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对中国铁道部部长的这封信没有任何答复。

    1954年11月10日，中国铁道部部长又给科热夫尼科夫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了关于按照新的方法建设大桥的问题。

    1955年1月10日，科热夫尼科夫部长给中国部长写了回信。在回信中科热夫尼科夫不建议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建设大桥。他写道：你们关于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在岩石的基础上建设桥墩基座和钢筋混凝桥墩的方案，在我们的实践中还没有进行过检验，现在不建议在复杂的条件下使用这种方法建设长江大桥的桥墩。

    在科热夫尼科夫拒绝建议采用非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之后，中国方面自己通过了关于采用非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的决定，这种方法是以西林工程师为首的苏联专家制定并向中国铁道部提供的，这种方法在苏联经受过实践的检验。

    负责大桥建设的彭敏于12月3日在《友好报》指出，“这种建设大桥的新方法在建设汉水大桥的时候就已经检验过”。彭敏指出，“关于建设大桥基础工作的新方法的建议特别重要。按照这个方法在钻了大孔之后使用大型特制钢管作为基础；多年以来关于做这些工作必须用沉箱方法的说法被打破了”。

    在长江上应建造8个桥墩，现在已经建造了4个。

    新的建设方法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得是如此顺利，以致中国工程师将要按照这种新方法在南京建造新的长江大桥。用沉箱的方法在南京建造大桥是不可想象的。南京地区长江水深达50多米，而水流的速度比在汉口地区也要快得多。中国工程师已经准备了直径达3米的钢管，并在汉口地区进行了试钻，为的就是在南京地区建造这么大的桥墩。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在长江大桥建设一事上的立场令人感到奇怪。

    建造大桥的新方法是由苏联专家提出来的(西林等人)。苏联进行了一些实验性工作。钻探的特别设备和其他装置都是苏联提供的。交通建设部的科学会议上多次讨论了该桥的建设问题。

    很明显，这一建桥的新方法取得了成功。苏联交通建设部现在开始担心并要求参加这一工程的我国专家论证苏联方面关于用沉箱方法建设长江大桥方法的优越性。

    从上可以看出，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的立场是畏缩的、双保险的：一方面，它阻碍了苏联建桥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使苏联在长江大桥的建设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我认为，必须委托科热夫尼科夫部长给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写一封信，信中应高度评价中苏桥梁专家共同工作取得的成果，他们推行新的建设方法在长江大桥的宏大工程中取得了成果。并提出，希望总结这一经验并共同作出科学的和实践的结论。

    或许，应该请科热夫尼科夫部长到中国实地看看这一建设。此时，中国朋友们有一种不快的感觉，这种感觉，毫无疑问是由科热夫尼科夫轻率而同时又是正式的答复引起的。

    АПРФ，ф.3，оп.65，д.503，л.152-157

    №21830 科热夫尼科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建造武汉长江大桥问题(1955年12月14日)

    绝密

    第174号会议记录

    关于在中国建造非沉箱式桥梁的问题

    1955年12月14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兹因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有关在汉口市附近建造长江大桥的密码电报，特报告如下：

    为执行1953年7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交通部对中国铁道部提供的跨越扬子江大桥(长江大桥)初步设计进行了鉴定。

    由22名著名的桥梁专家和交通建设科研人员对初步设计进行了鉴定。

    提交的初步设计中规定桥墩建造在沉箱基础上并带有双层跨越结构用以通行火车和汽车。

    鉴定委员会证实了初步设计中规定的河中桥墩建造并使用浮式沉箱的方式，并建议在详细制定技术设计时进行另外的地质勘探、水文地质和地形测量工作。

    在1953—1954年用在河床上大量钻眼的方式进行勘探的结果表明，河里桥墩必须加深到4—6米，而一个桥墩甚至超过初步设计规定的水平，深达11米。这个情况使运用沉箱方式建造桥墩变得更为复杂，因为需要将个别沉箱下沉至40米的深度。

    因此，在1954年为了提供技术帮助建设长江大桥而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按照中国铁道部的指示仔细研究了桥墩的无沉箱方式构造方案。

    该方案规定桥墩建造在直径为1.5米，深度达3—5米的岩石基础上的钢筋水泥柱上。

    建造这样的柱子要求采用的方法是将大口径中空的钢筋水泥管沉降至河床的岩石层，通过钢筋水泥管在岩石基础上扩孔至3—5米深度，并用钢筋混凝土充填岩石井和钢筋水泥管。

    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1954年年底请求交通建设部就该方式进行工程作出结论，表示由于中国建设者缺乏建造沉箱基础的经验，缺乏高水平的沉箱工人和技术干部以及相应的设备，所以采用沉箱基础涉及许多困难。

    交通建设部详细研究了有关无沉箱建造长江大桥桥墩的提议后，将该问题报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同志，并根据以下理由认为当时不可能建议采用该方式建造大桥：

    扬子江的特点在于非常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水流湍急，洪水时水深达40—50米。

    在苏联和国外造桥实践中没有在任何地方采用过所提议的桥墩结构和工程进行的方式，建造如此独一无二的长江大桥要是没有精心设计上的详细研究和试验性的检验，从交通建设部方面来说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交通建设部在今年1月10日以书面方式向中国铁道部建议在进行工程的条件下对它们进行实验性检验，直至彻底解决有关结构类型和建造桥墩工程的方式问题，这些都已经完成。

    1955年一季度在苏联专家的直接参与下，在建造长江大桥临时安装的桥墩时运用了无沉箱建造桥墩的方式，这样就有可能在进行工程的条件下完成结构和工程进行的工艺规程并解决许多首次在造桥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的技术问题。中国铁道部考虑到建造临时桥墩的检验，决定建造无沉箱基础的长江大桥。

    1955年按照此方式建造了4个河里的桥墩。

    交通建设部曾经要求、现在仍要求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在解决出现的技术问题上提供帮助和咨询。1955年有经验的桥梁建造师和设计师大大增强了工地上苏联专家组的力量。交通建设部经常研究长江大桥的建造经验并采取措施予以总结。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

    Е.科热夫尼科夫

    文件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什维尔尼克同志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955年12月14日，В.马林

    АПРФ，ф.3，оп.65，д.503，л.149-151

    №2075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交通建设部长去中国(1955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2月15日会议

    第174号记录第27项　尤金1955年12月10日来自北京的电报。

    绝密

    接受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关于派遣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同志到中国的建议，以便研究用非沉箱方法建设长江大桥桥墩的经验。

    对科热夫尼科夫在长江大桥用非沉箱的方法进行建设一事上的观点进行评价问题，待他返回苏联后再行审议。

    РГАНИ，ф.3，оп.10，д.207，л.9-10

    №1381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方法(1955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2月15日会议第17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А.И.基里琴科、Г.М.马林科夫、В.М.莫洛托夫、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А.Б.阿里斯托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А.И.米高扬主持。

    第27项　尤金同志1955年12月10日发自北京的第　号电报。

    苏联交通建设部关于利用无沉箱方法在中国建造桥梁问题的立场。 [17]

    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基里琴科、科热夫尼科夫。

    卡冈诺维奇同志：我对科热夫尼科夫同志说要做一个进行试验的基地，他们没有很好地掌握非沉箱的方法。他的信不好，是走形式。尤金同志的电报是不正确的。

    采纳尤金同志的建议。(承认答复是走形式的，是拖延，损害了名誉。)

    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14-17об

    №23838 帕列茨基斯答记者问稿：国际议会联盟承认中国人大代表团资格(1955年12月17日)

    今年11月30日，国际议会联盟执委会第101次例会在印度首都德里圆满结束。

    众所周知，国际议会联盟成立于1889年。其主要任务是促进世界各国议会成员之间的私人交往，以便后者齐心协力维护和平和推动国家间的合作。目前，该联盟包括有46个国家的议会代表团。近几个月以来，国际议会联盟规模有所扩大，又有一些新的国家议会代表团加入进来，其中便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尽管这样，现在仍有许多国家的议会游离于国际议会联盟之外。例如，直到最近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而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近两天，赴印度参加国际议会联盟例会的帕列茨基斯回到了国内。鉴于这次国际议会联盟例会所解决的问题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我们的记者便拜访了Ю.И.帕列茨基斯，并请他通报一下此次会议的成果。

    帕列茨基斯通报道：

    ——(国际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已经闭幕。我无法详细说明会议议事日程中所涉及问题的讨论经过及其所通过的决议。鉴于境外报刊已公布了此次例会的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之一的情况，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权力，我认为有义务向苏联公众通报一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结果。

    国际议会联盟执委会第101次例会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为联盟成员)的问题。例会参与者以4∶3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符合国际议会联盟章程中关于(加入联盟)的相应规定。

    在投票表决中对该决议投赞成票的是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坦尼盖特勋爵(英国)以及苏联、锡兰和瑞士的代表；投反对票的有伊拉克、意大利和泰国的代表。

    在这次例会上蒋介石集团的鼓动性提议——企图让会议承认其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权力——遭到了否决。

    根据联盟章程，执委会将向国际议会联盟委员会报告自己的这一决议情况，并将于1956年4月份在南斯拉夫召集国防议会联盟例会。

    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资格)的决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将有助于加强联盟自身的威望。执行委员会的这一决议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下一次国际议会联盟大会将于1956年11月在曼谷(泰国)举行，届时会议将讨论亚洲问题。而允许亚洲国家的真正代表来参与并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闭幕的这次执委会例会——是国际议会联盟历史上首次在亚洲举办的例会。它显示了联盟与世界上这一地区国家的议会的关系的加强。在印度举办例会的事实本身的意义重大，表明亚洲国家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正在不断增长。

    还应当指出的是，印度政府及其议会在这次例会上对参与者所表现出的特别关注。

    手写批注：

    应通过塔斯社在所有主要中央报刊上发表。

    Д.谢皮洛夫

    1955年12月17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99，л.83-86

    №21455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2月19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5年12月26日

    第569号

    致苏共中央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汇编的中国刊物1955年第129号至135号通报。

    附件见下文。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В.利哈乔夫(签名)

    1955年12月19日

    附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9/348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29(348)号，1955年12月1日

    内容及页码：

    1.关于发放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债券(《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1日)。第2页

    2.关于执行辽宁省1954年的预算和1955年的预算。第4页

    3.3万多吨工业品下乡(《福建日报》，1955年11月20日)。第19页

    4.新闻简要报道。第19页

    …… [18]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0/349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0(349)号，1955年12月6日

    内容及页码：

    1.中国对外贸易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服务。第2页

    2.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有关执行国务院关于国家计委“降低新

    农具价格”报告决议的通告。第8页

    3.中国的采煤量超过去年水平。第14页

    4.不许阻止贫农和下中农加入合作社。第16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1/350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1(350)号，1955年12月8日

    内容及页码：

    1.中国与东德签署1956年交换货物和支付协定。第2页

    2.关于私营商业企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3页

    3.制油工业工人为超额完成今年油的增产计划而奋斗。第4页

    4.1955年11月大事记。第5页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2/351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2(351)号，1955年12月10日

    内容及页码：

    1.“鸠山一郎政府往哪里去？”(庄涛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第2页

    2.全力以赴顺利完成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国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在1955年9月24日召开的第一届电力工业全国电业劳动模范大会上的报告，刊登在1955年第20期《人民电业》)。第7页

    3.克服外贸仓储运输中的浪费(中国外贸部运输局副局长庞之江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第12页

    4.全国第三次关于农村私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光明日报》，1955年12月1日)。第16页

    5.辽宁农村的党组织迅速增加(《辽宁日报》，1955年12月1日)。第17页

    6.上海市大规模工业建设减速的必要性。第18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3/352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3(352)号，1955年12月13日

    内容及页码：

    1.东京中国商品展。第2页

    2.中国与越南签署有关确定人民币与越南盾汇率的协议。第6页

    3.有关制定1956年中国电力工业计划的指示。第7页

    4.研究农村中各阶级阶层的倾向。第12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4/353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4(353)号，1955年12月15日

    内容及页码：

    1.关于我国的利率问题(杨培新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2页

    2.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做好兵役工作(邱先通在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刊登在1955年10月22日《辽宁日报》)。第11页

    3.上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三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1955年10月10日《新闻日报》)。第21页

    4.上海商业国家机关三年扩大农村工业品销售的工作总结(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三商业局局长陆穆云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0月21日《解放日报》)。第23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5/354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5(354)号，1955年12月17日

    内容及页码：

    1.多民族地区同样必须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第2页

    2.中国粮食作物和棉花大获丰收。第7页

    3.农业化学制品和化学制品喷雾装置新的降价。第9页

    4.中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响应进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号召。第10页

    5.加强党建工作，保障各项任务的完成。第12页

    6.亚非学生疗养院建院1周年。第16页

    7.中国发展信用合作社。第17页

    ……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145

    №21458 克鲁季科夫与中共定县县委书记会谈纪要：农村合作化运动(1955年12月23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1月21日

    第57号

    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Н.С.赫鲁晓夫同志：

    呈送大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同志与中国河北省(北京位于该省)中共县委书记的会谈记录。

    该会谈的意义在于直接地转达了中国农村合作化的具体进程。

    附以上内容共6页，仅送收件人。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打印2份，送：收件人，归档

    第149号

    1956年1月21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摘自К.А.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月21日

    第57号

    与河北省中共定县县委书记王洪儒会谈纪要

    1955年12月23日

    在与大使馆工作人员小组去定县参观时，我请王洪儒简要地讲述了定县合作化运动的进程情况。

    王洪儒说，定县有147个乡，共有496个村。整个定县有12.571万家农户，县的总人口为65.6569万人，其中60.3454万人从事农业。3234人从事手工业和做生意。县里居住着13850名东干人(回族)(2986户)。

    谈到解放后的文化成就，王洪儒说，现在县里有545所学校，其中6所中学和539所小学。中学里有4665名学生就读，小学有75577名小学生上课。

    而后王洪儒着重讲述了农业合作化在定县的问题。

    他说，县里最初的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1951年春成立的。入社农户383家，到1952年县里合作社的总数达到了84个(574家农户)，1953年为654个，其中有3个大规模的(100多家农户)。这些合作社的入社农户总共已有6700家农户或者是县里所有农户的5.7％。1954年县里已有2185个合作社。

    1955年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量增长到了104866户，占整个农户数量的86.6％。

    同时将规模小的合作社合并成规模大的合作社，合作社的数量从2185个减至395个。395个合作社中288个是规模大的合作社，也就是农户总数在100户以上，个别情况下有1000家农户，50个中等规模的(50户和多于50户)，57个小规模的(少于50户)。王洪儒补充说，288个大规模合作社中现在有108个合作社在进行低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的工作，其中4个合作社已经完全转为了高级社并已完成各项手续。然后他谈到了加入合作社农民的阶级成分。70％的合作社社员是贫农和下中农(73406户)。中农的富裕阶层占合作社社员总数的29.5％(30935户)，富农和以前的地主为0.5％(524户)。

    至于已成立的合作社质量方面，王洪儒表示，395个合作社中有287个合作社是坚实的产业，它们中122个合作社已经选举了理事会，对生产资料进行了评估，基本上结束了合作社的整顿工作，而165个合作社还将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王洪儒然后又说，1955年秋开展了强有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首先，这项运动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合作化过程中县里农民表现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比如在1955年，小麦播种超出了计划15000亩。王洪儒以农民积肥工作为例作为生产积极性的标志。12月21日农民共积肥366万车(独轮车)(每车在800—1000斤)，比1954年同时期多出81.5万车。

    当前的合作化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农民现在已经要求成立有几个村加入的大规模合作社。通常，农民在规模大的合作社中的收入要高出在规模小的合作社(比如在汉扎瓦合作社高出5％)，比单个的合作社要高出大约10.8％。

    第三个特点，王洪儒表示，是与1954年相比贫农与中农的联盟更进一步地巩固。在这场运动中富农和地主比任何时期都更感到孤立。

    王洪儒接着又谈到了县委有关开展和进行运动的方法问题。

    第一，着重关注向农民宣传和解释党的农村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关于合作化的报告刊登后，县党委就召开了三次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农民有481218人。

    第二，1955年9月开始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从贫农中培养干部。为成立合作社的工作培养了35000名积极分子和13500名宣传员。此外，培养了2166名合作社干部(主席、队长、会计师等等)。

    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困难，县委采用了其他的组织形式。比如，在乡里成立互助委员会，每个合作社有2名代表参加。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会讨论合作化运动中的互助问题，委员会成员减缓建立合作社的经验。如果一个村有好几个合作社，就成立混合型委员会，每三天聚集一次。除此以外，还成立其他的联合组织，任务是交换经验并在整个县里推广好的经验。比如，还有的委员会，每月一到二次召集规模大的合作社主席等等。同时还广泛开展总结和推广合作社内部的好经验。

    王洪儒随后还谈到了运动过程中经常要遇到的困难。

    1.合作社合并时在解决财产问题上会产生许多困难，因为要合并的合作社在合并前对解决个别问题有不同的方法(对劳动和生产资料的评估等等)。288个合作社中有269个合作社有关耕牛和农具的评估问题至今还没协调好。

    所以在农具和耕牛的使用上不同的合作社都规定了不同的制度，这些合作社合并后要把他们一律看待，就需要相当复杂的协调。在新的合作社里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简单得多，因为是按照市场价格评估。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王洪儒说，大约有70％的耕牛采用将它从合作社社员赎回的方式公有化，30％向合作社社员租用。去年严寒造成大批牲畜死亡，现在合作社情愿选择租用。根据耕牛的质量，租用分为30元、20元和15元一年。

    2.基层干部由于缺乏经验在管理有几个村联合起来的众多农户时会遇上极大的困难。王洪儒举了杨志东(Янчжидун)乡的例子。

    3.在成立合作社高级社时农民和干部都产生了许多混乱和弄不明白。同时在家中劳动力不够的农户中以及年迈的、寡妇等农户中产生了巨大的不安。王洪儒举了“前进”合作社的例子，该社有10个家庭缺乏有工作能力的人。在将这个合作社转变为农业组合时干部们都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10个家庭的问题。

    4.最近一段时期县里有关牛方面的情况不是太好。市场上小牛的价格急剧下降(比夏天下降20％，甚至更多)，同时成年牛的价格上升。按照他的想法，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大部分合作社觉得卖光小牛更划算，为的是用卖得的钱买成年牛，这些牛不用再增加费用就可在生产中使用。

    王洪儒说，县委极为重视，已着手消除在牛方面的这种不良现象。几天前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问题：县委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克服王洪儒指出的那些困难，王洪儒回答说，县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每天都毫不松懈地注意所有这些问题。除了与党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在会议上，在互助委员会上讨论这些问题，县干部还经常去当地实际帮助那些合作社。

    王洪儒然后说，现在县里合作化运动的速度继续在增长。毛泽东的报告刊登后，他们计划生产合作化的普及要达到68％，可在这次谈话之际已经有86.6％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而到年底将增长到90％；剩下的10％主要是地主、富农、反动分子以及部分中农户。

    他表示，定县以前是老解放区，所以在这里广泛开展合作化的条件良好。县委考虑到这点，计划在1957年实现农户的完全集体化。谈到不同的阶层加入合作社，他说，贫农和中农基本上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接纳富农和以前的地主参加合作社还有个唯一的特点。他说，渗透到合作社的有时在那里占据了领导地位的富农地主分子，利用这点对合作社进行破坏活动，表现在不给贫农贷款和对贫农施加经济压力的其他现象。这些人中的部分反革命分子采取公开的阶级斗争方式(纵火、投毒等等)。他说，土地改革结束后，县里的富农人数略有增长。如果说1952年至1953年富农人数占2％—3％的话，那么现在已达到5％。

    王洪儒说，县里现在有151个党委和633个基层党支部，整个县共有28077名党员，其中24566名在农村工作。

    结束时王洪儒说，合作化运动才刚开始，他们还有许多的困难和不清楚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参观近郊的“马宝山”(МаБао-шань)合作社，现在这个合作社正在实行向成立高级合众社的转化。对此我向王洪儒表示了感谢。

    参加会谈的有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郭方(ГоФан)、县长刘成(ЛюЧжэн)、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张金镇(Чжан Цзин-чжэнь)以及大使馆一等秘书В.С.梅德韦杰夫、二等秘书А.Д.杜布罗夫斯基和О.Б.罗满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К.克鲁季科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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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1月21日

    第102号

    手写批注：归档。信息资料，供工作用。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2月10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7-13

    №21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5年12月3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1年12月31日会议记录

    第П177/I号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将于1月6日召开。委托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会议开始。

    提交会议讨论的提议有：

    1.有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

    2.军事问题；

    3.外交问题。

    委托米高扬同志准备经济问题方面的材料，朱可夫同志准备军事问题方面的，莫洛托夫同志准备外交问题方面的。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波诺玛廖夫同志和葛罗米柯同志为会议收集有关南斯拉夫的必要材料。

    邀请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费留宾同志参加会议。

    批准发给中共中央的有关召开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电报全文附后。 [19]

    РГАНТ，ф.3，оп.10，д.210，л.1-2

    №2075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电：召开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1955年12月31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把下列电文转交给毛泽东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预先协商好在莫斯科于1月6日召开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波兰联合工人党代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奥地利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参加的大会。会上的主要内容是交流苏联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的意见，还打算讨论由华沙条约通过的军事问题以及一些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问题。
    非常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完全和及时了解有关大会活动的信息。
    请通告我们有关你们的决定。
    致以党的问候!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Н.赫鲁晓夫
    РГАНИ，ф.3，оп.10，д.210，л.6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5a

    №21421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记录：思想战线斗争与胡风问题(1955年1月6日)
    №09844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外政策(1955年1月8日)
    №2388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通报朝鲜局势(1955年1月13日)
    №23892 海特转交新西兰政府致中国政府函：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1955年1月28日)
    №10249 周恩来与杜维廉谈话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态度(1955年1月28日)
    №1341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代表会议问题(1955年1月29日)
    №0993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台湾海峡局势及中国的立场(1955年1月29日)
    №09934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在旅顺建造苏军纪念碑(1955年1月30日)

    №24891 米罗诺夫致格拉乔夫函：为中国设计生产炮弹的工厂(1955年1月31日)

    №24892 吉洪诺夫致刘平函：对《中国建设》杂志的意见(1955年1月31日)

    №08839 克鲁格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主动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1955年2月)

    №23891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感谢苏联对中国提案的支持(1955年2月1日)

    №09935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针对台海危机的行动计划(1955年2月2日)

    №09936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印度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6日)

    №09937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1955年2月8日)

    №09940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情况(1955年2月8日)

    №09938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8日)

    №09939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8日)

    №23893 莫洛托夫致布尔加宁函：对中国、蒙古等国贺电的回复(1955年2月11日)

    №24895 扬申致有色金属部报告：苏联对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技术援助的情况(1955年2月12日)

    №21404 波兹杰耶夫致苏共中央函：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报告(1955年2月18日)

    №23894 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刘晓转交中共中央信件事(1955年2月22日)

    №25968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关于香港的局势(1955年2月22日)

    №09941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通报中印接触的情况(1955年2月23日)

    №23907 察拉普金的报告：美国和苏联关于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的不同立场(1955年2月28日)

    №11803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1955年3月1日)

    №13017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巴黎协议和南斯拉夫等问题(1955年3月8日)

    №13413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955年3月9日)

    №21424 尤金致赫鲁晓夫等函：提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反美宣传文件(1955年3月12日)

    №13414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埃及大使有意同中国接触(1955年3月14日)

    №21425 波诺马廖夫等呈苏共中央报告：要尤金了解中共会议详情(1955年3月19日)

    №16665 布尔加宁与刘晓的会谈记录：西德、裁军、台湾等问题(1955年3月19日)

    №10191 库兹涅佐夫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1955年3月19日)

    №13018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毛泽东访苏和准备召开八大等(1955年3月30日)

    №25583 尤金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万隆会议的准备情况(1955年3月30日)

    №13417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1955年3月31日)

    №1341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1955年4月6日)

    №20515 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1955年4月7日以前)

    №13419 茹科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使节在中国使馆谈亚非会议(1955年4月9日)

    №13312 刘少奇致苏共中央电：关于给日共经费问题(1955年4月11日)

    №13420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12日)

    №13313 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向日共转交经费(1955年4月18日)

    №1342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询问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0日)

    №13422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2日)

    №13423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要求苏联紧急播发万隆会议公报(1955年4月24日)

    №13424 茹科夫的备忘录：印尼总统举办欢迎周恩来宴会(1955年4月26日)

    №13426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尼使馆为周恩来举办招待会(1955年4月27日)

    №13427 茹科夫的备忘录：关于印尼欢送周恩来的情况(1955年4月28日)

    №13428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苏联使馆借用中文学校事(1955年5月3日)

    №23056 瓦里科夫与周秋野会谈纪要：通报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谈话情况(1955年5月6日)

    №10192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大使电：向胡志明通报驻华大使的谈话内容(1955年5月18日)

    №10193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越南南方工作的安排(1955年5月19日)

    №1381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2075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0994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1955年5月21日)

    №13429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政府总理访华事宜(1955年5月23日)

    №13019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1955年5月25日)

    №10148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使馆电：征询中国对处理越南问题的意见(1955年5月27日)

    №10196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越南问题应与中国协商(1955年5月28日)

    №10147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使馆电：对处理越南选举问题的态度(1955年5月28日)

    №11440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1955年6月)

    №23054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中国留学生可否参加苏联高校党组织生活(1955年6月1日)

    №10197 安东诺夫致佐林电：不宜在越南设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1955年6月7日)

    №13433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交换对印尼政治局势的看法(1955年6月12日)

    №08862 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派本土防空留学生(1955年6月15日)
    №08861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司法代表团参观布特尔斯基监狱(1955年6月15日)
    №21429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请求苏共提供邓中夏革命活动资料(1955年6月17日)
    №13434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印尼国内各党团活动情况(1955年6月22日)

    №24899 拉兹尼钦致马利舍夫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1955年6月23日)
    №23913 彼得罗夫斯基致赫鲁晓夫报告：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筹备情况(1955年6月23日)
    №11547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美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7月4日)
    №08864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法律代表团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1955年7月6日)

    №21421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记录：思想战线斗争与胡风问题(1955年1月6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1月19日 机密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5年1月6日

    与陆定一同志的会谈是刘少奇同志安排的。我曾请刘帮助大使馆了解中国正在开展的意识形态斗争情况。

    中方参加此次会谈的有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部秘书胡绳、中宣部文艺司司长林默涵。

    大使馆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使馆参赞В.И.利哈乔夫和使馆二秘В.А.克里夫佐夫。

    会谈伊始，陆定一便通报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宣部就目前意识形态战线进行的争论问题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该草案在卷入争议的各组织(中国作协、学院和高校等)进行了讨论，现正在中共中央进行审批。鉴于该决议草案尚未批准，此次会谈仍将依据的是争论材料，而非中央决议。

    我说，目前在意识形态战线展开的辩论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陆定一同志接着说，意识形态问题早就提了出来。我们过去就曾开展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再教育运动。该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清除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封建和买办思想。但是这一运动只是泛泛地打击了封建和买办思想，而未消除这些不良思想的各种形式在社会意识中的具体表现。

    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当时一些新干部素质依然较低，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因承担着其他工作，无法把运动提高到应有水平。

    运动期间曾对艺术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批判了一部道德败坏电影《武训传》，以及作家萧也牧——其作品与左琴科的作品相类似。

    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许多复杂、严重问题。中共中央正在对中国意识形态战线的真实情况加以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业已成熟，已为辩论准备了条件。围绕古典小说《红楼梦》，以及俞平伯就《红楼梦》所撰写的一系列文学著作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如今，关于小说《红楼梦》和俞平伯著作的路线斗争已基本告一段落。但在这场斗争中又产生了另一问题，即关于批判胡风观点的问题。胡风的艺术观点与目前住在苏联的匈牙利评论家卢卡奇的观点相似。

    胡风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然而不久便退出，借口是他是个诗人，而共青团活动占用了他许多时间，影响了他的创作。

    当时，在北京共青团担任领导职务的陈毅同志曾让胡风去他那里，但后者拒绝前往。

    胡风毕业于北京的清华大学文学系，之后又到日本学习；30年代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他写了许多各式体裁的文章，均收录在他的八部著作中。他开始写作的时间是在抗日战争之前，曾在各杂志社做过助理和编辑等多种工作。

    目前，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管理局成员，《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胡风有一个自己的小集团，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力，并且不仅仅是在无党派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党的知识分子中也有影响。

    胡风观点的实质：否定文学的党性，以及党和意识形态领导文学的必要性；反对作家拥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认为，作家应真诚而自由；应是个现实主义者，现实地反映生活，真诚地描写所看到的一切。因此，即使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家仍会自然而然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胡风总爱引用巴尔扎克的著作为例，认为后者政治观点虽然反动，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与此同时，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却是蹩脚作家；苏联出版的许多好书，也都是由无党派作家撰写的。

    不过，呼吁作家向生活学习的胡风本人却对生活有着错误的理解。他认为，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作家不应在生活中寻求斗争和参加群众斗争。群众斗争——是一个自发的进程。因此，作家要反映的并非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而只是描写个别英雄和个别事例。

    胡风指出，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都是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表现。

    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缺乏活力的原因在于作家丧失了“主观精神”。

    胡风的特点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掩护，声称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问，胡风的哲学观点如何。陆定一说，虽然胡风没有社会哲学方面的著作，但从他的文学作品可判断，他本质上是个理想主义者。

    1954年，胡风更加活跃，撰写了近30万字的大量材料。他在一封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的专函中阐述了自己对文学和文学界组织的看法。他主张，作家应围绕杂志工作，否定党对这些杂志的领导。

    鉴于胡风的错误，他近期的文章没有刊发。因为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对其错误并无充分的认识。目前，中共中央已决定在《文艺报》杂志上用专刊方式发表他的部分新作，以揭露他的真实嘴脸。

    中宣部正准备他的专门材料，随后将散发到各地讨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党内一些人仍在支持胡风，并在辩论中维护他的观点。

    与胡风观点的斗争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问题在于，胡风一直坚称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证明，他实际并非如此。

    陆定一同志还谈了中国当前思想领域的其他一些问题。

    在哲学领域——主要是批判胡适的反动唯心主义观点。

    在历史领域——主要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

    在建筑领域——主要是批判传统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问题。梁思成过于痴迷于民族艺术形式。他对在建或者由他批准建设的所有建筑均要用中国典型的屋顶来装饰。在新建的集宁—二连铁路沿线所有车站建筑都采用此类屋顶。可这样的屋顶得让国家花大量的钱。此外，梁思成对中国设计师的影响如此之大，没有他人们都不敢搞设计，从而阻碍了国家的建设进度。

    在语言学中也存在许多尖锐问题。目前，中国国内有三种基本的汉语教科书，但其中对汉语问题的解释各不相同。汉语音标的制定工作也有诸多困难和争议。

    在政治经济领域正就当前中国过渡阶段的经济规律问题展开一场广泛的辩论。就该问题，仅《学习》一份杂志便收到70篇文章。但杂志尚未决定是否发表这些文章，因为仍需等待辩论的结果，以便最终发表一些结论性的文章。

    上层建筑在中国过渡时期的作用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教育领域正在讨论中国教育的性质问题。部分辩论者认为，中国教育带有人民民主的性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另外，教育界仍在讨论初中教科书的编写方法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之所以现在暴露出来且变得如此尖锐，主要是因为中国知识界的自由辩论尚不发达。无党派人士害怕批评党员；而党员因担心损害统一战线，自然不愿批评无党派人士。

    一些杂志不愿刊登那些攻击其编辑部成员的文章。为了就某个问题展开批判，他们总要等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另外，一些同志自认为是某个问题的权威，因而容不得别人的品头论足。在中国辩论开展不起来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辩论的意义估计不足。

    中共中央的结论是有必要展开辩论。鉴此，中央做出了关于开展自由辩论和反辩论的批示。辩论期间，无党派人士可以批评党内同志，而后者也可以批评无党派人士。辩论过程中少数派不必一定服从多数派。对于那些在辩论期间坚持错误立场的人，不会给予组织结论，保留其职务给予其从事学术活动的机会。例如对俞平伯就未采取任何组织措施。总之，所有人都有机会就所思考的各方面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

    存在一定错误的书籍也可出版，否则中国就会出现图书出版急剧缩减的危险。

    关于目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共中央将之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那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这些问题与国家总路线的实施和五年计划的建设密切相关(如建筑领域的错误倾向的问题，等等)，以及意识形态战线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文学界就小说《红楼梦》所展开的辩论，等等)。这些问题应当始终处于党的监督之下。必须就这些问题展开广泛和迅速的讨论，并做出相应结论。

    另一类属于涉及整个科学领域、带有纯粹理论性质的问题(如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并非立刻要求解决，因此可以展开长期的辩论。

    意识形态领域的那些问题，依据其尖锐程度也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辩论的时机业已成熟；另一类，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展开辩论的前景尚不十分明朗。党要抓好第一类问题，针对资产阶级影响开展广泛的辩论。

    与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意义重大，因为我们曾有一些党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面前缴了械(如《文艺报》杂志编辑部的一些党员)。

    不过，在开展斗争的同时，我们依然应执行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新闻媒介在辩论期间仍将刊登各种倾向的文章——不论它们观点正确与否。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欢迎那些坚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们的任何进步举动，也不会把那些拒绝放弃自己错误观点的人当作敌人(当然，条件是他们不从事反革命活动)。

    中宣部认为，辩论的结论理应由辩论参与者自己来做。一般而言，参加辩论者都是那些有能力对辩论做出必要结论的学者。

    陆定一同志指出，中国国内(舆论)对辩论表现出浓厚兴趣，具体表现就是近期对各杂志和报刊的咨询大幅增加。

    会谈期间，我对陆定一同志说，跟中国当前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一样，苏联当年也曾出现并解决过类似思想问题。我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物理、数学、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尤其关注，通报了苏联个别学者在解决辩证法同文学和科学之间关系问题时所犯的那些错误。

    出席这次会谈的中宣部一位工作人员问我，胡风关于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不应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论断是否正确。对此，我作了详细解释，认为该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我问陆定一同志，在党组织内部是否也在讨论与辩论相关的那些问题。陆定一同志答，党组织正积极讨论辩论的进程。

    对于利哈乔夫同志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是否参加辩论的问题，陆定一同志说，这些党的党员正在参加辩论。至于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内部关于辩论讨论的问题，只是在那些知识分子人数较多的党派内进行(例如，九三学社、民主建设党等)。随后，我问，目前中国国内是否建有党的教育网络。陆定一同志说，目前党的教育网络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已有一些党校，但其数量还远远不够。

    会谈期间，我们还涉及到中宣部和苏共中央宣传部的结构问题。陆定一同志说，中共中央宣传部比苏共中央宣传部更为复杂，因为其中还包括文学部、艺术和科学等部委。

    我对这次有意义的会谈向陆定一同志表示感谢，并询问他是否能够就各学科的个别具体辩题为苏联使馆组织一些会谈。陆定一同志答应将组织此类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各部门负责人传阅。

    В.斯捷潘诺夫

    1955年2月1日

    文件分送给如下同志：谢尔巴科夫、巴斯卡科夫、别利亚科夫、契尔诺夫、卡宾、果阿洛夫、莫斯托维茨、捷列什金、列萨科夫、别谢金、帕夫洛娃、布赫洛夫、费多谢耶夫

    2月2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12-20

    №09844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外政策(1955年1月8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1月19日

    机密

    第2份

    1955年1月8日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纪要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并向他递交了通过外交邮件寄来的一封公函。毛泽东同志接过公函，立即拆开，通过翻译师哲简要地了解了公函的内容。(公函说的是列宁逝世纪念日纪念活动程序)。他请求今天转告苏共中央，感谢给寄来消息。

    然后举行了会谈，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他们来讲，面临的最迫切的就是党员干部与非党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的问题。他说，中国大约有500万知识分子：其中100万是党员干部，150万是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100万其他范畴的劳动知识分子是文学家、艺术家、建筑师、记者等。大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很少。他们的脑子里完全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在中国宣传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直接继承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主观唯心主义，顺便说一句，杜威1920—1922年生活在中国，在许多大城市讲过学。

    中国现在胡适的继承人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文学研究专家俞平伯。至今还有众多知识分子处在他的影响之下，甚至党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处在他的影响之下。例如，党的文艺报编辑部完全站在俞平伯一边。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也站在他一边。站在他一边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和共产党员教育家。

    中共中央客观地分析了思想战线的形势，认为这种现象不正常，当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唯心主义者公开进行自己的宣传时，许多党的干部尾随其后。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我们打算，毛泽东同志说，用一年的时间，天天在报刊上积极地系统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认为，他说，我们能够认真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揭露各种科学之中的其中包括自然知识中的唯心主义。在这一斗争中，培养和提拔年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如果不在知识分子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肃清历史唯心主义，不做大量工作使广大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理，那我们便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便不能带领全体人民克服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社会主义只有在党内、广大群众中树立起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科学原则的时候才能建成。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中，我们取得了诸多成绩。如果需要，在某些方面我们还将继续下去。毛泽东同志说，最近他到过上海、长沙等一些城市，同工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工人眼里，比如私营商贩已没有声誉。工人不相信他们，说私商欺骗他们。与此同时，工人相信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在一些省份的零售贸易中，国家和合作社占70％，私商仅占30％。这明显是超前行为。我们认为，必须限制一下国营零售贸易的增长，否则我们就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需求，挤压私人工商业者，此外，急剧收缩私人贸易还会导致失业。

    会谈中还涉及党的干部的经济知识教育问题。毛泽东同志说，现在他正在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经济问题方面，在他们的报刊上已写过些什么和正在写什么。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他说，如果我们党的干部和经济干部能够掌握经济知识，能够自觉地管理和领导经济。关于党的干部的经济知识教育问题，我们将专门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讨论。我们很快就将译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予以付印，初版300万份。该教科书我读过一部分，毛泽东说，从我读过的这部分看，这是一本较好的教科书，它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总理的雅加达会议。他说，会议开始有很大分歧。印度和缅甸代表发表意见赞成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会议，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代表则坚决反对，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毛泽东同志说，在五国会议上，吴努 [56] 坚持了很好的立场。他说，如不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那缅甸也不参加这一会议。会议休会，休息期间印度尼西亚代表给巴基斯坦和锡兰代表做了积极的工作，同他们商定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

    我说，吴努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同志们给他做了大量工作。这使缅甸政府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近中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是的，我们消除他对中国和苏联的疑惑和偏见。”

    然后毛泽东同志说，他们，中国的朋友们赋予亚非国家会议以很大的意义。这次会议应大大降低美国在亚非人民之中的威信。美国人害怕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将进一步孤立美国，尤其是在亚洲国家中。他们(美国人)将千方百计破坏亚非国家会议。大概，巴基斯坦和锡兰将帮他们的忙。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在亚非国家会议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不把自己打扮成会议的领袖，而仅作为会议的参加者。我们建议尼赫鲁和吴努应充当会议领袖的角色。这从削弱美国破坏这次会议的立场的观点看是有益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是大为削弱了。美国现在威胁中国，说要封锁中国沿海，对中国发动战争，等等。但是美国人封锁我国沿海不像朝鲜战争时那么容易。现在他们这样做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日本开始采取或多或少比较独立的立场，不希望封锁中国，日本想同中国通商，想从美国的压迫下挣脱出来。如果再考虑到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都采取独立的立场，不希望美国在他们国内占据统治地位，那便十分清楚，不仅美国，而且英国在东方的地位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

    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哈马尔舍尔德 [57] ，说他是美国的走狗。看来，他(哈马尔舍尔德)前来的目的是不想同我们达成任何东西，而是反对中国，进一步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现在，毛泽东同志说，哈马尔舍尔德表现得很不好，带有挑衅性。也许，以后他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在以后而不是现在，才有可能回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上来。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说，说实在的，中国对美国承认中国和随之而来的现在加入联合国，兴趣不是太大。这些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明白，他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美国承认中国有许多明显的好处，但我认为，美国现在不承认中国也有不少好处。这可以给我们自由，以反美的精神教育我们的人民，为在我国消灭剥削阶级做充分准备。如果美国再有8—10年不承认中国，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苏联当年比现在中国所处的形势还艰难。美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6年才承认苏联的，然而苏联并未因美国不承认而灭亡，而是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会谈中谈到了前不久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谈到美、英、法采取了准备原子战争的方针，因此展开了原子战争的宣传。毛泽东同志从美英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战争的准备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他们的形势。他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形势下不稳定。此时，在东方，他们没有日本不能进行战争，而日本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而且现在它也不想同中国和苏联打仗。在西方，没有德国，帝国主义分子也不能发动反对我们阵营的战争，而德国也没做好战争准备。此外，像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形势也不稳定，摇摇欲坠。同时，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帝国主义分子当然知道这一点并非害怕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每日都在颠覆着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国际共产主义成了巨大的力量。这一事实不是偶然的，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国会会议，没有一次资产阶级国家代表会议不是大骂特骂共产党员。没有一张资产阶级报纸不在天天咒骂共产党。这一切，毛泽东说，表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分子害怕我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毛泽东同志说，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大肆叫喊原子战争是想以此掩盖自己的虚弱。他们想以叫喊原子战争恐吓本国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但是关于原子战争威胁的这种叫喊应该通过共产党的努力反转来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自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根本不害怕战争，原子战争的威胁反而会进一步激励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反对战争贩子。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将派郭沫若同志前去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扩大会议。

    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会谈时在座的有师哲同志和Т.Ф.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24-30

    РГАНИ，ф.5，оп.28，д.307，л.5-11

    №2388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通报朝鲜局势(1955年1月13日)

    苏斯洛夫同志：

    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指示，向您提交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材料。

    库兹涅佐夫

    1955年1月13日

    附件：

    机密

    致苏共中央：

    按照委托提交关于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建设的建议，我们认为有必要报告如下内容：

    朝鲜同志在加快工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没能采取足够的措施发展农业，没有抽出应有的精力去关注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居民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常有表露。朝鲜人民军内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由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薄弱，结果军事纪律和警惕性都下降了。战士和干部队伍中都存在背叛祖国、开小差和其他一些背叛行为的现象。

    劳动党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变得很无力。最高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政权地方机关的选举工作已经拖延了很久。

    到目前为止，劳动党中央很少关注南朝鲜的工作，在那边合法的群众组织中没有自己的组织和基础。

    我们认为，同朝鲜同志讨论朝鲜局势问题是合适的，为此邀请金日成同劳动党中央工作人员于1955年2月访问莫斯科。

    我们还认为，把这个事情通告给中国朋友是合适的，询问他们对朝鲜的政治、经济情况有没有什么意见，弄清楚他们可以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同朝鲜同事的商谈。

    在此我们提交库兹涅佐夫、斯捷潘诺夫、费德林和苏兹达列夫同志关于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我们认为报告中阐述的内容基本正确。

    附苏共中央决议案。

    1955年1月

    附件：

    机密

    致苏共中央：

    1.认为邀请金日成同劳动党中央工作人员于1955年2月访问莫斯科，取代以前预定的日期——1955年4—5月是合适的，同他们在苏共中共主席团举行会谈。

    2.认为向中国朋友通报我们对朝鲜局势的意见，并了解他们的意见是合适的。

    批准给驻北京大使尤金的指示。

    附件：

    机密

    北京

    苏联大使馆

    拜访周恩来，向他通报如下内容：

    金日成表示希望来莫斯科，以便就起草劳动党党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商谈。

    莫斯科对该建议持肯定态度，认为就朝鲜局势问题同朝鲜同志交换意见是合适的。

    在这里将讨论如下问题：

    制定恢复和发展朝鲜工业的措施，为此需要大量的基本建设资金投入。部分农业生产合作化达到了很高速度。朝鲜同志打算近5—6年对所有的农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对此我们很担心。

    要让他们自己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在预定计划和实行一系列措施时，朝鲜同志对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必要性考虑不够。根据现在材料，朝鲜居民生活很艰苦。

    朝鲜同志很少关注在南朝鲜的工作，在目前存在的合法组织中缺乏基础，无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鉴于阐述的这些情况，想了解一下中共中央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国同志希望以什么形式参与在莫斯科的协商。

    电报告知结果。

    附件：

    机密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

    受战争影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根据不完全资料，战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420亿元(14亿卢布)。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总产值，同1949年相比较，缩减40％以上。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燃料和化学企业的生产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交通瘫痪。农业遭受严重损失，而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

    停战后，朝鲜劳动党花了很大精力用于国内经济重建工作。凭借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成功地完成了国民经济重建三年计划的任务。采煤、炼钢、制砖、纺织品、鞋和其他一些产品的企业已经开始运转。

    但是，在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工作中还有一些严重不足，应该引起注意，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一、工业

    朝鲜朋友是以损害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的。

    1954年工业品的总产量已达到1949年时的水平，以不变价格计算为297亿元，该年的计划是283亿元。1955年预计工业品生产达到480亿元，按照三年计划，预计1955年工业总产值为374亿元，1956年为468亿元。按照工业品的总产值，三年计划已经完成，并提前两年完成。但是，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以前一样困难。

    与战前年代的1949年相比，1954—1956年以实物体现的基本工业品的产量如下：

    EPUB/Image00200.jpg

    三年计划预计国民经济和文化生活建设总投入为790亿元(26亿卢布)，其中工业投入374亿元(47％)，农业和水利建设投入56亿元(7％)，这其中的水利建设投入为22亿元，交通运输投入113亿元(14％)，文化生活建设投入141亿元(18％)，这其中的住宅建设投入为90亿元。

    1954年国民经济投入总额为240亿元(占预算的26.3％)，原计划为223亿元；1955年达到320亿元(占预算的36％)，原计划为269亿元，1956年计划投入300亿元。

    许多企业工程未经充分论证就建在地下。目前有10家地下企业，11家企业正在建设，其中包括大型汽车厂、机床厂、纺织厂等。

    朝鲜同志对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前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打算。

    在1958年8月召开的劳动党中央第六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中指出，1954—1956年国民经济重建计划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全面工业化打基础，打算在接下来的5年“武器等方面的生产要做到经济独立”。在这里关于农业经济恢复和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没有得到反映，以及没有考虑到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没有考虑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朝鲜同志关于国家全面工业化的方针，在1953年9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宪永等)访问莫斯科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修正。

    但是，劳动党中央六届会议关于国家全面工业化的决议没有得到重新研究，这在金日成的声明中看得出来，这一方针在新党章和1957—1961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农业

    此前一段时间，关于发展农业的问题在朝鲜劳动党的政策中处于次要地位，尽管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落后的领域，无法保障国内粮食和原料的需求。

    同1949年相比，1954—1956年农业情况的特点如下面材料：

    EPUB/Image00115.jpg

    注：1町步=0.99公顷。

    考虑到提高了二次播种和新开垦土地，1956年的播种总面积将大大超过计划。

    这些材料表明，农业在许多领域都未达到战前水平，仍处于极其落后状态。

    目前农业有15马力的耕作拖拉机800台，2/3的农业没有耕作牲畜。1954年得到约5万吨矿肥，1949年时为25万吨。为了掩盖不足，1953年从中国进口粮食20万吨，1954年为13万吨，1955年打算进口17万吨。1948—1949年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粮食完全够供应，不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30％以上的农民无法养活自己，需要国家不间断地援助，不仅需要种子、化肥、农具，还需要粮食。甚至最普通的农具都严重不足。

    劳动党中央把在农村成立试验合作社的日期定为1954年1月。在实践中，该方针在1954年成立了超过9000家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得到体现。整个农业经济的25％都合作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允许出现了过火行为——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自愿原则被破坏。按照金日成的话说，打算到1956年以前，大约有35％—40％的农业经济联合成立合作社。预计在5—6年时间内全部农业经济实现合作化。

    在会议决议中还规定，在近一二年内粮食总收成同1949年相比较提高40％；依靠水利灌溉和土壤改良，播种面积达到32万町步；到1955年末，合作社和农户饲养的大牲畜达到63万头，猪达到100万头；改善集体农庄、拖拉机站和采办机关的工作。

    三、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

    改善北朝鲜居民物质生活状况的任务对于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朝鲜同志认识到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但在这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战争结束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1954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提高了25％，降低了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取消了农民的实物税。肉类计划交售也予以取消。三年计划提出了大力改善劳动人民住宅和文化生活状况，为取消票证制和从定量供给向全面贸易过渡的任务。

    但是，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工业品和粮食的价格对广大居民来说仍是高不可及。商品价格比定量供应高出10倍多，市场价格还不断上涨。例如，非熟练工人的月均工资为800—900元，熟练工人的工资为1200—1300元，而一双胶鞋的非配给价格为400—450元，1米棉布的价格为380—400元，一套粗制衣服要2.5万—3万元，棉袄要2000—3000元，日用皂要300元。目前名义上维持着1949年的工资水平，而国家的非配给商品的价格比1949年提高了2—3倍。

    1954年计划降低价格275万元，实际上只降低了850万—900万元。这笔款项被用在了工业建设上，超出计划20亿元(660万卢布)。

    1955年财政计划预定为工业品和粮食降价拨款60亿元，32亿元用于1954年降价的补偿。这次降价对于三年计划预定的在近两年内为取消票证制和所有粮食和工业品过渡到按照国家价格自由贸易创造条件来说是不够的。

    最迫切的问题是向居民供应粮食。工人主要靠定量供应生活，凭票每天得到600—900克大米，每个家庭得到300—500克小米。肉、油和其他一些食品完全不发放，或者发放的数量不大，而且不经常发放。大米的商业价格达到60—70元/千克，肉——350—400元/千克。

    计划预定从农民手中收购27万吨粮食，但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国家没有必备的商品进行交易，采购部门的工作也不令人满意。截止到1954年末只从农民手里收购到约5万吨粮食。朝鲜同志打算加速采购粮食，实质上具有强迫性质，因为不仅征集村庄的粮食，在很多时候还征集农户院子里的粮食。这引起农民的不满。

    由于粮食不足，粮食个体买卖被禁止，但是，朝鲜当局没有防止粮食投机。为了同投机行为进行斗争，在平壤禁止按商业价格自由出售粮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粮食困难的局面被敌特分子和间谍利用，他们四处散发匿名信和传单，号召抵制政府的粮食收购。

    住宅数量恢复得极慢。战争期间有280万平方米住宅被毁，到1954年末只修复了200万平方米。大部分城市居民和近30％的农村居民居住在简陋的房子里。

    朝鲜同志没有利用国内现有潜力来扩大大众消费品生产。这样，国防部工业企业可能掌握着许多钳工、螺纹和切削工具，挂锁和暗锁，家用器具，小五金，炉具，钉子，螺钉等。在这个部有两个制钉机用于生产螺钉，但开工不足，仅仅是为自己所需生产。同时，手工业合作社也生产钉子和螺钉，以很高的价格出售，无法满足需求。这样，又从中国和苏联购买了钉子和螺钉。不过，重工业企业、通讯、化学工业、建材、电力和林木加工企业所需要的消费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都组织起来了。这些部门的所属企业能够生产很多人民需要的产品，如：铁制器皿、电器、灯具、手用农具(镰刀、锄、铲等)、家具、黏土和瓷制餐具，等等。

    经济重建，特别是提高大众消费品生产，允许在分散的手工业范围内进行，私人资本处在国家的监督下，还可以扶助同南朝鲜开展业务往来。但北朝鲜领导层急于推行彻底消灭私人企业的路线。例如，1949年私人企业占工业生产总量的15％，在1953年时缩减到3.2％，1954年时达到2.5％，而在1955年计划达到1.3％。贸易方面，1949年时私人资本占46.8％，1954年时缩减到22.3％。

    四、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1954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预算中，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占到31.8％。

    截止到1954年末，苏联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的设备、材料和技术援助总额达到4亿卢布，其中包括渔船、汽车、拖拉机、农业机器、火车机厢，矿业、纺织和能源企业设备、机床、建筑设备、修路机、电缆制品、检测仪表、试验器材、大学教具、矿肥、石油制品等。

    苏联援建的22个工业项目都完成了勘察工作，其中的大部分设计方案均已完成，为开始建设打下了基础。

    到1954年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重建和新建的企业达到100家(其中大型企业30家)，在很大程度上装备了从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新型设备。

    依靠苏联供应的设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纺织企业的棉布产量，从1954年的221万米增长到1955年的442万米。

    1953—1954年共建成20家拖拉机租赁站和113家马匹租赁站，由苏联供应拖拉机和马匹。

    应该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苏联给予的援助主要用于获取企业设备和原料，同时在大众消费品开支上节省了10亿卢布。这在其他得到苏联援助的国家也能找到这种情形。

    只是近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提出向苏联订购总额约为4亿卢布的棉布和其他一些大众消费品。

    根据现有决定，预定1955年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总额约为2.4亿卢布的苏联商品(包括成套供应)，其中包括：安瑞(Анжуйский)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所需设备和材料，纺织厂、肉类加工厂、纺丝厂、鱼类加工厂的设备；火车机厢和起重机，采矿设备、捕鱼船、汽车、电力设备、电影设备、石油制品、电缆制品、钢材。

    此外，苏联对外贸易部还研究了朝鲜订购总额为2.9亿卢布苏联商品的合同，其中包括8万吨矿肥、950万米棉布、2300吨棉线、1400台拖拉机、1500台播种机，汽车、建筑和交通设备，以及其他一些工业设备。

    苏联对外贸易部根据上述合同于今年1月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了建议。

    苏联对外贸易部提出，根据核算结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同中包含的设备和材料的价值，包括1955年的合同，苏联政府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达到10亿卢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了8万亿元的援助。考虑到中国供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商品价格大大地超出了苏联商品的出口价格，中国提供了8万亿元的援助，根据苏联对外贸易部的材料，接近8.5亿卢布。

    在供应工业设备和原料(织布机、火车头、车厢、煤等)的同时，中国还供应了13万吨粮食(小米和豆类)、4000万米棉布、60万双鞋、30万套棉衣和其他一些商品。1955年将供应粮食和日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铁路修筑、铁路桥梁和机车库建设方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援助。

    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总额为2.09亿卢布的援助，其中罗马尼亚0.65亿卢布，民主德国0.45亿卢布，捷克斯洛伐克0.35亿卢布，匈牙利0.25亿卢布，保加利亚0.2亿卢布，波兰0.19亿卢布。

    1953—1954年期间，这些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了机床、交通建设设施、电力设备、电缆制品、检测仪表、钢材、…… [58] 、棉线和各种原料，总额约为1亿卢布。

    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了成套设备，在工业和其他一些工程的恢复和建设上提供技术援助。

    罗马尼亚援建了砖厂和水泥厂、生产阿斯匹林的药厂。匈牙利援建了3个工厂：机床制造厂、染料厂、度量衡厂；波兰援建了3个煤矿和2个工厂：火车头和机厢厂；保加利亚援建了2个工厂：砖厂和木材加工厂；民主德国援建了3个工厂：柴油机厂、电力设备厂和电缆厂。

    蒙古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捐献了3万头牲畜和1万张羊皮。

    应该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取得的设备和材料并不能得到有效使用：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当设备运来时(特别是机床)，没能适时地在受援者中进行分配，而是长时间地放在仓库里。

    五、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部局势的一些问题

    必须指出，劳动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都处于低水平状态。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现象。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很薄弱。

    在劳动党内和在全国同以前一样，极力宣扬个人崇拜，其中在领导层中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不这样做就不行。到目前为止，金日成身兼劳动党中央主席和政府首脑职位，是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领导着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机关。按照惯例，他的意见就是正确的，不容讨论。党和政府的领导成员不能表现出主动性，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金日成的指示。有时金日成做出了与党和政府通过的决议相悖的指示，某些时候会给事业造成损失。例如，曾做出过对农村手工业合作社同私营企业同等课税的指示。他在没有经过任何勘测的情况下就指示在江界建设军工厂，未经考虑就支配了多达4600万卢布(2300亿元)从中国收到的给志愿者的生活补充津贴，等等。

    在国务和经济机关出现许多滥用权力、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现象，单纯的行政命令代替了教育。同贪污受贿和盗窃行为作斗争，以及同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作斗争，皆进行得很无力。贪污分子侵吞公家财产，在多数时候，既没有追究党内责任，也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在许多部门、企业的领导人员中间流行用国家财产组织毫无意义的庆典和宴会。没有抽出必要的精力去巩固对外贸易机关，那里混乱不堪，且无力承担交给他们的任务。

    朝鲜同志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选举的民主原则。最后人民委员会的选举被推迟到不确定时间，它的任期在1952年就停止了。地方人民委员会也没有进行选举，这些委员会还是在1946年11月和1947年3月选出的。截止目前，大多数地方人民机关的领导人员都是上级机关任命的。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更是薄弱。纪律涣散、警惕性降低。将领和军官酗酒成风，目空一切，对下属粗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背叛祖国、临阵脱逃、自杀现象增多的事实，无论是在普通士兵中，还是在军官队伍中都存在这些犯罪行为。

    六、南朝鲜

    关于南朝鲜的局势，我们有如下一些材料。

    南朝鲜的经济恢复得很慢。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确定，为了恢复经济和保障消费，要求外国在5年内提供12.5亿美元的援助和6.5亿美元贷款，以南朝鲜的国内资源做担保。

    1953—1954年美国向南朝鲜提供了2.8亿美元经济援助。此外，按照联合国的路线在上述年份提供了4200万美元经济援助。

    1953—1954年南朝鲜国内收入总额为1.7亿美元，而1954—1955年确定为2.5亿美元。其中1953—1954年用于自己的武装力量(75万人)开支就达到6亿美元。1954—1955年南朝鲜的军事开支确定为2.8亿美元。1953—1954年度财政赤字1.5亿美元，而1954—1955年度赤字确定为2.5亿美元的规模。

    南朝鲜资金不足的问题被掩藏起来，主要是通过大量发行钞票的方式。从1953年6月到1954年11月，纸币流通数量增加了3倍(从130亿韩元增加到400亿韩元)。结果，纸币大量发行导致货币贬值，韩元与美元的汇率从1953年的60韩元兑1美元，到1954年年初达到180韩元兑1美元，年末达到250韩元兑1美元。

    在粮食价格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这对占人口70％的农民造成严重伤害。

    由于工业企业投入不足，原料和电力无法保障，以及由于美国和日本大量大众消费品在居民购买力低下的情况下进入南朝鲜，在1954年时工业仍旧处于停滞状态。

    在联合国总代表1954年10月12日关于南朝鲜重建的报告中承认，南朝鲜居民仍处于贫困状态。和以前一样，存在粮食、衣服、住宅和医疗服务的严重不足。失业人数超过100万人。

    由于李承晚分子在1954年5月举行的南朝鲜国民议会选举期间采取了针对对手的警察措施，议会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李承晚自由党的变化。该党在议会203个议席中席位由93增加到120。利用右翼政党的势力，李承晚分子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组织(工联、农民、青年和其他一些组织)中的反对派，使这些组织的活动陷于瘫痪。

    分析北朝鲜在对南朝鲜工作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得出结论，朝鲜领导层没有认真地把与南朝鲜建立联系列为自己的任务，没有为此采取严肃措施。在南方建立劳动党秘密组织和在当地群众组织中建立基础工作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劳动党中央六届会议指出，在南朝鲜的政治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中央六届会议决定通过一年后，党在南方的工作仍没有得到改善。近来，劳动党向南方派遣了党小组从事起义工作，而没有从事争取南朝鲜民众站到自己这一方的工作，在工联和其他一些劳动群众组织中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牢固基础。

    朝鲜同志在开展同南方联系的问题上给自己确定了宣传性的有限目标。但也不善于对南方开展宣传工作。放弃了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与李承晚区分开来，争取他们站到自己一方，放弃了就成立统一的、独立的朝鲜共和国问题进行商谈的路线，继续不加区分地对南朝鲜领导人进行攻击。由于没能正确地认识南朝鲜的局势，针对南方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毫无根据的，没有达到目标，有时败坏了北朝鲜宣传者的名誉，没有摸清南朝鲜真实情况的能力。

    在北朝鲜现有30名1952年被俘的南方著名政治活动家。其中有1919年反日起义领导人之一吴海永(О Ха Ен)，前上海朝鲜流亡政府首脑安久洪，前南朝鲜民政机关首脑和其他一些人。毫无疑问，他们之中的一些将会被释放，利用他们同南方建立联系。

    没能利用现在北朝鲜的一切社会和政治力量，去开展同国家南部地区的联系工作。为了同南方建立联系，祖国统一民主阵线组织利用的也不够。

    七、建议

    我们认为，必须让北朝鲜同志注意以下问题：

    1.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力主保持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确定的速度，在此要提高大众消费的比重。重新审议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的发展工业方面的问题，要考虑到国内的现实条件以及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

    2.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劝告朝鲜同志目前要克制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要集中精力巩固已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要逐渐地进行农业合作化，要全面和精心准备此事。要让朝鲜朋友注意到，仓促成立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还会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1954年对25％的农业实行了合作化，这已经为国家对其给予援助花费了大量资金。

    3.我们认为，必须让朝鲜同志注意到迅速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相关问题的必要性：(1)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生产；(2)降低大众消费品的商业价格；(3)为1956—1957年取消票证制创造现实条件；(4)恢复住宅总量。

    此时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向南朝鲜展示在北朝鲜为改善人民生活做了许多工作非常重要。这对南朝鲜民众争取统一的斗争来说是个有力的刺激因素。

    4.要让金日成注意到改进党和政府集体领导工作方法的必要性，要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应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是不妥的，这会压制其他工作者的主动性。

    建议1955年组织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做好准备工作。

    必须建议劳动党中央仔细研究军队情况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指战员的作战素质和道德修养。

    5.为了争取国内全体爱国者投入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运动中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使该组织恢复与南朝鲜群众组织的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加强劳动党在南方当地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组织中建立基础，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同李承晚制度斗争。还应该恢复劳动党在南朝鲜的秘密组织。

    对南朝鲜的宣传应该更专业化，放弃不加区分地对南朝鲜领导人都进行攻击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力量和反对分子，支持国家统一和成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共和国；为此要广泛利用南朝鲜政权高层、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方成立中立性质的秘密爱国组织是合适的，这一组织可能在南北朝鲜之间建立合作，以朝鲜人自己的力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该组织不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否定意见，当开展合法活动时，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争取他们投入到在民主的基础上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库兹涅佐夫

    斯捷潘诺夫

    费德林

    苏兹达列夫

    1955年1月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24-46

    №23892 海特转交新西兰政府致中国政府函：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1955年1月28日)

    译自英文

    英国大使海特转交给В.М.莫洛托夫的信函

    1955年1月28日

    委托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以联合王国驻新西兰政府的名义向中国政府通报如下内容：新西兰政府打算向安理会提出关于中国沿海诸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的问题。联合王国政府完全支持新西兰的这一提议，联合王国的这两个政府均同意以下所述观点。

    联合王国政府对在这一地区目前所出现的危险局势感到忧虑，并一直就缓和紧张的必要性问题与美国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深信，自己的目的只是希望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不过，正如安东尼·艾登伯爵在其前不久给周恩来的信函中所指出的，如果想推动紧张局势的缓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在当前形势的基础上，各方都准备齐心协力地朝着缓和紧张局势的方向努力。可是联合王国驻新西兰政府并没有看到缓和紧张局势的可能性，因此便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在(中国)沿海诸岛屿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以防止来自任何一方的觊觎活动的问题。不过，根据自己的经验，中国人一定会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是不可能凭借武力获得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通过武力方式只会使这些(中国)沿海岛屿的地位更加复杂化，而不会有利于各方面问题的解决。如果中国政府只是依据自己预想，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军队都不会对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民主主义盟友提供帮助的计划行事，那么情况就非常危险。联合王国政府认为，如果要缓和这一紧张局势，只可能通过和平的、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因此，其坚持建议相关各方不论是在自己的行动上，还是公开的言论中，都要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全面军事冲突事件的发生。

    联合王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支持邀请中国政府参与安理会的讨论。众所周知，美国政府也有类似的打算。此外，联合王国政府将极力确保有关各方能够审慎而成熟地思考这一问题，而后者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也要求我们这样做。联合王国政府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不论谁对谁错，但当前的局势事实上已对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利益，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一危险不再扩大。联合王国政府认为，新西兰在安理会上提出的动议是希望在不对任何一方的企图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认真而严肃地谋求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因此，联合王国政府诚恳地建议中国政府，在收到邀请的情况下就应接受并参与安理会的讨论。

    翻译：О.特罗扬诺夫斯基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51-52

    №10249 周恩来与杜维廉谈话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态度(1955年1月28日)

    机密

    周恩来总理与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杜维廉的谈话纪要

    北京，1955年1月28日

    杜维廉说，外交大臣艾登请他以女王陛下政府和新西兰政府的名义作一个口头声明。新西兰准备就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倡议。倡议将在今天提出。联合王国的女王陛下政府完全支持这个倡议，因为它也对沿海岛屿地区的危险局势感到担心。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保持着经常接触，两国政府都懂得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性。英国知道，美国希望这个地区安定。艾登想重申他最近所作的声明中的一点，他说，要想在缓和紧张局势中取得进展，只有大家都在现实局势基础上共同为此努力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英国认为，以为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会对某一方的要求造成损害是没有根据的。英国的观点认为，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意识到，用武力把台湾统一到大陆是不可能的。沿海岛屿的地位是另一回事。军事行动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艾登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美国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干预，都不会在岛屿问题上帮助他们的盟国的假设上，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了。艾登还认为，如果紧张局势得到缓解，那就可能达成对这一问题的和平和满意的解决。英国政府请有关各方注意不仅在声明中，而且在行动中保持克制的重要性，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双方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行动。不论是英国政府还是新西兰政府，都支持邀请中国政府参加讨论安理会的有关提案。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也准备同意这个建议。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以便在安理会仔细审议这一事件，正如它的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当前的局势，不管谁对谁不对，已经构成对和平的严重威胁。英国政府认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特别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应该努力使这一危险不要增大。英国政府把新西兰的这一倡议看作是不损害有关各方要求的解决问题的真诚而认真的尝试。英国政府坚定地请求中国政府接受安理会的邀请。杜维廉说，这一通报的内容与新西兰政府的观点是吻合的。他还声明，他想以自己的名义说几句话。这一通报是以最友好的善意发出的，这是为了敦请中国政府予以合作，而且这是为了和平而作的。杜维廉表示希望，总理阁下能理解这封信的精神。

    周恩来总理在回答杜维廉的声明时说，在他上次回答了外交大臣艾登的通报后，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政府改变了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59]

    尽管在杜维廉今天转达的外交大臣艾登的通报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言辞，但是依据这一通报和外交大臣艾登在国会的讲话可以看出，自总理与杜维廉上次谈话以来，英国政府的观点一直没变。周恩来总理说，“为了和平”的说法，不仅应该是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谈话的内容，而且还应该是他们行动的目标。和平应该在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它应该是理智的和诚实的。

    如果某个国家借助实力侵占了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而要使人相信，承认这一侵占就意味着和平，中国人民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的。这正像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希特勒曾经所持的立场一样，其结果只能是战争，而不是和平。美国就正是这样行事的。这一点在美国总统致美国国会的特别咨文 [60] 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实。美国总统的咨文——这是战争咨文，其目的是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事务，并强迫中国人民与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实现所谓的“停火”。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实现中国主权的事务。1950年1月5日，甚至杜鲁门也承认这一点，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让中国人民与蒋介石进行停火谈判呢？事实上，这种谈话是被用来欺骗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是被用来迫使美国国会授予总统使用武装力量无限制的全权，以便用他们来吓唬中国人民的。有人对中国人民说：你们或者接受美国方面的战争挑衅，或者是同意与蒋介石停火，并同意经过台湾海峡划一道分界线。美国企图通过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道防线来分割中国的领土，妄图使美国侵占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合法化，并获得在这些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件。此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这就好像有人拿着一把刀威胁说，抵抗就意味着世界大战，换句话说，应该容许他侵占我国领土并继续他的恐吓。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和平。这不是什么别的，这正是战争。周恩来总理说，不仅中国人民，连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也指出了这一点。众所周知，相当多的美国国会议员赞同总统咨文，其中某些人被咨文的一些言词蒙蔽。但也还是有一些国会议员明白事情的本质。有一个共和党议员就曾宣布，总统咨文追求的是发动战争的目的，他不会同意将美国青年送到台湾去为蒋介石作战。另有一个参议员声称，这是先发制人的战争。第三个议员说，这是迈向战争的一步。显然，这些美国国会议员说出了真相。除此之外，甚至某些老牌的自由主义报纸，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就宣称，艾森豪威尔的咨文包含着美国进攻大陆中国的威胁。实际情况正是这样。真实情况是，在美国总统咨文发表之前和之后，美国使用了大批武装力量来对中国进行挑衅行动。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以西派遣了4艘航空母舰及一些增补的驱逐舰，这些军舰驶近了中国的沿海岛屿，这难道不是战争挑衅？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过去任何时候也没引起过紧张。中国大陆就是这么解放的，海南岛、舟山群岛、嵊泗列岛等沿海岛屿也这么解放了。那么为什么现在解放台湾就会造成紧张呢？紧张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从1950年起美国就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相反，中国任何时候也没有侵占过美国的领土。恰恰是美国在中国领土上拥有一条自己的防线，而中国任何时候也没把夏威夷群岛包括在自己的防线内。周恩来总理说，英国政府仍继续重复那种老调，说应该把这件事情上谁对谁不对的问题放到一边，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

    如果在国际事务中不分清真理与谬误，那就不可能有正义。这无异于承认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或者承认欧洲的慕尼黑协定。侵略者总是要求在事实发生以后承认事实。用承认一个已经实现的事实导致承认另一个事实。侵略者就这么一步一步地加剧战争的威胁，直到最终维护和平变得不可能为止。比如，紧接着承认合并奥地利后就要求承认合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最终爆发了波兰的战争。现在英国政府所使用的论据，正好是张伯伦当时提出的同样的论据，而当时艾登和丘吉尔是反对张伯伦的论据的。反对慕尼黑的立场不是中国人民的发明。今天中国坚持的只是过去艾登和丘吉尔所持的立场，而反对的是艾登和丘吉尔重复的当年张伯伦的论据。周恩来说，中国尊重艾登和丘吉尔过去对慕尼黑所持的立场，但中国反对他们现在的论据。即使在当前，英国也还是有些人提出了批评。这一次是艾德礼和贝文了。这是英国自己的事，不是中国的事。但中国人民将说出自己的意见，将会对此加以谴责。

    周恩来总理说，当前有一种看法，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这使中国人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似乎真理已不在世界占统治地位，并且每个人都会受骗。台湾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在前50年中一直被日本侵占。在开罗宣言中，英国和美国与中国一起重申，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波茨坦宣言再次重申了这一点。日本投降书也是一个证明。1945年10月25日，当时中国政府的代表陈仪在台湾接受了日本投降，并在那里恢复了中国的行政权力。除此之外，杜鲁门总统自己也曾在1950年1月5日重申，台湾属于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不打算介入，他们不会进行武装干涉。英国政府也承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的效力，也作过类似的声明。远的不说，1954年8月，英国外交部代表就承认过这个事实，宣称：“开罗宣言宣布，福摩萨应该归还中国政府，这一点已经实现了。”所有这些历史文件和外交文件及声明，都是执政当局的重要官员做出的。

    对这些怎么能一笔勾销呢？为了强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承认美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占领，现在竟然说什么似乎台湾的地位尚未确定，台湾是否属于中国的问题尚无定论，甚至说开罗宣言已变为一团废纸。怎么能够批评中国新闻界，说它不该指责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背信弃义呢？

    至于联合国，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人民行使解放台湾的主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之基本规定，联合国不应干涉任何国家内部管辖下的事务，而且联合国成员也不应该把这样的事务提交联合国解决。一方面，美国使用武力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另一方面，联合国又容许美国利用联合国进行实际上是美国为达到侵略目的而采取的干涉活动。对此，中国人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如果联合国要进行干预，那就应该视为另外一种情况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之最后的规定，第七章各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对全世界和平的威胁。恰恰是美国正在威胁世界和平，所以联合国应该管管这件事情。以前苏联代表曾提交议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及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提出过指控，联合国应该谴责美国的这些侵略行径，并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就可以解除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如果美国不占领台湾，台湾也会像某些其他沿海岛屿一样，早就被解放了，也不会引发任何战争。战争扩大的原因在于，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行动停止之后，美国不甘心失败，加剧了台湾的紧张局势，并唆使蒋介石进行针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地区的破坏战争，抓捕中国渔船，屠杀和骚扰近海中国渔民，追踪和扣留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商船，进攻中国的沿海岛屿。联合国对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指使下所做的这一切以及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言不发，而另一方面，联合国却打算干预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事务，其结果它将完全落入美国的控制之中，并将配合美国的战争挑衅行事。

    周恩来总理宣称，现在新西兰政府打算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提案，但他还不知道提案的内容，所以他不能做出正式的评价或者表达正式的观点。如果提案涉及的是上述问题，就是说像过去苏联代表提交的一样，是关于美国侵略的，并提出的是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指控，那么中国就欢迎它。但如果新西兰的提案是为了适应美国的军事威胁和挑衅行动，是为了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为了迫使中国同意与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实现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妨碍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迫使中国人民同意美国的侵略合法化，并容许美国在中国领土上划一条自己的防线，如果该提案是以实现所有这一切为目的的话，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同意的。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希望和平。中国认为，英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也想反映本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愿望；但如果英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所提出的措施是支持美国总统的观点的，那他们就不是为争取和平的目的服务的，而是相反，只能鼓励美国方面的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

    周恩来总理请杜维廉把中国政府的上述意见转告外交大臣艾登。

    杜维廉称，他感谢周恩来总理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和政策。随后他又宣称，他想对英国的立场作某些补充解释。他说，在最近一次会见时他曾提到过艾登的意见，认为中国和英国不可避免地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远东问题。但是，为了使这些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应该以友好的方式理智地讨论这些问题。显然，中国和英国对某些问题的评价各不相同。英国认为，美国是希望和解的，而中国则持另外的观点。他宣称，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解释英国打算在安理会怎样评价这个提案。

    英国不认为这个建议是敌视中国政府的，也不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指责中国政府的。中国政府大概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当前已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形势。所以最好的出路是联合国安理会在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杜维廉说，他请周恩来注意在他今天转交的通报中两次使用的句子：“不伤害任何一方的愿望。”因此，谈不上英国试图迫使中国政府放弃自己的某些愿望或者不给中国政府提供按中国政府的观点讨论局势的可能性。杜维廉还请周恩来注意口头声明中的另一句话，这就是：“如果紧张局势得到缓和，那么沿海岛屿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和平和满意的解决。”所谓“满意的解决”，就意味着是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解决。正像艾登公开声明的，英国政府理解中国的立场。英国懂得，中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内部性质的争论。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具有国际性质，并应该在安理会上与中国政府讨论。这个争论还应该是和平谈判的内容。中国政府声明，这种争论应该是和平谈判的内容。英国的立场在于，要注意到现实的局势，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和平解决的措施。这是真诚的努力，而不是偏袒某一方。做出这些努力并不是依据敌对的精神，而是合作的精神。英国认为，在安理会讨论的目的不是要支持某一种说法，而是要达到和平解决。杜维廉说，他不打算涉及台湾的地位问题。他指出，他上次就此问题所作的阐述，目的是解释台湾的国际法律地位。他说，周恩来应该注意今天通报中包含的声明。这个声明重申，沿海岛屿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关于台湾的地位问题，按照国际法来衡量，台湾目前还不是中国的领土，除此之外，英国没有发表过任何其他的意见。他再次强调，不会伤害任何一方的愿望，安理会现行的审议程序不会伤害中国政府的愿望。他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理解英国政府支持安理会采取的步骤所依据的精神。英国希望中国政府也能依据这种精神行事，并参加和平谈判，以找到关于沿海岛屿的满意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说，针对杜维廉所转达的，并代表了他自己观点的意见，必须解释中国的立场，以便避免某种误解。

    第一，关于沿海岛屿的问题。台湾也是一个岛屿，它与其他沿海岛屿一样，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将台湾岛与沿海岛屿分成性质不同的两类。英国政府的这种观点——可能安理会的某些成员也持有这种观点，这不是什么别的，正是企图为美国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作辩护。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中国人民对此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第二，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是实现自己的主权，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许联合国或者某个外国干涉。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如果联合国或某个国家要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那就是违背联合国宪章。

    中国人民和政府对此是绝不会同意的。

    第三，杜维廉声称，当他讲到台湾的地位还待确定时，他依据的仅仅是国际法准则。但所有的国际协定，比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书，都已经确定了台湾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国际文件和国际义务。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国际法吗？如果连这些国际义务都不承认，那还能谈什么样的国际义务呢？所以，杜维廉的解释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而且是颠倒黑白的，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今天听了过去抗日战争盟友的这种意见，中国人民不仅充满了遗憾之情，而且是满腔愤怒。

    第四，如果新西兰政府打算提交的决议是干涉中国内政和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那么它就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如果它是以这种方式撰写的，那么最好是不提出。

    中国政府不会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一问题，并对在这种层面上提出这一问题表示抗议。如果有人说，这是为了和平才这样做的，那这完全是谎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及其他岛屿不会为提出紧张局势问题提供借口。更谈不上威胁美国安全的问题，因为美国远离中国数千海里。真正威胁和平的是美国政策违背了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所作的声明，并且于同年6月侵占了台湾。这就造成了紧张。特别是在去年，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以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更加剧了。这种紧张是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引起的。如果美国撤走自己的武装力量，台湾也就获得了解放，和平也就得到了维护。如果新西兰政府提交的决议是要讨论这些问题，比如联合国谴责美国侵略行动的问题以及是为了呼吁美国撤走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问题，那这将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

    周恩来总理最后说，不论是联合国还是哪个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事情。联合国只应该研究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和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挑衅。根据宪章，联合国应该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并呼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如果新西兰政府的决议是以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为目的的，那么中国政府将坚决反对它。如果它是为了研究美国对中国侵略的问题的，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总理请杜维廉把这部分谈话内容也转达给外交大臣艾登。杜维廉声称，他相信，不论是新西兰还是英国都不打算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说，他甚至还没见到新西兰的提案，但是，提案将建议安理会讨论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现在的局势，因为那里已经出现了危险的局面，而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是危险的直接原因。这不是干涉内政，而是与特别困难的问题有关。他希望中国政府在安理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且这是促进和平和圆满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还希望周恩来总理能够明白，安理会采取这一步骤是抱着最良好的愿望，即希望这会导致公正的和平。

    周恩来宣称，他仍然不能同意杜维廉所说的。沿海岛屿地区不存在任何危险。蒋介石的军队侵入了沿海岛屿，中国人民打算解放他们。如果新西兰的提案涉及的是沿海岛屿问题，那么这就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周恩来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此事，他问，如果有某个国家把自己的海军舰队派到英国的沿海岛屿地区，然后宣布，从这时候起在英国沿海岛屿地区产生了紧张局势，应该把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英国政府能够同意吗？与英国沿海岛屿的情况完全一样，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不存在任何紧张。紧张的产生是由于美国往岛屿地区派遣了自己的海军舰队。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什么问题的话，它就应该讨论关于美国入侵台湾海峡并占领台湾的问题，它应该呼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自己的全部武装力量。如果有谁妄图利用沿海岛屿问题与中国作交易，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步的。这不是为和平事业服务，这是纵容美国的侵略。

    杜维廉说，这次谈话十分有益，有助于他理解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细节。今天他通报的目的是说服中国政府必须让安理会了解它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杜维廉宣称，今天的谈话之后，他会照旧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在安理会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不仅对中国有益，而且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好处。在中国政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它就能够在安理会提出必须讨论的那些问题。

    周恩来请杜维廉提醒外交大臣艾登，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至今都还未恢复。现在盘踞在安理会的是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但那里没有中国的代表。总理指出，不能忘记这一情况。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关于台湾的问题，这将是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中国无论如何不会容许这样做。

    杜维廉说，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局势，中国大概会同意让中国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参加讨论的。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的代表出席安理会怎么办？他强调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就没有蒋介石的代表。杜维廉说，日内瓦会议讨论的问题不涉及蒋介石，而蒋介石却与当前在安理会讨论的问题有某种关系。

    周恩来说，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联合国无权干涉。

    杜维廉说，他收回他刚说的话，因为他说这些的时候没考虑好。他说，安理会已经有蒋介石的代表，不必专门发出邀请，请他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周恩来说，这对英国是个难题。一方面，英国重申它不承认蒋介石，但同时，从另一方面，它又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一起在安理会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英国在美国之后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

    杜维廉说，英国的唯一观点是，既然存在与中国有关的危险局势，中国政府就应该参加讨论。

    周恩来总理说，美国是危险的根源。如果讨论美国侵略中国的问题，并且呼吁美国撤走自己的军队，那么中国就赞成，但如果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那么中国就反对。

    杜维廉说，他仍然希望中国参加讨论。

    周恩来总理说，对这个问题无法给予答复，因为他首先必须知道要讨论什么。

    总理指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使自己陷入了不愉快的处境，如果英国政府不改变自己的立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分歧就总是会有的，这非常令人不快。

    杜维廉说，中国和英国之间应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接近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涉及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事情。英国和美国也曾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斗争过，为什么现在，当中国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的时候，英国和美国就要干涉并且吓唬中国？中国不会忍受这一点。这已不是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了!

    杜维廉说，英国没干涉中国的事务，也没吓唬它，而是努力与中国政府合作寻找一条解决这一困难问题的途径。中国可能认为，英国坚持的是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但英国的立场就是如此，这在前面已经阐述过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现在的政府不是从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政府。 [61] 如果英国政府确实希望与中国政府合作，它就应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和他们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不是期待中国方面做出让步。中国不怕军事威胁，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中国毫无疑问将抵抗到底。中国是说到做到的。

    杜维廉对今天的谈话向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

    周恩来总理说，他感谢杜维廉今天的来访，虽然这次谈话是令人不快的。

    翻译校对：В.克里夫佐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1-14

    №1341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代表会议问题(1955年1月29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谈话纪要

    1955年1月29日

    今天11时30分我拜会了中国大使黄镇。

    在谈话时我通知大使，根据我所拥有的情报，1954年12月26日，即还在茂物会议开幕之前，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那里举行了参加茂物会议的印尼代表团的预备会议。出席这一会议的有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外交部长苏纳约、外交部秘书长阿卜杜尔加尼、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帕蒙恰克、亚太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印尼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和其他许多人。会议上讨论的正是印尼代表团在茂物会议上对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之事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除了印尼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外，全体与会者都表示赞成邀请中国。帕拉尔说，在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将会认为，印度尼西亚已归附于世界上现有的两大联盟之一。另一方面，他声称，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似乎是有利于中国本身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将会以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中间人身份出面去取得有利于中国的让步。

    在茂物会议期间，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坚决反对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他声称，如果邀请中国，那么阿拉伯国家就会拒绝参加会议。

    接着发言的缅甸总理吴努毫不客气地宣布，如果不邀请中国的话，那么缅甸就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在吴努的这一席发言之后，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再次发言，并在发言中宣布放弃他之前所提出的反对邀请中国的意见，却提醒代表会议的与会者们说，如果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那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事。

    代表会议的与会者们决定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

    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请求阿里帮助，希望后者给予阿拉伯国家以影响。巴基斯坦人同意实现这一请求。

    最后我对大使说，在会议期间，尽管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赞成邀请中国，缅甸总理吴努也对邀请中国之事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却对此事犹豫不决。

    黄镇感谢了我，并说，该情报是很有意思的。

    我接着说，我收到了一个新消息，那就是：我国政府决定在伊玛目·邦佐利街(雅加达)上买房子用作苏联大使馆的馆所。因此我问他能否给我介绍一位能帮我们办理文件的可靠的律师。黄镇欣然同意去找一个可靠的人，并且还主动提议要替我去找一位好的建筑师，以便把买到的房子装修得适合于用作大使馆。

    谈到1955年即将在雅加达举行的国际经济展览会的时候，黄镇说，看来中国将会参加展览会的。不过，暂时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有指示要求大使馆做好准备。我说，我暂时还没有从莫斯科收到关于苏联参展一事的回音。

    谈话持续了1小时，并且是用俄语、汉语和英语进行的。

    出席会谈的还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В.Д.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347—2348页

    №0993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台湾海峡局势及中国的立场(1955年1月29日)

    第181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谈话纪要

    1955年1月29日

    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指示，鉴于即将举行安理会讨论中国台湾及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问题，我拜访了周恩来，并向他预先通报了苏联的立场。

    周恩来声明了以下几点：

    一、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关于将美国侵略中国问题及邀请中国参加讨论此问题之事提交安理会审议。

    二、如果此建议被否决，则中国政府只有在议题的表述使中国代表有可能发言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情况下，才同意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例如“关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或“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的提法可以作为这一议题的表述。

    三、如果议事日程的议题限定得很窄，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停火问题”或“缓和沿海岛屿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则中国政府将不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而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应拿到国际组织中去讨论。美国现在尚未以其武力参加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国同美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不能讨论关于中国和美国“停火”的问题。同时，安理会无权讨论中国与蒋介石“停火”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不准备在安理会上同蒋介石的代表进行争论，只有在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有可能遭到谴责和揭露的情况下才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

    周恩来同志指出，如果议题是概括性的表述，对中国来说是适宜的，则中国政府将接受派自己代表的邀请，但是答复这一邀请时要作解释，带有保留条件，就像答复哈马尔舍尔德因美国间谍案访问中国的建议所做的那样。 [62]

    周恩来同志请求将上述各点通知莫洛托夫同志。

    之后，周恩来同志说，他已经收到关于В.М.莫洛托夫同英国驻苏联大使谈话的塔斯社消息。周恩来十分赞赏В.М.莫洛托夫回答的内容。同时他请罗迈进转告莫洛托夫同志，中国不准备刊登周恩来与杜维廉的谈话内容。 [63] 对此，周恩来解释说，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与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苏联和英国都是安理会成员国，而中国暂时还不是这一组织的成员。苏联过去也常常公布同英国的会谈内容和往来信件，而在中国至今尚无此先例。

    在谈话过程中，周恩来的秘书交给他一份刚刚收到的新西兰关于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停火的建议草案。周恩来指出，在这份草案中有两个严重的缺点：

    一、草案未提及台湾和澎湖列岛；

    二、在草案中使用了“停火”这一术语。

    周恩来强调指出，敌方正准备撤出沿海岛屿，其中包括像大陈、马祖、金门这样一些岛屿，现正忙于自己海军舰队的基地转移。周恩来说，美国人特别害怕被困在远东无望的战争之中，从而失去整个欧洲。

    在结束谈话时周恩来感谢向他通报消息，并再次请求将中国政府对所谈及问题的立场转告В.М.莫洛托夫。

    会谈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Ф.В.莫丘利斯基。

    会谈持续了40分钟。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185-187

    №09934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在旅顺建造苏军纪念碑(1955年1月30日)

    机密

    文本第___号

    1955年2月___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谈话纪要

    1955年1月30日

    一、向周恩来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将美国侵略台湾岛地区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的决定以及苏联代表将向安理会提交的有关此问题的提案文本。周恩来表示感谢。

    之后，周恩来说，他们已经收到新西兰代表就提请安理会审议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给安理会各成员国信件的正式文本，他指出，看来从一开始就将在此程序问题上展开激烈斗争，对方将尽一切力量施展诡计，以阻挠审议美国侵略台湾问题。

    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国民党分子尚未从这些岛屿撤退，而美国仍在继续集结其军事力量。他指出美国正采用此种办法恐吓中国。

    二、我通知周恩来，苏联已做出决定，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拟在旅顺地区建造以下建筑物，以铭记苏军将士和1904年保卫旅顺的英雄：

    (1)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

    (2)在军人墓地建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

    (3)在城里修建С.О.马卡罗夫海军中将 [64] 纪念碑；

    (4)在二号炮台建方尖碑；

    (5)在艾烈克特里陡崖上建方尖碑。

    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拟建成带有青铜雕和石雕的宏伟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将由苏联出资，并由远东军区司令部承建。

    大使馆受托同中国政府协商建筑上述纪念碑以及由中国当局保护现有的保卫旅顺英雄纪念碑的问题。

    周恩来听后说，关于利用苏联资金建筑上述纪念碑一事，他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同志的报告中得知。

    周恩来说：我们欢迎建造纪念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苏军将士纪念碑。但是建马卡罗夫纪念碑和两个方尖碑，我个人还不完全理解。列宁同志及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都对1904年日俄战争做过相应的评价。我想再一次了解这些情况。现在我很难回答这一问题。我必须在中央委员会中商量一下。 [65]

    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大使馆三等秘书С.捷捷林。

    担任谈话翻译的是周恩来的秘书马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188-189

    №24891 米罗诺夫致格拉乔夫函：为中国设计生产炮弹的工厂(1955年1月31日)

    机密

    致国立重型工业电子设计研究所所长

    В.А.格拉乔夫：

    苏联部长会议1954年10月26日下达的第11852-pc号命令责成金属企业建设部和化学工业建设部在1954年第四季度完成关于在中国生产炮弹的工厂(228-32号项目)的轧钢基地而进行的建设设计、卫生技术设计和电力设计方面的工作。

    该项目的建设设计工作和电力设计工作已经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ГССПИ-4)完成，因此，在得知政府在1954年10月26日下达的命令之后，我们马上就在1954年11月10日写信(第871с号)给您，请求您把您的负责人派往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来了解设计工作，以便准备完成技术设计。

    1954年11月25日我们再次写信(第920с号)重申我们着手进行设计工作的请求，此外，我还亲自告知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的副所长纳扎尔别科夫同志和工业装备局局长克拉索夫斯基同志；邀请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和国家有色金属加工设计院来协调车间的设计计划(有来自国家重工业企业电气设计院的克里沃鲁奇科夫等同志)。

    在1954年12月10日的第871с号信件中，我们向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阐述了完成228 32号项目轧钢基地电力保障设计和电力设备设计的任务；在1952年 [66] 12月13日的第871с号信件中，我们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要求向重型工业电力设计所运送必需的资料。在1954年12月25日的第997с号信件中，我们再次请求国家重工业企业电气设计院着手进行设计工作。

    在得到政府责成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于1954年第四季度完成设计工作的决议之后，事实上，该研究所直到现在还没有着手工作。

    该研究所管理处首先把该项工作委托给了工业设备管理局，然后把其转交给了有色金属局，而到现在，该项工作又被委托给了工业设备局。

    该局的工作人员克拉索夫斯基、沃尔恰尼诺夫和沙皮罗通报说，他们还没有对材料进行研究，但是还不能够说，他们还不缺乏这样的材料。对于我提出的关于设计工作的期限问题，这些同志说是3—4个月，也就是大概在1955年4月。

    可以认为，对于他们执行政府决议的这种态度完全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请求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技术设计工作。

    有色金属加工研究所所长

    С.С.米罗诺夫

    1955年1月31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16-17

    №24892 吉洪诺夫致刘平函：对《中国建设》杂志的意见(1955年1月31日)

    致《中国建设》杂志发行全权代表刘平(Лю Пин)

    亲爱的同志!

    我收到了您的信件，您在信件中请求谈论一下我们对《中国建设》杂志提出的建议和批评意见。我很乐意满足您的这一请求。 [67]

    你们的《中国建设》杂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生活进行了很好的阐释，以具体的事例展示了在人民政权时期6亿中国人民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令人对你们国家的工业、农业和文化的发展有了鲜明的印象。

    特别有说服力的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兄弟般友谊的文章。杂志中列举了非常充分的事实材料，同时配以精美的插图。

    《中国建设》杂志展示了中国人民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觉得，该杂志对这一题目的反映有点弱。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中国人民同其他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文化和经济联系的问题就更好了。

    请允许我就《中国建设》在苏联订购数量的增长说几句。现在在苏联有各种组织订购你们的杂志，还有一小部分掌握英语的人士。当然，该杂志用英语出版这一事实阻碍了苏联订购用户的增长。此外，用俄语出版的杂志《中国》和《人民中国》在苏联有很大的发行量，这两本杂志也同你们的杂志一样，对中国的国内生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建设》杂志引起了苏联读者的极大兴趣，很有希望使该杂志的订购者得到增长。

    对于您送给我们的杂志，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您身体健康，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

    致以深深的敬意!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

    尼古拉·吉洪诺夫

    1955年1月31日

    ГАРФ，ф.Р9539，оп.1，д.408，л.18-19

    №08839 克鲁格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主动向中国移交满洲 [68] 档案(1955年2月)

    副本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2月…… [69]

    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现保存着满洲档案，这些档案是1901年被俄国部队从齐齐哈尔市运来的。

    满洲档案共有13000份。其文件资料至今很少得到研究，因为文件全是用古满文和汉文写成的。

    根据原来的情报，该档案是1662—1900年间满洲各机关的行政、经济和财政问题文件。此外，还有满洲边防军行辕的材料，奉天政府同俄国政府的关系以及俄国军队在满洲行动的资料。

    苏联刊物(《档案》杂志1928年第16期)已经公布，在苏联保管着满洲档案。所以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对这批档案产生兴趣并请求归还这批档案。

    因此，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即委托苏联外交部、苏联内务部和苏联科学院在两个月的期限内详细阅审满洲档案文件，并向苏共中央提出苏联政府主动把这批档案赠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

    附苏共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附件：

    机密

    苏共中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满洲档案的决议

    委托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和苏联科学院(涅斯梅亚诺夫同志)在两个月的期限内准备好关于把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所藏满洲档案材料作为礼物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妥善方案。

    ГАРФ，ф.9401，оп.2，д.463，л.140-141

    №23891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感谢苏联对中国提案的支持(1955年2月1日)

    机密

    第9号

    罗迈进同志从北京以“高频通信”方式传递的报告

    致В.М.莫洛托夫同志：

    今天，2月1日，我拜访了周恩来同志，并向其通报了如下内容：苏联政府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系列新提案，并已向苏联驻安理会代表发出了相应指示。

    周恩来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提案的支持。他接着说，根据昨天安理会会议情况的最新通报，有一个新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即在安理会(昨天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同时包括了苏联和新西兰的提案。此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以自己的名义建议给中国政府发电报，以邀请中国代表参与讨论安理会议事日程中所包括的这两个问题。周恩来指出，苏联代表在对上述建议进行表决时所采取的弃权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接着说，在收到哈马尔舍尔德发出的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的电报之后，我们将研究目前所出现的新情况，并会把研究结果迅速通报给苏联政府。

    周恩来对苏联代表在安理会提出的提案——关于清除蒋介石代表参与并讨论安理会议事日程所涉及的台湾地区局势诸问题——表示非常满意。周恩来指出，这一声明更有利于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讨论台湾问题的活动之外。

    罗迈进(签名)

    1955年2月1日

    北京时间18时

    报告发送人——罗迈进

    接收人——费琳娜

    1955年2月1日13时10分

    第160/М号

    共发出14份，文件送：布尔加宁、瓦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等同志

    第112-см号

    1955年2月1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49-50

    №09935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针对台海危机的行动计划(1955年2月2日)

    摘自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Я.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____份

    1955年2月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年2月2日

    北京时间23点，我应约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通知我，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会议详细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向安理会提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向我转交了以下计划文本：

    “一、哈马尔舍尔德发给我们一封电报，其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定，邀请我们派代表去参加审议新西兰的提议草案。这使我们更加容易拒绝这一邀请，以便采取准备召开远东会议的进一步步骤。

    我们给哈马尔舍尔德回电的基本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项：

    (1)完全支持苏联的提议草案。

    (2)批评新西兰的提议草案，并坚决反对这一草案，因为这一草案旨在让联合国方面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3)批评了联合国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不公正的立场，特别是在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和权利方面。在安理会中由蒋介石的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参与讨论涉及中国的问题，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可能出席安理会。

    (4)综上所述，中国拒绝参加审议新西兰提出的议案。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安理会中的中国代表参加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况下，安理会讨论涉及中国安全以及安理会通过这一问题的决议，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5)只有在安理会讨论苏联的议案，并且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安理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会同意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

    (6)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由美国占领台湾并干涉中国的内政所造成的。中国政府支持旨在缓和由美国在这一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所做的一切真诚的努力。

    二、建议苏联在中国给哈马尔舍尔德回电后，主动向英国和印度暗示以下各点：

    必须缓和并消除由美国造成的远东紧张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是，目前在联合国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并纵容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的情况下，不可能讨论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走别的路。为了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最好是由那些与远东局势利害攸关的国家，如苏联、印度和英国，倡议召开远东会议。这一会议可以吸收10个国家参加：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锡兰，可以于今年2月在上海或新德里召开。只有这样的会议才能有助于远东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

    如果英国和印度试探我们对于苏联这一建议的态度，我们将表示同意并说服英国和印度这样做。

    召开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可视情况而改变，其成员可以扩大。但是必须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会议。

    三、如果能够召开远东会议，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拟在谈判中遵循下述方针：

    (1)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行使他们的神圣主权，任何人都无权干涉这件事。

    (2)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应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3)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撤出武装力量之后，解放台湾有可能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

    四、我们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上述计划的意见。

    1955年2月2日”

    周恩来请求将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通知他。

    我答应将上述计划立即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并在得到莫斯科的回答后即告知周恩来。

    该计划已用高频电报发往莫斯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03-206

    №09936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印度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6日)

    摘自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Я.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2月21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章汉夫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2月6日

    今日22时30分，章汉夫同志受周恩来同志委托邀请我到外交部，并以口头方式向我通报了下午3时周恩来同志同印度大使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章汉夫同志说，印度大使根据尼赫鲁的指示，约见了周恩来同志。在谈话时赖嘉文说，印度认为在台湾地区形成的局势是严重的，他受托转达尼赫鲁的意见并听取周恩来对此问题的看法，赖嘉文转达尼赫鲁的话说，尼赫鲁身在伦敦，他一直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中国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赖嘉文还通知说，尼赫鲁支持周恩来给哈马尔舍尔德的电报中的基本立场。尼赫鲁认为，美国不打算从台湾地区撤出自己的军队。美国的社会舆论不想关注中国的权利和要求。尼赫鲁说，当前应当避免战争，必须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

    在支持中国对台湾立场的同时，尼赫鲁还主张中国不能放弃自己的要求。尼赫鲁说：必须保留对台湾的权利并赢得时间。

    赖嘉文说，尼赫鲁在台湾问题上暂时尚未找到任何措施和做出任何明确的决定，但是他主张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还主张在这一问题上要取得某种进展。

    赖嘉文说，身在伦敦的尼赫鲁不止一次重申他捍卫中国权利的论点，但是没有提出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请求询问周恩来对此问题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回答赖嘉文说，他很高兴尼赫鲁支持中国的立场。

    赖嘉文通报说，2月4日尼赫鲁接见了中国驻英国代办宦乡，并向他转达了与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相同的内容。周恩来同志说，尼赫鲁在同宦乡谈话时讲了最好召开像日内瓦会议那样的会议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说，中国支持召开会议的建议，并说苏联已经向驻莫斯科的英国和印度的代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周恩来指出，苏联政府了解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中国政府支持为讨论整个远东的局势，包括台湾海峡局势问题而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周恩来说，很明显，赖嘉文大使知道苏联政府已同驻莫斯科的英国和印度的代表进行了交谈。章汉夫同志指出，根据赖嘉文的话可以判断，在同宦乡谈话时，尼赫鲁还不知道莫洛托夫同志接见了驻莫斯科的印度和英国的代表。

    在说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时，周恩来声明：

    一、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不能上圈套，不允许搞两个中国。周恩来同志指出，新西兰的建议就有这种企图，英国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并不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自己愿望的声明，也是一个圈套，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周恩来同志说，目前存在两个朝鲜、两个德国和两个越南。中国的情况与朝鲜、德国和越南的情况不同，但是某些人企图混淆这一问题。

    周恩来同志指出，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情况不同于朝鲜、德国和越南。

    二、美国应当赞成召开国际会议的谈判，中国不拒绝进行这种谈判。由于美国是台湾地区和远东紧张局势的根源，他们对此应当担负起责任。想躲在蒋介石背后并将其推向前台的企图，不外乎是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周恩来同志说，美国打算从大陈岛撤出军队。美国在台湾及其他岛屿给予蒋介石帮助以及帮助他从大陈岛撤军，乃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这证明美国在介入中国国内战争，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威胁中国的安全。这也说明，美国作为这一地区紧张局势制造者的角色已越来越明显。

    三、英国不仅纵容美国对中国制造军事威胁，而且自己也参与制造这种威胁。但是这一威胁吓不倒中国。如果他们想尝试一下，那就让他们尝试吧。英国人民不会替美国人流血的。

    在概括上述各点时周恩来说：中国绝不会支持任何可能把中国诱入制造两个中国的圈套中去的行为；中国不会参加任何有蒋介石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侵占台湾就已造成并且还在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并以战争威胁中国。

    中国不侵犯任何人，但是准备抵抗来自任何国家的侵犯。如果美国进犯中国，那么中国将给予美国以应有的抵抗。让他们试一下吧。如果美国真的愿意缓和紧张局势，那么他们就应该坐在会议桌前，就应当同意苏联和印度的建议，进行谈判。周恩来说，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理由，不怕坐在谈判桌前讨论这一问题。

    章汉夫同志说，周恩来请赖嘉文将上述意见转告尼赫鲁。

    之后，赖嘉文提出以下问题：

    一、中国是否允许美国帮助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出自己的军队？

    周恩来回答说，他没有看到艾森豪威尔命令的全文。他还说，大陈岛处在不久前解放的一江山岛上的炮兵控制之下，也处在空军的控制之下，他不知道美国怎么才能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冲突。周恩来说，据我们现有的消息，美国人有一个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接触的秘密命令。这可能是一个骗局，或许美国人还有其他的指示，我们尚未搞清这个问题。如果美国人发动进攻，那我们必定反击，我们的话会被事实所证实。

    二、预计召开的国际会议何时何地召开，有哪些国家参加？

    周恩来同志回答说，时间和地点问题，这是个技术性问题；苏联政府建议会议在上海或新德里召开。至于参加会议的国家，中国支持苏联和印度的建议。周恩来同志说，苏联政府建议，由印度、英国和苏联发出召开会议的倡议，我们希望苏联、英国和印度认真商讨这一问题。如果他们主动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倡议，这将是有益的。如果印度担负起倡议的使命，这将有益于整个亚洲。

    周恩来表示，希望印度能更积极地承担起这件事。

    谈到参加会议的国家，周恩来强调说，可以考虑缅甸、印尼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发表的意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有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周恩来请求向苏联政府通报他同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我允诺立即将谈话的内容通知苏联政府。

    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梅德韦杰夫和中国外交部的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15-219

    №09937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1955年2月8日)

    来自北京的高频电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您的第230号指示已于2月8日14时完成。此外还告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对印度建议的看法将另行通告。

    周恩来对通报消息表示感谢，在得知印度答复的内容后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西方国家正在给尼赫鲁施加压力。我们已明确通知印度大使赖嘉文，我们反对蒋介石的代表参加拟议中的会议。显然，印度人害怕来自西方的反应，因此不直接提出这一问题。而英国人想找到走出在安理会形成的死胡同的出路。他们想根据安理会的请求由三个国家共同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并吸收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二、周恩来同意我的看法，即印度2月7日给苏联政府的答复对所讨论问题的立场不同于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时所持的立场。周恩来还说，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宦乡与尼赫鲁谈话时，尼赫鲁还坚持赖嘉文向周恩来阐述的那种立场。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认为，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够召开。那又有何妨，就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吧!

    三、周恩来通报说，今天凌晨，蒋介石分子开始从大陈岛撤退。大批的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参加了这次行动。但是大型军舰都停泊在岛外边，只用小型舰船撤退。照蒋介石的计划，撤退工作将进行7—10天，我们认为他们可能会提前完成。他还通报说，大陈岛上有军队1.2万人，居民1.8万人。岛上从凌晨起就燃起大火，因为蒋介石命令军队烧毁所有的房屋，不能烧毁的则炸掉。

    周恩来通报说，今天15时30分他应印度大使赖嘉文之约将接见他。

    罗迈进

    北京市

    1955年2月8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22-223

    №09940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情况(1955年2月8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年2月8日

    今日北京时间下午2时，根据В.М.莫洛托夫的指示拜访了周恩来，并向他转交了今年2月7日印度驻苏临时代办向В.М.莫洛托夫递交的印度对苏联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答复全文。我同时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对印度建议的意见将另行通告。

    周恩来对通报消息表示感谢，在得知印度答复的内容后提出了以下意见：

    西方国家正在给尼赫鲁施加压力。他们想由安理会向3个国家提出，请求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他们还想通过一般的外交渠道预先进行摸底，并搞清初步的、基本的条件。

    周恩来说，我们已明确通知印度大使赖嘉文，我们反对蒋介石的代表参加拟议中的会议。显然，印度人害怕来自西方的反应，因此不直接提出这一问题。而英国人想找到在安理会形成的死胡同的出路。他们想根据安理会的请求由三个国家共同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并吸收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周恩来同意我的看法，即印度给苏联政府的答复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立场不同于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时所持的立场。周恩来还补充说，在宦乡同在伦敦的尼赫鲁谈话时，尼赫鲁还坚持赖嘉文向他阐述的那种立场。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认为，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会召开；不过，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吧!

    周恩来通报说，现在美国人已经开始从大陈岛撤退。大批的美国海空军部队参加了这一行动。但是美国的大型军用舰船都停泊在大陈岛以外，只有小型船只开近岛屿。

    周恩来指出，有消息说，后撤工作将进行7—10天。我们认为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后撤工作将在5天内结束。周恩来还通报说，在大陈岛上国民党军队共有1.2万人。此外，美国人打算从这些岛屿撤走全部居民共计1.8万人。蒋介石给军队下了命令——烧毁所有的建筑物，而不能烧毁的则全部炸掉。在大陈岛上已燃起一片大火。

    结束谈话时周恩来说，今天下午3时30分他将应印度大使赖嘉文的请求接见他。

    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大使馆二等秘书莫丘利斯基。谈话持续了30分钟。马列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33-234

    №09938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8日)

    机密

    文本第13份

    来自北京的高频电报，1956年2月8日16时40分

    致В.М.莫洛托夫同志：

    19时周恩来邀我去他那里，通报了他同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周恩来说，印度大使通报，印度政府已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印度政府已就这一问题答复苏联政府。

    同时，印度大使还通报了印度政府对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看法，现归结如下：

    一、最好有一段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商讨这一问题的时间，以便协商召开会议的细节。

    二、印度希望安理会向苏联所提出的三个国家之一或者向其他国家集团提出请求，由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但是印度主张，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只能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而安理会则与此毫无关系。

    三、印度想弄清中国政府对会议参加国问题的意见，例如，对苏联提出的会议参加国名单能否作修改。

    四、尼赫鲁特别担心现在在进行后撤的大陈岛地区的局势。

    赖嘉文指出，美国人不喜欢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回答了印度大使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就这一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已经了解印度政府回答苏联政府的内容。

    之后，周恩来向赖嘉文谈了中国政府对所讨论问题的意见，现归结如下：

    一、中国政府清楚，美国人不喜欢关于在联合国范围之外的国际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的建议。问题在于美国何去何从——走向战争或是走向和平？如果他们想要战争，那就让他们试试吧!如果他们想要和平，我们准备同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如果他们想在联合国内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将干涉我们的内政，并且在客观上将意味着，似乎存在两个中国。

    如果美国人真的想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同意以平等的权利坐在国际会议谈判桌前。因此，要真正解决召开会议的问题，现在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

    二、中国政府不反对事先通过一般的外交渠道讨论这一问题。实际上这种讨论已经在进行。

    赖嘉文同意这一看法并通报说，英国目前正就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与美国保持密切接触。

    周恩来提醒赖嘉文注意，如果需要召开这种会议，那么越早召开越好。

    三、至于印度建议由安理会请求苏联所提出的三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家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中国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印度政府应同苏联政府进行讨论。中国政府方面坚持认为，安理会没有任何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

    赖嘉文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提高联合国的威信。他说，让人们看起来似乎是由安理会倡议召开国际会议的。

    四、关于会议参加国问题，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的建议。至于其他可能的会议参加者，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和苏联共同协商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只是坚持一点，即不得接受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五、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早在撤退之前美国人就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挑衅。例如，上周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了清川江附近的北朝鲜边境。在美国飞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飞机进行的空战中，美国人击毁朝鲜飞机两架。现在美国正发出挑衅性的叫嚣，说似乎是中国飞机在公海上攻击了美国飞机。

    昨天美国军用飞机袭击了一江山岛及中国的其他一些岛屿。此后，当中国飞机出现在空中时，美国飞机便向南飞去。这同样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挑衅。

    周恩来说，根据他的看法，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在近期召开。

    在谈话的最后，我向周恩来通报了英国驻苏大使海特给В.М.莫洛托夫的信的内容。

    周恩来感谢这一通报。

    罗迈进

    分送以下同志：布尔加宁、葛罗米柯、伏罗希洛夫、佐林、卡冈诺维奇、库兹涅佐夫、马林科夫、费德林、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

    第184/М号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24-227

    №09939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8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机密

    1955年2月

    第184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谈话纪要

    今日19时周恩来邀请我去他那里，向我通报了他同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请求将此次谈话的内容转告В.М.莫洛托夫。

    周恩来说，印度大使通报，印度政府已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印度政府已就这一问题答复苏联政府。

    同时，印度大使还通报了印度政府对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看法，现归结如下：

    一、最好有一段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商讨这一问题的时间，以便协商召开会议的细节。

    二、印度希望安理会向苏联所提出的3个国家之一或者向其他国家集团提出请求，由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但是印度主张，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只能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而安理会则与此毫无关系。

    三、印度想弄清中国政府对会议参加国问题的看法，例如是否可以改变苏联提出的会议参加国名单。

    四、尼赫鲁特别担心现在正在进行后撤的大陈岛地区的局势。

    赖嘉文指出，美国人不喜欢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回答了印度大使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就这一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已经了解印度政府回答苏联政府的内容。

    之后，周恩来向赖嘉文谈了中国政府对所讨论问题的意见，现归结如下：

    一、中国政府清楚，美国人不喜欢关于在联合国范围之外的国际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的建议。问题在于美国何去何从——走向战争或是走向和平？如果他们想要战争，那就让他们试试吧!如果他们想要和平，我们准备同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如果他们想在联合国内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将干涉我们的内政，并且在客观上将意味着，似乎存在着两个中国。

    如果美国人真的想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同意在同等的权利下坐在国际会议谈判桌前。因此，要真正解决召开会议的问题，现在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

    二、中国政府不反对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讨论一些问题。实际上这种讨论已经在进行。

    赖嘉文同意这一看法并通报说，英国目前正就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密切接触。

    周恩来提醒赖嘉文注意，如果需要召开这种会议，那么越早召开越好。

    三、至于印度建议由安理会请求苏联所提出三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家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中国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印度政府应同苏联政府进行讨论。中国政府方面坚持认为，安理会没有任何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

    赖嘉文指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提高联合国的威信。他说，让人们看起来似乎是由安理会倡议召开国际会议的。

    四、关于会议参加国问题，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的建议。至于其他可能的会议参加者，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和苏联共同协商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只是坚持一点，即不得接受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五、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早在撤退之前美国人就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挑衅。例如，上周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了清川江附近的北朝鲜边境。在美国飞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飞机进行的空战中，美国人击毁朝鲜飞机两架。而现在美国正发出挑衅性的叫嚣，说似乎是中国飞机在公海上攻击了美国飞机。

    昨天美国军用飞机袭击了一江山岛及中国的一些其他岛屿。此后，当中国飞机出现在空中时，美国飞机便向南飞去。这同样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挑衅。

    在结束同印度大使的谈话时周恩来批评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说，目前英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众所周知，丘吉尔在他不久前的一次发言中老调重弹，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原则，什么它不能进入联合国。周恩来指出，当美国对中国公开进行侵略活动时，英国视而不见。而当中国同侵略者作斗争时，英国却谴责中国。周恩来说，事实说明，英国是跟在美国后边跑的。

    周恩来向赖嘉文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坚持这一政策，那么，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不可能解决。

    赖嘉文回答说，不久前他收到尼赫鲁的一封信，其中尼赫鲁说明了他自己对英国对华政策的观点。尼赫鲁认为，口头上英国指责中国并支持美国，而实际上英国希望缓和紧张局势。按照尼赫鲁的看法，英国人并不奉行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

    周恩来回答赖嘉文说，英国正在重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 [70] 周恩来同意赖嘉文的以下意见：英国的政策有不同于美国政府的地方。周恩来补充说，但是只要美国给英国一点压力，英国马上就同意美国的意见。

    在结束谈话时周恩来说，根据他的看法，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在近期召开。

    在感谢周恩来同我谈话之后，我向周恩来通报了英国驻苏联大使海特给В.М.莫洛托夫的信的内容。

    周恩来感谢这一通报。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莫丘利斯基。马列担任翻译。谈话持续了1小时15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28-232

    №23893 莫洛托夫致布尔加宁函：对中国、蒙古等国贺电的回复(1955年2月11日)

    副本

    1955年2月15日

    致Н.А.布尔加宁同志(副本给Н.С.赫鲁晓夫同志)：

    鉴于您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外交部收到了许多贺电，其中包括：周恩来给您的贺电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照会。

    苏联外交部认为理应做出如下回应：

    1.以您的名义向周恩来同志发出回电，回电草案参见附件一。(我们)建议电文不要对外公开。

    2.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发出回复性照会，参见附件二。

    我们还收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使馆给您发来的类似祝贺照会。

    3.如果收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使馆和使团发来的相应照会，我们将向其发出答复性照会，照会具体内容参见附件三。

    В.莫洛托夫

    1955年2月11日

    附件一：

    北京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同志：

    在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收到了您的贺电，请您——总理同志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接受我的感谢。

    Н.布尔加宁

    附件二：

    草案

    第__号

    致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

    苏联外交部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致敬。在布尔加宁同志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我们收到了您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根据Н.А.布尔加宁同志的委托，我们有幸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Д.阿吉尔必什同志及其使馆全体人员转达布尔加宁同志诚挚的感谢。

    莫斯科　1955年2月___日

    附件三：

    草案

    第__号

    致使馆(使团)

    苏联外交部向使馆(使团)致敬。在Н.А.布尔加宁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我们收到了你们的贺信(祝贺照会)。根据Н.А.布尔加宁同志的委托，我们有幸向你们转达他的诚挚感谢。

    莫斯科　1955年2月___日

    1955年2月10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

    莫斯科，第п-036/5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向苏联外交部致敬，并烦请苏联外交部把附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电报转交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Н.А.布尔加宁。

    在此，中国驻苏联使馆预先对满足我们这一要求的苏联外交部表示感谢。

    莫斯科　1955年2月10日

    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莫斯科市

    译自中文

    1955年2月10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Н.А.布尔加宁同志的电报1955年2月9日

    主席同志，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在您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

    我相信，在您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定会形成坚如磐石的统一和团结，并必将在伟大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全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5年2月9日

    1955年2月9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

    莫斯科　1955年2月9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Н.А.布尔加宁同志

    1955年2月9日

    无比敬爱的主席同志：

    请允许我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成员和自己本人的名义对您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表示祝贺，并衷心祝愿您在伟大苏联——各民族和平、友谊和安全的不可动摇的支柱——政府首脑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我们国家与苏联不断增进的友谊将是我们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和繁荣的保证。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您——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桑德罗夫表达自己深深的敬意。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派全权大使

    Д.阿吉尔必什

    1955年2月9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53-59

    №24895 扬申致有色金属部报告：苏联对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技术援助的情况(1955年2月12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兹向您报告关于有色金属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技术援助的义务的履行情况。

    抚顺铝厂。12月份工厂建成投产。主要的指数超过设计时的指数。工厂的工作都很协调。1月份发现北大楼的阳面出现了明显的裂隙。由于采取了一些措施，现在消除了这些裂隙。考虑到用于生产阳浆多变的原料成分以及对其进行研究的完全不足，我认为必须在这方面进行另外的研究，委托在吉林电子厂的М.Д.格鲁济诺夫同志来做这项工作。

    迄今为止，一些设备还没有供应，其中包括向其他工厂借用的用于保障该工厂按时生产的电子设备。这些设备的清单已经送给贸易代表处驻沈阳分部的对外联络处。

    吉林电子厂。主要的建设工作在年底完成。锅炉厂投入生产，这就使得可以在冬季的条件下生产炼炉和燃炉的砌块。现在已经生产了大约7000吨耐火砖。

    对设计进行修改的设计资料的提交也被拖延了，这些修改的目的是为了改正原设计中的错误，并改善工艺。

    由苏联提供的大部分设备都已运送到了工厂。但是，现在还缺少一些关键的设备，没有这些设备工厂是不能投产的。没有提供的设备的准确信息以附件列出。

    检测仪器的供应过于滞后。到2月份向工厂提供的仪器仅占设计工作需要的总量的50％。

    为工厂配备的苏联专家小组也不齐全。在几个月内感觉到急缺锅炉装配方面的专家、起重机专家、压床专家、电力专家和通风装置的专家。为了避免延误建设，已经从其他的部邀请了一些专家。

    由于起重机的装配工作已经完成，就不再需要这方面的专家了。

    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正在完成一些附属车间的建设。锻造焊接车间、各组附属车间、车库和仓库近期将会被交付使用。钢筋结构的主楼的装配已经完成了50％。

    尽管提交设计资料的期限在1954年就到期了，一些设计资料迄今还没有收到，其中包括：铸造车间的设计、主楼机器大厅的设计、主楼变电站的设计、许多车间电子设备的设计。还缺少电炉的设计，该设计应该根据苏方的草图在中国完成。

    设备供应得很慢；在规定的期限内，装配工作没有完成。为了保证建设装配工作计划在1955年完成，就必须在一年的时间内供应不少于1万吨的设备。

    根据合同，该工厂应有18名专家，但事实上专家小组仅有11人。监督小组专家的配备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仅到了1人)。

    金属网制造厂。该厂的建设正在结束。总订货单位希望在1955年第一季度末开工，但由于缺乏部分设备，工厂的投产将要延后。缺少的设备是：拉长机器、圆盘刀、宽度为4米和5米的织布机床以及其他的一些设备。迄今为止一些图纸还没有得到。尚未供应的设备的完整说明以及尚未送交的图纸的清单由韦特卢日斯基专家送往对外联络处。为了准备使工厂投产就必须加速派遣专家小组，首先是专家小组组长的到来。

    白银场(Байинчанский)硫化铜联合加工厂。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完成。制定了进行设计的计划任务，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批。进行设计所必需的大部分材料都被送往莫斯科。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正在进行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工厂建设计划和生产的产品的规格已经制定，并已提交供总供货单位审批。设计任务将会在3月份得到批准。由于收集初步资料的专家小组前往中国晚于预定期限而耽误了工作。

    杨子张子(Янцзычжанцзы)钼矿。正在根据1955年1月1日的数据对钼矿的储量进行计算。储量的计算预计在4月份完成。与已经得到通过的设计任务相比，可以期待В＋С范畴的储量会大量增加，情况如下：

    EPUB/Image00168.jpg

    个旧锡联合加工厂。根据1955年1月1日的情况，将会在4月份完成对储量的计算。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1954年夏个旧市的金属工厂被淹没，并停止了工作。现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的决定正在进行设计工作，并开始了在个旧市进行新的工厂的建设，该厂的生产能力为每年生产1.65万吨锡。这样的决定使得在昆明市建设锡加工厂的合理性受到怀疑。

    设计小组由13人组成，他们在北京有色金属企业设计所工作，从1954年5月份以来该小组就没有常设的领导人，致使该小组的工作存在一些重大不足。请求您提供帮助，加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负责设计小组日常工作的领导人。
    以上谈论的只是目前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
    关于建设状况和工作中的不足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提供的设计资料的不足，设备供应的不足以及专家工作的不足，小组领导人在每月发往对外联络处的报告中都有阐述。

    苏联有色金属部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С.扬申
    1955年2月12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52-55

    №21404 波兹杰耶夫致苏共中央函：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报告(1955年2月18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苏联新闻局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处1954年工作报告复制件。

    具体内容参见附件，共计20页。

    苏联新闻局局长П.波兹杰耶夫

    1955年2月18日

    第157号

    归档。苏联新闻局接到指示，有必要就迅速派遣苏联新闻局代表处负责人赴北京问题提交一个提案。

    И.谢尔巴科夫

    附件：

    机密

    1955年2月

    关于1954年苏联新闻局北京代表处的工作报告

    (一)

    目前，中国正在落实“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该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逐渐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施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的工业化是以苏联为榜样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及发展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生产，如能源、冶金和机器制造等。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方法是：在自愿基础上组织农民成立劳动互助组、生产合作社，最后建立集体农庄以及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和信贷合作社。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最重要的合作方式。劳动互助组是这种合作方式的低级阶段，它是以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本身已具有了集体劳动的社会主义经济萌芽。这种互助组组织模式可以是季节性的，也可以是长期的。

    如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随后的，生产合作社的更高级阶段。虽然，这种农业合作社仍是以土地的私有制为基础建立的，但已处于合作社管理机构的集中领导之下，其部分收入也是按每个社员的劳动来按比例分配。另外，合作社已拥有了一定的公共财产。

    私有工商业依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的是“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在于，在第一阶段鼓励其朝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并在第二阶段逐渐地最终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国营企业。

    在落实“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的宣传方面，苏联新闻局如何向中国新闻媒介提供帮助呢？在实现政府为国家所提出的任务方面，苏联新闻局如何向中国政府提供帮助呢？中国新闻媒介究竟需要那些资料以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呢？

    1.目前，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在投入运营，新的工业仍在不断建设，大量引进新技术，许多生活和公共设施也在建设之中。

    因此，最缺乏的是具有生产组织和教育工作经验的行政、工会和党的领导干部，缺乏熟悉专业和拥有一定文化的技术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方)首先需要我们提供的是关于生产领导工作的具体经验——包括从负责具体岗位的师傅到工厂经理或项目负责人的工作经验。其次，我们主要需要关注的是组织方面问题，如新工人如何工作，如何帮助落后者，如何分配劳动时间，怎样维护劳动纪律(要毫不客气地表明，我们也同样存在不守纪律的工人)，等等。最后，生产过程组织的技术方面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三方面问题，如果没有这一项，生产过程便无法进行。在我们提供的所有这些资料中都应当说明一长制原则的实践意义。

    在为工人读者提供的资料中，我们应当列举一些实例，如苏联工人在工作中发挥主动性，勇于改革创新，从而更多地展示苏联工人的思想境界及尽力为国家作贡献的目标追求。尤其需要提供的是关于工人通过自学方式提高自身技能的资料。

    中国新闻媒介对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此，我们在宣传中应当鼓励人们多读报和文学艺术作品，多看电影。在宣传中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展示苏联工会组织如何吸引工人阅读文学作品，组织文艺晚会，建立读报小组，宣传员如何开展工作，等等。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会俱乐部工作人员会议。会议期间指出，许多俱乐部正在开展大量无益于工人思想教育的娱乐活动。因此请求我们提供苏联轻、重工业工厂中俱乐部活动的各方面情况。

    2.为了配合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国报刊很需要苏联集体化时期的资料。《人民日报》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幸福生活不会自己来到》，被推荐为由此类资料中挑选并编辑而成的重要指导性参考之一。该文章比任何解释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各编辑部都希望刊登这样体裁的文章：向所有人展示苏联农民在赢得当前富裕生活之前所经历的那些困难。但我们至今仍无法满足中国报刊的这方面需求。近期，我们开始从集体化时期的一些文章中进行挑选，但所选出的文章并不能完整地反映从组织集体农庄至实现农业机械化——苏联集体农庄社员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和劳动情况。

    《人民日报》把上述文章直接发给了我们，认为我们比其他任何组织更有能力帮助中国新闻报刊，并向中国农民解释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实际上，关于苏联人民(包括农民在内)目前生活状况的资料，中国报刊已刊登了许多，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得到补充。我们的报刊在关于农业生产的组织和劳动，以及党和工会工作的新方式，关于文化等内容方面，作了大量的报道，中国同志完全可以从这些资料中挑选适合中国实际的东西。但在如何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他们能从我们报刊中挑选并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东西却很有限，因为我们很早便经过了这一发展阶段，人们已记不清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了。

    问题很清楚，中国报刊为何会如此积极地向我们约定集体化时期的稿件，因为他们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而除了我们，他们根本没地方去寻找这方面的东西。从反面来看，我们也理解了如下一个事实的原因，即以前《人民日报》请求我们提供的都是关于工会组织实际工作情况的文章，而如今要求我们提供的已是关于工会的理论性文章——仅在10月份该报便从《劳动报》上摘取并刊登了8篇介绍工会组织在生产中各方面工作相关情况的文章。

    今后在筹备农业方面资料之时，必须考虑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通报过的内容。例如，在一篇名为《如何正确对待整批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文章中，据《人民日报》报道，根据对河北省26个合作社所作调查，约一半重新入社的农民都是“整批”加入的。这些农民过去主要都是中农，即农业改革之前的中农。他们掌握着相对比较多的生产资料。该文章继续道：“如何对待这些农民的问题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中农关系的问题。而这些‘整批’入社的中农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还是从合作社退出，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进行收入分配，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合作社中开展很好的教育工作。”

    如今，中国开展农村工作的口号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和逐渐消灭富农。”有鉴于此，我们在自己所提供的资料中也必须贯彻联合中农的思想。

    在宣传联合中农的同时，中国农村还在开展提高对富农的警惕性的工作。1957年以前在准备全面实施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运动于1957年结束)，(政府)建议不接收富农加入合作社。

    3.中国报刊针对青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其中主要是向青年宣传：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自己的学业，扩展自身的政治和文化视野，掌握科学知识。而之所以要向青年宣传坚持继续自己的学业，是因为多数青年在小学毕业后便不再继续上中学，从而导致青年或中学生的数量明显不足。

    在这方面，针对我们的要求是：以生动的形式展现在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时期共青团基层组织的活动，并介绍当前苏联共青团组织和个别共青团员的工作情况。虽然中国报刊在约稿中并没有涉及到关于在苏联集体农庄中共青团组织的情况，但我们仍应当向他们发送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4.近期，在中国报刊、高校、科研和创作组织中广泛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反对的是国民党员——胡适在文艺学方面的巨大影响及其所宣扬的实用主义哲学。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用如下内容的文章来对这场斗争提供帮助：关于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关于以正确的科学态度来对待文学的继承性问题，研究作者的阶级立场，反对盲目地崇拜老学者的“权威”；关于必须以爱护的态度培养和勇敢地提拔年轻科技骨干。

    5.由于城市人口和工人数量的增长，农业居民商品需求的增加，当前中国正面临不断加剧的经济困难。国家为了对商品分配实施更好的监督以及限制商人和投机分子的活动，中国国内前不久开始对面粉、大米、食用油和棉布消费实行定量配给。

    中国报刊呼吁读者为迅速建设社会主义自觉对待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以支持政府的现行举措。

    作为克服生活困难和提倡节约的宣传范例，附件中收入了《新闻日报》这样一篇文章：《服从定量配给制度，卖什么就吃什么》。

    作为对中国新闻媒介的帮助，我们可以向其提供这样一些资料：展示我们国家在工业化年代工人和农民们所经历的巨大困难和不幸，而只有在克服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才拥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除了我们，谁也不可能向他们提供此类资料，而这些资料是中国报刊目前最需要的。

    当然，中国新闻媒介所需要的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些方面。上面我们只是罗列了自己已收到中方的咨询而又没有完全满足其要求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中国新闻媒介依然需要与苏联有关的如下资料：关于苏联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及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关于苏联人民目前的生活情况，关于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等等。

    (二)

    苏联新闻局代表处或多或少地与位于北京的报社及其30个分社保持着长期的联系。

    我们从最重要的报社将收到其下半年所需资料的约稿。在与(北京的)报社编辑部工作人员共同对这些约稿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们再将其转交给国内负责这方面事务的部门。另外，各报社编辑部在全年任何时间仍可能向我们约订除上述约稿外的其他资料，从其他报社——主要是省级报刊，我们也会经常收到向我们索取类似题目资料的请求。对此，我们均会通过发送复印件和剪报的方式满足其要求。

    去年，我们的代表处与新华社建立了关系，后者向所有报刊的编辑部均散发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甚至那些尚未与我们建立直接联系的报刊编辑部也有可能通过该社获得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从新华社的通报中我们并不能完全估算出我们资料被刊载的次数，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中国报刊信息仍很不完整。不过，通过所获得的信息情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断定，这种联系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例如，В.拉古杰克的文章《1954年莫斯科的住宅建设》便被7家大的省级报刊转载；В.М.鲁缅采夫的《苏联社会主义农业》被9家报刊转载；Л.奥帕茨基的《苏联——伟大的工业强国》被13家报刊转载。这些统计数据当然并不完整。在1954年下半年新华社会简报中共刊登了我们的15篇文章。

    10月份，我们与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无线电广播建立了联系，而在此之前，那里仅使用了7篇我们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7周年的文章。

    1954年，我们与《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新苏州报》、《当代日报》和《抚顺日报》，以及几个专业性的杂志《美术》、《戏剧报》等建立了联系，随后，他们也开始向我们索取一些专业性的文章。

    针对多数北京的编辑部，我们都是直接转交俄语文章，而对所有省级编辑部都是译成中文。在我们代表处工作的两位翻译仅去年便翻译了420篇文章。

    1954年，中国报刊共刊载了苏联新闻局的819份资料，其中中央机关刊物338份，地方刊物481份。而发表我们的文章共计580篇。

    与1953年相比，1954年中国刊物刊载我们资料的数量略有下降(1953年为856份)，但我们仍可以理由充分地说，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资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有所改善，其读者群也有所扩大。原因在于，1953年仅1家小的私营报纸《哈尔滨报》发表了我们的216篇文章，占总刊载量的25％，而其他报纸和杂志仅发表了640篇。1954年初，该报(指《哈尔滨报》，为中国最后一家私营报纸)在成功发表了我们的44篇文章后被(政府)关闭。如果说，1953年刊载我们10篇以上文章的省级报刊只有9家，那么到了1954年此类报刊已增至19家。

    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下情况：由于一些较大的行政区被撤销，这些地区内的5家以前的中央机关报被转为省级报刊。而这些报刊任务和规模的改变必然会对其发表我们资料的数量造成负面影响。

    根据不同题目，苏联新闻局资料的发表数量具体如下：

    (1)苏联建设和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期167篇；

    (2)文化、教育和体育111篇；

    (3)工人和集体农庄社员的生活情况90篇；

    (4)工业、建筑和交通126篇；

    (5)关于苏联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和文化方面的一般性文章(包括第一项中未指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期)80篇；

    (6)为纪念苏中友谊而组织的资料74篇；

    (7)农业70篇；

    (8)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30篇；

    (9)大型建筑26篇；

    (10)其他45篇。

    所有在苏联刊物上刊载的官方资料及其评论均被中国新闻报刊依据塔斯社、新华社所提供的资料发表。

    使用我们所提供照片的主要是中苏友好协会。在拥有此类机构的北京和其他城市这些照片被用于举办流动和固定展览。

    报刊通常情况下都是将照片和文章同时刊登，而很少只发照片。

    去年，我们收到了穆卡诺夫的手稿《我的共和国——苏维埃哈萨克斯坦》，并将之转交给了《时代》出版社。后者对此反映积极，正准备出版该著作。

    正如我前面已提到，中国各编辑部并不积极向我们反映其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看法。这可能与我们在他们眼中是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有关，从而导致他们在与我们的谈话和通信中显得过于正式和拘谨。总之，我们从未收到他们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负面反映。

    下面，我以《北京日报》为例，我们曾请求其就我们所提供的资料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该报在答复信中写道：

    “请允许我们以《北京日报》编辑部及其广大读者的名义向您和整个出版部集体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近两年来为我们报纸所提供的文章。

    由于你们的帮助，在1953—1954年间《北京日报》的读者们从由著名苏联作家、专家、工人和农民所写的文章中更多地了解了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从而促进了我们人民间兄弟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坚定了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决心。两年来的实践表明，我们之间的合作，尤其是来自你们的帮助，在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各报刊和杂志编辑部在交谈中也对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资料提出了个别、简短的意见，具体可归纳如下：

    1.在谈及关于苏联国内的先进人物时，中国报刊也提出自己的目标：提高劳动者的觉悟，使他们学会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因而在关于工、农业先进者的文章和特写中，不仅应当展示其创新精神和劳动热情，而且首先应反映那些能够鼓舞他们为加强祖国经济实力而努力工作，增强自己作为一名党员或团员及国际主义者的责任感的思想动机。我们苏联人通常可能会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却拥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2.中国报刊的工人人员多次向我们指出，由于中国读者文化水平低，他们很难全面了解苏联的实际生活。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最好只论述一个问题，或一般只讲一个人物。这就要求我们所提供的文章对一个问题作更具体、详细地阐述，并相对减少文章的篇幅，从而适应文化较低的中国读者的需求。在那些为非专业出版物提供的文章中，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对一些科技术语做出注释。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文章，主要是剪报，充满了大量的地理名称或人名，而没有这些是完全可以的。此类文章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们增加了中国读者的阅读难度。还有，在涉及苏联劳动者在经济等方面所获得的物质福利问题时，我们经常会罗列许多以卢布为单位的统计数据。这样的文章也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中国读者并不了解卢布的购买力情况，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是以元为计算单位的，他们对卢布的大小没有概念。因而，如果我们要列举苏联劳动者的收入数据，最好就立即做出如下解释：这些钱能购买多少商品。

    3.正如许多中国编辑部所提出的那样，多数中国读者还没有养成阅读严肃文章的习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生动、引人入胜的特写、小短文甚至诗歌。各中国编辑部都希望在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中，除了标题和情节吸引人外，还要多一些用朴素语言写成的、没有长句式——中文难以组织的形象鲜明的对话和故事。

    各编辑部针对艺术作品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具有教育意义。与此相关，他们经常要求我们提供抨击不良现象，如官僚主义、粗制滥造、不守纪律以及针对一些国际生活问题的讽刺类作品(如小品文、诗歌和带有插图的小短文)。中国报刊也经常会自己主动从我们的报刊和杂志中选择一些此类文章，但他们的选择余地有限，而省级报刊几乎无法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地方刊物来向中国的省级报刊提供帮助。

    为了使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变得更吸引人，我们就必须扩展其问题的范围。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几乎未涉及一些新建筑领域(除了几座最大型的小电站之外)以及一些吸引人的职业，如地质学家、北极勘察人员、飞行员等，我们也很少写关于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等地区居民生活情况的文章。我们很少为中国一些拥有不高文化水平的读者撰写他们能够看得懂的，引人入胜的、关于苏联最新科技成就的科普性文章(我们也曾给苏联《科技新闻》刊物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4.我们所得到的一些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是用塔斯社的资料编写的。而中国报刊也能获得这些资料，而且能够比我们更迅速地译成中文。这样一来，我们的文章自然就不会被其采用。中国各编辑部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一些由著名记者、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撰写的、能够对一系列最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尖锐、透彻分析的原创文章。这里，时间因素并不发挥主要作用。作为这方面的正面例子，我们可以列举В.库德里亚夫采夫的文章：《美国在“反共”旗帜下对亚洲的侵略》。

    5.就我们所提供的关于苏联人民当前生活状况的所有资料的总体情况来看，其经常存在的不足在于：只展示好的一面，而极力避免提及其缺陷。在这些资料中没有涉及到好与坏、新与旧之间斗争的问题。这样一成不变的资料自然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只显示好的一面，人们自然是无所适从。

    我们已经与《人民日报》编辑交流了意见，期间后者请求我们提供在我们刊物中刊登的一些展示中国不足和批评中国的资料。

    我们发往中国的文章与那些发往西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文章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无法比拟的。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苏联的实际情况编造了各种谎言，但我们所发表的文章不会有任何这样的东西，只会提供一些实际的经验教训。

    (三)

    为了改善代表处的工作，我们打算做到如下几点：

    1.拓展作者范围。尤其希望吸引那些能够写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时期的小故事和特写等文章的作家；另外，在写当今苏联人民生活内容的文章时，并不只局限于明确一些事实，而且要使作品语言显得生动、鲜明。换言之，我们必须与著名作家们建立合作关系。

    2.希望让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力——对所收到的文章的一些地方做些修改、压缩，以便文章的表述能够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所接受。因为在以前，个别、很少的情况下我们已做过这样的改动，并因此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为了促进所提供资料的刊载率，我们需要为这些资料配置一些照片。所有中国报刊编辑部都在自己的约稿和与我们的交谈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我们也收到了许多以“苏联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照片，但能够与所发文章相搭配的照片很少。

    4.我们还不知道，(国家)是否向我们拨付1955年的出差预算费用。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出差费用都不在预算费用计划之列，因此我们想再次事先指出为这方面活动费用制定预算的必要性。

    5.近期，出版部对我们所发出的质询的回复变得越来越迅速了。我们希望今后继续加强在这方面的联系。

    6.必须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像现在这样——代表处编辑拥有外交护照，而且代表处的主任也应拥有外交护照。各主要中央报刊的编辑经常会出席外交招待会。由于大家已知的原因，我们希望我们代表处的主任也能够出席此类会议。

    为了规范代表处的工作，我们计划：

    1.经常就发来的资料向使馆出版部提出自己的评论和意见。

    2.与中国安徽、福建、江西等省级机关报建立联系。以前我们曾在这方面作过尝试，但一直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3.由于与使馆出版部建立了业务关系，我们现在获得约稿已不必提前半年，从而使约稿时间相对缩短。这样，我们也就有可能对中国宣传媒介的变化做出更迅速地反应。

    4.尽可能扩展与新华社的联系，并以之作为更广泛传播苏联新闻局资料的手段。

    苏联新闻局驻北京代表处负责人

    济金

    属实。

    特别部负责人

    В.杜比宁

    附件：

    《幸福生活不会自己来》

    在对群众宣传社会主义的时候，人们经常会这样说，“今天的苏联便是我们的明天”。大多数人都能听懂这句话。但是，苏联的“昨天”究竟是什么样呢？为了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苏联在“昨天”和“前天”又经历了哪些困难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了解的人却很少。这也是我们当前农村宣传工作中一个严重的不足。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是必要的，但也必须以这种宣传鼓励农民为实现这样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激励人们以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所有困难。

    在向农民宣讲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些同志开口便是“随处可见——电(灯)和电话”，闭口又是“照明不用煤油，犁地不用耕牛”。但他们从不以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向其解释如下问题：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生活，我们现在所实施的这些措施对建设未来社会主义有何意义。而这样宣传所造成的结果是：农民们开始以为，幸福生活就在自己身边，只要伸手便可得到；但当遇到生活方面的困难时，又会对宣传中所说的一切产生怀疑，甚至出现思想上的混乱。

    例如，计划采购和消费体系的实施，必然会伴随着一些对农民有利的社会主义的措施，但这些举措要求农民改变自己的一系列生活习惯。这种情况会引起一部分农民产生消极反映，并导致其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发生动摇。

    农村的部分领导干部不了解，农业的社会主义变革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合作化；第二阶段——机械化。还有一些农村干部虽然听说过上述两个发展阶段，但并不确切地知道其含义。在对农民宣传合作化时，一些人竟说：“拖拉机很快就会有了，到那时你们将不得不用自己分的地与合作社交换。”农民们害怕被迫交出好地，而自己单独又没有能力换取拖拉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加入劳动组合。在此类宣传的影响下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大规模的机械化就是最近2—3年的事。

    在河北省的一些农村农民们不仅不想购买新农具，甚至连旧的也不愿修理，并说，“没什么，一切都会好的!过两三年我们就有拖拉机了，谁还需要这些破农具!”因此，还导致一些农民对合作化的本质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对当前农业技术方面出现的新事物——如在马匹的索具方面采用新工具等持轻视态度。

    我们不能把未来的东西看作是业已得到的，因为未来的东西我们只有依据今天的条件并通过的辛勤劳动才可能得到。而没有经历今天的艰难困苦，我们就不可能建成明天的幸福。农民们应当根据国家计划全力发展合作化运动，增加生产，帮助国家的工业化。只有随着国家工业和拖拉机、汽油生产的大规模发展，工业才可能给予农民大量的帮助。这样，后者才可能迅速地发展起来。只有到那时，美好的未来才可能成为现实。如果只是坐着等待幸福的到来，那是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要想吃到好樱桃，首先得种好樱桃树。

    《人民日报》

    《服从定量配给制，卖什么就吃什么——姓姜的一户人家，如何准备过春节》

    上海郊区朝阳小区194弄4号居住着的姜丽珍(Цзян Ли-чжэнь)阿姨一家已为自己如何过春节作了打算。姜阿姨与儿子、儿媳决定今年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不为过节买任何多余的东西，只吃市场上卖的。他们想把节约下来的钱存到银行购买国债，以帮助国家搞建设。

    这个由成年人和孩子组成的家庭共有7—8口人。儿子和儿媳都在工厂里上班，他们每月都把一些工资存到银行里。他们完全有能力在过节时为家里买更多的东西。但今年，姜丽珍并不打算这样做。离过节只剩下三天了，但他们家只准备了一只鸡和一条鱼。如果不困难的话，他们还想再买一些肉和饼，但他们并不打算为此而去排队。

    姜丽珍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决定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原因在于：这个家庭里的生活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使他们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放后，工人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家庭的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如果说从前他们几乎见不到肉的话，那么如今他们每星期都能够买一些。去年下半年，姜阿姨一家吃了几只鸡。姜丽珍知道，现在许多家庭的生活都开始好起来了，目前国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发展重工业方面，而在食品生产方面的发展仍很有限，因而难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尤其表现在过春节的时候，大家都想丰富自己家的餐桌，从而导致商品供应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应当与困难作斗争，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只吃市场上卖的东西。姜阿姨是小区代表、第四街区第一居委会主任，因而更应当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说服其他人尽可能地节俭，不去挤着排队，只买市场上卖的东西。

    《新闻日报》

    ЦХСД，ф.5，оп.28，д.185，л.128-148

    №23894 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刘晓转交中共中央信件事(1955年2月22日)

    机密

    致В.М.莫洛托夫同志：

    在2月21日的会谈中，中国参赞温宁通报道，中国大使刘晓有一封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建议信。与此相关，温宁询问我的意见：刘晓同志是在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面时亲自转交这封信件，还是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由其他人来转交。

    我答复温宁道，这首先取决于刘晓同志喜欢采用哪种方式。

    温宁答，(中国)大使当然希望能够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面谈，但知道他很忙，因此无法做出决定。

    我答应温宁了解这一情况并向其通报结果。

    请求您的指示。

    Н.费德林(签名)

    1955年2月22日

    第337/ДВ号

    手写批注：

    请赫鲁晓夫同志审阅。

    В.莫洛托夫

    1955年2月22日

    赫鲁晓夫同志于1955年2月23日接见了刘晓同志。

    归档。

    В.…… [71]

    1955年2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60

    №25968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关于香港的局势(1955年2月22日)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

    1955年2月22日

    第23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香港的报告

    一、香港经济

    香港是一个港口城市，对外贸易在香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外贸易收入一直是香港资产阶级收入的主要来源。香港所需粮食几乎全部依靠从外面进口。对外贸易对工业企业的活动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它的产品主要是出口商品。

    关于1954年度对外贸易的总结

    香港的对外贸易的构成如下：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对西欧、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商品再出口服务，以及其他一些途经香港的贸易。例如，现在香港是中国同南海国家贸易的大型转运站。印度尼西亚的糖、咖啡、椰子油，印度萝藤等商品，过境香港输往中国。

    香港是日本同英属北婆罗洲(婆罗洲的木材运到香港，随后由香港再出口公司运往神户和横滨)、菲律宾同泰国(主要是泰国大米)等的贸易中转站。

    除了大量进口自己所需的商品(特别是粮食)外，还出口香港的工业品。

    1954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同前几年一样)缩减至58.52亿港币，1953年为66.06亿港币。去年贸易总额同1953年相比减少了7.54亿港币，其中出口额减少了4.37亿港币，进口额减少了3.17亿港币。(《远东经济评论》1955年1月27日，附件1)

    去年中国同香港的贸易额急剧减少。同1953年比，1954年从中国进口数额减少了1.65亿港币，对中国出口额减少了1.49亿港币(1953年从中国进口额为8.57亿港币，对中国出口额为5.4亿港币)。

    食品是香港从中国进口的最主要的商品部类，例如，去年从中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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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从中国进口的其他商品部类有：种子、中成药、纸张、鬃毛等(参见附件1)。

    香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农业肥料、染料、药品。去年中国从香港进口硫酸铵总额达1.087亿港币，煤焦油染料0.886亿港币(参见附件2)。至于机器设备，香港向中国出口的数量很少。例如，11月份香港运往中国的纺织机总额为0.036亿港币。

    去年中国同日本经香港中转的贸易额增长很快。1954年11月，日本经香港向中国出口0.13亿港币，而1953年同期仅为0.045亿港币。

    香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的绝大部分是西方的工业品。由于对中国出口减少，造成香港也缩减了从西欧的进口。

    同1953年相比，1954年从英国进口商品数额降到1.05亿港币，从西德进口降到0.57亿港币，从法国进口降到0.17亿港币，从意大利进口降到0.46亿港币，从荷兰进口降到0.35亿港币(参见附件3)。

    同1953年相比，香港对南海地区的出口锐减：对印度尼西亚——1.47亿港币，对泰国——0.76亿港币，对菲律宾——0.11亿港币(参见附件4)。

    对南海国家出口降低的原因是这一地区严重的经济局面，由于出口订货额降低，这些国家在采取措施组织出口。

    在同多数欧洲国家和东南亚及南海国家的贸易额出现降低的同时，美国和日本对香港的进口额出现增长。同1953年相比，1954年美国进口额增长0.57亿港币，日本进口额增长0.8亿港币。美国进口增长主要依靠美国消费品需求的扩大，随后这种需求转到了南朝鲜方面。因此，去年对南朝鲜的出口额增长了3倍(从1953年的0.52亿港币增长到0.17亿港币)。

    由于香港对外贸易额锐减，导致商品库存持续提高。根据香港报纸《华侨日报》披露的明显缩减的数据，同1953年相比，1954年商品库存提高了5％以上。

    香港对外贸易额减少的原因有哪些呢？

    1.主要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实施禁运导致对外贸易规模缩小。香港不能提供中国实施经济建设计划所需要的商品。

    香港总督在美国逗留期间(1954年9—11月)就此问题谈到：“我们的贸易缩减了三成，香港无法生产中国需要的商品。我们能向中国提供的所有商品均来自其他国家。但是，任何一艘驶抵香港的船只，在到达之前我们无法确认它的商品是否是非战略性商品。如果有人想使自己的商品进入中国，这些商品就得绕过香港，很多人都害怕这里的贸易管制。”

    由于实施贸易禁运，香港失去了自己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

    通常大量出口中国的商品都需要经过香港，现在则直接驶抵中国的港口了。例如，所有被列入所谓战略性的商品(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和锡兰的玉米)都直接驶抵黄埔港、天津港和上海港了。

    1月下旬，英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出口香港的规定，香港报纸解读为“英国放松了管制”。根据这项规定，从1月17日起，除缩减的禁运商品和紧缺商品清单中列出的战略性商品外，所有向香港出口的商品许可证都被取消了。至于香港的许可证体制则没有改变。和以前一样，所有来自英国的商品都需要有进口到香港的许可证。

    香港政府还同意参加商品转运许可证制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列入缩减的清单中的战略性商品，在商品出口国没有取得商品出口许可证时，不能在香港卸载或过境。

    路透社报道说，新的管制体制是为了对列入缩减后的清单中的战略性商品实施监控。新计划对所有列入缩减后的清单中的商品都实施监控，而其余的商品则无须监控。有如下一些国家加入了管制体制：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土耳其、西德、英国和美国。加入这一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都在自己领土内对该集团国家输出的战略性商品的运输实施监控。(《南华早报》1955年1月15日)

    新管制体制对香港同中国之间的贸易仍按照旧规则执行。

    2.香港贸易额的降低还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严重萧条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大众的购买力进一步降低，内部市场缩小，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加剧。

    现在，日本贸易公司在东南亚和南海国家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这对香港的经济产生了影响。战后几年来，日本在香港的贸易网络开始恢复，10多家大型日本股份公司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

    英国资本家和香港商人之间的竞争加剧。近来一些英国企业主开始组织反对香港商品进入英国市场和英国的活动。前不久有人在下议院说：“香港的针织手套造成利兹和其他一些地区出现失业现象。”去年香港向缅甸、马来亚、非洲和其他一些地区出口了31万打帽子，成为英国毡帽企业联合会热烈讨论的话题。英国人说，他们不相信这些帽子是香港生产的，认为这是日本生产的经香港再出口的帽子。香港企业依靠高强度劳动生产出来的帽子，其低廉的价格令英国企业主非常不安。一位企业主说：“我们的帽子每打售价90—150先令，而香港的帽子每打售价26—66先令。就算是我们不要利润，那我们也无法做到同香港一样的价格。”英国人采取措施给香港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制造困难。来自美国方面的竞争也在加剧。

    3.由于一些国家之间建立了直接贸易联系而无需香港服务，造成香港的贸易周转也出现了缩小趋势。这首先同对中国进行所谓战略性物资贸易实施禁运有关。结果，出售这些商品的国家不可能经香港中转来运送这些物资，而只能直接运往中国。此外，由于一些国家建立了直接贸易联系，这为他们节省外汇并以较低价格购买商品提供了可能。

    工业情况

    香港拥有相对发达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据香港1954年的官方资料，计有2418家注册企业，大约有1000家未注册企业。这样，根据官方资料，企业总数超过3000家。注册企业共有11.2万名工人。大多数工业企业或作坊的工人数量为数十人。大型企业不是很多，主要是造船厂、纺织厂、轻工厂。

    去年香港的工业生产总值比1953年增加了15％，达到10亿港币，因为1953年的水平并不高。《华侨日报》在列举这些材料时指出，去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只比最坏年份增加了20％。(《华侨日报》1955年1月1日)

    香港当局提供了关于注册企业增加数量和这些企业中工人数量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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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资料与夸大宣传的材料相一致，似乎香港企业的数量在大幅增长。但是，就算这些资料也驳斥了香港工业高速发展的论据。

    根据官方资料，在4年内注册企业的数量增加了666个，从1950年的1752家增加到1954年的2418家。工人数量的资料证实，新企业就其人数来讲都是小企业。在企业数量增加666个的条件下，工人数量增加了2万人。这样，如果现在每个企业平均有50名工人，那么，平均每个新企业有33名工人。不排除这种情况，一系列所谓的新企业事实上早先就一直存在，只是没有注册，而现在注册了。

    香港的重工业主要是船舶制造和船舶修理。1950年计有18家造船厂，工人9700名。1954年造船厂的数量增加到20家，但工人的数量减少至9000人。最大的造船厂“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和“太古船坞有限公司”能够建造排水量8万吨的船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几年，造船厂的主要利润来源于海船修理。最近2—3年海船修理的业务急剧减少。主要原因是贸易禁运导致香港作为海港的意义有所降低。来自日本方面的竞争也起到很大的作用，许多业主宁愿去日本修理，因为费用低廉。船企利润逐渐减少。例如，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1952年利润为0.054亿港币，而1953年利润为0.016亿港币。去年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现在造船企业改变了生产重点——开始建造海船、渔船和驳船。不久前，“太古公司”建成了一艘排水量为6580吨的新船。

    香港有几家矿山企业从事铁矿、铅矿、钨矿和石墨的开采。1954年这些企业开采出6053吨矾土，90800吨铁矿石，60033磅精乌矿石，369吨锡。(《华侨日报》1955年1月21日)矿山企业的产品全部出口：铁矿石出口日本、台湾，铅矿石出口欧洲，钨出口美国。

    香港还有一些大型轻工业企业。最大的轻工业企业是纺织厂。

    香港有13家纺织厂，每年消费1.5亿磅棉花。棉花从巴基斯坦、东非和南美一些国家进口。《远东经济评论》1955年1月27日报道说，随着3家新厂投产和纺锤数量增加了5倍，香港纺织工业的生产能力达到了30万纱锭。

    香港的纺织工业主要是为出口生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景气和来自日本方面的竞争，造成香港纺织厂的商品销售陷入困境。1954年香港纺织品出售的数量比1953年要少，去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要少。特别是对南海国家的纺织品出口出现了下降。1953年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了0.56亿港币的纺织品，1954年为0.33亿港币；1953年向巴基斯坦出售了0.2亿港币纺织品，1954年为0.1亿港币。

    对外贸易额的减少对其他轻工业领域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企业倒闭的现象。

    对外贸易收入一直是香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部分收入的减少，以及与军队和警察相关的开支增多，导致香港政府财政出现困难。从1947年到1953年，收入增长不到2.5倍，而开支提高了3倍。1954年，无论是日常性开支，还是特殊性开支，主要是与警力相关的开支都在进一步提高。

    现在，当政府正在编制1955—1956年财政预算方案时(香港的年度预算从4月1日开始到第二年3月31日结束)，与香港政府关系密切的报纸开展了提高税收的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例如，国民党报纸《华侨日报》发文呼吁提高税收。文章中指出，满足费用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旧有税种和开增新税，重新研究税收体制(香港有10个税种，主要是地税，包括所得税、土地税和关税)。

    香港当局试图依靠加大税收来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

    二、香港政治形势

    香港政府认识到由于禁运导致贸易萧条所引起的经济形势严重，这在香港资产阶级中引起了极大恐慌。他们首先担心的是由于对外贸易额的减少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根据反动报纸的消息，去年香港资产阶级的利润同1953年相比下降了，而“更为严重的是去年一半以上的企业没有赢利”。(《华侨日报》1955年1月22日)

    由于贸易不景气造成闲置资本数量不断增大。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其中的大部分被用来从事各种投机活动。黄金价格不断上涨。在香港资产阶级眼里香港越来越失去作为大型贸易中转站的意义，对解决经济领域的困难没有信心。

    因此，香港政府对宣传当地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赋予重要意义，在香港报纸中能多次看到关于香港历史的“新阶段”——香港发展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大型工业中心、关于香港贸易的新方向——南海地区的观点。去年年末、今年年初举办了大型工业展览会。同1953年相比，展地面积增加了1/4，在展览会开幕前英国的许多报纸和杂志刊登了大量关于香港工业的文章，邀请各国代表团参展。

    香港政府还大肆渲染香港建设的“宏伟蓝图”。香港政府建设了一系列行政大楼和工作人员住宅。英国贸易银行计划新建一栋14层的银行大厦，投资0.18亿港币。大量资金投入住宅建设。根据香港政府的资料，从1950年4月到1954年3月，建设新大楼的开支达到4.06亿港币。去年建设投资增长得最快。普通地段的土地价值增长了40％—50％，至于黄金地段则增长了60％—70％，有的地方增长了2倍。根据报纸资料，今年香港将建设1000余栋新楼。(香港《大公报》1951年1月31日)

    在广泛宣传工业领域和住宅“宏伟蓝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香港当局试图加速打造环香港资本主义圈，让与香港保持经常联系的那些国家相信，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未来。葛量洪 [72] 在从美国返港途中答记者问时表示：“香港不存在紧张形势，也没有出现英国商人对投入的资本的安全感到担心的情况。目前在香港正在建设的一座14层高的大型英国银行就是证明。”(《香港和澳门形势》1954年第9期)

    《远东经济评论》周报关于这家银行的建设问题写道：“这是英国和西欧国家关于‘香港的未来是有保障’的观点的新证据。”(《远东经济评论》1954年第14期)

    大肆渲染本地工业建设的成就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商品产量有了一些提高，但在香港经济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对外贸易仍和以前一样逐年回落。香港的工业没有未来，香港没有必备的原料，同时与日本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香港对英国及其殖民地商品出口的增长招致英国资本家的抵制。英国企业主说香港利用帝国特惠体系不是把自己的而是把日本的商品倾销到英国，这种观点的提出不是偶然的。

    关于香港对外贸易的新方向——南海方面——的观点也站不住脚。同1953年相比，去年同南海国家的贸易额出现了下降。因为这些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存在一系列进口限制。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今后这一地区的情况将会向有利于香港的方向改变。今年初，香港报刊报道说，现在南朝鲜正在为进口香港商品设置障碍。

    至于建设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其原因在于，香港资产阶级担心股票和货币贬值，把自己的资金用来建设住宅。

    香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香港人口中的绝大部分——10万多人在各工业企业工作。建筑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数量也与此相近。

    下列关于特大型企业数量和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数量的表格是依据1953年香港年鉴绘制的，这份资料证实香港的大型企业很少，工人分布在几百个小型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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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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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型企业的工人总数中，妇女占1/3以上。1954年，登记注册的特大型企业共有工人111879人，其中妇女40529人(占36％以上)。近些年来，企业中女性工人的比例增幅很快。1954年，登记注册的企业共雇佣了11103名工人，其中男性6303人，女性4800人。

    香港有两家彼此对立的工联组织——民主的工会联合会和反动的工团联合会，后者的工作主要由香港政府劳工处指导。工团联合会在工人中影响很小，因为他的领导层关心的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大部分工人加入了1949年建立的工会联合会，该联合会是30多个职业组织的联盟。加入工会联合会的大型工会有：电力工人协会、电车工人协会、燃气工人协会、电话工人协会。加入工会联合会的大部分工联组织都没有被香港政府登记，也不为地方当局所承认。

    香港资产阶级的收入逐步降低，他们试图依靠企业工人的高强度劳动、增加工作日、降低工资来弥补。难怪香港当局就英国企业主对香港帽业涌现出来的不满在官方声明中说，香港人的工作时数每人每天比英国多一小时。企业主还广泛使用解雇工人的方法。1955年1月1日，有3000多名船厂工人失业。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也在下降。许多工人吃不饱，因为饥饿有时会选择自杀。

    工人阶级加强了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电车工人罢工在动员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培养他们的觉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7月1日，香港琼森电车公司借口“劳力过剩”裁员31名工人。事实上工作量并没有减少，被解雇人员的工作应由那些留下来的人员完成。这导致劳动强度增加和工时紧张，使劳动者筋疲力竭。

    裁员消息刚一公布，电车工人立即要求恢复自己同志的工作岗位，要求管理机关同工联代表谈判解决问题。管理机关拒绝接受被解雇工人的要求，甚至拒绝就此问题同工联代表谈判。工联致香港政府劳动局的信也没有任何结果。劳动局表示，电车工人协会未注册，当局不承认该协会，不会向琼森电车公司提出关于解雇工人返岗的问题。

    工人多次向劳动局和管理机关呼吁，但没有任何结果。8月31日，工人们宣布停止工作2小时，以此来抗议企业主的蛮横。但是，这无法改变企业主的态度。10月10日，工人全天停止工作。他们的目的是迫使资本家进行谈判。电车工人协会就罢工问题发表声明说：“目前事态的严重性正在加剧，冲突将会给城市交通和居民生活带来极大麻烦。琼森公司业主应该判明形势，立即同工人进行谈判。劳动局也应该承担起调解矛盾的使命，并正确地解决问题。”(《南方日报》1954年10月15日)工会联合会警告琼森公司和劳动局对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10月10日清晨，300多名工人纠察队齐聚在电车车库门口(有1300多名工人参加工人纠察队)。一些加入资产阶级工会的工人试图进入车库，被工人纠察队挡在门外。(大部分电车公司的工人都加入了接受工会联合会指导的工人协会，也有部分工人是工团联合会会员，类似的情况在许多企业中都存在。)工人纠察队坚守了一整天。绝大多数电车厂工人都参加了罢工。只有极少一部分蒋介石分子站在工人的对立面，极力挑拨工人之间的矛盾。

    香港工人阶级支持电车工人的要求。公共汽车公司的工人们支持电车工人的要求，在10月10日停止工作15分钟。电力、燃气、电话、船舶制造和其他一些企业的协会建立了支援电车工人的委员会。委员会组织为罢工工人及失业工人募集粮食和资金的活动，还组织了要求接受被解雇工人返回工人岗位的签名活动。很快就有22万人在呼吁信上签名。这项工作是在民主的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下开展的。

    罢工展现了电车公司工人的组织性和团结性，展现了工人联合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在它的号召下，香港和澳门的许多工人都积极响应支持电车工人的号召。但是，罢工工人的要求未能如愿。

    11月，中国移民—香港工商界代表——也参加到支援工人的工作中来。11月9日，举行了关于尽快解决冲突的晚间集会，17个加入香港中华总商会大型组织的代表、39位中国中等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代表、工会工作人员、电影导演、神职人员、律师、医生等参加了集会。11月22日，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议上发言时，会长高卓雄提出了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要求，他说：“冲突的进一步发展将不仅影响到工业，也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南柏(наньбей)公司、香港法国商会等董事会主席在发言时也支持这一要求。

    11月28日，电车工人协会在致城市各界的呼吁书中表示，如果当局不能满足电车工人的要求，他们将被迫发动第三次抗议行动。

    工人的呼吁书令香港当局非常惊恐。11月26日，警察局长发表声明，在声明中恐吓说：“当局将采取强力措施防止社会安全和稳定遭到破坏。”(《香港和澳门形势》1955年第9期)

    警察局宣布，从11月27日起香港和九龙的全体警员取消休假。同时，蒋介石分子也在积极活动，四处散播谰言，他们试图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使各企业工人之间互不信任。

    12月1日夜晚，警察逮捕了8名工人。据香港报纸评论，有两名电车工人是因为散播传单被捕的。一名电车督察员发现了工人，并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警察。警察(100多人)立即赶到并驱散了围在工人外部的人群，逮捕了在他们看来是“最为可疑”的8个人。

    稍后这个电车督察员在出庭作证时说，他在检查电车时发现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工人在那里散发传单，当他走近人群时，人群中出现叫骂的声音：“看看这条狗!让我们记住这个情报员!”督察员急忙上了电车，当时电车已经离开了，群众追着他叫喊：“大鼻子(华人对在香港的欧洲人的称呼)，有胆你就过来。你可以看看你的脑袋是怎样搬家的。”

    第二天，工人受到的指控是“未经香港政府华人事务局的许可非法散发汉语传单”和袭警。警察搬出了18名目击证人。审判持续了一天。根据辩护要求，交保证金释放工人。

    现在，电车工人是香港工人阶级的先锋。在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下，他们继续开展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和被解雇人员返回工作岗位的斗争。工会联合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援电车工人，鼓舞他们，动员香港广大劳动群众以他们为榜样投入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为了帮助电车工人，工会联合会募集了25万港币，还向他们转交了34批各种商品。有10万多人参加了募捐。

    新年前夕，工会联合会组织了向电车工人寄慰问信的活动。纺织工人、煤炭工人、汽车工人、码头工人等向电车系统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四个大型工会的工人——电力企业工人、燃气厂工人、电报电话等企业工人，在自己的信中祝贺电车工人在6个月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在信件末尾谈道：“你们的斗争符合香港和九龙全体工人的利益，符合全体居民的利益。因此，他们都支持你们。被解雇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期待，你们能站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巩固团结，支持工会及其委员会，时刻准备投入行动。”

    同时，民主工联的代表来到了新年晚会现场，给工人们带来了礼物——啤酒、水果、香烟、唱片。工联代表和工会联合会代表发言后，电车工会主席陈要财(ЧэньЯоцай)做了《我们半年斗争的结果》的报告。

    在报告开头陈要财就提出了电车工人目前面临的任务：

    1.同电车公司经常出现的解雇工人的现象作斗争。

    2.动员所有工人参加维护自己权利的斗争，挡住资本家进攻的道路。

    3.努力让31名被解雇的工人得到工作和粮食。

    在这次斗争中，工人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以前，琼森公司平均每两个月就以15人为一批地解雇工人，而不是一个一个地解雇。这一次，从1954年7月2日开始，琼森公司再没有成批地解雇过工人。陈要财说：“最近8—9年来工人不止一次地起来斗争，但斗争的时间从未像电车工人这样长过，也从未如此团结和达到如此规模。”在报告的结尾，报告人谈到了今年工人开展维护自身权利斗争的任务。

    第二天，电车工人家属举行了迎新聚会，在聚会上强调了工人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强调了工人的家属向工会提供的帮助，明确了下一步的任务。在工会联合会举办的迎新年集会上详细讨论了电车工人斗争的经验。加入工联联合会的全体工会代表参加了集会，总共有300多人。

    民主的工联对电车工人斗争的支持既表明了工会联合会影响力的增强，也表明了香港和澳门工人阶级的团结。由于广大居民支持电车工人斗争，许多企业主——华侨被迫表示自己赞同电车工人的斗争，反对解雇工人。许多企业主都被迫承认工人的工会。

    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说，在香港的共产党人处于秘密状态，通过民主的工会联合会领导工人的工会活动。饶彰风还说，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的中国同志想返回国内。在中国摆脱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政权以前，他们安于在香港工作，因为在香港工作甚至比在国民党专横的国内工作更轻松一些。中国解放后，他们提出了立即驱逐英国人离开香港的问题和关于自己回国的问题。对此饶彰风向这些同志解释说，必须继续在香港居民中开展工作，他们在制定计划时应考虑到工作的长期性。

    根据电车工人在罢工期间提出的要求来判断，香港同志接受了这些建议。在这些要求中没有广泛的一般性的政治口号。所有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揭露琼森公司资本家的剥削手段来进行的。工人的工联领导人处处强调：“通过谈判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目前的主要方法。”(摘自电车工会主席《半年来我们斗争的结果》的报告)

    工会联合会不得不在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香港工人主要分布在上百个小企业中。香港存在大量国民党的组织——香港工人最为臭名昭著的敌人。

    在动员工人参加反对企业主肆意妄为的斗争的同时，民主的工会联合会把香港工人团结在一起，揭露反动的工联领导层和国民党余孽。

    帝国主义反动派积极活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陆续发生的事件，使帝国主义分子越来越重视香港的重要性。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数十个特务组织云集在这里。现在香港有24个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和代办处。

    从数量上来，美国和英国在香港的特务机构处于第一位。香港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在从事情报和间谍活动，从工作性质来看多数是英国的文化组织。英国在香港的政权的工作性质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一样，葛量洪在美逗留期间的声明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香港是我们获取中国情报的最佳场所。”(《南华早报》1954年9月26日)

    美国在香港从事间谍活动的代表是美国总领事馆、美国各种军事和文化组织、“美国之音”广播站等。(详见：关于香港反动组织的会谈记录，发文号№109，1954年7月24日)美国领事馆共有280名工作人员，其中副领事29人。除了从事情报活动外，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监督香港当局实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执行情况。前工党政府贸易部长威尔逊去年在座谈会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传唤英国商人，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停止贩卖某类商品，就把他们列入黑名单，他们在美国的账户也将被冻结。

    国民党的情报队也在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截止去年年末，香港共有54个美国的和国民党的情报组织(不算美国领事馆)。美国情报机关积极开展向中国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活动。(参见：美蒋特务在中国南部从事破坏活动的报告，发文号№140，1954年11月5日)

    反动组织还加强了对香港居民的意识形态灌输工作，努力让他们在头脑中形成关于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牢不可破的思想，用共产主义危险吓唬他们，用色情书籍和好莱坞电影腐化他们。形形色色的反动组织——香港政府、买办资产阶级报纸、天主教会、名目繁多的所谓文化组织、国民党余孽，在这一活动中联合了起来。

    香港当局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军事力量和警察队伍。根据官方资料，1954—1955年度警力的开支甚至提高了16％。去年年末，香港政府扩大了警用巡逻车的数量，准备建造6艘警卫船。警察学校扩大了招生人数。现在，启德机场(九龙)扩建工作已经开始。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把香港打造成军事基地。近来，英国和香港军队提高了军事演习的次数。11月，在九龙半岛毗邻港中边境处举行了为期8昼夜的军事演习。香港资产阶级报纸报道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香港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演习。步兵、炮兵、喷气式飞机参加了联合演习。12月中旬，在九龙再次组织了军事演习。

    12月12日，在英国驻远东香港地区舰队司令的领导下组织了海军演习。

    反动报纸在向居民报道军事演习的消息时，把它说成是检查“防卫部队”。但是，这些消息无法安抚英国商人和香港的反动派，他们清晰地记得，人数数倍于全体香港居民的国民党军队是怎样被击溃的。因此，反动报纸的主要题目一直是“共产主义危险”和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

    香港共有90份报纸发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日复一日地开展反对中国和苏联的宣传，说中国用“恐怖”驱赶资产阶级，号召工人同资本家建立“兄弟”关系。香港民主派的报纸暂时还不多：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发行量4—5万册，《新闻报》和《周末报》，杂志《经济报道》。这些报纸主要是工商团体、知识分子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创办的。工人很少读这些8个版面的报纸，而香港政府不允许出版适合工人的版面较少的报纸。

    香港反动报刊竭力搜寻中国和苏联报纸中刊登的批评性文章中的负面消息，对一些事实进行歪曲，把这些事实描述成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无法纪”的证据。不久前，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说，反动报刊对大多数居民的意识产生了影响。例如，在同反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南方的报刊刊登了关于这一运动进程的详细材料。香港报刊在转载了这些材料后，把它说成是在中国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地主、企业主和商人进行野蛮镇压。反动报刊欺骗了绝大部分香港居民。争取与中国统一的民主运动在这一时期受到打击。

    去年香港当局强化了对教育领域的控制。当局竭力开除那些不适合他们心意的教师，并用自己人替换之。禁止华人学校的学生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今年2月末，香港政府教育厅发表了一项声明，按照这份声明，教师、大学生和所有学生都被禁止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香港当局和各类反动分子在使用镇压和恐吓手段影响群众的同时，也使用了其他手段。当局赋予“街道慈善委员会”的工作以重要意义，目前有23万香港各阶层居民在这些委员会中工作。委员会开办免费学校，提供免费医疗救助和药品，安排儿童体育活动场所，向处于困境的人们提供紧急帮助，等等。当局和地方负责人通过这些委员会对全体居民实施监控，试图把他们吸引到自己一方来。

    香港天主教会为了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通过自己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机构开展救灾(主要是火灾)的运动。从1951—1954年，据中国报刊报道，共发生了11起大型火灾，受灾人数达108463人。例如，1955年2月21日就发生了几起火灾，烧毁了270间房子，4000多人无家可归。香港警察局要么是没有找到纵火犯，要么是把火灾归咎于用火不小心。中国同志表示，火灾的原因是英国人想赶走九龙一些地段上的居民，用来建设机场。

    反动组织通过四处活动努力从贫困居民中捞取政治资本，顺便摆脱自己与火灾的干系。据香港亲美报纸《星岛日报》(1955年1月22日)的消息，美国慈善组织，主要是天主教会，在香港向32.3万需要援助的家庭分发从美国得到的礼物——2000吨粮食。每人礼物重13磅(1磅奶油、1磅猪肉、6磅大米等)。

    美国教会对巩固自己在香港的地位赋予重要意义。1月初，香港接待了美国红衣主教斯佩尔曼。斯佩尔曼特别关注因从事敌特活动被中国和越南驱逐或逃亡的神甫。他说，天主教会将全力支持返回故地。2月初，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基督教联盟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香港为从中国逃亡人员建设住宅和学校的决定。

    香港有250万人口。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南部省份——广东和广西——迁移过去的华人。在香港常驻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有14500人，其中英国人9500人。此外，香港还有4000多美国、欧洲国家、南海国家、日本等国的侨民。

    由于香港的主体居民是华人，当局采取措施让那些忠诚于他们的华人中的走狗牢牢地依附于自己。同1953年相比，去年有更多的华人得到了英国“为官方忠诚服务”勋章和奖章。

    这样，香港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在教化居民思想方面花了很大精力。广东省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马万驰(МаВаньчи)在委员会会议发言时对香港形势作了如下阐述：“我们的香港和澳门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中，因为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诽谤分子经常欺骗和吓唬他们，他们和以前一样对人民政府持怀疑态度。例如，一些人非常害怕阶级斗争，因为他们对一些问题没有正确的观念，如对我们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对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南方日报》1955年1月31日)

    香港的民主组织——主要是工会组织，以一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实情况的事实打破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分子散布的谣言。在这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帮助下在香港出版的及一些来自中国的报纸和杂志起到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香港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企业主每天都在打探关于中国经济的成就，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兄弟援助，关于中国在华侨问题上执行的政策。

    香港和中国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的经济和文化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香港居民同自己在广东、广西和其他省份的亲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天从广东进入香港的人数达2000人，由香港前往广东也是这个人数。

    在中国摆脱国民党头目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的压迫后，香港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如果说解放前，许多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前往香港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专横，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离开香港，而不顾国民党分子散布的关于中国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他们只是想到要同自己的伟大祖国生活在一起。居住在香港的华人一直受到自己同胞的关心和关注。近4年来受灾的香港居民得到了48.1亿元的援助，得到了365吨粮食。(《南京日报》1955年1月30日)

    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导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的政治地位开始恶化。因此，反动报刊一直在以各种借口讨论关于“红色中国占领香港”的问题。例如，1954年2月6日，国民党报纸《华侨日报》刊登了题为《台湾局势分析及其对香港的影响》的头版文章。文章中说：“许多人认为，如果共产党中国不占领台湾，那么就会改变方针，转向香港。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文章的观点是，中国目前关心英国方面保持中立。中国还关心美国和英国在对中国政策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因此，它希望削弱英国，同时向美国施加压力。文章的结论是，在“共产党中国占领台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稳固之后，香港今后将面临危险。

    关于香港的未来问题，美国报纸一次也没提及过，特别是葛量洪在美国逗留期间。《南华早报》报道说：“葛量洪表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占领香港，即使他们想过这样做。”他说，殖民地的防务很“出色”，有空防也有海防。(《南华早报》1954年11月2日)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在香港推行的计划与他们对中国政府改变对外政策乃至全部政策方针的期待相关联。香港当局同英国政府一样，坚持宣传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努力制造中苏关系中的纠纷。去年11月葛量洪在美国的演讲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葛量洪说：“中苏是天然的竞争对手，彼此定会疏远。”按照葛量洪的观点，美国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来加速中苏关系分裂。“俄国不希望中国成为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况且，俄国也无法满足中国所需的工业化设备和工业品。”

    应该指出，在揭露这一欺骗性宣传方面，香港民主报纸做了大量工作，日复一日地刊登关于苏联无偿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的情况。例如，有一个关于访问中国归来的一些香港和澳门的华侨讲述鞍山钢铁公司新建三项工程的片段，他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激动，因为这三个工程使用的是苏联最新的、全部自动化的设备。据说英国自由党代表团团长艾德礼在参观后说：‘目前英国还没有这种新型设备。’”(《经济报道》1954年第46期)

    香港当局强调说，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最为有效和巩固的政权”(《南华早报》1954年10月28日)，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政府的官方报纸《南华早报》抵制对人民政权的无理攻击。

    香港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国民党分子的活动，因为国民党分子的公开言行可能会造成同中国关系的复杂化。同时，香港政府同意国民党分子出版大量报纸，不阻碍国民党分子在工联、工商团体等从事秘密破坏活动。

    《南华早报》和亲政府报纸努力把英国说成是中国的朋友。例如，《南华早报》在头版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文章，开头的几句话是：“同往年相比，今年中国共产党人庆祝民族节日有两个重大事件。一是国家再次有了民族的宪法，二是在日内瓦，主要是由于艾登先生的努力，改变了中国新制度光辉孤立的危险，重新打开了外交通道。”文章以香港报刊所惯用的论证来结尾：“中国人选择了自己独特的道路，这对整个亚洲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没有阻碍香港当局同其主人一样支持美国在远东的侵略计划，不过，他们努力论证香港的迫切需求，主要是粮食供应问题。据香港当局的说法，香港从中国得到所需粮食的一半，另一部分从泰国、菲律宾等地获得。据中国中南行政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华南分局负责人张云里(ЧжанЮньли)说，香港自己的粮食仅能维持22天。(会谈记录，第41号文，1954年3月5日)

    如果中国停止粮食供应，香港当局说，殖民地所需粮食几乎都得从其他国家进口。鉴于上述原因，他们说，西方对香港实施天空和海洋管制是必要的。香港总督在谈美国之行的印象时表示，相信美国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同时，他们也没有任何侵略中国的计划”。(《香港和澳门的形势》1954年第9期)

    1954年香港政府对类似1953年9月9日的越境事件持克制态度(1953年9月9日，英国舰船和飞机开始对中国的战船施加攻击。英国的一艘舰船被击沉)。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巩固和边境防务得到改善。1953年9月9日事件引起了殖民地华人群体对香港当局行动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为自己的祖国敢于对抗帝国主义分子的进攻感到自豪。

    中国人民政府格外关注香港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设立了一些机构，其中包括新华社，在中国资助下出版的民主党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等，这些出版物在宣传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和揭露帝国主义虚假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香港是中国获取外汇的重要来源。据中国同志说，解放后在美国、东南亚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华侨通过香港向自己在国内的亲属寄钱达300多万美元。美国政府禁止货币由美国直接流入中国。

    中国政府不为香港华侨回国制造障碍，也不阻碍他们生活在中国南部省份的亲属前往香港。因为中国人不认为香港是异国领土。在中国南部地区出版的地图上，看不出中国和香港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尽管地图的比例尺很大(1厘米=10公里)。中国各省之间的界限就很明显，每个省都用确定的色彩来装饰，但中国和香港之间的界限就没有上述标识，在地图上香港和九龙半岛所使用的色彩与广东相同。

    结论

    由于香港对外贸易额逐年缩减，香港的形势比较复杂。香港资产阶级被迫替自己的资本寻找新的出路。香港政府建议扩大工业投资，但由于工业品出口越来越困难，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响应。

    资产阶级试图依靠降低劳动者工资和强化劳动来弥补由于对外贸易缩减造成的损失，这个做法招致了工人阶级的反抗。电车工人罢工展现了香港和九龙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这一事件还表明，香港工会联合会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帝国主义分子在加强香港的地位，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基地，积极在该地区组织陆海军演习。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分子赋予香港重要意义，把它视为招募和向中国派遣间谍、破坏分子的基地。

    香港当局和反动分子努力用“共产主义危险”吓唬居民，诱使居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但是，香港主要居民不理会帝国主义的宣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祖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近来香港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是由于实行禁运政策造成的，这表明香港只有恢复同中国的密切经济联系才能解决自己的困难。

    附件：7页(非机密) [73]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

    Б.卡沙洛夫(签名)

    1955年5月2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408，д.135，л.16-45

    №09941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通报中印接触的情况(1955年2月23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2月23日，我应章汉夫之约拜会了他。

    章汉夫向我通报说，2月20日下午他会见了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赖嘉文受尼赫鲁委托作了以下口头声明：

    “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苏联和我们仍在继续互致函电，我认为向您通报有关情况符合您的利益，即使您可能已经获悉有关情况。

    在由伦敦回国途中，尼赫鲁总理在开罗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去一封短函，阐述了自己对几个个别问题的观点。我们征求了莫洛托夫对委托安理会呼吁苏、印、英三国提出和平倡议的意见。莫洛托夫说，他同意因问题复杂而需要预先交换意见的看法。他还说，对于他的建议，印度的答复与英国的答复不同，英国坚持国民党人必须参加。因此，苏联政府尽管意识到该问题的迫切性，但是它需要时间更加充分地研究情况。

    莫洛托夫询问了关于英国广播公司一条报道的情况，这条报道说，尼赫鲁总理好像说有关各方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他问这是否意味着国民党代表应当参加国际会议；莫洛托夫还问，对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还应提出什么进一步的倡议。

    尼赫鲁回国后，又于2月8日指示我们的代办向莫洛托夫更加详细地通报我们总理的观点。以下是委托代办向苏联外长转达的主要内容：

    我们对中国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我们没有坚持国民党参加国际会议的主张。美国拒绝参加没有国民党参加的任何谈判。因此，召开国际会议的想法可能破产。有鉴于此，应当保持非正式接触，以便找到一条能摆脱目前僵局而且丝毫不损害中国尊严和利益的出路。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打算。我们力求：第一，采取能够引向和平谈判的最初步骤；第二，使中国的立场丝毫不受损害。

    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国际会议应当召开。为了使国际会议能够召开，双方即中美应当参加，因为没有他们参加国际会议未必能召开。因此我们认为，应当预先进行非正式谈判，以便为国际会议或者为中美直接谈判(如果这种谈判有可能的话)奠定基础。在非正式谈判中，苏联、印度和英国应当试图找到某种能使美国和中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道路，并试图缓和两方的紧张状态。但是，不应这样理解我们的立场：似乎我们提出某种所谓“停火”的建议。

    我们认为，应在缓和紧张状态和寻求协商一致的使中国和美国从现实考虑都能参加谈判的基础方面，表现出初步的谋求和平的主动性。我们的建议是：这种谈判应当很快引出召开国际会议的结果，不要搞无谓的拖延。

    通过对形势的研究我们认为，如果不采取像我们建议的最初步骤或者其他任何类似的步骤，那么僵局和冲突就会继续下去。这样会使我们失去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如果初步的和平倡议的程序一商定，我们就应当通过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个别或集体向两方即中美两国呼吁。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现在所持的立场。

    据莫洛托夫本人称，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步骤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这些步骤不应局限于军事问题，也完全可以包括某些政治问题。至于莫洛托夫说英联邦国家会议上不可能制订出共同纲领，这是因为他对这一会议的性质有不正确的理解。英联邦国家会议不作决议，不作为与会国政府联盟表态。召开英联邦国家会议只是为了交换意见。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是印度、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就交换过意见。此外，还举行过多次谈判，有时是三国一起谈判，有时是单独谈判。

    对整个问题以及对苏联的建议，印度与英国的立场无疑存在着明显差别。甚至在沿海岛屿问题上，英国和美国也存在着重大意见分歧。看来，英国的一部分社会舆论也反对美国的立场。我们应当联合这些力量以及持中间立场的人士，使他们不要对中国的基本权利或者对和平解决方案持不愿和解的立场。美国现在的立场，例如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立场，尽管是含糊的，但是可能导致严重的紧张局势。因此，我们必须毫不退让，提出和平倡议，作为寻求解决方案的最初步骤。

    从我们的观点看，没有必要将英国现在的态度或者英国对苏联政府的答复视为英国参与召开国际会议措施的障碍。

    主要的内容大体上是这样的。正在等待莫洛托夫答复。因此，目前的情况是僵局，应当予以消除。总理提请苏联注意，而且在给我的信中也强调，他对找到某种能够消除僵局和避免武装冲突的出路非常关心(原文已通过高频电报传给В.М.莫洛托夫)。”

    章汉夫向我转交了赖嘉文谈话记录的英文本和中文本，并请我将此上报莫斯科。我允诺照办。

    在我动身去中国外交部时，莫斯科发来的关于В.М.莫洛托夫与印度驻苏联代办考尔谈话的电报已处理完毕，电报的部分内容我已经看过。因此，我在对章汉夫通报情况表示感谢后，随即告诉他，В.М.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接见了印度代办考尔，考尔就这一问题作了几乎相同的谈话，稍晚些时候我会将他的谈话全文交给您。

    章汉夫说，尼赫鲁回到新德里后感到轻松多了，已经不再坚持邀请蒋介石的代表参加国际会议了。

    我说同意这一看法，赖嘉文递交的声明与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声明有很大不同。

    谈话进行了25分钟。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71-276

    №23907 察拉普金的报告：美国和苏联关于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的不同立场(1955年2月28日)

    机密

    苏共中央：

    以情报的方式提交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察拉普金编写的《美国和苏联在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的报告。

    莫洛托夫

    1955年2月28日

    附件：

    美国和苏联在对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的立场

    一、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力和权限

    美国在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在所谓的巴克鲁计划中得到反映，这份计划是后者于1946年6月14日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上阐述的。该计划规定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成立国际管制机构，赋予其如下权利和权限：

    1.对一切形式的原子原料(铀、钍等)和制成品的所有权，以及对现存全体原子能企业的所有、管理和经营权。

    2.对各国在原子能领域的科学研究活动的领导和监督权。禁止个别国家和人士从事国际机构认为是危险的原子能领域的实验活动。

    3.科学研究部门在完善原子武器领域的特权要予以禁止，并且个别国家和人士类似的研究也要禁止。这样，巴克鲁计划完全没有规定禁止出于军事目的使用原子能，正相反，规定了要把生产和完善原子武器的工作集中到国际管制机构手里。

    4.国际检查机构在所有协定参与国的领土上拥有畅通无阻的检查权。为了进行检查，国际管制机构将被赋予无阻碍地到达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利，包括一切国家的军事区和任何一个企业，以及一切可能形式的侦查权，包括对各国领土进行航空摄影及其他一些权限等。

    5.赋予其在协定参加国领土上的各企业拥有武装防卫权。

    6.“既然有必要这么做……就有权过问各个国家原子能机关的活动，以及经济计划，私人、社会和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7.尽管美国在形式上不否定安理会的作用，并同意在安理会的框架内设立国际管制机关，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建议中却绕过的安理会，赋予管制机构对禁止核武器协定的破坏者以制裁权。在他们的表述中可以找到部分这种情况，按照美国的计划，赋予国际管制机构通过所谓制裁措施的决定的权力。在赋予国际管制机构这样权力的同时，美国还期待这一机构还拥有管制之外的功能。

    二、管制制度

    巴克鲁计划规定对原子能进行国际管制要分段和分期进行。第一阶段要对原子能原料(铀、钍)实行“严厉”管制。然后进入管制的第二阶段，按照巴克鲁计划，要按照协商次序进行。对生产原子能材料的企业进行管制被列为最后一个阶段的内容。

    这样，巴克鲁计划包含的分段分期地建立国际管制的思想有其自己的目的，首先是想保障美国找到世界核原料(铀、钍)的大门。至于对核原料建立国际管制，巴克鲁计划把它推迟到不确定限期了。

    三、管制开始的时间

    美国及其伙伴们在管制开始的时间问题上的立场可归纳如下：首先要在各地设立、组建和部署好，国际机构才开始工作。随后国际机构要发表声明，它可以有效地执行禁止核武器及裁减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措施。这样的活动程序为管制机构以自己的方式拖延执行保障禁止核武器和裁军的措施提供了可能。

    至于对裁减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措施的监督，在美国的建议中规定在国际管制机构中成立一个裁军部。授权这个机构“监督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半武装力量、安全部队和警察部队，各种形式的武器，包括原子武器，还要监督这种迹象和检查工作”。该机构将确定裁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的期限和程序，并对这些措施进行监督。

    美国“管制”计划的最重要之处在巴克鲁计划中得到展现。这些内容不要求改变现状，从美国代表团于1954年5月29日提交给伦敦裁军委员会分会的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出，文件涉及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利、权限和功能。在这份文件中，美国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建议赋予国际管制机构通过关于对破坏协定的国家采取制裁的权力。此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制裁措施：禁止向破坏者供应核原料和关闭这个国家利用核燃料的工厂。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美国人提议的国际管制机构具有超国家性质。在巴克鲁计划中赋予了该机关广泛权力和权限，与联合国宪章相对抗，允许它干涉其他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巴克鲁计划没有提出国际管制机构体系，以保障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的任务。该计划旨在保障美国在原子能的生产和使用领域及科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巴克鲁计划旨在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屈从于美国的命令，这反映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方针。

    苏联的立场

    美国关于管制的建议事实上是赋予国际管制机构对所有国家开采原子原料和生产原子材料的企业拥有所有权和管理权，与美国不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及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实现禁止目标建立严厉的管制。

    一、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力和权限

    苏联关于对原子能国际管制的问题向联合国提交的建议内容如下：

    1.对一切从事核原料开采和核材料生产的企业及核能建立严厉的国际管制。

    2.为此目的，建立国际管制机构的常设机关，该机关有权实施监督，“包括日常基础性的检查”。

    在苏联的最初建议中规定要对各地的原子能企业定期核查和专门跟踪。1952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同意由国际管制机构进行常规检查，但无权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关于常规核查的细则，苏联在向1954年9月3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会议提交的建议中得到明确。该建议规定，常规核查的范围，必须保障使所有国家都执行关于禁止大规模杀伤武器和裁军。

    上述关于常规核查的建议可这样理解：将在所有国家，包括苏联建立国际核查机构，拥有自己的检查队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无阻碍地到达一切监督对象。

    3.国际管制机构有权跟踪正在经营的开采核材料和生产核能的企业，检查他们的报告，目前核原料、材料和半成品的储备情况，收集和整理关于核原料开采和核材料生产及核能的材料，在核查过程中如果出现怀疑禁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协定被破坏时，将组织专门调查。

    4.国际管制机构的代表有权进入任何一家开采、生产和储存核原料和材料，以及经营原子能的企业，在任何一个原子能企业都有权了解为监督原子能的使用和原子能所必需的生产流程，向任何一个国家索要和检查各种性质的关于原子能企业生产的信息和报告，以及与原子能企业活动相关问题的各种说明。

    5.国际管制机构还有权提出对禁止核武器协定和原子能管制协定的破坏者给予警告和制止的措施供安理会研究。机构的决定要多数票才能通过。在这一机构中不设否决权。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苏联支持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和支持赋予国际管制机构以非常广泛的权力，包括检查、跟踪等。同时，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还坚持这样的观点，管制机构的活动不能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按照苏联的管制计划，通过对某个破坏禁止核武器协定的国家实行制裁的决定权只能交给安理会。

    二、管制开始的时间

    苏联的建议与美国的立场不同，在苏联的建议中规定在禁止核武器协定生效之际，对氢弹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也要建立管制。

    美国在自己的建议中规定，国际管制在禁止核武器的措施生效之前就开始进行。

    三、关于国际管制临时委员会

    在就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进行谈判期间，苏联持这样的立场：禁止核武器和裁军这两项措施彼此相关、不分分离，应该一起进行。但是，根据策略，苏联在1954年9月30日的建议中同意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的纲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部分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第二阶段禁止核武器和进一步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在此，苏联同意管制机构在第一阶段就开始工作，但是，该机构——临时管制委员会——只是有权从各国得到关于执行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措施的必要情报，而没有去各处进行检查的权力。至于国际管制机构的常设部门，它的权限更大一些，它只有在第二阶段，当禁止核武器协定生效之际，它才能开始工作。

    国际组织司司长

    察拉普金

    1955年2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6，л.15-22

    №11803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1955年3月1日)

    Н.С.赫鲁晓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驻中国的《真理报》记者В.奥夫奇尼科夫就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所做的情况报告的摘录。

    我觉得，В.奥夫奇尼科夫的情况报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Д.谢皮洛夫(签名)

    1955年3月1日

    证明材料

    在关于中国的报告中已经使用了В.奥夫奇尼科夫的材料。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3月10日

    文件送：Н.А.布尔加宁同志和В.М.莫洛托夫同志

    附件：

    《真理报》驻华记者根据中国报刊撰写的通讯摘要

    据报刊指出，现在农村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1)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2)实行统购统销制度。

    前不久，中国仅有1.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秋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已有20万个，前不久《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目前已经成立了40多万个合作社，到春季大约会有60万个合作社。其意义不仅在于合作社数量的增加，从各地的大量报道可以看出，新成员开始“潮水般地”加入已有的合作社。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大部分合作社，前不久“潮水般”加入合作社的新社员达40％—50％。由此看来，农村的群众性合作化运动已经开始，而且像《人民日报》指出的那样，可以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合作化的主要形式。报纸提醒党的干部不要冒进，不要成立社会主义类型的联合合作社(集体农庄)。在这一问题上的方针是，逐步减少合作社中按土地股份分配收入的比重，扩大按劳分配产品的数量。社会主义类型的农业经济单位仅是作为例外成立，用作试验。

    数十万个新合作社的成立，大批新成员加入已有的合作社，使正在农村工作的中国同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合作社的巩固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中国报刊现在十分重视为农民劳动联合体培养干部问题，十分重视从组织上巩固新老合作社的问题。

    在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那样，“农村的阶级斗争也日渐尖锐和复杂”。

    《人民日报》的新年社论专门谈了当前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和党的农村政治路线。《人民日报》指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依靠力量仍然是占总农户50％—70％的贫农。这一数字包括约占贫农2/3的“新中农”和约占总农户20％的中农，即“老中农”。党对他们仍然实行同盟军政策，保护他们经济利益的政策。

    至于富农，党对他们的政策由土改时期实行的孤立政策改为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剥削的政策。

    正是被消灭阶级的残余，或者像报纸所写的“最近应被消灭的阶级”的残余，现在积极地反抗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日报》就在农村大规模合作化的条件下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在省级的各项报刊上被广泛评论。

    这篇社论说，最近一个时期的事实表明，地富分子偷偷宰杀牲畜、破坏农具、烧毁粮食和饲料，杀害干部积极分子、散布谣言恫吓农民，迫使他们退社。河北省昌黎县的一个合作社就是由于富农的这类活动而解散了。报纸还指出，坏分子竭力打入合作社，爬到合作社的领导岗位上，破坏组织工作，动摇合作社结构的基本原则。报纸还批评有的工作人员歪曲党的方针，有意吸收富农入社(“他们有好牲畜，工具多，有经验，能写会算”)。

    社论指出，农村公安和司法机关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合作社与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在农村成立治安委员会，组织民兵昼夜严守合作社的财产。

    党的其他文件还指出，农村党组织的薄弱加重了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困难。在新解放区，40％—50％的村庄至今没有党小组(党提出了从积极分子中培养党员的任务，使每个村至少有10名共产党员)。

    还在上个冬季就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最重要的环节，是切断城市资本和农村市场联系的强有力的工具。现在，中国的报刊仍在评述实行这一政策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今年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有哪些特点呢？第一，征购范围大大扩大。去年征购范围仅限于粮食，现在已经包括棉花和油料作物。第二，收购余粮不是在农民完成公粮缴纳任务之后进行，而是与其同时进行。第三，组织计划供应不是在收购之后进行，而是与收购同时进行。整个运动是在以下三个口号下进行的：“支援工业化，支援灾区，支援解放台湾!”

    对最重要的农产品的贸易实行国家垄断，是对原有的小商品经济制度的急剧变革。考虑到实行过程中的困难和阶级敌人的必然反抗，党派出了数百万工作人员向农民解释这一措施的目的和好处。现在，积极分子在县工作队的领导下在各地搞这场运动。每户的余粮在会上讨论确定。这项工作今年做起来比较容易，因为许多户是在互助组和合作社领的粮食，互助组和合作社留有相应的记录。自己消费所需的粮食数量也进行核算。中国大部分地区采用的计算标准是：成年人每人每月30斤粮食，每人每年3斤棉花。剩下的则为多余数量。今年的困难在于许多农民去年超定额卖了粮食，当他们需要粮食时，供应部门不能保证他们的需要。因此，报刊一再提醒地方工作人员不要夸大多余数量。这一运动中的另一个困难是，国家还无力向农民供应他们需要的商品以换取他们出售的粮食(购买的主要物品布匹也是定量供应)。因此，在进行宣传时要求农民将卖粮棉换回的钱存入储蓄所或者向合作社投资(年收入的2％—3％)。为了避免犯去年的错误，在征购的同时准确确定缺粮的户数。每户领一张购粮证明，在根据计算自己的粮食吃完的那个月，凭购粮证在国家粮库按固定价格购买所需数量的粮食。

    报刊广泛宣传统购政策的巨大成绩：尽管遇到大灾，全国粮价稳定，国家得到了所需数量的商品粮。

    现在正在做大量的工作，安排粮贩在国营商业部门工作，或者安排他们在国家粮库为国家征购粮食。中国有七八百万人在私营商业中就业。今后他们的就业问题将越来越尖锐。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把利用和改造粮贩、棉贩的措施作为改造整个商业资本的道路来研究。

    在述评的最后我们谈一谈中国现阶段进行的节约运动的特点。《人民日报》的一些社论多次指出，1954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靠新的生产能力增加生产的速度不可能仍然像过去那么快，因为能够恢复的生产能力已经恢复，而新的大型企业现在投产的还很少。此外，原料基地落后于加工工业发展的状况最近越来越严重。重工业某些部门的发展受到金属材料(钢铁，尤其是铜)的限制。而轻工业部门则越来越感到农业的落后。

    许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靠节约原料增产。节约是通过降低单位产品原料消耗、利用废料、采用代替品来实现的。因此，报纸对那些流行的保守观点，如节约似乎与质量相矛盾、“好材料做不出差产品”，进行了批评。报纸上称节约是工厂党组织的头等大事。

    《真理报》记者

    奥夫钦尼科夫

    1955年2月12日

    于北京市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5-33

    №13017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巴黎协议和南斯拉夫等问题(1955年3月8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3月12日

    绝密

    我今天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在询问和回答了一个协议中的用词之后，我向他通报了关于1955年4月22日举行纪念列宁诞辰85周年的指示，在提到苏共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将为这个纪念日写文章之后，我说，中央恳请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写文章，并在《真理报》上发表。

    毛泽东欣然同意写一篇文章，并说文章的题目可能会是“列宁与中国革命”，大概有6000或7000字。他谈到，他将在4月中旬动笔。他最近无法动笔，因为他在整个3月的后半个月都将忙于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谈到这次大会，毛泽东告诉我，将会从各省、地区和市级党组织中选派约300名代表参加。正如毛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意义将和党的代表大会一样重要，会议将讨论诸如五年计划和高岗——饶漱石事件这样一些重要问题。1945年以来还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根据党章，代表大会应该每三年举行一次。事实上，党章允许代表大会可以根据形势需要提前或推迟举行。在1948年举行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仍在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些紧急重大的事情也使得代表大会没有机会召开，如国家重建工作，朝鲜战争，制定及修改五年计划，等等。下一次(第八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将在1956年召开。今年的这次会议上对高岗—饶漱石问题做出决议，将会减少在1956年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在这里，毛泽东暗示说，高岗可能曾和贝利亚阴谋串通，贝利亚的代表曾来到东北并与高岗会过面，而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提起这件事。毛泽东还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联系过，他将严肃地调查这个问题。

    谈到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30周年时，我说《真理报》的主编谢皮洛夫同志很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怎样纪念这一天。毛泽东说，计划在这一天大力进行宣传纪念活动，如各城市将举行集会，报纸上将刊载文章。毛泽东说，如果我认为有必要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情况，我应该去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

    毛泽东回想起前一段时间我表示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很感兴趣。他说，我应该就这事和陆定一同志谈一谈。我回答说我已进行过这样的交谈。他说，他要交给我们三个中央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为反对唯心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协调粮食供应紧急措施的指示)，他请我转交苏共中央。

    毛泽东告诉我们，政治局已经讨论了苏共中央关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因巴黎协议(大概是指1954年10月的巴黎协议，这些协议恢复了西德的独立主权并为西德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所采取的措施的信。他说，所建议采取的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和必须的。他还谈到了这样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再爆发一场战争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在随后的几天里，中共中央将会对苏共中央的来信和这个条约草案给一个书面答复。

    毛泽东还谈到苏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信，他说，苏共中央已经对南斯拉夫事件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他是充分同意这个分析，他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和其他人正在像托洛茨基分子一样行事，总是高喊他们支持列宁，却反对斯大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而不认可斯大林。在卡德尔的演讲中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纯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

    毛还说，他已经形成坚定的看法，在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是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对待它必须基本上像对待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对铁托和卡德尔是不可能信任的，他们已经把自己和帝国主义国家牢固联系起来。当南斯拉夫人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裂的时候，我决不会赞同他们。即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对待国际共产主义组织，那么我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只能被抛弃。

    在这里，毛提到了列宁与第二国际和考茨基的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说，只是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票支持战争以后，列宁才最后与第二国际决裂。尽管考茨基犯了很多错误，列宁也批评过他，但是，列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把他看作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而没有与他决裂。

    毛泽东说，关于南斯拉夫问题，中共中央已经写了一封信通告各级党组织。他说，我们慎重地谈到了可能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和解。在信中我们还写到，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将取决于南斯拉夫人在愿意同苏共、中共和各人民民主党和解的道路上走多远。

    关于停止指控(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苏共中央在这个事件采取的做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在会谈中提到了考涅楚克与瓦西列夫斯卡娅同志访华问题以及他们即将访问新德里和出席和平大会。听到考涅楚克的名字，毛泽东回想起他的剧本《前线》，并说，剧本第一次在中国上演的时候，那是在延安，这个剧本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中国同志帮助很大。 [74] 他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的旧军官当中，仍然有一些刚愎自用的人。因此已经下达了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可能的地方都组织上演这个剧本。毛泽东说，他愿意在考涅楚克和瓦西列夫斯卡娅从印度返回后与他们一起观看这部电影。

    师哲和Т.Ф.斯克沃尔佐夫也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79，д.9，л.46-49

    №13413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955年3月9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第82/cc号

    1955年3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1955年3月9日

    今天16时，我按预先约定拜会了中国大使黄镇。在互相问候后，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因为他离开了雅加达。大使回答，他访问了日惹和泗水，因为要在这两个城市里举办中国民间艺术品和手工业品展览会。他说，展览会在泗水闭幕后将被转移到棉兰(苏门答腊岛)去，他也打算到那儿去。他补充说，展览会既受到社会人士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地方当局的热烈欢迎。

    接着他告诉我，在去日惹的时候，他与美国大使卡明及印度尼西亚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班朋·苏根乘的是同一架飞机。大使说，美国大使在旅行时竭力设法突出自己与苏根的友谊。例如，在飞机起飞前，美国大使走到苏根身边，并想要同他谈话，但苏根根本就不理睬他。同时苏根却走到黄镇身边，并客气地同他打了招呼。在飞机即将在日惹机场降落之前，欢迎参谋长苏根的仪仗队排好了队。美国大使试图同他一起从仪仗队面前走过去，但被士兵们挤开了。

    我问，美国大使的日惹之行与当时正在那儿举行的印尼军队高级军官会议有没有任何关系。对此问题，黄镇回答，这关系是完全不能被排除的。

    接着他告诉我，美国大使是正式应马斯友美党 [75] 第一副主席苏基曼请他参加他(苏基曼)女儿婚礼的邀请抵达日惹的。黄镇说，根据他所拥有的情报，出席婚礼的有300—400个客人，大部分都是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其他一些党的成员，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总书记西迪克·佐约苏加托在婚礼结束前就离开了。黄镇说，因此婚礼是安排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与美国大使之间谈判的一个合适的幌子，根据他的情报，婚礼后就有过这种谈判。黄镇同时还说，遗憾的是他无法确定谈的是什么内容。

    返回雅加达时，黄镇与马斯友美党的主席纳席尔同乘一架飞机。飞机在三宝垄迫降时，黄镇与他有过一次谈话。纳席尔在谈话中对中国评价甚好。黄镇说，他从这次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马斯友美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到底是争论哪些问题，大使也没有弄清楚。

    接着我简明地向大使通报了自己因苏联红十字会和新月会联合会向援助洪灾难民的基金会提供4万卢比一事在今年2月23日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谈话的内容。转达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话，他说的是他高度评价苏联政府邀请科伦坡计划的国家参加有关台湾问题的十国会议的提议。我指出，我曾问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是否想要因这一提议而向苏联政府转告一些什么话，后者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对黄镇说，这一情况，还有我已经向大使通报过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对邀请中国参加即将举行的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的摇摆立场，都使人能得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实行对外政策时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结论。我问大使，他能否解释一下印尼政府持这种立场的原因。

    黄镇说，依他个人之见，印尼政府在实行自己的“积极和独立的”对外政策时完全是以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为目标的。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寄很大的希望于即将召开的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它的结果将会给予政府的地位以很大的影响。

    黄镇接着说，印尼的经济和财政情况越来越糟糕。印尼的广大的社会人士赞成扩大与民主阵营各国的经济交流。他们看得到中国的国民经济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苏联的关于在印度以对印度有利的条件建造大型冶金工厂的提议给印尼的社会人士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同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几乎完全处于外国人的掌控之中。

    就连当地的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也有着比印度尼西亚人更大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政府不能不考虑社会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因为政府有要保住政权的意图。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了，所用的方法正是签订短期的贸易协定和就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问题进行谈判。的确，印度尼西亚政府暂时还没有对中国政府所表达的要派中国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去继续进行关于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问题的谈判的意愿做出回应。

    印度尼西亚政府所持的立场是只要在工业企业的建设工程中得到短期的援助。这是因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并不指望长久地守住政权，并担心长期援助的成果会落到另一个政府的手里去。

    大使说，在他在日惹逗留时，当地的苏丹布瓦诺表达了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以便在日惹地区建造纺织厂和鞋厂的意愿。黄镇补充说，如果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提出请求，中国政府是会给印度尼西亚提供贷款的。按民族而言是华裔的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朱安达也表示了想要得到中国援助的愿望。

    大使说，日惹苏丹布瓦诺多少有点进步的观点。特别是苏丹在1954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拒绝了尼克松发出的访美邀请。

    黄镇说，有趣的是，要指出，苏加诺总统在尼克松在印尼国内巡行时精心安排了对他的监督，不让他同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或其他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家会面。只是在离开之前尼克松才得以会见了一些反对党的领导人。

    然后黄镇在涉及印尼对中国的态度时说，印尼政府担心日本会在美国的帮助下变得强大起来。因此它希望看到中国是一个与日益强大的日本“相抗衡”的强国。

    大使说，他于1955年3月2日拜会了外交部长苏纳约，特别是后者说了，印尼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永远也不会承认台湾政府。黄镇补充说，他原本打算在这次会晤中弄清楚印尼政府对苏联关于召开十国代表会议讨论台湾问题的提议的意见，结果却一无所获，因为苏纳约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黄镇则认为自己不便首先开口问。

    接着黄镇说，他与国会礼宾组约定了拜访国会各派别的主席。他已经作过几次这种拜访了，特别是拜访了社会主义党的主席，后者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

    最后我说，最近我已经买好了用作大使馆的房子，因此请大使给我介绍一位好的建筑师来改建这些房子，同时还感谢了他在寻找一位办理文件的律师时所给予的帮助。黄镇说出了一位建筑师的姓氏，并补充说，他有自己政府的要给苏联大使以一切可能的协助的指示。

    我感谢了大使的很有意思的谈话，并表示希望今后也要举行类似的会谈，以便相互交换各自拥有的信息，大使同意了。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В.Д.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会谈持续两个小时，并且是用汉语、英语和俄语进行的。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А.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68-72

    №21424 尤金致赫鲁晓夫等函：提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反美宣传文件(1955年3月12日)

    苏联驻中国使馆

    1955年3月12日

    第252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Н.С.赫鲁晓夫同志

    В.М.莫洛托夫同志：

    兹发给你们如下文件：

    1.《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紧急指示关于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紧急工作安排和关于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2.《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3.《关于对美国侵略台湾问题展开宣传的情报》。 [76]

    转交给你们的前两份文件，是依据毛泽东发给苏共中央的指示转交的。

    第三份文件——“情报”是由中共中央转交给我们的，以便苏联专家了解其中的内容。该文件很有意思，因为它从整体上详细阐述了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附上述内容共计35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手写批注：

    说明：这些资料已用于对中国的工作。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5月10日

    附件：

    译自中文，机密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1955年2月17日

    当前，我们党内在统一战线、对民主活动家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员与无党派人士的联盟等问题上仍存在严重的宗派倾向。该倾向的突出表现如下：

    1.许多省、市的党委组成都是依据很久以前的任命方案，由省、市两级政府的部、局负责人及其副手担任，无党派活动家任职太少，尤其是领导职务。一些省的所有局长，一些市的所有部长都是党员。在个别省份局、部级的正职和副职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中不但没有民主活动家，而且连来自劳动者的无党派人士也没有。

    2.一些地方党组织不重视政治协商机构的工作，不很愿意考虑民主活动家的意见。导致后者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政治协商机关或许不会继续存在。虽然他们已看到，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一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开幕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亲自就人民政治协商大会章程、主席团组成和政协常务机关等问题主持了意见交流会，并赞同民主人士提出的一些合理建议；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全会开幕式；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并自始至终主持和领导了会议；虽然人们明白，中共中央赋予政协和统一战线重要的意义，但依然担心地方党组织会忽视政协机关的工作。一些民主活动家说，中央很重视政协工作，但地方上却对之持完全漠视态度。很少召开或根本不召开地方政协机关会议。各地方党组织就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问题很少或根本不与民主活动家协商。地方上的民主活动家很难见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有事实表明，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不理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厌恶与民主活动家会面，担心这些会见会招惹麻烦；一些同志则害怕民主活动家提出的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同志不明白，我们目前仍处于阶级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期，处于台湾尚未解放、帝国主义一直试图颠覆我们国家的严峻环境中。因而，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依然极其尖锐而复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团结资产阶级分子并对之进行再教育，而且应坚定地继续联合那些放弃了以前的反动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并与我们合作的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对之开展再教育工作。民主活动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都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因为民主活动家均拥有自己的社会基础，代表着一定的阶级或阶层，依据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我们可判断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倾向，从而及时出台和灵活地把党的政策落实到实践中，而通过与民主活动家的合作我们还可对这些人和受到他们影响的相关群众进行再教育。

    忽视统一战线和迷信一党制的倾向不符合当前党的总路线、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基础，以及我们目前的历史条件。这种倾向是对我们赢得多数人支持估计不足的冒险主义倾向，是放弃盟友和自我孤立倾向，是忽视现存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主观主义倾向。有这种错误倾向的同志在开展工作时依据的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主观情绪。他们忘了，我们要依据总路线来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不论是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其他任何时候我们都应拥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否则，在过渡时期我们就会遇到原本可以避免的大量困难和不便。国内外经验都告诉我们，迷信一党制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瑞金时期我们所有的机构都是由清一色的我们党内人士组成，结果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苏联如今已消灭阶级并在从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但苏共中央依然强调在国家机构中共产党和非党人士联合的重要性，反对这些机构均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构成。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我们许多领导同志依然认为，我们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省、市级政府的部、局职务均应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担任，这无疑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

    我们党只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理应永远与非党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结成紧密联盟。这个联盟便是劳动者自身的联盟。另外，在当代中国革命斗争条件下劳动者也应始终保持与非劳动分子，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联盟。这个联盟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尤其是共产党和非党劳动者的联盟是我党的基本政策。在解放战争和农业改革时期，不论是非党劳动者代表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少数民族上层，以及拒绝加入反动统治集团和地主阵营的那部分人，只要他们拥护或不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就应坚定不移地继续团结和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永远也不应极力使我们国家和经济机关(除了一些特别保密机构外)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党员。我们的机关必须根据其组织和工作性质配置相应数量的民主活动家或非党劳动者。那种关于这些机构只能配置共产党员的观点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伪装的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我们当然要无条件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只用纯一色的共产党员来配置我们的各种机构，甚至为此而放弃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尤其是不能为此而放弃共产党与那些诚实工作的非党劳动者，与那些以同志式态度忠诚于国家和人民全部事业的无党派工作人员的结盟。

    基于上述方针，所有省、市党委均应以适当方式挑选省、市局、部级职务候选人和地方政协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加强各地方政协委员会和统一战线组织的工作。

    1.国务院各部委、委员会等领导人共计35人，其中非党员13人，比重为37.2％。国务院的47人中非党员13人，占国务院总人数的25.5％。 [77] 在各省、市局、部级担任领导职务及其副职的非党员比重可能会低于国家各部委、国务院各委员会的比重，但也不能过低。最合适的比例应在25％—20％左右。 [78] 如果对工作有利，就可任命著名民主活动家担任领导职务。即便那些对工作不太有利，但也不会妨碍工作的非党活动家也可被任命担任领导职位或其副职。总之，在利用这些人时要把握如下原则：或者对工作有利或者使其不会成为我们工作的阻碍。

    2.在全国政协委员会559名委员中，党员比重约27％；在政协常设机关83位成员中共产党员占了1/3。各地方政协委员会中党员与无党派活动家的比例也应这样或大致如此。只是此时，对党有一个要求，一方面党要使自己成为领导核心，另一方面要注意保持自身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严格界限，理应尽量使自己成为(全社会)更广泛、更全面的代表。接下来，各地实际负责党务工作的中共党委第一书记，一般情况下应被任命为各地政协委员会的主席，以便(党)能够与非党活动家保持必要接触，并与之进行必要的协商。

    3.政协是人民民主阵线组织，它是联系国内各民族、各民主阶层、社会组织、海外侨胞和其他爱国分子的纽带。为了强化政协的作用，各省、市地方政协委员会应至少每年召集一次全体会议，并在相应会议上就一些最重大的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改造、人大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地方政协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展开协商。就最重大问题召集的此类协商会每年至少四次，即一个季度开一次。此外，还有必要就一些个别问题召开协商会议。

    地方政协委员会的会议开幕式应由党的主要领导主持，相关负责人须作内容丰富的报告。还必须提前告知委员会委员们，以便他们能够准备相关草案或提案，并给予其就工作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的自由。须重视他们的正确意见或建议，要给他们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如果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不对，我们则必须向其做出解释或开展相应的批判。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的所有批评和建议做出回应，那么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因此而获益。绝不允许不让非党活动家说话，以及拒绝其批评和建议的做法。

    必须始终重视对地方政协委员会委员的学习的领导工作。

    4.各省、市地方政协委员会应邀请居住在当地的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参加自己的相关会议，并在征得其同意的条件下使其参加一些学习班，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以必要方式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

    5.各地应始终重视那些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民主活动家、非党劳动群众代表的培养教育问题，并在国家和经济机构以及社会组织机关中保持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应比例。再者，一般情况下不应吸收那些著名的民主活动家入党，即便其已符合入党的条件，但必须培养和帮助他们，并可跟党员一样吸收其参加一些与其工作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党内讨论活动。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再就本机关的工作计划和方针，以及一般政治问题组织讨论时，可邀请本机关非党骨干或相应次要工作人员参与会议讨论活动。

    6.必须信任各机构中那些忠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非党工作人员，给予其工作上的行动自由，加强对他们的指导，全力帮助其在各自工作中取得成绩。

    7.必须指出的是，在强调强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有必要分析民主活动家的错误思想和政治倾向，并在适当时机用相应方式指出其错误所在，在一些情形下还要批判和讨论这些错误以帮助民主人士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改正错误。那种关于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只有团结而不应斗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既要与左倾宗派主义作斗争，也反对与错误思想和平共处的右倾倾向。

    8.在得到上述指示后，各省、市党委应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对政府、政协委员会和其他相应机构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并在4月底之前把检查结果上报中央。

    (该文件可在党刊上发表)

    属实：А.杜布罗夫斯基(签名)

    (文件)发出4份

    第367号

    1955年3月12日

    译自中文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对美国侵略台湾问题展开宣传的情报

    致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各机关，各省、市党委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国家机关和部委党组负责人，中国境外使、领馆负责人，政协委员会，军队和各省军区负责人等。

    在我们解放了一江山岛后，美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慌作一团。美国政府一方面加紧军事挑衅，另一方面则极力试图通过联合国抛出一个阴险的所谓“停火”计划，以阻挠中国人民的解放台湾大业。

    周恩来同志在1月21日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表的声明中已严厉而公正地阐明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另外，中国政府在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2月3日来电的答复中也重申了自己的上述立场。

    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大家通报与该问题相关的主要内容，以便大家向省级(在中央机关为部级负责人)和县级以上干部作出口头解释，不得作记录。该文件阅后即行销毁。

    1.一江山岛的解放证明了中国军力的不断增长。在没有美国支持和援助的条件下，蒋介石匪帮既不能幻想守住沿岸诸岛，未来也不可能保住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一事实暴露了美国在台湾的弱点。一方面，美国企图长期占领台湾，使其成为自己扩大对中国侵略和在东方准备发动一场新战争的军事基地之一；另一方面，他们既无法把守住台湾的希望只寄托在对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援助上，又不能仅仅凭借自身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又狂热叫嚣世界大战的威胁，想与我们正式开战。

    这一矛盾促使美国及其走狗积极制定一个侵略台湾和干涉我们解放台湾大业的全面计划。该计划包括：一方面，加紧军事威胁，以便恐吓我们，迫使我们屈服和放弃解放台湾的斗争；另一方面，提出所谓“停火”建议，企图通过“停火”继续占据台湾和积极为一场新的战争作准备，极力把自己占领台湾说成是“为了和平事业”，而把我们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诬蔑为“侵略行径”。与此同时，美国采用这种模糊方式的目的就是想恐吓和欺骗各资本主义国家，迫使其与美国一起对我们施压，以便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为了实现这一阴谋，美国过去和现在都在采取如下步骤：

    (1)当总统向国会递交了特别咨文后，美国众议院给予艾森豪威尔总统动用武装力量干涉中国解放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权力。

    (2)在台湾海峡和中国周边诸岛屿部署军队，举行挑衅性军演。

    (3)帮助蒋介石集团从一些位置较远和独岛(目前此类岛屿为大陈岛)撤离，以防在争夺这些岛屿的战斗中部署在那里的蒋军被歼。

    (4)利用自己所制造的紧张局势，迫使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帮助美国和支持其所谓“停火”计划。

    (5)利用恐吓手段把印度、缅甸和其他亚洲国家拉到自己一边，以便后者承认美国占领台湾的事实；以恐吓和欺骗手段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对中国的同情，并进一步向其灌输如下思想，即中国不愿和平。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都是想在即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上置我们于不利地位。

    2.针对我们解放台湾的斗争，各资本主义国家持如下三种不同立场：

    (1)美国被迫暂时放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提出的所谓积极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实施“反攻大陆和准备复辟以前制度”等计划；他们基本恢复了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所执行的政策，即企图在台湾海峡“划定火线”，以保护蒋介石和继续占据台湾。他们准备以所谓“撤离沿岸诸岛屿”作为“交换条件”，造成“两个中国”，以便自己永远霸占台湾，以伺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发动新的战争。

    (2)英国及其类似诸资本主义国家从各自利益出发，在对我持敌视态度的同时，他们也害怕被卷入当前美国正试图在东方挑起的战争。他们尤其担心美国在台湾海峡部署军队的事实，因为后者可能导致美军与我们的武装冲突和引发世界大战，而东方爆发的这场战争必然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力量。这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资本主义世界都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拥护维持远东地区现状的政策。美国提出的所谓“停火”计划符合了英国及其类似国家的要求，所以后者都积极拥护。只是与美国相比，他们所采取的方式略有不同：他们背信弃义地宣称，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主权归属尚处于未定状态；不过，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均跟美国一样主张台湾主权属于蒋介石的所谓“自由中国”。他们公开表示，希望把大陆沿岸诸岛(不仅有大陈，还包括马祖、金门等)均归还给中国，支持把台湾划为中立区或经联合国授权临时交由蒋介石集团管理。未来，他们还希望建立“两个中国”。

    (3)印度、缅甸等国“拥护和平与中立”，害怕战争，保持中立立场。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承认，沿岸岛屿也属中国领土。但他们同时也担心，由于我方解放台湾和美方占领台湾而引发战争，因此要求我们暂缓解放台湾，在经过一定时期的“中立”或“保护”后再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归属问题，或直接把台湾转交中国或通过公民表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目前，美国利用这些害怕战争的“和平中立”国的软弱，试图继续以威胁和欺骗手段迫使其放弃同情中国的立场。

    由此可见，上述三类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解放台湾问题上所持的三种不同立场。具体表现为：

    (1)台湾主权问题。

    (2)“两个中国”问题。

    但他们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1)他们希望“停火”；

    (2)希望，把大陆沿岸诸岛屿最终归还给中国；

    (3)希望，台湾岛问题和澎湖列岛问题分别解决(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其意见不一)。

    3.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追随者进一步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大业的主要方式可作如下归纳：

    (1)制造社会舆论，把我们的内政——解放台湾问题视作“威胁和平”的国际问题，呼吁“国际解决台湾问题”。

    (2)为“国际解决(台湾问题)”他们提出四种模式或同时采取不同模式：

    ①美国和英国挑唆新西兰提出建议并在联合国进行讨论；顽固地断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澎湖列岛等岛屿的正义斗争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坚持要求我们与蒋介石之间“停火”；邀请中国与蒋介石代表一起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并讨论新西兰提出的建议，建立平等讨论模式使“两个中国”合法化，为未来美国以联合国旗帜为掩护的军事干涉作准备。

    ②利用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上次在北京谈判期间与我们建立的关系进行所谓的协调冲突。

    ③试图借助英国或者印度，或者英、印和加拿大共同协调冲突，而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资本主义“和平、中立”国均对此类方式寄予着幻想(无法实现的希望)。

    ④举办类似日内瓦会议那样的国际会议，以讨论台湾问题。

    (3)如果上述方法没有产生效果，他们便会把“不愿和平”的负责推卸到我们头上。最终当美国把蒋介石匪帮的所有军队都从离台湾较远的岛屿和独岛撤离并集中到台湾本岛之后，可以说，他们就可能采用如下方法，如“积极划定停火线”，“积极终止战争行为”等；在高喊和平的同时，加紧军事行为，策划新的政治阴谋以阻挠我们解放台湾的大业。

    4.我们的立场——方针和基本策略。如果我们哪怕对美国教唆的所谓“停火”卑鄙计划寄予丝毫的幻想，或者在其不断加强的军事威胁面前有一丁点恐慌情绪，那么敌人便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他们的胃口便会更大，就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侵略。只有采取果断、坚定和百折不挠的立场，我们才可能迫使敌人退却。

    我们的行动纲领：台湾属于中国，不解放台湾我们绝不罢休。我们不可能允许“两个中国”并存，也不会答应联合国和任何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我们需要和平，不会侵略其他国家，但也不允许我们国家受到侵略，不会用我们领土和主权为代价来求得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不会对别国挑起战争，但不怕战争威胁，如果战争冒险家们胆敢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必将奉陪到底。总之，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允许第三者加以干涉。如果美国急不可耐地想进攻我们，我们将不怕与之对抗到底。我们不怕原子弹，因为原子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最终结果，再说美国也并非原子弹的垄断者。

    我们的方针：(1)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国阴险的“停火”计划，也不可能同意所谓台湾的“中立”或“托管”。被六万万中国人民打倒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必将被我们消灭，其现在占据的台湾也终将被中国人民解放。我们与蒋介石匪帮之间根本谈不上停火的事；我们与美国之间尚未发生战争，因而也不存在所谓“停火”的问题。那些实施此类阴险计划——如“停火”——的人们，不论是联合国还是某个国家，都违反了联合国章程，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不论是联合国还是某个国家均无权干涉解放台湾问题，因为后者本质上属于中国内部问题。

    (2)当前台湾方面的紧张局势完全都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侵略中国的结果。这种局势对远东和亚洲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应停止美国针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只有美国军队全部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才可能消除。

    基于上述基本方针，我们应对的主要策略如下：集中力量打击美国，揭露其旨在教唆“停火”和武装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大业的阴谋；抨击英国歪曲事实的奇谈怪论，主要如“台湾地位未定论”和“两个中国”，指出此类背信弃义和不公正要求的真正目的在于不择手段地牺牲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他们这样做，只会纵容美国侵略和扩大战争危险，增加中国人民的愤怒；尽力赢得印度、缅甸等和平、中立国家的同情，及时向其解释事情的真实现状，展示我们公正的立场；指出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走狗的阴谋和卑鄙计划只能导致侵略和战争，而绝不会是和平。

    5.1月31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议事日程中就台湾局势问题列入如下两项提案：其一，苏联提出的“关于美国对台湾地区和中国其他岛屿的侵略行动”；其二，新西兰根据美国授意提出的“关于在中国沿岸附近一些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两份提案明显彼此矛盾。苏联的提案旨在消除美国在台湾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威胁；新西兰的提案则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美国控制下的安理会如今邀请我们参与讨论新西兰的提案，但条件是由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代表非法占据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中的席位。

    美、英和其他与“停火”相关国家的这一卑鄙伎俩的目的就是要使“两个中国”合法化。

    有鉴于此，2月3日周恩来同志在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的复电中坚定而公正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派代表参加新西兰提案的讨论；只有当讨论苏联的提案且蒋介石集团代表被驱除出安理会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才会以中国名义前往那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可能同意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声明，中国人民会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支持国际上旨在消除和缓解美国在台湾地区和远东其他地区所制造的紧张形势的各种努力。

    当前，苏联提议召集由十个国家——中、美、英、苏、法、印、缅、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等参加的国际会议，以讨论关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苏联在联合国内、外进行这些外交活动的目的：支持我们的公正要求，粉碎美国及其仆从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的计划，促使全世界人民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缓和远东紧张局势。

    6.围绕台湾问题在各条战线——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展开斗争。这是一场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只有坚持不屈不挠和谨慎的立场，我们才能赢得最终胜利。

    关于这场斗争未来的发展动向，有如下四种可能：

    (1)美国单方面确定“停火”线。对此，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加紧解放台湾的斗争。

    (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但目前尚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3)进一步紧张导致局势陷入僵局。但美国要一直保持这样的紧张也有巨大困难。

    (4)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逐步实现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解放。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和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线不断取得胜利，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解放台湾的历史任务。我们应全力为此前景而斗争。

    目前，美帝国主义尚未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好充分准备，世界和平力量与日俱增、不断加强。我们未来的顽强斗争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目前，我们应自上而下地向全党和所有非党干部，以及民众积极分子说明提高警惕和时刻准备反击一切意外事件的必要性。

    应向人民说明，帝国主义者的镇压政策不会实现和平。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和慕尼黑阴谋就是这方面最直观的实例。因此，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我们一定要坚定立场。在为和平而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应作好意外事件的准备。只有对意外事件作好充分准备，我们才可能防患于未然或遭受少量损失；只有我们作好准备，敌人才不敢发动突然袭击。如果我们不作好准备，到时就会惊慌失措并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敌人万一胆敢冒险，必将加速其灭亡，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走卒必将被彻底从地球上抹去。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也不排除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会继续证明这一点。这样向人民解释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任何危害。

    7.我们必须清楚，维护和平和反对战争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斗争；一场需要动员和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复杂而长期的斗争。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加强宣传工作。

    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而美国侵略台湾属于国际问题范畴。我们必须把这两个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否则我们便会轻易地落入他们所编造的圈套，即所谓“由于台湾主权未定，所以只能停火”。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善于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以促使全世界人民奋起捍卫远东和平、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我们必须遵照周恩来同志的1月24日声明及其2月3日给哈马尔舍尔德的电报的精神，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其间，我们须注意如下四点：

    (1)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部事务，外人不得干涉。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民都不会同意与被人民推翻的蒋介石卖国集团进行所谓的“停火”。

    (2)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中国大陆及其诸多沿海岛屿不会引发远东局势的紧张。台湾地区局势的紧张和尖锐，都是因为美国为干涉中国内政而占据台湾，与蒋介石匪帮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在台湾和台湾海峡部署美国军队。紧张局势都是美国造成的，而非中国。只有美国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才可能彻底消除该地区的紧张。

    (3)美国抛出所谓“停火”计划用心险恶，目的就是想永远占据台湾，进而继续扩大和准备新的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目前进行的旨在挑动一场新战争的军事行动，加剧了远东地区的紧张，并对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所有真正爱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尤其是亚洲国家人民，都应与美国的这些军事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

    (4)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新西兰提出的违反联合国章程并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的提案。

    当然，中国人民仍会始终不渝地致力于缓解远东紧张局势，支持苏联和国际社会为缓和和消除美国在台湾及远东其他地区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的努力。

    中共中央

    1955年2月21日

    属实：А.诺维科夫(签名)

    译自中文

    机密

    文本第1份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紧急指示关于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紧急工作安排和关于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1955年3月3日)

    1.今年2月召集的全国财经问题会议专门研究了农村的现状和国家粮食采购与供应等问题。过去两年间，党中央制定的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这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有必要且理应继续坚定落实。但从各地反映上来的信息显示，当前农村的形势比较紧张，一些地方上的农民开始大量杀猪、屠宰牲畜，积肥没有热情，对春播准备不积极，生产情绪不高。必须指出，虽然目前农村的严峻形势无疑与富农和其他异己分子的破坏和负隅顽抗相关，但从总体形势的性质来看，还是对我们有所警示，即农民——尤其是中农对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有不满情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如一些地区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速度太快、工作过粗，所采用的个别举措不完全合理，农村供应工作存在一些不足。中央各机关目前就是要积极地消除这些不足和缺陷。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导致农民不满的最主要原因是集中式采购：农民感觉此类采购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无论他们生产多少粮食，国家都会采购得一点不剩，且不给农民任何好处。农民认为，国家采购的数额过多，而留下的粮食根本不足以满足农民自身的实际需求。另外，农民们还对许多商品的集中供应不满意：这些商品在城市过剩，而在农村却不够。农民是讲究实际的，如果不亲眼看到好处，就会对增加生产丧失积极性。未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就可能对农业生产、工农联盟、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推进造成严重影响。

    还必须指出的是，粮食战线的紧张形势一定程度上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出现这种紧张形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农业生产水平低，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将是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环节。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加粮食生产，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粮食紧张问题。因此，我们在农村的所有举措均应围绕这一核心环节，理应以增加生产、促进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重心，而不应以任何方式丝毫影响农民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必须清楚，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联系的具体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得到粮食，同时也要巩固工农联盟；既要确保国家需要，也要让农民满意。这里，关键是要把我们政策的界线搞明确，即正确地确定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数额。如果集中采购的数额过高，农民所剩的粮食就不够吃，就会没有粮种和饲料，就无法满足他们其他方面的需求。这不仅会引起农民的不满，而且实际上也将对农业生产带来损害。如果集中采购数额定得过低，就不仅无法确保国家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和城市居民的消费，而且势必无法保证近五千万农民的粮食消费——因为这些农民的粮食产量不够，所在地区主要生产经济作物；另外，我们还有上千万农民分布在每年都会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严重的混乱，破坏市场价格稳定，并对国家建设带来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国家在确定粮食集中采购额和集中供应额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实际的可能性。政府应确定生产额、采购额和供应额，即要在每年春播工作开始前以乡为基本单位确定总体生产计划，向农民公告国家在该乡的采购和供应规模，以便农民明白：他们得给国家上缴多少公粮，得向国家出售多少粮食，自己可以留下多少粮食，多少农户需要国家的粮食供给。总之，农民将明明白白地知道国家所标注的这些数据；当他们心中没有了疑虑，农村的紧张形势自然就会缓解；农民也可以有计划地从事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从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确保国家对粮食采购和供应的监督。

    2.依据上述原则，全国财经会议确定了本年度(自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粮食收购和粮食税额度为900亿斤。该额度仅仅超过去年(自1954年7月至1955年6月)指定的粮食收购额20亿斤，也就是说本年度的粮食税和粮食收购增收数量仍基本与去年持平。

    与此同时，鉴于如下情况：其一，1955年广大农民的生产比1954年增长了200多亿斤；其二，1955年那些曾在1954年遭受了自然灾害的省份天气条件正常，从而能够额外向国家交纳近30亿斤粮食，因此实际上今年的粮食采购任务的完成要比去年容易些。依照既定计划，多数省份今年的公粮征收和余粮采购任务有所减少；少数省份——仍维持去年水平；只有那些去年曾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省份和其他个别省份——任务相应有所增加。有鉴于此，中央认为，既定的公粮和粮食采购额度是符合实际的。需要指出的是，今年向农民征收900亿斤粮食的数额并不大，这实际上是我们对广大中农群众作了让步，是我们党和国家强化与占农村人口60％以上新、老中农的团结的进一步举措。这是一项很有必要的举措。但仍需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它就会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与2亿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关系紧张，无法拥有充足的粮食保障。我们一定要坚决避免出现此类情形。

    当前，粮食集中采购任务已传达到各省，各省份应细化这些任务，并把任务逐级细化到各乡镇。必须详细地向农民解释清楚，如果收成正常，那么在收割结束后粮食税和粮食采购将会依照所公布的相应数额进行。无论农民的生产增收多少，政府既定的公粮和采购额度都不会再发生变动。当然，同时也要向农民说明，如果某个省份或全国范围内整体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那么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粮食税和采购粮征收额度则会相应降低，且受灾农民仍将获得有保障的粮食供应；只是收成好的地区得在这方面提供支持，即国家将会在收成好的地区采购更多粮食，以确保必要的粮食供给。1954年曾遭受严重灾害的一些省份的经验表明，如果其他收成好的地区不出售更多的粮食，国家就无法得到粮食来帮助受灾省份，数百万受灾农民就无法克服困难，那么就可能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最后，必须向农民解释清楚，如果出现严重自然灾害情形国家就要在收成好的地区额外采购一定数量粮食，而这额外采购的粮食也将列入900亿斤的采购总量中。关于收成好地区的农民，每户额外采购任务以其增产总量的40％计；增产粮的其余60％归农民自己支配。农民既可以将其作为粮食储备，也可出售，或用作牲畜饲料。农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支配这些粮食，国家不会干涉，也不会以农民有余粮为借口而增加采购任务。总之，农民增产的粮食越多，自己剩余的可归自由支配的粮食也就越多，这是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项切实手段。

    3.在缩减农民粮食税和给国家出售粮食数量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制定合理的粮食供应和分配数量，以及相应的监督举措。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今年(自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的粮食供应量确定为753亿斤。中央认为，该数量是切合实际的。该数量比去年——1954—1955年的计划少了20亿斤。应当承认，该粮食供应计划是相当紧张的。但由于无法再扩大粮食采购规模，压缩预定用于出口、财政保障和其他必要目的的粮食数量，国家掌握的计划用于供应的储备粮数量已很难根据地区、季节和粮食品种的不同来充分满足与日俱增的正常粮食供应和调节的需求。因为这已是国家为满足向城、乡居民供粮而能够调拨的最大粮食数额了。如果再增加这方面的数量，就将导致政府无力确保国家的整体供应需求。当然，如果把农民增产的粮食数量考虑在内，那么农户所需粮食数量倒可能减少。另外，去年为了确保遭受了严重水灾地区的粮食供应，国家还额外划拨了30—40亿斤粮食。如果1955年我们未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那么这方面的粮食支出自然会相应减少。如果再把粮食消耗的节约举措和粮食正确供应保障工作的改善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原定的753亿斤粮食供应总量则完全可满足需要。

    必须指出的是，粮食供应领域的工作调整和粮耗节约的宣传将在我们粮食战线的未来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过去两年来，在落实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举措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采购领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由此也产生了如下一个不好的结果，即我们对城、乡粮食集中供应的工作不够重视，因而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在各城市均存在对粮食集中供应工作马马虎虎的情形。在机关、军队、企业和学校等地方都可看到不爱惜粮食现象，浪费粮食的情况相当普遍。此类现象已然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必须通过政治教育方式促使城市居民真正了解节约粮食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以便其坚定地与浪费粮食的恶习作斗争；继续探寻有效的相应压缩城市粮食供应的可行性举措。在过去两年间，国家在农村出售的粮食占到其在全国销售粮食总量的35％—40％。由于我们对粮食供应工作不够重视，导致依然存在如下情形，即并非所有地方的粮食供应和组织问题都能尽如人意，从而引起一些粮食供应得不到保障的劳动者的不满。另外，在很大程度上仍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些不应获得粮食供应者得到了粮食，而那些本应获得粮食供应者却得到了最少的粮食供应。据群众反映，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滥用职权，以及针对农民的经济制度宣传不到位等现象。上述情况表明，只有我们组织好粮食供应工作，消除目前粮食供应工作中的不足，农村的粮食供应才能够变得公正而合理。

    国家的粮食采购和供应计划业已确定，供应额度已不可能增加。而增加这一额度势必令我们作茧自缚，引发严重的动荡和混乱。因此，我们只能缩减，而无法提高粮食供应计划。而确保我们不违反供应计划的保证，就是在公正、合理基础上全面地组织好我们的供应工作。为此，我们必须做到如下几点：(1)确保所有必要的供应计划不减少；(2)对有可能缩减或节约粮食供应的各地区和消费领域，采取缩减举措。这样做，既可保障消费，同时又可防止浪费。我们还可改善粮食供应体制和工作，动员全国各地区，尤其是国家机关、企业和军队的人们共同与浪费现象作斗争，节约粮食，这样我们就完全能够在不违反供应计划的情况下节约几亿斤粮食。

    由于1954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收入减少和粮食供应量增加，我们1955年的粮食供应已开始出现紧张苗头。为了控制3—6月间的粮食供应，未来我们必须重视粮食的集中供应工作。我们注意到，去年许多地方的粮食集中供应工作并非依照应有的方式加以组织。鉴于此，我们必须依据各地方的具体情况再就粮食集中供应问题作出整齐划一的解释。这是一项我们必须完成的极其重要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坚决杜绝任何违反粮食供应计划的行为。

    4.在农村合作化速度放缓的同时，上述举措的实施无疑对缓解当前农村紧张局势，稳定农民生产情绪具有重要意义。春播即将来临，我们必须立即落实上述指令性举措。中央要求各省、市立即研究中央的这一指示，并在收到指令五天内将其连同采购、供应计划下发到各区县；各区县在收到指示十日内则应将相应的采购和供应计划，以及中央的政治方针传达到各乡镇；各乡镇应以最快速度把相关内容告知每个农民，以便其能够积极投入春播工作和安心家庭经营，全力夺取1955年粮食丰收。

    (该文件可在党的机关报上刊登，并下发到各区县；附表将分别发送到各省、市)。

    (1955年3月3日)

    属实：杜布罗夫斯基(签名)

    共发送5份

    1955年3月11日

    第359号

    附表

    1955—1956年度国家粮食收入和支出复审计划(计算单位：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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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PUB/Image00121.jpg

    续表

    EPUB/Image00097.jpg

    1955年2月27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34-70

    №13414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埃及大使有意同中国接触(1955年3月14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1955年3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

    1955年3月14日

    今天11点30分，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拜访了我。在相互问候以后，大使通知我，埃及驻印尼大使阿里·法赫米·阿尔·阿姆罗乌西不久前礼节性地拜访了他。埃及大使在会谈中对黄镇说，埃及的商务代表团应该到印度尼西亚来，它的任务之一是要达成一份关于埃及商品(棉花和大米)转出口到中国去的协议。接着阿姆罗乌西说，据报纸的报道，以色列打算派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去。同时阿姆罗乌西补充说，中国与以色列的谈判将会给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国家留下负面的印象，这一点可能会在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上表现出来。

    按黄镇的话来说，他回答埃及大使，中国是在实行以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及主权为基础去建立和发展与各国之关系的政策。

    黄镇对我说，他向自己的政府汇报了这次拜访的情况，并收到了政府支持结识埃及代表的回音。因此黄镇决定以礼节性拜访的方式回访埃及大使。在查问埃及大使国能否接见中国时，埃及大使馆里的人通知说，埃及大使因公务繁忙而无法在向他提出的那个日子里接见黄镇。不久阿姆罗乌西本人却打电话来请求转告黄镇，身为伊斯兰教代表大会秘书长的埃及不管部部长安瓦尔·阿斯萨达特现在就在印度尼西亚。同时阿姆罗乌西补充说，安瓦尔·阿斯萨达特有重要事情要找中国大使谈谈，并问，中国大使能否在3月20—25日这段时间里访问不管部部长。

    黄镇对我说，他拜访我，就是为了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我向黄镇提示了我在印度大使的招待会上与埃及大使的那次谈话，当时埃及大使就表示过要与中国大使见面的愿望。接着我说，指出埃及大使不顾礼节地先来拜访黄镇(埃及人早已在雅加达了，而黄镇不久前刚到)这个事实是很有意思的。我补充说，或许埃及政府想要利用黄镇与阿姆罗乌西之间的老相识关系，因为他们两人都曾作为自己国家的外交代表而同时在布达佩斯待过一段时间。我说，在考虑到安瓦尔·阿斯萨达特有坚决要与大使会晤的意向的同时，可以推测到，埃及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途径。然后我说出了自己的猜想，这次联系是不是为安排预计都会出席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周恩来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之间的会晤而采取的预备步骤。

    我说出了自己的设想，根据我所说的原因，对他——黄镇而言，与埃及人见面是合理之举。

    黄镇表示担心，生怕这次拜访的情况可能会被人在报纸上刊登出来。针对这一点，我对黄镇说，看来应该预先同埃及大使约定，希望他们暂时别提他们之间的这一会晤。我补充说，此外，如果报纸上真的出现一些报道的话，那么这也未必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因为拜访的性质将是礼节性的，而不是正式的。

    大使感谢了我的主意。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会谈是用汉语、英语和俄语进行的。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А.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81-82

    №21425 波诺马廖夫等呈苏共中央报告：要尤金了解中共会议详情(1955年3月19日)

    致苏共中央：

    今年3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会谈期间通报，中共中央打算在1955年3月下半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据毛泽东说，会议将讨论的问题包括：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五年计划。2.关于高岗和饶漱石的事。毛泽东还说，这次会议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意义等同于党的代表大会。

    关于即将召开的此次中共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认为，最好询问尤金同志。

    附件是给尤金同志的电报草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3月19日

    第25-c-520号

    手写批注：

    苏联外交部已给尤金同志发了电报。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3月23日

    根据苏斯洛夫同志的指示，将通过外交部的渠道了解情况。库兹涅佐夫同志已经同意。

    …… [79]

    1955年3月24日

    归档。

    В.戈尔布诺夫

    1955年3月26日

    附件：

    北京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Н/Ваш第476—477号

    请向我们通报此次中共所召开会议的日期以及与举办会议相关的其他问题。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71-72

    №16665 布尔加宁与刘晓的会谈记录：西德、裁军、台湾等问题(1955年3月19日)

    印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各成员。

    Н.布尔加宁(签名)

    1955年3月19日

    副本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А.布尔加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刘晓会谈记录

    1955年3月19日

    刘晓说，当他动身赴苏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请他转达对苏联和苏联人民给予中国的全面援助，向苏联政府表示真诚的感谢。他很高兴能有机会亲自在这样的场合完成这一指示，并转达对布尔加宁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的问候和感谢。

    刘晓感谢苏联政府和布尔加宁同志个人在他的工作中给予大使馆的一切帮助，特别是给大使馆提供莫斯科附近的别墅，并准备今天去看这栋别墅。然后刘晓说，最近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他指的既有欧洲也有东方发生的事件，对所有问题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走在一起的。

    布尔加宁同意刘晓的意见。布尔加宁也问大使是否还有哪些尚未解决的实际问题。

    刘晓说，大使馆现在没有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所有曾一时拖延未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大使馆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有关相互供货的问题。但随着贸易协议的签订，所有这些问题都已顺利解决了。因此，刘晓说，他想向布尔加宁同志和米高扬同志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刘晓说，实践表明，为了准备苏中双方有关主管部门间的经济协议，在预先的准备工作中花去非常多的时间。谈判本身有时也拖得比需要的时间长。他本人以及北京的领导同志完全归咎于中方部门不会准备问题。负责某一个经济部门的中方领导人往往不知道中方的可能性，有时甚至不知所措。北京自己作出结论，中国的工作人员要学习，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准备签订任何一个经济协议前，应当研究自己的可能性。负责经济组织的苏联同志从自己方面管理经济业务中更有经验，应当不客气地提醒中国同志，指出他们的缺点，提出忠告和实际的建议，如何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刘晓说，总的结论是，中国和苏联各部和主管部门实施两国全面合作的工作人员，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和交流他们必须解决问题的意见。苏联同志应当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并教导他们。

    布尔加宁：我们觉得，我们的同志有时认为可能过于积极，因此只好制约他们。

    米高扬：直到现在，我们只好制约我们的同志。

    布尔加宁：想知道大使是否有关于台湾地区的任何新情报。他说，最近外国报刊报道，蒋介石将从金门和马祖岛撤退。

    刘晓说，他也看到报刊上的消息，最近蒋介石开始撤退这些岛屿上的居民。他说，据现有资料，金门居住约5万人，马祖的居民约1.5万人。

    米高扬：我们的情报也是来自报上的消息。

    刘晓说，他认真地学习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一次会议的资料，他明白了苏联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方针，他想知道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后发生的新情况。

    布尔加宁：现在摆在苏联各组织面前的任务是准备春播。赫鲁晓夫同志在萨拉托夫召开中伏尔加地区农民大会，大约有2000名党政积极分子参加。关于农业形势，布尔加宁说，去年乌克兰严重歉收。因此，在国家总平衡表中粮食、油类作物、甜菜等缺额。因此，今年我国经受一定的困难。布尔加宁继而着重地说，我国在进一步发展重工业方面也面临重大的任务。

    刘晓：中国也经常遭遇歉收。

    布尔加宁：众所周知，现在对外政策问题中最重大的问题是：在西方的德国问题，在东方的台湾问题。其次的大问题是裁军问题。关于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布尔加宁强调指出，这一政策永远是积极和主动的，而美英集团只好自卫。例如，在批准巴黎协议问题上，苏联的立场就是这一证明，在今天各报公布苏联政府致法国的照会中，阐明了苏联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现在，大家知道，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分会在伦敦开会。去年在联大第九届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在采纳英法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裁军建议。但是，美国拖延了对苏联建议的审核，决定把这一问题转给正在伦敦开会的裁军委员会分会审核。

    苏联政府建议销毁核武器，停止生产核武器，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我们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世界会议。我们同意进行监督。大使可能会产生问题——怎能让侵略集团的监督人员进入苏联？

    刘晓：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其他国家的这些代表抱有怎样的目的。

    布尔加宁：美英集团不会销毁核武器和禁止生产核武器。

    刘晓：同意布尔加宁的意见。他指出，策划奴役别国人民的美国侵略者不会放弃自己的阴谋，不会同意销毁核武器储备的建议。

    布尔加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远东的政策也是主动的，我们对台湾问题共同立场就是这个范例。这样，布尔加宁得出结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执行完全证明是正确的、积极主动的政策。

    刘晓：同意布尔加宁的意见。刘晓说，由于苏联采取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对外政策，美国不得已而自卫并企图摆脱困境。因而苏联的建议得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英集团一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刘晓再次感谢布尔加宁的谈话。

    布尔加宁：关心刘晓在外交使团的状况。

    刘晓说，他已逐步熟悉了自己的新任务，现在他要熟悉其他国家的大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想成为他的真诚朋友。例如，英国人在谈话中向他表明，英国同情中国，并在台湾问题上站在他的方面。

    会谈持续1小时15分。

    记录：И.库尔久科夫

    РГАНИ，ф.5，оп.30，д.116，л.27-32

    №10191 库兹涅佐夫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1955年3月19日)

    机密

    致В.М.莫洛托夫同志：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外交部长比内在今年3月17日的法国国民会议外事委员会会议上宣称，关于召开印度支那问题的三大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会议的问题已经决定。

    从比内的声明中得知，该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与会国在贯彻日内瓦协议过程中将产生的问题”，包括撤离海防的问题和越南、老挝及柬埔寨即将举行的大选问题。

    根据英国《苏格兰人报》报道，这次会议将于今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例会期间在巴黎举行。

    美、法、英之间达成协议单独开会讨论海防问题和越南的选举问题，无疑是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图谋。

    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应向马立克同志和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下达指示，让他们分别拜会艾登和比内，请艾登和比内对举行这次单独会议作出解释是适宜的。

    这种做法可向法国和英国政府显示，苏联政府对他们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图谋表示警觉。

    向马立克同志和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下达的指示草案附后。 [80]

    请予审议。

    В.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4

    №13018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毛泽东访苏和准备召开八大等(1955年3月30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4月7日

    与毛泽东同志1955年3月30日谈话纪要

    今天我拜访了毛泽东同志。我们的讨论是从一些礼节性的寒暄开始的。毛泽东抱怨说，因忙于党的会议，他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他累坏了。他说，在会上他不得不听很多人的发言。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开这样的会议了，所以他必须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说，我们正在考察干部，这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毛泽东说，我想要到南方去休息两三个星期。

    接着，我说有一封苏联共产党给他的信件，并把赫鲁晓夫的信交给毛泽东，信中邀请毛到苏联去过1955年的五一节。他很快了解了信件的内容，然后说，政府里的一些情况可能让他无法在今年接受邀请。在这一问题上，他还提到在他和赫鲁晓夫同志讨论访问苏联问题时，访问的时间并没有确定。我回应说，苏联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其政治意义是异常重要的；毛泽东访苏的政治意义同样十分重要。毛泽东同意这一点，但再次说国内事务可能会妨碍他访问苏联。他请我不要误会，认为他不想接受这个邀请，并补充说，访问苏联的问题会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讨论，最后的决定会通知我们。毛泽东说，他很想借访问苏联的机会，在苏联一些地方旅行——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列宁格勒，然后从摩尔曼斯克到苏联的南部城镇。而且，在他离开苏联后，他还想要访问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

    回到正在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问题上，毛泽东说，会上对高饶事件和五年计划草案的讨论非常活跃。

    我问他，会上是否有反映高岗和饶漱石看法的观点。毛泽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条件。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落后，由于缺乏适当的通讯手段，不同的地区之间彼此隔绝。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条件与俄国差别非常大。在俄国，革命在大城市爆发，由于大城市有工业无产阶级，这就为共产党提供了最容易取得成功的条件。但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出现后，被迫在乡村开展基本的工作。人民解放军是在乡村建立的，它的干部基本上来自农民，也有一些来自旧军官。那些在各自封闭的地区一直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人们，开始彼此接近；在他们中间滋生并发展出一种派别或家族的观念。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由很多这样的派别构成，而且这些派别中有很强烈的狭隘地方主义情感。这些地方主义情感致使少数派别开始抗拒中央委员会。张国焘集团反抗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抗拒。类似的情况还有李立三和王明的无原则派别。甚至在国民党被赶出大城市而解放军进入大城市以后，派系之间的联系仍然保留下来。这些派别已经习惯于自治性更强的农村地区，在解放军进入大城镇后，中央委员会开始试图对此进行控制，他们就表现出不愿接受中央的控制。这种情况发展得如此过火，以至于那些彼此相互支持的人在宴会上或其他集会上，从他们所属派别的立场出发，可以谈论关于本派在党内的地位等广泛的问题。如果不属于该派别的人在这些集会上出现后，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会立刻停止。

    高岗、饶漱石和其他一些在内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指使那些来自解放军的党员(当时这部分人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来反对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员。高岗和饶漱石并不把在国统区工作过的党员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归入此类。根据高、饶的划分标准，我本人也不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我开始做党的工作时也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进城以后，那些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很好武装的党员，被城市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倒。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观点，滑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些人很多是嘴上高呼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做的是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事。在革命时期，这种人还可以同党走在一起，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革命阵营。这就是在高岗和饶漱石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说，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始认真地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教育干部，所以我们党才会基本上保持团结。虽然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远远不够。目前召开的会议对我们很有好处。我们不仅正在考察和评估这些干部，而且利用这次会议来教育我们的干部，以期在建立一个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真正团结的党的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成效，并克服种种自治和狭隘地方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还谈到，即将举行的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他说他必须尽最大努力为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工作。他说，由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织工作，事情进展很顺利。虽然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可他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有任劳任怨的国务院在开展各种实际工作和治理这个国家。

    毛继续说，目前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层是很久以前选出来的，主要是由军人构成的。在即将到来的党代会上，考虑到党和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需要认真考虑选举新的领导层。毛泽东说，我可能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我们得找到一些可以领导党的人，这些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取代我的主席职位。可能我们将不得不选举一位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或者设置党的总书记的职位。

    谈到了过去5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我提到，中国共产党在所有领域里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她可以使用以往任何中国政府所没有用过的语言来和美国人谈判，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力量，激发了印度、缅甸和印尼在处理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时的勇气。

    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的正面交锋，这可以让印度、缅甸和锡兰不至于卑躬屈膝，而是挺直腰杆”。那些促成并召集亚非会议的国家并未提到要与共产主义抗争，反而提到要反抗帝国主义，这个事实准确地反映了上述说法。

    我补充说，这些国家没有什么理由害怕共产主义。在进一步的会谈中，我口头转达了赫鲁晓夫同志3月12日信件的内容。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意见表示赞赏。

    想起我们曾经在一次会谈中讨论过写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毛泽东说，很可能他不能写了。我告诉毛说，我已经向苏联共产党报告说他同意写这样一篇文章。毛泽东问，能否让刘少奇来写这样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有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但至于让谁来写则会由中央委员会讨论，而且他会告诉我们。

    师哲和Т.Ф.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71-75

    №25583 尤金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万隆会议的准备情况 [81] (1955年3月30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机密

    ……

    张闻天同志重新谈到我们在3月22日商谈的关于邀请哈马尔舍尔德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大会的话题。他说，中国朋友暂时不发表官方的意见，如果科伦坡会议参加者决定不邀请哈马尔舍尔德，这很好，如果同意邀请，那要看当时的局势。但是中国朋友的立场是最好不邀请哈马尔舍尔德参加会议。接着张闻天同志说，尼赫鲁和吴努已问过周恩来，问他是否亲自参加亚非国家的代表会议，如果他要参加的话，请他开会提前两天来万隆，以便与他一起预先商讨会议的工作。……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69-70

    №13417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1955年3月31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便宴上

    1955年3月31日

    今天13时30分，中国大使黄镇为了对Н.С.吉洪诺夫同志表示尊敬而举办了便宴。

    除了Н.С.吉洪诺夫同志外，我方受邀赴宴的是我和我妻子、扎布罗金同志，以及大使馆的外交工作人员乌拉内切夫、尼基京、库罗奇金和绍尔莫夫同志与他们的妻子。

    吉洪诺夫同志和黄镇互致了简短的欢迎词。

    黄镇对我说，报纸上的许许多多报道，也包括情报部长托宾的正式声明在内，都说胡志明将会率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这消息是不对的。他得到了一个通知，范文同将担任代表团的团长，他们已经在替他寻找必要的住所了。

    武官毛升(Мао Шень)上校在同我谈话时说，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和警察当局正在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去组织对将要举行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那些场所以及紧邻它们的地区的保卫工作。不过，保卫工作的情况是不可靠的，受托负责保卫工作的第三军区指挥部拒绝作出任何保证。这情况同样也与雅加达万隆公路有关，这条公路在许多地方都要穿越“伊斯兰教的达鲁尔”匪帮的活动地区，这些匪帮近来加剧了自己的活动。

    毛升的意思是，他们自己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去保护中国代表团。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12-113

    №1341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1955年4月6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1955年4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

    1955年4月6日

    今天16时，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会见了我。

    他在会谈时向我通报了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他说，代表团将由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列入代表团的有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的两位参赞以及伊斯兰大会的副主席(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等，一共是24个人。

    我说，据我看来，把著名的伊斯兰教活动家列为代表团成员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

    我问，中国代表团何时到达印度尼西亚。对此黄镇回答，周恩来将于4月15日乘飞机从云南省(中国)飞往仰光，在那里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和缅甸总理吴努会面，并且将与他们进行会谈。第二天早上，周恩来将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雅加达。

    我问大使，他是否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为确保与会者的安全而采取了哪些措施。大使回答，他收到了亚非国家代表会议联合秘书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的保证，说是印尼政府认为确保周恩来的安全是他们的“神圣职责”。接着他说，为了保卫开会的会所和紧邻这些会所的地区，现在全部警察和在卡维拉兰上校指挥下的第三军区的部队都动员起来了。此外，有一个营正在从第七军区转移到万隆来，而且还在用前抵抗运动的战士组成两个营。他补充说，中国大使馆已经在万隆租下了两幢位于保护区的大楼以供开会期间使用。一幢供周恩来使用，另一幢是供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范文同用的。

    黄镇说，会议联合秘书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不久前向他查询，中国政府是否打算提交关于会议日程安排的初步提案。大使回答阿卜杜尔加尼，中国政府没有这类提案，因为按照茂物会议的决议，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日程将在会议上得到讨论。

    我说，就我所知，不久前印度向联合秘书处提交了一份关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情况的报告，遗憾的是我并不了解它的详情。因此我问大使，他有没有从联合秘书处收到过类似的文件，大使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补充说，或许秘书处的文件是直接发到北京去的。

    最后黄镇通知说，中国大使馆仿效其他大使馆的实际做法，在辛丹拉亚区的多山地区(茂物市东南方20公里)租下了两幢好的别墅，共有8个房间，还有一个游泳池、一个网球场和冷热水淋浴设施。他说，由于雅加达的恶劣气候条件，他打算在一周的中期派自己的几个同事到那里去住两三天，自己则在周末出行。他开玩笑地补充说，附近有一家很好的中国餐馆。黄镇邀请我到他的别墅里去做客，并请我偶尔派苏联大使馆的职员到那里去。我感谢了他的这一盛情邀请。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21-123

    №20515 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1955年4月7日以前)

    机密

    1955年4月7日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经同谢尔巴科夫商议后，我们把苏共中央关于即将同朝鲜同志举行协商问题的报告草案呈交给您。

    И.Ф.库尔久科夫(签名)

    第946/ДВ号

    1955年4月7日

    机密

    文本第5份

    苏共中央：

    鉴于即将同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同志举行协商会议，我们把《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发给您——这份报告依据近来收到的密码电报材料作了修改和补充，同时发给您的还有《关于同朝鲜同志会谈时应注意的基本问题》的报告草案。

    1955年4月__日

    第__号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局势

    由于战争的结果，朝鲜的经济处于极度混乱和破坏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战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达4200亿元(140亿卢布)。国有和集体所有工业的总产量同1949年相比缩减了40％多，黑色冶金业和有色冶金业，燃料工业和化学工业的生产设备几乎完全没有开工，交通瘫痪，农业经济也遭到重大损失，而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降到了极点。

    停战协议签订后，朝鲜劳动党在国家经济恢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借助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三年恢复计划任务。采煤、钢、水泥、化肥、砖、纺织品、鞋和其他一些工业品生产企业均已恢复生产。

    但是，在工作中，朝鲜劳动党中央仍有许多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这需要引起关注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一、工业

    …… [82]

    二、农业

    ……

    三、居民生活水平

    ……

    四、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对朝鲜经济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在朝鲜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占31.6％。

    截至1954年末，苏联向朝鲜提供的设备、原料和技术援助总额达到4亿卢布，其中包括：捕鱼船，汽车，拖拉机，机器，火车车厢，矿山，纺织和能源工业设备，机床，建筑制备，铺路车，电缆制品，测量设备，实验设备，大学参考书，矿物肥料，石油产品。

    苏联援建22个工业项目，勘查工作已进行，其中大部分已完成建设所必需的设计工作。

    截至1954年10月1日，朝鲜重建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到100个(其中30个是大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新的设备来自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

    依靠从苏联运来的纺织工业设备为朝鲜提高布匹产量提供了可能，从1954年的2210万米到1955年的4420万米。

    1953—1954年，建立了20个汽车出租站和113个马车出租站，拖拉机和马匹主要由苏联补给。

    应该指出，朝鲜政府利用来自苏联给予的援助，拥有了工业制备和原料，避免了用于人民消费品的100万卢布的支出。后者的支出约330万卢布。这一形势必须考虑利用其他国家的援助。

    按照现有协定，1955年苏联向朝鲜提供的商品(包括商品供应)总额达到3.5亿卢布，其中包括安州水利系统的设备和材料，纺织厂、肉联公司、皮革厂、鱼品罐头厂、印染厂、矿物肥料厂的设备、材料，火车车厢和起重机，矿业设备，捕鱼船，汽车，电力设备，电影器材，石油设备，电缆制品，黑金属和有色金属，以及1600万卢布的大众消费品(布匹、线、药材、棉制品等)。

    此外，根据朝鲜对外贸易省的请求，苏联准备满足在1955年向其额外供应商品的揭底，援助数额为2600万卢布。这些商品的清单目前正在同朝鲜方面进行协商。

    考虑到朝鲜政府将掌握剩余的货币(来自向其提供的10亿卢布贷款)，允许其向苏联新订购300万卢布的商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提供了8万亿元援助。考虑这一情况，中国向朝鲜供应的商品价格远远高出购买苏联商品的价格，按照苏联对外贸易省的资料中国提供的8万亿元援助约折合8.5亿卢布。

    在提供工业设备和原材料(织布机、内燃机、车厢、煤等)的同时，中国还提供了大众消费品。例如，1954年中国供应了13万吨粮食(小米、大豆)，4000万米棉布，60万双鞋，30万件服装和其他一些商品。粮食和日用工业品中国将在1955年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向朝鲜提供了铁路修筑、建设铁路桥梁和机车库方面的援助。

    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提供了总额2.09亿卢布的援助，其中：罗马尼亚6500万卢布；民主德国4500万卢布；捷克斯洛伐克3500万卢布；匈牙利2500万卢布；保加利亚2000万卢布，波兰1900万卢布。

    1953—1954年，这些国家向朝鲜供应了机床、建筑和公路设备、电力设备、测量仪器、钢材、医疗器械、棉絮和其他各种原材料，总额约1亿卢布。

    注意到，各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提供了成套设备援助，在一系列工业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中给予了技术援助。

    罗马尼亚在砖、瓦和水泥厂的建设中提供了援助；匈牙利援建了3个工厂：机床制造厂、印染厂、度量衡制造厂；波兰援建3个煤矿和2个工厂：砖瓦厂、森林加工厂；民主德国援建了3个工厂：柴油机厂、电气制备厂和电缆厂。

    蒙古人民共和国依靠蒙古人民的牺牲与奉献，1954年向朝鲜提供了3万头牲畜和1万张兽皮。

    应该指出，朝鲜没有很好地利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供的设备和原料。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到1954年10月1日，国家拥有的11500台机床中有3500台没有装配；1699台锻压设备中有490台没有装配。以及还有大量其他工业设备没有得到利用，这些设备存放在仓库里，或者露天摆放而自然损坏了。

    同时，一些朝鲜领导同志没有对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给朝鲜提供援助产生依赖倾向，他们把足够的精力用于充分利用国内现有资源上。

    五、朝中关系

    战争期间，朝鲜和中国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战后这一联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是，朝中两国同志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在朝中两国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反映。

    据来自我们驻朝鲜参赞的消息，朝鲜同志不善于同被派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建立持久稳固的联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成员也很少同朝鲜同志打交道。

    有这样一件事，一些朝鲜同志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表达了不满，说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还有这样一些传闻，说苏联在利用朝鲜人来对抗中国。例如，今年2月在莫斯科就军事分界线进行谈判期间，朝鲜内阁副首相朴昌玉表达过这样一层意思，他不想同中国同志就与军事装备修理相关的工作打交道。

    朝鲜的实践工作表明，朝鲜同志轻视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其中包括，低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对抗美国武装干涉者斗争中的作用。在这样一件事中看得更为清楚，在平壤的对抗武装干涉者战争展览馆，12个战功展览厅中只给中国志愿军战士1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无关。与此同时，中国驻朝鲜军事司令部也举行了展览，在展览中，中国的解说员按照自己的方案作了解说，击溃武装干涉分子和解放北朝鲜的功勋都属于中国志愿军。

    在朝鲜，有一些领导人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又在朝鲜人民军服役。这一领导集团同担任领导职位的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的关系不太和睦。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为了把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排挤出领导岗位，对金日成施加了影响。朝鲜著名的活动家之一朴一禹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1952年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被解除了内务相的职务，尔后改任通讯相。朝鲜军事科学院院长方虎山也被解除了职务，他也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按照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的证据，指责这些人似乎表达过对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担任朝鲜军队和国家机关职务和金日成完全指望苏联军人和其他顾问的不满。

    根据大使馆的情报，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人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这可能会对朝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有根据认为，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有这样一件事引起我的关注，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自己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今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十分显眼的是，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

    六、朝鲜内部局势的一些问题

    必须指出，朝鲜劳动党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开展的政治和组织工作都处于较低层次。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有官僚和命令主义作风。集体领导的问题、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实践中都非常薄弱。

    在朝鲜劳动党内和在整个国内，和先前一样极力进行个人崇拜宣传，在党的领导层中有一种观点，不这样做目前就很难过。到目前为止，金日成同时兼任党中央主席和政府首脑，是朝鲜人民军的最高统帅，领导着一系列党和国家机关。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按照惯例，不容讨论。党和政府的领导工作人员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只能被动地等待金日成的命令。金日成经常做出一些与党和政府通过的决议相反的命令，有时会给他们带来损失。例如，他曾指示要减轻对农村手工业合作社的赋税，使其同私营企业处于同一水平。他在未经任何勘测的情况下就指示要在江界建地下兵工厂，没有考虑高达4600万卢布(230亿元)收支预算，就支配从中国得到的给中国志愿军的补充开支款项，等等。

    朝鲜同志没有采取措施在国家政权机关选举工作中实施民主监督原则。他们把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推迟到不确定的时间，最高人民委员会到1952年任期已满。1946年11月和1947年3月没有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截至目前，大部分地方人民委员会机关的领导同志都是指派的。

    国家机关进行了部分改组，摆脱了现行政治、经济问题的决定常常导致国民经济管理体系复杂化的局面。1954年3月，取消了公用事业部，把它的功能转交给国家建设委员会。1955年1月上述命令停止执行，此外，重新组建1953年取消的建设部。与此同时，负责建设事务的国务委员会继续保存下来，显然，这一功能已转交给建设部了。在对工业企业进行一系列改革后，现在建筑材料工业企业被划归四个部门，认为建筑材料工业企业不能归属地方人民委员会管辖。

    同时，各部门的领导人员也实行了大规模更换，这破坏了对有经验干部的培养。例如，1954年有近一半的副相被撤。在1954年9个月的时间里，国家计委负责财政和成本问题的副主任被更换了三次。大部分新任领导都来自某个其他领域。

    改善国家各机关领导工作风格和方法的问题总体上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没有为深化集体领导和为巩固国家机关同群众的联系而斗争。

    在国务和经济机关中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很普遍，行政命令代替了培训工作。近来，在各部、部门和一些企业的领导同志中盛行设立小金库，甚至在个别情况下举办各种宴会。巩固内务省机关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内务省机关承担交给他们的任务的能力还很弱。

    由于财政登记不好、财政纪律松散和没有国家监督造成局势复杂化，方便以各种名义盗用、挪用国家财产。例如，贸易系统就出现了明显亏空，仅在1954年第二季度就支出1929万元，相当于商品流通总额的4.7％。1954年上半年，被盗用消费掉的公款就达到2.809亿元，当时，同一时期消费合作社的总利润总共是4.348亿元。在平壤开设的一些商店几乎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收益，因为店员把商品偷光了，把它拿黑市出售。

    上述违法行为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非常普遍，在劳动党成员中也是如此。据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材料，从1953年6月到1954年6月，有22000名党员因盗窃国家财产而被除名。

    一些各部、各部门领导同志对上述行为无动于衷，认为侵吞国家财产、职务犯罪的现象在朝鲜的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通讯相朴一禹就作出过书面指示，侵吞国家财产数额不大的人属于这种情况，不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和要求他们补偿损失(内阁取消了上述不正确的指示)。

    在这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1952年，财政相崔昌益，他纵容这种行为，极力反对财政监督和曲解朝鲜的赋税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是在褒扬资本主义中的某些要素，却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甚至还被任命为朝鲜副首相。

    对国务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和对财经纪律进行监督的责任委托给内阁附属人民监察委员会(崔昌益被任命为执委会主席，1954年11月再次被解除财政相职务，据大使馆的消息，原因是越权和挪用公款)。上述委员会没有开展活动。劳动党中央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积极促进其开展工作，结果，在朝鲜事实上不存在有效的国家监督。

    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非常软弱。军事纪律和警惕性下降了。在将领和军官中酗酒成风，对下属高傲和粗野。有一些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无论是在普通士兵中，还是在军官中，都存在叛国、逃兵、自杀等各种犯罪行为。

    七、南朝鲜

    …… [83]

    八、建议

    我们认为，必须让朝鲜同志注意以下一些事情。

    1.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遵守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所确定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一切有关生产大众消费品部门的比重。在撰写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时，在发展工业方面应该考虑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同社会主义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2.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建议朝鲜同志目前应暂缓大规模地搞农业合作化，应该集中力量巩固已建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应该动员农民逐渐地开展农业合作化，对此要精心准备。要让朝鲜同志注意这个情况，仓促成立农业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农业产量的提高，相应可能给国家造成大的损失。1954年32％的农村个体经济进行了合作化，已经要求国家为此给予大量的开支援助。考虑到大量基本的农业品还主要是小农生产，必须制定和执行促进能够增强小农发展生产积极性的措施。

    3.我们认为，应该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尽快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的必要性。(1)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的生产；(2)降低大众消费品价格；(3)为在1956—1957年取消票证制创造条件；(4)恢复住宅储备。

    对此，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条件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北朝鲜应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这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强烈刺激，争取他们投入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来。

    4.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必须进一步巩固朝中友谊和同借助苏联对抗中国的危险倾向作斗争。要指出这一点，一些朝鲜同志仍然轻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

    同朝鲜同志讨论关于邀请中国顾问到朝鲜工作(如内务省、土地部等部门)是合适的。

    建议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清除现存朝鲜各岗位领导之间、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和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相互关系中有害的分裂现象，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按照他们的政治和业务能力使用他们。

    5.让金日成注意必须尽力在党内和政府中开展集体领导，发扬内部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控制在自己手里是不合适的，这会降低其他领导人的工作主动性。

    建议1955年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和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作准备。

    建议逐渐改革国家机关和部分更换领导干部，采取措施巩固国家机关，特别是内务省和人民监察机关。

    还要向朝鲜人建议，劳动党中央必须仔细分析军队形势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士兵和军官的军事素质和道德水平。

    6.为了把国内所有的爱国人士团结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事业中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这一组织同南朝鲜的群众组织恢复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努力在南朝鲜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自己的基地，利用一切可能性同李承晚制度作斗争。还应该争取在南朝鲜恢复劳动党的地下组织。

    要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南朝鲜的宣传工作，放弃不加区别地笼络所有南朝鲜活动家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分子和对立分子，能够支持祖国统一和成立独立的民主的共和国的分子，为此目的要充分利用南朝鲜统治层之间、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朝鲜成立中立性质的爱国组织问题是合适的，这一组织有利于在南北朝鲜建立合作和朝鲜人自己解决朝鲜问题。这样的组织不要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态度，利用合法活动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和吸引他们投身到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现在，朝鲜同志制定了劳动党纲领草案，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通过。纲领中提出了在北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和解放南朝鲜的任务。按照我们的意见，在朝鲜目前的形势下，不适宜发表这种性质的纲领和暴露劳动党的最终目的。取而代之，应该制定民主统一祖国阵线纲领，这符合劳动党在目前条件的基本任务(和平统一朝鲜、恢复和发展朝鲜经济、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这一纲领应该把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投身反美国占领南朝鲜的斗争中去，投身争取成立统一、独立的朝鲜共和国中去。

    Н.费德林、Б.波诺马廖夫

    1955年4月__日

    第__号

    机__密

    关于同朝鲜同志会谈时应注意的基本问题

    1.要让朝鲜同志注意，朝鲜制定了太多的重建和发展工业的措施，鉴于此，大部分财政拨款都用于建设投资。要表达一种观点，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遵守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所确定的速度，此时要提高一切有关生产大众消费品部门的比重。在撰写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时，在发展工业方面应该考虑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同社会主义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2.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建议朝鲜同志目前应暂缓大规模地搞农业合作化，应该集中力量巩固已建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应该动员农民逐渐地开展农业合作化，对此要精心准备。要让朝鲜同志注意这个情况，仓促成立农业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农业产量的提高，相应地可能给国家造成大的损失。1954年32％的农村个体经济进行了合作化，已经要求国家为此给予大量的开支援助。考虑到大量基本的农业品还主要是小农生产，必须制定和执行促进能够增强小农发展生产积极性的措施。

    3.应该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尽快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的必要性。(1)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的生产；(2)降低大众消费品价格；(3)为在1956—1957年取消票证制创造条件；(4)恢复住宅储备。

    对此，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条件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北朝鲜应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这对南朝鲜居民将产生强烈刺激，争取他们投入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来。

    4.让金日成注意必须尽力在党内和政府中开展集体领导，发扬内部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控制在自己手里是不合适的，这会降低其他领导的工作主动性。

    建议1955年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并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作准备。

    建议逐渐改革国家机关和部分更换领导干部，采取措施巩固国家机关，特别是内务省和人民监察机关。

    还要向朝鲜人建议，劳动党中央必须仔细分析军队形势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士兵和军官的军事素质和道德水平。

    5.为了把国内所有的爱国人士团结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事业中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这一组织同南朝鲜的群众组织恢复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努力在南朝鲜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自己的基地，利用一切可能性同李承晚制度作斗争。还应该争取在南朝鲜恢复劳动党的地下组织。

    要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南朝鲜的宣传工作，放弃不加区别地笼络所有南朝鲜活动家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分子和对立分子，能够支持祖国统一和成立独立的民主的共和国的分子，为此目的要充分利用南朝鲜统治层之间、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朝鲜成立中立性质的爱国组织可能性，这一组织有利于在南北朝鲜建立合作和朝鲜人自己解决朝鲜问题。这样的组织不要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态度，利用合法活动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和吸引他们投身到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建议朝鲜同志目前不要提通过劳动党新党章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制定民主统一祖国阵线纲领，这符合劳动党在目前条件的基本任务(和平统一朝鲜、恢复和发展朝鲜经济、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这一纲领应该把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投身反对美国占领南朝鲜的斗争中去，投身争取成立统一、独立的朝鲜共和国中去。

    6.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必须进一步巩固朝中友谊和同借助苏联对抗中国的危险倾向作斗争。要指出这一点，一些朝鲜同志仍然轻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

    同朝鲜同志讨论关于邀请中国顾问到朝鲜工作(如内务省、土地部等部门)的问题。

    建议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清除现存朝鲜各岗位领导之间、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和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相互关系中有害的分裂现象，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按照他们的政治和业务能力使用他们。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用于关于朝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И.谢尔巴科夫，1955年5月30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33-63

    №13419 茹科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使节在中国使馆谈亚非会议(1955年4月9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4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午宴上

    1955年4月9日

    今天晚上偕同妻子参加了中国大使黄镇举办的午宴。

    出席宴会的有埃及大使阿里·阿姆罗乌西、锡兰公使萨拉瓦纳穆图及其妻子以及阿富汗公使阿卜杜拉·哈迪·达维伊。

    中国人是在4月6日在我们大使馆里与我们最近的一次会面时邀请我参加这次宴会的。当时他说，他要在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召开之前举办一连串这样的宴会，以便更亲切地结识与会国的大使和公使。这次宴会他是专门为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们举办的。他收到了大家同意参加的回音，并请求我接受邀请，好让我同他的这些客人一起谈谈。

    第一位到达的阿富汗大使在宴会开始前说，他很高兴能与中国大使建立个人联络，尽管中国与阿富汗之间并没有任何条约，但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是最好的。他补充说，可以期待，这些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正式的协定加以巩固的。

    宴会席间和宴会结束后的全部谈话都是十分自然的，话题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会议的。全体赴宴者，其中也包括我，向筹备会议的联合秘书处成员、锡兰大使萨拉瓦纳穆图提了大量的问题。

    他的回答可以归纳如下：

    1.联合秘书处根据许多代表团送来的提议制定会议议程的草案。这份草案将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交给各个代表团去研究和讨论。这份议程含有10个问题。

    2.议程的主要问题想必将是：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文化领域的合作、共存、原子弹和氢弹、和平利用原子能、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和其他许多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而且锡兰人并没有这到底是一些什么问题。

    3.最难以讨论的将是共存问题。这个问题大概将会按讨论周恩来和尼赫鲁的五项原则的方式来讨论。锡兰人说，共存问题是以与联合秘书处在最终方案中所采用的措词略有不同的措词提出来的。以“发展共产主义和共存”为标题的问题到底是谁提出来的，萨拉瓦纳穆图没有说，但这个问题在联合秘书处所提交的议程方案中被命名为“国际紧张局势和共存”。同时锡兰人解释说，在以联合秘书处的措词提出来的问题的标题中避免了它的明确的指向性。

    此时许多交谈者都说，在讨论共存问题时可以预料到，像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或许还有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也就是美国的仆从国的代表团将会增添许多困难，并且将会试图推翻它。

    4.几乎对在联合秘书处会议上得到讨论的每一个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团都会争论很久，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见解。

    5.所有关于将会有观察员(特别是澳大利亚的观察员)出席大会的报道都是不对的。根本就不会让任何观察员出席大会的。达成的协议只有一个：将会接受个别代表团或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联合代表团出席大会。同时将只准这些非洲人发表自己的声明，然后就要离开会场。

    6.大会工作的开始程序如下所述。4月18日上午9点，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以主人的身份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为大会揭开序幕。苏加诺总统致词，并正式宣布大会开始。这次会议将会邀请许多客人，其中也包括外交使团的头头们。然后将宣布休息。休息后，会议继续进行，但不再有被邀请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上将会选出大会的主席和讨论议事日程。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大概将会当选大会的主席。

    4月18日晚上以苏加诺总统的名义举行招待会。

    在上午(9—12点)和晚间(16—19点)的会议上拟定各代表团团长的纲领性发言的内容。这些会议也将是公开的。

    最后一次会议大概也将是公开的。

    大会闭幕后，4月24日将以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为大会的与会者、外交使团的团长们、印度尼西亚的国会和内阁成员以及广大社会人士举办一个大型招待会。

    7.组织问题全都已经解决了，而且代表团成员住的饭店客房也通过抽签的办法分配好了。

    大会的开销初步定为500万印度尼西亚卢比，即大会的每一个发起国各承担100万卢比。此时锡兰人开玩笑地说，印度尼西亚在支出方面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为大会的其余发起国都只好按印度尼西亚人的被人为地抬高的官方汇率把自由的外汇转到雅加达来。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32-135

    №13312 刘少奇致苏共中央电：关于给日共经费问题(1955年4月11日)

    (请尤金同志代发)

    苏共中央：

    关于给日共经费援助问题的来电收到。

    我们同意由国际基金中给日共20万美元，给30万美元也可以，请你们决定。

    如该笔经费你们别无其他方法转递，可交我们设法送去日本。

    中共中央

    1955年4月11日

    РЦХИДНИ，转印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3420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12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谈话纪要

    1955年4月12日

    今天白天，从报纸上得知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失事和搭乘此机前往万隆开会的中国同志罹难的消息后，我拜访了黄镇，并向黄镇表示我对此事的深切同情。

    大使表示感谢。

    我问大使，他们是否知道失事的原因，因为报纸上列举出许多各种各样的推测。

    谈话时在场的大使馆参赞钟庆发(ЧжунЦинфа)说，他们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保持着联系，根据后者的通报，失事的情景被简单地作了如下的描绘。

    飞机在飞到婆罗洲(加里曼丹的旧称)岛的海岸附近时在空中烧了起来，并坠入海中。报告这一情况的是出事那一瞬间正好位于这一地区的一些渔民。根据遇难飞机发出的信号，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救护飞机飞往了出事地点。飞机驾驶员们看到了水面上的巨大斑点，并数到斑点地区有100多条鲨鱼。暂时还没有收到别的详细消息。

    大使补充说，中国驻雅加达的总领事赵仲时即将飞往失事现场去。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36

    №13313 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向日共转交经费(1955年4月18日)

    摘自1955年4月18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16号记录

    致波诺马廖夫同志：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的问题。

    1.满足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北京局关于给予财政援助的请求，在1955年度从“罗马尼亚工会委员会帮助左翼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中，拨出25万美元援助给日本共产党。

    2.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同意之后，通过它向日本共产党转交这笔资金。

    3.批准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文本(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主席团会议第116号记录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的关于同意从国际工会基金中拨款，给予日本共产党以财政援助的电报。

    从国际工会基金中拨出25万美元用于援助日本共产党是适宜的。

    请你们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交纳给国际工会基金的数额中，划拨出这笔款项，并利用你们现有的渠道，把这25万美元的款项转交给日本朋友，并告之这是“罗马尼亚工会委员会帮助左翼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给予它的财政援助。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Н.赫鲁晓夫

    1955年4月__日

    РЦХИДНИ，转印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342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询问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0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年4月20日

    今天13时，当我在万隆机场等待飞往雅加达的飞机起飞时，中国大使出乎我意料地赶到了那里。他说，他受周恩来的委托要与我商谈一个紧急问题。

    黄镇告诉我，今天14时30分将要开始讨论关于亚非国家会议赞成联合国第三次会议于1948年12月通过的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的问题。黄镇补充说，周恩来想要知道苏联政府对下面三个问题的看法：

    1.为什么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第三次会议上表决人权宣言时弃权了。

    2.苏联政府今后会不会在自己的声明中引用上述宣言。

    3.如果亚非国家会议赞成这一宣言的基本原则，苏联政府的意见如何呢。

    同时大使说，他们希望尽快地得到回答——最好不要迟于明天白天。

    我说，抵达雅加达后，我会立即向自己的政府请示，并请求尽快地给予回答。在这之后，大使请我说说我个人对上面所提到的问题的看法。

    对此我声明，我难以作出任何回答，因为我并不十分了解这个问题。接着我指出，据我所知，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表决人权宣言时的确是弃权了，因为宣言的有些条例订得不十分清楚。但是什么地方不清楚，我就不记得了。

    大使感谢了我，并说，他将等候回音。

    我问，他对大会的印象如何以及有什么新的情况，对此黄镇回答说，一切都进行得不错。

    谈话时在场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40-141

    №13422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2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年4月22日

    今天14时抵达万隆后，我立即从机场出发赶往中国大使黄镇那里，并在他的寓所里遇见了他。

    我收到了莫斯科对他以周恩来的名义在今年4月20日我与他的谈话中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答复。

    我按照我所收到的指示向大使通报了下面的情况：

    1.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里曾指出，人权宣言在有着公认的优点的同时，也有许多重大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是下述几点：

    (1)宣言的有些条文含有一些有悖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规定。例如，第13条和第19条。

    (2)宣言里没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苏联坚持要把这种条文列入宣言之中。

    (3)宣布可以自由传播“信息和思想”(第19条)的宣言并没有包含旨在反对传播法西斯思想和反对鼓吹战争的规定。

    我说，考虑到上面所列举出来的宣言的缺点，苏联代表团才在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坚持要继续对宣言的草案进行加工，以便把它制订得更好。然而，苏联代表团的提议没有得到采纳，所以它在表决通过宣言草案时全面弃权了。

    2.后来苏联政府并没有反对过援引宣言中的那些在联合国的许多文件里都含有的条文。例如，在苏联于1953年所批准的关于妇女政治权利的公约中以及在苏联投票赞成的其他一些联合国文件中。

    3.根据苏联政府的看法，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应该反对赞成宣言的原则，因为基本上可以认为它们是可接受的。由于宣言毕竟含有一些有悖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规定，所以在基本上赞成宣言原则的同时，再对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作一些相应的说服工作是合理的。

    黄镇感谢了我的通报，并说，他将立即向此刻正在开代表团团长会议的周恩来转告我们的答复。

    大使补充说，尽管大会已经通过了赞成人权宣言的原则的决议，但我们的答复的许多条规定还是可以被周恩来同志在正在进行之中的、将要讨论共存问题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加以利用的。

    然后我通知大使，据我所拥有的情报，已有一个名叫萨耶德·沙米尔和一个名叫尤素夫·阿利捷金的人从土耳其经过卡拉奇被派到万隆来了，他们的任务是要在大会上传播一种说苏联和中国似乎有着压迫突厥和鞑靼民族之情况的污蔑性声明。

    大使同样也感谢了这一情报，并当场就派自己的翻译到正在开会的那幢楼里去，并吩咐他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我们的答复。

    我趁会面的机会问大使，他是如何评价大会工作的，同时我还指出，周恩来的发言在场外得到了很大的好评。人们纷纷指出，他用自己的声明彻底动摇了诸如伊拉克、泰国、菲律宾等国的代表团的立场，这些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打算破坏这次大会。

    黄镇在回答时说，他是文化合作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今天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重大的分歧。工作的结果是准备好了一份相当不错的报告，它对中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基本上是由共同的宣言规定所组成的。

    对我的关于经济问题委员会的问题，大使回答说，他不熟悉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也不了解它的任何一项决议，因为他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文化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上了。

    对我认为日本代表团是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经济问题上的看法，大使说，日本人对关于和平和经济合作的事宜谈得太多了。

    我继续问大使，可以如何评价报纸上关于会上正在进行八国(五个大会发起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以及中国、泰国和菲律宾)首脑之间的谈判的报道。黄镇断然声明，根本就没有讨论台湾问题。

    接着我问大使，他是如何评价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关于解决共存问题的、由七条规定所组成的提案的。同时我还说，第5条规定中所包含的关于“个体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的提案显然是打算为一系列像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样的侵略性条约的存在作辩护的。

    大使说，巴基斯坦人的提案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拖延了政治委员会里的关于共存问题的讨论，并且是个别代表团团长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同时他指出，锡兰总理卡塔拉瓦拉在这个委员会昨天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大论。涉及殖民主义问题时，锡兰人对苏联进行了正面攻击，宣称殖民主义有两种：旧的一种已一去不返，而苏联所代表的新的一种是现在的主要危险。黄镇接着又说，就在这次会议上尼赫鲁总理驳斥了卡塔拉瓦拉。大使同样也指出，缅甸总理吴努在大会上采取袖手旁观的中立立场。

    因此我提醒黄镇说，在去年12月召开的那次解决参加万隆会议的受邀国家这个问题的茂物会议上，缅甸代表团，特别是它的团长吴努的立场是有点与此不同的。据现有的情报，当时在把中国纳入大会并决定寄给它们邀请信的那些国家这件事情上，缅甸总理吴努起了主要的作用。

    大使补充说，在讨论几乎是所有的问题时采取最反动的立场的是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的代表团。

    在谈话结束时我问大使，报刊上关于大会看来将会延长2—3天的报道是否准确。他说，对此他一无所知。

    出席会谈并在最后把谈话内容从汉语译成俄语的是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42-145

    №13423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要求苏联紧急播发万隆会议公报(1955年4月24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亚非国家万隆会议闭幕宴会

    1955年4月24日

    今天晚上，在亚非国家代表大会的闭幕会结束后，在万隆的“霍曼”大饭店以大会发起国的5位总理的名义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招待会。

    阿富汗使者阿卜杜尔·哈迪·达维伊说，阿富汗代表团十分满意已结束的大会所取得的结果，特别是涉及保卫和平和安全的那个部分的结果。他宣布，今天白天阿富汗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已签订了友好条约。这份条约中就有一条规定要缔结关于领事工作、贸易和文化关系的有关协定。

    中国大使黄镇说，周恩来请我采取措施，让我们的记者十万火急地转发大会的最后公报，而且要求从公报的最后一部分——即“促进全面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的部分开始转发它的文本。

    黄镇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证实了一种传闻，它说的是，大会的闭幕会之所以延迟了几乎4个小时才开始，是因为在讨论大会的最后公报的上述最后一部分时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突尼斯驻印度尼西亚的常务代表阿米尔在与我交谈时说，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观察员代表团对公报中支持给它们以独立的要求的那部分里的决定感到满意。不过，阿米尔补充说，这毕竟只是良好的愿望。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并且也无法保证法国会同意这些要求。尽管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代表都表示同意的大会的最后公报里对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国际冲突的必要性谈得很多，但看来我们还是不得不为了取得完全胜利而重新开始同法国人进行武装斗争。

    应该指出下面的事实：无论是在闭幕会上，还是在这个招待会上，都没有法国和英国的大使的出席。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48-149

    №13424 茹科夫的备忘录：印尼总统举办欢迎周恩来宴会(1955年4月26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宴会

    1955年4月26日

    今天19时30分，出席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为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而举办的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副总统哈塔、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首的全体部长、军队的高官们、外交部的领导人员、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除了中国大使黄镇和我之外，外交使团的团长中受邀赴宴的有印度大使蒂亚布日、阿富汗使者阿卜杜尔·哈迪·达维伊、捷克斯洛伐克总领事季斯利亚尔、缅甸代办米亚·谢恩和南斯拉夫代办拉特科·布尔齐奇。

    当礼宾司司长库苏莫·乌托约发给我一张上面指明我的席位的卡片时，他告诉我，今天的宴会他们只邀请了今天人还在雅加达的、已结束的万隆会议的参与国的大使馆和使团的领导人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们。

    捷克人指着南斯拉夫代办对我说，包括政府机关的正式官员在内的印度尼西亚人，也包括外交部的一些官员，都不了解南斯拉夫与民主阵营各国之间现有的真正关系，因而经常犯类似于今天的把南斯拉夫列入与中国特别友好的国家行列之中的错误。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说，据报道，欧洲和美洲的各种报刊对万隆会议的结果的反应基本上是很好的，同时问我，苏联报刊上是如何阐述大会的进程的。

    我提醒总理说，在会议开幕前，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就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大篇声明说，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对巩固国家之间的和平和合作的事业来说以及对与殖民主义的斗争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祝愿大会取得成功。我同时还指出，总理想必是知道这一声明的。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证实说，他知道这一声明。

    我继续说，苏联的报刊和电台过去和现在都很关注这次会议。同时我指出，我们的记者的许多报道都是通过电报才耽搁很久地从万隆转发过来的，因此都来不及准时送到报纸的编辑部里。

    总理在回答时，对此深表遗憾。并说，他们听到了各国记者对电报误时的许多抱怨，他们曾试图根据大会的进程去扩大万隆的电报通讯能力，但是直到大会结束时他们也无法纠正这种情况。

    外交部长苏纳约对我说，对印度尼西亚来说，万隆会议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29个与会国一致要求荷兰恢复西伊里安岛的谈判的那个事实。同时苏纳约说，印度尼西亚在西伊里安岛的问题上对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一切事情这一点抱有坚定的立场。从西伊里安岛的问题一开始出现时，部长继续说，我们就做过很多尝试去说服荷兰。最初我们在圆桌会议上直接向荷兰提出我们要解放西伊里安岛。然后，在第一次尝试没有获得成功时，我们试图通过联合国来说服荷兰，委托我们的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九次会议上把西伊里安问题列入会议的议事日程。然而，在联合国里，在许多殖民主义强国的压力下，这个问题被否决了。现在，在亚非国家代表大会上，西伊里安问题被提出来供其他许多国家讨论，并通过了一份必要的决议。

    部长继续说，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成功地与大会参与国之一的一个代表团商定好了一件事——即这个国家的代表团将在联合国大会第十次会议上提交西伊里安决议的草案。部长总结说，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就是用这种方法顽强而又和平地在为西伊里安与印度尼西亚的恢复统一而斗争的。

    在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时，苏纳约证实了会场外所流行的传言，这些传言说，今年4月24日的大会闭幕会议之所以推迟了将近4个小时后才开始，是因为不得不对最后公报草案中的涉及促进全面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的那个部分作许多修改。据说，中国提出的方案遭到了相当多的修改。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简短谈话中，他告诉我，万隆会议上没有举行过关于台湾问题的正式谈判，但是在许多小范围的招待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

    在用餐时，周恩来在同苏加诺总统和坐在对面的哈塔副总统谈话时对他们说，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尽管年事已高却仍在为建设新中国做很多工作。他指出，她所有的亲戚基本上都是与蒋介石集团有内在联系的，但她却独自一人始终不渝地进行着革命工作，并坚定地遵守着丈夫的遗训。

    在席间的公共交谈时，苏加诺总统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否喜欢我们的电影《在印度尼西亚》时给了这部电影以好评，并宣布要把它放给印度尼西亚的观众们看。接着他感谢了我，因为我使他有机会观看了一部关于列宁的优秀电影。总统指的是，在去年12月在国民党大会上，我按照我们的协议呈送给他的影片《列宁在1918年》。

    我说，我们还有另一些介绍列宁的电影，例如《列宁在十月》等。对此，总统说，他会很高兴地看它们的。

    我答应去搞到这些影片并寄给他。

    用过餐后，全体赴宴者都到宫殿的另一个大厅里去了，在此之前那里已经为印度尼西亚舞蹈家的音乐舞蹈会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受邀出席这场音乐舞蹈会的有各种国家机关的许多政府官员，还有许多大使馆及使团(特别是我国大使馆)的代表。

    在音乐舞蹈会后同教育文化部长亚明的简短谈话中，我说，要是用彩色电影胶片把许多印度尼西亚舞蹈拍下来，以便国家的广大社会人士了解它们，那想必会是一件极其有意思的事，因为遗憾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剧院很少。同时我对他讲，我们国家里广泛采用放映歌舞音乐会电影的方法。

    亚明认同这样做会是很有益的看法，但又指出，他们的电影工业(部长更明确地指出，顺便说一说，它是归新闻部管辖的)还很薄弱。印度尼西亚根本就不会生产彩色电影。接着他请求道，如果我有的话，那就把他作为帕拉尔小组的成员于1950年待在莫斯科时所看过的我国电影《西伯利亚大地的传说》寄到他家里来，好让他放给朋友们和家里人看看。

    我答应满足他的请求(影片第二天就给他送去了。真的，我们只有一套俄语录制的拷贝)。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52-155

    №13426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尼使馆为周恩来举办招待会(1955年4月27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欢迎周恩来宴会

    1955年4月27日

    今天20时，中国大使黄镇为欢迎周恩来举办了一个招待会。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后的整个时间里，苏加诺总统第一次出席了驻雅加达的外交代表机构的招待会。

    谈话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内容。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1955年4月27日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59

    №13427 茹科夫的备忘录：关于印尼欢送周恩来的情况(1955年4月28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离开雅加达

    1955年4月28日

    今天9时，作为印度尼西亚客人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逗留两天后离开了雅加达。从周恩来所居住的总统府到机场的整条路线上，都站着夹道欢送周恩来的人，多半是中国人。

    机场上有以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首的许多位部长，还有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许多大使馆和使团的领导人，除英国与荷兰大使之外。

    周恩来在登机之前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签订了一份共同声明。周恩来没有读自己致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贺词，而是以书面形式把它转交给了报界。

    周恩来通过翻译为他因太忙而无法接见我一事向我致歉。他补充说，他已委托大使向我通报一切情况。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附注：

    5月6日在中国大使馆里，有人转交给我们一份万隆会议的材料选集，里面含有公开会议和非公开会议的简短记录、许多代表团所提交的决议草案等。

    Д.茹科夫(签名)

    1955年5月10日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60-161

    №13428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苏联使馆借用中文学校事(1955年5月3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赞钟庆发会谈纪要

    1955年5月3日

    今天18时30分我应中国大使馆参赞钟庆发的请求接见了他。

    钟庆发首先提起了今年4月25日我们与他在沙特阿拉伯使者的招待会上的那次谈话，然后说，他来见我是为了继续进行上一次的谈话内容——是否有可能把中文学校的礼堂让出来供观看电影《在印度尼西亚》用。他说，印度尼西亚当局对这所学校的存在持不大赞同的态度，因此，中国大使馆在这方面是特别小心谨慎的。有鉴于此，他们自己从来也没有为别人的任何措施去使用过学校的建筑物，包括用来放映中国电影。因此很遗憾，他们不能同意校长对格洛莫夫同志的许诺。同时，钟庆发说出了雅加达另外两幢大楼的名称，它们是特价租给任何组织去供放电影、举行大小会议、开展览会等等用的。他还说明，中国大使馆不止一次地为类似的目的租借过这些大楼。

    我为自己给他增添了麻烦而向他道了歉，并感谢了他出的主意。接着我要了解一下，为了使大厅里的人既不显得太多，又不显得太少，可以邀请多少人到这些大厅里来。

    钟庆发回答，据他的实际经验看来，大约要邀请比大厅的座位数多一倍的人。作为例子，他指出了中国大使馆为欢迎周恩来而举办的那个招待会。这个招待会大约邀请了600个人，而来了280个人，即来了将近50％的受邀请者。

    对于我的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受邀请者中有许多人没有出席像欢迎周恩来的招待会这样重要的招待会，参赞回答道，对于当地的情况来说，受邀请者的数目与接受邀请者的人数之间的这种比例(将近一半)并不是低的。实践证明，来参加招待会的通常是三分之一的受邀请者。

    接着钟庆发说，受邀请的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的党员一个也没有来参加招待会，此外，英国大使、荷兰大使，甚至连印度大使和缅甸代办也没有来参加招待会。

    在谈话结束时，参赞告诉我，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将于今年5月23日出访中国，并将在那里逗留两周左右。

    出席会谈和进行中译俄翻译工作的是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2

    №23056 瓦里科夫与周秋野会谈纪要：通报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谈话情况(1955年5月6日)

    机密

    第一份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В.瓦里科夫同志与中国驻南斯拉夫临时代办周秋野的会谈记录。

    附件共计3页。(1955年5月9日第198号)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5年5月11日

    第2689/480号

    附件：

    摘自В.А.瓦里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1955年3月9日

    第198号

    与中国驻南斯拉夫临时代办周秋野的会谈记录

    5月6日，我应邀接待了中国临时代办。

    会谈伊始，周秋野便感谢我建议其参加铁托总统于今年5月5日举行的招待会。周秋野对参加此次招待会很满意，因为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南斯拉夫的外交代表，如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如缅甸大使、埃塞俄比亚公使、日本公使、以色列公使、缅甸使馆武官，等等。

    随后，周秋野向我通报了关于他与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在这次招待会上的会谈情况。

    周秋野把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所谈内容作了如下归纳：

    1.作为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的任务是：稳固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发展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2.在美国敌视中国的人的数量正在下降，这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有着重要关系。

    3.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曾三次访美，其间签署了大量南斯拉夫与美国协议，但在主权问题上南斯拉夫没有向美国作出过任何让步。波波维奇还说，他们——南斯拉夫人可以给中国代表看这些协议的内容。

    4.美国统治集团不喜欢南斯拉夫的制度，并希望在南斯拉夫建立另一个政府。但是，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宣称，美国人又不得不与现状妥协，甚至给予南斯拉夫帮助。

    5.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南斯拉夫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但如今随着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南斯拉夫的情况已有所好转。

    随后，周秋野询问了我一些问题：美国给予南斯拉夫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梅捷列斯来访南斯拉夫的目的等。

    关于“援助”问题，我向周秋野通报了一些情况。

    至于梅捷列斯来南斯拉夫的访问目的，我说，目前仍很难对此发表任何评论，但依据土耳其和在背后支持土耳其的美国的政策来看，可能预测，梅捷列斯此行是想使美国人的观点在巴尔干联盟获得通过，尤其是在该联盟的军事发展方面。

    在接下来的会谈期间，周秋野说，他们的(中国的)大使将于5月16日从中国起程来南斯拉夫，并将居住在目前由波波维奇居住的别墅内。

    据周秋野说，南斯拉夫人已答应向其提供办公设施和为期两个月的居住设施，南斯拉夫人已展示了即将竣工的住宅楼，那里拥有10—12个单元，每个单元拥有1—2个房间。至于办公设施，周秋野说，中国使馆请求南方提供一座不少于30个房间的建筑。

    在会谈结束时，周秋野请求我就一些礼节性的问题提一些建议，其中包括：他请我建议，他是否应当去拜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因为后者曾在5月5日会谈期间邀请他(周秋野)去自己的别墅。

    我对周秋野说，我认为这样的拜会是有益的。

    周秋野说，他会这样办。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В.瓦里科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佐林В.А.同志、欧洲司、情报委员会和档案室

    1955年5月9日，第аб/290号

    РГАНИ，ф.5，оп.28，д.342，л.172-175

    №10192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大使电：向胡志明通报驻华大使的谈话内容(1955年5月18日)

    绝密

    北京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胡志明同志并将尤金同志与比布罗夫斯基 [84] 同志的谈话内容通报给他(谈话已另电发给您)。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要使他知道，从比布罗夫斯基消息的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利用霸占越南南方形成的局面，以加强那里拥护民主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坚持反帝国主义立场和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社会力量是适宜的。同时询问胡志明同志，越南同志认为还必须采取什么样的补充措施，需不需要我们方面的某种援助。

    请转告胡志明同志，因为越南朋友具有在越南南方开展工作的丰富经验，所以我们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尽可能完整的有关越南南方的情报。

    告诉胡志明同志，我们正采取措施，准备在一些国家的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揭露美国人在越南活动的文章，揭露他们的活动破坏日内瓦协议，支持反人民匪帮，反对越南南方的爱国反帝力量。

    告诉胡志明同志，我们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已得到指示，向周恩来同志通报尤金同志与比布罗夫斯基的谈话。

    电告谈话结果。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12

    №10193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越南南方工作的安排(1955年5月19日)

    致苏共中央：

    近来，美国人加紧了在南越把法国人排挤出越南的活动。美国人极力破坏法国的经济地位，积极开展把法国人排挤出军队的工作，同时把自己的顾问安插到最重要的岗位上，他们广泛使用收买政策，不仅收买个别的政界人士，而且收买整批的组织，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美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国内各政治集团间内讧的加剧，突出表现在南越政府的军队和各宗教派别的军事组织之间发生的众所周知的军事冲突事实上。

    南越形成的局面可以被利用来加强南越那些拥护在民主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坚持反帝立场和维护国家民族独立的社会力量。从南越的局势出发，劳动党中央今年4月1日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决议中对越南南方地方党组织的活动下达了指示。

    然而，在南越实际执行劳动党中央指示的事情上存在着严重缺点，从拉夫里谢夫 [85] 同志的报告中以及尤金同志与波兰驻越南停战国际观察委员会的代表比布罗夫斯基的谈话中即可见一斑。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揭露很差，而且前后不一致。但同时，美国进行的反共、反苏和反华宣传却声势浩大。

    我们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朋友还远没充分利用越南南方形成的局势在国家的这部分开展必要的工作，特别是当前正面临1956年7月的大选。

    鉴于以上情况，建议越南朋友对在越南南方开展活跃的工作以团结爱国反帝力量予以更大注意是适宜的。

    苏联外交部还认为，授权尤金同志与中国朋友、授权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与法国朋友就此问题进行会谈是适宜的。授权波诺马连同志与波兰朋友会谈，以便通过他们驻国际观察委员会的代表获取经常的并尽可能充分的关于越南南方局势的情报。

    决议草案附后。

    请予审议。

    莫洛托夫

    1955年5月17日

    第747/M号

    附件：

    机密

    第__份　草案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范文同同志并通报他以下内容。

    …… [86]

    АВПРФ，ф.06，оп.14，п.12，д.170，л.1-2

    №1381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5月19日会议第12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基里琴科、苏斯洛夫和波斯佩洛夫。

    第49项　关于萨布罗夫同志提出的问题。

    (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的结论) [87]

    委托萨布罗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进行审批。

    РГАНИ，ф.3，оп.8，д.388，л.35-39

    №2075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1955年5月19日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鉴定结论”

    第120号记录第49项

    委托米高扬(召集人)、卡冈诺维奇和萨布罗夫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而制定的苏联政府计划的鉴定结论，并将自己的建议提交到苏共中央委员会。

    附件：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不晚于1955年5月19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 [88]

    在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交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我们认为，在计划草案中所采取的方向和国民经济主要方面的生产产品的速度与水平是正确的。同时，我们认为，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个别领域的计划草案需要作下列说明：

    有关工业方面

    一、根据工业燃料部计划草案规定的，转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总生产能力为4280万吨的新矿井的储备量不能保障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所需要的煤的开采量。到矿井建设的中期，即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半至四年里，在储备量方面，矿井必须达到一个大的生产能力，来保障第二个五年计划增长的煤的开采量的需要。

    二、应该采用新的探测方法来加强在石油方面的地理勘探工作。在1956年至1957年扩大钻探的深度来超过预定的水平，从而到1957年使勘探的深度达到350千米。研究高速度勘测和使用钻探可能存在的潜力是合理的。

    三、在所有的发电站方面，为了在进入下一个五年起作用的生产能力的储备量要达到1.1兆千瓦。

    为了在下一个五年的前几年保障正常的国民经济电力供应，在电力生产储备方面合理地规定在1956—1957年的主要工作量，从而使基本的电力生产储备在1958—1959年保证发挥作用。

    同时我们认为，为了合理地规定初步计划，使其在下一个五年的前3年的生产能力发挥作用，检查总的储备的生产能力的充足是必要的。

    四、由于在中国生铁、钢材和轧材方面生产的不协调将会在近来的3年里使生铁过剩达到大约46万吨，钢材大约78万吨。

    同时为了满足特殊需求，计划通过进口获得大量的轧材。

    以缩减进口黑色金属的轧材为目的，最好是检查扩大生产轧材的可能性以及放宽轧材的规格来依靠在鞍山钢铁公司和太原工厂的新的初轧车间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利用现有的初轧机和通过小钢锭来补充增加轧材比较好。

    五、考虑到铝的意义的提升，因而应合理地加紧氧化铝和铝的生产企业的建设。

    六、计划草案在一些机械制造业方面预定了很少的生产产品和利用生产能力低。

    这里所说的是应当尽可能地更充分地利用机械制造企业的生产能力，合理预定未来增加生产仪器的品种和开发新的产品种类(专业的金属切削机床、锻压机床等)，甚至可以扩展到生产农业机械和农具。为进口的拖拉机组织生产农具，这为后来自身生产拖拉机(作准备)。

    七、由于根据制定的计划草案到第五年末在硫酸方面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是不协调的，因此应合理地规定硫酸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同时希望研究在生产石碳酸时所消耗硫酸的正常值时硫酸的现有储备。

    八、由于必须发展棉纺织企业来保障中国居民日益增长的布料的需求(1952年人均生产6.8米，而到1957年则为9.0米)，而且也考虑到棉花资源的局限性，因此应合理建议中国朋友采取措施在棉纺织企业节约棉花(提高中等规格的纱线、扩大棉布的花色品种等)。

    以增加纺织原料资源为目的，希望能制定出组织和发展在纤维素基地通过如芦苇、水稻和禾本科植物秸秆、竹子等资源来生产粘胶纤维的措施。

    有关农业方面

    九、在当前农业产品的生产开始限定在保障口粮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方面。这其中制定了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在五年内粮食作物的生产总量增长17.6％，或者平均每年增长3.3％，而这并不能保障实现人均增长的需求。

    研究增补农业耕地的流通的有关问题，研究扩大灌溉田地的双季种植，通过垦荒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在这地方成立国营农场的有关问题以及研究在垦荒地区更加广泛地采用现代技术(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新的农业机械)的有关问题是合理的。

    因为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条件下，在计划草案中所列的一系列农作物玉米、高粱、谷子是比较耐旱和比较高产的农作物，而这些被计划缩减播种面积，将会导致谷物收成总量的减少，所以这样做未必合适。

    十、研究专门的措施来保障制定的计划草案中增加农作物的收成是合理的。其中包括，加快矿物肥料加工工厂的建设，扩大农药的生产规模。

    十一、发展农业五年计划草案制定在1957年黄麻种植要比1952年减少12％。而由于民主国家阵营对黄麻有需求，因此希望与麻的种植面积一起扩大，建议恢复黄麻种植面积，这里指的就是增加黄麻出口。

    十二、茶叶预计增加生产35％，产量达到11.2万吨，这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理地提高恢复茶叶生产的速度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的需求和扩大出口量。除此之外，适当地研究改善一些茶叶的等级的措施。

    十三、发展农业五年计划草案预定了合作化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了易于合作化的农户的数量和每个省每五年的合作化的百分比。制定这样的计划可能导致加速生产合作化的进程和破坏自愿的原则。在五年计划草案中，适当地限制有关进行农户合作化的指令。合作化的水平的制定应根据上一年实行合作化的经验来编制年度计划，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有关铁路运输方面

    十四、注意到在过去的五年里和近年来运输大量增长的事实，因此合理地研究有关加大运输任务的一些问题(是有必要的)。

    预定到五年结束时缩减资金投入总量将为第二个五年新的铁路建设打基础的建立必要的半成品储备形成困难。有必要检验一下在五年里一些增加铁路运输的资金投入的可能性，这既有加强现有铁路运输网络的作用，又有能投入到新铁路线的建设。

    有关基建和地质勘探工作方面

    十五、在整个1957年全国的投资总量相对于1956年缩减了3％。投资总量的减少将可能导致在第二个五年建设中半成品储备在无形中下降，而建设安装工程总量的下降又将会导致建设工作的缩减。

    有关1956年和1957年的投资总量的问题使得多年的计划更加明晰，因此有必要检验一下在煤炭、钢铁、化学领域的工业、勘探工作和铁路运输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的可能性。

    十六、在计划中所制定的勘探工作的总量不足以保障必要的工业矿物原料储备(A2＋B等级)的增长并有可能阻碍企业设计所要达到的规模水平。

    以协调勘探工作总量为目的，适当地补充审查勘探工作的计划，这其中包括计划增加矿产资源储量的机械钻探。

    十七、希望使以依赖增加钻探来确定的煤炭勘探工作以及首先在煤炭匮乏地区的采矿工作的总量更加准确，而特别要注意的是及时维护矿井区域。

    十八、有关铜和铅的计划预先制定的勘探水平是低的，这不能保障企业的规划和它们的资源基地的可靠性。希望能规定提高勘探水平和增加铜与铅的储备量的A＋B等级的任务。

    十九、也还希望提高钨、钼、硫黄铁矿储备量的增长，制定勘探工作以增加铌、锆、铍、天然硫黄等矿藏的储备量。

    有关国内贸易方面

    二十、适当地补充检查规定的零售商品流转总额和它的商品保障供应，也就是说，在零售商品流转总额和居民的购买需求之间的充分平衡。商品保障供应的估算应该进行到比较广泛的商品种类方面来。

    有关军事工业方面

    二十一、由于在所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要求的材料，也没有关于在战时利用民用机械制造工厂为军事技术生产的材料，因此，不能确定有多少在军事技术方面新建和改建工厂能够满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要求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适当地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共同审查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工业生产发展前景的问题，从而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在武器和军事技师方面的需求，同时要注意到在战争时期能将民用机械制造厂转为军事技术生产。

    附上有关转交给中国朋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

    М.萨布罗夫

    К.科瓦利

    决议案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В.马林

    1955年5月19日

    РГАНИ，ф.3，оп.10，д.142，л.14

    АПРФ，ф.3，оп.65，д.385，л.27-44

    №0994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1955年5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6月2日

    第598号

    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5月21日15时30分，我拜会了周恩来，向他转交了В.М.莫洛托夫与杜勒斯在维也纳关于远东局势问题的谈话材料。周恩来请求就通报情况一事向莫洛托夫同志转达谢意，他还表示，希望苏中两国政府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接着周恩来说，他在万隆时与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的代表就台湾问题进行过会谈。周恩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5年5月9日举行的招待会上，他已向尤金大使通报过这些会谈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还通报说，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在北京时，主要就台湾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了谈判。梅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周恩来说，我们方面也制订了关于该问题的反计划。周恩来将这两个计划的文本交给了我，并请求转交莫洛托夫同志。

    第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的梅农计划

    第一阶段：缓和紧张局势

    一、中国采取的措施：

    (一)释放美国空军人员，包括4人(费希尔等人)和11人(阿诺德等人)，还有多尼和费克图。

    (二)宣传方面的措施。对此梅农没有详谈。我们估计梅农可能指的是减少对美国的抨击。

    (三)发表关于中美可以友好合作的声明。

    二、美国采取的措施：

    (一)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梅农同时建议，中美两国委托第三方具体研究双方侨民的回国问题。梅农还称，印度和英国可以承担这一委托。

    (二)不侵犯中国大陆的领水和领空。

    (三)关于禁运问题的一些措施。

    第二阶段：维持缓和的局势

    整个这个阶段应持续5—10年。它分两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为“停火时期”，这一时期需要3—6个月。

    (一)中国不进攻金门和马祖岛，不将自己的前线向前推进，即不加强金门和马祖岛附近岛屿上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美国和蒋介石也不加强自己在金门和马祖岛上的武装力量，以保证实际的停火。

    (二)通过像英国、加拿大和印度等这样的有关国家对美国施加影响，让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和马祖岛撤出。

    (三)可能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

    (四)中美两国驻新德里和伦敦的使馆建立直接接触，以解决侨民问题、侵犯领水和领空问题、海上交通问题以及“停火时期”有可能产生的其他所有问题。

    二、第二个时期——谈判时期

    (一)中美两国谈判。谈判时间：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后6—12个月。谈判地点：最可能的地点是伦敦。苏联和印度等特别有关的国家在谈判期间可以派出自己的顾问。谈判的议题仅限于台湾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基础上，中国同意台湾非军事化；中美两国可以签署互不进攻条约。不过，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撤出还要取决于中国与蒋介石的谈判结果。

    (二)中国与蒋介石谈判。谈判可与中美两国的谈判平行进行，但不在一个地方。可有两种谈判方式：正式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实际上将受美国控制；或者非正式的秘密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等国可以对美国施加影响，让他们不要干扰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中国同意对台湾当局实行人道主义，不迫害他们，同意台湾在5—10年内自治，同意通过选举在台湾成立民主自治政府，并任命蒋介石为省长。

    第三阶段：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5—10年自治期满后，中国对台湾实行控制。

    第二部分，我们的反计划

    从亚非国家会议后东西方形势的发展看，我们有可能通过以外交途径与苏联、印度、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接触，主要是中印之间的接触，努力促进中美紧张关系缓和，使美蒋力量首先从金门、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撤出，然后举行国际会议进行谈判。要解决台湾问题，即撤出美国军队和解放台湾的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中美两国直接谈判。在美蒋力量从金门、马祖撤出以及准备和开始中美直接谈判的过程中，我们与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有可能进行接触和谈判。但实际上，在我们完成福建省的公路和机场建设之前，在完成我们部队的部署之前，甚至在我们未能解放马祖附近的一两个岛屿之前，美国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不会从金门、马祖撤出的。至于说中美谈判，它不仅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且即使开始了谈判，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内没有任何结果，甚至中美谈判根本不能实现。这意味着，在形势进一步发展的5—10年中，一是由于中国实力增强，蒋介石集团内部发生变化和中国保证对台湾非军事化，美国有可能从台湾撤出它的武装力量，这样就能使台湾和平解放；二是美国有可能让出沿海岛屿，换取暂时的没有协议的停火，以保住它在远东的所谓威信，并继续扩大它的武装力量，准备新的战争。

    根据形势发展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认为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缓和紧张局势阶段，它包括中国收回金门、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我们估计为此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第二阶段为谈判阶段，这一阶段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撤出美国军队，解放台湾；二是谈判出现僵局。这一阶段完全有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第三阶段为停战阶段或者战争阶段。如果谈判成功，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和平状态。如果谈判破裂或者没有进行谈判，那么爆发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谈判过程中出现僵局，那么既存在和平的可能性，也存在战争的可能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制订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方案如下：

    第一阶段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在我们积极进行备战和有关国家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条件下，我们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放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我们可以适当的方式指出，在一定的期限内如果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出的话，我们将不对他们进行军事进攻，但是必须保证不强迫岛上的居民撤离，不破坏民用市政设施和人民财产。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撤出军队，那么我们就以武力解放这些岛屿。此外，这样做绝不意味着我们同意：如果美国撤离沿海岛屿，那么中国就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承认美国占领台湾和存在“两个中国”的局面。

    我们也同意中国和美国在对等的原则下各自采取某些措施，为实现上述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必须声明，这些条件不能视为交换条件。我们主张中国和美国各自采取下述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释放美国飞行员，以迫使美国取消对中国的禁运，这些措施是：

    一、美国采取的措施：

    (一)取消对中国的禁运。我们起码应当力争使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今后不阻挠海上交通，并压缩对华禁运货物清单。

    (二)准许中国留学生回国。我们建议中国委托印度处理与旅美华侨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有关问题。如果美国也建议由第三国处理在华美国侨民回国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同意这一建议。

    二、中国采取的措施：

    (一)释放美国飞行员。在与梅农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拟表示同意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费希尔等人)，同时暗示，是否释放其余13名飞行员，取决于美国在其他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在取消禁运方面采取的措施。

    (二)中国准备接待美国公众友好代表团。

    为了准备拟于第二阶段举行的谈判，中国和美国在第一阶段可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保持接触：一、中美通过莫斯科、新德里和伦敦保持接触；二、梅农继续在中美两国之间行使调停人职能。

    我们第二阶段的目标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台湾。可以有两种谈判。一种是中美两国间的国际谈判，谈判内容将涉及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而不涉及停火问题，因为中美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另一种是我们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谈判，属于内政性质的谈判，谈判内容是解决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但是这丝毫不排除在必要时以军事途径解放台湾。中美两国之间最有可能的谈判形式是中美两国直接谈判，这样可使美国摆脱蒋介石集团不参加谈判所造成的困难。但是现在我们不打算向梅农谈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肯定的意见。我们可以表示准备研究一切可能的谈判方式，其中包括苏联提出的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至于中美两国直接谈判能不能实现，这取决于形势的发展，取决于美国在第一阶段的表现。

    在双方于第一阶段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后，尤其是在和平解放金门、马祖后，紧张局势会大大缓和，因而谈判的迫切性有可能减弱。但是另一方面，金门、马祖和平解放后蒋介石集团内部有可能发生变化，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可能增强。因此，过一定的时间，实现中美两国谈判和我们与蒋介石谈判的可能性会增加。我们同意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谈判在不同的地点平行进行。

    (一)中美谈判。在这一谈判中我们将提出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武装力量的要求。至于梅农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后的非军事化方案，我们可提出美国武装力量从日本撤走和美国宣布冲绳群岛为缓冲地带的反方案。但是我们在和梅农的谈话中不应涉及这一反方案，只是谨慎地试探这样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谈判地点可以是新德里、仰光、万隆或者日内瓦，但不能是伦敦。

    (二)中国和蒋介石的谈判。在与梅农的谈判中必须再次重申这一谈判的内政性质，但是应以适当的方式指出，在力求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时，我们希望研究对蒋介石和台湾的待遇措施，不过，我们只能同意台湾为一个省，而不是一个自治区。

    梅农在与我们会谈时的策略是：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让我们同意第一阶段的计划措施，尤其是同意规定我们首先释放美国飞行员的那些措施，但是回避具体讨论其他阶段的计划措施。我们的策略是：先与他讨论前景计划，尤其是比较详细地摸清他对怎么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全部武装力量这一问题的意见，然后再提出我们的缓和紧张局势方案，只是在会谈的最后才通知他，我们同意在一定的时间内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费希尔等人)，这将是梅农在以后调停活动中的资本。

    然后，周恩来对以上文件作了口头说明，并请求将这一说明通报莫洛托夫同志，他的口头说明如下：

    (一)与梅农的谈判是根据3月给Н.С.赫鲁晓夫的有关电报中阐述的方针进行的。

    (二)中国政府在与梅农会谈时没有披露它解决台湾问题计划的详细内容。计划中的几点是含糊其词地对梅农讲的。

    在制订自己的计划时，中国政府的出发点是台湾问题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但是我们对梅农说，中国政府不能同意他关于台湾问题将在10年内解决的建议。中国政府提出不同意的理由是：在这10年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在大选中被更换，此外，美国会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把战争强加于中国。我们对梅农声明，中国主张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周恩来说，我们明白，解放金门、马祖后将有一个很长的解决整个台湾问题的时期。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怎么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军队。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蒋介石集团的内部情况和美蒋签订的条约。

    (三)在与梅农谈判中，中国政府强调指出了采取旨在缓和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状况的措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向梅农声明，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以下步骤可以作为这样的措施：中国方面释放美国飞行员，美国方面取消或者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禁运。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拟于5月底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对他们的指控仅是侵犯边界，而不是进行间谍活动。周恩来开玩笑说，美国政府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手段解救这些飞行员，替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向中国政府说情的有：哈马尔舍尔德、艾登、尼赫鲁、泰国外长以及菲律宾、巴基斯坦和黎巴嫩的代表，甚至艾森豪威尔就一名苏联中学生“越境”进入西柏林一案给朱可夫元帅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些美国飞行员。

    (四)我们向梅农指出，如果蒋介石同意从金门、马祖撤出它的军队，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临时停火，给国民党军队提供能够撤退的机会。但是，这不能认为是实际停火。梅农称这是中断军事行动阶段。

    (五)为了准备与美国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通过苏联、英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一般外交渠道的接触。中国政府还同意之后建立中美驻莫斯科、伦敦和德里大使间的直接接触，或者中美驻这些城市大使馆参赞间的直接接触。中国政府认为，В.М.莫洛托夫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时可就台湾问题与美国官方人士联系。

    (六)我们在与梅农会谈时强调指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应是中美谈判的主要目的，这一点中国代表团在万隆曾经声明过。关于这一谈判可能采取的形式问题，我们向梅农指出，中国政府支持苏联关于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拒绝其他形式的谈判。

    (七)我们对梅农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谈判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这一谈判直接取决于美国军队是否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周恩来说，美国政府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有可能背着美国达成协议。周恩来说，为了不使美国打消这种怀疑，原国民党政府的所有知名人士都应邀参加了为梅农举行的招待会。梅农对这一情况十分关切。

    (八)在与梅农谈判时周恩来表示，希望他(梅农)回到印度后向艾登和加拿大外长皮尔逊通报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内容。梅农向中国政府保证说，这些人士会支持解决台湾问题的。梅农还说，现在希望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人越来越多，相反，主张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人越来越少。梅农称，美国官方人士中有人说，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时代，台湾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梅农还谈了这样一种看法：美国支持蒋介石，但同时并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自己收复台湾的要求。据他的看法，美国有人认为如果蒋介石集团内部发生变故，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同意停战，条件是蒋介石留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宣布台湾为非军事化缓冲地带，这样一来，台湾问题就会解决，美蒋条约就会失效。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不相信梅农的这些话，实际上他反映的不是美国的观点，而是英国和印度的立场。

    周恩来说，日本代表在万隆也说过与梅农这番话意思相同的话，他们称，摆脱目前状况的最佳出路是台湾和中国联合，那样的话中国就没有关于日蒋条约和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了。

    周恩来最后说，在与梅农的谈判中，中国政府已经深信，印度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台湾应当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正如与梅农的谈判所证实的那样，印度人主张台湾问题有待长期解决。至于说美国，它坚持保留“两个中国”，不同意台湾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但比较偏向于美国一边。

    周恩来将哈里·波立特 [89] 的讲话记录交给了我，要我转发给苏共中央。

    周恩来还将一些中国朋友的一封信交给我，也要我转给苏共中央。

    我将关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口和大连联合公报草案转交给周恩来，并告诉他，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希望于5月26日在中国报刊和苏联报刊上同时发表这一联合公报。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的助理何伟、使馆二等秘书Н.К.切卡诺夫和翻译马列。谈话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公使衔参赞

    Я.罗迈进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125-134

    №13429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政府总理访华事宜(1955年5月23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6月16日

    与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年5月23日

    今天19时30分中国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拜访了我。

    相互问好后，黄镇通知我说，5月25日他将偕同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邀前去访问中国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所率领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团一起飞往中国。

    大使接下来通报了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组成人员。除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及其夫人外，列入代表团成员的有：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及其夫人，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阿尔诺利德·莫诺努托、驻苏联大使苏班德里欧和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国家计划局主席拉登·朱安达和经济部对外经济关系司副司长哈尔索诺·列克索阿特莫佐。列入代表团成员的还有2个摄影记者和5个记者——“安塔拉”通讯社、执政党的报纸《宾坦·铁木尔报》(人民民族党)、《杜塔·马沙拉卡特报》(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苏禄报》(国民党)和进步报纸《印度尼西亚别里塔报》各派一个记者。包括总理的医生、私人秘书和副官在内，代表团的总人数一共是19个人。

    在谈话过程中，援引一些出现在报刊上的报道后，我问大使，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台湾问题上会不会出面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大使回答，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还补充说，这是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意向中的一个次要的问题，主要的打算是想要中国给予印度尼西亚以财政和经济上的援助。

    黄镇继续说，现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而且并不排除这次危机甚至可能会导致内阁辞职的后果。指出支持政府的那些党中间的缺少协调，特别是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对政府政策的严厉批评后，大使援引了三个依他之见是有损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稳定性的因素。

    第一，国家的财政情况越来越糟糕。黄镇说，当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上台执政的时候，国家的财政已经是摇摇欲坠的了，政府无法使财政情况得以巩固，相反，它继续在恶化。国家预算的特点是存在着巨大的赤字。按大使的话来说，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朱安达请求印度尼西亚银行向政府提供25亿卢比的贷款，以便平衡国家预算。

    第二，居民不满意，因为政府无法因伊斯兰教“勒巴兰”节 [90] 的来临而保证向居民供应纺织品(按照宗教传统，伊斯兰教徒在这个节日之前会购置新衣服)。这一情况被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用来攻击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

    第三，不久前的燃料涨价导致了日用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从而引起了居民的不满。按黄镇的话来说，燃料涨价的措施是财政部长朱安达提出来的，目的是想要一年多收到5亿卢比。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是，为了确保处于政府管辖之下的汽车运输业的用油，政府自己就应该缴纳这笔款项的50％。

    我说，从提高燃料价格中获得好处的是那些控制着印度尼西亚石油工业的外国公司。然后我补充说，财政部长朱安达虽说是国民党党员，但根据他的观点来看却是与“马斯友美”党非常相似的，所以提高燃料价格的措施或许是他为了破坏政府的威信而故意采取的。大使同意我说的意见。

    给财政部长做鉴定时，黄镇说，朱安达收受西德公司的贿赂，因此后者享有他的特别关照。大使为此还把下面那件事拿来作为例子：财政部长制止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实施的日惹糖厂的建设工程。

    黄镇指出，反对派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困难重重之机正在竭力反对政府，这样做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即将举行普选了。

    接着我问大使，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是否全都回国了。

    大使回答，大家全都顺利地抵达了。他补充说，根据他所得到的情报，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原本希望一部分中国代表团成员会乘5月5日起航的轮船离开印度尼西亚。它怀着这一目的把轮船的一部分指挥人员招徕到了自己一方，并与一艘正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的美国航空母舰建立了联系。特务机关希望在公海上截住轮船，劫走船上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并把他们送到台湾去。然而，它没能实现这个计划，因为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乘飞机回到了中国。

    黄镇接着告诉我，不久前沙特阿拉伯的使者赛义德·哈桑·法基对他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大使也对他进行了回访。按大使的话来说，在与使者谈话时，后者说，沙特阿拉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伊萨尔王子想要访问中国，如果他得到中国政府发的邀请，他一定会访问中国的。大使补充说，他已经发电报向北京汇报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黄镇说，泰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琅·拉塔纳迪布不久前在一个招待会上第一次走到他面前，并同他握手问好。

    我说，在万隆大会以后，中国在亚非国家中间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有鉴于此，我向黄镇通报了我与荷兰的商务参赞卡托尔的会谈情况。

    黄镇问我，买用作大使馆的房子的事情办得怎么样。我说，我已经买了一幢房子，而其余的两幢房子将在6月初买下来。

    大使对我说，他已经买了一幢供军事参赞用的房子，现在正在物色一些供自己用作私人府邸的、供商务参赞和大使馆情报部门用的房子。他补充说，大使馆职员共同驻扎在一个地方会给开展工作造成许多不便。

    谈话结束时我对黄镇说，我一定会到机场来送他的。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林利阳(Линь Ли-ян)、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5-18

    №13019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1955年5月25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6月17日

    绝密

    与毛泽东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5月25日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向他转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5月23日给参加共产党情报局的各党中央委员会信件的文本。毛泽东对这封信和来自苏联的建议表示赞许，他说，这些措施是原则性很强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委员会送来上述信件表示感谢。

    在随后的会谈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一些党内性质的问题。关于反动人物胡风的行为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很清楚，胡风是反动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该组织曾经获得来自国民党或日本秘密机构的支持。毛泽东说，胡风1925年领导北京的共青团组织，同年，胡风告诉北京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陈毅说，他从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原因是，这份工作困难很大，也很危险。那时，胡风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张荫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风与云南军阀的部队在一起。这些军队名义上都是蒋介石的部下，但实际上他们在云南省独立行动。在那里，胡风负责政治工作，身居云南部队政治指挥部门要职。 [91] 国民党两次逮捕过胡风，不过他很快便重获自由，他对此解释说是他逃了出来。在日本政府严厉压制进步势力和人士的那段时期(1928—1937年)，胡风在日本。 [92] 在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并没有压制日本作家白桦子(中文发音)——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易边(中文发音)即胡风的妻子。 [93] 毛泽东暗示，在这个时期，胡风可能参加了国民党或日本的秘密机构。

    目前对胡风的斗争以及由中国共产党有关机构对他展开的持续调查表明，在一些责任重大的领域工作，胡风过去有、现在还有他的代理人。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他的支持者，他的一名主要顾问在北京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系当副主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个主编也是他的支持者。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如上海、杭州、西安、重庆等)，他都有代言人，这些人过去(现在仍有一些)在党政机关或文化战线工作。据我们估计，在胡风的比较有名的支持者中，有200人是中共党员，但肯定还有其他一些人。胡风及其支持者控制着一部分知识分子，比例可能达5％。在我们呼吁胡风的支持者承认错误，站到党一边时，他们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到现在还在保持沉默。胡风的一些不寻常的支持者，在党的面前认罪后，却跑到胡风那里忏悔，声称他们的坦白认罪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一个人应该这样做：或者融入党内，或者自甘堕落。对此他提到，在最近党员干部的坦白中，有35万党员(在700万中共党员中)被审查出有罪，他们反党反人民，道德败坏，或受某野心和其他动机驱使而入党等。然而，党内仍存在一小撮这种类型的人，与他们的斗争正在展开。所有的这些证明这一事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利用胡风及其支持者的例子来教育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进一步谈到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就这个问题，毛泽东说高岗和饶漱石在反党行径中采取两手策略。高岗这人没有道德，企图夺权。高岗在他的支持者中说，毛泽东周围已产生两个不值得信任的集团：一个是由刘少奇领导的，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和其他一些人；另一个则由周恩来领导，包括很多人。另一方面，高岗却说，要公开反对这些集团来捍卫毛泽东。

    毛泽东说，高岗一周之内举行8次晚场舞会：什么时候他想要跳舞，他就下指示召集女人。毛泽东提到高岗在政治上非常无耻。他说，高岗与一个幕后人物张明远关系密切，高岗让张明远作为他和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张明远于1926年被开除出党，但在高岗的坚持下，张重新获得党的认可，并进入党校接受再教育。在东北解放后，张被高岗调到沈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毛泽东说，高岗在捷沃相同志访问中国期间，寻找各种手段要参加捷沃相同志访问东北的行程，尽管当时中央已经派李富春陪同捷沃相同志。由于李富春感冒病倒，高岗得以与捷沃相同行前往东北。我回应毛泽东说，我也与捷沃相同志前往东北，可在行程中，高岗只和我们谈过两次话，谈话主要是关于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问题，高岗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手段接近我们。

    毛泽东提到高岗与捷沃相同行这个问题后，明显暗示高岗想要亲近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政府要员，以便从他们的口中获取信息。

    毛泽东说，饶漱石曾经从事地下活动，为国民党和外国秘密机构服务，而同时在党的面前假装忠诚。潘汉年与美国的、日本的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联系，饶漱石就插手任命他做上海市副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共同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一切情况。一些相当重要的资料于1950年1月至2月送到台湾。苏联的一个空军师抵达上海地区的消息就是由潘汉年传给台湾的。在潘汉年的要求之下，国民党的飞机于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以后，由于潘汉年为蒋介石集团所做的贡献，他四次获得蒋介石的授勋。关于这些授勋的档案文件以及其他证据已经掌握在中国相关部门的手中。

    毛泽东说，1953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一年。他讲到，在离开杭州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53年12月24日)上，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指挥部，其中一个行动公开、为克服困难奋战；而另一个指挥部则行动诡秘，利用困难向正式的指挥部——党的中央委员会发难，并散布各种谣言。据毛所说，当时他并没有点出该地下“指挥部”领导人的名字，但在那次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显得十分沮丧。如毛所说，当他们听到宣读贝利亚反党行径的资料时，垂头丧气。

    转到国际问题上并提到梅农 [94] 访问北京一事，毛泽东说，在梅农访问北京10天的过程中，梅农谈论到中美就台湾问题直接谈判的问题。梅农会见了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政府官员。根据预先商量好的，中共的政府官员向梅农做出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回答。一些政府官员给梅农的答复让他感到很乐观，而另一些人的答复则让他感到十分悲观。比如，朱德就宣布“如果美国人想要战争，那我们将奉陪到底”，这让梅农战栗不已。中方向梅农讲述了中方在中美直接谈判的态度问题上的一些大体情况。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所有有意充当中间人的国家得知了告诉梅农的一切，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除了印度，那些有意充当谈判中间人的国家有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梅农被告之，印度将被优先考虑作为谈判的中间人。毛泽东说，接受了这一任务的印度人甚至不会把他们在北京听到的一切告诉英国人。毛泽东提到，(英国首相)艾登自己想从新加坡赶到中国作中美谈判的中间人。但是，在曼谷会议后，中国在对艾登访问北京的提议的回复中，故意说艾登可能拒绝来华。中国政府给出这样的答复，主要是因为这个事实：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而艾登从新加坡和从伦敦(从新加坡返回到英国后)分别发给中国的两封信中，基调彼此相差甚远。从新加坡发出的信件中，艾登恫吓中国，声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可能导致战争；而从伦敦发出的信中则没有这样的恫吓。目前，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还是有点差别的。

    毛泽东还谈到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飞往北京的事。他说由于担心在香港引起众怒，印尼总理没有在香港停留而直接飞往广东。

    此次会谈持续两个多小时。师哲和Т.Ф.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107-112

    №10148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使馆电：征询中国对处理越南问题的意见(1955年5月27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同志并将拉夫里谢夫同志与范文同同志今年5月23日的谈话内容通报给他(谈话内容另电发给您)。

    请通知周恩来同志，就说我们认为，越南朋友关于达成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人的协议，以便在越南南方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以有利于进行1956年7月的普选的初步打算，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表示，它准备保证法国人保留他们在南越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保证法国企业能在越南领土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人之间的协议范围内无阻碍地活动。

    至于涉及诸如建立联合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南越的联邦，其中存在不同政治制度的问题，关于在南越保留一段时间部分法国远征军的问题，那就要劝告越南朋友，当谈判过程进展到彻底弄清法国人关于协议条件阶段时再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因为，正如范文同通报中显示的，法国人自己是不会提出关于政治和军事让步的问题的。

    请告诉周恩来同志，莫斯科想知道中国朋友对上述考虑的意见。当我们得到中国朋友的答复后，将指示苏联驻河内大使把我们的考虑通知越南朋友。

    谈话结果电告。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28

    №10196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越南问题应与中国协商(1955年5月28日)

    致苏共中央：

    鉴于越南朋友请求就他们关于越法关系的初步考虑发表我们的意见，苏联外交部已拟订了为回答越南朋友给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拉夫里谢夫同志的指示草案。

    苏联外交部认为就此问题预先与中国朋友协商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 [95]

    请予审议。〈RAS〉

    莫洛托夫

    1955年5月28日〈/RAS〉

    第820/M号

    АВПРФ，ф.06，оп.14，п.12，д.170，л.12

    №10147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使馆电：对处理越南选举问题的态度(1955年5月28日)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范文同同志并向他通报以下内容。

    我们认为，越南朋友关于为了在1956年7月举行普选，准备与法国人达成协议以便在越南南方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的初步打算，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表示，它将保证法国人保留他们在越南南方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并保证他们的企业可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及他们与越南签订的协议的范围内，在越南领土上无阻碍地经营。

    至于建立联合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的联邦，在这一联邦中存在不同政治制度的问题，关于在越南南方保留一段时间法国部分远征军的问题，请建议越南朋友在谈判过程充分弄清法国人关于达成协议条件的立场之后，再回头来研究。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出发点是，正如范文同通报中所显示的，法国人自己不会提出政治和军事让步的问题。

    请关注越南朋友就此问题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还能坚持多久。

    电告谈话结果。

    АВПРФ，ф.79，оп.10，п.9，д.8，л.29

    №11440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1955年6月)

    附件一

    机密

    关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 [96]

    与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主要目的，是继续发展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的友好关系，同时要注意向越南朋友在其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际地位，在民主和完全履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基础上统一越南，迅速恢复共和国国民经济的事业中提供援助。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应当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自日内瓦协议签署以来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实现日内瓦协议第一阶段的胜利结束——执行协议的军事条款，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表示满意。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应当强调，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斗争一贯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兄弟般团结的感情，并宣布，苏联政府将与中国朋友一起，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取独立和统一国家的斗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给予必要的援助。

    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讨论某些问题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执行日内瓦协议

    指出协议关于实现越南停火的军事条件已经胜利完成。同时向胡志明同志宣布，我们今后准备全力动摇越南民主共和国准确执行日内瓦协议的政治部分——1956年7月准备举行全面选举，1955年7月26日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当局代表协商会议，讨论准备选举的有关问题。

    告知胡志明同志，在即将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打算提出几个大国必须支援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依据日内瓦协议，政治解决的问题。

    告知胡志明同志，苏共中央了解越南朋友准备的“关于在实现统一的斗争中，党的总路线、策略和政治纲领的口号”。它认为，这些口号中所指出的在南越斗争的目标和策略总体上都是正确的。

    表明我们对越南朋友打算为在南越成立政府而斗争持肯定态度。政府的任务是执行日内瓦协议，举行全越南选举。

    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关系有关的问题

    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打算在南越尽可能与法国人和亲法国分子建立更加广泛的反美联合阵线给予积极评价。转告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政府为此目的而制定的一些措施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保障法国企业和种植业在南越的活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进行文化合作。

    宣布苏联政府同意越南朋友的意见，有针对性地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社会和实业界人士的联系。

    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拟发表声明，为了便于统一国家，在南越统一之后，有可能保留某个时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有法国资本经济、慢一点实行民主改革的共和制度)。这样做是否合适？请转告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南越的民主改革速度与北越的速度相比，就策略上考虑在一定时期有所减慢，原则上是允许的。

    三、关于反对美国的印度支那计划

    由于美国针对印度支那国家的行动是破坏日内瓦协议，要发表意见，必须建立印度支那进步力量的广泛阵线，进行反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国家事务的斗争。应当强调，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朋友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对南越所有阶层居民的工作，抵制美国的影响。建议广泛地利用印度支那宗教流派。考虑到宗教界领袖人士对美国傀儡吴庭艳政策的不满，要加强他们的反帝，首先是反美情绪。

    四、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我们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柬埔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政策。强调老挝政治解决最正确的途径是王国政府与寮国直接谈判、互相让步。

    考虑到1955年5月16日美国和柬埔寨缔结的军援协议明显对抗日内瓦协议，受到柬埔寨某些政治集团的反对。建议越南朋友采取措施，组织柬埔寨政治和社会力量反对军援协议的运动。

    注意到美国向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违背印度的利益，建议采取措施，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建立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反对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扩大影响。

    希望越南朋友们考虑以上所指出的形势，并从老挝和柬埔寨国内的政治形势出发，加强对这些国家民主力量的工作。当然，也不应该允许这样的行动，即为别人提供口实，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违反日内瓦协议。

    五、关于扩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广泛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与亚洲、非洲的国家建立并扩大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建议胡志明同志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会议闭幕公报第一章第11节——建议各国政府向该会议的参加国派出代表，交换信息，千方百计扩大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联系。

    六、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的联系问题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及友好关系表示满意。

    让胡志明同志明白，在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援助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上，越南同志更应当经常地求得中国朋友的协商并征求他们的建议。主要考虑是中国朋友更了解越南的形势，越南政府现在致力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不久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的问题。

    如果胡志明同志提出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设立苏中经济和军事使团，那就可以向胡志明解释这一做法欠妥。因为实践已经表明，越南和中国朋友合作机制已经形成并且行之有效。

    当然也不排除，苏联会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

    七、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对通过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将拥护越南和平、统一和独立纲领的各阶层居民团结起来，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计划给予积极评价。不仅在解放区，还应在南越，依靠成立民族统一战线新组织的方法使其扩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提请越南朋友注意，为了加强南越的爱国民主运动，更加广泛地使用统一祖国的思想是适当的。建议胡志明同志考虑成立群众性的为越南统一而斗争的组织是否适当，有无可能这一问题。该组织能够吸引南方和北方广泛的爱国和民主力量，同时在形式上与民族统一战线又无联系。从策略上看，成立这一组织的倡议应由南方提出，首批这样的组织先在南方成立较为有利。

    八、关于土地改革

    发表这样的意见：进行土地改革，是在民主基础上实现越南统一的斗争胜利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对劳动党关于在1956年7月的选举前结束土地改革的决议表示欣赏。告诉越南朋友，劳动党中央关于进行土地改革有可能将越南大多居民团结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周围、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劳动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想法与我们的意见吻合。

    九、关于天主教徒撤至南越

    如果越南朋友提出关于将天主教徒从越南北方撤到南方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发表这样的意见：也许越南朋友最好不要阻挠个别的后撤事件，即使是在1955年7月20日以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敌对宣传，称在难民问题上搞投机。我们认为，与此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应当致力于与南越当局，在居民从南方撤到北方问题上求得类似的解决方法。

    建议越南朋友在天主教徒中间多做解释工作，对天主教会执行更加灵活的政策，以对抗敌对势力在天主教徒移居南方问题上的宣传。

    苏联关系问题

    1.关于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无偿经济和技术援助

    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在解放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需要迅速恢复，苏联政府在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之后，决定提供无偿援助，在1955—1956年使用3亿卢布，恢复共和国的经济，根据越方的愿望，苏联政府同意将3亿卢布用于：

    1.25亿卢布用于恢复和建设25个工业和公用企业，其中包括年产50万吨的磷灰石矿，年产10万吨的超大型磷酸盐厂，年开采能力6万吨的黄铁矿，年产3000部各种机械产品的机械厂，总发电量18—22.5千瓦的发电厂6座，2个鱼类罐头厂和2个茶叶厂。

    列入以上项目开支的还有通过派遣苏联专定给予技术援助的费用。专家们将从事地质勘探工作，沙眼、疟疾等疾病的防治，组织气象水文部门及其他援助。

    1.25亿卢布用于提供国民经济和居民急需的商品。

    5000万卢布留作备用，供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补充订货。

    同时应当通知胡志明同志，下列协议草案已经于今年4月29日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1)关于苏联提供无偿援助，恢复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的协议；

    (2)关于派赴越南民主共和国、给予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支付条件的协议；

    (3)苏联和越南政府就越南民主共和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条件的协议。

    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协议草案，那就通知他，苏联政府授权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А.И.米高扬同志签署第一个协议。第二、第三个协议，由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К.И.科瓦利同志签署。

    2.关于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已经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发展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贸易关系的请求，并同意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签署贸易协议。贸易协议的草案已经于今年4月23日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为此，苏联政府愿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苏联商务处。关于这一问题交换信件的草案也于今年5月18交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文件，那就请他发指示将其签署。

    苏联政府授权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И.Г.卡巴诺夫同志签署贸易协议。

    3.关于向越南人民军提供物资和提供贷款

    通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同意向越南人民军提供所需的物资和用品，决定为此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在1955—1956年使用的长期优惠贷款3000万卢布。其优惠条件是：只偿还提供产品的一半价格，年息2％，从1960年开始分8年还清。通知胡志明同志，如他同意这些供货条件，苏方将授权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К.И.科瓦利同志签署有关备忘录。

    4.关于提供在苏联训练越南民主共和国专家的援助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1955年苏联的教育机构可以收300名越南公民。

    如果胡志明同志提出，由无偿援助费支付越南大学生1955—1956年的学费，可以同意这一要求。

    5.关于俄语顾问的教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请求，从苏联派遣6名顾问，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高等学校组织教学，还同意派遣给越南民主共和国5名大学俄语教员。

    6.军事问题

    由于胡志明同志要求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计划给予援助并为此而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会议，可以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这种援助，并按以下程序实施该援助：

    (1)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会同中国军事顾问，制定出初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计划。必要时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官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给予帮助。

    (2)苏方向北京派遣2—3名担负领导职务的苏联军事专家，与中国和越南军事干部一起讨论在越南准备的初步国防计划。

    7.关于联合公报

    就发表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公报需阐述苏越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两国保持和巩固和平的愿望，执行日内瓦协议的重要性，特别是涉及政治解决印度支那和平的部分，还要提到苏方为恢复越南经济提供的经济援助，苏越贸易协议等。

    АВПРФ.ф.022，оп.8，п.117，д.30，л.12-21

    №23054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中国留学生可否参加苏联高校党组织生活(1955年6月1日)

    致苏共中央：

    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中共组织书记任友(ЖеньИё)同志和中国新民主青年联盟组织书记王…… [97] ，以中共党组织全体大会的名义正式地发出如下请求，责成高校苏共党委会对各高校内的中共党组织实施领导，并将中共党员分配到各系相应的苏共党组织中，从而使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能够直接参与高校党组织的工作，并在其监督之下学习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中国同志之所以提出这一请求，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已就此问题达成既定协议。

    在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共有1183人，其中中共党员482人，中共预备党员96人，新民主青年联盟成员577人，无党派28人。

    目前，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已组成了统一的中共基层党组织，并归中国驻苏联使馆大学生司属下成立的中共党委领导。中国使馆下属的该党委与中国大学生各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并及时了解其活动情况。

    1954年初，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曾请求苏共中央研究关于将由在苏联各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组建的中共基层党组织，移交苏联各高校和技术学校党委直接领导的问题。

    苏共中央研究了该问题，并于1954年4月17日通过如下决议：“满足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允许在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建立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党组织，并委托各高校和技校苏共党委(党组织机关)履行联系和帮助这些中共党组织的职能。

    各高校和技校党委应帮助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解决与学习有关的问题，在他们中间开展党的政治工作；吸引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去完成个别公共义务，向其解释苏共的国内外政策，邀请其参加公开的党的会议，向其介绍党的工作模式和方法。”

    苏共中央在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中确认了上述内容，具体如下：

    “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提请苏共中央研究关于把由在苏联高、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组成的中共党组织，转交高校和技校苏共党委直接领导的问题。

    请通知刘少奇，苏共中央同意这一建议，并已责成苏联高校和技校党组织肩负如下职能：联系和帮助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基层党组织，给予实际帮助以解决中国大学生学习方面的相关问题，向其介绍党的工作模式和方法。”

    但是，从苏共中央的上述决议中还无法得出如下结论，即关于同意将中共党组织转交苏联高校党委直接领导。

    我们请你们向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内的中共党组织书记任友通报这一情况。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И.赫利亚彼奇(签名)

    1955年6月1日

    第25-c-1167号

    手写批注：

    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已经同建筑学院的党委书记及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商谈过。

    И.赫利亚彼奇，1955年6月14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282，л.23-24

    №10197 安东诺夫致佐林电：不宜在越南设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1955年6月7日)

    В.А.佐林同志：

    回复第551//ЮВА号电。

    在河内建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建设问题，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目前，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中已有中国军事顾问，他们熟知这个国家及其军队的特点，在武装力量建设、军队的训练和教育等问题上具有援助越南同志的长期经验。

    至于说到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军队训练的援助，那么越南同志永远都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获得我们必要的建议，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

    大将安东诺夫

    1955年6月7日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32

    №13433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交换对印尼政治局势的看法(1955年6月12日)

    拜访中国大使馆别墅

    1955年6月12日

    今天早上，在中国人的多次邀请下，我与大使馆的秘书М.А.克罗帕切夫同志和商务参赞部门的工程师Н.Е.博加蒂同志一起，带着我们的妻子到了中国同志们的别墅。别墅位于离雅加达100公里远的山区里。我们在别墅里受到了我们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在那里待了将近5小时。

    原以为中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杨琳这一天会在别墅里的。因此我请了博加蒂同志与我一起去了。然而，商务参赞这一天并没有在别墅里。

    中国代办钟庆发告诉我，在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出访中国期间，陪同他的5名印度尼西亚报纸的记者做了很多工作，并且还将像他所推测的那样做大量的工作。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传播、介绍中国发展情况的真实报道，对大使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写了一些介绍此行情况的优秀的报告文章，并且根据他(钟庆发)的情报来看，他们打算发表一系列较为像样的作品来介绍自己中国之行的感想。

    我说，想必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中国之行和此行所带来的那个成果，将会在目前已进入关键阶段的选举运动中大大地有助于他(总理)的党——印度尼西亚国民党。

    钟庆发同意我的见解，并指出，按照他们的观察，一些主要的反对党——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在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在顺利地举行过万隆的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之后，正在大大地丧失自己的作用。这一点是可以看得出的。钟庆发继续说，即使是根据下面这种事实来看也行：许多长期置身于马斯友美行列之中的政治活动家现在都竭力想要退出这个党并加入到别的亲政府联盟的随便什么党里去。

    钟庆发把外交部参赞苏巴尔佐的行为作为例子举了出来，后者前不久还是马斯友美党的党员，而现在已转入了“纳赫达图尔·乌拉马”党。按黄镇的看法，苏巴尔佐只是出于要留在积极的政治活动家行列中，并事先得到被委任担任国家的某一职位的机会的愿望才这样做的。

    我向黄镇转达了我昨天与苏巴尔佐的谈话(参阅1955年6月15日的第217/c文)的一部分内容，那一部分讲的就是：他(苏巴尔佐)说，他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党，并且打算凭独立人的身份参选立宪大会的会员。对于这一点，黄镇说，苏巴尔佐是个反复无常的大政客，他很了解苏巴尔佐的政治面目，所以可以向我保证说，在昨天与我的谈话中，关于自己的政治归属问题，苏巴尔佐肯定是说谎了。

    代办并没有多谈细节，只是告诉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观察得到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有一种逐渐扩大的趋势。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2

    №08862 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派本土防空留学生(1955年6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致苏共中央：

    为学习苏联本土防空经验，中国政府请求接收中国52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防空学院学习，学习期限2年。

    第一批学生(22名学生、3名翻译、2名机械师)拟于1955年7—8月派，第二批30人拟于1956年8月派。

    学生学习费用，中国政府将根据1952年8月9日签署的苏中关于中国公民到高等地方院校学习的协定支付。

    我们认为可以满足中国政府关于1955年和1956年接受中国52名学生到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的请求。

    附决定草案。

    请审阅。

    С.克鲁格洛夫

    А.葛罗米柯

    附件：

    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机密

    批准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1955年和1956年接收中国52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的决议草案(附后)。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5年__第__号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关于1955年和1956年接收52名中国留学生到苏联本土防空学校学习事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按照苏中1952年8月9日关于中国公民到苏联高等地方学校学习的协定，接收中国52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其中1955年派22人，1956年派30人。

    二、满足中国政府关于随同本决议第一条所指留学生，一起派3名翻译和2名机械师来苏的请求，但指出，此5人到苏联的费用由中国方面承担。

    ГАРФ，ф.9401，оп.2，д.465，л.102-104

    №08861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司法代表团参观布特尔斯基监狱(1955年6月15日)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

    现正在莫斯科的中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率领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于今年6月3日按照苏共中央所预定的计划，参观了莫斯科州内务局布特尔斯基监狱。

    布特尔斯基监狱满额为3000人，是审讯监狱。现在监狱关押受审讯犯人1660人，已判刑犯人140人(在狱中进行生产劳动)。

    监狱为3层石结构楼房，建于公元1800年，卫国战争后重修，设施齐全，状态良好。

    代表团成员有：中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蔡学舟同志，中国司法部办公厅主任王怀安(ВанХуайАнь)同志，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何兰阶同志，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林亨元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厅厅长王立中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副主任王战平(ВанЧжанПин)同志，中国司法部宣传司司长王汝琪同志，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毛铎同志，华东政法学院教研室主任曾汉周同志，中国政法学会《政治研究》杂志主编郭纶同志。

    他们在8名翻译陪同下于上午10点来到布特尔斯基监狱。

    代表团成员被邀请到监狱长办公室，应代表团团长的请求，给他们介绍了布特尔斯基监狱的一般情况，介绍了布特尔斯基监狱作为审讯监狱的任务以及所押犯人的生活条件。

    然后代表团成员表示愿到监狱里面看看，观看一下主管人员认为可以给看的一些监狱勤务。

    给中国法律工作者看了监狱接收处，那里正在对被捕的犯人进行接收和遣押工作，办理犯人文件手续；他们还参观了卫生站和监狱医院，而且顺便还到几个病房看了看。卫生站长和布特尔斯基监狱的一名外科医生还介绍了监狱的医疗组织和总的卫生工作状况。

    然后代表团参观了食堂，那里正在给犯人做饭。代表团成员对犯人伙食很感兴趣，尤其是看到了犯人的菜肴各式各样，饭食质量很佳。司法部长史良同志还亲口尝了尝，对饭食表示满意。

    参观了食堂，中国法律工作者又观看了3个关押受审犯人的房间和5个关押判刑犯人(在监狱内服刑做工)的房间。

    代表团成员提了以下问题：

    “他们能否同亲属见面？”

    “能否收到亲属转来的东西？”

    “被判多长时间徒刑？”

    ……

    对提出的问题犯人们都有礼貌地作了正确的回答。

    随后代表团成员们观看了审讯办公室和监狱犯人图书馆，内有藏书12000册，主要是文学作品。应代表团成员的请求，图书馆主任介绍了犯人们借阅图书的程序。

    观看了犯人散步、关押和做工的院子之后，代表团来到警卫人员俱乐部休息喝茶。

    在喝茶时，代表团成员又提了许多问题，如苏联的监狱是否一直在内务部管辖之下；监狱管理机关同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机关相互是什么关系；按照什么程序解决这些机关同监狱管理机关间的相互要求。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予了详细的回答。

    会谈之后，代表团成员在俱乐部观看了电影。

    最后，史良同志给陪伴代表团的监狱工作人员每人赠送了一枚毛泽东像章，感谢所给予的热情接待。

    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布特尔斯基监狱的有苏联内务部、检察院、司法部和对外文化协会的负责人。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ГАРФ，ф.9401，оп.2，д.465，л.86-89

    №21429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请求苏共提供邓中夏革命活动资料(1955年6月17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请求我们协助收集有关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期间的资料。特别是希望提供邓中夏在1928年第六届国际工会大会中宣读过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的文本，以及邓中夏参与制定的1929年9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太平洋工会会议上通过的报告、文件和决议。

    同时大使馆请求通报一下邓中夏儿子的所在地，邓中夏的儿子出生于1928年5月或6月，他和刘瑾(Лю Дин)、黄斌(Хуан пин)、曹元(Цао Цюань)和夏景光(Ся Цзинь-Гуань)的儿子一起被送入红色工人国际儿童院。邓中夏儿子的名字叫董斯蒂尔(Stell Don，董吉，Дондик)，他母亲的名字叫李贵新(Ли Гуй-синь)，原名夏明(Ся Мин)。

    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备忘录。

    А.葛罗米科(签名)

    1955年6月17日

    第256号

    附件：

    中国大使馆请求：

    协助提供有关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资料。特别是希望提供邓中夏在1928年第六届国际工会大会中宣读过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的文本，以及邓中夏参与制定的、1929年9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太平洋工会会议上通过的报告、文件和决议。

    如果能找到上述材料的手稿，中国方面将表示感谢。

    邓中夏的儿子生于1928年5月或6月，他有一个英文名字董斯蒂尔。1929年3月或4月被送入红色工会国际儿童院。他的教导员管他叫董吉。当时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刘瑾、黄斌、曹元和夏景光的儿子。他母亲的名字叫李贵新，原名夏明。

    1955年6月9日

    于莫斯科

    文件目录

    邓中夏关于中国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发言、报告和文章

    1.关于中国工人运动。(1929年12月17日邓中夏在红色工人国际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2.关于中国工人运动。(1929年12月5日邓中夏在红色工人国际东方殖民地分部会议上的发言)

    3.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工人运动。(报告提纲，1929年1月)

    4.上海黄色工会的末日。(论文)

    5.广州起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战术。(论文)

    6.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的关于红色工人联合会代表的工作的报告。1928年5月28日。

    7.中国农业工人联盟的组织问题。(论文)

    8.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提纲，为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准备，1929年。

    9.白色恐怖下的中国工会运动。

    10.邓中夏关于中国工会运动历史的小册子。

    11.1930年邓中夏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上报告速记记录：关于中国工会和游击运动以及托派分子等一系列问题。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83-85

    №13434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印尼国内各党团活动情况(1955年6月22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7月6日

    第236/c号

    机密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钟庆发

    1955年6月22日

    今天12时15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临时代办钟庆发参赞按预先约定访问了我。

    代办说，他是来为自己无法接受我的赴宴邀请而当面道歉的，因为他今晚没空。

    我在谈话时说，据报刊的报道，各党最近都在加紧展开旨在建立党的联盟的活动。尤其是，我指出，一些伊斯兰教的党不久前作出了在竞选活动期间不要相互攻击的决定。我补充说，由于今年9月底即将举行普选，所以这项活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马斯友美党来说。我问钟庆发，他对马斯友美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立场和机会有何看法。

    钟庆发说，雅加达市里一度流行过一些传言，说是在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访中国的时候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全体人员将会进行改组。根据这一改组可以想到，共和国的总统将会解散内阁，此后国会也将会宣布自己的解散。钟庆发接着说，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和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之间举行过一次会晤，会晤时讨论了因即将来临的选举而进行合作的问题。

    我说，不久前报纸上报道过这次会晤的消息。接着我补充说，报刊上刊登过关于新内阁人员组成的几种方案的报道。我又问钟庆发，各政党对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机会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他回答说，现在共产党、国民党和马斯友美党是拥有最大影响力的主要的党。马斯友美党在西爪哇和北苏门答腊拥有最大的影响力，而国民党则在东爪哇和中爪哇以及巴厘岛上拥有最大的影响力。钟庆发说，在他从日惹(中爪哇)出行到泗水的时候，他几乎只看到共产党的选举标志，并且很少看到国民党的选举标志。

    我补充说，据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声称，该党期望得到新国会的全部席位的40％—50％。

    钟庆发告诉我，在与一位具有进步思想情绪的国会议员——国会副主席(他就是基督教的帕尔金多党 [98] 的主席)坦布南的谈话中，后者对他说，如果反对党在选举中获胜，那么重新组成的政府的地位将是不牢靠的，因为反对派不知道该如何克服国内现存的困难，特别是该如何解决杜绝武装匪徒的活动和恢复国内的社会秩序的问题。

    接着我援引了以前与钟庆发有过的一次关于马斯友美党在国内的影响正在日见衰落的谈话，这是与他今天关于这个党有机会获得40％—50％的票数的声明有点相矛盾的。代办回答道，他是在向我转达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所发表的声明，实际上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现在还很难说。

    然后我请钟较为具体地向我说明，伊斯兰党派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以前对我说过的那番话——我指的是这些党在竞选活动期间不进行相互攻击的约定又是什么意思。

    钟庆发说，现在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并答应在收到关于该问题的消息后就向我通报。

    接着钟庆发告诉我，他已向教育文化部长亚明转交了请他于今年8月中旬访问中国的邀请信，后者同意了这一邀请，并收下了邀请信。亚明在举行会谈时说，他想随身携带自己的夫人和20岁的儿子，因为“他们留在家里是无人陪伴的”。因此钟庆发只好也邀请了他的一家人。

    我问钟庆发，亚明想访问中国的愿望是通过谁说出来的。他回答说，这个愿望是通过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莫诺努托转达的。

    我说，亚明形式上是个无党派，但他似乎是接近“穆尔巴” [99] 的。钟庆发对此予以肯定，并补充说，亚明写了一本书，但它并没有被准许放到市场上去出售。我问，为什么书不准放到市场上去出售。他回答说，上述书籍是献给在1948年的战斗行动时被打死的托洛茨基分子坦·马拉卡的。他补充说，亚明在自己的书中高度颂扬坦·马拉卡，把后者称作印度尼西亚之“父”。

    然后钟庆发通知说，由78个人组成的中国演员团将于6月24日抵达印度尼西亚，该团将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两个月左右，并将在该国的各个城市里演出。这个团是应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部的邀请到印度尼西亚来进行对印度尼西亚演员团去年访问中国之行的回访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承担中国演员团在印度尼西亚逗留期间的一切费用。

    出席会谈的还有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46-48

    №24899 拉兹尼钦致马利舍夫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1955年6月23日)

    机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保密—密码处处长

    Ф.П.马利舍夫：

    一些前来接受培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家到了新西伯利亚锡加工厂。在一年的时间内，这些专家应该通过在各个车间进行的实践，熟悉工厂的技术资料，掌握工厂的整个工作流程，这将使上述专家可以了解工厂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生产。但这些信息都是绝密，根据保密清单属于国家级机密。

    根据您在1955年4月9日发送给我的第507с号指示，“苏联企业接收、培训国外工人和专家条例的临时指示”的第五项条款，根据给工厂下达的指示，“只有经过部的特别许可”，我们才能够向国外专家介绍情况。

    根据上述所述，请求做出相应的许可。

    新西伯利亚锡加工厂厂长

    拉兹尼钦

    1955年6月23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107

    №23913 彼得罗夫斯基致赫鲁晓夫报告：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筹备情况(1955年6月23日)

    1955年6月23日

    第1—610号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同志：

    关于苏联科学院召开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会议的筹备情况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向您报告，今年7月1—5日，苏联科学院将在莫斯科召开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会议。

    会议定于7月1日上午10时开幕。

    会议日程

    上午会议

    1.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发言

    2.苏联科学院在铀—石墨反应堆方面的工作情况

    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系主任富尔索夫作报告

    3.高能条件下加速器里的核过程研究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梅谢里亚科夫作报告

    晚间会议(17时开始)

    4.高能粒子轰炸下核裂变产物的放射化学研究

    维诺格拉托夫院士作报告

    5.放射性同位素在生物化学领域的应用与前景

    恩格尔哈德院士作报告

    会议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礼堂举行(列宁山)

    7月2日、4日和5日，举行科学院分组会议：物理材料科学组、化学组、生物科学组和工程学组。

    苏联科学院代理院长

    И.Г.彼得罗夫斯基(签名)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代理学术秘书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Н.М.西萨基扬(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126，л.77-78

    №11547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美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7月4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254/c号

    出席美国大使的宴会

    1955年7月4日

    今天16时出席了美国大使卡明为庆祝美国的国庆节——独立日而举办的招待会。

    根据我的计算，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对于这种招待会来说，这在雅加达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招待会。

    在出席者的行列中有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外交部长苏纳约和其他许多内阁成员，还有外交代表团的领导人，政治、文化、社会组织和实业界的代表们。

    在与大使的简短谈话中我问他，他是否知道一队人数众多的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现在正在莫斯科，他们正在同苏联的国际象棋运动员进行友谊比赛。

    大使回答说，他不仅知道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到达莫斯科的消息，而且还知道，苏联国际象棋运动员已经战胜了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

    接着谈话转入了不久前也有一队举重运动员到过莫斯科的话题，而且卡明有点苦涩地告诉我，他们的这队举重运动员也被苏联运动员战胜了。

    我则说，尽管他们的举重运动员遭到了败绩，但我还是为他们的那位能在这些比赛中创造了几项世界纪录的举重运动员安德森所取得的那些好成绩而向大使表示祝贺。

    应该说，出席招待会的许多摄影师和摄影记者都想要在我们谈话时给我们拍照。

    我还与赫尔曼·弗雷德里克·艾尔本大夫谈了话，他是雅加达“丹戎不碌”港的主治医师，我从到达印度尼西亚的那一时刻起就认识他了，当时就是这位医生检查我到雅加达来所乘的“大洋号”轮船的。

    他在我与他的谈话中说，现在看得到外国医生纷纷离开印度尼西亚的一种大趋势。这情况说明，无论是在医院里工作的，还是私人开业的医生的工资都是很少的。例如，付给医院里的医生的工资是4000卢比左右，他当然无法靠它谋生。艾尔本继续说，私人开业也不会带来高收入，因为就连报酬很高的印度尼西亚人也不大愿意到欧洲医生那儿去看病，而且一般都是去找别的医生看病的。

    接着他说，他听说，现在有机会可以签订到中国去当医生的合同。情况果真如此的话，他倒是很乐意到那儿去的，因为他很了解中国。他在1930年代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曾在上海港做港区医生。他问我，这一消息是否正确。

    对此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问题。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5，л.67-68

    №08864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法律代表团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1955年7月6日)

    副本

    机密

    文本第3份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

    今年7月4日，以中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为首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州希姆金斯基区的内务部克留科夫劳改营。

    内务部克留科夫劳改营现关押945名犯人，他们因贪污、侵吞社会财产、偷盗、流氓、交通事故和其他不太严重的罪行被判1—10年有期徒刑不等。所有犯人都被安置在2层宿舍楼里；大部分房间都带生活设施，有双层床。在劳改营里，有食品和日用品商店、食堂、卫生站和病人床位、俱乐部、图书馆。全部犯人都在生产车间劳动，生产国民经济计划规定的产品。

    参观劳改营之前，同代表团成员就苏联国家的劳改政策原则进行了座谈。向他们介绍了苏联内务部在犯人再教育事业中的总的任务，还介绍了犯人的生活制度、劳动使用和政治教育等许多实际工作问题，详细讲述了劳改营教育工作和生产劳动的特点。

    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是从生产铝制品、浇铸器皿和拖拉机滤油的车间开始的。

    然后代表团参观了犯人生活区：宿舍、公共食堂、付费食堂、犯人食品和日用商店、犯人个人东西储藏室、卫生站以及个人会见室。

    代表团详细了解了劳动营政治教育部门和犯人自己独立组织(积极分子和群众社会活动理事会)的政治教育工作。代表团参观了图书馆，那里除其他文艺和政治书籍外，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和人民中国诗人和作家作品的俄译本。

    代表团对组织犯人读者代表会和文学晚会讨论古典文学和现代作品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中国法律工作者对吸收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的讲演人在犯人中组织宣传讲座也表现出了不小的兴趣。

    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运动场、墙报、光荣榜以及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图片展览和标语，了解了犯人文艺活动小组、提高文化小组和为教授犯人各种专业知识而成立的技术办公室的工作，代表团成员还观摩了学习司炉知识的犯人小组的课程。

    根据代表团的愿望，在俱乐部，犯人们表演了文艺节目。

    参观完克留科夫劳改营，邀请代表团成员到劳改营首长办公室吃了早餐。

    在参观劳改营和座谈的过程中，代表团成员感兴趣的问题是：提前释放犯人的程序，工作日计算，犯人同其亲属见面的条件，犯人是否经常要求看医生，犯人同某亲属和熟人通信是否有什么限制，是否给犯人提供住院治疗，为什么参观时劳改营医院里没有病人，检察员是否经常到劳改营来，在视察囚禁地时他们的职能是什么，犯人劳动津贴制度，有多少钱落到他们手中，发给犯人的获得专业知识的证书在其刑满释放就业时有多大效力，商店里所卖的食品和日用品哪些是犯人最需要的。

    对代表团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作了相应的回答。

    在座谈结束时，史良同志感谢所给予的热情接待，并以全体代表团员的名义说，在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时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了解了苏联国家对劳改政策的实际运用以及对犯人们所做的大量的教育工作，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才能做到。史良同志还表示，他们在苏联学到的经验将被运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工作中去。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С.佩列韦尔特金
    ГАРФ，ф.9401，оп.2，д.465，л.239-242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4

    №24883 在上海举办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主题计划(1954年)

    №13014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贝利亚事件和王明问题(1954年1月4日)

    №21367-1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中国要求在莫斯科设常驻通讯员(1954年1月14日以前)

    №21367 杰尼索夫致斯捷潘诺夫函：外交部提交苏中友好协会草案(1954年1月21日)

    №13405 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记录：通报高岗—饶漱石事件(1954年2月2日)

    №13406 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情况(1954年2月13日)

    №25967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英美法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1954年2月21日)

    №10128 尤金与黄文欢谈话纪要：越南抗法斗争局势(1954年3月5日)

    №21370 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致英共的电报(1954年3月5日)

    №20746 莫洛托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中共准备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1954年3月6日)

    №14580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的报告：关于朝鲜问题的指令草案(1954年3月17日)

    №21405 尤金致马林科夫等函：中共要求帮助修改宪法草案(1954年3月19日)

    №21407 卢涅夫致彭真函：苏联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1954年3月20日)

    №21408 柯妮娜和卢涅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意见(1954年3月20日)

    №13015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记录：高岗事件与党内团结(1954年3月26日)

    №14582 为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文件：朝鲜的国家统一和全民选举问题(1954年4月)

    №21409 高尔基等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7日)

    №21411 戈尔舍宁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7日)

    №21406 苏联外交部对中国宪法草案修改意见(1954年4月13日)

    №21410 鲁坚科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14日)

    №21412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关于中国宪法草案的结论(1954年4月14日)

    №14581 柏林会议讨论备忘录：关于中国参加五大国会议问题(1954年4月15日)

    №09863 尤金致库兹涅佐夫报告：中国请求在反宣传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54年4月15日)

    №08809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派人到苏联考察边防工作(1954年5月11日)

    №25152 戈杜诺夫与姚仲明会谈纪要：缅甸政治运动状况(1954年6月15日)

    №09931 佐林致谢罗夫函：苏联是否有必要在阿勒泰恢复无线电台活动(1954年6月17日)

    №09929 尤申致佐林通报：改进新疆股份公司工作问题(1954年6月28日)

    №09930 费德林致卡赞斯基电：外贸部改进苏中股份公司工作的措施(1954年7月5日)

    №21415 阿尔希波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关于中国的农业状况(1954年6月30日)

    №13016 瓦西科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5日)

    №24880 贝内迪克托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请求购买东北大麻种子(1954年7月7日)

    №09973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佐林函：阿勒泰市通讯事宜(1954年7月8日)

    №2075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纪要：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16日)

    №20750-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记录：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17日)

    №25144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老挝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25145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柬埔寨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25146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20751 莫洛托夫与艾登会谈记录：交换对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意见(1954年7月19日)

    №10189 诺维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向越南提供帮助的问题(1954年7月29日)

    №20752 马林科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重新将解放台湾提上日程(1954年7月29日)

    №10151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的指示(1954年8月)

    №08096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庆祝中国国庆所采取的措施(1954年8月)

    №08097 库尔久科夫呈维辛斯基请示：苏联代表团访华有关事宜(1954年8月5日)

    №21381 斯捷潘诺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胡乔木要求了解和考察的问题(1954年8月11日)

    №21418 外贸部关于在华举办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计划(1954年9月)

    №21418-1 1950—1954年苏联与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1954年9月7日)

    №21418-2 1950—1954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的商品结构(1954年9月7日)

    №21418-3 1950—1954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主要商品统计(1954年9月7日)

    №21418-4 统计资料：苏联出口商品与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对比(1954年9月7日)

    №08101 费德林致葛罗米柯报告：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1954年9月9日)

    №08098 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1954年9月15日)

    №25149 卡巴诺夫致赫鲁晓夫函：苏联与中国、印度、越南贸易的材料(1954年9月24日)

    №24884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对华经济援助(1954年9月25日)

    №08100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公报草案(1954年10月12日以前)

    №10219 多勃雷宁与哈什谈话纪要：美国对台湾海峡危机的立场(1954年10月21日)

    №10207 扎鲁宾与杜勒斯谈话纪要：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1954年11月3日)

    №10208 多勃雷宁与比利谈话纪要：远东局势与美国的政策(1954年11月5日)

    №21392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张闻天提交苏联外交部的问题(1954年11月18日)

    №21393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接待张闻天的问题(1954年12月3日)
    №09932 伊万年科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1954年12月11日以前)
    №09864 苏联外交部致尤金函：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事宜(1954年12月27日)
    №24888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54年12月28日)

    №24883 在上海举办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主题计划(1954年 [108] )

    苏联在上海举办展览会的目的是展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的成就。因此展览会上将展出许多的展品、模型、资料照片、艺术镶板、图片、图表，这些展品应当能够表现：1.苏联的工业能力，以及苏联工业用现代生产手段生产各种产品的高度工艺水平。2.苏联在工业领域、日用品和食品方面的取得的成就。3.苏联在发展铁路、公路和水上运输方面取得的成就。4.苏联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农业生产高度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及农业机械广泛的应用并获得较高的粮食生产。5.在国民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专家领域取得的成就，在医疗卫生、体育运动、音乐、造型艺术和文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苏联展览馆建筑物的顶部，在苏联国徽之上放置“СССР”这些巨大的字母。在国徽下放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字句。在入口处悬挂用俄语和汉语题写的祝词：“苏中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前厅是展览会的开场。在前厅的中央放置“列宁—斯大林”雕塑群。在前厅放置四个深深的弧形龛，它们是宏大的雕塑镶板，其主题应该展示苏联人民的劳动、休息和学习，同时也以“莫斯科——我们祖国的首都”为主题。在镶板上部弧形的涡卷饰上题写如下标语：“苏联是个自由的、各民族权利平等的联盟——И.斯大林”；“苏联公民享有教育权”；“苏联公民享有休息权”。此外，在通往工业展厅的中央的巨大侧墙上题写如下标语：“我们的和平政策得到了全球最大多数的人的赞同。——В.列宁”。

    在中央展厅以及与其相邻的展厅的隔板展出机械制造、电子设备、测量和其他仪器、金属样品、石油产品、无烟煤、矿石等展品。

    在入口处的木墙上，在苏联国徽(直径4米)下方题写如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则：“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则的特点和要求大体可以以如下形式表述：通过利用最先进的技术，不断增长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И.斯大林”；“重工业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今后增长的基础，现在重工业的生产几乎是战前1940年的3.5倍”，“重工业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因此，它们是苏联人民的福祉不断增长的源泉”。

    在前厅出口左右边的木墙上可以绘制如下光电表格：

    苏联石油开采的增长(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EPUB/Image00053.jpg

    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相对于1940年)

    EPUB/Image00092.jpg

    在与木墙正面邻近的侧墙上也可以绘制如下表格：

    苏联工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对于1940年的百分比)

    EPUB/Image00084.jpg

    苏联工人和职员人数的增长(相对于1940年的百分比)

    EPUB/Image00139.jpg

    在大厅的中央放置如下大型展品：金属切削机床(旋床、六角车床、单支柱立式车床、铣床、磨床等)、纺织设备、工业缝纫机器、印刷设备。此外，在大厅里安置12个展览台，这些展览台中的展品要表现出苏联主要工业领域的成就。在展览台的中央可以绘制一些图表，图表的底色可以是色彩鲜艳的镶板。

    石油工业展览台。在展览台陈设的石油产品的样品(汽油、煤油、粗柴油、润滑油等)要有精美的展览包装。该展览台要有石油工厂和石油加工厂的照片。镶板的底色为海上石油工厂，镶板上题上如下表格：

    苏联石油开采业的增长(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EPUB/Image00119.jpg

    煤炭工业展览台。该展览台的展品是经过包装的煤炭和无烟煤样品、气压装置等。该展览台的照片要表现出煤炭工业中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的工艺生产的高度机械化水平。镶板的底色做成矿场大门的样子，上面题上如下表格：

    苏联煤炭开采工业的增长(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EPUB/Image00138.jpg

    矿山原料展览台。该展览台的展品是包装过的铁矿石、锰矿石、铬矿石、石棉和石棉产品。该展览台的照片要表现出矿场和露天开采矿场中对矿山原料开采的机械化。

    黑色和有色金属展览台。该展览台的展品是黑色金属轧块、有色金属轧块和铝轧块以及作为商品形式出售的相关金属，它们都应被放在特别的挡板内。该展览台的照片要展示苏联金属工业先进的技术。镶板的底色是铸铁和轧钢的情形，镶板上题上如下表格：

    苏联生铁生产(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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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钢铁生产(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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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和切削工具、试验机器和仪器(两个展览台)。在这两个展览台展出的机器是用来测试金属的裂痕和老化以及其他特性；测量仪器和机器，成套的测量工具和切削工具等等。展览台的照片要展现一些独一无二的大型机床，机床自动生产线、金属加工工具车间以及其他的机械车间。在展出以工业为主题的照片的同时，中央大厅展览台靠墙的展品也要展出一些工业领域著名人物的照片。上述原则也适用于绝大多数展览台的商品和图片资料。

    在大厅的隔板设置电子设备、电子测量仪器、电子工具和电子通讯设备(变压器、发电机、电动机、X射线装置、开关、避雷针、发电站；功率为100千瓦的涡轮发电机、功率为72千瓦的发电机；焊接设备；高频通讯设备；矿场用转换开关和调度转换器、电报设备、自动收费公用电话、无线电台和有线广播装置)展位。

    该展位镶板的底色要精美，要配置光电表格，表现出苏联电力生产的增长，并题写如下标语：“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В.列宁”。

    苏联的电力生产(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EPUB/Image00149.jpg

    ①原文如此，该数字显然有误。——编注

    在齐姆良斯克电站、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电站、高压变电站、科研试验室和工厂实验室的照片下面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正在根据第五个五年计划实施宏大的电气化计划。正在建设的和扩建的电站有711个，在这些电站建成之后，苏联总的发电能力与上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950年相比，将增加75％。”

    交通设备展位。展出桥梁模型、水箱模型和悬臂起重机模型；密集的交通线路、铁路运输的信号化、密码自动闭塞、ИС内燃机车模型、等容的车厢模型、载重量为1万吨的油轮模型、江河拖船模型、地铁车厢模型、自动升降机模型以及其他的一些模型。在该展位还可以放置如下展品：伏尔加—顿河运河全景、“五海之港莫斯科”图画、莫斯科地铁线路图以及一些地铁站的照片，图片下题写如下字句：“莫斯科地铁是最为宏大的建筑，它被认为是服务大众需要的最好形式。”在交通设备展位相应的图片镶板上应题写如下字句：“1954年的铁路运输量同1950年相比增长了42％。这意味着，五年计划就铁路运输量的增长提出的任务提前四年完成了”，“1954年的公路运输量同1953年相比增长了66％”。

    在伏尔加—顿河全景图上题写如下字句：“1952年夏，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伏尔加—顿河航运运河投入使用，该运河把苏联在欧洲部分的所有海洋——白海、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黑海都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水上运输系统。”

    电视、电报、无线电展位。展出无线电台、无线电装置、真空管试验仪、电视机的调谐仪器，以及如下电报电话设备：基层通信自动电话交换机、各种各样的转换器、电阻测量仪、质量因数计等等。在该展位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无线电事业应要求得到发展，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向他们灌输人类社会最高尚的人文主义原则。——М.加里宁”。该展位的照片要展示无线电技术工业企业、电报和电话局一些方面的工作。

    光学仪器展位。展出验电器、微生物显微镜、矿石显微镜、金属版印刷术设备、工具设备、万能测量仪、放映机、显微镜的聚光镜、摄谱仪、万能光度计、深度测量仪等。展出高校实验室、农业科学实验室中能够展示光学仪器的实际应用的照片等等。

    摄影、摄像设备展位。展出各种各样的摄影设备模型、一套各种各样的镜头和滤光镜、固定的有声电影放映设备等等。该展位应题写如下字句：“电影是对群众进行宣传的最为强大的手段。——И.斯大林”。在摄影棚和自然条件下拍摄的相片，演员和其他电影明星以及最为优秀的电影干部的肖像。

    计算分析仪器、精密仪器展位。展出计算器、穿孔机、检验器、制表机、积分仪等等，展出各种工艺的手表。

    电子气象仪器展位。展出风速表、水样采取器、日光仪、特制温度计、计程仪、卷扬机、雨量计和气象计、电流计、反照仪、生产进度表和一览表、高空经纬仪、铸铁水位尺、测位计、海水水样采取器、雨量器等等。在水文气象观测站大厅的墙的中央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水文气象工作者在苏联拥有数千个网络站点，他们被配备国产的仪表设备，顺利地对气候、天气和河流、海洋、湖泊、水库的水文气象条件进行研究，并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提供广泛的水文气象服务。”展位展出的照片应展示气象仪表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

    在与前厅相邻的左右两个大厅设置如下展位：林业和造纸工业展位(撑材、造纸木材、胶合板、纸浆、细木工平板、木质纤维雕塑、各种纸张、火柴)。这些展位的照片应展示木材的加工、运输、合成、制材厂、纸浆联合加工厂。还要展出关于苏联森林的图画，并在图画上题上如下字句：“苏联拥有巨大的森林资源，是世界上木材储备最为丰富的国家。”

    化学和林产化学展位。该展位应当展示大量的化学制品、阿尼林染料颜料样品、林产化学品：松香、树脂、松节油、福尔马林等。该展位的照片应该展示颜料在化学工业的应用以及一些化学企业的生产。

    食品工业设备展位。展出乳脂分离器、用于香肠生产的挤注器、马铃薯去皮机、磨坊机床、冷冻器。还要展出奶制品和肉食企业、磨坊生产以及其他的饮食企业的照片以及公共食堂、企业餐厅的照片以及现代技术装备的照片。

    日用工业品生产展位。该展位的大部分展品应放置在位于展厅中央的隔板上。在这些隔板展出布匹(棉布、毛布和丝绸)、成衣、内衣、针织品、化妆品、鞋子、毛皮制品。在该展位题写如下字句：“1947—1954年，苏联共7次降低食品和工业品的价格，由此食品和工业品总的价格水平还不及原来的一半。”

    该展位展出的照片应当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展示他们物质福利的增长，展示一些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一些贸易企业等等。在照片之间题写如下字句：“同1954年相比，苏联国营和合作社零售贸易额增加了80％。这意味着五年计划就零售贸易额提出的任务提前四年完成了。”部分日用品展品应在展览厅右侧的第一层内展出。在这些地方展出的展品可以是家具、日用家具、住宅装饰品。

    家具展位。该展位展出四组家具——餐厅家具、饭店家具、卧室家具、教授或者科研人员完全装修过的办公室内的家具以及国立莫斯科大学大学生宿舍内的家具。展出的照片应反映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反映他们的休息和家庭生活等等。在住宅照片、关于新住宅内外情形的照片上题写如下字句：“战后数年，在苏联的城市和工人居住点为工人和职员建造了21500万平方米的住宅，在农村地区为集体农庄农民和农业工作者建造了447万套房屋。”

    日用电器展位。展出电冰箱、电烙铁、电茶壶、咖啡壶、除尘器、电风扇、电动地板打蜡机、电力剪毛机、反射炉、厨用电炉等等。展出的照片应展示苏联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电器的使用以及这些电器的生产。

    收音机和电视机展位。展出“世界”牌收音机、“波罗的海”派收音机、“祖国”牌收音机、“莫斯科人”牌收音机、“图拉”牌收音机、“里加-6”型收音机和“里加-10”型收音机、“白俄罗斯”牌收音机、“头牌”收音电唱两用机、“乌拉尔-52”型收音电唱两用机、“卡马”收音电唱两用机、Т-2型电视机等。展出的照片应该展示苏联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使用。

    乐器展位。展出大钢琴、立式钢琴、竖琴、管乐器、弓弦乐器、拨弦乐器。展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键钮式手风琴、手风琴、键盘式手风琴和一组民族乐器。该展位展出的照片要集中表现唱诗班的合唱表演、交响音乐家的表演以及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和参与国际竞赛者的表演，表现歌舞演唱、戏剧和芭蕾舞表演和艺术活动，展出演员和艺术家的肖像。

    手工艺品、玩具、地毯和地毯制品、家什和水晶玻璃展。展出用木材、石头、骨头、金属、纸质做成的手工艺品、密缝刺绣品和钩花制品、赛璐铬制玩具和橡胶玩具、塑料制品、手工制作的地毯和机器制作的地毯。展出的照片要展示在狩猎中使用的手工艺品的生产，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

    卫生保健品展位。该展位设在中央展出大厅右侧的隔板上。在该展位展出的是手术台、麻醉设备、静脉注射设备、照射灯、水疗所、理疗设备等，展出医疗设备和药物以及以妇幼护理为题材的三组相册，要展示苏联的疗养事业和医疗教育，要有一些传单、招贴画、幻灯片等等。要题写如下字句和图表：“全体苏联居民都享受免费的医疗帮助”，“苏联人民的福利在增长、国家一直注重加强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关心对妇女和儿童的保护，这使苏联国内的死亡率急剧降低。苏联的人口平均每年都增长300多万人”，“苏联现在有350多个疗养地，有2500多个疗养院，建造了大量的疗养网络。向劳动人民发放的疗养证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或者是根据优惠的价格”，“同1953年相比，疗养站和疗养所的数量几乎增加了8000个”，“同1953年相比，药品、医疗设备和医疗工具的生产增长了19％”。

    苏联城市和农村病房的增加(相对于1940年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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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计划中就增加病房的数量提出的任务在四年内提前完成了。

    苏联医生数量的增长(相对于1940年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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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在医疗保健和体育文化事业上的国家预算开支(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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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展位展出的照片要展示城市和农村的医院、门诊部、疗养院和疗养所，展示儿科咨询所、保育院、幼儿园、医生上门服务。要有一些照片展现东方各加盟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这些照片中要题写如下字句：“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在医疗卫生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几乎整个医疗机构网络和防疫机构网络都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建立起来的。”

    体育用品展位。在该展位展出溜冰的冰刀、滑雪板、各种各样的球、运动鞋、哑铃、杠铃、曲棍等。在展位上题写如下字句：“苏联的体育文化和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健康的手段，是人们争取长寿的积极因素”，“在第15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苏联运动员获得了38枚金牌、56枚银牌和18枚铜牌，打破了2项世界纪录和12项苏联纪录”。展出的照片要表现各种体育运动，展出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体育比赛中获胜的体育冠军的肖像。

    出版物展位。展出政治、经济、科技和艺术著作，展出用俄语和苏联各民族语言出版的艺术作品、国外古典作品和现代文学作品，展出一些艺术复制品、乐谱、招贴画、邮票、留声机唱片等等。

    该展位设在展览大楼的右侧，被分为两大部分：马克思列宁著作展位，其中也展出一些关于个别科学领域的研究专著；文艺作品展位，其中也展出一些儿童文学。该展位展出的照片和题写的字句要表现出苏联各民族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展览台上展出马克思列宁经典作家的作品，在这些展品上悬挂一些石印版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在展位上题写如下字句：“强大的苏联共产党犹如钢铁般的团结，它同人民紧密联系，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它满怀信心地领导全国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出版物展位的入口处题写如下字句：“在苏联政权时期，全国出版了170亿册图书，其中包括10亿多册马克思列宁经典作家的著作”，“1954年，苏联共发行了大约10亿册书籍，超过革命前的俄国出版的书籍”，“苏联政府通过决议，打算在1954—1960年使出版业的能力增加2.5倍，使彩印出版业增长将近3倍”。

    在文艺作品展览台的上方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文学和艺术在同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的同时，以新的先进的东西塑造人们的思想，帮助党和国家向劳动者培养共产主义情感”，“苏联的文学作品用苏联70多种民族语言出版，其中的19种语言是在十月革命之前没有自己的书面形式的”。在照片之间题写如下字句：“1954年苏联大约有39万所各类图书馆，拥有的图书数量为12亿册。”

    职业教育展位。展出步行式挖土机模型、煤矿联合加工厂模型以及其他的机器，展出技工学校学生和工厂学校学生制作的艺术品，展出中学教科书和直观教学参考书。该展位位于同出版物展位相邻的一个大厅里。展出的大量照片的主题应该是表现对青年职工的培养，反映技校和工厂学校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休息、从事的体育运动、业余艺术活动等。

    “高校为国家培养劳动力后备军，从1946—1954年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输送了470多万年轻的专业工人”，“在苏联，作为劳动力储备的学生得到国家的充分保障：免费提供职业培训，免费提供饮食、被褥、鞋子、宿舍、教科书和直观参考书”。

    在“中学”展位、“职业教育”展位、“高校”展位和“技术学校”展位每两个展位的连接处题写如下字句：“在苏联接受各类教育的学员的人数在1953年达到5700万人，与1940年相比几乎增加了800多万人。”

    高校展位。高校展位位于展览大楼右侧的一个方形大厅内。大厅的中央是国立莫斯科大学主楼模型，该模型高2.5米以及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主要建设计划。在展览大厅中央正面的墙壁上安装展现苏联高校的电动图片装置，关于高校数量的增长及其大学生和教授数量的增长等方面的一些词句交替出现。在展示图片的同时要配上口述录音机，播出的内容是关于苏联高校以及科研工作总的情况。在图片上题写如下词句：“苏联为青年一代掌握知识、为天才和有能力的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会”，“1954年在苏联高校(包括函授)有173.2万名大学生，比1953年多出17万人”。

    在正面墙壁各高校图片的两侧放置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展览台，以这两个苏联最大的高校为例子展示苏联的科技培养体系。在大厅正墙附设两个不大的展览台，展出苏联另一些较大的大学：喀山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等等。

    在该展厅的其他展位展出一些照片，展现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培养专家的性质和方法，展现苏联高校和技术学校的科学和艺术。除了展示一些关于教学过程(课堂、讨论课和实验课、实践课等等)的某些方面的图片之外，在展览台还要展出一些关于大学生日常生活、休息和进行体育运动的图片。人民民主国家在苏联学习的大学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大学生的学习要占据特别的地位。除了在高校展厅中展出图片、教科书和直观教学参考书之外，还要在展览台上悬挂俄国科学巨匠巴甫洛夫、季米里亚泽夫、茹科夫斯基、门捷列夫、皮罗戈夫、梅奇尼科夫、罗巴捷夫斯基、米丘林的椭圆形肖像以及俄国科学的奠基者М.В.罗蒙诺索夫的半身像，半身像应在各高校图片的下方，放在支架上，并且应被着色。

    农业和农产品展位。该展位展出的是：粮食和粮食产品、种子和一捆一捆的各类谷物、搜集到的各类农作物、几株棉花、各种籽棉、亚麻纤维、大麻纤维、洋麻纤维、蚕茧和各类桑树植物叶子的标本、毛皮样品、细毛绵羊标本、水果和蔬菜、模型。该展位设在展览馆的六个大厅内。还要展出一些资料照片、图片、数据和实物展品，展示苏联集体农庄、拖拉机工作站、国营农场取得的成就，表现党和政府就迅速提高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而提出的任务。

    该展位由如下部分组成：前厅展位、粮食展、畜牧产品展、经济作物和油作物展、蔬菜作物展、水果葡萄展、粮食产品展。

    前厅展位。用文字、数据、图表、图片和照片阐释集体农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展示拖拉机工作站是集体农庄生产先进的和决定性的力量。以具体的事例展示拖拉机工作站动力装备的增长，展示集体农庄生产中综合机械化的推广以及拖拉机工作站在今后增加粮食、土豆、蔬菜、经济作物生产以及增加畜牧产品生产中的作用。应分出特别的展览台来展示苏联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工作。在该展厅中应特别展出一些材料，来解释苏联共产党就大规模提高农业生产制定的纲领。在大厅的中央设置一大束用丙烯酸盐制作的金黄色小麦实物样品。

    “粮食作物”大厅。该展厅的主题材料应反映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为今后扩大粮食这一主要的农业领域的生产制定的政策。要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一些具体实例展现苏联在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生产以及在其他粮食作物的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要强调苏共中央1月全体会议决议中提出的任务：在最近五到六年的时间内使粮食总产量达到每年100亿普特。展示正在推行的关于扩大玉米这一最为重要的储备粮食的播种面积而开展的工作，以便增加粮食的总产量和扩大饲料的产量。到1960年，玉米的播种面积应该增加到2800万公顷。要强调提高农作物产量和急剧减少农作物损失的任务。在大厅中展出的产品要表现粮食以及其他农作物的种类和品种是丰富的。

    畜牧产品展厅。以一些先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为例子，展示社会主义畜牧业取得的成就，牲畜的数量得到了提高，牛、猪、羊、家禽的产量都得到了提高，在每百公顷土地上这些牲畜的产量都很高。要强调如下一项最为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使肉食和沙拉(各类)、牛奶的生产在1960年的时候为1954年的2倍，鸡蛋的生产为1954年的2.2倍，毛皮(各类)的生产为1954年的1.8倍。在一些展览台上展出关于为发展畜牧业组建饲料基地的材料。

    经济作物和油作物展厅。该展厅的主题材料应该表现苏联在主要的经济作物和油作物——棉花、亚麻、大麻、洋麻、黄麻、青麻、甜菜、向日葵的生产上取得的成就，表现苏联在发展茶叶和丝织业方面取得的成就。

    蔬菜、水果和葡萄展厅。以一些具体的农作物为实例，展示采用的一些先进的栽培土豆和蔬菜(正方形穴播和栽培、使用草炭腐殖质的瓦盆)的方法，展示得到较高的产量，展示大面积播种和栽培这些作物的措施以及发展大棚蔬菜的方法。要详细地说明在发展水果和蔬菜方面取得的成就，说明使用米丘林方法顺利取得较高的产量，要展示一些较为珍贵的葡萄、梨品种以及其他珍贵的水果品种。

    粮食产品展厅。该展厅同农业原料展位相邻。展厅展出一些肉罐头、鱼罐头、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展出一些熏猪肉制品、香肠、乳酪、鱼子酱、鱼、植物油、果汁、干果、果酱、糖果点心、糖果、维生素、浓缩食品、海产品、伏特加酒、茶叶、烟草和香烟。

    展出的照片应该展示以米高扬的名字命名的肉食品联合加工厂的车间，展示肉产品联合加工厂、糖果点心工厂明亮而宽敞的车间，展示浓缩食品的生产以及茶叶、葡萄、烟草种植园烟叶的采摘等。

    该展位要题写如下字句：“同1950年相比，1955年苏联的食品产量将增长84.7％”，在香肠和肉食品展览台上题写如下字句：“1956年苏联将生产大约300万吨的肉和肉制品，是1950年的2.4倍。”在鱼产品的展览台上题写如下字句：“1956年苏联的渔业捕捞将增加到3600万公担，是1950年的2.1倍。”在罐头食品展览台题写如下字句：“1956年苏联罐头食品的生产将增加到415万罐，是1950年的2.9倍多。”在糖果点心展位题写如下字句：“1955年苏联糖果点心的生产将增加到1825吨，几乎是1950年的2倍。”

    造型艺术展厅。该展厅重点突出的标语是：“艺术属于人民，它需要根植到广大劳动群众中，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了解和喜爱，必须能够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提高，同时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使他们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В.列宁”。在该展厅应展出苏联彩色写生画大师、线条画大师以及雕塑大师最为优秀的作品。

    建议：括号中标出的一些引用的数据来源，不要在展厅中出现。

    РГАЭ，ф.635，оп.1，д.298，л.1-21

    №13014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贝利亚事件和王明问题(1954年1月4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2月23日

    绝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54年1月4日

    今天在杭州毛泽东的休假地，我向毛泽东宣读了对贝利亚事件的最后判决。在场的还有苏方翻译В.В.瓦西科夫(大使馆官员)和师哲(毛泽东的私人翻译)。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对判决书中的如下部分提出了一些问题：贝利亚在内战中的变节行为，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和战争中的变节行为以及在斯大林死后的变节行为。毛泽东对关于贝利亚与外国间谍和帝国主义机构的关系也表现出兴趣。毛泽东对贝利亚破坏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情报机构的工作表现出强烈愤慨。

    在宣读了判决书之后，毛泽东强调指出，对贝利亚的揭露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揭露贝利亚一事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感激。毛泽东认为，揭露贝利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形势，毛泽东提到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些现象没有蔓延，但是由于这些现象甚至影响到了中央委员会中的成员，因而不对其引起重视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某些人试图使政治局中的一部分委员反对另一部分委员。有些人企图把一些政治局成员的偶然失误或者错误公式化，以此来玷辱这些同志的名誉。毛泽东说：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时刻把保持党的各级组织的团结和凝聚力牢记心头，因为这是完成我党面临的各种任务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正在草拟一份关于党的团结统一的特别文件，它不会公开发表。这一文件将在两或三周内完成。毛泽东说这份文件完成后，他将通知我，让我知道其内容。

    接下来，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准备了关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份文件。毛允诺将告知我这一文件的内容。

    在讨论中，毛表示了将贝利亚事件的判决通报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愿望。毛承诺他将以适当的方式将此事通知刘少奇。

    当提及判决书中贝利亚在国内战争期间的变节行为时，毛让我注意，在北京从国民党手中解放后，中共获得的档案文件显示，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著名叛徒)早在1920年就被中国的秘密警察收买了。毛还让我注意，1930年王明在上海曾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过。尽管他(王)在当时已经是声名显赫的共产党活跃分子，但竟能设法出狱。同时，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共产党活跃分子却被国民党处决了。

    谈话进行了大约4小时，大使馆官员В.В.瓦西科夫和毛的私人翻译师哲在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79，д.7，л.41-43

    №21367-1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中国要求在莫斯科设常驻通讯员(1954年1月14日以前)

    致Н.С.赫鲁晓夫同志：

    如今，正在莫斯科的中国记者代表团团长——《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表示，希望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能够在莫斯科设立自己的通讯员。截至目前，《人民日报》通讯员职责由中国《新华》电讯社驻莫斯科代表兼任。

    请允许我们在下次与邓拓同志的会谈中向其明确地传达如下信息，如果中国外交部向苏联外交部发出希望在莫斯科设立《人民日报》常驻通讯员的请求，那么该请求一定会得到无条件的满足。

    Д.谢皮洛夫(签名)

    手写批注：

    已转告，赫鲁晓夫同志同意。1954年1月14日

    谢皮洛夫同志已将答复交给邓拓同志。

    И.谢尔巴科夫

    1954年5月27日

    ЦХСД，ф.5，оп.28，д.185，л.5

    №21367 杰尼索夫致斯捷潘诺夫函：外交部提交苏中友好协会草案(1954年1月21日)

    机密

    1954年1月21日

    第161-c号

    致苏共中央

    В.П.斯捷潘诺夫同志：

    应В.И.戈尔什科夫同志的请求，兹发出苏联外交部就建立苏中友好协会问题所提交的草案。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希望该草案能得到补充和修改。

    附草案内容共计4页。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

    А.杰尼索夫(签名) 　

    附件：

    机密

    第1号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М.马林科夫同志

    Н.С.赫鲁晓夫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中人民之间的文化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通过广泛采取一系列举措，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正在中国普及开来。而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将更有利于在中国完成这一任务。目前，该协会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组织，并在中国各城市、工业企业、机关和农业地区建有大量分支机构。其拥有自己的文化—教育设施、定期出版物、可以放映苏联电影的流动放映设备。该协会在开展活动以来的4年间，共出版书籍和小册子近1000万份，举办了约3万次图片展以及9万场关于苏联情况的报告会和讲座。

    在苏联国内也有一些国家和社会组织在从事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和文化合作关系的组织——苏联文化部、苏联科学院、苏联作家协会、苏联音乐家协会、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以来的4年间，该组织采取了大量措施以促进和加强中苏人民之间的文化合作，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活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但总体而言，该协会在落实发展和加强苏中关系任务的水平上仍显得落后。其中问题主要在于，在苏联国内没有一个社会组织能承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从而无法对其他社会组织在保持和发展苏中文化合作方面所进行的活动进行整合与协调。

    目前，负责与中苏友好协会进行日常事务接触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但是，后者同时还承担着扩展和加强苏联和所有外国的文化合作工作，因而我们还没有一个核心组织能够对所有苏联组织在巩固苏中友好关系和文化合作方面的活动进行整体协调。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无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更加广泛地发展苏中文化关系和进一步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生活情况，以及我们系统地帮助中苏友好协会了解苏联人民和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够的，不能满足我们在这一领域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的要求。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广泛而全面地发展苏中人民之间的文化关系，苏联外交部认为应当建立独立的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组织。该协会的工作任务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通过组织展览会、讲座、音乐会、中国艺术联欢会、中国文学和音乐晚会、发行中苏友好协会的出版物和出版自己的杂志等方式，系统地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成就。

    2.帮助中苏友好协会在中国开展宣传苏联成就的工作；组织两国文化和社会代表团互访；帮助两国的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个别活动家，以保持他们之间的联系，编撰与苏联和中国有关的科学著作、普及性刊物、艺术著作以及苏联和中国的戏剧。

    3.促进和发展苏联和中国学者、专家之间的科技合作。

    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一样，中国与苏联之间也没有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因此，类似这样的合作只能通过科技经验的交流来加以促进。

    全苏苏中友好协会应当有来自如下苏联社会、文化、科学组织和单位的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青团中央、苏联科学院、苏联对外关系协会、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协会、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苏联作家协会等。同时，该理事会也是完成日常实际工作的必要的机构。

    为了长期保持与中苏友好协会的联系，全苏苏中友好协会有必要在北京相应设立自己的特派机关。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该协会应当在莫斯科拥有带有会议厅的建筑设施，以召集会议、放映电影和举办展览。协会也应在各共和国首都、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和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的领导应当由著名苏联国务和社会活动家来担任，因为在中国中苏友好协会的主席为刘少奇，副主席包括宋庆龄、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

    为了集中精力领导协会的日常工作，凡在该协会担任副主席职务的科技和文化界著名人物应当同时被解除在其他方面所担任的职务。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请参见附件。

    请审批。

    苏联外交部

    附件：

    机密

    草案

    苏共中央决议：

    一、为了更广泛而全面地发展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合作，兹认为有必要在苏联建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

    二、全苏苏中友好协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如下：

    1.系统性地使苏联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

    2.帮助中苏友好中央协会开展宣传苏联成就的工作；组织两国文化和社会代表团互访；促进两国的社会和文化组织、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专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相互交流经验和互相帮助，并对两国生活和文化的各方面情况加以研究。

    三、批准______同志为全苏苏中友好协会主席。

    四、责成以______(为首)、И.Г.博利沙科夫、А.И.杰尼索夫、В.В.库兹涅佐夫、А.В.科罗博夫和М.А.亚斯诺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1个月期限内就以下情况起草相关提案：关于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的结构、人员数量和财政预算；关于该协会管理机关的构成，协会章程草案，应向协会提供那些必要的建筑设施以安置协会各机关和成立苏中友谊宫以及与建立协会相关的其他物质—经济措施。

    手写批注：

    归档。苏联外交部对这个问题已经准备了新的建议。

    И.谢尔巴科夫

    1954年4月12日

    ЦХСД，ф.5，оп.28，д.185，л.6-10

    [1]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2]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3]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4]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5]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6]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7] 1951年6月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苏联人民认为，朝鲜的冲突是能够解决的，“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规定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编注

    [8] 原文如此。金日成到达北京，并与毛泽东商定停战谈判的时间是6月初。——编注

    [9] 此处档案复印件字迹不清。——译注

    [10]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显然是乔冠华，但乔在国内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而不是国务院副总理。——编注

    [11] 9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中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编注

    [12] 据1951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前来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的苏联人民观礼代表团已在今日到达北京”，“应邀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的苏联人民观礼代表团名单如下：团长：索洛维约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团员：雅科夫列夫，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奥巴林，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政治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主席。尤努索夫，乌兹贝克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塔什干国立中亚细亚大学教授。卡巴列夫斯基，作曲家，俄罗斯共和国功勋艺术工作者，斯大林奖金得奖者。特洛菲缅科，苏联文化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理事。佐捷拉娃(女)，乔治亚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玛里宁娜(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金得奖者”。关于代表团在中国的观感，参见以下№20003文件。——编注

    [13] 以下这篇短文是俄国学者公布奥巴林日记时所写，发表于《历史档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2006年第4期。——编注

    [14] 参见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А. И. Опарина на секци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ВОКС 29 октября 1951г，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 науч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ях Китая(АРАН，ф.1719，оп.1，д.437)。——原注

    [15] 这是指尤努索夫·萨比尔·尤努索维奇(1909—1995)，有机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8)、乌兹别克共和国科学院院士(1952)、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69)。出版了多部中亚生物碱化学方面的著作。——原注

    [16] П.А.玛里宁娜，集体农庄主席、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原注

    [17] 卡巴列夫斯基·德米特里·波利索维奇(1904—1987)，音乐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1953)、斯大林奖金(1946、1949、1951)和苏联国家奖金(1980)获得者。——原注

    [18] 指苏联科学院В.Л.科马罗夫植物学院。1931年始建于列宁格勒。其历史可追溯到1914年建立的阿博列卡尔斯基养殖园。——原注

    [19]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20]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21]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22]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23] 原文如此，似应为1951年。

    [24] 附件未发表。——原注

    [2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本。——编注

    [26] Г.А.洛博夫，接替别洛夫继任苏联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司令，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的所有苏联空军部队。——编注

    [27] 档案原件未标明收报人。——编注

    [28] 见以下№00525文件。——编注

    [29] 参见以下文件№05295 1。——编注

    [30] 原文如此。经查沈越时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编注

    [31]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32]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33]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34]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35]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36]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37] 见以下№00532文件。——编注

    [38] 这里指的是小组委员会达成协议，双方代表团会议达成协议的日期是11月27日。——编注

    [39] 原文表述有误，实际上第3项议程谈判是1951年11月27日开始，1952年5月2日达成协议。——编注

    [40] 潘友新，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52—1953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编注

    [41] 档案原件未标明收报人，但根据内容可以判断电报是打给葛罗米柯的。——编注

    [42] 见以下№12433文件。——编注

    [43]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44] 从内容上看，在此电与4月9日电(№00541文件)之间应该还有一封电报，但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电。——编注

    [45]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46] 见以下№11600文件。——编注

    [47] 李京文，时任中国文化部电影业中央管理局局长。——原注

    [48] 原文如此。应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编注

    [49] 见以下№20172文件。——编注

    [50] 该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通报朝鲜停战谈判的近况和中方在目前阶段的立场和方针。中方于7月3日和6日提出双方均应遣返全部或绝大部分战俘，但对方于7月13日提出了83000人的遣返数字，其中朝鲜人民军766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而中国志愿军仅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我方亦对扩大战争有所准备。——编注

    [51] 斯大林这封电报应是17日写的，因为：(1)金日成的信虽然是16日写的，但平壤的报告则是17日发出的(参见文件№00548)；(2)斯大林该电报的档案原件最后注有“7月17日确认”的字样。——编注

    [52] 关于将海军歼击航空团并入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建议于1952年7月22日由НГ.库兹涅佐夫递交给了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7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责成Н.А.布尔加宁、В.Д.索科洛夫斯基、Н.Г.库兹涅佐夫和П.Ф.日加列夫研究该问题。——原注

    [53] 原文如此。——编注

    [54] 陈云、李富春、张闻天(已在莫斯科)、粟裕均是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代表团于8月17日抵达莫斯科。——编注

    [55] 集宁旧称，1951年设平地泉镇，1956年改设集宁市。——编注

    [56]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57] 该图尚未公布。——原注

    [58] 该图尚未公布。——原注

    [59] 该图尚未公布。——原注

    [60] 该文件尚未公布。——原注

    [61] 斯大林表示同意后，商定于8月28日派飞机到北京。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一行于9月1日抵达莫斯科，并于3日与斯大林、周恩来共同讨论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问题。——编注

    [62]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63]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64]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65] 原文如此，似应是20％。——编注

    [66]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67]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68] 谢苗诺夫是斯大林的化名。——编注

    [69] 这里省略了关于对驻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苏联总军事顾问的个人鉴定。——原注

    [70]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是韩国。——编注

    [71] 此人任职不详。——编注

    [72] 查不到这个缩略语所表示的内容，此处为音译，大概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名称。——编注

    [7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决定重新任命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长，而莫洛托夫所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策划停止朝鲜战争。这个报告就是为他的计划准备的。——编注

    [74] 皮尔逊，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后任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编注

    [75] 草案第60条规定：双方司令部应“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和生效后3个月内，召开双方更高级别的政治会议，通过谈判解决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编注

    [76] 原文如此，而本文件前引文为90天。——编注

    [77]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所附清单。——编注

    [78] 周恩来已于3月8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斯大林的追悼会和葬礼，同时准备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一五计划”和朝鲜战争等问题。——编注

    [79] 库兹涅佐夫，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潘友新)。——编注

    [80] 维诺库罗夫，时任驻华使馆助理武官。——编注

    [81] 科托夫，时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编注

    [82] 帕夫洛夫斯基，时任驻志愿军总部顾问。——编注

    [83]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估计为4月。——编注

    [84] 俄国在公布该档案时，均未公布附件。——编注

    [85] 此处俄文原文系ЗавсекторомОтделаЦККПСС，直译为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处(局)长。在俄国档案文件中凡涉及И.谢尔巴科夫的职务，用的都是这个词。经查，在俄国词典中对谢尔巴科夫的介绍只是说他在苏共中央工作，从未谈到具体部门。从俄国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出，谢尔巴科夫是专门负责中国事务的，而在中国的有关文献中，则称其为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为了使读者明了其身份，故有此译法。下同。——编注

    [86] 原文如此。——译注

    [87] 此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88] 大桶为俄旧时容量单位，等于40维德罗，相当于480升。——译注

    [89] 维德罗，俄旧时容量单位，等于12.3升或1/40大桶。——译注

    [90] 在这段话的旁边有一句中文手写文字：“村长管区，为一分田区。”看起来情况是这样，俄文译者在翻译时看不清这段话的中文，译后由中方补充了这句中文。——编注

    [91] 档案原件此处空一行。——编注

    [92]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93] 原文ЧжанПолунь，显然是拼写有误。——编注

    [94] 原文如此。——编注

    [95] 德钦努，即后来担任缅甸总理的吴努。——编注

    [96] 原文如此。——编注

    [97] 此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98] 苏军总参谋长于1953年7月25日发布了命令：同意派遣。——原注

    [99]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00]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所附信件。——编注

    [101] 维诺格拉多夫，时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编注

    [102] 克拉乌金，按照俄文音译，西班牙共产党负责人之一，具体职务不详。——编注

    [103]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104] 哈里·波立特，时任英国共产党主席。——编注

    [105] 参见以上№21358文件。——编注

    [106] 在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12月23日贺电草稿。——编注

    [107] 该文件系在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编注

    [108] 该档案在俄国发表时标注的文件时间即如此。——编注

    1954年

    №13405 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记录：通报高岗—饶漱石事件(1954年2月2日)

    摘自П.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2月23日

    绝密

    第143号

    今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邀请我就中共中央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决议(草案)》进行会谈。刘少奇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昨天已将即将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问题的决议草案转交给我。在这次会谈中，他和其他同志想让我了解迫切准备这样的文件和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全会的事实和原因。

    刘少奇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共内部暴露出派别活动，这些活动在较大范围内涉及相应的党的高层工作者。这些派别活动的领导人之一就是高岗，然后就是饶漱石(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由此，在党内出现了严重的状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全会。

    全会将对上述人员的宗派活动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与此相关的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刘少奇同时强调，在全会上将不具体指出参与宗派活动人士的姓名，在中共中央全会决议中也将同样不提及具体的姓氏。全会的过程将反映出高岗、饶漱石以及与其有联系人士是如何表现的，相应决议的性质将取决于他们的态度。为此，刘少奇说，所涉及的问题由周恩来做更详细、具体的介绍。

    周恩来的谈话则由高岗的活动在客观上具有对抗中共中央的性质开始。周恩来说，正如毛泽东多次指出，党是领导军队的力量，应当是统一的，牢不可破的组织。而高岗对此认识恰好相反。他在党的高层工作者中广泛散布，似乎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党取决于军队的观点。高岗就是如此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高潮和低谷、紧要关头与失败。高岗按自己的方式，错误地理解党在困难时期的发展历史。高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党的观点不同。周恩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党首先诞生在城市，然后开始扩大自己的活动和在农村的影响。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城市中许多党的干部遭到残杀，大批党员前往农村，在那里积蓄力量并建立有争议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城市的地下工作仍在继续。李立三、王明所执行的错误冒险主义路线使当时党在城市中的地下工作遭受了巨大损失。完全可以说，国民党人当时屠杀了中共在城市中几乎99％的党员。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以及在农村的工作。在同国民党反革命斗争的30年代，在陕西 [1] 省建立了大量的“苏区”。以王明(毛泽东同志当时不是党的领导成员)为代表的党的错误领导路线造成“苏区”丧失，红军被迫长征，移师陕北。长征期间的1935年，在江西 [2] 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担任了领导职务。此后，党中央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纠正了党内因王明等人活动结果造成的困难局面。与此同时，党经历了由张国焘叛徒分裂带来的困难。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战胜了这些困难。

    高岗当时在陕北领导着游击斗争，红军主力和中共领导机关也将那里作为根据地，因此在当地建立了最大的解放区。周恩来没有把谈话内容停留在详细介绍这个区的历史上，而是进一步强调了以这个区为基地，开始了全面的解放战争，最终获得了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强调，高岗不能正确、并错误地认识在革命进程中的自我以及中共的历史。例如，他把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党内的正统部分，在解放区内的党的军事组织；另一部分是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犯过各种错误和遭受敌人迫害过的同志。高岗实际上认为似乎存在两个党，而真正的党的干部是当时来自解放区军队的。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清楚，党既不属于高岗的，也不属于王明的，而是属于中共中央的。我们没有两个党，而是只有一个在自己的存在期间统一的党。党在个别时期内当然经历了巨大的困难，无论是在地下工作中，还是在解放区的工作中，都遇到了失败和挫折，特别是在叛徒或有偏差的人在党内执政时期。但在毛泽东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后，党的状况朝好的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军队在中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在自己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在武装革命同武装反革命斗争中，尤其在中国，军队是强大的力量。正因如此，如果军队脱离了党的监督，将会非常危险。毛泽东对此从来都是极为关注的。周恩来说，高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众所周知，高岗负责了陕北地区的游击运动，红军主力和党的领导机构在1935年移师那里作为根据地。但高岗试图认为，如果没有他领导的游击区存在，那么党和红军也就没有开展革命的落脚点，革命也就会因此而丧失。在1942—1943年党“整风运动”期间，无论是对解放区，还是对国统区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进行了全面批评。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对党在解放区、敌占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再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犯过错误的同志对此已进行了检讨。七大后，许多新人被推荐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在七大后，高岗违背党的纪律，继续暗地散布党分为两部分的观点，竭力把由刘少奇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中曾遭到的失败和所犯错误的责任归咎到刘少奇身上。

    2.因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刘少奇有分歧，高岗竭力煽动对刘少奇臆造的错误，而且这一切不是公开的，是在暗地中。他不愿意同刘少奇见面，进行坦诚的交流，不把自己与刘少奇的分歧向中共中央提出，而是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暗地散布对刘少奇的各种臆测和污蔑。高岗的这些行为对党的团结与统一事业带来了危害。为达到自己的宗派目的，高岗企图利用一些犯过错误的领导同志，在自己周围结成联盟和派系。例如，他企图利用在解放国民党统治的东北期间犯过严重错误的彭真(政治局委员)、前财经部长薄一波和其他同志。周恩来强调，高岗自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特别是1953年，更变本加厉地散布对刘少奇的污蔑。高岗不仅对刘少奇本人进行污蔑，而且还污蔑其他同志，极力在工作人员之间制造矛盾，搬弄是非。高岗的这些反党活动是为达到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功名主义目的。

    3.高岗在党内具有较高的威望，其中在华北的工作中曾有过不少功绩。中央领导器重并信任了他，但高岗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领导对其良好的态度，为追求个人的功名目的，抬高自己的地位。为突出自己，高岗千方百计地夸大别的同志的错误和缺点。他企图利用高层中一些人具有骄傲情绪和功名主义思想情况，而这些人则陷入了高岗的诡计。例如，他向一些人说，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周恩来强调，应当指出，高岗企图劝说的许多人对此曾给予了回击，最终的结果使高岗自己暴露了出来。

    谈到高岗如此积极反对刘少奇的原因问题，周恩来强调，高岗的所作所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益，他想在党内占有更高的位置。众所周知，七大以后，刘少奇是毛泽东最亲密的和信任的人。毛泽东到外地去，都是由刘少奇代替主持中央工作。高岗想到，除了刘少奇外，自己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因此高岗认为，如果得以打倒刘少奇，那么他自然就可以取代刘少奇的位置。

    周恩来说，不久前，毛泽东鉴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工作劳累过度及年龄的原因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提出减少自己目前的工作量，以便能有更多的精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主要实际工作问题，因此毛泽东请书记处成员考虑设立党的副主席或党的总书记职务。高岗极力反对此项建议，因为他清楚，如果赞同决定，设立这样或那样的职务，显然，刘少奇将会被选举为党的副主席或党的总书记。高岗在私下谈话中表示，自己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周恩来说，高岗的宗派活动现在暴露出来，给党的团结和统一带来了巨大损害。周恩来继续通告，毛泽东准备在12月份休假，而刘少奇知道高岗对自己的态度，建议毛泽东不在期间，由高岗在内的7人，集体轮流主持领导工作。毛泽东当时还询问了谁合适在他休假期间代替他，所有人都同意刘少奇，只有高岗一人表示反对。

    周恩来强调，作为政府的副主席，高岗认为，这对他来讲还太少。他竭力想成为毛泽东在党内的副手，然后成为国家元首。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去年夏天召开的财经会议期间和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组织工作会议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同高岗一起工作的陈云对其宗派活动从前就有所知晓。周恩来说，高岗的宗派活动曾有广泛表现，但关于他想成为毛泽东在党内的副手这一情况，只是在最近才为人所知。谈到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周恩来说，饶漱石曾在上海工作，1952年调到北京。他同高岗一样有功名主义倾向，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但与高岗有所不同的是，他做得更隐蔽。到北京工作后，他与高岗联系，并加入了高岗的宗派集团。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与该部其他所有工作人员对立，指责许多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副职(安子文)，强加许多臆造的错误并百般加以夸大，是在犯政治错误。尽管刘少奇在政治局中负责组织工作，饶漱石从不向刘少奇汇报任何问题，对其不予理睬，采取躲避中央的做法。特别是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1953年9月)，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得以积极地施展。在这次会议上，饶漱石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看法同中央的观点对立，而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导致了会议气氛的不健康。为改变局面，毛泽东召见饶漱石参加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对其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此后，饶漱石在会议上继续从事宗派活动。周恩来谈到，饶漱石是仅次于高岗的人物。

    涉及目前的情况，周恩来说，中央正在对与高岗有联系的人做工作，大部分人开始理解高岗反党活动的危害性，但少部分人至今对高岗反党活动的严重性及危害性认识不足。不能不认为，部分同志相信了高岗散布的谣言，以为这是经毛泽东同意的，因此信以为真。周恩来深信，大部分党的领导工作者认清了高岗的错误路线，少部分受高岗蒙蔽的人迟早会明白，他们受到高岗的欺骗。在追随高岗的人当中，有一小部分是在思想上蜕化和在理论上不成熟的人。尽管如此，这些人在认清高岗反党活动的真相后，最终会反对高岗。谈到高岗、饶漱石宗派活动产生的根源，周恩来指出，在取得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点落到了实际工作上，结果削弱了党对许多问题的警惕性，忽略了党内功名主义与追求个人利益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周恩来说，高岗、饶漱石以及其他人的宗派活动，客观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周恩来通告，全会决议的草案已散发给中共中央委员。高岗和饶漱石清楚决议所指的，是他们的所为，并在当前尽量同许多同志进行谈话、交流。在这些谈话和交流中，他们承认自己所犯的部分错误，对内心的功名目的避而不谈。根据周恩来的看法，在全会上，高岗可能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只是为了蒙混过关。周恩来说，不排除在全会上一些人揭发高岗从前与其进行的反党谈话，高岗可能会拒绝承认这些事实，进行抵赖；同样不排除地采取胆怯的做法，声明自己被逼到绝路，除结束生命外，别无选择。周恩来说，从高岗方面来讲，这种情况不能排除，因为他将在所有人面前受到揭发。例如，高岗在与陈云谈话时表示，准备去任弼时(前中央委员会书记，1951年去世)去的地方。周恩来说，毛泽东指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以及其他人同高岗谈话，目的是给高岗一个摆脱其目前陷入困境的机会，并加以改正。毛泽东指示，无论是报告中、讨论时还是在决议里都将对高岗、饶漱石不指名道姓。在中央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不准备做任何组织结论。周恩来说，如果高岗、饶漱石在此次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党将继续并观察他们在未来是如何表现的。周恩来在谈话中强调，“贝利亚事件”迫使他们高度重视加强党的警惕性的必要性。也正是这个事件唤醒中共中央如此严肃地提出高岗的宗派活动问题。

    在刘少奇提出，我是否认为有必要就今天通告的信息同毛泽东会面的问题时，我回答说，目前没有看到在此问题上的必要性。谈话结束时，刘少奇、周恩来请求将这绝对保密的信息通报给苏共中央。

    谈话进行了3个半小时，出席的有朱德、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以及苏联大使馆参赞В.В.瓦西科夫。谈话是由В.В.瓦西科夫担任翻译的。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79，д.7，л.23-25

    №13406 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情况(1954年2月13日)

    摘自П.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2月23日

    绝密

    第144号

    今天，受莫斯科的委托，我拜会了刘少奇、周恩来。我向他们通告，苏共中央对中国同志通报给他们的，有关中共中央就党的团结与统一特别全会的信息表示感谢。刘少奇、周恩来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在回答刘少奇提出的询问时，我向他和周恩来通报了苏共中央对行将到来的斯大林逝世周年所做出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感谢向他们通报此信息，并表示中共中央考虑到苏共中央的决定，纪念斯大林逝世1周年。

    根据捷沃相 [3] 返回莫斯科前与刘少奇的谈话内容，我通告道，苏联政府决定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加快对鞍山钢铁公司1150初轧钢机设备的提供；扩大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的生产能力。刘少奇、周恩来请我转告苏联政府，非常感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请求给予的满足。

    后来，刘少奇、周恩来主动向我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团结与统一问题全会的结果。全会自2月4—9日 [4] 召开了4天，所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委员出席了会议。非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党的高层工作人员，除9人缺席外，其余52人参加了全会。刘少奇表示，将稍后转交给我报告的内容和决议的最终文本。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在全会上做了报告。在讨论后，赞同对拟定决议草案做部分修改，但与会人员对提交的决议草案未提出任何其他重要的修改意见。如同计划的一样，全会没有指出具体姓名，主要是在全会召开前已向许多中央委员通报了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事实，而对其他人是在全会工作过程中通报的。在发言中，有充分根据和原则性地批判了具体的现象，而且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清楚说的是什么，谈的是谁。许多同志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了全会决议中所提到的他们所犯的错误。在高岗和饶漱石的发言中，有自我批评的成分，但很不够彻底。较之高岗，饶漱石做了更多的自我批评。

    刘少奇说，全会结束后，一批中央委员继续同高岗、饶漱石进行谈话，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地、从原则上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至于高岗，直到现在仍然威胁说他准备自杀。同时，他表示自己准备好离开领导岗位，做一个老百姓。一部分同志指出了高岗执迷不悟，继续从事严重破坏活动的危害性。作为对刘少奇的谈话的补充，周恩来强调，无论是高岗，还是饶漱石，都竭力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行搪塞，两人甚至企图把自己的反党活动尽可能拉近更多数量的人，指责他人的错误和反党言论。但他们企图恶意攻击的这些同志都做了自我批评，而高岗、饶漱石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从整体上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没有诚意。

    在详细谈到饶漱石的行为时，周恩来说，饶漱石的工作范围一直比高岗小，只限于华东(上海)。现在，当提出饶漱石宗派活动问题时，所有与其在华东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公开斥责他在过去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及现在的宗派活动。考虑到这些，不怀疑他最终将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与高岗不同，饶漱石的问题将会在不久得以解决。话题转到高岗的行为上，周恩来说，就高岗的工作量和范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比饶漱石大。高岗先在西北，后在东北负责主要工作，最后在北京担任重要职务。他与党的工作者具有广泛的联系，直到现在还在他们中间享有威信。许多同志没有完全认清高岗的本来面目。利用这一切，一方面，高岗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他企图用威胁的办法向中央施加压力，准备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其生命。饶漱石是一个口是心非、善于隐藏的人，当向他指出宗派活动事实后，他惊慌失措。高岗则是另外一种性格，表现相反，竭力威胁并用无赖的方式加以抵抗。最近一段时间，高岗在个人精神上有崩溃的迹象。

    周恩来继续说，高岗承认计划打倒刘少奇，并以此为目的，在党的成员中做了相应的工作，但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打倒刘少奇的目的是为了取代他的位置。高岗承认自己有功名主义倾向，但从整体上说，他不是钻营家。高岗在谈话中表示，按照你们的看法，我是贝利亚，还是张国焘？高岗承认自己存在个人主义成分，但他声明自己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私自利者。

    周恩来说，目前正组织一批负责同志一起给高岗保留在他们面前承认错误的机会，这能使高岗在未来停止其在个别人中间散布各种流言蜚语的秘密活动。周恩来指出，所有接触过高岗和了解他的人在全会上都拥护中央的路线，只有少数不完全了解高岗宗派活动的与会人员对他的罪行程度有所怀疑。周恩来说，同高岗解决问题要比饶漱石困难、复杂得多。他要么以自杀相要挟，要么散布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和要逮捕他的说法。周恩来指出，如果高岗或其他人在自己的反党宗派斗争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在他们面前，党不会停止对那些人的逮捕，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什么功绩。周恩来说，尽管高岗有错误行为，中央在审查他的问题上严格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一切犯过错误和有错误认识的人，应当采取“治病救人”而不是排斥的办法。

    谈话进行1个多小时，使馆参赞В.В.瓦西科夫和师哲出席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79，д.7，л.36-40

    №25967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英美法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1954年2月21日)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

    1954年2月21日

    第332号文

    绝密

    文本第2份

    关于英美法海空军在南中国海联合军事演习的报告

    (简报)

    从国外报纸获悉，1954年2月14日，在苏联、美国、法国外交部长柏林会议结束之际，英美法驻远东海空军在菲律宾和印度支那之间的南中国海域开始举行第一次大型海空军联合演习，演习代号使用了音乐术语“奏鸣曲”，演习的目的旨在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演习的准备

    必须指出，演习的准备工作高度保密，在这一过程中，香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54年1月，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一些著名军事活动家迅速抵达香港就令人怀疑，从香港报纸获悉：从1月14日起，在10—14天有如下人员访问了香港：

    1.美国驻檀香山第14海防分队海军少将弗兰克·坎农。

    2.英军总参谋部副司令达德里·沃德中将。

    3.法军总参谋部司令克列门特·布兰克大将(有6名总参谋部军官随行)。

    4.美国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有5名总参谋部军官随行)。

    同时，英国驻远东海军司令、海军中将查尔斯·拉姆在香港逗留，1月20日去了澳门。

    还要指出的是，12月2日，美国海军部部长罗伯特·安德森和美国陆军部副部长查尔斯·托马斯也来到香港。

    自然，如此数量的三国著名军事活动家齐聚香港的目的绝非他们在报纸上宣称的“两天休假”或“官方会晤”。

    显然，游戏的幕后动机是准备军事演习。如果考虑到上述军事代表在会晤期间，参与演习的英国海军的领导人查尔斯·拉姆来到了香港(拉姆的司令部在新加坡)，这就更显而易见了。

    1954年2月2日，利用军区俱乐部招待会的有利时机，我询问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是否知道上述高级军事代表会晤的目的。在我们看来，邱会作的表现，要么是对此全然不知，要么是在谈其他的情况。他说，他们会晤是为了协商途经香港运送朝鲜战俘的问题。我国在该军区的军事情报人员不接受这种解释。现在，我国的军事情报人员认为，此次会晤与准备军事演习密切相关。

    二、参与演习的人员组成和演习的目的

    从报纸获悉，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和空军参加演习。同时我们还从军区内的我国情报人员处获悉，国民党部队也参加了演习。对报纸的报道进行仔细研究后，无法证实国民党参加了此次演习。

    必须指出，国民党报刊英文版对演习一事完全保持沉默。香港殖民当局半官方刊物《南华早报》2月10日只是刊登了一则关于英国军舰从新加坡出航参加演习的消息。2月16日和17日，在香港发行的国民党报纸也在显著位置使用大标题刊登了关于军事演习的消息。2月16日，《星岛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关于军事演习的消息，使用的大标题是：《三大国海军大型军事演习开始了。在远东同苏联的潜艇作斗争。对封锁的可能性进行探索。此举对在越南的战争的重要意义》。

    国民党的香港报纸报道说，约有30艘军舰和1万多人参加了军事演习。据英国报纸报道，商船也参加了演习。关于参加演习的空军数量的资料，任何地方也没提过。

    依据这些资料，美国方面有2艘驱逐舰和3艘护卫舰参加了演习，英国方面主要是参加朝鲜战争的军舰，即“哥萨克”号、“防御”号、“亲王”号、“康斯坦斯”号、“康科德”号和“科凯德”号驱逐舰，“山湾”号、“莫克姆”号护航舰，以及“萨罗”号潜水艇。关于法国部队的资料在报纸上没有出现过。

    演习参与者赋予演习以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从委派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查尔斯·拉姆中将、英国远东空军司令桑德森元帅、美国驻菲律宾海军司令里查德·克鲁森少将和法国驻印度支那海军司令奥博弗托少将来指挥演习便可以看出。

    为期10天的演习，其共同目的是完善侦查技术和反潜战。根据报纸消息，演习参加者的出发点是：苏联在远东水域部署了自己三分之一的潜艇舰队，其中大部分驻扎在远东南部水域。演习的目的，如报纸所说，还要探索封锁印度支那和中国沿海的可能性。

    从我们的军事顾问卢卡舒克和阿盖耶娃那里得到的谍报资料判断，演习方还有一个任务是在中国南部登陆。

    因为演习的目的是完善在南中国海针对苏联潜水艇的作战，因此，国民党宣传机关把向“盟友”提供关于苏联在海南岛水域的潜水艇的“谍报资料”作为自己的任务。

    例如，香港报纸《星岛日报》(国民党办的报纸)2月17日转载了台北的消息，根据国民党情报机关的资料，似乎10艘苏联潜艇已经进驻了(海南岛)榆林港，这些潜水艇似乎是在向菲律宾和马来亚运送存放在越南的军火和共产党间谍。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低劣的挑拨者，国民党余孽非常无知。

    鉴于英国、美国和法国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和国民党分子从2月14日起在中国南部附属岛屿活跃的情况，为应对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应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通知我们的军事顾问，中南军区部队已进入战备状态，并向防空部队空军下达了击落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的飞机的命令。

    三、结论

    根据我们的看法和我国驻南中国海军情报人员的看法，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的组织者追求的目的是恐吓中国和越南，在中国和越南毗邻地区展示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实力。

    在华南的中国同志对此做出的回应是提高警惕和做好战斗准备。

    苏联驻广州领事

    И.卡拉布霍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38，д.105，л.50-54

    №10128 尤金与黄文欢谈话纪要：越南抗法斗争局势(1954年3月5日)

    3月5日，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拜访了我，他刚在越南待了4个月，不久前才从越南返回的。在交谈中，越南大使讲述了越南局势，并阐述了自己对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的看法。

    黄文欢说，目前越南各条战线上的主动权都掌握在人民军队手中。鉴于除少数地点以外的越南北部地区均已被解放。人民军司令部打算在今后逐步让自己的主力移师越南中部。由于人民军没有必要的交通工具，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遇到极大困难。人民军的战略计划在于通过与敌人展开运动战，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人民军的任务中，暂时还不包括占领像河内、海防、西贡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它还不具备做到这一点的足够力量，特别是技术装备。人民军正规军的数目目前约有20万人，敌人的军队…… [5]

    随后越南大使说，他设想，有可能法国政府也会参加关于越南和解的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为，第一，越南不存在确定的战线，所以要划定一条分界线和确定非军事区将特别困难(在越南解放区生活着近80％的居民)；第二，法国人将会为保大争取一定的地位，而人民政府对此则不会同意；第三，美国将会通过向法国政府和保大施加压力力图破坏谈判。

    在谈话结束时，越南大使黄文欢请我今后向他通报关于日内瓦会议筹备过程中涉及越南的部分。

    谈话由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切卡诺夫同志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尤金

    АВПРФ，ф.079，оп.9，п.7，д.15，л.64-66

    №21370 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致英共的电报(1954年3月5日)

    1954年3月5日

    第406/ДВ号

    致苏共中央

    В.П.斯捷潘诺夫同志：

    兹发给您中共中央要求转达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该电报是于今年3月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转给苏联外交部的。

    附具体涉及上述内容，共计两页。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保存转交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И.谢尔巴科夫

    1954年3月6日

    附件：

    致苏共中央并请求转交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决定推荐希尔达·科恩或特列沃夫·希尔同志到我们中国从事英文著作的出版顾问工作。你们从上述两位同志中选择任何一位到中国来，我们都会感到高兴的。我们希望该同志在我们这里从事《人民中国》杂志的编辑工作或在《中国重建》杂志编辑部从事英文编辑、顾问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该同志在从事编辑、顾问工作的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培养编辑骨干。该同志在中国的工作期限为三年。该同志从英国到中国的旅途开销以及在中国居住期间的所有费用，其中包括赡养仍在英国的家庭方面的费用在内，均由我们承担。

    我们期待着你们能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并通知我们该同志前往中国的日期，以便我们及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把给该同志的路费转给你们，并通知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使馆做好迎接该同志的准备工作。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中共中央

    1954年2月19日

    北京

    ЦХСД，ф.5，оп.28，д.185，л.21、22-23

    №20746 莫洛托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中共准备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1954年3月6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顾问何宝贤(He BaoXian)和费德林(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成员)出席。

    张闻天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和其他中共中央成员，让他传达他们对莫洛托夫同志的问候。

    莫洛托夫感谢了他们。

    张闻天报告说，苏联代表团在柏林会议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支持会议上采纳的召集日内瓦会议的决定。

    他说，尽管美国会试图破坏这次会议，但是民主阵营的代表会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他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积极参加这次会议，并且认为，如果在会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功，那么在这里的任何成功都很重要，因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条道路正在打开。

    莫洛托夫表达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赞赏。

    张闻天说，就日内瓦会议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于3月5日抵达北京。

    他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就朝鲜问题准备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最高目标预设了以下几点：

    1.在平等的基础上，创建代表南北朝鲜的统一朝鲜委员会来统治整个国家，直到朝鲜统一政府建立。

    2.举行大选。

    3.外国军队撤离。

    4.统一朝鲜。

    万一这个目标的建议不被采纳，那么就提出一个较低目标，即维持现状，逐渐撤离外国军队，规范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贸易和其他关系。

    这两个目标都是以苏联代表团在柏林会议上的立场为基础和模范而提出的。

    他说印度支那问题更加复杂，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停火线，然而，印度支那结束战争的条件非常重要。所以，应该就此协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莫洛托夫说，根据新闻报道，这个过程将要持续两到三个月，但是新闻里提到国外一些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认为将一直拖延到11月。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

    张闻天说，尼赫鲁(印度总理)提议的“停火线”很难被接受，因为结束战争的条件很重要。

    他指出，必须停止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援助，否则战争会一直拖延下去。

    莫洛托夫说，如果法国想缔结协约，那么当然有必要知道需要什么条件。

    张闻天报告说，有建议在北纬16度画一条分界线。这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总统胡志明有利，如果正式提出的话，应该会被接受。

    他说，在3月底邀请胡志明来京是明智之举。这时，大使问及邀请胡志明到莫斯科讨论日内瓦会议的立场问题和苏共中央党内问题的可能性。

    莫洛托夫赞成邀请胡志明来莫斯科，但是补充说，苏共中央应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就应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问题，张闻天提到，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时候，不仅仅要邀请民主越南的代表，还要邀请巴特寮和柬埔寨的代表，而不要把巴特寮和柬埔寨的代表会包括在越南代表团中。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邀请这三个民主国家的代表，可以作为对其相关国家的抗衡。

    莫洛托夫说，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考虑。

    张闻天探讨了日内瓦会议上可能讨论的其他问题，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重整军备，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协议，还有其他。

    莫洛托夫说，讨论这些问题的可能性需要研究，但是似乎就他而言，这些可能性绝不会被阻止。

    张闻天报告说，考虑到柏林会议上四个外长达成的协议，周恩来正在准备前往日内瓦参加这次会议，苏联代表应该会是莫洛托夫同志。

    莫洛托夫承认了在柏林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达成的协议，并补充道，外长们可能不会全程参与，因为会议可能会延长。

    张闻天解释了中国、朝鲜和越南代表团于4月中旬(10日和20日之间)前往莫斯科，对各自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立场进行协调的可行性。

    莫洛托夫说这样的会议是必要的，有利于事态发展。

    对中国和朝鲜同志已经做好准备以适当的方式来讨论朝鲜问题，他表达了信心，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都是更为知情的。他还表达了对中国和越南同志将为印度支那问题做适当准备的信心，因为他们正有合适时机做这些事。

    张闻天说，北京的工作已经开始：人员已经选出来了，正在起草建议，等等。他指出，中国同志现在指望苏联方面的援助。

    莫洛托夫许诺给以援助，并谈到了联合努力的必要。

    张闻天指出自己缺乏经验，要求选出有能力的苏联外交专家来帮助在莫斯科的中国外交官员，分享他们在国际会议组织工作上的经验以及对待资产阶级代表们的方法、技巧上的经验，等等。

    莫洛托夫同意了这个要求，并且指出大使可以和(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同志商量这些问题，葛罗米柯有参加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他说，苏联外交部对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主要由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诺维科夫和费德林等同志负责。

    张闻天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授权他就日内瓦会议的准备问题和苏联外长保持联系，并且他也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

    莫洛托夫表达了赞赏。

    张闻天谈到日内瓦会议的程序问题，并且对周恩来是否可能担任会议主席的问题特别感兴趣，还谈了其他问题。

    莫洛托夫说，日内瓦会议上会出现许多程序问题，主席、全体代表、会址等等，争议和讨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在此做好适当准备，制订我们的行动计划。

    张闻天很关心是否可能让中立国家参加日内瓦会议，尤其是印度。

    莫洛托夫说，朝鲜问题的参与者的组成已经完全地确定了，但是涉及到印度支那问题，有哪些参与者还不十分明晰，在此还可能有严肃的争论。

    关于邀请印度的问题，他说，让印度参加日内瓦会议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可能将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的角色地位降低，中国要和其他四个大国并驾齐驱，这是印度无法索要的。然而，他提出，让印度和泰国参加印度支那问题符合其他一些集团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

    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

    Н.费德林记录

    发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

    АВПРФ，ф.6，оп.13а，д.25，л.7

    №14580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的报告：关于朝鲜问题的指令草案(1954年3月17日)

    绝密

    致В.М.莫洛托夫同志：

    兹发给您为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就朝鲜和印度支那等问题所起草的指令草案。该草案中所涉及的资料由相关委员会提供。 [6]

    库兹涅佐夫

    1954年3月17日

    附件：

    为苏联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所起草的关于朝鲜问题指令草案

    关于朝鲜问题给苏联代表团下达的指示如下：最高目标(纲领)——实现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朝鲜统一；最低目标(纲领)——如果在会谈期间无法就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朝鲜统一等基本问题达成协议，那就采取一切措施以使停战向实际上的和平过渡。

    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应当指出，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倡议并提出的。

    最高目标(纲领)：提出关于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实现朝鲜统一的建议

    一、在6个月期限内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以确保朝鲜人民行使其应有的权利——自由地解决本国内部事务。

    二、为了建立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民主国家及其政府，兹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建议如下：

    1.在全朝鲜民众自由意愿的基础上召集国民大会，举行全民选举。

    2.为了筹备朝鲜国民大会，举行自由的全民选举，应成立由南北朝鲜代表组成的全民委员会，其中代表均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大韩民国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事先必须强调，该全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起草全民选举法，以便选民能够在自由意愿、没有外国干预以及地方政府和地域性集团的压力的情况下参加选举和加入民主组织，从而确保选举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

    该选举法应得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大韩民国国民大会的批准。

    三、如果在会议上(有人)提出关于成立国际委员会以监督朝鲜选举进程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应援引如下理由：举行选举是朝鲜人自己的事。

    四、在朝鲜全民政府成立后，(各与会国)理应协助朝鲜加入联合国。

    最低目标(纲领)：提出关于采取举措以确保(朝鲜)从停战状态向真正的和平状态过渡的建议

    1.如果会议期间没有就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实现朝鲜统一等基本问题达成一致，那么在所有相关国家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之前，各与会国理应采取措施以确保朝鲜维持和平状态。为达此目的，会议应讨论如下建议：要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在维护朝鲜和平的问题上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不得再重起战端，以便通过和平调解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2.建议将缩减外国军队在朝鲜境内的数量作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第一步。

    3.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均缩减各自的军队数量。

    4.建议采取措施以促进南、北朝鲜的亲近(建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并为此目的提出其他相关建议。

    5.如果会议期间(与会各方)无法就上述建议(最低目标)达成一致，苏联代表团应提出关于在此次会议后各相关国家继续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举行谈判的建议(这些谈判可通过如下方式进行：在为此目的而专门组建的委员会中，或通过正常外交渠道，等等)。

    外交部副部长А.А.葛罗米柯

    外交部副部长В.А.佐林

    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Н.Т.费德林

    外交部美洲国家司司长А.А.索博列夫

    外交部南亚和东南亚司司长К.В.诺维科夫

    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司司长А.А.索尔达托夫

    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司长А.А.拉夫里谢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佐林、费德林、索博列夫、诺维科夫、索尔达托夫和拉夫里谢夫等同志，档案室

    АПРФ，ф.0100，оп.47，п.389，д.107，л.1-4

    №21405 尤金致马林科夫等函：中共要求帮助修改宪法草案(1954年3月19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4年3月19日

    第247号

    绝密

    马林科夫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赫鲁晓夫同志：

    我把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苏共中央转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送给你们。刘少奇再次提醒说，中共中央希望得到苏共中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提出全面的意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手写批注：

    文件首页标注“紧急呈送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7] ，4月24日。

    说明：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最新修改稿，并根据修改稿提出了最终意见，已将建议交给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4年4月26日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国家组织和国家机构(国家组织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节　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构

    第五节　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机构)

    第六节　法院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 [8]

    手写批注：

    打字稿为原稿，手写字体是对中共中央最初文本审议后做出的修改(1954年3月21日)。

    附件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国家组织和国家机构(国家制度)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节　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构

    第五节　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机构)

    第六节　法院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 [9]

    手写批注：

    这是第一份稿子。手写字体改动的地方是对第二份稿子做出的修改。 [10]

    ЦХСД，ф.5，оп.28，д.186，л.2-61

    №21407 卢涅夫致彭真函：苏联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1954年3月20日)

    副本(手写)

    致彭真同志：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根据你们的请求，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对前言的意见

    第2页，在“该宪法体现了人民革命的成果”一处最好加上“并且将会使人民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关于把个别条款中包含的一些具有纲领性的材料放到前言中这个问题，比如，把第10条中谈到的关于国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政策放到前言中。在第4条中也包含有一些纲领性的内容。

    对宪法草案结构和一些章的名称的意见

    宪法草案第一章“总纲”最好改为“社会制度”，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通常都是这样表述的。

    在第一章中一些条款的顺序能做如下调整就更好了：把第3条替换为第2条；把第17条替换为第3条；把第18条替换为第4条；把第19条替换为第5条。接下来是论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基础的条款。

    草案的第二章最好划分为如下一些独立的章。

    1.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该章最好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列出一些条款。

    2.国家的管理机构。该章最好就国务院、各部和中央机构列出一些条款。我们认为，该章最好对一些部做出法律上的规定。

    3.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4.民族自治区的权力机构。

    5.法院和检察院。

    应当好好考虑关于在宪法草案中增加新的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这个问题。草案中可以把该章放在“社会制度”这一章的后面。

    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宪法草案可以由如下几章组成：

    第一章——社会制度。

    第二章——国家制度。

    第三章——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四章——国家的管理机构。

    第五章——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第六章——民族自治区的国家权力机构。

    第七章——法院和检察院。

    第八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九章——国旗、国徽和首都。

    对个别条款的意见

    第3条的措辞最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人民。”

    第3条的最后一部分应分为单独的一条，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进行的整个建设中实行的民主集中原则固定下来。或许，该条的措辞应该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都建立在民主集中原则的基础上，并按这一原则行事。”

    第26条应该准确一些。根据国务院总理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组建”国务院中的“组建”一词应该为“批准”。

    第32条应该指出一个期限，在该期限内应该对代表的质询做出答复。

    第33条应当准确，其中应该指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被发现犯罪，并且罪证确凿的情况下，他应当被拘捕。并且应立即报告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经后者许可对该代表实施逮捕。”

    第34条应该指出，选民有权提前撤换人大代表。

    第36条第9项“组建国防委员会”最好改为“批准国防委员会”。

    第38条应该增加“行使选举权”一句。

    第45条，最好不要把国务院称为“最高的管理机构”，而称为“最高的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和管理机构”。

    第46条应该指出，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确定。

    第50条，我们认为该条应该被分为两条。第50条的前半部分最好移入“国家制度”一章中，而第5条的第5项保留不变，作为单独的一条。

    第54条应该增加一些内容，应该指出地方人民政府由谁选出。

    第61条应该准确一些，应该进行修改。该条的前半部分或许应该修改为：“民族自治区自我管理机构活动的具体形式既应该符合该自治民族的利益，也应该符合生活在该地区的其他民族的利益。”

    第64条，专门的法庭不应该被称为特别法庭。其中“专门的法庭”包含特别的法庭。

    第75条应该指出，法官的工作应独立于地方权力机构。

    第77条最好写上“全体公民”，而不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79条应该指出，该条中规定的一些权利保障劳动人民及其组织享有出版、印刷的权利和使用公共建筑物的权利。

    第81条在例举一些保障的同时应该把“住宅不可侵犯”的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应该列出一条，或许应该为：“背叛祖国应该被作为一项最严重的罪行予以最严厉的惩处。”

    宪法草案中应该指出各国家机构颁布的法令的准确名称。根据宪法草案，能够颁布命令的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国务院；(3)部长；(4)地方权力机构。

    应该把如下行为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2)常务委员会颁布法律；(3)国务院颁布决议和命令；(4)部长下达命令和指示；(5)地方权力机构做出决议。

    这就是我们对宪法草案的意见。

    祝好

    А.Е.卢涅夫

    1954年3月20日

    ЦХСД，ф.5，оп.28，д.186，л.98-102

    №21408 柯妮娜和卢涅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意见(1954年3月20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对前言的修改意见

    对于前言有一处措辞上的修正。

    第2页提到：“该宪法是人民革命成果的体现”，在“体现”一词后加上“并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较能更好地反映实际。

    关于把宪法草案的个别条款中包含的具有纲领性质的材料放到前言部分这个问题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比如，第10条的一些内容谈到的是关于国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政策。第4条中也包含有一些这样的纲领性内容。

    对宪法草案结构和章节名称的意见

    第一章的名称为“总纲”。

    宪法章节名称的准确和清楚对于宪法文件具有巨大的意义。章节名称应该反映其中包含的条款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的名称为“总纲”，这一名称与这种要求是不相符的。这种名称或许适用于前言，但不适合作为第一章的名称，第一章应该包含确定的内容、具体的法律准则，来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的社会制度。

    因此，正如苏联宪法和几乎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一样，把第一章的名称改为“社会制度”较为准确和正确一些。

    此外，第一章中载明的一些条款不连贯。首先第1条和第3条谈论了国家的政治基础，从第4条到第17条谈论的是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从第17条到第20条再次谈论了关于国家的政治基础。

    我们建议把关于国家政治基础的内容集中到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把第3条改为第2条，第17条改为第3条，第18条改为第4条，第19条改为第5条，等等。

    对第二章的意见

    我们认为，草案中第二章的名称“国家结构和国家机构”需要改一下。

    从这一章各条款的内容来看，“国家结构”包含了国家机构总的架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再加上“国家机构”就重复了这一意义。

    从这一表述可以得出结论，“国家机构”不属于“国家结构”，那么国家结构又包含什么呢？

    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关于把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所有的国家机构都合并到一个章节中这个问题。

    为了使宪法更加明确，我们建议把第二章划分为几个单独的章节。

    第一章，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

    该章中最好有一些包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一些条款。

    第二章，国家的管理机构。

    该章最好包含一些关于国家最高执行机构和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条款，同时也应包含一些对各部和其他一些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进行确定的条款。我们建议在草案中加入一些条款，来确定各部和中央部门的法律地位。

    第三章，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第四章，民族自治区的权力机构。

    第五章，法院和检察院

    此外，作为独立的一章，草案中应该加入“国家的制度”一章。

    必须有这一章，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自治单位，并且其国内的行政划分非常复杂。

    这些自治单位和行政划分都被一些法律准则固定了下来，这些法律准则体现在第2条，第5条和第59条中的一些内容，但是这些条款被分散在不同的章节中，而它们是必须被集中到一起的。

    这样做对宪法只会是有益的。这样国家制度的民主原则就会变得更加明确和清晰。

    我们建议把这一章放在“社会制度”这一章的后面。在制定这一章的时候可以参照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二章。

    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宪法草案可以由如下几章组成：

    第一章——社会制度。

    第二章——国家制度。

    第三章——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四章——国家的管理机构。

    第五章——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第六章——民族自治区的国家权力机构。

    第七章——法院和检察院。

    第八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九章——国旗、国徽和首都。

    对个别条款的意见

    第3条最好这样编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人民。”第3条的最后一部分应分为单独的一条，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进行的整个建设中的民主集中原则固定下来。或许，该条的措辞应该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都建立在民主集中原则的基础上，并按这一原则行事。”

    第25条应该增加一些内容，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活动的民主性质。比如，增加的内容可以类似苏联宪法第40条的内容或者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18条的内容。

    希望第26条能够增加一些条款，指明立法应该由谁首先提出。

    这一条的第5项内容指出，根据国务院总理提交的候选人名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建国务院。“组建”一词意味着挑选政府候选人。这项工作由总理完成，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政府的成员。因此我们建议把“组建”一词改为“批准”。

    第32条谈到了代表的质询权。但是在这一条中没有指明一个期限，在该期限内应该对代表的质询做出答复。因此，在该条中应该指明对代表的质询进行答复的期限。

    我们认为，这一期限不应该超过10天。

    第33条应当准确，其中应该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可侵犯，并指明对其进行逮捕的程序。该条应该同宪法草案的第80条联系起来。第80条不允许不经法官和检察官的判决就逮捕任何人。第80条规定，在得到法官和检察官进行逮捕的许可之前，允许进行3天以内的拘押。第33条还应该以法律的形式表明，如果人大代表被发现犯罪，可以对其进行拘押，然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的许可对其进行逮捕。宪法草案第30条可以以如下的形式表述：“在全国人大代表被发现犯罪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拘押。并且应立即报告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经后者许可对人大代表实施逮捕。”

    第34条指出，“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权根据法定的程序撤换人大代表”。

    这样的表述还不清楚，法定的程序是什么。把这项内容修改为“选民有权提前罢免人大代表”，是不是更好一些？

    第36条的第8项内容应该进行补充，指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履行本条阐述的职权。

    第36条的第9项“组建国防委员会”最好改为“批准国防委员会”。

    第38条应该准确一些。该条指出，年满35周岁的每位公民都可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每位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因此，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公民不能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如果把这一点表述如下，将会更加准确一些，即：“年满35周岁的每位享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是否应该为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确定年龄上的限制呢，而且确定的年龄还是这样的高，这在实际上有必要吗？

    第45条的表述应该改善一下。该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是最高的管理机构。”

    此处，同一机构使用了两个名称。把该条作如下修改是不是更好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和管理机关。”

    第46条需要准确一些。该条指出：“国务院各部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国务院的组织地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研究决定。”从这一表述可以得出结论，这一工作可以由人大或常委会按其自身的意愿来完成。根据其他条款的内容，此处有另外的意思。也就是国务院各部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而在人大休会期间由常委会确定。我们认为，宪法中应该这样表述。

    第48条的第2项指出，“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或常委会提出建议”，连接词“或”应该替换为“和”。同时指出就哪些问题提出建议也是适当的。

    第50条应该被分为单独的两条。第5项内容以前的前半部分最好移入“国家制度”一章中，而第5条的第5项内容保留不变，作为单独的一条。

    第54条应该增加一些内容，应该指出地方人民政府由谁选出或任命。

    宪法草案的第61条应该准确一些。

    该条应该指出，在民族自治区的自治过程中主要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形式。我们觉得宪法草案第61条的前半部分最好修改为：“民族自治区自我管理机构活动的具体形式既应该符合该自治民族的利益，也应该符合生活在该地区的其他民族的利益。”

    这将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宪法草案的第64条中，不应该以特别的法庭来代替专门的法庭。如果在该条中使用“专门的法庭”，那么这一概念将概括工业、运输业领域的法庭和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等所有法庭，“专门的法庭”这一概念包含特别的法庭。苏联宪法的第102页在谈到专门的法庭的时候就指出，这也指军事法庭，是苏联专门法庭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宪法草案中的第75条对法官独立原则的确定不够准确。其中没有指出法官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独立于什么样的地方性权力机关。该条的阐述应该与苏联宪法第117页的内容、波兰宪法第56页的内容、匈牙利宪法第44页的内容、罗马尼亚宪法第76页的内容相接近。

    在第77条最好写上“全体公民”，而不单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79条应该作一些补充，应该指出，该条中规定的一些权利保障劳动人民及其组织享有出版、印刷的权利和使用公共建筑物的权利等。

    第81条在列举一些自由的同时还应该规定“住宅不可侵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章的最后，我们建议作如下修改：“背叛祖国应该被作为一项最严重的罪行予以最严厉的惩处。”

    宪法草案没有把国家各机构颁布法律的制度明确确定下来。比如，根据宪法草案，如下机构有权发布命令：(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国务院；(3)部长；(4)地方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地方权力机构一样，也是有权做出决议的。

    为了法律的合理性，正如苏联的宪法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也应该载明和确定国家各级权力机构发布的法令的名称，可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是，常务委员会颁布法律；国务院颁布决议和命令；部长下达命令和指示；地方政府通过决议。

    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Л.Ф.柯妮娜

    А.Е.卢涅夫

    1954年3月20日

    手写批注：

    未提交。

    这份初稿是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法律委员会的苏联法律问题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这份稿件没有转交给中国同志，被大使馆认定已放弃。

    ЦХСД，ф.5，оп.28，д.186，л.103-110

    №13015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记录：高岗事件与党内团结(1954年3月26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3月31日

    绝密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

    1954年3月26日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拜会了毛泽东，谈到关于召集中国共产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共中央会面，研究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问题，同时向他透露了苏斯洛夫同志信中的内容。我对这两件事情分别做了会谈纪要。

    在有关上述问题的讨论结束之后，我正要离开，毛让我再待一会儿，他希望像同志那样跟我谈谈。在我先前对中国的几次访问中，我们也经常这样交谈。

    一、他说他在杭州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和疗养。在休假的最后三五天里，他常去爬山。毛泽东说：“在我外出时，他们开始向外散播我有严重的健康问题的谣言，有人说我得了肺结核，还有人说我有心脏病。他们还谣传说，我过世之后，高岗会接替我的职位。不过，你可以看到，我健康得很，离死还差得远呢。”

    接着这一话题，他开始谈到高岗。毛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老觉得党内外有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就像一场大地震即将来临前一样，觉察到这儿震动一下，那儿震动一下，但就是不知道震中在哪里。在去年的6—7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财经问题的会议上，这种感觉尤其明显。不久，在1953年7—9月间，我强烈地感觉到党内存在着两个中心，一个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另一个却隐而不现。震动开始变得越来越剧烈。12月24日在政治局内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事情变得明晰起来。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震动都是从哪儿而来的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震就不会在其他地方发生。

    毛对我详细描述了“高岗事件”的一些细节。他告诉我说，在2月份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之后，组织了两个委员会，工作了两个星期，最终澄清了大量的事实。一个尤其值得重视的事实是高岗和饶漱石都曾被逮捕过。他们履历中的某些部分以前很含混不清，但是现在清楚一些了。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很不检点的人。他有很多女人，其中有几个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想弄清高岗究竟和帝国主义者有无联系。很多揭露高岗个人生活的有价值的材料都是他的秘书们提供的。

    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在因贝利亚一事飞往莫斯科并返回之后，变得异常活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没有对任何人提及苏共中央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即宣扬个人崇拜的危害性和党内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另一事件也很典型，从莫斯科回来之后，高岗没有回家，而是立即赶到各省来京出差的党员干部下榻的北京饭店，并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采用了这一策略来进行其秘密活动：声称拥护毛泽东和林彪，但是首先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毛说：“当然，这并不是针对具体的某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党的团结的问题。”我说，这是分裂分子通常采取的战术，因为他们无力公开反对毛泽东。毛回答说，正是因为分裂分子借他的名义欺骗了很多同志，他才要迅速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否则“党派斗争就会像传染病一样在党内迅速蔓延”。高岗事件暴露之后，绝大多数党员能正确理解党中央的行动，但有些同志会责怪中央的行动稍微迟缓了一些。接着，毛半开玩笑地说，是毛泽东提议让高岗成为政治局委员，并提名他当中央政府副主席的。现在同志们一方面通过了处理高岗事件的各种办法，一方面询问中央为什么没有及时注意到这件事。毛回答说，显然是因为他自己瞎了眼。于是同志们又问道，既然你眼瞎了，怎么还能工作呢。对此毛回答说，他现在又复明了。在这方面，毛注意到自己在去年年底心情很不好。苏联对贝利亚事件的处理有助于中共中央找到一个揭露高岗反党活动的恰当方式。那时他怀疑高岗在进行反党活动，但还不是很确定，这是他在与高岗交往时保持警惕的原因。我说，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杭州会议时，当你要求把贝利亚一事通报给政治局成员，却没有提到高岗。毛说，那时中央还没有把事情完全搞清楚。起初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后来决定必须召开一次全会。毛说，他自己现在感觉好多了，因为这些都有利于形势的好转。目前不断有关于高岗的新材料揭露出来，很多细节得到了澄清。最后的决定将会在下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我引用列宁的话说，当一个党清除了自己内部的敌人后，它就巩固了自己，目前中共正是处于一个巩固自己的时期。毛说，这并不排除以后还会出现党内分裂分子的可能性。我回答说，只要有阶级存在，就会有阶级斗争，即使在党内也是如此。毛泽东说，外表看来党的一切都很好，但实际上其内部并不一定是这样。

    后来，提到高岗是科瓦廖夫的朋友，毛问我是否看过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看过，但是斯大林同志跟我说过。毛泽东说，这封信在他的手里，他说会给我看，其中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高岗暗示的。信的大意是除了高岗，党中央没有一个好同志。当然，在高岗说中共中央的某些委员有亲美倾向，其他一些委员则有反苏意图时，他是在企图误导科瓦廖夫。很明显，高岗心怀叵测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毛问科瓦廖夫现在在哪里工作，我说，我曾听说他原来是个铁路工作人员，后来投身政治，我不太清楚他的情况。他在中国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参加谈话的师哲说，他现在可能是煤炭部的副部长。)

    二、然后，毛泽东对我谈到了中央的组织工作。他告诉我，目前他很少处理日常事务，而是交给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去处理。这些同志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会向他征求意见。这样的话，一方面提高了每一位中央委员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使他自己能抽出精力来研究和准备最重要的问题和决定。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工作的方式能达到最佳的效果。毛评论说：“在杭州的最后两个月，我干的事情远比在北京被日常杂务缠住时要多。”毛泽东说，在那段时间他编写了以下文件：(1)关于中共党中央工作的一个文件；(2)在中央2月中央全会上关于党的团结的一个决议；(3)周恩来关于高岗事件的一篇文章；(4)有关中央2月中央全会的新闻稿；(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草案以及其他一些文件。毛接着说，最近中央开始推行一种新的做法，毛或者政治局其他委员起草的文件可以交给一些中央委员会领导同志联合审议。这种工作方法效果很好，也得到了政治局委员们的赞同。毛继续评论组织工作，并笑着说：“我们已经把中央的年轻同志放到了第一线，我退居第二线。这就像打仗的时候，如果敌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居于第二线的同志就会冲上前来坚持战斗。”…… [11]

    АВПРФ，ф.06，оп.13а，п.39，д.227，л.1-5

    №14582 为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文件：朝鲜的国家统一和全民选举问题(1954年4月 [12] )

    关于恢复朝鲜民族统一和举行朝鲜全民选举的问题 [13]

    一、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1.在朝鲜人民自由意愿的基础上举行全民选举和召集国民大会，并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

    2.为了筹备朝鲜国民大会，举行自由的全民选举，采取果断措施促进南北朝鲜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将成立由南北朝鲜代表组成的全民委员会，其中代表均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大会和大韩民国国民大会自己选举产生。

    3.必须事先强调的是，该全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起草全民选举法，以便选民能够在自由意愿、没有外国干预、地方政府和地域性集团的压力的情况下参加选举，从而确保选举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

    4.为了恢复朝鲜经济，提高朝鲜人民的福利水平，保护和发展朝鲜民族文化，全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实现朝鲜的民族统一而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确立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具体包括：贸易、财经结算、交通、边境关系的处理、通信往来、文化和科技交流，等等。

    二、必须承认，所有外国军队在6个月期限内全部撤出朝鲜领土。

    三、所有那些关心和维护远东地区和平的相关国家，都应当承认和确保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之创造条件，以促进朝鲜和平统一问题的尽快解决，为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而努力。

    АВПРФ，ф.06，оп.13，п.69，д.5，л.13-20

    №21409 高尔基等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7日)

    致М.А.苏斯洛夫同志：

    我们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发送给你。

    А.…… [14] (签名)

    А.高尔基(签名)

    1954年4月7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提交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俄语文本中包含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一些条款的叙述不够明确，编排得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许多问题看起来是由于翻译的质量不行，因此没有必要局限于对个别条款的编排和不够准确性提出意见，或许，这是由于翻译的质量造成的。在就宪法的实质提出建议的同时，必须指出草案中那些编排上的不足，这些不足会歪曲宪法的意义。

    我们认为，宪法草案非常完整，基本上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及其国家机构的结构和权限，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第一，总的意见。

    1.宪法草案的第一章实际上阐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地位。因此这一章的名称不应是“总纲”，而用“社会制度”或者“社会政治制度”的名称更合适一些，正如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一样。

    第18条由于没有宪法条例的一般性质，应该被纳入第三章中，并替换该章中的第88条。

    2.宪法草案第二章的名字应该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机构”。据此，草案第一章的第2条(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应该被放到第二章的第5节“民族自治区”，并且作为这一节的开头。

    3.宪法草案中，应该更加明确地确定和限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加详细地阐述其中一些机构的权限，以便在对这些机构权限进行界定的条款中消除其含糊不清和一些明显的矛盾。

    宪法草案应该更加准确地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履行的那些职能。在宪法草案的第41条中必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必须把总理候选人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该条中也应该更加明确地说明，只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才有权任命和罢免总理以及其他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职务。

    宪法草案还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立法权在他们之间是如何分配的。第22条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行使立法权的机构。同时，第36条的第4项内容指出，常务委员会“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和法令”。

    鉴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根据第36条的第4项条款，常务委员会有权颁布立法文件，并在随后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据此，应该从第22条中删除“唯一”一词。

    更为合理的修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在每年召开一届会议。

    为了精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并避免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职能的重复，或许应当把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合并，可以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4.根据宪法草案的第35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秘书处秘书长以及常务委员会委员。根据这一条以及第26条中的第3项内容、第41条中的第6项内容以及其他的条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的职务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能由一人担任。

    5.第41条中的第6项内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但是宪法草案中没有指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它的权限是什么，它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国家机构具有什么样的效力。

    6.宪法草案的第二章被分为6节，包含了宪法草案98条内容中的56条。宪法草案的其他3章中没有被划分出小节。为了简化宪法草案的结构或许应该把这些节改为单独的章。

    第二，对宪法草案一些条款的意见。

    第3条。指出“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一点最好删除，因为在随后的一些条款中具体地确定了这一原则的内容。

    第6条。该条指出，国有成分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该条应该指出，以大型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业、大银行等为代表的主要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也就是属于人民所有。

    该条中有一些不甚成熟的表述：“自然资源由国家、集体以及其他人开发”。“开发”一词可以用其他词替换，比如替换为“使用”。

    第7条。该条指出，劳动人民部分集体所有制是个体农民全民所有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不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所有制形式不是一种组织。

    第8条和第9条。应该删除“根据法律”的词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本身就以立法的形式把相关的法令固定了下来。

    第10条。“所有制”一词最好换为“所有制形式”。

    该条指出，国家禁止资本家“盗窃国家财产”。以这种表述提出的要求是不能被作为法律准则的内容的。

    第21条。在“权力”一词的前面加上“国家”一词(草案中其他相应的地方也应该作此修改)。

    第23条。在谈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的时候，“建立”一词应该替换为“组成”一词。

    第23条中的第1项内容最好以如下形式阐述：“各省人民代表大会按如下准则选举省人大代表：每80万人选举一名人大代表，但是每个省不少于3名人大代表。”

    第24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任职期限，应该阐述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行使权力的期限，因为代表的任职期限是由相应选举机构行使权力的期限确定的。

    宪法草案中关于地方权力机构行使权限的期限的相关条款必须作这样的修改。

    该条款的第二部分应该准确一些，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能够做出关于推迟举行选举的决议。

    第26条。应该去掉“职能”一词，因为这一词是“职权”和“权限”的术语所不能替换的，这实际上谈的就是这一条。因此本条的开头建议以如下方式叙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修改和通过法律”等等。对其他确定国家机构权限的条款也应该作类似的修改。

    该条第3项内容的表述不能使人明白，谈论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的哪个机构。

    该条的第6项内容应该谈论的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选举，而不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成员的选举。对第65条也必须作这样的修改，该条谈论的是关于地方人民法院成员的选举。

    考虑到，根据第25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届会议，对行政领土的划分的变更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做出，随后由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变更。

    第29条。该条应该删除。可以在宪法草案的第26条(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或任命)指出，全国人大有权罢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职务。

    第33条。该条应该修改为：“全国人大代表不能未经全国人大的同意，而在全国人大休会期间不能未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同意就被审判或逮捕。”

    宪法中未必必须指出关于对“当场抓捕”的人大代表采取措施这个问题。

    第36条。该条中应该删除的内容是，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休会期间发挥自己的功能，因为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常委会也能发挥自己的许多功能。

    至于常委会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发挥的功能，应该指出，这些功能只是该条第4、5和8项内容中阐述的功能。

    此外，在第36条中还必须规定，在全国人大休会期间，常委会可以组建新的部以及中央其他管理机构，并在随后把这些问题递交全国人大会议批准。

    第43条。从该条的文本中还不能清楚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在岗位的时候，他的哪些职权可以由副主席行使。

    第48条。该条的第2项指出，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应该确定一下，这指的是立法方面的建议，以及关于国家管理方面的建议。在涉及到其他机构的相关条款中也应作类似的修改。

    该条的第5项必须指出，国务院可以撤销下级机构做出的决议，其条件是，这些决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关于第二章的第四部分。该部分没有确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形式。如果指的是，地方人大的工作形式是召开会议，那么在宪法中就应该指明这一点，或许还要尽量就每年召开的地方人大会议的人数做出规定。

    第61条。该条的文本应该更为准确一些，应该指出，民族自治区的自我管理机构的具体形式指的是什么。

    也必须确定，在民族自治区的哪些自我管理机构中每个民族都必须有自己的代表，是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中还是在地方人民政府中？

    第63条。该条的第一句话或许应该删除，因为第60条的第二部分已经包含了其内容。

    第62条的第二部分指出，各民族都可以自由地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留或改变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该部分内容非常重要，应该分出列为特别的一条。

    第63条。在该条中或许应该指出，民族自治区(省、区或县)的自我管理机构制定关于本自治区(省、区或县)的法律并递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讨论，该条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不应该把这一问题同这些自我管理机构履行自己的职能联系起来。

    第73条。该条的表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该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察机构对违法犯罪的政府机构进行监督。

    该条应该作另外的表述，应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机构对相关的国家机构严格履行法律的规定进行监督，同时对相关负责人和个别公民进行监督。

    А.…… [15] (签名)

    А.高尔基(签名)

    1954年4月7日

    ЦХСД，ф.5，оп.28，д.186，л.111-118

    №21411 戈尔舍宁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7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М.А.苏斯洛夫同志：

    现把我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发送给你。

    К.戈尔舍宁(签名)

    1954年4月7日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草案的基础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该宪法草案也反映了中国在1949—1953年期间的立法。

    同现行的法律文件相比，宪法草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包含了一些重大的新的条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建设、国家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成就提供了条件。

    宪法草案包含了一些纲领性的条款，为中国近期的发展指明了前景。

    现行的宪法文件中没有包含的比较重大的新的条款是：

    1.宪法草案明确确定了，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表述了中国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前言，以及草案的第4条)。

    2.草案中提出了人民民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新任务：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前言)。

    3.草案以另外几种方式确定了中国国家制度的阶级成分。

    如果说，迄今为止共同纲领中仍然规定，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行使中国的国家权力，那么宪法草案中则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第1条)。

    已经不再指出国家权力属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4.宪法草案强调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完整的原则，而民族问题不是通过联邦的形式，而是通过建立民族自治区的途径来解决(第2条，第59—63条)。

    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口号，直至国家的分离，但是无论是在共同纲领中，还是在宪法草案中都已经不再提这一点了。

    5.宪法草案反映了国民经济中的国有成分要优先发展(第6条)，但是现在提出的却是在中国所有国民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中，国有经济成分的领导作用。

    6.宪法草案中首次确定了国家对矿藏、河流、森林和大块荒地的所有权(第6条)。宪法草案同时也巩固了现行的、农民根据1950年通过的相关的土地改革法得到的土地所有权。

    7.以另一种方式确定了对富农经济的政策。

    宪法草案指出，国家对富农剥削制度的政策是对其进行限制并逐步消灭(第8条)，但是现在没有采取措施对富农经济进行限制，更不要说消灭富农经济了。

    8.宪法草案中也包含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活动进行限制的内容(第10条，禁止投机，限制对工业或商业某部门进行垄断，禁止从事危害社会利益、破坏国家经济和国家经济计划的其他活动)。

    9.宪法草案规定，如果必要的话，并且涉及社会利益的时候，国家可以征用、没收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及其他的生产资料，甚至把其收归国有。

    10.现在推行的政策是对对外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施监督，取代这一政策的是，宪法草案规定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第15条)。

    11.对国家最高政府机构的结构进行了重大的变化。其中包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条款以及其拥有的非常大的权力(第26条、第41条等)，这些条款在以往是没有的。

    根据宪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也是国防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对国家的武装力量实施领导。

    确定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取代现有的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家行政委员会。

    引人关注的是，国家中央政府机构的组成中没有设立部级机构，对全国的军事活动进行管理。

    中国没有设立军事部或国防部，取而代之的是设立了国防委员会。

    12.对于中国的领土行政体系，宪法草案也有了一些变化(第50条)。

    宪法草案设立了四级(中央、省、县、乡镇)取代了现有的七级(中央、大行政区、省、边区、县、区和乡镇)划分，这意味着撤销了大行政区、边区和地区。

    13.国家权力机构的选举还不是全面的选举、不是直接的、平等的、秘密的选举。

    14.同现有的关于法院系统的组织和活动的立法相比，宪法草案做出了重大的修改。

    首先提出了所有的法院自下而上进行选举，让人民评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确立了被告辩护的权利。

    人民法院的选举将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实施，但是迄今为止法官仍是任命的。

    15.提出了检察院机构进行集权的原则，确定其在履行自己职能时的独立(第75条)。

    最近检察院仍然根据双重从属的原则进行建设，并且从属于地方人民政府。

    16.宪法草案首次列出了特别的一章(第三章)，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进行详细的阐释。

    在公民的各项权利中，首次确立了劳动权、休息权、在由于年迈、生病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在公民的义务中，引人关注的是提出了公民保护国家财产的义务、缴纳赋税的义务，以及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应当指出，无论是现有的立法，还是宪法草案都没有提出在中国实行全面的义务兵役制。

    1949年的共同纲领只是指出“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实行义务服兵役的制度”。

    (二)

    应当注意的是，需要对宪法草案作如下补充和修改：

    1.宪法草案的前言部分谈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应该强调说“目前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此时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在国家的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把中国变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2.草案的第一章的名称为“总纲”，把其改为“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较为妥当，因为就其内容来说，本章包含的条款是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说明。

    3.第1条应当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保留该条中的其余内容。

    应该指出，中国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点在宪法中的反映是中国人民摆脱了多年以来国外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了胜利。

    4.第7条的内容指出，在中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成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和劳动农民部分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

    鉴于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不存在诸如“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这样的社会经济范畴，中国的宪法草案中使用这样的概念未必合适。

    任何一个西方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中也没有使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这一概念。

    5.第19条是关于对反革命活动给予镇压，惩处反革命分子，如果能够强调，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依据法律进行的就更加妥当了。

    该条中也应该指出，剥夺政治权利只是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6.第20条确定了阶级成分和武装力量的任务，出于政治的需要，应该指出，“中国的武装力量保护公民从事和平的劳动和自由”。

    7.应该注意的是现在中国引入了共和国主席制，在实质上也就是总统制(宪法草案的第二章对此作了规定)。

    如果说在中国确立主席制应该被承认是必要的，那么，从宪法草案的第41条对其规定的诸多职能来看，应该把第3项内容删除，该项阐述的是共和国主席的如下权力：“任命和罢免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因为这些职务都是选举产生的。

    第43条也应该准确一些，该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其部分权限由副主席履行。

    应该指出这部分权限，或者省去这一点，或者具体指出，这些权限指的是什么。

    8.宪法草案规定(第41条)，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召集最高国务会议，但是，最高国务会议是个什么机构，宪法草案中没有确定它拥有哪些权力和权限。

    非常必要的是，诸如最高国务会议这样的权威机构的成员组成，其法律地位应该在宪法中规定下来。

    9.应该消除第51条中的一些矛盾，该条指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是地方权力机构，而同时指出它是管理机构。

    较为妥当的表述是，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地方人民政府是执行和管理机构。

    10.宪法草案中有许多条款涉及到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这些内容被分为不同的章(第一章，第19条；第二章，第23、34、52条等)。

    较为合理的是，在宪法草案中划出专门的一章“选举程序”，把涉及到国家权力建设中一些重要领域的所有准则都集中到一起。

    11.宪法草案的第73条需要准确一些，因为其中指出，监察机构对违法犯罪活动实施监督，较为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监察机构有义务对国家各机构、负责人和公民严格地遵纪守法实施监督，并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第75条应该准确一些，应该指出，监察机构在履行自己职能的时候独立于地方权力机构。

    12.宪法草案的第26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总检察官的准则，这一点没有必要。

    选举这些负责人不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权限，而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权限。

    ЦХСД，ф.5，оп.28，д.186，л.122-130

    №21406 苏联外交部对中国宪法草案修改意见(1954年4月13日)

    致М.А.苏斯洛夫同志：

    我把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准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俄译本发送给您。

    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4年4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54年3月23日提供)

    …… [1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今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示了赞同并已提交给了立法委员会进行审核。在今年6月，宪法草案将被公布供全国人民讨论，1954年9月，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通过这部宪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在今年3月中旬向苏联驻中国大使提供了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审议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请求尤金同志和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法学家担任顾问，对宪法草案提出意见。

    根据尤金同志的报告，毛泽东同志于1954年3月26日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新版本，该版本在苏联法律工作者所提意见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同志同时还通知尤金同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希望苏共中央委员会对中国宪法草案提出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基础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宪法草案还考虑到了1949年之后通过的其他一些最为重要的法律，同时，同现行的法律文件相比，该宪法草案还包含了一些新的条款，这些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成就的条件。

    就其类型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事实上不同于现行的苏联宪法。如果说苏联宪法是以法律的形式对事实上已经得到的和取得的成就固定了下来，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包含了一些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前景的纲领性条款。

    如果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中国逐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做出任何指示，那么该宪法草案则直接指出，中国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打算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国家的一些主要任务，该宪法草案提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认为，总的来说该宪法草案非常完整，从总体上正确地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及其国家机构的体系和权限，同时也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由四章和前言组成。

    草案的前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成果、对国内各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新民主的实质和过渡时期形成的主要任务进行了简短的描述。前言的最后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关于这一问题宪法草案的论述是：“我国已经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起了伟大而坚不可摧的友谊。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发展日新月异。为了崇高的世界和平的目的以及人类的进步，我国将不断地发展和巩固这种友谊，并且将根据权利平等和互惠原则同那些拥护和平以及对我国友好的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宪法草案的第一章“总纲”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实质进行了描述。

    该宪法草案对国家阶级实质的描述与共同纲领中的描述有所不同。共同纲领中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宪法草案则没有提到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民主力量。宪法草案的第一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宪法草案中对统一战线的作用的描述也是不同的。如果说共同纲领指出，人民民主战线行使国家权力，那么在宪法草案中，人民民主战线的作用被确定如下：“统一的人民民主战线将在我国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它是动员全国人民完成我国过渡时期任务的工具。”

    宪法草案的第一章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以下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也就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宪法草案的第七条指出，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

    根据宪法草案中指出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就要以新的方式来解决关于今后中国经济不同成分的发展问题。共同纲领只是指出，国有经济起领导作用。宪法草案则强调，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优先发展，国有经济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宪法草案也指出，国家将鼓励并致力于发展合作社经济，认为合作社生产的发展是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小生产者进行改造的主要途径。同时，国家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其他的财产，使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将在生产上给农民以帮助。

    现行法律没有对富农经济的发展做出限制。宪法草案规定，“国家对富农所有制推行的政策是逐步予以消除”。

    宪法草案宣布，“矿产、河流、森林、大块荒地”都是人民的财产。根据农业改革法，中国的土地属于那些耕种土地的人。但是宪法草案则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以根据法律“强行赎买、征用城市和农村中的土地以及其他的生产资料”。

    宪法草案也确定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正如第10条所规定的，国家根据法律保护民族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及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国家禁止资本垄断、投机以及资本家从事其他危害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和国家计划的行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政策是为了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私有资本转变为国家资本，并逐渐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

    第10条的上述规定是明确的也是正确的，同时该条还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如下：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利国利民的积极成分和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成分和消极作用。”同第10条所列举的上述内容相比，这种表述实质上没有规定任何新的东西。这种表述是如此的不确定，以致可能导致对国家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产生错误的解释。

    在对外贸易领域宪法草案也有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在中国的共同纲领中，对外贸易的基础是国家对对外贸易进行管制。宪法草案则规定，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并对国内贸易予以管理。

    中国共产党还适时提出了实施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在现行的中共党章的纲领部分提出了实行联邦制的要求。但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既没有提到民族自决权，也没有提到实行联邦制。

    宪法草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禁止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禁止民族分裂活动。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地区实行区域自治。

    关于这个问题，从宪法草案可以看出，民族自治的行政单位可以是乡镇、县、区、省和自治区。自治区和自治省、区和县的管理机构除了拥有地方权力机构的共同职能之外，还可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制定自治政策和单独的执行政策，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宪法草案中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结构也作了重大修改。现在中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国家行政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其功能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履行。

    宪法草案规定的国家权力机构如下：(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3)国务院；(4)最高国务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也是唯一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常务委员会并对其负责，常务委员会履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日常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功能基本上与现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功能是一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国务院，是最高的国家管理机构，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之间要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就其功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与现行的国家行政委员会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中国政府机构新的组成成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

    根据宪法草案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权力和权限的性质来说，这一制度的确立意味着等同于在中国实行主席(总统)制。宪法草案的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行使如下功能：(1)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和法令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2)任命和撤换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及副部长、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3)颁布大赦和特赦法令；(4)颁布国家处于军事状态的命令，宣布处于战争状态，颁布动员法令。

    尽管宪法草案规定，主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的基础上实现这些功能，但事实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生效的时间都由主席决定。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一些职能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些职能的区别还不够明确。

    宪法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召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及其他负责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但是，最高国务会议的功能和权限在宪法草案中没有确定。

    宪法草案简化了现行的中国行政划分，现行的中国行政划分是：包含几个省的大行政区，以及省、边区、县、地区和乡镇。宪法草案规定了四种类型的行政划分：中央、省、县和乡镇；而对那些实行民族自治的省来说划分为五类：中央、省、自治区、县和乡镇。

    根据宪法草案，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而地方性的国家管理机构是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地方人民政府。由于地方人民政府以及这些政府的主席和副主席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宪法草案中做出如下规定未必是适宜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任命和罢免地方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

    宪法草案中包含了一些新的关于司法机构的内容。取代现行法官任命程序的是确立了通过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来选举法官的制度。规定了法官的独立原则，只能依据法律履行自己的职责。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查机构建立在双重从属的基础上，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它不仅要依赖于上级检察机构，而且还要依赖于地方人民政府。宪法草案则规定了建立集权的检查体系，确定了检察机构对地方政权的独立性。

    与苏联宪法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规定全面的服兵役的义务，授予国务院每年在一定的地区征召公民参军的权力。宪法草案规定建立国家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没有列出单独的一章或一节来对选举制度做出规定。这些问题在宪法草案的各章中都有所反映。

    宪法草案第19、23、52和第79条中规定的选举制度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现行宪法中规定的选举制度有明显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确定的是多级选举制，而不是直接选举制，也没就进行秘密选举做出规定。关于选举代表的名额和选举的程序宪法草案中也没有做出规定，而是由选举法做出规定。

    宪法草案规定，海外华侨也可以被选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就需要在国外组织选举，这在事实上很难实现。

    年满18岁的所有中国公民，无论其民族和种族、职业、出身、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些依据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或被限制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宪法草案的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依法在一定的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政治权利”。

    与苏联宪法和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草案没有规定国家同宗教相分离。宪法草案中只是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

    应该说，宪法草案中的一些条款不甚清楚，需要进行一些修改。比如，第74条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指出，检察机构“有权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公民的违法活动进行监督”。第5条中的“所有制”一词用“所有制形式”来表述更为正确一些。或许，这些不当的表述是由于翻译的错误。

    我们认为，可以向中共中央作如下通报：

    1.根据中共中央的意愿，苏共中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正确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建设、国家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并从法律上把这些成就固定了下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确定及其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的确定是非常充分的和正确的。

    2.如果中共中央认为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希望能够对如下问题再好好考虑考虑：

    (1)宪法草案规定，年满18岁的所有中国公民，无论其民族和种族、职业、出身、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宪法草案没有对选举权进行全面的规定。或许在宪法中应该对选举权做出全面的规定，特别是要强调，对一些剥削阶级的代表政治权利的剥夺具有临时性。

    (2)宪法草案的第10条就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进行了正确的规定。同时，在我们看来，这一条在表述上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即“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为：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计民生的积极成份和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成份和消极作用”。或许这一表述应该准确一些。

    (3)为了预防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在工作中的重复，最好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能做出更加严格的界定，同时对最高国务会议的权力和权限做出更加严格的界定。

    (4)应该注意，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那么在宪法草案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任命和罢免省、直辖市、自治区或自治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第41条，第3项)是否合适？

    ЦХСД，ф.5，оп.28，д.186，л.62-97

    №21410 鲁坚科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14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М.А.苏斯洛夫同志：

    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归还给你，同时把我对该草案的修改意见提供给你。

    附2页文本。

    Р.鲁坚科 [17]

    1954年4月14日

    附件：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法律的履行将进行什么样的监督，在对宪法草案的相关条款进行分析的时候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

    宪法草案第36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对宪法和法律的实行实施监督”。但是没有指出，它将借助于那些特别的机构实施这种监督。

    宪法草案规定，建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并设立总检察长的职务。但是检察院在对法律(如果不是翻译的问题的话)进行监督问题上的作用是不明确的。

    第73条指出，监察机构“对政府、政府负责人和公民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监督”。很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正确的(如果翻译准确的话)。检察院不能对犯罪活动“进行监督”，而是通过对犯人判刑产生的警示作用，来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

    同样，检察院也不能对一些机构、负责人和个别公民的违法活动进行“监督”，而是采取措施消除这些违法活动。

    因此，在论述检察院的功能的时候，应该指出，它们的功能是对所有机构、负责人和个别公民对法律的履行实施监督(或者对法律进行监督)。

    苏联宪法对检察院的监督做出了规定，也规定了检察院对严格履行法律实施最高的监督(苏联宪法第113页)。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宪法草案不使用这些术语。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它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建立严格集中的检察机构，对全国法律的严格履行实施监督非常重要，因此这一检查机构应该对法律实施最高的监督。这些都将强调对法律进行监督的功能，强调在国家、集体和其他的组织中贯彻遵纪守法的任务，其他的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也不例外。同样，常委会对检察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督。

    Р.鲁坚科

    1954年4月14日

    ЦХСД，ф.5，оп.28，д.186，л.119 121

    №21412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关于中国宪法草案的结论(1954年4月14日)

    苏斯洛夫同志：

    现把苏联外交部准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结论递交给您，该宪法草案是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今年3月23日交给我们的。

    经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最新翻译文本已经在4月12日交给您。 [18]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4年4月14日

    第128ВК号

    副本

    第1655ВК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结论

    一、对宪法草案以及主要条款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草案的基础是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宪法草案的制定中也考虑到了1951年通过的关于民族自治区国家权力机构建设的规章制度，1953年的选举法。该宪法草案反映了1949—1954年期间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

    此外，宪法草案中还包含了一些主要的新条款，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提出的一些具有纲领性的任务。

    引人注目的是宪法草案中的如下条款：

    1.宪法草案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

    如果说，在1949年通过共同纲领的时候曾承认，需要就中国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做出一些指示(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同志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到过)，那么，由于人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宪法草案指出，中国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宪法草案的前言)。

    宪法草案提出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新的主要任务，这些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

    2.由于宪法草案指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就要以新的方式来解决关于中国不同的经济成分在今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说，共同纲领规定，所有的社会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都应该得到发展，而国有经济成分的作用只是对其他各种经济成分起领导作用，而宪法草案强调的则是国有经济成分的优先发展(第6条)。

    如果说现在只是对私营企业、对工人和职员的剥削作了一些限制，那么宪法草案则规定，逐步消灭各种人剥削人的制度(第4条)。

    3.以新的方式确定了对富农经济的政策。

    1949—1950年，中国的一些地区开始擅自采取措施限制甚至消灭富农经济，1950年6月，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批评了这种擅自行为，并且指出，实行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还为时过早。

    宪法草案包含了一些新的条款(第8条)，其中指出，“国家对富农剥削制度的政策是对其进行限制，并逐步予以消灭”。

    4.宪法草案确认了1950年农业改革法的一些条款，即：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其转交给农民所有，同时，宪法草案规定，如果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以把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及其他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第12条)。

    宪法草案首次规定，矿产、水流、森林、大片荒地属于国家，由国家或集体组织受国家的委托开发，或者租给其他人开发(第6条)。

    5.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阶级成分的确定问题上，宪法草案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有所不同。共同纲领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宪法草案在指出国家权力属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同时，则没有再指出其属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宪法草案第1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6.在对外贸易领域的规定有了重大的变化。

    共同纲领指出，国家对对外贸易进行监管，但是宪法草案则规定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第15条)。

    7.宪法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3条)。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是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

    宪法中没有规定，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直至与国家相分离，尽管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权利，直至国家分离，其中包括，这一点被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固定下来。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宪法草案中没有什么不同于1949年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新内容。

    8.宪法草案的出发点是，把中国统一的人民民主战线保留下来，用其作为“把全国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的武器，来完成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前言)。

    9.宪法草案中保留了对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代表的政治权利进行限制的规定(第19条)，这一点在1949年就已经做出了规定(这一限制大概涉及2％—3％的选民)。

    宪法草案中规定的选举制度(第19、23、52条)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现行宪法中规定的选举制度截然不同。

    宪法草案中规定的选举权尚不是全面的。从城市和农村居民中选举国家权力机构代表的名额还没有通过法律和宪法固定下来。没有规定进行秘密选举。

    中国选举制度的特点在国民党的宪法中也有所表现，也允许一些海外华侨作为特别代表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3条)。这就需要在国外主权国家的领土上组织选举，这在实际上很难办到。

    10.宪法草案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组织的规定有了重大变化。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是：(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中央人民政府；(3)国家行政委员会。

    取代这些的是，宪法草案规定：(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3)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4)国务院；(5)最高国务会议。

    宪法草案规定，在国家中央政府机构的组成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赋予其职能的性质来说是“从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日常工作的机构”(第35条)，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现行的中央人民政府。

    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取代国家行政委员会的国务院的职能与早先存在的机构的职能几乎没有区别。

    因此，中国政府机构组成的新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

    11.根据宪法草案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权力和权限，这一制度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主席(总统)制。

    正如上述所述，根据第35条，宪法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从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日常工作的机构”。与此同时，宪法草案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做出了规定，就其职权来说，这一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类似于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一些职能的重复。

    根据宪法草案第41条和其他条款的规定，授予主席的一些权限也是属于其他一些机构的职权。

    比如，第41条(第16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全国人大决议的基础上任命和撤换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各部部长和副部长以及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但是，第26条第5项规定，国务院总理候选人以及国务院的组成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根据第29条的规定，撤换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其他成员也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范围。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拥有的一些职权与全国人大的一些职权是重复的。这不符合宪法草案第21条规定的原则，该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颁布立法文件，颁布大赦和特赦的命令，颁布处于军事状态的命令，以及宣布处于战争状态，第41条第1、4、5项规定的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置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之上，因为，实际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令和做出的决议的生效的时间都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41条的第3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任命和罢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或自治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但是，根据第51条，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都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因此，第41条的第3项内容同第51条相矛盾。

    必须注意到，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一个人民民主国家设立了总统。波兰曾在很长的时间内设立了独立的总统，根据1952年宪法，以集体的机构——国家委员会取而代之。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除了拥有广泛的权限之外，根据第41条的规定，还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还对国家的武装力量实施领导。

    迄今为止，在中国尚未建立类似部的从属于国家行政委员会的最高的军事管理机构，关于这一点宪法草案中没有规定。迄今为止代替这一机构的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它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宪法草案规定组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领导的国防军事委员会。

    现行的共同纲领也没有规定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根据宪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情况下召集最高国务会议，最高国务会议的人员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的负责人，尽管宪法草案没有对这一机构的权力和权限进行准确的规定(第41条，第6项)。

    13.宪法草案简化了中国现行的行政领土体系。迄今为止，中国的行政领土划分包括七个部分(中央、大行政区、省、边区、县、区和乡镇)，取代这七个部分的是，宪法草案中规定了5个部分(中央、省、自治区、县和乡镇)。

    14.宪法草案首次规定，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自己的代表对其选举产生并对其进行监督的机构负责，向其报告自己的工作。宪法草案也规定了撤换当选的代表的权力(第53条)。

    15.关于法院和检察院今后的民主化，宪法草案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内容。比如，宪法草案规定，法官通过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替现行的对法官进行任命的制度(第59条)。宪法草案宣布了法官的独立原则，规定其在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只能依据法律(第71条)。

    宪法草案还确定了被告辩护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利。

    16.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机构建立在双重从属的基础上，并且在行使自己职责的时候不仅依赖于上级监察机构，而且还依赖于地方人民政府。宪法草案提出了检察院进行集权建设，并且宣布了监察机构在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独立于地方政府(第76条)。

    17.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草案特别列出了第三章(第78—94条)。

    该章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新的权利，这些权利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以及在1950—1954年颁布的其他立法文件中都是没有的。宪法草案对公民的新的权利的规定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劳动权；休息权；在年迈、生病或在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教育权；上诉的权利。

    宪法草案强调，国家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第89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一个特点，这主要是由于在国外生活着1000多万中国人。

    宪法草案也规定了公民的义务，其中包括：保护社会财产的义务；纳税的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社会秩序的义务；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

    18.正如以前的宪法文件性一样，宪法草案没有直接规定实行全面服兵役的制度，尽管指出，保卫祖国是每个公民的职责。1949年的共同纲领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指出，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实行义务兵役制”。

    二、结论和建议

    宪法草案从总体上考虑到了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建设的经验，指出了今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可以作为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予以讨论和通过。

    可以提出一些需要准确和进行修改的地方。

    1.第7条未必需要把个别的合作社经济成分评定为“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中都没有这样的概念，尽管这些宪法中有关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有完全社会化的合作社的概念。

    2.宣布实行普遍选举权的原则，以及更加突出对选举权进行临时性的限制，或许会使人们忽视中国同邻国朝鲜和蒙古的不同。

    3.第41—44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制度，使主席的职权如此之大，这需要仔细考虑考虑，需要更加准确地界定其同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和职权。

    4.关于地方权力机构的一些条款需要准确一些。

    关于地方权力机构的第四部分，没有指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同地方人民政府职权的区别。第51条和第57条谈论的是关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权力的性质和功能。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的职权是一样的，同时，地方人民政府从属于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

    5.根据宪法草案的精神和意义，由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是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应该把第41条，地方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任命和罢免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权范围之内。

    或许不能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人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因为他们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只能批准他们的任命。

    6.宪法草案中的个别条款需要准确一些。

    (1)让人不清楚的是，根据第48条第2项内容，国务院就什么性质的建议，或者就哪些问题提交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审议。

    (2)第74条需要准确一些，因为检查机构不能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它们对法律的遵守情况进行监督，并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3)第80条没有指出对自由和民主的保障，但是苏联宪法的重心正是放在对自由的保障问题上。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也是这样。

    (4)应当注意的是，宪法草案中缺乏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条款。或许在第2条中应该谈到这个问题。

    (5)第95条和96条谈论的是关于国徽和国旗，其中必须准确说明，五角星指的是什么。

    1954年4月14日

    第311号

    手写批注：

    归档。

    请把这份文件归入1954年3月23日的第9478号机密文件。

    И.谢尔巴科夫

    1954年5月8日

    ЦХСД，ф.5，оп.28，д.186，л.131-145

    №14581 柏林会议讨论备忘录：关于中国参加五大国会议问题(1954年4月15日)

    机密

    1954年4月15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五大国会议的问题

    (情况报告)

    1月25日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外交部长会议在柏林开幕。苏联代表团建议讨论以下问题：

    1.关于缓和国际关系紧张局势和召集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等五国外长会议。

    2.德国问题和确保欧洲安全的任务。

    3.关于奥地利国家条约。

    在会议上杜勒斯、艾登和皮杜尔极力回避讨论苏联代表团建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坚持要求此次柏林会议只限于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关于会议的议事日程经过了两天的协商，最终苏联代表团所提议的议事日程还是被与会者采纳。不过，对此杜勒斯、艾登和皮杜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他们接受了苏联代表团所提议的议事日程，并不表明自己同意了日程中诸条款的表述方式及其具体内容。

    在坚决要求讨论会议议事日程问题的同时，苏联代表团还提出如下建议，即召集有中国参加的世界五大强国外交部长会议是一个早就应该做的事，因为在当前条件下所有世界强国只有齐心协力并联合其他国家，才能够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在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

    这里，苏联代表团又指出：联合国安理会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主要责任”，而根据联合国宪章之规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安理会的所有重大决定均应当在法、英、美、苏、中——五大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做出。

    苏联代表团指出，目前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上述最重要的条款无法得以履行，原因在于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中国人民政府无法以代表的身份进入联合国。由于一个国家——美国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无法恢复自己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当前，显而易见，这种不正常的、错误的做法已是如此地无法让人容忍了。

    苏联代表团还指出了当前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的问题，如大规模裁军(尤其是裁减各世界强国的军队)；通过相关决议以禁止生产核弹、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对此实施有效的国际监督，其中作为禁止此类武器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要求各国政府放弃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苏联代表团再次强调，解决包括恢复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权利在内的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的重大意义。因为此举对今后解决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

    苏联代表团提请与会国注意，目前已经有25个大小不同的国家(包括近10亿人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或正在建立外交关系。没有一个独立的亚洲国家没有与中国建立政治上的联系，或者至少，不希望调整与中国的政治或经济关系。很多欧洲国家，其中包括那些隶属于北约的国家在内，也都承认有必要与新中国建立外交联系。

    时至今日，只是在南、北美洲区域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下决心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但关于这方面的原因，我们无需过多解释也会一目了然。苏联政府认为这一状况是不可能维持太久的。苏联代表团声称，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将会大大地有助于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和健康发展。

    杜勒斯首先发言反对苏联代表团的建议。他老调重弹式地继续就朝鲜战争问题对中国提出指责并称其之为“侵略者”。他还以美国人在朝鲜的损失数据——15万人伤亡——作为论据。

    杜勒斯声称，美国不同意出席有中国参加的旨在讨论国际和平问题的五国会议。不过，他也补充道，在必要情况下美国并不拒绝与新中国探讨关于朝鲜停战的问题和在朝鲜板门店召开的政治会议上进行谈判。在继续反对召集五国会议的同时，杜勒斯极力试图将该会议描绘为似乎是五大国打算借此来领导世界其他国家。

    针对杜勒斯的攻讦和对联合国通过的所谓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的引证，苏联代表团回击道，苏联政府继续坚持本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提出的观点，即联合国通过的所谓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是错误的、不真实的，这个决议只能对联合国的威望造成损害。

    苏联代表团提请与会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朝鲜战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ЩЦР [19] 的帮助下才得以停止的。正是由于周恩来和金日成于1953年3月底发表了讲话之后，朝鲜战争才得以结束，美、英、中、朝等国的士兵才得以返回祖国。苏联代表团指出，我们在谈到中国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该国在巩固世界和平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

    杜勒斯在1月27日的发言中再次声称，美国拒绝召开五国会议的建议。他援引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放弃五大国一致的原则”的决议，并坚持认为柏林四国会议只能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杜勒斯强调，在解决朝鲜的政治问题和签订朝鲜停战协议之时才有必要召集此类五国会议。在反对在本次会议上讨论其他问题的同时，杜勒斯也表示可以在联合国或者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方式进行关于此类问题的讨论。杜勒斯建议，本次会议“不对议事日程的第一项做出任何决议，而直接转入讨论第二、三项议题，即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等问题”。

    虽然与杜勒斯不同，皮杜尔声称，自己根据联合国宪章之规定承认五大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但也重复了杜勒斯的基本观点，即这些大国“在管理世界方面并不拥有特权”。关于中国参加五国会议的问题，皮杜尔认为，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可以建立联系或进行谈判，但他反对现在就召集有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皮杜尔提出的理由似乎是中国政府“帮助并导致了印度支那战争的久拖不决”，因此“在印度支那的情况未发生变化和中国没有改变自己既定的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之前，法国政府不打算讨论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问题”。他补充道，如果(印度支那)情况发生变化，那么法国政府将会“根据新情况”对已有国际形势做出决策。

    在重复了法国以往的不拒绝“保持接触和联系”的对华政策的同时，皮杜尔又强调，在亚洲有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朝鲜问题；其二，东南亚问题。皮杜尔声称，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即重新开始中断了的在板门店的谈判；至于第二个——印度支那问题，他认为也可以通过政治协商——这一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协商的解决方式也适用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皮杜尔补充道，他本人并不拒绝讨论和采用其他可能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并引证说，在这方面至今我们还未曾尝试过使用外交手段。

    对于上述问题，艾登的立场可归结如下：重复杜勒斯的基本观点，即此次会谈必须“从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入手”。他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之规定，即解决和平问题并非五大国的特权。艾登强调，当前亚洲的问题(包括朝鲜和印度支那等问题在内)是导致“世界局势紧张和诸多不安全因素的主要根源”。他重复了美国人凭空提出的所谓“缺乏证据”的论断，即无法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会协助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等亚洲问题的诚意。

    关于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将在五大国会议上讨论各国裁减军队和禁止军备竞赛的声明，艾登声称，自己认为这一问题最好能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讨论。

    在指出上述三国代表对召集五国会议的提案提出反对意见和附加条件的做法不合情理的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上述三人杜勒斯、艾登，尤其是皮杜尔，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均在自己的发言中对召集五国会议附加了多种限制和条件。对此，苏联代表团再次强调，在召集五国会议时既应参考上述三人的意见，同时也要考虑到会议讨论内容不能只局限于亚洲问题，即它应当讨论当前对世界和平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其他国际问题。

    在1月28日的讨论过程中，杜勒斯、艾登和皮杜尔等人再次试图否定苏联代表团提出的有利于召集五国会议的证据。为达此目的，杜勒斯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认为苏联代表团的建议似乎是打算将联合国的所有重要职能都转交由五国会议承担，并以五国会议替代联合国组织。杜勒斯继续发表了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敌视性言论，并对周恩来本人提出了指责。最终，在未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提出任何建议的情况下，杜勒斯便要求开始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

    皮杜尔在发言中继续对召集五国会议的合理性问题表示了“疑虑”，并对中国“侵略印度支那”提出谴责。皮杜尔反对在本次会议上进行关于裁减武器问题的讨论，并论证说此类问题本应由联合国负责解决。皮杜尔声称，“在世界各地仍存在着战争”的情况下讨论关于裁减武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国政府不希望在当前条件和形势下让中国参与五国会议并讨论关于国际贸易发展的问题。关于禁止与中国贸易皮杜尔的解释是：法国人不可能向中国提供商品，以便后者可能利用这些商品来反对分布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当然，“如果中国将改变自己的以往立场，法国也会重新考虑自己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皮杜尔声称，法国政府准备利用任何机会以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条件和方式结束本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和恢复那里的和平。皮杜尔试图对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作一小结，他说，虽然与会者的立场彼此差异较大，但也不能就此断定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根本无法协调。

    艾登继续表示反对召集五国会议，并援引说举行如此大型的会议是没有“先例”的。他认为，不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与大国有关的实际问题”，其讨论都不应当采取召开五大国会议的方式，因为这些国际问题涉及到多个国家的利益，不应在有限的只有几个国家参加的会议上来讨论。艾登表示，应当解决亚洲所存在的政治问题(如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等)，并寻求策略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他建议将本次会议议事日程中的第一个问题暂且搁置一段时间，而先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因为各方仍需要一些时间来作进一步的“思考和交换意见”，尔后再重新讨论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问题。

    作为答复，苏联代表团指出，上述三人的论断都是不合情理的。后者的意思是：似乎苏联的建议是想以五国会议来取代联合国。苏联代表团声称，苏联坚守联合国宪章，并始终致力于它的真正实现。苏联之所以提出召集五国会议的建议，也是援引了联合国1948年第三次大会和1950年第五次大会对各大国所发出的特别倡议，即各强国应当以集体或其他方式集会，以便对那些可能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和对联合国工作造成阻碍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从而达到消除分歧和相互妥协的目的。另外，苏联代表团也注意到，西方强国经常会召集三国外长会议，并且不限制此类会议的议事日程。

    针对上述三人提出的关于裁军问题是联合国的职能范围，苏联代表团则以1952年5月美、英、法三国向裁军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确定和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的军队数量的建议作为证据，并指出这充分说明上述三国是承认大国在裁军问题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的。苏联代表团还提请与会者注意，在上述美、英、法三国建议中除了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数量作了限定，也对五大国的军队数量作了协议性的规定。

    针对杜勒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责和攻击，苏联代表团声称，如果中国代表参加了此类会议，那它就必然会对杜勒斯所说的话做出应有的答复。因此后者所发表的此类攻击性言论，纯属无的放矢，既有失公正，也不足为信。苏联代表团还指出，杜勒斯对中国所提出的指责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因为他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资料都是源自国民党。苏联代表团声称：中国并不是侵略者，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失误、不足和别人所犯的错误负责。如果说，中国有必要对某些人提出指责，或受了委屈，那倒是确有其事，因为它的确受到了其他一些国家的不公正待遇。后者的不齿做法与苏联与中国之间在平等、相互承认权利的那种友好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代表团提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是否可能在这样的意义上达成基本的一致，即与会者对召集五国会议持不反对态度，虽然召开此类会议的目标尚未达到共识。

    杜勒斯表示反对这一结论，并声称“美国不同意召集有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的建议”，虽然美国并不反对与中国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因为后者并不属于五国会议的性质。

    皮杜尔赞成以“谈判原则”来解决亚洲尚未解决的问题，但认为关于此类谈判的性质、谈判的参加者和所要讨论的问题仍需作进一步的协商。对此，他又再次重申必须“确保(对方)在谈判开始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苏联代表团指出，看来既然与会者都希望继续通过协商方式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我们对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事情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参加本次会议的四国外长将根据相关委员会的报告再重新对该问题进行讨论。针对苏联代表团的这一提议，杜勒斯、皮杜尔和艾登先后表示，他们不愿意接受关于委员会的决定，但准备近期内四国外长在小范围内举行会面以讨论本次会议议事日程中的第一点内容。苏联代表团保留了关于在此类会议期间再次提出关于建立上述委员会的问题的权利。

    与此同时，苏联代表团还建议召集关于全面裁军的世界性会议(该建议内容已提前向中国政府作了相关通报)。

    在1月29日的会议上，杜勒斯企图拒绝讨论苏联提出的关于召集全面裁军会议的建议，并提议讨论德国。

    作为回应，苏联代表团提请与会者注意裁军问题的严重性，并表示如果其他三国代表不对苏联的这一建议表明自己的态度，那么就让人难以理解。

    杜勒斯以召集此类会议的问题已在联合国作过相关决议为由，坚持会议转入讨论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严重问题”。

    皮杜尔提议在会议间隙讨论“关于召集全面裁军会议的决议草案”，并将美、英、法以前向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委员会提交的提案作为该草案的基础。所有这些提案都包括在已签署的联合国文件：“关于全面性裁军的纲领性协议”；“确保国际监督，只为国家内部个人和集体的安全保留必要的军队”，等等。该草案还包括如下内容：要求无条件禁止一切军事行动；无条件地谴责一切帮助和支持侵略的活动等。草案建议，以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等组成的裁军委员会就裁军的一系列主要原则达成一致，以便“在适当条件下根据联合国大会1952年1月11日相关决议有可能召开一次成功的全面的裁军会议”。

    在将自己提出的关于召集全面裁军会议的草案与苏联代表团的建议性提案相互比较之后，皮杜尔建议，自己所提出的草案将与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在近期由四国部长举行的特别会议更小范围内进行讨论。

    艾登表示不同意接受苏联代表团的提议，理由如下：“裁军的进程”主要受国际紧张局势的强弱和国际间互信的恢复程度而定。在支持皮杜尔的提议——将法国的提案在部长会议小范围内讨论的同时，艾登坚持要求开始讨论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问题。

    苏联代表团建议将上述两个提案——苏联的和法国的——都交由小范围内召开的会议上审议。这一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同意。

    此次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苏方提出的关于减轻国际紧张局势和召集五大国会议等问题。会议进程表明，西方强国一方面拒绝接受苏联提出的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建议，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政治和策略角度出发认为直接拒绝这一建议会对自己不利。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9，д.107，л.8-20

    №09863 尤金致库兹涅佐夫报告：中国请求在反宣传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54年4月15日)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库兹涅佐夫同志：

    兹随此报告给您寄去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中国请求苏联在中国同“美国之音”、“联合国军之声”和国民党广播电台所进行的反动广播宣传作斗争中给予技术援助。

    备忘录是由伍修权同志于1954年4月3日交给瓦西科夫同志的。

    附正文3页，存档2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尤金

    附件：

    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一、根据我国广播事业局报告，“美国之音”及台湾匪帮对我国的反动宣传通过无线电台正在不断地加强。现在在北京用普通五灯收音机接收，可以收听“美国之音”、“联合国军之声”及台湾匪帮的广播共35个频率，计“美国之音”3个中波频率，13个短波频率；“联合国军之声”4个中波频率，2个短波频率；“联合国”无线电台3个短波频率；台湾匪帮广播4个中波频率，6个短波频率。“美国之音”和台湾匪帮的无线电广播，不仅进行无耻的造谣诬蔑，并用以指挥潜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

    二、我国广播事业局为了干扰上述反动广播宣传，已在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济南、厦门、武汉、广州、福州等14个城市设立了小型干扰台，以200余部干扰机对中波波段的“美国之音”和台湾匪帮的反动宣传进行干扰。但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小发射台电力太弱，收效甚微，沿海地区利用无线电晶体收音机即可收听到上述反动广播宣传。短波方面，同样采取了一些措施，结果也是不能令人满意。

    三、鉴于同上述有危害性的反动广播宣传进行斗争十分重要，我们认为必须在沿海地区有重点地建立干扰台，用以干扰上述反动广播宣传，并应采取其他可能的措施。中国方面在对反动广播宣传的斗争方面非常缺乏经验，故请求苏联政府考虑在同反动广播宣传的斗争中给予我们技术援助的可能性。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4，д.52，л.22-25

    №08809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派人到苏联考察边防工作(1954年5月11日)

    致苏共中央：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同志的请求，我报告：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接待中国公安部工作人员小组(10人)前来考察国家边界守卫的组织、检查站工作制度、边防军实施侦察的原则以及其他边防勤务问题。

    附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请审阅。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派中国公安部工作人员小组(8名工作人员，2名翻译)前来苏联学习边防勤务组织经验的请求。

    二、责成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负责接待，安排住宿和饮食，给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边防守卫工作人员小组介绍国家边界的守卫组织、检查站工作制度、边防军实施侦察的原则以及其他边防勤务问题。

    三、中国公安部工作人员小组来苏有关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

    ГАРФ，ф.9401，оп.2，д.450，л.359-360

    №25152 戈杜诺夫与姚仲明会谈纪要：缅甸政治运动状况(1954年6月15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呈此件介绍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参赞Д.А.戈杜诺夫同志与中国驻缅甸特任全权大使姚仲明的会谈记录。会谈于1954年6月15日举行。

    附上述文件——归档，第1479/ЮВА号；第三份文本，其中9页机密和24页非机密；仅送本人。

    К.诺维科夫(签名)

    第2-зи号

    第一份交本人，第二份归档

    第737/ЮВА号

    1954年7月24日

    附件：

    摘自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参赞Д.А.戈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4年7月24日

    机密

    第226号

    同中国驻缅甸特命全权大使姚仲明于1956年6月15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会谈纪要

    姚仲明在会谈时简要地讲述了缅甸人民民主运动的状况，以及从缅甸共产党领导人的角度谈了有关领导运动的情况。

    姚仲明说，众所周知，随着1942年日本人占领缅甸后，那时还颇具影响力的德钦党 [20] 的领导人与日本人妥协并合作，以图彻底结束英国人在缅甸的殖民统治。日本人进入缅甸之前，有多达30名德钦党人从缅甸逃往中国，但在半路上被日本人截获，并送往东京“学习”。这些人里有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昂山将军、波儒昂(Бо Жму Аунг)上校、波塞(Бо Сэ)少校、波昂显雅(Бо Аунг Зейя)少校(现在是缅甸共产党最具权威的军事专家)等等。所有这些在日本受过训练后的德钦党人与入侵这个国家的日本军队同时来到了缅甸，并在最初阶段就与日本占领者进行了合作。

    但是占领缅甸的日本人用新的方式对缅甸人进行压迫和掠夺，比英国殖民统治更为残酷。

    结果，所有激进党都与德钦党人一起开始召集力量与日本占领者斗争。

    大约在1941年，德钦党和缅甸其他政党及团体中更为激进的人首次成立了缅甸共产党，该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组织民众与日本占领者作斗争。这样的组织成立后，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和组织一起加入了它的队伍。这是一个广泛的人民阵线民众团体：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АФЛНО)，里面有不下10个不同的政党和团体(左派、温和派、右派)。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任务是与日本法西斯作斗争并解放缅甸。

    …… [21]

    昂山支持所有改良主义政党和团体，他们是力求坚持在社会改革范围内的运动。

    德钦丹东支持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是竭力要扩大运动，并以在缅甸建立人民民族共和国为目标。

    最初支持共产党的是当时著名的党的领导人和进步运动活动家吴登佩敏(目前他是缅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当时吴登佩敏在缅甸共产党主管财务，并支持德钦丹东的政治方针。缅甸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德钦梭还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阶段就犯了左倾性质的错误，造成党内领导人之间的裂痕。在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存在分裂的随后几年里，对于缅甸运动和斗争性质问题，共产党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之间的意见分歧更趋明显，这些都加剧了缅甸共产党的内部斗争。

    德钦丹东和吴登佩敏认为，可以继续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合作，直到他们耗尽自身革命的可能性并将自己暴露在广大民众面前。

    德钦梭不同意这样的论点，更倾向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决裂，将缅甸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以组织反对他们的斗争。

    可是德钦丹东和吴登佩敏不赞成德钦梭的观点，缅甸共产党领导层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当时领导缅甸共产党活动的印度共产党，本身在其实际工作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结果是无法及时的、详细的分析……

    ……

    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德钦丹东后来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改良主义错误，非常严厉地做了自我批评。1942—1943年间，在一系列会议和与党内同志的私人谈话时，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并说“如果我犯了错，就批评我”，但不可能将党的领导权转交给德钦梭，因为他工作一贯采用领袖至上主义。

    至于吴登佩敏，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针对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评继续为自己进行辩解。

    缅甸共产党在运动领导权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最终导致了德钦梭在党内拉帮结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缅甸共产党同样的一个共产党——“红旗党”。同时，他指责德钦丹东，说后者维护“白旗党”的利益。从此以后，仍与德钦丹东在一起的部分缅甸共产党党员开始被称为“白旗党”，以示与“红旗党”的区别。

    在如何对待国内运动和对待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问题上，缅甸共产党内部的最终分裂发生在1946年，即德钦丹东和缅甸共产党党内的拥护者继续坚持仍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合作，为的是能最终揭露同盟的领导人背叛缅甸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并将他们吸引到缅甸共产党这边来。

    德钦梭的拥护者要求马上拒绝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右翼社会主义领导，并与该组织展开公开的斗争。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人知道这些后，通过了将缅甸共产党开除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决定，并付诸实行。德钦丹东深信，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路线方针将危害人民民主运动，他带领缅甸共产党脱离了当时还领导缅甸劳动者统一民族阵线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

    1952—1953年间，在“白色左派”……分支基础上创建了第一个政党——人民同志党，该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对国内运动的领导和立场。

    如果缅甸共产党在退出反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而后又能增强自己的势力，在日益增加的危险面前重新真正的联合起来，从反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右翼社会主义领导下走出来，后者就无法掌握住国内的政权。

    还能解释这一点的是，广泛的民族运动在1946—1947年极大地破坏了英国人在缅甸的统治和影响，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右翼社会主义领导人对他们的控制却还刚刚建立。

    仅仅是因为英国走狗1947年7月19日在仰光的暗杀行为，结果昂山将军(那时他开始倾向缅甸共产党方面展开民主主义运动)和剩下的6名执行委员会领导人(政府成员)在总督在场的情况下，在国会大楼里被杀害了，国内的局势对劳动大众方面来说急剧恶化。

    在这项针对执行委员会领导的阴谋之后，来了以德钦努(现在是总理吴努)为首的英国走狗和英国人，这样就掌握了对缅甸行政的控制。

    在最后的三四年里，由于美国统治集团在缅甸加强了活动，削弱了这种控制，以致缅甸政府的部分成员拒绝与英国接触，越来越倾向与美国巩固关系(吴觉迎等人)。

    大家都知道，1947年德钦努当时在印度签署了协议。这是英国人强加于缅甸的有关承认缅甸的债务和有关军事、航空和航海的代表团驻留缅甸等协议。

    吴努向英国人投降的消息引起了所有正直的缅甸人心中强烈抗议。缅甸共产党利用这样的局面，向人们发出……

    ……

    缅甸共产党领导人查明吴登佩敏已成为叛徒，并转为政府服务。他参与对缅甸共产党的造谣诽谤，但做得很隐蔽，可有时却公开拥护缅甸共产党和国内的进步力量。

    至于德钦丹东，在缅甸对他的评价，他就是一位严肃的、颇具影响力的和训练有素的缅甸共产党领导人。在缅甸共产党党内和缅甸广大劳苦大众眼里，他被认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目前他正率领缅甸的共产党员和劳苦大众与右翼社会主义政府作斗争，领导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解放区的建设，尽管在最近几年有所减少。

    如果说吴登佩敏喜欢写更多不同的文章和论文，如果说德钦梭喜欢对运动大肆议论和写“有思想性”的文章，那么，德钦丹东就是更喜欢在党和运动中做实际工作。

    话题回到缅甸各派势力在运动中的历史时，姚仲明说，从1948年开始的国内战争最初阶段，尽管缅甸共产党的队伍中存在分裂，但它的势力和影响都颇具规模。

    为了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缅甸共产党任命德钦丹东为党主席。党的机构从这时开始由中央委员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德钦丹东在上述委员会中占据领导地位。进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有：丹妙(Тан Мьяйнг)将军、显雅(Зейя)、赛义津(Сейн Тин)、梭貌(Со Маунг)、尧东(Йо Хтут)等人。中央组织委员会中有：丹妙、德钦丹东、波尧东(Во Йо Тун)等人。

    ……

    由于力量分散，缅甸共产党党内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分裂，对运动缺乏统一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以及缅甸共产党策略上的一系列错误和民众的疲倦，民族运动的势力到了这个阶段渐渐地脱离了党的原则，慢慢地放弃了参加斗争和运动，而无可挽回地继续衰弱下去。

    缅甸共产党与“红旗党”之间相互的斗争、与人民志愿者组织的领导和起义运动中的克伦族人、克钦族人、孟族人……和其他民族派别缺乏实际有效的沟通，这些都削弱了整个为击溃反动势力和创建真正的缅甸人民民主政府的革命势头。

    民族解放运动这样的局势大约一直持续到1952年的中期，这时的缅甸共产党、“红旗党”和民族志愿者团体的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党必须团结，以及必须要共同指挥和行政上领导解放区和经济基地的组织。

    众所周知，1952年3个政党的领导人为此目的召开了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关联合自己所有的力量(党的、军事的、行政上的和经济上的力量)为积极展开反对右翼社会主义政府斗争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个决议才过了差不多2年，各进步力量却并没有真正联合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没有产生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到最后时期这些党的队伍都分散了，只能在形成有利于敌人的情况下冒着危险和恐惧孤立地进行游击战。

    缅甸右翼社会主义政府逐渐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继续对解放区进行围剿，缩小其地域。政府竭力将这些革命队伍驱赶入缺少粮食、群众基础和经济条件很差并且人烟稀少的山区。这导致近来一些零散队伍和起义者团体，甚至缅甸共产党著名的高级人员——郭克朗貌(КоКлангМаунг)等人——投降的事件时有发生。

    ……

    会谈结束时，对于缅甸共产党领导在组织民族民主统一阵线各派力量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政府作斗争方面的失败，姚仲明将其主要原因归结如下：

    当运动在军事、政治和管理方面力求有效的统一行动而发现面临分裂的危险时，缅甸共产党至今还在犯严重的错误。此外，每个领导人都在竭力亲自继续对“自己”的党和运动进行领导，以使自己能在人民民主运动历史上留名。

    每个领导人竭力将党和运动保持在自己的控制下，自身一点不具备谦虚和勇气为了共同的革命任务甘愿服从其他领导，将自己分散的队伍服从于统一的军事指挥，正是这些使民族大众的运动注定无所作为和遭受可能的失败。这些“忘却”了人民民族运动结果的党领导人置个人的成就高于一切，并因此给整个缅甸大众的人民民主运动带来了无法消除的危害。

    三个党派的委员会放着实际的、同心合力的工作不做，而是经常在会议上分析自己在运动中犯过的错误，至今没能明白，如果他们现在还不集中自己的努力，不停止分析过去的错误，他们就可能遭受重大的失败，并导致民族民主统一阵线的整个运动走向崩溃。

    ……

    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使用的是中文。

    结论：

    根据中国大使姚仲明通报的情况，以及苏联大使馆通过官方定期刊物和文件的着重观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缅甸共产党目前的情况令人深感担忧，需要苏共中央委员会领导方面与中共中央委员会领导共同尽快采取协助、建议和帮助的措施。

    对此事宜的做法是，尽快在云南(中国)某地组织安排非正式会见，邀请缅甸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德钦丹东、德钦梭等人)，听取他们有关缅甸共产党内部事件的情况，坚决建议缅甸共产党停止党内的意见分歧，采取措施动员所有的力量开展人民民主运动，并以此避免革命队伍的失败，防止党和缅甸整个进步运动面临失败的状况。缅甸共产党的失败和民族民主统一阵线(ЕНДФ)的运动可能将缅甸从一个“中立”国家转变为公开协助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势力的国家。

    备注：会谈时附送有缅甸北部缅甸共产党政治局的简要报告，此报告在今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并刊登在亲美的反动英文报《民族报》(Найци)上(今年6月16、17、18、19日)，该报纸在仰光出版，通常消息很灵通。苏联大使馆不怀疑这份报告的存在。至于对报告中一系列情况的评论，可以认为是报纸编辑故意所为。报告中对政府不利的章节被修饰或完全删掉，同时……

    但全面评论这份报告可以看到，缅甸共产党政治局的情况……并要求采取组织措施以使党的队伍健全起来和加强群众工作。

    附件共24页，非机密。 [22]

    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参赞

    Д.戈杜诺夫(签名)

    打印5份：第一份送部长会议；第二、三份送东南亚司；第四份送图加里诺夫同志；第五份归档

    第216号

    经办：戈杜诺夫

    打印：叶戈罗娃

    1954年6月22日

    手写批注：

    归档。这些资料已在我处工作中使用。

    处长…… [23]

    9月26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245，л.21-30

    №09931 佐林致谢罗夫函：苏联是否有必要在阿勒泰恢复无线电台活动(1954年6月17日)

    绝密

    文本第2份

    第074/ДВ号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И.А.谢罗夫同志：

    据苏联驻阿勒泰 [24] 领事卡瓦列罗夫同志报告，领事馆工作人员别洛夫同志得到指示：恢复无线电台活动，而不必在中国当局登记。您知道，中国政府1950年曾声明，苏联团体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进行任何侦察活动。有鉴于此，请告知苏联外交部，现在是否确实有必要在阿勒泰恢复无线电台的工作，苏联外交部如何向中国当局解释此事。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4，д.53，л.155

    №09929 尤申致佐林通报：改进新疆股份公司工作问题(1954年6月28日)

    发文第1/4748号

    机密

    第1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А.佐林同志：

    复1954年5月21日第791/ДВ号文。

    苏联驻乌鲁木齐市总领事馆在1953年的总结报告关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工作一节中，正确地指出了在领导公司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严重缺点以及违反平等原则和该公司某些苏联领导人不正确对待中方领导人的事实。

    现将外贸部就改进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活动、消除违反平等原则的情况以及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在报告中指出的其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报您。

    1954年1月，派Е.沃斯克列先斯基同志去担任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总经理。今年2月，派了公司总会计师和8名主任会计师去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整顿会计工作，今年头5个月，共派遣了79人到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出差，其中会计人员20人，矿山地质专家14人，选矿工程师4人，电器机械部门工程师16人。

    为了帮助选矿厂和电厂实际完成安装工程，今年2月向喀什矿务局派遣了专家小组，在他们的帮助下，安装工程已经结束，选矿厂和电厂已于今年4月投产。

    今年3月，苏联国外财产总局生产处因公在中国出差的几名工程师与公司和公司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一起，对公司企业的安全技术状况进行了检查，并且制订了1954年改善安全技术和劳动保护的措施。

    为了改善各公司企业工地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基本建设计划规定1954年拨出1629亿元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其中为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拨款427亿元，为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拨款1202亿元。

    1954年4月，外贸部部委会听取了苏中石油公司和苏中金属公司的工作报告。按照苏联部长会议的指示，根据部委会会议对该问题的讨论结果，我们起草并向政府提交了关于两中苏股份公司生产和财务工作的报告以及苏联部长会议关于1954—1957年两公司今后发展前景的决议草案，并且指出了克服公司工作中严重缺点的实际措施。

    今年5月24日，我们派了以总局副局长什马科夫同志为首的专家小组赴华，与中方研究公司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初步商定公司的发展前景，采取措施克服股份公司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违反平等原则的情况。

    此外，我已于5月指示这两个股份公司的总经理涅列京同志和沃斯克列先斯基同志采取相应的措施，今年不得发生过去存在的那种违反平等原则的情况，并将苏方机密公文的办理工作转移到苏驻乌鲁木齐领事馆或商务代表处分部。

    Я.尤申 [25]

    ЦХСД，ф.5，оп.4，д.136，л.156-157

    №09930 费德林致卡赞斯基电：外贸部改进苏中股份公司工作的措施(1954年7月5日)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发文

    机密

    文本第2份

    第1007/ДВ号

    致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С.Н.卡赞斯基同志：

    复1954年3月21日第45号电。

    据苏联国外资金器材物资总局(尤申同志)通报，外贸部已就改善两股份公司工作、消除违反平等原则现象以及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在1953年报告中指出的其他问题采取了必要措施。

    1954年1月，已派沃斯列先斯基同志去担任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总经理。1954年2月，又派总会计师和8名主任会计师赴苏中金属公司，今年头5个月，共派遣了79人到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出差，其中会计人员20人，矿山地质专家14人，选矿工程师4人，电器机械部门工程师16人。

    1954年3月，苏联国外财产总局生产处因公在中国出差的几名工程师与公司和公司下属企业领导人一起，对公司企业的安全技术状况进行了检查，并且制订了1954年改善安全技术和劳动保护的措施。

    为了改善各公司企业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基本建设计划规定1954年拨出1629亿元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其中为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拨款247亿元 [26] ，为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拨款1202亿元。

    今年5月24日，以总局副局长什马科夫同志为首的专家小组已赴华，与中方研究公司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初步商定公司的发展前景，采取措施克服股份公司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此外，已指示两公司总经理将苏方机密公文的办理工作转移到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或商务代表处分部。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Н.费德林

    ЦХСД，ф.5，оп.4，д.136，л.158-159

    №21415 阿尔希波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关于中国的农业状况(1954年6月30日)

    苏联驻中国使馆

    1954年6月30日

    第518号

    机密

    致苏共中央书记

    Н.С.赫鲁晓夫同志：

    根据您的委托兹向您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现状。

    附上述内容共21页(非机密)。

    仅发给收件人。

    苏联驻中国专家组组长

    И.阿尔希波夫(签名)

    附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中国现有耕地约1.05亿公顷；估计，国内可以用于耕种和农业生产的土地共计约2亿公顷。但要开发新土地，便需要国家大量投资。

    据最新资料，国内现有农户1.134亿，农业人口4.936亿，其中近半数拥有劳动能力。

    国内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拥有约0.21公顷耕地，而拥有的尚未开发的土地量大致也是这样。中国各区域人均土地数量差异很大(参见下表：中国各地区农业人口、耕地、未开发土地面积和现有耕地人均数量)。

    …… [27]

    在中国农业部工作的苏联农业专家小组由4人组成，其中一名农艺师、两名机械工程师和一名高级顾问——农艺畜牧学家。

    该小组近期的任务：

    研究中国增加耕地，开发生、熟荒地等相关问题。

    帮助中国专家采取相应措施以优化灌溉土地的使用、提高灌区农业产量、防治土壤盐碱化和水资源的正确利用。

    研究和总结中国先进农业经验，帮助农户广泛采用新的、先进农艺技术；深耕、土壤秋耕管理、新农业机械。

    作物密植、农业良种遴选和培育。

    作物适时护理、施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农家肥的积累、正确保存和使用。

    参与制定和实施畜牧业发展举措——引进绵羊人工授精，建立牲畜交配站和畜牧兽医站，组建饲料基地，采取兽医预防措施。

    总结国家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经验，帮助农业机关组建一批新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并改善其工作；在大型国营农场推广轮作制、农业新工作法和新型农业机械。

    研究和总结各种农民联合的农业形式工作经验，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组织方面帮助中国朋友，采用先进农艺技术。

    在国内农业科学的组织方面予以帮助，充分利用科学机构来提高农业。

    苏联驻中国专家组负责人

    И.阿尔希波夫(签名)

    苏联驻中国高级农业顾问

    П.巴列京(签名)

    ЦХСД，ф.5，оп.28，д.187，л.53-74

    №13016 瓦西科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5日)

    摘自В.В.瓦西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4年8月27日

    绝密

    今晚7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我通知他说，苏共中央认为，利用法国有利形势的发展来找到一个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必要的。在这次接触中，(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将在7月7日抵达日内瓦，计划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会见(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我还通知他，苏共中央的意见是，如果周恩来同志能在7月10日之前到达日内瓦，那将是很好的。我还告诉他，通过苏联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馆，法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将得到通知，В.М.莫洛托夫将在7月10日之前抵达日内瓦，以便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休息几天。

    毛泽东说，他认为我们利用法国正在改善的形势来寻求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是绝对正确的。同时，他告诉我，周恩来正在柳州(广西省)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武元甲进行磋商，这次磋商在7月5日应该有个结果。情况好的话，周恩来可能不早于7月6日或7日回到北京，他可能在7月9日或10日从北京飞抵莫斯科，这样，他实际上只能在7月12日或13日到达日内瓦。

    随后，在谈话中，毛谈到(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近结束的会晤。毛说，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一篇从7月3日的《真理报》上翻译过来的针对这次会晤的文章。毛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正在关闭同苏联和其他民主阵营国家的谈判大门，然而英国政府却表示它赞成这些谈判。自诩为反共老兵并立下了功劳的丘吉尔，也仍然对美国人宣称他是赞成与共产主义者谈判，赞成与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毛以嘲讽的语气评论说，显然，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就连像丘吉尔这样的保守反动人物也开始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交原则了。

    至于美国，毛继续说，他们已在全球扩展了他们的势力，但是，如果发生重大的国际纠纷，对他来说也不好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试图借助他的侵略政策去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然而，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对美国政策的抵制，指望西德和日本对美国来说也是靠不住的。

    在会谈期间，鉴于我的通知，毛泽东同志把周恩来7月4日从柳州发回来的电报交给了我(我已经把译好的电报电传到莫斯科去了)。

    这次谈话是在毛泽东的住所进行的，持续了30分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И.И.萨夫罗诺夫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谈。

    В.В.瓦西科夫(临时代办)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79，д.7，л.69-70

    №24880 贝内迪克托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请求购买东北大麻种子(1954年7月7日)

    为了履行苏联部长会议在1952年1月12日做出的第1782号决议，苏联农业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扩大俄罗斯中部大麻种植业中南方大麻的种植面积。1952年，南方大麻的种植面积是45200公顷，1953年的种植面积是88100公顷，而1954年的种植面积，根据预定的数据将近14万公顷。

    苏联中部南方大麻种植的种子主要基地是北高加索以及乌克兰的敖德萨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科州和尼古拉耶夫斯基州。近年苏联的育种专家引进了能够快速生长的南方大麻品种。1953年和1954年南方大麻播种面积的扩大主要靠的是使用东北的大麻种子，这些种子来自中国，为的是进行试验。

    正如1953年的经验所表明的，在土地返青时播种东北大麻使商品大麻的产量急剧增加，农民种植大麻的收入也急剧增长。比如，在苏联的白俄罗斯，种植东北大麻的比重在1953年是29％，农民完成了大麻收购计划的240％。在坦波夫州，在土地返青时播种的作物80％都是东北大麻，农民们完成了大麻收购计划的596％，而在往年，农民们出售的大麻不超过每公顷45公斤。主要的大麻种植区是库尔斯克州、奥尔洛夫州、奔萨州和高尔基州，摩尔多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这些地区的农民在1953年大面积种植了东北的大麻以及其他南方品种的大麻，并且超额完成了大麻的收购计划。

    苏联农业部认为，应该在1955年把在土地返青时种植南方大麻的播种面积保持在1954年的水平，也就是种植14万公顷。

    考虑到，预计1954年收购的南方大麻作物的种子只能保障1955年不超过5万公顷的大麻播种面积，因此，苏联农业部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允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9000吨大麻种子到苏联进行种植，所购种子从中国的北方省份收购，由日用工业消费品部在1955年1—2月提供。 [28]

    苏联农业部部长

    И.А.贝内迪克托夫

    1954年7月7日

    РГАЭ，ф.4372，оп.54，д.925，л.92-93

    №09973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佐林函：阿勒泰市通讯事宜(1954年7月8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

    1954年7月8日

    第4395/с号

    对1954年6月17日第074/ДВ号文的回复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А.佐林同志：

    在阿勒泰市及其附近的居民点上，分布着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各企业、商务代办处的一个分部及其他苏联代办机构，有300多名苏联公民在这些单位工作。由于阿勒泰与阿拉木图距离遥远(相距1000多公里)，并且缺乏良好的通信线路，我们驻在阿勒泰的工作人员与其在阿拉木图的上级联络十分困难。

    鉴于上述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希望在阿勒泰市保留一部电台。根据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通报，苏联驻阿勒泰的领事也对该电台的工作表示关切。自1953年12月起，由于更换工作人员，电台曾经一度中断工作。

    该电台我们已经使用了15年以上，有关机构对它的存在十分清楚。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当地登记此电台，并向中国同志宣布它恢复工作的时间。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 [29] (签名)

    1954年7月8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4，д.53，л.160

    №2075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纪要：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16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4年7月16日

    机密

    莫洛托夫称，他想告知周恩来和范文同同志关于7月15日他同艾登和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会谈的内容。

    同艾登进行的会谈

    莫洛托夫：在与我的交谈中，艾登说他还没能就我们(苏联、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对法方的宣言草案做出的修改进行仔细研究，但他想要给出如下初步意见：在宣言的文本中，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在艾登看来，它们应当分开并被分别谈及，因为这些国家各自面临的形势是不同的。艾登得到的答复是(这些国家)的确存在着差异，但同样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艾登强调，他认为给选举设定一个时间是十分困难的。

    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愿，即将军事问题从宣言草案中拿掉并将其移入到停战协定当中。

    艾登接着说，老挝的代表向其抱怨，他们已经注意到最近以来向老挝境内转移人员和武器的加剧趋势并对此感到忧虑。我给予艾登的回应是，这件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老挝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同他们的会谈中并未谈及此事。

    莫洛托夫：我告诉艾登，我们还没有收到来自法国代表团关于停战的草案宣言，并且法方给我们的是这份文件草案的一部分。艾登说，此事造成了一些延迟，而现在应当加快对文件的准备。

    同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

    莫洛托夫简要地叙述了同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会谈的内容，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选举，分界线以及撤离外国军队的期限。

    莫洛托夫说，同孟戴斯弗朗斯进行的会谈给他留下了一个印象，即法国只会同意在十六度线以北某处划定一条分界线。

    莫洛托夫进一步描述了孟戴斯弗朗斯关于举行一个三方代表会议(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和莫洛托夫)的建议以及他对该建议的反应。

    莫洛托夫询问周恩来和范文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周恩来说，他同莫洛托夫的立场相同。此外，他认为接受孟戴斯弗朗斯关于举行苏、法、英三国代表会议的建议是明智的。周恩来还补充说，我们不欢迎美国代表参加会议，因此坚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看起来并不合适。

    范文同表示同意周恩来的观点。

    莫洛托夫谈到了艾登和孟戴斯弗朗斯反对在1955年6月前举行选举，并询问周恩来和范文同是否应当在这一问题上坚持之前的立场，抑或在商谈中提出新的合适的建议。比如建议在1955年举行选举，或采取这样一种方案，即提议双方在1955年6月前解决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举行选举的时间问题。

    周恩来表示，对于选举的日期问题，应当采取以下立场：坚持通过会议确定举行选举的一个时间，不要迟于1955年6月。如果这一建议遭到拒绝，那么提出一个新的建议——指出选举要在1955年举行。如果这一建议同样得不到采纳，那么作为最后的姿态，要坚持达成一个决议，即双方内部要确定在1955年6月前解决举行选举的日期问题。

    范文同称同意周恩来的上述观点。

    周恩来强调他将在与胡志明的一次会面中讨论有关举行选举的日期问题的细节。胡志明原则上同意周恩来提到的第三种选择，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解决选举的时间问题。

    莫洛托夫随后询问，在今天同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中，范文同打算讨论什么问题。

    范文同说他更愿意谈及关于印度支那的主要问题，首要的是选举和分界线。范文同补充说，他将根据我们之间交换的意见，坚持设定举行选举的确切时间，并在十六度线上确定分界线。

    周恩来说，在未来几天，我们将有可能就上面谈到的议题达成协议，但仍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不能忽视，这就是一个美国军事集团在东南亚的建立。周恩来强调，有理由怀疑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已就这个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某种协议。如果美国设法将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拖入一个军事集团，那么我们起草的有关阻止在这些国家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协议将失去我们所期望的重要意义。周恩来还说，在印度和日内瓦分别同尼赫鲁和艾登举行的会谈中，他强调不应当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并且这三个国家也不应被拖入任何军事同盟或集团。周恩来问道，范文同同志是否应当在与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中谈及这一问题，并表达我们的立场。

    莫洛托夫表示，他同意周恩来的观点，并说在与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的会谈中，我们应当向新闻界表明有关试图在东南亚建立军事集团的可靠传闻，并宣布我们反对这一集团。莫洛托夫问道，是否需要形成与之相关的任何文件。

    周恩来说，西方国家的代表将很难同意在任何特别文件中记述这些内容。

    莫洛托夫说，关于在东南亚的军事集团的问题，应当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准备中的印度支那问题宣言文本的过程中提出。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英国正在采取积极措施，组织一个类似洛迦诺公约 [30] 的体系，以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各国紧密联合的同盟。美国则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反对英国的方案。他们在新加坡五国同盟会议的基础上，主持建立了一个包括泰国、巴基斯坦、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内但又不仅限于这五个国家的军事集团。周恩来说，我们应当利用美英在这一做法上存在的分歧，反对在亚洲建立军事集团。

    莫洛托夫和范文同表示同意周恩来的看法。

    莫洛托夫询问，在就军队实行整编的时间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他们)是否应当说明，法国军队从越南北部的撤出可以通过海路及铁路、公路共同完成。他强调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依据，坚持缩短法国代表团提出的军队整编时间(380天)。

    周恩来和范文同说，从整体情势上来看(缺乏良好的公路，部队食品供应的困难等)，敌军不可能从越南北部向南方转移。

    周恩来接着说，在同莫洛托夫同志的会谈中，孟戴斯弗朗斯可能会谈及从越南南部地区撤出法国军队的时间表问题。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希望提请莫洛托夫同志注意一个事实，法国指望在越南南部更久一点保留它的军队。周恩来说，这一推迟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因为法国在越南的存在可以成为美国人和保大政府在军事政治上相互勾结的一个障碍。周恩来还说，当然，法国军队应当在南越大选举行前离开那个地方。

    这次会谈持续了3个半小时。

    А.列多夫斯基记录

    АВПРФ，ф.06，оп.13а，д.25，л.8

    №20750-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记录：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17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莫洛托夫询问范文同关于他同艾登和柬埔寨外长狄潘(Tep Phan)举行的会谈。

    范文同说，在同艾登和柬埔寨代表的会谈中，他主要谈到了在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外国军事基地以及东南亚的军事集团问题。艾登和柬埔寨外长共同表示，美国应当没有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的意图；对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来说，他们也不愿在自己的领土上出现外国军事基地。在回答有关美国人可能在东南亚策划涉及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集团的问题时，艾登和柬埔寨代表回应说，他们并不赞同美国人的做法，并且在未来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们补充说，如果这三个“相关国家”遭到侵略，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军事集团，艾登表示，美国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很长时间，因而将其拿到巴黎来讨论并没有什么新意。艾登补充说，上面提到的由美国人建立的集团大概只是防御性的。

    范文同说，在同艾登和柬埔寨代表的会谈中，他对在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和在东南亚建立军事集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周恩来说，在刚刚收到的来自法方的草案宣言的新文本中，如同最初的版本一样，没有阻止在越南、老挝或柬埔寨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并且这一条款同样没有出现在有关老挝和柬埔寨的草拟文件中。

    莫洛托夫说，有必要在这些草案中加入相应的变化。

    莫洛托夫问道，今天我们应当讨论什么问题。

    范文同说，在他看来，在分界线、选举以及军队整编、监督委员会的组成等许多其他重要问题上，有必要就如何采取行动以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协议而交换相互之间的意见。

    周恩来建议，首先就有关我方立场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然后讨论已经准备完毕的文件文本。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宣读了主要文件以及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分界线，选举日期，监督委员会的组成和运作，武器和武装人员在印度支那的撤离和派入，以及对于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设立外国军事基地和禁止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军事集团。莫洛托夫然后说，孟戴斯弗朗斯在7月16日的私人会谈中暗示，政治代表应当讨论那些双方都有可能做出相互让步的主要问题。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上述七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有关分界线)问题，并让周恩来和范文同发表一下看法。

    周恩来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法国代表团的一个代表吉耶尔马上校告诉王，法国代表团不可能同意共同使用九号公路，并想使其明白，法国将坚持把分界线划在这条公路以北。吉耶尔马还说法国代表团将坚持为在印度支那举行的选举设定一个更为遥远的期限，并给出了一个时间——两年。

    莫洛托夫询问对于分界线问题我们最终将回归到什么立场上。

    范文同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可以在九号公路问题上对法国做出让步，并同意将分界线划在这条公路以北某处。他还补充说，有必要要求法国在土伦(岘港)和顺化地区做出让步。范文同表示，孟戴斯弗朗斯在早先曾暗示过做出这种让步的可能性。

    莫洛托夫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希望法国在土伦(岘港)和顺化地区做出什么让步。

    范文同回答说，他想要求法国不要在土伦地区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至于顺化，他还没有任何具体想法，并且(对这个问题)考虑很少。范文同接着表示，有必要要求同法国就设定一个在印度支那举行选举的具体日期达成协议，(作为交换)可以在分界线问题上表示让步。他还补充说，这一日期可以稍微延迟一些，但应当确定，从而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有机会在民众中开展一定的组织工作。

    周恩来表示，范文同关于分界线问题表明最终态度的建议，符合我方代表团接到的指示，而且(他们)也能够接受。关于土伦问题，周恩来表示，孟戴斯弗朗斯在同他进行的交谈中，暗示了法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

    周恩来问莫洛托夫，基于他同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进行的会谈，我们能否指望在选举问题上实现某些目标。

    莫洛托夫说，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谈了选举问题，并强调有必要为应当举行的选举明确一个具体时间。至于举行选举的确切日期，那么(我们)或许会建议应根据双方主管部门的协议，在当地加以确定。

    周恩来和范文同同意莫洛托夫的建议。

    莫洛托夫说，如果我们准备同意在九号公路以北设定分界线，那么，就有必要确定这条线。

    范文同说，他将指示军事专家们去研究这个问题，并准备一个标注了上述分界线的合适地图。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在东南亚的军事集团问题，并询问周恩来和范文同关于我方意图的看法。

    周恩来建议，让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在他们的声明中明确表示，他们将不允许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并且不会参加任何军事同盟或集团。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在宣言的文本中加入一个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关于不在其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且不会参加军事同盟的义务是可行的。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国际监督委员会的问题。

    周恩来说，在7月16日同梅农(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梅农告诉他，法国倾向于建立一个包括印度、加拿大和波兰代表在内的监督委员会。梅农赞同这一选择，并对没有让巴基斯坦参加表示满意。周恩来接着说，他在同艾登进行的一次会谈中也谈及了法国的这一选择。艾登对该监督委员会的组成表示同意，但同时也表示英国不能主动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会让巴基斯坦方面产生不满。

    莫洛托夫说，关于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最好还是坚持我们三国代表团先前的立场。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周恩来建议就委员会的活动范围达成一个协议。他说，如同中越方面所建议的那样，法国代表团提交了一个计划，建议国际委员会沿边界(包括陆上和海上)而非在单独的地点进行观察。周恩来认为，这将更加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沿边界的监测，从而能够实现对美国或法国向印度支那境内输入部队或武器的活动进行更为全面的观察。

    莫洛托夫建议，在这一问题上继续维持这样的策略——如果法方坚持自己的提议，那么就在表面上做出一个让步，同意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军队整编区域的问题。

    周恩来和范文同建议作为一个最终姿态，应同意在老挝东北地区建立军队整编区域。

    莫洛托夫问，我方将由谁签署关于老挝和柬埔寨的协定。

    周恩来和范文同认为应当授权两名代表，分别来自越南人民军和抵抗力量。他们还认为这一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周恩来提出从印度支那撤出外国军队的时间安排问题。他说，(他们)能够同意确定一个240天的周期(不是法国提出的380天)。

    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建议就撤出部队和撤出武器分别确定一个周期，并认为撤出武器需要的时间可以比撤出部队的时间略长。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草案宣言。

    周恩来和范文同同意莫洛托夫关于以法国草案为基础并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建议。

    接着莫洛托夫，周恩来和范文同就宣言文本的所有要点及所做的修改交换了意见。

    会谈持续了1个小时。

    А.列多夫斯基记录

    АВПРФ，ф.06，оп.13а，д.25

    №25144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老挝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1954年7月18日

    从中国代表团处获得

    (第2稿，修订稿)

    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草案

    依照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印度支那全面、同时和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协定，老挝抵抗部队和越南人民军方面与老挝王国军队和法兰西联邦部队方面就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协定达成一致，内容如下：

    一、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战斗部队和陆、海、空部队的军事人员，应自1954年____月____日____时开始在老挝境内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二、所有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应在停止敌对行动后的　　月期间从老挝境内完全撤离。训练老挝部队所必需的特定数量的外国军事人员，可以留在该国，但老挝不应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老挝境内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三、在随附地图上的指定区域建立老挝抵抗部队集结区。所有老挝抵抗部队在停止敌对行动后的____月内应全部在上述指定地区集结。

    四、老挝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应禁止运入新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弹药，老挝自卫所需的特定种类和数量的武器和弹药除外。

    五、双方应在老挝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后____天期间，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和被拘禁的平民。

    双方应保证不对战争时期与敌对方合作过的人员和团体进行报复和歧视，并保障他们的民主自由权益。应保障所有守法外国侨民的利益。

    成立由双方司令部同等人数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以协助双方执行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规定，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在实现有关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引起争议的问题。

    成立由________代表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主席将由印度担任。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的各项规定，调解(仲裁)双方无法解决的有争议问题。在审议普遍性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遵循以多数票表决通过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主席的一票是决定性的。但是当涉及到足以导致敌对行动再起的违反行为或因违反行为引起的严重威胁问题时，以及涉及到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的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决议应得到一致通过。如国际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时，它应将多数委员和少数委员的报告告知担保人。

    按照本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在有关停火协定生效之前的____日内，对将要签署和公布的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进行详细的研究。

    РГАНИ，ф.5，оп.28，д.152，л.192-194

    №25145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柬埔寨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1954年7月18日1

    从中国代表团处获得

    (第2稿，修订稿)

    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草案

    依照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印度支那全面、同时和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协定，以柬埔寨抵抗部队名义的越南人民军方面与柬埔寨王国军队方面就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协定达成一致，内容如下：

    一、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战斗部队和陆、海、空部队的军事人员，应自1954年____月____日____时开始在柬埔寨境内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二、所有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在停止敌对行动后的____月期间应从柬埔寨境内完全撤离。训练柬埔寨军队所必需的特定数量的外国军事人员，可以留在该国，但柬埔寨不应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柬埔寨境内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三、双方承诺，在接到停火和停止交战命令后的____日内在柬埔寨抵抗部队所在地区实行集结；与此同时柬埔寨王国军队不得对柬埔寨抵抗部队进行进攻。柬埔寨王国政府在以普选方式统一国家后，根据柬埔寨抵抗部队的意愿或者将他们收编入王国军队或地方警察部队，或者让他们复员。

    四、柬埔寨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应禁止运入新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弹药，柬埔寨自卫所需的特定种类和数量的武器和弹药除外。

    五、双方应在柬埔寨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后____天期间，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和被拘禁的平民。

    对战争时期与敌对方合作过的抵抗部队已复员人员和团体，双方应承诺不进行报复和歧视，并保障他们的民主自由权益。应保障所有守法外国侨民的利益。

    成立由双方司令部同等人数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以协助双方执行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规定，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在实现有关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引起争议的问题。

    成立由________代表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主席将由印度担任。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的各项规定，调解(仲裁)双方无法解决的有争议问题。在审议普遍性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遵循以多数票表决通过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主席的一票是决定性的。但是当涉及到足以导致敌对行动再起的违反行为或因违反行为引起的严重威胁问题时，以及涉及到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的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决议应得到一致通过。如国际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时，它应将多数委员和少数委员的报告告知担保人。

    按照本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在有关停火协定生效之前的____日内，对将要签署和公布的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进行详细的研究。

    РГАНИ，ф.5，оп.28，д.152，л.195-197

    №25146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1954年7月18日

    从中国代表团处获得

    (第2稿，修订稿)

    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草案

    依照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印度支那全面、同时和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协定，法兰西联邦军队方面与越南人民军方面就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内容如下：

    一、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战斗部队和陆、海、空部队的军事人员，应自1954年____月____日____时开始在越南境内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二、为了有效的停止敌对行动，如随附地图所示划出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在临时军事分界线的两侧各不超过五公里的距离划定非军事区。在关于停火协定生效后的　　日内，双方部队应做调动并按各自的非军事区驻扎：临时军事分界线以北为越南人民军集结地区，临时军事分界线以南为法兰西联邦军队集结地区。在以普选方式实现越南统一之前，军事分界线北边和南边非军事区和两个集结区的主管代表当局负责管理自己区域内的民事行政事务。

    三、双方部队根据上述设定的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进行的集结和调动，应于关于停火协定生效后的____月期间完成，如果在部队集结和调动时，出现一方集结区的居民中有愿意迁居另一方集结区的，应允许他们迁居并予以协助。

    四、越南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应禁止运入新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弹药。

    五、越南境内停止敌对行动后，后者不应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越南境内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六、所有外国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应在各方同意的规定期限内从越南撤出，如果双方之间一致同意的话，作为例外，特定数量的法军可以特定的期限留在一定的地区。

    七、双方应在越南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后____天期间，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和被拘禁的平民。

    对战争时期与敌对方合作过的人员和团体，双方应承诺不进行报复和歧视，并保障他们的民主自由权益。应保障所有守法外国侨民的利益。

    成立由双方司令部同等人数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以协助双方执行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规定，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在实现有关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引起争议的问题。

    成立由________代表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主席将由印度担任。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的各项规定，调解(仲裁)双方无法解决的有争议问题。在审议普遍性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遵循以多数票表决通过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主席的一票是决定性的。但是当涉及到足以导致敌对行动再起的违反行为或因违反行为引起的严重威胁问题时，以及涉及到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的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决议应得到一致通过。如国际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时，它应将多数委员和少数委员的报告告知担保人。

    按照本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在有关停火协定生效之前的____日内，对将要签署和公布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进行详细的研究。

    РГАНИ，ф.5，оп.28，д.152，л.198-201

    №20751 莫洛托夫与艾登会谈记录：交换对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意见(1954年7月19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晚10点于日内瓦别墅。

    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葛罗米柯、英国常务副外务大臣哈罗德·卡恰以及艾登的首席私人秘书安东尼。

    艾登热情欢迎莫洛托夫的到来，并说道，他认为在关于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谈判中，全权代表们的决议将“从老挝及柬埔寨撤离外国军事人员”的议题囊括进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莫洛托夫认为，关于从老挝和柬埔寨撤离一切外国军事力量的问题，以前的对话和谈判中亦曾涉及，而今天的会谈也并未取得重大进展。

    莫洛托夫指出，如果忽略不计有关撤离外国军事人员的言论分歧，那么双方关于这一问题的方案和构想之间只存在着极其细小的差别。

    艾登对于全权代表们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能够经过谈判并最终通过相关决议表示赞赏。他说，我们已经尽己所能，现在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了。

    莫洛托夫问道，艾登的意思是否表明部长级会谈已完成其使命，未来的谈判应交付给交战双方。

    艾登答复道，他的意思是说，部长级会谈已经完成了在当前阶段的会谈中他们所能完成的工作，但是，在他看来，今后他们还将再次举行会晤来正式通过和批准全权代表们的决议报告，以及妥善解决诸如监管、安全防卫等问题。

    莫洛托夫答复道，这一进展对于日后工作的开展是十分正确、至关重要的。

    莫洛托夫说，他并不理解当前法国的立场。一方面，他们看起来似乎并不急于谈判，但另一方面，孟戴斯弗朗斯又在国民议会上宣称将在7月20日之前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艾登指出，他也不理解法国的态度。

    莫洛托夫认为，很有可能法国议会随后将延长孟戴斯弗朗斯所提出的最后期限。

    艾登说，昨天他同孟戴斯弗朗斯通了电话，并向其询问是否计划去日内瓦。孟戴斯弗朗斯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宣称他不能够去日内瓦。因此，艾登继续说道，他已经损失了其所特意安排出来的三天时间。

    艾登说，他得知明天周恩来将接见老挝和柬埔寨外交部长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在艾登看来，同老挝和柬埔寨之间的对话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艾登已经同周恩来讲过，他对于越南军队是否仍将如他们近来所做的那样继续发动进攻表示密切关注，这一举动无疑将向那些质疑日内瓦会议的人们提供新的指控和口实，声称胡志明及其追随者是利用日内瓦的对话作为挡箭牌，企图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艾登似乎是半开玩笑地说道，他希望在全权代表们举行会谈期间，范文同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不要采取过多的军事行动。

    莫洛托夫指出，范文同是一位爱好和平的文职官员，热衷于战争的说法并不适用于他。

    莫洛托夫继续说道：“在我看来，在强调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这里最为重要的一点，即越南问题。”

    艾登对此表示赞同，但同时表示，西方代表团们普遍认为，老挝和柬埔寨是一方面，越南问题是另一方面，二者之间有着很大不同。在西方代表团看来，越南内战仍在继续，而此时的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艾登再一次表达了对于当前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来开启双方全权代表之间对话的期望：只要他们之间进行谈判对话，就不会发生大规模冲突事件。

    莫洛托夫声称，在他看来，危险并不在于是否会发生新的挑衅和进攻的行为，而在于那些已经进行了8年斗争的印度支那人民的忍耐已经接近极限。

    莫洛托夫问道，是否在艾登看来，孟戴斯弗朗斯升任总理意味着法国正在试图寻求一个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的有效方案。

    艾登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又说，绝不能忘记孟戴斯弗朗斯是不会投降和妥协的，只有在法国可接受的范围内才能就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达成一致。艾登继续说道，法国将在谈判中表现出极大的诚意，但是艾登怀疑，孟戴斯弗朗斯所提出的实现和平的条件将同其前几任的和平条件有着显著的不同。

    莫洛托夫指出，没有人要求法国人投降或做出妥协。

    莫洛托夫说道，史密斯 [31] 在昨天同他的会谈中，阐述了美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讨论的相关问题的立场。尽管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但很显然，美国人非常担心法国人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和妥协，美国政府的立场明确显示，要阻止法国在当前发展的事态中寻求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莫洛托夫说，现在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立场已经很明确，但英国的立场还不确定。

    艾登半开玩笑地回答道，英国是没有明确立场的。艾登继续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们认为应该由法国人他们自己商定能够达成最终协议的可接受条件。我们认为由其他人来告诉法国人他们应该怎样去做，其实是不正确的。很有可能，艾登补充道，美国人的立场可以部分地解释为，基于其作为法国盟友的事实，他们希望法国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有利的条件。

    莫洛托夫说，同理而言，美国人也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很乐于阻扰法国开展谈判，达成共识。莫洛托夫继续说道，我们在昨天的会晤中更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一印象。法国人曾声称，在他们看来，中国所提出的方案应该受到足够重视。老挝代表同时也表示，他们的方案应作为谈判的一个基本框架。而饶伯森 [32] 则明确反对法国和老挝的观点。那么对这样一种立场是否可以理解为，他试图从法国获得比法国人所期望的更多的利益，从老挝获得比老挝人民所期望的更多的利益。

    艾登说，昨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于伦敦的电报，电报中提到了一位出席苏联大使馆午宴的英国人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马立克之间的会谈。马立克告诉这个英国人，艾登其实同杜勒斯一样坏，在日内瓦会议上，他和杜勒斯之间对于双方所扮演的角色已进行了明确分工，杜勒斯负责“唱红脸”，扮演决不妥协的强硬派，而艾登则负责“唱白脸”，扮演息事宁人的温和派。

    莫洛托夫回答道，他不认为马立克会说这样或者其他类似这样的话。但如果马立克果真说了这样的话，那么莫洛托夫可以确信他百分之百地错了。

    艾登说，他只是顺带告诉莫洛托夫这些，他并不希望马立克因此而遇到什么麻烦。

    莫洛托夫表示，他是在私下场合收到这一信息的，因此也只能够在私下里对马立克给予适当的警告。莫洛托夫又补充道，杜勒斯在日内瓦仅仅待了几天，而与此同时，艾登则已经在这里待了8周之久。这只能证明二者之间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

    艾登对此表示赞同。

    莫洛托夫表示，杜勒斯从一开始就对日内瓦会议没有好感。

    艾登指出，杜勒斯同意在柏林召开类似的会议。

    莫洛托夫表示，这仍然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艾登说，他曾试图劝说杜勒斯不要离开日内瓦，但是显然他的游说依旧没有成功。

    艾登同时表示，如果对话能够朝着有利的一面发展，杜勒斯很有可能重返日内瓦。

    莫洛托夫说，在昨天史密斯同他的会谈中，史密斯表示，他或是杜勒斯，有可能重返日内瓦，但是这个说法并不确定。

    莫洛托夫向艾登问道，在他看来，当前日内瓦会议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艾登答道，他很难回答这一问题，在接下来的3周中，当双方全权代表之间举行对话时，所有现存问题都将暴露出来。但是，艾登认为，当老挝和柬埔寨问题逐渐变得相对容易解决时，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就集中到了越南问题上。

    莫洛托夫表示，所有关于印度支那的问题都是普遍联系的。如果关于越南问题的对话能够顺利进展，那么有关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也更加容易解决。从另一方面来讲，成功处理好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也将有力地促进越南问题的解决。

    艾登向莫洛托夫询问，他是否满意军方代表之间关于越南问题的对话进程。

    莫洛托夫回答道，他不能够说十分满意他们之间对话的进程。法国人暴露出控制整个对话进程的强烈愿望。但是，他们的这一举动也是同当前法国政府所面临的危机所紧密相连的。

    艾登说，法国人曾向他通报，自从拉涅尔 [33] 政府倒台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便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在艾登看来，如果认为孟戴斯弗朗斯将会采取比其前任更为温和的政策，那就错了。

    莫洛托夫说，他并没有形成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近来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因为自从拉涅尔政府倒台以后，双方全权代表之间有关越南问题的对话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最近一次所拟的方案，甚至还是在该政府倒台以前提出的。

    艾登就部长级会谈重返日内瓦的可能性征求莫洛托夫的意见。艾登说：“在我看来，在21天后军方代表之间的对话报告就将被提交，那时，我们应当就我们重返日内瓦的问题进行外交磋商。”

    莫洛托夫表示，他认为这一建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尽管部长们现在也有可能重返日内瓦，但是尚未就举行会谈做好足够充分的相关准备工作。

    艾登说，在他近日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发现，周恩来积极地致力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妥善解决。

    莫洛托夫答复道，他认为也是如此。中国试图稳定和巩固其南部边疆。这毫无疑问是与其切身利益高度一致的。

    莫洛托夫对于中英之间在日内瓦建立起了更为友好的双边关系表示赞赏。

    艾登表示，关系的建立和改善是同莫洛托夫的帮助密不可分的。

    莫洛托夫说，关系的改善首先取决于艾登和周恩来双方的共同努力。但另一方面，法国同中国之间的关系，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改善和进步，但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小的改变。

    艾登说，通过他同周恩来的会谈，他可以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是没有野心的，并且有理由相信，两国完全能够在没有任何外国军队进驻的情况下，过上同其他中立国家一样安居乐业的生活。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和判断，艾登继续说道：“我坚持留守在日内瓦开展工作，我希望我的判断不会产生偏差。”

    莫洛托夫说，在他看来艾登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没有任何野心。但是，莫洛托夫认为，在老挝和柬埔寨也必须采取一系列同当前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广泛存在的人民的利益和诉求相一致的措施和步骤。尽管这是这些国家的内政问题，但是也需要达成共识。莫洛托夫继续说道：“我通过同周恩来和范文同的谈话，逐渐形成了以下观点，即柬埔寨当前的局势表明，在解决有关该国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将不会遇到重大阻碍和困难。老挝的局势要更为复杂。越南问题也更为复杂。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都一样是非常必要的。”

    艾登指出，周恩来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提供帮助。

    莫洛托夫说，获得这些帮助其实是法国的一种交易行为。

    艾登说，在他看来，假使全权代表之间的对话得以顺利进展，那么有关托管问题的解决就不会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进展困难。

    莫洛托夫说，艾登过去过高地估计了该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在今天看来，他(莫洛托夫)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苏联代表团们一致认为，不应当夸大这一问题的重要程度。

    艾登说，托管问题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各方之间关系的改善，将更为有利于通过最终的决议。

    艾登指出，日后还必须做大量的工作来协调和统筹日内瓦会议中通过的有关越南以及老挝、柬埔寨问题决议的实施。

    莫洛托夫说，法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主动和积极态度。也许这可以解释为由于法国国内的民主政治氛围所致。莫洛托夫希望当前事务能够取得更快的进展。

    艾登指出，法国政府不同于(其他政府)，他们只在其出席活动的前几周内显示出了足够的精力和积极的态度。

    莫洛托夫说，在起初的几周时间里，他们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克服当前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艾登说，日内瓦会议之前，他主要致力于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然而，他认为，对于缓和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会议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危机仍然存在，但是局势已经开始变得不是那么紧张和尖锐了。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尽管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日内瓦会议在这方面上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莫洛托夫似乎是半开玩笑地说道，在接下来的华盛顿之旅中，希望丘吉尔和艾登能够协调和处理好所有问题，给日内瓦会议带来好消息。

    艾登答复道，在日内瓦取得的成果将有助于他和丘吉尔把握在华盛顿对话的进展。

    会谈持续了45分钟。

    О.特罗扬诺夫斯基记录(签名)

    АВПРФ，ф.06，оп.13а，д.25

    №10189 诺维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向越南提供帮助的问题(1954年7月29日)

    机密

    1954年7月29日

    第438/ЮВА号

    致В.М.莫洛托夫同志：

    兹就7月27日范文同与我谈话中涉及到的问题的建议提请您审议：

    一、关于黄文欢、何文楼等人前往德里参加关于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工作会议的问题。

    8月1日之前，这些同志无论如何到不了德里，因为需要数天时间获得经欧洲到印度的过境签证。除此之外，根据经验，经过罗马的飞机行程本身也需要5—7天。这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上述同志只能在8月7—10日才能到达德里。

    鉴于这些情况，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步骤之一：

    1.请求印度政府将会议延期至8月7—10日。预计这个请求可能不会获得赞同，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将推迟国际委员会的建立。

    2.越南同志会立即准备好自己关于国际委员会问题的建议(委员会驻地，委员会成员数目，委员会中代表的级别，视察小组的数量，这些委员会中三国代表的数量及级别，总秘书处等等)，并将这些建议转交波兰同志，请波兰同志在德里会议上坚持这些建议。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应采取紧急措施把黄文欢、何文楼和其他一些人送往德里。这样才有可能使这些同志在工作会议结束之前到达德里。

    二、关于用船只将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从越南南部送往越南北部地区的问题。

    为此目的提供苏联船只看来是不适宜的。可以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试一试在印度、法国、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租船。可能波兰也可以提供自己的船只。租船运输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实施。

    三、关于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小组的问题。

    看来，在最近一段时间往越南派遣这类小组是适宜的。比如，昨天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谢光宝就曾请求费登科将军在最近即将转交越南民主共和国掌握的大机场的使用和管理上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援助。除此之外，在履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时会产生许多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越南民主共和国将需要我们的忠告。为避免与中国同志出现某种复杂化的关系，可以派遣一个苏联军事顾问组，作为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官处的工作人员前往。

    四、关于在编制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需要的计划中对越南同志进行帮助的问题。

    可通知范文同，不管是从苏联还是从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以适当价格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其所需要的商品方面，我们将千方百计予以协助。

    К.诺维科夫

    1954年7月29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同志、佐林同志、档案室

    第759/ЮВА号

    1954年7月28日

    АВПРФ，ф.06，оп.13а，п.35，д.156，л.1-2

    №20752 马林科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重新将解放台湾提上日程(1954年7月29日)

    绝密

    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同志接见马林科夫

    1954年7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王稼祥在场。

    周恩来同志表达了他对当前国际形势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的看法：

    在印度支那的计划遭到挫败后，美国政府试图在远东其他地区策划冲突和矛盾。策划冲突的主要目标即中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非法侵害公海的自由航行权，并抢劫前往中国的船只。中国的海岸也常常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扰。

    近来，美国将其航空母舰驶向了中国的领海地区。几天前，这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还在海南岛地区附近击落了两架中国飞机。

    蒋介石和美国政府正筹备签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但美国人仍没有决定要签署该项条约。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举动将刺激中国依旧强大的反美情绪，并且阻碍在日后解决同中国之间的分歧。

    美国政府仍将致力于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反动集团。毫无疑问，这一集团最初将包括以下一系列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它也很有可能将菲律宾和泰国囊括进去。美国也将继续向举棋不定的印度支那地区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加入到这一阵营中去。

    基于这些事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

    重新将解放台湾的问题提上日程，采取切实有力的步骤，挫败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缔结协约的阴谋。在他，即周恩来回到北京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发表声明：指出当前一系列的军事冲突只存在于一个地区，即台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在海上犯下了一系列的暴行，并且袭击了中国的领空，在各方面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敌对行动。

    为保卫中国的海岸线，海军和空军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防御。中国军队将随时待命，以阻止任何对中国领海和领空的侵略行径。

    为挫败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反动的、侵略的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阴谋，就必须打破这些国家同美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并且尽可能地加剧和恶化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

    Г.М.马林科夫同志对于周恩来的观点表示了充分赞赏，并且说道：关于国际形势的相关措施和判断的问题将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认真讨论并通过决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将得到足够重视。打破美国同蒋介石之间签订协约的目标是极其正确的。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周恩来关于其目的在于加剧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的重要说法，他也表示了充分赞同。

    周恩来同志向马林科夫通报了他同印度尼西亚大使们在德里、仰光和北京的谈话内容——他们邀请他访问印度尼西亚。因为此后需回到日内瓦参加会议，周恩来无法接受这次邀请。周恩来在日内瓦期间，正在荷兰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派其在巴黎的印度尼西亚大使同周会面，重申了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邀请。在同印度尼西亚大使们的谈话中，双方达成共识：现在是同中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最佳时机。周恩来提到，这项条约的草案目前正在北京由中国外交部和印度尼西亚大使一同起草，条约很有可能在周恩来访问雅加达时签署。周恩来计划在8月访问印度尼西亚。

    Г.М.马林科夫同志祝愿他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他赞同周恩来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评论，并且说，决不允许在东南亚地区勾结的美帝国主义集团将印度尼西亚拉拢进去。他简明扼要地讲了同克奇鲁 [34] 博士和印度尼西亚驻苏联大使苏班德里约的谈话，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某种程度上正在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苏联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他强调，中国与印度之间协定的签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迈出的异常成功的一步。该项协定所确立的原则将在苏联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进行大力宣传。

    周恩来同志还向马林科夫通报了他同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谈话。梅农建议在朝鲜和韩国分别进行公投选举，进而确定整个朝鲜国家的国体。梅农试图探求，如果联合国表露出再次召开日内瓦会议来讨论朝鲜半岛问题的意愿，中国将会有何种反应。周恩来向梅农答复道：中国支持联合国召开日内瓦会议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倡议。他认为，如果再次召开日内瓦会议，应该扩大与会成员国，应邀请印度来参加会议。

    Г.М.马林科夫同志说，梅农在同莫洛托夫同志的会谈中也提及到了这一问题。

    周恩来说，针对当前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加强沿海防御力量，亟需重新评估和改进现有方案来发展海军和空军力量。周恩来计划回到北京后，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问题。

    Г.М.马林科夫同志指出，加强中国沿海防御力量、大力发展海军和空军，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针对苏联军方同志有关在中国建立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师的建议，周恩来同志说，中国军方的意见是：这种飞机已然过时，而对于远程飞机来说，最好配备喷气式技术。

    Г.М.马林科夫同志答复，苏联军方同志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认真考虑和调查。

    周恩来同志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热切盼望苏联同志派出的高级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5周年国庆庆祝活动。如果能够派出这一代表团，中国政府将发出官方正式邀请函。

    Г.М.马林科夫同志答复，代表团一定会派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商议决定出访代表团成员的人员组成。

    Г.М.马林科夫同志还说，将其诚挚友好的问候带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们。

    М.贾丕才记录

    1954年8月12日

    发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各成员

    抄送В.М.莫洛托夫

    АВПРФ，ф.06，о.13а，д.25

    №10151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的指示(1954年8月)

    机密

    附件1

    关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指示 [35]

    同胡志明同志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发展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友好合作。同时是指在尽力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及其国际地位、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越南、全面履行日内瓦的印度支那协定、最迅速地恢复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事业中给予越南朋友以帮助。

    在同胡志明同志的谈话中要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日内瓦协定签订后一段时间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要对执行日内瓦协定的第一阶段的顺利结束——即履行了协定的有关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的军事条款表示满意。

    在同胡志明谈话的过程中要着重指出，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一贯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和兄弟般的团结精神。要声明，苏联政府往后也将在中国朋友的协作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以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中，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必要的支持。

    *　*　*

    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讨论一些个别的问题时必须从下列观点出发：

    1.履行日内瓦协定。

    在指出日内瓦协定的关于越南停战的军事条款已得到顺利执行的同时，要向胡志明同志宣布，我们今后也准备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取实实在在履行日内瓦协定的政治条款的斗争中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协助——筹备和举行1956年7月的越南普选，以及要在1955年7月20日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南越当局代表的协商会议，以讨论与这次选举筹备工作有关的问题。

    要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代表在即将召开的四国首脑会议上打算提出关于大国方面按日内瓦协定给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国内的政治调解予以必要的协助的问题。

    要通知胡志明同志，苏共中央已了解越南朋友所准备好的“实现统一的斗争中的总路线、战略和政纲的提纲”，并且依苏共中央之见，这些提纲中所拟定的斗争的目的和战略在南越大体上是正确的。

    要表明我们对越南朋友为下述意愿作斗争而所持的肯定态度，即要在南越建立起一个能履行日内瓦协定以在全越南举行普选的政府。

    2.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相关联的问题。

    要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南越同法国人和亲法人士一起建立一条尽可能更广泛的反美共同战线的意愿表示肯定。要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这些目标中所拟定的措施大体上是正确的：保障在南越的法国人的企业和种植场的工作，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之间的文化合作。

    要声明，苏联政府赞同越南朋友认为增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的社会集团和实业界的代表的联系是合理之举的看法。

    鉴于提出来的问题是有关要越南政府为了简化国家统一问题而发表下述的一个声明的合理性，即关于有可能在统一后的一段时期里在南越保留一种有别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度的政治制度(有法国资本参与经济的、放慢民主改革速度的共和制度)，故要向胡志明同志声明，依苏联政府之见，南越的民主改革速度出于战略考虑在一定时期里可以比北越的速度慢一点，这种情况原则上是可以容许的。

    3.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方面的计划。

    鉴于美国在印度支那各国关系中的行动是旨在破坏日内瓦协定，故要说出我们的看法，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条印度支那进步势力的广阔战线去进行反对美国干预印度支那各国事务的斗争。要强调指出，依苏联政府之见，应该让越南朋友为反对美国人的影响而致力于在南越各阶层居民中间开展积极的工作。建议在考虑到各教派的领袖对美国人的傀儡吴庭艳的政策感到不满的同时，要更广泛地利用印度支那的宗教教派去增强国内的反帝情绪，首先是反美情绪。

    4.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

    要从苏联政府赞同旨在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建立越南同老挝和柬埔寨的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政策出发。应该强调指出，国王的政府与巴特寮进行直接谈判和相互让步是老挝国内的政治调解的最正确的道路。

    考虑到美国与柬埔寨于1955年5月16日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是公然与日内瓦协定相对抗的，并且正在遭到柬埔寨的一些政治集团的反对，要建议越南朋友采取一些措施，以组织一场柬埔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反对这一协定的运动。

    注意到美国向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是与印度的利益相抵触的，故建议采取措施以建立越南与印度在反对美国对老挝和柬埔寨加强影响的斗争中的更密切的合作。

    要表达出我们的愿望，希望越南朋友在考虑到上面所指出的情况的同时，从老挝和柬埔寨的内部政治状况出发去加强自己与这些国家里的民主力量的工作。同时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可能会给人以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破坏日内瓦协定之口实的那种行动是不应该发生的。

    5.扩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要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更广泛地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去建立和扩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亚非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建议胡志明同志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会议最后公报的第一部分第11条，该条款建议民族政府要委派进驻这一会议的参与国的代表，以便为全面扩大与亚非国家的联系而交流信息。

    6.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中国和苏联的联系的问题。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方面已形成的友好关系表示满意。

    要让胡志明同志明白，对越南朋友来说，在与给予越南以帮助相关联的一些实际问题上，时常向中国朋友咨询和请教是合理的，因为后者更了解越南的情况，还因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现在不得不解决中国不久前已解决或现在正在解决的那些问题。

    如果胡志明提出关于在越南设立苏中混合的经济和军事代表团的问题，那就向胡志明说明这种行动是不合理的，因为越南朋友和中国朋友的合作实践已经形成，并且也已证明是有效的，当然不排除苏联方面也会给予越南以技术方面的支援。

    7.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对通过在日内瓦协定基础上把支持越南的和平、统一和独立立场的各阶层居民都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之中的途径去扩大该统一战线的计划表示同意。要强调指出，尤其重要的是不仅仅依靠的是在解放区，而且还要在南越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以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要请越南朋友注意，为了加强南越的爱国民主运动而更广泛地利用国家统一要求的思想是合理的。要建议胡志明同志分析研究关于建立一个为统一越南而斗争的群众组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问题，该组织会把南北方广大的爱国民主力量都吸引过来，同时在形式上却不是与民族统一战线相关联的。从战略观点出发，如果建立这种组织的主动精神能在南方表现出来，如果第一批这种组织能在南越建立起来，那倒是有利的。

    8.土地改革。

    要表态说，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顺利结束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越南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要说出我们对劳动党中央关于在1956年7月举行选举之前完成土地改革的决议所持的赞同态度。要对越南朋友说，劳动党中央认为，进行土地改革就有可能把极大多数的越南居民团结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周围来，就有可能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并巩固劳动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这一想法是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相吻合的。

    9.关于天主教徒疏散到南越去的问题。

    如果越南朋友提出关于天主教徒从北越疏散到南越去的问题，那就发表意见说，为了使敌对的宣传难以有机会在难民问题上投机，即使在1955年7月20日以后，越南朋友或许也不应该阻挠个别的疏散事件。然而，与此同时，依我们之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应该坚持不懈地争取南越当局对民众从南方疏散到北方这个问题的类似态度。

    建议越南朋友要加强在天主教徒中间的解释工作，并在对待天主教会的态度上执行更加灵活的政策，以便对抗敌人在天主教徒中间所进行的移居南方的宣传。

    苏越关系的问题

    1.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无偿的经济与技术援助。

    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在解放战争期间遭到了破坏，并需要最快地得到恢复，苏联政府在审核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后，决定把3亿卢布作为供1955—1956年使用的一笔无偿贷款拨给共和国政府，以便其恢复经济。

    按越南方面的愿望，苏联政府同意把上述3亿卢布投向：

    1.25亿卢布用于重建和建造25个工业和公用企业，其中包括一个年产50万吨的磷灰石矿、一个年产10万吨的过磷酸钙化肥厂、一个年产6万吨的开采黄铁矿的矿场、一个年产3000件不同的机械制品的机械厂、六个总功率为1.8万—2.25万千瓦的发电站、两个鱼品罐头厂、两个茶叶厂。

    在上述数额的账上还将给予技术上的援助，援助的方法就是派遣苏联专家进行地质勘察工作，实施同沙眼、疟疾及其他疾病作斗争的防治措施，组织水文气象工作，等等。

    1.25亿卢布用于供应商品以满足国民经济和居民的迫切需求。

    5000万卢布是供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补充订货用的储备金。

    同时通知胡志明同志，下面列举的协议草案是在今年4月29日交给越南驻苏联的大使的：

    (1)“关于苏联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复兴中予以无偿援助的协议”；

    (2)“关于被派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提供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的报酬情况的协议”；

    (3)“苏联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通过技术生产实习的条件的协议”(附件)。

    在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协议的草案的情况下通知他，苏联政府授权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А.И.米高扬同志签署第一份协议。第二份和第三份协议委托由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К.И.科瓦利同志签署。

    2.关于苏联与越南之间的贸易。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审核了越南政府关于发展苏联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关系的请求，并同意与越南政府签订贸易协定。贸易协定的草案已在今年4月23日交给了越南驻苏联的大使。

    因此苏联政府希望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设立苏联商务代表处。就这个问题交换信件的草案也在今年5月18日交给了越南驻莫斯科的大使。

    在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文件的情况下请求他下达签署它们的命令。

    苏联政府授权苏联外贸部长И.Г.卡巴诺夫同志签署贸易协定。

    3.关于为越南人民军供应装备和提供贷款的问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审核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关于供应物质和贷款以满足越南人民军之需要的请求，并决定为此目的而以优惠条件向越南政府提供一笔供1955—1956年使用的数额为3000万卢布的长期贷款，优惠条件是：所供应的货物按半价偿还，年息2％，从1960年起为期8年。通知胡志明同志，在他同意这些供货条件的情况下，苏方签署有关的议定书的工作就委托由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科瓦利同志)办理。

    4.关于在苏联帮助越南培训专家事宜的问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政府关于1955年接受300名越南公民进入苏联的学校学习的请求。

    在胡志明同志提出要把1955—1956年间越南大学生在苏联学习的费用列入无偿援助的款项这个问题的情况下，那就同意这个请求。

    5.关于顾问和俄语教师事宜的问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政府关于从苏联派遣6位顾问去帮助组织越南高校里的教育工作的请求，同样也同意派遣5位俄语教师到越南去。

    6.军事问题。

    鉴于胡志明同志提出了希望在越南国防计划的筹备工作中予以帮助和本着这一目的召开越南、苏联和中国的军事代表会议的请求，故宣布，苏联政府同意给予越南这种帮助，并提议实施这一帮助的下列程序：

    (1)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与中国军事顾问一起制订一份初步的越南国防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苏联驻越南的武官可以通过协商的办法给予帮助。

    (2)苏联方面将派2—3名负责军事的专家到北京去，同中国和越南的军事工作人员讨论在越南准备好的初步的国防计划。

    7.关于公报的事宜。

    商定发表一份联合公报，公报中要说明苏联与越南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说明两国对维持和巩固和平的向往，说明履行日内瓦协定所涉及的在印度支那进行政治调解这一部分条款的重要性。公报里要提一下签订苏方在越南的经济复兴中给予经济援助的协定，提一下苏联和越南之间的贸易协定等。

    АВПРФ，ф.022，оп.8，п.117，д.30，л.12-21

    №08096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庆祝中国国庆所采取的措施(1954年8月 [36] )

    鉴于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纪念日，为进一步加强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派苏联政府代表团赴北京参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庆典活动，代表团由А.И.米高扬(团长)、М.А.苏斯洛夫、И.Г.卡巴诺夫、Г.Ф.亚历山德罗夫同志组成。

    委托代表团以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在北京国庆盛典大会上发言致贺，宣布按照1953年6月12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已准备就绪的苏联经济和文化成就展览会开幕。

    二、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发祝贺电并在报上发表。

    (一)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在莫斯科、基辅、明斯克、巴库、第比利斯、埃里温、阿拉木图、塔什干、杜尚别、阿什哈巴德和伏龙芝等地组织群众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

    (二)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苏联妇女和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科学院、苏联作家协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之际给相应的中国组织发去祝贺电，并组织科学、文化著名活动家和著名劳动能手发表广播讲话和寄去个人贺信。

    (三)在苏联报刊杂志上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材料：《真理报》、《消息报》刊登社论，《共产党人》、《新时代》、《历史问题》、《经济问题》、《星火画报》等杂志刊载文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成就。

    (四)责成苏联文化部：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之际，在全国上映中国电影，组织电台播放中国流行歌曲和音乐、刷写巩固苏中友谊的标语；

    2.组织专题报道，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

    3.于今年10月1日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

    委托以М.А.苏斯洛夫、Г.Ф.亚历山德罗夫、В.П.斯捷潘诺夫、А.П.杰尼索夫、В.А.佐林、В.А.亚斯诺夫和А.В.科罗博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用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并向中央提出组织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的提案，应重点考虑协会的以下任务：系统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促使中苏友好协会广泛宣传苏联的成就；组织双方文化和社会代表团的相互交流；帮助苏联社会文化组织、学者、国民经济专家、艺术活动家交流经验，进行互相帮助以及研究两国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54—2255页

    №08097 库尔久科夫呈维辛斯基请示：苏联代表团访华有关事宜(1954年8月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1211/ДВ号

    致А.Я.维辛斯基同志：

    鉴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行将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远东司认为：苏联代表团在华逗留期间，委托它进行以下活动是适宜的：

    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 [37] 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从那里 [38] 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

    众所周知，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在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利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时间延长至中日和苏日缔结和约时为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9月15—20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

    远东司认为，在当前已经变化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港地区，对我们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和运营的。至于在非常局势下，苏联使用旅顺港基地的问题，可以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缔结单独的协定。

    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应该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情。

    三、关于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四、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联合股份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如您同意，远东司将起草相应的提案报上级机关批准。

    请您指示。

    И.库尔久科夫

    1954年8月5日

    手写批注：

    致葛罗米柯、佐林同志：

    我认为第一条很值得怀疑。你们的意见如何？

    库兹涅佐夫

    8月5日

    我认为第一条不能接受。其余建议值得研究。

    А.葛罗米柯

    8月5日

    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

    佐林

    8月10日

    葛罗米柯同志：

    应该开始认真筹备参加庆祝活动的事情了：外交部派谁参加代表团、访问计划、问题、提纲。请远东司提出建议。

    库兹涅佐夫

    8月1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д.40，л.4-5

    №21381 斯捷潘诺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胡乔木要求了解和考察的问题(1954年8月11日)

    致苏共中央：

    正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已经结束了治疗，请求苏共中央提供机会了解苏联共产党党的教育组织和对党校的领导工作经验、党对文化教育部门的领导经验，了解不脱产学习提高专业技能的工作，了解杂志《共产党人》和《党的生活》编辑部的实践工作，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就其工作问题进行会谈，与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就苏联的各民族文字改革的经验进行会谈，以及与在苏联出版中文教科书的作者会谈。

    我们认为，可以满足胡乔木同志的请求，并责成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组织党务工作部、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科学文化部以及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同胡乔木同志就其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与胡乔木同志关于特别问题的会谈可在苏联科学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和《共产党人》、《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进行。

    胡乔木同志提出的问题清单见附件。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В.斯捷潘诺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4年8月11日

    第25-c-1699号

    手写批注：

    归档。

    胡乔木同志的所有要求都已得到满足。他于8月23日返回北京。

    …… [39]

    1954年8月28日

    附件：

    中共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感兴趣的问题清单

    关于不脱产学习

    1.如何制定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的政治学习大纲。以下的理解是否正确：每个党员都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但是在其按照这个固定的学习大纲学习之前要不要预先学习一些政治通识知识，然后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自学，还是应该在党校的夜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共青团员和无党派志愿者要和党员一样学习吗？

    2.如何对那些自学的党员进行管理、检查和帮助？

    3.如何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决议和刊物？

    4.请允许我简要了解一些关于苏联党校的大体情况。如不同级别的党校学员的情况，他们的年龄界限，学习方案和对他们的管理。

    5.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帮助那些在工作岗位上不脱产进行中等和高等学习的人们。

    关于这些问题，除了一些基本了解，能否获得以下材料：

    (1)一些能够说明关于在岗的人们如何进行继续教育的材料。

    (2)举一些单位的例子来说明：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人们如何边工作边在高等和中等学校学习。

    (3)一些夜校和函授学校的情况(它们的历史、学生构成、学习年限等)。

    6.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其工资？

    7.苏联政府和党有没有做出过提高职工的教育水平和业务水平的决定(如果有，能否能够了解一些这些决定)。对于那些业务不熟练的职工，除了将他们从岗位上撤换，党和政府机关有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来使领导干部系统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关于党对文化教育组织的监督

    1.中央、地方党组织、政府和文化教育单位之间在功能上是如何划分的(如学校和电影制片厂在对文化教育组织干部的管理上如何划分功能)。

    2.工作中需要对干部进行考察，但是对干部进行管理的工作和关于对所通过决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的工作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的区别？比如，对高等学校领导干部进行考察的工作提及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研究的工作，对报纸行业领导干部进行考察的工作和对报纸的内容进行研究的工作等等。

    3.在监督决定的执行方面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功能如何划分以及他们如何进行协作。如在教育领域、出版业、艺术领域和科学领域的工作。

    4.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如宣传部、科学文化部)不能通过决定。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不通过任何决定是难以想象的。这些部门在哪些范围内可以不经书记处批准自己进行工作？能否就此问题做大致说明。

    5.中央委员会各部与地方党组织相应部门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如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如何对这些部门的工作和干部情况进行评价。

    关于《共产党人》和《党的生活》杂志

    1.编辑部的组成和工作方法。

    2.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作者及记者的情况。如何管理作者、积极分子以及组织的情况。

    3.杂志和党组织的联系。对杂志中刊登的批评和建议的反响。人们如何阅读和讨论其中的内容？

    4.来自中央方面的领导。

    关于苏联的文字改革

    1.十月革命后的俄语文字改革。

    2.苏联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尤其是那些没有语音文字的民族，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和语言中有不同方言的民族的文字改革。

    3.最好能获得一些东干语的出版物，既包括相对简单的文章，也包括相对复杂的。

    4.最好能理解最简要的关于俄语和一两个重要欧洲语言中一些方言的历史以及它们现今的状况，以便在研究汉语方言问题的时候作为参考。

    关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

    科学院的任务、历史、组成、教学方案(每个年级的教学科目)、教学方法以及如何补充学员。如何考入社科院以及如何毕业。

    手写批注：

    给斯捷潘诺夫同志。

    ЦХСД，ф.5，оп.28，д.185，л.46-49

    №21418 外贸部关于在华举办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计划(1954年9月 [40] )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一)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

    (1954年北京)选题计划

    在北京举办苏联展览会的目的是为了展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的成就。

    为举办此次展览会，需要提供大量的陈列品、样本和模型、资料照片、镶板、墙画、一览表，这些物品要展示：

    1.苏联的工业力量，苏联企业的高超技术水平，现代生产设备生产的所有品种和消费品。

    2.日用品和食品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

    3.铁路、水上交通和公路发展取得的成就。

    4.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高度机械化水平、农业生产电气化、高收成和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

    5.国民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高等院校和专家的培养、医疗保健、体育运动、音乐、艺术、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

    (一)

    在苏联馆正面的钟楼部分，大写字母СССР置于苏联国徽的上面，国徽正面使用汉语题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入口处要布置俄语和汉语的欢迎词：

    “苏联和中国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二)

    前厅是展览会的开场部分。前厅的正中央放置参展模型和游览流程。在前厅有4个纵深半圆形的、明亮的壁龛，里面布置大型的、富有形象的壁画，画的主题要反映苏联人的劳动、休息和学习情况，以及以“莫斯科——我国的首都”为主题的大幅壁画。

    在圆形的卷边花饰围绕的镶板上方张贴题词，揭示这样的主题：

    “苏联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创造力，沿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胜利前进。”——Г.М.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第41页。)

    “苏联公民有受教育权。”(苏联宪法第121条)

    “苏联公民有休息权。”(苏联宪法第119条)

    “苏联公民有劳动权。”(苏联宪法第118条)

    此外，在通往中心工业展厅的通道侧面使用如下题词：

    “……我国的和平政策得到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列宁(列宁：《列宁全集》第4版第30册，第365页)

    “……苏联是各平等民族的联盟……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权利平等。”——斯大林(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第526页)

    (三)

    在中心展厅及其附设展厅摆设工业制造企业产品、电力设备、测量仪器和其他一些装置，金属样本、石化产品、无烟煤、矿石等。

    在进入工业展厅的影壁墙正对面摆放列宁—斯大林雕像(高3.5米)。

    在上述影壁墙上悬挂苏联国徽(直径4米)，附录社会主义经济法主要内容：

    “在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根据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68页)

    在离开大厅前厅的影壁墙正对面左右两侧书写如下表格：

    苏联工业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EPUB/Image00022.jpg

    (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38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3页)

    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EPUB/Image00183.jpg

    (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44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2年1月21日，1953年1月23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3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年1月31日)

    在影壁墙侧面书写如下表格：

    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EPUB/Image00059.jpg

    (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44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30页)

    苏联工人和职员人数的增长　单位：百万人

    EPUB/Image00114.jpg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25页)

    在通往中心工业展厅入口的上方使用如下题词：

    “近28年来苏联工业生产增长了55倍。”(根据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材料，《真理报》1953年8月9日)

    在大厅的正中央摆放大型陈列架：金属切割机床(旋床、六角车床、单立架式车床、铣床、磨床等)、纺织机械设备、缝纫机、印刷设备。

    此外，在大厅内放置12个展台，陈列品要展现苏联工业领域的成就。

    展台的正中央要布置绘声绘影的图表。

    石油工业展台

    展台内要摆放石油制品样本(汽油、煤油、粗柴油、润滑冷却液等)，展台布景用的照片要展示石油和石油制品企业。(注：照片下方的题词取决于照片的题目和内容。没有列入选题计划)

    苏联石油开采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EPUB/Image00052.jpg

    煤炭工业展台

    展台内摆放煤和无烟煤样品、气动工具等。展台的照片要展示煤炭工业繁重程序的高度机械化水平。镶板背景为一个煤矿，并附上如下表格：

    苏联煤炭开采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EPUB/Image00110.jpg

    矿石原料展台

    展台内摆放铁、猛、铬矿石样品，石棉和石棉制品。照片要展示矿山开采和加工过程的机械化。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展台

    在展台内的特殊支架上摆放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材料、铝制品和由其材料制成的商品。照片要展示苏联金属工业先进的工艺。在示图中描绘生铁和热导材料时使用如下表格：

    苏联生铁生产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EPUB/Image00080.jpg

    苏联钢产量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EPUB/Image00150.jpg

    (根据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集会上的竞选演说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1年版，第17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2年1月29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党的十九大会议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

    测量和切割工具，检测机器和仪表展台(2个展台)

    展厅内要摆放用于检验金属裂痕、老化以及确定金属其他物理特性的机器；测量仪器和设备，金属测量和切割等成套工具。

    照片要展示独一无二的大型机床，车床自动流水线，其他一些金属再加工工具。

    照片之间使用如下题词：

    “苏联仅在1950—1953年期间就制造出2200多台新型重要机器和机件。”(根据1954年3月12日萨布罗夫在明斯克选区的竞选演说材料，《真理报》1954年3月13日)

    中央大厅靠墙的陈列台摆放的各工业主题照片同各工业领域知名人士的肖像都列入陈列品。

    上述用照片材料来装饰商品展台的原则适用于多数展览馆。

    (四)

    阁楼下展厅的摆设——

    电力设备、电力测量设备、电动工具和通讯设备展览馆(变压器、发电机、电动机、X射线装置、断路器、避雷器；功率10万千瓦的发电机、功率为7.2千瓦涡轮发电机模型；焊接设备；高压线路传输设备；矿井用和调度用整流器、电报机、公用电话、无线电台和无线电转播装置)。

    这部分作为背景的墙画使用发光二极管装饰的图表，展现苏联电力增长情况。

    使用题词：

    “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列宁：《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

    使用表格：

    苏联的电力生产　单位：10亿千瓦/时

    EPUB/Image00060.jpg

    (1913年——《苏联政权建立20周年文章选集》，联共(布)中央党的出版社1937年版，第24页；1940年——《1946—1950年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令》；1950年——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赫鲁晓夫讲话，《真理报》1954年3月7日)

    在齐姆良斯克、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及其他水电站、高压转换器、科学研究实验室和工厂实验室的照片旁边使用如下题词：

    “通过第五个五年计划，苏联实现了电气化的宏伟纲领。建设和扩建了711个电站，这些建设任务完成后，苏联的电力总功率同五年计划之前的1950年相比增长了75％。”(别尔乌辛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真理报》1954年4月27日)

    在其中一幅电站照片下使用题词：

    “1953年苏联电站发电1330亿千瓦/时，是1913年的68倍。”(别尔乌辛讲话，《真理报》1954年3月12日)

    交通设施展馆

    (桥梁模型、沉箱、桥式起重机；线路控制系统、机车信号器、自动闭塞装置，机车头模型、保温车厢、负载量1吨的油轮，湖河用拖揽、地铁车厢、自动梯和其他模型)

    该展馆还要摆放：伏尔加—顿河全景图；“莫斯科是五海港口”的图画；莫斯科地铁站运行示意图和其他站的照片，使用题词：

    “莫斯科地铁是一项宏伟工程，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最好的榜样。”(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

    在交通设施展馆配置相应的镶板画时使用下列图表：

    苏联铁路货运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EPUB/Image00024.jpg

    苏联海路货运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EPUB/Image00136.jpg

    苏联汽车运输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EPUB/Image00155.jpg

    (根据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60、61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年1月31日)

    伏尔加—顿河全景图

    “1952年夏天，以列宁命名的伏尔加—顿河航运公司投入运营，把苏联欧洲部分的海洋——白海、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和黑海——联合为统一的水运交通体系。”(《真理报》1954年7月11日)

    电话、电报、广播展馆

    广播站、无线电转播站装置、有效验的灯泡、电视稳定器、电报—电话仪器：民用电话机、各种型号的转换器、校准器、电阻测量仪、Q表等。

    该展馆使用如下题词：

    “苏联广播事业的使命是启发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灌输人类社会高尚的人道主义原则的意识。”——加里宁(《党的建设》1945年第6期，第8页)

    该展馆的照片要展示各无线电企业、电报和电话站等开展工作的一些情况。

    光学设备展馆

    验电器、生物显微镜、矿石显微镜、金属钱、全套工具、大型测量仪器、放映机、显微镜用的照明器材、大型摄谱仪、长度测量仪器等。

    大学、科学和农村实验室的照片，要展示光学仪器的实践应用，等等。

    电影放映机展馆

    各种款式的放映机、全套设备、滤光器、电影放映机固定设备等。

    该展馆要使用以下题词：

    “电影是鼓动群众的最重要的工具。”——斯大林(摘自斯大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讲话)

    摄影棚和自然条件下的照片、演员和其他电影活动家的肖像、制作最优秀的电影的一些干部的照片。

    计算分析仪器、精密仪器展馆

    计算机、打孔机、检验器、制表机、积分仪等；各种技术用途的仪表。

    水文气象仪器展馆

    风速表、水样采取器、日光仪、专用温度计、计程仪、绞车、雨量计和气象记录图、检流表、反照仪、铁制水表、测位仪、海洋底质采取器、降水量计、冻土测量仪，等等。

    水文气象服务部门大厅的墙壁上使用如下题词：

    “水文气象服务部门为庄稼播种和收割、为航期的开始和结束时期的确定、为水电站规程的确立、为电报电话工作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1950年版)

    照片要展示水文气象仪器在国民经济中应用情况。

    在大厅的左右两侧靠近前厅的位置是以下部分：

    林业和造纸业展馆

    支柱、造纸木材、胶合板、纸浆、底板、纤维板、不同等级的纸张、火柴。

    这部分要展示苏联林业资源的丰富、林业机械化加工和运输、木材流送、锯木厂、纸浆造纸联合厂。配置苏联森林分布图，使用题词：

    “苏联拥有大量的林业资源，是世界林业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

    在相应的照片下使用如下题词：

    “1953年木材采伐厂拥有的林业机器数量同1940年相比增长了3倍，拖拉机增长了6倍，机车增长了7倍。现在林场拥有17000台发电机，12万把电锯。”(根据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材料，《真理报》1954年4月27日)

    化学和林产化学工业展馆

    这部分要展出大量化学制品、染料色样、林产化学产品——松香、树脂、松节油、福尔马林等。

    照片要展示染料在纺织企业的使用情况，以及展示化学企业的部分生产环节。

    食品工业设备展馆

    乳脂分离器、灌肠注射器、马铃薯去皮机、磨盘、冰激凌机。

    牛奶和肉类企业的照片，磨盘和其他一些食品企业的照片，以及公用餐桌和炊具企业的照片，现代技术设备的照片。

    (五)

    生产日用品的工业展馆

    这部分的陈列品绝大多数都放在中央展厅上面的阁楼上，展品包括：纺织品(棉布、棉线、棉丝)；连衣裙、内衣、针织品；化妆品；鞋；皮革制品。

    使用题词：

    “从1947—1954年苏联7次降低了粮食和工业制品的价格，由此价格水平总体上降了2倍多。”

    “1953年日用品生产比1950年提高了79.2％。”

    (根据米高扬在贸易工作者联盟会议上的报告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和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1954年4月27日)

    这部分照片要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物质福利增长情况，日用品的部分生产环节，贸易企业等。

    照片间使用如下题词：

    “仅1953年一年新投产的日用品企业就达300多家。”(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年1月31日)

    “1953年苏联国营和集体贸易额比1940年增长了79％。”(根据米高扬在贸易工作者联盟会议上的报告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第24页)

    日用品摆放在展览馆右侧第一层陈列架上。这里还摆放家具、日常生活用品、住房用品和装饰品。

    家具展馆

    该展馆展示四组全套家具：餐桌系列、旅馆系列、卧室系列和教授或科研工作的办公室系列，房间全套布景，以及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

    照片要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休息和家庭情况等，在住宅建设照片中间和新式住宅内部和外部使用题词：

    “近年来在苏联各城市和工人居住点，为工人和职员提供了1.83多亿平方米居住面积，而在农村为集体农庄庄员和农业技术知识分子建设了400多万套房子。”(根据1954年3月10日布尔加宁在莫斯科选区选民集会上的讲话材料，《真理报》1954年3月11日)

    日用电器展馆

    电冰箱、电熨斗、电茶壶、咖啡壶、吸尘器、电风扇、电动打蜡机和洗衣机、电烤炉、电炉灶，等等。

    照片要展示这些设备在苏联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况，以及这些器皿的生产环节。

    收音机和电视机展馆

    “和平”牌、“波罗的海”牌、“祖国”牌、“莫斯科人牌”、“图拉”牌、“里加6”牌、“里加10牌”、“白俄罗斯”牌收音机，“记录”牌、“乌拉尔52”、“卡马”牌录音机，“T 2”牌电视机，等等。

    照片要展示石收音机和电视在苏联城市和农村居民生活中的使用情况。

    音乐器材展馆

    三角钢琴、立式钢琴、竖琴、管乐器、提琴和拨弦乐器、大手风琴、手风琴、键盘式手风琴、苏联阿塞拜疆民族乐器。

    这部分的照片：音乐会演出、交响乐队和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独奏、国际比赛；歌舞团、歌剧和芭蕾舞剧团、文艺活动；演员和艺术活动家的相片。

    手工作品、儿童玩具、织毯和手织品、器皿、精制玻璃器皿展馆

    用木材、石头、骨头、金属或纸板做的手工制品；密缝刺绣和花边作品；塑料制品；手工和机器制作的毛毯。

    照片要展示作为副业的手工业制品生产环节；苏联人民的生活。

    (六)

    医疗保健展馆

    这部分位于中央展厅右方的阁楼上。

    这里摆设：手术台、麻醉器械、静脉注射器、医用照射灯、水疗所、理疗器械等；医用器具和医用照相机、三本主题为母亲和儿童的保健相册；苏联的疗养事业和保健事业繁荣情况，传单、宣传画、幻灯片，等等。

    使用题词和图表：

    苏联全体公民享受免费医疗；

    “苏联人民福利的增长、国家关心改善和保护妇幼保健工作，其结果是我国的死亡率急剧降低。近三年来，苏联人口净增长900万。”(根据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70页)

    “苏联现有350多个疗养地、2500多个疗养院，建设了宏大的疗养院网络。劳动人民可以无偿或以优惠的价格获得这些设施的绝大多数疗养证。”(社论，《真理报》1954年1月10日)

    苏联城市和农村病床数量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EPUB/Image00010.jpg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党的十九大会议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26页)

    苏联医生数量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EPUB/Image00129.jpg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党的十九大会议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26页)

    苏联国民收入在医疗保健和物质文化方面的支出额　单位：10亿卢布

    EPUB/Image00193.jpg

    (根据苏联财政部材料，1953年5月15日至7月15日通信。关于1954年度苏联国家预算的法律，《真理报》1954年4月22日)

    这部分的照片要展示城市和农村医院、分科诊所、疗养院和休息室；儿科保健所、幼儿园、医生上门服务。

    要有展示苏联东部地区加盟共和国医疗保健情况的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间使用题词：

    “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医疗保健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几乎在苏维埃政权下建立了医疗保健和疾病预防网络。”

    体育器材展馆

    冰刀、滑雪板、各种球类、运动鞋、哑铃、杠铃、(打冰球用的)曲棍等，猎枪、自行车、摩托车，等等。

    这部分使用如下题词：

    “苏联体育文化和体育运动是巩固健康的普及手段，在居民同长寿的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

    “在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苏联运动员获得38枚金牌、56枚银牌和18枚铜牌，创造2项世界纪录和12项苏联纪录。”

    (根据苏联卫生保健事业材料)

    这组照片要展示各种体育竞赛情况、在苏联国内和国际比赛中获得冠军和胜利者的相片。

    (七)

    报刊展馆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美术文学，艺术书籍、国外经典和现代文学俄译本或苏联各语种译本，名画复制品、乐谱、唱片、邮票、留声机唱片，等等。

    这部分置于展厅的右翼，并且分割为两个分支：一支是马列主义书籍，还包括对这个科学领域的研究作品；另一支为文艺书籍，包括儿童文学。

    这部分的照片要展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景况。

    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品展架的上方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使用题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让我党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开辟新的历史道路，清晰地看到我们前进的目标，快速而又持久地巩固胜利。”——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107页)

    在摆放科学书籍的展架上面使用题词：

    “近15年来，苏联出版了7亿多册各领域的科学书籍。”(根据联盟书库的消息)

    在进入出版物展厅入口的上方使用题词：

    “1953年苏联出版的年度出版物的数量达到9.62亿册，是1940年的2.2倍。使用苏联76种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出版。”(根据联盟书库的消息)

    在摆放文艺作品的展架上面使用题词和表格：

    “在同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中，人民意识到苏联的文学和艺术是新的、正确的，帮助党和国家培养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共产党人》1954年第21期，第14页)

    苏联出版的俄国文艺经典作品和革命前的俄国相比较：

    印数：千册

    EPUB/Image00100.jpg

    在照片之间使用题词：

    “1953年苏联拥有38万家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分布在国家和社会组织中，藏书总额达10亿册。”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年1月31日)

    (八)

    职业教育展馆

    步行式挖掘机、联合采煤机等机械模型；手工业学校和工厂职业培训学校的学员制作的艺术品；中等学校的教科书和教具。

    这部分展品和出版物放在同一个展厅。两个展厅使用一个题词，写在通往大厅的影壁墙的端面：

    “国民收入用于各种教育、干部培训、发展科学和艺术及其他教育方面的投入，1954年的总额达670.1亿卢布，是1940年的3倍。”(根据《1954年度苏联国家预算法令》，《真理报》1954年4月22日，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71页)

    照片要广泛反映培训青年工人的主题，反映手工业学校和工厂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学片断，他们的生活、休息、体育活动、文艺活动，等等。

    这部分使用题词：

    “国家劳动资源系统保障为社会主义生产源源不断提供专业化的工人干部队伍。”(《经济问题》1949年第2期)

    “从1946年到1953年国家劳动资源学校为工业培训和转交了400多万名青年职业工人。”(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47年1月21日，1948年1月18日，1949年1月20日，1950年1月18日，1951年1月26日，1952年1月29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

    “在苏联劳动后备军得到国家全面保障：免费接受职业培训，提供饮食、服装、鞋、宿舍、教科书和直观教具。”

    两支分部联为一体：中学、职业教育、大学、技术学校，在两个大厅之间使用一个题词：

    “1953年学员数量，包括各种形式的培训，达5700万人，几乎比1940年多800万人。”(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市选区选民集会上的演说，1954年3月11日)

    (九)

    高等院校展馆

    高等院校展馆设在展览馆右侧一个正方形大厅内。

    大厅的正中央放置模型：莫斯科大学主建筑楼(高2.5米)和莫斯科大学总的建设规划。

    大厅纵向陈列台的中间在墙壁正面悬挂苏联一些大学的电子画片和不断切换的题词，介绍大学、大学生和正在接受职业培训的学生的增长数量，等等。图片配备录音机，播放的文本介绍关于高等教育的信息和苏联的学术研究活动。

    图片的上面使用题词：

    “苏维埃共和国为青年一代学习知识、全面发展天分和潜质提供一切可能。”(《真理报》1952年1月14日)

    在墙壁的反面，大厅入口的上方使用题词：

    “苏维埃共和国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苏联科学为利用我国难以计数的财富提供了无限可能……”——马林科夫(马林科夫：《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2周年》，《真理报》1949年11月7日)

    在墙面大学图片的两边摆放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两个陈列台，展现这两大综合性大学培养苏联科学和技术知识分子的教育体系。在墙的正面再附加两个不大的展台展示苏联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喀山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等等。

    在这个大厅的其他展台上摆放照片，展示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培养专家的特点和方式，展示苏联大学和技术院校的科学和艺术。此外，还要展示个别教学片断(讲义、课堂讨论和实验课、生产实践，等等)。还要摆放展示大学生生活、休息和体育运动的照片，特别是人民民主国家的留学生的学生情况，特别是中国的。

    除了照片，在高等院校展架上还要摆放教科书、教辅用具，在展架上方悬挂俄国科学巨匠的椭圆形肖像：巴甫洛夫、季米里亚泽夫、茹科夫斯基、门捷列夫、皮罗戈夫、梅奇尼科夫、罗巴捷夫斯基、米丘林，俄国科学奠基者М.В.罗蒙诺索夫的半身塑像摆放在大学照片的下方，在台架上摆放鲜花。

    (十)

    农业展馆(注：按照全苏农业展览会编制的农业分类选题展览计划)

    该展馆要展示：粮食和粮食产品、各种玉米种子；棉花、不同等级的棉纤维、各种型号的亚麻纤维、大麻纤维、洋麻；蚕茧、桑属植物；细毛绵羊织品、杂种兽毛；苏联细毛绵羊标本；水果和蔬菜的样本，以及按照米丘林方法培育的水果和蔬菜样本，等等。

    这部分摆放在展馆的左侧，有一片开阔的广场，在那里展示农业机械。

    使用系列照片、图片、数字资料，展现苏联在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的成就，阐明苏联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农艺学的发展，等等。

    农业展厅的正中央摆放工农联盟的雕像——全苏农业展览会的浮雕。

    农业部分有如下选题：

    选题一

    开场。苏联农业的任务和取得的成就

    1.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时代。

    2.近5800公顷的土地转交给苏联集体农庄永久使用。

    3.集体农庄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数千万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农村中的贫困和寒苦现象消失了。

    4.“……技术薄弱、依附于富农的无数的小农经济被取代了，现在我们有了用新技术装备起来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机械化大生产，其形式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斯大林

    5.苏联拥有94000个集体农庄，4835个国营农场，8980个拖拉机工作站。平均每个集体农庄拥有5960公顷土地，每个国营农场拥有19800公顷土地。

    6.国家工业化为农业提供了技术装备保障。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用机器数量　单位：千辆

    EPUB/Image00063.jpg

    1953年农业经济用电量是1940年的4.5倍。

    7.农业劳动组合的章程是集体农庄的基本法。“劳动农民志愿联合成为农业组合，共同使用生产工具，共同劳动建设集体农庄，也就是公有经济。”(摘自章程第一条)

    8.集体农庄公有财产增长率

    单位：％

    EPUB/Image00215.jpg

    9.苏联集体农庄的任务：充分满足人民对饮食的增长需求和工业所需原料。

    商品增长情况　单位：百万吨

    EPUB/Image00192.jpg

    10.苏联农业是以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先进经验和强大的现代技术为基础根据国家的计划发展的。

    11.这个主题要展示农业经济专家的增长数量。

    选题二

    拖拉机工作站是集体农庄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力量

    列举关于1930年、1940年和1953年拖拉机工作站的数量的材料，关于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功率提高的材料。强调拖拉机工作站在集体农庄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展现拖拉机工作站同集体农庄在合同的相互义务规定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列举以老拖拉机手Т.Г.舍甫琴科名字命名的集体农庄的收成指数，指出拖拉机工作站在畜牧业中的工作方式。

    选题三

    扩大重要粮食作物——小麦的生产

    小麦在粮食播种中的比重。品种、机械化耕种。列举各地区和集体农庄取得高收成的例子。

    在这个选题中要列举为了提高粮食生产，首先是小麦生产，而开垦的生荒地和熟荒地的主要资料。

    陈列架上还要摆放关于育种问题的画册。

    选题四

    扩大稻米生产

    指出产量的增长。列举产量创纪录的例子：伊布莱·塔哈耶夫——171普特/公顷，金万山——150普特/公顷。指出金万山使用了稻米农业技术员培育的种子。

    展示：新的灌溉系统，外顿河地区、纳曼干州、苏维埃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巨人”集体农庄扩大播种面积和产量的提高，新品种培育网络，有213个全苏稻谷试验站，强调大米收割的机械化。

    选题五

    增加食用玉米和饲料玉米的生产

    列举在粮食种植和饲料种植中玉米取得高收成的例子。

    展示玉米耕种机械化，正方形穴播，垄间距，混种的应用。

    选题六

    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大豆种植

    近年来，苏联政府成功地把大豆种植推广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大豆的播种面积扩大了。先进的例子是基辅国营农场和普里莫尔斯克市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国营农场，农业技术专家保障了大豆取得高收成。

    选题七

    棉花——苏联主要的经济作物

    苏联的棉花种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水烧地播种面积增长情况　单位：千公顷

    EPUB/Image00190.jpg

    苏联集体农庄棉花收成增长(1953年每公顷平均产棉)　单位：公担

    EPUB/Image00037.jpg

    棉花种植机械化的工作效率：每台棉花收割机可以取代50名收割工人的劳动量。

    以如下先进的集体农庄：科京·乌兹别克斯坦集体农庄、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阿赫努巴巴耶夫集体农庄、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基洛夫集体农庄来展示棉花种植广、产量高；这些经济单位棉花种植的收入额。

    选题八

    新的韧皮纤维作物罗布麻和黄麻在苏联的推广和顺利发展

    展示播种这些作物取得的成果和方法，取得高收成的有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下丘亚国营农场，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季米特洛夫集体农庄和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列举这些作物高收入的材料。

    选题九

    苏联的养蚕业——农业高收入领域

    列举苏联蚕茧收入高增长的材料，蚕卵产出增长量，桑树种植面积的增长量。

    列举产蚕先进单位：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列宁集体农庄，展示蚕蛾快速成长法。

    选题十

    苏联的甜菜种植

    苏联在甜菜种植和甜菜糖的生产方面居世界第一位。出示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甜菜糖生产的表格。

    苏联产糖甜菜的播种面积和甜菜糖的生产量保持增长。

    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产糖甜菜高产量。

    波尔塔瓦州米丘林集体农庄农业技术员。产糖甜菜的科学研究机构。

    选题十一

    苏联组织大规模的马铃薯栽培和蔬菜栽培

    马铃薯和蔬菜的种植面积。温床和温室作物增长量。制作蔬菜罐头，蔬菜和马铃薯晒成干菜。9月苏共中央关于马铃薯和蔬菜生产的全体决议。蔬菜和马铃薯取得高收成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土地开发和保护方面的先进做法。

    正方形穴播和蔬菜与马铃薯的正方形种植方法。在草炭腐殖质营养体栽种秧苗。利用工业企业的热能残料和电能给暖窑和温室供暖。

    马铃薯和蔬菜栽培科学成果(马铃薯业研究所、蔬菜业研究所、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格里博夫蔬菜育种站)。

    选题十二

    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畜牧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和先进经验

    苏联养殖牲畜的类别。在饲养大牲畜方面取得的成绩。在牲畜业生产方面取得高指标的先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育种站和国营种站。

    新的畜牧良种的推广。“卡拉瓦耶夫”集体农庄和其他一些先进经济体在提高畜牧产量方面的经验。

    养羊业展台

    国内细毛绵羊的主要种类。羊毛质量的改善。一些高产牲畜的指数。卡拉库尔绵羊养殖业的发展。先进单位和养羊户的成绩和经验。

    选题十三

    苏联的狩猎业、养兽业和鹿茸业

    苏联是世界上毛皮资源最为富有的国家，动物种类繁多。在苏联领土上栖息着130多种毛皮类动物，250种有猎取价值的飞禽。

    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的面积是140万平方公里。

    苏联畜牧业的发展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带来大笔收入。

    苏联的鹿茸业和鹿茸生产。

    选题十四

    苏联的园艺业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果园和葡萄园面积保持增长。

    宅旁园地和集体果园。

    果实和葡萄取得高收成的先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培育果实和葡萄高产的农艺专家。

    草莓——高产作物。草莓可以采用正方形窝种法。果实生产程序机械化。果实、干果和葡萄的主要等级。

    米丘林中央实验室及其对生产的帮助。

    培育新品种作物。远亲植物杂种方法。

    选题十五

    苏联的茶业生产

    茶叶种植面积，茶叶总收成。先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茶叶收成指数。茶叶种植机械化。

    (十一)

    食品展馆

    该展馆从理论上讲同农业原料部分相关联。列入展架的有：肉、鱼、水果和蔬菜；熏猪肉制品、香肠、乳酪；鱼子和鱼；植物油、果汁、干果、葡萄干；糖果；糖、维生素、压缩食品；酒类、茶；烟叶和卷烟。

    照片要展示米高扬肉制品厂的车间，渔业公司，糖果公司明亮宽敞的车间，浓缩食品生产，茶叶、葡萄的采摘，烟草的种植，等等。

    使用题词：

    “1955年苏联食品生产比1950年增长了84.7％。”(根据米高扬在全苏贸易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第10页)

    “1953年苏联向居民供应的牛奶和奶制品是1940年的2倍，植物油和其他食用油、奶制品和糖是1940年的2.5倍。”(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真理报》1954年3月21日)

    香肠和肉制品展架：

    “1956年苏联生产肉和肉制品近300万吨，或者说是1950年的2.4倍。”

    鱼制品展架：

    “1956年苏联捕鱼量达到3600万吨，或者说是1950年的2.1倍。”

    罐头展架：

    “1956年苏联生产罐头41.500万罐，或者说是1950年的2.9倍。”

    糖果展架：

    “1955年苏联糖果产量达到1825万吨，或者说是1950年的2倍。”

    (根据关于苏联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措施的决议，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第63、65、73、79页)

    蔬菜和糖果展架：

    “1953年苏联向居民供应的糖果是1940年的2倍，供应的蔬菜是1940年的1.5倍。”(根据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1954年3月21日)

    (十二)

    造型艺术展厅

    这个展厅的主要题词是：

    “艺术属于人民。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列宁同克拉拉·蔡特金的会谈资料)

    这个展厅要展示苏联写生画、线条画、雕塑领域的巨匠作品。

    附注：括号里使用的引文出处不列入陈列题词。

    ЦХСД，ф.5，оп.28，д.187，л.179-205

    №21418-1 1950—1954年苏联与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1954年9月7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二)

    机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与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EPUB/Image00187.jpg

    *其中包含1954年中国方面备用的额外购买苏方商品的1.9亿卢布。

    注：(1)出口超过进口13.85亿卢布是因为在出口中包含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提供的总值11.07亿卢布的商品，根据1952年9月15日贷款协议，向种植橡胶提供的总值3500万卢布，剩下的是苏联提供用外汇支付的商品的和用于非商品的开支以及非商业支出的补偿金。(2)1954年的进出口是根据现在所承担的义务进行的。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Н.希里亚耶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28，д.187，л.207

    №21418-2 1950—1954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的商品结构(1954年9月7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三)

    机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　单位：百万卢布

    EPUB/Image00108.jpg

    续表

    EPUB/Image00153.jpg

    *其中包含1954年中国方面备用的额外购买苏方商品的1.9亿卢布。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Н.希里亚耶夫(签名)

    机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结构　单位：百万卢布

    EPUB/Image00122.jpg

    续表

    EPUB/Image00043.jpg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Н.希里亚耶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28，д.187，л.208 209

    №21418-3 1950—1954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主要商品统计(1954年9月7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四)

    机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数量

    EPUB/Image00072.jpg

    续表

    EPUB/Image00142.jpg

    *其中包含1954年中国方面备用的额外购买苏方商品的1.9亿卢布。

    注释：(1)上面所列的商品构成5年间的出口订购数量9190.9百万卢布的86％。(2)1954年的出口是根据现在承担的义务进行的。

    东方局代理局长

    Н.希里亚耶夫(签名)

    五年(1950—1954)间苏联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数量

    EPUB/Image00188.jpg

    注释：(1)上面所列的商品构成5年间的订购的口数量7806.3百万卢布的88％。(2)1954年的进口是根据现在所承担的义务进行的。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Н.希里亚耶夫(签名)

    机密

    1950—1954年间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统计表(根据商贸协定年度供货列入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和用于发展种植橡胶的贷款)　单位：百万卢布

    EPUB/Image00135.jpg

    续表

    EPUB/Image00156.jpg

    续表

    EPUB/Image00120.jpg

    续表

    EPUB/Image00081.jpg

    在上面供应的商品中

    一、列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中的：

    EPUB/Image00008.jpg

    续表

    EPUB/Image00077.jpg

    续表

    EPUB/Image00157.jpg

    续表

    EPUB/Image00074.jpg

    *其中含1949年预支付的5.5万吨。

    2.列入1952年9月15日帮助中国种植、收割和生产橡胶贷款协定中的：

    EPUB/Image00128.jpg

    续表

    EPUB/Image00033.jpg

    续表

    EPUB/Image00140.jpg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Н.希里亚耶夫(签名)

    1950—1954年苏联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统计表(按年供货)

    EPUB/Image00035.jpg

    续表

    EPUB/Image00062.jpg

    续表

    EPUB/Image00196.jpg

    续表

    EPUB/Image00145.jpg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Н.希里亚耶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28，д.187，л.210-227

    №21418-4 统计资料：苏联出口商品与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对比(1954年9月7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五)

    关于苏联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及其与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的对比

    根据1953年5月15日苏联政府帮助中国中央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整套设备和技术援助以建设和重建134个企业(根据中方的请求，4个企业停止援建，3个企业列入其他项目)。除此之外，根据补充承担的义务，苏联将提供18个企业的新建和扩建的援助，其中14个是新建的，4个是扩建的，这是根据1953年5月15日协议提供的援助。在1953年协议签订之前苏联已完成了对两个企业承担的援助义务。

    如果苏联履行了上述援建义务，中国政府将具备每年生产主要供应产品的新的生产能力，这个能力和1954年原有企业生产能力的比较数字如下：

    EPUB/Image00137.jpg

    续表

    EPUB/Image00104.jpg

    *统计含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在现有设备恢复生产的65万吨。

    **到1954年1月1日电站发电能力，不计在苏联帮助下的发电量24.15万千瓦/时。

    在苏联援建的企业中，中国每年还将生产如下产品：

    EPUB/Image00163.jpg

    续表

    EPUB/Image00069.jpg

    及其他商品和原料

    把1950—1954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一些商品与该时期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做一对比也是令人感兴趣的：

    EPUB/Image00169.jpg

    *不包括台湾岛。

    注：(1)苏联在1954年根据现有义务向中国提供的商品。(2)中国1954年的生产是按照1954年计划进行的。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Н.希里亚耶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28，д.187，л.228-230

    №08101 费德林致葛罗米柯报告：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1954年9月9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4年9月23日

    第1528/ДВ号

    А.А.葛罗米柯同志：

    由于政府代表团将去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庆典活动，我们认为采取下述措施是适宜的：

    一、在10月1日前成立苏中友好协会。

    关于苏中友好协会的建立，苏共中央已有决议。现在，苏共中央正在研究协会的章程和编制问题。

    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把苏中金属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等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卖给中国。

    苏共中央已原则上决定要摸清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外贸部机关已拟定出关于这一问题同中国政府的协定草案，打算让米高扬同志在北京逗留期间签署该协定。协定草案现在卡巴诺夫同志那里。

    三、在北京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这一协定草案已经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同中国方面谈判并签署这一协定的任务落到了外贸部的头上。外贸部机关准备建议在北京签署该协定。

    四、同中国政府领导人交换意见，讨论苏联、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采取可能的共同措施来应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的问题。尤其希望中国和印尼之间尽快签署协定。(在日内瓦会议上，印尼政府邀请周恩来访问雅加达，并提出了中国和印尼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正如周恩来不久前同马林科夫同志会晤时所说的，他曾想8月份完成印尼之行。)

    五、就同日本调整关系问题同中国政府交换意见。

    关于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步骤的提案即将向您提出。

    Н.费德林(签名)

    存档

    第2012号

    1954年9月9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д.40，л.18-19

    №08098 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1954年9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5周年国庆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即将赴华，苏联外交部认为采取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一、发表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关于苏中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关于同日本关系问题的声明。

    二、在北京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7月22日苏联部长会议已做出决议，批准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草案，任命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人选。已委托外贸部长卡巴诺夫同志在协定上签字。

    应考虑改变7月22日的决议，委托А.И.米高扬同志在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中国后在那里签署协定为宜。还希望发表签署协定的联合公报。

    三、到1954年10月1日即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

    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阅。

    А.葛罗米柯

    1954年9月____日

    附件：

    草案

    机密

    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政府代表团中国之行有关措施的决议

    一、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苏中联合声明草案(附件一和附件二 [41] )。

    二、改变苏联部长会议7月22日决议(第1511 680c号)第二条规定，委托А.И.米高扬同志在北京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批准苏中关于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公报的准备文本(附件三 [42] )。

    三、委托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于今年10月1日在报刊上发布成立全苏中友好协会的消息。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д.40，л.17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66页

    №25149 卡巴诺夫致赫鲁晓夫函：苏联与中国、印度、越南贸易的材料(1954年9月24日)

    机密

    第2-75/19062号

    1954年9月24日

    苏联对外贸易部

    呈苏共中央委员会Н.С.赫鲁晓夫同志秘书处：

    兹对先前呈您处的文件材料补充如下：

    1.根据截至1954年9月1日相关统计资料编写的有关苏联与中国相互供货状况的资料。

    2.关于苏联与印度之间经贸关系的资料。

    3.关于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各项协议的资料。

    И.卡巴诺夫(签名)

    1954年9月24日

    情况说明：材料已用于本部的工作中。

    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

    И.科兹洛夫(签名)

    1954年12月8日

    手写批注：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熟悉一下情况。

    苏斯洛夫

    9月29日

    归档

    В.戈尔布诺夫

    12月2日

    附件一

    …… [43]

    附件二

    …… [44]

    附件三： [45]

    苏中之间的贸易供应状况(根据截止1954年9月1日的统计资料)

    根据1954年贸易协议，苏中之间商品相互供应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百万卢布

    EPUB/Image00210.jpg

    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议，1954年苏联应(向中国)提供贷款数量为2.331亿卢布。根据截至今年7月1日的统计数据(每个季度末编制的贷款供应报告)，苏方已向中方提供商品和技术援助共计1.071亿卢布，而根据合同规定今年上半年苏方应向中方提供的贷款总量为1.448亿卢布。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在今年10月10日以前完成全部供应总额。

    根据合同规定的商品供应期限，中国外贸组织有责任在10月1日以前向苏联供应中国商品，其总额将比苏方所供应的总额多出3.1亿卢布。

    具体原因如下：

    1.根据与中方在合同中所作的相关约定，我们对中方的机器和设备供应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进行。而中方向我们供应的大部分商品主要集中在上半年，原因在于：这些商品——如大豆、大米、花生、肉和肉类加工品、烟草等的生产和采购受季节和交通条件影响较大。

    2.在今年1月23日签署贸易协议时，中方储备了2.2亿卢布，以进行补充订货。今年6—7月份中国只使用了上述储备的一部分，只是在今年8月份才用1亿卢布向工程管理总局提出了一笔主要的订货。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满足中国人所要求的补充订货，与此同时中方今年在其他方面还会产生其他一些费用，因此截至今年年底双方相互间的贸易供应仍能够保持平衡。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Н.希里亚耶夫(签名)

    1954年9月24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243，л.1，13-14

    №24884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对华经济援助(1954年9月25日)

    绝密

    1.根据1953年5月15日达成的协议，苏联向中国供应设备，并提供技术援助，建设和扩建134个企业以及24个单独车间、组合机件和机器。

    此外，根据额外承担的义务，还要建设或修复14个新的企业，并在今后扩建4个企业，根据1953年5月15日达成的协议，已经开始提供这些援助。到1953年5月15日协议签署时，苏联已完成了对2个企业承担的援助义务。

    在附上的企业完整的名单中，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企业、供应设备的企业、设计的企业的完成计划的期限都做了简单的评价，并附上了民用企业的分布地图。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是建设和修复7个黑色金属企业，11个有色金属和矿业，21个煤矿、露天采煤厂和富矿厂，26个一般的机器修理厂，24所电站，42个国防工业企业，15个其他工业部门的企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上述企业进行援助的总量、性质和基本条件都在1953年5月15日签署的协议中作了规定。

    根据条件，苏联将完成70％—80％的设计工作，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占预定的技术方案中的设备总价值的50％—70％，向中国上述所有企业提供的设备的总价值大约为50亿卢布，提供的技术援助价值7亿卢布。

    1954年，在为23个企业和电站完成设计工作和供应设备的同时，也考虑了根据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协议向中国提供贷款。关于贷款执行情况的报告见第65827/18224号。

    苏联对中国政府履行的援助义务的结果是使中国主要工业品的年生产能力达到了新的规模，1954年的生产规模如下：

    EPUB/Image00048.jpg

    续表

    EPUB/Image00047.jpg

    *统计含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在现有设备恢复生产的65万吨。

    **到1954年1月1日电站发电能力，不计在苏联帮助下的发电量24.15万千瓦/时。

    在苏联援建的企业中，中国每年还将生产如下产品：

    EPUB/Image00020.jpg

    此外，国防工业企业还可以生产：飞机1500架，其中包括喷气式米格17歼击机1000架；航空发电机3000台；机床1800台；机床发电机2500台；对空大炮、坦克大炮和飞机大炮9300门；瞄准器和其他各种光学仪器25800个；Гром2型高射炮瞄准器、检测器250套；高射炮指挥操作系统300套；炮弹2300万颗；炮弹壳1500万个；地雷300万颗；水雷和深水炸弹6500枚；木棉和硝化甘油炸药5.45万吨；爆炸物品4.1万吨；附带识别器雷达照明设备150套；飞机雷达设备和无线电测高计及识别设备2000套；移动雷达设备400套；复合接收装置7900套；防毒面具5200套。

    苏联以直接派遣专家帮助设计企业、提供援助的形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提供的类似援助便宜得多。

    2.中国方面向苏联请求的援助超出了根据1953年5月15日协议以及附加的备忘录中苏联所承担的义务。

    1952—1953年中国请求完成设计的企业、要求供应设备的企业和提供技术援助进行建设的企业有190个(其中包括44个军事工业企业)。中国请求提供设备的价值以及为企业进行设计的价值共计110亿卢布，其中设备的价值为95亿卢布(出口价格)。

    苏联在根据1953年5月15日签署的协议承担对中国的91个工业企业进行援助的同时，还根据早先签署的苏中协议帮助中国建设和修复了50个工业企业。在这141个企业中其中有35个是军事工业企业。在中国政府申请的援助中，在民用工业领域申请的援助总额大约被满足了38％，而申请的军事企业的总额大约被满足了65％。

    与中国政府申请的供应设备的期限相比，向大部分企业供应设备的期限都被延长了1—3年。

    中国政府的援助请求没有被完全满足，有以下一些原因。

    中国政府指定建设的煤炭工业企业、黑色和有色金属企业没有得到必需的矿藏勘探的充分保障。比如，预计建设的煤矿总生产能力为5370万吨，但只有9个煤矿能够保障共计1990万吨的煤炭储备资料。

    中国拥有的铁矿储备大约为60亿吨，但没有建设指定的金属联合加工厂所必需的关于铁矿储备的勘探资料。

    中国政府预定开展的勘探工作的规模、工业的发展和建设，没有干部和地质工程师方面的保障，也没有专业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方面的保障。设计院和建筑单位的组建尚处于初级阶段。

    此外，中国政府预定的由苏联方面帮助设计的工作、由苏联方面供应的设备不能不因为本国工业的需要而受到影响。

    为了完成中国政府要求的援助总量，1954—1957年平均每年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大约为16亿卢布，但是1953年向中国提供的企业成套设备只有1.8亿卢布，1954年计划提供3.7亿卢布，1955年打算提供4.6亿卢布。

    根据苏联承担的义务，向中国提供的设计工作的总价值大约为5亿卢布，而预计在1954—1957年向中国提供的设备的价值平均每年为6亿卢布。

    1954年7月1日，中国政府请求对1953年5月15日签署的苏中协议进行修改和补充，并且援助中国建设一些新的企业，苏联政府满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请求(见1954年7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但以下各项除外：

    为兰州橡胶合成工厂生产硝基丙烯酸和设计合成酒精生产车间并提供设备。这是因为苏联对硝基丙烯酸的生产技术掌握得还不充分，不建设生产合成酒精的车间是为了不使在石油加工厂附近有过多的油气。

    为抚顺煤炭联合加工厂的东西部露天煤矿的修复工作进行设计和提供设备。这是由于苏联根据1953年5月15日签署的协议，已经为该煤炭联合加工厂设计了整套的方案，在此之后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关于中国方面在今年7月1日提出的为建筑工地之间设计管道问题的请求，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近期已经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了建议。

    3.根据1954年9月1日的情况，自苏中协议生效以来，对中国的工业建设提供的技术援助总额为1.22亿卢布(设计费用以及专家到中国出差安装和调试设备的费用)，并提供了价值6.6亿卢布的设备。

    建设完成的3座电站、2个企业以及12个单独项目投入了运行。此外，首批建设的4座电站以及鞍山金属联合加工厂的一些单个的车间以及抚顺铝联合加工厂投入了生产(投入运行的企业的名单附后)。

    到今年9月1日，已经对89个设施、50个建筑以及27个企业的技术设计完成了考察。

    1954年对8个项目、31个大楼设计、25个项目的技术设计完成了考察以及为28个企业制订了工作计划。

    1954年要为44个项目提供总额为3.7亿卢布的设备。到今年9月1日，提供的设备的总额为1.6亿卢布。

    为沈阳电缆制造厂、吉斯150汽车制造厂、铝合金加工厂以及其他的一些企业继续提供设备，这些设备的总供应者是苏联机械和仪表制造部、汽车部、拖拉机部和农业器械制造部、有色金属部。

    1955年根据供应设备相互协商的条款计划，苏联要向中国的66个项目提供价值为4.6亿卢布的设备。

    这些设备主要由18个部门供应，生产这些设备的苏联工厂大约为1200个。

    为了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将向中国派去了大约1600名苏联专家。目前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有398名，其中包括：安装和调试专家148名，建筑工程师43名，工业企业设计专家29名，测绘专家和防病虫害专家152名，工艺工程师9名，机械工程师4名，地质工程师3名，设计工程师10名。

    根据1953年5月15日签署的协议的第3条内容，最近2个月向中国派遣了132名苏联专家，对中国的设计单位进行帮助以及为中国的工业设计培养本国的干部。

    根据上述协议，每年应该有1000名中国人到苏联进行生产技术训练。在1953—1954年到苏联接受训练的大约有950名中国人。

    4.中国人可能会提出的一些问题：

    (1)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在中国主要的8—10个工业建设地区组织大规模的机械化建设；

    (2)在建设北京到新疆的铁路问题上加大技术援助的力度；

    (3)显著增加派往苏联企业的中国工人和工程师的数量，以便接受训练；

    (4)加强鞍山金属联合加工厂第一期的改组，并对该厂第二期的建设提供技术帮助；

    (5)帮助设计高射炮试验场，因为这类高射炮不能同其他的大炮一样在大炮试验场的中央进行试验，苏联已经接受了对这类高射炮试验场进行设计的义务。

    1954年9月25日

    РГАЭ，ф.4372，оп.11，д.1865，л.1-8

    №08100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公报草案(1954年10月12日以前 [46] )

    机密

    附件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公报

    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苏中两国科学技术合作问题先后在莫斯科和北京举行了谈判。谈判是在友好和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最后于10月　日在北京签署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根据苏联政府授权，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贸部长А.И.米高扬同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代表中国签字的是____。按照协定，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科学技术领域，通过交换相应信息以及工农业生产部门的经验，以促进合作的发展。

    为制定实施合作的措施和给双方政府提出有关建议，成立了苏中委员会，委员由苏联和中国各派7人组成。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依次在莫斯科和北京召开。

    为保障双方在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上保持经常的和直接的联系，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应地在北京和莫斯科派1名他们任命的委员会成员。

    该协定的期限为5年。如果在这一期限到达之前1年内，双方均未宣布希望该协定终结，那么该协定将再延长5年。

    苏联政府方面任命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委员：苏联地质和矿藏保护部第一副部长Н.М.西卢亚诺夫同志，苏联建设部部务委员会委员В.И.奥夫相金同志，苏联国家计委机械制造局副局长Н.Н.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苏联食品工业部技术委员会主任А.Л.马尔琴科同志，苏联日用工业品部技术管理局局长П.Г.特列季亚科夫同志，苏联农业部部务委员会委员А.Н.阿斯科琴斯基同志，苏联驻华贸易代表В.П.米古诺夫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任命的代表是　　。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签署是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密切合作事业的新的重要贡献，其目的是相互帮助和达到共同经济繁荣。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267—2268页

    №10219 多勃雷宁与哈什谈话纪要：美国对台湾海峡危机的立场(1954年10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____份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1954年11月16日

    第____号

    摘自苏联驻美国代办А.Ф.多勃雷宁的工作日记

    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哈什谈话纪要

    1954年10月21日

    谈话开始时谈到了许多涉及远东国际局势的问题。哈什声称，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似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感到强烈不安，而美国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会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卷入这场远东的冲突。美国政府从来未考虑把福摩萨(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以目前“美国国内存在的情绪”而言，如果现在就把福摩萨(台湾)“交出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久地控制权力。在说这番话时，哈什肯定地说，军事考虑只在这里起着次要的作用，美国的军事领导人甚至还担心，在这一地区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美国第七舰队可能会处于困境，因为第七舰队处在一个狭窄的海峡里，没有多大的行动自由。据哈什说，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福摩萨仍然是整个中国的“象征”，美国往这里投入了“太多”的美元，美国“现在不可能”失去这个“象征”。

    据哈什说，虽然美国政府从来未考虑把福摩萨“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又不想因为福摩萨而被卷入“大战”之中。蒋介石似乎考虑到了所有上述情况，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当前的微妙处境——美国现在正进行激烈的竞选运动，共和党政府在自己的行动中受到某种束缚——以便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袭击除了其他一切原因外，就是为了追求上述目的。根据艾森豪威尔的直接命令，美国决定立即把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派往福摩萨，去“制止”蒋介石有可能采取的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挑衅”行动，其原因就在于此。饶伯森向蒋介石指出，现在，特别是在联合国开会期间，不是积极行动的时候，包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点扔炸弹。同时他向蒋介石许诺，美国方面将继续向他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应当指出，哈什在谈话过程中曾数次强调了艾森豪威尔对自己那帮“好战”的参谋长，特别是海军上将雷德福所起的“遏制”作用，雷德福明显地向往拿破仑的战绩。据哈什说，艾森豪威尔已开始越来越坚决地干预外交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直到不久前还几乎完全被杜勒斯所垄断。哈什说，在这方面他“准确地知道”，好几次艾森豪威尔在各种外交问题上不同意杜勒斯意见的情况，而这在以前“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对于目前在巴黎举行的关于柏林问题的会议，哈什说，在美国有一种强烈的担心，怕法国人和英国人会要求此次会议结束之后到会议通过的协定批准之前的某个时间，举行有苏联参加的外交部长会议。哈什说，这里很清楚，在法国、英国甚至西德存在着一些有影响的集团，他们都赞成在关于德国问题的巴黎协定批准之前举行类似的会议，因为这些集团认为，这类会议可能取得某种成就。据说这是因为，如果这个会议失败的话，苏联“会顾及到”由西方大国制订的有关协定“被批准的威胁”。如果这个会议仍然以失败告终，那么有关国家的议会将比较容易批准巴黎协定。但是美国国会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坚持认为，应当在与苏联举行任何谈判之前批准协定。在协定批准之后，美国“自己就会准备参加有苏联参加的会议”。据哈什说，杜勒斯在巴黎向孟戴斯弗朗斯、艾登和阿登纳宣布了这个意见。

    关于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哈什说，目前国会对这一关系的恶化感到强烈不安，认为这种恶化“太过分”，必须“趁还不是太晚”而暂停这种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巴基斯坦的原因。促成国会形成这种意见的因素之一，是目前尼赫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这里正十分密切地注视着这一访问。国会现在认为，必须继续“援助”巴基斯坦，但不要过分吵吵嚷嚷，以免“平白无故激怒”印度，同时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哈什说，美国方面可望在最近半年内采取有关步骤。

    我就现在正进行的美国竞选运动询问了哈什的意见。哈什说，这个运动中有一些独特的特色：在这次竞选运动中听不到加强反苏政策或加强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吁。有经验的政客考虑到美国居民广大阶层情绪中最近发生的变化，认为以这个题目作文章“当前收效不大”，所以在自己的竞选运动中避免涉及这个问题。选举运动的第二个特点是麦卡锡主义影响的削弱。比如，只有不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还在试图炫耀自己与麦卡锡的友谊，而大多数候选人则认为，这种炫耀在国内当前的情绪中，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损害而不是益处。近一年来这方面局势变得很厉害，而且不是朝对麦卡锡有利的方向变。

    谈到竞选运动的激烈，哈什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说共和党人甚至在这个运动中利用了利比里亚的总统杜伯曼，他们把杜伯曼的来访专门安排在竞选运动最火热的时候以借此争取黑人选民的选票。在华盛顿和纽约给予黑人总统杜伯曼的“豪华接待”以及这种接待被美国报刊广泛地宣扬，毫无疑问具有上述的竞选考虑。共和党领导人向杜伯曼“建议”的“熟悉”美国之行的访问路线，依据的也是这种竞选考虑，这条路线通常是通过有大量黑人居民的城市和州。

    谈话是在大使馆共进早餐时进行的。

    А.多勃雷宁(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269—2273页

    №10207 扎鲁宾与杜勒斯谈话纪要：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1954年11月3日)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1954年11月12日

    第889号

    摘自苏联驻美国大使Г.Н.扎鲁宾的工作日记

    与国务卿杜勒斯的谈话纪要

    1954年11月3日

    今天应杜勒斯之邀请拜访了他。

    在通常的寒暄之后杜勒斯声称，美国政府已仔细研究了苏联政府1954年9月22日的备忘录。杜勒斯说，从该备忘录中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希望继续与美国政府就美国总统在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讲话中阐述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进行谈判。

    因为苏联政府同意继续进行上述谈判，所以他杜勒斯才邀请我到他这儿来，以便把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交给我。在该备忘录中阐述了他的政府就进行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谈判的进一步程序问题的某些考虑和建议。

    然后杜勒斯说，除了备忘录中所阐述的以外，他还想就该问题谈点非正式的意见。美国政府在美苏就原子能问题谈判的初期阶段曾认为，在谈判具有秘密性质的条件下才可以获得更大进展。杜勒斯认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了解这一问题，必须具有相应的技术知识。杜勒斯随后声称，如果顾虑进行原子能谈判的通信今后可能在报刊上发表，那么这种通信在某种程度上就利少弊多。

    在就原子能问题交换头一批文件后，苏联政府提议发表所有的来往信件；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个提议，但他坚持认为，秘密交换意见才更为有益。他杜勒斯想了解一下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此时他又补充道，比如可以达成协议，哪些文件可以发表，哪些文件最好不发表。同时他声称，我们两国间在谈判中讨论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决定什么样的文件可以发表。

    为明确起见我问杜勒斯，我对他的意思理解得是否正确，即美国政府认为，苏美就原子能问题进行的进一步谈判最好是秘密进行，并且某一文件是否发表的问题应当单独决定。杜勒斯回答，他认为可以达成协议，美国与苏联间关于原子能问题的进一步通信将是秘密的，或者关于某个文件是否秘密将在每个单独情况下通过协商决定。

    我问杜勒斯，他所阐述的进一步谈判的两个办法中哪一个对美国政府更可取一些——是对随后所有通信都保密呢，还是对某一文件是否保密应每次单独协商。

    杜勒斯回答，最好是预先知道某个文件将发表还是不发表，因为这一情况不得不在撰写文件时予以考虑。

    我又问杜勒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希望。

    杜勒斯宣称，他认为，如果苏美间就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今后进行的通信将是秘密的话，那么谈判就可取得更大进展。

    我向杜勒斯保证，我将把备忘录文本转交苏联政府，并把他所谈的苏美间今后就该问题进一步谈判的非正式意见一并转告苏联政府。

    谈话结束时杜勒斯称，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对关于原子能问题的谈判发表一个声明。国会建议发表以下消息：“国务卿杜勒斯今天接见了苏联大使扎鲁宾，并向他递交了一份照会，这是对苏联9月22日就总统关于在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中进行国际合作建议的备忘录的答复。”

    谈话时在场的有：美方——梅尔钦特，我方——大使馆一等秘书斯米尔诺夫斯基同志。

    谈话持续了15分钟。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2274—2277页

    №10208 多勃雷宁与比利谈话纪要：远东局势与美国的政策(1954年11月5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第902号

    1954年12月8日

    摘自苏联驻美国代办А.Ф.多勃雷宁的工作日记

    与英国大使馆参赞比利谈话纪要

    1954年11月5日

    在谈话过程中涉及到几个问题。

    一、近东和中东的局势

    我借口说比利应熟悉近东和中东的局势(他曾在伊拉克担任数年英国代办)，所以向他询问该地区的局势，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作用和英国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比利的谈话很零散，他的意见可以归结为：现在美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逐步扩大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公约上，希望有一些单独的阿拉伯国家加入该公约——因为阿拉伯国家联盟在总体上反对与土耳其建立紧密的联盟。同时，考虑到自奥斯曼帝国时代保存至今的这些国家强烈的反土耳其情绪。伊拉克看来是可以期待在比较近的将来加入土耳其—巴基斯坦公约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英国曾是促成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基本力量之一。但是，目前英国已对该联盟的活动“有些失望”了，因为这些年的经验表明，这个联盟一直进行了许多“消极的”活动(比如反对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但在“有积极意义的”活动，包括建立近东和中东整个地区的集体“防御”问题上，却又太不果断。美国尽管还在继续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认为它在将来还可能“有用”，但也不反对伊拉克加入巴基斯坦—土耳其公约，尽管这将削弱阿拉国家联盟，因为这个联盟的成员国都反对伊拉克的类似行动。比利在说这番话时是想让我明白，英国认为自己的老“盟友”伊拉克参加巴基斯坦—土耳其集团是有益的，尽管在该集团美国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英国希望有一种可能性，即通过伊拉克获得对该集团以及对将来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更为广泛的集团施加影响。

    当我询问他对英国与埃及缔结关于苏伊士运河协议的看法时，比利说，英国政府认为，条约的7年期(包括其中关于土耳其的条件)是“足够长”的，到这一期限结束之前“还来得及决定，为保卫不列颠在近东的利益应采取什么样的新措施”。

    关于欧洲集团现在在美国进行的十分活跃的有利于以色列的运动使美国政府受到批评的问题，比利说，这些“叫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竞选运动的缘故。这类“叫喊”在1948年和1950年的选举运动期间也曾发生过，当时的数量更大。用比利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它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批评并不特别担心的缘故。

    二、远东局势

    当问到他对远东局势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看法时，比利声称，艾森豪威尔政府及总统本人现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之间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扩大“感到十分不安”。在说这番话时比利证实，去年美国政府和有影响集团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上似乎发生了“初看起来不起眼，但意义深远的分歧”，尽管考虑到美国的国内政局，这一分歧无论如何不会被渲染。美国政府似乎已经坚信，毛泽东政府牢牢掌握着政权，所以对大陆中国只好“不再理会”。比利认为，这一点是“足够明显的”。在刚结束的美国竞选运动中，与以往进行的竞选运动不同的是，这次竞选实际上根本没有提关于“解放”中国的问题，而且总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竞选运动中很少被提及。比利认为，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似乎是反映了美国领导集团的相应立场。但是，美国政府不会同意(出于内政外交的考虑，尤其是为了对数不清的居住国外的中国居民保留某种“标志”。因为这些人在东南亚各国特别有影响力)也没有同意在最近的将来把福摩萨(台湾)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还将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它。比利说，正是要“让北京明白这一点”，美国政府决定加紧与蒋介石缔结双边“防御”协定。否则的话，北京就可能会以美国立场“不明朗”为由，对福摩萨采取“冒失”的行动，以至于引起美国的“自动”干预并造成远东大规模冲突的危险，而这似乎是艾森豪威尔本人所担心并极力避免的。比利在说这番话时重申，美国正在逐步采取使福摩萨“中立化”的方针，就是既保卫它，但同时似乎又“将不允许”蒋介石“向北京挑衅”。在与蒋介石的双边条约的草案中，美国不顾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似乎打算足够明确地奉行一条路线，即这个条约只涉及福摩萨而不涉及大陆中国。在讲述这层意义时，比利重申，如果美国政府的类似立场在条约的最终文本中反映出来的话，就意味着美国朝事实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向有了“一定位移”。比利好像是一带而过地指出，在这件事情上，英国政府的立场也起了“某种作用”，但比利却回避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

    三、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计划

    关于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计划和洛奇最近在联合国就这个问题的发言，比利在回答我的有关问题时指出，从各方面情况判断，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大大简化”自己的初步计划，看来，这主要是由于害怕美国国会可能拒绝批准这样的计划，特别是如果苏联及与苏联友好的国家也将参加该计划的话。当前，在美国与英国以及别的一些国家间，正就缔结关于原子能问题的双边协定进行谈判。比利认为，这些双边协定应该成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间交换原子能情报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进行合作的主要“工具”。从各方面情况判断，国际原子能同盟在相当大程度上起着国际协定登记局的作用，它登记美国与其他国家间(供货国与收货国之间)缔结的协定以及交换有关上述问题的非秘密情报。

    谈话是在我邀请比利共进午餐期间进行的。

    А.多勃雷宁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278—2282页

    №21392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张闻天提交苏联外交部的问题(1954年11月18日)

    机密

    第1876/ДВ号

    致М.А.苏斯洛夫同志：

    兹发给您张闻天转交给苏联外交部的，关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如何领导苏联外交部以及苏联外交部中央和境外机关内党组织工作的问题列表。

    附涉及上述问题的列表，共计1页。〈RTS〉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4年11月18日〈/RTS〉

    附件：

    1.苏共中央是如何领导苏联外交部的工作？

    2.苏共中央是如何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外事活动实施统一领导的？

    3.苏联部长会议是如何对苏联外交部的工作实施领导和监督的？

    4.在苏联部长会议中是否存在有这样的机构，如对外政策委员会，以协调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外交活动？

    5.在苏联外交部中除了党的委员会外，是否还存在有党小组？

    6.党委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党委的任务和职能是什么？

    7.苏共中央和苏联外交部附属的对外政策事务司和外贸司之间，境外事务司和对外关系司之间关系如何？

    8.苏联境外大使馆和公使馆内的党组织如何开展工作？

    9.苏联使节和使馆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

    ЦХСД，ф.5，оп.28，д.185，л.101-102

    №21393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接待张闻天的问题(1954年12月3日)

    致苏共中央：

    中共中央请求苏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同志有机会了解苏联外交部的工作组织和系统如何配置，以及苏共中央如何对外事和国际活动实施领导等问题。张闻天同志已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列表。

    根据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报告，外交部已起草了一个计划，以便张闻天同志了解苏联外交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将受到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各部门负责人的接待。

    张闻天所提出的问题具体涉及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外交和外贸机关干部司及出境委员会等部门的工作情况。关于该问题，苏联外交部已发送给苏共中央审阅(见附件)。

    我们认为，可以委托巴拉年科夫和维诺格拉多夫等同志负责接待张闻天同志，并就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4年12月3日

    第23-c-2637号

    手写批注：

    归档。举行会谈的日期为1954年12月11日。

    И.维诺格拉多夫

    附件：

    张闻天提交的问题清单

    1.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和外贸机关干部各司及出境委员会与苏联外交部之间的关系如何构建。

    2.苏联境外大使馆和公使馆内的党组织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

    3.苏联境外使节和使馆内党组织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

    ЦХСД，ф.5，оп.28，д.185，л.103-104

    №09932 伊万年科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1954年12月11日以前)

    一、苏中金属股份公司

    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的苏中协议，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而成立的。

    上述协议规定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股份资本为2800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

    苏方作为公司资本投入的有房屋、建筑物、设备、运输工具、地质勘探工作的费用、材料及其他商品物质价值，总计1400万卢布。

    中方作为公司资本投入的有新疆地区为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所必需的土地地段以及工业设施和任务所必需的建筑材料，总值为1400万卢布。

    根据苏联和中国政府交换的照会，公司的股份资本增加到1亿卢布，每一方的资本为5000万卢布。截至1954年4月1日的股份资本额为：

    单位：万卢布

    EPUB/Image00160.jpg

    产量

    公司经营期间每年的产品产量如下：

    EPUB/Image00050.jpg

    ①此处复印件字迹不清，系判译。——译注

    成立公司的协议约定，向苏方提供按世界市场价格购买公司的50％产品的权利。在向中方购买其份额的产品并运往苏联时，这些产品应根据中国的法律缴纳出口税。

    在公司的各企业中共有8921人，其中进行生产活动的有5970人，进行基本建设的有691人，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的有1750人。在公司工作的苏方人员共计400人。

    基本费用

    公司在3年内的基本费用如下：

    单位：万卢布

    EPUB/Image00171.jpg

    从上面列出的表格可以看出，在3年内用在工业建设上的费用仅为2602.38万卢布，或者说占总费用的47.3％。

    原料基地和生产前景

    公司主要有两类企业：开采稀有金属矿床、生产(绿柱石、锂辉石、钽铌)精矿和云母一半成品的企业以及生产铅和铲精矿企业。

    根据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索夫同志的鉴定意见，公司的绿柱石和锂辉石矿床是世界上最大的矿床之一，并且有很大的工业价值。铅和锌矿床，虽然也富含金属矿石，但它缺乏巨大的…… [47]

    截至1954年4月1日按A B C C类计算，矿物的可采储量分别为：绿柱石1.46万吨，锂辉石15.41万吨，云母—工业半成品93.3万吨，铅12.66万吨，锌17.38万吨。

    已开采矿床的勘察储量使我们可以根据它来计划今后几年的最低生产量，具体如下表：

    EPUB/Image00133.jpg

    续表

    EPUB/Image00051.jpg

    为使产量达到上述规模，公司必须补充基建投资额22480万卢布，其中各年度分别为：

    EPUB/Image00154.jpg

    成本及出厂价格

    每吨产品的商业成本如下：

    单位：卢布/吨

    EPUB/Image00148.jpg

    ①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译注

    ②原文如此，疑为13902卢布/吨。——编注

    上述成本中未包括苏方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1953年这一费用为719万卢布，其中用外币支付334.5万卢布，用苏联货币支付384.5万卢布；1954年第一季度这一费用为159.1万卢布，其中用外币支付91.9万卢布，用苏联货币支付67.2万卢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公司的产品成本逐年增加。之所以成本增加主要是由于缴纳了公司产品流转税、冲销地质勘探工作费用的数额增加、矿石中金属含量减少(1951、1952年末征收流转税，1953年缴纳流转税款184.2万卢布，按1954年计划，将缴纳190.4万卢布；地质勘探工作费用1953年冲销产品成本150万卢布，而1954年计划冲销340万卢布；绿柱石矿石含量降低一半，1951年为0.63％，1952年为0.38％，1953年为0.32％)。

    公司产品的出厂价格根据贸易协定的价格确定，这一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并显著低于成本，具体数额如下：

    单位：卢布/吨

    EPUB/Image00068.jpg

    ①此表最右边一项复印件缺项。——译注

    在目前的产品成本和现行的出厂价格情况下，公司经营是亏损的。1953年公司亏损的数额达686.8万卢布，主要是由于自1953年9月1日起提高了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提高了26％，因为对所销售的产品，苏联外贸部全苏联合公司不用人民币支付，于是在稳定出厂价的情况之下，公司对1953年销售的产品就少收了相当于527万卢布的人民币。这样一来，由于提高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以人民币计算的出厂价实际上是降低了26％。1954年销售产品的亏损额增加到1446.7万卢布，其中苏方亏损为723.3万卢布，而考虑到给苏方工作人员的补助工资，苏方1954年的总亏损额为1442.3万卢布。

    公司目前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和继续发展生产的美好前景。过去的几年内建立了生产绿柱石、锂辉石、钽—铌、铅和锌精矿的采矿工业企业。这些年，公司培训了当地的工人干部并挑选了一些必需的苏联工作干部。

    二、苏中石油股份公司

    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是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3月27日的协议组建的。

    最初的股份资本数额规定为4600万卢布，后来根据换文增加到2亿卢布。

    根据初步估算，双方各年度投入资金如下：

    单位：万卢布

    EPUB/Image00049.jpg

    投入资金的构成如下：

    单位：万卢布

    EPUB/Image00191.jpg

    …… [48] 产品，其加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地区。

    各年度钻探和地质勘查工作的发展情况见以下数据：

    EPUB/Image00026.jpg

    由于进行了上述地质勘探工作，业已查明以下可供深层勘查钻探的良好结构：安集海、霍尔果斯、南捷克斯京(Южно-Текстинская)、科桑托凯(Косан-Токайская)、克拉玛依、瓦拉托(Уара-то)。现正在安集海、霍尔果斯、科桑托凯等结构上进行深层勘查钻探。

    位于开采区内的独山子矿床第三级采矿层1954年1月1日的石油工业储量为A2 B级，580万吨。

    目前正在进行侏罗纪和白垩纪更深采矿层的工业含油量的调查工作。

    1953年的石油开采量为70200吨，而1951年仅开采3500吨。

    石油开采和加工量的增长情况、轻柴油产品产量及各年的石油总产量见下表：

    EPUB/Image00057.jpg

    全部开采的石油均送到公司的石油加工厂进行加工，而石油产品则通过新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组织在中国国内销售。

    1954年新疆的石油产品需求量如下：

    单位：万吨

    EPUB/Image00071.jpg

    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生产的石油产品的出厂价格和苏联石油出口联合公司供给新疆的石油产品的出口价格见下表：

    单位：卢布

    EPUB/Image00073.jpg

    上述的石油产品商业成本并不反映实际状况，因为其中未包括由苏联预算向苏联工作人员支付的补充工资以及没有把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计算在内。

    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分别在4年内注销，并且查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花在探查钻探无效部分上的费用为全部探查钻探费用的30％，而当时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一费用却分别计划为45％和75％。

    如果将补发苏联工作人员工资的费用及完全抵消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列入预算，则石油产品的成本增加26％，这时实际出厂价便低于商业成本。

    1951—1954年向基建费用的总额达25482.3万卢布。

    各年度的基建费用额及其用途如下：

    单位：万卢布

    EPUB/Image00019.jpg

    上述期间基建费用的财政拨款来源是双方同等投入的股份资本和折旧扣除款，二者在总费用数额中的比重分别为91.2％和8.8％。

    由于所进行的各种工作，公司已经建立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足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的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独山子石油区建造了年产15万吨石油的气压管道和裂化设备，建设了总功率为1500千瓦的发电站3座，修建了装有39台机床的维修机械厂，可保存1.4万立方米石油和石油产品的油罐，年工作量为2.5万米的修理钻探管的管道基地，奎屯河上的进水装置、黏土厂、重晶石再生和粉碎厂以及建设了总面积为1.3万平方米的住房。

    为了减少从苏联运送重晶石，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在伊宁布地区组织了对当地的重晶石矿床的开采。

    由于公司经营的结果，公司获得如下的利润：

    单位：万卢布

    EPUB/Image00058.jpg

    各年度苏方投资的效率如下：

    单位：％

    EPUB/Image00113.jpg

    ①此处原文复印件缺字。——译注

    应当指出，公司生产成果和投资效率，是计入苏方提供补充工资和全冲销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得出的支出统计结果而确定的。这一支出费用的数额可从下表看出：

    单位：万卢布

    EPUB/Image00126.jpg

    从上表可以看出，仅仅补发苏联工作人员工资一项就显著提高了苏方得到的利润。

    截至1954年7月15日，公司共有工作人员5603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01人。苏联工作人员的数量为403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265人。1955年计划全体工作人员达到684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496人。全体工作人员中，苏联工作人员为357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255人。

    根据已提出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1955—1957年间的工作量如下：

    EPUB/Image00004.jpg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这一决议草案，1955—1957年的基建费用总额双方投资额及利润规定如下：

    单位：万卢布

    EPUB/Image00067.jpg

    ①以上三项复印件缺字。——译注

    根据石油开采和加工的预计增长情况，1955—1957年可以满足新疆石油产品的如下需求量：

    单位：吨

    EPUB/Image00086.jpg

    ②以上三项复印件缺字。——译注

    因此，新疆所需的煤油和柴油完全可以满足，而1956—1957年的汽油加工量也接近这一产品的需求量。

    苏中石油公司已建立起物质技术基地，足以保证今后3年(1955—1957)进一步发展石油的钻探、开采和加工。

    公司已拥有进行当前生产活动的一批苏联和当地的骨干，并正在培训进一步发展生产所需的当地干部。

    虽然在新疆石油的工业储量目前还不太多，但苏中石油公司有能力查明并投资开采当地的矿床，从而准备好较多的有利于深层探查钻探的地质结构，开采独山子矿床…… [49] 和新的前景可观的开采层。

    三、苏中造船股份公司

    苏中造船股份公司是根据1951年7月28日两国政府间的协议成立的。

    协议规定，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建设和修理海船及其他水上工具。

    根据1951年7月28日的协议，中国政府将大连市的“大连船坞”造船修船厂作为公司的财产(确定其价值为4660万卢布)并作为公司的股份资本投入该公司。公司股份资本的一半由中方投入，另一半由苏方投入。苏联政府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辽东—多摩那浦”(Риото-Таманаура)应得的1000万卢布，并通过转账作为自己的股份资本，此外还通过转账从划拨账户上支付现金1300万卢布作为股份资本。

    公司1952年的生产计划额定为4960万卢布，完成了94％。1952年总共生产了54艘非自行船只，总载重量为11000吨，经大修、中修、小修的船只共18艘，完成了中方数额为180万卢布的订货。

    1953年苏中造船股份公司工厂的计划数额为5000万卢布，完成了105.6％。出厂了19艘船只，总载重量为10000吨，修好船只14艘，完成了中方数额为3200万卢布的订货。

    1954年的计划生产额为6200万卢布，其中苏方为5000万卢布，中方为1200万卢布。

    截至7月1日公司总共有：生产工作人员8000人，工程技术人员900人，职员500人，公司中有苏联专家78人。

    公司经过自己的经营获得利润：1952年332万卢布，1953年985万卢布，1954年计划761.5万卢布。

    在1954年苏中两国股东谈判期间，根据中方的申请，确定中方1955年的产品生产计划总额为1800万—2000万卢布。这一计划规定建设20艘运输鱼类的驳船。中方已经交出建造驳船的订货单。因此，为了完成苏联订货单的各项计划，1955年公司仍保持1953—1954年的生产规模。

    在苏中两国股东谈判期间，中方同意签订苏联机构根据苏中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进行扩建和改建企业的设计工作的协议。

    目前由6人组成的苏联海运河运部设计单位的设计工程工作队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近日即可来大连市进行工厂设计任务和总体计划的制订工作。

    四、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苏中民航股份公司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苏中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建立的。

    公司完成中国和苏联领土上的下述民航空中航线的经营活动：(1)北京—伊尔库茨克直达运输，经蒙古人民共和国；(2)北京—沈阳—赤塔；(3)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12月17日决议开辟了乌鲁木齐至喀什的新的空中航线，该航线于1953年底投入运营。另一条空中航线：乌鲁木齐至阿勒泰，正在建立之中，将于1954年底投入运营。

    公司的股份资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每一方均为2100万卢布。

    截至1953年3月19日，公司苏方的股份资本2100万卢布已经完全投入，其中包括所用飞机发动机和其他设备的折款，以及原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和航空设备公司的法定资本中苏方份额计360万卢布，还有现金240万卢布。苏方的所有上述投入均已评估并拟定了相应的文件。

    截至1954年4月13日，中方投入公司的股份资本为1691.3万卢布。为抵偿这一数额，中方向公司转交了飞机场、房屋、建筑物和其他财产，以及现金240万卢布和原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和航空设备公司的股份资本360万卢布。中方剩下的欠款408.65万卢布由中方以人民币现金支付。

    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公司共获利29401013859元人民币。

    扣除应缴各种税款后拟分给双方的利润部分在双方之间分配，划拨给苏方11426410026元人民币，折合228.5万卢布。

    拟划拨给中方的利润份额(包括各种税款)共计308.22万卢布已按中方的意见拨出。

    根据决算，1954年第一季度苏中民航经营中共获利240.8万元人民币，折合48.16万卢布。

    1954年公司员工总数为896人，其中苏方236人，中方660人。开辟了两条新空中航线：乌鲁木齐—喀什，乌鲁木齐—阿勒泰。

    随着对中国公民中的专业人员的培训，公司中的苏方员工逐渐减少，他们将被公司所培养的中国干部取代。

    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其中：17名航空站副站长，6名航空技术员，77名航空机械员，2名飞机无线电电气灯光设备和仪器机械员，17名无线电技术员，16名无线电机械员，36名无线电测向员，53名无线电操作员，6名无线电台发动机工，4名蓄热室工。

    所培训出的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因为中国民航深感干部不足。

    根据1954年的计划，公司应在不脱产的情况下培训65名中国同志，其专业如下：无线电技术员10人，航空技术员10人，无线电测向员10人，无线电操作员10人，无线电机械员10人，航空机械员15人。

    公司正在从中国公民中培训10名驾驶员，到1954年底他们将取代10名苏联驾驶员，后者将被派回苏联。

    1954年还将替换11名苏联医士。

    1955年拟通过开辟包括中国工业地区在内的新航线的办法扩大公司的经营活动，并将把中国民航的某些航线转交给苏中民航公司经营，因为中国民航由于缺少干部和经验，不能胜任这些航线的运输服务方面的工作任务。

    伊万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53，д.384

    №09864 苏联外交部致尤金函：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事宜(1954年12月27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同志：

    鉴于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于1954年11月25日通过了《关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苏联专家和关于另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企业学习的决议》：

    一、满足中国政府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额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工厂生产实习的请求(附件一、二、三、四)。

    二、责成苏联一批工业部为总供货人，必须完成企业设计工作，在企业建设(设计检查和咨询)、安装、调试和投入生产中提供设备、电缆制品和技术援助(附件一和附件二)。

    三、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所指企业的能源供应由中国方面保证。

    在弄清一些企业所需电站的情况下，为这些电站的建设提供援助的问题由双方另行研究。

    四、交通建设部和交通部必须于1955年第一季度给中国派出专家——设计师和建设者(附件三)。

    五、发电站部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13人的专家小组，期限为1年，帮助中国进行长江水利资源勘察和测算。其中包括农业部专家工人，河运部专家工人，地质部、科学院、测绘总局各1名专家。

    六、建设部、冶金和化学企业建设部必须在1955年上半年向中国各派出11名专家，期限为2年，根据双方达成的专业范围，为中国11个托拉斯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

    七、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必须按照附件四规定的专业，在1955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顾问，帮助制订北京市的总计划。

    第四、五、六点规定的专家出差，按苏中1950年10月25日的协定条件执行；而第七点规定的顾问出差按1950年3月27日协定规定的条件执行。

    八、黑色冶金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对鞍山冶金联合企业轧钢设备的使用能力进行鉴定，意在帮助中国方面确定联合企业整个冶炼周期的设计能力；务必在1955年7月1日前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建议。

    九、对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6月23日的决议作部分变动。苏联黑色冶金部必须预先考虑在中国一个冶金厂生产T 54坦克装甲板的能力。最迟在1955年5月前将这一问题的决定报告苏联部长会议。

    十、航空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不再承担帮助中国建设伊尔16飞机修理厂的工作。遵照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6月23日和1954年7月31日命令…… [50]

    十一、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除按1953年5月15日协定规定的数额外，每年额外接收2000名中国技工来苏联工厂进行生产实习。

    十二、受托培养(训练)外国工人和专家的苏联各部和机关，必须提高培养外国工人和专家的水平，以技能娴熟的人员保证通过同订货人协商所确定的课程(作业)。在能保障学员正常生活和学习的地区挑选一批先进的企业作为培训地点。

    培训外国工人和专家的企业名单应征得外贸部的同意。

    十三、委托对外贸易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同其他工业部协商，确定苏联企业接收和训练外国工人和专家的程序训令。

    允许对外贸易部，经过同其他有关部协商，在外国订货人请求的情况下，可延长外国工人和专家的训练时间，延长期限可到半年。

    十四、鉴于中国政府的申请，允许车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把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7月23日规定的工作期限延长1年，提供设备的期限延长2年。

    十五、委托国防部、造船工业部、运输机械制造部、重型机械制造部确定，本决议2号附件中所提起的工厂…… [51] 并在1个月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关于这些武器型号的许可证交给中国方面的提案提交苏联部长会议。

    十六、建设部、化学工业部、电站部必须根据造船工业部的任务，如期完成造船厂和鱼雷生产厂的建筑、卫生设施、交通和电力部分的设计任务(苏联建设部)以及设计方案的特别部分，以便及时制定出上述工厂的配套设计。

    十七、石油工业部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就地了解现行炼油厂的状况，并同中国方面一起弄清有关炼油厂改造的问题。

    在上述专家回来之后，苏联对外贸易部和石油工业部在1个月的期限内，就帮助中国改造炼油厂以从油母页岩中提炼人造液体燃料的问题同中国举行谈判并给部长会议提出提案。

    十八、1953年5月15日的苏中协定和1953年6月23日的部长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原则，适用于总供货人的各部委及在建设附件一和附件二所列企业中与完成相应设计勘察工作、提供设备和技术服务的有关部委。

    十九、委托对外贸易部同中国政府按照本决议签署援助中国议定书，规定按照现行的贸易协定条件实施对中国的援助。

    在补充协定中还规定，由于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生产驱逐舰和潜水艇的工厂，苏联所承担的军舰建造厂的设计任务(1953年5月15日协定备忘录)自行消失。

    以上谨向您通报。

    附上述附件，共13页。

    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费德林

    附件一：

    由苏联援助建设的中国企业清单

    企业名称及履行期限

    总供货人——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

    齐齐哈尔市特种钢厂(第二批)

    该厂的生产能力可达到每年30万—35万吨

    在编制课题和收集原始资料方面给予技术帮助，1955年第三季度

    设计资料，1956年第二季度

    工厂车间的技术方案，1957年

    施工图纸，1958年

    供应设备，1957—1959年

    总供货人——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

    东川有色金属联合企业(云南省)

    开采和加工铜矿

    设计工作，1955年第四季度

    会泽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云南省)开采和加工铅锌矿

    设计工作，1956年上半年

    设计实验装置

    加工被氧化过的铅锌矿，1956年下半年

    供应实验安装设备，1957年上半年

    根据双方协商的期限在进行试验工作中给予技术援助

    1.为在指定的期限内进行设计工作，总订货人在1955年第一季度向总供货人提交具有代表性的铜和铅锌矿样品以及关于这些样品的必要的技术资料。

    2.在完成设计工作并获得总购货人在对截至1956年1月1日工业类矿石储备进行统计确定的材料之后，将讨论有色金属联合企业的生产能力、组成以及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期限的问题。

    总供货人——苏联煤炭工业部

    抚顺煤矿联合企业东部采矿场，开采油页岩，每年产量为300万—400万吨，(一级)有可能扩大产量达每年600万—800万吨油页岩。

    收集设计工作用原始资料，1955年第一季度

    设计课题，1955年第四季度

    技术方案，1956年第四季度

    施工图纸，1957年

    设备供应，1957—1958年

    依据1953年5月13日签订的苏中协议，向抚顺煤矿企业……河北省……给予技术援助。…… [52]

    总供货人——苏联机器制造与设备建设部

    为援建年产为2.5万吨工厂，提供石油加工和化工设备。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一季度

    技术方案，1957年第一季度

    施工图纸，1957—1958年

    设备供应，1957—1958年

    总供货人——重工机器建设部

    援建汽轮机厂

    在哈尔滨市(分两级)建立补充生产机构：

    1.生产发电功率为1.2万—2.5万千瓦/时的汽轮机，供给年发电量为24万千瓦/时的发电厂使用。

    2.生产功率为1.0万—3.6万的轮船用汽轮机，年总功率为56万。

    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一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二季度

    技术方案，1956年第四季度

    施工图纸，1957年

    设备供应，1958—1959年

    总供货人——汽车、拖拉机和农用机械制造部

    生产小功率拖拉机的工厂

    年功率为20000的拖拉机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二季度

    技术方案，1957年上半年

    施工图纸，1957年第二季度至1958年

    设备供应，1958—1960年

    在研究制订设计任务时确定拖拉机的型号

    总供货人——发电站部

    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发电功率为…… [53]

    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对制订的设计任务进行研究，1955年上半年

    设计任务，1956年第四季度

    在收集原始资料和对技术方案进行研究方面给予技术援助，1957年

    技术方案，1958年第二季度

    施工图纸，自1957年开始，并按照与中方协商好的工作进度表执行

    供应设备，1958—1962年

    总供货人——电力技术工业部

    船舶用电力机械生产车间

    附带操纵装置的年生产率达100000千瓦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2—3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一季度

    技术方案，1956年第四季度

    施工图纸，1957年

    设备供应，1957—1958年

    在制订设计任务时将明确关于在哈尔滨或者上海电力机械制造厂建设这些车间的问题。

    备注：…… [54]

    附件二：

    由苏联援建的中国国防工业企业清单

    企业名称及履行期限

    总供货人——船舶制造工业部

    渤海船舶制造厂

    年生产能力为8艘驱逐舰和12艘潜艇

    规定备用场地用以扩建工厂

    在制订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一季度

    技术方案，1957年第一季度

    施工图纸，1957—1958年

    设备供应，1957—1959年

    生产鱼雷的工厂

    年生产能力是1200枚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5年第四季度

    技术方案，1956年第二季度

    施工图纸，1957年

    设备供应，1957—1959年上半年

    总供货人——高速柴油机工厂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5年第四季度

    技术方案，1956年第三季度

    施工图纸，1957年

    设备供应，1957—1958年

    总供货人——重型机械制造部

    年生产能力为320000马力的中速柴油机工厂，同时考虑到扩大生产内燃机车用柴油机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一季度

    技术方案，1957年第一季度

    施工图纸，1957—1958年

    设备供应，1957—1959年

    总供货人——航空工业部

    生产飞机用轮胎的工厂(该工厂的生产能力可确保2家飞机制造厂的计划需求和5家飞机修理厂的需求)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5年第三季度

    施工图纸，1955—1957年第二季度

    设备供应，1957—1958年

    伊尔28喷气式飞机修理厂

    年生产能力为150架飞机(在设计该工厂时，应该考虑到以后能够使工厂从维修转入生产喷气式轰炸机)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一季度

    设计任务，1955年第三季度

    施工图纸，1955—1957年第二季度

    用于维修飞机的设备供应，1957—1958年

    附注：

    1.在制订设计任务时，确定上述企业的生产能力。

    2.根据双方协商好的范围和日程表来提交施工图纸。

    附件三：

    为帮助中国铁路建设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

    为在中国铁路工程设计和建设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由交通建设部于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期限为2年，以下是专业和专家人数清单：

    EPUB/Image00125.jpg

    续表

    EPUB/Image00094.jpg

    附件四：

    为帮助北京城市建设规划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

    为协助制定北京市城市建设总计划，由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于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期限为2年，以下是专业和专家人数清单：

    EPUB/Image00177.jpg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4，д.52，л.52-56、57-61、62-64、65-68、69

    №24888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54年12月28日)

    参加会议的有：

    中国方面：中方委员会主席薛暮桥，中方委员会委员李昌、关豪陶(Гуань Хаотао)、张方(Чжан Фан)、王忠义(Ван Чжун-и)、唐南平(Тан Наньпин)、孙大山(Сюй Дашань)——中方委员会代理科学秘书，崔义田——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卫生部副部长。

    苏联方面：苏方委员会主席Н.М.西卢亚诺夫，苏方委员会委员：Н.П.亚历山德罗夫、А.Н.阿斯科琴斯基、В.И.奥夫相金、А.Л.马尔琴科、П.Г.特列季亚科夫、А.В.戈卢布科夫——苏方委员会科学秘书、А.Н.拉夫里谢夫——对外贸易部科技合作事务管理局局长。

    会议主席：Н.М.西卢亚诺夫

    会议秘书：А.В.戈卢布科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通过了第一次会议的议事日程，具体如下：

    批准关于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的条款。

    审议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苏联转交科技经验的问题。

    审议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转交科技经验的问题。

    审议双方转交科技资料的程序问题，专家出差的规定以及双方的核算问题。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科技合作协议为基础，在第一次会议审议和讨论了上述议事日程中提出的问题之后，做出了如下决定：

    1.根据附件一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的条款。

    2.由于苏联政府已经同意满足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苏联转交科技经验的请求，苏联各部和各部门将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各机构转交技术资料，所转交的技术资料的数量和期限根据附件二进行确定。

    3.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满足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苏联转交科技经验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和各部门将向苏联相关的机构转交技术资料、工业产品样品、接枝、树苗和农作物种子，并使苏联专家熟悉工农业各领域工作经验的成就，熟悉医药的生产和同各种特别危险的传染性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提供的这些资料、产品的数量和期限根据附件三和附件四进行确定。

    4.关于技术资料的转交、专家的出差和费用的核算，双方同意接受如下条款：

    (1)双方的出发点和采取的原则是：为技术合作、相互转交技术资料和技术信息奠定基础，正如以前一样，无偿提供的只是根据附件中的第一种形式(附件五)列出的实际花费以及邮寄费。上述文件的副本将是进行核算的基础。

    如果必须对资料重新进行制定或者对其进行修改和修正的话，双方将根据与这些开支相关的实际费用进行支付。

    (2)通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苏联专家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技术援助，需要根据附件中列出的第二种形式(附件六)签署文件。

    上述文件的副本将是进行最终核算的基础。

    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对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有关费用，根据中苏在1950年10月25日签署的协议和双方在1952年12月31互换的信件进行支付。

    如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预计他们出差的期限多于3个月，苏联对外贸易部科技合作事务管理局在进行最终的费用核算之前，有权进行中期的费用核算，而中国相关的单位应当予以支付。

    (3)应当把与进行科技合作有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资料转交给苏联方面，这些资料由在北京市相应的中国单位转交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处任命的苏联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而应当转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由苏联在莫斯科的相关部或部门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办公厅的商务参赞。

    (4)在双方进行科技合作中相互转交的技术资料及其他的资料和情报，不能被相关国家在任何一方的领土之外使用，不应被转交给第三国的法人和自然人，不能不经另一方的同意把这些转交的资料发表或者公开。

    该纪要于1954年12月28日在莫斯科签署，一式两份，分别为汉语文本和俄语文本，对于任何一方面来说，两份文本中的任何一份文本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中方委员会主席

    苏方委员会主席

    附件一： [55]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条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建立的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合作协议，该委员会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根据上述协议采取措施，进行合作，并且双方的代表处要相互提出建议。

    2.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由14名成员组成，每方各7名成员。

    中方委员会和苏方委员会都由各方的主席领导。

    任何一方委员会主席的更换都要相互告知。

    3.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召开由双方委员会主席进行协调，每年召开的次数不少于2次，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召开，而且所召开的会议的秘书由中方委员会或者苏方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担任。

    4.在例行的会议召开之前，中方委员会和苏方委员会应当相互以书面的形式提供得到本国政府赞同的、双方希望列入本次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的问题的清单。提交委员会审议的问题应当有相关的资料，来确定给予的技术援助的总量和规定。

    5.中方委员会主席和苏方委员会主席可以让一些技术顾问参加委员会会议。

    6.对于委员会会议中讨论的问题，经协商一致、形成决议的会议纪要要有两份原件，分别为汉语和俄语文本。会议纪要由中方委员会主席和苏方委员会主席签署。

    7.中方委员会和苏方委员会每年不少于1次互换他们得到的与中苏科技合作有关的、关于本国对生产经验和技术资料的利用情况的信息。

    8.与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会议的组织和举行相关的费用，由会议举办国支付。

    委员会委员、技术专家以及会议的参加者的个人花费由其派遣方支付。

    中方委员会主席

    苏方委员会主席

    1954年12月28日

    РГАЭ，ф.9493，оп.1，д.910，л.1-6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3

    №31214 潘友新与朱德会谈纪要：中国已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1953年1月3日)

    №0056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1953年1月7日)

    №00567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1953年1月12日)

    №0056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1953年1月15日)

    №12281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请示：召回苏联驻志愿军总部军事顾问(1953年1月17日)

    №24868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美国发动细菌战(1953年1月18日)

    №12279 华西列夫斯基呈布尔加宁报告：朝鲜战场的形势(1953年1月21日)

    №0056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海军武器装备问题(1953年1月27日)

    №0057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炸药(1953年1月29日)

    №24868-1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电：关于细菌战的材料(1953年2月4日)

    №24868-2 张闻天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递交细菌战的材料(1953年2月23日)

    №25947 潘友新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表达对斯大林病情的深切慰问(1953年3月4日)

    №24869 瓦西里耶夫访华报告：中国的医疗工业状况(1953年3月7日)

    №12245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提交的备要报告：联合国与朝鲜问题(1953年3月14日)

    №0057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和信函(1953年3月19日)

    №12280 索科洛夫致维诺库罗夫电：关于反登陆防御给志愿军司令部的建议(1953年3月21日)

    №21322 格里戈良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请求向苏联介绍学者情况(1953年3月23日)

    №09994 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朝鲜对停战问题的立场(1953年3月29日)

    №24871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为中国五年计划提供援助(1953年4月)

    №23756 斯米尔诺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索要有关缅共的资料(1953年4月13日)

    №21323 谢尔巴科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张家福与苏联科学院领导人会谈(1953年4月17日)

    №23756-1 科兹洛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索要缅共资料电已发(1953年4月29日)

    №25948 库兹涅佐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感谢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1953年5月7日)

    №20023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电：毛泽东谈细菌武器问题(1953年5月11日)

    №21338 齐坦科对长征参加者手稿的简要评介(1953年5月27日)

    №21339 维纳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关于《长征回忆录》的整理(1953年6月9日)

    №24872 巴尔马索夫的工作报告：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1953年6月15日)

    №20203 瓦西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停战谈判进展情况(1953年7月3日)

    №005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和措施(1953年7月4日)

    №00580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苏联同意中方答复克拉克函等(1953年7月4日)

    №23759 科兹洛夫提交的情况汇报：来自中国使馆的缅共材料(1953年7月8日)

    №09969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中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的态度(1953年7月17日)

    №20205 波科洛夫斯基致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向中国派遣雷达专家(1953年7月22日)

    №00582 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关于停战协议签字问题(1953年7月23日)

    №0058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金日成不参加停战协议签字仪式(1953年7月24日)

    №09861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关于请求增派教授来中国(1953年7月27日)

    №09995 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毛泽东谈停战问题(1953年7月29日)

    №09862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感谢苏联为实现停战的努力(1953年7月30日)

    №23733 斯捷潘诺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在中国组建日本共产党特别党校(1953年8月6日)

    №25108 中共中央联络部致苏共中央电：缅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表态(1953年8月10日)

    №23818 苏斯洛夫致马林科夫等报告：关于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运动(1953年8月11日)

    №20207 斯柳萨列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1953年9月以后)

    №005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国通报联合国会议的结果(1953年9月1日)

    №25109 格拉德舍夫致苏斯洛夫函：缅共中央支持苏共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1953年9月11日)

    №21350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刘少奇请帮助校对毛泽东选集英译本(1953年9月12日)

    №24873 佩罗夫致葛罗米柯函：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组组长的报告(1953年9月15日)

    №00593 葛罗米柯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1953年9月29日)

    №11423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函：就答复沈阳总领事馆来函给的信(1953年10月10日)

    №23762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转呈中共中央寄送的材料(1953年10月15日)

    №21357 西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帮助翻译西班牙语《毛泽东选集》(1953年10月30日)

    №20219 总参谋部作战局的总结报告：苏联空军及中朝空军战果情况(1953年11月3日)

    №24875 什维尔尼克致楚库洛夫函：对中国煤炭矿井的设计(1953年11月5日)

    №21358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1953年11月17日)

    №11424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苏联摄影展览会(1953年11月17日)

    №25110 费德林致赫鲁晓夫秘书处函：中国驻苏使馆转交缅共中央贺电(1953年11月21日)

    №11425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苏联电影节(1953年11月23日)

    №20220 拉科夫宁的报告：苏联空军与侵入中国领空敌机作战的限制(1953年11月24日)

    №21359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1953年11月26日)

    №24876 莫洛托夫与张闻天谈话记录：中国增加粮食供应有困难(1953年12月3日)

    №11426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关于中国需要工业化资料(1953年12月8日)

    №23828 波斯佩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的贺信(1953年12月16日)

    №11427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中国需要苏联歌曲(1953年12月17日)

    №21360 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中央和中宣部的电报(1953年12月17日)

    №23826 波斯佩洛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贺电修改稿(1953年12月24日)

    №13729 捷沃相、尤金与高岗会谈纪要：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1953年12月30日)

    №05304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苏联和中国对朝鲜援助情况(1953年12月31日)

    №31214 潘友新与朱德会谈纪要：中国已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1953年1月3日)

    摘自А.С.潘友新的工作日记

    机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А.С.潘友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总司令朱德的会谈纪要

    1953年1月3日

    在礼节性的交谈后，应我的要求朱德讲述了国内和远东的形势。

    朱德说，中国政府认为，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开始积极实施在远东的政策。看来，美国人试图在3月份在朝鲜东西海岸登陆。美国还在竭尽可能快速恢复日本的军事工业和组建日本武装部队。

    在谈到蒋介石政府的时候，朱德说，美国人也很积极，蒋介石也没有停止向中国东南沿海空投一些小分队从事制造中国紧张局势的活动。朱德指出，即使向中国东南沿海空投大部队，也不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大的威胁，这些空降部队很快就会被消灭。

    在再次谈到朝鲜问题的时候，朱德指出，尽管美国卷入了朝鲜战争，但战况不能令美国人满意，因为战争时间的拖延要求大量的人员，但美国是没有的。而美国仆从国部队即使是使用美国的装备在朝鲜什么也做不了。

    朱德说，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准备把朝鲜战争进行到底。中国已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至于五年计划，朱德说，在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返回后，五年计划已重新审订。其中，工业生产的增长由每年增长20％更改为15％。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А.С.潘友新

    АВПРФ，ф.0100，оп.44，д.13，л.11-12

    №0056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1953年1月7日)

    发自北京，1953年1月8日11时10分收到

    谢苗诺夫同志：

    根据朝鲜形势，为了击退敌人可能发动的新进攻，当敌人在安东至平壤一线的朝鲜西海岸地区实施登陆战役时，我们准备向朝鲜派出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作为志愿军。

    请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否适宜。为此，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在1953年2月根据1952年海军器材申请单向我们提供以下武器：

    一、鱼雷快艇及水雷和鱼雷

    (一)18艘鱼雷快艇(柴油发动机)和全套备用零部件(1952年申请单报的是12艘)。

    (二)上述18艘鱼雷艇的72枚45-УТК鱼雷。

    (三)每艘快艇5个油料基数(共90个油料基数)。

    (四)2台М-50发动机及全套设备和图纸(为训练专业人员用)。

    (五)20枚战斗训练用的45-36К鱼雷。

    (六)4套训练用“斯库姆勃里亚”发射机。

    (七)4套鱼雷学校用УС4接收机。

    (八)180枚К-Б水雷。

    (九)270个护雷具。

    二、海岸炮兵

    (一)3个130毫米炮兵连(12门火炮)。

    (二)3个100毫米炮兵连(12门火炮)。

    (三)36门37毫米火炮(防空用)。

    最好所有130和100毫米炮兵连均备有“莫斯科中央瞄准”射击指挥仪，并备有以下测距仪：

    1.3个130毫米炮兵连，3个4米测距仪。

    2.3个100毫米炮兵连，3个3米测距仪。

    3.36门37毫米火炮，9个1米测距仪。

    (四)6台“3-15-4”型探照灯(每连1台)。

    (五)海岸炮弹药和37毫米火炮的炮弹。

    1.130毫米半穿甲弹3000发。

    2.130毫米爆破弹1800发。

    3.130毫米杀伤爆破弹1800发。

    共6600发。

    4.100毫米爆破弹2700发。

    5.100毫米空炸炮弹2700发。

    共5400发。

    6.37毫米曳光穿甲弹20000发。

    7.37毫米曳光杀伤燃烧弹30000发。

    8.配置130和100毫米炮兵连的临时地基方案。

    三、海军航空兵

    (一)图-2鱼雷飞机(附带全套个人用和集体用的备份零部件和工具)32架。

    (二)拉-11飞机(附带个人用和集体用的备份零件和工具)35架。

    (三)拉-9(或拉-11)歼击教练机4架。

    (四)里-2飞机和里-2教练机(附带备份零部件和工具)4架。

    (五)雅克-18飞机(附带个人用和集体用备份零部件)16架(1952年申请单中是12架，现再增加4架)。

    (六)雅克-11飞机(附带个人用和集体用备份零部件)14架(在1952年申请单中我们没有申请这种型号飞机)。

    (七)АШ-82ФН发动机(附带备份零部件)20台(1952年申请单中只申请10台，现再增加10台)。

    (八)М-11ФР发动机(附带备份零部件)10台。

    (九)带45-36-АНУ弹头的航空鱼雷60枚。

    (十)АМД-500水雷160枚。

    (十一)假鱼雷20枚。

    (十二)ПЛАВ-100反潜航空炸弹100枚。

    (十三)АМД-500实习水雷20枚。

    (十四)45-36-АНУ实习鱼雷20枚。

    四、顾问和教官

    请向中国派遣以下专家：

    (一)海军航空兵参谋长顾问1人。

    (二)水雷鱼雷航空兵总队长顾问1人。

    (三)水雷鱼雷航空兵总队工程师顾问1人。

    (四)水雷鱼雷航空团长顾问1人。

    (五)水雷鱼雷航空团和工程师顾问1人。

    (六)拉9歼击机航空团长顾问1人。

    (七)拉-11歼击机航空团工程师顾问1人。

    (八)临时基地海岸炮兵连建设顾问工程师1人。

    (九)М-50柴油机工程师1人。

    (十)М-50柴油发动机教官3人。

    上述顾问和教官最好能在发运武器的同时派到中国来，以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部队能在进行两个月战斗训练后派往朝鲜参加战斗行动。

    请研究我们的请求，并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月7日

    第62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25-128

    №00567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1953年1月12日)

    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同志在12月17日的电报中，请求以您的名义为中国提供1953年朝鲜前线所需的装备、弹药和各种军事技术物资。

    首先毛泽东请求1—4月份提供：火炮624门，炮弹235.5万发。

    根据这个请求，按照您的决定，已通知毛泽东同志，他们所申请装备、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已超过我们1953年的能力，因为我们同时还要为20个步兵师提供装备、弹药和军事物资。但是考虑到电报中列举的情况，已同意提供超过20个师的装备和弹药，年底前提供大约60万发炮弹和332门火炮，而不是毛泽东申请提供的235.5万发炮弹和624门火炮。

    在1月4日给您的电报中，毛泽东提出要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这个数量苏联政府已同意在1953年平均的提供，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在1—2月提供332门火炮和40万发炮弹，其余20万发炮弹3—4月提供。20个师的炮兵装备从3月份开始供货，每个月2个师，1953年底完成。

    毛泽东请求，为20个师提供弹药和装备的每月数量如下：

    EPUB/Image00016.jpg

    根据我们9月27日关于提供装备和弹药的电报，制定了每个月平均提供的数量：弹炮每月11.65万发，火炮每月138门。

    如果您认为无论如何要尽最大的能力，那么我们认为在1953年5月1日前提供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为20个师提供弹药和装备，但不是像毛泽东所要求的在3月份，而是在5月份。为此，每月给20个师提供装备的统计如下：

    EPUB/Image00209.jpg

    这是我们向毛泽东同志提供的答复方案。

    请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索科洛夫斯基

    1953年1月1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33-135

    №0056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1953年1月15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月4日的电报已收到。

    根据电报我们再次研究了能否满足您关于请求加速起运60万枚炮弹和332门大炮的问题。按您电报中要求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保证全部如数运出是不可能的。我们已命令军事部加速运货并保证予以供应60万发炮弹(1—4月，每月15万发)和332门大炮(1—2月，每月166门)。

    炮弹和大炮的规格均按您的申请单提供。

    因此，提供20个师的大炮、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则从5月份开始至年底。

    谢苗诺夫

    1953年1月1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37

    №12281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请示：召回苏联驻志愿军总部军事顾问(1953年1月17日)

    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我们关于从朝鲜召回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的军事顾问组的考虑。

    鉴于以彭德怀将军为首的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已回到北京和以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行动的指挥领导从北京实施，以沙林同志为首的我军事顾问组织继续留在朝鲜已不合时宜。

    在您批准从朝鲜召回沙林同志之后，该顾问组只剩下3人：克拉马尔少将、炮兵中将斯特列利比茨基和彼得罗夫中校。

    在由北京通过在京的彭德怀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领导的情况下，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保持联系的责任责成我在华的军事总顾问负责较为合适。

    至于我们需要的有关朝鲜前线形势的情报，继续由拉祖瓦耶夫同志和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

    请您允许从朝鲜召回我上述军事顾问。

    华西列夫斯基

    索科洛夫斯基

    1953年1月1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23—2024页

    №24868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美国发动细菌战(1953年1月18日)

    译自中文

    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

    在发送这些信件的同时，我们把“关于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开展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家调查委员会”的影片也发送给你们，并且希望，该影片能为贵国的大众放映。

    1952年初，美国政府开始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发动细菌战，公然破坏国际公约，践踏人类道德。美国政府犯下的这些罪行罪证确凿，并且早就被国际组织、被访问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知名人士所证实。1952年6月，由国际著名的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发动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家调查委员会，通过实地对所犯罪行进行详细而严格的科学调查，得出了结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是美军进行细菌攻击的牺牲者。

    这一事实具有最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证明并揭露了美国政府发动的细菌战。我们希望，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能够坚信美帝国主义者所犯下的这些卑鄙的罪行。我们相信，为了保卫和平就应当联合起来进行自卫，坚决开展反对细菌战的斗争，以此来制止这些使用细菌武器来毁灭人类的罪行。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

    1953年1月18日

    ГАРФ，ф.Р9539，оп.1，д.246，л.17-18

    №12279 华西列夫斯基呈布尔加宁报告：朝鲜战场的形势(1953年1月21日)

    布尔加宁同志：

    兹报告现在朝鲜的形势。

    在艾森豪威尔1952年12月2—5日访问朝鲜 [70] 之后，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关于克拉克有进攻计划的侦察情报、许多美国政治和军事活动家的言论以及美国在远东准备进攻朝鲜的实际措施都表明了这一点。

    这些措施反映在以下方面：

    ——加紧兵力部署，进一步展开南朝鲜军队。1952年12月，组建了2个步兵师，3个独立步兵团。考虑到这些新组建部队，南朝鲜军的战斗编制最近时间可达到15个步兵师(原有10个师)。

    ——加强武器和技术装备。南朝鲜每个步兵师都成立了由4个炮兵营编制的炮兵集团(72门火炮)，校射航空兵分队(8架飞机)和一个坦克连。

    ——美国要求每一个朝鲜参战国都增加自己的部队。对此，比如土耳其政府表示同意并准备再往朝鲜增派一个旅。

    ——美国人在台湾训练和准备了国民党3个师，它们可能被用于朝鲜战场。

    ——驻在日本和朝鲜的9个师有7个师完成了登陆训练。在日本和朝鲜东海岸实施了总结性的登陆演习，美国人把这看成是对自己登陆能力的检验。

    ——开始在朝鲜准备海军基地和港口：镇海(釜山以西40公里)、釜山和仁川；在北朝鲜西海岸仁川—海州地段诸岛修建基地。在这些岛上发现有增援海军陆战队的美军第二旅分队。

    ——美国在北朝鲜大大加强了侦察和破坏活动。侦察活动的主要地区是西海岸安州—海州，东海岸城津—元山段，交通枢纽和装备基地。

    ——美航空兵加紧轰炸北朝鲜西部的道路、渡口和人民军基地。

    ——在前线南朝鲜师逐渐替代美军师。1952年12月，3个美军师由第一梯队调为预备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指挥部是这样评述美国在朝鲜的行动的：

    朝鲜持久战对美国不利。因此为赢得战争他们不得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在朝鲜顺利进行战争的方法可能是实施大规模海上登陆。

    美国人将以近7个步兵师的兵力，通过在朝鲜西海岸格松岛—海州段登陆实施主要突击。

    同时，美国人还将以1—2个师的兵力，通过在元山地区登陆，实施辅助突击。与此同时，加紧正面进攻。

    此外，中国指挥部估计到以1个师的兵力在安州、云山和开城地区空降的可能性。

    认为在黄海半岛登陆不大可能，因为这只能拉长战线。

    为实施登陆，敌人可能运用11—12个师的兵力，其中6个师从主要前线抽调，5—6个师从外地调(从日本调一个师，从蒋介石那里调2—3个师，从美国调2个师)。

    认为登陆时间很可能是在1953年7月。

    中国指挥部认为，美国人在实施登陆战役时将使用原子武器。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指挥部决定：

    一、加强自己在北朝鲜的兵力部署，把3个军(第一、第十六和第五十四军，共9个师)连带重武器和一个坦克师调往北朝鲜。

    此外，在鸭绿江以北中国东北辑安和临江地区，于1953年3月集中1个军。

    二、调整在朝的兵力部署，重点加强西海岸防御。

    从前线抽调优秀部队以加强海岸防御：把第四十军和第三十八军调往西海岸地区，把第十五军调往东海岸地区，第四十七军留作前线预备队。

    它们的阵地由缺少战斗经验的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四十六和第一军驻守。

    由于兵力重新部署，西海岸地区防守兵力将加强到6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和数个炮兵部队。

    在东段战线，为加大战斗队形密度，规定把朝鲜第七军团配置在第一线，并由驻在西海岸的朝鲜第四军团取代朝鲜第三军团。

    部署调整，其中包括中国境内出兵，计划在很短时间里，至1953年1月20日前完成。

    但是，计划中的人民军兵力部署调整，由于中国军队入朝推迟，至今尚未全部结束。

    三、为指挥部队成立了西海岸地区防御司令部和东海岸地区防御司令部。

    西岸防御司令部指挥中国人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十六、第四十和第五十军以及朝鲜人的3个军团；东岸防御司令部指挥中国人的第十二、第十五军和第三十三步兵师以及朝鲜人的第二军团、第五军团和第二十四旅。

    四、立即着手加固海岸防御工事。

    五、在最短的期限里(200天)建成开城—海滨(宁远)—休济岛(Сюдзиодо)的铁路，并拓宽主要的公路干线。

    六、在1953年实施3次战役，每次1个月，目的是牵制敌人，杀伤敌人，不让其加强登陆部队。

    七、中国人民志愿军为补充伤亡，1953年成立了25万人的预备队。师和军成立了预备营，兵团成立了预备团。

    八、为预防敌人在黄海半岛地区登陆，着手组建这一地区的朝鲜游击队。

    九、制定的所有反登陆措施，包括构筑钢筋水泥工事和坑道，计划在1953年3月15日前完成。

    我们认为中国指挥部对朝鲜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它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

    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对在西海岸格松岛—镇南浦一线登陆不利，美国人可能采取其他行动，即：

    ——以登陆部队从镇南浦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从汉城以北地区实施突击，任务是消灭海州东北人民军部队，然后向平壤、安州进攻；

    ——以登陆部队从元山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从铁原、金化地区实施突击，任务是消灭人民军左翼集团，然后向平壤进攻。

    在美国人按照这一方案实施行动的情况下，人民军部队的部署可以保障坚固的防御。

    不排除美国人通过登陆部队在黄海半岛登陆后实施部分战役的可能性，其任务是前出到开城地区(海州以东75公里)，夺取人民军右翼部队的主要交通线。在1952年下半年，美国的谍报—破坏小组不断在这个半岛实施登陆。

    为了加强反登陆防御，防止敌人在可能地段登陆，我们已建议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同中国指挥部一起讨论下述问题：

    ——以驻扎在该方向的第六十四军之兵力加强镇南浦的防御以及以第二梯队兵力实施机动；

    ——建立军团和兵团反坦克炮兵预备队；

    ——加强东岸防御部队的炮兵部队。

    此外，我们还建议格拉祖诺夫 [71] 同志在近期内向朝鲜派出我们的通信专家和工程专家，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有这方面的要求。

    同时我们还准备通过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向中国指挥部提供组织反登陆防御的基本原则。

    华西列夫斯基

    索科洛夫斯基

    1953年1月2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23—2024页

    №0056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海军武器装备问题(1953年1月27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在朝鲜使用中国海军部队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向您提供鱼雷艇、飞机和装备的电报已收到。

    您请求告知我们对派中国海军志愿军赴朝是否适宜的看法。我们认为您大概指的是使用海军陆战队。当然，海军陆战队可以成功地用在沿岸反登陆防御总体战中以消灭敌人靠岸和登陆时的运输工具和登陆部队。我们认为您的上述设想是正确的。

    关于向你们提供海军军需品问题我们已下达了指示：拨给你们10艘鱼雷艇、83架飞机(其中图2型轰炸机32架，拉11型歼击机35架)、26门37毫米火炮和8门130毫米火炮以及适用于这些火炮的弹药。鱼雷、水雷、空投炸弹及其他军需品均按您的电报拨给。

    已向海军部下达指示，于第一季度向你们发出上述装备。

    关于顾问，我们打算再补派3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您邀请的其他方面的专家将从目前正在中国的我方海军顾问中派出。

    谢苗诺夫

    1953年1月27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39

    №0057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炸药(1953年1月29日)

    谢苗诺夫同志：

    为了保证顺利击退敌人可能发动的登陆战役，中国志愿军部队正在朝鲜西海岸和东海岸修筑防御工事，所以我们急需阿芒拿炸药。

    目前我们的阿芒拿炸药还无法满足工业和军队的需要。虽然我们在工业上已采取措施节约阿芒拿炸药，并把一部分供应军队的阿芒拿炸药运往前线，但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仍不能保证军队需要。

    为了保证在2—3月份完成朝鲜沿岸的防御工事，经我们估算，我们不得不请求苏联政府在今年2—3月份分两批向我们提供3000吨阿芒拿炸药、2400万支雷管和960万米导火线。

    请苏联政府研究我们的请求并告知决定。

    敬礼!

    毛泽东

    1953年1月29日

    第223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40

    №24868-1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电：关于细菌战的材料(1953年2月4日)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我们收到了你们在1月23日发来的电报，现已将国际科学家委员会的30份报告、一份费罗(ФИЛО) [72] 反对使用细菌武器的声明的英文文本复印件以及一套五箱子关于美国战俘供状的材料空运给过去。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

    1953年2月4日

    ГАРФ，ф.Р9539，оп.1，д.246，л.4

    №24868-2 张闻天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递交细菌战的材料(1953年2月23日)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受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委托，有幸就此发送如下材料：1.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信件。2.《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开展细菌战的事实的调查》影片。3.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凯文、肯尼斯、伊诺克和奥尼尔的录音。4.30份《国际科学委员会关于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事实的调查报告》。影片、美国被俘飞行员的供状录音以及报告材料都是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赠送给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

    中国驻苏联大使

    张闻天

    1953年2月23日

    ГАРФ，ф.Р9539，оп.1，д.246，л.14

    №25947 潘友新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表达对斯大林病情的深切慰问(1953年3月4日)

    摘自А.С.潘友新的工作日记

    1953年3月31日

    第290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会谈纪要

    今天，3月4日23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高岗同志访问了大使馆。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的病情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及苏联部长会议表达了深切的慰问。

    毛泽东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表示，相信苏联共产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将在这段艰难的日子表现出伟大的团结一致和警惕性，这完全被视为“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应当这样”。

    毛泽东表示，真诚地祝愿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尽快康复。

    他说，刘少奇和陈云现在正在医院，因此无法同他们一起前来使馆。

    А.潘友新

    АВПРФ，ф.0100，оп.46，п.362，д.12，л.32

    №24869 瓦西里耶夫访华报告：中国的医疗工业状况(1953年3月7日)

    引言。

    对医疗工业总的看法。由于向中国派遣专家这些问题包含了工业的组织问题，因此，必须指出中国医疗工业的总的状况。医疗卫生问题，其中包括医疗工业问题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根据中国现有的状况，特别是由于继续抵抗美国的侵略，并向朝鲜提供帮助，药剂和医疗器械的生产是国家机关关切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怎样增加生产，也包括进行新的建设。在现有的设备条件下，国有工厂、地方所属工厂和私有企业进行的药剂的生产不能完全满足国内对药剂的需求，进口花费了大量的外币，特别是为了购买一些新的和其他的一些有效的治疗制剂，这些制剂在国内是不能生产的。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轻工业建设领域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建设一些新的化工和药学工厂，并扩大现有的生产。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五年计划的任务进行了大量的工业建设，对医疗工业建设的拨款在中央政府在轻工业领域的拨款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根据1952—1957年的五年计划，为了保证所有医疗工业项目的建设，拨款的总数量为人民币13800亿元。在合成药剂的生产方面，预计1957年将生产800吨磺胺类合剂、500吨阿司匹林、100多吨非那西丁、15吨氯霉素，打算生产大量的对氨基水杨酸。

    在国内的原料能够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力量应该能够完成这些生产。为了满足对葡萄糖和淀粉的需要，同时为了纺织业生产的需要，计划建设一座谷物加工厂，这可以利用一些废料——谷物提取物，这是国内现在所缺乏的，为青霉素和链霉素厂的生产提供保证。在抗生药物的生产方面计划建造一些生产青霉素的工厂，使其在1956—1957年形成为12万亿剂青霉素和4000公斤链霉素的生产能力。目前在抗菌药物的生产方面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决定在上海建设一个青霉素生产工厂，首期建设可以生产4万亿剂结晶青霉素。

    现在，中国行政机构主要关注的是通过在东北的沈阳、华东的上海、北方的北京附属于轻工业部的中央设计单位进行一些专业化的设计，建设和装配工厂，来组织建设。应当指出，为了完成设计工作，在中国，今年有大量的干部和专家被吸引到了医疗工业企业的设计和建设工作中。上海政府根据我们的建议在1952年7月组建了特别的设计组，该设计组有30多名专家，从事对上海青霉素工厂进行设计的工作。

    在中央轻工业部，1952年底有各种小组在进行工作，其中在投资建设局就有73人以上，有造纸和制糖工业的工程师、大量的设计工人和实习工人。尽管在设计和建设的组织工作中存在大量不足，有经验的中国专家在领队专家和中央部门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下，以自己的力量可完成现在正在建设的青霉素工厂的设计工作。但是，为了对今后需要建设的青霉素工厂进行设计，特别是为了对链霉素工厂进行设计，目前中国还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完全熟悉这些生产的干部，无论是在生产工艺还是在设备和生产的组织方面。因为中国青霉素工艺的生产经验有限，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进行试验生产的规模不大，较为妥当的是把现在的状况看作是组织本国青霉素生产的初级阶段。根据五年计划，随着这一建设计划的完成，预计会广泛进行一些生产青霉素和链霉素的大型工厂的建设。必须大规模地进行生产青霉素和链霉素的建设，这一点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中得到了承认，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民族干部被吸引到了这一工作中，扩大了在上海进行的试验生产，也加强了研究工作。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首批大型建设项目之一，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华东局都对国有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的发展非常重视。

    抗生素药剂(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需要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医疗卫生部的材料，可以得到一些不太完整的、关于可以获得免费医疗帮助的中国居民的数量的信息。根据这些不太完整的材料有50万居民可以获得医疗帮助。在1952年，预计每千人拥有2.5张病床，在五年计划中这一数据应该增加两倍。

    五年计划中规定扩大对居民的医疗帮助，这使得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抗菌药剂生产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通过对目前的状况进行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居民肺结核患病率最近非常高，特别是在城市居民中，在上海，肺结核的患病率达到了5％。如果把中国城市居民的数量看作4000万人，那么肺结核患者的数量大约为200万人。这就需要链霉素，如果把链霉素看作是治疗肺结核的主要药剂，那么事实上在近几十年对该药剂的需求是无限的，因为每年大规模组织生产20吨链霉素就能满足中国对链霉素的需求。实际上，如果说，1952年以各种形式获得医疗帮助的肺结核患者的数量为10万人，那么就可以确定对链霉素的最低需求为4吨。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必须计划每年至少生产4吨链霉素，每年链霉素的生产能达到6吨就更好了。

    为了确定对青霉素的需要就必须注意享受免费医疗的居民的总数，因为青霉素是公认的广泛用于内科病治疗的药剂。根据现行的1952年的法律规定，能够享受免费医疗的是如下人群：人民解放军、工人、教师、主要的领导干部，这些人大概不少于1000万人。因此，考虑到目前对居民提供医疗帮助的规模，对青霉素的最低的需求为4万亿—6万亿剂结晶青霉素。

    在最近几个五年对居民医疗帮助的增长计划中，最低需求6万亿剂青霉素的需求，这一数据应该增加2倍，因为从事生产的工人和职员的数量在1952年为1500万人。最近几年，对居民提供医疗帮助的规模将会随着从事大型水利工程生产和建设工人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每年青霉素的生产至少应为12万亿剂。

    依据1951年的进口数据对中国目前对青霉素和链霉素的需求进行确定的时候，最少的需求还要稍多一些，并且对链霉素的需求为4000公斤。1951年进口这两种药剂的开支为3千亿元，或者说，换算成苏联货币为每年4500万卢布；这一数目相当于投资一所现代的青霉素工厂。上述所述使得我们可以指出，对于现在的建设是，首批建设项目每年的生产数量应为4万亿剂青霉素和4000公斤链霉素，因此，这些数据是最近两年投资建设计划的基础。在五年计划的投资建设计划中，这些数据得到了增加，其中青霉素增加了4倍。经过对具体的计划和建设项目的清单进行研究之后，将会确定对五年计划的拨款。预计在五年计划的草案中，青霉素的生产将达到16万亿剂；除了这一总计划之外，为了解决主要的问题，政府将批准在上海建设一个青霉素工厂，其首批生产的青霉素可以使得在1954年终止对青霉素的进口。

    现在的中国居民达到4.75亿人，其中农业居民为4.28亿人，医药生产将会得到发展，其中青霉素、链霉素和其他一些有效制剂的发展事实上是没有限制的。当前，工业建设的能力以及向国内居民提供医疗帮助的发展，是对实际需求量进行具体确定的基础，这些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经指了出来。

    目前青霉素的生产状况。现在的上海青霉素工厂是最大的进行实验性生产的工厂，其设备是美国人在1948年提供的。在这些设备中应当指出如下一些：4套英格索尔型空气压缩机，功率为15立方米每秒；2套维尔京顿型压缩机。只有部分空气压缩机得到了使用，只有2台英格索尔型空气压缩机在工作，剩余的设备将用于扩大实验性生产，而部分设备则应当用于进行新的生产。约克型冷冻机4台，其中被使用的2台的生产能力为每昼夜生产15吨冰(这是美国人计量冷冻的方法)。由于立式锅炉的容量不大(有效生产)，最近这些锅炉将会替换成由上海蒸汽锅炉制造的生产能力为每小时1吨蒸汽的锅炉。发酵部配备的设备是在1952年之前配备4台容量为200美国加仑的机床以及其他相应的设备。上述4台机床中，2台依靠自己的力量被装配到青霉素工厂，其中的一台由普通的钢材制造，其覆盖面为一层薄薄的不锈钢片。另一台机器带有拌合器，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改变速度，除了有涡轮型的用以改善通风状况之外，发酵器还附带了瓦利多夫型通风设备，该设备的烟囱是不锈钢的，并被牢固地竖立起来。这一机床的详细图纸没有提供，设备也不是标准的，而是从现有的工厂中搜寻到的。总的来说，该设备是用来试验的，以便对搅拌和通风设备的图纸进行研究，至于用来试验的现有设备具体而详细的图纸不应该被当做是标准的指数。1952年底，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工程师和工人除了完成日常工作之外，在3个月的时间内，以自己的力量安装了2台容量为1500加仑的发酵器，每台发酵器重5吨，这2台机器是在市场上购买的，是用各类进口的普通钢材制作的。设备是根据原生产图纸制作的，图纸非常详细，搅拌器和减速器的驱动装置除外，因为它们都是从现有的设备中安装的。使这两台设备都装备有开放性的涡轮搅拌器，并且使搅拌器驱动装置的速度为每分钟240转到360转，这一点还没有最终解决，因此，作为搅拌器的一个组成设备，它没能使搅拌器达到有更大容量的标准条件。

    为了保证消毒条件的实施以及发酵器旋管结构的冷却，设置了3—4个独立的热交换器。这使得可以更好地调解规程，减少蒸汽和水分的消耗。监督测量设备被集中起来，这一设备是美国生产的，可以根据参数的大小、水分的消耗和压力、蒸汽的消耗和压力、气压、空气的消耗和压力对发酵的过程进行管理，可以自动调节温度，但不能自动消除泡沫，对发酵器的管理以及管理过程的调节由看守仪器的值班人员手工完成。为了对监督和测量仪器进行维修和检查，设立了一个不大的实验室以及一名工程师专家。然后应该指出的是，工厂的供水由两口井来保障，每分钟可以供应700加仑的水；来自城市电网的电力保障以及排水设施可以对现有的生产提供保障，并可以扩大生产。

    现有的空气渗透程序以及对其进行消毒的工作计划是复杂的：首先，在机械除油净化之后，空气被急剧冷却，除去多余的水分，然后把它放入一个内含普通棉花的总过滤器内进行消毒，然后通过工业棉花过滤器进入发酵器内。其次，在通过棉花进行过滤的时候都要从一个方向经过一层棉花，这就导致在压缩空气的时候造成大量的损失，由此压缩机内被压缩的空气的程度会自动提高，这会增加工厂的电力消耗。

    培养液的过滤是根据一般的工作计划来完成的，采用真空鼓过滤器，还有1台生产能力为每小时2吨的仪器；被过滤的培养液被保存在一些涂上了搪瓷釉的钢制罐子里，每个罐子的容量为2000升(美国设备)。过滤器靠2台泵和真空鼓来提供保障，每台泵的功率为每分钟7立方米。

    提取处装备有2台拉瓦尔型圆盘式分离器，1台沙尔泊列克斯型圆盘形分离器，以及6台沙尔泊列克斯型筒状离心机。由于发酵器的容量不大，这台设备不经常使用，因此，预计要扩大发酵车间的规模，以便能够充分利用车间的装备提取青霉素。青霉素的分离和青霉素的结晶是在车间的实验室的玻璃容器内手工完成的。晾干设备由两个进行青霉素晾干的基瓦因(Дивайн)烘箱组成，该设备从工厂被拆下来运往北京，来保障北京细菌学研究所的生产，该研究所生产改造的疫苗。上海青霉素厂只生产结晶青霉素，它通过普通途径在烘干箱内晾干。

    目前在上海进行的青霉素生产建设项目已经在8个月内完成了，装配工作持续了13个月，也就是整个生产的准备阶段恰好是上海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的2年新生活时期。上海青霉素厂现在被称为第三实验性制药厂，在延安西路第1036号以前的维修汽车的厂房里，位于上海西部，以前是欧洲人租借地的一部分，现在的厂房是一层的生产车间，周围是居住区，空地非常狭小，工厂没有扩张或者进行新的建设的可能。生产面积为2500平方米，可以扩大到3000平方米。根据工厂所在地区的城市建设规划，禁止进行工业建设，因为该地区主要是生活区，因此今后不存在在现有的场地进行新的建设的可能。但是，这种状况不排除通过购买已有的地块组建实验基地来扩大实验性生产的可能。另外一些优势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因为该厂靠近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轻工业部上海研究中心，这就使得该厂今后便于利用附近的科技图书馆和实验室。在对现状进行讨论后，中国政府通过了计划，建议根据第一期青霉素的生产经验扩大生产，并在第二阶段对链霉素的生产进行研究。

    这一计划得到了执行，购买了一些空地和新的建筑，作为进行研究和工厂试验的场所。同时，在工厂的生产车间中组建了仪表实验室来收集和计算数据，以便确定生产工艺的指标，这些都是设计新的建设项目所必需的。工厂的专家小组根据制定的生产议程在该实验室进行工作，这是设计新的青霉素工厂所必需的。工厂的专家小组的这些努力所取得的进展是，1952年试验性生产工作明显加强了，北京生科院的研究小组也被吸引到该工厂的这项工作中，并成立了一个不大的生产试验室来对链霉素的生产进行研究。现在的上海青霉素厂是实验性的，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研究，为今后更大规模的生产积累经验。该厂的生产不超过目前国内对青霉素的需求的1％—2％，对满足国内对青霉素的需求的作用不大，但是该厂的生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里可以培训干部，可以为在上海设计大型的青霉素生产项目提供准备。

    中国青霉素工艺生产的计划。尽管拥有一年的生产经验，上海青霉素生产还没有完整的技术资料，原料的挑选和使用量尚不清楚，缺乏生产仪器及其辅助仪表的工作指数。这种状况加剧了设计工作的难度。1952年6—12月，该工厂按照生产工艺规划完成了必要的工作。在我们的报告中将根据上海青霉素实验性工厂生产200加仑的发酵器生产工艺列举一些材料。应该指出，上海青霉素的生产尚处于初级阶段。在短短的一年的工作时间内不可能研究出新的生产方法，或者进一步完善设备，然而在特殊的国内原料的条件下，有可能制定出利用国内原料生产青霉素的新的计划，上海青霉素制造厂主要根据美英遗留的资产、文献，采用的主要是在国外所描述的哪些生产方法，但对中国的专家来说，非常明显，所获得的材料已经过时，这些文献资料不符合当地具体的生产条件。

    因此，在上海青霉素厂进行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些材料的检验，以便利用这些材料，利用国内的原料进行生产；这些工作的结果是制定了自己的新的生产计划。

    青霉素的生产用的是来自美国的青霉素菌种激活体，但是它不局限于一定的菌种，使用的是Q-176青霉菌—黄霉素菌种和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第701号、第133号无色素菌种。没有对菌种展开评价工作，但在进行生产的时候对播种材料(种子)进行了一些挑选和选择。除了一般的文献之外，威斯康星大学的报告中对这些菌种都有描述，威斯康星大学的这些报告附在该报告的后面并转交给全苏抗生素研究所。

    在看完工厂的材料之后，可以指出如下几点：在这些菌种中，其中包括在第701号菌种中，可以发现，在多次添加苯醋酸、在精选乳糖玉米的工艺中进行配种时，苄青霉素的含量提高了，第133号菌种也有这些特点。但是由于不正确的栽培方法和保存方法，菌种的这种良好的性能很快就消失了，工厂使用的是Q-176菌种，认为该菌种在栽培和保存的时候比较稳定。工厂的这些发现强调了在没有采用正确的保存播种菌种方法的情况下菌种的可变性。工厂在栽培菌种的时候采用了琼脂化的环境，没有使用在植物培养基中采用玉米激活体的方法，随后对其烘干的经验。

    在多种情况下，上述菌种在精选的乳糖玉米条件下置入200加仑的容器中，并在多次加入苯醋酸的情况下可以生产出活性为每毫升1400—1700单位青霉素的溶液。在采用棉花的情况下，第133号菌种生产的青霉素的结果要比Q-176和第701号菌种在同样条件下生产出的青霉素情况要差一些。为了培养菌种，需要琼脂化的莫伊尔琼脂以及其他组成成分相似的条件，包括糖浆、甘油、玉米提取物。其中，对于第133号菌种来说要采用如下配置：6％的蜜，1％的蛋白胨，2.5％—4％的琼脂。

    由于中国缺少国产的玉米提取物和乳糖，生产原料要依赖进口。为了替代玉米提取物采用了发酵的棉籽饼原料。因此，1952年工厂主要采用了如下发酵配置：1.葡萄糖0.5％—1％，乳糖2％—3％，玉米提取物(根据晾干的重量)2％—4％，碳酸钙0.3％—0.5％，七水合硫酸镁0.1％，酸碱度5.5；2.葡萄糖0.5％—1％，乳糖2.3％，棉籽饼3％—5％，碳酸钠0.3％—0.35％，碳酸钙0.3％—0.5％，七水合硫酸镁0.1％，酸碱度3.8—4.0。

    酵母繁殖器内培养播种材料的液体配置成分为：1.葡萄糖4％，玉米提取物2％，碳酸钙0.3％，酸碱度5.2；2.葡萄糖4％，碳酸钙0.3％，棉籽饼2％—3％，蜜0.3％，酸碱度3.8—4.0。为了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纯玉米激活体对青霉素进行生物合成，在播种物质的培养过程中采用了三个阶段：在孢子的环境中生长，然后在第二阶段得到播种微孢，随后把其放入20升的酵母繁殖器，然后再把其放入75—100升的酵母繁殖器内。这种工艺是复杂的，因此在工厂培植孢子，而微孢的培植需要两个阶段，但从原则上来说它的培植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在无菌的环境中从玻璃瓶子中夹住悬浮的孢子，把其放入酵母繁殖器内。

    青霉素生产所需要的发酵的棉籽饼要从得到的、适合最优地采集青霉素的原料中进行挑选，这种原料可以用来提取和清洗青霉素。在中国，1951—1952年两年的时间内，北京和上海的各实验室获得可靠的证据，证明可以采用棉籽饼的粉末作为生物合成青霉素发酵工艺的成分。但是还需要在生产中进一步对这些从实验室中得到的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用棉籽饼粉末取代玉米提取物的可能性。这项工作于1952年在工厂完成了，并得到了肯定的结论，这为在上海建立新的生产青霉素的工厂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在玉米提取物的工艺中，还是在棉籽饼的工艺中，都要多次添加苯醋酸，并把乳糖的含量增加到2％—3％，溶液中青霉素的含量从来都没有低于每升1000个单位，在多次发酵的情况下，溶液的活性可以达到1300—1400单位的青霉素。但是，由于棉籽饼工艺中的生产能力相对于玉米提取物要小，因此生产出结晶的干燥的联苯酰青霉素就要比在玉米提取物工艺中生产出的青霉素少25％。由于近年没有可能得到玉米提取物以生产干燥的青霉素，商业制剂的活性为干重每升1400单位的青霉素，在这种情况下每升可以得到1550—1600单位的纯净的制剂。但是在进行两个阶段的结晶的情况下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至于从棉籽饼工艺下得到的青霉素的质量，联苯酰青霉素的含量相当于从玉米提取物中得到的青霉素的含量。同时，对采用棉籽饼进行的研究不妨碍利用玉米残渣或者利用麸皮进行研究，麸皮在中国个别地区的一些小作坊，在加工玉米、生产玉米面的时候都可以得到。综上所述，棉籽饼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原料，在中国的各地区都是供之不竭的；经过调查证明，可以使用预先水解了的弱酸或者水解了的发酵的细霉菌水稻曲霉来代替棉籽饼粉末，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加工方法的效能是：青霉素增产不多。用酸来水解比事先用棉籽饼来加工也并无经济上的优势。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棉籽饼粉末是生产青霉素最为适合的一种原料。

    出于研究的目的，尝试着利用移除丝线后得到的产卵废弃物作为生成青霉素的有机环境。在这些缫丝生产的废弃物中有一些氨基酸可以被利用，利用的途径是在移除丝线之后，收集蛆虫的废弃物。利用这种原料来生产青霉素在实践上尚无可能。由于国内有大量的食用的淀粉、纺织工厂和制药厂，可很好地利用棉籽饼，但工厂和部级的中国行政部门都承认，生产青霉素较为有效的原料是玉米提取物——生产玉米面过程中得到的残渣，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计划指出，到1957年底中国将着手建设加工玉米面和玉米葡萄糖的联合加工厂。

    在生产青霉素所必需的碳水化合物中，除了葡萄糖之外，还可以使用1％的各种糊精；在试验过程中充分利用糊精的工作都已做完。还认为必须使用乳糖，因为还没有找到其或与其有同等价值的替代物，而现在使用的乳糖是进口的。一小部分乳糖可以在国内得到，其中包括，1953年可以从海拉尔(内蒙古)得到55吨国产乳糖。在合成工艺中生产青霉素的方法在中国是没有前景的，这是由于缺乏大量的醋酸生产，此外还缺乏乳酸。在200加仑的棉籽饼粉末发酵器内进行的实验进展顺利，这一试验解决了近期向青霉素的生产提供原料保障的任务，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能够购买到的乳糖的机会不是没有的。

    进行生物合成青霉素的生产计划和工艺流程正在全力制定，以便进行实验性生产，但是上海厂现有的计划需要被简化，需要撤掉一些生产线。需要定期进行消毒，而且，为了保证消毒，需要在摄氏120度的环境内持续30分钟。糖、盐水溶液以及碱和蜜的有机成分都需要在一个不大的设备内单独进行消毒。此外如果认为必要的话，还需要对泡沫灭火器、(苯醋酸)的前身进行消毒，这样就会使生产线的环节大增，难以管理，这在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在对新的生产线建设计划进行选择的时候，就完善发酵工艺仪器的生产计划形成了一些设想。

    同时提请中国专家注意，必须研制出更为合理的发酵工艺来更好地获取青霉素，缩短流程，保证酸碱度环境的良性转变，但在发生酸化的情况下不必增加碱。根据已掌握的数据，发酵持续的过程为90—92个小时，在个别情况下少于90个小时，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在采用的工艺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增加了。在棉籽饼的主要环境中，在大的设备内生物合成青霉素的最长时间为70小时，此外，在这一环境中会产生少许泡沫，由于这些泡沫，混合的程度就更加充分。工厂的泡沫灭火器使用的主要是芝麻油和豆油，尽管认为今后需要转而使用其他更加有效的灭火手段。现有的生产流程内，在对营养液进行消毒工作的准备时会受到感染的警告，其中包括在120摄氏度的温度下对油进行30分钟的消毒是不够的，而在个别的情况下对生产环境和生产线进行的消毒是不够的。

    因此，提请中国管理部门注意，对进行消毒的工作指示和规程要作认真的研究，其中已经指出，对油的消毒增加到3—4个小时，由于油的传热性不够，可能会使油更加热，会增加使工艺失去效力的可能性。所作的另一项调查是关于搅拌和通风的问题，工厂现有的经验已得出结论：必须采用瓦利多夫型设备。排烟囱应被安置在带有各种搅拌机的200加仑和1500加仑的设备上。

    尽管1952年工厂的工作条件是不同的，对采用瓦利多夫型通风方法进行了相互比较，认为采用瓦利多夫装备是合理的，它可以节省20％的空气的消耗，搅拌使用的电力增加也不多，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改善青霉素生产的目的。用于搅拌所需的电力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被认为是值得的，因为在生物合成的过程中减少了空气耗费，缩短了生产过程。

    由于在没有瓦利多夫型装置的普通发酵期内进行搅拌存在重大的不足，认为应该寻找方法，通过安置排烟囱来改善搅拌工作，尽管这一装置不完全符合所提出的任务。

    在通风方面以及在大的整个设备内进行溶液搅拌方面，加强规章制度的工作仍然是不明确的。从所述的材料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在工厂生物合成青霉素的规章制度还没有被完全制定出来，但是这种状况不能妨碍必要的工艺生产规章的制定，相反，已经提请中国的行政部门注意，必须就生产的各阶段拟定技术文件，以便利用这些材料对新的建设项目进行设计。根据工厂在1952年现有的工作经验，在考虑到各种损失的情况下，在棉籽饼工艺的基础上得到培养液中每1升有1000单位的青霉素；这一数据可以被用来作为在材料中计算生产的最终的结果。用微生物的方法、用碘量滴定法、用在瓦特曼第1号过滤纸上进行色层分析法的方法完成了对青霉素的活性进行确定的分析。

    根据用过滤纸分析的方法得到的数据，联苯酰青霉素在培养液中的含量的总活性在60％—85％之间摇摆，也就是说，这保证了在培养液中青霉素含量的标准的技术指数。

    必须特别指出，定期多次添加苯醋酸——联苯酰青霉素的前身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们指出，必须使用机器生产出严格符合标准规格的装青霉素的小瓶，这可以使新的上海青霉素工厂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时候，实现分装过程的机械化以及对小瓶进行包装的机械化。

    在对上海青霉素生产的工艺图纸进行审视的时候，应当指出，现有的进行实验性生产的技术资料可作为设计新的建设项目的基础，因为可以认为，生产工艺中的主要内容已经清晰。关于原料的选择、结晶阶段设备的安装、在挑选国内不能生产的工艺设备及其辅助设备中的困难，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都不会成为实现对新的建设项目进行设计的障碍。制定技术方案时提出高度的要求，对个别设备的结构进行仔细的检查，根据设计图不间断地组织生产，所有这些，中国专家通过对不断加强的、现有的上海实验性生产的合理成分进行研究和设计，以自己的力量都可以完成。

    中国专家的主要困难是，缺乏对整套实验性生产进行正确组织的经验和设计工作的经验，但这一困难会被逐步克服；1952年下半年通过建立上海青霉素工厂建设筹备管理处再次完成了这些组织工作。

    1952年期间，上海青霉素工厂生产了400亿剂青霉素，卖出了20万小瓶的结晶青霉素，这些青霉素的质量与进口的最优质的青霉素的质量相当。这些成果可以被看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进行国产青霉素的道路上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就。国产青霉素加工的不足，在上海进行的实验性生产的规模不大，面对这种状况提出的首要任务是，利用现有的实验性生产经验以及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工人和干部，加快在该厂进行新的建设。

    扩大青霉素生产问题以及进行新的建设的任务。中国政府关于扩大上海青霉素生产的初步计划的基础是利用实验工厂的设备和生产场所，并提出了如下的增长要素。根据这一计划，打算从1950年5月至1952年的第一阶段安装2台机床，每台机床容量为750公升，每月生产1.2万瓶干燥的青霉素、每瓶20万个单位。预计从1952年2月至1954年2月的第二阶段再安装4台机床，每台机床的容量为5000公升，每月生产14万瓶干燥的青霉素。

    预计在1954年2月至1955年2月的第三阶段再增加4台机床，每台机床的容量为5000公升，至1954年底每月生产75万瓶青霉素，工厂年生产能力达到18000亿剂干燥的结晶青霉素。根据这一计划，所有的设备，主要是机床都应当在国内生产，因为提取青霉素的压缩工作以及安置在上海青霉素工厂的设备需要大量的进口材料。根据这一计划，在上海扩大青霉素生产的建设的总投资预计为600亿元，生产出商品1150亿元，或者500万美元。

    根据对上海青霉素生产工作进行的调查，中国政府关于扩大青霉素生产的初步计划是不充分的，因为现有的生产装备被视为已达到了其扩大生产的极限。实际上合理的生产计划是扩大生产不是达到900万瓶，而是该厂的年生产能力不少于2000万瓶。

    现有的实验性生产工厂不能被认为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计划的最佳生产场所，因此必须进行新的建设，使得扩大生产要不少于第一期建设产出的2倍或者3倍(定为2000万瓶)，或者生产4万亿单位干燥的青霉素。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卫生部的请求，在中国中央轻工业部行政机构的参与下制定了扩大青霉素生产的基本建设计划。

    鉴于中国目前的局势，要求加快第一批青霉素工厂的建设，以便停止进口，可以考虑在上海新建一座青霉素工厂，并利用现有的被华东医疗工业管理局长期租赁的前英国啤酒厂的建筑。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前啤酒厂的这些建筑完全适合作为青霉素工厂的生产场所。两栋多层大楼的有效面积不少于1万平方米，有两台蒸汽炉和一座变压站，能够保障工厂的电力供应，这就降低了厂房建设、装修的大量开支，而扩大用电业务的长期开支也会不大，也就是说，目前的情况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出技术方案，并选择技术设备，在18个月之内完成所有的生产组织工作。

    根据新的扩大方案，可以使其组织者花费最少的资金，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在1953—1954年的第一期建设中生产4万多亿剂青霉素，而且以后的生产还可以增加到12万亿剂青霉素。预计在上海进行的建设可以完成最初提出的关于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投入让国产青霉素保障国内需要的任务，这将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由于节省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还可用于进口青霉素这类药剂。

    在同中国专家一起研究了生产技术资料的时候，扩大上海青霉素工厂生产的新方案得到了赞同，随后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轻工业部的批准。他们承认如下的投资建设计划是比较合理的：

    1.在上海建立成套的青霉素生产体系，生产各类青霉素，其中主要应该是小瓶装的结晶青霉素。第一期建设预计在1954—1955年生产20万小瓶青霉素，每瓶2000毫克。

    2.上海将扩大现有工厂进行的青霉素实验性生产，按照工厂管理部门的最初计划，1954年逐步更换工厂的设备，以便生产链霉素，1953年组建一些新的车间，研究链霉素的试验性生产。

    3.在审议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方案的时候，建议在1953—1957年的五年计划中规定生产16万亿剂的青霉素和4000公斤的链霉素。由于缺乏国产的谷物提取物，预计在五年计划末期建造一座把谷物加工成淀粉和葡萄糖的工厂，以生产必要的谷物提取物，保证青霉素和链霉素的生产。

    在有可能利用苏联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五年计划提出的在中国组织新的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的任务，毫无疑问将会完成。

    目前在上海进行的青霉素的生产可以成为为新的建设培训干部的学校，该工厂的工人将能系统地完善技术生产，同时，他们积累的经验将会被利用起来，完成建设新的青霉素工厂的技术方案的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链霉素的生产方面，提出新的建设任务需要在苏联的援助下完成，因为中国在生产链霉素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1952年12月底，投资建设计划被附属于国家行政委员会的财经委员会批准，并准备在1953年进行投资和建设。事先决定向上海青霉素工厂第一期新的建设拨付必要的资金。单个的建设项目应该提出必要的财政预算文件和设计任务，并应当被总的五年计划批准。新的青霉素和链霉素工厂的建设地点尚未确定。把青霉素和链霉素的生产场所放在一起的可能性还没有提出来，因为缺乏生产链霉素的技术材料。

    中国在抗生素生产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问题。由于在中国进行国产的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金霉素的生产已经得到国家在发展医药生产领域的计划的认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进行科研工作，以便对这些药物的生产提供帮助。中国专家们在这些问题上面临的任务已经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有80多名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来自沈阳、北京、南京和上海。在全体会议上听取了轻工业部副部长、华东卫生局部长和中央药品管理部官员们的报告。会议分为三部分：关于化学问题、关于生物问题、关于医疗问题，会议审议了对青霉素、链霉素和氯霉素的生产和应用进行研究的问题。

    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制定总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对链霉素和金霉素进行研究。会议对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视，并制定了详细的建议，提交各部审议，也就抗生素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任务和课题计划向科学院院长提出了建议。

    为了以技术帮助来保证必要的建设，在组织生产的同时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对链霉素的生产问题进行研究，该委员会中有工厂工人、上海化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化学药物科研试验室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根据会议的总的计划，在各部门和研究所之间分配了任务，在研究的问题中首先是那些比较有前景的和有效的医疗抗生素制剂的问题。

    根据会议的决议，扩大了在上海青霉素工厂的研究工作，工厂的工人们对工作计划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对各问题进行研究的计划。为了扩大工厂链霉素生产的试验工作，组建了一个特别的实验室，来研究链霉素的生产。1952年11月就抗生素问题召开的会议取得的成果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它确定了各研究所、生产单位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之间的紧密联系。

    根据这一方向，在上海，来自如下机构的专家就抗生素问题展开了工作。上海轻工业部的科学研究所成立了发酵工艺实验室，研究获取柠檬酸和青霉素的技术问题。科学院上海分院做了大量的工作，生理生长研究所和植物学研究所被指定就金霉素问题开展研究。

    化学发酵科学实验室完成了在获取纯盐阶段对青霉素进行化学清洗的工作，并对抗生素的合成方法，其中包括对氯霉素的合成方法进行了研究。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以及轻工业部化学研究所应当成立一些新的小组，对医疗化学试剂进行研究，也就是对抗生素的化学合成进行研究，建议扩大早先已经完成的对单一的桔霉素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方向。

    在工作计划中特别关注在生产中推广青霉素和氯霉素的化学分析方法以及对其生产所进行监督。在沈阳，应当扩大对通过合成途径得到的氯霉素异构体混合剂的分离工作进行的研究。

    在北京医药科学研究所和生物研究所下设有两个不大的从事生物和化学抗生素研究的实验室，主要对青霉素和氯霉素进行研究。

    1952年中国各单位的科研工作局限于制定一些小规模的计划，事先进行研究，主要是对青霉素的研究，对氯霉素的研究少一些。共计有30名专家参与了这一工作。今后，当关于抗生素问题的决议实现之后，或许可以期待就各类生物问题和化学工艺问题作有计划的研究会得到发展，可以期待找到国内的原料，并完善获取青霉素、氯霉素、链霉素和橘霉素的工业方法。

    在上海会议上，中国专家了解了苏联报纸上发表的关于苏联在抗生素方面的研究，报告中提出，根据得到的苏联在最近5年出版的总的文献、根据卡什金在1952年出版的《抗生素及其实践应用》一书中对一些关于抗生素的医疗应用问题进行讨论，把伊姆舍涅茨基关于微生物变异性问题的文章翻译出来。

    会议的报告指出，对关于抗生素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研究只有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其中包括同医疗卫生事业和医药工业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会富有成效。

    中国专家通过医疗卫生部以公函的形式向苏联提出了在链霉素的生产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以及提供关于苏联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标准。在1953年1月医疗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对青霉素、链霉素进行微生物分析以及对中国生产的制剂，其中包括青霉素和链霉素、从国外进口的制剂质量进行生物检查的工作指示和方法。

    对进口的药物作分析是在贸易部设在天津的实验室内进行的以及设在北京的对药剂进行监督的实验室内进行的。

    正在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药典准备有关青霉素的词条。在医疗中广泛推广最新的药剂，其中包括青霉素和链霉素，它们的重要性在1952年12月于北京召开的全国医疗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医学工作者会议上得到了承认。

    在北京和上海的医药研究机构把对国产青霉素的医学评估纳入到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广泛的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在正确利用医疗部门和工业部门旧的专家方面，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此方面，了解苏联的科学经验和医疗体系并加以借鉴起到了重大作用。工厂厂长注意到了对工业中的科研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根据苏联专家在化学药物厂和医疗器械厂厂长会议上作的报告，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技术检查，并在工厂开设实验室。特别应指出的是，近来工厂的工程技术工人越来越注意通过研究先进的苏联工艺和苏联医疗工业经验来完善自己的生产技术。

    为了推进技术流程，完善技术资料，一些工厂制订了生产规章。为了医药化学工业企业和青霉素工厂培养大量的具有中等技术教育的高水平的专家，使其担任车间主任的助手、技师和段长，通过对现有的一所普通的药学校进行改造，在华东的上海组建了一所新的技术学校。根据教育部和文化部的决议，在制定这所新技校的教学计划中，需要有统一的组织结构和专业知识的培训。该技校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还为上海新的、进行青霉素试验性生产的工厂以及新的建设项目培养业务干部。

    应当指出，事先进行的一些研究，确定国内生产青霉素的原料、物资和设备，可以使上海的专家小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今后在上海投产新的青霉素生产的保障问题。其中包括，在29种原料中有19种需要进口，但是通过对在上海相近的一些生产进行的研究，有可能把进口的原料缩减到1—2种。这就使得设计时能够更加准确地确定新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指数。

    结论。

    1.目前上海青霉素工厂的状况使得可以利用实验性生产的经验，用于在上海进行新的计划和建设，把以前拆除的啤酒厂的建筑作为生产场所。第一期计划的生产能力是在1954年生产出4万亿剂青霉素。制定出上述建设的规划和设计任务，在1953年上半年将制定出新的建设技术方案。在上海医疗卫生事业管理局下，设专业的设计小组以及上海青霉素工厂建设筹备管理处。

    2.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生素生产进行的研究任务和课题要事先确定。扩大在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实验性工作，组建试验生产链霉素的车间。制定出在棉花中合成青霉素的最优程序。绘制生产青霉素的工艺图纸。

    3.专家在出差的工作总结中可以指出，在青霉素生产方面，中国政府正确地解决了准备时期的主要任务。所获得的组织青霉素生产的经验可以使得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利用国内的原料、物资和设备完成上海青霉素工厂的设计。在所需设备中必须进口提取青霉素的设备，其中包括分离器或者离心机，其余的技术设备可以在国内生产。由于在所需原料中无法获得乳糖以满足青霉素的生产，故而在生产的最初几年，3/4至1/2的乳糖将需要进口。

    有必要进口用来检验和测量青霉素生产的设备。

    对局势和现有状况进行仔细考虑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领导人认为，可以利用苏联的技术援助，无论是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的工艺设计方面，还是在组织建设问题方面(通过向中国供应其所缺乏的工艺设备和物资)，来完成大量建设新的青霉素和链霉素工厂的新阶段的任务。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是进行新的生产建设，特别是链霉素的生产，在此方面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根据提出的五年计划发展医疗工业的任务正确地组织所有的设计工作和建设工作。

    化学副教授、全苏抗生素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Г.М.瓦西里耶夫

    1953年3月7日

    РГАНТД，ф.279，оп.5 1，д.10，л.2-22，29-43

    №12245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提交的备要报告：联合国与朝鲜问题(1953年3月14日)

    机密

    第22号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关于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备要报告 [73]

    一、美国侵略朝鲜开始前的朝鲜问题

    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签署了开罗宣言，其中指出，三国“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朝鲜应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国家”。这一宣言1945年7月26日被上述三国波茨坦公告所肯定。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加入波茨坦公告。

    粉碎日本之后，根据盟军总司令的一号命令，苏联统帅部在朝鲜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领土上接受了日军的投降，美国统帅部在其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领土上接受了日军的投降。这样在朝鲜形成了两个军事责任区：北朝鲜——占全国57％的领土面积，人口约1100万；南朝鲜——占全国43％的领土面积，人口1700万。

    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通过了成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决定，而为了促使这一政府的成立，决定由苏美驻朝部队指挥部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被授权在有临时政府参加和吸收朝鲜各民主组织的情况下制定四国——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对朝鲜的5年托管条件。

    由于驻朝美军指挥部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同朝鲜民主组织协商，朝鲜临时民主政府未能成立。同时莫斯科会议关于制定四国托管条件的决定也未能实施。

    在破坏了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之后，美国政府企图将整个朝鲜隶属于自己，于是于1947年9月把朝鲜问题提交第二届联大会议讨论。根据美国的提案，在联大会议上，英美多数国家建议朝鲜在1948年3月31日之前举行“国民会议”选举，以便由“国民会议”成立“朝鲜国民政府”。为了实施这一建议，联大成立了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包括乌克兰在内共9个成员，该委员会被赋予在整个朝鲜领土上通行的权利。该建议的目的是在朝鲜成立隶属于美国的傀儡政府。

    在上述联大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反对联大讨论朝鲜问题，因为该问题是战后调节问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7条不属于联大组织讨论的范围。在联大终于通过讨论朝鲜问题的决定后，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关于美国和苏联部队于1948年初同时撤出朝鲜”和“给朝鲜人民提供自己成立朝鲜民族政府的可能性”的提案。苏联的这一提案遭到了拒绝。苏联关于邀请北朝鲜和南朝鲜代表参加朝鲜问题讨论的提案也遭到拒绝。因此，苏联代表团没有参加美国关于朝鲜问题决议草案的表决。乌克兰拒绝参加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

    1948年5月10日，南朝鲜在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了所谓的“国民会议”选举。无论是北朝鲜还是南朝鲜的民主人士都拒绝同委员会合作，没有参加选举。在汉城召开的“国民会议”于1948年12月宣布成立“大韩民国”。

    1948年8月，拥有各阶层代表的朝鲜统一民主阵线在北、南朝鲜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选举。在北朝鲜，参加这次选举的选民占99.98％，在南朝鲜占77.52％。1948年9月成立了最高人民会议，它宣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高人民会议呼吁美苏政府从朝鲜撤出它们的军队。苏联政府声明它同意满足这一请求并下令在1949年1月1日前从朝鲜撤出苏联军队。1948年10月，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美军于1949年6月底撤出了朝鲜。

    在1948年和1949年召开的第三届和第四届联大会议上，由于在讨论朝鲜问题时英美占多数，朝鲜委员会的行动得到“赞许”，并被授权为了“朝鲜的统一”而“加紧”活动，对朝鲜整个事态进程进行监督。

    在上述两次联大会议上，苏联提议取消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因为它的活动违反联合国原则，妨碍南北朝鲜的统一事业。

    1950年6月19日，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应朝鲜祖国统一民主阵线中央全会请求，决定呼吁南朝鲜“国民会议”，建议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南朝鲜“国民会议”合并为统一的全朝立法机关以使朝鲜统一。该立法机关应通过宪法，建立统一的朝鲜共和国政府。然后在新宪法的基础上举行全朝鲜立法机关选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声明，它准备派代表团去汉城或接待南朝鲜“国民会议”代表团来平壤。

    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和在其领导下准备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施进攻的南朝鲜政府拒绝了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建议。

    二、安理会对朝鲜问题的讨论(1950年下半年)

    1950年6月25日，即南朝鲜军队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天，应美国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破坏和平并呼吁它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把军队撤到三八线以外。因为拒绝了苏联关于驱逐国民党代表退出联合国和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提议，苏联当时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1950年6月27日早晨，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进入朝鲜，参与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当天安理会通过决议，建议联合国成员国给李承晚政府提供“击退武装进攻所必要的援助”。

    为此，苏联政府于1950年6月29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安理会6月27日决议没有法律效力，因为该决议是在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苏联和中国缺席情况下通过的。

    1950年6月27日美国呼吁苏联政府，请它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从南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6月29日苏联政府给予答复，指出朝鲜发生的事件伴随着南朝鲜军队对北朝鲜边境地区的侵犯，所以这些事件的责任应由南朝鲜政权和支持它的人来负。苏联政府在答复中还指出，它奉行不允许外国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

    1950年7月4日，美国政府借口安理会6月27日决议，通知苏联政府说要对朝鲜海岸实施海上封锁。苏联政府在对这一通知的答复中向美国政府声明，上述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对朝鲜采取任何措施，其中包括实施海上封锁的合法依据”。苏联政府还认为封锁朝鲜是新的侵略行为。

    1950年7月7日，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提议，安理会通过了给联合国成员国的建议书——建议它们出兵朝鲜以反对朝鲜人民，这些军队交由美国任命的“联合司令部”指挥。建议美国政府任命这些军队的总司令。授予联合司令部在进行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的行动时有使用联合国旗帜的权利。苏联政府在答复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这一决议的通知时声明，这一决议作为预谋的产物，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粗暴践踏，它的目的是“利用联合国旗帜掩盖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对朝鲜人民的直接侵略”。

    1950年7月13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请求斯大林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以便在安理会范围里或其以外，“通过非正式接触，由苏联、美国和中国，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帮助或合作下找到停止冲突和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1950年7月15日斯大林复信尼赫鲁，欢迎他的和平倡议，完全赞成他“通过安理会——必须有5国代表，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政府代表参加——调解朝鲜问题的观点”。

    美国政府拒绝了尼赫鲁和平调解朝鲜冲突的建议。

    1950年7月底，苏联政府通过决定：从8月1日起苏联政府重新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因为这时轮到苏联担任安理会主席。

    已指示苏联代表把“和平调解朝鲜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苏联代表于1950年8月4日提出了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同时提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苏联代表还提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和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后来，8月8日，苏联代表还把下述提案提交安理会讨论：希望安理会建议美国政府停止及以后不再派飞机和用其他方法轰炸城市、居民点及从空中扫射朝鲜和平居民。

    苏联关于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提案和关于停止野蛮轰炸朝鲜城市和居民点的提案被安理会否定。

    1950年9月联大会议开始工作。会议议事日程中列入了“朝鲜独立问题”。第一委员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苏联代表提议邀请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讨论。这一建议遭到美英集团的否定。委员会接受了国民党分子提出的只邀请李承晚政府代表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还提议解散非法机构——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还呼吁大会建议美国政府停止用飞机和其他手段轰炸城市和居民点以及从空中轰炸朝鲜和平居民。此外，苏联还把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恢复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在这一决议草案中建议交战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建议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从朝鲜撤走自己的军队，建议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全朝鲜选举，联合国监督委员会里应有朝鲜邻国的代表(未列举这些国家的名称)。

    苏联的提案被联合国大会否定。

    与此同时，大会于1950年10月7日通过决议，其中建议采取“相应步骤以保障整个朝鲜的稳定形势”。大会以此批准了“联合国军”对整个朝鲜领土的占领。在这一决议的掩护下，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挺进，直抵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

    1950年10月7日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还规定成立联合国朝鲜统一和恢复委员会，其组成有澳大利亚、荷兰、巴基斯坦、泰国、土耳其、芬兰和智利，想以此取代在这以前存在的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

    美国部队前出到中国边境引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1950年11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作为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向安理会呈递报告，其中称，“联合国军遇到了新的敌人”，“已同中共部队交火……”按照美国的要求，安理会议程上加上了“对侵略大韩民国的控诉问题”。苏联提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与讨论朝鲜问题，但未被通过。安理会决定只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与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中国政府拒绝参加这一报告的讨论。

    1950年11月10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把决议草案提交安理会讨论，其中指出，“中共部队已展开行动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建议“所有国家和当局，尤其是对上述行动负责的国家和当局，应拒绝援助或鼓励北朝鲜当局，不给自己的公民、某些人士或军队提供援助北朝鲜军队的机会……”1950年11月30日，安理会否定了这一决议草案，因为苏联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三、在五届联大会议上的朝鲜问题

    在苏联代表恢复参加安理会工作之后，美国已不能利用安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它把朝鲜问题提到了联合国大会。

    1950年12月6日，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代表团的坚持下，联大议程上列入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武装干涉朝鲜的问题”。美国、英国、法国、古巴、挪威和厄瓜多尔的代表在第一委员会提出了1950年11月10日在安理会上提出的决议草案。该草案陈述部分的一句话“中共部队已展开行动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军队正实施军事行动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

    苏联代表团反对这一决议草案，并于1950年12月9日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呼吁注意美军和参与侵略战争的其他国家的军队继续武装干涉朝鲜给和平和人民安全所带来的严重威胁，为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苏联建议：“1.立即从朝鲜撤走一切外国军队；2.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

    第一委员会没有讨论苏联的提案。

    1950年12月12日，印度代表劳以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名义提出了两个决议草案。在第一个草案里建议成立以大会主席安迪让(伊朗)为首的三人小组，并责成该小组准备提案，以便为“能达成朝鲜停战协定确立基本原则”。第二个草案建议由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并授权该委员会起草“和平解决所发生问题的建议”。1950年12月14日大会通过了成立“三人小组”的提案。苏联代表团投票反对。除安迪让外，“三人小组”里还有劳和皮尔逊 [74] 。

    “三人小组”请麦克阿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朝鲜停战的条件。1951年1月11日“三人小组”向第一委员会提出了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是：(1)“立即保证停火”；(2)“利用停火之机，继续讨论下一步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步骤”；(3)所有非朝鲜军队逐步撤离朝鲜，并按照联合国的原则采取措施，“让朝鲜人民可以在自己未来政府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志”；(4)在完成这些措施之前，采取必要的保障朝鲜“行政管理的措施以维护那里的和平和安全”；(5)在签订停火协定之后，联合国大会应立即成立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组成的机构，其目的是使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代表席位问题获得调解。这些原则于1951年1月13日得到了第一委员会的赞许。同时，该委员会根据挪威提议通过了决议，其中委托第一委员会主席把上述原则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知，它是否讨论这些原则中所包括的作为远东问题调解基础的提议。

    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作了答复，指出为了真正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其他涉及亚洲的重要问题，必须：

    “(一)为尽快停止朝鲜战争，有关国家的谈判应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朝鲜内部事务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之协定的基础上进行。

    (二)谈判日程应包括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问题以及其他涉及远东的问题。

    (三)参加谈判的应是7个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应在这次七国会议上确定之。”

    苏联代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提案。

    1951年1月20日，在第一委员会上美国代表提出了决议草案，其中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同时呼吁所有国家和当局给予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以可能的援助，拒绝“给朝鲜侵略者以任何援助”；还建议责成该委员会采取集体措施，“紧急讨论击退侵略的补充措施并向大会报告这些情况”。

    1951年1月22日，在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印度代表劳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自己1月17日的通报作了如下说明：

    “(一)假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原则得以通过并付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则承诺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

    (二)至于朝鲜战争结束和和平调解朝鲜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分两步走：首先，为了使谈判能够进行下去，可在第一次七国会议上先就暂时停火达成协议。

    第二步，为了朝鲜战争彻底停止和东亚和平有保证，所有停战条件讨论应考虑政治问题，应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必要措施；关于由朝鲜人民自己调解朝鲜内部问题的必要步骤和措施给朝鲜人民的提议；按照开罗和波茨坦宣言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自己的军队；涉及远东的其他问题。

    (三)应保证彻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2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于1951年1月24日提出了新的决议草案，其中建议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和埃及的代表尽快会晤，以便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它对第一委员会1951年1月13日关于朝鲜问题五项调解原则决议答复的解释。

    “十二国提案”于1951年1月30日被第一委员会否定。当天，委员会通过了美国1951年1月20日提出的关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未经讨论批准了这个决议草案。

    在大会1951年2月1日通过的决议中，除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措施外，还规定成立由美、英、法、澳、比利时、缅甸、巴西、委内瑞拉、埃及、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菲律宾和南斯拉夫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受命紧急讨论下一步措施问题。缅甸和南斯拉夫拒绝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在1951年3月8日的会议上，以前未冠名称的委员会决定自称“补充措施委员会”。

    1951年5月3日，“补充措施委员会”决定把经济制裁问题“作为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可能措施的第一条”。

    1951年5月9日，美国代表向“补充措施委员会”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武器、弹药、石油等禁运的决议草案。1951年5月14日，委员会赞同美国提出的草案并把它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在第一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苏联代表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7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的问题属于安理会的特别职能，按照宪章第二条第二款，大会无权对这一问题做出决定。因此，苏联代表说，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

    第一委员会通过了“补充措施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1951年5月18日，该决议草案得到大会全会的赞同，苏联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

    1951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在非法通过这一可耻的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之后，联合国大会这一新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破坏，是对安理会职权的侵犯，是蓄意扩大侵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还指出，这一决议的通过充分证明，“联合国已完全变成了侵略战争的工具，正在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服务”。

    四、朝鲜停战谈判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秘书处组织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发表讲话时，在指出联合国通过了非法决定、事后批准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之后，声明如下：

    “苏联人民相信，即使在现在朝鲜军事冲突的时刻，也可以调解最尖锐的问题。对此需要各方做好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准备。苏联人民相信，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停火谈判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的谈判。”

    1951年7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拜见了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请他对马立克发言中的上述引文做出解释。葛罗米柯同志回答说，谈判应在以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司令部代表为一方和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统帅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为另一方之间进行。葛罗米柯同志说，谈判应只涉及军事问题，其中包括停火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苏联政府，葛罗米柯同志说，强调的只是签订停战协定，在苏联代表马立克同志的声明中没有规定任何和平调解的其他步骤。但是，葛罗米柯同志补充说，朝鲜交战双方的事情决定着必须采取哪些措施以调解政治和领土问题(1951年6月29日给联合国秘书处的信)。

    1951年6月29日，驻朝美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发表广播讲话，建议在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停火谈判。1951年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将军，表示同意与其会晤并进行“和平停战谈判”，建议谈判在开城地区三八线上举行。1951年7月4日美国人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会议直到1951年7月10日才开始进行。

    前10次会议讨论谈判议事日程。1951年7月26日，通过了以下谈判日程：

    “(一)通过谈判议程。

    (二)为建立非军事区确立双方军事分界线，以此作为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制定实现朝鲜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确定停战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编成、权力和职能。

    (四)关于战俘问题。

    (五)给双方有关政府的建议。”

    从1951年8月10日开始，按照上述议程举行了谈判，除战俘遣返问题外，达成了停战协定的所有条件。

    所达成的停战条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一)军事分界线沿停战协定生效之日双方部队对峙线，即沿“为了建立非军事区双方部队各后撤两公里”的正面前沿划分(停战协定草案第1条)。

    (二)军事行动应在停战协定签字12小时后停止(草案第12条)。

    (三)应成立停战军事委员会，由10名资深军官组成，其中5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另外5名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命(第19条)。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遵守情况，包括监督战俘遣返委员会的工作，通过谈判调解可能出现的对协定的违反问题(第24、25条)。

    (四)应成立停战协定中立国家监督委员会，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的瑞典和瑞士的代表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任命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第36、37条)。

    该委员会可成立由这些国家代表构成的监察小组(第40条)。

    中立国家委员会应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履行监督职能(第41条)。

    中立国家监察小组分别驻在北朝鲜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和南朝鲜的仁川、大邱、釜山、光州、群山。

    (五)双方司令员应“建议双方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和生效3个月期间里召开双方最高政治会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第60条)。

    1951年12月18日，美军司令部向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代表递交了美军俘获的132474名俘虏名单。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向美国人递交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的11559名战俘名单，其中包括3198名美军俘虏。美方指出，截至1951年12月18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的美军士兵至少有11000人。

    正如艾奇逊在1952年10月24日联大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声明的，美军司令部手里有17万名俘虏。这些俘虏中，似乎愿意被遣返的只有8.3万人。其余的或是当地居民(37000)，或似乎反对遣返。

    在和平谈判中美国代表声明，只能遣返那些同意遣返的战俘。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坚决反对关于滞留一部分战俘的说法，坚决要求遣返所有战俘。

    1952年6月9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致信美军司令克拉克将军，要求“双方所俘获的所有外国武装人员——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战员都应遣返；双方所俘获的朝鲜军人——南朝鲜军人和北朝鲜军人，其出生地在敌对一方的应该遣返，其出生地在擒获其一方的，应允许直接返回故里，无需遣返”。

    美国人反对这一建议。同时，他们加强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平居民点与和平企业的空袭，想以此恫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居民，迫使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同意美军滞留大部分被美军俘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以便将来利用他们反对北朝鲜和中国。

    1952年9月28日在板门店会议上美国代表提出了以下3点选择性提议：

    (一)每一方手中的战俘，在非军事区商定地点验明身份之后都将被认为是“已遣返人员”。任何一名战俘，只要在验明身份时表示愿回到抓获他的一方的领土上去，都应该允许这样做，应该给他保证必要的交通工具。

    所有战俘都应恢复公民生活，再不允许他们参加朝鲜的战斗行动。

    验明身份，或由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或由有关国家红十字会组织的代表，或由联合军事小组的代表，或由这些组织组成某种联合组织实施。

    (二)所有表示愿意遣返的战俘应尽快遣返。那些反对遣返的，应少量分批把他们送到非军事区，解除各方的军事监督。

    然后由双方同意选择的国家的代表或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的代表同他们进行谈话，之后允许这些战俘去他们选择的一方的领土。

    如果同意，该程序可由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或有关国家红十字会组织的代表，或联合军事小组的代表，或由这些组织组成的联合组织实施。

    (三)愿意遣返的战俘应尽快遣返。那些愿意留在抓获他们一方的战俘应分批把他们送到非军事区，并解除任何军事管制。然后允许他们去他们所选择的一方的领土，无需任何谈话、调查和审核。

    这件事可在红十字会或联合军事小组监督下实施。

    在1952年10月8日的会议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代表南日将军声明，美国1952年9月28日的提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它是美国人以前强行扣留战俘要求的翻版，它完全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和双方所有战俘遣返的原则。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哈里逊将军以最后通牒方式声明中止停战谈判，直到通过美国提案时为止，说完就离开了会场。

    当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新闻发布会上声明，说停战谈判不应认为已经终止，它只是拖延一段时间，并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

    五、在第六、第七届联大上的朝鲜问题

    在第六届联大会议上，朝鲜问题被列入议事日程，但实际并未讨论。美英多数借口联大讨论朝鲜问题会妨碍平壤谈判和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故通过了第六次会议不讨论朝鲜问题的决定，呼吁在安理会收到“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消息之后立即召开联大特别会议。

    苏联代表团坚持在六届联大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以便促使朝鲜停战。

    在1952年10月14日开幕的第七届联大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苏联代表团建议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会议参与朝鲜问题讨论。这一建议未被通过。

    1952年10月24日艾奇逊在会议上发言，他以美国的观点回顾了朝鲜问题，坚持战俘“自愿遣返”的原则。在这次会议上，以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18个国家的名义提出了联大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指出，“赞同联合国‘代表’，即美国代表为签署公正的体面的朝鲜停战协定所作的努力”。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美国关于“自愿遣返”战俘的提案。

    在1952年10月29日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同志发言，陈述了朝鲜问题的历史，揭露了美国在朝鲜的侵略。他指出，美国坚持所谓的战俘自愿遣返，粗暴地违反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尤其是公约的第118条和第119条。维辛斯基把这一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其中建议成立“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吸收当事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没有参与朝鲜战争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应“采取调解朝鲜问题的措施，指导思想是在该委员会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实现朝鲜统一”。

    1952年11月3日，墨西哥代表团把一项战俘问题决议草案提交第一委员会讨论。该草案建议根据以下原则遣返战俘：

    (一)对于“自愿表示要回自己出生地国家”的战俘，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应立即遣返。

    (二)其余的战俘遣往愿在自己领土上接收这些战俘的国家。如果战俘愿意，也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就给他们提供这种遣返的机会。

    在1952年11月3日委员会会议上，秘鲁代表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提议“成立五成员委员会，其中每一方都有1名代表。联合国大会任命2名代表，并呼吁一个未加入联合国的中立国家(指瑞士)给予合作，参加并主持该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立即投入遣返战俘的工作，同时要考虑战俘自己的意愿。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中立区受委员会保护”。委员会应尽快向联合国提出“彻底解决它保护之下的战俘命运的妥善措施，注意在愿意接收这些战俘的国家安置他们或在主管国家同意后在托管领土安置他们”。

    1952年11月10日，苏联代表团对它1952年10月29日提出的决议草案提出了补充。补充里规定，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应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

    在第一委员会辩论朝鲜问题时，美国和美英集团其他国家的报纸上围绕印度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议论纷纷。这似乎表明，英美之间出现了分歧，因为英国赞成印度的提案，而美国反对。1952年11月17日，印度提出了只涉及部分朝鲜问题即战俘问题的决议草案。

    印度的提案建议成立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代表组成的朝鲜战俘遣返委员会，将所有战俘交这一委员会管辖。在按照民族和居住地对他们进行分类后给他们提供回国的权利。在90天期限里还未归国的战俘问题，交政治会议讨论——该会议按照和平协议草案第60条 [75] 召开。印度的决议草案还规定，遣返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要根据相互协商的原则进行任命调停人的谈判。如果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后3个星期时间里还未达成任命调停人的协议，这个问题则提交联合国大会”。在遣返委员会里，一切问题都根据简单多数决定。“如果形不成多数，调停人则有决定权……”

    这样，印度建议交换的仅是那些“自愿”表示想回故里的战俘，实际上这是在重复美国的立场。遣返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归结为调停，就像作为朝鲜交战一方的联合国本身那种调停一样。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印度草案中只字未提。

    美国代表急忙声明他们支持印度的方案。英国代表艾登在1952年11月20日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欢迎印度的提案，把它看成是走出朝鲜僵局的“建设性一步”。

    1952年11月23日，苏联代表团提出给讨论过的苏联代表团决议草案(作为第1条)补充以下内容：“建议朝鲜交战双方立即全面停火，即根据交战双方已经达成的停战协定草案停止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全部遣返战俘问题交苏联决议草案中规定的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解决，在那里，问题将由2/3以上的委员会成员决定。”

    维辛斯基同志在1952年11月24日发言时指出，印度的决议草案同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相矛盾，没有提及必须立即停止朝鲜的流血冲突。维辛斯基同志呼吁通过苏联的决议草案，其中呼吁在朝鲜立即停火。

    1952年11月26日，根据伊朗代表的提议，第一委员会决定首先讨论印度的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对印度的草案提出了修改，这些修改包含了苏联关于朝鲜问题决议草案的原则。

    1952年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在第七届联大会议上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完全符合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利益，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1952年11月2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也发表声明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苏联的提案“最公正，它旨在尽快结束朝鲜战争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因此完全支持这一提案……”

    1952年12月1日，第一委员会通过了丹麦代表团提出的对印度决议草案的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如果在30天时间里战俘问题在政治会议上得不到解决(印度草案规定的期限为60天 [76] )，该问题转交联合国解决。当天，第一委员会通过了按照丹麦修正案修改过的印度决议草案。

    1952年12月2日第一委员会否决了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

    委员会至此结束了对朝鲜问题的讨论。决定：在大会主席向委员会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印度提案的决议的答复之后，委员会再讨论这一问题。

    1952年12月3日，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印度决议草案以54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被通过。

    苏联的决议草案以41票反对，5票赞成，12票弃权被否决。

    1952年12月5日，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皮尔逊(加拿大人)把大会通过的决议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12月14日，周恩来致电皮尔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这一决议不能保证“协定的公正和合理的基本原则”，“接受这一决议——这将意味着在美国粗暴的武力面前投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议联大废除这一非法提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板门店谈判，在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的基础上，作为第一步先完全停火，然后把所有战俘的遣返问题交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调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也致电皮尔逊，要求废除联大1952年12月3日通过的决议，“应根据苏联的提案讨论和通过朝鲜立即停火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需的措施……”

    1952年12月20日，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皮尔逊向大会提交报告，其中包括简短序言、皮尔逊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长的电报和附件——大会1952年12月3日通过的朝鲜问题决议以及上述中国和北朝鲜外长的答复。

    这一报告以及联合国朝鲜统一和恢复委员会对六届和七届联大会议的报告和所谓的联合国朝鲜恢复总代表的报告，在1953年2月24日开幕的七届联大第二次会议上得到了讨论。

    苏联代表团提议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但遭到美英集团的拒绝。

    美国代表洛奇于2月25日在第一委员会上讲话诬蔑苏联，“苏联为扩大朝鲜战争走得很远了……”，“苏联政府可以停止战争，当它想停的时候”。

    1953年3月2日，维辛斯基在第一委员会上发言回击洛奇，指出，苏联任何时候也不隐瞒，它根据1945年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给自己的盟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过、现在也在提供武器。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于苏联同它没有友好和互助条约，苏联没有义务向它出售武器，也没有出售，如果不考虑1948年苏联从朝鲜撤军时给其留下了苏军多余的武器。维辛斯基指出，苏联主张立即全面停止朝鲜战争，坚持自己在七届联大第一次会议上所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他驳斥了美国代表洛奇的谎言，似乎苏联对朝鲜战争的延续感兴趣。

    1953年3月5日，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菲律宾、丹麦和泰国的代表团提出决议草案，其中大会满意地指出联合国朝鲜恢复总代表的活动，“请求承诺对联合国恢复朝鲜承担费用的政府尽快履行这一义务”。

    草案里没谈停止朝鲜战争的愿望，也没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大主席的信和1952年12月3日的联大决议复件的答复。

    1953年3月9日，第一委员会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苏联关于取缔联合国朝鲜统一和恢复委员会的提案被否决。1953年3月11日，第一委员会赞同的决议草案由联大全体会议通过。苏联代表团投了反对票。七届联大二次会议对朝鲜问题的讨论表明，美国不打算立即让联合国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定决议。

    在讨论波兰代表团提出的关于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和加强和平和各国人民合作的决议草案时，七届联大会议将回到朝鲜问题上来。第一部分涉及朝鲜问题的该决议草案规定迅速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按照国际规则使所有战俘回到祖国，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按照由朝鲜人民实现朝鲜统一的精神对朝鲜问题进行和平调解。

    备注：文件(见清单) [77]

    В.帕夫洛夫

    В.特鲁哈诺夫斯基

    А.罗申

    1953年3月14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39—2062页

    №0057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和信函(1953年3月19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一、批准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同志和金日成同志的信函(附件一)。

    此信通过周恩来同志 [78] 和库兹涅佐夫同志 [79] 转交毛泽东同志，通过马立克同志寄给金日成同志，立即发往平壤。

    二、批准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附件二)。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马林科夫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波马兹涅夫

    附件一：

    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

    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

    无需详细谈论侵略者在朝鲜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在全世界诚实人们的心目中，英美侵略集团在朝鲜的作为，越来越暴露出这个集团特别是美国侵略势力，是一种推行准备新的战争并企图扩大战争的政策的国际因素，其目的只是强迫人民服从他们的帝国主义侵略意志，即妄图建立起对全球的统治，并迫使人民屈服于这些帝国主义者的目的。

    苏联政府认为，对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情况应该如以往那样予以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

    鉴于以上所述，并考虑到最近时期有关朝鲜战争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急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即：

    一、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

    二、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

    三、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

    四、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

    五、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我们认为对以上所述需要作下面几点说明：

    第一，对克拉克将军的答复。我们认为，在金日成和彭德怀致克拉克将军的复函中，应表明完全同意克拉克将军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指出这里考虑的是按照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

    在给克拉克的答复中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

    建议由双方联络官确定上述谈判的日期。

    在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09条规定：“对任何一个伤病战俘的遣返，都不能违背他在战争期间的意愿。”在进行的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过程中，应力求获得美军司令部的如下保证，即对上述战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强制手段阻拦他们返回祖国。

    还应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的代表们组成委员会，促使伤病战俘返回祖国。

    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为此应运用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特别是这一条的第二段，其中规定缔结“有关遣返或在中立国扣留已长期被俘的健康战俘的协议”。

    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

    对这些战俘应像金日成和彭德怀1952年10月16日给克拉克将军的信中建议的那样，按民族和居住地分类。

    战俘分类后，立即获得返回自己祖国的权利，这样使有关各方便于协助。

    第二，关于北京声明。此声明应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讨论了克拉克将军提出的问题，两国政府同样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命令自己的代表，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开始与克拉克将军谈判，考虑按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考虑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声明应指出，在开城和板门店的双边谈判过程中，已经就战俘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达成了协议。

    例如，就停止军事行动达成了协议：双方武装力量司令员发出命令，命令其属下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所有部队和人员，停止在朝鲜的各种军事行动，命令将于停战协议签字12小时后生效，并保证该命令得到执行。

    还对停战的下述重要条件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建立军事分界线：该分界线应沿停战生效时作战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即前线)划分。“为组成非军事区，双方部队从分界线向后撤退两公里”(停战协议草案第1条)。

    (二)关于成立由10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停战军事委员会，其中5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5名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命(第19条)。

    该委员会应监督停战协议遵守情况，包括监督战俘遣返委员会的工作和通过谈判解决破坏停战协议的问题(第24条和第25条)。

    (三)关于建立中立国停战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经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的瑞典与瑞士代表，和经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任命的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第36条和第37条)。

    该委员会可建立由上述四国代表组成的观察小组。

    中立国观察小组将分驻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和新安州(以上属北朝鲜)；仁川、大邱、釜山、光州和群山(以上属南朝鲜)。

    此外还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司令员应“建议双方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和生效3个月期间里召开双方最高政治会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第60条)。

    还在协议草稿有关战俘(除遣返战俘问题外)的许多条款上取得了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自己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政策，力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全力以赴争取立即停止战争，主张全面解决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从自己一方采取措施，消除这个问题中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目前是缔结停火和停战协议的唯一障碍。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立刻遣返全部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将其余的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保证公正地解决他们的遣送问题。

    在北京的声明中还应谈到以下内容：

    我们迈向结束朝鲜战争的新的一步，也应有助于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国际问题的积极解决，首先应有助于恢复中国和朝鲜在联合国中的权利。

    第三，关于平壤声明。我们以为，在金日成同志的这一声明中应该指出，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声明，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商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论对北京声明中关于政治形势的评价，还是对其中的具体结论和建议都完全赞同。这里不仅要强调完全支持，还要着重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声明的合理性。

    第四，关于莫斯科声明。我们认为苏联外交部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是恰当的，它应紧随北京和平壤的表态之后。我们认为莫斯科声明含义在于，在全世界面前强调苏、中、朝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团结和行动一致。

    第五，关于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苏联代表团。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应按上述对待朝鲜战争的政策计划行事。因此，只要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波兰的“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就必定对此草案涉及朝鲜部分提出相应的修改，并提出苏联代表团和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必要的表态。

    第六，补充意见。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满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

    附件二：

    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

    一、责成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同志)在即将进行的讨论波兰代表团有关朝鲜问题的提议时，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的建议和声明。

    苏联代表应陈明苏联对待交换战俘问题的立场，这种立场完全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要求遣返全部战俘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然后应指出以下一点：苏联曾不止一次建议而且仍然主张在朝交战双方立即和全面停止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

    按照苏联的倡议，1951年7月开始了交战双方关于在朝停火和停战的开城谈判。这些谈判使双方就遣返战俘以外的所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苏联仍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公正的，而且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行为的准则，也符合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款。

    关于交换战俘的问题是在朝作战双方谈判中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准备从自己一方采取措施以解决这一问题，以便消除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道路上最后一个障碍。

    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光明磊落的倡议。苏联热情支持恢复朝鲜谈判的建议，以求达成有关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以及有关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解决停止朝鲜战争和签订和约的协议。

    二、责成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对有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波兰决议草案，作如下涉及朝鲜问题的修改：删去原提案中的第二条(关于让所有的战俘返回祖国)，代之以下文字：“二、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力消除妨碍朝鲜战争结束的障碍。”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60-71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54-65

    №12280 索科洛夫致维诺库罗夫电：关于反登陆防御给志愿军司令部的建议(1953年3月21日)

    没有副本

    致И.К.维诺库罗夫同志 [80] ：

    对第14号(文件)的答复。

    关于组织反登陆防御可以向中国志愿军司令部建议以下原则：

    ——部队反登陆防御的任务是防止敌之登陆部队和空降兵在沿海地区登陆。在敌人登陆的情况下，防守部队应在岸边将其消灭之，不让其有可能站稳脚跟和利用后续登陆梯队以发展其登陆。

    ——组织反登陆防御的部队应集中主要兵力固守敌人易于登陆的海岸地段和敌人登陆后易于向重要目标方向和陆上主要防御部队集团后方运动的海岸地段。

    ——组织防御必须依据详细的海岸形势分析：在易于登陆的地段设防应根据正常正面防御的原则，在不易于登陆的地段设防应根据宽大正面防御的原则。在难以登陆的地段组织警戒和观察。通常，主要防御地段的前沿选在水线上。

    ——步兵部队应牢固把守沿岸地区防守阵地。其火力武器应配置在正面的纵深，火力交叉和斜射配置，无论是前沿还是纵深。要特别注意建立各种密集火力以消灭登陆器具。

    ——在反击登陆之敌时，使用各种火炮直接射击以及使用坦克和自行火炮具有重要的意义。炮兵打击登陆之敌的最好时机是敌换乘登陆器具和乘登陆器具抵达岸边之时。

    ——在防御工程保障方面，应考虑建立水上和岸上障碍物，为兵器和有生力量建立掩蔽工事以防敌舰炮和飞机的打击。为加固防御，防御目标伪装和建立假工事具有重要意义。防御地区系统的建立应根据陆上防御的原则进行。

    ——军和师里应有第二梯队和预备队(总预备队、坦克、反坦克炮兵和工程兵预备队)，应有障碍器材。第二梯队和预备队通常配置在防御地区的纵深，其离岸边的距离以其能与第一梯队一起及时实施反突击消灭登陆之敌为宜。

    ——为了同空降之敌作斗争，应在其可能空投地区组织观察，准备必要的精锐步兵预备队和坦克、高射炮以及保持战备状态的航空兵。

    ——海岸反登陆防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心组织各种兵力和火器的协同动作，因此所通过的防御计划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应到现场进行研究。

    为了不间断指挥部队，必须有备用指挥所，备用通信器材，同时还要研究指挥所的替换问题。

    远东战线少将主任

    索科洛夫(签名)

    1953年3月21日

    文件送：科托夫 [81] 同志、帕夫洛夫斯基 [82] 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75—2077页

    №21322 格里戈良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请求向苏联介绍学者情况(1953年3月23日)

    第25-c-442号

    致苏共中央书记

    苏斯洛夫同志：

    周恩来同志请求协助目前在莫斯科的中国学者代表团党小组负责人张家福(ЧжанЦзя-фу)同苏联科学院党组书记进行会见。

    周恩来同志提到，张家福希望向苏联科学院党组书记汇报一些关于中国学者的必要情况，以使得苏联科学院与这些学者的工作变得轻松一些。

    我认为可以满足周恩来同志的请求。

    请求您的许可。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格里戈良(签名)

    1953年3月23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3

    №09994 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朝鲜对停战问题的立场(1953年3月29日)

    发自平壤

    优先拍发

    特档

    答复您的第359号来电。

    在3月29日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

    金日成进一步强调，在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实现和平的问题上，从我们一方来说时机是主动的。金说，主动进行军事行动，或者结束战争，两者都是必要的。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对整个民主阵营都不利。有关这一点，金指出，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并且，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十分明智。在现在的条件下，金说，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

    金日成将采取措施为预期的谈判做准备：确定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俘里的伤病员数字，准备在板门店谈判的材料，准备一份来自平壤的声明，等等。

    按照您的指示(您的第242号电报)，我们与金日成商定，谈判代表(如果他们重新开始的话)仍旧是南日。与此相关，任命南日为外务相的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命令将推迟公布。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外务相的职务暂时由李东根担任。金日成将向中国朋友通知这件事。

    库兹涅佐夫

    费德林

    1953年3月29日

    1953年3月29日第359号报告

    库兹涅佐夫、拉祖瓦耶夫和费德林报告说，3月29日他们受到金日成的接见，南日将军也参加了，金日成收到了从莫斯科送达的文件，并且他们约定在金日成详细熟悉文件之后，再一次接触。

    在1953年3月24日的第242号电报中，莫洛托夫指示向金日成转达，莫斯科建议任命南日任外务相的决定暂缓执行，直到马立克到达，而目前仅限于任命他为代理外务相，以后再任命为外务相。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97-99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120-122

    №24871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为中国五年计划提供援助(1953年4月 [83] )

    关于向中国五年计划中的工业企业提供的援助

    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向中国五年计划中的工业企业的建设给予援助的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委托苏联国内贸易部和对外贸易部同负责总的供货的各部一起：

    一、同中国政府代表就黑色和有色金属企业、煤炭企业、石化工业企业、电力企业、汽车制造企业、轻工业企业、军事工业企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企业的设计工作的执行、设备供应以及建设和修复等问题进行谈判。

    这些谈判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同意保证设计工作的履行、设备供应，并在建设中提供技术帮助、安装设备，使企业投入生产，援助的总量大约为36亿—42亿卢布，援助的期限根据附件一和附件二 [84] 进行，其中：

    对重工业企业提供的援助：

    2套金属组合器，功率为每台每年生产120万—150万吨钢；

    9个有色金属企业，年生产3万吨锡、7.5万吨铝、1万吨精钼、13万吨精钒和3万吨精钨；

    8个煤矿和一个露天煤矿，总的开采能力为1990万吨以及3个选矿厂，年生产能力为550万吨；

    3座化工厂，年生产能力为6.5万吨合成橡胶和每年9万吨铝锭；

    1座石油加工厂，生产能力为每年加工100万吨原油；

    3个每年生产7.5万吨金属设备、矿山设备和石油设备的工厂；

    1个生产蒸汽涡轮的涡轮生产厂，平均每年生产36万千瓦，并可以扩大到60万千瓦；

    2个生产重型和中型机床的机床厂，每年总的生产能力为生产2.6万吨；

    1个汽车厂，每年生产6万辆嘎斯51载重汽车；

    1个拖拉机厂，每年生产1.5万辆拖拉机；

    1个滚珠轴承厂，每年生产1000万个滚珠轴承；

    6个电子设备制造厂，其中包括1个生产涡轮发电机的工厂，年总的生产能力为36万千瓦，并可以扩大到60万千瓦；

    9座发电站，总的发电能力为31.3万千瓦。

    对军工企业提供的援助：

    2个生产飞机的工厂；

    2个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工厂；

    4个生产机组和航空仪器的工厂；

    4个修理飞机和飞机发动机的工厂；

    2个生产坦克和柴油机的工厂；

    1个生产地雷和深层炸弹的工厂；

    2个高射炮工厂；

    1个生产光学仪器的工厂；

    7个生产子弹的工厂；

    3个生产炸药和爆破材料的工厂；

    1个生产防毒气设备的工厂；

    1个生产探照灯的工厂；

    1个生产雷达的工厂和2个生产无线电设备的工厂。

    二、原则上同意中国政府代表完成设计工作，关于设备的总量和供应期限问题的解决如下：

    1.附件三中列举的有色金属企业。

    企业的数量，其生产能力、设计的期限以及向其提供设备的供应将在苏联在中国的专家对有色金属矿藏储备的材料进行研究之后确定。

    2.制造军舰的工厂——该厂的生产能力、设计期限、设备供应以及对其进行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将在苏联船舶制造专家从中国返回之后确定。

    三、向中国政府代表做出如下声明：

    1.苏联相关机构完成设计工作，提供设备，并向提出申请的4个工厂(包头、大冶、石景山和本溪)中的2个金属工厂的建设提供技术帮助，提供的第一批援助的总量是每个工厂生产120万—150万吨钢材，一个完整的冶炼周期的期限如下：为一个金属工厂提供的设计工作在1954—1956年进行，供应设备在1956—1958年进行；为第二个金属联合企业提供的设计工作在1955—1957年进行，供应设备在1957—1959年进行。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相关机构应该在1954年第一季度提供关于这4个工厂中的2个工厂的地质调查资料，工厂的建设地点将由中国政府确定。

    双方在1个月的时间内协商关于开展地质工作和研究工作的计划。

    2.对于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列举的企业，苏联相关组织将按照惯例，根据在苏联确立的专业化标准进行设计。关于这一点，附件五中列举的关于部分半成品、产品、成套物资及其辅助材料的生产应该由中国政府在现有的企业组织生产或者重建。

    这些半成品、产品和物资的详细清单及其技术性能将会在设计的过程中通报给中国的相关单位。

    3.由中国政府划出一些企业进行重组，以生产军工产品，但要同苏方负责供货单位的专家进行磋商。

    4.苏联将为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指出的企业提供所需65％—75％的设备，这些企业所需的其余设备应由中国的工业企业生产。

    如果中国的企业在生产这些设备上需要帮助，那么苏联同意提供这些帮助，帮助的途径是转交技术资料以及苏联专家到中国提供咨询。

    关于转交的资料的总量和期限以及到中国出差的专家的数量和期限应该由双方另行商定。

    关于设计工作的执行问题以及关于向上述企业供应热电站装备，为上述企业提供必要的电力和蒸汽保证的问题，在每一个单独的情况下，在任务草案批准之后以及在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之后，将由双方另行商议。

    5.在苏联的相关单位进行鞍山钢铁联合加工厂2800/1700毫米轧钢机车间的设计工作的时候，将会考虑在这一车间生产铜片，而必须供应的设备的总量和期限根据双方的协商供应。

    四、向中国政府代表承诺：

    1.向中国政府无偿地转让产品生产的许可权，其中包括附件一和附件二中规定的、打算在企业成批生产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转交的技术资料(其中包括秘密的和绝密的资料)、产品和特别器材的图纸、工艺生产图、技术条件以及物质生产中采用的特点、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等也是无偿提供的。

    2.50名苏联地质专家到中国出差，以补充以前派出的16名地质专家，出差的期限最长2年，以便对地质工作的组织提供帮助，开展地质勘探工作，并在工作中培训中国的地质工作者。

    3.根据电气化远景计划、黑色和有色金属发展计划、机械制造业和船舶制造业发展计划，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援助。

    4.苏联专家到中国出差，对拥有的物资进行技术鉴定，并根据综合利用黄河、长江和汉水上的可视能源的设计和勘探工作计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援助。

    5.接受中国专家到苏联的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实习，这些实习专家的数量和实习期限由双方商定，就此需要指出，每年到苏联实习的中国专家的总数不应超过1000人。

    6.在1953—1954年要对内蒙古、东北和西南的森林资源进行航拍，这些森林的总面积大约为2000万公顷，为这项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

    五、在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的谈判中需要商定：

    1.中国方面要提供最终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是总的供应设备的单位按时设计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指出的企业所必需的，并在得到设计资料之后的2至2个半月内批准设计任务和技术方案。

    2.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列举的企业将依靠中国方面的力量和资源进行建设，而苏联方面对这些企业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援助的途径是实地派遣苏联专家，对建设项目进行监督，并就建设、装配、处理好企业投产的各项工作提供咨询，派遣专家的数量由双方协商。

    3.中国方面有责任不泄露设计资料和技术资料，无论这些资料是什么样的内容，不把苏联参与军工厂设计和建设的事实转交或转告第三国以及外国的法人和自然人，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

    六、建议中国方面不要建设中国政府请求建设的新的工厂，而应在现有工厂组织矿井电力机车、电炉、焦炭化学和粉碎设备的生产，还有起重机的生产和金属设备的生产，同意转让技术资料和在上述设备的组织生产中提供咨询。

    七、为了完成附件一、附件二和附件三中列举的企业的部分设计工作以及培养本国的设计干部和实施提出的建设计划，建议中国方面设立本国的设计所来设计金属、化学、机械制造以及电力工厂、电站、煤矿和军工企业。

    向中国方面声明，上述设计所应该完成的设计工作量不超过上述企业设计工作总量的10％—25％，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这项工作，苏联政府同意向这些设计所派遣200名苏联专家。

    八、关于应该向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列举的向中国企业供应设备的价值的补偿以及设计工作和其他类型的技术援助的补偿，在就这些问题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的谈判中的出发点如下：

    1.中国政府应该在1953—1960年向苏联供应价值为36亿—42亿卢布的商品，其数量大致如下：

    精钨矿，16万吨

    锡，11万吨

    精钼矿，3.8万吨

    铜，2.5万吨

    锑，3万吨

    天然橡胶，9万吨

    毛皮，5.6万吨

    大米，120万吨

    根据附件四分别供应这些商品。

    2.向中国供应商品的价格和供应条件应当在贸易协议的基础上每年进行确定。

    3.在工业企业的设备的价格、设计勘探工作的价格以及其他类型的援助的费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供应的商品的价值也应进行相应的确定；在签署每年的贸易协定的时候将对这些商品的价值进行确定。

    九、在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之后的一个月内应该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谈判的结果，并就该问题提出建议。

    РГАЭ，ф.4372，оп.11，д.995，л.26-32

    №23756 斯米尔诺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索要有关缅共的资料(1953年4月13日)

    第24785号

    1953年4月14日

    需归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М.А.苏斯洛夫同志：

    据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大使弗拉基米罗夫同志通报，他能够从驻仰光的中国大使那里得到缅甸红旗派和白旗派、人民志愿团体等其他各共产党组织召开的七月联合代表大会的材料。

    这些材料非常重要，最好能获得其中最为重要的已译成俄语或英语的材料。

    附上电报拟稿。

    请予以同意。

    苏共中央与国外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А.斯米尔诺夫(签名)

    1953年4月13日

    第25-c-611号

    附件：

    仰光

    致苏联大使

    如果能获得7月共产党联合代表大会材料的话，就将其搞到，同时将其中最为重要的且已译成俄语或英语的材料寄回。

    РГАНИ，ф.5，оп.28，д.91，л.1-2

    №21323 谢尔巴科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张家福与苏联科学院领导人会谈(1953年4月17日)

    致М.А.苏斯洛夫同志秘书处：

    对1953年3月23日的第19943号文件的复函。

    张家福与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党组领导人已经举行了会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85]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3年4月17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4

    №23756-1 科兹洛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索要缅共资料电已发(1953年4月29日)

    致М.А.苏斯洛夫同志秘书处：

    已要求获得缅甸进步党和各组织七月联合代表大会的材料；给弗拉基米罗夫同志的电报已发。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科兹洛夫(签名)

    1953年4月29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91，л.3

    №25948 库兹涅佐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感谢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1953年5月7日)

    摘自В.В.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3年5月26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中国大使В.В.库兹涅佐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会谈纪要

    1953年5月7日

    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指示，我拜访了毛泽东，并把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交给了他。

    毛泽东就苏联政府在中国五年计划问题方面给予的帮助表达了谢意。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中国政府将全权委托谁来签订苏中协议以及附属该协议的关于苏联就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备忘录，毛泽东说，中国方面将全权委托李富春签订协议。

    在随后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实际上中国政府还没有五年计划，只是现在，在苏联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研究材料，并提出了正确而宝贵的意见之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开始制定计划。毛泽东说，今年无法制定出详细的计划，只能拟定控制数字。在这整个工作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意见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着，在谈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不足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中国领导人分析形势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在研究和解决个别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陷入主观主义。在长期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是不得不同主观主义作许多斗争。毛泽东说，只是到了现在才明白，要想保证胜利，就必须考虑一些基本的条件。现在不得不由那些参加过革命的人来处理经济问题，他们在建设问题上还没有必要的经验。因此，在中国，近几年还无法从这方面做出安排。毛泽东说，但是中共党员们将会努力把这个时期缩短，因为具有这样的条件，尤其是苏联提供的帮助是重要的因素。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在努力地工作，积极地支持共产党和政府的看法，毛泽东说，成功当然是有的，但是不足还有很多。最大的不足是群众政治工作还很薄弱，官僚主义严重，因此损害了与群众的关系。中国的上级机关向下面发布了过多的笼统的建议、指令，但是并没有给执行者提供有效的帮助，对自己的任务的实质也没有解释清楚。下级机关(区级和乡级的干部)尤其深受其害。毛泽东笑道：“往一个干部的头上压了一万项任务，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发现，下面对许多领导干部采取的官僚主义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在一些地区农民们表达了对大量征税的不满。

    对于我提出的如何在朝鲜进行谈判的问题，毛泽东说，今天朝中方面提出了自己新的建议。毛泽东还通报说，昨天也就是5月6日，周恩来召见了印度驻北京使馆参赞(大使当时在上海)并告之，朝中方面在5月7日的平壤谈判中将提出关于战俘问题的第二个方案，并向其解释了这个提议的实质，以便印度政府理解并予以支持。

    我对毛泽东提供的信息表示了感谢。

    这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周恩来、使馆参赞В.И.利哈切夫和周恩来的助理马列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中国大使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6，п.362，д.11，л.71-73

    №20023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电：毛泽东谈细菌武器问题(1953年5月11日)

    根据1953年5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第1212/487号决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带着苏联政府的指示被派往北京和平壤。

    1953年5月11日24时，毛泽东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

    在得知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在减少揭露美国在中国和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行动之后，毛泽东说，这一行动是在得到在朝鲜和东北的中国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后开始的。现在要确认这些报告的真实性是困难的，然而，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会再一次对其进行研究。如果发现确实有弄虚作假之处，那么就不应该相信这些来自下层的报道了。毛还说，在和反革命作斗争的过程中，全国有65万人被处死，而事实上，人们并不认为所有被杀掉的人都是有罪的。有相当一些人明显是被冤枉了。

    在谈话过程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有一些紧张，他抽了很多烟，碾碎烟头，还喝了很多茶。在谈话临近结束时，他笑起来，并且开玩笑，平静了下来。周恩来则表现得严肃认真，还有一丝不安。

    库兹涅佐夫

    文件送：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50页

    №21338 齐坦科对长征参加者手稿的简要评介(1953年5月27日)

    《回忆录》为各种记录手稿(日记、墙报文章)的汇编，作者为1934—1936年中国红军长征的参加者，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打仗的同时从南向北步行了13000公里。

    汇编于1937年在延安(特区首府)由专门的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统计材料来自各项命令和报告。材料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编辑。

    手稿由4卷组成，共819页，汉语。部分文章字迹已经模糊，需要修复。

    总务部报告人 　　　

    齐坦科 　　　　　

    1953年5月27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20

    №21339 维纳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关于《长征回忆录》的整理(1953年6月9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苏斯洛夫同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务部(雅科夫列夫同志)建议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移交保存在该部第五处的名为《长征回忆录》的中文手稿。

    上述手稿为1934—1936年从中国南方向北方长征的中国红军参加者的各种记录、日记、文章等的合编。这些手稿可以作为编订长征史的辅助材料。

    中国的同志知道苏联保存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资料。因为他们自己(周恩来及其他人)在不同的年代将这些文件和资料交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管。中国的同志尚未提出关于将这些资料移交给他们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当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总务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档案进行整理，之后再从整体上对关于这整批档案的问题进行审议。

    请您给予指示。

    苏共中央同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纳格拉多夫(签名)

    1953年6月9日

    第25-c-948号

    手写批注：

    交书记处苏斯洛夫同志，可以存档。

    И.谢尔巴科夫

    1953年6月10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21

    №24872 巴尔马索夫的工作报告：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1953年6月15日)

    代表团由8人组成，1953年4月23日乘飞机从莫斯科到达北京，1953年6月4日返回。1953年4月25日代表团到达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86] 的首都北京，并在5月1日之前参观了该城市，参观了北京的历史文物和文物单位。对上述地点的访问是根据中国全国总工会的建议进行的。代表团参加了一些庆祝活动，在人民游行的时候，在观礼台上观看了游行。1953年5月2日第七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召开，5月11日会议闭幕。我们只是到了5月10日才得知了国外代表团今后的日程和活动计划。在计划规定的各项活动中，苏联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都一起参加。

    除了参加代表团的工作之外，经代表团领导人И.В.戈罗什金的允许，我个人还完成了一些工作。应中国全国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请求，我在一些省市的工会进行了座谈，以斯维尔德洛夫斯科工会为例，谈论了苏联工会的工作经验。我在北京、上海和杭州进行了这样的座谈。在北京进行了两次座谈，其中一次是应市委的请求举行的，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市委的工作人员。在北京进行的第一次会谈中，除了北京市工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之外，天津市工会主席、浙江省工会秘书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出席的工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工会部门负责人共计95人，其中北京市40人，上海市30人，杭州市25人。

    在所有的谈话中，工会工作人员感兴趣的是关于工会实践工作的组织问题。会谈中提出的问题是：(1)工会应该怎样在实践上总结社会主义竞赛，在对社会主义竞赛的参与者进行评价的问题上是否应当实行等级制。(2)苏联在工业领域有什么样的竞赛形式。(3)在乌拉尔和苏联是否有手工业者，对他们开展什么样的工作。(4)文化宫的工作内容。(5)在恢复时期，苏联工会怎样组织工作。(6)苏联工会局怎样在实践上领导工会。(7)工会应当怎样实地进行党的领导。(8)工会委员会应当怎样在实践上对工厂的工会委员会和地方工会委员会实施领导。

    在工作人员如此少的情况下，怎样在实践上胜任州的工作这一问题引起了巨大的兴趣。确实，差距是巨大的，斯维尔德洛夫斯科工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31人，而上海市委工会委员会有400人，100名工人和职员为市工会委员会的大楼提供服务，该市有20个区一级的工会分会，其人员组成不少于1000人，一个市郊的工会分会有10个下属机构，人员配置为500人。上海市的工会工作人员大约是：在139万名工人中有2000人，其中115万名工业和建筑工人。上海市工会委员会的机关结构如下。市委员会每2年选举一次，直接向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省级的委员会尚未联合起来。选举出的上海市工会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130人，常务委员会选举出35人。委员会下设的部为：群众组织部，群众文化部，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部，生产部，私营企业部，工资部，妇女工作部，青年工作部，工会委员会办公厅，总务管理部，财务处，工会工作办公室。

    委员会有1名主席，3名副主席，1名秘书长。在上海市，除了广泛设立的青年组织网络之外，另还有22个行业的工会委员会。

    杭州的省级工会委员会。杭州的省级工会委员会具备上海市工会委员会的部门结构，有98名成员。此外还有流动电影播放设备，附属的工会委员会有70人，编辑报纸的成员23人，工会学校有70名教师，学员有500人。有8个行业的工会委员会。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部已经有了关于全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大会通过的新的章程，以及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贾拓夫关于工业状况的报告。因此，在我的简短报告里解释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述提到的官方材料对这些问题已经解释得非常充分了。

    除了参加代表团的总的工作之外，我还不得不同我们的另一名代表И.Т.索洛维约夫同志(季诺夫斯基机务段机车司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一起会见丰台(在北京市区)机务段的铁路工人，一同到北京市的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和沈阳市的一些铁路修理厂(事实上是火车车厢修理厂)。关于同铁路工人的这些会见，在索洛维约夫同志的报告中已经阐述得非常详细了。再重复已经阐述的材料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我不得不两次到农村去，因此，我将尽力简短地阐述这一问题。

    农村的状况。中国的农民长期处于封建地主、富农恶霸的压迫，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军阀和国外资本的沉重剥削。国家对农民课以重税，地主收取高额的地租，农民通常在经济上依赖于富农，房租高得难以置信，而许多其他的支出也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掠夺：日本的地方政权，蒋介石的军队和警察。士兵、军官、警察从农民那里掠夺粮食、财产，然后出售这些掠夺的东西，而得到的钱财用于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或者以此为自己聚敛资本。此外，确立起来的地方税收制度还规定要供养村长及其助手，供养社会治安(警察)，供养驻扎在村里的军队。村民们还要担保及时送青年农民参军，但由于农民不愿把自己的儿子送往蒋介石的军队，因此，对于农村中每一位没有参军的青年农民要对农户处于巨额罚款。所有这些数目众多的税收和掠夺使劳动农民陷于困境。农民不能购置劳作的牲畜、器具、机器、生活和生产设施、化肥、种子及灌溉设施。农民大量破产，被迫长期向地主和富农承担义务，永远都陷于被奴役的地位，依赖于地主和富农。农民在经济上遭受压迫，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被迫耕种土地，通常都用手工劳动，只有稍富裕一点的农民才能用骡马和水牛耕地。在农业上缺乏技术的应用，缺乏对土壤进行施肥，而这是保持农业的发展所应该做的，这导致了土地的贫瘠和粮食产量的低下，导致经常出现干旱和洪灾，这使农民深受其害。比如，1931年，在长江谷地的洪水摧毁了550万公顷的农作物和400万所住房，使1000多万人无家可归。由于年复一年的洪灾和干旱，灾难的规模在不断增加，因为旧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同这些灾害作斗争。1949年，仍然在长江流域淹没了1.2亿亩的农作物，使4000万人受害。由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民的这种困境，致使他们不能把大米和小麦出售用来缴纳税收、租金和债务。他们吃的是米糠、麸皮、玉米、蔬菜和各类野草。占农民绝大多数的雇农和贫农以及大量的中农不能获得衣物和鞋子，因此穿着衣衫褴褛，而孩子们简直就是一丝不挂。在严寒侵袭农村的时候，会发现农村有大量的患病者，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孩子们。这样，就不难把农民发动起来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因为剥削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极限。

    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比较复杂，这是由于国内确立了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残酷的、反动的军事独裁。另一方面，受反动宣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农民都非常相信如下看法：即“他们的命不好”。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以便消除这一反动的思想，来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巩固的联盟，消灭农村的封建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成功地把各种进步力量都联合了起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反对国外资本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和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国确立的决定条件是苏联军队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在土地改革前提出了农民要求最大限度地削减地租的斗争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废除农村各种封建关系，把土地分给农民。

    随着一些地区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地主、战犯、叛徒、教会的土地和财产以及富农多余的东西都被没收，并被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土地很少的农民。在这项工作的整个过程中特别组建了以贫农和雇农组成的、联合中农的农会。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确立了上述制度，贯彻土地改革。曾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些地区被国民党的军队夺取之后，土地改革被废除了，农民协会的成员，特别是委员会的成员遭到迫害，但这具有另外的意义，农会成员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积极的战士，这样就扩大了人民解放军的基础。

    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批准了新的土地法，根据该法，封建的土地制度被废除了，并开始推行农民的土地制度。地主、教堂和教会以及其他组织的土地、牲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多余的房屋都应当被充公。所有被没收和征用的土地以及其他的生产资料通过农会被分配给贫困无地的农民和贫困少地的农民、分配给返回农村的失业的工人以及从人民军队复员的军人。根据这一法律，富农的土地及其财产将不被没收，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第一，为了使农民的劳作获得大量的商品产量；第二，不使中农经济的增长丧失前景，否则它将破坏同贫农的联盟。

    富农经济的继续增长通过税收政策进行调整。比如，全国10％的贫农经济被免于征税，其余农民缴纳的税额平均不超过17％，而从地主经济得到的税收是60％—80％。中国基本上都推行了土地改革，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中国的土地改革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一场伟大的运动，是在农村推行的一场革命。它废除了农民的所有债契，它就像套在脖子上的枷锁一样，时刻提醒农民，他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由于土地改革的开展，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全国的各个地区每人得到了2—10亩的土地，而整个农民无偿地从人民政府手中得到7亿亩土地。此外，最贫困的农民和以前的雇工得到大量的从事劳作的牲畜、生产工具、住房和生产场所、种子、用于购买日常用具的国家贷款和水利设施建设的贷款。

    根据国务院副秘书长廖岭(ЛеЛиень)的说法，仅仅向地主交付地租，农民每年就要缴纳3亿吨谷物、稻子和小麦。

    1953年5月4日，在同印度尼西亚、日本和苏联代表团一起接见康东(Кэндун)村(距北京市18公里)农民的时候，对于人民政权建立之前农民的状况和人民政权时期农民的生活，人民政府主席辛尊易(Син Цун-и)同志做出了如下介绍。以前农村中有18户地主，99口人，拥有1487亩土地，或者说，每户地主有82.6亩地，每户富农和每户中农平均有27亩地，而每户贫农只有0.5亩地。贫农没有院子，没有可能养鸡，更不要说养牲畜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夺取了我们的村庄，在这一年饿死了8口人，而在人民解放军到来之前，都有数人由于饥饿死亡。然后蒋介石政府到来了，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当局一下子就从村子抓了24人去当兵，针对逃兵建立了一些小队，为供养这些小队确定了24斤的税收，对于每一个不去当兵的人村子还应缴纳301斤小麦，为供养地方政府，每个家庭要缴纳5000元，这还不算国家总的税收和各种租金，缴纳给地主的礼品，士兵和警察夺取的东西。大部分农民的孩子都没有去上学，没有什么可以穿着去上学，缺少衣服和鞋子。以前全村350户人家在过节的时候向店铺的商人购买3头猪，现在过节时每家每户都可以屠杀一头饲养得很好的猪。现在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村子里有342户人家，人口为1522人，有2814亩地，其中种植稻谷的水田600亩。因此，如果说以前每户贫农有0.5亩地，那么他们现在有2.2亩地，有牲畜、住房以及房舍。

    1948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我们的村子。1949年秋开展了土地改革，从地主那里夺取了1347亩土地，并转交给了农民。1950年开始开展提高农业生产的爱国主义运动。人民政府发放了贷款、牲畜、种子，我们一下子就获得了丰收，如果说以前一亩地收获150斤粮食，那么在1950年已经收获了220斤。1951年农民已经能够购买42头牲畜，建造65栋房子，4口水井，在这些方面得到的贷款都发挥了作用，而且农民的收入也开始多了起来。1951年，每亩地已经可以收获300斤庄稼。1952年，每亩地收获达331斤。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要归功于增加耕地作物，扩大可以灌溉的作物面积。1953年组建了生产合作社，接受了18户家庭，有207亩土地，其中60亩是种植水稻的水田。现在每个家庭每天都可以吃一顿大米饭，吃一顿白面馒头，这在以前他们是吃不到的。村子里的所有人穿得都很好，所有的孩子都在上学，上学率100％，为成年人开办了夜校，以扫除文盲，有181名成年人参加。1950年组建了供销社。第一年有20种商品，1951年有89种商品，1952年有100多种商品，有大米、白面、糖和其他的商品和食品。

    Л.巴尔马索夫

    1953年6月15日

    ГАРФ，ф.Р5451，оп.72，д.891，л.1-9

    №20203 瓦西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停战谈判进展情况(1953年7月3日)

    1953年7月3日23时40分

    第1211—1220号

    7月3日凌晨3时30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受周恩来的委托，驱车来到使馆交给我一些文件，具体包括：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6月29日来信的答复草案(给克拉克的答复草案准备于7月5日发出)；一份报告——中国政府对和谈现状的评估和就克拉克的来信拟准备采取的相应举措。

    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如下：

    停战谈判的现状以及就克拉克的来信采取的措施

    谈判情况。最近12天来，已释放战俘的李承晚开展了反对和谈的运动。而深陷朝鲜战争泥淖的美国则主要是劝导李承晚，以便其弱化自己的反和谈运动，并与之妥协。

    为了安抚李承晚，美国人打算与其签订一个临时协定。该协定将可能使和谈协议得以签署，并使美国人从目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不过，李承晚的本意是想让美国人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他对与美国人签订一个临时协定并不满意。因而他继续提出要求：在3个月之内举行政治会议，如果过了这一期限，将重新恢复战争行动；在该会议上他将拥有否决权。李承晚的这一要求与美国人关于停战的决定发生了冲突。因此两天来美国和李承晚关于这一问题上所举行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人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李承晚施加压力。

    鉴于上述情况，克拉克出人意料地于6月29日去信回复了金日成和彭德怀。其目的在于：其一，让李承晚明白，美国人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已不可能再作让步。他打算不顾及李承晚的反对而签署停战协议。其二，让我们知道，他(克拉克)能在多大限度内履行自己的承诺；他希望以和平协议的签署来增加自己与李承晚谈判的筹码(和平协议签署后将有利于限制对李承晚的武器供给)和收回关于27000名战俘的问题。其三，让全世界知道，美国希望结束战争。

    可以预知的是，深刻了解美国人弱点的李承晚是不会让步的。不过，我们也知道，美国是朝鲜战争的主角。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李承晚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因此，尽管美国和李承晚之间仍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最终他们依然可能在朝鲜和谈问题上达成妥协。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实现妥协之后李承晚仍将会继续发动一些小规模的挑衅活动。

    我们的对策。

    鉴于上述情况以及美国的政策会因其国内外在南朝鲜问题上观点的分歧而发生摇摆，我们打算坚持如下方针：

    在实现停战方面掌握主动权，在停战问题上与美国取得一致，以便达到打击、孤立李承晚，促使美国对李承晚施压和加剧美方内、外部分歧的目的。与这一方针密切相关，我们打算预先采取如下步骤：

    一、起草金日成和彭德怀给克拉克的答复信，并于7月5日发出。在复信中表示：同意恢复和谈，驳斥美方的指责，并指出美国推行纵容(李承晚)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

    该复信的具体内容见附件。

    二、准备在和平协定签署前对李承晚傀儡军队实施打击，将前线向南方推移。在和谈会议恢复后，向对方指出，只是由于李承晚的原因才拖延了和平协议的签署和导致了前线形势的变化。而根据双方以前所达成的约定，即根据战场实际状况来划定边界。建议再次修正(南北朝鲜的)分界线。

    可以预测的是，由于目前谈判对手与李承晚的关系陷于恶化，其将同意我们的这一建议。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对方不同意让步，并以此作为其对外宣传的口实。一旦出现这种情形，我们将选择适当的时机，最终做出妥协，拟以1953年6月17日双方的约定来划分(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

    三、准备于7月5日以后恢复双方代表团会议。在会议上我们拟向对方提出如下与实现停战协议相关的问题：

    1.关于修正分界线；

    2.李承晚是否参加停战以及与此相关，他是否会根据停战协议而将自己的军队及时撤出所占地区？

    3.李承晚集团是否是停战委员会联合检查小组的成员？

    4.关于要求美方负责27000名战俘的遣返工作；如果美方拒绝承担这方面责任，那么我们将有权将这一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讨论；

    5.关于保障红十字会联合小组在对战俘及其代表进行讯问和解释工作时的人身安全；

    6.关于确保所有坚决要求被遣送回国的外国战俘不遭受强制性扣留；

    7.关于如何保证在运用“中立国家遣返委员会法”解决非直接遣返战俘问题时该法律能得到真正落实和如何动用该委员会军队来保证战俘的人身安全；

    8.关于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何时开始工作；

    9.关于停战协定的效力。

    四、在代表团会议重新开始的同时，所属军官—参谋和翻译人员亦应开始进行与停战协定的签署有关的预备工作。其中包括重新修复准备用于举行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房屋。

    五、我们认为，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应在7月15日左右举行。必须说明的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及其在中立国观察小组中的副手——20个检查小组中的成员以及他们在最初阶段至少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均将在7月10日左右去北京。鉴此，在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便应在代表团会议上将上述情况向对方说明。

    附件：

    致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收)

    在1953年6月29日的复信中您已经承认，李承晚集团强行释放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战俘并强力扣留这些战俘是严重和悲惨的事件。这是对的。但您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以及所采取的措施却不能令人满意。

    所有事实均明显的证实，联合国军不能完全排除自己对这一事件应担负的责任。人们很早就已看到，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对这一事件是事先作了准备的。而你们对此也是知道的，却未采取任何预防性的举措。即使在事件发生以后，你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来阻止在联合国军监督下的南朝鲜警卫部队的行动。南朝鲜军队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我们之间)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结果是导致战俘们被迫离开了战俘营。我们在6月12日的去信中已指出，我们将高度关注这一事件。但您依然允许南朝鲜警卫队继续使用强制手段从战俘营中释放战俘。结果导致被李承晚集团强制扣留的战俘总量达到了27000人以上，其中包括50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在6月18日你方代表团团长哈里逊将军的信中和您在6月29日的复信中均提到，目前应采取措施以遣返战俘中的“逃跑者”。但与此同时，你们在信中又说不可能全部遣返这些战俘。实际中，你们的宪兵队得到的指令是：不采取任何针对“逃跑”战俘的措施。甚至于，在宪兵队的纵容下，这些战俘还被强制性地送进了专门培训李承晚军队的军事基地(中心)。联合国军所采取的上述立场，在军事方面至少可得出如下结论：纵容李承晚集团旨在粗暴破坏双方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和为实现停战设置障碍的行动。

    我们在停战谈判开始前便已释放了自己战场上俘获的你方士兵。而您却试图将我广播人道主义做法与南朝鲜警卫队的破坏活动相类比，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须知，后者即使在我们签署了关于战俘的协议之后仍强迫战俘离开战俘营。关于“逃跑”战俘的遣返问题，你们无论如何都应承担全部责任。我们不得不向你们提出警告，李承晚集团仍将会继续叫嚣，即要求释放和强制扣留8500多名未被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战俘。李承晚集团与蒋介石的代理人密谋要强迫中国志愿军战俘脱离战俘营，并以此来彻底撕毁我们双方已达成的关于战俘的协议。我们认为，你们应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并保证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您在来信中保证，联合国军将在一些必要的站点采取甚至可能动用预防性的军事手段来确保停战协定的落实。我们认为这是应该的。但你们又声明说，自己并不能有效保证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也遵守双方代表团所达成的停战协议。与此同时，李承晚集团仍在继续叫喊要“通过武力方式统一朝鲜”。仅从这一声明便已经证明，3年前究竟是谁发动了侵略。如果现在联合国军继续纵容李承晚集团和允许其采取各种破坏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的罪恶活动，则将导致：虽然朝鲜停战协定业已签署，但却依然可能随时爆发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武力侵略。因此，我们认为，你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使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能遵守停战协定及其相关其他协议。只有这样，朝鲜的停战才会得到保障和不致遭到破坏。

    综上所述，虽然您的答复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鉴于你们已表达了致力于迅速达成停战的意愿，我们在关注你们所做出的保证的同时，同意由双方代表团确定会谈的时间和商定如何真正落实停战协定相关问题和提前为签署这一协定作准备。双方会谈的日期应通过联络官由两个代表团团长来决定。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元帅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3年7月5日

    在当面交付了这些文件之后，伍修权又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向我口头通报了如下内容：

    中国政府认为，近期李承晚的挑衅活动有二：一方面，极力想向美国讨价还价，以得到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向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和中国实施恐吓。也正因为此，李承晚坚决要求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李承晚还说了一些空话，如他声称，如果美国不满足他的要求，那么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

    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将只会给予李承晚有限的援助。因为美国也担心，如果给李承晚的援助过大，那么后者就可能真的进行军事冒险，并将美国也拖入其中。不论是未来可能被强行拖入战争，还是目前就远东地区进行相当规模的军事冒险，都是违背美国人意愿的。在这方面，美国人的观点与李承晚存在一定的分歧。

    关于在未来政治会议上应如何行动的问题上，李承晚和美国也不尽相同。李承晚认为，如果会议不接受他(李承晚)的要求，那么，就应当离开大会，重新恢复针对北朝鲜的大规模进攻，一直打到鸭绿江畔，即朝中边界。美国人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认为在政治会议上谈判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可以终止，即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朝中代表将获得他们凭借武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鉴于以上所述，中国政府认为，为了和平，我们必须签署停战协定。伍修权开玩笑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离奇的场面，好像是我们与美国在共同反对李承晚。”

    伍修权接着说，中国政府认为，李承晚只可能会干一些小规模的挑衅和破坏活动，而要采取某种真正颇具规模的行动他还没有这个实力。

    最后，伍修权说，中国政府正在等苏联政府对给克拉克的这一答复草案、报告和他受委托口头传达的中国政府的上述观点提出意见和建议。

    瓦西科夫

    1953年7月3日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36-147

    №005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和措施(1953年7月4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П14/1号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3年7月4日会议第14号记录

    关于金日成和彭德怀给克拉克1953年6月29日来信的复函方案

    鉴于克拉克1953年6月29日的来信，委托马林科夫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答复中国同志，苏联同意他们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

    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35

    №00580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苏联同意中方答复克拉克函等(1953年7月4日)

    苏联外交部第十司

    1953年7月4日20时19分发出

    1957年7月4日20时21分收到

    绝密

    特字第1041—1043号

    密电

    北京

    致苏联大使：

    第1211—1220号。拜会伍修权并告知他下述情况：

    一、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拟订的措施是正确的。苏联政府同样同意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名义复函克拉克的方案。

    二、苏联政府认为，停战谈判的全部过程证明，中朝方面在这次谈判中的战术，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中朝方面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了自己要和平的愿望和在保障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为进行谈判和寻求达成协议的基础，已做好充分准备。

    美国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孤立了，现在国际社会舆论认为，美国应对拖延停战谈判和延长朝鲜战争负责。

    三、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做的挑拨行径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美国垄断资本家中最富侵略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

    由于中朝方面的成功战术，消除了缔结停战协定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从而不仅使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且也使它的国内政策陷于困境，因为这使美国无法为国际局势的尖锐化和朝鲜战争等找到借口。在现有的局势下，美国统治集团在继续对战争的狂热叫嚣和高额军事订货等方面，出现了重大的政治难题。所以，美国统治集团利用李承晚和他周围人的叫嚣，以便在美国(不仅在美国)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

    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舆论压力是如此强大，从而使美国统治集团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

    四、苏联政府认为，再谈一下金日成去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的问题是必要的。不可忽视李承晚集团的挑衅行为，该集团可能会对金日成采取某些危险的越轨行动。因此，应当劝告金日成不要前往板门店，而指派另一位负责的朝鲜同志签署协议。我们希望中国朋友同意这样做。

    请电告执行情况。

    莫洛托夫

    发送8份副本，文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等同志，第十司，备份

    1953年7月5日

    通知：波采罗布、费德林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48-150

    №23759 科兹洛夫提交的情况汇报：来自中国使馆的缅共材料(1953年7月8日)

    情况汇报

    1952年初从王稼祥处得到评述缅甸国内局势的各种材料12份。主要的材料已翻译，并用于准备有关共产党和缅甸国内政治局势的情报。

    随附的材料及其译文(按照目录)应予以登记并谨慎归档。

    И.科兹洛夫(签名)

    1953年7月8日 　

    手写批注：

    来自中国的特别邮件。存档。

    1953年7月9日

    …… [87]

    附件：

    译自中文

    1949年9月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德钦丹东(根据中文音译)在共产党中央和农民协会中央联合会议上所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

    一、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和会议后的情况

    (一)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

    1949年2月召开了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会上解决了土地分配的政策。

    在土地问题会议之前完成了下列的工作：

    1.1948年4月党中央就采取土地改革的基本政策——“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召开的会议。

    2.1947年10月颁布了由全中国土地会议通过批准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3.在党的政治方针中增加了有关土地改革的部分，出版了有关进行土地改革的阐述说明册子。

    4.发布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宣传工作、收集有关土地问题的材料和庄稼收割后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

    5.发表了毛泽东同志1948年在山西—绥远解放区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6.获得了在利维什峡村(Ливейшися)和奥西来村(Аосилайцунь)以及山汶诺县(Шаньвэньно)(根据中文音译)进行土地改革的实际经验和教训。

    7.最后，进行了各农民协会委员会和共产党委员会的会议，以及八个县的县代表会议，该会议上讨论了在奥西来村进行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

    甲、中农的定义(在奥西来村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曾用过以下对中农的定义)。

    分配土地时对中农与富农的划分极为重要。

    中农的定义标准是其生活有足够的经济保障。

    必须要依照土地的肥沃程度公平地分配土地。

    乙、以下各项数据是对农民进行分类的标准：

    1.贫农：收入少于40个单位(可见这里所说的农民一年的收入，相当于40大桶 [88] 或维德罗 [89] 的粮食)。

    2.中农：收入在40到80个单位。

    3.富农：收入在80个单位以上。

    丙、恢复农民—中农对原有土地的所有权。

    在土地问题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原则：

    1.富农、中农和贫农都同等视为中农。

    2.根据人口数量(家庭中的人口数量)分配土地。

    3.写得不清楚。——译者注 [90]

    4.对雇农提供优待。

    5.按照中农以前原有的土地面积分给他们同样面积的土地(有条件的话可增加中农的土地面积)。如果土地不够分配，可以部分削减中农的土地并予以相应的补偿。

    6.没收地主的田地(以及农具和役畜)。

    7.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和役畜。

    8.列入中农的农民，其家庭有足够数量的粮食保障，并且还有少量余粮，在丰收年时这些余粮可以成为财产(比如那些收入能达到80—100个单位的农民)。

    9.那些因土地纠纷要求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的地方，要废除现时存在的土地所有权。

    10.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进行土地分配。

    11.土地分配的限额量为截止到1948年3月28日之前的耕地。

    12.进行土地改革后保证新农民的经济发展。

    13.分配土地时，同样也将部分土地划分给军人(解放军)。

    14.对数量实施仔细的监督(也许是土地的地段)。

    15.为使农村建设顺利进行，必须向农村委员会转交执行权。

    除了上述15点外，土地问题会议还通过了以下决议：

    1.削减中农的土地时所做的相应补偿应与被削减土地的年收入的价值相符合。

    2.没收富农所有多余的财产。

    3.根据当地的情况可以将部分地段的土地进行合并。

    4.对于一些兼任拥有其他生产的人，必须根据检查确定他们的主要收入(所说的是为了确定税收——译者注)。

    5.应当分配的是1948年3月28日之前存在的耕地(3月28日以后被开垦的荒地依旧属于去垦荒的人)。

    6.决定移植果树。

    7.鱼相对丰富的水库转交给集体使用。

    8.在得到人民行政委员会批准后才能进行荒地的开垦。

    …… [91]

    土地会议决议的另一部分内容为：

    18. [92] 削减中农的非灌溉土地时应予以赔偿(赔偿数额与被削减地块的年收成相符)。

    19.根据当地的条件由农民协会确定雇佣劳动力的工资。

    对于不从事农业的城市居民，不划分土地。

    土地问题会议的不足之处。

    会议通过了有关赔偿中农损失的决定，但没有解决如何赔偿小农经济的类似损失的问题。

    承认敏建县(Миньцзяньсянь)的方案(地主制度在农村还没有发展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地主方式的结构事实上已经遍及整个缅甸。因此需要将郊泊东峡(Цзяободунся)和敏建县的特殊情况解释一下。

    拿破仑 [93] 曾说，先投入战斗，再讨论结果。

    马克思曾说，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列宁同样教导我们说，与其刊登1000份声明，不如在小范围内实行某些决定。

    拿破仑、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主要实质在于，为了坚定不移地实行某项政策，就必须在实践中学习。

    因此，在土地问题会议上提出了以下口号：“更大胆地去分配土地吧”、“在土地分配工作的过程中学习”、“不必怕犯错”、“大胆去工作”、“有错就改”，等等。

    (二)土地分配工作的展开。

    从以下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大部分县都已经实行了土地分配：

    由农民协会进行土地分配工作的山汶诺县，所有土地的一半已经分配。在工作中成绩显著，并取得了重要的经验。

    在缅甸北部有200多个村进行了土地分配。

    在缅甸的西部，尽管缺少干部，有80个村进行了土地分配。

    缅甸南部的土地分配工作让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尽管那里农民协会的组织力量被认为是最强大的，可仅有14个村进行了土地分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重要的经验，我们的力量因此而壮大。

    (三)农民协会组织。

    由于战争前线不断取得的胜利，解放区的区域日益扩大，土地改革进行得也更为广泛，与此同时，各农民协会的组织体系也日益壮大。以下是农民协会组织的有关资料。

    EPUB/Image00012.jpg

    雇农协会的组织问题。

    雇农协会组织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参加农民协会的雇农人数比加入雇农协会的人数多。

    例如，山汶诺县的农民协会人数超过68000人，其中雇农多达38000人以上。雇农协会里的人数还不是那么多。在其他地区雇农加入协会组织的情况更为糟糕。这说明了要更加关注雇农协会组织的必要性。

    农民协会中还存在着陈旧的组织形式，即协会内部还有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组织。我们必须抛弃这种陈旧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要将雇农协会组织划分出来。

    (四)经验、错误和极端情况。

    1.无原则的执行。

    在居民区利维什峡村(根据中文音译)妇女协会为了成为“样板区”，请求划分给她们土地。最初，党中央同意了这一请求，可后来因农民协会反对，党中央也就拒绝了划分土地。共青团组织同样也要求将体育场附近地段划分给他们。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人民军队也可以要求给他们运动场地了。

    毫无疑问，不应该将土地划分给任何组织和团体。

    2.取消特别优惠。

    曾有这样的指示：1948年3月28日之后就可以开垦荒地，地方当局有这项许可，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而后，有过这样的指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根据家庭成员人数增加给家庭的土地面积，而事实上这也没有执行。

    3.经济收入的平等分配。

    比方说，为了得到平等分配的经济收入，在给赶马人分配土地时就要将他们的年收入折算成粮食来计算。

    认为不可能平等分配收入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能得到平等分配的收入。

    4.关于农产品。

    那些在土地分配前已经播种在地里的种子，没有归还给土地的主人，这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5.关于僧侣们占有的可耕地。

    不许将留给僧侣们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可产500吨粮食)在农民中分配。

    6.关于地主的服装。

    地主的服装，特别是贵重的服装，同样应予没收。

    7.关于富农的役畜。

    有两对役畜的富农，没收一对役畜，没收时要成对地挑出母牛和公牛。

    8.无原则性的宣传。

    有这样的宣传，呼吁按照富农被没收的财产对他们进行赔偿。

    知洞干(Чжидунгань)和岱敏(Дэеминь)(根据中文音译)居民会议的决议表示，山汶诺县的农民会议决议指示，不改变现有的耕地，可现在进行土地分配的委员会还是破坏了这项指示，所以他们要求停止分配土地。党的市级和乡级领导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当发生这些问题时，市级和乡级领导本应该亲自去调查并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领导没有采取这样的方式，而是仅以一篇官僚主义的文章和命令区领导去调查并报告此事，他们就是这样敷衍了事。

    一名来自利维什峡的中农说：“统一民主阵线的宣言上说：要满足中农的要求。现在我的要求在于不要划走我拥有的耕地。”后来这位中农承认，自己是受富农的挑唆说了以上这些话的。

    在富农的挑唆下和出于富农的利益，尊德北村(Цауньдэбэйцунь)的农民们出来反对土地改革，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召集村里开会，赶走农委会并通报上级机关。

    10 [94] .分配和土地耕耘问题。土地分配不当会影响土地耕耘。有这样一些农民，由于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土地，在土地分配期间就停止了土地耕耘。

    二、其他方面的经验

    1.如果是流动在外非常住在村里的农民，就不必分给他们土地。

    2.土地分配时，按照经济收入一亩“竹林地”相等于七亩水浇地。可农民不要“竹林地”，因为“竹林地”无法加工耕耘。

    3.在一些地区，没收来的役畜被完全公有化了。

    4.源于组织干部在分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致大部分农民认为将来还要重新分配土地，结果造成农民感到不安。

    5.在一些地区，由于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无端恐吓，以致农委会被藐视。

    6.利维什峡的农民因为对土地分配不均感到不满，要与党组织书记进行谈判，书记指责这些农民并答道：“你们话说得太多，该多少就拿多少。”听到这样的答复后，农民再不敢重提这样的话题。

    7.为了恢复原先所有的地块(这里指分配前的地块)，农民进行地块交换。

    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秘密张贴的标语，表示反对土地分配。

    在划分中农与富农时不注意当地的情况，而是按照通常的标准(400—500桶谷子)，造成确定富农和中农时出现混乱，经常犯错。

    我们一些不善于农村工作的同志经常是用拳头去对付富农，可结果拳头却落在了中农身上。

    农民有两头母牛的，没收一头，如果有两个竹筐的，没收其中的一个，有两把大镰刀的，没收一把，以此类推。总而言之，现有的财产一半要没收。

    农民不敢与这样的行为抗争，因为这些人的背后是党和军队。

    “毫无疑问，党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好的，可这样的工作方式我们不喜欢”——有许多人，甚至那些对党深信不疑的人都这样说，但对此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让雇农成为主人”的口号提高了雇农的地位。幸亏有党和军队的存在，农民以及中农们有点惧怕雇农，不敢去招惹他们。小部分雇农开垦着每一块地(土地——译者注)，不让中农有多余的土地。

    有关对待中农方面的错误立场。

    “左”倾和违反临时制定的规定。

    1.敏建县和什泽县(Шицзе)以及缅甸北部，在进行土地分配的工作中违反了由农委会制定的原则。他们改变了“保留原先存在的耕地”的基本政策。

    2.缅甸南部的同志，尽管专门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方案，可在有些地方工作却进行不下去。甚至那些开展了工作的人，也都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擅自处理——译者注)。

    3.提出的口号“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核心”由于戒严而失去了自身的意义。实行土地改革和军事行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是没有土地改革，就无法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没有军事行动同样也无法进行土地改革。

    在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分歧。

    党内在土地改革方面的观点有分歧，革命拥护者们之间对这个问题表现出非常大的犹豫。党和组织的志愿者们在土地改革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其中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要将雇农从贫农中划分出来，该不该给雇农划分土地，该不该没收部分地主的财产等。

    在第二次人民民主阵线组织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了以下决定：

    ——以前属于封建领主的已经分配了的土地不动。

    ——准备好明年要进行的土地改革工作。

    ——宣布“土地分配”口号。

    在人民民主阵线组织委员会会议上，志愿者组织代表就土地改革提出了要求，在解决问题之前，应当征求群众的意见。

    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去征求群众的需求，这意味着可能将革命引向失败，所以人民民主统一阵线坚决地拒绝了志愿者部队代表的要求。

    这种“征求群众意见”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意识不仅存在于志愿者之间，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同样也有。东秀县(Дунсюйсянь)农民协会的负责同志就“要不要分地”去征求农民的意见。

    像这类的意见必须消除。

    党内的观点分歧给反对者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合适机会。“过去的革命斗争教训表明，利用领导党最亲近的党内宗派破坏了革命政权并为反革命工作开辟了道路。”(摘自《列宁选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旨在破坏革命的行动，是通往建立反革命地主和资本家统治道路的一个政治步骤。”(摘自《列宁选集》)

    党内的观点分歧造成了志愿者组织与共产党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反对派自由同盟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这些不一致。为了阻止共产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它利用了与党有最密切关系的志愿者组织，他们就是这样做出了消灭革命政权的计划。

    志愿者组织能够联合那些对党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不满的农民，不采取公开的政治斗争就能组织起暴动。

    在政权属于人民民主主义的地区，如果无法平定暴动，这就将等于为自由同盟德钦努 [95] 的军队开辟了道路。

    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问题。

    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分歧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危害。

    如今，在农民问题上已经显露出非常大的分歧，导致出现了错误、极端和破坏章程的因素。

    某些同志不承认党内的组织问题上存在种种困难，因此也不将它们列入议事日程。

    我相信我们的同志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从今后，我们的努力应当用在建立党内观点的一致性上。必须要尽力争取在农民问题政策上的一致性。

    政治纲领

    1.讨论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

    研究我们的纲领和已完成的工作成为现行会议的一项任务。

    在讨论存在的错误时会产生两个问题：(1)是否会出现政策是正确的，而实际工作却是错误的情况？(2)是否会出现错误的政策和实际工作同样也是错误的情况？

    经过讨论我们在6月所做的工作，我们感到，首先必须对政策问题作全面的修正，然后再讨论实际工作中的错误。

    为什么会出现极端和破坏章程的现象？

    (1)当全缅甸的土地分配工作结束时，班汶纳县(Баньвэньнасянь)持摇摆立场的人就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执行指示时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否正确”。没有责任感。

    (2)对整个缅甸北部来说，其指示为“在工作中根据现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事实上并没改变这项政策)

    (3)在缅甸南部：“主要的政策是错误的，必须采用新的政策，在没有得到新的指示前，任何工作不得进行。”

    总而言之，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在执行所有的指示。

    2.在组织问题上也存在混乱。

    党内部的观点分歧影响了志愿者的组织，导致的局面是党无法恢复对志愿者组织的领导。

    党与志愿者之间在进行土地改革上出现的分歧，导致人民民主阵线搁浅。敌人的自由同盟竭力利用这种局面，但是目前人民民主革命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主要的环节在哪里？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极端和破坏纪律的现象？

    总的来说，我们的同志是最恪守纪律的，可为什么他们却可能让党和革命遭受危险？

    在这个问题上，错误并不仅在于实际的工作中，所以我们应该全面地分析基本政策。

    党在领导方面的任务

    有关党的领导方式，斯大林同志曾说过以下的话：“当党的政策是错误的，或换句话说，当与党所代表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否认为该党还能实现对这些阶级的领导？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加强领导权，党应该分析党的政策并加以修改。承认错误并加以纠正……”

    为此，我们应该分析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

    关于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

    二月农村问题会议上通过的政策基本要点：

    ——没收全部土地。

    ——完全和平等的分配土地。

    ——赔偿中农在没收土地中的损失。

    在讨论以上所说的各点时，我们应该研讨一下我们的基本原则：

    1.有关土地国有化。

    2.有关对待中农的立场。

    3.平等分配的原则。

    4.有关土地国有化。

    共产党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是土地国有化原则。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中有这样的指示。

    共产国际认为最为重要的任务如下：

    1.推翻国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

    2.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工人和农民的人民民主专政。

    3.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

    4.废除外债。

    5.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

    6.没收地主、寺院和教会的土地。所有土地将归国家所有。

    7.实行工作日八小时工作制。

    8.工农革命军队组织。

    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的决议中写道，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同的基本任务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要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使它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租界、铁路和银行归国家所有)。

    在那些所有地区还没有取得统一的国家，要创建统一，推翻为剥削者服务的帝国主义政权，组织工农联盟和红军，建立起工人阶级和农民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2.实现农村革命，把农民从资本主义和殖民制度的奴役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土地国有化，采取有效的方式改善农民的生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3.按照工业和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将会增加，为此就必须扩大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巩固共产党，使它在劳动大众之间能争取到稳固的领导地位，争取实现工作日八小时工作制。

    4.建立起民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取消对获得教育的限制，在农村和城市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总体文化水平等等。

    (摘自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上通过的有关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纲领)

    中国的土地改革：

    ——废除地主制度。

    ——耕者有其田。

    ——废除征收地租制度。

    ——满足贫农和中农的需求。

    保加利亚的土地改革(摘自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工人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报告)。

    罗马尼亚的土地改革(罗马尼亚工人党书记在党中央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苏联和其他民主主义国家在进行土地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

    苏联、新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在土地改革中所总结的经验是

    ——废除地主制度。

    ——保留对土地的所有权，废除征收地租制度。

    ——关心贫农和中农的所有权。

    ——不急于进行土地国有化。

    ——借助于合作社转为集体农庄。

    我们的政策：

    ——没收所有土地。

    ——中农和贫农的土地同样予以没收。

    ——土地全部分配。

    ——提供私有财产权。

    5.对待中农的立场。

    我们对中农问题还没有充分了解清楚。

    (1)我们认为农民中的中农是暂时的同盟者，而事实上中农绝对不是暂时的同盟者，而是永久的同盟者(在斯大林同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有关于中农是永久同盟者问题的论述)。

    (2)中农是可靠的同盟者。有人说中农是摇摆的和不坚定的人，所以他是不可信赖的同盟者。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等于提出口号要与中农建立起可靠的同盟。

    领导摇摆的和不坚定的人，正是工人阶级的任务。

    “领导各个阶层是工人阶级的任务，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治权利时应当将摇摆的和不坚定的人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摘自《列宁选集》)

    (3)工作中必须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斯大林)：

    ①依靠贫农。

    ②联合中农。

    ③消灭富农。

    (……摘自斯大林同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

    (4)如果以错误的立场对待中农，那么就将违反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对待中农问题做出以下决议：“把中农和富农混淆起来，把对付富农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用到中农身上(哪怕是在最小的范围内)，那就不仅是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令，而且是违反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5)轻视中农是托洛茨基主义和走极端。

    “右倾托洛茨基分子在农村看到的只有两个阶级：贫农和富农，并抛弃依靠其他阶级，其中包括中农。”(摘自斯大林同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

    (6)巩固中农的所有权。

    列宁同志在有关农村问题的著作中写道：因为中农具有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这些都直接表现在投机买卖活动、贸易“自由”和私有制上，所以私有者与雇佣工人之间就展开了冲突。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废除了地租和抵押债务，并将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权不应当马上废除私有制，它应该保证贫农和中农不仅要保留原有土地，还要扩大他们土地的面积(废除地租)。

    (7)我们给中农哪些保障？

    尽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过指示，要保留中农和贫农对原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我们还是没收所有的土地，然后再平等分配土地。我们将遵照应对中农所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

    关于赔偿中农和贫农的财产，以前列宁同志和恩格斯同志就曾说过，在我们获得政权的时候，将不需要进行这样的没收，就像没收地主财产那样，不管要赔偿还是没有赔偿，将不需要没收小农的财产。

    我们对待小农的基本政策如下：将他们的私有财产转为合作制财产，但这不是通过权力方式来实现，而是逐步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恩格斯“法国和德国的农民问题”。

    给不给赔偿并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于不没收财产(关于中农的问题)。

    至于“赔偿”中农所遭受的损失，这个问题不值得考虑，因为我们给中农赔偿的契约如同“废纸”，中农对此不屑一顾。

    对待贫农，不仅不需要没收土地，而且还要添加土地。

    (8)对待富农的立场。

    在富农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甚至在大农(按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列宁对大农的定义：大农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通常雇佣几个工人，之所以也能归入“农民”之列，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与农民相同，也亲自参加自己农场里的体力劳动。这是个直接而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译者注)被剥夺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不可能顺利完成，因为还不具备相应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同样也不具备将农村实行公有化的社会条件。

    个别情况下，特殊环境内，可以没收富农部分被出租的土地或特别需要的和毗连小农土地的地块。除此以外，还必须保障小农在一定的条件下无偿使用大农的全部农具。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保证大农保留土地所有权。

    只有在大农反对劳动者和被压迫者政权的情况下，可以对大农进行没收土地。

    俄罗斯的经验表明，这个阶层在稍一试图反抗就得到很好的教训后，同样能够完成无产阶级国家交给的任务，甚至开始(尽管非常地缓慢)对捍卫所有劳动者而无情地对待富人寄生虫的政权表示尊重。

    当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与俄罗斯的大农展开斗争时，这时期的这场斗争便具有了各种复杂而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俄罗斯革命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后经历了所有农民起来反对地主的“一般民主”的斗争阶段。

    2.城市无产阶级人数少和文化水平低。

    3.幅员辽阔和交通不便。

    既然各先进国家中没有上述情况造成的阻碍，欧美的无产阶级应当更积极、更迅速、更坚决和更有成效地取得镇压大农反抗的完全胜利，消除他们进行反抗的一切可能性。

    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取得这种完全的最彻底的胜利之前，农村中的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群众是不会相信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已经是十分稳固的。

    由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存在很强的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和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因，这些国家的农民阶级划分过程相当缓慢。但在这些国家市场关系归根结底将发展到那种程度，以致在阶级关系上农民开始有更明确的形式。

    在中国和印度的农村已经能见到农民出身的剥削分子，为了剥削雇农和农民，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如高利贷、贸易，利用雇佣劳动，出租土地，租赁土地，出租役畜和农具。

    总而言之，在农民与地主斗争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可以带领所有的农民。

    可在斗争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中出现的上层分子可能会站到反革命阵营的一边。

    无产阶级只有在为满足农民的要求、为完全实现土地改革而斗争之时，只有在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运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村问题之时，才可能成为农民阶级的领导者。

    (摘自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报告)

    有关中国的富农

    在中国与富农的斗争是重要的事。

    老富农手里的土地数量超过了总体的平均数量，没收他们多余的土地，不没收新富农的土地。

    中国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因为：

    1.工人阶级共产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2.20多年的土地改革斗争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觉悟，同样也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地位。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尚未对富农进行彻底的斗争。这一点的解释如下：

    1.在有利于建立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众多原因中，尽管不应撇开为争取国内民主的斗争，可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苏联红军解放它们时所给予的帮助。

    2.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所取得的地位比在中国的地位更强有力。

    3.城市是创建人民民主国家的基础。苏联红军解放了城市，所以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作是从城市开始的。

    4.在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最初阶段，农村中没有可靠的基础。换句话说，在农民阶层中没有基础。

    缅甸的富农问题

    缅甸人民民主革命战争的最初阶段有可能发展为与富农的斗争。

    原因如下：

    1.缅甸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得到了解放)不同，而与中国相像，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创建了自己的人民解放军。

    2.缅甸与那些以城市建设为基础的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不同，而与以农村建设为基础的中国相似。

    3.缅甸共产党同样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4.在组织方面，缅甸农民的地位比中国农民要低。

    所以我们要废除旧式富农，监管新富农。

    没收富农土地时，除留给他们的土地外，所有多余的土地都没收(与没收地主财产不同的是仅没收超过中农的那部分财产)。

    绝对平等的土地分配原则。我们在分配土地时坚持“绝对平等的分配原则”，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在有关平等分配土地问题上说过以下内容：

    “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农民群众更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分土地原则。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等分配原则，谁就会犯错误。这样的观点是反动的、落后的、投降主义的，我们必须批判。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无需干涉经营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

    总结上述内容可以看到，绝对的平等分配原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平等分配原则”，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应当赞成“不平等分配原则”。

    在进行反封建斗争的进程中，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平等分配”的口号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可在今后这将成为向前发展的阻碍。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平等分配，但绝不主张绝对的平等分配。

    在平等分配土地的问题上应当依照这个观点。

    不应通过武力方式和随后的土地平等分配去没收中农和贫农的土地，而应当以最大的努力去吸收中农和贫农参加平等的土地分配。如果他们将来参加，就吸收他们，如果他们不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去招惹他们。

    就比如，如果中农将不参加土地的平等分配，那他就有比贫农多的土地。中农和贫农的土地占有权就将不同，可这点还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不主张土地分配的绝对平等。

    土地改革的新政策。

    在这个问题上土地改革的新旧政策有什么不同？

    以前的政策是没收所有的土地和平等的土地分配。

    新政策内容如下：

    1.没收土地的问题和土地的国有化。目前还没有进行土地国有化。

    推翻地主制度。

    保护农民所有权。

    从合作化转向集体经济。

    目前还需要准许私人贸易的自由，但必须不断限制它。

    2.没收土地的办法。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保留中农的土地(如有可能，可以从分配的土地中划出部分土地用以增加中农土地的数量)。

    贫农的土地，非但不应割让，反而更应增加土地。

    其他阶层同样应划分土地。

    3.平等分配问题。不必力求绝对平等分配土地的原则。

    在给中农与其他阶级分配土地时不应搞平均主义。

    4.为什么必须改变政策？

    在各地进行土地改革的经验基础上，政治局和农民协会中央委员会应该再次加强土地改革的理论研究，然后必须在这个问题上确定新的政策。

    缅甸北部和南部的同志们也同样同意并承认，这项政策是“我们的政策”。缅甸南部提出的政策不准确。仅仅是刚在错误中找到真理。

    在“没收所有土地并予以分配”的错误政策中找寻划分农民各阶层的正确方式，所以就找不到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可我们必须要承认，缅甸南部的同志非常细心地寻找正确的政策。

    在缅甸北部数量相当多的土地所有者是中农和贫农，所以那里没采用“没收所有土地并予以分配”的政策。

    缅甸北部的同志认同保留农民原有土地的政策。

    尽管有些同志感觉政策上有错误，徘徊不前，但也无法准确地指出错误的地方。

    在政治局成员中仅只有吴江志(УЦяЧжи，根据中文音译)提议修改这项政策。他(吴江志)参加了缅甸南部代表大会并跟我讲述了缅南会议的要求。并且他还考虑一下中农的土地问题，说在缅南会议上还没讨论过这个问题。

    政治局和农民协会中央委员会成员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研究后，做出了回答。

    5.对农民的阶级划分。

    土地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阶级划分。

    最初阶段必须要说明，谁的土地必须没收，谁的土地不没收，用什么方式划分土地等等，然后才进行阶级划分。

    有关阶级划分的问题，我们认同第二次会议的决议。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如下：

    (1)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劳动”。

    农民自己在劳动。

    所以在划分地主和农民时(包括富农)主要的一点就是他自己是否劳动。

    (2)在农民内部划分阶级时，除了本人是否劳动的问题外，还必须遵循这样的标准，是否雇佣劳动力，雇佣多少劳动力。

    富农自己劳动，可雇佣大量的劳动力。

    中农自己同样也劳动，可不雇佣劳动力。

    贫农不雇佣劳动力，自己劳动。

    (3)没收和分配土地时中农与富农之间的划分。

    中农的确定不仅要观察雇佣劳动力的问题，第二次代表大会用以下的方式确定中农：

    (1)……(略) [96]

    结束

    1950年8月27日

    手写批注：

    翻译：…… [97]

    1952年12月19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91，л.7、540-568

    №09969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中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的态度(1953年7月17日)

    948/ДВ号

    致苏共中央

    В.П.斯捷潘诺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7月17日、7月27日和7月30日电报的正本。这些电报的俄文本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通过电报拍发过来的。(专线：1385，140度，187 20)

    附上述电报共3页(只发给收报人)

    А.葛罗米柯(签名)

    1953年8月26日

    附件：

    致苏共中央：

    一、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决定，完全赞成苏共中央这一决议，认为清除贝利亚出党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这是苏联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胜利，它给了帝国主义阵营趁斯大林逝世的时候破坏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动企图以严重的打击。

    我们在7月1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完全拥护苏共清除贝利亚的社论，中共中央并已发出内部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就《真理报》7月10日社论和《人民日报》7月12日社论进行讨论，并向对此事件不甚了解的人们进行解释工作。我们保证与苏共中央团结一致，并将根据苏共中央决议结合中国情况改善我们党的工作。

    二、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现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传阅。这个决议是否可以发给所有中共中央委员和省委及大城市市委书记以上高级干部阅读，请复。

    中共中央

    1953年7月17日

    手写批注：

    归档。这些是以前苏共中央收到过的电报的原件。永久保存。

    И.谢尔巴科夫

    1953年9月4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30-39

    №20205 波科洛夫斯基致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向中国派遣雷达专家(1953年7月22日)

    苏联国防部第五局局长关于必须向中国派遣苏联国防部科研所的雷达专家给苏军总参谋部副部长的报告

    第10688号，1953年7月22日 [98]

    根据总参谋部的计划，为П8无线电雷达站配备的两台抗干扰装置已发给了斯柳萨列夫同志所率部队。

    鉴于斯柳萨列夫同志已就抗干扰装置的使用问题提出给予技术帮助的请求，我请您允许派遣该装置的专家——国防部第五研究所代表、工程师—中校В.П.多尔加切夫同志去那里出差，为期一个月。国防部火炮管理总局局长已同意派遣多尔加切夫同志到斯柳萨列夫同志所率部队。

    多尔加切夫同志也已整装待发，准备到那里就地测试该装置的使用情况，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观察其工作状况。

    国防部第五所代理所长、工程师兼上校

    Р.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69

    №00582 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关于停战协议签字问题(1953年7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马林科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兹呈上就北京来电而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复电的第1356号电文稿。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复电如经批准，将同时向平壤发去相同的电报。

    莫洛托夫

    1953年7月23日

    附件：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的电报稿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将下列事项通知他：

    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板门店交换停战协议文本时，金日成和彭德怀不出席的意见。要向美国人指出，每一方要由自己决定在交换协议文本时，由谁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务必要坚持这一点。

    但是，必须估计到，鉴于中朝方面坚持这一立场，美国人可能借口谁在板门店作为代表的问题不合常规，而拖延签署协议。在此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可以同意由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代表中朝方面。当然，在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前往板门店时，一定要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关于这项答复，苏联政府将同时照会金日成同志。

    请将同周恩来会谈的结果电告。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67-168

    №0058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金日成不参加停战协议签字仪式(1953年7月24日)

    关于金日成同志参加停战协议签字问题给北朝鲜的电报草案。

    批准苏联外交部(莫洛托夫同志)送来的就该问题所拟的电报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莫洛托夫给苏兹达列夫的电报稿

    北朝鲜

    致苏联大使：

    请转告金日成和朝鲜朋友们下述事项：

    苏共中央赞同板门店停战协议朝中方面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副首相和彭德怀签字。作为首相，金日成本人不必亲自签署停战协定。由谁代表朝中方面签署停战协议，完全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丝毫不应受美国人的压力等所左右。

    在当前条件下，由于李承晚分子可能采取某种针对金日成同志的挑衅行为，金日成赴板门店带有一定的危险性。问题的重要性要求排除李承晚分子进行这类挑衅的任何一点可能性，而金日成不亲自参加板门店停战协议签字，这一点就可得到保证。在这个问题上，苏共中央建议不要对其他任何意见让步，因为在此情况下，这些意见是次要的。但是，金日成拒绝前往板门店当然不应有示威性质。此外，正因为金日成将不去板门店，故彭德怀同志在板门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亲自签署停战协定就十分重要。

    苏共中央不认为，金日成不去板门店有可能被美国人用来拖延签署停战协定。由于这个理由而拖延停战协定的签署是不会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的。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如果金日成不亲自签署停战协定，将会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造成不良的印象。我们毫不怀疑，朝鲜朋友和中国朋友会以应有的方式解释这一点的，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

    苏共中央希望朝鲜朋友和中国朋友注意到这些意见。我们希望这些意见将被重视。

    请通报金日成和朝鲜朋友们，我们同时还将上述意见发给北京的苏联大使，以便使其通报毛泽东和中国朋友们。

    请电告执行情况。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69-171

    №09861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关于请求增派教授来中国(1953年7月27日)

    苏共中央：

    中共中央曾在7月7日电报中提出请求为北京马列学院增聘教授四人。我们应当补充说明的是：一、我们对1952年11月聘请的3位教授舍夫佐夫、契尔特科夫、斯皮里多诺夫的工作很满意，需要他们组织工作，望告他们在休假期满后即来北京。这次提出增聘教授是为了适应学校扩大的需要。二、增聘的四位教授主要是请他们来校讲课。如果其中能有一位或两位有办党校或社会科学院的经验者最好，这对我们学习苏共经验，把我们的党校办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中共中央

    1953年7月27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р.5082，л.34-35

    №09995 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毛泽东谈停战问题(1953年7月29日)

    发自北京

    紧急密电

    (关于7月28日会谈的报告)

    在接受了苏共中央的问候之后，毛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我向苏共中央转达深切的感谢。毛注意到敌人被迫提出停战不仅迫于军事上的原因，而且迫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在军事问题上，最近一年的情况已经表明敌人在陆地上不仅不能前进，也不能稳固地保持和守卫前线。中国军队不仅已经开始实施阵地战，也能够打破(敌人的)防线。

    在迫使敌人停战的政治原因中，毛提到帝国主义阵营在军事上的矛盾和世界反对朝鲜战争的社会舆论的重大作用。

    关于经济上的原因，毛阐述了在战争的头两年，美国的垄断集团在军火订货和交付中积累了庞大的利润，但是随着停战谈判的结束，也随着朝鲜战争停战运动加强的结果，他们的利润开始急剧地下降。

    回到军事问题上，毛指出，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但再向南方深入，就会冒过分暴露朝鲜东西海岸侧翼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中朝军队的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将会大大增加。

    谈到停战签字后更进一步的打算，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许多相关问题想和苏联政府商量。大约到8月10日，我们将准备一个有关必须要与苏联政府商量的措施计划的建议。

    周恩来出席了会谈。

    库兹涅佐夫

    文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波采罗布

    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87-189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156-158

    №09862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感谢苏联为实现停战的努力(1953年7月30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实现朝鲜停战的贺电，深为感谢。

    在整个朝鲜反侵略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都给了中国和朝鲜人民以重大的支持。苏联、中国和朝鲜的充分的团结一致，保证了朝鲜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将继续与苏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卫和平及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3年7月30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30

    №23733 斯捷潘诺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在中国组建日本共产党特别党校(1953年8月6日)

    苏共中央印鉴，第41525号

    1953年8月6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Н.С.赫鲁晓夫同志：

    根据相关委托，兹报告关于日本共产党在中国的特殊学校的情况。

    该学校始建于1952年8月。最初，该校为中共下属的马列学院分院，随后才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校。

    1952年8月，在北京的日本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野坂参三曾向苏共中央通报说，中共领导人打算在中国成立一所日本特殊学校，并已将这一想法告知了1952年7月正访问莫斯科的德田秋一。野坂参三又说，关于建立这所学校的问题，(自己)已与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同志)作了协商。

    1953年3月，在北京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西泽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在给苏共中央的致函中指出，在中国建立的日本特殊学校的学员人数将增至1500人。该校目前位于延安市，但在1953年秋将被迁至离北京不远的另一个地方。另外，在会谈中西泽还通报道，该校学员多数都是从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中挑选出来的。中共领导人任命(日本共产党)中央前委员高仓辉为该校校长，该校副校长打算由中国同志担任。

    目前，关于这所学校的性质、教学计划和教学管理，苏共中央联络部尚不掌握其他更为详细的情况。

    野坂参三同志请求苏共中央为该日本特殊学校发送一些俄文版和日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他一些书籍。此类书籍(苏联)以前曾向中国发送过。另外，应野坂参三同志的请求，苏共中央已决定向中国的日本特殊学校派遣一位苏共历史教师、一位政治经济学教师和2位俄语教师。据日本朋友说，该校将有两个班学习俄语。

    截至目前，该校仍未正式开始工作。野坂参三同志于1953年8月1日向苏共中央通报道，已为该校挑选了825名学员，这些人将进入预科班学习。学校计划于1954年1月开始正常教学工作。

    鉴于非常有必要了解该校的管理和人员构成等情况，(我们认为)应当派遣一个由苏共中央联络部、高级党校和其他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前往北京。另外，鉴于该校目前尚未正式开始工作以及日本朋友请求我们为该校筹备俄语教科书，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苏联驻北京大使向中国和日本朋友询问如下做法的可能性，即是否可以让我们派往北京的上述小组中的工作人员协助该校的组织工作。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В.斯捷潘诺夫

    1953年8月6日

    第25-C-1323号

    РГАНИ，ф.5，оп.28，д.3，л.94-95

    №25108 中共中央联络部致苏共中央电：缅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表态(1953年8月1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苏斯洛夫同志：

    现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致苏共中央的信件发送给您，该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戈宝权在今年8月15日交给苏联外交部的。

    附件2页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

    1953年8月25日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苏共中央的电报

    兹寄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于今年7月29日从缅甸共产党中央得到的通报。

    1953年7月28日缅甸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决议，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就贝利亚案件召开的全体会议做出的通报，现在我们把该决议的主要内容作一阐述。

    一、缅甸共产党中央表示，完全支持以Г.М.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的关于把贝利亚开除出苏联共产党的决议。贝利亚混入了苏联共产党中央，企图攫取党和政府的领导权。他企图破坏共产主义建设，恢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间谍。缅甸共产党中央也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采取的措施。

    二、缅甸共产党中央表示，使他们感到赞叹的是，以Г.М.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就贝利亚案件采取了明确而坚定的措施，贝利亚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间谍，是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和平和民主事业的敌人。

    三、对人民的敌人贝利亚的揭露是迅速而坚决的，这证明了苏联共产党牢不可破的团结，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同苏联人民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也向世界证明了苏联各民族的力量。

    四、苏联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领导力量，对贝利亚这一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国际资本主义间谍进行的揭露警告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党员都应该更加提高革命的警惕。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将会一直感激苏联共产党采取的这些措施。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1953年8月10日

    于北京

    РГАНИ，ф.5，оп.28，д.91，л.607 609

    №23818 苏斯洛夫致马林科夫等报告：关于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运动(1953年8月11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М.马林科夫同志和Н.С.赫鲁晓夫同志：

    今年6月15—20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通过了关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广泛开展国际运动的决议。

    与以往的运动，如斯德哥尔摩呼吁书和各大国之间签署和平协定的请愿书所发起的签名运动不同，本次即将开始的这场运动，在内容上强调根据各个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进行，如国家退出侵略性集团，撤出外国军队和清除在一些国家境内的外国军事基地等；在运动进行的方式上，要求在各种会议、群众集会、国际会议及自治市政府和社会组织领导机关会议上讨论保卫和平的问题，通过针对本国政府和议会以及给五大国政府的请愿书，呼吁和平调解国际问题。在一些国家中仍打算继续开展征集签名的运动。

    出席本次世界和平大会的苏联代表——吉洪诺夫、爱伦堡和苏尔科夫等同志介绍了苏联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根据世界和平大会的要求开展运动的情况，并请求就这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做出指示。与此同时，他们还通报了法国和意大利保卫和平运动领导人所提出的愿望，以便在苏联展开的这场运动能够与其他国家同时进行。

    目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召开保卫和平民族委员会会议以及一些单独的群众性集会和会议。在此类会议上一些本次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的参与者们报告了例会的决议和世界和平大会发出的开展运动的倡议等情况。这些会议和集会均通过了赞成世界和平大会例会决议的决定。最迟在今年8月中旬以前，在这些国家中就将开始广泛的运动。该运动将具有长期性，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让部分大国之间就一些有争论的国际问题签署协议——即使是部分性质的协议。

    为了和平调解国际问题，在苏联国内也应开展相应的运动。其中具体内容包括：

    1.苏联社会舆论广泛赞同布达佩斯世界和平大会决议所提出的以谈判方式调解国际争端的决议。

    2.全体苏联人民支持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后者的依据是：“当今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无法在相关国家相互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有争议的、而未解决的问题。”

    3.表明苏联人民非常满意朝鲜停战协议的签署；该协议的签署是朝鲜和中国人民以及整个和平和民主阵营的巨大胜利；显示了和平解决所有其他国际问题的可能性。

    4.揭露敌视和平、阻碍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各种势力的阴谋。

    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鉴于这场运动所具有的长期性质，苏联公众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情况充分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为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而将采取的那些具体措施(如苏联对三大国提出的关于召集四大国外交部长会议的建议的答复，苏联就德国问题所提出的建议，以及苏联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例会所提交的提案，等等)。

    与此同时，苏联公众应对敌视和平势力为破坏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可能实施的那些具体活动给予回击。

    至于开展这场运动的方式，具体如下：可在今年8月下旬举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在9月——举行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并就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的结果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任务等问题作报告；自8月起——在各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高校召开会议，并作关于当代国际形势和各民族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报告。这些会议均应在1953年12月以前进行。

    此外，还希望苏联各社会组织(工会、妇女和青年等)不约而同地发表支持这场运动的声明。

    理应在1953年12月召集全苏拥护和平者第五届大会，期间将讨论А.А.苏尔科夫同志就“国际形势和各民族为捍卫和平而斗争”问题所作的报告。第四届全苏拥护和平者大会是在1952年12月举行的。

    需要指出的是，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全苏拥护和平者大会和劳动者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情况，反映苏联公众对一些国际问题的具体看法。

    今年9月9日，将在哥本哈根召集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以讨论那些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的这场国际性运动相关的问题。我们认为，理应派遣如下苏联代表——Н.С.吉洪诺夫、И.Г.爱伦堡、А.А.苏尔科夫和П.В.古利亚耶夫等同志参加这次会议。

    在这次就运动开展问题而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上。苏联代表们的活动应以苏共中央于今年6月12日所确认的批示以及附录的决议草案中所表述的指示精神为指导。

    为了加强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对保卫和平运动的日常工作领导，在世界和平大会中的苏联代表——吉洪诺夫、爱伦堡和苏尔科夫等同志认为，有必要再派一名苏联代表到该秘书处工作。

    我们认为，可以采纳这一建议，派遣В.А.索罗金同志到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从事长期工作，届时将免去该同志目前所担任的苏联新闻局副局长的职务。索罗金同志，1904年生，1927年成为苏共党员，具有丰富的国外工作经验，精通英语，我同意派其到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工作。

    有必要在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中设立能够在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工作的第二个苏联代表的职务，个人工资为4500卢布。

    关于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内容，具体参见附录。

    М.苏斯洛夫(签名)

    1953年8月11日

    附件：

    关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的运动

    苏共中央决议：

    一、鉴于世界和平大会所提出的为以谈判方式调解一切国际问题而开展世界性运动的倡议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有必要于今年8—12月间在苏联广泛展开这一运动。

    该运动的主要任务理应如下：

    1.苏联劳动者赞成世界和平大会提出的通过谈判方式调解国家间存在的一切国际性问题的要求。

    2.苏联全体人民拥护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该政策坚信，当代国际形势中任何有争议的或未解决的问题均可通过和平的方式，在相关国家彼此协商的基础上得以解决；苏联全体人民支持苏联政府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3.苏联人民非常满意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该协定是朝鲜和中国人民以及整个和平和民主阵营的巨大胜利，展示了和平解决所有其他国际问题的可能性。

    4.揭露敌视和平势力的阴谋，及其为阻碍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可能采取的各种挑拨离间方式(如柏林冒险者们、李承晚的挑拨离间等)。必须针对和平的敌人们为挑起战争和破坏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可能实施的一切罪恶活动给予有力的回击。

    在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情况，有必要对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为实现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和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而采取的具体举措给予支持(例如，苏联政府对三大国提出的关于召集四国外交部长会议的建议的答复，苏联就德国问题所提出的建议以及苏联代表团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例会所提交的提案，等等)。

    这场运动应当更紧密地团结苏联各民族，加强其为争取和平事业而进行的斗争，提高其对战争煽动者的阴谋的警惕性，巩固和扩大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国际主义兄弟联系。

    二、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们应采取以下举措：

    1.于今年8月下半期在莫斯科召集由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代表参加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以讨论如下问题：《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结果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任务》(即Н.С.吉洪诺夫同志的报告)。

    2.根据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的决议，于今年9月召开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扩大全会，参加者包括各地方社会组织的代表，以讨论苏联各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任务的问题。

    3.在8—12月间在各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高校召集劳动者会议，以听取题目为：《国际形势和各国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报告。

    4.为了对这场运动的成果进行总结，计划于1953年12月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举行第五届全苏和平拥护者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当代国际形势和各国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即А.А.苏尔科夫同志的报告)

    责成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最晚于今年11月1日以前就召集上述会议事宜向苏共中央提交相关草案。

    建议各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和劳动者会议，根据本决议第一款所提出的这次运动的任务，通过相应的决议。

    三、责成苏联社会组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科学院，共青团中央，苏联作家协会管理局，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苏联作曲家、建筑师和艺术家联盟管理局等——在运动期间的不同期限内发表支持运动的声明。

    四、责成各级党组织积极参与这场运动。

    责成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苏共州委和边疆区委根据本决议第一条款之要求，确保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劳动者集会的顺利举行。

    五、责成中央，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报刊编辑部以及苏联文化部确保通过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及时报道如下相关资料：各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的召开，苏联各社会组织和劳动者为开展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运动而举行的会议。

    六、责成苏共中央宣传部和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在全国范围内负责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的运动的领导工作。

    七、派遣苏联代表——Н.С.吉洪诺夫、И.Г.爱伦堡、А.А.苏尔科夫和П.В.古利亚耶夫等同志参加即将于今年9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会议期限为10天。此次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将讨论，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世界规模运动的相关问题。届时，苏联代表将依据苏共中央于今年6月12日所批复的指令以及本决议的相关内容，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指针。

    为了加强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对保卫和平运动的日常领导工作，兹责成在世界和平大会机关工作的苏联代表争取实现如下目标，即选举在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从事长期工作的В.А.索罗金同志担任世界和平大会的秘书。

    计划在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定员内设立第二个苏联常驻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的代表职位，其个人薪水每月为4500卢布。

    批准В.А.索罗金同志担任世界和平大会的秘书职务，并免去其目前所担任的苏联新闻局副局长的职务。

    　　　　　　　

    РГАНИ，ф.5，оп.30，д.33，л.64 71

    №20207 斯柳萨列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1953年9月以后)

    …… [99]

    1950年11月，鉴于美国侵略军已逼近中朝边境，我歼击航空师(第二十八和第一五一师)奉命：防止美国空军空袭，掩护中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和行政中心，朝鲜人民军后方设施(包括鸭绿江铁路桥、安东地区的机场和朔州地区的水丰水电站)。

    我歼击机的作战范围被限制在：鸭绿江沿线和朝鲜湾沿岸。

    随着朝鲜和中国军队的向南挺进，我部又接到如下补充任务：掩护北朝鲜境内设施和交通线，作战又向纵深推进了75公里。

    1950年11月末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成立，其中包括3个歼击航空师，即第二十八、第一五一和第五十师。

    总的来说，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包括如下部队：2—3个歼击航空师、1个独立夜战歼击航空团、2个高炮师、1个高空探照灯团。不过，该军的部队构成并不固定，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后至同年8月末该军所属只剩2个歼击航空师、1个夜战歼击航空团、2个高炮师和1个高空探照灯团。

    1951年6月以前由于受到中朝边境附近机场分布和本军所肩负的对中朝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的任务的限制，本军实际参战的部队只约有2个团的兵力，60个机组。

    只是从1951年7月始，庙沟机场投入使用之后，我军才有可能将5个团的兵力(120—150个战斗机组)投入作战。

    从我军在朝鲜参战至1951年末，美国空军白天的主要突击力量是轰炸机(B-29和B26)。根据这一情况我军这一时期的重点打击目标也以敌轰炸机为主。稍后，随着敌人白天的突击力量转变为强击机，我军的打击重点也随即转为主要针对敌强击机作战。

    在防止敌轰炸机空袭和为北朝鲜地方设施和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的过程中，我军不仅要面对敌轰炸机和强击机，而且还要与敌为上述飞机担当掩护任务的歼击机作战。

    为了完成所肩负的战斗任务，我军各部队自1950年11月至1952年1月期间共实施战斗起飞19203架次。

    这一期间我军歼击机在白天以机群为单位实施的空战共307次，其中：以双机为单位作战19次，以中队为单位作战112次，以团为单位作战84次，以师为单位作战50次，以军为单位作战42次。

    参加空战的机组共7986个，占全军飞行机组总数的比重为43％。

    战斗中共击毁敌机562架，其中：B-29——48架，B-26——1架，PB 45——2架，F-47——2架，F-51——20架，F-80——103架，F-84——132架，F-86——218架，F-94——8架，“流星”——25架，F-6和F-5——共3架。

    夜间单机空战16次，击毁敌机2架B-26。

    自1950年11月至1952年1月，我军空战中共击毁敌机564架。

    期间，自身损失：飞行员——34人，飞机——71架。

    敌我损失比率：7.9∶1。

    我军平均实施战斗起飞33架次击毁1架敌机，战斗起飞285架次自身损失1架飞机。

    我击毁1架敌机平均消耗弹药212发。

    我1个机群平均空战时间：与敌轰炸机和强击机——15分钟，期间我歼击机平均实施攻击2—3次；与敌歼击机——10分钟，平均攻击次数2次。

    我歼击机小型和大型机群作战情况。

    以高空作战为主：与敌歼击机——8000—12000米，与敌轰炸机和强击机——7000米以下。

    此类空战的特点：敌歼击机极力将空战高度保持在8000米和以下，因为敌歼击机F86如果超过8000米以上，其战斗性能便远远不如我米格15战机。

    在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受到我军重创之后，敌人被迫重新审视自身空军的使用问题，并采用了一些新战术，还通过将F-80改装为F-86的方法来加强其歼击机群力量。

    从初期的空战实践中敌人已清醒地认识到，其F-80和F-84等歼击机在性能上已不能继续作为歼击机来使用。

    随着美军司令部通过采取一系举措：增加空军力量、改进飞机性能、改变行动战术等，到1952年初，朝鲜战场白天和夜间的空战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而我军在1952年上半年的战斗任务也变得更加艰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我军战斗部队已缩减为两个歼击航空师(3月份以前为第三二四和第三〇三师，3—6月为第九十七和第一九〇师)。

    1952年以后朝鲜空战形势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敌人白天的主要突击力量已变为强击机；另一方面，此时敌强击机与原先的轰炸机相比，兵力上已约达到原先的4倍。

    这一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我部队的战斗力，集中对付敌强击机，我军主要以小机群(以分队和中队为单位)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高度保持在8000—14000米之间。这将有利于我以劣势兵力对数量众多的敌歼击机“掩护”在广阔战线上实施干扰作战，从而为我突击机群向敌强击机发动攻击创造条件。

    如果1951年我军18759次战斗起飞中以大机群(以团、师、军为单位)为单位的作战共14112次，比重为75％，那么时至1952年，我军白天23539次战斗起飞中以大规模机群为单位的作战总数则为12529次，比例仅占到53％。

    ……

    这一时期我夜间战斗起飞共1062架次。

    1952年我军歼击机共实施机群式空战868次，其中参战机组共计9014个。

    空战中共击毁敌机379架，其中：F-51——8架，F-80——13架，F-84——41架，F-86——315架，“流星”——1架，F-4у4——1架。

    夜间单机空战32架次，击毁敌机15架(11架B 29、3架B 26和1架F 94)。

    1952年我军共击毁敌机394架。

    自身损失：飞行员——51人，飞机——172架。

    敌我损失比率：2.2∶1。与1951年相比，这一时期的战斗起飞架次大幅增长。1952年我军战斗起飞月平均增至600架次。

    鉴于我歼击机战斗积极性不断增加，歼击机和强击机损失惨重，敌空军于1952年末调整了自己的行动战术——不再使用大机群，而是利用安州和开城一线以北地区的复杂气象条件，以小机群在广阔战线上展开活动。

    与1951年相比，1952年我军的空战效率也有所下滑。

    我歼击机作战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我军空战的主要对象是敌歼击机。后者在飞行—战术参数上与我米格15相差无几。

    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些实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1951年在空战中我军共击毁敌机496架，其中F-86歼击机206架，1952年我共击毁敌机379架，其中歼击机315架。

    2.我军在同敌歼击机和歼击—轰炸机进行空战中取得胜利的概率明显小于同敌轰炸机作战。

    3.1952年在我军与敌空军作战的同时，中国空军的歼击机部队也开始参战。

    1952年11月以前，中国空军部队作战时主要是配合我歼击机对敌歼击机和强击机小型机群实施攻击。

    从1952年11月起，我军司令部开始高度重视让中国空军积极参战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空军指挥部和各部队在作战行动的组织上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具体如下：

    1.向其传授作战经验，通过开会分析和研究与敌歼击机、强击机作战的协同配合等空战技术。

    2.在空军部队的指挥、组织和导航等方面对其进行指导。

    中国空军参战主要遵循了如下顺序：先是与敌小机群作战，随后对敌空军的大规模集中空袭实施反击作战。这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空军与我军歼击机协同作战。我部队承担主攻，在安州和开城一线远程空域对敌“掩护”歼击机实施干扰作战；中国空军在定州(Тэйсю)和浦津(Бугдин)地区参战，对我作战行动实施策应；中国空军退出战斗时，由我歼击机群负责掩护。

    第二阶段，中国空军参加一线作战，我军歼击机实施策应和掩护其退出战斗。

    第三阶段，中国空军独立作战，作战主要对象是敌歼击机。中国空军部队的作战区域主要是西部沿海；朝鲜空军作战区域主要是东部沿海。我军各部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根据空战形势随时准备向上述两空军部队提供援助。

    至1952年末，中国空军数量已颇具规模。其不仅可配合我军歼击机参加对敌一般机群的作战，而且还参加了对敌空军大规模空袭的反击作战。

    中国空军的积极参战加强了我军与敌空军对抗的实力，激发了我歼击机在远距离关键地区对敌实施作战的积极性，并给予敌人以更重大的打击。

    我军不断增加的作战积极性，促使敌人被迫于1952年底对自己的空军机群进行了重新武装——将F-84改装为F-86和F-30。

    与此同时，从1953年初起，美军司令部决定让自己的轰炸机在夜间积极行动，对安州和咸兴以北地区的设施和交通线实施空袭，以替代强击机白天在上述地区的活动。

    1953年1月上旬，我军歼击机夜间重创了敌轰炸机。空战中共击毁敌B 29轰炸机7架。因此，1月下旬至停战协定签署期间，敌轰炸机只是在气象条件复杂的情况下才敢夜间趁机在北朝鲜地区展开活动。

    与1951—1952年间不同，1953年我军的作战行动是在更为复杂的空战和气象条件下进行的。

    自1953年3月起，美军指挥部开始以F-86和F-30代替强击机参战，针对这一情况，我军的应对之策是：在所掩护地区以小机群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积极作战。

    在这一战斗中，我军承担了主要责任。因为此时中国空军对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尚未作好准备。

    因此，我军的战斗任务极其繁重，尤其是在1月至停战协定签署之间一段时期。这里有如下数据可以作为佐证：如果1952年的12个月间，我军的战斗起飞为23539架次，平均每月1961个架次，那么仅在1953年的7个月间，白天我军便实施作战起飞18152个架次，平均每月2600架次。1953年的战斗起飞月平均架次比以前增加了650架次，即33％。

    为了给我突击机群创造更有利的对敌强击机实施攻击的条件，我军原准备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的歼击机现在均采取小机群作战的方式。1953年的7个月间，我军18152架次战斗起飞中，以双机、分队和中队为单位的战斗起飞便达到13009架次，达72％。

    在我歼击机的积极进攻下，敌歼击机只敢在战术条件有利和兵力占优的情况下投入战斗。

    而美军指挥部，即使在数量占优的情况下仍无法在空战中为自己的强击机提供有效的保障。为了遏制我歼击机的活动，其加强了在我安东机场地区上空的“猎杀”作战行动。敌人利用一切有利战术条件对我歼击机实施压制性攻击。

    1953年白天我军共实施机群式空战508次，其中参战机组达3713个。空战在各个高度上展开——从超低空至米格15飞机所能达到的极限高度。

    上述空战我共击毁敌机125架，其中：强击机F 80和F-84——12架，歼击机——114架。

    空战结果显示：我军歼击机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敌歼击机；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在我军所掩护的地面设施上空，带有偶然性。

    我军夜间战斗起飞1373架次，实施单机空战59次，击毁敌机13架，其中：PB-29飞机——1架，B-29飞机——6架，B-26飞机——1架，F-84飞机——2架，F-94飞机——2架，F-3D飞机——1架。

    在1953年7个月白天和夜间的空战中，共消灭敌机139架。自身损失：飞行员——25人，米格-15歼击机——76架。1953年敌我损失比率为1.9∶1。

    与1952—1953年间不同，1953年我军在完成了所承担的战斗任务的同时，还在机场值班时的一级和三级战备状态下实施起飞，以巡逻方式对我军负责的设施提供了空中掩护。须知，此类在机场值班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战斗起飞含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它可能导致其不能对敌机实施及时的拦截。

    我军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共击毁敌机1097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10人，飞机——319架。战争期间的敌我损失比率为3.4∶1。

    结论：

    ……从在朝鲜参战开始至停战协定签署，尽管美国空军力量上优于我军，但我们还是没有让其得到摧毁我军所保护的主要设施的机会，而且期间敌各类型空军均遭到了我军的重创。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近卫空军中将

    斯柳萨列夫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参谋长、上校

    别列日诺伊

    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4045，д.186，л.21-32

    №005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国通报联合国会议的结果(1953年9月1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向其通报联合国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讨论结果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同志的电报稿。

    基本上赞同苏联外交部呈交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向其通报联合国朝鲜政治会议问题讨论结果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同志的电报稿。

    责成莫洛托夫同志考虑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最后修改定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ПРФ，ф.3，оп.65，д.511，л.4

    №25109 格拉德舍夫致苏斯洛夫函：缅共中央支持苏共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1953年9月11日)

    致苏斯洛夫同志秘书处：

    苏联外交部转送来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支持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全体会议做出的决议。这样的决议在我国的报纸上没有发表。

    通报材料将供苏共中央联络部本部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 　　

    П.格拉德舍夫 　　　　

    1953年9月11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91，л.610

    №21350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刘少奇请帮助校对毛泽东选集英译本(1953年9月12日)

    苏共中央印鉴　机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兹发给您刘少奇的信和我们通过苏联驻中国使馆获得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英文译稿。

    附以上所述的内容(收件人亲启)

    А.葛罗米柯(签名)

    1953年9月12日

    第2129/ДВ号

    附件：

    刘少奇给苏共中央苏斯洛夫同志的信

    致苏共中央苏斯洛夫同志：

    感谢苏联方面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英文译稿的校对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如今，该译本已获准并转交给英国同志。不久，该书将在伦敦出版。兹发给你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英文译稿，请你们帮助我们校对这些译稿。

    如果你们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英文译稿已校对完毕，那就请把译稿发回给我们。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刘少奇(签名)

    1953年8月15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44-45

    №24873 佩罗夫致葛罗米柯函：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组组长的报告(1953年9月15日)

    葛罗米柯同志：

    对于您在1953年5月25日发来的第087 1/ДВ号信函，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作如下通报。

    布拉金同志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组长，他的报告主要列举了1952年期间中国在计划设计方面和物质技术保障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此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计划设计小组通过提供咨询给予了帮助，有时候则直接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比如，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在1952年首次及时完成了计划任务。

    苏联专家还对1953年国民经济方案的制订工作提供了帮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的制定提供了帮助。

    根据我们专家提出的建议，成立了物质技术保障计划管理局，制定了组建国家物资和粮食储备管理局的方案及1952年的国家商品储备计划。

    但是，报告没有阐述苏联专家在完成他们的主要任务——在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上向中国的计划单位提供帮助的作用。关于中国的计划单位在中国国民经济的计划和发展方面向苏联专家提出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报告中一点也没有谈到，报告中也没有通报，我们的专家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关于苏联专家主动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一点也没有谈到。从报告中也不能看出，苏联专家在建议采取某些措施的时候考虑到了中国现今经济状况的特点。

    布拉金同志提交的报告不能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工作做出实质性的结论。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Г.佩罗夫

    1953年9月15日

    РГАЭ，ф.4372，оп.11，д.995，л.251-252

    №00593 葛罗米柯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1953年9月29日)

    摘自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3年10月1日

    第211号

    1953年9月29日接见中国大使张闻天

    今天4时30分接见了中国大使张闻天，并向他声明如下：

    鉴于法国、美国和英国政府9月2日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问题的照会，9月28日苏联外交部向法国、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递交了苏联政府的照会。

    在这个照会中，苏联政府建议：

    一、在法、英、美、中、苏外长会议上讨论缓和国际关系紧张局势的措施。

    二、在法、英、美、苏外长会议上讨论德国问题，包括会议筹备过程中提出的所有建议。

    而且，这里指的是召开一个外长会议，它应当按上述次序讨论所提出的问题。

    我向张闻天递交照会后，请他将照会通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照会的态度。

    张闻天表示感谢并说将向本国政府报告照会内容和上述声明。根据大使的请求，我把声明文本交给了他。

    谈话持续了15分钟。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和远东司副司长列多夫斯基同志参加了会谈。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 　　　　　

    АВПРФ，ф.3，оп.65，д.511，л.5

    №11423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函：就答复沈阳总领事馆来函给的信(1953年10月10日)

    归入第448号文件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Н.Г.叶罗费耶夫同志：

    现将苏联驻沈阳市总领事馆收到的信函寄给您，请就写信人所感兴趣的问题给他以答复。

    附信件全文。 [100]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卡普拉洛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03页

    №23762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转呈中共中央寄送的材料(1953年10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向您呈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寄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关亚洲各国的资料。材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于10月12日转交给苏联外交部。

    附上述提及的资料及十二页的资料目录。

    А.葛罗米柯(签名)

    1953年10月15日

    第2427/ОВ号

    手写批注：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根据收到的资料，请准备一个情况说明。

    苏斯洛夫

    10月16日

    第50045号文件的说明

    通过苏联外交部从中国同志处收到中文的有关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马来亚、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资料，共有32本小册子(4261页)和29份文件(773页)。

    这批材料的绝大部分是对外联络部较早时收到的，并译成了俄语，没有实际意义的部分材料不需要翻译。

    收到已译成俄语的材料中，只有部分材料应该是译自缅甸语、越南语和马来语。

    因上述情况，我们请求：

    1.不考虑将小册子转交给对外联络部图书馆。

    2.装订清单编号为“第一号”上的文件，作长期保存并返还部里翻译。部领导将按翻译的进展通报文件内容。

    3.清单编号为“第二号”的文件归档。

    И.维诺格拉多夫 [101] (签名)

    第一号材料清单

    需译成俄语的有关越南、缅甸和马来亚方面的中文材料。

    一、有关越南的材料

    1.1953年2月8日长征(曾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在国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页。

    2.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有关一些特别问题的第38号指示，5页。

    3.1953年4月23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4页。

    4.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主席)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5页。

    5.1953年6月10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8页。

    二、有关缅甸的材料

    6.缅甸农民运动简史，7页。

    7.缅甸共产党副书记德钦丹东的电报与信件，22页。

    8.有关缅甸共产党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21页。

    9.1952年12月15日各农民联盟会议上有关土地改革的问题讨论，21页。

    10.1952年7月3日批准的缅甸共产党新纲领，18页。

    三、有关马来亚的材料

    11.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有关马来亚共产党的政策与组织情况的报告，337页。

    12.关于森林根据地的一些补充意见，4页。

    共计481页。

    第二号材料清单

    应归档保存的有关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日本的中文材料。

    一、缅甸

    1.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关于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1951年9月)，11页。

    2.缅甸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给党中央的报告(1951年9月)，19页。

    3.有关缅甸人民军的情况(1952年12月)，17页。

    4.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宣传干部问题的报告(1950年9月)，28页。

    二、越南

    5.关于审判机构法，6页。

    6.土地法草案、人民法院组织的情况、有关惩治犯法地主的临时条例，15页。

    7.党在发动群众运动中的政治方针，5页。

    三、尼泊尔

    8.一些有关尼泊尔革命运动的材料，76页。

    9.古埃尔(Гуэрли)、巴坎特(Бакэт)和普拉坦哈(Пулатэхань)，76页(根据中文音译)的自传，9页。

    10.古埃尔(Гуэрли)论辛格，5页。

    四、印度尼西亚

    11.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争取民族彻底自由的斗争，25页。

    12.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斗争，艾地的文章，13页。

    13.有关印度尼西亚各政党和其领导的材料，28页。

    五、日本

    14.日本共产党北京支部有关古(Гу)问题的决议，8页。

    15.有关“促进中日贸易的国会同盟”材料，9页。

    16.共产党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7页。

    17.希达(Сида)写给宋(Сун)和野坂参三的信，11页。

    共计292页。

    РГАНИ，ф.5，оп.28，д.92，л.75-80

    №21357 西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帮助翻译西班牙语《毛泽东选集》(1953年10月30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答复经苏共中央转发的中共中央1953年8月来电，我请你们向中共中央转发以下所附电报。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Ф.克拉乌金 [102] (签名)

    1953年10月30日

    附件：

    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致中共中央

    北京市

    作为对你们于1953年8月21日(给我们)所发电报的回复，兹建议由拉卡萨·路易斯同志及其妻子桑恰·索列达特同志担任著作出版的西班牙语顾问。

    上述同志的个人简历如下：

    拉卡萨·路易斯，54周岁，自1937年起便为西班牙共产党党员，著名建筑师。现以政治侨民身份居住在苏联。目前工作单位为莫斯科市苏联建筑科学院。除西班牙语外，还懂俄、法和德语，也可译英文。不是文学和出版问题专家，但广泛涉猎西班牙文学，在翻译和编辑方面具有一定工作经验。该同志以函授方式毕业于马列主义大学。

    桑恰·索列达特，43周岁，自1936年起便为西班牙共产党党员，职业为中学教师。自1939年起，以政治侨民身份留居苏联。除西班牙语外，还懂英、俄语和部分法语。该同志并非文学问题专家，但了解西班牙文学，具有师范教育工作经验和一定的翻译工作经验。她也是以函授方式毕业于马列主义大学。

    上述两同志有两个孩子——分别为13和10周岁。父母希望，孩子们能与自己一起前往，从而有可能继续在苏联中学上学。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将派遣这两位同志来完成上述工作，为期2—3年。

    致敬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3年10月30日

    归档

    手写批注：

    1953年11月5日发给驻中国大使的信，以便其转交中共中央。

    И.谢尔巴科夫，1953年11月5日

    М.维诺格拉多夫，1953年11月6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55-57

    №20219 总参谋部作战局的总结报告：苏联空军及中朝空军战果情况(1953年11月3日)

    苏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和中朝空军联军

    1953年6月25日到7月27日作战结果的报告

    1953年11月3日

    一、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活动

    (一)我军歼击航空兵

    1.我军开始在朝鲜作战始于1950年11月，期间派出参战的共有10个航空师…… [103]

    2.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

    实施空战1872次，期间向敌射击的飞行员共计6462人。

    3.击毁敌机1106架，其中：

    F-86-30——1架

    F-86——650架

    F-84——178架

    F-80——121架

    F-4у5——2架

    “流星”——28架

    F-47——2架

    F-51——30架

    F-94——13架

    B-26——8架

    B-29——69架

    B-45——2架

    其他——2架

    4.我军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

    (二)我军高炮部队

    1.自1951年6月我军高炮部队也参加了作战，担当安东各重要机场和水丰水电站的地面掩护任务。

    期间，我2个高空探照灯团、4个高炮师(第八十七、第九十二、第二十八和第三十五师)或9个高炮团获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各师承担此项特殊任务的时间长短不一，从6个月至1年零8个月不等。

    2.被我高炮击毁的敌机共计153架，其中：

    F-86-30——5架

    F-86——35架

    F-84——25架

    F-80——47架

    F-51——5架

    B-26——17架

    B-29——7架

    其他——12架

    3.我军高炮部队自身损失——阵亡68人，受伤165人；高炮6门，探照灯1台。

    二、我联合空军部队的作战活动(据不完整资料)

    1.自1951年12月起中国空军参战，兵力共计2个师(第三和第四歼击航空师)。从1952年3月起又增加了3个师(第二、第六和第十五歼击航空师)。从1952年5月起又增加了2个师。朝鲜空军在1952年初有1个师开始参战，截至1952年底，其兵力增至3个师，其中2个歼击航空师作为联合空军部队参战。

    2.中朝空军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期间共击毁敌机271架，其中：

    F-86-30——5架

    F-86——176架

    F-84——27架

    F-80——30架

    F-4у4——15架

    F-51——12架

    B-26——1架

    “流星”——2架

    “野马”——1架

    其他——2架

    3.联合空军部队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

    三、共击毁敌机2814架，其中：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航空兵部队——1106架，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高炮部队——153架。

    共计：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259架。

    中国和朝鲜空军——271架，

    朝鲜人民军陆军——1284架。

    总共——1555架。

    自身损失：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飞机335架，飞行员120人。

    联合空军部队——飞机231架，飞行员126人。

    总计——飞机566架，飞行员246人。

    第五战区指挥官、少将

    莫尔德文采夫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280-283

    №24875 什维尔尼克致楚库洛夫函：对中国煤炭矿井的设计(1953年11月5日)

    致苏联煤炭工业部对外联络局局长

    М.М.楚库洛夫：

    1953年9月8日对地质材料进行的技术鉴定结果和对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另外提供的矿山开采材料进行检查(这些材料已经得到现有煤炭资源管理总局小矿井的检验)的结果显示，现有的地质资料质量不行，这些资料对于设计中国第11号新的深度(500米)地道矿井是不够的。

    开展的钻探工作不是完全有价值的——完全缺乏关于钻探过的煤田的出口信息，在钻探出的一些样煤含灰量达到40％—60％的情况下，对煤田的钻探程度是不够的。看起来，对一些钻孔钻出的煤进行的取样分析是不够的，其中包括缺少关于含灰量的数据。

    对采矿开发工作进行的取样分析的结果也不是完全有价值的，因为取样地点同采矿点没有关系。

    为了保证在第11号深层地道矿井的设计工作中获得所需的完全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就必须另外再进行钻探，必须钻过煤田60％以上的地段，此外还必须从各相关的矿井中进行取样分析，把所有的数据都混合起来纳入矿山测量专家的计划中，并制定地质报告，根据全苏矿藏委员会的请求对煤田的储量进行计算。

    在得到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另外提供的上述材料之前，要着手进行第11号地道矿井的设计工作就不能不请求您向订货单位下达相关的关于进行必要的补充工作的指示。

    同时，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认为，考虑到矿产地机械条件复杂，煤炭的质量较低，要把其建设成为一个生产能力较强的矿井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最好向订货单位建议不要加快第11号地道矿井的基建工作，而把其建设延迟到第二期进行。

    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院长

    А.М.什维尔尼克

    1953年11月5日

    РГАЭ，ф.8225，оп.27，д.1125，л.214

    №21358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1953年11月17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今年8月31日第2019/ДВ号信函的请求，兹给您送去中共中央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其中请求推荐两名英国共产党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外语文学作品的顾问。

    在提及这封电报的同时，中国使馆还向苏联外交部通报说，目前正在莫斯科的克列门特·达特(巴里姆·达特的兄弟)夫妇正在编辑一本著作，而到今年年底他们就可能结束这方面的工作。鉴此，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中国(驻苏联)使馆请求苏联外交部经相关部门了解一下，在结束了在莫斯科的编辑工作之后，克列门特·达特夫妇是否同意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外语文学出版顾问的身份从事编辑工作；另外，再了解一下，是否有可能再向中国派遣一位出版方面的顾问，以从事英文书籍的编辑工作。

    Г.葛罗米柯(签名)

    1953年11月17日

    第297/АГ号

    附件：

    伦敦

    苏联大使：

    请向英国朋友转达如下内容：

    195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经我们请求英国朋友向中国派遣两位英文著作出版方面的顾问。目前，中国朋友已确认了这一请求，并表示希望不是像以前所请求的那样派遣两位，而是三位此类顾问前往中国。请向英国朋友了解一下是否有可能满足(中国朋友的)这一请求并(向我们)通报(相关情况)。

    1953年11月17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58-60

    №11424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苏联摄影展览会(1953年11月17日)

    归入第610号文件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Н.Г.叶罗费耶夫同志：

    11月15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全权代表应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的邀请参观了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6周年之际举办的苏联摄影展览会。展览会设在东北图书馆大楼一层，占据了几个房间。

    展览会上展出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寄来的材料，如《乌克兰共和国的建设》、《苏联的工业》、《苏联的选举制度》、《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苏联的农业》，展览在广大民众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东北图书馆馆长杨同志对我们说，每天来参观的有2000多人，他们是各单位集体组织来的。他说，今天早晨来参观展览的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重工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苏联工业的机械模型很感兴趣。

    中国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总书记文建平说，市内共举办6个这样的展览会。我们觉得，在准备寄给中国的苏联人民的文化信息、苏联的图书馆、苏联的剧院等材料时，需要经常有一些反映苏联和中国之间文化交流发展的画报材料。在东北图书馆举办的展览会上没有这类材料。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些放映中国电影的电影院的照片，观看中国的戏剧《白毛女》的观众的照片，去展览有中国作家作品的工厂图书馆的观众的照片等。这些照片在展览会的参观者中都享有盛誉。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Б.卡普拉洛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04—2205页

    №25110 费德林致赫鲁晓夫秘书处函：中国驻苏使馆转交缅共中央贺电(1953年11月21日)

    附件是中国驻苏大使馆转交的电报：关于缅甸共产党就十月革命36周年给苏共中央的贺电。送赫鲁晓夫同志书记处舒伊斯基同志：

    兹把缅甸共产党中央的电报呈送给您，该电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在今年11月16日送给苏联外交部的。

    上述附件是英语及其翻译文本，共4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费德林

    1953年11月21日

    附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在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36周年之际，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以衷心的祝贺!并通过苏联共产党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致以衷心的祝贺!

    在列宁—斯大林的党的英勇领导下，俄国人民突破了国际帝国主义阵线，推翻了帝国主义，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胜利之日成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奴役、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反对战争贩子的各族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光辉的节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其国际意义。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根本转折，是旧的资本主义世界通往新的社会主义的转折。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伟大成功是世界革命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它宣告了旧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端。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伟大成就宣告了殖民地革命时代的开端。苏联是苏维埃各族人民友谊的支柱，是苏联人民的骄傲，它坚定地支持世界的和平力量，自其成立之日起就举起了为世界各国和平和友谊而斗争的旗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诞生的苏维埃国家经受了各种风浪，经受了所有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全世界的劳动群众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今天，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在强大而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走向共产主义。世界1/3的人民正在以苏联人民为榜样，他们也忠于社会主义道路。

    缅甸共产党中央希望，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为各国和平和友谊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全世界牢不可破的支柱——苏联万岁!

    英勇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列宁—斯大林的党——苏联共产党万岁!全世界和平和共产主义的旗手万岁!

    缅甸共产党中央

    1953年11月

    РГАНИ，ф.5，оп.28，д.91，л.802-806

    №11425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苏联电影节(1953年11月23日)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Н.Г.叶罗费耶夫同志：

    关于在中国东北举办的苏联电影节。

    11月7日至16日在(中国)东北五大城市(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和大连市)举办了苏联电影节，以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6周年。电影节期间放映的电影有：《科尔季的光明》、《勇敢者的舞台》、《在大洋的冰层》、《远离莫斯科》以及苏联的一些动画片。

    在沈阳市，电影节于11月4日在友谊宫开幕。出席电影节开幕式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子载，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总书记文建平，中国共产党沈阳市委员会书记黄欧东，市内党、工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代表，以及先进生产者、文学艺术活动家、人民解放军英雄等，总共有600多人。出席电影节开幕式的还有苏联驻沈阳市总领事Б.Н.魏列夏金及一些苏联专家。

    在电影节开幕式上发言的有：东北行政委员会文化部长张东川，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王化南(ВанХуннань)，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刘长东(Лю Чжань-дун)。

    在东北其他一些城市举办的电影节也是在隆重的气氛中开幕的，出席开幕式的有党组织、社会团体的各行政组织的代表。

    苏联电影节举办得非常成功。东北的一些报纸登载了大量的材料，向民众介绍苏联的电影，一致指出，苏联电影对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他们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报纸还反映了民众想看到苏联电影的愿望。沈阳报纸《沈阳日报》写道：“电影节开幕后的几天来出现了初寒，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然而在各电影院门前总是有很多人，都是来看苏联电影的。”

    在许多单位，人们看过苏联电影之后都举行座谈会。例如东北工业学院(沈阳市)所属工农速成中学就举行了这样的座谈会。劳动英雄姜贵银、马恒昌、郑希申(ЧжэнСишен)都是这所中学的学生，他们在自己的发言中表示要认真地向苏联学习，以便掌握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鞍山报纸《工人生活》报道说，在讨论电影《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时，基本建设工作人员中的一位叫陈云绍(ЦэйнЮйшао)的说：“苏联人民有高尚的品质，响应祖国的召唤，不怕困难，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应当以此为榜样不断地学习。”

    在举办电影节的东北五大城市里，观看苏联电影的人数有110多万，其中：沈阳市43.7万人，鞍山市15万人，长春市15.2万人。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Б.卡普拉洛夫(签名)

    1953年11月23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06—2208页

    №20220 拉科夫宁的报告：苏联空军与侵入中国领空敌机作战的限制(1953年11月24日)

    1.今年10月26日斯柳萨列夫同志向总参谋长报告说，他已命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各部队，一旦在中国东北领空发现入侵飞机，歼击机立即投入战斗，并一直尾追至鸭绿江(不得进入海域)；高炮部队也可立即向其开火。

    总参谋长对斯柳萨列夫同志的建议表示同意，总参谋部还于今年11月6日发布了第557644号指令，对该决定予以确认。

    2.与此同时，斯柳萨列夫同志还报告说，联合空军中的中国空军部队在任何情况下，不必根据任何指令，便可向侵略者实施攻击。

    根据波特鲁舍夫斯基同志今年11月18日的报告，中国司令部通报说，联合空军部队已接到了关于可以与入侵飞机开战的命令。

    3.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布尔加宁认为，首先与入侵中国边境的飞机作战的应当是中国空军，而我们的歼击机只应在我空军受到直接威胁之时才可投入战斗。

    4.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驻防的机场是与联合空军部队中的中国空军在一起的，后者在沈阳、安东地区共驻有7个歼击航空师，驾驶的机型为米格15和米格15Б。

    在拥有如此兵力的情况下，联合空军中的中国歼击航空兵部队完全有能力独立地与入侵敌机作战。

    结论：

    1.斯柳萨列夫同志应当发出指令，要求与侵犯中国边境的入侵飞机的作战活动应由联合空军中的中国歼击机部队来完成。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只是在自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即入侵飞机已逼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驻防机场或我飞机在空中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才可投入战斗，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飞机也不得越过鸭绿江边界和海岸线。

    2.关于斯柳萨列夫同志的命令已发生部分变更的情况，请通过我最高军事顾问向中国司令部通报。

    空军中将

    拉科夫宁

    1953年11月24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296-298

    №21359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1953年11月26日)

    致苏共中央

    М.А.苏斯洛夫同志：

    195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请求苏共中央向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转发一封电报，其中请求向中国派遣两名英国共产党员，以从事英文著作出版顾问方面的工作。

    中共中央的上述电报已发给苏联驻伦敦大使，并于1953年9月7日转交给了Г.波立特 [104] 同志。

    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在今年11月提及这封电报的同时，又请求苏联外交部了解一下，目前正在莫斯科从事И.В.斯大林著作选集编辑工作的克列门特·达特夫妇是否愿意前往中国从事英文著作出版顾问的工作，另外中国使馆还请求我们了解一下，英国朋友是否可能除克列门特·达特夫妇，再向中国派遣一位英文著作编辑方面的顾问。

    我们认为，英国共产党中央最好能满足中国朋友的要求。

    发送给苏联驻英国使节的电报草案请参见附录。 [105]

    我还要请你们允许经苏联外交部向中国驻莫斯科使馆通报如下内容：中共中央关于派遣克列门特·达特夫妇和补充派遣另一位英文著作出版顾问前往中国的请求，我们已向英国共产党中央作了相应的转达。

    Д.维诺格拉多夫 　　　

    1953年11月26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61

    №24876 莫洛托夫与张闻天谈话记录：中国增加粮食供应有困难(1953年12月3日)

    机密

    出席会谈的有：戈宝权、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以及费德林。

    张闻天通报说，中国政府同意任命尤金为苏联驻中国大使，欢迎他前往中国。

    莫洛托夫对这一通报表示了感谢。

    张闻天请求告诉他关于尤金到中国的日期。

    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同意，并通报说，现在尤金正在柏林交接工作，几天后将会返回莫斯科，以便准备前往中国。

    张闻天通报说，最近几天，中国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并开始同苏联对外贸易部进行谈判，谈判进行得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国粮食作物(大米、小麦等)和植物油的生产出现了困难，中国对苏联粮食的供应量没有增加，并且，看起来这种供应不得不停留在去年的水平上。中国也不能增加对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粮食的供应，尽管他们坚持要求中国增加供应。

    由于中国的粮食困难(在城市出现了购买大米和面粉的队伍)，中国政府决定垄断粮食贸易，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看起来，今后将实行供应粮食的票证制度。

    莫洛托夫说到，如果粮食困难要求中国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实行票证制度的话，那么，当然必须谨慎地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应该利用苏联在这方面丰富的经验，苏联的票证制度实行过好多次了。关于这个问题应当注意的一个状况是，实行粮食供应的票证制度的目的应当保障的不是对全体居民的供应，而只是保障对特定人员的供应。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应该坚持阶级的态度和原则，而且也要坚持对个别工人阶级阶层有差别供应的原则，也即是说，首先应当保障对比较重要的、先进的工人阶层的供应，因为最为重要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要由他们来完成，其次还必须对家庭成员实行有差别的供应等等。至于农民，苏联从来就不保障对他们的供应。

    张闻天表示同意这种观点，并强调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必须利用苏联丰富的经验。

    会谈持续了10分钟。

    1953年12月3日

    费德林记录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146-147

    №11426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关于中国需要工业化资料(1953年12月8日)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Н.Г.叶罗费耶夫同志：

    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总书记文建平在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全权代表的一次谈话中说，现在中苏友好协会组织主要的任务是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此，文建平指出，中苏友好协会希望能得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以下材料：苏联是怎样搞工业化的？苏联工人阶级在搞工业化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苏联是如何解决工业化期间的粮食困难的？在工业化方面曾遇到过什么困难？是怎样克服的？

    苏联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Б.卡普拉洛夫

    1953年12月8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09页

    №23828 波斯佩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的贺信(1953年12月16日)

    致Н.С.赫鲁晓夫同志：

    兹呈递给您根据您的委托起草的给毛泽东同志的问候函(一式两份)。

    П.波斯佩洛夫

    1953年12月16日

    附件：

    给毛泽东的祝贺函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在您60寿辰之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向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您辉煌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了这场斗争洗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真正的人民的政党，是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和主导力量。

    由于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的、自由国家目前已成为维护和平和民主的巨大力量。中国劳动者所树立的光辉榜样正鼓舞着东方所有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殖民奴役、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建设新生活，殖民地和依附性国家的成千上万劳动者为摆脱一个世纪以来的压迫、饥饿和贫困而进行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成功地恢复了国家经济，实行了规模宏大的、革命性的土地改革和其他一些最重大的革命民主措施。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坚定不移地提高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道路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自其无限忠诚于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学说，并创造性地把这一学说运用于自己的各方面实践。您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领域所撰写的杰出著作就是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与中国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的鲜明范例。

    在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您以自己的伟大贡献赢得了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的真诚爱戴和深深敬意。

    苏联人民从您的身上已深切地认识到，您是一位忠诚的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坚定捍卫者，是一位维护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坚定斗士，是维护亚洲和整个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苏联人民祝愿自己的朋友和盟友以及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繁荣。

    为了伟大中国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的福祉和幸福，我们衷心祝愿您——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健康、强壮、长寿。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发送：Г.М.马林科夫同志和В.М.米高扬同志

    手写批注：

    文件分送给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12月17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35，л.199-201

    №11427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中国需要苏联歌曲(1953年12月17日)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Н.Г.叶罗费耶夫同志：

    东北艺术剧院的工作人员找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请求在获得苏联新歌和俄罗斯民间歌曲方面给他们以帮助。剧院在研究苏联音乐方面工作量很大，许多苏联歌曲和俄罗斯民间歌曲正在由剧院的工作人员译成汉语。

    现请求将苏联作曲家的新歌曲集和俄罗斯民歌集寄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处。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Б.卡普拉洛夫(签名)

    1953年12月1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10页

    №21360 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中央和中宣部的电报(1953年12月17日)

    机密

    1953年12月18日

    第2834/ДВ号

    致苏共中央

    В.П.斯捷潘诺夫同志：

    兹发给您中共中央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的电报以及由中国驻苏联使馆于今年12月16日转交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给《真理报》主编Д.Т.谢皮洛夫同志的电报。

    附具体涉及上述内容，共计3页(收件人亲启)。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3年12月17日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苏共中央并转交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我们已收到你们于今年10月30日所发电报。中共中央对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并欢迎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派遣的拉卡萨·路易斯和桑恰·索列达特等同志来中国从事西班牙文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上述同志可以携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并可以让其在北京的苏联中学里上学。中共中央请求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及时通报上述同志启程的具体日期。

    中共中央

    1953年12月10日

    译自中文

    致苏共中央并转交《真理报》主编Д.Т.谢皮洛夫同志的电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已收到谢皮洛夫同志关于邀请5位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对苏联进行为期3—4个星期的访问，以了解苏联报刊工作经验的通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对收到这一邀请表示深深的感谢。鉴于中国许多大型报刊的编辑部都很期望学习苏联报刊的工作经验，因此我们希望该代表团的组成人数不是5人，而是15人，其中具体包括：来自《人民日报》4人，以下报刊分别为1人——《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上海)、《东北日报》、《长江日报》(汉口)、《新华日报》(重庆)和《群众日报》(西安)等，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刊管理局——1人以及两名翻译。该代表团团长为《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如果《真理报》编辑部接受我们的上述建议，那么我们的代表团将于1954年1月初启程前往莫斯科。关于访问苏联的具体问题将由邓拓同志与《真理报》驻北京特约记者科任同志直接商议。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中共中央宣传部

    1953年12月12日

    归档

    手写批注：

    电文转给西班牙朋友及Д.Т.谢皮洛夫，永久保存。

    И.谢尔巴科夫

    1953年12月21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62-65

    №23826 波斯佩洛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贺电修改稿(1953年12月24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М.马林科夫同志和Н.С.赫鲁晓夫同志：

    根据相关指示，兹呈递一份新的给毛泽东同志的六十寿辰贺电草稿，以替代我们于12月23日呈送的那份贺电草稿。 [106]

    П.波斯佩洛夫(签名)

    1953年12月24日

    附件：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在您的六十寿辰到来之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谨向您致以自己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您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英勇斗争，与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以您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登上了世界舞台，并成为和平与民主阵营中一支强大的力量。

    在反对国内反动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残酷斗争的严峻岁月，身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您，始终不渝地在为人民服务和为劳动者而斗争的壮丽事业中奉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您英明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新的人民—民主中国的建设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学说。您是中国和苏联人民之间永久友谊的旗手。

    为了伟大中国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祉和繁荣，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我们衷心祝愿您——亲爱的朋友，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1953年12月24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35，л.196-197

    №13729 捷沃相、尤金与高岗会谈纪要：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 [107] (1953年12月30日)

    这次会谈是在鞍山回北京的火车车厢里进行的。高岗讲到中国的阶级斗争以及党对待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策。他指出，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在党内个别人和一些派别以言论的形式反对党的路线，并且实践中严重曲解党的路线。他援引薄一波的事作为例子，薄一波在担任财政部长时，对资本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表现为，在处理商业中的私营企业者时像对待工业中的私营企业者一样，给予优惠(不注重征税，反而向他们优先提供原料等)。根本没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超出了党和政府决议规定的范围，薄一波对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初级形式表现出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农业机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所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化在农村都不会有结果，也不会使农村经济生产有所增长。薄一波甚至还说，农村经济发展的事必须让农民自己去解决等。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放弃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放任自流。

    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薄一波在1953年6—8月召开的财政经济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薄一波和追随他的那个小团体中的人的行为，激起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愤怒，毛泽东十分激烈地批判了薄一波的路线。薄一波因为所犯的错误被撤掉了财政部长的职位。

    谈到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高岗说，东北在土地改革时就已经消灭了原来的富农，土地改革结束之后，80％左右的农民家庭成了中农。但农村中在土改时得到土地的农民中间开始产生新富农。这些富农所占的比重还不大——不超过2％。但值得担心的是，当共产党员也成为富农时，这些党员会开始反对党的路线，特别是反对向国家上交和出售粮食，开始进行投机倒把和放高利贷。高岗指出，不过，在东北富农的力量还不大，因为党从1951年开始就积极引导农民加入各种合作社组织。现在80％左右的农户参加了不同类型的合作社组织，最主要的是劳动互助组。现在一共有5000多个生产合作社了，国家给这些合作社的农民提供贷款、种子和其他援助。

    高岗没有详细地描述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只是说那些地方合作社农民的贷款利率明显比东北的低。

    谈到城市里的阶级关系时，高岗说，一部分党员对城市资产阶级的态度使他很担心。他说，在党内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加强，由于混合型企业的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和平阵营的成长，中国的资产阶级大概不会再追随美国人，而是有可能追随中国共产党，接受社会主义精神的改造。高岗说，他还不很理解这个问题的理论观点，所以他不太自信这种观点是否准确。高岗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和团体赞成他的观点。

    当高岗谈到城市资产阶级时，他引用了1949年同斯大林的谈话，在谈话中斯大林跟他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和他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高岗强调，按他的观点，中国资本主义的温床主要在农村，因为在中国有4亿农民——小私有者。他指出，但是，现在党内谁也没有提出加紧消灭富农和城市里的资产阶级的问题。

    高岗说，资产阶级在某些领域里不愿意加入合营企业(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在那些领域里资产阶级拥有非常好的设备、技术熟练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在那些领域里，资产阶级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特别是在轻工业企业中。重工业中那些设备老、旧并且已经磨损的领域，资产阶级比较愿意加入合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期望，高岗说，有大约80％的私有资本家加入轻工业部门，大约20％加入重工业部门。

    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方面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资产阶级顽强地企图把工人、知识分子、党内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拉到自己一边。为此，开始采用多种手段：随意提高私营工厂工人的工资，使之比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高；收买和贿赂骨干工人；政策上理论上的分化等等。高岗着重指出，虽然资产阶级事实上没有取得成效，但这些破坏活动的危害不能忽视。

    高岗指出，中国企业家中间那些被称作“民主党派的人士”和资产阶级分子暂时还不具备有组织的对抗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也谈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有可能对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甚至会进攻苏联。安全机关应该注意监视加入政府机关和其他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家的情况。

    那些称作“民主派和无党派”的参加政府和其他机关工作的团体与我们还不是统一的整体。在这些团体中，有一些活动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郭沫若、沈雁冰(茅盾)、李四光、史良和其他人。也有一些人，受到比较多的怀疑，如罗隆基、陈济棠和其他人。还有一些是显出了原形的美国和蒋介石的直接代理人，如梁漱溟。

    高岗指出，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代表很多，在22个部中的16个部，其中包括农业部、轻工业部等(外交部、社会安全部、财政部、重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和其他关键部除外)，其部长或副部长的职位被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占据。不过，在由民主派人士担任部长的所有部的实际工作都由副部长——共产党员来主持，民主派的部长大部分只履行咨询职能。大多数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人民中不享有声望和信任。由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产生，中共中央委员会需要在地方党组织中作专门指示，为了在选举中资产阶级的代表获得支持和通过。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们之中的人谁也无法当选。

    在会谈的结尾，交换了参观鞍山联合企业和在沈阳和抚顺的重工业工厂的感受。

    会谈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В.瓦西科夫和高岗的翻译李越然。

    记录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В.瓦西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7，д.7，п.379，л.3-6

    №05304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苏联和中国对朝鲜援助情况(1953年12月31日)

    机密

    1953年12月31日

    第2975/ДВ号

    关于苏联和中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援助数额的情况调查

    一、苏联的援助

    (一)根据1953年9月19日的苏朝协议，苏联承担了在两年期限内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给予无偿援助10亿卢布的义务。在这笔款项下，将对恢复和建设17个工业企业和其他设施进行援助(总共3亿以上卢布)以及提供各种商品及工业设备。

    (二)苏联政府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了偿还苏联1949年、1951年和1953年债务的比较优惠的条件。上述信贷的全部数额为2.98亿卢布，这笔信贷将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从1957年1月1日开始在10年期限内用供应商品来抵偿，收取信贷的年利率为1％(按照1949年的贷款协议应收取的年利率为2％)。

    (三)苏联政府按照非贸易付款，在1950—1953年的期限内减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债务的50％(到1953年9月1日上述债务为72888500卢布)。余下的一笔债务按照非贸易支付，从1957年1月1日开始在2年内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清偿。

    (四)苏联政府同意在头4年内不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收回专门的信贷，(根据1951年2月28日的协议)这笔贷款在头4年内是应偿清的(1956—1959年)，苏联政府还缩减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上述信贷的偿还数额(远东司不知道按照该协议偿还的总额)。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免除了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期间中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的偿付。这项援助为72900亿元(14.5亿卢布，比价为5000元对1卢布)。

    (二)在4年期限内(1954—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对朝鲜提供的援助总额为80000亿元，即16亿卢布(比价为5000元对1卢布)。1954年将援助30000亿元人民币(6亿卢布)。在这笔款项下，将向朝鲜供应粮食、煤、纺织工业用的原料、建筑材料、一些机器、农业工具、捕鱼船及渔具等。

    用于1954年的援助费用，除了供应工业及食品货物外，将建设新的铁路(32公里直达线)，恢复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在线路的3个区段上建设和恢复铁路建筑物，供应1000节货车车厢，修理500个货车车厢和100个客车车厢及修理80辆机车。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1954—1956年)3年期限内自己负担费用，收养22735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难民儿童以及赡养对这些儿童从事教育工作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总共是31338人。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除签订了经济和文化协议之外，1953年11月23日还签订了其他一些协议，把这些协议同在苏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类似协议条件相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了比较优惠的条件。

    例如：

    (一)根据中朝关于中国专家在朝鲜工作条件的协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专家在朝鲜工作期间，仅向他们支付其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的工资，包括出差费用及补助费用以及保证中国专家的医疗费和住宿费，支付他们的交通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担其他的费用。

    根据苏联协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承担的义务如下：

    1.用朝鲜币向派遣来朝鲜的苏联专家支付工资，所支付的工资应与相应职务和技术等级的朝鲜专家的工资相同；

    2.要向苏联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补偿路费，补偿每人80公斤的行李运输费，补偿相当于专家派出前在苏联所领取的一个月工资额的旅行费，补偿相当于一个月工资额的每工作一年未享受例假的补助费，对在高等院校工作的专家在朝鲜每工作一年享受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

    3.对于每个被派遣的苏联专家，根据技术等级的情况，每月要向苏联支付2000—4000卢布补偿损失费，因为这些工作人员被派往朝鲜，有关的苏联机关或企业承担了损失。

    (二)根据中朝关于朝鲜专家在中国进行生产实习的条件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接受朝鲜的技术工人及技术员时，将保证他们在实习地享受中国的技术工人和技术员相同技术等级的供给，包括享受国家的医疗保障。朝鲜的实习生仅支付中国向他们提供住宿的住宿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仅承担朝鲜实习生来中国往返的差旅费。

    在苏联实习的朝鲜专家的费用则完全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供给，每个专家从政府那里领取1000卢布，用来支付他们的住宿费用和差旅费。此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要向苏联政府提供一笔对指导朝鲜专家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补偿费用，数额为工资的10％—20％，指导实习生的人员主要按照其职务领取的工资(平均每个朝鲜实习生每月支付100—150卢布)。目前有400名朝鲜专家在苏联进行实习。

    (三)根据关于朝鲜公民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及技术学校学习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仅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给朝鲜学员的助学金的开支及朝鲜学员在中国境内旅费的开支。至于谈到教学费用及为朝鲜学员提供的住宿费用，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担了这笔费用。

    根据苏朝关于朝鲜公民在普通高等院校学习条件的协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必须向苏联补偿花在朝鲜学员的教学和供给的实际费用的50％，其中包括：教学、住宿、助学金及在苏联境内的差旅费。

    结论和远东司的建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4—1957年的期限内将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很大的援助。从中国向朝鲜供给必需品以及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援助进行建设和恢复铁路与桥梁，实质上补充了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恢复和建设工业项目，供应商品及工业设备、农业化肥等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朝鲜援助的规模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恢复国民经济以及提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创造了一切条件。

    有鉴于此，远东司认为，委托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细心地注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合理利用了这种援助，并向苏联政府通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在动员和利用国内资源以最快速度恢复国民经济和提高朝鲜人民的福利水平方面采取了措施，并是合理的。

    二、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了接受朝鲜专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里实习的比较优惠的条件以及派遣中国专家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工作也提供了优惠的条件，这些条件不同于类似的苏朝协议的条件，远东司认为，与苏联财政部一起向苏联部长会议草议一个关于修改有关的苏朝协议的建议是合理的。按照远东司的意见，免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每个被派往朝鲜的苏联专家向苏联政府支付所谓的补偿损失费2000—4000卢布是合理的(据说，似乎因派遣自己的专家去朝鲜，有关的苏联机关或企业承担了这笔损失)；不再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取朝鲜专家在苏联企业进行生产实习的费用，也是合理的。

    三、远东司认为，修改有关朝鲜公民在苏联普通高等院校和技术学校学习及供给条件的苏朝协议是不适宜的，因为这些协议的条件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说，负担是不重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朝鲜学员的学习及供给向苏联政府所补偿的50％开支，甚至抵补不了苏联发给朝鲜学员的助学金费用。例如，一名朝鲜大学生在1952年苏联教学及供给方面的总开支为11611卢布，一名朝鲜研究生为16976卢布。而朝鲜政府向苏联支付的补偿费，每名大学生为5805卢布50戈比，每名研究生为8488卢布，与此同时，每名朝鲜大学生每年的助学金为6000卢布，每名研究生为10800卢布。

    Н.费德林

    АВПРФ，ф.0102，оп.7，д.47，п.27，л.115-120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2

    №1017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关于停止远东委员会活动问题(1952年1月)
    №20223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报告：高炮和探照灯部队作战情况(1952年1月)
    №24842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遣送在华苏联侨民回国(1952年1月7日)
    №1339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毛岸青来苏治病(1952年1月12日)
    №1339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译制配音电影(1952年1月12日)
    №20167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报告：在鸭绿江作战和培训情况(1952年1月15日)
    №2484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1952年1月22日)
    №24843-1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1952年1月28日)
    №0053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1952年1月31日)
    №005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协议问题(1952年1月31日)
    №133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用中文放映苏联电影问题(1952年2月1日)
    №0053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请波兰等国代表参加观察机构(1952年2月3日)
    №1339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斯大林给毛泽东的贺电(1952年2月5日)
    №0053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希望停战并得到粮食援助(1952年2月8日)
    №24844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在阿拉木图设部长会议代表处(1952年2月20日)
    №248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国使用细菌武器(1952年2月21日)

    №11420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报告：关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问题(1952年2月21日)

    №1339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苏联公民赴华工作(1952年2月23日)

    №2484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1952年2月23日)

    №11421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大使电：关于对日和约问题(1952年2月28日以后)

    №133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文学工作者前往苏联问题(1952年3月3日)

    №09869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开展三反运动情况(1952年3月3日)

    №2484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派遣细菌学专家(1952年3月7日)

    №1339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陈昌浩返回中国(1952年3月8日)

    №00537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询问对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事(1952年3月8日)

    №24848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1952年3月10日)

    №00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答复对美采取军事行动事(1952年3月10日)

    №133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胡明来苏治病问题(1952年3月12日)

    №24849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1952年3月14日)

    №2485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1952年3月15日)

    №248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1952年3月15日)

    №09870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3月18日)

    №11597 维辛斯基呈斯大林报告：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事宜(1952年3月20日)

    №133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1952年3月21日)

    №124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的回应(1952年3月22日)

    №133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1952年3月22日)

    №0054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1952年3月28日)

    №248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合作生产橡胶及向中国提供设备和专家(1952年3月28日)

    №134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疆苏联侨民问题(1952年3月31日)

    №00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1952年4月2日)

    №2485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协议及有关问题(1952年4月4日)

    №11422 中国有关方面提交的咨询提纲：苏联农业若干问题(1952年4月5日)

    №0054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1952年4月9日)

    №20171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计划(1952年4月14日)

    №24854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函：派遣苏联专家问题(1952年4月17日)

    №005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1952年4月22日)

    №11598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1952年4月26日)

    №11599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的地位(1952年5月17日)

    №11600 联共(布)中央决议：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1952年5月20日)

    №24796-1 格里戈良呈斯大林报告：中国人对一部苏联电影强烈不满(1952年5月23日)

    №2017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对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实地考察(1952年5月27日)

    №26406 列多夫斯基与高岗会谈摘录：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1952年5月27日)

    №2017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提高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能力(1952年5月27日)

    №24856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1952年6月2日)

    №24857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苏联专家应对细菌战的国际调查(1952年6月24日)

    №20176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换防安排(1952年7月2日)

    №20177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换防的部署(1952年7月2日)

    №24858 维辛斯基致格里戈良函：中国请求派遣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1952年7月4日)

    №005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问题(1952年7月4日)

    №03035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中朝方面提出交换战俘新建议(1952年7月7日)

    №00548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转呈金日成对停战谈判看法(1952年7月17日)

    №0054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1952年7月17日)

    №005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不接受美方的停火建议(1952年7月18日)

    №0055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无法满足中国对弹药的需求(1952年7月24日)

    №20179 库兹涅佐夫致葛罗米柯报告：用海军航空兵加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2年8月5日)

    №24859 佩罗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出口设备(1952年8月9日)

    №09859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及国际形势(1952年8月18日)

    №20180 索科洛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要求在中国建设新机场(1952年8月19日)

    №00553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及延长旅顺口协定等问题(1952年8月20日)

    №2486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蒙铁路(1952年8月21日)

    №20181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报告：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1952年8月21日)\r\n

    №00554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邀请金日成、彭德怀等访苏(1952年8月25日)

    №2486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52年8月27日)

    №24863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蒙铁路、旅顺基地等问题(1952年9月1日)

    №00555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朝鲜作战等(1952年9月3日)

    №11826 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朝鲜停战谈判(1952年9月4日)

    №24864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橡胶和经济援助等问题(1952年9月8日)

    №04013 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1952年9月15日)

    №04014 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1952年9月15日)

    №00556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毛泽东询问对墨西哥建议的立场等(1952年9月16日)

    №0055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关于战俘问题的建议(1952年9月17日)

    №24865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用中国材料建造对外交通联盟办事处(1952年9月18日)
    №00558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和军事贷款等问题(1952年9月19日)
    №24867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1952年9月25日)
    №20229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1952年11月17日)
    №005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1952年12月17日)
    №0056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1953年军需品订购问题(1952年12月27日)
    №20238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驻志愿军总部苏联顾问工作情况(1952年12月30日)

    №1017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关于停止远东委员会活动问题(1952年1月 [31] )

    对在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签署的与日本的单独和平条约，目前除日本外，已得到大不列颠、新西兰、墨西哥、阿根廷和洪都拉斯的批准。最近杜鲁门也向国会请求批准对日和约。无疑，继美国之后，其他国家也会批准条约，该条约将被他们视为生效。

    美国及其支持美国的国家无疑将借口和平条约生效，在最近宣布取消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将只剩下苏联的代表。在远东委员会中可能也会形成类似局面。事实上，无论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还是远东委员会如今早已无所事事，所以美国也就毫无顾忌地奉行自己的对日政策。

    我国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鲁诺夫同志建议，不等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占领”而由我们方面采取主动，宣布停止对日占领和取消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其中包括取消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以及要求从日本领土上立即撤走所有占领军并将全部主权交还日本人民。

    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就作这样的郑重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很难向社会舆论解释，为什么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和约，却建议取消1945年12月由盟国决议建立起来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

    外交部认为，在美国代表或者其他国家代表提出建议或者发表声明要停止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活动时，我们驻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代表不应反对停止这些机构的活动，但是应该发表简短的声明对美国政府在这些机构中奉行的对日政策进行批评。鉴于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和约，所以我们反对停止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活动的意见，第一，不能阻止这些机构被取消；第二，必然招致日本本国的不利反应。除此之外，美国人和日本反动派绝不会放过机会，把我们的反对意见说成似乎苏联想继续占领日本并且必然会被英美集团和日本反动派用作煽动敌视苏联的目的。

    由于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行将被取消，于是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以什么方式保留我们在日本的代表处以及我们今后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日本报刊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日本报刊不久前曾报道，在日本首相吉田与杜勒斯会谈期间曾达成协议，将苏联驻日代表处作为商务代办处保留下来，似乎日本政府打算通过苏联驻日代表将此非正式地向苏联政府通报。

    苏联外交部认为，不必等到英美集团的代表宣布停止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活动之时，现在就采取相应步骤，通过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交换外交(或政治)代表处来与日本建立直接关系是适宜的。之所以必须建立这种关系是因为，建立这种关系必然在日本人民中产生良好反应并在相当程度上使美日反动派敌视苏联的宣传化为乌有。而在日本仅仅保留苏联商务代办处是不够的，因为苏联与日本之间已产生和将产生的不仅是贸易问题，而且还有需要与日本政府有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外交部提议授权基斯连科同志以非正式方式弄清日本政府对苏日间交换外交代表处可能性的态度，并将查明的情况上报以获取进一步指示。

    如果查明日本政府对苏日间交换外交代表处的态度是积极的，那么苏联外交部认为，应该指示基斯连科同志以正式方式向日本人提出这个问题。在与日本政府谈判时要指出，苏联驻日代表处的任务将是就涉及和平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苏日相互关系中将发生的其他问题，与日本政府直接联系。

    在办理苏联驻日本代表处手续时，不需要通过天皇裕仁，因为裕仁是被苏联宣布为战争罪犯的。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在苏联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之间交换信件就够了。

    至于远东委员会，如果提出就它是否停止活动进行表决的问题，我们驻远东委员会的代表就不参加表决投票。

    苏联外交部认为，将我们关于建立苏联与日本直接关系的预定措施计划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 [32]

    敬请审议。

    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14—2117页

    №20223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报告：高炮和探照灯部队作战情况(1952年1月 [33] )

    …… [34]

    3.关于高炮部队武器装备及其人员的评估和鉴定

    ——我第八十七高炮师1951年4月组建于哈尔滨市。该师由2个团(第一五一和一七七高炮团)组成，配备有各口径高炮多门。1951年6月4—12日期间转移至新驻防区——中国安东市。

    该师各部队人员和武器装备均根据国家相关计划配给。

    每团拥有4个营，各营平均有8门85毫米大口径高炮，共计32门，各营平均有6门37毫米小口径高炮，共计24门。

    另外，各营还补充了一门57毫米中口径高炮，为各营提供掩护任务，防备敌强击机和俯冲轰炸机空袭。

    ——我第九十二高炮师1951年4—5月组建于伊尔库茨克市。该师共有3个团(第六六一、第六六六和第六六七高炮团)，拥有各种口径高炮多门。1951年6月1—10日期间该师抵达新驻防地——安东市。

    其各团装备情况与第八十七高炮师类似。

    抵达中国安东市我高炮部队构成情况如下：

    EPUB/Image00203.jpg

    第10高空探照灯团由2个营组成，1951年6月15日抵达新驻防地——安东市。

    该团武器情况：

    雷达探照灯：

    150型雷达探照灯——36台；

    3-15-4型雷达探照灯——36台；

    长波型环视雷达——1台。

    高炮部队的人员配备情况：

    ——军官，97％；

    ——士官，86％；

    ——士兵，102％。

    各部队人员不齐的总体比重为3％。

    根据政府指令，各部队在出发前的组建时间为1个月。在组建过程中各部队均补充了一些未经培训人员。这些人主要来自其他兵种各部队。

    这种情况对各部队参战初期完成保卫相关目标的作战任务增加了一定困难。

    中口径高炮营在作战中不能与炮瞄雷达站和高射炮射击指挥仪-3紧密配合和协作，而各高炮营没有进行过8门高炮的齐射训练。

    各部队在火力配置、仪器操作、测距仪和无线电雷达等使用方面均没有与敌机尤其是高速飞行的敌机作战的实际经验和训练。

    由于缺乏相关的指导文件、教令和操作细则，均增加了各部队增强军事技能和训练的难度。

    于是，我部只能在实战中摸索和利用军官们提供的一些理论知识和经验。1951年7月初从军机关指挥部派来的空防部门的军官对各高炮部队的实际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随后，从1951年7月起，在承担作战任务的同时，各部队还是利用作战间歇和一级战备期间组织了大量战备训练。

    高炮部队武器装备的技术情况属于一级和二级水平。

    高炮部队所装备炮瞄雷达站的雷达3к由于使用时间过长，设备中替代了许多非标准零部件，因而工作状态很不稳定，往往过2—3个小时就会出现故障。

    各高炮部队在武器、弹药和汽车交通运输方面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各部队自己都有高炮牵引车和交通运输车辆。它们基本上都是些外国产的老牌汽车，由于长期使用，汽车零部件大都老化，可我们的替代零部件储备却很有限。

    各部队总体战备技术指数平均为85％。

    ……

    三、高炮部队作战行动的成果

    (1)1951年6—8月期间

    在完成作战任务，防止敌空军对鸭绿江铁路桥和安东、庙沟、新义州等地区机场实施空袭的同时，我第九十二和第八十七高炮师还配合歼击机航空部队、防空火箭部队等部队对敌空军白天和夜间的空袭活动实施反击作战。

    1951年6—8月间，安东地区高炮部队共对空军实施反击作战45次，其中：

    EPUB/Image00211.jpg

    期间，我军高炮击中敌机125架，个别高炮部队实施战斗射击260次……

    ……6月份，高炮部队实施对空射击的次数比7—8月多。原因在于，6月间敌机飞越高炮部队炮火射程控制区域的次数较多，即这一时期敌机在我高炮部队掩护目标范围内活动比较频繁。

    高炮部队对空射击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夜间，且主要针对敌B-26轰炸机编队。

    例如，当月敌人所实施的45次空袭中完全由轰炸机实施的便有37次，而由敌F-84和F-86以2-4-6-8为编队单位所实施的空袭只有8次。

    我高炮部队所实施的260次对空射击中，126次是使用中等口径高炮进行的。其中：夜间84次(针对敌轰炸机)，白天42次(针对敌歼击机)。

    使用小口径高炮作战134次，其中：夜间84次，白天50次。

    ……小口径高射炮兵射击数量在7月，尤其在8月份明显减少，原因在于：敌B 26在空袭时提升了飞机的飞行高度——达到4000米以上。

    由于在6月份遭到了我高炮部队的重创(被击毁飞机5架)，敌人放弃了在白天继续使用歼击机来完成本应由强击机和侦察机所承担的任务。与此同时，敌歼击机在我高炮射击区域内也提升了飞机的飞行高度(达到7000—8000米)，而不像6月份时那样，在气象条件差和我空军不出动的情况下只在100—1500米范围内飞行。

    面对这一情况，我中口径高射炮兵与炮瞄雷达站和高射炮射击指挥仪3等部队紧密配合，采用对空齐射的方法来对付敌人的空袭。

    我小口径高射炮兵部队在夜间的对空射击只是拦阻性射击。

    ……以整团为单位投入战斗，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可能。问题在于，我炮瞄雷达站-3к工作状态还不太稳定，而拦阻性射击也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使用。

    1951年6月10日至9月1日间，我驻防安东地区高炮部队(不包括运动作战的各营在内)共击毁F-84敌机9架。

    击毁敌机的数量、射击方式和炮弹口径等相关情况参见下表：

    EPUB/Image00093.jpg

    ①此行数据系6、7、8月份的合计数量，其中18320应为18330。——编注

    ……高炮部队作战成果

    (2)1951年9—12月期间

    第九十二高炮师在完成保卫鸭绿江铁路桥及安东、庙沟、新义州和义州等地区各机场的同时，还在1951年9—12月间配合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和防空导弹等部队对敌空军的38次空袭实施了反击作战，其中：白天10次，夜间28次。

    期间，我高炮射击共击中敌机99架。该师各部队共实施战斗射击147次。其射击时间，攻击敌空军类型和所用火炮口径等情况可参见下表：

    EPUB/Image00107.jpg

    ②此列数据应为“我部队实施射击次数”的合计。——编注

    9—12月间我高炮部队的射击次数总量几乎比前3个月(6—8月)减少了2倍。

    原因在于：敌空军活动减少；敌机在我高炮防护区域内活动时提升了飞机飞行的高度。

    我军在9—12月共实施射击147次。如果以我高炮部队所防卫的43个目标来计算，针对每个防卫目标，我军平均有三个营在实施射击。

    在实施射击时，我高炮部队多采用中口径高炮(147次射击中有122次都是使用中口径火炮)，其中：针对敌轰炸机52次，针对敌歼击机47次。

    中型口径高射炮共实施射击122次，其中：夜间针对轰炸机102次，白天针对歼击机20次。

    小口径高射炮共实施射击25次，其中：夜间24次，白天1次。

    在配合友邻部队对敌空军的空袭所实施的38次反击作战中，我高炮部队针对敌B-26轰炸机群的射击就达到24次，针对敌空军集群式空袭所实施的反击性射击14次，其中：夜间6次，白天8次。

    ……9—12月间，我高炮部队击毁敌机数量——无。

    在此期间弹药消耗总体情况：

    ——85毫米，6092发；

    ——37毫米，2116发。其中：

    拦阻性射击：

    ——85毫米，1160发；

    ——37毫米，1964发。

    在未击毁敌机的情况下消耗如此多的弹药，原因在于：

    ——敌空军白天活动减少；敌轰炸机白天完全停止活动；

    ——敌B 26轰炸机在对我设施实施轰炸时飞行高度均保持在8000—9000米；

    ——当敌轰炸机进入我高炮最大射程范围时，我军炮火火力密度不够……

    ……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副军长、上校

    波巴霍

    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4045，д.123，л.28-31，50-54，38-90

    №24842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遣送在华苏联侨民回国(1952年1月7日)

    绝密

    根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以及驻上海和天津的总领事的报告，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部分当地苏联公民长期没有工作，陷于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

    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失业现象，中国当局无力保证当地的苏联公民找到工作。我们的领事多次向中国当局呼吁，请求安排工作，哪怕是部分安排当地苏联公民的工作，这些请求通常都会遭到中国当局的拒绝，理由是中国公民中也存在失业现象。

    此外，正如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所指出的，中国当局拒绝为当地苏联公民安排工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在政治上对这些同志不信任。中国当局知道，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允许这些当地的苏联公民返回苏联。

    根据可靠的资料，在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和东北现在共计有大约2500名无业的苏联公民。

    由于没有工作，这部分苏联公民被迫向非常敌视苏联的国际救援组织寻求帮助。该组织以及加拿大、以色列驻中国的领事代表在招募一批苏联公民到其他国家。根据得到的情报，驻中国的国际救援组织分部完全处于英美间谍的控制之下，最近该组织开始积极活动，打算以难民为伪装把所有的外国人，特别是当地的苏联公民和没有苏联国籍的俄罗斯移民送出中国。

    拒绝使当地苏联公民返回苏联的同时，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正在从中国被遣返回国，这使生活在中国各地的苏联公民中引起了不健康的情绪，并且被我们的敌对势力用来反对苏联。此外，我们拒绝当地的苏联公民返回苏联可能引起中国当局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他们会想，好像我们很想把这些苏联侨民留在中国。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以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建议，在1952年春夏之交把那些没有工作的苏联公民遣送回国，遣送的条件正如1947年把在中国的3000名苏联公民遣送回国的条件一样。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还建议，允许国内较为需要的一些苏联公民在1951年返回苏联，其数量为100—150个家庭，他们在苏联应该有亲属，并且同意接收他们。

    我们认为，在1952年应该允许2500名苏联公民及其家人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以及东北返回苏联，还应该允许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认真进行逐个的审查之后，在1952年为100—150名苏联公民及其家人分发返回苏联的签证，这些苏联公民在苏联应该有亲属。为了分发签证，允许苏联公民返回苏联，建议建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附属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其成员应该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要取得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的同意。

    这一问题已经在1951年12月20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一周后再审议该问题。

    决议的草案附后。 [35]

    请审议。

    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

    葛罗米柯

    1952年1月7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9，л.132-133

    №1339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毛岸青来苏治病(1952年1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1月12日

    第252项　关于毛岸青来苏联治病。

    1.满足中国政府关于让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青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2.迎接和招待毛岸青同志及其随行人员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毛岸青同志的工作则委托给苏联卫生部(斯米尔诺夫同志)和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51

    №1339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译制配音电影(1952年1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1月12日

    第254项　关于用汉语、保加利亚语和捷克斯洛伐克语配音译制电影《科尔迪里的光明》。(1952年1月20日第604号记录第1-гс条)

    批准苏联电影部关于用汉语、保加利亚语和捷克斯洛伐克语配音译制电影《科尔迪里的光明》的提议。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51

    №20167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报告：在鸭绿江作战和培训情况(1952年1月15日)

    …… [36]

    一、本师的作战行动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由师机关、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第三十四航空技术营、第七五五航空技术营、第一一五独立通讯连、第一五八流动航空修理部队(修理车4辆)和第二一八警备营等部队组成。根据苏联军事部长和苏联空军驻中国行动小组负责人的命令，我部于1951年3月28日至4月2日间从鞍山机场转场至安东机场，任务是：严防敌空军对安东地区的铁路桥、水电站和机场以及朝鲜西北部地区的交通线实施空袭。

    本师歼击航空兵各团在顺利转场之后，目前已做好准备，并随时可以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的飞行员有：第一七六近卫歼击航空团29人，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30人。已装备武器可随时投入战斗的战机有：携РД-45Ф型炮弹的米格-15共30架。另外，师机关还有4名飞行员和2架携РД-45Ф型炮弹的米格-15飞机。

    本师从1951年4月2日起开始执行作战任务，共有可随时投入战斗的机组58个，其中：师机关2个，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26个，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30个。其他飞行员由于健康原因暂时均不承担飞行任务。

    在我师来此之前，驻防安东机场担负保卫北朝鲜交通线和后方设施任务的是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该师现已转场至鞍山机场。

    总之，我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在未曾参加过战斗的情况下，于1951年4月2日开始担负上级所赋予的战斗任务。期间我们只能以自身的力量，即58个携РД-45Ф型炮弹的米格15战机的机组来单独对敌。在我师不得不面对大规模敌人空军来袭的情况下，其他部队由于基地距我达175—200公里之遥，根本无法给予我们及时和实质性的帮助。

    截至1952年1月5日我师作战行动总体情况如下：

    实施战斗飞行6269架次，其中，夜间6次，截击敌空军4715次；掩护安东地区目标1282次，自由“搏击”132次，执行其他战斗任务134次；

    飞行时间4946小时，其中：在复杂气象条件下——1167小时07分，夜间——5小时36分；

    与敌进行大规模空战142次，参战飞行员2201人次。

    在空战总数中：

    1.以双机为单位作战5次，

    以分队为单位作战5次，

    中队为单位作战36次，

    团为单位作战40次，

    师为单位作战14次，

    军为单位作战42次。

    2.与优势敌人作战83次，

    与力量相等敌人作战17次，

    以优势力量对敌42次。

    3.与敌轰炸机作战3次，

    与敌侦察机作战2次，

    与敌歼击机F-80、F-84、F-94、F-51、“格洛斯特流星-4”作战35次，

    与敌歼击机F-86作战102次，

    以编队方式作战384次，其中：

    以双机为单位作战18次，

    以分队为单位作战14次，

    以中队为单位作战130次，

    以团为单位作战122次，

    以师为单位作战20次，

    以军为单位作战80次。

    空战中我师飞行员共击落敌机194架，其中：B-29，12架，Б26，1架，PB-45，1架，F-86，97架，F-94，8架，F-80，22架，F-84，36架，F-51，6架，“格洛斯特流星4”，11架。

    击落敌机的我师飞行员及其战果：

    上校维什尼亚科夫，6架：F-86，2架，F-84，2架，F-51，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少校苏博京，10架：B-29，2架，F-86，3架，F-84，2架，F-80，1架，“格洛斯特流星4”，2架；

    少校舍别尔斯托夫，12架：B-29，1架，F-84，7架，F-86，3架，F-51，1架；

    大尉克拉马连科，10架：F-80，2架，F-86，6架，“格洛斯特流星4”，2架；

    大尉戈什，8架：B-29，1架，B 26，1架，F-86，2架，F-84，1架，F-80，1架，F-51，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苏奇科夫，9架：B-29，2架，F-86，2架，F-84，3架，F-80，2架；

    大尉米拉乌什金，13架：B-29，1架，F-86，5架，F-84，3架，“格洛斯特流星4”，4架；

    大尉贡恰罗夫，4架：F-86，2架，F-84，1架，F-94，1架；

    上尉阿博拉兹佐夫，4架：B-29，1架，F-86，2架，F-84，1架；

    上尉普利特金，4架：B-29，1架，F-86，1架，F-51，1架，F-84，1架；

    大尉瓦西科，3架：F-86，2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穆罗舍夫，1架：F-86，1架；

    上尉戈洛瓦乔夫，2架：F-51，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韦尔德什，2架：F-86，1架，F-51，1架；

    上尉久兹，2架：F-86，1架，F-84，1架；

    上尉戈戈列夫，1架：F-80，1架；

    上尉古雷，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祖巴金，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上尉克拉夫佐夫，1架：F-84，1架；

    上尉尼库林，1架：F-86，1架；

    上尉拉祖金，3架：F-86，2架，F-84，1架；

    上尉谢尔久克，1架：F-86，1架；

    上尉马洛兹，1架：F-86，1架；

    大尉雅博洛科夫，1架：F-86，1架；

    少校古利亚耶夫，1架：F-86，1架；

    上校佩佩良耶夫，15架：F-86，11架，F-94，2架，F-80，1架，F-84，1架；

    中校米图索夫，6架：F-86，4架，F-84，1架，F-80，1架；

    大尉伊万诺夫，7架：F-86，5架，F-80，2架；

    大尉阿尔费耶夫，7架：F-86，5架，F-80，1架，F-84，1架；

    上尉舍巴诺夫，6架：B-29，1架，F-80，5架；

    少校舍拉马诺夫，5架：B 45，1架，F-86，1架，F 94，1架，F-80，2架；

    大尉博卡奇，5架：F-86，4架，F-84，1架；

    大尉阿巴库莫夫，5架：F-86，3架，F 94，1架，F-80，1架；

    上尉雷日科夫，4架：F-84，2架，F-86，1架，F-80，1架；

    大尉扎布拉夫涅夫，4架：F-86，2架，F-84，1架，F-80，1架；

    大尉纳扎尔金，3架：B-29，1架，F 94，1架，F-80，1架；

    上尉科切加罗夫，3架：B-29，1架，F-86，2架；

    上尉傅金，3架：F-86，2架，F-80，1架；

    大尉陀思妥耶夫斯基，3架：F-86，1架，F-84，1架，F-80，1架；

    大尉穆拉维约夫，3架：F-86，2架，F-80，1架；

    上尉索斯科维奇，2架：F-86，2架；

    上尉布伯科，2架：F 94，2架；

    上尉科尔巴科夫，2架：F-84，1架，F-80，1架；

    上尉博罗夫科夫，2架：F-86，2架；

    上尉基里索夫，1架：F-86，1架；

    上尉瓦西里耶夫，1架：F-86，1架；

    少校安季波夫，1架：F-84，1架；

    上尉奥斯塔片科，1架：F-84，1架；

    上尉雷巴斯，1架：F-86，1架；

    大尉卡波拉诺夫，1架：F-86，1架；

    上尉约夫列夫，1架：F-86，1架；

    上尉利特维纽科，1架：F-86，1架。

    各部队战果分配情况：

    EPUB/Image00078.jpg

    ①原文如此，疑有误。——编注

    续表

    EPUB/Image00161.jpg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原文如此，疑有误。——编注

    ……

    尽管气象条件复杂多样，但我师飞行员在与敌空军的战斗中表现得坚定果断，战术运用和组织得当，因而仍是取了相当优秀的战果。关于我师的空战，我们可用我部队1951年6月18日、20日和7月8日、11日和21日等的实战情况来举例说明。

    1951年6月18日，我师8架米格-15组成的编队在苏博京少校的率领下起飞，拦截敌歼击机。在宣川地区高空9000米处，我机群与敌16架F-86相遇。敌人以“纵队”战斗队形向我迎来飞来。根据形势，在敌力量多出我一倍的情况下，苏博京少校依然决定向其发起攻击。

    苏博京少校果断地率队向敌进攻，一个回合之后敌队形便被打乱，一些敌机退出战斗。

    在此次空战中，苏博京少校表现得尤其勇敢顽强，并展现了自己高超的空中格斗技术。他带领自己的僚机率先向敌分队机群开火，经过近距离三个点射之后，敌1架F-86当即在空中爆炸。

    之后，苏博京少校迅速前去帮助我军1架正受到敌2架F-86夹击的战机。虽然此举可能使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勇敢地向这2架敌机冲去。他的果断行动迫使敌人放弃了对我军那一架战机的攻击，并退出战斗。

    正在这时，另2架敌F-86已成功逼近苏博京少校的飞机。

    苏博京少校极力以大角度俯冲来摆脱敌人，但并未获成功。其中1架敌机已接近苏博京少校的飞机50米距离，并不断向其开火。

    为了彻底消灭敌人和赢得这场不对称战斗的胜利，苏博京少校一个空中急刹车向敌机撞去。敌机在与苏博京的飞机相撞的同时，失去平衡，尔后与飞行员一起像石头一样向下栽去。而苏博京少校则在两机相撞的同时用弹射椅将自己弹出，而其被撞碎的飞机则向相反方向跌落。

    ……

    我师损失情况概述：

    截至1952年1月5日我在空战中共有8名飞行员阵亡，其中之一为朝鲜高炮部队所伤；损失飞机23架。

    12人在飞机战斗中受伤后使用弹射装置逃生，其中9人是因飞机被击伤后操纵失灵，1人因飞机发动机停止工作，1人因飞机起火，1人与敌撞机。另有3人跳机后氧气罩脱落，其中2人短暂失去知觉。

    我师飞机和飞行员损失的具体情况：

    1951年4月3日，在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上尉尼基琴科牺牲，所驾飞机被击毁。

    1951年4月3日，在与敌F-86歼击机空战中我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分队长上尉莱伊阿特洛夫斯基的飞机被敌击中，飞行员仍驾机在机场迫降，机身上被击中27弹，但尚能使用，不必大修。

    1951年4月3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上等飞行员上尉韦尔德什的飞机在空战中被敌击中，机身中弹45发。飞行员驾机在机场成功迫降。受伤的飞机不用大修。

    1951年4月7日，在与敌F-86歼击机空战中我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大尉安德留什科的飞机被击伤。由于飞机控制失灵飞行员跳机并顺利着陆。所驾飞机坠毁。在跳机时飞行员左前臂和左胯肌肉被碰伤，住院3个月后康复归队。

    1951年4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中尉Ф.В.斯拉博津牺牲，飞机被击毁。

    1951年4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我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中尉涅戈佳耶夫的飞机被击伤。由于发动机停车飞行员被迫在机场外迫降。飞行员安然无恙，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4月22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副中队长大尉萨姆辛的飞机被击中。飞行员跳机生还，并于两天后归队。飞机坠毁。

    1951年4月24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中队长上尉穆罗舍夫的飞机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导致眼睛巩膜充血，腰和颈脊椎受伤。经1个月住院治疗后，终因外伤性肌炎，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1951年5月1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大尉尼库林的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他在从高空11500米坠至2000米期间失去知觉。飞行员失去知觉系面部所带氧气罩脱落和供氧器15停止工作所致。他在住院2个月零10天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5月20日，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副中队长上尉纳扎尔金的飞机在空战中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在落地时由于地面不平导致其左膝和左胯受伤。飞行员1个月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18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领航员苏博京少校的飞机在与敌F-86空战中受伤。在所驾飞机与敌机相碰撞的同时我飞行员跳机，导致眼巩膜充血，右肩关节囊扭伤和破裂。飞行员3个月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22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分队长大尉普利特金的飞机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20天住院观察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23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涅戈佳耶夫中尉的飞机被朝鲜人民军高炮击毁，飞行员阵亡，飞机坠毁。

    1951年7月11日，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政治处副中队长拉里奥诺夫大尉和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奥布拉兹佐夫大尉的飞机被击毁。大尉拉里奥诺夫当场牺牲。奥布拉兹佐夫大尉在负重伤情况下丢弃了已降至最低速度并处于半翻转状态的飞机，跳伞着陆。在住院观察期间由于休克导致死亡。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9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大尉安德留什科的飞机被击中。飞行员跳机着陆。在跳机期间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左前臂碰伤，眼巩膜充血，腰椎剧烈拉伤。由于脑震荡、外伤性肌炎、眼巩膜充血住院42天后又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其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0月26日，在与F-80和F-84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Ф.А.舍巴诺夫大尉的飞机被击毁，飞行员阵亡，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1月8日，在与F-80和F-84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А.Ф.特拉温的飞机被击毁，飞行员牺牲，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1月27日，在与敌兵力占优的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韦尔德什大尉和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约西普克大尉的飞机被击伤。我两名飞行员跳机逃生。着陆时韦尔德什大尉左肩扭伤，12天后归队，约西普克大尉左膝关节碰伤，1个月后归队。所驾两架飞机均坠毁。

    1951年11月28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上尉所驾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其着陆时左膝关节韧带拉伤，目前尚未归队，仍在疗养院疗养，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2月5日，在与F-80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А.Д.雷日科夫大尉所驾飞机被击毁，飞行员牺牲，飞机坠毁。

    1951年12月11日在与敌歼击机F-86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奥夫钦尼科夫大尉的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着陆时肩关节脱臼，关节囊撕裂。目前尚未归队，仍在接受治疗。所驾飞机坠毁。

    除上所述外，在空战中我方还有43架飞机受伤，其中之一是被敌人一架被击毁的飞机在空中爆炸后产生的碎片击伤的。

    共有6名飞行员受伤：

    1.1951年4月12日，上尉雅科夫列夫在战斗中受伤——右肩胛骨、右手腕和左半部下颌骨大面积创伤。住院20天后，又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2.1951年5月1日，飞行员戈洛瓦乔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太阳穴前顶部分弹孔正切式创伤。25天后归队。

    3.1951年5月20日，飞行员济科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肩胛骨粉碎性创伤。1个月后归队。

    4.1951年6月20日，飞行员尼古拉耶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身体多处粉碎性骨折，左膝1/3中段粉碎性骨折。45天后归队。

    5.1951年11月23日，飞行员缅希科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肩胛骨区域和右肩正切弹孔式创伤。至今尚未归队。

    6.1951年12月17日，飞行员卡波拉诺夫上尉在战斗中负伤——左手腕贯穿性创伤，5个手指被切除。目前仍在住院治疗。

    关于空战中我军物资损耗情况将在空军工程部门工作一章中再作详细叙述。

    ……

    结论：

    1.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所属部队圆满完成了自己所肩负的为安东地区的设施和朝鲜西北地区的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防止敌人空袭的任务。

    本师全体飞行员，每天都在一般和复杂的气象条件下积极地与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模的敌机进行着战斗。他们在战斗中共击毁了191架敌机，与此同时自己在物质和人员方面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2.在投入作战的第一个月里，我师所属部队通过与敌激烈战斗，将敌轰炸机和强击机驱逐出了安东和朝鲜西北部地区。

    1951年4月12日，我师所有部队发挥我米格-15战机的优势，在空战中击退了敌在大量现代歼击机掩护下的轰炸机群大规模密集式空袭行动。战后总结表明：在我歼击机的攻击下，敌人损失了参战轰炸机总量的25％以上，敌人的空袭活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7月21日与敌8架F-94，11月28日与敌30架F-86，12月1日与敌16架“格洛斯特流星-4”和16架F-84等的交战中，我师各部队在数量占优势的敌人面前积极战斗，勇敢机智，最后均以大获全胜而告终，只是在7月21日和12月1日的战斗中有个别敌机逃脱。

    3.整个战斗期间我师各部队全体飞行员不怕牺牲，竭尽全力，以期能更好地完成政府所交给的任务。

    全师飞行员的作战条件极其艰苦，经常是连续不间断地投入战斗，充分表现了自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其他辅助部队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为确保全军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不惜贡献出一切力量。

    由于作战勇敢和英勇我师五位飞行员荣获了苏联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他们是：少校苏博京、上尉克拉马连科、戈什和阿博拉兹佐夫、大尉舍巴诺夫。

    由于在作战行动的指挥和组织方面表现优异，能力突出，顺利地完成了自己所担任的任务，我师153人被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其中15名飞行员已是两次获得这一殊荣。

    4.经过9个半月不间断地紧张战斗，我师在保卫我战役纵深地区设施和防止敌空军轰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我师全体飞行员在以现代化高速喷气式歼击机与敌现代化喷气歼击机和轰炸机大、小机群的作战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

    我工程技术部队也在各种气象条件下保障飞行员作战起飞，飞机、发动机、武器和电子特殊设备的保养，以最短时间使飞机再次起飞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经验。经过一年的锻炼，他们还对在野战条件下如何能够在短时期内对被战斗损坏的飞机装备进行抢修有了大量的实践和认识。

    团、师各级指挥部也对在复杂空战条件下如何计划和指导部队投入作战，挫败敌人的大规模空袭，组织我大规模机群同时起飞和降落以及在地面和空中对我歼击机的作战进行现代化的集中管理指挥等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师长、近卫军上校

    科热杜布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参谋长、近卫军上校

    马列文内伊

    1952年1月15日

    ЦАМОРФ，ф.324.иад，оп.152723，д.3，л.1-5，54-55，87-91，151-153

    №2484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1952年1月22日)

    绝密，禁止复印

    急电、特电

    菲利波夫同志：

    我们打算在1953年在全国进行货币改革。由于没有能力在我国印制货币，我们请求苏联政府为我们印制面值为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四种货币，印制的总数量为4.66亿张，用苏联的纸张印刷，并带水纹。

    提供面值为5元和10元的货币的总数为450000000张，可以在1953年3—9月份提供，其余货币可以在1954年完成供应。

    如果您同意，那么我们将派出专员把货币的样品和关于该项工作的详细计划带往莫斯科，以便解决问题。请把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告知我们。

    周恩来

    1952年1月22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57-58

    №24843-1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1952年1月28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同志如下答复：

    “周恩来同志，您在1月22日发送的电报我们收到了。我们同意按照您的请求，为中国印制货币。请通知我们，你们的代表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以便在莫斯科就所有的细节问题进行磋商，并完成这一任务。

    菲利波夫

    1952年1月28日”

    执行情况请回电告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59

    №0053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1952年1月31日)

    发自北京，1952年1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由于敌方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处心积虑地拖延谈判，至今未能达成最终协议。

    但在停止军事行动的主要问题上，例如，在双方之间划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已达成3点协议。

    在制定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停火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能等问题上，已达成6点协议(协议全文附后 [37] )。

    此外，对“战俘处理”问题，敌方原则上不可能表示反对释放全部战俘。因此，谈判不会拖延太长时间。尽管敌方在停止军事行动后限制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这种轻率要求的借口下，力图拖延谈判，但由于我方坚决反对其建议，而且由于敌方很难制造在朝鲜继续进行战争的舆论，以及其仆从国和美国本身也都渴望停止朝鲜战争，因此，近日来敌方不得不放弃对限制在朝鲜恢复和建设机场问题的讨论，而开始讨论协议的细节问题。

    从敌方所提停战协议的具体条款来看，该协议仍然不是最终协议，亦即敌方仍然把限制在朝鲜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列入协议条款，同时还声称，这些条款只能通过，没有商量的余地。由此可见，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已在增长。毫无疑问，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性出发。

    同时，我们警惕地注视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阴谋。但是我们已准备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当前，双方在谈判中已开始讨论细节问题。

    为了达成最终停战协议，必须得到您对下列问题的具体指示。

    一、关于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

    美方提出双方各自邀请其武装力量没有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3个国家，每个被邀请的国家指定1名高级军官作为建立中立国观察机构的代表(双方中立国共6人)。

    我们打算同意这一程序，并邀请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代表，以便他们能够平等地同美国邀请的3个国家的代表商讨问题，并且享有否决权。

    二、上述每个中立国均应派出1名副代表，他们可以以其代表的名义参加观察机构会议。所有的代表都可从其本国公民中挑选其作为顾问的助手。所有被邀请的中立国都可提出必要数量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建立秘书处，负责保存记录，分发文件和译本。

    三、中立国观察机构的职责是：

    (一)实际监督和观察双方遵守协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得通过双方协议规定的后方卸货点把用于增援的物资、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装备和弹药从外面运入朝鲜，双方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按协议规定的规模并按同等数量进行。

    (二)报告任何一方所发现的在非军事区以外发生的破坏停战协议事件的发生地点，并进行现场观察。

    观察机构应根据停战委员会双方或一方的要求，立即派出中立国观察小组进行检查和观察，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四、同时根据第3项协议第1款有关职能的规定，美方还提出，在停止军事行动后，双方都应提供关于在朝鲜参战的地面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准确地点的情报资料，并且不得变更己方军队的配置位置，也不得集结己方兵力。我们打算不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不是已达成的协议条款所规定的。

    五、至于在按规定应进行观察的后方卸货点，美军提出确定在南朝鲜的汉城、仁川、襄阳、原州、忠州、堤川、安东、晋州、群山、大邱、顺川、釜山——共12处。在朝鲜北部相应规定为新义州、满浦镇、江界、惠山镇、会宁、清津、新安州、咸兴、金口、平壤、镇南浦、元山、碧潼、城津、海州——共15处。

    每一处都应规定在从该卸货点中心向外30里半径范围内为中立国活动区。

    我们认为，敌方提出的点太多，活动区面积太大，而且开放点的数量不相等。我们拟同意双方都开放3—5个点。在朝鲜北部为新义州、清津、咸兴、满浦镇和1个机场；在朝鲜南部为釜山、仁川、水原、丽水、葫口岛。我们还打算提出，中立国小组活动半径应规定为由卸货点中心向外5公里。

    六、中立国观察机构属下应设若干中立国观察小组。每个小组应至少由4名中级军官(上校、少校)，即由每一方所邀请的中立国代表中的2名军官组成。必要时可在观察小组属下设立分组，由双方从其代表中各派1人共2人组成。

    美方提出建立40个中立国观察小组。我们认为这一数量太多。如果可以达成协议，双方各自开放5个后方卸货点，为履行观察机构职责建立16个中立国观察小组足够了，其中10个小组常驻互相议定的卸货点，6个小组作为派往出事地点的预备小组。

    七、中立国小组观察机构和停战委员会应设在同一地点。中立国观察小组在执行检查和观察任务时无权研究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结构和性能。

    关于报告中立国观察小组的工作结果，我们认为，正式报告应由该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所通过。未被大多数成员所通过的报告或个别人员的报告不能作为正式报告，只能用作参考资料。

    八、中立国观察机构及其下属各小组的物资供应由双方的军方保障。双方应给观察小组提供运输工具将其成员运往各卸载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议的地点。

    所有上述8条都涉及中立国在双方后方地区内非军事区以外进行观察的问题。

    请您考虑，我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意见，您认为是否有必要事先将此通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同志。

    请予答复。

    关于第2项议程所达成的协议全文另电告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月31日

    第326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73-77

    №005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协议问题(1952年1月31日)

    发自北京，1952年1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就第2项议程达成的协议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第2项议程：‘规定双方之间的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作为朝鲜停战的基本条件’(1951年11月23日达成协议)。 [38]

    一、确立原则：双方之间的实际接触线应成为军事分界线(办法是，根据情况在本协议第2条和第3条做出规定)，按签署后的停战协议规定的时间，双方军队各自由该线后撤2公里，以便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

    二、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应根据上述原则立即确定以现在的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确定非军事区的中间线。对这一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如果在代表团全体大会批准该协议和以上所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的准确位置之后30天内停战协议签字，则不管实际接触线有何变化，都不得作任何改变。

    三、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将继续发生战斗，鉴于这一事实，如果在代表团全体大会批准本协议以及本协议第2条所规定的军事分界线和中立区的准确位置之后30天之内尚未签署停战协议，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应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根据实际接触线的改变，对该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做出改变，以便使改变后的军事分界线确系严格按照当时存在的双方之间的接触线划定的，从而成为休战期间的军事分界线。

    第3项议程：‘制定在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实际措施，其中包括实现停火和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能。’(1951年10月12—29日达成协议) [39]

    一、处于监督之下的各方全部武装力量，包括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以及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武装人员应从停战协议签字之时起24小时内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二、处于监督之下的各方全部武装力量均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72小时内撤出非军事区。

    除带有警察性质的部队(关于该部队双方专门达成相互协议)外，双方的任何军队从此时起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区；双方的任何武装力量都不得对非军事区实施任何武装暴力行为。

    根据停战协议条款，双方均应在位于军事分界线属于己方的非军事区地区内处理行政管理事务。

    三、处于监督之下各方全部武装力量(陆军、海军和空军)均应在停战协议签字，并于生效后5天内撤出另一方后方的和沿海的岛屿和水域(原先处于另一方控制下的岛屿和任何其他岛屿另行达成协议)。

    如果上述武装力量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撤出且无任何相互协议和拖延撤出的任何原因，则另一方为保证其安全和秩序有权对武装人员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四、为保证持久停战，以便双方较高级代表政治会议顺利进行，从而达成和平调解，双方均应保证，一旦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即不向朝鲜运送任何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和弹药。

    在相互协定的规模内进行的军事人员的一切轮换均应报告停战委员会，以便受全权委托的中立国观察机构能够执行其任务，对在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内的轮换地点进行观察和监督。

    五、双方均应指派同等数量的成员组成停战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对停战协议进行观察和监督，通过谈判对任何破坏停战协议的事件进行调解。正如停战协议所规定，观察和视察的职能应根据下列两点规定进行：

    (一)停战委员会应对非军事区负责，它通过直接派出联合小组履行其职责；

    (二)在非军事区以外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议情况的地点内，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应按委托履行职责。

    当停战委员会的双方或一方向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要求调查破坏停战协议的事件时，它应进行直接视察。

    六、双方同意向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能够为双方所接受的中立国提出要求他们同意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观察机构。该观察机构由停战委员会授权后，应按第4条和第5条第2款的规定负责履行观察和视察职责；每当停战委员会的双方或一方请求进行这种调查时，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应立即向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或中立区以外发生破坏停战事件的地点派出视察小组，并应按停战协议的规定履行观察和视察职责并将这种观察和视察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双方均应给这些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视察小组提供在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交通线上履行职能所必需的一切交通工具。”

    毛泽东

    1952年1月31日

    第325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68-72

    №133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用中文放映苏联电影问题(1952年2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2月1日

    第362项　关于译制电影《大型音乐会》的汉语配音。(1951年1月28日第606号记录第108-гс项)

    批准苏联电影部关于在保留用俄语演唱的声乐节目的情况下用汉语配音译制电影《大型音乐会》的建议。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75

    №0053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请波兰等国代表参加观察机构(1952年2月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以下复电电文转告毛泽东。

    “致毛泽东同志：

    您1月31日有关停战谈判的电报已经收到。

    同意您所拟定的计划和您对谈判进程做出的估计，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

    关于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参加观察委员会一事，我们认为应与波、捷领导同志商量，他们自然会同意的。

    致以敬礼!

    菲利波夫”

    收到电报后请来电确认。

    请电告执行情况。

    第72号密码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78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80

    №1339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斯大林给毛泽东的贺电(1952年2月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2月5日

    第380项　斯大林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贺电草案。

    通过斯大林同志建议的给毛泽东同志的贺电草案，即祝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2周年。

    附件：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同志

    北京

    在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2周年之际，请主席同志接受我的衷心祝贺，希望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同盟与合作能够进一步得到巩固。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78、216

    №0053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希望停战并得到粮食援助(1952年2月8日)

    发自北京，1952年2月8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今年1月22日发给我的电报和我今年2月4日的复电的内容摘要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彭德怀同志今年1月22日的电报：

    “一、今年1月16日1时，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曾来我处。他在谈话中说，朝鲜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不愿继续进行战争。

    如果苏联和中国认为继续进行战争有好处，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并坚守自己的阵地。

    我答复说，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上进行和平调解对我们是有利的。我还向他说明，在当前军事状况下，我方的有利条件和美国的困难都在增加。因此，停战协议是可以达成的。但是在军事方面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兵力，以便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朴宪永外务相离开我处时，表示同意我对整个局势的观点，并说他的访问只是一般的会见，他的意见不是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的意见，而纯粹是个人意见。

    二、1951年，朝鲜政府征收农业税粮食计65万吨，其所占总收获量的百分比过大。现在有10％的居民正在挨饿。大多数农民的口粮仅能维持到2—5月。

    如不迅速给予援助，则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春耕进行，而且会影响粮食产量。

    据说，我国政府已批准给朝鲜政府提供30000吨粮食。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如果不是这样，我认为必须在3月份及时提供30000吨谷物给予帮助，以便农民能进行春耕生产。

    三、我认为，尽管我们的预算也很紧张，但根据1951年预算年度的援朝计划来看，我们完全应计划拨出16000亿元人民币(约合2.37亿卢布)来援助朝鲜。这一数字未必能缩减。请尽早将此列入总预算。”

    我今年2月4日的复电如下：

    “你今年1月22日电报已收到。至于援朝问题，我们已将15000亿元人民币(约合2.22亿卢布)的经费列入1952年的预算，该数额略微超过中国于1951年提供给朝鲜的贸易贷款、中国提供的紧急修复朝鲜铁路和供养东北境内朝鲜公民的款额。

    如果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则可预见援朝经费势必增加。

    今年1月底，朝鲜贸易相张时雨同志曾来北京就1952年交货问题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是确定由我国提供的货物总值为7000亿人民币(约合1.03亿卢布)。

    朝鲜什么也不给我们作为交换，因此上述款额应作为贸易贷款额。

    至于申请中规定的粮食将按该申请规定于2—5月份交货。按每月5000吨大米和5000吨小米(总共提供大米和小米40000吨)，每月提供200吨豆油。

    此外，在2月份还要提供330万米棉织物。

    谈判将于近期内结束。按你的实际观察，如果朝鲜军事行动停止，朝鲜应首先恢复什么？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恢复公路和农业方面可用劳动力予以支援。除此以外还需要我们提供何种援助？

    请你研究这些问题并将意见告知。”

    毛泽东

    1952年2月8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81-83

    №24844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在阿拉木图设部长会议代表处(1952年2月20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

    苏联部长会议负责“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金属”股份公司事务的全权代表波波维同志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允许把设在阿拉木图市的国营转运站联盟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处，并在萨雷—奥捷克站、雷巴契耶站和托波列夫—米斯站设立代表处的分支机构，其人员配置为14人。

    根据波波维同志的提议，需要委托代表处完成在基地进行货物的装配工作以及一些与苏联工作人员进行出差的登记工作相关的业务管理工作(应该到股份公司出差，并使这些人返回苏联)。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审议了这个问题之后通报说，政府在1951年9月25日决定，同转运往新疆股份公司的货物相关的所有工作都全部委托给了对外贸易部。

    为了开展工作，对到新疆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并使其返回苏联，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不需要组建特别的代表机构，因为中央机构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以及在阿拉木图市的相关部和部门应该履行这一职能。

    根据上述所述，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需要对波波维同志就上述问题提出的请求做出答复，而在阿拉木图市的国营转运站联盟以及设在萨雷奥捷克站、雷巴契耶站和托波列夫—米斯站的相关基地应该被撤销，国营转运站联盟和上述基地的财产应在1952年1月1日之前转交给对外贸易部。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Н.帕乌金

    1952年2月20日

    РГАЭ，ф.4372，оп.54，д.1031，л.91

    №248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国使用细菌武器(1952年2月21日)

    菲利波夫同志!

    在1952年1月28日到2月17日20天的时间内，敌人通过高射炮用飞机8次在朝鲜阵地伊川—平康—朔宁三角区中央地段以及阵线东部的部分地段，向我军阵地投放了三种昆虫：黑苍蝇、跳蚤和虱子。

    现在，在上述地区的田野、公路、树林、草地和小河岸都可以发现这三种昆虫，而且一些地区的密度较大，每平方米达到10—15个昆虫。

    对从前线得到的这些昆虫进行的初步分析显示，这些昆虫是霍乱和鼠疫。根据从前线得到的报告，已经发现了一些患有霍乱、伤寒、斑前伤寒、脑炎的病人。病人中有2人死亡。

    现在正在对死亡者进行检查，以便确定其死亡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他们是否感染了上述细菌。

    为了前线的需要，我们已经派出了医疗队，同这些疾病作斗争，并通过飞机向前线运送了340万份预防霍乱和鼠疫的疫苗以及4000俄磅灭杀昆虫的药粉。

    我们得到的秘密情报以及得到的报纸的报道证明，美帝国主义者经常在朝鲜有计划地散播细菌。

    1950年2月1日苏联政府照会中提到的5名臭名昭著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其中3人现在在朝鲜，这三人是：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和北野政次。他们随身携带了进行细菌战所必需的装备，其中包括霍乱、鼠疫、能破坏人的血液的毒气以及开展细菌战的其他各种装备。

    在美国人的领导下，日本战犯利用中国战俘和朝鲜战俘进行细菌武器试验。这些战犯在他们制定的报告中谈到了关于怎样在冬季作战的时候使用细菌武器。

    早在1951年3月，附属于联合国军总参谋部的卫生部长官、陆军准将赛姆斯乘坐第1091号细菌战登陆艇到了元山港口，然后他访问了巨济岛，在该岛上，在他的监督和领导下在中国战俘和朝鲜战俘身上进行了细菌武器的实验。美联社的美国记者在1951年5月18日报道了这件事情，该记者曾访问过巨济岛。敌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散播细菌，这些行动以及行动的方法同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以及其他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在日中战争时期采取的行动和方法相似。

    我们首先打算以朝鲜外务省的名义，然后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呼吁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战争行径。全中国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犯罪行径的运动。

    我们向您通报了这件事情，并且希望，苏联政府积极帮助我们，也希望得到您就这个问题下达的指示。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2月21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87 89

    №11420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报告：关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问题(1952年2月21日)

    绝密

    文本第10份

    И.В.斯大林同志：

    一、在旧金山签署的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现在除了日本外，大不列颠、新西兰、墨西哥、阿根廷和洪都拉斯都已批准。澳大利亚议会和美国国会现在都正在讨论。毫无疑问，其他国家也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批准这一条约并将其视为已经生效的条约。

    美国及其支持者最近将会公开发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并废除针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借口是和平条约已生效。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委员会里将只剩下苏联代表了，而在远东委员会可能也会形成这种状况。事实上，无论是盟国委员会还是远东委员会现在都无事可做了，而美国却不受监督地在实行着自己对日本的政策。

    我国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鲁诺夫同志建议不要等美国政府发表“停止对日本的占领”的声明，我方应主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废除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其中包括盟国委员会，同时也要求尽快从日本领土上撤走一切占领军队，将所有主权交还给日本人民。

    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发表这一郑重的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还难以对社会舆论说清楚，为什么不承认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的苏联，现在却建议废除1945年12月由盟国决定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

    外交部认为，在召开针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会议时，将在会上提出废除这一机构的问题。苏联代表不应该反对废除针对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一机构。但是，我国代表在盟国委员会中应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这一建议是美国方面根据非法的单独对日和平条约而采取的新的非法行动。如果对日盟国委员会会议不举行，那么苏联代表就应该以书面形式发表自己的声明，之后，正如声明所宣布的那样，这一机构就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在解决与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生效有关的我国驻日本代表处的问题之后，由于可能取消远东委员会，有关我们给潘友新 [40] 的指示问题另行解决是恰当的。

    二、至于我国今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问题和我驻日本代表处的状况，那么显然，现在尚无可能建立苏日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对日单独和平条约，而且战后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但是，苏联当然感兴趣的是，废除盟国委员会后，苏联代表处仍能以某种可接受的形式留在日本。

    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外交部认为，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苏联驻日本代表处能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存在，是适宜的。作为贸易代表团的我国代表处，既可以履行商务处的一般职能，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履行比如像1920—1921年期间我国驻英国的贸易代表团那样的某些其他职能。最好能在这种情况同日本就以下问题达成协议：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职能，也可以履行政府的其他使命。

    还应注意到日本人也可能希望有自己驻苏联的代表处，我方可以同意日本类似的驻莫斯科的代表处。

    三、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在单独和约生效后如何维持同苏联的关系问题发表任何官方声明。但是国务大臣冈崎今年1月31日在议会就苏联驻东京代表处今后地位问题发表的谈话应值得注意。他在谈话中暗示成立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处的可能性。

    鉴于冈崎的谈话，苏联外交部认为利用苏联代表处同日本某些官方人士的有关联系，搞清日本政府的意图是必要的。为此，我国的商务代表多姆尼茨基同志最好能邀请日本通产相高桥共进早餐，或者在招待会上同他交谈，要么同副大臣山本举行类似的会晤。

    会晤时，副政治参赞鲁诺夫同志应该在场。在同高桥(或副大臣)会晤时，多姆尼茨基或鲁诺夫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引用冈崎的上述谈话后提问：这次谈话是何用意，他可否对此作某些解释？我国代表应当利用这次提问的机会来探明日本人士对我方关于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团的建议的态度。如果高桥(或者副大臣)也提出这一问题，那么日本人就应当说清楚。在这方面大概不会遇到困难。

    四、苏联外交部认为，为了查明日本政府在维护苏联与日本今后的关系问题上的意图而预定采取行动的计划，宜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事先询问它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附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请审阅。

    А.葛罗米柯(签名)

    1952年2月21日

    第108ги号

    附件一：

    东京

    致基斯连科、帕夫雷切夫：

    第一，由于最近单独对日和平条约即将生效，显然，废除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问题会被提出来。当然，苏联反对废除因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些机构是不适宜的。

    但是苏联驻盟国委员会的代表不能对废除盟国委员会的建议默不作声，而应当把这一建议视为美国政府方面的又一非法行动。之所以确定这一行为为非法，是因为它是在违反了以下有关日本问题的国际协议。这些国际协议是：开罗和波茨坦宣言、雅尔塔协议、远东委员会的一些决议及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

    在委员会审议这一问题时，必须列举有关的事实，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在签订单独和平条约之前就已经严重违背了几个大国就日本问题一致达成的上述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应指出以下问题：

    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当局在实施占领日本时不是去执行使日本民主化的决议，而是帮助建立对民主组织和民主人士实行警察专制的制度。

    还要举出一些事例加以说明，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当局没有采取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的政策。签订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是美国政府粗暴地坚持违背它应对日本所承担的义务的政策的继续。这一条约的签订表明，美国政府在把日本变成自己在远东的军事桥头堡方面走得有多远。正因为如此，不能不把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和所谓的安全条约看成是在远东准备新战争的条约，因为日本正是在这些条约的帮助下，变成从属于美国的国家，使自己的民族利益从属于美国统治者的侵略目标。除了这是一个在远东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之外，再不能对条约作任何其他评价。美国政府旨在粗暴违背自己应对日本所承担的义务的政策，以废除对日盟国委员会的建议而告终。众所周知，尽管盟国委员会远未履行1945年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交部长及中国也派人参加的莫斯科会议决定赋予它的职能，但是这个建议还是被提了出来。由于强加给日本的单独和平条约和上述“安全条约”而使美国军队留在了日本，这就突出了日本的从属地位。事实上日本的状况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变，日本仍处于被占领国的地位，因此这对日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产生了消极后果。当然，对这种状况，首先应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来负责。苏联政府坚持从日本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在所有相关国家的参与下实现真正的和平解决日本问题，苏联政府对业已出现的状况不能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上述情况，请你们在3天之内将你们在盟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全文起草好并报送莫斯科。

    第二，至于我国今后与日本政府的关系问题和苏联官方驻日本代表处地位的问题，那么现在显然还不可能建立所谓正常的苏日外交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对日单独和平条约，苏联和日本间的战后关系仍未得到解决，更不用说吉田政府持公开的对苏联不友好的立场了。但是苏联感兴趣的是，即使在废除盟国委员会后，苏联代表处仍能以某种可以接受的形式留在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就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在日本建立苏联代表处的问题，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是合适的。贸易代表团形式的我国代表处(如果合适，可以叫别的名称)可以履行贸易代表处的一般职能，在必要时也可以例如像1920—1921年我国驻英国贸易代表团那样履行其他的某些职能。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同日本达成协议，使苏联贸易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职能以及履行政府的其他使命。

    同样也应当注意到日本人也可能会希望在苏联有他们的代表处，我方可以同意日本在莫斯科设立类似的代表处。

    第三，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尚未发表任何有关其打算在单独和平条约生效后维持同苏联关系的声明。但是我们认为国务大臣冈崎今年1月31日就今后苏联驻东京代表处的地位问题在议会发表的谈话不是偶然的。(你们126号电报)他在谈话中暗示了在日本设立苏联代表处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利用你们同日本官方人士的联系，搞清日本政府的意图是适宜的。我们认为，为达此目的，多姆尼茨基可以邀请通产相高桥共进早餐，或者在招待会上同他交谈，要么同副大臣山本举行类似的会晤。在会晤时鲁诺夫应在场。在同高桥(或同副大臣)谈话时，多姆尼茨基或鲁诺夫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引用冈崎的上述谈话，询问这一谈话是何用意，他是否可以对此作某种解释。

    请你们利用提出此问题的机会来探明日本人士对关于我驻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建议所持的态度。如果高桥(或副大臣)提出类似的问题，那么应该说，在这方面大概不会遇到困难。

    有关谈话结果请立即报告我们，以便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第四，你们建议发表声明，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要求尽快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并废除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这是不可取的。向社会舆论还难以解释清，为什么不同意单独和平条约的苏联却建议废除由几个盟国于1945年12月决议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及远东委员会。

    请确认是否收到此件。

    附件二：

    急件

    北京

    致罗申：

    请您拜会周恩来并告诉他：

    鉴于单独对日和平条约近期即将生效，关于废除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的问题显然要被提出来。苏联政府认为反对由于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一机构是不适宜的。同时苏联政府认为，绝不能忽视废除对日盟国委员会的建议，应当把这一建议视为美国政府方面新的违法行为。因为它是破坏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权利的非法的单独和平条约所产生的后果，更不用说它对日本本身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了。为此，苏联驻对日盟国委员会代表将受权发表相应的声明。

    同时，随着对日盟国委员会被废除也出现了今后同日本关系的形式问题。现在很明显，尚无可能建立苏联和日本间所谓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及苏联与日本之间原本的战争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苏联感兴趣的自然是对日盟国委员会被废除之后，苏联代表处能以某种可以接受的形式在日本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要力争同日本政府就苏联驻日代表处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设立达成协议是适宜的。这个代表处既能履行贸易代表处的一般职能，也能在必要的情况下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某些其他职能。

    估计日本人也有在苏联设立自己的贸易代表处的愿望，因此苏联政府认为同意在莫斯科有一个这样的日本代表处是可行的。

    您可以告诉他(周恩来)，苏联政府很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执行情况请电告。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中苏关系》第9卷，第2118—2127页

    №1339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苏联公民赴华工作(1952年2月2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2月23日

    第517项　关于公民Р.普罗列塔里耶娃赴中国的事宜。

    鉴于中国大使馆的请求，现批准苏联公民罗扎·普罗列塔里耶娃前往中国进行长期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107

    №2484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1952年2月23日)

    毛泽东同志!

    您在2月21日的电报收到了。

    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必须做出回应，以便使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采取重大的反击措施。

    我们同意您提出的如下计划：从朝鲜和中国政府方面采取措施，也从全世界和平主义者委员会方面采取措施。

    苏联方面将会对采取的这些措施予以积极的支持。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1952年2月23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92

    №11421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大使电：关于对日和约问题(1952年2月28日以后)

    绝密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通告他，您已被授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如下事项：

    最近可以预料，鉴于对日本单独和约生效，美国发言人将提出建议：停止对日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活动。对此，苏联政府认为，搞清楚同日本政府建立直接关系的可能性是适宜的。也已向苏联驻日本的代表发出指示：探明日本政府对相互交换外交(或政治)代表处的可能性的态度。之所以直接同日本建立关系，是因为需要解决苏联和日本相互关系中现在及将来出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苏联政府认为，建立这种关系将是有利的，日本人民是欢迎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使美日反动派敌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失去作用。

    请您也通知中方，不言而喻，同日本建立直接的关系并不改变苏联不承认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署的单独和平条约的立场。

    请确认此件是否收到。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中苏关系》第9卷，第2128页

    №133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文学工作者前往苏联问题(1952年3月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3日

    第6项　关于米玉道(Ми Юй дао)、尤开元(Ю Кай-юань)和杜长志(Ду Чжан-чжи)到苏联来参加外文出版社的工作。

    1.批准外文出版社(彼得罗夫同志)的提议，并准许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作为翻译见习生从中国到苏联来参加外文出版社的工作。

    2.责成莫斯科市苏维埃(杨松同志)于今年4月向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提供莫斯科市里的住所。

    3.迎接和招待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的工作委托给外文出版社(彼得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3

    №09869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开展三反运动情况(1952年3月3日)

    我拜会了周恩来并把两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交给了他。

    在会谈过程中，谈到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周恩来说，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了国家机关不少工作人员严重的营私舞弊行为。有很大一批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贿赂，攫取国家资金，把大笔国家的钱用于非生产性措施。

    出现这种状况有几方面的原因。1949年之前，革命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所以干部不了解资产阶级那一套。来到城市后，处在全新的条件之下，许多党政工作人员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被腐蚀而变坏。对干部的政治教育搞得不好。许多工作人员认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地主，平分土地。另一些工作人员，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革命之后资产主义发展时期将要到来。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这一革命的自始至终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到来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许多工作人员被腐蚀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机关中留有相当数量的原国民党官员，他们带来了不少国民党制度的恶习。

    由于一大批工作人员被发现有营私舞弊行为，党为了保护干部不得不逐个审查营私舞弊现象。90％的犯有营私舞弊的工作人员将受到行政处分，仍留岗工作。其余10％严重的受贿分子、贪污分子，将按其罪行受降职处分，并从国家机关开除去从事体力劳动，或被投入监狱，或枪决。

    到3月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将在中央机关、县以上大企业和部队连以上单位中结束。最大的贪污犯将被枪毙。在这之后，党要着手解决农村和连以下部队中的贪污、盗窃国库和官僚主义问题。由于农村和部队基层单位也有大量比较轻微的营私舞弊现象，同他们做斗争也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和动员广大的居民阶层。为了不影响春播，农村和部队中的这一运动将推迟到春播完成之后开始。

    然后周恩来指出，反贪污、反盗窃国库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第二阶段演变成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广泛斗争。在革命胜利之初，资产阶级害怕共产党，但看到共产党对它很好，同它进行合作，资产阶级决定利用这一点。然后它看到，同共产党不仅可以合作，而且可以收买其中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使用收买、思想腐蚀、讹诈这些方法，使许多工作人员拜倒在其脚下。通过投机倒把、生产伪劣产品、逃税漏税、攫取国家资金、进行破坏活动、收买经济情报，部分反动的资产阶级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经济阵地。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发现，仅有2％的企业主和商人遵守政府法令进行经营；40％的人攫取了一部分钱——近100万元；53％的人干了各种半合法半违法的勾当；5％的人干了大量的投机倒把活动，以高价向国家出售伪劣产品，逃税漏税，收买国家职员。这些大的犯罪分子中，4％的人将被处以罚款和征收复税，使他们的财产回到国家手里。这些资产阶级中其余的犯罪分子(1％)将被投入监狱和被枪毙，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每一个城市都要枪毙几个大的奸商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犯罪分子。

    在总结上述发言时，周恩来指出，共产党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实施有力的打击，借此使资产阶级名誉扫地，使其孤立于中小资产阶级，进而消灭之。至于资产阶级的其余部分，要把它的活动严格限制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

    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斗争开展得并不平衡。到3月底，北京和天津将结束这一运动，然后是上海和其他城市。这样做是为了积累经验，同时也是为了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对资产阶级要发动全面进攻，防止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这一措施。这种办法乍看起来似乎不妥，好像这会使没有开始运动的地区的资产阶级做好准备，隐瞒自己的罪行。其实不然。资产阶级的每一个罪行，毫无疑问，不是这个工人就是那个工人和职员知道。现在无产阶级已充分发动起来同资产阶级的营私舞弊行为作斗争，他们将勇敢、坚决地揭露资产阶级的营私舞弊行为，资产阶级已无法隐瞒自己的罪行。资产阶级本身也感到了这一点。例如，尽管上海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运动尚未开始，上海的企业主和商人已找到政府，建议赔偿他们给政府造成的损失500亿元，只要政府赦免他们的罪行。

    周恩来补充说，一些企业主和商人贯彻颠覆国家经济的路线，同美国人和国民党有联系。但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重点。晚些时候，当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运动基本结束之后，政府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参加会谈的有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5，п.343，д.12，л.43-46

    №2484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派遣细菌学专家(1952年3月7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为了采取有效的措施，同敌人在朝鲜战线和东北领土投放的细菌生物作斗争，同时，为了防止因此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流行病，我们在继续加强预防流行病的力量。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尽快向中国派出9名预防流行病的专家：预防流行病小组组长1名，高水平的防疫和细菌微生物学实验医师1名，昆虫寄生物学专家1名，生产疫苗，并且了解培植疫苗的细菌专家2名，使疫苗标准化的实验专家2名，消毒和灭鼠专家1名，流行病专家1名。

    此外，必须使上述专家，特别是要使细菌学专家在来的时候带上必要的准备和细菌设备，以便进行微生物学的、细菌学的以及其他的研究。

    请把您就这一问题做出的决定告知我们。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1952年3月7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97-98

    №1339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陈昌浩返回中国(1952年3月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8日

    第42项　关于中共中央的请求。

    1.满足中共中央要陈昌浩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请求。

    2.责成联共(布)中央属下的出国事务委员会给陈昌浩及其家里人办理出苏联国境的手续，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霍洛德科夫同志)则要安排好送陈昌浩及其家里人去中国的工作。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10

    №00537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询问对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事(1952年3月8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将以下电文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们得到报告，据称彭德怀打算对美国的一个师采取局部军事行动。有人询问我们的意见。

    我们怀疑现在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是否恰当。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52年3月8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00

    №24848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1952年3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由于敌人继续向东北投放大量的昆虫细菌，我们估计，我们在今年3月7日发出的申请中要求提供的防止三种流行病的帮助是不够的。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除了提供今年3月7日的申请中提供的数量的帮助以外，另外再向我们提供如下防止流行病的物资：纯滴滴涕600吨，抗鼠疫的疫苗2000万剂，四联疫苗(肠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霍乱)2000万剂。

    如果可以的话，请求苏联政府及时把上述所述的部分物资以及我们在今年3月7日请求提供的部分物资空运到北京。

    请把这一订货纳入双方贸易的账单中。

    能否供货请告知。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1952年3月10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04

    №00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答复对美采取军事行动事(1952年3月10日)

    发自北京，1952年3月10日收到

    复您第325号电。 [41] 现将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的电报转发给您。

    “致菲利波夫同志：

    3月9日，罗申同志转告联共(布)中央关于彭德怀同志计划对美军1个师进行局部战役以及这一战役在目前不适合的通知。我们没有从彭德怀同志那里收到该战役计划。如果他同苏联顾问谈过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认为当前进行这样的战役是不合适的。我们将此意见通知彭德怀。也将此意见通知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10日”

    Н.罗申

    1952年3月10日

    说明：

    葛罗米柯同志指示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收到通知说，彭德怀计划对美军1个师实施局部战役，认为现在进行这种战役会引起怀疑。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02-103

    №133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胡明来苏治病问题(1952年3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12日

    第70项　关于胡明同志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1.满足中国外交部关于胡明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财政部部长薄一波的妻子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2.迎接和招待胡明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16

    №24849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1952年3月14日)

    周恩来同志!

    您在3月7日、8日和10日发送的电报收到了。

    1.根据您的请求，我们向中国派遣了您在3月7日的电报中指出的9名专家，并使他们带上必要的试验样品和装备。这些专家将在3月25日到达中国，为期3个月。

    2.4月10日之前将向中国发送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百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80万剂，预防肠伤寒的疫苗和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850万剂。第一批预防鼠疫的疫苗100万剂，将在3月25日之前空运到北京。

    此外，6月1日之前将会另外提供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00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20万剂，预防肠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400万剂。

    苏联没有生产您在电报中提出的四联疫苗，但是将会发送在苏联加工过的疫苗制剂以取代四联疫苗。

    4月10日之前还将提供100吨纯滴滴涕，并在5月1日之前另外再发送100吨滴滴涕。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4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д.342，л.190-100

    №2485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1952年3月15日)

    请转告周恩来，对于他提出的关于苏联提供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站和氧气站以及石油产品的请求我们已经进行了审议，这些请求将被满足。

    苏方将提供141.1万吨的石油产品，这些产品将在1952年3—5月期间运往中国。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和氧气设备共计1万辆(件)，这些设备将在1952年运出，每季度的供应量大致相当；关于这个问题，苏方将不提供486辆嘎斯63汽车和844辆吉斯151汽车，但将提供吉斯5和嘎斯51型汽车。

    特制汽车将提供258辆，而不是中国政府要求的600辆。不足的342辆特制汽车将另外提供嘎斯51和吉斯5型汽车作为弥补。

    苏联贸易代表处有关于上述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站和氧气站以及石油产品的详细说明，该贸易代表处被委托同中国进行接触，提供上述货物，并把其列入1952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协议的结算中。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5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12 113

    №248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1952年3月15日)

    毛泽东同志：

    第一，前不久听取了从中国归国的苏联代表团主席科尔达诺夫关于橡胶问题的报告。得知，橡胶一方面将从农民那里得到，另一方面将从国家经营的橡胶园得到。科尔达诺夫通报说，种植的橡胶面积完全足够完成通知给您的关于橡胶生产的计划。中方需要技术、拖拉机、汽车和俄罗斯专家。在提供技术和派遣专家方面我们可以提供帮助。1951年10月，朱德同志在同尤金进行的谈话中表示，如果能够组建中苏橡胶股份公司就好了。如果您赞同这一看法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反对。或许您希望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合作。请把您的看法通知我们。

    第二，1951年5月朱德在同费德林进行会谈时表示，应该铺设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关于这个问题他说，能够找到足够的中国人建设铁路，需要苏联政府提供的是所有其余的东西，也就是钢轨、枕木、车厢以及其他的设备。如果您同意这一看法，我们愿意铺设这条铁路。

    第三，如果您同意上述两个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应该立即在莫斯科或者在北京进行谈判。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5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14 115

    №09870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3月18日)

    3月18日，我会见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

    在转达了给他的电报内容之后，我请他谈了现正在开展的报刊上称之为“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的内容。

    刘少奇同志非常详细地谈了该问题：

    还在整风和清理国家机关的时候，党中央就掌握了这种情况，一些在地方和中央党政机关的共产党员表现卑劣。一些人有官僚主义；一些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挥霍国家资金，追求享乐；而有的直接窃取国家金钱或从事奸商活动，倒卖商品和建材等。当时党中央已严肃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10—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前，中央委托政治局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给会议提供一定的材料。这个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到了认真研究，最后做出了决定：广泛开展同盗窃国库者、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运动。政治局扩大会议责成党中央和政务院为开展运动准备有关文件。出于策略考虑，提出了三反的口号。11月份拟定了相应的指示，这个问题还拿到全国政协常委会三次会议上讨论过。

    与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还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口号。从12月10日起，运动开始。

    为了积累经验和使运动在高政治水平上进行，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中央机关和天津市这一运动的领导。从运动的第一天起便发现，不坚定的工作人员、思想不纯洁和没有受过充分政治教育的人染上了严重的恶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走上了同资产阶级合作的道路，使他们滋生了资产阶级所固有的各种习惯。

    在建立人民政权的初期，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共产党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害怕同资产阶级分子有某种联系或共事。资产阶级分子的表现也有分寸，他们观察研究问题，看情形如何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民族资产阶级看到共产党员还不算什么坏人，他们提倡合作，努力建立业务联系，而其中一些人不仅建立这种接触，甚至不择手段追求享乐，与资产阶级建立紧密关系。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钱投入商业和工业企业共同经营。利用这一点，资产阶级分子开始寻找、接近这部分人的途径，他们成功地把党的一些干部和行政官员拉到自己一边。接着资产阶级便更大胆地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把不坚定分子拖下水，收买他们，腐蚀他们，把他们控制在手里。

    利用党政机关中各种思想麻痹的人、官僚主义者、盗窃国家资金者以及其他人，资产阶级如此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成了从内部颠覆我们国家行政机关的最大威胁。所以在三反运动中发现这些初步迹象和看到很多腐化分子党龄很长、资深权重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下达命令竭尽全力开展这一运动，清除党内和行政机关中所有变质分子、受贿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为了这一目的，动员起了所有党的组织，工交、建筑企业及其他所有机关的职工开展运动。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特别委员会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坚决开展了这一运动。由于做了大量工作，揭露出了一系列腐败行为；我们发现，我们党的不少重要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仅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而且变成了真正的腐败分子、大贪污犯、骗子，变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合谋者。他们给资产阶级提供必要的财政和经济情报，从我们揭露出的问题看，个别人不仅将国家资金攫为己有，而且变成了奸商、投机倒把者、企业主，同资产阶级分子合作。

    刘少奇说，我不一一列举全部事实，这些报上已经公布了。我只指出一点，在同财政经济和钱物打交道的所有国家机关里，我们发现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都被揭露出存在着滥用职权、腐败、贪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原来，染指这些恶习的不仅是一般的职员和干部，而且有中央、省市机关的重要的工作人员。这些骗子已被揭露，他们有的盗窃不多，有的则高达数百万。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原国民党官员(在许多机关中高达40％—50％)由于过去的习惯，几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滥用职权行为。

    在资历很深、身居要职的党的工作人员中，我们发现其中一些人参与了肮脏勾当，同资产阶级有联系。在人民政权机构建立初期入党的党员中，有5％—7％的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肮脏勾当。被腐蚀瓦解最严重的是财政经济机关、建设单位、同物资和贸易有关的下属经营单位和机关。

    这些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现在这一运动已接近尾声。

    初步的总结表明，相当一部分职员是通过收取佣金被资产阶级收买的。佣金数额为购货和订货款的5％—10％。在中国，售货的企业或某一贸易组织交纳佣金似乎是合法的。所以人们按照老习惯收取佣金，不顾这样做却给国家带来了损失。

    其中一些人甚至这样认为，商人或业主支付佣金，在这里国家并未受损失。但他们谁也没有考虑到，他收取的这5％—10％的佣金，不是商人和业主的钱，而是国家的钱，因为商人要从国家机关或企业那里多拿5％—10％的钱。另外，更有甚者，他们把通过收取佣金积攒下来的钱再投入商业或企业，这样他们变成了商人和业主的同伙。

    另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拼命捞钱，放纵享乐，忘记了共产主义道德，走上了腐化的道路，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肆意挥霍的环境。这些人忘记了家，在外面鬼混姘居，变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帮凶，他们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政治面目，成了地地道道的变质分子。

    另一部分人不仅收取佣金，还把巨额公款据为己有，盗窃国库资金，挥霍浪费。这些人成了真正的小偷，盗窃国库者，变成了奸商、各种投机倒把者和坏分子的帮凶。

    审视出现的形势，党中央采取了清理党的队伍的坚决措施。所有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罪行的人，都被我们清除出党。如果必要，我们还不就此罢休。我们把所有这些人清除出党，用忠诚可靠的人加强党的队伍，用来自工人阶级、贫苦农民一方的积极分子和生产突击手补充党的队伍。我们把严重腐败分子、贪污盗窃分子送上法庭，关入劳改营，投入监狱，而查明的罪大恶极分子则被枪毙。

    伴随这一运动的同时还查明，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分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所以他们一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触便产生了共同语言，走上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合作的道路。

    另一部分人，由于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很低，又不乐意学习，加之这一工作在党内开展得很差，他们也受到了这一恶习的侵袭，变成了与党性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他们利用党员的身份为自己捞好处，争福利。

    在三反运动中，我们发现，民族资产阶级在同我们的合作中追逐的是黑心的目的即发财，他们不惜一切手段获取巨额利润。

    在我们面前，刘少奇说，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加强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还是拒绝同它合作，开展反对它的严肃斗争？

    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暂时我们还不能彻底同民族资产阶级决裂和开始消灭它的运动。

    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即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实施打击。作为战术措施，党中央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如果说三反运动涉及的仅是国家职工和地方行政机关里的职工，那么五反运动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对它最反动的部分实施打击并将其消灭之。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们再次选择了北京和天津为试点。我们决定对属于资产阶级的所有工商企业进行检查，揭露他们的活动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当我们在这两个城市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其他城市开展运动。已经查明，这样的工商企业，北京有4.9万家，天津有5万家。他们都一一受到了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在9.9万家工商企业以及小商小贩、手工业经营者中，有25％遵守法令，依法经营。其余75％的工商企业都不同程度的是违法者，或犯有一种或两种甚至五种罪行。然后我们对这75％又进行了研究，发现近40％的工商企业不依法经营，即隐瞒自己的真正经营额。通过收买税务机关，账上做鬼，逃税漏税，即只交他们应交税款的极小一部分。不过这仅是一些小的企业和小店铺，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还不是很大。

    比较严重的是中等的工商企业，他们不仅对国家偷税漏税，而且收买国家职员，以便对自己的活动提供方便，收买国家职员偷来的东西，替其销赃。这些人在75％中占了30％。

    最恶劣的是大的工商企业。他们不仅隐瞒自己的经营额，而且偷窃国家巨额资金，给国家企业提供伪劣制品。例如，天津一个厂主为前线提供不合格的铁锹；武汉一家公司为朝鲜前线提供不合格的急救包，其中以染色液体充当碘酒，以最次的棉花充当药用棉；上海一家出售医疗器械的公司，通过收买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得知国家要购买一批外科手术器械，结果这家公司把所有城市的外科手术器械抢购一空，之后漫天要价将其卖给国家。

    在建筑企业里揭露出了不少坑害人的家伙，他们用最次的建筑材料修建楼房，把国家拨给的最好的材料攫为己有。这些人收买国家官员，与他们串通一气干坏事，给国家带来了物质损失。

    利用我们与资产阶级进行的合作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最彻头彻尾的敌对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头面人物。这些人干尽坏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间谍和其他组织合作。

    在我们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况，认真审查了所有材料之后，我们做出了以下决定：对25％遵守法律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给予自由，我们给他们继续经营的机会。对其余75％中犯有这样或那样一些罪行但一般比较轻微的40％的工商企业，我们通过社会法庭和组织让他们受到惩罚；认识比较好的我们予以完全解放，其中一部分必须赔偿损失，这之后我们将给他们提供继续从事以前经营的机会。对比较恶劣的部分——占中等资产阶级的30％，我们让他们退回所有隐瞒部分或其中所带来的损失；还让他们交纳一定的罚金，让他们尝受社会的谴责；这之后让他们遵守法律，给他们提供从事以前经营的机会。对4％的有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代表，我们迫使他们补交所有的偷税漏税和其中所造成的损失金额。此外，对他们还将处以罚金，要罚到这种程度，即让他们的经营被迫完全停止。比如，如果我们看到一家贸易公司有20亿，则我们罚它25亿，这一公司将被迫终止自己的经营。交纳罚金我们规定一定的期限，到期不交，则财产充公。这一部分人中最恶劣的将被我们投入监狱。根据新制定的法律，他们将被国家追究责任。

    其余1％最大和最恶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将被我们监禁和枪决，但我们首先得让他们交还所有的钱，迫使其交纳巨额罚金。

    这样，资产阶级在这期间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全部得到补偿。

    按照预计，我们可为国家挽回损失2500亿，这等于是1952年我国预算的1/6。这可以弥补我们国家所有的亏损，但不能弥补我们党和国家在干部方面的损失。这些损失是无可挽回的，但失去他们，我们纯洁了党和国家机关。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将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健康和巩固，使我们能够更满怀信心地前进。

    在对以上所说进行总结时，刘少奇说，我们看到，五反运动是严肃的政治运动，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对它反动的有重要影响的上层人物的打击。但运动是在五反的口号下进行的，我们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他们在各个党派里的代表反对和能够反对这一口号。

    这一运动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在开展这一运动时，我们把最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同其中下阶层区别开来，只对其上层进行打击。为什么我们能够采取这一决策？因为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即国民经济中的成绩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除轻工业外，主要的工业部门掌握在国家手中。此外，我们可以这样做还由于，在1951年期间对反革命势力、土匪实施了有力的打击，顺利地进行了土改，使全国3.1亿农民有了土地。我们还稳定了财政形势，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并发动亿万群众完成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人民跟着我们走。我们的国内形势是稳定的。在这之前我们不能进行类似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

    在北京、天津取得经验之后，现在我们正往各大城市派遣政府工作组。从3月20日起我们将在各大城市开展这一运动。我们已收到消息，上海资产阶级已召开多次秘密会议，会上决定请求政府宽恕，向政府赎罪。现在他们打算，如不开展这一运动，给国家财政上交500亿，但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要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在其他城市，运动将继续到4月和5月。全国大约有30万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要受到惩处和被消灭。

    这就是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

    接着刘少奇指出，在县城和农村，三反和五反运动要推迟到春播完了之后进行，而某些地区推到麦收之后进行。

    在开展运动期间我们看到，第一季度由于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生产财政计划没有完成。但我们相信，第二季度生产将有增长，城乡交流将会增加，1952年下半年经济将有大的增长。我们相信今年年度计划能够完成。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现在对运动的目的和任务非常清楚。他们现在已开始抵抗。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坚决地进行斗争并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运动。

    至此，刘少奇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会谈持续3个半小时。卡尔斯基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5，п.343，д.12，л.30-42

    №11597 维辛斯基呈斯大林报告：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事宜(1952年3月20日)

    副本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3月12日，日本政府从李奇微司令部获得了指令：司令部批准日本生产武器、弹药和其他战争武器，军舰和各种类型的飞机以及它们的零配件。3月14日，李奇微司令部通告日本政府关于恢复日本在其领空飞行的权利，除了军用飞机之外。

    我们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里的代表们认为：李奇微司令部的这些行动，是单方面取消了远东委员会关于禁止日本生产战争武器的决定，应该通过在远东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致函李奇微司令部的途径，对上述行为提出抗议。

    外交部认为，基于以下理由，目前对李奇微这些行为提出抗议是不合适的。第一，在1951年9月旧金山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声明了，日本可以拥有仅限于自我防御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和为这些武装力量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第二，苏联外交部认为，我们现在针对美国人提出抗议，非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可能在目前的局势下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并把这解释为苏联企图禁止日本拥有民族武装力量。最好是，当美国人向我们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由于对日单独和约生效而停止该机构的活动的问题时，我们的代表应该发表一个声明，并在这个声明里谈到美国人这些单方面的、破坏了相应国际协定的行动，包括部分地恢复日本的武装力量。

    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文本。 [42]

    请审理。

    А.维辛斯基

    1952年3月20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198—199页

    №133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1952年3月2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21日

    第125项　关于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联参加1952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

    批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提议：邀请由10—12个人组成的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联参加1952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逗留期限为3周。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28

    №124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的回应(1952年3月22日)

    草案

    绝密

    关于李奇微司令部允许日本生产武器、军舰和飞机事宜。

    批准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的指示草案(附件)。

    优先拍发

    东京

    致基斯连科和帕夫雷切夫：

    第265项　我们认为目前对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以及恢复日本允许民航飞机在自己的领空飞行的权利提出抗议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已经发表声明，日本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和生产一定种类的武器。

    除此以外，我们对美国的这些行动提出抗议，不仅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而且还可能在目前局势下被利用来反对苏联以及将其解释为苏联企图阻止日本拥有国民武装力量。

    收到后请确认。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02页

    №133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1952年3月2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22日

    第145项　关于准备向中国政府移交中长铁路的措施计划。

    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机关审议和批准，由苏联外交部就该问题所提交的提案。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32

    №0054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1952年3月28日)

    发自北京，1952年3月29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1月28日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电报和1952年3月15日关于中蒙铁路建设问题的电报已收到。

    非常感谢您对中国建设问题的关心和帮助。

    制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总体规划以及计算为此所需经费和外汇实际总额等问题，我们一向希望待到朝鲜谈判前景较为明朗的时候来搞，情况一旦明朗，我们将立即向您提出关于总体规划的报告，以便您对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有个清楚的概念，尔后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给我们提供援助的数额和方式。

    现在可以认为，朝鲜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在4月份可以达成协议，那我们就在11月中旬派某些负责同志到莫斯科向您提出关于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基本建设五年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请苏联政府在派出专家及提供技术、设备和材料等方面给予系统援助，并给予贷款。

    您如果同意，我们就开始准备该报告需要的所有材料。

    关于您在电报中提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援助，现通告如下：

    一、旅顺港海军基地问题。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理由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港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委派代表准备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二、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的计划，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18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

    但中国政府在这3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因此我们请苏联政府对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海军在内以提供贷款的方式予以援助。至于具体计划，我们打算由我国代表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时当面提交。

    考虑到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谈判推迟进行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们打算于4月上旬派出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及其参谋长罗舜初同志和两名中国海军的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的同志进行谈判。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下达指示，派这些同志前往莫斯科。

    三、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3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详细申请单另行电告。

    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飞机和航空物资之后的余款购买其他武器装备的申请单只能在上述物资的价款结算清楚之后才能提出。

    四、给60个步兵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除1951年给4个师提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外，按修改后的计划，另一批物资提供应在今年4月开始。国内军队整编也将在今年4月开始。

    如果没有新的变动，我们希望在1952年获得16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1953年获得20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质，1954年获得20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质。在我们所获得武器装备的4个师中，有3个师的武器装备将转交前线朝鲜人民军。

    至于60个步兵师武器装备的军事贷款，我们也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

    五、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问题。如果您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比修建从中国西北部通往苏联的铁路更为紧迫而且更有必要，考虑到苏联同时开始修建该铁路从乌兰巴托向中蒙边境延伸的这一段，则我们准备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勘察工作，于1953年开始修建。至于这一铁路的运行路线，我们认为它始于集宁站或包头站进入中国的绥远省，经中蒙边境的哈顺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比从张家口延伸到乌兰巴托要好。当然，最后决定要在对该铁路修建路线进行预先勘察之后才能做出。

    顺便说说，如果修建一条从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经玉门、哈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总长2000公里，与苏联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干线相接的铁路，则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更为有利。

    我们不知道苏联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及苏联政府在修建这条铁路方面能否给予我们铁路设备的援助。

    六、种植橡胶树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

    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

    对上述两个问题，如果您同意，我们将委派代表于5月中旬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谈判。

    至于我们对栽种橡胶树的专家和设备的需要，我们将给您另发电报告知。

    请对上述所有问题给予指示。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26-130

    №248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合作生产橡胶及向中国提供设备和专家(1952年3月28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以科尔达诺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小组在对广东和广西省的橡胶种植区进行调查之后，1951年12月25日以书面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了关于发展橡胶业问题的可能性的建议。

    我们同意了这些建议。

    现在已经派出了1000名农林学院的大学生和教授，他们将到橡胶种植区进行具体的研究，并确定一些土地，以便建议在这些土地上开辟橡胶种植园。我们决定，要在3年的时间内使橡胶的种植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便每年得到共计25万吨的橡胶。

    为了完成上述计划，同时根据您在1951年9月10日的电报中的指示，我们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一些汽车、拖拉机、可燃烧的材料、耙、犁以及其他一些机器(见附表)。这些设备的清单由中国专家根据汇总的材料拟定。由于经验不足，该清单也许很不准确。

    如果您同意向我们提供设备，那么我们将派一些专员到莫斯科，在您指定的相关机构的帮助下由这些专员来审议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决定。如果今后我们还有一些需要的话，我们将再次向您请求帮助。

    至于就供应的设备达成协议，我们是期待的，在今年5月和6月份有两批设备运往中国，以便在今年下半年开始着手进行开垦荒地的工作。

    我们在7—8年以后偿还这些技术设备的价值，您认为是否可以？到那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能够生产橡胶，以便使这批设备的价值能够以分期供应橡胶的形式偿还。

    请您审议我们的建议。

    同时，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向我们派遣31名专家和26名技术工人(共计57人)帮助我们。

    这些专家和技术工人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2名机械专家、3名机械工程师，共计5人。希望这组专家在4月底到中国，以便参加拖拉机站的场所、修理场所和燃料库的计划工作。第二组：1名种植橡胶树的高级专家、1名育种专家、3名育苗专家、4名组建国营农场的专家、1名研究橡胶的科学工作者，以及4名树苗栽培专家，共计14人。希望这组专家在5月底到中国。第三组：2名机械专家、10名机械工程师、26名技术修理工，共计38人，希望这组专家在6月底到中国。

    请对我的这份电报进行审议并把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附件一：

    必需的机械和物资清单(清单的形式是：第一项是名称，第二项是数量)

    1.С-80型拖拉机，77台。

    2.ДТ-54型拖拉机，223台，其中带精选推进轴的拖拉机，120台。

    3.Д210Б型掘根收根机，21台。

    4.适合灌木沼泽地作业的ПКБ2-54型双铧犁，153台。

    5.Д174-А型灌木铲除机，48台。

    6.УТУГАРП-5-3-5М型的五铧拖拉机，764台。

    7.密集耕种的КАП-3型耕种机，223台。

    8.ЗИГ-ЗАГ5Т型钉刺耙子，764件。

    9.П-3-3-П型的三铧深耕犁，252件。

    10.К-6型三横梁的拖挂割草机，120台。

    11.ГПТ-14和ГПТ-5型的宽幅耙子，120件。

    12.ОМП-А型马达喷雾器，50台。

    13.ПКБ2-54双铧犁的挂钩，76件。

    14.П-3-30-П型三铧犁的挂钩，77件。

    15.吉尔(ЗИЛ)-150载重汽车，60辆；嘎斯-51载重汽车，40辆。

    16.油罐汽车，40辆。

    17.移动维修作坊，20个。

    18.在野外条件下维修30台拖拉机及其配备的农业机器所需的整套工具，10套。

    19.保证在两个月内维修50台拖拉机的维修作坊的设备，或者在一个作坊内同时修理12台拖拉机的设备，6套。

    20.现修和大修拖拉机的储备部件：(1)С-80，77套；(2)ДТ-54，223套。

    21.带50千瓦的柴油发动机的发电机，16台。

    22.储存50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0个。

    23.水平放置的储存3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20个。

    24.润滑油(桶装)：(1)柴油机润滑油，980吨；(2)汽车润滑油181070吨；(3)拖拉机黑机油，446吨；(4)黄油润滑油，535吨。

    附件二：

    拖拉机以及其他的农业机械引进计划(形式是：第一项是名称和机器的类型；第二项是数量；第三项表示在5月31日之前供货的数量；第四项表示在7月1日之前供货的数量)

    1.С80型拖拉机，77，17，60。

    2.吉尔150载重汽车，60，60，0。

    3.嘎斯51载重汽车，40，40，0。

    4.油罐汽车，40，40，0。

    5.移动维修作坊，20，10，10。

    6.带50千瓦柴油机的发电机，16，16，0。

    7.储存50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0，10，0。

    8.水平放置的储存3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20，120，0。

    附注：附件一中列出的其余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以及附件二中没有列出的机器应该在1952年7月1日之前供货。

    润滑油供应计划(形式是：第一项为名称，第二项为总吨数，第三项为在3月31日之前供应的数量，第四项为在11月31日之前供应的数量)

    1.柴油机润滑油，980，490，490。

    2.汽车润滑油18，1070，535，535。

    3.拖拉机黑机油，446，223，223。

    4.黄油润滑油，535，267，268。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22-123

    №134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疆苏联侨民问题(1952年3月3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31日

    第190项　外交部的问题。

    批准给驻华苏联大使的指示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绝密

    优先拍发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向他通报，根据从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处得到的消息，在地方当局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盗窃斗争的运动之际，在伊宁地区有一些敌视苏联和人民中国的坏分子，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这个措施。这种现象反映在：在公开的集会上，他们向当地苏联公民中的某些负责人提出了一些具有挑衅性的问题，问题涉及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公民与苏联领事馆的关系。

    有鉴于此，请询问一下：中国朋友是否认为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防止各种反动分子利用伊宁地区进行集会的机会，从事针对那些在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曾与中国民主力量合作的当地苏联公民的活动。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45、96

    №00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1952年4月2日)

    密电，1952年4月2日11时12分收到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下列各点转告毛泽东同志：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撤出旅顺港。

    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港，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

    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

    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第二，我之所以在电报中曾提醒您不要忘记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问题，不仅因为朱德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还因为1950年当您在莫斯科时您本人也曾把这条铁路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重要事情提出过，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条铁路是最必要的，因为：(1)它是迅速通往中国首都给它提供援助的最短路线；(2)修建这条铁路要比修建新兰铁路快好几倍；(3)由海路给您供应液体燃料不可靠，于是乌兰巴托—张家口或乌兰巴托—集宁铁路就是运输液体燃料最短最有保障的路线。

    从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您不相信铺设这条铁路线是适宜的，因为您把它同新兰铁路加以对比。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撤销修建乌兰巴托—中国的铁路线问题。〈X〉

    至于铺设新兰线，则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新问题，如果您愿意，那我们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对其他问题，过几天再答复。〈/X〉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2-3

    №2485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协议及有关问题(1952年4月4日)

    毛泽东同志：

    …… [43]

    第三，根据您最近就种植橡胶树问题发来的电报，我作如下通报。我们同意签署种植橡胶树的协议，其中规定苏联以贷款的形式提供技术和物资、派遣苏联专家、把中国每年开采的50％以上的橡胶以优惠的条件供应给苏联，供应给苏联的橡胶同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打一定的折扣。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正如您所建议的，在5月中旬举行。

    关于贷款的条件，我们的设想如下：贷款年利率为2％，3年以后开始偿还，10年以后偿还清，每年偿还的金额相同。

    贷款以向苏联提供在中国生产的橡胶的形式进行，而在中国能够生产自己的橡胶之前，以向苏联提供精钨矿、钼矿、锡矿、锑矿等商品的形式进行。

    苏联专家的派遣将会根据您的请求进行。

    技术和物资的供应将会根据您的请求在如下的期限内进行，每批的供货量相同：ДТ54拖拉机、载重汽车、油罐汽车、拖挂工具以及移动发电机在1952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供应；С-80拖拉机、掘树机、灌木铲除机、维修器具和润滑油在1952年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供应；移动维修站、维修站的设备以及拖拉机的备用零件在1952年第四季度和1953年第一季度供应。

    菲利波夫

    1952年4月4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3，л.5-6

    №11422 中国有关方面提交的咨询提纲：苏联农业若干问题(1952年4月5日)

    (译自中文)

    对苏联领导社会主义农业若干问题的咨询

    一、俄国十月革命后土地实现了国有化。这是否意味着所有人的土地都已国有化了？贫农和中农的土地也已国有化了呢？列宁在1920年7月20日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农业问题的提纲初稿中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为农民保留土地，只是在他们反抗劳动者和被剥削者政权时才没收他们的土地。”由此可以看出，富农和中农的土地当时并没有被没收。

    土地没收后是否就为农民平分土地呢？

    二、共耕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劳动生产队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三、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之前是否有像我们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种组织形式？

    四、在苏联的农业中现在是否有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两种形式以外的其他的组织形式？如果有，那么叫什么？其内容是什么？

    五、加入集体农庄时要不要交费？如果要，那么根据什么标准交费的？

    六、国家根据什么标准向集体农庄提供所必需的土地？是根据居民的数量还是根据劳动生产率？在集体农庄需要增加土地的情况下，国家会向集体农庄提供土地吗？

    七、在集体农庄里，农庄庄员的劳动成果是怎样分配的？在体力、性别、年龄和技能等级上都不同的劳动者，其报酬有没有差别？

    八、集体农庄对红军(苏军)军人、年迈者、弱者、病人和残疾人家庭的供给如何？

    九、集体农庄和汽车拖拉机站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构成的？

    十、汽车拖拉机站的组织和经营管理如何？

    十一、集体农庄的年收入和支出分配比例如何？公粮占集体农庄收入的多大部分？

    十二、进出集体农庄自由吗？

    十三、集体农庄和消费合作社的相互关系如何？

    十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农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是哪些机构实现这一领导的？

    А.科祖博夫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47—2148页

    №0054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1952年4月9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续上电 [44] ：

    “第四，关于按计划给60个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到1952年底，如果没有困难，我们力求满足您的要求，力求给您提供16个师的武器。

    第五，我们研究了您关于在1952年给20个航空团提供飞机的电报。根据我们之间按中国空军发展计划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在今年继续给中国提供飞机，但考虑到我们的能力以及要按同我们西方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缔结的协定提供飞机，在1952年底以前剩下的9个月中，我们只能给您提供15个团的飞机，即450架。

    我们的军方认为，在一年之内要建立大量航空兵是困难的，因为除飞行员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工程专业人员、技术员以及不少于10—15个机场及其飞行服务和保障器材。迄今为止，在中国由于上述原因还有4个团的米格9喷气歼击机被搁置在仓库中未被利用。

    至于您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教练机和其他各种飞机，只有在收到您的具体申请单之后才能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第六，我们同意您订购岸炮、护卫舰以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

    关于这些武器和物资的交货期限，将与贵国海军代表另行商定。显然，1955年年底前全部交货是不可能的，必须延长2—3年。

    第七，我们同意您关于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与贵国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我们建议在谈判中还根据我们商定的提供计划确定所提供的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

    第八，我们准备于5月份接待贵国代表团商讨上述问题，并同意中国海军代表于4月份来莫斯科。第167号密码电报。

    结束。

    菲利波夫”

    1952年4月9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3，л.8-9

    №20171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计划(1952年4月14日)

    第45077号，1952年4月14日

    你们提出的关于替换洛博夫同志所率领各部队的建议，我们认为应作如下修改：

    1.应在今年6月1日前替换第六十四军所属机关，而非你们所建议的在5月1日前。

    2.根据今年的时间安排，每隔4—6个月对该师各航空师进行替换较为合理。

    3.对洛博夫同志所率部队中的高炮师和探照灯团的替换可能不会早于今年10月1日。

    关于与国家防空部队司令协商和共同制定的洛博夫同志所率各部队的替换计划，你们最迟必须在今年4月25日前向总参提交如下给政府的报告。

    据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等同志报告，近期美国空军在我空军驻防机场附近的活动较以往更加频繁，其目的就是企图用自己的F 86歼击机来缠住我米格15Б机群并对我机场实施封锁，以确保其强击机在战区的活动。敌人所实施的这一战术之所以经常得逞，是因为我军所在的安东和庙沟机场距离朝鲜湾有8—14公里，敌机能够从空中很清楚地看到我空军的活动。

    虽然我歼击机的起飞和降落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掩护，但从朝鲜湾方向高速俯冲而来的美国飞机仍能对我正在起飞，尤其是已完成战斗任务而燃料即将耗尽的正在降落的米格15Б飞机发动攻击。如果这些发动攻击的敌机遭到我军反击，美国人又会立即向朝鲜湾方向撤退，而其飞回那里总共也只需30—60秒，但我们的飞机根据规定是不得飞入朝鲜湾的。因为如果我们的追击飞机被击毁或击伤，飞机和机组人员将落入敌人之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敌人掌握了海上的制空权，而朝鲜湾很多地区都很狭窄，敌机一天内便可轻松抵达。

    还应报告的内容包括：在这一地区中国人共有5个空军师。他们作战非常小心谨慎，主要只与敌F 80和F 84等机型作战，而一般不参加针对敌F 86的战斗。朝鲜人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则根据本国政府的禁令，不参加作战活动。

    总体而言，我们在沈阳和安东地区部署的10个歼击航空师中实际能与美国空军作战的只有2个师。正因为此，一般情况下美国人在战斗中均能在兵力上优于我方，而我们的飞行员则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作战。

    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25，л.13

    №24854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函：派遣苏联专家问题(1952年4月17日)

    机密

    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在今年4月10日发送的第536号电报中报告说，一些部对苏联部长会议在1951年12月8日做出的关于派遣专家到中国工作的第4991—2162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应该向中国派遣共计103名专家。其中73人已经到了中国，14人委员会已经决定把他们派往国外，5人正在委员会办理出国手续，11人正由相关的部和部门挑选(附名单)。

    在委员会已经决定派往国外的14名专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中国的签证，并且近期他们将前往中国(名单附后)。至于11名尚未挑选的专家，已经从相关的部得到证实(苏联农业部和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除外)，这些专家将在1—2周内完成挑选(名单附后)。

    苏联外交部也在采取措施，尽快向中国派遣委员会已经决定派出的14名专家，并加快尚未选定的11名专家的挑选工作。

    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在上述电报中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无论是在一些部应当派遣的专家的数量方面，还是在已经派往中国的专家的数量方面。比如，上述电报指出，黑色金属部应当向中国派遣15名专家，但是根据上述提到的决议，应该派往中国的是13名专家。电报中通报说，轻工业部没有向中国派出一名专家，但是实际上该部早在今年2月27日就向中国(哈尔滨市)派出了3名专家。

    苏联外交部将让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做出必要的解释。

    维辛斯基

    1952年4月17日

    附件：

    对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2月8日关于相关部门

    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决议履行情况的报告

    (拟定日期1952年4月15日)

    续表

    EPUB/Image00045.jpg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Г.通金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7，л.65-68

    №005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1952年4月22日)

    发自北京，1952年4月22日19时1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我们同意苏联政府关于1952年向中国航空兵提供能够装备15个航空团的各型飞机的决定。

    今年年底前，现有8个航校将有足够组建26个团的飞行和技术人员毕业。此外，现在还有一个轰炸机团没有飞机。

    因此，除了已向苏联订购的装备15个团的飞机以及库存的装备4个团的米格9飞机外，还有8个团有飞行技术人员而没有飞机。这些团可能被分配到各相应部队中去接受飞行训练(按每两架飞机3个飞行员分配)。

    二、在我军航空兵现有19个米格15歼击机团中，有15个团(配置在安东及其附近各机场)参加朝鲜作战。由于作战和训练中的损失，19个歼击机团共缺少154架米格15飞机(按每团31架飞机的编制计算)。

    为了提高战斗力、保障继续作战以及保障飞行人员有相应数量的飞机来继续提高飞行技术，我们请苏联政府除了您今年4月9日来电中所指的用于装备15个团的飞机外，再允许中国政府在1952年从苏联政府那里获得100架米格15飞机。

    我们希望您能尽快地把这些飞机派往中国。

    请把您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告诉我们。

    三、1952年各型教练机所需数量详细申请单，已通过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向您寄出。

    为了保障各航校飞行训练的正常进行，我们希望您同意申请单中的飞机数量。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4月22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22-23

    №11598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1952年4月26日)

    副本

    绝密

    致И.В.斯大林同志：

    1.正如4月28日所了解的那样，对日单独和约生效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将停止存在。鉴于此，出现了一个关于苏联在该委员会代表处的地位问题，联共(布)中央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审查，并于2月24日给我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了指示：不能表现出主动，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性不应该出自于我们，而是出自于日本人。

    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声明，没有表明它是否打算采取措施，鉴于单独和约生效而解决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日本政府代表至今只做出了一个声明，说正在研究苏联代表处的地位问题。根据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的通报(发自东京的第371号电报)，国务大臣冈崎胜男于4月23日最后一次在国会里发表了这种声明。根据《读卖新闻》的报道，冈崎胜男说：“至于说到苏联，那么，与它关于互换代表的谈判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它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由于解散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此处理这个代表处的问题。”

    2.尽管日本政府目前还没有完全表明，它是否打算对苏联代表处采取什么措施，但是不能排除它可能会阻止我们的代表享用外交官的特权，尤其是使用密码通信的权利。

    苏联外交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委托基斯连科对类似不合法的行为向吉田提出抗议，因为这些行动的基础是单独和约，而我们不承认这个条约的法律效力。在给基斯连科的信中，按照外交部的意见，应该指出，苏联代表处的地位不应该有任何改变，因为它的法律基础是由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和各国在对日方面的其他协商一致的决议确定的。

    鉴于基斯连科同志收到的来自于美国驻日本占领军司令部的通告说，自单独和约生效之时，外交公使团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利，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停止使用无线电台的指示，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

    3.由于可能出现以下意外：借口失去了外交特权而对代表处进行搜查，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军事部在今年3月24日，已经指示基斯连科同志销毁代表处里多余的机密文件和密码，仅保留与莫斯科进行紧急联络所必需数量的密码，并采取措施，不要让这些机密文件和密码落入警察的手中。

    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 [45]

    请审批。

    А.维辛斯基

    1952年4月26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51—253页

    №11599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的地位(1952年5月17日)

    副本

    绝密

    鉴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停止活动和我们在东京代表处的地位问题，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阐明以下意图。

    日本政府在关于妥善解决与苏联关系的问题上采取观望的立场。在单独和约生效之后，苏联代表处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尽管日本的某些官方人士声明说，在单独和约生效之后，苏联公使团就没有理由留在日本了。日本当局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日本的统治阶层里以及在实业界里，追求妥善地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的官方代表也做过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上，日本政府期待着我方的倡议。例如，5月6日，日本外交部情报局局长宫崎章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

    “日本可以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不包括和平条约。日本已经与其他一些国家恢复了这种关系，它们也不同意和平条约，没有在旧金山会议上签字(指印度，意大利)。”

    在国会里回答这些问题时，日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在5月7日声明说，日本将向苏联建议“通过友好国家”解决一系列没有被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在他看来，“苏联也希望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

    5月15日，吉田首相在国会里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正在就苏联外交使团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回答可能解决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问题时，他补充说，“共产党国家没有提出关于谈判的任何建议”。在吉田发表声明的同时，日本几家报纸，例如《日本经济新闻》，也援引了日本外交部的声明说，关于苏联公使团问题的谈判将在近期内开始。根据《共同社》电讯社的报道，日本政府打算通过瑞士向苏联政府提出关于苏联代表处的问题。

    通过日本实业界，对和平解决苏日关系的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的探测。5月5日和6日，日本商贸公司的代表拜访了贸易代表处负责人多姆尼茨基同志，他们在与多姆尼茨基同志进行会谈时，通报说，在日本流传着关于进行和平条约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已经抵达的传言以及日本外交部期望苏联提出和平的建议，日本外交部已经挑选了一批商业工作者，在互惠的条件下派往苏联，如果和平条约谈判开始的话。

    考虑到以上所述内容，苏联外交部认为适宜的是，让我们在日本的代表不要回避与日本官方代表的接触，为此可利用各种理由。目前可成为这方面理由的是：鲁诺夫同志拜会日本外交部相关司的政治顾问，以解决某些业务问题。

    在发自东京的电报中，基斯连科同志谈到我们在日本代表处的不正常地位和作为被解散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成员所处的境地，提出了关于把他从日本召回的问题。

    苏联外交部认为，目前召回基斯连科同志是不适宜的，因为他的离开可能会被日本政府利用作为提出在日本的苏联代表处其余工作人员离开的借口。关于基斯连科同志离开的问题，应该视所形成的情况稍晚些时候再做决定。

    根据以上所阐述的内容，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指示，指示草案附后。 [46]

    А.维辛斯基

    1952年5月17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63—264页

    №11600 联共(布)中央决议：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1952年5月20日)

    草案

    绝密

    认为基斯连科同志离开日本返回苏联是不适宜的。委托苏联外交部通报基斯连科同志，他奉命留在日本，一直到指示下达之前，同时还应该指出，从基斯连科同志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表现得神经紧张，他应该更多地表现出耐心和镇定。

    致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1952年5月19日批准。

    请求签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66页

    №24796-1 格里戈良呈斯大林报告：中国人对一部苏联电影强烈不满(1952年5月23日)

    李京文(Ли Цзенвень) [47] 在同苏联电影进出口公司驻中国全权代表斯特罗伊捷列夫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文化部领导人非常关注对影片《普尔热瓦利斯基》所进行的研究，为此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参与了进来。在对该部影片进行审查的时候，就该片在中国的译制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意见，为了使外交部了解这一点，文化部已经向他们作了通报。在外交部两名副部长对该片进行审查时候，又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并且被提交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研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对该部影片进行审查的结果是，他们并没有反对就该部影片涉及到中国的一些情节提出的意见，因此，关于对该片进行中文配音的问题也没有最终得到解决。4月16日该片被提交给毛泽东同志审议。

    后来就该片提出了如下三点“不足”：

    “1.影片中涉及中国的一些片段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没有支持英国人针对俄国人民代表的那些阴险的诡计，因为当时全中国的人民，其中包括中国的封建地主，都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充满仇恨。当时中国也没有像影片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俄国人民表露出任何敌意。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会伤害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情感，并且会被英美势力利用，来反对新中国和苏联。

    2.影片中展现的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完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现实的。当普尔热瓦利斯基受到了朝鲜人和蒙古人的友好接待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代表无端地对他表示了敌意。一名中国士兵毫无根据地对叶戈罗夫说，‘俄国人和中国人是兄弟’，这句话完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当塔舍列夫通过镜头向一位中国姑娘解释‘莫斯科’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的时候，这位中国姑娘听到这个词语后显得非常高兴，这个情节不符合事实，它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强调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饱受屈辱的、不识字的、毫无地位的中国姑娘应该怎样更加自然地表现自己？她能否理解‘莫斯科’这一词语的意思？任何一位中国观众都会提出这个问题。何况在当时‘莫斯科’这一词语还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意义。

    普尔热瓦利斯基下令用大米供养中国的孩子，他的这一友好的和人道主义的姿态不能体现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观众将会把这一姿态看作是一种小恩小惠，帝国主义者经常会采取这种手段，来尽力掩盖其对中国人民的真实态度。

    3.影片中关于中国的一些片段有损中国人民的尊严。影片中有一个片段，在昂帮(Ам-бань)府邸的大门口，当一些中国农民跪着，对他们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行径表示反对的时候，站在他们前面的一些官员一下子抓住了跪在前面的中国人，对他们进行摧残，而中国人居然没有进行有力的反抗，这是对事实的歪曲，也有违历史的正义。在普尔热瓦利斯基来到中国之前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表明，中国的农民是有能力组织起来反对封建地主的。但是影片却不顾这一历史事实，把中国人民贬低为一群默不作声的、无助的、无组织的人。

    当普尔热瓦利斯基作为一名陌生人出现在朝鲜的时候，警觉的朝鲜人在迎接他的时候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后来他们得知普尔热瓦利斯基是朝鲜人民的朋友，随后向其讲述了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独立同外国干涉者进行的斗争，其中包括同美国人进行的斗争。

    中国的观众完全会发问，为什么在关于中国人民捍卫自己的利益方面，影片表现得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呢？此外，在影片中，中国人民的代表竟然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中国观众会问，为什么在影片中朝鲜人和蒙古人都是穿着如此好的衣服，如此的富足和欢快，但是中国人却是低下的、肮脏的、衣衫褴褛的和饥饿的。英美帝国主义者总是尽量把中国人民当做是贫困无知的，以便为自己的殖民主义政策辩护，好像殖民政策会使殖民地人民富裕起来，使他们更加有文化一样。对于影片把中国人民描绘得如此悲惨，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

    接着“报告”提出了三点结论：文化部领导人感到疑惑和愤怒的是，影片的导演尤特克维奇没有接受早在该部影片拍摄之前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他们认为，很显然，尤特克维奇尚未摆脱形式主义，对于这种形式主义在苏联是应该公正地遭受批评的。因此，中国领导人对尤特克维奇是不信任的。

    李京文还通报说，中国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大使在发给中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报告说，“普尔热瓦利斯基”这部影片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消极的。这些大使们反对在他们所驻在的国家放映这部影片。

    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小组，在从莫斯科写给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件中对“普尔热瓦利斯基”这部影片中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这些大学生在信件中断言，这部影片的放映会给苏中友好带来伤害。

    格里戈良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9，л.193-195

    №2017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对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实地考察(1952年5月27日)

    第48321号，1952年5月27日

    兹报告关于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现状、提高该军作战能力的举措及其所属各师的换防等情况。

    我们已于今年4月23日至5月17日间对该军的作战工作、各航空师现状和近期损失增加的原因等进行了实地考查和研究。为此目的，我们曾于今年4月21日派遣苏联空军副司令、空军中将阿卡里佐夫同志、国家空防歼击航空兵司令、空军中将萨维茨基同志和国家空防高炮部队司令、炮兵中将高洛霍夫同志去了洛博夫同志那里。这些人已于今年5月19日从洛博夫同志处返回。

    在分析了形势和直接研究了美国空军和我歼击机航空兵的作战行动之后，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就地采取一些措施，以消除我歼击机各师作战行动中的缺陷，并准备在返回之后向上级报告自己的结论和意见，以便提高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部队的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还报告了关于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歼击机师作战行动中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具体内容如下：

    ——在作战行动的战术上墨守成规。在敌人已改变战术，转而使用小规模机群作战的情况下，该军和各师级指挥员却不对我们歼击机部队的战术进行相应调整，还是经常以团以上、师以下的大规模机群模式出击，从而导致这一时期我空军在空中的歼击机数量明显劣于美军，作战效率低下。大机群以密集队形投入作战时，飞行中往往只能有少量机组可顺利对敌实施攻击。另外，我歼击机在各个高度都受到了敌歼击机的钳制，因而根本无法突破至敌强击机的作战区域。

    ——很多团级指挥员不参加实际战斗，不熟悉敌人和自己部队的作战性质和作战条件，从而导致其只能根据普通飞行员的判断指挥战斗，在下属中没有威信，说话没人听。

    ——军指挥员对我空军的夜间作战行动缺乏组织和领导。

    ——我歼击机的起飞和降落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高炮部队对我空军所在机场和基地的掩护存在漏洞。

    由于上述不足，该军近3个月来共损失米格-15Б飞机48架和16名飞行员，其中23架飞机和7名飞行员，即近50％是被美国歼击机在我机场上空击毁的。

    由于作战任务过于繁重，很多飞行员因病不能正常出勤。

    为改善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的作战状况，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当即提出了以下措施：

    ——与各航空师飞行员详细分析美国空军和我歼击机部队的行动战术。

    ——指示我歼击机飞行员以小机群作战，提高以双机和分队为单位的参战频率。因此，我歼击机群已可突进到敌强击机的作战区域，并击落敌机。

    ——改善我飞机起降的组织和安全保障工作。

    ——各歼击机团级指挥员开始参加本团战斗。

    ——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我空军夜间起飞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规定每个飞行员一天之内战斗起飞不得超过2次。

    为提高我歼击机针对美国空军的作战效率，根据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的报告，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1.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中的许多飞行员由于已连续完成了80—90个战斗飞行任务，身体已相当疲劳。因此决定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以今年4月抵达沈阳地区的第一三三航空师替换该师。而后者则作为第二梯队进驻鞍山和辽阳机场，担负我安东地区2个空军师的掩护任务。

    由于敌机尚未进入沈阳地区，我空军目前在这一地区并未驻扎部队。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将于7月份撤回苏联，替换他们的将是巴库地区的空防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

    2.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由来自旅顺口的第三十七航空师替换，时间为1952年6月15日以前，而前者将进驻旅顺口地区，也就是这两个师更换驻地。

    3.在替换飞行员的同时，上述各师所属的技术保障部队的替换也同时进行。

    4.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3个歼击航空师(即第二一六、第三十七和第一三三师)都有两组飞行员。第二组飞行员应由国家防空和空军歼击师调配。

    5.该军每个师平均都有10—12架备用米格-15Б飞机。

    6.为了加强对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所驻机场的高炮掩护工作，我们将于今年6月调遣负责朝鲜境内南市和泰川等地区掩护任务的我第八十七高炮师进入安东和庙沟地区，担任这里机场的保卫工作。

    7.为加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指挥部的人力，增强各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决定从国家空防和空军司令部抽调训练有素军官来担任该军指挥部内相应的领导职务。

    8.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师配备超短波联络装置。因为目前该军只有第九十七歼击机航空师有该通讯装备，从而导致各师之间在空战中无法组织直接的战斗协作行动。

    9.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配备“潜望镜”雷达和“白蜡树”指挥装置，但按规定此类装备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

    10.通过我国驻朝鲜总军事顾问向中国人民军 [48] 总司令提出如下请求：

    ——为了给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部队的战斗行动创造条件，请其在安东以北和西北地区再建设3个带有水泥跑道的机场，以便喷气式歼击机起飞。第一个机场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应在7月份，第二个在9月份，第三个在今年底。

    ——中国歼击航空师应积极行动，配合我空军各师，并参加在朝鲜和安东地区的战斗行动。

    11.与此同时，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还报告说，我米格15Б在武器、拉升速度和水平速度上均略胜于美空军的F-86歼击机，只是在飞行距离、滞空时间、水平技术动作、俯冲和射击瞄准方面不如对方。

    我飞机配置的ВК-1型发动机很少出现故障。由于飞机结构设计方面的局限，使我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不能充分发挥，输出功率时常不超过45％。在作战条件下，飞行员也只能使用发动机最大功率的80％以上。因此，我们应对飞机的结构重新加以设计，以期增加发动机在最大功率下的工作时间。

    上述关于米格-15Б飞机和ВК-1发动机的意见，目前正由军事部与航空工业部及总设计师共同研究。就这一问题应采取的必要措施，他们将在两周内向政府提出报告。

    我们将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并请您审查和确认。 [49]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日加列夫

    副本已于1952年5月28日发给Г.М.马林科夫、Л.П.贝利亚和Н.А.布尔加宁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28-35

    №26406 列多夫斯基与高岗会谈摘录：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1952年5月27日)

    绝密

    摘自列多夫斯基同志的报告

    1952年6月2日

    第оп6008号

    在1952年5月27日举行的会谈中，高岗对列多夫斯基同志说道，5月26日通过非官方的私人途径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得到通报说，中央决定解除他在东北担任的职务，并调入中央工作，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似乎是中央的领导干部不足，必须加强中央机关的领导等等。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北京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些人对他不怀好意，决定惩罚他关于农民问题发出的激烈的言论，惩罚他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高岗补充说，对于他对苏联以及在东北工作的苏联专家非常友好的态度，刘少奇过去和现在都是不满的。关于这一问题高岗提到了1950年发生的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肖像的政治事件。

    高岗说，刘少奇及其亲近的朋友——彭真、薄一波、李立三、李富春等人早就决定解除高岗的东北地区领导人职务，使他起到一些不太重要的作用，并为此千方百计地在实际工作中寻找途径。用高岗的话来说，在同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的会谈中，这帮人曾多次就中央某些“高级职位”委婉地向他提出建议。高岗说，每次他都委婉地拒绝这样的建议，因为他明白，为了不让他再从事重要的工作，这些人想让他担任一些名称很响亮的职务，如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样的高级职务(高岗强调说，让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职务，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长期处在由高岗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解放区)，而实际上这是徒有虚名的职务。

    高岗说，像以前一样，现在他仍然被提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这一职位上，他(高岗)将无事可做。高岗说，他不愿做这一工作，并将请求允许他到国土部或者水利部工作。他补充说，这些部门的业务他很熟悉，他将会更为平静地在这些岗位上工作，并将使自己有机会更加深入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高岗的话来说，他也会同意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工作，因为这一工作会使他有机会“到全国多走走、多看看”。

    高岗指出，他认为不应让他到其他一些较为重要的领导机构工作，因为在这些机构他将不得不遇到在这些机构中担任高级职位的那些对他不怀好意的人。其中高岗指出了军事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他补充说，以前他曾拒绝到这一机构工作，如果这次再提出这一建议的话，他仍要拒绝，因为实际上不会让他领导军事工作，但军事问题上的错误和不足的责任都会被推到他的身上。

    高岗说，他的职位暂时由他现在的副手林枫担任，林枫曾是刘少奇的私人秘书，刘少奇现在对他是完全信任的。高岗认为，他以前的副手李富春今后将会被安排担任东北地区的领导人。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他调离东北之后，东北党、政、军的领导班子将会有重大调整。

    高岗在谈话的最后指出，关于调离东北的正式通知他还没有收到。用他的话来说，这一决定或许会在他到北京的时候通知给他，6月2日他将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补充说，中央可能会因他自己的朋友——林彪、陈云和其他人的大力支持而重新审议这一决议，但高岗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他补充说，毛泽东更加相信刘少奇和彭真。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中央的领导机构中主要由两大派别。其中的一个集团是刘少奇、彭真、李立三、李富春、饶漱石。用高岗的话来说，周恩来与这一集团走得很近。高岗对饶漱石的看法非常消极。其中包括他强调说，饶漱石是“书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解得不够。用高岗的话来说，这一集团的人在党和国家事务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他获得支持的另一个集团的人员组成中，高岗举出了林彪、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高岗对朱德的评价也很好，但他强调说，朱德很消沉。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清查指导员

    瓦拉金娜(签名)

    1952年9月24日

    АПРФ，ф.495，оп.225，д.20，л.79-81

    №2017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提高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能力(1952年5月27日)

    为了提高洛博夫同志所率部队的作战能力，苏联部长会议兹做出如下决议：

    一、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日加列夫和戈沃罗夫等同志)：

    1.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用第一三三歼击航空师替换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作为第二梯队撤至鞍山、辽阳等机场，担任我驻防安东地区机场各歼击航空师飞机的起飞和降落的掩护任务；在1952年6月15日以后再以巴库地区空防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替代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

    2.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以旅顺口边境地区空防第三十七歼击航空师替换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

    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则改驻第三十七歼击航空师原驻守的旅顺口地区。

    3.在全体飞行员被替换的同时，第九十七和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的所属后勤技术保障部队也随之一起替换。

    4.在派遣过程中，第二一六和第二十七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在苏联境内时着苏联军服，但当到达中国时将一律改穿中国军装。

    5.为第十七、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配备两套飞行员班子，必须于1952年7月15日以前完成配备工作。

    所需人员均从苏联空军各歼击航空师和国家空防各歼击空军师调拨。

    6.为第三十七、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各配备12架备用米格-15Б飞机。

    7.规定上述部队的飞行员在洛博夫航空军不超过6个月。

    8.在1952年6月10日以前将第八十七高炮师从朝鲜泰川和南市地区调往东北安东和庙沟地区，以加强对洛博夫同志航空军下属各部队所驻机场的掩护。

    9.从空军司令部和国家空防司令部调拨经验更加丰富的军官担任洛博夫同志航空军指挥部的领导职务，以增加其司令部中的高级指挥员数量，加强其作战指挥能力。

    10.于今年6月为洛博夫同志航空军配备一台“潜望镜”雷达和一台“白蜡树”指挥调度设备，但其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

    二、根据此决议，所有派往中国的飞行员均可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12月16日第4949—2147号和1951年9月1日第3237—1537号相关决议所规定的标准享受给养津贴。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36-38

    №24856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1952年6月2日)

    绝密

    第2份

    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3月27日第1508—524号决议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通过乌兰巴托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

    上述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如下协议：

    1.中国政府保证：以自己的力量和资金建设从蒙古边界到北京的联络路线；为在二连浩特和淮德(Хуадэ)站点的高频信号加强站提供场所或者建设场所，并为在上述站点工作的苏联专家提供住所；为中国境内的线路和站点提供技术服务并予以保护。

    2.苏联政府保证：为高频站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装备；完成高频站点的装配工作；苏联专家为这些站点提供技术服务。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还应向中国政府作如下通报：中国政府可以使用高频站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保持联系。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谈判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同意了上述第1项条款中的条件，但是建议在中国领土上的所有高频线路以及在北京的高频站、在二连浩特和淮德的分站都归中国政府所有；要求在北京的高频站不要设在苏联大使馆内，而是设在中南海(在北京地区，政府所在地)，同时敷设到苏联大使馆的线路，以便在高频站工作的苏联专家可以根据1950年3月27日的协议规定的条件在中国工作，并且使他们除了在高频站工作之外，还可以培训中国的专家。

    国家安全部反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如下建议：关于高频站设备的出售问题以及关于中国有权使用这些高频站、有权用其训练中国专家的问题，因为同北京的高频联系将会被纳入到总的政府高频联络网中，并安装特别的设备，这对苏联来说是国家秘密。

    中国人提出的如下建议也不可接受：让高频站设在中南海。他们的考虑是利用这一线路进行秘密活动，同时不暴露自己的秘密机构。

    苏联外交部同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看法，并建议不再主动讨论这一问题。一旦中国政府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外交部将另外提出自己的建议。

    请审议。

    维辛斯基

    1952年6月2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7，л.92-93

    №24857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苏联专家应对细菌战的国际调查(1952年6月24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世界和平委员会成立的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委员会代表团达到北京之后，苏联代表茹科夫已了解了我们在北京举办的展览和一些材料，他建议邀请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彼得里切夫、寄生虫学家捷普洛夫、病毒病专家列夫科维奇以及一名昆虫学专家乘专机到北京，以便帮助我们准备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细菌战事实的报告。

    我希望，这4名专家能够在近期被派往北京。一旦工作完成，他们就可以返回苏联。

    请您考虑他们到北京出差的可能性，并把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毛泽东

    1952年6月24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3，л.51-52

    №20176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换防安排(1952年7月2日)

    第48852号，1952年7月2日

    军事部长向国家空防部队司令发出如下命令：

    1.为替换目前正在执行特殊使命的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自1952年7月10日24时起从空防巴库地区就地发运苏联空军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师机关、3个歼击航空团及其技术部队(不带辎重)和所属后勤保障部队。

    该师共有飞行员120人，其中28人为后备飞行员。飞行员缺额由国家空防巴库地区指定航空师之飞行员补充。

    2.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全体人员最迟必须在今年7月15日以前经铁路用客车发运至沈阳，归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洛博夫同志指挥。该师在新地区的集结期限最迟不得超过今年8月1日。

    为了便于该师在新驻防地区的部署、安置和熟悉作战形势，我们最迟于今年7月12日用飞机向沈阳发运该师先遣人员，具体包括：该师师长、参谋长、通讯部队负责人，导航员、工程师和侦察部门负责人；各团团长、导航员和工程师。

    3.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发运工作安排如下：

    ——从空防巴库地区指定航空师中挑选作风硬朗、诚实可靠的同志替换原第32师中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合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军人，组成第32师全班人马。

    ——部队的旗帜、保密和非保密文件、教学参考书、书籍、私人物品、带有真实部队番号的徽章和印鉴一律留在原驻地。

    ——军人家属均留在原驻防地区，负责看守营区。

    ——向所发送部队全体人员作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其在旅途中和新部防地区均严守军事秘密、遵守军纪。

    ——及时确保该师所有飞机和专列顺利通过国界。

    ——所有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人员均须将自己在到达国境线之前旅途中所发差旅费、存折和领取工资的证件留给家人。

    ——被发送部队在苏联境内时全体着苏联军服，但进入中国后均应立即改换中国军装。飞行员一律着冬训服和头盔。

    ——所有人员在到达国境线之前的饮食由所在列车的餐车组织供给，出了国界之后将由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负责安排。

    4.为了从根本上保障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飞行员储备，我们将于今年8月1日前责成苏联空军总司令从国家空防各歼击航空师中为其抽调16名飞行员。

    5.最迟于今年7月7日前将所需铁路专列的申请提交给苏军总参军事交通管理总局局长。

    责成苏联空军司令：

    1.自今年7月10日24时起在国家巴库空防区就地发运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

    2.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在沈阳地区集结后即编入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全体人员均改着中国军装。

    3.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不带辎重)及其后勤保障各部队，自今年9月1日起退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建制，并发往巴库空防区。

    4.根据该指令，就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换防程序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投入战斗等问题发出必要命令。

    各师在替换过程中应继续保持战备状态，以便随时执行战斗任务。

    责成国家空防部队司令和苏联空军司令亲自监督本指令的及时、准确落实的情况。

    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25，л.15-18

    №20177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换防的部署(1952年7月2日)

    第48853号，1952年7月2日

    军事部长命令：

    1.为替换正在执行特殊任务的我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根据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洛博夫同志的指示将用铁路发运第五十四航空军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所属师机关、3个歼击机团及其技术部队(不带辎重)和后勤保障各部队。该师共有飞行员120名，其中28人为备用。

    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在新地区的集结期限最迟不超过今年7月18日。

    另外，为了从根本上保障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飞行员储备，我们将于今年8月1日前从边防空军部队的各歼击航空师中再为其调拨32名飞行员。

    为了便于该师在新驻防地区的部署、安置和熟悉作战形势，我们最迟于今年7月10日用飞机向沈阳发运该师先遣人员，具体包括：该师师长、参谋长、通讯部队负责人，导航员、工程师和侦察部门负责人；各团团长、导航员和工程师。

    2.于今年8月15日以前撤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不带辎重)及其后勤保障各部队，并将之并入第五十四航空军，部署地区为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原驻防的滨海地区各机场。

    3.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的发运工作安排如下：

    ——从第一四七歼击航空师中挑选作风硬朗、诚实可靠的同志替换原第三十二航空师中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合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军人，组成第三十二航空师全班人马。

    ——部队旗帜、保密和非保密文件、教学参考书、书籍、私人物品、带有真实部队番号的徽章和印鉴一律留在原驻地。

    ——军人家属均留在原驻防地区，负责看守营区。

    ——向所发送部队全体人员作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其在旅途中和新部防地区均严守军事秘密、遵守军纪。

    ——被发送部队在苏联境内时全体着苏联军服，但进入中国后均应立即改换中国军装。飞行员一律着冬训服和头盔。

    ——所有执行此次特殊任务之人员均须将自己的存折和领取工资的证件留给家人。

    ——该师全体人员在旅途中粮食供给均可得到保障。

    4.根据该指令，就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的换防程序和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投入战斗等问题发出必要命令。

    5.责成空军司令亲自监督本指令的及时、准确落实情况。

    6.将所需铁路专列的申请提交给苏军总参军事交通管理总局局长。

    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25，л.21-23

    №24858 维辛斯基致格里戈良函：中国请求派遣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1952年7月4日)

    格里戈良同志：

    兹向您送上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请求信的文本，该请求信是戈宝权在今年7月2日拜访苏联外交部时提交的。

    请求对如下内容进行通报。

    维辛斯基

    1952年7月4日

    附件：

    “由于必须调整中共中央委员会各部以及中共各地方委员会的档案工作，决定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一个关于档案工作的特别的培训班，以便培训关于档案工作的干部。

    根据中共中央的请求，大使馆请求苏联外交部不要推辞，通知各加盟共和国联共(布)，联共(布)中央将向中国派遣一名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担任教师，为期2年。该专家将列入今年下半年中国邀请的教授和专家的名单。

    莫斯科，1952年7月2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945，л.215-216

    №005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问题(1952年7月4日)

    发自北京，1952年7月4日13时2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6月13日来电已收到。

    有一些迹象表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敌方似乎会有转变(关于这一点另行通报)，尽管如此，也不排除敌方将拖延谈判的可能。

    6月份，敌人在朝鲜战场的某些地段上加强了军事行动。6月23日敌人对鸭绿江水丰水力发电站进行集中轰炸，结果发电站被毁。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敌人企图对我们施加军事压力，我们认为，敌人有可能发动新的局部进攻。

    为了给予敌人坚决打击和反击以及进一步巩固既有阵地，我们急需补充一些炮兵弹药和器材，以保证顺利完成上述任务。

    在1952年5月31日我给您的电报附件中，已提出了炮兵武器和弹药申请单。

    请您研究一下提供炮兵弹药、燃滑油料和火炮零部件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们在5月31日申请单提出，请在今年8月至年底提供并计算在军事贷款项目下的。这份电报也附有这类申请单。

    请把您的决定通报我们。

    申请单(电报按下列格式拍发：名称、已订购数量、1952年8—9月运到数量、1952年10—12月运到数量)：

    一、弹药(单位：发)

    1.152毫米全变装药的杀伤爆破榴弹　8000、8000、无。

    2.152毫米减变装药的杀伤爆破榴弹　2000、2000、无。

    3.122毫米杀伤榴弹　159000、76320、82680。

    4.122毫米杀伤爆破榴弹　78500、37680、40820。

    5.122毫米空心装药榴弹　12500、6000、6500。

    6.85毫米高射炮杀伤弹　150000、70000、80000。

    7.37毫米高射炮杀伤弹　2120000、1000000、1120000。

    8.107毫米杀伤爆破迫击炮弹　20000、10000、10000。

    二、炮兵用润滑油(单位：吨)

    1.加农炮油(ГОСТ3005 45)40、20、20。

    2.枪油(ГОСТ3045-45)60、30、30。

    3.炮弹油(ГОСТ4113-48)10、10、无。

    4.21号油(ГОСТ3258-46)20、无、20。

    5.12号油(ГОСТ3334-46)6、6、无。

    6.衬管油(ГОСТ5078-49)5、5、无。

    7.锭子油(ГОСТ1642-42)20、10、10。

    8.索立多尔(炮兵专用、不锈)20、10、10。

    三、其他器材(单位：件)

    1.1939年式85毫米高炮平衡机弹簧　270、135、135。

    2.1938年式76.2毫米高射炮平衡机弹簧　100、50、50。

    3.1939年式37毫米高射炮平衡机弹簧　600、300、300。

    4.37毫米高射炮备用炮身　500、250、250。

    5.步兵武器整套量规和仪器(发往中国的每种步兵武器)各10套、各10套、无。

    毛泽东

    1952年7月4日

    第1947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55-57

    №03035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中朝方面提出交换战俘新建议(1952年7月7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一、中朝代表团1952年7月3日就朝鲜和平谈判提出的新建议涉及到战俘问题。

    在7月3日会议之前，中朝方面在谈判中坚持自己在战俘问题上的如下立场：

    “我们建议，在遵守我方3月21日提出的共同原则的前提下，就关于协调进行遣返的具体条件的原则，达成以下协议：

    (一)应遣返现处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中的联合国军的全部非朝鲜籍战俘及居住地在你方各地区的朝鲜籍战俘，应遣返现处在联合国军中的非朝鲜籍的全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及居住地在我方各地区的朝鲜籍战俘。

    (二)应遣返现处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而居住地在我方各地区的全部朝鲜籍战俘以及处于联合国军中而居住地在你方各地区的全部朝鲜籍战俘，但希望回到自己原住地各地区者除外，这些人不必遣返。”

    上述建议包含在朝中方面于1952年3月27日参谋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遣返战俘问题处理原则的协议草案中(1952年5月10日塔斯社远东内部消息通报，第1—3页)。

    1952年7月3日，朝中代表团团长南日将军提出了关于战俘问题的新建议。南日7月3日声明要点归纳如下：

    南日宣称，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你方对战俘名单的审核结果不符合我们达成一致的原则。我们始终认为，由于双方保证根据第52条之规定，战俘在遣返之后不参加朝鲜战争，双方战俘“只被允许回家过和平生活”，所以，双方战俘应分为不同类别，战俘名单根据国籍与居住地加以审核。这将简化全部战俘的遣返工作，如同第51条之规定，即被任何一方所俘的外国的(联合国军的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人员均应全部遣返；被任何一方所俘的朝鲜的(南朝鲜的和朝鲜人民军的)军事人员，其居住地在对方所辖各地区者，均应全部遣返，而其居住地在俘获方所辖各地区者可允许直接回家，无需遣返(1952年7月4日塔斯社远东内部消息通报，第17—20页)。

    这一声明是南日根据所接到的毛泽东的指示做出的，指示内容拉祖瓦耶夫同志已在2118号电报中通报给我们。

    二、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如下，即自3月27日至7月3日，中朝代表团坚持签订停战协议后：

    (一)非朝鲜籍战俘应全部遣返；

    (二)居住地在敌对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自己的居住地；

    (三)居住地在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如果其本人愿意，可以留在这个地区。

    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建议，主张朝鲜籍战俘均应回到其居住地，不考虑其本人的愿望。

    中朝方面在非朝鲜籍战俘问题上的立场仍维持不变。

    因此，中朝代表团的新建议仅涉及朝鲜籍战俘，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

    А.维辛斯基

    1952年7月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4卷，第1876—1880页

    №00548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转呈金日成对停战谈判看法(1952年7月17日)

    1952年7月17日18时45分发出

    1952年7月17日20时50分收到

    致А.М.华西列夫斯基同志、А.Я.维辛斯基同志：

    呈报金日成1952年7月16日给И.В.斯大林同志的信。

    拉祖瓦耶夫

    1952年7月17日

    第2250号电

    附件：

    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信

    致尊敬的大使同志，请您告知И.В.斯大林同志下述电文内容：

    亲爱的И.В.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有必要向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报告下述情况：根据对朝鲜状况的总体分析，不排除停战谈判有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

    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例如，仅仅在最近一段时间敌方就破坏了朝鲜的所有发电站，并且空军活动猖狂，使电站无法恢复。这就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并继续带来巨大损失。

    敌机对平壤一个城市仅仅一昼夜(1952年7月11—12日夜)的狂轰滥炸，就使和平居民的死伤达6000多人。

    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

    当然，中国朋友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然而，为了避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人民遭受苦难和过多不该蒙受的损失，我们必须安全地掩护好最重要的设施并转入积极行动。为此希望最好能做到：

    一、加强高射炮防御。为此根据我们的估算，需要获得10个高射炮团的补充武器(其中3个团的中口径炮、7个团的小口径炮)。最好能由中国同志提供一半，而朝鲜人民军5个高射炮团的武器则直接从你们那里获得。

    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要积极进行夜间战斗。在白天需要由歼击机航空兵掩护北朝鲜，至少掩护到平壤一线。朝鲜人民军空军准备好随时开始积极战斗。此外，近期内有40名图2机组飞行员在苏联完成学业。希望这批飞行员能同图2飞机一起抵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使他们能立即投入对敌方重要设施的积极战斗。

    三、进行一系列触动敌方要害的地面战役，以引开敌空军对我后方的行动，并对开城谈判进程施加影响。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按照我们1952年1月10日照会、1952年7月9日照会以及1951年10月6日照会上对1952年的申请，近期内我们非常需要从你们那里获得你们可能供给的技术装备和材料。

    四、同时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改变地面及空中战斗行动的性质，将会对敌方产生我们所期望的、相应的影响。

    相同内容的电报已拍发给毛泽东同志。朝鲜人民无限感激您曾经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巨大无私援助。

    我们等待您对上述问题的指示和建议。

    祝您为了进步人类的幸福而健康长寿!

    致深切的敬意!

    您的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于平壤

    АПРФ，ф.45，оп.1，д.348，л.65-68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40-43

    №0054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1952年7月1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请将以下复电转告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我们认为，您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 [50] 今天我们收到平壤的报告，据说金日成同志也同意您的立场。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16日 [51] ”

    第303号密电

    执行情况请电告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69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89

    №005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不接受美方的停火建议(1952年7月18日)

    发自北京，1952年7月18日12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7月15日3时我致金日成同志的电文和金日成同志今年7月16日21时给我的回电，供了解情况。

    “致金日成同志，并抄送李克农同志：

    我们给李克农同志写好电文后，接到您今年7月14日18时的电报。

    对该问题经过两天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目前正当敌方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不接受敌方建议只会有一弊，就是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然而，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开始帮助朝鲜，朝鲜人民也已经确实站在了保卫全世界和平阵营的最前线。

    朝鲜人民牺牲的代价是取得了在三八线地区阵地的巩固，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

    朝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两国的武装力量，在同美帝国主义斗争中得到锻炼并获得经验。

    在斗争进程中，朝鲜和中国人民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促使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得以发展。这也迫使美帝的主力被牵制在东方并蒙受着连续不断的损失。同时，作为全世界和平支柱的苏联得以加紧自身建设并对全世界各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给予影响。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

    如此强大的运动正好说明，朝鲜人民不再是孤立的。

    首先，中国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确保朝鲜人民渡过难关。因此我们现在请求您坦率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接受敌方建议一事，肯定会带来巨大危害。

    首先，在敌方狂轰滥炸压力之下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建议将使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敌方会不断地利用我们这一弱点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并导致敌方新的挑拨行径。那时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再想向敌方施加压力时，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上述的优势也将失去其自身意义。这是糟糕的一步，并会因这一步而输掉全局。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接受敌方建议必然会使敌方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于我们的威望。如果我们表现出坚决不接受敌方的建议，并对敌方破坏谈判做好准备，敌方就不敢贸然破坏谈判。在谈判进一步推迟过程中，由于我方果断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敌方会做出新的让步。

    如果敌方不让步或者谈判破裂，那么我们应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在敌方无法取胜的战争进程中去寻找改变目前状况的出路。

    关于这一建议和我们的方针，我们会告知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

    得到他的回复结果，我们会告知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今年7月15日3时”

    “致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7月15日3时的电报收悉。

    经过对电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我们认为您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

    您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通知我们，让我们今后坦率地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援助，对此我们衷心地感激您。

    我们认为，在同敌方长期斗争中积极主动开展战斗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战斗而继续消极防御，那么敌方就不会重视我们的力量而继续狂轰滥炸，以向我们施加军事压力。

    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一、必须加强高射炮部队，至少要有10个团。必须加强对平壤市和所有工业重要设施(如长津江发电站、水丰发电站、北仓江发电站)的对空防御。

    二、必须让我们的空军积极进行空战：

    (一)改善空军指挥部门，使其能在朝鲜领土上准确地指挥空战。

    (二)空军行动的直径不应仅仅限于目前的沿鸭绿江一线。至少应延长至平壤一线并尽力加强首都和重要工业设施的对空防御。

    (三)派遣善于夜间作战的空军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并勇猛地轰炸敌方的机场、仓库、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

    三、陆军部队作战时必须在前线某些阵地上发动局部性攻势，以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

    请您研究上述意见并做出给予我们援助的决定。

    向您致最崇高的敬意!

    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21时”

    毛泽东

    1952年7月18日

    第2084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72-75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90-93

    №0055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无法满足中国对弹药的需求(1952年7月24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我们没有能力完全实现您对弹药的申请，因为我们同时应该向你们提供10个师的武器。我们尽最大努力能拨给您申请的五分之一。这一部分您将于今年下半年收到。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24日”

    收到并送交后，请告知。

    菲利波夫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76

    №20179 库兹涅佐夫致葛罗米柯报告：用海军航空兵加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2年8月5日)

    第2527号，1952年8月5日

    兹报告：

    应军事工业和军事问题委员会的委托，我们仔细研究了关于将海军部歼击机航空团全体飞行员并入洛博夫所率空军部队的问题。 [52]

    最终决定：在不带飞机的情况下将1个团——海军第五舰队(来自海参崴)空军第七歼击航空师第五七八团并入洛博夫所率空军部队。

    所有飞行员将由洛博夫部队的飞机空运。

    该团人员构成如下：

    12名团指挥部行动小组成员和40名飞行员，其中包括：团长、所有中队长和分队长。

    该团的发送工作将于今年8月20日开始进行。

    库兹涅佐夫

    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34，л.7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

    №24859 佩罗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出口设备(1952年8月9日)

    由于武器装备部第9号工厂停止了钻铤的生产，乌斯季诺夫同志请求撤销武器装备部对钻铤的出口，同时责成有色金属部在1952年第3季度向中国提供55个六又五分之八型号的钻铤，其中6个是带钻头的，费用从石油工业部储备金中支出。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武器装备部提出的建议。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Г.佩罗夫

    1952年8月9日

    РГАЭ，ф.4372，оп.54，д.1031，л.28

    №09859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及国际形势(1952年8月18日)

    今天18时，我会见了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是来我这里做礼节性拜访的。

    会谈开始周恩来说，从1950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国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变化；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谈到中国的形势，周恩来强调，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动员人民群众，中国在稳定经济和财政形势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去年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到1952年底，国家预算将出现顺差。国家正在大力进行工业建设，土改接近完成，正在兴修农田水利。

    同时，周恩来强调了苏联、苏联人民、联共(布)和斯大林本人所给予中国援助的特殊意义。周恩来说，没有苏联过去和现在对中国的援助，中国便不可能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取得和平建设的成绩。周恩来指出，斯大林同志为中国取得历史成就起了伟大的作用。正是他的英明指导，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道路，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周恩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此期间，它从未放弃过最强大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关于人民和革命一定能战胜敌人的科学论断。周恩来指出，依靠这些武器，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可以战胜危害和平与民主国家阵营命运的任何敌人。

    与此同时，我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在中国人民的历史性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指出了毛泽东在中国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杰出贡献，指出了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新解放和独立的国家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还指出了我们友谊的重要性，指出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好合作。

    然后，周恩来问我对他在8月18日与费德林同志会谈中所陈述的原则有什么意见。我说，我看了这些原则，没有什么意见。

    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表示，在他访问莫斯科期间希望就一些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随时准备同他会面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处长马列、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费德林。

    维辛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45，п.342，д.9，л.6-8

    №20180 索科洛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要求在中国建设新机场(1952年8月19日)

    第49544号，1952年8月19日

    兹报告：

    洛博夫同志提议，为了我军顺利完成战斗任务，有必要在凤凰城—辑安沿线建设2—3个新机场。

    目前在大孤山、安东、凤凰城和庙沟的4个机场中驻扎了6个歼击航空师，其中有我们2个，中国空军师4个。这非常有利于我军兵力和作战行动的展开和实施。另外，其中三个机场直接临近朝鲜湾。美军歼击机经常从该地区向我发动空袭，而我飞行员却根据相关指令不得到达那一地区。

    鉴此，我认为洛博夫同志的建议是合理的。我请您允许，通过我方驻朝鲜总军事顾问向中国人民军军事司令部 [53] 提出请求：在安东以北和西北地区再建设两个适合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带水泥跑道的机场。

    索科洛夫斯基

    手写批注：

    转交В.Д.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同意。

    布尔加宁

    1952年8月20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34，л.2

    №00553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及延长旅顺口协定等问题(1952年8月20日)

    出席会谈的有：

    苏方：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费德林同志。

    中方：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同志。 [54]

    翻译：费德林和师哲同志。

    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并祝斯大林同志健康。

    斯大林感谢周恩来，并询问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周恩来告知，近两年来毛泽东自我感觉良好，并说中国对即将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极为关注。

    斯大林指出，许久没有召开代表大会了，1939年有150万党员，现已将近600万，尽管我们限制接纳党员，但党仍然在发展。

    询问代表团旅行情况。

    周恩来感谢关照，并回答说，旅途十分顺利，途中代表团得到了一切方便条件。他代表毛泽东为在发展中国国民经济事业和对敌斗争中所得到的巨大援助，向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表示感谢。

    斯大林：不必感谢。这是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状况，难道中国同志不帮助我们吗？

    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接着说，虽然给予援助是应当的，但表示感谢也是理所当然的。

    斯大林：我们也应感谢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中国给我们提供橡胶，这也是中国的巨大援助，我们也必须感谢中国。

    周恩来说，遗憾的是，中国给苏联的援助是不够的。

    斯大林：你们执政晚，晚了30多年。

    周恩来请求允许说明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他提到毛泽东阐述中国政府希望的电报，谈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朝鲜形势。第二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近3年的国内形势以及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并指出，正在准备书面报告。中国代表想在提交书面报告后汇报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延长旅顺口协定。

    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

    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商量并建议互换照会。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相应请求。

    下一个问题是建设从乌兰巴托到蒙中边界的铁路。

    斯大林问，中国对这条铁路是否感兴趣？

    周恩来指出，新疆的铁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中国政府打算首先建设在蒙古方向出境苏联的铁路。在中国境内铁路长约350公里。预计在1955年6月以前完工。这条铁路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打开沟通苏联的直达铁路线，便于从苏联向中国接运工业设备以及向苏联运输中国商品。

    斯大林指出：新疆方向从长远目标看是极其重要的。但这的确是一件长远的事情。如果中国同志有意修建经过蒙古境内的铁路，那么我们准备从自己一侧援助蒙古境内的建设。这将更快一些。但我们认为，不能放弃新疆方向，因为这是一条穿过含油地区的极其重要的铁路。在中国境内肯定会有石油，而蒙古缺少石油。

    周恩来指出：在平地泉 [55] 地区有许多铁矿，而且这里将是炼铁和铸钢工业中心。目前正在进行建设新疆铁路的设计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建设从兰州到哈密的铁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从哈密到苏联边境的铁路。

    斯大林赞同这样做，并再次强调新疆铁路对开采石油的长远意义。

    周恩来肯定，这条线路上到处有石油。转入橡胶协议。

    斯大林指出，原则上问题已经解决。

    周恩来肯定这一点，并转入中国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问题说，正在起草有关的书面报告，待整理好报告后，他想会见斯大林同志并亲自对报告做出说明。

    斯大林同意这样办。

    周恩来请求帮助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斯大林答应帮助。

    周恩来转入中国正在筹建的各种工业项目问题，并说他指的是151项工程。他指出，中国需要苏联的设备援助。请求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申请，并且说明苏联能提供多大规模的援助并规定期限以及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他强调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工作，给了中国很大帮助，特别是在帮助培养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

    斯大林：这是最重要的。当中国有了本国干部的时候，它将牢牢地站稳脚跟。

    周恩来通知说，他们希望从苏联得到800名专家。

    斯大林说，研究一下这项申请并尽我们所能予以派遣。

    周恩来请求再帮助提供技术资料(图纸等)。

    斯大林说，没有资料当然不行。

    周恩来询问，今后能否再派大学生到苏联学习并向苏联企业派遣实习生。

    斯大林表示同意。

    周恩来谈到国内五年计划的问题，通知说，正准备材料并将提交有关此问题的书面报告。同时希望得到军事装备。

    斯大林问周恩来，是指提供武器装备还是军工厂设备。

    周恩来说，现在是指提供武器装备。他指出，对60个师的事已经有了协议，他还想讨论海军供货问题。他问，在飞机方面能得到多少援助。

    斯大林问，中国政府不打算建设航空工厂吗？

    周恩来说，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难办得到，特别是制造喷气式飞机方面。

    他指出，掌握飞机制造预计至少5年，而发动机制造要3年。

    斯大林举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例子，这两国先从装配厂开始。说苏联可向中国运送发动机和其他飞机部件，而中国可在本国进行飞机组装，借此培养干部。装配厂可以变成飞机制造厂。我们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中国同志也适合选择这条道路。先要建立一至二个发动机装配厂。我们提供飞机发动机和其他部件，可在中国组装飞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是这样做的。必须这样安排，组建装配厂以后，经过3年，也就可以建立飞机制造厂，这是一条最简单、最正确的道路。

    周恩来说，他们已开始懂得这一点，正在组建修理和装配厂，并补充说，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必要加快这项工作的进程，那么他们将在这方面采取一切措施。

    斯大林问，苏联向中国运去的供60个师的装备，已用来组建哪些师？

    周恩来解释说：他们已经接到10个师的装备，其中3个师的装备已交给朝鲜人，7个师的装备用于赴朝的中国部队。

    斯大林问，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即全部装备将用在朝鲜前线。

    周恩来确认。他说，如果战争再打下去，就是这样。他告知，中国政府已确定，把60个师装备中的3个师交朝鲜人，42个师准备用于朝鲜……

    斯大林问，中国人使用新装备是否习惯。

    周恩来解释说：正在逐步掌握这些新装备，要训练3—4个月。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让大家熟悉新装备和师的编制。这大约需要近6个月的时间。否则，会对武器生疏。此外，利用这段时间检验各种仪器的性能，只有在这以后才能把这些部队送上前线。当然，也可以在后方，在前线附近，例如在朝鲜，进行这种训练。必须把一半得到新装备的师留在中国。

    周恩来指出，把一些师派到朝鲜去，是因为需要补充已有的损失。

    斯大林强调，必须派出接受过训练的师，才能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提出援助火炮的问题。

    斯大林问，中国能不能制造炮弹。

    周恩来回答说，已经着手这件事。

    斯大林指出，最困难的是运炮弹，运火炮要容易些。

    周恩来再次提出援助火炮的请求。他强调说，中国人发射1发炮弹，美国人要回击9发。

    斯大林：这不好。他补充说，如果美国人发射9发炮弹，中国人就应发射20发以上。我们就是用炮弹把德国人压下去的。我们每隔2米距离就有1门炮，而德国人在2公里距离上才有1门炮。炮兵可是一件大事。我们要帮助建立这类工厂。

    周恩来指出他们正在改建现有一些工厂并筹建一些新厂。

    斯大林：这件事是必要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机床。

    周恩来说他们有机床，不过是老机床。

    斯大林说，需要有制造122毫米炮弹、3英寸火炮和高炮的机床。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帮忙。

    他补充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工厂制造炮弹的：有些厂造药筒，有的厂装药。集中在一个工厂做是有困难的。

    周恩来谈到航空工业的问题时说，中国将按苏联政府的建议行事，并采取措施加快发展这项工业。

    斯大林强调首先组建装配厂的重要性。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正筹划建立坦克厂，即一个是年产1000辆坦克的轻型坦克厂，另一个是中型坦克厂，计划建4—5年。

    斯大林仍然建议先建装配厂。他指出，战争时期我们把汽车厂变成了坦克厂。说中国若是有一至两个汽车装配厂就太好了。

    周恩来说，他们正在长春筹建一个年产2万辆汽车的厂，改建一个年产3000辆车的装配厂，请求帮助再设计一个厂。

    斯大林强调，应当在装配厂和修理厂培养干部。对这件事必须关心。

    周恩来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并告知说，中国政府正在办这件事。他们有修理厂，现正在组建装配厂；明年这些厂就开始生产。

    斯大林询问，中国有没有厂办徒工学校。还补充说，我们每个工厂都有这种学校。

    周恩来承认，这是一个薄弱环节。他们正采取措施，扭转这种情况。在工厂有训练班。他们吸收大学生参加这项工作，派党员参加。

    斯大林指出我们有专门的部，即劳动后备部，有徒工学校。中国若采取某种同样办法就好了。我们每年从这类学校中培训近百万青工。

    周恩来问我们有哪些培训中级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解释说，有中等专业学校。

    周恩来说想讨论一下有关雷达的问题。

    斯大林答应帮助这件事。无线电和雷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周恩来说他们考虑建设这方面专业的装配厂。

    斯大林强调，以后必须建立雷达设备生产厂。

    周恩来说目前他们还不能制造雷达设备。

    斯大林答应帮助。

    周恩来再次提出专家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不仅想请我们派专家，而且还打算组织培养本国专家。

    斯大林同意这一点，指出，印度、缅甸、印度支那等国也将请求中国政府派专家。又补充说，中国政府最好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工厂充实提高。

    周恩来提出如何弥补苏联向中国和中国向苏联供货之间的差额问题。说中国政府想请求新的贷款。这时，周恩来指出，当然这对苏联是一个负担。

    斯大林指出，这是因为我们执政得早，是我们的幸运。如果中国同志执政得早，那么，我们势必也要请求弥补这类差额。

    对此，周恩来指出，莫斯科是鼓舞各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接着简要说明了朝鲜局势。他指出，1951年5月以前，朝鲜没有阵地战，只有运动战。从1951年5月起战线明朗了，战争也有了阵地战的性质。双方力量大体相当。敌人不能进攻作战。出现了一定的均势。但我方也未进行大规模进攻。敌人在15—20公里的纵深加固了自己的阵地，我方也建立了自己的坚固地带，并且继续扩大坑道工事。敌人无法摧毁我军的坚固阵地。大约200公里的战线已全部得到加强，左右两翼也有良好坚固的工事。

    毛泽东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能不能打退敌人，我们坚信能。第二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守住现有阵地。今年的情况证明，我们能够守住这些阵地。第三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发动进攻，攻击敌人。过去我们想，我们不一定能进行7天以上的进攻作战。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

    斯大林问，你们能不能发动进攻。

    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可以发动夺取个别阵地的进攻战役，但难以发动全面的进攻。自从战争形成阵地战以后，美军当局极力拖延谈判，不想缔结停战协定。

    斯大林说，看来，美国人想多扣留中国战俘，这是因为他们拒绝遣返战俘，也许他们想把战俘送给蒋介石。

    周恩来肯定地说，蒋介石在战俘中安插了特务。

    斯大林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违反一切国际法。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

    周恩来简要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与朝鲜同志存在的分歧，美国人同意遣返83000名战俘，朝鲜准备同意这项建议。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美国人在耍花招，因为在83000人中只有6400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朝鲜人。实际上，美国人还应遣返13600名中国志愿军，而美国不打算这么办，却准备遣返76000名朝鲜人。这清楚地证明，他们在耍阴谋，企图挑拨中朝关系。

    斯大林问，有多少朝鲜战俘。

    周恩来指出，有96600人。强调说，应当遣返的朝中战俘的人数是一个原则问题。说中国政府坚持应遣返全部116000名战俘，其中20000中国人。但是，如果美国同意少遣返一些，仅就剩余战俘问题继续举行谈判，那么，可以不反对这样办。

    斯大林肯定说，这是对的。

    周恩来通知说，毛泽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斯大林：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有我军仍驻在中国以后。需要毅力，需要耐心。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耐心，需要很大的毅力。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弱点。16国的军队不可能长期坚持朝鲜战争，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能指望成功。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

    问及朝鲜的粮食情况如何，说我们还能帮他们什么。

    周恩来说，朝鲜在这方面有困难。中国政府知道，苏联援助过朝鲜。说他们也援助过朝鲜并曾告诉金日成，这些若不够，他们还可以提供食品、衣服，他们要什么都可以提供，但无法提供武器。

    斯大林说，我们可以再给朝鲜一些武器，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

    周恩来再次说，同美国谈判时不能让步。

    斯大林指出，如果美国做些让步，那么，可以同意就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谈判。

    周恩来同意这一点，又补充说，如果美国不想缔和，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哪怕再打一年。

    斯大林肯定，这是对的。

    周恩来肯定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即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美国没有做好打世界大战的准备。还补充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起了先锋作用，如能挡住美国对朝鲜的进攻，那么，对把大战推迟15—20年是有利的。到那时，美国就根本发动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但有一个条件：美国必须在朝鲜战争以后才根本不能打世界大战。美国主要力量在于空袭，在于原子弹。英国不愿为美国打仗。美国打不赢小小的朝鲜。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不让美国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斯大林取笑说，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筒袜、香烟和其他销售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不，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失去了打大战的能力。他们指望原子弹、空袭，却打不赢这场战争。这需要步兵，但他们步兵少而且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就有人在哭泣，如果他们发动大战会如何呢？那他们岂不人人都将哭泣？

    周恩来告知说，如果美国人作某些让步，尽管不大的让步，那么就可以答应他们。如果美国人不同意遣返全部战俘而提出遣返少量战俘，那么可以同意此项建议，同时考虑到可在某中立国，例如印度的调解下解决其余的战俘问题，或者在解决问题以前把这部分战俘转移到第三国境内。

    斯大林问，有多少美国战俘。

    周恩来解释说，朝、中控制的战俘总数达12000人，其中南朝鲜人7400名。

    斯大林不排除按周恩来的建议去解决问题。同时认为，可以向美国宣布，如果他们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战俘，朝中方面便扣留同样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直到最终解决交换战俘问题。可以试试这个办法，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且向报界宣布。如果美国拒绝这个建议，那么就宣布他们可能想把中国战俘交给蒋介石。如果这些建议都不成功，那么就可以采取调解办法。主要的是建议停火。

    周恩来说，实际上缔结停战协定，也就是停火。在交换战俘问题上，定出三项办法：第一，先宣布扣留南朝鲜和美国战俘的比例，这个比例与扣留朝中战俘比例一致，这个办法可以谈；第二，由中立国调解；第三，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战俘问题分开，以后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随后周恩来转入军事援助问题，说明了朝鲜同志要求向他们提供5个高炮团的问题。我们告诉朝鲜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将同苏联政府商量一下。

    斯大林：金日成要求我们提供5个团。我们答应向他提供。也许中国可以提供5个团？

    周恩来再次说他们没有这种能力，这对他们是新东西。

    斯大林认为，这个问题要找金日成弄清楚。

    原已答应的以外，周恩来要求再提供10个团的装备。斯大林回答说，需要考虑一下。

    周恩来转告朝鲜同志要求，即要不要对南朝鲜进行轰炸，他们没有把握，这样做对不对。

    斯大林解释说，航空兵归国家所有，中国志愿军也不要动用国家航空兵。

    周恩来告知，朝鲜同志问，他们能否发动一次新攻势，中国政府答复说，他们不能进行战略进攻。

    斯大林指出，当正在举行停战谈判的时候，无论是战略进攻还是战术进攻都不要进行，不得进行任何进攻。

    周恩来问，根据毛泽东的请求，可否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来莫斯科。

    斯大林：我乐于同他们谈一谈，但他们离得太远。此外，我不便邀请。如果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乐于接见他们。

    周恩来告知，彭德怀很想来，但还不知道金日成对此事持什么态度。也许可以同他谈谈这件事。

    斯大林同意这么办。

    周恩来再次说，中国政府认为把板门店的谈判拖延一下是适宜的。但中国也做好了战争可能打2—3年的准备。再次请求提供飞机、火炮和炮弹援助，因为中国自己尚无法胜任此项任务。

    斯大林宣布，我们能办到的，全部提供。

    问朝鲜人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惊慌失措？

    周恩来解释说，朝鲜确实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鸭绿江电站被炸以后。这使朝鲜同志的情绪受到了影响，因此，想尽快实现和平。

    斯大林说，美国的谋略就是恫吓。但他们吓不倒中国人。能否说，他们也吓不倒朝鲜人？

    周恩来肯定地说，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斯大林：如果真的这样，那就不错。

    周恩来补充说，朝鲜人有些动摇，他们的情绪不太稳定。在部分朝鲜领导人员中甚至有些惊慌情绪。

    斯大林提到，他从金日成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知道有这种情绪。

    周恩来肯定了这种情况。

    问中国代表团下一步如何活动。

    斯大林提议现在就着手工作。告知说苏联方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莫洛托夫同志任主席，成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和库梅金同志。中国代表团可以同莫洛托夫商量，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周恩来感谢通知此事，并请斯大林同志指定什么时候他可以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形势。

    斯大林表示同意，周恩来一准备好书面报告就接见他。

    А.维辛斯基、Н.费德林记录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

    №2486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蒙铁路(1952年8月21日)

    机密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旅顺海军基地。周恩来指出，关于双方继续使用旅顺海军基地问题中国代表团已经准备了建议草案。该草案需要修改，或许需要做根本性的修改。请求苏联同志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出必须修改的意见。(草案附后)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方将会研究这份草案，如果需要提出意见的话他们将在下一次会谈中提出。

    2.关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代表团认为，应该签署两份协定：公开的原则性的协议和技术协议。

    莫洛托夫指出，对此苏联方面表示同意。或许，这一原则性的协议内容不多，并且看起来需要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参与进来。

    周恩来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必须取得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意，在其境内修建铁路；第二，要使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关于修建铁路的要求。

    中国代表团认为，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原则协议可以是三方签署的，也即是说，该协议在苏联、中国和蒙古政府之间签署。至于技术协议，可以由苏蒙“乌兰巴托铁路”联合股份公司和中国交通部之间签署。或许，在原则性协议中也应该指出双方铁路的结合点。中国方面认为，这一结合点可以是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

    莫洛托夫说，中方关于铁路结合点的建议同苏方的看法一致。

    布尔加宁问道，关于铁路修建的期限问题中国方面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回答说，中国政府建议在1952年完成初步的勘查工作，1953年上半年结束勘查工作。预计在1954年年中完成铁路的修建。

    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铁路轨道的尺寸问题。中国方面认为，从平地泉到中蒙边界的中国路段应该修建宽轨铁路，也即1524毫米。如果是宽轨的话，中苏之间的铁路交通就不用在二连浩特换轨，而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的换轨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二连浩特是个荒漠。此外，考虑到中国铁路发展的前景，我们应该修建宽轨铁路。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意见是，中国铁路的轨道应该和苏联的统一。

    莫洛托夫说道，苏联方面不讨论这一问题，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周恩来指出，中国方面的考虑是，货物运输不应该在中蒙边界或在蒙古换轨，因为这些问题主要由苏联或中国预先决定。因此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或者到苏联的其他地方应该能够直达。

    莫洛托夫问道，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是否有建议草案。

    周恩来回答说，还没有这样的建议草案，但是在中方的建议草案中有关于各个最为重要的问题的条款的概要。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就这个问题准备建议草案。

    莫洛托夫说道，苏联方面同意准备这一建议草案，但是希望得到中国代表团关于这一问题的概要，以便能够考虑到中方的意愿。

    周恩来说，明天，也就是8月22日中国代表团将就这一问题提出看法。

    3.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问题上的技术合作。周恩来通报说，由于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问题上进行技术合作的协议，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公布这份协议。

    莫洛托夫回答说，未必需要公布这一协议。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准备了协议草案。(中国协议草案的翻译本附后)

    然后周恩来说，今年8月20日斯大林同志就在新疆建设铁路的问题进行了谈话，关于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必须弄清楚的是，中国政府打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修建从兰州到哈密之间的铁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从哈密到霍尔果斯(苏联)的铁路。关于中国政府修建这一铁路的计划将会提供给苏联方面，以便了解。

    莫洛托夫指出，在今天的会议上对三个问题都进行了审议。他问道，关于进行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有什么希望呢？

    周恩来回答说，他希望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关于中国的状况，然后讨论中国的五年计划问题和军事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同意这样做。

    潘友新和费德林记录

    1952年8月21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22-25

    №20181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报告：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1952年8月21日)\r\n

    \r\n 关于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 [56] \r\n

    根据政府和苏联政府和军事部长1952年12月15日第641649号决议，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携两个团(第十六和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于1952年12月22日离开卡卢加市，并于1952年1月2日抵达中国境内的安东市，以完成政府交付的特别使命。

    1952年1月4—21日期间该师所属部队在安东机场按计划完成了地面训练和投入作战的飞行实习活动，并从1月21日起进入战斗值勤和针对敌空军小型机群的作战状态。

    截至1952年2月10日，该部队完成了对敌空军密集空袭的反击作战计划。

    我军作战活动的特点如下：部队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活动，即南部飞行边界为平壤、元山和黄海沿岸(朝鲜湾)，我飞行员无权飞越这一边界。这就制约了我机群的作战活动，尤其是在追击敌机的时候，因为后者一旦在空战中失利便会立即逃向大海方向，拉升飞机高度，在占据有利地形之后再进入战斗区域……

    二、完成任务和战斗结果的总体情况

    1.我部队执行任务情况：

    (1)自1952年1月4日至2月10日间，我师所属部队投入战斗。

    (2)自1952年1月21日至8月10日间，实施作战，根据作战性质来划分，我师主要任务如下：

    白天：

    ——自1952年1月21日至7月9日，驻防安东和庙沟机场的我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独立和军内其他部队的协助下以机场值勤方式起飞拦截敌机，并为安东、义州和朔州地区的设施和渡口，以及安东、义州、安州、开城、泰川和宣川地区的机场、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

    ——从1952年7月9日至8月10日，驻防沈阳机场，白天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根据军指挥部的要求，与军内友邻部队一起以值班状态防止敌机对沈阳方向的中国东北工业—行政中心和沈阳市实施空中侦察；在敌机对朔州、安东和大孤山地区的目标实施集中轰炸和封锁我安东航空枢纽机场时，为我第一梯队战机提供支援，掩护第一梯队米格15飞机的降落。

    夜间：

    ——1952年1月30日至5月16日期间在安东机场，1952年7月22日至8月10日在沈阳机场，处于一级、二级和三级战备值班状态，起飞拦截敌机，实施机组巡逻，为夜间战斗行动做好准备，防止敌机对安东、义州、铁原和沈阳地区的机场及设施实施轰炸。

    在完成主要战斗任务的同时，我部还担负了以下任务：

    ——在2月份掩护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全体投入战斗，对敌空军的大规模空袭实施反击。

    ——我师新补充的飞行员(共33人)也全体投入了战斗。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飞行技术和理论监察员、飞行员对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师15名飞行员进行了从驾驶拉11飞机到驾驶米格15飞机的改装训练，还对其进行夜战心理素质训练。

    ——承担了在鞍山、安东机场对补充给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和本军其他部队的米格15战机的卸货、安装和试飞等工作，共安装了116架飞机。

    ——派遣飞行和技术负责人以监察员身份对中国同志进行了改装训练，其中包括：40名飞行员、75名米格-15飞机和ВК-1发动机的技术人员。

    根据培训计划对所有班组进行了理论培训，并举行了考核。对飞行员进行了包括全部飞行科目的实战训练。

    1952年7月9日以前，我部所完成的部分战斗任务主要是从安东机场起飞的，而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1952年3月30日至5月5日期间在执行战斗任务时，都是从庙沟机场起飞的(当时该部队属于我军第一梯队，只是从1952年7月9日作为第二梯队起，才开始从沈阳西机场起飞)。

    我部参战机组的平均数量为：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6架。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18架。

    4—5月间，由于战斗任务过分频繁，加上伤病而不能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数量有所增加，从而导致各团参战机组平均数量下降至10—14架，在个别情形下，由于战斗过于紧张，该平均数量甚至降至6—8架。

    整个参战期间我部战斗飞行总数：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762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2418次。

    平均每个飞行日战斗起飞架次：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8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22次。

    平均每个参战飞行员战斗起飞次数：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61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80次。

    2.根据我部所完成战斗任务的性质，整个参战时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2年1月21日至4月末，以团为单位参战，主要目标是针对敌歼击机“掩护”，另外，此类起飞的目的还在于支援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与敌强击机作战。

    第二阶段：

    1952年4月末至6月末，我部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敌强击机，一部分力量用于解除敌机对我安东航空枢纽—机场的封锁，掩护我战机降落。

    第三阶段：

    自1952年7月初起，我部从安东机场转移至沈阳机场，掩护我第一梯队所属部队反击敌空军对朔州、安东、大孤山地区地面设施的集群式轰炸和对安东机场的空中封锁，掩护第一梯队飞机降落，即在第三阶段我部作战行动的特点是以我歼击机作为沈阳机场的“掩护”。

    另外，根据敌空军作战，我们部队的使用和我歼击机的行动战术等的性质，我部作战的第一阶段又可分为这样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2月份(参见图1) [57] 。敌空军每天实施2—3次大规模强击机群的集中式空袭，且几乎每次都有少量歼击机直接为其提供掩护。敌平均每次参战飞机数量150—170架，个别情况下可达到220架。

    与强击机一起同时在战区出现的还有敌歼击机“掩护”：

    例如，在新比岛地区便有24架F-86；在朔州地区有16架F-86。

    参战时敌歼击机“掩护”高度——15000米。

    这一阶段敌强击机的主要活动区域为安州及其以南地区。

    这一时期根据军总体计划我部与其他部队一起行动，起飞时以师为单位，各部队起飞时间稍有间隔，以3—5分钟为标准。

    起飞之后我部将飞机拉升到一定高度，在进入朔州地区时完成集结(在同一地点)，突破敌歼击机所制造的“掩护”，进入敌强击机活动区域。一般情况下当我歼击机突破了敌歼击机的“掩护”以后，敌强击机便会向海上或东南方向退却，而敌歼击机“掩护”也会紧随其后向同样方向撤退。

    这一时期的空战我们都是在同一地区以团或师为单位的大机群投入战斗，高度大都在15000米。

    这一时期我们的作战行动存在重大缺陷：

    ——指挥员们在作战指挥方面经验不足。

    ——在同一地区实施大机群作战制约了我战术的发挥和机动性，对战斗进程难以控制，限制了先头部队的作战积极性。

    ——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

    我殿后机群多首先向敌人发起攻击的原因：

    (1)当敌人发现我整个机群后，其首先会向我负责殿后的部队发起攻击，在此情况下我殿后机群便也首先投入战斗。

    (2)当敌发现我先头部队，便企图向其攻击。但他们却常常忽然遭到我殿后机群的攻击。原因在于，从后者所处位置发动的攻击往往具有出敌不意的效果。

    不过，我军的这种作战方式往往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当巨大的损失。

    于是，飞行员们便开始寻求更好的作战方式，以提高我部的空战效率。我部的作战行动便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第二时期：3月份(参见图2) [58] 。敌空军继续保持原有作战方式，只是略微有所变化。

    在强击机起飞前20—35分钟，敌歼击机“掩护”率先进入作战区域。

    例如，——在朔州(Сакусю)、泽光洞(Дзэгуандонг)(敌主力)地区——敌歼击机F-86达24—36架。

    ——在尚州(Сиодзйо)地区(从东面或东北方向进入)——F-86达8—12架。

    ——在新比岛地区——F-86达16架。

    敌机作战高度：7000—12000米。敌强击机作战区域与从前一样。

    在第二时期开始前夕，我们对上一时期作战行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召集了飞行—战术会议，并讨论了我歼击机作战活动的战术和战斗序列等问题。这对提高我歼击的作战能力发挥了重大作用。从3月份开始，我军改变了行动战术：

    ——在以部分兵力对敌人实施牵制的同时，从广大战线上突破敌歼击机“掩护”(扩大经鸭绿江对敌实施正面突击的我部队之间的间隔，以扇形战斗队形穿过敌机“掩护”)。

    ——另外，起飞后我部队在进入战区时，一部分向右，一部分向左，以对敌形成夹击态势。

    ——随机改变我部队的起飞间隔，将作战时间从30—35分钟增加至1小时20分。

    ——我部队应更多地投入作战，尤其是采用小机群战斗方式。最初，在一个地区参战时，将部队分成两部分，然后将各部队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到3月末，我们开始以中队甚至分队为单位组织战斗。在作战中，我飞行员将战机高度低至7000—10000米，以利于米格15战机充分发挥自己的性能优势。

    ——根据空军相关规定在地面对飞行员进行训练，以提高其火力准备技能。

    ——我飞行员已能够在任何时间和气象条件下完成寻敌和作战任务，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校杜特尼琴科所率中队的飞行员们。

    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极大地促进和提高了我军的作战能力：

    ——对敌机实施拦截时，能掌握战斗主动权。

    ——在广大战线上实施作战。

    ——各部队指挥员积极参战。

    ——全体飞行员的作战效果迅速提高(例如，3月份我共击毁敌机17架，而2月份只有9架；弹药消耗下降：击毁一架敌机，3月份消耗弹药280—300发，而2月份是500发)。

    ——指挥员和飞行员的作战能力和技术不断完善和提高，指挥员已能够熟巧地指挥整个机群投入作战，并对小股敌人给予有力打击。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指挥员有：中校杜特尼琴科、少校飞行员巴什曼、现为中队长的上尉克雷洛夫、上尉阿韦林、中校茹拉夫廖夫和少校博伊佐夫等。

    ——在全天候气象条件下发挥米格15战机的技术优势以相应战术投入作战。

    这一时期我军也以师为单位实施了一系列战斗行动。

    第三时期：4月份(参见图3) [59] 。敌空军在损失惨重、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开始采取如下战术：

    ——在歼击机“掩护”地区不同高度集中40—50架，甚至更多歼击机，以小机群为单位。

    ——对我机场地区上空实施封锁。

    ——在大量歼击机掩护下，以强击机对我安州、定州、宣川和泰川等地区目标实施定期空袭。

    ——增加对我地面设施的攻击持续时间(2—3小时)，主要采取以缩减其他机群数量而增加参与空袭的机群数量的方式。

    这一时期我军的作战方式主要如下：以小机群为单位在我机场空域实施自由“搏击”作战，打破敌人的封锁，并以部分兵力在敌歼击机“掩护”所在地区发动“狩猎”攻势。

    我飞行员对每次飞行都进行了认真分析，以期寻找到新的能够击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的新战术。

    针对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我们采取了以下战术：

    ——以小机群在高空组成封闭式防护圈，我机群有时均沿同一方向飞行，有时则相向而飞。

    ——在中等高度采取沿不同航线飞行的方式，最终各机组将同时在机场上空相遇。

    ——在飞行过程中以小机群在不同高度对我驻防地区实施掩护。

    有时，我们也会同时采用上述所有作战方法。各种战斗方式在实战中不断得到完善。

    这一时期是我军作战最困难的时期。我军飞行员在作战过程中从起飞到降落飞行高度落差为：100—7000米。

    不过，随着我们找到和不断完善自己的行动战术，到5月末，敌人在遭到重大损失的同时，也几乎完全停止了对我安东机场的封锁活动，与我歼击机的作战也变得愈加消极起来。

    与3月份击毁敌机17架相比，在4月份我们共击落敌机22架。

    第三时期结束之时，我部开始仅针对敌歼击机实施作战，并为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我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提供支援。

    第二阶段：从4月末至6月末。

    我部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敌强击机。

    在少校米涅尔温、博伊佐夫、巴什曼和中校巴拉巴伊金的指挥下我团通过与敌强击机群的初期作战，获得了一些实战经验。

    为了总结与敌强击机的作战经验和寻找合适的行动战术，1952年5月27日，我们召集全体飞行员开了一个战术会议。在会上我们对与敌强击机的作战活动进行了详尽的总结，通过与飞行员广泛交流意见，我们归纳出如下一些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战术：

    ——在从机场起飞时利用机场地面的起伏和坡度，采取(掠地)低空飞行方式。

    ——在向敌强击机活动区域突击时采取低空(不超过700米)进入方式，给敌歼击机来个出其不意。

    ——在低空寻找敌强击机。

    ——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争取第一次攻击便达到摧毁它的目的。在初期攻击的同时极力击破敌强击机防御圈，如果不成功，则争取在后续攻击中消灭敌人。

    ——以低空方式退出与敌强击机的战斗。

    ——返回机场和降落时采取掠地落地方式。

    ——为了迷惑敌低空飞行的歼击机，我所有与敌强击机作战的飞机均涂上与当地植被一样的颜色。

    通过会议交流意见和对战斗行动进行详细分析，大大提高了全体飞行员的反敌强击机作战技能，涌现出一批技术尖子，如少校博伊佐夫、巴什曼、托卡列夫、米涅尔温、杜比诺和中校巴拉巴伊金等，他们都成为了攻击敌强击机的模范带头人物。

    虽然气象条件差，我军战斗飞行数量受到限制(如在6月份我部共实施作战飞行56次，未击毁一架敌机)，但从1952年4月30日至7月1日，各团共击落敌强击机16架，自己损失飞机2架。

    我飞行员普遍认为，即使在环境恶劣和机场遭到敌人封锁的条件下，我们照样可以成功地战胜敌人的强击机。

    第三阶段：从1952年7月1日起，根据军长指示，我师开始投入针对敌歼击机“掩护”的战斗，在7月9日以前(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7月5日以前)，我部队在安东机场起落，1952年7月9日以后在沈阳西机场起飞。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我师各团的任务——白天和夜间为沈阳市提供空中掩护。

    另外，根据军指挥部的指令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并增援第一梯队防止敌空军对朔州、安东、大孤山等地区的设施实施集中轰炸和封锁安东机场，掩护我第一梯队飞机降落。

    我部在从沈阳机场起飞完成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任务的过程中，共击毁敌歼击机4架，击伤5架。

    我师各团在第一阶段和第一时期的作战行动中都会仔细分析敌空军的战术变化，以期探寻和完善我师的战术和战斗方式，加强各部队的密切配合，提高飞行员的战斗效率。

    3.各机场的战斗值班安排如下：

    拂晓前10—15分钟内全体飞行员到机场集合。相关后勤技术部队开始进行飞机的起飞准备工作，借助“躲闪”将飞机拖至战斗值班位置，并按各分队排好。

    必要时可将飞机分散放置。各部队在机场值班飞机的停靠都是固定的。如安东机场：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起飞着陆地带，从南面起飞；第十六歼击航空团在滑行线上，南面起飞。

    沈阳机场：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袋子里”)滑行线上，南面起飞；第十六歼击航空团在(“袋子里”)滑行线上，北面起飞。

    在确定了作战人员之后，根据空中形势，部队同时或依次进入第一、第二、第三级战备状态。

    作战人员的参战方式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般条件下和个别复杂条件下。

    部队的战备级别和作战方式由师长把握。是否发出准备战斗或退出战斗准备的信号由师指挥部决定。

    各部队从不同状态进入战斗准备的方式：

    ——从二级、三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从三级战备进入二级战备状态。

    ——从休息状态进入三级战备。

    战斗准备所需时间：

    ——从二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需2—4分钟。

    ——从三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需4—6分钟。

    ——从三级战备进入二级战备需2—4分钟。

    ——从休息状态进入三级战备：在安东机场需35—45分钟，沈阳机场需15—20分钟。

    上述进入战备状态所需时间完全可以确保我军飞机及时起飞，以完成所承担的作战任务。

    4.我部完成战斗任务情况：

    EPUB/Image00152.jpg

    附注：该师机群式起飞总数有21次没有同时起飞，原因在于在以师为单位的起飞行动中有时是两个团同时起飞的。

    5.我部主要作战方式为：起飞拦截敌机。我部战斗起飞总共4189架次，其中3407架次(81％)是拦截敌机。

    起飞拦截作战是以各种方式进行的。1—3月份各团行动时以14、16、18、20架飞机为单位组成飞机编队，随后根据我歼击机行动战术的改变，我16架飞机分别以2、4、6、8、12架为单位组成战斗机群。我部作战初期机群平均飞机数量为16—18架，随后改为8—12架。

    以大规模机群参战不利于我军战术机动及作战行动的指挥和管理，因而制约了各部队指挥员的作战积极性，导致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

    随着我军开始以小机群为单位作战，上述缺陷也迅速被消除。部队的战斗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以小机群为单位实施作战的优势在于：

    ——迅速起飞，隐蔽地突入敌活动区域，完成战斗任务后返回本部机场；

    ——在寻敌和战斗中具有隐蔽性，可以充分发挥机群的灵活、机动性；

    ——在寻敌和战斗中便于对整个机群实施管理；

    ——在接近敌活动区域和发动攻击时具有突然性；

    ——在战斗中有利于增强和充分发挥直接参战机组(即以双机为单位的机组)的火力优势，尤其是在与敌强击机作战过程中，个别情况下每个机组都可方便地选择合适的目标，并对之实施攻击。

    以小规模机群参战和将我歼击机的攻击目标集中在敌强击机身上，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作战效率，而且自己几乎没有损失。

    我部对敌机的拦截作战包括两种类型：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和条件不利的情况下。

    在我飞机起飞拦截敌机之时，如果敌机群尚在平壤地区，我方的有利条件如下：

    ——可及时突入作战区域。

    ——以战斗队形占据有利地势，便于寻敌。

    ——便于充分利用白天和各种天气条件(阳光、云彩、雾和烟)。

    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因素将确保我顺利寻敌，并取得战斗胜利。

    不过，有时由于我机群起飞不及时，上述这些有利因素便会被敌人所利用，从而转化为我军的不利因素，这在4月份的作战行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我部起飞时敌歼击机已到了泽光洞、定州和碧坪(Бихен)等地区，有个别敌机甚至出现在我机场区域，并对我机群的起飞实施压制性攻击，这种情况当然无法确保我机群及时赶到作战区域和占据有利作战地形。

    如果我机群起飞不及时，有时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例如1952年4月21日由少校塔尔祖津率领的机群在起飞时便有些晚了。当时敌机已位于我机场上空。于是，在塔尔祖津机群起飞到1500—2000米时便遭到了敌人的攻击，结果导致我飞行员一人牺牲，两架飞机被击毁，一架飞机被击伤。

    随后，当再遇到敌机突然出现在我军机场的情况时，我机群的起飞均会得到从其他机场起飞的机群和当时仍在空中的我军飞机的掩护，因起飞而损失飞机和人员的事情再未发生。

    6.其他作战方式的运用，如在指定地区巡逻，自由“搏击”，掩护其他部队等。

    不过，这些并不是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只是根据敌人活动的情况和上级所下达的任务随机采用。

    自由“搏击”作战主要是在打破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掩护其他部队起飞和降落时采用，构成机群的飞机数量不等(2—12架飞机)，视空中形势和上级所指派的任务而定。

    7.在我部正在作战期间，共实施了358次机群飞行。其中：184次与敌遭遇(比例为55.4％)，174次未遇到敌机(占比重48.6％)。

    未遇到敌机的原因如下：

    ——参战初期，我部还未将重心转入针对敌小机群作战，与其作战没有经验，我部以个别小机群隐蔽起飞，但当升空，选择好高度，突入战区时，已是敌人准备撤退之时，因而遇不到敌机。

    ——起飞后我部的任务是掩护地面铁路、桥梁、机场和其他部队飞机的起落，多数情况下均遇不到敌机，因为后者往往不会进入我歼击机的巡逻区域，即使有个别敌双机和由4架飞机组成的小机群与我遭遇，也是避而不战。

    ——在我部初期与敌强击机作战时，我地面导航站所通报的敌强击机活动情报往往不准确或来得较迟，我部飞行员在寻敌方面也缺乏经验。经常是发现有敌强击机经过，但起飞后却找不到或等到发现时敌机已经开始往大海方向撤退。

    我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位于低空的敌强击机，这就排除了我部机群与高空区域敌强击机遭遇的可能性。

    ——当敌人以小机群作战时，一旦发现我部飞机，如果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便会立即撤向鸭绿江口或大海方向，避免与我作战。

    以上所述便是我部与敌机遭遇较少的主要原因。

    8.我部一个战斗起飞的平均空中持续时间：

    (1)白天，从安东机场起飞40—50分钟。

    从沈阳机场起飞55分钟至1小时。

    在与敌强击机作战情况下27—30分钟。

    (2)夜间40—45分钟。

    9.每个飞行员的作战起飞次数：

    EPUB/Image00046.jpg

    每个飞行员的战果总体情况(参见附录) [60]

    10.所实施空战的相关资料：

    EPUB/Image00167.jpg

    11.我部参战期间所实施的164次以机群为单位的空战中，与敌F-86飞机作战共152次；与敌强击机作战12次。

    我部空战中从未与敌轰炸机遭遇，原因在于：敌轰炸机白天从不在我部作战区域活动。

    12.根据参战机组的人员构成，所实施战斗的相关资料：

    EPUB/Image00132.jpg

    根据上表所列数据资料显示，参战敌机的总数大多占优，与我军飞机的比例为：1∶1.3。

    13.实施空战的高度随着敌我空军所使用战术的变化而变化。

    在第一时期(即2—3月份)，在战区敌歼击机“掩护”的空中高度均保持在15000米。

    我飞行员在作战中经验不足，未充分发挥我米格-15战机在不同高度的性能优势，空战高度均继续保持在12000—14000米。

    随着我军战术的改变，转入小机群作战，我米格-15战机(在7000—9000米高空)的性能优势逐渐得以体现，我军作战指挥和经验不断得以完善，我飞行员主动将作战高度降至7000—9000米范围。

    在这一高度范围内的战斗行动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作战效率，减少了自身的伤亡。从此，在整个与敌歼击机作战的一段时期内我军均保持这一战斗高度。

    在个别情况下，我部在与敌歼击机作战时也会将飞机高度降至700米，甚至更低，但这只是为了打破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掩护我战机降落，在我飞行员被迫起飞迎敌和必须返回机场迫降时的不得已之举。

    我部与敌强击机的空战活动都在700米或1500—2000米高度进行。由于作战高度较低，因而很难与敌歼击机遭遇，再加上此时我飞机上均涂有与地表植被类似的迷色，敌机从高空很难发现。

    实战证明，我米格-15飞机在7000—9000米高度时作战最能发挥自己的性能优势，除水平机动性外，在各方面都强于敌F-86歼击机。

    14.2—3月份我部与敌遭遇和作战的主要地区——泰川、安州、定州、泽光洞。

    这一时期，我部与敌歼击机“掩护”的遭遇和作战主要在朔州、泽光洞和碧坪地区。我部在承担打破敌机对我机场的封锁时的作战主要区域在安东和庙沟。战斗主要在夜间进行，即当敌机结束集中空袭，我部返回机场之时，敌人往往会出动两个批次的F-86飞机(每批4架)对我返回机场、燃料即将耗尽之飞机实施攻击，或对我此时奉命起飞、执行战斗任务之飞机实施封锁。

    由于敌人此类攻击，导致我军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损失了2名飞行员和9架飞机。

    我部与敌强击机遭遇主要地区为宣川、定州、泰川和泽光洞。

    15.根据敌空军活动规律和上级所下达任务情况，我部机群实施战斗起飞。

    在1—2月和3月部分时间里，我部以大规模机群对敌空军的集中式空袭和歼击机“掩护”实施反击。此时我机群一般由18—20架飞机组成，且与其他师、团级机群共同参战。

    以大规模机群实施空战具有重大缺陷，具体如下：

    ——制约了我机群的机动性，不利于作战指挥和先头机群战斗积极性的发挥。

    ——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其他人只是参与防御。

    ——我军所有部队都突入敌人主力集中的同一地区。敌人利用主力与我机群纠缠的时机，派其侧翼部队，挑选适当战机，对我歼击机，尤其是那些与我主力分离的机群实施突然攻击。

    在分析了大机群作战的缺陷之后，我军改变了战术——用由4—8—12架飞机组成的小机群在更宽广的战线上向敌发动攻击。

    以小机群作战提高了我先头部队的作战积极性，其战斗更加主动，所有飞行员都踊跃参战，而先头机群则可充分利用白天和各种气象等有利条件，提高作战能力。

    实战经验表明，空战中最能发挥机群战斗力的编队构成为：6—8架飞机。

    16.空战结果相关数据资料：

    EPUB/Image00184.jpg

    *原文如此。——编注

    17.随着行动战术的完善和全体飞行员对敌空战经验的积累，我部战斗效率得以很大提高。

    我部作战效率的提高可从不同时期和阶段飞行员战斗技能的完善和提高上明显看到。下表列举我部作战的各项主要参数：

    EPUB/Image00206.jpg

    续表

    EPUB/Image00015.jpg

    原文如此。——编注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我军击毁敌机的数量逐渐有所增加，但击毁一架敌机所消耗的弹药却较以往有所减少。这些数据说明，在作战过程中我飞行员的对敌作战经验日益丰富，已能够精确地向敌人射击。

    5—6月份我击毁敌机数量之所以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我部的作战活动主要集中在5月份，然后就转入针对敌强击机的作战。而这就需要一段时间来摸索和积累经验，学会对付敌强击机的作战方式和战术。

    ……

    在这方面，我军中表现较好的部队主要有：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第三中队，前中队长为塔尔祖津少校，现中队长为少校泽诺夫，政委为博伊佐夫少校。

    该中队：

    ——作战飞行587次。

    ——以机群为单位参加空战60次(作战时间299小时)。

    ——击毁敌机14架。

    ——飞行员和物资装备没有损失。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第三中队，前中队长中校杜特尼琴科，现中队长上尉布尔津，前政委巴什曼少校，现政委大尉古林。

    该中队：

    ——战斗飞行560次。

    ——以机群为单位参加空战61次(作战时间500小时)。

    ——击毁敌机20架。

    ——自身损失：飞行员无；飞机3架。

    我师表现优秀的飞行员：

    ——少校博伊佐夫，击毁敌机6架。

    ——少校巴什曼，击毁敌机5架。

    ——中校巴拉巴伊金，击毁敌机4架。

    ——上尉克雷洛夫，击毁敌机4架。

    ——大尉尼基福罗夫，击毁敌机4架。

    18.我师作战期间的损失情况：

    ——飞行员9人。

    ——飞机21架。

    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

    ——我部投入战斗初期，目的是对付敌人的集中式空袭，飞行员还不具备对付敌F-86歼击机小机群的实战经验。而敌人在空战区域的F-86歼击机一般均在24—80架左右，因而导致我部人员和装备的损失。仅2月份在此类战斗中我第十六歼击航空团便损失飞行员4名。

    ——我部在打破敌人对我安东机场的封锁，为我起飞和因燃料耗尽、退出战斗并在机场降落之飞机提供掩护时，各部队间缺乏有机配合。导致我军在起飞和降落时损失飞机9架，飞行员2人。

    ——在与优势敌人进行空战时(尤其是作战初期)，我双机、各分队和各中队间缺乏有效配合。

    为防止此类损失再度发生，我们实施了以下措施：

    ——召集全体飞行员大会，分析和研究导致我部(人员和装备)损失的原因；

    ——以团和中队为单位的机群投入作战应由各师、团及其副职亲自率领；

    ——召开专门会议，寻找适合小机群和大机群作战的战斗序列，以确保我机群在空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机动性，合理指挥和各部队的紧密协作；

    ——研究、总结和在全体飞行员中推广优秀飞行员(如杜特尼琴科中校、茹拉夫廖夫中校、巴什曼少校和博伊佐夫少校等)的战斗经验；

    ——让我歼击机采用有效对付敌人，尤其是在解除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新战术(关于此我们上前面已经提到)；

    ——与全体飞行员认真分析我飞行员跳机时使用弹射座椅装置的每一个案例。决定：今年在我所有飞机上均安装КАП-3装置，并确保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动打开所携伞具，减少因此而导致的人员伤亡(我军部有两位飞行员曾因弹射装置失灵而在完全清醒状态下阵亡)。

    上述措施将有助于大量减少我飞行员的伤亡数量。

    关于我部作战结果的结论：

    1.在完成军领导所交给的任务的同时，我部还在白天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以及在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实施了作战，为朝鲜西北部地区的设施、铁路、交通线和中国东北沈阳方向的设施提供了空中掩护，防止敌空军对其实施空袭。

    在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中和不同时期的作战行动中，我部飞行员的战斗技能不断得到完善，获得和积累了许多与敌空军作战的新战法和新战术。

    在我部作战后期，我们以化整为零的战斗单位，已能够在任何空中形势和各种气象条件下完成任何战斗任务。

    2.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起飞拦截敌机。

    在作战行动中我们还采取了其他一些作战方式，如：以巡逻方式、自由“搏击”等为地面设施和友邻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我部根据军指挥部的指令实施战斗起飞，并根据空中形势、上级所下达的任务和气象条件决定以何战斗单位起飞应敌。

    3.我部实施空战的机群由2—16架战机构成，高度14000米。根据实战经验，我米格15战机与敌F-86歼击机作战的优势高度应在7000—9000米范围内。

    经过在地面和空中根据空中射击勤务相关规定认真练习，我全体飞行员的射击精度已有了相当的进步。如果说，在我部参战第一阶段，我们击毁一架敌机平均需要消耗517发炮弹，那么截至作战后期已缩减到只需209发，在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甚至达到了只需171发炮弹的水平。

    4.我部作战期间共损失飞行员9人，飞机21架。

    主要原因如下：

    ——作战战术有误。我部作战初期主要针对的是敌人的大规模集中空袭，但对与敌小规模歼击机群作战没有经验，因而部队损失比较大。

    ——各部队间在打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掩护我飞机在安东机场的起降时缺乏有机配合。

    ——与敌优势兵力作战，各机群在战斗中(尤其是参战第一阶段)协作不够。

    建议：

    1.所有参战部队必须在有其他部队掩护的情况下与敌小型歼击机群进行1—2次战斗接触，以取得实战经验。

    2.所有飞行员都必须事先进行攻击敌强击机的训练实习。

    3.在制定多种战术方案的同时，还应有一个打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的总体计划，而且各部队都应当有这样的计划。

    4.为了对付敌歼击机“猎手”，各部队都应配备2个训练有素的分队专门负责实施自由“搏击”作战。在作战过程中对这些飞行员的飞行高度和所锁定目标不应加以限制，只为其划定活动范围。

    ……

    总结：

    1.上述时期敌空军的作战目标：摧毁我铁路和公路枢纽，破坏工业企业，消灭战区范围内我有生力量和技术设备，我军各集结点和运输线。

    2.敌空军在上述各月份的作战活动次数并不平衡，主要根据气象条件和地面部队的战斗形势而定。

    3.敌空军的行动战术和大规模空袭的组织并不固定，经常发生变化，这主要取决于我米格15歼击机的活动情况而定。

    4.在我前线战区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有敌新型战机出现。

    5.在上述时期我部基本完成了上级所下达的任务：保卫朝鲜西北部地区的设施、港口，在白天一般、复杂气象条件和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为沈阳方向的机场和设施提供空中掩护。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团长巴拉巴伊金中校、副政委克拉塔休克中校和团参谋长帕斯图赫中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战果显著：该团共击毁敌机40架；自己损失飞机10架，飞行员2人。

    6.在执行战斗任务过程中我部还采用了如下一些作战方法：

    ——从一级战备状态起飞，对敌机实施拦截，对敌空军的集中式空袭和小机群实施反击；

    ——以巡逻方式为我地面设施、渡口和机场提供空中掩护；

    ——自由“搏击”。

    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起飞拦截。我部总共4189次战斗起飞中，有3407次是对敌机实施拦截，比例为81％。

    起飞并对敌机实施拦截作战的机群由4—24架飞机组成，具体视敌空军活动情况、上级任务和气象条件而定。

    我部战斗效果最突出的作战方式是小机群作战，尤其是针对敌强击机作战时这种作战方式效果最为明显。

    7.随着战斗经验的不断丰富，我所有飞行员和各部队的作战效率不断提高。在作战经验方面我们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付敌空军的战术不断完善；

    ——全体飞行员的射击精确度不断提高，例如，1月份我们击毁一架敌机需消耗弹药517发，3月份需300发，4月份需243发，5—6月份需209发。

    2月份我共击毁敌机9架，3月份击毁17架，4月份击毁22架。

    我飞行员的射击距离不断缩短。

    ——我部在战斗中对机群的指挥质量不断改善，这尤其体现在对先头机群的指挥和各部队的密切协作方面。

    在作战过程中各部队中均涌现出了一批有指挥和组织才干的指挥员，如：中校巴拉巴伊金、中校杜特尼琴科、少校巴什曼、少校博伊佐夫、少校米涅尔温和少校津琴科，等等。

    作战实践表明，部队的指挥员是否能带领飞行员完成作战任务，不仅取决于他所获得的荣誉称号和职务，更取决于他自己是否能成功地领导部队取得战斗胜利和在战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飞行员战斗减员迅速减少，时至我部作战末期，我飞行员在战斗中的减员率基本为零。

    8.根据空战形势和上级指示，我部同时或依次参加战斗。

    参战初期，我部主要是反击敌空军大规模机群的集中空袭，此时多采取同时参战方式；随着转入针对敌小机群和强击机作战，我部的参战方式也随即改为各团、分队依次加入战斗。

    9.作战活动的指挥和组织主要由军指挥部统一安排。

    师首长坐阵指挥部，随时准备行使对自己部队的指挥权。

    针对敌歼击机和强击机等小机群的作战指挥，总体上由军指挥部负责，但多数情况下由各师指挥部领导。

    战斗中各机群的参战序列由空中领导小组负责。

    10.部队作战活动的物资、技术保障无可挑剔。由于后勤保障原因而导致战斗起飞失败的情况从未发生。

    11.我部全体飞行员在政治、精神方面积极向上，斗志昂扬，都能严格遵守军事纪律。

    ……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师长、近卫上校

    А.舍夫佐夫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副参谋长、中校

    В.卡米舍夫

    1952年8月21日

    ЦАМОРФ，ф.97иад，оп.174136，д.1，л.2，20-47，51-55，235-238

    №00554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邀请金日成、彭德怀等访苏(1952年8月25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向您转呈收到的毛泽东同志的电报并附有8月24日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如果您同意他们的请求，请您下指示派专机前往北京以非正式形式接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等同志，共8人。

    您的意见如何，请告知。 [61]

    致共产主义敬礼!

    周恩来

    1952年8月25日

    附件：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致周恩来同志：

    兹将金日成同志的回电转给你。我认为朴宪永同志去莫斯科是有益的。希望你向斯大林同志请求派专机来接金日成同志及其他5位同志、彭德怀同志和一位中国同志前往莫斯科。

    毛泽东

    1952年8月24日

    附件：

    金日成给毛泽东的电报

    致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8月23日电报，我们决定由朴宪永同志陪同前往莫斯科。

    为了解决朝鲜人民军的编制和武器等一系列问题，总顾问拉祖瓦耶夫同志与我们一起前往，他会就上述问题征求莫斯科的批准。我们同意您的意见，我们此行应当是秘密的。与我同行的还有5位同志。

    如果您赞同这一意见，我们打算能立即成行。请您答复。

    金日成

    1952年8月2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89-90

    №2486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52年8月27日)

    苏方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和费德林。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旅顺海军基地问题。莫洛托夫说道，关于今后继续使用旅顺海军基地问题，苏联方面准备了一个草案，该草案同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草案类似，但简练一些。(草案附后 [62] )

    周恩来在熟悉了该草案的翻译文本之后指出，总体上来说，苏方的建议草案同中国代表团的草案类似。但是有一些区别：其中包括，在中国代表团的草案中指出，苏联从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撤出的期限是，直到日本不再驻有外国军队。这一点在苏方的草案中没有提出。

    莫洛托夫就苏方草案的基础和原则立场进行了解释，并对周恩来对苏方草案提出的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周恩来同意莫洛托夫的解释，并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建议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以及苏联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修改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这样的表述是不是更好一些？他强调说，这样表述的立场对中国和苏联在战术上是有利的，因为这将不会给日本以机会猜测中国和苏联的意图。

    莫洛托夫解释说，周恩来表达的看法在1950年签署的苏中条约中已经包含了，并且解释说，将另外研究这个问题。

    周恩来没有再坚持自己的建议，但他表示，希望他的看法能被予以研究。他说，中国代表团会对苏方的草案进行认真的研究，然后再交换意见。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2.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转交中长铁路的苏中联合公报。莫洛托夫说，苏联方面准备了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转交中长铁路的苏中联合公报草案。(草案附后 [63] )

    周恩来在熟悉了该公报草案的翻译文本之后强调说，发表这份公报以及关于继续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照会将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指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苏联，甚至对全世界来说，联合公报这份特别的文件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他说，尽管这一铁路将会完全转交中国所有，但是，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关于苏联军队运输的秘密备忘录仍然有效。他说，应该明确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3.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的技术合作。莫洛托夫说，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问题，苏联方面准备了一个草案。(草案附后 [64] )周恩来指出，应该好好研究这一草案，并建议在下次会谈的时候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1952年8月27日

    费德林记录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26-27

    №24863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蒙铁路、旅顺基地等问题(1952年9月1日)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组织直接的铁路运输。莫洛托夫说，苏联方面准备了关于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组织直接的铁路运输的协议草案，并把它交给了周恩来。

    在熟悉了这一草案之后，周恩来谈论了关于建立联合委员会对边界线上的铁路建设进行检查和监督的合理性，这一点正如中国代表团在关于中蒙之间的铁路建设问题的想法中所表达的。由于这一协议草案没有对上述问题做出规定，就必须在另一份协议中，也就是在关于相互之间的技术协议中对此做出规定。

    莫洛托夫指出，或许，需要签署另一份协议，也就是路段之间的或部门之间的技术协议。至于具有上述职能的联合委员会，则没有必要成立，因为各方在自己的领土上独立建设轨道尺寸统一的铁路。

    周恩来表示同意，但是他指出，该草案中没有反映关于火车相互交流的程序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属于运行的问题和条件，应该在各路段之间签署的技术协议中规定，而不是在政府之间签署的协议中规定。

    周恩来指出，只有在中国的列车可以进入苏联领土的情况下，在中国领土上才会进行宽轨铁路的建设。否则在中国领土上建设宽轨铁路的必要性就降低了，因为中国的旧铁路都是在窄轨上运行的。但是该草案中没有指出，中国的火车可以进入苏联领土，比如，到达乌兰乌德。

    莫洛托夫说，这里不存在问题，中国的火车当然可以进入苏联领土，但是这些细节必须在技术协定中做出规定。

    米高扬解释说，可以以苏联和芬兰之间火车的相互交流为例子。

    周恩来说，该草案中没有指出各方铁路之间的结合点，因为二连浩特和察梅乌德(Цзамын-Удэ)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明确下来。

    周恩来问道，为什么该草案中指出在铁路上要使用内燃机车呢？

    莫洛托夫回答说，在蒙古领土上使用内燃机车是由如下条件决定的：该地区缺水。使用内燃机能把铁路上的用水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涉及的只是在蒙古领土上机车的使用。

    周恩来指出，他们认为，在中国领土上使用蒸汽机车比较好一些，因为在中国领土上不存在水的问题。

    莫洛托夫说，那么，草案中关于使用内燃机车的条款可以删除。

    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然后，他援引协议草案的第四条内容问道，如果草案中规定，在1955年实现直通，那么，蒙古领土上铁路的修建在1954年能否完成？

    莫洛托夫解释说，事实上指的是从1955年底开始运行，而且蒙古领土上铁路沿线的一些设施将在1956年完成。

    周恩来说，希望协议草案能够把这一点明确下来。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将对该草案进行研究。

    2.关于旅顺海军基地问题。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同意苏联方面就旅顺海军基地问题提出的草案。在对草案的汉语文本进行仔细修改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把其提交给苏联方面，以便同俄语文本进行比较。

    3.关于把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中联合公报。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同意苏联方面提出的公报草案。在把草案的汉语文本进行修改之后，他将把其提供给苏联方面。

    4.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的问题。周恩来说，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合作的草案，中国方面想弄清楚其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援引协议草案的第四条说，每年从第三国购买1.5万—2万吨橡胶，以保障对苏联的供应，在此问题上中国方面存在困难，因为中国正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中，为中国自己购买橡胶尚存在巨大困难，因此，周恩来建议从协议草案中删除关于从第三国购买1.5万—2万吨橡胶供应苏联的条款。否则中国方面将不能完成这一义务，因此也就会违背协议。

    莫洛托夫指出，苏联方面认为，每年向苏联供应1.5万—2万吨橡胶对中国来说是可以完成的。因此苏联方面认为不宜从协议中删除上述所指的供应橡胶的数量。

    周恩来说，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方面今后将会全力完成在南亚国家为其购买橡胶的请求。但是，由于一些客观的条件，中国方面将面临一些困难，不能保证按上述指定的数量供应橡胶。因此，中国方面希望，协议中不要指出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的数量。

    莫洛托夫指出，尽管中国方面会存在一些困难，向苏联供应上述数量的橡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苏联需要橡胶。因此，希望在协议中保留关于中国向苏联供应上述数量橡胶的内容。中国可以承担这一义务，因为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不能完成的。如果中国积极寻找机会完成这一义务的话，那么是会找到这样的机会的。共产党人正是为了克服面临的困难而存在的。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将会另外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周恩来援引协议的第四条说，向苏联供应协议草案中规定的铅是困难的，因为目前中国共计生产了8830吨铅，还不能满足中国自身的需要。因此，希望删除向苏联供应铅的规定，要么指出，第一年内中国将不向苏联供应铅。

    莫洛托夫回答说，协议草案规定，向苏联供应铅、钨、钼、锡和锑的数量根据每年双方进行的协商确定。因此，不应该改变协议草案中的表述。至于铅的生产，苏联对铅的需求也很多，因此中国应该扩大铅的生产。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技术帮助。

    周恩来说，在铅和锌的勘探和开发问题上，中国政府向苏联请求技术援助。

    然后周恩来请求澄清一下，协议草案中有关中国以大的工业规模生产橡胶的规定，应该怎样理解。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指的是中国生产的橡胶量，这种生产量在上次会谈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就告诉苏联方面了。

    周恩来说，关于向中国提供援助，栽培橡胶树、采集和生产橡胶以及向苏联供应橡胶的协议草案，中国方面将会另外进行研究。

    在会谈的最后，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已经在今年8月30日把关于经济和军事问题的书面报告送给了斯大林同志。他请求告知，斯大林同志在什么时候能够接见中国代表团，当面向他进行报告。

    莫洛托夫回答说，中国代表团的请求将会被转告给斯大林同志，结果将会通知周恩来。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将在今年9月3—4日提出关于派遣苏联设计师和专家的请求以及关于订货和供应设备的请求。

    1952年9月1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30-34

    №00555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朝鲜作战等(1952年9月3日)

    出席会谈的有：

    苏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梅金同志。

    中方：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同志。

    翻译：费德林和师哲同志。

    相互问候后，双方开始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问题举行会谈。

    斯大林：我们了解了你们的五年计划。你们规定年增长率为20％。给工业规定20％的年增长是否高了，或许应在20％里留有余地。

    周恩来提醒说，他们对编制计划还经验不足。以往3年的经验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中国预计从苏联得到的援助。

    斯大林：我们编制五年计划是留有余地的，因为不可能估计到所有因素。出现这种或那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在计划中总是列入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里没有这一点。同时，对计划中规定的全部支付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说明。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按各个项目需要提供多少。必须进行计算。在提交的材料里未包含这类数据。因此，我们不能发表自己的最后意见。为了计算并讲出我们能给你们提供什么，我们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

    通常我们起草五年计划至少需要1年时间。然后审查准备好的草案还需要2个月，但还是总出差错。

    我想，你们应给我们2个月的时间研究你们的计划，以便答复你们的问题。

    其他问题进展怎样？旅顺口的问题好像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是这样就要决定下来了。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现在就讨论一下。

    中长铁路移交公报草稿好像也没有不同意见了。

    第三个问题是橡胶问题。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万—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我们希望至少得到1.5万—2万吨橡胶。卖给我们的橡胶很少，英国控制着橡胶。请你们再考虑一下为我们采购所需数量的橡胶问题。

    如果所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剩下的问题可由代表团其他成员来解决，因为周恩来急着回国。

    周恩来说，他很难在这里停留2个月，他想9月中旬返回中国。李富春可以留在这里。

    斯大林：好的。

    还剩一个建设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新铁路的问题。来过莫斯科的蒙古总理也同意这件事。

    这就是说，要同周恩来解决的就剩下4项问题：旅顺口、中长铁路、橡胶和建设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新铁路。

    周恩来谈到橡胶问题时说，他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一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但他们担心，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可能妨碍彻底完成这项任务。代表团顾虑，这会被视为违反对苏联的义务。

    再次说，他们将采取一切办法来完成，但在未切实完成供货的特殊情况下，他们有权说明原因，而且不把这种情况认为他们方面不履行承担的义务。

    斯大林说，他理解这一点。指出中方将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提供不了商定数量的橡胶，那么，我们只好减少卡车订货。

    开玩笑地问，胡志明大经理不能帮忙做这件事吧。

    周恩来对此指出，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机会(主要是走私)。

    回到建设铁路的问题，指出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分歧。

    斯大林指出，关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发表公告，橡胶问题不公布，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铁路等建成后再公布。

    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回到五年计划问题。再次强调，他们对本国能力估计不足。他们同意，对五年计划很难做出一个全面说明，因为计划中未列入军事问题，而在拟定军事计划方面他们有许多困难。他们根本不清楚，要不要把军事问题列入总计划。对五年计划要不要公布，他们原来并不打算公布五年计划，而只公布该计划的基本方针。

    斯大林解释说，我们的五年计划是公布的，我们把军事项目隐含到机械制造、化学工业及其他工业中去。为了让人民了解建设规模，公布计划是必要的。仅仅公布基本方针是不行的。总会有人想了解和看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总的建设规模。因此，必须把军事建设列入计划，但不必列出各个军工企业，等等。这样比较好。计划应当统一，既包括民用建设，也包括军工建设。

    至于苏联，那么，我们作为供货方也必须知道，需要我们提供多少援助，为什么提供这些援助。来源只有一个，就是苏联。但是，我们既要对民用部分，也要对军用部分进行核算。我们必须了解，按各个部分算出的总数是多少。

    譬如说，1953年我们提供10—15个师的装备。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完成这些订货需要多少钢和其他材料。在1953年同一年我们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民用设备。这也需要计算。然后得出军用和民用部分两个数字，并且确定，我们能不能按这个数量保证供货。据此再编制每年的计划。中国同志也许认为，这类装备全都现成放置在我们的仓库里。不是的，这些装备都需要现造。

    周恩来完全同意斯大林说的所有意见，并想确认一下，60个师的装备怎么办，如果这些装备用贷款付，那么，这个问题也需要确定下来。

    毛泽东同志有个想法。如果朝鲜战争再打1—2年，那么，可否把20个师装备的供货期延长到下一年度。

    斯大林说，现在还难说。也许不得不缩减，也许不需要缩减。需要核算一下，核算的结果才能说明问题，在此以前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周恩来谈到海军装备的供货时间，是把这类供货列入计划，还是单独分出来。这一类供货大约应在6年内完成。原先的协定是否依然有效？

    斯大林：对于军事供货和海军供货所达成的一切协议全部有效。但在确定供货的总金额时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不撤销任何贷款，不拒绝执行任何一项协议。我们认为拒绝执行承担的义务是绝不允许的。既然签订了协议，就必须执行，我们也一定执行。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委托他汇报一下五年计划的总体设想并且弄清楚，在苏联需要订购多少普通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设备。他们规定普通工业的订购额为77亿卢布，军事工业为45亿卢布。毛泽东请求弄清楚，这个比例对不对，军事部分是否太大了。

    斯大林：这个数字太勉强了。我们甚至在战争时期也没有过这样高的军费。

    周恩来说，45亿卢布的军事订货是由以下各项构成的：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飞机供货12亿卢布，等等。并强调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军费开支与工业开支相比并不是这么大，军费部分少一些。

    斯大林：战时我们的军工生产约占40％—45％，但现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打仗。不过，需要保证空军和海军的供货。或许，毛泽东说的77亿对45亿卢布的比例是对的。

    周恩来告知说，1950年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44％(12亿卢布)，1951年占52％(80亿卢布)，1952年占27.9％(66亿卢布)。五年计划对军事工业的投资(兵工厂、航空、坦克制造、舰艇制造)占全部工业设备的12％—13％。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这个比例可以接受，那么，他们将按这个比例编制他们的整个申请单。

    斯大林：好的，这个比例可以接受。

    周恩来说，最初计划建设151项工业企业，现在他们把这个数目缩小到147项，不包括军工厂(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厂、造船厂)。并解释说，这147个企业都不是军工企业，但可以为军事需要服务。

    斯大林：我们通常很少建新企业，尽量扩大老企业。这样比较节约。中国却相反，尽量建新企业，因为那里的老企业不多。战时我们把飞机修理车间变成飞机制造厂，把汽车制造厂变成坦克制造厂。我们广泛采用了各企业协作的办法，不同的企业制造不同的部件，然后把部件装配起来。中国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这比建设专业工厂要容易。

    周恩来说，内战年代他们也采用协作办法生产轻武器，但现在他们开始生产重装备，为此必须打下基础。

    谈到如何弥补苏联向中国供货和中国向苏联供货之间的差额时说，有3种弥补差额的办法：(1)扩大中国向苏联的出口；(2)支付外汇：美元、英镑、港币、瑞士法郎；(3)贷款。问这3种办法中哪一种更合适。

    斯大林：也许，这三种办法全都要用。

    周恩来说，他们预定把对苏出口扩大到130亿卢布。我们可以提供牲畜、皮革、毛皮、毛品、丝品、矿产、食品(大豆、油脂、茶叶)。

    指出在5年内他们可以筹集2亿美元以及16亿英镑、港币和瑞士法郎。

    斯大林：最好是美元。英镑流通范围有限。港币问题需要同我们的财政部商量一下。

    苏联十分需要铅、钨、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供货。

    指出我们还可以进口苏联在其他国家采购的柠檬、橘子、菠萝。

    周恩来说，他们想从苏联获得的贷款总数为40亿卢布，是这样安排的：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采购橡胶1亿卢布；工业设备8亿卢布。

    斯大林：势必要给，但具体给多少，要算一下。我们提供不了40亿卢布。

    周恩来说，这个数字里不包括飞机。飞机的费用他们考虑用现金支付。

    斯大林：问题不在数字上，而在我们不能生产出这么多设备。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因此，需要2个月时间。

    周恩来转到申请派专家的问题说，从1953年起中国需要190名新的财经专家，417名军事专家，140名医科等学校教师。此外，还需要军工专家，但这些问题还要研究。

    斯大林：这个问题要研究，什么专家，哪些专业、部门。我们要派，但派多少难说。

    在华苏联专家做出了成效吗？

    周恩来回答说，成效极大。

    问斯大林同志对提交的报告有什么意见。

    斯大林：印象良好。中国在成长。中国应变成亚洲的兵工厂。它今后应给其他国家提供专家。

    周恩来指出，报告里有一条附注：在停战的情况下，我们打算建立一支320万人的军队，102个师。

    斯大林：这很好。但这是最起码的。中国应当有良好的装备，尤其是空军和海军。

    周恩来：我们想保持150个航空团，共13000名飞行员。

    斯大林：少了，必须增加，需保持200个航空团。

    周恩来：那势必要增加飞行人员。

    斯大林：必要。也许要改为3团制师。师属机构少，可以节约。

    周恩来问，喷气式歼击机与螺旋桨飞机之间要不要保持一定比例。

    斯大林说，螺旋桨飞机要逐步淘汰，改用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的航速800公里。用螺旋桨飞机训练飞行员，然后改飞喷气式飞机。螺旋桨飞机一两年就要全部淘汰了。我们将向你们提供航速1000—1100公里的新式歼击机。在这件事情上落后不得。

    周恩来提出向中国提供生产122毫米榴弹炮、37毫米加农炮和76.2毫米野战炮的技术文件问题。

    斯大林说，图纸可以提供。

    周恩来问，要不要马上建立坦克厂，还是先建汽车和拖拉机厂，然后将它们转产坦克。

    斯大林回答说，应当建一个坦克制造厂。这个厂还可以逐步扩大。至于汽车厂，则可多建一些。

    周恩来说，他们正在修改自己的五年计划并请我们提出意见。修改后的材料将交给莫洛托夫同志。

    斯大林建议把总增长率规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则规定20％。这样，计划就将留有余地。而对劳动者则必须提出超额完成计划的口号。这样计划就能超额完成。说我们历来就是这样编制我们的计划，留有一定余地，因为总会出现一些不利的因素，总有考虑不周之处。

    斯大林对中国制造水雷的情况表示关心。

    周恩来回答说，正在筹建水雷制造厂。

    斯大林指示说，必须保卫中国的海港。

    询问澳门情况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澳门仍然由葡萄牙控制着。

    斯大林说，必须把这个留在中国大门口的恶棍赶走。

    周恩来说，他们对东南亚各国坚持执行这样的策略，即不派军队，而用和平方式影响这些国家。举缅甸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尽力用和平方式影响该国政府。对西藏也这样。问这种立场对不对。

    斯大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西藏必须驻有中国军队，而对缅甸则要谨慎从事。

    周恩来说，缅甸政府隐瞒自己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但实际上倾向美英，执行反华政策。

    斯大林：如果缅甸有一个亲华政府就好了。在缅甸政府中有不少冒充什么活动家的骗子。

    周恩来解释说，一年前中国军队已进入西藏，现驻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进驻西藏是不成问题的。

    强调说，同西藏保持联系就难了。同拉萨联系需要配有氧气装置和防冻装置的四引擎运输机。苏联能否提供这种飞机？双引擎飞机只能飞3/5的路程，就不能往前飞了。

    斯大林答复说，这件事苏联可以帮忙。

    周恩来问，那么，中国能否在苏联订购20架四引擎飞机？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先提供10架，然后再提供10架。

    指出，必须修筑进西藏的道路。

    周恩来说，目前正在修，修路要用明年一年，一部分要到1954年。

    斯大林指出，没有道路就难以在西藏保持应有的秩序。西藏喇嘛谁都可以投靠，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谁出价高，就投靠谁。

    周恩来说，喇嘛确实有敌对情绪。今年(2、3、4月)他们策划叛乱，但中国人民政府把叛乱镇压下去了。

    指出，结果达赖喇嘛的弟弟逃到国外去了。

    斯大林说，进藏道路必须修，那里必须驻扎中国军队。

    会谈结束时，约好9月4日晚9时会见。

    А.维辛斯基、Н.费德林记录

    1952年9月3日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75-87

    №11826 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朝鲜停战谈判(1952年9月4日)

    出席会谈的人员有：

    我方——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中方和朝鲜方面——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朴宪永。

    翻译人员——师哲、费德林。

    斯大林：朝鲜居民的情绪如何？

    金日成：情绪很好。

    斯大林：朴宪永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朴宪永：是的，情绪很好。

    斯大林：那么军队中情绪如何？

    金日成：军队中的情绪也很好。

    斯大林：彭德怀对此是怎么认为的？

    彭德怀：是很好。

    金日成：如果不考虑弹药问题的话，总的局势是有利的。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歼击航空部队？

    金日成：有一个师。

    斯大林：中国将自己的航空部队列入其中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人们会说，这已经不是志愿军了，而是国家的部队。志愿军没有自己的航空部队。我们的人也会询问：这是否有利于民主主义阵营？在我看来，声明中国的国家部队参与战争是不利的。金日成应该有朝鲜航空部队。

    金日成：如果物质条件许可的话，我们是能够组建1—2个航空师部队的。

    斯大林：朝鲜人民尽管已经疲于战争，但仍然值得称之为英雄的人民。因为朝鲜人民饱受了灾难，我们准备为朝鲜裁掉自己的1—2个师。

    金日成：非常感谢您。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歼击师部队？

    金日成：有。

    斯大林：可以将它调运过来。

    金日成：学校里还有一个师的人员。

    斯大林：我们可以为1—3个师的人员提供物资装备。

    金日成：我们能够确保3个师的人员。

    斯大林：那好吧，我们就为3个师提供物资装备。朝鲜还缺少什么？

    金日成：由于敌人不断加强轰炸，我们必须扩大高射炮部队。不久以前我们曾请求援助5个高射炮兵团，但是我们需要10个这样的团。我们向您，斯大林同志，请求了5个，向中国同志请求了5个。毛泽东说，目前中国没有可能满足朝鲜这一请求。因此，我们请求您给予10个高射炮兵团部队。

    斯大林：你们有几个陆军师？

    金日成：有18个陆军师。

    斯大林：有多少炮兵部队？

    金日成：我们有几个炮兵团，但是，他们的装备不足。

    斯大林：我们的每个炮兵师是由两个炮兵团组成的，中国也是这种情况，而你们是怎样的？

    金日成：我们实行的也是这种编制。

    斯大林：如果你们缺少什么，请编制一份相应的清单。

    金日成：这样的清单已经编制好了。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迫击炮？

    金日成：有的，122毫米的。

    斯大林：我们给你们提供10个高射炮兵团的物资装备。

    金日成：非常感谢您，斯大林同志。我们的陆军部队缺乏榴弹炮和其他的武器。过后我们可以提出清单。

    斯大林：还缺少什么？

    金日成：目前尤其尖锐的问题是确保工程兵部队和通信兵部队。这些部队有很大的缺额。这种情况在航空兵部队里也存在。我们缺少设备和材料，正是这种情况迫使我们一个月之后将停止生产口径为122毫米的炮弹。

    斯大林：把你们需要的材料清单交给我们。

    金日成：我们已经编制了清单。

    斯大林：粮食情况怎么样，白面、大米？

    金日成：今年收成很好，但是，在下一年来临之前粮食还不够用。毛泽东已经答应保证我们的粮食和服装供给。

    斯大林：你们那里吃不吃小米，或者只是吃大米？

    金日成：在最困难的时候，您，斯大林同志，作为礼物给我们运去了5万吨粮食。我们的人民喜欢吃面粉。目前，在克服着困难的同时，朝鲜居民勉强地维持着生计，但是，我们的运输工具不能保证，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得到苏联政府援助的机器、拖拉机和化肥。

    斯大林：把相应的清单交给我们。据说，在关于同美国人进行谈判时如何表达自己意见这一问题上，你们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分歧。这是真的吗？

    金日成：在我看来，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境十分困难，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中国的同志们也关心这一点。

    斯大林：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同时还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即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就应该扣留10％ [65] 的美国战俘，一直到中国和朝鲜战俘返回为止，或者说，如果他们不将这20％的中朝战俘遣返，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也可能，这种观点更好一些。

    事情可以到此为止并达成停火协定。关于未返回部分战俘问题的谈判，在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和停火之后继续进行。

    我不清楚，对此你们是什么态度，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将会确信你们的立场是公正的。

    美国人可能会说，20％的中朝战俘不愿意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我们对此并不相信。

    这种情况下，那20％战俘的问题就会被推迟，而只有80％的战俘会返回。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中国的同志们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应该等待着美国人提新建议，以便修改自己的建议。你们知道这一点吗？

    金日成：我们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了什么？

    金日成：在与我们交谈时，毛泽东提出了几套方案：第一，继续坚决地坚持遣返回全部战俘；第二，在停战之后解决全体战俘的问题；第三，由于敌人扣留着我们的战俘，我们也应该扣留敌人的相应数量的战俘。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观点就与您，斯大林同志的观点一致了。

    我们认为，这3个方案是最合适的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希望您能给出个主意，为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斯大林：在我看来，在某一段时间内(一个月或者是几周的时间内)，应该继续坚持返回全部战俘。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提出20％的问题。这里说的不是方案，而是立场。第一个立场：这就是返回全部战俘；第二个立场：20％的战俘不返回。

    确实，这里还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提出某种新的建议，或者是等着美国人提出新的建议。我认为，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应该坚持全面交换战俘，并观察着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第二个立场对你们以及你们的鼓动工作非常有利。20％的战俘不遣返给你们，你们就不遣返他们的20％战俘。第二个立场将瓦解美国人的阵营。巩固关于返回战俘、停止战争的意见，这将会有利于你们。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美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如何，他们是否很会打仗？

    彭德怀：美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的士气低落。

    斯大林：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战争是不得人心的。

    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战斗的：是斗志高昂、勇于善战，还是兵力占优势？

    彭德怀：在1—2月份期间，美国人发动了200多次进攻，但是成功率只有1％。我们在这一个月期间进行了大约30次的进攻，其中有80％—90％是成功的。

    斯大林：这些成绩表现在哪方面？

    彭德怀：我们成功地消灭了敌人的小股部队——排或者是连。

    斯大林：金日成，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金日成：当然同意。

    斯大林：美国人的工事是否坚固？

    彭德怀：最近他们的工事更加地牢固了，而我们的工事也得到了加强。美国人工事设施本身并没有我们的工事好，但是他们有很好的技术装备。

    斯大林：他们有几条防御线？

    彭德怀：有3条。

    斯大林：你们有几条防御线？

    彭德怀：实际上有2条，第3条正在修建中。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地雷场？

    彭德怀：我们的地雷和铁丝网都很少。我们在敌人那里缴获了一些(即指地雷和铁丝网)并利用他们来对付敌人。

    斯大林：战争期间我们曾经广泛地使用了地雷场。我们有专门的地图为自己的部队指示通道。我们认为，没有地雷和地雷场是无法打仗的。

    彭德怀：在我们的前沿地区和敌人之间有很小的一段距离——总共只有300—500米。

    斯大林：显然，你们的前沿地区防线过于靠前了。

    彭德怀：也可能，这是由于自4月份开始我们逐渐向前挺进所造成的。

    斯大林：在各条工事防御线之间的距离如何？

    彭德怀：距离不大，它取决于地势情况。在某些地方防御线联结在一起，而某些地方距离可达到20公里。目前，我们正在修建钢筋混凝土的防御工事。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堑壕？

    彭德怀：有。

    马林科夫：如何解释这一说法，即：我们抓到的俘虏很少，而敌人抓到的很多？

    彭德怀：总的来说，我们抓到的俘虏还是比敌人抓到的多。

    斯大林：中国和朝鲜的战俘共有多少人？

    彭德怀：根据我们的统计，中国人战俘有12000人，而美国的报道说有20000人。朝鲜人战俘的数量很大，因为在1951年10月之前，美国人成功地抓获了大量的朝鲜人战俘。美国人在实施进攻行动时还俘获了大批后备队人员。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共俘获了12000名战俘，其中有8000名美国人。李承晚军队的战俘数量是40000人。但是，由于艰难的物质条件，战俘中的许多外国人死掉了。

    金日成：根据我们出示的清单，我们总共抓获了12000人，其中有4416名外国人，其余的都是李承晚军队的人。战俘中有300名美国飞行员，他们之中有30多名军官。大约有27000名南朝鲜人转向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关于这一部分战俘报刊上从来没有报道过。

    马林科夫：在前线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否进行换班？

    彭德怀：是的。

    马林科夫：这意味着中国部队有机会进行训练？

    彭德怀：是的。临近1953年8月在朝鲜的全体志愿军部队将进行换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人员(军团的、集团军的、师的)都将经过朝鲜前线(的考验)。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卡秋莎(火箭炮部队)”？

    彭德怀：前线有一个师，另外一个在后方。

    斯大林：在敌人的后方是否有游击队在活动？

    金日成：是的，正在活动，尽管条件非常困难。

    斯大林：日本人是否有被俘虏的？

    彭德怀：被抓获的只有美国籍的日本人。

    马林科夫：该如何解释，在美国空军对北朝鲜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期间，美国飞机被毁坏的很少？

    彭德怀：我们认为，并不少。自战争开始以来，被击毁的美国飞机大约有5800架。

    斯大林：中国飞行员能否驾驶喷气式飞机？

    彭德怀：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中国飞机员能够参加战斗行动。

    斯大林：为什么，难道他们害怕？

    彭德怀：中国飞行员有足够的勇气，但是他们还没有掌握驾驶技术。

    斯大林：应该经常将他们带入空中，只有在空中才能学会驾驶。苏联飞行员有时候也不愿意到空中飞行，他们认为在学校里更好一些。但是，后来他们逐渐开始了飞行，就学会了飞行。现在，我们是按飞行的次数来评定飞行员的。谁飞行的次数多，谁就能够获奖。学校里的授课给予的不多。战斗训练才能使其获得真正的经验。不应该害怕空练，而正相反，在空中应该感觉像是在家里一样。还应该进行夜间飞行训练。否则你们将不会拥有空军部队的。必须建立奖励制度。

    你们是否设立了勋章和纪念章制度？

    彭德怀：暂时还没有。我们打算在1953年实施这些措施。

    斯大林：这样不行。我觉得，对于勋章和纪念章这样的制度，他们持有无政府主义的轻蔑态度。他们那里没有将军。他们认为，这一切是反共产主义的。其实，军队里设立各种军衔、纪念章和奖励制度是有重大意义的，否则，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军队，而拥有的只能是游击队。他们已经进行了15年的国内战争，驱除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取得了胜利，而军队里却没有实行军衔、勋章和纪念章等奖励制度，这是不正确的。人们在成长，他们的成长应该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关于这一点应该认真考虑。正规部队应该有良好的保障，应该有奖励制度。最重要的是，应该保护和保障军事干部，为他们建立必需的条件，因为他们是军事人材。

    周恩来：斯大林同志，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中国军队里这种状况的形成是因为，近20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着国内战争，而且实际上是处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条件下。目前，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来改组我们的军队，将在军中的供职由自愿变为义务，也就是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目前，我们的军队里共计有430万人，其中有自军士以上的144万名军官。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支由53万人组成的公安部队。自今年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军队的改建工作，计划在1954年全部完成军队的改建工作。我们计划将部队裁减到300万人以下，这些考虑应该是在改善部队的装备之后，最终只留下250万人，再加上50万公安部队。

    斯大林：这是正确的，但是250万人——这是最低的标准了。除了陆军之外，必须拥有强大的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

    彭德怀：早些时候我们无法改组我们的军队，因为朝鲜发生了战争，我们不得不拨出大量的经费供养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自从中国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我们的开支已经达到了26亿美元。目前，由于国内已经形成了稳固的财政状况，我们才能够相对快一些地改组我们的军队，并在部队里实行奖励制度。

    金日成：我们将具体与谁就所提出的与军事问题相关的那些请求和清单进行谈判？

    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

    我们计划分别向中国和朝鲜派出一个师的歼击机部队，当然，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周恩来和金日成：当然，我们是非常愿意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我想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正式的宴会，他们是公开来到我们这里的。至于那些非公开来这里的同志们，我想为他们举行家庭宴会。

    周恩来和金日成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Н.费德林记录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5卷，第1932—1943页

    №24864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橡胶和经济援助等问题(1952年9月8日)

    机密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旅顺海军基地。周恩来说，他就旅顺海军基地问题发给维辛斯基的照会苏方没有反对。至于维辛斯基答复周恩来的照会，则不应该是对周恩来给维辛斯基的照会的内容进行叙述，而应该是逐字逐句地写出这一照会。

    莫洛托夫说，他接受周恩来的这一建议。这样，可以认为，关于旅顺问题的照会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2.关于把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中联合公报。周恩来说，中方接受联合公报的文本。

    莫洛托夫说，联合公报的俄语文本作了一些修改：根据中方的文本，用“进行”一词替代了“准备”一词。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就联合公报的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莫洛托夫提醒说，关于输送军队的备忘录仍然有效。

    周恩来确认了这一点。

    3.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

    周恩来说，关于橡胶问题的协议的文本是可以接受的，但必须把如下几点确定下来：

    建议决定提供的贷款的规模为1亿卢布；

    建议把1954年的日期改为1955年；

    关于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的表述，建议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弱化这一表述。

    该协议第二条提出的贷款问题改在第四条中指出。

    莫洛托夫说，关于贷款数量的确定问题，他必须同相关的同志交换意见。他指出，看起来不会有人反对；他也不反对把1954年的日期改为1955年。关于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问题，他也提出了新的表述：“每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为此中国政府应该努力从第三国购买。”莫洛托夫还表示，同意在第四条中指出该协议第二条中规定的贷款问题。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关于橡胶问题的协议达成了一致。他将把中方的文本交给苏方，以便同俄语文本对照。他建议要么把该协议的附件确定下来，要么就把附件删除。

    莫洛托夫同意删除该协议的附件，并再次说，关于贷款的数额将会另行通知。

    4.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问题。周恩来说，总的来说，协议的文本是可以接受的。他建议删除关于内燃机车的表述。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达成了一致。他将把中方的协议文本交给苏方核对。他建议在今年9月15日签署协议。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想弄清楚，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是否同其他的协议一同签署。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同乔巴山协商，因为这份协议应该由三方签署。

    周恩来指出，如果乔巴山不方便在9月15日签署协议，那么中国方面同意在今年9月16日签署这份协议。

    5.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周恩来说，在苏联方面提供的关于中国政府请求的援助物资中必须区分两类问题：(1)同朝鲜战争有关的供应，(2)同中国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有关的供应。他强调说，他希望首先考虑关于同朝鲜战争问题有关的供应，并希望在他回国之前能够得到苏联政府的具体答复。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方面将尽快研究关于1952年同朝鲜战争有关的援助请求。并尽可能满足中方的要求。至于1953年的供应问题，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因为中国需要的物资太多。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也希望能够研究关于在中国组建军火厂的特别问题，并把这一问题同其他的一些援助请求区别开来；周恩来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中国已经在此方面展开了工作，而苏联方面已经派出了以乌达洛夫同志为首的特别的军事专家小组。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方面必须熟悉提供的材料，这需要几天的时间。

    周恩来还请求苏联方面注意关于航空工业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在航空工业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莫洛托夫说，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几天时间。

    周恩来请求特别研究关于通讯设备的生产问题，特别是关于无线电雷达设备的生产问题。

    莫洛托夫指出，现在还很难做出答复，因为还没有对中方提供的材料进行研究。

    周恩来提议，让他和粟裕与布尔加宁同志以及苏联其他军事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军事问题。

    莫洛托夫认为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并且说，他将同布尔加宁进行协商。

    6.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出差的问题。周恩来请求，首先要考虑关于派遣部分苏联专家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急需这些专家。他说，将会提供急需的这些专家的名单。

    莫洛托夫说，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但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在中国工作的部分苏联专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他说，再次请求派往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数量太多，所以这些请求很难满足。

    周恩来再次请求研究关于马上派遣部分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问题。他强调说，莫洛托夫提出的关于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他解释说，中国方面还不善于充分利用苏联专家，他提议，让苏联负责经济问题的总顾问经常就苏联专家的使用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使中国政府注意，以便使得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工作更加有效。

    莫洛托夫说，一些苏联专家未必都必须在中国工作。

    7.关于苏联能够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的总额。

    周恩来说，为了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的总额，他准备了一些材料，其中阐述了建议提供的商品的规模的主要内容以及相互供应货物的主要内容。

    莫洛托夫认为应该做这一工作，他将了解中方准备的这些材料。

    周恩来提请苏方注意，最近两年，估计中国向苏联提供的货物的总量会超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货物的总量，随后接下来的3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货物将会显著超过中国向苏联提供的货物。周恩来阐述了如下可能：要利用最初两年中国向苏联出口货物积累的盈余，以便弥补在随后3年中苏贸易之间的差额。

    莫洛托夫说，必须研究这个问题，之后苏联方面才能做出答复。

    然后周恩来向莫洛托夫同志请求就五年计划的制定问题同他进行磋商。

    莫洛托夫作了相应的解释工作。

    周恩来表示感谢。

    接下来周恩来表示，希望在他从斯大林格勒返回之后安排中国相关的代表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进行一次会谈。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同意。

    1952年9月8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59-64

    №04013 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1952年9月15日)

    尊敬的部长同志：

    自从日本拒绝签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的协议之后，日本没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和约。这样，就给和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如果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上述建议，本照会与贵方回复的照会将被视为1950年2月14日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关于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并自交换照会之日起生效。

    请您，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周恩来

    1952年9月15日

    致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А.Я.维辛斯基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84页

    №04014 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1952年9月15日)

    尊敬的总理和部长同志：

    我收到了您9月15日的照会。照会中谈到：“自从日本拒绝签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的协议之后，日本没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和约。这样，就给和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述建议表示赞同，并同意自交换照会之日起，您的照会和本回复照会成为上述1950年2月14日关于旅顺港海军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

    请您，总理和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А.维辛斯基

    1952年9月15日

    于莫斯科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85页

    №00556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毛泽东询问对墨西哥建议的立场等(1952年9月16日)

    И.В.斯大林同志：

    送上我收到的毛泽东同志来电的俄译文。

    请您阅示，并安排在您方便的时间接见，以便得到您的亲自指示。

    顺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周恩来(签名)

    1952年9月16日

    附件：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

    周恩来同志：

    一、根据我们现有情报，朝鲜问题将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关于战俘问题墨西哥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双方要立即进行交换声明愿意返回祖国的战俘；第二，其余战俘转交给联合国成员国临时保护并应当根据即将达成的协议予以遣返回国；第三，在朝鲜建立正常秩序后，保证这些战俘返回祖国，并对此提供可能的条件。在恢复正常状况之前，如果战俘要求送其返国，有关政府应采取措施并向他们提供回国的一切可能。

    看来，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朝鲜问题的提议是美国倡议的。墨西哥的提议是根据美国的倡议。美国已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打算反对这种做法。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对该问题我们应持何立场。

    二、印度和缅甸已暗示，他们想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希望你去访问这些国家。实质上是尼赫鲁想来中国访问，随后由你对印度进行回访，这一情况我们是从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处得知的。

    我认为，印度和缅甸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提出来交换意见。如果印度和缅甸正式提出这些建议，我们要拒绝是不妥的。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签订这些条约是否适宜。

    毛泽东

    1952年9月1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94-96

    №0055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关于战俘问题的建议(1952年9月17日)

    毛泽东同志：

    我们同意您的看法：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场。很明显，由于在朝鲜谈判中没有取得成果，美国打算目前要在联合国取得对其立场的赞同，并且要以联合国的名义提出同样的要求。墨西哥人只是美国的代言人。

    如果墨西哥人向联合国提出自己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因其不符合在朝鲜停战的利益而否决这一建议，并将补充下述提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陆、海、空的军事行动。

    二、依据国际法准则让全部战俘返回祖国。

    三、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2—3个月内撤出朝鲜；在直接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关于双方各自暂时留下20％的战俘并让其余战俘返国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不会涉及此项建议，它将留给您机动处置。

    同印度和缅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我们完全赞同您的看法。

    菲利波夫

    1952年9月17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97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99

    №24865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用中国材料建造对外交通联盟办事处(1952年9月18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

    对外贸易部在1952年9月2日致函苏联部长会议(第40112/3214号)，请求允许在中国购买物资建设木质房屋，房屋的居住总面积为2250平方米，造价为75万卢布，在1952年建成900平方米，造价30万卢布，1953年建成1350平方米，造价45万卢布。

    所建造房屋供海关机关工作人员使用，作为全苏对外运输企业联合公司办事处在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的办公室。

    对外贸易部认为，195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价值为30万卢布的物资可以用对外贸易联合会在1952年超额的利润购买，据此，对外贸易部请求把1952年的投资计划增加30万卢布。

    1951年，苏联对外交通协会在芬兰购买了符合标准的房子，建立了奥特波尔站，每平方米有效面积的价值是1095卢布，而每平方米的居住面积的价值是2020卢布。1951年，对外交通协会利用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购买的符合标准的房屋建立了格罗迭科沃站，每平方米有效面积的价值是1373卢布，而每平方米有效居住面积的价值是2120卢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物资是建设海关和对外交通协会在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房屋所需要的，而把这些材料组装起来预计每平方米有效面积需要556卢布，每平方米住宅的有效面积需要926卢布，也就是要便宜2倍多。

    此外，没有可能从距离这些站点最近的苏联领土上得到建造房屋的物资。

    鉴于上述所述，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应该允许对外贸易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当地的中国元购买物资，为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建设总面积为2250平方米的木屋，建造花费75万卢布，1952年建成900平方米，所需造价30万卢布用对外贸易联合会的额外利润支付，1953年建成1350平方米，所需造价45万卢布列入对外贸易部1953年的投资计划。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附后。 [66]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Н.帕乌金

    1952年9月18日

    РГАЭ，ф.4372，оп.54，д.1031，л.45-46

    №00558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和军事贷款等问题(1952年9月19日)

    出席会谈的有：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同志；

    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师哲同志。

    会谈从墨西哥关于交换战俘的建议开始，斯大林说，我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墨西哥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场。如果墨西哥向联合国提出此项建议，那么，苏联代表团将驳回这项不符合朝鲜停战利益的建议，并争取实现以下各点：

    一、双方立即停止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军事行动；

    二、按照国际法准则将全部战俘遣返回国；

    三、在2—3个月内，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并直接在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补充说，对于哪些国家和多少国家应当参加该委员会，可以另行讨论决定。

    至于双方暂时扣留20％战俘和遣返其余全部战俘的提案，苏联代表团将不涉及此项提案，而把它留给毛泽东机动处置。

    周恩来问我们，对中国政府可能与印度和缅甸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何意见。毛泽东认为缔结这项条约是适当的。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对此，现在和将来当然都不会有任何障碍。

    周恩来问，可否把第二项主张推迟一些提出，再等2—3个星期。

    斯大林答复说，这是毛泽东的事。如果毛泽东愿意，那么，我们可以把关于扣留战俘比例的第二项主张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周恩来：提出有关第二项主张的问题，即可否把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便单独解决有关他们今后命运的问题。说把这个问题拿到国际组织去谈，并且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可以支持这项主张。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主张遣返全部战俘。这也符合中方的立场。如果在此基础上达不成协议，那么，把战俘交给联合国是不行的，因为联合国是交战方。接着问道，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把战俘交给哪个国家。

    周恩来回答说，毛泽东委托在此转告，考虑交给印度。

    斯大林问，在这种情况下战俘的费用由谁出。看来，由相关各方承担喽？

    周恩来回答说，考虑到如果把战俘交给印度，那么，这意味着隔一段时间后，战俘将经过印度移交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朝双方将支付中朝战俘费。

    斯大林说，这个提案可以采纳，但要考虑到，美国不想交出全部战俘，扣留一部分，打算雇佣，对我国战俘就是这样干的，而现在我们每天都抓到被美国投到我方来的几名战俘。他们扣留战俘不是因为战俘不想回国——美国常常利用这种借口，而是为了利用战俘从事特务活动。

    周恩来肯定说，情况正是这样。

    提出有关下一步主张的问题，即停火，而把整个战俘问题留到以后讨论。提醒说，如果不采用按比例扣留战俘的方案，斯大林同志是否就同意这一主张。

    斯大林肯定说，这项建议作为可用方案之一是可以的，但美国未必接受此方案。

    周恩来说，美国也许将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

    斯大林：果真这样就好了。

    周恩来说，在上次会谈时，斯大林同志曾提出一条意见，让中国在建立大陆或地区联合国机构方面发挥主动。问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回答说，他仍然保留以前的看法，但要补充一点：除现在的联合国外，要单独建立亚洲、欧洲等洲的联合机构，不是代替联合国，而是与联合国平行。让美国人去建立美洲的机构，欧洲人建立欧洲的机构，亚洲人建立亚洲的机构，但都与联合国并行不悖。

    周恩来说，中国与联合国不相干，他们清楚，要在建立大陆机构方面发挥主动。

    斯大林强调，联合国是美国的机构，要打破这个联合国，但又保持一种不反对联合国的姿态，在尊重联合国的姿态下干这件事，不明说要打破、要削弱这个机构，而实际上却削弱这个机构。

    回忆起在战争时期丘吉尔曾建议组成大陆联合国，但遭到美国的反对。当时，我们缄默不语，听着这场争论，但后来英国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于是我们便支持建立联合国的提议。

    周恩来问，斯大林同志要不要就此事给毛泽东写封信。

    斯大林解释说，最好不写信办成事，说他看见周恩来正在记，而且完全信任他。

    周恩来谈到定于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大会时说，现在不得不把会期改在10月初，又说，中国将吸收日本和印度参加这次大会。

    斯大林问，巴基斯坦参加吧。

    周恩来肯定，巴基斯坦也应参加，巴基斯坦已受到了邀请，但巴基斯坦政府不发给护照。至于印度，印度代表团的部分人已经动身，日本人则由香港入境。

    斯大林接着说，现在应当尽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主要作用，因为：(1)召开大会的倡议是中国发起的；(2)这样会更好，因为苏联只有部分国土在亚洲，而中国整个在亚洲，它理应处在首要地位。

    周恩来问，我国代表团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斯大林回答说：和平。

    周恩来说起尼赫鲁关于召开苏、中、英、法、美五国会议的建议。

    莫洛托夫更明确地说，这是国大党委员会的建议。

    斯大林说，应当支持这项建议。

    周恩来强调说，印度当然是同英国一起出席此种会议，但利用这项建议显然是合适的。

    斯大林同意此意见。

    周恩来说，由于公布关于旅顺口的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应持的立场便十分明朗了。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表明，是日本不想同中国和苏联缔结和约。

    斯大林补充说，而且还准备侵略，但我们的立场不是针对日本人民的。

    周恩来提出台湾问题，说既然日本政府同蒋介石缔结了协定，从而就证明了它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排除了缔结和约的可能性。只要保留与台湾的和约，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

    斯大林强调，有关旅顺口的照会是针对美国的，不是针对日本人民的。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支持周恩来的看法，即只要保留与蒋介石的和约，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指出，日本与蒋介石签约一事只能恶化日本的地位。

    周恩来问，在德国问题上今后的形势如何发展。

    斯大林说，这难以预料。看来，美国不赞成德国统一。美国人在掠夺德国。如果东西德联合起来。那么，对德国就再也不能掠夺了。因此，美国人不希望德国统一。

    周恩来发表意见说，虽然美国在重建西德和日本武装力量，指望利用他们，但这些武装也会调转过来对准美国。

    斯大林说，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在以希特勒—纳粹分子领导的德国。

    周恩来转到新疆形势问题，说新疆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好的，新疆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但同时在非法没收牲畜方面、宗教方面以及减租减息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左”倾过火行为。为了纠正这些过火的行为，召开了中央全会，免除了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职务并派多名中央委员到当地处理过火行为。总的来看，当地的不满情绪已经平息，外逃包括逃到苏联境内的事件已被制止。

    斯大林说，过火行为是想尽快获得土地和牲畜的反映，于是便没收富人的土地和牲畜。

    周恩来指出，改革的消息刚一传开，敌对分子便立即宰杀牲畜。

    斯大林指出，当年在我国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必须加快改革。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以后还会出现掠夺行为。

    周恩来解释说，土改是在农业区进行，而在其他牧区则进行分配，过火行为是在分配时发生的。既然牧民参加分配，中国领导便决定改善牧民状况，这对改善整个状况也有利。

    斯大林说，你们当然了解得更清楚。

    周恩来说，刘少奇通知，印尼共产党要派两名代表出席十九大，并询问同他们在莫斯科讨论党的问题是否适时。

    斯大林说，现在难说。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向中央提出此事。指出，印共代表来的时候，就请求帮他们制定党的纲领，当时虽然忙，但还是照办了。

    周恩来通知说，日本同志也要来，大概也想商谈党务问题。

    斯大林答复说，大哥哥不可拒绝给小弟弟办事。说这件事要同刘少奇谈，他有丰富的经验。询问说，中国对此事有何看法。

    周恩来对此指出，刘少奇考虑随身带些有关的资料，以便讨论一系列问题。

    斯大林指出，如果中国同志愿意讨论这些问题，当然可以，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如果不想谈，则不必谈。

    周恩来说，中国同志肯定想谈。

    斯大林回答说，那样，时间总可抽出来。

    周恩来说，不排除越南同志也要来。

    斯大林就此指出，越南同志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客人。

    周恩来结束会谈说，这些是他们想得到指示的全部问题。

    斯大林问，是指示还是建议？

    周恩来回答说，从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也可能是建议，但从实际内容上看则是指示。

    斯大林对此指出，我们只提建议，谈谈我们的意见，而中国同志可以接受，也可不接受，而指示就必须接受了。

    周恩来再次说，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指示而且是极其宝贵的指示。指出，他们不会盲目接受这些指示，而认为要先理解，尔后再自觉接受这些指示。

    斯大林强调，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因此，力戒作指示。

    周恩来说，他们考虑到斯大林同志对他们所请教的这些问题肯定非常熟悉。

    又问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回答说，我们建议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关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会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

    周恩来说，这是十分宝贵的指示。他同意不仅美英法会干这种卑鄙活动，他们还要策动华人干这种卑鄙勾当。

    斯大林补充说，还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寻找代理人。

    莫洛托夫在回到军事贷款、支付中国60个师的装备问题上，问道，他对周恩来上次说的意思是否理解得对，即60个师的供货款不属于苏联政府按1951年2月1日协定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中国60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

    周恩来回答说，莫洛托夫同志理解得完全对，并再次肯定，中国60个师的装备结算应全额付款，而不是半价付款，因为这不是为中国制定的办法。

    斯大林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签一个特别协定。

    随后提起中国政府代表团给苏联代表的赠礼问题，说赠的礼品太多了。

    周恩来解释说，斯大林同志70寿辰时他们未能及时送礼。去礼品博物馆时看到其他国家赠送的礼物，便决定不能不补上他们未及时办的事。

    斯大林说，我们也想赠送中国政府代表团几辆苏制卧车。说我们有一种“吉姆”车，比“吉斯”小，但很漂亮，我们打算赠送几辆“吉姆”车。

    随后提起对宋庆龄的态度问题。

    周恩来说，她正在加紧自我修养，逐步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变到他们方面，并且按照我们的意识形态发表了几篇好文章。说宋庆龄对她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感到非常自豪。

    会谈从10时30分开始，12时30分结束。

    А.维辛斯基、Н.费德林记录

    1952年9月19日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101

    №24867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1952年9月25日)

    绝密

    (特别文件夹)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2年4月18日第1853—703сс号决议，苏联财政部应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面值为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纸币，数量为4.66亿张。

    面值为5元和10元的纸币应该准备妥当，并在1953年3—9月期间提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余面值的纸币在1954年3月提供。

    国家货币印制厂根据中国人提供的图纸，已经准备好了面值为5元和10元的中国纸币的机器印刷样板，并且在9月份已经把上述纸币的样板都转交给了中国人，以便进行调整。

    为了防止伪造中国货币，国家货币印制厂采用了带水印和化学保护的特别的纸张；在印制中国货币的时候，货币的两面的印制采用了高质量的金属版印刷术、不能通过印刷途径模仿的组纽饰线，还采用了特别的防伪措施：在规定的位置印刷最小的符号、花纹线和图案线，它们的走向是连贯的，由黑到白，由白到黑。

    根据中国代表的通报，国家货币印制厂提供的样币不能使中国人满意。今年9月22日，我接见了中国大使，他受中国政府的委托请求说，在中国货币的印制问题上，纸币的印制还应采用苏联货币使用的其中的一项防伪措施(带黑白线的图案)。大使接着说，对样币没有其他的意见。

    如果今后在中国印制面值为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中国货币，就必须把使用“黑白线图案防伪”印制货币的方法传授给中国人。

    考虑到中国人的请求，考虑到在苏联的货币上除了上述的防伪措施之外还有一些非常可靠的防伪措施(奥尔洛夫印制法、双重金属线、所谓的涅兹韦茨基防伪法以及在钢网上的照相凹版印刷)，我认为可以在中国的货币上采用“黑白线图案”防伪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草案附后。 [67]

    苏联财政部部长

    А.Г.兹韦列夫

    1952年9月25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93-94

    №20229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1952年11月17日)

    第50530号，1952年11月17日

    我们的报告如下：

    目前在洛博夫同志所率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中共包括以下部队：第三十二、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

    第三十二、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是于1952年编入该军的，目的是替换以前在该军服役的各航空师，而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自1951年6月编入该军以来一直未曾替换。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主要承担夜间作战，第八十七高炮师负责掩护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第九十二高炮师和第十高空—探照灯团——掩护鸭绿江上各渡口和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在安东地区所驻防的各机场。

    据洛博夫同志报告：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已连续17个月承担繁重的作战任务，指战员身体过于疲劳，各部队战斗力下降，军官、士官和士兵患病者日益增多。

    鉴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部队身体过于疲惫，病员不断增加，洛博夫同志请求对这些部队予以替换。

    我们均同意洛博夫同志的请求。

    关于上述部队的替换可于1953年2月1日以前进行。替换部队来源：1个歼击航空团来自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2个高炮师——远东部队，1个高空—探照灯团——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部队在替换时现有全部装备均留于原地，并移交给新到的歼击航空团、各高炮师和高空—探照灯团。

    在完成替换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将撤回苏联，其中：歼击航空团编入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高炮师编入远东部队，高空—探照灯团编入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

    我们将提交相关决议草案，并请求您审阅和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马利宁

    附件：

    苏联部队会议决议

    第___号

    1952年11月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责成苏联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1953年2月1日以前向驻中国的洛博夫同志发出指令：替换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前往替换的部队：1个歼击航空团来自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2个高炮师来自远东部队，1个高空—探照灯团来自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上述所有部队发送时一律不携带武器装备。

    在完成替换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将撤回苏联，其中：歼击航空团编入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高炮师编入远东部队，高空—探照灯团编入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23-26

    №005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1952年12月17日)

    发自北京，1952年12月17日16时30分收到

    谢苗诺夫同志 [68] ：

    由于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止以及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损失尚未达到使美国人面对停战的程度，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要更加频繁。

    目前艾森豪威尔正在准备其上台掌权后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仅根据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可以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而不大可能对前线的我方阵地前沿和后方较坚固的工事发动进攻。所有的迹象表明，当前敌方正加紧训练和加强李承晚的傀儡军队，敌海军部队在北朝鲜水域不停地进行演习，敌方间谍亦积极地在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搜集情报。

    至于敌方军事力量，总共有19个师、4个旅和7个独立团，这包括美国的7个师，英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4个旅，李承晚军队的12个师和7个独立团。

    目前在战场上作战的有14个师、4个旅和5个独立团。

    如果敌方要采取在西海岸和东海岸地区登陆作战，那至少要从南朝鲜后方地区调出4—5个师，还要从日本和美国调出4个美军师，只有这样敌方才能够组织大规模登陆战役。否则，由于兵力不足只能在靠近我后方地区采取战术性和牵制性的登陆战役。

    战术性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通川地区和西海岸的瓮津半岛和梦金浦里半岛。

    对空降兵登陆具有战略意义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云山、咸兴、镇南浦地区和西海岸的新南州地区和铁山半岛。

    在西海岸地区的战略性登陆对于我们有更大的威胁，因为我们的主要运输线路通过这些地区。

    也许敌方采取的登陆战役会在明年的春季，但也可能更早一些，在明年2月份就开始这些战役。为了配合登陆战役，敌方也许会对中国大陆采取牵制性军事行动，如轰炸在中国领土安东地区的军用机场；让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军队在中国沿海地区搞军事活动；援助在缅甸领土上的中国李弥匪帮军队以加剧中国边境的军事行动。

    然而，朝鲜战争仍然是关键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成功地捍卫住在朝鲜我军后方的东海岸和西海岸，破坏敌方登陆计划和战场上的战术性协同进攻，使敌方有生力量遭到更大损失，那么朝鲜的军事形势将会更加稳定并将朝着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在回答“如何能完成上述任务”这一问题之前，请允许我报告当前军事形势及其特点。

    在粉碎敌人去年秋季攻势之后，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相对稳定。我方军队利用这段时间加固了前方和沿海岸地区的防御工事，并且在与敌空军作战取胜的同时，于今年9月份为粉碎敌方当时即将发动的秋季攻势，恢复了铁路交通和公路交通，从而我们保证了对军队的不间断供应。

    我方军队首先开始了战术性进攻，结果是敌方军队的58个据点被清除。

    在9—11月的3个月时间里我们使敌人有生力量遭到的损失死伤达11万多人，其中美国人有4万多。

    10月中旬敌人以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开始连续进攻位于金化以北4公里的约占3平方多公里面积的两处据点。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11月末，敌人被毙伤达2万多人，敌人每日消耗炮弹2万多发，有时多达3万发。坦克和飞机每日都参加战斗。然而，最后阵地仍在我方手中，而敌人未能占领一寸土地。

    由于进行如此激烈的阵地战，我军和敌军的炮火都十分集中。为了消灭敌人的一个连，平均要集中30门火炮，发射约1万多发炮弹。

    在最近3个月时间里，我们消耗了240多万发炮弹(其中有110万发是苏联型号的)，其中迫击炮弹占的比重较大。苏联型号的炮弹(如152毫米榴弹炮弹、122毫米榴弹炮弹、76.2毫米炮弹、85毫米高射炮炮弹、37毫米高射炮弹、“卡秋莎”火箭炮弹以及122毫米、85毫米、76.2毫米坦克炮弹)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方军队在今年秋季战役中的取胜，不仅仅是由于战士和指挥员的英勇以及加固的工事、正确的作战指挥和不间断的供应，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是强有力的炮火和炮兵的准确射击。

    至于我方炮兵与敌方炮兵的对比，敌方有1.4万门各式炮，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有1.3万门各式炮。然而在我方的火炮中，轻型迫击炮和火箭炮占多数，几乎超过全部火炮的半数。敌方的榴弹炮和坦克炮则比我方多得多。缺少炮弹，尤其是缺少苏联型号的炮弹，是我方的一大困难。人民志愿军部队拥有大约2000门苏式大炮。

    虽然在今年我们得到了各式苏联型号炮弹112万发，但在朝鲜前线的消耗巨大，多种苏联型号的炮弹在仓库内早已告罄。

    不久前，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从正面第一线撤下一些由苏式大炮装备的榴弹炮兵师。采取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敌方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假如一旦敌方获知我方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开始自己的攻势，就会使我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所以，提供苏联型号炮弹是我这封电报中向您提出的最紧急请求。

    为了击退敌方的登陆战和我们设想的其可能提前开始的攻势，目前我们采取了各种备战措施。

    目前在朝鲜战场有人民志愿军16个军、4个榴弹炮师、4个坦克团、5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在正面第一线有人民志愿军7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人民志愿军的其他几个军在第二线并同朝鲜人民军部队一起担负着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任务。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我们决定于1953年1月份从中国内地再往朝鲜调4个步兵军、1个榴弹炮团、5个坦克团、2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并保持5个军去守卫平壤以北的西海岸地区，此外还决定沿海岸线和铁路线加固并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保证供应中朝部队的运输线在这一狭长地区的安全。

    与此同时还必须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其他重要据点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

    为了使后方沿海岸地区发生的战斗不影响对前线部队的正常供应，我们决定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并决定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以便改善对前线食品和弹药的运输与供应，建立起尽可能多的储备。

    为了给人民志愿军部队补充兵源，我们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

    我们认为，明年的军费开支可能要增加，军工生产必须扩大，所以1953年的建设资金将只投给最重要的工程，而某些能够延缓的建设项目将被削减。

    鉴于朝鲜同志在这场战争经费上的困难，除修建铁路线、公路和建造工事完全由中国方面负担费用外，我们决定3年内每年向朝鲜无偿地提供价值6000万美元的产品和食品，并接纳大批朝鲜孤儿、难民、工人和职员以减轻朝鲜的重担。

    为了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朝鲜成功地进行战斗，我们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取得胜利不是没有困难的。

    目前最大的困难是1953年我们还不能生产出朝鲜战场急需的所有苏联型号的武器，尤其是不同规格的苏联型号的炮弹。只有在春季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生产供应朝鲜战场的某些苏联型号的武器和弹药，即使这样数量仍然不足。

    由于这一极其紧张的状态，恳切地请求您和苏联政府满足我们1953年朝鲜战场军需品申请单和1953年军工生产材料贸易额申请单。

    第一份申请单已于1952年9月6日由周恩来同志交给莫洛托夫同志，第二份申请单已由目前正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提交给苏联外贸部。

    随这封电报，我们附上最急需的军用品申请单。

    请您依据所附清单加以审核，对您能向我们提供这些军需品寄予希望。

    一、我们请求于1953年第一季度供给不同型号的火炮624门以及这些炮的牵引车和配套零件：

    152毫米榴弹炮108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122毫米榴弹炮218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76毫米师用炮150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37毫米高射炮100门，带备用零件；

    85毫米高射炮48门，带备用零件；

    37毫米高射炮备用炮管200个；

    АСТ炮队镜300个；

    ПАБ炮兵罗盘400个

    8倍望远镜2000个；

    高射炮指挥镜20个；

    БМТ炮兵罗盘50个；

    牵引车783辆，其中包括152毫米榴弹炮用履带式牵引车135辆；

    吉斯151型汽车336辆；

    嘎斯63型汽车312辆；

    嘎斯67型指挥车151辆。

    二、请于1953年1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805000发：

    (一)152毫米榴弹炮的全量装药杀伤爆破弹3800发。

    (二)152毫米榴弹炮的减量装药杀伤爆破弹1000发。

    (三)15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200发。以上共5000发。

    (四)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弹96000发。

    (五)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爆破弹45000发。

    (六)122毫米榴弹炮的空心弹4500发。

    (七)12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4500发。以上共150000发。

    (八)122毫米坦克杀伤炮弹和自控信管14000发。

    (九)122毫米坦克穿甲炮弹和自控信管6000发。以上共20000发。

    (十)120毫米迫击炮的杀伤爆破弹50000发。

    (十一)107毫米迫击炮的杀伤爆破弹50000发。

    (十二)85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30000发。

    (十三)37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500000发。以上共630000发。

    总计为805000发。

    三、请于1953年2—4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1550000发：

    (一)152毫米榴弹炮的全量装药杀伤爆破弹38500发。

    (二)152毫米榴弹炮的减量装药杀伤爆破弹10000发。

    (三)15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1500发。以上共50000发。

    (四)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弹128000发。

    (五)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爆破弹60000发。

    (六)122毫米榴弹炮的空心弹6000发。

    (七)12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6000发。以上共200000发。

    (八)76毫米炮的杀伤弹50000发。

    (九)76毫米炮的杀伤爆破弹27000发。

    (十)76毫米炮的穿甲弹15000发。

    (十一)76毫米炮的次口径炮弹5000发。

    (十二)76毫米炮的烟幕弹3000发。以上共100000发。

    (十三)85毫米坦克杀伤炮弹32500发。

    (十四)85毫米坦克穿甲炮弹12500发。

    (十五)85毫米坦克空心炮弹5000发。以上共50000发。

    (十六)85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150000发。

    (十七)37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1000000发。以上共1150000发。

    总计为1550000发。

    请把上述炮兵武器列入军事订货账户内。

    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上述炮兵武器从1952年9月6日的申请单中扣除。

    至于20个步兵师的炮兵武器和弹药以及1953年将向其提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我们请求仍按原先协议的计划供应，不要有任何变化。

    四、请于1953年第一季度提供给我们军工生产的6种材料：

    用于122毫米榴弹炮炮弹的引信500000个。

    用于122毫米榴弹炮炮弹的填装药700吨。

    用于76毫米炮炮弹的引信500000个。

    用于76毫米炮炮弹的填装药500吨。

    用于37毫米高射炮炮弹的引信500000个。

    用于37毫米高射炮炮弹的填装药100吨。

    请将上述军工生产材料记入贸易额账户内。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这些材料从已提交的1953年贸易额申请单中扣除。

    此外，为了保证在朝鲜前线作战的坦克团有成套的修理材料，请您给苏联外贸部以相应指示：根据1952年9月3日签订的坦克修理材料合同(第23109号的80％和第23119号的80％)应于1953年1月向我们提供尚短缺的供1166种坦克修理用的材料和62种供日常维修用的成套紧急材料，特别是自控系统用的修理材料，希望能尽早地提供这些材料以解急需。

    请您审核上述一切并希望您先告知自己的意见。

    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2月17日

    第3541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05-114

    №0056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1953年军需品订购问题(1952年12月27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收到您12月17日电报。

    您关于美国人1953年春季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领导下的目前美国在朝鲜的司令部的计划。为了缓和朝鲜战场的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您根据美国人进攻的可能性考虑到事情的最坏方面，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们详细研究了您那份1953年军需品申请单和那份紧急军需品申请单。

    您所申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数额超过了我们1953年的供应能力。根据可能，我们1953年将向您提供20个步兵师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也就是说按20个师我们将提供炮弹约80万发，各式大炮1320门和其他军需品。

    考虑到您在电报中说到的情况，我们1953年将尽最大努力向您提供超出20个师的所预定的武器和弹药，到年底平均运出的数量约为您12月17日电报申请数的1/4，计：炮弹60万发、各式火炮332门、炮牵引车、信管和其他军需品，运送数额我们军事部有详细清单。

    这样，将1953年提供20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弹约计算在内，将向您提供：炮弹140万发(1952年为112.5万发)、各式火炮1652门(1952年为1056门)。

    您电报中提及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交来的军火生产材料申请单，目前我国外贸部正在研究这份申请单。

    谢苗诺夫

    1952年12月27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15-116

    №20238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驻志愿军总部苏联顾问工作情况(1952年12月30日)

    第420985号

    鉴于1952年12月14日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发给马林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等同志的第2996号电报，我们现报告如下：

    1951年11月由5位将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去了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的总部。

    总顾问中将沙林同志在临行前得到的任务：
    ——向苏军总参报告有关前线局势和彭德怀司令部的情况；
    ——不经苏军总参同意顾问团不得就作战问题提出任何建议；
    ——顾问团的工作仅限于中国志愿军司令部范围，顾问不得到司令部以外的部队中去。

    根据相关指示，军事顾问可以向彭德怀提供以下帮助：组织和加强防御，解决司令部范围内的工作，军队的指挥、侦察和战备训练的组织等问题。

    鉴于沙林同志的建议和克拉马尔同志因病休假，我们决定让炮兵中将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作为临时总顾问留在朝鲜中国志愿军司令部。

    …… [69]

    我们请求：
    1.让顾问团继续留在朝鲜中国志愿军总部。
    2.加快确定候选人名单的速度，并责成其到朝鲜中国志愿军总部接替现任军事顾问所担当的职责。相关候选人名单我们已向苏共中央提出，具体包括：少将莫扎耶夫——敖德萨军区作战管理局局长；坦克部队少将马雷金——基辅军区装甲坦克部队司令。

    华西列夫斯基
    马利宁
    1952年12月30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102 105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1

    №20057 华西列夫斯基的指示：同中国协商转交航空师装备的问题(1951年1月)
    №0036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报告的朝鲜战况(1951年1月4日)
    №24823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为《人民中国》派遣俄语编辑(1951年1月5日)
    №0036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报告的朝鲜战况及行动计划(1951年1月7日)
    №2025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彭德怀的作战计划(1951年1月8日)
    №20148 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报告：1950年11—12月的作战情况(1951年1月9日)
    №24823-1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人民中国》杂志派遣俄语编辑(1951年1月9日)
    №09856 维辛斯基与何长工谈话纪要：给予中国技术援助事宜(1951年1月10日)
    №1333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转交大连等地资产(1951年1月12日)
    №00369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转交给毛泽东的电报(1951年1月13日)第15451号
    №00370 罗申致维辛斯基电：关于毛泽东将与金日成会谈(1951年1月13日)
    №0037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询问军事贷款问题(1951年1月14日)
    №0037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下一步作战计划(1951年1月15日)
    №1333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批准塔斯社驻上海记者的人选(1951年1月15日)
    №20149 克拉索夫斯基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1年作战和培训计划(1951年1月16日)
    №133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专家前往中国出差(1951年1月17日)

    №00373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问题(1951年1月19日)

    №1333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李周新来苏治病(1951年1月19日)

    №20001 尤金致斯大林报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1951年1月20日)\r\n

    №0037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情况(1951年1月26日)

    №003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第四次战役作战计划问题(1951年1月28日)

    №0037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第四次战役作战方针(1951年1月30日)

    №0037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人民军建设问题(1951年1月30日)

    №11523 高岗在志愿军、人民军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2月)

    №264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影片《三次会见》的汉语配音(1951年2月2日)

    №0038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的情况(1951年2月8日)

    №10217 斯大林与印共中央代表会谈记录：中国革命的道路(1951年2月9日)

    №00384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空军顾问来华(1951年2月12日)

    №00385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派遣空军顾问去中国(1951年2月16日)

    №00386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派遣空军顾问的问题(1951年2月17日)

    №1333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学者在苏联科学院实习(1951年2月21日)
    №0038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购买航空技术装备等问题(1951年2月23日)
    №00388 罗申致苏联外交部等部门电：关于卢布与人民币比价问题(1951年2月24日)
    №1333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工会理事会工作小组前往中国(1951年2月27日)
    №09097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综述报告：关于1951年2月前的战争情况(1951年3月[74])
    №25966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报告：关于香港的简要情况(1951年3月)
    №0038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准备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1951年3月1日)

    №0039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苏联空军入朝问题(1951年3月3日)

    №24803 1 叶罗费耶夫与萧三谈话纪要：芭蕾舞剧《红罂粟花》(1951年3月6日)

    №133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播音员来苏工作(1951年3月14日)

    №24826 帕利古诺夫与新华社驻苏代表会谈纪要：要求塔斯社提供消息(1951年3月14日)

    №0039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增派苏联歼击机师去中国(1951年3月15日)

    №133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政府任命张闻天为大使(1951年3月16日)

    №0039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问题(1951年3月18日)

    №2482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关于中苏货币汇率问题(1951年3月22日)

    №0039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调苏联高炮部队掩护志愿军后方(1951年3月23日)发自北京，1951年3月23日17时40分收到

    №1334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苏参加五一节活动(1951年3月24日)

    №1178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铁路运输交志愿军管理(1951年3月25日)

    №00394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海军装备(1951年3月27日)

    №24828 萨夫罗诺夫的通报：中国报纸对苏联材料的利用(1951年3月27日)

    №133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限(1951年3月28日)

    №00395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问题(1951年4月1日)

    №20221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组建高炮和探照灯部队派往中国(1951年4月11日)

    №20222 索科洛夫斯基的指令：第十探照灯团前往中国的行程安排(1951年4月11日)

    №00396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关于苏联航空兵部署问题(1951年4月12日)

    №1334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张瑞华来苏治病(1951年4月13日)

    №133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学者代表团访苏(1951年4月18日)

    №09857 罗申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1951年4月25日)

    №1334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长春铁路苏方领导人和代表(1951年4月28日)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0039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发放武器和弹药生产许可证(1951年4月28日)发自北京，1951年4月30日3时40分收到
    №125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卢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1951年4月30日)
    №003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给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1951年5月6日)

    №00399 罗申转发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对日和约复函问题(1951年5月7日)

    №1334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发行中国杂志(1951年5月8日)

    №24829 苏联科学院致联共(布)中央报告：与中国科学院的联系(1951年5月9日)

    №1334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艺术展和文艺演出(1951年5月10日)

    №1334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1951年5月16日)

    №1334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延长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期限(1951年5月17日)

    №20153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派遣航空军部队(1951年5月19日)

    №20154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运送歼击机(1951年5月22日)

    №0040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1951年5月22日)

    №20155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运送歼击机(1951年5月24日)

    №0040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感谢苏联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1951年5月25日)

    №24827-1 斯大林致罗申电：同意签署中苏汇率协议(1951年5月26日)

    №133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少先队员来苏参加夏令营(1951年5月26日)

    №0040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无偿向中国提供米格15飞机(1951年5月26日)

    №0040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1951年5月27日)

    №0040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1951年5月29日)

    №133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设立苏中股份公司代表处(1951年5月30日)

    №1335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缩减中苏船舶公司经营期限(1951年6月2日)

    №09947 斯克沃尔佐夫与伍修权谈话纪要：中国出现大面积蝗灾(1951年6月4日)

    №00407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彭德怀谈机动防御作战问题(1951年6月4日)

    №00408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转发志司关于防御问题的指示(1951年6月4日)

    №0040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御作战等问题(1951年6月5日)

    №004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金日成和高岗赴苏问题(1951年6月5日)发自北京，1951年6月5日18时30分收到

    №0041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金日成和高岗访苏问题(1951年6月7日)

    №0041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高岗、金日成访苏等问题(1951年6月9日)

    №133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中国学生回国度假(1951年6月11日)

    №10045 斯克沃尔佐夫与伍修权谈话纪要：处理蝗灾问题(1951年6月12日)

    №133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给中共中央划拨轿车和电影放映设备(1951年6月13日)

    №0294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对日共中央拨款10万美元(1951年6月13日)

    №0041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1951年6月13日)

    №00415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关于培训中国飞行员等问题(1951年6月13日)

    №00416 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13日)

    №00413 罗申转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和防御等问题(1951年6月13日)

    №20156 什捷缅科的指示：报告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准备情况(1951年6月14日)

    №00417 高岗、金日成致斯大林函：请求接见和指示(1951年6月14日)

    №00418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国空军的状况和要求(1951年6月15日)

    №133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刘少奇的电报问题(1951年6月16日)

    №12273 科切尔金致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关于中国军队情况(1951年6月16日)

    №0041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苏联援助武器装备(1951年6月21日)

    №00420 索科洛夫斯基呈斯大林报告：关于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问题(1951年6月23日)
    №133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中国强行推销苏联图书(1951年6月23日)
    №004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1951年6月24日)
    №00422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对中国空军部队的训练问题(1951年6月26日)
    №1335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纪念中共建党30周年(1951年6月26日)

    №00423 葛罗米柯与柯克会谈纪要：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27日)

    №24831 凯洛夫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要求与苏联中学生通信(1951年6月27日)

    №00424 美国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时递交的问题清单(1951年6月27日)

    №1335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工会工作人员在华期限(1951年6月28日)

    №00425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对中国空军部队的训练问题(1951年6月28日)

    №0042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1951年6月30日)

    №0042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询问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1951年6月30日)

    №0042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30日)

    №0042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30日)

    №00430 苏联驻联大代表致外交部函：转交有关举行朝鲜停战谈判的文件(1951年6月30日)

    №1335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派尤金前往中国(1951年6月30日)

    №00431 拉祖瓦耶夫致什捷缅科电：朝鲜对停战谈判问题的考虑(1951年7月1日)

    №02543 斯大林致拉祖瓦耶夫电：朝鲜政府应与中国协商(1951年7月2日)

    №004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建议(1951年7月3日)

    №0043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期间的军事部署(1951年7月3日)

    №0043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的中方建议(1951年7月3日)

    №004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建议的意见(1951年7月3日)

    №004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协议的草案(1951年7月5日)

    №24831-1 波诺马廖夫致苏斯洛夫函：对凯洛夫请求的答复(1951年7月5日)

    №0043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联络官会议情况(1951年7月10日)

    №004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号简报(1951年7月11日)

    №0043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号简报(1951年7月11日)

    №0044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感谢提供停战谈判情报(1951年7月12日)

    №0044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3号简报(1951年7月13日)

    №0044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记者到开城地区(1951年7月13日)

    №0044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策略问题(1951年7月13日)

    №0044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谈判策略(1951年7月14日)

    №004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区问题(1951年7月14日)

    №133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记录：关于苏联公民前往中国事宜(1951年7月16日)
    №004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4号简报(1951年7月16日)
    №0044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中南日发言(1951年7月16日)
    №0044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建立开城中立区的谈判方案(1951年7月16日)
    №09858 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1951年7月17日)

    №004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5号简报(1951年7月17日)密码电报第21936号

    №0045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议程等问题的方针(1951年7月18日)

    №0045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6号简报(1951年7月19日)

    №004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中的策略问题(1951年7月20日)

    №0045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7号简报(1951年7月20日)

    №0045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撤退外国军队问题(1951年7月20日)

    №0045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李克农关于停战谈判策略电(1951年7月21日)

    №0045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不把撤军列入议程(1951年7月21日)

    №09928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朝鲜战争前景及中国政治形势(1951年7月24日)

    №09868 罗申与董必武会谈纪要：中国的国内局势(1951年7月25日)

    №0045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李克农停战谈判策略电(1951年7月26日)

    №0045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9号简报(1951年7月26日)

    №0045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0号简报(1951年7月27日)

    №0046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停战谈判中应严厉驳斥美方(1951年7月28日)

    №0046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2号简报(1951年7月29日)

    №0046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3号简报(1951年7月30日)

    №004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补发美方对缓冲区的意见(1951年7月30日)

    №31213 罗申与朱德会谈纪要：中国发展军事工业的需求(1951年7月30日)

    №20159 别洛夫的作战命令：掩护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目标(1951年7月31日)

    №0046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4号简报(1951年7月31日)密码电报第22366号

    №0046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南日在停战谈判中的发言(1951年7月31日)

    №1336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塔斯社驻中国记者回国(1951年7月31日)

    №133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杨少玉来苏治病(1951年8月1日)

    №0046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5号简报(1951年8月1日)

    №133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大学生代表团访苏(1951年8月2日)

    №0046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6号简报(1951年8月2日)

    №0046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应坚持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1951年8月2日)

    №2483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苏联派遣大学生和工作人员(1951年8月2日)

    №1336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塔斯社中国部主任回国(1951年8月3日)

    №0047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7号简报(1951年8月3日)

    №24833 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国大学生和工作人员来苏(1951年8月4日)

    №0047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8号简报(1951年8月4日)

    №0047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应坚持以三八线为分界线(1951年8月5日)

    №0047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9号简报(1951年8月5日)

    №133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林立和舒林来苏治病(1951年8月6日)

    №133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苏友好协会赠送礼物(1951年8月7日)

    №0047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0号简报(1951年8月11日)

    №0047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确定军事分界线的谈判策略(1951年8月11日)

    №11863 维辛斯基致罗申电：通知中国苏联决定出席旧金山会议(1951年8月12日)

    №004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1号简报(1951年8月12日)

    №0047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南日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发言(1951年8月12日)

    №0047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对停战谈判最终目标的考虑(1951年8月13日)

    №0047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斗争的策略(1951年8月13日)

    №0048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2号简报(1951年8月13日)

    №1336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访苏(1951年8月13日)

    №1336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中国组织电影放映站(1951年8月14日)

    №0048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3号简报(1951年8月14日)

    №0048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4号简报(1951年8月15日)

    №0048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美方所提缓冲区界线问题(1951年8月15日)

    №0048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5号简报(1951年8月16日)

    №0048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美方所提小组委员会问题(1951年8月16日)

    №1336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授予宋庆龄国际奖(1951年8月16日)

    №0048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6号简报(1951年8月17日)

    №02949 金日成致拉祖瓦耶夫函：请求苏联提供军工生产设备(1951年8月17日)

    №00487 联共(布)中央致毛泽东电：关于在朝修建机场问题(1951年8月17日)

    №24834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在中国内地种植橡胶树的计划(1951年8月17日)

    №0048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7号简报(1951年8月20日)

    №1337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了解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情况(1951年8月20日)

    №133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问题(1951年8月20日)

    №1337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用汉语配制苏联电影(1951年8月23日)

    №133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改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状况(1951年8月24日)

    №1255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苏中船舶股份公司苏方董事(1951年8月25日)
    №20160 别洛夫的指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1年8—10月作战计划(1951年8月25日)
    №0048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因敌破坏活动宣布暂停谈判(1951年8月27日)
    №24826-2 帕利古诺夫与邱杜易会谈纪要：驻外记者的豁免权问题(1951年8月27日)
    №125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问题(1951年8月27日)
    №125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刘竞雄来苏联治病(1951年8月28日)

    №125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1951年8月28日)

    №143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处理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问题(1951年8月29日)

    №0049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朝方面的谈判立场(1951年8月29日)

    №0049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暂不邀请中立国代表参加谈判(1951年8月30日)

    №00492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函：关于美英打捞米格飞机事件(1951年8月30日)

    №1337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驻华使馆武官助理(1951年8月31日)
    №20161 别洛夫的工作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经验总结(1951年9月)
    №11528 佩图霍夫的报告：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1951年9月)

    №133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问题(1951年9月1日)

    №125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1951年9月1日)

    №12985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1951年9月6日)

    №12984 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照会：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1951年9月6日)

    №134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把在新疆的苏联孤儿送回国(1951年9月6日)

    №133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问题(1951年9月6日)

    №0049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1951年9月8日)

    №0049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1951年9月10日)

    №11825 拉祖瓦耶夫的报告：北朝鲜的政治情绪及中朝关系(1951年9月10日)

    №248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1951年9月10日)

    №0049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1951年9月12日)

    №248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种植橡胶树问题(1951年9月16日)

    №133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世界工联亚洲联络部派驻苏联代表(1951年9月18日)

    №0049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9月20日)

    №133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新疆石油矿产进行航空拍摄(1951年9月22日)

    №1337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通过给毛泽东的贺电(1951年9月24日)

    №1338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遣各界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51年9月25日)

    №004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9月26日)

    №1338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专家前往中国(1951年9月29日)

    №133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矛盾论》给尤金发电(1951年9月30日)

    №20003 奥巴林院士访问中国日记(1951年9—10月)

    №24839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访华代表团报告：中国的企业和工人状况(1951年10月)

    №20162 别洛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情况(1951年10月)

    №133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1951年10月2日)

    №10777 弗拉迪金致巴济金函：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关于停战谈判的报告(1951年10月3日)

    №0049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10月4日)

    №1338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生产汉语配音电影(1951年10月4日)

    №20042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朝鲜停战与苏美关系(1951年10月5日)

    №133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费德林参加毛选出版委员会(1951年10月5日)

    №261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和国民党谍报电台(1951年10月5日)

    №23388 中国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大使馆今后发函以中文为正本(1951年10月5日)

    №1340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1951年10月7日)

    №1338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向中国提供轧钢(1951年10月7日)

    №1338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遣返三名被拘留的中国公民(1951年10月7日)

    №0050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10月7日)

    №24837 库兹涅佐夫致格里戈良函：中国工会代表团索要文件(1951年10月15日)

    №0050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策略问题(1951年10月18日)

    №0050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1951年10月24日)

    №0050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恢复谈判协议和备忘录(1951年10月25日)

    №005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1951年10月25日)

    №0050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修改分界线建议第二方案(1951年10月25日)

    №0050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1951年10月25日)

    №0050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的问题(1951年10月26日)

    №0050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分界线新方案(1951年10月26日)

    №24838 马特科夫与冯乃超会谈纪要：中山大学情况介绍(1951年10月26日)

    №005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小组委员会讨论分界线的情况(1951年10月31日)

    №0051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同意中方所提谈判方针(1951年10月31日)

    №261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提供安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1951年10月31日)

    №0051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等问题(1951年11月1日)

    №0051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拟主动宣布停止军事行动(1951年11月1日)

    №0051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空和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1951年11月13日)

    №24840 高京深致纳雷什金函：中国专家在苏联的实习工作(1951年11月13日)

    №0051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国内情况(1951年11月14日)

    №00520 罗申致莫斯科电：要求斯大林尽快答复关于谈判问题的请示(1951年11月19日)

    №005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答复(1951年11月19日)

    №200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朝鲜给联合国的呼吁书(1951年11月19日)

    №02544 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关于朝鲜呼吁停战问题(1951年11月20日)

    №00523 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苏联声明与中朝做法的差别(1951年11月21日)

    №0052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对我方分界线方案的看法(1951年11月22日)

    №0052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方关于军事分界线方案的发言(1951年11月22日)

    №11419 苏联外交部致中国驻苏使馆函：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财产问题(1951年11月23日)
    №2026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问题(1951年11月24日)
    №00526 金日成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把苏联武器留给朝鲜(1951年11月27日)
    №05295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报告：国际工会基金会资金支出情况(1951年12月1日)
    №0529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国际工会基金会的问题(1951年12月1日)
    №00527 什捷缅科致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苏联空军在朝鲜的战果(1951年12月9日)
    №24841 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中国南方商品展销会(1951年12月12日)
    №133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华苏联医务人员(1951年12月12日)№1338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沈越前往苏联治病问题(1951年12月28日)

    №20057 华西列夫斯基的指示：同中国协商转交航空师装备的问题(1951年1月 [60] )

    苏联政府已与中国政府商定：我们派往中国的航空师以及目前已在中国境内的别洛夫航空师均以贷款的方式归中国所有(指物质方面)。这些部队将从属于中国空军，并戴着中国军队标志。所有俄罗斯飞行员在对中国同志的培训任务结束后，便可返回苏联。

    鉴此，您应与中国政府协商上述航空师物资装备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事宜。具体操作如下：
    物资装备的交接将根据苏中双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会议协议办理。
    苏方委员会主席为克拉索夫斯基上将，其他委员：苏军司令部司令、参谋长、后勤部长和空军工程师。该委员会将负责将上述物资的产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协议签署之时起，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这些物资装备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消耗，包括我们所供应的燃料在内，均由中国政府承担。

    根据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0年2月14日协议，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这部分物资，均以苏联给中国信贷的方式来结算，所有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设备的价值均依据实际交接之日的技术性能状况来估算。

    此类支付活动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书面议项。

    各航空师的物资移交活动应分别进行，所移交物资均编制相应清单，一式三份。在办理完物资交接手续之后，双方委员会代表将在三份清单上签字，其中两份将由你们转交苏联军事部长审阅，一份留给中方。

    与此同时，您还应向中国政府提出关于根据上述条件和方式向中国移交诸坦克团的问题。如果中国同志表示同意，那么，我们将任命法卡诺夫中将来担任苏方坦克移交委员会的主席。

    您将总体负责此类移交事务。另外，您还应与中国政府就我方全体人员的生活费用相关问题达成协议。我们的要求如下：苏方对中国同志的培训是免费的，但中国政府应根据我们的口粮标准和为别洛夫部队所制定的相关规定支付苏方全体人员的生活费用，提供免费饮食、发放新制服和配备各项公共服务设施。中方应根据为别洛夫部队所制定的那些规定，向苏方全体人员支付旅途往返和滞留中国期间的交通费。

    关于中国政府是否同意上述建议，请及时做出报告。

    涉及军队交接的报告均须使用密码。

    华西列夫斯基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37-139

    №0036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报告的朝鲜战况(1951年1月4日)第15120号

    致菲利波夫：

    兹将1951年1月3日20时彭德怀同志给我的电报副本发给您。请查收。

    “毛泽东同志：

    电文副本已发给高岗同志

    一、自从我军挺进到东至襄阳、西至汶山宽约225公里一线以后，敌人在该地区建有纵深数十公里的防线，在高浪浦里永平地区，我军已突破敌人防线，敌军已开始全线崩溃。敌军抵抗不强，敌人正迅速向南溃逃，估计损失不大。

    至1951年1月3日12时，仅俘获3000人。

    已缴获汽车和坦克150辆，火炮100余门。

    但是，由于部分敌人已被我部队追击和包围，故可能成功地将这部分敌军阻截和歼灭。

    二、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正从洪川东北的亭子里进抵洪川东南的横城。1951年1月1日，第二军团第12步兵师已拿下洪川西南的新岱里。

    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正在进攻洪川，意在切断敌军退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六军第198步兵师已强行渡过北汉江，在追击敌军同时，已进抵春川以东10—15公里处。

    第六十六军主力于1月3日夜完成强渡北汉江，将往洪川方向追击敌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第124步兵师1月2日晚强渡北汉江后，已进抵洪川以西桓谷里地区，正向洪川推进。

    第四十二军主力可于1月3日夜全部渡过北汉江。

    志愿军第四十军的一个师于1月3日夜朝清平里方向强渡北汉江，将向杨平发起进攻。

    第三十八、三十九和四十军主力正积极准备，以便在弄清汉城地区和杨平地区情况后，利用有利时机，在清平里地区、磨石隅里地区强渡北汉江。

    第五十军经过高阳向汉城方向进行战斗侦察。如果敌人继续向南方撤退，第五十军将予以追击，到达水原后，将遵照进一步作战命令行动。

    在此次战役的结果，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邑、杨平和洪川之后，我军将停止进攻，进行休整、补充、改编。 [61]

    彭德怀

    1月3日20时”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АПРФ，ф.3，оп.1，д.336，л.81-82

    №24823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为《人民中国》派遣俄语编辑(1951年1月5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中共中央将出版《人民中国》杂志，每月出版2期，并且希望出版一些有关中国的俄文小册子，以便苏联读者了解中国的生活。但是，我们缺乏有经验的、有牢靠的政治水平的俄语编辑，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该杂志的编辑也不满意。

    为了创办这份杂志以及其他的俄语出版物，我请求您派遣一名高素质的、有足够理论水平的俄语编辑，该编辑应能够从英语(或者汉语)翻译成俄语，他可以长期留在中国工作。此外，请您向我们派遣一名俄语校对人员。

    能否满足我的上述请求，请告知。

    毛泽东

    1951年1月5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6，л.84-85

    №0036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报告的朝鲜战况及行动计划(1951年1月7日)

    第15227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彭德怀、金雄 [62] 和朴一禹 [63] 同志1月4日24时给金日成的电报副本。请了解其内容。

    “致金日成首相，并同时将副本发给各兵团及军的指挥员韩先楚、吴瑞林、周彪、方虎山军团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东北军区司令部：

    一、第一一六步兵师及第一一七步兵师的部分部队今日(1月4日)占领了汉城。守卫汉城的敌军退到汉江南岸。春川1月3日也被我六十六军部队攻克。

    敌军退到洪川地区以及这一据点以南地区。

    预计敌军下步的意图是防守自仁川、金浦、杨平地区到沿汉江南岸经原州、平昌至江陵一线。

    敌人可能会借助汉江及山区的自然地形，收集残部，拖延时间，进行新的战斗行动的准备。

    另一可能是，敌人在我军进一步更大的打击之下向南方撤退。

    二、如果让敌人有可能继续占据沿汉江南岸的防线，控制金浦机场并利用仁川港供给军需给养，那么虽然汉城将在我们手中，但它将处于敌人空中及地面炮火的经常威胁之下，这对于我军准备春季攻势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我军再加强一步攻势并取得胜利，再消灭一部分敌军部队，迫使敌人自汉江南岸撤退，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巩固汉城，且可攻占金浦机场，控制仁川港，为我军准备春季攻势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制订如下计划：

    一、人民军第一军团留下一个师守备汉城。军团主要力量将部署在纛坞、土坪里、仁仓里、墨洞一带。

    在休息、整编之后，他们必须在3日之内准备好强渡汉江，并于有利时机攻取金浦机场、仁川港，并在那里固守。

    二、右翼部队依旧受韩先楚的统一指挥。

    第五十军继续向弘济内里、馆洞、九龟洞及这些据点西北地区挺进。该军立即派出强有力的小分队控制汉江大桥(力争用反冲锋占领汉江南岸的桥头堡)。这支小分队要探明情况，进行强渡汉江的积极准备，在南岸攻击敌人并继续与主力部队配合进行战斗。

    如果敌人将继续向南方撤退，那么应当跟踪追击，占领水原，并待候进一步指示。

    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之内的分界线经过黑石里、龟山、弘济内里。这一线以及以西地区属于第五十军，以东地区属于人民军第一军团。

    第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军正在休整部队3天(到1月7日止)，准备在清平川上游及下游强渡北汉江。他们将首先在杨平地区攻击敌人，然后自东南向西北方向敌人在利川、广州、水原、永登浦的阵地展开进攻。

    详细计划由韩先楚同志制订。

    三、在吴瑞林和周彪统一指挥下的第四十二军和第六十六军以及在方虎山指挥下的人民军第二及第五军团，遵照原订计划合力歼灭洪川、横城地区敌人，之后待命行动。

    所有上述部队必须向位于其前线方向的敌军部队派出侦察兵及警戒哨。

    在右翼部队开始新的攻势时，这些部队必须准备支援。

    彭德怀、金雄、朴一禹

    1月4日24时”

    致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月7日

    АПРФ，ф.3，оп.1，д.336，л.88-89

    №2025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彭德怀的作战计划(1951年1月8日)

    …… [64]

    看到了彭德怀以及其他同志1月4日给金日成的指示。我认为指示是正确的，并且已经付诸实行。

    衷心地祝贺你们占领了汉城。这是人民民主力量对反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

    АПРФ，ф.3，оп.1，д.336，л.90

    №20148 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报告：1950年11—12月的作战情况(1951年1月9日)

    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军部关于1950年11—12月战况的报告

    1951年1月9日

    第136号

    …… [65]

    一、战斗编队和基地

    1950年8月，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抵达沈阳，其任务是保护中国东北设施、培训中国空军航空飞行部队，下设(配备飞行勤务营的)第二十八、第七十二、第一三九歼击机团。

    到8月11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全部集结于沈阳机场。配备了技术装备后，调整了航空团驻地：第七十二歼击机团在鞍山，第一三九歼击机团在辽阳，第二十八歼击机团在沈阳西部。9月25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开始用喷气式歼击机培训中国空军航空部队。

    根据武装力量部部长1950年10月18日命令，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为基础组建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它包括：由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其他团的技术飞行员组成的第一三九歼击机团、第六十七歼击机团。到11月1日，随着航空师全部进驻辽阳机场，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整编结束。

    经过整编，两个师各有两个团，每个团有30架米格15飞机。

    1950年11月20日，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从上海移师鞍山，它下设第五十、第一五一歼击机团，各有30架米格15飞机。

    1950年11月27日，第二十八、第五十、第一五一歼击机团合并成第六十四歼击机军，仍驻扎在原机场。

    战斗中，为了使第六十四歼击机军靠近战斗地区，驻地进行了调整：12月3日，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二十九歼击机团从鞍山调往安东；12月7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第七十二歼击机团从鞍山调往沈阳北部；12月25日，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一七七歼击机团从鞍山调往安东。

    12月15日，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在完成重建中国空军第四歼击航空师并向其移交技术设备后，不再是驻扎青岛歼击机军的部队。

    1950年12月25日，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进驻东风机场并成为歼击机军的部队，它下设第一七六、第一九六歼击机团，每个团有30架米格15飞机。

    二、歼击机军航空军部队的作战任务

    自进入中国东北后，歼击机军各团面临的任务：防止美国空军对沈阳、鞍山、安东、辑安、东风的政治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工业目标、铁路枢纽、部队集结、其他重要目标进行空中打击和侦查，特别要保护跨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

    起初，我歼击机部队到达前线的最远距离定在鸭绿江。11月6日决定将航空兵的前线地区设在北朝鲜境内。

    航空兵部队的机场为保证完成作战任务实行白天战斗值勤。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从9月3日起执行，其他空军部队自其抵达战区时开始实行。

    航空兵部队歼击机部队与防空部队航空兵部队合作完成掩护中国东北沈阳目标的任务。

    1950年12月3日起，除了完成基本作战任务外，歼击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到安州、萨塔杨基(Сатахянги)一带的交通线”。

    12月3日起，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专司此项任务。歼击机军的其他部队因驻地距离战区较远(220—300公里)而没有参与其中。在变更各自在安东机场的驻地之前，第二十八、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一七七歼击机团是歼击机军的预备队，任务是保卫各自在中国东北的战区免遭敌空军的密集袭击，加强第二十八歼击机团、第五十歼击师空战力量。

    第二十八、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不仅要作战，还要用喷气式飞机培训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飞行部队、培养技术人员和机场勤务人员。为此，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各团都调拨出一个配备了经验丰富教练员的空军大队。12月12日，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完成对中国空军第四歼击航空师的组建。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完成对中国空军第三歼击航空师的组建要到1951年1月10日前。

    12月底抵达的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任务是重建朝鲜空军，这项任务应从1951年1月5日开始。

    12月26日，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得到新的任务：使中国空军第四歼击航空师飞行员投入实战。为此，中国飞行员以该师飞队战斗人员身份进行2—3次战斗出航。这项任务到1951年1月10日完成。

    三、空军作战行动

    1950年11月以来，我空军反击敌空军的行动更加频繁，我歼击机军前锋已经推至北朝鲜。根据无线电站指挥引导所(安东)的报告，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分别从辽阳、鞍山和沈阳机场，对中朝边境地区特别是安东、新义州地区敌军发动袭击。

    此时，敌空军正针对北朝鲜后方的目标开展积极活动，特别是新义州的有关后备力量、交通线和跨鸭绿江大桥。

    我歼击机作战行动从一开始就具有进攻性质。敌人在空战中损失严重。11月，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击落敌机31架，自己损失3架飞机。

    到12月，空军作战受到基地距离战场遥远的限制。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移师安东机场后，作战区域明显扩大，我歼击机的行动更加活跃。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从12月1日开始作战，并且是在天气条件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11月，敌在空战中损失严重，从12月6日起，敌人开始使用航空兵力量，12月17日以来，还投入了F 86新型喷气式歼击机对付我米格15飞机。同时，敌人还将其编队歼击机增至20—24架，若干编队同时行动并在高空形成梯队。

    这些都对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作战产生了不利影响。到12月15日，该师在安东机场共有28架战斗机，有战斗能力的飞行员不超过20—24名。为加强力量，第二十歼击机团移师安东机场；第一七七歼击机团起初在12月15日以一个大队、后于12月20日全体移师该机场。在当时复杂的空战条件下，这是完全正确的措施。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一七七歼击机团移师安东机场前，很少出现针对第二十九歼击机团空战力量实施的战术飞行，而且由于驻地距离作战区域遥远，所有飞行一般限于对安东、新义州地区的临时巡逻，没有遇到敌机。

    第一七七歼击机团移师安东机场后，行动开始活跃起来，仅在12月22日和24日，该团飞行员就击落9架F 86飞机。

    仅12月，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就在空战中击落37架敌机，自己仅损失4架飞机。

    空中环境的变化，对我歼击机作战的性质和结果影响重大。11月1日到12月6日，敌人的老式轰炸机和歼击机在我歼击机设防区活动，歼击机军出动488架次，在战斗中击落48架敌机，其中包括4架F 84新型歼击机。12月7—31日，敌航空兵出来活动，最新型F86歼击机参战。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出动385架次，击落敌26架喷气式歼击机(其中18架是F 84、F 86)。这样在战斗的第一阶段我出动11架次战斗机就可击毙敌人一架飞机，第二阶段我出动飞机架次比的数量增加了，主要是由于拦截敌人的高速及机动性强的飞机出现了困难。

    敌机战术和技术设备尽管有所改进，但在空战中损失比例仍为1∶8。

    歼击机军主要的作战任务是掩护安东地区的渡口和电站、中国东北的其他设施。歼击机军胜利完成了上述任务，在整个作战时期，敌机未能接近这些目标。

    歼击机军只是部分地完成了保护北朝鲜后方交通线和其他设施的任务。敌空军有计划地对铁路、机车和行进中的部队实施了猛烈攻击。

    我歼击机未能有效保护北朝鲜设施的主要原因在于：

    1.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安东，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从这里开展行动。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所在驻地距离中国边境太远。

    为增强战斗力，从上述机场升空的歼击机未能按时抵达作战区域。

    2.负责截击的我编队未能与敌机相遇。比如，1950年12月21日就起动了26架次，只有4架米格15飞机与8架F 86交火。1950年12月18日、26日、28日，起动74架次，却没有找到敌人。

    总的说来，在12月，我歼击机将近40％的起飞都没有找到敌机。

    3.缺少实用的雷达定位、空中侦察、预报天气的系统。实际上，歼击机军空军只能从安东雷达站得到天气预报，但是该站仅能预告安东周边不到130公里地区的天气。空军指挥员既不了解敌区，也对自己所在区域的多数地带的天气缺少了解。

    也无法了解敌机低空飞行(在雷达站监视范围之外)直接接近安东的情况。

    多数“空弹”飞行(即我截击歼击机编队无法找到敌机)表明：

    1.正常情况下，敌F 84、F 86飞机避免与我歼击机相遇。当我歼击机到达对方活动区域时，敌机立即快速返回自己的驻地。追逐战中敌我飞机的速度有些差距，但是敌机要想很快地逃出我无线雷达网的监控也不是总能成功的。

    2.无线电指挥引导所在敌机活动频繁时的搜寻工作不明确，主要是因为缺少无线电通信设备。

    3.此外，困难还在于搜寻和截击快速行进飞机。上述空战中击落1架敌机需要起飞的架次说明了这一点。

    4.有时候，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师长延误了我歼击机的起飞，这样我歼击机无法追赶逃敌，自然降低了截击成效。

    空战中，我歼击机基本采用8架飞机的编队，通常，这些编队成群进攻某个目标。由于搜寻系统问题、战斗组织不充分以及在地面组织空战，编队间的合作未能充分得到发挥。之后抵达作战地区的后续编队，常常因为遇不到敌人而不能提供支持。比如：

    ——12月24日，发现敌2个飞机编队，每个编队有12架歼击机。30架米格15飞机从安东机场起飞进行截击。4架米格15、8架F 86飞机参战，其他我方飞机并未参战。

    ——12月30日，18架米格15截击16架F 86。我方由4架米格15组成的编队截击敌机，双方发生不对称的战斗。战斗中，我方1架飞机被毁，其他飞机因在空战中未与敌机相遇而未参战。1950年11—12月歼击机军的作战情况见下表：

    1950年11—12月歼击机军作战情况

    EPUB/Image00207.jpg

    续表

    EPUB/Image00118.jpg

    战斗是紧张的，每位飞行员要起飞122架次。造成如此大的压力是因为空战通常在高空进行，容易导致飞行员高度紧张。有些时候，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二十九歼击机团飞行员由于健康原因无法飞行的人数达到10—13名，12月平均每天7人。

    四、作战指挥

    歼击机军航空指挥部设在本部队驻地，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在辽阳，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在沈阳、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在鞍山、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在东风。总部成立之前，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师长及其本部负责指挥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作战。

    空军指挥员指挥部建立了航空兵雷达站。为对在北朝鲜作战的苏联歼击机部队进行指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的内部通讯设备(空中指挥所)搬入安东。我歼击机作战任务最多时，该师师长将其指挥部设在了安东。

    12月1日起，由歼击机军军长及其指挥部、总部指挥空军作战。歼击机军军部从此时起设在沈阳，歼击机军师长指挥部设在安东。

    12月3日起，歼击机军军长将其指挥部迁到北朝鲜，起初在龟城(Кидзйо，安东东南75公里)，12月30日转到海川(Кайсен)。与此同时，12月3日，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师长将其指挥部从鞍山移到安东。

    歼击航空师雷达站的无线电设备和通讯设备很好。在北朝鲜的各个歼击航空师，其师长指挥部都有2个无线电站和1个雷达站。通讯无线电站不够，特别是空中通讯联络系统。第五十歼击航空师雷达站(在安东)主要从事搜寻，到12月底它有1个无线电探测站运转，还有1个备用无线电探测站。因此，在寻常天气条件下，第五十歼击航空师指挥引导站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空中同时出现敌人的几个编队，指挥引导站就无法用自己的探测搜寻敌机。

    当我歼击机编队纷纷起飞截击时，由于与指挥引导站缺少联系，常常只有1个编队能找到部分敌人，不能发现其余的敌人。前述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作战的实例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在歼击机截击敌机时可以归因于搜寻不准、编队间缺少协调，但在喷气歼击机短短的交火进程中却是重要的因素。对于在复杂天气条件下作战，指挥引导站的编队就缺少训练了。

    米格15飞机上没有敌我识别器、缺少远程飞机通讯雷达，也是我歼击机难以发现敌机的原因。

    歼击机军的作战经验表明，进行截击时，喷气式歼击机将以分队等编队方式行动，各个编队将在高空、纵深组成强大的梯队，相互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挥引导站搜寻的不仅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包括所有后继部队。因此，为喷气式歼击机搜寻敌机特别是快速行进敌机，应当对航空兵指挥引导站提出更高要求，甚至在歼击机上安装相应的雷达设备(敌我识别器、引导雷达等)。

    结论

    1.1950年11—12月，第六十四歼击机军各部队的任务是：

    ——掩护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工业中心、铁路枢纽、桥梁、机场和其他设施，防止美国空军的空中打击和侦查；

    ——掩护朝鲜中国志愿军主力部队的后方目标。

    2.第六十四歼击机军全体部队完成了掩护中国东北地区目标的任务，其方式是从“机场勤务”转入起飞。位于安东前线机场的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二十九歼击机团负责掩护朝鲜中国志愿军的任务。第一七七歼击机团驻扎鞍山机场，其任务是加强第二十九歼击机团的空战实力。1950年12月25日起，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全体移师安东机场。

    3.歼击机飞往朝鲜，通过米格15大队战术行动区、在6000—8000米高空，在没有前站(距离驻地机场不到100公里)的条件下进行。

    4.在安东的第五十歼击航空师指挥部负责作战指挥，它使用2个无线电探测站，定期使用歼击机军在价川的雷达站，该所有1台无线电探测站。

    5.负责安东机场驻地安全的是，师部的小口径高射炮、12门37毫米火炮，及在白天保持一级戒备状态的歼击机执勤组。

    6.米格15飞机作战性能优越，在最大水平速度、爬高能力、火力等方面远超过对手所有型号的歼击机。尽管如此，空战中还是发现了如下问题：

    ——米格15飞机的活动空间是：速度每小时900公里，高度在1万米以上；

    ——与敌机比，燃料储备不足，特别是在5000米以下高度；

    ——高度操纵杆强度不够；

    ——缺少对飞行员前冲的装甲保护；

    ——制动设备不太好用。

    7.在8000米以下高度作战时，米格15飞机较敌歼击机超负荷7—8个指数。所以，需要向飞行员供应抗重力服。

    ……

    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95，л.138 147、153 157

    №24823-1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人民中国》杂志派遣俄语编辑(1951年1月9日)

    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提出的请求，为了做好《人民中国》杂志的工作，将派遣一名编辑和一名校对人员。所派遣的工作人员的姓名将在近期通告。

    菲利波夫

    1951年1月9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6，л.91

    №09856 维辛斯基与何长工谈话纪要：给予中国技术援助事宜(1951年1月10日)

    今天我接见了今年1月9日从北京来莫斯科的中国政府代表中国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

    何长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感谢苏联政府给中国提供的大批援助，并根据中国政府的委托提出了以下问题：

    一、关于苏联紧急援助中国建立飞机修理企业的问题。为此，需要苏联援助专家和技术以及各种设备、材料、备件，等等。

    二、为建设生产嘎斯51型汽车装配厂提供人力和技术援助。这种汽车在中国战争中性能表现良好。

    三、谈到来莫斯科之前曾同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谈话，何提出，司令员请他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加速关于加快向中国海军提供已经向苏联订购的各种设备和材料的问题。

    四、谈到周恩来的请求，何请求苏联方面为他提供机会，利用他(何长工)在莫斯科期间参观苏联工业企业，尤其是飞机制造厂和飞机修理厂、降落伞制造厂、汽车制造厂以及各种重工业学校。

    何说，如能尽快解决他提出的问题，他将不胜感激，他认为，在苏联朋友的帮助下，在两周时间里，定能充分完成他来莫斯科的使命。

    我对何对苏联提供的援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了感谢，我说，何一定能感觉到苏联方面的全力支持和援助，帮他顺利地、尽快地完成他来莫斯科的使命。

    我答应帮助何同苏联有关部门和机关的代表取得联系。我指出，当然，如能在两周时间里完成所有工作并签署协议，这很好，但考虑到苏联和中国代表面前的客观的复杂情况，毫无疑问，在完成这些工作当中会遇到不少困难。

    何表示同意这点。

    在会谈结束时，何表示希望能在合适的时候去列宁格勒参观。

    我回答说，参观列宁格勒是件很容易的事，只要他方便，任何时间都可组织。

    参加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副司长瓦西科夫同志和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曾涌泉。

    维辛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44，п.322，д.11，л.1-3

    №1333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转交大连等地资产(1951年1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会议第80号记录

    第6项　关于苏联向中国转交资产的问题。

    批准关于苏联向中国转交资产的公报和就此问题给罗申同志的电报草案(附件)。

    附件一：

    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转交资产的问题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1950年2月14日关于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协定以及同一日期交换的照会规定：无偿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转交由苏联方面在大连支配或租赁的资产，苏联经济组织从日本私有者手中购置的在东北地区的资产以及所有的位于北京的原军事建筑物。

    为此目的而成立的苏中联合委员会，目前已经全面地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在1950年期间已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转交了上述所说的全部资产。

    附件二：

    绝密

    致北京苏联大使：

    第2649项　我们不反对公布转交资产的联合通报。我们建议对文本再做一次修改后公布(随后发送联合公报的文本)。

    请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公布通报日期的意见。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7，л.3、100-101

    №00369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转交给毛泽东的电报(1951年1月13日)第15451号

    菲利波夫同志：

    兹报告：您今年1月1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已于今年1月12日当地时间23时交周恩来。

    　　

    扎哈罗夫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121

    №00370 罗申致维辛斯基电：关于毛泽东将与金日成会谈(1951年1月13日)

    您的第48号来电已执行。周恩来请我向菲利波夫转达深深的谢意，感谢他的建议和咨询。他接着说，将通报朝鲜同志。此外，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和彭德怀，请他们来北京作短时间逗留以讨论一系列问题。在他们逗留北京期间，毛泽东将就备忘录中涉及的问题，与金日成谈判。

    Н.罗申

    1951年1月13日

    说明：维辛斯基同志1951年1月13日第48号(不包括在第837号电中)来电建议拜会周恩来，并向他转交菲利波夫同志关于中国政府备忘录发来的电报。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122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13

    №0037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询问军事贷款问题(1951年1月1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月16日14时3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您1951年1月4日电报已经收到。

    我完全同意您的电报中所做出的所有安排，感谢您和苏联政府给予我们的援助。

    二、我们已对军事贷款协定草案进行了研究。

    我们完全同意该协定草案，但第3条第1和第2款除外，我们根据您今年1月4日电报已对两款做出了修改，并请扎哈罗夫同志转告您。

    有关该协定的签订问题，将由周恩来同志会同扎哈罗夫同志加以解决。

    三、您在您的电报中称，在1950年前10个半月期间，苏联政府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1.4亿卢布的军用物资。

    不久前，王稼祥同志带回了2月和5月军事物资申请单，这两份申请单，他是从外贸部军事工程局得到的，其总价值为237548103.64卢布，其中2月申请单为114415274.67卢布，5月申请单为123132828.97卢布。

    我方电报中所列出的军用物资供货总价值为9750万多卢布，因此这一总额低于2月和5月申请单中军用物资的总价值。

    由此可否认为，申请单中所订购的军用物资尚未完全到货？这一差额是否将于1951年补上？请您将此告我。

    四、您已确定了1951年军事贷款数额，这非常好。待我们对前两份申请单作一分析研究之后，我们将拟定1951年军用物资申请单，并对这些军用物资的价值作仔细核算，以使其总价值不致超过您所确定的4亿卢布的数额，使苏联政府不致因完成我们的军事订货而负担过重。

    五、对您做出的关于根据军事贷款协定用军事贷款方式向我们提供铁路设备并将这种设备减价25％的决定，我深表感谢。

    六、我们同意对1950年已提供的5000辆汽车及将于1951年提供的12000辆汽车要按商品流通付款的意见。我希望，您对我的请求进行研究，并对提前提供其余12000辆汽车以满足前线需要一事做出答复。

    七、请告知我们，1950年10月19日发出的军用物资申请单中所列用于军事目的的汽车汽油和航空汽油，是否已将其列入军事贷款协定所规定的军用物资之中？军事贷款协定是否适用于上述汽油？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月14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缅希科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4-5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187-188

    №0037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下一步作战计划(1951年1月15日)

    密码电报第15603号

    发自北京，1951年1月16日14时4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1951年1月14日致彭德怀同志转交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副本给您送去。请您了解该电报的内容：

    “彭德怀同志并请将该电报的内容转告金日成同志：

    正在中国东北受训的约10万朝鲜新兵，在今后2—3个月休整期间之内要编入人民军各军团，以使人民军各师的连队达到人员满员。每个连必须达到100多人，每个师必须达到1万—1.5万人。

    朝鲜军队中师和旅一类的部队过多。应将其全部人员大体上编为15个师，并给其配备苏制武器，使朝鲜军队这些师在春季攻势(4—5月)期间能配合中国志愿军，给其以很大支援，以期最终解决朝鲜问题。

    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

    预计敌军下一步可能采取以下两种军事行动方案：

    一、在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压力下，敌军将进行微弱的抵抗，然后撤出朝鲜。

    果真如此，那么这将是我们所进行的全面准备的结果，因为敌人得知我们进行了充分准备工作后，将确信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增强了，才会知难而退。

    二、敌军将在釜山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

    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很好的准备，这样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

    还有一种可能：客观原因迫使我们于2月进行一次战役，此后即继续进行休整，以便彻底完成最后一次战役的必要准备工作。对这一点也必须考虑到。然而，如果不发生此种情况，如前所述，在2—3个月之内彻底完成必要准备工作之后，进行最后一项决定性战役，则是必要的和切合实际的。

    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

    你意如何？盼告。

    　　毛泽东”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月1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3

    АПРФ，ф.3，оп.1，д.336，л.125-127

    №1333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批准塔斯社驻上海记者的人选(1951年1月15日)

    摘自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1月15日

    第21项　关于П.И.科索拉波夫通知的问题。

    采纳塔斯社(帕利古诺夫同志)的关于批准科索拉波夫同志任塔斯社驻上海(中国)记者的提案。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7，л.5

    №20149 克拉索夫斯基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1年作战和培训计划(1951年1月16日)

    第52号

    1951年1月16日

    在收到苏联空军总司令关于1951年战斗训练的指示之前，我已(对各部队)明确了如下主要任务：

    1.各歼击航空师继续处于高度战斗戒备状态和根据战时计划，对所保护的目标提供有效掩护。

    2.对全体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实施考核，使各航空兵大队和团的战斗训练水平达到1950年末的标准。

    3.完善飞行员的驾驶技术，使各航空兵大队能在各种复杂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

    4.歼击航空师根据战斗经验以分队为单位组织2—3次空战实践。

    5.以核算方式制订飞行训练计划：平均每月每个飞行员的飞行时间：歼击航空师3—4小时，轰炸机和强击机师2—3小时。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

    1.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和第一五一和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一部配合中朝空军继续对三八线以北的部队后方和安东、平壤、辑安等地区的铁路、桥梁提供空中掩护。

    2.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应结束向中国同志移交物资(米格15飞机)和技术设施的工作，并准备对中国飞行员实施改装训练。

    3.截至1951年1月5日前，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完成各类飞机的装配和试飞活动，并在1951年1月20日前对全体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实施考核，对各飞行分队和大队实施战斗序列训练，参考近期的空战经验安排2—3次空战实践，进一步完善驾驶技术和作战能力。

    4.第一六二轰炸机师：

    (1)用新来人员补充中国飞行员人数，以组建中国航空团和师，考核驾驶技术和实施双人、分队和大队作战训练，培训整个飞行大队在白天一般气象条件下中等高度的作战能力。

    (2)截至1951年1月1日前编制针对全体中国飞行员的作战计划和课目，并在1951年1月15日前提交我审批。

    5.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第十五强击航空团——训练所有中国飞行员独立驾驶伊尔10飞机，根据个人要求，允许其用伊尔10飞机独立实习。

    第十三强击航空团继续完善全体中国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和双人、分队和大队编队飞行技能，训练单人和双人实战能力。

    继续完善自己以分队和大队为单位的飞行员在白天和夜晚，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驾驶技术和实战能力，此类飞行训练仅针对飞行骨干。

    6.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A部：

    (1)继续完善自己全体飞行员骨干以分队、大队和团为单位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驾驶技术和实战能力。

    (2)截至1951年1月15日前作好接收中国飞行员的准备。在中国飞行员到来后，成立教学小组，进行理论培训，并进而转入飞行实践。

    挑选并组成飞行技术班子，对中国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学习第二十八和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的教学经验和方法。

    7.第十七、第一四四和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对(中国)飞行员进行系统的驾驶技术培训。以大队各分队为单位编制中、高空战斗序列。在骨干飞行员的陪同下让学员继续在教学飞机上练习夜间飞行和以大队为单位的夜航技能。

    准备接收和改装训练中国年轻飞行员。

    正接收第二批改装训练中国飞行员的航空兵各师的任务是：试飞，考核飞行员的驾驶技能，为各分队和大队编制战斗序列，并重视对各分队和大队的中、高空空战训练。

    继续用教学战斗机练习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技能。

    8.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师：

    (1)截至1951年1月15日以前结束物资接收和利用拉9飞机对第四〇一歼击航空团的改装训练工作。

    (2)继续对所有飞行员实施训练以巩固其在1950年末所达到的战斗训练水平。

    继续利用拉9教练机和拉9飞机练习以大队为单位的夜间飞行技能。

    9.截至1951年1月15日制订出针对中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的飞行着陆教学计划，并提交我审批。

    于1951年1月20日作好接收和培训中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的准备工作。

    地勤培训

    1.以向各部队发出战斗警报的方式，检查各机场和空防保护设施地面防御计划的实用性。

    2.各歼击航空师在各地区空防部队的协助下制订针对所保卫设施的空防计划，完成各指挥所的设备安装工作。1月份指挥部将要实施的训练科目：“空防歼击航空师保卫大型工业设施和城市的实战能力”，然后再进行与这任务相关的飞行战术训练，以检测为处于一级和二级战备状态的飞机发出警报和引导飞机起飞系统的性能。

    飞行战术训练过程中将使用带有“敌人”标识的飞机。这些“敌人”飞机将根据我的指令由其他部队调拨。

    3.编制指挥部训练和飞行战术训练科目，在具体实施这些科目前10日内将其交我审批。

    4.所有航空师的地面培训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均需严格遵照飞行训练的既定任务来进行，以预防各部队中飞行事故的发生和避免战斗训练超负荷的情况出现。

    5.在对全体学员进行地面培训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要求学员必须非常熟悉飞行工作相关操作条例和规范；

    ——结合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了解飞机的性能、地面和空中使用、保养等方面的知识；

    ——了解实战和武器状态下美军和英军飞机的飞行战术资料；

    ——对朝鲜、台湾和日本的机场分布网络以及实际作战空域加以认真研究；

    ——了解(敌我双方)空军活动的方面、路线和方式等。

    6.对学员的马列主义和政治思想教育培训安排应严格遵照总司令部的相关指定计划予以实施。

    7.针对空军各部队参谋部军官的培训应注重：专业知识、敌我飞机战术技术资料和行动战术视野的拓展等科目的训练。

    8.独立汽车运输营公职人员培训：

    ——对后方作战区域加以研究，根据各地特点，研究哪些地区可能用作空军的物资保障基地；

    ——有计划地挑选军官和部分士官来担当培训中国同志的工作；

    ——分别对中国同志进行理论和实践培训，并注意搜集和研究战斗技巧，完善自身的作战战术素养。

    9.任何情况下均须根据苏军内务章程相关规定为各部队制定作息时间。

    10.所有军官均须严于律己和尊重上级，不得违反军纪，凡有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

    (驻华)空军作战组组长

    克拉索夫斯基

    (驻华)空军作战组参谋长

    叶尔马赫

    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67，л.1-6

    №133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专家前往中国出差(1951年1月17日)

    摘自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

    第42项　关于А.С.佩列韦尔泰洛同志和Г.Т.伊万诺夫同志前往中国出差的决定。

    1.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请求，派А.С.佩列韦尔泰洛同志和Г.Т.伊万诺夫同志，作为《人民中国》杂志俄文版的编辑前往北京。

    2.关于到中国出差的А.С.佩列韦尔泰洛同志和Г.Т.伊万诺夫同志的物质待遇问题，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 1425сс号决议和1950年1月30日第387122с号决议的规定执行。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7，л.9

    №00373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问题(1951年1月19日)

    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同志今年1月14日致电菲利波夫同志，要求准确说明军事贷款协定草案第3条，详细解释中国政府2月和5月的申请单中所列物资的供应数字，并要求尽快得到其余12000辆汽车和询问能否将提供的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列入军事贷款项下。

    因此，我们将给毛泽东的复电草稿和给扎哈罗夫与米古诺夫同志电文草案呈上，请您审阅。

    按毛泽东所提问题，报告如下：

    一、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决议，由外贸部负责与中国政府结算军事部所提供的物资，外贸部工程技术局已于1950年11月将总数为2.375亿卢布的两份军用物资清单交给驻莫斯科中国大使王稼祥，这里指的是贸易结算，并已列入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中。

    在明确规定1950年实际供货数额后，按提供中国规定额度军事贷款的决定，纳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和商品流通的供货价值，总数定为2.65亿卢布(1.4亿卢布属1950年贷款，1.25亿卢布属商品流通)。这些数目的说明书已于今年1月9日由外贸部告知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古诺夫同志。

    二、在1950年2—5月中国政府申请的军用物资项下，军事部和海军部按照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已移交给中国属于1950年供货的军用物资不包括26艘海军舰艇(2艘扫雷艇，6艘大型猎潜舰，18艘鱼雷艇)。

    按5月的决议未提供的204架飞机、118台飞机发动机、专用运输车辆零件和飞机备用零件，已按比1950年末我国空军师编制大得多的数量提供给中国政府了。

    由于毛泽东告知，中国政府打算按1951年提供的军事贷款，编制新的军用物资申请单，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地要告知他，按中国政府以前的申请单，我们已规定1951年除3500万卢布的铁路装备外，以军事贷款提供的军用物资总数近1亿卢布。

    三、在答复毛泽东的电稿中指明1951年1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所规定的提供汽车的期限。

    四、按1950年10月19日以后苏联部长会议所作的决议，总数为1140万卢布的车用汽油、航空汽油和其他燃料润滑用油，已运往中国以外，按1950年10月以前的商品流通协议和各个决议所规定的石油产品，已于1950年运往中国。

    在答复毛泽东的电稿中，建议告知，石油产品的供货列在商品流通项下。

    五、军事贷款协议第3条第2款的措词已取得周恩来同意，而第1款的措词在给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古诺夫同志的电稿中做了说明。我方这一款的文本与中国政府提供的措词不同之处在于，其中规定，所提供的1950年10月19日以后生产的军用物资列入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商品流通项下，目的在于不与中国赴朝作战发生直接的联系。

    华西列夫斯基

    缅希科夫

    1951年1月19日

    附件：

    华西列夫斯基给扎哈罗夫和米古诺夫的电报

    北京

    扎哈罗夫和米古诺夫同志：

    据你们的第15453号来电及今年1月14日转你们的菲利波夫同志致毛泽东的复电，请遵循下述方针：

    一、考虑到周恩来的意见，第3条第1款可用下列措词：

    “按现在的协议，1950年10月19日后，即中国参战以后和与此直接有关而交付的军用物资的价款，按已交付物资的半价，从贷款中支付。

    中国军队入朝以前，即1950年10月19日以前所提供的军用物资以及1950年10月19日以后提供的但非用于与中国赴朝参战直接有关的目的的军用物资的价款，由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按商品流通方式支付。”

    你们提出的第3条第2款已经周恩来同意。

    二、可以告知周恩来，1951年1月9日缅希科夫在给米古诺夫同志电报中所报告的军用物资清单：1950年运去的列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议项下的军用物资，总价值1.4亿卢布，列入商品流通项下的是1.25亿卢布。

    已拟定于1951年提供的，列入军事贷款的总数为1亿卢布的军用物资清单，将由外贸部另电告你们。这份清单请交周恩来。

    三、关于2月和5月的申请，请按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的复电执行。

    华西列夫斯基

    缅希科夫

    1951年1月1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26 28、34-35

    №1333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李周新来苏治病(1951年1月19日)

    摘自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1月19日

    第63项　关于李周新(ЛиЧжоусинь)同志来苏联治病。

    1.满足中共中央的请求，并准许天津市税务局局长李周新同志到苏联来治病。

    2.迎接和招待李周新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波马兹涅夫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3.批准所附给刘少奇同志的复函文本。

    附件：

    北京

    罗申：

    请转告刘少奇同志，根据他的请求，李周新同志可以到莫斯科治病。将为李周新同志创造所有的治疗和休养条件。

    维辛斯基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7，л.13、106

    №20001 尤金致斯大林报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1951年1月20日)\r\n

    \r\n 1951年1月20日\r\n

    莫斯科

    И.В.斯大林同志：

    兹向您报告关于我与中共领导者们近期一些会面的情况。

    一、1950年12月31日在与毛泽东共晚餐期间(新年团拜会，当时在场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谈到朝鲜战争时，毛泽东指出，遗憾的是，美国人不想打大战。我们原以为，美国人会在三八线一带与我们大打一场，可他们却几乎没有抵抗地撤退了，现在甚至连汉城也匆忙地放弃了。我们在朝鲜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消灭美国人的有生力量。我们并不反对使这场战争拖延下去。只要美军在朝鲜待一天，美国就不得安宁，美帝统治集团里就会有斗争，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

    毛泽东对他们能够为自己在朝鲜的军队提供一切必要的后勤保障感到满意。战争初期，虽然中国军队的位置靠近中国边境，但在自己军队的后勤供给方面组织得很不得力。他说，通过在朝鲜战争中的经验，他们将在如何组织现代战争，如何与现代化的美国军队作战方面学到很多东西。

    晚餐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离席，并邀请我与他们进行了一场短暂的会谈。期间，毛泽东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他说，自己的血压下降得很厉害，疲劳过度，甚至到了不能正常工作的程度。他准备近期到某地去休息两个月左右。

    随后，毛泽东说，现在亚洲国家的所有共产党都要求给他们以建议和帮助，北京聚集了除印度共产党以外的所有亚洲共产党的代表。应当研究亚洲各党的情况，给予他们建议和各方面的援助。但仅我们一家处理这方面事务有困难。

    另外，毛泽东还说，我们中国出现了很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我们真诚希望联共(布)中央也能对我们的问题和工作加以研究。

    据上所述，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下有一个联共(布)中央常驻代表。这位联共(布)中央代表应配备几名自己的助手，以便能与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研究亚洲问题，并向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提出这些问题，以便我们共同加以解决。毛泽东告诉刘少奇，希望他能与我会谈，并向我通报他所了解的关于亚洲各共产党的情况。

    最后，毛泽东说，他对我没有机会了解中国所有地区的情况感到遗憾。他希望，当他的选集俄文版出版后，我能再次来中国。他询问我对此如何看。我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说，这一问题应由联共(布)中央决定。毛泽东说，他将就这一问题请示斯大林同志。

    二、1951年1月3日刘少奇请我到中共中央。会谈期间，他重复了毛泽东的话，即亚洲国家的所有共产党都在中共中央有常驻代表。其中一些，如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共产党内部各集团之间还怀有相互敌视的情绪。他说，这些政党的代表都是自己来的，没有经过事先许可，因为这些国家的边境把守不严。刘少奇说，在与他们进行谈判之前，我们尽量事先对他们进行审查。印度共产党要求该党中央领导层内部两个存在纷争的集团的代表都能来中国。我们暂且没有答复，因为我们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

    刘少奇首先谈了日本共产党的有关情况。他说，现在在北京的有日共的德田秋一和野坂参三等同志。我们正在研究日共的情况。刘少奇说，他已与此两人见了两次面。还准备再举行几次会谈，目前正在翻译一些日语文件。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将会对日本共产党的情况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刘说，非常明显的是，目前日共内部存在着分裂。两位政治局委员和五位中央委员组织了一个新中央，来反对以上述两人为首的原中央。日共中央目前主要是组织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将那些为反对派提供支持的组织整体开除出党。而反对派则指责中央没有彻底承认情报局机关报上所指出的其当年所犯的错误。

    刘少奇说，他们今年9月份便在中共党的机关报上就有关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维护党的统一的必要性和日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为将美帝国主义驱逐出日本，为日本的民族独立而斗争——等发表了编辑部文章。

    这篇文章对日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说，他们想请日本共产党反对派的代表来北京，让他们与德田秋一和野坂参三会谈，详细搞清双方分歧的实质，并制定出日共统一的行动纲领。

    刘少奇着重谈了印度共产党的情况。他说，该党内部不断发生分裂，领导人更迭频繁。其中一个集团一旦成为党的领导，便将前领导集团的拥护者开除出党。战后印共党员数量为20万，而如今仅剩不到4万人。

    刘少奇认为，只有大力强调印度在彻底消灭国际帝国主义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才可能有助于巩固印共的内部团结。

    刘少奇特意请我向联共(布)中央提出关于印共的现状问题，以便其采取相应举措来巩固该党。他说，关于这一问题中共的观点是：有必要请印共代表来北京或去莫斯科，详细研究该党的现状，并制定出印共的政治路线，为该党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在这方面，印共是无法凭自身力量完成这一任务的。印共目前所处的困境，只会对英、美帝国主义有利。

    刘少奇说，近期即将举行越南共产党大会。看来，在这次会议上胡志明将会进入中央领导层，担任中央主席或总书记的职位。迄今为止胡志明没有进入中央领导层，没有在任何机构中担任职务，但他的地位却高于中央，是越南人民的最高领导人。越共中央在所有问题上均征询胡志明的意见，后者实质上领导着越共中央的活动。

    刘少奇说，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共产党内均存在着派别斗争。不过，关于马来亚共产党的情况，刘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在会谈的最后，刘少奇也提出了毛泽东前面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即关于有必要在北京设立中共领导下的联共(布)中央常驻代表处。刘认为，联共(布)中央代表处应以5人为宜，如果他们不是亚洲问题专家，但至少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熟悉。中共中央方面也将调拨相应人手来配合该代表处人员的工作。他还补充道，他们正在搞一个有400人的培训班，以为亚洲国家各共产党培养骨干。他说，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联共(布)中央的帮助，联共(布)中央驻中国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便可提供这一帮助。刘说，他对在中国建立由中共中央领导的联共(布)中央代表处的问题寄予厚望。

    三、1951年1月4日周恩来造访我的住所。他的话题主要涉及：朝鲜战事、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正在中国开展的反美运动。关于朝鲜问题，周所言与毛泽东的没有太大区别。关于国内经济状况，周指出，今年他们的粮食收成不错。粮食储备不仅足以保障包括驻朝中国军队在内的国内需求，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而且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关于目前中共经济发展的困难，周指出，主要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专业骨干人才匮乏。我们不得不请求苏联政府和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允许派遣大量中国大学生去他们的大学和学院学习。不过，这方面我们也存在困难，即目前我们外汇有限。我们想请求这些国家允许我们延期支付中国留学生的留学费用。

    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关于中国正在开展的反美帝国主义运动的情况。他指出，他们已在这场运动中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甚至多数城市资产阶级都积极地参与到了运动之中。他说，这可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现象。如果我们将不得不与美国开战，我们将让我们的人民认真地做好一切准备。

    周恩来还谈到了亚洲各国，尤其是日本和印度的现状问题。他基本重复了刘少奇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内容，并再次详尽地强调：印度应当在彻底消灭世界帝国主义发挥作用；有必要建立强大的印度共产党。

    П.尤金

    附录里有一封我关于自己在中国的旅行情况而给毛泽东所发的信件。当我旅行回来之时，恰逢毛泽东患病。陈伯达告诉我，如果我就自己在中国的旅行情况给毛写一封信，毛泽东一定会喜欢。

    П.Ю. [66]

    附录

    П.Ф.尤金给毛泽东的信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想就自己在1950年10月29日至12月3日期间，对中国一些城市的观感向您作一简短的汇报。旅行期间，我在一些城市——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汉口、武汉、西安等作了一系列报告。另外，在上述每个城市我都与当地的知识界举行了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的与会者均在100—200人左右，持续4个多小时)。每次都会有人向我提出15—20个问题，我当然都会一一解答。我参观了位于汉口、上海、广州和武汉的几所大学，去了上海和汉口的一些工厂。向大学生和教授发表演讲，与工人们交谈，参观了一个村庄，与农民们谈话。我还参观了许多历史名城，参观了中国许多的名胜古迹。

    此次中国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地感谢您，毛泽东同志，给了我这次难得的机会以及旅途中为我所创造的那些便利条件。

    根据我所看到和观察到的情况，并通过与知识界和广大党的积极分子的所有会面，在讲课和演讲期间与大学生交流(期间我的听众至少有25000人)，我总体上形成了如下一些极其强烈的感受：首先，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的组织，它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团结在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周围。我高兴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在所有地方都未遇到任何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情绪。广大党员、群众的团结一致，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在党关于与美帝国主义坚决斗争的政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样，我便得出了一个确定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政治上团结中国广大民众，并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作为兄弟党的党员，我确信自己能够和将证明，为了祖国的独立，中国人民凭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一定会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一年或者更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便成功地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在各省稳固地建立了承认由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政权机构。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已成为世人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它将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政治体系中最强大的先进的国家之列。

    我曾多次与自己所去的各地、省的领导者交谈，这些人给我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他们都经过正规的党校和军校教育，在广大党员和非党员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干部(如饶漱石、陈毅、叶剑英等)都是党和国家卓越的活动家，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都有很强的能力。

    通过与大量知识分子干部的交谈，我的印象是：知识分子、基本群众在政治方面是支持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的，并愿意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工作。但在理论方面，知识分子则很不统一。根据我与知识分子交谈中他们向我所提出问题以及其发言的性质，我将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如下一些类型：

    一、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每个大城市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和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关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著作。在所有座谈会上都有人向我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称辩证法有三个规律，其中之一便是否定之否定规律。而斯大林著作中却说辩证法有四个规律，但却不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经常有人询问有关形式逻辑方面的问题，如何理解形式逻辑理论，其意义何在。还有人问：应当如何理解科学的阶级性和党性。还有几个问题与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相关。有人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以及关于朝鲜事件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充分表明，中国大城市中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核心。虽然这些人的理论水平有高有低，但他们应当而且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用于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党的委员会的重视，在多大程度上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被用于各项实际工作。当我与知识分子举行一系列座谈会的过程中，当地党的领导干部往往缺席。从这一情况来判断，可以说明，党的领导干部们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希望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不多，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的知识分子。看来，对于此类知识分子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此类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包括：应当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如何将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科学，如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苏联是如何改造旧知识分子的，等等。此类知识分子在我的交谈者中占多数，他们接受的是旧式教育，有时他们也真诚地希望将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给北京民主人士所作的演讲之后，在与其交谈期间，有人告诉我，这些民主社会活动家中的一位正试图将未来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可以认为，此人这样做是出于一片真心的，他想以此来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对于此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面给予其积极的帮助。这是共产党干部的应尽职责，他们应当尽可能地把这方面工作做好。

    三、第三类知识分子——几乎公开地敌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且不想承认马克思主义。此类知识分子，我是在位于汉口和广州的(美国)教会大学中遇到的。他们明确地声称，最高级的文化是美国文化；中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文化”。这些大学教育学生仇视共产主义和新中国。在汉口教会大学参加座谈会的，除了教授们外，还有几十个大学生。我问那些教授，大学生们对美国侵略朝鲜持何种态度，一位教研室主任答，这一问题应当由大学生自己来回答。我对他说，我们身为对大学生实施培养的教授，理应了解他们的政治倾向，但他始终也未正面回答我的提问。此时，一位学生开始发言，他说，一部分同学表示支持朝鲜人民，另一部分认为，中国应当在朝鲜问题上保持中立。至于自己的观点，该学生没有说。于是，我便问他，他究竟持何种立场呢？他勉强地答道，自己支持朝鲜人民。

    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大学中学生的情绪，并不能代表国立大学中学生的看法。我曾在广州政治学院、武汉国立大学和汉口国立中学为广大学生演讲。这些学校的学生们的爱国情绪极高，并积极支持中国人民政府。我不认为，那么几所教会大学就能培养出中国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不过，有一点无可置疑，即他们所培养的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和新中国的政治反对派。

    在参观工厂期间，通过与党的干部交谈，我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地方上党的领导机关不太注重工人的政治素质教育。领导干部很少下基层，很少与工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企业中的党组织也很薄弱(如汉口纺织厂有2000多人，而党员只有26人，且主要都是一般工作人员)。11月7日该厂召开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工人大会，会上作报告的是一位妇女——当地工会工作者。

    11月中，西安一家纺织厂组织了罢工。关于罢工的准备活动，没有一个党组织事先知道。西北局至今仍说不清，谁是此次罢工的倡议者和组织者。

    在与镇江市党务工作者座谈期间了解到，该市三个小型工厂都是从上海迁来的。在这些工厂的工人中，有人从事反动活动，至今到了夜里便有人在墙上涂写反动标语，撕毁共产主义宣传画和国家领导人的画像，或在上面涂写反动标记，很多工人怀有不良政治倾向。当我与党的工作人员谈到关于工人阶级的话题时，其中很多人都大致如此作答：我们这里工人少，政治觉悟低，我们工人实际上并不是领导力量，等等。于是，我不得不向这些同志解释，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会有力量。与其他阶级相比，工人阶级更有可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不过，这些先进思想应当向工人灌输，对其实施政治教育。如果我们不去教育工人，他们自己是不会迅速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如果共产党人不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那么，共产党的敌人便会占领这一阵地。我认为，无论如何应着力加强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在工人中的工作，对工人实施阶级教育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

    对中国而言，土地改革是真正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事件。我去的那个村庄，不久前才进行了土地改革。在持续了几个小时的座谈会上，来的农民约有几百人。期间，妇女们发言倒很踊跃。其中一位说道，土地改革在农村妇女中掀起了一场与大米害虫作斗争的全面运动。村里成立了一系列群众性组织，农民们积极参与其中，所有村民都对新生活充满希望。不过，农村的政治领导工作也需要加强。在苏联，当内战结束时，农民们感到自己已拥有了土地，地主不会再卷土重来，党即开展了针对农民的大规模政治教育工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面向农村”。城市中的每个党员积极分子都有义务到农村去，在农民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如果城市中的领导者和其他党员积极分子能够定期去农村作政治报告，与农民交流，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效。苏联在从事这项工作时，还带有城市支援农村的性质，各个企业和机关都有固定的农村帮扶对象，他们帮助农村开展文化工作，向农村发送书籍、报纸、电影，演员、学者和其他文化活动家都下到农村基层去。这项工作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极大地巩固了城乡联盟和工农联盟。

    与各省党的领导干部交谈，给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地主反抗农业改革的程度估计不足，对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估计不足。可当我们去了一个县，与县城中的党员干部交谈后，就立刻感到省级领导与县级领导干部在农村阶级斗争评价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后者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斗争的激烈。我认为，在关于与地主的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应当加强宣传工作。所有共产党员都应牢记一点：作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地主一定要被消灭。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自愿走下历史舞台，他们会全力抵抗到最后一刻，越感到末日临近，他们的反抗就会越激烈。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与您(毛泽东同志)交流，即关于广州和香港的边界问题。从香港每天来广州共有4列客车。人口自由往来，既没有相关部门的边检，也不查护照等证件。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旅客当中一定会隐藏着几十个，甚至数百个间谍、特务和破坏分子。叶剑英同志说，近几个月广州接收香港移民达6万人，那么这些移民中有多少敌人——谁也说不清。看来，如果不能关闭香港广州的边境的话，我们最合理的做法，至少应当实施最严格的通行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不经中国政府的特别允许，任何人均不能进入广州。

    这便是我就自己在中国旅行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几点意见。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П.尤金

    1950年12月15日

    АРАН，ф.1636，оп.1，д.194，л.9-20

    №0037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情况(1951年1月26日)

    发自北京，1951年1月27日19时3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1951年1月19日给我的电报副本给您寄去。

    请您了解该电报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我于1951年1月16日晚抵金日成首相同志处，1951年1月18日晚离开那里返回。

    现将我们会谈结果向您报告：

    一、金日成同志及其同志们认为，仅靠朝鲜人民军单方面的力量追击向南方退却的美军和伪军，那是不可能的。这同样带有冒险性。

    他们表示，政治局会议认为：我方提出的为了今后小心谨慎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虽然朴宪永同志曾有他自己的看法，但经我1月17日再次向他做了解释，说明不经准备而贸然实施进攻和做好准备小心谨慎地实施进攻两者的利弊得失之后，他对此感到满意。

    苏联顾问也同意以下看法：下一次战役乃是决定性战役，因此只有得到朝鲜党政治局的赞同，这一战役才能更好地实施。

    二、沿海地区防御问题。

    金日成同志和拉祖瓦耶夫同志提出了以下意见：第二十六旅将驻防镇南浦，第二十三旅驻防海州，第二十四旅驻防元山，第六十三旅驻防北清，第六十九旅驻防江陵；这些旅将以营为单位沿西部和东部滨海地区占领防御地段，担负警戒任务。平均每旅约为3000人，且战斗力不强。

    此外，新组建的3个军团(第六、第七、第八军团)将用以控制以下地区：第六军团负责控制安州，第七军团负责控制谷山，第八军团负责控制咸兴。关于将哪些部队留驻汉城和仁川的决定尚未做出。他们还提出从中国志愿军中抽调1个军留下，作为其骨干。我们已同意留下1个军驻防铁原。

    已从苏联得到1000枚水雷和20万发反坦克及其他类型炮弹。暂定将其中10万发炮弹用于滨海地区防御，水雷则布设于各最重要港口。水原三陟一线以南滨海地区的防御任务已由前沿部队担任。至于对位于新义州地区的龙岩浦港的防御，他们请中国东北军区部队担任(为此有1个团就足够了)，我基本上已同意上述沿海地区的防御计划。

    请您研究审定。

    三、5个军团的补充问题。

    已确定每个军团由3个师编成。所有5个军团，除第一军团外，现均由3—5个师编成，但其人员不满员，各师人数为3000人、4000人、5000人不等。计划用各军团内部第4个师的人员将其余3个师的人员补齐。这样，每个师大约可达到7000人。我提出了将俘获的20000名南朝鲜军队士兵分配给5个军团的建议，但未被采纳。

    至于我提出的关于用新组建的3个军团补充现有各军团的建议，他们也未采纳。这一建议虽然是由我提出的，但我认为今后不宜再坚持这一意见。他们正计划使其新组建的3个军团参加下一次战役。

    四、为在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尚未准备足够数量的干部。

    汉城原有人口为150万人，现估计尚有约100万人。目前在粮食和燃料方面正遇到很大困难。无法向难民和失业者提供任何帮助。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粮食很吃紧。开城以西和沙里院以南地区已出现大股土匪，这些土匪甚至已占领了一些居民点。我们已派人民军1个团另4个营的兵力去消灭这些土匪。此外，已决定调第三十九军的1个师到临津江以西地区给予支援。这些土匪一经消灭，我们就能获得几十吨粮食。

    对下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巩固控制区；瓦解敌人；北朝鲜做好春耕准备；帮助难民；局部恢复一些工厂的生产；在美军和伪军暂时占领区开展攻势；建立武工队，将党和行政工作人员、群众组织领导人编入其中，渗入敌后，在武工队武装部队的掩护之下在各地开展组织工作；把合法斗争形式与地下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打击最反动的分子，支持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采取上述措施的各种方法。经过讨论，双方已就上述问题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究竟如何有目的地和在正确调配干部的条件下组织贯彻这些措施，尚有待今后进一步予以明确。

    彭德怀

    1951年1月19日12时”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月26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37-40

    №003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第四次战役作战计划问题(1951年1月28日)

    发自北京，1951年1月29日18时4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目前美军正企图向汉江南岸通往汉城和仁川的地区实施进攻。已形成的情况是：我军已无法继续进行休整，被迫立即准备第四次战役。现将我1951年1月28日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寄给您，请您一阅。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请将您的看法告我。

    “彭德怀同志：

    一、你1951年1月27日的电报及给各军关于准备实施军事行动的命令，均已收悉。

    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万—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

    三、在准备此次战役过程中，必须保持仁川、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和汉城，还必须诱使敌军主力进入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开始后，北朝鲜和中国军队必须突破敌在原州地区建立的防线，尔后向荣州安东方向发展进攻。

    四、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正希望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敌)能封锁汉江，然后停战。

    五、结束第四次战役之后，敌人有可能同我们就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和谈，那时再进行谈判将对中朝有利。但敌人现在就指望夺回汉城仁川一线以南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并对汉江进行封锁，以便使汉城处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威胁之下，进而迫使我们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谈。敌人想借此使中朝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我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六、我军尚未得到人员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我们能够做到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方向突击，消灭部分美军和4—5个南朝鲜师。

    请你在高级指挥人员会议上做出解释。一定要把这一会议引导到准备第四次战役上来。

    七、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地区以后，必须再进行2—3个月的准备，此后才能实施带有决定性的最后一次即第五次战役。从各方面来看，这较为有利。

    八、第九兵团必须于最近转移到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地区，以便进行休整。同时，该兵团必须担负防守该地区的任务，以防止敌军在仁川和镇南浦登陆。在第五次战役期间，该兵团必须参加前线西段的战斗行动。

    九、在进行第四次战役期间，请您考虑将中国和北朝鲜军队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携带5天干粮。第一梯队部队负责完成突破，将敌军追击到一定地区，而第二梯队部队则负责继续追击敌人，以使战役能持续10—12天时间，并利用这一时间尽量歼灭更多的敌军。

    你意如何，盼复。

    毛泽东

    1951年1月28日19时”

    第478号电

    毛泽东

    1951年1月28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41-43

    №0037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第四次战役作战方针(1951年1月30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月28日给彭德怀的电报已收到。同意您的看法。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正确的。

    第60号密码电报

    菲利波夫

    1951年1月30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44

    №0037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人民军建设问题(1951年1月30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兹送去我给拉祖瓦耶夫的电报副本。望告知您的意见。

    “致拉祖瓦耶夫同志：

    请您与金日成同志及其亲密的朋友商讨下列电报，并将您的意见告我。

    一、可以认为无可争议的是，现有的朝鲜师在作战能力上，不如去年夏季原有的师。原因在于，当时朝鲜人有10个师，它们编制齐全，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训练有素的。而现在，朝鲜人有28个师，其中19个师在前线，9个师在中国东北。显然，对于数目如此庞大的师，朝鲜人无法保证配齐各级军官。按我们的标准，比如说，每个师有8000人，至少必须有800名军官，士官还不算在内。我指的是有能力把一个师凝聚在一起的真正的军官，而不是匆忙中授予军官称号的人。显然，朝鲜人还没有这么多的军官。所以，现在的朝鲜师是稀松的、不坚强的和缺乏战斗力的。朝鲜人只追求军队的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但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军队的质量。

    二、在目前情况下，朝鲜军队以不超过23个师为宜，因为精简下来的5个师的军官可以补充到其他编制不全的师中去，而士兵则用来作为预备部队，这将加强各师的力量，削减开支，在装备上也会占有优势。对于4个缺乏战斗力的朝鲜陆战旅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把它们的军官和士兵补充到各个师里去。

    三、在现阶段，组织军团的指挥系统不合适，因为能够领导军团的指挥员，目前还没有或者是几乎没有，而军团的指挥机构已经有了。最好组织5个军团的指挥机构，每一军团辖4个师，以便军团的指挥机关能亲自直接地领导下属各师。在此情况下，朝鲜武装力量可有5个军团的编制(总计20个师)，而3个师可以作为总司令部的预备队，以便在战役过程中支援最迫切需要的军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指挥员们成长起来了，指挥员的数量充足了，也学会了指挥师的联合作战时，就可以转向军团的建制。

    当然，上述改编并非现在就要进行，而是在战役以后休整时期再做。

    请你们讨论这些建议，并将你们的意见告我。

    冯西”

    菲利波夫

    1951年1月30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47-48

    №11523 高岗在志愿军、人民军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2月 [67] )

    我在这里作为志愿军后勤工作人员讲几句话。中朝人民的优秀儿女实施了所向无敌的三大战役。鉴于在后方一些同志不了解前线的局势，我认为有必要讲一讲并对最近的事件作一些说明。

    你们都知道敌人进犯到清川江北部地区并迫近鸭绿江时的局势。

    当时朝鲜处境十分严重，由于敌人兵力的巨大优势及别的一些原因，朝鲜劳动党的人民军已经退到清川江以北，如果你们注意当时的局势，你们是不难回想起来的。

    至于中国，当时龟缩在台湾的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十分高兴，认为很快就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草山召开了紧急会议，开始了积极的准备活动，成立了以陈诚为司令的部队，以制订反攻大陆的计划。

    隐藏很深的反革命的所谓“地下军”蠢蠢欲动，极力开始自己的冒险活动，开始在电影院撒传单。我们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先让反动派暴露出来，然后把外国特务一个一个地抓起来，这样很快就消灭了他们的核心。国民党甚至急急忙忙地任命和配置了财产接收大员(期待着侵入东北)，不久前才实行土改地区的地主活跃起来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害怕地动摇起来，然后变得十分恐惧。他们开始在中央和各个地区宣扬说，美国是个强国，有许多飞机，而中国则刚取得胜利，还没有巩固，所以玩火是危险的，必须全力埋头于建设并巩固国家的基础。

    资产阶级中的商人开始囤积居奇并往市场上大量投入货币，物价急剧上涨。棉布开始脱销，所有的有价证券都在市场上堆积起来。沈阳和东北本来有550多万吨粮食，所以粮食价格本来不应上涨，但是几天之内，一斤粮食从4000元涨到了8500元，棉布的价格上涨了70％。主要的事实在于，劳动人民由于听到各种关于局势不稳的谣言产生了误解，产生了怀疑，“他们的几亩地还能不能保障”，“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如果说朝鲜处境严重，那么中国也是同样处境。

    至于帝国主义方面，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举行的会议上做出决定，要求朝鲜无条件投降，开始从飞机上撒传单并进行恬不知耻的反苏宣传，要求中国在鸭绿江北部建立缓冲地带。还在讨论要不要越过三八线，然后分五路向鸭绿江突击时，某些强盗就提出了要建立缓冲地带。而麦克阿瑟则宣称，这没有必要，如果需要建立这样的缓冲区的话，那只能在鸭绿江北。

    同时帝国主义者还表现出特别傲慢和咄咄逼人，麦克阿瑟打算完成钳形包围，到11月底就能得胜回家。美帝国主义夸耀自己武装力量的优势，声称麦克阿瑟是天才的统帅和战略家。

    像走狗一样跟美国人跑的仆从国，对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赞美有加。超级反动派丘吉尔宣称，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会议的官方报告的突出特点是有充分说明力，为此许多报纸对他大肆吹捧。对于仆从国来说，会议的决定意味着你派一团兵，我派一艘军舰，这样就可以拼凑出一支扩展我们威力所必需的强盗军队。

    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对朝鲜的局势十分关切。当战斗打到南方时，他们高兴，当战线逼近鸭绿江时，他们难过。华沙的物价飞涨。胡志明整天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朝鲜新闻，众所周知，他是个不喜欢听无线电广播的人。

    苏联也对朝鲜的事件特别关心。

    你们想一想，如果中国不出兵或者拖延出兵，在这种条件下朝鲜会是个什么局势，你们就会承认，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如果朝鲜的民主力量不复存在，中国能够埋头进行建设吗？还必须记住，朝鲜的存在就是中国的存在，因为我们同处一个阵营。所以中国必须立即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尽管某些部队的出发比较仓促，这也是形势所迫。

    由于前线的胜利，今天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很大的变化。彭德怀司令员作了个很好的报告，金日成首相也作了个很好的报告。准确地评估了形势，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对于朝鲜方面来说，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美国妄图占领和奴役朝鲜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从朝鲜赶走敌人，或者在朝鲜歼灭敌人，已成定局。由于前线的胜利和国际条件及力量优势，这一点已经成为可能。当然，也不能说，既然局势已经确定了，就可以安心睡大觉，敌人会自己滚蛋。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还必须认真准备，顽强作战，做出更大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比如运输方面的困难——道路太长，黑夜很短，而白天又有敌机袭击。如果两国的军队能够克服困难，通过顽强的斗争，并在客观上不犯错误，就能最终取得胜利。

    人民军变得更加强大了，正如刚才金日成首相所说，它积累了丰富经验，它的部队更加坚强了。决定性的问题在于，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因为有苏联和中国的帮助，特别重要的是前线的胜利，使朝鲜人民决战决胜的信念空前高涨。战争也教育了人民。5年建设的成果使群众认识到，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道路，但是美帝国主义却极力想破坏。因此加深了人民的愤怒，提高了人民的战斗精神。人民政权也积累了经验。在这种胜利的条件下，获得解放的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民主阵线的基础加强和巩固了，因为这种胜利使各阶层居民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

    综上所述，赶走敌人或者在朝鲜消灭它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当敌人到达毗邻清川江北的地区时，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和平与民主阵营的胜利。

    你们在这里取得了胜利，我们在后方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只是没有流血。东北有12万宣传员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全国基本肃清了亲美或者恐美的意识形态，并广泛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在所有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是赞美英雄和抨击反动分子的。由于开展了爱国生产竞赛，工人们3天就为9个步兵团缝制了2万套绗过的棉衣，农民积极参军，使队伍上增加了10万名新战士。一次就动员了36万人并通过了严格的检查。21天之内就完全结束了交公粮的任务。83％的大学生申请到军事学校学习，东北工学院也有80％的大学生表达了这种愿望，中央机关68％的干部申请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中央只批准了2000人。工业资本家称赞毛泽东主席，说他是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伟人。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的工商界人士组织了游行，呼口号：“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万岁!”并且自己做出决议不进行扰乱市场的投机倒把、不囤积居奇。如果违背了这一点甘愿根据做出的决议受罚。

    天主教会开展了旨在独立维持生活费、独立进行传教活动和独立教育的改造运动。

    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财产被监督起来了或者被没收，教会学校成了我们自己的。物价没有上涨，税收增加了。开始还担心，由于城市挨炸税收会减少，但结果证明收税收到了24.7万亿元。在春耕开始之前，有1亿3千万人口的地区完全实行了土地改革。国防建设空前加强了。

    在动员了10万新兵后又动员了20万人，除此之外，还有机场维修支队等。如果说朝鲜取得了胜利，那么中国的事情也进行得很顺利，各个阶层的人民团结得更紧密了。

    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宣称：“反攻大陆时机还没到”，否则“就是不了解当前形势”。国内的地下反革命分子遭到了沉重打击，仅仅逮捕的就有10万人，枪毙的有4万—5万人。

    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高涨。有一个叫李普曼的美国人写道，“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一个亚洲问题都解决不了”。世界各国人民热烈欢迎中朝人民。中国出席和平大会的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莫斯科被欢迎的人群抬了起来。在联合国，维辛斯基建议欢迎以伍修权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时，大厅里许多人都鼓了掌，向代表团献的鲜花堆满了一屋子。

    胡志明说：“我们坚信，我们一定会在越南取得胜利。”这一胜利将鼓舞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主义国家人民的胜利信心。

    帝国主义阵营的恐慌越来越大，内讧增多了。“天才”的麦克阿瑟变成了历史的笨蛋，变成了一个没有健全思维的人，成了一个十足的傻瓜。

    人们要求麦克阿瑟、杜鲁门、艾奇逊下台。

    在谈到联合国没有接受关于“中国是侵略者”的观点时，联合通讯社也承认，说“这是联合国成立5年以来，美国遭到的第一个最悲惨的失败”。

    胡佛也承认，“鉴于美国的失败，必须重新考虑政策，否则将会导致悲惨的结局”。

    美帝国主义的仆从国也感觉到，如果他们继续追随美国，他们就有陷于巨大灾难的危险。在清川江失败后，英国和法国又派了兵。而菲律宾则因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并出现了政权崩溃的明显迹象，所以他们犹豫不决，想把部队撤回去。美帝国主义骂这些国家“忘恩负义”，称这是美帝国主义“最大的耻辱”。

    美国费城的《新闻报》(中文译名)骂英国时写道：“借此机会(指中国对印度的答复)，想把它变成又一件武器来威胁中国。这确实叫人恶心!”

    纽约的《每日镜报》骂英国“阴险狡猾，使用狡猾的诡计使美国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指责它“利用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来干不能公开干的事情”。

    这就是帝国主义阵营的狗咬狗。

    直接决定这些变化的就是胜利。应当记住，为此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们付出了4000万美元，而美帝国主义付出了1.2亿美元。

    光荣属于前线指挥员、劳动人民、英勇牺牲的战士，受伤的英雄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英雄。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让我们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

    彭德怀司令员在论述胜利的原因时，讲的三点都非常好。

    我想补充的是，有强大苏联的存在，有伟大的斯大林指引道路，有英明的毛泽东领导我们——是他做出了出兵的决定，这些都是胜利的原因。

    尚需再夺取几个胜利，敌人才会很快完蛋，在这时候难道可以想回国的事吗？

    不能，因为敌人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任务，什么时候我们回家。否则我们必须继续战斗。

    你们说，在朝鲜住房太难解决，朝鲜话太难懂了，但是你们克服了困难，这确是你们一大成绩。

    只要一消灭敌人，你们就可以立即回国。如果敌人再来，那你们又再回来。

    所以今后一切任务都归结于消灭敌人。

    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将军对以后的战役讲得很好。我在这里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和平谈判的问题。

    应该怎样理解个问题呢？

    为什么要在取得胜利后才来谈和平谈判的问题？

    因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力量很大，帝国主义很害怕，他们没有准备好，要利用和谈来准备力量。

    我们力量大，我们不怕战争，也不怕拒绝和谈。我们是胜利者，和谈不会给我们造成损失，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准备打仗。和谈是次要的事情。如果谈判进行得不好，我们就打。我们准备得很好。任何时候都可以派作战飞机去消灭敌人。

    不能有一丁点儿幻想。

    一个是关于作战的问题。

    为了进行战斗，需要有士兵，需要衣服和食物，需要弹药。

    否则，任何天才的指挥都不能取得成功。

    当前在兵源方面不成问题。除了已到部队的新兵和已经招募的新兵，还从中国本土原有的部队中调来了14万士兵。

    现在在中国本土又开始了第二次动员新兵的工作。

    1951年，准备了54万头猪，油水方面也不成问题，为每个人购了10双鞋。

    每个人有两套夏装和一套内衣。

    这样，关于士兵方面不是问题。物资方面也不是问题，士兵的训练、情报、通信等，也不成问题，因为彭德怀司令员在这些方面有几十年的经验。

    所以准备工作的中心在于，以什么方式实行物资的运输。为进行这项工作，东北局派出了6名成员，东北政府派出了4名部长。

    我们后勤部的任务就是解决有关所需物资的运输问题。

    今后，9个师的大炮、飞机、坦克、9种燃料——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仔细计算和很好地组织。

    今后应该怎么办？中央委员会曾决定在东北培训1000名技师，而我们已经培训了11000人。中央已经抽调了9个运输团，但这方面的困难仍然很大。这些困难是由于这样一些因素产生的，比如司机缺乏在山地开车的经验，道路太长，黑夜短，雨季，道路滑。大家应该预先讨论这个问题。

    构筑飞机场也是个很不简单的事情。修建一个飞机场需要15万吨石子和4万吨水泥。为建飞机场动员了400万人。已经维修了8个飞机场。尽管困难很大，但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修建了6万吨容积的汽油库。除此而外，还修建了可以通行坦克的桥梁，维修了铁道。刚才金日成同志说得完全对，必须动员朝鲜人民参加修理和修建飞机场和道路的工作。

    手推车的问题也特别尖锐。现在已经生产了两万辆，而需要……万辆(此处有遗漏)。

    我们已经具备了彻底消灭敌人的一切必要条件——人力、武器和物资。对我们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一切。

    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同志正确地阐述了进军南朝鲜以后志愿军对各阶层居民的态度问题。

    战争的胜利和劳动党5年来取得的成就教育了人民。劳动党、政府和领导人的威望在人民眼中提高了。因此在居民各阶层中发生了变化。撤退期间，动摇的人立场更加动摇，中立的人开始右倾。胜利期间他们中出现了“左”的倾向。朝鲜各阶层居民的情绪就是这样。跟中国的情况差不多。

    在敌人进攻期间资产阶级向右倒。部分资产阶级与敌人一道进攻。必须对这些反动分子进行打击。现在这些人正与敌人一道撤退。必须没收他们的财产。

    至于那些不和敌人一起进攻一起撤退而只是表现出一定程度右倾的人，则必须保护他们，并促使他们进步，如果他们还保存有哪怕不多的民族觉悟和爱国主义感情的话。

    我们志愿军的口号是：所有拥护朝鲜解放的人，都应该集中自己的力量，以粉碎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这一点刚才金日成同志讲得很好，以这种方式行动，我们就能挫败敌人的阴险企图，团结一切渴望看见朝鲜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国家的人。他们中间可能有两面派和隐蔽的敌人，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粉碎主要敌人。所有那些顽固地不愿意懂得这一点的人，都应该靠边站。

    最后，我想表达一个希望，希望志愿军遵守纪律，执行命令，热爱朝鲜的党、政府和人民。

    志愿军团结一致，彻底解放朝鲜。朝鲜人民最终会起来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的、伟大的朝鲜。

    这是我作为一个后勤工作者在这里就所讨论的问题发表的一点想法。

    РЦХИДНИ，ф.27，оп.137，д.947，л.5-22

    №264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影片《三次会见》的汉语配音(1951年2月2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2月2日

    第155项　关于为影片《三次会见》进行汉语配音。

    允许苏联电影部为影片《三次会见》进行汉语配音。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7，л.30

    №0038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的情况(1951年2月8日)

    发自北京，1951年2月9日1时5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1951年2月5日13时给我的电报副本给您发去。

    请您了解该电报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1951年2月4日晚，我已同金日成同志进行了会谈。

    金日成同志完全同意关于以现有全部兵力和装备阻止敌人的这次进攻、恢复有利于我的军事态势、加紧进行长期大规模作战准备的计划。同时，金日成同志说，在过去三次战役中因轻而易举取胜所暂时激起的情绪，目前已不复存在。

    关于解散5个师以其补充人民军各军团的工作，将于当前这次战役结束后进行。在实施当前这次战役之后，金日成同志拟同我一起前往北京。

    彭德怀

    1951年2月5日13时”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2月8日

    第667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54-55

    №10217 斯大林与印共中央代表会谈记录：中国革命的道路(1951年2月9日)

    斯大林同志：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收到了。我将对这些问题做出答复，然后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许，你们会感到奇怪，我们总是在晚上举行会谈。我们白天很忙，要不断工作，晚上6点才能从这些工作中解脱出来。

    或许，你们感到奇怪，会谈要持续这么长时间。但遗憾的是，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的中央委托我们亲自接见你们，向你们提出一些建议，对你们的党进行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党了解得很少，对于你们也了解不多。对于这一任务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如果我们承担起提供建议的职责，那么，我们也就以此承担起了在道义上对你们的党负责的义务，而我们也不能轻率的提出建议。我们希望熟悉材料，了解你们，然后给出建议。

    你们或许会感到奇怪，我们向你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进行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询问。但是我们所处的状况是，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材料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情况，因此我们采取了这种方法。这是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没有办法。局势要求必须这样。让我们转入实质性的讨论。

    你们问：应该怎样看待即将到来的印度革命？

    我们俄国人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场农业所有权的革命。这意味着要消除封建的财产所有制，并把土地分给农民自己所有，意味着要为了确立农民的私人所有制而消灭封建的私人所有制。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不认为，印度正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普遍都在谈论的关于中国的道路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它是一场农业革命，一场反封建的革命，它不把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充公和收归国有。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说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国革命之前发生，它们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革命或农业改革，无论愿意与否。战后初年，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经历了这个阶段。中国现在处于这个第一阶段。印度也在向这一阶段接近。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正如在东欧所表现出来的，它在于：从农业革命转入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这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在欧洲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工厂、银行都被国有化，转交国家所有。中国距离第二阶段还很遥远。这个阶段距离印度也很遥远，或者说印度距这个阶段很遥远。

    我们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的社论中谈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这篇社论是由兰纳迪夫 [68] 的文章和言论引起的。兰纳迪夫认为，印度正处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我们俄国共产党人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说法，因此就进行了反驳，指出，印度将会经历中国的道路，也就是将经历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这意味着，你们将不得不以如下方式建设自己的革命阵线：鼓舞所有的农民和富农起来反对封建主义，把所有的农民都鼓舞起来孤立封建主义者。应该把社会舆论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进步阶层都鼓舞起来反对英帝国主义，孤立英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集团。你们经常说，应该通过一次性的打击，把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英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都驱逐出去。不能够建立这样的阵线。在全民族阵线中，迫切的问题应该是反对英帝国主义。让其他的帝国主义者，其中包括美帝国主义者认为，你们不会触及他们。为了不使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你们，为了使他们之间产生分歧，这样做是必需的。但是，如果美帝国主义者自己插了进来，那么，那时候印度的统一战线就应该把矛头也转向他们。

    高士 [69] ：我们不明白，当前美帝国主义者被认为是反民主的阵营的中心，全世界都在同美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只反对英帝国主义者？

    斯大林同志：非常简单。为了建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为了获得民族独立，需要反对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这是你们的民族特点。由于谁印度才处于半独立状态？是由于英国而不是美国。印度存在的状况是：不是在同美国人合作，而是在同英国人合作。你们军队中的一些军人和专家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这是历史事实，是不能够摆脱的。我想说的是，党不应把所有的任务都承担起来，不应承担起同全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需要承担的一项任务是：摆脱英帝国主义。这是印度的民族任务。对于封建主也是一样。当然，富农是敌人。但是，反对富农和封建主是不明智的。承担起反对富农和封建主这两项沉重的任务是不明智的。应当这样组建阵线，以便被孤立的不是你们，而是敌人。这可以说是减轻共产党斗争压力的一种战略。如果某人是明智的，那么他就不会把所有的重担都扛到自己肩上。应当承担起的一项任务是：消灭封建主义和英殖民主义者的残余。孤立封建主、消灭封建主，消灭英帝国主义，其他的帝国主义暂时先不要碰。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减轻工作的阻力。但是，如果美帝国主义插了进来，那么也应当同他们作斗争，但人们将会了解，不是你们，而是他们发动了进攻。当然，也会轮到反对美国人和富农，但这是后来的事情，每件事情都有它的顺序。

    高士：我现在明白了。

    丹吉 [70] ：但这不会妨碍开展宣传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同他们作斗争的宣传吗？

    斯大林同志：对于敌人应当明智地予以孤立。你们进行的革命不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者，而是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如果美国人进行了干涉，那么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拉奥 [71] ：富农中有一小部分人从事封建剥削，他们出租土地，也放高利贷。他们通常站在把土地出租给农场主的大地主的一边。

    斯大林同志：这不意味着什么。同消灭封建主这一总的艰巨任务相比，这只是部分任务。你们在自己的宣传中需要反对封建主，但不要反对富裕的农民。而你们也不应把富农推往一边，使其同封建主建立联盟。不应该使封建主得到自己的盟友。富农在农村中有巨大的影响，农民认为，富农之所以出人头地是由于自己的能力等。不应该给富农分裂农民的机会。在你们国家，封建主中有贵族吗？

    拉奥：有的。

    斯大林同志：农民不喜欢贵族。应当抓住这一点，使封建主没有机会在农民中建立联盟。

    布尼亚 [72] ：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我们的理解还有一些混乱。应当怎样理解民族资产阶级？

    斯大林同志：帝国主义就是掠夺别的国家的政策。难道你们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会考虑去掠夺别的国家吗？现在掠夺印度的是英帝国主义者。民族资产阶级，这指的是印度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他们是国家的剥削者。应该说，你们不要反对他们，而要反对现在的敌人，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在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有许多人是赞同你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已经同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联盟，但他们只是一部分，而且以后也不会很多。资产阶级对你们的支持主要在于，他们感兴趣的是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他们的兴趣还在于，消灭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需要市场，需要良好的市场，如果农民得到了土地，将会产生国内市场，将会产生能够购买的劳动力。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报刊进行解释。如果资产阶级不站在英国人一边，对你们将是有利的。你们应该这样做：要使英帝国主义者不能在印度获得新的盟友。中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中国只是把日本人的财产收归了国有，甚至没有把美国人的企业收归国有，美国企业仍然在工作。如果你们处在中国革命的阶段，你们暂时就不能采取一些把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推向英帝国主义一边的措施。这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被碰到，而他们现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帮助中国人民政府。这意味着可以认为，在中国国内美帝国主义者被孤立了起来。至于印度的革命，完全是英国人发动的骗人的把戏。如果你们制定了行动纲领，那么你们应当在纲领中说明，你们需要建立巴基斯坦、印度和锡兰的军事和经济联盟。这三个被人为地分割开来的国家将会接近。结果将是这些国家的联合。你们应当提出这些国家需要接近的想法，而人民将会支持你们。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上层将会反对，但是人民将会对他们产生怀疑。从孟加拉就可以看出这种人为的分割达到了什么程度。孟加拉省首先脱离了巴基斯坦。

    丹吉：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解上我们经常受如下精神的教导：中等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印度的大资产阶级转向了英帝国主义的一边。

    斯大林同志：在印度有纯粹的英国银行吗？

    丹吉：是的，在印度有英国银行，也有同英国人合办的银行。在我们的纲领中有民族大资产阶级的要求，这就是官僚资本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这不是官僚资本。这是工商业资本。中国的官僚资本成了国有资产的积累。这种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同工业的关系很少。它依赖宋氏等家族同美国人签署的优惠合同得到钱财。至于中国大的工商业，它们是完整的。我建议你们没收大资本家的资本，如果他们仍然同美英的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话。最好大声地说，那些公开地转向敌人一边的人将会丧失自己的财产。毫无疑问，如果你们的革命达到了高潮，将会对部分的大资本家进行打击。到那时候宣布他们为叛徒并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而没收大资本家的资本是由于他们同英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联盟，这我就不再建议了。就要像中国做的那样。如果在你们的纲领中有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的要求，那么应该删除这一点。应该制定新的纲领或者行动纲领。中立大资产阶级并使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百分之九十脱离其影响对你们是非常有利的。你们不必人为地为自己制造新的敌人。何况你们的敌人已经很多了。以后你们着手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时机会到来的。应该分阶段地解决革命的问题。不应把所有的阶段都混在一起。应当分阶段地解决问题，应当部分地消灭敌人：今天消灭一些，明天消灭一些，而当巩固的时候，可以消灭所有的敌人，而现在你们还很弱。你们中有人模仿我国的革命。但这是不同的阶段。其他兄弟党的经验应当批判性地接受，并且这种经验应当与印度本地的条件相结合。你们会被批评太左，不要害怕。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曾批评列宁太左，但他们被证明是可笑的。兰纳迪夫批评毛泽东太左，但毛泽东是正确的，他的行为符合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路线行动，不要在乎左翼的批评。

    现在谈论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的道路。

    关于中国道路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我已经谈过了，这就是农业革命。这涉及武装斗争，但是应该说，中国人没有谈论武装斗争，他们谈的是武装革命。他们认为，这是同解放区和同解放军一起进行的游击战争。这意味着应该谈论的是关于武装革命和游击战争，而不是关于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说法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报纸中经常刊登。武装斗争的含义要大于游击战争，意味着要把农民的游击战争同工人总罢工和起义结合起来。中国的武装革命是怎么开始的呢？

    1926—1927年，中共的同志脱离了国民党。他们组建了另一阵营，并组建了4—5万人的军队反对国民党。这支军队主要开展游击战。他们隐藏在森林和山地，远离城市和铁路。当然，那里设有中共中央，主要的干部也在这里。中国的军队不能在城市建立根据地，在城市他们很容易被包围，为了不被包围和消灭，他们继续远离城市和铁路，驻在了一些游击队解放区。在被包围的时候，他们冲出了包围圈，放弃了原来的解放区，建立了新的解放区，并尽力不进行战斗，越这样进行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越脱离了工人和城市。毛泽东当然不希望中断同工人的联系，但游击战道路的结果是，导致了他脱离了城市。这是苦恼的，但也是必需的。最终，他们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并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防守。他们把农民吸引到了自己的一边，并武装了他们，开展农业革命，壮大自己的军队，并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避免一些损失，这种损失是游击战不可避免的。

    什么是游击队解放区呢？它仍然是国家中的孤岛，在这些地区没有后方，它会被包围和封锁；它没有可以依靠的后方。事情就是这样。延安被包围了，而中国共产党离开了那里，遭受了巨大损失。而这种状况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决定转移到东北的话。在转入东北以后，他们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状况，获得了以友好国家为代表的后方。现在这一地区已经不再是孤岛了，而像是一部分深入到苏联的半岛。在此之后，蒋介石不再有机会包围中国的游击队。而只有在中国同志得到休整之后，他们才得到了自北向南发动进攻的机会。历史就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呢？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它非常有益于革命。在此方面，中国人对革命的实践进行了创新，特别是在落后国家。当然，在农民占80％—90％的国家的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牢记这种斗争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从中国同志的经验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解放区进行的游击战争有巨大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于，游击区总是很容易被包围。要想克服这种包围并取得胜利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与友好国家接壤的地区建立巩固的后方，并把这个国家也变为自己巩固的后方。中国人采取了理智的措施，转向了东北。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么我还不知道事情会怎样结束。游击战没有拥有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如果游击战有可以依靠的友好邻国，那么一定就会取得胜利。非常典型的是，在向东北转移之前，中国同志不愿发动进攻，他们害怕被包围，只是在转移到东北之后，他们才开始有计划地发动进攻，并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游击战争的缺陷应该被考虑到。你们经常说，要取得印度革命的胜利，游击战就足够了。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条件要比印度有利。中国已经培养了人民解放军。而你们没有培养军队。中国没有像印度这样密集的铁路网，这对中国的游击队是非常有利的。相比中国，你们取得游击战争胜利的机会要小一些。工业方面，印度比中国发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好的，但是，从游击战的角度来说就不好了。无论你们建立什么样的队伍，建立什么样的解放区，都将会被孤立。你们没有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以依靠的友好的邻国。

    阿富汗、伊朗和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到达的西藏，都不是像苏联这样的后方。缅甸？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只有陆上边界，而其余国家都只有海上边界。因此，应该寻找出路。

    需要游击战争吗？当然需要。

    你们是否会有解放区和解放军？

    你们将会有这样的解放区，也可能会有解放军。但要取得胜利这还不够。应该把游击战同工人的革命进攻结合起来。不这样，单凭游击战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如果印度同志能够组织大规模的铁路罢工，那么这会对政府和国家生活产生影响，会对游击战争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以农民为例，如果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的游击战争，有了它就有了一切，那么农民们就会问：为什么你们把斗争的重担仅放在我们农民身上呢？工人们将会做什么呢？把革命的重担仅放在他们身上他们是不会同意的，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他们明白，所有的罪恶都来自城市——税收等等。他们希望在城市中有盟友。

    如果对他们说，他们将同工人们一起斗争，他们将会明白并接受这一点。在我们俄国也是这样。你们不应该只在农民中开展斗争，不应该只建立游击队，还应该在工人中开展大量的工作，获得他们的信任，赢得工人中的多数，你们也需要在工人中建立武装力量，培训准备罢工的工人、铁路工人，在城市中建立工人队伍。

    只有把这两股力量汇聚起来，才可以认为胜利是有保证的。你们知道，在1905年的俄国，沙皇向人民做出了让步，建立了杜马，给予了一系列其他的自由。沙皇是被迫让步的。

    什么使沙皇这么恐惧？是铁路罢工!首都同国家的其他部分被隔绝了，铁路工人只允许工人代表进入圣彼得堡，既不允许商人，也不允许其他人进入。

    铁路罢工在革命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而这也会对游击队产生帮助。

    然后在卫队中、在士兵中开展工作。1917年，整个卫队都站在了我们一边，而在此之前我们向士兵们进行了宣传。

    以什么来武装士兵呢？关于土地的问题。

    土地是这样一种重要的武器，如果反对它即使哈萨克——沙皇的近卫军也不能坚守得住。如果推行了正确的政策，那么就可以撒播革命的情绪，并在反动的势力中引起分歧。

    中国的道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

    但是，这条道路对印度人来说是不够的，印度需要把城市的无产阶级斗争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一些人认为，中国同志反对这样的结合。这是不对的。

    如果上海的工人们罢工了，或者在进攻南京的时候，军工厂的工人们罢工了，难道毛泽东不高兴吗？当然，不会的。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因为毛泽东同城市失去了联系。如果铁路工人罢工了，蒋介石不能取得弹药，那么毛泽东是会高兴的。但是，缺乏同工人的联系，这是悲哀的，也是必需的，但不是理想的。如果你们取得了中国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把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那么这样就理想了。

    丹吉：我们几乎把没有工人参加的游击战争转变成了一种理论。

    斯大林同志：如果毛泽东知道了这一点，他会咒骂你们的(笑声)。让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能否把尼赫鲁政府看作是英帝国主义的傀儡，就像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就像把现在的普列文(保加利亚城市，某州首府)政府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

    在我看来，当蒋介石在中国还有基础的时候，不能认为他是傀儡。当他转入福摩萨的时候，他就成了傀儡。我不能把尼赫鲁政府看作傀儡。他在人民中仍然有自己的基础。这不是保大政府，保大确实是傀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能把游击战看作是印度主要的斗争形式，或许应该说，是最高的斗争形式。在走向最高的斗争形式中有各种斗争形式。农民的斗争形式：抵制地主，农业工人罢工，拒绝佃户的工作，同地主进行个别的冲突，夺取地主的土地，然后把游击战作为最高的斗争形式。工人的斗争形式也一样：地方性的罢工，行业性的罢工，政治性的罢工，举行政治总罢工，把其作为起义的前夜，然后举行武装起义，把其作为斗争的最高形式。不能因此就说，游击战是国内主要的斗争形式。如下论断也是不正确的：现在的国内战争正处于高潮。这是不正确的，现在还没有国内革命的高潮。在特伦嘉(Теленган)人民夺取了土地，但这现在还不能说明什么。这只是进行公开斗争的开端，但不是斗争的主要形式，对此印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应当在如下一些小的问题上教导农民进行斗争：减少租金，减少要交付给地主的粮食税，等等。应当在这些不太重大的问题上教育干部，而不要马上就谈论进行武装斗争。如果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那么你们将会出现重大的困难，因为你们的党是弱小的。

    要使党的力量强大，在需要的方面开展群众斗争，而有时还要抑制群众。1917年我们是怎样开始的呢？

    我们在陆军、海军中有许多同情者，我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苏维埃。但是我们制止了举行工人起义的决议。有人提出了赶走临时政府的要求。但这当时还不在我们的计划中，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列宁格勒的近卫军。7月，有4—5万名工人的布吉罗夫斯基工厂的工人开始游行，海员、士兵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要求推翻临时政府，并前往中央大楼提出了这些要求。我们制止了他们，因为还没有准备好一切，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进行大规模的起义。出现了起义的客观因素——当时群众在向前冲，但还没有举行起义的客观因素——党还没有准备好。

    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问题我们在9月一个月内提了出来。决定举行起义，但这是秘密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发布任何消息。但当时政治局成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报刊发表了反对举行武装起义的声明，他们认为这是在冒险。列宁宣布他们是叛徒，并且说，他们成了我们敌人的俘虏。因此，关于举行武装起义是不能批评的，起义是非常突然的。

    拉奥同志会说，让我们向人民发表演说，询问他们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意见……是不能这样做的，不能大声说出自己的计划，你们所有人都会被逮捕的。允许我假设一下，农民们会说：好，应该起义。但这不意味着，应当跟着人民走，拍人民的马屁。领导人就是要使人们跟随自己。人民有时候会说，他准备举行起义，他考虑的只是本地区的事实和事态，而不是从全国举行起义的合理性的角度进行考虑。中央应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就让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

    印度同志：是的，明白了。

    斯大林同志：你们问道，对于被怀疑背叛的党员，党组织能否宣判死刑。

    不能。列宁总是教导说，中央能够做出的最高的惩罚形式就是开除出党，但如果党掌握了政权，某一党员违背了革命的纪律，那么政府可以追究其责任。从你们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同志们经常倾向于对敌人采取个人恐怖主义。如果你们向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询问这一点，那么我们应该对你们说，在我们的党中，总是以反对进行个人恐怖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如果人民自己开展了反对地主的斗争，在同地主进行的冲突中杀死了地主，那么我们不认为这是个人恐怖主义，因为在这一冲突中参与的是群众。如果为了杀死地主，党组织自己组织了恐怖小组，并且没有群众的参与，那么我们通常是反对的，正如反对进行个人恐怖主义一样。在群众消极的情况下，个别恐怖分子的这种激进的行为会扼杀群众的独立精神，会使群众产生消极情绪，而且，对此人民会这样认为——我们不必行动，有英雄为我们代劳。因此，存在英雄的时候，另一方面就存在不参与斗争的群众。从培养和组织群众积极分子的角度来说，这些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在俄国就曾存在这样的党——社会革命党，这个党有特别的队伍，对一些主要的部长实施恐怖行为。我们一直反对这个党。他们在群众中丧失了任何威信，我们反对英雄主义理论和群众主义理论。

    你们也许会问，现在应该怎样提出关于印度土地国有化的问题？

    在现阶段你们不应该提出这一要求。不能一方面提出划分地主土地的要求，同时说，土地应该转交国家。在人民民主国家从来都没有宣布过土地国有化，更不要说在中国了。人民民主国家是怎样做的呢？这些国家都禁止买卖土地。这就是对土地实行国有化的政策。只有国家才能拥有土地。禁止私人购置土地。现在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对你们不利。

    你们中的一些同志现在认为，印度正在进行内战。关于这一点言之尚早。你们正在酝酿内战的条件，但这种条件还尚未成熟。

    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有了纲领，或者说有了行动纲领就好了。当然，你们会有分歧。我们也曾有分歧，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由多数人决定，这是不变的法则。即使那些不同意多数决定的同志，也要认真地执行决议，因为党应该有统一的意志。你们都愿意进行讨论。在和平时期这是允许的，但在你们那里，革命的局势正在加剧，你们不能讲究这些。何况你们的党员数量是如此的少，你们进行的无休止的讨论会使群众误入歧途。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03—1912年期间公开进行了讨论，因为这在沙皇的条件下是允许的，以便驱逐出孟什维克，当时我们制定了分裂的路线。但是我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党内有敌人。我们在1912年驱逐了孟什维克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摆脱了孟什维克的党，党成了纯洁的党。当时也存在分歧，但是在小范围内召开了会议，讨论问题，根据大多数人的决定，大家都开始行动。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之后，托洛茨基使党陷入了我们不愿意进行的一场讨论，但不得不进行这场讨论，因为托洛茨基挑衅性地断言，党不愿意进行讨论是由于党害怕真理。我们进行了讨论，击败了托洛茨基。但在这场讨论中，反对托洛茨基的是整个党。如果党在某种程度上纯洁了，在思想上达到了统一，那么该党就不需要进行讨论了。讨论应该在小范围内进行，不要在报刊上发表。大多数人的决定就是法则。

    高士：斯大林同志是正确的。我们不会再允许进行公开的讨论了。

    斯大林同志问道，在印度共产党内是否有关于共产党同情者的组织？

    拉奥、丹吉：没有，我们只有党员。

    斯大林同志：我们党有560万党员和80万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愿意入党的人，我们在其入党之前，对其进行考验。对一些人的考验要进行4年、5年，并对其进行教导。许多人希望入党，但他们首先要经受考验，其次，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对其进行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是必需的，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接受其入党。在我们的实践中，这种候补党员的制度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党的周围我们有共产党同情者的巨大力量。但我们也不应使党过度增加新党员，不应过度扩充党。关键的是提高已被接收入党的人员的素质，而不是党员的数量。

    你们也问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开始游击战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游击战争没有大的意义。游击战在中等发达的国家和在落后国家具有巨大的意义。比如，在美国或德国很难开展游击战争。这里有许多大城市，发达的铁路网和工业区，在这种条件下，游击队很快就会失败。要让人民群众把自己视为英雄，而把英雄视为自己意志的执行者，以便使人民群众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反对敌人。但是，不应该只是指望游击战争。当然，游击战会有所帮助，但是游击战本身也需要帮助。应该在工人、军队、知识分子和农民中间开展更多的工作。如果在工人中间存在武装，那么在混乱的情况下，他们将会夺取政府机关。我们在列宁格勒曾建立了工人近卫军，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夺取了冬宫。我们的农民从工人阶级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帮助。总之，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农民最忠实于工人阶级。应当把两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工人的斗争和农民的斗争，农民起义和工人游行。

    你们记得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印尼有很好的共产党领导人，但是他们受到挑唆，过早地发动了起义。他们都是非常忠实的、优秀的、勇敢的人，但是被挑唆起来（发动了起义），并且牺牲了。

    你们最好有纲领或者行动纲领。把这一纲领或农业革命的纲领置于最为重要的地位。

    你们也向我询问关于尼赫鲁对外政策的性质。其性质是一种游戏和手腕，他企图显示，好像他们是反对美国的政策的。事实上，尼赫鲁政府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进行游戏。

    拉奥、丹吉、高士和布尼亚同志对斯大林同志的谈话表示了感谢，并说，他们将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对自己的整个活动重新进行审议，并将根据这些指示行动。

    斯大林同志：我没有向你们做出任何指示，我所说的只是建议，对于你们来说并不是必需的，你们也可以不接受这些建议。

    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

    В．格里戈良记录

    1951年2月10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10，л．71-86

    №00384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空军顾问来华(1951年2月12日)

    发自北京，1951年2月13日20时2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中国政府正在组建航空兵的一个军，将用以参加当前的朝鲜战役。为了帮助计划和领导该军的战斗行动，请您向中国派出以下顾问人员：

    一、航空军司令员顾问1人

    二、军参谋长顾问1人

    三、作战处处长顾问1人

    四、情报处处长顾问1人

    五、机械工程师顾问1人

    六、专用设备和无线电工程师顾问1人

    七、军械工程师顾问1人

    八、野战修理工程师顾问1人

    九、军后勤部长顾问1人

    十、后勤参谋长顾问1人

    十一、专用汽车部主任顾问1人

    十二、技术处处长顾问1人

    十三、地面导航站主任顾问1人

    十四、地面导航设备主任顾问1人

    十五、通信处处长顾问1人

    共15人，切盼顾问人员于1951年2月底抵达中国。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

    1951年2月12日

    第753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58-59

    №00385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派遣空军顾问去中国(1951年2月16日)

    北京

    扎哈罗夫同志转周恩来同志：

    您关于给中国空军派遣顾问的请求将予以满足。我认为，给您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是合适的。将由扎哈罗夫大将手下的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总司令的顾问。

    其余顾问的名单将随后告知。

    菲利波夫

    1951年2月16日

    第635037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0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26

    №00386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派遣空军顾问的问题(1951年2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兹报告如下：

    一、您1951年2月16日关于为友军空军指派顾问问题的电报，已于今年2月17日当地时间19时30分面交周恩来。

    二、周恩来告知，将要组建的空军指挥机关，同时也将是中朝前线空军的联合司令部。

    扎哈罗夫

    1951年2月17日

    第830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1

    №1333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学者在苏联科学院实习(1951年2月21日)

    摘自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2月21日

    第325项　关于接受中国学者来苏联科学院实习的问题。

    1.批准苏联科学院接受中国科学工作者来实习。来苏联科学院相关研究所的人员情况如下：米丘林生物学——2人，冶金学——1人，农艺学——1人。前往莫斯科国立大学催化剂化学研究所的有1人。

    2.委托苏联科学院(托普奇耶夫同志)，在与苏联外交部协商一致之后，就同意接受上述第一条中指明的中国学者来实习答复中国科学院。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7，л.64

    №0038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购买航空技术装备等问题(1951年2月23日)

    发自北京，1951年2月24日19时4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1951年4月初，中国空军将以10个航空团(4个米格15歼击机团、1个拉11歼击机团、3个图2轰炸机团、2个伊尔10强击机团)参加朝鲜的军事行动。

    为了对这10个航空团及各坦克团和汽车团实施战斗保障以及为了保障1951年上半年空军部队的战斗训练和现有6个航校飞行员的培训，特请允许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购买航空技术装备、弹药和燃滑油料。

    为对10个航空团实施战斗保障，需购：

    一、米格15飞机5架、РД15Ф发动机44台、АШ82ФН9/16发动机28台、АМ42 24发动机24台。

    二、弹药：图2航空团弹药基数32个、米格15航空团弹药基数240个、拉11航空团弹药基数60个、伊尔10航空团弹药基数20个。26毫米信号弹：红光8800发、绿光4400发、黄光4400发、白光4400发；米格15飞机用电击发动机心座5000个；ΠΠВ-17电点火管360个；发烟罐：黑烟2600个、白烟500个、橙黄烟2600个。

    三、专用汽车：КЗ-200汽车44辆、МЗ-51汽车20辆、加油车66辆、С-80拖拉机20辆、АΠМ-90探照灯车1辆、МΠСЛ燃滑油料化验车10辆、消防车8辆、ΠАРМ-1野战航空修理车5辆、ПАРМ4野战航空修理车4辆、ПАРМ-10野战航空修理车1辆；АКС-2航空空气压缩车12辆、АКДС-12制氧车6辆、АКЗС-40充氧车6辆；АЗС-4加油车6辆、油泵汽车10辆。

    四、通信器材：航空照相电台10个；轰炸指挥电台10个；雷达6部；Л6-/3滑座10个、Л-3/2滑座10个；航空照相电台和轰炸指挥电台用无线电电子管各10套、雷达用43А无线电电子管6套。

    五、燃滑油料：Т-1航空煤油，3月提供10000吨，4月提供20000吨；B 95/130航空煤油，3月提供60000吨，4月提供60000吨；B 70航空煤油，3月提供1000吨；Р9石油产品10吨；МС-20石油产品，3月提供340吨，4月提供200吨；变压器油14.4吨；НК-50变压器油，3月提供5吨，4月提供5吨；НК-30变压器油，3月提供5吨，4月提供5吨；59润滑油1吨；ГОИ-54润滑油4吨；工业用凡士林5吨；甘油酯8吨；ГМЦ-2滑油0.5吨；骨髓油0.2吨；硬脂酸14公斤；枪油4吨；碱4吨；锭子油2吨。

    为坦克团和汽车运输需提供：

    4月1日前，汽车汽油10000吨、汽车滑油500吨、黑机油100吨、黄油120吨、制动液200吨、柴油130吨。

    为保障1951年上半年部队的战斗训练和飞行员的培训，需提供：

    雅克11飞机12架、雅克18飞机28架、图2教练机3架、图2轰炸教练机3架、图2飞机10架；РД10-А发动机20台、М11ФР发动机40台、АШ-21发动机40台。飞机全套起落架主支柱和前支柱：米格15型2套、雅克17型2套。飞机起落架缓冲支柱备件：拉11型6套、图2型10套、伊尔10型12套、雅克11型25套、雅克18型25套。

    飞机尾轮缓冲支柱：拉11型4套、图2型10套、雅克10型7套、雅克18型10套。

    飞机减速板筒、着陆襟翼筒、主起落架和前起落架：米格15型20套、雅克17型6套。

    飞机起落架收放动作筒、尾轮动作筒、襟翼动作筒：拉11型4套、图2型5套、伊尔11型15套、雅克18型15套。

    飞机起落架和着陆襟翼收放开关：米格15型20套、拉11型4套、伊尔10型10套、雅克17型10套。

    图2飞机起落架、着陆襟翼、炸弹舱门操纵台4套；起落架、着陆襟翼、制动系统收放软管：米格15型50套、拉11型10套、伊尔10型30套、雅克17型12套。

    图-2飞机起落架侧支柱10套，伊尔-10飞机起落架可折支柱10套。图-2飞机液压系统单向活门10套，ПУ-7活门40个，ПУ-8活门40个，П6活门和ПУ-1活门50个。

    ПУ-7和ПУ-8活门橡皮膜50套。图-2飞机ПН-1增压泵5个。

    图-2飞机连通开关12个，图-2飞机滑油散热器10个，液压蓄压器振动膜25个，图-2飞机炸弹舱门5套，图-2飞机起落架和尾轮液压收放动作筒15套，图-2飞机发动机舱5套。

    米格-15飞机起动板15套，液压蓄压器20个，ГА-13电动起动机20台，自动卸荷活门20个，АРТ-1燃料分配器15个，ПН-2Ф高压燃油泵25个，ПН-3Ф高压燃油泵25个，СТ-2电动起动机15台，滑油滤芯15个，带М-102电动机的起动泵10个，燃油软管50个。

    米格-15飞机副煤油箱3600个，米格15飞机2号和3号煤油箱15套，雅克-17飞机2号和3号煤油箱6套，伊尔-10飞机水散热器10个，伊尔-10飞机蛇形油管10套，伊尔-10飞机起落架轮盘和开关橡皮阀50套。

    汽油箱：拉11型5套、图-2型10套、雅克-10型15套、伊尔-10型3套。

    飞机滑油箱：拉11型6个、图-2轰炸教练机型20个。

    飞机螺旋桨及螺旋桨盘：图-2型10个、雅克-11型40个、图-2轰炸教练机型30个。

    空气螺旋桨：АВ-5-167型15个、АВ-5Л-124型10个、ВИШ-111В-20型30个、В-501Д-81型30个。用于В-501Д-81桨壳的滚柱轴承和滚珠轴承100套。雅克-11飞机发动机整流罩和整流环5套及头罩百叶窗5套。雅克-11飞机发动机架10个，雅克-18飞机发动机架5个。

    起落架轮：660×160型30套、800×260型20套、400×150型20套、1100×395型20套、600×180型25套、500×150型25套、570×140型12套、255×110型15套、200×80型40套、530×230型10套。

    外胎和内胎：660×160型400套、800×260型50套、1100×395型40套、530×230型40套、400×150型50套、600×180型200套、255×110型60套、500×150型200套、570×140型30套。

    发动机成套备件：М11ФР1发动机10套、АШ21发动机10套。飞机用电嘴：АС-170型2000个、АС130型4000个。拉-11、雅克-18、雅克-11飞机用发动机三针指示器各40个。

    12А-5蓄电池型60个，12-А-10蓄电池50个。

    ГСН-3000发电机10台，ГСК-1500发电机40台，ГС-10-350-М发电机20台。

    飞机专用设备检测仪器5套。飞机用电气设备、领航仪表和无线电：米格15型10套、拉-11型4套、图-2型10套、伊尔-10型10套、雅克-11型10套、雅克-18型10套。

    请将上述航空物资器材于1951年4月1日前送抵中国。

    除上述物资外，关于其他必需的航空技术物资和备件申请单，用航邮寄您。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周恩来

    1951年2月2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2 65

    №00388 罗申致苏联外交部等部门电：关于卢布与人民币比价问题(1951年2月24日)

    苏联外交部、财政部、苏联国家银行：

    近几个月来，由于美国在朝鲜的失败和一系列其他原因，导致美元购买力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所以，一方面人民币坚挺，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从1950年12月19日起，4次降低美元汇率。1950年12月19日，美元购入价是1美元兑换30410元人民币，12月26日兑换27360元，1951年1月5日兑换24900元，1月20日兑换22890元。

    因为卢布和人民币的汇价是按美元计算的，那么，美元汇率的降低将自动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12月19日，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500元，12月26日为6850元，1月5日为6230元，1月20日为5720元。在中国，美元汇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随之而来的是卢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也进一步降低。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的含金量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现1两(合31.25克)黄金的价格：在北京、天津、上海是95万元人民币；在广州、汉口、西安和重庆是100万元。

    据现有消息，这个价格是人民银行按含纯金98％的纯金锭确定的。

    1951年2月15日，黑市金价：北京为133万元人民币，天津为134万元，上海为137万元，汉口为116万元，广州为111.2万元，重庆为108万元，西安为132万元。1951年1—2月间，上述城市黑市黄金价格的波动不超过10％。

    中国东北不同于其他地区，那里允许在市场上自由买卖黄金。1951年2月初，沈阳黄金价格每两(合35克)约合东北币1700万元。

    据苏联国家银行黄金买入价(4.45卢布购1克黄金)和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黄金买入价，卢布同人民币的比价按北京、天津、上海的人民银行黄金买入价计算是6830元人民币兑换1卢布，而按上述7个城市人民银行黄金平均买入价计算是7030元人民币兑换1卢布。如果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根据苏联国家银行黄金买入价和1951年2月15日每两黄金124.45万元人民币的中国黑市平均价格，则这个比价将超过8900元兑换1卢布。

    因此，很显然，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大约低20％。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价的降低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政治上对我们是不利的，且不说它将导致苏联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实际工资的下降，还需要给苏联驻中国的机构的其他开支追加卢布拨款。顺便说一句，我注意到，在我与各人民民主国家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他们不止一次地对卢布在中国与美元挂钩和随美元下跌而表示不解。

    考虑到上述情况，并同时注意到1951年苏中之间贸易结算和非贸易结算的进一步增长以及中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按卢布结算这个情况，我们认为，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按照中苏之间已缔结的非贸易付款结算协议，同中国人民银行就确定的、不受美元波动影响的、按黄金价格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比价进行谈判是合适的。

    请将你们的决定告知我。

    Н.罗申

    1951年2月2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9-72

    №1333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工会理事会工作小组前往中国(1951年2月2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2月17日

    第386项　关于派遣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小组前往中国的决定。

    接受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建议，决定派遣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小组于今年3月前往中国。小组成员由以下同志组成：М.Е.叶夫斯特拉托夫(小组负责人)、И.С.祖布里林、В.В.库什涅鲁克和А.С.谢苗诺夫，以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期限为3个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7，л.78

    №09097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综述报告：关于1951年2月前的战争情况 [73] (1951年3月 [74] )

    从9月25日至10月5日期间，美国侵略者集中其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兵力，不顾中国的警告，越过三八线，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平壤及东海岸许多其他大城市，向鸭绿江和图们江方向挺进，直接威胁到中国安东市。

    人民军后撤，在清川江西北地区重新布防，于10月底制止了敌人的进攻。

    在此期间，战斗主要在两个战役方向展开——西北方向(沿鸭绿江，在中朝边界接壤地)和北部方向(沿东海岸，在咸兴以北地区)。

    西北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这一地带交通网络发达，直接通向中国东北的沈阳地区。美国侵略者的主要打击方向是中国东北——整个中国的工业基地。

    对中国领土的直接威胁震惊了中国人民。中国公民表示愿意援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绝不许把侵略扩大到中国领土。中国公民开始自愿报名加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

    第4阶段。朝鲜人民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援助下，在安州西北和咸兴以北地区经过激烈的防御战斗，制止住了美国侵略者的推进，并从11月20日起，对敌人实施了有力的反突击。

    二、对1950年11月25日至1951年2月1日军事行动的概述

    在人民军和志愿军部队实施防御战期间(10月28至11月8日)，对敌人进行了猛烈的反突击，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部队从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地区赶向南方。同时，在10月25日至11月17日消灭和俘虏敌军官兵16000人。缴获了500门各种型号大炮、500辆汽车、269挺轻重机枪和其他战利品。

    这一反突击是人民军斗争的转折点。这是因为：

    第一，美国侵略者尽管实施了残酷的进攻，但仍未能如愿夺取进入中国领土的桥头堡。

    第二，朝鲜人民军保住了两江之间的地区，把它作为前线，后来成了转入全面反攻的出发阵地。

    因行动失败而恼羞成怒的军事冒险家麦克阿瑟害怕漫长的冬季作战，不顾夺取两江中间地带和向鸭绿江推进时的惨重牺牲，于11月24日下达了所谓在朝鲜发起“总进攻”的命令，企图一举歼灭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出到整个中朝边界，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并答应届时让美国士兵回家。

    进攻同时在两个隔绝的战役方向——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上展开。

    在宽达100公里的西北战线上，在安州德川基地集中了美第八集团军，编成是美第二、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步兵师和第一骑兵师；一个英国独立步兵旅；一个土耳其步兵旅；3个李承晚师。总兵力近10万人。

    东北战役方向集中了美第十军，编成有美国第七步兵师，一个海军陆战师；一个英国步兵旅；李承晚第三步兵师，一个警备师和另外两个步兵师。总兵力9万人。

    由于北朝鲜多山，敌人在这一地段未配置密集队形，每一个师都在独立的方向上作战，与友邻部队保持着战术上的联系。

    在西北战役方向，第八集团军的作战企图主要是：通过从安州—德川地区实施集中突击，合围和消灭同其对峙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兵团。

    第二天午后，也就是临近1950年11月25日时，美军在左翼前进了20公里，在右翼前进了10公里。战线西段前出到元兴、新高道、云山、泰川、定州一线。

    敌在东段战线前出到咸兴、赴战岭、长津水库一线。

    人民军和志愿军以反击制止了敌人的进攻。到11月25日结束时，这次反击保障了人民军和志愿军对美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与李承晚军(第七师和第八师)之间的接合部实施强行突击。

    11月25日反击持续了一夜，到次日凌晨，李承晚第七和第八师的阵地被攻陷，这两个师遭受了重创，从清川江被赶出25公里，于是美第八集团军右翼的第二十五步兵师之右翼暴露出来。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的攻击集团冲入缺口，于11月27日早晨给第八集团军造成了实际威胁。人民军和志愿军第二攻击集团也加入了追击，向元山东南方向猛攻，与活跃在元山西南地区交通线上的游击队进行了紧密的协同作战，因此完全破坏了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的协同动作和联系。这样，到11月27日，敌人的整个战线崩溃了，其部队开始仓皇南逃。

    第5阶段。人民军和志愿军利用反突击的战术成果，转入了全面反进攻，后来又发展成了对敌人的战役追击。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为了保障自己部队从清川江西岸撤退，企图对人民军和志愿军实施反击，但由于第二步兵师、第二十七步兵旅和土耳其旅部队遭受重创，于是又往南遁逃。人民军和志愿军在追击敌人过程中，重创了美军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步兵师，英澳第二十七独立步兵旅，几乎全歼土耳其步兵“志愿”独立旅。在德川以南，合围并几乎全歼第二十五步兵师一个团，其中一个连115人全部被俘(中国指挥部做过相应工作后又将他们放回)。

    与此同时，在东北方向，美第十军和第二十军部队在11月28日之前仍在继续北进，前出到了罗南、赴战岭地区。11月28日，供给美第十军和第二十军的路上交通线全被切断，这些部队开始靠空投和海运供给给养。在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的打击下，东线第十和第二十军部队从11月28日起开始向咸兴惊慌逃窜，而美军第1陆战师和第七步兵师在长津水库被围，大部分被歼。

    仅11月25日至12月1日，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毙、伤和俘虏敌之官兵23700多人，缴获21门大炮、464挺轻重机枪、55辆坦克、1架飞机、4700支步枪、1953辆汽车以及其他装备和弹药。解放了许多城镇。

    突击实施得如此勇猛，以致敌人都未曾企图控制一些中间地带。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先遣部队在追击敌人过程中，于12月6日突进平壤，于14时平壤完全解放。

    与此同时，在东线，歼灭被围之敌的战斗和肃清罗南等地区敌人的战斗也在进行。在这一地区作战的敌之部队，害怕完全被围，惊慌向咸兴地区败退，从长津地区突围出来的敌人也退到这里。

    从12月12日开始，在咸兴地区，歼灭此处之敌(将近5个师)的战斗打响。敌人放弃了咸兴，将部队集中到日本海海岸，在飞机和军舰炮火的掩护下，通过海路开始把部队向南朝鲜各港口疏散。至12月24日，部队撤退完毕。

    这样，至12月24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先遣部队前出到三八线，北朝鲜领土上的敌人全部被肃清。

    敌人利用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部队前进距离拉得过长，到12月底站住了脚跟，沿三八线从临津江口至东海岸建起了防御。战斗队形分两个梯队，在第一梯队，建立防御的是……部队 [75] ，其右翼是美军第3步兵师部队，第二梯队是第八集团军。

    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主力12月6日至16日集中在平壤地区，而部分部队开始向三八线挺进……

    12月31日17时，部队在全线转入进攻，日终时，在许多地段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开始以每昼夜15公里的速度向南挺进。为发展右翼战果，人民军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前出到汉城东南。1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从正面进入汉城。1月5日，敌人向南撤退，在右翼固守江陵地区。

    人民军和志愿军部队追击敌人，到1月15日，解放了三八线以南诸多城市和村镇，前出到水原、云山、利川、江陵一线。右翼推进了130公里，左翼推进了110公里。

    人民军和志愿军主力1月21日前集中于：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的兵力，集中在原州、横城、洪川等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五十军，朝鲜人民军的第一军团，集中在加平、汉城、仁川和水原地区。

    从1月17日起，敌人开始积极行动，到1951年1月30日，强劲的先头部队占领了水原、利川，在东海岸前出到三八线的大斗里地区。在这些地区，1月30日和31日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在消灭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敌人后方的游击队行动有着重要的意义。通往汉城的西北和南方的交通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白天通过需有重兵护送，晚上几乎已停止通行。

    朝鲜游击队主要在大邱金泉南浦地区行动。游击队在敌人后方的积极行动迫使美军指挥部派出有限的预备队，主要是雇佣军和李承晚分子应付游击队。第十一步兵师主要用来保卫交通线，防止游击队破坏。

    为制止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的进攻和挽救自己的残余部队，麦克阿瑟昼夜使用自己的远东航空兵，对人民军的战斗队形和交通线进行袭击，每天多达几百架次，然而这并未挽救侵略者被歼的命运。

    敌军编成(2月1日)

    在朝鲜战场上作战的美第八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第一、第九、第十步兵师)。

    第一军的编成是：

    南朝鲜第一步兵师(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步兵团)；

    美第一骑兵师(第五、第七、第八骑兵团)；

    美第二十四步兵师(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三十四、第五步兵团)；

    美第二十七步兵旅。

    第九军的编成是：

    美第二步兵师(第九、第……、第八步兵团)；

    美第二十登陆师(第二十四、第二十七、第……步兵团)。

    第十军的编成是：

    美第一海军陆战师(第五、第七、第十一步兵团)；

    美第七步兵师(第十七、第……步兵团)；

    美第八步兵师(第七、第十五、第三十五步兵团)；

    美第十一空降师(第一三八、第五一一空降团)；

    英第二十步兵旅。

    ……

    ЦАМОРФ，ф.20571，оп.174045CC，д.16，л.73-77

    №25966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报告：关于香港的简要情况(1951年3月)

    机密

    1951年3月____日

    第____号/第一远东司

    香港

    (简报)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坐落在中国的东南海岸。殖民地的核心是香港岛(82平方公里)，它位于距广州东南144公里的深圳河口附近。属于殖民地的有：被一条狭窄的海峡与香港隔开的九龙半岛，以及位于九龙北部的一块不太大的领土及其附属岛屿，包括蓝岛(Ланьдао)、米尔斯湾和深圳湾水域(即所谓的“新界”，面积925平方公里，是中国长期租借给英国的)。

    殖民地香港的领土面积总共为1013平方公里，人口185.7万人，其中99％为华人。

    殖民地的行政中心是位于香港岛北岸的香港或维多利亚(50万人口)。维多利亚的对面是九龙(40万人口)，中间隔着一个海峡。

    香港是英国在西太平洋最为重要的贸易和军事航运基地，在从欧洲、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到远东各国的航线中占有极为有利的贸易和战略地位。

    1841年1月，在所谓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香港被英国人占领。根据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国被迫把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在上述条约第三条中说：中国割让香港岛归英国永久使用，以使英国人拥有自己的港口，供船舶停靠和修缮之用。

    1843年4月5日，香港被正式宣布为“英国的殖民地”。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英国得到九龙湾的“永久使用权”。在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英中条约第六条中说，中国同意把九龙湾让给英国，以便维护香港及其近郊地区的法律和秩序。

    在英国吞并了“新界”后，殖民地扩展到了现今的界址。根据1898年6月9日签订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中说，为了保护和守卫殖民地香港，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在租赁原则的基础上拓展香港的领土。该条约附录地图记载了领土租赁的面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被日本占领(1941年12月25日)，直到在1945年8月30日才被英国人收回。

    中国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正式提出关于把香港和九龙归还中国的问题。例如，在1943年1月11日在签订英中条约涉及豁免治外法权问题时，中国政府提出把香港和九龙归还中国的迫切要求遭到英国拒绝。有鉴于此，在条约签订那天，中国政府在致英国政府的照会中说，保留将来向英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

    1943年8月，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伦敦再次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这个要求，但后者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1943年9月7日，华盛顿中央通讯社记者报道：“9月4日，英国驻华盛顿外交代表表示，英国不准备讨论自己的租界和殖民地的未来命运问题，例如香港问题。”

    1943年8—9月，中国报纸广泛开展了关于香港和九龙回归中国的运动。

    1947—1948年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开展反美和反英游行示威期间，中国的大学生们提出了使香港和九龙归还中国的要求。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临近广东和殖民地香港的边界，英国人开始越来越担心这一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殖民地的命运。英国政府开始匆忙巩固香港的防务能力，扩充那里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力量。香港守卫部队人数达到4万人。

    香港当局加强了对在香港华人居民的监督和镇压。1950年4月28日，法新社香港记者报道说，香港总督“已下达了从5月1日起废止入境香港的一切法规的命令。这样，也就废止了英中条约中关于允许中国公民在英国这一殖民地自由进入和活动的内容。从5月1日起，所有没有进入香港的中国居民都将依据为外国人设定的通用法律对待”。

    1950年5月3日，香港总督宣布这一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据法国电台报道，“该命令赋予当局全权，有权禁止旨在组织总罢工或制造骚乱的各种性质的集会”。

    还应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香港当局在转交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投诚的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70架运输机的问题上持不友好态度。

    此外，在1950年8月和12月，香港当局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了关于大规模降低向中国出口商品数量的决定。目前，美国在迫使英国完全停止同中国的贸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暂时没有正式提出香港和九龙的归还问题。但是，应该指出，在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同苏联驻中国代办希巴耶夫会谈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不急于同英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为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香港问题。

    近来，美国加强了在香港的活动，打算利用香港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和从事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活动的间谍基地。

    1950年1月，在从中国召回自己的外交代表后，美国向香港派遣了大量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特工，香港成为美国从事反华秘密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主要中心。美国在香港建立了各种情报机构，均由美国职业特工领导。

    除了美国特工外，在香港还有英国的、国民党的和美国国民党的特工；这些特工所从事的一切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都是事先得到准许的。

    据通讯社记者1950年3月17日从西贡发回的消息，“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分子从事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这些人都是设在香港的英美国民党联合司令部派遣的和相互沟通过的。各类公司和传教士都被利用从事间谍活动”。

    侵略朝鲜的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为调遣外国军队进入朝鲜的中转站。

    香港的主要工业是船舶制造、纺织工业、金属加工、水泥生产，以及捕鱼业。

    1949年中国通过这个港口的商品出口额达到59.35亿港币(占香港出口总额的21.6％)，而进口额——58.46亿港币(占香港进口总额的25.2％)。1950年1—11月，出口额仅为76.04亿港币(占香港出口总额的19.5％)，而进口额——128.38亿港币(占香港进口总额的38.6％)。1949年香港自身的进出口总额为51亿港币，而在1950年1—11月就达到67亿港币。

    香港进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大米、糖、棉花、棉纺织品和棉线、机器、钢、铁、电子产品、化学制品、橡胶等。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专员

    Н.马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4，п.338，д.147，л.1-7

    №0038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准备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1951年3月1日)

    发自北京，1951年3月2日2时4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来京时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所确定的一些意见告知您。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的状况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消灭这些敌军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

    目前敌人的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占住阵地之后，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进攻。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军舰艇对朝鲜沿海地区实施积极的攻击，敌军航空兵不断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我运往前线的物资补充，部队仅得到了其中的60％—70％，而其余30％—40％则因敌机袭击而被炸毁。

    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在今后一个半月中，敌人有重新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三番部队轮流作战。目前正在朝鲜作战的10个军(计30个师)为第一番志愿部队。现正由中国国内调去的6个军和目前位于朝鲜的3个军(将于最近得到补充，其中2个军正在元山、咸兴地区进行休整)，共计9个军(27个师)，将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第二番志愿部队约于今年4月上旬全部进抵三八线地区，用以替换现阶段在汉江地区执行战斗任务的6个军。

    此外，我们还拟使用将从中国调去的6个军及从志愿军编成中抽调4个军，共计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拟于6月左右用于前线。

    鉴于第三番志愿部队10个军中有4个军在5个月过程中已参加作战，需作休整，因此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抵达前线之后，这4个军将调到平壤和元山地区休整，并在此地负责完成沿海地带的防御任务。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其余2个军将撤回中国休整。

    中国志愿军在前4次战役中的战斗和非战斗损失(阵亡、负伤和其他原因丧失战斗力)为10万多人。为了弥补此一损失，需要用12万老兵和新兵。预计在今明两年还会损失30万人。因此，还需要有30万人用于补充，才能保障实行战争中轮番使用兵力的战术。

    至于朝鲜人民军，彭德怀同志已根据您的建议，提请金日成同志将现有的8个军团缩编为6个军团。每个军团宜编3个满员师，每师为10000人，此外，还要组建5个警备旅，用以防守沿海地带和主要城市。

    金日成同志对此原则上表示同意。因此，朝鲜人民军的6个军团也可采用轮番作战的方针，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三、1—2月份的作战经验表明，当我3个军在汉江以北地区因损失较大而不得不进行休整时，在前线作战的只有6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此，我由于没有后备力量而不能发动胜利的进攻，而当敌人派来援兵时，我又无法同其进行对抗。与此同时，随着我军向南推进，交通线也就日益延长，供给上的困难也就不断增大，我被迫留下部队以警卫后方。因此，如不大量歼敌，如无空军掩护，那么，当敌过早地被压向南方时，我们将难以各个歼敌。目前的形势是：在第二番志愿部队编成内的9个军于4月上旬抵达前线之前，陆军方面的优势将在敌人那边，因此我们必须避免进行战役进攻。我们必须使用从第一番志愿部队编成内的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4个军团，在南汉江以北地区实施防御，以迟滞进攻之敌。

    但必须考虑到，在今后一个半月中，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利的新战役。我们计划：在第二番志愿部队前出至指定地区以后，用两个半月的时间(4月15日到6月底)在三八线地区歼灭美军和伪军部队数支正规部队，约数万人，尔后再向南汉江以南地区实施进攻。这样做将有利于我。彭德怀同志已就这一问题同金日成同志进行了会谈。如果敌人得以重新占领汉城和再次越过三八线，那么这在政治上必然会引起一定的风波，对此我们必须预作准备。

    四、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无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30％—40％；敌人则将定期获得补充(例如，到6月底将又有6—7万美军开抵朝鲜)。我们预计，在4、5月份，我们将可以使10个航空团参战，但至今我们在朝鲜领土上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土地尚未解冻，因此我们尚未对机场进行大修。此外，一个最为严重的因素是，由于没有可靠的航空兵掩护，我们在今后也无法进行修理工程。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苏联航空兵最好是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位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

    根据彭德怀同志的看法，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参加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至于汽车问题，我们要求于今年下半年内通过商贸这一渠道向我们再提供6000辆汽车。

    有无这种可能，盼复。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以上意见，请您研究，并给以指示。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3月1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78-82

    №0039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苏联空军入朝问题(1951年3月3日)

    1951年3月4日1时10分收到

    1951年3月4日2时38分转交

    北京

    扎哈罗夫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3月1日的来电已收到。

    我们同意您关于朝鲜未来战役的看法。

    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一五一和第三二四共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1条钢板飞机跑道，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2条钢板跑道。同时必须建立不少于4座的混凝土跑道的机场，因为钢板跑道不够。我们希望建设工程在劳动力和物资上将得到保障。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向您供应高射炮弹。今年下半年我们还可以供应6000辆卡车。

    菲利波夫

    1951年3月3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89

    №24803 1 叶罗费耶夫与萧三谈话纪要：芭蕾舞剧《红罂粟花》(1951年3月6日)

    该文件节选自萧三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部代理主任叶罗费耶夫的谈话记录。1951年3月16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格里戈良把这份会谈记录送给了莫洛托夫。3月17日莫洛托夫批示“呈送苏斯洛夫同志”。 [76]

    萧三说：“你们知道，我们中国同志没有到大剧院观看《红罂粟花》这部芭蕾舞剧，因为《红罂粟花》存在一些缺陷。”萧三认为，该部芭蕾舞剧的名称应当改变，应当考虑到中国人对罂粟花的仇恨，它们是制作鸦片的原料。萧三认为，另外给这部芭蕾舞剧起一个名字，比如《红玫瑰》，要好得多。萧三接着说：“芭蕾舞剧表现的是1926年的事件。众所周知，早在1912年中国的男人们就被禁止留辫子了。但是，在舞台上还有一个人留着辫子。我认为，导演不应该为了追求异国情调而忽视历史事实。芭蕾舞剧中的主角是一名女舞蹈演员。但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女舞蹈演员就是妓女。即使女舞蹈演员死去了也不能消除我们对如下事实的否定态度：芭蕾舞中的主角是一个妓女。”在会谈中萧三通告说，在中国的舞台上正在上演诸如《俄罗斯问题》、《俄罗斯人》、《马卡尔·杜布拉瓦》等苏联话剧。萧三说，如果解决了在莫斯科上演中国话剧，比如话剧《白毛女》这个问题，那么，这部话剧就可以由格拉西莫夫担任导演，他对中国的戏剧非常了解。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9，л.100-102

    №133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播音员来苏工作(1951年3月1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3月14日

    第489项　关于杨晓云(ЯньСяоюнь)、容洪(ЖунХун)和黄一中(ХуанИчжун)到苏联的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工作。

    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属下的无线电广播委员会(维诺格拉多夫同志)的提议，并批准杨晓云、容洪和黄一中从中国到苏联来担任委员会汉语编辑部的播音员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7，л.97

    №24826 帕利古诺夫与新华社驻苏代表会谈纪要：要求塔斯社提供消息(1951年3月14日)

    3月14日接见了中国新华社驻莫斯科代表李何和邱杜易(ЦюйДуи)同志。

    这两名中国记者应我的邀请前来是为了谈妥如下请求：在3月6日的电话通话中他们向我提到了关于向他们提供一些“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塔斯社报道”的请求。

    我假装说，在电话中向我提出的请求不完全明确。我说，很有可能的是，中国记者希望得到的正是那些塔斯社转交给莫斯科的报纸，但是由于各种技术原因，首先是由于报纸的版面不够，莫斯科的报纸没有采用的报道。

    邱杜易说，她指的是报刊上没有发表，但塔斯社得到的那些信息，这些信息会以政府公报的形式向一些单位提供。

    邱杜易补充说：“在我们中国出版的这类公报，在北京的塔斯社记者同中国的记者一样可以得到。”邱杜易补充说：“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在向塔斯社驻莫斯科分社提供类似有关国外情报的政府公报，塔斯社感到为难的话，我能将不坚持这个问题。”

    我同李何和邱杜易临时商定，塔斯社将向他们提供整套发送给莫斯科报纸的关于国外情报的公报，这些情报的数量大概是每日发行的报纸的3个版面。

    李何和邱杜易接着请求向他们提供塔斯社每日用英语对华广播的报道。实践中，在两个通讯社的相互关系中的做法是，代表通讯社的记者，要自动把得到的情报的副本电告给其他通讯社。因此我们商定：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将向新华社驻莫斯科代表发送转发给驻中国的塔斯社的电报的副本，以便在一段时期之后再次同中国的记者们进行会面，并确定，是否应该继续发送这样的副本。

    李何和邱杜易也请求我向他们发送塔斯社新闻局向苏联各州报纸发送的文章。但是，当他们得知，这些文章主要是一些关于理论性和历史性的题目的发言之后，他们就不再坚持自己的请求了。

    在后来的谈话中再次谈论了关于学习外语的特点问题，这些谈话没有引起兴趣。中国同志们对我说，他们定期阅读《莫斯科真理》报，并对其进行研究，从中得到的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经验很少，他们请求我给出一些建议，苏联哪些州的出版物能引起中国记者们的兴趣。我明白，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要限制外国人订购州级的报纸，因此我拒绝给出建议，而只是说，对于苏联各州其余的报纸来说，中国记者们读到的《莫斯科真理》报是一个典型。

    塔斯社社长

    Н.Г.帕利古诺夫

    1951年3月20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9，л.103–104

    №0039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增派苏联歼击机师去中国(1951年3月15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转毛泽东或周恩来：

    在朝鲜，中国和朝鲜的军队在最近将面临几个大的战役。显然，无论前线还是后方，你们将需要大量的飞机。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即2个中国歼击机师配置在安东地区，以掩护这一地区。但是，现在我们看出，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的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1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用于那里的战役。

    我们希望您不会反对。

    　　

    菲利波夫

    1951年3月1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24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202

    №133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政府任命张闻天为大使(1951年3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3月16日

    第6项　外交部的问题。

    委托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政府同意张闻天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的任命。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3

    №0039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问题(1951年3月18日)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3月3日第1462号电报及第1749号电报，均已收到。对您关于将2个苏联歼击机航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转场到朝鲜境内的决定以及关于再派1个大型歼击机航空师到安东以掩护中朝部队的决定，深表感谢。您在1951年3月3日第1462号电报中建议，我们在朝鲜再建4个混凝土跑道机场。我们现已会同扎哈罗夫同志和朝鲜同志们研究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完成这一工程。朝鲜同志现有1个钢板跑道机场。感谢您关于再提供2条钢板跑道的决定。

    我们现正在计算需用多少数量的高射炮兵部队来掩护朝鲜机场和最重要的铁路桥。最后计算结果将由周恩来同志补充告知您。

    关于您已同意于今年下半年再向我们提供的6000辆汽车，其具体品种、名称将由周恩来同志拟定，并通过扎哈罗夫同志告知您。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51年3月18日

    第1368号电

    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26-127

    №2482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关于中苏货币汇率问题(1951年3月22日)

    绝密　禁止复印

    特别文件

    菲利波夫同志：

    您在3月4日的电报已经收到。

    在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外汇比率的确定之后，我们提请苏联政府审议如下解释和建议。

    1.苏联的卢布同黄金挂了钩，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没有同黄金挂钩。我们及时提出就中国人民银行元和卢布之间直接确立汇率达成协议的建议，而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达成协议。因此，到目前为止元和卢布之间仍然没有确定比率。因此，元和卢布比率的确定是通过美元对元的汇率确定的，也即确定的卢布的汇率是美元对元的价值除以4，因为1美元相当于4卢布。

    2.现在的问题是：卢布的价值在不断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元的价值基本上是稳定的，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在升值。然而，相反的是，美元的价值一直在跌。这种状况使我们必须经常调整元和美元的比率。美元汇率的每一次下跌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对元和卢布的比率产生影响。这种临时性的现象是由于目前元和卢布之间还没有确立直接的比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美元对中国人民银行元的汇率被提高了，而不是低估了。换句话说，今后需要降低美元对元的汇率。

    3.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元和卢布比率的确定不要通过美元对元的汇率进行，而直接在卢布黄金含量的基础上和中国黄金的价格进行确定。比如，现在北京的黄金价格是95万元一两(31.25克)黄金，也就是一克黄金值3.004万元。因为一卢布值0.222168克黄金，因此一卢布相当于6753.9元。在通过美元的汇率计算卢布汇率的时候，一卢布只相当于5722.5元。

    中国商品的价格稳定下来已经一年了。我们会进行货币改革，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元的黄金含量，并且在两国货币黄金含量的基础上确定元和卢布之间直接的比率。但是，现在由于我们对朝鲜进行战争提供了援助，货币改革暂时还不能推行。因此，我们认为，在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元的黄金含量之前，元和卢布的比率以卢布的黄金含量为基础和中国的黄金价值为基础来确定比较合适。

    4.从两国的必需品的价格来判断，向我们提出的汇率太高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驻哈尔滨的中长铁路管理处苏军对苏联工作人员工资的计算是：一卢布相当于15600东北元。而中国人民银行一元相当于9.5东北元，那么，这样一来，一卢布相当于1640中国人民银行元，这只是卢布汇率的24％(6753.9中国人民银行元)，卢布在黄金价值的基础上被高估了。同时，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中国的黄金价格相对较高，在国际市场上，只低于曼谷或者孟买的黄金价格。

    因此，在卢布黄金含量的基础上和在中国黄金价格的基础上确定卢布的汇率，在目前来说是唯一可行的、摆脱困境的方法。

    如果您同意上述所述原则，请您指派代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行谈判。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

    1951年3月2日

    把周恩来同志的电报转交菲利波夫同志。

    我们认为，可以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卢布和元汇率的提议以及关于确立这种汇率的程序。我们认为，应该在苏联的金融机构推广这一程序，在对苏联驻中国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其中包括在满洲的苏联工作人员的工资的支付中推广这一程序。同时我请求向国家银行下达指示，向中国发送的汇款只用卢布，而不用美元结算，最近就开始实行。

    Н.罗申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7，л.134-137

    №0039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调苏联高炮部队掩护志愿军后方(1951年3月23日)发自北京，1951年3月23日17时4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经过对用以掩护朝鲜机场和最重要铁路桥所需高炮部队问题的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告您：

    目前中国仅有4个实力相当于高炮团的小型野战高炮师和2个机动混编高炮团，共计有6个团的兵力。

    自从我们根据1951年3月15日申请单得到高炮以后，我高炮数量将增加5个混编高炮团。这些高炮将不足以掩护所有重要铁路桥及在朝鲜境内为苏联和中国航空兵修建的6个机场。

    为了确保掩护，我们建议：由位于中国境内的安东到定州—安州铁路沿线的铁路桥以及4个供苏联航空兵使用的机场，由苏联高炮部队加以掩护。

    对朝鲜境内其余铁路桥和机场的掩护任务，将由中国高炮部队担任。

    请您研究我们的意见，并将您的意见告我。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

    1951年3月23日

    第1437号电

    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38-139

    №1334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苏参加五一节活动(1951年3月2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3月24日

    第68项　关于邀请国外对苏友好和文化协会代表团到苏访问。

    采纳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杰尼索夫同志)的关于邀请外国代表团于今年4—5月来苏参加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和了解苏联的成就：

    ……(2)由20—25个人组成的中苏友好协会的代表团，期限为3个星期。 [77]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14

    №1178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铁路运输交志愿军管理(1951年3月25日)

    我们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最近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如下意见，即为正确组织军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指挥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支持这个意见，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会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即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顺利进行解放战争起见，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我们一般地认为，为朝鲜本身利益着想，最好能建立起中国和朝鲜间的更密切的国家关系。

    斯大林

    1951年3月25日

    转引自《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24页

    №00394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海军装备(1951年3月27日)

    发自北京，1951年3月28日14时45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为建立中国人民海军，曾于1950年11月派萧劲光同志赴莫斯科同苏联海军部长商讨中国海军建设问题以及请求在必要设备方面给以援助和解决其他问题。对于苏联海军部在建立和发展中国海军方面坦率提出的正确方向及决定供给中国海军必要设备，深表感谢。

    朝鲜战斗行动仍在继续。

    所确定的今年的军事贷款已因朝鲜的军事行动完全用于购买必需的军用物资。而且，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已超过了军事贷款额。对于超过军事贷款的部分，我们将用外贸的方法弥补开支。因此，我们特请苏联政府将萧劲光同志同苏联海军部所确定的向中国海军提供必需设备的计划，从1951年开始分3年完成。

    今年请按申请单先拨给：鱼雷快艇、部分岸炮和舰炮、飞行技校用飞机、声呐员练习所需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

    请研究我的这一请求，并将您对我们的建议的看法告我(如果这一建议不致给苏联海军部为执行向中国海军分批提供物资计划造成困难的话)。

    1951年请领物资如下：鱼雷快艇12艘，加上1950年供货计划所列的18艘。

    鱼雷艇所需的弹药和设备：

    高压压缩机(带管道和气瓶)5台；

    45-36型鱼雷1号工具箱5个；

    45-36型鱼雷2号工具箱7个；

    转角装定器工具箱5个；

    转角装定器备件箱4个；

    用以装载45-36型鱼雷的吊环9个；

    转角装定器检测台4个；

    高压压力表16个；

    鱼雷充气接头8个；

    定深器检测台3个；

    带起重机的鱼雷车4辆；

    汽油输油车4辆；

    滑油加油车4辆；

    45-36型鱼雷20条；

    击发雷管300个；

    电发雷管300个；

    “高尔姆萨”定装弹250发。

    教练飞机：

    1.图-2型轰炸教练机4架；

    2.图-2型4架；

    3.雅克-18型4架；

    4.伊尔-2型2架。

    飞机备件：

    雅克-18型飞机发动机4台；

    雅克-18型飞机螺旋桨4个；

    图-2轰炸教练机发动机4台；

    图-2轰炸教练机螺旋桨6个；

    图-2型飞机发动机8台；

    图-2型飞机螺旋桨10个；

    图-2型飞机第二次操纵吊盘2个以及保障飞行技校工作所需的航空仪表、飞机备件各教学设备，其总价值为300万卢布。

    机场设备：

    滑油加油车4辆；

    汽油加油车4辆；

    罐车2辆；

    鱼雷车4辆；

    空气压缩站4个；

    回转试验仪1个；

    充电机1个；

    起重机2台；

    压缩机2台。

    海军火炮：

    海岸炮兵用130毫米加农炮4门；

    海岸炮兵用76毫米加农炮54门；

    100毫米舰炮8门；

    76毫米机关炮16门；

    37毫米机关炮20门；

    20毫米机关炮50门；

    12.7毫米机枪150挺；

    探照灯15个；

    带中央瞄准的“莫斯科”射击指挥系统2个；

    测距仪(其数量按炮连数量计)。

    弹药：

    130毫米加农炮炮弹800发；

    100毫米舰炮炮弹2000发；

    76毫米加农炮炮弹18000发；

    37毫米机关炮炮弹20000发；

    20毫米机关炮炮弹50000发；

    12.7毫米机枪子弹200000发。

    注：1.弹药数按两个弹药基数计；2.76毫米炮弹，60％为爆破弹，40％为定时榴弹；

    实际弹药数：130毫米炮炮弹为300发，100毫米炮炮弹为300发。

    教学等设备：

    1.130毫米炮1门；

    2.100毫米炮1门；

    3.带中央瞄准的“莫斯科”射击指挥系统2个；

    4.炮兵训练靶场用的仪器1套；

    5.教练鱼雷2条；

    6.各种教练鱼雷2条；

    7.КБ型教练水雷3个；

    8.1908/39型教练水雷3个；

    9.АМД-500型教练水雷3个；

    10.通信观察哨用炮队镜30个；

    11.带通信通话装置的头盔200个；

    12.无线圈消磁站充电机1台；

    13.潜水艇人员、鱼雷快艇人员、飞行人员服装样品3套；

    14.声呐兵练习仪器1台。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周恩来

    1951年3月27日

    第1521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52-155

    №24828 萨夫罗诺夫的通报：中国报纸对苏联材料的利用(1951年3月27日)

    现通报如下：我们在北京收到了苏联新闻局的文章和带有图片的材料，根据您的指示，我们把这些文章和图片分发给了中国如下城市各重要出版社和报刊编辑部(报纸、杂志、学报、公报等)：北京、天津、汉口以及华北和华中的其他一些城市。有14份报纸的编辑部和21份杂志的编辑部以及中苏友协及其北京分会的出版局都收到了我们的材料，中苏友协定期出版一些关于苏联人民的生活及其取得的成就的材料。

    我们发送出去的大部分材料都在报刊发表，其余材料被编辑部作为有关社论文章的参考资料。

    由于缺乏专门而独立的新闻局的代表，因此新闻局文章的发表会遇到一些组织上的困难，到1950年底才组织了起来，现在，只是在今年1—2月，我们才能确定新闻局的文章的利用程度。

    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如下文章：

    《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的文章：1月4日，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鼓动员的学习》一文，2月14日发表了Л.杜布拉温的文章《美好的回忆》，2月14日发表了马列西耶夫的文章《强大的联盟》，2月15日发表了Л.瓦尔拉莫夫的文章《文化联系在加强》，2月15日发表了С.格拉西莫夫的文章《伟大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光明日报》：2月12日发表了А.佩列韦尔泰洛的文章《伟大的苏中友谊是巩固各民族和平和安全的强大力量》，2月14日发表了Л.杜布拉温的文章《美好的回忆》，2月14日发表了卡赞采夫的文章《难以忘怀的会见》，2月15日发表了С.格拉西莫夫的文章《伟大人民的友谊》，2月15日发表了Л.瓦尔拉莫夫的文章《文化联系在加强》，2月15日发表了菲诺格诺夫的文章《让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得到发展和加强》，2月15日发表了马列西耶夫的文章《强大的联盟》，2月15日发表了叶菲莫夫的文章《两国伟大人民的友谊》，2月23日发表了卡诺尼辛上校的文章《社会主义战无不胜的武装力量》，2月25日发表了奥西波夫的文章《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可耻的历史》。

    《天津日报》：2月14日发表了叶菲莫夫的文章《伟大人民的友谊》，2月14日发表了格拉西莫夫、菲诺格诺夫、卡赞采夫、波波夫、马列西耶夫同志的信件。

    《华北解放军报》(华北军区机关报)：2月24日发表了《光辉的道路》一文(关于科涅夫元帅生平的文章)。

    《新中国妇女》(中国妇女民主联合会机关报)第19期(1951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新纪元》。

    中国科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的5年》一文；第3期发表了《苏联科学院会议》、《关于生物的学说》(列佩申斯基教授的文章)。

    华北农业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农业机械化的新成就》一文。

    《新民报》：2月15日发表了《莫斯科市斯大林区委是怎样帮助本区开展贸易的》一文。

    《中国农报》杂志(农业科学杂志)3月份发表了如下文章：《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是怎样修建大费尔干纳渠的》，《苏联农民的冬季农业技术和动物学》，《春夏之交苏联农民是怎样准备工作的》，《提高农业产量的强大手段》。

    至于图片材料的利用，那么，大部分图片材料都转交给了信息管理局的图片社，该社把这些图片材料在全国印刷和传播。一些照片送给了中苏友协，中苏友协正在出版一些带有插图的关于苏联生活和文化的小册子，同时他们也正在翻印一些照片用来展览，表现苏联人民的生活。一些材料被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北京分会利用，他们正在举办关于苏联的照片展，打算在文化宫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公共场所、在市中心的一些街道的橱窗中展出。大部分照片都合乎需求，但一些照片对苏联人民的表现力不够鲜明，给人的感觉是，照片中拍摄的不是日常工作中的一些人物，而是在作秀(比如，在服装店的照片《斯大林的建议怎样帮助莫斯科市的劳动人民在其居住区进行贸易》以及其他的一些照片)。

    希望那些打算用于庆祝重大节日和事件的文章和照片能够更早一些送来，因为有时候会由于路途遥远，材料的发送会被延误。

    今后，我们打算同出版社和杂志编辑部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以便使苏联新闻局的材料得到更好的利用。对于从苏联新闻局得到的文章，中国报纸的愿望和反应不外乎是：希望在得到的这类材料中有具体的例子，希望能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创新的经验，表现苏联国民经济一些部门中的党组织和社会机构的工作等。

    比如，《人民日报》请求发送一些关于当今国际政治问题的材料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材料，《光明日报》请求发送一些关于有关日本问题的国际政治的材料，《中国青年》杂志要求发送关于青年工作经验的材料以及一些具体的事例，关于在苏联青年中开展宣传工作的材料，《人民铁路》报要求发送一些关于铁路基层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材料，关于苏联铁路新的工作方法的材料；《中国科学院院报》要求发送一些关于苏联科学新发明的材料；文化部对外联络委员会要求发送一些关于苏联文化发展的材料(教育、文学、戏剧、电影、艺术流派)，《艺术报》(《艺术杂志》)要求发送一些关于苏联艺术家对作品和批判作品进行研究的经验的材料，并请求发送一些关于苏联艺术家最优秀的现代作品的图片，《农报》(农业杂志)请求发送一些关于农业经验和化肥生产的材料，关于农业机械的材料。文化部下属的普及科学知识局要求发送一些关于对企业和农村进行普及科学教学工作经验的材料，关于推广创新经验的材料，关于全苏科学知识和政治知识普及协会的组织原则和计划。

    中国报纸接受的文章的总量大致是报纸底栏文章和杂志文章的总量的1.5—2倍。您送来的文章的数量基本满足了需求。

    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拥有自己的翻译人员的中央通讯社，大部分文章都没有翻译，这严重阻碍了您发来的文章的推广(只有一些规模大的报社才有自己的1—2名翻译人员)，而得到的一些中文译本经常会遇到翻译上的不足。比如，在我们送给科学知识普及局的一些译文中，“畜牧业”一词被翻译成了“养畜业”。因此，看起来，译者不能找到合适的对应的词。

    我们在文章的翻译问题上面临困难，但翻译还能够组织进行，只是需要你们拨出相应的资金。为了在北京雇佣一名高水平的翻译，按照中国现行的汇率，每月至少需要向其支付500—600卢布的外汇作为工资。

    至于您提出的关于一些专题的剪报，我们一点也不反对，如果为了更好地说明关于苏联生活的某些问题，您需要挑选并发送一些剪报材料和杂志材料以及一些相关的正式的材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И.И.萨夫罗诺夫

    1951年3月27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723，л.76-81

    №133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限(1951年3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第90项　外交部的问题。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给罗申同志关于22名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自1951年4月1日延期1年以及20名在大连市各企业和机关工作的苏联公民延长4个月的指示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444.请通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将22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工作的苏联工作人员以及20名在大连市各企业和机关工作的苏联公民，自1951年4月1日起，延长其期限分别为1年和4个月。苏联政府还同意在大连出差的苏联某些工作人员继续逗留一个月，以便向中国专家交代工作。

    请通报周恩来，苏联工作人员拉琴科无法继续留下工作，因为一系列原因他应该返回祖国。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18、113

    №00395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问题(1951年4月1日)

    发自北京，1951年4月2日21时2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根据您的决定，2条钢板跑道已运抵中国。我们拟将其用于即将为苏联航空兵修建的机场。

    目前，将材料运到朝鲜以修建混凝土跑道机场，困难很大。此外，我们还深感劳动力严重不足。为完成给苏联航空兵修建4个机场的任务，我们已抽调了1个军的兵力。

    为保障在较短时间内使中国航空兵有机场，我们恳请苏联政府给我们再提供一条钢板跑道。

    您的意见如何。盼告。

    如果这样做可行，最好将该跑道于今年4月底提供给中国。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周恩来

    1951年4月1日

    第1614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1

    №20221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组建高炮和探照灯部队派往中国(1951年4月11日)

    第645997号，1951年4月11日

    兹命令，截至今年4月25日以前组建(以下部队)：

    1.以基辅军区防空第14高炮旅机关和国家防空高炮各部队为基础组成1个高炮师。该师由2个团组成，并根据事先计划配备各口径火炮(其他所缺各类人员将陆续补充)。

    2.截至今年4月25日以前为莫斯科军区防空第十高空探照灯团配齐所需人员，装备——РАП150和РАП3 15 4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3.上述新组建的高炮师和完成各项配备的第十探照灯团将准备经铁路发送，前往预定地区执行特殊任务。

    具体出发时间另行通知。

    4.为确保该高炮师和第十探照灯团的后勤供给，必须准备如下物资：

    ——85毫米高射炮炮弹，9个弹药基数，37毫米高射炮炮弹，15个弹药基数；

    ——6辆ГСМ加油车；

    ——各类武器零配件。

    5.高炮师和第十探照灯团全体人员须着装整齐。

    6.所有军人家属均留在各高炮部队和第十高空探照灯团原驻地，负责看守营区。

    7.上述指令的具体实施由您和国家防空部队总参谋长亲自负责监督。

    8.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联军事部长、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38，л.3-4

    №20222 索科洛夫斯基的指令：第十探照灯团前往中国的行程安排(1951年4月11日)

    第646522号，1951年5月19日

    1.根据第645997号指令，将已准备就绪的第十探照灯团经铁路发往沈阳地区。

    根据事先计划与该团一同发送的还有2个新的П3А无线电报站，6辆加油车和成套零配件。

    开始发送日期为今年5月25日。

    2.在发送上述部队和物资前所有苏联标志和苏联生产的物资装备上的工厂标识均应清除干净。

    所有保密文件、人事档案、军官证件、军人证、履历表和部队番号均根据以前(国家)所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予以清理。

    3.应确保所发运部队全体人员旅途中的粮食供给，并为其准备足够维持1个月的战备物资储备。

    4.所有军人家属均留在原驻地，负责看守营区。

    5.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联军事部副部长、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56，л.1-2

    №00396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关于苏联航空兵部署问题(1951年4月12日)

    斯大林同志：

    现将我们关于保障别洛夫歼击航空军部署的意见报告如下。

    鉴于决定派遣别洛夫军的2个歼击机航空师进驻朝鲜的平壤地区和1个航空师进驻中国的安东地区，必须采取下列最起码的措施，以保证上述各师完成战斗任务：

    一、用我们的高炮部队对我歼击机航空师的驻地机场实行空中掩护，为此需派遣2个高炮师，其中1个师为3个团编制(总共有96门85毫米高射炮和72门37毫米高射炮)，用于掩护平壤地区的机场；另1个师为2个团编制(有64门85毫米高射炮和49门37毫米高射炮)，用于掩护安东地区的机场和安东地区的鸭绿江铁路大桥。

    此外，再派一个2团编制的高炮师用于掩护安东、平壤地区最重要的铁路大桥。

    二、为我歼击机夜间同敌空军作战提供保障以及夜间对我歼击机基地进行空中掩护，需派遣1个装备拉11战斗机的歼击机航空团进驻中国并部署在鞍山地区。该航空团可从驻扎在旅顺地区的第一五三歼击机航空师抽调。

    为了在我驻朝鲜歼机机航空兵基地建立探照灯照射区，需从莫斯科防空区派遣1个探照灯团前往朝鲜。

    三、鉴于喷气式歼击机飞行员的高度紧张和疲劳，为保证他们在执行任务时的战斗力，需要保证休息，做好战斗准备。

    为此，每1个歼击机飞行员要有10名后备飞行员，他们可以留在战区以外，根据需要派他们替换到后方休息的飞行员。

    四、为了保障别洛夫军的物资技术供应和对其后勤工作的领导，需向该军派遣：

    ——带有供应部门的航空技术部队；

    ——给各高炮师运送弹药和军用物资的独立汽车运输营；

    ——20辆航空油料加油车和20个航空弹药基数，其中一半放在航空师基地，另一半放在沈阳地区的基地；

    ——1个月的炮兵弹药储备，即9个85毫米高射炮弹药基数和15个37毫米高射炮弹药基数。

    五、为了更可靠地用雷达搜索敌机，给别洛夫军增加2个雷达站。

    六、鉴于高射炮兵主要用于掩护我歼击机航空兵，对各高炮师的指挥应全部交给别洛夫。为了直接组织高炮掩护，给别洛夫委派1位高射炮兵指挥副手和1个小型作战机构。

    以上报告请予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1951年4月12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8，л.140-142

    №1334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张瑞华来苏治病(1951年4月1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4月13日

    第213项　关于张瑞华同志来苏联治病。

    1.满足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并准许中共中央委员聂荣臻同志的妻子——张瑞华到苏联来治病。

    2.迎接和招待张瑞华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波马兹涅夫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3.批准给刘少奇同志的复函草稿。 [78]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46、131

    №133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学者代表团访苏(1951年4月1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4月18日

    第239项　关于中国学者代表团在莫斯科的逗留事宜。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请求，并准许苏联科学院(涅斯梅亚诺夫同志)邀请由5个人组成的、开完国际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大会就要返回中国的中国学者代表团于今年4月到莫斯科进行为期15天的访问，以便按照所提出的名单了解苏联的科学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工作情况。

    2.委托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查与中国学者代表团在苏联的逗留有关的支出预算，并为此而拨给必要的经费。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给中国学者代表团参观的机关、组织和企业的名单

    1.苏联科学院。

    2.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

    3.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

    4.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

    5.苏联林业部。

    6.苏联造纸和木材加工工业部。

    7.苏联部长会议属下的护林造林总局。

    8.莫斯科“橡胶”工厂。

    9.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广场上的高楼大厦建筑。

    10.莫斯科斯大林铁路运输工程学院。

    11.莫斯科喀山火车站运输分站。

    12.莫斯科博罗季诺桥的改建工程。

    13.莫斯科林业技术学院。

    14.莫斯科第三家具厂。

    15.莫斯科第一医学院。

    16.苏联卫生部的莫斯科“盐酸阿的平”工厂。

    此外，代表团将参观列宁墓、博物馆、展览会、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还将参加莫斯科红场上的“五一”大检阅和大游行。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52、133

    №09857 罗申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1951年4月25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51年5月6日

    第65号

    今天，应我请求刘少奇接见了我。

    我向他——中苏友好协会主席转交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凯洛夫同志的一封信，信中通报了苏联教育家给中国一所小学赠送礼物(教科书)一事。

    刘少奇同志对赠送礼物一事表示了感谢。

    然后我向他转达了《布尔什维克》编辑关于在该杂志上登载中国土改方面文章的请求。

    刘少奇同志回答说，前不久寄来了陈真(Чэнь Чжэнь)同志为报纸《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写的一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可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登。刘少奇同志看了陈真同志的这篇文章并表示赞同。

    我回答说，我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

    然后我通报说，鉴于中共成立30周年，苏联报刊机关想收到中国同志撰写的有关文章，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杂志，想收到有权威的同志，比如刘少奇同志本人所写的文章。这一文章将登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1期上，因此文章应当在6月初寄到莫斯科。

    刘少奇同志同意写一篇纪念中共成立30周年的文章。

    然后我请求刘少奇同志为我讲一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情况。

    刘少奇同志讲了以下内容：

    现在全中国农民正忙于春耕春种。许多地区春播已经完成，一些地区正在进行之中。可以相信，农民，其中包括贫农和原来的雇农，可以播种上土改中所分得的所有土地。在刚刚搞完土改的地区，土地也将得到耕种。

    根据掌握的情况，丰收有望。但一些地区由于没有及时下雨影响了春苗的长势。如果在一个月内下雨，那么可有正常年景70％—90％的收成。

    谈到同反革命作斗争的问题，刘少奇指出，镇压敌对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1950年11月到现在已消灭30多万人(地主、外国奸细、国民党特务)。到今年年底，将消灭50多万反革命分子。

    最近在城市里广泛地进行肃清敌对分子的活动，因为他们从农村迁到了城市。今年下半年，为肃清钻进政府机关和部队中的敌人将审查机关和部队中的所有人员。在审查过程中查出的所有敌人和反革命分子都将被逮捕，其中造成危害的将被消灭。

    由于进行镇反工作，全国局势非常平静，空气清新。农民和工人看到了人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消除了对蒋介石卷土重来的担心。前一个时期敌人为此散布了很多谣言。

    今年我们还将审查党的队伍，清除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大概今年我们不能发放党证，因为审查和清党需要很长时间。

    7月份将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上将讨论工厂的领导问题。对我们来说，工厂管理现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至今党组织、青年组织、工会和行政还未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正确地开展工作。

    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财政问题。由于朝鲜战争，国家财政很困难。我们将被迫面临通货膨胀。现在已经感到了这一点。物价开始上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由于这些原因，全会应当制定实际措施，制止物价飞涨，找到在广泛的范围里制止通货膨胀的途径。

    此外，全会还将提出工会工作、审查党的队伍、农村土改总结等问题。

    接下来刘少奇通报说，在朝鲜，中国军队开始了凌厉的进攻。最近几天所进行的战斗表明，美国人没有充分坚固的防御，因此中国军队正在顺利地前进。但是，还应该看到另一点，美国人不想陷入严酷的战斗，只要中国部队一企图打击它，它便携带技术装备和武器，弃阵南逃。

    谈到蒋介石部队登陆的可能性，刘少奇指出，尽管美国人和蒋介石分子喊得很凶，蒋介石未必反攻大陆。但是，如果蒋介石部队真的反攻大陆，这将很好。我们可以给它以沉重的打击，其中大部分人将投诚到我们这边来。

    谈到西藏，刘少奇通报说，西藏代表团将到京。其中一些成员已在北京。我们将同这个代表团举行谈判，希望部队能和平进入西藏。正如预先谈判表明的，西藏代表团将坚持禁止中央军队进入西藏的立场。

    拥有200万居民的西藏不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西藏给予多大的反抗。但如果尼泊尔介入西藏问题——尼泊尔有500万人口，其居民不仅在印军里服役，而且在其他军队里服役——问题就可能复杂化。

    会谈到此结束。

    参加会谈有使馆参赞斯科沃尔佐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4，п.322，д.13，л.17-22

    №1334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长春铁路苏方领导人和代表(1951年4月28日)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第327项　外交部的问题。

    1.批准自1951年4月25日开始，由以下人员替换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领导岗位上苏联方面的代表，担任第二年管理局的领导职务：

    (1)董事会成员：

    М.С.叶戈罗夫——董事会主席

    М.С.涅斯捷罗夫——董事会副主席

    А.И.普里别金——董事会成员

    И.В.科兹洛夫——董事会成员

    Н.В.谢列布利亚科夫——董事会成员

    (2)监察委员会成员：

    Н.Г.瓦西里耶夫——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Н.М.克洛奇科夫——监察委员会委员

    Г.Н.科列罗夫——监察委员会委员

    В.И.米海金——总监察员

    推荐由Н.А.格鲁尼切夫担任中国长春铁路副局长职务。

    2.批准苏联交通部和外交部关于在中国长春铁路第二年共同管理的领导职务方面，实行中苏双方代表轮换制度的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交的照会草案。

    附上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照会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敬，并有幸通报如下内容。

    根据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中苏间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协议的基础上，签署的1950年4月21日会议记录的第二条内容，苏联政府建议：由于1951年4月25日上述铁路双方共同管理的第一年期限已经结束，应该实行中国长春铁路领导职务中苏双方代表轮换制度。

    建议在中国长春铁路共同管理的第二年期间，铁路董事会、监察委员会和铁路管理局的领导职务，按以下方式进行分配：

    中国长春铁路董事会主席——苏联代表

    董事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总监察员——苏联代表

    铁路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铁路局副局长——苏联代表

    任命如下人员，作为苏联方面的代表，担任第二年共同管理铁路期间的领导职务：

    (1)董事会成员：

    М.С.叶戈罗夫——董事会主席

    М.С.涅斯捷罗夫——董事会副主席

    А.И.普利别金——董事会成员

    И.В.科兹洛夫——董事会成员

    Н.В.谢列布利亚科夫——董事会成员

    (2)监察委员会成员：

    Н.Г.瓦西里耶夫——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Н.М.克洛奇科夫——监察委员会委员

    Г.Н.科列罗夫——监察委员会委员

    В.И.米海金——总监察员

    推荐由Н.А.格鲁尼切夫担任中国长春铁路副局长职务。

    根据1950年4月21日记录第二条内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请求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担任领导职务，并通报同意苏联方面提出的候选人员。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72、141-142

    №0039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发放武器和弹药生产许可证(1951年4月28日)发自北京，1951年4月30日3时4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及中国兵工厂目前生产陆军步兵武器的能力，我们计划将来发展兵工厂。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满足国际形势发展要求。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制造各种武器和弹药，首先是为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许可证，这样我们才能生产同样的武器。

    周恩来同志已于去年10月向您提出了这一问题。在今年4月，我们也同扎哈罗夫同志讨论过此问题，并请他向苏联政府报告这一问题的实质。为了同由您授以全权的有关部门代表讨论该问题，我们拟派一个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为首的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您对该问题的意见如何，盼告。 [79]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4月28日

    第2064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62-63

    №125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卢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1951年4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4月30日

    第343项　关于国家银行就卢布与元的兑换率问题于今年4月5日下达的指示。

    1.委托兹韦列夫同志取消国家银行就卢布与用于支付在东北苏联企业工作的员工工资的元的兑换率问题，于今年4月5日下达的错误指示，并根据所采取的卢布与元的兑换率，下达新的指示。

    2.因国家银行行长波波夫同志及其副手格拉先科同志下达卢布与元的兑换率的错误指示，宣布给予警告处分。

    3.因财政部缺乏制度，国家银行在下达卢布与元兑换率指示时没有向财政部长通报，宣布给予兹韦列夫同志警告处分。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3

    №003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给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1951年5月6日)

    发自莫斯科

    致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

    我们已拟定了对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并决定于5月8日(星期二)将其送交美国大使。我们于5月6日晨将我们复函的内容给您送去，请至迟于5月7日24时前将你们的意见寄我。

    我们复函的内容可归纳如下：

    一、我们对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要求和约的准备工作应由中、苏、美、英政府共同进行，并吸收其他有关国家参加。

    二、我们要求该条约草案中应明文确定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

    三、我们认为把日本琉球群岛及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是不妥的。

    四、我们坚持要仿照同意大利签订和约时的做法，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

    五、我们的复函是这样结束的：

    “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坚决主张尽快同日本签订和约，并且认为，该和约必须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强国所签订的国际协定加以制定，该条约草案的准备工作必须由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英国政府共同进行，并吸收远东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参加这一工作。

    据此，苏联政府提出：

    第一，1951年7—8月份召开美国、中国、英国、苏联代表组成的外长会议，以便起草对日和约，并且要吸收所有曾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代表参加制定对日和约的起草工作，然后将该和约草案提交和平会议审定。

    第二，对日和约的制定，要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雅尔塔协定为基础，并遵循以下主要目的：

    (一)日本应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国家；

    (二)必须如同对意大利和约所规定的那样，确保日本国民有民主的权利，不允许有那种以剥夺日本人民民主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军事或军事化组织的存在；

    (三)如同对意大利和约所规定的那样，和约中必须规定限制日本武装力量规模，以使其不致超过自卫需要；

    (四)在发展日本和平经济方面不对日本施加任何限制。

    第三，该条约中应规定，日本不得参加那些旨在反对曾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的某一国家的联盟。

    第四，该条约中应明确规定，自对日和约签订之日起，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无论哪个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

    第五，还要商定，凡与日本签订和约的国家均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67-69

    №00399 罗申转发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对日和约复函问题(1951年5月7日)

    发自北京，1951年5月7日23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毛泽东给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转去，其全文如下：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5月6日电报已收到。完全同意您对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

    毛泽东

    1951年5月6日24时”

    Н.罗申

    1951年5月7日

    说明：1951年5月6日博戈莫洛夫同志 [80] 转交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同志或周恩来同志的电报，电文中阐述了苏联政府对日本和平条约草案给美国政府的答复。

    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77

    №1334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发行中国杂志(1951年5月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5月8日

    第371项　关于在苏联发行《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杂志的问题。(1951年5月4日会议第562号记录第165项决议)

    1.接受苏联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的如下建议：

    (1)关于在苏联发行中国用俄语出版的半月刊杂志《人民中国》和月刊画报《人民画报》；

    (2)关于全苏国际图书协会与中国相关组织签署合同，其内容是向苏联发送中国采用俄语出版的《人民中国》，数量为2.5万—3万册，《人民画报》，数量为4万—5万册。

    2.委托苏联通讯部(普苏尔采夫同志)，通过苏联报刊发行总局，按照登记在苏联零售《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杂志。

    3.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和苏联民航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用飞机向苏联运送《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杂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82

    №24829 苏联科学院致联共(布)中央报告：与中国科学院的联系(1951年5月9日)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

    通过发送科学文献、接待中国科学家到苏联科学院科研单位访问，使他们熟悉苏联科学院研究所工作的组织和工作方法，1950年期间，苏联科学院同中国科学院科研单位和组织的对外联系明显扩大了。

    多年以来，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没有苏联的文献，他们在科研工作中使用的科学文献，都是从英美送往中国的。在中国建立人民政权和在1949年组建科学院之后，苏联科学院首先增加了苏联科学和科普文献的发送，这些文献涉及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各个方面。1949年，苏联科学院向中国发送了6276册图书以及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发送的大量的通报和标本。

    苏联科学院还就各组织问题提供了帮助，并满足了一些学术上的需求。1950年9月13日，中国数学家华 [81] 访问了苏联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同苏联科学院院士И.М.维诺格拉多夫进行的会谈中谈论了关于科研工作的组织和方法问题。华教授说，中国科学院正处于组建阶段，采用苏联科学院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对中国科学家来说非常重要。И.М.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向华教授转交了10份俄文书籍以及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一些新的材料集。1950年12月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以及科学院总学术秘书А.В.托普奇耶夫接待了以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杨继池(ЯнЦзицы)为首的中国科学家。中国科学家对苏联科学院的结构、苏联的科学计划、科学同实践的联系等问题都很感兴趣。

    除了同国外科学家进行直接的交流之外，1949年和1950年，科学院还就中国科研单位和个别科学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比如，在长春的中国东北师范学院请求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解释科学院的组织问题、学院教学大纲的组织问题，并请求提供帮助，使他们得到一些教材和地图。师范学院的请求被满足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帮助王哲阳(ВанЧжеянь)老师搞清了各种哲学问题。

    苏联科学院经常开展一些工作对中国科学家进行答复。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被我们的科学家漠视、不做出答复。现在，苏联科学院打算接受一批中国科学工作者，在米丘林生物学、农业、金属业和化工催化剂领域进行科学实践。他们将会有充分的机会熟悉科研工作的组织和最新的科研方法。

    1950年底，中国科学院请求苏联科学院定期向中国的科学家和社会界通报关于苏联科学各领域的状况和发展问题的信息。正如中国科学院领导人所宣称的，这将有助于整合科研单位和科学家在科技和文化领域联系的加强，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成就。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中国科学院的请求无疑应该是被满足的，并且为实现这一点准备了相关的措施。为此，苏联科学院的每个分支机构将在每个季度准备相关的信息，通报关于苏联时期(现代的发展方向，某一领域的学科在顺利完成斯大林五年计划中的作用，在实现改造自然的计划中的作用等等)某一领域科学发展的一般问题以及地质学、生物学、工艺、化学、历史和文学方面具体的专门的问题。这样一来，每3个月将会向中国科学院发送15—20篇由苏联在各个科学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撰写的文章。打算大规模地向中国的科学单位提供咨询，对中国科研单位的工作进行评论，并对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帮助。

    今后，苏联科学院将同中国科研单位扩大和加强联系，并在如下方面提供实际的帮助：1.通过苏联科学家的参与，进行联合的地质考察和考古发掘，帮助中国的科研单位研究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矿藏；2.组织中国的农业学家和苏联的农业学家在报时工作、纬度观测和地震观测领域进行共同工作。为了开展准备工作，1951年苏联农学家代表团打算到中国访问，并邀请中国农学家前来了解苏联科学工作的方针和天文台的观测工作；3.定期向中国的科研单位提供关于苏联科学成就的信息，为中国的科学公报和杂志提供苏联科学家的文章；4.让苏联科学家到中国出差，就各种科学问题(米丘林的学说，巴甫洛夫的生理学，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等问题的著作等)进行授课；5.为中国的青年科学家提供更多的机会到苏联科学院研究生班学习；6.增加向中国发送的科学文献的数量，处理好同中国更多的科研单位交换书籍的工作。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外事部

    1951年5月9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502，л.23-25

    №1334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艺术展和文艺演出(1951年5月1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5月10日

    第393项　关于在阿拉木图、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艺术品展览会的问题。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请求，允许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别斯帕罗夫同志)在1951年下半年在阿拉木图、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艺术展。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研究和批准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与在阿拉木图、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艺术展相关开支预算。

    第394项　关于邀请中国艺术家访问苏联的问题。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请求，允许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别斯帕罗夫同志)在1951年下半年邀请总人数为150人的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苏联的一些城市进行为期4周的演出。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研究和批准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与邀请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访问苏联相关的开支预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87

    №1334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1951年5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5月16日

    第443项　关于在莫斯科举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在莫斯科组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请求。

    2.委托苏联手工业合作社中央理事会(彼得鲁绍夫同志)于1951年7月至8月在莫斯科组办中国手工业品展览会。

    3.委托苏联手工业合作社中央理事会提交供苏联部长会议核准用的组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支出预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97

    №1334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延长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期限(1951年5月1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5月17日

    第467项　关于延长中苏友协代表团对苏联访问的期限。

    1.满足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的请求，并采纳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杰尼索夫同志)关于要把上述代表团在苏联的逗留期延长到今年7月10日的提议。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查和批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因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延长在苏逗留期限而提出的追加的支出预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102

    №20153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派遣航空军部队(1951年5月19日)

    第646523号，1951年5月19日

    由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负责经铁路向沈阳发送：

    1.根据今年5月18日命令已整装待发的第十八航空机械师及其后勤保障部队和第280独立汽车运输营。

    起运时间：从今年6月1日开始。速度3级。

    2.驾驶拉11型飞机的第五十四航空军第一五三歼击航空师第三五一团及为其提供后勤保障的航空技术营。

    该团飞行员——乘飞机，其他人员——乘火车。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将于今年6月15日前在鞍山机场集结。

    3.20辆航空油料加油车和相应数量的航空油，给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每师和驾驶拉11飞机的独立航空团配备的20个弹药基数。

    4.在发运前所有飞机上的苏联识别标志和飞机配、备件上的苏联生产厂印迹均须清除干净。

    所有保密文件和人事档案，军官的身份证，士兵的军人证、履历表和部队番号均须根据以前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妥善处理。

    5.应确保所发运部队在旅途中的粮食供给，并为其准备一个月的物资储备。

    6.军队家属仍留守现所在各基地。

    7.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联军事部副部长、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56，л.7-8

    №20154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运送歼击机(1951年5月22日)

    一、命令苏防空军总司令：

    ——于1951年6月1日前从防空军莫斯科战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送装备45ф喷气发动机的米格15战斗机72架；

    ——挑选内燃机寿命最长的高质量新型飞机；

    ——以对外贸易部技术局的名义，从“奥特波尔”站用铁路方式运送飞机，随后中转，在满洲里站转交中国政府接收；

    ——应将发出的飞机取消苏军使用的约定标记。要认真检查随同技术设备一起交付的(非机密)技术资料(记事本、登记证)，还要把与这些资料在一起的制造厂、基地和发货仓库凭证销毁掉；

    ——应派有责任心的军官和武装卫队负责上述物品的运送和在满洲里站交付；

    ——此外，为在指定地点装配飞机的需要，应派6位经验丰富的技师；

    ——根据总参谋部1950年12月8日第566876号命令，为运送及有关人员配置通行证；

    ——对飞机的筹备和发送进行监督；

    ——应于5月25日前向总参谋部提出机车申请。

    二、命令空军总司令：

    1.应于今年5月25日前划拨：

    ——50个45ф喷气发动机替换发送飞机耗损或寿命不到50小时的发动机；

    ——72套飞机外胎和内胎，72套液压系统和驾驶舱密封软管以及其他在防空军现有备件条件下保证器具在发送前保持完好状态所需的部件；

    ——根据防空军航空兵司令的请求，向机场派遣6个工作组，其中：飞机精加工组2个、飞机粉刷组2个、飞机包皮组2个。

    2.按月发送保证这些飞机6个月用的备件。

    3.更换必要数量的旧罩衣、旧踏板、旧器具。

    三、命令苏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局局长保证在6月20日前将飞机送至满洲里站。

    四、命令总参谋长严格监督运送过程。

    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陆军大将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56，л.12-13

    №0040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1951年5月22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东北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确信，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至于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虽不如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却完全适用于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非常适用于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你们从苏联得到的歼击机航空师目前已有10个，其中6个为米格9歼击机师，4个为米格15歼击机师。为使中国歼击机航空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机航空兵，应用米格15歼击机取代米格9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已能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打算将这372架米格15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你们仅需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飞机，可以留供你们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之用，还可用以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你们的已学会米格9的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15飞机，在我们苏联为此仅需不足10天的时间。

    我们已拟定了将372架飞机运往中国的计划：第一批为72架，6月20日以前运抵；其余各批也将陆续运抵，保证你们到8月初以前能得到全部372架飞机。

    对此您如无意见，我们即认为此计划是可行的。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2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87

    №20155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运送歼击机(1951年5月24日)

    1.命令苏联空军总司令：

    从第二十四航空集团军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送180架装备45ф喷气发动机的米格15战斗机180架，期限如下：

    ——1951年6月10日前，60架该型号飞机；

    ——1951年7月1日前，120架该型号飞机。

    为接替发送的装备45ф喷气发动机的米格15飞机，应首先将5、6月投产的配备有“油闭开关1”的米格15飞机发给防空军第二十四航空集团军和歼击航空兵。为此，应调整飞机供应计划时间，并于今年6月10日前上报我审批。

    2.命令苏联防空军总司令：

    应于1951年6月20日前从列宁格勒、莫斯科防空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送120架装备45ф喷气发动机的米格15战斗机。

    3.应挑选发动机机寿命不少于一半的新型优质飞机，还应配备飞机侧舷器具、机场设备。飞机要更换颜色，还要更换使用过的飞机内胎和外胎，要使飞机处于完全可以使用的状态。同时，按照每10架飞机有1个转向架配发发射架，每30架飞机配置1个液压设备检测车。备件和独立设备应根据新的命令发放。

    4.以对外贸易部技术局的名义，从“奥特波尔”站用铁路方式运送飞机，随后中转，在满洲里站转交中国政府接收。

    5.应将发出的飞机取消苏军使用的约定标记。要认真检查随同技术设备一起交付的(非机密)技术资料(记事本、登记证)，还要把与这些资料在一起的制造厂、基地和发货仓库凭证销毁掉。

    6.应派有责任心的军官和武装卫队负责上述物品的运送和在满洲里站交付。此外，为在指定地点装配飞机的需要，应从空军派6位经验丰富的技师。

    7.根据总参谋部1950年12月8日第566876号命令，为运送及有关人员配置通行证。

    8.对飞机的筹备和发送进行监督。

    9.发送前10日内向总参谋部提出机车申请。

    10.命令苏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局局长在今年8月1日前将300架飞机送至满洲里站。

    11.命令总参谋长严格监督运送过程。

    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苏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将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56，л.9-11

    №0040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感谢苏联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1951年5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5月26日0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5月22日电报，已经收到。我对您关于无偿提供给我们372架米格15飞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对您关于将这些飞机运送到中国的计划及支付其运费一事，亦表同意。

    我十分感谢您对中国空军建设工作的关怀。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5月25日

    第2586号电

    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89

    №24827-1 斯大林致罗申电：同意签署中苏汇率协议(1951年5月26日)

    特电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同意您关于签署中方提出的关于确定卢布和元的汇率的协议草案的建议，协议草案规定自签署协议之日起，确定一卢布兑换6754元。在签署协议时声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考虑到了中国方面的如下保证：中方不允许歧视苏联的卢布。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5日 [82]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8，л.90

    №133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少先队员来苏参加夏令营(1951年5月2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5月26日

    第70项　关于邀请中国少先队工作人员来苏联的问题。

    采纳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米哈伊洛夫同志)关于邀请由23个人组成的一队中国少先队员到苏联的“阿尔捷克”少先队夏令营来休息两个月和邀请由20—25个人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先队工作人员代表团到苏联来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少先队组织工作经验的学习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16

    №0040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无偿向中国提供米格15飞机(1951年5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对您的谢意十分感谢。

    但最主要的还不是我们所珍视的谢意，而是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原先估计米格9歼击机能比得过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经过北朝鲜空战之后，此估计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了。这一错误的意义在于，如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我们既然认为加强自己盟友——中国的国防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也就只能如此行动。

    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歼击机，我们本该将其带回苏联。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需要来说要比我们大许多倍，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留给你们。你们曾为我们买来了天然橡胶，那就让米格9歼击机留给你们，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援助的回报。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6日

    第279号密码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91

    №0040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1951年5月27日)

    发自北京，1951年5月27日20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给您寄去，请您了解其内容：

    “彭德怀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掉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1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耳其军1个整营，至多2个整营，也就够了。

    现在我第一线有8个军，每个军歼敌1个整营，共有8个整营，这也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2个整营，共有16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1个整营为适宜。

    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1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整师的计划了。

    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

    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

    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以上请你考虑并电告。”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5月27日

    第2627号电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95-97

    №0040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1951年5月29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我看过了您给彭德怀关于打英美军战术的电报。

    该电报中所述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样的计划仅能成功地实施一次或两次。

    英美军很容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

    如果你们在前线后方有构筑很好的防御工事，能迅速将敌主力吸引到这里，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倒不妨再冒险试一试采用这一计划。然而，据我所知，你们目前在朝鲜尚无这样的工事。因此，这里的危险性就在于，英美军一旦识破了你们的计划，就不会给你们以实施机动的可能性。而由于你们是第四次重复这一计划，那也就很容易被英美军识破。

    此外，还应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难以不付出巨大损失就能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1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还应注意到，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

    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9日

    第284号密码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98-99

    №133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设立苏中股份公司代表处(1951年5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5月30日

    第103项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的全权代表处问题。

    批准所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关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的全权代表处问题

    为了改进苏中股份公司——根据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50年3月27日签署的协议而成立的新疆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工作，加强对这些公司苏联方面的工作的领导，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在莫斯科市设立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处。

    二、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处，负责这些股份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工作。根据公司的规定，确保完成在新疆境内的石油、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寻找和勘探工作，并组织对这些石油、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进行开采和加工。

    鉴于已经成立了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处研究所，决定取消石油工业部、冶金部和外交部的相关职能。

    三、任命Ф.С.波波维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免除其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矿物监督管理总局的工作。

    任命Д.Т.杰夏特尼科夫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工作的副全权代表，Ф.А.卡尔宾科同志为地质勘探工作的副全权代表。

    四、责成Ф.С.波波维同志在一周期限内，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关于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处的条例以及全权代表处的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文件，以便苏联部长会议审批。

    全权代表处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从石油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和苏联外交部负责新疆股份公司工作的人员中挑选。

    五、责成石油工业部和冶金工业部在一周期限里，向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处划拨用于购买根据1951年上述所说的这些股份公司计划中规定的材料和设备的资金。

    六、责成Ф.С.波波维同志在一个月期限内，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在1951—1953年期间的工作计划(年度计划)，要着重强调加强这些股份公司在石油、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勘探和开采方面的工作以及采油场、石油加工厂和矿山企业的建设工作。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21、л.134-135

    №1335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缩减中苏船舶公司经营期限(1951年6月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2日

    第132项　关于苏中船舶制造股份公司的问题。

    接受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于把苏联方面提出的苏中股份公司“苏中船舶制造股份公司”30年的经营期限，缩减为25年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30

    №09947 斯克沃尔佐夫与伍修权谈话纪要：中国出现大面积蝗灾(1951年6月4日)

    摘自斯克沃尔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1年7月26日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伍修权同志在中国外交部约见了我。

    在互相礼节性地寒暄了几句之后，伍修权同志作了如下声明：

    陇海铁路线以南安徽省北部宿州地区出现了大面积亚洲蝗虫虫灾，对收成造成严重威胁。有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苏联政府火速空运来3台飞机灭蝗撒药设备。灭蝗工作时间紧迫，因为8—10月蝗虫就会变成飞蝗。

    伍修权同志说，若不能发运上述设备，中方希望通过传真电报得到该设备的图纸。

    伍修权同志请求向苏联政府报告中国政府的请求。

    我对伍修权同志说，我将立即向大使报告我们的谈话内容。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

    斯克沃尔佐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077—2078页

    №00407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彭德怀谈机动防御作战问题(1951年6月4日)

    发自北京，1951年6月4日18时3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转上彭德怀同志致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

    一、我们已就部队的组织与装备问题及兵工厂生产军工产品问题撰写了几条意见。邓华同志，第四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军长及第三十八军政委将于日内赴北京向您汇报上述问题。

    二、文登里、金化、铁原地区的地形很好，野战工事也不错。在现时，当敌使用大量炮兵、坦克和航空兵时，这一地区虽无坚固的防御阵地，但如利用积极的机动防御，则可以在规定地段扼守一定时间，并歼灭敌有生力量。在上述一线以南地区，估计可扼守到6月10日。在洪城、下县里、昌道里、平康、玉洞里、安峡、金川一线以南，设有第二道防御阵地，可借此扼守到6月底或7月初。在通川、淮阳、洗浦里、伊川、南川店、青石头里、海州一线以南，设有第三道防御阵地，可借此扼守到7月底。为了在这些防御阵地上阻止住敌人，将使用第九兵团的3个军、第四十二军、第47军和第十九兵团的3个军(后者不满员)。如果这些军能将敌阻止到7月底，我们便可将我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重新投入行动；如果再将杨成武的2个军也投入行动，我们便能可靠地抗击敌人。届时，我步兵、反坦克和高射武器的数量将略有增加，交通线将有所缩短(待运输团到达后，往前线运送物资的困难将有所克服)。同时还要考虑到积极开展游击战。如果敌不会大幅度地增加其部队数量，如果我方不犯意外的错误，那么，我们就可保证扼守住元山、平壤一线以南的有利地区，并且防止敌人在元山地区登陆，还需采取措施将敌阻止于文川、马息岭、梧山里(人民军第七军团已构筑了一些工事)。这两条防线均应相继建立。

    三、目前的情况是，正面狭窄，交通线长，敌人有大量兵力，兵力密度高，敌以平行纵队实施进攻，正面没有出现楔子和空隙，敌人拥有大量航空兵、坦克和强大炮兵，英美军的士气较高，而我军则昼间不易进行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今仍未解决各个歼敌的战术问题。

    如果有经验丰富的部队，则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机动防御，使有生力量的伤亡比达到有利于我的1∶2。但是，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部队，则人员武器和阵地易于损失和失去，有生力量的伤亡比将为1∶1。

    必须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分散敌人的兵力。目前我们正为此作准备，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暂时还不能将我们的游击部队派往敌后，必须等待时机，待敌人前出至适当地区以后，我们才能将游击队派到敌后。

    彭德怀

    1951年6月1日”

    克拉索夫斯基

    1951年6月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4-6

    №00408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转发志司关于防御问题的指示(1951年6月4日)

    菲利波夫同志：

    转去彭德怀同志的电报。

    “志愿军司令部关于进行战斗阻止敌军前进给各兵团司令员的指示及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本。

    由于三八线以南有许多河流(现在雨季正在来临)，而这些河流上的桥梁极不牢固和经常毁坏，同时也因为战线拉得太长，运输工具不足，食品和弹药补给困难，部队十分疲惫，所以，我们继续向南方进攻变得对我军极为不利。因此，我们决定比拟定期限提早就结束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并把我军主力撤至我们开始进行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地区，以便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中，休整部队，补充和训练部队，以进行新的战斗行动。

    为进行积极的、机动灵活的防御，每个军必须留一部分主力部队，以便用消灭、分散和消耗敌军力量的办法，来保证主力部队有休息和改编所必要的一定时间。

    在此期间，志愿军司令部拟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削减不必要的机构，裁减非战斗人员，加强后勤机关工作，改进组织工作。

    二、肃清部队中现存的非常严重的右倾情绪。

    三、将在朝鲜作战的战术经验加以总结和系统化。

    四、力求做到使部分空军、反坦克预备队和高射炮兵参加在朝鲜的战斗。

    五、组织和训练敌后游击队的斗争，迫使敌人拉长战线，消耗和分散它的力量，为我军主力在以后的战役过程中创造有利条件。

    但是，现在，在主力部队撤回北方的条件下，由于某些部队的指挥员对指挥意图理解不够深刻和错误地运用现有力量，所以，这些缺点虽然已经暴露，但未得到及时纠正，各部队之间还出现了已被敌军加以利用的缺口。

    自从我军在6—7天内发动进攻以来，开始感到食品、弹药不足和疲惫，敌军则提前准备了大量机械化部队，并利用我军停止进攻和后撤，开始尾随追击。我们对此还不适应。

    再者，新入朝的部队在防御敌机械化部队方面尚无足够的经验。此外，某些指挥员自己在最主要的战线上未能跟上部队，不能及时地发布命令，并与主力部队距离很远。

    有些根据情报制订的作战计划看起来很好，也没有什么漏洞，但它们不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所以，从5月21日至5月28日的几天内，我若干部队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为了牢固地守住阵地和保证我军进行休整，从而为以后的作战取得胜利和在积极、灵活机动的防御战中给敌军以打击提供必要的保障，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在公路上阻滞敌运动和消灭机械化部队。如敌军步兵从小路推进和通过山地进攻，则更有利于我给予打击。为此必须集中各种反坦克火器以及重榴弹炮部队，按其火力远近配置于公路两侧的隐蔽处，进行必要的工兵作业；利用有利地形，建立火力系统，做好向公路和敌坦克最可能出现的地方进行射击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必须破坏最狭窄地区的山区公路；在我反坦克火力区域和被破坏的道路之间，必须埋设反坦克地雷。这样，如果敌坦克遇到障碍而绕行，他们将触雷。我部队此时应利用炮兵部队射击敌军集结地区。与此同时，装备有反坦克手榴弹的小分队向前方运动。埋伏在道路两边，准备反冲锋的部队利用敌军混乱时机，部分地或全部地击溃敌人。如果敌步兵沿两翼运动企图沿小路迂回攻击我军，那么这将更好。这时，山区没有重武器支援，敌人不得不以步兵队形进攻，容易予以击溃。因此我们必须预先准备好部队和轻型火炮武器(可移动炮、迫击炮)，坚决、勇敢、迅速地消灭敌军。

    在打击沿公路运动的机械化部队的同时，打击越过山地沿两翼进攻的敌步兵，我部队必须不分散行动，各部队执行一定的任务。这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只有具备上述条件，我们才能阻止敌人推进并取得战斗胜利。

    二、我们部队靠步行无法摆脱敌机械化部队。因此为进行积极战术防御，不仅要有第一线防御，还要有第二线、第三线防御，以便在第一线发生不利于我的情况变化时，我们能够在第二线和第三线阻挡敌人。但是我们的力量不能平均分配在所有防线上，而要依据防御地区，尤其是铁路和公路地区的重要性而集中部署。在我部队从第一防线撤到第二防线后，第二防线部队必须派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兵小分队迅速而彻底地破坏桥梁、隘路并沿防线埋设地雷，以便阻挡敌人进攻。如果自己的或友邻的部队没有来得及完成撤退，那么为了不使敌机械化部队有机可乘，深入我防线并破坏我作战计划，每一兵团、每一师、每一团都必须使用一定数量的兵力，不惜任何代价阻击并击溃敌部队，从而保障自己的部队和友邻的部队平稳而有组织地后撤到预定地区。虽然执行阻挡敌军、掩护我军任务的部队将蒙受某些损失，但这些损失是值得的，给整个战役将带来巨大好处。

    三、必须使每一个指挥员都正确理解在前沿防线部署较小兵力而在后方防线部署较大兵力的原则以及在前沿防线组织强大火力而在后方防线火力组织稍弱火力，并使第一和第二防线结合起来的原则。必须懂得在前沿防线部署较小兵力而在后部防线部署重兵，在防御时是必需的，是为了避免过分集中兵力并减少有生力量的损失。因此我军的主要力量必须隐蔽地集中在侧翼和后方，以便在有利时机反击进攻的敌人，予以消灭、驱散，而不是消极地后撤和抵抗。为了用不大的兵力牵制敌人，不仅需要良好的工事，还要有足够的火力支援。因此在前沿防线需要组织强大火力，而在后方防线火力较弱；应该根据火炮性能，纵深配置火力，有间隔地对敌进行突然的、猛烈的射击，以杀伤敌有生力量，支援我步兵反冲锋。各部队都要征询炮兵的意见，帮助炮兵开辟道路，构筑阵地，保障他们准备战斗的必要时间。炮兵方面要克服一切困难，在战斗中积极帮助步兵。

    在防御过程中进攻时机的正确选择取决于每一个指挥员独立决策的能力。每一指挥员必须设立观察点随时掌握战场情况，根据敌部队情况的变化，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反冲锋，使敌人受到有生力量的巨大伤亡。

    各兵种部队必须找到时间把志愿军司令部今年3月8日和今年3月15日的命令以及今年4月6日关于进行防御战斗经验的文件，传达到全体指挥员，对这些文件加以研究学习。每级指挥员学习上述文件后，要向司令部报告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些文件的。

    四、要坚决反对指挥员处事的不严肃态度，对上级指挥员命令不重视的态度以及不认真研究情况的态度。

    鉴于新到朝鲜的部队没有抗击技术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战争经验，尤其是进行防御战的经验以及下级指挥员指挥能力较弱，更鉴于参加战斗的兵种数目较以前增加，因此高级指挥员不应把不同兵种部队看作为自己以前的下属部队，而不去想一想他们是否能使用这些部队，是否能指挥这些部队。

    全体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应该深入研究高级首长的计划，详细了解具体情况，研究地形并细致地制订作战计划。在制订第一阶段作战计划之后，必须制订第二阶段计划。只有这样才能准备好进行作战，而绝不允许仓促上阵。

    与此同时，在目前情况下，上级指挥员必须深入基层，实际进行领导，帮助下级指挥员摆脱困境。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弄清楚下级指挥员对自己首长的意图和计划的态度，纠正下级指挥员的错误和缺点，同时也要依据实际情况改正自己计划中不正确之处，避免汇报和实际情况之间的不符之处。这无疑可以提高下属对胜利的信心。

    现时在抗击技术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斗争中只凭勇敢是不够的，必须有勇敢而智慧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深入基层，即亲临前线，不仅防御时必要，进攻时也必要。

    必须设立良好的指挥点，在主攻方向上随部队移动，及时观察情况，选择有利时机行动。随后必须使计划和汇报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相信，上述指示将在各部队由指挥员贯彻执行，志愿军司令部的行动意图也将以口头形式传达到所有师、团指挥员，务必使所有部队依据总体意图，很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现时要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击溃敌人，削弱敌人，挫败敌人锐气，以便逐步过渡到大批消灭敌人。

    我们要求各级指挥员仔细研究情况，妥善部署兵力，组织火力系统，使得每个兵团能够同时消灭一至两个连或一个营的敌正规军部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这也是现时在敌人冒险进攻阶段消灭敌人的最有效的指导方针。

    我们希望各级指挥员深入研究这些指示，克服一切困难，动员全体部队，尽一切努力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

    志愿军司令部

    1951年5月31日15时”

    第2759号电

    克拉索夫斯基

    1951年6月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10-16

    №0040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御作战等问题(1951年6月5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6月4日的电报以及彭德怀同志的两个指示。

    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急于结束朝鲜战争，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战场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降低英美军队的军事威信。

    我在自己的电报中主要谈的是，如果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没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匆忙地进行机动作战是危险的，要能够迅速地把主力调到那里去。彭德怀同志写道，他在后方建立了三条防线。如果这样做，防线就将是真正巩固的，事情就会进行得更好，军队就不会陷入包围。

    您抱怨说，你们那里大炮、反坦克炮和其他武器很少。两个月前我已通知您，波兰人放弃了他们的订货，因此我们能在今年给您额外的供应，并相应地增加1951年度的军事贷款额。周恩来同志欢迎我的这个通知并告诉我们，您很快就会寄来新的订单。但是，没有收到您的订单，是怎么回事？原因何在？我再次通知您，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向您提供新的大炮、武器。

    彭德怀同志认为应加强敌人后方游击队的行动，这是对的，是绝对必要的。

    彭德怀同志谈到英美军队有较高的士气，而中国军队中则出现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我认为，这是由于你们采取的先是稍稍向前推进，然后又数次重复后撤的局部性机动作战，给你们的部队造成中国人和朝鲜人力量弱小的印象，而给英美军队造成他们强大的印象。我担心，这种情况可能破坏中朝军队的士气。我认为，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3—4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这种打击将导致中朝军队和英美军队士气的重大转变。当然，这不是广泛的和大规模的进攻，而只是对敌人进行短暂而重大的打击，但这将是使敌人清醒和提高中朝军队的士气的一次打击。此外，这样还可以使您能够在以后进行更广泛和更有效的局部战役，这是消耗敌人所必需的。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4-25

    №004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金日成和高岗赴苏问题(1951年6月5日)发自北京，1951年6月5日18时3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在朝鲜作战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如下一些严重问题：如财政问题，在前线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敌人有在我后方沿海一带登陆危险的问题。

    我们拟于近日内派高岗同志乘机前往莫斯科，向您报告上述问题，请您对如何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给以指示。

    现在，金日成同志刚好也在北京，他希望随高岗同志一同前往，以同您讨论这些问题。可否成行，盼您将您的意见电告。

    毛泽东

    1951年6月5日

    第2787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3

    №0041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金日成和高岗访苏问题(1951年6月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毛泽东同志：

    我们已经收到您关于高岗和金日成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的电报。我们已准备好接待高岗和金日成同志并同他们讨论您电报中指出的问题。

    6月8日早晨我们从莫斯科派飞机到北京迎接高岗和金日成同志来莫斯科。飞机将于6月9日抵达北京。

    请您指示你们的有关部门让飞机无阻碍地飞行并在北京机场迎接飞机。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7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6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30

    №0041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高岗、金日成访苏等问题(1951年6月9日)

    发自北京，1951年6月9日19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6月5日和6月7日两封电报，均已收到。

    您1951年6月9日派出的专机已抵北京。

    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定于1951年6月10日乘机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如果您不反对，我们希望现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同志能参加会谈。

    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补充申请单，由高岗同志随身带去。

    请您对此做出决定。

    周恩来同志因病目前正在大连治疗，申请工作因而延误了一些时间。现在编制申请单的工作才刚刚结束，因此延误的过错应由我们来承担。

    由高岗同志带去的申请单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编制的。这次申请单所列总价值相当大。

    请苏联政府按这些申请单供货，并按半价计入军事贷款，还请延期支付此一款项。请您和高岗同志讨论这一问题之后，将您的决定通过高岗同志告我。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志愿军聘请苏联顾问的问题，由高岗同志当面向您报告，因此我在这里就不谈了。

    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1951年6月9日

    第2893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8 29

    №133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中国学生回国度假(1951年6月1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11日

    第176项　外交部的问题。

    采纳苏联外交部关于准许在莫斯科的苏联学校里学习的14名学生和外国文学出版社的一名职员——中国负责人员的孩子们到中国去度暑假的提议(附有名单)。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请求允许在1951年到中国度暑假的人员名单

    1.朱敏(齐英)，1928年生，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1941年到苏联，在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二年级学习。

    2.允斌·克里姆，1925年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的儿子。1939年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化学系五年级学习。

    3.陈保罗，1928年生，1941年到苏联，中共中央社会安全部部长刘进忠(张凡)同志的儿子。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农艺系三年级学习。

    4.陈梅利，1931年出生，1941年到苏联，中共中央社会安全部部长刘进忠(张凡)同志的女儿。莫斯科电力工程学院二年级学生。

    5.克鲁普尼克·然娜，1930年出生在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工作人员乔伯臣同志的女儿(其母克鲁普尼克Ф.Е.是苏联国家政治出版社的校对员)。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习。

    6.基巴利契科·莫尼亚，1930年生于苏联，И.Н.基巴利契科(韩铁声，ХанТьешен，原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人员，现在中国)的儿子。莫斯科莫洛托夫电力学院水电系学生。

    7.涅维罗夫·弗拉基米尔，1926年生于莫斯科，民主人士沈志远(沈观澜)的儿子。列宁格勒工学院四年级学生。

    8.万南·莉莉(ВаньНаньЛили)，1928年生，1936年到苏联，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五年级学生(医疗系)。已经牺牲的中共干部李世超(ЛиШичао)的女儿。

    9.师文·雅科夫(ШиВенЯков)，1929年生，莫斯科莫洛托夫电力学院三年级学生。

    10.许琼谢·莉莉(СюТюинсейЛили)，1931年生，1934年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习。

    11.普罗列塔里耶娃，1926年生于苏联，在莫斯科电力学院无线电广播系五年级学习。

    12.张芝明，1927年出生，已经牺牲的中共中央委员张太雷同志的儿子。1938年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习。

    13.卡尔斯卡娅·泰霞(КарскаяТэйсся)，1934年生，第635中学9年级学生，师哲(毛泽东的私人翻译)的女儿。

    14.卡尔斯基·伊戈尔(КарскийИгорь)，13岁，第170中学六年级学生，师哲的儿子。他母亲琴佐娃·瓦莲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护照中写有他的名字。

    15.齐菲·弗拉基米尔(ТиФейВладимир)，1928年生于上海，在外国文学出版社中文编辑部工作。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38、143-144

    №10045 斯克沃尔佐夫与伍修权谈话纪要：处理蝗灾问题(1951年6月12日)

    摘自斯克沃尔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1年6月26日

    第119号

    我向伍修权同志通报说，中国政府请求的3台飞机喷雾器，已由飞机于1951年6月11日从莫斯科起飞运来，并补充说，关于这些飞机喷雾器结算问题的谈判，将由贸易代表处进行。伍修权同志请求告知他飞机抵达的日期和时间，以便在机场直接接收。我答应通过电话告知飞机抵达的日期和时间。

    接着，我向他提起今年的6月11日在中国上层所进行的谈话，即我们的装有500吨汽油的大驳船，沿松花江溯流而上只能抵达富锦，因为浅滩的水深不超过110厘米，还有由于河水变浅在佳木斯和哈尔滨之间轮船不能定期航行，请求尽快解决沿松花江流域的通航状况问题。伍修权同志答应采取措施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此后，伍修权同志又说，挑选到苏联学习人员的工作已经结束。目前正在进行具体化，什么人去什么学校就读。

    …… [83]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斯克沃尔佐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4，д.14，пап.322，л.38-40

    №133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给中共中央划拨轿车和电影放映设备(1951年6月1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13日

    第188项　关于为中共中央划拨轻型汽车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

    1.满足王稼祥同志的请求，并责成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赫拉莫夫同志)和苏联电影部(博尔沙科夫同志)在今年6月份按苏联外贸部的凭单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物资把2辆胜利牌轿车、1辆莫斯科人牌轿车和4套КПС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运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轿车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要与全套备用零件一起运去。

    2.提供第一条中所指明的轿车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的工作是按苏中贸易协定来进行的。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41

    №0294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对日共中央拨款10万美元(1951年6月13日)

    绝密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第198项　对外政策委员会问题。

    1.鉴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德田秋一同志)提出的请求，我认为对日本财政援助款额10万美元是合适的。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拨10万美元给格里戈良同志用于特殊目的。

    3.委托情报委员会(佐林同志)把拨款转交给日本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书记

    ЦХСД，ф.89，оп.50，д.3，л.1

    №0041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1951年6月13日)

    北京

    致罗申： 请尽快交给收电人。

    “毛泽东同志：

    今天同您的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进行了谈话。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停战。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第二，关于军事顾问。如果您很需要他们，我们愿意满足您的要求。

    第三，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

    我在这里不谈细节了，您的代表将告诉您这些情况。

    我们认为，16个中国空军师中至少8个歼击机师现在就投入使用是绝对必要的。我们考虑，除了2个或3个米格15战斗机师以外，你们可以从中国中部和南部把5个或6个米格9战斗机师调到前线，这些师将有效地反击轰炸机。你们前线的8个歼击机师可以完全满足前线的需要。根据我们的资料，你们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好飞行。应当使他们尽快投入战斗，以便他们成为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战斗中的飞行员。我们培训前线作战的飞行员用了5—6个月时间。培训中国飞行员有7—8个月足够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你们前线最重要的问题。

    会谈结束后我们收到情报，英国人和美国人最近打算代表16个反对朝鲜的参战国向你们和朝鲜人提出停战建议。但是，在提出这个建议以前，他们想对你们的军队进行一次打击。可能这是传闻，但也完全是可能的，很可能这不简单是传闻，而且会有相应的行动。因此，建议加强防卫并不让敌人前进。

    菲利波夫”

    罗申：

    请把这封电报内容告诉克拉索夫斯基，我们将给他专门指示。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13日

    第302号密码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31-32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31-32

    №00415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关于培训中国飞行员等问题(1951年6月1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根据我们的资料，我们的飞行员培训朝鲜人非常慢，马马虎虎。看来，你和别洛夫将军想把中国飞行员变成教授而不是战斗飞行员。我们认为，我们的航空专家过分谨小慎微了。如果说战争时期俄国飞行员5—6个月就培训出来了，为什么中国飞行员的培训不能在7—8个月内结束？是该抛弃这种有害的谨小慎微的时候了。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航空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它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您最重要的任务。

    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2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2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报告执行情况。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13日

    第303号密码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47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33

    №00416 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13日)

    高岗和金日成同志：

    我已收到你们6月13日的电报。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需要采取防御态势。

    最好这样做：

    一、等待敌方提出。

    二、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 [84] 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三、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

    四、我们已命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等立即返回前线并坚决守住现有防线。6月和7月份将加强准备。8月份我们将进行较大的战役。如果敌人不在我们的后方派遣大规模空降部队，我们的上述目标就可以达到。如果敌人不向朝鲜派遣新的增援部队和不派遣空降兵，8月份我们就会比现在强大得多。

    五、我们现在正计划向前线调动空军部队。

    毛泽东

    1951年6月13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57-60

    №00413 罗申转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和防御等问题(1951年6月13日)

    发自北京，1951年6月13日19时5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续我的电报第2967号电(包括在第20757号电中)。北京时间1951年6月13日22时，我接到了毛泽东给您的如下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6月13日的电报，我已收到。

    今天我收到了高岗和金日成同志的电报。我已将我们对停战问题的意见电告高岗同志，以便让他将此意见转告您并得到您的指示。关于此事的详情，我这里就不述了。

    彭德怀同志非常需要战略和战术方面的苏联顾问。希望您能尽早派出。

    鉴于有8个歼击机航空师要参加战斗，我已按照您的建议，指示总参谋部制订一个计划。此外，我还向彭德怀同志下达了指示：我军务必固守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的防御阵地，并且为自己再建立一道新的防线。

    6月份前线态势将是：我军兵力较弱于敌军。到7月份，我们将强于6月份，而8月份将更强一些。我们准备在8月份给敌以更强有力的打击。

    毛泽东

    1951年6月13日”

    Н.罗申

    1951年6月13日

    第2974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55-56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34-35

    №20156 什捷缅科的指示：报告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准备情况(1951年6月14日)

    第646851号，1951年6月14日

    根据先前所下达的指令为第一五三歼击航空师第三五一团飞行专机和铁路专列，并报告准备情况。

    在接到特别指令之前不要发送该团。

    大将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56，л.16

    №00417 高岗、金日成致斯大林函：请求接见和指示(1951年6月14日)

    И.В.斯大林同志：

    我们已收到毛泽东同志的复电。请收下该电，而且如果时间允许，请您今天就接见我们。我们迫切请求给予我们这种崇高的荣誉。这样我们就能明天启程去根据您的指示解决所有问题。

    高岗

    金日成

    1951年6月1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7，л.57-60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35-37

    №00418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国空军的状况和要求(1951年6月15日)

    菲利波夫同志：

    我现在报告：

    一、1951年6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做好战斗准备的有：6个歼击机师，其中3个米格9战斗机师，2个米格15战斗机师，1个由1个米格15战斗机团和1个拉11战斗机团组成的师，共有歼击机飞行员307名。

    2个伊尔10强击机师，共有强击机机组人员107名。

    2个图2轰炸机师，其中1个师只有1个团有物质保证。

    共有轰炸机机组人员109名，其中14名能夜间飞行。

    二、处于改装训练阶段的有：5个中国航空歼击机师，177名飞行员。各师短缺的133名飞行员，要到7月1日才能从空军学校分配来。

    正在改装训练的航空歼击机师中，1个米格-15战斗机师将于7月15日准备好参加战斗，1个拉-9战斗机师将于8月1日准备好参加战斗。

    其余3个空军歼击机师由于获得了米格-15战斗机，将进行改装训练，并将于10月1日前结束训练计划。

    1个朝鲜航空歼击机师共有65名飞行员。8月15日将准备好参加战斗。

    三、我正在采取坚决措施执行您关于训练由8个航空歼击机师组成的空军集团军参加战斗的指示。为此：

    按以小时计算的进度表进行夏季空军师改装训练工作。

    为了监督和按期完成改装训练计划以及就地给予实际帮助，我亲自负责朝鲜师。

    我向将于7月15日结束米格-15战斗机训练的师派出了空军集团军参谋长，并向将于8月1日结束的拉-9战斗机师训练的师派出了负责指挥的军官组。

    我正在修改并将于1951年6月20日批准战斗部队和学校训练计划，根据卫国战争的经验，缩短训练期。

    向中国司令部提出解决以下问题：

    一、加速供其空军驻扎的朝鲜机场的建设。机场建设速度因美国空军对已建好跑道的破坏而受阻。

    二、根据机场和敌人部队的情况而使用轰炸机师和强击机师。

    三、改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工作，因为从1951年4月1日改由中国供应以后，空军技术物资和油料的供应急剧恶化了。

    四、请您给予帮助，供应部队：米格-15飞机12架；РД-10发动机40台，РД-20发动机200台，АМ-21发动机30台；米格-9和米格-15飞机内外胎660×160型1200套，雅克飞机内外胎570×140型400套。

    根据中国政府的订单加快空军技术物资的发货。

    克拉索夫斯基

    1951年6月15日

    第3004号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61-63

    №133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刘少奇的电报问题(1951年6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16日

    第220项　刘少奇同志的请求。

    核准附加上的电报文本。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北京

    罗申：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根据他的请求，排字工人李国富(ЛиГофу)近期将前往中国。

    佐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47、158

    №12273 科切尔金致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关于中国军队情况(1951年6月16日)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人民军 [85] 的战斗素质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座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

    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阵地。如果必须进攻这些阵地，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合围的美军部队。为了避免自己遭受较大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有时甚至给被合围的美军部队提供了逃跑的机会。

    二、对朝鲜战斗行动的评价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2.后勤组织薄弱。

    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只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的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是在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领土。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1.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2.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3.整个后勤系统组织不得力。

    直到不久以前，为部队运输粮食和弹药直接负责的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不亲自过问后勤问题。直到5月底才决定成立兵团、军、师、团的后勤机构，直到鸭绿江边的广大后方地区都属于彭德怀管辖。

    此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增加运载汽车和其他运输工具的数量。其中包括，大量生产轻型手推铁轮车。它们应成为保障师、团后方运输的主要手段。

    改造后勤系统，增加运输工具的数量，交通线实施防空，这些措施最近将对作战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技术装备差，中国人民军被迫采取以下措施：

    (一)战斗，更不用说部队调动，只在夜间进行，因此部队迅速感到疲惫；

    (二)与敌接触的是不大的力量，主力部署在敌炮火够不到的地方和敌坦克不能接近的地区；

    (三)防守时不组织密集战线。部队不把守敌之坦克可以攻击的道路，而是在道路两旁的高地设防；

    (四)通常进攻不是与敌人近距离遭遇时发起，而是从距敌5—15公里的地方开始；

    (五)认为不应进行阵地战，因为这将导致人员损失，迅速消耗弹药。

    认为进行运动战最合适(对进攻之敌实施迎面突击)。

    由于部队物质保障不力，进攻战役带有以下特点：

    (一)持续时间不长(5—6天)，这是因为战士只能带5—6天的给养和弹药；

    (二)纵深不大(30—50公里)；

    (三)目的有限——主要是战术目的；

    (四)不能把取得的战术成果发展成战役成果。在实施5—6天战斗之后，部队需返回基地休整、补充。

    在部队战斗行动中以下消极因素值得注意：

    (一)简单地组织战斗(进攻的和防守的)，没有进行预先侦察，勘测地形和组织协同动作；

    (二)对战斗没进行集中指挥，结果导致战斗自行发展，部队在战场上甚至相互干扰；

    (三)在转入进攻前，部队没有先进入出发阵地，没有对敌实施火力侦察；

    (四)没有注意保障两翼和接合部；

    (五)对经常碰到的部队撤退没有组织给予保障；

    (六)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没有充分使用炮兵。主要的炮兵预备队(炮兵师)，由于缺少炮弹和不会密集使用，根本没有动用；

    (七)位于朝鲜的3个坦克团，由于害怕损失装备，至今在战斗中没有使用过(现驻在元山和平壤地区)；

    (八)没有充分使用障碍物进行防御和在退却时迟滞敌人进攻；

    (九)指挥部队是中国人民军最薄弱的环节。早在过去(同蒋介石斗争时期)司令部就不是真正的指挥机关，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力，在部队中没有威信，直到现在事情也没有好转。

    指挥战斗通常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司令部处在后方，在指挥部队上一点儿作用也不起。如在最近一次战役(春季)中，第三兵团司令员在第12军指挥员的指挥所指挥了战斗。兵团司令部留在后方(距前线约100公里)，一点也不知道情况，结果在整个战役期间这个兵团一点情况也未上报。

    电台是唯一的通信手段。没有使用其他通信，其中包括移动通信。同部队失去联系后，都泰然处之，没有一个人着急。

    三、中国人民军总参谋部(总部)的作用和地位

    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中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参谋部有作战部(也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它是由10—12名军官编成的一个小组，为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起草报告。

    研究形势和制订提案不是作战部的职能。它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并不考虑哪些应该核实或查明。认为如果总参谋部没有得到一些情报，彭德怀司令部里也不会有这些情报。

    对提出的战役计划不给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对战役计划的看法。认为彭德怀清楚该怎么办。另外，他是副总司令，由于朱德总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对军队的指挥，实际上能够对彭德怀给予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需要干预彭德怀的计划，认为彭德怀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在军队领导人之中是比较年轻的，由于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损害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关系的行动。

    因此，作为总参谋长，他犹豫不决，甚至不想提出关于确定总参谋部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们对我军事顾问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志们害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消灭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10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在短时间里消灭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 [86]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就放任这种情况。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战斗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以及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科切尔金少将 [87]

    1951年6月16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0卷，第1262—1270页

    №0041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苏联援助武器装备(1951年6月21日)

    发自北京，1951年6月21日21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高岗同志回来后转达了您对各个问题的意见。我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做。

    至于种植橡胶树的问题，我们想马上着手计划。我希望苏联政府派代表来帮助我们拟订计划。

    二、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

    高岗同志回来后讲，您认为我们各个师的装备不足并建议各个师加强坦克和火炮。我认为这完全正确。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所必需的。

    我已致电徐向前同志根据您的意见进行全面的谈判。

    三、根据徐向前同志与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从按苏联总参谋部计算的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今年将只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给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

    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

    四、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单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滑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五、根据我们的申请单，今年已供应了装备，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苏联总参谋部提议的新编制的部队所必须而目前不足的装备，可以在明年供应。与此同时，我们将按照所供应的装备，选择一些师进行改编。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把60个师改成新编制。

    六、由于我们的申请晚了3个月，因此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损失。今天却突然带着这么大的数目去找您，并希望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一切，这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特别在运输方面。不知能否做到这些，请您尽力而为。

    毛泽东

    1951年6月21日

    第3107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64 65

    №00420 索科洛夫斯基呈斯大林报告：关于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问题(1951年6月23日)

    斯大林同志：

    我们现在报告：

    今天，6月23日16时，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的请求，什捷缅科同志会见了他。

    在会见时，徐向前交来了一封毛泽东给菲利波夫同志的中文信，并请求将此信转交给收信人。所附的信的译稿与今年6月21日向您报告的毛泽东电报的内容相同。

    递交信件后，徐向前说，毛泽东在所转交的信件中请苏联政府1951年度供应60个步兵师的武器。曾经作为“初步”订单提交给苏军总参谋部，后来根据徐向前的要求被拿回去修改补充的这60个师的订单，他现在已经确认，今天晚上就可交来最后订单。

    徐向前还声明，毛泽东认为提出建立步兵师是完全正确的，符合目前要求的。同时，徐向前请求给他一份苏军总参谋部建议改编步兵师的书面文件，以便在今年6月25日派军官乘飞机带回国向毛泽东报告。

    什捷缅科同志回答徐向前，交来的信件将立即呈交给收信人。

    关于订单，什捷缅科同志说，我们一收到订单就向政府报告。关于改编步兵师，有关建议已经通报总参谋长，如果有必要，将提出书面文件。

    索科洛夫斯基

    什捷缅科

    1951年6月23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69-70

    №133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中国强行推销苏联图书(1951年6月2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23日

    第303项　关于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在中国发行苏联文学作品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1951年6月20日会议第571号记录第5 c项决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注意到，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和苏联驻华贸易代表处，在向中国出口苏联图书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犯下的严重错误。

    全苏国际图书协会擅自确定了1951年明显过多的中文版苏联图书的出口计划，并且没有经过苏联有关部门的同意，就委托自己驻中国的全权代表从中国的相关组织中获取了根据这个计划出版文学作品的订购单。苏联驻中国的副贸易代表А.В.戈卢布科夫同志和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全权代表В.А.格里舍尔同志，在与中国相关组织谈判时，毫不客气地向这些组织强行推销苏联文学作品，指责中国工作人员不了解中国居民对苏联图书的需求，强迫他们几次更改和扩大自己的订购计划。

    除此之外，全苏国际图书协会领导人强行让中国相关组织订购中文版的苏联图书，其数量达1130万册(76个品种)，而没有考虑到，苏联出版局根本没有完成这个订购单的可能性。

    苏联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和库兹明同志)，忽视了在中国发行苏联图书工作中的这个恶劣的行为。不但如此，过高的不现实的在中国销售苏联图书的计划，还被该部机械地列入了外汇计划中。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1.由于在中国发行苏联图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撤销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副主席С.М.安东诺夫的职务。

    给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原主席М.И.杰奥米多夫同志、副主席А.С.谢米伊金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2.给予驻华贸易代表В.П.米古诺夫同志警告处分，因其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在中国发行苏联图书问题谈判时所犯的严重错误。

    3.给予负责全苏国际图书协会领导工作的苏联对外贸易副部长М.Р.库兹明同志警告处分，因其忽视了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的相互关系中所出现的严重错误。

    4.建议对外贸易部长缅希科夫同志：

    (1)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回副贸易代表А.В.戈卢布科夫同志以及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全权代表В.А.格里舍尔同志；

    (2)重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组织就向中国出口苏联图书问题进行谈判，并改正在这项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在签署关于向中国出口苏联图书的协议书时，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组织将提交的计划为依据；

    (3)加强全苏国际图书协会的专业干部队伍，调整其工作中应有的秩序，根除在境外发行苏联图书的具体工作中重犯错误的可能性。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64-65

    №004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1951年6月24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您6月21日的电报收悉。

    一、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 [88] 可能停战问题会有进展。

    二、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年、1952年、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我将以专门的电报更详细地告知这一切以及关于目前中国师的编制问题。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24日

    第635177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78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38

    №00422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对中国空军部队的训练问题(1951年6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已收到毛泽东的以下电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打算向朝鲜派遣配备米格15战斗机的歼击机师参加战斗，这将比派遣米格9战斗机师要好得多。因此，必须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将用米格9战斗机武装和训练出来的第六、第十二和第十四歼击机师，用米格15战斗机改装训练，以便在1951年9月将其派往前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您指示在华苏联专家在上述期限内用米格15战斗机改装训练第六、第十二和第十四歼击机师。”

    可见，毛泽东不想从中国机场撤下米格9战斗机并将其派往前线，而宁可将其留在当地，在前线只使用米格15战斗机师。请您同毛泽东谈谈，如果我们这种推测正确的话，可对他说，您的人将负责现在驾驶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改装训练驾驶米格15飞机。我们认为，这用不了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中国人坚持，可以训练他们两个月。

    报告执行情况。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26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81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39

    №1335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纪念中共建党30周年(1951年6月2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26日

    第317项　关于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而出版报纸《争取持久和平，争取社会主义民主!》 [89] 的问题。

    接受《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编辑米京同志的建议：在该报今年6月29日第6版上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文章。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北京

    中共中央： 苏共中央热烈欢迎和祝贺兄弟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

    中国共产党在其领袖——经受考验的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的英勇斗争，在强大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推翻了反动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摆脱了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压迫。

    中国人民首次在历史上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地开展了农业改革，实现了农民数个世纪以来得到地主土地的梦想，开展了其他大规模的旨在保障人民和平和幸福生活的改革，巩固了新的人民民主制度。

    中国人民在和平战线上努力工作，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奴役中国的新的企图作斗争，坚定地捍卫国家的独立，为加强爱好和平的反帝阵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贯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不断地加强自己的队伍，教育广大党员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对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武装他们。

    苏共中央希望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都取得成功，以建设一个独立和民主的中国，维护和平事业。

    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苏中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69、168-169

    №00423 葛罗米柯与柯克会谈纪要：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27日)

    摘自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1年6月27日，接见美国大使柯克。

    今天应柯克的要求接见了他。

    一、柯克声明，他是奉华盛顿政府之命前来向我提几个与近来马立克声明有关的问题。美国政府希望能得到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他(柯克)是指马立克发言中有关朝鲜问题的最后部分。在马立克的发言中使用了“苏联人民相信”这样的词句。他(柯克)想知道，是否可以认为，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

    避开了对柯克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我说，作为苏联官方代表，马立克的发言无需加以说明。如果柯克有什么具体问题，我准备尽量做一些解释。

    二、通过对他下面几个问题的回答，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清楚了。柯克说，他转入其他问题。他说，如果认为对第一个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那么希望知道，苏联政府是否准备对和平调停采取措施方面给予支持。

    我回答，苏联政府永远致力于和平调停朝鲜问题。

    对于这一点，只要提起苏联政府根据英国政府1950年向苏联政府提出和平调停朝鲜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就足够了。但是，那时苏联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没有得到美国、英国和其他政府的响应。

    三、柯克问，“关于停火和停战”这句话是否包含特殊意义，马立克提出的这两个概念是否有区别。

    我回答，停止军事行动是参加朝鲜战争各方达成暂时军事协议的结果。

    柯克问，是否是指分阶段拟定和平调停。

    我回答，显然，停止军事行动是和平调停的第一步。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暂时军事协议，显然其本身不包括用特殊手段进行调停的政治和领土问题。

    柯克问，这是否是指要预见到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比如，对实施停火或停战协议进行监督。我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在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过程中由各方讨论。

    四、在柯克宣读了马立克发言中“为此需各方走向和平调停朝鲜问题的道路”这句话之后，他问：“走向和平调停朝鲜问题的道路”的含义是什么？是否指苏联的一些具体措施？我首先问：签订停止军事行动的暂时军事协议难道不是和平调停的措施吗？柯克做出了同意的明显表示。

    柯克问，苏联政府将要制定哪些具体措施。我回答，对马立克声明中所说的和我已谈到过的，没有什么再可以补充的了。

    柯克问，在停火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回答，这是朝鲜军事冲突之外的问题。

    五、柯克问，苏联政府是否知道，马立克的声明是否反映了北京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是否有怎样查明北京观点的建议。我回答，我们不知道，如果美国政府想知道，他会有机会去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观点。

    六、柯克问，是否应该这样理解马立克的声明：苏联政府准备支持战场双方司令部代表的会晤，以便讨论足以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的关于停火和停战的协议。我回答，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以马立克的声明作为结论。

    七、柯克问，交战方谁应该参加这次会晤。我回答，我们认为，这次会晤应由美国和其他参战国联合司令部的代表、南朝鲜军队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指挥部代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参加。

    八、柯克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感到满意。

    柯克附带说明，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的明确性没有把握。我指出，我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已经说明问题了，并且对柯克的第一个问题，即马立克的声明是否反映了苏联政府的观点，也做了回答。柯克当即指出，要知道，马立克是苏联官方代表，随后，他表示在这方面不应该有不明确之处。

    在会谈结束时，柯克向我递交了会谈时所提问题的原稿，他避开会谈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补充问题。

    在会谈的最后，柯克询问了维辛斯基的身体状况。我回答，维辛斯基将很快康复。

    出席会谈的有美国大使馆的顾问菲利尔斯、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瑟维斯、苏联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帕夫洛夫。

    会谈用英语进行。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签名)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828，л.181-185

    №24831 凯洛夫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要求与苏联中学生通信(1951年6月27日)

    机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同志：

    在联共(布)中央的许可下，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今年3月份向中国发送了一批礼物：26箱直观教具以及中学实验室仪器设备。

    根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的通报，我们赠送的仪器通过中苏友协被转交给了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罗申通报说，该校是中国最好的中学，其中有4000名学生，281名教师。

    向中国赠送礼物的仪式凝聚了友谊，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和政府、对斯大林同志的热爱和尊敬。

    在会谈的过程中，中国同志请求同莫斯科的某一中学建立通信联系和个人联系，以便交流经验，在地理实验室仪器问题上提供帮助，邮寄地图以及一定数量的体育器材。

    教育部对中国同志提出的这一请求进行了研究，认为，可以指定莫斯科市的某一中学进行通信，供中国的教师进行访问，挑选一套地理地图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送给北京的中学。

    对于上述通报的内容，请求得到您的指示。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

    И.А.凯洛夫

    1951年6月27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723，л.124

    №00424 美国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时递交的问题清单(1951年6月27日)

    用英语交谈。

    一、马立克先生使用了“苏联人民相信”的词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苏联政府的观点。

    如果是，苏联政府是否准备对和平调停采取措施方面给予支持？

    二、在“关于停火和停战”这句话中，是否包含特殊意义？

    马立克先生在区别这两个概念时，他是指什么？

    是否指研究分阶段和平调停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规定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的原则，例如，对遵守停火或停战协议进行监督？

    三、“走上和平调停朝鲜问题的道路”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是否指苏联政府将采取某些具体措施？

    如果是，那么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

    四、苏联政府是否知道，马立克先生的声明是不是反映了北京政府的观点？

    如果不知道，苏联政府认为应如何搞清北京的观点？

    五、是否应该这样理解马立克先生的声明，即苏联政府准备支持战场敌对双方司令部代表的会晤，以讨论包括足以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的有关停火或停战的协议？

    翻译：В.帕夫洛夫

    АПРФ，ф.3，оп.65，д.828，л.186-187

    №1335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工会工作人员在华期限(1951年6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28日

    第331项　关于延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小组在中国逗留期限的决定。

    接受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建议，决定延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小组在中国的逗留期限至1951年10月1日。小组成员由以下同志组成：М.Е.叶夫斯特拉托夫、И.С.祖布里林、В.В.库什涅鲁克和А.С.谢苗诺夫。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72

    №00425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对中国空军部队的训练问题(1951年6月28日)

    菲利波夫同志：

    我现在报告：

    1951年6月27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举行了会晤。

    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谈了以下意见：用米格9飞机培训出来的第6、第12和第14航空歼击机师在派往前线前，必须进行米格15飞机的改装训练。改装训练的期限确定为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以便这3个师能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役。

    对我提出的额外建设3个机场用于中国师驻扎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聂荣臻已代表周总理致电金日成同志，请求在平壤南面选择地点并在最近时间内建设可供喷气机起降的3个机场。

    参加会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声明，以后他们将把米格9战斗机用于学校教学和国内防空系统。

    我已经发出指示，第十七、第一一四和第三二八航空歼击机师指挥官立即着手根据批准的计划重新培训中国第六、第十二和第十四航空歼击机师驾驶米格15战斗机。

    克拉索夫斯基

    1951年6月28日

    第3235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85-86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40-41

    №0042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1951年6月30日)

    发自北京，1951年6月30日11时2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您的两份电报(发自1951年6月24日和1951年6月28日)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一)至于提供60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

    (二)您建议的现代化的中国陆军师的编制结构很好，我们采纳。在有了根据这种编制装备起来的60个师之后，中国军队将比现在强大得多。

    二、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

    1951年6月28日我通过罗申同志收到了葛罗米柯同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谈话内容的主要精神。谈话的最后说：“每一方应该只能有两个代表参加。此外，这些代表应该是有关军队的指挥员，而不是政府代表。因此中国志愿军的代表应该参加谈判，但不是作为交战方中国的代表。”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金日成同志发来的电报收到了。他在电报中问：如果李奇微 [90] 要求开始谈判，应该如何答复。

    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我们应该一边认真观察战斗形势，以便不使敌人有机会利用这个对其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并做好准备，在敌人要求开始谈判的情况下，派合适的代表进行谈判。

    至于如何答复李奇微，在收到李奇微的要求后，应该讨论答复的内容和措辞。您对此问题是什么意见？

    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

    我把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发给您看。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

    第3260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90-91

    №0042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询问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1951年6月30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下面是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

    今年6月23日马立克的广播讲话引起了美国人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兴趣。合众国际社今年6月28日从华盛顿的报道中说：

    ‘美国将军和高级军官们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盼望日益增加。李奇微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停止战争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从不断传来的报道中得知，一旦李奇微接到美国国防部的指示，他就同朝中军队司令员举行谈判。联合国部队司令部将发布这方面的报道。

    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一点。如果李奇微想进行谈判，我们应当如何回答。

    请您立即通知您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建议。

    金日成

    1951年6月29日”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

    第3261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92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11

    №0042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30日)

    菲利波夫同志：

    敌军司令李奇微今天发表声明，建议交战双方代表在元山港外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同时他宣称要求此事立即有相应的停火的保障。

    我现在通知您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请您研究并给予回复，还请您将此直接通知金日成同志。

    一、金日成同志大概应在7月2日或3日答复李奇微。在这个答复中，他应当同意双方代表进行停战谈判，并提出会谈的时间、地点和参加者人数的建议。

    二、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

    考虑到元山是北朝鲜海军基地，敌人打算在那里进行登陆，我认为不宜同意在那里举行谈判。可否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市举行谈判。

    三、为了保证我们的代表有时间对会谈进行充分准备，我认为指定7月15日为会谈开始日是适当的。

    四、由于这次会谈时间紧迫而且非常重要，请您同金日成同志保持直接联系，亲自领导这次会谈，同时把情况通报给我。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16时50分(北京时间)

    第3267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93-94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12-13

    №0042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30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认为，应立即通过广播答复李奇微，同意与其代表进行关于停战谈判的会晤。这个协议应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也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怀签署。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签署，那么，美国人会认为朝鲜单方面的签字不具有任何意义。应坚决拒绝把元山地区的丹麦医疗船作为会晤地点。应要求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正如您指出的，现在您掌握着停战的主动权，所以美国人将不得不在会晤地点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您今天要给李奇微发出大致如下的答复：

    “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您28日 [91] 关于谈判停战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命向您声明，同意与您的代表会晤，以进行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停战的谈判。我们建议以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作为会晤地点。如果您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在7月10—15日同您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在电报中，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停战谈判，当然，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30日

    第335号密码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95-96

    №00430 苏联驻联大代表致外交部函：转交有关举行朝鲜停战谈判的文件(1951年6月30日)

    发自纽约，1951年6月30日

    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

    现转交联合国秘书处6月29日照会的文本及所附格罗斯6月29日给赖伊的信件和该信所附的两个文件。

    “联合国秘书长向苏联外交部长致敬，并荣幸地向您提交驻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1951年6月29日的通告，同时附上在联合国军司令部通告中所提到文件的副本。”

    “我受统一指挥驻朝联合国军的我国政府的委托提交所附的文件，请您参阅，并散发给联合国组织的成员国。

    第一个文件阐述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1951年6月27日对美驻苏大使所谈到的看法。

    第二个文件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今天日间给驻朝鲜的共产党军队总司令信件的文本。

    我的政府还将把这些文件送给调停委员会主席。

    我的政府将经常向您通报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

    阁下，请接受我对您最深切的敬意!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格罗斯”

    “在纽约和莫斯科，美国试图得到关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声明中几点看法的解释。

    苏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昨天日间接见了美驻苏大使。在讨论马立克先生的声明时，葛罗米柯先生指出，举行马立克先生声明中指出的停战谈判，必须由联合国军司令部和韩国司令部的军事代表(为一方)，北朝鲜和中国志愿军的军事代表(为另一方)来进行。像葛罗米柯指出那样，停战，包括停火，应局限于纯军事问题，而不包括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军事代表应讨论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的问题。

    至于签订停战协议，苏联政府没有就马立克先生所指出的和平调停采取任何具体措施。葛罗米柯先生指出，要解决朝鲜问题，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必须同时解决。他说，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国对马立克先生声明的看法。

    现在国务院正在研究葛罗米柯先生的想法，并同其他在朝鲜拥有隶属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武装力量的国家代表进行商讨。”

    联合国军总司令1951年6月29日给驻朝共产党军队总司令信件的文本：

    “我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受命向您转达以下情况：

    我被告知，您可以期望举行会晤，目的是讨论停战问题，这种停战应规定，在维持停战状态的必要保证下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在朝鲜武装力量的所有行动。

    当从您那里得到期望举行会晤的通知时，我将准备指派我的代表。同时，我还想提议他能与您的代表进行会晤的日期 [92] 。我建议这次会晤可在元山港的丹麦医疗船的甲板上举行。”

    (翻译：季莫费耶夫、乌兰切夫)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828，л.189-191

    №1335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派尤金前往中国(1951年6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30日

    第368项　关于派遣П.Ф.尤金同志去中国。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请求，派П.Ф.尤金同志前往中国出差，期限为3个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把如下电文转交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的请求，尤金同志将于今年7月中旬前往北京，为期3个月。

    菲利波夫”

    收到请回复，执行情况请来电告知。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79、175

    №00431 拉祖瓦耶夫致什捷缅科电：朝鲜对停战谈判问题的考虑(1951年7月1日)

    什捷缅科同志：

    我向您报告：

    一、我已通过外交部系统将金日成对谈判会晤答复的文本送出，预计1951年7月2—3日给予答复。

    急需得到莫斯科的同意。

    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计划由3人组成——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外务省副相朴东朝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三、建议南日说明以下观点：

    (一)停火和停止战斗行动的时间；

    (二)从三八线向北、南撤军5—10公里；

    (三)从停火时刻起禁止飞跃或穿过三八线；

    (四)从朝鲜领海撤走海军，解除封锁；

    (五)在2个月期限内从朝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

    (六)交换战俘和遣返被驱赶的居民。

    金日成同志在等待菲利波夫的有关建议。

    请您指示。

    拉祖瓦耶夫

    1951年7月1日

    第1751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3-4

    №02543 斯大林致拉祖瓦耶夫电：朝鲜政府应与中国协商(1951年7月2日)

    1951年7月3日14时45分发出

    拉祖瓦耶夫同志：

    您于1951年7月1日发来的电报收到。

    请转告金日成，朝鲜政府应就电报中所提诸问题同中国政府协商并提出共同的方案。从来电中看不出金日成的方案是同毛泽东协商过的。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2日

    第4/3208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5

    №004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建议(1951年7月3日)

    发自北京，1951年7月3日12时1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下面是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

    我建议成立一个由3人组成的代表团。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代表团团长)、外务副相朴东朝和一名志愿军代表。在双方代表会谈期间，我们建议提出以下几点：

    一、从何日何时起(平壤时间)双方应该停火并停止其他的一切战斗行动。

    二、从何日起双方部队应该在3日内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该地区建立非军事区。

    三、双方应该停止陆、海、空军从三八线通过。

    四、从北朝鲜领海开走所有的外国舰艇，并解除对三八线以北海域的封锁。

    五、自停火之日起，2个月内从朝鲜撤走所有的外国陆、海、空军。

    六、自停火之日起，2个月内相互交换俘虏。

    七、被美国和李承晚的部队从三八线以北地区强行赶走的公民应该返回家园。

    请您阅过电报后马上给予答复。

    金日成

    1951年6月30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第3304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6 7

    №0043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期间的军事部署(1951年7月3日)

    发自北京，1951年7月3日13时5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我致彭德怀、高岗和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全文发给您。

    “彭德怀、高岗和金日成同志!

    同对方代表准备和进行谈判的时间大约需要10天至14天。请你们认真地执行以下几点：

    一、在现有的10天时间内尽一切努力增加一线部队的人员，尤其是武器弹药的补给。请高岗同志在10天以内将计划调运的人员、武器和弹药从后方调往北朝鲜，必须有这样的准备，在签署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后，上述人员和装备是不能调运的。

    二、在此之前要提高警惕，一线部队应准备抗击敌人可能的大规模进攻和敌空军对我后方猛烈的轰炸，在谈判前或谈判期间敌方可能会以此迫使我们签署对我们不利的协议。

    如果敌人开始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应转入反攻并击溃敌人。

    三、必须下命令给杨成武的两个军和第五十军快速进入指定地区，防止敌人趁机在元山登陆。

    我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和第四十二军应准备抗击敌人可能在西海岸进行登陆。

    四、请你们考虑一下在签署停止军事行动协议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为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做好准备。

    毛泽东

    1951年7月2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第3308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14-15

    №0043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的中方建议(1951年7月3日)

    发自北京，1951年7月3日13时5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在双方军事代表开会期间，我们打算主要提出以下五点：

    一、“双方应该同时下达停火命令。双方的陆、海、空军部队在下达停火命令后，应该在朝鲜全境停火并暂停一切其他敌对行动。”

    这一点敌方是能够无条件接受的。

    二、“双方的陆、海、空军应该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距三八线南北各10公里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应该是1950年6月25日前的形式，即三八线以北受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受南朝鲜政府管辖。”

    对方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建议是绝对公平的，敌方将难以驳斥。

    三、“双方应该停止从外面运送装备、部队和补给(包括陆、海、空军的运送)到朝鲜以及运送到朝鲜前沿地区。”

    我们想，对方同样会就此问题提出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一点表现出主动，而拒绝我们这条建议的后半部分也许更好些？

    四、“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以监督第一、二、三点的执行情况。进入该委员会中立国的代表应未参加朝鲜战争，数量相等，并由双方挑选。”

    我们想，对方也会提出类似的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方面表现出主动。但执行这一点会遇到许多困难。

    对方提出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将在中朝边境和朝鲜重要的交通站监督我们的军事物资运输。或者我们不要这个主动，等对方提出建议后我们再采纳？请告知您的意见，怎么做合适，完全拒绝成立监察委员会看来也不合适。

    五、“双方应该把战俘遣送回国。在停止军事行动4个月内，分批办理战俘相互交换的全部事宜。”

    对方可能会建议进行一比一交换。我们应该要求遣送全部战俘，但被对方俘虏的北朝鲜人的数量相比之下更多一些，这些人已加入南朝鲜的部队，所以这一定会引起争议。

    我们提出的上述主要五点意见，应该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议上得到准许。

    此外还有几点：

    一、“所有的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的志愿军，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3—4个月内)应该分批完全地撤出北、南朝鲜。”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对方的代表可能会认为，此问题与政治问题有连带关系，不应该在这个会议上批准。

    请您研究并告知我方是否应该提出这一点。

    二、“南北朝鲜的难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几个月内)应该返回到他们以前的居住地。”

    金日成同志坚持提出这一点。但实现它很难。看来南北朝鲜的代表就此问题会产生许多意见分歧和争吵，有可能对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带来影响。

    是否可以提出这个建议？

    如果带来争吵并得不到批准，那么把它拿到国际政治性大会上去讨论。

    请告知您对上述几点的意见。此外，昨天我们把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和他的助手派去了朝鲜。大约在1951年7月5日，他可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并同他和其他同志讨论与和平谈判有关的各个问题。

    此后他将前往开城附近，在那儿秘密地指导谈判。

    我已把金日成同志就这一问题阐述意见的电报发给您。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第3305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8-10

    №004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建议的意见(1951年7月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7月3日发来的电报收到了。关于你们建议的前两点我们没有异议。第三点的第二部分可以删掉，但如果美国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可以采纳它。第四点不必提出来。但如果美国人提出有关联合国监察委员会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应予拒绝，理由是联合国处于交战国的地位，而提出你们的关于由各方同意指定的中立国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建议。第五点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至于您提到的其他的两点(关于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关于难民的问题)，这两点建议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3日”

    第340号密码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11-12

    №004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协议的草案(1951年7月5日)

    现送上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议草案的文本，供阅。

    “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协议(草案)

    在朝鲜交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为一方)，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将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为另一方)，授权派出代表参加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在朝鲜建立和平的会谈。

    双方代表在以下问题达成一致：

    一、1951年____月____日，双方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在朝鲜的陆、海、空军力量停止敌对行动。

    二、双方陆、海、空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10公里，在三八线向北和向南10公里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在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三八线以北属于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属于南朝鲜政府管辖。

    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调运装备，调动或补充人员(包括陆、海、空运输)。

    四、双方遣送战俘。在停止军事行动后3个月期限内，每一方应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在朝鲜所有交战的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2—3个月期限内应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

    六、南北朝鲜难民在4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

    毛泽东

    1951年7月5日

    第21497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19 20

    №24831-1 波诺马廖夫致苏斯洛夫函：对凯洛夫请求的答复(1951年7月5日)

    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定，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1951年3月向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赠送了一批直观教学参考书作为礼物。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凯洛夫同志)援引中国同志的愿望，请求联共(布)中央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向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赠送一些供地理办公室使用的设备和体育器材，并挑选莫斯科的一所中学同中国的中学建立通信联系，并且或许还要供中国教师进行参观。

    对外政策委员会认为，应当满足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的如下请求：向中国的一所学校赠送礼物，供地理办公室使用的设备以及一些体育器材。

    至于挑选莫斯科的一所中学同中国的中学建立通信联系，那么这个问题应该被推迟到关于苏联的机构同人民民主国家的机构互通信件的程序的问题解决以后再予以解决。中国教师对莫斯科的中学进行访问的问题等到访苏教师代表团到来之后在再予以审议。请求您的同意。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副主席

    波诺马廖夫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723，л.127

    №0043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联络官会议情况(1951年7月10日)

    密码电报第21632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0日10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李克农同志1951年7月9日发来的关于1951年7月8日在开城召开双方联络官会议的情况的电报全文发给您。

    “毛泽东同志：

    我向您报告1951年7月8日联络官会议情况。

    一、上午对方的联络官主要就会谈时间、会议地点的安排及交换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问题发了言。

    下午我方联络官宣布了会议参加人员的名单，尔后我们就对方联络官提出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除了在保证平壤到开城走廊安全的问题上存在不大的分歧外，所有问题都得以顺利通过，对方的联络官两次感谢我们关心他们的安全保障和供应。最后他们声明说，希望会议同样也准备得很好。会谈期间双方联络官没有相互欢迎。会议结束后美国人用帽子向我们致意，我们回以同样的方式。

    二、会议期间美国人的通信组织得很好。他们3次用无线电同自己的后方进行联系。上午休息期间，他们告诉后方：‘我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对我们未作任何回答。只好等待。’

    下午，在得到指示后，对方联络官3次声明，他们的代表每天会议之后将回到云山休息。我方没有立即答复。

    会议期间，大约10时，24架美国飞机分两批掠过开城上空进行示威，但我们对此未予理睬。一架飞机总在空中盘旋，看来它在与地面联系并拍照。

    三、美国的联络官刚下飞机时极为紧张。进入会议厅后，马上不停地问哪些是我方出席的联络官，李承晚的联络官在桌旁给美国军官让座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美国人在会议期间小心谨慎，且不想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在联络官宣布对方代表的名单之后，没有马上要我们的回答，看来对方联络官后悔由他们首先做这件事，且害怕陷入不利的局面。但后来美国军官不再拘谨，将自己讲话的全文交给翻译宣读。

    上午前两个小时会议气氛比较紧张，直到休息前才开始缓和，下午气氛平静。我方宣布了会议参加人员的名单并因此打消了对方疑虑。尽管有一些分歧的地方，但为数不多。

    四、会前我们不止一次地研究了提问的内容和会议的形式，相互交换了意见。会议期间主要是朝鲜方面的联络官发言。我们的联络官对他们给予了协助并及时作了必要的提示。关系良好。

    李克农、乔冠华 [93]

    7月9日11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10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2-24

    №004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号简报(1951年7月11日)

    密码电报第21680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1日17时5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李克农同志7月10日发给我的4份电报的全文发给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兹呈上有关会议进程的第1号简报：

    5名美国代表和48名服务人员于9时12分乘直升机和汽车来到开城。在他们进行短暂的休息之后，会议于10时开始。

    首先双方代表交换进行谈判的公文。对方代表自己提出第一个发言(他讲话的全文单独附后)，我们未予阻止。

    南日和邓华同志发言后，美国代表声明：‘我被授权只讨论与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你们是否同意在本次会议上只讨论关于朝鲜的军事问题？如果你们同意，那么请你们签署有关文件。’(这时他递给我们代表一份早已打好的书面文件，并要求签字)。

    南日同志说：‘这没有必要。’

    邓华同志补充说：‘我们的3条建议全部是与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些建议说出自己的意见。’

    美国代表重复道：‘我们只能讨论与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因而无权讨论其他问题。你们的建议，除军事问题外含有政治问题。’

    南日同志问：‘请您具体指出哪些问题是政治问题？’

    对方的代表们未予回答，却出示下次会议议事日程的计划，并请求首先通过日程表(计划单独附后)。

    邓华同志请对方代表宣布议事日程计划的第四点和第五点。对方代表回答此次会议不应该讨论具体问题，并请我们以书面形式向他们递交我们的3条建议。接着对方代表声明说，如果我们对他们提出的议程存在分歧，那么应该以书面形式提出自己的反建议。

    我们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我方建议于15时继续开会。我们研究对方代表提出的议程和其他问题。

    李克农

    1951年7月10日11时45分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兹呈上第1号简报的附件一。

    美国代表提出的第2次会议的议程计划：

    一、通过议程表。

    二、确定战俘集中营所在地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参观战俘集中营的权利。

    三、在此次和下次会议上只讨论军事性的并仅与朝鲜有关的问题。

    四、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前提是，有防止在朝鲜恢复军事行动的保证。

    五、达成关于沿朝鲜领土由东向西建立非军事区的协议。

    六、停止军事行动军事委员会的组织、权利和职能。

    七、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以使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所属的军事观察小组在朝鲜领土上进行观察。

    八、上述军事观察小组的职能。

    九、有关俘虏的处理。

    李克农

    1951年7月10日11时45分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兹呈上第1号简报的附件二。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团长乔伊第一次发言的摘要(1951年7月10日上午)：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现在代表联合国军司令部并以它的名义讲话。

    知道此次谈判的结果将有利于全世界人民，我们的代表团将进行有效的和严肃的工作，毫无疑问，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在双方就停止军事行动达成协议之前，除根据双方协议建立的非军事区外，所有地区的敌对行动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尽自己的努力以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并创造保障不恢复敌对行动的军事条件。我方代表团来到这里正是为了这个唯一的目的。代表团将只讨论有关朝鲜的军事问题。我方代表团不讨论任何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不讨论与朝鲜无关的军事问题。

    今天开始的谈判，成败与否将取决于来到这里的代表团的真实意图。在双方具有诚意的前提下，相互理解的气氛是可以形成的。有了这样的气氛，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成功。这样的气氛存在于真理占优势的地方。

    我，作为联合国军代表团团长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直接代表，想清楚地声明，联合国军代表团有最真挚的诚意，以使每一个人，如果他不打算故意造成误解的话，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认为，朝中军队的代表们也同样会这么做。在讨论具体的问题之前，联合国军代表团建议，此次会议只限于讨论与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

    李克农

    1951年7月10日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根据研究的结果我们打算在7月10日15时的会上提出以下议程(关于会议的结果我们将作补充报告)：

    一、通过议程表。

    二、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是：以三八线确定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区。

    三、从朝鲜领土上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

    四、就朝鲜停火和停战问题采取具体措施。

    五、停止军事行动后对战俘的处理。

    李克农

    1951年7月10日12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1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5-28

    №0043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号简报(1951年7月11日)

    密码电报第21677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1日17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李克农同志1951年7月10日24时发来的第2号简报发给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进程的第2号简报。

    15时会议重新开始。我方代表将上份电报中列的议程带来研究，并批评对方代表提出的议程。

    对方代表同意讨论由我们提出的议程中的第一、第四和第五点，但坚决反对提出从朝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的第三点。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外国军队是各个不同的国家派来的，所以该问题只能根据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协议进行讨论。他们就这一点不断地提问。

    最后对方代表转入一些小的问题(如关于交通自由)，以便拖延时间，并不暴露自己的立场。

    他们把我们的议程计划拿走进行研究，此外对方代表建议把服务人员增加到120人，其中包括20名记者。至于来记者的事，我们礼貌地拒绝了，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准备。

    下午会议气氛不错。南日同志在会上表现从容。17时会议结束。

    对方代表团乘飞机和汽车离开。明天8时举行新的会谈。今天晚上我们两次讨论了明天的计划。

    李克农

    1951年7月10日24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1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9-30

    №0044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感谢提供停战谈判情报(1951年7月12日)

    密码电报第4109号

    发往北京

    毛泽东同志：

    感谢您有关停战谈判的情报。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12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32

    №0044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3号简报(1951年7月13日)

    密码电报第21726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3日1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李克农同志发来的关于会议进程的第3号简报发给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同志：

    兹呈上关于会议进程的第3号简报。

    今天的会议首先解决了细小问题(交通和通信问题)，主要的斗争与以前一样围绕三八线和从朝鲜撤军展开。

    下面是我整理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乔伊发言的简要记录。1951年7月11日11时，乔伊在发言中说：

    ‘我想详细叙述一下你方对我方提议的议程提出的批评。共产党代表称我们议程的第2点不适合在本次会议上提出。这是一个关于国际红十字会访问战俘集中营的权利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每拖延一天，就会给俘虏增加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红十字会的活动遍及所有俘虏并对所有俘虏有好处，与其国籍无关。这个协会帮助俘虏以人道主义原则为基础，不带有军事意义。交换战俘是军事问题，而红十字会的工作没有任何军事的成分。

    1950年7月，北朝鲜政府声明说，他愿意遵守有关俘虏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原则。这个协议的原则之一写道，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准许访问俘虏集中营。朝鲜政府早该遵守这个原则，但没有执行。

    至于声明说，你们代表团认为不应把我们提议的第3点，即在本次会议上只限讨论与朝鲜有关的纯军事问题，列入议程的说法，我方代表团提议将这一点列入日程，是为了限制在会上挑选问题，以便不错过或不超出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讨论范围。所以谁都不应反对将这一点列入议程。

    你方代表认为，我方提议的第四点和第五点是表面性的。我方所提议程的特点和措词是通用的。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助于会议合理地进行。

    特别要注意我方所提议程的第四点。在提出关于停止敌对的和武装行动的这一点时，需要保障条件，在此条件下不会恢复敌对的或武装行动。这样的保证是必需的。当然这一点包含许多不可能具体提出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用了通用的说法。

    至于第5点，我们在昨天的会上已做了详细的说明，现在我们再作更加具体的解释。联合国军代表团认为，双方首先应该粗略地在共性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提出要具体讨论的共性问题。

    譬如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于建立非军事区的问题。你们提议建立明确的分界线和明确的非军事区。我们却认为，首先应该通过一个关于双方都愿意建立分界线和中立区及能够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决定。然后，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可以转入讨论建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问题，并因而达成协议。

    我们不应该抠议程里的细节，因此建立非军事区的决定应该在下次讨论时通过。这个议程没有责成哪一方制定它的细节。

    我们知道，双方同意建立非军事区，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列入议程，作为共性问题中的一个。

    尽管在下次会议上，按照议程，有可能就非军事区一事达成明确的决议，但必须明白，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对自东而西走向的有条件的分界线毫无兴趣，它没有任何军事意义，不提供任何保障且与朝鲜的军事形势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句我方代表请对方代表用英语重复了一遍)。

    至于我方代表团提议的第6点，你方声称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重要。

    依我们看，如果不成立一个由双方相同人数参加的停止军事行动的全权委员会，那么就不可能保障不恢复敌对行动，也不可能保证履行停战的条件。

    至于我方代表团提议的议程的第7点，关于军事观察小组的问题，这些由双方相同人数参加的小组将是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的耳目。不进行观察，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的重要工作就不可能完成，停战的条件也不可能履行。

    至于我方提议的议程上的第8点，这一点讲的是讨论军事观察小组的组织、他们的权力、他们观察的目标以及他们应该向谁报告。在没有讨论这些问题和没有通过与之相应的决议的情况下，工作中可能会出现拖拉并有可能产生误解。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不应该看作是次要的，而从议程中删去。

    至于你方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最高一级政府机构来解决，因为它超出了本次会议应该讨论问题的范围。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反对将这一点列入议程，因为我们无权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全权只能从联合国军司令部得到。

    至于你方代表团提议的第2点，我们准备接受，建立非军事区是必需的，但我们认为，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谈判在军事意义上停止军事行动。我们的理解是，停止军事行动指的是关于双方在规定的条件下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这个军事首长们之间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丝毫没有提到政府可能会就政治和领土问题达成协议。因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对于地图上任何一个对当前形势没有军事意义的有条件的界线都不感兴趣。

    就关于有条件的界线的军事问题进行谈判，对我们是不利的，这条界线无论对战术、当前的军事形势，还是对当地的地形都没有任何关系。

    (讲完这些话后，乔伊接着说：‘我们只同意将我方提议的观点列入议程。’当我方代表团团长要求重复最后一句话时，乔伊赶紧声明他收回自己的话。)

    南日问：

    一、我没有完全明白红十字会的代表访问俘虏同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有什么关系。请您解释一下，对于俘虏们来说，红十字会访问他们和尽快回家哪一个更好些？

    二、至于你们提议的第3点，规定只讨论与朝鲜有关的问题，那么除了朝鲜的，还有哪些其他问题可以在本次会议上讨论？

    三、说到你们议程第四点中写的敌对的和武装行动，我没有完全明白你们所指的敌人是谁。

    四、分析一下你们的第五点，你们说，在没有保证不恢复敌对行动和武装行动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停止军事行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想知道在不撤出外国军队的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停止军事行动。

    五、这个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和观察小组是什么？在讨论议程时对这些没有确切的理解将是困难的。(此后很快宣布休会1小时35分，即到13时。)

    乔伊说：‘现在我想回答你方代表团团长今天早上提出的问题。您问，对于俘虏来说，是回家还是红十字会的代表访问他们，哪个更好些。您认为这不应同时去做，这不对。我方代表团坚持提议让红十字会的代表访问俘虏，同时让俘虏们返回家园。如果您同意，那么从明天起，在俘虏们等待遣送回国期间，红十字会的代表就可以访问他们。

    1950年7月13日，北朝鲜政府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中表示准备实现日内瓦协议的原则。这些原则中有一条就是允许红十字会的代表访问俘虏。人们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违背自己的决议和人道的原则。

    您请求解释什么是敌对行动和武装行动。按我们的理解，停止敌对行动意味着停止在朝鲜所有形式的战斗行动，停止武装行动意味着停止增加武装部队的数量(包括他们的计划、调动、更新装备、补给)和武装进攻的威胁。’

    南日打断乔伊的讲话：‘我看您并未完全正确的理解我的问题。

    我们很理解什么是敌对行动和武装行动。我感兴趣的是，您好像有措施和条件保证不恢复在您的发言中所指的敌对行动。’

    乔伊说：‘我过一会儿回答这个问题。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是在双方统一条件的基础上实施的，但是，有可能允许双方在停战期间增加自己的兵力。所以如果只执行有关停止军事行动的措施而没有保证不恢复敌对行动的条件，那么在停战后恢复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更加残酷。

    您问，如果在外国军队不撤出朝鲜的条件下，用什么来保证不恢复敌对行动。我们认为，这个保证包括以下方面：

    一、建立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及相应数量的观察小组。

    二、建立非军事区。

    三、交战双方的部队指挥官就停止军事行动达成协议(包括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的权力)，以便保证履行双方通过的决议。

    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应该根据双方司令的协议建立，由双方派相同数量的代表参加。

    委员会的成员在指定地区的边界上应该有权自由走动，以便能够检查双方执行停止军事行动的共同决议。在执行检查和帮助工作的同时，委员会应该向双方的司令部通报破坏停止军事行动协议的事实。

    军事观察小组是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机构，观察双方是否真正履行停止军事行动协议的条件。’

    乔伊说：‘我的理解是，你们不愿意修改你方所提议程中第2点的措词。你们想使它成为共同的认识。’

    南日问：‘你的意见是什么？’

    乔伊说：‘共同的认识，我指的是我方所提议程的第五点，即关于非军事区的一点。你们提议的是一条纬度线，事实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纬度线。’

    南日说：‘我们已向你方提出了自己的纬度线，你们会提出哪一条线？’

    乔伊答道：‘我们没有提议任何一条线。因为这已触及到实质性的问题，像我们理解的那样，你们不想改正已有共同认识的你方所提议程的第2点。’

    南日说：‘我们的提议已经带有共同的认识。’

    乔伊声明：‘至于你方所提议程的第2点，我们是不会同意把你们提议的有关任何一条明确的界线列入议程。关于非军事区的位置和边界问题应该在讨论这个实质性的问题时解决。我想再次强调，现在的会议不把解决问题作为目的。例如，与有关这条明确的界线有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在以后的会上讨论。’

    南日说：‘三八线不是任何一条虚构的线。北纬三十八度线早就存在了。军事行动正是在这条线上开始的。因此有关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也应该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依据。所以这一点必须要列入议程。’

    乔伊说：‘您使我清楚地明白了，您拒绝把我们提议的议程纳入共同的认识。我不能用别的意思解释这一点。’

    李克农

    1951年7月12日1时30分”

    毛泽东

    1951年7月1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35 42

    №0044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记者到开城地区(1951年7月13日)

    密码电报第21757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3日14时27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寄上我致李克农、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的电报原文，以供熟悉情况。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如果恢复谈判时再提出记者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同意，议程问题完全一致之后双方可以派遣同等数量的记者到开城地区，但他们不得进入会场。

    关于记者的数量，则需要计算我们能够派多少。

    我方主要应该派前线记者。甚至可以从北京派一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记者也参加这个组织。

    我认为关于议程的斗争问题还会延续几日。当议程问题通过时，我们可以派记者。

    毛泽东

    1951年7月12日24时”

    毛泽东

    7月13日，第3510号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46

    №0044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策略问题(1951年7月13日)

    密码电报第21756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3日15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在两次会议期间，美国人为了拖延时间、制造舆论、摸清我们的计划，同时达到休会的目的，蓄意提出记者参加会议。但这是愚蠢的把戏。我们坚决坚持，没有双方同意，新闻界的任何记者或代表不得单方强行接近开城以南。

    如果美国人一两天后来进行谈判，那么我们想恢复谈判后，首先确定谈判议程，然后确定双方同等数量的记者到开城地区，但不允许他们进入会场的问题。如果美国人无耻地破坏双方同意的纪律，没有记者就不来，那么，我们就不顾这些，将坚持自己的决定，不退让。

    关于谈判议程的斗争，南日同志在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提出3条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实际上是我们的倡议，因此，恢复谈判之后由于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和斗争，我们想提出以下总的议程：

    一、通过议程。

    二、为了实现朝鲜的停火和停战，首先要接受解决双方军事分界线和建立缓冲区的决定。

    三、为了防止在朝鲜再出现敌对行动，要接受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决定。

    四、实现停止军事行动、停战和监督的具体措施。

    五、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后俘虏的措施。

    上述议程在讨论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时需要得到美国人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同意不具体地把建立三八线列入议程，而将这个问题留在讨论议程的具体问题时再谈。与此同时，关于进行监督的共同意见列入议程的第4个问题，而且在讨论它时可以补充其他具体问题。

    如果美国人拒绝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列入议程，那么我就坚持首先对我们提出的5点议程不作改变。要知道，金日成同志告诉李克农，如果双方同意自己的军队撤离三八线，那时可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放置一旁。

    但是，根据总的形势，我们认为需要坚持三八线和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只是在表达这些问题时需要指出一个总的思想：在从根本上讨论这些问题时，需要解决三八线问题。

    至于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这可在一个单独阶段实施。

    履行监督可以委托没有参战的中立国家，而双方谈判代表团员应该只完成停止军事行动的任务。

    关于交换难民的问题，金日成同志研究的结论是，这对北朝鲜不利，因此这一问题未列入议程。

    上述是否全都正确？

    请您研究之后做出自己的指示。

    现在，我们的军队仍然紧张地同敌人斗争着。如果谈判失败，准备在几个月内采取军事行动，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并使战争向有利于我们方面转化。

    毛泽东

    13时7分

    第3511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43-45

    №0044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谈判策略(1951年7月14日)

    密码电报第4153号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已　　收到您于7月13日给菲利波夫的第3511号密电。我们仔细地讨论了同敌方谈判所有事实，一致认为您7月13日电报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菲利波夫

    7月14日”

    收到即转

    1951年7月14日第1118号

    只送斯大林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48

    №004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区问题(1951年7月14日)

    密码电报第21813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4日17时4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寄上我致李克农、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电报原文，以供熟悉情况。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

    一、李奇微通知的目的，是以提出关于建立中立区的问题来掩盖自己的想中止会议的不成功行为(曾提出关于记者参加代表会议)。

    为了将主动权掌握在手，我们决定同意建立中立区的建议，甚至同意他们把记者作为代表团工作人员，同时要清除敌方设置的一切障碍。

    二、请您立即准备解决有关敌方代表团到开城谈判的下列问题：

    (一)中立区应该设在哪里？为了保障双方代表的安全，需要考虑能否尽快疏散中立区的居民(万一需要疏散，不应该使居民财产受损失)。

    (二)我们应该不应该在撤离武装力量后，在此留非武装代表维持秩序？

    (三)关于在板门店实现双方军官联合办公问题。

    三、关于答复李奇微通知的函，我们已经修改过并另电发给您。这个电文将在今天20时北京广播。

    毛泽东

    1951年7月14日7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14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51-52

    №133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记录：关于苏联公民前往中国事宜(1951年7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7月16日

    第492项　关于苏联公民黄平·尤里去中国。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关于中央体育学院的学生苏联公民黄平·尤里去中国的请求。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103

    №004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4号简报(1951年7月16日)

    密码电报第21840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6日5时9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寄上李克农同志的第4号简报，以供熟悉情况。“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的第4号简报。

    今天早晨3时，我们通知敌方在6时派代表到板门店取我们复李奇微函。

    9时40分，双方同意13时见面继续开会。

    会议开始时，美国代表首先提出建立中立区问题。双方交换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性意见后，具体措施委托联络官解决。最后，美国代表建议休息15分钟。

    恢复会议后，我们代表团团长南日就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作了发言(将另电发)。随后，美国代表接着发言。

    敌方同意删去他们提出的议程的第2点和第3点。但是，对于我们议程第2点关于确定三八线，敌方代表说：

    ‘你们把三八线问题同缓冲区问题并列起来，你们的议程具有明确的性质，而我们的议程则是总的。军人不对任何分界线感兴趣，而感兴趣的是地理线。你们说，战争开始于三八线，因此应该结束于三八线。你们的逻辑不对。我们坚决反对将三八线问题列入议程。’显然，敌方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使我们让步。规定休息的时间到了，15时会议结束。明天(7月16日)9时继续开会。

    今天会议之后，双方联络官见了面。敌方的联络官没有具体提问，只限于总的一句话：‘我们将按会议商议的进行工作’。之后，他们离去。

    今天的会议气氛比较好。同敌方代表团一起来了20多个新闻记者。这种形式同以前确定的记者数量一起共30人，如果不认为摄影偶尔破坏了秩序的话，所有记者表现都不错。

    作为结论可以说，自从我们掌握了主动性之后，我们感到我方是正确的和充满信心的。敌方的发言正在研究，并寻找反建议。

    李克农

    1951年7月15日17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1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54 55

    №0044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中南日发言(1951年7月16日)

    密码电报第21877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李克农同志电文，供阅悉。“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给您呈上第4号简报的附件——我方代表团长南日在7月15日会上发言全文。

    ‘在上次会议上我听取了你对你方提出的议程的说明。在研究了你方议程和你方的说明后，我确信我对你方议程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不能认为你方提出的议程是正确的。我认为我方提出的议程是恰当的。我建议采纳我方为以后各次谈判会提出的议程。

    为什么你方的议程是不恰当的呢？

    会谈议程应当规定哪些问题讨论，哪些问题不必讨论；哪些问题重要，因而要作为单独一项列入议程，哪些问题按其重要程度不必作为单独一项列入议程，尽管这些问题也同需要在此次会谈中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关；尤其要规定哪些重要问题要作为单独事项列入议程，哪些问题应当先讨论，哪些第二步讨论。

    根据这种简单规则，你方的议程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把问题按主次分类。现在让我按顺序概略谈谈我的意见。

    对于你方议程的第2项，我在上次会上曾经问过，战俘营的地点以及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的权利问题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朝鲜停战的主要问题到底有什么重要关系。

    即使我方承认，这个问题同我们的停战谈判有某些关系，但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作为单独事项列入议程？更令人不解的是，你方议程还规定在谈判过程中首先讨论这个问题。似乎不讨论战俘营的地点问题我们就不能就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问题举行谈判，你方把这个问题放在议程的首位，即放在最重要地位，清楚地证明，你方的议程没有把问题按主次分类。难道不是这样吗？

    接着，你方议程的第3项提到此次谈判会的性质。在你方第一次发言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十分清楚、明确地回答了你。我说，我们的谈判会议不仅是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会议。在会上必须讨论军事分界线、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停火和实现停战问题。在我的声明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难道这一点还不够清楚吗？

    当然，军事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问题。在讨论军事问题时候，我们自然会涉及政治问题。

    在我们的会谈中可以不讨论政治性问题，而把它拿到相应会议上讨论。难道我的这一答复还不够充分吗？然而你方却坚持把这个问题纳入议程。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任何必要。

    我请你方准确地回答我，在我的发言中所提出的三项建议，即三项重大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有哪一项不是军事问题。把已经解决了的次要问题列入议程，而且把它放到这样重要的地位当然怎么也解释不清。

    你方议程的第4项、第3项初看起来好像涉及主要问题，但我要向你方指出，你方对问题的提法混淆了主次，颠倒了因果，用一些抽象词句把主要问题说得含糊起来。你方孤立地提出停止朝鲜敌对行动和武装行动的问题。

    你方议程第4项规定：‘在具备确保敌对和武装行动不再发生的条件的情况下停止朝鲜的敌对行动和武装行动。’

    大家都知道，如果能明确决定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并且达成使军事行动不再发生的某种保证，那么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并实现停战就不会这样困难，也许早就实现了。

    然而，为什么至今朝鲜尚未停止军事行动并实现停战呢？这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为了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需要某些条件。不具体地讨论这些基本条件，不把这些条件作为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主要问题提出来并首先予以讨论，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就不会到来。你方没有把这个主要问题作为单独一项首先提出来，而是含糊地说什么确保朝鲜不再发生敌对武装行动的条件，把这个问题放到次要地位，用次要问题代替主要问题，这当然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确实，你方议程第5项也提出了缓冲区的问题，可是又脱离开划定军事分界线问题来研究缓冲区问题，这同样意味着颠倒主次。

    我方对问题的提法与你方相反。我方首先明确意识到，朝鲜战争的发生而且未能停下来是因为交战一方违反了举世公认的永恒军事线即三八线。因此，为了实现停止军事行动，必须把三八线变成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并把这一点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只有商定了这个问题才能保证朝鲜停战。

    建立缓冲区主要是一个相关的技术问题，是容易解决的。

    朝鲜的军事行动之所以未能停止，未能实现和平，还有一个主要原因，这就是外国军队参加了朝鲜的军事行动，从而导致朝鲜人民不能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为了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并确立和平，必须要求全部外国军队从朝鲜撤走。在讨论停火和实现朝鲜停战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先讨论这两个问题。

    根据这一原则，我方提出把上述两个问题作为进行停止朝鲜军事行动谈判的主要问题，并列入我方议程的第2项和第3项。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你方反对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列入议程，认为这样做的缺点是把太具体的问题同一般问题混淆起来。你方说，应当提出一般性问题，这样对会议的工作有利。但我方认为，三八线问题是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基本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是承认或不承认三八线的问题，用不着谈三七线或三九线。如果承认三八线，那么朝鲜停战就可能实现。如果不承认三八线，那么停战谈判就没有基础。

    马立克在6月23日发言中说过，交战双方应当进行停火和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并把己方部队撤离三八线。我方认为，双方把军事分界线定在三八线恰恰是进行朝鲜停战谈判的基础。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我很想问问你，归根到底你方承认不承认三八线，承认不承认三八线是军事分界线。

    至于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我方认为，这也是保证朝鲜停战和恢复朝鲜和平的同样重要的条件。我们在这里进行谈判，不是为了临时停止军事行动，而是为了恢复朝鲜和平。

    如果你方有谈判的诚意，那么你方有什么理由回避讨论这个与停战直接有关的重大问题呢？你说你方司令部未授权你讨论这个与停战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你是否被授权，这是你方内部事务。我方必须把你方看作是交战双方进行朝鲜停战谈判的全权代表团。而且你方也确实是这样的代表团。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停战谈判过程中你方就没有理由讨论一个问题，而不讨论另一个问题。因此，我不得不说，你方没有理由拒绝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的问题。

    我方坚持首先讨论两个重要问题：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的问题和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然后可转入讨论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讨论监督停战条件的执行问题，但我方认为，没有必要单独提出这个问题。你方议程的第6、7、8项全部涉及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

    你方把这些措施拟定那么详细、那么具体，似乎根据你方建议设立起一些机构，靠这些机构就能保证战火不再重演并实现朝鲜和平。实际上，没有军事分界线，不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任何机构都不能保证战火不再重起和实现朝鲜和平。

    根据以上所述，我方认为，你方的议程是错误的。我方的议程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会议应采纳我方的议程。’

    李克农

    1951年7月15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16日

    第3565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56-61

    №0044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建立开城中立区的谈判方案(1951年7月16日)

    第21890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6日15时23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寄上李克农1951年7月15日21时电报，供参考。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彭德怀同志：

    在今天的会议上，双方代表同意在以开城市为中心5英里半径内建立中立区。这个地区在会议期间将是中立的。在这个地区只允许有必需的携带轻武器的维持治安部队。

    此外，在5英里半径内的会场周围不允许有武装部队，只允许有必需的非武装警卫部队。为了保证达成协议，我请解方 [94] 同志坚持如下几点：

    一、我们的第一三九步兵师及人民军第八步兵师坚持原地不动，但迫击炮以上重火器全部撤出中立地区。

    二、从会场到板门店的公路沿线部队后撤250米，并在安排的警戒地点部署隐蔽岗哨…… [95]

    李克农

    1951年7月15日21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16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62-63

    №09858 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1951年7月17日)

    摘自罗申的工作日记

    1950年7月27日

    第133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1年7月17日陈云拜会了我。在会谈过程中，陈云对我所提出的目前中国财政经济形势问题做了如下估计。

    中国今年国家开支为39亿—41亿美元，陈云说，其中包括国防开支(63％)。国家收入为31亿美元。为了弥补赤字，政府打算额外发行4亿美元的人民币，动员人民手里资金4亿—6亿美元(通过征收飞机资金费，增加粮食税和其他税)。

    即使开支不超过39亿美元，财政形势也将很严重，不能支撑；如果开支超过最高数字41亿美元，那么形势将更加困难。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将被迫缩减对行政开支和经济建设的拨款，以避免进一步发行货币而保证前线之需。

    陈云指出，尽管中国实际参加了反对美国侵略的朝鲜战争，中国政府还是保证了形势的基本稳定。半年来总的指数增长为6％—8％。政府拥有粮食储备，在必要的时候把粮食投入市场，这样保持了价格平稳。今年春天，政府决定对纺织品实行国家专营。私营纺织厂业主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得到原料，生产产品必须交给国家以国家价格销售。中国其他经济部门也逐步实行这种制度，这使政府有可能对私人资本实行监督。

    政府在最近1个半月至2个月的时间里收购了大量棉花，从7月20日开始，原来因原料不足而停产的许多纺织企业将重新开工。的确，一部分农民至今还企图保留一部分棉花。今年的种棉面积比去年略有增加，今年棉花收成可望达到90万—100万吨。

    中国工业基本上完成了1951年上半年生产计划。城乡商品流通日益顺畅，在过去的上半年时间里，城乡商品流通额达到4亿美元。

    在1951年半年时间里，中美贸易完全停止了。美国公司表示愿意购买中国商品，但什么也不向中国出口。所以中国政府决定停止把中国商品卖给美国人。至于英国人，他们继续同中国做买卖，但禁止向中国出售橡胶。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通过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分别签订了向中国提供4000吨和800吨橡胶的合同。

    在会谈结束时，我问中国财政经济机关怎样进行清理。

    陈云回答说，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环节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对其余人员的预先审查表明，财政经济机关中敌对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的比重占3％—10％。现在正在清查和消除钻进财政机关中的敌对分子(占全体工作人员的2％)。对怀疑分子和不可靠分子进行观察和研究。随着对他们的进一步审查，将决定是开除还是把他们调到其他单位。财政经济机关的清理将持续1—2个月。

    会谈持续1小时45分钟。

    参加会谈的有使馆一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4，п.322，д.13，л.36-39

    №004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5号简报(1951年7月17日)密码电报第21936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你发去接到的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的第5号简报，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5号简报。

    会议于9时开始。乔伊继续就议程问题发言，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他仍主要谈三八线问题和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

    对于三八线问题乔伊说：‘主要问题是建立缓冲区。但我方仍反对把三八线一项作为解决缓冲区问题的基础列入议程。对于缓冲区问题，你方坚持要设立一个地区的一条军事分界线，我们有两条线，即北线和南线。对于这两条线应定在何处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我方同意首先讨论你方建议的议程的一项，但对文字表述作如下修改：‘建立缓冲区是朝鲜停战的基本问题’…… [96] 对于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乔伊说：‘我方十分清楚地声明，我方未被授权讨论这个问题。此问题应由更高级一级政府机构讨论。这事不属于我方的权限。联合国军司令部也没有这种权限。因此，我方不抱有讨论此问题的目的。’

    乔伊再次指出，本会议是谈判停战的会，而不是和会。他说：‘停战的条件按其性质是临时的。因此，我们作为军方代表是为召开解决朝鲜未来问题的和会架桥，而不讨论和平条件，其中包括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属于军方代表讨论的范畴。

    昨天你方说，政治问题可挪到相应会议上讨论。我同意这种说法，并且遵守这种意见。’

    随后，乔伊提交了议程修改案(另附)。我方接到此案后建议休会。

    在下午的会议上，南日宣读了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另附)。

    乔伊又声称：‘我方无权创造或改变政治环境。这应推到和谈时解决，此事不是由军方代表决定，而由政府高级机构决定。’

    同时他说，根据他们的议程第三项，建立停战委员会和军事观察组是保证敌对行动不再发生的最起码条件。

    会议结束后乔伊说，今天取得了一定进展并提议我们五名代表照相。明天10时继续开会。

    李克农

    今年7月16日”

    1951年7月16日第5号简报附件一：

    敌方代表团今年7月16日上午提交的议程修改案。

    一、通过议程。

    二、建立缓冲区作为朝鲜停战的基本条件。

    三、实现停火和朝鲜停战的具体措施，以便在最终和平解决以前防止军事行动再次发生。

    (一)军事停战委员会及其组成权限和职能；

    (二)军事观察组及其组成、权限和职能。

    四、对待战俘的措施。

    1951年7月16日第5号简报附件二：

    南日发言全文：

    我方预先研究了你方的议程。我方认为，你方现在提出的议程比你方第一个议程有不小的进步。我方希望，稍加讨论以后能就议程取得完全的一致，以便尽快转入讨论具体问题。但我方认为，你方提出的议程仍有某些不当之处。

    现在我依次谈谈我方对你方议程的初步看法。对第2项，我方绝不放弃我方先前的立场，即沿三八线划定双方军事分界线是双方停战谈判的基础。因此，我方多次建议，必须把这个问题列为议程第2项。

    但是，为了对议程达成协议，我方同意在议程上可以不写上这条明确军事分界线，而采纳乔伊将军昨天的建议，只写上一般的军事分界线，因此建议你方议程第2项采用以下表述方式：

    “为了建立缓冲区，划定双方军事分界线是停止朝鲜敌对行动基本条件。”

    在对议程进行实质性讨论时，我方还要提出把三八线作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往下，你方再次提出，我方不应当而且可以不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因为你方总部没有授权你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方不能同意这一点，因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同本会议而不是同和谈有更紧密的联系。我方一直认为。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即在朝的部队，是朝鲜敌对行动不再重演的最可靠保证。

    此外，我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本会议变成通向最终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桥梁。因此，必须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放到我们的会议上讨论，并把它放在议程的重要位置。

    具体地说，我提议把这个问题列为议程的第3项。

    你方议程的第4项同以往的提法相比有了大的进步。进步在于你方以前把停战的观察问题分为三个单项列入议程，现在把它并入第4项。

    我昨天发言曾指出，在讨论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时，自然而然地要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分歧不大。

    至于你方的第4项，我方可以说，在议程内不必把它提得那么具体。我方打算把这个问题再研究一下并发表我方的看法。

    毛泽东

    7月17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64 67

    №0045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议程等问题的方针(1951年7月18日)

    密码电报第21960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17日我给李克农、金日成和彭德怀等同志电文，供阅悉。

    “李克农同志并送金日成、彭德怀同志：

    7月16日和17日电收悉。

    既然我方代表团提出了己方议程，并宣布是正式议程，那么你们就要坚持它，尤其要尖锐地提出，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是保证朝鲜敌对行动不再重演的必要条件。

    我们有充分根据提出这一条。(各个国家把自己的军队派到朝鲜来，是为了打仗的，不是闲逛的。为什么停战谈判会有权讨论停战，而无权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呢？显然，这是解释不通的。因此，我方应当坚持，既然会议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

    必须让敌方相信，我们十分坚持这一点。

    在最近几天内，我方在建立中立区和记者问题上、在执行停战和监督停战机构等问题上做了一些让步。

    敌方可能形成一种错觉，只要继续避而不谈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我方仍会做出让步。因此，敌方拒绝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不应引起你们恐慌。

    你们应当继续驳斥敌方拒谈此问题的错误观点，而不同他争论这个问题属于什么问题：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为了不落入敌方故意设置的逻辑圈套，你们就要强调，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

    为了敦促敌方在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上同意做出一些让步，必须再斗他两三天(如敌方代表不发言，我方就详细说我们提出这一条的正确性)。例如，如果敌方同意停战后立即召开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的会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方才能同意考虑修改这一条在议程上的措词。如果敌方不作这种让步，我们就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方不要提议休会和表示打算中断会议，但也不要害怕敌方中断会议。

    我们认为停战条件执行机构宜由交战双方代表组成，而观察机构由中立国代表组成，但是，目前还不宜就此问题提出任何具体建议。”

    毛泽东

    1951年7月18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68-70

    №0045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6号简报(1951年7月19日)

    密码电报第22005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今年7月18日20时接到的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第6号简报。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6号简报。

    在上午的会议上敌方对我方提出的议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提出了己方议程第三个方案(另附)。

    敌方仍拒绝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并且声称，他们已多次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再不打算提它了。语气很坚决。

    在下午会议上，我方代表在批驳敌方代表的发言和他们提出的议程时坚决要求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我方代表发言全文另附)。

    敌方代表重申，他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

    在下午的会议上，我方以充分的根据批驳了敌方议程第二条的‘若干条线’这句话。这一条写了这样的话：‘划定军事分界线或若干条线。’敌方无话可说，只好同意我方议程第二条的写法。

    李克农

    1951年7月18日20时”

    第6号简报附件一：

    在1951年7月18日下午会议上敌方提出的议程

    一、通过议程。

    二、为建立缓冲区，划定军事分界线或若干条线作为停止朝鲜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实现停火和实现朝鲜停战的具体措施，包括监督停火和停战机构组成，权限和职能。

    四、对待战俘的具体措施。

    第6号简报附件二：

    “我方研究了你方在上午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和你方提出的议程。

    我方认为，在你方议程与我方昨天提出的议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原则差别。为了就议程迅速达成协议并转入对问题的实质性讨论，我方对议程已作了很大让步。然而，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你方无论对划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即三八线问题，还是对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仍然或者公开拒绝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或者从问题的提法上仍然拒绝承认双方军事分界线即三八线。我方认为，正是在这些方面双方存在着原则分歧。

    对于三八线问题，我方已做出了很大让步，同意在我方议程内代替‘三八线’采用了一般的即抽象词汇，即‘划定军事分界线’。这种措词的含意十分明确，即我方建议的军事分界线是一条线，即三八线，而不是两条线，更不是三条线。

    我方认为，沿三八线划定军事分界线是我方议程第二条的最主要内容，也是谈判的基础。一旦把三八线定下来，双方马上就可以解决缓冲区的问题。

    当然，缓冲区应当有两条线，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异议。不过，说到这两条线，只有把三八线定为基础线以后，才能确定上述两条线同三八线的关系，即派生关系。就如同你不能把一名父亲同他的两个儿子称作三兄弟一样，也不能把一条稳定的军事分界线同缓冲区的两条线等同看待并把它们叫作多条线或若干条线。根据这一点，我方反对把‘或若干条线’的说法列入议程内关于划定军事分界线的一条。

    否则就违反了我方立场，破坏了谈判的基础。我方绝不能同意你方的措词。在这个问题上，我方已向你方作了很大让步，再也不能退让了。

    此外，自从会议开始工作以来，我提议由会议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中，最主要的是从朝鲜撤走一切外国军队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是驳不倒的。

    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达成朝鲜停火和停战以及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这是朝鲜军事行动不再重演的必要的和最可靠的保证。既然我们想进行停火和停战谈判，我们就绝对应当讨论和解决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面临着实现朝鲜停战的任务，既然我们同意无论如何要防止朝鲜战争重新发生，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讨论和解决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的问题呢？难道停战以后不撤走外国军队能保证朝鲜军事行动不再重演吗？难道可以停战而把外国军队留在朝鲜闲逛吗？不，不行。世界各国人民希望朝鲜停战并且要求从朝鲜撤走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朝鲜不再发生军事行动。这个道理是推不倒的。你方以各种借口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我方一再批驳了你方经不起一驳的站不住脚的理由。

    我觉得，我们坐在这谈判桌上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我们应当说真话，没有任何理由促使我们说假话。如果你方同意这个话，那么，你方就不该也不能拒绝讨论和解决这个中心问题。

    因此，我方坚决要求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作为议程内的主要问题按照我方议程的提法列入议程。

    对于监督停战条件执行的机构问题，我方在议程上也作了很大让步并清楚地表明，我方希望讨论建立这种机构的问题。

    对于该机构的权限和职能，我方打算在对这项议程进行实质性讨论时发表我方的看法。

    此外，在对此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时我方也想了解你方的看法。但是，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你方就此问题发言时说了许多具体事情，给我方造成的印象是，似乎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你方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方。我方对此是不能同意的。

    至于说到双方提出的议程，那么，你方的让步或者只属于不该列入议程的问题，或者只涉及不该作为单独事项列入议程的问题。

    属于第一类让步的有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参观战俘营的问题；属于第二类让步的有监督机构的问题。

    至于我方的让步，全都是在议程上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例如，为了达成协议，我方放弃在议程中写上‘三八线’一词。

    又如，在监督机构问题上，我方采纳了你方的一般性措词并列入了议程。

    我们希望，你方同意我方提出的议程，以便双方会议尽快转入对问题的实质性讨论。”

    毛泽东

    1951年7月19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71-75

    №004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中的策略问题(1951年7月20日)

    密码电报第22049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今年7月20日我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文，供阅悉。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今年7月19日第7号简报及附件收悉。我以为，在今天的会议上敌方可能仍然坚持把已达成一致的4点列入议程，必然拒绝讨论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且拒绝回答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的问题。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会议拖延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敌方这时可能发动进攻，以迫使我方或是按这4点议程进行谈判，或是表明自己对停战会议的最后态度。

    如果敌方未得到我方具体答复，他可能建议休会1—2天，等待我方答复。如果今天的会议出现这种转折，那么，你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被动，为了掌握主动可首先提议休会3天，以便双方研究问题，如何更好地推进停战谈判，这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意愿。

    如果今天的会议上出现会议拖延的征候，就不要在乎，而争取再开1—2天会，但绝不能再长了。请灵活运用这些指示。目前，我们在拟定最后的反建议。

    毛泽东

    1951年7月20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20日

    第3662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83 84

    №0045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7号简报(1951年7月20日)

    密码电报第22053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19日接到的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第7号简报及其附件，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7号简报。

    会议10时开始。

    首先南日问乔伊他是否同意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乔伊说：‘双方同意列入议程的4项中足以保证达成停战协议了。对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我方不能说别的新意见了’。

    随后，南日宣读了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另附)。接着乔伊提议休会。

    复会后乔伊声明：‘无论你方用什么手段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我方都不能改变自己原来的立场’。

    接着南日按照发言内容的精神就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一项提了一连串问题。

    敌方代表对他的下列问题无言以答：为什么他们不同意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停战以后外国军队留在朝鲜干什么。

    敌方感到十分难堪。

    今天南日把问题提得很巧妙。当敌方代表对我方的提问无言以对时，便接连吸烟，以摆脱窘状。有的则不断挠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会上我方代表大胆发言，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而敌方则表现被动。

    在今天的会议上，由于准备充分，我方的翻译和发言都比过去有进步。今天的会议持续了2小时20分钟。明天9时继续开会。

    李克农

    1951年7月19日17时”

    会议情况第7号简报附件：

    南日发言全文：

    “你方仍无理拒绝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我方深表遗憾。我希望，你方重新深入、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再次阐明我方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为了就议程问题迅速达成协议并尽快转入对问题的实质性讨论，我想耐心地再次仔细说明我方对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的坚定立场。

    我们会议的目的是在合理的基础上实现朝鲜停战。此外，我们停战的目的还在于结束朝鲜战争、恢复朝鲜和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从朝鲜全部撤走所有外国军队。只有如此，才能完全实现朝鲜停火，只有如此才能防止朝鲜战争重演。

    外国军队进入朝鲜，是朝鲜战争及其持久不停的主要原因，只有消除这个主要原因，才能保证朝鲜战争不再重演。

    因此，十分明显，出席会议的你方代表一方面反复提议要为防止敌对军事行动的重演提供保证，而另一方面却拒绝在本会议上讨论并且解决保证朝鲜不再重起战火的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问题。这令人有理由认为，回避此问题的一方对停战没有诚意。

    还要指出，为了拒绝讨论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问题，你方臆想的一切理由都是站不住的。既然我们会议的使命是讨论和决定停火和停战的问题，那么，停火和停战的目的还在于结束战争、重建和平。因此，我们首先应当讨论并且解决保证战火不再重演的根本问题，而这恰恰是从朝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的问题。

    你方拒绝讨论和决定从朝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问题，表明你方没有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诚意。

    战争不是闲逛，军队不是游客。如果实现了停火、停战，而军队仍然留下来，那么，他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观赏朝鲜美丽的自然风光。我方要坚定地申明，对从朝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的态度是有无和平诚意的试金石。我方认为，在朝鲜停火和停战的目的是结束朝鲜战争，重建朝鲜和平。因此，我方断然坚持把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问题按照我方议程和提法列到议程的重要位置。这是我方不可改变的要求。

    我方希望，你方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改变你方立场，以便尽快就议程达成协议并迅速转入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

    毛泽东

    7月20日

    第3663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85-87

    №0045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撤退外国军队问题(1951年7月20日)

    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谈判后，在5次会议期间，我们与敌人在议程上已达成三项协议。

    一、为建立非军事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作为减少朝鲜敌对行动的主要条件。

    二、在朝鲜实施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监督履行停火和停战情况的机构，其权力和职责。

    三、针对俘虏问题的措施。

    关于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问题，敌人坚持反对列入议事日程，认为不应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讨论的范围，它在和平谈判解决之前应延缓。

    虽然我们的代表多次驳斥敌人的理由，但是敌人像以前那样，看不出有让步的迹象。根据凯南和马立克的会谈、目前谈判进程以及与朝鲜和远东问题有关问题的发展，可以看出，敌人只打算在朝鲜就地停战，避免在战争中继续损伤和久延不决，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包括从朝鲜撤出问题在内，敌人是打算继续目前的紧张状况，以便更好地在国内强行动员和在国外进行扩张。

    所谓和平谈判，这是一句空话。如果敌人把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提交联合国讨论，那么我们未必能同意。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和平谈判进行时，敌人仍会像以前那样，在争论的过程中把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和其他问题搁置一旁。

    如果朝鲜能真正实现停火，敌人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后单独撤军。但是如果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中通过外国军队可以部分撤出朝鲜，那么在执行这一条款时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但是在目前远东持续的紧张局势中，敌人在政治上已失去重要基础，因此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这样做。那么，看来我们应重新研究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以前为了恢复北、南朝鲜，我们建议和同意在三八线停止军事行动。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们的武装力量只能把敌人赶出北朝鲜，却不能把敌人赶出南朝鲜。

    战争拖久了，可以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但亦将给我们在财政上以很大的危机，而国防建设亦将难于增长。设使再拖一个时期，假定半年至八个月，即可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我们仍愿付出这个会有危机的代价，但现在我们看不出这种可能性。

    如果谈判破裂，我们想再打几个月。如果关于三八线的问题遭到破坏，那么我们有能力逐步把敌人驱逐到三八线以南。那时我们重新开始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主动权像过去那样还会在我们的手中。

    如果关于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谈判破裂，那么在战争进行数月之后恢复谈判时，敌人可能再次拒绝这一条款。如果那时同意不把此条款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会议议事日程，那么我们会陷入更为不利的状况。如果新的谈判又破裂，那么我们将被迫进行长期的战争，以解决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问题，即在实际上解决在目前条件下无法完成的将敌人赶出南朝鲜的任务。在做出这样的分析后，我认为需要说明我本人对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新的想法，即与其将来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

    马立克同志说，以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将从朝鲜撤兵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

    如果我们现在不同意，而将来同意不把这个问题列入停战谈判的议事日程，那么最好现在就同意，而把这个问题留给以后去解决，以便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就像外国军队撤出台湾、单独对日和约及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一样。

    如果您认为我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正确，那么在收到您答复之后，经金日成同意，我给我方谈判代表下达新的指示。如果您反对，请把您的观点告诉我们，并给予指示。

    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51年7月20日

    第3656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88-91

    №0045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李克农关于停战谈判策略电(1951年7月21日)

    密码电报第22073号

    发自北京，Г类电文

    绝密，不得复制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0日收到的李克农同志电文，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1951年7月17日22时和1951年7月20日3时30分电收悉。

    一、根据上述两电指示我们开始准备工作。

    二、今天本地下暴雨，板门店地区桥梁被毁，美方代表未能到会。

    三、从美方代表在前几次会上的发言、艾奇逊今年7月19日声明以及《纽约时报》7月19日社论可以看出，美方对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不大。

    四、估计明天复会后由于在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上的斗争而使会议拖延下去可能性不大。

    更为可能的是，敌方重弹老调并且要求按照4项议程讨论实质性问题。

    在明天的会议上我们打算在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方面主动向敌方提出问题。如果敌方有意在这个问题上让步，那么，我们将进行有限的斗争，以便拖延一下会议。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敌方只是重复旧话不做任何让步，那么我们就提议休会3天。

    在1951年7月25日10时复会后，我们便要求敌方再次研究我方观点，同时声明，我方想研究敌方观点。

    然后，在会议结束前我们再次说明，我方坚持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

    在说明中我们故意暗示，只要求敌方同意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而转入讨论后可把这个问题交到另外的会议上讨论。

    我方代表发言稿已经拟好，另行交付。

    李克农”

    毛泽东

    1951年7月21日

    第3672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92

    №0045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不把撤军列入议程(1951年7月21日)

    致毛泽东同志：

    您7月20日来电收悉。我们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不再坚持把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在谈判中你们充分利用撤军一条，一方面显示出你们热爱和平，另一方面揭露敌方不想加快和平进程。现在则可以于事无损地把此事向后推而同意不把它列入议程。 [97]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21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92

    №09928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朝鲜战争前景及中国政治形势(1951年7月24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51年7月27日

    今年7月24日，我拜会了周恩来，与他最后敲定签署“大连造船厂”合作经营协定的时间问题。周恩来表示原则上同意，并说协定本月底可以签署。其后，我们又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我请周恩来谈谈他对朝鲜谈判前景以及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等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欣然同意，对朝鲜谈判前景和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几个问题谈了以下看法：

    周恩来说，在一年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损失了15万人，在战争中耗费了100亿至120亿美元，但是他们未能占领北朝鲜，未能打到中国边境，而且也不能保证，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他们就能战胜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因此，美国人想从朝鲜战争脱身，但是要有多少体面些的条件。

    朝鲜谈判中主要的争议问题是美军撤到三八线和从朝鲜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美国人拒绝撤过三八线。同时他们不能不考虑，如果他们拒绝以和平的方式这样做，中国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赶过三八线。因此，在三八线问题上看来美国人会做出让步的。

    但是，在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上，美国人未必会做出让步。他们深知，如果他们的军队撤出朝鲜，那么李承晚政权就会垮台，接着日本的形势也会加剧。只有等美国人改编了李承晚的军队和武装了日本之后，他们才会分批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艾奇逊和马歇尔在他们的讲话中都做过这样的暗示。

    考虑到这些情况，朝中司令部将坚持要求美国军队撤到三八线，如果美国人拒绝这样做，那么就用武力把他们赶过三八线。但是朝中司令部没有坚持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而是建议在停战后讨论这一问题。

    即使在朝鲜达成停战协议，围绕朝鲜问题仍然会有复杂的斗争。靠战争发财的美帝国主义者会竭力利用朝鲜冲突，维护美国的战争狂热，以使他们搞军备竞赛和准备反苏、反人民民主国家的战争变得容易些。中国方面将围绕朝鲜问题开展争取和平、反对美国战争贩子的斗争，努力争取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关心这场斗争。

    接着，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各阶层人民对朝鲜冲突的态度时说，中国劳动人民群众决心为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和解放台湾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主张停战，希望停战能为他们的企业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民主党派也希望结束朝鲜战争。但是，这些党派中有两派，接近中国共产党的左派支持政府巩固国防的措施，主张最大限度地增强中国武装力量的能力；右派主张尽快结束朝鲜冲突，不要使这场冲突演变成世界大战，消耗中国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这些右派中，有一批人当年是亲近蒋介石政权和美国人的。其中一部分搞破坏活动的人已经被揭露。每揭露一次破坏活动，我们会给民主党派拿出无可辩驳的罪证，他们没法反对我们镇压这些分子。另一部分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搞破坏活动罪证的右派分子，已经被孤立起来了，对他们正在进行监视。我们要尽量搞清他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国民党特务有联系。

    在话题转到国内政治形势问题时，周恩来指出，由于成功地广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搞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中国的政治形势得到巩固，统一民主阵线得到加强，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政治觉悟得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内的威望也提高了，人民更加相信政府稳固而且有力量，工业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1951年过去的半年是中国激烈进行阶级斗争的半年，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国内的政治形势巩固了，统一民主阵线巩固了，扩大了。

    接着我问周恩来，现在中国政府面临哪些主要困难。周恩来回答说，中国政府面临两大困难，这两大困难由于战争还在继续而加重了。第一个困难是财政非常紧张。战争开支现在已经消耗了60％以上的预算。同时经济也急需投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但是，周恩来补充说，如果朝鲜战争能结束，那么中国很快就会摆脱这种艰难状况，进行货币改革，增加对经济建设的拨款，提高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

    中国政府面临的另一大困难是技术干部严重不足。许多年来中国的革命是在农村发展的，老干部有在农村和军队工作的经验。但是，在500万党员、500万部队官兵和600万职员中，几乎没有掌握现代技术知识的专家。最近几年从大学来的青年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水平。旧国民党技术干部的水平也不符合中国工业化的要求。假若没有朝鲜战争，没有对这场战争的大量拨款，中国政府很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是，战争现在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它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最后，我请周恩来概括地讲一讲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两类：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盟国家以及曾经或者仍旧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其他国家，属于第一类国家。中国同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与他们的驻京代表建立了接触。中国政府尽量以此利用这些国家，为我所用，同时进一步加剧他们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在这类国家中，我们只是不与以色列建立关系。中国政府考虑到，与以色列建立关系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而且这样做会使我们与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关系恶化。至目前为止，这些国家在一些场合中支持中国。

    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瑞士等国属于另一类国家。对这些国家，中国视他们对中国的政府奉行对等的政策。中国始终乐意支持他们的一切友好倡议，同时始终坚决回击他们敌视中国的行动。这些国家中，英国和法国因为担心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的命运，害怕把对华关系搞得过于紧张。同时，如果朝鲜战争结束的话，他们无疑会关心扩大对华贸易。中国可以卖给他们农产品以及其他中国不需要的原材料(战略物资除外)，向他们购买设备和机器。

    谈话时在座的有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4，п.322，д.13，л.44-51

    №09868 罗申与董必武会谈纪要：中国的国内局势(1951年7月25日)

    7月25日我去拜会了董必武。在会谈过程中我请董必武讲了中国政府最近的新立法文件和各界群众对这些法令的态度。

    中国政府最近一年里通过的一个主要法律，董必武说，是基层政权机关组织法。根据这一法律，完成土改的地区，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和地方人民政府。广大人民群众被吸收参加基层政权机关的工作。基层政权机关的结构得到整顿划一。这些措施使地方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

    在中国其他地区，基层人民政权机关将随着土改的进行和地主的被消灭而建立。

    去年10月和今年2月颁布了镇压反革命的法令。尽管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总纲中有镇压反革命的条款，但到去年10月之前，并没有同反革命进行严肃的斗争。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具体的镇压反革命的法律，不知所措，不敢对反革命贸然采取镇压措施。所以许多罪犯还逍遥法外，没有受到惩治。

    由于美国侵略朝鲜，中国的反革命分子活跃起来，政府面临着加快镇压反革命的问题，在同各民主党派协商之后通过了惩治反革命临时条例。1951年2月21日颁布了新的法律，对这一条例补充了许多具体的条款。这两个政府法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手中镇压反革命的武器。到今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在华中和西南、肃清了在那里活动几十年的匪帮。被公安机关投入监狱的有100万人，枪毙了50万土匪、奸细、破坏分子和恶霸。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城市没犯错误。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过火行为。许多罪不至死的犯罪分子也被枪毙了。

    今年5月，召开了公安机关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惩治政策的指示。做出了在可轻判和可重判情况下轻判的决定。部分被判处死刑的人被缓刑2年执行，而且在两年期满之后还可改判他们劳改，只枪毙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死刑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区或县政府批准，现在要由省和其他上级机关批准。

    同时还做出了减少监狱关押人数的决定。监狱中所关押的100万人，一部分将被枪毙，一部分释放，剩下的罪犯将被放入劳改营改造。减少监狱人数的工作需在今年9月前完成。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公安部向地方派出了12名领导工作人员。

    接下来董必武讲了国家机关的清理。他说，国家机关清理是镇反运动的一部分。在清理过程中，对1947年以后进入这些机关的所有人员进行审查，清理非常慎重。那些过去有不大的反革命罪行而后来参加了革命的人员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对有怀疑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查明的敌人将被逮捕。例如，公安部揭露出了一个原国民党宪兵上校，新民盟(新民主青年联盟)中央的一个技术秘书曾企图刺杀冯文炳，但国家机关中这样的敌对分子并不多。

    在中国政府其他重要法令中，董必武还提到了高校学生招生和分配制度。董必武补充说，这一措施使有可能理顺大学生的招收和分配工作，扩大高校里工农出身的学生的比重。

    此外，国家行政管理委员会还提出了国家预算执行程序法并提交政府审定，其中规定严格遵守预算拨款，完成预算收入，严格执行会计制度。这一法律对稳定国家财政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在会谈结束时，我请董必武给大使馆一本中国政府重要法令汇编。

    董必武当场让秘书给我找了一本中国政府重要法令汇编。

    参加会谈的有使馆一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共4份，送：葛罗米柯同志、佐林同志、远东司，归档

    1951年7月26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4，п.322，д.13，л.57

    №0045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李克农停战谈判策略电(1951年7月26日)

    密码电报第22209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5日16时李克农同志给我的电文，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

    一、根据敌方代表在今天会上的发言，敌方对我方新建议的反建议和提议明天13时继续开会来看，敌方似乎担心会议破裂并且要认真研究我方建议。也许敌方将采纳我方新建议。因此，请您今天暂不发表南日的发言，推迟到明天会议结束后再发表。

    二、如果在明天的会上敌方无条件采纳我方建议，那么，会议将会立即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首先应当讨论把三八线作为双方军事分界线问题。在明天的会议上我们打算坚持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到后天上午或下午的会议我们才做某些让步。

    三、估计敌方对三八线问题不会马上做出让步。这个问题只有经过三五天的斗争才可能解决。我们力争这个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目前我们正研究此问题，拟提出自己的理由。

    请您对以上各点给予指示。

    李克农

    1951年7月25日16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26日

    第3748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98 99

    №0045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9号简报(1951年7月26日)

    密码电报第22210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的第9号简报，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9号简报。

    会议于10时开始。乔伊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谈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由于他的发言中有一个错误论点，认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反而会引起军事行动再次爆发，我方提议休会两小时，以便准备充分批驳这个论点。我们内部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并决定补充一下南日的发言稿。

    下午复会，南日宣读了发言稿。在上午的会议上，乔伊在发言中对于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讲了下面一些话：

    ‘我方同意在讨论停战措施问题时给你方充分机会，对预定问题，例如对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发表你方的意见。当然，每方代表团都没有义务绝对承认另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甚至是适当的，上面这些话并不贬低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对解决整个朝鲜问题的重要性。

    联合国以及出兵朝鲜的各国政府的公开声明都承认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的重要性。但是，这个问题应当由各国政府通过最后决定来解决，而不能在达成停战协议之前或把停战条款付诸实施之前单独讨论。

    由于双方已达成相互谅解，即在讨论实质性问题时双方均可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联合国代表团 [98] 看不出扩大议程的必要。我已说过，同意在讨论停战措施时给你方充分机会以发表关于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的意见。’

    随后，乔伊提议对4项议程进行实质性讨论。13时复会后南日宣读了自己的发言稿。乔伊索要我方建议正本。我们将英文译本交给他本人。此后敌方建议休会30分钟。

    复会后乔伊接连提出几个问题：‘要不要在讨论4项议程并达成协议后马上讨论第5项？换句话说，要不要在对4项议程签订协议后马上讨论第5项？或者说，如果对第5项达不成共识，对4项议程签不签协议，还是在4项议程的协议生效后再讨论第5项？’

    南日回答说：‘这是个技术性问题。实质在于对讨论第5项有无诚意。’

    随后，乔伊提议明天13时开会，他将对我方建议给予答复。

    李克农

    1951年7月25日15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26日

    第3749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100-102

    №0045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0号简报(1951年7月27日)

    密码电报第22244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6日16时20分接到的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第10号简报。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0号简报。

    今天的会议于13时开始。乔伊首先表示同意把我方提出的第5项列入议程，同时他声明，通过的议程在讨论实质性问题时完全不能对他们起限制作用，但他们对讨论议程上的问题抱有诚意，以便能达成双方所关注的协议。

    随后，全文宣读了我方写的议程并正式通过。

    接着，乔伊说：‘根据议程起草的停战协议应当包括以下5点：

    一、前言部分；

    二、缓冲区；

    三、停战的具体措施；

    四、战俘；

    五、结束语与建议。

    这是我方的大体意见。’

    我方对此未作任何答复。

    乔伊继续发言，提出了起草停战协议草案的具体办法，就是：在双方代表团对列入议程的问题达成协议后，双方应把单项问题的协议文本交给双方参谋人员单独起草停战协议草案，然后双方互换草案文本。如果双方同意采取一份统一的草案，双方代表团应正式通过此草案，如果参谋人员不能草拟出统一的草案，则双方代表团还要讨论此草案。我方宣称，可以试用此种办法。

    随后乔伊宣读了预先起草的停战协定前言部分的草案，并把它提交我方研究。

    会议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

    我方向敌方提议首先从议程第2项开始讨论。

    敌方建议明天再提具体意见。

    南日宣读了关于我方坚持把三八线作为缓冲区军事分界线的发言稿(见另电)。至此会议结束。

    明天9时继续开会。

    今天的会议结束前乔伊建议在报界公布对议程达成的协议。公报全文另附。

    请研究公布南日在昨天下午会议上的发言，以便让读者充分了解形势。

    李克农

    7月26日16时”

    附件：

    南日在7月26日下午会议上的发言全文：

    “我方坚决主张划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和每方从三八线以南和以北撤退10公里以及在该地区建立缓冲区。我方此项建议的理由是举世皆知的：

    一、确立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符合举世公认的历史实际。划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实际上是双方停战谈判的基础。

    二、战争爆发正是因为交战一方首先破坏了三八线这条分界线，而战争未能停下来则因为交战一方不顾朝中人民的抗议，再次破坏了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

    三、目前的战线不能作为双方分界线。在达成停战协议并付诸执行以前根本不存在稳定的战线。

    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在进行战争的地方停止军事行动。

    三八线是双方唯一合理的分界线，它符合目前的军事形势。既然双方在三八线以南和以北占领着一定地区，那么，双方从三八线撤走部队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合理的方案。

    如果划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那么，建立缓冲区问题立即就可以解决。我方建议双方部队从三八线这条军事分界线后撤10公里，就能建立起缓冲区并隔离双方的武装部队。

    这样，双方就可以保证避免一方的部队对另一方占领的阵地发动突然进攻。”

    毛泽东

    1951年7月27日

    第3771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111-113

    №0046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停战谈判中应严厉驳斥美方(1951年7月28日)

    密码电报第22265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8日3时我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文，供阅悉。

    “李克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7月27日第11号简报及附上的乔伊发言全文已收到。

    一、乔伊的发言是狂妄无理的。他不是进行停战谈判，而像是在叫阵。

    你们在下次发言中应当质问乔伊：他想不想实现停战，还是为扩大战争制造借口。然后，你们要严厉批驳他所谓海空军对陆军战斗的影响和在地面部队停止作战行动的情况下海空军将继续行动的怪论。

    对于海空军对陆军战斗行动的影响，那么在这方面明显的事例是，去年敌军在大邱地区失败后的撤退和今年敌军退到南汉江。

    对于在陆军停止作战行动的情况下海空军继续行动，如果敌方真有这种想法，那么这就表明敌方根本没有诚意。

    二、根据乔伊的发言，我方必须顽强坚持以三八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绝不能放弃自己的阵地。只有驳回敌方的无理要求才能粉碎敌方以为我们会步步退让的错误观点。

    对于这一点，必须给敌方一次机会再争论几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敌方才可能重新考虑这一点。

    如果敌方敢在这个问题上使谈判破裂，那么只要把此事公诸报端，他将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毛泽东

    7月28日3时”

    毛泽东

    7月28日

    第3781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114 115

    №0046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2号简报(1951年7月29日)

    密码电报第22301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8日16时收到的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第12号简报，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2号简报。

    在上午的会议上南日同志首先发言，驳斥了敌方昨天发言的错误观点。我方代表的发言十分有力、完全有理，敌方表现十分被动。南日发言后，敌方建议休息两个半小时，并派己方代表乘直升机去釜山。显然，他们想受领指示。12时30分复会。

    乔伊重复昨天的怪论，强调海空军优势在他们一边，因此，在撤走他们的海空军时，我方也应均衡撤走自己的地面部队。他声称，在上次战争期间他们正是靠自己的海空军战胜日本的。

    接着，乔伊说：‘三八线没有军事意义。自从去年联合国军从洛东江一线转入反攻后，现在的战线一直是最稳定的。我们不应从历史的或其他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只应从军事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那么你方就是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乔伊在结束发言时强调，在划定军事分界线时必须考虑到海空陆军的行动范围。随后，南日发言批驳了乔伊的发言。今天，双方各持己见。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斗争还将持续几天。明天，我们继续批驳敌方昨天和今天发言中的怪论。

    李克农

    7月28日16时”

    第12号简报附件一：

    南日在1951年7月28日上午会上的发言全文

    “昨天，我十分惊讶地听了你方代表团团长令人难以置信的意见，看了在你方地图上任何一个人用红蓝黑铅笔都能划得出来的三条线，无疑，其中一条线就是你方建议的军事分界线。然而，我不认为这几条毫无根据地划出来的线有什么特别意义，而听了你方提出这几条线的理由后，我更感觉到，这几条线是不值一提的，因为你方的理由是没有道理，是可笑的。为了替你方划的线辩解，你方说了什么呢？你方认为，为了划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缓冲区，作为根据，必须研究目前的实际形势，而且不应受有关政治问题和地域问题看法的影响。在研究所谓军事问题过程中你方又提到军事实力问题，认为你方拥有海空军优势。因此，你方便提出必须把陆地的分界线划在你方陆军现在所占地区之前很远的地方。你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实际的军事形势。我方认为，这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片面的、错误的军事观点。我方还认为，在划定军事分界线时必须正确地研究战场的实际军事形势。

    然而，我们是把停止军事行动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来争取实现的，而且不想重新打仗。因此，在划定军事分界线时除了研究目前战场上的实际军事形势外，还要研究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利的因素。在这方面你方发言的总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炫耀你方所谓的军事力量和威力，散布恐怖情绪。你方应当明白，靠这个你们是谁也吓不倒的，相反这只能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即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带来危害，而不会带来好处。

    你方说，停止你方海空军行动，即使在我方把部队撤到平壤元山一线的情况对我方也是有利的。我要问一问，你方在拥有海空军掩护的有利条件下，为什么未能守住平壤元山线，而赶忙退到汉江以南地区呢？

    我十分真诚地劝告你方，这种不严肃的论调吓唬不了谁，也不会给我们的谈判带来任何好处，今后最好还是不要说这种话。当然，谈到目前战场上的实际军事形势，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而这种军事力量首先是由双方使用的各军种现有兵力组成的。然而，如果仅仅把这一点看作是双方军事力量的完整定义，那就大错特错了。难道你方一点也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尽管你方使用了你们的空军和海军，但你方的战线却从鸭绿江畔一直退到了三八线以南地区。难道这能用某一个军种的力量来解释吗？不，不能。形成军事力量的基础比你方强加于人的所谓各军种实力的肤浅理论要强有力得多。这个基础包括人力资源、军队士气和交战双方的政治条件。

    当然，我没有时间讲解军事理论问题。现在我只想谈谈你方3个战场、3个军种(陆军、空军和海军)的可笑理论。现在每本《军事教科书》都说，军事力量是各种力量的总和。任何一个军种成绩都依赖于同其他军种的协同。这就是说明，你方陆军所取得的暂时成绩都同海空军的协同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地面的整个形势集中反映了你方陆海空军的总体军事实力。实际上，你方只是靠海空军并通过反人道的、违反国际法的野蛮轰炸，才暂时维持了你方陆军现况。假如没有这种野蛮轰炸的掩护和支援，那么，你方陆军早不知退到哪里去了。

    此外，我还要指出，你方海空军的野蛮轰炸给我国和平城乡造成了巨大破坏，炸死炸伤了我国无辜的平民，但根本吓不倒朝鲜人民，也逼不退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我方逐步克服了你方轰炸给平民造成的困难并且迅速向前推进。这是十分清楚的。

    然而，你方却鼓吹什么三个独立的战场。在地面你方也曾建立了某些独立王国。只要一停止敌对行动，你方就将付出代价!因此，为了你方的利益，你方提出的军事分界线便远远地划在了我方境内。你方这种逻辑只能欺骗神志不健全的人和疯子。

    因此，你方根据这种站不住脚的理论所提出的军事分界线毫无基础，从而不屑一顾，不值一谈。相反，我方提出的沿三八线划定双方军事分界线的草案，从军事角度上说，相对反映现阶段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

    考虑到我们的谈判应当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该草案是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

    现阶段的战场特点有哪些呢？从今年开始，战场形势就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阶段。自从我军通过进攻到达水原、原州、平昌三八线以南后，战线有时在三八线以南，有时在三八线以北。对于这一点，你方和我方都是清楚的。目前，我方和你方的军队位置也在变化。只要未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这种情况就将继续下去。

    因此，不能认为，目前的战场形势反映了实际军事行动。这类想法(仅把目前的军事形势作为划定军事分界线的根据)不能反映实际的军事行动。因此，你方的建议不值得讨论。这就是从朝鲜战场的第一个特点得出的结论。

    此外，现阶段战场的另一个特点是战线不断变化，但基本上未越出三八线地区的范围。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清醒的军事观察家或司令官都会承认这个不可否定的事实。

    根据最近的形势，必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现阶段，三八线邻近地区反映着双方战场形势。因此，我方根据纯军事的理由认为，划定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是合情合理又切实可行的要求。由此我方具体建议按以下顺序讨论议程的第二项。

    一、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

    二、双方武装部队从三八线后撤10公里；

    三、建立20公里宽的地区为缓冲区，双方从缓冲区撤出武装部队。

    在我具体批驳了你方昨天的论调以后，我再次质问你方：你方来这里发表这种站不住脚的论调是为了进行和谈还是为扩大战争制造借口？我正式请你方回答我这个问题。”

    第12号简报附件二：

    南日在今年7月28日下午会议的发言全文：

    “我对你方昨天的发言进行了必要的批驳。同时我指出，你方站不住脚的论调是可笑的，也提出了我方对停战谈判的正确意见和建议。我未料到，今天你又重复昨天的话，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昨天你讲到了你方海空军对陆军战斗行动的某种影响。我方已指出，你们的海空军除了野蛮轰炸和平居民和破坏和平城镇以外什么也干不成。如果你坚持己见，那么，为什么你们去年在大邱地区撤退，今年又退到汉江地区呢？

    在我们谈判的时候，我们不断听到你方炮兵疯狂射击，但是，除了打死和平居民、破坏和平乡村以外，它起不了任何作用。

    既然你方昨天和今天发言的总体内容都一样，那么，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方，以后最好不要再说这种话。昨天，你方说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即在地面实现停火的情况下海空军可以不停止行动。今天你又重复了这一点。这无非说明，你方为扩大战争制造借口。因此，你方的和平意愿值得怀疑。

    我方出席会议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军事实力和鼓吹战争，而是为了进行停战谈判，进而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架设桥梁。我方本着这种精神，从会议一开始便有理、有节地对待各种问题。

    我方关于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完全证实了我方对待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我方抱着这种态度，是为了停止战争和实现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与要求，而不是追求其他目的。如果你方具有停止朝鲜战争的诚意和愿望，那么你方就不应再重复你方站不住脚的理论，而应认真考虑并且接受我方对议程第二项的合理建议。对于你方的其他建议，如我认为必要，以后将发表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

    1951年7月29日

    第3797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116-122

    №0046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3号简报(1951年7月30日)

    密码电报第22318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9日16时接到的李克农同志的第13号简报，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3号简报。

    在今天的会议上继续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展开斗争。南日在上午的会上发了言(附上发言全文 [99] )。他坚持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敌方发言反对这一点，并声称，在划定军事分界线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实际军事形势，而且保留在战术上有利的阵地，以便双方能防守自己的阵地。

    在下午的会议上乔伊称，他仍然坚持标在7月27日地图上的那条军事分界线。

    我方断然坚持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15时5分敌方提议休会。明天10时继续开会。

    目前，我们准备继续驳斥敌方的无理论调。我们认为，在三八线问题上的斗争还将持续几天。

    李克农

    1951年7月29日16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30日

    第3811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123 124

    №004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补发美方对缓冲区的意见(1951年7月30日)

    密码电报第22328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补发乔伊在1951年7月27日上午会议上的发言全文，供阅悉。

    “第11号简报附件一，即乔伊在1951年7月27日上午会议的发言全文。

    ‘你方已同意在朝鲜境内建立从东到西的缓冲区，全部武装部队将撤出缓冲区。

    我方认为，在划定缓冲区时可从现在的实际军事形势出发，而绝不能让政治问题和地区问题影响此事，这两个问题应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最后决定。

    此外，应当仔细地而非表面地研究与双方军事力量有关的一切因素。因此，任何臆想的地理线，如纬线，绝不能用来达成停止军事行动的协定。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希望，在研究缓冲区问题时你方要注意到实际军事形势的某些因素。

    在我们可能达成的任何停战协定中实际上都将反映出三个军种的战场：

    一、空中战场。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拥有空军优势。

    二、海上战场。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着朝鲜周围各海域。

    三、陆地战场。联合国军司令部大体控制着从东海岸昌道里地区向西至平康一线以南的山区以及从平康往西南经板门店至海昌里，然后经汉江北岸到汉江口一线以南地区。

    必须把陆海空三军紧密联系起来研究它们的实力。

    所有三个军种都对缓冲区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地面缓冲区的划定应当符合海空军的实际力量。

    你方十分清楚我方空军和我方海军的力量，因此必须相应地考虑空海军对地面战斗行动的影响。

    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空海军已经限制了你方军队的行动自由并给你方陆军人员造成了极大损失。

    联合国空军在你方后方的进攻行动已迫使你方把大量部队和炮兵留在后方当作防空。这些部队和炮兵本来是可以直接用在前线的。你方调动部队和部队补给能力也受到限制。

    你方部队的空中侦察和空军对陆军的掩护几乎等于零。

    至于我方海军力量，那么你方对它也有感受。目前你方已被封锁在陆地上，而联合国军则可在朝鲜邻近水域自由行动。

    至于你方使用海上交通线的能力，那是十分有限的。

    你方所有滨海铁路和公路均遭受到舰炮的有效射击。

    联合国军现有的地面和海上兵力迫使你方在滨海地区控制着大量兵力防止登陆部队上岸的危险。

    你方港口的军事设施、交通线和邻近海岸的补给基地都遭到我方海军的随意打击。

    相反，南朝鲜却完全未受到海上封锁和你方海军的进攻。

    建议你方留心一下那张地图，它从地理上清楚地显示出现在的实际军事形势。

    联合国空海军所控制的广大地区覆盖着北朝鲜从前线到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全境，而你方在南朝鲜却没有同等情况。

    至于陆军，则可认为双方的力量大体是均等的。在这方面我们也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仔细地而不是肤浅地讨论与双方在现有阵地上的军队力量有关的各项因素。

    现在十分清楚，你方一再提出的划定缓冲区的线同朝鲜整个军事形势毫不相干。它尤其同现在的战线毫无联系，它完全不能反映空海军的力量。何况，它同大致由平壤到元山的分界线以及同整个朝鲜的军事形势毫不相关。

    换句话说，你方陆军大体后退到平壤元山一线，无法同我方空海军撤出北朝鲜相比。在这种情况下你方就占了便宜。

    目前双方军队的接触线，无论你方还是我方都十分清楚，不必细说它的位置。如果单就陆军来说，那么军队在目前所处的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也许是对的。然而，这仅仅是部分停止敌对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方海军仍将自由封锁和扫射北朝鲜的海岸地区，我方空军则仍在北朝鲜全境上空进行侦察并给它造成损失。如果双方想达成我方陆军、空军和海军对你方武装部队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那么我方就要坚持缓冲区的位置必须根据所有这些因素来相应地划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认为协议是合理的。

    我方认为而且我本人相信，你方也将认为十分认真地研究所有这些因素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因素都对缓冲区产生影响。

    为了达成合理而有效的停战协定，每当讨论某一方的让步时，都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因素。

    简而言之，你方必须知道，在目前形势下联合国陆海空军在北朝鲜全境停火同朝中军队停火相比，已经是很大的让步。

    联合国三个军种停火最起码要同北朝鲜和中国陆军撤退到深远后方相等。

    缓冲区的宽度必须足以防止在停战期间双方单个人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小规模冲突。

    缓冲区是一种简单的预防性措施。每个司令官都有权要求遵守这一条件，同时制止在缓冲区维持行政秩序的复杂化。

    我方原则上提议建立约20公里宽缓冲区。

    在前几次会议上我方一再指出，建立缓冲区有几种方法。

    缓冲区是维持军事秩序的一种暂行办法，其目的是防止可能出现的拖延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某些误会。

    我方认为，缓冲区应利用明显的天然地区来建立。

    鉴于以上所述，我方提出以下建议：

    一、停止一切地面军事行动，建立缓冲区并从缓冲区撤出所有部队。我方建议的缓冲区界线已标在我方提交给你方地图上。

    二、我方空军停止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南到缓冲区南缘地区内的活动。

    三、从鸭绿江口到缓冲区南缘的西海岸以及从图们江口到缓冲区南缘的东海岸，停止对朝鲜海岸地区的封锁和扫射。

    提交给你方的地图比例尺是1∶250000，因此，在该图上无法具体标出缓冲区的界线，因而只标了缓冲区的概略界线。为了核查，以后还要加以订正。’

    李克农

    7月27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30日

    第3813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125-129

    №31213 罗申与朱德会谈纪要：中国发展军事工业的需求(1951年7月30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机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总司令朱德的会谈纪要

    1951年7月30日

    今天，朱德前来拜访我。鉴于我即将回国休假，朱德请求我转达对斯大林同志、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的感谢，感谢他们最近两年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和重整以及建立特殊兵种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的巨大帮助。

    我答应满足朱德的要求。

    在随后的会谈中朱德表示，在中国发生的战争教会了中国领导人许多东西。以前中国同志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足够强大，能够应付任何敌人。现在不得不承认，没有军事技术就很难与美帝国主义分子作战。在苏联的帮助下，目前已重新装备了60个师。但是，纯粹依靠武器的进口来建设国防是不正确的。中国需要建设自己的飞机制造厂、坦克厂和火炮厂，为国防建设打下稳固的基础，只有这样才有能力对抗美军。

    我说，大批专家已经抵达中国，并着手筹建飞机厂、坦克厂和汽车厂。

    朱德回答说，这只是开端。在建设飞机厂、坦克厂、枪械厂、汽车厂的同时，必须安排生产高质量的钢和开采石油。为了保障国防安全，在5—10年内(越快越好)中国必须生产1000万吨高质量钢和1000万吨石油。在中国计委工作的前国民党专家论证：到1957年中国总共只能生产出200万吨钢和开采出100万吨石油。中国政府对这样的数据感到不满。在制定这些数据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诸如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些重要的因素。

    因此，朱德请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政府制定在未来5—10年生产1000万吨钢和开采1000万吨石油的生产计划。这个计划应该既考虑到物质消耗，也要考虑到专家的数量和专长。中国政府打算在1952—1953年实施这一计划。

    朱德指出，由于建立中国武装力量的工业化基础不可能完全依靠苏联贷款来实现，必须进一步扩大中苏贸易，从而确保中国得到足够的货币用以购买必需的苏联设备。中国可以向苏联大量出口有色金属、玉米、棉花、桐油、茶、鬃毛、豆类、水果。例如，中国在扩大橡胶的生产。明年中国可以向苏联或人民民主国家出口20万—30万吨棉花。今后若干年，中国将提高茶叶生产，每年可以向苏联提供约7万吨茶叶。中国有极大的水果生产潜力。为了对苏联出口，中国可以最大限度地开采有色金属。我们希望苏联政府能向中国政府提供未来几年购买中国这些物资的计划。这样，中国就可以根据苏联的计划从事这些物资的生产。

    这样，中国对苏联出口每年可达到30亿卢布。中国会得到足够数量的货币用以购买苏联的机器、药品、钢材，偿还贷款。此时，中国可以向苏联提供今后几年购买设备和物资的申请，同时，苏联政府可以把这些申请纳入自己的五年计划中。

    我告诉朱德，根据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特别备忘录，我们在今后14年内购买中国战略物资的数量会越来越大。

    朱德回答说，希望中国向苏联出口的其他物资也能这样达成协议。

    最后，朱德请求向政府转达他的请求：帮助中国制订发展炼钢厂和石油企业的计划，以及今后几年扩大两国贸易额的计划，预先向对方提出相应的申请，并把这些申请纳入自己的国民计划中。

    我答应朱德向苏联政府报告他的建议。

    朱德请求我向斯大林转达衷心的问候。

    大使馆一秘М.С.贾丕才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В.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4，д.13，л.52-56

    №20159 别洛夫的作战命令：掩护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目标(1951年7月31日)

    第016号，1951年7月31日12时

    1.敌人空军以4—30架B 29和B 26轰炸机，F 80和F 51强击机所组成的编队，在60架F 86、F 84“掩护”歼击机和格洛斯特“流星式”歼击机的直接掩护下，不间断地对从前线到宣川、朔州交界的北朝鲜地区的朝中军队机场、交通线、渡口、居民点和物资储备库等实施密集式和梯次式轰炸。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敌人以歼击机4—8架为编队和夜间仅以轰炸机为编队仍在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对新义州、朔州和安东沈阳方向的中国边境地区实施侦察。

    2.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继续对鸭绿江上的桥梁和渡口，安东、新义州和朔州地区的电站、机场等后方设施和北朝鲜境内的交通线实施空中掩护，以避免敌人空军的轰炸和侦察。我空军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未越过平壤和元山一线，并随时准备对敌人可能对中国东北安东沈阳方向的设施的空袭实施反击。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决定：动用本军歼击机和地面高炮全力保护安东和新义州地区的设施；与此同时，用两个歼击航空师定期对敌人主要的轰炸机和强击机群实施有力打击，为北朝鲜地区的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以团和师为单位多批次拦截到达宁郁、安州和顺川一线的中、高空敌机，以中队为单位和自由搏击方式多批次拦截抵达平壤一线的低空敌机。

    3.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三和第四歼击航空师掩护中国东北沈阳、辽阳和安东地区的设施。

    中国高炮部队保卫安东地区的鸭绿江铁路桥，防止敌人的空中打击。

    4.自1951年8月1日起，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在白天根据机场值班情况随时准备以团、师为单位的编队起飞，拦截和反击敌人空军对北朝鲜宁郁、顺川和安东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等地区设施的空袭。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消灭敌人的轰炸机和强击机以及部分为上述飞机提供掩护的歼击机；以中队为编队通过自由搏击的方式消灭敌人在低空活动并抵达平壤一线的强击机。本军战斗部队的主要任务：消灭敌人的轰炸机和强击机。

    该师每天：一个团处于一级备战状态，一个团处于二级备战状态，一个团处于三级备战状态。

    飞行安排：每天——160架次，每月——1600架次。

    5.自1951年8月1日起，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在白天根据机场值班情况随时准备以团、师为单位的编队起飞，消灭敌人的轰炸机和强击机，以拦截和反击敌人空军对北朝鲜宁郁、顺川和安东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等地区设施的空袭，还有部分飞机要同负责掩护的歼击机作战，以中队为编队，通过自由搏击的方式消灭敌人在低空活动并抵达平壤一线的强击机。行动中，在以一般战斗序列出击的同时，还要派出掩护机群与敌“掩护”歼击机和先遣歼击机群作战。

    该师每天：一个团处于一级备战状态，一个团处于二级备战状态，一个团处于三级备战状态。

    飞行安排：每天——80架次，每月——600架次。

    6.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作为本军第二梯队，自1951年8月1日起，白天以一个团的兵力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空军对北朝鲜宣川、朔州和安东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等地区设施的空袭。行动中在以一般战斗序列出击的同时，还要留有一个预备队，任务是随时准备增援第三〇三和第三〇二歼击航空师。在完成作战任务后，所有飞机均在安东机场降落。

    该师每天：一个团处于二级备战状态。

    飞行安排：每天——60架次，每月——300架次。

    7.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自1951年8月1日起，在夜晚以拉11歼击机单独从安东机场起飞，在探照灯照射区实施空中拦截和巡逻，消灭被地面探照灯发现的接近新义州和安东地区且在地面高炮火力之外的敌机。该机如果要飞出探照灯照射区、进入交战区、着陆和起飞以及进入地面高炮射程范围等，均须经过我方的准许。

    值班机组转场至安东机场，须在天黑之前1小时内进行。在完成作战任务后，所有飞机在鞍山机场降落。

    飞行安排：每晚——8架次，每月——240架次。

    8.第八十七高射炮兵营，自1951年8月1日起，严防敌空军对安东和庙沟机场的空袭和空中侦察。

    9.第九十二高射炮兵营，自1951年8月1日起，严防敌空军对安东地区鸭绿江的桥梁和渡口以及新义州机场实施空袭和空中侦察，防止敌人从东北方向靠近安东和庙沟机场。

    10.第十探照灯团，自1951年8月1日起，在安东、龙岩浦、车岭关、泽三溪(Дзэсанси)和义州建立探照灯阵地，以确保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消灭夜间靠近安东地区内相关设施的敌机，在照射敌机时至少同时使用三架探照灯。

    11.歼击机绝对禁止飞越海岸线和平壤元山一线范围。在我高射炮火力范围活动需根据“协作计划表”进行。

    夜间歼击机与地面探照部队的协同作战活动须根据“协作计划表”和协作操作细则实施。

    与负责掩护安东地区设施的中国高炮部队的协同作战相关事宜，由第九十二高射炮兵营指挥员负责协调。

    12.歼击机的起飞须根据歼击航空军指挥所的指令。

    空中歼击机的导航和管理，由歼击航空军指挥所总体负责，歼击航空师指挥所和歼击航空军空中指挥所协助。

    高炮部队的火力管理，由高射炮兵营指挥所负责。

    在歼击航空兵指挥员的指挥所应配备相应的来自高炮部队的军官，以便向自己的部队及时通报空中情况和我方歼击机的活动。

    13.自1951年8月1日拂晓起，我位于介列树(Телешу)矿区——歼击航空军指挥所。我的副手，歼击航空军副司令和歼击航空军参谋长，位于歼击航空军后备指挥所——安东机场，歼击航空军一号空中指挥所——富秋里(Фуцйори)，歼击航空军二号空中指挥所——博川。

    14.请呈递如下报告：关于我方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情况，关于高炮部队的开火和停火情况，关于用探照灯照射敌人飞机后立即用电话向歼击航空军指挥所报告的情况，关于(飞行)40分钟后的行动结果。在歼击机降落或高炮部队停止开火后，用电话向歼击航空军指挥所报告；白天(夜晚)——派信使或用密码电报在22时以前向歼击航空军司令部报告。

    空军各部队指挥部必须在拂晓前1小时详细报告各团值班工作计划，并指出各批次飞机的数量，各机群长机的代码和待命值班部队的交接时间，一天内如果工作计划有变，应立即用电话向歼击航空军指挥所报告。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近卫空军少将

    别洛夫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参谋长、上校

    苏斯林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34，л.31-34

    №0046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4号简报(1951年7月31日)密码电报第22366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30日14时收到的李克农同志的第14号会议情况简报。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4号简报。

    今天会议10时开始，13时05分结束。这是谈判中最长的一次会议，但对所讨论的问题未取得任何进展，双方各持己见。

    在明天的会议上，我方将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乔伊首先发言反对我方关于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他提出的理由有以下四点：

    一、三八线不能反映双方的军事力量，划定原纬线为军事分界线是不合理的。

    二、三八线过去是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但它从战争一开始就立即消失了而且现在同任何形势都没有关系。

    三、虽然近来军队在三八线地区行动，但他们从未停留在三八线，因此最好划定稳定的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四、在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时，联合国军就要放弃一些有利的防御阵地，这是不合理的，也是错误的。

    敌方声称，他在7月29日提出的分界线是合情合理的，请我方同意该线。

    南日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批评敌方违反议程第二项的讨论程序，因为敌方未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便直接开始讨论缓冲区问题。

    二、批驳敌方所谓海空军优势和建立缓冲区时在陆地上要得到所谓补偿。

    三、为我方建议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正确性辩护。

    双方代表发言后，乔伊声称：‘你方对我方提出的分界线只可进行小的修改。如果你方提出一条与现在的军事形势有关的线就好了。当然，我方很愿意听取你方的意见，因为这将使双方的停火谈判取得进展。’

    显然，敌人想诱惑我方放弃我方关于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李克农

    7月30日14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31日

    第3830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130 131

    №0046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南日在停战谈判中的发言(1951年7月31日)

    密码电报第22386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31日20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7月29日上送的第13号简报的附件寄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3号简报的附件——南日在1951年7月29日上午会议上发言的全文。

    ‘我对你昨天下午会上的发言全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我不得不直言对你说，我对你的发言不满意。你昨天的发言同你前天的发言毫无二致。

    你认为你的建议是合乎逻辑和站得住脚的。但我不能不指出，你提出的建议的理由是不合乎逻辑的，因此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想谈一谈你方在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中立区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理由。你方多次声称，在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仅应从纯军事考虑出发。

    而你方的军事考虑，实际上就是通过大肆吹嘘你方的军事力量和将错误观点强加于人的办法，来取得你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有利态势。

    你方既然持有这些观点，那人们就很难相信：你方参加停战谈判会议，能像你方所表示过的那样，是为了结束朝鲜战争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你方在不断吹嘘自己的军事力量，为的是达到较为有利的军事态势。难道这不会给人们造成你们是在准备恢复战争的印象吗？在这个问题上，我方同你方不是站在同一立场上。

    我们认为，停战谈判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而确定军事分界线则是停止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军事分界线时，不仅要考虑到战场上实际的军事态势，而且要求公正地及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观点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表明对此问题的态度，并在这方面将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

    至于你方的所谓军事考虑，则更是站不住脚的。你方的考虑归纳起来就是，在我军深远后方确定一条军事分界线。为了达到这一众所周知的目的，你们运用了最不正确的“逻辑”来为你们的观点辩护。

    你方断言，你方拥有海上和空中优势。既然这里讲的是停止军事行动，那所指的就是停止海、陆、空军的军事行动。如果军事行动一旦停止，那这将对你方海军和空军优势产生不利。因此，你方才坚持要把陆地前线推至我后方，在这里确定军事分界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方才能抵消因停止海军和空军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损失。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你方自己会真的相信自己的论点。请原谅我这样讲，你方的论点也太不合乎逻辑了。

    我在昨天的发言中对你方的论点提出了最彻底的批评，恕我不再重复。但是因为你好像是怕我听不懂你的话，又列举了你们空军所起的六大作用，你们海军所发挥的各种威力。我很感谢你这种关心，但是，我要很诚恳地告诉你，在谈到海军和空军的作用时，您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你方海军和空军在朝鲜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作用可归结为违反国际法对和平居民、城市和乡村进行灭绝人性和凶残的狂轰滥炸。20世纪的人类都替这一可耻的兽行感到害羞。

    我们认为，每一个正派的军人都不会把兽行当作力量，更不会认为这种兽行力量具有合法的意义。

    你方也许会问：难道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未对你们的军事行动产生影响吗？我同样要直截了当地对回答你：它们对我方的军事行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地克服这一影响，并顺利完成我们的战斗任务。

    你不断地夸耀你方有陆海空三个军种，而我方则仅有陆军一个军种。我方承认，你这话暂时是对的，但我方的陆军却并不把你方的海军和空军放在眼里，他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英勇作战。难道这不足以证明我方的陆军按其实力纵然不超过但却至少相当于你们三个军种的总和吗？我昨天已经讲过，你方依仗违背国际法而实施的凶残的狂轰滥炸，才得以勉勉强强地维持你方地面部队的暂时态势。如果失去了用这种凶残的狂轰滥炸达到的支援，那么，你们的陆军早就不知退到哪里去了。

    你说你我双方地面部队的态势几乎反映着你我双方陆军的力量对比，但实际上只有在你方海军和空军的支援和掩护下，你方的陆军才得以勉强暂时扼守目前所占领的阵地。而我方的陆军在作战过程中却能克服你方空军和海军凶残的狂轰滥炸所造成的某些困难，从鸭绿江一线前出到三八线地区。因此，如不计算双方各军兵种的力量，那就不可能在对双方陆军力量进行对比时正确地判断军事力量。

    军事实力当然首先是由各军兵种力量的总和决定的，但其中陆军则具有决定性意义。从军事观点来看，海军和空军都只不过是辅助军种，两者均不能单独解决战斗任务。须知，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凡具有起码军事知识的人都懂得这一道理。

    例如，一个比较懂得军事的人不久前说过：“任何一种企图使用某些特别是精致武器来作战的构想，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战争可以在空中或海上开始，但战争一旦开始，那就会很快转到陆上。如不实施地面军事行动，就不能占领和扼守住航空基地。空军和海军的行动不管达成多么大的战果，都必须用陆军来加以巩固。”

    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你方却拒不承认陆军的决定性作用，而坚持海军和空军能单独作战乃至取胜的观点。由于存在这种思想，你方有意无意地犯了一个大错误。你说过，日本在上次战争中之所以遭到失败，是由于日本遭到了你们海军和空军的打击。你们却忘记了，粉碎军国主义日本的力量是朝鲜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国人民的8年武装抵抗、苏联军队对日本关东军的致命性打击及其他盟国实施的抗日行动。中国和苏联陆军的军事行动起了决定性作用。你们的海军和空军同日本打了近3年，却未能战胜日本。而只是到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给日本关东军以致命性打击之后，才最终战胜了日本。难道这些历史事实能轻易加以否定吗？你们自己的行动也否定了你们的理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政府便认为，只要往朝鲜派去海军和空军，便可有效地干预朝鲜内战，然而，你们的计划很快就破产了。于是，美国政府便决定派自己的陆军到朝鲜参战，这才造成今日的态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们已彻底驳倒了你们关于海军和空军起决定性作用的错误观点，彻底驳倒了你们关于海军和空军可以单独制胜、三个军种——陆军、海军和空军可以单独作战的站不住脚的理论。

    我们认为，对于你们在地图上所标出的分界线可以不予理睬。既然用以替你们所提出的分界线作辩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那就更没有必要对这些分界线本身进行讨论。

    昨天你讲过，现在的这条战线自洛东江战役结束之日起是最为稳定的。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里撇开去年战争进程不讲，仅从今年起，战线就从未稳定下来。在今年前7个月过程中，双方军队的战线就曾4次越过了三八线。我军曾两次越过三八线而进至三八线以南地区。难道这不足以证明目前战场上战线根本不是稳定的吗？此外，还要指出，在过去7个月过程中，我军有近5个月时间位于三八线以南地域，那时我军在两次越过三八线之后位于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时间仅有两个月多一点。

    至于我军现时所位于的阵地，我军加以占领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难道这能说明战线是稳定的吗？在我军于今年第一次进至三八线以南地区并进抵汉江地区时，我军曾在该地坚守了3个半月时间，即比你方军队位于现占领阵地上的时间还要长一倍多。连我们尚不能说我们所占领的阵地是稳定的，那你方有何理由能说明你方占领还不到两个月的阵地是稳定的呢？

    上面所谈到的，这仅是历史事实，它已不符合现时军事形势。昨天我已讲过，目前的战线是不稳定的。在停战谈判过程中尚未达成协定和将其付诸实施以前，我们不应也没有必要为确定军事分界线而详细研究现时军事形势。在最近7个月过程中，战线在不断变化，但在变化中有这样一个明显情况，即尽管我方已推进到三八线以南地区，从纵深和宽度来看已占领了比你方在三八线以北所占领的地区要大，但战斗行动基本上未超过三八线。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完全从现实军事形势出发，三八线也相对地反映着现阶段双方兵力对比，因此必须把三八线作为双方军事分界线。

    我们早就说过，军事分界线必须根据实际军事形势加以确定。我方将力争达到停止军事行动以最终解决朝鲜问题，因此停止军事行动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由此可见，在确定军事分界线过程中，在研究实际军事形势的同时，还必须研究我们的决定，使其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无论如何不致阻碍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这一点表明我方关于按三八线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提议具有更大的公正性和正确性。

    我方的建议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因此我们坚决主张通过这一建议。

    我方希望你方能非常认真地研究并接受这一建议。’

    李克农

    7月29日12时30分”

    毛泽东

    1951年7月3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132-138

    №1336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塔斯社驻中国记者回国(1951年7月3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7月31日

    第11项　关于М.Ф.雅克沙明同志。(1951年7月27日会议第579号记录第312项决议)

    鉴于М.Ф.雅克沙明同志长期在国外工作，通过塔斯社(切尔内绍夫同志)关于免除他的塔斯社驻中国(上海市)记者的职务。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4

    №133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杨少玉来苏治病(1951年8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1日

    第16项　关于关于杨少玉(ЯнСаоюй)到苏联治病。

    1.满足中国外交部的请求，并准许杨少玉同志——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领导人员来苏联治病。

    2.迎接和招待杨少玉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5

    №0046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5号简报(1951年8月1日)

    密码电报第22409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日15时56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7月31日14时发来的第15号简报寄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5号简报。

    今日会议于10时开始，11时32分结束。明天会议于10时继续举行。

    对方仍坚持其观点。乔伊干脆说：‘我们认为，足够强大的一方可以迫使侵略者放弃侵略意图…… [100] 在三八线地区没有有利于我方的防御阵地。你方顽固坚持以三八线来确定军事分界线的立场，目的在于使我方失去有利的防御阵地。只有您和你方领导明白你方为什么要坚持此一立场。’

    对方暗示我方为侵略者。明天我们拟对对方发言中所包含的关于侵略者和防御阵地的说法给以狠狠的批判。我们预计，对方将仍坚持其意见，会议将暂处于停滞阶段。如不出现外来压力，对方让步的可能性不大。为对会上斗争施加影响，使之有利于我，我们已指示我方记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揭露对方无诚意和以战争相威胁的伎俩。同时指出，我方已在议程上做了让步。会议今后是否发展顺利，全看对方有无诚意。

    二、相应指出对方最近在加紧进行军事活动，引起人们高度注意对方空军和海军可能要对和平居民和城市进行轰炸和扫射，但其兽行并不能反映其有力量。

    三、指出对方在加强其防御阵地。这说明对方在千方百计地继续进行战争，而不是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四、指出三八线反映着现阶段实际军事形势，三八线是一条反映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公正和正确的军事分界线。

    请对要不要在北京和平壤开展相应宣传或有无必要采取其他措施来迫使对方尽快同意我方建议的问题加以研究。

    李克农

    1951年7月31日14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2

    №133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大学生代表团访苏(1951年8月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日

    第33项　关于邀请中国大学生代表团到苏访问。

    采纳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米哈伊洛夫同志)的关于邀请由20—25个人组成的中国大学生代表团于今年9月份为了解苏联高等教育的配置和苏联共青团在大学生中间的工作经验而来苏联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8

    №0046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6号简报(1951年8月2日)

    密码电报第22444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2日13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日发来的第16号简报送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6号简报。

    在今日会上，对方仍坚决反对我方关于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并且又重申阵地的重要性。

    同时，对方暗示，其现在的建议方案可以先搁置起来，但为此我方应放弃关于三八线的建议。

    由此看来，对方企图以欺骗方法停止在其军队现在所占领地区的军事行动。

    今天乔伊说：‘如果你方真心对待停止军事行动问题，并想永远停止敌对行动，那你方就应接受我方草案，只要对其作些修改即可达成协定…… [101] 你方对于在相互让步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问题上未表现出任何愿望，而我方则坚决而诚心地要做到这一点。’

    明天会议于10时继续举行。

    我们决心继续揭露对方的意图，坚持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李克农

    1951年8月1日13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3 4

    №0046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应坚持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1951年8月2日)

    密码电报第22446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2日20时5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7月31日17时给我的电报及我1951年8月1日对该电报的回电送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

    一、就议程第2项进行的斗争已持续了6天。在这段时间内，会议几乎陷入僵局。我们估计，即使再过2—3天也难以改变目前状况。

    我们必须警惕对方可能借口暂时无法就会议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而要求转而讨论会议第3项议程(关于核查问题)，以便通过对第3项议程的讨论达成对其有利的决定，然后再回过头来讨论第2项议程。

    二、从最近收到的情报材料来看，对方对于朝鲜谈判正采取拖延政策。对方感到十分不安的是，一旦朝鲜问题达成协议，将有可能引发同朝鲜内政和外交问题有关的一系列政治问题，从而使美国陷于不利处境。

    例如，英国广播公司7月30日晚报道说，在美参议院就美国防部拨款600亿美元问题展开辩论期间，马歇尔曾声称：‘朝鲜停战谈判可能要持续几周，在最好的情况下，9月初以前不可能会有结果。’

    此外，在停战谈判过程中，美国人还对英国人实行消息封锁。在对方与会代表当中没有一个是英国人。不仅如此，当罗伯逊少将向美国代表团打听谈判进程时，罗伯逊竟未获得任何消息。当对方提出要把军事分界线确定在其军队目前所占领的阵地以北的地区时，连对方的记者都感到张皇失措。

    三、为摆脱僵局，协助我方进行谈判，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发动整个新闻界揭露对方对朝鲜谈判毫无诚意；

    (二)为得到社会舆论的响应，应在北京和平壤报刊上开展对美国立场的批判；

    (三)展开必要的军事行动，以反击对方空军和海军的兽行。

    我的观点是否妥当，请示。

    这一电报未抄送金日成同志。

    李克农

    1951年7月31日17时”

    “李克农同志，并送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

    你1951年7月31日电报收悉。

    在对确定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所展开的6天争论中，我方所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南日同志的发言也很好，结果我们达到了有利于我的条件。

    我认为，对方可能试图利用已形成的僵局，除了业已展开的我方和他方所提出的两条分界线问题上的斗争以外，迫使我方提出另一条新的分界线，或者迫使我方转而讨论议程的第3项，目的是为其捞到好处，使其能在其国内进行动员和应付其国内各种矛盾。

    不管对方有何打算，我们仍应坚持按会议议程首先解决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如我们仍将继续处于僵持局面之中，那这也有利于我，因为我方是公开而公正地提出要以三八线为分界线，并把它作为进行谈判的基础，而对方则害怕公开宣扬其建议，而只可能消极地反对三八线。

    如果僵持状态将长久继续下去，而对方又不撤回自己的建议，仍坚持将在其军队目前所占领的阵地以北地区确定分界线，那就很有可能引起社会舆论反对他们自己。对方对此是害怕的。

    因此，我们始终应坚持自己的观点。只有如此，对方才会或者自行放弃其建议，或者进行长期的意识形态战。我们已掌握了这方面的情报。

    谈判拖延的结果，如果对方不想破坏会议，终会出现转机。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你们给记者的指示。此外，我们还希望你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看采取什么方式通过记者指出对方建议的不公正性，从而有助于我们在会议上进行斗争。

    北京广播电台今天已播发了彭德怀的文章，该文对于开展宣传具有重大意义。

    今后，要根据记者从开城发回的文章，狠批对方建议的不公正性，对方千方百计拖延谈判及其对达成和平毫无诚意。同时，要阐明我方建议的公正性和诚意。

    记者的报道和各种文章必须做出正确的分析，以把社会舆论争取到我方来。

    至于平壤如何开展这一工作，则请金日成同志研究该问题，并给予我们以支持。”

    毛泽东

    1951年8月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5-8

    №2483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苏联派遣大学生和工作人员(1951年8月2日)

    绝密，禁止复印

    菲利波夫同志：

    为了为中国的工业培养干部，满足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尽管由于战争的破坏面临着财政上的困难，我们仍打算派遣一些大学生和工作人员到苏联学习和实习。最近几天，我们已经请求罗申大使转告我们关于派遣375名大学生到苏联学习的请求，并征求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此外，我们还打算派遣88名工作人员到苏联的工业企业进行为期2年的实习。这些工作人员都有在东北的工业企业工作的经验，他们将用半年的时间学习俄语。实习的工作人员的名单将通过罗申大使提供，他打算回苏联度假。

    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请通知我。今后我们将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就这一问题保持联系。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51年8月2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1，л.9-10

    №1336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塔斯社中国部主任回国(1951年8月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3日

    第41项　关于В.Н.罗戈夫同志。(1951年7月31日第579号会议记录第469条决议)

    鉴于В.Н.罗戈夫同志长期在国外工作，通过塔斯社(切尔内绍夫同志)关于免除他的塔斯社驻中国部(北京市)主任的职务。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0

    №0047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7号简报(1951年8月3日)

    密码电报第22468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3日8时4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2日14时发来的第17号简报寄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7号简报。

    今日会议毫无进展。

    南日首先在简短发言中对美国人在最近几次会议上的发言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南日主要指出：美国人极力主张在我军深远后方三八线以北建立防线，这是毫无道理的。

    南日还指出，对方回避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混淆了主次。

    南日坚决地重申，我方关于按三八线来确定军事分界线的建议是正确而可行的。

    乔伊对此未作任何答复，仅强调了建立防线的必要性。

    乔伊同时问道：‘司令官要不要对自己部队的安全负责？’

    乔伊是企图借此骗取我方肯定的回答，作为为其防线理论辩护的一个补充理由。

    南日回答说：‘确定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军队自该线后撤10公里，这无疑会保障安全。’

    乔伊说，这不是对他的问题的回答。双方沉默了约10分钟。

    南日认为，对方什么也不会说，因此提议休会到明天。

    明天会议将于10时继续举行。

    明天我方拟继续对美方观点进行系统的驳斥。

    李克农

    1951年8月2日14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9 20

    №24833 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国大学生和工作人员来苏(1951年8月4日)

    毛泽东同志：

    我们收到了您关于派遣375名大学生前来学习，派88名工人到企业实习的电报。我们不反对你们提出的这些建议。

    菲利波夫

    1951年8月4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1，л.24

    №0047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8号简报(1951年8月4日)

    密码电报第22526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4日16时3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3日发来的第18号简报寄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8号简报。

    在今天会议上，对方代表首先发言。他重弹老调，坚持其空军和海军在采取具体措施停止军事行动期间要得到补偿的观点，还反对我方按三八线确定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我方代表在自己发言中理直气壮地批驳了对方从今年7月27日即已提出的论点。

    我方代表发言的主要内容为：我方代表否定了对方所坚持的关于必须建立防御阵地和确保军队安全的观点。他指出，我方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必须建立所谓防御阵地的主张，更不能同意指责我们为侵略者的说法。

    此外，我方代表还指出，对方关于其空军和海军必须得到补偿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我方代表指出，从现阶段战场特点及双方态势来看，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我方提出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公正性，还列举具体例子彻底驳斥了对方否定三八线的论点。

    发言之后，我方代表给对方提出了3个具体问题，并请其予以回答。对方无法立即作答，因而提议休息20分钟。

    在休息时，对方用无线电同釜山联系，并请求给以指示，但在会议重新开始后仍未作答。在散会前，乔伊起身一边挥手一边说：‘你方关于三八线的建议，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今天对方认真听取了我方代表的发言，未表现出前两天曾表示出的那种傲慢情绪。”

    毛泽东

    1951年8月4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22-23

    №0047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应坚持以三八线为分界线(1951年8月5日)

    密码电报第22535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5日3时4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发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全文寄您，请阅。

    “李克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我今年8月2日给你的电报，想已收悉。对于美方企图把军事分界线定在我方现有阵地以北地区所提出的非法要求，你是否已指示我驻开城记者发表材料和给予理直气壮的批驳？

    我们至今仍未得悉这方面的消息。

    今年8月3日，美国合众社记者尤逊发表了联合国军前线司令部的一则消息，对平壤广播电台的一则消息予以否认，该电台的消息是：联合国军代表要求所确定的分界线应从洪城起，经东海岸的山地，再沿瓮津半岛中部到西海岸。

    此外，这位记者还厚颜无耻地写道：‘联合国军从未要求过距三八线以北如此远的地区建立分界线’…… [102] ‘没有根据证明联合国军曾要求在联合国军现在所占领的阵地以北确定分界线。’

    与此同时，该记者报道说，联合国军首席代表认为，‘北朝鲜准备接受联合国方面关于在战线现在所经过的这条线上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

    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对方十分害怕的是，其要求将遭到社会舆论猛烈公开的批评。因此为掩饰其要求，对方仍在积极地反对三八线，同时又暗中表示，联合国方面提出在战线目前所经之地确定分界线。由此可见，对方企图以欺骗的手法，迫使我方首先在三八线问题上做出让步，然后再由对方提出在战线现在所经的地区建立分界线。

    作为对策，我方会上应始终不渝地坚持三八线的观点，不断地批驳对方的无理要求。在报刊宣传方面，我们应对对方提出的关于从洪城起经东海岸山地再沿瓮津半岛中部到西岸一线建立分界线的无理要求进行全面揭露，指出在这条线上的主要居民地距三八线甚远，同时要对对方在这方面毫无诚意的表现给以彻底的批评，以此来配合我内外斗争，迫使对方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然后才能考虑提出我方的方案。

    1951年8月4日，东京军用无线电台发布了李奇微1951年7月31日在其总司令部发表的声明。其实，这一声明的内容早在1951年8月2日就已由法新社以1951年7月31日通讯稿的形式予以发表。据此也可看出，对方正在进行这种宣传，先是委托法新社公布材料，以观察各界对此作何反应，然后才正式公布，并且事先说明：‘该材料为建立缓冲地带方面的参考材料。’由此可见，通过报刊来揭露对方企图并给以评述，把这作为一种斗争手段，已刻不容缓。

    请立即指示我方驻开城记者就这一主要问题多写文章，以动员社会舆论。

    毛泽东

    1951年8月4日”

    毛泽东

    1951年8月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29-31

    №0047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9号简报(1951年8月5日)

    密码电报第22536号

    菲利波夫同志：

    送上1951年8月4日李克农同志发来的第19号简报，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19号简报。

    一、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在会议上已讨论了10多天。敌人仍坚决拒绝我们关于确定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但是从近来敌人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们想把非军事区南部界线划在现实战线。我认为，敌人还不会在短时间内接受我们确定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二、今天乔伊表示坚决反对我们确定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同时，对此他指出了改变其建议方案的可能性。

    乔伊在发言中声称：‘从来也没有建议过在你们占领的领土上建立我们的防御阵地。在非军事区南部界线将保留我们为数不多的警卫队。我们也不想把我们现在所占领的阵地向前推进。关于我们提出非军事区的一般问题可以调整。’

    在上午会议前，乔伊问：‘除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方案外，你们是否想提出另外方案？’我们回答，我们坚持三八线，我们没有其他方案。之后，乔伊提出休息2小时。但是在下午会议开始5分钟后，敌人又提出休息。我认为，敌人在等待指示。

    三、乔伊声称，今天12点45分我们的一个步兵连通过了距美国人住处几百码的地方。他说：‘这不仅是破坏了禁止任何武装人员到达距会议大厅半英里的区域的规定，而且破坏了在这一地区禁止驻有警察以外部队的规定。’

    我们详细地说明了这个事实。敌人可能利用此事进行有利于他们的宣传。我们还准备在此问题上回击敌人。

    四、请您针对会谈的举行给予指示。

    李克农

    1951年8月4日15点30分”

    毛泽东

    1951年8月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27-28

    №133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林立和舒林来苏治病(1951年8月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6日

    第65项　关于林立和舒林同志来苏联休养和治疗。

    1.满足中国外交部的请求，并准许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工作人员林立和高岗同志的私人秘书舒林同志来苏联休养和治疗。

    2.迎接和招待林立和舒林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4

    №133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苏友好协会赠送礼物(1951年8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7日

    第68项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问题。

    1.批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管理委员会(杰尼索夫同志)，作为礼物，送给中苏友好协会2台带磁膜的磁带录音机和装备了流动电影放映机和无线电转播站的5辆大轿车。

    2.责成苏联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赫拉莫夫同志)，在今年的8月份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调拨出5台ГЗА651牌轿车，以转交给中苏友好协会。

    3.责成苏联贸易部(扎沃龙科夫同志)，不用划拨结算的方式，而是通过贸易渠道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出售5台“拉脱维亚”牌的带扬声器的无线电接收机。

    4.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预算，并划拨出必要的资金用于为中苏友好协会购买礼物的支出。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5

    №0047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0号简报(1951年8月11日)

    密码电报第22767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1日20时5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0日19时15分发来的第20号简报寄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20号简报。

    乔伊在今天会上首先发言。

    他坚决反对我方关于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并要求停止对此的讨论，指责我方说，我方的方案毫无军事意义，因而是没有根据的。他说，我方提出的方案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和在军事谈判会议上达到政治上分裂朝鲜的目的。

    此外，他还说：‘你方之所以坚持三八线的立场，目的在于迫使人们对我方在达到体面地停战方面是否有诚意抱怀疑态度。’

    最后他声称：‘我们必须停止对三八线问题的讨论，对你方那些模棱两可的理由也不应再讨论下去，而应当根据实际军事形势来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我方代表问道，你方所谓‘停止讨论’是什么意思？

    乔伊回答说：‘我方希望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并且希望根据实际军事形势来确定军事分界线，而不能同意讨论你方所拟的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南日在自己的发言(拟另报)中仍然坚持这样的立场，即不把三八线确定为军事分界线是绝对不行的。

    在南日念完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以后，双方代表在长达两小时过程中都一言未发。

    这是在这次整个会议期间从未出现的怪现象。

    经过2小时15分钟的沉默之后，乔伊忍不住地说：‘我方不准备讨论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问题。’

    此后他问我方为摆脱已形成的僵局有何新的建议？

    南日答道，摆脱僵局的方法就是接受我方关于三八线的建议。

    同时，南日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乔伊见双方都坚持己见，于是便建议开始讨论第3项议程。

    我方代表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答复稿。

    最后，在提议休会之前，乔伊再次要求我方考虑提出新的建议。我方代表宣称，我方关于三八线的建议是决不会改变的。

    明天将继续就该问题交换观点。

    今天会议从12时30分开始，16时35分结束。这是最长的一次会议。

    李克农

    1951年8月10日”

    毛泽东

    1951年8月1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37-39

    №0047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确定军事分界线的谈判策略(1951年8月11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2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1951年8月11日7时发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全文拍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今年8月10日的简报(第20号)已收到。敌方在其关于8月10日会议结果的公报中指责我方‘坚决拒绝讨论下列问题：

    一、关于确定以战线作为可能的军事分界线的问题；

    二、关于确定以除三八线以外的其他某种界线作为可能的军事分界线的问题；

    三、除第2项议程以外的任何其他项议程。’

    敌方还在其公报中声称：

    ‘在南日将军坚持长达2小时15分钟的前所未有的沉默之后，共方拒绝了接受乔伊的一切建议。在此之前，乔伊曾一再充分表达了对下列问题进行讨论的愿望：

    一、关于大体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建立非军事区的问题；

    二、进一步明确上述地区界线的可能性问题。迄今为止，这个地区只不过空有其名。’

    从敌方公报的上述两段文字就可看得十分清楚，敌方蓄意给人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美方曾试图并且表达了大体以当前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愿望，并指出了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整的可能性，而我方则拒绝商讨除三八线以外的一切问题。敌方的意图就是这样。

    你们应当在今天的会议上和公报中揭露敌方的阴谋。应当讲清楚，在确定军事分界线方面，我们从未拒绝对敌方的建议进行商讨，即使在这些建议毫无根据、极不正确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改变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但是，我们有权利也有根据批驳这些建议，并坚持我们提出的关于三八线的建议，唯独美国人试图强迫我们只能讨论他们提出的建议。这就说明美国人没有根据批驳我们关于调整分界线的建议，因此，敌方拒绝讨论我们的建议，是为了通过这种拒绝来破坏双方所接受的议程和对之进行正确的讨论。在我方代表于8月10日进行阐述后，乔伊缄默不语就是拒绝讨论的证明。以后，在敌方这种缄默不语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对之进行批评，并揭露其虚伪的宣传。

    既然敌方已在其公报中放弃其对分界线的主张，你们就可以在会上质问美国人，他们为什么蓄意提出其毫无根据的建议使已经找到的其他形式的公报无效，并对关于确定大体以当前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问题做出报道？如果敌方承认基本上可确定以当前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且放弃其原先的建议，那你们就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只要敌方放弃其原先提出的毫无根据、极不正确的建议，同意大体以当前的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且同意对这一界线进行调整，那么我方提出的三八线就是进行调整的最佳方案。这一方案基本上符合双方当前的军事状况。因此，我方建议确定以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基本军事分界线，并以这一分界线为依据建立缓冲地带。双方军队可以无须一定要后撤10公里，它们可以以有利地形的地区为依靠。在三八线以南临津江以东的联合国部队应后撤不足10公里，而三八线以南临津江以西的部队则应后撤10公里。驻守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的中朝军队也应后撤不到10公里，而驻守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东的部队则应后撤10公里。这样，就可以根据当前战线进行调整。

    在采取这一措施时，我们可以表明我们愿意做出让步。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敌方那里赢得时间，并表明我们力求了解敌方的某些建议，同时批驳其不正确的建议。观察一下，敌方对此将采取何种态度，尔后再决定是否可以提出我们原先准备好的建议。

    毛泽东

    8月11日7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45-47

    №11863 维辛斯基致罗申电：通知中国苏联决定出席旧金山会议(1951年8月12日)

    拜访周恩来并且告诉他，你受命通知中共政府，苏联政府已决定派代表团参加将于今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缔结和平条约的会议。

    苏联政府认为，苏联难以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拒绝将会被公众认为苏联缺乏与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诚意。苏联代表将参加旧金山会议并且将努力使苏联建议被接受。

    当然，我们参加会议的代表将呼吁邀请中共代表的必要性。没有他们的参与，对日和平条约不能完成。我们将通报中共政府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

    АВПРФ，ф.А.Я.Вышинскоео1951г，оп.24，про.371，п.32，д.193，л.38-39

    №004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1号简报(1951年8月12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2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兹将李克农同志8月11日发出的第21号简报拍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1号简报。

    今天的会议依然毫无进展。南日将军发言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敌方昨天发言提出的确定所谓的军事分界线‘应以当前的战线为依据’以及‘缓冲地带应建立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内’等问题发问。接着，我方代表询问敌方所提军事分界线的实质究竟何在？

    我方代表发言中谈到关于确定三八线以后对缓冲地带具体问题的讨论将会顺利进行这一部分，引起了敌方的兴趣。但敌方没有回答南日在当天上午提出的问题。

    敌方代表在其发言中主要谈到我军在中立地区内发生的事件。他之所以提到这一事件是为了强调其关于防御阵地的建议。

    12点30分会议继续进行。我方代表再次提出当天上午没有得到答复的关于敌方所提军事分界线的实质这一问题。为了继续掌握主动权，我方代表指出，敌方发表按战线确定军事分界线和在战线所在地区内建立缓冲地带的声明，是为了制造混乱。与此同时，我方代表揭露敌方提出的关于军事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以及当前战线往北移的建议，还有他们试图提出的各种建议，都是别有用心的。此外，我方代表还对敌方提出的补偿其航空兵和舰队兵力而削减陆军部队的荒唐要求予以严厉批驳。

    随后，乔伊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冗长的发言稿。他声称，我方对自己所提建议的坚决态度是专横的。接着他就指责我们使谈判陷入僵局。他还历数我们拒绝讨论他们早先提出的建议，轻蔑地把标有缓冲地带的地图退还给他们，拒绝接受他们关于调整缓冲地带的建议，不肯共同商讨标在其地图上的缓冲地带问题，昨天还拒绝商讨第3项和第4项议程。尔后他又旨在进行威吓地声称：

    ‘我相信，拖延会议会使朝鲜人民流血这一点会使你们重新愿意停止敌对行动。如果真能这样，那么谈判的大门就会仍然敞开。’敌方讲这番话的目的就是要向我们施加压力，把破坏谈判使之陷入僵局的责任强加给我们。我们正根据您1951年8月11日7时的电报指示研究对抗措施。

    李克农

    1951年8月11日19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51-52

    №0047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南日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发言(1951年8月12日)

    密码电报第22781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2日3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发来的第20号简报的附件寄您，请阅。

    “关于会议情况第20号简报的附件——南日在今年8月10日会议上发言全文。

    我们的会议竟因与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无关的问题而休会5天半之久，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现在我们复会了，我愿意知道你方是否已经放弃了你方以前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方案，而准备接受我们的公平合理的建议。我愿对迄今因你方坚持你方不合理的方案而尚未获得协议的军事分界线问题，继续发表意见。

    在我已经一再明白和完全地驳斥了你方所建议的方案的理论根据以后，我不能理解何以你方还能够依然坚持你方荒谬狂妄的方案。我的论点的正确和合理，早已应该是所有稍有公正感的人所能了解的了。但是我愿再次申述一遍，以使你方放弃你方荒谬狂妄的方案，而接受我方的确立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公平合理的方案。

    一、你方一再夸耀贵方海空军狂轰滥炸的效能，坚持在停战协议中在陆地上得到补偿，企图将你方部队大大地推进到三八线北我方阵地之内，而要求我方部队撤出大块土地。我已经一再指出你们海空军这种惨无人道的、违反国际公法的、对无辜居民与和平城镇的狂轰滥炸，是所有有自尊心的军人都应该引以为耻的。而脱离了整个军事形势，孤立地夸张某些配合军种的军事效能，认为它们足以决定战争，应有独立的存在，更不是任何有军事头脑的人所应有的逻辑。

    事实上，你方陆军只是依靠了海空军的毫无人道的、违反国际公法的狂轰滥炸，才能勉强地暂时地维持了战场上的现状。假使没有这种狂轰滥炸的支持与掩护，你方陆军早就被驱逐出朝鲜半岛了，更何况朝鲜的海空也决不是你方海空军所能霸占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海空军力量正在增长着，并且已经给予了你方海空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你们自己所承认的海空军的严重损失，就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你在一贯发言中，认为我方似乎根本没有海空军的想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你们说你们如果中止海空军的作战，将对我方有各种利益，因此你们必须取得补偿。你们难道没有想到过，根据你们的逻辑，如果要我们的举世公认的强大和优越的陆军停止作战，使得你们的部队免于遭受歼灭，不是应该得到更大的补偿，而将军事分界线和中立区推进到洛东江附近吗？但是你可以放心，我们是不会提出这种不合逻辑的方案的。因为这种方案将和你们的方案一样地荒谬，而不合乎我们在停战谈判中解决问题的精神。

    二、你方又一再强调所谓防御阵地和保证部队安全的必要，坚持将你们的防御阵地设在三八线以北现有战线的前方，即我方阵地之内。

    我也已经一再指出，单纯的建立防御阵地的观点，根本就不应该作为确定军事分界线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考虑。更不应该以建立防御阵地为借口，企图把军事分界线建立在三八线以北现有战线的前方，即我方阵地之内。

    只有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部队各自撤离三八线10公里以建立中立区，才是保证你我双方部队的安全的最好的办法。

    你们说你方并不企图在目前接触线以北寻求防御阵地，而只要求在中立区南缘驻扎一些警卫部队。你们难道没有想到过，根据你们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要求在汉江以南设立警卫部队。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也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将和你们的要求一样地幼稚，一样地骗不了人，而将无限期地拖延我们的停战谈判。

    三、我们建议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部队各撤离三八线10公里，以建立中立区的主张，确实反映了现阶段中战场上的军事实际，对双方都公平合理，而又同时有利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已经一再指出朝鲜战场的特点和趋势，都明白地证明了我们的建议反映了现阶段中战场上的军事实际。

    你们说，你们对于历史没有兴趣，朝鲜战场的特点和趋势也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即使你们的最高级的军事人员，也都不能不一再承认你们在军事上最大的成就，也不过是在三八线维持阵地。

    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我方建议，对你我双方都公平合理，因为三八线在目前为你我双方所共有，双方各自在三八线对面占有大小相差不远的地区。你我双方撤离三八线10公里，以建立中立区，是符合平等对待的原则的，对你我双方都不吃亏。

    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我方建议，更是有利于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因为这是举世公认的停止朝鲜战争的基础。失去了这一基础，我们就不但不能解决中立区的划分问题，无法讨论停战的其他各项问题，而且也将无法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铺平道路。

    我诚恳地要求你方郑重地考虑，并接受我方的建议。

    你说你方不再讨论以三八线为基础的军事分界线。你方究竟为何要这样做？是不是你们决定在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剥夺我方提出我方主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们认为，对于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坚持我们公平合理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是我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认为，你们根本没有任何权力来剥夺我们这个权利。

    李克农

    1951年8月10日”

    毛泽东

    1951年8月1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40-44

    №0047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对停战谈判最终目标的考虑(1951年8月13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3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于8月12日4时给我的电报拍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

    一、您8月11日7时来电已收到。

    二、敌方在昨天的会议上更加深化其错误观点。敌方认为通过威吓可以迫使我们放弃对三八线问题的讨论。他们已经4次表示愿意根据当前战线和当前军事状况讨论关于军事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建议。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今天会议的发言中所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对敌方拒绝讨论三八线问题所持的毫无根据的论调予以抨击，同时也试图探知敌方是否有意放弃其毫无根据的建议。

    在今天的会议上，敌方对我方发言中试图了解其意图的那一部分表示有一定的兴趣。但在当天下午的发言中，敌方表现得极为荒唐，并企图把谈判陷于僵局的责任强加给我们。

    我们明天的发言将根据您的指示拟定。发言的目的将是粉碎敌方的上述谬误，戳穿敌方的欺骗伎俩，同时提出能迫使敌方更加明显地道出其意图的一些问题。

    发言的主要目的是，再次强调指出，如果敌方不放弃其毫无根据的建议，会议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表示我们也愿意修改关于在作为军事分界线的三八线地区内建立缓冲地带的建议，但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敌方必须向我们明确表示愿意放弃其原来提出的建议。

    三、在复会以后，敌方的错误观点更加深化，敌方更加坚信我们希望和平，因此可以指望我们做出让步。这一切都是可以预见到的。

    但是从整个会议的进程和会外情况总的来看，要使敌方接受关于三八线的建议是不可能的。在这几天之内，敌方一方面对我们进行威吓，企图以此迫使我们首先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又做好了会议可能中止的准备。

    因此，我们认为，对三八线问题必须做出明确的决策。

    如果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实现确定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这一原则进行斗争，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只允许做出不大的改变，那我们应考虑到谈判破裂并对此做好准备。

    在敌对情况下，我们应有某种有一定妥协的建议。当然，我们过去的建议不可能预见到当前情况可能出现的变化，根据您1951年7月17日电报关于向敌方做出让步以赢得时间的指示所采取的行动，也不可能赢得很多时间。

    四、我们(李克农、邓华、解方、乔冠华)认为，敌方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在这方面，敌方可能同意做出不大的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决定：为三八线斗争并准备谈判终止，还是避免谈判破裂，为停止军事行动进行斗争，并研究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

    根据有限的现有资料对世界概况、我国政府的要求和当前朝鲜不能继续进行战争这一情况进行研究后，我们认为，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而不再为三八线进行斗争，以免导致会议终止。

    因此，必须考虑，在讨论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时，可以促使敌人做出一点让步。

    这样，就可以保证取得3—5年的时间来准备力量。

    当然，如果敌方丝毫不肯放弃其当前所坚持的毫无根据的建议，那我们也就只好考虑选择唯一的破裂途径。

    由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情况的研究是肤浅的。渴望得到您对今后行动的指示。

    李克农

    1951年8月12日4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56-58

    №0047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斗争的策略(1951年8月13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3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给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2日4时电报的复电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你8月12日的电报已收到。

    一、从近日来敌方在会上发言和会外宣传的矛盾来看，显然敌方是不想接受我方关于三八线的建议，但也不敢就确定军事分界线和在我军深远后方建立缓冲地带问题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仅仅表示了以当前战线和军事状况为基础，就军事分界线和缓冲地带问题进行商讨的隐晦的愿望，同时暗示可以做出不大的修改。

    由此可见，敌方坚持其原来的建议，只是为了迫使我们就三八线问题做出让步。至于敌方表示愿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并且可以对战线做出某些改变，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点。

    如果根据地貌和军事状况考虑，分界线将确定在由三八线向南和向北延伸的地区内，也就是：该线的一部分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东地区内通过，另一部分则在三八线以南临津江以西地区内通过，则分界线和三八线之间的三八线以南地区和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面积大致相等。

    这样一条线就可以称之为军事分界线。也许敌方可以同意它。但敌方自己不想提出这一点。为了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敌方希望我方就三八线问题提出修改建议。因此，敌方在其于8月10日发布的关于会议进程的公报中声称，我方拒绝商讨除三八线以外的其他某种分界线。敌方以此暗示，它不拒绝商讨这一问题。现在我方的建议并不十分确切。希望我方谈判代表团对此进行研究，同时请金日成同志也对此问题予以考虑。

    二、至于当前进行谈判的策略，则你们应当主要注意对敌方原来的建议展开斗争，并且暂不提出自己的建议，以便迫使敌方回答你们的问题。在争论中，你们可以不重复自己的建议，而主要批驳敌方的建议及其含糊的措辞。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迫使敌方放弃其原来的建议或对之进行修改。

    只要敌方再次表示愿意在当前战线的基础上商讨军事分界线和缓冲地带问题，那你们就应当指出，敌方原来的建议已失去其意义，从而促使敌方提出具体的建议。这时，根据敌方是否放弃其原来的建议或对之进行修改，或提出根据当前战线确定分界线的新建议，你们可以提出我在1951年8月11日7时的电报中所谈到的建议。

    不排除敌方仍不接受这一建议的可能。但在争论中我们应当把三八线同当前战线结合起来，甚至把军事分界线同缓冲地带结合起来，以暗示我们随后要提出我们早就拟好的折衷方案。在谈判中采用这种策略可使敌方向我们打算提出的建议靠拢，并在宣传方面失去主动权。”

    毛泽东

    1951年8月1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53-55

    №0048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2号简报(1951年8月13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3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李克农同志的第22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1951年8月12日14时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2号简报。

    今天的会议仍然毫无进展。敌方静听南日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为了回击敌方的恐吓并戳穿其欺骗伎俩，南日提出了5个问题，促使敌方说明其所提建议的实质。这些问题提得巧妙而严肃，因此敌方不能对之做出充分透彻的答复。

    敌方代表接过提出问题的文件，表示他们将仔细研究。同时他还接过我们用线条描下来的敌方绘在其地图上的地图副本。

    乔伊继南日之后发言。他在结束其发言时提出休会至明天。乔伊在其发言中声称：今天已是我们对第2项议程进行讨论的第12天了。如果你们不放弃既不现实且不正确的建议，则谈判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我方声明，我们将不再讨论你们原来的建议，也不会回答关于该建议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拒绝讨论与当前情况有关的问题。今天我方再次拒绝接受你们的建议，希望你们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你们尚未准备好新的建议，那么可以先讨论第3项和第4项议程。只要是你们同意讨论其中的一项，会议就将取得进展。希望得到你们的答复。

    南日立即回答，关于三八线的建议仍然是不可改变的，我们也不想现在讨论第3项和第4项议程。但是为了让敌方首先让步，我们没有立即宣布：如果敌方不放弃其毫无根据的建议，则会议不会取得任何进展。

    李克农

    1951年8月12日”

    毛泽东

    1951年8月1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59-60

    №1336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访苏(1951年8月1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13日

    第103项　关于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到苏访问。

    采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关于邀请由5个人组成的中国工会代表团于1951年8月来苏联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苏联工会的工作经验的访问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21

    №1336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中国组织电影放映站(1951年8月1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14日

    第122项　关于在中国组建电影放映站。

    1.准许苏联电影部在北京组建电影放映站，电影站的工作人员由“苏联电影出口公司”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名代表组成，这三名代表不计入得到批准的“苏联电影出口公司”海外工作人员的人员编制内。

    2.委托苏联外交部就组建驻北京的电影放映站的问题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24

    №0048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3号简报(1951年8月14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4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3日14时发来的第23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3号简报。

    在今天的会议上，乔伊对我方所提5个问题的答复再次强调其无根据和轻率冒失的建议。

    说到对前3个问题的回答，则敌方认为，其心目中的缓冲地带应建立在三八线以北当前我军阵地配置地区内。

    乔伊公开声称，他们从未掩盖他们想把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配置地区内这一意图，也就是说他们要把分界线移到当前战线以北的我军阵地配置地区内。

    他声称，简单点说，他们在其建议中就已打算在当前战线(从当前战线的南边界线开始)以北建立相应的缓冲地带，以便拥有必要纵深的防御阵地，尔后划定分界线。因此，乔伊在回答第4个和第5个问题时虚伪地声称，他们准备在当前战线和当前军事状况的基础上讨论其他某种建议。他试图借此引起我们的兴趣，从而迫使我们放弃关于三八线的建议。

    在乔伊发言之后，南日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此后双方相互提出问题，并予以解答。

    我方代表发言不十分有力，可能没有达到改变敌方错误观点的目的。因此，我们打算明天对敌方并不高明的论调予以有力抨击，并坚持我们的立场，以期首先粉碎敌人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

    1951年8月14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1卷，第1499—1500页

    №0048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4号简报(1951年8月15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4日18时发出的第24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4号简报。

    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决定再次坚持对我们的建议进行申辩，同时对敌方的威胁和欺骗伎俩进行抨击。因此，我们事先准备了篇幅很长的发言稿，以便痛斥敌方毫无根据且考虑欠妥的建议，并揭露敌方所谓可以改变其建议的真正含义。同时再次强调我们对三八线不可改变的立场。

    会议开始后，南日首先发言。尔后乔伊发言，主要讲了3点：

    一、企图把谈判陷于僵局的责任强加给我们。其理由可以归纳如下：

    (一)我们坚持三八线；

    (二)我们拒绝对敌方建议做出某些修改来促进分界线问题的解决；

    (三)我们拒绝先讨论第3项和第4项议程。

    二、声称我们提出三八线问题是为了在谈判过程中解决借助军事行动不能解决的朝鲜分界线这一政治问题。我们关于三八线的建议是要他们的军队平均后撤36公里。我们似乎是要把西部在防御方面毫无意义的部分地区给他们，来换取东部防御方面的完整地区。

    三、继续炫耀其空、海军的独立兵力以证明其建议的正确性。最后，对我们进行指责，说我们迟迟不采纳其建议，又不提出另一个经过修改的建议。

    南日对乔伊的发言提出了简短的批评。尔后，乔伊建议休会到明天10点。

    同时，乔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我们时间来准备新的建议。

    对此，南日答复说，他希望敌方会后再次考虑其态度，并在下一次会议上放弃其毫无根据的建议。

    在明天的会议上，我们仍将坚持我们的建议，并继续抨击敌方，以迫使敌方对其原来的建议做出有利于我们的修改。

    李克农

    1951年8月14日18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61-62

    №0048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美方所提缓冲区界线问题(1951年8月15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7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3日电报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在今天会议上敌方交来的地图上，他们于1951年7月27日提出的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大体与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相近，至于地图上标示的双方军队接触线，则是在我军阵地配置地区内通过。

    这样除上述缓冲地带北边和南边的两条线(1951年7月27日转交的地图上也是这样标划的)以外，在新的地图上还有一条线，敌方认为这一条线标明了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

    该线在西部始于延安以南的半岛南端附近(地图比例尺1∶200000)，沿汉江北岸通到后井里(开城西南17公里)，再向东北经岭东里(开城以南12公里)、古义里(板门店东南2公里)、高莫古里(板门店东北5公里)、高津里西北1.5公里处的一个居民点，接着经过了354号高地(谷佳里东北8公里)、鸡荣里(柞平南5公里)、百川(昌东里西北6公里)，再经下道洞(铁原西北5公里)、外占里(铁原以北12公里)、平康、西光里(平康东南8公里)、天岩里(金化东北11公里)、外交东里(金城东南15公里)、水洞里(外交东里以东7.5公里)、东北里(华川东北20公里)、梧洞(杨口以北18公里)、高里(单发岭西北8公里)、芦田坪(单发岭以北8公里)、728山隘口西北2公里处高地(单发岭东北10公里)、姑味城里(沙泉里以北2公里)、希西里(洪城以南19公里)、新岱里(洪城以南14公里)、昌东里(洪城以南7.5公里)，再往东直到海岸。

    李克农

    1951年8月13日”

    毛泽东

    1951年8月1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63-64

    №0048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5号简报(1951年8月16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7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今年8月15日16时发给我的第25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5号简报。

    一、在今天的会议上，我方代表仍然坚持我方的建议，并再次有力地批驳敌方关于必须补偿其空海军优势的论调及其荒谬的建议。

    尔后敌方再次重复其陈词滥调，并提出进行谈判的新方式(细节见其建议)。

    二、敌方建议，双方各派1名代表和2名助手(其中包括翻译)组成小组委员会，以便就第2项议程交换意见，并拟订使双方代表团摆脱僵局的建议。

    三、敌方这样做是为了借此在会外就解决第2项议程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打算同意敌方的这一建议。

    我方代表仍将由朝鲜同志担任。南日已指定李相朝参加该委员会工作，而志愿军司令部则打算指定解方同志和1名翻译参加。

    四、在明天的会议上，我们打算更加清楚地阐述对我方关于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中所谈到的缓冲地带进行调整的可能性问题。一方面，这表明了我们的让步，另一方面，这将促进委员会中我方代表的工作。

    五、我们的上述言行是否妥当？

    请您速予指示。

    李克农

    1951年8月15日16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75-76

    №0048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美方所提小组委员会问题(1951年8月16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7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的简报(第25号)的附件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5号简报的附件。

    乔伊发言全文：

    ‘我们在长时间内未能摆脱对会议第2项议程讨论所形成的僵局。如果谈判还像现在这样进行下去，那我们就看不到获得进展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建议采用新的方法进行谈判，以便摆脱当前的僵局。

    我们的主要困难在于双方代表团商讨迫切问题时采用过于正式的形式进行谈判。这在有10名代表及其各种名义的助手参加的会议上是必要的。可是我们交换意见也采取了长篇累牍地发言的矫揉造作的形式。

    我们建议，双方各派1名代表组成小组委员会。

    我们建议，这2名代表就第2项议程非正式地交换意见。

    我们建议，双方代表团共同责成该委员会向双方代表团提出摆脱当前僵局的办法。

    我们建议，每一方都给代表指定2名助手(包括翻译)。

    我们认为，任何一方的代表团都不应被某种隐蔽的条件或具体的协议束缚住，而应采纳小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毫无疑问，双方代表团都应批准这种建议。

    我们认为，双方代表在该委员会的圆桌会议上自由交谈的过程中会客观地找出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比双方代表团去找要好一些。

    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指定我方代表及其助手。如果你方愿意获得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那你们可以在明天的会议上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我们。如果你方原则上同意，但在细节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那我们可以研究你们的草案。’

    李克农”

    毛泽东

    1951年8月1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77-78

    №1336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授予宋庆龄国际奖(1951年8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16日

    第140项　关于爱伦堡同志到中国出差。

    采纳斯大林国际奖委员会(斯科别利岑同志)的关于派遣委员会成员И.Г.爱伦堡同志于今年9月到中国出差一个月去授予中国社会活动家宋庆龄斯大林“巩固民族和平”国际奖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27

    №0048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6号简报(1951年8月17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7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6日16时的第26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6号的简报。

    在今天的会议上，我方代表首先发言。他继续批驳敌方毫无根据的、荒谬的建议。他指出两点：如果敌方不放弃其当前的建议，或不特别注意研究我方的建议，则不管怎样改变谈判方式，都不可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为了表示我们愿意做出让步，也为了促进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我方代表第一次在发言中明确宣告，我方提出的以三八线为界线的缓冲地带，可以根据双方的意见并有考虑地予以改变。

    我方代表发言的前7点都包含有批驳敌方建议的内容，因此在我方代表发言时敌方不知所措，但随后当听到我们原则上同意建立小组委员会来讨论第2项议程时，敌方立刻感到轻松了。

    在我方代表发言后，敌方没有开始发言，也没有提出问题，而是要求休会30分钟来研究我方改变了的意见。毫无疑问，敌方没有料到我方会做出改变而要请示其最高指挥当局。

    休会结束后，敌方代表宣布，他们同意我方改变了的意见，他们方面将指派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奇斯为小组委员会代表。其助手尚未指定。其任命将在明天上午10点小组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宣布。

    李克农

    1951年8月16日16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7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79-80

    №02949 金日成致拉祖瓦耶夫函：请求苏联提供军工生产设备(1951年8月17日)

    大使先生：

    谨此向您，大使先生，奉告以下情况：

    为了缩减转运军用物资和发展朝鲜的工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以下生产：

    82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弹，76毫米和122毫米炮弹，把生产这类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江界地区秃鲁江水力发电站长期废弃的地下室。

    生产迫击炮弹及炮弹的主要设备保存下来了，但其中一部分由于敌人空军的袭击已完全报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1951年2月28日的协议，请求以信贷方式，按照所列安排上述生产的清单和明细表，向朝鲜提供设备、附属设备及工具，同时希望能按期完成供应：

    一、1951年11月1日前，提供生产82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弹的设备；

    二、1952年1月1日前，提供生产76毫米和122毫米炮弹的设备及附属设备。

    尊敬的大使，请您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告知贵国政府。

    请接受我对您的崇高敬意。

    谨致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В.Н.拉祖瓦耶夫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金日成

    于平壤

    1951年8月1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2卷，第1511—1512页

    №00487 联共(布)中央致毛泽东电：关于在朝修建机场问题(1951年8月17日)

    发自莫斯科，1951年8月17日收到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8月11日发出的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和航空兵转场问题的电报已收到。

    您关于在安州地区修建3个机场并在今年10月20日完工以及中朝航空兵于今年11月转移到朝鲜机场以便参加前线战斗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为了直接掩护安州地区机场的建设，我们同意从当前担任安东地区掩护任务的团队中抽调两个苏联高炮团。”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51年8月17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82

    №24834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在中国内地种植橡胶树的计划(1951年8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根据您的提议，中国政府就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的结果制订了计划。我们打算立即着手完成该项计划。

    我把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以及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在1951年8月11日向我提出的计划发送给您。

    请您审核该计划，并做出相应的指示。

    毛泽东

    1951年8月17日

    在中国的大陆性气候区种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

    中共中央，副本

    毛泽东同志：

    1951年8月2日，财经委员会、林垦部共同召开了会议，广东、广西、云南和四川省的代表以及华中军区、西南军区和华东军区军事委员会林业部门的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研究了种植橡胶树的问题并制订了在中国大陆性气候区种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该计划内容如下：

    一、适合种植橡胶树的大陆性气候区：

    1．广东和广西24度纬线到南方海岸的地带可以种植橡胶树，但不包括广东东海岸，那里经常会有台风。广东省22度纬线以南的地区以及广西省23度纬线以南的地区可以种植巴西橡胶树，这种橡胶树也可以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海南岛生长。

    现在，在茂名县和灵山县，为了美化环境保留了14棵非常高的巴西橡胶树。在纬度22度和纬度23度以北的地区可以种植印度橡胶树，这种橡胶树比巴西橡胶树出产的橡胶要少30％—40％。在这些地区也有一些为美化环境而保留的印度橡胶树。

    在纬度24度到南海岸地区有1000多亩（1亩相当于1／16公顷）尚未开发的位于丘陵地带的土地。如果在这些地方种上橡胶树，这不仅不会造成耕地的减少，而且还可以防护土地，防风保水。

    2．云南省北纬25度以南以及东经102度以西的地区。受印度洋暖流的影响，这里的温度很高，有充足的降雨，因此这一地区可以种植橡胶树。抗日战争时期，归国华侨在勐海县（普洱县以南）修建了一座公园，其中种植了5000棵巴西橡胶树。国民党政府没有对这些橡胶树进行保护，因此现在只留下来了500棵，其余的都被牲畜践踏了。在龙陵以西的沼泽地区（在越南缅甸公路）有大量的印度橡胶树。就降雨量、气温和土壤来说，在云南省种植橡胶树的条件仅次于在海南岛种植橡胶树的条件。该地区今后将是我们种植橡胶树的主要地区之一。但缺点是，迄今为止这一地区沼泽太多，疟疾盛行，同时，那里的居民太少，交通不发达。因此，要在这些地区得到橡胶不会比在广东和广西省更快一些。

    3．四川省从长江与泸州之间的谷地到万县。沿长江河岸0．5公顷的地带可以种植印度橡胶树。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郊区种植的橡胶树中保留下来了542棵或大或小的橡胶树。1948年在那里进行的采摘橡胶的实验证明，这些橡胶树的橡胶含量平均为15％，但是从一棵橡胶树每年采摘的橡胶量则要通过今年和明年进行的实验的结果加以确定。

    长江峡谷中适合种植橡胶树的面积不大。据计算，这些地区只有500亩。此外，那里在种植橡胶树的同时必须种植玉米，因此，这些橡胶树只能用来进行试验。

    二、树种。巴西橡胶树种可以从海南岛得到，但是，印度橡胶树种不足，进口也很困难。据说，在印度尼西亚，按照法律，一旦偷了橡胶树并把其运往大陆的话，违反法律的人会被枪毙。至于从印度和缅甸进口树种，也不知道，能否从那里自由运出。在越南解放区没有种植橡胶树。因此，在获取印度橡胶树树种方面存在困难。

    现在我们正在华南各省寻找印度橡胶树，以培育种苗。如果能找到100棵印度橡胶树，那么就可以用其种子种植大量的橡胶树。

    三、栽种橡胶树的速度。橡胶树栽种8年之后将会出产橡胶。如果考虑到开始得到橡胶、确定橡胶的含量和质量所必需的一定的时间，共计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为了尽快得到橡胶，我们不能进行大范围的种植试验，必须马上就大面积地种植橡胶树。好在现在种植橡胶树不会给现有的耕地造成损失，因此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哪怕我们种植的橡胶树只能产出较少的橡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会花费一些种植橡胶树的资金，但是我们达到了植树造林的目的。

    四、在上述所述的基础上，同时根据同相关专家就该问题进行的讨论，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在上述所述的三个中国大陆性气候地区可以种植橡胶树。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能够得到橡胶。收获的橡胶的产量无疑将比南海诸岛少得多，甚至少于海南岛的产量，但为了每年得到必须数量的橡胶，我们可以采用大面积种植橡胶树的方法，以此生产出必需数量的橡胶。

    我们认为，以前没有在中国的大陆性气候地区大规模地种植橡胶树，这不是由于橡胶树在这些地区不会生长，而是由于它们出产的橡胶很少，同时国内对橡胶的需求量不大，也不可能同从南海诸岛进口橡胶的外部市场相竞争。但是，现在的国内外局势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自己种植橡胶树。

    五、基于上述所述，我们建议：

    1.今年和明年栽培2万亩橡胶树苗，估计每亩得到1万棵橡胶树苗。同时，决定在1954年在大陆性气候地区种植450万亩的橡胶树，其中在广东省和广西省种植400万亩，在云南省种植50万亩。主要种植巴西橡胶树。1956年再种植250万亩橡胶树。

    在几年的时间内在四川省和福建省南部地区进行试验，种植数十万亩橡胶树。如果每亩种植25棵橡胶树的话，那么将会种植175万棵橡胶树。如果每棵橡胶树每年出产1.5英磅的橡胶，那么10年以后，每年得到的橡胶将会不少于10万吨。如果每棵橡胶树每年出产1英磅橡胶，那么每年仍然可以得到7.08万吨橡胶。

    2.在此期间在海南岛种植的橡胶树将达50万亩，现在海南岛有20万亩橡胶树，68万棵。经过10年，每年将会生产10万吨橡胶。在该次会议上特别讨论了关于在大陆性气候地区种植橡胶树的计划。在海南岛种植橡胶树的计划将在下一次会议上讨论。

    六、在短期内如此大规模地在大陆性气候地区和海南岛种植橡胶树，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向那些需要种植橡胶树的地区的党委提出了如下要求：

    1.今年必须在海南岛为大陆性气候地区收集62万斤种子。中南、西南和华东地区的政府应该让各省在1951年8月、9月和10月继续努力，寻找印度橡胶树，以培植种苗，寻找的结果要报告给林业和垦荒部，以便统一分配种子。

    2.根据该计划第五点中的第1项内容，相关省份应该准备必要的土地种植树苗，得到该种植计划中指定的橡胶树种植面积所必需的树苗。

    3.根据该计划第五点中的第1项内容，相关省份应该在1954年春季之前，在指定的区域内划出总面积为145万亩的地块种植橡胶树。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整理出这么大面积的荒地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在沿陆地区。因此，相关的省份应该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

    4.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和垦荒部以及教育部应该同各地区的人民政府一起动员一些大学以及学院林业系的大学生和教师参与种植橡胶树苗的地块的挑选工作以及栽种树苗的荒地地段的挑选工作。

    5.应该让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招募那些曾被南海各国驱赶回国的、曾在橡胶园工作过的工人以及那些将会返回国内的橡胶工人，对他们进行培训，并把其派往种植橡胶树的地区工作。

    6.为林业部门配备干部，在各省、区和县政府建立特别的种植橡胶的机关，并为种植橡胶树苗培训工作人员。

    7.在各省、地区、县和区中指定一名党委委员领导种植橡胶树的工作。

    七、这次会议没有机会估算种植橡胶树所必需的资金，也没有机会确定关于橡胶种植园的所有制形式问题。在几年内在700多万亩荒地种植橡胶树的时候必须合理地利用当地农民作为后备力量。这样，橡胶树的私人所有所占的份额将会比公有的份额要多，或者选择橡胶种植园的私人所有和社会共同所有的形式。因此，这个问题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份初步计划，那么，我们请求中央把其分发给中央各局以及相关的省委，以便实地开展工作，完成该计划。

    陈云　薄一波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1，л.65-72

    №0048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7号简报(1951年8月20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20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8日23时发给我的第27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7号简报。

    一、在昨天和今天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为摆脱当前僵局而对第2项议程进行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主要原因是，敌方坚持其所谓的空海军优势而要求借此在地面上得到补偿。

    最近两天来，敌方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它仍然坚持其原来的建议，并且随时随地都厚颜无耻地企图了解我们的意图。

    我们已根据您1951年8月11日的指示提出具体建议，但敌方对此不感兴趣。

    敌方声称：‘临津江以西和三八线以南地区在军事上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需要它，你们不应拿已死的母牛来换我们的骏马’。

    这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三八线以北的阵地给我们。

    二、今天，敌方派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取代勃克来参加小组委员会会议。

    克雷奇和霍奇斯在谈判过程中相互配合：一个发言较为礼貌，另一个则蛮横粗野。

    在当天下午的小组委员会议上，敌方再次试图以补偿其空、海军优势的必要性来证明其原先建议的正确性。此外，敌方还声称，我方提出的三八线没有反映出双方军事力量的态势。

    此外，敌方还说，既然我们不同意补偿其空、海军兵力，那也就是我们不提出确定以当前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原因。敌方这样说是为了使我们对提出那样的建议感兴趣。

    三、如果在今后1—2天敌方仍不做出让步，那我们也不让步，亦即我们不会提出第二方案，因为在敌对情况下，敌方会得寸进尺，从而拖延达成协议的时间。

    李克农

    8月18日23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20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84-85

    №1337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了解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情况(1951年8月2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0日

    第190项　关于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情况。

    责成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就这一问题向政治局下一次会议提出建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38

    №133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问题(1951年8月2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0日

    第191项　关于费德林、瓦日诺夫同志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的电报。

    责成由维辛斯基、索科洛夫斯基、缅什科夫和贡多宾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3天期限内就费德林和瓦日诺夫同志的电报向政治局提交建议，同时杜绝用于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生活方面的任何多余的开支。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38

    №1337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用汉语配制苏联电影(1951年8月2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3日

    第217项　苏联电影部的问题。

    采纳苏联电影部的关于用汉语配制电影《顿涅茨矿工》和《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43

    №133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改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状况(1951年8月2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4日

    第237项　关于改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状况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

    一、认为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和扎沃龙科夫同志提交的就该问题的决议草案是不能接受的。

    二、责成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和扎沃龙科夫同志，在5天期限内依据交换意见的情况，提交修改过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47

    №1255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苏中船舶股份公司苏方董事(1951年8月2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5日

    第246项　关于苏中船舶维修和制造股份公司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

    1.批准下列人员为苏中船舶维修和制造股份公司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

    И.И.基列耶夫——董事会成员兼任第一个三年中的董事会副主席；

    А.С.拉斯卡托夫——董事会成员。

    2.批准Н.А.科斯坚科为苏中船舶维修和制造股份公司的总经理。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49

    №20160 别洛夫的指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1年8—10月作战计划(1951年8月25日)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1年8—10月作战计划

    (1∶500000地图，1941年)

    (本文件经驻中国苏联空军行动小组负责人空军上将С.А.克拉索夫斯基批准。)

    1951年8月25日

    计划

    主要任务：

    一、为鸭绿江上渡口、铁路桥，安东和朔州地区的电站、机场和后方设施以及北朝鲜地区从平壤一线至海岸线范围内的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防止敌空军对上述目标实施空袭和空中侦察。

    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歼击机部队的配合下防止敌空军对沈阳方面中国东北的工业和行政中心实施轰炸。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近卫空军少将

    别洛夫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参谋长、上校

    苏斯林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34，л.30

    №0048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因敌破坏活动宣布暂停谈判(1951年8月27日)

    菲利波夫同志：

    敌人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因军事分界线问题相持不下，便采取了连续的挑衅行为。

    8月19日，敌人换上伪装，袭击了我在开城中立地区的军事警察部队，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在双方代表调查之后，敌人宣称他们无罪，这是我南朝鲜游击队所为，因此，他们对此不承担责任。

    在这之后的8月22日夜，敌机对开城中立地区投掷了9枚炸弹，向我代表团居住的房屋射击。

    虽然那天晚上来了一些美军联络军官进行调查，但是敌人厚颜无耻拒绝承认自己的行为，而坚持认为在那里找到的碎片和形成的弹坑不是空投炸弹所致。之后敌人一反常态，宣称袭击是来路不明的飞机所造成的。

    敌人胆敢进行厚颜无耻的挑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方不敢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所以他们想利用这一措施对我方施加压力。

    当然，这可能是南朝鲜谍报机关破坏谈判的计划，但是除非得到美国同意，否则李承晚不会派飞机袭击在开城地区——他自己主动要求进行谈判的所在地的建筑物。因此，敌人的挑衅行为已迫使我们做出了反击的决定。

    我们宣布暂时停止谈判，直至对方对发生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我们得到满意的答复以前，不恢复谈判。同时我们还要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不想主动宣布谈判破裂。我们认为敌人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挑衅行为。拖延谈判有两个发展可能：

    一个是拖向破裂。我们已在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发动的正面军事进攻，同时也严防敌人从北朝鲜东、西海岸的港口登陆。在近几天敌机侵入中国沿海城市青岛、上海、常州，这是有挑衅目的的。

    与此同时，敌人想侦察我沿海地区的防空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想加强我们在朝鲜的指挥和沿海地区的防空。在下一次电报中通知您为在朝志愿军工作的军事顾问的派遣方案，同时请您提供需补充的炮兵装备。

    另一个可能是，敌人在拖延中寻找转弯的办法，并在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求得妥协。

    目前，我们准备在停会期间与敌人进行宣传战，以揭露敌人厚颜无耻的挑衅罪行，但是我认为敌人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挑衅行为。

    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形势能够得到发展，那么，敌人可能想恢复谈判，这样，我们就主动提出一个能够使谈判发生转机的方法来恢复谈判，并且迫使敌人同意这一办法。

    金日成同志建议为了开城中立地带的安全，邀请中立国家的代表作为谈判期间的监察员和证人出席谈判，并以此作为恢复谈判的必要条件。此外，这些代表还可以在将来控制执行停火的组织中发挥作用。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请您根据以上情况给予指示。

    毛泽东

    1951年8月27日

    第4279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86-88

    №24826-2 帕利古诺夫与邱杜易会谈纪要：驻外记者的豁免权问题(1951年8月27日)

    …… [103]

    邱杜易(ЦюйДуи) [104] 说道：“我们受委托要弄清楚，你们是怎样任命驻伦敦的记者的(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同新华社任命驻伦敦记者的问题有关)。我们想知道，你们驻伦敦的记者是否享有某种特权。其中包括他们是否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们是否能够自由活动？”我回答说，正如他可以从英国报纸的言论中得知的，我们驻伦敦的记者被看作是苏联国家机关正式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享有同其地位相称的所有特权。

    对此邱杜易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塔斯社驻其他国家的记者，其中包括驻美国的记者也享有这些特权吗？我回答说，在绝大多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记者不享有这些特权，在每一个国家都实行为外国记者规定的准则制度，而塔斯社在任何地方都不企图为自己谋取特殊的地位。塔斯社驻美国记者也应该到司法部登记。

    邱杜易问道：塔斯社是否派记者到那些尚未同苏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我回答说，在过去，塔斯社曾经向没有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些国家派过一些记者。但是，塔斯社记者现在只到那些同苏联保持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723，л.137-138

    №125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问题(1951年8月2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7日

    第256项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

    1.认为不能接受由维辛斯基、索科洛夫斯基、缅希科夫、库兹涅佐夫和贡多宾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提交的决议草案。

    2.委托委员会在3天内提交根据所交换的意见重新制定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51

    №125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刘竞雄来苏联治病(1951年8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8日

    第270项　关于刘敬雄前来苏联治病问题。

    1.满足中国外交部的请求，允许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妻子刘竞雄及儿子安民来苏联治病。

    2.关于刘竞雄及儿子的接待和安置问题由联共(布)中央总务部负责(克鲁平同志)，而治疗方面的问题由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负责(叶戈罗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54

    №125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1951年8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8日

    第272项　关于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的问题。(1951年8月24日会议第585号记录第2条)

    1.接受苏联电影文化部的建议(博利沙科夫同志)：

    (1)自1951年10月1日到10日期间，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邀请中国电影创作工作者代表团10—12人来苏联参加本次活动，期限是3周。

    (2)关于在电影展期间，展出如下中国影片：《中华儿女》、《光芒万丈》、《无形的战场》、《钢铁战士》、《白毛女》、《中国民族大团结》，苏中联合摄制的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新北京》、《长江两岸》、《新上海》、《杭州——中华明珠》、《在华南》。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议并批准关于苏联电影部邀请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的预算开支。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54-55

    №143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处理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问题(1951年8月29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9日

    第290项　关于如何处理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失误的问题。

    责成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两天期限内对在相关会议上所提出的各种意见做出总结报告，而布尔加宁同志务必事先对就该问题所再次制定的决议草案进行审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58

    №0049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朝方面的谈判立场(1951年8月29日)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毛泽东同志!

    您8月27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同意您对目前开城谈判情况的评价和你们的立场，对美国人为压制中朝方面的挑衅事件需要得到一个满意答复。像以前一样，我们的根据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

    你们建议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在目前谈判阶段的监督员和观察员参加谈判，我们认为这没有益处。此建议的不利方面是，美国人将认为中朝方面比美国人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对此问题如果您坚持这个观点，那么应向金日成通报此情况。

    菲利波夫

    1951年8月29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9，л.4-5

    №0049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暂不邀请中立国代表参加谈判(1951年8月30日)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8月29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同意关于我们在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现阶段谈判的监督员和观察员问题上表现出主动性是不适宜的。

    此情况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

    毛泽东

    1951年8月30日

    第4358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97

    №00492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函：关于美英打捞米格飞机事件(1951年8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我给别洛夫以及集团军司令、空军司令、国土防空军司令发去了关于打捞米格15飞机的指示。

    华西列夫斯基

    1951年8月30日

    附件：

    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的指示

    致别洛夫并北京克拉索夫斯基：

    一、仅从美、英新闻，而不是从您那获悉，大约一个月前，美国人和英国人从水中打捞出在北朝鲜西海岸的战斗中被击落的米格15飞机。飞机位于新比岛北朝鲜水域的浅水区，在那里英国人发现了它。在北朝鲜和中国部队所占领海岸，在您的航空兵驻扎的机场附近，英国和美国军舰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地进行了打捞飞机的工作。

    您知道美国人和英国人过去和现在对我们米格15飞机所表现的兴趣，您不止一次地得到提醒，要采取措施，以免被敌人所获取。

    只是由于您的纵容和不尽职，使美国人在您的航空兵鼻子底下及北朝鲜和中国部队的眼前获得了米格15飞机，这将给我们苏联航空兵和武装力量带来严重危害。

    二、现责成您：

    (一)给予解释：

    为什么您没有及时得到我们被击落的米格15飞机落入北朝鲜海岸附近的海域的消息。

    在美国人不仅发现而且打捞之前，为什么您没有采取必要和及时的措施，从水中打捞米格15飞机或将其销毁。

    在您的航空兵鼻子底下及北朝鲜和中国部队的眼前，怎么会发生英、美军舰打捞米格15飞机而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事情。

    (二)报告您将采取什么措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三、除此消息外，我们还知道，在美国人打捞米格15飞机之前，他们已经得到了米格15飞机已损坏的发动机。

    请报告，对这个问题您都知道些什么。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1951年8月30日

    致集团军司令、军区司令、军区空军司令、苏联空军司令、苏联国土防空军司令：

    我们获悉，美国人已得到米格15飞机的发动机(我们不知道来源)，他们已在进行认真研究。

    你们应明白，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我们质量超过现代外国歼击机的米格15飞机及其发动机，过去和现在所表现出的兴趣，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企图是无论如何要弄到它。

    由于此事对我苏联空军和武装力量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我们责成你们：

    一、仔细核对和报告，在你们部队或军区空军是否有出卖米格15发动机，而其结果是可能落入美国人之手的事件。

    二、根据美国人获得发动机的消息报告，检查和报告你部队或军区空军是否有人泄露了米格15飞机发动机的性能，同时泄露了这方面的秘密资料。

    三、采取严厉措施，消除向敌人泄露我们战斗机的技术样品和部件以及有关的任何情报的机会。

    华西列夫斯基、什捷缅科

    1951年8月30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8，л.8-12

    №1337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驻华使馆武官助理(1951年8月3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31日

    第316项　关于Е.А.加尔金同志和Я.И.福缅科同志。

    采纳苏联军事部的提议：

    1.鉴于加尔金上校将被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解除他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武官助理的职务；

    2.批准福缅科中校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武官助理。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63

    [1] 此处原文为Калган，即蒙古语张家口的俄文发音。——编注

    [2] 该档案为手抄件，抄写内容到此结束。——编注

    [3]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4]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该档案有多处字迹不清，均以省略号标示。——编注

    [5] 给斯大林的文件是两份。——编注

    [6] 哥特瓦尔德，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共和国总统。——编注

    [7] Г.К.马兰金，时任苏军副总参谋长。——编注

    [8] 针对金日成请求让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在电报中强调：在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下去。他同时答应再向朝鲜提供200架作战飞机。——编注

    [9] 显而易见，后3行文字被Н.А.布尔加宁用笔勾掉了。——原注

    [10] 该草案尚未公开。——原注

    [11]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2] 原文如此。——编注

    [13] 该草案尚未公开。——原注

    [14]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5] 该文件是初稿，有大量手写的修改意见。——编注

    [16]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7] 俄国公布的该档案只是节选本。这段对文件背景的说明，是档案公布者加的。——编注

    [18] 俄国公布的该档案只是节选本。这段对文件背景的说明，是档案公布者加的。——编注

    [19] 俄国公布的档案没有决议草案，只有这个清单。——编注

    [20] 马特维耶夫，是М.В.扎哈罗夫的化名。扎哈罗夫，时任苏军副总参谋长。联合国军实行仁川登陆后，作为苏联军事代表被派往朝鲜，了解战争局势。中国出兵朝鲜后，又作为斯大林私人代表被派往中国，并担任军事总顾问，1951年4月回国。——编注

    [21] 原文如此。当时，国防部在苏联称军事部，在朝鲜称民族保卫省。——编注

    [22] 常福是布尔加宁的化名。——编注

    [23]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24] 原文如此。——编注

    [25] 所收集的档案没有附件三。——编注

    [26]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还有一份内容大体相同的电报稿，时间标明10月4日，估计是该电的初稿。现作为附件刊登于此，以了解斯大林做了哪些修改。——编注

    [27] 此处档案复印件字迹不清。——译注

    [28] 实际上，毛泽东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东北各部队仍就原地进行整训，暂不出动。(二)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三)干部中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53页。——编注

    [29] 原文如此。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下达命令宣布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编注

    [30] 原文如此。——译注

    [31] 因中苏两国铁轨间距不同，故所有过境的人员和货物必须在满洲里站改换到对方列车。——编注

    [32] М.В.扎哈罗夫，时任苏军副总参谋长。1950年9—10月曾作为斯大林的军事代表被派往朝鲜。中国志愿军出兵朝鲜后，又作为斯大林的私人军事代表被派到北京，后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1951年4月回国。——编注

    [33]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34] Г.М.普希金，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编注

    [35] 洛莫夫，时任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编注

    [36] 当月9日，周恩来会见扎哈罗夫，得知斯大林复电同意供给中国所需的步兵武器，并将于翌年1—2月内交货。——编注

    [37] 当月11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本届安理会主席贝勃勒，声明中国绝不接受安理会本月8日提出的“邀请”中国代表与会参加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的决定，同时要求安理会将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议案与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以便中国代表在安理会能够同时提出控诉。——编注

    [38]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39] 11月15日晚扎哈罗夫向周恩来转告斯大林的建议：为增强苏联空军在中国后方对美空军的作战，拟增派120架米格15飞机，分两批来华，增加到别洛夫空军师中，并成立空军军一级指挥部。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商定：苏联空军除使用安东、鞍山、辽阳、沈阳的机场外，在安东附近再修建一个机场供其使用。——编注

    [40] 该示意图未公布。——原注

    [41] 当月5日，周恩来与扎哈罗夫会谈时，曾催促苏联务必于11月内将中国所购第一批汽车运到。周恩来说，目前汽车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汽车后运来。——编注

    [42]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不清，无法译出。——编注

    [43] 原文如此。——编注

    [44] 克拉索夫斯基，苏联空军上将，时任驻华军事空军顾问组组长。扎哈罗夫于1951年4月中旬奉命回国，克拉索夫斯基继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编注

    [45] 即冯文彬。——编注

    [46] 在俄国学者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47] 即什特科夫。——编注

    [48] 此时，拉祖瓦耶夫已经分别接替什特科夫和瓦西里耶夫担任苏联驻朝鲜大使和军事总顾问。——编注

    [49] 该报告在档案原件中是表格形式，但项目繁多，且过于复杂。现摘其主要数据翻译于此。——编注

    [50] 档案原件未标明收报人。——编注

    [51] 当月12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出的停战条件的意见。13日，周恩来电示伍修权、乔冠华向提出十三国提案的国家表明中国的立场：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编注

    [52] 原档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不清。——译注

    [53] 哈拉哈河战役，亦称哈勒欣河战役、诺门坎战役。——编注

    [54] 参见以上№13329文件。——编注

    [55] 此人任职不详。——编注

    [56] 此处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译注

    [57] 此人任职不详。——编注

    [58] 这里指的是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编注

    [59]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本。——编注

    [60]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根据其内容判断为1951年1月。——编注

    [61] 在彭德怀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文稿中，这里接下来的还有一句：“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让敌暂时占领，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够。”显然，毛泽东在转给斯大林这封电报时，删去了这句话。——编注

    [62] 金雄，时任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兼右翼战线方面军司令员。——编注

    [63] 朴一禹，当时担任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朝鲜代表。——编注

    [64] 俄国出版物公布的只是文件的片段。——编注

    [65] 该报告篇幅较大，这里只节译了部分与中国有关的内容。——编注

    [66] 即尤金。——编注

    [67] 原文如此。——编注

    [68] 兰纳迪夫，1948年出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69] 高士，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后担任总书记。——编注

    [70] 丹吉，时任印度共产党主席。——编注

    [71] 拉奥，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编注

    [72] 布尼亚，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编注

    [73] 此档案在俄罗斯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74]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75] 此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不清，无法译出，以省略号表示。——编注

    [76] 这段话是俄罗斯档案公布者所作的说明。——编注

    [77] 原文如此。——编注

    [78]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份复函草稿。——编注

    [79] 5月2日，斯大林复电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现有装备各种武器、弹药必需的蓝图。5月20日，周恩来致电布尔加宁，告以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及启程日期。——编注

    [80] 博戈莫洛夫，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编注

    [81] 即华罗庚。——编注

    [82] 该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951年5月26日。——原注

    [83] 档案复印件以下缺页。——编注

    [84] 凯南，1949年出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翌年辞职。1951年5月31日受美国政府委托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会见，提出和平谈判的试探。6月5日马立克再次与他会见，表示苏联希望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编注

    [85] 原文如此，即中国人民志愿军，下同。——编注

    [86] 此处档案原件字迹不清。——译注

    [87] 此人任职不详。——编注

    [88] 指1951年6月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的声明，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广播节目中提出，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规定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编注

    [89] 原文如此。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的名称应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注

    [90] 李奇微，美国上将，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1951年继麦克阿瑟出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编注

    [91] 这里指的是北京时间，按美国东部时间，该声明是29日发表的。——编注

    [92] 原文如此，“日期”一词似应为“地点”。——编注

    [93] 乔冠华，时任中朝方面停战谈判代表团顾问。——编注

    [94] 解方，时任中朝方面停战谈判代表团中方代表。——编注

    [95] 档案复印件此处及以下部分字迹不清，无法翻译。——译注

    [96]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97] 收到斯大林此电后，毛泽东于22日致电金日成就上述看法征询意见。金日成随即复电表示同意。23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可以同意不将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今后谈判应以争取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编注

    [98] 原文如此，似应为联合国军代表团。——编注

    [99] 见以下№00466文件。——编注

    [100]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101] 原文如此。——译注

    [102] 原文如此。——译注

    [103]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04] 邱杜易，时任新华社驻莫斯科代表。——编注

    №20161 别洛夫的工作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经验总结(1951年9月 [1] )

    …… [2]

    三、对本军各部队作战活动的建议

    1.战斗任务及完成任务的条件和战机的把握

    我们目前的战斗任务暂且与以往没有什么区别。本军各部队应防止敌空军对安东和朔州地区的桥梁、渡口、电站和机场以及北朝鲜境内的后方设施和交通线发动空袭。

    与此同时，本军还应在中国空军部队的协助下严防敌空军对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的主要行政和工业中心城市的可能发动的攻击。

    鉴于我方已打算在龟城、安州和开城等地区建设新机场，因此我军未来可能面临的任务就是为这些机场提供空中掩护。

    上级为我军以前规定的作战范围，即最远平壤元山一线和两侧海岸线之间的区域，以后时期仍将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

    上述限制性规定导致我军作战时不能充分发挥我战机的良好性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需要强调，即今后在北朝鲜境内的空战行动中，我军仍将继续单独面对美国侵略者，得不到任何来自中国和朝鲜空军方面的支援。因而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实力，将打击重点集中在敌空军的主要机群方面。

    至于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后方设施提供空中掩护，本军将作为第一梯队与敌作战，同时也将获得来自其他方面——主要是中国空军——的巨大帮助。

    我军作战行动的特点是受到极大限制，无法实施机动飞行，这对我们组织与敌空军的战斗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由于朝鲜战场复杂的政治形势，我空军的基地均暂且分布在敌空军的作战区域之外，这相当程度上使我们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任务的过程变得简单了。

    以上所列我军作战行动的局限和特点便构成了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的条件。

    我军战机的把握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1)根据力量构成

    本军在第一梯队共有2个师或5个航空团的兵力，每个航空团平均有120个可以随时参战的机组。在第二梯队有1个师或2个航空团的兵力，每个航空团平均有50个可以随时参战的机组。我军第二梯队的战机，由于所在机场较远且同时要完成相当的改装训练任务，因而他们只能最远至安东一线定期参加战斗。至于对该界线以南地区设施的掩护任务，他们是无力承担的。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主要用作夜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会用其来保卫安东地区的地面设施。

    根据战术行动相关规定，我们计算出每名飞行员的工作量：每天起飞2个架次；每月起飞不超过20个架次。近一阶段，我军各部队的实战经验证明，我们的这一计算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在现有条件下，我军指挥部留作第一梯队预备队的兵力至少有两个中队，可同时出击的机组共有100个，每天最大起飞架次为200架次，根据长时段作战的统计，平均每天为75个架次。

    根据上述战术行动之规定，我们可能击退的敌机数量也大概是这个数字。

    根据我在报告第一节中所列举的敌空军的活动规律和我们的实力，我军的作战可能性具体如下：

    ——在我地面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在使全军参与的情况下通过分批次地、集中地对敌人的空军进行打击，为安东地区的设施提供空中保护；

    ——用本军第一梯队战机防止敌空军主力机群对安州和熙川一线以北地区的设施和交通线发动空袭，以第一梯队的预备队——2—3个中队和第二梯队1个师的全部兵力保卫安东地区的机场和设施；

    ——必要时可动用第一梯队各师的3—4个团，以防止敌空军个别机群对安州和平壤地区的后方设施和交通线发动攻击，由军指挥部预备队、第一梯队各师其他部队和第二梯队所有兵力来保卫安东安州地区的机场和设施。不过，如果要为安州和平壤地区的设施提供完整而可靠的空中掩护，我们的力量还是明显不足。

    我们的力量分配计划是固定的，但在个别情况下，它也会根据空战形势而发生一些相应变化。

    (2)根据作战半径

    根据导航员的计算，米格15战机在6000—7000米高空维持10分钟空战的油耗为所携燃料的20％。

    我机群作战半径：在携副油箱的情况下，我以分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29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240公里；以团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200公里。

    在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我以分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19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170公里；以团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140公里。

    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平壤一线以内，在携副油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以团为单位的机群投入战斗；在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只能以中队为单位，在安州一线以内不论带不带副油箱，我们均可以以团为单位组成的机群采取行动。

    在低空，我们作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的作战区域均离自己的基地较远。因而我军较合理的参战方式是：沿高空航线飞行，直接降至作战区域参战。

    以米格15组成的机群在6000—7000米高空的飞行持续时间为：

    ——在平壤—宁郁地区：以分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35分钟，不带副油箱——18分钟；以中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30分钟，不带副油箱——10分钟；以团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20分钟，不带副油箱——0分钟。

    ——在安州—开城地区：以分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50分钟，不带副油箱——30分钟；以中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40分钟，不带副油箱——20分钟；以团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30分钟，不带副油箱——10分钟。

    在任何情况下，我机群飞行高度的选择均应根据具体航线而定。为了增加我机群的续航时间，我们起飞时不应以团为单位，而应以中队为单位，每间隔5—10分钟起飞一个批次，以利我机群力量的增加和替换。

    总之，在安州—平壤地区，我以团为单位的机群续航时间平均为20分钟。而利用我第一梯队(4个团)80％的兵力，我们便可为平壤一线以内的地面设施连续提供1个半小时，每天共计3个小时的空中掩护。

    (3)空中拦截

    我现有对空情报系统可以发现高度6000—7000米，距我安东机场250—270公里范围以内，即汉城方向至三八线附近地区的敌机。

    如果在我发现敌机之时，我歼击机便开始起飞，此时敌轰炸机的高度应在6000—7000米。如果其飞行路线为汉城—平壤—安州—安东，那么我们便可在距安东以下距离对之实施拦截：

    ——我机群在机场地区便爬升至一定高度：以团为单位机群的拦截距离——8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拦截距离——90公里；

    ——我机群在飞行途中爬升至一定高度：以团为单位机群的拦截距离——11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拦截距离——120公里。

    当然，即使在刚发现敌机之时，我歼击机便立即起飞并在飞行途中爬升至一定高度，我以团和以中队为单位的机群能对敌机实施有效拦截的极限距离也无法超过安州—熙川一线。在个别情况下，当敌机已在作战区域待了10—15分钟之时，我们可能实施追击性拦截至宁郁一线。

    在敌歼击机向安东方向飞来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对之实施拦截的区域为新比岛和龟城一线。对敌人以梯队形式参战的歼击机的拦截，有时只能在安州一线对其后续机群实施截击。

    有时，针对敌沿安东方向飞来的机群我们只能在海上实施截击，因为根据实战经验，我们对敌人此类机群的极限拦截距离最远只能在铁山和宣川一线附近。

    ……

    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4045，д.49，л.38-41，43-44

    №11528 佩图霍夫的报告：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1951年9月 [3] )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报告

    一、谈判开始前的准备工作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同志在其无线电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关于调解“目前最尖锐的问题——朝鲜的军事冲突问题”的具体建议。根据马立克同志的建议，“作为调解的第一个步骤，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关于停火以及停止向三八线地区互派部队的谈判”。

    马立克同志的建议提出的是如此及时，这个建议不仅在和平民主社会中立即得到了赞许，而且在英美集团的一些领导人中也引起了共鸣，他们也认识到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冒险行动是没有希望的。世界社会舆论对侵略者在朝鲜的一系列暴行的愤怒，广泛要求停止侵略的行动，美国的仆从国也明显表现出退出朝鲜战争的意图，——所有这一切，无疑会影响到美国在对待马立克同志建议的态度上的立场。美国统治当局在对这个建议做出让步时，他们已经深思熟虑，斟酌再三：如果这样做他们就有可能将社会舆论引入歧途，显示自己的“热爱和平”，在停战谈判过程中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施加压力，以便获得重大的让步，而在不成功的情况下，就致使谈判破裂，以便轻松地继续扩大受垄断利益驱使的战争。

    也不排除，同意参加谈判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局部的和暂时的军事意图的操纵：暴雨季节已经来临，而美军司令部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时期，即美国空军的作战行动受到天气情况的严重制约时，利用停战谈判阻挠对手采取重大的进攻行动。

    6月27日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根据华盛顿的指示，拜会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同志，并向他提出了与马立克同志建议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葛罗米柯同志向柯克详细解释了苏联对于在朝鲜确立停战的目的和可能性、军事谈判的性质以及各方代表的立场。

    6月30日，联合国驻朝鲜部队司令员李奇微将军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北朝鲜军队总司令”金日成将军提出了开始停战谈判的建议。在李奇微的呼吁中指明了，他是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做出这一举动的。拟定谈判在停泊在元山海湾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进行。

    7月1日，我方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李奇微转达了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共同签署的复函。在复函中表示同意，于7月10日和15日期间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进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休战的谈判。

    7月3日，李奇微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广播向金日成和彭德怀提出建议，为“确保有效地调解与第一次会晤有关的各种细节”，举行联络官的预先会晤。同时在呼吁书中还指明，关于休战条件的协定应该在军事行动停止之前签署。这样一来，还是在谈判开始之前，美国人就已经确定了与苏联方面的建议背道而驰的谈判方向。在与李奇微进行会晤时，葛罗米柯同志已经表达了苏联方面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在签署休战协定之前，应该签署一个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临时军事协定。

    7月8日，在开城进行了联络官的会晤。会晤的结果是顺利地解决了关于代表团的住所、布置和饮食，关于距会晤地点50公里以内区域的道路修理等方面的行政管理问题。美国人同意了朝鲜人民军联络官的建议，每一方确保自己的独立自主。会晤的结果还明确了代表团的组成人员、第一次会议的程序和时间，决定了关于警卫以及在开城地区建立一个中立区的问题。

    应该指出，朝鲜人民军的联络官对会晤所做的准备工作要比美国军官做得好，因而，他们很成功地进行了会晤，并完全坚持了自己的建议。他们还弄清楚了美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情况，并回避答复美国人关于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人员组成情况的问题。这给变更事先拟定好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组成提供了可能性，根据美国代表团的组成情况，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代表的军衔方面都做了调整，将代表团由原来的2人增加到5人。

    任命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为代表团团长，战前他曾担任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教育副相，从来没有服过役。南日与朝鲜人民军的其他任何一位军官一样，对于类似的谈判没有任何经验，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作为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将军，南日是最合适的候选人。在谈判开始的最初日子里，美国观察家们对中朝代表团的首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能够说明的是，南日从来也没有进行过如此重要级别的谈判，因而有许多表述不够清楚，有时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不能肯定和含混不清。但是，在我们看来，南日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做得比任何其他一名朝鲜军官都好。

    在谈判期间，南日的工作由在场的中国同志领导，这些中国同志是专门从北京派到开城的。

    二、开城谈判的进程

    交战双方军事代表的第一次会晤，是7月10日举行的停战谈判的开端。

    参加谈判的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如下：

    南日——代表团团长，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

    李相朝——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朝鲜人民军侦察管理局局长)；

    解方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张平山——朝鲜人民军代表(第一军团参谋长)。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由以下成员组成：

    美国海军中将查尔斯·特诺尔·乔伊——代表团团长；

    空军少将Л.克莱奇；

    Г.霍乌斯少将；

    海军少将阿里·贝克；

    李承晚军队的将军白善烨(第一军指挥员)。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在第一次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并提出了以下3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据相互的协议，双方同时下达关于停止任何敌对的军事行动的命令……

    第二个问题，应该将三八线确定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应同时将自己的武装部队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的地区。应该在规定的期限内做到这一点。被双方用来疏散的那些地区，应该宣布为非武装地带，不允许任何一方在这里派驻自己的武装部队或者是进行某种军事行动。这些地区的民事管理方式应该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那种管理方式。同时应该立即开始关于交换战俘的谈判……

    第三个问题，所有外国军队应该在最短的期限内撤离……”(摘自南日在7月10日会议上的讲话，《真理报》，1951年7月12日)

    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只作了一个普通的声明，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具体的建议。乔伊特别强调指出，谈判应该只是针对纯军事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方面的问题。

    不去立即着手解决与休战有关的一系列具体的问题，美国代表团坚持讨论谈判的日程。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日程方案，这个方案明确地反映出美国人极力拖延谈判，并企图使谈判复杂化。美国人提出的方案包括以下九点：

    (一)批准谈判日程。

    (二)红十字会的代表应该有权参观战俘营。

    (三)关于只讨论军事问题的协定。

    (四)停止敌对的军事行动应该在怎样的条件下，这些条件能够确保这些行动不再发生。

    (五)关于建立非武装地带的协定。

    (六)组建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

    (七)关于由在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监督员小组实施监督的原则的协定。

    (八)组建管制委员会并确定其职能。

    (九)调解关于交换战俘以及牺牲人员等一系列问题。

    正如从美国的日程草案中可以看清楚的那样，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却避而不谈，并被淹没在许多次要的问题中。例如，关于停止军事行动这个主要问题，被作为不合理的问题，放在了次要地位。显然，美国人指望利用像关于红十字会代表的权利这样的问题，作为自己干涉朝鲜内政的辅助工具。除红十字会的代表之外，美国人在草案中还拟定了要成立3个监督机构的计划，企图将北朝鲜置于自己代理人的监督之下。

    为反对美国的草案，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在7月10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如下日程的方案，这个草案是在现场在会议的间歇时间起草的：

    (一)批准谈判日程。

    (二)关于沿三八线建立一个分界线以及建立非武装地带——这是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的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关于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四)关于停火以及建立休战的具体措施。

    (五)关于停战以及战后的战俘问题。

    该会议日程草案的讨论被拖延了整整16天。对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提出的会议日程草案，美国人主要反对的是第二条里的关于确定分界线(三八线)的问题，反对讨论外国军队的撤离问题。反对第二条的真正含义，在乔伊于7月27日会议上发表声明之后完全明朗化了。下面援引这个声明中的一些内容。涉及关于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美国代表团声明，它没有被授权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武装干涉部队是根据联合国决议行动的，是根据其政府的命令被派来的，在今后继续的谈判中，应该由这些政府来解决自己军队在朝鲜的逗留问题。

    李奇微的代表们拒绝讨论关于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朝鲜和中国的宣传机关广泛地利用这一点来揭露美国企图继续占领南朝鲜并将其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的计划。美国人，其中包括艾奇逊，都被迫发表了声明，其目的是为了平息社会舆论并相信他们的声明，在适当时机来临的时候，美国政府将从朝鲜撤回自己的部队。乔伊也在7月25日会议上发表了声明，说美国代表团并不否认，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对于最终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但是，立即又指出，这个问题应该在晚些时候研究。

    在3天的谈判间歇时间里(7月22—24日)，中国和朝鲜领导人讨论了谈判中涉及这个问题所出现的困难，并协商出一个折中的建议，在7月25日会议上南日阐述了这个建议。该建议的内容是，在直接涉及停战方面的问题之后，还将另外一条列入会议日程，即：“就与双方都有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制订给各政府的建议”，在他们之中还将讨论关于撤军问题的建议。美国人同意了这个建议，7月26日，谈判日程最终以如下方式商定下来：

    (一)通过谈判日程。

    (二)建立非武装地带，确定分界线作为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在朝鲜停火和实行休战的具体措施。成立监督机构，对停火和休战协定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确定该机构的权利和职能。

    (四)妥善解决关于战俘的问题。

    (五)就与双方都有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制订给各政府的建议。

    7月27日，双方转入了讨论关于建立非武装地带和确定分界线的问题。

    中朝方面再一次重申了，以前已经阐述过的关于确定以三八线为分界线和双方将自己的部队撤离到距该线10公里地区的建议。美国代表团声明说，不能接受关于三八线这个建议。

    在7月27日会议上，乔伊阐述了美国方面的最后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分界线的走向是：从位于海州市西南的松元洞，经金城地区(海州市的北部)，经长洪里，继续向东北，经长洪屯—德顺台—潘苏洪里—金城里，在此向北折回，最后一直沿位于三八线以北80公里处的高松北部的朝鲜东部海岸线到底。根据美国方面的建议，根据所设立的这条分界线，非武装地带应向两方纵深20海里(1海里等于1853米)。

    美国人所建议的分界线，在北部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目前的战线，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延伸到前线以北的35—40公里处。在这条线与三八线之间的一块领土，面积有1.3万平方公里，占朝鲜总面积的1/20。美国人已经表示，作为交换这块领土，准备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让出翁津半岛南部的领土，虽然这块领土具有某种经济利益(铅矿场)，但是组织防御却很困难(在委员会分会会议上，美国代表霍斯声明说，他们对朝鲜这一地区完全不感兴趣，将它给谁——是埃塞俄比亚还是澳大利亚，对于他们都无所谓)。

    这样一来，美国人已经公开要求向他们做出让步，将北朝鲜的一大块领土割让给他们，这样的让步，首先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声誉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政治打击，并能够加强美国和李承晚政权的威信。此外，上述所说的那块领土，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基地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这将使朝鲜人民军失去最有利的防御线，而敌方将获得最重要的一个阵地，在方便的条件下可以从这里突然封锁和打击朝鲜的防御，并一跃进入中国和苏联的边界——这就是美国关于分界线建议的军事意图。从经济方面来说，美国人所觊觎的这块领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个地区有钨矿。的确，目前在这里还未进行地质勘探，美国报刊多次提到的那些巨大的钨矿层目前还没有被发现，也没有钨矿场(也可能，美国人已经掌握了更加准确的地质勘探资料)。除此之外，在这一地区还开采有铁矿、锰矿、硫酸钡、滑石粉、萤石，而在华川还有一个功率为6万千瓦的水电站，该水电站可保证汉城仁川地区的南朝鲜工业对电力的需求。

    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美国人至今为止也没有在报刊上具体地阐述自己关于分界线的建议。更有甚者，这一建议却被蓄意地提供给社会舆论，以便让人们判定拟定的这条分界线仿佛与当前的战线相符合。甚至在开城的会议上，美方代表也回避提到这条他们所建议的分界线，而只是展示标有这条线的地图，看来，连美国人自己也明白，他们的战略野心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害怕社会舆论批判他们的立场。

    从7月27日乔伊在全体会议上的声明(声明原文附后)以及随后美国代表团的发言，可以明显看出，美国觊觎北朝鲜领土的理由，似乎是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既然在它拥有充分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空中和海上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那么这一种让步就应该得到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方面的某种领土让步作为补偿。照美国人的说法，按北纬三十八度线建立分界线的建议不符合当前的军事形势，并且没有考虑战争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空军和海军的意义和状况。美国代表团一面极力掩饰自己建议的政治意义，一面又宣布，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这一建议似乎不是因为它对扩大由它控制的领土感兴趣，而是因为它必须获得合适的防御地域，而在三八线地区却没有这种地域。在8月1日的全体会议上乔伊断定：

    “在停战期间我们关心的是部队的安全保证，而不是领土。为正视听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在三八线以北占领的领土，比你们在三八线以南占领的领土多一倍。但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对领土不感兴趣。三八线只有政治意义，这个政治意义是1945年产生的并消失于1950年。在三八线南部边界长达数公里的地段上，都没有适于防御的阵地，而同时在你们方面却有优越的地域。我们所建议的分界线将向双方提供同等的地域。”

    美国代表团还特别强调，在停战谈判中不可能注意某些政治见解，包括所讨论的建议对随后在政治方面解决朝鲜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美国代表团声称，政治问题将由政府来解决，而在停战谈判中只应根据军事的考量并只从今天存在的军事态势出发。美国代表团引用海牙公约断言，停战协定只是临时措施，它不能预先确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未来进程。

    美国人就以这种方式妄图为在朝鲜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夺取一大块北朝鲜领土辩解，而朝鲜问题的彻底解决可能被美国人拖延很长时间。显然，美国建议追求的不仅仅是军事的，而且还有深远的政治目的。

    中朝方面坚决反对美国的建议，证明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理由如下：美国的空中和海上优势表现在对和平居民的野蛮轰炸，是破坏国际法的，因此不能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军事因素来考虑。

    当前的地面战线是由于各种武器——既有地面的也有空中和海上兵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得不到空军和海军的支持，干涉者的军队就不能守住当前的阵地。当然，对战线形势的估价就包含有对所有种类武器作用的估价。所以，像美国代表团建议的那样，把停战问题对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分开来看是不正确的。

    在确定分界线的时候，不应仅仅依据目前的、临时的不稳定的战线态势。战线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今年双方军队的接触线在三八线两边来回移动了4次。最后一次美军进入北朝鲜领土是在一个月前(摘自南日在7月31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停战不是简单的临时军事措施，而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所以停战谈判应该旨在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不是旨在未来军事力量的某种配置。想在现行战线以北建立有利于防御的分界线的要求证明，美方力求获得它未占据的北朝鲜领土以建立有利于自己的阵地是想要战争，而不是想要和平。

    中朝方面不仅从政治上也从军事上论证了按三八线设立分界线的理由。战争是从三八线开始的。干涉者越过三八线导致了中国志愿军的参战。开始停战谈判是由于美国政府接受了马立克的建议，马立克的建议规定的是双方军队离开三八线相互后撤。按三八线设置分界线最好地反映了真实的军事态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

    (一)人民军队两次推进到三八线以南，干涉者的军队也两次越过三八线。

    (二)最近7个月来人民军队在三八线以南大约5个月，而干涉者的军队在三八线以北仅两个月多一点。

    (三)当前的战线不是稳定的，不能反映真实的军事态势。

    (四)人民军队占领的三八线以南领土(3630平方公里，其中含三八线145公里)，基本上相当于干涉者在三八线以北占领的领土(4630平方公里，内含三八线165公里)。

    从7月27日至8月16日举行的所有全体会议都在讨论上述两个建议，并且在谈判中没有任何进展。时而出现美国人打算提出比较温和的建议的迹象。比如，7月31日，李奇微司令部控制的东京电台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为建立巩固和平甚至打算放弃部分所占领土”。据合众国际社驻东京记者报道，李奇微曾在8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联合国军司令部仿佛“建议按现行战线建立分界线……但这不是不可协商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准备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立场，如果能够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好方法的话”。然而，事实上美国代表团任何新建议也没提出，并且也没放弃自己在三八线以北很远地区建立分界线的要求。

    在8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提议建立一个分委员会以进一步非正式审议分界线的问题。看来，美国代表团这么做的目的，是因为分委员会人员组成比较少，比较容易弄清对手的意图，而谈判级别降低(分委员会一建立全体会议就中止)就提供了把谈判彻底引入死胡同的机会，中朝方面则希望，美国人关于建立分委员会的建议是为寻找合适的妥协而提出的。

    美国代表团建议，双方各任命一名代表和两名助手做分委员会的成员，但后来又同意南日的建议任命两名代表。中朝方面任命的是李相朝将军和解方将军，美国方面任命的是霍乌斯少将和贝克海军少将。

    分委员会会共开了5次全体会议(8月17、18、19、21日和22日)，分委员会没取得什么积极成果。

    分委员会中的美国人仍旧提的是全体会议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即：(一)分界线的设立不应涉及和平会议才解决的领土问题；(二)分界线的设立应依据现有军事局势并不应给双方造成损害(指美国由于单方面停止空军和海军行动而遭受的损害)；对防御地域的考虑应该作为划分分界线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一方进攻另一方的情况下保证双方的安全。

    在涉及自己7月27日的提出的关于分界线的基本建议时，分委员会的美国人仅局限于通过将非军事区的纵深从20海里减到20公里来“更新”它。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指出，非军事区可以扩大或者缩小，但这丝毫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中朝方面让美国人明白，为达成协议，双方必须抛弃自己先前关于分界线的建议并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作为这种途径，北京早就建议朝鲜人，在必要时同意交出美国人在北朝鲜占领的领土和人民军队在南方占领的领土，将它们置于联合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其条件是从这些领土上撤军。在这件情况下，三八线无疑将成为非军事区的基础。

    在8月22日的分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朝鲜人民军代表声明：“如果你们放弃自己先前的立场并表现出达成协议的真诚愿望，我们可以对关于三八线的建议做出实质性的修改。”朝鲜人民军代表坚持，美国人必须放弃因停止空军和海军行动而获得补偿的要求以及放弃将现有战线作为基础的建议，因为它不能准确反映真正的军事态势。朝鲜人民军代表称：“当前我们拥有的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占优势；如果需要进攻南方，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到。但既然我们希望停战和停止流血，所以我们不这样做。”

    美国人口头上同意让步。对于在战线和三八线之间设立分界线的可能性问题，他们在8月21日的会议上是如此回答的：“如果你们有通过在现行战线附近设立分界线的愿望，那就请你们提出建议。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可以讨论把我们的部队从战线撤往南方的问题。我们不打算在现行战线和三八线之间建立分界线，但请你们提出建议让我们讨论。”

    美国人在分委员会中实际上没提出对7月27日的建议进行修改的任何建议。他们显然是希望中朝方面首先做出让步，然后晚些时候再迫使它做出新的让步。

    在这种条件下，中朝方面认为改变自己的立场是不适宜的。于是，分委员会的谈判没取得任何进展。

    与此同时，美国人越发暴露出不愿意妥协，转而在开城中立区进行武装挑衅。看来，美国人已确实把中国人极力想结束战争，看成对手的软弱可欺，决定或者吓唬对手并迫使其让步，或者是结束谈判。

    还在早些时候，美国人为查清敌人的情绪并拖延谈判，就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在解决这些事件时又采取粗暴的施压和强制的方法。

    比如，在谈判的第二天，7月11日快结束时，美国代表就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即不提出问题来讨论，要求更改联络军官之间达成的协议规定的程序，并离开会场，声称只要外国记者不被容许来开城，他们就不会举行谈判。7月12日，美国代表不等问题解决，除代表团机关的75名成员外，还试图带大批记者来开城，在他们进入中立区时被中朝警卫部队扣留。借此机会，美国代表也掉头回去了，3天没来参加谈判。

    尽管在7月8日联络军官会晤时，正是美方代表金尼上校提议，谈判地区的安全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负责，只容许双方代表及代表团机关的工作人员进入这一地区(金尼通报说美方代表团机关由75人组成)，但美国代表团在发生7月12日事件时却大叫大嚷说“共产党”限制美国代表在开城的行动自由，李奇微将军则要求重新审查7月8日的协议。金日成和彭德怀在答复李奇微时指出，关于记者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不应该成为谈判中止的理由。李奇微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谈判于7月15日恢复。

    正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记者所报道的，美国人是故意往开城派了大批记者，希望他们不被允许进入，妄图以这种方式找到中断谈判的借口，其目的是制造相应的政治局势，让国会通过更新军队装备计划的政府法案。

    看来，美国人后来在开城制造的事件也是为追求拖延谈判的同一目的。这些事件有：7月16日，美国人控制的李承晚士兵扫射谈判地区的方文村哨所。为此，南日在7月17日的会议上向美方代表团发出口头抗议。

    8月7日，40名李承晚士兵用机枪向方文村扫射，然后又用手枪、步枪和卡宾枪向中立区的非武装警卫哨所射击。

    同一天，一些美国歼击机向协议规定地打着白旗、发动机部分盖着白色罩的朝鲜人民军代表乘坐的汽车扫射。汽车被击毁。

    8月19日，30名李承晚士兵袭击中立区警察分队没有武装的警卫处，打死排长姚庆祥和战士王应元(均为中国人)。

    同一天，美国飞机扫射并烧毁了从开城开往平壤、打着白旗的朝鲜人民军联络军官乘坐的汽车。

    美国人对每一个事件都极力回避责任，对中朝方面的抗议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与此相反，中朝方面则公开承认了自己对8月4日事件的责任，当时中国志愿军的一个武装连队从离会场100米的公路上通过去参加会议(中国人以为美国人已乘不久前开走的直升机离开了开城)。

    中朝方面尽管抗议美国人的挑衅，但却没破坏谈判进程，相反，美方利用仅仅武装的中国人在中立区出现这一点就中断会议5天之久(从8月4日至10日)。8月4日的事件被美国宣传机关广泛利用，为中断谈判准备土壤。利用中国人的失误，美国人决定破坏关于谈判地区安全保障的协议。

    中朝方面对8月4日事件以后美国人一个接一个的挑衅所提的抗议未能阻止美国人。8月22日夜间，美国飞机破坏中立区，在朝鲜人民军代表团驻地和会议室地区投下了3个油箱和6枚小型炸弹，会议室还遭到飞机机枪扫射。

    中朝方面在提出抗议后，被迫中断了谈判。8月25日收到李奇微的答复，他否认美国飞机袭击开城的事实，并以前所未有的挑衅口吻凭空捏造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中朝方面出于挑衅的目的杜撰出来的。李奇微的调子不能证明美国人解决事件的意愿，金日成和彭德怀坚持对上述事实进行调查。李奇微坚决拒绝调查，他们之间的通信至今未能导致从8月23日就中断的谈判得以恢复。

    并且，美国人9月1日又对开城进行了第二次空袭，以此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对中朝方面抗议的蔑视。除此之外，美国人于8月29日(对中立区守备部队进行炮击)和8月30日(一架美国B 26飞机在中立区上空进行侦察飞行)又破坏了中立区。

    这样，谈判双方的关系继续紧张，缔结停战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

    在业已形成的军事态势下，美国人觉得没有必要急忙停战。根据掌握的情报，他们在加紧准备新的大规模进攻。根据他们的如意算盘，这一进攻将强迫中国人和朝鲜人接受更苛刻的停战条件。

    应当指出，谈判还没有失去达成妥协的一切可能性。其中包括中朝方面打算提出关于按现行战线建立分界线的妥协建议，其条件是建立更宽广的非军事区——纵深不少于10公里，比如60公里，即双方部队均撤离三八线的纵深。如果问题这样解决，朝鲜人民军部队将被迫在元山以北的东翼建立自己的防御，但敌人也应该在战线两端将自己的部队撤到汉城以南。

    但是，中朝领导人还没有就非军事区的行政管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中国领导人认为，可以把非军事区交给双方司令部的联合委员会管理，甚至同意可以把三八线以北美军占领的地区由美国(李承晚)管理，而人民军占领的三八线以南的地区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管理。朝鲜领导人则认为，非军事区领土上的行政管理应该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存在的状况。

    结论：

    一、停战谈判开始的态势是不利于我们朋友的。

    干涉者的部队在此之前占领了相当大一片北朝鲜领土，美国人照旧拥有无限制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在冬季进攻结束后，人民军未能取得战场上的新成就。中国人声称，他们的军队没有受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训练。战场上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在这种条件下，美国人不关心急于缔结停战协定。尽管美国及其仆从国统治集团的某些部分赞成结束朝鲜战争，在当前的态势下，美国政府看来认为继续战争更为有利，指望通过新的进攻迫使朝鲜人和中国人接受耻辱的停战条件。不排除，美国打算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之后利用日本军队来继续进行干涉，那将使朝鲜的局势更为复杂。

    二、谈判的失败首先是因为垄断资产阶级不关心恢复和平，美帝国主义极力想保持国际紧张局势，以保证更换部队武装的完成，加速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拒绝双方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也是因为马立克同志的建议、中国人在谈判期间的表现、北朝鲜方面停止进攻行动被美国人看作对手软弱、被迫求和的表现。

    三、朝鲜人担心他们会被强加上破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信的停战条件。他们对美国人广泛利用日本军队进攻朝鲜的可能性特别感到不安。

    中国人拒绝进攻性战役，他们力图尽快结束战争并摆脱援助朝鲜的负担，已经引起了朝鲜方面对他们的明显冷淡。与此同时，朝鲜人对苏联的指望变得越来越坚定而广泛。

    四、在谈判的现阶段，双方还没有完全失去达成停战协定的可能性。

    朝鲜朋友希望尽快缔结停战协定。

    中国人和朝鲜人之间在停战谈判方面的政治情绪及相互关系将在寄给部长的专门材料中报告。

    本材料由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一等秘书В.佩图霍夫编写。

    佩图霍夫(签名)

    附件：

    乔伊在1951年7月27日全体会议上的声明

    在你们关于议事日程第二条所作的第一个声明中，你们提议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你们说这在历史上是有充分依据的，战争在这条纬线上开始，自然战争也应该在这条纬度线上结束。你们说战争是在三八线上开始的，这是正确的。但仅此一点还不是战争就该在同一条线上结束的依据。

    如果在一年前缔结停战协定，很难相信你们会同意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9月15日之后，当你们的军队败退到鸭绿江地区时，你们也不可能希望我们会同意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从历史的角度和军事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从1950年6月爆发战争之时起，就没有了按三八线设立军事分界线的依据。军事分界线或者限制军队向前推进的线，与历史毫无关系。这条线与停止军事行动的善良信念也没有关系。

    无论如何，你们提出为在三八线设立军事分界线辩护的论据中，没有一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不能反映对这么一条线性质的理解。

    你们同意非军事区应该横跨朝鲜，所有的武装力量应该由这个区域分开。我们认为，非军事区的边界应该以实际军事考量为依据，他们现时是如何存在的，涉及政府间关于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最终协议的考虑完全不应对它有影响。另一方面，对敌对双方军队有军事价值的每个因素都应该得到深入的、无偏见的研究。

    这样，像纬度这样的设想中的地理线，对缔结军事停战协定就没有任何意义。

    谈到非军事区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希望大家注意某些军事因素。

    作为任何一个停战协定，都有三个军事意义的区域：

    第一个是空中区域。联合国军司令部在自己手中掌握着整个朝鲜上空的制空权。

    第二是海上区域。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着朝鲜周围所有的海域。

    第三是陆地区域。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着从草洞里附近到朝鲜东海岸，在西部方向穿过平康以南高地，然后向西南穿过板门店到东场里并沿汉江西岸直到它的河口，三八线以南的全部领土。

    空军和海军力量以及地面力量——所有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对地面非军事区的形势有很大影响。换句话说，地面非军事区应该处于它与由空军和海军代表的其他区域关系的焦点，海、空军的打击力量你们已很好地领教过了。此外，还应以应有的方式考虑到空军和海军对地面战役具有的意义。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空军和海军能限制你们部队的行动自由并给你们的地面部队造成巨大损失。联合国军司令部空军对你们后方地区的袭击迫使你们保持大量的部队和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后勤地区，否则这些部队和武器本来可以用在前线的。你们在前线地区集中部队和弹药的能力也大大受限制。你们实际上没有可能保证空中观察以及对你们的地面部队提供直接的空中支持。

    还有，在海军方面你们也完全熟悉现有的局势。当前，你们被禁锢在陆地上。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自由进出环绕朝鲜的所有海域，而你们却不能自由地利用海上交通线。你们沿两边海岸线的公路和铁路线是海上有效的轰击目标。联合国军司令部拥有实施登陆作战的能力，这迫使你们沿海岸线保持巨大兵力以预防登陆的危险。你们的港口、军事设施、交通线和供给仓库我们随时都可以从海上轰炸。与此相反，南朝鲜却不会遭到从海上的封锁和进攻。现存局势的军事因素从地理上在这张地图上也清晰可见。你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联合国军司令部以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控制的广阔区域。它包括从前线到鸭绿江和图们江的整个北朝鲜，而在南朝鲜却没有任何类似情况。

    如果仅仅观察一个地面局势，那我们的能力可以说近似于打个平手。然而，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是现实主义者，应该深刻和不怀偏见地研究影响敌对双方在他们当前态势下实施战役的每个因素。

    现在你们应该清楚了，你们经常建议用来确定非军事区的那条线，完全不符合当前在朝鲜形成的军事局势的所有方面。它甚至不符合当前的地面接触线。它完全不能与空军和海军的作用相适应。它比穿过平壤和元山的分界线更加不符合当前朝鲜形成的总的军事局势。换句话说，你们对我们让步，将你们的地面部队往北撤离穿过平壤和元山那条线的好处，无论如何抵不过联合国军司令部把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撤出北朝鲜向你们提供的好处。

    你们和我们的地面部队当前的接触线，你们和我们都同样清楚，就不必对这条线走向的细节进行讨论了吧。如果只考虑地面部队，就当地所有部队停火达成协议似乎是明智的。然而这意味着仅仅停止部分军事行动。我们的空军就应还有进行侦察和对整个北朝鲜造成军事损失的权利。如果我们要达成我们的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都停止针对你们的战役的停战协定，那么我们肯定地说，分界区的设立就应该公道，要考虑所有这些因素。

    我们认为，而且我相信你们也这样认为，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最严肃的研究。所有上述因素都影响着地面非军事区的确定。为达成公正而有效的停战协定而进行涉及每一方应提供的军事好处的任何讨论中，所有这些因素都应该考虑到。

    总之，你们应该明白，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在地面、空中和海岸地区同时停火是一次重大的让步，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北朝鲜及中国在朝鲜的所有部队在现有条件下的停火。作为对这种让步的补偿，北朝鲜和中国的部队最低限度也要向北方进行大踏步地撤退。

    非军事区的纵深应该能够防止在停战期间双方个别人员之间产生虽小但危险的事件。这是每个指挥员都能够寄予希望的简单的预防措施。为了实现这一措施并不使区内的行政管理法规不必要地复杂化，我们建议，总的非军事区应有大约20海里(1海里等于1853米)的纵深。正如我们在预备性会议上多次指出的，建立非军事区边界有几种方法。既然这个非军事区是临时的军事手段，为避免可能迟滞朝鲜问题最终解决的机会，我们认为，这个区的边界应该通过地形上容易确定的点。

    根据上述意见，我们现在提出如下建议：

    一、停止所有地面行动并建立非军事区，所有军事力量都从非军事区撤出。我们建议的这个非军事区就标在我马上就给你们的地图上。

    二、停止我们在从鸭绿江和图们江南岸至即将协商好的非军事区南部边界整个领土上空的行动。

    三、停止我们在从鸭绿江口开始沿西海岸、从图们江口开始沿东海岸直至即将协商好的非军事区南部边界的海上轰炸和封锁。

    这张地图的比例尺是1∶250000，它提供了非军事区总的轮廓，但它以后用于行政管理目的的细节尚未确定。

    就谈这些。

    翻译：Β.佩图霍夫

    АВПРФ，ф.0102，оп.7，п.32，д.65，л.24-63

    №133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问题(1951年9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1日

    第340项　关于消除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的不足。

    考虑到要交换意见，特委托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交最终定稿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66

    №125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1951年9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1日

    第350项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

    根据现有的关于在华苏联专家滥用依靠中方支付费用的公共服务设施，而这些在1950年3月27日中苏协定中并没有规定，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派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授命他就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上述滥用现象。将所采取的措施上报中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68

    №12985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1951年9月6日)

    接见美国大使柯克

    1951年9月6日

    根据柯克的请求，于13点30分接见了他。大使说他受委托向苏联政府转达照会以及向我递交该照会的文本。大使有预备地宣读了照会的英文本。柯克补充说，这个照会也要发给以下国家的外交部，包括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鉴于美国公众对于这一问题表现出的关注，稍后可能会考虑将照会公之于众。

    当我了解了口头翻译成俄语的信函内容时，我发现在他所声明的国家中没有最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柯克说，这是因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我对大使说，这种情况不是…… [4]

    苏联政府有没可能干预，尽管这也可能是美国政府所期待的。

    大使开始讲到，他说有很多原因使美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涉及在信函中提到的使事态恶化的一系列事件。

    我回答说，我支持这一个观点，因为我认为使中美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不在于某些国内事件，而在于唯一能代表中国合法政府的以及代表差不多5亿人民的是谁，被美国承认的蒋介石政府谁也代表不了。

    至于谈到来函中所提到的事件，我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行为是正义的。

    在谈话的最后，大使通报说，10月他要回美国向本国政府述职，因此请求能给予协调帮助，许可他的飞机在莫斯科降落。

    我答应给予他协调帮助的请求。

    会谈持续了大约30分钟。出席会谈的有帕斯托耶夫同志。

    АВПРФ，ф.0100，оп.44，п.322，д.11，л.89-90

    №12984 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照会：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1951年9月6日)

    译自英文

    美国政府怀着日益增强的不安情绪观察着中国共产党当局对美国公民的粗暴和不适当的态度。现在有20多个美国公民被关在中国的监狱里，其中的大部分人已在押6个月和6个月以上。有人认为，一个被关押的人已经死在牢里了，还有几个被关押的人正处于身体或物质上的艰难状态。我们得知，约有30个美国公民正处于“被软禁在家”的状态。其他许多人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经常被禁止离开中国，这是一种变相的强制拘留。我们得知，至少有些在押人员是不准与狱外的任何人保持联系的。

    多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逮捕或者被逮捕人所处的地点及近况等相关信息是不会给予任何解释的。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和采访代表美国利益的公共人物，在共产主义的中国是被禁止的。众所周知，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公民也遭到了类似的对待…… [5]

    美国政府怀着不安的心情期待着关于被随意逮捕的美国人的消息，期望停止对他们的关押，期望对被关押人提供公认的最基本的权利，即允许与家人和朋友取得联系，允许接受法律保护，了解原告提出的指控，甚至是有对他们的事件诉诸法庭裁决的权利。但是所有对这些的权利都一直被拒绝，对于他们能很快得到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采取非常手段使其获得自由的希望也不存在。

    正是基于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有关对待国外公民的准则，甚至处于通用的人道主义，美国政府以他的名义请贵国政府向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提出请求，请求他们通报这些在押的美国人的消息和采取必要的步骤，能对于他们的事件开始公正地、快速地运作程序…… [6]

    АВПРФ，ф.0100，оп.44，п.322，д.11，л.91-92

    №134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把在新疆的苏联孤儿送回国(1951年9月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6日

    第396项　关于把当地苏联公民中的孤儿从新疆送往苏联的问题。

    一、责成苏联外交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关于把由伊宁市(新疆省)当地苏联公民组织抚养的161名孤儿从新疆送往苏联的问题。

    二、责成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接受上述孤儿中的81人，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接受80人，并把这些孤儿安置在幼儿园和第30号技工学校。

    三、关于接送80名孤儿从阿拉木图到塔什干路程上的一切开销，由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承担。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76

    №133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问题(1951年9月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6日

    第395项　关于克服中苏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的缺点。

    批准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一、苏联部长会议认为，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以确保中苏民航股份公司正常地开展工作，没有向该公司提供作为苏方在该公司股份中所占有的技术投入的份额，也没有为该公司苏方机关配备必要的干部，其结果使公司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这是不正确的。

    二、为了消除上述缺点，苏联部长会议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和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通过民航股份公司的苏方机关，采取措施以彻底改善公司的状况和工作，并达到如下目的：

    1.在今年的11月1日前，根据附件一的内容向公司提供苏方在公司股份中所占有的资产；

    2.在今年的11月1日前，为公司的苏方机关配备必要的专业干部，使其编制人员达到满额，并更换那些在其专业方面不能胜任工作的工作人员(根据附件二)；

    3.为沈阳—赤塔、兰州—阿拉木图航线政治处增设数名副主任。这些工作人员的薪资计在民航管理总局预算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人员津贴项下；

    4.采取措施使公司固定使用的办公和住宅建筑达到要求，并建设苏中民航股份公司乘客所需要的公共设施；

    5.派国际民航管理总局局长Г.И.斯托利亚罗夫同志、机场事务工程师Б.С.伊万诺夫同志、运营技术工程师В.В.雷巴尔金同志及通讯和无线电导航工程师В.Е.诺维科夫同志，前往中国出差，期限为2个月，以便在改进公司工作以及分配和使用拨给公司的技术器材方面，给予具体的帮助。

    三、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和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在今年的12月1日前提交关于采取措施的结果的报告。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附件一：

    机密

    关于应该提供给苏中民航股份公司作为股金的物资清单

    一、АШ-62-ИР型航空发动机

    二、РАФ-КВ-5型固定的无线电台

    三、ПАР-3型固定的无线电导航台

    四、ПКВ-49型定向仪

    五、КВЯ型无线电接收机

    六、110/220伏硒整流器

    七、40伏特12安培的硒整流器

    八、10-15千瓦220伏特的电站

    九、СТ-144型酸性蓄电池

    十、消除定向仪偏差的振荡器

    十一、航空无线电试验器材

    十二、МП-70型30伏特以下的磁电伏特计

    十三、分流器分别为3、15、30、75、300安培的磁电电流表

    十四、500伏特的迈格表

    十五、电压为250伏特以下标度为2兆的欧姆计

    十六、鲁缅采夫电池试探器

    十七、双电极、可调多针避雷器

    十八、20、50、100安培的装载电阻

    十九、吉斯-150型装载汽车

    二十、嘎斯-51型装载汽车

    二十一、嘎斯-67型轻型汽车

    二十二、莫-20型轻型汽车

    二十三、БЗ吉斯-150加油车

    二十四、加油汽车

    二十五、吉斯-150型汽油油槽车

    二十六、ДТ-54型拖拉机

    二十七、移动制氧站

    二十八、РМ-30回收设备

    二十九、带ЛЗ-2的汽油电机泵

    三十、小砝码分析秤

    三十一、马尔登斯宾斯基仪器

    三十二、细管直径平均2毫米的奥斯特瓦尔特细管黏度计

    三十三、金和斯塔尔克仪器

    三十四、乌别洛伊德仪器

    三十五、秋勃斯克和什塔梅尔量热器

    三十六、列伊德仪器

    三十七、理查尔德松中心测量仪

    三十八、氢气瓶和乙炔瓶

    三十九、2685模式汽车发动机汽缸镗孔立式机床

    四十、221模式的带连杆的吉斯和卡斯牌发动机校准仪

    四十一、204-1型吉斯和卡斯发动机主轴承镗孔器

    四十二、292型吉斯和卡斯发动机连杆轴承镗孔器

    四十三、210-1型吉斯和卡斯发动机连杆轴承启动注油器

    四十四、发电机和启动机电枢检验仪

    四十五、带有4个规格为100×130阀门的121型磨合手提钻孔机

    四十六、立式钻孔机床

    四十七、万能铣床

    四十八、ЭБ-652型双面金刚砂磨轮

    四十九、机械刀锯

    五十、Н-940型裁铁用剪刀

    五十一、ПУТ-48检查电热测量器的装置

    五十二、刻度从0到15000千克的测力计

    五十三、ПЭС-2可移动的电动启动机

    五十四、ИП-40加热器

    五十五、КП-22氧化设备

    五十六、带有上层移动平台的П-452型50吨水压冲床

    五十七、1Д63А型螺丝车床

    五十八、Щ-3А型牛头刨床

    五十九、安装修理工具和飞机维修辅助工具

    六十、安装电机的4486001试验台

    六十一、飞机机翼可摘部分4482023支架

    六十二、运输电机用的4466001小车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附件二：

    机密

    新更换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苏方负责人员名单

    一、哈密飞机场的负责人Н.А.萨马林同志

    二、齐齐哈尔飞机场的负责人М.И.萨奇科夫同志

    三、太原飞机场的负责人И.Н.西马科夫同志

    四、飞机场管理局经济师П.С.切列诺夫同志

    五、航空技师：А.В.拉夫金同志、Г.П.列别杰夫同志、Г.А.阿列申同志

    补充配备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苏方负责人员清单

    1.飞机场负责人2名

    2.地面设备工程师1名

    3.办事处负责人1名

    4.翻译1名

    5.会计师2名

    6.飞行指导员1名

    7.工程师-电工1名

    8.工程师-经济师2名

    9.机库负责人1名

    10.技术试验设备仓库负责人2名

    11.无线电定向仪工程师5名

    12.航空机械师6名

    13.医师3名

    14.无线电技师1名

    15.航海长1名

    总计：30人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76、252-257

    №0049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1951年9月8日)

    发自北京，1951年9月8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在今年8月27日给您的电报中曾通知您，我们想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到驻朝鲜的中国志愿军部队工作。

    在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同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协商后，我们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

    一、志愿军司令部的顾问共10人，其中包括：总顾问1人、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侦察顾问1人、通信顾问1人、后勤顾问1人、军事交通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工程兵顾问1人。

    二、5个兵团的顾问共10人：每个兵团2名顾问，即兵团司令兼兵团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

    三、21个军的顾问共63人：每个军3名顾问，即军长兼军参谋长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

    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

    请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9月8日

    第4492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98-99

    №0049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1951年9月10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9月8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同意派遣一名首席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

    关于是否向军或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根据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后，合理地加以解决。

    我们将派遣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首席军事顾问。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那么陆军大将扎哈罗夫近日前往北京，尔后到达在朝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区。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0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09

    №11825 拉祖瓦耶夫的报告：北朝鲜的政治情绪及中朝关系(1951年9月10日)

    这封信函是1951年10月2日通过外交信使收到的。

    由驻朝鲜的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发来。

    绝密

    1951年9月10日

    关于停战谈判出现的政治情绪和中朝之间的相互关系

    政治情绪

    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不过，他们对此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

    尽管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理解目前业已形成的局势，也同意必须停战，但是，通过一些私下的观察，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朝鲜领导人受到了这样一种认识的压抑，即这场毁坏了国家的战争，是不能使朝鲜得到统一的，现在他们不得不在最坏的条件下同意恢复战前的状态。

    马立克同志的发言 [7] 被朝鲜人认为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金日成在结束了7月份 [8] 的北京之行后，极其沮丧地谈到了这一想法。与此同时，金日成也客观地评价了中国的力量，它的潜力和利益以及它在整个民主主义阵营的共同斗争中与朝鲜的相同作用。在谈到某些同志希望请求苏联提供援助时，金日成多次表示说，苏联是整个民主主义阵营的主要后备军，它目前参加战争还为时过早。

    朝鲜社会各个阶层的情绪可分为两种。一种情绪是对于战争感到极其疲倦，希望不再继续进行战争。另一种情绪是普遍出现的灰心丧气，因为他们将停战看作是对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的破灭。

    在马立克同志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于他的建议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这种情况助长了上述情绪的蔓延。只是在李奇微向金日成提出开始谈判的呼吁之后，朝鲜的报刊才针对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这个建议表示欢迎。到最近为止，朝鲜的报刊都在依据该建议的精神，定期地报道谈判情况以及与谈判有关的一些问题。

    朝鲜人围绕谈判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通过报刊和无线电广播揭露了美国人的侵略立场，号召社会舆论反对他们，对在开城的中朝代表团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朝鲜报刊对停战谈判的反应情况，我们在此不作援引，因为苏联的报界已经广泛地报道了这些情况。)

    应该指出，以上所述的反停战情绪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很快就朝着有利于停战的方向转变了。许多情况促进了这种变化，例如，居民所遭受的灾难、对于战争的普遍厌倦、经济遭受破坏、美国空袭的加剧、前线持续的失利、民主主义宣传的影响，等等。在开城谈判期间，朝鲜人已经习惯了战争可能停止的想法，因此，每一次谈判的中断都使他们感到不安和气馁。

    马立克的建议在南朝鲜受到了李承晚集团的极端仇视，他们希望在侵略者的帮助下，将自己的政权扩大到整个朝鲜。李承晚分子多次举行反对停战谈判的群众集会。6月底，南朝鲜“国民大会”发表声明，反对在三八线上停止战争。

    尽管根据美国人的指示，南朝鲜军队的代表受命加入了出席谈判的代表团，李承晚政府仍然没有停止反对停战的行动。7月31日，李承晚政府在釜山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其口号是：“不统一毋宁死!”与此同时，该政府还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例如，李承晚政府驻伦敦的公使李安闻(Ли Ан Мук)在8月10日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他给英国政府的呼吁书：

    “我请求英国政府，不要力求在朝鲜建立虚假的和平。为此应该研究真实的情况。目前，在朝鲜正在进行着残酷的战争，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和平。”李安闻还声明说，他的政府认为必须摧毁北朝鲜的共产党人，并通过联合国来确保第三国不在军事、经济和其他方面援助北朝鲜。

    显然，李承晚分子对于停战谈判的敌视态度，不仅说明他们已经看到停战将毁灭他们占领北朝鲜的计划，而且还说明他们的立场完全符合美国人的要求……①第二， [9] 予那些坚持停战立场的自己的仆从国以压力；第三，在谈判破裂的情况下提高李承晚分子的政治威信。

    中朝之间的相互关系

    纵观谈判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对待谈判的立场上存在着差别。

    金日成及朝鲜的其他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谈判应该这样进行，即不能贬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威信，不能破坏它的荣誉。中国人则倾向于向美国人做出让步，只要能达成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中国人并不总是力求及时地、充分地使自己的立场与朝鲜人的立场保持一致，这常常引起后者明显的恼怒。例如，朝鲜人将自己对李奇微的第一封呼吁书的答复函草案寄给了北京，这个草案在实质上与北京方面的草案没有多大区别。中国人对朝鲜人的草案没有复函，但是在8月1日晚他们却简单地通知说，北京无线电广播将在某某时间转播电报中援引的金日成和彭德怀答复函的文本，平壤无线电台也应该在同一时间转播这些内容。由于电报很晚才发出，平壤无线电台比北京无线电台晚播出了一个小时，美国宣传机构立即报道了此事。自然，金日成对类似的合作方式十分不满。

    北京向开城派出了一个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李同时还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领导人)为首的、由众多外交官和军事人员组成的小组，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乔 [10] (国务院总理是周恩来)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中国人事先告诫朝鲜人，他们的代表除了应该遵循上级机关的指示以外，还要遵循中朝代表联合工作委员会的一切决定，而这个委员会是在李克农的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的。后来金日成抱怨说，在一系列问题上他都与李有分歧，李对于美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让步。

    无论是对乔伊的发言，还是对李奇微的声明，李克农都起草了答复草案。但是，对于他的草案毛泽东并不全部赞同，尤其是最后一份。8月底，毛泽东对李提出了意见，说他所形成的立场让美国人明显地感到，中国人更关心的是停战，其结果是降低了谈判成功的希望。

    鉴于7月12日事件(关于允许外国记者前往开城和重新研究有关中立地区协定的问题)，金日成起草了给李奇微的答复函，对李奇微的要求做了让步，他同时还揭露了美国人提出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中国人没有征询金日成的意见，只是简单地向他通报了给李奇微的复函内容，以便在规定的时间由平壤无线电台进行转播。中方的答复令金日成不满，因为中方对于李奇微的纯粹宣传性的演说没有进行批评，实质上是将所发生的事件解释为不是美国人破坏了联络官之间的协定，只是没有协商好以及李奇微的要求被作为是合理的和有根据的要求而接受了。但是，金日成失去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只承认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毛泽东请金日成就此问题通告自己的意见。金日成立即答复毛泽东说，他认为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让步意味着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严重的政治打击，还因为被美国占领的朝鲜北部地区，是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地区。

    在答复了毛泽东之后，金日成情绪非常不好，在同朴宪永交谈时他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我宁愿重新进行游击战争，而你们准备转入地下状态。反正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朝鲜。”显然，这样的独白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仅是民族感情的表露，而且也是一定的政治意图的表露。金日成不倾向于通过有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荣誉的让步来达到停战的目的，他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即最终中国和苏联是不会允许毁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

    当美国代表提出在朝鲜人民军后方地区建立分界线的过分要求之后，毛泽东于7月28日立即给金日成发出一封电报，建议金日成坚决拒绝美国人的要求，同时要以十分尖锐的口气提醒美国人注意，他们在海上和空中的优势并不能阻止在大邱和汉城以南的朝鲜人民军。毛泽东的电报使金日成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中国人对美国最近在谈判区的挑衅行为采取的坚决立场，也使朝鲜人感到振奋。

    不仅如此，还应该指出的是，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谈判的失败更加强了上述所说的那些情绪。朝鲜领导人认为，第一，由于中国人在谈判时过分暴露了中方和朝方的意图以及他们对和平的极大关注，所有这些建议在谈判的开初就以最终的形式提出来，这就使双方失去了讨价还价和相互让步的机会。第二，金日成和朴宪永以谨慎的方式表示，北京执行着一条前后不一的政策。在朝鲜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美国人不可调和的立场，他们极力将侮辱性的停战条件强加于朝鲜人身上。

    目前，朝鲜朋友已经表现出了尽可能快地实现停战的意愿。

    苏联驻朝鲜大使

    В.拉祖瓦耶夫

    1951年9月10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2卷，第1592—1598页

    №248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1951年9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收到了您关于阐述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的电报。

    1.为了使我们在天然橡胶这一重要的战略原料上一起最终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我们认为，计划中应该考虑，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规模至少应能保证每年得到20万吨橡胶。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考虑的是中国、苏联和部分人民民主国家的需要。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尽快采取措施种植橡胶树，以便尽快得到天然橡胶。

    2.计划草案中提出了关于橡胶种植园的所有制形式问题。橡胶种植园应该属于谁呢？属于国家还是农民？我们认为，首先应该着手建立国有的橡胶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考虑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在未开发的土地上建立橡胶种植园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进行改良土壤的工作，需要实行机械化，而这些都是农民所做不到的。在组建国营的橡胶种植园的同时，应该尽力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橡胶树。有适合种植橡胶树的农业用地，也有足够数量的农业劳动力，在国家提供的相关帮助下，这将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橡胶。

    至于需要栽培的橡胶树苗，则应掌握在国家手中，为此，应当进行特别的组织工作，应该组织专家对种苗的培植工作进行领导，并大规模使用机械化。

    3.从你们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海南岛以其自身的自然条件可以成为生产橡胶的最为重要的基地，而且近年就可以生产出橡胶。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制订计划，着手在海南岛建立大面积的橡胶种植园，这一点非常重要。

    4.准备地块，准备在近年大面积地种植橡胶树所需要的一些机械：拖拉机、耕地机、中耕机等机械。在此方面我们愿意给予必要的帮助。

    5.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向中国派遣一组熟悉林业工作和国营农场工作的苏联专家、熟悉对多沼泽的土壤进行改良的专家、熟悉种苗机械化种植工作以及树木种植工作的专家。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0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1，л.110-112

    №0049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1951年9月12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在9月8日关于指挥人员军事顾问的电报已收到了。

    我们同意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派遣军事顾问，对此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

    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派遣指定的军事顾问前往北京，尔后到达指定位置。在得到您答复后，我们将通报军事顾问的名字。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2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20

    №248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种植橡胶树问题(1951年9月16日)

    菲利波夫同志：

    您关于种植橡胶树的电报我们收到了。

    您提出的意见非常好，我们完全赞同。

    我们种植橡胶树的计划可以保证每年得到20万吨天然橡胶：海南岛可以保证10万吨，中国大陆性气候地区可以保障10万吨。其中的大部分天然橡胶将会供应给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对于我们自己，有很少一部分就足够了。

    我们正在研究如此大规模地种植橡胶树以便得到20万吨以上的橡胶的可能性。

    您提出的如下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主要在于，必须建立国营的橡胶种植园。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研究。橡胶种苗的培植将会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

    我们非常需要苏联和苏联专家提供技术帮助。

    10月下旬，我们打算在广州召开会议，对关于种植橡胶树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希望苏联专家能够在10月中旬到达北京，以便参加10月下旬在广州举行的会议。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那么我请求您及时把苏联专家派往中国。

    毛泽东

    1951年9月16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1，л.123-124

    №133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世界工联亚洲联络部派驻苏联代表(1951年9月1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18日

    第550项　关于向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派出苏联工会代表的问题。

    1.接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建议，派А.Г.科雷巴诺夫同志前往中国，负责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日常工作。

    2.批准给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苏联代表的指示。

    3.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给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增补外汇预算资金，以用于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苏联工会代表(指А.Г.科雷巴诺夫同志)的开支，并把该同志的工资提高到与大使馆的参赞一样。

    附件：

    给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苏联代表的指示

    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苏联代表应该遵循如下指示：

    联络部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应该与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进行密切的接触，依靠中国工会组织的协助，使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与亚洲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并获得关于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会运动发展情况的全面信息；

    采取措施加强亚洲各国工会组织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部门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生产部门)的国际联合会的联系以及吸收新的成员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

    在已经加入和尚未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会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在提高工资、进行社会保险、改善居住条件、消除种族歧视等问题方面，组织他们在亚洲各国家里采取共同的行动；

    对亚洲各国的大工会组织争取改善劳动人民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斗争给予具体的帮助；

    在亚洲各国，广泛地宣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与其相邻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活动，通过报刊和无线电广播，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及其他工作形式，广泛地宣传苏联工会和中国工会组织的活动，并结合每个国家的情况和条件，促进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关的决定在亚洲各国的实现；

    系统地揭露所谓的自由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劳工局在亚洲各国工会运动中的有害和分裂的活动；

    使亚洲各国的工会组织积极地参加和平拥护者运动，扩大这个运动的群众基础，协助在一些还没有建立和平拥护者国家委员会和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企业里，建立这些委员会。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03、302-303

    №0049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9月20日)

    发自北京，1951年9月20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 [11]

    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关于给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除您同意给志愿军司令部派遣5名军事顾问外，我请求你们研究是否可以在必要时再派5名军事顾问到5个兵团司令部工作。如果您同意这一点，那我希望这10名军事顾问能在今年9月底或10月上旬到达北京，尔后他们即将被派往前线。

    我们知道，为了生产和运输今年9月8日电报申请单所提出的军用物资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批物资不可能与原先订好的用来装备10个师中6个师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同时运到。

    根据原先规定的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期限，我们制订了按照新的编制组建的10个师的战斗训练计划。这一计划从8月份开始付诸实施。

    如果给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计划不变，那我们的战斗训练计划就可无须改变而如期进行。

    这样，在1952年3月就可完全结束按照新的编制组建起来的10个师的训练。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这些师到时候就可投入战斗。因此，我们认为改变给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战斗物资的计划是不适当的。而且，为了满足今年最后两个月内前线的需要和加强朝鲜境内交通线的对空防御，我们要求苏联政府于1951年年底向我们提供价值大约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单提出的军用物资总值1/5的弹药和军用物资。我们主要需要高射炮炮弹及其他弹药。详细的申请单附于本电报之后。

    价值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单所提出的总值4/5的军用物资和满足军事需要的汽车，请苏联政府于1952年上半年提供给我们。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补充提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您研究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告诉我们。

    申请单

    一、85毫米高射炮120门。

    二、弹药(发)。

    122毫米榴弹炮炮弹：杀伤弹19000发、穿甲弹1000发；

    供ЦС-2用的122毫米炮弹：杀伤弹5000发、穿甲弹5000发；

    供ЦСУ用的122毫米炮弹：杀伤弹1250发、穿甲弹1250发；

    76.2毫米加农炮炮弹：杀伤弹40000发、穿甲弹60000发；

    85毫米高射炮炮弹：140000发、37毫米高射炮炮弹2000000发；

    107毫米迫击炮炮弹：20000发。

    三、轮胎(个)。

    供122毫米榴弹炮用的50个，供122毫米榴弹炮前车用的50个；

    供76.2毫米加农炮用的50个，供76.2毫米加农炮前车用的50个；

    供57毫米反坦克炮用的78个，供57毫米反坦克炮前车用的78个；

    供85毫米高射炮用的100个；

    供76毫米高射炮用的100个；

    供37毫米高射炮用的500个。

    四、反坦克手榴弹100000个。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9月20日

    第4726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25 127

    №133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新疆石油矿产进行航空拍摄(1951年9月2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22日

    第598项　关于新疆的石油和矿场的航空摄影问题。

    责成维辛斯基同志和波波维同志审理该问题，并向政治局提交就此问题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13

    №1337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通过给毛泽东的贺电(1951年9月2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24日

    第602项　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之际给毛泽东同志的祝贺电报。

    通过斯大林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之际所提出的给毛泽东同志的祝贺电报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绝密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北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之际，请您，毛泽东同志，接受我友好的祝贺。

    衷心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您本人在中国今后的人民民主建设中取得成就。

    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伟大的友谊在今后更加牢固!它是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可靠保障。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14、л.334

    №1338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遣各界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51年9月2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25日

    第604项　关于派遣苏联社会各界代表团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

    接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苏联共青团中央、苏联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建议：关于今年9—10月间派遣苏联社会各界代表团赴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庆祝活动。该代表团成员具体包括以下同志：Л.Н.索洛维约夫(代表团团长)、А.И.奥巴林、В.Г.雅科夫列夫、Д.Б.卡巴列夫斯基、П.А.玛里宁娜、Р.Г.特洛菲缅科、И.С.佐捷拉娃和尤努索夫·萨比尔，访问期限为三个星期。 [12]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14

    №004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9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对您9月20日关于军事顾问和提供补充装备的问题通知如下：

    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问题，我们已下令作战部挑选和派遣相应的人选，于10月上旬到达北京。

    关于军事顾问在兵团司令部工作问题，我们坚持我们以前的观点——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我们的根据是，特别是在作战条件下，在兵团任命军事顾问不利于兵团的指挥，因为军事专家在兵团要对其战斗行动负责，这样会不可避免走上代替兵团指挥员的错误道路，这是不能允许的。

    关于补充贷款(6亿卢布)和1951年底前提供弹药和军用物资问题。根据生产和运输条件，如我们所通知您的那样，实际上不可能保证在今年年底前提供您在9月8日提出的申请单总价值的1/5，同时又提供6个步兵师的装备和物资。

    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补充订货，在1951年提供相当于总价值的1/5的军用物资。

    但是6个师的装备和物资将推迟半年提供，像我们通知您的那样。

    根据上述贷款，我们在收到您1952年的申请贷款后，将进行研究，然后通知您满足这一要求的可能性和时限。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26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28-129

    №1338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专家前往中国(1951年9月29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29日

    第646项　关于在1951年派苏联专家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的问题。

    责成维辛斯基同志在5天期限内，根据交换意见的情况，向政治局提交详细的报告和就此问题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22

    №133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矛盾论》给尤金发电(1951年9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30日

    第655项　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矛盾论》。

    批准所提交的预备给尤金同志发出的电报内容。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绝密

    北京

    苏联大使转尤金同志：

    同意关于在得到作者的同意后，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矛盾论》的建议。

    维辛斯基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24、352

    №20003 奥巴林院士访问中国日记(1951年9—10月)

    《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А.И.奥巴林院士的旅行日记(1951年9—10月) [13]

    苏联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А.И.奥巴林曾于1951年和1956年先后两度前往中国。他的第一次中国游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第二次则在世界科学工作者联盟10周年。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的奥巴林个人档案中，至今仍保存着他1951年在中国游历时所写的日记，本文将公开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

    阿列克桑德罗·伊万诺维奇·奥巴林(1894—1980)，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6)，他以首创地球生命起源理论而载入世界科学史册。该理论以解决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为宗旨，以物质经过长期化学进化导致生命起源的规律性演变为根基。奥巴林理论的最初形成和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始于1922年举行的俄罗斯植物学协会大会。192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专著《生命的起源》。奥巴林终生都在发展、深化和宣传自己的学说。他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著作被译成世界上的50多种文字。他的理论为我们有目的地研究生命起源问题提供了可能，并促使各专业领域的学者——生物化学家、古生物病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等纷纷就这一课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

    奥巴林的研究兴趣并非仅局限于地球生命起源理论。关于酶的研究也是其创造性研究活动的重要阶段。奥巴林还与自己的学生——俄罗斯生物化学科学院院士А.Н.巴赫(1857—1946)一起研究了植物的呼吸过程，从而奠定了俄国植物生物化学的基础。奥巴林的另一个科研活动领域是将自己的生物化学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他被公认为俄国生物化学技术的奠基人。奥巴林及其助手在生物化学、生物酶和生物技术方面的科研成果为俄国茶叶的生产、面包加工、食品工业(啤酒酿制、制酒、乳制品)的生产奠定了理论基础。

    奥巴林的主要科研活动都与苏联科学院有着紧密的联系。1935年奥巴林与А.Н.巴赫共同组建了生物化学学院，并于1946—1980年间担任院长之职。1948—1955年间他还兼任生物科学系院士及书记职务。

    他的教学活动是与莫斯科大学紧密相关的，他也是该校的毕业生(1917)。从1942年至1960年的20年间，他一直负责该校的植物生物教研室，即使在临终前夕他依然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科学院士奥巴林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1951—1959年间为人民代表，1955—1959年间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在此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1974年为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成员，1950—1959年为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他的活动得到了人们一致的肯定。1959年他被授予世界和平大会荣誉证书。1951年奥巴林被任命为全苏文学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管理局主席。在他替代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负责该协会工作6年之后，又将这一职务转交给了哲学家米京。

    奥巴林1951年秋在中国旅行期间所写日记手稿共18页，字体大，整体笔迹清晰，且没有拼写错误。内容主要涉及自己旅途中所遇到的典型事件和内心的深刻感受。可能，他作这些札记原打算是为将来写回忆录积累素材。在1948—1979年间的30年里，奥巴林曾到过20多个国家。显而易见，他于1951年10月29日在全苏对外文化理事会分会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对中国科研机构的印象》的演说，就是源于自己在中国的见闻。该演说的原始速记现保存在奥巴林个人档案中。其中部分内容，恰可作为本文中所公开的奥巴林日记的注释。关于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之际到中国的那次旅行，奥巴林从历史的角度为自己的演说作了如下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是继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大历史事件。中国在人类历史中所取得的意义是广泛而巨大的，我们科学战线上的人绝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14]

    奥巴林日记在发表时保留了原文的体例风格。缩写均用方格标注。文中有一些人的资料未找到。

    史学副博士Е.П.库拉波娃

    ***

    1951年9月26日

    约九点钟，我们乘专机从莫斯科起飞。在这里，我们稍微等了一会，因为还有一位从塔什干来的同志 [15] ，他刚刚飞来莫斯科。我们的飞机很早就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9月27日

    我们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起飞的较晚。中途在新西伯利亚稍作停留，然后飞到科拉斯诺雅尔斯克过夜。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手提箱事件。

    9月28日

    我们的飞机按当地时间7点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起飞，虽然本应当是6点。飞机直接在赤塔降落。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会。尽管天气不佳，但为了不迟到，我们还是飞往边境。当晚在波尔扎过的夜。当地气候寒冷，晚间我们都冻得够呛。

    9月29日

    我们的飞机又晚点了。由于沈阳和北京的天气不佳，飞机只好在齐齐哈尔降落。不久，飞机再次起飞。当地时间6点我们开始飞往北京。从飞机上我得到了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我们飞过东北、黄海。一片片的土地，共同编织成了大地。在机场，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北京时已是夜晚。代表团招待会，中国式的午餐。郭沫若、索洛维约夫以及蒙古、印度、印尼、马来亚、越南、东德、缅甸等国的代表分别致辞。在北京散步。华丽的马戏表演。

    9月30日

    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清晨北京的街道。早点后我们驱车前去拜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玛里宁娜 [16] 耳朵发炎。白天我要准备演讲的讲稿，因此也未跟他们一同去见大使。

    晚上毛泽东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穿过镶金铁红色宫门，再通过一道机巧的小门，便看到了一条雕梁画栋的中国建筑风格的长廊。我们被引进一个包厢，印度、朝鲜、缅甸、蒙古、罗马尼亚等国的代表团成员已在那里了。大厅(总共可容纳2000多人)的中央是人民——工人和农民(其中很多都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居民——很具中国特色的老大爷，毛泽东的战友)。在人民代表的前面是政府席。外国使节和代表团(包括我们在内)均围绕整体大厅依次站立，高呼毛万岁。那种感受永远也难以忘却。在包厢里我与一些朝鲜朋友见了面。另外，经尤金介绍，我还结识了一些中国学者(哲学家和史学家)。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庆典。我们前去观看在前皇宫前的广场上举行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原来的宫门(装饰得富丽堂皇)如今成了政府要员的观礼台，场面雄伟壮观。我们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均站在右面的看台上。印度、缅甸等国的代表均穿着红色的礼服。

    盛大的阅兵式，就像我们在红场上所做的那样，整齐地通过广场。其中有很多重型武器：坦克、火炮，甚至“卡秋莎”。天空有飞机掠过，其中有喷气式。阅兵式之后是游行：首先是被人高举着的领袖肖像，他们很缓慢地通过广场，随后是中学生队伍(他们穿着非常鲜艳，手中高举着绿枝和黄色的花，象征他们就像花儿一样，正在绿色的大地上盛开；覆盖有开着花的树枝的坦克，在蓝色的海波上行进的巡洋舰，等等)。再后面便是铁路工人和其他工厂的工人队伍。场面宏大步调却相当一致。他们手中举着红旗，而队列都是蓝色的。我走下看台，与朝鲜代表团的朋友们交谈。他们的关怀令我感动。游行队伍的最后是大学生和艺术工作者。他们的穿着相当鲜艳夺目。锣鼓震天。最终，民众排着密集的队列面向观礼台，人们都想往前一些，整个广场人头攒动。

    游行过后，我们四人(索洛维约夫、雅科夫列夫、特洛菲缅科和我)一起去尤金那里。那里有一个小花园，房间的布置也很别致。晚上我们到使馆看了电影，然后又返回尤金处，站在房顶看燃放礼花的壮观景象。我们与尤金和随行的中国人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谈话。我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

    与昨天一样，今天仍是个艳阳天。游行队伍仍穿着同样的服装，没戴帽子。太阳烤着人们的额头。

    10月2日

    早晨郭沫若和苏中友好协会的代表来看我们。商定了我们在北京和中国的游览计划。

    午餐后，我们驱车去参观“紫禁城”(以前的皇帝宫殿)。我们看到了皇帝的私人花园和皇后的寝宫。一开始先到了皇帝的休息室，我们在这里喝了茶。这里立着一把宝座和一个上写150个相同意思的预祝皇帝万寿无疆的字的屏风，还陈列着一些有意思的钟表。然后，我们顺着过道来到皇后的寝宫。这里有一口井，它是皇妃被淹死的地方。这里摆放着许多名画、玉制品、古代的青铜器、钟表(能像夜莺那样鸣叫)，等等。还有一个宫殿是皇帝吃斋和贡献祭品的地方，名曰天坛。宫殿的顶都是陶制的，房屋的正面都由涂了漆的红木建造的，上面还镀了金。远远看去，山腰上有三个亭子的地方便是那个自杀的皇帝的上吊之处。在园中参观时我们注意到，游人很多——都是普通百姓，因为今天是节日。场面很感人。我们还看到一个盛有中国金鱼的大缸——里面有金色、银色、杂色、透明、黑色等长着凸出眼睛的各种金鱼。

    我们晚饭是在中国饭店吃的。

    随后又欣赏了中国京剧。其表情和技艺均带有完整的程式化特色。我很喜欢，虽然有点费力。

    10月3日

    清晨，在中国保卫和平和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开了一个会。该委员会就位于前意大利使馆的大楼内。这里的花园很美。郭沫若作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报告。中国人民在与美国侵略者进行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的发言。随后发言的还有印度、朝鲜、印尼、缅甸和德国等代表。午饭后，我们去参观皇帝的园林“北海”，现在看来，它已变为民众从事文化活动和休息的场所了。这里有一个“永宁”殿，但没让我们看。因为那里现在住有西藏来的喇嘛。里面建有一座白色的西藏塔，从塔上看北京，景色很奇特。湖边有一座小房子。姑娘们在跳舞。还有一个五龙亭，是皇帝钓鱼的地方。我驾船游湖。

    晚间，我与卡巴列夫斯基 [17] 去城里转，看到了商贸集市。我们偶然地来到了民间戏院或音乐厅。这里非常有意思，不过，尽管遭到巴列夫斯基的反对，我还是决定离开。

    10月4日

    一大早，曾昭抡教授便来拜访我，要求我去他们清华大学。他本人是有机化学家。商谈之后我与所有团员一起去了颐和园，我们在那里待了一整天。公园里的建筑非常雄伟，共有几十个宫殿，亭子、塔、寺院。这里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历史事件。晚上观看了民族歌舞演唱会，演员表演得生动而欢快。

    10月5日

    清早，我们参观了铁路工人展览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缺点是，协会没有利用展览来开展自己的工作。

    12点前我们驱车来到清华。这是市郊一所很大的大学，是用对“遭受损失的”美国人的赔款建造的。这里就像一座城市，宿舍、体育场、教学楼等样样俱全。校长与我们见了面。我与尤努索夫一起参观了这里的化学和生物学实验室。实验设备并不太多(学校曾驻扎过日本兵，很多设施都被损坏了)。生物化学的教学都是根据我的教学大纲安排的。我结识了沈彤(Шен Тун)。我们在校长那里吃了午饭。之后与学校的教授们(其中还有来自其他大学的教授)见了个面。我作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期间有人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晚上是苏中友好协会召集的会议和举办的音乐会，我待的时间很短。

    10月6日

    早上，我们参观了天坛。这是北京宏伟的建筑之一，或更准确地说，它就是一个建筑群。它的地理位置较高。皇帝每年都要来这里的主殿，向上天贡献祭品。还有一个规模较小，但装饰特别华丽的皇后的宫殿，这里安置着皇帝祖先的牌位。旁边是地坛，它也像天坛一样，位于一个近似圆形的广场上，只是中间是中空的。这里穹顶都建得很漂亮。建筑内的声学现象非常有趣。这个原是皇家公园的建筑，如今也成了大众文化和休息的场所。

    午饭后，我们乘车去农业科学院。该坐落于市郊的科研机构共有如下一些系室：农艺、园林和苗圃、植物保护、农业化学和土壤、育种、动物养殖、兽医。翻译和知识传播——两个委员会，还有一个制作标本和模型的小工厂。

    了解了一下知识传播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其主要是引进科研成果，但这并非易事，因为学院只能指望农业部实验站的成果。农民的实践经验很有限。了解了从块茎菌中制取的药剂(用于花生的生产)的情况。一个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展示的草本植物的标本引起了我的兴趣。学院自己也搞生产，主要是第666号杀虫剂(俗称六六粉)。

    晚上观看了浙江省的传统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该戏不论是编剧还是演员的演技都很优秀，催人泪下。

    10月7日

    一个早晨都由于一场不必要的谈话给浪费掉了。午餐后去科技知识传播协会开了一个会，结识了许多科技工作者。他们都是科技知识界的上层人物。作了一个关于我们协会工作的报告。匈牙利科学院院长也发了言。

    晚间是政府招待会。会谈很有意思。印度、印尼和越南的代表都发了言。

    10月8日

    清晨，到科学院附属的各学院去了一趟。生物学院虽然不大，但有很多标本。以中国的植物为主，高、低级植物俱全。该校从科马罗夫学院 [18] 得到了很多树叶标本。研究工作仅仅根据分类学和生物地理学理论进行。学院附属的植物园不大。昆虫学院以防治蝗虫为主。其极力想与苏联学者建立联系。

    晚上在政治知识传播协会作了演讲。该协会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审判长。期间人们提出的很多问题都非常有意思。

    当晚我们乘火车前往上海。火车包厢真棒。陪同我们的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主任。

    10月9日

    一整天都在中国的大地上奔驰。田野、各地不同的景观从眼前掠过。深夜，轮船将我们与火车一起都摆渡到了长江对岸。

    10月10日

    到达上海时已是清晨。欢迎仪式非常热烈。孩子们手里都捧着鲜花。为我们安排的旅馆也很舒适。我与尤努索夫住在一起。午饭后我们去城市玩。这里的街道、服装都很有特点。街上人很多。看到了黄浦江，中国式帆船，人们住在舢板上。银行所在的建筑都很高大。还看到了汽轮。我们登上一座12层的高楼去观看上海的景色——的确很美。晚上参加了一个约有25000人的集会。随后便是用中国民间乐器——琵琶、二胡等演奏的音乐会。

    10月11日

    早上，参观了工人文化宫和革命历史博物馆。随后我们又去了郊外由孙中山遗孀主办的人民福利协会附属的幼儿园。该园设施很好，孩子们都很乖巧可爱。之后我们又参观了土地改革展览。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地主的习俗和爱好。展览反映了新婚姻法公布后中国农村的情况。

    午餐后我们又乘车去一个村庄参观。我们先是乘自己的汽车，之后又改乘当地派来的吉普车。鉴于我们的到来，当地政府专门召集农民开了一个会。我们参观了农舍，了解了这里棉花种植的情况。离开时月亮都已经出来了。

    晚上举办了酒宴。

    10月12日

    从早上开始，我便与尤努索夫一起参观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实验室。这里有由生物学科研机构组建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学院、植物和水生生物学学院，还有一系列化学和物理学院校。这里的实验室都组织得很不错。实验仪器和参考书籍均以美国的为主。从事神经传导和一般性神经肌肉活动领域的科学研究。生物化学方面的科研涉及酶——植酸酶、植物磷酸酶和瓜氨酸抗生素，等等。在植物生理学领域——涉及春化处理、光照和微量元素等。这里的学者对苏联的科研成果很熟悉。这里的水生生物研究工作，主要针对湖泊中的生物，只涉及纤毛虫。开了一个会，我在会上强调了中苏学者建立直接联系的必要性。

    午饭后在分院一个大教室里，我作了题为《关于生命起源》的演讲。与会者有400多人，主要是大学生和科研工作者。他们听得非常认真，并作了笔记。翻译是上海的一位医生，译得非常棒。他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对俄罗斯语言吃得很透。

    晚间演的是京剧。与我们在北京所看到的那场戏很相似，只是服装方面有些区别。

    10月13日

    驱车前往复旦大学的茶叶系。该校位于市郊，占地面积很大，学生共8000人，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茶叶系或组拥有良好的实验设施。人们领我参观了机械系、工艺实验室、农艺系和实验田。观看了各种品种的茶叶制造工艺：两叶和三叶茶的制作技术，茶叶增香工艺和茶叶的穴窝种植法等。

    坐汽船横渡黄浦江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来到杭州。这里号称大米和丝绸的故乡。当晚我们在杭州过夜。外面下起了小雨，但我们在舒适的客房里睡得很香。

    10月14日

    清晨天气很好。我们环湖旅行。游览了佛寺和皇帝的陵墓。然后又沿着堤坝散步，在湖中荡舟。在各个小岛上我们都稍作停留。在到处都是小山的公园里游玩。这里真像天堂一样。晚上又举行了宴会和舞会。

    10月15日

    早间，我们驱车返回上海。到上海时已是华灯初上。在南京，我们受到了欢迎，并驱车去参观中山陵。月光下这里优美的风景令人难以忘怀。建筑宏伟壮观。实际上，整个山都成为了一座纪念碑。我们在墓前奉献了花圈。晚上宴请过后，我们被送上了轮船。当晚我们将渡过长江，然后再坐火车。

    10月16日

    经过一整天的奔波，我们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10月17日

    到北京后，与翻译交谈。晚上与杨共同晚餐。

    10月18日

    早上在中国科学院作了题为《生命起源》的报告。我受到了副院长的接见。报告后是午餐。我与邻座的学者们都相互认识了。谈了关于组建科学院的问题。午餐后我又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招待会。

    10月19日

    为纪念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去世15周年而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10月20日

    我们返回的飞机从北京起飞，途经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有关部门)在和平院为我们代表团的顺利归来举行了宴会。

    10月21日

    从伊尔库茨克飞往鄂姆斯克。当地也举办了宴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日本等代表团都发了言。

    10月22日

    飞回莫斯科。

    АРАН，ф.1719，оп.1，д.433

    №24839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访华代表团报告：中国的企业和工人状况(1951年10月 [19] )

    …… [20]

    工资和关于工人物质状况的一些数据。

    中国的工资状况仍然非常严重。在谈到工资分发状况的时候，或许，应该把中国分为两个地区。东北的状况明显要好一些，而中国其他地区的工资状况，用中国同志的话来说，处于“混乱状况”。

    在东北，大部分企业实行八级工资支付制度。早在1951年初，对25％的工人实行的是按件支付，而在1951年，按件支付工资的工人的数量应该会达到50％。1951年，中国东北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在中国东北的国营企业实行按件支付工资的临时条例，该条例的主要方针是，应该推广按件支付工资的制度，在这一问题上还考虑到了怎样分发工资(生产定额和时间、类别、估价)。该条例还确定了对生产的质量一般的产品和不合格的产品的支付，规定了对工资额进行再考核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毫无疑问，该条例将会使东北的企业更好地支付工资，并在最近对大部分工人都实行计件给资制度。

    中国其他地区工资的支付却是另外一种状况。在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企业实行的仍然是在国民党时期实行的、过时的、对各阶层人员进行工资支付的临时政策。在这些地区大量实行的是，无论是在不同的行业之间，还是在行业内部都实行统一的工资支付制度。

    在各单独的工业领域，工人工资的数量的差别很大，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工业领域的工资要低于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领域的工资。比如，根据中国全国工联的数据材料，1951年初的平均工资水平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军事工业　100％

    火柴工业　111％

    烟草工业　115％

    缝纫工业　128％

    磨面工业　131％

    煤炭工业　133.5％

    金属工业　134％

    铁路　146％

    机器制造　165％

    重化工工业　179％

    纺织工业　181％

    电站　187％

    邮电　204％

    电报　219％

    以下是中国17个行业工人平均工资的表格，数据来源于全国总工会在1951年5月从各企业收集到的数据。

    EPUB/Image00099.jpg

    续表

    EPUB/Image00105.jpg

    这一表格显示，在皮革、纺织、面粉、印刷这些工业领域的工作要比诸如煤炭、黑色和有色金属以及橡胶和化工业领域的工资明显要高。

    在行业内部也是这种情况。在同一个工业领域，通常小企业的工资要比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企业的工资要高。比如，在上海的“亚洲”金属加工厂，其中共计530名工人，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月231工资分，而拥有3253名工人的“石岭山”(Шилиншан)金属加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则为164工资分。

    在江西省的天河(Таньхе)煤矿，拥有303名工人，工人的工资为：平均工资210工资分，而最高工资为329工资分。而在湖南省的广益(Гуан－инь)煤矿，拥有工人1770人，工人的工资为：平均工资121工资分，最高工资为167工资分。湖南省煤矿工人的工资为每月121—187工资分，最高工资为每月167—364工资分。

    在企业内部也存在很多类似的情况。

    在许多部门，存在工资不同的现象。比如，住房补贴、饮食补贴。在一些情况下住宿是免费的，而如果该企业的工人不是住在宿舍的话，那么他会得到补助金。而一些地方发放粮食补贴、育儿补贴等。这些补助金的发放通常不是按劳发放，而是按照其他的因素：家庭生活、工龄等因素发放，现在也是这样。在国民党时期，工资的发放经常要同工龄联系起来。

    由于上述原因，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普通的职工得到的工资要高于技术工人——部门主任甚至是管理部门的领导得到的工资。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的工人甚至是女清洁工的工资都要高于专业工人的工资。

    在单个的工业领域没有统一的关于同一职业的工资标准。比如，在铁路部门，汉口机车司机得到的工资是397，郑州的机车司机得到的工资是213，而在太原的机车司机得到的工资是205，而且工资上的这种差距不是根据该地生活条件的差别确定的，而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很早就形成的。

    在单个的工业企业，工人的工资从20个档次到200个档次，有时档次更多，而且各档之间工资的差距不是很明显。这就阻碍了工人专业技能的提高。比如，在山东省某市的一个铝厂，1951年以前在工人和职员中实行21个档次的工资，但是第21档和第1档的工资的差距仅有1.8倍。

    该厂的工人说：“第11档和第12档工资的差距为2个面包，就是回家种白菜也比在这个企业工作要好一些。”

    在调整工资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是：没有解决这些共同的问题的统一的法律规则，比如，关于婚假、停工期间的工资的支付和加班费等。

    由于这些问题，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在一般的情况下，加班费都不支付。在一些企业里，在停工的时候完全不支付工资，而一些企业则正如在工作时间一样全额支付工资。

    1.实际工资。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非常低。工人的平均工资仅够维持2—3个人的生活需要。

    1950年，北京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对生活在北京的35个工人和职员的家庭的预算进行了调查，他们以这一调查为基础确定了每人每月食品和工业品的平均需求。

    如下一些数据资料表现了接受调查家庭的家庭人数和养活家庭的工资的规模。

    EPUB/Image00011.jpg

    接受调查家庭的成员(按家庭人数)，每个家庭的人数平均为5人。但是，得到的食品和商品是按照4个所谓假定年龄的人的需要进行计算的(各年龄段的孩子的食品的需求另有确定的量)，这种计算方法本身，也就是按年龄计算的方法，我们没能掌握。

    应该指出，即使工会的工作人员也认为，中国家庭平均人数为4—5人。但是我们没能取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材料。

    2.以下表格显示了接受调查家庭的工资分配。

    EPUB/Image00003.jpg

    用小米的重量来计算用货币，也就是用元来支付的工资。工资用小米的斤数来确定，而根据小米的价值用元来计算每月支付的工资。

    在上述列举的表格中，每斤小米的总价值为1200元。这一价值现在是稳定的。我们在中国期间，小米的价值几乎都保持这一水平。

    以下列举的数据是假定年龄的一个成人每月的粮食和商品标准。这组数据是通过对35个家庭的成人的预算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

    EPUB/Image00166.jpg

    续表

    EPUB/Image00088.jpg

    ①②③原文如此，数据有误。——编注

    这样，在北京，按1951年8月30日的价格计算，仅食品和工业品方面每人每月至少就需要花费156730元。如果考虑到的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家庭，那么这些开支为626920元，其中还不包括一些公共开支(住房、燃料、照明)，而这些开支甚至是相当多的。

    根据工会提供的材料和数据，17个工业部门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在250000元到570000元之间。关于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一个家庭通常只有一人工作。

    这些数据说明，大部分工人无力购买上述必需的食品。

    在访问一些企业的时候，同个别工人进行的谈话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

    比如，在同北京的一个汽车修理厂的钳工王喜章(ВанСичжан)同志进行的谈话中，我们得知，他每月的工资为40万元。每月他的家庭大致需要如下食品：

    小米　40俄磅　40000元

    玉米面　35俄磅　35000元

    高粱　15俄磅　10000元

    玉米　30俄磅　20000元

    各种蔬菜180000元

    总计285000元

    他每月支付的房租为60000元

    根据他的计算，他家购买衣服和食品大概需要90000元。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是怎样弥补预算中的不足的？王喜章同志回答说，靠他的妻子打一些零工。王喜章同志的家庭有5个人：他、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在与“凌道”(Линдао)染料厂的杨奎龙(Янь Куйлун)同志进行谈话的时候他说，他在该工厂工作10年了。每月挣50万元。他家有四口人：他、妻子和两个孩子。每月养家糊口的费用为30万—35万元。他家的主要食品是：大米、高粱、面粉、蔬菜、豆面。只有在一些重大的节日才购买一些肉食和动物油。杨奎龙同志有自己的住房。

    在北京近郊门头沟这个小地方的一个煤矿中，在同一名矿工家庭进行的谈话中我们得知：这一家有九口人，只有一人工作，他每月挣35万元。据他的家人说，他们每天早餐需要花费2500元，午餐需要花费3500—4000元，晚餐需要花费大约3000元。他们的食物主要是大米稀饭。矿工的妻子为矿工准备的稀饭要稍微稠一些。衣服和鞋子一点也不购买，他们的孩子衣衫褴褛甚至光着身子。

    在该煤矿每人每天在食堂的饮食的花费是：早餐750元、午餐2000元、晚餐1500元。食物是米饭和一盘蔬菜。

    在北京近郊的石景山电厂的食堂大概也是这样的花费：早餐750—800元，其中大米粥200元，鸡蛋400元，热饼150—200元。午餐要花1800元，晚餐花1400元。

    在对天津市第四纺织厂的食堂进行访问的时候，我们得知，那里的食堂是合作化的食堂，工人可以得到午餐，午餐是米饭和配菜。这顿午餐提供14天，价值16000元。

    该工厂的宿舍也有食堂，工人每月得到价值为90000元的一日三餐，其中早餐和晚餐是蔬菜汤或者是米饭肉汤，不加糖的一杯茶以及两个小饼。午餐除了这份东西之外加一份稠大米粥和配菜。肉每10天吃一次，每次100克。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论的只是关于每个家庭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食品和一些商品。为此还必须加上住房、燃料以及其他的一些公共开支。这些开支高达每月10万元，有时甚至更多，因为，北京每套(间)住房每月就需要5万—10万元。

    北京的医疗费用特别高。比如，在医院治疗一天一夜需要花费1.2万元到5.4万元。在北京的医院一天一夜的住院费是8万元。手术费另算，而且每项手术费平均为60万元。胃或肠透视需要40万元，X光拍片需要1万—1.8万元，腹腔拍片需要8万—14万元，一颗牙1.5万—2.5万元。

    中国的工人和职员每年需要为子女上学支付1万—6万元。

    通过对得到的一些报告材料进行分析，以及对北京、天津、青岛市的一些企业进行访问，我们确信，中国的工人现在过得非常贫穷。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工资只够维持最低水平的饮食上的需要。他们的衣着非常朴素。绝大部分外套都是用棉布制成的，鞋是用绳子纳的鞋底为材料做成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并非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有衣服穿，特别是孩子们。

    如下情况特别具有说明性。我们参加了北京的五一游行。游行的队伍非常庞大，人非常多，人们也都很兴奋。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参与游行的人的衣着反映了他们都非常贫穷。大部分工人都是仍然穿着工作服走在游行的队伍中。这也说明，大部分中国工人没有能力购买节日的服装。

    调整工资方面的工作。两年内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致力于提高劳动人民的工资。制定了关于调整工资条例的总方案，其基础就是实行的八级工资制。这一草案也规定了用统一的单位工资分来计算工资，并确定了单独的工业领域工资的多少，而且对于一些主要的工业领域来说，工资水平确定得比较高。

    工资分是计算工资的单位，它由5种食品和物品来计算：

    米(小米或大米)　0.8斤

    白色材料(布)　0.20尺

    植物油　0.05斤

    盐　0.02斤

    煤　2斤

    用这5种计量单位举出了26种食品的平均需求。

    使用工资分这一计量单位的必要性在于，中国各地区食品的价格是不统一的，也是不稳定的。因此，通常的解决方法是，用工资分计量的食品的价格来计算工资，而用钱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以此希望来解决工资的统一，并在现实中使其稳定。

    在该方案中，工业领域按支付工资的多少被分为8个等级，而且规定最高的工资是在那些最为重要的部门。比如，煤炭工业和采矿工业、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行业被列为第一等级，石油和电力工业被列入第二等级，机械制造和化学工业被列入第三等级，等等。

    由于该方案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同时由于在全中国推行该方案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目前，中国政府是没有这么多的资金的，因此该方案没能推行，而只是在财政条件许可的一些企业作为对工资进行审议的一种辅助手段。并且规定，在审议工资的时候，工资的增幅不能高于10％—15％，在审议工资的时候，需要削减工资的工人的数量不应超过10％。

    这样，根据该方案，工资的调整要由企业开始推行，但是，正如上述所述，需要经上级财政委员会的批准。

    现在已经有许多企业开始审议工资。根据非常不充分的数据，这些企业的工人的数量将近37.9万人。应当指出，在推行八级工资制的地方，都受到工人们的欢迎。比如，青岛市水压站工人们说：“以前，专业工人和非专业的工人得到的工资一样多。专业技能什么也不值。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我们来说，实行八级工资制是正确的。有了努力的目标，也有了希望。”

    在推行八级工资制的各企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现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比如，在山西省的一个工厂里，在审议工资之后，一名钳工在10天内完成了工作计划的300％。工人对加强社会教育和技术水平的兴趣也提高了。比如，在山西省的一个工厂里，工人参加社会教育培训班(不脱产)的出勤率明显提高了，在审议工资之后，所有的工人都开始积极地参加这一培训班。此外，他们还请求为他们安排一些技术课程，购买一些技术资料，请求技术工人解释机械的结构等问题。

    在山西省的另一个工厂，去年每本书(初中使用)卖100元。许多工人不愿买这些书。而现在，当按每本2万元出售《机床绘制》一书的时候，300名工人马上就表现出了购买该书的意愿。他们担心，随后这些书就没有了。这说明，随着八级工资制的推行，工资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工人们开始明白专业技能的意义。他们知道，专业技能越高，工资就越高，因此就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正如中国同志自己所承认的，这是工资调整方案中规定的八级工资制的优点之一。

    在那些正在对工资进行审议的企业，工资通常都在提高。比如，在山东省某市的一个铝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17.58％，技术工人的工资提高了27.63％，职员的工资提高了21.71％，平均工资提高了19.19％，而在被批准的时候增加了20％。

    在所有的工人中，85.09％的工人的工资都得到了增加，7.5％的工人的工资保持不变，7.33％的工人的工资降低了。

    在山西省晋华(Динхва)纺织厂，工人工资增加了15％，在广东省的糖厂和卷烟厂，工人工资增加了15％—20％。在审议工资的时候，各个企业总工资提高了5％到30％。

    中国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送给中共中央党组关于中国的工资调整状况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在一些地区进行的工资调整的结果是，使我们更加坚信了改革工资体系的信心。我们相信，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及对旧的工资制度的逐步改革，工资正在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为重要的杠杆。”

    应当指出，以个别企业审议工资的经验为基础，一些部门制定了整个工业领域调整工资的方案。目前制定了铁路工人工资的调整方案，该方案已经得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批准。总的来说，铁路工人的工资将提高20％。还制定了调整纺织工业工人工资的方案。该方案已经开始在青岛的纺织工厂实施，以便进行试验。根据这些工厂工会工人的通报，方案得到了赞许，并且，从10月1日开始，将在其他的国营纺织企业实施。

    现在，交通运输部正在制订关于调整远洋运输工人和江河运输工人的工资方案。该方案的基础考虑到了苏联海员和江河运输工人的工资的制定原则。打算把工资的多少同工人所在的船队的种类以及船舶的功率或者载重量相挂钩。

    其他部门也在调整工资方面进行一些准备工作。

    在中国，在审议(调整)工资的时候，所有的工作都以三个原则为基础，这三项原则得到了1950年全中国调整工资筹备委员会与会者的赞同。

    这三项原则如下：1.尽可能使劳动工资制更加平等，为全中国建立统一的公平的劳动工资奠定初步的基础。2.必须考虑到现实条件。要使工资的调整得到大多数工人和职员的支持，因为这是取得成功的保证。3.要考虑到国家的财经条件。不能使工资的调整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

    为了实现这三项原则，制定了一份总方案，该方案为工资的调整奠定了基础，并且规定，第一，不允许降低10％以上的工人的工资，第二，允许总工资的增幅平均不高于10％—15％。

    ……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工资问题上提供的帮助。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小组采取如下方式在工资方面对中国同志提供了帮助：通过会谈、提供咨询、授课、参与一些文件的制定工作、参与对工会干部和业务干部进行培养的特别培训班的工作、在访问中国期间就工资问题进行的各类会谈和参加的会议达14次，涉及的人数为240人。参加这些会谈和会议的既有全国工会联合会和工会部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有业务干部(主要是部局级干部)……在就工资问题开办的培训班上，我们的工作小组上了共计80小时的课程，参与的课堂讨论共计27小时……应当指出的是学员们听课都很认真……学员们的另一些特点是坚持不懈，非常乐意而详细地弄明白所听的内容。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们坚持不懈地对上课之后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比如，在讲授“苏联劳动支付的形式和体系”的课堂上，一些学习小组提出了如下不同的看法：计时工资和计时奖励工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支付的原则。由于在学习小组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国同志们请求我们详细解释这些问题，并且在苏联工会经验的基础上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在讨论课上我们不得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剖析。还有许多问题都反映出学员们在努力对讲授的材料进行研究。

    ……

    ГАРФ，ф.Р5451，оп.72，д.879，л.37-58

    №20162 别洛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情况(1951年10月 [21] )

    …… [22]

    二、本军战斗任务及完成任务的条件和战机

    根据军事部长的指示，本军的作战任务：为安东—朔州地区的桥梁、渡口、火车站和机场以及北朝鲜境内的朝中军队后方设施和交通线提供空中保护，使其免遭敌人空中打击。

    与此同时，该军还应在中国空军的配合下随时准备对敌人空军可能发动的对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的主要行政和工业中心的空袭实施反击。

    上述战斗任务的完成是由一定的特殊条件决定的，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本军才可能采取行动。这些特殊条件具体包括：

    ——本军的作战活动范围只能在平壤、元山一线和海岸线之内，这一局限就使我们的飞机充分利用战机完成上述战斗任务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如果不把敌人对中国境内设施的空袭的反击计算在内的话，我们还必须在面对优势敌人和得不到任何中朝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仅以本军的力量孤身投入战斗。虽然目前已有一些中国空军师投入了战斗，但其对本军部队的活动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作战区域的机场网络配置是我军的最大局限，它完全限制了我军作战的机动能力。这在我方战机前往前线区域作战时表现得尤其明显。

    ——便于我军完成上述任务的因素在于，由于朝鲜战场复杂的政治形势，我空军的基地均位于敌人空军的活动范围之外。

    上述这些特殊条件决定了我军在作战时必须集中兵力来对付敌人的主要机群。因为如果分散兵力来应付所有在作战区域出现的敌机就可能出现无法完成作战任务的局面。

    本军由三个歼击航空师以及一个航空兵团独立情报部队和两个高射炮兵营组成，其目前的部署情况如下：

    ——为安东地区的设施提供空中掩护，以梯队方式或集约方式攻击敌空军，必要时将动用本军所有力量参战；

    ——防止敌人主要机群对安州一线以北地区的交通线和后方设施发动空袭，为此我们将动用第一梯队的两个歼击航空师，其余第一梯队各师的2—3个中队和第二梯队所有师将作为本军预备队保卫安东地区的机场和设施；

    ——防止敌人个别批次飞机对后方设施和安州、平壤地区的交通线发动攻击，为此将动用第一梯队各师的3个，或(特殊情况下)4个团。其他——第一梯队各师的剩余部队和整个第二梯队各师将作为本军预备队安东—安州地区的机场基地和设施提供空中保护，严防敌人可能发动的袭击。如果要为安州—平壤地区的设施提供可靠和彻底的保护，本军力量有限。

    在第二梯队各师(如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出现保养维修情形，本军的作战能力将有所缩减。

    三、本军各部队的作战方式和把握战机的主要原则

    事实表明，本军将要与力量占优势的敌方空军作战，在得不到中国和朝鲜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进行单打独斗式的战斗。这就迫切要求它只能集中力量去对付主要敌人，即敌人的轰炸机群，而不能分散使用自己的力量。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本军的打击目标不应是每个，甚至小型的敌机编队，而应是定期地集约式地将我们的歼击机组成一个大规模的集群，且只攻击敌空军的主力，其中首先便是其轰炸机和强击机群。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攻击只能是定期实施的，因为如果经常性地每天都组织这么大的力量，我军没有那样的实力。

    此种打击应安排在敌人空军活动相对频繁的时期，且我机群应当具有一定规模，至少以团为单位。除自由“搏击”式的出动之外，小规模机群的出击只会导致我们力量的分散和白白浪费我歼击机的实力。

    总之，我军的任务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以集约式、定期的、事先充分准备好的大规模歼击机集群去打击敌空军的主要机群。

    我军作战的主要方式是：

    ——根据机场值班情况出动大规模机群对敌机实施拦截；

    ——用小机群(分队、中队)与敌自由“搏击”；

    ——个别情况下以巡逻方式保卫地面设施。

    四、组织管理

    歼击机、高射炮和探照灯均由军指挥部统一管理。

    根据具体情况，飞机的导航由军指挥部、航空师指挥部和歼击航空军空中指挥所负责。高炮部队的火力和高射探照灯的管理由高炮航空师和探照灯团指挥部负责。

    本军指挥部将部署在安东机场地区。各航空师指挥部——自己飞机所在机场区域，各高炮航空师指挥部：第九十二高炮航空师——安东，第八十七高炮航空师——博川，第十探照灯团——安东。

    歼击航空兵师的空中指挥所组建地区：一号在富秋里地区，二号在博川地区。

    预警系统可以发现250—270公里处位于中等高度的敌机。

    关于空中目标资料向歼击航空军对空情报总站的传达可通过以下方式：用无线电台，用机场无线电技术设备——热线直拨电话和А7б型超短波无线电台，利用中国雷达站的电话和广播。

    向本军各部队通报敌情可经歼击航空军对空情报总站用广播报告。

    为了给我方飞机导航，指明敌机位置，除雷达站外，还可使用分布在车岭关、朔州和宁郁地区的可视无线电导航台。

    五、本军作战成果简述

    自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9月15日期间我军战斗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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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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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6月间，本军只有少量飞机投入战斗。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朝边境地区没有机场，另一方面，本军部分部队要承担中朝飞行员的改装训练任务。

    自1951年6月起，当庙沟机场投入使用之后，这使我们有可能在安东机场同时集中两个师的兵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军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缩减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

    尽管我军的空战条件相当复杂而不利，尤其是敌机数量上总是占据优势，但我军各部队还是担负了大量的战斗任务，并取得了不错的作战成绩，使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其关键在于我们的飞行员均训练有素，我们的米格15战机性能优秀，全军指战员忘我的作风及其思想上对所肩负责任的正确认识。我们的飞行员在多数空战中均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充分发挥了我们飞机的特点，因此即使在敌人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赢得了这些战斗的胜利。

    各部队指挥员及其参谋部也从中获得了许多战斗经验，学会了如何能够更正确地对作战工作实施组织和领导。因而近一段时间来本军的作战行动变得更为坚定，军指挥机关，各师、团所制订的作战计划也愈加严谨周密。

    由于本军各部队基本完成了自己所肩负的为安东—宣川地区的后方设施和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的任务，一段时期敌空军没有对这些设施造成重大的损失。

    本军并不完整地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为安州—平壤地区的设施提供掩护的任务，直到最近敌空军经常对这些设施实施轰炸机和强击机空袭，从而对中朝部队的后方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本军没有能够完成对上述地区的设施提供保护的主要原因在于：

    ——本军力量有限，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只能以巡逻的方式来保卫这些目标。

    ——我们歼击机所在的机场与这些目标距离太远。

    ——我们对敌机的预警能力有限。我们飞机多数情况下都是根据机场值班报告以起飞拦截敌机的方式来对上述目标实施保护的。

    ——我们很难确定敌机群的真正目标(意图)，且我们的歼击机起飞后必须在指定地区(三八线附近)拦截这些敌机，而敌人只要一飞过这个界线，便已到达了自己的主要作战区域。

    ——我战机活动区域的局限导致我们只能以自由“搏击”的方式来对上述目标提供保护。

    除了前面所列举的积极成果外，我军各部队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重大不足，其中主要包括：

    ——我们一些指挥员及其参谋部并非每天都能够深入分析敌空军活动的战术，从而有针对性地为我们歼击机及时提出克服这一战术的新方法和新战术。这种状况导致我们歼击机的战术往往千篇一律、墨守成规，从而不能有效地制服敌人，降低了我军作战的整体效果。个别情况下我们的负责歼击机作战行动的指挥员及其指挥部，未充分详尽和正确地估计敌空军机群的力量和意图，从而导致对敌主力机群的动向判断失误，错误地命令我歼击机起飞和错误地引导其发起攻击，结果白白浪费我们的力量且未给予敌人明显的打击。

    ——过分地与敌人为轰炸机和强击机提供掩护任务的歼击机进行纠缠，使我们的歼击机主要攻击少量敌机，从而放弃了我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消灭敌轰炸机和强击机。

    ——在很多情况下，在第一阶段只是一味地攻击敌发挥“掩护”作用的歼击机，而未预先与我机群领队研究和制订周密作战计划，从而必然导致最终没有明确的主要攻击目标，从而影响了我歼击机的作战效率。目前这方面不足已经被我们克服。

    ——在地面和空中对我大规模机群和为我几个机群同时导航方面经验不足，这导致我机群在起飞拦截敌机时只有一部分机群遇到敌机并与之发生战斗，而我其他机群虽然当时也在这一区域，却没能遇到敌机，从而无法对我实施攻击的机群提供帮助。

    ——我们情报部门的工作缺乏必要的精确性。来自空中指挥所和对空情报总站的关于发现敌机的情报数据经常明显带有大量的不确切之处，如未指明敌机的组成及其高度等。多数无线电报站的操作人员，尤其是在具有强大干扰的条件下工作训练不足。

    ——空战中我中队和团级(领导机群)指挥员对敌机群的力量和构成估计有误，多数情形下其与地面指挥部均会引导我歼击机与力量占优的敌机进行战斗，从而导致我军战斗的失利和不必要的损失。

    ——还存在这样的情形，即我歼击机群在未占据有利进攻位置的情况下便匆忙迎敌，这一般均会导致原本应当最有效的攻击的失败，进而打乱我机群的阵脚，使其分散成独立的双机，甚至有些飞机常常会彼此失去联系。从而为敌人创造了战机。我方飞机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而损失。

    ——允许个别飞行员在较远距离、仰角过大和未使用移动式自动瞄准仪的情况下便向敌机开火。这既导致了弹药的无谓浪费，也降低了我歼击机的攻击效率。

    ——很多情形下对敌人所发动的攻击并未彻底取得胜利，对敌人不是穷追不舍式地追击，从而导致战斗不彻底，即便在形势和力量对比于我有利之时仍不能轻松地赢得战斗的胜利。

    ——空中战斗的组织和管理还存在不足之处。各机群之间和机群内部的合作经常不到位，中队指挥员，尤其是团级指挥员经常找不到自己在战斗队形中的适当位置，从而导致以分队甚至双机为单位各自为战，个别情形下出现由普通飞行员领导的尴尬局面。

    ——在寻找和接近敌机过于谨慎，在战斗中经常显得疲弱，导致敌人对我发起突然攻击。

    ——在撤出战斗时步调不一致，一些飞行员(双机)在机群指挥员退出战斗之后，仍在空战区域与敌纠缠，从而受到敌人的夹击和追击。

    ——个别战绩优秀的飞行员居功自傲，不顾整个机群的战斗队形，擅自向敌人发起攻击，从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一些领导机群在接近敌人时速度过快，动作过于剧烈，导致整个机群乱了阵脚。

    ——导航台的工作人员不能完全遵守无线电台的纪律，由于共用同一波段而影响了对我战机的指挥和管理。

    为了纠正上述不足和提高我歼击机的作战效率，我们将在各部队实施以下措施：

    ——提高关于战斗飞行和空战的分析质量；

    ——制订主要的空战模式，以便各机组据此在地面及时进行模拟训练；

    ——召集各部队指挥员会议，专门分析作战行动中的不足，明确空战失利的原因；

    ——经常，尤其是在非飞行时间，与飞行员们系统地研究敌人空军的战术，总结军内各部队的战斗经验；

    ——召集各团和各师(第三二四和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甚至全军会议，总结和研究战斗经验，以提高作战素质；

    ——下大力气改善预警和通报体系，使雷达站和空中指挥所的作战统计系统化，为部队管理部门装备必要的示意图板、通讯设备等。

    自1951年6月10日至9月15日整个作战期间，高炮部队共击落敌机17架；自身损失：阵亡8人，伤27人。

    整个作战期间高炮部队的不足之处在于：战斗统计零散。各指挥部的统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炮部队的射击效率。目前该部队正在进行补充性专业训练，以逐渐消除这些不足。

    六、截至1951年9月15日本军作战部队和人员构成。

    空军部队：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米格-15飞机52架。后备发动机48台，飞行员61人，其中：由于健康原因临时不能执行飞行任务者11人，1人正在接受战斗培训。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机组共49个。该师以团为单位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目前该师正向朝鲜歼击航空师移交自己的所有物资。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米格-15Б飞机85架，其中：4架没有助力操纵系统，不能投入战斗。备用发动机48％。飞行员100人，其中21人由于健康原因临时不能执行战斗任务。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机组共79个。该师以团为单位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米格-15Б飞机52架。备用发动机49％。飞行员54人，其中22人因身体有病和过于劳累不能执行战斗任务。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机组共42个。该师以团为单位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和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以航空兵大队为单位投入战斗。还有20个机组准备在夜间以双机为单位投入战斗，但此类夜间飞行有5个月的间歇期。

    该师已连续作战五个半月，全体飞行员们都很疲劳。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拉-11飞机20架，其中，4架需要修理和更换发动机，备用发动机35.8％。飞行员30人。该团有30个机组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和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可在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应战的机组有22个，夜间以单机和双机方式投入战斗的机组20个。

    全军共有米格-15飞机189架，需要修理的飞机占2％，平均剩余备用发动机48％。零备件不齐整的飞机数量：米格-15——10架，米格-15Б——17架，拉-11——1架。

    全军各部队的人员出勤率为93.6％，将领和军官的出勤率为93.7％。

    全军人员目前的素质状态完全可以确保顺利地完成所肩负的战斗任务。

    高炮和探照灯部队：

    ……整体而言，高炮和高炮探照灯部队的战斗准备，全体专家和指挥部备战水平和战斗统计情况均令人满意。物资、技术保障方面也没有不足之处。

    ……

    八、物资、技术保障

    第十八航空机械师包括第六独立汽车运输营、2个航空兵团独立机场技术保障营和1个汽车营。上述部队人员齐整，战斗经验丰富，完全可以胜任本军部队的作战后勤保障工作。

    现有航空技术装备的数量、武器、弹药和汽车运输等状况完全可以保证本军部队的教学和作战工作的连续性。

    全军人员的住所都位于军营内，房屋为日本时期建造的营房，有平房，也有2层和3层楼房。多数房舍很脏，门窗、玻璃和地面需要整修，墙面需要粉刷。很多楼房没有自来水、下水道和照明设施。很多部队驻地没有教室和俱乐部。多数楼房快到冬天时御寒还没有准备就绪。

    本军全体人员的饮食由中方接待部门组织供给。公共饮食服务设施也由中国同志提供。驻扎在朝鲜的警备部和空中指挥所全体人员的粮食供应由安东地区负责。

    全军飞行员和飞行、技术人员的服装、鞋和床具均能得到保障。全军的过冬服装将于9月底供给；冬夏季作训服目前已运抵仓库。

    九、航空工程部门

    本军的工程、技术部队完全可以胜任所肩负的作战任务。

    米格15飞机显示了高超的战斗性能，使用简便，工作故障率低。

    在与装备有大口径机关炮的美国飞机进行空中对抗时，我们的米格15即使在遭到严重损坏和燃烧的情况下发动机仍能坚持工作，保证战斗的进行。

    我个别飞机即使在中弹30—50发的情况下仍能顺利返回自己的机场。

    ……我们飞机上的弹射椅均能保持正常工作，已拯救了18名飞行员的生命。它在任何高度和飞机处于任何情况下(飞机进入螺旋、翻转和以950公里时速俯冲等状态)均能正常使用。

    ……我米格-15飞机的飞行距离和持续性……相关参数：

    ——在没有副油箱的情况下作战半径130公里，带副油箱作战半径190公里；

    ——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持续飞行时间45分钟，带副油箱持续飞行时间1小时；

    ——在没有副油箱的情况下平均每小时油耗1160公斤，带副油箱平均每小时油耗1380公斤。

    米格-15飞机准备再次作战起飞的平均时间：

    ——以中队为单位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40分钟，带副油箱和为机载火炮装弹的情况下55分钟；

    ——以团为单位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1小时，带副油箱和为机载火炮装弹的情况下1小时20分钟；

    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且以团为单位的起飞时间2—4分钟，处于二级战备状态的起飞时间6—8分钟，处于三级战备状态的起飞时间12—14分钟。

    十、医疗、卫生保障

    在部队组建之初并未想到全体飞行员会如此疲劳，因而在出发前没有对其进行身体状况检查。例如，于1950年8月抵达中国的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在全体人员出发前未作空勤人员健康检查，而且该部队自1949年3月起便没有人休过假。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在出发前也存在同样情况，没有对其全体人员进行医疗检查。

    在向飞行部队补充兵源时也未考虑这方面情况，在没有进行身体状况检查的情况下便将人员派遣到了中国，导致很多人在抵达目的地时仍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胜任飞行任务的医疗文件。

    这对部队的作战行动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致使很多人提前退出了飞行员编制。

    对飞行员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在于工作过于繁重。通过对飞行员的疾病状况分析表明，其生病的原因在于：战斗活动过于紧张和劳累，对中国的居住生活条件不适应等。

    飞行员在执行高空战斗任务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氧气及相关呼吸设备，并要求飞机座舱内具有一定的物理、卫生条件，但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从而导致一些飞行员因此而生病。

    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的决定性因素有：神经、心理压力过大、劳累、慢性风湿病等。

    神经、心理性疾病主要在战斗第一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经、心理方面的疾病症状已经消失或已表现得不太激烈，疲累因素成为影响飞行员健康的主要原因。

    作战任务的紧张沉重，长期在机场不间断地值勤，每昼夜平均2—3次执行战斗任务，休息和饮食保障没有规律——所有这一切经过一段时间无疑会导致飞行员的身体出现疲劳过度，身体抵抗力降低，慢性病加重。上述情况一般在投入战斗3—4月以后便显现症状，随后病情不断加重，患病人数不断增加。

    以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飞行员的健康为例：在经过5个半月的作战活动之后，多数人出现了疲劳过度和慢性病(肠胃道、心血管系统和耳、鼻、喉等疾病)加剧的现象。该师全部飞行员中，有16％的人需要立即去医院治疗，22％的人需要住院，40％的人出现了疲劳过度症状，只有22％的人身体表现健康。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在经过五个半月的作战活动之后，飞行员身体状况如下：健康的占58％，出现过度疲劳症状的占35％，需要住院治疗的占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经过3个月的作战活动之后，最合理的举措便是让飞行员休息一个月。

    ……

    十二、本军飞机出动的组织方式和贯彻情况

    根据对朝鲜战场空中形势的评估，早在我军飞机实施此类作战起飞之前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歼击机的使用必须以军团为单位，并由军指挥部统一调动。

    可是，由于一系列原因导致我们不能按照事先在9月初便已制定的战略方针来实施，具体原因如下：

    ——6月以前，由于在安东地区没有足够数量的机场，从而导致我们能直接参战的部队最多只有3个团，即仅仅一个师。只是到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同时在安东地区集结2个师的兵力。

    ——整个6月份和7月初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各部队没有参加战斗和实际训练，只有集团军其他各团、师参加了空战。这是根据特别计划而实施的，由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担任掩护，最终，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截至7月15日前本军的作战方式：以2个师的兵力同时投入作战，另有3个师作为第二梯队为上述部队提供掩护。但从7月下半期开始至9月初气象条件急剧恶化，从而导致我们完全无法以军为单位出击作战。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一方面利用个别好天气实施了一系列以一个师为单位的出击作战，以便为全军整体出击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利用天气不好的时间在第三〇三、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和全军召开了各团、师级飞行、战术会议，以总结战斗经验。这些会议为我军各部队战斗的组织和管理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如何以军为单位实施空战。

    总之，截至9月初，我们已为实施以军为单位的出击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9月初敌人空军开始系统性地动用轰炸机和强击机对安州和开城地区的清川江渡口实施集中轰炸。自第八十七高炮航空师被转移到安州和泰川地区始，敌人空军的攻击重点也同时移至这一地区的交通线。在此类空袭中，平均每批次敌机中便有20架B-29轰炸机，30架以上的歼击机和F-80、F-51型强击机。

    在前往宣川、定州和龟城地区实施轰炸的行动中为敌轰炸机直接提供掩护的歼击机为40架以上的F-84飞机，作为轰炸机“掩护”的敌歼击机有30架，个别情形下甚至达到60架F-86飞机。

    敌轰炸机的飞行高度为6000—7000米，强击机为4000—2000米，甚至可以超低空飞行，为轰炸机直接提供掩护的歼击机飞行高度为6000—8000米，歼击机“掩护”飞行高度为7000—11000米。

    敌空军飞行的主要方向：轰炸机——元山、安州、铁原—安州；强击机——汉城—永柔；提供直接掩护的歼击机——从南边经过平壤；歼击机“掩护”——汉城—镇南浦、鹤山(Какусан)车站。在完成战斗任务后敌机群一般会撤向大海方向。敌人每天实施此类飞行共两次。大致时间为：第一次——9—11时，第二次——15—17时。

    为了掩护安州和开城地区的渡口，我空军第八十七高炮师随着敌人空军打击重心的变化，在新义州、宣川、定州、安州、介州和开城各地区不断迁移。根据空军行动小组负责人克拉索夫斯基同志的指示，在9月9—13日我们组织了6次以军为单位的出击，其中5次与敌人的强击机和歼击机发生了空战，一次(在1951年9月12日)敌机在我歼击机靠近时无心恋战，逃向大海。而敌人的轰炸机，每当在空中看到我们的歼击机，往往在未到达预定轰炸目标前，便向回逃窜。

    我并不想详细描述我们所有出击的经过，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根据同一个计划实施的，只是在我们歼击机出击的个别行动方式和方法上略有差异。这里我仅以1951年9月9日发动的一次出击为例。……

    当时，我军各部队接到的任务如下：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携两个团——作为突击机群，在攻击敌人担任直接掩护任务的歼击机的同时，消灭在宁郁、金山、坞所里(Осори)、开城、定州和安州地区的敌轰炸机和强击机，不允许其轰炸定州、安州和开城地区的交通线和渡口。一个团作为我军预备队增援前方实施突击的部队和掩护其撤出战斗，对敌机实施干扰。起飞75架次。2个团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一个团处于二级战备状态。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以2个团作为牵制机群，任务是：接触和消灭在宣川、定州、泰川和龟城地区为轰炸机提供“掩护”的敌歼击机，不允许其对我军突击机群实施攻击。起飞43架次，2个团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携2个团，作为全军预备队，为安东地区的我军降落机场和设施提供掩护，防止敌人可能发动的空袭。1951年9月7日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团转迁至安东机场。起飞44架次。1个团(安东机场)处于一级战备状态，1个团(安东机场)处于二级战备状态。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准备击退和消灭敌人的轰炸机，防止其可能发动的对安东地区设施的打击。起飞25架次，1个团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上述部队均需在接到军指挥部发出的关于在相关区域可能出现敌人空军的“鱼雷”预警信号的30分钟内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我歼击机的飞行路线已经确定：突击机群——玄马台(Гематан)、朔州、汶山、开城、龟城和安东火车站；干扰机群和空中预备队(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1个团)——文翰里(Уэнхари)、新川、泰川、安州和安东；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鞍山、凤凰城，在收到特别指示之前，该团负责在上述地区空中5000—6000米高度的巡逻任务……

    各机群(突击机群和干扰机群)中的每个团从不同地点(南、北两个方向)实施起飞，在实施180度转弯之后完成机群的集合过程。机群各团之间的集合以追赶方式进行。突击机群第一个团的起飞时间是固定的。

    根据各师指挥部的决定：突击机群——第一批起飞的是第十七歼击航空团，第二批——第一五二三歼击航空团。干扰机群——第一批起飞的是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第二批——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我歼击机的指挥工作采取如下方式：

    ——根据军指挥部的命令歼击机开始出击；

    ——我歼击机在空中的指挥和导航由军指挥部、空中指挥所、歼击航空军和歼击航空师指挥部负责。在歼击航空军第二空中指挥所(博川)的是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领航员谢廖金。

    为了能够在更远距离处发现向东飞行的敌机，在以军为单位实施作战期间，我们在盈德地区空投了一个П-3-а无线电遥控系统。但该系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由于朝鲜东北部地区多为山区，其远距离发现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在靠近元山一线的地区再空投一个这样的站点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国同志的同意，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地区战局很不稳定。由于最终通过设置远距离站点，以便发现敌人从元山方向出动前往安州和宁郁一线地区的轰炸机的设想并未落实，我空军针对这些敌人的拦截行动并没有充分的把握。

    这导致我们的歼击机不得不在敌人作为“掩护”的歼击机一出现之时便提前起飞，以便拦截紧随敌歼击机之后的轰炸机。这些行动并不总是成功，因为很多情形下敌人的轰炸机并未出动。

    我军突击机群和干扰机群在行动中以“团为单位”的战斗队形迎敌，各团间隔2—4公里。团与团的接合部均高出200—1000米；各团的战斗队形以“中队为单位蛇形”配置，各单位前后距离800—1500米，相互横向间隔600—800米，各单位前后接合部相差800—1000米；各中队的战斗队形以“分队为单位梯形”配置，前后左右间隔400—600米，接合部相差400—600米。

    1951年9月9日的空战情况具体如下：

    敌人由4—8架歼击机组成的机群先进行了试探性空中侦察。11时25分至12时35分期间敌人试图对安州、宣川、龟城和泰川地区的我行军部队和道路上的其他设施实施空袭。

    参加空袭的敌F-80和F-51歼击机、强击机达50架以上，其中由8—16架飞机组成的机群沿中、低空飞行。敌人强击机的空袭行动得到了由60架以上F 86歼击机所组成的两个机群“掩护”的掩护。敌歼击机“掩护”比强击机机群早10分钟飞抵定州、宣川、龟城和泰川地区，然后便在9000—12000米高空担任巡逻警戒。

    11时25分，敌人第一批歼击机群出现在公州和镇南浦地区。为了拦截和消灭敌机，我们出动的飞机有：11时21分至11时28分——突击机群(由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的2个团组成)，54架米格-15战斗机；11时23分至11时27分——掩护机群(由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2个团组成)，34架米格-15战斗机；11时45分——预备机群，22架米格-15战斗机。共计米格-15型战斗机110架。

    11时40分至11时45分，我干扰机群和突击机群在定州、安州、泰川和汉沽仁(Хакуен)地区与敌“掩护”歼击机遭遇，后者从我歼击机群起飞始便转头飞往东南方向。我机群与之在9000—12000米高空发生战斗。

    我掩护机群战斗持续时间20分钟，突击机群——12分钟。

    根据各歼击航空师师长的战果报告，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击落F-86敌机4架，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击落F-86敌机5架。我方损失情况：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第一九六团飞行员上尉安德留什科因执行作战任务未返回基地。

    结论和建议：

    1.经过上一阶段的战斗，我军各部队均获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我军的计划、组织工作和我歼击机的战略战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经过一些小规模机群的战斗实践，如今我们已能够以团、师和军为单位实施集群式作战，并使美、英空军受到了重创。

    2.经过长期的作战活动我军各部队在战备水平和战斗能力方面均发生了一些变化：

    ——各部队的战备工作都本着我歼击机群应迅速、准确地起飞，整体步调一致的原则来抓，从而使其空战效果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由于全体飞行员疲劳过度，导致我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战斗能力、机组战备水平和质量有所下降。从该师的定员构成来看，能承担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50％。该师需要持续休整，人员和物资方面也需要补充和替换。

    ——虽然也存在上述原因，但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的战斗力下降得还不太明显。该师完全可以胜任所肩负的战斗任务，但也需要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加以补充。

    ——高炮和探照灯部队的战斗能力仍保持原有状态，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

    3.鉴于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即将返回苏联，因而急需向我军调入一个新航空师。否则，将大大降低我军的战斗能力，从而完全丧失凭借自身力量实施战场机动的可能性。

    4.我米格-15型战机在战斗性能方面优于美英空军战机，其使用简便，战斗灵活性强……

    5.在和平条件下对飞行员进行培训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以最短的时间练习以团为单位的起飞、集合和飞机的爬高等动作；

    ——在顺风，风速为20公里/秒，携副油箱和不带副油箱情况下练习飞机的起飞动作；

    ——让以双机乃至以整团为单位的机群练习以最大速度爬升至飞机最大上升极限的技术；

    ——练习以大规模机群为单位的机群编组和战斗队形；

    ——双机飞行时，飞行员应能够完成一整套特技飞行动作，如飞行交叉和半筋斗翻转等；

    ——训练长时间滞空，并能在13000—15000米高空进行空战的技术；

    ——练习高速度飞行技术，能够在飞机倾斜至极限“磁方位角”的角度上与敌作战；

    ——为便于我飞行员确定对敌B-29和B-36型轰炸机实施攻击的最佳距离，应当在实习场和机场上设立敌B-29和B-36模型，大小应与真正的敌机相仿。这样，我飞行员便可在不同角度和距离每日练习对敌机的瞄准动作；

    ——练习在空中使用移动瞄准镜对敌射击动作；

    ——我飞行员应掌握在飞机以最大时速飞行时向敌发动攻击的技术；

    ——练习以80度角长时间俯冲时空中停车的技术；

    ——能够在以分队和中队为单位的编队中向目标瞄准和开火。

    6.为了改善通讯部队的管理和提高其战备水平，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

    ——派一个携有必要的仪表测量备件和测量仪器的155 КРАС型移动修理厂到军里待上2—3个月；

    ——给第八十七空军高炮师补充一个СОН-3к型无线电遥测系统，对现有的14台КАМЕНС柴油机和3台ЛИТСЕР柴油机进行大修；

    ——给军里一个定员不全的无线电报站配备一个通讯连；

    ——根据第十八航空机械师的需求，尽快发送通讯配、备件和器材。

    为了解决本军各部队的物资技术保障问题，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

    ——在第二十九航空机械师第八十航空机械团机关编制内设立运输处，该处人员包括处长、军官和办事员；

    ——所有受训独立汽车运输营人员均转为第二十九航空机械师第三十三航空机械团独立航空技术保障营编制；

    ——给每个航空团配备一个АКЗС-40型充氧车(平均每个中队一个)和一个能给蓄电池充电的15千瓦电站；

    ——航空机械师应拥有如下工厂：高炮师光学仪器修理厂；地面火炮武器修理厂；由三个车间——电力、无线电技术和电话—电报等组成的通讯设备修理厂；师汽车修理厂必须应提高现有修车速度，即每月70个中修。

    医疗卫生保障：

    为确保部队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补充扩建医疗设施：一个医疗卫生营和一个传染病医院；

    ——经常而及时向部队供给各种药品和消毒器具；

    ——在军首长领导下建立一个行军X光室和一个配备有必要人手的临床实验室；

    ——建立一个空军医院附属医院，并配备物理仪器和X光设备；

    ——在发送那些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之前，应对之全体注射传染病疫苗。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

    近卫空军少将别洛夫

    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73，л.22-69

    №133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1951年10月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2日

    第665项　关于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

    采纳苏联作家协会邀请由12—15个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于今年10月来苏联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和苏联作家的工作经验的访问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25

    №10777 弗拉迪金致巴济金函：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关于停战谈判的报告(1951年10月3日)

    机密，文本第2号

    致苏联外交部美国司代理司长

    В.И.巴济金同志：

    在此呈上由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二等秘书К.Н.斯米尔诺夫起草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报告。

    附上述报告共20页。

    驻远东委员会的苏联代表

    Н.弗拉迪金

    华盛顿市

    1951年10月3日

    共3份，送：通金、巴济金，存档

    附在1951年10月11日第1189号密电之后

    附件：

    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报告

    撰稿人：К.Н.斯米尔诺夫

    机密

    仅1份

    华盛顿市

    1951年9月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调查报告)

    一、美国统治集团对马立克同志建议的态度

    马立克同志今年6月23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冲突可能性的声明，在美国各阶层居民中得到广泛赞同和支持。由于该声明指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现实道路——这一点即使部分美国反动报刊也承认——在美国人民中赞成和支持结束朝鲜战争的意见骤然加强起来。马立克同志的建议甚至在某些保守分子，包括美国国会议员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比如，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康纳利6月24日称，应该“仔细研究马立克的建议”，而众议院共和党人议员波特(来自密执安州)和民主党议员曼斯菲尔德(来自蒙大拿州)都表示赞成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据美联社6月24日报道)。

    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在联合国各方面人士中也产生了强烈印象。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于6月24日向报界代表称，“马立克的声明是重要的”，将立即采取措施以利用苏联的建议。联合国一系列其他官方代表也发表了声明指出苏联声明的重要性质。

    尽管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在国会某些议员中引起了积极反应，但美国统治集团方面总体上对它是另一种态度，因为这一建议使他们措手不及，并将其置于困难的境地。众所周知，由于美军在朝鲜的失败，为给进入死胡同的美国外交找到一条出路。杜鲁门政府曾在今年4月对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开始试探。为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威信，美国政府倾尽全力想把美国描绘成“胜利者”，而朝鲜人和中国人则是“失败者”。从这一点出发，美国政府打的算盘是，最终由朝鲜人和中国人来建议或请求和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会比较容易扮演胜利者的角色，并提出自己的条件。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些算计被马立克同志的建议打破了。

    美国统治集团对苏联建议在美国引起的积极反应表示严重不安。在杜鲁门政府开始全速展开庞大的军事计划并准备让国会通过关于为军需和用于对外国军事援助的巨额拨款法案的时刻，这种反应对美国统治集团十分不利，因为这种反应可能给各种军事措施的实施造成严重困难。

    在马立克的声明之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哈里曼、威尔逊等人就立即讲话，警告“虚假的安全感觉”，并呼吁不要降低美国的军事准备速度。杜鲁门6月25日在图拉霍姆市的讲话中虚伪地宣称，美国“任何时候都准备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随后就呼吁不要降低军事准备速度，而是更要加速。艾奇逊6月26日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讨论对外国军事和经济援助案时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因为朝鲜冲突的解决而削弱对外国的军事援助计划(《相互安全计划》，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第23页)。在给杜鲁门的关于第二季度美国军事准备进程的报告中，威尔逊写道，美国“应该继续执行更新部队装备计划，而不管朝鲜的军事行动停止与否”(威尔逊1951年7月15日给杜鲁门的报告，第1页)。

    即使在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开始后，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仍然继续发表类似的宣言。这种讲话中最典型的是马歇尔7月18日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分会上讨论对1952年的军事拨款法案时的讲话。马歇尔声称：“最令人苦恼的事实是，他们，俄罗斯人，仅仅凭借一次讲话，就使美国人民的情绪得到了稳定，并削弱了我们的防御计划。更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如此容易受到宣传的感染，仅仅一次讲话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绪，使我们在国际局势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次讲话是个精心的骗局，在美国对这次讲话的反应是一场悲剧。我们不应该改变我们的计划……”(《国防部1952年拨款》，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分会的听证会，第196—197页)

    从上述宣言可以看出，美国统治集团认为，保持和维持朝鲜战争引起的紧张气氛对轻易实施自己的军事计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美国政府预先采取了一切措施，以削弱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引起的巨大效果，并消除建议造成的轻松气氛。他们立即发动了所有宣传机器以散布对苏联建议的怀疑情绪，并千方百计贬低它的意义。为贬低苏联建议的意义，美国国务院甚至不惜采取粗暴的手段，比如在6月26日通过李奇微司令部在东京公布了一份新闻备忘录，其中自始至终充满了对苏联建议的杜撰和捏造，包括声称，马立克的建议在华盛顿“被负责的官方人士”看作是苏联妄图取得“军事优势”的一个策略。国务院在这份备忘录中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它宣称，马立克的建议“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它“说得太直截了当了”——这似乎与苏联先前的行为大相径庭(1951年6月27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然而，美国政府的措施并没取得预期的结果。一些报纸评价国务院备忘录的公布是美国宣传的“一个明显失误”，而把政府对马立克同志建议采取的策略称为“失败的”(1951年6月27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麦克纳)。

    美国统治集团从开始就对苏联建议采取的这种立场表明，在做出关于开始停战谈判的决定时，美国的指导思想不是致力于和平解决朝鲜冲突及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而是如何保持这种紧张局势。所以，还在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反映政府观点的美国报刊就预言，谈判将不会导致远东的和平。《华盛顿邮报》7月2日在编辑部文章中写道：“美国人民应该明白，朝鲜的停火不会导致共产主义势力与自由世界势力之间的斗争停止……朝鲜即将开始的谈判的结局不是现实的和平，而是新形式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没有人员伤亡，但它在各个方面将更加严重……”

    二、美国政府拖延停战谈判的利害关系

    7月10日在开城开始了预备性谈判，其目的是要制订一个停战谈判的会议日程。

    美国统治集团从自己保持远东紧张局势的计划出发，从谈判一开始就采取消极怠工和拖延的方针。他们认为，这种谈判方针使他们不仅能保持远东紧张局势，而且还会加剧这种紧张，以便吓唬社会舆论，并造成一种有利局势，使美国政府能顺利地让国会通过军事预算、增加税收法案和加强监督法案以及对外国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的扩大计划。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些计划在马歇尔的发言中暴露无遗。今年7月18日，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分委员会上，在回答众议员马洪(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在拨款法案通过之前朝鲜谈判是否会取得某些成果”的问题时，马歇尔宣称，他不认为，至少在6个月或者更多星期的时间内(即法案通过之前)会取得成果。马歇尔说：“我认为，如果在达成最终停战协定前你们(国会)通过法令，将是件有益的事情，因为我认为，法令的通过将非常有助于我们达成我们希望的(停火)协定。”(《国防部1952年拨款》，听证会，第202页)

    7月25日，艾奇逊也发表了同样性质的声明。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艾奇逊宣称：“在朝鲜继续进行反对我们的军事行动时，会比较容易地说服我们自己和我们在国外的朋友相信迅速巩固我们国防的必要性……”(《1941年 [23] 的相互安全行动》，听证会，第1页)

    美国统治集团暗中破坏停战谈判还有其他目的。正如美国报纸指出的，美国极力拖延谈判并保持远东紧张局势还为了迫使自己的盟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签订与日本的单独媾和条约，以便较为容易地缔结太平洋安全条约和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美国统治集团并不致力于朝鲜问题的真正和平解决，当前极力把谈判拖延到11月初联合国在巴黎召开的例会开幕。他们这样做的算盘是，如果联合国例会工作期间停战谈判还在继续的话，就可以避免联合国讨论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关的问题。除此之外，美国还希望，由于紧张局势，他们会得以比较容易地快速武装日本，拼凑“团结一致的”侵略性的太平洋安全条约组织并准备扩大自己在远东的侵略行动。

    美国政府走到停战谈判桌旁来又力图拖延它，还是由朝鲜局势的纯军事方面决定的。美国要求拖延谈判是为了使自己在战斗中严重受挫的部队得到喘息，为部队的整编和调集新的增援部队争取时间。美国报刊的大量报道证明，从停战谈判开始以来，美国往远东地区调集了大量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在朝鲜的美军不论在人员上还是在兵器上得到加强这一事实，记者艾伦在7月20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也指出来，他具体地报道了由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及其他州航空大队组成的第一一六歼击轰炸机联队调往远东的情况。在最近一段时间(9月份)报纸上又报道了军舰调往远东的消息。同时，这一时期美国还加强了对自己盟国、卫星国的压力，要求他们往朝鲜增派增援部队。8月8日，助理国务卿希克逊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宣称，美国“正在努力(从盟国)得到派往朝鲜的补充部队”，“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希克逊进一步声称：“我们希望有更多数量的国家往朝鲜派兵，希望那些在朝鲜已有部队的国家加强自己的部队。”(《1951年的相互安全行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听证会，第681页)结果，在美国的压力下泰国、希腊和加拿大政府往朝鲜派了自己的部队。在长期的支援之后，法国和挪威也派了兵。据最近的报道，新的英国部队也到了朝鲜。

    应该指出，美国政府向朝鲜派增援部队追求的是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加强自己的军队以进行进一步的、可能更大规模的战役；另一方面，如果停战能够实现，那就在停战之前在朝鲜积聚更多军队，因为在停战协定缔结之后就不可能指望有这样的调动了。

    三、美国在开城谈判期间的挑衅行动

    为暗中破坏和拖延朝鲜停战谈判，美国政府采取了挑衅和制造各种事端的办法。谈判开始后才过了两天，美军司令部就提出了关于容许联合国记者进开城及关于在开城设立中立区的最后通牒式要求，以此不仅拖延了谈判，而且使谈判受到中断的威胁。美国政府的意图在于人为制造“事件”并利用它来作破坏谈判的宣传。利用记者“事件”掀起的报刊上的喧嚷，对朝鲜人和中国人进行谈判“无诚意”、“不诚实”的指责，明显地表明美国政府的意图是想冷却社会舆论对朝鲜谈判寄予的希望，并为他们自己的拖延辩解创造条件。然而，美国政府的这些企图未能得逞：朝鲜人和中国人让了步，在关于容许记者进开城和建立围绕开城的中立区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甚至一系列美国报刊都指出了美国政府企图的破产，它们指出，美军司令部的“挑衅行为”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危险的。

    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和李奇微司令部看来持另一种意见。他们制造的“事件”得以拖延谈判，而美国宣传是站在向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提出自己要求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一边的。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让步被美国人看作是软弱的表现，并认为他们有可能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承诺。

    8月中旬，美国政府转向在开城进行军事挑衅。从8月19日开始，美方多次对开城中立区武装入侵。中立区还遭到了空中来的轰炸和扫射。在答复就这些挑衅提出的抗议和进行调查的要求时，美军司令部不仅公开否认自己对挑衅的直接责任并拒绝调查，而且还极力把罪责推到朝鲜人和中国人头上。李奇微司令部进行的和美国报刊鼓吹的公开否认破坏中立区的事实并指责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大合唱，再一次证实了美国政府的意图，是要驱散人们对谈判的任何乐观情绪并在朝鲜制造令人担心的空气以有利于他们继续进行战争行动。在9月20日朝鲜人和中国人提出立即恢复谈判的建议之后，李奇微先是拖延回答，后又提出关于把会谈移到另一地方的建议，再次证实了美国统治集团在这种局势下的居心。

    四、美国的停战条件

    还在制定日程的谈判预备性阶段就已清楚，美国政府不希望迅速和公正地解决建立停战有关的问题，而有些问题它甚至就不打算讨论。

    美国代表团在预备性谈判期间拒绝将关于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列入日程说明，美国政府不打算放弃自己在朝鲜的掠夺计划，它也不希望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许多官方人士的声明以及美国报刊对这个问题的言论都指出，即使在不仅达成了停战，而且实现了和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也不打算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比如，艾奇逊在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言时称，美国只同意“分阶段地”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艾奇逊说：“为此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必须巩固南朝鲜武装力量，以便在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有能力进行抵抗。”(《相互安全计划》听证会，第45页)今年7月19日，艾奇逊在对新闻界谈话时又重审了美国关于在朝鲜保留自己军队的意图(国务院1951年7月19日第648期新闻稿)。马歇尔在7月24日五角大楼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布莱德利8月19日在电台上也发表了类似言论。美国报刊对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言论特别有代表性。《新闻周刊》杂志在今年7月23日一期中写道：“不要期待朝鲜的和平会意味着美国从朝鲜总撤军或者大幅削减这些部队的数量。华盛顿认为，为了占领及为了预防他们，还将留在那里至少两年。”

    持续15天的预备性谈判就停战谈判的日程达成了一致性意见，它包括以下问题：(一)通过议事日程；(二)建立双方之间的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作为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基本条件的非军事区；(三)制订实际措施以实现停火及在朝鲜范围内停战，包括监督停火和停战条件实施情况之观察机构的组成、权限和职能；(四)关于涉及战俘的措施问题；(五)向双方各有关国家政府的建议。

    在双方开始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之后才弄明白，原来美国代表不愿意同意以三八线为基础设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美国政府的代表先前曾多次宣称，三八线对停战是最合适的一条线。比如，众所周知，早在6月2日，艾奇逊就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举办的“麦克阿瑟案”听证会上发言时称，美国同意以三八线为基础实现停战。(《远东的军事局势》，听证会，第3卷，第1782页)

    但是后来，当关于停战的预备性会谈开始之后，艾奇逊(在7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声称，他当时讲的似乎“不是关于地形测量学的线，而是讲的一段的区域”(1951年7月14日《纽约先驱论坛报》)。这似乎表明，“联合国武装力量拒绝撤到三八线或者三八线更南以达成停战”。(1951年7月14日《巴尔的摩太阳报》)

    尽管美国政府以纯军事理由为自己目前的立场辩解，毫无疑问，美国人抛弃自己关于准备同意接受三八线为分界线的声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于威信的考虑。报刊多次确认，同意以三八线为基础停战，不能不被世界社会舆论看作美国承认没有能力在朝鲜取得军事胜利。杜鲁门政府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它也不能不考虑到共和党人“安抚侵略者”的指责，况且，日益迫近的总统竞选运动也迫使政府对此类指责特别敏感。就在最近，《纽约时报》的军事评论家鲍尔杜因写道：“退回三八线将会是亚洲共产党宣传的一大胜利。它会被敌人充分利用来损害我们，有可能严重削弱抵抗共产主义侵略的意志。它将在美国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1951年9月27日《纽约时报》)

    美国政府拒绝在三八线停战还有其他一些考虑。

    谈判期间，美军司令部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不沿三八线设立非军事区，而是在远离三八线以北地区，这样北朝鲜就将被夺去等于13000平方公里的一块领土。美国政府的目的在于侵占北朝鲜重要的工业区，这里有丰富的矿藏，并且对于展开今后的战役在战略上十分有利，美国人可在很短时间内来到中国和苏联边境。共和党众议员富尔顿(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在7月29日就曾公开地表露了这些侵略计划，他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对在美国手里只有朝鲜的农业区深表遗憾，声称，如果美国能够把德川、安州和咸兴一线控制住，那么北朝鲜的整个工业部分和战略上有利地区就会都掌握在他们手中。(1951年8月3日《纽约邮报》，记者P.艾伦)关于北朝鲜的什么东西吸引美国垄断集团的问题，美国兵器全国委员会主席斯摩尔说得更加明确。斯摩尔称：“保持我们今天在朝鲜的地位，不仅从军事角度，而且从我们国防计划的角度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域之外的钨矿藏的90％都处在美国武装力量现在控制的三八线以北地区。对于保证这一地区十分丰富的钨的供应，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51年8月3日《纽约邮报》，记者P.艾伦)参议员马龙(来自内华达州的共和党人)也在8月23日宣称美国对北朝鲜的钨有兴趣。(1951年7月31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刊登的消息)在报纸上也有详细报道，比如，德鲁·皮尔逊8月9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李奇微将军的武装力量控制的三八线以北的一块领土，储藏有没被利用的丰富钨矿”，这就是李奇微在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所取的“不妥协立场”的原因。

    美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向公众舆论掩盖自己就分界线提出的要求内容，害怕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引起负面反应，这一事实是非常典型的。在美国报刊上过去和现在都指出，李奇微司令部的建议似乎仅“限于”当前的战线走势，“最能符合防御的任务”。为了将社会舆论对有关分界线问题讨论现状的认识更加引入歧途，美国报刊还放出风来，似乎美国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作某些让步。(1951年7月31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刊登的消息)但是，最终解决还取决于朝鲜人和中国人。很典型的是，当8月初美国报刊开始有报道说，美国要求甚至在战线以北很远建立分界线时，美军司令部出面否认这些报道并采取措施，极力把这些消息说成是“敌人宣传”的结果。(1951年8月5日《指南针日报》，记者丁)

    从美国报刊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讨论停战谈判日程的其他问题时，美国政府将故意提出一方面旨在从停战中捞取最大好处，另一方面更加拖延谈判的要求。正如报刊上指出，在讨论日程上第三个问题，即制定实现停火和在朝鲜范围内停战的实际措施时，美国代表团将提出要求，不但要实施地面检查，还要实施空中检查。接受这个要求，就会给美国人进行侦察活动和进行各种挑衅开辟广泛的可能性。报刊上还指出，在讨论关于涉及战俘的第四个议程时，美国代表团将提出一对一交换战俘的“建议”。美军司令部的出发点是，这样交换，在它的手里就会留下大批没交换的战俘，因为如报刊所说，美国人手里的战俘比朝鲜人和中国人手里的战俘多。美国司令部计划，这个情况将被用作对朝鲜人和中国人施压的工具。

    美国政府企图利用军事措施来迫使朝鲜人和中国人接受它的要求，这一点特别鲜明地表现为在谈判期间他们加强了对北朝鲜和平城市和村庄的空中和海上轰炸。美国报刊指出，李奇微希望用加紧轰炸来“迫使北朝鲜人最终接受他想强加给他们的条件”。为掩盖自己的军事行动，美国人在报刊上散布谣言，说在停战谈判期间似乎已达成在谈判期间军事行动将继续的“相互谅解”。(1951年8月8日的《芝加哥太阳时报》，记者肯特)与此同时，考虑到社会舆论对在朝鲜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不利态度，美国军事新闻检查机关极力隐瞒美国军队在停战谈判期间实施大规模战役的事实。比如美国军队8月19日发动并持续到9月4日的大规模进攻这一事实。很典型的是，这一进攻是在朝鲜和中国代表宣布就设立非军事区问题将做出妥协的时候开始的。关于这一次进攻，直到它结束美国报刊上都没有任何消息。

    在9月4日范弗里特将军正式通报了美军进行的进攻之后，报纸直接指出，是军事新闻检查机构禁止对进行的战斗作任何报道的。9月5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该报记者麦克纳的一篇报道说：“3个星期之前，在汉城的记者们被告知说，美军司令部不希望我们报道联合国军在和平谈判进行期间参加进攻的消息来惊扰美国的社会舆论。”

    结论

    一、开城的谈判进程表明，美国政府选择的是无限期拖延停战谈判的策略，为此目的而制造各种“事件”和挑衅。杜鲁门政府之所以拖延谈判，为的是维持紧张气氛，以便它比较容易地在国内和盟国内推行武装计划，并为武装日本和拼凑太平洋军事同盟创造有利局势。

    二、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表明，它并不致力于迅速而公正地解决与实现停战有关的问题。它不打算同意以三八线为基础的停战，不打算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诚实地解决涉及交换战俘、监察制度等谈判议程的其他问题。

    三、杜鲁门政府用拖延谈判的策略和李奇微司令部的挑衅行动，实际上已中断了开城的谈判。它依旧奉行继续自己在朝鲜的侵略方针。它加强美军，继续对盟国施压以得到补充军队并加紧在整个战线的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АВПРФ，ф.0102，оп.7，п.32，д.65，л.65-85

    №0049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10月4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9月26日发来的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用物资问题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同意您的意见。

    一、请派5名军事顾问于10月上旬到驻朝志愿军总部工作，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

    二、请苏联政府于1951年底即10—12月按照我在9月20日发给您的电报所提出的申请单(该申请单所列物资价值约相当于9月8日申请单所提物资总值的1/5)给我们发出120门85毫米高射炮、7种火炮弹药、6种火炮轮胎和10万颗反坦克手榴弹，这些都是目前我们所迫切需要的。

    我们同意从10月开始暂停发出供余下的6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待到1952年4—6月全部发出这些物资。

    三、请苏联政府于1952年1—3月给我们全部发出价值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提供的物资总值4/5的其他各项军用物资。

    我们将用电报发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于1952年7月开始发出其余50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根据您原来的通知，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应于1954年上半年发货完毕。现在，由于发货期限推迟半年，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1954年底发货完毕是否恰当。

    请将您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对此做好准备。

    四、今年6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60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贷款于8年内分期偿付。

    不久前，我国贸易部接到了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的通知，说相应的中国机构代表同它签订了提供3510辆汽车和1900辆自行车的贸易合同(这些汽车和自行车包括在第一批5个师的军用物资内)。

    请苏联政府考虑，是否可以将汽车和自行车的价款列入60个师所需军用物资项内用军事贷款偿还，如果这样做对你们有困难，则请将此通知我们，以便我国代表就上述数量的汽车和自行车同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签订贸易合同。

    请您考虑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0月4日

    第4933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34 135

    №1338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生产汉语配音电影(1951年10月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4日

    第694项　关于发行《金星英雄》汉语影片。

    准许苏联电影部生产用汉语配制的电影《金星英雄》。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31

    №20042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朝鲜停战与苏美关系(1951年10月5日)

    机密

    今年10月5日14点00分，我应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А.Г.柯克的请求接见了他。

    开始会谈之后，柯克通报了，在从莫斯科启程前往美国，而后是巴黎之前，他希望与我讨论两个问题。首先，他希望告知我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他在今年9月6日与我会谈时阐述的关于苏联政府保护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的利益的请求。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这个问题。

    柯克声明说，他希望触及关于改善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合众国政府全权委托他提请И.斯大林大元帅注意这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指明必须改善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柯克宣读了美国政府的这份声明，其内容可归纳如下：

    目前最危险的国际问题是关于朝鲜的问题。顺利地完成关于朝鲜停战问题的谈判，将有助于妥善解决由于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而引起的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能够确保改善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无法理解拖延关于停战谈判的原因。北朝鲜军事指挥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就停火路线问题提出的要求，不符合目前现实的军事状况，除此之外，按照大使的意见，上述要求也不符合葛罗米柯今年6月27日针对马立克的声明给他的解释。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感到吃惊的是，朝鲜和中国代表在谈判时坚持的关于停火的分界线，因为这个问题带有政治性质和在军事谈判中各方不应该触及政治和领土问题。这类问题应该在停火谈判结束之后与有关政府进行讨论。合众国政府不准备参加与“不相称的人员”就政治问题的谈判。

    共产主义集团没有表现出妥善解决由于在国际关系中紧张局势引起的问题的愿望。苏联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如果关于朝鲜停战问题的谈判无果而终的话，那么，这将会导致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不希望看到的后果。美国政府以自己的声明和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它真诚地追求解决朝鲜问题。美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完全赞同它的这种立场。

    在声明中接着谈到，1950年6月25日侵入南朝鲜的行动，是公开的侵略行动和朝鲜问题已经成为要求立即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是这样评价这件事情的。北朝鲜军队在战争最初阶段向釜山的进军行动，清楚地表明了谁应该为侵略行动承担责任。

    大使声明说，他不希望就此问题继续进行辩论，但是，希望提请注意在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的严重性。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便使北朝鲜人确信必须对关于朝鲜停战的问题持现实的态度以及政治和领土问题应该由联合国和相关政府进行讨论。

    苏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立场，引起合众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不安情绪。面对苏联的这种立场，民主国家准备彻底地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独立性。目前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军事领域采取的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和仅仅是为了防御。

    大使有权声明，合众国对苏联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侵略的打算。正面地结束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将是在创造有助于妥善解决一切未解决问题的条件方面的第一个步骤。不解决关于朝鲜停战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其他任何问题，柯克对此强调说。美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将在正面结束朝鲜停战谈判方面发挥作用。如果在开城的谈判不能获得正面的结果的话，那么，这将会引起我们两国之间的不愉快。

    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也真诚地希望停战谈判能够顺利地结束。但是，经验表明：开城不是进行停战谈判的合适地点。因此，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坚持把谈判地点改为另一个“中立”地点，它不处于任何一方的监督之下和双方都能够方便地到达那里。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不理解，为什么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拒绝关于把谈判地点换成能够排除某一方进行破坏活动的可能性的另一个地点的建议。

    在会谈结束时，柯克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赋予朝鲜停战谈判以巨大的意义和希望最迅速地解决朝鲜问题。它希望苏联政府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朝鲜停战谈判顺利地结束和以此为改善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开辟道路。

    听完大使的声明，我问他，是不是能给我提供他宣读的美国政府声明的副本。

    柯克回答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根据指示，他应该口头做出这份声明，而不转交书面的这份声明。他表示相信，我在没有书面形式声明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地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声明的内容。

    我对这种不寻常的转达声明的方式表示吃惊。我说，当然，我肯定会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И.В.斯大林汇报大使声明的内容。但是，在没有大使的书面声明的情况下，我无法承担对准确转达美国政府声明的责任，况且这份声明的内容大约有8页，按照大使的话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赋予在声明中触及的问题以巨大的意义。

    柯克还是拒绝了向我提供他所作的声明的副本。

    转向声明的实质，我提请柯克注意他所犯的错误和歪曲。我指出了，不是北朝鲜人，而是南朝鲜人和美国人入侵了北朝鲜，可以用苏联代表团向联合国提交的无可驳斥的文件证明这一点。苏联政府赞成顺利结束朝鲜停战的谈判，苏联政府是这些谈判的倡议者。涉及关于停火线的问题的话，那么，苏联不能同意：确定作为拥有政治和领土性质的这条界线，不能成为开城谈判的内容；不能同意：北朝鲜代表团应该为这些谈判出现的僵局承担责任。这方面的责任完全在美国军事指挥部身上，尤其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李奇微将军，他不仅拖延了谈判，而且还不明原因地坚持把谈判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我指出，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使建议为使停战谈判顺利进行，苏联政府可以对北朝鲜政府施压影响。苏联政府并不参加谈判。而直接参加谈判的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便使朝鲜谈判得以顺利地完成。

    我对柯克关于仿佛苏联政府不可调和的立场引起国际关系中紧张局势的声明感到困惑，并请求大使哪怕是列举出任何一个能够证明他的这种声明的事实。

    涉及大使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无结果可能会导致在我们两国之间不愉快事情发生的声明，我说，对此我无法理解大使这个意见，它可能被视为暗示着某种威胁。

    柯克连忙解释说，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赋予自己的关于在我们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话以某种威胁的性质，而只是强调，在战争历史上，有限的战争经常会转化成无限的战争。

    对此我说，有限的战争变成无限的战争的这种转化，取决于进行战争的那些人们以及他们所采取的政策。

    就大使的关于美国对苏联及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侵略打算的声明，我回答说，我已经知悉这一点。但是，应该确定，遗憾的是，大使的这些话与事实不符。

    在会谈结束时，柯克声明说，他想再次强调以下两种情况：

    1.美国对苏联没有任何侵略的打算。这个声明是官方的，按照柯克的话说，他有权向苏联政府作这样的声明。

    2.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如果苏联政府将以自己善意的服务和善良的意愿提供帮助的话，那么，朝鲜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这将为妥善解决一切尚未解决的其他问题提供可能。

    我回答说，我已经知悉大使的这个声明，但是，应该回答，关于美国政府针对苏联没有任何侵略性打算的这些话与事实不符。至于说苏联政府的话，那么，在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它始终坚定地表现出和将继续表现出善良的意愿。

    在会谈结束之际，柯克再次请求向斯大林大元帅通报美国政府的声明。

    我保证说，当然，一定转告。

    会谈共持续了50分钟。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卡明和一等秘书麦克苏伊宁。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作为翻译的И.Г.乌萨切夫同志。

    А.维辛斯基

    АВПРФ，ф.07，оп.26，п.49，д.173，л.30-36

    №133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费德林参加毛选出版委员会(1951年10月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5日

    第705项　关于费德林同志的问题。

    批准所提交的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复电草案。中共中央曾在来电中请求苏联派费德林同志参加毛泽东同志选集出版委员会的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绝密

    北京

    苏联大使

    第1567号电

    请转告周恩来同志如下对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

    “中共中央：

    你们在今年9月20日的电报收悉。

    兹作如下答复：我们不能派遣费德林同志到毛泽东同志著作出版委员会工作。费德林同志可以继续在大使馆工作的同时兼职这一工作。

    联共(布)中央”

    收到请回复。

    执行情况请来电告知。

    1951年10月5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34、366

    №261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和国民党谍报电台(1951年10月5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65号决议

    第704项　关于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和国民党谍报电台。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为中国政府提供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的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和国民党谍报电台的相关数据资料(附件一、附件二)。 [24]

    2.责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苏联外交部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上述第1条中提到的在中国的谍报电台的数据资料。

    第83号记录

    РЦХИДНИ，ф.17，оп.162，д.46，л.83

    №23388 中国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大使馆今后发函以中文为正本 [25] (1951年10月5日)

    馆字第(51)0354号

    敬启者：

    本大使馆顷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指令，自1951年10月1日起，本大使馆发出之重要公函及文件均以中文为正本，并附俄文译本。特此通知苏联外交部及驻在莫斯科之各大使馆及公使馆。

    此致

    苏联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印章)

    1951年10月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348页

    №1340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1951年10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7日

    第719项　关于刘少奇同志的请求。

    批准所附给刘少奇的电报。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绝密

    北京

    致苏联大使

    对第1591号特别电报的回复

    请向刘少奇同志转交如下电报内容：

    “刘少奇同志!

    您的来电已收到，在电报中您通报了关于派中国农民代表团出访苏联的打算。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将非常高兴地在莫斯科接待中国农民代表团，并将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使代表团成员了解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代表团到来之际，正是十月革命34周年的日子，由于农田工作已经结束，因此可以主要地向代表团介绍一下社会主义畜牧业和水利工作方面的问题

    如果代表团在1952年4—5月份来访，即在春季农业工作开始之后，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全面地、深刻地了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更直观地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收到电报后请确认，并按电报要求执行。

    维辛斯基

    1951年10月7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36、371

    №1338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向中国提供轧钢(1951年10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7日

    第723项　周恩来同志今年9月30日关于向中国提供轧钢的电报。

    接受提交的：

    (1)对周恩来同志今年9月30日关于向中国提供轧钢的电报的答复草案。

    (2)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运送黑色轧钢的指示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一：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交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

    您的9月30日关于提供2701吨黑色金属轧材的电报已经收到。

    将按电报中指明的规格，于1951年第四季度向你们提供1376吨，1952年第一季度向你们提供1325吨，结算方法：根据1950年2月14日协议提供的贷款进行结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51年10月7日

    附件二：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的指示

    1951年10月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责成冶金工业部按照附件的规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2701吨黑色金属轧材，其中包括：

    1951年第四季度1376吨，其中1007吨使用购买大型轧材的出口基金，369吨使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金；

    1952年第一季度1325吨利用出口基金购买。

    对外贸易部应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上述所说数量的轧材，费用计入根据1950年2月14日协议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项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附件：

    应于1951—1952年期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黑色金属轧材规格(吨)

    EPUB/Image00170.jpg

    续表

    EPUB/Image00032.jpg

    续表

    EPUB/Image00116.jpg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36、374-377

    №1338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遣返三名被拘留的中国公民(1951年10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7日

    第731项　关于遣返三名被拘留的中国公民。

    1.采纳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关于把被拘留的中国公民董洪德(Дун Хундэ)、奥永德尔格尔(Оюндылгер)和纳拉诺夫(Наранов)遣返中国的提议。

    2.委托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同中国政府商定把第1条里所指出的被拘留的中国公民移交给中国当局的事宜。

    3.准许苏联内务部(库尔格洛夫同志)在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之后把上述中国公民遣返中国。

    4.责成苏联部长会议的负责遣返事务的全权代表(斯莫罗金诺夫同志)从苏联内务部接收被拘留的中国公民董洪德、奥永德尔格尔和纳拉诺夫，并把他们移交给中国当局。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38

    №0050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10月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0月4日的电报收到了。我现在回答您电报中的问题。

    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军事顾问将在近日派往北京。

    关于提供装备。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120门85毫米高炮、炮弹、反坦克手榴弹和炮车用轮胎，按照您9月20日申请单(申请价值1.09亿卢布贷款，即申请单总价值的1/5)，将在1951年底之前，在我们确定的时限内提供给您。

    根据上述贷款，相当于申请单总价值4/5的1952年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期限在接到您申请单后通知。

    其余6个师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时限将推迟半年，在1952年7月之前提供。同样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因为我们需要保障新的大规模供货，所以50个师的装备和军用物资提供的限期也不得不推迟半年，即在1954年底完成供应。

    您提出要我们重新研究把为战斗师提供的汽车和自行车列入军事贷款的可能性问题。

    根据1951年2月1日关于军事贷款的现行协议，汽车牵引器材的结算至今都是按照商业协定办理的。

    您所说的结算方法，与现行的协议和据此形成的结算办法相矛盾。我们财政部门和军事部门认为没有理由修改现行条款，并反对改变条款，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菲利波夫

    1951年10月7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36-137

    №24837 库兹涅佐夫致格里戈良函：中国工会代表团索要文件(1951年10月15日)

    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现在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代表团请求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把如下文件的副本提供给他们：

    1918年1月23日关于教会和国家相分离的法令。

    苏联人民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9年4月3日关于合并教会的决议。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请求把上述材料的副本转交给中国工会代表团领导人。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К.库兹涅佐夫

    1951年10月15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723，л.150

    №0050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策略问题(1951年10月18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19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今年10月18日5时30分发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你1951年10月18日1时15分的电报已收到。

    当前，在联络官会议上，我方应坚持促使迅速恢复会议活动这一目标。我们应当既不急于求成，也不拖延时间。

    为了解决某些次要问题，我们应及时主动提出双方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方法。

    至于我们打算改变的方法和次要问题，我们不要立刻提出改变，同时，我们不应在头几次会议上或在报刊上表明我们的观点是绝对不可改变的，相反，我们应为进一步谈判准备条件，以便在进行谈判时不致太感突然，好像我们作了重大让步。

    因此，你们打算指示新闻记者，让他们在报刊上声明，我方提出的关于缩小开城云山中立区和两个居民点之间沿途的中立地带的建议是重大让步，这是极为不妥的。

    我们提出这一建议不是什么重大让步。

    如果敌方不同意，我们愿意进一步缩小中立区。这难道不是在已经做出重大让步之后做出的更大让步吗？因此，在报刊上发表这样的声明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实际上，会议转到板门店，双方负责实施警戒，把中立区扩大到云山，在敌方看来，这些都没有给它带来什么好处。

    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敌机不能飞临云山上空，这对敌方是不利的。因此，从10月7日开始，敌方的所有报刊和社会舆论都不认为这是我们的让步，相反，都认为在板门店开会将会比在开城更加麻烦。

    至于敌方，则仍然对利用联络官会议感兴趣，其目的是拖延时间，以便进行侦察。

    我们也应谨慎行事，以免暴露我们的计划，这在今后的会议斗争中对我们有利。

    但从敌方提出的4个方案来看，显然敌方尚不完全倾向拒绝恢复会议。

    毛泽东

    1951年10月18日5时30分”

    毛泽东

    1951年10月18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39-140

    №0050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1951年10月24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4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当前敌驻朝航空兵主要致力于破坏我军交通线。

    洛博夫将军 [26] 领导的航空兵部队和中国航空兵部队在过去的空战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苏联和中国的高炮部队在高炮射击中也取得了巨大战果，它们在掩护交通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兵力数量不够，它们不可能更加可靠地保障交通运输，因此请您考虑能否由苏联政府再派1个由3个团编成的高射炮兵师到朝鲜北部以加强对铁路运输和安州地区机场的对空防御。

    二、已完成战斗准备的中国航空兵部队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准备参加朝鲜战斗，因此，在中国境内的防空兵器不够。此外，在1951年11—12月，中国的航空兵学校将有463名飞行员完成雅克11的飞行训练。

    根据您原来指定的计划，预定组建3个米格9歼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1个伊尔10强击机师、2个拉11侦察机团、1个拉9歼击机团、1个里2运输机团。

    考虑到我空军现状，在组建上述师和团之后，中国同志自己在1952年3月15日以前这个要求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战斗机飞行人员的训练任务，因此请苏联政府给予下列援助：

    (一)给中国派出3个喷气歼击机师和3个有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3个歼击机航空师和6个米格9航空技术保障支队，同时也是为了北京、上海、广州的对空防御。

    (二)给中国派出1个团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1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2个侦察机团和2个拉11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三)给中国派出1个团的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1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1个歼击机航空师和2个伊尔10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四)中国空军自己可以胜任组建和训练1个图2轰炸机航空师、1个拉9歼击机航空团和1个里2运输机团，但到1951年12月则请给轰炸机师派出14名顾问，给拉9歼击机团派出5名顾问。

    如果您许可的话，其余顾问则从训练师和团的人员中指派。

    请告知您对上述问题的决定。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0月24日

    第5281号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41-143

    №0050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恢复谈判协议和备忘录(1951年10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10月22日18时给我的电报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1951年10月22日14时，敌方联络官送来乔伊就批准协议和取得相互谅解问题致南日信以及肯尼上校就复会日期问题给张春山上校的备忘录。

    敌方这么快就批准了联络官达成的协议，并赋予它正式文件形式，乃是因为害怕我方提出尚未解决事件问题。

    敌方还提出，复会后立即开始讨论第2项议程。

    敌方这样做可能也是为了使我们没有机会提出未解决事件问题。

    我们事先研究了乔伊的信，并认为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至在谈判中束缚我们。

    尽管他们在信中宣布，联络军官拟定的协议是正式协议，但他们肯定并未批准该协议百分之百是正式的，而无须在会议上再给它补充什么。

    尽管他们声称，复会的目的在于讨论第2项议程，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坚持也不可能坚持在复会后第一次会议上不可以讨论安全问题。而且，如果我们不提出未解决事件问题，而立即提出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问题，我们认为，他们不会表示反对讨论这一问题。

    但是，考虑到他们高度的神经紧张，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我们应事先考虑到尔后的过渡措施问题，在敌方不同意的情况下讨论上述问题。

    如果你们同意，那我们就复信批准联络官拟定的协议，并向敌方建议于1951年10月24日11时复会。

    复信应于当天上午或于今年10月23日下午送交敌方。

    请您就问题的实质予以指示。

    李克农

    1951年10月22日”

    毛泽东

    1951年10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52 153

    №005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1951年10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今年10月22日23时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我10月22日18时的电报料您已收到。

    一、我们再次研究了乔伊的信。尽管乔伊在这封信中没有对下述问题表示明确的意见：联络军官协定是否就是双方代表团协定，复会后是否可以对不涉及到第2项议程的其他问题不进行讨论，但他可能诬指我方答复不够明确，因而建议首先恢复小组委员会活动，而不要立即恢复大会活动。

    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解决我方可能提出的问题。

    如果敌方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我们认为可以同意。

    在小组委员会上，我们也应提出我们认为必须提出的问题。

    二、情况迫使双方代表建立一定的机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机构称之为联络军官联合机构，敌方是会爽快同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联络军官会议就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举行。

    双方联络军官全都参加会议，因此没有必要建立某种其他常设机构。

    三、在小组委员会开始讨论第2项议程后，我们将坚决坚持让敌方首先提出折中建议。如果敌方仍然坚持己见而不提出新的建议，那我们就认为自己取得了主动权，以便探明敌方意图。

    过去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已得出结论，不妨在开始时提出第1方案，即双方军队各自向三八线以北和以南后撤，在三八线地区建立缓冲地带。但是，考虑到三八线以南我们所占地区和三八线以北敌方所占地区的巨大差别(我们占领面积约为2640平方公里，三八线以南和临津江以西的岛屿尚不包括在内，敌人当前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东所占地区面积约5364平方公里)，估计敌方不会同意我们的建议。

    我们认为，提出这一方案只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因此最好是我们立即提出第2方案，该方案包括金日成同志于今年8月16日提出的方案以及你们对这一方案的意见。

    在阐述我们的方案时，我们可以指出，其中包括考虑当前战线做出的修改。这样我们就可以再拖延时间，尔后我们就提出经过修改的规定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第三方案。

    近来，敌人在临津江以东地区有所前进，因此应对第3方案做出修改。过1—2天我们将提出这一方案。

    四、请您对上述问题做出指示。

    李克农

    1951年10月22日23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44-146

    №0050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修改分界线建议第二方案(1951年10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今年10月23日22时给我的电报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考虑到我军与敌军接触线近来发生的变化，我们决定对我方关于分界线建议的第2方案做出一些修改，以便向敌方表明我们的方案反映了当前的军事状况，从而促使谈判进行发生转折。

    一、分界线始于巨津里居民点附近的东海岸，向西经单发岭、林塘里、长坪里(杨口西北10公里)、下甘岭、新望里(铁原西南15公里)、全谷(家南里东南5公里)、马智里(高浪浦里西南10公里)、板门店、交道里(开城以南12公里)、水流道里(开城西南9公里)、安昌、青丹(海州东南22公里)、新道(海州以南6公里)、盐尾岛(瓮津西南22公里)、曲掘里(瓮津西北19公里)到西海岸的阿山里(曲掘里以西10公里)。

    二、双方军队将要撤出的地区就成为缓冲地带。缓冲地带内的非军事分界线将由双方在停止军事行动前在双方所占领的地区内另行划定。

    至于交换地区和改变预定作为分界线的军队接触线，则从上流洞居民点开始，以该居民点中心为准，我方军队向西后撤到成源里—谷佳里—板门店地区，而敌军则向东后撤到高浪浦里—药潭—大龙里地区，即双方军队均应后撤约5公里，双方军队所撤出的地区则应归入缓冲地带。

    三、当前在三八线以南地区，我军占领了2460平方公里的地区。根据您指示的方案，由于军队后撤。则我军所占地区只剩下1880平方公里。敌军在三八线以北所占地区面积约为5364平方公里。根据您指示的方案，由于其军队后撤，则其所占地区面积只剩1944平方公里。

    这样，双方剩下的占领区面积大体相等。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所经过的地带考虑到了敌方的“堪萨斯”防线地区内具有良好的地形，免得敌方借口该地区不适于防御而加以反对。

    该方案已经过讨论并得到我方代表团赞同。

    请您指示。

    李克农

    1951年10月23日”

    毛泽东

    1951年10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50 151

    №0050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1951年10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今年10月24日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你今年10月22日18时和23时以及今年10月23日22时的电报均已收到。

    在南日同志对乔伊的答复中，我们在其前面加了两段文字，说明给谈判制造障碍的责任在敌方，同时也表明我们对缔结协定和取得互相谅解问题所持的态度，以保证在政治方面占优势。

    敌方已承认，他们曾两次破坏中立区协议。

    敌方什么花招都耍过，因而它已在全世界人民舆论面前处于不利地位。

    如能达成新的严格的协议并达到相互谅解，我们同意您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复会后，首先提出关于建立联络军官联合机构以保证履行协议。

    至于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已经发生的尚未解决的事件，则可以暂时不提它。

    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包括敌方破坏协议在内的过去所有的事件都已完全解决。因此我们应掌握必要时指控敌方可能用得着的武器。

    至于分界线问题，则我方可在复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先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建议。

    不管敌方同意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还是在大会会议上讨论问题，我方都可主动建议双方不讨论旧方案，而提出双方可以探讨的分界线新方案。

    如果敌方仍然坚持其原先提出的把分界线划在我防御纵深内的那个建议，而不同意双方提出新的双方可以讨论的关于分界线的建议，那我们就不要急于提出新的方案，而要推迟几天。

    如果敌方同意我们的建议，那我方就可提出根据你10月23日电报所示的当前战线划定分界线的经过修改的新方案。

    分界线应以下述方式具体划定：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东地区的敌人放弃1944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而三八线以南临津江以西地区的我方放弃1880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

    尔后，双方军队均应从划定的界线各自后撤5公里，并应在这一地区建立缓冲地带。

    在缓冲地带内的行政管理职责仍由双方各自单独执行。

    分界线通过的具体地点可大体根据你今年10月23日电报所示确定。

    根据这一方案同敌方进行斗争的结果，可能达到根据把分界线划在当前战线地区的建议稍加修改而划定分界线的目标。但是我们要与十分狡猾的敌人打交道。

    希望复会后你们在谈判过程中仔细思量每一步，尔后经过周密研究后把你们的建议告诉我们。经我们同意可以在会上提出。

    请告诉我们金日成同志在复会后对谈判的意见如何。”

    毛泽东

    1951年10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47-149

    №0050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的问题(1951年10月26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6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今年10月25日13时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今年10月25日11时，谈判会议开始。敌方代表团的南朝鲜代表白善烨由李亨根少将取代，其他代表仍然是原来的。

    我方提出关于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的建议。

    敌方原则上同意这一建议，并说当天下午给予答复。尔后，敌方询问我方对第2项议程有何方案。

    我方建议继续召开小组委员会。敌方要求休会20分钟。

    休会以后，敌方表示同意建立我方提出的机构，也同意继续召开小组委员会会议，但敌方声明，必要时可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召开谈判代表会议。

    会议于11时53分结束。

    规定在14时开始小组委员会工作。敌方参加小组委员会的有霍奇斯和布尔科，我方有李相朝和解方。

    李克农

    10月25日13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2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56-157

    №0050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分界线新方案(1951年10月26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6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10月25日来电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小组委员会于1951年10月25日14时开始工作。双方一开始就互相建议提出分界线新方案。小组委员会开会约1小时，敌方代表建议休会15分钟。

    休会之后，敌方代表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提出了新方案的发言稿。此外还出示了标有缓冲地带的大约相距4公里的南北界线的地图。南北界线的中间线基本上与当前战线重合。在有些地方，即在其东部和中央部分，该线处于战线偏南处，而在西边部分，则该线处于开城之北直到临津江出口处。

    敌方代表多次重复说，这是他们的最终方案；同时他还说，该方案可以向全世界公布。

    我们建议休会到1951年10月26日11时，但敌方要求1951年10月26日10时召开会议。

    随后他声明，如果1951年10月26日我方不做出决定，则必须将此通知他们，若是这样，就无须召开会议。

    最后决定，1951年10月26日11时，谈判继续进行。今天的会议于15时40分结束。

    李克农

    1951年10月25日18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2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54-155

    №24838 马特科夫与冯乃超会谈纪要：中山大学情况介绍(1951年10月26日)

    机密

    冯乃超，广东人，中共党员，掌握北京方言和广东方言。他是一名诗人，非常了解俄国经典作品和苏联作家的作品，特别喜欢普希金的作品。曾在延安、沈阳、北京和上海作过几年记者工作。去年，作为中国出席世界和平拥护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到过莫斯科。返回中国后他作过几场关于苏联的报告，写过几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他对苏联和苏联同志的态度是友好的。在重庆和北京，他同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同费德林同志和科瓦廖夫同志的关系都很好。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冯乃超就中山大学总的特点谈论了如下内容：

    中山大学是中国最大和最为著名的大学之一。它占据了广州郊区风景最好的地段。学校面积5000亩，其中有各系(医学系除外，该系在广州市)、宿舍、各体育场、两个大的池塘和菜园。

    学校有五个系：文学系、法律系、地理系、工程建设系和农业系。医学系是独立的，事实上它同中山大学没有任何关系。该系不仅在中国著名，而且还名扬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

    文学系有如下专业：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通史和俄语。全系共有206名学生，其中157名男生，49名女生。法律系有如下专业：法律、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会计，该系有363名学生，其中300名男生，63名女生。地理系有如下专业：天文学、高等数学、生物学、化学和土壤学，该系318名学生，其中男生285人，33名女生。工程建设系有如下专业：土木工程、电子技术、机械和民用建设，该系有730名学生，其中686名男生，44名女生。农业系有12个专业：林业、化肥、灌溉设施、养蜂学等，该系有577名学生，其中431名男生，146名女生。

    中山大学(不计医学系)共计有2197名学生，其中1862名男生，335名女生。一年级有808名学生，二年级798名学生，三年级348名学生，四年级243名学生。

    各系的学习年限均为5年。

    1951年录取了大约900名新生，其中部分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来自其他的大学)。所有的学生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并享受各项保障。学校只向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征收学费(这些学生的父母是地主、商人和企业家)。

    中山大学没有关于学生出身的准确的材料。一年级的615名大学生中有114名出身于工人，23人出身贫农，56人出身于中农成分，21人出身于富农，58人出身是地主，314人出身是小资产阶级，29人是海外华侨的子女。高年级班级大体上也是这种状况。该校没有少数民族学生。近来能够看到外来的学生的数量在增加(主要来自广州、澳门和新加坡)。

    该校有大学生联合会，有新青年民主联盟的分会以及中苏友协的分会。新青年民主联盟成员有600多人，工会成员有250人，中苏协会会员500人。

    中山大学有306名教授和教师。主要是国民党时期的旧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在广东省出生。北方人不超过10％。教授每月得到150万中国元，老教师、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每月的薪资为100万—150万中国元。普通教师每月80万—100万中国元。

    大部分教授和教师都在美国学习过(达70％)，部分在英国(10％)、德国和法国学习过。冯乃超开诚布公地说，中国共产党任命其担任该校的副校长是为了整顿学校的秩序，在教授、教师和学生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这一工作是重要的、及时的，因为前不久(大概在1951年3月之前)该校存在不良的气氛，广东人和北方人之间公然相互敌视。现在还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少多了。广东人坚决反对用北京方言上课，即使现在仍然反对。因此大学在教学时仅用广东方言授课，用北京方言进行上课近来是毫无希望的。冯乃超说，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山大学存在，而且在广东省的其他主要大学也都存在。在广东省各学校，首先在各高校用北京方言进行教学的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在几年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南军区教育司(中山大学直接隶属于该教育司并接受其财政拨款)的命令，中山大学在教授和教师中开展了政治教育工作。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非常复杂，因为教授和教师们对改造的接受非常缓慢。现在，该校还有一些教授非常反动，非常亲美。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在德国接受教育的教授较为反动，难以对他们进行改造。亲美的教授人数最多，力量最大。学校管理层将不会解聘这些教授，而是要继续使用他们，并希望他们今后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改造。

    该校党员人数不多。全校共26名中共党员，其中17名是大学生。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是广东人。对大学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都很消极。政治学习不经常进行。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受到了具有反动情绪的人的影响。前不久，冯乃超被任命为该校党组织领导人。此外，该校还有2名民盟成员和1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没有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

    教授、教师和大学生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援助朝鲜的运动：他们募集购买武器的资金、献血、报名参加军校、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前线。但是参加支持土地改革的运动以及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要消极一些。参加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及其开展工作的只是那些出身于工人和贫农的教师和大学生。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一些教授和大学生(出身于地主家庭)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反对严惩反革命。近来可以发现，参加这三大政治运动的大学生和教师的数量在增加。

    该校有500多名中苏友协的成员，但是对关于苏中友好和苏联的各种材料的传播这一工作做得不够。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去年还是今年，该校的教授、教师和大学生都没有学习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天才著作。

    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在广东省解放之后的2年内，中山大学培养出了700多名专家，他们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工作。因为对专家的需求在增长，因此，大学的学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在谈话的最后，冯乃超请求我转达他们对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的感谢，感谢他们给该校送来一些文献。他同时说，该校急需汉语和英语的科技文献和参考书。

    苏联驻广东领事馆副领事

    Н.Ф.马特科夫

    1951年10月26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723，л.160-164

    №005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小组委员会讨论分界线的情况(1951年10月3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10月29日1时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您10月28日1时30分电报已收到。

    10月28日在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以当前战线为依据，批评敌方提出的方案，按照该方案划定分界线，敌方只应放弃东海岸洪城地区的122平方公里以及金城以南地区的125平方公里，总共247平方公里，然而，我方则应在洪城地区各凸出部之间地段上和金城地区放弃190平方公里，在金化地区放弃562平方公里，在开城地区放弃520平方公里，总共1272平方公里。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我方比敌方多放弃1025平方公里。

    敌方看到我方对当前战线表现出兴趣，因此想利用这一机会迫使我们放弃我方的方案。按照我们的方案，我方应放弃三八线以南西段地区，而敌方则应放弃东段地区。

    对此，敌方提出的理由是，在西海岸地区，我军和敌军之间没有接触线。因此敌方企图以欺骗手段迫使我们同意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

    因此，在今天的会议上不可能开始对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进行具体讨论。

    双方同意明天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并在2个方案的基础上对地区分歧意见进行协调。

    在1—2天内可望确定共同承认的双方军队接触线。

    敌方已经暗示，在这一问题上双方分歧意见不大。只要军队接触线一经确定，敌方抢去开城地区的要求就会毫无根据。

    从最近的情况来看，我们在一定时期内的抵制不可能迫使敌方在采纳我方方案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因此对我们来说，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是不合适的。

    我们认为，在确定共同承认的接触线之后，我方可主动提议在修改后的方案的基础上休战，也就是说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

    李克农

    1951年10月29日1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3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58-159

    №0051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同意中方所提谈判方针(1951年10月3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金日成同志1951年10月25日9时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10月24日电报已收到，我同意您在电报中提出的谈判方针。

    金日成

    1951年10月25日9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3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60

    №261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提供安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1951年10月31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0月31日会议第84号记录

    第214项　关于向中国提供国家安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的决议。

    接受华西列夫斯基、伊格纳季耶夫和缅希科夫同志关于向中国提供国家安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的提议，并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该问题提出的方案。

    РЦХИДНИ，ф.17，оп.162，д.47，л.11

    №0051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等问题(1951年11月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10月30日2时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您1951年10月29日5时的电报已收到。

    1951年10月29日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敌方仍然不愿一开始就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然后开始讨论双方提出的方案，而坚持首先根据方案做出决定，尔后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

    敌方声称，确定双方公认的双方军队接触线并不困难。

    在当天下午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敌方慑于我方压力而不得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其结果是，问题部分地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敌方对此并不是认真的。可能明天的会议将是今天会议的重演，即不会取得任何结果。

    除此之外，在同意恢复小组委员会活动时，敌方同时声称，谈判会议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恢复。

    现在，乔伊和唐纳已回到云山。可能是为了对我们施加压力，敌方为建议开始谈判会议而活动。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在今年10月30日早晨的会议上敌方仍不同意讨论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那么我认为，不要等到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我们就提出经过一定程度修改的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

    如果在1951年10月30日下午，我们修改的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不能准备好，那么提出这一方案的时间不得迟于今年10月31日。

    关于改变不大的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我们认为：

    一、该方案必须是能为敌方所接受，亦即最好是我们提出来的方案是最终方案。

    二、撤走军队后双方所放弃的地区的面积应当大体相等。显然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公正的。

    三、缓冲地带的面积是大是小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确定大面积缓冲地带有利，因为敌军的前线南移，铁原—金化地区成为非军事区，从而消除了该地区对我方阵地的威胁。但是我方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按同样长的距离后撤，因此，我方也就放弃了我方军队控制的一些有利阵地，例如，五圣山(金化以北)和其他制高点。

    大面积缓冲地带的消极的一面是，停战后在广大地区组建非军事管理机构和进行监督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认为宜于同意敌方建议的确定缓冲地带宽度为4公里。

    四、在地区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今后在临津江以西地区内保留阵地不会给我们带来危害，因为从军事观点看该地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五、在军事方面，金化铁原地区划入缓冲地带是有利的。但是，敌方大概会坚决反对这一点。而且我们没有相应的地区来补偿敌方放弃的地区。

    因此，只剩下一条：在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时，坚决坚持将金化(这可能是可以实现的)和铁原(这大概是难以实现的)划入缓冲地带或置于缓冲地带的边缘地带。

    六、至于东海岸的洪城地区和巨津里地区前线的凸出部以及凸出部之间的地区，我们只好基本同意敌方的方案。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拟定了在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初步方案(其中对战线作了一些改变)：

    一、金化以东地区缓冲地带的界线基本上与1951年10月25日敌方方案所定界线重合。金化以西地区双方军队应从当前战线各自后撤2公里以建立缓冲地带。

    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应当从东到西由大井里经柳松洞、姑味城里以南1公里地区、姑味城里西南4公里高地、海参岱、朴达以北1公里地区、下青松(文登里东北5公里)、那衣里、下溪浦西南1公里居民点、旧岱里(开城东南18公里)西南1.5公里居民点、寺洞(开城东南14公里)以南1公里居民点、新木洞、金化东北1.5公里无名高地、榆谷里、亭渊里、地域山(铁原东北9公里)、下马山(铁原西北5公里)以南1公里居民点、德山西北1.5公里居民点、葛谷、赤巨里(朔宁东南10.5公里)、桂堂村、葛岘里西北1.5公里居民点、黑松、高浪浦里西北2公里居民点、山后洞西北2公里居民点、后川洞(板门店以东4.5公里)、高岭里东南1公里居民点、智育台、水松以南1公里居民点到大洞里(云山西南10公里)。

    北边界线在离南边界线4公里处与之平行延伸到最后一点。该线从东到西由水津里(位于东海岸)东南1公里居民点经西希里、1098高地、黑渊里、御牛里、青松里、佳音洞、鱼隐山、边岩洞、旧岱里以北1公里居民点、高洞里东北1公里居民点、间榛岘、上九井、上甘岭、斗浦里西北1公里居民点、塔洞、牧馆闹洞以东2公里居民点、长松洞西北1公里居民点、新开岭、高里店东南1公里居民点、新开岭、溪洞山里东南2公里居民点、清溪山里、鸡荣里西南1.5公里居民点、上甘岭西北1.5公里无名高地、班固台、高津里、高柚里以南2公里居民点、讷水里、山西洞、河顺山里、基成东南2公里居民点、大龙里以北1公里居民点到梨洞西南1公里居民点。

    二、根据双方军队当前的实际接触线，洪城以南地区的敌人由于其军队后撤到南边界线而放弃101平方公里，在金城以南地区放弃193平方公里，总共放弃294平方公里。在姑味城里地区——下溪浦西南1.5公里居民点，由于我方军队撤到北边界线，我们将放弃275平方公里。双方军队放弃的地区面积相差不大，而敌人所要撤出的地区是前线的各个凸出部。

    三、双方军队的实际接触线基本上是根据1951年10月27日23时志愿军司令部电报所提供的资料确定的。

    我认为，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还会有些争论，但改变不会很大。

    如果在我们提出这一方案之后，敌方仍然坚持以洪城以南地区的凸出部和金城、开城地区交换，那我们就直截了当提出在当前双方军队接触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双方军队各自后撤2公里，不要求敌方从洪城和金城以南地区内的凸出部地区撤走军队，以避免敌方提出不公正的要求。

    请您考虑上述意见并提出指示。

    李克农

    1951年10月30日2时”

    毛泽东

    1951年11月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3-7

    №0051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拟主动宣布停止军事行动(1951年11月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10月31日1时30分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你1951年10月30日2时和1951年10月30日21时20分发来的电报已收到。同意你1951年10月30日2时的电报，在该电报中，你建议在10月31日的会议上我方主动宣布在已做出某些改变的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

    如果敌方反对这一建议，并坚持他们于1951年10月25日提出的建议，那么我方应当立即或在当日下午的会议上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发表公报和记者报道，以揭露敌方不愿意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和划定军事分界线，以及敌方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在我方的深远后方的企图，以使之成为我们手中的一种武器，从而有利于我们在1951年11月1日或2日提出我们的具体方案，并迫使敌方同意我们的这一方案。

    如果敌方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就可以在11月1日的会议上提出我们的具体方案，从而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关于具体方案。我同意你们提出的6点建议以及南边和北边界线。如果敌方坚持以开城地区换取洪城和金城以南地区，则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直接提出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各自后撤2公里，确定南边界线和北边界线，并迫使敌方接受这一建议，而不要就地区交换问题继续进行争论。

    毛泽东

    1951年10月31日1时30分”

    毛泽东

    1951年11月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2

    №0051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空和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1951年11月1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10月24日电报我们收到了。因为我远离莫斯科，我的复电晚了一些。

    一、我们认为，保障北朝鲜交通枢纽的安全应主要由歼击机航空部队负责。为此我们紧急建议加快南市和泰川地区机场建设，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在此降落中方空军部队。

    高炮部队的主要力量只须掩护主要的大型目标，现在应由苏军的5个高炮师负责掩护机场和安东—新义州地区的鸭绿江大桥。

    根据朝鲜所出现的局势，加强高炮的掩护是必需的。我们认为，中方司令部可以从苏联提供的1854门高炮和3268挺高射机枪中拨出装备各师所必需的180门高炮和一些高射机枪。在12月，我们将根据补充的军事贷款向您再提供120门85毫米高射炮。

    二、关于苏联向中方派出3个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师及飞行员和3个航空技术营的要求，我们不能满足。因为米格9飞机我们已不生产，我们也没有米格9飞机。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完成所有训练大纲后做返回苏联的准备，返回苏联的时间不晚于1952年3月中旬。

    对于1个强击机航空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5和第11强击机航空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

    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机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机团中派遣教练员。

    将向贵方派遣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歼击机航空团的顾问，共计19人。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我们将下达相应的命令。”

    仅给克拉索夫斯基的电报：

    我们有责任提醒您注意，我们临时派去训练中国米格9飞行员的顾问应按期准时返回。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3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8 9

    №24840 高京深致纳雷什金函：中国专家在苏联的实习工作(1951年11月13日)

    致苏联黑色金属部

    Н.И.纳雷什金部长：

    我非常荣幸地请求您在解决如下问题上提供帮助，这些问题是关于中国的专家到贵部工厂进行实习的问题。

    1.专家苏伟明(Су Веймин)、陈国伟(Чэнь Говей)在吉尔吉斯斯坦工厂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实习工作之后，必须转到摇摆式平炉工厂进行实习。

    专家杜金龙(Ту Цзеньлунь)、牛英德(Ню Индэ)、胡万光(Ху Вэньгань)在一年半后应该有机会转到其他的金属工厂进行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铸造的钢种应有别于吉尔吉斯斯坦工厂铸造的钢种。

    2.专家黄庆发(Хуан Цзиньфа)在半年之后必须转到另一工厂进行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应该有生产无缝管道轧钢的设备。而专家黄丹斌(Хуан Даньпин)在半年以后应该转到另一工厂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应该有生产成块轧钢片的设备。

    3.冯伯仲(Фун Боджуин)同志在半年后应该转而到另一工厂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应有生产上等轧钢的设备。

    4.杨伟(Ян Вей)同志、江洋清(Цзен Янцин)同志和赵万明(Чжао Вэньминь)同志在吉尔吉斯斯坦工厂学习半年之后，其中一人应该转到一些大型金属联合加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因为这些同志在回国后将要担任金属联合加工厂的厂长。

    5.根据同您和厂方已经达成的协议，五名焦炭化工专家在一年之后应该转到扎波罗热炼钢厂工作。

    6.王迈(Ван Май)同志和程庆(Чэн Чин)同志(金属物理化学分析专家)在半年之后应该转到另一工厂，在转入的工厂他们应该有机会了解用X射线对金属进行分析。

    7.请您帮助尽快开设如下专业的夜校学习班：金属生产——7人，学习半年，铸铁生产——6人，学习2年，轧钢——5人，学习2年。用于开设学习班相关的开支由中国政府承担。

    此致

    敬礼!

    中国驻苏大使馆商务参赞

    高锦深(ГаоЦзиншень)

    1951年11月13日，于莫斯科

    РГАЭ，ф.8875，оп.45，д.2，л.3 4

    №0051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国内情况(1951年11月14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14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朝鲜停战谈判以后，由于近两个月来前线损失惨重以及美国国内外的停战要求增强，美国方面接受停战条件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是与此同时，考虑到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仍然企图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因此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人积极打探消息并玩弄花招，力图拖延谈判。

    确定分界线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敌方要把分界线划在我军深远后方，而不是建议在当前战线的基础上确定分界线，对之做出某些改变，并将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

    目前，在签署停战协议时，敌方已提出要求确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没有把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我们则坚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并确定以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在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时如有变化则对双方部队接触线做出改变。目前敌方正就这一问题同我们进行争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争论不会持续很久。

    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之所以同意推迟解决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和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等问题，不仅因为目前进行的谈判是停战谈判以及敌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立即以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山区来交换三八线以南的西部低地，而是因为在敌方拒绝放弃东部山区的情况下，我们在那里也有有利于防御的山区；至于三八线以南的西部沿海平原地区，则它对我们有利，是因为那里居住着比东部地区多得多的居民，还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农产品，而且，开城地区是夺取汉城的前哨阵地。

    金日成同志今年6月在北京讨论停战条件时曾就此问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停战条件也是征得他的同意的。

    关于对谈判监督问题的讨论，我们早就打算建议建立停战机构，双方代表均参加这一机构，由该机构承担对停战条件的执行进行监督和在缓冲地带进行监督的任务。

    但是，敌方一定会要求在双方后方建立监督，以便限制双方援军和军用物资的调遣。

    我们打算同意在双方1—2个边境居民点建立监督，并同意您的指示，建议给中立国，即未参战的国家赋予监督职能，我们打算邀请苏联、波兰和印度这3个国家承担此项任务。

    可能美国人一开始会反对。若是这样，我们就建议由瑞典和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派出代表。

    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

    我认为，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由有关国家政府召开高级会议问题可能有3种方案：

    一、召开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双方政治代表会议(可能美国提出这一方案)。

    二、召开4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三、召开7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请您指示，从国际局势来看这3种方案中哪种是最佳方案，或者请您提出新方案。

    目前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力求在今年达成停战。与此同时，我们应进行必要的准备以应付敌方拖延谈判和破坏谈判。从朝鲜战争还要拖延半年甚至一年着想，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正在节约兵力、物力和人力，争取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在国内，我们正在准备整编军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增加生产，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以支持朝鲜战争，并保证国内财政状况及市场物价继续稳定和国家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加紧进行。

    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1950年预算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的32％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

    因此，如果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的方针，则明年的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采取这种方针，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请您就上述问题给予指示。

    毛泽东

    1951年11月14日

    第5631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6-19

    №00520 罗申致莫斯科电：要求斯大林尽快答复关于谈判问题的请示(1951年11月19日)

    发自北京 [27]

    北京时间11月19日18时受到周恩来接见。他请求向菲利波夫同志转告，毛泽东要求对他的就朝鲜谈判问题给菲利波夫的电报作出答复。这个电报是11月14日经克拉索夫斯基转交的。

    周恩来给我看了电报并补充说，在等待菲利波夫同志答复期间，中方已两次推迟了同美方在朝鲜的代表的会晤。

    Н.罗申

    1951年11月19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22

    №005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答复(1951年11月19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您对谈判目前形势的评价。

    近来谈判全过程表明，美国人虽然在拖延谈判，但是他们更需要尽快结束谈判。

    这是根据总的国际形势得出的结论。

    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中朝方面应继续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躁和尽快结束谈判的表现。

    在确定分界线和在1—2个边防站进行检查问题上，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我们还同意关于履行检查职能的委员会人选问题。

    在交换战俘问题上，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

    至于在签订停战协议后，为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而召开会议的可能性方案，我们认为，召开目前谈判双方政治代表的政治会议是适宜的，但必须要有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9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8，л.42-45

    №200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朝鲜给联合国的呼吁书(1951年11月19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1月19日会议第84号记录

    1951年11月19日的决议

    第422项　关于致拉祖瓦耶夫同志的第1352号电报。

    批准附件中对拉祖瓦耶夫同志的指示。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绝密

    优先拍发

    北朝鲜

    致拉祖瓦耶夫：

    从你的第1352号电报中，我们并不知晓与下述呼吁问题有关的一切情况以及是谁主动挑起了下述呼吁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呼吁，要求加快解决朝鲜问题的速度。我们还不清楚中国朋友如何看待这件事，因为你在电报中没有传递有关这方面的任何信息。

    正如你的电报中提到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发出呼吁：关于立即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关于沿前线撤走军队、建立两公里宽的非军事区以及关于追究那些在朝鲜拖延战争的人的罪责。在目前局势下，即在美国人敲诈勒索的形势下，这样做可能被视为中朝方面软弱的一个迹象，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因此，在没有(朝鲜)呼吁的文本、不知道中国同志的看法，且不知道引导朝鲜朋友的动机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需要劝告朝鲜朋友，在解释清楚前面提及的诸问题之前，取消对其提出的问题予以解决的呼吁。

    我们等待你发回更为详细的报告。

    确认收到。

    葛罗米柯

    1951年11月19日

    文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829，л.44-45

    №02544 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关于朝鲜呼吁停战问题(1951年11月20日)

    Г.М.马林科夫：

    现送上给拉祖瓦耶夫同志的电报草案。请阅示。

    А.葛罗米柯

    1951年11月20日

    附件：

    葛罗米柯给拉祖瓦耶夫的电报稿

    1951年11月20日

    优先拍发

    北朝鲜

    致苏联大使：

    请注意您在朝鲜朋友就加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给联合国的呼吁书一事中表现出的不能容忍的行为。

    您只是在11月18日(您的1352号电报)报告说朝鲜朋友打算在给联大和安理会的呼吁书中提出以下要求：立即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请军队撤离前线并建立两公里的非军事区，对挑起朝鲜战争的罪犯追究责任。同时您询问，这种呼吁书是否会同维辛斯基同志的发言相矛盾。

    因为我们对朝鲜朋友的提出了上述要求的呼吁书以及是谁建议向联合国提出上述要求等情况一无所知，我们要求您做出解释(我们的1059号电报)。

    还没等到对您的电报(即陈述朝鲜朋友的上述要求的电报)做出答复，您又报告我们(您11月19日的第1353号电报)，说当天即11月19日将全文广播朴宪永的声明。此外，您在收到我们的询问电报(第1059号)后，就朝鲜朋友的上述要求仅仅报告说，是您主动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并再次询问，维辛斯基同志关于从三八线撤军的建议同在开城商定的关于建立分界线的各项议程有没有分歧。关于呼吁书，您也只是报告说，它将在11月19日发表。

    可见，无论是在11月19日的第1353号电报中，还是在11月19日的第1355号电报中，您只是向我们报告朝鲜朋友将要发表自己的呼吁书，尽管在此期间您还没有得到我们的指示，并且也没能得到对您的询问的答复。结果，朝鲜朋友在没有同我们协商的情况下就发表了呼吁书。

    可见，您的行为极其轻率。您更大的错误是，您甚至没有努力向朝鲜朋友搞清楚，关于向联合国提出上述要求的呼吁书这一问题，他们是否同中国朋友协商过。只是在我们直接要求您弄清这一点，并且是在朝鲜朋友发表了呼吁书之后，您才这样去做的。

    请今后注意。

    АПРФ，ф.3，оп.65，д.829，л.46-48

    №00523 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苏联声明与中朝做法的差别(1951年11月21日)

    优先拍发

    特档

    北朝鲜

    拉祖瓦耶夫同志：

    11月20日向罗申转达了菲利波夫同志的下述指示：

    “向毛泽东并通过拉祖瓦耶夫向金日成解释清楚，维辛斯基关于美国军队立即撤离三八线的要求，同中朝同志所声明的关于军队实际接触线的当前立场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为了抗议美国拒绝把自己军队撤离三八线的非正义立场，维辛斯基不能有其他的表示。维辛斯基的这一立场有利于中朝同志，因为这样做一方面表示抗议美国人的贪婪，另一方面展示出为了达到和平而肯做出重大让步的中朝同志的忍让和热爱和平的精神。”

    由于罗申同志同您没有联系，因此无法执行菲利波夫指示中通过您向金日成作解释的指令，故由外交部直接向您发出这一指令。

    请确认已收到。

    立即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51年11月21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8，л.44-45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67-68

    №0052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对我方分界线方案的看法(1951年11月22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22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关于今年11月21日小组委员会会议进程的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今年11月21日小组委员会于11时开始。我方代表首先发言并提出了我们的方案(附发言全文 [28] )。

    敌方声称，我们所提方案与我们上次提出的方案互相矛盾，因此不能接受。

    敌方之所以反对我方方案，其原因可归纳如下：

    一、敌方认为，我方方案第1条所述‘确立规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的原则’，其中‘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概念不太明确。

    敌方认为，必须指出接触线系指何时的接触线，也就是说，当前双方军队的接触线应确定在30天的时限内作为分界线。应当规定30天以后以签署协议那天双方军队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因此没有必要加上‘实际’和‘修改’之类的词。

    二、还有，在我方方案的第1项中说：‘双方军队各自后撤分界线2公里，以建立缓冲地带。’

    敌方认为，只要规定建立缓冲地带的原则在于确定以分界线向南和向北在一定距离上经过的两条平行线作为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和北边界线。因此，不需要加入关于双方军队各自后撤2公里之类的词句。如果有必要加入这一句，就必须规定后撤时间。

    三、关于我方方案第2项所述‘确定以双方同意的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则敌方认为，目前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应当称为‘临时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

    四、关于在我方方案第3项中所述‘敌对行为将继续进行’的词句，敌方一开始就提出把它作为辅助词句，并将其置于建议的末尾，随后敌方又建议将此句单列一段。

    我方对敌方提出的问题作了相应的答复，并阐明了我方的观点。

    在今天的会议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会议将于明天11时继续进行。

    李克农

    11月21日17时”

    毛泽东

    1951年11月2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32-33

    №0052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方关于军事分界线方案的发言(1951年11月22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22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方代表1951年11月21日发言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我们仔细研究了你们1951年11月17日的方案和你们对它的解释。我们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但是我们认为，你们所提方案的形式不符合正式协议的形式。同时我们对某些具体规定也有不同意见。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我们认为，根据就第2项议程达成的协议的正式形式应当由3部分组成。首先，我们应当解决关于确定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原则问题。在讨论其他各项议程时不应当改变已确定的原则。

    其次，当前我们应当确定分界线和缓冲地带。

    最后，我们应当解决关于在最终签署停战协议之前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可能改变的问题。只有以这种形式就第2项议程在会议上提出的协议才是完善的。

    二、尽快达成全面停战协议，是我们从谈判一开始就提出来的一贯要求，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相信，如果共同努力，经过30天的讨论，在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后，能够达成全面停战协议。你们在自己所提方案中建议，如果在30天之内不能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就可由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确定以双方军队的接触线作为新的分界线，尔后应由双方代表团就此新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

    我们也认为，对第2项议程应一次达成协议，没有必要过了30天在双方达成协议后重新讨论与该项议程有关的问题。

    我们建议：

    如果在30天之内不能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那就在双方已经同意的关于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原则的基础上给已经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做出一些改变，即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改变。

    三、你们在自己所提方案中建议双方代表就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的第1条中再次强调对签署停战协议之前的敌对行为互相谅解。实际上我们之间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从未达成立即停火协议。因此，就第2项议程达成的协议没有必要单独提出互相谅解问题，更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单列一条。

    因此，我们建议将互相谅解问题列入关于改变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协议中作为辅助词句。

    根据上述意见，我们正式向小组委员会建议通过下述协议方案：

    ‘在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为一方以及以联合国军代表为另一方的小组委员会中，就关于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主要条件的缓冲地带的第二项议程达成以下协议：

    一、制定原则：确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双方军队由该线各自后撤2公里，以建立缓冲地带。

    二、双方代表小组委员会应在该协议第1条的基础上立即解决关于目前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以便双方同意确定以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同时确定以离分界线两边各2公里的线作为缓冲地带的北边界线和南边界线。

    三、敌对行动可能一直继续到签署停战协议之时。如果在双方代表会议批准该协议以及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具体规定之后，在30天之内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则不论双方军队的实际接触线出现何种改变，已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如果30天已过尚未就全部议事日程达成协议，则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根据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改变而对之做出某些改变。’

    我们相信，上述协议方案与你方1951年11月17日所提方案原则上没有区别。

    我们已正式建议小组委员会立即通过上述协议方案。

    我们同意你方意见，考虑到双方同意任何一种方案，双方均应选派参谋来调整当前的接触线，以便事先确定双方代表可能同意的当前军队接触线的具体位置。参谋不能确定接触线的地方，则应在小组委员会上确定该地的接触线。

    在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同意军队实际接触线并据以确定缓冲地带以后，则可将小组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转呈代表团会议批准。与此同时可向代表团会议建议开始讨论第3项议程。”

    毛泽东

    1951年11月2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34-37

    №11419 苏联外交部致中国驻苏使馆函：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财产问题(1951年11月23日)

    苏联外交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致敬并谨作如下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50年2月25日照会，苏联外交部已向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发出指示：向阿富汗外交部递交照会，请他们担负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及财产的任务。

    根据这一指示，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于1950年5月10日向阿富汗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有关的照会。1950年月10月12日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口头声明，阿富汗政府同意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1950年5月10日照会中所阐述的苏联政府的建议。

    中国驻阿富汗使团的财产由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于1950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接管保护，但是由于并非苏联驻阿富汗使馆的原因，上述财产接收书于1951年9月5日才签字。

    在致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的6月19日第1534/1117号和1951年第2385/1744号照会中，阿富汗外交部请求向阿富汗国家银行送去57914阿富汗尼38普尔的款项。照会指出，这笔款包括前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1950年2月1日至1951年1月13日期间的房租费和水电费开支。

    苏联外交部为此在发出阿富汗外交部上述照会副本和前中国驻喀布尔使团财产接收书时，请求将上述情况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51年11月23日

    于莫斯科

    已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莫斯科市。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03—2104页

    №2026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问题(1951年11月24日)

    毛泽东同志!

    您发自今年10月24日的电报我收到了，因为我远离莫斯科，所以给您的回复迟了。

    1.我们认为保护北朝鲜交通线应该主要借助歼击机来实现，我们坚决建议迅速在南市(Нанси)和大成(Тайсен)地区建设机场，以使中国空军能尽快在那里着陆。

    必须用高射炮掩护最主要的大工程，现在位于安东新义州地区掩护机场枢纽和鸭绿江大桥的两个苏联炮兵师，将实现对朝鲜西北部分南市与大成地区机场建设的掩护。

    由于朝鲜形势，这种高射炮掩护是必需的，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指挥官可以从苏联提供的1854门高射炮和3268挺高射机枪中，给一个师分配180门高射炮和一些高射机枪。12月我们将按说好的条件(补充的军事贷款)向你们提供120门85毫米口径高射炮。

    2.至于从苏联向中国派遣3个装备米格9的喷气式歼击机的航空师及飞行员以及3个空军技术营，您的这点请求我们无法满足，因为米格9我们已经不生产了，并且我们也没有了。但是如果有必要继续派遣我军飞行员训练驾驶米格9的中国飞行员，那么可以利用驻扎在广东、砀山、公主岭的3个苏联歼击机航空师的教官进行为期3个月的指导，在完成所有训练任务后，这些部队要在不晚于1952年3月中旬返回苏联。

    而关于一个强击机航空师的飞行员训练任务，我方认为，由驻中国第5、第11强击机航空师的军事顾问就能顺利完成。

    关于两个中国侦察机航空团的训练，我们将从驻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的军队中的侦察机团中拨派教官完成。

    我们将给你们的图2型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型歼击机航空团派出19名顾问。

    如果您同意我的决定，那么我们将下达相关指示。

    仅给克拉索夫斯基指示：

    您一定要注意，我们临时留下来训练米格9飞行员的空军驾驶员务必按时回国。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24日

    密码电报1951年11月14日第6648号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0-11

    №00526 金日成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把苏联武器留给朝鲜(1951年11月27日)

    什捷缅科同志：

    现将金日成给菲利波夫同志的密码电报呈上。

    拉祖瓦耶夫

    1951年11月27日

    第4448号电

    附件：

    金日成给斯大林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关于供应朝鲜人民军3个步兵师武器的问题我已问过毛泽东同志，并接到他的回答，内容如下：

    “由于朝鲜战场需要补充供应弹药和装备，按计划今年年底应发运出10个步兵师的武器，而苏联只能给我们运出4个师的武器。

    明年4月我们将收到余下6个师的武器。已收到的4个步兵师的武器已于9月份转送到我军各部队。

    如果在今年内能达成停战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应返回中国进行改编。

    所以我认为，把我们部队留下的苏式武器转交给朝鲜人民军的2个师是合理的。而给另一个师的武器则要到明年4月份我们得到苏联又一批武器时再转交。

    请告知我您的意见。”

    考虑到总的形势，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建议。

    致真挚的敬意!

    金日成

    1951年11月27日于平壤

    АПРФ，ф.45，оп.1，д.348，л.51-52

    №05295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报告：国际工会基金会资金支出情况(1951年12月1日)

    致斯大林同志：

    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建立了附属于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援助左派工人组织的国际工会基金会，该基金会1951年对以下共产党给予了财政援助：

    芬兰共产党，87.4万美元

    法国共产党，60万美元

    意大利共产党，50万美元

    意大利社会党，20万美元

    瑞士共产党，2万美元

    卢森堡共产党，2万美元

    以色列共产党，4.5万美元

    丹麦共产党，7.5万美元

    希腊共产党，5万美元

    特里亚斯特共产党，2万美元

    基金会1951年的153万美元及1950年结余的81.5万美元已全部用完。

    这样，附属于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援助左派工人组织的国际工会基金会1951年援助各共产党的数额总共为234.5万美元。

    在1951年国际基金会的款额用完后，除去基金会的款额外，从联共(布)资金中援助了：

    芬兰共产党，60万美元

    日本共产党，10万美元

    印度共产党，10万美元

    特里亚斯特共产党，5万美元

    奥地利共产党，1400万先令

    目前，各国共产党正请求给予财政援助。

    参加基金会的各党向援助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属下的左翼工人组织的国际工会基金理事会缴纳1952年度的基金是合适的。

    把1952年的联合会基金数额确定为250万美元是合适的。其中包括：

    联共(布)——85万美元(占全部基金的1/3)

    中国共产党——62.5万美元(占全部基金的1/4)

    波兰统一工人党——22.5万美元

    匈牙利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每个会员党20万美元。

    在与各国共产党谈判充实基金的问题时的合理做法是，向参加基金会的各党通报基金消费的情况，并确认由联共(布)、罗马尼亚工人党及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组成1952年基金会理事会。

    派遣波诺马廖夫和斯米尔诺夫同志(对外政策委员会)去同各国共产党谈判这个问题。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和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29]

    请审阅。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В.格里戈良

    1951年12月1日

    ЦХСД，ф.89，оп.38，д.26，л.2-5

    №0529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国际工会基金会的问题(1951年12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日会议第84号记录

    绝密

    第П84/614号

    1951年12月

    致格里戈良同志

    1951年12月1日决议

    第614项　对外政策委员会的问题。

    一、会议认为，把1952年附属于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国际工会基金会用于援助左派工人组织的基金确定为250万美元是适当的。

    二、会议决定，由联共(布)向附属于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左派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会支付85万美元。

    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拨给格里戈良同志85万美元用于特殊目的。

    三、会议认为，基金会董事会应向参加基金会各国共产党通报基金会开支情况，并向各党提出交纳1952年应付的会费问题，合理的做法是：中国共产党应交纳62.5万美元，波兰统一工人党应交纳22.5万美元，匈牙利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德国统一社会党各应交纳20万美元。

    四、会议决定，委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驻基金会的代表В.В.库兹涅佐夫同志提出关于追加基金会理事会款项的有关建议。

    五、会议认为，由联共(布)中央代表、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及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代表组成1952年的基金会理事会是合适的。

    批准库兹涅佐夫同志任联共(布)中央驻基金理事会的代表。

    六、会议决定，派波诺马廖夫同志和斯米尔诺夫同志(对外政策委员会)出差与各共产党谈判关于1952年的基金问题。

    七、会议批准了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文。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联共(布)中央给毛泽东的电报稿

    致罗申：

    请拜访毛泽东同志，按照上级的委托通知他以下情况：

    “如您所知，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下属的援助左派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会的资金目前已用完。

    现在必须建立1952年的基金。

    鉴于各国共产党呼吁增加援助基金会的资金，建议建立基金会数额为250万美元，并按下列数额捐助基金会：联共(布)捐助85万美元(基金会的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捐助62.5万美元(基金会的四分之一)；波兰统一工人党捐助22.5万美元；匈牙利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德国统一社会党各捐助20万美元。

    请告知您对该问题的意见。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确认收到电文后，电告执行情况。答复的报告要简短，无须详细叙述。

    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05—2106页

    №00527 什捷缅科致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苏联空军在朝鲜的战果(1951年12月9日)

    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根据您的查询向您通报，在整个战斗中，我在朝鲜的航空兵和高射炮兵在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期间，共击落敌机569架。

    我歼击机航空兵击落510架，其中：

    B-29，40架

    B-26，1架

    B-45，2架

    F-94，8架

    F-84，132架

    F-86，172架

    F-80，101架

    F-51，22架

    流星式-4，32架

    我高射炮兵击落59架

    我们损失63架米格-15和米格-15Б飞机以及30名飞行员。高射炮部队亡29人，伤53人。

    什捷缅科

    1951年12月9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9，л.69-70

    №24841 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中国南方商品展销会(1951年12月12日)

    10月14日，在广州解放2周年之后，隆重举办了华南(包括广东省、广西省和海南岛)商品展览会。该展览会同时也是一个展销会，会上签署了大量的商品合同，国营和私营企业、来自华南、华中和全国各地的以及来自香港、澳门和南海各国的私有商人进行了贸易活动。展销会的这些特点说明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地区意义。

    展览会的规模和组织。展销会预计进行3个月，但是，地方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认为，该展销会的时间可能会被延长。按照展销会组织者的意图，该展销会将展示两年来人民政权在华南地区各个领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成果。为了举办展销会划拨了以前广东最繁华地段的两条商业街，这两条街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被美国的空军轰炸得一干二净。4月份通过了举办展销会的决定，并在当月获得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在展销会开办之前曾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建设工作。中南军区对举办展销会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了研究，后来，广东人民政府和广州市就华南各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商品生产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地商品生产的成果和前景，并且特别注意到了食品的生产问题。从广州向南方各地区派遣了特别成立的小组，对当地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状况以及对商品发展和开展贸易的机遇进行了研究。

    以汉口会议关于中南商品的生产以及在当地组织商贸展览会的材料为基础(该会议确定了华南商品生产的具体任务和政策方针)，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了在华南举办展销会的计划。

    展销会的组织工作从6月初开始。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周围的各中心城市都举行了会议，会上确定了参展企业和地区的规模和具体条件。华南各地区都开始准备展品，其中包括动植物展品：植物、果实、动物、家禽等。

    参展展品共计68012件，其中包括568个大小模型和232幅图片和图表。60594件展品是各经济部门生产的产品的样品。展品被置于10个特别建造的位于展区的大型橱窗中。这些橱窗如下：中国各省、各地区商品贸易和商品流通联系橱窗、交易橱窗、林产品橱窗、果蔬橱窗、饮品橱窗、海产品橱窗。除了这些橱窗，展览区还建造了接待厅，以便展示华南文化和在艺术领域的发展成就以及各种小摊、小卖部和亭子。还建造有大型的餐厅。其中建造的一个大厅设有1400个座位，该厅曾被用于广州市各界代表召开的一场隆重的会议，以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34周年。

    展览设施以及开展的为期3个半月的展览显示了高度的组织性，显示了具有组织、建设和大规模行动的巨大能力。在这段非常紧迫的时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作，清理被摧毁的房屋、建筑、寺庙残留的废墟，腾出地方，规划地块和便道，栽植许多树木，敷设水管，进行了大量的建设以及把展品放置到各个展位。参与这些工作的工人超过300名。在这些工作中，广州市各单位派出了1000多人向政府提供了帮助。有100多名各领域的专家对这些工作进行了领导。共计有数百名艺术家、设计师、书法家、雕刻家、青年建筑工人和其他的艺术工作者参与了展览会的艺术和设计工作。超过300多名贸易公司和工业企业的代表参与了对展品的鉴定、分类和安置的工作。在展览会举办之前为开展工作培训了将近1000名的导游和解说人员，向展览会的游客进行解说，并提供咨询。

    展览会的展厅有三个单独的展出展品的场所，同时在这些场所进行贸易活动。并且为举办商业会谈和签署合同创造了条件。在这些地方总是有许多人。早在展览会开办之前就已经签署了74份贸易合同。

    根据展览会举办者的设想，该展览会的贸易额总计应为1万亿元。可以通过如下比较来对这一庞大的贸易规模进行设想。1951年夏，整个广州的居民超过150万人，有188个各类经济部门，31851个贸易单位和工业企业，总资产达1.024万亿元。由此可知，展览会的贸易活动不仅仅对于华南地区，而且对于整个中国都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展销会的实际贸易额事实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广州市所有的国营和私营的贸易公司、工业企业的资本总和。从1951年11月18日展览会开展以来到12月14日，贸易额已经达到1.1868万亿元(3.3多万亿港币)，展览会还有两天，在12月5日和6日内贸易额增加了5亿元。也就是说，在举办展览会的预定时间刚过一半的时候，其贸易额就已经超过了预计贸易总额的18％。

    由此不仅可以看出，这场展览会是成功的，而且还可以看出华南的经济能力，当局在其制定的关于举办展览会的初步计划中对华南经济的增长做出的评价是非常谨慎的。

    展览会引起了广东和其他城市居民以及南方各地农民的巨大兴趣。访问展览会的人数每天都在3万—6万人之间。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广州，都是为了特地了解展览会。为此在沙面的江岸上特地开设了一个码头，开设了一些旅馆和饭店。举办展览会在秋季的几个月都成了广州市生活的中心。

    展览会是在隆重的气氛中举行的。有来自中国各中心城市，来自华南各市和各地区以及来自香港和澳门的4000多名工商界代表参加了展览会的开幕式。到广州的客人超过1500人，其中有200多人来自香港，他们是英帝国在远东的商业中心的28个贸易公司和工业企业的代表。报纸也对苏联客人，其中包括对苏联贸易代表处广州分部的代表普辛同志参与展览会开幕式的活动给予了报道。

    举办展览会的目的和任务。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叶剑英简短的话语来说，举办这场华南商品展览会的目的在于“全面了解、全面研究、全面宣传和全面联系”。

    展览会应该使人们熟悉华南的经济能力，应当为研究当地生产状况以及通过这种研究改善状况提供土壤。展览会应该是对新制度在经济方面和经济政策方面取得的新成就进行宣传的场所，将会明确地证明，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的经济封锁政策是无效的。

    展览会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其成为一个市场，今后提高华南地区的贸易工作和工业生产的发展，扩大华南地区同中国其他地区、苏联、新民主国家、香港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

    根据半官方的报纸《新商晚报》在10月14日的社论中表达的中国贸易界和工业界的看法，举办展销会的主要任务是：1.恢复和加强贸易联系，处理好旧的贸易联系并增加新的贸易联系，特别是在国营公司和私营公司的相互关系方面；2.稳定和调整市场价格，加强商人之间及其与客户的相互信任，为商业关系的正常化奠定基础，消除投机的可能和突发事件；3.使商业活动面向农村，吸引农民对商业的兴趣，为工业产品向农民进行销售奠定良好的基础；4.确保能够全面交换经验，创造条件改善业务领导，使其成为文化、经济活动和企业家的学校，使经济发展较为盈利，使贸易和生产计划更加现实；5.使展销会成为各经济组织、机构和个人为其利益，首先是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在发展华南工业和贸易领域进行合作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开端。

    按照组织者的意图，展销会应该表现出：华南各阶层居民的自觉性和爱国主义情绪迅速得到了提高，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学说，承认工农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盟，广泛推行能够促进国营和私有工业和贸易业得到发展的政策，使城市和农村的合作都能获利，处理好内外市场的相互联系。展销会显示，所有这些都是今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所必需的。

    举办展览会的一些主要想法还在于，显示正在进行的以满足内需和脱离帝国主义的束缚为目的的生产改革，而在解放前华南地区的经济则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展销会的材料包含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利用华南的原料和资源，其中包括利用丰富的矿产来发展一些部门是有利的。

    在显示华南农业落后的同时，还可以举出一些明显的事例和证据，证明正在消除农业的落后，努力加强农业生产，正如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发生的总转变一样。把消费性的城市转变为生产性的城市是另一个目的，这将是推动民主的中国的城市今后走向社会主义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展览会的宣传意义具有内外两个方面。它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回击，并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进行揭露的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展览会以自己深思熟虑的、合理而科学的方法达到自己的这些目的和任务。在举办展览会之前，政府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统计工作、调查工作和组织工作。这在展览会上都有许多表现，许多数据和事实都证明了曾做了许多特别的工作。生产部门和展览品都被提供了相应的展位，而提供的展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这些部门的规模及其在地区和全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在展览会的材料中有如下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数据，比如：1950年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份额占9.7％，城市手工作坊份额占9.5％，矿山开采工业的份额占1.7％，农产品(大米及其他的粮食以及饮品)的生产份额占据34.2％，各地的特产——蔗糖、黄麻、水果和蔬菜、林产品、橡胶产品、松脂等占11.5％的份额，农民手工作坊生产占28.9％的份额，海产品占4.5％份额。

    在展销会委员会的宣传单上，写有关于叶剑英就举办展览会的目的的简单的语句，该目的同1951年的财经任务相关(调整资本和商品流通，处理好城市同农村的经济联系，增加当地产品的销售)，此外，他还强调了举办展览会的展示意义和动员意义：华南属于温带气候，在任何季节各种各样的植物都会发芽、开花和结果。华南地区水分充足，沿海位于暖流。因此该地区有许多机会增加自然赋予的财富，而且这种机会是无尽的。打破华南对帝国主义市场和生产的依赖是取得经济建设成功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表现。

    该展览会给农民带来什么呢？在广东省和广西省，在有680万农民的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些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作坊生产明显增长了，这些产品是用于销售的。农民们需要的所有工业品和城市用品都得到了增长。举办展览会考虑到了这一问题。

    展览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什么呢？工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质量高的、便宜的商品。处理好同农村的贸易交换，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商品将会创造一些条件，更好地满足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

    展览会将给工业界和贸易界带来什么呢？企业家和商人们希望扩大自己的业务，加强同国营生产体系和商业体系的合作，增加商品的销售，发展市场关系。展览会的举办有助于这些目的的实现。

    因此，展销会的宣传单和展览会委员会都受到了欢迎。

    橱窗观察。华南贸易联系以及同国内各地区的交流橱窗设有按地区分出的一些单独的展位，展览着从上述地区运送来的以及在广东和华南其他地区销售的商品。商品比较丰富的展位是华东展位，该展位展出了上海的一些商品。东北展位较差，根据该展位的展品很难判断该工业区的经济及其意义。

    对这些展位的展品可以作如下评价。华东展位展出的是纺织工业品以及能够表现旧中国工业生产的其他部门的产品。华北盛产小麦、皮革、毛料。东北是新的重工业区。西北是肉制品原料区、农业区和可以狩猎的地区。西南盛产的药材较为出名。关于上述地区的其他方面的展品在展览会中展出得很少，或者完全就没有展出，这说明，华南地区同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很弱，华南地区感兴趣的只是这些地区的经济能力。

    展品的橱窗中同时也进行接待工作，在其中进行各种会谈、谈话和招待活动。这里不仅仅进行谈判、签署商业合同，而且人们也到这里休息，并把自己的印象和愿望写进访客意见簿里。

    在工业展品橱窗集中了广东省、广西省和海南岛加工工业、采矿工业领域的展品、模型和图表。主要有9个领域的代表：纺织、食糖、纸、橡胶、电子设备、皮革、化工、机械制造、采矿。

    用各种各样的黄麻编制的粗绳，其中包括编织的袋子和包，这样的展品展出得较为充分，这些产品大量从华南出口到印度和其他国家。

    糖厂的巨大模型充分展现了从甘蔗生产蔗糖的工艺。经常有成群的大学生、工人和带着笔记本的专家围着这一模型参观。展出的图表展现了当地的甘蔗原料基地蔗糖生产的发展前景。在甘蔗的种植面积方面广东省占据了领先的地位。该地区甘蔗的生长期是1年，而在中国的其他省份，甘蔗的生长期是1.5—2年。现在蔗糖由家庭手工生产。

    在纸业生产的展位展示了新闻纸的样品以及其他的纸张。在广东省有两个造纸厂。一个是广东造纸厂，在停工18年之后于1951年4月投产。该厂只生产新闻纸。广东省生产的主要的纸浆来自许多小的作坊。该厂生产的纸的质量不高，主要是各种包装纸、画纸、硬纸板等。由于对纸的需求不断增长，该厂的生产也在不断增长。

    橡胶产品的生产发展非常快。1950年7月广东共计只有50多个橡胶加工企业并生产橡胶产品，而到1951年初，橡胶加工企业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218个。橡胶加工企业最为重要的产品是橡胶底鞋。1950年7月生产了118700双橡胶底鞋，而在12月生产了786800双橡胶底鞋。还生产了大量的橡胶轮胎以及用于其他设备的橡胶产品。

    在电子设备领域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大量的带罩的电灯、电灯电池、汽车电瓶以及各种蓄电池。

    皮革制品展位的产品数量众多，品种丰富。广东省的皮革，特别是广州的皮革是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首先作为原料的毛皮要大量从国外进口，然后进行加工，生产出的产品再在中国销售。现在中国市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依赖完全消除了。由于拥有大量的大型牲畜和猪，华南具有继续发展皮革工业的广阔前景。

    机械制造是一个新的部门。广州没有什么大的机械制造厂。但是有一些小的企业，它们在协作的基础上生产出一些复杂的机械，比如缝纫机、小功率的摩托车、照相机、各种光学仪器，比如显微镜。

    采矿业展位的许多展品表明，华南在稀有金属的开采方面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展出的样品有：钨矿、锡矿、锑矿、钼矿、铜矿、锌矿、硫化铁矿、硫矿以及其他的矿藏。这些展品通常是大量的矿石岩块，还有海南岛的铁矿样品以及其他的矿藏样品。广东省和广西省的主要矿藏是钨矿、锡矿、锑矿、锰矿和硫矿。

    矿山模型引起了展览会参观者的注意，这些矿山的设计考虑到了使用电力的新方法来开发矿藏，考虑到了发展电力来利用水资源，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山区水资源都很丰富。

    橡胶产品展位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该展位展出了活灵活现的橡胶植物，展示了生产橡胶产品的流程，然后展现了在橡胶产品半成品之前的加工。

    在其他的展品中较为特别的是广州水泥厂的部分模型。

    在手工作坊产品橱窗展出的是制作丝袜的丝绸(供热带国家使用)、瓷器和陶器以及各种各样的苇席和用草编织的编织品——草席、篮子、包、帽子，等等。亚麻制品和绣花制品——桌布、刺绣(不同于汕头地区的刺绣)、伞、折扇、装饰品、用象骨制成的制品，在广州享有盛名。对于象骨雕刻品，在南方的中国人是非常引以为荣的。除了做工精细之外，它们还表现出了如下特点：在半粒米大小的象骨上可以刻上13个文字，在细如发丝的骨头上可以绘上多达23个字的三字经，这些字句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

    日用品橱窗给人留下的完整的印象是：华南当地的产品通常都是消费品。华南生产的所有产品几乎都是当地所需求的，以前那些首先用于出口丝绸、亚麻、瓷器、皮革等产品的行业现在也是这样。矿山工业除外，重新发展的一些行业，比如松香及部分制糖工业除外。因此，在日用品橱窗展出了所有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缝纫机和各种鞋、家具和服装、器具和作业本等。参观该橱窗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华南当地的生产完全能够满足居民对日用品的需要。

    苏联驻广州领事
    А.М.马卢欣
    1951年12月12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723，л.215-228

    №133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华苏联医务人员(1951年12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1年12月12日

    第20项　关于В.Х.瓦西科夫、Н.С.切特韦里科夫和В.С.特列菲洛夫等同志。

    一、接受苏联卫生部(斯米尔诺夫同志)的建议：

    1.将В.Х.瓦西科夫教授从中国召回，派遣医学副博士В.С.特列菲洛夫同志赴中国中共中央从事医务工作，为期1年。

    2.将切特韦里科夫教授在中国的工作期限延长1年。

    二、特列菲洛夫和切特韦里科夫两同志在中国逗留期间的物质保障问题可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 1425cc号和1950年1月30日第357 122c号等决议相关规定加以确定。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5

    №1338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沈越前往苏联治病问题(1951年12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1年12月28日

    第162项　关于沈越同志来苏联治病。
    1.满足中国外交部的请求，并准许沈越同志——中共中央东北局主任 [30] 来苏联治病。
    2.迎接和招待沈越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29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0

    №13808 关于苏联代表团在亚澳工会北京会议表现的材料(1950年1月)
    №09915 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与印度、缅甸建交问题(1950年1月1日)
    №09083 中共中央调查部第50号通报：狭隘民族主义和美国对华政策(1950年1月
    日)
    №1332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对华贸易问题(1950年1月2日)
    №16575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求帮助修复小丰满水电站(1950年1月2日)
    №16576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同毛泽东会谈的情况(1950年1月2日)

    №16577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邀请周恩来访苏(1950年1月4日)

    №05131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一稿)(1950年1月5日)

    №09914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小丰满水电站等问题(1950年1月6日)

    №16578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访苏安排和英国承认中国(1950年1月6日)

    №16580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同意向中国提供援助(1950年1月6日)

    №1332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小丰满水电站问题(1950年1月7日)

    №143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向中国供应燃料(1950年1月7日)

    №16579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与毛泽东会谈情况(1950年1月7日)

    №1332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周恩来访苏安排(1950年1月7日)

    №00257 莫斯科致什特科夫电：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族部队回国问题(1950年1月8日)

    №16581 斯大林致科托夫电：同意为中国提供航空用油(1950年1月8日)

    №05132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第二稿)(1950年1月9日)
    №05133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第三稿)(1950年1月10日)
    №00258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朝鲜同意接收朝鲜籍部队回国(1950年1月11日)
    №05134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第四稿)(1950年1月12日)
    №16582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要求访问列宁格勒(1950年1月12日)
    №13806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0年1月13日)
    №05135 杜尔杰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备忘录：关于条约的吸收问题(1950年1月13日)
    №05136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第五稿)(1950年1月15日)
    №09091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援助、越南、日共等情况(1950年1月16日)
    №09092 史白夫与李克农会谈纪要：遣送越境中国军人等问题(1950年1月16日)
    №07353 杜尔杰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报告：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1950年1月16日)
    №05137 苏联外交部将提交给中方的有关条约谈判的文件草案(1950年1月16日)

    №24796 会议讨论记录：在中国放映苏联影片及对华广播问题(节录)(1950年1月16日)

    №133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向中国派遣教师(1950年1月17日)

    №00606 莫洛托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艾奇逊的演说(1950年1月17日)

    №09074 来自中国的秘密情报：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1950年1月17日)

    №05138 苏联交通部的建议：关于长春铁路和大连港协定草案(1950年1月19日)

    №05139 苏联交通部的备忘录：关于长春铁路新旧协定的对比(1950年1月19—20日)

    №16595 缅希科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苏联与中国的贸易(1950年1月20日)

    №05141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中国长春铁路协定和议定书(1950年1月21日)

    №00260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条约问题(1950年1月22日)

    №16002 刘少奇致毛泽东电：朝鲜族部队回国问题(1950年1月22日)

    №05142 联共(布)中央决议：《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草案(1950年1月22日)

    №133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同意中共干部来苏联治病(1950年1月23日)

    №05145 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1950年1月24日)

    №09075 来自中国的秘密情报：美国人在关岛建立间谍学校(1950年1月24日)

    №05147 苏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方文本的修改意见(1950年1月26日)

    №05148 苏方提出的关于大连港问题的协定草案(1950年1月26日)

    №05149 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草案(1950年1月26日)

    №07354 葛罗米柯与刘亚楼谈话记录：苏方提交航空协定草案(1950年1月26日)

    №05155 苏方对中方的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修改后的定稿(1950年1月28日)

    №05156 苏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文本修改后的定稿(1950年1月29日)

    №1332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同意中共干部来苏联治病(1950年1月30日)

    №133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哈巴罗夫斯克诉讼案件(1950年1月30日)

    №05151 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1950年1月31日)

    №05157 中方针对苏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修改稿提出的文本(1950年1月31日)

    №05161 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的中方修改稿(1950年1月31日)

    №05162 中方提交的对苏方关于贷款的协定和议定书的修改稿(1950年1月31日)

    №09088 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新华社批驳美国的谣言(1950年2月[142])

    №00608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谈判情况(1950年2月1日)

    №00609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情况(1950年2月2日)

    №05163 苏方最后提交的关于中苏谈判的全部文件(1950年2月2日)

    №16583 刘少奇致斯大林电：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1950年2月2日)

    №00610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1950年2月3日)

    №16585 斯大林致刘少奇电：中共领导工作者代表团访苏(1950年2月3日)

    №1333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国党务代表团访苏(1950年2月4日)

    №09077 克鲁季科夫致外交部报告：1949年美国的对华政策(1950年2月6日)

    №09848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共党务代表团访苏事宜(1950年2月6日)

    №24797 加里宁致冯文彬函：转交苏联的体育资料(1950年2月9日)

    №09849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共党务代表团访苏事宜(1950年2月11日)

    №00611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1950年2月12日)

    №00612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股份公司和专家报酬等(1950年2月12日)

    №00613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苏条约签约程序和内容等(1950年2月13日)

    №07355 维辛斯基与王稼祥会谈纪要：中苏条约签约程序等(1950年2月13日)

    №24798 安德烈耶夫对中共文件《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评述(1950年2月13日)

    №1246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毛泽东等人赠送礼物(1950年2月15日)

    №139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文：转交印度共产党的资料(1950年2月15日)

    №16593 史白夫与刘少奇和李克农谈话纪要：中苏签约招待会(1950年2月15日)

    №05166 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中苏关于贸易协定草案的谈判(1950年2月17日)

    №24799 佩列韦尔泰洛致科舍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代表处的工作(1950年2月22日)

    №124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设立塔斯社北京总社(1950年2月25日)

    №124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一些新疆苏联公民的国籍(1950年2月26日)

    №1246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将空难人员骨灰运回新疆(1950年2月26日)

    №09117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等报告：对溥仪等人及其贵重物品处置意见(1950年3月3日)

    №1246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闭驻北京的苏联总领事馆(1950年3月7日)

    №1246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补偿在华苏联军士的开支(1950年3月7日)

    №200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米高扬的任命(1950年3月7日)

    №07356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1950年3月8日)

    №09118 外交部和内务部呈斯大林请示：对溥仪等人及其物品的处置意见(1950年3月9日)

    №09851 史白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苏中合营公司协定(1950年3月9日)

    №09852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台湾驻日使团等问题(1950年3月9日)

    №24801 苏联向中苏友协旅大分部转交的教材和文学作品清单(1950年3月16日)

    №124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确定无线电广播短波的会议(1950年3月17日)

    №1247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国驻苏使馆代表越南利益(1950年3月17日)

    №124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德日战俘问题(1950年3月17日)

    №09850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召开电信联盟国际会议(1950年3月18日)

    №09853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出席电信联盟国际会议(1950年3月20日)

    №11416 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中国民众对中苏条约的反应(1950年3月20日)

    №1247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确保共同管理中长铁路(1950年3月22日)

    №124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签署苏中股份公司协定(1950年3月22日)

    №124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在华苏联专家的待遇(1950年3月22日)

    №13002 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协定的中方草案(1950年3月22日)

    №09854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出席电信联盟国际会议(1950年3月23日)

    №124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换驻华使馆武官助理(1950年3月25日)

    №124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批准签署民航公司协定公报(1950年3月27日)

    №12490 关于中苏签署成立两个苏中股份公司协定的公报(草案)(1950年3月27日)

    №24802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师(1950年3月30日)

    №26316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请求派专家去帮助出版《毛泽东选集》(1950年3月30日)

    №12486 苏联政府致中长铁路董事会苏方代表指令：确定中苏共管财产范围(1950年4月)

    №12491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草案：批准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1950年4月)

    №24803 杰尼索夫与萧三会谈纪要：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1950年4月4日)

    №1247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苏中条约和协定(1950年4月7日)

    №1248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开设中国领事馆问题(1950年4月7日)

    №1248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出差(1950年4月7日)

    №124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财产移交委员会苏方人员组成(1950年4月7日)

    №24802 2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师(1950年4月8日)

    №00274 伊格纳季耶夫致维辛斯基电：毛泽东会见李周渊的情况(1950年4月10日)

    №124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日梅霍夫等人在华逗留期限(1950年4月13日)

    №1248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遣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1950年4月17日)

    №124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问题(1950年4月21日)

    №1246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阿尔希波夫任经济参赞(1950年4月24日)

    №124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苏联电影配中文字幕(1950年4月25日)

    №1249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出席万国邮政联盟会议问题(1950年4月27日)

    №09085 通金致葛罗米柯报告：关于援助中国救灾问题(1950年4月28日)

    №24802 1 苏联专家菲利波夫的报告：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5月2日)

    №0027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专家、朝鲜和印共等问题(1950年5月3日)

    №124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临时代管中国在阿富汗使馆的财产(1950年5月5日)

    №1249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黄鼐来苏联治病(1950年5月5日)

    №124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股份公司的章程(1950年5月11日)

    №00277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访华计划(1950年5月12日)

    №09079 中共中央情报部通报：美、日、蒋的反共计划(1950年5月12日)

    №124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宗教代表团访华(1950年5月12日)

    №24796 2 季托夫致叶罗费耶夫通报：关于苏联对华广播(1950年5月12日)

    №00278 罗申致莫斯科电：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1950年5月13日)

    №0027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1950年5月14日)

    №14569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对朝鲜局势的评价(1950年5月14日)

    №1395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统一后与中国签约(1950年5月16日)

    №124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中国电影工作者来苏联(1950年5月17日)

    №125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允许中国领导人子女回国休假(1950年5月18日)

    №1250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政府移交财产事宜(1950年5月18日)

    №24805 苏方向旅大地区中苏友协转交的资料清单(1950年5月18日)

    №1250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苏联电影配各国文字(1950年5月23日)

    №09080 中共中央调查部第66号通报：美国在东京安置的人员(1950年5月29日)

    №24806 张仲实致科舍廖夫函：关于苏联无线电广播问题(1950年5月30日)

    №24807 塔拉索夫的报告：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1950年6月[199])

    №16596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中共代表团的感谢信(1950年6月19日)

    №13276 奥尔洛夫致格里戈良函：中国代表团赠送礼物(1950年6月21日)

    №13287 科瓦廖夫致罗迈进函：对中国书籍提意见(1950年6月30日)

    №00281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领导人的政治情绪(1950年7月2日)

    №00284 斯大林致罗申电：关于中国军队在中朝边境集结的问题(1950年7月5日)

    №00285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经中国东北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1950年7月6日)

    №09121 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向中国移交溥仪战犯(1950年7月6日)

    №00287 斯大林致罗申电：中国应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1950年7月8日)

    №20062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经中国铁路运送武器等事(1950年7月8日)

    №00293 斯大林致罗申电：准备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1950年7月13日)

    №20066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政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援助(1950年7月15日)

    №20067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前线状况和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7月20日)

    №0029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中朝边境地区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1950年7月22日)

    №00296 维辛斯基致罗申电：同意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1950年7月25日)

    №09123 维辛斯基和谢罗夫呈斯大林请示：向中国移交战犯(1950年7月26日以前)

    №13285 罗迈进致帕利古诺夫函：关于中国土地法令的资料(1950年7月27日)

    №24808-1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在中国设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处(1950年7月27日)

    第三卷(1950.8—1951.8)

    1950年

    №25834 普里霍多夫致葛罗米柯函：呈送贾尔卡赛汗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记录(1950年8月15日)

    №24808 博尔德列夫报告：在中国举行的讲座和座谈(1950年8月18日)

    №20069 什特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政府请求提供国际空军援助(1950年8月19日)

    №09125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移交战俘执行情况(1950年8月23日)

    №09855 罗申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整风等问题(1950年8月26日)

    №00298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防空专家(1950年8月27日)

    №14571 斯大林致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电：关于苏联退出安理会(1950年8月27日)

    №20071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1950年8月28日)

    №20072 什特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询问苏联对中国出兵的态度(1950年8月29日)

    №00299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与金日成会晤的情况(1950年8月30日)

    №20074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关于为中国军队提供掩护(1950年8月31日)

    №13288 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参观克里姆林宫名单(1950年9月)

    №20075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请示：向旅顺地区增派空军(1950年9月13日)

    №20250 罗申致斯大林电：周恩来对朝鲜战事的建议(1950年9月18日)

    №24810 格里戈良致莫洛托夫报告：在东方学研究所组建中国部(1950年9月18日)

    №11816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美军仁川登陆后应采取的对策(1950年9月20日)

    №00304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朝鲜派遣空军问题(1950年9月21日)

    №13286 罗迈进致塔尔科夫斯基函：鉴定中文版译著的质量(1950年9月21日)

    №20081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询问可否请中国军队参战(1950年9月21日)

    №20252 罗申致斯大林电：周恩来谈朝鲜和中国国内情况(1950年9月21日)

    №20082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朝鲜劳动党中央讨论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9月22日)

    №20251 罗申致斯大林电：刘少奇谈中国各界对朝鲜战争的看法(1950年9月22日)

    №20253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谈美国在朝鲜的意图(1950年9月22日)

    №24811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庆祝中苏友协建立1周年(1950年9月22日)

    №00305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朝鲜派遣歼击机团事宜(1950年9月23日)

    №13289 周扬等致帕利古诺夫函：感谢塔斯社的帮助并咨询(1950年9月25日)

    №003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马特维耶夫的指示(1950年9月30日)

    №00313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转呈金日成给斯大林的求援信(1950年9月30日)

    №11417 中国长春铁路局苏方局长的命令：移交中长路财产(1950年9月30日)

    №00315 斯大林致罗申电：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1950年10月1日)

    №07346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电：对朝鲜局势的处理意见(1950年10月1日)

    №1181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1950年10月1日)

    №00316 罗申致斯大林电：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1950年10月3日)

    №00317 罗申致斯大林电：尤金帮助筹备《毛泽东选集》出版情况(1950年10月4日)

    №1182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中国出兵问题的考虑(1950年10月5日)

    №24812 苏中铁路代表会谈纪要：关于建立直通铁路运输(1950年10月6日)

    №20088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朴一禹通报中国出兵决策的情况(1950年10月7日)

    №11821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态度(1950年10月7日)

    №00322 斯大林致金日成函：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1950年10月8日)

    №1600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通知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1950年10月8日)

    №20090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已得到中国将出兵的通报(1950年10月8日)

    №20091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部署中国军队的意见(1950年10月8日)

    №20092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感到前途光明(1950年10月8日)

    №16008 斯大林、周恩来致毛泽东电：放弃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50年10月11日)

    №16009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暂不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2日)

    №160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已下令停止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2日)

    №16011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和瓦西里耶夫电：立即组织朝鲜政府撤退(1950年10月12日)

    №20093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朴一禹通报中国军队入朝计划(1950年10月12日)

    №16012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3日)

    №00326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决定出兵及对苏联的要求(1950年10月13日)

    №00327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中国再次做出援助朝鲜的决定(1950年10月13日)

    №00330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决定执行撤退计划(1950年10月14日)

    №00331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停止执行撤退的计划(1950年10月14日)

    №20095 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报告：苏军将在中国东北集结(1950年10月19日以前)

    №003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1950年10月27日)

    №20102 巴季茨基的报告：新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将开往中国(1950年10月28日)

    №0033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萧劲光等来莫斯科(1950年10月29日)

    №14149 普希金致斯大林报告：美国对朝鲜海岸实行封锁(1950年10月29日)

    №2010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航空兵部队集结并开往中国(1950年10月30日)

    №00338 什特科夫致扎哈罗夫电：朝鲜人民军到中国进行整编的情况(1950年10月31日)

    №20232 波卢博亚罗夫致什捷缅科报告：对移交中国的坦克装备维护问题(1950年11月3日)

    №20109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派遣苏军的进展情况(1950年11月5日)

    №261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帮助(1950年11月6日)

    №0034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1950年11月7日)

    №003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1950年11月9日)

    №11418 哈尔滨工业大学苏联专家的报告：哈工大情况介绍(1950年11月11日)

    №1250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接受中国青年来苏学习(1950年11月13日)

    №003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加强空军的建议(1950年11月15日)

    №0034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汽油等问题(1950年11月16日)

    №1250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换中长铁路监委会苏方主席(1950年11月16日)

    №20114 库德里亚夫采夫致军事部报告：向中国提交苏军用中文地图(1950年11月16日)

    №26130 阿巴库莫夫致斯大林特别报告：在中国逮捕俄国侨民问题(1950年11月16日)

    №00349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抽调驻旅大地区苏军的汽车(1950年11月17日)

    №0035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紧急向中国提供汽车(1950年11月17日)

    №20115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彭德怀与金日成讨论前线形势和对策(1950年11月17日)

    №20116 索科洛夫致军事部报告：苏联坦克部队在中国部署和培训任务(1950年11月20日)

    №20117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航空师(1950年11月20日)

    №2613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中国逮捕俄罗斯侨民问题(1950年11月20日)

    №20119 巴季茨基致军事部报告：第五十歼击航空师转场至鞍山(1950年11月21日)

    №24814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1950年11月21日)

    №1250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共中央派遣保健医生(1950年11月22日)

    №24815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同意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1950年11月22日)

    №20121 巴季茨基致军事部报告：关于第一六二轰炸航空师组建情况(1950年11月22日)第1104082号

    №1250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粟裕来苏治病问题(1950年11月23日)

    №24816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派篮球运动员去中国进行示范表演(1950年11月23日)

    №20122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同金日成讨论中朝军队统一指挥问题(1950年11月24日)

    №24817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事(1950年11月24日)

    №20123 朝鲜致苏联照会：请求派军事专家到中国培训朝鲜飞行员(1950年11月27日)

    №00358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派遣朝鲜大学生去中国东北(1950年11月28日)

    №20124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请求允许其访华(1950年11月29日)

    №20125 苏军总参谋部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关于向中国派遣空军部队的情况(1950年11月30日)

    №20126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向中国发送部队及武器弹药情况(1950年11月30日)

    №0036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重大胜利(1950年12月1日)

    №20128 金日成致斯大林电：同意中朝联军由中国统一指挥(1950年12月1日)

    №09127 克鲁格洛夫呈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派遣防空专家(1950年12月2日)

    №20234 苏军总参谋部二局报告：前往中国和朝鲜执行任务的人员情况(1950年12月2日)

    №2481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设备和物资的期限(1950年12月3日)

    №00361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征求苏联对和谈的意见(1950年12月4日)

    №20132 苏联空军参谋部致总参报告：关于派往中国的空军部队及装备情况(1950年12月4日)

    №003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1950年12月5日)

    №20129 拉祖瓦耶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谈访华结果(1950年12月5日)

    №00363 罗申致莫斯科电：中国政府关于停止在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1950年12月7日)

    №00364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苏联同意中国政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1950年12月7日)

    №003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停战问题的指示(1950年12月7日)

    №20235 总参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在华苏联空军和坦克部队人员情况(1950年12月7日)

    №003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评美英领导人的联合声明(1950年12月9日)

    №125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苏联杂志发表毛泽东的文章(1950年12月10日)

    №1250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限(1950年12月12日)

    №24821 特里福诺夫致波兹杰耶夫函：关于驻上海新闻处的工作(1950年12月12日)

    №124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的薪金问题(1950年12月13日)

    №125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几位大学生毕业后回国(1950年12月13日)

    №125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美英政府的照会(1950年12月13日)

    №20135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金日成对志愿军进攻迟缓不满(1950年12月13日)

    №125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向中国移交大连财产问题(1950年12月14日)

    №20136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朝鲜战场的情况(1950年12月14日)

    №12271 戈尔拉乔夫报告：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情况(1950年12月15日)

    №20137 华西列夫斯基报告：向中国发送空军部队及装备情况(1950年12月15日)

    №1251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国作家付稿酬(1950年12月18日)

    №125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塔斯社驻北京分社副社长(1950年12月18日)

    №20138 卢基扬琴科的报告：关于培训中国坦克部队情况(1950年12月18日)

    №125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中国马戏团在苏期限(1950年12月21日)

    №20140 马兰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朝鲜战场的情况(1950年12月24日)

    №31211 罗申与罗瑞卿会谈纪要：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1950年12月25日)

    №12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塔斯社驻北京记者人选(1950年12月25日)

    №20141 拉祖瓦耶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对志愿军的作战计划不满(1950年12月30日)

    №20142 巴季茨基的报告：派往中国的空军各师、团指挥人员名单(1950年12月30日)

    №20143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同金日成讨论作战计划的情况(1950年12月31日)

    №23386 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的问题：请教苏联农业如何组织领导(1951年前后)

    №13808 关于苏联代表团在亚澳工会北京会议表现的材料(1950年1月 [89] )

    1949年12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了亚非国家工会代表国际会议，苏联工会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苏联工会代表团的团长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Л.Н.索洛维约夫。在会议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详细、鲜明地表达了激进的革命方针，号召亚非国家工会组织激励劳动群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本国的反动派和剥削者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内。一些外国代表团认为这个讲话过于革命了，没有考虑到这个会议不是政党的会议，而是工会的会议，其中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这些代表团认为，中国代表在会议参加者面前应该只作简短的带有祝贺性质的讲话，尤其不应该谈到政治，不应该提出革命斗争的尖锐问题和进行斗争的号召。经过商量，很多外国代表团表示，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苏联代表团也持这种立场。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中国方面相当激烈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赞成刘少奇的讲话，并决定在报刊上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

    得知这种情况之后，斯大林立即给在北京的索洛维约夫发出一封电报。斯大林指出：他(索洛维约夫)表示反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这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斯大林强调说，苏联领导人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正确和及时的。斯大林命令索洛维约夫立即改正所犯的错误，通知中国代表团，同意中方关于发表刘少奇讲话稿的意见，并把这个立场通报给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斯大林写道：“你们应该立即让毛泽东同志了解我这封电报的全文。”

    附1950年1月4日《真理报》刊登的《刘少奇在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90]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615—1620页

    №09915 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与印度、缅甸建交问题(1950年1月1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机密

    遵照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同志的指示，我于1月1日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在祝贺新年和礼节性的交谈之后，在友好热情的谈话中，毛泽东讲述了如下内容：

    最近几天，他从北京得到消息，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这样的：通知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它们真心诚意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它们在正式宣布这件事之后，首先应当完全断绝与蒋介石的一切关系，断然拒绝对这个政权的一切支持和援助。在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的条件下，印度和缅甸政府可以派它们的代表来北京谈判。

    毛泽东同志指出，也有消息说，最近英国及英联邦的其他国家看来要采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骤。

    谈到中国的军事局势时，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全部主力已被歼灭。在四川和西康省，约有40万国民党军队被俘和投诚到人民解放军方面来。3万—4万人的胡宗南残部企图撤退到西藏和南方的所有通道已被切断，他们最近就会被消灭。在云南省还有不足3万的国民党军队分成几部向昆明西南逃窜，他们的结局已定。

    关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继续逗留在莫斯科的计划，毛泽东同志请求转告苏联政府领导人：

    毛泽东同志说：“我的健康状况，在休息了两星期后已经好些了。最近4天，我的睡眠已经正常了，每天睡8小时，没有服用专门的安眠药。我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多了，但出去散步时，在户外停留不能超过15分钟，否则就会头晕。因此，我打算再完全静养休息一个星期，使睡眠彻底恢复正常。”

    他接着指出，经过一星期的休息之后，他想拜访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和维辛斯基等同志。这种会见应该是一般性的交谈。拜访时将不进行任何专题讨论，也不进行工作问题的讨论。拜访应该是一天一次，时间不要太长，而且他认为最好是在晚上5—6点钟以后。

    在这段时间，他希望能会见斯大林，进行工作交谈。

    进行工作交谈后，他打算在动身前剩下的时间内，向列宁墓献花圈，参观地下铁道，去几个集体农庄和剧院看看，并就此结束他的莫斯科之行。

    毛泽东同志强调，他不去参观工厂，不会见大众，不做公开讲演，因为这将会使他感到疲劳，会再次打乱他的睡眠，再犯头晕病。他原打算去苏联各地参观，但现在由于自己健康的原因，他不去苏联各地了，因为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回家路途。

    从北京动身出来时，他打算在苏联待3个月。但现在，中国国内的工作情况使他不得不把在这里的时间缩短为2个月。考虑到回北京有11天的路程，他打算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预计2月6日可到达北京。

    听完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情况后我表示，关于他的所有这些意愿，我明天就向政府报告。

    随后，我问毛泽东同志是否知道苏联政府在11月份表示的愿望，要向中国政府移交几百名日本军人，以追究他们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毛泽东同志表示，关于这件事，在他离开北京时就知道了。但由于他们忙于准备访问莫斯科的事，所以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没能认真着手办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政府原则上要接收这些罪犯，并审判他们的一切罪行。但是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消灭国民党残余分子方面，而且中国的诉讼程序还没准备好，在人民对此还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还不能在最近的时间里开始审判工作，因为这样做达不到应有的政治效果。此外，在这之前，中国政府应准备好对国民党战犯的审判工作。

    毛泽东说：考虑到这一切，我预计从苏联国土上接收战犯一事，可以在半年之后进行。我请苏联政府将这些战犯在苏联国土上关押到1950年上半年。如果可能，多搜集些对他们的审讯材料。从下半年开始，我们就将接受他们，并进行审判。

    工作性谈话到此结束。会谈之后，毛泽东同志邀请我和他一起共进午餐，我接受了邀请。

    会谈是由师哲(卡尔斯基)翻译的。

    和毛泽东同志告别之后，我和卡尔斯基留下来等汽车。卡尔斯基说，已经3天了，毛泽东同志感觉自己好多了，睡眠正常，不用服药。和大家交谈时很健谈，爱开玩笑，很愉快，但还像以前一样不能在户外多待，他的头还是晕。毛泽东同志决定再休息一个星期，哪儿也不去。1月2日医生将做会诊。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文件送：1份给维辛斯基，1份给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1-4

    №09083 中共中央调查部第50号通报：狭隘民族主义和美国对华政策 [91] (1950年1月1日)

    ……

    许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上海工商界人士和旧社会出身的一些人对此表示不满。许多人认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欢迎日本外务相，但没欢迎毛泽东，这很不好。一些人尖刻地讽刺说，毛泽东是“鞠躬学习”去了。斯大林是主人，是导师，所以自然不一定亲自迎接他了。贺耀祖(ХэЯо цзу)说，从斯大林或苏联人的观点看，毛泽东是老憨，只精通中国的事，国际问题就不灵了。周尚白(ЧжоуШань-пэй)对报道中所说斯大林接见了毛泽东这句话中的“接见”两字表示不满。一些人说，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损害了国家的威信”。武汉商会主席说，通常国家首脑在边境地区会见。现在毛泽东到莫斯科，斯大林不亲自去车站迎接，像是被叫到莫斯科的，中国好像是一个仆从国。类似讨论在天津工商界和大学生中也有。由此可以看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尤其是在资产阶级和接受过英美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还很普遍。

    ……

    南京、上海解放之后，美帝国主义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把其重心从以往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转移到从内部瓦解革命事业上来。

    在当前的对华政策中，美帝国主义除了象征性地支持蒋介石和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对中共采取忍耐的态度外，竭尽全力在中国建立和支持作为“第五纵队”的“第三势力”，这一力量将成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侵略政策的主要工具。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分子鼓励国民党内部的“杰出分子”和“民主活动家”脱离蒋介石以建立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努力在我们党内建立“第三势力”。这两股力量互相支持或联合成一股新的力量。

    下面是实施这一基本政策的事实：

    一、以香港为中心，美国务院在那里建立了秘密代表处，同各种军国主义分子、政治阴谋家建立秘密联系，为所有能够独自建立反共武装力量的人提供武器和技术器材。至目前为止，美国人已向香港运送价值250万美元的武器。

    已先后同董朝(ДунДжао，在他去台湾见蒋介石的时候)、白崇禧、宋希濂、李福林(ЛиФу-лин，原广东军阀)、张保英(Чжан Бо-ин，原河南军人)等人建立联系。但由于美国人怀疑他们的现实能力或由于这些人暂时不想行动，至今还没有任何具体结果。

    二、司徒雷登同郑介民签订了建立国民党—美国间谍组织的协定，其主要目的是建立“第五纵队”，在新中国进行颠覆活动。郑介民已建立秘密组织，现在正研究工作方法，已向国民党递送情报。美国人间谍活动的重点是武装我后方的土匪和建立间谍网，以便破坏我经济建设，制造经济困难，挑动农民闹事，最后达到推翻我政府的目的。

    三、为在我们的领土上建立地下组织，余彬(Юй Бин)在西班牙得到了一大笔经费(同天主教没有联系)。钻进我机关的这些组织的成员坚持“左”的观点，遵守党的政策，在党内建立过激分子网以煽动社会动乱。在国际变动时刻(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行动。

    四、责成国民党外交人员进行直接的分裂活动和挑衅活动，反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建立所谓的反动派，此外，还向经济机关派间谍，搜集经济情报。美国间谍舍里(美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人员)负责领导这一工作。

    五、除这些活动外，美国人还企图更广泛地利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来控制台湾。

    АВПРФ，ф.100，оп.43，п.305，д.32，л.1-9

    №1332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对华贸易问题(1950年1月2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2日

    第119项　关于Н.А.奥布拉兹佐夫和А.В.戈卢布科夫等同志。

    1.关于解除Н.А.奥布拉兹佐夫同志担任的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贸易代表的职务。

    2.关于任命А.В.戈卢布科夫同志担任的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贸易代表的职务。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29-30

    №16575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求帮助修复小丰满水电站(1950年1月2日)

    斯大林同志：

    松花江上的小丰满水电站有崩塌的危险。问题具有极其严重的性质。急需苏联帮助维修这个水电站，松花江上的小丰满水电站是日本人在1944年修建的。水电站是由8台7万千瓦功率的水力发电机装备建成的。堤坝长1080米，高91米。水力涡轮发电机吸水能力69米。

    由于堤坝是用劣质水泥建成的，所以不断遭到损坏——化合石灰发生碱化及混凝土出现损坏。

    在最近两年中，上述损坏过程加剧了2倍，目前形成许多裂缝，通过这些裂缝，堤坝每秒钟要流失500立方米水。

    这一堤坝没有建好——在修建大坝时少浇灌了20万立方米混凝土。

    这个堤坝的损坏正在导致东北工业区丧失电力供应的危险，给老百姓带来灾难的危险，而在松花江河谷生活着好几百万人，同时也造成哈尔滨和吉林等城市被淹的危险。

    鉴于上述情况，我请求您给相应的苏联机构发指示，尽快指派苏联堤坝专家和水力发电专家研究这一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能否满足上述请求，请您酌情处理。

    毛泽东(签名)

    1950年1月2日

    АПРФ，ф.45，оп.1，п.334，л.15

    №16576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同毛泽东会谈的情况(1950年1月2日)

    致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

    按照您的指示，1月1日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会谈中他讲了下列情况：

    他说，关于塔斯社记者的采访，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我没有什么要说明和补充。

    鉴于在“答记者问”中报道，说我打算访问苏联几个地区和城市，我肯定要去访问列宁格勒。根据我以前说到的愿望，想去的几个城市或地区，看来未必有可能前去，因为我打算在莫斯科住到1月22—25日，在这段时间，为了讨论上述答记者问中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想与斯大林同志会晤几次。想要讨论的问题还包括预算问题以及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在给我的电报中提到的有关新疆的问题。在这份电报中，彭德怀同志提出了稳定新疆经济的问题，与苏联签订开采石油协议的可能性问题以及贸易问题等。

    毛泽东同志要求向您报告，正如前面他说过的，他希望去拜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并想与维辛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位同志会晤。他要求听听您的建议，是否与每个同志单独会见或是一起会见。他还想与陶里亚蒂 [92] 会见并谈话。

    晚餐时毛泽东举杯祝您身体健康，并说感谢斯大林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在中国进行革命方面给予的大力援助。他声明说，斯大林提出的对德国共产党的“十二条”和《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行动纲领和基本的指导指南。这些文件帮助粉碎了王明领导时期的“左”、右倾托洛茨基主义，并使中国共产党变得强大和统一。他举杯祝词结束说：“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没有联共(布)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革命胜利。列宁、斯大林主义万岁!”

    晚餐之后，翻译卡尔斯基私下告诉我，任何一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别墅看望毛泽东，他都会感到很高兴。

    科瓦廖夫(签名)

    1950年1月2日

    АПРФ，ф.3，оп.65，д.533，л.61-62

    №16577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邀请周恩来访苏(1950年1月4日)

    1950年1月4日17时，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拜访大使馆，并通知如下：

    1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莫洛托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见，在会见期间，决定邀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以便谈判和签订与协议相关的问题：

    关于中苏同盟友好条约；

    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

    关于签订通商条约；

    关于签订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几个其他问题。

    1月3日周恩来接到了毛泽东发来的关于上述情况的电报，随后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决议派遣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已电告毛泽东。

    周恩来告知说，与他一起前去的还有10—15人，包括贸易部长叶季壮，要与周恩来一起前去的人员的全部名单过两天通知我们。

    周恩来要求为赴苏人员办理签证，又问，对他本人需不需要证明文件和签证。

    此外，周恩来需要了解商务代表米古诺夫那里有哪些有关贸易问题的具体建议以及是否与他一起去莫斯科参加讨论通商条约的问题。

    会谈进行了15分钟。

    大使馆一等秘书А.列多夫斯基出席会谈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45-46

    №05131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一稿)(1950年1月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为继续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固有的友好关系，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深信彼此的合作有益于两国伟大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普遍和平与安全，决心在反侵略斗争中互相援助，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双方全权代表互相出示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消除侵略者的任何威胁。

    为此目的，缔约国双方将以忠诚合作的精神，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证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军事进攻，另一方应给予全面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的集团。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单独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无论是同日本现政府，还是同在日本建立的、不放弃任何侵略打算的其他一切政府和政权机关，均不缔结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坚信，苏中人民之间的安全和繁荣要求巩固和发展牢固持久的友谊，双方将依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以及不干涉另一国内政的原则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

    第八条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尽快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一经批准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3-14

    №09914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小丰满水电站等问题(1950年1月6日)

    摘自А.Я.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机密

    今年1月6日我拜会了毛泽东，在互致问候和礼节性的简短交谈之后，进行了下列内容的谈话：

    一、我通知毛泽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请求，在排除吉林水电站 [93] 故障方面给予帮助，苏联政府已决定在5天期限内派出4名苏联专家到中国出差一个月。这些专家会对水电站设备情况作出鉴定，并且就排除吉林水电站故障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拿出方案。

    毛泽东表示感谢苏联政府给予的帮助，并指出，苏联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给予的帮助，对于中国全国的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二、我通知毛泽东，关于刘少奇请求苏联提供飞行员训练用航空燃料的电报，拟作如下答复：我们的专家经计算后确定，根据苏联军队的标准定额，用于上述目的，燃料的总需求量为：高辛烷值汽油13400吨、低辛烷值汽油5270吨、航空润滑油1315吨、P 9产品26吨。

    苏联政府将命令按上面提到的燃料数量，从1月份开始在上半年期间内发往中国。至于中国对所供燃料的支付程序和条件问题，最好能在1950年的换货谈判中决定。

    毛泽东表示同意这个答复，并对苏联政府的这一帮助表示感谢。至于燃料的数量，他说，“我们的人喜欢搞多多益善”，还说应该严格地监督他们。他感谢苏联政府，说在这种情况下做了计算，他完全同意这样做。毛泽东补充说，在燃料消耗这件事情上，确实需要精打细算，因为这对中国自己也是有利的。中国有责任更节省地消费外援物资。毛泽东请求把电报的文稿给他留下。

    三、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把他们赶出安理会。苏联方面也拟支持这样一个声明，并且要求安理会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开除出安理会。如果安理会保留国民党代表，苏联代表将声明，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毛泽东说，他对这个措施百分之百地赞成，并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安理会的这个声明的副本，可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

    我指出，这个问题得到中国方面的同意之后，我会把这个建议提交苏联政府审议。

    四、毛泽东对我说，鉴于苏联政府在日本战犯(971人)问题上向中国人民政府打过招呼，他想通知如下：

    (一)原则上日本战犯无疑应交中国审判。

    (二)但是，中国政府打算在审判国民党战犯的同时，审判日本战犯。组织这样的审判大体上定在1951年上半年或下半年。所以，希望苏联政府同意把上述日本战犯暂时(预计在1950年下半年以前)关押在苏联。

    我指出，因为苏联政府承担着有关的义务——在1950年1月份以前把所有的日本战犯遣返回国，也许我们应该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是正式认定日本战犯已移交中国，但实际上是暂时留在苏联国土上的。

    毛泽东说，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更适宜。

    五、毛泽东说，他越来越坚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签订一个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他说，我们签订一个新的条约，是因为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关系。重新审理现有的协定更加必要，因为这个条约中像日本和国民党这两个重要因素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作为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而国民党也已被打垮。此外，众所周知，一部分中国人对现有的中苏条约不满意。所以，中苏之间缔结新的友好和同盟条约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我在回答毛泽东的话时说，我想新条约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签订新的条约，或者重新审议现有条约并对其做某些修改，都可能被美国人或英国人利用，以此为借口，去重新审议并改变条约中那些一经改变就会给苏联和中国带来损失的部分。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也是不允许的。

    毛泽东指出，这一情况在确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提法时毫无疑问应该予以考虑。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卡尔斯基)同志。

    谈话进行了大约45分钟。

    А.维辛斯基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佐林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波采罗布同志、第一远东司、档案室(2)

    АПРФ，ф.3，оп.65，д.349，л.89-93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8，л.1-5

    №16578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访苏安排和英国承认中国(1950年1月6日)

    今年1月6日下午4时30分，按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我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官邸——克里姆林宫拜会了他，并通知他，11日满洲里车站将为周恩来以及他的随行人员提供专列，在边境将有苏联外交部秘书长波采罗布前来迎接。同时我告诉周恩来，与他同去莫斯科的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务代表米古诺夫同志，而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将陪送他到满洲里车站。

    周恩来同志要求向苏联外交部以及维辛斯基同志本人为组织这次旅行工作转达他深深的谢意。他把离开北京的日子拟定在今年1月10日晚上9时。

    在随后的会谈过程中，周恩来主动告诉我关于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在北京的英国总领事格莱赫姆拜访了中国外交部。他受到中国外交部主管兼非洲和欧洲司司长的接见，并向他们递交有贝文 [94] 签署的英国政府电报。电报中说，英国政府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指定现在南京的赫奇逊为英国驻华的临时代办。格莱赫姆口头补充说，英国政府已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关系，关于这情况已经通知在伦敦的前国民党大使。格莱赫姆同时通知说，赫奇逊准备随时前往北京谈判。

    周恩来告知说，按他的意见，没有必要急于与英国人开始谈判，因为考虑到与他们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要谈，包括香港问题。

    会谈持续了30分钟。

    出席会谈并进行翻译的是大使馆参赞В.瓦西科夫。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33-34

    №16580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同意向中国提供援助(1950年1月6日)

    毛泽东同志：

    1.收到您送来的来自中国的电报，希望苏联提供各类商品。又收到关于新疆的电报以及您关于松花江水电站的信。所有这些问题正由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我深信，他们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2.前几天我有机会看了一些关于越南和胡志明同志的材料，他是能干的共产党人，专心致志领导自己的事业，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支持。

    此致

    敬礼

    斯大林

    1950年1月6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6

    №1332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小丰满水电站问题(1950年1月7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7日

    第201项　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吉林水电站事故的问题。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提交的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吉林水电站事故的决议案(见附录 [95] )。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45、159-162

    №143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向中国供应燃料(1950年1月7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7日

    第202项　关于向中国提供燃料的问题。

    1.批准苏联部长会议提交的关于1950年上半年向中国供应燃料的决议(见附录1 [96] )。

    2.批准刘少奇在电报中提出的向中国供应燃料的问题(见附录2 [97] )。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45

    №16579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与毛泽东会谈情况(1950年1月7日)

    斯大林同志：

    昨天，1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谈中宣称：

    英国、印度、缅甸以及另外一些从属于美英的国家承认中国，将使美国处于孤立地位，从这个观点看，它们承认中国可能被视为是正确的。但是英国、缅甸、印度以及另外一些从属于美英的国家承认中国首先是为了保护它们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也是为了从事反对新民主制度的破坏活动。它们在美国的领导下企图分裂中国的联合政府，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建立第三种势力，并企图借助这股势力消灭民主制度。在这种破坏活动中，它们现在已经依靠具有亲美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因此，在粉碎蒋介石国民党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是中国的主要危险，我们要努力把他们孤立于群众之外。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将推迟与承认我国的这些国家交换外交使团。毛泽东说，我们想，只有等到与苏联签订了友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同盟条约以及贷款协定、通商条约等之后，再批准外交使团来我国。全体中国人民都积极支持这些条约，只有具有亲美影响的资产阶级右翼除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被孤立起来。依靠与苏联签订的条约，我们能够很快着手修改和废除蒋介石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塔斯社记者通讯报道说，毛泽东为解决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贷款及通商条约有关的问题前来苏联，这个报道在中国引起了轰动。

    毛泽东说：我本来想借与斯大林同志第一次会见的机会向他汇报上述这些问题，并与他进行讨论。

    И.科瓦廖夫(签名)

    1950年1月7日

    АПРФ，ф.3，оп.65，д.364，л.14-15

    №1332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周恩来访苏安排(1950年1月7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7日

    第194项　与周恩来出访莫斯科有关的问题。

    鉴于周恩来即将来访：

    1.责成苏联交通部(贝舍夫同志)，确保在今年1月10日前，为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向奥特波尔车站调动一列专门列车，该专列应该由两节豪华车厢、一节一级国际列车车厢、一节软卧车厢、一节餐车和一节冷藏车厢组成，并负责代表团从边境到莫斯科的往返行程。

    2.委托苏联外交部与中国当局就解决关于派专列从满洲里站到奥特波尔车站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3.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确保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在自边境到莫斯科往返途中的食品供应和服务，并确保他们的安全。

    4.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根据其考虑，安置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下榻在“扎列奇耶”郊外别墅里，并确保其饮食和服务。

    安置周恩来的其他随行人员下榻在国际旅行社宾馆，并确保其饮食和服务。

    5.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波马兹涅夫同志)，为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调拨4辆吉斯110轿车和5辆胜利牌轿车供其使用。

    6.派苏联外交部秘书长Б.Ф.波采罗布同志、赤塔州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外贝加尔军区副司令员福缅科将军前往边境地区(奥特波尔车站)迎接周恩来。

    在奥特波尔车站进行迎接时，要进行阅兵式和升国旗。

    7.在莫斯科迎接代表团的人员有：А.И.米高扬同志、А.Я.维辛斯基同志、М.А.缅希科夫同志、Н.В.罗申同志、И.В.科瓦廖夫同志、Т.А.谢利瓦诺夫同志和К.Р.西尼洛夫同志。

    在车站迎接时，要举行阅兵式，升国旗，奏国歌。

    8.与中国代表团出访和在苏联逗留期间有关的一切开支，均由国家承担。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为此目的，从苏联部长会议储备基金中，给苏联外交部划拨出必要数额的款项。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43-44

    №00257 莫斯科致什特科夫电：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族部队回国问题(1950年1月8日)

    绝密

    平壤

    致苏联大使：

    林彪曾致电毛泽东称，在人民解放军中有16000名朝鲜族军人，并且还有一些完全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计有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在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族指挥员，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人，以及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余人。

    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人出现情绪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

    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表示希望把朝鲜人合并为1个师或4—5团，派至朝鲜。

    请拜访金日成，了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林彪此件的态度。

    请电告执行情况。 [98]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637页

    №16581 斯大林致科托夫电：同意为中国提供航空用油(1950年1月8日)

    北京

    致科托夫 [99] ：

    请拜会刘少奇并给他转达下列电报：

    “刘少奇同志，收到您关于为培训飞行员由苏联提供液体燃料的电报。待我们的专家进行核算后，制定供应标准。您的电报中所述为培训飞行员所需要的一切液体燃料，按苏联军队中实施的标准确定如下数量：高辛烷值汽油13400吨、低辛烷值汽油5270吨、航空润滑油1.3315吨、P-9产品26吨。

    根据这个核算，我们命令把上述数量的液体燃料在上半年内，从1月份开始给您送去。

    中国支付我们所提供液体燃料的程序和条件，建议在1950年中苏贸易协议中确定。

    菲利波夫”

    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10份分别标上葛罗米柯、佐林、莫洛托夫、波采罗布、库尔久科夫等同志的名字

    АПРФ，ф.45，оп.65，д.364，л.17

    №05132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第二稿)(1950年1月9日)

    А.Я.维辛斯基同志：

    受您的委托向您呈上我们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请审阅。

    格利巴诺夫 [100] (签名)

    费德林(签名)

    Н.罗申(签名)

    布耶夫(签名)

    库尔久科夫(签名)

    1950年1月9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继续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合作和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深信彼此的合作有益于两国伟大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普遍和平与安全，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声明，它们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无论是同现日本政府，还是同在日本建立的其他政府和政权机关，均不缔结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照互相尊重独立与主权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八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25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6-19

    №05133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第三稿)(1950年1月10日)

    А.Я.维辛斯基同志：

    现呈上根据您的指示修改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请您审阅。

    条约第一页第一段我们拟定了两种方案。

    格利巴诺夫

    库尔久科夫

    1950年1月10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合作和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并决心全面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以有益于普遍和平和安全，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声明，它们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照互相尊重独立与主权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军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

    第八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20-22

    №00258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朝鲜同意接收朝鲜籍部队回国(1950年1月11日)

    绝密

    发自平壤 [101]

    1950年1月9日，我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他会晤。金日成告诉我，他接到中国贸易代表交来中国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战争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 [102] 中现有朝鲜族部队正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给它。接着，金日成说了官兵人数，并请教怎样答复中方。我遵照您的指示告诉金日成，我从莫斯科接到指示同他会谈此事。金日成说，他希望把这些部队调回朝鲜，近日内朝鲜将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

    金日成的意见是：

    一、把中国人民军中上述数量的朝鲜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

    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

    什特科夫

    1950年1月11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14-115

    №05134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第四稿)(1950年1月12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А.И.米高扬同志：

    在此呈上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А.Я. [103]

    1950年1月1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合作和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并决心依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全面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以有益于普遍和平和安全，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这一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照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停泊在)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中国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在规定期满后将重新修订。

    第八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本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31-33

    №16582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要求访问列宁格勒(1950年1月12日)

    绝密

    斯大林同志：

    我报告：

    1.毛泽东同志要求于1月13日晚上送他去列宁格勒，预计14日清晨2时到达目的地。他希望参观市容、斯莫尔尼宫、冬宫、一家工厂，如果来得及，还想参观喀琅施塔得要塞。

    计划1月15日晚上回莫斯科。与他随行的有陈伯达教授、王稼祥大使、少将副官 [104] 、翻译卡尔斯基、梅利尼科夫医生和中方服务人员。

    2.毛泽东同志要求向您报告，过三五天将完成制定冲破封锁上海战役和占领台湾岛的规划。

    这个规划将由刘亚楼将军带来莫斯科。毛泽东要求批准4位苏联将军，即顾问科托夫、普罗特科夫、阿夫西耶维奇和海军将军库兹明与刘亚楼将军一起来莫斯科。

    他想在离开列宁格勒前把回信寄往北京。

    И.科瓦廖夫(签名)

    1950年1月12日

    АПРФ，ф.3，оп.65，д.364，л.73

    №13806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0年1月13日)

    摘自А.Я.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绝密

    在互致问候和礼节性的简短交谈之后，进行了以下内容的谈话：

    一、我向毛泽东通报，在中国人民政府发表了关于国民党代表在安理会中是非法的声明后，我们成功做到在安理会讨论中国问题时，蒋廷黻 [105] 将不能担任会议主席。的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联代表不得不声明，反对蒋廷黻非法留在安理会，并宣布退出安理会，直到蒋廷黻放弃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出现在那里才返回会场。

    有鉴于此，并为了把我们的斗争进行到底，我问毛泽东，他认为这样做是否合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安理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和向联合国大会主席及联合国秘书长通报这一点，以此来迫使他们把这个问题提到具体的日程上。

    毛泽东回答说，他完全同意这个建议，他只是关心两个细节问题：第一，应该派谁作为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第二，从法律角度，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同时，毛泽东自问自答地说，上述职位最合适的人选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志，他曾经在美国求学。但是，毛泽东接着又说，任命驻安理会的代表未必能解决问题，因为在缺少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支持我们的情况下，我们所任命的代表可能在法律上不是合法的，这样他就不得不待在北京了。

    我说，尽管从法律角度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薄弱的地方，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指派自己在安理会的代表，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我还补充道，目前，安理会某些成员国对业已形成的局势非常担心，因为蒋廷黻这具国民党的僵尸继续留在安理会，是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工作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

    毛泽东问，在我看来，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怎样的，它们是否非常关心联合国的存在或崩溃。

    我说，美国和英国自然关心保留联合国这个组织，因为，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它们利用这个组织作为挡箭牌，以掩盖自己帝国主义计划的实行。联合国垮台将会暴露它们的所有意图和计划，它们将失去这个能够帮助它们掩盖自己侵略计划和欺骗国际舆论的工具。

    毛泽东又重复说，他原则上完全同意我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派自己驻安理会的代表的建议，但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就这个措施的所有方面与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应该于1月19—20日抵达莫斯科。

    对于毛泽东可否允许拖延一下的问题，我回答说，尽管这个问题非常紧急，但是，既然他认为必须与周恩来商量，那么，此事可以暂缓。

    二、毛泽东说，美国拖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毛泽东说，我们必须赢得时间，对国内秩序进行应有的整顿。有鉴于此，毛泽东指出，我们打算在国内采取两个措施：第一，为满足自身需要收回在北京的外国军队占据的营房，这些营房的使用权是外国人过去根据不平等条约获得的；第二，没收在上海所谓经济援助合作署的粮食和财产，众所周知，美国人通过这个组织给蒋介石提供帮助。实施这两项措施，将使中国能够收回包括美国驻北京和其他城市在内的总领事馆的房屋，把美国领事馆的代表从这些地方驱逐出去，并没收上述所说的在上海机构的大量粮食储备。

    我们认为，毛泽东指出，实施这些措施，将会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情绪高涨，将有助于继续孤立中国有亲美情绪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

    我说，尽管不排除能够达到既定的目标，但是，应该充分地研究如何实现这些措施。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上，还应该考虑到美国所遵循的政治目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正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个看法。

    三、我向毛泽东通报，在我们上次会谈时我已经简短告知苏联政府的决定：派4名苏联专家前往中国，调查吉林水电站事故情况并准备相应措施。在这方面，我已经通过我们在北京的大使馆，给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发了电报，在此，我想补充的是，除了派4名苏联专家之外，近期内，我们还将派出7名苏联专家，协商和领导消除吉林水电站事故的工作。

    毛泽东对苏联政府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会谈进行了1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费德林和师哲(卡尔斯基)。

    А.维辛斯基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3，оп.45，д.364，л.94-98

    №05135 杜尔杰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备忘录：关于条约的吸收问题(1950年1月13日)

    А.Я.维辛斯基同志：

    我找出了有一次受戈伦斯基同志委托所做的笔记，现附上，此笔记已做了补充整理。

    对我们的立场来说，这一资料和可能得出的结论，较之我根据记忆产生的设想要更好一些。

    В.杜尔杰涅夫斯基 [106]

    1950年1月13—14日

    关于条约的吸收问题(笔记)

    一、关于后来的条约对以前的条约的吸收问题，在理论上几乎还未涉及。“国际条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专家们，如弗兰古利斯在其同名著作中就没有谈到，在一个条约失效的情况下，它会被后来的另一个条约所吸收。

    现代国际惯例的记录《关于1928年2月20日条约的哈瓦那公约》也没有提及条约吸收的问题(附摘录)。

    二、但是，实践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前一个条约被后另一个条约的内容“覆盖”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军事赔款的所谓道威斯和扬格计划，就是这样的例子；1904、1910、1921年关于与贩卖妇女、儿童作斗争的公约，也是这样的例子；1890年和1906年中英的西藏协定，也是这样的例子。在苏联的实践中，也有这样的例子：1935年5月2日与法国的互助条约和1944年12月10日与法国的互助条约；还有1941年4月5日与南斯拉夫(当时是王国)的友好条约和1945年4月11日与该国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都是这样的例子。由此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后来的条约吸收了以前条约的内容，并替代了前一个条约，而前一个条约如果不是在后来条约文本中被明文取消了，也是被无声无息地取消了。

    不过，实践并没有证实，一个条约的内容被另一个条约所吸收就是取消它：在众所周知的、上述所指的情况下，完全吸收是极少见的，与其说是纯粹吸收，还不如说是内容相似；新条约中未加修改或没有列入的旧条约条款，仍然有效；这就是说，条约是在另一个基础上形成的。

    三、即便对签约的同一方，在没有直接取消和废除的情况下，内容被覆盖了的多边条约原则上仍然具有并行效力。关于毒品的协定、关于同贩卖妇女作斗争的协定、关于捕鲸业的协定，都是这种情况。当1946年捕鲸业协定的签约者希望废除较早的1937年协定时，他们(美国、英国、挪威、冰岛)就宣布废除这一协定，尽管他们当时也可能考虑过该协定是可以被吸收的。

    至于双边条约，情况就不那么明显了，但严格地讲，对其应采取同样原则：如果条约没有被取消和废除，该条约应被认为是并行有效的。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误会，双方有时还要作一些补充说明，原来的一个或一些条约仍然有效，因为新签订的条约没有改变以前的决定(如上面提到的1906年的中英公约)。

    在苏联的实践中，1932年与法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和1944年与法国的互助条约都被认为是有效的条约，尽管在逻辑上讲，互助本身就是不允许侵犯，而且严格地讲，如果不是因为许多条款涉及当时的国际联盟(现在已经解散)，1935年 [107] 的互不侵犯条约本来也是可以并行发生效力的。

    因此，在同一问题上“吸收”了以前条约的相似内容的条约可以被认为具有并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原来的条约就一定失效了。但由于可能出现各种解释，所以，对保留与新条约不矛盾的一部分旧条约作补充说明是适宜的；这样的补充说明可以写在新条约的文本或签字议定书以及专门的照会中。

    杜尔杰涅夫斯基

    1950年1月13日

    附件：

    关于1928年2月20日条约的哈瓦那公约

    十四、条约效力终止：

    1.当完成它规定的义务时；

    2.超出它所规定的有效期；

    3.具备取消(或作出决议)的条件；

    4.根据双方的商议；

    5.由于条约的签订只有利于一方，另一方拒绝接受；

    6.因为条约全部或部分被废除；

    7.当条约不可能被完成时。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17-121

    №05136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第五稿)(1950年1月1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作为对1945年8月14日苏中条约的补充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合作和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并决心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以有益于两国伟大的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普遍和平和安全，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声明，它们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这一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循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以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达成协议，关于现有的大连港和旅顺口协定的问题将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予以友善的审议。

    双方还商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缩减或撤出。

    第八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本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655—1658页

    №09091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援助、越南、日共等情况 [108] (1950年1月16日)

    ……

    史白夫1950年1月16日在中南海就下列事宜会见了刘少奇：

    1.“我……根据维辛斯基同志的指示，向刘少奇通报了苏联政府就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恢复吉林水电站方面给予帮助的请求的决定。”

    2.胡志明电告中共请求帮助。刘少奇说：“当前中国在边界的军事机构已经同越南民主政权建立了紧密的接触。”

    3.送代表团去联合国。

    4.由于日本共产党最近的事件，中国共产党赞同共产党情报局的批评，并在自己的报刊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文章。

    大使馆一等秘书列多夫斯基谈话时在座并担任翻译。

    АВПРФ，ф.100，оп.43，п.312，д.126，л.35-37

    №09092 史白夫与李克农会谈纪要：遣送越境中国军人等问题 [109] (1950年1月16日)

    ……

    一、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把被扣押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武装分队遣送到张家口。

    二、为修理界河额尔古纳河上的航标和进行清理河道污泥、沙石工作，非常希望从事这项工作的苏联工人有权上到中国岸边，因为河道很长的距离是沿中国岸边通过的。为此我们请求中国外交部允许苏联工人在大修航标期间到中国河岸上作业。

    李克农回答，他原则上不反对。他答应把这一问题报告刘少奇，17日给我们正式答复。

    三、李克农宣布，他收到了来自美国的尚需证实的情报：今年7月美国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战争，先从太平洋打起，为此要利用日本、台湾和南朝鲜。李克农还强调，由于这些情报不十分可靠，一开始他考虑不能告诉我们。

    ……

    АВПРФ，ф.100，оп.43，п.10，д.302，л.38-44

    №07353 杜尔杰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报告：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1950年1月16日)

    А.Я.维辛斯基同志：

    一、关于蒙古的问题向您报告如下：

    关于全民投票议定书的文本1945年11月22日已经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过了，摘录已为您准备好了。

    在档案管理局和第一远东司找到了批准承认独立和准备互换外交代表的公报和1946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与蒙古代表苏伦扎布互换的照会书，附上3份文件的副本。在我呈上1946年1月7日转来的中方照书文本的那天，又收到了一些图片。

    二、关于菲律宾人的问题报告如下：

    您谈到的那份文件是有的，大概是1944年6月29日会议的联合决议案，规定向菲律宾人提供基础(承认他们独立的条件下)。美国司在中央图书馆的协助下正在寻找这份决议，如果找到了，就将文本呈给您。

    杜尔杰涅夫斯基

    1950年1月16日

    АВПРФ，ф.07，оп.23а，д.235，л.123

    №05137 苏联外交部将提交给中方的有关条约谈判的文件草案(1950年1月16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向您呈上与中国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国长春铁路议定书和宣言草案以及条约签字时补充说明的草案。

    А.维辛斯基

    1950年1月1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友谊是符合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并确信巩固友好关系将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决心遵循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全力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密切合作以有益于普遍和平与安全，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打算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这一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循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

    缔约国双方还同意，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中国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予以重新审议。

    第八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本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

    在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名义签字的双方，同意下列事项：

    一、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认该协定的有效期。

    二、本议定书为两份，每份用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并作为上述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50年____月____日，于莫斯科

    声明

    在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为准确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法律地位，协议双方政府就此声明：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认该协定的有效期。

    本声明由缔约国双方的全权代表签字确认，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并予以发表。

    1950年____月____日，于莫斯科签字

    条约签字时的补充条款(草案)

    鉴于本条约的签订，缔约国双方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3 6

    №24796 会议讨论记录：在中国放映苏联影片及对华广播问题(节录)(1950年1月16日)

    关于在放映苏联影片和加强对华广播方面加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而召开的会议的速记记录 [110]

    ……

    全苏影片进出口管理局莫斯科执行部：中国全国共有700台电影放映设备，其中200台在沈阳和远东，而且并不是这700台都能使用。其中大部分在大城市，比如在上海有50台、天津23台、北京20台。在广大地区完全没有电影，这些地区的居民从来就没有看过电影。在比较大的市中心社区中才有电影，而工人的社区中则没有。因此，尽管对苏联的影片有巨大的兴趣，根据不完全统计的资料，1949年我们只有1600万观众。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些数字是太少了。中国大型影片的储备有2500部，其中的605部用汉语配了音。1949年下半年中国从莫斯科引进了1026部大型故事片。考虑到去年苏联发行的大部分电影都没有放映，苏联影片进出口公司在发送新的影片的同时也发送去年的影片。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是增加影片的数量。如果说每部影片以前在全国发行8—10份的话，那么现在每部影片则发行25—40份。同时向中国发送更多的材料、剧本、关于电影的作品，并且这项工作要一直进行下去。

    全苏影片进出口公司认为，放映用汉语配音的苏联影片非常重要，在莫斯科用汉语配音的故事片有：《青年近卫军》、《西伯利亚交响曲》、《远方的新娘》、《石花》、《米柯卢哈米克拉伊》、《神马》、《会师易北河》和《荣誉法庭》。去年重庆电影制片厂试着对《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配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给苏联电影的配音可以在中国进行。莫斯科将把这项工作转交给重庆电影制片厂。在影片《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的配音完成之后，《俄罗斯问题》和《伟大的转折》也将被译制成汉语。影片《俄罗斯问题》的译制片前天在北京放映了。

    为了进一步在中国进行译制苏联影片的工作，已经向中国发送了关于影片《康斯坦丁·扎斯罗诺夫》、《莱尼斯》、《敌人》、《来自郊区的小男孩》的材料，近期将会发送关于影片《斯大林格勒战役》、《乡村女教师》、《凯旋》的材料。

    1950年预计在中国译制32部苏联电影。在2—4月，如下影片将各送一部给中国，诸如《攻克柏林》、《伟大的力量》、《我们有自己的祖国》、《库班的哈萨克》、《愉快的会见》，除了发送影片之外，还会发送供重庆译制这些影片的材料。

    最近，如下影片在译制好之后将被发往中国：《和平的青年时代》、《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竞技之荣》、《新土地》以及一些科普小电影。这些电影将在莫斯科译制。 [111]

    考虑到苏联观众非常想在银屏上看到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业领导人也希望在苏联放映中国电影，现在准备在苏联的银屏上放映中国影片《桥》，并且准备得到《中华儿女》这部电影，格拉西莫夫给予这部影片很高的评价，还有《归队》这部电影。此外，格拉西莫夫和瓦尔拉莫夫小组将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我们拥有非常多的苏联影片，可以进行更多的放映，但扩大苏联电影放映的主要障碍是中国的电影网太少了。为了扩大电影网和苏联电影的放映量，我们希望并且建议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可以建议其购买足够的电影放映设备。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7000套放映设备，但是放映设备以及其他的仪器和材料的供应可以通过两国之间的政府进行谈判。这需要中国人自己主动提出这一问题。

    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帮助中国人培养电影放映员，建立电影放映员学校，为中国的电影网培养干部。因此，中国人需要技术援助。可以考虑，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训练电影放映员。可以向中国派遣我们的专家小组。现在出现了新技术，但是我们使用的大部分技术仍然是旧的。

    苏联部长会议广播委员会副主席拉宾说，现在我们对中国的广播量显著增加。10月底以来，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是4小时10分钟，而以前的广播时间是2小时45分钟。我们每天共计用汉语播出6个节目。这些节目的内容是关于目前局势的消息，关于我国和国际的一些问题的政治评论以及报纸的材料。每天两次向中国广播中央报纸的概述、中央报刊上发表的关于重大国际局势问题的评论以及我国报刊上发表的、我们认为必须让中国舆论界知晓的内容。同时还使用了《新时代》杂志上的材料，使用了《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上的观察材料以及该报上的一些最为重要的文章。当然，也播放了对中国《星火》杂志的评论。对于其他各种直接对中国有利的内容，我们也在努力广播。

    在我们得到的关于中国人生活的材料中，我们所广播的一些题材，在我们看来，是令中国居民感到激动的。我们尽力展示的是我国的工业力量，因为英美的宣传尽力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苏联在工业上是落后的。播放了关于描述苏联教育经验的材料，关于群众干部培养经验的材料，还播放了关于战后铁路恢复的系列节目，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等。我们努力播放关于中国现在正在努力解决的那些问题的内容。播放了我们报纸发表的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所有材料，政治局成员的所有文章都被翻译成汉语并进行了广播。同共产党情报局有关的所有材料等也翻译成汉语进行了广播。

    关于我们工作中的不足。的确存在一些不足和错误。 [112] 首先，我们的节目在上海和中国南方的收听效果不好。华北地区的收听效果马马虎虎。前不久同中国广播界的一位领导人李灿(Ли Цань)进行了会谈，他前来莫斯科签署关于通讯问题的协议。他说，在北京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只有在使用带有短波的较好的收音机的情况下才行。改善物质条件、加强技术手段应该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中央委员会就改革广播事业通过的决议中，就改善广播的技术手段提出了许多措施，但遗憾的是，没有考虑到远东地区。现在这些问题都应该重新思考。我们曾提请邮电部考虑提供一些直接的支持和帮助，但是甚至连答复也没有得到。广播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答应我们使用他们储备的一台无线电发射器，但这也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现在同中国签署类似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签署条约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签署了这一条约，那么向中国人提供信息、各种材料和评论等的机会就更多了。现在还没有提出签署这一条约的问题。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应该由广播信息委员会来做。对外政策委员会应该向我们提供帮助。普津同志应该着手签署这一条约。我们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广播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可以前往，但是这件事情应该尽快来做。

    这些客观上的困难和问题不仅仅同邮电部门有关。也有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有关。我们对中国广播的一个重大不足在于，我们使用的播音员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方的省份。现在我们只有一名北京口音很好的翻译，其余的都是北方人，完全没有广东人。现在我们能为华南做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的翻译干部很久都没有到过中国了，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用其他人取代这些人。对于培训干部来说，这未必可行。如果解决了这些干部的培训问题，用来自中国的图书和从中国收到的信件培训他们，那么，我们就可以培训我们的翻译，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扩大他们的现代专业术语知识，了解中国出现的最新术语，也就是把他们的专业素质提高到现在必需的水平。我们应该提供帮助、培养播音员干部。

    现在谈谈西部新的地区。我们增加了蒙古语的节目量，我指的是在蒙古居民居住的地区。我们努力使这些广播节目不具特别的性质，尽力使其适用于各地区。回族语节目从塔什干播出。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拥有巨大的机会：通过电传打字机我们同塔什干保持着联系，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加强这一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并确定正确的进行广播节目的政策。至于对哈萨克族的广播节目，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哈萨克斯坦开始用哈萨克斯坦语进行广播，而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对这一广播进行控制。

    1950年1月16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178，л.276 279、285 286、302-305

    №133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向中国派遣教师(1950年1月17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17日

    第272项　关于向中国派遣教师的问题。

    为满足中共中央的请求，兹责成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杰尼索夫同志)和苏联高教部(卡夫塔诺夫同志)负责于1950年上半年向中国派遣授课教师，为期1—2个月。这些教师的名单具体如下：苏联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В.С.克梅诺夫、生物学博士Н.И.努日金、历史学博士С.В.基谢廖夫教授、经济学副博士М.Ф.马卡罗夫、法学副博士А.А.阿斯克罗夫、经济学副博士Б.Г.博尔德列夫和哲学副博士Д.И.切斯诺科夫。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62

    №00606 莫洛托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艾奇逊的演说(1950年1月17日)

    摘自В.М.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相互问候并就一般话题进行简短交谈后，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一、我对毛泽东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作了演讲，其中涉及一些国际问题，包括中国、苏联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艾奇逊就这些问题的讲话是对苏联明显的中伤，并企图欺骗舆论。

    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后，艾奇逊试图为自己辩解，不惜使用欺骗手段。从下面这段谈话可以看出他的谎言到了什么程度：

    “在中国发生了下列情况：苏联正在采取新的手段将中国的北部地区从中国划分出来，并将其归入苏联。这一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在东北地区也差不多完成了。所以，我相信，苏联代理人正在从内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发出其最愉快的消息。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即这片居住着中国人的广阔地区正在从中国分离出去，并归入苏联。

    “我想声明，或许我会违背自己否定教条主义的主张，但我想说，在任何情况下，苏联占领中国北部4个地区这一事实，在某个世界强国同亚洲的关系方面是最重要的和最能说明问题的。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某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建议毛泽东了解一下艾奇逊的这篇讲话，并将这篇讲话的全文(据塔斯社上午的电讯)转给了他。

    毛泽东说：众所周知，在此以前，从事这种欺骗活动的主要是以美国记者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坏人，而现在就连美国的外交部长 [113] 也亲自干起了这种肮脏的勾当。这就是所谓美国人的进步。

    我回答说，鉴于艾奇逊的这一讲话，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应以相应的方式作出反应。同时，我指出，据塔斯社从华盛顿的报道，1月14日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所表明的与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讲正好相反。在此，我援引华德讲话中相应的地方，其中说：尽管苏联根据协议中自己的权利，参与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但他没有看到任何表明苏联正在对东北地区进行监督管理或者力图将其并入苏联的迹象。

    我说，我们打算以苏联外交部的声明对艾奇逊的讲话作出反应。但我们认为，最好是中国政府首先就此问题发言，然后，在我们的报刊上刊登中国人民政府的声明和华德的声明后，我们苏联外交部再发表相应的声明。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一点，对此没有任何疑问。不过，他询问说，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

    我回答，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的外交部长对如此重要问题的讲话，因此，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一意见，并在研究艾奇逊的讲话后，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的文稿，再将其交给我们征求意见和修改，然后用电报发往北京，让正在行使部长职责的外交部副部长公布这一声明。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声明中，他一定揭露艾奇逊的反苏诽谤。 [114]

    毛泽东还问，在我们看来，艾奇逊的这个诽谤性声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一讲话是否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占领台湾的一种烟幕弹？

    我说，美国人在其对华政策失败后，总是力图借助于欺骗和诽谤在苏中关系方面造成隔阂。我还说，也不能否认他们将利用散布谣言作为某种烟幕来实现其侵略计划。与此同时，我指出，根据我们的观点，在中国人民政府关于艾奇逊讲话的声明中应该指明：美国国务卿的谣言是在侮辱中国，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让别人统治或管理中国的任何地方。中国人民应揭穿艾奇逊的谎言。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些建议，并立即起草声明草案。同时，他还请求将艾奇逊的讲话文稿和华德给记者的声明转给北京新华社。我答应今天晚上就办此事，并立即和维辛斯基谈妥了此事。

    随后毛泽东说，最近几天，美国人加强了其代理人的活动，以探听与中国人民政府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例如，几天以前，美联社巴黎分社社长问毛泽东，他将如何对待著名的美国远东事务专家杰塞普到北京来谈判这件事。差不多与此同时，又收到了上海发来的消息，驻上海美国领事馆通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着手采取措施，以便得到中国人民政府的同意，派代表到香港同杰塞普谈判。毛泽东说，不过对美国人的这种试探，我们是不会理睬的。

    毛泽东接着说，正如他以前对维辛斯基同志说的，中国人民政府要采取一些旨在把美国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的措施。毛泽东强调说，我们需要赢得时间在国内整顿秩序，因此，我们将努力延缓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今年的1月14日，北京地方政府向前美国领事声明，他们因自己的需要打算收回外国军队的营房，这些营房是外国人过去凭借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占领上述这些房屋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领事将失去他现在占用的房子，并迫使他离开北京。美国驻北京的领事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开始对中国当局威胁说，为了表示抗议，将不得不召回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的所有领事代表。毛泽东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这样，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指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首先是要保证国内状况的稳定，对此我们是非常清楚和理解的。

    二、我接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非法的、蒋廷黻应被驱除出安理会的声明以及苏联驻安理会代表同时所采取的行动引起了混乱，并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敌人的队伍乱了阵脚。但是，为了将在联合国中已开始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自己驻安理会的代表是适宜的。并且，最好尽快派遣。

    毛泽东回答说，他同维辛斯基同志谈过这个问题，并完全同意这种建议。但是，毛泽东强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还存在着技术困难，即挑选候选人。唯一合适的候选人就是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志，尽管他在这方面稍微弱了一些。关于任命章汉夫的事，在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时，我想同他商量一下。

    我说，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么，目前周恩来尚在途中，可以同他在高频电话中谈一下。

    毛泽东高兴地同意利用高频电话与周恩来联系，并立即商谈了这个问题。

    三、随后我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仿佛打算脱离国民党，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但是我们对这个消息是否可信没有把握，此外我们对朱世明所知甚少，因此我们很难对他作出明确的结论。所以，我们想同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并要弄清楚，是否应该等待朱世明自己声明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不等到这一时刻，就要求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开除国民党的代表。

    毛泽东说，从他的观点看，通过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国民党代表团的秘书郑廷焯来办这件事比较合适些。不久前这位秘书通过杰列维扬科将军 [115] 寄来一封信，提及了他正在进行有关上述代表团在东京的工作人员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指出，应当对朱世明施加影响，推动他转到我们方面来，这将使我们能更平稳地解决派遣我们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代表的问题。

    毛泽东说，他将起草对郑廷焯来信的复信，并将其寄给我们，转交东京的收信人。

    我说，这个建议可以采纳，我们可以通过杰列维扬科将军将毛泽东的答复转给郑廷焯。

    会谈持续了1小时20分钟。

    参加会谈的有Н.Т.费德林和师哲(卡尔斯基)同志。

    В.莫洛托夫(签名)

    1950年1月18日

    文件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1-7

    №09074 来自中国的秘密情报：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 [116] (1950年1月17日)

    译自中文

    第0034号秘密情报

    ……

    根据可靠情报：

    一、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在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它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美国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所建立的独立自由的经济体系可避免第三次世界战争时美国的经济威胁。所以美国人现在非常注意以下问题：东欧国家的工业化能否实现；中国是否只保持现在的工业水平，并成为苏联和东欧普通工业原料的供应者；在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承认以后，受苏联的影响，中国是否还像以前一样，同美国和英国进行大规模贸易；苏联是否通过中国获得欧洲和美国生产的军事物资和其他重要物资？现在美国正通过英国帝国主义承认中国的机会，把它作为试探的一步，来弄清上述问题。美国人将通过英国人获得所需情报，把他们作为桥梁，以建立未来同人民政府的关系。

    ……

    三、美国人打算吸引在美国的中国大学生，从他们中选人建立美国的间谍网，因为平常获得入美签证很难，而向学生发放这样的签证比较自由。正如报道所说，为了获得签证，大学生需要通过口试和笔试，审查家庭状况和政治观点。看来，在英国人承认中国政府以后，美国在签证时将加强审查，以防止我们的人进入美国。

    四、现在在广州有120多名军事情报机关的人员，70多名CC派系的特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打算袭击苏联专家，以制造影响。

    ……

    АВПРФ，ф.100，оп.43，п.315，д.142，л.53-54

    №05138 苏联交通部的建议：关于长春铁路和大连港协定草案(1950年1月19日)

    苏联外交部长А.Я.维辛斯基同志：

    现将呈报莫洛托夫同志的关于对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草案的几点建议的信函呈给您。

    交通部部长

    Б.贝舍夫(签名)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В.М.莫洛托夫同志：

    依照您的委托，现呈上我对中国长春铁路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草案涉及交通部的一些问题的几点建议：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主要建议是：

    一、明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协定的第一条，规定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

    以前的文本未把铁路的资产组成，特别是位于南线(哈尔滨—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业，列入这一条款。

    新修订的条款规定将上述这类企业，即确保铁路正常营运所必须的企业，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而不论它们建立的时间。

    二、规定对于由中国和苏联人员担任的铁路局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长和铁路总稽核等职务以及他们的副职实行轮换制，每3年轮换一次。

    三、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

    四、规定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直达铁路交通线。

    其余建议可见具体条款行文中更加详细的说明。

    附上第七(a)、十一(a)、十六(a)条补充条款和重新修改的第一、四、五、六、七、八、九、十三条的草案及其说明。

    关于大连港协定：

    根据上述协定，大连港未被列入中国长春铁路的组成部分。但在该协定的第三条中已经指明港口的主任由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

    交通部认为，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是适宜的。

    有鉴于此，大连港协定的某些条款也应作部分的修改和明确。

    同时，交通部向您汇报下列情况：

    一、作为中国长春铁路的组成部分，1945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每年都能产生很大利润，1943年其利润是1.63亿卢布。

    从1946年开始，在确保中国长春铁路正常营运时，它每年都可以产生上述数额的利润。关闭共同经营的正常路段，使公司失去了这部分利润，其数额在4年之内大约是6.5亿卢布。

    二、战时(1946—1948年)，中国长春铁路的经营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其中所有的复线都被拆除了。

    要修复至1950年1月1日仍未修复的铁路复线及其他设施，按1945年的苏联价格计算，需10亿卢布。

    东北地区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东北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扩大，正在引起货运量和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南线即哈尔滨—大连的铁路线上。

    这条铁路现有单线地段的运输能力目前已不能满足运输的需要。

    因此，恢复中国长春铁路上的复线是最近一个时期的迫切任务。

    交通部长Б.贝舍夫

    1950年1月19日

    附件一：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补充和修改条款草案

    第一条

    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即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口两条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中国长春铁路，归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除此之外，属于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的，还有中东铁路在俄国管理和中苏共同管理时期购买和建设的土地和铁路支线，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建设的铁路支线以及一些直接服务于这些铁路的辅助工厂。上述铁路将在中国主权控制下通过统一管理方式、作为纯商业运输企业实现共同经营。

    其余的铁路支线、附属企业和土地将完全归中国政府所有。

    第四条

    中国政府在第一个3年里应从中籍理事中指派理事长及助理理事长。苏联政府将在同一时期从苏籍理事中指派副理事长及助理副理事长。理事会表决时，理事长的投票按两票计算，召开理事会的法定人数为7人。

    理事会未能达成协议的各项重要问题，应提请缔约国双方政府予以审议，并以公平、友好的精神解决之。

    第五条

    铁路局设监事会，由监事6人组成，其中3人由中国政府委派，3人由苏联政府委派，监事长在第一个3年中应由苏联政府从苏籍监事中推选，同一时期副监事长应由中国政府在中籍监事中推选。监事会表决时，监事长的投票按两票计算，召开监事会的法定人数为5人。

    第六条

    为管理铁路及其企业的日常工作，铁路局理事会应在第一个3年中从苏联人员中选派1人担任中国长春铁路局的局长，副局长从中国人员中选派，局长的两名助手分别由一名中国人员和一名苏联人员担任。

    第七条

    监事会应委派总稽核、副总稽核各一人，在第一个3年中，总稽核从中国人员中选派，副总稽核从苏联人员中选派。

    第七(a)条(补充条款)

    自本协定签字之日3年期满时，中国政府应从中国人员中选派副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长和副总稽核，而苏联政府则从苏联人员中选派理事长、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和总稽核。

    上述职务的任职每3年轮换一次。

    第八条

    铁路局的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处总工程师，各地段和大型运营单位的负责人及其副职，非等级和一级车站站长均由中国长春铁路理事会根据铁路局局长的推荐委任。

    当正职为中方人员时，其副职应是苏方人员。在相反的情况下，当正职为苏方人员时，其副职应是中方人员。

    铁路局的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处总工程师，各地段和大型运营单位的负责人及其副职，非等级和一级车站站长应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从中、苏人员中选派。

    第九条

    中国政府负责保护中长铁路以及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属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铁路地段。中国政府应组织及监督铁路警察，以保护铁路的房屋、设备及其他产业和货运，使其免受毁坏、损失和抢劫，该铁路警察还应维持铁路的正常秩序。关于执行本条款铁路警察局的人员数量和职责问题，由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协商决定之。

    第十一(a)条(补充条款)

    为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和机关所进口的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特别税以及货运税，其中包括地方税。

    第十三条

    中国长春铁路应像中国政府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第十六(a)条(补充条款)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本协定签字后3个月之内，在适宜于缔约国双方的条件下签订中苏直达铁路线的补充协定。

    附件二：

    对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补充和修改条款草案的说明

    第一条：1945年8月14日的协定文本中没有明确可以将日本人修建和改建的一些工厂，特别是铁路南线(哈尔滨—大连)附属的企业列入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部分。

    新修改的条款规定，将一系列主要的和附属的、一切确保铁路正常运营必不可少和密切相关的企业，无论它们是何时修建的，都列入中苏共同拥有的资产。

    第四、五、六、七条规定，在条约有效期(30年)内，铁路局长和监事长的职务由苏联委派。

    中方相应的权利是委派理事长和总稽核。

    为对双方平等，并能更正确地选派中、苏人员担任上述职务，实行每3年轮换一次的制度，为此在协定中对第七条做了补充。

    确定3年期是根据苏联工作人员到中国长春铁路工作的条件，并且依据了1949年8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

    第六条除了削弱铁路局长和副局长的作用外，也没有设置局长助理的职务，而这是铁路正常运营必不可少的干部。

    第八条：根据铁路的机构和编制明确了理事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选举的程序。

    第九条：没有考虑位于中国境内的苏联铁路路段(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保卫工作，在铁路警察局的人员编制中没有确定苏方应参加。

    第十一(a)条(补充条款)：规定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

    第十三条：没有指明征收与中国其他国有铁路同等数额的铁路税。

    第十六(a)(补充条款)：规定在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参与下，签订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直达铁路的协定。

    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理事运输处

    上校经理И.科兹洛夫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4 7、8-13

    №05139 苏联交通部的备忘录：关于长春铁路新旧协定的对比(1950年1月19—20日)

    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一些条款的对比

    第一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将日本军队驱出中国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口之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苏联和中华民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及中苏共同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该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述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该两铁路之用的附属企业为限，一切其他铁路支线与附属企业及土地，应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上述铁路之共同经营，应在中国主权之下，由一单独机构办理，并为一纯粹商业性质的运输企业。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即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口两条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中国长春铁路，归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除此之外，属于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的还有中东铁路在俄国管理和中苏共同管理时期购买和建设的土地和铁路支线，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建设的铁路支线以及一些直接服务于这些铁路的辅助工厂。上述铁路将在中国主权控制下通过统一管理方式、作为纯商业运输企业实现共同经营。

    其余的铁路支线、附属企业和土地将完全归中国政府所有。

    第四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中国政府应在中籍理事中指派1人为理事长、1人为助理理事长，苏联政府应在苏籍理事中指派1人为副理事长、1人为助理副理事长。理事会表决时，理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理事会之法定人数为7人。

    理事会不能达成协议的各项重要问题，应提请两缔约国政府予以审议，并以公平、友好的精神解决之。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中国政府在第一个3年里应从中籍理事中指派理事长及助理理事长。苏联政府将在同一时期从苏籍理事中指派副理事长及助理副理事长。理事会表决时，理事长的投票按两票计算，召开理事会的法定人数为7人。

    理事会未能达成协议的各项重要问题，应提请缔约国双方政府予以审议，并以公平、友好的精神解决之。

    第五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铁路局设监事会，由监事6人组成，其中3人由中国政府派任，3人由苏联政府派任，监事长应在苏籍监事中推选，副监事长应在中籍监事中推选。监事会表决时，监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监事会之法定人数为5人。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铁路局设监事会，由监事6人组成，其中3人由中国政府委派，3人由苏联政府委派，监事长在第一个3年中应由苏联政府从苏籍监事中推选，同一时期副监事长应由中国政府在中籍监事中推选。监事会表决时，监事长的投票按两票计算，召开监事会的法定人数为5人。

    第六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为管理经常事务起见，理事会委派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1人，由苏联人员中遴选，副局长1人，由中籍人员中遴选。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为管理铁路及其企业的日常工作，铁路局理事会应在第一个3年中从苏联人员中选派1人担任中国长春铁路局的局长，副局长从中国人员中选派，局长的两名助手分别由1名中国人员和1名苏联人员担任。

    第七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监事会应委派总稽核、副总稽核各1人，总稽核由中籍人员中遴选，副总稽核由苏籍人员中遴选。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监事会应委派总稽核、副总稽核各1人，在第一个3年中，总稽核由中籍人员中遴选，副总稽核由苏籍人员中遴选。

    第七(a)条(补充条款)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自本协定签字之日3年期满时，中国政府应从中国人员中选派副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长和副总稽核，而苏联政府则从苏联人员中选派理事长、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和总稽核。

    上述职务的任职每3年轮换一次。

    第八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上述铁路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和重要车站的站长，应由理事会委任，铁路局长有权推荐上项职务之人选，理事会各理事亦可在征得局长同意后推荐上项人选。

    处长和科长为中籍人员时，副处长和副科长应为苏籍人员，处长和科长为苏籍人员时，副处长和副科长应为中籍人员。

    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和站长应依照中苏两国人员平均担任的原则任用。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铁路局的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处总工程师，各地段和大型运营单位的负责人及其副职，特级和一级车站站长由中国长春铁路理事会根据铁路局局长的推荐委任。

    当正职为中方人员时，其副职应是苏方人员。在相反的情况下，当正职为苏方人员时，其副职应是中方人员。

    铁路局的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处总工程师，各地段和大型运营单位的负责人及其副职，特级和一级车站站长应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从中、苏人员中选派。

    第九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中国政府负责上述铁路之保护。中国政府应组织及监督铁路警察，以保护铁路之房屋、设备及其他产业和货运免受毁坏、损失和抢劫，该铁路警察并应维持铁路之正常秩序。关于铁路警察执行本条款规定之职责，由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协商决定。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中国政府负责保护中国长春铁路以及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属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铁路地段。中国政府应组织及监督铁路警察，以保护铁路之房屋、设备及其他产业和货运免受毁坏、损失和抢劫，该铁路警察并应维持铁路之正常秩序。关于执行本条款铁路警察局的人员数量和职责问题，由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协商决定。

    第十一(a)条(补充条款)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为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和机关的进口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特别税以及货运税，其中包括地方税。

    第十三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上述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捐。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中国长春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第十六(a)条(补充条款)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本协定签字后3个月之内，在适宜于缔约国双方的条件下签订苏联和中国之间直达铁路线的补充协定。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17-19

    №16595 缅希科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苏联与中国的贸易(1950年1月20日)

    斯大林同志：

    对外贸易部向您报告苏联与人民民主中国的贸易情况。与中国解放区的贸易是从1946年12月开始的。

    苏联的外贸机构同人民民主政权或中国当局授权的中国公司在互惠的基础上签订合同，贸易通常用不需外汇的商品交换的形式进行。根据它们的请求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赠送给中国的代表机构代表团的苏联货币和外汇，不包括在内。

    中国方面用提供商品的形式来偿还这类债务。苏联的外贸机构则出售部分商品，收取中国货币(元)，以满足国家银行在解放区的苏联代表机构的需求。

    同东北的贸易，以元为单位结算。下面提供的资料，其换算标准为：1卢布=188.7元，或1美元=1000元。

    同民主中国(东北、华北)的贸易额为：

    EPUB/Image00039.jpg

    从上表可以看出，1947年苏方供货不足部分，在1948年用增加供货150万卢布来补足，这是1948年双方结算后计算出来的。

    1949年与人民民主中国的相互供货情况如下(到1950年1月止)：

    EPUB/Image00111.jpg

    续表

    EPUB/Image00103.jpg

    注：在苏方供货一栏内未包括向中方代表和代表团提供的现金790万卢布(附录一 [117] )

    苏联所欠1570万卢布主要是支付从朝鲜经东北支出的货物的运输或转运费用(1310万卢布)。这是根据中方提供的单据支付的，他们将用提供商品来结算。

    1949年的资料是初步的、不完整的，有待进一步完善。

    (1)根据1949年11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武装力量部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战斗机、教练机和运输机以及航空发动机、高射炮、机关枪等装备，根据外贸部的大致计算，总共为1.258亿卢布。

    至1950年1月，在上述决议的项目中，已运走装备合7790万卢布，包括向中国派遣军事专家的费用(67万卢布)。

    根据上述决议科瓦廖夫同志该与对方商定支付办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决定，用向苏联提供商品的办法，结算自由浮动外汇和黄金。

    科瓦廖夫报告说，他已同中国领导人在当地就根据政府决定供货的可能性达成协议。但由于没有武装力量部和对外贸易部的必要资料和数据，无法就价格供货数量和商品在当地进行谈判。

    (2)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1月4日的决定，武装力量部和对外贸易部提供了教练机、航空技术装备和汽车，价格为2800万卢布。

    至1950年1月1日，在上述决定的项目下，已运送的货物计1350万卢布。

    (3)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2月3日、19日及1950年1月7日的决定，对外贸易必须提供1.87万吨航空汽油、1000吨汽车汽油、1400吨航空润滑油、P 9产品26吨和电子管1080万卢布。

    另外，根据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的特别指示和其他指示，运送了伞降物资和机场装备、航空汽油2000吨，价值170万卢布。根据上述各项决定，共提供了1.663亿卢布的货物。

    其中，到1950年1月1日为止提供9310万卢布。

    在1949年的资料中，未列入中方供货数字…… [118]

    中方提供的商品(小米和钨)共9250万卢布，其中至1950年1月1日前提供了310万卢布……

    (报告说，中方解释这是由于中国国内的困难造成的。报告还说，到1950年1月1日止，苏联共欠中方5230万卢布。根据上述决定，苏方的供货任务尚未完成，要延续到1950年第一季度。)

    那么，根据对外贸易部已知的双方情况和合同尚未规定的情况，这些数字如下：

    苏方供货共1.663亿卢布。

    中方供货共5280万卢布。

    (报告还说，除了用双边贸易的办法提供苏联货物外，还提供了货款。)

    根据政府1948年5月17日、10月9日和1949年2月6日的决定，交通部和其他部通过科瓦廖夫同志的小组向中国提供了装备和材料，还对中长铁路范围内修复铁路线和桥梁提供了技术援助。提供的装备和材料的价值达1030万卢布。而提供的劳务达160万卢布，总共为1190万卢布。用贷款来偿还上述1949年欠款的谈判还未结束。外贸部认为，这个问题最好提交即将举行的与中国政府的贷款谈判加以讨论。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9月9日的决议，外贸部向中国提供了500公里的宽型钢轨和铆钉(5.56万吨)，价值3330万卢布。以此作为依据1949年5月30日 [119] 的协议而向中国提供的贷款。

    新提供的装备、材料和用贷款形式提供的劳务的清单附后(附录二 [120] )。

    依据部长会议1948年12月28日的命令，交通部应向东北的民主政府出售86辆火车机车和1000节车厢(从战利品中拨出)，总价值近4400万卢布。根据部长会议1949年9月7日的另一命令，外贸部应与中方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建议中方用东北的粮食在5年内支付火车机车和车厢的欠款。中方还未就这一问题作出最终的答复。协议尚未达成。

    为了执行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9月23日“关于建立苏中民用航空公司”的决议，除外贸部外，武装力量部也运送了航空技术装备。根据上述决议，苏联武装力量部提供的装备将算是我方投入公司的资金。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0月3日“关于建立北京—兰州—甘州航线”的决议，武装力量部在建立中苏民用航空公司时，必须考虑与派遣一个汽车运输团及其工作所需相关费用的补偿，也要考虑所提供的装备和材料的补偿。

    所有上述资料都不包括向辽东半岛条约协定地区运入商品的费用，同样也不包括运出的费用。由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和苏联企业界运入货物的费用，也不包括在内，因为当前这些运输与中国政府的相互结算没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包括同新疆的贸易，因为这类贸易是同当地商人直接用货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

    在附录三和附录四内，列出了对东北和华北进出口商品的详细清单。 [121]

    关于对华贸易的价格问题，我要向您报告的是在1947年和1948年的部分时间内，我们向中国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基本上都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其原因是，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大豆、高粱、玉米和肉制品的质量未达到规定的标准，而且世界市场(美国)的价格在那几年对东北来说也是不现实的。

    在1949年，同东北的贸易条件已经正常，由商品质量和市场来决定，价格与供货条件符合世界贸易水平。

    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

    А.М.缅希科夫

    1950年1月2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36—939页

    №05141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中国长春铁路协定和议定书(1950年1月21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А.И.米高扬同志

    А.Я.维辛斯基同志：

    受委托呈上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

    附：

    一、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长铁路决议的草案

    二、关于中长铁路议定书的草案

    三、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的草案

    А.葛罗米柯(签名)

    Б.贝舍夫(签名)

    И.科瓦廖夫(签名)

    Н.罗申(签名)

    И.科兹洛夫(签名)

    И.罗季奥诺夫(签名)

    1950年1月21日

    附件一：

    机密

    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决议

    (1950年1月__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

    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确定将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间谈判的基础。(附件一 [122] )

    二、关于从1950年2月_______日开始恢复中国长春铁路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事宜，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

    三、就修改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第四、五、六、七条的问题，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确定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局长、总稽核及其副职和助手等职务的担任采取轮换制，分别由中苏两国人员担任，每隔3年轮换一次。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在第一个3年中，理事长、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总稽核由中国人员担任；不言而喻，副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局长、副总稽核由苏联人员担任。同时规定，在双方没有协商采取其他的职务轮流方式前，上述轮流任职的方式一直保持不变。

    四、在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建议将铁路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

    为全面确定将资产转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拥有，根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第十六条，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有А.Ф.茹拉夫廖夫(主席)、Н.А.格鲁尼切夫(副主席)和А.М.捷列尼诺夫等同志。

    五、将原属于中国长春铁路以及处于铁路运营中但未列入附件名单的资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关于护路的第九条和关于保证铁路木材供应的第十二条做某些必要的修改，具体情形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保护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苏属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铁路地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保该铁路与其他国有铁路在同等条件下得到木材供应。

    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协议，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所进口的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特别税以及货运税。

    八、关于该协定的第二、三、四、五、六、七条，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专门的议定书，议定书的草案附在本决议后(附件二 [123] )。

    九、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和交通部(贝舍夫、叶罗戈夫同志)就本决议的第一、第八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谈判。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М.波马兹涅夫

    附件二：

    附件1

    草案

    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议定书

    签字双方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下列事项：

    一、1945年8月14日于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促进了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重申这个协定的有效期同规定的完全一样，同时，根据签约方任何一方的建议，都可以将有益于双方铁路商业活动的某些补充条款列入该协定中。

    二、本协定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_______月_______日，于莫斯科

    附件三：

    附件2

    机密

    草案

    议定书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0年_______月_______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议定书，两国政府决定签订补充议定书如下：

    一、自1950年2月______日起恢复中国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

    二、修改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第四、五、六、七条，确定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局长、总稽核及其副职和助手等职务的担任采取轮换制，分别由中苏两国人员担任，每隔3年轮换一次。

    在第一个3年中，理事长及其助理、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总稽核由中国人员担任；不言而喻，副理事长及其助理、监事长、铁路局局长、副总稽核由苏联人员担任。

    在双方没有协商采取其他的职务轮流方式前，上述轮流任职的方式一直保持不变。

    三、将中国长春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附件1)。

    为了充分确定转交给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的资产以及根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第十六条规定属于共同经营的资产，应不晚于1950年3月1日成立由缔约国双方各3位代表共同组成的委员会。

    委员会的工作地点：哈尔滨市。

    委员会应于1950年5月1日前结束工作并提交自己的方案由缔约国双方政府确认。

    四、将原属于中国长春铁路并处于铁路运营中但未列入附件名单的资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附件2)。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承担下列义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保护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苏属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铁路地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保中国长春铁路与其他国有铁路在同等条件下得到木材供应。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所进口的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特别税以及货运税。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附件1：

    中国长春铁路的固定资产和转交给苏中两国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的资产的清单

    一、双方共同使用的铁路干线、支线及其附属专用线。

    (一)干线：

    1.满洲里—哈尔滨；

    2.哈尔滨—边境站(绥芬河)；

    3.哈尔滨—大连—旅顺口。

    (二)双方共同使用的支线：

    1.锦州—陈相屯；

    2.南关岭—甘井子；

    3.大石桥—营口；

    4.大房身—柳树屯；

    5.苏家屯—抚顺。

    (三)附属专用线：

    露天采掘场的支线。

    二、中国长春铁路与其他中国铁路枢纽的分界线。

    (一)考虑到中国铁路线上火车的通行能力，昂昂溪、哈尔滨和沈阳枢纽站不在中国长春铁路的范围内。

    (二)中国长春铁路枢纽站的准确分界线由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协定第十六条规定的苏中联合委员会确定。

    三、机车车辆修理厂。

    (一)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

    (二)附带扳道设备车间和铁路技术实验室的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

    四、机务段。

    (一)位于下列车站的机务段：

    1.满洲里；

    2.海拉尔；

    3.博克图；

    4.昂昂溪；

    5.安达；

    6.哈尔滨；

    …… [124]

    机车库的财产还包括为机车供应装备和给水的各类设施。

    (二)在以下各机务段的修车库：

    1.满洲里；2.海拉尔；3.博克图；4.昂昂溪；5.哈尔滨；6.牡丹江；7.绥芬河；8.长春；9.四平街；10.沈阳(有两个库)；11.苏家屯；12.大石桥；13.大连(有两个库)。

    五、机车车辆。

    确定中国长春铁路机车车辆数量的依据是：中国长春铁路段1950年计划的工作量占东北铁路和整个东北地区机车库、修车库截至1950年1月1日的总工作量的比重。

    六、发电站、变电站和配电站。

    整个中长铁路线上的所有发电站、变电站和配电站以及铁路所需的一切服务设施。

    七、通讯线路、电报电话局、信号集中和闭塞设施。

    整个中长铁路线上的所有通讯线路、电报电话局、信号集中和闭塞设施以及位于铁路站境外的、属于铁路必需的服务性专门建筑物。

    八、物资仓库。

    位于整个中长铁路线上的主要的和区段的物资仓库及其所需的服务性设施。

    九、住宅。

    为确保铁路员工居住面积而建造的住宅，以及附属于中国长春铁路站的各城市和村庄里的住宅，除了以下各枢纽站的住宅外——哈尔滨、牡丹江、长春、四平街和沈阳。这些住宅的基金是以中国长春铁路和东北其他铁路的员工与在这些枢纽站工作的铁路员工的人数比例来分配的。

    十、民用设施，技术服务性设施，医疗、合作社、文化设施和学校。

    民用设施，技术服务性设施，医疗、合作社、文化设施和学校以及中国长春铁路所需要的服务性设施。

    十一、附属企业。

    扎兰屯和穆棱的煤矿，哈尔滨和大连的印刷厂，乔尔—戈里格尔(Чол-Горигол)木材加工厂，海拉尔和牙克石的乌尔金奇汉(Уркичиханскиет)木材厂、亚多尔斯克(Ядорские)木材厂以及归属于这些企业的所有财产。

    十二、土地资源。

    中国长春铁路的土地资源包括：沿本清单第一条中列举的干线和支线划归铁路用的地带以及铁路职工的住宅、民用和技术设施所占用的那些土地和宅旁园地。

    附件2：

    在属于共同使用的中国长春铁路的财产组成中，下列财产不包括在内，应立即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1.哈尔滨工业大学；

    2.大连工业大学；

    3.大连细菌研究所；

    4.大连化学研究所；

    5.大连信号设备厂；

    6.大连无线电实验室；

    7.哈尔滨方志博物馆；

    8.大连方志和工业博物馆；

    9.沈阳、长春和锦州的医院，大连的桐树(Туншу)医院；

    10.大连、沈阳和长春宾馆；

    11.大连中央图书馆；

    12.松花江的航运权；

    13.杨台(Яньтай)和瓦房店的煤矿使用权；

    14.由中长铁路原已购买或获得的，位于铁路隔离带以外，未建筑有属于中长铁路的行政、技术服务和生活居住等设施的土地。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208-212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20-28

    №00260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条约问题(1950年1月22日)

    互相问候、简短叙谈以后，举行会谈，内容如下：

    斯大林：有两类问题需要讨论，第一类问题涉及中苏现有各项协定，第二类问题涉及有关东北、新疆等现实问题。

    我想，最好不从现在的问题谈起，而是先讨论已有的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

    请对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发表意见。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具体拟定好条约的草案，仅有一些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有关草案。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既然两国的繁荣对我们有利，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所说的两点是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建立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

    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联合国应缔约国双方的要求承担起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对。

    斯大林：委托谁去起草草案呢？我想，应该让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去做这件事。

    毛泽东：同意。

    斯大林：现在转到中长铁路协定上。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不得不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担心，这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斯大林：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对日战争时期签订的现有条约。我们不知道蒋介石会被推翻。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军队驻旅顺将对苏联和中国民主事业有利。

    毛泽东：这个问题是清楚的。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哪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对日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希望在旅顺我们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当年罗斯福曾坚持让大连成为自由港。

    毛泽东：这么说，保留自由港是符合美、英利益喽？

    斯大林：当然，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请按照共产党人的态度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

    斯大林：那就讨论贷款协定吧。对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要赋予国家间协定的形式，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军事装备供货是否纳入贷款额之内？

    斯大林：这可由你们自己决定：可以用贷款支付，也可以按贸易协定办理。

    毛泽东：如果军事供货用贷款来支付，那么，我们为工业剩下的资金就不多了。因此，看来军事供货只能部分靠贷款来支付，部分用商品来支付。不能把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的贷款供应期限从5年缩短到3—4年吗？

    斯大林：要看我们的能力如何，要看我国工业的订货情况。然而，毕竟可以把贷款协定的有效期提前到1950年1月1日，因为实际上现在就应开始供货。如果在协定中从1949年7月就开始提供贷款，那么，国际舆论就会不理解，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政府，怎么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呢？ [125] 我想，你们应赶快提交工业设备订货清单。应当考虑到，这种清单提交得越早，对事情就越有利。

    毛泽东：我们认为，贷款协定的条件对中国十分有利。为这笔贷款我们总共只付1％的利息。

    斯大林：我们为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协定，都规定收2％的利息。斯大林同志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情愿，我们可以给你们提高利率。当然，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从接到的电报中看到，中国政府正准备把军队用于经济建设。这很好。当时，我们也曾把军队用于我国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毛泽东：对的，我们正在利用苏联同志的经验。

    斯大林：你们提出中国要为新疆弄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吗？

    毛泽东：小麦和纺织品。

    斯大林：为此，你们要提供一个相应的申请数。

    毛泽东：好的，我们起草一个。我们怎样起草贸易条约？

    斯大林：你们有什么意见？至今只同东北有贸易条约。我们想要知道今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同新疆、东北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

    毛泽东：我们希望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但同时新疆可以有单独的协定。

    斯大林：只是新疆，东北呢？

    周恩来：对东北则不签订单独的协定，因为中央的条约基本上要靠东北供货来保证支付。

    斯大林：我们希望，同新疆或东北的协定要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并且中央政府要对这些协定负责。

    毛泽东：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

    斯大林：对，因为省政府考虑不了那么多，而中央政府总是了解得更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东北的经济。

    斯大林：我想，我们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准备一下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国的航空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共运送了将近10000人。请允许我，斯大林同志，感谢您的援助，并请您把这个航空团继续留在中国，为给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食品提供帮助。

    斯大林：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必须把西藏拿到手。至于航空团的事，我们同军方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和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卡尔斯基)。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40-49

    №16002 刘少奇致毛泽东电：朝鲜族部队回国问题(1950年1月22日)

    机密

    译自中文

    刘少奇给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的电报

    中共中央的电报

    毛主席：

    在第四野战军服役的朝鲜官兵有14000人。金日成派出以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为首的3名代表来接收这批朝鲜官兵。他们请求把这些朝鲜士兵组成一个师和直属该师的支队，还要带走所有装备：步枪12000支、轻机枪440挺、重机枪180挺、左轮手枪120支、掷弹炮132门、反坦克炮72门、105毫米火箭炮36门，还有弹药。林彪同志同意这一要求。

    请您就这一问题给予指示。

    刘少奇

    1950年1月22日

    完全同意满足这一要求。

    毛泽东

    1950年1月2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22

    №05142 联共(布)中央决议：《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草案(1950年1月22日)

    斯大林同志：

    现将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草案呈上，请予审批。

    一、《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二、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

    三、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

    四、代替1949年7月30日协定的苏中贷款协定；

    五、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

    六、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的议定书；

    七、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

    八、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

    九、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

    十、关于在中国机关、团体和企业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

    十一、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东北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

    十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

    上述草案已同有关各部协商。

    已决定将上述第1、2、3项文件拟公布于众。涉及中长铁路的问题，除应公布的议定书外，不应公布的协定也将签字，其中将明确几个实际问题(恢复双方共同管理铁路的期限等)。相应文件的草案将由委员会进一步提出。

    上述列举的其他一些文件的文稿或者内容的公布问题要进行专门审核。

    附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В.莫洛托夫

    А.米高扬

    А.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2日

    文件送：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附件：

    联共(布)中央决议

    批准委员会提交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草案如下： [126]

    一、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附件一)；

    二、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附件二)；

    三、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附件三)；

    四、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以供给中国设备和其他货物的方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草案(附件四)；

    五、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五)；

    六、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六)；

    七、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七)；

    八、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草案(附件八)；

    九、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决议草案(附件九)；

    十、关于在中国机关、团体和企业工作的苏联专家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草案(附件十)；

    十一、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中苏合营股份公司管理的东北和辽东半岛地区不动产的决议草案(附件十一)；

    十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草案(附件十二)。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友谊是符合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确信巩固友好关系将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决心遵循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全力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密切合作，以有益于普遍和平与安全，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这一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遵循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原则，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循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附件二：

    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议定书

    签字双方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近期内可以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并代表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下列事项：

    一、根据中国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以及苏联政府表示的意愿，将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重新审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

    二、目前处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将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的2—3年期间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从1950年开始。

    三、本议定书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_____月_____日于莫斯科

    附件三：

    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议定书

    签字双方分别代表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双方同意下列事项：

    一、重申1945年8月14日于莫斯科签订的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所规定的有效期。同时，根据签约双方任何一方的建议，都可以将有益于双方铁路商业活动的某些补充条款列入该协定中。

    二、本议定书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_____月_____日，于莫斯科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42-50

    №133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同意中共干部来苏联治病(1950年1月23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23日

    第321项　关于对外政策委员会的问题。

    1.满足高岗的请求，同意中共新疆省政府委员会妇女部部长——彭锦秋(Пэн Цзинцю)来苏治病。

    2.责成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负责彭锦秋的接待和生活服务工作，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叶戈罗夫同志)负责其治疗工作。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74

    №05145 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1950年1月24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А.И.米高扬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中方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份文件 [127] 是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于1月24日23时递交给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的。

    А.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5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我们从周恩来处得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

    А.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6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译自中文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希望通过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途径，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其他一些国家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加强远东以及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并深信这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由此，中苏两国政府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同上述国家发生战争，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愿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尽快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不经互相协商不单独或同其他国家一起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愿以友好合作的精神，本着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相互给予一切尽可能的经济援助和实现必要的经济合作，以利于减轻困难和加快中苏国内的经济建设，并为全世界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七条

    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有效期为30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条约有效期将延长5年，并以此原则顺延。

    翻译：克鲁季科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

    АВПРФ，ф.07，оп.23а，д.235，л.38-40

    №09075 来自中国的秘密情报：美国人在关岛建立间谍学校 [128] (1950年1月24日)

    第37号秘密情报

    ……

    据1月21日消息，美国人在关岛建立了美中间谍学校，该学校从国民党秘密组织中挑选工作人员以继续培养。最近，已通知福建省沿海的保安总队，要它派50人——年龄18—25岁，小学或中学毕业——到该校学习。

    АВПРФ，ф.100，оп.43，п.315，д.142，л.59

    №05147 苏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方文本的修改意见(1950年1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希望通过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途径，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日本或以任何一种方式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其他国家再一次发动的侵略战争。

    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决心加强远东以及全世界的持久和稳固的和平和普遍安全，并深信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关系和友谊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由此，中苏两国政府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另一方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派出——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通过需要的形式以及严格的程序后，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被卷入同上述国家的战争，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被卷入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愿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这一崇高任务的尽快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经互相协商，不参加与日本的谈判，不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遵循加强和巩固和平和安全利益的原则，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愿以友谊和合作的精神本着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相互给予一切尽可能的经济援助和实现必要的经济合作，以利于减轻困难和加快中苏国内的经济建设，并为全世界的繁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八条

    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有效期为30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这条约有效期将延长5年，并以此原则顺延。

    1950年1月__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手写批注：

    “针对中方草案的我们的草案。”

    波采罗布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73-76

    №05148 苏方提出的关于大连港问题的协定草案(1950年1月26日)

    А.И.米高扬同志、А.Я.维辛斯基同志：

    呈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关于大连港问题的协定草案。

    А.葛罗米柯

    1950年1月26日

    关于大连港

    为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缔约国双方同意以下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根据单独的协定，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

    二、从境外运进大连港和沿中国长春铁路直接运往苏联境内的货物，从苏联沿指定铁路经过大连港出口的货物，或从苏联运来的为港口设施所需的材料和设备，免征关税。上述货物应采用封闭车厢运输。

    三、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以后未经双方协商确定采用其他任职方式，则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每隔两年轮换一次。同时，在第一个两年中，港口主任由苏联人员担任，副主任由中国人员担任。

    四、在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

    五、本大连港协定直到与日本的和平条约生效之前一直有效，此后将重新审议。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35-37

    №05149 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草案(1950年1月26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1月26日15时从周恩来处得到的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草案。

    А.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6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本着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精神，决定缔结本协定如下：

    第一条

    根据目前所形成的中苏之间新的合作状况，苏联政府声明，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苏联政府的上述声明。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苏联军队将立即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在苏军撤退前的一段时期，中苏两国政府将派出同等人数的军事代表组成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按现有界线不变。

    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3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因此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缔约国双方政府将协商苏军撤出的程序和方法。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的侵略而出现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敌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处于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一切财产，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3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出具体办法，并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1950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国长春铁路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但是，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例如，如果第一个期限内铁路局局长职务由中国人员担任，那么，副局长应由苏联人员担任，而第二个期限内，铁路局局长应是苏联人员，副局长则是中国人员，其他职务也实行同样办法。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议生效已超过3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那么苏联政府应立即将中长铁路以及属于该铁路的所有财产无偿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涉及移交的具体方法，将进行商议并由缔约国双方政府确定。

    第五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1950年______月__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协定文本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38 55

    №07354 葛罗米柯与刘亚楼谈话记录：苏方提交航空协定草案(1950年1月26日)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有：А.葛罗米柯、С.扎沃龙科夫 [130] 、А.阿夫谢耶维奇 [131] 等同志。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有：刘亚楼将军和大使馆参赞徐介藩。

    葛罗米柯：根据中国代表昨天所表达的愿望，我现将我们专家准备的协定草案转交给你们。我还想强调一下，这个草案还没有向苏联政府汇报，自然，还没有得到赞同，而且，外交部长也没有看过这份草案。因此，我要重复一下，草案作为专家准备的文件必须还要进行审批。

    刘亚楼：我们感谢贵方转交的草案，下一次协商会议之前，我们将对草案进行研究。当我们准备好对这份草案进行讨论时，立即通知你们。

    徐介藩：既然你们也了解草案的内容，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份专家准备的草案也反映了你们的观点？

    葛罗米柯：我应该再重复一次，这完全是一份初步的工作文件，苏联政府和外交部的领导人对它还没有进行研究。

    阿夫谢耶维奇：中方今天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建议？

    刘亚楼：关于昨天协商会的情况我们已经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之间早已有了一般性协议。为了准备具体的措施，阿夫谢耶维奇将军还去了中国。现在我们剩下的事情只是要讨论阿夫谢耶维奇准备的建议。我觉得，以这些准备好的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是最正确的。葛罗米柯：那么，就让我们约定，等中国同志研究了专家准备的草案后，我们再重新讨论。刘亚楼：这也符合我们的愿望。

    А.葛罗米柯

    С.扎沃龙科夫

    А.阿夫谢耶维奇

    1950年1月26日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佐林、库尔久科夫同志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8，л.6-7

    №05155 苏方对中方的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修改后的定稿(1950年1月28日)

    卡尔斯基同志：

    给您送上一份由苏联修改的中苏关于旅顺口、大连和长春铁路的协定。 [132]

    请转交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敬礼

    1950年1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1945年以来远东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粉碎了；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并在中国成立了新的、对苏联友好的人民政府；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重新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新的情况，苏联和中国决定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如下：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唯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长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将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

    在苏军撤出前的一段时期，中苏两国政府将派出同等人数的军事代表组成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出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按现存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而被卷入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隶属中国管辖。

    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财产，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的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3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的具体办法，并经双方政府批准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后，于1950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1950年______月__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协定文本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议定书

    (1950年2月______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达成协议如下：

    一、对于沿中国长春铁路或沿水路经过大连由苏联运往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用于苏联驻军的物资和原料以及苏联军事指挥部从旅顺口向苏联国内调拨的物资和原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免征海关税和其他任何税收。

    二、上述第一点中指明的物资和原料在中国领土内不属海关检查之列。沿中国长春铁路以及在中国境内运送的物资和原料应采用封闭的车厢。

    三、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74-79

    №05156 苏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文本修改后的定稿(1950年1月29日)

    卡尔斯基同志：

    给您送上一份由苏联修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33]

    请转交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敬礼

    1950年1月29日12时40分

    草案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心通过加强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途径，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以及日本或以任何一种方式与日本在侵略行为中结成联盟的其他国家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愿加强远东以及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并深信，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关系和友谊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中的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和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一切旨在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尽快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遵循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本着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有效期为30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条约有效期将延长5年，并以此法顺延之。

    1950年1月______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已交毛泽东和周恩来。1月29日。

    А.Я.维辛斯基(签名)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84-88

    №1332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同意中共干部来苏联治病(1950年1月30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30日

    第371项　关于李常青同志来苏治病的问题。

    1.满足高岗同志的请求，同意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李常青同志来苏治病。

    2.责成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负责李常青同志(在苏期间)的接待和生活服务工作，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叶戈罗夫同志)负责其治疗工作。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82

    №133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哈巴罗夫斯克诉讼案件(1950年1月30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30日

    第373项　苏联政府就哈巴罗夫斯克诉讼案件 [134] 的结果向美国、英国和中国政府发出的照会草案。

    1.批准苏联外交部就哈巴罗夫斯克诉讼案件的结果而提交给美国、英国和中国政府的照会草案(见附件 [135] )。

    2.至于远东委员会中其他成员国政府(除菲律宾外)，则通过这些国家驻华盛顿的代表转交照会的复印件。

    3.公布照会内容。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83、213-228

    №05151 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1950年1月31日)

    周恩来的草案 [136]

    互换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照会

    尊敬的部长先生：

    根据今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我谨以此声明，缔约的双方在如下事项中应达成理解：

    一、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缔约双方同意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无效。

    二、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1945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在得到您，部长先生，对上述两点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答复将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

    部长先生，请接受本人最崇高的敬意。

    1950年2月______日

    (签名)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部长А.Я.维辛斯基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16

    №05157 中方针对苏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修改稿提出的文本(1950年1月31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3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心通过加强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友谊和合作的途径，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以及日本或以任何一种方式与日本在侵略行为中结成联盟的其他国家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愿加强远东以及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并深信，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关系和友谊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一旦缔约国中的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和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一切旨在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尽快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遵循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本着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日起立即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有效期为30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条约有效期将延长5年，并以此法顺延之。

    1950年2月______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8-15

    №05161 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的中方修改稿(1950年1月31日)

    周恩来的草案 [1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自1945年以来远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了，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并在中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实行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重新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诸问题的可能性。

    苏中两国政府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唯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长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将撤出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地区的军事设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军事设施前的一段时期，中苏两国政府将派出同等人数的军事代表组成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按现有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而被卷入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财产，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的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3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的具体办法，并经双方政府批准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后于1950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1950年2月签订于莫斯科，共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议定书

    (1950年2月______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39] 以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中苏协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一、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不受阻碍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二、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三、对于沿中国长春铁路或沿水路经过大连由苏联运往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用于苏联驻军的物资和原料以及苏联军事指挥部从旅顺口向苏联国内调拨的物资和原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免征海关税和其他任何税收。

    四、上述第三点中指明的物资和原料在中国领土内不属海关检查之列。沿中国长春铁路以及沿中国境内运送的物资和原料应采用封闭的车厢。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17-22

    №05162 中方提交的对苏方关于贷款的协定和议定书的修改稿(1950年1月31日)

    周恩来的草案 [14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请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据此，双方政府达成如下协定：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共为3亿美元，系以35美元作为1盎司纯金。

    鉴于中国因艰苦战争而引起的财政困难，苏联政府同意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给予贷款。

    第二条

    第一条中所指的贷款，自1950年1月1日起，在5年期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1/5交付之，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和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等。

    机器设备与器材的品种、数量、价格及交付期限，由双方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市场的价格来确定。

    在年度期限内未使用而剩余的款额，可移用于下一年度。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工业品、黄金、美元偿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原料和工业品的价格、数量及交付期限将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市场的价格来确定。

    贷款的偿还以10年为期，每年偿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1/10，于每年12月31日前完成。第一期偿还于1954年12月31日前完成，最后一次偿还于1963年12月31日前完成。

    贷款的利息系以使用贷款的实际数额，并自其使用之日起实行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

    第四条

    为了对本协定所规定之贷款进行结算起见，苏联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各建立特别账目，并共同规定对本协定的结算与计算的手续。

    第五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1950年2月______日签订于莫斯科，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议定书

    根据1950年2月______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两国政府达成以下协议：

    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购买价格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而确定，期限为14年，即从1950年至1963年，按每年易货协定的方式进行。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23-26

    №09088 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新华社批驳美国的谣言 [141] (1950年2月 [142] )

    ……

    1月31日(1950年)，新华社发表声明严厉批驳美国国务院企图破坏中苏友谊。新华社在声明中指出，艾奇逊在1月12日的发言中对中央人民政府的诬蔑攻击破产之后，美国国会于1月25日又公布了所谓的“非官方材料”，目的在于继续进行无耻的诬蔑。

    美国国会不知“羞耻”二字，并且越来越表现出极大的厚颜无耻，所谓的“材料”从一开始就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称作“虚构的事物”，同时闭口不谈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得到美利坚合众国和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承认。

    然后，把一系列恶毒的谰言指向中国的东北。散布关于中国东北的诽谤“材料”的动机很容易从以下的角度来解释，这是因为，这个地区当年是苏联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苏联恪守在中国东北的中长铁路的合同义务。

    此外，苏联和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港和大连港，为的是防止日本及其帮凶发动新的侵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存在深厚友谊是很自然的。也正因如此，这一友谊为鼓励日本侵略的美帝国主义所仇视。

    接着，新华社批驳了美国国会关于苏联在中国东北占主导地位的无耻谰言。而且新华社引用了原美国驻奉天领事华德1月14日的声明，该声明说，他没看到任何苏联控制东北的迹象，东北完全处于中央人民政府监督之下。新华社无情嘲笑了国务院“材料”中所引用的早已不存在的由苏联控制的东北企业“沙河岗”的所谓“证据”。

    “美国国会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还引用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所签订的中苏贸易协定，断言什么似乎‘从东北向苏联出口粮食造成了粮食短缺’。然而每一个中国人都清楚，东北过去一直向国外销售大豆，其中包括向苏联出口，同时还把自己多余的粮食运往内地市场和遭受饥荒的华北和华东地区。”

    ……

    艾奇逊为什么如此匆忙地制造这些谎言呢？这是因为，艾奇逊企图通过这些诬蔑和谎言来破坏中苏友谊及其相互援助。

    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在迅速增长，中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苏联友谊的珍贵，同时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美联社1月25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明确指出，“国务卿艾奇逊最终指望能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进楔子”，但这家通讯社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至今为止，艾奇逊的所有企图全都落空了。——在声明中，新华社最后这样指出。

    类似揭露美国反动派企图在中国读者和听众中破坏苏联和中苏友谊声誉的材料，在中国报纸编辑的文章中以及中国国际问题评论员和宣传家的文章中也经常出现。

    ……

    苏联驻华使馆二等秘书

    А.马卢欣

    АВПРФ，ф.100，оп.43，п.312，д.126，л.89-90

    №00608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谈判情况(1950年2月1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在1月31日同我们的谈话中，周恩来对我们的草案提出了下列修改意见：

    一、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在条约序言的第二段中，以“友好与合作”代替“友好关系与合作”。

    (二)在第二条，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代替“在战争期间”。

    (三)在第六条，以“自批准之日起立即生效”代替“签字后立即生效”。

    关于第(一)点，我们指出了我们的措词比较合适。

    关于第(二)、(三)点我们不反对。

    二、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

    (一)给协议书的标题以如下措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

    (二)给我们草案序言的第一段加上下述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自1945年以来远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到了失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粉碎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了 ；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共和国，并在中国建立了新的人民政府 ，(与苏联友好的人民政府，使中国联合成统一的国家，并证明)统一了全中国，实行同苏联友好、合作政策，并证明了 自己是有能力捍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维护民族荣誉和中国人民的尊严的人民政府。”

    (三)在第一条“无偿地移交”一句话后加上“政府”一词。

    (四)序言的最后一句话以下列方式表述：

    “根据这些新的情况，(苏联和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本协定。”

    (五)第二条第一段用下列方式表述：“缔约国双方代表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应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应撤出共同使用 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地区的军事设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同一条的第二段开头这样表述：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军事设施 前的一段时期。”

    (六)在第三条第二段，以“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替“隶属于中国”。

    在上述第(二)、(四)、(五)点中，周恩来建议增加画有着重线的词，而去掉括号中的词。 [143]

    关于上述第(一)、(三)、(四)、(五)、(六)点我们表示，从我方来讲大概不会反对，但答应以后给予答复。至于第(二)点，我们坚持我们的措词。

    讨论的结果是周恩来表示，他将不坚持自己的措词，答应考虑后再来谈这个问题。

    三、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

    (一)序言以下列方式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的基础上 ”，达成协议如下：

    (二)把我们草案的第三点变为第一点。

    (三)补充新的第二点如下：

    “二、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

    以上画线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我们不反对第(一)和第(二)点中的修改。至于周恩来提出的新的第二点，我们答应以后给予答复。

    四、关于贷款的协定。

    (一)协定的标题这样表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二)在第一条的第二段中，以“鉴于中国因其领土上长期的军事行动而引起的财政困难”代替“由于中国遭到严重破坏以及在其领土上长期的军事行动”。……以下同原文本。

    (三)在第三条中，在“供应原料”一词后加上“工业品”，在“原料的价格”一词中加上“工业品的”。

    (四)在第五条中，加上“应经批准，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第(一)、(二)和(四)点中所指出的修改我们不反对。有关第(三)点的修改，我们答应以后答复。

    五、关于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在第2段用“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购买价格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期限为14年，即从1950年至1963年，按每年易货协定的方式进行 ”，代替“所有剩余的钨、锑、铅、锡在前10—12年间按照每年的易货协定规定的方式卖给苏联”。

    画线的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打算买下全部剩余的钨、锑、铅和锡，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将部分剩余的产品卖给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对此，周恩来又补充说，捷克斯洛伐克打算购买一定数量的钨(1600吨之内)。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苏联政府准备购买全部剩余的产品，这里说的是中国将不再使用的剩余产品。

    我们答应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后告知我们的最后意见。

    周恩来在提到航空协定的问题时说，提交给他的、我们的草案是相当复杂的，应该将其简化。周恩来所关注的主要是，这个协定是否能让中国人沿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和北京—阿拉木图航线飞行。

    米高扬同志说，他还没研究我们专家的草案，所以不能就此问题表示最后的意见，并补充说，他觉得周恩来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在审议这个草案时一定会予以考虑。

    此外，周恩来还建议互换关于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和协定已失效的照会。

    附上周恩来拟定的照会草案以及条约和协定的草案。 [144]

    经与А.И.米高扬同志协商，由我呈上报告。

    А.维辛斯基

    2月1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369，л.1 6

    АВПРФ，ф.07，оп.23а，д.234，п.19，л.8-13

    №00609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情况(1950年2月2日)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1950年2月1日同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晤。会晤时我们交给周恩来：

    一、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二、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及其议定书)草案。

    三、贷款协定(及其议定书)草案。

    四、互换照会草案。

    文件附上。 [145]

    米高扬同志说，在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采纳了中方的修改意见。

    接着，米高扬提请周恩来注意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议定书的第一条，指出：根据中方愿望该条列为第一条，但作了如下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

    苏方的建议是这样的：经满洲里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调动苏军可以缩短一半的距离，并且在战时可以提供两条调动军队的路线，这一建议是非常合理和具有说服力的，无需证明，这是指苏联在远东受到战争威胁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

    中方关于从东北到新疆调动军队和军用物资的权利的建议，不能说是这样的。

    苏方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能接受，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沿我们的铁路调动中国部队，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苏方关于沿中长铁路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方部队的建议的反提案，并且是一种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特殊方式。

    这是很明显的，中方没有享有这种权利的任何必要。首先，这是因为还不清楚，新疆现在面临或者将有可能面临来自哪个方面的战争威胁。其次，众所周知，从满洲里经西伯利亚、阿拉木图，还要再行走1000公里的路才到乌鲁木齐，远比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道路漫长，而且不方便。显然，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这个建议的合理性。

    还有一点我们没有谈到，即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西伯利亚铁路将忙于运送军队到远东，我们未必会同意从东北到新疆来回运送中国军队。当然，我们不可能同意这样做。

    我们对这样提出问题感到很惊讶，因为周恩来本人曾确认：如果苏联将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就同意，苏联军队在事实上是可以沿中长铁路的任何线路调动的。

    现在，我们同意转交中长铁路了，结果，中国人竟然改变了主意，他们反对我们的军队沿中长铁路调动，甚至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也不行。我还指出，列入第二条显然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

    这些意见显然使周恩来感到尴尬，他开始详细地解释第二条的含义，为自己的建议辩解，并竭力想证明这完全不是反提案或搞平衡。他指出，最初中国代表团在议定书中根本就没有规定双方调动军队的条款。周恩来说，这种调动是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逻辑发展。关于这个问题，一旦有必要，随时都很容易达成协议。中方提出第二条，是因为在我们的草案中规定了苏军可沿中长铁路调动。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如果与此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境内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在中方看来，就不能列入这样的条款。因此，中国代表团认为必须提出自己的第二条，即在该条中规定，中国军队可以沿东北至新疆的苏联铁路调动。

    此外，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打算利用这些铁路从东北调运粮食和其他货物供给驻新疆的部队，这大概能节省很多开支和时间。

    米高扬同志再次提请注意，中长铁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距离，较之苏联境内从赤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要短得多。至于说到沿苏联铁路调动中国军队到西部，米高扬同志说，这并没有实际需要。中国政府也没必要从东北运输粮食和货物，因为这样是非常昂贵的，而粮食也可以在新疆境内买到，就像现在做的一样。

    米高扬同志指出，如果中方反对苏方的建议，那么，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就取消苏方的这些建议，而采纳周恩来关于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的建议，其方式是把已经缩短的现有协定的有效期再保留10年。 [146] 周恩来声明，还是新修改的第一条要好一些，即规定一旦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可以沿中长铁路调动苏联军队，对此他不反对，但要向毛泽东报告。他不同意米高扬同志重新讨论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问题的建议。

    关于偿还苏联用于自1945年以来旅顺口的修复和建设工程费用问题，周恩来建议将有关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议定书第二条中的“偿还苏联的费用……”一句改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还苏联的费用……”我们同意周恩来的这一修改。

    对贷款协定草案中其他的修改部分，周恩来表示同意。

    接着，周恩来了解了新的贷款协定议定书草案的内容后，请求取消供应铅的条款，其理由是中国不能供应铅。中国目前每年对铅的需求量达20000吨，因此中国还不得不进口铅。

    关于钨、锑、锡的供给数量，周恩来说，虽然全部提供这一数量是可能的，但中国担心在开始的两年是否能保证确切地履行这一职责。他建议在议定书中加一个补充说明，即中国在满足自身的需要后，将首先把多余的上述原料供给苏联，或说明在我们草案中所指定的最初两年的数量是有条件的。周恩来并未提出自己的条文，只是说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米高扬同志问，对议定书草案还有什么意见，周恩来回答，议定书原来的草案指明是国际市场价格，修改后的文本没有说明这一点。

    米高扬同志解释说，因为在这个议定书草案中讲的是按年度易货协定供货，自然，这些供货将按国际市场价格进行，两国之间的易货也将以这个价格为基础。所以在议定书草案中没有提国际市场价格的问题，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方坚持要指明价格问题，我方也不反对。

    维辛斯基同志把经苏方修改的中方的互换照书草案交给了周恩来。 [147]

    周恩来对修改的部分表示同意。

    然后米高扬同志又解释说，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应规定航空运输合营公司的飞机可以沿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阿拉木图航线飞行的建议是正确的。

    此报告经与А.И.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

    А.维辛斯基

    1950年2月2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29-34

    №05163 苏方最后提交的关于中苏谈判的全部文件(1950年2月2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略。 [14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1945年以来远东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并在中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实行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重新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诸问题的可能性。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唯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长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将立即撤出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地区的设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施进行恢复和修建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前的一段时期，中苏两国政府将派出同等人数的军事代表组成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按现有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而被卷入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资产，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的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3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资产移交的具体办法，并经双方政府批准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后于1950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1950年______月______日签订于莫斯科，共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议定书

    (1950年______月______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中苏协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一、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为了尽快调动苏联军队，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二、对于沿中国长春铁路或沿水路经过大连由苏联运往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用于苏联驻军的物资和原料以及苏联军事指挥部从旅顺口向苏联国内调拨的物资和原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免征海关税和其他任何税收。

    三、上述第二点中指明的物资和原料在中国境内不属海关检查之列。沿中国长春铁路以及沿中国境内运送的物资和原料应采用封闭的车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贷款的协定

    略。 [149]

    议定书

    根据1950年______月______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两国政府达成以下协议：

    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按每年易货协定的方式卖给苏联钨、锑、铅、锡，从1950年开始，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

    从1955年开始，上述金属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

    互换照会

    略。 [150]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39-49

    №16583 刘少奇致斯大林电：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1950年2月2日)

    绝密

    根据刘少奇的要求我给您送去中共中央给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菲利波夫同志：

    中共中央组织由张秀山 [151] 率领的代表团打算于2月15日离开北京前往苏联。

    代表团由42人组成，其中包括翻译和技术工作人员。他们是全国最重要区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工作者，包括党中央组织部工作者。

    代表团的目的是学习联共(布)组织工作的经验。

    除听取联共(布)有经验工作者的报告之外，还打算参观几个联共(布)的党组织。打算在苏联逗留3个月。

    中共中央请您向联共(布)了解一下，是否允许这代表团于2月15日启程前往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的住宿饮食费用联共(布)能否承担。盼望答复。

    本电报同时发给毛泽东同志。

    刘少奇

    1950年2月2日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科瓦廖夫同志

    扩大3倍，发送10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8

    №00610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1950年2月3日)

    И.В.斯大林同志：

    1950年2月2日同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晤。周恩来声明，中方已分析了2月1日转交给他们的条约和协定草案，并对这些草案进行了研究，现通报如下：

    赞成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此没有任何修改。

    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可以接受，不作修改。中方建议，在该协定议定书第三条中，将第一点并入第二点。

    我们同意这一修改。

    周恩来又说，除了与议定书草案有关的问题，他还想谈一下沿苏联铁路调运中国军队和物资的问题。周恩来问，尽管在文件中没有规定这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中国军队。

    米高扬同志说，正如他上次所表明的，中国关于经苏联领土调运中国军队的权利的建议之所以被拒绝，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排除在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按照同盟国之间的条约沿我们的铁路调运中国军队的可能性。

    米高扬同志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再一次表示惊讶。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然后，米高扬同志又说，苏联政府考虑了中方关于取消议定书中供应铅的条款的请求，决定满足这一请求。至于钨，我们同意开头两年将钨的供给量，从8000吨减少到7000吨。

    周恩来援引从本国贸易部长那里获得的详细情况声明说，中方不反对在头两年供应8000吨钨。但他们请求将锡的供应量第一个两年从7000吨减至5000吨，第二个两年减至6000吨，以后的十年保持按每年10000吨供应。周恩来对这一请求做出的解释是，产锡的云南省刚解放不久，同时根据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锡矿开采区进行了破坏。他还补充说，如果苏联给予援助，他们就能较快地扩大开采量，到时就可以按苏联需要的数量完成供应任务。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如果中方提出具体需要什么帮助，我们是可以帮助的。

    谈到供应锑的问题，周恩来说，锑的开采地区位于湖南省，但是，无论是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地区都遭到了破坏。因此，要完成苏方指定的订货是很困难的。有鉴于此，中方请求在第一个两年里将锑供应量降至4000吨，在第二个两年里减至5000吨，在以后的十年保持每年8000吨的数字。但如果苏方能在这方面也给予相应的帮助，苏方的订货是可以完成的。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我们坚持我们的数量并准备给予帮助，只要你们说出，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米高扬同志还强调，保持这些数量将刺激中方去扩大这一对中方本身也有利害关系的原料的开采量。与此同时，这也是对履行协定承担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回答说，因为中方对这种原料的开采量还不清楚，为了弄清情况，已经给北京拍了电报加以询问，至今还没得到答复。因此，中方请求等收到答复后，可以就这个问题再讨论一次。在没收到肯定答复时，不得不缩减供货数量。

    我们不反对收到答复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指出，在议定书最后一段谈到偿还贷款的期限时，不写1955年，应注明为1954年，贷款协定第三条是这种更改的根据。 [152]

    我们不反对。

    对于所有的文件，中方再没有提出其他的意见。

    周恩来建议2月3日最后审定条约和协定的中、俄文两种文本。

    我们同意。

    接着周恩来又谈起在新疆开采石油和金属的问题。他指出中方有当年张治中同苏方讨论这些协议的草案。 [153] 中方希望利用这些草案，在乌鲁木齐重新开始这个问题的谈判。但是，鉴于新疆代表团已到达莫斯科，他认为，最好是能在莫斯科开始预备讨论，然后在乌鲁木齐完成。 [154]

    周恩来补充说，按照他的意见，双方的法定资本应是均等的。合营公司的管理方式应与中长铁路一样，即轮流担任职务的原则。拟定中的合营公司的经营期限应比航空合营公司的经营期限更长。

    周恩来谈到在大连的企业的问题时指出，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生效后，中苏联合委员会应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哪些企业将归中苏双方共同经营。

    米高扬同志问，指的是哪些具体的企业，周恩来对此问题答复说，首先就是船舶修配厂的问题，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属共同经营的范围之内。

    双方谈妥，周恩来所提及的问题将由中苏双方代表进行预备性讨论，我方将由葛罗米柯同志参加。

    谈到贸易条约时，周恩来建议近日应结束主要文件及其主要附件的审议工作。有关贸易条约的下一步工作(具体订货数量、价格及其他)，中方将责成贸易部长 [155] 负责，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后，他将与一组中国专家留在这里。

    我们表示同意。

    接着周恩来又问，在4—5天时间里能否结束贸易协议主要文件的讨论工作。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这一点不仅取决于苏方，也取决于中方。

    周恩来又提出，是否应该把空运部队工作结算的议定书看成是航空协定的附件。对这一问题我们解释说，这个议定书应看作是单独的，是一份独立的文件，同航空协定没有任何关系。

    周恩来说，关于邀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问题，他有一些新的建议。因此他问，他能否会见科瓦廖夫同志。

    双方商定，有关专家问题的讨论将通过外交部进行。

    周恩来表示，如果这样，他将就此问题专写一封信给维辛斯基同志。

    以前，毛泽东曾请求苏联政府向新疆省提供棉种和农业机具。周恩来指出，曾就这一问题给斯大林同志写过信。斯大林同志把这一请求归入第二类问题。因为在新疆3月份将开始播种，因此最好不要迟于2月份收到上面提到的农业机具和棉种。

    米高扬同志指出，必须要有关于棉种数量和农机具清单的具体申请。

    周恩来问，可否以单独清单的形式递交这个申请单。

    米高扬作了肯定的回答。

    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最近几天组织他们参观工厂、集体农庄、博物馆等的愿望，这是考虑到代表团的回国日期预定在2月8—9日。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建议问清毛泽东同志的具体愿望和他拟定参观的具体项目。

    我邀请周恩来共进早餐，并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观看芭蕾舞剧《红罂粟花》。

    周恩来表示感谢，接受了共进早餐的邀请，至于是否看芭蕾舞剧，他应允以后告之。

    经同А.И.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此报告。

    А.维辛斯基

    1950年2月3日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50-55

    №16585 斯大林致刘少奇电：中共领导工作者代表团访苏(1950年2月3日)

    绝密

    拜会刘少奇同志并转交下列回信：

    “刘少奇同志：

    根据您的请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者代表团可以于2月份来莫斯科。有关代表团在苏联的费用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负责承担。

    菲利波夫”

    请证实已收到。

    请电报告知已执行。

    维辛斯基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9

    №1333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国党务代表团访苏(1950年2月4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2月4日

    第402项　关于中国党务工作者代表团出访苏联的问题。

    1.满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允许由42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来苏联访问，期限为3个月，以研究联共(布)在党务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

    2.委托格里戈良同志(对外政策委员会)、杰多夫同志(党务、工会和共青团机关部)和波波夫同志(宣传鼓动部)，制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一起工作的计划，并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进行审批。

    3.委托格里戈良同志和杰多夫同志，负责完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一起工作的计划。

    4.委托联共(布)中央办公厅负责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的接待和服务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В.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89

    №09077 克鲁季科夫致外交部报告：1949年美国的对华政策 [156] (1950年2月6日)

    ……

    他们(美国人)继续支持国民党，但他们决心给自己留下行动自由，在可逆转的事态进程中巧妙地进行机动。以司徒雷登为首的美国代表在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地区活动就是这种策略的反映。他们的任务是同新政权接触，研究中共和其他民主力量，寻找其弱点，查明在新的条件下保证美国影响和颠覆民主力量的可能性。

    正如资产阶级报刊和其他材料表明的，美国人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中国有走铁托道路的可能性，所以想恢复在中国的阵地。在强调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时，美国的中国专家们指出，“中国就是中国，与其他共产党员相比，中国共产党员更像中国人”。

    ……除了了解新的经济形势和展开颠覆新政权的工作之外，司徒雷登和留在解放区的美国人还企图让人们相信，有通过施加经济压力保持自己经济阵地和对新制度施加影响的可能性。美国的实业界和国务院相信，不同美国进行贸易，任何中国政府也无法着手恢复中国经济。所以，新政权将被迫向美国人提供明显的优惠。

    ……在以“经济合作”引诱民主政权方面，司徒雷登及其同伙没有成功。民主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对美国和一切外国资本没有表示丝毫的让步。这同中国人民对美国支持蒋介石表示公开愤怒是一致的。因此，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伙相信了，他们不能指望他们的卑鄙伎俩和破坏活动在中国能迅速取得成效。

    美国人现在明白了，新中国不打算在两个体系之间起缓冲作用，因此不可能把新中国拉入反动阵营以帮助国民党。所以司徒雷登提出自己的实验计划后回美国去了。

    白皮书里有许多自我揭露的地方。企图以此恢复自己在沃尔斯特里特主人面前的荣誉，表明正是现在的美国当政者以较好的形式实现沃尔斯特里特在远东的目标——对于这一目标，美国各种集团之间是没有分歧的。

    ……(美国人)盼望中国从苏联那里得不到足够的经济援助。例如……乔治·凯南宣布，“在共产主义领袖还未碰到他们所必须解决的实际困难之前，这一共产主义的实验结果是不会清楚的。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们是否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吧”。

    ……

    美国决定千方百计对中国恢复经济制造困难。按照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国民党同美国人勾结封锁海岸。而且美国人通过限制贸易，给贸易制造困难，使封锁变得更有效。即使解除封锁之后，中国所需物资也不能从美国和马歇尔化的国家运往中国。比如，现在正为从西德购买铁路设备设置障碍，这些设备是当年国民党当局的订货。1949年中期，美国务院建议美国公民离开中国，因为形势表明，美国对中国设置阻力的前景并不乐观。

    美国间谍机构也没有放弃把中国共产党拉上铁托道路的幻想，它为自己提出的首要任务是煽动中共、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正如李克农对罗申同志说的，美国情报机关在中国竭尽全力破坏中苏友谊，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挑衅性地把苏中贸易说成是掠夺中国的粮食和财物，败坏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名声。

    ……白皮书、杜鲁门和艾奇逊1950年1月5日关于台湾的声明、艾奇逊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的讲话以及美国人的其他宣言和行动表明，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所有可能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促使拖延国内战争，支持国民党残余力量，首先是台湾的力量；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封锁中国，给中国经济制造困难。

    支持反动势力，在中国内部建立美国的第五纵队。

    对中国建立敌对包围圈，同时，这一包围圈应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反对东南亚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柱。

    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

    К.克鲁季科夫

    АВПРФ，ф.100，оп.43，п.315，д.142，л.83-103

    №09848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共党务代表团访苏事宜(1950年2月6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3月7日

    第53号

    绝密

    当地时间下午4时，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府邸拜会了他，并遵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向他通报了以下电报：

    “刘少奇同志，鉴于您的请求，中共代表团可于2月抵莫斯科。代表团在苏期间的费用由联共(布)中央承担。”

    刘少奇同志要我转告莫斯科，他对这一决定深表谢意，同时他通知说，中共代表团一行42—45人，将于2月15日从北京启程。代表团名单他另通过中国外交部告我。

    然后刘少奇给我讲了以下事情：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支持苏联政府关于把日本战犯裕仁等人交付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提案，并且将苏联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照会全文公布在自己的报刊上，同时动员舆论支持这一照会。

    刘少奇说，他已指示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起草中国政府的答复照会，以支持苏联政府的提案。中国政府打算把自己的答复照会递交苏联和英国政府。由于美国和法国还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故答复照会将通过英国政府转交。 [157]

    刘少奇请我帮助中国外交部起草答复照会，因为中国外交部还没有经验，还未拟定过类似的文件。

    二、今天，他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向他介绍了莫斯科谈判的过程，并通报他，2月11—12日将签署6个谈判结果文件，这些文件毛泽东将另外电告刘少奇。

    谈话末了，刘少奇感谢我给他的波尔若米矿泉水(100瓶只剩52瓶没碎)。他说，他一天喝两瓶，已经产生疗效，食欲比以前增加了。

    会谈持续30分钟。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出席会谈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П.史白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60-61

    №24797 加里宁致冯文彬函：转交苏联的体育资料(1950年2月9日)

    尊敬的主席先生 [158] ：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苏联体育委员会国际体育交流部现向你们发送一些有关各种体育运动的资料。如果这批资料能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运动有所帮助，我们将非常高兴。

    借此机会，请求您，主席先生，接受我对您深深的敬意。

    苏联体育委员会国际体育交流部代理部长Н.加里宁

    1950年2月9日

    附：

    向中国发送的体育资料的清单： [159]

    М.Ф.伊万尼茨基教授：《人体解剖学》，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体育爱好者指南》，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49年；

    М.Д.托瓦洛夫斯基：《足球》，体育运动出版社，1949年；

    《举重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网球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体操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传统摔跤和自由摔跤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桑勃式摔跤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手球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П.М.采特林：《篮球》，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游泳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Г.马祖罗夫：《跳水》，体育运动出版社，1947年；

    Н.М.萨尔基佐夫谢拉季尼：《体育锻炼》，体育运动出版社，1947年；

    《1947年体育年鉴》，体育运动出版社，1949年；

    《医疗检查问题》，体育运动出版社，1949年；

    《体育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7年；

    《体育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Б.С.杰尼索夫：《拳击》，体育运动出版社，1949年；

    《摩托车运动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篮球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普罗塔耶夫和尤任：《登山运动》，体育运动出版社，1947年；

    阿列克谢·马列因诺夫：《山地滑雪运动》，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关于体育运动的一套招贴画。

    ГАРФ，ф.Р7576，оп.2，д.527，л.2-3

    №09849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共党务代表团访苏事宜(1950年2月11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3月7日

    第55号

    绝密

    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的城里住所拜会了他并通知他，2月16日在奥特波尔车站，为前往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提供两节卧铺车厢，并有一名同志陪同代表团到莫斯科。同时我还告诉刘少奇，金(Дин)和陪伴他的人已于2月9日提前到达莫斯科。

    刘少奇对向他提供情况和为代表团提供卧铺车厢表示感谢，但请求如有可能最好把卧铺车开到满洲里，以免代表团换两次车。他答应将下达指示允许车厢通过边界。刘少奇讲，代表团将于2月15日从北京启程，2月17日抵达满洲里。

    然后我通报刘少奇，今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以刘少奇的名义请求我用飞机把一份文件紧急送到莫斯科，以便在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之前把文件送到他手上。我解释说，从北京到苏联只有2月13日有航班，我指出，如果文件万分紧急，我可同莫斯科联系，请求派专机运送文件。

    刘少奇对我们的关心表示了感谢，并说，如果2月13日从北京到苏联的飞机能捎走文件，那完全可以。刘少奇接下来说，这份文件是印度共产党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全文(关于这篇文章我已电告苏联外交部，见今年2月6日第212号电报)。刘少奇说，通过仔细地研究这篇文章，他认为，印度共产党的形势是非常严重的，党内有“左”的倾向，这可能导致党的覆没。印度共产党走的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它奉行的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提出了关于武装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冒险主义的任务。刘少奇同志估计，在毛泽东收到这篇文章之后，可能要同斯大林同志商量该采取些什么措施。按刘少奇的话讲，他将把这篇文章的实质电告毛泽东。 [160]

    我答应刘少奇，2月13日将用飞机把文章带走。

    会谈持续了20分钟。出席会谈并担任翻译的是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П.史白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65 66

    №00611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1950年2月12日)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2月11日米高扬同志和我会见了周恩来。

    一、周恩来告之，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莫洛托夫转交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的协定草案。

    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个草案的标题必须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一段的结尾俄文是：“协议如下”，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二段俄文是“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

    我们回答，由于这些修改并没有使草案的意义和实质发生变化，大概不会遭到反对。

    二、周恩来说，最好是贸易协定同所有文件一起同时签字。

    我们回答，这将取决于中方。

    关于申请单，米高扬同志说，现在就来看看这些申请单。同时，在申请单上有这样一些机械和设备，比如轧钢机、蒸汽涡轮机等，中方希望在1950年得到这些机械和设备。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就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现在专家们正在确定生产这种设备的时间和可能性，在近期内，我们就可以告之，在什么期限内可以提供什么设备。

    关于价格问题，中方显然是不熟悉情况的。根据外贸部的资料，一些价格是不符合国际市场价格的。外贸部拥有国际市场所有价格的全部资料，并可以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方。如果中国代表团来得及了解这些材料，申请单和价格的问题就可以更快地得到研究。

    周恩来回答，如果对申请单的研究要推迟，那么最好是能先签署贸易协定。申请单和价格的问题委托贸易部长和其他专家们进行审议。

    米高扬同志回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将提交中方进行审议。

    三、周恩来接着说，他认为航空协定草案已经达成了协议。

    四、周恩来还说，他希望确切弄清楚关于支付专家费用的协议草案的几个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不理解第四条的内容。该条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000—4000卢布的补偿金，这笔钱是用于赡养专家的家庭，还是给国家或者直接付给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

    米高扬同志和我都进一步明确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自然，这是通过苏联政府进行的。

    然后周恩来又说，如果规定用美元支付，那么中国政府就不得不支付一大笔钱，而如果以实物结算，对中国政府来说就要容易些。

    米高扬同志回答，支付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

    周恩来问，这个协议是否涉及所有各类专家(军事专家、教师和伊万诺夫专家组等)？

    我回答：根据对协议的理解，它包括各类专家。

    周恩来问，可不可以标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出差期限是2—3年。

    我们解释说，在同中国的协议草案中指明专家在中国的期限是1年，但有可以延长期限的补充条款。

    周恩来答应将把他们对这一草案的修改稿通知我们。

    五、周恩来说，中方希望准备签字的文件最好能在2月14日或者2月18日签字，因为从2月16日开始是我们中国的新年，在这个期间，中国将有3天不出版报纸。

    周恩来补充说，如果贸易合同草案准备好了，也应该在2月18日签署。

    双方商定，日期问题通过大使再进一步协商。

    六、接着，周恩来转而谈到2月14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问题。他问，他们能否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个招待会。同时，周恩来还说，如果斯大林同志不能出席全体招待会，那么，也希望斯大林同志在全体招待会前能参观中国大使馆，周恩来说，我们恳请将这一请求转告斯大林同志。

    我们答应一定做到。

    七、周恩来请求尽快开始同新疆代表团进行谈判。

    米高扬同志回答，在这方面我们期待中国代表的主动性。

    周恩来说，中方请求葛罗米柯同志明天同中方代表会面。

    我们同意。

    经与А.И.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会谈纪要。

    А.维辛斯基

    1950年2月12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附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保障两国的国防，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本补充协定：

    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

    1950年2月　　日签订于莫斯科，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АПРФ，ф.3，оп.65，д.369，л.48-52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64-69

    №00612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股份公司和专家报酬等(1950年2月12日)

    摘自Н.罗申的工作日记

    绝密

    2月12日早上4时，受葛罗米柯同志委托与周恩来会晤。

    一、就与新疆省代表的会晤问题周恩来通报说，中国一方准备于2月12日17时与葛罗米柯会晤。中国一方出席的有：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С.阿济佐夫 [1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新疆的全权代表邓力群和中国外交部司长伍修权。

    二、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由苏联一方把在东北的财产移交给中国人民政府，应该以下列形式进行：

    两国政府间必须签署一份苏联向中国人民政府移交财产的简要协定。应该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其形式类似于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协定中规定的联合委员会，以便移交财产。

    为了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双方共同经营，协定中应该规定一项，中国政府将移交部分财产。

    企业的具体名单目前苏联一方或是中国一方都无法确定，这必须委托给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待其工作结束后再把有关情况向双方政府汇报。

    周恩来提出要求，由苏联外交部起草上述协定草案，并于2月12日转递给中国大使馆。

    三、周恩来请求我向苏联外交部报告下列情况：

    关于不容许各种外国公司和机构在东北和新疆境内活动的协定中没有指出，如何处理目前住在东北和新疆境内的外国小商人以及住在新疆南部的外国牧民(印度的、巴基斯坦的)。周恩来说：“我们考虑，我们将以各种税收逐渐排挤住在东北和新疆的商人，目的是让他们紧缩自己的活动。对那些形迹可疑的人我们将迫使他们迁走，察觉到那些进行侦察活动的可疑分子我们将给予逮捕，而对另外一些人我们将以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其他措施与其斗争。比较难对付的是那些住在新疆南部的畜牧者，但是对这些人我们将逐步迫使他们迁走。我要求苏联一方的代表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并请于与我们会晤时表达一下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四、周恩来请求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两位同志转达，他与他们会晤之后回到住处，又再次仔细思考协定第4项，关于专家的报酬问题，并与毛泽东商量了一下。他们得出结论，如果苏联专家的报酬预先规定作为补偿企业的亏损，按月每位2000—4000卢布，而用美金支付给苏联政府，这将使中国政府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周恩来着重指出，每位苏联专家的价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每月将花费1万斤小米，那时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及副主席每月的报酬只有3400斤小米，而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

    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如果补偿亏损将以提供各种原料和商品的方式来进行，对中国一方而言将比用美金结算轻松得多。我们认为，苏联一方将注意到这些情况。此外，我们要求让我们大致计算一下每位专家的价值，并计算用美金结算报酬和用各种原料基于卢布的价值，采取以任何一种商品的国际价格来结算报酬。”

    五、接着周恩来同志要求转达，2月14日18时签订文件是最合适的日子和时间。在上述日期签订已准备好的文件之后，中国一方有可能于14日在北京通过广播发布简要公报、文件等。而2月15日可能将在全中国的报纸上全部给予刊登，2月16日在中国开始农历新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庆祝新年。在华北庆祝活动将持续三天；至于华中和华南，那里这种庆祝活动将持续一个多星期，在这些日子里人民忙于各种庆祝活动，忙于履行各种传统仪式。因此他们再次要求苏联一方能配合他们。

    Н.罗申(签名)

    АВПРФ，ф.07，оп.23а，д.18，п.234，л.71-74

    №00613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苏条约签约程序和内容等(1950年2月13日)

    摘自А.Я.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互致问候后，双方对共同议题就下列内容进行了会谈：

    周恩来说，根据他与毛泽东取得的一致意见，将在莫斯科签订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协定应该公布。同时周恩来补充说，通商协定、航空航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开采石油和有色金属协定不能签订，是由于这些协定的文本在某些方面要求有更详细的说明和取得一致意见。

    周恩来声称，在莫斯科签订的协定的汉语文本将被送往北京，呈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而且，如果某些签订的协定没有公布，那必须向政务院作专门解说。周恩来着重指出：“根据我们的意见，公布全部签订的协定既是为中苏的利益，也是为了所有民主国家的利益，因为这里也将提高这些国家在全世界的威望。”

    我对周恩来说，虽然他叙述的意图表达得相当清楚，但是双方尚未就公布全部协定和其他文件达成协议。公布任何一个文件的问题必须讨论。这个问题我必须报告苏联政府。关于苏联政府的决议我会及时通知周恩来的。

    会谈进行了30分钟，出席会谈的有：葛罗米柯、费德林和王稼祥。

    А.维辛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8，л.18-19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75-76

    №07355 维辛斯基与王稼祥会谈纪要：中苏条约签约程序等(1950年2月13日)

    摘自А.Я.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绝密

    互致问候以及对议题作简短交谈之后就下列内容进行了会谈：

    王稼祥说，周恩来委托他弄清楚签约的程序，因为这种签约仪式是他生平第一次。

    我告诉王稼祥签约程序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并向他讲述了我们签订类似文件的现行制度。

    提到准备签订的条约与协定时，王稼祥说，周恩来对另外几个文件，就是通商协定与航空协定有顾虑。还有，在新疆开采石油、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协定，中国一方在2月14日前不可能准备好，因为这些协定在有些方面要求有更详细的说明。

    我说，如果这些文件尚未准备好签订，看来只能局限于草签。

    王稼祥同意这样做。

    会谈进行了20分钟。

    出席会谈的还有И.Ф.库尔久科夫。

    А.维辛斯基

    分送下列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佐林、波采罗布、第一远东司

    1950年2月1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8，л.17

    №24798 安德烈耶夫对中共文件《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评述(1950年2月13日)

    机密

    该报告是供内部使用的中共文件，其中包含了1949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一些时间段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材料。

    工业占中国国内经济的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轻工业的比重高于重工业。在1935年，工业部门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占据5.5％，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占据94.5％。

    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国有工业的比重达到60％。国有成分在煤炭工业中占70％，在铁矿石行业中占60％，钢铁行业中占90％，电力行业中占78％，电子设备行业中占36％，纺织业中占43％，水泥生产中占60％。所有的铁路都控制在国家手中。

    农业具有私有小生产的性质。农业改革只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推行。在商品流通中私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

    国外资本，主要是英美资本，保持了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外国银行在中国继续开展业务；上海的电站、电报局、电车都有国外资本，外国资本占据港口52％的仓库以及所有的石油业；英国在华北的开滦煤矿公司占据55％的投资，该公司开采的煤炭占据中国的14％；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中都有英美的烟草公司，而且这些工厂占据上海烟草生产的三分之一，占据天津烟草生产的一半；上海和南方港口70％的对外商品流通是通过外国轮船运输的。中国还在其他一些国家发行债券，其中包括进行铁路建设的债券。

    1949年中国工业的主要指数为：铁矿石开采将近50万吨(占战前产量的20％)；煤开采2800万吨(1942年是5500万吨)；生产铁15万吨(1943年生产18万吨)；生产钢10万吨(1943年生产90万吨)；纺织工业生产了450万锭；丝织业生产了15万锭。

    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在最近2—3年内使工业恢复到其历史的最高水平，并建设一般的机械制造厂和农业机械制造厂。

    农业生产为1065.6万吨，也就是达到了战前农业生产的80％，基本满足国内居民的需求。棉花的总产量为1133万担，也就是战前产量的78％。为了满足纺织工业和居民的需求，尚需要467万担棉花(一担是59.6公斤 [162] )。同1937年相比，牲畜的数量减少了36％。

    战前的1943年，中国有26000公里的铁路。到1949年上半年末，恢复了16606公里的铁路网。

    1949年7月，在中国解放区的水域有217艘船舶，吨位为138732吨。在蒋介石统治时期船舶的总吨位为120万吨。大部分船舶都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

    1949年上半年解放区的进出口总额将近8000万美元。进出口基本相当。

    1949年的预算支出为20亿银元，而收入为15亿银元。赤字为5亿银元。1949年50％以上的开支用于军事需求(1948年用于军事上的开支占70％—89％)。用于工业恢复的开支开始增长，特别是用于东北和华北工业恢复的开支。预算中的巨大赤字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货膨胀。

    С.安德烈耶夫

    1950年2月13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7，л.51-53

    №1246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毛泽东等人赠送礼物(1950年2月15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2月15日

    第9项　关于外交部的问题。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赠送礼物的决议草案(见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第9项

    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赠送礼物的决议

    1950年2月__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向毛泽东、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赠送如下礼物：

    向毛泽东赠送一辆吉斯110牌汽车作为专车；

    赠给毛泽东的夫人一件卡拉库尔羊羔皮做的大衣；

    向周恩来赠送一辆吉斯110牌汽车作为专车；

    赠给周恩来的夫人一件卡拉库尔羊羔皮做的大衣；

    赠给陈伯达教授一套采用斑岩制作的书写用具；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刘亚楼将军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政治秘书师哲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外交部秘书处处长赖亚力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重工业部技术顾问沈鸿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贸易部技术顾问肖荣泉(СяЛунчуань)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旅大市委员会书记欧阳钦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局局长柴树藩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电业管理局局长程明升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鞍山钢铁工业公司副经理王勋(Ван Сюнь)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Не Чунь-юн)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煤炭局计划处处长罗伟(Ло Вэь)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对外贸易管理局副局长陈燕清(Чэн Янь-цин)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毛泽东的副官汪东兴少将 [163] 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叶子龙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周恩来的私人秘书何谦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翻译马列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译电员陈江新(Чен Цзян-син)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速记员陈邦臣(Чен Бан-чен)大衣料子和西服料子各一块；

    赠给警卫人员李家珍(Ли Ця-цзе)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厨师耿树宾(Ген Шу-бин)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阿济佐夫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邓力群一个镶珐琅的银制烟盒；

    赠给军队的政工干部马寒冰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农业银行行长胡萨因·穆拉托夫一个镶珐琅的银制烟盒；

    赠给翻译陈锡华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作为对苏联部长会议预算的增补，从苏联部长会议储备金中拨出用于支付本决议列举的那些礼品所必需的款项。

    3.责成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阿科波夫同志)，于1950年3月向苏联外交部拨出本决议第一条中指明的车辆，以便把这些车辆转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4、106-108

    №139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文：转交印度共产党的资料(1950年2月15日)

    斯大林同志：

    为了让您了解情况，我把译自中文的我所收到的刘少奇同志的两份电报的译本发给您。

    至于我们用印度共产党的资料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我已吩咐王稼祥同志在收到小册子后把它译成俄文再转交给您。

    致敬!

    毛泽东(签名)

    1950年2月15日

    附件：

    译自中文

    刘少奇关于印度共产党的“左”倾路线错误所发电报 [164]

    毛主席!

    前不久，我们得到了一些关于1949年2—6月间印度共产党的材料。目前，这些材料已译成中文并被印成了小册子。今年2月13日，该小册子由乘机返回莫斯科的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外交信使带给王稼祥，并由他转交给您。在看了这些材料以后，请您与斯大林同志交换一下意见，以便我们随后就该问题能够坚定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个人认为，目前印度共产党所执行的路线是一条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该路线的拥护者们不但反对印度共产党自身内部的正确意见，而且还对所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路线，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进行指责。他们对印度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估计不足，却对印度资产阶级反对印度资本主义的斗争过于强调。总之，他们既混淆了印度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混淆了印度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在斗争策略方面，他们认为，推翻尼赫鲁政府只能采取全面罢工的方式，反对在印度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和革命活动。这些都是极端的、明显的“左”倾错误的表现，与我们党当年所犯的“左”倾错误如出一辙。

    我认为，应当仔细研究这个材料，并必须对其中的错误提出批评。

    刘少奇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201、103-104

    №16593 史白夫与刘少奇和李克农谈话纪要：中苏签约招待会(1950年2月15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3月7日

    第58号

    绝密

    1950年2月15日刘少奇为庆祝签订中苏条约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我分别同刘少奇和李克农进行了交谈。在这两次谈话中，刘少奇很关心在莫斯科哪座建筑里签订条约，签订时有谁参加。

    李克农对我说，斯大林同志出席王稼祥大使的宴会说明了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特别友好和关心，因为他从来没有出席过其他国家大使的宴会。

    李克农继而主动向我讲述，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在王稼祥的宴会上很快乐，但喝得不多，却一直以葛罗米柯比自己年轻得多为借口，让葛罗米柯同志喝酒。

    交谈时间很短。大使馆礼宾处处长、三等秘书萨夫罗诺夫担任翻译。

    附注：这些材料说，王稼祥大使显然极其详细地甚至连细节都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因为刘少奇知道2月15日(宴会后第二天)在王稼祥举办的宴会上发生的事情，他只能从王稼祥那里了解这些情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

    П.史白夫(签名)

    分送3份：葛罗米柯、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72-73

    №05166 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中苏关于贸易协定草案的谈判(1950年2月17日)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2月16日与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谈。

    周说，他已仔细审阅了苏方的贸易协定草案，他认为，中方对基本问题没有反对意见。但是，还有几点不清楚的地方和问题。

    一、中方草案中，规定每4个月进行一次结算，而苏方草案中却规定6个月进行一次。

    二、苏方草案第六条的最后一段没指明用货物偿还贷款，而中方草案中指明了这一点。

    三、中方草案中(第七条)规定，贸易不仅可以在国家机关之间进行，还可以在两国的各种公司之间进行。苏方草案中却没有这一条。

    听完周的话，我们回答说，以4个月的期限结算一次太不方便，按半年结算一次比较简单、方便，而且实际上已经过去2个月了，现在的问题是只剩下4个月，但这个问题关系不大。至于第六条，苏方草案中规定了用货物支付。

    中方草案第七条的内容完全反映在苏方草案的第一条和第十条中。此外，苏方草案中“贸易团体”这一概念是很广泛的。

    …… [165]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77-81

    №24799 佩列韦尔泰洛致科舍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代表处的工作(1950年2月22日)

    致苏联总领事馆

    А.И.科舍廖夫 [166] 同志：

    我们期待您对我们在11月11日的第1582号信件做出详细的答复，其中包括您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代表处在新的条件下的工作。

    请通知我们，你们同报刊编辑部是怎样联系的，同他们的联系方式是什么。我们期待您最近能够把同你们有业务联系的报刊的性质、首先应当向它们发送什么样的材料、需要为它们提供哪些选题都通报给我们。在你们具体的通报中通常必须都要指出，是为哪些杂志提供文章。我们的计划是按季度制订的，因此，希望在计划制订之前能够得到通报，也就是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中旬提供通报。但是，在每季度提供通报的同时，不排除根据需要和发生的事件提供日常例行的通报(业务上的通报)。

    我们还必须了解，每月应当向你们发送的文章的数量是多少，要考虑的是，这些文章都能真正发表。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怎样处理我们现在通过黑尔系统 [167] 发送给你们的那批材料。从你们的答复判断，我们的文章和材料远不是都能发表。对于我们通过黑尔系统以及其他渠道发送的材料的数量和质量，你们有什么看法？我们发送给你们的这些从苏联中央报刊上摘选的文章和材料是否需要？

    我们还非常需要了解的是，你们是否能够把发送给你们的材料向中国其他地区推广，特别是对于一些重要的较为紧迫的材料(通过电报、航空邮件或者其他渠道邮寄的)，如果可以的话是以什么方法推广的？在必要的情况下，新华社或者其他地方机构能否提供帮助。请通报一下，你们可以把什么样的材料，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送往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你们不能超出邮电开支的预算。

    为了做好工作，提高发送给你们的文章的质量，我们必须得到各地对这些文章的反响和批评，其中包括得到中国报纸和机关的反响和批评。如果一些文章由于其质量不能令人满意而不能被采用的话，把这些文章通报给我们，并指出其主要的不足。比如，你们没有使用我们通过黑尔系统发送的一些重要文章(梅利尼科夫：《苏联为统一的、热爱和平的、民主的德国而斗争》，12月17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德拉雅舍夫：《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是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样板》，12月22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梅利尼科夫：《和平拥护者的强大力量》，12月17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特列季亚科夫：《战后苏联工业的增长》，12月20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兹维亚金：《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2月1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德拉雅舍夫：《帝国主义者在保加利亚的阴谋的破产》，12月6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弗拉索夫：《斯大林是苏联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12月9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克列缅季斯：《苏捷同盟条约六周年纪念》，12月12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罗戈夫：《南斯拉夫人民反对铁托叛徒集团的斗争》，12月13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恰普雷金：《罪恶阴谋的破产》，12月20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等等)。这些文章没有被采用的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转交给你们的维辛斯基同志的发言以及苏斯洛夫《保卫和平，同战争贩子作斗争》的报告，我们也没有得到关于被采用的通知。

    请你们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予以详细的答复，并把你们关于我们在准备文章的时候应该予以考虑的所有想法都告诉我们。

    对于你们在1949年12月10日的信件中提出的问题作如下通告：邮电费现在不可能调整，只能在预算的范围内使用；电报纸条和油墨早在1949年12月初就送给了你们；至于办公场所的维护以及购置家具的费用，这些开支也应当在实现这些目的的预算范围内。

    苏联远东各加盟共和国新闻局报刊部主任

    А.С.佩列韦尔泰洛

    1950年2月22日

    哈尔滨

    ГАРФ，ф.Р8581，оп.1，д.430，л.29-31

    №124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设立塔斯社北京总社(1950年2月25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2月25日

    第84项　关于设立塔斯社北京总社的问题。

    1.把驻北京的塔斯社新闻记者站改组为塔斯社中国总社。

    2.把驻上海和南京的塔斯社分社改组为塔斯社新闻记者站。

    3.委托塔斯社驻北京总社负责：

    (1)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莫斯科转送新闻；

    (2)以集中的方式，通过中国的新闻机关新华社，用中文提供塔斯社关于国际和国内的情报信息；

    (3)领导《时代》出版社的工作，允许将这个出版社从上海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保留其分支机构。

    4.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编制委员会(库津同志)制定塔斯社北京总社以及塔斯社上海和南京新闻记者站的编制，以便使塔斯社在中国的这3个办事处的总人数不超过32人(其中苏联工作人员为12人，其余2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5.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在1950年上半年，给塔斯社拨出一台无线电发射机，以便通过无线电传向中国转送情报信息。

    6.责成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在1950年第一季度内，向《时代》出版社提供200吨印刷用纸。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19

    №124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一些新疆苏联公民的国籍(1950年2月26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2月26日

    第88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通过苏联外交部关于取消现新疆省政府的组成人员以及在新疆政府机关里担任领导职务的下述苏联公民的苏联国籍的建议。这些人员是：赛福鼎·阿济佐夫 [168] 、阿斯哈特·伊斯哈科夫、法捷伊·伊万诺维奇·列斯金、安瓦尔·汉巴巴耶夫、加宁·巴德尔、安瓦尔·贾库林、卡尤姆贝克·哈基姆贝科夫、雅库别克·哈桑巴耶夫、胡萨因·穆拉托夫、马德日特·肯金、卡马列特金·萨德科夫、阿布杜尔·扎基洛夫、阿布德拉赫曼·哈萨诺夫、努苏普汉·本巴耶夫、阿利姆占·哈基姆巴耶夫和安瓦尔·穆萨巴耶夫。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20

    №1246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将空难人员骨灰运回新疆(1950年2月26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2月26日

    第94项　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通过苏联外交部的建议：

    一、允许从乌兰乌德 [169] (布里亚特—蒙古交界)把在1949年8月空难中牺牲的卡西莫夫·艾哈迈德、莫努诺夫·伊斯哈姆别克、苏古尔巴也夫·达列力汗、阿巴索夫·阿不都克里木、罗志、纳斯洛夫·乌斯满、伊敏诺夫·阿不都拉希特和克利莫夫·加尼的骨灰运送回新疆，运送所需费用由中国方面支付。

    二、委托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按照第一个问题的指示同新疆省政府进行谈判。

    三、在达成协议后，委托苏联交通部(贝舍夫同志)为运送骨灰提供单独车厢。

    四、委托情报委员会(萨夫琴科同志)组织从乌兰乌德向新疆运送骨灰。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21

    №09117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等报告：对溥仪等人及其贵重物品处置意见 [170] (1950年3月3日)

    致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维辛斯基同志：

    1945年苏联部队在东北扣留了原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与溥仪一起被扣留的还有他的8名家属和亲友、14名以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的原伪满政府的部长、23名中国将军和12名外交部官员，共58人。

    这些被扣留的人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内务部集中营。

    1946年5月10日溥仪给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要求接受属于他个人的贵重物品，目的是“……把它们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溥仪声明的译文，苏联内务部已于1946年6月12日呈报给您。

    这些贵重物品(按“首饰、钟表、贵重金属和宝石贸易经理部”1946年收购价格值47.3万卢布)以及属于原伪满政府部长和官员的贵重物品(按上述估价值47.6万卢布)现存苏联内务部。

    上述物品包括金银制品(镯子、坠子、项链、戒指、表、餐具和茶具等)、珠宝、部分镶嵌有宝石的物品、珍珠和人造宝石制品。

    苏联内务部建议妥善的处理办法是：

    1.委托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把上述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情况通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关心把这些人转交给中国政府；

    2.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之后，立即把这58名被扣留的中国人，按所附名单连同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转交中国政府管辖。

    请您批示。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8卷，第1853—1854页

    №1246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闭驻北京的苏联总领事馆(1950年3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7日

    第178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通过苏联外交部的如下建议：

    1.把驻中国的苏联大使馆迁移到北京，关闭驻北京的苏联总领事馆。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愿望，决定在沈阳和广州开设苏联领事馆。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41

    №1246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补偿在华苏联军士的开支(1950年3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7日

    第180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1.对到中国出差的苏联军队的军士，实行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1月30日决议为苏联专家规定的工资条件，以便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按每名到中国出差的苏联军士每月1500卢布支付给苏联政府，用于补偿上述指明的决议中的第二条规定的开支。

    2.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到中国出差的苏联军队的士兵的全部生活费用，并补偿与往返旅途中(无论是在苏联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内)有关的开支以及士兵应具备的行李的费用。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41-42

    №200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米高扬的任命(1950年3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7日

    第159项　关于对外贸易部的问题。

    任命米高扬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的全权代表，确保完成向中国供应苏联设备的任务，并利用苏联给中国提供的贷款进行结算。

    任命缅希科夫同志为米高扬同志在这项工作上的助手。

    РГАСПИ，ф.17，оп.3，д.1080，л.38

    №07356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1950年3月8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第62号

    绝密

    接见了王稼祥，陪同他的有刘亚楼将军和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

    王稼祥通报说，由于刘亚楼将军3月10日将返回中国，如果苏方不反对，航空协定将由他(王稼祥)签字。

    我回答，谁将代表中国签署协定的事情应由中方决定。

    话题转到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问题上，王稼祥问，我们是否同意中方缩短这个协定名称的建议，即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来替代我们的草案中的下列名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派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关、组织和企业工作及其支付条件的协定”。

    我说，协定的原标题能更清楚地反映双方的义务。不过，我们将考虑王稼祥的建议，然后给予最终的答复。

    王稼祥说，第三款的第二段，规定中国政府将补偿给苏联出差专家的费用，这一条款可理解为：这些费用，一种情况是补偿给苏联政府的，而另一种情况是支付给苏联专家本人的。

    我指出，我们的支付给“苏联”的表述是包括以上这两种情况的。

    王稼祥说，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中文最好是用“补偿苏方”来代替“补偿给苏联”。

    我回答说，我们坚持认为这是纯俄文的表达方式，而中方对这个表述进行翻译时要慎重处理。

    接着，王稼祥说，对第四款他还有两个问题，根据这一条款，中国应每个月按每位专家1500—3000卢布支付给苏联政府。

    因为这些支付是用卢布进行的，所以必须确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这些支付的资金储备。周恩来委托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来莫斯科后解决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问题周恩来在与米高扬同志谈话时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当时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因为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详细讨论。显然，支付专家的方式问题需要进行补充讨论。

    王稼祥指出，中方打算通过出售大豆的途径来建立苏联的货币储备，中国政府希望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讨论这个建议。

    我说，类似这样的建议是属于贸易谈判范围的。

    王稼祥说，周恩来在与米高扬同志谈到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来莫斯科的必要性时，指明了他们面临的3项任务：制定贷款双方结算的协定，解决贸易协定支付方面存在的问题，决定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费用的支付方式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与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目前只讨论了第一个问题。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们说，关于第三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接到通知。因此，受政府的委托，他(王稼祥)请求给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们下达指示，讨论苏联专家的支付问题以及就这个问题中方的有关建议。

    我说，大使的这个请求，我将向苏联政府汇报，答复后告。

    根据协定，中国向苏联政府支付专家工作的费用，除此以外，还要支付给专家本人数目相当于相应的中国工作人员的工资，王稼祥注意到，这份工资不够专家养活自己在中国的人口很多的家庭。王稼祥强调说，中国政府很关心，专家们是否能将其家属带到中国，如果这样他们就会更长久、更好地工作。

    王稼祥问，是否能将中国政府支付给苏联政府的那部分(指补偿损失的那部分，1500—3000卢布)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王稼祥还说，一些苏联军事工作人员本人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说，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修改。专家们将自己决定，根据现有的条件和本人的收入情况，他们是否应该携带家属。

    王稼祥又问，是否可以答复他以前提出的关于军士和普通士兵的工资支付问题。

    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我说，按照支付条件我们准备把军士的工资提高到同低级专家一样，即作为补偿损失每月支付1500卢布。我们甚至赞同，对于普通的士兵，中方也应支付他们的实际生活费用，而这笔费用不能算在应该补偿他们的差旅费之中。

    王稼祥说，苏联顾问中军士的数量占大部分，这样，支付军士的将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按照王稼祥的意见，给教师和技术专家的支付与给军士的支付有些不相称。王稼祥确认，军士在苏联只能收入500—600卢布，因此，是不应该把规定给其他专家的条件扩展到这部分军人身上。王稼祥还说，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1500卢布的标准太高了。

    我说，这个数字的确定考虑到了很多因素，而我们的立场又是以许多恰当的理由为基础提出的。

    王稼祥问，是否应该转而讨论苏联军事专家来中国工作的具体条件，其中包括军士和士兵，因为主管这个问题的刘亚楼将军将要离开莫斯科了。王稼祥还暗示，他希望暂时不要提出关于军士和士兵的支付问题。

    我答复说，我没有被授权对这个问题表示同意，并再一次重申了我们关于军士和士兵的支付条件，且列举了这些条件的依据。

    王稼祥允诺向自己的政府汇报我们关于支付军事专家问题的意见。

    王稼祥还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于胡志明的请求，即中国大使馆可以暂时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的利益而持何种意见。

    我回答说，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王稼祥通报说，对于在新疆建立苏中石油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中方将在近一两天内作出答复。

    指出这个答复已拖延了很久后，我表示希望尽快得到答复。同时，我还指出，这种长时间的拖延破坏了我们1950年的计划。

    出席会谈的还有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通金同志、第一远东司代理副司长库尔久科夫同志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А.葛罗米柯

    打印16份，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佐林、古谢夫、拉夫连季耶夫等同志，总秘书处，第一远东司，档案室(3份)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8，л.36-40

    №09118 外交部和内务部呈斯大林请示：对溥仪等人及其物品的处置意见 [171] (1950年3月9日)

    斯大林同志：

    在苏联内务部集中营关押的人当中有被扣留的原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他的家属和亲友，原伪满政府部长，中国将军和伪满政府外交部官员，共58人。

    苏联内务部保存着溥仪及其随员的个人贵重物品，主要是珠宝、金银、首饰制品，根据1946年“首饰、钟表、贵重金属和宝石贸易经理部”的收购价格，价值94.9万卢布。

    上述情况，苏联内务部已于1950年3月3日向您报告过。(第826СС/К号)

    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妥善的处理办法是，把上述人员和属于他们个人的贵重物品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置。

    附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请您批准。

    А.维辛斯基、С.克鲁格洛夫

    1950年3月9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0年3月__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一、委托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准备把处于苏联的原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他的随员，原伪满洲国政府的部长、将军和官员，共58人，在中国政府同意接收上述人员的情况下，按所附名单，根据协商之后的程序和期限，交中国当局处理。

    在交接上述人员时，同时把在苏联内务部保管的溥仪及其下属人员的贵重物品交给中国当局。

    二、责成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在确定了把上述被扣留的中国人员及其财物移交中国当局的程序和期限之后，实施这一移交。

    ……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8卷，第1881—1883页

    №09851 史白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苏中合营公司协定(1950年3月9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4月3日

    第94号

    绝密

    1950年3月9日23时30分，我到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府邸拜会了他，并根据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8日第187号指示向他通报了以下事情：3月2日，中国大使王稼祥在外交部就成立联合公司开采新疆金属和石油问题举行会谈时通报说，他期待你们(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沈阳给他下达训令，指望3月3—4日能收到训令。王稼祥至今还未通报中国政府关于把上述协定草案交给他的答复。

    我接下来说，我们请尽快给予答复，否则我们1950年的计划将因此事耽搁而受到破坏。

    毛泽东回答说，他们研究了这个问题，3月8日已给莫斯科王稼祥发去相应的指示。同意协定草案，其中只作了一些不大的技术性改动。毛泽东表示抱歉，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耽误了一些时间。他风趣地补充说，这样，维辛斯基同志对顺利完成苏联工业“五年计划”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对于我祝贺他顺利归来和问候他的健康状况，毛泽东表示了谢意，感谢他在苏联期间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他说，他现在很健康，比去苏联之前的感觉好多了。

    会谈持续了15分钟。出席会谈的还有周恩来、朱德。我方出席会谈并担任会谈翻译的是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同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84-85

    №09852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台湾驻日使团等问题(1950年3月9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4月3日

    第91号

    绝密

    我到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府邸拜会了他，并根据苏联外交部1950年3月8日第186号指示向他通报了以下事宜：据从我驻日本东京代表那里得到的消息，朱世明认为，在进步分子，尤其是中间阶层和年轻人的支持下，近几个月在改变使团氛围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朱世明认为，他们还没有达到可采取决定性步骤的阶段。朱世明认为，在台湾政府还未对他施加压力之前，他可采取中立立场。

    朱世明表示了这样的意见，他将尽全力在现在的岗位上留下来，一直到不需要时为止。但他个人倾向于，一旦有离去的可能性，他便立即离去。他想在获得新的任命之前，首先去北京。

    接下来，为执行苏联外交部1950年3月9日第189—193号指示，我对周恩来通报说，朱世明通过我驻东京代表给他(周恩来)转来一封信。我补充说，在从东京收到该信之后将把信的全文转交周恩来，这封信的基本内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朱世明同野坂和其他人商量之后的计划是：其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到达日本之前继续占据现有的岗位(集体的和个人的)；其二，在采取坚决、公开的行动之前，把他们从事秘密工作被暴露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信中指出，朱世明及其小组的基本思想是，为发表公开声明和真正实现顺利地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边，选择最佳时机。

    二、万一朱世明小组没有及时行动，考虑到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按照朱世明的看法，可能出现以下事情：

    (一)实际上无法重新任命人员以占据相关职位和完成相应的任务；

    (二)立即任命反动小组的代表；

    (三)使团里出现内部分裂和公开冲突，这必将导致麦克阿瑟以武力干涉。如果需要这样干的话，最不好的结果是被强行驱逐出境。最先出现的后果将是秘密计划暴露，使地下工作者失去至今为止所受到的庇护。

    三、朱世明写道，直到目前，条件还不成熟，不能过早地采取行动。所谓有利条件，他指的是在安理会和远东委员会取得席位，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承认以及解放台湾。

    朱世明同时指出，如果在上述事件出现之前采取预计的行动，他们不能保障立即取得成功。

    四、朱世明建议，在期限问题上作出最后决定之后，作为预先步骤，应正式声明，重新任命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成员及所有顾问。他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希望不久从北京向日本派去一名这样的秘密代表，他有权担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副手的职位，还应授予这位代表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里建立代表团机构和改组外交使团的权力。

    朱世明建议以密令形式特别提醒这位代表注意：

    (一)现有全体人员，平民也好，军队也好，包括以前各个部派来的临时人员(反动分子和变节分子除外)以及同秘密勤务有关的人员，都应得到一定期限的重新任命。

    (二)所有军警应该保留，应在新的使团里继续服役。

    朱世明还建议，以密令规定为在日本的中国侨民提供保障，为在日本的大学生提供援助，为部分在日本的中国商人提供优惠和同大陆通商的机会，为在日本的各个政府代办处的职员提供在新政府里谋取职位的保证，如果他们坚决同台湾反动政权决裂的话(上述各种代办处指“中国银行”、“中国国家航空公司”、“中央新闻社”)。

    五、朱世明在信中解释，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委员由国家元首任命，外交使团团长根据外交部长的推荐由总理任命。使团团长派驻麦克阿瑟那里，他的委派需事先征得麦克阿瑟的同意。朱世明还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任命了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国家。目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是王新琼(Ван Син-Чун)(日本问题专家)，朱世明请求在新的任命中保留王的这一职务。

    六、朱世明再次请求，希望在发表重新任命正式声明和他们发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的时间上，预先商定好。

    了解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周恩来对我表示了感谢，他说，这封信有重要意义。他说，他们将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准备予以答复，答复通过我们转告东京。

    然后周恩来对我讲，最近，赖伊就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相应组织机构问题，对安理会所有理事国发出呼吁，中国对此给予密切关注。按照周恩来的意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赖伊的呼吁、艾奇逊声明，美国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设置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服从多数。

    周恩来说，他在莫斯科时，曾多次同维辛斯基讨论美国的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讲，今后中国外交部在这些问题上要征求维辛斯基同志的意见。

    基于上述理由，周恩来请我征求一下维辛斯基同志的意见，看赖伊和艾奇逊的讲话里面是否隐藏着什么鬼把戏，关于这些讲话，维辛斯基同志对中国外交部是否有什么建议。

    我答应周恩来，立即把他们的请求报告给维辛斯基同志。

    会谈持续45分钟。

    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出席会谈并担任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92-96

    №24801 苏联向中苏友协旅大分部转交的教材和文学作品清单(1950年3月16日)

    我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大连市全权代表Г.Х.格鲁舍茨基和中苏友协旅顺大连地区分部副主席王勤(Ван Цюнь)签署了如下文件，由格鲁舍茨基转交如下材料，而王勤接受这些材料：

    一、书籍和教材

    1.М.С.伊赫捷依曼：《护士教程》第一册，1本

    2.М.С.伊赫捷依曼：《护士教程》第二册，1本

    3.А.Н.韦利克列茨基：《外科教程》，1本

    4.《鼻外科》，1本

    5.Г.Ф.伊万诺夫：《人体解剖的标准和基础》，1本

    6.А.М.久科夫教授：《传染病》，1本

    7.А.З.索尔金：《骨结核》，1本

    8.Л.Г.列卡列夫：《农村医疗区段》，1本

    9.С.Я.弗赖德林：《医疗保健站工作的组织》，1本

    10.А.Г.卡普拉洛夫：《护理员基本知识》，1本

    11.Г.В.舍列伊霍夫斯基：《南方城市的小气候》，1本

    12.《工业污水》，1本

    13.А.А.波洛温金：《自然地理概况》(供大学教师使用的教材)，10本

    14.Г.И.伊万诺夫、А.С.多布罗夫：《世界地理》(供7年制6年级学生和中学生使用的教材)，10本

    15.И.А.维特韦尔：《国外经济地理学》(供中学9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9本

    16.Н.Н.巴兰斯基：《苏联的经济地理学》(供中学8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8本

    17.С.В.切夫拉诺夫：《苏联地理》(供7年制7年级学生和中学生使用的教材)，9本

    18.А.С.巴尔科夫、А.А.波洛温金：《自然地理学》(供中学5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10本

    19.Н.Е.维特科维奇：《地理学》(供初级中学4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10本

    20.《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6本

    21.С.Ц.达斯卡罗夫：《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共和国》，1本

    22.В.А.杰格佳廖夫：《我的生平》，1本

    23.马丁·安德森·涅科谢：《小说精选》，1本

    24.米哈伊尔·科奇耶夫：《桦树的主人》，1本

    25.А.И.库普林：《短篇小说集》，3本

    26.М.伊林：《新边区》，3本

    27.彼得·科马罗夫：《诗歌选集》，3本

    二、乐谱

    1.А.В.亚历山德罗夫：《斯大林颂》(供大管乐队使用)，4份

    2.А.В.亚历山德罗夫和М.伊纽什金：《斯大林颂》(供混合唱、俄罗斯民间乐队使用)，1份

    3.А.哈恰图良、民间诗人米尔扎和塔乌兹：《斯大林史诗》(供大型交响乐队和混合演唱团使用)，1份

    4.瓦诺·穆拉德里、А.苏尔科夫：《斯大林的意志引导我们》(男中音歌曲、混合合唱)，4份

    5.В.Л.扎哈罗夫、М.伊萨科夫斯基：《祝福斯大林》，4份

    三、文章

    1.Д.别列尼卡娅：《苏联的急救站》，1份

    2.《欢呼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实现》，1份

    3.Ф.马卡连科夫：《苏联在培育新的畜牧品种上取得的成就》，1份

    4.В.亚历山德罗娃：《帕博罗·聂鲁达在苏联》(6张照片)，1份

    5.И.切布舍夫：《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的水利设施》，1份

    6.А.兹古里季：《苏联的电影科学和教学》，1份

    7.Н.亚特诺：《对孩子进行艺术教育的中央艺术宫》(5张照片)，1份

    8.В.苏林：《各民族国家的电影业》，1份

    9.А.尼基福罗夫：《列宁和斯大林论民族自决权：纪念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1份

    10.彼得·奥尔洛夫：《以斯大林的名义》，1份

    11.А.阿拉克良：《苏联的社会所有制》，1份

    12.Н.帕申：《繁荣的乌克兰苏维埃艺术》，1份

    13.《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第12期)，1份

    14.《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公报》，1949年第58期(英语)，43份

    转交人：格鲁舍茨基

    接收人：王勤

    1950年3月16日

    大连市

    ГАРФ，ф.Р5283，оп.18，д.104，л.157-158

    №124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确定无线电广播短波的会议(1950年3月1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17日

    第255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1.认为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关于确定无线电广播短波的会议是适宜的。

    2.批准由下列人员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С.Н.斯托亚诺夫(代表团团长)、В.И.西福罗夫、В.Ф.热列佐娃、Н.И.戈卢别夫、Б.М.希姆萨、А.А.戈尔布诺夫、Г.М.乌斯片斯基、С.С.米哈伊洛夫(苏联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参赞)。

    3.批准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见附件 [172] )。

    4.委托苏联代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声明，声明从大会的组成中开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同时还要指出：否则，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会议的工作，苏联将拒绝承认会议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是合法的。

    5.在会议清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之前，苏联代表团不应该参加会议的工作。

    6.责成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向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通报苏联对于这次会议的态度。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56

    №1247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国驻苏使馆代表越南利益(1950年3月1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17日

    第256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采纳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在苏联可代表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56

    №124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德日战俘问题(1950年3月1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17日

    第257项　关于德国和日本战俘的问题。

    批准由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德国和日本战俘问题的决议草案以及塔斯社关于遣返战俘工作结束的通报草案(见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第257项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第4号附件

    应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原日本军队战俘(将军)的名单

    EPUB/Image00005.jpg

    ①原文如此。经查，原弘志，伪满铁路警备队参谋长，军衔为少将。——编注

    续表

    EPUB/Image00134.jpg

    草案

    塔斯社关于结束从苏联遣返日本战俘工作的通报

    1949年5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遣返事务全权代表的声明通报说，临近1949年5月，绝大多数日本战俘已经被从苏联遣返回日本，除了因为犯有战争罪行处于被调查的那些战俘之外，剩余的95000名战俘应该在1949年内遣返完毕。

    塔斯社被授权通报，目前，苏联机关已经结束了苏联部长会议遣返事务全权代表在1949年5月20日声明中提到的那些日本战俘的遣返工作。1487名日本战俘、被判决有罪的人和因为犯有战争罪行处于被调查的那些战俘没有被遣返，6名日本战俘应该在结束治疗后被遣返回国，还有971名日本战俘因为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将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处理。

    自日本投降以来，苏联向日本遣返了总共510417名战俘，这个数字不包括在军事行动地区当场释放的70880名战俘。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56、189、191

    №09850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召开电信联盟国际会议(1950年3月18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4月3日

    第97号

    绝密

    在武官科托夫将军举行的使馆招待会上，遵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今年3月14日第205号和17日第211号)我向周恩来通报，4月1日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无线电广播各国短波划分的国际行政代表会议。受国际电信联盟的委托，意大利政府已发出请柬。我指出，据我们的情报，国民党分子想参加这次会议，我想知道周恩来如何看待这件事。

    周恩来回答说，他已从李克农那里听说了这次会议(见我同李克农1950年3月15日的会谈记录)，并决定这样做：

    一、如果会议属于联合国组织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国政府则要求驱逐国民党分子而任命自己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

    二、如果会议不属于联合国组织的组成部分，那么他们只要求驱逐国民党分子，而不派出自己的代表。

    但周恩来这时又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维辛斯基同志建议中国派出代表，那么他们就这样做。

    我答应把周恩来的意见转告苏联外交部。

    会议持续10分钟。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同志出席会谈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通金同志、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78-79

    №09853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出席电信联盟国际会议(1950年3月20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4月3日

    第98号

    绝密

    今年3月20日18时，我到中南海周恩来府邸拜访了他，并根据苏联外交部1950年3月14日的第207号指示向他简要通报了维辛斯基对周恩来所问关于赖伊声明一事的答复。

    周恩来感谢对他的通报。

    然后，根据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19日的第218号指示，我对周恩来说：中国政府任命自己出席4月1日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无线电广播短波分配会议的代表是适宜的。

    已委托苏联的会议代表在会议召开时发表关于开除蒋介石集团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声明，并指出如不这样，苏联将不参加会议工作。没有苏联参加，苏联将不承认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在从会议上驱逐国民党代表之前，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会议工作。

    听了这一消息，周恩来说，他将同毛泽东商量他们出席佛罗伦萨会议代表的人选，他们要求以自己的代表取代国民党的代表，过两三天就通知我出席会议的人选名单。周恩来同时指出，他们只提出出席代表会议的人选姓名，但其人并不实际出席会议，因为一方面他们没有合适人选，另一方面现在派代表显然已经晚了。

    周恩来请求我帮助迅速查明，短波分配会议同联合国有什么关系；他应该给谁写信，以抗议国民党代表出席会议且要求任命自己的代表。

    我答应周恩来帮助查清此事，然后通知他。

    在以后的会谈过程中，周恩来主动给我讲了以下事情：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已经结束了与在北京的印度代表——印度驻中国临时代办雁谒森的谈判。今天中国外交部已正式表示同意潘尼迦(原印度驻国民党南京大使)为印度驻华大使。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通知印度政府，任命袁仲贤为中国驻印大使。周恩来风趣地指出，英国将不大同意这一任命，因为袁仲贤以前在浙江前线 [173] 指挥时曾击伤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中方同英国人为此举行过谈判。

    二、在北京的原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胡阶森，现在是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代办，他是一个很不友好又很狡猾的人。他不是外交人员，而是英国情报机关的代表。

    按照周恩来的话说，原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未必会重回中国。周恩来认为，现在英国人不会把有阅历的外交人员(史蒂文森属老学派)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会派大批有经验的情报人员来。周恩来认为，将会任命现在的英国外交部远东局局长出任英国驻中国大使。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一名有经验的情报人员。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通金同志、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75-77

    №11416 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中国民众对中苏条约的反应(1950年3月20日)

    …… [174]

    三、某些企业家和商家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天津毛呢纺织公司经理宋棐卿、面粉公司经理孙运茹(СуньЮнжу)等认为，中苏条约对中国人民非常有利，但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他们说，条约将加快中国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发展得越快，私人资本的前途就越渺茫。那些同英国人和美国人做生意的进出口商人首先对贸易问题感到不安。例如，隋绍京(СыШаотин)企图到处打听政府是否允许私人商家同苏联做生意。毕明齐(БиМинци)认为，将不会允许个体商人同苏联做生意，但是为了积存外汇，政府大概在今后会加强对英国和美国的贸易。他非常担忧的是，政府将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华侨中的某些投机商，如在菲律宾的郑群璧(ЧжэнЧунби)说，政府的政策向一个方向倾斜是不明智的。他们担心今后个体商人无前途。

    四、对条约本身怀疑或不满。

    (一)关于旅顺、大连问题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问题。在上海，有些人认为，既然旅顺和大连实际上属于中国并应公正地还给中国，那么就应该表示某种感谢。其次，协议条款规定，中国应向苏联提供补偿1950年之后旅顺设施的建筑费用，但如果补偿的数额巨大，难道不是等于赎回旅顺？

    在福州，某些人认为，延期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同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是相矛盾的。有些人认为，有关1952年年底归还旅顺和中长铁路的条款，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种宣传，因为过2—3年之后还不知道国际形势会有什么变化。一部分教授、华侨和民主人士当时也提出疑问，为什么在条约中解决大连问题和解决旅顺问题的方法不一样，而且条约对这种方法作了明显的强调。他们预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一个令人担心的秘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条款，部分民主人士，其中包括刘叔模、陈序经等人都说，这是涉及民族感情的问题，会给人留下不悦的感觉。部分归国华侨也表示怀疑：西藏和新疆会不会以蒙古模式宣布独立呢？

    (二)关于援华设备问题。

    上海工商界询问，如果现在许多现有企业都不开工，那么运来的机器又怎么使用？另外，买机器的贷款还要用粮食去偿还，这也许会导致中国严重缺粮。邵力子还对把粮食运往苏联的条款表示不满。一些在中国的英国侨民和印度侨民企图贬低向中国提供工业设备带来的好处。英国人乔斯(上海海关关税司司长)声称，设备援助是“远水救近火”。印度的一位侨民声称，苏联援助中国的设备是从东北运来的。国民党特务也在散布类似的谣言。

    (三)关于贷款问题。

    数额太少：上海、天津和北京都有很多关于贷款数额太少的反应，用于战后恢复而提供无偿援助的贷款也太少，更不用说搞建设了。据有关消息，早在条约公布之前就在上海工商界传出消息说，毛泽东要30亿美元，而斯大林只给3亿美元，对此双方都不满意。当公布的条约中贷款数额正好与3亿相符合时，上海的人士对有关贷款的传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利息高：上海金融界认为，年息1％，是相当高的利率，贷款绝不是按优惠条件提供的。西安有些人说，苏联贷款的年息超过外国提供给袁世凯和蒋介石的贷款的年息。天津金属制品企业的一家厂长问，如果苏联是在帮助中国，那么为什么它还要规定利息？(注：国民党外债的年息为5％—7％，纽约国际银行贷款的年息都超过苏联贷款的好多倍。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意见，是因为以前按另外的方式计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错误地把1％当成10％。)

    不应该用美元计算贷款：许多人都特别注意到为什么现在用美元计算贷款。福州的某些工商界人士和南开大学的一些教授得出结论说，苏联认为美国货币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所以才以美元计算贷款。天津的进出口商人们说，这样使苏联“丢面子”，他们认为，是中国方面坚持这样做的，显然是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上海有些人认为，这会损害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驻在上海的美国人则认为，1盎司黄金按35美元结算是不公正的。天津、青岛和上海的某些人士认为，这样的结算是不公正的，因为1盎司美国黄金值50美元。如果苏联要求用黄金替代原料，那中国就要受损失。

    五、反动分子的谣言。

    当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言人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广泛展开活动，千方百计地散布流言蜚语。部分商人听了“美国之音”和国民党电台的无线电广播后，有意无意地也散布了一些谣言。条约公布后，谣言不攻自破，但是谣言的制造者们又开始进行挑拨性的宣传，制造所谓的条约的“秘密条款”、“苏联吞并新疆和东北”、“中国向苏联输送士兵和粮食”、“中国向苏联派遣20万名士兵和几百名飞行员去受训，以便在世界大战时使用”等，国民党特务甚至还利用条约公布当天上海、汉口等一些城市的报纸未能及时报道一事制造谣言。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犹太商人异口同声地制造惊慌的战争气氛。某些商人和国民党的旧官员在武汉和北京散布国民党广播电台播发的谣言，比如：“轰炸远东地区最大的、美国在上海的发电厂是与美国开始战争的信号，而且，如果共产党人不离开，那么人民的财产安全就没有任何保障”，“美国和英国在两周之内可以结束战争，它们将全面使用原子武器作战，将有2000万人牺牲掉”。类似的谣言在那些落后的居民中间广泛流传。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阵营的高层人士在自己的挑拨性宣传中运用了最为狡猾的手腕。美国驻香港大使馆法律参赞何一俊(ХэИцзюнь，燕京大学前秘书)表示，从条约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为了解决中国的困难而不敢担负苏联向他提出的领导远东和东南亚国家革命运动的国际任务。因此在今后，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应依靠自己的力量。香港政府政治顾问斯密特在称赞条约的平等互利精神的同时指出，“毛泽东在解决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问题中并没有放弃民族立场”。

    (苏共中央情报部1950年3月20日提供的第54号文件)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130—135页

    №1247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确保共同管理中长铁路(1950年3月22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22日

    第274项　关于确保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问题。

    批准苏联外交部协同苏联交通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确保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决议》草案。(见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第274项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确保

    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决议

    第______号

    1950年3月__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1950年2月14日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责成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并以双边议定书的形式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

    (1)关于自1950年4月15日起，恢复对中国长春铁路共同管理的问题。

    (2)关于铁路局、铁路董事会和中长铁路股份公司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在中苏之间的分配问题，其方法如下：在第一阶段中，董事会主席应该由中国代表担任，铁路局局长由苏联代表担任，监察委员会主席由苏联代表担任，总监察员由中国代表担任。

    自铁路恢复共同管理之时起，一年之后，双方代表应该轮流担任上述领导职务。

    (3)关于中方应在1950年4月1日前，选举出董事会成员和中长铁路股份公司监察委员会委员以及铁路局副局长和总监察员职务候选人员的问题。

    (4)关于就中长铁路股份公司的章程和铁路财产的组成进行谈判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到，不晚于1950年5月1日完成对铁路股份公司的章程和铁路财产的组成、周转资金以及铁路干部的审核工作。

    (5)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在与中国铁路同样条件下的物资和技术保障问题；关于中长铁路的修复和新建工程的拨款问题，其款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按中国政府审批的计划所进行的国家预算负担；关于免除为中长铁路所需而运入的货物的海关税和其他税收问题。

    2.赞成苏联交通部提交的《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的章程草案》和《中国长春铁路财产组成的提案》，并将其作为给参加与中方谈判的苏联代表的指示。

    责成中长铁路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苏联代表，同中方进行关于股份公司的章程和股份公司财产组成问题的谈判。允许交通部长贝舍夫同志，在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协商一致之后，在谈判过程中对上述指示的草案进行必要的修改。

    3.责成苏联交通部(贝舍夫同志)，在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协商之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就关于签署中苏铁路交通协定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4.批准由Н.А.格鲁尼切夫同志担任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的职务，自1950年起任期为一年，同时应А.Ф.茹拉夫廖夫同志个人的请求，免去其铁路局局长的职务。

    5.批准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董事会中，苏联方面的组成人员如下：

    М.С.叶罗戈夫担任董事会副主席，自1950年起任期为一年；

    М.С.涅斯捷罗夫担任董事会副主席助理；

    А.И.普里别金、И.В.科兹洛夫、Д.П.特万丘克担任董事会成员。

    6.批准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监察委员会中，苏联方面的组成人员如下：

    М.И.古谢夫担任监察委员会主席，自1950年起任期为一年；

    Н.М.克拉奇科夫、Г.Н.科列罗夫担任监察委员会委员。

    7.责成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董事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苏联代表，于1950年3月前往哈尔滨市。

    责成А.Я.维辛斯基同志和Б.П.贝舍夫同志，在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董事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前往中国之前，向他们下达指示。

    8.允许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董事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在与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苏联国家新技术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协商之后，向哈尔滨市运送中长铁路工程所必需的技术资料、技术文件和技术规章以及从莫斯科市和赤塔市调运出铁路具体工作所必备的中长铁路的档案材料。

    9.责成苏联国家供应局拨出2台吉斯110牌、3台胜利牌和10台莫斯科人牌汽车，供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和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董事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苏联代表使用。

    允许中国长春铁路苏联管理局，依靠现有的在沿中长铁路大连段的军备运输业务中所获得的收入(苏联货币)，支付购买和运送这些车辆的费用。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61、192-195

    №124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签署苏中股份公司协定(1950年3月22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第275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一、委托А.Я.维辛斯基同志代表苏联政府签署如下协定：

    1.关于在新疆省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

    2.关于在新疆省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

    3.关于成立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协定。

    以上协定见附件。

    二、批准关于签署上述第1、2条指明的协定的通报草案。

    三、所拟定的通报将在协定签订2—3日后予以发表。

    附件一：

    苏联与中国政府关于在新疆建立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在新疆建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达成如下协定：

    第一条　协定双方按照平均分摊的原则在迪化市(乌鲁木齐)所在地区组建苏中股份公司，公司名称的俄文缩写为“苏中金属公司”，中文缩写为“中苏金属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领土上从事寻找、勘探、采掘及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但是，“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概念不适用于珍贵金属：黄金、银、铂。

    这些贵重金属不属于以上预先规定的采掘对象，如果这些金属被伴随采掘出来的话，那么，将按照公正的补偿原则把这些金属转交给中方。

    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将按照现协定和公司章程从事经营活动，待本协定签署一个月期限内，公司将按照必要的程序在迪化市(乌鲁木齐)注册。

    第二条　公司初期经营活动的地界——供查找、地质勘探和爆破工作以及同采掘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相关的工程、厂房和建筑——在协定双方签署的地图上标明，地图附属于协定，是该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附件 [175] )。

    本协定生效的最初5年时间里，公司依据本条款第一段的规定选择供寻找、勘探和采掘有色金属与稀有金属生产工作所需要的土地。

    用于公司经营所必需的土地地段(见第一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现协定生效后予以划拨。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划拨给公司的土地地段，在这块土地对公司已无必要后应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第三条　苏中股份公司的创办者是：

    1.苏方

    苏联冶金工业部新西伯利亚第二分厂。

    2.中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

    第四条　股份公司注册资本2800万卢布，苏方和中方各出资50％。

    公司的经营取决于发展情况，公司的股份资本可以根据双方的协定予以增加，此时，苏方资本和中方资本的均等情况将保持不变。

    公司的利润将由双方平均分配。

    公司的股份采取实名制。股份的转让只有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

    第五条　协定双方把自己股份的支付情况记在公司的账目上：

    苏方：

    厂房、工程、设备、交通设备、地质勘探的开支、原材料和公司经营所需其他商品材料费用，总额1400万卢布，根据账单进行估价，待本协定生效3个月内由协定双方协商确定。

    中方：

    开采所需的新疆省的土地(参见第二条)、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加工品和工程、住宅建设所需的建筑材料等费用，总额1400万卢布，其中对上述中方投入的自己的份额的估价，待本协定生效3个月内由协定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双方协定，可以以相应的货币作为自己的注资。

    第六条　双方将就增补注资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协商，双方将把这些补充注资用于地质勘探工作、拓展公司的经营活动，关于补偿资金的来源：依靠直接投资、贷款、折旧提成和公司利润，其中双方将按照对等的原则进行注资，也就是各50％。

    第七条　双方将指派对等的管理人员进入公司管理层，每方各派3名代表。

    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他们将从董事会成员中选出。

    董事会任命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3年内，董事会主席由董事会中的中方成员选出，董事会副主席由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中选出。总经理由苏联公民担任，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担任。

    此后每隔3年，上一个3年担任职务的苏方代表和苏联公民更换为中方代表和中国公民继任。反之亦然。

    董事会和经理处的权利和义务由公司的章程明确。

    没有列入协定的问题董事会不能解决，由公司股东协商处理，当股东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转交双方政府协商解决。

    公司董事会所在地——迪化市(乌鲁木齐)。

    第八条　为保障本协定第一条指出的公司的正常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赋予公司如下权利：

    1.在公司活动区域从事查找、勘探、采掘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2.在公司活动区域从事建设、建造企业、附属企业、生活住宅和其他公司所需的建筑和工程；

    3.为了取得公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流动资产和不动资产，让渡通过签订条约获取贷款和借款的权利；

    4.在企业经营区域修建铁路线、公路线和公司企业所需要的广播线，每一种情况都要征得中国当局的准许；

    5.运输公民从事经营活动、公司建造企业和住宅所必需的材料和设备，在为中国的国营企业确定的程序和条件下进行；

    6.按照为中国国营企业确定的费率使用新疆省的公用通讯和交通设施，而在公司企业内部安装自己的电话和电报线路，每一种情况都要征得中国当局的准许；

    7.为公司工人、职员及其家属提供商业合作社、学习培训、医疗保健网和生活辅助金等服务；

    8.维持对公司建筑和工程的内部保护；公司外部的企业和物资的保护工作由中国当局依靠其自己的开支负责。

    第九条　相应地，苏联和中国机关将适当地在正常的条件下为驮运、兽力车、汽车和水运运输发放越过中苏边界的许可证，或者为使用这些运输工具的人发放签证。

    第十条　公司的服务人员从苏联和中国公司中平均指派。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某一处、科或者某一工作队的首长是苏联公民时，其副职应由中国公民担任；反之，如果某一处、科或者某一工作队的首长是中国公民时，其副职应由苏联公民担任。

    公司从事寻找、勘探活动以及对寻找和勘探的结果进行研究与分析时，由苏联和中国专家在公司办公地点共同进行，在工作时专家们要彼此联系。

    第十一条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对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供公司生产活动和公司从事企业建设和住宅建设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免征进口税。

    公司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是供公司生产活动和公司从事企业建设和住宅建设所必需的商品和货物，而是公司自己所用的私人消费品和文化生活用品，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法律予以征收进口税。

    第十三条　对于公司的经营活动条件问题，其中包括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对公司课以实物税和关税，公司将按照适用于或即将适用于中国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同样的条件执行。

    第十四条　为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双方股东将上缴他们所得股息收入总额的20％。

    苏方股东将有权自由使用他们剩余的所得到的股息收入，其中包括购买中国出产的商品，在遵守中国法律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把这些商品运到苏联。

    第十五条　属于公司的货币资金，公司可以自由使用，用于任何花费和支出。

    第十六条　协定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权按照国际市场价格购买公司50％的产品。

    协定中的另一方如果想出售自己的那部分产品，应首先出售给另一方。

    苏联方面购买的50％份额的产品，将无阻碍地运到苏联，无需课税或征收关税。

    如果苏联方面购买中国份额的产品，并把它运到苏联，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对这部分产品征收关税。

    第十七条　为了培训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所必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干部，公司将有权组织安排必要的课程和学校。

    第十八条　公司的经营活动期限确定为30年。活动期限满后，双方再协商公司下一步经营活动的问题。

    第十九条　本协定待签署和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后立即生效。近期将在北京交换批复文本。

    1950年______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分别是俄语文本和汉语文本，其中两种文本具有相同的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附件二：

    苏联与中国政府关于在新疆建立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在新疆建立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如下协定：

    第一条　协定双方按照平均分摊的原则在迪化市(乌鲁木齐)所在地区组建新疆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公司名称的俄文缩写为“苏中石油公司”，中文缩写为“中苏石油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领土上从事寻找、勘探、采掘石油、天然气和伴随的石油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土地上对这些产品进行加工。

    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将按照现协定和公司章程从事经营活动，待本协定签署一个月期限内，公司将按照必要的程序在迪化市(乌鲁木齐)注册。

    第二条　用于公司初期经营活动及地质研究的土地界线在协定双方签署的地图上标明，地图附属于协定，是该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附件 [176] )。

    本协定生效的最初5年时间里，公司在地质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依据本条款第一段的规定选择供寻找、勘探、采掘和加工石油、天然气和伴随的石油产品所需要的土地。

    用于公司经营所必需的土地地段(见第一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现协定生效后予以划拨。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划拨给公司的土地地段，在这块土地对公司已无必要后应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第三条　苏中股份公司的创办者是：

    1.苏方

    苏联石油和天然气矿床勘探托拉斯；

    2.中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

    第四条　股份公司注册资本4600万卢布，苏方和中方各出资50％。

    公司的经营取决于发展情况，公司的股份资本可以根据双方的协定予以增加，此时，苏方资本和中方资本的均等情况将保持不变。

    公司的利润将由双方平均分配。

    公司的股份采取实名制。股份的转让只有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

    第五条　协定双方把自己股份的支付情况记在公司的账目上：

    苏方：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所必需的设备、交通器材和工具，总额2300万卢布，根据账单进行估价，待本协定生效3个月内由协定双方协商确定。

    中方：

    开采石油、天然气和伴随的石油产品所需的土地(参见第二条)、前“独山子”石油公司所有的厂房和工程及生活住宅，总额2300万卢布，其中对上述中方投入的自己的份额的估价，待本协定生效3个月内由协定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双方协定，可以以相应的货币作为自己的注资。

    第六条　双方将就增补注资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协商，双方将把这些补充注资用于地质勘探工作、拓展公司的经营活动。关于补偿资金的来源：依靠直接投资、贷款、折旧提成和公司利润，其中双方将按照对等的原则进行注资，也就是各50％。

    第七条　双方将指派对等的管理人员进入公司管理层，每方各派3名代表。

    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他们将从董事会成员中选出。

    董事会任命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3年内，董事会主席由董事会中的中方成员选出，董事会副主席由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中选出。总经理由苏联公民担任，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担任。

    此后每隔3年，上一个3年担任职务的苏方代表和苏联公民改换由中方代表和中国公民继任。反之亦然。

    董事会和经理处的权利和义务由公司的章程明确。

    没有列入协定的问题董事会不能解决，由公司股东协商处理，当股东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转交双方政府协商解决。

    公司董事会所在地——迪化市(乌鲁木齐)。

    第八条　为保障本协定第一条指出的公司的正常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赋予公司如下权利：

    1.在公司活动区域从事查找、勘探、采掘石油、天然气和伴随的石油产品及加工；

    2.在公司活动区域从事建设、建造企业、附属企业、生活住宅和其他公司所需的建筑和工程；

    3.为了取得公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流动资产和不动资产，让渡通过签订条约获取贷款和借款的权利；

    4.在企业经营区域修建铁路线、公路线和公司企业所需要的广播线，每一种情况都要征得中国当局的准许；

    5.运输公民从事经营活动和公司建造企业和住宅所必需的材料和设备，在为中国的国营企业确定的程序和条件下进行；

    6.按照为中国国营企业确定的费率使用新疆省的公用通讯和交通设施，而在公司企业内部安装自己的电话和电报线路，每一种情况都要征得中国当局的准许；

    7.为公司工人、职员及其家属提供商业合作社、学习培训、医疗保健网和生活辅助金等服务；

    8.维持对公司建筑和工程的内部保护；公司外部的企业和物资的保护工作由中国当局依靠其自己的开支负责。

    第九条　相应地，苏联和中国机关将适当地在正常的条件下为驮运、兽力车、汽车和水运运输发放越过中苏边界的许可证，或者为使用这些运输工具的人发放签证。

    第十条　公司的服务人员从苏联和中国公司中平均指派。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某一处、科或者某一工作队的首长是苏联公民时，其副职应由中国公民担任，反之，如果某一处、科或者某一工作队的首长是中国公民时，其副职应由苏联公民担任。

    公司从事寻找、勘探活动以及对寻找和勘探的结果进行研究与分析时，由苏联和中国专家在公司办公地点共同进行，在工作时专家们要彼此联系。

    第十一条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对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供公司生产活动和公司从事企业建设和住宅建设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免征进口税。

    公司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是供公司生产活动和公司从事企业建设和住宅建设所必需的商品和货物，而是公司自己所用的私人消费品和文化生活用品，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法律予以征收进口税。

    第十三条　对于公司的经营活动条件问题，其中包括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对公司课以实物税和关税，公司将按照适用于或即将适用于中国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同样的条件执行。

    第十四条　为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双方股东将上缴他们所得股息收入总额的20％。

    苏方股东将有权自由使用他们剩余的所得到的股息的收入，其中包括购买中国出产的商品，在遵守中国法律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把这些商品运到苏联。

    第十五条　属于公司的货币资金，公司可以自由使用，用于任何花费和支出。

    第十六条　协定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权按照国际市场价格购买公司50％的产品。

    协定中的另一方如果想出售自己的那部分产品，应首先出售给另一方。

    苏联方面购买的50％份额的产品，将无阻碍地运到苏联，无需课税或征收关税。

    如果苏联方面购买中国份额的产品，并把它运到苏联，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对这部分产品征收关税。

    第十七条　为了培训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所必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干部，公司将有权组织安排必要的课程和学校。

    第十八条　公司的经营活动期限确定为30年。活动期限满后，双方再协商公司下一步经营活动的问题。

    第十九条　本协定待签署和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后立即生效。近期将在北京交换批复文本。

    1950年______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分别是俄语文本和汉语文本，两种文本具有相同的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附件三：

    苏联与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民用航空公司的协定(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表达的愿望出发，为了巩固双方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促进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认为两国建立空中联系符合双方的利益，达成协定如下：

    第一条　协定双方组建民用航空公司，本协定下文简称“公司”。

    公司名称的俄文缩写是“苏中民航公司”，中文缩写是“中苏民航公司”。

    公司将依据本协定和公司章程活动。

    公司将在本协定签署1个月期限内，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据这两个国家的现行法律进行注册。

    公司所在地：北京。

    第二条　公司的目的是开办和经营民用航空路线：

    1.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赤塔；

    2.北京—太原—西安—兰州—哈密—迪化(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

    3.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

    沿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飞行的公司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时，协定双方要征得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意。

    根据双方协定，公司可以组织和经营其他航线。

    第三条　公司的创建者是：苏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民用航空总局；中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民用航空总局。

    第四条　公司按照平均分摊的原则创立，即公司50％的资本属于苏方，50％的资本属于中方。

    第五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确定为3000万卢布。

    公司所有股份都是实名制，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公司拓展经营活动需要增补资本时，将按照协定双方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增补注资。在此条件下，苏方和中方均摊的原则保持不变。

    第六条　苏中哈密航空公司中止自己的活动。

    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都转归苏中民用航空股份公司。

    第七条　协定双方把自己股份的支付情况记在公司的账目上：

    苏方：

    飞机、发动机、通讯器材、汽车运输、修理厂和机场的维修设备，以及各种公司活动所必需的设备，在公司存在的任何时间内都可以全权或非全权使用坐落在苏联领土上的机场、空港、航空客站、各种大楼和建筑、公务和生活住宅、仓库，由双方协商列入账单，其中，这批物资的总值为1500万卢布；360万卢布为苏方在哈密航空公司资本中所占的份额，240万卢布为现金。

    中方：

    修理厂、航空手提设备、通讯工具以及在公司存在的任何时间内都可以全权或非全权使用坐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机场、空港、航空客站、各种大楼和建筑、公务和生活住宅、设备和器材，由双方协商列入账单，其中这批物资的总值为1500万卢布，360万卢布为中方在哈密航空公司资本中所占的份额，240万卢布为现金。

    账单所列作为投入资本的物资由创立者在6个月内转交给公司，而作为投入资本的现金由创立者在本协定签署1个月期限内转入。

    第八条　对于作为自己的投入资本转交给公司归双方使用的一些物资和工程进行估价的问题，从这批物资事实上已转交或公司双方有权使用的那一天起，在3个月期限内由双方等额代表在国际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行协商鉴定。

    第九条　待估价最终完成后，如果协定中的一方投入的设备和其他材料的价值没能补偿该参加者股票资本份额，那么，后者将从物资事实上已转交或公司双方有权使用那一天起，在6个月期限内以美元或双方协定的其他货币，向公司账户补交投入资本的不足部分。

    第十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保证记在自己账户下的位于它们领土上的设备、大楼和所有转交给公司使用的工程完好，并保证为保障空中航线正常运营需要对机场、大楼和工程进行重新装备和维修工作所花费的资金记在自己的账户下，而对大楼和工程的日常维修所花费的资金则记在公司的账户下。

    第十一条　双方将等额提供董事会成员进入董事会，每方各出3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他们将从董事会成员中选出。

    董事会任命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两年内，董事会主席由董事会中的中方成员选出，董事会副主席由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中选出。总经理由苏联公民担任，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担任。

    此后每隔两年，上一个两年担任职务的苏方代表和苏联公民改换由中方代表和中国公民继任。反之亦然。

    董事会和经理处的权利和义务由公司的章程明确。

    没有列入协定的问题董事会不能解决，由公司股东协商处理，当股东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转交双方政府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为保障本协定第一条指出的公司的正常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赋予公司如下权利：

    1.为了取得公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流动资产，公司拥有通过签订条约获取贷款和借款的权利；

    2.开设公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商业代办处、代表处、修理厂和仓库；

    3.在个别情况下，经协定方政府允许可在公司活动区域建造和建设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大楼和工程，取得这些不动产和让渡这些物资、办公司附属企业和建造为保障公司的空中航线飞行安全所必需的广播站和通讯设施；

    4.为苏联或中国国营企业确定的相应税率适用于本公司，使用通讯设施和公共交通。

    第十三条　协定双方在自己的领土上相应地承担：

    1.保护飞机、工程、仓库和公司其他房舍和物资；

    2.提供本协定第二条指定的空中航线的气象服务。

    第十四条　公司全体服务人员、飞行员、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一律从苏联和中国公民中招募。

    在公司经营活动需要的条件下，公司为中方培训来自中国公民的航空专业人才。

    第十五条　在苏联领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时，公司相应地遵守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也相应地享有苏联和中国企业所具有的权利和优惠待遇。

    对苏联领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有效的相应法律和法规同样适用于公司的飞机、机组和乘客。

    公司可以自由地使用归公司所有的货币资金用于任何花费和支出。

    在向中国人民银行出售和购买外汇时，公司将享有不低于银行给予中国其他公司、国营企业和组织的优惠条件。公司将不受阻碍地从中国当局取得外汇作为公司的经营活动开支，在国外为公司购买飞机、设备、燃滑油料和其他材料，所花费用由公司通过自己的业务收回。

    第十六条　公司将每年提取利润的20％给协定双方，以此代替纳税、关税和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现有的各种税以及将来可能新增的税，包括公司、附属公司和代办处的注册税。这一数额将在双方之间按照协定双方在各自领土上的航运里程数的比例进行分配。

    第十七条　苏方股东有权自由使用他们所得到的股息，其中包括购买中国出产的商品，在遵守中国相关法律的条件下把这些购买的商品运到苏联。

    第十八条　协定双方将相互免征关税、赋税和免除对在它们领土上的飞机、发动机、设备、材料、运输、机械设备、燃滑油料和其他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物资进行征税。

    第十九条　使用公司航线运送乘客、行李、货物和邮品，由公司董事会确定运价。

    如果公司的经营活动处于亏损状态，那么，协定双方将按照在协定双方领土上的航运里程比例向公司提供亏损补助金。

    公司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所发生的亏损部分，将由双方均摊。

    第二十条　公司飞机将印有公司的标识：俄语为СКОГА，汉语为中苏民航公司。

    第二十一条　根据苏联法律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公司的创建者向机组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放证件，这些工作人员在协定双方领土上的航线从事飞行和为跑道和技术设备进行服务时，他们的证件有效。

    第二十二条　所有从苏联运往中国的邮品或者从中国运往苏联的邮品，都归入协定双方政府邮政部门之间协商的特殊物品。

    第二十三条　本协定签订后有效期为10年。

    如果协定中的一方，在本协定有效期满至少6个月前，不使用书面形式把自己关于废止协定的意愿通知另一方，那么，协定继续生效5年，并且今后每到这个时候，当协定中的一方在5年延续期满至少6个月前，不使用书面形式事先通知关于自己中止协定的打算时，都是如此。

    第二十四条　本协定在签署后立即生效。

    1950年______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分别为俄语文本和汉语文本，两种文本具有相同的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61、213 221、222 230、231-240

    №124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在华苏联专家的待遇(1950年3月22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第282项　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工作和薪金的条件问题。

    对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1月30日和1950年3月7日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和薪金条件的决议修改如下：

    1.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和薪金条件(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和薪金条件的协定草案第八条)，自上述协定生效之日起，应适用于以前到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

    2.关于上述协定第四条规定的中国政府在苏联军士开支方面对苏联政府的补偿，确定为每位军士每月1000卢布；

    3.接受中国政府就上述协定草案第三条的修改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中国货币向苏联专家支付固定工资，其数额与中国同样工作岗位和技术级别的专家工资及以后相应的变动保持一致。在其他方面，保证苏联专家享有与中国专家同样的待遇，包括对专家食品和日用品的补贴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苏方补偿为派遣苏联专家而付出的下列费用：专家及其家属在苏联境内往返途中的交通费、零用钱、一昼夜的住宿费和工资以及行李托运费(每人限80公斤)和相当于派遣前在苏联的1个月工资的出差津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直接以中国货币支付专家及其家属在中国境内往返期间的交通费、零用钱、一昼夜的住宿费和工资以及相当于在中国1个月工资的休假补助费(在中国教育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休假补助费相当于2个月的工资)。”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63

    №13002 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协定的中方草案(1950年3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和报酬的条件之协定

    (1950年3月22日)

    鉴于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帮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苏联政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请求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机构和组织工作。

    第二条　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工作期限确定为1年。关于在华工作期限的延长需经双方审定。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召回需经双方负责机关商定，如某位工作不满6个月的苏联专家并非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原因而被提前召回，费用由苏方承担。苏方并有义务派另一位来接替提前召回的苏联专家。与此召回、替换相关的费用由苏方承担。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中国货币向苏联专家支付固定工资，其数额与中国同样工作岗位和技术级别的专家工资及以后相应的变动保持一致。在其他方面，保证苏联专家享有与中国专家同样的待遇，包括对专家食品和日用品的补贴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苏方补偿为派遣苏联专家而付出的下列费用：专家及其家属在苏联境内往返途中的交通费、零用钱、一昼夜的住宿费和工资以及行李托运费(每人限80公斤)和相当于派遣前在苏联的1个月工资的出差津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直接以中国货币支付专家及其家属在中国境内往返期间的交通费、零用钱、一昼夜的住宿费和工资以及相当于在中国1个月工资的休假补助费(在中国教育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休假补助费相当于2个月的工资)。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将为每位苏联专家(不论其级别)向苏联政府每月支付1500—2000卢布作为对苏联相关机构或企业因派遣专家到国外而蒙受损失的补偿。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将为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免费提供带有家具、暖气和照明的住房，或支付相应的住房租金。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有义务在苏联专家不超过3个月的整个患病期间不停发工资。如果一位专家生病超过3个月，苏联政府有义务派另一位同级别的专家来接替。

    第七条　任何有关本协定的争议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第八条　本协定规定的苏联专家的劳动工资条件也适用于在本条约签订前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构、组织和企业中工作的苏联专家。

    第九条　本协定自签字日起生效，在任何一方将自己打算终止执行该协议的要求通知对方之日起6个月后，将结束其有效性。

    1950年______签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51-53

    №09854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出席电信联盟国际会议(1950年3月23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4月3日

    第92号

    绝密

    1950年3月23日23时50分，我到中南海周恩来府邸拜会了他，根据苏联外交部1950年3月21日第224号指示，我对同他的前次谈话(见3月20日会谈纪要)进行了补充，向他通报了以下事宜：

    佛罗伦萨短波分配会议是由国际电信联盟召开的，该联盟与联合国有协定，被其认为是特别机构之一。关于召回国民党代表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取而代之的呼吁书，可寄给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国际电信同盟总部驻在日内瓦。希望将这一呼吁书副本寄给意大利政府，因为请柬是经国际电信联盟授权由意大利政府发出的。

    周恩来回答说，他们也已获悉，会议是由国际通信组织召开的。国民党中国在这一组织中有3名代表，其中2名是新制度的拥护者，现在已在北京，第3名是代表团团长，现在住在香港。

    中国政府已决定任命电信总局局长李强为会议代表团团长，现在他正在莫斯科参加主要谈判。

    近几天，中国政府将给日内瓦和意大利外交部发去关于开除国民党代表和任命李强为自己的代表(取代国民党代表)的电报。周恩来答应寄给我这一电报的副本。

    为执行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21日第223号指示，我告诉周恩来，从5月1日至12日，在曼谷将召开工商委员会会议。此后远东经济委员会第6次会议将开始工作。我问周恩来，中国政府是否打算要求任命自己的代表以取代国民党的代表。

    周恩来回答说，这些会议的问题将报告毛泽东，最近政府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补充说，由于这些组织属于联合国，它们对亚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看来，政府将通过决定任命自己出席这些会议的代表，并呼吁召回国民党代表。

    为履行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21日第222号指示，我告诉周恩来，在国际登记局的编成里，国民党的王代表还留在那里，他是工程师，是1948年1月1日被任命为登记局成员的，是一个地道的亲美分子。

    周恩来说，他们知道王德广(即王)，他是国民党分子和亲美分子。中国政府已提出要求，把他从登计局开除出去。

    为履行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21日第220号关于瑞士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指示，在谈判过程中，我对中国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同瑞典、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情报表示了关注。

    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同挪威、瑞典和缅甸正就交换外交代表问题举行谈判。看来，这些谈判最近将顺利结束。中国政府已致函瑞士政府，表示同意就互相交换外交代表问题进行谈判。但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看来它无人可派，也不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近几天，中国打算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后，按照周恩来的说法，看来荷兰将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府决定不急于同英国交换外交代表，而要首先解决对上述国家的关系问题，然后，正如周恩来说的，再回到英国问题上来。

    接下来，为履行苏联外交部1950年3月11日第195号指示，我告诉周恩来，5月2—12日，国际红十字会将召开例行会议，国民党红十字会是其成员之一，国民党代表还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执行委员。我问周恩来他对国民党红十字会这一组织的意见，我还说，这个问题我已同李克农讲过，他答应研究这件事，然后再把意见告诉我。

    周恩来回答说，由于红十字会是社会组织，表面上不属于政府，他们决定先把国民党分子清理出这一组织，然后再委托新的协会理事会挑选合适的人选进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同时提出开除国民党代表的问题。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这个问题在今年4月10日之前解决。

    然后我向周恩来谈了我同李克农谈论权友湖(ЧуанЮХу)中校的事(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3日第177号指示)，权友湖被推选为国际气象组织航空气象委员会的成员。我指出，如果权友湖是国民党分子，则苏联水文气象总局打算抗议他当选上述委员会成员。周恩来回答说，权友湖这个人他不清楚，但他认为，权是国民党分子。周恩来答应查清此事，然后把结果告诉我。

    在往下的会谈中，为执行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18日第214号指示(关于中国政府对把伪满皇帝溥仪交给他们的意见问题)，我趁周恩来情绪很好(在同我们会谈前，他为捷克斯洛伐克客人举行了晚宴，因此接待我们很晚)，同他谈起了北京郊区的名胜和皇帝的行宫。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我们所谈到的这座宫殿以前属于谁，以前哪些皇帝在这里住过。周恩来非常详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许多皇帝在这里住过，其中就有溥仪的父亲。我顺便问道，溥仪长得什么样，多大岁数了，受过什么教育。周恩来回答说，溥仪现在在苏联，他还不到50岁。他在日本受过不错的教育。周恩来说溥仪生性软弱、愚昧，在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得不到任何支持。我插话问，溥仪是不是战犯，以后怎么处置他。周恩来说，中国人民把溥仪看成是战犯，溥仪在中国犯下了罪行，从政治上讲，把溥仪交给中国是正确的。

    对周恩来的这一声明我没作任何表示(这样做很容易，因为谈话是经过齐赫文斯基同志翻译进行的，他也积极地参与了会谈)，我把谈话又拉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谈论北京皇帝的夏宫，北京近郊休养胜地，中南海漂亮的花园和湖水等。我们再没谈溥仪的问题。

    在会谈末了，周恩来强调要十分保密，强调十分相信我们。他说，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决定：今后中央和政府所有领导人员星期天不工作。

    会谈持续一小时。周恩来很高兴，很好客，一直把我们送上汽车。齐赫文斯基同志出席会谈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86-91

    №124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换驻华使馆武官助理(1950年3月25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25日

    第290项　关于Е.А.加尔金和А.А.伊萨耶夫同志。(1950年3月21日第494号记录第55条)

    批准苏联军事部如下建议：

    1.鉴于Е.А.加尔金中校将调到其他工作岗位，免除他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助理的职务；

    2.批准А.А.伊萨耶夫少校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助理。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65

    №124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批准签署民航公司协定公报(1950年3月2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27日

    第291项　关于签署成立苏中民航联合股份公司协定的问题。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关于签署成立苏中民航联合股份公司协定的公报草案(见附件)。

    附件：

    关于苏联与中国政府之间签署成立苏中民航联合股份公司协定的公报

    3月______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成立苏中民航联合股份公司的协定。该股份公司是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成立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民族航空工业的发展，加强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该协定规定建立并投入运营的民航空中线路是：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斯克、北京—阿拉木图。

    股份公司的一切开支和所获得的利润，均由双方平均分配。

    股份公司的领导职务，按照轮换制原则由双方代表担任。

    协定中还指出，股份公司第一个两年工作中，其董事会主席职务选举中方代表担任，而副主席由苏联代表担任；公司总经理从苏联公民中选出，而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担任。上述职务每过两年轮换一次，其相应职务由另一方代表担任。

    公司职员从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中挑选。

    协定有效期限为10年。

    谈判依据相互充分理解的精神，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在协定上签字的人是：

    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苏联外交部部长А.Я.维辛斯基；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65、252

    №12490 关于中苏签署成立两个苏中股份公司协定的公报(草案)(1950年3月27日)

    3月______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成立两个苏中股分公司——石油公司和有色金属公司的协定。两个苏中股份公司建立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其目的是促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加强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合营石油股份公司的任务是寻找、勘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加工石油和天然气。合营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任务是在新疆省内寻找、勘探和开采有色金属资源。

    上述两个股份公司的产品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平均分配。以同样的方法，股份公司的一切开支由双方均摊，所获取的利润平均分配。

    股份公司的领导职务由双方代表轮流担任。

    在协定中还指出，在公司第一个3年的活动期间，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从中方代表中选出，而副主席从苏方代表中选出，公司总经理由苏方代表担任，副总经理由中方公民担任。每下一个3年中，上述职务由另一方代表替换上一个3年中的一方的代表。

    股份公司的职员按人数均等的原则，从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中选任，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职务轮换制原则。

    协定的有效期限是30年。

    谈判是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依据相互充分理解的精神进行的。

    在协定上签字的人是：

    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苏联外交部部长А.Я.维辛斯基；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241-242

    №24802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师(1950年3月30日)

    菲利波夫同志：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向我们的北京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派遣60名教授和教师。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已经就这个问题给您本人写了信件，其中阐述了需要派遣的教师的职业技能。现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已经招收了3000多名大学生，并且已经开始上课。但是该校在制订教学计划时的考虑是，一些课程将由苏联教师讲授。因此，如果没有苏联教师，该校就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我们请求您根据我们的计划尽快安排和挑选一些教授和教师，并尽快把他们派往中国。为了完成此项工作，我们打算把现在正在北京的菲利波夫教授派往莫斯科，来协助办理此事。

    请您告知我们，能否满足上述所提请求。

    毛泽东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46-47

    №26316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请求派专家去帮助出版《毛泽东选集》(1950年3月30日)

    加急

    转去中共中央给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我们打算最近开始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您曾答应派一位理论强的同志来帮助我们做这件工作。请告诉我们，这位同志什么时候来。

    中共中央”

    罗申

    1950年3月30日

    打印12份，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格里戈良

    3月30日24时，尼基金发出

    АВПРФ，ф.45，оп.1，д.334，л.45

    №12486 苏联政府致中长铁路董事会苏方代表指令：确定中苏共管财产范围(1950年4月 [177] )

    苏联政府关于确定苏中共管铁路财产给中苏中长铁路协会理事会苏方代表的指令 [178]

    一、在就中长铁路的财产构成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时，中苏中长铁路协会理事会苏方代表应将以下清单中所列财产归入苏中共管财产范围：

    (一)双方共同使用的铁路干线、支线及其附属专用线

    干线：

    1.满洲里—哈尔滨

    2.哈尔滨—边境站(绥芬河)

    3.哈尔滨—大连—旅顺港

    双方共用的支线：

    1.锦州—陈相屯

    2.南关岭—甘井子

    3.大石桥—营口

    4.大房身—柳树屯

    5.苏家屯—抚顺

    附属专用线：

    专用线和通向林业采伐区、煤矿和露天煤矿的支线。

    (二)中长铁路与其他中国铁路在交通枢纽处的界线

    中长铁路在昂昂溪、哈尔滨、牡丹江、长春、四平街、沈阳、苏家屯和辽阳等铁路枢纽与其他中国铁路的分界线可就地勘定。

    当在昂昂溪、哈尔滨和沈阳等铁路枢纽勘定中长铁路与其他中国铁路的分界线时，既应保证中国铁路列车的正常通过，也不得越界进入中国长春铁路境内。

    (三)蒸汽机车—车辆修理厂

    1.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

    2.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及其所属板道车间和铁路技术实验室。

    (四)蒸汽机车和车辆仓库

    主要蒸汽机车库房和拆返段具体分布在如下站点：

    1.满洲里；2.海拉尔；3.免渡河；4.博克图；5.扎兰屯；6.昂昂溪；7.安达；8.哈尔滨；9.一面坡；10.横道河子；11.牡丹江；12.穆棱；13.边境站(绥芬河)；14.陶赖昭；15.长春；16.四平街；17.铁岭；18.沈阳；19.苏家屯；20.大石桥；21.瓦房店；22.大连。

    蒸汽机车库的财产包括：在铁路枢纽和线路上为机车供应装备和给水的各类设施。

    车辆仓库主要分布在以下站点：

    1.满洲里；2.海拉尔；3.博克图；4.昂昂溪；5.哈尔滨；6.牡丹江；7.边境站(绥芬河)；8.长春；9.四平街；10.沈阳；11.苏家屯；12.大石桥；13.大连。

    (五)移动资产构成

    中长铁路的移动资产数量可根据中长铁路段在1950年东北铁路总工作量计划中所占比重以及截至1950年1月1日中长铁路所拥有的蒸汽机车和车辆在东北铁路机车和车辆总量中所占比重来加以确定。

    (六)电站、变电站和配电站

    中长铁路沿线的电站、变电站和配电站应能够满足铁路的需要。

    (七)通讯线路、电话和电报站、信号装置以及铁路中心站的道岔和信号控制系统

    中长铁路沿线的通讯线路、电话—电报站、信号装置、铁路中心站的道岔和信号控制系统以及各站点区域内为满足铁路所需而专门建造的处所。

    (八)物资仓库

    为满足中长铁路运营需要而分布在铁路辖区范围内的主要和区段物资仓库。

    (九)居住设施

    分布在中长铁路各站点所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居住设施；此外，位于哈尔滨、牡丹江、长春、四平街和沈阳的居住设施由中长铁路和其他东北铁路根据各自在这些站点工作的铁路职工和公务员的人数按比例加以分配。

    (十)民用、技术服务、医疗、合作社、文化—教育机构、大楼和设施

    为满足中长铁路需要而设立和建造的民用、技术服务、医疗、合作社、文化—教育机构，大楼和设施。

    (十一)附属企业

    扎兰屯和穆棱的煤矿，哈尔滨和大连的印刷厂，乔尔戈里格尔(Чол-Горигол)木材加工厂，海拉尔和牙克石的乌尔金奇汉(Уркичиханскиет)木材厂、亚多尔斯克(Ядорские)木材厂以及归属于这些企业的所有财产。

    (十二)土地资源

    归中长铁路所有的土地资源包括：在本清单第一款所列铁路干线和支线沿途两侧的隔离带以及建有铁路职工住宅和其他民用、技术服务设施的土地和宅旁园地。

    二、在属于共同使用的中国长春铁路的财产组成中，下列财产不包括在内，应立即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1.哈尔滨政治技术学院

    2.大连政治技术学院

    3.大连细菌研究所

    4.大连化学研究所

    5.大连信号设备厂

    6.大连无线电实验室

    7.哈尔滨方志博物馆

    8.大连方志和工业博物馆

    9.哈尔滨、长春和锦州的医院及大连的桐树(Туншу)医院

    10.大连、沈阳和长春的宾馆

    11.大连中央图书馆

    12.松花江轮船公司及其航运权

    13.杨台(Яньтай)和瓦房店的煤矿所有权

    14.由中长铁路原购买或获得的位于铁路隔离带以外，未建筑有属于中长铁路的行政、技术服务和生活居住等设施的土地。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208-212

    №12491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草案：批准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1950年4月 [179] )

    批准由苏联部长会议审批并提交批准的、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如下条约和协定：

    (1)《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50年4月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261

    №24803 杰尼索夫与萧三会谈纪要：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1950年4月4日)

    1950年4月4日，应中国作家萧三的请求接见了他。参与会谈的人员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成员Г.М.卡利希扬同志、东方人民共和国部副主任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礼宾部副部长奇卡列夫同志以及关于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萨维尼奇同志。

    萧三代表中苏友协理事会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对中苏友协的关照表示了感谢，并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提供了关于苏联文学界领导人在中国访问期间的照片以及中苏友协为纪念苏联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访问而出版的5本书作为礼物。

    接着，萧三通报说，中国正在着手组建一些特别的组织来同国外进行文化联系，并请求告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结构。我强调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社会性，也讲述了关于对外文化协会的职能及其工作。

    在谈到中苏友协的工作的时候，萧三指出，中苏友协现在大概有200万成员，已就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开展了规模庞大的工作。关于这一点，萧三列举了西蒙诺夫、索夫罗诺夫和考涅楚克以及苏联其他戏剧家的话剧，他说，这些话剧在中国剧院的演出中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时，对中国剧作家的话剧没有在苏联剧院上演，萧三也表示了遗憾。关于这一点萧三还说，1949年11月到莫斯科进行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归国后向他们谈论了关于在苏联大剧院上演的芭蕾舞《红罂粟花》给他们留下的极为消极的印象。萧三接着说，一些看过《红罂粟花》芭蕾舞剧的中国同志认为，该剧歪曲了中国人民摆脱封建压迫、争取独立的事实，从民族色彩和风俗习惯(衣着、面貌、外表等)的角度来说，中国人的形象也被歪曲了，该剧中的音乐和舞蹈同中国人民的音乐和舞蹈毫无共同之处，而一些关于中国人民风俗习惯的情节，简直是由引人发笑的外行杜撰出来的，让人感到厌恶。给人留下这种印象的，还有莫斯科戏剧院演出的剧目《深水小木船》。

    在谈话的最后，萧三再次对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给予中苏友协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他说，相信中苏友协将会越来越壮大，而其工作也将会越来越富有成果。

    我答复萧三说，我完全赞同萧三的上述看法，并请求萧三接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如下礼物：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出版的《И.В.斯大林》相册以及普希金的10卷本著作。

    萧三感到非常高兴，他说：“我曾在周恩来同志那里看到过《И.В.斯大林》相册，坦白地说，我非常羡慕他。你们给了我非常贵重的礼物。”

    同萧三的谈话到此结束。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

    А.杰尼索夫

    1950年4月8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178，л.96 97

    №1247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苏中条约和协定(1950年4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7日

    第377项　关于批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以及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的问题。

    批准由苏联外交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批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以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协定的决议(草案)》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批准上述文件的命令草案(见附件)。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批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以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协定的决议

    (第______号)

    1950年4月______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批准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批：

    (1)《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

    (2)《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上述文件是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的。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82、260

    №1248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开设中国领事馆问题(1950年4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7日

    第379项　关于在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开设中国领事馆的问题。

    委托苏联外交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苏联政府同意在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开设中国领事馆。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83

    №1248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出差(1950年4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7日

    第380项　关于一组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出差的问题。

    1.批准所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一组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出差的决议(草案)》。

    2.责成联共(布)中央前往境外事务委员会(А.М.伊万诺夫同志)，加快审理关于到中国出差的教授和讲师的问题。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第380项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一组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出差的决议

    第______号

    1950年4月__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派一组苏联教授和讲师前往中国，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工作。

    2.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С.В.卡夫塔诺夫同志)、俄罗斯联邦教育部(И.А.凯洛夫同志)和对外贸易部(М.А.缅希科夫同志)，在1950年5月15日前，挑选出42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前往中国工作，并确保他们到达工作地点。

    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按如下学科挑选26人：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共3人，其中包括1名教授、1名副教授和1名讲师；

    国家法规和国家制度理论——共2人，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共2人，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讲师；

    合作化商业组织、消费和生产合作社——共2人，其中包括1名副教授和1名讲师；

    国民经济计划学——共2人，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统计学——1名教授；

    金融和货币流通——共2人，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货币、信用和贷款——1名讲师；

    政治经济学——共2人，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会计核算学理论——共2人，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货币流通和银行贷款——共2人，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工业企业的组织和计划——共2人，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逻辑学——1名副教授。

    根据与苏联外交部长的协商，挑选1名国际法方面(或者是国际关系史)的教授和领事馆事务方面的1名讲师；

    责成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按如下学科挑选14人：

    俄语——共8人，其中包括2名副教授和6名讲师；

    教育学——2名副教授；

    俄语教学法——1名副教授；

    生物学——2名讲师；

    学前教育学——1名讲师；

    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按如下学科挑选2人：

    海关税和税收——1名副教授；

    对外贸易垄断——1名讲师；

    以上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出差期限定为2年。

    3.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1425cc号决议和1950年1月30日第357—122c号决议中，关于到中国出差的工作人员物质保障的内容，适用于上述到中国出差的苏联教授、副教授和讲师。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83、262-264

    №124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财产移交委员会苏方人员组成(1950年4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7日

    第382项　关于在向中国移交财产和建筑物的中苏委员会中苏方代表团的组成问题。

    1.批准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东北财产的中苏委员会中，苏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如下：

    В.П.博伊科(苏联对外贸易部)——主席

    П.Т.扎博罗夫斯基(苏联外交部)

    М.Б.米尔曼(国外资产管理总局)

    2.批准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大连财产的中苏委员会中，苏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如下：

    И.Ф.巴拉诺夫(苏联外交部)——主席

    Е.П.热尔托夫斯基(苏联海运部)

    В.Н.里亚布琴科(国外资产管理总局)

    А.А.巴格达萨罗夫(苏联对外贸易部)——鉴定专家

    В.А.拉琴科(苏联无线电工业部或渔业部)——鉴定专家

    3.批准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北京原军营的中苏委员会中苏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如下：

    В.А.希巴耶夫——主席

    В.Н.杜布洛维奇上校

    Н.И.季莫费耶夫

    4.由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协同苏联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和国外资产管理总局(梅尔库洛夫同志)，负责上述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83-84

    №24802 2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师(1950年4月8日)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为北京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派遣教授和教师的信件我已收到。今年我们可以向中国派遣42名教授和教师，关于挑选这些教授和教师的指示已经下达。我希望，挑选的大部分教师最近能够到达中国。我认为可以把菲利波夫教授派往莫斯科。

    菲利波夫

    1950年4月8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53

    №00274 伊格纳季耶夫致维辛斯基电：毛泽东会见李周渊的情况(1950年4月10日)

    绝密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 [180] 通知我以下事项：

    一、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李周渊给金日成的报告，其中谈到，1950年3月底，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李周渊。

    在毛泽东与李周渊会谈时，根据后者的提议讨论了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对会见金日成一事持肯定态度，并将会晤时间定在今年4月底或5月初。毛泽东把预期的会晤与朝鲜统一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

    对于会晤的时间和方式问题，李周渊借口金日成现在正在治病，未作具体答复。在与李周渊交谈中，毛泽东进一步说，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让本国军队做好准备。

    二、金策通知说，朝鲜南方游击队领导人金达三4月3日从南朝鲜来平壤。南方报界和电台曾多次正式宣布，他在与南朝鲜军讨伐队作战时被击毙。金达三来北朝鲜汇报南朝鲜游击队运动的形势并接受对此问题的指示。

    金策请我把上述各事通过什特科夫同志转告金日成。 [181]

    伊格纳季耶夫 [182]

    1950年4月10日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98-99

    №124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日梅霍夫等人在华逗留期限(1950年4月13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13日

    第417项　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问题。

    通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延长И.Н.日梅霍夫同志、В.С.戈列金同志和И.П.马尔科夫同志在中国逗留的期限至1950年11月15日的建议，允许他们在1950年4月15日到7月1日期间回国一次。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90

    №1248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遣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1950年4月1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17日

    第454项　关于派苏联青年代表团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1.批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今年4月份派出一个苏联青年代表团，参加中国青年的民族节日，期限为1个月。苏联青年代表团的组成如下：Н.А.米哈伊洛夫同志(代表团负责人)、И.Н.科热杜布同志、П.М.马谢罗夫同志、Н.Т.西佐夫同志、Л.С.济金娜同志、М.М.佩斯利亚克同志、М.Т.格里申同志、Р.М.茹科娃同志、С.Н.梅尔格良同志、З.П.图马诺娃同志、Г.Г.舍韦尔同志、Б.М.孔采利泽同志、М.И.罗日涅娃同志、А.П.沙什科夫同志、С.С.德米特里耶夫同志、А.К.卡纳平同志、В.И.马利舍娃同志、А.В.塔拉索夫同志、А.Т.贡恰尔同志、Е.В.里亚博娃同志、Н.М.李维诺娃同志、Е.И.基塔耶娃同志、Г.П.沙杜诺夫同志、А.А.拉波辛同志、В.И.弗拉基米罗夫同志、М.И.赫梅尔科同志。

    2.允许苏联部长会议艺术事务委员会，派出一个以А.И.阿尼西莫夫为领导的、由20名青年演员组成的小组，与苏联青年代表团一起前往中国，期限为1个月。

    由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Н.А.米哈伊洛夫同志和П.И.列别杰夫同志负责挑选派往中国的青年演员，并负责确定这个小组的演出节目。

    3.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使用联邦预算储备金，补偿苏联部长会议艺术事务委员会由于该青年演员小组前往中国发生的一切开支。

    4.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确保苏联青年代表团和演员小组访问中国往返所需要的飞机。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97-98

    №124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问题(1950年4月21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4月21日

    第七项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问题。

    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如下建议：

    一、董事会制定的年度、季度和月份生产—财务计划，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审批。

    二、设立铁路特命全权代表职务，以便解决关于“中长铁路与其他铁路协调一致”和“协调长春铁路与其他铁路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自1950年4月25日起恢复中长铁路联合委员会，并在1950年5月10日前审批该委员会的章程。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3

    №1246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阿尔希波夫任经济参赞(1950年4月24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4月24日

    第16项　苏联外交部的问题(1950年4月20日决议，第500号记录，第71 C条)。

    一、通过苏联部长会议的如下决议：

    (1)关于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和批准由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担任这个职务。

    (2)关于授予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二等特命全权公使的外交官衔。

    二、保留阿尔希波夫同志在原工作岗位上的一切物质待遇。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5-6

    №124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苏联电影配中文字幕(1950年4月25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4月25日

    第37项　苏联电影部的问题(1950年4月21日决议，第500号记录，第513 C条)。

    批准苏联电影部(博利沙科夫同志)：

    1.制作用汉语配音的电影拷贝：《宣誓》、《康斯坦丁·扎斯洛诺夫》、《莱尼斯》、《乡村女教师》、《一个侦察兵的功勋》、《皮罗戈夫》、《团的儿子》、《凯旋》、《蓝色交通线》、《十五岁的船长》、《阿利舍尔·纳沃伊》、《达维德·古拉米什维利》、《成吉思汗的后代》。

    2.在中国制作电影拷贝，但要保证这项工作的高质量。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9

    №1249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出席万国邮政联盟会议问题(1950年4月27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4月27日

    第61项　关于万国邮政联盟执行与联络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

    1.认为苏联参加万国邮政联盟执行与联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工作是不合适的，因为委员会成员中有国民党集团的代表。

    2.委托驻瑞士的苏联公使馆参赞科留金同志，在委员会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一个关于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委员会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是中国的合法代表的声明。同时宣布，如果国民党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苏联代表团就不会参加这一工作，并且苏联将不承认委员会在这种人员组成的情况下所通过的决议是合法的。

    3.委托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通报苏联对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态度。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14

    №09085 通金致葛罗米柯报告：关于援助中国救灾问题(1950年4月28日)

    第612号

    А.А.葛罗米柯同志：

    罗申同志报告，上海失业人数有15万，由于歉收和自然灾害，中国许多地区闹粮荒。他建议通过苏联工会募捐援助上海失业人员和欠收地区的群众。

    我认为，应该根据以下考虑拒绝接受罗申的建议：

    一、我们现在提供援助可能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威望。这一援助可能被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加强攻击和诬蔑中国经济崩溃和中国民主政权没有能力组织国内经济生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请求我们援助。而且，在同我大使罗申同志会谈时，在谈到饥荒和中国遭灾地区居民的严重形势时，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承认中国的严重形势，但每次都强调，中国政府自己能克服这些困难。

    附给北京的电报草稿。 [183]

    Г.通金

    АВПРФ，ф.100，оп.43，п.305，д.32，л.12

    №24802 1 苏联专家菲利波夫的报告：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大学 [184] (1950年5月2日)

    ……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费先科和我于1949年8月28日前往北京，以便帮助中国的同志组建人民大学。在到达北京之后，刘少奇同志向我们提出了组建人民大学的任务，该校是为新中国国民经济各领域培养干部的。刘少奇同志谈论了该校将要设立的系、学习期限以及学生的数量。他说，该校将主要由苏联教授任教，教师的总数为300—400人，教学中应使用苏联教材，在培养干部的工作中应该利用苏联最为丰富的经验。当时已经组建了筹建该大学的委员会，中央委员陆定一任委员会主席。我们也参加了委员会，担任委员会成员。在得到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之后，委员会开始着手工作。首先了解了北京和天津高校的状况，熟悉了组建人民大学的基本材料。在对组建新的大学的问题经各方讨论之后，通过了组建人民大学各系的计划：外交系和法律系，学制4年；经济系、设计系、金融系、贸易系、合作化系，学制3年；企业厂长系，学制2年。制定了1年的教学计划。第一学年学生的人数确定为3000人。此外，还打算在大学开设俄语班，学员定额为550人，并打算在各系开设为期6个月的学习班，以便使教师得到进修。各年级学生的数量确定为3000人，其中1000人为脱产学习。1949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提交的关于组建人民大学的计划。但是，考虑到财政上的困难和没有足够的教学场所，考虑到缺少必需的翻译人员和教学参考书不足，决定把一年级学生的数量缩减为1400人，同时把苏联教授的数量缩减为50人。苏联教师应当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俄语教研室、法学教研室、金融学教研室和经济学教研室，并担任领导工作。

    人民大学预定在2月1日开学，后改为2月10日。但是没有因为缺乏苏联教师而推迟到很晚。这纯属偶然，原因在于，10名俄语教师到了人民大学(他们预计担任附属于中共中央的俄语学校的教师)，在1月份俄语班开始上课，他们不是根据任命来这里的。到1月底招收了2687名大学生，但由于苏联教师延迟到来，大学正式开学日期被推迟了。2月13日大学开始授课，以便在苏联教师到来之前给学生上课。教授的科目有：俄语、新人民民主、中国革命史、数学和物理。

    苏联教师按时到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提前制订自己所授科目的教学计划，熟悉大学的环境，准备把大量的教学材料翻译成汉语以便学生能够用母语阅读这些材料，需要事先同自己所授科目的口语翻译人员以及同年级的中国教师进行接触。

    很显然，本学年的工作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现在非常需要苏联教师到来，以不致于最终破坏本学年的工作，而重要的是可以为新学年做准备。

    我在人民大学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就大学工作的各个问题提供咨询，这些问题涉及工会的组织、党的工作、青年工作，我尽可能参加各次会议，并作一些报告。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5，л.62-64

    №0027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专家、朝鲜和印共等问题(1950年5月3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转告毛泽东下述事项：

    “致毛泽东同志：

    一、您有关空军器材、海军器材和顾问的申请单已收到。王稼祥应已告知您，这些申请单将尽快落实。

    二、在与罗申和阿尔希波夫会谈时刘少奇提出，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中，有些人中国已经不需要了。请将这些专家的名字告知，以便我们能尽快将他们召回。

    三、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向您专门通报。

    四、王稼祥转来您寄来的有关印度问题的材料。与此同时有消息说，印度的同志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认为，此后不必专门发表批驳这些同志的文章。需要的只是观察他们是否确实在自己的政策中实现了明显的转变。

    向朋友们致敬

    5月3日　菲利波夫”

    又及：

    罗申同志，请您将本电第二项内容转告阿尔希波夫。

    菲利波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4

    №124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临时代管中国在阿富汗使馆的财产(1950年5月5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5日

    第89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同意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即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由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临时接管原国民党在喀布尔的使团的财产，并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阿富汗的利益。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22

    №1249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黄鼐来苏联治病(1950年5月5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0年5月5日会议第74号记录摘录

    第101项　关于黄鼐(Хуан Нэй)同志来苏联治病的问题。

    1.满足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允许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人员黄鼐同志来苏联治病。

    2.接待和安置黄鼐同志的工作，由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负责，而治疗工作由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叶戈罗夫同志)负责。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25

    №124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股份公司的章程(1950年5月11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11日

    第131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1950年3月27日的协定：

    一、批准将苏联外交部协同苏联冶金工业部、苏联石油工业部和苏联民航总管理局提交的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章程草案，作为与中方谈判的依据(见附件一、附件二和附件三)。

    二、批准苏联冶金工业部(库兹明同志)、苏联石油工业部(巴伊巴科夫同志)和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在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保持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在谈判过程中对上述第一条中列举的股份公司的章程草案作一些非原则性的变动和修改。

    三、批准以下人员作为苏方代表参加股东大会：

    1.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В.И.先诺夫；

    2.苏中石油股份公司——С.И.阿加耶夫；

    3.苏中民航股份公司——А.А.阿夫谢耶维奇。

    四、批准下列人员作为上述股份公司领导机构中的苏方代表：

    1.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

    В.И.先诺夫——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В.П.潘克拉托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И.А.斯米尔诺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К.И.希马诺夫——公司总经理。

    2.苏中石油股份公司：

    С.И.阿加耶夫——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Л.И.格尔泽洛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Л.Л.叶西科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Д.И.涅列京——公司总经理。

    3.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А.А.阿夫谢耶维奇——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А.И.伊万诺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Н.И.克柳奇尼科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В.А.谢德利亚列维奇——公司总经理。

    五、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民航股份公司领导机构中苏联代表的领导工作，分别由苏联冶金工业部(库兹明同志)、苏联石油工业部(巴伊巴科夫同志)和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负责。

    附件一：

    苏中新疆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章程

    公司的名称和活动对象

    第一条　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1950年3月27日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以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境内寻找、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苏联冶金工业部(新西伯利亚第二分厂)为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为另一方，双方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成立苏中新疆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其名称俄文简写为“苏中金属公司”，中文简写为“中苏金属公司”。

    公司的所在地是迪化市(乌鲁木齐)。

    第二条　附在本章程第一条所指的协定后的地图，已经标注了被指定作为公司最初进行勘查、地质勘探和生产工作的活动范围以及与开采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有关的设施、建筑和工地的占地界线。

    在第一个5年活动期间，公司将在本条款第一段指明的区域内，挑选出用于进行寻找、勘探、开采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工作的地区。

    公司进行活动所必需的土地，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公司提供。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供给公司的土地，在公司不再需要这些土地的情况下，将由公司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公司的活动期限

    第三条　公司活动的期限确定为30年。

    公司的股份资本

    第四条

    1.确定公司的股份资本总额为2800万卢布，共分为5600股，每股票面价值为5000卢布；

    2.公司股份按如下方式分配：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2800股总额为1400万卢布属于苏方——苏联冶金工业部(新西伯利亚第二分厂)，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2800股总额为1400万卢布属于中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

    3.公司的股份资本可以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协定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苏方和中方的平等份额将保持不变。

    第五条　作为支付自己在公司股份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创办人应向公司转交：

    苏方：

    苏方根据创办人之间商定好的清单和价格，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公司转交房屋建筑、设施、设备、运输工具、地质勘查工作的花费、物资以及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其他货物和材料，总额为1400万卢布。

    中方：

    中方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向公司转交为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所必需的新疆省境内的土地，建造工业设施和住宅所必需的建筑材料，总额为1400万卢布，与此同时，对于上述所列的中方投资部分的财产估价，应该取得双方的一致认可。

    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允许任何一方向公司转交相应数量的货币，作为自己的投资份额。

    第六条

    1.公司的股票将是记名的。转让股票只能在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

    2.公司的股票采用俄、中两种文字发行，票面带有号码、日期、公司名称、公司的印鉴和获取股息的息票；

    3.公司的股票由公司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以及公司总会计签字。

    第七条

    1.公司的利润将在苏方和中方之间平均分配。

    2.公司通过对纯利润的1％进行提留的途径建立储备资金。这种利润提留一直实行到，储备资金总额达到公司法定资本总额为止。

    3.公司还可以设立其他基金，其数额由股东大会共同确定。

    公司的活动制度

    第八条　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开展自己的工作。

    第九条　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本章程第一条指出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公司提供如下权利：

    1.在公司活动地区内，寻找、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2.建造和构筑工业的、辅助性的、日常居住用的和公司所必需的其他建筑和设施；

    3.购买公司开展工作所必需的动产和不动产，有权将这些财产割让，有权签署借款和贷款合同；

    4.公司在自己企业的所在地区内，铺设企业所必需的铁路专用线，修筑公路和架设输电线路，在每个单独的情况下需要中国当局的批准；

    5.免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口公司开展生产活动以及按照中国国有企业规定的制度和条件，建造公司工业和住宅建筑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

    公司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货物和物品，不是用于开展生产工作和为公司建造工业及住宅建筑，而是属于个人消费品和公司职员的文化用品，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交纳进口税；

    6.按照为中国国有企业规定的价目，使用新疆省境内的公共通讯设备和运输工具，在公司企业所在地区架设电报和电话线路，在每个单独的情况下需要中国当局的批准；

    7.可自由使用属于公司的货币进行任何支付和花费；

    8.在必要的情况下，为公司的工人和职工开办商店、医疗机构以及俱乐部和其他文化教育机构；

    9.建立内部警卫队保护公司的建筑和设施；公司的企业和财产的外部保护，由中国当局自己支付费用来完成；

    10.开设短训班和学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挑选和培养公司开展工作所必需的干部。

    第十条　在公司开展活动的条件方面，尤其是在交纳国家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和关税方面，将向公司提供与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相同的条件。

    公司的管理机构

    第十一条　公司的管理机构如下：

    1.股东大会；

    2.董事会；

    3.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公司有自己的印章，上面标有中俄两种文字的“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字样和将由董事会确定的公司的图形标志。

    股东大会

    第十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管理机构。

    在正常情况和紧急情况下，均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组织召开，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营业年结束之后不晚于两个月内召开。

    非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自身的意图或者是任何一位股东的要求组织召开。在提交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的申请书里，应该准确地指明需要大会讨论的问题。

    自提交召开大会的申请书之日起，应在不晚于3周的期限内对该要求予以满足。

    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属于公司业务范畴的一切问题，同时股东大会还必须管理：

    1.审理关于变更和补充公司章程的问题；

    2.选举董事会成员，规定给董事会成员的奖励以及批准和变更给公司管理机构指示；

    3.审核和批准下一年度的支出预算计划和财务营运计划以及上一年度的决算和收支平衡；

    4.分配利润和确定补偿上一年度亏损的方法。

    第十四条

    股东大会的召开是以书面函件的形式，在大会召开之前3周之内通知各位股东，并通告大会召开的地点和会议日程。

    董事会关于拟定讨论的问题的报告，最低限度应该在会议召开的前7天之内，提交各位股东审查。

    第十五条　应该在股东大会上讨论的那些问题，正是通过董事会提出的，为此，希望在大会上提出某种建议的股东，应该以书面的形式向董事会通报自己的建议。

    第十六条　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主席主持召开。

    在董事会主席缺席的情况下，由副主席主持召开。

    在股东大会上，苏方和中方的代表轮流担任大会的主席。

    第十七条　对于股东大会的决定应该一致通过。如果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应该将问题提交给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理。

    第十八条　每一次股东大会都将形成一份会议记录，其中应该指明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出席大会的各位股东，简要地叙述会议的内容和通过的决定。

    会议记录文件应该由出席会议的苏中双方代表签字。

    董事会

    第十九条　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任期为3年，由6名成员组成，其中的3名成员是从苏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另外3名是从中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

    董事会在自己的成员中选举出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在公司最初3年的活动期间，董事会主席从董事会中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董事会副主席从董事会苏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中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苏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条　董事会视需要召开会议，但是，一年之中不能少于两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会主席召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由董事会副主席主持。

    为了确定董事会会议真实有效，要求至少有4名董事会成员出席会议。

    董事会的决定必须在董事会苏方和中方代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予以通过。

    董事会的每一次会议都将形成会议记录，所有出席会议的董事会成员都将在记录文件上签字。

    董事会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召开会议。

    在董事会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应该交给股东们审理，而在股东之间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应提交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审理。

    第二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的活动实行统一领导，而以下问题必须由董事会管理：

    1.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规定他们的奖金；

    2.对总经理的工作实施监督；

    3.审理和初步批准由总经理提交给公司的决算报告；

    4.对于由它专门管理的业务作出决定：购买、割让和抵押不动产，签署获得借款和贷款的合同；

    5.准备提交股东大会审理的问题；

    6.召开日常和非常股东大会。

    总经理、副总经理

    第二十二条　由董事会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3年里，总经理根据苏联方面的提议，从苏联公民中选派，而副总经理根据中方的提议从中国公民中选出。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苏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中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三条　在没有得到特别委托的情况下，除由于本章程规定属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专门管辖的事务之外，总经理领导公司的全部工作，管理所有日常事务、财产和公司的资金。

    将向总经理提供如下权利：签署合同，对一切日常事务承担责任，购买、租赁、抵押、割让任何种类的动产和不动产，与此同时，公司不动产的购买、割让和抵押，只有在公司董事会作出关于这一点的决定之后才能进行；建设主要的和辅助的企业；毫无例外地实现一切日常的银行和信贷业务；代表公司签发委托书；确定企业运营的制度和规章；接纳和开除公司的工人和职工，规定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和劳动条件，提出起诉，负责答复对公司提出的起诉。

    第二十四条　副总经理履行总经理委托给他的职责，而在总经理缺席的情况下，副总经理将代行总经理的职责。

    第二十五条　期票和其他借据应该由总经理签字，或者是副总经理和公司的总会计共同签字。

    公司的人员编制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职员按人数均等原则，从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中选派。当某个部门、分部和工作人员小组的负责人是苏联公民时，其副职就应该由中国公民担任；反之，如果某个部门、分部和工作人员小组的负责人是中国公民时，其副职就应该由苏联公民担任。

    公司寻找、勘探、研究工作以及确定寻找和勘探结果的工作，由在公司任职的苏联和中国专家在相互交流中共同完成。

    营业年度

    第二十七条　营业年度自每年的1月1日开始，于当年的12月31日结束。

    第一个营业年度自公司注册之日开始，于1950年12月31日结束。

    结论性的决定

    第二十八条　公司的活动期限结束之后，双方将就公司继续开展活动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十九条　公司章程将按照规定的程序在迪化市(乌鲁木齐市)注册。

    附件二：

    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的章程

    公司的名称和活动对象

    第一条　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1950年3月27日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以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境内寻找、勘探、开采和加工石油、天然气和石油伴生品，苏联石油工业部(全苏石油天然气产地勘探托拉斯)为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为另一方，双方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成立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其名称俄文简写为“苏中石油公司”，中文简写为“中苏石油公司”。

    公司的所在地是迪化市(乌鲁木齐)。

    第二条　附在本章程第一条所指的协定后的地图上，已经标注了被指定作为公司最初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的活动区域界线。

    在第一个5年活动期间，公司将在指定地域内的地质勘探基础上，挑选出用于进行寻找、勘探、开采和加工石油、天然气和石油伴生品工作的地区。

    公司进行活动所必需的土地，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公司提供。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供给公司的土地，在公司不再需要这些土地的情况下，将由公司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公司的活动期限

    第三条　公司活动的期限确定为30年。

    公司的股份资本

    第四条

    1.确定公司的股份资本总额为4600万卢布，共分为9200股，每股票面价值为5000卢布；

    2.公司股份按如下方式分配：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4600股总额为2300万卢布属于苏方——苏联石油工业部(全苏石油天然气产地勘探托拉斯)，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4600股总额为2300万卢布属于中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

    3.公司的股份资本可以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协定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苏方和中方的平等份额将保持不变。

    第五条　作为支付自己在公司股份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创办人应向公司转交：

    苏方：

    苏方根据创办人之间商定好的清单和价格，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公司转交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设备、材料和运输工具，总数额为2300万卢布。

    中方：

    中方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向公司转交开采和加工石油、天然气和石油伴生品所必需的新疆省的土地；原“独山子”石油联合公司的房屋和建筑设施以及为公司建造工业设施和住宅所必需的建筑材料，总数额为2300万卢布，与此同时，对于上述所列的中方投资部分的财产估价，应该取得双方的一致认可。

    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允许任何一方向公司转交相应数量的货币，作为自己的投资份额。

    第六条

    1.公司的股票将是记名的。转让股票只能在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

    2.公司的股票采用俄、中两种文字发行，票面带有号码、日期、公司名称、公司的印鉴和获取股息的息票；

    3.公司的股票由公司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以及公司总会计签字。

    第七条

    1.公司的利润将在苏方和中方之间平均分配；

    2.公司通过对纯利润的1％进行提留的途径建立储备资金。这种利润提留一直实行到，储备资金总额达到公司法定资本总额为止；

    3.公司还可以设立其他基金，其数额由股东大会共同确定。

    公司的活动制度

    第八条　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开展自己的工作。

    第九条　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本章程第一条指出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公司提供如下权利：

    1.在公司活动地区内，寻找、勘探和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石油伴生品，并对其进行加工生产；

    2.建造和构筑工业的、辅助性的、日常居住用的和公司所必需的其他建筑和设施；

    3.购买公司开展工作所必需的动产和不动产，有权将这些财产割让，有权签署借款和贷款合同；

    4.公司在自己企业的所在地区内，敷设企业所必需的铁路专用线，修筑公路和架设输电线路，在每个单独的情况下需要中国当局的批准；

    5.免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口公司开展生产活动以及按照中国国有企业规定的制度和条件，建造公司工业和住宅建筑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

    公司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货物和物品，不是用于开展生产工作和为公司建造工业及住宅建筑，而是属于个人消费品和公司职员的文化用品，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交纳进口税；

    6.按照为中国国有企业规定的价目，使用新疆省境内的公共通讯设备和运输工具，在公司企业所在地区架设电报和电话线路，在每个单独的情况下需要中国当局的批准；

    7.可自由使用属于公司的货币进行任何支付和花费；

    8.在必要的情况下，为公司的工人和职工开办商店、医疗机构以及俱乐部和其他文化教育机构；

    9.建立内部警卫队保护公司的建筑和设施，公司的企业和财产的外部保护由中国当局自己支付费用来完成；

    10.开设短训班和学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挑选和培养公司开展工作所必需的干部。

    第十条　在公司开展活动的条件方面，尤其是在交纳国家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和关税方面，将向公司提供与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相同的条件。

    公司的管理机构

    第十一条　公司的管理机构如下：

    1.股东大会；

    2.董事会；

    3.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公司有自己的印章，上面标有中俄两种文字的“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字样和将由董事会确定的公司的图形标志。

    股东大会

    第十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管理机构。

    在正常情况和紧急情况下，均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组织召开，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营业年结束之后不晚于两个月内召开。

    非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自身的意图或者是任何一位股东的要求组织召开。在提交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的申请书里，应该准确地指明需要大会讨论的问题。

    自提交召开大会的申请书之日起，应在不晚于3周的期限内对该要求予以满足。

    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属于公司业务范畴的一切问题，同时股东大会还必须管理：

    1.审理关于变更和补充公司章程的问题；

    2.选举董事会成员，规定给董事会成员的奖励以及批准和变更给公司管理机构的指示；

    3.审核和批准下一年度的支出预算计划和财务营运计划以及上一年度的决算和收支平衡；

    4.分配利润和确定补偿上一年度亏损的方法。

    第十四条　股东大会的召开是以书面函件的形式，在大会召开之前3周之内通知各位股东，并通告大会召开的地点和会议日程。

    董事会关于拟定讨论的问题的报告，最低限度应该在会议召开的前7天之内，提交各位股东审查。

    第十五条

    应该在股东大会上讨论的那些问题，正是通过董事会提出的，为此，希望在大会上提出某种建议的股东，应该以书面的形式向董事会通报自己的建议。

    第十六条　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主席主持召开。

    在董事会主席缺席的情况下，由副主席主持召开。

    在股东大会上，苏方和中方的代表轮流担任大会的主席。

    第十七条　对于股东大会的决定应该一致通过。如果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应该将问题提交给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理。

    第十八条　每一次股东大会都将形成一份会议记录，其中应该指明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出席大会的各位股东，简要地叙述会议的内容和通过的决定。

    会议记录文件应该由出席会议的苏中双方代表签字。

    董事会

    第十九条　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任期为3年，由6名成员组成，其中的3名成员是从苏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另外3名是从中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

    董事会在自己的成员中选举出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在公司最初3年的活动期间，董事会主席从董事会中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董事会副主席从董事会苏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中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而苏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条　董事会视需要召开会议，但是，一年之中不能少于两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会主席召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由董事会副主席主持。

    为了确定董事会会议真实有效，要求至少有4名董事会成员出席会议。

    董事会的决定必须在董事会苏方和中方代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予以通过。

    董事会的每一次会议都将形成会议记录，所有出席会议的董事会成员都将在记录文件上签字。

    董事会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召开会议。

    在董事会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应该交给股东们审理，而在股东之间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应提交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审理。

    第二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的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而以下问题必须由董事会管理：

    1.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并规定他们的奖金；

    2.对总经理的工作实施监督；

    3.审理和初步批准由总经理提交给公司的决算报告；

    4.对于由它专门管理的业务做出决定：购买、割让和抵押不动产，签署获得借款和贷款的合同；

    5.准备提交股东大会审理的问题；

    6.召开日常和非常股东大会。

    总经理、副总经理

    第二十二条　由董事会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3年里，总经理根据苏联方面的提议，从苏联公民中选派，副总经理根据中方的提议从中国公民中选出。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苏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而中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三条　在没有得到特别委托的情况下，除由于本章程规定属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专门管辖的事务之外，总经理领导公司的全部工作，管理所有日常事务、财产和公司的资金。

    将向总经理提供如下权利：签署合同，对一切日常事务承担责任，购买、租赁、抵押、割让任何种类的动产和不动产，与此同时，公司不动产的购买、割让和抵押，只有在公司董事会作出关于这一点的决定之后才能进行；建设主要的和辅助的企业；毫无例外地实现一切日常的银行和信贷业务；代表公司签发委托书；确定企业运营的制度和规章；接纳和开除公司的工人和职工，规定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和劳动条件，提出起诉，负责答复对公司提出的起诉。

    第二十四条　副总经理履行总经理委托给他的职责，而在总经理缺席的情况下，副总经理将代行总经理的职责。

    第二十五条

    期票和其他借据应该由总经理签字，或由副总经理和公司的总会计共同签字。

    公司的人员编制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职员按人数均等原则，从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中选派。当某个部门、分部和工作人员小组的负责人是苏联公民时，其副职就应该由中国公民担任；反之，如果某个部门、分部和工作人员小组的负责人是中国公民时，其副职就应该由苏联公民担任。

    公司寻找、勘探、研究工作以及确定寻找和勘探结果的工作，由在公司任职的苏联和中国专家在相互交流中共同完成。

    营业年度

    第二十七条　营业年度自每年的1月1日开始，于当年的12月31日结束。

    第一个营业年度自公司注册之日开始，于1950年12月31日结束。

    结论性的决定

    第二十八条　公司的活动期限结束之后，双方将就公司继续开展活动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十九条　公司章程将按照规定的程序在迪化市(乌鲁木齐市)注册。

    附件三：

    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章程

    公司的名称和活动对象

    第一条　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1950年3月27日关于成立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协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民航管理总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民航管理局，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成立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其名称俄文简写为“苏中民航公司”，中文简写为“中苏民航公司”，公司的所在地是北京市。

    第二条　组织开通和运营民用空中航线是本公司的宗旨。

    1.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赤塔；

    2.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肃州—哈密—迪化(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

    3.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

    公司的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沿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的飞行，应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获得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之后，方可进行。

    公司还可以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协定，组织开通和运营其他空中航线。

    公司的活动期限

    第三条　公司活动的期限确定为10年。

    公司的股份资本

    第四条

    1.确定公司的股份资本总额为4200万卢布，公司的股份资本分为8400股，每股票面价值为5000卢布；

    2.公司股份按如下方式分配：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4200股总额为2100万卢布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民航管理总局，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4200股总额为2100万卢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民航管理局；

    3.公司的股份资本可以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协定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苏方和中方的平等份额将保持不变。

    第五条

    1.作为支付自己在公司股份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创办人应向公司转交：

    苏方创办人向公司转交：

    飞机、发动机、无线电设备、汽车运输设备、维修厂和机场设备以及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任何设备，公司在其活动期限内，根据创办人之间协商一致的名单，有权全部或部分地使用苏联境内的机场、航空站、航空客站、各种建筑和设施、办公室、住宅和库房，以上财产的总价值是1500万卢布；苏方在哈阿航空公司法定资金中所占的份额为360万卢布以及240万卢布的现金。

    中方创办人向公司转交：

    修理厂、机场的可挪动的设备、通讯工具，公司在其活动期限内，根据创办人之间协商一致的名单，有权全部或部分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场、航空站、航空客站、各种建筑、设施、办公室、住宅、库房和他们的所有设备及工具，以上财产的总价值是1500万卢布；中方在哈阿航空公司法定资金中所占的份额为360万卢布以及240万卢布的现金；

    2.创办人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公司转交作为自己股份资本的财产和现金；

    3.有关对创办人作为自己的股份资本，向公司转交的每一品种的财产和工程的估价问题，那么应该自这些财产实际转交之日或公司有权使用它们之日起，在3个月期限内，由人数均等的双方代表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根据国际市场价格进行评估；

    4.如果在最终评估之后确定，创办人的一方向公司转交的设备和其他物资财产，其价值不够抵补自己股份资本的份额，那么，它应该自这些财产实际转交之日或公司有权使用这部分数额不够的资本之日起，在6个月期限内，向公司交纳根据双方协商的美元或者是其他货币的现金，补足自己缺少的那部分股份资本。

    第六条

    1.公司的所有股票都将是记名的。未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不得将这些股票转让给第三者；

    2.公司的股票采用俄、中两种文字发行，票面带有号码、日期、公司名称、公司的印鉴和获取股息的息票；

    3.公司的股票由公司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以及公司总会计签字。

    第七条

    1.公司通过对纯利润的1％进行提留的途径建立储备资金，这种利润提留一直实行到储备资金总额达到公司法定资本总额为止；

    2.公司还可以设立其他基金，其数额由股东大会共同确定。

    公司的活动制度

    第八条　公司无论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自己的活动时，应该服从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公司的飞机、机组人员和乘客，也应遵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行的法律和法规。

    第九条

    公司的飞机上将用中俄两种文字涂上公司的识别标志——СКОГА和“中苏民航”。

    第十条　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本章程第一和第二条指出的工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公司提供如下权利：

    1.按照公司所开通的空中航线运送旅客、邮件和货物，考察、设计和建立新的航线，公司将根据本章程第二条的规定批准这些航线的运营；

    2.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享有苏联和中国国有企业所享有的那些权利和优越性，包括使用为苏联或中国国有企业规定的价目、公共通讯设施和运输工具；

    3.购买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动产，签署获得借款和贷款的合同；

    4.在每一单独的情况下，经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在公司的活动地区内建造和构筑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房屋和设施；购买不动产和割让这些不动产；开设辅助企业，建立确保公司飞机安全飞行所必需的无线电站和无线电导航设施；

    5.签发规定的运输文件，开展货物保管业务，签发仓库存单和抵押单据，接受关于货物应支付的税金和海关税的委托；

    6.可自由使用属于公司的货币进行任何支付和开支；

    7.在向中国人民银行买卖外汇时，公司将享有不少于银行给予其他中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及组织的优惠条件。公司将毫不困难地从中国当局得到外汇，用于支付公司在国外开展活动的花费以及购买飞机、设备、燃滑油料和其他材料，这些款项均出自于公司营运业务的收益中；

    8.有权免除任何税收向苏联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口飞机、发动机、设备、材料、运输设备、机械工具、燃滑油料和公司正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其他财物；

    9.公司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经营汽车运输和货物运输业务。

    第十一条　公司每年将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上交公司利润的20％，作为支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行的以及将来可能规定的各项税收，包括公司及其办事处和代理机构注册应交纳的税金。这个数目将在双方之间与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航行的公里里程数按比例分配。

    公司的管理机构

    第十二条　公司的管理机构如下：

    1.股东大会；

    2.董事会；

    3.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公司有自己的印章，上面标有中俄两种文字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字样和将由董事会确定的公司的图形标志。

    股东大会

    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管理机构。

    在正常情况和紧急情况下，均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组织召开，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营业年结束之后不晚于两个月内召开。

    非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自身的意图或者是任何一位股东的要求组织召开。在提交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的申请书里，应该准确地指明需要大会讨论的问题。

    自提交召开大会的申请书之日起，应在不晚于3周的期限内对该要求予以满足。

    第十四条　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属于公司业务范畴的一切问题，同时股东大会还必须管理：

    1.审理关于变更和补充公司章程的问题；

    2.选举董事会成员，规定给董事会成员的奖励以及批准和变更给公司管理机构的指示；

    3.审核和批准下一年度的支出预算计划和财务营运计划以及上一年度的决算和收支平衡；

    4.分配利润和确定补偿上一年度亏损的方法。

    第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召开是以书面函件的形式，在大会召开之前3周之内通知各位股东，并通告大会召开的地点和会议日程。

    董事会关于拟定讨论的问题的报告，最低限度应该在会议召开的前7天之内，提交各位股东审查。

    第十六条　应该在股东大会上讨论的那些问题，正是通过董事会提出的，为此，希望在大会上提出某种建议的股东，应该以书面的形式向董事会通报自己的建议。

    第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主席主持召开。

    在董事会主席缺席的情况下，由副主席主持召开。

    在股东大会上，苏方和中方的代表轮流担任大会的主席。

    第十八条　对于股东大会的决定应该一致通过。如果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应该将问题提交给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理。

    第十九条　每一次股东大会都将形成一份会议记录，其中应该指明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出席大会的各位股东，简要地叙述会议的内容和通过的决定。

    会议记录文件应该由出席会议的苏中双方代表签字。

    董事会

    第二十条　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两年，由6名成员组成，其中的3名成员是从苏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另外3名是从中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

    董事会在自己的成员中选举出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在公司最初两年的活动期间，董事会主席从董事会中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董事会副主席从董事会苏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中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而苏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一条　董事会视需要召开会议，但是，一年之中不能少于两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会主席召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由董事会副主席主持。

    为了确定董事会会议真实有效，要求至少有4名董事会成员出席会议。

    董事会的决定必须在董事会苏方和中方代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予以通过。

    董事会的每一次会议都将形成会议记录，所有出席会议的董事会成员都将在记录文件上签字。

    董事会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召开会议。

    在董事会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应该交给股东们审理，而在股东之间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应提交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审理。

    第二十二条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的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而以下问题必须由董事会管理：

    1.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规定他们的奖金；

    2.对总经理的工作实施监督；

    3.审理和初步批准由总经理提交给公司的决算报告；

    4.对于由它专门管理的业务作出决定：建造和构筑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建筑和设施，购买和割让不动产，开设辅助企业，在每一个单独的情况下获得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建立确保飞机沿公司的航线安全飞行所必需的无线电站和无线电导航设施；设立公司的办事处和代理处；签署获得借款和贷款的合同；规定沿公司航线运送旅客、货物和邮件的价目；

    5.准备提交股东大会审理的问题；

    6.召开日常和非常股东大会。

    总经理、副总经理

    第二十三条　由董事会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两年里，总经理根据苏联方面的提议，从苏联公民中选派，而副总经理根据中方的提议从中国公民中选出。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苏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而中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四条　在没有得到特别委托的情况下，除由于本章程规定属于股东大会或者是董事会专门管辖的事务之外，总经理领导公司的全部工作，管理所有日常事务、财产和公司的资金。

    将向总经理提供如下权利：签署合同，对一切日常事务承担责任，购买、租赁、抵押、割让任何种类的动产和不动产；建设主要的和辅助的企业；毫无例外地实现一切日常的银行和信贷业务；代表公司签发委托书，包括管理公司办事处和代办处的委托书；确定企业运营的制度和规章；接纳和开除公司的工人和职工，规定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和劳动条件，提出起诉，负责答复对公司提出的起诉。

    建造和构筑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建筑和设施，购买和割让不动产，开设辅助企业，建立确保按公司的空中航线进行安全飞行所必需的无线电站和无线电导航设施，所有这一切活动只有在董事会在每个单独情况下作出决定之后才能进行。

    第二十五条　副总经理履行总经理委托给他的职责，而在总经理缺席的情况下，副总经理将代行总经理的职责。

    第二十六条　期票和其他借据应该由总经理签字，或者是副总经理和公司的总会计共同签字。

    公司的人员编制

    第二十七条　公司所有的地勤人员、飞行员、技术人员和其他职员，从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中挑选。

    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培训中国公民，为公司提供必需的航空专业人员。

    营业年度

    第二十八条　营业年度自每年的1月1日开始，于当年的12月31日结束。

    第一个营业年度自公司注册之日开始，于1950年12月31日结束。

    亏损的补偿

    第二十九条　如果公司的业务出现亏损，那么，将依靠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航行的公里数成比例地获得补助金，抵补出现的亏损。

    公司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那部分亏损，将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平均地进行补偿。

    结论性的决定

    第三十条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1950年3月27日关于成立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协定有效期限内，公司将一直保持自己的活动。

    第三十一条　公司将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法律，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注册。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31-32、116-126、127-138、139-152

    №00277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访华计划(1950年5月12日)

    绝密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5月12日，应金日成请求与他和朴宪永 [185] 会见。在交谈时，金日成通知我，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便接到李周渊(驻华大使)一封信。李周渊在信中谈到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见。在此次会见中，讨论了金日成要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周恩来建议正式会晤。毛泽东像是对李周渊提出问题说：打算什么时候统一国家？但未等得到答复，便说，如果你们想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那么，就不要进行正式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应进行非正式来访。

    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后金日成告知，由于中央没有授权李周渊会见毛泽东，讨论他(金日成)与毛泽东会晤的问题，所以他们决定召回李周渊，同他谈谈并下达有关指示。

    李周渊来到平壤，5月10日便带着有关委托去北京了。

    今天，5月12日李周渊报称，他会见了毛泽东，毛同意金日成按原定日期来访。金日成说，他们打算5月13日晨飞往北京，问我给他派来的飞机能否提前准备好。我回答说，飞机已经准备好。

    随后，金日成说，他决定同朴宪永一起去中国，与毛泽东会晤的问题，他们未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他只同金策(政治局委员)说过此事。

    金日成通知我，他们打算同毛泽东大体讨论下列问题：

    一、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二、就签订朝中贸易条约问题交换意见。他想建议在近期内签订贸易条约，而友好条约待全国统一后再签订。

    三、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讨论的若干问题以及建立朝鲜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更密切联系的问题。

    四、就朝中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例如水丰水电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问题，等等。

    随后，金日成请我提建议，在帮助预定的作战行动方面他应向毛泽东提出什么问题。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让他更明确地说明，他缺少什么，中国人能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这时金日成回答说，他想为从中国调来的使用日式和美式武器的师配备一些弹药以及一定数量的马匹。但是，同总参谋长交谈后得知，他们已有了3个基数的弹药，便决定不再提这些问题了。于是他说，他不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在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够的援助。

    金日成通知我，他已就作战准备问题给总参谋长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总参谋长已着手起草计划，他希望6月份发起战役，但没有把握他们是否会按期完成。

    5月13日当地时间5时20分，金日成和朴宪永飞赴北京。

    什特科夫

    1950年5月12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90-94

    АВПРФ，ф.0102，оп.6，п.22，д.49，л.49-67

    №09079 中共中央情报部通报：美、日、蒋的反共计划 [186] (1950年5月12日)

    卡拉布霍夫译自中文

    第62号通报

    美国人、日本人和国民党分子的反共计划

    根据获得的情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参谋长希尔曼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1月31日从美国来到日本，以便与麦克阿瑟进行协商，并且决定将解决远东的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交给麦克阿瑟……在这以后，共同草拟了反对共产主义的计划。

    ……

    4.把中国分成6个区：东北、北部、中部、南部、西北和西南，并且建立情报和反宣传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应该在日本人的协助下由中国人来完成，仍然由美国人实施领导。

    5.当日本将自己的军队派往中国时，决定用100多个师(每个师计有10000人)的兵力从朝鲜向东北进攻。在东北，主要由日本军队在美国海军和空军协助下展开行动。

    ……

    АВПРФ，ф.100，оп.43，п.315，д.142，л.176-177

    №124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宗教代表团访华(1950年5月12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12日

    第152项　关于宗教代表团访问中国的问题。

    同意苏联外交部提出的如下建议：

    1.满足苏联部长会议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的请求，允许由库尔斯基·涅斯托尔主教(西多鲁克·格奥尔基·马丁诺维奇)和莫斯科市大司祭焦尔诺夫·米哈伊尔·维肯季耶维奇组成的宗教代表团前往中国(北京和其他城市)，期限为1个月，以便考察莫斯科东正教圣大牧首公署在中国的宗教使团的活动情况。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向苏联部长会议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发放6000卢布的外汇资金，用于支付涅斯托尔主教和焦尔诺夫大司祭的旅途费用。

    3.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卡尔波夫同志)，按照苏联卢布的相应兑换率，偿清上述所说数额的外汇款项。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35-36

    №24796 2 季托夫致叶罗费耶夫通报：关于苏联对华广播(1950年5月12日)

    …… [187]

    根据我们对在中国的天津和青岛居民播出的汉语广播节目的收听情况进行的研究，可以确定：

    一、只有很少人收听苏联为中国播出的汉语广播节目，收听这些节目的主要是公职人员。而且他们也不经常收听。……

    二、根据天津广播站工作人员的数据，天津居民大约有10万台收音机。但主要是日本的三灯型标准收音机——这样的收音机有7万多台，在日本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期间，这类收音机比较流行。通过这样的收音机是不能收听到莫斯科播出的节目的。这类收音机是用于收听地方的广播节目的。……

    三、通常，能够收听到苏联为中国播出的节目的比较好的收音机，只有比较富裕的居民——资本家(商人、企业家、银行家等)才有，这类人比较喜欢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或者其他国家的音乐节目，而不是苏联的广播节目。工人和职员没有这样的收音机，因此，他们不可能收听苏联为中国播出的广播节目。……

    四、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青岛，都没有在实践上组织群众，集体收听苏联播出的汉语广播节目。中苏友好协会领导干部已经答应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五、根据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领导人的看法，收听苏联对华广播节目的听众人数少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居民没有足够的文化水平以及对广播节目应有的兴趣。……

    对于我们为中国听众播出的广播节目的意见，可以归结如下：1.苏联在天津为中国播放的广播节目在波段379.3、422.5和16.65收听效果最好。……2.播音员的播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听明白，但不能完全听明白。尽管女播音员的播音要好于男播音员的播音，但她的播音也不是纯粹的北京口音，而是混杂有山东口音。播音的速度也应该稍慢一点，特别是在对一些特别的名字和名称进行播音的时候。3.苏联广播节目的选题，特别是新闻节目的选题中都包含有一些中国的广播台播出内容。因此，广播节目的一些听众对这些节目没有兴趣。许多收听我们对中国广播节目的听众请求播出更多关于苏联在生产、经济和文化建设各方面的生活和取得的成就的一些特别的文章、谈话和讲座。他们请求对这些节目的选题事先进行通知，以便可以集体组织收听或者通过当地的广播站转播这些节目。4.我们广播节目的时间安排有些不合理。最为合适的播出时间段为当地时间(同莫斯科时间的时差为5个小时)12—14时和18—20时。

    ……

    А.季托夫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178，л.347-349

    №00278 罗申致莫斯科电：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1950年5月13日)

    绝密

    发自北京

    立即报告菲利波夫同志

    今天5月13日23时30分，周恩来来我处，并根据毛泽东委托转告以下事项：

    一、金日成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今年5月13日来北京。

    二、今晚毛泽东同志会见了他们。在与毛泽东同志交谈中，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

    三、朝鲜同志将在北京停留两天。

    鉴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希望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根据罗申同志转来的菲利波夫同志的上一封电报，本应在近几天内就接到说明。

    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

    Н.罗申

    1950年5月13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2-53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00-103

    №0027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1950年5月14日)

    1950年5月14日4时10分收到

    1950年5月14日5时30分发出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菲利波夫”

    请将执行情况电告。

    维辛斯基(签名)

    1950年5月14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第十司，复件存档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5

    №14569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对朝鲜局势的评价(1950年5月14日)

    机密

    发自北京

    急件

    特件

    菲利波夫同志：

    5月14日14时40分，我拜访了毛泽东，并将您的电报面交给他。毛泽东同志对回电表示感谢，并说，5月13日晚，朝鲜同志同他交谈时详细地向他通报了国内局势以及同您谈话的情况。他同意朝鲜同志对北南朝鲜形势的估计，同意他们对北南双方力量对比的估计。毛泽东继而指出，他告诉朝鲜同志，(朝鲜统一后)有可能按照中苏条约的模式缔结《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只有同菲利波夫商量之后，中国政府才能作出缔结这种条约的最后决定。

    Н.罗申

    1950年5月14日

    分送下列同志圈阅：斯大林、斯大林 [188]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

    ГР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56

    №1395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统一后与中国签约(1950年5月16日)

    绝密

    密码电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1950年5月16日优先拍发

    特件

    “请转告毛泽东，菲利波夫同志和朋友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朝鲜统一后与其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А.维辛斯基

    1950年5月1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36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57

    №124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中国电影工作者来苏联(1950年5月17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17日

    第189项　关于中国电影工作者来苏联的问题。

    采纳苏联电影部的提议，并准许苏联外交部把入境签证发给8名中国电影创作人员，好让他们来参加苏联电影制片厂制作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的工作。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44

    №125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允许中国领导人子女回国休假(1950年5月18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18日

    第198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接受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允许14名大学生和苏联机关的2名工作人员——苏联公民、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在暑假期间前往中国休假(名单见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第198项

    希望到中国休假的中国大学生(苏联公民)的名单

    1.朱敏(齐英)，1928年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员朱德同志的女儿。1941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学院一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乌萨切夫大街64栋62室。

    2.刘允斌·克里姆，1925年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同志的儿子。1939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斯特罗梅克大街32栋294室。

    3.壮壮·阿尼亚(蔡壮壮)，1928年出生，已经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蔡和森同志的女儿。1938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四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Б.雅基曼卡大街40栋35/2室。

    4.大宝·弗拉基米尔(郭志成)，1925年出生，已经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郭亮同志的儿子。1938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莫洛托夫电力学院热力工程系五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

    5.张芝明，1927年出生，已经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太雷同志的儿子。1938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高尔基大街10栋50室。

    6.特特·罗莎， [189] 1925年出生，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委员蔡畅同志的女儿。1938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农艺系三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利斯特温林荫大道16栋3单元308室。

    7.格拉西莫娃·玛娅(张玛娅)，1926年在苏联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同志的女儿。莫斯科电力学院无线电广播系五年级大学生。住在莫斯科阿维阿莫托尔大街109-a东655室。

    8.索科洛夫·马扬(宣马扬) [190] ，1928年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工业部副部长刘鼎 [191] 同志的儿子。莫斯科财政学院财会系三年级大学生。住在莫斯科市高尔基大街10栋50室。

    9.陈保罗(陈印)，1928年出生，1941年来到苏联，中共中央社会安全部部长刘进忠(张凡，ЧжанФань) [192] 同志的儿子。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农艺系三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

    10.陈梅利(陈辉)，1931年出生，1941年来到苏联，中共中央社会安全部部长刘进忠(张凡)同志的女儿。莫斯科电力工程学院一年级学生。住在莫斯科市。

    11.克鲁普尼克·然娜(乔克祥，ЦяоКэсян)，1930年出生在莫斯科市，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工作人员乔伯臣(ЦяоБэчен)同志的女儿(其母Ф.Е.克鲁普尼克是苏联国家政治出版社的校对员)。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新巴斯曼纳亚大街10/2栋123室。

    12.陈祖涛·雅沙，1927年出生，1939年来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翻译陈臧沪(ЧенЦанхоу)同志的儿子。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机械工艺系五年级学生。住在莫斯科市高尔基大街10栋50室。

    13.什帕托夫·谢尔盖(赵世克)，1928年生于苏联，中国妇女联合会工作人员赵世炎同志 [193] 的儿子。莫斯科斯大林钢铁学院五年级学生。住在莫斯科市。

    14.涅维罗夫·沃娃 [194] ，1926年生于莫斯科，民主人士沈志远(沈观澜)的儿子。列宁格勒工业学院四年级学生。住在列宁格勒市。

    希望前往中国休假和探望自己的双亲——中国重要的工作人员——的苏联机关工作人员的名单

    1.林琳·奥莉加，1924年出生，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祖涵)的女儿，曾经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保育院接受教育，在无线电广播委员会里担任播音员，苏联公民。居住地址是：莫斯科市佩斯查纳亚大街700巷3栋30室。

    2.继飞·弗拉基米尔， [195] 1926年出生，已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若飞 [196] 的儿子，其母亲住在北京市；曾经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保育院的学生，苏联公民；在外国文学出版社担任校对员。居住地址是：莫斯科市祖博夫林荫路21栋。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46、178-180

    №1250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政府移交财产事宜(1950年5月18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18日

    第202项　关于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移交东北和大连市财产的苏中联合委员会苏方代表的指示。

    委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审理由维辛斯基同志、缅希科夫同志和梅尔库洛夫同志提交的、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移交东北和大连市财产的苏中联合委员会苏方代表的指示草案。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47

    №24805 苏方向旅大地区中苏友协转交的资料清单(1950年5月18日)

    我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大连市全权代表Г.Х.格鲁舍茨基和中苏友协旅顺大连地区副主席王勤(ВанЦюнь)，完成了如下工作：格鲁舍茨基转交了如下材料，而王勤接受了这些材料：

    一、展览照片

    《莫斯科庆祝1950年五一节》(21副照片)，一份

    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公报》(英语)

    1.1949年第58期，60份

    2.1949年第59期，60份

    三、书籍(中文)

    1.斯大林：《论列宁》，5本

    2.列宁：《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8本

    3.戈尔巴托夫：《没有被征服的》，18本

    4.列宁：《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俄语版，4本

    5.А.П.契诃夫：《短篇和中篇小说集》，5本

    6.《勇士之路》，5本

    7.А.沃尔科夫：《两兄弟》，5本

    8.Ю.利别京斯基：《被流放的勇士及其朋友和敌人》，6本

    9.Б.莫吉列夫斯基：《И.И.梅奇尼科夫》，6本

    10.А.阿列克辛：《31天》，4本

    11.М.伊林：《征服自然》，6本

    12.叶甫根尼·佩尔米亚克：《旅行的艺术》，7本

    13.瓦赫坦·阿纳尼亚：《在塞凡河岸》，6本

    14.Л.沃龙科娃：《雪飘》，4本

    15.А.佩尔菲利耶夫：《大家族》，5本

    16.《年复一年》，1本

    17.В.马雅可夫斯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11本

    18.А.盖达尔：《楚克和黑克》，4本

    19.西伯利亚人Д.Н.马明：《傻猎人》，4本

    20.Д.米罗诺娃：《佩图什基美丽的山脊》，5本

    21.С.米哈尔科夫：《兔子奇遇记》，4本

    22.И.С.屠格涅夫：《雌鹌鹑》，3本

    23.《1950年儿童工作进程表》，1本

    24.А.Н.托尔斯泰：《伊万王子和大灰狼》，4本

    25.С.波戈列洛夫斯基：《“五一”节》，4本

    26.Ш.佩罗：《神秘的人》，4本

    27.С.马尔沙克：《我们大院里的孩子们》，5本

    转交人：格鲁舍茨基

    接收人：王勤

    1950年5月18日

    于大连市

    ГАРФ，ф.Р5283，оп.18，д.104，л.21-22

    №1250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苏联电影配各国文字(1950年5月23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23日

    第221项　苏联电影部的问题。

    准许苏联电影部：

    1.制作电影《必遭灭亡者的阴谋》用波兰语、捷克语、匈牙利语、汉语、朝鲜语和德语配音的译制拷贝；

    2.确保工作的高质量，在波兰、捷克、匈牙利、中国、朝鲜和德国的电影制片厂里制作电影的配制拷贝。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51

    №09080 中共中央调查部第66号通报：美国在东京安置的人员(1950年5月29日)

    译自中文

    第66号情报

    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邻国安置人员以加强反华的间谍活动

    现已获悉，在东京担任麦克阿瑟顾问的工作人员中，有前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前驻上海总领事马康卫(地位不详)，担任麦克阿瑟政治顾问的有前驻上海总领事馆政治处主任切依斯。

    卡拉布霍夫

    1950年5月29日

    АВПРФ，ф.100，оп.43，п.315，д.142，л.182

    №24806 张仲实致科舍廖夫函：关于苏联无线电广播问题(1950年5月30日)

    А.И.科舍廖夫 [197] 先生：

    特别请求您挑选如下材料，并对所提问题作出答复。如果不能满足所提请求，那么请告知。

    中原大学图书馆需要一批关于马列主义问题的书籍以及其他一些教学材料。请告知我们，以什么方式能得到这些书籍和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广播事业管理局广播管理处需要如下材料：

    1.同广播问题(无线电工业、广播和无线电管理等)有关的书籍、杂志和报纸；

    2.《真理报》、《红星报》等；

    3.在莫斯科广播站广播汉语节目；

    4.关于苏联音乐和戏剧的书籍与报纸。

    此外，请求回答如下问题：请简单介绍一下苏联广播站的发展，苏联广播站是怎样科学地进行领导的，苏联广播站怎样制作广播节目，怎样同群众保持联系，怎样组织节目。

    此致

    敬礼!

    北京，中苏友协

    张仲实

    1950年5月30日

    ГАРФ，ф.Р8581，оп.1，д.430，л.109

    №24807 塔拉索夫的报告：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 [198] (1950年6月 [199] )

    ……

    今年4—5月，应中国青年新民主联盟的邀请，苏联青年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将近1个月时间内，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了22个城市和一些农村。在华北，苏联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天津、济南、石家庄和曲阜，在华东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在华南访问了汉口、武昌、长沙、广东，在东北访问了沈阳、哈尔滨、抚顺、鞍山、吉林、长春、安东、大连和旅顺。

    代表团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参加了196次各类群众集会，有76.3万名中国青年男女参加了这些集会。在同中国青年进行会见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向他们详细地阐述了苏联人民各方面的生活。同中国青年会见的形式是群众集会、作报告和进行谈话。还就苏联体育运动和文化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谈话，这样的谈话进行了6次。

    我在本报告的后面还附有如下报告：1.关于向新中国体育运动提供援助的建议的报告，其中也提出了向中国发送的体育作品和体育用品的大致清单。2.中华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在1949年10月26日召开的中国体育爱好者会议上作的报告。3.体育比赛的素描画。

    ……

    А.В.塔拉索夫

    ГАРФ，ф.Р7576，оп.2，д.527，л.41-50

    №16596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中共代表团的感谢信(1950年6月19日)

    斯大林同志：

    送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者代表团给您的中文信的译件。

    中共党务工作者代表团一行42人在苏联待了3个月。

    这一段时间，代表团的成员听了一系列有关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的报告，了解了联共(布)党组织的经验和实践。

    6月18日，在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后，中共党务工作者代表团已回国。

    附党务工作者代表团的中文信件。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联共(布)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1950年6月19日

    文件送：马林科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第25 C 1023号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予我们很大的荣誉，派我们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来学习由列宁和您培育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

    在学习期间，由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直接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更加深刻和具体地学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以及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这给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以后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亲眼看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莫斯科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突出成就。

    永垂不朽的列宁曾经生活和工作的莫斯科以及您作为列宁事业最忠诚、最杰出的继承者工作的地方莫斯科，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中心，而且是全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

    我们访问了以永垂不朽的列宁命名的英雄城市，它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摇篮。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与列宁决定人的命运的伟大事业相关的历史古迹以及卫国战争时期英雄的列宁格勒的战场和其他文化、艺术文物。

    我们还访问了另一座英雄城市，它两次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国内战争时期和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人民在那里保卫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这座城市是用您的名字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在那里，我们不但看到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勇战斗痕迹，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快速前进的、规模宏大的恢复和建设工程的成果。

    我们还访问了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它的首都塔什干。在那里，我们亲眼看到了原来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地区在俄罗斯人民的帮助下，在短期内变成了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工业共和国。这是由您领导下和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突出成果。

    所到之处，我们都亲眼目睹了苏联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和文化生活，亲眼目睹了他们的高度的劳动自觉性和首创精神。这一切再一次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拥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和永垂不朽。这一切都是联共(布)的政策的结果，而这些政策则是苏维埃社会和您英明、天才的领导力量的结果。

    我们到处得到苏联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孩子们的热情接待和关怀。他们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怀有很大的兴趣。这证明，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破坏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在离开你们国家之际，我们衷心地向您，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领袖和导师，并向您所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在我们学习期间给予的关心、照顾和帮助。

    回国以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一定全力运用丰富而珍贵的学习成果，在为夺取中国人民新胜利的斗争中、为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我们决不辜负你的期望。

    您的最忠诚的、最优秀的学生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说：“向苏联学习，走俄国人的道路。”我们将忠诚地执行您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请允许我们祝您身体健康。

    中国和苏联人民的永恒友谊与团结万岁!

    世界民主力量的堡垒、全体进步人类的灯塔——苏联万岁!

    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旗帜——联共(布)万岁!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万岁!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成员：

    张秀山　钟明(Чжун Мин)

    王福(Ван Фу)　陈鹏(Чэнь Пэн)

    王友善(Ван Яошань)　苏江一(Су Цяньи)

    金洁群(Цзинь Тецюнь)　谢逊(Се Сюнь)

    于斌(Юй Бин)　曾学坤(Цзэ Сюэгун)

    马伟茹(Ма Вэньжуй)　杨士杰

    刘谦(Лю Циэнь)　赵世晨(Чжао Шичжень)

    王宝金(Ван Боцзинь)　张凡时(Чжан Фынши)

    王大军(Ван Дацзюнь)　范如深(Фань Жушэн)

    包晨际(Бао Чэнцзи)　张友渔(Чжан Яоюй)

    于杰(Юй Цзэ)　杨卫华(Ян Вэньхай)

    李晨廷(Ли Чжентин)　王杰(Ван Цзэ)

    胡一鸣(Ху Иминь)　袁致勤(Юань Чжицин)

    曹敏新(Чжао Минсинь)　邵天任(Шао Тяньжэнь)

    朱烈(Чжу Ле)　陈秀莲(Чэнь Сюлян)

    鲁金茹(Лу Цзинжу)　李军(Ли Цзюнь)

    赵民新(Чжао Минсинь)　高旗云(Гао Циюнь)

    李在旺(Ли Цзэван)　杨义臣(Ян Ичэнь)

    刘环占(Лю Хуанчжань)　谢本芝(Се Банчжи)

    王新华(Ван Синхуа)　蒋斌(Тянь Пин)

    孙西岐(Сунь Сици)　肖斌杰(Сяо Бинцзэ)

    何哲(Хэ Цзай)

    АПРРФ，ф.3，оп.65，д.195，л.113-116

    №13276 奥尔洛夫致格里戈良函：中国代表团赠送礼物(1950年6月21日)

    中共党务工作者代表团在启程回中国的那一天，留下了一些送给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国立列宁图书馆、东方文化博物馆的礼物以及给计量器厂和三山纺织联合企业的97包茶叶。同时，代表团还留下了一些私人礼物。

    代表团的领导请求按照指定的名单转交这些礼物。

    我认为代表团的请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请求您的同意。

    附收礼人的名单。

    А.奥尔洛夫(签名)

    1950年6月21日

    附件：

    中共党务工作者代表团拟定的收礼者名单

    给私人的礼物

    1.格里戈良同志——4枚徽章，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肖像，1幅狮子形象丝绣品。

    2.奥尔洛夫同志——1幅老虎形象丝绣品。

    3.科瓦廖夫同志——2幅丝绣品。

    4.拉希莫夫同志——1幅丝绣品。

    5.谢尔巴科夫同志——1幅狮子形象丝绣品。

    6.波波夫同志——1幅丝绣品。

    7.西季赫梅洛夫同志——1幅丝绣品。

    8.无名氏——2幅丝绣品。

    9.无名氏——1幅丝绣品。

    10.无名氏——1幅丝绣品。

    给组织的礼物

    11.东方学研究所——1包书。

    12.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风景照片，毛泽东、刘少奇的肖像，军队的…… [200] ，8只绣花枕套。

    13.…… [201]

    14.东方学研究所——1包中文的文学作品。

    15.东方学研究所——1包中文的杂志。

    16.地方文化博物馆——照片，1件刺绣品，4本书。

    17.列宁图书馆——5本书。

    18.茶叶——22块砖茶，预先包装好，共75包。

    1950年6月21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94，л.23-25

    №13287 科瓦廖夫致罗迈进函：对中国书籍提意见(1950年6月30日)

    Я.М.罗迈进同志：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寄来201本中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并请我们对这些书的质量提出意见。

    我们认为要我们对这些书提意见是不适当的，建议把这些文学作品转交给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

    请求您同意。

    Е.科瓦廖夫(签名)

    1950年6月30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94，л.48

    №00281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领导人的政治情绪(1950年7月2日)

    1950年7月2日4时发自平壤

    1950年7月2日5时47分收到

    1950年7月2日5时55分送达苏军总参谋部八局

    冯西 [202] 同志：

    复362号电。

    向您报告美国人武装干涉后北朝鲜的政治情绪。

    随着人民军战斗开始获胜，特别是解放了汉城之后，居民表现出普遍高昂的政治热情。

    解放区的大部分居民热烈地迎接人民军并多方协助军队行动。到处在建立政权机构(人民委员会和社会政治组织)，安排生产和贸易。在这段时间，甚至反动分子都没有公开进行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军的活动。

    人民军的胜利进攻加快了游击队员的活动，目前在南朝鲜军队的后方游击队运动在广泛开展。

    然而，由于美国的广播大规模开展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宣传，美国空军频繁袭击北朝鲜和南朝鲜的居民点、生产设施和军事目标，居民的政治情绪有些沮丧。

    个别人开始不相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情绪低落，而在解放区，少部分居民持观望态度。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的领导人(金日成、朴宪永、朴一禹 [203] 、金策 [204] 、崔庸健 [205] 、姜健 [206] )对朝鲜目前的军事政治形势持有正确评价，有信心获取全胜并全力以赴进一步扩大向南朝鲜的进攻。

    金日成和朴宪永明白因美国人参加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给朝鲜带来的种种困难，正采取必要措施稳定战争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供应。

    金日成打算再组建一些步兵部队、坦克部队和海军部队。他们打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他问我对此有何看法。

    然而，有些领导人(其中有金枓奉 [207] 、洪命熹 [208] )认为靠朝鲜军队进行反美战争有困难，并以谨慎的方式向金日成探听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关于金枓奉、洪命熹同金日成谈话的这些情况，是金日成的秘书告诉我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中的右派活动家和中间派活动家支持政府的所有措施，然而他们目前尚未采取必要的措施动员自己的党在南方开展活动。

    我已告知金日成，苏联政府将满足其对武器和弹药的申请。

    朝鲜人民政府中总的状况仍然良好，可以继续保障人民军的积极进攻。

    什特科夫

    1950年7月1日

    第423号密码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05-107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07-110

    №00284 斯大林致罗申电：关于中国军队在中朝边境集结的问题(1950年7月5日)

    1950年7月5日23时45分收到

    1950年7月6日0时55分发出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

    一、我们同意中国同志在接纳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让印度居间调停的意见。

    二、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三、您关于苏联飞机在中国东北领空飞行的消息未得到证实。已下令禁止此类飞行。

    菲利波夫

    1950年7月5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9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15

    №00285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经中国东北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1950年7月6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同志

    复第439号密码电报

    一、武器将通过满洲里、安东、新义州运送。 [209]

    二、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

    三、我们全部供给2个师、2个坦克旅和12个营使用的武器、坦克以及其他军需品，然而我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要补充现有的师并使其兵员达到12000人。必须在各师建立征兵机构，负责补充兵员并对其加以审查和训练，然后补充到各师。这才是最重要的。

    冯西

    1950年7月6日

    第374号密码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0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16

    №09121 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向中国移交溥仪战犯(1950年7月6日)

    斯大林同志：

    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已于1950年3月9日(№978/сск)向您报告过，把内务部集中营所关押的被扣留人员——原伪满皇帝溥仪、他的家属和亲友、原伪满洲国政府的部长、中国将军和其他官员，共58人，以及属于溥仪及其随员的个人财宝(价值94.9万卢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适宜的。

    今年7月1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同志会谈时宣布，中国政府准备接收溥仪，如果苏联政府能为此抽出时间的话。

    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应该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政府准备把溥仪及其随员移交中国，因此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自己关于把这些人移交中国当局的地点、时间和考虑。

    附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草案。

    请您批示。

    С.克鲁格洛夫

    А.葛罗米柯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1950年7月__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一、委托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准备将正在苏联的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他的侍从、前伪满洲国政府的部长、将军和其他官员共58人交由中国当局支配，并协商将他们移交中国当局的地点和时间。同时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属于溥仪及其随从人员的价值94.9万卢布的各种珠宝首饰也将移交中国当局。

    二、责成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向中国当局移交上述被扣留的中国人及属于他们的珍贵物品。

    ГАРФ，ф. P 940Ⅰ，оп.2，д.269，л.356-358

    №00287 斯大林致罗申电：中国应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1950年7月8日)

    1950年7月8日18时40分收到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告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说，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

    菲利波夫

    第379号密码电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82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17

    №20062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经中国铁路运送武器等事(1950年7月8日)

    第477号

    1950年7月7日，根据金日成的邀请，我与他会了面。

    会谈一开始金日成便问道：嘿，苏联顾问的事情进展如何？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汉城？我答道，近两天我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至今仍未接到上级关于苏联顾问可以到三八线以南的指示。

    金日成说，前线指挥部负责人姜健向他询问苏联顾问是否与自己一同前往南部。金日成的答复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于是姜健声称，如果苏联顾问不到汉城来，自己便什么也干不成。因为没有苏联顾问，自己便无法指挥部队。

    我再次答道，关于这一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金日成说，如果苏联顾问不去汉城，那就意味着失败，再说一次，就是崩溃。金日成接着说，姜健请他立刻正式致函苏联政府，请求其允许苏联顾问前往汉城，到各军团领导小组中去，自己将保证苏联顾问的安全，不会让他们当敌人的俘虏。

    随后，金日成又让我向他解释成立预备役兵团，对其中人员进行培训和组建步兵营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的意义。

    我向他作了详细的说明。

    会谈期间我通知金日成，朝鲜最近预订的空军设备、武器和弹药已装运，将于7月8日运抵边境口岸。我问他，关于这些货物经中国铁路转运至朝鲜境内之事是否已与中国人达成协议。

    他答，正式的协议还没有。不过，他已给高岗发了一封私人信件。与此同时，金日成带着明显的不满说道，没有人可以和他签订协议，因为在平壤没有中国代表。最后，金日成再次请我加快关于苏联顾问问题的答复。

    金日成接着说，各地区均给他打电话，都是关于美国空军的空袭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今天美国人炸毁了一个铁路枢纽，咸兴地区被敌机摧毁的多座铁路桥仍未恢复。

    在我与金日成的多次会面中，这是我首次看到他的心绪如此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193-194

    №00293 斯大林致罗申电：准备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1950年7月13日)

    1950年7月13日5时50分

    第5426号

    请将下列意见转达给周恩来或毛泽东：

    “一、英国人通过其驻莫斯科使节向我发出正式声明，鉴于安理会相关决议，他们暂且无法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当然，如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自己的军队撤回三八线，那么这可能会有助于加速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

    英国人请苏联政府表明自己的态度。

    苏联政府认为英国人的这一要求是无礼和不可接受的。

    我们认为应这样答复，即在外国武装干涉之后，朝鲜问题已严重复杂化了。如此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有苏联、中国和朝鲜代表参加的安理会，并认真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才可能得以解决。

    请通报你们的看法。

    至于印度大使的声明，我们决定不予以答复，因为我们已经获悉，这个声明只是该大使的个人观点，与印度政府没有关系。

    二、我们还不知道，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境地区部署9个师的兵力。如果你们已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派遣携有124架喷气式飞机的歼击航空师去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我们认为，在苏联飞行员的帮助下，中国飞行员经过2—3个月的培训，我们再将所有空军方面的物资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这样，你们便可完成在上海组建空军师的工作。

    请通报你们的意见。”

    请电告执行情况。

    菲利波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5

    №20066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政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援助(1950年7月15日)

    1950年7月15日

    第586号

    根据金日成7月13日的邀请，我与他会了面。会谈一开始金日成便通报说，他已会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石同敏(СиТунмя)。

    受周恩来的委托，中国代办向金日成转达道，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向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为了能及时满足朝鲜方面的需要，请金日成在提出帮助的要求时不要客气。

    该代办接着说，周恩来在与他谈话中声称，中国人认为，不能容忍美国人对朝鲜发生的战争的干预。

    中国代办请金日成向他提供比例尺分别为1∶100000、1∶200000、1∶500000的朝鲜地图各500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为此，他将从使馆派两个人(都是上校)，专门负责与国防部保持联系。与此同时，中国代办要求金日成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

    接下来，金日成又说，汉城有150万居民，很多人都失了业，工厂暂时又无法开工。有鉴于此，他打算让政府通过关于征招汉城工人到北朝鲜工厂工作的决议，而将另一部分(汉城)人迁移到农村。金日成指出，在北京的中国人也采取过类似的举措，并就此征询了我的意见。

    我答，这是一项有益和合理的举措，如果他们能组织得力的话。

    接着，金日成又将话题转向前线战况。他说，由于美国地面部队，尤其是美国空军的活动，导致朝鲜大量城市和工业企业被毁，军队不断遭到轰炸，人民军的推进受到阻碍，他心情很沉重。因而他想派朴宪永或金枓奉去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量关于朝鲜今后该怎么办的问题。金日成认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我有意回避了他的这一问题，只是对他说，你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加强军队，巩固解放区，确保和增强自己在朝鲜人民中的影响力。

    金日成没有重复上述问题，只是说，为了加强对南方的领导，他准备派以朴宪永为首的领导小组去汉城。

    由于您的电报，我与金日成再次会面时，他也没再重提那个问题。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03-305

    №20067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前线状况和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7月20日)

    1950年7月20日2时30分(发报时间)

    第649号

    冯西同志：

    7月19日，应金日成的邀请，我与他见了面。

    会谈伊始，金日成谈了前线战况。他生气地说，战局变得让人难以理解，这对我们而言可能意味着灾难。一切变故都是由于美国空军。没有人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金日成说，他今天已经两次责骂了前线指挥官金策和前线司令部负责人姜健，可即使这样，他们依然无法理解整个形势的政治意义。

    全世界都在关注：看我们将占领大田，还是将因此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淖。

    目前已有3个美军师进入这一地区。这些美军的到来使整个战局变得复杂化了，可他们(人民军前线指挥员们)仍不能明白这一点。

    接着，金日成又指出，根据我方无线电台所截获的情报显示，美国人已命令：无论如何要阻止北方人的进攻，不让其突入安东和尚州地区。

    我已再次向前线指挥员下达了命令，可他们没有有效地组织和执行我的命令。其借口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空军，白天无法展开行动，而晚上又不便于采取行动。

    接下来，金日成问我，应当采取哪些必要措施才能扭转目前前线的战局。

    我指出，他应当比我更了解前线的情况。我说，根据苏联顾问的通报，人民军部队借口空军问题，近期实际上已停止了作战行动。要知道，美国空军的空袭活动是有时间间隔的，如早上6—7点钟，人民军部队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时间差来进行作战行动。我方部队的进攻完全可以从早上4点就开始，但人民军各军和前线指挥部对部队管理不善，没有要求部队坚决执行战斗命令。

    金日成说，自己想亲自去汉城，就地与各军和前线指挥部的高级将领交谈，向他们说明当前的形势并警告他们，促使其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承担起对民族应负的责任。

    我答，这是您的事。

    接着，金日成又对我说，他想向我报告关于他的代表去中国的结果。

    在与中国代办会谈后，金日成决定派贸易省副相去中国，请求其给予武器和马匹方面的援助，因为北朝鲜目前急需这方面的物资。

    中国人答应给朝鲜30000支步枪、2000挺手提机枪、200挺重机枪、300门81毫米迫击炮和1000匹骡子。所有这些物资将于7月25日起运。

    金日成又说，他的代表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对朝鲜战事很感兴趣。但他的代表什么也说不出，因为他对战争各方面的情况并不太了解。

    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朝鲜同志怎么看——美国人是否将在朝鲜长期参战。在此，毛还加了这么一句话：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他们是不会完全撤离朝鲜的，为了赢得胜利，他们会向朝鲜投入很多自己的军队。

    金日成是否想过这样一问题，如何撤退，从哪里开始后撤，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

    毛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是否想过向其他国家求助，以便后者派自己的部队来援助朝鲜。如果有过这样的请求，那么中国人也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

    如果我们以外籍军团的方式派遣自己的军队进入朝鲜，那么，就不会因此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请金日成仔细考虑一下，并于8月10日以前向我们通报自己的意见。

    金日成接着说，毛泽东请我们派一个了解目前朝鲜战争状况的军事代表去中国，并要求该代表必须在8月1日以前抵达中国。

    金日成问我，派谁去中国合适呢，姜健是不能去的，他想派崔庸健(民族保卫相)去。

    我回避答复这个问题，并声称，这是您的事。

    金日成将话题转到关于外籍军团的问题上，他问，斯大林同志对此有何意见。

    我答，关于斯大林同志对这一问题有何见解，我目前一无所知。

    于是，金日成说，他没有想到毛泽东谈的只是自己的想法，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与斯大林同志协商过。

    我再次答复道，我对此一点都不知道。

    会谈最后，金日成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并说，这是周恩来的来信，其中罗列了中国人将援助朝鲜的武器清单。

    金日成又补充道，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来朝鲜，但由于乘飞机前来很困难。于是，他们请我们派军事代表去中国。

    这样，此次会谈便结束了。

    请通知我，中央是否将就上述所涉问题给我指示，如果下次见面时，金日成再提出这些问题，我将何以应对。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52-355

    №0029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中朝边境地区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1950年7月22日)

    发自北京，1950年7月22日20时5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我于7月22日14时30分从周恩来那里收到毛泽东给您的如下电报：

    “菲利波夫收。

    关于为中朝边境线地区我军部队提供空军掩护、我航空兵改装喷气式飞机并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的全部武器装备的问题，我们已进行了研究，对于您的这一提议特表欢迎，并对您和苏联政府所给予的援助和支持深表感谢。

    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机航空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

    关于我歼击机改装喷气式飞机问题，拟按以下方法加以解决。在巴季茨基 [210] 喷气机航空团的基地上于近两个月内建立一个改装训练中心。

    为培养160名机组人员，以便使用你方交给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我方拟首先对混成航空兵旅现有65名歼击机机组人员进行改装训练。待其改装训练即将结束时，即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将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各联合飞行技术航校1月份的毕业生中挑选人员进行第二批改装训练(100名机组人员)。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于1951年3—4月内完成接收新式喷气式飞机的工作。由此可见，我们完全能够在这一时限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

    为及时实现预定的改装训练计划，需要建立一个能对60人同时进行训练的训练中心，并要为其提供训练器材、直观教具及最必需数量的教练人员。为实际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认为，派我空军代表及首席空军顾问普鲁特科夫空军少将前往莫斯科就此相商，是适当的。

    请将您的决定告知我。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备注：在即将给您发出该电时，收到了苏联军事部 [211] 部长华西列夫斯基给军事总顾问 [212] 和巴季茨基同志关于进行改装训练，并将巴季茨基机群的全部飞机交给中国朋友的指示。有鉴于此，总参谋部已同我军事顾问共同准备了一个给中国政府的建议：将中国的一个混成航空兵旅集中到上海、南京、苏州地区进行改装训练。所缺飞行员由哈尔滨—锦州联合航校抽调。有关飞机的转场和人员的集中工作将于1950年11月完成。

    今天，此一计划将由中国政府审定并作出最后决定。看来毛泽东同志会将这一情况补充电告您。

    第1503号电

    Н.罗申

    1950年7月22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

    №00296 维辛斯基致罗申电：同意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1950年7月25日)

    1950年7月25日4时30分收到

    1950年7月25日5时55分发出

    特档

    优先拍发

    北京

    致苏联大使Н.罗申：

    复1503号电。

    受菲利波夫委托，请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拟议的训练中国的喷气式飞机飞行员的方式和期限，已经同意。

    请电告执行情况。

    维辛斯基

    1950年7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第十司，复件留底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0

    №09123 维辛斯基和谢罗夫呈斯大林请示：向中国移交战犯 [213] (1950年7月26日以前)

    绝密

    第9号

    И.В.斯大林同志：

    在被审讯的日本战俘和被扣押在内务部哈巴罗夫斯克集中营的人中，有24名中国国籍的蒙古人，对他们的审讯结果是，没有获得追究其刑事责任所需的足够材料。

    苏联内务部和苏联外交部认为，将这24名蒙古人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管辖是适宜的。

    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和蒙古人的名单附后。 [214]

    请您决定。

    А.维辛斯基

    И.谢罗夫 [215]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1950年7月__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一、委托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准备将扣押在苏联境内的24名中国国籍的蒙古人移交中国当局管辖。根据后附的名单，在中国政府同意接收名单上人员的情况下，协商将他们移交中国当局的办法和日期。

    二、责成苏联内务部(谢罗夫同志)在上述蒙古人移交中国当局的办法和日期确定之后，组织实施移交工作。

    ГАРФ，ф. P 940Ⅰ，оп.2，д.269，л.375-376

    №13285 罗迈进致帕利古诺夫函：关于中国土地法令的资料(1950年7月27日)

    机密

    Н.Г.帕利古诺夫 [216] 同志：

    我根据协议把关于已被发现的塔斯社在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令和新华社1950年6月30日的报道时的曲解之处的材料发给您。

    附件1页。

    Я.罗迈进

    1950年7月27日

    附件：

    塔斯社7月1日的《远东公务信息通报》(第1页)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令。

    在塔斯社的转载中，法令第30条条款说，法令承认“土地的主人完全有权自由地利用土地，但是不能出售和出租土地”。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6月30日所刊登的法令，用中文本校对塔斯社转载的文本，发现该条款应该读成：

    “将承认土地的主人完全有权自由地开垦、买卖和出租土地。”

    在塔斯社7月2日的另一篇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进行整党的决议》的报道中，也发现了与新华社报道大相径庭的地方。

    塔斯社的报道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进行整党和首先是在领导人员中整党的决议。”

    然而，刊登在7月2日《东北日报》上的新华社6月30日的报道中所说的，不是要进行整党，而是中共中央决定要进行一场“严肃整顿全党的工作作风和首先是干部的工作作风”的大运动。

    土地改革法第30条内容和新华社6月30日的报道的曲解文字，刊登于7月3日的《真理报》和苏联的其他报纸上。

    Е.科瓦廖夫(签名)

    1950年7月27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94，л.39-40

    №24808-1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在中国设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处(1950年7月27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同志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希望扩大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中国的工作，并向中国派遣一些高水平的、能够对中苏友协的工作提供帮助的干部，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因此，罗申同志提出了关于在中国组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处的问题以及在上海、广州和沈阳开办苏联文化宫的问题。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同意罗申同志提出的关于在中国设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处的建议，并请求批准Б.Г.博尔德列夫同志(经济学副博士，掌握英语，1949年前担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部门主任)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代表处的代表，Е.Т.尤尔奇克同志(东方学专家，掌握英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机关工作)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代表处的副代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认为，关于在上海、广州和沈阳开办苏联文化宫的问题应该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代表处开展工作之后解决。

    我认为可以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的提议。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1950年7月27日

    文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手写批注：

    不必收回。

    莫洛托夫

    9月6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9，л.32

    [1] 1945年初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编注

    [2] 该决议草案未公布。——原注

    [3] 安德烈耶夫，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使用的化名。——编注

    [4] 指А.葛罗米柯。——原注

    [5] 指通过1945年8月中苏条约认定的由苏军管辖的旅顺、大连地区。——编注

    [6] 这是莫洛托夫的签名。——原注

    [7]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清单。——编注

    [8] 附件随第368/ДВ文件已退回，4月15日。——原注

    [9] 华莱士，时任美国副总统。——编注

    [10] 参见以下文件№20265。——编注

    [11] 原文为ЛиЛа，有误。——译注

    [12] 给斯大林的文件是两份。以下同。——译注

    [13] 即М.加里宁。——原注

    [14] 原文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15] 1949年4月1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做政治报告。报告指出，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包括一切进步青年的积极分子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它的社会基础“应当比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更为广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2页。——编注

    [16] 毛泽东给傅作义复电的时间是4月2日，电报指出：国民党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认清是非，翻然悔悟”，“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1—472页。——编注

    [17] 原文如此。当时任弼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在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主席。——编注

    [18] 原文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19]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20] 原文如此。——编注

    [21] 以下纪要是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问题的序号是斯大林加的，正文中的着重线也是斯大林画的。——原注

    [22] 7月11日，中苏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贷款协定。——编注

    [23] 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原注

    [24] 7月2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编注

    [25] 文件为档案收集者摘抄件。——编注

    [26] 文中着重线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画，下同。——原注

    [27] 六角括号中的话及序号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加，下同。——原注

    [28]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29]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0] 斯大林在这三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1]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2]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3]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双重竖线。——原注

    [34]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5]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6] 斯大林指的是在贷款协定中所包括的用于制造中国硬币的白银。——编注

    [37] 斯大林在这两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8]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9]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40]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41] 文中的着重线是斯大林阅读文件时画的。下同。——原注

    [42] 斯大林在以上三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43] 斯大林在以上三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44]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45] 指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编注

    [46] 所收集到的俄国档案只有前一封信。——编注

    [47] 至圣，俄罗斯东正教对牧首的尊称，意为“神圣而至高无上的”。——编注

    [48] 根据中国的有关材料，毛泽东这封电报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贷款协定的。电报说：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见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编注

    [49] 邓力群当时是随同刘少奇访苏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邓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于1949年8月14日由莫斯科到达新疆伊宁。——编注

    [50] 今张掖。——编注

    [51] 今武威。——编注

    [52]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和赵寿山均任副司令员。——编注

    [53] 8月14日，科瓦廖夫与220名苏联专家和刘少奇同车离开莫斯科，8月25日到达沈阳。——编注

    [54] 大林阅读文件时在以上两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55] 斯大林阅读文件时在这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56] 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7] 此件为溥仪呈交苏联内务部的中文原文复制件。六角括弧内为编者校正的文字。——编注

    [58] 原文如此，一般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编注

    [59]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文件。——编注

    [60]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文件。——编注

    [61] 在档案原件中这里的手写签名难以辨认。——档案发布者原注

    [62]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63] 收集到的该文件为打印草稿，文本中有一些删节之处。——编注

    [64] 俄国公布该档案时未附戈宝权的信。——编注

    [65] 林祖涵，即林伯渠的原名，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编注

    [66] 该电报并未发出，经修改后，于11月5日发出，参见以下№11808文件。——编注

    [67] 保大，越南皇帝的年号，保大皇帝原名阮福永瑞，1949—1955年担任越南国家元首。——编注

    [68] 1949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了周恩来11月29日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在目前迅速地继续消灭国民党反动残余匪军、解放了我华南与西南广大地区的情况下，正日益接近我国的西南国境。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等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匪帮，正在把他们的希望转向越南及其他和中国国境毗连的地方，企图把这些地方作为他们的残兵败将的逋逃所，并准备把它们作为等待时机以便卷土重来的基地。为此，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法国政府及和中国国境毗连的各国政府郑重指出：彻底消灭国民党所有反动武装力量，乃我政府不可动摇的政策。不管战败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保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必须对此事实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编注

    [69]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决议草案。——编注

    [70]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1] 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当时都是苏联著名的文学家。——编注

    [72] 什捷缅科，时任苏军总参谋长。——编注

    [73] 韩光，时任旅大市市长，中共旅大市委第一副书记。——编注

    [74]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5]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6]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以下№09065文件。——编注

    [77] 原文如此，准确的名称应为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下同。——编注

    [78] 路易·赛扬，时任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编注

    [79] 原文如此，准确的名称应为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下同。——编注

    [80] 原文如此，应为1947年。——编注

    [81] 档案原文复印件中此处一行字迹不清，无法译出。——编注

    [82]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3]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4] 贾拓夫，时任西安市市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编注

    [85] 陶峙岳，原国民政府新疆警备部队司令，1949年9月率部起义。时任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编注

    [86] 盛世才，地方军阀，1933—1944年掌控新疆，曾一度推行依靠苏联、支持中共的政策。苏德战争爆发后，投靠蒋介石，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1944年被调离新疆。——编注

    [87] 原文这里用的是Кремль一词，即中南海，下同。——编注

    [88] 即贾瓦哈尔·潘迪特·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编注

    [89]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90] 该附件略去未译。——编注

    [91]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2] 陶里亚蒂，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93] 吉林水电站即小丰满水电站。——编注

    [94] 欧内斯特·贝文(1881—1951)，英国工党领袖之一，1945—1951年出任艾德礼工党内阁的外交大臣。——编注

    [95]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96]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97] 见以上№16572文件。——编注

    [98] 所收集的该档案为草稿，文件中未标明发报人。——编注

    [99] 科托夫，时任苏联驻华武官、军事顾问。——编注

    [100] 格利巴诺夫，时任苏联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编注

    [101] 该档案中未标明发报人。——编注

    [102]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103] 根据签字的笔迹判断，此件是维辛斯基呈报的。——编注

    [104] 原文如此，即汪东兴。——编注

    [105] 蒋廷黻，1936—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1947年出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编注

    [106] 杜尔杰涅夫斯基，时任苏联外交部条法司专家。——编注

    [107] 原文如此，应为1932年。——编注

    [108]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9]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10]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11] 1951年苏联银屏上放映了С.尤特克维奇的影片《普尔热瓦利斯基》。在对这部影片进行汉语配音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以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格里戈良不得不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斯大林。——原注

    [112] 1950年5月12日，苏联驻天津领事馆负责人А.季托夫就苏联对华广播节目问题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远东部主任叶罗费耶夫作了报告。——原注

    [113] 原文如此，应是国务卿。下同。——编注

    [114] 1950年1月19日，毛泽东将他起草的关于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发给刘少奇，并指示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编注

    [115] 库兹马·杰列维扬科，时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编注

    [116]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17] 所公布的档案中没有附录一。——原注

    [118] 省略号为原文所有，下同。——编注

    [119] 笔误，正确的日期应为6月30日。——原注

    [120] 所公布的档案中没有附录二。——原注

    [121] 所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这两个附录。——原注

    [122] 即上述信函所说的附件二：关于中长铁路议定书的草案，见后。——编注

    [123] 即上述信函所说的附件三，即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的草案，见后。——编注

    [124]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页。——编注

    [125] 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1949年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已经分别代表中共和苏共签订了关于贷款的协定。——编注

    [126] 目前收集到的只有前3个附件。——编注

    [127]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发现了由库尔久科夫、费德林、克鲁季科夫等人翻译的这份文件的两个俄文译稿，译文略有差别，这里均未收入。收入的是下面提交给斯大林的此三人共同翻译的最后译稿。——编注

    [128]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29]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发现了两份反映苏方修改意见的文件。一份是在中方文本译稿上进行修改的文件，文件抬头附有说明：“括号内是我们加入的部分，画线的部分是删除的。”此件未收入。这里收入的文件是对前一个文件整理后形成的，文件未注明时间。但中国的材料显示，1月27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条约草案，并将会议同意这一草案的情况电告毛泽东，且1月27日中苏双方再次讨论条约草案，由此判断，该文本是在1月26日提交给中方的。——编注

    [130] С.扎沃龙科夫，时任苏联民航总局局长。——编注

    [131] А.阿夫谢耶维奇，时任苏联民航总局副局长，后出任中苏民航股份公司董事会副主席。——编注

    [132] 在档案中还有三份苏方对中方这一协定的修改稿，上面删改的地方非常多，而且是出于不同人的手笔。但字迹潦草模糊，不易辨认，所以没有收入本文件。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苏方对中方提出的这一协定草案最初是有很大不同意见的，并且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这里收入的协定是苏方修改后提交给中方的定稿。——编注

    [133] 在档案中还有两份苏方对中方这一条约草案的修改稿(时间应在26日和29日之间)，上面有大量的删改意见，但字迹潦草模糊，不易辨认，所以未收入。不过可以认为，苏方对这一条约是进行了多次推敲和修改的。这里收入的一份文件是苏方修改后提交给中方的定稿。——编注

    [134] 1949年12月25—29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审判了日本战犯，确认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编注

    [135]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苏联政府发给中国、美国和英国政府照会的内容是，提议设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审判裕仁等日本细菌战犯。——编注

    [136] 档案文件上未注明日期，根据俄国档案文件的馆藏排列序号，判断中方起草的这一照会是与条约、协定等同时提交给苏方的。——编注

    [137] 此后，苏方再次审议中方修改后的文本。编者在档案中发现了与此有关的三份文件：一份是标明“周恩来的草案”的打字稿，即此件；一份是维辛斯基2月2日呈交米高扬的文本，上面仅在个别文字旁边写了修改意见(如将苏联和中国的简称改为全称)，并删去了落款中的“2月”一词，但对文本没作任何改动；一份是米高扬2月2日签署“同意”的文本，除在中方改动的地方画了几道线外，与周恩来转来的中方修改后的文本完全一样(只是落款中没有“2月”一词)。——编注

    [138] 档案文件上未注明日期，鉴于1月31日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进行了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贷款协定”的谈判，而俄国档案中在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文本上标有“中国的，1950年1月31日，周恩来”等字样，故判断此协定亦是中方同时提交给苏方的。——编注

    [139] 此处“互助”一词的俄国档案原文是“合作”(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但在中苏双方提出本条约时的用语均为“互助”(взаимная помощь)，故有此译法。——编注

    [140] 档案文件上未注明日期，鉴于1月31日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进行了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贷款协定”的谈判，而俄国档案中在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修改文本上标有“中国的，1950年1月31日，周恩来”等字样，故判断此协定和议定书的修改稿亦是中方同时提交给苏方的。——编注

    [141]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42]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43] 第(五)点中，原文即五括号，只有一行手写文字，但档案复印件字迹模糊。——编注

    [144] 见此前各文件。——编注

    [145] 见此下№05163文件。——编注

    [146] 1945年中苏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规定其有效期为30年，这次中苏谈判时已经按中方的意见规定，苏联将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底无偿归还中长铁路。米高扬现在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归还中长铁路的期限再延长10年。——编注

    [147] 指中苏双方承认蒙古独立和同意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编注

    [148] 苏方最后提出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文本与中方提出的修改稿没有任何区别，参见以上№05157文件及注释。——编注

    [149] 苏方最后提出的贷款协定除了将第三条中“工业品”一词改为“茶叶”外，与中方的文本没有区别。参见以上№05162文件。——编注

    [150] 苏方提出的关于蒙古问题的照会与中方的文本基本相同，只是在第一条“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后，加了“并根据该条约和协定的内容”一句。参见以上№05151文件。——编注

    [151] 张秀山，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兼组织部长。——编注

    [152] 贷款协定第三条规定，中国第一期还贷于1954年12月31日前完成。——编注

    [153] 这里是指1946年11月4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向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总领事萨维列耶夫递交的《中国政府关于新疆省内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之建议》，苏联政府对该建议迟迟未作答复，直到1949年1月24日，苏方才提出愿意就张治中的建议举行直接谈判，并提出了苏方的建议。1949年7月5日，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刘泽荣代表中国政府与苏方就《苏联与新疆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但协定草案上报中央政府后，外交部对其中部分条款不满，故拖延未批。——编注

    [154] 以新疆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团是1950年1月30日到达莫斯科的。——编注

    [155] 当时中国的贸易部长是叶季壮，他是随同周恩来一起到达莫斯科的。——编注

    [156]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57] 参见以上№13329文件。——编注

    [158] 即中华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原注

    [159] 该信件通过苏联外交部发送。1956年2月28日，外交部通知苏联部长会议体育文化事务委员会说，关于发送上述文献的问题必须事先同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进行商量。1950年3月7日，体育文化事务委员会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发送了信函，并得到了许可。1950年3月13日，这些文献材料被送往中华人民共和国。(ГАРФ，ф.Р7576，оп.2，д.527，л.2 3.)——原注

    [160] 参见以下№13952文件。——编注

    [161] 即赛福鼎。——编注

    [162] 原文如此。——译注

    [163] 原文如此。——译注

    [164] 所收集的档案中只有这一份电报。——编注

    [165]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根据会谈内容估计报告者是米高扬。——编注

    [166] 科舍廖夫，时任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代表。——原注

    [167] 黑尔(Хэлл)，是德国人黑尔(Heil)发明的一种电报系统。——编注

    [168] 此处档案原文СайфутдинГазизов，疑俄文拼写有误，应为СайфутдинАзизов。——编注

    [169] 乌兰乌德为苏联城市，自1923年起成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府。——编注

    [170]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71]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72]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173] 原文如此，“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在江苏省的扬州至镇江之间的江面。——编注

    [174] 所收集的档案以上缺页。——编注

    [175]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176]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177]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78] 所收集的该档案没有标明时间，标题中的时间是编者根据文件内容所加。参见以上№05141文件。——编注

    [179]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80] 即金策。——编注

    [181] 此时，什特科夫陪同金日成在莫斯科访问。——编注

    [182] 伊格纳季耶夫，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编注

    [183] 该档案系收集者在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在档案馆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184]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85] 朴宪永，时任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编注

    [186]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87] 该文件系苏联驻天津领事馆负责人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远东部主任叶罗费耶夫的报告节选，删节号是档案公布者所加，下同。——编注

    [188] 送斯大林的电报为两份。——编注

    [189] 经核查，中文原名李特特。——编注

    [190] 经核查，中文原名刘莫阳。——编注

    [191] 原文如此，中国并没有军事工业部，当时刘鼎出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主管军工生产。——编注

    [192]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社会部(调查部的前身)。刘进忠(对外通用的姓名为方文)是该部主要负责人之一，但未曾担任过部长之职。下同。——编注

    [193] 档案原文ЧжаоТате，疑俄文拼写有误。——编注

    [194] 经核查，中文原名沈林如。——编注

    [195] 经核查，中文原名王继飞。——编注

    [196] 档案原文ВанИФей，疑俄文拼写有误。——编注

    [197] 科舍廖夫，时任苏联新闻局驻哈尔滨代表。——原注

    [198]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99]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200] 档案原件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201] 档案原件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202] 冯西，斯大林在与朝鲜领导人联系时常用的一个化名。——编注

    [203] 朴一禹，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后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政委。——编注

    [204] 金策，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工业相，后任前线总司令。——编注

    [205] 崔庸健，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相。——编注

    [206] 姜健，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编注

    [207] 金枓奉，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编注

    [208] 洪命熹，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朝鲜民主独立党领导人。——编注

    [209] 6月25日之前，苏联援助给朝鲜的武器装备均不经中国领土运送。——编注

    [210] П.Ф.巴季茨基，时任莫斯科军区防空军参谋长，1950年初率苏联一个防空集团军进驻徐州和上海，协助中国沿海地区的空防。随后回国出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编注

    [211] 即原苏联武装力量部，1950年2月改称苏联军事部。——编注

    [212] 指С.А.克拉索夫斯基，曾任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空军集团军司令等职。时任苏联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编注

    [213] 该档案系收集者在俄国档案馆记录的手抄件。——编注

    [214]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名单。——编注

    [215] 谢罗夫，时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编注

    [216] Н.Г.帕利古诺夫，时任苏联塔斯社社长。——编注

    1950年

    №25834 普里霍多夫致葛罗米柯函：呈送贾尔卡赛汗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记录(1950年8月15日)

    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同志：

    兹呈上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贾尔卡赛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会谈记录副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吉雅泰与外交部部长拉姆苏伦的会谈记录副本。

    因上述会谈中涉及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向您汇报。

    附件13页。

    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

    普里霍多夫

    1950年8月15日

    附件一：

    副本(译自蒙文)

    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接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会谈记录

    1950年7月7日

    刘少奇(以下简称“刘”)：大使，回来以后身体好吗？

    贾尔卡赛汗：很好。

    刘：您从乌兰巴托途经苏联过来的吗？

    贾尔卡赛汗：我乘飞机直接过来的。

    刘：乔巴山元帅身体好吗？

    贾尔卡赛汗：很好。

    刘：请允许我举杯为乔巴山元帅的健康干杯!

    最近蒙古的形势怎么样？

    贾尔卡赛汗：我国目前的形势很好，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自由的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对东方民主的胜利有很大的帮助。对我国自由发展有很大的支援。我国人民就因为这个对中国人民的胜利都感到兴高采烈。

    刘：现在蒙古的人口有多少？

    贾尔卡赛汗：100万。

    刘：蒙古的人口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贾尔卡赛汗：是的，革命期间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人民保健工作得到了发展。

    刘：这很好!

    您见到乌兰夫了吗？

    贾尔卡赛汗：没有，没见到。

    刘：要跟他见见面。应该互相帮助。内蒙古得到外蒙古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蒙古人有100万到200万。现在内蒙古得到了自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苦。

    蒙古帮助了我们抓住内蒙古的敌人德王和李守信。

    你们还把他们关着？

    贾尔卡赛汗：我不知道德王被抓，我只知道他的亲信被抓。

    刘：这就是你们给我们的帮助。您会说俄语吗？

    贾尔卡赛汗：我会说俄语。

    刘：今后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边境线很长，我国新疆省的边境上有乌斯满匪帮。等中国方开始打击这股匪徒，他们就逃到蒙古；一旦蒙古要打他们，他们就窜到中国。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强盗。如果我们两股力量联合起来，那很容易消灭他。

    在我们的边疆某些地段还有匪徒在活动。

    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边境会好起来，就像当时中苏边境一样。蒙古位于苏联和中国之间。因此看来，你们这方面都没有问题。

    贾尔卡赛汗：是的，我们国家比较太平。当年日本在我们东面的边境时，局势相当紧张。我们把所有力量都用在这上面。这样影响了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们的人民很清楚我们能自由生活，这种趋势在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力量强大的条件之下，因为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及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而得到强化。

    因此，中国人民的胜利对我们国家也是极大的支援。

    刘：你们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贾尔卡赛汗：经济基础是畜牧业。工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只有副业的意义。工业、畜牧业、农业的发展都根据“五年计划”的要求。在这方面苏联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

    我们在增加牲畜数量、生产饲料和牲畜防治流行病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刘：你们有没有新型的牧场，有没有羊、马、牛的繁殖场地？

    贾尔卡赛汗：有国营农场，那里从事畜牧业、农业，有养羊场、养马场。今后国营农场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把它们变为发展畜牧业的典范。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有些地方主要发展养羊业，有些地方——养马业，另一些地方——大牲畜和骆驼。

    刘：孩子们都能上学吗？学校的网点宽吗？

    贾尔卡赛汗：文化和教育也在发展。人民的文理通顺在增加。在我们国家孩子们都能上学。每个乡有小学，每个盟都有中学，在乌兰巴托市有国立大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技术学校。国立大学里有师范(物理和数学)系、兽医学系、畜牧学系、医学系、语文系，还有社会科学系。科学和艺术也得到了发展。

    刘：小学的人数是多少？识字人的比例占多少？

    贾尔卡赛汗：革命前基本上没有识字的农牧民。革命初期识字的人数占10％—15％，现在超过50％。今年成年人识字人数达到100％。由于在对农牧民进行教学时，旧的文字教起来有些困难，近年来我们采用了新的文字。现在小学里上课的学生已经达到了3万多人。

    刘：学习的人数占全体人口的3％。在识字方面蒙古已经超过了我们。我们这里识字的人数只占20％。其他80％的人仍然是文盲。

    你们新的文字里用的是什么字母表？

    贾尔卡赛汗：新文字基本上采用了俄文字母，稍作修改。

    刘：这适合不适合我们的蒙古族人用？

    贾尔卡赛汗：在我国使用得很顺利。完全适合蒙古人的口语。

    刘：这样的话，我们蒙古族人也可以用了。最好用课本。为了提高当地蒙古族人的文化水平，最好能派些人去蒙古学习。

    贾尔卡赛汗：我们那里有课本，能找到课本。

    刘：很好。

    你们那里有没有喇嘛和寺院？

    贾尔卡赛汗：喇嘛和寺院都有。它们的数量不比从前多。主要的寺院在乌兰巴托。过去这地方全是寺院。目前这已经变成历史了。

    刘：信喇嘛的人多吗？

    贾尔卡赛汗：信教的很少。青年人中没有信喇嘛教的。当然，中老年人中旧的习俗不易改变。

    刘：迷信和喇嘛对人民很有害。满洲人给蒙古族人带来了宗教和喇嘛教，这对蒙古族人的危害很大。

    贾尔卡赛汗：是的，这很正确。

    谢谢您的殷勤接待。

    会谈结束我和他告了别。他把我送到他的住宅的客厅。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Н.拉姆苏伦

    1950年7月31日

    附件二：

    译自蒙文

    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接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谈话记录

    1950年7月10日

    刘少奇(以下简称“刘”)：乌兰乌德到乌兰巴托的铁路造好了吗？现在的交通状况不利于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的扩大，因此说，要一下子扩大经济联系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必须首先建立起文化方面的联系。我们想派些人去你们国家学习，让你们帮助培养一些扫盲教师和兽医。

    北京有个民族学校，希望你们派人(你们大使馆的人员)到那里去授课或者讲解蒙古革命的历史。

    贾尔卡赛汗：我支持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我认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派人来授课的问题，我们可以以后再谈，我们会设法安排。

    刘：过去我们有过贸易交往，什么时候停止交往了？你们老年人都喜欢喝中国的茶，停止贸易往来以后他们是否觉得茶少了？

    贾尔卡赛汗：1928年以前我们的贸易交往比较频繁。贸易停止以后，我们没有感觉到缺乏茶叶。伟大的苏联一直向我们供应茶叶，苏联的格鲁吉亚茶叶质量很好。我们的老人很喜欢喝。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格鲁吉亚的茶叶，是由很多植物混成的，而我们的茶叶成分只有一种，因此我们的茶是上品的茶。

    北京有个民族委员会。我们希望你们与它保持联系。

    刘：成吉思汗的遗骨在青海湖地区被发现，已运至甘肃。有人提出移至张家口 [1] ,有人主张运往北方，内蒙的蒙古族人很崇拜他，特别是牧民。你们那里是否有拜祭成吉思汗的习俗？

    贾尔卡赛汗：过去有些地方举行过仪式，现在已经没有了。

    刘：您去过长城吗？

    贾尔卡赛汗：我只在来北京的飞机上见到过长城。

    刘：这座城墙见证了我们两国之间已有的关系。

    贾尔卡赛汗：过去蒙古的反动派除了压迫本国人民以外，还奴役别国人民，同样中国的反动派除了压迫中国人民以外，也奴役、剥削小民族。

    现在我们两国已经消灭了这些反动势力，政权已掌握在人民手里。我们两国人民建立了真正的友好关系。

    因此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

    刘：我们蒙古族有200万人，你们那里有多少人移居在苏联？

    贾尔卡赛汗：不太多，那里有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

    周：学校里念书的孩子有多少？识字人多吗？

    贾尔卡赛汗：每个乡有小学，每个盟有1—2个中学，学生有3万多人。

    1949年识字人数占50％，今年在成年人中普及识字。

    周：50％是个大数目。50％的人达到识字需要相当长时间。

    你们那里有没有农民，乌兰巴托种些什么作物？

    贾尔卡赛汗：只搞农业的人数很少，主要是搞畜牧业。他们除了畜牧以外，还种种地。在乌兰巴托种的主要是大麦、小麦、燕麦等作物。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Н.拉姆苏伦

    1950年7月31日

    附件三：

    副本(译自蒙文)

    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吉雅泰同志和拉姆苏伦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0年8月10日

    谈话时间：当天12时45分至1时20分。

    吉雅泰：最近大使馆一等秘书德尔干偕同夫人和大使馆经济部主任来访。德尔干对贵国外交部，特别是您在苏赫巴托的全权代表从乌兰乌德到乌兰巴托的全程陪同，表示感谢。对此我也表示谢意。

    拉姆苏伦：您的秘书路途顺利吗？他过去搞过外事工作吗？

    吉雅泰：路上很顺利。他没有搞过外事工作。过去他是个军人。德尔干是某军一师的政治干部。德王逃跑以后，他参加过追捕乌格林(У Гэ-лин)残余部队的战斗。他是蒙古人，年纪很轻。

    拉姆苏伦：怎样？蒙古包您满意吗？您住过蒙古包吗？

    吉雅泰：很大，很好，很舒服。谢谢您给我找到了这样好的蒙古包。我现在有了自己的蒙古包……

    我来这里以前，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到了蒙古以后要为我国的公民做些工作。了解那里的人口数量，了解那里愿意回国的人数。同时他指出，这项工作不能心急，如果蒙古缺少中国的劳动力的话，可以逐步进行。中国的蒙古族人有许多人在工厂、建筑工地和手工业工作，他们在许多行业有专门的特长。

    他说，如果蒙古的工厂缺少劳动力的话可以把张家口地区的失业工人派一些去那里。

    除此以外，乌兰达兰也说，如果蒙古感到劳动力缺乏的话，我们可以派一些工人过去。我想，我们可以在劳动力方面助一臂之力。

    这次我想跟您谈谈我国公民的事。在蒙古的中国工人主要分布在各工业部门，他们是骨干力量。一部分人年岁已经很大了，另一部分人是1945年重新回来的，这部分人要区别对待。一部分人是自觉自愿过来的，另一部分人是从德王部队俘虏过来的。1945年过来的人大多数想回国。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可以派遣其他工人来代替1945年8月份回来的同胞，如果蒙古还需要劳动力的话。至于那些战俘，我们单独谈。现在我要谈的是那些1945年回来的蒙古族人。请你们在乌兰巴托和胡东(Худон)两处分别对他们进行登记，并希望当地工会、当地的民警组织给予协助…… [2]

    АВПРФ，ф.0111，оп.32，п.215，д.5，л.1-11

    №24808 博尔德列夫报告：在中国举行的讲座和座谈 [3] (1950年8月18日)

    ……

    在北京举行的讲座和座谈：

    4月3日。作了题为“苏联的税收体系”的讲座。讲座是在政法大学进行的。听众总数为1500人，提出了大约100个问题。

    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的广播发言。

    4月4日。作了题为“苏联对外贸易的垄断及关税政策”的报告。该报告是应海关总署署长的特别请求，在关税管理局作的。出席该报告的有60人，提出了11个问题。

    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信贷政策”的报告。该报告是在辅仁大学作的，有1500人出席报告会，提出了50多个问题。

    4月5日。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座谈。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7所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座谈。出席座谈的将近80人。座谈中谈到了如下问题：苏联高等教育体系、苏联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组织以及一些关于苏联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其他问题。座谈中提出了30个问题。

    在财政部税务局举行了以“苏联的税收体系”为题的座谈会。大约100人出席了这次座谈，提出了25个问题。

    4月6日。在经济协会举行了以“苏联国家银行的信贷计划、货币发行和流通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经济问题和金融问题”为题的座谈会。大约1000人出席了这次座谈。

    4月7日。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预算”的讲座。讲座是在辅仁大学举行的，总计有2000名听众。讲座中提出了50个问题。

    在人民大学举行了以“莫斯科大学以及苏联其他一些高校是如何组织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为题的座谈会。座谈中谈论了关于系、教研室、办公室和图书馆的工作问题。谈论了教学的方法问题、课堂讨论问题、考试问题，关于对大学生的活动、对教授和教师的科研工作进行监督的组织问题等。出席这次座谈的有40人。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办公场所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的讲座。这次讲座的听众总计700人。

    4月8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信贷”的讲座。2000人出席了这次讲座，提出了20个问题。

    在财政部举行了以“苏联的国家预算”为题的座谈会。财政部的领导干部和预算局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座谈，人数大约有100人，提出了20多个问题。

    4月9日。在公园的露天剧院举行了以“人民民主国家金融体系的建设”为题的讲座，这次讲座总计有5000名听众。

    4月10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举行了以“苏联的货币信贷和货币流通”为题的座谈会。大约100人出席了这次座谈，座谈中提出了30个问题。

    4月3—10日在北京举行的讲座和座谈的总结：讲座8次、座谈6次、广播1次，共计15次。听众的总数为15250人。

    在上海举行的讲座和座谈：

    4月13日。在“大师”影剧院举行了以“苏联的税收体系”为题的讲座。出席这次讲座的总人数大约为2000人，讲座中提出了10个问题。

    4月14日。在“大师”影剧院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信贷”的讲座。参加讲座的总人数为2000多人，讲座中提出了20个问题。

    4月15日。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预算”的讲座。出席讲座的总人数将近2000人，讲座中提出了11个问题。

    4月16日。同上海报刊的代表举行了座谈。这次座谈由苏中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组织。《解放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四大报刊的记者参加了这次座谈。座谈中谈论了苏联的经济和金融问题。

    4月17日。作了题为“欧洲人民民主国家金融体系的建设”的讲座。出席讲座的总人数为2000人，讲座中提出了8个问题。

    在商学院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的讲座，出席讲座的总人数为1000多人。

    应苏联领事馆副领事魏列夏金同志的请求，在苏联大使馆作了题为“人民民主国家的金融”的讲座。大约70人出席了讲座。

    4月18日。同财经委员会及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举行了座谈。总计80人出席了这次座谈，座谈中提出了25个问题，涉及苏联的税收、预算、金融监控、信贷和货币流通。

    4月19日。同上海高校的教授和教师举行了座谈。座谈中就苏联的高等教育体系、工作量、教学与教研室工作体系等提出了大约30个问题。

    从4月12—19日在上海进行的讲座和座谈的总结：讲座6次，座谈3次。听众的总数为9250人。

    在广东举行的讲座和座谈(今年4月23日到，4月28日离开)：

    4月24日。在军政委员会作了题为“苏联的税收体系”的讲座。讲座总计大约有800名听众。

    同中山大学的科学工作者和教授举行了座谈。大约50人出席了座谈，座谈中提出了大约20个问题。

    在中山大学为该校经济系和法律系的大学生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的讲座。大约300人出席了这次讲座。

    在广州市举办的会议上作了题为“苏联在经济和金融上取得的成就”的讲座。1500人出席了讲座。

    4月25日。在军政委员会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信贷”的讲座。讲座共计有大约800名听众。

    在南方大学(为中国南方地区培养经济干部的高校)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的讲座。5000人出席了讲座。

    4月26日。在军政委员会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预算”的讲座。听众的总数为800人。

    同南方大学的教授和管理干部举行了座谈。谈论了关于苏联高校的形势问题。15人出席了这次座谈，座谈中提出了20个问题。

    4月27日。同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举行了座谈会。大约50人出席了这次座谈。座谈的题目是“苏联国家金融管理组织和金融机构的基础”。座谈中提出了15个问题。

    4月23—28日在广东期间进行的讲座和谈话总结：讲座6次，谈话3次。听众总数为9300人。

    在汉口举行的讲座和座谈(从1950年4月29日到5月3日)：

    4月30日。在武汉剧院作了题为“苏联的税收体系”的讲座。讲座听众总计有1500人。

    举行了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融问题的座谈。有8人参与了这次座谈。

    5月1日。在华中人民革命大学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的优势”的讲座，800人出席了这次讲座。

    5月2日。在武汉剧院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信贷”的讲座。听众的总数为1500人。

    同武汉大学的教师们举行了座谈。座谈中谈论了关于苏联的金融体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体系的不同以及苏联金融体系的优越性问题。总计100人出席了这次座谈，座谈中提出了10个问题。

    同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举行了座谈。座谈中讨论了关于苏联的税收体系、预算体系和信贷体系的问题。出席这次座谈的将近80人，座谈中提出了30多个问题。

    5月3日。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预算”的讲座。金融机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讲座，讲座的总人数为1500人。

    同财政部的工作人员举行了座谈。有10人(负责的领导干部)出席了这次座谈。座谈中讨论了关于地方的税务问题，座谈中提出了大约20个问题。

    从5月29—30日举行的讲座和座谈的总结：讲座4次，座谈4次。听众人数总计5500人。

    在天津举行的讲座和座谈(5月11日到，5月12日离开)：

    5月11日。在南开大学举行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的优势”的讲座，出席讲座的听众总数为2000多人，讲座中提出了将近20个问题。

    举办了题为“苏联的国家预算”的讲座。财政部门和经济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出席了讲座。出席讲座的总人数为2000多人。

    5月11—12日在天津期间举行的讲座总结：共举行了3次讲座，出席讲座的听众共计5500人。

    在北京举行的讲座和座谈：

    5月13日。在人民大学举行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的优势”的讲座。出席讲座的听众共计4000人。

    5月14日。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为中苏友协的成员举行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的优势”的讲座。出席讲座的听众将近700人。

    5月15日。举行了题为“苏联的税收体系”的座谈。财政部的工作人员出席了这次座谈。共计20多人出席了座谈，座谈中提出了25个问题。

    Б.Г.博尔德列夫

    1950年8月18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5，л.213-217

    №20069 什特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政府请求提供国际空军援助(1950年8月19日)

    1950年8月19日21时(收报时间)

    第902号

    8月19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苏联朝鲜族人)来找我，并说，他受金日成的委托向我通报一个秘密问题。

    我问是什么问题。文日说，正卧病在床的金日成把他找去，并以忧心如焚的心情告诉他，自己收到前线指挥部负责人姜健一份问题非常严重的报告。

    文日说，报告中讲到，敌人开始用重型飞机对我军实施不间断的集群式轰炸，我们在前线的所有部队都遭到了这样的轰炸。

    敌机以30—40架为一编队，向我部队上空投掷了许多箱子，这些箱子在空中打开，从中散落下许多小型炸弹。

    由于这样的轰炸，我方部队，不论是有生力量，还是武器装备，均遭受了重大损失。

    1950年8月18日，由于受到这样的空袭，我第四师几乎无一人生还，该师师部被摧毁，师长牺牲。

    第三师和第十二师也遇到同样情况，由于受到敌机轰炸，他们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阵地。

    接着，文日补充道，他从来未见过金日成的心情如此沮丧。

    文日又说，金日成派他来，除向我通报此事之外，还想询问一个问题，即朝鲜人民军是否能得到帮助。金日成请求派遣国际空军来为朝鲜人民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否则部队战斗的条件就太困难了。

    我问，在前线指挥部负责人的报告中，是否有因敌机轰炸而造成的部队损失情况的相关资料。

    文日答，报告中没有写这方面的情况，但前线指挥员许诺将派专人送来。

    我答，关于这一问题我无话可说。我以半玩笑式的口吻指出，前线指挥官夸大了美国空军炸弹的威力。关于美国空军的炸弹，一位英国记者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他认为，其威力不大。

    我接着指出，离灭亡越近，敌人的抵抗也就愈加疯狂，美国陆军表现不佳，美国人只好让空军参加地面作战。

    美国人有可能对前沿阵地实施轰炸，因为近期人民军部队向前推进不多，前线阵地比较固定。

    应当要求金日成迅速补充部队兵力，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以便尽快向前推进，从而减少因敌机轰炸给部队造成的损失。

    我又指出，我们苏联军队在1941年时没少挨过德国人的轰炸，但我们的士兵依然在战斗中表现优秀。人民军部队也是好样的，只是需要好的指挥和领导。如果指挥得好，他们也将会表现神勇，美国空军是不可能对他们的前进形成阻碍的。

    文日答应将向金日成转达我的意见。

    最近，金日成情绪有些压抑。

    他对美国飞机轰炸(北朝鲜的)工业设施和铁路交通非常担忧，声称，美国人将摧毁北朝鲜的所有工业，我们将长时间无法重建这些工厂。

    如今美国人对人民军部队空袭的加强，更增加了他的忧虑，因为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看来，他是对人民军部队的思想心理状况，对他们能否在前线坚持下来有些担心。

    在以前我与军队的同志进行会谈时，金日成曾对敌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摧毁朝鲜的交通和工业颇有微词。

    兹按情报程序报告。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621-623

    №09125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移交战俘执行情况(1950年8月23日)

    致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

    苏联内务部就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将关押在内务部集中营、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日本战俘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1950年3月17日第1109—397сс号决议，关于将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侍从人员、前伪满洲国部长、将军和官吏以及溥仪与侍从人员的贵重财物移交中国当局的1950年7月14日第3143—1302сс号决议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今年7月18日，在绥芬河车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表鲁西(ЛуСи)移交了969名日本战俘，其中有17名将军。这是按交接文书和名单进行移交的，并附有每个人的审讯材料。有2名应移交的日本战俘由于重病不治，死于哈巴罗夫斯克专科医院里。

    今年8月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同一代表移交了前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前伪满洲国政府部长、将军和官吏共计58人及属于他们的私人物品。

    在移交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和属于他们的财物时，以及在移交日本战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表鲁西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在溥仪及其随从人员从哈巴罗夫斯克起程之前，曾收到谍报，说溥仪担心自己的命运，表现得十分神经质，并表达了想要自杀的念头。这是他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怂恿他这么干的。

    鉴于这种情况，将溥仪与其亲属、其余战俘和拘押者隔离开来，并在加强监视下送到向中国当局的移交地。

    在到达绥芬河车站时，溥仪写了以下内容的感谢信：

    “在苏联逗留期间，我受到了苏联政府方面以及斯大林大元帅本人的关怀。

    现在，在我即将离开苏联领土的时候，我对你们对我表现出的良好态度，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感谢。

    祝愿苏联人民永远繁荣昌盛，祝愿斯大林大元帅健康长寿。

    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感谢信的中文原件，保存在苏联内务部。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1950年8月23日

    ГАРФ，ф. P 940Ⅰ，оп.2，д.269，л.399-401

    №09855 罗申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整风等问题(1950年8月26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50年9月21日

    第295号

    绝密

    8月2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接见了我。

    相互问候之后，我向他通报了苏联部长会议艺术事务委员会关于邀请中国中央杂技团访苏演出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邀请中国体育领导人的决定。

    同时我请求帮助我同党中央推荐的、到莫斯科广播委员会做编辑和汉语广播员的中国同志们取得联系，请他派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同我们一起确定被推荐做广播工作的同志们的教育资格、身体状况，主要是受训练程度。

    之后，我请刘少奇同志，如他有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共生活中的几个问题。一共是3个问题：

    一、整风运动实际意味着什么。

    二、怎样迎接农村新的土改法。

    三、今天的民主党派是一种什么力量，他们参加联合政府，同中共真诚合作到什么程度。刘少奇同志欣然同意，详细地回答了这3个问题，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第三次整风运动。我们党第一次整风是在1943年。当时共产党内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缺点：党组织里缺乏应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评价和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上存在各种流派，一些党员在评价时局上存在不少偏差，存在各种倾向，尤其是“左”倾倾向。

    这一时期党遭受了最严重的困难…… [4] 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下进行整风运动。实际上这一工作是以下述方式进行的：

    党中央首先在领导积极分子当中开展这一工作。党中央把部分同志或一小部分领导积极分子召到延安，在同他们的座谈中摸清，同志们怎样和为什么对中央路线产生了不理解、动摇和对立情绪。

    与此同时，中央也注意该同志的社会问题，他的联系和其他与其自传材料和实际工作有关的问题。这时中央下达了指示，需要解释清楚。如果该同志正确地理解了自己的缺点，对缺点有了正确的认识，那么在得到了详细指示之后，他便复返工作岗位，或党中央把他派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贯彻中央同他谈话时给他下达的指示。

    在这一工作过程中，还查明了一些党员……这些同志被揭露行为不端，社会影响很坏，这些人被清除出党。

    在这一运动最紧要的时期，在事情完全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党中央从侧面发现了自己工作的严重缺点。我们发现，我们的情报机关避开中央，不经中央批准和监督就对党内有这样或那样一些缺点的同志进行审查。但情报机关许多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没有受过充分训练，他们不作认真分析，便对大批党的积极分子追究责任，把他们的行为定为敌对行为、反革命行为、反党中央和反党行为。对所有党的积极分子，甚至对中央工作人员都进行卡片登记，搜集各种材料，尤其是缺点方面。

    此外，情报机关开始逮捕、惩处一些党的工作人员，有些人被直接投入监狱。

    ……中央干预了这件事，立即要求情报机关遵守程序，中央开始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许多同志被释放出狱，一些人被撤销处分，一大批人被恢复党籍。

    这是党内的严重时期，我们没能以应有的方式进行党内整风。在这一运动中，不仅包含了清查党的队伍的成分，同时还出现了反常现象，使我们付出了牺牲。

    运动在1945年结束。

    我党七大(1945年4月)对整风工作作了总结，其中指出，尽管出现了偏差和错误，整风运动还是收到了积极的结果。我党以团结的面貌迎来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保证了大会的顺利召开，保证了大会决定被一致通过和尔后的贯彻执行，保证了我党的胜利。

    第二次党内整风运动是在1947年。这次整风的任务是纠正地方党的工作者在东北土改中所犯的错误，同时为其他解放区的土改培养干部。

    在我党中央作出进行土改的决定和批准土改指导文件之后，从部队当中抽了一大批党的同志实际贯彻这一重要措施。当开始实际工作时，除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外，我们党的同志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一小部分同志，迁就地主和富农。本应没收地主富农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可我们这部分同志却怜悯起地主和富农来，给他们留下了私有财产、生产工具，有时还留下了大块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们党的大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富农。而且，一部分中农也同富农一起被消灭了。

    “左”倾错误非常严重，除了中央的极端指令，地方的工作人员们也允许实施消灭地主的措施。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的头砍下来，用杆子挑着打着标语沿街游行。还有的把地主的心挖出来，用棍子挑着，在村里来回走，号召村民们杀死类似的人。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党中央得知这些情况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消灭人的行为，纠正了产生的错误。

    第二次整风主要目的是纠正这些错误。在整风过程中，右倾和“左”倾的代表受到严格审查，其中恶劣分子被开除出党，因为审查表明，他们是混进党内的，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简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他们怀着某种敌对目的，故意干坏事。

    这样，第二次整风运动，不仅带有纠正错误的性质，而且还具有通过审查个别成员纯洁性和巩固党的队伍的任务。……

    第二次整风之后，我们党大大巩固了，队伍纯洁了，清除了敌对分子和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使全党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使领导干部明白，他们应该怎样工作、学习和贯彻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干部也变得坚强了，提高了纪律性和团结，而这使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能够为未来的战斗更好地做好准备。总的说来，整风起了特殊的政治作用，帮助党顺利地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改任务。

    现在的整风运动是第三次。为什么搞这次运动？它是由相应的原因引起的。

    在消灭国民党集团、解放了全国领土、成立人民政府和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权组织之后，我们许多党政工作人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事情基本上已经做完，现在该好好地休息一番了。在当上各级党政机关的首长和领导之后，他们开始发号施令，同时自身也开始出现严重的偏差。有时出现这种情况，行政甚至党的工作人员打骂农民、职员，关人禁闭，收取贿赂，提前1—2年征收税收，损公肥私，营私舞弊。最为卑劣的是，许多领导干部不干工作，陷入官僚主义泥潭，忘记了政治学习。许多人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了：胜利了，政权在人民手中，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所有这些现象导致工作人员开始脱离群众，在小资产阶级包围的影响下开始失去自己的党性。党中央在其一系列指示中指出了这些缺点，采取了纠正他们的相应措施，但收效甚微，最后党中央作出了整风的决定。实际上这次运动是这样进行的：

    中央成立了审查组，对中央领导人员和中央政治局工作人员进行了审查。这一环节我们没发现重大问题。审查工作只限于审理、研究、解释过去下发的有关指示，下达关于克服各地揭露出来的缺点错误以及整顿政治学习的指示。在这之后，各地中央局成立自己的审查组，着手自身党组织的工作。

    这次运动的主要方面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大城市，成立了市委审查组，着手党政机关和企业的工作。审查组把企业领导人(如果他是党员)、党委书记召集来，同他们一起研究企业党组织里的形势，如发现错误，则查明错误来自哪里，什么原因。如认为这些同志理解了错误，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则事情只局限于下达指示。在此之后，审查组成员下到机关和企业里，就地召开大会，组织党员和非党群众在会上发言，揭露各种缺点。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严格审查。如发现他们有严重错误和败坏名声的材料，他们则被开除出党。

    这样，在目前的整风中，我们看到其中有审查我们队伍的成分，但这绝对不能称作清党。此次运动持续一冬，应对我们党的状况产生良好的影响。它帮助我们纯洁了党，通过党员群众和非党群众广泛参加运动清除投机分子和混入党内的人。它帮助我们密切我党和领导干部同群众的联系。它帮助我们搞好党的教育，改善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在运动中，党依靠群众，全体党员参加大会，但这完全是出于自愿的原则。

    简单说来，我党历次整风的历史因素和意义就是这样。这些运动不是清党，但在运动当中，过去和现在我们都追求审查我们的队伍和纯洁党的目的，把偶尔混进党的队伍的分子清除出去。

    第二个问题，刘少奇说，是现阶段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不仅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还想描述一下那年春天农村的形势。

    正如您所知，我们的报刊上一直不断刊登土改问题，当全国基本解放之后，华中、华南、西南和西部中国的地主都等待着进行土改。地主们利用时机，用各种办法企图把自己的土地分给自己的亲友。他们将其耕畜和生产工具也进行这样的处理，部分卖掉，部分分给亲友。他们解雇长工，有时简直是驱逐，他们对长工们说，到新政权那里去找工作吧。富农效法地主，也这样干。中农摇摆，听信地主和富农的宣传，采取观望态度。

    这样，到春天，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形势。地主和富农对分配土地感到非常恐惧，他们害怕把自己攒的土地全都给夺走，而中农种的只够自家吃就行了。租赁大大减少了，失业雇农大军扩大了。出现了播种面积大大减少，这种威胁可导致稻谷、小米和其他谷物产量的减少，迫使政府从国外购买粮食。同时还应考虑到土匪的存在，他们有100—200万人。所有这些情况迫使我党考虑如何走出这种困难形势。所以在4月份，党中央开始制定新的措施，制定新的土改法令。

    在5月1日前夕召开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在北京召开)，中央委托我讲当时中央已经批准的在新解放地区进行土改的政策。在这次会议上，我特别强调，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这之后，我们通过我们党的组织和我们在农村的积极分子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宣传工作，孤立农村的地主。当中农坚定地相信不会动他的时候，他们变成了在农村贯彻所有预定措施和1950年秋季实行土改的积极助手。在经过做大量工作之后，富农也不再害怕，开始召回雇工，集中农具，积极准备耕种。地主表现不一。城里有财产和加入了某种商业和工业公司的地主，在经过新土改政策的解释之后，开始催促地方机关实行土改。同城市没有联系，是农村主要主人的那部分地主进行敌对活动，其中包括帮助和组织土匪活动。他们散布恶毒谣言，秘密串联，煽动其他农民不要相信新土改政策，说这完全是欺骗。但农村基本群众相信我们的解释，跟我们走。富农和中农耕种自己的土地，精心田间管理。积肥多了，失业雇农人数少了……在会议上，通过了新的土地改革法，同时应该指出，赞成这一法令的还有四川、云南、西康和其他省的大地主。在公布这一法令之后，农村的基本群众——贫农、中农和富农开始彻底相信我们的新法令并跟我们走了。这样，地主孤立了。

    新土地法还受到城市工商资本家的欢迎，这使我们把地主孤立于城市工商资产阶级圈子之外。这是很大的政策胜利，它使我们有根据认为，我们原来预定的全国实行土改的期限看来可以缩短了。

    现在经过广泛的宣传解释，我们看到，新解放区的基本农民群众非常欢迎土改法令。现在基本农民群众在自己的田地里劳动。我们看到主要农业省份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这使我们相信今年可收获充足的粮食……地主不仅反抗，而且还将组织和进行各种敌对行动，其中包括组织土匪武装以实施破坏行动。在地主反抗我们的地区，我们将派部队去消灭他们，不是按新土地法，而是按反抗人民、反抗政府的敌人对待他们。依靠基本农民群众，利用训练有素的土改工作队伍，加强农民协会，开展对贫农和中农的工作，按照计划，严格遵照中央政府批准的法律，我们将满怀信心地彻底地完成土改。

    我们认为，按照中央规定的范围和期限进行土改，将使我们夺取伟大的政治胜利——消灭中国农村的封建和半封建势力。

    然后刘少奇解释了第三个问题。他指出，如果谈到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力量，那么这个问题应全面地看。

    主要的民主党派，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盟、农工民主党和其他党派，人数不多。他们在中国内地的人数未必能超过5万人。这些组织的大多数成员现在住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重庆、成都和昆明这些大城市。在其他城市，这些组织寥寥无几。

    这些党派在北京的人数约有1万人。在同我们合作中，他们的头头对我们，对我们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态度还算真诚。这些组织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大学的工会成员有错误，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得不正确，编造各种政治谣言，背后批评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有时在讲课中和与学生谈话中直接进行攻击。这样的人不多，所有的人我们都清楚。

    李济深奉行十分暧昧的策略。这个人过去政治上十分摇摆，对共产党甚至有明显的敌意。在民主首领周围有……而某些成员甚至被怀疑有间谍行为，暗中帮助国民党和美国人。我们正密切地观察他们，注意在实际中考察他们。

    对于一般成员，我们耐心做工作，通过政治教育让他们同他们的领导划清界限，站到我们这边来。在他们各地组织的大部分成员中，我们已顺利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民主党派和他们的组织单纯地看成是脱离群众的一帮人，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所以，如果我们从工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整个角度来看问题，则它是中国社会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不考虑它。

    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实质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这个问题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的确，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加入民主党派的代表同西欧的资产阶级完全不同。中国的民主党派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也完全不同。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西欧的资产阶级走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它认识了这一发展的实质，它成了整个进步的、真正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有过出卖本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群众利益的丰富实践，是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明显的帮凶。

    而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另一个样子。它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处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国家之中。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它处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帝国主义强盗的压迫和欺侮之下。

    由于这些原因，我国有这样的情况，为避免遭到帝国主义的打击和消灭，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曾和我们结盟，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组织了各种进步的联盟和党派，目的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民主观点和各种流派是通过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从西方传入这些党派的。这些党派中没有一个有自己的理论依据，有广泛展开的纲领，假如有，也是由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各种纲领拼凑而成的，从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抄袭孙中山、国民党甚至共产党著作的痕迹。所以，在中国，这些组织虽说有20多个，但其人数都不多，同农民和工人群众都无联系。这就是这些组织的弱点之所在。

    由于今天在我国同私有资本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同这些组织——这个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实行真正的合作。

    在最近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同民主人士的合作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是真正的合作，现在我们党正同我党个别党员轻视同民主党派及其加入我地方民主政府的成员合作的过火行为进行斗争……

    我们认为，在中国，同民主党派合作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时间上看，是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力争在这一合作中不犯错误，把事情办好，巩固关系，使这些组织的头头不是形式上而是真诚地同我们合作。

    今天他们相信我们。他们看到，共产党保护人民的利益，致力于使中国在各方面强大起来。他们还看到，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很多时间，但他们也亲眼看到，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在巩固财政经济形势、改善工业、交通工作方面已取得无可争辩的成就；他们已看到在东北和华北实行土改的结果。所有这一切他们都完全支持。他们还帮助我们解决同私人资本合作的问题，因为他们最了解这些人。

    他们最为满意的是我们努力加强国防，建设我们的军队。所有这些措施他们都支持。

    这样，通过努力在他们中间做解释工作，吸收他们参与国家行政活动，我们将逐步前进。

    对于他们当中那些表示敌意和从事某种破坏活动的人，我们能制服他们、孤立他们并得到他们内部人的支持。

    同民主党派合作的问题就是这样。为了迫使私人资本同我们合作和在巩固我们的经济当中利用这一合作，我们还需做很多工作。

    在谈话末了，刘少奇同志说，我们非常感谢斯大林同志，感谢他及时地指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要改善同私人资本的关系。……

    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总是得到他的支持和建议。

    我感谢刘少奇同志给予了长时间的宝贵的谈话，对此他指出，如果将来对他们国家的政治形势还有什么问题，他一定努力抽时间和我们座谈并给予详细的解释。

    我再次感谢刘少奇的招待，会谈就此结束。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157-179

    №00298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防空专家(1950年8月27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科托夫同志

    复第1726号电

    请拜访周恩来，并将对他关于派军事顾问的电报的复电面交他。

    “周恩来同志：您关于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请求，已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同意。即将向中国派出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

    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尚无派遣这些顾问的特殊需要，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已给防空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除完成其主要工作外，还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已给空军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

    上述38名顾问将于最近动身前往中国。

    菲利波夫”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 [5] 、莫洛托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4

    №14571 斯大林致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电：关于苏联退出安理会(1950年8月27日)

    绝密

    布拉格，苏联大使：

    请口头向哥特瓦尔德 [6] 转达下面的内容。如果他需要书面材料，可以给他一份。

    “对苏联6月27日退出安理会及随后事态的发展，我们同哥特瓦尔德同志有些不同看法。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利坚合众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世界均势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拖着中国去为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的独立而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世界均势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菲利波夫

    1950年8月27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62，л.71-72

    №20071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1950年8月28日)

    1950年8月28日

    第283608号

    兹报告：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1日决议第3201—1334号，截至今年8月10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已彻底完成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区的集结任务。

    鉴于今年8月27日美国飞机曾对(东北)中国居民点和火车站实施过空袭和扫射，我们请求允许让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承担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提供空中掩护的战斗任务。该师目前已完成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集结，并继续肩负对中国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的任务。

    综上所述，我们将下达给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师长的命令草案，并请求上级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马兰金 [7]

    附件：

    沈阳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师长别洛夫(收)

    文件送：北京　科托夫同志(收)

    莫斯科

    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负责人日加列夫同志(收)

    地图　(比例尺)1∶1000000——1942年

    一、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任务的同时，自今年9月1日起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在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将为部署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二、在执行掩护任务过程中，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的飞机不得飞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境线。

    三、与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位于安东)一起制定同人民解放军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协作计划。

    该师空中掩护行动计划必须通过(苏联)沈阳总领事馆以最便捷的外交邮件渠道呈交苏军总参谋部(审阅)。

    四、涉及空战方面的活动报告必须在每天20时以前立即通过热线电话用密码暗语向苏军总参谋长汇报。

    五、接到(上级)指示时必须(回电)确认，在完成战斗准备时亦必须(向上级)报告。

    手写批注：

    退还А.М.华西列夫斯基。

    布尔加宁

    8月29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

    №20072 什特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询问苏联对中国出兵的态度(1950年8月29日)

    1950年8月29日3时(文件打印时间)

    第981号

    8月26日，金日成通过政府电话向我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

    最后在电话中金日成要求我晚上与他和朴宪永见个面，谈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表示同意。

    我们没有预定见面的时间。

    当地时间20点整，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打来电话，请求来见我。

    我表示同意。

    文日来了以后便说，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决定任命共和国副检察长为反间谍部队负责人，劳动党平安道书记为内务副相(此两人均为苏联朝鲜族人)。文日问我，苏联方面是否对此持异议。

    我答，我们对此没有异议，因为这两个人工作都很踏实，有工作能力。

    然后，文日在准备离开之时，又对我说了下面一些话：今天白天，金日成叫他去。金一边审视地图研究着前线的形势，一边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前线的局势很艰难。

    金日成问文日，是否知道捷连季·福米奇(即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文日答，他对我的观点一无所知。

    金日成接着说，他想与捷连季·福米奇(即我)见个面，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想亲自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信，信中谈谈朝鲜的局势，并请斯大林对朝鲜今后的行动提些建议。

    文日似乎回答说，斯大林同志正在对朝鲜的局势进行研究。

    金日成又谈了关于自己仍然想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的前线状况目前太困难了。但他想事先了解一下捷连季·福米奇(即我)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文日几次强调了关于金日成打算给斯大林同志写信的事。

    随后，文日说，金日成想把这一问题提交政治委员会，并与各位委员交流意见。

    我安静地听完文日的话，说道，金日成工作太重，近期过于劳累。文日和其他助手们应当给他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以便他能得到休息。

    看来，文日已明白，我不想与他讨论他刚提到的那个问题。于是，他便说道，关于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给我听的。似乎，金日成已请他不要对我讲这些。

    谈话到此结束。

    我的观点：金日成原打算与我见面时提出这些问题，但不能决定是否由自己亲自把这些问题向我当面提出，于是便决定派文日来探探我的口风。

    原定我与金日成和朴宪永的会面最终并未进行，因为金日成后来再未就这一问题给我电话。

    近期，由于前线迟滞不前和美国空军不断对人民军部队、北朝鲜交通线实施攻击，大量工业企业遭到严重破坏，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因而他多次试图征得我的同意，以便其去请求中国人用军队来帮助朝鲜。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7，л.666-669

    №00299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与金日成会晤的情况(1950年8月30日)

    发自平壤

    1950年8月31日11时32分收到

    1950年8月31日17时27分送达

    致冯西：

    遵照您的指示，我于1950年8月29日拜会了金日成并通报了电报内容。金日成听了我的转述后，请求笔录电报内容，我又向他转述了一遍。 [8]

    金日成对您的信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一再强调这封信太好了。

    此后，他请求我同意召朴宪永来，把您的电报念给他听。

    和朴宪永交换意见之后，他征求我的意见，可否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传达。他说，这封信很重要，应该将内容传达给他们，因为有些政治局委员情绪不对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

    我回答，如果他认为有必要，就可以这样做。

    金日成答，他明天就召集政治局会议，宣读这封信的内容。

    什特科夫

    1950年8月30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米高扬同志、赫鲁晓夫同志、总参八部

    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2-13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159-160

    №20074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关于为中国军队提供掩护(1950年8月31日)

    1950年8月31日

    第283644号

    兹报告：

    根据政府关于派遣喷气机师掩护东北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对中国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的决定，我们向东北派遣了整编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截至今年8月10日前，该师已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区完成集结任务，并开始对中国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

    根据原计划，此次培训的结束日期为1951年1月25日。

    鉴于今年8月27日美国飞机曾对东北地区的居民点和火车站进行了空袭和扫射，是否有必要命令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在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同时，还能够为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空中掩护。 [9]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在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中不得飞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边界。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这一决定，我们将向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下达这一命令。我们将把该命令草案送交您审批。 [10]

    华西列夫斯基

    马兰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4-5

    №13288 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参观克里姆林宫名单(1950年9月 [11] )

    参观克里姆林宫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者小组名单

    1.周扬——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小组的领导人。

    2.金城——中共河北省党委委员和宣传部部长，小组的副组长。

    3.梅益——中国中央政府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小组的副组长。

    4.张仲实——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处主任、《中苏友好报》主编。

    5.丁华(Дин Ху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6.石潘(Ши Пан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

    7.严复(Ян Фу)——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学处主任。

    8.赵守义——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教育处主任。

    9.张非垢——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秘书长。

    10.于林——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办公厅主任。

    11.陶鲁笳——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12.袁振——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

    13.蓬飞——中共吉林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14.赵守攻——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

    15.盛华——中共苏北地委宣传部部长。

    16.杜心源——中共川西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17.康敏庄——中共旅大市委宣传部部长。

    18.夏征农——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

    19.张增敬——中共郑州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20.刘异云——中共鞍山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21.安岗——《人民日报》副总编。

    22.胡绩伟——西安市《群众日报》副社长。

    23.常芝青——重庆市《新华日报》副社长、总编。

    24.陈楚——汉口市《长江日报》副社长、总编。

    25.王揖——沈阳市《东北日报》总编。

    26.朱济乾(Чжу Цзи-цян)——北京市《热北日报(Жэбэйжибао)》社长、总编。

    27.包之静——济南市《大众日报》社社长。

    28.艾青——北京市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副主编。

    29.韦君宜——北京市《中国青年》杂志主编。

    30.陈希卫(Чэнь Си-вэнь)——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刷部门主任。

    31.陈江都(Чэнь Цзянь-ту)——中央政府新闻局局长。 [12]

    32.朱穆之——新华通讯社副总编。

    33.高戈——新华通讯社东北分社社长。

    34.吴全衡——新华通讯社中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分社社长。

    35.孟奇玉(Мэн Чи-юй)——北京市中央无线电广播电台无线电广播部主任。

    36.黄洛峰——中国中央政府出版署署长。

    37.陈波儿——中国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处处长。

    38.张庚——北京市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39.邹鲁风——东北政府教育部副部长。

    40.程今吾——中国教育部视导司副司长。

    41.瞿杜翼(Цюй Ду-и)——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

    42.李何——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

    43.岑石武(Чень Шы-у)——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

    44.华君武——《人民日报》撰稿者。

    45.马贞(Ма Цинь)——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

    46.刘舒(Лю Шуй)——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

    47.陈林(Чэнь Линь)——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

    48.瞿红(Цюй Хун)——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

    49.刘莎——中共旅大市委宣传部翻译。

    50.朱列(Чжу Ле)——上海时代出版社俄语科编辑。

    51.陈道生(Чэнь Дао-шэн)——哈尔滨外语学院学生。

    陪同人员：

    1.尼古拉耶夫·达尼尔·尼古拉耶维奇——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科员。

    2.波波夫·加夫里尔·彼得罗维奇——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初级科员。

    3.卡尔图诺娃·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初级科员。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94，л.49-51

    №20075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请示：向旅顺地区增派空军(1950年9月13日)

    1950年9月13日

    第283781号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今年9月13日命令，兹报告向旅顺地区增派歼击航空兵的新计划。

    为了加速米格15歼击机航空团在旅顺地区的集结，建议将原部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第三〇三航空师第一七七歼击航空团和一个航空机械营调往该地。

    该团在旅顺地区集结的最后日期为今年10月6日，并于10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截至1951年3月1日前，该团将扩编为一个米格15歼击航空师，其中其他两个团及其指挥机关全部均来自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后者将于1951年2月1日前结束在沈阳地区对中国飞行员的改装训练工作。

    建议任命第三○三歼击航空师副师长哈鲁金上校为第一七七歼击航空团团长。此人一贯表现良好，经验丰富，而且跟该团所有指战员都很熟悉。

    当该团扩编为师级编制后，哈鲁金将被任命为该师师长。

    请研究和确认我们就这一问题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决议草案。 [13]

    华西列夫斯基

    马兰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0-171

    №20250 罗申致斯大林电：周恩来对朝鲜战事的建议 [14] (1950年9月18日)

    ……

    今天我同军事顾问科托夫和孔诺夫应邀拜会了周恩来。周恩来询问是否知道1950年9月15日美国海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除了刊登在报纸上的消息或平壤电台的报道，中国领导人不掌握任何其他情报。

    周恩来指出，同北朝鲜领导关于军事问题的交流很少。中国知道北朝鲜缺乏干部，但完全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尝试向北朝鲜派遣一些中国的军事技术人员到战场实地勘察情况，但至今平壤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复。

    中国总理又进而抱怨北朝鲜不理会毛泽东早先提出的建议和预测。

    周恩来说，中国驻朝鲜大使没办法得到关于战争形势的信息，也没有办法及时通报给北京。

    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不知道美国是否在仁川登陆，中国政府只能根据官方消息提出一般性建议：

    1.如果北朝鲜在汉城和平壤之间有10万人的后备队，那么他们就能够也应该消灭登陆的敌人。如果没有那些后备队，就应该在前线留下部分部队坚守，而将主力部队北撤。应该将美国部队挤压出防区，迫使他们分散在正面地带，进而在运动战中将其各个击破。

    2.必须建立主力突击队，并将之隐蔽起来，等到决战时使用。

    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如果掌握更多的准确情报，请务必通知他们。

    周恩来还指出，朝鲜最近的事件在政治上意义重大。众所周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因而坚决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中国领导人想咨询一下，在情势复杂的今天，中国应该如何去做。

    北京认为，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人都会坚持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方针。但如果这条方针发生变化，那么中国代表团将准备前往参加联合国大会。

    周恩来进而又说，最近美国、英国和法国很担心苏联和中国加入到朝鲜的军事冲突中，它们还没有准备好应付长时间和大规模的战争。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此时中国方面从南方向东北的调动军队，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

    周恩来要求立刻将他的话转达给苏联政府，并尽快得到回复。

    我让他们放心，一定会这样做，并建议他们，为了消除误会，可派出一位负责干部到北朝鲜了解情况。

    ……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23-126

    №24810 格里戈良致莫洛托夫报告：在东方学研究所组建中国部(1950年9月18日)

    机密

    为了加强对中国的科研工作，培养高水平的中国学干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宣传部负责科学工作的部门联合召开了几次预备会议，苏联科学院的一些院士参加了这些会议。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就这个问题召开了范围更大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В.А.马斯连尼科夫教授、В.И.阿夫季耶夫教授、И.М.奥沙宁教授、Н.М.西萨基扬教授、Б.К.帕什科夫教授、Н.С.什韦佐夫教授、В.П.苏霍京教授、通讯院士А.Д.乌达利佐夫、历史学副教授М.В.波波夫以及经济学副教授Г.В.阿斯塔菲耶夫。

    鉴于交换的意见，大会确定：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仍然非常落后，与现代国际局势提出的一些最为重要的任务以及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差距很大。迄今为止，一些中国学家们仍然脱离现代的一些主要问题。苏联的中国学家没有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和国外汉学家的反动“理论”进行积极的斗争。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有开展科学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没有就对中国进行科学的研究开展广泛的讨论，没有就苏联中国学的个别问题进行有益的讨论。

    培养中国学干部的工作开展得严重不足，面临着一些实质性的困难。同时，正如以往一样，从事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问题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不懂汉语，而掌握汉语的一些工作者则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很少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懂专业的中国学干部，保存在各个图书馆的关于中国的俄语书籍和汉语书籍一直都没有得到利用。

    所有上述情况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迫切需要扩大和加强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

    为了建设苏联的中国学，顺利完成这一重要的任务，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下设一个中国室是远远不够的。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在科学院组建更大的中国学研究中心，必须把苏联分散的中国学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把力量弱小的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改组为中国部，以便该部今后能够成为独立的苏联中国学研究中心。

    应该把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中国的部门改组为中国部，并设立如下部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的部门；研究中国历史的部门和研究汉语文学的部门。为此，该部的工作人员应该达到20人。

    应该责成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就当代中国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准备出版专著和集体著作；大力加强俄汉辞典、语法和汉语教材的准备工作；系统地开展关于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讨论，并吸引高校和其他部门的中国学家参与其中；就苏联的中国学问题展开有益的讨论。在1950年11—12月召开全苏中国学科学研讨会，讨论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的主要问题。加强中国学科研干部的培养工作，为此1950—1951年应该使中国部的研究生的数量达到20人。另外拨给苏联科学院5000卢布外汇，定期出版刊物和书籍。为了充实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应从苏联科学院各机构和部门向该部调派一些资深的中国学专家，其中包括М.Н.科瓦廖夫(社会科学院)、В.Н.尼基福罗夫和Л.В.西蒙诺夫斯基(莫斯科大学)以及费德林(外交部)教授。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1950年9月18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9，л.55-57

    №11816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美军仁川登陆后应采取的对策(1950年9月20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鉴于您与周恩来9月18日就朝鲜军事形势问题所进行的谈话，您应该与周恩来再次会晤，并根据莫斯科的委托向周恩来转达如下内容：

    “第一，从周恩来与罗申同志、科托夫同志和孔诺夫同志的会谈内容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朝鲜朋友没有向中国同志认真地通报朝鲜的军事形势以及朝鲜军队指挥部和朝鲜政府就军事行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在我们看来，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如果金日成没有定期向你们提供情报，那么这应该解释为与前线的联系薄弱，而并非是朝鲜同志不想这样做。

    很遗憾，莫斯科通过自己驻平壤的大使所收到的关于朝鲜军事形势的情报，也是不全面的和过时的。显然，这是由于朝鲜人民军目前还很年轻、缺乏经验以及朝鲜领导人与自己的军队联系薄弱，还由于朝鲜同志没有及时认真地分析前线的形势。应该记住，朝鲜人民军和朝鲜共产党都过于年轻，他们总共才只有3个月的战争经验。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就会对朝鲜人民军在与外国标准化武装军队的战斗中取得的重大成绩感到惊奇。

    第二，失掉仁川，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缺陷。这个缺陷说明朝鲜人民军不仅要与李承晚军队作战，而且还要与英美军队以及他们的空军和海军作战，这就造成了许多新的额外的困难。毫无疑问，如果朝鲜人民军只是与国内的李承晚军队打交道，如果不失掉仁川的话，朝鲜早就肃清反动分子了。

    第三，关于周恩来所阐述的中国同志的意见，即采取措施消灭登陆的敌人并依靠从前线向北撤回大量兵力以建立一个强大的集团军，我们认为这些打算是正确的。

    在我们看来：

    (一)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在汉城地区采取的措施，说明他们对敌人采取的行动的整个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应该认为，敌人开始的这次行动，仅限于第一批登陆人员的这些数量。大批的船只可使敌人不断地加强自己在汉城地区部队的实力，其目的是摧毁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并以此来切断主要战线与供应基地的联系；

    (二)在业已形成的严重局势下，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所采取的调集一些独立营和团并利用这些力量的战略计划是错误和有害的，因为这将导致这些营和团被分批地消灭，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主要问题；

    (三)消除目前业已形成的危险局势，可通过立即将主要战线的部队大批调到汉城地区，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形成主要战场的方法来实现；

    (四)东南地区的部队应该转入积极的防御状态，其任务是阻止向汉城战场突击的敌人。

    我们已经将自己的这些意图通过我们在平壤的苏联大使通知了金日成同志。

    第四，涉及可能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朝鲜的问题，我们觉得，最近由于空降兵在仁川地区登陆，朝鲜的军事形势复杂化，使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也接到了指示，坚决捍卫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第五，我们同中国同志一样，都认为，美国人将继续坚持不让人民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政策。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的代表团已经得到指示：坚决将国民党帮派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

    请电告您与周恩来的会谈结果。

    受上级的委托

    葛罗米柯

    草稿 [15]

    北京

    致苏联大使：

    鉴于您与周恩来9月18日就朝鲜军事形势问题所进行的谈话，您应该与周恩来再次会晤，并根据莫斯科的委托向周恩来转达如下内容：

    “第一，从周恩来与罗申同志、科托夫同志和孔诺夫同志的会谈内容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朝鲜朋友没有向中国同志认真地通报朝鲜的军事形势以及朝鲜军队指挥部和朝鲜政府就在军事行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在我们看来，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并认为金日成必须改正这一点。

    很遗憾，莫斯科通过自己驻平壤的大使所收到的关于朝鲜军事形势的情报也是不全面的和过时的。显然，这是朝鲜领导人与自己的军队联系薄弱的结果，还由于朝鲜同志没有及时认真地分析前线的形势。

    第二，涉及中国同志们的意见，即周恩来就消灭登陆的敌人和建立强大的集团军队以便将主力部队从前线撤回到北方的措施方面所阐述的那些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打算是正确的。

    在我们看来：

    (一)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在汉城地区采取的措施，说明他们对敌人采取的行动的整个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应该认为，敌人开始的这次行动，仅限于第一批登陆人员的这些数量。大批的船只可使敌人不断地加强自己在汉城地区部队的实力，其目的是摧毁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并以此来切断主要战线与食品基地的联系；

    (二)在业已形成的严重局势下，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所采取的调集一些独立营和团并利用这些力量的战略计划是错误和有害的，因为这将导致这些营和团被分批地消灭，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主要问题；

    (三)消除目前业已形成的危险局势，可通过立即将主要战线的部队大批调到汉城地区，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形成主要战场的方法来实现；

    (四)东南地区的部队应该转入积极的防御状态，其任务是阻止向汉城战场突击的敌人。

    我们已经将自己的这些意图通过我们在平壤的苏联大使通知了金日成同志。

    第三，涉及可能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朝鲜的问题，我们觉得，最近由于空降兵在仁川地区登陆，朝鲜的军事形势复杂化，使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也接到了指示，坚决捍卫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第四，我们同中国同志一样，都认为，美国人将继续坚持不让人民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政策。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的代表团已经得到指示：坚决将国民党帮派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

    请电告您与周恩来的会谈结果。

    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6卷，第841—847页

    №00304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朝鲜派遣空军问题(1950年9月21日)

    斯大林同志：

    关于调遣空军雅克9歼击机航空团去保卫平壤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为加快调动，我认为派遣第一四七航空师第三十四歼击机团最合适。该团配备有40架雅克9飞机，现部署在滨海边疆区的伏罗希洛夫地区。该团可飞经中国境内，沿延吉—安东—平壤航线前往。该团的飞行需要两天。组织飞行时需要考虑在安东—平壤地区发生的不可避免的空战。

    二、我们非常仔细地向什特科夫同志询问了以下问题：

    由于敌方飞机的猛烈袭击，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内，平壤地区的机场是否适宜飞机降落。

    在这些机场是否有航空服务人员、汽油和弹药。

    三、如果朝鲜人没有地勤人员，就需要在该团出发以前，把这个团的航空技术营223人及机场技术设备用铁路经安东运往平壤。考虑到要在安东地区渡过鸭绿江，该营的调动需要5—6天。

    如果朝鲜人没有弹药和燃料，还要随技术营向平壤运去这些物资。在这种情况下，航空团在平壤进入最后的准备状态，考虑到人员的调派，需要8—10天。

    四、考虑到朝鲜人在平壤地区没有对空监测和报警系统，为了给我们的歼击机团创造正常的作战条件，我们认为有必要随团运去几部雷达和一个通讯小分队，以便发现敌机并组织雷达站与机场之间的通讯联系。否则，我们的飞机在机场上将会遭受敌机的突然袭击。

    五、请允许我们在弄清朝鲜方面与派遣空军歼击机团有关的问题后，立即报告向平壤派出该团的全部计划。那时也将向您报告我们关于在该团驻扎的机场组织防空火力的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

    1950年9月2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827，л.79-80

    №13286 罗迈进致塔尔科夫斯基函：鉴定中文版译著的质量(1950年9月21日)

    致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所长Д.И.塔尔科夫斯基：

    我按照所附的清单发给您197本中文版的书。

    请对下列书的译文质量作出鉴定：

    1.弗·伊·列宁的《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论文和作品集)。

    2.《И.В.斯大林传略》。

    3.И.В.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

    4.И.В.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副主席

    Я.罗迈进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94，л.47

    №20081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询问可否请中国军队参战(1950年9月21日)

    1950年9月21日3时45分(收到)

    第1238号

    1950年9月20日，应金日成的邀请我与他见了面，当时在场的还有朴宪永。

    会谈伊始，金日成便指着汉城战争形势图说，敌人正在强渡汉江。

    据悉，汉城西南战线局势稳定，但在金浦地区，由于敌人强渡汉江，形势严重。

    这时，金日成问我，是否还可以预先采取一些措施来消灭渡河的敌人。

    我答道，目前应当做的是：迅速将上述各师从主阵地上调往汉城地区。

    此举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汉城地区前线的局势。我问金日成，目前这些部队都在什么位置。

    金日成答，他已经向这些部队下达调往汉城地区的命令，但关于他们的具体位置，自己也不清楚。

    这时，朴宪永向我们读了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发来的一封电报。后者在电报中通报说，周恩来召见了他，并询问了其他一些问题。其中，关于美军在仁川地区登陆，周恩来问李周渊，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

    朴宪永接着报告说，中国大使去了他那里，并告诉他：根据中国政府所获情报，在仁川登陆的是由两个师组成的美军第十军和李承晚军队的一个旅。

    关于周恩来就朝鲜政府给中国的建议而对李周渊所提的问题，金日成解释道：周恩来指的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仁川或镇南浦或元山登陆，他们——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问我，您认为应如何答复中国人。

    我答，关于这一问题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金日成接着说，中国军队很优秀，有战争经验。但到了我们这里，在如此众多的美国飞机不间断地对部队进行狂轰滥炸的环境下，他们将会有何表现，真的很难说。

    此时，金枓奉(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主席)走上前来，并说道：他们有军队，部队作战也很勇敢。但美国空军的不断轰炸会给他们(中国军队)造成大量伤亡。自己曾与很多从前线回来的朝鲜军官和士兵交谈过。据他们说，美国空军的活动给朝鲜人民军部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

    这里，大家都说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如果让中国军队到朝鲜参战，而没有空军为其提供空中掩护，那么，战斗依然会进行得相当艰难。

    显而易见的是，朴宪永很想了解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即使至今他们仍坚持认为，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但如果有中国军队的参与，那么目前朝鲜战场上这种困难的局面就会有所改观。

    朴宪永又指出，希望能让中国到朝鲜来参战，况且中国已与苏联有约在先。

    对这一问题我避而未答。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6-88

    №20252 罗申致斯大林电：周恩来谈朝鲜和中国国内情况 [16] (1950年9月21日)

    　　

    ……

    周恩来对收到电报表示感谢，并且对关于朝鲜形势的评估符合实际而表示满意。他表示，9月19日他们已经向平壤发去了建议，其内容已经于9月18日同苏联代表谈过了。19日当天，中国驻平壤大使电告了金日成的原话，“朝鲜人民准备长期战斗”。此外就没有任何来自朝鲜的消息。

    周恩来进而又指出，大多数美国人都反对接纳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会。中国政府现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南方边境，因为美国人已积极图谋向那里派遣国民党特务。

    关于中国国内社会对朝鲜事件态度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总体上是正面的”。民主党派领袖们认为，美英没有准备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一些民主人士表示，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战争将延长，这必然让中国蒙受一定的损失。

    ……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1

    №20082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朝鲜劳动党中央讨论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9月22日)

    1950年9月22日20时30分(收到)

    第1258号

    1950年9月21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哥而(苏联朝鲜族人)来找我。

    会谈伊始，许哥而便说，他想向我通报一下关于1950年9月21日举行的劳动党政治委员会会议的情况。

    此次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议题：如何答复周恩来关于中国政府鉴于朝鲜局势复杂化而给朝鲜政府的建议。

    金日成在会上读了朝鲜大使李周渊关于自己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的报告，并询问了政治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

    朴宪永、金枓奉和朴一禹在发言中均认为，局势很严重，他们显然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

    随后发言的金日成说，怎么会这样呢，要知道，我们曾经认为，我们人多，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做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

    金日成接着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加入朝鲜一方参战后，会不会导致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这里，金日成似乎引用了毛泽东曾说过的话：中国与任何国际条约都无关，也未参加联合国，因而可以帮这个忙。

    金日成声称，虽然苏联和中国都不愿意因朝鲜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由于朝鲜——正如美帝国主义者所言——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点，因而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

    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问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我们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以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

    金日成接着说，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加速组建新部队，那么，就不必求助中国人了。不过，他们担心，已经没有时间了。

    此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没有通过任何决议。

    许哥而在谈话结束时问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对此避而未答。

    在我看来，许哥而来向我通报上述内容，并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受了金日成的委托来探听我的想法。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9-91

    №20251 罗申致斯大林电：刘少奇谈中国各界对朝鲜战争的看法(1950年9月22日)

    1950年9月21日，罗申参加了刘少奇为表彰尤金院士在中俄友好协会举行的午宴。午餐开始之前，刘少奇详细地向苏联大使讲述了中国社会各界对朝鲜战争的看法。9月22日罗申向莫斯科汇报了刘少奇讲话的主要内容。 [17]

    ……根据刘少奇的讲话，国民党人指望朝鲜战争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将取得最终胜利，蒋介石将回到大陆。这是居民中“最反动”的一部分，但“显然是少数”。

    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大资产阶级逐渐进入政治生活并开始将资金从香港转移到大陆。最近的事件意味着战争时间将被延长，这导致了资金转移规模有所下降。现在大资产阶级开始深思，一方面他们害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敢把资金转移到大陆，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战争一旦爆发，香港将成为第一个受打击的靶子，因此又不愿意转移所有资金了。一些人想移民到国外，但这是少数。

    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人认为，北朝鲜人曾长期支持和帮助中国革命，现在如果必要，中国就应该帮助他们。在这其中，大部分人都“仇恨美帝国主义”。

    “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持观望态度。

    他们赞成政府的决定，并帮助政府做解释工作，但背地里也表现出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并表示中国面临着很多烦恼。

    在进行了解释动员工作之后，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官兵心态很好，战斗热情高涨，他们准备如果有必要，就去抗击美帝国主义。人民解放军的大部分人认为，美国部队的军事训练水平不是很高，各个方面都不如日本人，所以他们无疑会遭到失败。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不应该牵扯进朝鲜事件，想在长期作战之后早日回家，部分年轻战士想着解决个人问题。类似的情绪在极少数官兵身上有所体现。

    中共领导层认为，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结束这一进程还需要几年。同美帝国主义的战斗会加速最终胜利的到来，因为美国必将遭受决定性失败。大家认为，如果美国威胁消灭北朝鲜人，那么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

    刘少奇评价，总体上中国社会仇视美帝国主义，如有必要，将顺利完成与之战斗的任务。所有试图阻止我们的敌人都将被打倒。

    ……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3-135

    №20253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谈美国在朝鲜的意图(1950年9月22日)

    1950年9月22日尤金院士向斯大林汇报了同毛泽东在其寓所进行的谈话。 [18]

    ……毛泽东强调说，杜鲁门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6月底宣布美军入侵朝鲜和台湾，这样杜鲁门就扩大了美国侵略的范围。

    这一举措将英国置于无所适从的境地。因为一方面英国应该支持美国在朝鲜的方针，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支持美国反对中国。考虑再三，英国不断督促美国寻求应对亚洲复杂局势的途径。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表明，美国并不打算进行长期大规模战争，他们所做的，只是一种实力探测，看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和中国将如何反应，国际舆论将会如何。

    为此毛泽东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美国将努力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以妥协方式寻求平息朝鲜半岛局势的方法。为此，美英有可能在联合国大会上寻找机会恢复中国的席位。这只是假设，不过，这对美英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和美国对台湾的侵略使得像印度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都反对美帝国主义。

    接下来毛泽东指出，美国明白，暂时不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暂时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中国的手脚就是自由的，可以有更多作为，不拘泥于形式，在亚洲采用各种措施反对美帝国主义。如果中国加入联合国，如果中国以某种形式与美英有所联系，那么这将束缚它的行动，就会给中国带上了枷锁。此外建立外交关系后，特务和间谍活动就会借助大使馆和外交使团活跃起来。

    在中国加入到联合国后，就会在安理会以及其他联合国组织中出现一些变化，因为那里将出现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个大国。这无疑是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好处。

    ……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6-138

    №24811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庆祝中苏友协建立1周年(1950年9月22日)

    绝密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通报说，中共中央决定从今年10月5日到9日在北京举行中苏友协全国代表大会，庆祝中苏友协成立1周年。

    中苏友协理事会表示，希望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的全权代表能够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和文化联系的报告，并且希望中苏友协能够收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一些礼物(电影放映机、书、影片等)。

    由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全权代表已经被免除了职务，在中国没有全权代表，因此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认为，最好让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同志在大会上作简短的发言，表示祝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还认为，应当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向大会发送一封贺信。至于给中苏友协的礼物，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已经准备向中国赠送5辆配备了流动电影放映机设备的汽车以及一些收音机。此外，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请求，让苏联电影部另外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划拨10台流动电影放映机和15部故事片，让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另外划拨1—2台磁带录音机，以此作为赠送给中国朋友的礼物。

    我认为，可以同意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提出的这些建议。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议。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1950年9月22日

    附件：

    庆祝中苏友协成立1周年向其赠送的礼物清单 [19]

    1.嘎斯0330汽车，配备流动电影放映设备、发电机和无线电接收装置，5辆

    2.录音机，2台

    3.磁带(柴可夫斯基、格林卡、穆索尔格斯基、博罗金等人的作品)，可以播放20个小时

    4.带发电机的流动电影放映机，10台

    5.故事片，15部：

    《斯大林格勒战役》(第一和第二集)，汉语配音

    《康斯坦丁·扎斯洛诺夫》，汉语配音

    《他们有自己的祖国》，汉语配音

    《侦察员的功勋》，汉语配音

    《和平的青年时代》，汉语配音

    《列宁在十月》，汉语配音

    《列宁在一九一八》，汉语配音

    《攻克柏林》，汉语配音

    《库班的哈萨克》，汉语配音

    《注定要失败的阴谋》，汉语配音

    《秘密使命》，汉语配音

    《勇敢的人们》，汉语配音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9，л.58-61

    №00305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朝鲜派遣歼击机团事宜(1950年9月23日)

    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我们关于从滨海边疆区派遣空军拉9歼击机团去保卫平壤的措施。

    一、为此，我们已决定派出空军第三十二歼击机航空师第三〇四团，该团配备有40架拉9飞机，现部署在滨海边疆区斯帕斯克机场。

    该团将于10月1日和2日飞经中国境内，沿斯帕斯克—东宁—延吉—通化—安东—平壤航线前往。

    我们将认真制定，并由该团飞行员认真研究飞行计划，特别是在安东—平壤地区的飞行计划。

    二、我们从获得的朝鲜资料得知，平壤地区的机场适于工作。

    这些机场现在没有地勤人员，他们已被派往汉城以南的机场，在平壤地区也没有航空燃料和弹药储备。

    因此，我们将在9月25日至30日期间用铁路经安东从滨海边疆区运送：

    该团的技术服务小分队和最必要的机场设备；

    一支配有4部雷达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小分队，以便搜索敌机并为我方飞机导航；

    一个高射炮师，由3个85毫米高炮营和一个37毫米高炮营组成，共有16门高炮，任务是保卫机场；

    15个燃料基数的燃料和15个弹药基数的弹药。

    三、为了接收该团和组织其战斗，9月24日，空军军长诺加上校乘坐汽车从滨海到了平壤，他将在安东同该团会合，下达战斗任务，并将指挥该团飞往平壤。

    四、10月3日该团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

    五、同时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第一次空战后，我国飞行员保卫平壤的战斗就会被美国人发现，因为空战的一切指挥将用俄语通过无线电话进行。

    华西列夫斯基

    1950年9月23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13289 周扬等致帕利古诺夫函：感谢塔斯社的帮助并咨询(1950年9月25日)

    致Н.Г.帕利古诺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目前逗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鼓动工作者代表团领导人给您的信函。

    附件共4页。

    Е.科瓦廖夫

    1950年10月10日

    附件：

    尊敬的帕利古诺夫同志和切尔内绍夫同志!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以及与我们进行的交谈。

    新华通讯社，作为政府的电讯社，建立只有1年的时间，因此在工作和组织机构方面还缺乏经验。

    以前塔斯社的消息给了我们以帮助，而这些交谈对于完善新华通讯社的工作，将会给予更大的帮助。我们已经占用了你们许多宝贵的时间。但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向你们学习一些东西，我们希望有机会再次与你们会面。

    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们请求你们向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塔斯社4个主要编辑部和资料编辑部的工作和组织机构情况，并请转告我们：你们所认为的最适合于我们工作的那种经验。

    请详细说明以下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将把这些问题附在后面。

    对于你们所给予的帮助，我们再一次地表示感谢!

    敬礼!

    代表团团长周扬

    代表团副团长梅益、秦川

    新华社副总编朱穆之

    1950年9月25日

    附件：

    恳请介绍以下几个主要编辑部的工作和组织情况：综合信息部、国际信息部、地方新闻、境外信息以及资料编辑部，其涉及的问题如下：

    综合信息编辑部

    1.综合信息编辑部分为哪几个部门？除了编辑和转发通讯之外，这些部门还进行哪些日常工作？

    2.除了季度工作计划之外，还有哪些日常工作计划？计划的内容是什么？怎样编制计划？

    3.通讯(信息)的工作程序，从其接收一直到转发为止。有什么样的程序、特别信息内容和转发方法？综合信息部提供给中央各报刊和地方新闻编辑部的通报，是否能做到完全在各地方转播？中央和地方报刊利用这些信息的数量如何？

    4.你们是如何领导、检查和总结各部门以及塔斯社记者的工作的？塔斯社是否与各加盟共和国政府一起，对加盟共和国通讯社的工作共同实行领导？

    5.如何实行责任制？各级编辑和记者对转交给他们的信息资料承担何种责任，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国际新闻编辑部

    1.新华社境外分支机构和记者缺乏工作经验。因此，请求你们能够尽可能多地讲述和介绍一下你们的境外分支机构和记者的工作情况以及领导他们的经验。

    2.塔斯社与外国新闻社交换信息的协议的主要内容。

    3.国际新闻编辑部在编辑新闻时是如何考虑境外新闻编辑部、地方新闻编辑部和中央各报刊的不同需求的？

    4.在国际新闻编辑部的各部门中是否有翻译人员，或者是把他们组成一个专门的部门？他们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境外新闻编辑部

    1.组织结构和境外新闻编辑部转交新闻的程序。

    2.你们是如何根据境外读者的要求编写新闻稿的？请讲述一下你们的经验。

    3.什么样的新闻可以用俄语向境外转发，而无需翻译成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转交给境外的综合信息和国际信息的比例如何？

    4.你们是如何组织莫斯科的记者站、分支机构和各地的记者站向境外转发信息的？

    5.你们采用何种语言向东欧国家转发信息？你们采用何种语言向其他国家转发信息？

    地方新闻编辑部

    1.地方新闻编辑部的组织机构。

    2.综合新闻和国际新闻的选择和编辑过程。选择新闻的原则。

    3.你们是如何了解地方报刊读者的要求以及地方报刊是如何使用你们提供的新闻的？

    资料编辑部

    在资料编辑工作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因此，请详细介绍一下资料编辑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情况。恳请你们列举出一些重要资料作为实例，向我们讲述一下整理和统计资料的过程。

    №003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马特维耶夫的指示(1950年9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8号记录

    1950年9月30日决议

    第118项　马特维耶夫 [20] 同志的第1298号电报。

    批准所附对马特维耶夫同志第1298号电报的复电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8号记录第118项

    平壤

    致马特维耶夫

    对第1298号电报的复电

    我们认为，金日成在同您谈话中作出的关于把最高司令官和军事部长 [21] 的职务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决定，关于成立最高司令官直属的参谋部的决定，关于组建6个师和从南朝鲜撤出后备人员的决定是正确的。

    必须加快6个师的组建。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将在10月5日至20日期间提供。至于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朋友派遣司机是否合适的问题，你可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不要说这是莫斯科的主意。

    根据上级委托。

    常福 [22]

    文件送：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827，л.100-101

    №00313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转呈金日成给斯大林的求援信(1950年9月30日)

    1950年9月30日20时35分发自平壤

    1950年9月30日23时32分收到

    1950年9月30日23时40分送达苏军总参谋部八局

    莫斯科

    致苏联外交部

    А.葛罗米柯同志： 转呈我收到的金日成和朴宪永给斯大林同志的信(译自朝文)。

    此信是朴宪永同志亲自交给我的。

    什特科夫

    附件：

    1950年9月29日金日成、朴宪永给斯大林的信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最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我们以朝鲜劳动党的名义，向您，朝鲜人民的解放者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感谢您经常对正在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我国人民所给予的支持和援助。

    我们在这封信中想简要地向您通报目前我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前线的局势。

    在美军发动仁川登陆战役前，战场形势不能说对我们不利。

    那时敌人接连失败，一直被赶到南朝鲜最南端的一块不大的地区，我们很有可能取得决战的胜利。这种局势大大动摇了美国军队的威望。

    这时美国为了挽回自己的威望，为了实现无论如何要夺取朝鲜作为自己军事战略基地的这个蓄谋已久的计划，它动员了太平洋的几乎全部陆海空军，于今年9月16日实施登陆战役，在仁川地区登陆了大量军队和武器装备。敌人占领仁川后，正在汉城内进行巷战。

    形势十分危急。

    人民军各部队正英勇地抗击着向前推进的登陆之敌。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敌人各种型号的近千架飞机，在未遇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完全夺取了制空权，对我前线和后方实行昼夜不间断的空袭。在前线，敌机械化部队在数百架飞机的掩护下，无阻碍地进行机动作战，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同时，敌机肆无忌惮地轰炸铁路、公路，摧毁电报电话线路、通信设施和其他目标，破坏我军给养供应，瓦解我军的作战意志，使我们无法适时展开反击作战。我们在整个战线都面临这种困难。

    敌军在切断了我军各部队之间的所有联系之后，已使仁川登陆的和突破我南部防线的这两支部队会合，从而使汉城的失陷已不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在朝鲜南部作战的人民军各部队已被敌人从北面加以分割，处于南部的人民军目前无法补充弹药、给养和干粮。此外，一些部队已失去联系，有些已被敌人包围。

    显然，敌人只要一攻占整个汉城，就将向北朝鲜继续进攻。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上述对我们不利的条件，那么美国的侵略最终将获胜。

    为了保证军队能得到一切必需品和不断向前线运送给养，我们首先必须拥有相应的空中力量。然而，我们没有受过训练的干部。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有信心克服面临的困难，决不让朝鲜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为了人民的独立、民主和幸福，我们将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因此，我们果断地采取坚决的措施：组建和训练一些新的师；把在南朝鲜动员来的10余万人的军队部署在更有利的作战地区；武装全民，准备打持久战。

    尽管如此，如果敌人不给我们时间来实现我们预定的措施，而且还利用我们极端严重的局面来加速对北朝鲜的进攻战役，那么我们将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阻挡敌人。

    因而，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不能不请求您给予特别的援助。换句话说，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军事援助。

    我们的上述建议妥否，请您给予指示。

    顺致敬意!

    朝鲜劳动党中央

    金日成　朴宪永

    1950年9月29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葛罗米柯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1-45

    №11417 中国长春铁路局苏方局长的命令：移交中长路财产(1950年9月30日)

    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的命令

    第306/H号

    1950年9月30日于哈尔滨

    关于将未列入中长铁路的中长铁路财产转交中国东北政府的问题

    根据合营公司事务委员会管理委员会1950年9月7日第185/kco号指示和中国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同志1950年9月2日信件的精神，我命令：

    一、由中长铁路哈尔滨分局局长马卡罗夫同志将下列设施转交给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同志：

    (一)哈尔滨工业大学；

    (二)哈尔滨博物馆；

    (三)中长铁路公司苏联方面对松花江船厂及河运的权利。

    二、由中长铁路煤炭工业处副处长科尔沙克同志将良种马厩转交给哈尔滨农业科学院院长刘清栋(Лю Чен-дун)同志。

    三、由中长铁路沈阳分局副局长杜拉索夫同志

    (一)将沈阳医院转交给卫生局局长王…… [23] 同志；

    (二)将沈阳市宾馆转交给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际处处长李贵山(Ли Гуи-шэн)同志。

    四、大连铁路分局局长科罗利同志将下列设施转交给旅顺—大连地区政府主席韩光同志：

    (一)大连工业学院；

    (二)大连细菌研究所；

    (三)大连化学研究所；

    (四)大连信号厂；

    (五)大连无线电试验室；

    (六)大连博物馆；

    (七)锦州医院和大连市桐树医院。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041页

    №00315 斯大林致罗申电：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1950年10月1日)

    交布尔加宁同志

    1950年10月1日3时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4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等候您的答复。

    此致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1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7-98

    №07346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电：对朝鲜局势的处理意见(1950年10月1日)

    平壤

    什特科夫、马特维耶夫同志：

    你们9月30日和10月1日的电报收到了。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金日成同志和其他朝鲜领导同志向你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你们却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我认为你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朝鲜同志自然要征询建议和寻求帮助，而什特科夫同志却故不作答，从而使朝鲜领导人更加动摇不定。派马特维耶夫同志去朝鲜，不是要他汇报那些我们不派他去也能知道的关于朝鲜事件的情况，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向莫斯科提出他对于朝鲜军事形势的详尽分析，而且他也未能根据形势提出任何建议，从而使我们难以在朝鲜问题上作出决断。马特维耶夫同志对朝鲜领导人的帮助不大，因为朝鲜领导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的保卫共和国的计划，没有从南朝鲜撤出军队的计划。

    请你们今后在朝鲜的活动中考虑这些指示。

    请立即拜访金日成和朴宪永并转告他们：

    第一，敌人是否会越过三八线北进。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最坏处着想，即敌人将力图占领北朝鲜，因此必须毫不迟延地动员一切力量，不让敌人越过三八线，同时也要做好同敌人在三八线以北战斗的准备。

    不能对韩国 [24] 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力量和潜力估计不足。在朝鲜北方，有巨大的动员潜力和资源。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无论如何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一靠加强现有的部队，二靠新编部队，完成组建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的任务。所有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全部由我们提供。

    我认为，所谓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进行抵抗的说法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力量，只是需要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并利用一切潜力进行防御。应全力加快新编部队和兵团的组建，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已经在运往朝鲜的路上。同时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把部队从南方撤出，这样做的考虑是，在南方没有连成一片的战线，因而部队完全有可能撤到北方。这件事要抓紧去做，因为美国人肯定会在近期想方设法阻止这些部队北撤。

    第二，在南方，在敌人后方，必须转而进行游击活动。为此目的除了可以利用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游击队，还可以利用留在南方、没有可能撤到北方的部队。游击队员的任务是——破坏交通线，破坏通讯机构和线路，袭击敌人官兵，并采取其他积极的行动，从而搞乱和惊扰敌人的后方。

    第三，目前的形势要求有坚强的领导，并根据组织顽强防御的新任务对领导班子进行改组。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领导人中间的动摇情绪，严格和明确地确定领导同志的职责，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任务并对某些国防问题承担责任。应当立即采取无情的措施消灭反动势力和维护自己后方的秩序。为了对付敌人空投的破坏分子，应当成立由可靠的人组成的地方歼敌自卫队。政府在其驻地必须拥有一支由可靠的和忠于政府的人组成的强大的突击队。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在主要港口和敌人登陆部队有可能登陆的地方布雷，在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四，至于金日成同志给冯西同志的信中提出的关于派武装力量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最能接受的援助形式是派志愿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同中国的同志们进行协商。你们将于近日收到对金日成同志来信的答复。

    冯西

    1950年10月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7卷，第900—901页

    №1181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1950年10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8号记录

    绝密

    第78号会议记录第138项

    1950年10月1日

    致马林科夫同志、葛罗米柯同志：

    1950年10月1日决议

    第138项　联合国大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

    一、通过所提交的致А.Я.维辛斯基同志的电报文本(附件一)。

    二、询问金日成和毛泽东对朝鲜问题决议草案的意见。批准致平壤(附件二)和北京(附件三 [25] )的电报文本。

    三、在收到平壤和北京的答复之后发出致维辛斯基同志的电报。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一：

    政治局会议第78号记录第138项

    绝密

    纽约

    致维辛斯基：

    第一，您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您基本上是重复了苏联代表团在另一种情况下在安理会上提出的那个建议。在目前的条件下，代表团应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新的建议，以补充我们原来提出的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那些要求，并利用自己的关于朝鲜问题的积极纲领性措施来对抗英美的计划。

    至于英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代表团提出的议案，大体上没有被通过，因为议案中规定由外国军队占领整个朝鲜领土。

    第二，您应该将以下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关于朝鲜问题的议案。

    注意到：朝鲜人民渴望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主主义的朝鲜国家的合法要求，至今尚未实现；

    出发点是：联合国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和平手段，根据国际法和公平合理的原则，解决可能导致共同和平被破坏的争端；

    为了遵循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恢复远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目标，联合国大会建议：

    一、在朝鲜的交战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二、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立即将自己的军队从朝鲜撤出，并以此建立这样一些条件，即确保朝鲜人民实现自己不可剥夺的主权，自由地决定自己国家的内部事务。

    三、在外国军队撤离之后，为建立独立统一的朝鲜国家的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立即进行朝鲜全民的国会选举，其基础应该是朝鲜居民意志的自由表达。

    四、为了组织和进行整个朝鲜国会的自由选举活动，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南朝鲜国会代表联席大会上，选举出北朝鲜和南朝鲜代表人数均等的委员会。”

    附件二：

    政治局会议第78号记录第138项

    绝密

    平壤

    致苏联大使：

    立即拜会金日成并通知他如下内容：

    “鉴于在联合国大会上即将讨论英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西等国代表团就朝鲜问题提出的议案，我们认为必须提出关于朝鲜问题的如下议案，用于抗衡以上国家的议案：

    ‘注意到：朝鲜人民渴望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主主义的朝鲜国家的合法要求，至今尚未实现；

    出发点是：联合国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和平手段，根据国际法和公平合理的原则，解决可能导致共同和平被破坏的争端；

    为了遵循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恢复远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目标，联合国大会建议：

    一、在朝鲜的交战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二、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立即将自己的军队从朝鲜撤出，并以此建立这样一些条件，即确保朝鲜人民实现自己不可剥夺的主权，自由地决定自己国家的内部事务。

    在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之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该研究关于接收朝鲜为联合国组织成员的问题。’

    请通告您的意见。”

    受上级的委托。

    А.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6卷，第891—895页

    №00316 罗申致斯大林电：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1950年10月3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3日12时15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呈上毛泽东对您第4581号电报的答复如下：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

    盼复。

    毛泽东

    1950年10月2日”

    一、在我看来，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

    二、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自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

    我们暂时不清楚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以设想，目前对此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

    Н.罗申

    1950年10月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05-106

    №00317 罗申致斯大林电：尤金帮助筹备《毛泽东选集》出版情况(1950年10月4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4日16时25分收到

    现将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呈上：

    “菲利波夫同志：

    尤金同志来华两个月期间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但他所参加的《毛泽东选集》出版筹备工作目前尚未结束，尚需1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

    此外，我们还拟请尤金同志访问山东省及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汉口、长沙、广州、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使他在了解这些城市的同时，给我们的领导干部作报告。这约需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他在华还需再待约4个月左右。请允许尤金同志留华工作到1951年1月底或2月底。

    可否，请复。

    毛泽东”

    下面是尤金同志致菲利波夫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我已就整个3卷的《毛泽东选集》提出了300多条意见和修订及各种文字上的修改。对于头两卷，毛泽东已详细地研究了我的建议，并完全采纳了我的建议。对于第三卷的修改意见，目前正由毛泽东审订。已转告我：他将于近日内约见我，以研究我的意见和建议。

    正如我以前报告过的，毛泽东又选出了一批过去未译成俄文的新的文章。这些文章约有30—40个印刷页码。

    对于由翻译译出的300多页新的译文，我已收到了(约有一半为新的文章)，也研究过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目前我还没有把这些意见和建议交给文章的作者。翻译要将余下的文章译出，约需用1个半月的时间。

    毛泽东多次请我到一些大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走一走，并请我给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

    我认为目前有可能到一些城市走走，因为翻译正在译那些新的文章。这次到这些城市旅行，约需用2至3周的时间。待我返回北京以后，再用2至3周的时间即可完成对余下文章的审订工作。

    由此看来，到12月底，我根本无法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和返回莫斯科。

    等待您的指示。

    尤金”

    Н.罗申

    1950年10月4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格里戈良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07-109

    №1182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中国出兵问题的考虑(1950年10月5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转交毛泽东： 您的复函已收到。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原，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作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它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对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在您的答复中谈到了关于中国国内的状况，这对于我来说是新的情况。您肯定地说，在由于朝鲜事件而出现新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将会出现极大的不满情绪，因为国内非常渴望和平。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中国联合政府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党派，在出现战争的情况下，将利用国内的不满情绪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当然，您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国内的形势。而是否能够克服中国国内局势的这些困难，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同志来决定。

    至于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前来我处事宜，我非常高兴欢迎他们，并将与他们交谈。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5日

    附件：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报的初稿 [26]

    北京

    致苏联大使转交毛泽东：

    您的复函已收到。

    我认为能够向您提出关于派出5—6个师的中国志愿军部队前往朝鲜的问题，是因为我十分清楚中国领导人发表的一系列声明，即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他们准备出动自己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支援朝鲜同志(众所周知，敌人已经越过了，在三八线附近的几个地方)。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中国同志的这些声明，我是不可能向您提出以上所述的问题的。

    同时遵循了国际局势方面的如下意图：1.正如朝鲜事件所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并没有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战争；2.日本的军国主义力量还没有复活，他们还不能给美国任何军事帮助；3.鉴于此，美国不得不在朝鲜问题上做出让步，也就是同意在有利于朝鲜的那些条件下解决朝鲜问题；4.美国不得不将台湾归还给中国；5.美国将不得不拒绝与日本反动分子缔结单独的条约，放弃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将日本变成自己的仆从国的打算；6.美国将被迫同意出席…… [27] 不进行尖锐的斗争和重新展示自己的力量，中国是不能得到这些让步的，而且也得不到台湾，美国人将会把台湾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将它作为自己的和明天军国主义日本的基地，而不是蒋介石的——他没有任何可能获胜的机会。

    尽管可能性很少，也不排除派出5—6个师的部队会将中国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中，与此同时，也将苏联卷入战争，因为苏联与中国之间有相互援助的条约。但是，对此不应该害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和英国强大，而欧洲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德国的情况下，已经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了，德国目前不可能给美国任何帮助。

    当我向您询问关于5—6个师的事宜以及认为您将找到机会向朝鲜派出这些师时，我遵循的就是这些对外政策的意图，因为您在此之前就已经声明准备派中国的武装力量前往朝鲜。

    但是，您在给我的复函中谈到了中国国内形势的新情况，在我看来，这种新的情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您肯定地说，在由于朝鲜事件而出现新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将会出现极大的不满情绪，因为国内非常渴望和平。这意味着，中国从其国内形势出发不准备参加新的战争。对于像中国这样偌大的国家来说，人民的命运不是由对外政策，而是由国内局势决定的。当然，任何人也不会比您更加了解中国国内的局势了。如果中国国内局势不允许做这样的冒险，也就是采取能够导致新的战争的那些步骤的话，那么，就应该考虑是否值得做这样的冒险。因此，我完全理解您和您的立场。

    至于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前来我处事宜，我非常高兴欢迎他们，并将与他们交谈。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4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7卷，第909—916页

    №24812 苏中铁路代表会谈纪要：关于建立直通铁路运输(1950年10月6日)

    从1950年7月18日到10月6日，苏联交通部代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代表在北京举行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有：А.А.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团团长)、Т.Г.叶尔马科夫、Л.М.安东诺夫、И.В.科兹洛夫、С.Н.奥西片科、П.А.马尔克洛夫、Ю.Ю.普里斯科；中国铁道部代表团成员有：吕正操(代表团团长)、闵勇(Ми Юн)、庄玲(Чжуан Лин)、朱绍田(Чжу Шаотянь)、蒋英玲(Цянь Инлин)、周夏冰(Чжоу Сяпин)、张英志(Чжан Инчжи)。

    会议审议和协商了如下问题：(1)关于苏中之间建立直通铁路运输的协议；(2)边境铁路协议；(3)旅客运载和货物运输的规则；(4)关于这些规则的业务指导；(5)关于核算和制作财务报表的规则；(6)上述文件的所有附件。

    会议谈判的结果是，商定并草签了上述几个文件及其附件。

    在签署该备忘录的同时，双方还就如下几点达成了一致：

    1.如果关于苏中之间建立直通铁路运输的协议生效，在执行该协议时，为了避免在进行核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麻烦，卢布和元之间将不确立正式的比率，并向该国权威的金融机构请求，以便确立两国铁路运输的核算方法。

    2.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从中国经过苏联向第三国运输货物以及从苏联经中国向第三国运输货物的规则草案，由于涉及第三国的利益，应对该草案另外进行研究，以便在签署关于苏中之间建立直通铁路运输协议的同时，就该草案最终达成一致。

    该备忘录于1950年10月6日在北京拟定和签署，备忘录有两份文本，一份俄语文本，一份中文文本。

    两份文本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苏联交通部全权代表

    中国铁道部全权代表

    РГАЭ，ф.1884，оп.60，д.169，л.301-302

    №20088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朴一禹通报中国出兵决策的情况(1950年10月7日)

    1950年10月7日1点50分(发出)

    第1425号

    兹报告如下：根据我们现掌握资料显示，内务相朴一禹已于1950年10月5日从北京返回朝鲜。1950年10月6日劳动党政治局开了一个会。

    在这次会议上朴一禹通报说，他在北京期间再次受到了毛泽东和5位(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接见。第一次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第二次6个小时。

    毛泽东说，我可以尽力提供帮助，但就是不能派军队。原因在于，如果中国(派军队)帮助朝鲜，那么此举实际上就会将苏联也拖入这场战争。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为这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另外，中国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却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空军和海军。

    (毛泽东)建议朝鲜人继续在前线和后方坚持斗争，并着重强调了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说，金日成可以把东北作为自己的后方。

    在讨论了目前朝鲜的战争形势后，劳动党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即使在得不到外部武力援助的情况下，也将在山区继续坚持战斗，还可以在中国组织突击军团，从而为以后的进攻做好准备。

    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由李承英具体负责。在北朝鲜，在发生撤退的情况下，也将展开游击斗争，领导人为朴一禹。

    朝鲜方面目前仍未向我们通报关于朴一禹从北京回国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马特维耶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05-706

    №11821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态度(1950年10月7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7日11时55分收到

    第1份

    优先拍发

    致菲利波夫：

    答复您的第4676号电报。

    10月6日北京时间22时30分，我拜会了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您的答复。

    毛泽东在听完我的话之后，说：

    一、他完全同意您对国际形势及其今后可能发展的前景所做的评价。

    二、他对于您在答复中谈到中国和苏联共同进行反对美国人的斗争，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指出，如果谈到打仗，那么，毫无疑问，现在就应该打。同时他还说，类似的想法他刚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了。

    三、涉及派中国军队到朝鲜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最适宜的不是派出5—6个师，而是最起码要派出9个。但是，这些师的技术装备非常差，他们只有108门大炮，一辆坦克也没有。

    与此同时，毛泽东援引了从朝鲜朋友处得到的资料说，美国的1个军(3个师)就有大约1500门各种口径的大炮，还有坦克。

    毛泽东认为，要摧毁美国1个军的部队，中国人应该拥有比其多4倍的兵力和2倍的技术装备。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由于拥有后备力量，关于步兵的问题他们很容易解决，而这些部队的技术装备，他们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还说，目前他们还不具备培训好的炮兵、坦克兵和其他技术兵的专业人员。

    关于中国军队到达朝鲜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指出，他们准备在最近几天出动自己的部队，但是，他认为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应该给美国人机会，使其将自己的部队向北方集结，分散驻扎，这样中国人便能顺利地将他们分批歼灭。

    四、毛泽东极其关注有关空军的问题。他指出，根据朝鲜朋友通报的情况，美国人在朝鲜地区拥有大约1000架飞机，中国人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空军部队。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要有空军部队，这是因为：

    (一)为了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

    (二)为了前线地区的作战行动；

    (三)为了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

    毛泽东认为，美国人首先将利用空中打击来摧毁中国的工业中心、破坏经济生活、毁坏交通干线。毛泽东说，这种局面有可能会引起国内，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政府的不满情绪，并将人民政府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声明说，中国政府本身没有能力从空中对部队和工业中心进行掩护，因此，必须有苏联提供的技术装备。

    五、毛泽东还提请注意，朝鲜境内的交通线路已经被破坏，这使得部队的物资供给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苏联方面提供的运输工具。

    六、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空军所必需的武器和弹药。1951年度的整个财政预算是22亿美元，其中只有2亿美元可用于为部队购买武器。

    七、鉴于上述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向您汇报有关情况以及中国朋友的全部打算。周恩来和林彪10月8日即可动身。他们可以乘飞机从北京出发抵达伊尔库茨克。我们必须派专机到伊尔库茨克迎接他们。

    毛泽东希望，师哲和费德林与周恩来一同前往。会谈时在场的有：周恩来、伍修权和费德林。谈话持续了1小时45分钟。

    请您下达指示。

    Н.罗申

    1950年10月7日

    第2318号

    译电：阿拉乌希金第9—10号，第八局

    1950年10月7日，13时00分

    第8609号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7卷，第920—922页

    №00322 斯大林致金日成函：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1950年10月8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

    金日成同志!

    由于同中国同志协商需数日，复信迟了。10月1日我致电毛泽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的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泽东拒绝了，推说他不想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了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原，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作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对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的不是6个师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而且同他们详细商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您应牢牢守住自己的每一块土地，加强对侵朝美军的抵抗，并使用朝鲜人民军突围出来的军事干部来组建预备队。由此同样可以看出，您建议把全部在苏联接受训练的朝鲜同志改学飞行，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同中国同志谈判的进一步情况，下次再通报。

    冯西

    1950年10月8日

    什特科夫同志，请您将此信念给金日成听。他可以当着您的面转抄，但鉴于此信属绝密件，故不要将它交给金日成。

    冯西

    АПРФ，ф.45，оп.1，д.347，л.65-67

    №1600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通知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1950年10月8日)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

    尔加宁同志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9日

    优先拍发

    致菲利波夫：

    现在向您报告我在北京时间22点30分收到的毛泽东给您的电报的内容，以此作为对我2318号电报的补充：

    “菲利波夫同志：

    我很高兴收到了您的回电。我党中央全会一致同意您的意见。我已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委。

    高岗同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他们已于今天早晨(10月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沈阳。

    部队大约能在10月15日前开始入朝。

    我已将派中国志愿军入朝的决定通知了金日成同志。

    周恩来同志和林彪同志已于今晨8点乘飞机前往您的所在地。他们的使命请予保密。

    毛泽东

    1950年10月8日”

    根据我从民航获得的消息，周恩来一行已于17时43分顺利抵达伊尔库茨克。

    Н.罗申

    第2332号电10月8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2

    №20090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已得到中国将出兵的通报(1950年10月8日)

    第1436号

    1950年10月8日

    1950年10月8日金日成请我到他那里去，并通报说，他已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后者在电报中说，中国政府已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援助朝鲜人民。

    中国方面已确定了前线指挥员的人选，并要求朝方派一个代表来，以便通报朝鲜战争形势和协商中国军队入朝的相关事宜。

    今天晚上(朝鲜)内务部长朴一禹便将启程前往沈阳与中方前线指挥员会面。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11

    №20091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部署中国军队的意见(1950年10月8日)

    第1437号

    1950年10月8日16时30分(电报发出时间)

    1950年10月8日当地时间12时30分金日成邀我和什特科夫去会谈。

    会谈期间，金日成说，1950年10月8日6时他的朋友们派来一名信使，并转交了一封密码电报。电报很短：

    1.朋友要出兵，具体兵力不详。

    2.请金日成派代表来沈阳解决与朋友的决定有关的事宜。

    3.说明前线的战况和朋友军队可以集结的地区。

    (中国入朝军队的)指挥员是彭德怀。

    金日成立即派遣朴一禹前往沈阳以解决上述问题。后者将于1950年10月10日抵达沈阳。

    金日成认为，朋友入朝参战的兵力不会少于12个师。

    有鉴于此，他决定，请朋友的3个师以混合编队的行军方式从通化—辑安方向进驻元山—咸兴地区。

    3个师进入安州地区，其任务是保卫这些地区的海岸线，防止敌人海军登陆。

    6个师暂且全部集结在安州东北部地区。待其完成集结后，再根据战争形势安排任务。

    目前还很难确定这些军队的集结期限。大致预计，在安州地区部队的集结需要7—10天。在元山—咸兴地区部队的集结不少于12天。

    为了保证朋友的军队能够有组织地投入战斗，我们能否这样安排，即我带自己的小组去安东，以便向朋友提供帮助。

    在安东我们可以用“博多”电报机与莫斯科保持通讯联络。

    马特维耶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12-713

    №20092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感到前途光明(1950年10月8日)

    第1443号，1950年10月8日11时20分

    10月8日我去拜会了金日成，并给他读了您的信。

    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朴宪永，他翻译了信的内容。

    金日成将信中所言均记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中。

    信中内容给金日成和朴宪永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明显看出，他们对此很满意。

    金日成说：“现在我们有了光明的前途。”

    金日成转身对朴宪永说，我们一定要采取切实措施来加强前线和加速后备部队的建立。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20

    №16008 斯大林、周恩来致毛泽东电：放弃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50年10月11日)

    绝密

    第4784号密码电报

    优先拍发

    驻北京的苏联使馆立即转告毛泽东同志：

    贵国代表已于今日到达，我们联共(布)的领导同志与贵国代表一起讨论了贵国已知的那些问题。

    我们交换意见后，弄清了以下情况：

    1.计划派出的中国援军没有做好准备，装备差，缺少大炮，没有坦克，执行掩护任务的航空兵至少2个月后才能到位，用于装备和培训上述军队的时间至少需要6个月。

    2.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

    3.因此，为朝鲜人提供的像样的援军只能在半年后，即朝鲜被美国人占领，朝鲜已不再需要援军的时候才能到位。

    基于上述原因并考虑到周恩来同志报告的因中国参战而给国内带来的不利因素，我们一致决定：

    1.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

    2.如果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也只能在靠近中国边境一带的山区而不应深入；

    3.一部分朝鲜军队应在平壤和元山以北的山区组织防御，另一部分军队要转入敌后打游击；

    4.把战时应征入伍的朝鲜人中的优秀分子及指挥员分批悄悄调入东北，在那里把他们整编成朝鲜师团；

    5.要尽快对平壤和北朝鲜山区以南的其他重要据点进行疏散。

    至于中国同志所需的用于重新装备中国军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苏联将充分予以满足。

    等待您的决定。

    菲利波夫(签名)

    周恩来(签名)

    1950年10月11日

    报告执行情况

    打印1份送斯大林同志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4-135

    №16009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暂不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2日)

    绝密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12日

    优先拍发

    菲利波夫：

    北京时间15时30分我拜会了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您的4784号电报。毛泽东同志请

    我向您转告：

    “您和周恩来签名的电报已收悉。同意你们的决定。”

    Н.罗申

    1950年10月12日

    第2390号电

    打印两份2号件送第八局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0

    №160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已下令停止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2日)

    绝密

    1950年10月12日

    发自北京

    菲利波夫同志：

    此件是对我2390号电报的补充。

    22时12分我收到毛泽东发给您的如下电报：

    “致菲利波夫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我同意10月11日电报的意见。

    我方军队还没有出发，我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 [28]

    关于朝鲜同志应根据形势重新部署兵力并准备新的工作计划一事，我已委托高岗向朝鲜同志进行解释。

    毛泽东”

    Н.罗申

    1950年12月12日

    第2395号电

    打印两份，第二份归档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1

    №16011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和瓦西里耶夫电：立即组织朝鲜政府撤退(1950年10月12日)

    绝密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八局

    密码电报第75511号

    什特科夫和瓦西里耶夫同志：

    请向金日成宣读下列内容：

    “昨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林彪就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问题召开了会议。

    从周恩来的报告中得知，原计划赴朝支援的中国军队尚未做好出兵准备，没有坦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门大炮，对陆军的空中掩护大概至少要2个月之后才能提供，还需配备坦克和大炮，培训坦克兵和炮手，这至少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

    鉴于周恩来通报的情况，会议一致认为，中国只有在6个月后才可能出兵援助。

    因为这样的援助已为时太晚，那时美国军队可能已占领北朝鲜，所以会议得出结论：中国军队在装备差和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目前不可能在朝鲜取得胜利，相反，会陷入危险境地。

    鉴于这些情况，由中苏双方的中央代表召开的这次会议建议：

    1.立即开始对平壤等重要据点进行疏散，不要惊慌；

    2.朝鲜人民军边作战边向北方撤离，牵制敌军，防止其迅速向北方深入；

    3.一部分军队在元山和平壤以北的山区集结，在那里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另一部分军队要组成小分队进入敌后打游击；

    4.为组建新的后备师而应征入伍的朝鲜人要分批经中国边境进入东北，在那里组建师团(中国同志对此表示同意)；

    5.利用已到货的、朝鲜军队尚未使用的苏联武器来装备在东北组建的朝鲜师团；

    6.派所有在苏联学习过飞行的朝鲜人去执行飞行任务并在东北把他们整编成航空兵部队，所用飞机由苏联提供；

    7.对于所有苏联顾问，要么派他们回苏联，要么利用他们在东北组建新的朝鲜师团——一切都由金日成酌定。

    还要向您通报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意并赞成这次会议形成的意见。”

    冯西

    1950年10月12日

    第4/8737号电

    文件送：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斯大林同志、第八局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2-144

    №20093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朴一禹通报中国军队入朝计划(1950年10月12日)

    第1459号

    1950年10月12日5时

    1950年10月11日，我与金日成见了一次面。

    朝方参加会谈的还有朴宪永、金策和朴一禹。

    我方有瓦西里耶夫。

    谈话伊始，金日成便通报了前线的战况，并就如何才能稳定战线和加强平壤市的防务等问题咨询了我们的意见。

    在交换了意见之后，双方商定：当务之急是要起草一个给各部队的命令，其中要说明当前的局势和明确人民军的任务。

    派遣由中央和政府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到前线去，开展相应的政治宣传工作。

    责成朝鲜人民军总司令与瓦西里耶夫一起采取相应举措，以加强对作战部队的管理、战线的防务和建设。

    金日成亲口告诉我说，朴一禹已从中国返回，他在那里与高岗见了面，后者被任命为入朝中国军队的司令员。 [29]

    据朴一禹通报，中国军队将于今年10月15日从三个方向越过中朝边界，并于今年10月20日在预定地区集结。这些地区包括：博川、熙川和江界。

    中国军队总人数将有26万人。

    金日成继续说，会谈中高岗向朴一禹解释了中国政府派军队入朝参战的政治意义，其内容与金日成所收到的冯西的来信内容是一致的。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35-736

    №16012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3日)

    绝密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13日

    优先拍发

    致菲利波夫：

    10月13日21时毛泽东把我叫去宣布了下列事项：

    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菲利波夫同志的最近一封电报和我的决定。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

    鉴于上述原因，毛泽东同志马上把周恩来拦在了莫斯科，给他下达了同您讨论朝鲜问题的新指示。

    现将谈话的详细内容随本电报一起发出。

    Н.罗申

    1950年10月13日

    第2406号电

    打印9份，第9份文件送第八局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5

    №00326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决定出兵及对苏联的要求(1950年10月13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14日1时38分收到

    1950年10月14日2时译出

    1950年10月14日3时30分送出

    菲利波夫同志： 作为对我的第2406号电(包括在第25612号电内)的补充，毛泽东还谈到：

    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的边境，那么朝鲜就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而且东北将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下。

    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

    毛泽东指出，现在派中国部队去朝鲜是有利的。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

    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他们能够打李承晚的军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抓紧准备第二梯队。

    毛泽东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他们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这样，就不会动用1951年的预算，他们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解释此事。

    最后，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国人应该在朝鲜同志进行艰苦斗争时帮助他们，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新的指示已送周恩来。

    Н.罗申

    10月13日

    第2408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

    №00327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中国再次做出援助朝鲜的决定(1950年10月13日)

    　

    绝密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八局

    密码电报第75525号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同志：

    我刚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中共中央再次对时局进行了讨论并决定，尽管中国军队缺乏武器装备，还是要对朝鲜同志予以军事援助。

    我正在等待毛泽东有关此事的详细通报。

    鉴于中国同志作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北朝鲜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

    冯西

    1950年10月13日

    第4/6759号电

    打印3份：

    第一份送斯大林同志

    第二份送——

    第三份送—— [30]

    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5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50

    №00330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决定执行撤退计划(1950年10月14日)

    1950年10月14日3时15分发自平壤

    1950年10月14日6时36分收到

    1950年10月14日7时10分送达苏军总参谋部八局

    致冯西：

    按照您的指示，1950年10月13日拜会了金日成。

    会见时朴宪永在座，我宣读了您的电报全文。电报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意外。

    金日成说，对此他们感到难以接受，但既然有这样的建议，他们一定执行。

    金日成请求我谈一些具体建议，并让朴宪永做记录。

    他请我们帮助制定有关这一问题的实施措施的计划。

    什特科夫

    1950年10月14日

    第1476号密码电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3

    №00331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停止执行撤退的计划(1950年10月14日)

    平壤

    致苏联大使向金日成转达：

    经历犹豫和若干暂时决定后，中国同志终于作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定。

    我为终于作出的这个有利于朝鲜的最后决定感到高兴。

    有鉴于此，您要注意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共同决定。

    中国军队所需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

    祝您成功!

    冯西

    1950年10月1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7

    №20095 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报告：苏军将在中国东北集结(1950年10月19日以前)

    兹报告关于派往中国沈阳地区的空军和坦克兵的整编和集结期限等事宜。

    关于歼击航空兵

    截至今年11月3日，部署在中国境内的米格15歼击机第一五一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每个师共2个团，每个团有飞机30架。

    其中一个米格15航空师有可能在短期内全部配备中国飞行员和后勤技术人员。这些飞行员中既有在沈阳地区培训的，还有从上海专门调拨过来的。

    在米格9防空歼击航空兵第三二八师和一四四师的基础上组建4个歼击航空师，每个师共2个团，每个团有飞机30架。截至今年10月24日前，这4个师中的2个师将在其现驻防地完成整编，其余2个师——根据指示，将在抵达中国境内之后再完成扩编。为这2个师提供后勤保障和服务的部队和一个歼击航空团也将整装随之一同从苏联发往中国。

    通过铁路将上述所有部队运往中国需用40个专列。

    专列首发日期确定在今年10月24日，平均每昼夜5个专列。发运截止日期为11月3日。列车换装将在满洲里站进行，期限为今年11月11—20日之间。因为满洲里车站每昼夜只能换装5个专列。 [31]

    这样，上述部队在沈阳地区集结的日期为今年11月28日。在苏联已完成整编的2个航空师将于12月5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而尚需在中国境内完成扩编的2个师，则需延迟至今年12月15日前。

    关于强击航空兵

    在后贝加尔军区空军第四十五军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的基础上，截至今年10月31日前将组建如下部队：

    一个由2个团组成的强击航空师，每个团有伊尔10型飞机30架；

    一个强击航空团，拥有伊尔10型飞机30架。

    这些新组建的强击航空师和强击航空团的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将于今年11月12—17日间经铁路用10个专列发往中国，11月14—20日间在满洲里站换装，今年11月25日前在沈阳地区集结。

    所有飞行人员将于今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间，即所属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在沈阳集结完毕后，空运至沈阳。

    关于坦克兵

    由后贝加尔军区第六近卫机械化军的2个坦克师和1个机械化师组建10个坦克团，平均每个团配备装有85毫米炮的T 34中型坦克30辆、ИС2重型坦克6辆和ИСУ122自行火炮发射装置4台。

    ИС2重型坦克将于今年10月21日从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布伊(Буй)等地区的坦克后备基地启程，发往满洲里站。

    鉴于这些新组建的坦克部队距满洲里站只有120—160公里，因此它们可自行前往该车站，抵达目的地的日期应是今年11月1日，并于11月3日直接在这里换装，经铁路运往沈阳。

    运输这些坦克共需56个专列。该车站每昼夜可装载坦克5个专列。坦克的运送将分两个阶段进行：11月3—9日发送35个专列；11月20—24日发送其余21个专列。之所以如此安排，原因在于11月10—20日间运输歼击机和强击机航空师的专列要在满洲里站换装。

    截至今年11月30日，10个坦克团将最终完成在沈阳地区的集结。

    综上所述，我们将在中国境内集结的部队如下：

    截至11月28日——若干歼击航空师；

    截至12月1日——1个强击歼击航空师和1个强击航空团；

    截至11月30日——10个坦克团。

    现驻防在中国境内的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将于今年11月3日前改编成两个师。

    上述空军师和坦克团在中国境内的组建和集结活动由苏军总参负责监督，并向各站点派遣有专人负责的工作组。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5-18

    №003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1950年10月27日)

    急电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28日19时5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我于10月27日收到毛泽东致您的如下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鉴于目前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我们急需苏联提供下列海军武器装备：鱼雷快艇、漂雷、装甲舰、猎潜艇、扫雷器材、海军岸炮和鱼雷歼击机。

    因此，我拟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顾问库兹明同志一起乘飞机赴莫斯科，以便就申领上述武器装备问题及中国海军未来建设问题同苏联海军负责同志进行谈判。随萧劲光同志一同前往的，还有中国海军参谋长罗舜初和海军后勤部副部长秦亦津两同志。

    上述事项请您研究，并给予适当答复。

    毛泽东

    1950年10月27日”

    备注：扎哈罗夫同志 [32] 看过该电报后认为，海军司令员随同库兹明一起赴莫斯科谈判是必要的。

    Н.罗申

    1950年10月28日

    第2623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62-63

    №20102 巴季茨基的报告：新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将开往中国(1950年10月28日)

    第1103550号

    为落实苏联军事部长的第284089号命令，自1950年10月14日起，我们相继组建了第一四四、第十七、第三二八和第二十歼击航空师，并配备了相应的人员和物资。所有这些部队将被发往新的目的地。

    中将巴季茨基

    1950年10月28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54

    №0033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萧劲光等来莫斯科(1950年10月29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同志转毛泽东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海军问题的电报已收到。同意萧劲光等同志来莫斯科。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29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64

    №14149 普希金致斯大林报告：美国对朝鲜海岸实行封锁(1950年10月29日)

    机密

    И.В.斯大林同志：

    按照苏共中央主席团外交事务常务委员会的委托，苏联外交部报告下列情况。

    9月27日，所谓驻朝鲜联合国武装力量司令员克拉克将军宣布，美国海军部在朝鲜周围建立了“海上防御地带”。防御地带沿着朝鲜海岸向北延伸到位于距苏联南部边界12海里的地点，并沿着西海岸延伸到位于距中国边界12海里的地点。按照克拉克的声明，进入封锁区的任何一艘船只，不分国籍，都将受到搜查。克拉克还宣布，防御地带将处于远东的美国海军司令的管辖之下。

    克拉克的声明并没有转交给报刊去刊登。美国报纸只刊登了这一声明的摘要。

    克拉克的声明所说的是，美国司令部正在扩大美国人于1950年7月所确定的对朝鲜海岸的封锁范围。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于1950年7月4日用照会通知苏联外交部，美国总统已下令对朝鲜海岸实行海上封锁。

    苏联外交部于1950年7月6日发给美国大使馆一份回答的照会，照会中指出：

    “封锁朝鲜乃是一种新的侵略行动。这一封锁行动如同美国在朝鲜的整个武装干涉一样是同联合国的原则极不相容的。

    鉴于上述原因，苏联政府将会认为，美国政府要对这一行动的全部后果和因实行上述封锁行动而可能给苏联的利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负责。”

    根据1950年7月9日第2918—1676c号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苏联船只已不再被派到朝鲜的各个港口去了。

    鉴于克拉克的声明，苏联外交部认为给美国政府发一份照会是合理之举，该照会中要宣布，建立上面所指出的“海上防御地带”实质上乃是美国于1950年7月对朝鲜所实行的海上封锁的扩大化，因此也是美国在远东的新的侵略行动，美国政府要对这一行动的全部后果和可能会对苏联利益所造成的损失负全部责任。

    附上中央决议的草案。 [33]

    请审阅。

    Г.普希金 [34] (签名)

    1950年10月29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马林科夫同志(2份)、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萨布罗夫同志、别尔乌辛同志、存档(4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7，л.39-40

    №2010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航空兵部队集结并开往中国(1950年10月30日)

    根据政府决议，最先发运的8个歼击航空团必须于11月28日前在中国境内集结，3个强击航空团和10个坦克团将于今年11月30日前集结。

    根据既定计划，针对拥有两个团(每团有飞机30架)编制的空军师中的歼击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的改组工作已于10月24日结束，并于当天经铁路开始发运。

    截至今年10月30日，运送这些部队的总共55个专列中已有35列装载完毕且已发出。整个运输工作均按计划正常进行。

    坦克部队也已完成组建工作，并将按既定计划发往满洲里站，直接在该站换装。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1950年10月30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4

    №00338 什特科夫致扎哈罗夫电：朝鲜人民军到中国进行整编的情况(1950年10月31日)

    致扎哈罗夫同志并转上级：

    您的指示我们已在严格执行。各兵团中的所有顾问都已召回并在新义州集中，于2—3日内送往沈阳听候您的命令。

    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上级作如下汇报：

    我们的朝鲜朋友按照已有的建议以及同中国人的协议，已将9个步兵师送往东北进行整编和训练。

    到1950年10月30日越过朝中边境去到所在地区的有：

    一、到湾沟地区的有3个步兵师——第六十九、六十八、六十七师，每师10000人，及特种部队5000人。这一地区共35000人。

    二、到和龙地区的有第三十二、七十五师，每师10000人。派往这一地区的共29000人。从江界再补派6000人，其中特种部队5000人。

    三、1950年11月5日前在延吉地区将集中3个步兵师，每师10000人，及特种部队5000人。

    四、在通化地区有一个5000人的步兵学校和一个1500人的政治学校。

    五、在汪清地区有1500人的坦克训练团，近期内将增至3500人。

    六、在延吉地区有2600人的航空学校。

    为领导这些军队的训练工作，成立了以民族保卫相崔庸健为首的指挥部。为此目的还成立了3个军指挥部。每个军指挥部下属3个分部。所有指挥部在1950年11月3日以前出发去东北。

    新组建的师的指挥官都很年轻，在训练部队方面没有经验。

    有鉴于此，我再次向上级请求留下90名苏联军官帮助朝鲜朋友整编并训练上述各师在军校中工作的所有顾问。

    如果在这些师及军校里没有我们的苏联军官作顾问，朝鲜人用一年时间也无法把他们训练出来去进行战斗。

    请您决定。

    什特科夫

    1950年10月31日

    第1566号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47，л.81-83

    №20232 波卢博亚罗夫致什捷缅科报告：对移交中国的坦克装备维护问题(1950年11月3日)

    第205641号

    兹报告：

    根据军事部长1950年10月17日发布的第Срг(4)383897号命令，为了更好地对作战装备进行保养和维护，强化全体指战员的战备训练，就地组织维修从后贝加尔军区发出的执行特殊任务的装甲机械，我认为理应采取如下举措：

    1.在我坦克部队全体人员结束培训工作并返回苏联后，应在各坦克团保留1—2名军官，作为我方派驻(中国)的负责装甲机械维修和使用相关问题的顾问，为期6个月。

    2.命令法卡诺夫中将同志，在坦克部队驻防的地区寻找合适地点，建立坦克机械维修基地(能承担中、大修任务)。

    3.为了给各坦克团的未来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储备，我认为有必要提出如下问题，即关于成立一个培养装甲专业军官的坦克学校和一个用于培训坦克乘务组的坦克教导团(营)。

    请求您的指示。

    坦克兵上将

    波卢博亚罗夫

    1950年11月3日

    手写批注：

    责成Н.А.洛莫夫 [35] 同志就第2、3条款内容起草给扎哈罗夫同志的问询函。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96

    №20109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派遣苏军的进展情况(1950年11月5日)

    第284283号

    兹报告关于发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进程情况：

    截至今年11月5日所有首批发送的歼击航空兵各团及其军用保障物资已装车，目前正在苏联境内经铁路运往中国。

    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当这些歼击航空团在中国境内集中后，当作如下部署：两个航空团在上海，一个航空团在砀山(徐州地区)，两个航空团在北京，两个航空团在鞍山(沈阳地区)。

    计划发运的10个坦克团中已有6个目前正在中国境内经铁路运往目的地，其余4个将于明天，即11月6日抵达中国。

    这些坦克团在中国境内的部署情况如下：3个团——北京，2个团——四平，1个团——吉林，1个团——哈尔滨，1个团——长春，2个团——徐州。

    什捷缅科

    1950年11月5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5-126

    №261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帮助(1950年11月6日)

    第440项　中国问题。

    1.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向中国派遣敌人地下电台探测专家——В.И.库列绍夫和А.И.叶夫多基莫夫等同志(携必要技术设备)、边境部门工作人员Д.А.阿尔杰费耶娃同志和警察机关工作人员З.А.法季扬诺夫同志，以援助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

    2.批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如下电报草案：致毛泽东同志：

    应您关于向中国派遣敌人地下电台探测专家、边防工作人员和警务工作者的请求，兹派遣两名携必要技术设备之电台专家，以及一位边防事务工作人员和一位警务工作人员前往你们那里。

    所有这些人将于近日抵京。

    菲利波夫

    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44，л.138

    №0034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1950年11月7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1月8日0时2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

    这一状况给弹药生产特别是步枪和机枪子弹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们的工厂目前所能提供的这种子弹为数甚少。

    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为12个军，计36个师，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装工作可能要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

    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其具体品种名称和数量如下：

    一、苏式步枪14万支。

    二、步枪子弹5800万发。

    三、苏式自动枪26000支。

    四、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

    五、苏式轻机枪7000挺。

    六、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

    七、苏式重机枪2000挺。

    八、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

    九、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

    十、飞行员用手枪子弹10万发。

    十一、梯恩梯炸药1000吨。

    请您将你们对我的这一请求的研究结果告知我。 [36]

    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1950年11月7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什捷缅科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80-81

    №003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1950年11月9日)

    1950年11月9日决议

    第448项　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批准所附关于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给罗申同志的电报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葛罗米柯给苏联大使的电报稿

    北京

    致苏联大使转交周恩来：

    您请求就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进行协商的电报收悉。

    我们认为，可以有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以同样的方式拒绝接受安理会提出的邀请。理由是该邀请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讨论中国最迫切问题，即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占台湾问题的权利，因为它规定中国只有权参与审议麦克阿瑟的报告。

    第二方案：接受邀请并委托中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上就上述问题发言，把问题的讨论变成为对美国的声讨。如果不让中国代表团充分阐明其立场，中国代表团就离开会场并拒绝只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

    我们认为，第一方案更为妥当。 [37] 苏联代表在安理会投票赞成英国代表德雷布议案的行为不应束缚你们的行动，况且，我们内部讲，苏联代表马立克并没有得到投票赞同英国议案的指示，给他的直接指示只是在苏联议案遭到否决的情况下行使否决权。看来，马立克对他终于迫使美国人赞成邀请中国着了迷，但他没有考虑到安理会通过的邀请形式会把中国置于不利地位。

    请电告执行情况。

    А.葛罗米柯

    1950年11月10日

    АПРФ，ф.3，оп.65，д.371，л.4-5

    №11418 哈尔滨工业大学苏联专家的报告：哈工大情况介绍(1950年11月11日)

    一、情　　况

    1.(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法律地位和财政状况

    根据中长铁路合营公司事务委员会管理委员会1950年9月7日的指示和中国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信件精神及中长铁路局局长1950年9月30日的命令，哈尔滨工业大学应于1950年10月15日前转交给哈尔滨市市长。

    现在转交工作尚未进行。

    自1949年6月14日起，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和教育部为大学拨款(见附后的预算)。

    在1940年6月14日以前，为大学拨款的全是中长铁路局。1949年后至1950年11月1日前，中长铁路仍旧免费给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工作人员提供：铁路交通车票、(部分工作人员的)住房、燃料和医疗服务。此外，中长铁路局继续给该校副校长、学校的一位教师(科瓦利斯卡娅同志)、东北铁路局铁道学院的一位教师(编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伊万诺娃同志)等人发放工资。

    现在，中长铁路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人员在校工作不支付任何报酬。

    2.住房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土坯院内(预备系的职工和学生宿舍)和绿荫市场区(一栋学生宿舍楼)有一些自己的住房，而在绿荫市场外还有3幢日本人建造的楼房(朝土坯院方向)现正进行维修。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部分员工(约有90人)仍住着属于中长铁路局的房子。

    3.教师

    在该大学任教的共有152人，其中有70人为在编教师，其他的均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行政人员中的兼职教师以及从外部聘请来的教师。大多数任课教师都是中长铁路局的职员。从苏联派往中长铁路的专家中有13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现在约有8人。(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将有10名教师从苏联抵达这里。

    截至今年3月份之前，苏联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来任教的人员工资一直由中长铁路局发放。现在，工资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教师级别表即“专家”表，按课时任务发给。

    二、应解决的问题

    1.鉴于学校正处于移交过程中

    (1)哈尔滨工业大学员工的法律地位

    在此之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全体员工都是铁路员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铁路系统都工作了30年或更长的时间。中长铁路局长的命令可以被解释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财产的转移(见后附命令 [38] )。

    (2)住房

    学校不能向住在中长铁路局住宅里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员工提供住房。

    应当指出，在最近3—4个月，中长铁路局市区公务段加紧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员工迁到其他更远的(面积较小的)住宅里，根本不考虑学校的需要(例如，楼房管理员被迁到了离学校3公里远的地方，学校车库主任的住宅被占，等等)，而且有的还被迁出学校(如副校长格里戈罗维奇教授)。

    (3)哈尔滨工业大学员工的燃料

    命令发布之日是取暖季节的开始，但是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员工免费发放用煤却遭到拒绝(总共才500吨)。

    哈尔滨工业大学没有用于发放免费燃料的拨款，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员工们处境艰难。

    (4)医疗救护

    中长铁路局医院(通过卫生部门)预先发出通知：自1950年9月15日起停止接诊员工和学生。哈尔滨工业大学拨出的资金都用在医疗诊所的日常维持上，而用于住院治疗的资金极为短缺。

    (5)老师即中长铁路局的员工

    新学年开始以来，有些经济单位的领导(如哈尔滨机车制造和修理工厂厂长希利克维奇同志等)禁止老师们离开工作岗位。为了答复我们去铁路局的要求而发了一道批准令，但是要求干满工时。其实批准令只是个形式，实质上它要裁减兼职教师。

    2.关于把我留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问题

    (1)是哪个部为我办理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的手续的？什么时候办理手续？

    (2)是谁、如何给我发工资？工资标准如何？

    (3)把我留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多久？

    1950年11月1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042—2045页

    №1250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接受中国青年来苏学习(1950年11月1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1月13日

    第3项　关于接受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到中央共青团学校参加学习班的问题。

    1.满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冯文彬同志的请求，允许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接受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20名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共青团学校举办的为期9个月的学习班。

    2.与培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20名工作人员有关的一切开支，均由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支付。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2

    №003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加强空军的建议(1950年11月15日)

    菲利波夫同志：

    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通过给中国补充两批共120架米格15飞机来加强别洛夫空军师的力量，并建立航空兵指挥部。

    至于东北各机场全面加强防空措施的问题，我们将与扎哈罗夫同志一起解决。

    苏联飞行员在空中表现出了英勇气概和强大威力，他们在最近12天内，击落了23架入侵的美国飞机，为此，我向他们表示谢意，我认为，此事值得向您报告。

    祝您一切顺利!

    毛泽东

    1950年11月15日

    又及：

    菲利波夫同志：

    兹报告，您的电报已于11月15日当地时间20点30分送出。 [39]

    第2910号电

    扎哈罗夫

    1950年11月1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16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189

    №0034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汽油等问题(1950年11月16日)

    特急

    菲利波夫同志：

    现在，我国在朝鲜作战的部队，已由6个军18个师增至9个军30个师。此外，我们还有3个军9个师作为预备队。因此，运输任务非常繁重。关于汽车问题，苏联政府已同意在12月15日以前为我们提供3000辆。

    我们必须及时解决汽油和润滑油的问题。我请求您批准按以下数量提供汽油和润滑油：

    一、新的订货：汽油10000吨，机油2720桶(容量53加仑，下同)，后轴箱润滑油220桶，刹车油110桶，黄油(润滑脂)144桶。

    二、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向苏联对外贸易部提出的订单规定，提供下列油料：汽油7000吨，机油2380桶，后轴箱润滑油190桶，刹车油95桶，黄油(润滑脂)126桶。

    三、必须从苏联购买的各类油料(第一、二两项相加)总数为：汽油17000吨，机油5100桶，后轴箱润滑油410桶，刹车油205桶，黄油(润滑脂)270桶。

    请您在12月底以前先提供上述汽油和润滑油的50％，另外50％请在1951年1月20日以前提供。

    上述内容是否需要另行提出详细报告？

    盼复。

    顺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

    1950年11月16日14时

    第2917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17-118

    №1250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换中长铁路监委会苏方主席(1950年11月16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19项　关于М.И.古谢夫同志和Н.Г.瓦西里耶夫同志。(1950年11月13日第538号记录第209с条)

    批准交通部的如下建议：

    1.免除М.И.古谢夫同志中长铁路中苏股份公司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2.批准Н.Г.瓦西里耶夫同志担任中长铁路中苏股份公司监察委员会主席，免除他莫斯科梁赞铁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的职务。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5

    №20114 库德里亚夫采夫致军事部报告：向中国提交苏军用中文地图(1950年11月16日)

    第461514号

    根据苏军总参谋长1949年的指示，我们依据示意图所标识地区印制了比例尺为1∶100000和1∶300000的地形图，所用文字为中文。

    这些地图均根据中国资料印制，未采用苏联地图资料。

    在这些地图印出之后，少量比例尺为1∶300000的地图共计38500册，于1949年2月用飞机运往哈巴罗夫斯克市，并交给了远东军总司令。其余用中文印制的比例尺为1∶300000的地图39500册和比例尺为1∶100000的地图741000册现保存在莫斯科市第822军事基地。

    鉴于中将科托夫同志报告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地图匮乏，我认为，应将我们现有的用中文印制的地图780500册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

    请求您的指示。

    附注：一页示意图只给收件人。 [40]

    苏军总参军事地形图管理局局长

    库德里亚夫采夫中将

    1950年11月16日

    手写批注：

    我认为应当将这些地图转交给中国的司令部，但首先要征询扎哈罗夫同志的意见。

    Н.洛莫夫

    11月18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16-117

    №26130 阿巴库莫夫致斯大林特别报告：在中国逮捕俄国侨民问题(1950年11月16日)

    第7279/а号

    绝密

    致И.В.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目前在中国境内，主要是上海和满洲诸城市居住有4万多白俄侨民，其中多数已于1945—1947年间获得中国国籍。通过整理1945年苏联军队在满洲缴获的日本档案，依据间谍情报资料和战后从中国以侨民身份进入苏联的被捕间谍的口供，苏联国家安全部机关从居住在中国的白俄侨民中发现了470名外国特务。战争期间，这些间谍依照日本情报部门的指令积极从事针对苏联的破坏活动，战后其中大部又受雇于美国和英国情况机关。目前，这些人仍继续进行着针对苏联和人民民主中国的间谍活动。苏联国家安全部认为，有必要通过中国公安部门逐渐逮捕这些白俄侨民中的外国特务，并将其押回苏联进行仔细调查。

    兹提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该问题所作决议草案。

    请您作出裁决。

    В.С.阿巴库莫夫

    АПРФ，ф.3，оп.313958，д.285，л.90

    №00349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抽调驻旅大地区苏军的汽车(1950年11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据彭德怀和高岗报告，我们从事后方运输的车辆不足，敌机给运输汽车造成了损失，而当地人力资源和物资也同样无法保障供给，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

    新的战役即将开始。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到敌机轰炸。

    江水开始封冻，因而无法架设暗桥和浮桥。所以在大江尚未封住，汽车尚不能从冰上通过之前，我们必须在最近八九天内，以极快的速度运输粮食、冬装和弹药。否则，将影响下一阶段战役的完成。

    因此，除了动员东北一切可以动员上前线的车辆，我们最多能从中国北方动员200辆汽车并迅速将其派往前线以解燃眉之急外，我恳求您命令驻辽东半岛苏军司令部给我军运送500辆汽车。这500辆汽车将从您答应于11月25日至12月25日发来的那批为数3000辆汽车中抽出归还。

    您能否满足我的请求？请您尽快给予答复。 [41]

    顺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

    1950年11月17日10时

    第2933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2-123

    №0035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紧急向中国提供汽车(1950年11月17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同志转周恩来同志：

    关于请求紧急提供500辆汽车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将满足您的要求。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的汽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的旧车辆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站交付新的汽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5辆汽车，11月25—26日移交355辆汽车。

    其余的车辆将于今年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

    菲利波夫

    1950年11月17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4

    №20115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彭德怀与金日成讨论前线形势和对策(1950年11月17日)

    第7号

    1950年11月17日9时35分(苏联外交部接收和打印电报的时间)

    根据您的指示，11月14日我参加了金日成、高岗和彭德怀等所举行的会议。

    会议召开的地点在中国志愿军指挥部，共持续了6个小时。

    朝鲜方面除金日成外，与会的还有朝鲜内务部长和朝鲜驻中国志愿军在朝司令部的代表朴一禹，担任中译俄和俄译中翻译任务的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会议伊始，彭德怀简要介绍了前线战局，(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中国人在朝鲜第一次战役的战果。

    此次发言的主要内容彭德怀在其第二次发言中又作了复述。具体内容我们将在后面叙述。

    继彭德怀之后发言的是高岗。他指出，此次会议应协商如下问题：如何能够经过细致的组织和安排，以达到摧毁敌人的目标；我们下一步应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

    高岗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因而应当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接着发言的是金日成。期间他详细地介绍了朝鲜战争的进程，并通报了目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军司令部所实施的举措。

    金日成说，朝鲜人民军经过良好的训练，武器精良，完全可以承担摧毁李承晚军队的任务。

    而当美国人参战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敌人力量大大超过我们，尤其是在空军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

    金日成强调，由于苏联对朝鲜人民军的巨大援助，战争期间人民军的一切必需都能得到保障，苏联从未拒绝向朝鲜提供援助。

    在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转折。因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都集中在南方，根本没有力量来组织对登陆之敌的抵抗。

    而当敌人占领了汉城和挺进三八线之时，他(金日成)曾请求毛泽东给予朝鲜军队援助。他原指望在敌人占领平壤前能获得这种援助。

    随着汉城的丢失和敌人向北方的推进，尤其是平壤的失陷，战局急剧恶化。人民军信心动摇，失败情绪和朝鲜人不是美国人的对手等言论广泛传播。

    金日成感谢中国同志所给予的帮助，并指出，中国军队的进攻是朝鲜战争的转折点。

    中国军队阻止了敌人的推进，使朝鲜人民军有机会重新集结和组织部队，并在中国境内积蓄后备资源。不论是朝鲜军队，还是朝鲜民众中都重新燃起了争取胜利的信心。

    金日成接着谈了根据朝鲜政府和人民军司令部所制定的方针路线，正在采取的相关举措。他们对撤退回来的朝鲜人民军各师进行了重新编组；组建了9个现役师，并已开始对之进行军事训练；培养飞行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为此将人民军第二军团司令部留在了铁原地区，还准备向敌占区派遣3—4个师。

    金日成指出，由于分布有国家主要生产部门的地区和粮产区业已丧失，他们目前在物质方面极其匮乏。

    应当说明的是，金日成在自己的发言中故意回避了关于中朝军队作战中的从属关系问题。

    金日成之后，彭德怀又发了言，共持续了近2个小时。

    一开始彭德怀又简要叙述了一下朝鲜战争的形势。他指出，中国军队成功地执行了第一次战役的作战计划，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包围并消灭了10个团以上的敌人。

    敌人被打死和被俘人数共计10000—12000人，近10000人被击溃，至今仍散落在大山里。

    彭德怀指出，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时间是及时的。在敌人越过三八线以前是不应当让中国军队入朝的。因为中国一些政治民主人士对此持异议。

    而当美国人越过了三八线，并开始向中国边境进逼，为了保卫祖国，所有中国政治活动家都赞成派中国军队入朝参战。再晚一点派中国军队入朝也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当美国军队已进击到中朝边境，中国军队的入朝举动就将被解释为侵犯朝鲜领土。

    在评估敌人的力量时，彭德怀指出，美国人及其一伙都夸大了自己在朝鲜的军队数量。实际上，如果不算李承晚的军队，其目前在朝军队只有近12万人。

    彭德怀强调，目前在朝鲜的美军各师，包括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战时司令部全部人马以及其他参战师部分兵力，共计只有约24000人。

    英国向朝鲜补派了第二十九旅，目前其在朝两个旅，共计18000人。

    彭德怀声明，不排除这种可能，即蒋介石会向朝鲜派遣10—20万人。

    总之，彭德怀说，我们要面对的将是强大的，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

    彭德怀尤其对美国空军的行动作了着重强调。他指出，美国空军会使用大量飞机实施集群式作战，向我军使用包括燃烧弹在内的大规模轰炸。美国空军通过向山林、山地投掷燃烧弹的方式来点燃地面的杂草树木，从而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巨大人员伤亡。

    鉴于敌人空军行动频繁，中国志愿军司令部被迫只能在夜间展开作战行动。因为中国军队现代化装备很少，坦克和空军几乎没有。因而，看来，我们只能进行持久战——延长战争时间1—2年，甚至可能3年。

    彭德怀认为，朝鲜战争需要作打3年的计划。他说，如果能早点结束，那当然更好。

    彭德怀再次指出，对中国军队的主要威胁将来自美国空军。

    彭德怀说，中国战士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朝鲜没有苏联飞行员？

    紧接着，彭德怀谈了中国志司关于朝鲜战争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具体内容如下：

    1.1950年11月，打算实施新的进攻。此次战役的目的是消灭敌人3个师，将战线推进到安州—咸兴一线。

    在这次战役中，打算派一个军深入到敌人后方，其他部队则准备打防御战和安排过冬。

    2.继续为反攻作准备。反攻的时间预计在3月份。

    彭德怀详细地谈了关于朝鲜人民军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在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又指出，政治工作在朝鲜人民军部队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之后，彭德怀又详细谈了关于在敌后开展游击斗争和实施瓦解敌人军队的工作的必要性问题。

    关于群众工作，彭德怀指出，这方面工作主要得依靠农民出身的朝鲜同志来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敌人与农村隔离开来，迫使其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城市，然后歼灭之。

    在指出中国军队在弹药和粮食供应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之后，彭德怀指出，这些困难主要源于汽车运输不足，朝鲜道路状况不好和铁路运输工作不能尽如人意。

    他还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军队得不到任何人的协助，因为朝鲜地方政权机关都跑到中国境内去了。

    最后结束时，彭德怀指出，中朝军队必须更紧密地协同作战。他建议，金日成、什特科夫和他本人应当经常开会，以便就作战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彭德怀之后发言的是高岗。

    他按照冯西给毛泽东的去信的精神简述和评价了朝鲜形势。

    高岗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中国军队入朝参战赋予重大意义，因而任命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司令员。

    高岗说，贪婪的美帝国主义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朝鲜。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它将策动蒋介石派军队到朝鲜来，甚至还会把蒋介石的军队空投到中国边境地区，如东北。

    实践表明，美国和其他在朝鲜的敌人军队的作战能力不太强。不过，仍存在着这样一种风险，即他们可能会派日本军队入朝，后者可是一支相当顽强的军队。

    鉴于以上所述，他们(中方)将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便是军队的训练。高岗指出，准备完成战役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作战任务的部队已经入朝，第二次战役打算于11月份进行。

    他们(中方)目前感兴趣的问题是敌人是否转入进攻。如果敌人不这样做，那么他们自己将发起进攻，以便完成既定任务。

    关于战役的第三阶段行动，即实施反攻，计划于1951年3月开始。他们(中方)已准备了用苏联军事技术重新武装起来的好几个新的军。

    像彭德怀一样，高岗也指出入朝中国军队在物资供应方面的困难，朝鲜公路状况不尽如人意等。他请求帮助，以改善路况，并建议朝鲜铁路管理部门应与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紧密联系。

    高岗详细谈了游击运动的任务问题，并指出，金日成关于向敌后派遣几个朝鲜师的决定是正确的。

    高岗对在朝鲜境内和中国境内的朝鲜预备役师的训练问题作了特别强调。他指出，他已得到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为在东北的朝鲜各师做好粮食、被服和住房方面的各项保障工作。

    与此同时，他还请金日成向那里派遣作风优秀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工作者，以加强部队的军事和政治教育工作。

    随后，高岗还谈了关于有必要加强对朝鲜民众的政治思想工作、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与群众的联系，关心群众的物质保障等问题。他认为，朝鲜同志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有不足之处。

    他建议把一部分朝鲜老人和儿童送往中国，以便给予其必要的帮助。

    高岗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例如，毛泽东就曾指出，在现有复杂的形势下朝鲜(党组织内部)可能会存在各种思想分歧，这就更有必要确保党的统一，保证党和人民都能紧密地团结在金日成的周围。

    接着，高岗又谈了关于朝中军队最高指挥机关之间在作战行动中应保持紧密合作的问题。他指出，有必要考虑一下双方合作的模式问题。

    最后高岗希望，金日成、什特科夫和彭德怀能经常碰头，以便相互协商。

    我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此次会议意义重大。借此，朝鲜和中国同志才有机会讨论一些相关重大问题，而我也对朝鲜战争形势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对战前朝鲜军队的情况作了说明之后，我指出，部队配发了崭新的制服，配备了现代化的军事装备…… [42]

    美国人参战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朝鲜同志没能及时准备必要的后备力量。

    随后我指出，苏联和斯大林本人向朝鲜提供了帮助，从而使朝鲜人民军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在武器和弹药的供应方面遇到什么困难。

    我指出，在一般情况下，金日成在物资供应方面的要求总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斯大林同志也已向金日成说过，苏联可以向朝鲜提供它所需要的飞机，要多少给多少。

    我还指出，由于组织和管理不善，朝鲜人民军丢失了大量武器装备，而这些都落到了敌人手中。

    关于苏联飞行员入朝参战问题，中国同志与我一样清楚他们不能参战的原因。中国同志自己也是不会赞成苏联飞行员来朝参战的。

    我认为，扩大游击运动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定是正确的。

    关于朝中司令部协同作战的问题，我指出，这两个最高指挥部之间必须建立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个人认为，部队的作战行动应当有一个统一指挥机关。

    会议结束时，高岗和彭德怀宣布，关于统一指挥的问题可以在第二次战役，即11月战役实施之后再作决定。

    请求您的指示，我是否应当参加此类会议，如果我得到他们的邀请的话。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18，л.50-59

    №20116 索科洛夫致军事部报告：苏联坦克部队在中国部署和培训任务(1950年11月20日)

    1.根据苏军总参今年10月17日第орг/4/383897号指令，(我们)在后贝加尔军区组建了10个独立坦克团，其中：

    5个属于第五近卫军坦克师(第一四六、一五一、一五四、一五七和一六三团)；

    4个属于第十一坦克师(第一六八、一七四、一七九、一八二团)；

    1个属于第十四机械化师(第一八七团)。

    上述各团编号分别为：第一四六、一五一、一五四、一五七、一六三、一六八、一七四、一七九、一八二和一八七团。

    战斗人员构成：

    军官——82人

    军士——185人

    士兵——175人

    共计——442人

    T 34型坦克(装有85毫米火炮)——30辆

    ИС型坦克——6辆

    122毫米自行火炮——4辆

    共计——40辆

    2.所有坦克团抵达中国的期限为11月8—17日间，部署情况如下：

    1个在哈尔滨——第一五一团；

    1个在吉林——第一八七团；

    1个在长春——第一五四团；

    2个在四平——第一七九、一八二团；

    3个在北京——第一六八、一七四、一四六团；

    2个在徐州——第一五七、一六三团。

    与此同时，随这些坦克团一起发往中国的还有弹药和加油车。平均每个团有5个弹药基数和加油车5辆。

    3.计划发往中国的这10个团组建成如下部队：

    (1)在现有的使用缴获的旧式装备的3个坦克旅的基础上成立3个坦克师。每个坦克师由2个坦克团(拥有8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装置)、1个摩托化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组成。每个师的总人数约5500人。分布地区：北京、徐州和四平。

    (2)3个独立坦克团，分布地区：哈尔滨、吉林和长春。

    (3)1个坦克团用作坦克学校的教学基地和教学中心，分布在北京。

    4.另外，利用现有210水陆两用坦克(缴获美国的战利品)在徐州组建1个独立坦克旅。

    ——用85辆МЗА3型坦克组建3个独立坦克营，每营坦克21辆，其余20辆留作储备。

    ——用68辆日本的Т97和Т100型坦克组建3个独立坦克营。

    所有上述9个坦克营均编入部署在边境地区的9个步兵师，以增强反登陆防御能力。

    根据坦克驾驶员的改装训练结业时间——1951年3月1日，准备再组建3个坦克师和3个独立坦克团。

    5.为了培养坦克手骨干，培养计划如下：

    ——坦克军官学校培训期限2—3年；

    ——坦克乘务组培训中心，学期6个月，每期2000人；共计划培训8000人。

    6.计划建立一个维修基地——3个修理厂，因而有必要补充2名专业顾问。

    索科洛夫少将

    1950年11月20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221-222

    №20117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航空师(1950年11月20日)

    第4680 2019号

    关于苏联军事部的问题。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负责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运部队的工作，具体任务如下：

    (1)发运两个歼击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每师由两个歼击航空团组成，每团有飞机30架。上述诸师是在巴库地区防空军歼击航空师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接替第三〇九歼击航空师移驻巴库地区的部队将是来自撒马尔罕地区的土耳其斯坦军区空军第73军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该师新配备的飞机为米格15。

    (2)发运两个歼击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其所使用的飞机为米格15型。每师由两个歼击航空团组成，每团有飞机30架。上述新组建诸师的原单位为：莫斯科军区空军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和部署在旅顺地区的滨海军区空军第54军第五十歼击航空师。

    (3)不带飞机，发运一个由两个团组成的使用拉9型的歼击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服务部队。该师组建前的原单位为：后贝加尔军区防空军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师和滨海军区空军第54军第32师第304歼击航空团。

    (4)一个驾驶图2型飞机的轰炸机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服务部队。该师由两个轰炸机航空团组成，每团有飞机30架。在外贝加尔已准备了30架图2型飞机，以便与该师一同发往中国。该师组建前原单位为：喀尔巴阡山军区空军第57军第一六二轰炸机航空师。

    (5)发运62架飞机以及两个歼击航空团和一个师机关的全套装备。

    (6)10个弹药基数，10部航空加油车和相应数量的航空油料均以空运方式运输。

    2.空军各师的发送均须遵照如下期限实施：

    第50和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师——最迟须在今年11月20日以前；

    其余各师和军事装备——今年11月16—21日之间，并须在1951年1月10日前完成在中国境内的集结。

    3.为确保发运这些部队的机密不致泄露，整个行动必须严格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3月22日颁布的第1146420号保密教导手册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4.苏联军事部允许这些部队在运输过程中穿苏联军服，可一旦进入中国，必须立即改穿中国军装。

    苏联飞机上的标志必须在其发运前便彻底清除。

    5.必须让前往中国的全体官兵非常清楚地了解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 1425号和1949年10月3日第4200 1743号诸决议的内容。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1950年11月20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67-169

    №2613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中国逮捕俄罗斯侨民问题(1950年11月20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3号记录

    第49项　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问题。

    1.允许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逐步对在中国居住的俄罗斯侨民中的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进行逮捕，并将其送至苏联境内予以严密调查。

    2.责成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与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 [43] 协商此问题。

    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45，л.15

    №20119 巴季茨基致军事部报告：第五十歼击航空师转场至鞍山(1950年11月21日)

    第1083812号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共有两个团——第二十九歼击航空团和第一七七歼击航空团，米格15飞机62架。该师已于1950年11月20日转场至鞍山，归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 [44] 指挥。

    在此次基地迁移过程中，所有机组均顺利抵达目的地。

    中将巴季茨基

    1950年11月21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98

    №24814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1950年11月21日)

    致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我对您有个请求。我们感觉天然橡胶严重不足。我们生产了足够的人造橡胶，但是用其来生产橡胶制品的话，每百万吨人造橡胶需要混合30万吨天然橡胶。不进行这样的混合的话，人造橡胶就不适合于工业应用。

    前不久我们向垄断天然橡胶的英国人购买了天然橡胶，但是，现在英国人不再向我们出售天然橡胶了，哪怕是最少量的规模。这就为我们的汽车、航空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将使我们的工业面临缺少橡胶制品的威胁。

    我的请求是，请您和您的中国朋友们利用私人的形式和其他合适的途径购买天然橡胶并将其转给苏联。如果最近能购买50000吨天然橡胶就很好了。我们当然会支付所有的费用。如果通过香港或者其他方购买，那么至少需要购买8000吨和10000吨。

    能否满足我的这一请求，请告知。

    菲利波夫

    1950年11月21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5，л.128

    №1250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共中央派遣保健医生(1950年11月22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81项　关于派Н.С.切特韦里科夫同志和В.Х.瓦西连科同志到中国出差的问题。

    1.接受苏联卫生部(斯米尔诺夫同志)、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管理局(叶戈罗夫同志)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格里戈良同志)的建议，派苏联教授Н.С.切特韦里科夫同志和В.Х.瓦西连科同志前往中国，作为医生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期限为一年。

    2.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 1425cc号决议和1950年1月30日第357 122c号决议的规定，确定到中国工作的苏联教授Н.С.切特韦里科夫同志和В.Х.瓦西连科同志的物质保障。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16

    №24815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同意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1950年11月22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菲利波夫同志!

    收到了您在11月21日的来信。现在我们有18000吨天然橡胶。我已经向贸易部下达了命令，要他们按照购买的价格立刻向苏联政府提供8000吨天然橡胶。

    我们希望从苏联获得与我们提供的天然橡胶等值的新闻纸和棉布。

    如果情况不发生变化的话，在生活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侨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继续购买天然橡胶，并将其运往天津市。我们现在可以为苏联政府购买5万吨其急需的天然橡胶，甚至更多，达7万吨，但需要用美元或者英镑支付。现在天然橡胶的价格提高到了每吨1200美元。

    供应天然橡胶的期限近几个月会确定下来。

    关于天然橡胶的供应及其今后的采购问题我们将责成对外贸易部的叶季壮同志同苏联政府的贸易代表米古诺夫同志直接进行谈判。请您就这个问题下达相关的指示。

    毛泽东

    1950年11月22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5，л.134-135

    №20121 巴季茨基致军事部报告：关于第一六二轰炸航空师组建情况(1950年11月22日)第1104082号

    为落实苏联军事部长1950年10月24日第284159号指令，兹报告关于轰炸机航空师的组建情况：

    1.第一六二轰炸机航空师由第八三八和第九七〇两个轰炸机航空团组成，各团均含所属部队和分队。该师现已完成整编，并根据新标准配备了人员和物资。

    2.该师将经铁路发往新的部署目的地。除第八三八轰炸机航空团飞行员所乘专列外，该师其他人员的铁路运输均在1950年11月21—24日间进行。

    3.第八三八轰炸机航空团飞行员专列的运输将于1950年11月25—26日间按既定路线进行。

    中将巴季茨基

    1950年11月22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00

    №1250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粟裕来苏治病问题(1950年11月23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83项　关于粟裕同志来苏联治病的问题。

    1.满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允许中共中央委员粟裕同志携其家属和他的陪同人员刘晓秋(ЛюСяньцзюэ)以及由刘贵良(ЛюГуйлянь)陪同的林彪同志的子女，前来苏联治病。

    批准给刘少奇同志的答复电报的文本(见附件)。

    2.接待和安置粟裕同志及其家属和他的陪同人员刘晓秋，林彪同志的子女和他们的陪同人员刘贵良的工作，由联共(布)中央总务部负责(克鲁平同志)，而治疗工作由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负责(叶戈罗夫同志)。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83项

    北京

    致罗申

    复第2401号电

    请向刘少奇同志转达如下内容：

    “致刘少奇同志：

    您的电报已经收到。粟裕同志和家属及其副官以及林彪同志的子女和他们的陪同人员刘贵良，可以随时来苏联。我们将向他们提供治疗和休养的一切必要条件。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电报后请给予确认，并电告执行情况。请及时通知电报中所列举的人员起程的时间。

    葛罗米柯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17、177

    №24816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派篮球运动员去中国进行示范表演(1950年11月23日)

    绝密

    斯大林同志：

    在苏联访问的中国体育运动筹备委员会主席冯同志 [45] 向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请求，向中国派遣一些苏联的篮球运动员进行示范表演，并同中国的篮球运动员进行一些友谊赛。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通报说，中国领导人欢迎苏联篮球运动员前往中国。

    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阿波隆诺夫同志)认为，应该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上述建议，并请求允许在今年11月份派遣两队男子篮球运动员(24人)前往中国进行为期45天的示范性表演，并在此期间同中国的运动员进行友谊赛，苏联男子篮球队以体育运动委员会管理局局长А.О.罗曼诺夫为领队。

    对外政策委员会认为，可以接受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提出的上述建议。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 [46]

    请审议。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1950年11月23日

    РГАСПИ，ф.87，оп.2，д.1260，л.103

    №20122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同金日成讨论中朝军队统一指挥问题(1950年11月24日)

    第60号

    1950年11月24日23时40分(外交部接收和打印电报的时间)

    复第22353号文件

    1950年11月24日我与金日成见了一面，与会者还有朴宪永。

    会谈伊始，我便请金日成原谅，由于我的过失而将冯西同志给他的电报拖延了7天。之后，我便向他读了电报的全文。

    金日成请求允许他将电报内容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指出，这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他将召集政治委员会会议，并向所有委员公开这份电报的内容。电报将有助于他加强(党内的)纪律。

    金日成将电报全文都记录在自己的工作日记本上。随后，金日成说，他不明白中国人，他们想要怎样。他(金日成)从来没有反对过建立联合司令部，并曾经责成朴一禹(朝鲜内务部长，金日成在中国志愿军司令部的代表)与彭德怀协商过关于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问题，但后者并未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而在(朴一禹)与高岗的会谈中后者声称，联合司令部可以在11月份中国人所发动的战役结束之后再成立。

    接下来，金日成看来是想听一下我的意见。他说，他们已在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应当任命谁担任中国(军队)副司令更好一些的问题。最终决定的人选是金策。但在收到这封电报之后，看来，对金策的任命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虽然曾担任过前线司令员，却没有执行关于三个师的命令。而要是任命朴一禹去，他可能也有些不适合，因为他不是军人，任命金雄(人民军总参谋长)——也不太适合，让自己(金日成)去担任这样的副职——这也不太好，因为这样他将不得不放弃党和政府的领导工作。

    怎样能较好地处理这件事，现在他(金日成)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回避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声明，这是你们的事。

    金日成说，他将在政治委员会上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他接着说，看来，毛泽东根本不了解他(金日成)。因而他必须派朴宪永去向毛泽东当面详细通报有关情况，并协商有关(朝中军队)统一指挥的问题。

    金日成又说，他们决定于12月上半月就国内、外形势和今后党的任务等问题召开劳动党中央全会。他们正在编写全会报告，并请我协助起草报告草案。我表示同意。至此，会谈结束。

    与此同时，我请您向上级报告我对如下问题的本质的认识。

    在我收到的第5584号电报中(上级)要求，把给(朝鲜)领导人的第5583号密码电报内容补充到本次(即第5584号)电文中。

    但这封电报，并未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指示我把电报当面交给金日成。

    对此，我与(苏联驻朝鲜)使馆顾问通金商议，并告诉他，我收到了一封给金日成的重要的电报，但却没有得到(上级)关于将这封电报面交金日成的指示。

    经过协商，我们得到结论，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上级)并未明确指示这封电报是否面交金日成。

    于是，我带着第5583号电报去见金日成，以便向他通报电报内容。

    会谈伊始，金日成便对我说，他收到了一封冯西发来的电报。他简要地叙述了电报内容。

    我这才明白，类似的电报还用密码发给了瓦西里耶夫将军，而后者已将电报面交了金日成。

    很显然，(上级)没有给我关于将电报面交金日成的指示并不是出于技术原因，而是有意为之。目的是让这封电报不经过我的手，而是通过瓦西里耶夫将军交给金日成。

    我请求瓦西里耶夫将军让我了解一下电报内容。

    通读了电报之后，我发现这封电报的内容与我所接到的电报内容并不完全一致。

    这再次提醒了我，并得到结论：我不应将自己所收到电报面交金日成，因为关于这个问题上级并未给我直接指示。

    我很想请(上级)明示，再碰到这种问题我将何以应对，但下不了决心。因为我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些不合适。

    11月18日瓦西里耶夫将军通知我说，机要部门收到(上级)指示，如果没有向金日成面交(我所收到的)那封电报，那就不要再交给(金日成)了，直接销毁掉。

    我认为，自己的过失在于，没有向上级请求补充指令。

    以前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即我不能精确地完成上级的指令。

    什特科夫

    苏联外交部第十司

    第3394号来电，1950年11月25日2时30分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326-329

    №24817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事(1950年11月24日)

    毛泽东同志：

    第一，您通报说，已经命令中国贸易部立即从自己的储备中以购入价格向苏联提供8000吨橡胶，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一通报。我对您做出的这一决定表示感谢。我们同意向中国提供新闻纸和棉布，来补偿中国向我们提供的天然橡胶，其中天然橡胶价值的三分之一用于提供棉布。

    第二，我们希望，除了向苏联供应8000吨天然橡胶之外，不是购买5万吨，而是购买7万吨的天然橡胶，购买的这些天然橡胶只能用英镑支付，因为我们的美元不足。您通报的价格我们认为可以接受。

    我们提请注意的是，在以小批量组织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出现投机行为。必须特别注意，所购买的天然橡胶主要都应该是上等品——特等品、一等品和二等品，三等品的数量不超过20％—30％，因为我们可以用人造橡胶来替代低等的天然橡胶。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购买一些四等品和五等品的天然橡胶，但这类橡胶的供应量不应超过5％—10％。

    橡胶的质量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请求对于购买的天然橡胶应该进行质量检查，因为在供货的时候橡胶投机者可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欺骗手段。

    第三，将就购买天然橡胶问题向商务代表米古诺夫同志下达必要的指示。

    菲利波夫

    1950年11月24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5，л.139-140

    №20123 朝鲜致苏联照会：请求派军事专家到中国培训朝鲜飞行员(1950年11月27日)

    尊敬的大使 [47] ，我荣幸地向您通报如下内容：

    朝鲜政府决定向苏联政府提出如下请求：

    1.请向飞行学校(位于延吉市)补充派遣苏联教官20人，以培训驾驶拉9型飞机的飞行员，培训雅克9型飞机飞行员10人，伊尔10型飞机飞行员10人。

    2.为培养飞机技术人员请向延吉市派遣：

    ——1名技术工程师；

    ——3名高级技师；

    ——3名高级武器技师；

    ——2名无线电技师；

    ——1名无线电导航服务工程师。

    3.我们派往苏联学习航空技术的90人中，30人——请培训其使用图2型飞机，60人——米格15型飞机。

    4.请从在滨海地区的朝鲜人中挑选45名轰炸机飞行员，让其余67人学习驾驶拉9型飞机。

    5.鉴于我们将准备建立轰炸机航空团，请为我们培训45名强击机飞行员，而非我们在上次照会中所提到的30人。

    我们已就挑选进入(苏联)空军学校学习的(朝鲜)大学生的标准和派遣方式向朝鲜驻苏联大使朱宁河同志作了相应指示。

    请您，尊敬的大使，将上述情况通报给苏联政府。

    致敬

    朝鲜内阁首相

    金日成

    1950年11月27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8，л.97-100

    №00358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派遣朝鲜大学生去中国东北(1950年11月28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1950年12月5日前向中国东北派遣在苏联民用高等院校学习的朝鲜籍大学生200人。派遣费由苏联武装力量部的资金支付。

    二、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以简化的手续，通过当地警察局直接给朝鲜大学生办理出境签证。

    三、责成苏联外贸部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办理与派遣朝鲜学生去中国东北有关费用的结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АПРФ，ф.3，оп.65，д.776，л.171

    №20124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请求允许其访华(1950年11月29日)

    1950年11月28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给我打电话。他以金日成的名义，还使用暗语说，金日成打算派朴宪永或朴一禹去见毛泽东，但中国同志通过朴一禹表示，希望金日成能亲自来中国。就这一问题金日成打算今天召集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应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和派谁去中国。

    文日说，关于莫斯科对这一问题有何看法，金日成想咨询一下您的意见。

    我牢记(上级的)指示，答道：这是他的事，如果他自己也想去一趟，那当然好了。

    什特科夫

    1950年11月29日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秘书处

    第14446号，1950年11月30日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429

    №20125 苏军总参谋部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关于向中国派遣空军部队的情况(1950年11月30日)

    EPUB/Image00066.jpg

    续表

    EPUB/Image00106.jpg

    附注：

    (1)为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装备了62架米格15型飞机，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培训后移交给中方。

    (2)在发送这些航空师的同时，还为每个师配备了10辆ГСМ加油车、5个弹药基数和1个月的粮食储备。

    索科洛夫少将

    手写批注：

    另外，第十九歼击航空师组建于鞍山，所用飞机为米格15型。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56，л.231

    №20126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向中国发送部队及武器弹药情况(1950年11月30日)

    第284504号

    兹报告截至今年11月30日连续5天以来向中国发送空军、火炮、弹药和汽车等相关情况。

    1.根据第一批发送的空军各师团的上报材料，以空运方式发送的最后一个驾驶伊尔10型战斗机的由两个团和一个独立团组成的强击航空师已完成在徐州和开原等地点的集结，以铁路专列方式发送的空军各团也已完全到达预定地区。

    2.第二批发送的空军各师目前位置：

    驾驶拉9机型的空军师的全体人员已完成在吉林的集结。

    根据运送计划，驾驶米格9型战机的分别由两个团组成的两个航空师在苏联境内将经铁路发运。目前运送该部队的第一辆专列已经过了乌兰乌德市。

    驾驶米格15型战机的由两个团组成的一个航空师将用10个铁路专列运送。其第一辆专列已经过了新西伯利亚。其中一个专列将用客车于12月8日起运。

    按计划，一个航空师的62架米格15型战机在苏联境内用铁路运送，目前其头车已经过了伊尔库茨克。

    驾驶图2型飞机的一个轰炸机师由两个团组成。该师所有飞机将飞往中国，其中，38架目前分布在基辅—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空中航线的沿线各机场，其余的位于赤塔。该师所属人员将经铁路专列发送，目前首列车已经过了新西伯利亚。

    3.为别洛夫部队组建的歼击机集团军行政管理机关人员已全部抵达沈阳。该集团军通讯连已在中国境内，正经铁路前往目的地。

    4.截至今年12月15日前总共应发往中国的汽车4500辆中，已有1098辆运抵满洲里车站；3089辆仍在苏联境内，经铁路发送途中；其余313辆将于12月1日装运。总之，装运发往中国的汽车的工作将比预定计划提前两天结束。至于这些汽车在满洲里车站交接过程中发生的滞留情况，则完全是由于中方对这些汽车的换装和空车皮的供应上管理不善所致。

    5.关于向中国政府转交的火炮和弹药情况：7毫米ДШК12型机枪——360挺，37毫米高射炮——360门，76毫米高射炮——48门，76毫米山炮——100门，76毫米师团加农炮——258门，107毫米山地迫击炮——68门，122毫米榴弹炮——72门，152毫米榴弹炮——42门，БМ13型火箭炮——54门，3 15 4型探照灯装置——140个，РАП150无线电发射装置——5个，计划转交给中国的弹药1275车皮中已交付了650车皮。

    已彻底完成预定转交计划的武器装备包括：76毫米火炮、152毫米榴弹炮、107毫米山地迫击炮以及所配备的相应弹药；37毫米和85毫米高射炮，76毫米、122毫米和152毫米火炮，以及手榴弹和防步兵地雷。

    其余武器和弹药正经后贝加尔铁路运往中国，目前已快到达目的地。

    6.拟派往中国的122名火炮专家目前位置：75人正从苏联境内经火车前往中国的途中；其余47人准备从远东各部队出发。

    什捷缅科

    1950年11月30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81-183

    №0036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重大胜利(1950年12月1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转交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的第3153号电报。

    感谢您告知中国国内情况，并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顺利地展开攻势。

    你们的胜利不仅使我和我们的领导同志感到高兴，而且也使全体苏联人民为之振奋。请允许我向您和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他们在抗击美国的斗争中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

    正如苏军在与第一流武装的德军作战取得了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并变成为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一样，在反击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美军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无疑地也将取得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其本身也将变成完全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威力强大的军队。

    祝你们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菲利波夫

    1950年12月1日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5

    №20128 金日成致斯大林电：同意中朝联军由中国统一指挥(1950年12月1日)

    第1729号

    1950年12月1日3时45分

    苏军总参谋部收到电报的时间为1950年12月2日

    兹转交我收到的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敬爱的冯西同志：

    您1950年11月15日发来的信我已收到。

    信的内容已在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公开。在会上所有政治委员会委员均一致认为，您的指示是正确的，契合了朝鲜当前的复杂形势。

    1.朝鲜人民军部队的管理问题，我们通过了一系列重大决定，以改善部队的管理。我们对部队的管理机构和人员进行了重新调整，对高级指挥员进行了培训，对部队的通讯联络进行了整顿。

    2.您关于(中朝联合部队)统一指挥问题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和及时的。另外，我们也认为，该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员无疑应当由中国人来担任，而其副职由朝鲜人担任。

    为了协商与动员、培训朝鲜后备人员有关的问题以及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我将于1950年12月2日前往北京与毛泽东同志会面。

    3.我认为，您在纪律方面所提出的意见也是正确的。我决定对这一问题给予最高度的重视。我们将在加强人民军各级部队的军事纪律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

    例如，

    (1)我们撤销了军队文化教育工作管理总局局长的职务，将之改组为政治管理总局，并用一些党的老同志来加强该机关的干部队伍。

    (2)因违反军事纪律被撤销职务的有：前线司令员、第二军团司令员及一些师的师长等人。

    其中一部分人被送交军事法庭，另一部分被降低了职务和军衔。

    (3)此外，我们还对一些作战行动进行了分析，严肃追究了一些违反军事纪律者的责任；对在战斗中表现优秀者给予了表彰和奖励；我们正在努力提高高级和各级指挥员的责任感；要求各级指挥员自觉、严格地执行人民军的纪律条令。

    4.关于加强敌后游击运动问题，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

    (1)指示仍留在朝鲜南部的人民军部队在敌后积极活动。

    (2)命令第二军团越过三八线进入三八线以南地区，在敌人的纵深地带开展活动；加强和扩展劳动党地下组织所领导的小型游击队的活动。

    命令第五军团在平壤以南和东北地区活动。每个军团的人数都有30000人。

    命令各游击军司令和支队指挥员立即展开积极的游击活动。我们正在培训工兵，并打算将他们派往敌后。

    5.根据以往的战斗经验、形势要求、各地区的特点和敌人的战术规律，我们正在对部队、指挥机关和军官们进行战斗训练。

    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和您的忠实追随者，已把您的指示和意见作为自己今后工作的行动指南。

    非常感谢您，亲爱的冯西同志，以如此及时的建议来帮助我们。我们希望今后能经常得到您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指示和意见。它们将使我们，年轻的活动家们更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此致

    敬礼

    您的金日成

    1950年12月1日”

    В.Н.拉祖瓦耶夫 [48]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499-501

    №09127 克鲁格洛夫呈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派遣防空专家(1950年12月2日)

    第5371号

    1950年12月4日

    致斯大林同志：

    为执行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11月23日第4705 2034cc号决议，挑选并于今年11月30日向中国派遣了本土防空专家小组。

    上述专家于今年12月2日抵达伊尔库茨克，并于当天飞抵北京，听候扎哈罗夫同志调遣。专家小组由苏联内务部本土防空总局副局长工程技术勤务少将И.П.米罗什尼科夫同志率领。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1950年12月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7卷，第984页

    №20234 苏军总参谋部二局报告：前往中国和朝鲜执行任务的人员情况(1950年12月2日)

    第566673号

    EPUB/Image00096.jpg

    苏军总参第二总局第十干部处代理处长

    索科洛夫上校

    1950年12月2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33-134

    №2481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设备和物资的期限(1950年12月3日)

    毛泽东同志：

    您11月29日要求供应甲板、油罐、设备和物资的信件我收到了。我们将满足您的请求。但是所有您请求我们提供的设备和物资很难在第一季度供应。因为必须向我们的工厂额外要求订货，也需要一些时间改变以前下达的任务计划，对于你们请求的设备和物资的供应我们确定了如下期限：

    1.12000吨轧钢将在1951年1、2、3月份提供，每月供应量相同；

    2.10000吨用于建设跨桥的物资在6月1日之前的5个月内供应；

    3.300个50吨的铁路油罐、200个50吨的火车甲板、10台45吨蒸汽起重机以及10套仪器在1、2、3和4月份供应；

    4.6座移动发电站以及80辆自卸卡车在1月份供应；

    5.2个锅炉在1月份和2月份供应。

    其余设备将在5月1日之前供应。

    菲利波夫

    1950年12月3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6，л.15

    №00361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征求苏联对和谈的意见(1950年12月4日)

    摘自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0年12月5日

    1950年12月4日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王稼祥。

    应王稼祥的请求接见了他。

    王稼祥说，他是来辞行的，12月6日他因事要回北京，时间为一个半月。

    在随后的谈话中王稼祥询问，是否可以认为，美国人在朝鲜遭到失败和杜鲁门最近发表一次声明以后，在英美阵营和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美国政府陷入了困境。

    我回答说，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有根据的。我指出在外国报刊中出现了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分歧的报道，并且指出近来在美国越来越经常地传出批评麦克阿瑟及其行为和批评杜鲁门政策的声音。我指出，由于朝鲜局势出现了对美国人不利的转折，现在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

    王稼祥表示想知道我对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

    我回答，关于这个问题只能猜测，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

    王稼祥在事先声明同我的谈话完全是非正式的，并且只代表自己的看法以后问我，按照我的看法，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胜利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

    我指出只发表个人看法以后回答说，我认为，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王稼祥说，他同意这个想法。

    接着王稼祥问道，是否应当考虑到美国人会进行新的冒险，例如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同蒋介石一起派空降兵在华南登陆。

    我回答，不掌握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在这方面只能谈谈设想。

    王稼祥指出，现在中国甚至小民主党派都情绪高涨，他们不久前对朝鲜事件还表现出某些动摇。

    王稼祥援引朝鲜前线的来信说，美国人是很差的士兵，中国同志认为，他们作战远不如日本人。

    王稼祥想知道召开讨论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的前景。

    我回答，现在还没有收到对我们照会的答复，美国、英国和法国还在讨论如何回答苏联政府建议问题。他们的处境不轻松，他们自己也不隐瞒这一点。

    然后王稼祥请我帮助加快中国海军司令员同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的谈判。王稼祥指出司令员在莫斯科已经一个多月了，并说海军司令员应当尽快回国，因为舰队也要参加一些军事行动，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建筑海岸工事的工作。

    我说，不了解上述谈判进程，答应报告大使的请求。

    在谈话结束时，王稼祥问我，鉴于他要回北京，我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请他转达我对周恩来的问候并说没有问题了。

    我祝愿王稼祥一路顺风尽快返回。

    参加谈话的有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张光(ЧжанГуань)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А.葛罗米柯(签名)

    АПРФ，ф.3，оп.65，д.515，л.35-37

    №20132 苏联空军参谋部致总参报告：关于派往中国的空军部队及装备情况 [49] (1950年12月4日)

    第六十四航空军指挥部和第八十一独立连：军官47人，军士29人，士兵47人，共123人。飞机2架，雅克12通讯机。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47人，军士449人(其中超期服役23人)，士兵516人，共1312人。飞机72架，米格15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1架，雅克11教练机6架，雅克12运输机3架。

    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42人，军士550人(其中超期服役36人)，士兵425人，共1317人。飞机71架，米格9战斗机63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五十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28人，军士540人(其中超期服役60人)，士兵427人，共1295人。飞机62架，米格15战斗机62架。

    第一四四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41人，军士530人(其中超期服役38人)，士兵417人，共1288人。飞机71架，米格9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十七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44人，军士536人(其中超期服役40人)，士兵424人，共1304人。飞机71架，米格9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兵师：军官273人，军士461人(其中超期服役41人)，士兵250人，共984人。

    第二十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33人，军士550人(其中超期服役49人)，士兵425人，共1308人。飞机72架，米格9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雅克12运输机1架，波2通讯机1架。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兵师：军官376人，军士716人(其中超期服役31人)，士兵669人，共1761人。飞机101架，伊尔10战斗机92架，伊尔10教练机6架，雅克12通讯机3架。

    第一六二歼击航空兵师：军官400人，军士562人(其中超期服役42人)，士兵517人，共1479人。飞机71架，图2战斗机62架，图2教练机6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三〇九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50人，军士453人(其中超期服役31人)，士兵515人，共1318人。飞机71架，米格9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六十五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49人，军士444人(其中超期服役18人)，士兵524人，共1317人。飞机71架，米格9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一五一和二十八歼击航空兵师：军官510人，军士701人(其中超期服役36人)，士兵778人，共2009人。飞机201架，米格15战斗机124架(其中4架已毁)，米格15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15架。

    为6所飞行技术和航天学校派遣人员以及应个人要求派遣的人员：军官723人(其中将军5人)，军士403人，共1126人。

    根据1949年与朝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应发送的飞机340架：图2战斗机24架，拉9战斗机60架，图2轰炸教练机24架，图2战斗教练机24架，里2教练机6架，雅克11教练机60架，拉9教练机60架，雅克18教练机68架，里2运输机2架，雅克12通讯机12架。

    根据1950年与朝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应发送的飞机212架：图2战斗机24架，拉9战斗机7架，图2轰炸教练机5架，图2战斗教练机5架，拉9教练机10架，雅克18教练机20架，雅克11教练机18架，拉7滑翔机12架，雅克11教练机10架，伊尔12运输机12架，雅克12通讯机14架。

    1950年12月将要发送的飞机50架：图2战斗教练机5架，图2轰炸教练机5架，拉9教练机10架，伊尔12运输机30架。

    从斯柳萨列夫将军集团军转交的飞机115架：拉11战斗机40架，伊尔10战斗机25架，图2战斗机10架，米格15战斗机40架。

    共计：

    人员17950人：军官5063人(将军5人)，军士6934人，士兵5944人，文职人员9名。

    飞机1653架：米格15战斗机350架，米格9战斗机372架，拉11战斗机40架，伊尔10战斗机117架，图2战斗机132架，拉9战斗机130架；雅克17教练机40架，雅克11教练机106架，伊尔10教练机6架，图2战斗教练机40架，图2轰炸教练机34架，拉9教练机80架，里2运输教练机6架，雅克18教练机88架，拉7滑翔机12架；伊尔12运输机42架，里2运输机2架；雅克12通讯机35架，波2通讯机21架。

    苏联空军总参谋部参谋长、中将

    巴季茨基

    苏联空军总参谋部组织动员部部长、空军少将

    索尼里尼克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30-132

    №003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1950年12月5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2月5日的决议

    第167条　维辛斯基同志的第802号电报。

    批准给维辛斯基同志的指示稿(附件一)和给罗申同志的指示稿(附件二)。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一：

    葛罗米柯给维辛斯基的电报稿

    纽约

    维辛斯基：

    现受政治局委托逐项答复如下：

    第一，同意您的建议，但不要做您所提出的那种附加说明，即如果安理会不能在维持和平方面完成自己的职责，联合国大会有权审议侵略问题。这样的附加说明意味着我们承认11月3日决议具有法律效力，而对于这项决议苏联代表团曾声明，它有悖于联合国宪章，是不合法的。

    第二，同意您的建议。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一事，在接到我们的补充指示前，暂时不要提出邀请的提案。当我们向中国政府问明他们认为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讨论此问题是否恰当之后，我们将发出补充指示。

    第三，同意您的建议。

    奉上级指示致电

    А.葛罗米柯

    1950年12月5日

    附件二：

    葛罗米柯给罗申的电报稿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拜访周恩来并通报以下情况：

    据维辛斯基同志报告，美国人即将提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苏联代表团将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如果此问题被列入议程，苏联政府必须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意见：是否认为其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讨论美国人提出的问题是恰当的。如果周恩来询问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持何观点，您应回答说，这一次和安理会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时一样，苏联政府认为，中国代表不出席联大讨论这一问题更为恰当。

    请电告执行结果

    А.葛罗米柯

    1950年12月5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8，л.19-21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4-6

    №20129 拉祖瓦耶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谈访华结果(1950年12月5日)

    第1775号

    1950年12月5日21时金日成从北京返回朝鲜。

    在私人交谈中他对我说：

    1.谈了关于联合司令部的问题，但毛泽东建议此事不要急。关于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问题双方已达成协议。

    2.还谈了关于军队活动的问题。朝鲜人的主要任务：在三八线以南开展游击运动，并促使其不断发展壮大。

    3.中国人不同意让部队打到三八线便停下来。

    4.毛泽东建议(朝鲜劳动党)召集中央全会，以批评所犯的错误。金日成对此表示同意。

    5.1950年12月6日清晨金日成将要到中国军队司令员彭德怀那里去。金日成邀我一同前往。

    请求指示。

    拉祖瓦耶夫

    1950年12月5日

    情况说明：就这一问题，拉祖瓦耶夫同志曾于12月5日咨询了(苏联)军事部，并得到上级批准(即可以去彭德怀那里)。类似上述密码电报中所述问题已由军事部向政府各委员散发。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553

    №00363 罗申致莫斯科电：中国政府关于停止在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1950年12月7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2月7日6时55分收到 [50]

    特急

    12月7日北京时间3时，周恩来召见我并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传达了下述事项：

    近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

    他们的意图在于保持以三八线为界将朝鲜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在不利的地位，并意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将下述说明交伍修权，以答复印度、英国、瑞典的代表和特里格夫·赖伊：

    “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

    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如果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

    周恩来以书面方式转交了上述条件。

    周恩来接着说，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恳切地要求苏联政府：中国政府希望今天就得到答复。

    我告诉周恩来，对于他转达的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和有关答复的请求，将尽快呈报苏联政府。

    Н.罗申

    1950年12月7日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17-19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93-195

    №00364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苏联同意中国政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1950年12月7日)

    特急

    1950年12月7日19时10分收到

    1950年12月7日20时40分发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拜会周恩来并转告下述事项：

    “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

    此外，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摊开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一旦被美国利用，就如同打了联合国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机会。

    因此，我们考虑，在此可以仅限于提出下述说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你们，英国、瑞典、印度的代表先生们一样，欢迎尽快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将竭尽全力，以便尽快结束强加给朝鲜和中国的军事行为。

    二、因此我们想知道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停战条件的看法。我们十分清楚，你们既不是联合国，也不是美国授权同任何人谈停战条件的全权代表。况且，英国代表团已同美国、法国、挪威、厄瓜多尔、古巴代表团一起，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谴责中国并以此阻挠朝鲜问题调解事宜的决议案。

    三、因此，我们将耐心地等待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所提出的意见。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51]

    葛罗米柯

    1950年12月7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第十司，副本存档

    АПРФ，ф.45，оп.1，д.336，л.20-21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196-197

    №003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停战问题的指示(1950年12月7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189条　关于维辛斯基同志的第823号电报。

    批准所附给维辛斯基同志的指示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1950年12月7日

    附件：

    葛罗米柯给维辛斯基的电报稿

    纽约

    维辛斯基：

    目前的形势是，美国军队连续遭到失败，美国人为赢得时间并避免美军的彻底失败，越来越经常地提出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您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

    苏联代表团的方案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一、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

    二、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对您的序言部分没有不同意见。

    奉上级指示致电。

    葛罗米柯

    1950年12月7日

    АПРФ，ф.3，оп.65，д.828，л.23-24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7-8

    №20235 总参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在华苏联空军和坦克部队人员情况(1950年12月7日)

    EPUB/Image00044.jpg

    索科洛夫少将

    1950年12月7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45

    №003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评美英领导人的联合声明(1950年12月9日)

    决定将“评杜鲁门、艾德礼联合声明”一文在《真理报》上作为第二篇社论发表。

    中央委员会书记

    1950年12月9日通过

    投票赞成者有：贝利亚、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

    附件：

    评杜鲁门、艾德礼联合声明

    1950年12月9日

    由于美国在朝鲜的侵略战争失败，杜鲁门和艾德礼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结果，一篇作为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联合声明的公报昨日见报。

    公报并不证明，美国政府希望结束他们在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恰恰相反，杜鲁门和艾德礼已商定将这场毫无指望的冒险继续下去。更有甚者，杜鲁门艾德礼会谈的全部含义原来包含在公报里谈到的两个结论中，它们表明当今英美准备新战争的计划走得多远。第一，他们商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第二，进一步加强武器生产。正如所见，所有这些让人想起，侵略国政府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做了些什么。

    公报多次重申英美政府力求和平解决现存问题，但这不过是一纸空文。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他们的冒险战争计划的注意，特别是转移人们对英美在朝鲜、台湾等地的侵略行动的注意的无谓挣扎。

    尽人皆知，不是朝鲜人进攻美国，而是美国政府的军队侵犯朝鲜领土，好几个月以来，不断毁坏朝鲜的城市和乡村，不让朝鲜人民恢复和平生活以及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内部事务。尽人皆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对美利坚合众国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52] 尽管如此，美国武装力量却侵占了中国有几百万居民的台湾岛，美国军用飞机经常侵犯中国的边界，美国政府训练蒋介石匪帮以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新的进攻。

    究竟谁是侵略者，谁是真正在保卫自己民族的和平及独立生存的权利？假如杜鲁门和艾德礼真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就像解决其他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那样，他们现在就可以干脆地结束自己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但事实却与此相反。

    公报也谈到英美联盟内部的矛盾。公报不能不说，两国政府对联合国中中国代表权的意见有分歧。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继续固执己见，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代表权得到实现，同时阻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他指望在中国有一个“自己的”，即“适合”美国当局的，类似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名誉扫地的蒋介石集团那样的政府。公报中再次谈到美国的这一政策，却又虚伪地声称“尊重一切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然而，杜鲁门也利用与艾德礼的会谈进一步加强对英国的压力。现在，不仅美国政府，还有英国政府已经背弃了自己签署的有关台湾属于中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继美国傀儡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失败，杜鲁门在朝鲜的冒险行为也已失败，因此他在向中国人民报复。现在他和艾德礼勾结起来，企图使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台湾岛脱离中国。这又一次证明，杜鲁门和艾德礼所说“尊重一切人民的权利和利益”这句话价值几何。

    对于杜鲁门和艾德礼公报的最初报纸反应表明，即使是对那些仅仅指望美英政府至少尽快摆脱毫无指望的远东冒险的人来说，会谈结果也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甚至杜鲁门和艾德礼政策的许多支持者也懂得这一点。

    从另一方面说，越来越清楚的是，美英帝国主义集团极力按照自己的心愿利用现有情况。美国在朝鲜的侵略行为在许多场合被杜鲁门、麦克阿瑟、哈里曼、艾奇逊和他们的朋友们，用来进一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战争狂热，以便让美国垄断资本得到大量高额利润的军事订货。杜鲁门和艾德礼的会谈公报正是为此目的进一步服务的。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现在正照此行事，既不考虑美国和英国人民的利益，也不考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要求。

    АПРФ，ф.3，оп.65，д.828，л.44-47

    №125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苏联杂志发表毛泽东的文章(1950年12月10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32项　关于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实践论》的问题。

    责成《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在下一期杂志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实践论》(1937年7月)。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45

    №1250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限(1950年12月12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58项　关于延长24名翻译在中国逗留期限的问题。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把24名翻译在中国的逗留期限延长1年的决议草案(见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258项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延长24名翻译在中国逗留期限的决议

    第____号

    1950年12月____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把所附名单中列出的24名翻译在中国的逗留期限延长一年的请求。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第____号决议

    延长在华逗留期限一年的中文和英文翻译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和父称　委派单位
    1.Э.Я.波格丹诺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2.Г.Г.别洛乌索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3.В.Н.维尔凯耶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4.Г.И.杜布罗维茨卡娅，苏联高等教育部
    5.С.И.叶梅利亚诺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6.Т.В.扎伊采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7.Н.М.卡柳日纳亚，苏联高等教育部

    8.В.А.克里夫佐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9.Э.Р.克里希扬，苏联高等教育部

    10.М.А.列维娜，苏联高等教育部

    11.В.С.马努欣，苏联高等教育部

    12.Т.Г.马约罗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13.И.И.莫申采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14.В.Л.穆萨托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15.М.Л.鲁多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16.Р.Н.西卡切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17.О.Ф.西罗秋克，苏联高等教育部

    18.А.Н.斯特凡斯卡娅，苏联高等教育部

    19.Л.Г.苏霍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20.А.А.季什科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21.М.А.特尔洛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22.Н.К.切卡诺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23.Л.С.切尔内绍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24.М.И.谢尔巴托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48、201 202

    №24821 特里福诺夫致波兹杰耶夫函：关于驻上海新闻处的工作(1950年12月12日)

    致苏联新闻局局长П.А.波兹杰耶夫：

    您1950年10月11日的信件我们收到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关注和对我们工作提出的批评意见。在这封信件中我们将尽力回答您提出的一些问题。

    文章的发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有发往上海报纸的材料都只是通过华东代表处的广播事业局发送的，其中包括通过广播事业局局长姚溱同志发送。当然，如果能够同报纸编辑有直接的联系，那就好多了。但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这种可能，什么时候有这种机会，现在还不知道。前不久在同外交部一名代表进行会谈的时候，后者告诉我说，我们的文章在上海报纸的发行要和以前一样，也就是通过华东代表处的广播事业局进行。我们也认为，我们的文章的发表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其原因我们也不完全确信。但是该怎么办呢？为了改善文章的发表状况，我们做了一切努力。从我们的答复可以看出，每月文章的发表都是不同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所有一切都是由于中国的国内生活和国际局势。比如，中国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爱国主义高潮。经常会有一些群众集会和游行支持伍修权提出的要求，所有报纸上发表的言论都是群众集会上发出的一些口号。前不久召开了劳动英模大会。两周以来所有的报纸发表的都是关于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今年12月9日前夕，接连几天刊登了纪念一二·九运动15周年的材料。在这一运动中，国民党警察对北京大学生的游行进行了镇压，这些大学生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军事抵抗等。在同广播事业局局长、同外交部代表以及同报社编辑的代表进行的谈话中，他们所有人都指出，我们发送的文章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这只是由于没有版面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文章的发表状况是不可能的。报社编辑的代表说，目前的国际局势直接涉及到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现在所有报纸的焦点都指向了揭露美国对朝鲜和对远东的侵略。正如在同报社编辑的谈话中表现出来的，他们非常希望我们尽量多地发送一些揭露美帝国主义真实目的的文章。报社的编辑没有直接指出，但是他暗示我，由于国际局势，关于苏联生活的文章暂时在读者中没有很大的需求。在我们看来，这是他们刊登的其他文章比刊登的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少的真正原因。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刊登诸如Н.罗曼诺夫的文章《斯大林时代伟大的建设》、Н.乌戈利科夫的文章《以高速度建设》等等。至于理论性的文章，他们刊登得不错。而一些还没有刊登的文章，将会很快刊登。

    你们问道，什么报纸可以刊登关于农业问题的文章？很难对这个问题进行答复，因为所有的报纸都遵循《解放日报》的计划。该报发表了什么文章，其余报纸也会跟着发表。只有《大公报》经常刊登我们的文章，即使在《解放日报》根本就不发表它们的情况下。还有一份《农民报》。我们无法同其编辑取得联系，而广播事业局局长不知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文章送往那里。这份报纸的发行量非常小。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使我们关于农业问题的文章发表。

    为了使我们在工作中对《新生活》报的关注更多一些，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您的任何指示。我们向他们发送了文章，他们就发表了。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为这一机构服务，而是为中国的报纸服务的。关于这份报纸应该说的是，正如尤金教授所指出的，“这份报纸不是‘新生活’，而是‘旧生活’”。对所有重要材料的刊登都很晚，有时候会歪曲文章的意思，并且经常使用一些过时的词汇。该份报纸主要刊登塔斯社的材料。

    很快我们将失去另一个机构，这就是《苏联知识》杂志，这份杂志就要停刊了。将会继续出版的一份杂志是《中苏人民的友谊》。这份杂志在北京出版，并将在北京发行，而在上海的中苏友协使用的将只是这份杂志的材料。

    您请求我们阐述关于每一篇文章的命运，这非常困难。首先，我们不可能把您发来的文章都翻译出来；第二，不可能刊登所有的文章。因此许多文章被束之高阁，没有采用。一个月内我们最多能翻译30—31篇文章。如果加上在莫斯科的一些部门翻译的文章，那么在一般情况下会收到大约40—50篇文章。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月我们能把这些文章的95％发表出来。11月份向我们送来了145篇文章。因此，90篇到100篇文章是不能发表出来的。当然，如果我们每天发送的不是一篇文章，而是2篇或3篇文章，那么情况会好一些。到时候编辑会从其中的三篇中挑选一篇发表，但我们的翻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如果说早先时候外交部翻译部门的翻译能够帮助我们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则失去了这种帮助，因为其中的大部分翻译都被派往北京工作了。

    因此，我们向您提出如下请求：让相关部门尽可能多地把文章翻译成汉语，但文章的质量不应该仅仅取决于翻译。如果把一些理论性的文章用俄语发送给我们将会好一些，因为在我们这里，这些文章翻译起来容易一些。其余的大部分文章必须在莫斯科翻译。

    我们非常希望，文章的作者在文中指出他们所用引文的来源，这一点甚至是必需的。这是因为，引用的斯大林和列宁著作中的引文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必须查找翻译成汉语的原文。为了找出一些引文，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对你的来信能够做出的所有答复。当然，我们发出的所有抱怨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推卸我们在工作中的责任。我们付出了努力，今后将继续努力，以便使我们的文章，首先使关于苏联生活的文章的发表有实质性的增加。

    此致

    敬礼

    苏联新闻局驻上海代表处副代表

    В.特里福诺夫

    1950年12月12日

    ГАРФ，ф.Р8581，оп.1，д.495，л.1-5

    №124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的薪金问题(1950年12月13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74项　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薪金问题。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出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把1950年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2264883cc号“关于在华各机关、企业和组织工作的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薪金”的决议的有效期限，延长到1951年的决议草案(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274条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第___号

    1950年12月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关于把1950年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2264 883cc号

    决议的有效期限延长到1951年的决议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把1950年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2264 883cc号“关于在华各机关、企业和组织工作的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薪金”决议的有效期限，延长到1951年。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51、208

    №125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几位大学生毕业后回国(1950年12月13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62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请求，在下列苏联公民大学毕业之后，派他们前往中国由中国当局支配：

    1.刘允斌·克里姆，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化学系学生。

    2.大宝·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莫洛托夫电力学院热力工程系学生。

    3.谢尔盖·什帕托夫，莫斯科斯大林钢铁学院学生。

    4.陈祖涛·雅沙，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机械工艺系学生。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49

    №125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美英政府的照会(1950年12月13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65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1.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致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照会草案(见附件一)。由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和苏联驻伦敦大使转交照会文本。

    2.委托苏联外交部把上述照会副本同时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之外的远东委员会所有成员国的代表。

    3.在报刊上发表给美国政府的照会文本(见附件二)。

    附件一：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265条

    给美国政府的照会文本(给英国政府的照会文本与此相同)

    大约在10个月之前，也就是1950年的2月1日，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了关于1949年12月25—30日期间，在哈巴罗夫斯克市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上，对日本战争罪犯山田乙三、梶塚隆二、川岛清以及其他战犯进行公开审理的结果的照会，法庭还查明：以裕仁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当局，多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着反对苏联、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细菌战争，这是一种最惨无人道的侵略武器。

    这份照会还依据法庭查明的事实指出，参加细菌战争准备工作的梶塚隆二和川岛清的供词表明：日本裕仁天皇是准备细菌战争的主要参加者之一。根据裕仁专门的绝密的指示，在当时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建立了日本军队准备反对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美国军队和其他国家的细菌战争的基地。在准备实施这些犯罪阴谋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对成千上万人，主要是中国和苏联公民，进行了致命的细菌实验活动。

    在上述提到的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诉讼过程中还查明：在实行自己的侵略计划过程中，日本战犯不仅准备，而且还多次使用了细菌武器：1939年在哈拉哈河地区进行了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战争 [53] ；在1940—1942年发动反对中国战争期间，由于日本军队在那些地区进行了细菌实验，导致那里发生了流行病——鼠疫和伤寒热。

    在苏联政府的照会中还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重要组织者和鼓舞者日本裕仁天皇的罪恶行为，粗暴地破坏了战争法规和惯例，尤其是违背了1925年6月17日的日内瓦协定，即禁止使用很久以前就被作为有损于人类荣誉和尊严的、最严重的罪行而遭到文明民族谴责的细菌武器。

    美国、英国和中国于1945年签署的、后来苏联也加入的波茨坦公告声明说，对所有战争罪犯都应该进行严厉的处罚，此外，根据远东委员会1946年4月3日决定第五条的а点规定：为审理远东地区的战犯案件，盟国总司令应该“指定特别国际法庭”。苏联政府从以上所说的内容出发，在自己1950年2月1日的照会中向美国政府建议：指定特别国际法庭和将已经被证明犯有反人类的最严重罪行的日本天皇裕仁、原日本军队的将军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笠原吉，作为战争罪犯交付这个特别国际法庭。同时苏联政府也向英国政府作了这样的建议。

    尽管自1950年2月1日起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苏联政府在今年的5月30日就此问题再一次照会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至今仍没有答复苏联政府1950年2月1日的照会，这自然引起了广大的社会各阶层的疑惑不解，他们对被揭发准备和进行了毫无人性的细菌战争的罪犯纵容和庇护行为绝不会坐视不理的。

    苏联政府认为应该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同意苏联政府在今年2月1日照会中提出的建议。

    苏联政府期待着，美国政府依据自己所承担的把战争罪犯交付法庭的责任，对于苏联政府1950年2月1日关于把裕仁天皇和上述指明的已经被揭露犯有准备细菌战争和使用细菌武器罪行的其他战犯，交付特别军事法庭的照会给予答复。 [54]

    附件二：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265条

    用于发表的通报文本

    苏联政府致美国和英国政府的照会

    今年12月____日，受苏联政府的委托，驻华盛顿和伦敦的苏联大使，向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递交了关于将裕仁天皇和其他几名日本将军交付国际法庭的照会。

    以下发表的是给美国政府的照会文本(接下来是照会文本的内容)。

    同时该照会的副本已经寄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除此而外，上述所说照会的副本还转交给了远东委员会成员国的政府：澳大利亚、缅甸、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巴基斯坦和法国。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49 50、203 205、206

    №20135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金日成对志愿军进攻迟缓不满(1950年12月13日)

    第1845号

    1950年12月13日17时12分(苏军总参谋部接收和打印电报的时间)

    1950年12月12日朝鲜政府收到了特里格夫·赖伊的一封电报。后者在电报中传达了13个国家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北朝鲜政权”的致函。

    特里格夫·赖伊要求朝方在收到这封电报后(便回电)予以确认。

    朝鲜朋友询问我的意见——(朝方)是否有必要答复这封电报，如果有必要，如何答复。

    金日成认为，应当与北京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我感到，金日成对中国人的作战推进速度并不很满意。

    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

    ——中国军队自1950年12月5日至1950年12月12日期间一直按兵不动，即休息了7天；

    1950年12月13日，金日成对我说，中国人在打到三八线之前一直进行局部性作战行动。而在打到三八线以后预计又要停一段时间。如果敌人不越过三八线，估计他们的这种战斗间歇仍会发生。

    ——在三八线以南的人民军游击队发展太慢，因为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支援。

    按金日成的话说，中国军队战斗进展迟缓，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北京的有关指令。

    请您立刻就特里格夫·赖伊的电报问题给我指示。

    拉祖瓦耶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667-668

    №125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向中国移交大连财产问题(1950年12月14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80项　批准苏中联合委员会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大连财产问题的协定。

    批准由苏联外交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即关于批准中苏联合委员会就确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大连市现有的、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管理或者是租赁的财产的具体方法的协定的决议草案。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280项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1950年12月____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1.批准中苏联合委员会就确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大连市现有的、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管理或者是租赁的财产的具体方法的协定。

    2.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境外苏联财产管理总局，在必要的情况下，对于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上述协定中所说的财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给予苏中联合委员会中苏方代表以相应的指示。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52、213

    №20136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朝鲜战场的情况(1950年12月14日)

    第284686号

    1950年12月14日14时05分 1.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第十三兵团仍在原地区集结。关于该军团向平壤地区的进攻情况还未得到有关报告；

    ——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及第二十六军之先头部队在咸兴西北地区发生了战斗。该兵团第二十军仍驻防原地区。

    2.朝鲜人民军部队：

    ——第一军团仍集结在原来的地区；

    ——第三军团和第三军团第一步兵师继续在咸兴以北和东北方向战斗，关于该军团第五、第十五步兵师和第一〇五坦克师的情况仍未得到相关报告；

    ——第四军团(第四十一步兵师和海军陆战旅)已突入坪里(Пхенгни，利原西南20公里处)地区；

    ——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在向三八线以南敌后运动的同时，还在金川、春川以北和东北地区与敌人交了火。

    3.据无线电侦察资料显示：

    ——敌人已将主力部队退往三八线以南地区，并加紧组织防御，巩固已有阵地。从临津江至新邑里一线的防御由美军负责，由此往东至海岸线——南朝鲜军队；

    ——来自议政府地区的美第二十四步兵师已调至仁川，美第一炮兵营和英第二十九步兵旅已从三八线撤往汉城；

    ——美第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继续经海路从咸兴撤往釜山。

    4.美国空军对安州地区的第十三兵团部队实施空袭，轰炸平壤和大同江渡口。

    11月1日至12月13日期间我歼击航空兵在空战中共击落美军飞机46架，其中，B 29轰炸机12架、B 45轰炸机1架、F 84歼击机3架、F 80歼击机19架、F 51歼击机11架。

    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83-84

    №12271 戈尔拉乔夫报告：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情况(1950年12月15日)

    一、1950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第十三兵团在云山、熙川地区粉碎了南朝鲜第二军的进攻。

    根据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开始时的决心，为歼灭南朝鲜第二军，集中了4个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共12个师)。这几个军实施了穿插合围。兵力平均部署在整个战线上。没有组织第二战役梯队。

    经过4天激战，向正东和东北方向进攻的第三十九军和第四十军向前推进了25公里，在进攻过程中为追剿后退之敌，两军转角90°折而向南进攻。向西南方向进攻的第三十八军，击退了南朝鲜第八步兵师，向前推进了50公里。第四十二军改变了先前的决定，以主力攻咸兴，仅以第一二五师一个师的兵力向西南方向进攻。

    在战斗过程中，敌为使南朝鲜第二军摆脱第十三兵团的攻击并向南撤退，同时又把美第一骑兵师调往这一方向，以对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右翼实施攻击，这也是第三十九军及第四十军两军折而向南的原因之一。

    在进攻过程中，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做出了消灭清川江以北美军主力的决定。为此又使用了4个军(第六十六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和第三十八军，共12个步兵师)。这次兵力平均摆在整个战线上，没组织突击集团。3个军对飞虎山(博川)实施围攻。在迂回左翼进攻的只有第三十八军(3个师)。这次战役没有组织第二梯队。

    在7天的进攻战斗中，集群迂回部队向前推进了20公里，几次把敌人压向清川江以南。敌猜透第十三兵团指挥部的意图，把部队撤出战斗，退到南东方向调整部署，并于11月7日转入进攻。

    二、1950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第十三兵团歼灭安州地区美军部队的进攻战役。

    依据敌之行动特点，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制定了两个行动方案。他决定歼灭安州地区的美军进攻部队。但部队部署仍和11月24日战斗过程中的部署一样。4个军(第六十六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和第三十八军)向不同的方向进攻(似乎是穿插分割)，目的是在清川江以北粉碎这些军的南面之敌，只以左翼第四十二军一个军(3个师)对敌之右翼实施迂回突击，前出到安州地区敌之后方。

    按照中国最高指挥部的命令，4个军(第六十六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和第三十八军)折而向东，因此实施进攻推迟了一昼夜。但在实施转向之后，兵力仍平均分布在整个战线上。

    根据新的决定，右翼3个军(第五十军、第六十六军、第三十九军)推迟了一昼夜转入进攻，实施正面突击，目的是牵制敌人，不让它撤退到清川江以南。左翼3个军实施迂回突击，任务是前出到美军主力部队之后方。

    部队布阵纵深不大，没有第二战役梯队。

    在6天的进攻战斗中，第十三兵团的部队歼灭了美第二步兵师、南朝鲜第二军(第七步兵师、第八步兵师)主力；几乎全歼土耳其旅；重创美第二十四步兵师、第二十五步兵师和第一骑兵师、南朝鲜第一步兵师和英国第二十七步兵旅。但没有达到战役的主要目的——聚歼美主力部队。敌摆脱了第十三兵团的进攻部队，后撤到平壤方向，然后又撤回三八线以南。

    三、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第九兵团歼灭美第一海军陆战师和第七步兵师的战役。

    第九兵团司令员做出决定，以两个军之兵力(第二十军及第二十七军，共8个师)对下碣隅里、古土里(Гудинни)地区之敌实施包围突击，然后歼灭之。为对敌实施直接突击(敌第一海军陆战师和第七步兵师)只使用了5个师；3个师从南面和东北面保障战役的实施。第二十六军(4个步兵师)留作预备队，但在战斗过程中被用来歼灭被围之敌。

    在这一持续13昼夜的战役中，中国部队行动不坚决，在敌可能从外部进行打击的方面，兵力部署薄弱。在战役之初，第二十六军未被用来向咸兴突击，以控制此地，并前出到在东海岸活动的敌军之后方。故敌虽遭到重创，还是于12月10日冲破包围，退到咸兴。

    总的结论：

    一、在上述3次战役中，兵力和装备沿全线平均部署，没组织突击集团，各军都是在独立的方向上实施突击，在敌之薄弱环节没实施强大突击。

    二、第十三兵团在两次战役中没组织第二战役梯队，结果第一梯队取得的战果没得到发展，战役没有达到目的。

    三、部队行动不坚决，尤其是正面进攻部队。这使敌人有机可乘，毫无阻力地后撤并重新部署。

    四、第十三兵团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在敌最危急时刻——其主要兵力在横渡清川江之时，停止了进攻，当时以第四十军、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之兵力很容易包抄敌人。

    五、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六军及第二十七军，在合围敌人后，行动迟缓而不坚决。留作预备队的第二十军未被用来对咸兴方向实施突击以建立以便在外部形成包围圈。

    上校戈尔拉乔夫 [55]

    1950年12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8卷，第1007—1011页

    №20137 华西列夫斯基报告：向中国发送空军部队及装备情况(1950年12月15日)

    我们报告到今年12月15日为止向中国发送飞机、汽车、火炮的5日情况。

    1.2个米格9歼击航空师中的1个到达部署地区——公主岭，另一个则沿着中国铁路到达指定区——广东。

    两个团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部队乘坐3列专列抵达东奉机场，1列专列走中国铁路，5列专列走外贝加尔铁路，1列专列走东西伯利亚铁路。

    拥有2个图2航空团的轰炸机航空师飞经中国，在库尔茨克伊尔库茨克空中航线的38架飞机中，23架抵达赤塔，另外的15架在继续飞行。

    这样，赤塔有53架准备继续飞行的飞机。

    轰炸机航空师地面部队乘坐4列专列抵达指定地点——四平，还有4列专列走外贝加尔铁路。

    为1个师准备的62架米格15中，31架已到达指定地点——青岛，31架还在沿中国铁路运送的途中。

    2.应于今年12月15日以前交付的4500辆汽车，全部在满洲里车站交付给中国代表。

    3.最后80门37毫米高射炮、24门БМ13火箭炮正在去往满洲里站的途中。其他所有火炮、弹药已全部交给中国政府。

    4.派往中国的122名炮兵顾问已抵达指定地点。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88-189

    №1251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国作家付稿酬(1950年12月18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2月18日

    第301项　关于付给曹敏(ЦаоМин)稿酬事宜。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属下的印刷出版总局(格拉乔夫同志)为中国女作家曹敏在苏联出版的中篇小说《推动力》而付给她数额为6030卢布的稿费。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55

    №125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塔斯社驻北京分社副社长(1950年12月18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2月18日

    第320条　塔斯社关于同意皮缅诺夫同志担任驻北京的塔斯社副社长的决议。

    采纳塔斯社(帕利古诺夫同志)的批准В.С.皮缅诺夫在留任苏联军队干部的同时担任塔斯社驻北京(中国)分社副社长的提议。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59

    №20138 卢基扬琴科的报告：关于培训中国坦克部队情况(1950年12月18日)

    本报告是12月16—17日根据第11039和11073号密码本编制的。(…… [56] )

    1.针对(中国)坦克手的培训是在坦克教学基地和坦克学校进行的，共计10个坦克团。

    EPUB/Image00194.jpg

    续表

    EPUB/Image00025.jpg

    2.截至12月15日所有坦克团的专业培训课程基本结束，带自动控制系统的坦克乘务组的培训课也即将完成。

    3.经考试证明，学员对所学课程的掌握程度，尤其是在实战操作方面，成绩非常令人满意。

    中将卢基扬琴科 [57]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92-193

    №125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中国马戏团在苏期限(1950年12月21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2月21日

    第381条　关于延长中国马戏团演员在苏联的逗留期限问题。

    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属下的艺术事务委员会(列别杰夫同志)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杂技演员在苏联的逗留时间延长到两个月的提议。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68

    №20140 马兰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朝鲜战场的情况(1950年12月24日)

    第284802号

    1950年12月24日12时50分

    1.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第十三兵团继续向三八线挺进，已突入的地区包括：

    第三十八军——朔宁(Сакуней，铁原以西25公里处)，新溪；

    第四十二军——五里亭(Горитей)、沙镇(Сютен，铁原西北12—18公里处两个据点)；

    第六十六军——利川和该据点以北。

    关于12月23日以后该兵团第五十军、第三十九军和第四十军的战况还未收到相关报告。

    ——第九兵团主力仍驻守原地区，其先头部队配合朝鲜部队继续争夺兴南(咸兴东南15公里处)港。

    2.朝鲜人民军部队：

    ——第一、第三、第四十一步兵师和海军陆战旅配合第十三兵团继续争夺兴南港；

    ——其他部队仍留守原地区。

    3.据无线电侦察资料：

    ——美第三和第七步兵师剩余部队继续从兴南港经海路撤退；

    ——南朝鲜第五和第八步兵师继续在春川东北和麟蹄以南地区与进攻的朝鲜人民军部队战斗；

    ——南朝鲜首都步兵师在运至三秀关(Сансиока)后，又调入江陵西北25—30公里处的前线。

    4.美空军对第十三兵团部队和交通线实施空袭，并继续掩护自己的部队从兴南港撤退。

    美空军歼击机在安州和安东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

    12月22日在宣川和阳册关(Риосяккан，新义州东南25公里处)地区的两次空战中第五十歼击机航空师的飞行员们击落了美军5架F 86歼击机。

    我们的损失：

    被击落1架米格15，飞行员跳伞生还；在执行作战任务过程中大尉巴尔谢吉扬未归。

    苏军副总参谋长、大将
    马兰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100-101

    №31211 罗申与罗瑞卿会谈纪要：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1950年12月25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绝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Н.В.罗申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会谈纪要

    1950年12月25日

    今天同中国公安部长罗瑞卿举行了会谈。

    在正式的外交礼节之后，我向罗瑞卿转达了苏联有关部门关于向苏联审判机关移交因在天津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瓦尔福洛梅耶夫夫妇的请求。罗瑞卿表示，他原则上不反对在审讯结束后向苏联审判机关移交瓦尔福洛梅耶夫夫妇。关于移交的期限和方式，罗瑞卿答应同伊万诺夫同志进行商谈。

    随后应我的要求，罗瑞卿简要地向我通报了中国的形势。罗说，正在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对于教育中国广大民众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次运动期间，那些对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存在不正确的观念、在美帝国主义分子面前感到害怕的人，他们的恐慌情绪降低了。在朝鲜取得对美国军队的胜利后，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国的人民群众在国际主义方面、在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了解方面获得了重要的经验。

    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运动给国民党分子和国外特工的活动造成了困难，使得同这些特工的斗争变得更为容易。例如，在10月和11月，公安机关逮捕了一千多名国民党特务。

    罗瑞卿告知，公安机关侦破了与绥远第36军军长和两个师师长有牵连的国民党残余匪帮的阴谋，第36军军长和两个师的师长都被逮捕。通过了对绥远36军进行改编的决定。该军部队已被调往他处。

    至于外国人的渗透活动，中国政府通过了关于逐渐肃清诸如在满洲、青岛和新疆地区的外国人的决定。如果出现紧张局势，那就把最危险的外国人关进劳改营。如果形势许可，就准许外国人分批回国。罗说，中国当局希望首先中止英国驻新疆领事馆的活动。

    我对罗瑞卿提供的情报表示感谢。

    至此我们结束了会谈。会谈持续了近40分钟。

    大使馆一秘卡拉布霍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В.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4，д.13，л.8-10

    №12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塔斯社驻北京记者人选(1950年12月25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2月25日

    第439项　关于批准克雷姆金同志担任驻北京的塔斯社记者的问题。

    采纳塔斯社(帕利古诺夫同志)的批准Н.И.克雷姆金同志任塔斯社驻北京(中国)分社记者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79

    №20141 拉祖瓦耶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对志愿军的作战计划不满(1950年12月30日)

    第1954号

    1950年12月30日2时25分

    1950年12月31日(苏联外交部收到电报的时间)

    1950年12月29日，朴宪永在与顾问马尔琴科的私人交谈中说，金日成现在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迟缓不满。金日成如今对中国人的作战活动似乎已另有看法，这与他刚从北京回来时不一样。关于这一点，朴宪永也曾对我说过。那天，当研究中国人目前的作战计划时，金日成对其即将实施的计划表示了不满，原因在于：

    1.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2.在实施了有限的作战行动之后，又再度打算停顿至3月份，即春季来临前夕。关于这一问题的类似情报我们已向(苏联)军事部长作了汇报。

    1950年12月30日15时，朴宪永在与我的私人谈话中说，中国驻朝鲜代办从各国使馆所在地的满浦(平壤以北400公里处)来找正在指挥所(位于平壤地区)的金日成，并带给他一封毛泽东的信。他(朴宪永)对我说，这位中国代办是一名军人。 [58]

    这位代办过去就曾对金日成说过，自己应当待在苏联军事总顾问住的地方。

    金日成建议他住在离(苏联军事总顾问)4—5公里处的一个地方。

    同时参加上述(中国代办与金日成)会谈的还有我的副手马尔琴科上校。

    就在当天的21时，金日成请我到他那里面谈。

    会谈期间金日成向我介绍毛泽东来信的内容。

    根据金日成所述的译文，毛泽东的信的内容如下：

    “1.在此次战役结束后，朝鲜第二和第五军团所有部队将撤至合适地区休整1—2个月。部队需要休息，补充人员、粮食和弹药；总结战斗经验和战果；维护道路；整顿军纪；改善中朝军队之间的关系，改善对人民、工作和群众的态度；解决民众的疾苦；激发所有民众和军队的斗争积极性。让其清楚地认识到：不取得战争的胜利就不会重返故土和获得所失去的一切。

    2.从11月起，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敌人已撤至三七线至三八线的中间地带，其所有部队均以集团方式集结。而我们需要的是将他们各个击破。如果(朝鲜人民军)第二及第五军团深入敌后，那么，敌人就可能收缩兵力，这样，我们要想打击他就很困难。而且，我们的交通补给线也会因此而延长。

    3.我们都应当明白一个道理，即没有(充分的)准备就无法战斗。

    4.我们要面对的是一场持久战。

    5.速胜论的思想是行不通的。”

    以上就是对金日成口述全部内容的译文。

    在接到毛泽东此信的同时，金日成还收到了彭德怀的一封信。关于后一封信的详细译文，没有给我。但(金日成)说，彭德怀在信中说，打算将人民军第二和第五军团撤至三八线以北地区。

    在中国人建议人民军第二和第五军团北撤之时，人民军第二军团已推进到了三八线以南30—40公里处。至于中国军队目前所处位置，看来，战役纵深并不很大。关于此金日成避而不谈。

    关于朝鲜军队的作战行动问题，金日成请我提出建议。

    可是，我对一些情况并不了解，如当前战役的意图；将朝鲜人民军第二及第五军团撤至三八线以北指定地区的原因何在；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等等。

    我应如何答复金日成的问题，请求您的指示。

    拉祖瓦耶夫

    附注：此电报未经维辛斯基同志转交。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750-752

    №20142 巴季茨基的报告：派往中国的空军各师、团指挥人员名单(1950年12月30日)

    第2015408号

    1950年12月30日

    各空军师师长、参谋长和各空军团团长名单

    EPUB/Image00101.jpg

    续表

    EPUB/Image00208.jpg

    ①原文如此，疑为制表时填错。——编注

    续表

    EPUB/Image00202.jpg

    续表

    EPUB/Image00038.jpg

    (带*者的姓名是后来手写上去的。这些空白处有П.Ф.巴季茨基手写如下内容：“以后我将再作补充报告。巴季茨基”)

    备注：

    按顺序，第10、11、12、15、26、27等栏目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未填写所在部队。已向别洛夫上校咨询，收到他的回复后再报告。

    空军干部处副处长、近卫军上校

    马特拉霍夫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200-204

    №20143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同金日成讨论作战计划的情况(1950年12月31日)

    第1976号

    1950年12月31日1时05分

    1951年1月1日(苏军总参谋部收到电报的时间)

    兹报告：

    1950年12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来信，金日成邀请我去研究目前的军事行动计划。

    鉴于尚未就这一问题得到(上级的)指示，我并未向他提出直接的建议，并声明，自己对如下问题存在疑问：

    ——如何向已成功推进到南方的人民军第二军团解释关于把部队拉回到北方的问题；

    ——什么时间实施作战行动更好——是春季还是冬季，要知道，春季时节稻田里都是灌满了水的；

    ——中国军队的战役意图是什么；

    ——为什么非要让(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撤到三八线以北地区，而不是稳固现有战线；

    ——我对中国军队目前的情况一无所知。

    将部队撤至指定防线无疑对保证春季战役的顺利实施有好处，但此时至春季到来之前的一段时间就成了战争的间歇期。

    部队整体士气的高昂说明，我们必须实施一场打过三八线的战役。

    ——我对中朝军队之间关系的恶化情况不了解；

    ——部队粮食方面的困难到底有多严重，是否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就上述所提问题，我并没有从当时在场的朴一禹那里得到完整的答复，后者只是说了如下一些内容：

    1.中国军队人员损失很大，需要补充兵员和休整。
    2.朝中军队之间以及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相当融洽，问题只是个别现象。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彭德怀和高岗都发布了相关命令。因此，即使存在个别问题也不能说(朝中军队间)整体关系不好。
    3.为了向部队运送各种物资，就必须有交通方面的切实保障，否则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部队就很难坚持战斗。

    之后，金日成又拿出了彭德怀于1950年12月28日给毛泽东发去的密码电报。彭在电报中说，有必要在后续战役中消灭李承晚2—3个师，然后撤至开城、汶山、加平(Капхен)、洪川、江陵一带防线(根据比例尺为1∶1000000的地图)。

    将部队撤至上述指定防线将确保(来年)春季战役的顺利实施。而从此时起至春季到来之前之间属于战争的间歇期。

    中朝部队士气普遍高涨，表明我们有必要发动一场战役——打过三八线。

    毛泽东对上述密码电报表示赞同。此次战役的开始时间预定在1950年12月31日。

    金日成也对有必要实施一场目的有限的战役，然后再休整至来年春季的作战计划表示赞许。

    关于该战争间歇期的利用问题，其计划如下：

    ——在三八线以南和三七线之间地区开展游击运动；

    ——已前突的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不再撤回至洪川江陵防线，而是仍驻守在原地，训练部队，对敌后实施袭扰，等待第四次战役的开始；

    ——加速训练第一、第三、第四军团的进程，随着武器配置的到位，陆续将这些军队从东北拉回朝鲜参战。

    拉祖瓦耶夫

    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879-881

    №23386 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的问题：请教苏联农业如何组织领导 [59] (1951年前后)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农业组织领导中几个问题的请教

    一、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土地是国有化了，是不是把一切人的土地都国有化？贫农和中农的土地也国有化？列宁在1920年7月20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曾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保全大农自己的土地，只有在他们反抗劳动者和被剥削者政权的情况下，才实行没被这些土地。”这样可见，当时大、中农的土地并没有被没收。土地国有化以后是不是还给农民平分土地。
    二、苏联的共耕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劳动组合主要内容是什么？
    三、我们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的组织形式，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之前是不是也有过？
    四、苏联在农业上，现在除了苏维埃农庄和集体农庄这两种形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组织形式，如有，叫什么名字，内容是什么？
    五、集体农庄有入庄费吗？如有，按照什么标准缴纳？
    六、集体农庄所需要的土地，国家按照什么标准给他？是按照人口或是按照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时，国家是不是多给他们土地？
    七、集体农庄的农民劳动果实是怎样分配的？劳动者有强有弱，有男有女，技术有好有坏，是否在报酬上有区别？
    八、红军家属，老、弱、病、残者，在集体农庄中的待遇如何？
    九、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怎样发生关系？
    十、拖拉机站组织情况怎样？拖拉机站怎样经营？
    十一、集体农庄一年的收入和开支，分配的比例怎样？公粮占集体农庄收入的多少？
    十二、集体农庄可以自由参加、自由退出吗？
    十三、集体农庄与消费合作社的关系怎样？
    十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农业的组织机构如何？有些什么部门？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341—343页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

    1949年
    №1605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与东北恢复电报通讯事(1949年1月1日)
    №09023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帮助东北恢复经济事宜(1949年1月5日)

    №164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1949年1月6日)

    №16442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召开中苏航空公司会议(1949年1月7日)

    №09026 奥列霍夫致费德林函：利用苏联电报线路同美领馆联系(1949年1月8日)

    №1644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长江以北的铁路修复事(1949年1月8日)

    №164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具体安排(1949年1月9日)

    №16446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中国局势和中共的对策(1949年1月10日)
    №1644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军事政治形势(1949年1月10日)
    №025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0日)
    №025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1日)
    №1605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函：从东北转运粮食(1949年1月11日)
    №1644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转交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1949年1月11日)

    №025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2日)

    №16451 莫洛托夫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国政府呼吁和平问题(1949年1月12日)

    №1645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调停的态度(1949年1月13日)

    №0253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4日)

    №02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1949年1月14日)

    №1645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5日)

    №16453 费德林与陈进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府南迁问题(1949年1月15日)

    №09045 维辛斯基与傅秉常会谈纪要：答复南京政府备忘录(1949年1月17日)

    №1645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对南京政府备忘录的复函草案(1949年1月17日)

    №1645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欢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华(1949年1月17日)

    №16461 沃伊诺娃致李立三电：关于请毛泽东为苏联共青团大会题词(1949年1月17日以后)

    №343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访问(1949年1月23日)

    №10238 潘友新与科伊的谈话纪要：关于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1949年1月27日)

    №34385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告知联共(布)代表的到达(1949年1月28日)

    №3438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1949年1月28日)

    №3438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日期(1949年1月28日)

    №3438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到达(1949年1月28日)

    №3438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1949年1月30日)

    №16465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共历史(1949年1月30日)

    №09028 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问题(1949年1月31日)

    №3439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形势等问题与中共代表的会谈(1949年1月31日)

    №1646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当前的工作方针(1949年1月31日)

    №09029 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问题(1949年2月1日)

    №3439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问题等与中共代表的会谈(1949年2月1日)

    №3439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等(1949年2月1日)

    №34393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及派遣苏联专家等(1949年2月1日)

    №16467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1949年2月1日)

    №16468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军事问题(1949年2月1日)

    №34394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1949年2月2日)

    №34395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等(1949年2月2日)

    №3439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提供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等(1949年2月2日)

    №16469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问题(1949年2月2日)

    №34397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大城市和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1949年2月3日)

    №34398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问题(1949年2月3日)

    №3439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收悉并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电(1949年2月3日)

    №3462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对外贸易政策等问题(1949年2月3日)

    №16470 米高扬与刘少奇、任弼时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1949年2月3日)

    №16471 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1949年2月3日)

    №3440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海军问题(1949年2月4日)

    №3440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等(1949年2月4日)

    №3462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建议米高扬延长访问的期限(1949年2月4日)

    №3462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延长在中国的访问期限(1949年2月4日)

    №3440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电报的反应(1949年2月4日)

    №3462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1949年2月4日)

    №3440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国人(1949年2月4日)

    №3440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及派遣苏联顾问(1949年2月4日)
    №3440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对南斯拉夫的看法(1949年2月4日)
    №16472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民族和对外关系问题(1949年2月4日)
    №34407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外蒙古、旅顺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34408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历史、中国革命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16473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历史和目前任务(1949年2月5日)
    №16474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949年2月5日)
    №16475 科贝良斯基给费德林的通知：为东北提供无线电台(1949年2月5日)
    №3462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对斯大林指示电的落实(1949年2月6日)
    №34410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询问2月3日电是否转给毛泽东(1949年2月6日)
    №1647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新政府的组成和任务(1949年2月6日)
    №16477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关于组织对东北的援助(1949年2月6日)
    №34405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1949年2月7日)
    №16478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1949年2月7日)
    №16479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新经贸合作的谈判(1949年2月7日)
    №16481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2月11日)
    №16483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2月15日)
    №164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停止活动(1949年2月16日)
    №16485 罗申与薛岳会谈纪要：关于调解国共冲突的前景(1949年2月20日)
    №16486 罗申与李宗仁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治局势(1949年2月21日)
    №16487 苏联外交部给中国使馆的照会：中国领事馆进行违法活动(1949年2月27日)

    №16488 阿尔扎尼科夫与刘泽荣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3月5日)
    №16489 科瓦廖夫致莫洛托夫电：中共要求与香港通商并统一货币(1949年3月13日)
    №16490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报告：向东北派遣铁路干部等(1949年3月15日)
    №1661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共当前的工作安排(1949年3月18日)
    №20261 费德林和布耶夫致维辛斯基函：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3月18日)
    №16491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东北地区货币统一问题(1949年3月22日)
    №16492 斯克沃尔佐夫致维辛斯基函：关于东北地区货币统一问题(1949年3月22日)
    №16493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5日)
    №16494 佐林致斯大林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6日)

    №16495 佐林致米古诺夫函：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6日)

    №16496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批准苏联财政部给东北民主政权贷款(1949年3月30日)

    №16497 戈伦斯基致费德林函：关于中苏条约资料核对问题(1949年4月1日)

    №16498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为中共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4日)

    №20262 维辛斯基致费德林和布耶夫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4日)

    №16499 佐林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和中国局势(1949年4月6日)

    №16500 贝斯特罗夫致兹洛宾和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7日)

    №20263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8日)

    №16503 波马兹涅夫致佐林函：关于向东北民主政府拨款(1949年4月13日)

    №16504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与毛泽东谈中国局势(1949年4月13日)

    №16505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1949年4月19日)

    №20264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21日)

    №16511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共不应排斥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4月26日)

    №14196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江青及女儿前往苏联治病(1949年4月28日)

    №20265 费德林致马利宁电：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29日)

    №16512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4月30日)

    №16513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5月4日)

    №165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新华社记者拨款(1949年5月14日)

    №260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毛泽东家属来苏联治病的问题(1949年5月12日)

    №16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共领导人来苏治病拨款(1949年5月14日)

    №00231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会谈情况(1949年5月15日)

    №16516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和经济状况(1949年5月17日)

    №00232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18日)

    №16517 罗申致叶公超照会：关于苏联大使回国述职(1949年5月23日)

    №165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谈战事和中美接触情况(1949年5月23日)

    №16520 雷斯科夫致斯大林函：林彪和刘亚楼赴苏治病(1949年5月25日)

    №16522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给中共的意见(1949年5月26日)

    №09106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等报告：原伪满洲国官员集体声明(1949年5月31日)

    №14193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版(1949年6月1日)

    №14194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版(1949年6月12日)

    №16525 毛泽东致斯大林报告：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1949年6月12日)

    №16526 库梅金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1949年6月17日)

    №16527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新政府筹建等问题(1949年6月18日)

    №262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中国工会代表团提供经费(1949年6月18日)

    №00598 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对中国的援助(1949年6月27日)

    №09050 苏联驻华使馆备忘录：美英对华宣传动向(1949年6月30日)

    №00599 刘少奇致斯大林报告：中共的方针政策(1949年7月4日)

    №00600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关于访苏安排问题(1949年7月6日)

    №1652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代表团访苏的要求(1949年7月6日)

    №26258 齐赫文斯基致葛罗米柯函：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华情况(1949年7月8日)

    №16530 塔斯社发布新华社报道：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建立(1949年7月17日)

    №16531 贝斯特罗夫致费德林报告：拨付中方资金的使用情况(1949年7月21日以后)

    №16532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要求与苏方进行会谈(1949年7月22日)

    №00601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转交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7月25日)

    №16533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索要《苏中贸易条约》副本(1949年7月25日)

    №00602 维辛斯基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学习苏联的外交经验(1949年7月30日)

    №00603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请求带苏联专家回国(1949年8月2日)

    №16535 苏联外交部致维辛斯基报告：推迟追究国民党分子罪责(1949年8月3日)

    №16536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要求苏联专家随同回国(1949年8月3日)

    №16537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中共中央请求购买汽车(1949年8月5日)

    №16538 瓦西科夫与叶公超会谈纪要：抗议苏联与民主政权签署协定(1949年8月6日)

    №16539 孔茹科夫和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中方决定关闭领事馆(1949年8月17日)

    №09113 克鲁格洛夫呈斯大林等请示：溥仪要求留在苏联(1949年9月9日)

    №16540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闭美国驻大连领事馆(1949年9月10日)

    №16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药品(1949年9月12日)

    №09051 列多夫斯基致费德林报告：关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1949年9月15日)

    №1654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援助(1949年9月19日)

    №09111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溥仪要求留在苏联问题(1949年9月20日)

    №14191 华西列夫斯基致中央政治局电：向中国发运信号枪(1949年9月22日)

    №073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关于承认中国问题(1949年10月2日)

    №16545 葛罗米柯致周恩来电：苏联决定与中国建交(1949年10月2日)

    №16546 苏联政府的声明：终止与广东阎锡山政府外交关系(1949年10月2日)

    №0734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的请示：关于承认中国问题(1949年10月2日)

    №07349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保护苏联在广东的利益(1949年10月3日)

    №00204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同意朝鲜与中国建交(1949年10月3日)

    №165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刊登周恩来关于建交的电报(1949年10月3日)

    №16549 戈宝权致苏联外交部照会：关于接收原中国驻苏使馆程序(1949年10月5日)

    №16610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报告：东北地区工业设备问题(1949年10月5日)

    №09062 葛罗米柯与戈宝权谈话纪要：原使馆工作人员问题(1949年10月7日)

    №16550 库尔久科夫与戈宝权会谈纪要：中国使馆移交事宜(1949年10月7日)

    №13809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指示：在中国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问题(1949年10月11日)

    №2610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派遣国家安全部顾问赴中国(1949年10月14日)

    №09925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苏联大使递交国书(1949年10月16日)

    №16551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原驻苏使馆人员撤离莫斯科(1949年10月17日)

    №09966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承认民主德国等问题(1949年10月20日)

    №16553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10月24日)

    №09965 罗申与朱德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军事形势(1949年10月24日)

    №09926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关于中国国内形势(1949年10月25日)

    №1380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问题的答复(1949年10月26日)

    №16554 罗申与沈钧儒会谈纪要：司法机关组织筹备等问题(1949年10月27日)

    №16555 罗申与黄炎培会谈纪要：民主党派和经济发展(1949年10月28日)

    №09964 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财政经济状况(1949年10月28日)

    №09962 罗申与董必武谈话纪要：解放区的政治形势(1949年10月28日)

    №09963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控制流行病及航运等问题(1949年10月31日)

    №16556 罗申与张治中会谈纪要：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等(1949年10月31日)

    №16557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递交国书事宜(1949年11月1日)

    №16558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技术援助(1949年11月4日)

    №11808 葛罗米柯致科瓦廖夫电：转交斯大林对朝鲜问题的答复(1949年11月5日)

    №09058 拉夫连季耶夫与王稼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1949年11月10日)

    №09961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1949年11月10日)

    №07350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毛泽东、周恩来访苏事宜(1949年11月12日)

    №09845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国国内形势(1949年11月15日)

    №16563 周恩来致罗慕洛、赖伊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11月15日)

    №09072 罗申与李克农谈话纪要：美国间谍在华活动情况(1949年11月17日)

    №07351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罗申陪同毛泽东访苏问题(1949年11月26日)

    №13865 什捷缅科、葛罗米柯致马林科夫函：同意向旅大市提供帮助(1949年11月26日)

    №09064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开设旅行社和领馆事务(1949年12月1日)

    №16567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中国使馆安装电台等事宜(1949年12月5日)

    №09846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人越过蒙古边境等事(1949年12月9日)

    №16568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毛泽东访苏事宜(1949年12月12日)

    №133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批准驻华助理武官人选(1949年12月13日)

    №09089 史白夫与斯帕诺谈话纪要：对中国的印象(1949年12月13日)

    №07352 葛罗米柯致苏联驻新疆领事电：苏联公民在新疆政府任职问题(1949年12月15日以前)

    №0025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条约和台湾问题(1949年12月16日)

    №16570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在苏中国学生等问题(1949年12月19日)

    №13860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政策的若干问题(1949年12月24日)

    №16571 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关于苏新贸易协议草案(1949年12月24日)

    №24795 格鲁舍茨基报告：大连市苏中友协开办芭蕾舞音乐学校(1949年12月24日)

    №09847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亚澳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12月25日)

    №133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国使馆设立无线电台(1949年12月27日)

    №09065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向鞍山供应电力等问题(1949年12月27日)

    №09096 史白夫与李克农会谈纪要：东北铁路建设问题(1949年12月28日)

    №14578 聂荣臻致毛泽东电：转林彪关于朝鲜族军人回国电(1949年12月29日)

    №09094 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俦谈话纪要：苏联专家的安排问题(1949年12月29日)

    №20277 彭德怀致毛泽东报告：关于新疆的形势(1949年12月29日)

    №16572 刘少奇致斯大林电：要求向中国提供航空用油(1949年12月30日)

    №16573 库尔久科夫致葛罗米柯报告：为鞍山供应电力(1949年12月31日)

    №16574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派遣苏联专家等问题(1949年12月31日)

    №16467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1949年2月1日)

    绝密

    1949年2月1日白天，毛泽东的副手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朱德和翻译师哲到我这里，他们转告我说，昨天紧张的会谈使毛泽东非常疲惫，他感觉不舒服，请求将例会改天举行，而今天继续与周恩来继续讨论对外政策问题，晚上讨论军事问题。

    在4个小时里，周恩来阐述了中共与外国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对外关系，谈到了对外政策的原则和实践问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例外，同它们应当在平等和互相 [122] 的基础上奉行友好合作的政策。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科瓦廖夫和Е.科瓦廖夫同志。

    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在详尽通报中共的对外关系时，周恩来说，战争期间，直到1944年他们都没有对外联系。1944年美国史迪威将军派了一批美国观察员到延安，他们从1944年4月一直待到1946年3月延安沦陷之前。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由此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那时已经奉行禁止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政策。对待马歇尔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政策。例如我们拒绝参加中美调停委员会，因委员会受美国控制。此种情况下，我们要求遵守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在与马歇尔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估计到美国想控制我们的部队。我们(在1946年2月)与美国缔结了改编军队的协议，因为这对我们有利。后来协议遭到破坏，国内战争又打起来了，我们的代表处撤离了南京。此时起我们开始有力地揭露美国。虽然我们中断了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他们还不断通过那些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士想和我们建立联系。而我们也只限于听取美国人同我们建立关系的愿望。

    至于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关系问题，尽管我们受到的损失比国民党大，我们只得到其提供给中国的所有物资的2％(5万吨)，尽管我们也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物资。我们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供应的氮肥来制造弹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里有许多间谍，但也有帮助我们的人。

    此后周恩来说，与美国的军事冲突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众所周知，还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就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基地。苏军到达东北以后，日本投降了。美国开始逐步召回自己的观察员，后来从中国撤军了，可是它在军事上继续帮助国民党。在与国民党的冲突中，我们打死了一些参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美国人。第一次发生在1945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重庆谈判期间。魏德迈得知一个美国士兵被打死后，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可我们回答说不了解这回事。第二次是在天津的近郊，一队美国兵借口寻找丢失的士兵，进行间谍活动。我军向他们开火。这次事件我们立刻通过无线电广播出去了，可美国人否认这一事实。第三次发生在天津—北平的道路上，当时美国兵蓄意进入我地区。互射中一个美国兵被打死。马歇尔向我们提出了抗议。第四次是在青岛地区，在与一群间谍分子的互击中一个美国兵被击毙，另外三个被俘。美国又向我们提出抗议，后来前来同我们谈判，签署了文件，承认他方应承担责任。第五次是在去年，一架美国侦察机想送一位美国少将在解放区降落，这个少将被我们俘虏了，自1947年5月份起他一直被关在山东，他不敢承认自己是将军。美国人装作不了解这一事件。第六次与美国人冲突是在天津机场地区，美国人在那里当国民党教官。我们的游击队员破坏了机场的军事目标。之后美国人召回了自己的代表。

    总结上述事件时，周恩来说，我们不应挑衅美国人，但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我们将给予坚决的回击。我们在报刊上骂美国，因为这有助于用我们需要的精神对群众(工人、农民、学生)进行教育。

    后来周恩来说，在战后的三年中美国在中国的威信扫地。总的来说，人民仇恨美国。诚然，也有部分人，甚至是部分进步人士还害怕美国的力量。

    周恩来接着说，当我军去年占领沈阳后，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驻沈阳的外国(美国、英国和法国)领事馆暗示我们，他们不愿撤走，想与我们建立真正的关系。我们清楚，这些领事馆留下来是为了对苏联和我们搞间谍活动。我们不想在沈阳见到他们，所以在采取措施孤立他们，给他们制造一些难以忍受的条件，迫使他们撤离沈阳。今后我们将提出关于在对等基础上建立领事关系的问题。周恩来说，总之，我们要把美国攥得紧紧的，因为“我们与他们打仗，不与其他大国打”。美国破坏了我们的秩序，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孤立他们。

    关于对联合政府的承认

    此时周恩来的发言转向对未来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的外交承认问题。他先请我解释苏联大使罗申为何去广州。

    关于罗申与国民党政府同去广州的问题，我解释说，这很合乎情理，因为目前我国大使被派驻中国的政府只有一个，很自然，他要随中国政府去广州。留下部分使馆机构在南京。实质上这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没有损失，相反有益。

    后来周恩来继续谈外国大国承认未来联合政府的问题。他请求我们对承认联合政府的两个方案提出建议，根据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领导人得到的资料，美国和英国准备承认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证明之一是(按民主党派的意见)他们的大使没有离开南京，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

    第一方案

    中国共产党争取主要的外国大国立即承认新政府。这种情况下苏联要第一个承认新政府，因为根据他们的消息，美国人和英国人想在这一问题上抢在苏联的前面，目的是在中国的舆论界使其处于不利的境地。

    第二方案

    不急于争取立即承认新政府，如果外国政府声明愿意承认，我们不反对，暂时也不表示同意。这样的战略我们准备持续一年半载，以后再争取它们承认。第二方案的好处在于，新政府可以腾出手来更易于对在中国的外国机构施加压力，不必顾及外国政府对新政府为剥夺权利、追究外国公民和外国政府的行动而采取的措施的反对。同时他们想了解我们联共(布)中央的意见，苏联和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否在一年以后、在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建立，或者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马上建立。

    我答应中国同志向党中央汇报所有这些情况，中央会讨论并作出答复。

    关于处理外国资产

    在昨天的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在谈到外国企业时强调指出，对这些企业要采取谨慎态度，因为外国资本和中国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周恩来提醒说，中共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资产的决议，对这个决议当时共产国际是同意的。这个决定至今原则上仍然有效，但在执行时要采取灵活的方式。周恩来请我对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回答说，在外国资产的问题上，我们坚持对日本、法国的资产实现国有化，尽可能也包括英国的资产。至于对美国的资产应当采取谨慎的政策，要让美国知道，新政府将会考虑他们的利益。当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府掌握了中国的局势，可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时，根据形势和美国的态度再作决定。周恩来阐述了上述中共政策的预期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在新政府成立初期对外国资产不实行国有化。

    对外政策的原则

    后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论点阐明了中央的对外政策原则。

    1.奉行独立政策，也不挑衅国外大国。

    2.保护外国公民的生命、财产(暂不提他们的特许权)，除已经没收的国民党资产外，这个政策继续有效。

    3.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对现有的领事代表处和外交代表处奉行的路线是：不废除它们，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剥夺它们开展活动的权利，并就此提出令西方大国在沈阳的领事馆不能容忍的条件，以使它们撤出沈阳，并且今后不允许它们在沈阳和哈尔滨恢复活动。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尽力用铁幕把大国关闭在满洲之外，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除外。为了显示平等相待，苏联的领事机构也应该在形式上停止活动，但可以非正式地进行活动。

    4.查封所有外国人出版的报纸杂志。这意味着，苏联在天津和上海的领事馆为继续出版自己的报纸，应该在形式上声称，这些出版物是以某些民主的中国人士为首的。

    5.今后禁止国外人、传教士和记者到中国来(友好的除外)，国外的传教组织、医院、学校、文化和科学机构、援助机构必须进行登记。对它们进行控制，将其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限制国外教会的地产及其附属产业，没收它们多余的土地。国外教会学校的校长应该是中国人，教材要得到政府的赞同，宗教课应当以自愿的方式授课。把被揭露为间谍和违法的外国人遣送回去，而把情节严重的审判入狱。

    6.保留外国人在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反动分子和敌对分子除外。

    7.在中国境内禁止外国电讯社和通讯社的活动。在这一问题上，他们请求我们提示一下，应当为塔斯社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在条约的基础上或考虑到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与中国政府通讯社进行信息交流。

    8.禁止所有外国人携带武器，除外交人员外。

    9.继续在事实上孤立在北平和天津的美国武官和参赞，派自己的军官去监督他们，剥夺他们迁移和进行某些活动的权利。

    10.包围被美国人占领的青岛基地，切断它与周边地区的一切联系，不采取军事行动达到让美国人撤离的目的，对美国驻留军队和进行空降的沿海战略要点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不管怎样，如果美国人破坏秩序，或反对我军，或反对政权，就应压制他们，必要时使用武力。

    11.对所有海关实行监督，使它们完全脱离外国大国。最初，关税保持不变。废除国民党允许美国人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内港的优惠条件，规定只有经政府的许可才能进入内港。

    12.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使用无线电台。

    13.监督外国企业、银行及其会计制度，如果它们破坏法律，就追究它们的责任直到查封。

    谈到外贸，周恩来说，首先他们将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他们首先将自己的产品供应给这些国家，而多余的供应给资本主义国家。

    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他们是否想和日本进行贸易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尚未讨论过，但要认真考虑，并同我们商量。

    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哪个党负责外交部工作的问题时，周恩来肯定地说，部长一定由共产党员担任，副部长可以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非党人士。因此，周恩来说，他们在天津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各种对外政策的文件进行研究，以便外交部对今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17-24

    №16468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军事问题(1949年2月1日)

    绝密

    1949年2月1日晚，周恩来和朱德就军事问题向我通报情况，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中方还有翻译师哲参加，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伊斯兰教徒问题

    会谈一开始提出了关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和个别国民党伊斯兰教徒将军特别是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问题。

    对于我提出的是谁在对他们进行支持的问题，周恩来在回答说，这些伊斯兰教徒将军得到了蒋介石和美国的支持。美国人想向青海和甘肃省的伊斯兰教地区渗透。随着我们取得了胜利，伊斯兰教将军和他们部队的状况越来越不稳定。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中国的伊斯兰教徒是否有一些要求，周恩来回答说，伊斯兰教徒想获得自治权；他又说，如果我们给予他们自治权，谨慎对待他们的宗教，他们会与我们合作。

    周恩来着重指出，伊斯兰教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表现在伊斯兰教将军的部队的内部关系方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是伊斯兰教徒，而普通士兵则是汉族人。对伊斯兰教部队我们目前采取的政策是：先是保存，后是逐步解散。我们无论如何不准备将他们建成民族部队。这一点只能在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工作以后，才能提出来。

    对内蒙古的政策

    周恩来在讲到傅作义时说，显然他属于西北军阀集团，但他的部队里大多数是汉人，不是少数民族。为了高价将北平和平地出让给我们，现在他正和我们讨价还价。

    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的内蒙政策很容易被当地的蒙古居民接受。高岗曾受特别委托到蒙古去过，他因党组织所犯的错误，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错误在于对当地的蒙古亲王和喇嘛采取了“左”倾路线，没收了亲王上层人物的土地，至今他们手中没有大权和武装力量。可是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让亲王参加蒙古地方政府，特别是那些年轻贵族的代表，我们还了解到，甚至有些年轻亲王还参加了共产党。现在内蒙有资格成立自治区。

    国民党海军

    蒋介石的海军基地在台湾(省长陈诚手下有2万人的部队)、福州、广州。海军有271艘舰艇，都是美国送的。

    从接下来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中得知，他们对海军船只、港口和基地没有任何概念，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计划，除了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的在长江的海军以外。他们对这支舰队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进攻、横渡长江的时候，它将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没有一艘海军战舰，也没有一艘战舰转向他们一方。

    国民党部队

    接下来周恩来对各条战线的国民党部队作了一番评述。他说国民党的主力在上海—芜湖—南京战场。这里集中了约58个师，约有38万人。蒋介石尚未撤退，但已经准备由此向南，朝汉口和南昌方向逃离。这个战场的总司令是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将军。

    国民党部队的第二战场在汉口地区，由白崇禧将军率领。有32个师，近21万人归他统率。白崇禧也准备通过长江撤到南方。

    国民党部队的第三战场在西安地区，由胡宗南统率，有36个师或19万人。

    蒋介石就依靠这些部队，总共120个师或80万人。因此，如果我们投入181个师即200万人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经不起我们攻打的。

    对国民党领导人(宋子文、张治中、邵力子)的评价

    谈到宋子文，周恩来说，他在广州避风头，因为他不是军人，对我们来说不构成很大的危险。我们知道，他准备逃往美国。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位大发横财。蒋介石对他不满，因为他没有完成在南方组建6个师的任务，而我们则在海南岛建立了游击区并在那里控制了5—7个县。我们在江苏、安徽和浙江等省都有游击基地。

    在评价张治中将军时，周恩来说，他当然是蒋介石的人，但正义迫使他改变；虽然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可是他脑子非常清楚，他不能不看到新生力量的必然胜利。1927年蒋介石实行反革命政变时，他离开了蒋介石并公开声明，他不会反对共产党。日本投降之后，他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又重申了这个声明。他考虑到苏联的力量，知道苏联是不好惹的，所以一直讨好你们。在与共产党谈判时蒋介石利用了他的“亲苏”情绪。我们知道张治中急切想去兰州，其目的是在那里拼凑自己的力量，与我们联系，为自己在即将建立的联合政府中留个位子。他能否参加联合政府要看他是否肯交出自己的部队。如果交出，我们把他作为投诚我方的人员吸引过来。我们对他不抱幻想，我们知道，他是正统的国民党分子，如果他转到我们方面，可以预料，他将成为吸引不满分子的核心。应该注意，这个人千方百计想在苏联心目中造成良好的印象。

    原驻苏大使邵力子比张治中好些，但也是蒋介石的追随者。他对苏联有些了解，但总的来说，摇摆不定。

    我们与新疆民主团体没有联系。当时在新疆的共产党人都被盛世才逮捕了。现在我们派了一个不大的党员干部小组去那里工作。

    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提到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时，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统一的后勤部和军需部，我们准备进行整顿。首先从统一军事工业开始。1948年起军事工业才开始发展，且主要在东北。军火弹药工厂主要在沈阳和太原。我们现在生产炸弹、炮弹、炸药、山炮、机枪和榴霰弹。弹药最主要由沈阳的军火工厂供应。与过去几年相比，弹药生产增加了50％。有些弹药我们从北朝鲜得到。

    我们现在约有90万支步枪，5万余支轻机枪，约8万挺重机枪，约6万支自动机枪，1万多门加农炮和6000多门迫击炮。我们现在缺少山炮和高射炮，高射炮我们仅有108门。因此我们希望苏联能供应我们一定数量的日式、德式或捷式高射炮及弹药，以保卫北平、天津、沈阳和其他城市。

    人民解放军的军需申请

    周恩来说，我们感到缺少大量的反坦克炮，总共只有150门，因此请苏联供应我们一定数量的反坦克炮。坦克的情况也不佳。现有的坦克大部分都是轻型的，最重的只有15吨。在徐州战役中我们缴获了70辆坦克，大多数都受损严重。原料也缺乏，我们想从苏联进口用于生产弹药的三硝基甲苯。我们还希望苏联派遣专家，供应生产武器的设备，同时希望派遣组织军队、组建军事院校、建立后勤部门(包括军事工业方面)的顾问。

    我回答说，原则上我们同意在组织武器生产、派遣顾问等方面给予帮助，至于高射炮和反坦克炮我还不能表态，我将汇报给莫斯科进行研究。

    周恩来继续说，他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钢轨、汽油、约5000辆汽车和其他一些物资。对此我回答说，这些申请要向我们的政府提出。

    人民解放军的情报工作

    在会谈中周恩来强调说，在对军事战役的领导中，情报工作特别是无线电截听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与国民党相比，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周恩来说，我们能破译国民党，甚至美国的密码。

    关于组织军事部

    关于组织军事部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的打算是，在军事部中安排共产党员，可能军事委员会中会有部分国民党将军，这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周恩来说，所有的军事问题将在不久以后北平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上讨论。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25-30

    №34394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1949年2月2日) [123]

    绝密

    急电

    И.В.斯大林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30)

    (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

    米高扬：

    现把我们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转告给你，并把对其他问题的答复推迟到你返回莫斯科之后。请让毛泽东知晓我们的答复。

    第一，在对各种情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在对中国同志的看法进行了解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应急于成立联合政府。在组建政府之前，应当认真地在所占领的地方清除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加强自己的干部，把部队和军事装备运达人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这需要时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应当由中国同志自己决定。

    第二，中国同志通报说，中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北平是比南京更适合的首都，这对我们来说是意外的，也是令人感到高兴的。当然，从战略上来说，相比南京，北平是更适合的首都。如果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北平较适合的话，那么就应把北平作为首都。若干年后，如果形势需要的话，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我们把罗申派往广州是为了进行侦察，以便他可以经常向我们报告关于长江以南局势的情况，以及国民党上层及其美国主子的情况。这对我们和你们来说都是有益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把一些次要的人员派往了广州，因为他们对广州的局势原本就是了解的，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大使派往广州，因为他们想把这些大使派往中共的地区，当然，是作为自己的情报人员派去的。我们了解的事情就是这样。

    第四，我们欢迎中共对所有在华的国外间谍机构和领事机构，对文化、医疗、电报、广播、报纸及其他机构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政策。为此我们愿意取消苏联在华的各类似机构。

    如果能从中国同志那里得到对苏联机构的一些相应的具体的建议就好了。

    第五，关于其他问题在米高扬返回莫斯科后进行答复。

    斯大林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76

    №34395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等(1949年2月2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2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

    向您通报关于工会工作、青年和妇女工作问题。

    在会谈中，毛泽东抱怨说，在夺取大城市和大片的领土之后出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在解放区流通9种货币。必须把它们统一起来，但对这件事非常不了解，更不要说，由于缺乏纸张，来不及印制货币。

    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反对投机、怎样稳定价格，该怎样实行票证制度。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们都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我指出，拥有正确的货币体系和银行机构，对于管理经济都是重要的，并且表示，我们愿意派遣货币和银行体系方面的专家提供帮助。

    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意义、关于罢工

    我就此指出，必须关心工人的需求。工人希望新政权能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在此方面共产党应帮助工人。

    不应禁止罢工，否则中共会失去工人的信任。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意义不是由其数量决定的，而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的阶级——拥有最先进的思想，未来都取决于工人阶级，它将不断成长，在社会中的意义不断增长，而其他阶级的影响将不断减少。

    没有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反动，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毛泽东没有对此表示反对，他满意地强调说，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有的，在这里没有竞争者。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

    在城市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如果说共产党在大学生中有强烈的影响，那么国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要比共产党大。

    比如，在上海，在战胜日本之后，当共产党合法活动之后，它对50万工人中的大约20万有影响，其余工人则站在国民党一边。

    关于对工会的领导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工会工作由谁领导，毛泽东除了指出工联主席陈云之外，还指出了他的副手李立三。在这一问题上他指出，李立三在过去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有自己的派别，但现在的表现很好。托洛茨基主义者目前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说，在对工会的领导中，应当支持那些完全忠于党、同工人紧密联系的干部，不能允许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担任工会的领导。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表现良好，这一事实证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国革命现在处于高潮。

    一旦出现谁都无法保证避免的困难，托洛茨基主义者就会利用工人中的落后分子，用他们来反对共产党。现在不能让国民党在工人中取得这样的优势。

    如果共产党能够在农村基本上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那么它就更加能够，而且应该在工人中得到独有的影响，并把它们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国民党头子排除在外。

    这部分谈话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没有反驳，并且觉得，这是中共最大的弱点。

    …… [124]

    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要求共产党人转向城市，一刻也不要耽搁。

    我们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将以自己所有的威望来帮助中共，帮助他们改进对城市的政策和对工人阶级的政策。

    米高扬

    2月2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77-80

    №3439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提供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等(1949年2月2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在1949年2月2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

    斯大林同志：

    2月1日晚上，根据毛泽东的委托，周恩来和朱德用3个小时向我通报了军事问题。　　　

    我将把这些信息带回莫斯科。

    总的来说，他们的请求归结如下：

    1.我们能否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日式、德式和捷克斯洛伐克式的高射炮和炮弹，以便保卫北平、天津、沈阳和其他城市。现在他们有108门高射炮。

    2.我们能否提供一定数量的反坦克炮，他们现在共有150门反坦克炮。

    3.派遣专家并援助一些设备，以便生产武器。

    4.在商品流通中列入一些原料，其中包括用于生产弹药的三硝基甲苯。

    5.提供一些顾问来组建军队、军校，来组织后方，其中包括军事工业。

    我回答说，我们在原则上同意对武器生产的组织提供帮助，并提供顾问，关于提供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的问题无法答复，我将向莫斯科报告，进行商议。

    米高扬

    2月2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1-82

    №16469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问题(1949年2月2日)

    绝密

    1949年2月2日白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朱德向我详细通报了中国解放区的经济政策问题。

    对方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我方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任弼时把他报告的经济问题材料分为四个部分：(1)财政；(2)商业；(3)工业；(4)农业。

    一、财政

    征税

    任弼时在谈到解放区的财政状况时说，解放区有2.09亿人。纳税人是1.84亿人，其他人不纳税是因为他们住在与国民党的交界地区，或者住在刚刚解放的地区。有548万人(成年人)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占纳税人总数的3％。

    我们渡过长江以后，任弼时说，纳税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将达到600万人。在从事非生产性劳动人的人员中有400万是军人以及对其提供服务的机关的人员，有200万人是党政机关干部和其他干部。工人不包括在这个范围内，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以上所述，从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人数的比例是在3％左右。如果超过这个百分比，我们就不能弥补开支。我们觉得，人民的纳税负担还很重，但是战争的需要使我们增加了开支。

    他们认为，由于解放区的基本纳税人是农民，他们每年要从平均年收成的200公斤左右小米中拨出30公斤上交(按人头计算)。

    谈到征税问题，任弼时说，他们过去采用累进税，现今，随着土地分配的实行，正在采用级差税。在实施级差税的过程中，要估算近5年来的经济总收入和平均收成。税收按实物计算，以小米的价值为计量单位，以粮食、纺织品和牲畜(很少情况下)交税。一般来说，很少用肉来交税，因为畜牧业不发达。给士兵的肉的定量很少，每人每月500克，东北是800克，油每天2克。中国士兵的配给量实在太低，一个美国士兵的开支可以养活20个中国士兵一年。

    税款收入项目有农民税——59.50％，商业税——13.9％，企业收入——19.8％，战利品收入——8.6％。他们认为，解放区现有的税收较高，比国民党的税收稍低一点。解放区城市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的城市税收低好几成。烟草、盐、火柴等物品的间接税收开展得还不够，因为他们现在才开始抓城市经济。

    总的来说，解放区纳税人负担比国民党统治区要轻些。任弼时说东北的烟草税收是其价值的50％，而国民党统治区是80％。国民党地区盐的税收是其价值的10倍以上。

    任弼时说，近几年来他们顺利地对酒类实行了垄断，他们准备对盐和烟草也实行垄断。

    预算

    任弼时说，预算收入我们是根据小米的价值，而不是根据货币来计算的。1949年国家的所有开支是1500万吨小米，而收入是1000万吨小米，亏空500万吨小米，即亏空2.5亿美元(根据实际时价)。用小米计算的方法只在解放区，不在国民党地区实行，而且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小米被认为是较为稳定的货物。

    他们认为预算赤字的弥补可以通过下列3种来源实现(没有说明来源多少和来源种类)：

    1.增加城市的税收；

    2.发行内债(按他们的意见，内债收效不大)；

    3.借外债(他们笑着说，在美国无法借到外债，只有向社会主义国家借)。

    货币流通

    1948年发行了4次纸币。几乎每个解放区都发行了纸币。结果在华北解放区纸币发行量增加了4倍，在东北增加了25倍。因此物价飞涨，例如在东北物价提高了7倍，华东地区6倍多，西南地区8倍。

    我提出了他们如何看待国民党货币的问题，任弼时回答说，国民党地区流通两种纸币：老法币和1948年8月19日实行货币改革以来流通的金圆券。根据国民党的法令，从1949年1月1日起法币停止流通，金圆券作为合法的纸币。起先，金圆券的汇率是1美元等于4金圆券。现在金圆券大大贬值。我们储备金圆券，任弼时说，是为了在国民党地区购买我们必需的物资。

    国民党地区的价格波动得很厉害。货币改革到现在价格涨了1250倍。国民党地区发行金圆券是为了榨取人民手中的黄金，但是众所周知，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任弼时重新回到解放区的货币流通问题，他说，过去几乎所有的解放区都发行了八九种纸币，而且几乎在每个解放区，这八九种纸币又分成不同地方流通的纸币。当然，这对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48年12月通过了将解放区(除东北以外)流通的纸币兑换成解放区统一的货币——人民币的决定，这个决定已经实施。换算的方法是：山东省一个新元换算100旧元，西北地区一个新元换算2000旧元。这样换算所有旧币需要284亿新元。如果上述的预算赤字得不到弥补的话，那么新元的发行量应该是1000亿元，即新元将贬值2/3以上。他们认为，尽管解放区纸币价格下跌，但是解放区的下跌的程度比国民党地区小，人民还乐意接受。

    由于必须发行纸币，他们感到缺少大量的纸张和油墨。他们认为一年需要1万吨纸张，其中7000吨自己生产，3000吨请求苏联提供，还要苏联提供必需数量的油墨。

    二、商业

    任弼时说，他们准备没收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商业企业，虽然他们尚不清楚这些企业的数量。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企业在天津、青岛和北平，属于谁的，数量有多少不了解，但知道宋子文在天津的纺织厂有32万个纺锤。

    我问，他们是否有对官僚资本实行国有化的计划。任弼时回答说，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他们还没有资料，要没收哪些企业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大银行、大工业等)。

    谈到对外贸易时任弼时说，如果说直到前不久他们的对外贸易仅仅服务于军事需要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使对外贸易服务于恢复经济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目前解放区正在通过东北与苏联、朝鲜和香港(通过大连港和北朝鲜)进行贸易。仅仅在1947—1948年，各种货物(主要是粮食、肉类、蛋类)的出口量就达到59.8万吨，占总出口量的58.6％，而进口额是293亿东北元，64％进口货物用于军需，铁路和工业设备占8％，民用需要占28％。1948年解放区进口了3000台机器。

    任弼时说，解放区的所有出口商品首先将运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只有它们不感兴趣的商品才供给资本主义国家，调换所需的货物。他们需要进口的商品的金额很大，这些金额可以用自己的商品换取。1949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的商品要多于已经从满洲提供的如下商品：各种粮食和大米25万吨、植物油5万吨以及煤、盐、丝绸。棉花不能提供，这是由于棉花的生产急剧减少了，国内对棉花的需求很大。我们感兴趣的商品钨、锡、锑、桐油和茶叶可以在解放华南之后向我们供应，因为在现在的解放区没有这些商品。

    任弼时举山东省为例来说明1949年有些解放区准备出口的商品。1949年上半年山东省各种出口商品的总额将达到660万美元。出口品种：花生油——28％，烟草——14％，黄金——11％，其他商品是粮食、鬃、海货和淀粉。

    此后任弼时说，他们打算垄断外贸，主要的商品交易通过国家组织进行，在大的港口城市也允许进口业务通过私营企业进行，但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下。在初期他们不准备签订国家之间的商业合同，只进行部分的贸易业务或易货业务。他们请我们派遣顾问，帮助进行外贸工作，因为他们担心犯错误。

    我问，他们打算何时实行外贸垄断。任弼时回答说，很可能要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后。

    在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的原则方面，我说，应该与莫斯科六国会议上达成一致的原则相符。

    三、工业

    然后任弼时转到对中国解放区工业的评述。他说，根据约略的计算，全中国的煤蕴藏量为2650亿吨，铁矿蕴藏量40亿吨。煤和铁主要在东北、华北和西北，这些地区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东北的铁矿蕴藏量占全国的78％，山西煤的蕴藏量在占全国的51％。我们觉得，我们掌握了全国80％的煤和75％的铁。

    1948年我们在东北开采了4000吨铁矿，在华北开采了1.6万吨。 [125] 1949年我们计划在东北、华北和华东开采更多的铁矿和煤。

    我们手中掌握了77万多个纱锭，即全国纱锭的15％。我们拥有1.18万台纺织机，占全国纺机的23.9％。

    过去东北每年的铁矿开采量为200万吨，而现在是15万吨； [126] 过去煤的开采量为2600万吨，而现在是1000万吨。

    全国森林面积的3/4(33亿立方米)在东北，日本统治时期开采了600万立方米。今年准备开采350万立方米森林。

    任弼时强调指出，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很重视东北，想把它变成全国武器装备的生产基地。东北应该能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类型的武器。同时他还说，在发展东北工业的工作中他们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列举了下列几种援助方式：

    1.建立苏中经济联合体；

    2.向苏联借款；

    3.向苏联提供租让企业。

    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附近以及热河省的稀有金属如铀、锰、铜和铝等需要苏联的援助。以前被日本人夺走了1吨铀。如果苏联对这些矿物感兴趣，我们可以提出共同开采或者租让给苏联。

    任弼时强调说，开发东北工业需要业务水平较高的专家。在鞍山冶金联合厂他们只得利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说，我们请求苏联为我们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方面的专家。

    四、农业

    任弼时简要地叙述了解放区的农业状况。他说，1948年粮食种植面积是3500万公顷，收成是4120万吨，如果按农业人口1.07亿人计算，每人平均3亩(1/16公顷)地的播种面积，每亩的收成为245公斤小米。

    任弼时说，华北是主要产棉区，有1200万亩棉花地。1948年棉花种植面积为62万公顷，1949年为75万公顷，据我们平均统计，1公顷地可生产240公斤棉花。

    任弼时强调指出，棉花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作用。棉花缺少，我们只得从美国进口。例如我们一年要从美国进口到上海30万吨棉花。

    对此我说，棉花的确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大作用，但是从美国进口不合适。中国应该在棉花生产方面独立自主，做到自给自足。任弼时表示完全同意。

    任弼时说，1949年他们计划将棉花的产量增加到1.8亿公斤。

    在讲到东北的农业时，任弼时说，1949年他们计划将该地区的农业收成提高12％。

    他们设想1949年在下列各地粮食作物收成达到：华北——1185万吨，山东——610万吨，东北——1400万吨，察哈尔—热河省——260万吨，共计3430万吨， [127] 比1948年增加250万吨。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31-38

    №34397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大城市和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1949年2月3日)

    绝密

    急电

    И.В.斯大林在1949年2月3日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62)

    (关于对大城市和脱离群众的担心、关于武器弹药的请求)

    米高扬：

    请把这封电报的内容转告毛泽东。

    第一，我们非常高兴，中国同志获得了大多数农民和大学生的支持，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很少同大工业中心打交道。

    无论如何都应消除这种不足。大城市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不仅不需要害怕大城市，而且相反，应努力尽快夺取它们，并将其变为自己的堡垒。工业化是中国独立的基础，而如果没有掌握大城市和其他的工业中心，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工业化。

    根据马列主义的重要原则，若没有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共产党人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国家，并对其进行领导。需要在工厂、铁路组建工人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同情者小组。需要打开门户，接受劳动知识分子中可靠的工人和职员加入共产党。需要不通过罢工或者借助罢工帮助工人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需要颁布劳动法，并对工人的生病、伤残和年迈进行保障。工会领导人应是经受考验的共产主义者，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不抛弃共产党员的这样一些人，并将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工会应当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

    所有这些措施都将有助于你们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在制定劳动法方面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第二，无论怎样都应获得工农青年的支持，掌握妇女解放运动。在青年工作方面可以建立类似“青年爱国者联盟”的组织，在妇女运动方面可以组建“妇女民族联盟”这样的组织。

    第三，当俄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比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善于管理大城市和国家。但是，俄国共产党人在2—3年内就从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青年军官中培养出了自己的干部、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就掌握了对国家的管理。

    俄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于，苏联工业、金融、农业、铁路、管理机构中9/10的干部或者都由原来的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或者来自于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子女。我们认为，在培养中国自己的干部的工作中，我们的经验是适合你们的。需要把更多的工人、农民及其子女，把青年军官送往学校或者送往对工业、农业、运输业、金融业和大城市等进行管理的特别的学习班进行学习。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学校，需要尽快建立。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当然，最初的时候俄国专家会帮助你们管理好国家。但俄国专家只是沧海一粟。你们需要千千万万中国自己的干部。没有这样的干部就不能管理国家。你们赢得了战争的巨大胜利，但如果没有中国自己的干部，你们无疑会失去中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一些人到我们的学校学习各类专业。

    第四，我们现在没有国外生产的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希望的话，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一些俄国生产的高射炮、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武器。至于组织军事工业，我们会尽量帮助。三硝基甲苯我们可以送给你们。

    斯大林

    1949年2月3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3-84

    №34398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问题(1949年2月3日) [128]

    绝密

    И.В.斯大林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33)

    (关于南京方面把国有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从撤离区运往南方)

    米高扬：

    提请毛泽东注意如下问题：

    根据我们可靠的情报，南京方面正在把银行和其他机构中的国有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从各撤离区和城市运往南方。最好对南京方面提出一项谈判条件，无条件返还所有这些贵重物品，把其转交给人民解放民主政权。 [129]

    斯大林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5

    №3439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收悉并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电(1949年2月3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3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0830和№0833号电报的执行)

    斯大林同志：

    您的第0830和第0833号电报已经收悉并执行。关于中国同志对苏联机构的建议另行电告。

    米高扬

    1949年2月3日19时10分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6-88

    №3462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对外贸易政策等问题(1949年2月3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3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对外贸易问题、关于向苏联供应食品)

    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就对外贸易问题阐述了一些主要的原则，在另外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在第三次会谈中，受毛泽东的委托，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朱德详细阐述了他们的实际计划。

    他们谈话的主要意思可归结如下：

    1.中国所有出口商品首先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提供，只有他们不感兴趣的出口商品才向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以换取中国需要的商品。

    2.他们需要很大金额的进口商品，这些商品可以用自己的商品进行交换。

    3.今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的商品要多于已经从满洲提供的如下商品：各种粮食和大米25万吨、植物油5万吨以及煤、盐、丝绸。

    棉花不能提供，这是由于棉花的生产急剧减少了，国内对棉花的需求很大。

    我们感兴趣的商品钨、锡、锑、桐油和茶叶可以在解放华南之后向我们供应，因为解放区没有这些商品。

    4.他们打算对对外贸易进行垄断，主要的贸易活动通过国有组织进行，但也允许一些大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通过在国家监督下的一些私人组织进行。

    5.最初不打算签署国家间的贸易条约，这指的是进行单独的贸易和商品交换。

    6.他们请求我们的顾问对对外贸易进行组织。他们担心自己会犯许多错误。

    关于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原则，我说，这些原则与在苏联召开的六国会议协商的原则是吻合的。我通报了这次会议的工作情况。

    我拒绝对1949年相互供货的清单进行讨论，我说，当他们向我们转达一些具体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对其进行审议。

    米高扬

    2月3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6-88

    №16470 米高扬与刘少奇、任弼时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1949年2月3日)

    绝密

    1949年2月3日白天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和任弼时就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关于没收四大家族、帝国主义、战犯的企业及外国企业

    会谈一开始刘少奇就说，他们的经济政策首先规定要没收四大家族(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的资产和工业企业。

    我问，他们是否有关于四大家族资产总量的资料，对此刘少奇作了否定的答复。接着他说，他们还准备没收帝国主义者和战犯的部分资产。对外国企业，他们考虑实行没收和赎买政策。刘少奇强调说，对外国企业马上实行没收政策有些困难，因此需要逐步进行。他说，对于外国军工企业，例如在青岛的军工企业，或许我们会较快地没收。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说，他们想听听您的建议。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接着刘少奇说，没收的外国企业以及四大家族企业将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范围。谈到英国人管辖的开滦煤矿时，他说，煤矿一年内可以开采500万吨煤。那里约有6000名工人，今年与英国签订的开采合同到期，因此，英国人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要求帮他们协调煤矿的事，帮助他们把煤运出开滦。这说明英国企图与我们进行经济上的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有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才有可能，在我们这里没有可能。

    我问，他们是如何区别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刘少奇回答说，区别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可以包含租让企业，这些企业使用国家的原料，但出产的产品要交给国家。东北有一些私营烟草企业，由于我们实现了烟草垄断，所以全部产品就交给国家。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形式。我们将努力通过条约将外国企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如果外国人不愿出卖自己的企业，我们将按照法律采取行动。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赎买银行和全长约600多公里的昆明—海峰(Хайфонг)铁路。

    我问，是否有外国军工企业。刘少奇回答说，直接生产军火的外国企业没有，但与军事工业有间接关系的外国企业不少，特别是冶金和化工等其他企业。美国在上海的无线电台和从出口到美国的电缆都应归入军工企业。大部分外国企业都应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关于对待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

    我问，他们打算对民族买办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政策。对此刘少奇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过，但他们认为，目前对他们要谨慎些，不要过分地触动他们。以后，等到我们壮大了，我们就会向他们发起进攻。现阶段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总政策是：不赶走他们。将来我们占领了沿海的省份，我们的干部成长了，国内的总形势明朗了，我们将对民族买办资产阶级发起进攻。到那时候，我们会编制一个应予没收的企业的名单。但现在我们认为，对买办资产阶级应谨慎。

    刘少奇说，他们将以没收官僚资本为由没收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一年半以后就可以提出收归国有的问题了。

    我说，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谨慎政策是正确的。暂时不必提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国有化的事，最好习惯他们，等政权巩固了，再提出这个问题。我强调指出，政策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但是目标不变。

    刘少奇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再次强调，没收买办资产阶级资产的问题还要再考虑考虑。

    我问，哪些人属买办资产阶级。刘少奇回答说，官僚资本也属于这个范畴。

    解放区的经济成分

    刘少奇说，中国解放区的经济中含有5种经济成分：

    1.国营成分；

    2.合作社成分；

    3.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4.私营资本主义成分；

    5.具有自然性和半封建性的小商品经济。

    他们认为，小商品经济占最大的比重。合作社经济所占比例不大，但它的发展前景是远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比例也不大，但会大大发展。他们认为，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达到约10％，尽管它所占比重不大，但是，按他们意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起主导作用。他们把铁路、轮船运输、煤矿、冶金工业和银行列入国有经济。

    在对合作化进行评价的时候，刘少奇说，它带有参加者互助的性质。

    我问，有没有参加合作社人数的数据资料。刘少奇回答说，这方面的资料还没有，也没有领导合作化运动的中心机构。他说，目前合作化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他们计划召开合作社代表大会作为巩固合作化运动的首要措施。刘少奇说，我们已经制订了合作化决议草案，正在建立培训数以千计合作社干部的学校，在组建这类学校方面刘少奇请求委派有经验的苏联合作社工作人员来校讲课。

    刘少奇说，我们正在发展下列几种合作社形式：

    1.消费合作社；

    2.农业合作社(供应和销售)；

    3.手工业合作社。

    在解释初级农业合作社形式时，刘少奇说，他们指的是在土地和生产工具私有的条件下最简单的农民共同耕作联合体。

    手工业合作社有农村的供销社，也有城市的供销社。

    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

    刘少奇说，我们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比起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过渡时期要长得多。中国最复杂的问题是小生产者的问题：他们是走合作化道路，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刘少奇强调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列宁的指示：小资产阶级经济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我们认为，国内战争结束后我们应该发展经济的各个部门，只限制那些对人民没有益处的部门。因此，我们重点放在发展国营经济上面。同时我们觉得，需要支持个体生产，促使它走合作化的道路。我们也认为，根据形势的发展，鼓励有利于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有益的。官僚资本的垄断经济应该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

    我们的目的是用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时间和斗争的残酷性来看，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我们也面临着当时列宁提出的谁胜谁负的问题。

    我们估计，向我国经济领域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全面进攻需要等上10—15年，然后我们将把工商企业交到国家手中，以此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前进。

    刘少奇说，只有在农业拥有工业基础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考虑将农业纳入社会主义轨道。

    国营商业

    商业问题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有国营商业，而且它在农村地区几乎占据垄断地位，但在城市它才刚刚出现。我们对国营商业管理得不好，国营合作组织和商业组织之间出现了竞争，而国营组织、合作商业组织与私营商业企业之间出现了一些不良交易。

    我们认为，部队工作人员的供应要实行票证制，同时要调整价格，采取措施将私商挤出商业领域。

    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下建立工业基础

    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了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帮助应对我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想，这种帮助的形式可以是：

    1.传授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的经验；

    2.提供相关的书籍，派遣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

    3.向我们提供资金。

    我们认为，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应该在经济方面相互帮助。有了苏联的帮助，刘少奇说，我们会很快到达社会主义。当然，我们不要犯错误。我们很清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能恢复东北的鞍山联合企业。因此我们想预先了解苏联可能提供援助的规模，以便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考虑到这种援助。

    经济建设的错误

    在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尚未克服自发性和无计划性等重大错误。我们经济工作干部的业务水平不高也是缺点。在执行经济政策时，我们的干部把城市的商业企业分给工人，工人们将企业拆分当做商品卖掉，这样的错误不足为怪。实行土地改革时，我们有些人采取了对地主清算的错误政策，这个错误政策现在已被禁止。

    我问，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的农民占多少比例，刘少奇回答说，解放区约有50％农民得到了土地。土改后封建制度受到了破坏，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民感到，他们有自己选举出来的、信得过的政权。这个政权给农民提供农业贷款和免费教育。

    刘少奇回到1947年年底在土改中所犯错误的问题，他强调说，有些干部把中农划为富农，没收了他们多余的资产和土地。受非法伤害的富农有4％—5％，地主有1％—2％。

    刘少奇说，应该区别对待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和地主。在老解放区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资产，没收了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资产。可是还给地主和富农留下与农民同样份额的土地和资产。

    老解放区全部实行土地改革，而新解放区里只是部分地区进行土改。在老解放区周围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在今年秋季进行。在不久前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过两年进行。在新解放区目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在谈到关于城市中的经济政策的错误时，刘少奇指出了提高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资的错误政策。结果，我们要求私营企业主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就把店门关闭，工人就失业了。在纠正这一错误的过程中，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该这样处理与私营企业主的关系：既要有利于国家，又要有利于企业主。这些错误我们正在改正，但是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这些错误说明了一种危险倾向。首先，党内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尽量发展资本主义，依靠资本主义。实质上，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让步，对资本主义投降。这部分人想把中国建成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即恢复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制度。其次党内有些有“左”倾倾向的人，他们倾向于冒险地、匆忙地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倾向表现在，某些人不考虑我们的能力，制订了毫无根据的计划。结果这些倾向损害了工农联盟。刘少奇说，必须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我们请苏联为我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关于土地国有化

    对于是否考虑过土地国有化的问题，刘少奇回答说，这个问题得再考虑考虑。现在我们准许土地买卖，虽然我们清楚，如果不限制这种买卖，那就会让资本主义抬头。在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刘少奇说，我们没有触动原先的富农，这些富农从性质上讲与地主没有什么区别。这里有一种危险的趋向：由于把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并使他们有权买卖土地，这就会滋生新型的富农。

    关于币制改革

    我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准备在解放区推行币制改革。刘少奇回答说，要在他们占领全国一年之后进行，暂时他们打算使用现有的纸币。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39-46

    №16471 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1949年2月3日)

    绝密

    1949年2月3日晚上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翻译师哲也参加了。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等同志。

    关于国共谈判中外国调停的问题

    互相问候之后会谈开始。我说，我们知道，英国、美国和法国曾同意担当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他们得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外国调停。这些大国怕丢脸，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放弃了调停。因此，必须认真做好保密工作，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毛泽东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正如他所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同志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至于这种情况，他说，在得知我们的立场之前，英美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我回答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的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毛泽东再次说，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

    南斯拉夫问题

    然后，应毛泽东的请求我阐述了南斯拉夫问题。毛泽东问，南斯拉夫人是否在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不会妨碍的，因为他们已被完全孤立。各共产党无一例外都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反苏主义者。毛泽东说，铁托就是张国焘，张国焘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叛徒。

    关于亚洲国家共产党行动的协调

    随后，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协调行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对于这一问题他们还没有确定看法。他们支持与印度支那、暹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我们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比较紧密些，和其他共产党的联系较少，与日本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关系。与各共产党的所有联络工作都是通过在香港的专门人员进行的，但是工作做得较差。因此，毛泽东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应尽早成立像欧洲共产党局 [130] 那样的亚洲国家共产党局。这个问题可以在我军占领了中国南方地区，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

    毛泽东继续指出，北朝鲜、印度和中国共产党力量较强，其后力量较强的属日本共产党。在谈到日本共产党时，毛泽东说，众所周知，1946年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冈野(野坂参三)坚持错误观点，认为可以通过议会斗争来夺取政权。日共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反对这种观点。最近日本共产党的情况有所好转，虽然日本资产阶级还支持美国，但日本人民中的反美情绪高涨。

    毛泽东回到成立亚洲国家共产党局的问题，他告诉大家，据他们所知，暹罗和印度支那共产党表示赞成成立这样的机构。先由几个亚洲国家，不是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例如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菲律宾共产党的代表建立亚洲国家局比较合适。至于日本共产党，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量还不够，而且我们同日本共产党没有联系。关于日本共产党加入这个局的问题，毛泽东说，要事先与其交换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

    我说，按我党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有三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对此我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我提醒说，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暹罗和缅甸这些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会中有许多美国和英国间谍，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交往时要小心谨慎。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然后问道，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鲜的共产党进行联系，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

    后来毛泽东开始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他把党史分成四个阶段：

    1.北伐；

    2.苏维埃运动；

    3.抗日战争；

    4.战后的国内战争。

    在谈党史的第一阶段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直接影响和联共(布)的帮助下于1921年成立的。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形成的，那么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形成的时间要晚许多，即1921年。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和民主集中制的纲领。从1921年到1927年，我们和国民党合作进行了北伐。1924年前，列宁领导的苏联帮助了我们，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给了我们帮助。在这一阶段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当时我懂得不多，但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努力。虽然中国共产党英勇战斗，得到工农的支持，但是它的基础不牢固。那时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掌握了领导权，这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失败。1927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摆脱了机会主义的领导。

    我党历史的第二阶段是1927—1936年。这个阶段，我们吸收了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第一阶段(1921—1927年)党员的人数是5万人，而1928年党员的数量缩小到了1万人。党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跑到敌人阵营去了，其他人在战斗中牺牲或者脱党了。虽然当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党在政治上得到了巩固。首先要指出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党的对内对外工作都是不正确的。1930年李立三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的谴责。中国共产党相信共产国际，拥护对李立三处理的决定。反对李立三的有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1928年后周恩来和斯特拉霍夫 [131] 到过莫斯科，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开始筹备党的工作。回到中国以后，他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会上李立三路线受到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意这个决议，要求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他们的举动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受影响，况且，他们没有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讨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他们反对一切，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称刘少奇为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是工会运动的领袖，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力量，要求作组织上的撤退。1931—1934年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手里。他们甚至夺取了地下党组织和苏区的领导权，指责我(毛泽东)是机会主义者，把我当做党的右倾路线代表。

    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到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经历了17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至今只剩下三个人。其他人是在中共中央第三、第四次全会上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增补的委员中有同王明集团保持联系的非法钻进中央的博古和洛甫。

    1930—1931年这个集团发表了小册子，断言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起源于他们。后来在我们的批评下，这个集团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虽然并不彻底，但这没有影响我们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把他们选入中央委员会。

    1946年博古参加了与国民党的重庆谈判，同年4月他与叶挺和王若飞在飞机失事时遇难。洛甫现在东北。他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另外他这个人喜欢饶舌。

    关于王明，毛泽东说，至今他没有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对他采取怀柔政策，尽力以说服的方法来影响他。毛泽东说，他有资产阶级的习性。抗日战争期间他犯了特别重大的政治错误。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后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没有正确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活动。他硬说，当时我军力量很强大，但实际上还是很弱的。他夸大了党的力量，没有考虑那个时期的具体形势。抗日战争期间，王明主张将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那种地位。他坚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完成重大的政治任务，转而信任国民党，这在实际上就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独立的政治路线。1937年12月他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就召开了武汉会议，1938年3月印发了小册子，号召党脱离中央的领导。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共产国际纲领性的方针，而王明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王稼祥带来的材料对我们非常珍贵，非常有益。这些纲领性的方针有助于我们制订好自己的具体任务。

    在继续对党史的第二阶段进行描述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时他们还得跟叛徒张国焘和其他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在斗争中以及后来，苏联党的思想帮助了我们。例如，1946年斯大林就军事历史问题给拉辛上校写了一封信，指出撤退也是一种合理的斗争形式。 [132] 但是在我党历史的第二阶段，按“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看法，撤退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看来，他们犯了极大的错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贵州省)召开了与“左”倾分子斗争的会议。会议的形势非常不利，因为张国焘带6万人的军队进攻我们。我们并没慌乱，结果消灭了他们3万多人。那时才知道，张国焘是王明的好友，当在莫斯科要求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解释的时候，他避而不答。

    抗日战争前夕我们的武装力量遭受很大的损失，只剩下了3万多人。因此，王明肯定地说，这些力量和日本斗是不够的，坚持要将他们融入到国民党部队里。现在清楚了，这是一条错误路线。正是由于这3万人的骨干，后来造就了目前30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

    王明的这些错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知道，并引起了代表们极大的愤慨。代表们还知道李立三、博古和洛甫的错误，他们要求不把他们选进中央。可是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过去许多曾经犯过错误的人认识到了错误，退居第二线。党内开展了马列主义的学习，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代表大会上有许多争论——是否将王明、李立三、博古和洛甫选进中央，但是为了团结一切党的力量，还是推选了他们。

    现在李立三在搞工会工作，他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他对革命的贡献比王明大。他同刘少奇一起在上海领导过工人运动。从苏联回到中国以后，他从未讲过苏联一句坏话，现正在努力使自己不辜负对他的信任。但是，中共中央与王明之间仍有隔阂。

    后来毛泽东说，1936年中国共产党拥有4万名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入党的。目前党内已有300多万党员，中央委员44名，候补中央委员33名。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现在党的队伍里是否存在不稳定情绪，毛泽东回答说，当然，还发现有，但在党的领导层里要少一些。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47-53

    №3440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海军问题(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海军)

    斯大林同志：

    现就海军问题进行报告。

    从与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会谈可以看出，他们对海军船只、港口和基地没有任何概念，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计划，除了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的在长江的海军以外。

    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把在长江的这支舰队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对这支舰队特别感兴趣，因为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进攻、横渡长江的时候，它将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同海军没有任何联系，连一条军舰都没有，也没有机会使军舰转到共产党一边。

    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我只限于获得信息。

    米高扬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9

    №3440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等(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米高扬离开中国)

    斯大林同志：

    2月4日晚上结束了同毛泽东就所有问题进行的讨论。这些信息将另外发送给您。对中国人所提问题的答复以及您转交给我的答复可以不经过我通报给他们。2月5日之后，我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如果他没有给我们新的委托的话。

    我打算在5日离开这里，应毛泽东的请求推迟了一天。

    如果对我们没有新的指示的话，我在2月6日拂晓前到达大连。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0

    №3462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建议米高扬延长访问的期限(1949年2月4日) [133]

    绝密

    И.В.斯大林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61)

    米高扬：

    如果局势需要的话，我们建议你不要急于离开并留在毛泽东那里，至少等到2月8日。

    斯大林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1

    №3462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延长在中国的访问期限(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推迟离开)

    斯大林同志：

    收到了您的第0861号电报，我把自己离开的日期推迟到2月8日。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2

    №3440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电报的反应(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毛泽东对斯大林同志的电报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需要指出，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对从你那里得到的电报的内容都非常满意，在整个晚上进行的长时间的会谈中，他们的情绪都非常好。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3

    №3462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国外对国共的调停、关于保密问题

    在同毛泽东进行的会谈中，我向他通报说：我们得知，早些时候，英、美、法企图由自己对国共进行调停。后来，通过某种方式得知，苏联和中共反对国外进行调停，这些国家不想使自己难堪，就改变了立场，拒绝调停。

    因此，必须认真地对待保密问题，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了。

    毛泽东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正如他所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同志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

    至于这种情况，他说，在得知我们的立场之前，英美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

    我回答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的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

    关于中共中央周围的美国人、关于李敦白 [134]

    毛泽东重复说，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对此，提请您注意如下情况：在同我单独进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告诉我说，当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常驻的美国代表处，其中有情报人员和记者。在从延安迁出之后，在中共中央机关的编辑部里，有一名美国记者同他们一起工作，该记者通晓汉语，娶了一名中国妻子。

    我们从捷列宾同志那里弄清了这一事实，捷列宾确认了这名美国人，并指出他的姓氏是李敦白。

    用他的话来说，他在美国学了三年汉语，就把汉语学得这么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是不可能的。令人怀疑的是，他为什么学习汉语，他用谁的钱来到了中国。

    捷列宾同志通报说，当时他通过自己这条渠道通报了关于他的到来。

    捷列宾同志还通报说，几天前，有一名美国记者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在我们到来的几天前他去了北平和满洲地区。

    我们委托捷列宾同志对与李敦白和上述美国人有关的所有材料进行详细的查证，挑选出必要的信息，并向在莫斯科的Ф.库兹涅佐夫进行报告，因为这两名美国人很令人怀疑。

    米高扬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4-95

    №3440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国人(1949年2月4日)

    绝密

    И.В.斯大林1949年2月4日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927)

    (关于中共中央周围的美国人、关于李敦白和А.Л.斯特朗)

    米高扬：

    该电请向毛泽东通报。

    我们毫不怀疑，在中共中央机关编辑部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是一个阴险的美国间谍。我们建议立刻逮捕他，通过他来揭露美国的间谍网。

    我们非常确信，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名美国间谍。近年她多次请求到苏联来，好似是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和同情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每次都拒绝了她。事实上她早就在为美国人服务了，是他们的间谍。我们建议今后不要与她接近，不允许她到中共占领的地区。

    斯大林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6

    №3440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及派遣苏联顾问(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组建政府的准备)

    (关于从苏联派遣顾问帮助组建政府机构)

    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需要向您通报，感到这里不像对组建政府进行了准备。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成为(政府)各部的基础。这里不包括中共中央各部，它们今后会被保留下来。

    尽管组建政府的期限现在有所推迟，但目前中共方面必须着手采取一些准备措施，以便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组建一些可以成为各部基础的机构。要让被联合的各党派面临已有这样的机构和准备好的各部骨干的事实，这是必需的。

    我是这样考虑这件事情的。

    在现有的军事委员会(与我们的国防委员会毫无相同之处)之下组建一些关于国家各领域工作的部或局。

    这些部或局的领导人应该是共产党，他们应被任命为未来的部长，如果部长为其他党派的话，共产党人应为副部长。在一个月内从苏联派遣顾问为这些部门的组织提供帮助。这需要事先挑选一些共产党员，以对国家的工作进行领导，应有几个月的时间来熟悉他们的新工作，应从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挑选可靠的干部，这不必都同其他党派进行协商。但如果在联合政府组建之后再进行这项工作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他们进行协商。各部应在北平组建。

    是否要向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请指示。

    第76号电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7

    №3440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对南斯拉夫的看法(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

    斯大林同志：

    昨天，2月3日，在应毛泽东的请求同他举行的会谈中，我根据在莫斯科规定的精神阐述了南斯拉夫问题。

    毛泽东只是询问，南斯拉夫人是否在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

    我回答说，他们是不会妨碍的，因为他们已被完全孤立。各共产党无一例外都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反苏主义者。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9

    №16472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民族和对外关系问题(1949年2月4日)

    绝密

    1949年2月4日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以及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民族问题

    我转告毛泽东说，我们的中央建议中共不应通过让少数民族独立而在民族问题上炫耀自己，这样会因共产党的上台而使中国的国土缩减。应当给予少数民族自治，但不是独立。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感到高兴，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无论是谁，他也不打算让其独立。毛泽东主动问道，我们怎么看待内外蒙古的合并。我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建议。于是他问，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合并。

    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是因为，这样的合并会导致中国失去大片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合并，并加入中国。当然，如果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领导人都支持的话，这是可以的。他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两三年后，当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稳固的时候，一切都会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到时候外蒙古宣布，它脱离中国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国。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外蒙古愿意加入中国，同内蒙古合并。

    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对日胜利之后，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在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它早已尝到了独立的甜头，未必会自愿在某时放弃独立。如果有朝一日它与内蒙古合并，它将成为独立的蒙古。

    此时任弼时插话，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

    最后毛泽东大笑起来，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新疆问题

    因为毛泽东前一天通知我，他想跟我讨论新疆问题。我问他想就这一问题谈些什么。毛泽东说，隶属于乌鲁木齐政府的新疆伊犁州在进行独立运动。那里有共产党。我回答说，对伊犁州的共产党我不知道，但知道当地部族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因是中国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不考虑这些部族的民族特点，不给他们自治权，不允许发展民族文化。

    如果让新疆的部族自治，那么无疑将不会存在独立运动的土壤。我们不支持新疆部族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我们赞成与新疆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正如现在进行的，以及正如国民党政府新疆代表张治中建议的签署条约那样。

    这时毛泽东说，1945年他在重庆见到白崇禧时，白崇禧说，在伊犁州，当地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回答毛泽东说，这事我不了解，没有什么能够说的，我只知道，我们没有对这个运动提供帮助，虽然这是一场反压迫的民族运动。

    这时，毛泽东说，他们想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内蒙古已经是自治区了。

    毛泽东特别想知道，新疆的石油是多还是少。

    我说，在盛世才时期，我们开采和加工过大量石油，这被用于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因为没有交通来运出。

    关于新疆的铁路建设

    毛泽东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路，任弼时非常支持这个看法。如果发生新的战争，这条铁路对共同防御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中国毫无疑问会和苏联站在一起。假如满洲遭到袭击，这条铁路将是向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可以向多山的甘肃、陕西、河北、四川等省提供供给，为组织牢固的防御提供很大的便利。

    我说，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前途的，但费用昂贵，决定建造之前，必须事先精确计算。

    这时任弼时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它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

    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我们还没有考虑过。

    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的联系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转入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的联系问题。

    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的全面援助。我们需要两方面的顾问：经济方面的和财政方面的。

    我回答说，И.科瓦廖夫同志是苏联部长会议经济问题的特派代表，他的工作范围包括东北和华北。我补充说，他完全听从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虽然他名义上属于中长铁路的编制，但实际上他的活动遍及全中国。

    毛泽东对И.科瓦廖夫同志将听从他的指挥表示感谢。他继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迁到北平以后，我们的关系将在党和外交这两方面发展。他希望在苏联大使馆里有党务工作的顾问。

    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工作顾问时表示，希望他能更加接近中共，以便可以经常同他交换意见，虽然对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会直接与联共(布)中央联系。就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主要问题应在莫斯科解决”。

    关于驻苏大使候选人

    关于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将定期和短期派人到莫斯科，以便得到相关的建议，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作为未来的大使将在那里负责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评价王稼祥时说，过去他与王明集团一起犯过错误。1937年在莫斯科治病，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年7月他带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我们这里。这些指示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符合的，有助于我们克服错误。

    关于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强调说，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援助，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感谢联共(布)。毛泽东继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每当我们求助于苏联的时候，我们始终考虑到这一点。如果苏联无法援助我们，我们也不会有怨言。在去莫斯科前，罗荣桓问我，如何向苏联提出援助的问题，我对他说，不应把自己的处境说成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说我们希望得到你们对东北的援助。1947年起林彪经常向莫斯科提出这样和那样的援助。毛泽东说，我指示高岗，苏联援助的一切一定得偿还，除此之外，还得靠国民党地区解决某些物资缺乏的问题。中国的同志应该合理地使用苏联的援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你们对东北的军事援助占苏联对我们全部援助的1/4，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于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

    以后毛泽东把问题转到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方面。他说，中国共产党不同国民党谈判，而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现象。我们应当同政府达成协议，毛泽东强调说，而不是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因为同国民党的谈判会提高其在舆论界的威望。将来国民党将解散，假如我们现在承认它是谈判方，它必然会觊觎未来联合政府中的地位。现在我们加强宣传，目的是揭露国民党，以后解散国民党，像当年列宁召开立宪会议和解散立宪会议一样。

    毛泽东说，我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八项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谈判的基础。如果国民党员同意我们的第一项条件，我们就委托他们抓捕战犯。我们的条件中规定改编国民党军队，成立没有反动分子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法律，特别是废除关于国民党地位的法律。当然，国民党员在与我们谈判过程中会坚持要参加政府，但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都会反对。现在不会有人再保护国民党。它已不能独立成立联合政府，实际上，国民党已经陷入孤立的境地。甚至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公开反对它。这样的局势客观上有利于我们。关于个别国民党的领导人，像白崇禧，我们可以利用他来为我们的利益服务，但他的军队必须完全消灭。

    毛泽东说，许多人认为，战犯名单的公布会使我们孤立于其他政治党派之外，但我觉得，这张名单会给国民党有力的打击。面对这张名单，他们不敢联合起来，担心自己的性命。譬如说，白崇禧声明，他赞成与我们谈判，李宗仁也坚持这个立场，他准备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众所周知，傅作义向我们交出了部队。我们把他当做战犯。如果他协助我们改编这些部队，我们可以对人民说出谅解他的理由。

    关于张治中，毛泽东说，我们没有理由把他归入战犯名单，虽然他是蒋介石信赖的人。

    谈到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策略时，毛泽东赞成中断与中央政府进行的总的谈判，支持地方谈判。对待国民党要采取分散打击的办法。我们知道，原驻苏大使颜惠庆准备到北平进行和平解放上海的谈判。毛泽东说，这一切说明国民党屡次遭到失败，许多国民党地方政权已经开始独自与我们联系。例如，当傅作义与我们谈判时，北平派来了一个10人代表团，其中有市长、CC派分子何思源和立法院成员。我们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对此非常满意。

    回到张治中的立场问题，毛泽东说，有关他以及与他类似的人的问题是：该不该把他们吸收过来。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就是说他们背叛了国民党，可以吸收。譬如，如果张治中向我们交出了部队，那可以考虑吸收他进入我们的政权机关。如果邵力子转到我们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让他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工作。但是，毛泽东强调说，这些人不得人心，人民不喜欢他们。

    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

    接下来毛泽东转入关于成立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问题。参加委员会的23个组织名单尚未公布，但已与有关党派协商过。名单中有下列组织：

    1.中国共产党；

    2.人民解放军；

    3.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4.民主促进会；

    5.中国民主同盟会；

    6.救国会；

    7.第三党(工农民主党)；

    8.上海民主促进会；

    9.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0.中国民主改造协会；

    11.中国工会代表大会；

    12.中国农民联合会；

    13.中国青年组织；

    14.中国大学生联合会；

    15.全国妇女联合会；

    16.中国民主人士联合会；

    17.上海工业企业联合会；

    18.教育工作者；

    19.无党派人士代表(郭沫若)；

    20.少数民族代表；

    21.中国东南亚华侨代表(陈嘉庚等)；

    22.美国华侨代表；

    23.孙逸仙研究会。

    上述组织和团体选派3—4人参加筹备委员会，但不管代表人数多少，每个组织只有一席投票权。委员会里共产党员将有9名，共产党的支持者5名，中间分子4名，民主人士5名。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产党员占2/3席位。筹备委员会在3月初召开，准备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额和会议的日程。政治协商会议上将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共同政治纲领；二是成立联合政府。

    接着毛泽东说，在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他们在民主人士中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我们向他们公开解释我们的政策(对外政策、土地政策、对内政策等)。他们喜欢我们的坦诚。这就保证了他们对我们的支持。

    未来政权的性质

    谈到未来政权的性质毛泽东说，这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专政。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实行领导。我们说，人民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因为工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个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反对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些我们要向我们的民主人士进行解释，他们还害怕专政这个词。

    关于与外国列强的条约

    毛泽东说，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他们向这些人士解释了他们对废除蒋介石卖国条约的考虑。他们要求废除的不是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因为其中有些条约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例如：

    1.关于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

    2.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 [135]

    3.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

    关于苏中关系

    我问毛泽东，在会谈中他提到的苏中条约的爱国主义性质的根据是什么。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条约不是我签的，而是蒋介石签的。毛泽东说，我向他们解释说，苏联到旅顺港的目的是保卫自己，保卫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因为中国太弱，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能保卫自己，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

    在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时，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驻扎武装力量在旅顺港的苏联是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等中国将来强大了，能自己保卫自己免遭日本威胁的时候，苏联自己也就不需要旅顺基地了。此时，毛泽东说，有一位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声明，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港，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毛泽东说，这个妇女不懂得政治。

    最后，毛泽东强调说，他们将公开表示亲苏。他援引了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上所说的话，他们强调说，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中。我们没有中间道路。毛泽东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54-62

    №34407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外蒙古、旅顺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5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关于内外蒙古的合并

    今天，2月4日，在同毛泽东的会谈中我转告他说，我们的中央建议中共不应为了在民族问题上炫耀自己而允许少数民族独立，这样会因共产党的上台而使中国的国土缩减。应当给予少数民族自治，但不是独立。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感到高兴，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无论是谁，他也不打算让其独立。

    毛泽东主动问道，我们怎么看待内外蒙古的合并。我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建议。于是他问，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合并。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是因为，这样的合并会导致中国失去大片领土。

    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合并，并加入中国。当然，如果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领导人都支持的话，这是可以的。

    他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两三年后，当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稳固的时候，一切都会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到时候外蒙古宣布，它脱离中国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国。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外蒙古愿意加入中国，同内蒙古合并。

    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对日胜利之后，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在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它早已尝到了独立的甜头，未必会自愿在某时放弃独立。

    如果有朝一日它与内蒙古合并，它将成为独立的蒙古。此时任弼时插话，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

    最后毛泽东大笑起来，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关于新疆问题、关于独立运动、关于经过新疆的铁路的建设

    因为毛泽东前一天通知我，他想跟我讨论新疆问题。我问他想就这一问题谈些什么。

    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州在进行独立运动，它不服从乌鲁木齐政府。那里有共产党。

    我回答说，对伊犁州的共产党我不知道，但知道当地部族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因是中国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即不考虑这些部族的民族特点，不给他们自治权，不允许发展民族文化。

    如果让新疆的部族自治，那么无疑将不会存在独立运动的土壤。

    我们不支持新疆部族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我们赞成与新疆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正如现在进行的，以及正如国民党政府新疆代表张治中建议的签署条约那样。

    这时毛泽东说，1945年他在重庆见到白崇禧时，白崇禧说，在伊犁州，当地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回答毛泽东说，这事我不了解，没有什么能够说的，我只知道，我们没有对这个运动提供帮助，虽然这是一场反压迫的民族运动。

    这时，毛泽东说，他们想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内蒙古已经是自治区了。

    毛泽东特别想知道，新疆的石油是多还是少。我说，在盛世才时期，我们开采和加工过大量石油，这被用于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因为没有交通来运出。

    因此，毛泽东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路，任弼时非常支持这个看法。如果发生新的战争，这条铁路对双方的国防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中国毫无疑问会和苏联站在一起。假如满洲遭到袭击，这条铁路将是向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可以向多山的甘肃、陕西、河北、四川等省提供供给，为组织牢固的防御提供很大的便利。

    我说，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前途的，但费用昂贵，决定建造之前，必须事先精确计算。

    关于建造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

    这时任弼时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它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

    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我们还没有考虑过。

    毛泽东对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看法

    尽管在另一次联络中已经谈到过，但毛泽东对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看法同苏中关系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说，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之前，他们将开展大量的解释工作，寻求支持。他特别解释了他们对废除蒋介石卖国条约要求的理解。

    他们要求废除的不是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蒋介石政府还签订了一些爱国条约，例如：

    1.关于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

    2.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

    3.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

    我问毛泽东，在会谈中他提到的苏中条约的爱国性的根据是什么。

    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条约不是我签的，而是蒋介石签的。这也是依据。

    毛泽东继续说，我对他们解释说，苏联到旅顺港是为了保卫自己，保卫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因为中国太弱，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能保卫自己。

    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

    在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时，毛泽东回答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在旅顺港是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

    等中国足够巩固了，能够保护自己免遭日本威胁的时候，苏联也不会再需要待在旅顺港了。

    此时，毛泽东说，有一位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宣称，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在旅顺港的基地，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毛泽东说，这个妇女不懂得政治。

    米高扬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00-103

    №34408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历史、中国革命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绝密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5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中共历史的四个时期

    在几次会谈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共自建立以来的历史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讲述了党的目前状况及其领导方法。

    这些谈话的记录我将带回莫斯科。我认为，需要在电报中阐述一些要点。

    毛泽东把中共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开始成立(1921年)到1927年，当时党在成为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之后，由于右倾领导(陈独秀)而在1927年遭受了失败。当时毛泽东被认为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第二个时期是所谓的苏维埃时期，这是党在从第一次失败后恢复起来之后，再次成为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建立了苏区，以及自己的政府和红军。

    但由于在1935年之前的四年内，党的领导掌握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手中(在李立三手中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掌握在王明一派的手中)，党遭受了第二次失败，损失了9/10的苏区和9/10的党和军队，而在国统区党则被完全摧毁。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被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自1935年1月中央全体会议开始，毛泽东的看法在中央内重获支持，党开始健康发展和巩固。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央内是孤立的，另一名中央委员刘少奇(现在是他的副手)提出了和他类似的看法。

    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段时期党在内部得到了巩固，思想上成熟起来并达到了团结。

    第四个时期是反对国民党的国内战争时期，并最终走向了胜利。

    当毛泽东是少数的时候，他被开除出党，三次被撤销红军指挥官的职位，甚至有人试图逮捕他。

    尽管如此，在最后两个时期对党进行领导的时候，他也没有对犯错的人实行排挤的路线。他保留了所有领导同志的职位，尽管他们犯了错误，他尽力去说服他们，给他们机会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在不同时期同他进行过激烈争论的所有领导同志，都被保留在中央内(1945年党的七大特别有助于党的团结)。所有人都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现在忠诚地进行党的领导工作，但两个人除外。

    一个是张国焘，他背叛党并转投到了蒋介石一边(现在他进入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福摩萨 [136] 工作)。第二个人是王明，他现在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关于李立三和王明派别

    在讲述党的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异常多地提到了李立三，他原是左派(被共产国际谴责)的引路人，托洛茨基主义者，现在是工联副主席。

    在此之前我对他说过，不允许让这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工会。

    这一看法对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看出，他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想证明，李立三的左派对党危害了3个月，是对党造成了短暂危害的一个痼疾。

    掌握党的领导4年之久的王明派别的危害更大。李立三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战时和战后推行的路线都是正确的，在忠诚地工作。他被任命到工会工作，因为他有在工人中工作的经验，他很愿意离开工会参加地方工作。

    李立三当时在莫斯科遭到逮捕，但不久后被无罪释放，回到中国后，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苏联的坏话，没有隐瞒过任何错误。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

    在一次会谈中，我解释了我们中央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性质的看法，及其同俄国革命和人民民主国家革命的区别。

    他表示完全同意我们中央的看法，这非常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并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请求转达对我们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感谢，感谢斯大林同志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这一帮助和其他各种帮助。

    毛泽东说，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了工农专政的纲领，但把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套机械地照搬到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

    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里只提到没收外国资本，但我们执行的却是没收自己的民族资本的政策。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赞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赞成人民专政，因为工人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样的制度保证了对人民的民主，保证了对地主、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专政。

    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毛泽东继续说，近10年来，我们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据此，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消退，但是最完善和进步的民主，即苏维埃民主，我们暂时还不能采取。因此，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有别于苏维埃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称我们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

    我们的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革命，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切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整个政治纲领就在于此”。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许多人劝我们不要多谈、多强调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以便不吓跑知识分子。近来我们没有顾及这些，并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甚至是从沈阳到这里的自由民主党派的代表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声明，他们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接着毛泽东说，关于上述所讲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早在1940年就写过，但当时对这一表述没有展开，他近期想再次谈谈这一问题。

    他就此强调，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依据的是斯大林在1917年前后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主张。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批判南斯拉夫西米奇的指示对他来说特别珍贵。

    毛泽东多次强调，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

    毛泽东也援引了他在各个时期所写的小册子，特别是关于1936年出版的有关军事战略的小册子，关于党的任务(1939年)的小册子、关于新民主主义(1940年)的小册子和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1945年)的小册子。

    在谈到1945年所写的小册子的时候，毛泽东说，在斯大林同志给拉辛上校的信件中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攻”的指示，这使他非常高兴。毛泽东说，“我们马上把这封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

    米高扬

    2月5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04-108

    №16473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历史和目前任务(1949年2月5日)

    绝密

    1949年2月5日白天与毛泽东举行了例行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关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作用

    毛泽东说，中国是世界列强的压迫中心，自1840年以来的100年中，中国受到诸多国家的压迫，它不同于印度，那里主要是英国的压迫，也不同于印度支那，那里是法国的压迫。在此期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在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太平天国的起义以及后来的孙逸仙，都提出了把中国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标，可是当时的党派在人民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在我国取得了胜利。

    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外国资本不断地对其进行腐蚀。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都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接受过教育，他们无意中成了这些国家在中国产生影响的渠道。毛泽东说，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的思想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这就是在我国工作的两名苏联医生感到孤立的原因。他们过去和现在为我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们不能同我们的知识分子进行很多的交往。当然，他们汉语讲得不好也是一个原因。

    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

    随后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把中共中央政治局1949年1月8日的决议译成了俄文，并将通过奥尔洛夫转交给我们。毛泽东说，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近期的政治纲领。地方党组织要求对许多迫切的问题做出答复，因此我们要召开这次中共中央全会。 [137]

    我说，显然这次全会应使党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做好准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将具有转折的意义。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并说，最近一次中共中央全会是在1945年6月召开的。已经过去3年多了。现在开始进行全会召开的筹备工作。高岗、林彪、陈毅、林伯渠、薄一波都参加了关于全会问题的政治局专门会议。会议开了4天。现在他们都回去了，只留下了林伯渠一个人。林伯渠已经63岁了，当年他曾跟孙逸仙一起工作过。他到过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起的作用，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有点像已故的加里宁同志。林伯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董必武以及现在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高岗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有13人。

    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时，毛泽东把其分为4个时期：

    1.北伐；2.土地革命；3.抗日战争；4.国内战争。

    我党在这些时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毛泽东说，在所有这些历史时期，我们都特别重视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马列主义最尖锐的武器。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内还存在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这些都是国民党的思想残余。在我们军队中有时有军官殴打士兵，遇到这些情况，我们会向人们解释说，他们的行为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地方干部有时脱离群众，开展的土地改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党内坚持全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检查党员的思想修养和工作作风的目的。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使得下级可以对上级进行监督。

    我说，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说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存在，其威力就在于此。富有朝气的民主集中制是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检验的基础，对此，斯大林同志曾多次指出过。

    毛泽东说，党通过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统一。

    我指出，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从外部对党施加压力，如果在应有的高度上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如果党脱离群众，党的个别队伍就有瓦解的危险。

    毛泽东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由于近来许多大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反动派在积极活动，企图对党施加压力。他强调说，现在党的任务更加艰巨，工作范围不仅触及农村，还需顾及城市。

    党在军队中的任务

    谈到党在军队中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在国内战争中我们对我们的武装力量逐步实行民主化。我们的基层指挥人员是选举出来的，但由上级指挥机关批准。每个连有士兵委员会，军官也参加，战争需要训练有素的干部。军队是人民很好的政治学校，战后我们准备派部队干部到国民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中去工作。我们的军队基本上是农民的军队，土改时领到土地的战士是我军可靠的支柱。我们也没有忽视国民党士兵，他们作为战俘，我们在努力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改造。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原国民党士兵的大会上讲述了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怎样生活的，在我们的条件下他们又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着重讲述了新民主政权分配给他们土地，这对原国民党士兵产生了巨大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还印了各种小册子，其中提供了我解放区和国民党地区的比较材料，我们在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国民党的专横。我们在用这些方法对国民党士兵进行改造。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在军队中的民主政策让士兵甚至可以批评军官。例如，经常会发生如下情况，在战役开始之前召开基层战斗单位的会议，对即将进行的战役计划进行讨论。会上指挥官有时提出撤退计划，而战士则相反，提出进攻计划。在战士批评意见的影响下，指挥官会采纳进攻的计划。

    毛泽东继续说，我们的军队在人民中享有较高的威信。1949年2月3日，我军开进北平，几乎全城人民都出来欢迎。进驻北平的军队全副美式武器装备，这次，我们不用苏式武器，完全用美式武器装备军队，这是为了强调，蒋介石是在如何向我们提供美国装备的。人民也欢迎开进天津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一切都说明，人民支持我们，同时也反映出人民解放军的良好形象。

    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

    后来毛泽东谈到中国经济状况，他强调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他说，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作为自己的原料基地，这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指出，现在中国经济上出现对比悬殊的现象，例如大工业中心的上海与落后的农村。在苏联国家建设之初也出现过这样的悬殊，但在苏维埃政权存在期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它们。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并继续评述中国的经济状况。他说，工业在中国整个经济中占10％，东北除外，那里的工业占53％。

    利用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我强调指出，工业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只有在工业发达的情况下才能比较容易地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农村的土地改革扫除了农业发展的障碍，但没有解决国家技术和工业的发展问题。

    毛泽东同意这点，他说，在中国，向资本主义进攻的速度将比苏联慢一些。

    我说，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存在的条件下，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将比苏联工业发展来得快，因为苏联在成立初期不得不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国防，抗击外国侵略者。

    毛泽东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说，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总之，毛泽东说，中国工业的主要部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

    关于对待外国资产的态度

    我问他们有没有工业国有化的计划，毛泽东回答说这样的计划还没有。

    根据提出的问题，我阐明了我们对在中国的外国资产的态度。我说，在外国资产问题上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必须对日本、法国，尽可能包括英国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对美国的资产要采取谨慎的政策，要让美国人产生一种看法，新政府会考虑他们的利益。当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府控制了中国的局势以后，可以再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形势和美国人的表现再作决定。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

    我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按其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它应该摧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阵地。消灭地主和国民党并未解决消灭帝国主义的问题，因为前者，即地主和国民党，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爪牙。我说，在摧毁国内的外国阵地的同时，你们也因此会改善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他们当然会感到高兴。

    然后我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以及人民民主国家革命的区别阐明了我党中央的观点。

    我说，俄国革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道路对中国并不适合，因为中国的条件与俄国和欧洲的条件不同。我指出了促使欧洲国家人民民主胜利的两个因素：

    1.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勾结德国占领者，因此红军打进这些国家，资产阶级逃跑了。

    2.红军的进入并把这些国家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得共产党人更容易建立起民主制度。

    我说，在中国没有这些因素。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是靠自己内部的力量推进的，应该考虑中国和俄国的另一个不同点：俄国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俄国革命不具有反帝的性质，而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长期的，因此中国革命具有反帝的性质。

    谈到中国未来的制度，我说，它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未来的制度是没有苏维埃的人民民主。列宁在1917年2月提出过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但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没有实行过这一制度。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1917年10月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或许，在中国能实现纯粹的没有苏维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中国未来的联合政府应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

    我说，在新民主国家里，政权履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履行。这些职能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而你们没有这些职能，更适合你们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也会这样想的。

    毛泽东完全同意我党中央的意见。他说，这个意见非常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的关于革命性质的看法，并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请我转达对我们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感谢，感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帮助。

    此后毛泽东说，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了工农专政的纲领，但把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套机械地照搬到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因此，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里只提到没收外国资本，但我们执行的却是没收一切民族资本的政策。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赞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赞成人民专政，因为工人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样的制度会保证对人民的民主，保证对地主、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专政。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毛泽东继续说，近10年来，我们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其中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去了，但是最完善、最进步的民主即苏维埃民主，暂时还不能为我们所接受，所以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称我们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我们的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革命，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切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整个政治纲领都在于此”。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许多人都劝我们说，不要提及，也不要强调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以便不吓跑知识分子。近来我们没有顾及这些，并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是从沈阳到这里的自由民主党派的代表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声明，他们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接着毛泽东说，关于上述所讲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早在1940年就写过，但当时对这一表述没有展开，他近期想再次谈谈这一问题。他就此强调，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依据的是斯大林在1917年前后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主张。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批判南斯拉夫西米奇 [138] 的指示对他来说特别珍贵。毛泽东多次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

    关于提高共产党员的理论水平

    毛泽东也援引了他在各个时期所写的小册子，特别是有关军事战略(1936年)、党的任务(1939年)、新民主主义(1940年)和中国革命的根本方向(1945年)的小册子。在谈到最后一本小册子时，毛泽东说，在斯大林同志给拉辛上校的信件中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攻”的指示，这使他非常满意。毛泽东说，“我们马上把这封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毛泽东接着说，对他们而言，了解苏联对德波林和布哈林错误的哲学观点批判，对巩固党的队伍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党的心目中，这次批判把列宁和斯大林提升到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高度。对德波林哲学观点的批判有助于我们与唯心主义者的斗争。总之，毛泽东说，我们对党员教育的要求落后了，因为我们掌握一定政权之后，首先抓的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可是在这次战争期间，我们还是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此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准备。当我们组建了党校以后，其中不断出现意见分歧。我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身在中共中央机关却无法对其加以控制。中央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况我曾经特别在1940年向党和中央提出过警告，但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我清楚，要团结中央委员会必须认真处理这一问题，我们这样做了，并以此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代表大会前夕，我们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过去党内小团体和派别(陈独秀、李立三等人)的政治错误。由于这些小团体和派别的错误，我们失去了9/10的受我们控制的苏维埃地区和9/10的党员。为什么会这样？其原因是我党有些领导人动摇不定的思想作祟。后来在对待这些领导人的问题上，我们坚持了同他们进行有原则的思想斗争的政策，但在组织结论上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因为有错误言论就采用开除出党的办法，而这促进了我们最近的团结。现在党内没有争论了，虽然在前不久的土改时和城市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中央很快就纠正了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团结的出发点。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64-73

    №16474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949年2月5日)

    绝密

    1949年2月5日晚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同志。

    关于党内形势

    毛泽东继续谈论白天开始的关于党内形势问题。他再一次强调指出，在党内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期，苏维埃丧失了将近9/10的领土和党员。

    1941—1945年期间党员的觉悟大大提高了，为1945年召开团结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目前仍在执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毛泽东说，诚然，在党的队伍中还存在无纪律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但这仅仅是个别现象。总的来说，党内已经没有针锋相对的意见和相互竞争的派别。这一切为自己作为一个团结的党登上当今政治舞台做好了准备，不然，工作会很难做。知识分子不再跟我们竞争。国民党仍然在和我们竞争，但它在政治上的分量正变得越来越小。

    工人问题

    利用间歇时间，我传达了菲利波夫同志关于工人问题的电报内容。我说，不要禁止罢工，否则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工人的信任。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在于其数量，而在于工人阶级是新的阶级，是最先进思想的代表，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将不断扩大。

    关于不应禁止罢工的问题使毛泽东和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们感到困惑。

    电报建议要在工人、青年、妇女中进行工作，要培养中国干部，其内容我已向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总的来说，这些电报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传达电报内容的时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连声说是，毛泽东也说，将会执行这些建议。

    军事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此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入军事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把军事形势分成两个阶段：

    1.现阶段的国内战争。

    2.国内战争以后的防御措施。

    谈到现阶段的国内战争时毛泽东说，目前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大战役阶段可以说已经结束。现在，纯粹的军事作战逐步被和平地向国民党的大城市进行进攻所代替。他援引解放北平的和平结局作为例子说，在那里我们建议傅作义的军队投诚。毛泽东说，我们不会在南京、杭州、上海和广州进行大规模战役，但并不是说我们今后不作进攻战役的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困难。军事开支对价格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会引起通货膨胀。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从未有过这样庞大的军队，也没有打过像现在这样的大战役。当然这需要一大笔开支，这会对解放区的经济产生影响。况且现在所有力量都放在先粉碎敌人，后搞经济方面。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我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共歼灭了130万国民党精锐部队。表面上看，我们尚未完全取胜，因为只占领了中国的一半，但是事实上战争正在结束。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党的主要工作将是经济建设。要彻底消灭敌人，必须在经济方面壮大。所以现在应该对我们的计划作相当的调整，紧缩开支和稳定财政状况。我们应当以最少的牺牲结束战争，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无所事事。我们的军队应当继续进攻，夺取城市，对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不能忘记，在采取军事措施的同时，要培养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干部，解释我们的政策措施，准备解决工人问题、市场关系，对新条件下的农村工作做好准备。我们说，我们的军队不仅应该会打仗，而且也应为和平时期的工作做好准备。

    在继续陈述军事措施的时候，毛泽东说最近两三个月内我们要为满怀信心挺进华南，夺取华南广大地区和经济上有价值的地区做好准备。再过一两年我们就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应该在从北平到广州的战线上开展战斗。

    将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城市，近20年来，我们在城市居民中的工作经验很少。最近，当我军开始占领大城市的时候，在城市方面面临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我们现在有了大工业城市，(苏联)红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感谢红军，感谢它把哈尔滨和东北的其他城市归还给我们。苏军不仅帮助我们收回了城市，而且还在城市的恢复工作中向我们提供了帮助。现在我们应该开发长春、本溪、鞍山、张家口、芝罘、北平、天津等其他城市。近期在西安、上海和汉口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任务。或许，今年冬季我军就能攻克广州和桂林。

    关于李敦白和马海德

    利用间歇我讲了关于李敦白的电报内容，这份电报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记者斯特朗介绍留下的。毛泽东说，1936年起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海德的美国人住在他们那儿，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弼时补充说，马海德是经记者斯诺介绍留下的。

    我对毛泽东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美国人是美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头子，应该把他抓起来。有关李敦白的这一消息引起了惊奇的呼声：是的!是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请我通报苏联情况和国际局势。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对我通报的信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听得非常仔细。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74-77

    №16475 科贝良斯基给费德林的通知：为东北提供无线电台(1949年2月5日)

    绝密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通知您，有关全苏远东外资处远东联合公司向列宁格勒厂厂长函询为东北生产无线电台事宜已收到答复：无线电台将整套装运。

    联合公司将给东北寄去两份无线电台使用说明并附施工图。

    装配完顾后(估计在今年2月)无线电台的安装工程师将去哈尔滨。

    苏联对外贸易部东方局副局长

    科贝良斯基(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7，л.2

    №3462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对斯大林指示电的落实(1949年2月6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6日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0927号和№0862号电报的执行

    您的第0927号和第0862号电报已经收悉并执行。它们对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发来正是时候。应注意他们的如下看法。

    关于美国人李敦白和马海德

    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记者斯特朗举荐留下的。

    毛泽东说，1936年起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海德的美国人住在他们那儿，他加入了这里的共产党。任弼时补充说，马海德是经记者斯诺介绍留下的。

    我对毛泽东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美国人是美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头子，应该把他抓起来进行审问。

    美国人的这件事情使他们非常吃惊，他们的反应是，惊奇地说：是的!是的!实际上他们会怎么做，我在离开前会了解并向您报告。

    关于就工人工作、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及关于中国干部的培养工作提出建议的电报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他们都将执行。

    关于在苏联生产的高射炮上刻上日本的印记

    毛泽东问道，能否在苏联生产的高射炮上刻上日本的印记。我作了否定的答复。

    关于建设的困难

    毛泽东说，当然需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我们这里的状况是矛盾而艰难的。需要供养一支约350万人的庞大军队，需要供养国家机关，减少解放区居民的税收，而经济遭到了破坏，没有商品。

    给了农民土地，而不能提供任何商品。

    预算的赤字很大。价格不断上涨，货币在贬值，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印制货币。

    关于今后停止动员参军并削减弹药的生产

    当然，今后军队的数量将不再增加，不会进行任何的动员，不再把被俘的国民党人编入军队。也将缩减弹药的生产，因为不会再有像在沈阳、天津和徐州那么大型的战役了，尽管我们在为这样的情况做准备。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和平时期的准备

    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对其进行教育，以便通过军队来采取一些民事生活的措施，解决经济任务。

    战争事实上在结束，现在主要是尽快恢复经济，处理好城市中的工作，巩固金融，组织起对国家的管理。

    关于人民解放军在北平的阅兵

    毛泽东高兴得一时喘不过气来，开始谈论在北平的入城阅兵式，参加这次阅兵的有一支以美国武器和汽车装备精良的部队。苏式的和其他类型的汽车和武器事先从参加阅兵的部队中撤出。这次阅兵给居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关于苏联局势和国际局势的报告

    毛泽东请我做一个关于苏联局势和国际局势的报告。

    关于这件事情，在此之前他已多次坚决地请求过。我满足了他的请求，做了必要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我将在莫斯科的时候进行汇报。

    米高扬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0-112

    №34410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询问2月3日电是否转给毛泽东(1949年2月6日)

    绝密

    И.В.斯大林1949年2月6日给А.И.米高扬的电报

    米高扬：

    2月3日我们给你发送了一份有4条内容的长篇密码电报，要求你向毛泽东转达。迄今没有从你那里得到关于收到这份密码电报并将其内容转告给毛泽东的报告。

    要求马上答复。

    斯大林

    1949年2月6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3

    №1647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新政府的组成和任务(1949年2月6日)

    绝密

    1949年2月6日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和我方И.В.科瓦廖夫、Е.Ф.科瓦廖夫同志。

    关于外蒙古

    我向毛泽东传达了有关外蒙古和苏中条约电报的内容。

    我说，外蒙古的领导人赞成中国所有蒙古地区与外蒙古联合，但是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计划意味着一系列地区要脱离中国，虽说这对苏联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我继续说，我们并不认为外蒙古为了中国某个组成部分的自治会放弃自己的独立。

    毛泽东说，我们尊重外蒙古想成为主权国家的愿望，如果它不愿意与内蒙古联合，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反对。毛泽东补充说，我们不赞成大汉族主义政策。

    关于苏中条约

    关于苏中条约问题，我说，我们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缔结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勾结日本、美国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这个条约，我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的解放运动是很有利的，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继续说，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一旦对日和约签署，马上就从旅顺撤出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应立即撤军的话，苏联愿意这样做。关于中国东北铁路条约，我们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可能，我说，这个条约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我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同中国同志同志般地解决这个问题。

    把这个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评价使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非常意外，使他们坦称惊奇。之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现在，不能从辽东撤军，不能撤离旅顺基地，我们这样只会帮助美国。毛泽东说，苏联从辽东撤军这件事，他们将保守秘密，只有当他们粉碎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动员人民去没收国外资本的时候，只有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才会去重新研究这个条约。中国人民，毛泽东说，感谢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当我们壮大以后，“你们可以离开中国”，那时我们签订一个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

    随后毛泽东说，在确定中长铁路的资产归属问题上有些小问题，可以就地解决。例如，国民党部队夺走了中长铁路的部分企业，人民解放军来了以后又把这些企业归还给中长铁路。人民中有些传言，说过去国民党根据苏中条约夺走了这些企业，而人民解放军违背了条约，将这些企业交还给中长铁路。毛泽东提出，让高岗和И.В.科瓦廖夫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报告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状况

    毛泽东说，我们承认伊斯兰民族，从不赞同国民党压迫中国伊斯兰民族的政策，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让他们在中国范围内实行自治。中国共有3000万伊斯兰教徒，主要居住在宁夏、青海、甘肃和西藏，语言是汉语，文字不同，经书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个别少数民族居住在西康省，他们受到当地封建主的奴隶般的剥削。

    我们准备给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西藏人民以自治权。

    少数民族中苗族居住在贵州和云南省，中国的地方当局与他们关系紧张。1934—1935年间我军经过这些省份的时候，苗族支持我们。我们认为，苗族应该在这些省政府有代表资格。

    瑶族分散在广西和湖南，他们总是反抗汉族。

    四川省5000万人口中有一些不大的民族群体，可以组成个别的民族县。

    黎族居住在海南岛，人口大约300—400万。少数人还处在未开化阶段。

    台湾岛的600万人口中只有几十万是当地的民族。

    东北有200多万朝鲜族人。

    西藏问题很复杂。实质上西藏是英国的殖民地，只是在形式上归属中国。近来美国千方百计讨好西藏人民。

    新疆约有14个民族，300多万人。新疆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在经济上把我们和苏联连在一起。按我们的计划，我们将在1951年进驻新疆。

    毛泽东回到西藏问题上说，当我们结束国内战争，着手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以后，当西藏人民感到我们不是用侵略来威胁他们，而是平等地对待他们的时候，我们将解决这一地区未来的命运。对待西藏我们应该谨慎耐心，要考虑到那里复杂、麻烦的宗教事务以及喇嘛教的势力。

    在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方面，毛泽东说，我们要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接着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问题。他说，在中国的经济中工业占10％，有工业就意味着有民族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我们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犯错误。中国经济的其余90％是个体农民经济，它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全中国农民人数3.6亿，农户有9000万，其中67％是贫农户，解放区的农民得到了土地，他们受工人阶级领导。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不供给农民工业品，我们就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应该给农民土地，而且还要供应城市商品。最近3个月来，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开始抓城市的工作，抓工业的发展。我们毫不怀疑，苏联会在发展工业方面帮助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农村提供帮助了。

    回到中国经济中工业比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这10％里包括国家的垄断组织和私人资本，官僚资本占这10％的最大部分，公路、矿山、航运等都被官僚资本控制。

    私人资本在这10％中占的比例不大。我们对私营工业企业的政策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便不吓跑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目前不会没收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俄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便是在俄国，它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只是在过了12年之后才开始消灭富农。而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对国内的资产阶级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不怕资本家，也不会迎合他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采用孙逸仙的口号：节制资本，平均地权。

    要限制什么？

    要限制放高利贷的银行，限制不生产日用品的珠宝工厂和丝织工厂。

    应该给予矿山企业出口产品的机会，但条件是要由国家控制。市场上允许自由竞争，但不可以忽视国家的监督。例如，国家有许多粮食，它可以盘活市场为工农利益服务，这样的控制可以限制资本主义的膨胀。

    在城市和农村应该鼓励发展合作社生产，不允许私人资本和地主过分剥削工人和雇农。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获得合法的利润，但同时应该保护工人的权利。跟过去不同的是：允许资本家和工人有自己的组织，例如，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会。

    在允许资本家从自己企业中获得合法利益的同时，应该调整这些企业的发展，使它有利于国家。要发展能使国家富强的工业部门。

    毛泽东说，因此，在我们实行这样的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有别于苏联的经济，但我们也反对以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样本。我们主张加强国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成分。国有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但我们不会大喊大叫，以免吓跑一些人。国有经济将变得强大，因为政权和军队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在新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合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是半社会主义的，它建立在联合私人利益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还不能走集体农庄的道路，虽然许多人都想这样。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国家政权的结构

    在转入关于国家政权结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准备采用议会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将被击溃，其他小党在国内没有影响，因此就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出了关于政权的结构问题。它将不同于苏维埃。我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选举政府，在各级代表大会上选举村政府、区政府、县政府和省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华民主共和国 [139] 的政府。

    在各级省政府建立厅。东北将成立若干部，因为东北联合了9个省。中国将成立9个行政区，即：

    1.东北局，中心在沈阳；

    2.华北局，中心在北平；

    3.华东局，中心在南京；

    4.华中局，中心在汉口；

    5.华南局，中心在广州；

    6.西南局，中心在昆明；

    7.川康局(四川—西康)，中心在成都；

    8.西北局，中心在西安；

    9.新疆局，中心在乌鲁木齐。

    行政区不设部(除东北外)。

    我们需要这样的结构，毛泽东说，目的是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不把一切都集中在中央政府身上。这种制度的益处还在于，与民主人士相比更能提高共产党员在当地的作用。

    华北政府已经组建，并将在其基础上筹建以北平为首都的中央政府。

    在未来的政府中，看起来，共产党员和左翼民主人士将占据2/3席位。从形式上看，共产党员占的席位不太多，但实际上他们将占多数席位，因为有些席位为隐蔽起来的共产党员所占据。政府中还会有右翼党派参加，但只是少数。

    关于政府首脑

    中央政府的结构类似苏联政府。为首的是以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总理还没确定，但看来，毛泽东说，应该是周恩来。

    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给自己留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政府。

    主席团主席由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来担任。毛泽东说，她完全服从我们，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按他的意见，主席团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担任为好。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他说，孙逸仙的遗孀仍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安，虽然她接近共产党，但从来没有泄漏过从他们那里了解的共产党的秘密，尤其当时是她把共产国际的钱款转交给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说，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团的主席，人民会不理解。后来周恩来继续说，国民党对宋庆龄监视得很严，他担心她会被他们强行带走。周恩来最后说，不管怎样，如果宋庆龄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应该当总理。

    毛泽东继续说，主席团主席还有三个候选人：朱德、董必武和刘伯承(Лю Бочэн) [140] 。确定主席的问题要考虑国内外的形势。

    新形势和干部问题

    谈及最近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毛泽东着重指出，这次会议将在如下条件下召开：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进攻不能放松，蒋介石还有100万军队。现在的局势不同了，虽然还不完全明朗，但需要我们做出估计。现在的新情况是，以前我们只掌握了长江以北的土地，我们首先占据的是农村，其次是城市，一般采用包围的战略，而现在随着我们越过长江，我们不得不夺取大城市。军事行动的规模明显扩大，我们将面对的工业问题增多，即上海、南京、芜湖、汉口和其他城市的经济问题。因此干部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现在我们培养的干部有5.3万名。干部的来源是我们的军队，复员军人将被派去担任城乡的领导工作。培养干部的工作委派给了康生。如果考虑到，在上海—南京战场上我们有90万人，武汉—广州战场上也有90万人，西安战场上有30万人，这么一大批经得起战争考验、受过政治训练的战士将成为我们紧缺干部的补充力量。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

    此后毛泽东转入财政问题，他问，能否得到贷款和印刷纸币的纸张。他说他们的白银不超过500万美元，他们想在三年内得到总额为3亿美元的白银(主要用于发行硬通货)、石油、原料、设备及其他的贷款。他们想从1949年起借贷这个数额，每年1亿美元。

    谈到贷款，毛泽东说，3亿美元是我们需要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借给我们这个数目，或者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即使不借，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怨言。我们并不要求无偿援助，因为这样就是中国在剥削苏联。我们请求的是支付相应利息的贷款，这些款项中国将来能够支付。这一点对中国的工人来说很重要，他们会知道，贷款是要归还苏联的。

    毛泽东继续说，至今我们得到的武器是无偿的。但是我们清楚，生产武器需要苏联工人付出劳动，他们的劳动是应该补偿的。

    我们需要的武器清单暂时不会扩大，用于目前作战的武器已经够用。但是还得说明，我们需要3000辆汽车和汽油。对这些以及所需的其他汽车和物资我们已经拟定了请求书，但不知道价格是多少，其总价是否包括在贷款中，用什么方式来偿还贷款，我们也不清楚。如果贷款解决得顺利的话，我们将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签订有关协议。为处理贷款问题，我们还想派一个工作组到苏联了解苏联银行的工作。

    关于印刷纸币的纸张问题，我们需要1万吨纸。

    中共中央1949年2—3月的计划

    此后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1949年2—3月的计划。在这段时间要熟悉天津和北平的行政工作，对傅作义的部队进行改编，把领导机关迁往北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3月份上半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开始的谈判。尽管我们事先知道，我们提出的谈判条件，特别是关于战犯问题，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战犯名单中我们也将日本战犯列入其中。

    计划还规定，4月份上海—南京战场上90万大军转入进攻，夺取南京附近的一些城市。4月份计划夺取南京，可能此时林彪的部队将到达汉口，并占领了它。那时陈毅的部队应该占领西安。

    3月份召开妇女代表大会，4月份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关于青年运动

    毛泽东说，青年运动组织分为两个时期。首先，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然后建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其中包括各青年组织(大学生联盟、农民青年联盟等)。

    我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上次会谈时他们同意菲利波夫关于青年工作，特别是组织类似中国少年爱国者联盟的广大青年联盟的意见，而现在在他们陈述的计划中，没有这样的组织，而是几个青年联盟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类型)、马克思主义青年联盟、基督教青年联盟、大学生联盟等组成的联合会。

    在存在这样的组织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的进步青年会被孤立，其他联盟仍然掌控在资产阶级政党手里，可能成为他们的后备队。

    我问，他们是否考虑到各联盟成员的资格。毛泽东回答说，将来他们准备取消基督教青年联盟，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联合会，大学生联盟保持独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和任弼时的支持。

    我说，如何对待青年组织，他们当然看得比较清楚，但是我还是请他们好好考虑，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以便正确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建议。毛泽东和其他同志都同意这一看法。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78-88

    №16477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关于组织对东北的援助(1949年2月6日)

    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2月6日第1550pc号命令

    1.责成汽车拖拉机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石油工业局在10天之内在И.В.科瓦廖夫同志指挥下按附件内容将储备的汽车、汽车备件和器材发送到中长铁路。

    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通过全苏联联合公司全苏远东外贸处按现有的贷款供货出境方式与汽车、汽车零件和器材供货商进行结算。

    允许苏联财政部按1949年度对外贸易部根据收支平衡而规定的拨款形式支付这笔贷款。

    2.责成苏联财政部给交通部拨付去东北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费578万卢布，从1949年度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包括387.9万卢布苏联外汇，其中412.5万卢布用于购买装备。

    允许对外贸易部和国家银行在И.В.科瓦廖夫指挥下于1949年向东北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经费相当于240.1万卢布的东北元。

    3.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中国“东兴”公司签订关于以商品供货方式清偿外汇支出和苏联外汇支出的协议，全部开支由苏联机构按任务单完成情况、规定期限和货物品种进行结算。

    4.保留И.В.科瓦廖夫同志东北工作组全体人员出差期间在苏的职务以及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第5970号，1948年8月31日第12138号及1948年10月20日第15188号命令规定的权利、优惠和外汇及卢布的支付条件。

    5.允许И.В.科瓦廖夫同志根据他们去东北完成的工作量确定固定的外汇工资标准，此工资标准也适用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专家。

    6.允许И.В.科瓦廖夫同志工作组人员东北出入境手续简便，只须凭И.В.科瓦廖夫签字名单即可。

    7.责成将军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予И.В.科瓦廖夫援助，为工作组提供通信工具以及翻译、司机、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材，以保证工作组全体人员健康。

    8.责成И.В.科瓦廖夫同志在一个月之内提出各生产领域和国民经济规划方面所需要的参考书和技术文献，以保证工作组专家、顾问的业务工作。

    附件：

    И.В.科瓦廖夫同志指示发送东北的器材明细表

    EPUB/Image00095.jpg

    АПРФ，ф.3，оп.65，д.444，л.32-34

    №34405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1949年2月7日)

    绝密

    И.В.斯大林1949年2月7日给А.И.米高扬的电报

    米高扬：

    对您的第76号电报的复电。

    无疑，现在就需要组建今后各部的雏形。

    斯大林

    1949年2月7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8

    №16478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1949年2月7日)

    绝密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毛泽东请我与政治局委员们谈谈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将对中国共产党今后的经济政策计划作详细的通报和阐述。

    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听了两组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一组是刘少奇和任弼时的经济政策问题，另一组是任弼时和朱德的实际经济问题(贸易、财政)。

    然后我们在毛泽东那里与政治局其他委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必须指出，中国同志们都是根据准备好的，显然是经毛泽东同意的书面报告作汇报的，因为他们在会谈时总是看着报告，尽量不脱离书面材料。

    还要指出的是，与我们一起座谈的政治局委员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工作、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是知之不多。他们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例如，没有掌握战后国民党没收日本资产的任何材料，不了解中国最重要的外国企业是哪些，这些企业属于哪些国家，也没有关于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的活动的资料，因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对上述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没有具体计划。他们还不了解哪些企业属于官僚资本，是他们想要没收的企业，有多少企业在解放区，情况怎样。他们不清楚北平和天津的银行在解放以后都留下了什么。他们所有的经济计划只是一般指示，缺乏具体指导，甚至在他们控制下的解放区也是这样。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关于1949年的预算(只限中国的解放区)

    由于在解放区流通的货币价值下跌，价值还不确定，因此他们制定的预算不是以货币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小米来换算。根据这个预算，1949年所有的国家开支是1500万吨小米，而收入仅1000万吨小米，亏空500万吨小米。按他们的结算，赤字的数额是2.5亿美元(按实际时价)。他们说，财政赤字可以通过下列三个来源弥补，但没有说明弥补多少和通过哪个来源。

    1.增加城市的税收，因为他们认为农村中现行的税收已经很高了，虽然没有国民党的高，但也只是稍低一点。但城市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好几成。除此以外，在解放区自解放之日起一年半内没有收过税，这是为了不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

    2.发行内债，按他们的意见，收效不大。

    3.借外债，他们笑着说，不能向美国借，只有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借。

    货币流通

    1948年12月3日他们通过了决议，现正在把解放区(东北除外)流通的、已经得到不同程度贬值的货币兑换成统一的货币：山东省100旧元折算成1新元，中国西北部2000旧元折算成1新元。这样兑换所有钱币需要284亿新元。如果上述预算赤字不弥补，新币的发行量应该是1000亿元，即一年之内贬值了2/3以上。总之，他们肯定地说，尽管共产党发行的纸币贬值得较快，但贬得仍然不多，比起国民党的钱币，居民更乐意接受。

    现在感到印制纸币非常困难，这是由于缺少纸张和油墨。他们认为，一年需要1万吨纸，其中7000吨自己生产，3000吨请求苏联提供，还要苏联提供必需数量的油墨。

    经济成分

    他们认为在解放了的中国有下列经济成分：

    1.国营成分；

    2.合作社成分；

    3.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4.私人资本主义成分；

    5.带实物交换形式和半父权制交换形式的小商品成分。

    小商品经济占最大比重。合作社经济占一小部分，但它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比重也很小，但有可能增大比例。他们认为，国营经济在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将占整个经济的10％左右。他们也认为，尽管国营经济比重不大，但它起主导作用，铁路、轮船、煤矿、冶金工业和银行都属于国营经济。东北的情况不一样，整个工业占53％，而国营工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7％。

    在会谈的过程中终于弄清，他们没有具体计划，指的是他们准备掌握哪些企业、大银行、大工业等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他们没有关于私人银行和国家银行数量的资料。

    他们指的国家银行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四大银行，这些银行在全国都有分行，分行分布在哪里，交易量多少他们尚不清楚。

    经济政策执行中的错误

    在谈论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指出了自己的如下缺点：

    1.国营组织和合作社商业组织之间存在竞争。

    2.这些组织和私人商业组织存在不正当的交易。

    对于这些缺点，他们的解释是对自己的干部的培训工作做得不够。

    在夺取城市的时候也犯了错误。比如，他们将没收的商业企业交给了工人，工人们则私分了这些企业的商品，出售了它们，拆毁了房屋。

    土改时在农村也犯了错误——没收了地主和富农的资产，也没收了中农的全部资产，不给他们留下最低限量的资产。

    刘少奇说，只有在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和发展重工业之后，他们才会开始将农业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在此之前他们将仅限于在农村建立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其基础是在保留生产资料和土地个人所有的条件下共同耕作土地。

    关于没收资本

    他们认为，在最终取得军事胜利之前，应立即没收的只限于那些属于中国军阀的企业，没收所谓的官僚买办资本、为支持国民党而建造的具有军事性质的外国军事企业以及港口和铁路。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大型非军事性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认为只有在战争取得胜利，新的国家政权得到巩固以后，根据国内外的局势才可以考虑没收。

    关于对待外国企业的态度

    刘少奇问，对外国银行、煤矿，特别是属于英国的银行和煤矿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将来中国同志们打算对外国企业采取如下措施：

    1.没收；

    2.监督；

    3.赎买。

    对盐、烟草和酒将实行国家垄断。

    两种危险的倾向

    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时候，刘少奇说，在党内，甚至是在主要的共产党干部中有两种危险的倾向：

    第一种倾向，个别同志希望发展资本主义，欲将中国变为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种倾向，是“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认为已经可以马上建设社会主义，不考虑中国有无实现这个目的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没有指明这些同志的姓名，他说，党将与这些倾向作斗争。

    过渡时期

    刘少奇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过渡时期要比新民主国家更长一些。只有依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才能顺利将我国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帮助表现在三个方面：

    1.传授经验；

    2.提供文献、教材和技术情报；

    3.提供设备供应这种形式的贷款、货币贷款和实行经济互助。

    1949年2月7日毛泽东对中国经济政策做了概括，他说，中国工业只占10％，90％是个体、分散的半宗法式的经济，这些经济在解放前受到三座大山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有9000万农户，3.6亿农民，其中10％是贫农，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给农民分发了土地，但没有为他们提供急需的商品，可是这些商品我们自己也很少。

    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我们无法供给他们商品，这意味着我们会失去对他们的领导。

    苏联在向我们提供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对此我们很高兴，但只靠外来的帮助，是不能胜利的。因此，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通过工会；通过国家对商业的干预，以便降低物价；通过向工人和城市居民出售粮食、燃料和商品)和农村贫农的利益(通过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我们也应该允许私人企业得到发展。

    我们打算使用孙逸仙提出的两个口号：

    1.用控制达到节制资本；

    2.排挤危害人民的高利贷资本。

    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加强中国国内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因为我们在经济方面还不强大，还落后，我们应该利用私人资本，但不能犯急性病。

    俄国在革命前有相对发达的工业和7万多公里铁路，而我们4.7亿人口的中国只有2.6万公里铁路，因此我们的过渡时期要比苏联长，苏联在废除专制制度12年以后才创造条件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富农。

    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只有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才能得到这种援助。我们需要为期3年(1949—1952年)、每年1亿美元、总额为3亿美元的付息贷款。我们也想得到用于购买部分设备、石油和其他商品，以及用于稳定人民币所必须的白银的借贷。

    АПРФ，ф.39，оп.1，д.39，л.89-95

    №16479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新经贸合作的谈判(1949年2月7日)

    机密

    今天我和伊夫琴科 [141] 接见了中国代表，开始关于苏联和新疆的经济贸易合作的谈判。

    着手工作时，刘泽荣声明，苏方提出的建议已经及时地转交给张将军 [142] 。张将军在南京逗留期间，行政院院长孙科同意他参见谈判。刘泽荣肯定地说，中方接受苏方的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今天在座的代表团全体成员，刘泽荣说，希望讨论苏联的建议，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开始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方代表在对我们提议作补充和修正的时候，希望在协议中规定他们的权力：

    一、在苏联境内进行贸易业务；

    二、限制苏方自由选择客户；

    三、调整商品的进出口；

    四、在新疆的苏联贸易组织应服从中国法律；

    五、在股份公司中确定优先地位。

    对我们建议的修正和补充参见附注。

    我们对中方代表建议的实质提出了概括性的意见，认为应适时地声明，中方的建议离同意进行谈判的条件相差甚远。例如，他们提出要求严格限制苏联和新疆商品流转的正常发展。关于经济合作问题，中方忽视苏方关于在均等原则基础上建立股份公司的建议，这一点背离了张将军的初衷。

    在回答这一点的时候，中方代表声明，他们是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提出建议的，但他们希望在谈判过程中达成共识。

    中方代表强调说，他们将竭尽全力加快谈判过程，并建议进一步讨论双方提出的条件。　

    我们并不反对他们的这一建议，但是我们指出，中方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建议需要时间来研究。

    双方约定，下次2月10日见面时，中方代表团应准备好与外国签订协议书直接有关的中国法律的主要资料。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А.萨维利耶夫(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附件：

    中方的补充和修改

    一、贸易问题：

    在第一条中补充建议：

    “双方应遵守：

    (1)双方国家法律要求的禁止和限制。

    (2)正常发展新疆经济所必需的限制。

    (3)海关手续。”

    修改第二条和第三条，注意下列要求：

    (1)在新疆进行贸易业务的苏联外贸机构及其职员应服从中国法律和政府法令。

    (2)在新疆和苏联进行贸易业务的中方机构是：政府贸易机构、依法注册的贸易公司和商业联合企业。

    (3)双方签订贸易契约手续及其条件不应违背当地的现行法律，如果在新疆的交易发生争议，则通过中国法庭解决。

    (4)新疆的商品进出口应服务于新疆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补充第四条：“双方在关税税收方面的措施应基于互惠原则。”

    二、经济合作问题：

    在第一条中补充的新内容：

    两大股份公司应按中国法律建立。股份公司以及职工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解释“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概念，开列出苏联所指的所有金属。

    第二条，该条指明：

    (1)股份公司的活动地区范围应由双方商定。

    (2)勘查和勘查成果的研究工作应由中苏两方共同进行。

    第三条补充：

    “交给股份公司任何一方的物品和贵重物品，计入股份资本支付份额，其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这些物品和贵重物品的评价由双方共同进行。”

    对第四条做下列补充：

    (1)“正常利润”的概念要由双方确定。

    (2)收购的金属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

    (3)苏方意欲出售的部分收购石油产品，首先应提供给新疆省政府。

    第五条，修改增补：

    (1)股份公司的常务董事的职务由中方充任。

    (2)各级股份公司的职员人数由双方平均充任。

    (3)调整两大股份公司业务的规章制度应由双方制定和商讨。

    第六条，修改并用下列提法：

    (1)股份公司的业务活动期限定为20年。

    (2)双方商定在业务活动期限结束之后再处理股份公司的资产。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55，д.22，л.55-60

    №16481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2月11日)

    机密

    今天在与中国代表的谈判中涉及了经济问题。

    中国代表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这次会上没有达成一致的决议。

    中国代表特别坚持的是下列几个方面：

    一、他们要求向他们提出苏方打算勘查和开采的金属和矿物的明细表。

    二、为取得中方配合，告知他们在新疆哪些地方可以勘查和开采金属和石油。

    三、中方代表建议取消我方提出的允许苏方向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勘查开采公司采购各种产品的权利。中方代表提出，这种权力应双方共有。同时他们坚持“收购金属的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

    换言之，中方希望事先商定好，苏方和中方准备收购哪些金属，比例是多少。中方代表指的是，他们收购到的商品不仅用来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而且还可能运到中国的中部地区。

    四、中方希望我方事先同意共同确定转让股份公司的设备和物资的价格和名称。

    五、然后中方引用了目前的法律，提出由中方任命股份公司的常务董事和董事长。

    刘泽荣此时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并不违背张将军的建议，因为中方始终认为，董事长和常务董事都可参见股份公司的行政机关。

    双方交换意见以后，中方提出了新的建议。他们同意将董事长的职位让给苏方，自己保留常务董事的职位。

    六、对股份公司业务活动的期限问题进行了争论。中方代表不肯让步，根据采矿工业法，类似的股份公司活动年限不得超过20年。

    由于出现分歧，决定不再进一步讨论经济合作条件问题。中方代表允诺下次会见之前再考虑自己的建议。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А.萨维利耶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22，л.63-64

    №16483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2月15日)

    机密

    今天我们和中方代表继续就贸易的初步条件补充进行了讨论。

    中方代表在维护自己观点的同时，最终放弃了他们以前提出的一些建议，他们用下列提法表示接受初步条件：

    一、苏中双方有义务促进苏联和新疆之间贸易扩展，除两国法律明令禁止和限制外，对商品进出口不做禁止和限制。

    二、贸易业务通过苏方在新疆的商务代办处和苏联外贸机构与中方的商业机构、商业联合企业和商业公司来实现。

    三、苏联在华的商务代表处的权力和作用适用于苏联驻新疆的商务代办处。

    在新疆进行贸易业务的其他苏联外贸机构及其职员应在当地遵守中国法律和政府法令。

    四、商务代办处和苏联的外贸机构有权在新疆地区进行贸易业务。

    商品的收购和出售条件由买卖双方自由协商决定。

    在新疆贸易中发生的争议应通过第三国法庭或中国政府法庭解决，但第三国法庭应按中国法庭组织。

    五、双方应彼此履行海关手续。

    向苏联贸易机构征收的进出口关税和税收以及新疆地区的营业税不应高于、重于新疆政府贸易机构、商业联合企业、公司和商人交纳的税款。

    六、在新疆出口商品时双方应以正常发展新疆经济的利益以及新疆人民的利益为重。双方应对这类商品交换给予最大的优惠。

    七、贸易协议的期限为3年，可考虑延长。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А.萨维利耶夫(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22，л.68-69

    №164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停止活动(1949年2月16日)

    受莫斯科的委托，请向毛泽东口头转达下列事项：

    “苏联政府已向在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及满洲里的苏联领事发出了指示。

    鉴于我们与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构没有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鉴于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之前停止活动，建议您：

    1.在收到特殊指示以前，在中国解放区停止一切正式的领事活动，把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看作与此无关的个人。

    2.与当地民主政权机构非正式关系的联系，必须在相关民主政权向您提出了请求或受外交部专门委托的情况下由领事或副领事处理。

    3.负责哈尔滨、天津和其他解放区苏联刊物出版工作的中国公民，必须经过领事挑选，他们应该到当地的中国行政机构妥善地办理刊物的登记工作。实际的出版工作仍由苏联公民负责。

    4.塔斯社分社和苏联新闻局应该停止自己向中国解放区的出版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发送信息和文章。

    塔斯社分社和苏联新闻局在接受民主政权的要求时，必须与他们谈妥，来自莫斯科的苏联信息要转交给当地民主政权的相关机构，并由他们分送给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并将收集到的中国政权机构有关信息转送到莫斯科。

    5.在中国解放区的苏联新闻记者应该正式停止履行自己的职能，实际上他们只能根据来自莫斯科的课题和有关民主政权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写些通讯报道。”

    执行情况请电报告知。

    菲利波夫

    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29-130

    №16485 罗申与薛岳会谈纪要：关于调解国共冲突的前景(1949年2月20日)

    摘自Н.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4月4日

    第51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今天我对薛岳做了礼节性的访问，此人是在重庆认识的。

    会谈中，薛岳诉说了他出任广东省省长以后遇到的许多困难。由于日本侵略和国内战争，过去繁荣的广东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不多了。工业衰落，原料和粮食不足。北方流亡者大量流入和金圆券灾难性的贬值使局势变得更加严重。大家都对尽快建立和平寄予希望。

    薛岳问我怎样评估中国的和平前景，是否愿意尽快促进中国实现和平。我根据苏联政府关于大国调停的答复对他说，和平调解中国内部冲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不受外国干涉的中国内政取得和平的道路是最理想的。苏联人民欢迎中国人民尽快实现和平。

    薛岳声明，他完全同意苏方的观点。

    我问，我们的商务代办处代表如果来广东的话，是否能与当地的实业界开展贸易活动。薛岳回答说，这种可能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他本人竭诚欢迎苏联和中国南方开展贸易业务。

    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3-4

    №16486 罗申与李宗仁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治局势(1949年2月21日)

    机密

    今天，在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我应邀对他进行了第一次访问。

    李问，我在广东就职后，贵使馆在新地方有否感到不便。我感谢李的关照，说大使馆安置得还不错，就是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住房有些紧张。外交部答应解决，可是已经过了两个多星期，至今尚无结果。

    李说，他将指示外交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我问，代总统准备在广州待几天。李答，2月22日他准备飞往桂林，然后在2月23日取道长沙和汉口回南京。

    由于当地报刊刊登的关于中国政治事件的正面和反面的消息很多，以及本人暂时没有与中国政府官员接触，我慎重地请李代总统谈些实际情况。

    李代总统很高兴地表示同意，并谈了下列情况：蒋介石离任之后，政府官员中有一小部分人企图对抗和平事业，但最终他们遭到了失败。目前，政府一致要求尽快与中国共产党缔结和平协定。有关代总统和孙科之间似乎存在分歧的传闻缺乏根据。孙科同意代总统的政策，近期他将返回南京。

    李代总统坚定表示了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缔结和平协定的决心。他声称，和平调停的前景越来越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目前在北平的和平代表团的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近期邵力子可能亲自与毛泽东接触。

    李代总统坚决驳斥了蒋介石似乎还可能重返政治舞台的传闻，他也驳斥了有关广东和广西之间似乎存在着严重分歧的说法。

    谈到乌鲁木齐的谈判，我指出，有消息说，中国代表团对苏方提出的许多条款持反对意见，这会使谈判过程复杂化，时间延长。我强调指出，顺利进行谈判符合苏联、中国两国的利益。

    会谈持续了30分钟，参加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和李宗仁的私人顾问甘介侯。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文件共4份，送：维辛斯基同志、佐林同志、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9-11

    №16487 苏联外交部给中国使馆的照会：中国领事馆进行违法活动(1949年2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获悉，中华民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和中华民国驻赤塔领事以他们机关的名义呼吁中国公民离开苏联返回中国。从呼吁书中很明显地看出，这种号召不仅针对中国公民，也针对无国籍人士、中国公民家属的苏联公民以及汉族苏联公民。中国政府的领事们同时建议苏联公民将苏联护照归还给当地警察机关，要求发给他们收回苏联护照的收据。中国领事们允诺凭这些收据发给他们返回中国的护照。

    我受委托，提请中国大使馆注意，不允许中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的总领事们和中国驻赤塔的领事进行类似的违背国际法律准则的活动，并采取措施，立即让中国的正式代表们停止一切非法活动。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8，л.15

    [1] 1945年1月，苏联红军开始了解放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役。——编注

    [2] 指П.克赖诺夫在1944年12月1日《消息报》发表的文章《关于中国的局势》。——编注

    [3] 托马什·阿尔齐舍夫斯基，曾是波兰社会党“自由、平等、独立”派领导人之一，1944年秋担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编注

    [4] 萨佩格，波兰著名宗教领袖，1946年任红衣主教。——编注

    [5] 在后来(1945年7月开始)进行的中苏谈判中，双方对在蒙古问题上“维持现状”的理解并不一致。中国人认为，“现状”即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苏联人认为，“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参见№07910文件。——编注

    [6] 魏德迈1944年10月来华，继史迪威后为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兼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编注

    [7] 1898年3月，中国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给俄国，为期25年。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41—742页。——编注

    [8] 1924年5月31日，中苏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规定，中东铁路主权在中国，苏联允诺中国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资产，并将该铁路一切股票、债券移归中国。同日签订《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管理办法规定：中东铁路设10人理事会，中苏各派5人，理事长由中方选派；设5人监事会，中方2人，苏方3人，会长由中方选派；设局长1人，由苏方担任，副局长2人，中苏各1人。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34页。——编注

    [9] 即台湾。——原注

    [10]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11] 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后，于1905年9月与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将辽东半岛租借权和中东铁路南线及相关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经过长期交涉，苏联政府不顾中国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于1935年3月将中东铁路及其一段支线以1.4亿日元的价格卖给了伪满洲国，而伪满政府则将铁路委托日本人经营。参见郑长椿：《中东铁路历史编年(1895—195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277—292页。——编注

    [12] 第八十八旅，全称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又称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其主要成员是撤退到苏联远东地区的抗联残部，成立于1942年7月。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委，崔庸健任参谋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下属4个营。——编注

    [13] 原文如此，似应为847人。——译注

    [14] 那乃人，即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赫哲族人。——编注

    [15] 指伪满洲国，全书同。——编注

    [16]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译注

    [17]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译注

    [18] 报告摘录者在此处加了一个说明，认为原报告作者将Кэйдзио(汉城)错读为Хэйдзио(平壤)。

    [19] 原文为Цзинь Чэ，是中文的音译，一般俄文写作Ким Чак。——编注

    [20] 希金，时任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编注

    [21] 原文拼写为Ли Дучунь，疑俄文原档案笔误。——编注

    [22] 1945年8月14日关于旅顺、大连的中苏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规定，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口，但向苏联提供“优先权”。苏联方面凭借这一点，对大连港及其设施实行了全面控制，实际上未让中方以任何方式参与管理和使用。外国船只，尤其是中国船只顺道进入大连港必须经过苏联当局的特别批准。这就如同出租给苏联政府的旅顺海军基地一样，该港口对中国和外国船只是完全关闭的。对此，中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多次提出抗议，但均未奏效。——原注

    [23] 卜道明，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西司司长。——编注

    [24] 指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与美、英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原注

    [25] 指1945年7月中苏条约谈判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的谈话。——编注

    [26] 这里所说的三名驻延安代表是彼得·弗拉基米罗夫(化名孙平)、奥尔洛夫(化名捷列宾)和梅利尼科夫。弗拉基米罗夫1942年5月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来到延安，奥尔洛夫和梅利尼科夫作为医生和联络员于1946年1月飞抵延安。他们于1949年11月奉命回国。美国驻延安代表是指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编注

    [27] 原文如此，正式名称应为联共(布)中央，下同。——编注

    [28]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编注

    [29]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编注

    [30] 指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的一次例会。外长会议是1945年根据波茨坦会议“就和约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建立的机构。会上，在苏联代表团同其余与会者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引起分歧的问题之一是有关中国是否应参加对德和约并参与拟定对曾与德国结盟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和约问题。中国坚持参加这些活动，美、英、法支持中国，苏联反对，理由是中国并未参加对德作战。苏联政府担心在解决战后欧洲和约问题时中国与西方列强主张一致，从而使苏联处于更为孤立的境地。——原注

    [31] 指苏联军队驻东北期间苏军司令部在当地发行的一种专用纸币，根据中苏条约，中国政府有责任向居民赎回这些纸币。——原注

    [32] 此处的省略号是原文就有的。——编注

    [33] 指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各一人和马歇尔组成的委员会。——编注

    [34]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1935—1955年为英国工党领袖，1945年7月至1951年10月曾出任首相，组织工党政府。——编注

    [35] 为了调整与苏联的关系，1944年9月蒋介石将盛世才调离新疆，让他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编注

    [36]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与中共联系时经常使用的化名。——编注

    [37] 原文如此，应为1945年10月。——编注

    [38] “刮胡子”，原文“сбрить усы”。俄文没有这种说法，估计是文件作者直接引用发言者的用语或手势，即“刮脸”——替他感到害臊。——编注

    [39] 原文如此。Т.В.宋指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编注

    [40] 原文如此。——原注

    [41] 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联共(布)中央(1952年10月以后改称苏共中央)成立了专门负责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机构，其名称及分工变化比较复杂，据查，基本情况如下：1943—1957年，称联共(布)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ЦК ВКП(б))和苏共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全面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在此期间，其名称又有变化，1943年6月13日至1945年12月29日称联共(布)中央国际政策部(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 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ЦК ВКП(б))，1945年12月29日至1948年7月10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Отдел внешнейполитикиЦКВКП(б))，1948年7月10日至1949年3月12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сношений ЦК ВКП(б))，1949年3月12日至1952年10月13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ВКП(б))，1952年10月13日至1952年10月27日称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1952年10月27日至1953年3月19日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1953年3月19日至1957年2月21日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сино с транным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партиями)。1957年2月以后该部一分为二，负责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系的称苏共中央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1988年10月改成苏共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而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系的称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и рабочими партиям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简称苏共中央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又称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оцстранам)，苏共中央第二国际部(2ой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ОтделЦККПСС)。

    [42]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均以删节号标示。——译注

    [43] 田友是藤田实彦的别名，曾任关东军第一二五师团的参谋长，又称“大胡子参谋长”。——编注

    [44] 今丹东，下同。——编注

    [45]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6] 华莱士(Henry Wallace)，时任美国副总统。——编注

    [47] Н.П.斯达汉诺夫，时任苏联内务部边防总局局长。——编注

    [48]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缺行或字迹不清，无法译出，均以省略号表示。——译注

    [49] 捷列宾，А.Я.奥尔洛夫的化名，联共(布)中央派往延安的医生和联络员。——编注

    [50] Ф.库兹涅佐夫，时任苏军情报部部长。——编注

    [51] 原文到此结束。——编注

    [52] 1947年7月10日，该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获得批准。——原注

    [53]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草案。——编注

    [54] 在这段话的旁边，斯大林在阅读时加有双重竖线。——原注

    [55] 此件为溥仪呈交苏联内务部的中文原文复制件。——编注

    [56] 原文如此，现在通常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同。——编注

    [57] 兹韦列夫，时任苏联财政部长。——编注

    [58] 奇斯佳科夫，时任苏联外交部经济司副司长。——编注

    [59]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60] 云泽，即乌兰夫。——编注

    [61] 原文是Манхой，按照文意应是指上海(Шанхай)，这里疑为俄文打字错误。——编注

    [62] 《科利尔》(Collier’s Weekly)，美国人彼得·科利尔于1888年创办的周刊，以调查性新闻报道为主。——编注

    [63]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64] 卡尔金，时任中长铁路副董事长。——编注

    [65] 原文Вэй Юцин，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66] 原文Чэнь Пиюань，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67] 原文如此。李井泉时任晋绥野战军政委、晋绥军区政委。——编注

    [68] 原文Лоян，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69] 原文Цзяцзянь，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70] 原文如此，似应为“注I”。——编注

    [71] 原文如此，似应为“注J”。——编注

    [72] 斯达汉诺夫，时任苏联内务部边防司令。——编注

    [73] 该电报尚未公布。——原注

    [74] 所谓辽东半岛协议区，指旅大地区，即苏联根据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实际占领和管理的地区。——编注

    [75] 俄文原件即缺第八条。——译注

    [76] 戈伦斯基，时任苏联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编注

    [77] 在档案库中未发现该草案。——原注

    [78] 在公布的档案库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79] 潍县，今潍坊。——编注

    [80] 参见以下№16397文件。——编注

    [81] 科瓦廖夫，时任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编注

    [82] 缅希科夫，时任苏联外贸部部长。——编注

    [83]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84] 档案收集者在档案馆没有找到林彪的中文信件。——编注

    [85] 参见以上№08998文件。——编注

    [86] 赫鲁廖夫，时任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编注

    [87] 鲁尔，德国的重要工业区。——编注

    [88]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89] 在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些附录。——原注

    [90] 参见以上№20269文件。——编注

    [91]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92]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93] 原文如此，这里应该是指中共中央东北局。——编注

    [94] 什特科夫，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编注

    [95] 参见以下№09004文件。——编注

    [96] 在档案中没有发现该信函。——原注

    [97]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本。——编注

    [99] 垧，中国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各地不同，东北地区1垧一般合1公顷(15市亩)。——编注

    [100] 原件此处一词字迹潦草，难以辨认。——编注

    [101] 托卡尔，时任印度驻华大使馆武官。——编注

    [102] 参见以上№16424文件。——编注

    [103] 原文如此，人数疑有误。——编注

    [104] 中方在照会中提出了重建中苏航空公司的问题。——编注

    [105] 即以上№16441文件。——编注

    [106] 西弗，刘少奇的化名；库图兹，朱德的化名。——编注

    [107] 参见以上№16441文件。——编注

    [108] 毛泽东在1949年1月1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编注

    [109]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反应，可参考如下事实：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编注

    [110] 原文如此。——编注

    [111] 斯大林在空白处手写加上了“适宜的”。——原注

    [112] 空白处原来的词被删去，斯大林手写加上了“爱好和平”。——原注

    [113] 在此处有斯大林手写的补充：“通过双方直接谈判，通过中国自己内部的力量。”——原注

    [114]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的时间是根据内容推断的。——原注

    [115] 在西柏坡访问期间，为了保密，米高扬与斯大林的往来电报使用的都是代名，菲利波夫代表斯大林，安德烈耶夫代表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访问西柏坡的报告(中译文见本档案集第九卷)中，附上了这些往来电报，其中的称呼和署名均已恢复。本卷所有关于西柏坡访问期间米高扬与斯大林之间的往来电报都是按照这些附件翻译的。——编注

    [116] И.科瓦廖夫，1948年被派到东北帮助修复长春铁路，后任驻华苏联经济顾问组组长，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编注

    [117] Е.科瓦廖夫，米高扬访华时的随身译员。——编注

    [118]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见文件№34390。——编注

    [119] 原文如此。这里显然是指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执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编注

    [120] 原文如此，即台湾，下同。——编注

    [121] 1949年1月苏、保、匈、波、罗、捷六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为了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必须设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编注

    [122]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独立”，见文件№34392。——编注

    [123]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124] 收集的档案中缺页——编注

    [125] 原文如此。——编注

    [126] 原文如此。——编注

    [127] 原文如此。——编注

    [128]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129] 原文如此。——编注

    [130] 指1947年9月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编注

    [131] 斯特拉霍夫是瞿秋白的笔名。——编注

    [132] 1946年2月23日斯大林给拉辛的信，见《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5—461页。——编注

    [133]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134] 这里的俄文是Ритенберге，即美国记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李敦白早期加入美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后期来到中国，1946年10月到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在新华社工作。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不久，李敦白便被逮捕关押，直到1955年才被释放，恢复工作。——编注

    [135] 这里指的是九国条约，即1922年2月6日巴黎和会参与国签署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主要内容有：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各国不得在中国谋取特殊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之权利，不得鼓励损害友邦安全的举动；除中国外，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专利或优越权。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关税自主、取消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均遭列强拒绝。条约的实质是确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从而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使中国再次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编注

    [136] 原文如此。——编注

    [137] 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13日在西柏坡召开。——编注

    [138] 西米奇，时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编注

    [139] 此处档案原文为Китай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编注

    [140] 原文如此，疑为笔误，应是林伯渠。——编注

    [141] 伊夫琴科，时任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商务代表。——编注

    [142] 即张治中。——编注

    1949年

    №16488 阿尔扎尼科夫与刘泽荣 [1] 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3月5日)

    机密

    相互寒暄之后刘泽荣先生说，中方想就上次会谈(指1949年2月22日举行的会谈)中没有准备好回答的几个经济问题向苏方做出答复。

    刘泽荣声明说：

    一、对苏方建议的第四条，中方提出两种说法供讨论：

    1.中方同意苏方第四条的提法，但须将“为了新疆内部需要”改为“为了中方内部需要”。

    2.缔约双方有权按成本加正常利润(确定为______％)收购这两个公司50％的产品。

    苏方向上述两公司收购的产品份额，可自己斟酌卖给新疆或运到苏联，两公司另一半份额的产品，如果缔约一方有意出售，这部分产品首先应该卖给缔约方。同时，缔约双方不得将上述公司购买的商品卖给第三国。

    二、关于第五条。中方提出建议供讨论：“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勘探开采公司的董事长由苏方任命，而副董事则由中方任命。”

    公司的常务董事由公司董事会决定从中国公民中产生，常务副董事长从苏联公民中产生。

    总稽核由苏方任命，副总稽核由中方任命。

    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在石油勘探开采公司中担任的职位与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勘探开采公司相互调换。

    每个股份公司中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各类职员的比例相同。

    如果处长、科长或组长是中国公民，副处长、副科长或副组长由苏联公民担任，或相反。

    三、对于第六条，刘泽荣说，我们的建议是，中方同意上述两公司的业务活动期限确定为25年，如果缔约双方同意的话，期限还可再延长25年。

    四、刘泽荣说，中方希望，在协议中附带说明一下，“本协议中遗漏之处，公司将按中华民国的相关法规行事”。

    五、接着中方想对第三条作些补充：“如果一方的全额款项少于另一方的全额款项，则这部分差额以货币缴款方式补偿。”

    六、刘泽荣先生请苏方说明一下，怎样理解“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最后刘泽荣说，中方1946年建议建立一个股份公司，现在我们谈的是组建两个公司，因此，中方要求根据两个公司完全均等的原则。

    听完中方上述答复，伊夫琴科同志声明，中方新的提法与旧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原则上背离了双方商定的谈判基础。因此我们希望中方提出的建议不要在原则上背离已商定好的基础。刘泽荣说，他们再考虑考虑自己的观点。

    参加会谈的有萨维利耶夫、伊夫琴科、阿尔扎尼科夫。

    苏联代表团成员

    阿尔扎尼科夫(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22，л.105-107

    №16489 科瓦廖夫致莫洛托夫电：中共要求与香港通商并统一货币(1949年3月13日)

    苏联部长会议情报委员会

    第52829号密码电报

    绝密

    莫洛托夫同志：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提出了两个问题：

    1.中国同志能否与香港资本家进行贸易，资本家同意在短期内供应必需的商品，以调换5万吨粮食。

    陈云同志补充说，向香港出售粮食不会减少条约上规定的给苏联的粮食供应量，在香港采购的是苏联不供应的商品(橡胶制品、点焊条、铜网、青霉素、链霉素、鞣料和人造革)。

    2.又提出关于在全东北和大连实行统一货币的问题。同时他补充说，为维持中国人在大连开办的企业工人和行政人员的生活，除了煤、粮供应以外，每年还要补付10万两黄金(5000公斤黄金)。我对这些问题的说法和想法都持不同的意见。

    盼指示。

    科瓦廖夫

    1949年3月1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布尔加宁同志、柯西金同志、维辛斯基同志、缅希科夫同志、档案室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 2

    №16490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报告：向东北派遣铁路干部等(1949年3月15日)

    机密

    维辛斯基同志：

    接卡尔金和桑科夫同志(中长铁路董事会苏方代表)的来信，信中介绍了中长铁路中苏公司苏方保证为开展正常工作做好一切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中长铁路中苏公司苏方目前对中长铁路正常开展工作还没有做好准备，同时，也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认真考虑过。如果我们决定共同经营中长铁路，我们无法立即派出相应的干部(中长铁路公司董事会董事，监察委员会成员，铁路和地方机关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去东北。由于培养干部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抓紧时间。为此，应责成苏联有关各部拨出一定数量的干部。

    派去东北的干部在政治上和技术方面都应该有素养，有汉语基础，了解该国的情况。因此，他们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此外，在为中长铁路培养干部的高等交通院校里要开设一些中文基础课和国情课，在东方学学院里建立一些与交通运输业有关的学习小组。

    为了激励苏联公民在东北努力工作，必须对派去中长铁路工作的所有人员创造一些优惠条件，在东北为他们的孩子开办使用苏联学校教学大纲的铁路学校。

    至于中长铁路董事会、监察委员会苏方的工作，我认为必须归苏联交通部领导。卡尔金认为中长铁路应该由苏联境外物资管理局管理，但我觉得不妥当。苏联境外物资管理局没有铁路干部，也没有中长铁路所需要的物资和设备，而仅仅是中长铁路公司董事会苏方和苏联交通部之间的一个转发各方建议的机构。苏联交通部应该加强对中长铁路公司董事会和监察委员会苏方工作的领导。为此必须在苏联交通部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有中央管理权的独立的局。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2]

    盼指示。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62，л.2-3

    №1661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共当前的工作安排(1949年3月18日)

    致扎哈罗夫同志：

    转上毛泽东给菲利波夫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安德烈耶夫②同志走后， [3] 收到您的几次复件。这些邮件我早在2月初就已收到。我们将按照您的意思办。

    在今年年内，我们还不能制订货币的改革计划，所以今年可能不会使用你们的白银。

    向你们派出代表团的时间，大概要在我们开完政治协商会议和组成联合政府之后，会议大概在今年6—7月份间召开，也在攻下南京以后。

    7月以前，由于任弼时同志工作繁忙，无法脱身，所以向你们派出的代表团的时间大概要到7月或8月。

    王稼祥同志已从东北来到中央。我们想让他在一段时间内熟悉中国总的形势，然后派他和任弼时去你们那儿，王稼祥将常驻莫斯科。

    不久以前，我们集中力量召开了二中全会。全会开了8天，认真地检查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出席全会的有来自各地的34位中央委员和19位中央候补委员(有20位委员和候补委员因工作繁忙而缺席)。现在委员们均已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全会仍在安德烈耶夫到过的那个村子里召开的。

    我们打算几天后迁去北平。

    我们决定4月初在北平同南京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

    我们决定用210万正规军分三批进攻。

    第一批——陈毅和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共90万人。4月1日前必须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估计在4月10日在芜湖—南京—镇江一带渡过长江，向这一线屡次进攻，向这地区以南的国民党60个师(蒋介石的嫡系)进攻，以占领南京。

    第二批——林彪的部队，90万人。

    由于林彪的部队要改编傅作义的和国民党的20万军队，部队要在4月中旬才能离开北平附近的驻地开赴前线。

    到6月初部队才能在汉口以西的地区分散驻防。但其中12万人在2月底已经开拔。到4月底他们就可能到达汉口以北，支援我军在当地的10万部队。这对于牵制白崇禧的军队已经足够了。白崇禧是不敢调动他的军队去支援南京的。

    我们决定采取联合白崇禧反对蒋介石的方针。

    这有可能获得成功。

    第三批——30万人，由彭德怀统率。这支部队进攻西安。由于2万多人要用来首先攻打太原，然后即使不经过休整，进攻西安的计划也不得不推迟到6月或7月。

    参加4月20日巴黎代表大会的民间组织代表团正在组织。

    毛泽东

    3月18日”

    捷列宾

    3月18日

    第241号

    РГАСПИ，ф.538，оп.1，д.331，л.5-7

    №20261 费德林和布耶夫致维辛斯基函：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3月18日)

    维辛斯基同志：

    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向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提出请求，希望对《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草案提出意见，该条例作为这个问题的统一行政法规将予公布，以保障外国人的安全。

    草案的基本条款如下：……(阐述基本条款的内容——А.А. [4] )

    我们认为基本上可以同意草案。对草案的个别意见，我们在给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的信稿中作了阐述。根据葛罗米柯的指示，我们把这个草案送您，请予审核。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Н.费德林

    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司副司长

    М.布耶夫

    1949年3月18日

    手写批注：

    要有各条例的内容，否则无法审核修改意见。

    А.维辛斯基

    3月2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4，д.97，л.4-5

    №16491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东北地区货币统一问题(1949年3月22日)

    机密

    1949年3月13日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电报，介绍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会谈的情况。在讨论恢复工业和生产武器问题时，陈云提出，希望在东北和辽东半岛协议区 [5] 实行统一货币。

    苏联财政部认为陈云提出的意见为时过早，因为：

    过去三年以来东北的民主政权在恢复工业和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由于战事的关系，尽管取得了这些成绩，东北的财政和货币流通仍处于混乱状态。仅1948年货币贬值就达到了很大数额。这一点可用最低生活费的增长来说明，1948年1月最低生活费是34万元，到1949年1月达到663万元，几乎增加近20倍，也可用美元在这段时间里从8000元到15万元的行市比价增长来说明。

    1949年2月1日由苏联国家银行规定的用来支付东北苏方工作人员工资的卢布和元的比价为100元=1.8戈比，或者1卢布=5.560元。

    当时辽东半岛协议区由于苏联和苏中企业顺利完成了生产计划，关东地区管理局的财政收支情况是收入超过支出的。1948年11月这个地区进行了货币改革以后，货币流通得到整顿，主要的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下降了。目前，比东北的价格水平低得多。

    因此，在整个东北地区，包括辽东半岛协议区，不采取整顿财政和货币流通的必要措施而实行货币统一，会使财政和货币流通造成混乱。苏联非常关心这些方面的稳定，因为在辽东半岛驻有苏军、苏联企业、苏中合资企业，并存在相互的外贸结算活动。

    苏联财政部认为，暂时存在两种货币不会影响东北和辽东半岛协议区之间紧密经济联系的建立以及大连市中国企业的商品、武器和弹药生产的发展。

    东北和辽东半岛协议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在规定两种货币的相应比价以后可以正常进行。如果由于东北元贬值过大，所有的商品交换可以根据协议区货币价格进行结算。

    苏联财政部长

    兹韦列夫

    1949年3月2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9，л.5-6

    №16492 斯克沃尔佐夫致维辛斯基函：关于东北地区货币统一问题(1949年3月22日)

    据科瓦廖夫同志提供消息，中共中央委员陈云提出了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和东北地区建立统一货币的建议，其理由是，由于协议区有了特殊的货币，中国民主政府缺乏资金，无法维持自己的军工企业，因此只得压缩生产。

    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实行现有的东北货币势必会破坏这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因为东北货币不稳定，并且对协议区和人民解放军控制下的东北来说，实行统一货币可能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利用，以对抗苏联。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和东北实行统一货币为时过早。维持辽东半岛经济区民主政权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可以通过从东北多运商品到协议区的方法解决。协议区和东北可用东北货币和协议区货币来结算。

    给科瓦廖夫同志的电报草稿附后。

    斯克沃尔佐夫(签名)

    手写批注：

    决定：致莫洛托夫同志。我认为兹韦列夫和科瓦廖夫同志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可能要在与您讨论后再做决定。

    А.维辛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9，л.4

    №16493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5日)

    机密

    兹因中国解放区代表团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通过科瓦廖夫同志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正式书面申请，请求为代表团提供100万卢布。上述贷款由东北民主政府向苏联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本人认为可以满足高岗的请求。

    望审核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稿，已同М.А.缅希科夫同志商量过。

    手写批注：

    В.М.，3月25日。 [6]

    致费德林同志。需要给斯大林同志写报告，并与财政部商量。

    В.佐林

    3月2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4

    №16494 佐林致斯大林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6日)

    机密

    兹有中国解放区代表团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通过科瓦廖夫同志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书面申请，请求提供代表团100万卢布。上述贷款由东北民主政府向苏联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本人认为可以满足高岗的请求。

    望审核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稿。已同缅希科夫同志商量过。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Β.А.佐林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命令

    1.准许苏联财政部部长划拨东北民主政权100万卢布(其中30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作为中国民主机构代表过境苏联的费用，该款项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指示中支付的款项由对外贸易部提出申请，以预算拨款形式作为出口资助。

    2.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与东北民主政权商定供应粮食抵补上述贷款事宜。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6-7

    №16495 佐林致米古诺夫函：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6日)

    加急，机密

    中国民主政权向苏联外交部提出申请，请求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中国解放区代表团提供100万卢布贷款，以供应苏联粮食的方式偿还。

    由于为东北民主政府解决贷款问题需要几天时间，因此请指示将25万卢布汇到奥特波尔车站，作为代表团在苏联境内的路费，这笔款项计入1948年10月向东北民主政府的100万卢布贷款内。

    上述代表团于今年3月底离开东北。

    以后的情况请告知。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Β.佐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3

    №16496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批准苏联财政部给东北民主政权贷款(1949年3月30日)

    绝密

    1.准许苏联财政部划拨东北民主政权100万卢布(其中30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作为中国民主机构代表从苏联过境的费用，该款项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指示支付的款项由对外贸易部提出申请，以预算拨款形式作为出口资助。

    2.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东北民主政权商定供应粮食抵补上述贷款事宜。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

    文件送：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维辛斯基、梅利尼科夫、兹韦列夫等同志，货币委员会，第一处(第一段)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4

    №16497 戈伦斯基致费德林函：关于中苏条约资料核对问题(1949年4月1日)

    机密

    目前条约法律司正在进行苏中条约有关材料的核对工作，准备就将来谈判是否延期举行或中止向外交部领导提出自己的建议。

    因此条约法律司请您对苏中协议提出意见。

    一、关于1940年11月26日苏联政府和新疆省政府签订的租赁条约。这条约的条款是否适用，如果适用，是否要保留到将来。

    二、苏军进入中国东三省后，于1945年12月11日签订的财政问题协议。红军司令部发放的流通货币的总量问题是否通知过中国政府，中国提出的日本赔款数额是否已经确定。

    现寄上根据条约法律司资料编制的苏中协议清单一份。 [7]

    请告知，除了清单中已经指明的，苏中之间是否还要签署其他协议，对已经列入清单的协议是否还需要更加详细的资料。

    苏联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

    С.戈伦斯基(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8，л.27

    №16498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为中共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4日)

    机密

    致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贝斯特罗夫：

    东北民主政府请求苏联对外贸易部通过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渠道(沙罗夫同志)从他们的账户中为在伊万诺沃市学习的中共领导人子女划拨每人每月150卢布(20人)。

    请从支付结算中将2.7万卢布转拨到国家银行莫斯科市管辖行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专用往来账户，发给这些孩子每人每月150卢布，直到今年年底。

    以后的情况请告知。

    Н.Т.费德林

    文件3份，送：2份送收件人、1份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9

    №20262 维辛斯基致费德林和布耶夫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4日)

    费德林同志、布耶夫同志：

    你们的方案就是对1948年4月15日第119号电报的答复。你们难道不认为，过了一年再答复向外交部提出的问题已经太迟了吗？……也可能解决问题并不需要我们参与？也可能由于一年来形势的变化，问题已不复存在？

    说实在的，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这类条例没有颁布的必要。

    不过，对情况要加以说明，然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期限——7日内进行质询并提出最后的建议。

    А.维辛斯基

    4月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4，д.97，л.1-2

    №16499 佐林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和中国局势(1949年4月6日)

    机密

    4月6日我接见了前来进行告别拜访的中国大使傅秉常。

    会谈前傅秉常询问了维辛斯基同志的健康情况，想在4月8日离开之前与维辛斯基同志会见一次。

    我说，维辛斯基同志身体好了些，可能明天去工作。我建议大使通过礼宾司了解一下。

    傅秉常请我向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同志和苏联政府其他同志转达谢意和良好的祝愿，他们在我担任6年大使期间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您大概知道，他继续说，中国政府召我回国担任外交部长的职务。这件事，他补充说，事先没有征求我意见。国家现在的局势很严重，特别是国内的局势。回国后，我想说服在政府中的我的朋友，不要将我推上这个职位。况且，在这6年中我跟中国人民接触不多，所以这些困难对我来说更大。可是我担心，我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任命，如果接受，我将竭尽全力巩固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转达我的谢意和良好的祝愿。

    我对中国大使、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首席使节的合作诚意也表示了感谢，并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就。

    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我对大使说，没有理由多考虑困难，全体苏联人民相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定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后来傅秉常希望正在北平进行的谈判取得圆满成功。他对谈判的成功寄予希望。大使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战结束后的3年中处在内战状态，遭受了很大损失。他希望北平的谈判取得圆满成功，这样，可以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

    希望是这样，我说。

    大使问我有什么要转托给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我请大使向驻华大使转达敬意，并希望中国外交部与苏联大使的合作比苏联外交部与中国大使的合作更成功。

    傅秉常同意这一看法，他说，罗申在中国的威望很高。

    最后我祝傅秉常一路平安。

    会谈进行了25分钟。

    会谈内容由И.沃连科翻译。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签名)

    文件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古谢夫、费德林等同志，中国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7，л.9-10

    №16500 贝斯特罗夫致兹洛宾和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7日)

    机密

    致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宾

    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契楚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3月9日第2680pc号命令，请划拨2.7万卢布到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在苏联国家银行外汇业务管理局的第371245账号，记入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往来账户，发放给在伊万诺沃市学习的中共领导人子女作生活费。

    2.7万卢布由中国民主政府以供应商品粮食的形式偿还。

    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Ф.贝斯特罗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12

    №20263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8日)

    急件

    А.Я.维辛斯基同志：

    正如从马利宁同志1948年12月18日的报告(附第457号电报)中所看到的：东北的民主政府还是需要有个《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他们在等我们的意见”。

    由于东北有大量外国侨民，颁布一个条例是合适的，以便规范在东北地区居留的外国人。

    我们拒绝向民主政府提出建议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指望我们的帮助。

    Н.费德林

    1949年4月8日

    手写批注：

    在副部长的会议上讨论。

    维辛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4，д.97，л.12

    №16503 波马兹涅夫致佐林函：关于向东北民主政府拨款(1949年4月13日)

    机密

    请您在5天之内就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拨款226万外汇卢布给中国东北民主政权以便其上缴巴黎国际工会基金会的信件做出批示意见，偿还条件是提供与款额相等的粮食。

    附上述1949年4月9日第3 5/12398信件的副本2页。 [8]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签名)

    手写批注：

    Т.费德林同志，请报告维辛斯基。

    佐林

    4月1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14

    №16504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与毛泽东谈中国局势(1949年4月13日)

    绝密

    菲利波夫同志：

    兹向您报告：

    4月9日与毛泽东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

    会谈中毛泽东同志简短地谈了下面几个问题：

    1.评估了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的工作和决议；

    2.关于苏联提供的贷款；

    3.关于中国的军事局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前景；

    4.关于上海及其特点；

    5.关于与国民党代表和平谈判的进程；

    6.关于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

    毛泽东同志说，全会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水平。除了王明，中央委员都积极发言，发言的内容也很丰富。王明作了几次发言，中央委员们坚决要求他承认自己以前的所有错误，但他的发言始终含糊不清，不能令人满意。

    毛泽东感到特别满意的是，联共(布)中央赞同全会的决议。同时他也希望向中国解放区的苏共领导人介绍全会的决议。

    关于贷款

    毛泽东说，我们感谢联共(布)，首先是菲利波夫，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援助。贷款将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体现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

    毛泽东同志请求为他们编制一份合理使用贷款的计划，首先是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重要部门的计划。眼下，他补充说，我们急盼苏联专家尽快来到中国。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美国政府通过代理人(花旗银行)想给我们提供1亿—3亿美元的贷款。我们认为，毛泽东说，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帮助美国摆脱资本主义危机(与马歇尔计划一样)和奴役中国人民。这种交易绝非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正像他们在国民党制度下所做的那样。

    关于中国的军事局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前景

    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国民党军队已被打败了，因此战争结束了。跟国民党军队的大战役不会有了。长江将属于我们，强渡长江依旧不会有大的战斗。我们的结论有下列几个根据：

    第一，长江北岸我军的兵力是国民党守卫长江和南京、上海、汉口的兵力的2.5倍。　

    第二，国民党军队中已无统一指挥。有些军官，像拥有32个师的白崇禧，已经跟我方联系，准备像傅作义将军在北平那样，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三，某些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首先是李宗仁、何应钦，他们对国民党军队能否击退我军强渡长江的进攻没有信心，因此他们跟我们联系，愿意去北平商谈移交中央政府和南京、上海事宜。

    后来毛泽东指出，参加和平谈判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和中共中央谈判时，或者刊物上受到尖锐批评之后，改变了开始谈判时的那种趾高气扬的态度。

    在正式会议上他们的表现同以往一样，但私下跟我们会见时，各自对我们提出的条件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声明在战犯这一条中希望不要提具体的名字。

    他们同意人民解放军应该强渡长江，占领南京、上海，但希望在和平谈判结束之后进行。

    关于上海及其特点

    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即使国民党军队在我们强渡长江时进行反抗，我们还是要强渡，占领南京和上海。

    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很难。上海是个特殊的城市，毛泽东强调说，这是一个外国资本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集中地，是国民党和外国反革命势力、间谍活动及情报机关的中心。

    上海及其市郊有800多万人。大工业、发电厂(20万千瓦)、自来水厂、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等，几乎都属于美国资本家。所以我们，毛泽东说，担心如果情况复杂，美国会让整个城市的生活瘫痪。

    我们这种担心同我们缺乏管理这样大城市的经验有关。我们没有管理和经营发电厂、自来水厂、大型纺织厂和其他企业方面的专家。我们很担心这一点，毛泽东说，因此至今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占领上海。

    我们请求联共(布)中央，如果可能的话，派专家支援我们，在我们占领上海前派遣专门管理上海的专家。

    我们也请求派遣反间谍活动方面的专家。如果因故不能派遣，我们不会有怨言。我们知道，做出这样的决定只会有利于革命利益。

    南京和上海占领后，上海市委书记将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能力很强的党干部，在莫斯科学习过两年)担任。我跟他见过面，与他谈话的情况将作专门报告。

    上海市市长由陈毅将军担任，南京市市长由刘伯承将军担任。

    毛泽东同志担忧上海的粮食供应问题，因为只靠铁路运送粮食是不行的，而海军他们又没有，他请求向您通报此事。

    关于国民党代表的和平谈判的进程

    根据和平谈判的进程，国民党可能向共产党移交中央政权，移交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条约关系中规定的一切(包括共产党接见外交使团、大使馆、领事馆)以及有关上海的特殊情况。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一贯采用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观点。

    如果从前我们奉行的是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在中国的外交代表的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外交，那么现在，当我们掌握了中央政权以后(同时也考虑到在上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经济利益)，只得选择半独立自主的外交，即在个别情况下与他们进行实际的联系，但法律上不履行外交关系的手续。

    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利益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立场。

    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但我们倾向于以此作为我党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方面的政治方针。

    我认为必须就下列问题向您汇报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同志对战役和和平谈判过于乐观。持有这种情绪的不仅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其他领导同志，特别是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他也表示，强渡长江不会有特别的困难。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刘伯承和陈毅。

    鉴于中共有些领导人对和平谈判成功、强渡长江以及按北平方式不打一枪一炮占领南京、上海、汉口的这些看法，我想提请您注意国民党政府和司令部下列活动的事实。

    (1)国民党在长江以南沿线正在加紧构筑工事，而且向纵深发展。构筑大小不同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还有卫戍部队守卫。还在征兵、强制征粮。

    (2)长江以北的所有河口都已堵塞，不让小船进入长江，因为担心这些小船在强渡时可能用来当渡船。

    (3)在前线纵深150公里的地方，国民党的侦察机航空兵、强击机航空兵、轰炸机航空兵正在积极行动，扫射人民解放军部队，轰炸军事目标，特别在寻觅渡河工具、船只等。

    (4)按白崇禧将军(正在与中共联系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命令，正在毁坏铁路桥梁和铁路隧道。

    特别是北平—汉口段武陟站(Ушэньчуань)附近的黄河大桥受毁，全长500米的大桥，14个桥墩中有12个遭到破坏。荥阳站附近跨越黄河的桥梁也严重损坏，所有9个桥墩全部遭到破坏。

    4月2日北平开始和谈期间，在上关站附近的隧道遭到破坏，隧道内两辆装载石头的列车对面相撞，结果把隧道堵塞，进出口都遭到损坏。

    对于因执行白崇禧将军命令导致桥梁和隧道被破坏的事件，我问朱德同志，他是怎样评估白崇禧的行动。

    朱德同志回答说，他是一个最反动、最狡猾的将军。这样的人在中国，朱德同志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傅作义，另一个是白崇禧。

    二、国民党的代表们(按周恩来同志的声明)在正式的和谈会议上不敢谈出自己的观点，只是照本宣读上级委托的指示。在报刊上他们还是宣称不会对共产党让步。可是有些和谈代表团成员私下强烈要求我们单独接见他们，接见时他们一反常态，原则上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

    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的所作所为也说明了，他们一方面害怕蒋介石和美国人，因而在正式场合采取强硬态度；可另一方面在单独跟共产党打交道时，却试图让共产党高抬贵手，在国民党遭到失败的情况下给予特殊的优惠条件。

    三、美帝国主义试图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其证明不仅仅是通过花旗银行提出贷款的建议。

    例如，4月9日，10个美国商业联合公司(据说是通过华莱士 [9] 的介绍)从香港联合发表电报，要求与接见萨乌斯·米尔斯的代表进行贸易谈判。中共中央对电报未予理会。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为了深入研究他在会谈时提到的一些问题，今天和以后几天我将会见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刘晓。

    每次会谈的情况我将分别向您汇报。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5-21

    №16505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1949年4月19日)

    绝密

    致科瓦廖夫：

    与毛泽东会见时请转达下列事项：

    一、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拒绝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

    这个条件非常重要，因为目前美国的政策是想把中国分割成南、中、北三部分，成立三个政府。同时，它支持华南国民党政府、华中国民党政府，看来也不反对支持华北民主政府，目的是让这些政府内讧，削弱中国，美国可以从中渔利。因此，如果你们想得到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应该只与那些拒绝支援国民党广东、南京集团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

    二、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只要贷款和贸易条件中不给中国附加限制中国民主政府的民族主权和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和财政义务即可。

    三、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问题，我们通知你们如下：与中国的易货贸易我们照常进行，不需提请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决议。至于贷款，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必须提请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而最高苏维埃主席不反对给中国贷款，但需要有一个中国和苏联代表签订的贷款协议。没有这个文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无权同意贷款。如果你们不能派代表来莫斯科签订贷款协议，那么我们全权委派科瓦廖夫同志同中共中央代表进行谈判，制订协议草案，如双方同意，就由代表签约。这样以后我们就认为，贷款已经提供，你们既可获得设备，又可请到俄国专家。

    菲利波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24-25

    №20264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21日)

    机密

    维辛斯基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送上给莫洛托夫同志的信稿以及给马利宁同志的信稿。

    请指示。

    Н.费德林

    1949年4月21日

    附件：

    机密

    莫洛托夫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通过马利宁同志(驻哈尔滨总领事)送来《居住在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草案》，请我们提出意见。

    我们就上述草案提出了意见，在给马利宁的这封信件的附件中进行了阐述。 [10]

    我认为，这些意见还是通过这位马利宁同志转给高岗。

    给马利宁同志的相应指示显然应该通过党的系统转达。

    请指示。

    手写批注：

    缓办，告马利宁，看不到现在就研究这问题的必要性。如十分必要，望告。

    维辛斯基

    1949年4月22日

    АВПРФ，оп.42，п.294，д.97，л.22-23

    №16511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共不应排斥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4月26日)

    绝密

    致科瓦廖夫：

    沈阳，第43号

    请转告陈云，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希望中国共产党人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而应把它当作反帝的一股力量吸引过来，一起合作。因此我们建议你们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譬如说与香港或其他外国资本家的贸易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决定买什么货，卖什么货。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3

    №14196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江青及女儿前往苏联治病(1949年4月28日)

    禁止翻印　绝密

    加急电报

    密码电报第53993号

    1949年4月28日19点05分从中国解放区发来

    1949年4月28日19点45分送来解码

    致扎哈罗夫同志：

    我转呈上周恩来写给菲利波夫同志的信。

    “菲利波夫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妻子江青和他的女儿李讷 [11] 需要赴苏联就诊和治疗。鉴于在中国现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请您为此目的批准毛泽东同志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在梅利尼科夫医生的伴随下赴莫斯科。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请求，那么我请您叫人派一架专机到大连来把他们接送到莫斯科去。

    同时请求随同这架飞机一起派一位负责同志和一个翻译来，他们将陪同毛泽东同志的妻子和女儿到莫斯科去。

    小组人员共有4名，行李的总重量约为900公斤。他们有可能在5月10日以后从大连起飞。准确的起飞日期将会在当地同负责人、梅利尼科夫和江青一起加以确定。

    江青同志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将在医疗诊断后得到确定。

    周恩来

    1949年4月28日”

    捷列宾

    4月28日

    第385号

    文件共5份，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 [12] 、莫洛托夫同志、扎哈罗夫同志、第八局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2

    №20265 费德林致马利宁电：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29日)

    机密

    第139/1ДВ号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

    回复您的4月15日第119号和1948年12月18日第457号电报，特告知：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不宜对《居住在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草案》提出意见。

    如果中方再次要求对上述草案提出意见，请告苏联外交部。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费德林

    1949年4月29日

    АВПРФ，оп.42，п.294，д.97，л.27

    №16512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4月30日)

    致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贝斯特罗夫：

    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请求给代表团划拨20万卢布。

    请转拨苏联对外贸易银行郭沫若名下20万卢布。此款由1948年3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05рс号命令批准给东北民主政权划拨的款项中扣除。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Н.费德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38，л.25

    №16513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5月4日)

    机密

    致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贝斯特罗夫：

    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请求给代表团划拨30万卢布。

    请转拨苏联对外贸易银行郭沫若名下30万卢布。此款由1948年3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05рс号命令批准给东北民主政权划拨的款项中扣除。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Н.费德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26

    №165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新华社记者拨款(1949年5月1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5月14日会议第69号记录

    绝密

    第18项　关于苏联国家银行问题。

    确认苏联部长会议下列命令：

    允许苏联国家银行受苏联对外贸易部委托，划拨给新华社记者吴文涛(УВэньтао)16万卢布的捷克克朗和5.3万卢布的英镑，记入1948年10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5577рс号命令批准给北满民主机构划拨的款项中。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文件送：维辛斯基、波马兹涅夫、兹韦列夫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6

    №260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毛泽东家属来苏联治病的问题(1949年5月12日)

    第12项　关于毛泽东家属来苏联治病问题。

    1.委托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负责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女儿李讷在逗留苏联期间的安置、生活服务和保卫工作。

    2.责成联共(布)中央事务管理局(克鲁平同志)确保给予江青和李讷等同志必要的生活和医疗条件。

    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40，л.183

    №16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共领导人来苏治病拨款(1949年5月1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5月14日会议第69号记录

    绝密

    确认苏联部长会议下列命令：

    1.允许苏联财政部划拨东北民主政权200万卢布，用于其重要领导人前来苏联治病。该款项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这笔费用根据苏联对外贸易部申请从出口资助的预算拨款中支出。

    2.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与东北民主政权商定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这笔费用。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文件送：维辛斯基、波马兹涅夫、兹韦列夫、缅希科夫、波马兹涅夫等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9

    №00231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会谈情况(1949年5月15日)

    发自平壤

    А.Я.维辛斯基同志：

    我5月14日与金日成会晤，他向我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中央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到北平访问的结果。金一派往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并谈判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问题(指由在满洲的朝鲜人组成的师)。

    金一在中国驻朝鲜商务代表陪同下，于4月28日离开平壤，4月30日到达沈阳，并会晤了高岗。后者为金一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在北平，金一会见朱德和周恩来4次，会见毛泽东1次。金一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个朝鲜师中，有2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参加进攻战役。毛泽东说，他们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2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他们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同时，毛泽东提醒金一，上述师同他们的整个军队一样，都不是正规军，军事训练较差。他建议朝方对这些师的军官进行军事训练。

    金一问毛泽东，由于上述朝鲜师使用的是日本武器，中方今后对这3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持。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

    毛泽东和朱德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

    毛泽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毛泽东又补充说，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对朝鲜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询问得很仔细。他告诉金一，中共中央收到了4个共产党(其中包括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毛泽东很想知道，在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曾谈到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问，朝鲜劳动党中央对此问题持何意见。金一回答说，对此问题他一无所知，但他会将这次谈话报告金日成。

    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

    但是，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仔细考虑一下。

    毛泽东希望在中共中央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并说有关这些问题朝方可找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他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

    最后，金一告诉毛泽东，朝鲜劳动党中央想在中国解放并成立政府后，立即承认这个政府和向中国派出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回答说，他们不急于成立政府，他们打算拿下广东、整顿好秩序后再成立政府。

    在金一同朱德和周恩来最后一次会晤时，朱德问金一，苏联同志是否知道关于朝方请求将几个师转属的事，他们是什么意见。金一回答说，他是受劳动党中央的委托，看来中央谈过这件事。

    朱德询问了朝鲜的经济形势。他说，中国可以支持朝鲜粮食，同时也请朝方支持中国肥料。

    在返国途中，金一会见了高岗。高岗说，他已接到毛泽东关于2个朝鲜师的指示。他表示希望同金日成建立联系。金一问高岗，他能否到朝鲜去。高岗回答说，他随时准备去。

    金一拟于5月底在平壤与高岗会晤。

    金一通报说，毛泽东、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朝鲜代表前来访问表示满意，并非常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

    什特科夫

    1949年5月15日

    АПРФ，ф.3，оп.65，д.9，л.51-55

    №16516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和经济状况(1949年5月17日)

    5月12日会见了毛泽东。当天晚些时间会见了政治局委员们，毛泽东也在场。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中央委员王稼祥。

    毛泽东同志简要地叙述了战事的进程。他说陈毅将军的部队俘虏了10万名国民党官兵，解放军只损失了6000人。同时他补充说：“我军主力正在不停地向南方进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部分转入上海，消灭已被我包围的国民党部队。解放军部队将进逼长江口，从海上切断过往上海的通道。包围以后，我军部队将采取观望态度。”

    他们不准备在敌人作最后微弱的抵抗之前夺取上海，虽然保卫上海的是那个已经失去战斗力的防御部队，目前已经不堪一击。

    他说：“目前我们不夺取上海，是为了唤起上海的民众对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府的仇恨，同时在这段时间可以更好地做好管理上海的准备工作。”

    他指出：“我们胜利的顺利取得，证实了1月份提出的关于对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役已经结束，我们面临的是局部的小规模战役的设想实现了。”

    目前的战争局势是：林彪部队强攻长江的日期将比计划提前15—20天，过去认为必须等林彪部队全部集中在渡口才能进行。

    现在敌人正在节节败退，渡口处敌人兵力不足。强攻长江可以根据林彪部队到达渡口处的情况，逐步进行。过去没有考虑今年占领南方的各省，在当前的局势下，这些省份可以在最近3个月之内占领。

    占领新疆有些难度，这并不是因为有敌人的反抗，而是因为新疆远离解放军部队的驻地，跨越大片沙漠地带会有一定的困难。

    他说：“在与强大的、狡猾的敌人，即美帝国主义积极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的公开武装斗争中，我们即将取得胜利。这些胜利我们应该归功于国际革命运动，首先是苏联。没有伟大领袖列宁、斯大林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没有苏联，就没有1917—1921年击溃反动势力的胜利，就不可能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粉碎德国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反动势力，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所有这一切，我们和兄弟的共产党都归功于我们的老大哥——联共(布)，归功于联共(布)的缔造者——列宁和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的崇高威望是革命力量的象征，没有这样的威望，就无法领导、团结多国的革命运动反对各国的帝国主义；没有这样的威望，革命力量就会遭受失败，帝国主义就会壮大，反动势力就会取得胜利。

    如果把帝国主义描绘成狮子，在目前形势下，这只狮子的头和身体已经被强大的革命力量和苏联钳住。钳住狮子头部的是东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欧洲的共产党。”

    我们中国共产党夹住了“狮子的尾巴，正在把它砍断。我们想，砍断了尾巴就会削弱集中在狮子头部的帝国主义力量”。

    后来，毛泽东同志转入经济问题。他说，不久前他跟民主人士座谈过，他们表示：“你们共产党有政治、军事中心，这是你们力量的所在，但是你们没有经济中心，这是你们的弱点。”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了解自己的弱点，我们也感觉得到，不仅我们领导人没有领导经济的经验，我们整个党都没有。

    我们好像是个将要出嫁的姑娘，知道自己会生孩子，可不知怎么生，但她知道出嫁后这种事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总的方向，怎样发展我国的经济，我们朝这方向努力，结果怎样，我们说不清，因为心中没有底。我们要加快建立经济中心。”

    “参加这个经济领导核心的应该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代表将来民主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的管理委员会委员陈云以及作为苏联代表的您。”他说，“通过您，我将参与经济的领导工作，并施加压力。”

    经济领导机构的确定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代表团最晚能在6月2日之前去莫斯科。

    毛泽东同志后来把刘少奇、陈云、薄一波(将来当陈云同志的副手)等同志的情况介绍了一下。

    他说：“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同志来自基层，当过工人，领导过15年的工人运动，是通晓理论的人。在党领导的整个活动中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他思想深刻、谨慎小心、善于深入事物的本质，享有很高的威望，曾作为第一批人员访问过苏联。

    陈云同志过去曾当过大书商的店员，有机会学习，受到了教育，他是个有文化、深思熟虑、有才能的人，包括对经济问题，举止谨慎，享有威信。

    薄一波同志是华北局书记，是一个忠诚、有才能的人，但缺少经验。”

    后来毛泽东同志谈到王明、李立三和其他同志。

    他对我说：“您将不可避免地要和那些像李立三那样的职业活动家打交道。我们收到过来自莫斯科对李立三的评价，说他如果工作踏实些，就不会犯政治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在1930年，他没有经过选举就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他采取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这次错误以后，他被撤职，派往苏联。他在苏联待了16年，直到1946年。他曾因追随托洛茨基被捕过，后来获释，结论是他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李立三回国以后我们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苏联和苏联同志态度诚恳。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可以留任总工会副主席。陈云同志担任总工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同志担任总工会政治领导人。如果发现李立三犯错误，刘少奇、陈云同志就会及时干预、纠正。”

    毛泽东同志请我在李立三出现问题的时候或者我对他有什么看法的时候能找他谈谈。我必须向您汇报，李立三是毛泽东的同乡，他们从小就相互了解，因此在中国盛行乡情、友情的氛围影响下，他一直坚决支持李立三。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了王明的作用和作风。他说，在中国革命中有三种倾向：第一种是陈独秀倾向，第二种是斯特拉霍夫(李立三)倾向，第三种是王明倾向。第一个时期——右倾时期，由于陈独秀的路线，党员人数从5万人减少到1万人，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由于粉碎了陈独秀集团，党的威望提高了，党员人数增加到了40万人，军队也从1万人增加到30万人。王明的“左”倾路线导致党的队伍从40万人削减到4万人，军队30万人缩减到3万人，10个解放区只剩下了1个，国民党区域内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因为王明用共产国际的名义掩盖自己的活动，宣称“谁反对我，就是反对共产国际”，所以许多共产党员，包括博古、洛甫、周恩来、王稼祥都支持他。博古和洛甫是王明的积极扶持者。

    虽然周恩来、王稼祥和洛甫他们犯了错误，但能诚恳地承认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错误。王明在这三四年的所作所为说明，他很少学习，对发生的事情了解得很少。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仍然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勉强承认自己的错误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因此1949年3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全会上，大家要求王明彻底地、公开地检讨自己的错误。

    在多次发言中，王明并没有揭示自己错误的根源。全会结束以后要他对自己的错误活动做出书面检查。他答应做到，看来要等到身体恢复以后才会写。

    毛泽东同志请我在王明写出书面声明以后，跟他认识一下，找他谈谈。

    一、如果李立三或者王明找我，我能否与他们见面？

    二、从5月12日至5月17日5天之内，陈云、王稼祥同志和我在一起商量了未来行政经济的核心问题，中国方面的同志没有发表具体的意见，请我在交换意见以后对未来的行政核心提出一个框架。

    大致的框架已制定，今年5月17日在政治局对此框架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陈云、王稼祥和薄一波等同志都参加了。

    他们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决定再花几天工夫进行加工。毛泽东同志希望就建立经济领导中心问题征求莫斯科的意见。

    经济领导中心的结构我稍后就给您呈上。请您为中国同志提出建议。

    科瓦廖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0-51

    №00232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18日)

    1949年5月18日16时17分收到

    1949年5月18日17时55分译出

    菲利波夫同志：

    昨天(5月17日)，毛泽东同志请我向您通报：

    一、朝鲜军队政治部主任金一同志(他和金日成同志一起参加过中国东北的游击运动)从北朝鲜来到这里。他受全权委托同中共中央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东方形势；

    (二)关于成立情报局；

    (三)关于援助北朝鲜的军队干部和武器。

    毛泽东同志说，他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问题还不成熟。在东方12个国家中，中国共产党目前只同5个国家有联系，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而同其他国家，甚至同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没有建立经常的联系，对这些国家的情况知道甚少。因此，他说，最好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尔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而现在则限于互相建立电讯联系，借以交换对所发生的具体问题的看法。

    二、至于说到援助朝鲜军队干部和武器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可以提供这种援助。在中国东北有150万朝鲜人，已组成两个朝鲜师(每师1万名士兵)。其中一个师有作战经验，曾积极参加过同中国东北的国民党军作战。这些师我们可以随时根据他们的要求转交给北朝鲜。当朝鲜同志现在暂时不需要时，我们负责全面保障和训练这些师。此外，我们还训练了200名军官，他们正在接受补充训练，一个月后可以派往朝鲜。如果北、南朝鲜发生战争，我们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

    朝鲜同志认为，美军在最近期间可能撤出南朝鲜，但他们担心日本人来接替美军，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

    我们劝他们反击这些军队，但这时要估计南朝鲜军队中有无日军。如果有日军参加，那么就要审慎，当敌人占优势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最好放弃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

    我们劝他们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思想准备，出现这种形势是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朝鲜的失败，这仅仅是战略转移。

    即使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

    我们认为，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

    当然，毛泽东同志补充说，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我们才会采取。

    三、关于同北朝鲜建立贸易联系以及解决利用鸭绿江水力发电站的电力问题，我们建议金一同志到沈阳去，就这些问题同高岗同志协商。

    毛泽东同志通报时在座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和薄一波。

    科瓦廖夫

    1949年5月18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9-61

    №16517 罗申致叶公超照会：关于苏联大使回国述职(1949年5月23日)

    兹有幸通知您，根据苏联政府的命令，近期我将回莫斯科汇报工作。

    在我缺任期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领导工作由大使馆参赞В.В.瓦西科夫先生临时代办。

    请接受我向您——代理外交部长阁下的敬意。

    Н.罗申(签名)

    И.萨夫罗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100，оп.36а，п.150，д.13，л.11

    №165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谈战事和中美接触情况(1949年5月23日)

    现在向您汇报：5月22日政治局继续对未来的经济领导核心进行讨论，毛泽东同志出席了，采纳了我提的几点建议：

    1.目前只研究了经济领导核心中央机关的结构，而部级的结构问题要进行专门研究，建议这些部门领导人或未来的领导人负责制订局级的经济领导结构，送中央审批。

    2.部级经济领导核心和局级领导核心的结构暂且只能算作草案，要与局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商量后最后确定。审查经济领导核心的结构问题以后，毛泽东同志简要地向我介绍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战事的进程；

    二是关于5月初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举行的会见和会谈。

    (1)关于战事，毛泽东同志说，战事发展很顺利，人民解放军没有遭到强烈的抵抗。由于战事顺利发展，副总统李宗仁和白崇禧将军又试图与我们开始关于停战和关于在势力范围内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谈判。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用无线电与他们保持联系，让白崇禧抱有幻想，问题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让他不要把部队带到南方和他决定的更远的地方——印度支那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到时候我们就能包围和消灭他的部队。”

    “我们不想跟他们(李宗仁和白崇禧)进行什么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谈判。假如他逃到印度支那去，那我们有理由打到印度支那消灭他和其他反动势力。”此时，毛泽东说，与白崇禧部队作战的林彪的两个军已经渡过了长江，正在迅速向南挺进，到6月15日前还有6个军将渡过长江。林彪的这些主力部队将穷追猛打，将白崇禧的部队彻底消灭。

    后来，他说，上海已被人民解放军部队包围，5月27日将攻打上海，看来，上海像我们以前估计的那样，不打不会投降，那里集中了22个师，总人数15万人，除此以外集中了整个海军和空军力量，构筑了大型工事，集中了大炮和迫击炮。保卫上海之战由蒋介石在舰上遥控指挥，有美国顾问为他参谋。

    英国从新加坡调遣军舰加强上海的海军力量。已有2艘英国军舰与国民党海军一起参加了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国民党3艘军舰和英国2艘军舰的炮火击毁了我人民解放军2个团的阵地，我受到了巨大损失。毛泽东说，因此，我们已下令在作战区和长江沿线扫射一切外国船只，不作警告，包括未经允许在长江航行的非军事船只。

    (2)关于5月初中共代表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举行的会见和会谈。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就下列三个问题交换了意见：

    关于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制度——国民党政府；

    关于美国从中国撤军；

    关于建立联合政府。

    毛泽东同志说，司徒雷登表示，他们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制度。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英国、法国和其他大使馆仿效了美国。

    关于在华的美国军队，他说，只要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进入城市(青岛、上海)，美国就将撤走陆军和海军。

    司徒雷登同时也请求考虑这个情况，美国人在上海的资产有2亿美元，为了保护这些资产，美国政府要在上海保留一些军舰和一部分军队。

    司徒雷登希望，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国内民主人士的代表尽量广泛些。

    全国人民支持的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司徒雷登说，这个政府会得到大家的承认，会有许多国家和它建立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通知说，7月份他准备回美国，他的离开与中国的局势有关。

    关于跟司徒雷登的会谈，毛泽东同志说，他的声明与麦克阿瑟的行动相矛盾。不久前麦克阿瑟的2个团的兵力已登陆青岛，同时还在加强上海的海军力量。也许司徒雷登说谎，也许麦克阿瑟的军事行动没有得到国务院的允许。

    司徒雷登同时还说谎，毛泽东同志说，好像美国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政府。我们得到的消息正好相反，他们还在积极支持国民党。

    至于司徒雷登说，美国大使馆和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没有离开南京，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如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滚出中国，我们才高兴呐。

    联共(布)党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科瓦廖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66-69

    №16520 雷斯科夫致斯大林函：林彪和刘亚楼赴苏治病(1949年5月25日)

    现一并呈上高岗写给您——菲利波夫同志的信以及写给我要求为司令员林彪、刘亚楼提供飞机的信。

    副领事

    雷斯科夫(签名)

    附件：

    高岗用俄文和中文写的信

    尊敬的雷斯科夫同志：

    请转送我给菲利波夫同志的信，致以衷心的感谢。

    致敬!

    高岗(签名)

    尊敬的雷斯科夫同志：

    司令员林彪和刘亚楼同志患有严重心脏病。他需要在伏罗希洛夫市附近的什马科夫治疗，为期半个月。

    请您调拨一架飞机到大连，以便送他去伏罗希洛夫。

    致敬!

    高岗(签名)

    尊敬的菲利波夫同志：

    司令员林彪、刘亚楼同志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要求到伏罗希洛夫市治疗。几天以前我曾请求您允许刘亚楼到伏罗希洛夫市去治疗。如果您同意让他去那里，请您给我回电，因为他很快就要去汉口工作。

    高岗(签名)

    手写批注：

    请奥西波夫准备一封给(中央)Е.Ф.科瓦廖夫的信。М.К. [13]

    АВПРФ，ф.100，оп.36，п.140，д.1，л.13 16，20，21

    №16522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给中共的意见(1949年5月26日)

    绝密

    请向毛泽东同志转达下列事项：

    第一，建立经济领导核心的思想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对中共中央委员会制订的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结构草案，我们有几点看法：

    (1)此草案仿效了苏联政府计划核心的结构，而且太繁琐。这对目前的中国不切实际，要删繁就简。

    (2)海关和边防军保卫边境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海关可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外汇收入。因此这件事应交给专门的部门主管。

    (3)中国的私人企业不能与外国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相提并论，应该由不同的部门来管理。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的哪些形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觉得，中共中央比我们更了解。

    第二，中国的政府经济领导核心，毫无疑问，应该由中国人士组成，因此科瓦廖夫不应加入这一核心组织。是否让科瓦廖夫当中共中央的顾问？如果需要，可以同时兼任经济领导核心的顾问。

    第三，我们至今还未收到中共中央需要为协助上海组织经济领导核心和经济生活方面的苏联专家名单。我们请中共中央和科瓦廖夫同志一起制订一个名单后通知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在派遣苏联专家方面采取实际的措施。我们认为，苏联专家可以担任评审员，确定委派哪些中国同志到合适的岗位。

    第四，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宣传苏联和民主中国的友谊。这样的宣传安排在中国民主政府成立、中国民主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时较为合适。

    第五，我们不反对中国民主人士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来。如果中共中央觉得合适，这个代表团甚至可以安排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

    第六，我们建议不要再推迟中国民主政府成立的日期。现在中国已无政府。中共中央不能称作政府。国民党政府实质上已经不能作为政府。中国没有政府，从对内政策观点来看是很危险的，从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也是很危险的。不能再拖延政府成立的日期。

    第七，人民解放军成就辉煌，我们为之感到高兴。我们认为，战役并没有结束。英国、法国、美国不会不懂，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南中国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青岛派部队登陆。这种危险性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因此我们建议：

    (1)不必急于认真准备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

    (2)从向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增加这些地区的兵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

    (3)暂时不要缩减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人数。

    第八，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关于朝鲜问题的意见，同意他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

    第九，我们也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提出的意见。

    第十，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所作的通报。

    文件两份，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3-75

    №09106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等报告：原伪满洲国官员集体声明(1949年5月31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维辛斯基同志：

    在哈巴罗夫斯克市苏联内务部的特别监狱里关押着被扣留的原伪满政府部长和将军们，他们递交了一份呈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声明。

    他们在声明中表达了对苏联的敬意，感谢苏联宽待他们这些俘虏。

    被扣留的原伪满的部长和将军们同意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大会上的讲话，该讲话提出了建立中国…… [14] 的任务。 [15] 他们发誓，如允许他们回国，他们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尽自己所有的公民义务。

    提到自己过去的行为，这些被扣留的人在声明中指出，以往14年他们在满洲国的工作是为叛国者服务的，承认自己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玩物。

    内务部呈上原伪满36名部长和将军声明的俄文译文，请你们审阅。

    声明原件存苏联内务部。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附件：

    中国，北京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先生：

    1945年8月，苏联军队解放了东北。同时，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与日本军官一起来到苏联待罪。

    在3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受到了苏联的宽容对待，没受任何歧视。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相信了，苏联是实现了普遍平等的国家，不以社会出身、民族和种族为转移。由于这一原则，苏联博得了全人类的爱戴。这一原则是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和建立全世界和平的正确途径。

    通过联共(布)的历史看出，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所取得的成绩使它能够战胜武装干涉，粉碎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

    英明的苏联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宪法为广大群众的幸福奠定了基础。劳动群众和农民满怀无限的忠诚，保护和支持共产党，每一个人，无论男人还是妇女，都不遗余力地工作，沿着共产党所指引的大道前进。

    我们是苏联战后完成“五年计划”取得惊人成就的见证人。这些成就令我们肃然起敬。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之后30多年所取得的结果都不能同苏联的这些成就相比。

    张景惠及与他在一起的人们，心中热血还未冷却，对祖国还依然有爱慕之情。我们在冷静地思索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懂得，在满洲国工作的14年时间里，我们是在为下流的走狗——叛国者们效劳，尽管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为虎作伥，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灾难；我们明白，纠正自己的错误已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长达20年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犹如盲人骑瞎马，误入歧途，而自己反以为正确。

    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内战的硝烟之中。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

    从1948年12月开始，苏联报纸不断报道，东北，然后是华北，相继完全解放。

    中国如此之快取得胜利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心愿，所以人民到处欢迎解放军，到处支持解放军。现在可以指望将很快解放全中国。

    我们阅读了您4月1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您在电报中指出有罪和无罪的界限，指出了该走哪条路，给了我们完全自新的机会。 [16]

    我们认为，在和平代表大会之后，中国会在极短的期限里顺利地实现全国和平。这将是我国人民的幸福!

    不久前我们阅读了委员会委员任弼时 [17]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他指出了中国青年所面临的任务和青年工作的方向。任弼时讲，为了使中国完全独立，必须使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只有那时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魔爪，才能实现经济独立。这就是说，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人民在列宁领导下所走过的道路。

    现在中国的民族…… [18] 正在逐步恢复，通过实现几个“五年计划”，便可顺利地达到让中国人过上富裕日子的目的。中国人民面前确实展现出幸福和繁荣的前景。

    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尽管在祖国大门之外，但也不能不为中国的光辉前景感到欣喜。我们对带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深深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

    如果给我们提供回国的机会并保留我们的生命，我们发誓，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尽我们的公民义务。

    同时我们祝您取得更伟大的胜利——向首都南京进军!

    1949年5月4日

    1.张景惠，原伪满洲国总理，将军；

    2.熙洽，原伪满宫内府大臣；

    3.南欣(Нам Син)，将军，原伪满护玺大臣；

    4.邢士廉，上将，原伪满军事部大臣；

    5.于镜涛，原伪满勤劳奉公部大臣；

    6.金名世，原伪满厚生部大臣；

    7.卢元善，原伪满文教部大臣；

    8.阮振铎，原伪满外交部大臣；

    9.阎传绂，原伪满司法部大臣；

    10.于静远，原伪满经济部大臣；

    11.黄富俊，原伪满兴农部大臣；

    12.谷次亨，原伪满交通部大臣；

    13.孛儿济特·巴德玛拉布坦，原伪满蒙政部大臣；

    14.佟衡，上将，原伪满总参谋长；

    15.张文强(Чжан Вин-чжан)，少将，原伪满宪兵训练学校校长；

    16.王之佑，上将，原伪满奉天军区司令官；

    17.曹玉仁(Сао Юй-жэнь)，少将，原伪满吉林军区参谋长；

    18.刘利林(Лю Рын-лыь)，少将，原伪满通信队队长；

    19.向全(Сянь Цаонь)，少将，原伪满吉林军区卫生局局长；

    20.王光宁(Ван Гуан-ниь)，少将，原伪满吉林军区法庭庭长；

    21.乔北汉(Чзао Пе-хан)，中将，原伪满齐齐哈尔军区司令；

    22.任光图(Жань Гуан-ту)，少将，原伪满齐齐哈尔军区参谋长；

    23.李广龙，中将，原伪满哈尔滨军区司令；

    24.韩乾祖，少将，牡丹江军区兽医局局长；

    25.周大鲁，中将，原伪满通化军区司令；

    26.赵白(Чжао Вэй)，少将，原伪满通化军区参谋长；

    27.甘珠尔扎布，中将，原伪满通辽军区司令；

    28.郭文林，中将，原伪满海拉尔军区司令；

    29.真珠尔扎布，少将，原伪满海拉尔军区参谋长；

    30.饶文森(Нао Вин-сэнь)，少将，原伪满江河舰队司令；

    31.赵景强(Чжао Цзин-чан)，少将，原伪满…… [19] 区舰队司令；

    32.吴国贵(У Го-гуй)，少将，原伪满海军学校校长；

    33.张英伏(Чжан Инь-фу)，少将，原伪满第二步兵旅旅长；

    34.刘斌(Лю Бинь)，少将，原伪满第三步兵旅旅长；

    35.杜蒙仁(Ду Мун-жань)，少将，原伪满第十三步兵旅旅长；

    36.刘孝亮(Лю Сянь-лян)，少将，原伪满第十七步兵旅旅长。

    ГАРФ，особаяпапкаИ.В.Сталина，д.235，л.46-52

    №14193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版(1949年6月1日)

    密码电报第54991号

    绝密(严禁复印)

    致菲利波夫：

    据从莫斯科来的中国同志说，1948年由中共中央机关所属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已在苏联译成俄文，并将于近期发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已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文章的挑选和排版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不足，另外在个别词语上还存在一些错误，甚至是曲解。

    中共中央将出版一套新的经作者本人校对的毛泽东著作选集，其中对前一版《毛泽东选集》作了一系列修改和变化。我们计划于今年6月底以前出版该著作。

    有鉴于此，我们请求(你们)，暂时不要将译自中共中央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版付诸印刷。

    另外，还要请求你们，应根据我们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集来对已译俄文著作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变化。我们将于该新著出版后立即将其发往莫斯科并交给你们，在此之后，你们就可以出版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了。

    中共中央

    1949年6月1日

    第525号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98-99

    №14194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版(1949年6月12日)

    绝密(严禁复印)

    六天之内必须返还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相关部门

    1949年6月12日

    密码电报第2624号，急电

    致捷列宾

    第525号复电：

    请转告中共中央如下内容：

    “已收到你们提出的关于延期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请求。

    我们在收到你们经作者校对的新版本之后，再着手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共3份，发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发送人普雷夫金娜，第3387号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97

    №16525 毛泽东致斯大林报告：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1949年6月12日)

    绝密

    兹报告：6月12日毛泽东同志委托我将他的报告转交给您。

    下面是报告的全文：

    一、您5月26日通过科瓦廖夫转来的电报收到。

    除了已经请科瓦廖夫同志转交给您的报告外，我再给您写一份正式报告。从今年3月19日和21日给您写了报告以后，已经过去两个半月了。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向您汇报，请给予指示。

    二、关于建立政府的问题。

    现在我们决定在今年8—9月份建立政府。一切筹备工作在8月中旬完成。8月中旬或下旬可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政府。

    筹备工作的内容如下：

    1.全国范围内有44个党派、社会组织、团体和无党派人士。这些组织中将选出500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和来宾。

    2.制订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和权力。

    3.编制协商会议一般政治纲领草案，并预先进行讨论。

    4.在事先交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协商会议的结构、组织基础和组成。由于长江以南区域的许多省份很快将归入我管辖地区，参加协商会议的代表和组织会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更广泛。因此，协商会议将代表中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和人民。

    由于战争即将结束，过去根据以夺取战争胜利为重点而制订的一般政治纲领应该重新审查，在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制订。

    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组成应该围绕解决这个任务进行研究。一切筹备工作将在8月中旬加紧完成。因此，协商会议可以在9月中旬或下旬召开。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来看，这个时间是合适的。

    各界人士希望这次会议开得顺利，开得圆满。他们对这次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有些民主人士过去认为，会议应该在夺取广州和重庆之后召开，现今他们不再坚持了。

    三、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有可能也有必要在今年冬季占领广州、南宁、昆明、贵阳、重庆、成都、青海、宁夏等城市和地区。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大国可能采取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1.尽快消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残余。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中国大陆消灭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将难以或无法实现经济封锁和干涉。

    2.建立沿海地区的防卫。

    3.做好经济自助的工作，摆脱一切可能的经济封锁。

    四、事情的发展比我们设想的要快。过去部队没有后方的供给，依靠地方的资源(人员补充、弹药、粮食、军服等)，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统治区遇到的这些困难比我们估计的少多了。

    国民党的反抗力量大大地减少了，除了那些有20多万人的国民党部队还有些战斗力外，其他部队的战斗力丧失殆尽。国民党部队的分崩离析是一大特点。

    从4月21日至今的50天战斗中，我军以6万人员伤亡的代价消灭了国民党部队58万人。

    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我军共计消灭了559万人。现在国民党军队包括常规军和非常规军、后勤机关、军事学校等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50万人。国民党兵力已经为数不多了。消灭他们，指日可待。

    除个别部队外，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性总体来说很强。在革命高潮中我们的部队表现出了民族英雄主义，得到各界人民的支援，在解放区受到隆重欢迎。我军的战斗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人民解放军在今年春季进行的3个月政治和军事训练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军庄严、坚决、顺利地向前挺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军事远征。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除了某些动摇的右翼分子)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一致支持我党、我军。

    我军将要到达的地方，大部分国民党成员脱离反动组织，留在原地，保卫政府机关、企业、文教机关，等待我们的到来，以便将这些机构交到我们手中，并帮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

    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和农村游击队有效地把自己的行动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役、接收城市企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这一切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就地顺利解决供应困难问题，而不完全依靠后方。

    五、目前的局势使我们有可能超过以前规划所确定的军事战役规模。以前的规划我曾于今年2月份亲自对安德烈耶夫说过，我们准备在今年占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江西、陕西、甘肃9个省。可是从4月21日起50天之内我们已经占领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和陕西5个省以及江西、福建省的部分地区。

    根据时间和兵力的计算，今年冬季还可以再占领8个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宁夏、青海。剩下的只有新疆、西康(四川省的西部)、台湾和海南岛，这些地方考虑到明年再夺取。

    如果白崇禧的广西部队不战而逃至云南省，那么云南省的占领可能安排在明年春季。西藏的局势特殊，明年可能还不能解决。

    假如我们按此计划行事，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战争的时间，加快清除大陆上的帝国主义走狗。那时，人民解放军的三个野战军今年秋季和冬季都不会闲着，215万常规军的粮食问题将得到顺利的解决，因为粮食供应问题将由16个省来解决，而不是以前计划中的10个省。

    六、为了建立沿海防御阵地、加快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我们对部队作了调防，并准备再作调防。

    1.调一个军到秦皇岛—塘沽海滨前线的北平、天津、秦皇岛地区，那里已有4个步兵师和4个炮兵、坦克团在执行驻防勤务(这个军是拥有11万人的3个步兵常规军中的一个，占领太原之后驻扎在张家口和大同地区)。

    其他两个军的主力将部署在张家口—大同地区。需要的时候可以在任何时间调去沿海一带支援。这个地区是聂荣臻指挥的军区。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属这个军区。这里驻防勤务的力量相当强。

    2.我们在青岛地区部署了地方部队的一个军，命令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负责武装和补充这支归军区管辖的军队，使它成为一支常规军，能执行青岛地区的驻防勤务。

    属华东军区范围的省份是：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台湾。山东省是我们的坚实的根据地，帝国主义想通过山东侵入中国绝非易事。

    3.陈毅的第三野战军有15个军，60万人(不包括近期俘虏的20万国民党士兵)。其部署的情况是：3个军将于6月下旬撤出上海，准备在8月或9月占领福建省。福建省内只有5万人的残余敌对势力，要消灭这批残余，3个军绰绰有余。以后这三支军队将在福建省执行驻防勤务，重点放在福州。

    4个军在浙江省驻防，重点在杭州。

    2个军在南京地区驻防，5个军在上海地区驻防。

    1个军在苏州驻防。需要的时候，在任何时间内可以调去青岛或连云港以加强力量。

    将从每个军中抽调一些部队去消灭反革命集团、维护社会秩序。主力部队要进行整训。我们占领了福建省以后，陈毅野战军的战斗任务基本上告一段落。他的军队将转入国防，那时我们将不会害怕帝国主义者的干涉。

    台湾孤立在海上，那里有7万多人的敌军残余。目前暂不考虑占领它，这个问题可能到明年解决。

    4.刘伯承指挥的第二野战军驻扎在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省的交界处，有9个军，30万人(不包括近期俘虏的10万国民党士兵)。第二野战军已经完成这个地区的战斗任务。已命令他们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整训。今年8月或9月这支军队要开拔西挺，在4—5个月内到达并占领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贵州省地区。以后第二野战军将控制这两个省，并准备下一步骤——占领西康和西藏。

    5.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有13个军，90万人。调出一个军驻扎在河南省及其中心郑州。

    其他12个军在6月中旬可以调遣到湖北省的西部和南部以及江西省的北部。

    6月底或7月初第四野战军将从3个方面向白崇禧部队发起总攻(白崇禧手下有20万人，其中8万人具有战斗力)。首先，第四野战军要占领河南和江西省，这项任务应该在今年夏季完成。其次，要占领广东、广西和云南省，这项任务应该在秋冬之际完成。

    林彪统率的12个军中5个军拥有炮兵部队和战斗力强的部队，在消灭敌人之后将被部署到湖北、湖南、江西省执行驻防勤务。

    其他7个军在他们到达湖南和江西南部(8月份能到达)后休整1—2个月就挺进广东、广西省。

    这7个军在广东、广西取得战斗胜利之后，将有1—2个军队调去占领昆明市，然后他们将在广东、广西和云南执行驻防勤务和保卫国家边境。

    在广东、广西和云南省有广大的游击运动地区，游击队员人数超过5万人。林彪手下的7个军在占领这3个省份时不会碰到特殊的困难。

    我们估计，我军进攻这3个省份的时候，英国、法国和美国一定会在香港、印度支那、缅甸和暹罗加强军事防御措施。但是，我们的部队不打算越过自己的国境。

    有关香港和九龙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打算提出归还中国的要求。

    在这样的局势下，英、法、美军侵占中国领土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即使他们派出军队占领了汕头和广州，或从印度支那侵入，我们还是有能力对付他们的。总之，对待国内外敌人，我不打无准备之仗，战则必胜。对每一个战役充满胜利的信心，这是我军战斗行动的原则之一，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坚持。因此我们不吃亏。

    6.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有12个军，35万人。6月中下旬第一野战军可能集结在西安的西部，在整个夏季他们将消灭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联军(总人数超过20万)。估计，在这个地区会打几个硬仗(马步芳、马鸿逵部队还是有点战斗力的)。如果这里的几仗能取胜，那么在秋冬之际可以攻下兰州、青海和宁夏。

    七、如果在冬季之前能实现以上计划，那么中国大陆的战争时期基本上告一段落，从明年春季可以进入和平建设阶段。这样的局势对编制经济建设计划和开展南方各省和西北各省以及今后的工作极具重要意义。

    八、今年完成上述计划的困难不是打仗，而是缺乏干部。我们过去在9个省培养的5.3万名干部不能满足新计划的要求，新计划内确定要占领16个省。

    克服困难采取办法：

    1.从5.3万名干部抽调一部分人去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青海、宁夏工作。

    2.广东、广西、云南省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区应该自己培养大量满足自身需要的干部，这个任务能够完成。

    3.再调派一批在北方老区工作过的同志。

    4.当我军进入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省以后，他们不要急于占领这几个省的所有领地，暂时只要占领其省会和主要交通线即可，这样就可以减少对干部的需求。除此以外，他们应就地为自己培养干部，以便为明年扩大占领区直到全部占领这5个省做好准备。

    九、如果实现了迅速消灭国民党兵力的计划，我们就能开始计划和调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同时也可以着手制订经济建设计划。

    十、目前我们不但不能削减军队的人数，相反，由于在新解放的省份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建立地方部队，地方部队的人数要达到150万。

    因此，如果加上直属中央的部队和北方老区地方部队215万人以及常规部队150万人(包括后勤部队、军事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我军的总人数可能会达到500万人。达到这个数目之后，我们就可以逐步缩减部队的数量。到那时，中国有300万人的部队(包括常规军和地方卫戍部队)就够了。

    目前我们要缩减的不是部队，而是军事工业。

    在长江以北的老解放区我们拥有160个军工厂，有10万名工人和职员。

    从国内战争的需要来看，现在不需要生产武器和弹药。我们野战军打仗完全可以依靠战利品和从国民党手中夺来的军事工业满足战争的需要。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我们就可以逐渐地开始缩减军事工业，将军事工业转入生产民用产品。否则生产不需要的产品对我们没有好处。

    为了建立国家的永久国防，需要在经济总计划中考虑列入建立符合国防目的的新军事工业的适当规划。这方面我们希望得到您的专家们的帮助。

    十一、目前我们暂时没有大规模宣传和展示中苏友好关系的计划。我们的意见是：趁各民主党派代表赴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之际，让他们深切地感觉到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以便消除他们中间某些错误的观点。

    这样在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便于正式办理贷款和苏联专家工作的合同手续，同时将促使苏联专家们能名正言顺地在华工作。

    政府将在8月成立，而民主人士要和我们一起在6—7月份召开协商会议，政府成立的筹备工作(十分紧张)。因此，赴苏事宜只得推迟，到政府成立之后再进行。此事我们还没有与他们交换过意见。

    十二、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未来的中国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的结构不宜庞大，要灵活，应该适合中国国情。

    十三、关于我们需要的苏联专家人数及其专业清单，我们6月9日已通过电报给您寄去。

    致以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49年6月11日

    给斯大林同志，第55420号密码电报

    1949年6月1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01-111

    №16526 库梅金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1949年6月17日)

    机密

    И.В.斯大林同志：

    现向您报告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5月31日决定的关于租用外国船只从黑海给中国北方地区运送石油产品事宜。

    根据6月17日的情况，我们租用了两艘总载重量为2万吨的油船。

    第一艘船载重量为1.2万吨，6月29、30日装运，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为7月30日。

    第二艘船载重量为8000吨，7月5—7日之内装运，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为8月7日。

    除此之外，达成了租用第三艘油船的协议(船主尚未最后确认)，其载重量为1.5万吨，7月10—12日之内装运，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大约在8月10日。

    还有两艘总载重量为2万吨的油船，在最近三四天内可以租借。

    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Π.库梅金(签名)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12

    №16527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新政府筹建等问题(1949年6月18日)

    绝密

    请将这份电报转交给毛泽东同志：

    您的关于组织政府和进一步占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战役计划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不能认为，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干涉和封锁已经排除，因此我们在制订行动计划时既要考虑到好的一面，又要考虑到坏的一面，以保证自己能对付偶然事件，不致措手不及。

    建议对新疆予以认真的关注。新疆石油蕴藏量丰富，还有棉花。缺少石油，您会感到寸步难行。如果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到新疆开展工作，过2—3年后就可以有自己的石油了。

    可以从石油开采和加工区铺设一条输油管到锦州站 [20] ，再从锦州通过水路或铁路将石油输送到全国各地。因此，占领新疆事不宜迟。派一个军就可以解决了。对马步芳的兵力，您估计得过高了一些。据我们掌握的情报，他并没有那样强大。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19

    №262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中国工会代表团提供经费(1949年6月18日)

    批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从国家银行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划拨外汇126万卢布的请求。(以支付中国工会代表团经捷克斯洛伐克前往米兰参加第二届世界工会大会的差旅费，及其向世界工会联盟交纳的会费。)

    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40，л.201

    №00598 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对中国的援助(1949年6月27日)

    莫斯科，1949年7月28日

    会谈于6月27日23时至24时进行。

    参加会议的人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同志；刘少奇(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王稼祥(中共中央委员)、卡尔斯基(即师哲，翻译)和И.В.科瓦廖夫。

    在与代表团成员握手和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要他们转达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问候。

    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给他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在此之后，斯大林转入讨论代表团提出的问题。 [21]

    一、关于贷款。斯大林说，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注意到，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

    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以他个人的名义表示，对于这样的贷款，1％的年利率少了，应当提高。

    斯大林对此向代表团解释说，苏联向东欧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为2％，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减少了一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民主国家不同。东欧民主国家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固；而中国还在进行战争，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量援助。

    然后，斯大林笑着说，当然，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关于签订 贷款协议 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 [22]

    二、关于专家。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价格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斯大林说，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人们所讲的，家中难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

    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的国家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

    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

    在回答斯大林的这些话时，刘少奇说，在中国有一些与帝国主义的活动没有联系的外国专家，他们得到的报酬大大高于中国专家。斯大林对此回答说，在苏联，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和制度。我们想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制度办。

    三、关于派遣专家去上海。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在任何时候派过去 。请你们研究并通知我们。但是，一般来讲，你们应当注意到，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有许多你们自己的专家和高级技术工人，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会大于而不是小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你们必须吸引他们积极地投入工作。

    四、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准备帮助你们清除上海的水雷 ，既可以派专家——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提供扫雷艇。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比如，卖给东北政府几艘扫雷艇，然后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斯大林接着开玩笑说，东北政府可以把他们再“卖给”中央政府。

    五、关于新疆。斯大林同志说，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能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防卫。

    总之，为了巩固中国的国防，应当让汉族住进所有的边境地区。斯大林同志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六、关于舰队。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没有自己的舰队。然后又补充道，你们好像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舰只。

    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用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

    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

    七、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给予的巨大帮助，这些帮助体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并感谢向中国提供的异常优惠的条件，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他同时强调，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八、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九、在回答中国同志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 的请求时，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这条航线。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 可以向你们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 [23] 你们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或者是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这样你们就可以培养自己的飞行人员了。

    十、斯大林同志同意代表团提出的 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 他们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的请求。同意再过三四天开会，以便代表团做好准备。 [24]

    十一、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 但为此目的，应当称你们 是来自东北的贸易代表团，以便你们能够公开进行访问。

    十二、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我们将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报道以高岗同志为首的贸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样你们就有可能广泛地进行参观，包括去各种值得参观的企业。

    中国同志表示，等他们请示毛泽东后再对此做出回答。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1-7

    №09050 苏联驻华使馆备忘录：美英对华宣传动向 [25] (1949年6月30日)

    美英反动派指望民主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从最近发表的文章的内容看，美英宣传非常注意选择一些能够刺激中国人尤其是中共党员民族感情的题目，其主要目的是在民主中国与苏联之间、中共与联共(布)之间制造敌对关系。

    ……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96，д.117，л.29-36

    №00599 刘少奇致斯大林报告：中共的方针政策(1949年7月4日)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

    我们谨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

    1949年7月4日

    (一)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截至1949年5月底，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中国富庶地区已有29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0％(因新疆、青海、西藏的面积很大)，人口 2.75亿 [26] ，占全国总人口的57％，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2000个县以上城市的51％。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3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9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其后方机关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有些战斗力的只有20万人左右，而人民解放军，据最后统计，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240万人，其余为各军区地方部队及总部直属兵团和机关学校。还有空军7500人，海军7700人。〔1/有飞行员吗？有水兵吗？〕 [27]

    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两季可占领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占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的有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解决。台湾、海南岛和新疆，要等待明年才能占领。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占领。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占领新疆，而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肃清和保证新疆向前进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需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将可以大为提前。

    除了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在政治上也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经陷入完全的孤立。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我们一方，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了。但由于我军的行动受到交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还需要一些时间。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直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从来就有充分的估计。联共(布)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没有松懈对这种可能性的警惕。但照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似乎没有帝国主义者派遣上百万军队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况且，这也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消灭和阻止中国革命，同时还将使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困境。但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中国三四个海港，或作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已做了准备。因为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海岸没有设防，帝国主义的这种武装袭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和损失。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这将激励全国人民及军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驱逐这些进行干涉的军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帝国主义有可能不敢来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我们应当注意不给帝国主义以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与此同时，迅速肃清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将使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更加困难。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

    (二)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

    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就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 现正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28]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随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

    筹委会已决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包括党派14个，代表142人，地区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代表206人，总共45个组织，510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为群众所熟悉的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适当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性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并决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2/各省政府是否也要成立？〕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军事委员会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冶金、纺织、燃料、交通、邮电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3/这是事实上的总统吗？〕刘少奇和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我们的理解是：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的。〔4/什么是“官僚资本”？〕

    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本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与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这就是这个专政的组成成分。

    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需解释的。〔对!〕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 〔5/对!〕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还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正如斯大林同志1926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相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对!〕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

    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对!〕今年2月安德烈耶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布)中央也指示我们必须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建议的。

    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加强。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签订取消罢工的集体合同)，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29] 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15年。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进步，这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交通不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中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7/将要成立省级地方政府吗？〕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对!〕

    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绝大多数已来到北平。中国共有10多个民主党派，他们都是一些进行政治活动的小团体，成员总数不到3万人，其中中国民主同盟有2万人，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比较有影响。他们都不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们的组织松散，内部很不团结。例如所有各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的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有争吵。他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他们的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持。在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人，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及帝国主义走狗，都极力想钻进这些民主党派中，争取他们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已向这些党派提出了严重警告。所有各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但有少数人在不久以前仍与帝国主义分子有些联系，直到最近才断绝了这种联系。在土地改革这一点上，则有一部分人是勉强和共产党一致的。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有少数人还提出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意见。

    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般纲领，他们都公开地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除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外，中国还没有最后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8/有没有买办集团？〕

    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参加政协会议的那些人民团体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团体，有的已拥有广大的会员，并且都在迅速地发展会员。它们在过去的反对美蒋的斗争中，曾有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它们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除全国总工会早已成立外，最近还召开了妇女、学生、青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因中国青年过去已有很多组织，为了统一这些组织，还成立了全国及各地的青年联合会，暂时作为统一青年运动的组织。

    国民党的工会、妇女团体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失败后，已处于非法地位，并迅速瓦解，其领导人早已逃跑或停止活动了，其中的进步人士，则在国民党失败以前就向我们靠拢了。由朱学范所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是有一些群众的，但已与全国总工会合并了。

    安德烈耶夫同志今年2月在中国提出要注意组织工人、职工和青年、妇女的工作。我们同意这些意见，现已在所有城市展开了这些工作。但由于这些工作过去长期间断，目前还需要改装训练这些工作的干部(现在每个团体都有几百个到几千个学生的干部训练学校)，所以这些工作暂时还无法取得很快进展。我们希望能有几个有经验的苏联同志来中国帮助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文化教育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即将在北平召集，并将成立他们的全国组织。他们是能接受共产党领导的。

    (三)关于外交问题

    联共(布)方面最近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

    帝国主义在全力帮助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失败以后，现在又以下面的方法继续反对中国革命：

    一、继续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可能的力量抵抗中国革命；

    二、用一切方法钻进革命阵营的内部来分化和破坏中国革命；

    三、用一切方法挑拨中国革命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四、用许多方法接近中国共产党，企图拉拢中共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近。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我们是看得清楚的，并且有经验绝不会让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关于这些，我们已在各民主党派中提出警告，并号召人民提高警惕性。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中国革命均要彻底地加以摧毁。这已写入我们二中全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现在我们的军队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控制权已经随着国民党的覆灭而被摧毁，其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大大削弱。但是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和文化组织依然存在，他们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采用什么步骤和方法进行处理，是值得考虑的。

    今后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根据以下几项原则进行：

    一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

    二是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三是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9/对。〕 [30]

    四是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我们没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情况的最新资料。据日本在1936年的调查，英、美、法、德、意、比6国在华投资总额为18.28亿美元。其中英国占10亿多，美国占2.2亿，德国和意大利占2.1亿多。铁路借款和政治借款占5亿多，各国在中国所设银行的金融投资4.5亿多，经营进出口的贸易投资3.8亿多，经营工矿及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3.6亿多。但在日本失败以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华投资均被没收。〔10/被谁没收了？〕英、法、比在华投资受到一些损失，美国增加投资亦不多。现在各国在华的企业是：银行保险、进出口贸易、航行外洋的轮船及码头仓库。此外，英国占有一半资本的开滦煤矿(年产400万吨)、上海和天津的英国烟厂及上海的美国电力公司及其他若干市政企业，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其他企业均不重要。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工业与矿业，已经没有很重要的地位。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企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11/什么样的限制？〕但有些帝国主义者的流动资金已经抽逃，或采取消极的观望态度。将来在什么时机和采取什么方法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问题，是没收还是采取其他方式，我们还没有决定。目前，我们正忙于军事和其他工作，但应该做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准备。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自己的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据以前的调查材料，除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外，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就有31所大学和专业学校，32个教会学校，29个图书馆，26个文化团体，324所中学，2364所小学，3729个教会，93个宗教团体，147所医院，53个慈善机构。对外国原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在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 [31]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经教民同意予以没收和分配。〔12/对。〕 [32] 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和分配。

    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并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利用各种场合请求并设法与我们保持联系，企图取得我们的正式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对外国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实行的。但这样做，各国侨民感到有诸多不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各国在中国已解放的地区约有侨民12万人，其中上海有65000多人，东北有54000人，在东北的外侨，主要是苏联人，其次是日本人。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13/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14/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15/对。〕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对。〕 [33]

    在各国承认新中国后，我们准备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涉及日本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16/对!〕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经过这些解释后，各民主党派便与中共联合签署并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

    在以上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34] 〔好。〕

    (四)关于苏中关系问题

    苏联和中国之间牢固的民族友谊，对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为增进和巩固这种民族友谊而不懈地努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

    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17/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18/对。〕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而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关于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车、通航等问题，我们希望迅速办理，并愿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些事情，应当如何进行？〔19/我们来帮助进行。〕 [35]

    关于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问题，应当如何办理？〔通过与它们的直接谈判。〕

    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20/好。〕

    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21/不!〕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不!〕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之间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的相互理解。〔22/对!〕

    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进行访问。他到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23/对。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

    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给予指示。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的贷款，我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24/还有白银呢？〕 [36]

    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予指示和批评。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

    1949年7月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28，л.11-50

    №00600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关于访苏安排问题(1949年7月6日)

    联共(布)中央

    И.В.斯大林同志：

    一、我们在报告中已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请求给予详尽的指示。有关贷款和专家的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当我们启程来苏联时，毛泽东同志要我们请求斯大林同志在对国际形势、新的战争危险性和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的相互关系的评价与分析的问题上给予指示，它们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评价国际局势的指导性材料。 [37]

    二、我们希望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停留来了解苏联，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想了解下述问题：

    (一)苏联的国家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

    政府的各个部门。

    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

    政府管理基层机构的结构。

    党、政府和群众组织间的相互关系。

    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安全机构、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

    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结构。

    外交部的结构和外交斗争。

    (二)经济政策及在苏联的管理，包括下述问题：

    工业、农业和贸易发展的结合。

    国家预算、地方预算、工厂的预算，学校、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财务计划。

    国家企业、地方企业、各个工厂、教学机构的副业和合作社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银行的组织和作用。

    合作社的组织和作用。

    海关和外贸部的组织和作用。

    税制和税务机构的结构。

    运输业的机构。

    (三)苏联的文化和教育，包括：

    各级学校组织和体制。

    学校和生产部门间的联系。

    大学生的招生和大学生的物质保证。

    中学的课程选题。

    文化和艺术领域中的其他工作。

    科研机构。

    (四)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党组织的形式。

    党的工作范围。

    党的教育的组织。

    党委会的体制。

    党的干部的管理。

    工会组织的形式。

    青年组织的形式。

    我们要求苏联的负责同志就这些问题和我们进行交谈。我们想请下述机构的负责同志来和我们交谈： [38]

    部长会议；

    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

    教育部和高级文化机构；

    外交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银行；

    合作社；

    国内贸易部；

    外贸部；

    财政部；

    党中央组织部；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全苏共青团中央；

    1—2位工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

    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

    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

    莫斯科市苏维埃。

    此外，我们还想访问1—2个工厂、1—2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及1—2个学校。

    三、我们想请苏联政府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它类似于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来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所必需的干部。一开始，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可达1000名。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 [39] 这个学校中的学习可分为为期一年的短期训练班学制，两年的普通学制和三四年的正常学制。这就有可能极其迅速地培养干部。派现在在中国担任各种职务的工作人员去学习，而且由于通过翻译来进行讲课，可以避免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困难。目前中国学生在苏联各个中等学校的学习保持不变。

    此外，我们还想把各类负责干部派往苏联了解情况，为期3—4个月。 [40] 他们一方面可以了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听课和交谈。这一措施将是使我们的干部增长管理国家和经济方面的知识的工作形式之一。

    再次，我们希望苏联派遣各个科目的教师到中国来工作，帮助我们在中国培养管理国务活动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

    四、关于中苏间的通讯问题。我们想具体谈谈和具体解决 有关建立苏中之间的邮政、电报联系 ， [41] 苏中之间的海上交通、空中联系， 开辟自苏联经哈尔滨和沈阳至远东、自沈阳至北平、自北平经乌兰巴托至苏联的航线，组织中苏航空公司，帮助中国建设飞机修理厂和培训航空军事干部的问题。

    五、我们想使有关苏联帮助我们培训海军舰队干部、援助我们扫雷艇和舰船以打捞沉没的船只和创建海岸防御体系的问题具体化。

    六、关于苏联帮助我们解放新疆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已发来电报，其中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建议我们具体地解决提供 苏联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 的问题。我们想获得有关新疆局势的材料和具体解决空军援助的问题。 [42]

    七、涉及东北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贸易问题。今年冬天东北可以向苏联运去80万—100万吨粮食来交换机器设备。

    (二)关于在大连和东北确定统一的货币 ，为了促进大连和东北的经济关系，减少我们的外汇负担，最好还是恢复大连的工业。

    (三)关于开放大连港以便向香港和日本输出煤炭和盐等。 [43]

    如果上海和天津被封锁，我们能否利用大连港进出口货物？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允许美国和英国的商船进出大连港？

    (四)关于利用鸭绿江水电站电力的问题，东北要求上述电站应将一半的电力输送给东北。为建设这一电站中国投资了7500万日元，而朝鲜为5000万日元。东北请求苏联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给予协助。

    八、关于中苏文化联系。中苏文化联系是我们两国人民紧密接近的重要工作。我们想和苏联的负责同志谈一谈有关通讯社、电影、中苏文化协会，有关相互派遣工农和学者参观团，有关在中国培养掌握俄语的干部，有关翻译政治、科学和文学作品，有关在中国建立俄语图书馆，有关开办书店，有关在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里出版报纸、杂志和发行书籍等方面的工作。 [44]

    请您就这些问题给予指示或指派专门人员讨论这些问题。

    致以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6日

    АПРФ，ф.45，оп.1，д.328，л.51-55

    №1652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代表团访苏的要求(1949年7月6日)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现向您报告：

    在7月5、6日的会谈中，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等同志请我向您报告下列事宜：

    1.他们请您对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的问题做出指示和提出建议，报告已呈送给您。

    2.他们希望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内了解：

    (1)联共(布)的机构和党的机关工作；

    (2)苏联国家的结构；

    (3)经济机构、国民经济的规划和国家经济的管理；

    (4)国内教育、文化工作的安排；

    (5)群众组织(工会、志愿团体等)的结构和工作；

    (6)参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企业。

    3.他们请求派遣各专业的苏联教授(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授)去中国高等院校讲课，但首先希望：

    (1)派遣一批重要的经济管理干部(总局的领导人、厂长)来苏联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学习具体工业部门的工作；

    (2)在苏联为中国建立一个专业的高等院校，学习人数1000人。培养对象为：一、领导干部、工程师、技术员，学制为1年；二、中层领导干部，学制为2年；三、青年人，学制可达5年。这类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业、贸易、财政、法律等方面的专家。

    4.代表团希望解决几个与东北有关的问题：

    (1)关于通过易货贸易供应机械制造厂的重型机床；

    (2)他们希望明确苏联与东北的贸易远景规划，商品名称、价格、商品交换方式和期限；

    (3)他们希望为东北引进不少于300名工业各部门的专家，以替代在冶金工业、军事工业、航空工业工作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需要电厂的专家和医院的医生。

    他们提到旅顺港和大连的问题，表示希望苏军不要按条约 [45] 规定在那里驻扎30年，而是60年，但希望改变东北和大连相互关系的现状。

    (1)允许自由进入港口输出煤和盐，接收运往东北的货物；

    (2)在东北实行统一货币，否则无法维持大连的军工企业，只能被迫关闭。这样会造成失业，引起工人的不满。这项统一货币的措施他们想在1949年9月实行。

    5.他们提出请求，在利用鸭绿江电站的50％电力方面(按他们的说法，该电站的总发电量为40万千瓦)希望得到苏联政府的帮助。他们提到，在建造该电站时中国投资了7500万日元，而朝鲜为5000万日元。他们试图单独与朝鲜协商，但没有成功，朝鲜只给他们输送2万千瓦。

    6.他们问，可否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派遣的捷商务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为5人，2名是“斯科达”工厂的代表，2名来自“巴佳”康采恩，另1名是纺织企业的领导人。

    7.代表团要我向您转达毛泽东同志的请求，请您对国际局势问题，特别是战争是否可能发生、何时发生等问题把自己的看法告知代表团。

    8.代表团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他同意建立一个委员会拟订物资供应抵补贷款的协议草案。由于财政经济机构尚未成立，加上没有专家、资料和所需设备的计算依据，他提出等苏联专家到中国研究工业状况之后，就地编制一份需用设备的订单。在电报中他指出，贷款主要(50％)用于东北；其次用于中国北方地区；再次，用于西北地区，以恢复冶金工业、煤炭工业、电站、铁路和安排开采、加工石油。

    代表团表示，他们可以全权代表签订贷款协议，不需再与中共中央协商。

    科瓦廖夫(签名)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20-23

    №26258 齐赫文斯基致葛罗米柯函：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华情况(1949年7月8日)

    致苏联副外长А.А.葛罗米柯：

    6月8日关于俄罗斯在华传教士团团长维克多大主教希望去莫斯科面见阿列克赛牧首电收悉。现送上维克多给我的信件副本以及大司祭丹尼尔·贺在哈尔滨写给维克多信的副本。两信说明东北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教事相当混乱。

    附两信复制件，共7页。① [46]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С.齐赫文斯基

    1949年7月8日

    附件：

    致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С.齐赫文斯基：

    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

    按照俄罗斯古老的传统，公职人员在危难时刻应该永远恪守的古训是“勿为己求，勿为己谋，毅然肩负起繁重而艰巨的使命”。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却不得不违反这一古训。我就是这样。

    今年4月14日，在未等到调令或至圣②派 [47] 来北京的情况下，我即致函至圣阿列克赛，贸然提出去莫斯科当面报告传教士团面临的紧迫问题。但愿您不致认为我的信是强人所难的不礼貌行为，也不致因此责怪我，因为您比任何人更了解传教士团光荣的过去，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它的现状。令我们更为欣喜的是，您对传教士团光明美好的未来，对其造福于苏中两国伟大人民的事业蓬勃发展充满信心。我相信，您会把4月14日我致牧首阿列克赛的信视为当务之急。

    都主教因诺肯季为捍卫教规进行了无私无畏的斗争，但由于俄皇采取了强制措施，中东铁路地段的教堂脱离了传教士团。后来，这些教堂组成了哈尔滨教区。1941年，即在我任传教士团团长的时候，由于日本占领当局的压力，东北地区传教士团的会馆和教堂、军人墓地和全体神职人员均临时划归哈尔滨教区。

    最近，根据涅斯托尔都主教的指示，东北地区俄罗斯传教士团的全部工作就是在哈尔滨建立中国传教士团。一位原传教士团的神职人员——大司祭丹尼尔·贺被任命为团长。

    我们在哈尔滨的一所会馆拨给他作为办公用房。由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在一个中国出现了两位传教士团团长：一位是俄罗斯人，一位是中国人。

    大司祭丹尼尔·贺深感自己所处的尴尬地位：“在中国的中国传教士团团长？!”作为团长，他深知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力。他在写给我的几封信中一再抱怨，哈尔滨教区对他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关心，毫不顾及他的威信。

    我们双方正经历一个过渡期，相互关系是很脆弱的，处境是微妙的，任何一个复杂情况都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东北如此，在华北、华南、西北传教士团的生活以及东正教徒们的境遇也因战乱更加艰难。在邮政和电讯长期中断后，神甫罗果任自上海电告：“我们正在为收回教堂和传教士团的财产而奔波。”

    青岛、汉口、香港无任何消息。同西北地区的教徒也无任何联系。承蒙您的帮助，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只有北京和天津传教士团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传教士团当前正处在命运攸关的重要时刻。我认为，传教士团痛苦的解体过程已经结束。由于中国解放军不断向前推进，承蒙上帝的恩典，重整传教士团，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领导中心的有利条件已经成熟；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事务管理机构，开展统一的宗教活动并在苏中共同的思想战线上进行文教工作的有利条件已经成熟。总之，在统一的人民民主的中国恢复东正教代表机构——俄罗斯传教士团——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忘记，对当前的问题采取不慎重态度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摩擦、冲突和误解，导致北京教区和哈尔滨教区俄中教徒之间关系疏远，造成教区之间的摩擦，传教士团的事业不仅不能复兴，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可惜的是，虽然我们的同胞知道自己身处异国，却未能同当地人民密切交往，对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对他们也缺乏友爱之情。令人遗憾的是，大家只注意当地人的性格、习俗和生活等方面的缺点，只知道官吏、警察和土匪横行，厨师和女佣偷盗，商人和小贩欺骗，牲畜少得可怜，“加起来不值八个铜子儿”。

    十几年来，俄罗斯人在中国的境遇很不好。他们颠沛流离、无人保护、贫困潦倒、饱受中国官吏和警察的欺侮，处境可谓一落千丈。外国人在中国大肆推行掠夺性政策，他们过着随心所欲、花天酒地的生活，当地人却贫困不堪，欧洲人在这里已名声扫地。在此情况下，中国人认为自己比外国人更聪明、更文明，处处优于外国人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大国主义情绪也不足为怪了。我们恰恰应该思考并采取一切措施维护俄罗斯东正教徒同中国人之间的和睦与友爱。

    现在，对于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中世纪的藩篱已经彻底坍塌，在全世界阔步前进的潮流中人们已经觉醒。但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才刚刚平定，此时此刻，保持自彼得大帝以来传教士团在这里的领导地位尤为重要。如果我们丢掉自己的优势，就丢掉了传教士团，我们在中国的所有东正教徒将成为天主教徒或美国形形色色的基督教徒们的俘虏。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正在把贪婪的手从四面八方伸向中国，他们一有机会就对中国的宗教、政治、工商和教育施加有害的影响。

    时不我待。生活正在前进。新一代中国人正在成长，心理日趋成熟，不久将在建设中顽强寻求自己的位置和事业，如果我们那时竟然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新生活就会离我们而去。那时，“中国传教士团团长”必欲取代俄罗斯传教士团，他是中国人，当局肯定会支持自己人，矛盾和相互不满将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传教士团的义务是在苏中两国人民之间播撒平等与友爱的建设性思想，在友好的伟大邻邦传播我们伟大祖国无往不胜的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切实关心俄罗斯传教士团在中国的地位，准确规定传教士团的权利和义务，对其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地位加以界定。

    我觉得，即使频繁的信件往来也难以充分说明传教士团当前在中国所处的复杂情况，更难对其未来做出安排。只有关心此事的人，特别是传教士团团长亲自向至圣报告，才能提供详尽的材料。正因为如此，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我才大胆向至圣的牧首阿列克赛提出请求，允许我去莫斯科当面汇报俄罗斯传教士团面临的迫切问题。

    同您谈话后我明白，您对我上述想法不持异议，因此，我希望您，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对我的莫斯科之行予以促进。

    愿上帝保佑您尊贵的全家。

    忠于您和感谢您的大主教

    维克多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3，л.39-44

    №16530 塔斯社发布新华社报道：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建立(1949年7月17日)

    机密

    关于成立中苏友好协会

    НВ.АВ.10002，北平，7月17日。

    据新华社报道，昨天在北平举行了集会，会上成立了建立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委员会。成立协会的发起人是：孙逸仙夫人、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和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的698名人士。

    该协会的698名发起人的声明书中说明：中苏友好协会的任务是建立和巩固中苏两国间的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关系。这个协会的目的是学习苏联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利用苏联科技成就，巩固两国间的友谊。声明中强调，“苏联选择的道路，是人类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筹备委员会有81名人员，包括孙逸仙夫人、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董必武、李济深、谭平山、黄炎培、蔡廷锴、李德全(冯玉祥夫人)、邵力子和张治中。

    在会议大厅里悬挂着标语：“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万岁!”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列宁、斯大林、孙逸仙和毛泽东的肖像。大会开始前演奏了人民解放军军歌和苏联国歌。

    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总书记钱俊瑞说，巩固中苏两国友谊是新中国建设成就和世界持久和平的保证。他声明说，中国代表团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得出的就是这个结论。7月8日钱俊瑞接着说，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了一次会，会上通过了联合中国全体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中苏友好协会的决定。这个决定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因此，他补充说，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

    筹备会成立大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冯玉祥夫人、茅盾、邵力子和其他人都发了言。他们都表示，苏联不仅与中国平等相处，而且非常同情关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并给予援助。中苏的友谊，他们说，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发言的代表同时强调，中苏友好协会应该在全国有自己的分支，应该变成群众性的组织，以巩固具有30余年历史的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

    1949年7月18日塔斯社发布。

    АВПРФ，ф.58 59，оп.16，п.410，д.210，л.58-59

    №16531 贝斯特罗夫致费德林报告：拨付中方资金的使用情况(1949年7月21日以后)

    机密

    致费德林：

    现告知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拨付中方资金中未被使用的余额为28.8万卢布(据苏联对外贸易部资料统计至1949年7月21日)。

    除此以外，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5月14日第6703号命令，允许给中方提供200万卢布医疗费。这笔款项中暂时支付了3万卢布。

    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Ф.贝斯特罗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33

    №16532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要求与苏方进行会谈(1949年7月22日)

    译自中文

    致苏联部长会议

    А.И.米高扬同志：

    请您就下列问题跟我们谈谈：

    关于组织国内市场商业网；

    关于组织对外贸易(与国外的贸易)及其经验；

    关于合作化各方面的问题；

    关于苏联、中国和东北的贸易问题。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22日

    АПРФ，ф.39，оп.6，д.38，л.166

    №00601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转交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7月25日)

    И.В.斯大林同志：

    我们收到了毛泽东同志7月25日的电报，他建议我们将这份电报转交给您。现附这份电报如下，请您过目并给予指示。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

    1949年7月25日

    电报全文如下 [48] ：

    一、我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学校，并同意系的划分和要讲授的课程。我们正好也需要向苏联学习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原理、各工作部门的体制，所以创建这样的学校是极为必需的。对这件事需要投入精力和一些费用，但是应当谈妥，这些费用要由中国来支付。

    二、我们同意派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参观，以便在那里看一看和进行学习，并获取经验。参观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一工作的具体计划等你回来后再进行。

    三、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 [49] 目前，胡宗南部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其残部7万人已退至陕西的南部。我军已经占领了宝鸡和凤翔。本月26日我们由10个军组成的军队将开始进攻平凉、镇原、陇县，与马步芳和马鸿逵指挥的10多万人的6个军作战。如果这些行动取得重大胜利，我军将转入短期休整，随后就进攻兰州、西宁、甘州 [50] 、凉州 [51] 、肃州。因此，这些据点将在今年秋天被我们占领。如果是这样，我军就有可能在今冬占领乌鲁木齐。8月中，即在完成平凉地区的军事行动后可以开始和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 [52] 计划这件事。据彭德怀同志的通报，他们极感汽车的不足，他们询问能否在苏联购买用于调运部队的1000—2000辆汽车。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等待从苏联购买汽车并将它们运至甘肃省，然后我军再向新疆推进，这就至少要把我军的军事行动推迟至明春或明夏。我已经问过彭德怀，我军有无可能在今冬步行进入新疆，然后乘苏联提供的汽车穿越伊犁、伊宁地区。我尚未得到答复。一有回音，当即奉告。

    四、我们同意派苏联摄影师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将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工作。如果这事已经议决，那就需要加快进行。建议这件事在最近的1—2个月内办好。他们应该先到达北平，在这里待1—2个月，然后上前线。这样的话，从今年10月起他们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工作了。这将使他们能够摄制有关占领广州、南宁、昆明、重庆、兰州和乌鲁木齐的军事行动的影片。否则，他们就来不及摄制攻打广州和兰州的军事行动的影片。攻占广州的行动计划在今年10月，攻占南宁的行动在11—12月，重庆和贵阳在12月，兰州在10月，而攻占昆明和乌鲁木齐在明年的1月或2月。如果联共(布)中央认为有必要，可派3—4个摄影师小组到我们这里来。每个摄影师小组可指派1—2名有较高的政治和文化素养的记者或作家随行。他们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我们部队的生活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摄影师小组可每个野战军派一组(我们有4个野战军)。先把他们送至北平，在这里集中，然后责成科瓦廖夫同志和我们的一位同志(中共中央委员)给他们作报告，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前线工作。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然而，摄影师小组可以和这支部队一起工作，拍摄该部队的生活、部队和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前的摄影师小组的准备工作双方都进行得不充分，所以事情进展得不好。如果这次我们做好全面的准备工作，我想，事情是可以办好的。

    五、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它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6个月至1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踏步向前，也有可能在美国和英国将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攻占台湾，这样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订，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请将上述一切转告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

    1949年7月2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28，л.137-140

    №16533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索要《苏中贸易条约》副本(1949年7月25日)

    译自中文

    А.И.米高扬同志：

    请将本人与您在会晤时您答应过的《苏中贸易条约》副本寄给我。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25日

    于莫斯科

    АПРФ，ф.39，оп.1，д.38，л.168

    №00602 维辛斯基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学习苏联的外交经验(1949年7月30日)

    摘自А.Я.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机密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关于会谈的请求，于16时会见了他。在互致问候和一般性的简短谈话后，刘向我提出四个问题要求加以阐述：

    一、关于外交部的组织结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关于培养、利用和配置干部。

    二、关于在其他国家中的全权代表机构和领事馆的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内容。

    三、外交舞台上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这一领域中最主要的经验。

    四、我们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工作方面的建议。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指出，苏联外交部的建制和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部或法国外交部略有不同。苏联外交部的主要特点是：它的结构基础是包括相应国家在内的各政治业务司。此外，尚有一些职能局以及辅助机构。我指出了主要的司和局。我还指出了一些辅助机构：事务管理局、财政外汇管理局、中央会计局。我说，在外交部里还有外交使团物品服务局和两所学校：为外交部系统培养干部的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

    一长制原则是外交部工作的基础。部长的指示是外交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守的。部务委员会是顾问机构。部务委员会的决定应由部长批准。外交政策性的问题由部长提交政府审议。

    刘对外交部党组织系统的问题感兴趣。我指出，在外交部工作的所有联共(布)党员，包括部长和副部长，都在一个党组织内，属于一个党委会，它拥有区一级委员会的权力。所有党的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党委会由党代表会议选举。党组织不干预外交部的事务，它没有被赋予监督职能。它从事党组织的政治教育工作并解决党的组织问题。

    外交部的党组织受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的领导，而外交部党的领导成员则受联共(布)中央的领导。

    对刘提出的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有多少和党员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的问题，我回答说，在外交部约有1500名工作人员，其中约95％是联共(布)党员。

    刘想知道在我们的国外机构中(大使馆、外交使团和领事馆)有无党组织。我回答说，那里有“工会组织”。对刘提出的在人民民主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里有无党组织的问题，我说，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听说过。

    然后，刘请求讲述有关我们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的组织情况。我就此问题做出解释，并按刘的请求着重讲了领事馆的职能。

    刘接着提出了我们外交干部的培养和他们的党派身份问题以及在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的服务中利用旧专家的问题。在对此问题作答时，我强调，在外交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上，我们依靠我们的党。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是我们干部的来源。我们外交工作人员的绝大部分是联共(布)党员并出身于工人和劳动农民阶层。我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我们就更新了外交部中央机关和驻国外机构的外交工作人员的成分。与此同时我还指出，我们吸收过旧专家，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即使现在我们也不拒绝利用非党的旧专家(国际法问题的专家、顾问和法学家等)。在利用旧专家的问题上，我们遵循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在必须勇敢地提拔新干部的同时利用旧专家的著名论断。我们现有的经验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依据是，真正的学者和专家，如果给他们提供了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条件，是不可能在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成为消极的旁观者的，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条件下。

    刘又问，我方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有什么建议或愿望他可以转告毛泽东的。对此我说，妥善解决对日本的和平是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我们应当力求由外长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筹备工作，而不是如美英所建议的那样在11或12国会议上来进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像解决其他重要国际问题那样，实现下述一点是重要的：在此之前，中国新的民主政府应得到外国政府的承认。

    我接着指出，我们应当密切关注美国的政策，这就是说要采取措施，及时使美国当权集团为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而利用局势的企图不能得逞。我指出，在这方面，对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应有特别的警觉和警惕性。

    我还指出，在国际事务中需要保持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外交与军事战略密切相关。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能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应当经常利用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矛盾，及时了解并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拥有重要的战略潜力。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有英明的教导，所以我们说，这是斯大林的外交。

    刘随后说，毛泽东非常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苏联并亲自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刘说，我们也邀请您访问中国。我对此表示感谢。

    在谈话结束时刘问，外交部是否有可能接受一批中国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短期训练班，为中国未来的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培养外交工作人员，或者方便的话，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就地培训中国干部。我指出，我觉得这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一问题应通过最高级机构协商。刘说，这当然要反映在给斯大林同志的有关信件之中。

    会谈时了解到，中国朋友没有足够的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外交词典》等。我答应寄赠给他们几本已经出版的《外交词典》第一卷和即将出版的第二卷。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翻译师哲(卡尔斯基)以及И.В.科瓦廖夫和Н.Т.费德林。

    会谈持续了3小时。

    А.维辛斯基(签名)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500，л.167-172

    №00603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请求带苏联专家回国(1949年8月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向您呈上刘少奇转交给您的信。

    И.科瓦廖夫

    1949年8月3日

    И.В.斯大林同志：

    我接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他要我回国，把王稼祥同志留下协助近日即将来莫斯科的刘亚楼和张学思同志处理创建空军和海军学校的事宜。这一工作在8月中旬或下旬结束后，王稼祥同志应回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将返回莫斯科。

    因此我非常希望，如有可能，И.В.科瓦廖夫同志，还有部分选派到中国去工作的苏联专家和我一起走。 [53] 其他的苏联专家可以和王稼祥同志一起走。 [54]

    为了给И.В.科瓦廖夫同志和苏联专家们以准备行程的必要时间，我打算8月10日离开莫斯科。恳请您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

    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和一些苏联同志会谈外，我愿意完成您所交办的任何任务。

    请予指示。 [55]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8月2日

    АПРФ，ф.3，оп.65，д.364，л.1-2

    №16535 苏联外交部致维辛斯基报告：推迟追究国民党分子罪责(1949年8月3日)

    机密

    齐赫文斯基同志在今年4月20日的信中提出，在中国新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与其交涉对杀害中国东北和北方地区苏联公民的罪犯实施逮捕及组织审判事宜。第一远东司建议不必等新的民主政府成立，就将国民党分子对苏联公民犯下罪行的材料分发给当地民主政权。

    由于中国民主政府尚未成立，无法在中国对国民党分子实行审判，许多犯罪分子至今还在国民党军队里，因此我们认为，齐赫文斯基提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

    我们还认为，最好推迟一下第一远东司的建议，因为许多罪犯不掌握在中国地方民主政权手中，分发给民主政权有关战犯的材料现在不会收到实际的效果。

    建议第一远东司对掌握在各领事馆和外交部手中材料作一个统计和选择，以便将来提出这一问题。

    弗兰采夫(签名)

    库尔久科夫(签名)

    布耶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3，д.88，л.5

    №16536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要求苏联专家随同回国(1949年8月3日)

    斯大林同志：

    现送上刘少奇同志转交给您的信。

    И.科瓦廖夫

    斯大林同志：

    我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来信。他要我回国，留下王稼祥同志，让他帮助近日前来莫斯科办理建立航空学校和海军学校事宜的刘亚楼和张学思同志。这项工作结束以后，大约在8月中旬或下旬，王稼祥同志要返回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之后再返回莫斯科。

    因此，我很希望И.В.科瓦廖夫同志和部分将到中国参加工作的苏联专家和我一起走。其他苏联专家可随同王稼祥同志赴华。

    为使И.В.科瓦廖夫同志和苏联专家有时间做启程准备，我想在8月10日左右离开莫斯科，请您对赴华苏联专家如何加快准备工作做些指示。

    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会见一些苏联同志以外，我准备完成您的任何任务，如果您有要求的话。

    请指示。

    致以

    布尔什维克敬礼!

    刘少奇(签名)

    副本，打字文本

    АПРФ，ф.3，оп.65，д.364，л.1-2

    №16537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中共中央请求购买汽车(1949年8月5日)

    А.И.米高扬同志!

    为了更好地为苏联专家服务，中共中央请求向苏联购买汽车，款项记入东北和苏联的商品交换账户。随信附上请购单。

    中共中央也想了解汽车的价格。请告知每辆汽车的美元价格。

    致以

    布尔什维克敬礼!

    刘少奇

    1949年8月5日

    附件：

    请求购买的汽车清单

    (记入东北和苏联交换账户)

    胜利牌轿车30辆

    莫斯科人牌轿车10辆

    15—20座位客车20辆

    刘少奇

    1949年8月5日

    译自中文

    АПРФ，ф.3，оп.65，д.500，л.5-6

    №16538 瓦西科夫与叶公超会谈纪要：抗议苏联与民主政权签署协定(1949年8月6日)

    摘自В.В.瓦西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今天叶公超请我去他处，并交给我一份正式照会，抗议苏联和东北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团近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贸易协定(附照会原文)。

    读完В.М.莫洛托夫和王世杰交换照会的段落后，叶公超口头声明：苏联和东北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团近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和东北贸易协定》违背1945年《苏中条约》的内容和总的精神，因此我怀着深深遗憾和无奈的心情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叶公超接着声明，尽管中国社会舆论界某些人士和中国报刊批评1945年的条约，但中国政府一如既往捍卫和巩固这个条约。叶公超强调说，中国政府决心现在和将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严格履行1945年条约规定的义务。

    最后叶公超请我尽快将照会的内容转达给苏联政府。

    我回答说，照会的内容以及外交部代部长的口头声明将立即转达到莫斯科。

    会谈继续了将近20分钟，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А.М.马卢欣同志、外交部亚西司司长卜道明。

    照会于1949年8月6日递交。

    苏联驻中华民国临时代办

    В.В.瓦西科夫(签名)

    附件：

    译自中文

    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给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В.В.瓦西科夫的照会

    临时代办先生：

    本人有幸告知阁下，自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以来，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和巩固中国和苏联之间传统友好关系，主动承担起条约的义务。中国政府期望苏联政府在条约义务方面对维护和尊重条件、严格履行通过的义务也采取同样的立场，可是实际情况使中国政府很失望。中国政府多次提请苏联驻中国的大使注意苏联政府没有履行条约的事实。1948年8月25日原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为此与罗申大使先生进行了真诚的会谈，指出苏联政府违反和破坏中华民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的一系列事实。会谈中希望巩固苏中友好关系，提请苏联政府尽快停止一切错误行动。从那时起一年多来，中国政府依然一贯地、不折不扣地履行条约义务，可苏联没有表示出一丝一毫改变自己立场的迹象，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深的遗憾。根据中国政府得到的消息，苏联政府不久前在莫斯科与所谓的“东北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团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一年的相互贸易协定。

    当时，在1945年8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照会的第一段中说：“苏联同意对中国给予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方面的援助和帮助，而且这种援助和帮助完全是为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进行的。”与苏联政府签订贸易协定的所谓“东北人民民主政权”，实际上是一个企图用武力推翻中国国民政府的叛乱组织，上面提到的照会第二段中强调说：“苏联政府认为东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绝对主权，承认他们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现今苏联政府与所谓的“东北人民民主政权”签订的贸易协定完全忽视了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

    所有这一切无疑是对中华民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同盟条约的蓄意破坏。

    鉴于上述所说，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严肃地声明：苏联政府违背和粗暴地破坏条约的后果完全由苏联政府承担。

    临时代办先生，请接受我对您的深深敬意。

    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政务副部长

    叶公超

    文件4份，送：А.维辛斯基同志、А.А.葛罗米柯同志、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7，оп.27а，п.13，д.198，л.2 3，13-14

    №16539 孔茹科夫和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中方决定关闭领事馆(1949年8月17日)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于1949年7月26日曾两次通知苏联外交部，中国政府决定关闭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总领事馆、驻赤塔市和安集延市的领事馆。行使维护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的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移交给哈巴罗夫斯克市总领事馆，安集延使馆的职能移交给塔什干总领事馆；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孔祥铎(КунСяндо)及其秘书黄赞直(ХуанЦзэнчжи)被调任符拉迪沃斯托克，任总领事和秘书，安集延的领事刘赞远(ЛюЧжэнюй)和赤塔的副领事李翰奋(ЛиХаньфэнь)被召回国。

    这些照会的内容已通知了苏联国家安全部和苏联内务部。内务部已作了答复，关于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调动以及领事馆调换地区为中国公民服务等方面没有异议。苏联国家安全部不反对职务调动及将安集延维护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移交给塔什干总领事馆，但认为将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和赤塔市的领事馆的职能移交给哈巴罗夫斯克市总领事馆(在给国家安全部的信中将哈巴罗夫斯克写成符拉迪沃斯托克，而在给赖赫曼同志的电话中又确认指的是哈巴罗夫斯克)是不妥当的，建议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的维护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由新西伯利亚总领事馆来行使。

    给符拉迪沃斯托克、新西伯利亚、塔什干、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和安集延的指示及给大使馆复函的草稿另附。

    苏联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

    И.Б.孔茹科夫(签名)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附件：

    苏联外交部给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照会草案

    苏联外交部向中华民国大使馆致敬，并确认收到贵使馆今年7月25日第38号照会。我部有幸通知你们，苏联有关机关已收到关于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馆、赤塔和安集延领事馆关闭以及维护在安集延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移交给塔什干市总领事馆等事宜。至于维护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的中国公民的利益事宜，移交给新西伯利亚总领事馆较为适宜。

    1949年8月于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向中华民国大使馆致敬，并确认收到1949年7月25日第38—316号照会，有幸通知你们，苏联有关机关已收到关于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孔祥铎先生及其秘书黄赞直先生调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及秘书以及安集延市领事刘赞远和赤塔副领事李翰奋被召回国事宜。

    1949年8月于莫斯科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2，д.72，л.9-11

    №09113 克鲁格洛夫呈斯大林等请示：溥仪要求留在苏联(1949年9月9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兹呈上原伪满皇帝溥仪1949年7月29日声明的译文。

    溥仪在其声明中感谢苏联政府对他的宽大和把中国人民从日本桎梏下解放出来。溥仪要求允许他长期生活在苏联，他想在苏联“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像苏联人那样工作”。

    溥仪声明原件存苏联内务部。

    特此报告，请你们定夺。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9月9日

    ГАРФ，ф. P 940Ⅰ，оп.2，д.236，л.179

    №16540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闭美国驻大连领事馆(1949年9月10日)

    机密

    应柯克的请求我于20点接见了他。大使说，他收到自己政府授权递交照会的指示，照会中请求苏联政府支持美政府关闭美国驻大连市领事馆所采取的措施。大使说他的政府很重视这项措施，尽快关闭领事馆事宜非常重要。因此在给大使的指示中，甚至希望外交部立即做出答复。

    我对大使说，在做出“立即答复”之前，必须研究这个文件，我答应做到。柯克表示感谢，并简要地将照会的内容向我介绍了一下(另附照会)，再一次强调了美国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重要性，希望尽快得到答复。

    我对柯克说，政府授权大使亲自递交这份照会，就足以证明美国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重要性，然后我婉转地指出他在这一问题上未免行事仓促。大使对此没有做出反应。

    会谈继续了15分钟。参加会谈的有帕斯托耶夫同志。陪同大使的是一等秘书瑟维斯。

    附件：

    照会

    副部长阁下：

    我有幸通知您，由于美国驻大连市领事馆职能发挥受阻，包括人员调动、信使工作、发送供应物资和资金等方面都感到极度困难或者无法进行，我政府指示大连领事帕多克关闭领事馆，立即与随从人员撤离大连。

    为此我政府请求苏联政府指示你们在大连的工作人员为关闭的美国领事馆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撤离给予方便。

    我政府特别请求苏联政府在为领事保罗·帕多克、副领事卡尔维尔·格列斯津和领事馆的中国工作人员发放撤离许可证时给予合作。帕多克领事和格列斯津副领事作为信使撤离，我政府将为他们发放身份证明文件。

    当然，他们的个人行李和官方行李将是免受海关检查的，上面提到的中国工作人员在他们离开大连以后将安排美国领事工作的其他岗位。那些没有有效中国护照的中国职员，因为与大连联络有困难，将由美国驻大连领事馆发放适当的身份证明代替护照。

    至于离开大连使用的交通工具，如果苏联政府能尽快通知我国政府帕多克领事和他的随从人员可乘用哪些船只——苏联船只，运载苏联货物的船只，美国政府非武装船只——我国政府将万分感激。如果乘用苏联船只或运载苏联货物的船只，请苏联政府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使用上述第三种船只，那必须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苏联其他港口，请苏联政府发放相应的过境签证、通行证和信使证。

    如果使用运载苏联货物的船只，建议使用巴拿马船只，据悉，目前该船只正在大连装运苏联货物。

    请阁下接受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阿兰·柯克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可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柯西金、葛罗米柯、佐林、拉夫连季耶夫、古谢夫、波采罗布等同志，美国司，档案室

    会谈附件译自英文，第518号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7，л.13-17

    №16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药品(1949年9月12日)

    密码电报，第3715号

    绝密

    请通知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除一吨奎宁寄往北平外，已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发送990公斤疟涤平、66公斤抗疟素和500瓶新胂凡纳明。

    文件共4份，送：斯大林(2份)，莫洛托夫、巴林科夫各1份

    第5699号

    АПРФ，ф.45，оп.1，д.332，л.21

    №09051 列多夫斯基致费德林报告：关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 [56] (1949年9月15日)

    美国与新的民主的中国

    ……

    其他许多人建议国务院暂时放慢在中国的侵略步伐，以便好好观察周围的动静；行动应特别谨慎：不能让国民党听天由命，而不给它一点儿援助，但也不能冒过大的风险，应少给它一些钱和武器，但不要引起中国、美国和全世界舆论界的关注；同中国新政权进行接触，细心观察他们，寻找其弱点，研究他们对美国的立场，查明能否在经济合作基础上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努力用他们现在最感不足的金钱和物资引诱他们，以便博得他们的好感，并向中共党员队伍、党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广泛派遣间谍，依靠他们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民主政权，把中共推上铁托式的民族主义道路，离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把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枷锁重新套在中国身上。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列多夫斯基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96，д.117，л.193

    №1654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援助(1949年9月19日)

    绝密

    文本第7份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下属机关：

    指挥人员15人

    顾问4人

    服务人员6人

    翻译3人

    共计28人

    (2)空军(6个空军学校)：

    指挥人员42人

    教官96人

    飞行员—教官84人

    军官—教官238人

    准尉、中士—教官278人

    翻译42人

    共计780人

    (3)海军(1个海军学校)：

    指挥人员5人

    教官75人

    翻译6人

    共计86人

    (4)炮兵：

    指挥人员1人

    军官—教官20人

    共计21人

    2.向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将军、军官、准尉、上士和非军职雇员传达1949年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424—1425сс号决议。

    3.允许苏联武装力量部根据附件一的标准免费向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发放军服和民用服装。

    4.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的苏联将领和军官的生活费以及他们的着装费、往返中国的费用均由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从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

    5.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发放：

    (1)六个航空学校用的飞机：

    Як18型教练机68架

    Як-11和УТБ-2改进型飞机84架

    УТИ、Ла-9、УТУ-2型战斗教练机84架

    Ла-9和Ту-2型战斗机84架

    Як-12型通信机12架

    Ла-2型运输机2架

    共计334架

    (2)装有射击指挥仪和测距仪的高射炮：

    85毫米120门

    37毫米240门

    共计360门

    (3)高射炮用炮弹，每门3箱弹药基数。

    (4)7.9毫米高射机枪360挺，100万发子弹，现有缴获的德国战利品。

    6.允许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发放飞机、高射炮、机枪时随时各附一套使用说明书。

    7.委托科瓦廖夫同志告知毛泽东关于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派遣军事专家和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转送武器装备事宜，责成科瓦廖夫就地商谈：

    (1)根据1949年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424—1425сс号决议中的一些条款说明，有关派往中国工作的军事专家的工资支付方式问题以及非军人专家的工资问题；

    (2)关于发放的武器装备支付问题，可用实物向苏联结算，也可用自由流通货币或黄金结算，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

    8.根据附件二批准对派往中国的苏联将军、军官和其他军人的指令。

    附件一：

    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65сс号决议附件

    表一　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军的军服

    EPUB/Image00061.jpg

    表二　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军官的军服

    EPUB/Image00083.jpg

    续表

    EPUB/Image00185.jpg

    注：计划外一次性免费发放军服，如果出差时间少于一年，则列入计划之内。

    表三　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领和军官的普通着装

    EPUB/Image00214.jpg

    工作服发给做辅助工作的人。

    附件二：

    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65 1624сс号决议附件

    对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领和军官的指令：

    1.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领和军官有责任帮助中国将领和军官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军事和专业训练，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指挥部、所属部门和各部队的全体人员以及各级学校训练班的学员进行教育。

    2.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应该研究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和军事问题方面的政策。苏联将领和军官必须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依据苏联武装力量建设和巩固的经验，在组织武装力量、军事训练和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方面给予中国将领和军官最大的实际援助。

    3.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指挥部、所属部门、各部队、军事院校和其他军事组织中工作时，必须牢记，领导军队和军事机关的中国将领和军官才是这些单位资产和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应在工作中尽力帮助他们。

    4.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在解决问题和提出建议、咨询时，必须考虑民族的、生活的和文化的特点，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必须研究工作中可能发生的问题，考虑领导某一军事机关的中国将领、军官和具有军事科学专业知识的军事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在各种情况下最后决定问题和实际处理的权力属中国军事指挥家和军事专家。

    5.当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对有关问题发生争论，或者对中国将领和军官制订和执行措施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时候，可以通过科托夫同志将这些问题转交给中国相应的上级军事部门。

    6.每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必须牢记，中国人民和中国军人仇恨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专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军事代表，他们曾经奴役和压迫中国。同时中国的劳动人民热爱苏联和他们的代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应该神圣地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苏联武装力量代表的职责和荣誉，应该时刻牢记，每一个人的正确行为和勤恳的工作将为苏联国家增光，必须友好地对待民主中国的军人。苏联将领和军官的任何轻视和高傲的表现都是不可容忍的。

    7.在生活和文化方面，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军人的生活应该起表率作用，是朴素的。不准收受各种额外的劳动报酬，不准享受协议书中没有规定的各种无偿物质服务。

    8.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当顾问和教官的全体苏联将领和军官要服从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尤其要遵循他的指示。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印章)

    文件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418，л.413-422

    №09111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溥仪要求留在苏联问题(1949年9月20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兹呈上原伪满皇帝溥仪1949年7月29日声明的俄文译文和声明复印件。

    溥仪在声明中感谢苏联政府的宽大对待，感谢苏联把中国人民从日本桎梏下解救出来。溥仪同时请求允许他长期生活在苏联。他请求留下来的动机是为苏联的进一步繁荣昌盛工作和劳动。

    溥仪关于这一问题的类似声明，苏联内务部已在1946年1月11日中向您报告过。(第78/К号)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附件：

    申请书 [57]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58]

    莫斯科克里穆〔姆〕林宫

    内阁总理斯大林大元帅阁下：

    给您写这封信我觉得非常光荣，同时我为阁下在内外一切国务极繁忙之际打扰您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我素日对您衷心爱慕和至深感恩，并且我最希望居住在苏联，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

    我以前在满洲时代处在日本军阀层层监视之下，不能同人民自由联络，即个人之生活亦是受他们限制的。因此我对于苏联的真实情形是不可能知晓的。所知皆是片面的虚伪宣传。一到苏联之后，我方知道苏联真实的面貌，因此更明白日本人对人民和我作如何的斯〔欺〕蒙。

    我在满洲明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我想起1945年苏联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军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心想虽然所谓“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岁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

    《卫国战争》一书极启发我的见识。您英明地预判德国希特拉〔勒〕匪帮的必然崩溃，从容地指挥一切军务国务的事实，更挽救了全世界人类免受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匪徒覆吞的危险。苏联政府宣布废止死刑，这是维护人道上开世界上空前的新继〔纪〕元。在战后制定“五年计划”与诸般复兴事业几超过战前水平，又屡次降低物价，苏联人民在物质上的丰裕生活更是蒸蒸日上，全体人民享受着真正自由民族平等、幸福的权利。各种不同民族在苏联内如同一个富裕的大家庭，并且苏联对于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和各弱小民族的同情和援助并种种不能列举的功绩，早印在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和受压迫民族每个人的心里。兹举一例，中国人民依共产主义方得到今日之民族解放、自由极〔及〕独立，即亦满洲人民和我个人而论，如不蒙您的援救早为日本军阀所覆吞，又蒙苏联政府允许我赴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做证言人，说明满洲人民十三年中所受之种种痛苦和耻辱，所以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在前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关心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内。

    现在我向您再郑重表示最大的感谢和敬意，并愿您长寿。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和全苏联的人民的福祉。

    我敬祝全苏联人民永久幸福和兴盛，并敬祝您永久健康和幸福。

    溥仪于伯力市

    1949年7月29日

    ГАРФ，ф. P 940Ⅰ，оп.2，д.236，л.174-178

    №14191 华西列夫斯基致中央政治局电：向中国发运信号枪(1949年9月22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据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的电报称：中共中央代表请求(苏联)向北平发运100支信号枪和15000枚信号弹，以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活动。兹请求批准根据科瓦廖夫同志在来电中所要求的信号枪和信号弹的数量向中国发运上述物资。

    附给科瓦廖夫同志的电报内容。

    第228сс号

    华西列夫斯基(签名)

    1949年9月22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致科瓦廖夫同志：

    中共中央请苏联发运的100支信号枪和15000枚各色信号弹将由别洛博罗多夫负责从旅顺港发送给你们。

    菲利波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106—107页

    №073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关于承认中国问题(1949年10月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今年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代办斯托凡拜访了我并告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他通报苏联政府，捷政府在对待民主中国的态度方面，希望自己的行动与苏联协调一致，特别是，捷政府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多久后能承认中国新的民主政府。我对代办说，一定会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向苏联政府通报。

    苏联外交部建议通过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代办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人，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

    应该在苏联报刊上公布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进行答复的那一天，给予捷克人上述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与民主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倡议就会被认为是苏联提出的了。

    决议草案附上。

    请审批。

    А.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2日

    附件：

    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

    外交部的问题

    通过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即通过驻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办通告，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这个答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公告在报刊上发表之后递交。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1 2

    №16545 葛罗米柯致周恩来电：苏联决定与中国建交(1949年10月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确认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年10月1日的公告和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外交关系的建议。

    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与中国人民一贯友好关系的、深信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代表者的苏联政府向您通报：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建立苏中关系和互换大使的决定。

    受苏联政府委托。

    外交部副部长

    А.葛罗米柯

    根据1949年10月4日第234期《消息报》公布

    №16546 苏联政府的声明：终止与广东阎锡山政府外交关系(1949年10月2日)

    鉴于中国发生的变化，引起了国内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广东的阎锡山先生政府不再执掌全国的政权，而沦为广东省的政府，丧失了代表中国与外国实现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导致了中国和外国的外交关系的终止。

    苏联政府考虑了所有这些情况，认为与广东的外交关系已经结束，决定召回广东的外交使节。

    根据1949年10月4日第234期《消息报》公布

    №0734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的请示：关于承认中国问题(1949年10月2日)

    致И.В.斯大林同志：

    今年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代办斯托凡拜访了我并告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他通报苏联政府，捷政府在对待民主中国的态度方面，希望自己的行动与苏联协调一致，特别是，捷政府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多久后能承认中国新的民主政府。我对代办说，一定会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向苏联政府通报。

    苏联外交部建议通过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代办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人，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

    应该在苏联报刊上公布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外交关系的答复的那一天，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人上述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与民主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倡议就会被认为是苏联提出的了。

    决议草案附上。

    请审批。

    А.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2日

    附件：

    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

    联共(布)中央决议

    外交部的问题

    通过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即通过驻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办通告，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这个答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公告在报刊上发表之后递交。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1-2

    №07349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保护苏联在广东的利益(1949年10月3日)

    И.В.斯大林同志：

    鉴于苏联与广东国民党政府之间已经终止了外交关系，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已从广东撤回，并向英国政府提出，让他们承担起保护我们在广东的利益的责任这个问题，是适宜的。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我们的财产就会受到损失。在广东我们还有一栋带有附属建筑物的楼房、全部家具、4部车和其他一些财产，总价值在10万美元以上。

    除此而外，目前在广东还有数十名苏联公民，我们使馆撤回后他们将处于没有任何保护的境地。

    决议草案附上。

    请审批。

    А.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3日

    附件：

    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

    外交部的问题

    同意苏联外交部的建议——通过苏联在伦敦的代办向英国政府提出，让它承担起保护苏联在广东利益的责任的问题。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27-30

    №00204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同意朝鲜与中国建交(1949年10月3日)

    优先拍发

    平壤

    致苏联大使：

    拜会外务相或副相并告知，莫斯科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应该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见。至于建交时间的问题，莫斯科认为越快越好。

    电告执行情况。

    第463号

    菲利波夫

    1949年10月3日21时15分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58

    №165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刊登周恩来关于建交的电报(1949年10月3日)

    И.В.斯大林同志：

    现将10月3日收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关于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确立外交关系事宜的电报全文呈送。

    外交部认为，周恩来的电报内容宜刊登在今年10月4日出版的中央大报的头版。

    附决议草案如下。 [59]

    请审阅。

    А.葛罗米柯

    现送上新闻稿以代替原稿。 [60]

    А.葛罗米柯

    附件：

    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确立外交关系通告的回复电报已收悉，该电报表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对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深怀敬意。

    在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相关同意获积极答复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罗申同志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苏联政府请求关于中国对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先生任命的同意。在获得我方同意后，王稼祥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塔斯社)

    简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罗申同志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和全权大使。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

    手写批注：

    同意。…… [61]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3、9-10、7

    №16549 戈宝权致苏联外交部照会：关于接收原中国驻苏使馆程序(1949年10月5日)

    苏联外交部：

    荣幸地告知，我收到了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电报，该电报委托我和贵方外交部进行接收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程序。现呈送我方外交部长周恩来给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馆的命令(为独立附件)，同时希望得到贵方外交部之大力协助。

    另见第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给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馆的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参赞和临时代办

    戈宝权

    附件：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政府业已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且苏联已与广东中山政府方面断交，为接收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事馆，中央人民政府正派出驻莫斯科大使，并将派出驻苏联各地的领事。

    各位作为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应无条件地保管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事的档案和所有财产，静候转交事宜。我认为，各位凡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若发生破坏性的行为或破坏性的转交，中央人民政府将依法对犯罪者追究责任。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参赞和临时代办，同时委托临时代办戈宝权立即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以协商保管和转交事宜。

    望各位和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所有人员当即为此电报中的命令负责，同时，交接过程中若有任何相关意见，各位应立即予以报告。

    АВПРФ，ф.100，оп.36а，п.150，д.2，л.29、31-32

    №16610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报告：东北地区工业设备问题(1949年10月5日)

    东北地区的工业设备问题

    (调查报告)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提供

    1949年10月5日

    一、苏联的立场

    苏军为中国解放了东北，而这一地区多年来一直是进犯苏联的前哨阵地。苏联获得了日本军事战利品，并有权完全使用。但是，苏联可以考虑不完全使用这些战利品，而是同中国分享。

    1945年1月21日，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在同蒋介石的会谈中宣布，考虑到苏中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政府已向中国政府提出关于组建苏中股份公司，来经营开发日本人为满足关东军需求而在东北开办的企业。而且，苏联政府还同意将这些企业的一半资产让给中国政府。苏联大使还说：“此外，为了满足由蒋经国先生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的您(蒋介石)的愿望，苏联政府同意把很大一部分日本企业的全部资产交给中国政府。”

    苏联建议组建以平均分配为原则的苏中合资股份公司。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从中方代表中产生，副董事长由苏方代表中产生。

    苏联政府的建议如下：

    1.为关东军服务的所有在东北的日本企业是红军的战利品，是苏联的资产。

    2.考虑到特别情况，苏联将东北的部分日本企业的所有权让给中国。

    3.东北的其他日本企业纳入苏中股份公司，这些企业总资金的一半由苏联让给中国，作为中国在这个股份企业中的股份。

    苏中股份公司的有效期为30年，期满后，全部企业无偿交给中国政府。

    可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中方没有接受苏联政府的建议，中方提出了使苏联政府无法接受的反建议(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一节)。

    美方除了直接向中方施压外，还企图向我们施压。国会通过自己在莫斯科的代办就此问题向莫洛托夫提出质询，其实质是美方赤裸裸地企图中止我们的谈判，把“门户开放”政策强加给我们。

    在1946年3月4日给美国代办的照会中，莫洛托夫就我们与中方的关系问题回答说：“你们2月11日提出的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就日本人在东北的工业企业的谈判问题，我们的答复是：上述谈判涉及组建苏中股份公司以经营为关东军服务的部分日本企业问题，这些企业是红军击溃日本关东军后所获得的战利品。

    由于这是战争胜利的财产，所以你们在照会中提出的关于苏中谈判中讨论的问题直接涉及日本赔款的建议是无法同意的，因为赔款问题要与战利品问题分开，单独加以研究。”

    1946年3月9日，美国的代办又给В.М.莫洛托夫写信，信中更加蛮横地重复了中止与中方谈判的企图(见“美国的立场”一节)。

    А.维辛斯基就美国代办1946年3月9日的信和1946年4月22日的照会明确地答复说，苏联政府关于战利品问题的立场在3月4日的信中已作了论述，苏联政府将继续坚持这一立场。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对3月4日的信进行补充：信中关于战利品的情况完全符合苏、美、英于1944年10月28日与保加利亚、1946年1月20日与匈牙利签订的停战协定中关于“战利品”的概念。因此，美国政府声称，苏联政府的要求似乎“远远超出了国际法所承认的”，这是没有根据的。

    二、国民党政府的立场

    1945年12月21日，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对苏联大使А.А.彼得罗夫声称，中国政府不反对苏中共同经营部分东北的重工业企业，但中方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将这些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因为这些企业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蒋经国还说，蒋介石认为，考虑到苏联在把日本人从东北赶走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政府可以向苏联“转让”一半资产，并建议共同经营。蒋经国强调说，蒋介石的这一建议也是迫于国内的社会舆论。

    1月15日，蒋经国在同А.А.彼得罗夫谈话时说，蒋介石不能同意斯大林同志关于工业企业是在苏联领土上的观点，无论如何不能当作红军的战利品来对待，但事情的实质没有变化，不是苏方让出企业的50％产权，而是相反，中方让出50％。

    1946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在同А.А.彼得罗夫会谈时说，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马上就公布了《敌产处理方式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所有日方的国有资产和私人资产都由政府没收，作为日本人给中国造成损失的补偿。

    王世杰又说，考虑到苏联在解放东北中的作用，中国政府不反对把为关东军服务的部分东北企业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经营，但是这些企业的数量和性质应该协商。

    1946年2月19日王世杰在同А.А.彼得罗夫会谈时说，虽然在理论上我们之间的观点有分歧，但实际上这些观点很接近。一方面，苏联政府把敌产视为红军的战利品。同时，把其中一部分交给中国政府，另一部分建议共同经营。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把敌产视为日本对中国的赔偿，但也同意将一定数量的企业交由苏中共同经营。

    1946年3月25日，王世杰在同А.А.彼得罗夫会谈时指出，正如他已经说过的那样，关于东北经济方面的合作谈判的困难是，首先在于双方对东北的日本工业看法的分歧。苏方认为这些工业企业是红军的战利品，而中方则视为日本对中国的赔偿；其次是苏方把一些日本企业的装备从东北运走了。

    1946年6月1日，王世杰把一份东北经济合作的建议方案交给了А.А.彼得罗夫。同时声称，在远东赔偿委员会解决日本赔偿问题时，中国政府将坚持在东北的所有日本企业均为日本对中国赔偿的一部分。王世杰还说，苏方应该考虑以下情况：在经济谈判中，中国政府碰到两个严重困难，其一，是苏联把部分日本企业的装备从东北运走了；其二，中国社会认为，《苏中友好联盟条约》及其附属的协定将解决苏中关系中所有政治、经济问题，新问题的出现引起了社会舆论方面完全负面的反响。

    在上面提到的中方方案中还说：

    所有共同经营的企业的股份，不管是属于日本政府的也好，还是日方私人的也好，都应视为日方向中方赔偿的一部分，都应算进日方向中方赔偿的总数。

    苏方在共同经营的企业中的行动应由中国政府安排。

    苏方必须归还被苏方拆卸并运走的全部企业装备。

    由于东北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进一步的谈判已经停止。

    三、美国的立场

    美国代办在1946年3月9日的照会中指出，美国政府不同意把工业企业或其他设施，例如东北的日本企业等，当作战利品的说法，所以它不能接受苏联政府的观点，正如中国政府所告知的那样，把工业企业看作战利品。

    这份照会还说，美国政府认为，俄国人把东北的为日军服务的企业当作红军的战利品的说法，是没有先例的。

    Н.费德林

    1949年10月1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5，д.110，л.69-76

    №09062 葛罗米柯与戈宝权谈话纪要：原使馆工作人员问题 [62] (1949年10月7日)

    ……

    提到原国民党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原国民党驻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问题，戈宝权说，他同大使馆工作人员谈了话，结果表明，他们的行为是有分寸的，但使馆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人(武官)愿留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里工作，其余的人表示愿离开苏联。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7，л.20

    №16550 库尔久科夫与戈宝权会谈纪要：中国使馆移交事宜(1949年10月7日)

    机密

    戈宝权向我通报了他本人与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会面情况。今日戈宝权召集了大使馆全体人员，其中有使馆武官和工作人员。其间到莫斯科的有来自塔什干和安集延的原领事。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原代办陈进，都表现得体。表示希望留在大使馆的有刘随员(刘泽荣的侄子)，还有刘泽荣的孩子。陈进和其他一些官员打算去瑞典。

    陈进和其他原国民党外交官多次向戈宝权询问，如果打算留下，他们本人的职位能否保留。戈宝权对类似问题的回答均模棱两可，说这些问题将由北京方面决定。来自塔什干的领事报告戈宝权说，之前在塔什干曾收到刘泽荣原地留下的命令。戈宝权说，刘泽荣和乌鲁木齐的人员属于地方政府，如今一切命令均来自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

    按照戈宝权的讲法，陈进已完全准备好把所有的财产和文件转交给前者。他们已谈好转交程序将于10月10日星期一开始。戈宝权见到了档案，并认为档案处于有序状态。一些年代较长的档案保存得特别完好，但是近年的一些档案有很大缺损。在讨论关于印章、护照(约有2000本)和密码的转交时，陈进声明，这些应转交给广东政府，而且，这里不再需要这些物品。戈回答说，北京方面会查问这些物品。

    戈感兴趣的是，我方能否提供关于原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的情况，其中包括刘官员的以及在原使馆内工作过的苏联公民的情况。我答应在近日提供所需的情况。

    戈说，在转交事宜结束后，他将召集所有工作人员，除了已经去往国外的人员，建议他们暂时按照原来方式工作。

    我询问，是否有来自各领事的消息。戈回答，没有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新西伯利亚的任何信息。我问戈是否给领事馆下过任何指令，戈回答，他曾给北京发过电报，建议从何处着手向所有的领事馆下达指令。至于戈自己，他同时给所有领事馆发了电报，称自己开始执行职务，各领事对保存领事馆的财产和档案承担责任。

    戈说，已同陈进谈好，让后者给他准备好各领事馆现有人员的名单。由于发现从陈进那里获知的情况不太多，戈请求提供我方掌握的有关材料。

    戈说，他每星期向北京报告自己的行动。回答我的提问时，他说，他现在不清楚大使和其他工作人员何时到达。根据来自北京的电报判断，大使感兴趣的问题是接收原中国使馆的案卷和财产。

    参加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И.库尔久科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苏共中央书记处、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8，л.7-9

    №13809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指示：在中国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问题(1949年10月11日)

    斯大林1949年10月11日通知科瓦廖夫 [63] ：

    在关于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问题上，高岗同志是错误的，而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同志无疑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如此简单，我甚至感到惊讶：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

    在关于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必须重视他们的领导人的问题上，高岗同志也是错误的，而周恩来和刘少奇无疑是正确的。

    请向高岗说明这一切，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请向刘少奇和其他同志说明这些。总之，应该说，斯大林强调指出，在中国越少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越好。

    附件：

    科瓦廖夫就此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9年10月10日科瓦廖夫写道：

    高岗来到我这里，谈话又涉及了关于悬挂肖像的方法问题。他说，就这个问题已经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交谈过。关于通过悬挂肖像方法的决议的理由，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

    现在不是大规模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时候，因为各地的反动分子会利用这些肖像来反对我们。毛泽东声明说，那个时刻会来到的，到时我们将在各个地方悬挂上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

    昨天，科瓦廖夫继续给斯大林写道，毛泽东签发了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谈到，应该在所有党务机关里，在苏联军队的驻地上，在苏维埃学校里，在苏联公民密集的地方，在中东铁路区域内以及在苏中友好协会的驻地，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

    谈到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下达这个指示时，高岗说，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和大资本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嘉庚在关于自己东北之行的报告中，挑衅性地对他(毛泽东)说，在东北已经承认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但是，却没有悬挂他的肖像。陈嘉庚哭着向毛泽东讲述了这一点。

    按照高岗的话说，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与毛泽东谈了这个问题。谈话的内容高岗不清楚。其结果是对高岗进行了批评，尽管没有提他的名字。

    科瓦廖夫写道，高岗说，刘少奇打算就这个问题与我(科瓦廖夫)谈谈。

    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通报说：他在这封电报之后将转达中共中央关于悬挂肖像方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中共中央寄发给他的，同时请求他向苏联同志解释这个决议。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477—1478页

    №2610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派遣国家安全部顾问赴中国(1949年10月14日)

    第393项　苏联国家安全部问题。

    1.应毛泽东的请求，兹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А.А.伊万诺夫和П.С.韦利卡诺夫等同志以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身份协助其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的工作。

    2.批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的如下电报草案：

    “致毛泽东同志：应您关于派工作人员协助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工作的请求，兹派遣苏联国家安全部伊万诺夫和韦利卡诺夫等同志前往你们那里。”

    菲利波夫

    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41，л.28-29

    №09925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苏联大使递交国书(1949年10月16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05号

    10月16日北京时间17时整，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仪式。中方出席仪式的有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军、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苏方出席仪式的除大使外还有使馆和武官处的10名工作人员。递交国书是在隆重的气氛中进行的。

    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邀请大使和外交部长周恩来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表示非常感谢斯大林同志，并提议为他的健康干杯。

    接着，毛泽东对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迅速派遣大使表示感谢，他表示深信，今后中苏间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由两国政府本着真诚友好的精神加以解决。

    在与大使谈到1945年在重庆他和大使的最后一次见面时，毛指出，在过去的4年中，中国和全世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民主阵营不断巩固。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和平与安全事业的新贡献，苏联和新兴民主国家如此迅速地一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非偶然。

    毛接着说，甚至南斯拉夫也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中国外交部没有向南斯拉夫政府发去任何要求承认的函电。毛说，中国政府决定不理睬南斯拉夫政府关于承认的决定，不对它作任何答复。

    大使问毛，是否知道通过中国外交部转达的莫斯科关于这个问题的官方立场。毛作了肯定的回答，并立即保证，中国政府不会给南斯拉夫政府任何答复，将不理睬南斯拉夫与中国拉关系的一切企图。大使说，这个问题完全由中国政府定夺。

    然后，毛又将话题转回到和平与民主阵营取得新胜利的问题上，谈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他强调说，这一事件的意义从斯大林同志亲自致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毛谈到他看过的这封信的内容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他对中国至今没有收到斯大林同志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函电而感到非常难过。毛在谈话中多次强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晚成立12天。

    接着，毛说中国政府打算在苏联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立即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过，他请求转告苏联政府，他想得到关于中国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意见。

    在谈话的最后，我就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一事向毛表示祝贺，并为身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他的身体健康举杯祝贺。

    毛在举杯答谢时祝我在巩固我们两大民族友谊的工作中取得成绩，并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允诺给我全面的协助和支持。

    与毛的谈话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外交部长周恩来、翻译师哲和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打印6份，送：А.Я.维辛斯基同志、А.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存档2份

    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48-51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28-31

    №16551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原驻苏使馆人员撤离莫斯科(1949年10月17日)

    摘自贾丕才的工作日记

    1949年10月18日

    第5号

    机密

    1949年10月17日我应戈宝权的请求会见了他。

    戈宝权说，原中国大使馆驻莫斯科临时代办陈进和原使馆其他外交人员今天撤离莫斯科。同时他指出，根据他收到的北京指示，允许陈进随身携带会计账册、使馆印章和已经众所周知的密码。

    戈宝权告诉我，在所有原国民党使馆的外交人员中留在莫斯科的只有武官刘广才(Лю Гуанцзэ)和刘泽荣的孩子们。刘广才按戈宝权的建议暂时在使馆工作，刘泽荣的孩子们在学校学习。

    戈宝权请求向他解释，原中国驻赤塔副领事李翰奋(ЛиХаньфыэнь)希望去新疆，应该如何获取签证。戈宝权补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反对李翰奋去新疆。

    我告诉戈，他应该把李翰奋与妻子的护照和相关附函送到苏联外交部的领事处。

    戈宝权强调，他获得关于使用某些原使馆工作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工作的北京的指示，他请求加快对他提供有关正在中国使馆工作的苏方和中方职员的信息。其中，他感兴趣的有随员刘广才、侍从赵朱琴(Чжао Чжучэнь)、司机李云申(Ли Юнжэнь)和张玉香(Чжан Юйсянь)、厨师王福(Ван Фу)和苏方所有使馆工作人员。

    我答应办理相关证明。

    戈宝权请求给他建议，他如何对待刘泽荣的孩子，而刘是原中国外交部在新疆的全权代表。

    我回答，此问题宜由中国政府自行解决。

    后来，戈宝权说，今年8月王稼祥在莫斯科时曾同苏联邮电部谈好，说将在赤塔举行关于在中国和苏联之间邮件和电报联系的谈判。戈说，中方已指派好3人参加同苏方的谈判，请求通知谈判在何处(莫斯科还是赤塔)、何时举行。

    我告诉戈宝权，我方将弄清邮电部就此问题的想法，然后向他报告情况。

    然后，戈宝权交给我一封信(随附 [64] )，信中请求给5位英国共产党员新闻记者签发转境签证，后者被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荐赴中国工作。

    我答应向领导报告这封信的内容。

    戈宝权通知说，他获北京指示要求搞清新使馆与国内政府在密码联系中使用何种通讯方式。他谨慎地询问道，可否在使馆内通过建立无线电站而进行直接的无线电通信。

    我仅回答说，通过电报机的联系方式是密码联系的合法途径。

    最后戈宝权说，他们获王稼祥指示须准备好地方以供30个工作人员使用，后者将同王一起来莫斯科。另外，他说，使馆的房子需要整修。

    我建议他就此问题去找外交大楼服务处，并说明，该处会给相关指示。

    参加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随员奥西波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

    贾丕才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苏共中央书记处、弗拉索夫同志、档案室1949年10月1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8，л.10-12

    №09966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承认民主德国等问题(1949年10月20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10号

    10月20日20时，大使应邀到国家元首毛泽东处赴宴。大使趁此机会向他通报了苏联外交部第154号关于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问题的电报内容。毛泽东表示了感谢并说，中国政府已经发了贺电，明天就讨论承认问题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互换外交使团问题。

    然后，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他们至今没有来自阿尔巴尼亚政府的任何消息，他们也想与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外长的姓名。

    他还说，希望你能把我们的意见转告苏联政府。我当即回答说，我将立即上报此事。

    在宴会上，毛泽东三次带头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举杯，还带头为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举杯。毛泽东还为和平、民主、进步和革命阵营的彻底胜利，为战争、反动和反革命阵营的彻底崩溃，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他指出，形势在不断地加速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走完了从哈尔滨到广州的路程，根据各种计算这段路需要走2—3年。

    毛泽东在宴会上一直显得非常友好，情绪很高，开玩笑，讲中国历史趣闻，其中还讲了汉朝时在匈奴人那里过了20年俘虏生活的中国使节苏武的故事。

    大使也举杯答谢，建议为毛泽东的健康、为政府的成立、为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干杯。宴会21时30分结束，宴会结束后大使立即赶到火车站，为22时动身赴莫斯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王稼祥送行。

    出席宴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高岗、刘少奇、聂荣臻、林祖涵 [65] 、李克农、王稼祥、师哲(卡尔斯基)，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及已转到人民解放军一边新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湖南将军程潜。

    由于后三者在场，毛泽东同志避开了严肃的政治话题。我方出席宴会的还有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和北京总领事馆总领事谢廖金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32-33

    №16553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10月24日)

    摘自贾丕才的工作日记

    1949年10月25日

    第1121/1号

    机密

    今天按戈宝权的请求我会见了他。

    对于我方询问，戈宝权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有5种尺寸：

    288cm×192cm，240cm×160cm，192cm×126cm，144cm×96cm，96cm×64cm。

    在国旗的左上方的四分之一处有五颗星：中间一颗是大星，另外四颗小星呈半圆形排列在大星的右方。

    我询问了星的具体尺寸。

    戈宝权答应送来数据。

    后来，代办询问我关于王稼祥接见在莫斯科的中国公民(大学生、军官等)的可能性。

    我回答，这是代办的事情，并补充道，我方没有任何异议。

    参加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茹科夫同志。

    贾丕才(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6，д.18，л.17

    №09965 罗申与朱德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军事形势(1949年10月24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68号

    绝密

    1949年10月24日16时整，大使在中南海颐年堂接待室正式拜会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在礼节性的寒暄后，大使和朱德进行了友好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朱德谈了以下情况：

    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各战线战役的发展十分令人满意。如果今后这样发展下去，那么到今年年底四川省就会完全解放。

    四川的地方军阀中有很明显的转向人民解放军一边的趋势，他们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实际步骤。

    在中国西南部，人民解放军的推进速度完全由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日平均步行速度决定，因为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路上遇不到任何重大反抗。在华南作战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不能充分利用汽车运输，因为需要大量汽油。国民党早就将全部燃料油运到海南岛去了，人民解放军无法利用缴获的汽油来进行汽车运输。

    二、在东北和华北全速筹建人民解放军的新兵种，其中包括防空火炮部队。最近将5个高炮团调至上海、南京、杭州等华东城市。

    在这项工作中以及人民解放军向新疆调动的工作中，人民解放军总部得到了苏联同志巨大的宝贵的帮助。

    三、在谈到苏联下一步对华援助的性质问题时，朱德专门谈了新疆的情况。他说，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新疆应当尽快扎下根来，搞自己的经济，达到完全自给自足，丝毫不损害新疆当地穆斯林居民的利益。朱德认为，为了使人民解放军部队能够顺利地进行春播，政府应当专门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向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提供大功率拖拉机、机引犁以及其他农业工具和机械，使军队一方面能够直观地向当地群众显示机械耕作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能够保障自己的粮食供应。这也是对中苏友好事业的宝贵贡献和苏联对华援助的体现。朱德多次提醒大使说，他谈的建议纯属个人意见，在政府中还根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四、关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问题，朱德说，总参谋部是个非常重要的机构，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全新的事情。徐向前将军是总参谋长，他是中国共产党资深的军事工作者，抗日战争开始前，他指挥中国苏区的第四方面军。现在他重病在身，由聂荣臻将军代他行使职权。现在，人民解放军总部还没有足够的将领和军官在总参谋部工作，因为战争还在继续，胜负是在前线决定的，现在从前线召回一些将领和军官到总参谋部工作为时过早。不过，不久的将来人民解放军总部还是要从前线挑选一部分干部到总参谋部工作的。

    与朱德的谈话进行了1小时30分，谈话时在座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和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谈话由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34-36

    №09926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关于中国国内形势(1949年10月25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69号

    绝密

    1949年10月25日晚8时，大使在中南海(北京的“克里姆林宫”)颐年堂接待室正式拜会了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应刘少奇的邀请)。

    在谈过礼节性的问题后，大使和刘少奇就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战事前景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友好坦诚的谈话，谈话过程中刘少奇谈了以下情况：

    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各战场的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极为有利。人民解放军总部认为，除台湾外，人民解放军在任何地区都不会遇到国民党军队任何真正的反抗。解放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各省只是时间问题。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计划是分两路向中国西南各省进军：刘伯承将率50万军队经桂林和贵州直取昆明，以切断国民党驻四川军队向中缅和中越边界的退路。陕西省西南部战线司令员贺龙将军将率10万军队由北面向四川进军。

    虽然四川军阀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大多数军阀都表示，一旦人民解放军进入四川，他们就准备投向人民解放军。四川人对蒋介石集团不满也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许多川军将领已经派代表到解放军指挥部，声明他们决心投向人民解放军。在四川只有胡宗南部和朱绍良部有可能进行某种抵抗。

    驻台湾的国民党武装力量数量大约在25万人上下，而且技术保障相当好。

    二、中国南部的经济形势出乎意料，并非那么糟糕。今年湖南省的水稻收成很好，广东省部分稻田有可能水量过大，由于夏季发生水灾有些地方几乎绝收。国民党军队退却时在广东省没有搞像在湖南省长沙至郴州一线那样的大破坏。例如，广州至郴州的铁路路基依然完好，这一条线上的所有桥梁中只有一座二级桥被炸毁。现在政府的任务是尽快恢复粤汉线的铁路交通和发展中国南部的工商业，其中包括对港贸易。

    三、不久前成立的联合政府使各民主党派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占据了这个政府中所有的领导岗位，可以很容易地监督各民主党派的活动。说实在话，所有这些政党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政党，因为所有这些政党在全中国的党员总数只有3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有100多万党员。但是，这些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政府又有意创造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种种条件。中国共产党估计，将来这些党派会有一定程度的活跃。中国共产党预计中国的联合政府时期会持续10—15年，10—15年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就没有了。

    四、现在政府非常需要地方干部，战争结束前完全满足需要是不可能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中和华南的战役完成得比原计划早得多，因此，为新解放区培训行政干部的工作没有及时进行。为了给华中紧急培训干部，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华北和华中招收了约2万名大学生，他们在4个月的政治进修班结业后就被派去做实际工作。但是，这些干部远远不够。当年东北三省进行“土改”时，中国共产党将2万名党的优秀工作者派往农村。现在为华中和华南找这么多共产党员是不可能的，而且考虑到这些省人口众多，这一数量即2万人，对华中和华南来说，无异于沧海一粟。

    五、中国共产党除大量培训干部外，还在进行提高共产党员思想水平的工作。例如，宣传干部的培训受到特别重视。政治学习分成几个班：高级班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的12本经典著作，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几本著作；中级班学员只学习12本经典著作中对他们的实际工作最为重要的著作；而初级班学员绝大多数为文盲，他们只研究一定的具体问题，像土地改革、劳动与资本的相互关系、党的城市工作条件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他们来自最贫穷的农民阶层)不识字，这是搞好党员学习的严重障碍。就自己的阶级出身来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70％—80％为最贫穷的农民，10％为工人，10％—20％为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出身的人。

    六、缺乏足够数量的干部阻挠了在华中和华南搞土地改革。只有过2—3年后，当复员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回乡后，那里才能进行土地改革。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不到2—3年，这些地区的农民会开始自发的分田运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领导这一运动。东北三省和华北的土地改革已经结束。政府在农村依靠过去的贫农，他们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土地，现在准备诚心诚意地帮助政府，向政府交公粮、纳税。

    另外，东北三省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新的农民阶层，即所谓的“新富农”。他们是从最贫穷的农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分到地主的土地后，努力耕作，而且雇佣劳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现在这些“新富农”完全站在分给他们土地的政府一边，帮助政府提高农业产量，积极协助贯彻政府的农村政策。但是，并不排除以后农村会出现雇农和这些“新富农”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

    七、现在，巩固中苏友谊也是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刘少奇说：我作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保证全力做好这项工作。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全体共产党员：要经常帮助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如果大使需要什么有关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生活中某一方面情况的材料，我们愿意满足大使的要求，但有一个条件，这些材料不能在大范围公开。我们还准备向使馆工作人员提供我们优秀的教授和专家，就苏联朋友关心的专题举办讲座。

    大使对刘少奇的谈话和对苏联同志的友好态度表示了感谢，答应以后接受中国朋友的盛情邀请，并保证自己一方要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苏中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

    谈话时在场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和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

    谈话由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37-43

    №1380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问题的答复(1949年10月26日)

    绝密

    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在此，呈上对毛泽东同志就朝鲜问题给菲利波夫同志电报的答复草稿(参见科瓦廖夫同志第234号电报)。

    В.莫洛托夫

    1949年10月26日

    北京

    致科瓦廖夫、罗申：

    请向毛泽东同志转达菲利波夫同志对其10月21日电报的答复内容：“致毛泽东同志：

    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该发动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不应该采纳他们拟定的关于朝鲜人民军向南方进攻的计划，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发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66]

    葛罗米柯

    АПРФ，ф.45，оп.1，д.332，л.47-48

    №16554 罗申与沈钧儒会谈纪要：司法机关组织筹备等问题(1949年10月27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72号

    绝密

    1949年10月27日上午10点，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正式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沈钧儒和大使进行了下列谈话。

    由于现阶段忠诚于政府的训练有素的法律专业人才大量缺乏，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检察机关在组织筹备期间面临困难。同时，由于新的法律至今尚未制定，地方政府经常不顾革命法纪擅自主张解决问题。

    1.为研究苏联立法机关和苏联法院的情况，沈钧儒早先打算访问苏联，而现在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希望，苏方尽快派有经验的专业法律工作者来华，以帮助中国的司法机关。

    2.他对自己的老朋友——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罗申的任命表示热烈欢迎。大使在华10年的工作经验和在中国社交界各阶层代表的广泛的友好关系网，有助于大使本人完成所肩负的伟大而艰巨的使命，对此沈钧儒满怀希望。

    沈钧儒从个人角度向大使保证给予永远友好诚挚的帮助。

    会谈持续40分钟，参加的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担任会谈翻译的是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打印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53-54

    №16555 罗申与黄炎培会谈纪要：民主党派和经济发展(1949年10月28日)

    绝密

    第4份

    今年10月28日大使正式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党派)主席黄炎培。黄炎培在自己的私人公馆里会见了大使。在礼节性寒暄后，黄炎培和大使进行了无拘束的会谈。其间应大使的请求，黄炎培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阐述了下列观点。

    黄炎培认为，不仅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方面，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将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因为与美国和西欧的资产阶级不一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备两种典型特点，正是由于这两种特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过去和将来一直都和中国人民走在一起，不会在国家危机时刻抛弃后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种典型特点就是：1.中国资产阶级素来热爱自己的劳动者同胞，素来怀有行善之心；2.中国资产阶级非常热爱自己的子女、亲属，与之分享自己挣来的财富。由于上述特点，在中国当今没有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

    目前，一些著名的中国工商业界代表正准备返回上海，他们在今年年初离开上海去了香港。近日，从香港回到北京的两位有名的中国资本家——刘鸿生和吴云丘(УЮньчу)，就中国工业发展前景曾同黄炎培聚谈过。黄炎培建议他们对一些工业和商业部门制定一个具体的投资方案，对此，他们早有准备，并同意制定。

    应大使要求，黄炎培对恢复中国工业的前景做出了评价。黄炎培回答这一问题时得出下列结论。首先，黄炎培认为，必须恢复走下坡路的中国传统手工业，像丝织品、瓷器制品、制茶业等，必须对手工业投入现代化的工具和设备，以适应减轻劳力和增加生产的要求。

    其次，必须恢复建设大型国有企业，像橡胶业。但是，要促使其与所属区域内小型手工业进行合作，以便向不同厂家提供手工业生产需要的各种部件和零件。

    当黄炎培问起大使对此问题的看法时，大使回答，中国政府方面有相应的行动方案。

    黄炎培请求大使帮助他挑选有关苏联经济的材料，大使答应对此问题给予协助。

    会谈持续50分钟，参加的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担任会谈翻译的是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共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1949年11月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66-68

    №09964 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财政经济状况(1949年10月28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74号

    绝密

    今年10月28日11时整，大使在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位于朝阳门大街的办公处接待室，拜会了陈云同志。

    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大使和陈云进行了轻松友好的交谈。谈话中，陈云应大使的请求，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作了如下阐述：

    目前，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非常复杂、困难。由于国内战争还在继续，政府不得不靠国库养活700万人民解放军官兵和国防工业工人。由于沿海被封锁，对外贸易处于半停顿状态；在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全部港口中，只有天津港还有进出口业务，而且数量很小，每月大约为300万美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商船，其中包括在长江运输货物的船只。中央人民政府现在拥有的船舶吨位只有3.2万吨。

    政府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止食品、日用品价格飞涨和通货膨胀。对付物价上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是因为政府为了弥补军事开支发行了比应发行数量多2倍的纸币。

    尽管税收总额不断增加，但是各省征收的货币税甚至不抵需求的极小一部分(货币税占政府征税总额的25％，其余75％为粮食税)。

    经济作物的生产，首先是出口茶叶和丝绸的生产现在还没有搞好。

    由于国民党飞机不断空袭以及海运和河运瘫痪，上海的工业生产能力不断下降，使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在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之前，就把自己的资金转移到香港，暂时还不打算在上海投资，他们仍然对新的人民政府持观望立场。

    负责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管部做协调工作的财经委员会，现在采取了一切措施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生产和恢复生产能力。

    为了克服中国工业发展中至今存在的地区分割状态，最近政府数次组织上海的工业界人士到华北和东北考察，组织天津和东北的工业界人士到汉口和上海考察，以便研究市场，进行业务接触和联系。

    人民政府正在制订1950年恢复生产能力的纲要，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项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在搞好中国各原料地区和工业地区的经济联系方面。过去它们互相脱节，彼此分割。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的严重障碍是缺乏忠于人民政府且精通业务的技术干部。国民党留给新政府的只有2万名工程师和专家，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信仰是反动的、亲美的。在银行职员和金融专家中反动分子特别多。现在有些地方就已经发现专家怠工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和今后会把赌注压在人为扩大我们的经济困难上，压在搞经济怠工、捣乱和破坏活动上。以下事实可以说明中国技术干部的匮乏：在最大的鞍山炼钢公司(在东北)，70名工程师中有62名是敌视所有中国人尤其敌视中国共产党人的日本人。

    在人民解放军中搞后勤和军需的同志转业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经济干部的不足；我们现在只好完全依赖国民党留给我们的那些专家。

    尽管有上述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信，在苏联兄弟般的援助下，他们定能顺利地克服困难，将数百年来受帝国主义统治奴役的落后中国的经济，引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应陈云的要求，大使向他讲述了当前苏联经济建设战线的形势，详细描绘了农村集体农庄发生的巨大变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越来越多；城乡差别正在逐步消失；培养出了自己的十分宝贵的专家，如农艺师、医生、电气技师，同时，他们又会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陈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大使讲述前不久他在北哈萨克斯坦他父亲生活和工作的集体农庄里参观的情况。

    在谈话的最后，陈云很有把握地对大使说，中国的农业和工业学习苏联农业和工业的榜样，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代就要到来。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时在座的还有财经委员会秘书长薛暮桥(共产党员)、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和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齐赫文斯基担任谈话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共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58-62

    №09962 罗申与董必武谈话纪要：解放区的政治形势(1949年10月28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77号

    绝密

    今年10月28日13时整，大使在勤政殿接待厅正式拜会了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礼节性的寒暄后，大使和董必武进行了轻松友好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董必武应大使请求对中国已解放省份的政治形势作了如下概括：

    中央人民政府在各省享有绝对威望。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挑选中央各部中下层工作人员的工作，全部的30个部和总局拟于11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

    在政法委员会下属的内务部和公安部，我们有很好的协调一致的机关，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而在其他的部，如司法部和法规制订总委员会等，我们广泛吸收联合政府中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

    由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没有停止秘密破坏活动，公安部和内务部的工作在现阶段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前不久，北京附近的石景山电厂发生过几起破坏活动，还发生过几起纵火烧军用仓库和割电话线的事件。近日，在绥远省我们有2名共产党员同志被恐怖分子杀害。

    我们国家安全机关进行的清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工作，在华北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发现并没收了200多个非法电台、大量的武器和外汇，等等。可以说有组织的国民党地下活动在华北已经不复存在。在上海地区，尽管陈毅将军采取的措施取得了胜利，但情况还是比华北差得多。

    现在，华北所有悔过自新的国民党分子，其中包括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原工作人员共2000人，正在北京附近的劳改营劳动改造，在那里加紧进行政治学习。湖南省还有组织得很好、势力很大的国民党潜伏力量，那里的几支国民党溃散军队的武装匪帮还没有抓获。还有广州，那里的国民党潜伏特务小组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头子、广东省人(海南岛人)郑介民亲自安排的。

    董必武说，尽管有这些困难，但是政府深信，很快就能抓获所有在中国积极活动的国民党特务和美国特务，因为政府依靠的是人民的全面同情和支持。

    在谈话的最后董必武表示，深信中苏友谊会日益巩固。

    谈话持续了30分钟，谈话时在座的还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和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С.Л.齐赫文斯基担任谈话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69-71

    №09963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控制流行病及航运等问题(1949年10月31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79号

    绝密

    1949年10月31日17时30分，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在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大楼正式回访了大使。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大使和总理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谈话：

    一、周恩来通报说，据中国政府收到的最新报告，由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地区开始的鼠疫流行病已向绥远省和大同地区蔓延。政府采取了加强隔离的措施，向鼠疫可能爆发地的邻近地区增派了部队。

    大使根据他从沈阳收到的高频电话，向周恩来通报了关于迈斯博士的防鼠疫队以及来自哈尔滨的20名鼠疫病医生的情况。周恩来也向大使通报了中国政府就尽快将苏联医生由北京送往疫区所采取的措施。

    二、大使询问周恩来，如果利用丹麦方由上海至长崎和由长崎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底电报电缆，建立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长期电报联系，中国政府持什么意见。

    周恩来允诺向邮电部了解此事在技术方面的问题，还要与上海联系，了解那里有没有丹麦方的代表以及上海至长崎段电缆的技术状况。

    三、大使询问周恩来对苏联海运公司船只在中国东海和南海航行以及可能进入青岛港、上海港和香港问题的意见。周恩来说，依他之见，现在苏联船只进入青岛和上海港是冒险的，因为国民党对中国港口积极搞空中和海上封锁；至于苏联船只进入香港，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分子不敢对苏联船只进行任何阻挠，即使苏联船只在台湾海峡航行。人民解放军的对台登陆战役不会早于1950年春季开始，在此之前，从军事行动方面来说，船只在台湾海峡航行不会有任何妨碍。

    四、周恩来请大使与苏联政府联系，询问在香港注册的中国船只能否进入大连港。

    据周恩来讲，中国人民政府想从香港获得一些物资，这些物资可能由同情和帮助他们的香港中国轮船公司的中国轮船运到大连。根据现行的规定，大连的苏方当局不准来自香港的中国轮船自由驶入该港。

    如果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这些中国商船进入大连港的话，周恩来请大使将这些船只驶入大连港的具体条件通知中国政府。

    周恩来还说，中国政府预先表示，准备向大连苏方当局提供进港船只的全部情况：它们的吨位、货物名称、船长和船员的姓名，等等。这些船上的船员全部是中国人，船主也是中国人。这些船只驶入辽东半岛水域时将升起五星红旗。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请求准许香港中国轮船公司的中国商船进入大连港的理由是，东北三省和华北的所有港口中，大连港是最适于停泊和卸货的港口。在其他港口共产党人没有足够的港口设备。

    大使允诺将中国政府的请求上报苏联外交部。

    谈话持续了35分钟，在座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С.Л.齐赫文斯基担任谈话的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74-77

    №16556 罗申与张治中会谈纪要：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等(1949年10月31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80号

    绝密

    10月31日16时，张治中将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访问了大使。在会见大使时，张治中告知，中国共产党，包括毛泽东个人，请张担任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政府的领导人。有鉴于此，11月5日张治中将从北京飞往兰州，然后飞往乌鲁木齐考察情况。

    由于已被选为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和军事人民革命委员会成员，同时即将担当西北五省的领导工作，张治中前来大使馆请大使相信，他对苏联的友好之情是不变的，并表达了尽全力巩固中苏关系的决心。在会谈中，张治中谈到目前中央人民政府的困难时指出，缺乏训练有素的行政干部和经济干部，政府面临很大的财政经济困难。

    张治中说，由于国民党对上海持续的轰炸，上海的工业生产水平继续下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在军事行动之前已把所有资金转移到了香港，他们与从前一样采取观望态度，暂时不敢把资金拿回中国，也不敢在恢复中国经济方面与中央人民政府积极合作。

    至于那些原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服务过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情况，张治中说，部分人员工作认真负责，并完全站在人民政府的立场上，部分人员持等待观望立场，还有部分人员公开怠工，但是这样的人是少数，对后者的教育性政治工作正在进行。

    关于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张治中说，蒋介石的许多特务活动和黑帮分子留在了上海，但是，当地权力机关正在成功地清洗和捕捉这些分子。在中国的北方城市，国民党地下活动已经基本消灭，但也有个别的破坏性活动发生。

    同张治中一起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国大使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他翻译了整个会谈的内容。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共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45-47

    №16557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递交国书事宜(1949年11月1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4日

    第196号

    机密

    王稼祥就即将进行的递交国书事宜向我作了礼节性访问。

    在会谈之初我向大使通报说，大使夫人与前来莫斯科参加国庆节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行正在赤塔，近日代表团将乘飞机回莫斯科。大使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

    在强调中国人民对巩固苏中友好关系的热切期望时，大使说，中国对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极为高兴。大使说，对表明苏中友谊的这一举动中国人民非常感激。

    我回答，苏联人民对两国人民的密切友好关系完全有同感，苏联人民非常高兴地关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王稼祥继续说道，他对自己身为中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感到荣幸。他说，鉴于目前他必须开创新事业，他期望得到我方的帮助。

    在强调目前中国从事外交的是一批新手的不利情况时，我对王稼祥说，我方会尽力给他帮助。

    在感谢我答应对将来工作给予帮助时，大使说，苏联是中国的老师，中国人民是苏联人民的学生。

    对此我回答，苏联人民较早开始了发展道路，正如大使所说，我方的许多经验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然后我说，中国人民在自己争取新生活的斗争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对此，王稼祥回答，中国为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而骄傲，他援引毛泽东的话说，只是近百年来中国由于列强的侵略而大为落后了。但是，由于取得了胜利并且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会飞速发展。大使重申了苏中友谊的重要性。

    在回答我提出的有关大使馆和各领馆的干部问题时，王稼祥说，鉴于干部人手不够，他们打算在苏联只留下三处领馆(符拉迪沃斯托克、赤塔、阿拉木图)。

    在指出中国工作人员前往苏联遇到的某些困难时，王稼祥告诉我，希望国际旅行社在北京和沈阳开设分部。我答应大使研究此项问题，然后给予回复。

    大使向我递交了国书的副本和他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的讲话(见附件)。王稼祥说，他对递交国书程序的个别之处不甚清楚，他请求让礼宾司向他作补充说明。我答应给予相关说明。

    参加会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佐林、葛罗米柯、拉夫连季耶夫、古谢夫等同志，第一远东司，礼宾司，总秘书处，驻北京大使馆，档案室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的致词

    主席先生阁下：

    我怀着极大的荣幸向您递交国书，该国书中我国政府委任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别大使和全权大使。

    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际第一个与我国政府确立了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对此高度满意并极为高兴，因为，我们两国之间巩固友谊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还符合全世界范围的长远利益。

    请主席先生您相信我，我将尽一切努力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密切友好关系。同时，我希望，在我完成如此使命时能获得主席先生您的个人协助以及贵方政府的协助。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个人祝您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同时祝愿贵国繁荣昌盛。

    附件二：

    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阁下的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之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即第一个表达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确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对此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满意和高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切欢迎尽快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确立密切友好的外交关系，并确信确立和巩固友好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还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定。特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公民王稼祥为驻贵国特命全权大使，并命令其向您递交国书。

    主席先生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您厚待王稼祥先生，并对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事给予充分信任。

    主席先生阁下，谨此以个人名义祝您身体健康，并祝贵国富足繁荣。

    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署签名和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7，л.21-26

    №16558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技术援助(1949年11月4日)

    绝密

    为保证中苏合作飞行技术学校和高射炮团的组织筹备及正常展开工作，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1.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货，责成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阿科波夫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以超额完成1949年9个月计划的方式，向外贸部供应吉斯151型汽车360辆和吉斯150型汽车140辆，以减少向建设和筑路机器制造部供货的方式向中国供应C 80型拖拉机12台。

    2.允许苏联武装力量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1)根据附件一向中国补充派送人数为97人的全体成员；

    (2)拨出6架里2型教练飞机；

    (3)根据附件二将备用航空发动机、特种车辆、流动电影放映车、流动航空维修车归入流动基金。

    3.责成航空工业部(赫鲁尼切夫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额外向苏联武装力量部供应34台备用М11ФР航空发动机、51台АШ82ФНред.11/16减压器，并由苏联武装力量部储备金承担费用提供2500升润滑油加油器14台。

    4.责成机器制造和仪器制造部(帕尔申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由该部储备金承担费用，向苏联武装力量部提供24台汽车汽油加油器、14台油槽汽车、6台АКЗC 40型补氧台。

    5.责成肉制品和奶制品加工业(库兹明内赫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向苏联武装力量部额外供应6台油槽汽车。

    6.责成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阿科波夫同志)，由该部载货汽车储备金承担费用，向苏联武装力量部提供12台嘎斯0330载客汽车，并供应油槽汽车配套部分——6台嘎斯51型汽车底盘。

    7.对那些根据该决议派往中国飞行技术学校工作的全体人员，实行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1425号决议所规定的工资支付制度。

    8.责成外贸部(缅希科夫同志)，按现行决议的器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结算。

    文件送：布尔加宁、波斯克列贝舍夫、华西列夫斯基、缅希科夫等同志

    附件一：

    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技术学校全体人员的补充选派清单

    1.空军政治部高级顾问副职1人

    2.高等学校高级助理1人

    3.物质技术保障和机场服务高级顾问助理1人

    4.医疗服务高级顾问助理1人

    5.歼机航空兵飞行技术监督员1人

    6.轰炸航空兵飞行技术监督员1人

    7.领航员准备监督员1人

    8.技术人员准备监督员1人

    9.航空通讯监督员1人

    10.司令部军官1人

    11.公文处理负责人1人

    12.翻译1人

    13.打字员1人

    14.里2飞机机组指挥官2人

    15.里2飞机飞行员2人

    16.里2飞机领航员2人

    17.里2飞机随航技术员2人

    18.里2飞机航空机械师2人

    19.里2飞机航空发动机工2人

    20.里2飞机空中射手—无线电兵2人

    21.里2教练机机组指挥官6人

    22.里2教练机飞行员6人

    23.里2教练机领航员6人

    24.里2教练机随航技术员6人

    25.里2教练机航空机械师6人

    26.里2教练机航空发动机工6人

    27.里2教练机空中射手—无线电兵6人

    28.航空发动机理论和结构教师2人

    29.射击射炮武器教官2人

    30.飞机无线电技术和无线电设备教官2人

    31.飞机使用技术实习训练教官2人

    32.飞机特种仪器实习训练教官2人

    33.学校政治部首长副职6人

    34.学校高级医生6人

    35.高级军医6人

    共计97人

    附件二：

    分派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技术学校的器材清单

    1.归入流动储备金的备用航空发动机91台

    其中包括：

    АШ21发动机43台

    АШ62ИР发动机8台

    其中4台在1949年4季度交付

    其中4台在1950年1季度交付

    АШ82ФН9/16发动机40台

    其中15台在1949年4季度交付

    其中25台在1950年1季度交付

    2.АЗС蓄电池充电器6台

    3.АКС2压缩机6台

    4.ПАРМ1流动航空维修车6台

    5.流动电影放映车6台

    АПРФ，ф.3，оп.65，д.418，л.34-38

    №11808 葛罗米柯致科瓦廖夫电：转交斯大林对朝鲜问题的答复(1949年11月5日)

    苏联外交部第十司

    第20475号

    收到时间：1949年11月5日2时50分

    发出时间：1949年11月5日3时55分

    绝密

    禁止复印

    专号：第198号

    密码电报

    北京　科瓦廖夫收

    优先拍发

    特档

    请将菲利波夫对毛泽东10月21日电报的如下答复函转交毛泽东：

    “致毛泽东同志：

    鉴于您的10月21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通报您，我们支持针对你们所说的问题的那种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49年11月5日

    打印5份，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第十司，副本1份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113页

    №09058 拉夫连季耶夫与王稼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1949年11月10日)

    摘自А.И.拉夫连季耶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12份

    1949年11月10日

    今天根据王稼祥的要求接见了他。

    1.在会谈过程中王稼祥声明说，他受毛泽东委托，要会见斯大林，面交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信，并同斯大林商谈一个迫切的问题。

    我说：“斯大林大元帅现正在休假期间，在莫斯科城外休息。我问大使，他是否认为可以通过外交部把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转过去。”

    王稼祥回答说，既然斯大林现在不在莫斯科，他准备转交这封信，并阐明毛泽东交给他这个任务的实质内容。

    毛泽东早就有访问莫斯科的深切愿望。他委托大使去商谈自己去苏联的时间。毛泽东想尽快来莫斯科，但是，看来11月份毛泽东无法离开北京成行。他可能于12月初或者再迟一点，在莫斯科认为合适的时候前往。

    大使指出，毛泽东的访问不只是对中苏友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巨大事件。因此毛泽东认为，他去莫斯科的时间应当由苏联政府来决定。

    王稼祥接着说，他受命还有一个问题要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原先准备与毛泽东同来莫斯科。但是，目前正值组建全国政权之际，两位主要领导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总理同时离开中国，可能会影响工作。因此委托王稼祥来征询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与周恩来应该一起前来，还是周恩来可以晚些时候再来。

    我答应大使转达他的问题。

    在会谈之后，王稼祥很快把毛泽东的信送交外交部转呈斯大林。

    2.王稼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声称，红场上的盛大检阅和游行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他感觉到，苏联人民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人们发出欢呼声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肖像的尊敬。

    3.王稼祥说，在离开北京前，他告诉毛泽东，他对外交活动缺乏经验。就此问题毛泽东向他提出，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而在苏联必须认真地注重苏联同志的建议和指示。毛泽东着重指出，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外交家，其工作将更加艰巨。外交部长周恩来有意派遣若干今后将委派去各个国家任大使或公使的人在莫斯科大使馆见习。根据王稼祥的意见，在这里大概不仅要组织他们见习，而且还要为他们上外交史的课程。

    王稼祥指出他自己和大使馆工作人员已经在学习外交史，他请求给大使馆提供能讲授外交史以及对外交见习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的教员和专家。

    我回答王稼祥说：“在这件事情上外交部将给予帮助。”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参赞徐介藩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А.拉夫连季耶夫(签名)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等同志，档案室。3份寄送：卡冈诺维奇、佐林同志及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7，л.27-29

    №09961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1949年11月10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11号

    绝密

    今年11月10日下午5时，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主动来大使馆拜会了大使，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他受毛泽东委托谈了以下情况，并要求转告苏联政府：

    一、毛泽东早就有访问苏联的愿望。今年夏季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要赴莫斯科时，毛泽东就想亲自率团前来，但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刚进北京，还没有组建政府，面临大量的组织工作，若毛泽东不在就无法进行，因此毛泽东留在了北京。此外，刘少奇之行带有非正式性质，是以高岗的东北代表团作掩护的。

    刘少奇在莫斯科时，在与斯大林同志谈话中转达了毛泽东想会见斯大林同志的愿望。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在任何时候都高兴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科瓦廖夫在今年11月5日的谈话中也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态度。毛泽东在会见科瓦廖夫时，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了他想于今年12月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以便亲自向斯大林同志祝寿的愿望。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同志70寿辰这一天，全世界对苏友好国家的代表团都将到莫斯科，因此，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带有完全公开的性质。

    11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莫斯科发了类似内容的电报。

    今天，毛泽东委托周恩来拜会大使，将毛泽东想拜会斯大林同志的愿望通知大使，并请大使将此事转告莫斯科。

    我问，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属什么性质，中国政府人士中谁陪同他。周恩来回答说，访问时除了与斯大林同志建立个人友好接触外，看来毛泽东同志还想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政府成员中没有人和毛泽东一起去莫斯科，如果毛泽东同志访问时要制订新的中苏条约，那么他(周恩来)可以立即坐飞机去莫斯科签署这一条约。

    接着周恩来问大使，大使是否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大使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将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去做。

    二、周恩来问，有没有苏联政府关于不承认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团问题的答复。大使作了否定的回答，不过允诺就该问题再次询问苏联外交部。

    三、接着，周恩来通报说，昨天中国政府情报机关从香港得到的情报称，白崇禧的部队正退往越南境内，法国当局让他们在那里换上了保大 [67] 军队的服装。中国政府拟就此事专门发表声明，提醒法国政府，中国人民政府认为，利用化装的白崇禧部队镇压印度支那革命运动可能造成的后果，将由法国政府承担责任。虽然这一声明不直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越过边境线追击白崇禧部队，但是声明会明显暗示这一点。政府还打算对其他可能收留退往泰国、缅甸和印度的国民党军队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类似的警告声明。

    周恩来认为，这些声明会对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产生影响，他们会害怕放国民党军队越过印度支那和缅甸的国境线。如果白崇禧部队在印度支那获得避难所，人民解放军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措施，这一问题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研究。周恩来询问大使，中国政府发表上述声明是否妥当。大使回答说，因为这是个大问题，涉及东南亚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我无可奉告，我认为须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同意大使的看法，请大使就这一问题请示苏联外交部。 [68]

    四、周恩来还通知说，据政府获悉，国民党分子，其中包括现在法国的宋子文，力图在印度支那保留自己的主力，正就利用国民党军队对付越南革命运动一事与法国人进行谈判。

    大使回答说，今年夏季，当他在广州时就获得过类似的情报。

    五、在谈话的最后，大使请周恩来协助尽快解决使馆由南京迁北京和由塘口(Танку，广州东部)来北京的铁路运费问题，因为至今没有收到全部账单，不能支付运费。此外，两次寄来的账单完全不同。

    周恩来说，他将就此事下达有关指示。

    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同志谈话时在座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共6份，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拉夫连季耶夫、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81-85

    АВПРФ，ф.07，оп.22，п.96，д.220，л.52-56

    №07350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毛泽东、周恩来访苏事宜(1949年11月1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王稼祥11月10日在与拉夫连季耶夫同志谈话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如下两个问题：

    一、他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周恩来是否应该同毛泽东一起来莫斯科，或者是否周恩来可以晚一点来。同时他还说，目前正在组建整个国家机关，同时有两名主要领导人离开中国，北京方面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工作。

    二、王稼祥还通报说，周恩来打算派几个人到莫斯科大使馆进行实习，然后将把他们派到各个国家担任大使和公使。王稼祥介绍说，他本人以及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事外交史研究的，他请求给大使馆派一名教师和顾问，他们能够讲授外交史的课程以及就外交实践方面的问题答疑。

    苏联外交部认为，对王稼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可以给他口头答复，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已经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从北京来苏联是否合适感到担心，苏联政府准备同意就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的任何一种决定。

    至于王稼祥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选派一名外交史方面的教师和外交实践问题的顾问帮助大使馆，苏联外交部将在近期内为此挑选相应专业的工作人员。

    决议草案附上。 [69]

    请审批。

    А.葛罗米柯

    1949年11月12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29-30

    №09845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国国内形势(1949年11月15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12号

    今年11月15日下午5时，大使拜见了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一系列中国政府感兴趣的问题转达莫斯科的看法(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已以电报形式及时转达苏联外交部)。谈过这些问题之后，应大使请求，周恩来通报了最近的中国国内形势和战争形势。周恩来说：

    一、目前所经受的财政经济困难，其中包括11月初出现的所有物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绝不是不可预见和不可克服的。11月上旬物价飞涨(约5—6倍)的直接原因是：

    (一)大量纸币投放市场。这是财政部对所采取的措施考虑不周的结果。尽管所发行的纸币总额不算太大，今后政府还要印发纸币，但如果纸币是逐渐投放市场，物价就不会如此飞涨，而现在政府却是一下子把纸币的半年储备量投放市场。在1949年，这是按计划第三次大批发行货币了。人民银行第一次补充投放纸币是在今年4月，第二次是在7月底、8月初，第三次——最大的一次，是在11月初。正是这最后一次发行推动了物价灾难性的上涨。如果不让物价如此急剧飞涨，我们财政部的同志就应按月逐渐地把货币投放市场。但财政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们认为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暂时控制进一步发行货币，从而制止物价进一步上涨是适宜的。也许这是正确的。况且，为保障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棉花、茶叶、蚕茧等)，保障农民扩大播种面积预付款以及保障对现在新组建的空军和海军拨款，发行如此大量的货币也是必要的。

    (二)投放大量货币明显动摇了居民的信心，破坏了这些货币的购买力。农民出售自己的农产品之后，想立即让这些货币脱手，便急忙购买布匹、食盐和农具等。由于需求增加，这些货物的价格便猛涨。价格猛涨，首先吃亏的是工人、军队和职员，他们工资的增长赶不上商品价格的增长。为了保障这些人的生活，国家被迫按定量供给他们粮食、煤炭和布匹。

    (三)察哈尔省鼠疫的流行和对内蒙古通往华北的各条道路实行检疫，也促使了价格的上涨，因为按惯例每年秋天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粮食都销往北京和天津，而今完全停止了。

    由于政府采取了同近来抬头的奸商作斗争的措施以及为了稳定物价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粮食价格有所回落。但政府预见，明年，即1950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会上涨一倍。

    现在，靠国家供养的人民解放军有450万人，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近150万人。到1950年底，由于全国彻底解放，各省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以及国家机关和企业的继续增长，靠国库养活的人数将达800万，毫无疑问，这是国家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各部机关要比国民党政府当时相应的机关庞大得多。例如，国民党时邮电部职工有5万人，而我们仅老解放区邮政职工就有4万人。由于我们的政权追求的是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准备把邮政业务不仅普及到城市，而且要普及到农村。这样，国家邮电职员人数将不断增长，现在我们的邮电职员有8万人。我们党政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平均1/3是从部队中抽调组成的。

    尽管我们经受着财政经济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与国民党所经受的困难，甚至与其统治最巩固的时期即1935—1936年所经受的困难，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这几年，国民党发行的纸币总额为15亿银元，国库券有5亿银元。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就是20亿银元。如今我们流通中的中央人民银行货币总额也相当于20亿银元。但我们控制下的领土和人口要比1935—1936年国民党政权下的领土和人口多得多。我们认为，发行的纸币远没有耗尽我们的全部资源，1951—1952年间，我们准备把纸币发行量增加到相当于40亿—50亿银元。

    为保障我们货币的坚挺，我们还将通过发行国内债券和扩大税收逐步回笼一部分货币。我们打算在最近两年时间里(1951年和1952年)调整好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在东北和华北现在正在进行土改，那里有农民1.3亿。在最近两年时间里，我们还将在华中和华南进行土改，这将涉及2亿农民。1952年将在西南进行土改，那里有人口1.45亿。土改的进行将提高农产品的供应，稳定物价。农民信赖政府和政府发行的货币，部分流通中的货币将转为国家银行的储蓄。在最近两年时间里，我们还打算使国民党关闭的所有工厂和企业重新开业，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经济的稳定。

    在政府所收的全部税款中，60％来自农民，40％来自城市。在进行过土改的地区，农民把自己收成的20％交给国家。农民乐意交付这一税收，因为在土改前，他们要把50％的收成交给地主。根据这种情况，在华南，我们将以税收形式征收地主全部土地收入的40％—50％。

    我们相信，经过两年时间，我们将全部解决我们的财政经济困难。

    二、人民解放军在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在11月20日之前，刘伯承将军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将占领贵州省会贵阳，然后分兵两路向前挺进：一路攻重庆，在12月底占领之；一路出昆明，在那里估计不会遇到严重抵抗。在广东省的人民解放军兵团将阻止白崇禧的部队向法属印度支那撤退。白崇禧目光极其短浅，他正在桂林收拾自己的财物，现在尚未决定向何处逃跑。

    在刘伯承将军的部队控制所有川滇公路之后，彭德怀将军的部队将进攻陕南的胡宗南部——汉中兵团，然后直出成都。届时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答应率其两个师起义。1950年1月，我们计划全歼四川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国航空公司(KHAK)和中央航空公司(KATK)的60架飞机转到人民解放军一边后，很难想象，国民党“政府”的官员还能从重庆向何处跑。

    四川和西康解放之后，我们将立即向西藏进军。我们计划3月份在海南岛登陆，多年以来，那里有我们的大批游击队在活动。我们指挥部的下一步计划是：1950年春季为台湾登陆战役做准备，1950年夏天实施登陆。我们认为这一战役应在做好海、空联合打击的准备之后才能实施。

    在实施台湾登陆战役时，我们绝对应该吸取金门战斗的惨痛经验，在这次不大的登陆战斗中，我损失了3个半团的兵力(7000名战士)。

    三、中央政府的行动将逐步得到调整，并走上正轨。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了政府工作的重担，但参加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也在积极地工作。我指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司法部长史良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而且还有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以及积极在水利部工作的傅作义将军。但是也有一部分进入政府的所谓的“民主党派领袖”，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首先，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和张澜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物；像罗隆基这样的“民主党派领袖”中的极右分子，暂时还受到我们的信任，能够出席各种会议，而在战争最后阶段才归附我们的刘步童(Лю Бу-тун)、何思源等，则被送往华北大学接受政治训练。

    四、同中国共产党一起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现在他们正在进行自身的组织建设工作。顺便指出，民盟和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现在正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两个代表大会上，只讨论自身的组织问题，扩大或缩小该党的问题，改变其名称或变更其领导岗位的问题，其他任何政治问题都不涉及。所有这些党都毫无保留地接受共同的统一战线纲领，承认中共的领导，赞成国家的基本政治路线——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当作最高的权威机关，甚至邀请中共帮助解决他们内部的组织问题。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眼下对我们还持观望态度。我们对他们一点也不妥协，并要求他们明确地同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划清界限。中国许多资本家都还没做到这一点。此外，我们还对他们的活动提出了限定的条件：某一企业和商业组织的工作首先是为国家提供收入或收益，其次才是所有者的利益。我们限制中国工业资本家的最高利润，同时告诉他们，在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刻，他们应更加节俭，限制自己的利益。我们想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协助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

    五、我们有许多党的工作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加入政府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态度不正确。这些同志宣传“关门主义”政策，反对广泛吸收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代表进入政府机关。我们反对这种倾向，并向他们阐明巩固与各民主党派联盟的重要性。还有另一种危险，就是容许把那些未经检查和未经充分考察过的民主党派活动家安排到责任重大的岗位上来，我们也必须同这种倾向做斗争。

    六、我们现在还没能实现提拔工人到国家机关领导岗位，因为中国工人的文化和受教育程度很低，他们绝大部分是文盲。我们仅在沈阳、上海和天津个别地方提拔了一些工人到市里工作。在各个工厂里，我们有不少先进工人、争创高劳动效率的倡议者和劳动模范，但中国工人没有学会在各种会议上代表自己的同志们和其他劳动人民讲话。

    七、新中国的特点在于：我们努力促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促使加入联合政府的所有民主党派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作斗争，促使他们的部队协助进行土改。

    对后一个问题需要给予一下说明：现在我们正把傅作义、陈明仁将军这些军阀的部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还准备改编四川和西康以及其他地方的军阀部队。一些同志建议，为了节约军费开支，应该遣散这些部队，令其回乡。但我们认为，如果遣散这些部队，他们就会搞武装抢劫，在这些省搞土改的时候，他们就会充当反革命的支柱。所以我们认为在土改结束前不遣散这些部队是正确的。

    结束时，大使对周恩来坦诚而友好的谈话表示感谢。会谈持续1小时45分钟。出席会谈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他担任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文件共6份，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拉夫连季耶夫同志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57-66

    №16563 周恩来致罗慕洛、赖伊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11月15日)

    莱克萨克塞斯，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转交

    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尔洛斯·罗慕洛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向全世界宣布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目前在全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残余将被消灭，也不再能全权代表中国人民。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通知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拒绝承认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派遣以蒋廷黻率领的代表团驻联合国大会常任理事会的合法地位，我们认为国民党的代表团不能代表中国，无权代表中国人民出现在联合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长周恩来(签名)

    1949年11月15日于北京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

    10月1日正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建立那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目前已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的领土和各个民族，同时获得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其军队残余即将被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已完全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真正法律基础。

    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并出席联合国大会常任理事会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已成为一小撮丧家之犬的武器，完全无权代表中国人民。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依照中国人民的愿望，依照联合国宪章，进一步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的全部权利的原则和精神立即取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的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长周恩来(签名)

    1949年11月15日于北京

    文件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古谢夫、佐林、拉夫连季耶夫、波采罗布同志，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47，оп.36，п.140，д.3，л.46

    №09072 罗申与李克农谈话纪要：美国间谍在华活动情况 [70] (1949年11月17日)

    ……

    李克农应大使要求，介绍了以下美国情报机关在华活动的特点。

    现在美国的侦察中心已由其驻中国大使馆转移到了香港，在那里美国人建立了专门的“远东问题研究所”。

    以往美国在中国实施侦察的所有计划和阴谋都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了。比如，马歇尔关于利用执行司令部加强美国军事集团控制中国的方案，关于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司徒雷登计划，最后，美国务院在“白皮书”中论述的所谓依靠“民主个性”的计划，全部破产了。

    现在美国情报机关将它在中国的一切力量都用来破坏中苏友谊。

    上面提到的美国对中国的侦察中心——“远东问题研究所”给它在中国的骨干力量和美国派往中国的间谍提出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诋毁苏联在华专家的名誉，挑衅性地把中苏贸易说成是掠夺中国的粮食和自然资源，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把它说成是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条约，结果是使中国失去了辽东半岛和东北的一切机器设备——通过上述手段破坏中苏友谊。美国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地下力量已开始积极地着手完成其主子所下达的任务。

    美国在中国的间谍，其基干部分是在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生活的中国华侨以及在外国留过学的中国人。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如罗隆基、张东荪之流也可能被美国人看作是招募间谍的补充来源。

    中共国家安全机关已经查明，他们之中一些人公开发泄对中国新制度的不满。

    例如，北京美国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教授通过熟人给美国写信，其中说，燕京大学所有进步民主的教授和学生已处于被经常监督的状况中，已失去公开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

    中共安全机关还查明，美国人利用各种贸易公司，尤其是同日本、南朝鲜和香港通商的进出口公司做掩护，往华北派遣自己的人。我们机关已经查出一批美国间谍，他们是借助各种贸易公司的掩护钻进天津的，其目的是破坏中苏友好。他们之中有：李仲勤(Ли Чжунчэн)，过去的附敌分子，参加过汪精卫的亲日政府；李桥华(Ли Чао-хуа)，曾多年住在美国；郑伊万(Чжи И-ван)，朝鲜族出身；郭化邦(Го Хуа-бан)等。

    最近在华北，政府发现一些外国传教士和宗教人士在积极活动，他们的活动令人怀疑，人们举行祈祷、礼拜活动，许多郊区的中国人都来参加。

    此外，还发现一大批中南和华南的黑社会分子来到北京，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民主人士，经常出没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家中，企图通过亲友钻进政府机构。

    由于生活必需品涨价，在中南和华北发现了武装盗匪抢劫，不能排除此中没有美国间谍机关插手。

    在北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共侦察人员发现了许多地下电台。经过搜查，查明和逮捕了近200名国民党和美国间谍。在以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 [71] 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保卫部门逮捕了20多名可疑的围着代表团乱转的人。

    我们预料，将来在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美国间谍机关在中国会更加猖獗地活动。尽管美国人为了麻痹我们的警惕性，从中国召回了自己声名狼藉的间谍人员，首先是军事航空运输和海上运输机构里的美国军人。我们清楚地知道，等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美国会以外交人员的名义向中国派遣更有经验的间谍人员以完成其基本任务——离间中苏关系，破坏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

    我们中国的侦察人员和反间谍人员绝不容许这样做，所以我们十分注意有关反苏活动和言论的征兆。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个别在中国的苏联同志行为不检点，给美国人的反苏宣传提供了方便。例如，今年11月初，在塘沽，从两艘苏联船和一艘朝鲜船上下来的一帮水手在城里大撒酒疯，殴打当地居民和政府人员，强奸妇女。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化解事端，但不能排除美国间谍会利用此事搞反苏宣传。

    谈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政府的合作问题，李克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完全相信政府，一方面由于习惯于美国的保护，担心没有美国的支持，不能恢复中国经济。对此，李克农举了中国两个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经理的例子，这两个公司是不久前才转到人民政府一边的。两位经理担心，没有美国的帮助，他们搞不好中国民航的工作，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飞机制造厂、燃料和机场设备。对能否获得苏联的援助他们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多年来受美国反苏宣传的影响。等他们来到停有苏联运输机的北京机场后，他们对陪同他们的中央工作人员说，现在他们坚信，没有美国人，中国民航完全能够搞好。为了防止外国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把飞机开走或破坏飞机(这两个公司里共有外国飞行员和工作人员400人)，人民政府雇用了他们。刚停在香港和九龙的70架飞机将转场到内地机场，人民政府推说没有航空汽油，暂停使用两个航空公司的机场设施，而外国工作人员将集中到条件差的小县城去；为离开这些偏僻的地方，外国人必须彻底从公司辞职，而这正是政府所盼望的事。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九龙和香港的英国人不仅没有阻碍这两个公司的飞机向新中国转场，而且帮助九龙的飞机尽快离开，提供汽油和备件。英国人这样逢迎我们，为的是我们不为英国人在开滦办的煤矿设置障碍。

    中国政府已收到香港中国船业公司的具体建议：把这些公司的船全部交给政府管辖。但我们只是原则上同意，还没决定把这些船转泊到内地港口，这是因为担心这些船停泊在我们港口会被国民党飞机炸沉。我们甚至允许这些公司的船运送国民党部队去台湾，因为我们不想看到国民党当局强行没收这些船，假如他们知道这些船主要转到我们一边。

    等再过半年左右我们解放台湾时，又可完整无缺地获得这些船。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96-102

    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67-73

    №07351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罗申陪同毛泽东访苏问题(1949年11月26日)

    И.В.斯大林同志：

    鉴于毛泽东即将来莫斯科，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意见，应该召我们驻中国的大使罗申同志回莫斯科临时出差。罗申同志回来的问题在得到明确决定时，他必须同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一起动身。

    附上决议草案。

    请审批。

    А.葛罗米柯

    1949年11月26日

    附件：

    苏联外交部决议(草案)

    决议(关于外交部的问题)

    采纳苏联外交部的建议：鉴于毛泽东同志将来莫斯科，召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同志返回莫斯科。罗申同志应该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动身，陪同他前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32-36

    №13865 什捷缅科 [72] 、葛罗米柯致马林科夫函：同意向旅大市提供帮助(1949年11月26日)

    副本

    Г.М.马林科夫同志：

    根据政治局鉴于扎赫瓦塔耶夫同志11月25日的电报(第40/324号)所下达的指示，现把给扎赫瓦塔耶夫同志的命令草案寄出。

    已征得相关部门的同意。

    С.什捷缅科

    А.葛罗米柯

    1949年11月26日

    抄送：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附件：

    给扎赫瓦塔耶夫的命令

    答复第40/324号电报。根据韩光 [73] 和任坤一(Жен Кун-и)与民政局负责人在会谈中提出的问题，您应该通报，我们同意以下内容：

    1.向中国当局提供关于统计1949年计划完成情况的资料和1950年计划的数据。

    2.允许中国人在苏联和苏中企业里生产电影胶片。

    3.开设大连至哈尔滨之间的客运线。

    С.什捷缅科

    А.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551—1552页

    №09064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开设旅行社和领馆事务 [74] (1949年12月1日)

    摘自И.Ф.库尔久科夫的工作日记

    ……

    会谈一开始，曾涌泉问我在北京和沈阳开设旅行社分社的进展情况。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在最近即将解决。

    曾涌泉请求尽快在北京和沈阳开设苏联国际旅行社分社，因为中国人到苏联来有不少困难。

    我答应帮助弄清这个问题办到了什么程度。

    曾涌泉请求驻满洲里车站的苏联领事和赤塔市的苏联外交部代表给来苏联的中国人以帮助，并把他们到来的消息报告苏联外交部，以便外交部转告大使馆。

    我回答说，领事和外交部代表可以把中国代表到来的消息告诉外交部，但中国代表必须亲自告诉他们自己到来的消息。

    曾涌泉通知，使馆领事处主任张光(ЧжанГуань)由使馆一名工作人员陪同，过7—10天将到新西伯利亚、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解决原国民党领事处的问题。

    曾涌泉问，能否指示当地政府保卫上述临时关闭的领事馆的财产。

    我回答说，可以下达这样的指示。

    曾涌泉问，张光到达上述城市后应该找谁，能否先给他安排旅馆，因为他不愿住在原中国领事馆里。

    我回答说，张光应找外交部代表或执行这一使命的人。安排旅馆的问题我建议找国际旅行社，其他问题找领事处。

    曾涌泉说，原中国大使馆参赞刘泽荣的孩子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学校当局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给他们发放同意他们在苏联继续学习的证明。曾涌泉说，大使馆不反对这些孩子继续学习，并问我们是否反对或有什么特别意见。

    我回答说，这种问题应由大使馆自己解决，我们不反对刘泽荣的孩子在苏联大学里学习。同时我答应过问一下这个问题。

    参加谈话的有大使馆领事处主任张光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И.库尔久科夫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8，л.24-25

    №16567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中国使馆安装电台等事宜(1949年12月5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31日

    第200号

    绝密

    12月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本人的提议正式拜访了他。

    周恩来在通报了毛泽东的启程日期以及他们全体随行人员之后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允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安装电台，因为往来公文的数量和解决问题的急迫性要求这样。电报局不可能保证这种需求，此外，发送电报的花费相当大。

    随后，周恩来表示，希望尽快恢复上海领事馆的工作，并在广州和沈阳开设领事馆。

    有关支付从南京运输苏联大使馆财产的费用问题，周恩来宣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免收运输费。

    接着，外交部长简略地讲了一下某些方面的形势问题。

    他通报说，12月2日几路人民解放军部队解放了重庆。之后，逗留在四川北部的胡宗南兵团要么逃往西康，要么投降，除此别无出路。重庆解放之后，西部和西南的战役将更加顺利开展，毫无疑问，1月或2月底前将彻底结束。此后留给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任务是解放西藏、海南岛和台湾。至于西藏和海南岛，这不是很费力的战役，这完全取决于人民解放军部队推进的程度。面临的任何抗拒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台湾战役是很艰巨的。

    当前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加紧准备这个战役，解放台湾只有在进行充分准备登陆部队以及海军舰队和空军机队之后。战役的日期，看来将安排在1950年9—10月间。

    周恩来接着通报说，在4天时间里政府人员讨论了1950年的收支预算(概算)，总数计30亿元或20亿美元多一点。

    他指出，收入部分将有19％赤字。这一赤字将用胜利债券补偿6.6％，其次用征税补偿2％—3％，其余11％以发行货币补偿。当然，这将构成一个庞大的数目，因为1元等于中国(纸币)1.4万元。由于汇率在增长，可能发行更多的货币。发行货币要逐步进行，不能再犯我们所犯过的错误。

    Н.В.罗申(签名)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103-104

    №09846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人越过蒙古边境等事(1949年12月9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1月31日

    第15号

    绝密

    1949年12月9日23时，我去周恩来府邸拜会了他。

    一见面我就声明，我今天来只为一件事，这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把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一支113人的中国军事小分队越过蒙古边界的声明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宣读了声明全文)。对于声明中所说该小分队是奉董必武的指示调查兰州地区国民党部队的行踪，周恩来表示怀疑。周恩来说，这可能是将原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的名字同董必武的名字弄混了。

    宣读完声明之后，我对周恩来说，我们可以立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答复转告蒙古政府。

    周恩来说，他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详细的答复至少得在1—2天之后，因为对此还需进行相应的调查。同时周恩来请我通过苏联外交部转达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感谢，感谢它扣留了该小分队，并将此事通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请求转达，请蒙古原谅该小分队侵犯了蒙古边界，尽管他现在尚不清楚，究竟是谁侵犯了蒙古边界——是国民党分子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问题调查清楚之前，他请求蒙古政府对被扣留的小分队进行监视。

    在会谈中，周恩来向我讲了他收到的消息。12月9日14时，毛泽东和大使罗申跨过了中苏边界，当天18时李克农和С.Л.齐赫文斯基回到北京。周恩来说，中国方面想在报刊上公布毛泽东前往苏联以及他将于12月17—18日抵达莫斯科的消息。

    接下来周恩来向我通报说，最近印度、缅甸，可能还有英国，有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指出，今天报纸上已出现这方面的消息，同时问他——他所说的是否依据这些报纸的报道。周回答说，他拥有从英国和香港得到的更为可靠的消息。

    周恩来感兴趣地问，斯大林诞辰70周年之际，使馆是否举行正式招待会。我回答，暂时还未收到外交部的有关指示。

    到此会谈结束。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И.Г.卡拉布霍夫同志。

    周恩来亲热地送我到汽车旁，尽管我请他不要送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57-59

    №16568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毛泽东访苏事宜(1949年12月12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3日

    第232号

    机密

    根据王稼祥的请求接见了他。

    王稼祥说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目前已在苏联境内之后，要求定期通知大使馆有关列车的进程，以便大使馆把情况告知北京。

    我答应将向大使馆提供有关列车进程的情报。

    王稼祥接着说，他打算到基洛夫市去迎接毛泽东。大使要求对这次出行给予协助。

    我答应提供必要的帮助。

    大使指出，大使馆的居处很不理想，要求提供一处新的地方，随后问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大使馆的要求可以满足，马上就去寻找一处新的住处。

    大使接着说，他们将把大使馆范围里类似房屋中的一幢，用作外交使团服务管理的仓库。大使馆已经向苏联外交部提出要求把房子移交给他们，因为这可以让大使馆用于各种业务目的和建立俱乐部。王稼祥询问，能否在最近期间解决这个问题。

    我回答说，我不能提供有关大使馆要求的情况。我答应大使研究这个问题并满足大使馆的要求，假如有可能的话。

    关于大使问А.Я.维辛斯基同志回到莫斯科的时间，我回答说А.Я.维辛斯基同志定于周末前来。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参赞徐介藩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佐林、古谢夫、拉夫连季耶夫、波采罗布等同志，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9，д.17，л.35-36

    №133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批准驻华助理武官人选(1949年12月13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49年12月13日

    第32项　关于И.К.维诺库罗夫同志。

    (根据1949年12月9日第472号决议，п.44 c)

    接受苏联武装力量部关于批准И.К.维诺库罗夫同志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助理武官的提议。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10

    №09089 史白夫与斯帕诺谈话纪要：对中国的印象 [75] (1949年12月13日)

    ……

    斯帕诺说，起初他想同科瓦廖夫见面，但得知他离开了中国，于是决定同我谈。斯帕诺提醒说，他同我谈话，不是同外交官谈话，而是同一名联共(布)党员谈话。他还强调，他同我谈话完全是坦诚的，他是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一名工作者同我谈话的。

    斯帕诺说，他到中国好长时间了，到过华中、华南好多地方，城市农村都去了，他想就他对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的印象同我交换意见。斯帕诺还强调，他对中国的形势有许多担心，他想谈谈这些担心。

    斯帕诺从他到天津谈起，那里给他的印象很不好。比如，用斯帕诺的话说，天津的一个英国大公司在此之前还存在，可那里出现了这样的阴谋：这样一个大单位，作为租让企业是消灭了，但它落到了某些英国公民的手里，换句话说，被分成好多份，资本落到了英国人手里。斯帕诺同志就这个问题同天津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后者对他说，中央是这样指示的。后来斯帕诺就这一英国租赁企业问题同北京中央工作人员座谈过，他们对他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几天前，斯帕诺同志同华北局书记兼财政部长薄一波谈了6个小时。斯帕诺想向薄一波指出城市和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对工人阶级估计不足以及其他缺点。薄一波无视斯帕诺同志所引的列宁当时所提出的方针，回答说：

    一、一点儿也不担心农村出现新型富农，因为他们是从新政权那里得到的财产，他们完全支持新政权。按照薄一波的话讲，新富农在内心是革命的。

    二、在新中国，私有企业里不准许进行任何阶级斗争，必须给企业家行动的自由。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文化，没有觉悟，所以暂时还不能让它进行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未来的问题，大约过5年党才搞这个问题。斯帕诺说列宁有过指示，要教育工人阶级，要勇敢地推动它前进，对此薄一波回答说，他知道列宁这些指示，但他们不符合中国的特殊条件。这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劳动部长李立三大致以类似的精神同斯帕诺进行了谈话。李立三也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觉悟是不高的，现在不能让他们搞任何阶级斗争。按照李立三的话讲，党确实关心工人阶级还得过3—5年。……领导中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许多人认为，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是一个大国，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无需走西方国家或者俄国走过的路。对此斯帕诺举了下面一个例子：在同薄一波谈话时，薄通知说毛泽东已去苏联访问。对此斯帕诺同志表示了明显的高兴。对斯帕诺的情绪，薄一波严肃地指出，关于这次出行，他没看到有特别值得兴奋的地方。

    三、尽管青年人嘴上也说同情苏联，对苏联有好感，但事实表明，青年人也有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他们可以走自己的路，不必模仿苏联的榜样。而且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中还有这样的议论，说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似乎同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旅顺港和大连弄到了自己手里。

    四、中共领导人不理解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进行任何斗争以防止其复辟。……中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加强城市工作的好措施，其中一部分措施开始落实。我表示了自己这样的观点：我没看到中国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性。

    然后我告诉斯帕诺，必须给中国同志以经常帮助，同时我表达了自己这样的认识，斯帕诺同薄一波和李立三的谈话看来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他们不同意他的结论。(斯帕诺立刻肯定了这一点。)然后我指出，看来斯帕诺也清楚，中国同志请求帮助他们解决师资问题以便办学。如果通过这一决定，这将对中国同志带来很大帮助。……斯帕诺感谢我同他谈话，并重新强调，他希望我们这次谈话只局限在我们两人之间。我请他相信这一点。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ф.100，оп.43，п.312，д.126，л.5-17

    №07352 葛罗米柯致苏联驻新疆领事电：苏联公民在新疆政府任职问题(1949年12月15日以前)

    乌鲁木齐

    致苏联领事：

    第380号。不应该反对推荐苏联公民作为新疆政府成员的候选人，但是，你们要让地方当局明白，最好应由他们向中国的中央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关于从苏联公民中选出一些人，并推荐他们担任新疆政府机关的某些职务，对这个问题，只有在批准了相应的职务后我们才能给予明确答复。

    А.葛罗米柯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1949年12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572页

    №0025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条约和台湾问题(1949年12月16日)

    在互致问候和寒暄后，进行了下述内容的会谈。

    毛泽东同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了解世界和平的情况将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保障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么说，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对苏联来说，实现和平已有4年。至于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恢复起来，因此它没有能力准备战争；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

    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能够得到保障不仅是5—10年的问题了，可能是20年，甚至更长时间。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在香港驻军，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而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出军队。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如何做对中国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也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

    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毛泽东同志：希望能解决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一个贷款3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如果您想现在就签订协议的话，我们同意。

    毛泽东同志：是的，正是现在，因为这可能会在中国引起很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提供这一地区的准确的贸易业务计划。

    斯大林同志：我们现在要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因为我们没有备用设备，必须预先向工业部门提出申请。

    毛泽东同志：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我们感到有困难，因为工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斯大林同志：希望尽快提出订单，因为设备订货在我国工业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年安排下去。

    毛泽东同志：我们非常想在建立空中航线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打算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提供援助是有保证的。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同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提供舰只。完成学业的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开着这些舰只返回中国。

    毛泽东同志：国民党分子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这使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请求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

    斯大林同志：不会不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你们有空降部队吗？

    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原国民党的空降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同志：可以挑选一个空降连，把任务告诉他们，将他们空投到台湾，然后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同志：我们的部队已经靠近与中国接壤的缅甸和印度支那。因此，英国和美国担心，我们的部队是要越过边境，还是到此为止。

    斯大林同志：可以放出风去，说你们打算越过边界，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得到承认。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是正确的策略。然而，不必亲自出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那可以通过广东省与香港的冲突来做到这一点。而为了妥善解决这类冲突，毛泽东可以作为调停人出面。主要的是不要匆忙行事和回避冲突。

    外国银行是否仍在上海营业呢？

    毛泽东同志：仍在营业。

    斯大林同志：它们为谁服务呢？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服务，这些企业我们暂时还未触动。至于外国人的影响，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主要是英国人的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日本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毛泽东同志：已将它们收归国有。

    斯大林同志：海关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注意海关，它通常是国家巨额收入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在外国企业、银行等处，你们有稽查员或代理人吗？

    毛泽东同志：有的。我们在清查和监督外国企业方面(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必须有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稽查人员。对外国人征税必须多于中国人。

    钨、钼、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发展采矿业。尤其是石油开采，可以在兰州以西至成都铺设输油管道，然后通过管道运输燃料。

    毛泽东同志：我们还没有决定，中国哪些地区必须首先发展——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和平的前景。

    斯大林同志：石油、煤炭、钢铁总是需要的，不论将来是否打仗。

    斯大林同志：在中国南方能否栽培橡胶树呢？

    毛泽东同志：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

    斯大林同志：中国有气象站吗？

    毛泽东同志：没有，还没有建立。

    斯大林同志：应该建立。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译成俄文的著作目录。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审校完这些著作。但我希望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与俄语翻译一起对文稿进行加工；第二，对中文原稿进行校订。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是对您的著作进行校订还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费德林、师哲(卡尔斯基)等同志。

    费德林同志记录。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16570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在苏中国学生等问题(1949年12月19日)

    摘自И.库尔久科夫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22日

    第7号

    机密

    根据曾涌泉的要求接见了他。

    曾涌泉把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周恩来总理祝贺斯大林70岁生日的贺词亲手交给我。

    然后曾涌泉说，他想以预先安排好的顺序来讨论在苏联的中国大学生的问题。曾涌泉补充说明，大使馆暂时还不研究和筹备正式安排的这个问题，他说，一定要签订一个专门协议。

    曾涌泉请求苏联外交部也研究这个问题。

    我答应关心这个问题，并希望大使馆给我们提供一份具体的建议。

    曾涌泉接着说，中共党员的一些子女长期在苏联居住和学习，其中有些人已经获得苏联的国籍。现在他们在苏联的大学里学习，毕业后他们将是中国很有用的专家。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他们没有从事中国研究，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概念非常模糊。大使馆认为，必须设置专门课程，但是想同苏联外交部有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口头协议。曾涌泉提到大学生们时常向大使馆提出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随后问道：大使馆能不能关心一下这些大学生，可不可以提出让这些中国学生退出苏联国籍问题，而他们是在必要的时候取得苏联国籍的。他指出，大使馆直到现在拒绝审批这些大学生的申请。因为还没有同苏联外交部谈及签订口头协议的事情。

    曾涌泉回答我的问题时说，大使馆暂时没有大学生的确切名单，现正在收集完整的资料。

    我答应着手处理有关这些大学生的问题后，要求曾涌泉提供有关他们的信息。 [76]

    曾涌泉告知最近有许多杰出的中国活动家来到苏联就读，今后还将有一些领导同志来就读，之后问我，该不该签订一份调度安排车辆、供应服务、结算费用等问题的专门协议。曾涌泉通知说，今后只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派送病员来苏联就医，但是送来就医的人数是相当多的。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曾涌泉通知说，作曲家黄舜(Хуан Шунь)逝世后，在苏联有他的作品遗留下来。大使馆收到中共中央发来收集黄舜尚未出版的作品的指示。曾涌泉请求苏联外交部给予协助。

    我答应查明情况，满足这个要求的可能性。

    会谈末了，曾涌泉问及给大使馆提供新房子的事，以及现在被外交使团管理处用作仓库的办公用房的情况怎样了。他说，最近的房子可能用于办公需要和车库，因为部分汽车现在只能停在露天。

    我回答说，马上采取措施寻找新房子。

    出席会谈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И.库尔久科夫

    文件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拉夫连季耶夫等同志，总秘书处，领事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9，д.18，л.28

    №13860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政策的若干问题(1949年12月24日)

    绝密

    斯大林同志：

    向您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关政策和实践的若干问题。

    1.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一些资料

    您曾建议中国领导人要特别注意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手中的那部分工业。

    有必要指出，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结果，除了东北，整个国家经受着巨大的经济困难。

    重要工业部门的产量比最高产量年份的水平低得多。例如，与具有5870万吨的最大开采量的年份(1942年)相比，1949年的煤炭开采量只有3350万吨，或者说是其57％。

    在中国主要的冶金基地——东北的冶金工厂，生铁的产量不超过15万—17万吨，或者不超过发挥出工厂能力最高生产水平年份(1942年)的7％，相应的钢产量为12万—15万吨，或者不超过炼钢设备效率的11％。

    东北发电站的发电量超过中国当时总发电量的50％，1949年不超过140万千瓦/时，或者是1944年最大发电量的31％。

    其他工业部门的状况也不乐观。

    刚建立起来的各个工业部尚未着手管理国营企业，不了解工厂的设备、工厂生产的产品性质和数量，尚未清查搁置港口和仓库未被启用的设备及几千台车床(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尚未采取任何措施对私营企业的经营建立起国家监督和检查。

    1949年的农业，由于旱灾和水灾，收成减产40％，这给居民供应食品方面造成粮食极其紧缺，城市里的供应情况尤其紧张，也使出口潜力急剧缩减。

    铁路运输方面的状况要好一些，1949年修复了2650公里铁路和总长度13500米的1355座桥梁，这就保证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总长9700公里线路上的列车畅行无阻，也保证了恢复人民解放军在最重要战线上的通行。同时，保证了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与华中、华南地区的联系。

    商品贸易的批发和零售，除了东北，基本上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国家失去了对市场及零售价格的影响力，在为国民提供商品的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种子的供应，为投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国家和合作社贸易在总贸易额中占的比重只有5％—8％。

    关于扩大和由国家掌握批发销售以及扩大国家和合作社的零售贸易的措施，还没有实施。

    国家对外贸易只对商品的输入和输出进行监督。

    国家金融和货币流通完全处于一种糟糕的状态。

    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金融信贷和货币体系。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家预算，各个经济地区没有统一的地区预算，只是每个地方权力机构有各自的预算。上述的这些预算具有巨额赤字，而以发行纸币进行弥补。

    例如，在1949年的9个月里，东北的预算赤字占支出总额的11％，而在华北是35.1％。

    1949年全年的预算赤字，华北地区达到29.2％，西北则是43.2％。

    现在中国还没有统一的货币。在解放区有10种不同种类的货币在流通(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东北银行的货币，解放区银行以前发行的货币，内蒙古和广东省银行的货币，新疆元，中国银元，港币，还有没停止兑换的国民党货币)。

    还没有采取调整货币流通的措施，还在继续大量发行货币。根据1949年11月1日统计的情况，在流通的货币中，有14010亿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和94720亿东北银行的货币，而且仅1949年10月就发行了6640亿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和11290亿东北银行的货币。1949年11月更是大规模地发行货币。

    为了弥补预算赤字而发行的货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并导致外汇汇率的降低。

    到1949年11月1日，1公斤小米的价格与1949年4月1日的价格相比，在北京上涨了15.3倍，在天津上涨了14倍；而米价，北京上涨13.8倍，天津上涨11.5倍。上述提到的城市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所有其他粮食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也在上涨。

    在11月，与1949年10月末相比，粮食产品的价格又上涨了3—4倍，工业产品的价格则上涨了2—3倍。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与美元的官方比价，与1949年4月15日开盘那天相比，北京和天津均下跌到原来的1/16。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预算有非常大的赤字，相当于562.38万吨小米，或者是支出总额的18.9％。其中相当于215万吨谷物的赤字依靠发行国债，剩下的则依靠发行纸币来弥补。

    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预算的总支出中，军费支出占了非常大的比重——38.6％，行政管理支出——21.4％。很明显，中央人民政府在1950年还没有打算缩减武装力量，现在已经严重膨胀的国家机关甚至还要增加150万人，其理由是避免失业人数的增加。

    综上所述，这些数据证实了，在1950年中央政府没有建立必要的调整货币流通的经济条件。

    在银行的业务领域里，尚未采取严格措施来限制私人银行，包括外国银行的活动。

    2.关于工人阶级

    您在1949年1月份曾经建议：“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中国共产党一边来，要特别重视在中国工人阶级中加强政治工作，创造物质条件和其他条件，使工人阶级感觉到自己是领导阶级，处在执掌政权的位置上。”

    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采取任何根本性的措施。在东北地区，各个国家企业、铁路运输部门、矿山和冶金工厂等工人阶级的情况略有改善。

    在其他地区，因为蒋介石体制的崩溃，工人阶级得到了政治自由，但并没有感到物质状况的提高，和以前一样处在半饥饿条件之下。1949年12月初发表的劳动法令，规定了工作日的劳动时间为12个小时以内。法令中写道，“在新解放的城市，企业主必须遵循解放前3个月以来原有的工资额标准”，“在效益不好的企业里，工人们不能要求奖金”。这样，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改变，和以前一样带有半殖民地性质。比如，最低的工资是在煤矿和冶金工业，最高的则是在邮电和纺织行业。

    到目前为止，尚未制定有关工人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的法律。至于由全国劳动联合会1949年11月通过的“协调劳动和资本关系的规定”，不仅没有发展政协总纲领强调的基本原则，而且实质上否定了它们。

    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引导工人到中等和高等学校进修以及在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骨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仍然存在着对工人阶级在国家革命、变革中起的作用估计不足。

    3.关于农民和土地改革

    1926年您曾说过，“在国民党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存在一些人，他们认为在农村开展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担心农民的加入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认识。中国的反帝战线，只有在农民更积极、更坚实地参与下才会更强大、更有力”。

    在很多年里，中国共产党人把农民作为主要力量以及人民解放军建立的基础和军队物质供给的来源，同时，他们在农村的革命活动也表现出犹豫不决和担心。

    到目前为止，土地改革的实行还只限于东北和早期解放的、有1亿多人口的华北等几个地区。

    其他地区不但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甚至连高额地租也没有降低，直到现在地主还向农民收租。

    领导机关打算2—3年之后组织实施有限的土地改革。

    因此，有些地方的农民不等中央政权的允许就开始重新分配土地。这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在农民中的威信。

    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层中流传了这样一个“理论”，即那些在老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出现的新富农，是支持共产党和新政府的革命力量。

    4.关于党

    您曾建议，“……用加强城市群众政治工作的方式、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共产党的队伍，在工厂和铁路建立坚固的党组织”。

    但是，工人阶级在党内力量的增强到目前为止还是微不足道的。在各级党组织中，任何吸收工人入党的积极工作都没有开展。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混入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在很多地区，党组织不加区分地进行吸收党员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资料，党员中的80％是农民。在华东地区，所有24836个党支部中只有214个是工厂的工人党支部。在华北地区，只有4.1％的党员是工人，而85％是农民。仅山东的一个党组织里就有1万多名地主、富农和商人。

    按照党龄，中国共产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年轻的，是在日本溃败和投降之后入党的。在华北，54％的党员是在1945年之后入党的。

    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党员的文化水平相当低。在华北，60％的党员完全就是文盲，13.6％是半文盲，只有18.7％是初小毕业。

    在党的队伍中，包括在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一些过去在感情上是亲美反苏的人，现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支持。比如，彭真——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党委书记，中央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林枫——中共中央委员，东北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富春——东北政府副主席；李立三——劳动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薄一波——财政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还有其他人。当时在高岗的领导下，东北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绩，但是高岗遭到了毫无根据的批判，在他周围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这次批判是由刘少奇组织和领导的。

    值得注意的是，薄一波两次提高了货物运输的铁路价格(每次提高200％)，这就导致了需要铁路运输的29种商品中的12种商品没有任何利润，其中包括大部分粮食产品和生活日用品，也造成了铁路运输利用不足，城市粮食紧张，粮价再次上涨。

    劳动部部长、以“托派分子”闻名的李立三，在1949年6月建议成立企业主同盟，目的是有组织地保障他们的利益，理由是工人们普遍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1949年11月，在亚洲国家工会代表大会期间，出席的有刘少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Л.Н.索洛维约夫和我本人，李立三反对成立亚洲国家工会联盟委员会。

    作为全国劳动联合会副会长的李立三，是允许和建议在报纸上发表“调整劳资关系准则”的发起人之一，这些准则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总纲领是背道而驰，并恶化了工人在私人企业中的状况。

    5.关于报刊、出版物

    从1949年9月起，报刊上关于党的生活、党组织吸收工人入党的工作、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和实现国内革命措施的报道急剧减少。这是出于安抚国内外资产阶级分子的目的。

    6.关于国家机关

    您在1949年6月曾建议，“不要推迟成立中央政府……中国现在还没有政府。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说，这是危险的，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说，同样是危险的”。

    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是各民主党派和组织的联合。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共设37个部和其他中央政府直属机关，其中22个由共产党主持，15个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主持，其中还包括这样的反动分子，如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和程潜。

    共产党人控制了主要的部委和中央机关：国务院、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外交部、公安部、内务部、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铁道部、劳动部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情报总署、新闻总署、人民银行、海关总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法律起草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主持的机关有：邮电部、卫生部、华侨事务委员会。

    民主党派人士主持的是交通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出版总署。人民监察委员会由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主持，教育部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主持，轻工业部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主持。其余的5个部——农业部、林业部、文化部、水利部和文教委员会，形式上由无党派民主人士管理。

    在所有副部长和中央政府机关领导人中，有57名共产党员和35名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配套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在大多数部委和中央机关中人员的配备甚至不足一半，而在一些部委，比如，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林业部、劳动部，除了部长和副部长，没有其他任何工作人员。

    国家政权机关在地方上还没有建立。那里或者是前线军事管理机关在继续执行权力，或者是由大多数国民党分子组成的前政权机关在实行管理。

    如此看来，权力执行机关的领导班子尚未建立起来，中央政府还无法对整个国家实施中央领导。政府的很多决定目前只能停留在宣言上。

    7.关于军队

    您建议目前不要裁军。您对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正在实施。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了相当的增长，已经有约500万名官兵。

    但是必须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中相当一部分是前国民党军人，他们或者是被俘虏，或者整个部队投诚到人民解放军一方。

    国民党军人的数量，比如，在陈毅将军和刘伯承将军的军队中，就达到了70％—80％，这些过去的国民党军人并没有分散在人民解放军的骨干部队中，而是原封不动地基本保留了他们被俘时部队的样子。在这些前国民党部队里派去少量人民解放军的基层政治指导员，从武装力量对革命事业坚定和忠诚的观点来看，像上述那种情况蕴藏着极大的危险。

    8.关于知识分子

    您建议中国共产党，“为了全面掌握政权，要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学校里教书，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人、农民和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知识分子持观望态度，在等待新政府的最初举措。这种立场部分说明，一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去寻找运用自己知识的途径，而工作上基本的物质条件也还没有满足。技术熟练的专家的工资和技术一般的工人的工资是一样，甚至还要低。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由于物质生活不能得到保证，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们晚上还要去做搬运工人和人力车夫，做一些小生意和一些商业活动。一些知识分子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他们无法找到用武之地，并且他们在新的体制下将被排除在积极的创作活动之外。在吸收全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创造性活动方面的工作开展缓慢，为这种错误认识提供了基础，并为反对派和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针对新制度的敌对活动提供了有利土壤。那些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学校里学成的专家依旧指望美国，指望他们的技术，而对我们苏联专家的技术水平持怀疑态度。

    中共中央尚未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从工人中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北京建立的共产主义学校目前不接收工人，因为领导人认为他们还不够成熟，文化水平不够高，政治上落后，没有积极参加革命。

    9.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您曾建议中国共产党人：“不要丢开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要引导他们进行合作，就像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把他们作为一种可以提供帮助的力量一样。建议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

    您给中共中央的这个建议在其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正在仔细观察新政府的活动，并对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权利是否会受到限制持怀疑态度。其表现是，他们在工业和贸易活动中使用自己的资本时十分谨慎和小心，担心会被国有化。因此，导致生产的局部缩减、商业贸易活动的萎缩以及隐瞒商品的实际价值等。另一方面，某些针对大民族资产阶级的限制措施的消失加强了其积极的反抗行为。甚至是1949年不高的贸易税，已经10个月没有在所有新解放区征收，其中包括北京。国家对盐、烟草、酒精和白酒的专卖还没有实行，没有与反对派和投机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10.关于对国外资本的态度

    您曾建议，“在没有可以用来限制民族主权和窒息中国民族工业以及给中国带来经济和财政上附加义务的条件下，没有必要拒绝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

    必须要汇报的是，中国工商业已经准备好和所有能够给他们带来利润的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现在中国政府没有对国际贸易以及国内与外国人的交易做出任何限制。而且对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及贸易公司实行的是灵活的政策，没有给予任何税务压力或者其他限制措施。外国企业在各个方面得到了与民族工商业企业一样的条件，而外国人在中国的做法却是另外一种样子。

    在上海，政权移交给中央政府之后，掌握着能源企业的美国公司把中国民族企业使用的电力价格提高了2倍，而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则没有改变价格。

    11.关于阶级斗争

    对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构成相当大威胁的是近期在党员中流传的一种说法——在军事前线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之后，阶级斗争将逐渐消失，因为新政府正在与国民的所有阶层进行经济合作，其中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

    刘少奇也支持这种观点。然而，很多事实都说明：在各个领域里阶级斗争都在急剧地尖锐化。

    与新生力量的阶级斗争正在经济领域展开。新政府还没有掌握有效手段来控制市场关系，一些阶级敌对分子利用这一点哄抬物价，制造了人为的商品短缺，收购并将粮食藏起来，令人民非常不满，破坏了新政府的威信。

    1949年10月份发放6640亿纸币，这在经济上是一种破坏活动，不但起不了任何正面的作用，反而会引起货币流通混乱，商品价格急剧上涨，首先是工人的物质状况恶化；应该把短期内铁路运价上涨4倍同样归咎于敌人的攻击，其目的是制造铁路运输和正常货运的混乱。

    9月份，就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北京国营发电厂的大功率涡轮机发生故障。在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天，吉林发电厂全国最大的、功率7万千瓦的涡轮机发生故障。1949年5月1日北京市电车厂有人纵火。在天津的弹药库也发生爆炸。只有某些政治上盲目的中国同志才会按照他们的认识而把这些事实当作纯然是偶然发生的。

    还有关于反动分子转向暗杀方面的一些材料。10月份台湾派遣一批经过专门培训并携带武器和毒药的暗杀组织来到中国的中心地区，目的是刺杀党和国家干部。在北京已经杀害了两名公安人员，有很多关于杀害人民解放军军政干部以及通过食品毒害战士的材料。

    最近在天津火车站，在毛泽东即将奔赴莫斯科的最后时刻，一些人被抓获，因为在他们口袋里发现了炸弹和其他爆炸物。

    12.关于外交政策

    您建议新政府不应该拒绝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包括美国，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拒绝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提供任何军事、经济和政治援助。

    然而，尽管英国和美国曾积极支持并仍在支持蒋介石，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在1949年10月以前，曾产生过资本主义国家会很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幻想。

    作为这种情绪的反映，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以及其他英美同盟控制之下并与其有关系的国家参加亚洲国家工会代表大会，以免触怒英国和美国。

    还有一件事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态度，即在南斯拉夫要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的事情上故意保持沉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次有毛泽东在场的谈话中，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回绝南斯拉夫的建议并公开谴责他们的政策，那么会有人问——当南斯拉夫的主人美国向我们提出要求时，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种情绪还表现在，周恩来反对派苏联专家到上海和天津，因为在这些地方集中着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情绪是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政治派别对中央委员会施压的结果，他们曾希望并正希望美国和英国尽快承认新中国，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可以依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防止中国的进一步民主化，这样就会阻止巩固和扩大中苏之间的友谊。

    И.科瓦廖夫

    АПРФ，ф.3，оп.65，д.584，л.123-144

    №16571 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关于苏新贸易协议草案(1949年12月24日)

    机密

    致苏联外交部长А.Я.维辛斯基：

    根据从乌鲁木齐电传过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们提出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新疆之间的协议草案，第一远东司有下列说明：

    一、草案几乎与1949年5月31日第2228 865号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赞同的那份协议草案一模一样，而那份协议草案是我们代表团根据在乌鲁木齐的谈判交给为签订协议在新疆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的。

    二、草案里序言加进了新说法，这种说法正反映出中国的政治变化。

    三、草案里明显有技术上错误的结果，第七条有遗漏，应是从“规定的中苏机构……”这几个字开始的。

    没有要求答复乌鲁木齐的电报，因为根据萨维利耶夫同志的报告，在新疆的中国政府代表已把协议草案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审查和核准。

    苏联与新疆协议草案

    草案包含下列条款：

    序言

    为了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发展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缔约双方决定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与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通商协议，并指派各自的债权代表签约：……双方以适当形式和规定顺序交换全权证书之后，同意下列条款：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将尽力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扩大商品流转，除了基于双方法律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商品之外，双方对其他商品流转将不采取任何专门的禁止和限制。

    第二条　贸易业务将以省政府的贸易限制为准，由新疆方面实现。至于私营公司和个体商人，由他们来实现本协议中的贸易业务需要相应主管机关的许可。苏联方面的贸易业务将由新疆的苏联商务代办和苏联外贸机构来实现。

    第三条　在新疆的苏联商务代办和苏联外贸机构享有在新疆境内实现贸易业务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买卖商品的条件根据买卖双方自由协议来确定。

    第四条　相应的新疆机构和苏联机构将自由发放进出口商品的许可证。对这些商品需要有相关的许可证。苏联商务代办和苏联外贸机构将有权在新疆境内运送苏联商品。

    第五条　中国方面同意，苏联商品进口到新疆，新疆商品出口到苏联，鉴于贸易业务在新疆境内进行，向苏联外贸机构征收的关税或税收，将不会比向新疆政府贸易机构、私营公司和个体商人所征收的税收更高、更重。

    第六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新疆迪化市(乌鲁木齐市)拥有自己的商务代办办事处。

    在新疆的苏联商务代办在伊宁(库里扎)、塔城(丘古恰克)、承化(阿尔泰)、哈密、焉耆(喀喇沙尔)、阿克苏、喀什、莎车(叶尔羌)及和田等城市可以拥有自己的全权代表。

    第七条　相应的中苏机构将适当加快程序办理，结合旅行实现贸易业务，进出新疆和苏联的签证以及驮子、兽力车、汽车和水路运输将简化审批手续。苏联和新疆边境发放通行证，或者为护送运输的人发放签证。

    第八条　本协议自签订日起开始生效，有效期3年。

    假如任何一方在规定期限前满3个月没有提出书面声明，本协议自任何一方声明废除之日起至3个月期满止仍然有效。

    1949年在迪化市(乌鲁木齐市)签订的……两个原件，每个原件分别用汉语与俄语书就，而且两种文本同样有效。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印章)

    И.Ф.库尔久科夫(签名)

    1949年12月24日

    文件送：第一远东司、档案室(手写本)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8，л.55，51-54

    №24795 格鲁舍茨基报告：大连市苏中友协开办芭蕾舞音乐学校(1949年12月24日)

    今年11月1日，中苏友协开办的芭蕾舞音乐学校在大连市苏中友协俱乐部开学了。该校是一所夜校，对招生的学员有名额限制，学员不用脱产学习。

    该校校长声称，学校的任务是对熟悉苏联音乐和芭蕾舞文化的音乐干部、舞蹈干部和歌唱干部进行培养，以便使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随后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融入中国民族的文化当中，促进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该校的目的是吸引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和大学生代表，提高他们的音乐水平或者使他们获得这种能力，以培养从事群众工作的音乐干部。因此，该校主要关注的人群是：管理能力较强的人，民族舞蹈家，手风琴演奏者，中国民族乐器演奏者。为此，学校组建了合唱团、交响乐队和舞蹈团。

    学校的校长是周琴(Чжоу Цзинь，女，中苏友协干部处处长)，她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所学专业是古典交响乐；副校长是马思祖(Ма Сыцзюй，女，毕业于上海的中国高等音乐学校，专业为古典钢琴和大提琴)。教学部主任是当地的苏联公民А.Б.阿巴扎，她是一名钢琴家和作曲家，受过高等音乐教育(教学人员的名单附于后)。

    学校暂时设置在中苏友协俱乐部的大楼内，并使用俱乐部的器材。学校开设了如下班组：钢琴班62人，声乐班22人，小提琴班50人，二胡班4人，键盘式手风琴班19人，民族舞蹈班59人，指挥班15人，音乐知识班25人，作曲班8人，中国音乐知识班35人，古典舞蹈班6人。

    截至1950年1月1日，该校共有296名学员。事实上，在学校学习的学员的经济状况都不好，他们都是工人和大学生，因此，学校的学费也很低(每月400元、200元或100元，相当于每月40卢布、20卢布或10卢布)。学校收缴的学费都用于支付教师的工资。学校的开支纳入中苏友协俱乐部的开支计划中。该校仅有2名在编的工作人员——周琴校长和马思祖副校长，她们作为中苏友协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领取工资，其余人员是其他一些中国机构、苏中合作机构和苏联机构的兼职人员。

    该校非常缺乏音乐器材和乐谱(清单附于后)。

    该校正处于筹建时期，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所授课程的连续性、所学知识的程度、学位的发放等问题。随着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这些问题将会逐渐得到解决。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大连市全权代表Г.Х.格鲁舍茨基

    附件：

    大连市中苏友协芭蕾舞音乐学校教师名单

    钢琴教师：马思祖，当地苏联公民А.Б.阿巴扎、Э.Б.格尔什戈林娜、М.Н.杰费里杰

    小提琴教师：彭祖秀(Пан　Цзуншу)，当地苏联公民В.Т.克罗哈列夫、Г.С.列别杰夫

    女中音教师：王巧波(Ван　Дзябо)

    大提琴教师：马思祖

    声乐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В.М.安东诺娃、Н.В.古谢娃

    音乐知识(中国普遍使用的数字乐谱体系)教师：范庆明(Фан　Цинмин)

    音乐知识(欧洲)教师：鲁露(Лу Лу)

    合唱管理教师：马思祖、А.Б.阿巴扎

    指挥和作曲教师：А.Б.阿巴扎

    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Е.А.库德里亚夫采娃、苏军少校卡尔波夫

    古典舞蹈：当地苏联公民М.В.古谢娃

    键盘式手风琴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В.亚历山大

    中国民间乐器(二胡)教师：鲁露

    管乐器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В.博德鲁日内

    大连市中苏友协芭蕾舞音乐学校必需的音乐器材清单

    1.演奏钢琴　1架

    2.立式钢琴　1架

    3.小提琴　50把

    4.中音乐器　10件

    5.大提琴　5架

    6.低音提琴　3把

    7.短笛　1支

    8.长笛　2支

    9.单簧管　2支

    10.大管　2支

    11.圆号　4支

    12.竖琴　2架

    13.长号　3支

    14.定音鼓　2个

    15.小号(喇叭)　1支

    16.键盘式手风琴　2台

    17.储备乐器器件：各类乐器的弦、弦轴，各种木制乐器的簧片等。

    ГАРФ，ф.Р5283，оп.1，д.104，л.146-149

    №09847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亚澳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12月25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28日

    第140号

    绝密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晚10时邀请我到中南海他那里会谈。

    在同我会面时，刘少奇通报说，他在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 [77] 上的讲话稿当时已交给罗戈夫同志，让他转给莫斯科。他在会议上的讲话译文以及会议决议和宣言当时已交苏联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同志。现在，由于莫斯科要求提供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会议呼吁书和决议的审核译文，刘少奇答应把他审核后的这些文件的译文提供给大使馆。

    然后刘少奇谈了他对亚洲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工作的评价。

    中国的同志一开始就反对在北京召开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同志已于2月份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

    我们当时反对召开上述会议的基本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当时北京城还没有解放；

    二、无论是工会运动还是妇女运动，中国当时的水平都还非常低；

    三、我们认为这些会议只能在极严格的保密条件下召开，因为任何公开的会议都会导致帝国主义分子反对这些会议，加紧镇压亚洲国家的工会运动和妇女运动。此外，我们当时认为，这种会议的任何决议都可能带有严格的保密性质，因为我们必将触及同帝国主义分子——亚洲国家的实际主人的公开武装斗争问题。

    然而，与中国同志的反对意见相反，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妇女联合会作出了今年6月在北京召开上述会议的决定。

    在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开幕式上，刘少奇在开幕词中指出，工会的基本任务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在发言中他强调，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基本形式就是武装斗争，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动。

    众所周知，他的发言对出席会议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全体成员产生了负面的印象，他们不同意该讲话中所提出的原则，建议刘少奇不要发表他的讲话。

    刘少奇服从了这一决定，尽管他不同意这一决定。此后莫斯科干预了这件事，认为刘少奇的发言是正确的、及时的，建议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刘少奇的发言中有什么使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害怕呢？

    使他们害怕的首先是，他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指出，不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亚洲各国的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工人阶级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反而会被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傀儡的优势力量所粉碎。所以他号召亚洲国家的所有工会工作者团结在工人党的周围，建立人民解放军或衷心支持这些国家已有的人民解放军。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欧洲的条件，但很少懂得处在外国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傀儡政府压迫之下的亚洲各国的特点。不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不推翻帝国主义政权，在亚洲国家便谈不上争取8小时工作制，谈不上争取社会保险、争取平等工资以及其他民主自由。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建议亚洲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实现民主自由而斗争，但害怕号召他们对帝国主义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而且，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完全没有必要给联合国脸上贴金——号召亚洲国家的劳动群众给联合国写控诉书，抱怨自己没有权利和物质生活艰难的状况。看来世界工作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害怕公开讲亚洲国家必须同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是担心这种号召会给他们在巴黎和其他国家的活动带来不利影响。

    刘少奇的讲话按照莫斯科的建议在很多报刊上发表之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和中国的同志们又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关系，但在代表会议结束时，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一些分歧，这次是亚洲国家会议的决议问题。

    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决议轻描淡写、毫无分量，有意回避亚洲国家工人群众的最关键问题——同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问题。

    刘少奇当时和现在一直认为，要求亚洲国家的政府实行8小时工作制、免费教育以及呼吁联合国追究许多亚洲国家政府在这些国家惨无人道地剥削劳动群众的责任，在政治上是无力的，因为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所起草的亚洲国家代表会议决议中，没有提出基本的主要的政治口号——号召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

    当刘少奇声明反对上述决议草案时，世界工联执委会的同志们建议他拟定一个草案，于是他这样做了。

    他在自己起草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了工会的基本任务，这就是，已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没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为这些军队的建立而奋斗。在决议中，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同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问题，因为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条件下，要想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处境是可笑的。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其中包括路易·赛扬 [78] ，看过刘少奇的草案后，对他声明说，如果通过这一草案，那我们就得赶紧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其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不可能。号召印度支那、缅甸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自己就不可能再在巴黎、伦敦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城市里平安地住下去。

    尽管他们投票赞成世界工联执委会提出的决议，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同意决意中所包含的原则。中国的同志同意这一决议仅仅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原则的错误。但同时他们也认为，这一决议不好，它不会给亚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好处。

    在会议工作结束时，我们还同意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开始时所反对的世界工联执委会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成立亚洲国家联络局。我们同意这一建议仅仅是由于世界工联执委会承认，这一联络局中的领导作用属于最了解亚洲国家状况的中国同志们。这一联络局的工作应按极保密的原则组织，以便保护亚洲工会运动活动人士免遭帝国主义分子一切可能的镇压。刘少奇说，看来，他们在巴黎对亚洲各国的形势，甚至欧洲的形势，都不太了解。

    然后刘少奇转到世界妇女代表会议 [79] 问题上，他说：

    世界妇联执委会到北京来是为了召开自己的会议并组织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这表明，它对亚洲国家的形势很不了解。世界妇联执委会委员、法国人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和多列士的妻子让纳特·维美徐表现得非常保守，不想弄清亚洲国家妇女运动的真正形势，且不说这两位法国代表对待中国同志的态度不是很有分寸。刘少奇指出，她们根本就不想了解与欧洲有着很大不同的亚洲国家的特点。在处于帝国主义分子统治之下的亚洲国家中，工会运动和妇女运动只能以极保密的状态存在，否则就会被帝国主义分子所消灭。

    世界妇联执委会要求中国的同志把那些亚洲国家妇女必须公开、合法地进行斗争才能实行的条款写进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在世界妇联执委会提出的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草案中有这样一些条款，如绝对地立即禁止童工劳动、保护妇女劳动、社会保障、免费教育、消灭歧视妇女劳动等。

    中国的同志们甚至现在，在战胜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条件下，都不能拒绝童工劳动，因为通过立法完全禁止童工劳动就会使几百万儿童挨饿、遭受贫困的命运。在亚洲国家存在帝国主义分子统治的条件下，提出废除童工劳动的要求纯属幻想、不切实际。

    接着，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在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提出建议，建议向联合国提出交涉，抗议亚洲国家中对儿童和妇女的剥削。中国的同志认为，世界妇联执委会成员关于向联合国提出交涉的建议是白白地在亚洲妇女的心灵中撒下无用而幻想的种子：指望联合国的无所不能，从而让她们脱离斗争。中国的同志指出了世界妇联为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的基本错误是，草案中没有亚洲国家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条款，没有号召亚洲妇女千方百计支持这些国家里的人民解放军的条款，没有需要同帝国主义进行非法形式的斗争和亚洲妇女广泛参加这一斗争的条款。

    这样，正如刘少奇说的，世界民主妇女联盟重复了世界工会联盟的错误，表明它不知道处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各国的特殊条件。在那里，想以合法斗争迫使帝国主义分子做出某些让步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些国家中，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武装斗争问题。法国代表团的妇女指责中国的同志，说她们有意在亚洲会议文件中拒绝强调苏联的作用。当邓颖超(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员之一)带着自己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稿找到刘少奇时，刘少奇有意识地删去了她从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摘录的一段话，在这段引文中毛泽东写道，假如没有苏联的援助，胜利是不可能的。

    刘少奇从邓颖超的报告中删去这句话，是为了不让亚洲国家的劳动妇女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苏联的援助或胜利了的中国革命方面的援助上，是为了让她们把希望寄托在自身的力量之上。刘少奇指出，列宁和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也说过，俄国完全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需等待其他国家类似的革命胜利。只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和斯大林才谈到世界无产阶级对俄国革命所给予的伟大支持。

    中国也有类似情况。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也没讲过苏联方面的援助。而且，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 [80] 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号召中国的同志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而应该完全寄托在自身的力量上。只是在今年7月1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才认为可以公开宣布苏联援助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杰出作用。

    所以，刘少奇认为，在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不应提苏联和胜利了的中国革命的事，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不让亚洲国家妇女产生盲目乐观和依靠外援的情绪，让她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为了不给他人留下说苏联或中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

    但是，世界妇联执委会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多列士的妻子和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认为这是中国的同志不想承认苏联在保障亚洲国家人民解放运动胜利方面所起的世界性的历史作用。

    为了驳斥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刘少奇同志被迫同意在邓颖超的讲话里加上毛泽东同志文章中的上述那段引文。

    多列士的妻子和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在离开北京去上海之前给刘少奇寄去了一些问题的单子，要求他给她们以答复。按照刘少奇的话讲，这些问题表明，尽管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结束了，而多列士的妻子和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至今还未理解亚洲条件的特点。她们在书面问题中问刘少奇，为什么中国的同志认为把诸如立即取消童工劳动、免费教育、社会保障、呼吁联合国对亚洲国家野蛮对待妇女和儿童提出抗议等要求写进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是不正确的。

    对她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刘少奇准备给予详尽的回答，不能让她们带着怀疑和误会离去。

    在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成立亚洲国家妇女联络局，认为这是超前行为，原因是：

    一、在受帝国主义分子压迫的亚洲国家里，民主的妇女组织不能公开地活动，否则就会立即受到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的镇压。

    二、至于成立亚洲国家非法形式斗争统一领导中心，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还未成长起来，它目前在中国领土上还经受着许多困难。…… [81] 我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了感谢，感谢他通报了已结束的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大会的消息。然后刘少奇主动告诉我，前不久越共中央两名代表从越南胡志明那里来到北京，带来了胡志明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信中建议苏联和中国承认胡志明政府。刘少奇已将此信电告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同志。中国的同志还作出了加强同胡志明联系的决定，为此将秘密往胡志明处派去一个自己人的小组，装备有电台和密码。

    谈到华南和西南的军事形势，刘少奇说，同胡宗南部作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最近两三天内将完成部署，待稍事休整，便开始对被合围的胡宗南部队发起总攻。胡宗南部队突围逃跑已无可能。

    在云南省，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共3万人)曾企图攻占云南省会昆明市，但该省主席卢汉阻止住了国民党分子的进攻，卢汉于不久前已声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国民党部队现在撤到了中印边界。

    据刘少奇掌握的情报，已有2万国民党部队逃到印度支那，那里的当地政权缴了他们的械。谈到未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刘少奇指出，这一战役将在1950年夏季实施，将和平解放拉萨，西藏回归未必顺利。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利用青海的班禅喇嘛来挑起西藏宗教纠纷，动摇英国走狗达赖喇嘛在阿里的威信。

    会谈结束时，我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了感谢。

    他是在自己的家里接待我的，非常热情，很朴实。

    参加会谈的有使馆临时代办С.Л.齐赫文斯基。

    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18-30

    №133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国使馆设立无线电台(1949年12月27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49年12月27日

    第86项　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苏联外交部决定，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驻莫斯科的使馆内安装无线电台。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23

    №09065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向鞍山供应电力等问题(1949年12月27日)

    摘自И.Ф.库尔久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赞曾涌泉会谈记录

    (1949年12月27日)

    根据曾涌泉的要求接见了他。

    曾涌泉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协助解决东北工业中心之一鞍山市的电力供应困难。

    鞍山—辽阳地区对电力的最高需求目前达到2.5万千瓦，这种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这个地区以自己的力量只能发出8000千瓦电力，水丰水电站还给这一地区输电8000千瓦。电力如此严重不足，正大大影响着该地区工业企业的运转。

    为了满足南满对电力的迫切需求，东北政府向大连市提出有关发电站开工的建议。这个发电站能提供2万千瓦(东北将供应发电站使用的煤)，目的是为了水丰水电站能够从规定供应给大连市的6万千瓦中分出2万千瓦供应给鞍山。

    我答应查明这个问题。

    曾涌泉谈到上次会谈中提出的有关中国大学生的问题。然后，他告知说，在苏联有20个大学生是中国革命家庭的孩子，他们在苏联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是苏联公民，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红十字会帮助了他们。现在红十字会通知大学生们，从1950年1月1日开始停止帮助。因此，这些大学生向大使馆提请援助。曾涌泉告知说，大使认为，如果苏联当局不允许，大使馆就不能援助已是苏联公民的中国人。曾涌泉提交了希望恢复中国国籍的中国大学生名单。

    我指出，必须提供有关这些大学生的更加详细的资料。

    曾涌泉答应提供这样的资料。

    然后我向曾涌泉告知下列情况：

    鉴于苏联人民对中国文化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艺术事务委员会打算在莫斯科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型艺术展览会。在委员会管辖下有少数几件属于中国古代的陈列品。最好能在展览会上划出一块较大的地方，展出反映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艺术作品。

    从这个意图出发，委员会要求了解为组织展览会从中国获得展览品的可能性。展览品运到苏联的全部费用当然将由苏联支付。

    曾涌泉答应把这请求报告大使，并通知北京。

    会谈结束时，我向曾涌泉转达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转来中国公民林铙(Лин Нао)给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封信。

    出席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副司长

    И.Ф.库尔久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8，л.30-31

    №09096 史白夫与李克农会谈纪要：东北铁路建设问题 [82] (1949年12月28日)

    П.史白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会见了李克农，就满洲里站—奥特波尔站和绥芬河站—格罗杰科沃站中国铁路线建设问题举行了会谈。

    在同李克农会谈之前，他曾就这个问题说过，铁路问题属铁道部管，他答应同铁道部商量这个问题。

    这次为了会谈，李克农邀来了铁道部长滕代远。我简要地向滕介绍了苏联外交部对于这个问题的要求。

    滕代远回答说，中国方面原则上不反对修建上述铁路线。但有关这一建设技术方面的问题，即铁轨、枕木和劳力问题，中苏双方还需进一步讨论。李克农补充说，中国外交部也原则上同意修建上述铁路，因为这样可使中苏联系得更紧密。

    李克农和滕代远答应，在他们给周恩来总理报告了这个问题之后，再用电话告诉对苏联政府这一要求的最后答复。

    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滕代远告辞了。我继续同李克农一个人会谈。

    ……

    АВПРФ，ф.100，оп.43，п.10，д.302，л.53

    №14578 聂荣臻致毛泽东电：转林彪关于朝鲜族军人回国电(1949年12月29日)

    毛主席!

    现将中央军委关于朝鲜族军人回国的电报稿转给您。

    请您批示。

    聂荣臻

    1949年12月29日

    电报稿：

    根据最近的资料，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服役的朝鲜族军人已经达到16000多人。除了分散在解放军各部队的朝鲜族军人外，还有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完全是朝鲜族军人。在现役中，有师长2人、团长5人、营长87人、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人。所有这些军人都是在人民解放军中锻炼成长的，并且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战士在实际作战、创建武装力量和进行政治工作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认为他们绝大部分都可以作为干部培养。在我军转移到华南以后，又一次发生了小规模骚动，表现为个别人要求返回祖国。但绝大多数还是绝对服从指挥和命令，坚决向南挺进。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考虑到朝鲜族军人的利益，我们打算派这些预备干部回国(如果愿意留下的我们也欢迎留下)。请求中央讨论并且通知我们，关于他们回国的可能性以及朝方是否愿意他们回国的意见。如果问题可以顺利解决，我们打算集中组织1个师和4—5个常规团，进行短暂的培训后送他们回国。

    请批示。

    林彪

    邓子恢

    谭政

    1949年12月25日

    АПРФ，ф.45，оп.1，п.334，л.8-9

    №09094 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俦谈话纪要：苏联专家的安排问题 [83] (1949年12月29日)

    今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俄语翻译局局长张锡俦，又名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古依斯基，求见了我，他把同刘少奇同志商定的《亚洲国家工会告亚洲国家劳动群众书》的副本交给了我。同时，他主动以肯定的口气告诉我，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毛泽东关于中国拟承认胡志明越南政府的电报；

    二、在北京安排苏联专家问题；

    三、关于中国人民大学问题；

    ……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北京安排苏联专家问题，通过了专门成立“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的决议，服务局在满洲里车站设分部。

    古依斯基说，现在的问题在于，苏联专家继续来到北京，可中国有关部门并未事先得到通知。如近几天9名苏联女同志已经到人民大学任教，但中国方面一直未得到通知。

    昨天来了两名苏联专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中国同志当中竟没有一人知道此事。

    为了及时做好接待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保证他们在北京的住处，决定成立上面所说的服务局。现在苏联专家都安排在北京饭店和解放宾馆，苏联专家差不多快把饭店住满了。由于北京住处有限，以后服务局还要想其他办法安排苏联专家。

    关于第三个问题——人民大学问题，起初通过的决议要邀请更多的苏联教授和讲师来校讲学，后来压缩到90人，最后通过的决议是邀请50人。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碰到的主要困难是住处问题以及为苏联专家配翻译的问题。中国现在没有足够数量的高水平的翻译。如果说给苏联专家——工程师还可以配备同专业的掌握俄语差些的中国专家做翻译——一些技术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用手势或通过图纸说清楚，那么给人文科学老师和语言老师配翻译，那就非有高水平的干部不可。

    所以，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始用苏联老师时，决定只限于50人，现在正忙着为他们选配高水平的翻译。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АВПРФ，ф.100，оп.43，п.10，д.302，л.50 52

    №20277 彭德怀致毛泽东报告：关于新疆的形势(1949年12月29日)

    毛主席!

    12月28日我与贾拓夫 [84] 同志一起来到北京，就在当天晚上，我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新疆形势的报告。根据中央委员会指示，我向您报告关于新疆的形势，并请给予指示。

    一、新疆的军事政治形势

    在陶峙岳 [85] 的部队被改组成第二十二兵团之后，成立了军管区。拟定了彻底改造这支部队的措施，同时用民族民主方式改组省政府，省里的形势开始稳定了。根据我们的看法，陶峙岳部队大规模叛变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排除发生小小波动的可能性。张治中来到新疆，在改组和改造陶峙岳部队的事情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

    在新疆对这些问题必须加以特别重视。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掩盖着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在新疆，虽然土地集中极其严重，剥削比中国本土残酷得多，然而在那里土地改革应当以比较缓慢的方式进行。这必须在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阶级觉悟、培养民族干部以及与人民解放军紧密接触的基础上来实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避免犯错误。目前在干部中有一种可能导致犯“左”倾错误和急躁情绪的倾向，必须注意到这种倾向。

    三、目前新疆最严重的问题是财经问题。其原因有下列几种：

    1.关于我们进入新疆的部队人数，一同进入的有民族军部队、陶峙岳部队以及行政机关等，共有24万多人，对于他们的财政经济需要，新疆政府自身提供只能满足30％，而70％必须依靠中央补足；

    2.新疆地域广阔，而运输和通信情况很不好，难以给新疆提供援助的不只是从中国自身一边，而且难以从南疆更加肥沃的农业区运输粮食到北疆的缺粮地区，因为运送粮食需要艰难跋涉2000多公里，为了从南疆运送1公担粮食到北疆，所需的运费要10公担以上粮食的价值。现在供应部署在乌鲁木齐、吐鲁番、和田地区的(第六兵团的两个师、陶峙岳的两个师、民族军的部队以及省政府机关、学校等)10万多人的粮食只够2个月；

    3.自从盛世才 [86] 走上反苏道路起，已有5年多与苏联停止了贸易，毛皮、山羊、棉花、蚕丝的生产陷于衰落状态。按总的生产价值，已缩减了一半多。极其遥远的距离和艰难的交通道路阻碍了省内贸易的发展，市场上日用必需品严重匮乏和经济急剧衰退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产生了不良影响；

    4.由于上述原因，从新疆解放开始，财政就出现了严重波动。在这段时间里，物价上涨了100多倍。如果在财政和贸易方面不采取措施，将不可能在新疆执行我们的货币政策，同时也不可能解决明年给部队供应生产工具的问题；

    5.我深深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大力解决新疆的财政经济问题，这不但会影响我们已来到这里的部队的命运，也影响新疆的民族问题，影响我们军队和民族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改造陶峙岳的部队。目前已在各个部队中展开生产运动，但这仅能帮助部分地解决1951年的粮食问题，而其他困难问题还要3年才能逐步解决。

    四、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为了克服当前生产上的困难以及新疆今后的困难，请求苏联大力支援必需的东西。具体说明如下：

    1.关于保证给新疆的部队供应服装、工程材料、交通工具等的问题，由于中国自身在运输方面的困难，必须借助苏联的帮助来解决；

    2.为了新疆能够用本地产品交换苏联生产的日用必需品，需尽快建立新疆与苏联之间的正常贸易；

    3.为了同时逐渐动用和发展自己的物质资源，实现新疆与苏联之间的地方经济合作。去年，在张治中来到新疆那个时期，与苏联进行了关于建立中苏石油公司和开采稀有金属及有色金属公司的谈判，并且已经起草了协议草案。对于这两个公司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现在很希望与苏联进行谈判；

    4.西北地区幅员广阔、交通不便，给这里的领导工作造成很大影响。由于这一情况，必须与苏联举行关于延长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哈密的民用航空线的谈判，正如协议中规定的，这条航空线将延长到兰州、西安和北京。

    我提出的上述问题是否正确，请您尽可能快地给予指示。我在北京大约逗留一个星期，此后我必须为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回西安去。

    彭德怀

    1949年12月29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4-6

    №16572 刘少奇致斯大林电：要求向中国提供航空用油(1949年12月30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文：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培训飞行员的计划，关于由苏联提供奥赫金牌汽油的口头协议：高级的9.3万吨，低级的3.8万吨，10％用作润滑油，同样数量的用作其他材料。

    鉴于航空学校现在已经开始上飞行课了，我请求能尽快把上述材料发送过来。

    我请求告知满足这一要求的可能性。

    刘少奇

    1949年12月30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3

    №16573 库尔久科夫致葛罗米柯报告：为鞍山供应电力(1949年12月31日)

    机密

    中国大使馆参赞曾涌泉在12月24日与我会谈中，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援助，保证给东北工业中心之一——鞍山市供应电力。

    东北政府建议，现在暂时停工的具有2万千瓦功率的“大连”发电站开工，以便水丰水力发电站能够从规定供应给大连市的6万千瓦中分出2万千瓦供应给鞍山市。

    第一远东司认为，因大连市的发电站是由苏联境外物资管理总局管理的，因此如果管理总局没有异议，必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请求。

    信稿附寄苏联境外物资管理总局。

    И.Ф.库尔久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7，л.7

    №16574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派遣苏联专家等问题(1949年12月31日)

    1949年12月31日，我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 [87] 的官邸拜会了他，并按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通知他下列情况：

    苏联部长会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派遣海军专家团去中国的要求，以帮助中央人民政府制定打捞沉没的“重庆号”巡洋舰的可能性，确定必需的工具以及与打捞有关的一切措施。为此目的，12月30—31日苏联专家海军少将工程师格里戈里耶夫、上尉工程师丘古诺夫、少尉涅斯捷罗夫和海军准尉苏斯洛夫已经沿绥芬河—哈尔滨—沈阳路线乘车去往中国。

    根据毛泽东同志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的请求，几天前，9名苏联教师已被派往中国，到北京的人民大学任教。

    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安装无线电台的请求。

    周恩来感谢我上述的信息，随后向我讲述下列情况：

    1949年12月30日，印度外交部以外交部长尼赫鲁 [88] 为代表，正式通知中国外交部，印度政府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希望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说，中国外交部准备作出的答复，类似12月23日给缅甸政府的答复。在那个答复中，建议首先要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然后为预备谈判派遣自己的全权代表。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印度将声明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

    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下列国家将随印度之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如锡兰、巴基斯坦。

    胡志明的民主政府准备向世界各国发表声明，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声明一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立即承认胡志明政府。

    已经决定，周恩来暂时不去莫斯科。既然政府主席毛泽东本人已在苏联，从国际事务的角度考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随毛泽东之后再去是不适宜的。只有在实际需要的时候，周恩来才去莫斯科。

    会谈持续了30分钟。

    出席会谈并进行翻译的是大使馆一等秘书列多夫斯基同志。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22，д.10，л.47 49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8

    1948年
    №16313 奇斯佳科夫致马立克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1月3日)
    №13290 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月23日)
    №09919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米高扬报告：长春铁路及苏中合营企业(1948年2月)

    №16326 佐林致戈列夫函：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给刘宁一汇款(1948年2月18日)

    №1633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1948年3月30日)

    №09898 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局势及政治指示(1948年4月2日)

    №16646 日本投降后美国给蒋介石援助的项目清单(1948年4月2日)

    №16339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函：保证中国工会代表团物资过境运输(1948年4月3日)

    №16342 马立克致赫鲁廖夫和波斯科诺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4月12日)

    №16344 兹洛宾致马立克函：辽东半岛兑换纸币事(1948年4月17日)

    №0902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政党的立场(1948年4月20日)

    №16345 捷列宾的密码电报：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1948年4月22日)

    №1372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6日)

    №163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9日)

    №1635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毛泽东访苏时间(1948年5月10日)

    №163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1948年5月10日)

    №1635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对苏联的访问(1948年5月10日)

    №16361 费德林与帕尼卡尔会谈纪要：苏美关系及中国民主运动(1948年5月27日)

    №16365 罗申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及苏美关系(1948年6月4日)

    №16370 佐林致柯西金函：给中国青年工人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6月21日)

    №16374 柯西金致莫洛托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7月2日)

    №16375 斯米尔诺夫和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7月3日)

    №163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1948年7月4日)

    №16378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再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1948年7月14日)

    №16379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推迟访苏(1948年7月14日)

    №1638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1948年7月17日)

    №16384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1948年7月28日)

    №11415 马利宁致林枫函：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1948年7月30日)

    №11429 马利宁致朱其文函：关于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1948年7月30日以后)

    №16387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8月4日)

    №16388 佐林致苏联部长会议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8月6日)

    №16396 戈伦斯基致佐林报告：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1948年9月9日)

    №08993 科马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组织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行(1948年9月10日)

    №16397 佐林致普苏尔采夫函：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事(1948年9月11日)

    №08998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转交林彪请求援助的电报(1948年9月12日)

    №09013 缅希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1948年9月18日)

    №16399 佐林致帕诺夫函：向民主政权提供制定经济计划的资料(1948年9月20日)

    №20275 通金致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的孩子支付费用(1948年9月20日)

    №09014 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1948年9月23日)

    №1640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尽快访问苏联(1948年9月28日)

    №20274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修复中长铁路事(1948年10月4日)

    №08997 莫洛托夫呈斯大林请示：林彪请求派遣专家事(1948年10月6日)

    №16406 高岗致斯大林函：请求苏联给予经济援助(1948年10月16日)

    №09002 波采罗布致洛吉诺夫函：转交林彪求援的信件(1948年10月17日)

    №1640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1948年10月17日)

    №16408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1948年10月17日)

    №164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1948年10月21日)

    №1641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民主机构拨款(1948年10月25日)

    №16413 佐林致柯西金函：向东北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资金事(1948年10月27日)

    №16415 赫鲁廖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处理辽东半岛日产情况(1948年10月30日)

    №16416 佐林致诺维科夫和赫鲁廖夫函：帮助东北民主政权转运货物事(1948年10月30日)

    №16417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向中长铁路派遣员工(1948年11月6日)

    №16419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斯大林函：奖励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1948年11月17日)

    №16622 波格丹诺夫致外交部报告：解放军进入长春的情况(1948年11月18日)

    №08994 佐林呈莫洛托夫请示：为中长铁路提供技术援助(1948年11月18日)

    №16421 卡尔金致通金函：向中长铁路派遣苏联专家事(1948年11月19日)

    №1642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1948年11月21日)

    №08995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派遣专家帮助东北铁路恢复运行(1948年11月23日)

    №1417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推迟访苏(1948年11月23日)

    №16426 葛罗米柯致马利克维奇函：向中长铁路派出苏联员工事(1948年11月24日)

    №16606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经济发展状况(1948年11月25日)

    №16427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呈送高岗请求转交的材料(1948年11月26日)

    №08996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函：科瓦廖夫请示回莫斯科事(1948年11月26日以后)

    №16428 古谢夫致库兹涅佐夫函：尽快派遣医生为林彪诊断(1948年11月26日)

    №16430 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恢复苏新贸易和经济合作(1948年12月7日)

    №16431 罗申与史蒂文森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2月9日)

    №09015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东北民主政权所赠物品(1948年12月10日)

    №16432 马利宁呈莫洛托夫请示：中共中央请求援助事(1948年12月13日)

    №08999 贝舍夫和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帮助恢复东北交通(1948年12月16日)

    №090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铁路专家组在华工作情况(1948年12月16日)

    №0900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向中共提供经济援助事(1948年12月17日)

    №09003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局给苏联专家嘉奖事(1948年12月18日)

    №09016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延期事(1948年12月20日)

    №16435 费德林呈葛罗米柯请示：陈云请求派计划专家协助工作(1948年12月22日)

    №0900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东北局请求奖励苏联专家事(1948年12月25日)
    №09005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苏联专家组延期在华工作事(1948年12月25日)
    №09049 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1948年12月27日)
    №23387 东北粮食总局致马利宁函：关于减免苏侨公粮的问题(1948年12月27日)
    №09019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同中共政权建立电报通讯(1948年12月28日)
    №16437 罗申与托卡尔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美国对华政策(1948年12月29日)
    №164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1948年12月30日)
    №09021 贝舍夫致贝利亚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1948年12月31日)
    №0902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1948年12月31日)

    1948年

    №16313 奇斯佳科夫致马立克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1月3日)

    致马立克同志：

    按照您的委托，我研究了兹韦列夫 [57] 同志给米高扬同志的信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整顿辽东半岛货币流通的决议草案。

    鉴于目前辽东半岛流通的货币极度疲软，不能再用作支付手段，同时因为必须健全货币流通以使其适应商品流转的需要，苏联财政部关于发行新的货币和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的建议不会引起异议。

    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条件问题，要在苏联财政部提出具体拟定的建议之后才可能给出结论。

    А.奇斯佳科夫 [58]

    手写批注：

    给通金同志——经济司和奇斯佳科夫同志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请搞清情况，抓紧在今天1月5日提出建议。

    马立克

    1月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1

    №13290 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月23日)

    巴拉诺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以下资料：《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共36页，2份。

    Н.普霍洛夫

    1948年1月23日

    手写批注：

    送Е.Ф.科瓦廖夫同志。

    …… [59] ，1948年1月23日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九国共产党会议在中国的影响的情况说明。第二份附件已经在工作中销毁。

    Е.科瓦廖夫

    1948年2月17日

    附件：

    禁止公开

    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前言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国民主阵营，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武装和政治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并不具备公开的政治目标——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制度和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只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才提出了这个目标。的确，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在1947年7月就开始了自己的反攻行动。但是，它的关于推翻蒋介石政权，争取和平、独立和民主的宣言，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才公布的。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存在着“第三势力”(民盟和国统区的其他民主团体)，它总是希望两个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和解，其出发点是：它的关于在国际范围内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可能和解的理念。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幻想破灭了，“第三势力”在中国失去了一切根基。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民盟的禁止，给了它彻底的打击。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完全消灭封建的和大富农以及教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的土地革命。当时，大部分小地主和富农分子以及神职人员和与土地私有制有关系的小官吏，还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在一系列场合下，他们甚至还倾向于民主阵营的要求。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由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新的土地纲领和在全国开展了土地革命，这些人与反动派阵营加强了团结。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贫雇农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租赁土地的中农们，都坚决地加入了土地革命最积极的骨干分子阵营中，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主阵营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和实力。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美帝国主义分子全力以赴地帮助蒋介石，他们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人没有能力推翻蒋介石。现在他们仍然确信自己的非常错误的打算。但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以前的老办法来帮助蒋介石了。目前，在“更有效地”使用给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和财政贷款事务方面，他们正在加强自己的监督。为使国民党中国的一切资源隶属于自己，他们正在狂热地寻找着帮助蒋介石的新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必然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加重对中国的奴役，将会更加暴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所以，这些方法的结果是更加促进中国反帝和民主革命的高涨，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这样一来，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会议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民主阵营，削弱反动派的阵营，促进民主阵营的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展开进攻行动。

    一、反响和宣传工作

    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1947年10月12—16日期间，解放区的一切共产党报刊和民主报刊，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哈尔滨日报》、《东北日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都在塔斯社报道材料的基础上，发表了公告、宣言和关于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协议的全文。10月14日，在《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东北地区的其他出版物中，发表了《真理报》10月10日祝贺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社论。10月16日，解放区的所有无线电广播站都对此做了报道，在所有民主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喉舌——新华社的每日国际述评，阐述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和在贝尔格莱德成立的情报局。其中谈到：

    “宣言、九国共产党代表的发言和在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是对争取和平斗争的事业的最伟大的贡献，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华沙会议是对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的走狗的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次会议使他们陷入惊慌，引起了他们疯狂的嚎叫——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他们不明白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的力量已经增长到如此程度——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起到过如此伟大历史作用。如果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那么，在目前来说这并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摘自1947年10月16日的《大连日报》)

    10月20日，在《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东北地区出版的其他民主刊物里，发表了正式的宣传材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宣传部提出的名为“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几个问题”的材料。在这份宣传材料中，驳斥了国民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造谣中伤，对以下4个问题进行了答复：1.为什么成立共产国际？2.为什么解散共产国际？3.九国共产党会议是不是共产国际的复兴？4.为什么要建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例如，在回答第3个问题时谈到：“参加会议的仅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它仅局限在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参加，与此同时，像英国这样重要的国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怎么能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呢？为什么情报会议只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参加？这是因为，这九个国家在地域上相互联系，此外，这些国家，尤其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欧洲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们直接处于来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贩子的最恶毒的威胁。至于说意大利和法国，他们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目标。所有这些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是本国人民利益的最忠诚和有最力的保护者。他们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建立了情报局以交换情报和交流经验，以便保卫和平，不给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自己国家活动的机会。情报局并不具备中央领导机关的权力，除参加会议的九国共产党之外，它不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发生关系。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阻止新的战争的发生。怎么能说这是‘共产国际’呢？”

    1947年10月26日，东北地区的所有刊物都发表了关于“现代国际形势研究的提纲”，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东北局根据九国共产党会议宣言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编写的。该提纲分为如下章节：1.世界两个阵营的划分；2.帝国主义阵营；3.民主主义阵营；4.全世界人民的任务；5.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例如，在最后一章中谈到：

    “在关于欧洲九国共产党华沙会议的报道发表之后，帝国主义阵营的报刊也掀起了所谓的‘共产国际复兴’的喧嚣。在此没有任何东西令人吃惊的。第一，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开始之前以及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共产主义的造谣攻击，因为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是本国人民的代表，是帝国主义实行侵略计划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分子反共产主义的造谣攻击，只能暴露他们是和平和民主的敌人。第二，各个国家的一切反动力量已经联合起来了。不久前召开了19个国家的社会党与工党的两次代表大会，这些工党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共产国际组织作为中央领导机关。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九国共产党不可以召开自己的会议，并成立情报局以交流经验呢？难道只有反动力量可以为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而联合起来吗？难道进步力量不应该为交流经验和阻止侵略而联合起来吗？第三，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公报明确地谈到，情报局的成立完全不意味着恢复具有中央领导权的某种世界共产主义机关，即类似于从前的共产国际的组织。事实是这样的：共产国际组织于1943年就被解散了。实践证明，它的解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刺激了所有国家的工人和人民运动的积极发展。如果恢复共产国际组织，那么，这就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前进。但是，这正是反动派集团不可能也不想明白的。”

    在提纲中，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重大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1.会议向全世界证明：共产党人过去和今后将永远是为争取自由、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最忠诚最可靠的战士。2.世界各国的反动派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阵营。九国共产党会议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打碎了他们手中造谣和欺骗的武器，揭露了他们的罪恶计划。因此，这次会议是对以奴役各民族为目的帝国主义政策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一切帝国主义分子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造谣攻击，都证明他们受到了极其痛苦的打击。3.华尔街老奸巨猾的政客们决定奴役全世界人民，而其他各个国家的反动派集团紧随其后。全世界人民应该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全世界的和平。因此，代表本国人民利益、民主和和平的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这项事业的胜利和粉碎帝国主义计划的首要保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欢迎这种联合的原因。4.九国共产党会议明确指出了：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已经聚集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周围，这些力量已经得到了巩固，今后将会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加顺利地发展。”

    在1947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期间，在中国解放区的一切共产主义和民主刊物上，都发表了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除此之外，10月14日，在《大连日报》和东北地区的其他刊物上，都公布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共产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反响。在解放区的民主报刊上，每周都发表新华社题为“欧洲局势”的述评。其中表明了欧洲国家民主力量的增长和他们反“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的斗争情况。例如，在1947年10月9日的述评中，表明了西欧国家由于经济危机而发生的工人运动的规模，以法国、意大利、英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共产党为首的民主力量的斗争情况以及在西德进行的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情况。同时还系统地阐明了希腊民主力量的斗争情况以及与中国相邻的殖民地和从属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情况。

    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解放区出版的宣传材料，因此，我们也无法评价九国共产党会议材料在这些地区的宣传情况。我们还没有收到关于总结对九国共产党会议进行口头宣传的工作情况的材料(演讲、小组会议、军队里的政治学习、群众集会，等等)。也可能，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看来，在那些共产党和民主报刊被禁止的国统区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在国统区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被宣布是非法的，任何群众聚会和会议都会遭到禁止。10月16日，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中，公布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以及在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的协议的不加注解的全文(完全有这种可能：这些杂志的编辑部远离党的中央机关，不可能表达出党对会议的正式意见，没有来自党中央的立场)。

    国民党报刊和国民党的官方机关，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掀起了巨大的造谣攻击运动，把这次会议和成立情报局，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国民党分子开始进行“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虚假宣传，而欧洲和美国的一切资产阶级情报电讯社立即效法这种虚假的宣传。与官方的诽谤宣传相反，中国共产党中央驻香港的代表乔木，于1947年11月22日作为广东报刊的代表声明，国民党报刊的这种报道“纯属虚构”，而国民党的报纸仍然继续发表关于“东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例如，《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南京政府的机关报)于1947年11月29日报道说：“这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2.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3.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而国民党警察的报纸《猎报》(Лебао，在上海发行)于12月19日在对“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细节进行报道时，胡言乱语地说了一些反苏维埃的谣言，以至于在上海的美国机构都承认这是国民党法西斯分子制造的谣言，并表示意见：“成立这样情报局的同时，一定会发表政治声明，因为它的使命是进行公开的工作和宣传。”(塔斯社，1947年12月19日)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需要这种“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愚蠢谣言，显然是为了把中国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的人民运动说成是“莫斯科提出来的”运动，并使自己的美国主子确信，在给国民党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方面美国是最慷慨的。

    而中国的民主同盟丝毫没有表现出自己对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态度，也就是简单地采取了默认这一事实的立场，但是，在遭到来自国民党政权——宣布它为非法组织——的镇压之后，它制定了新的纲领，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

    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重复了国民党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进行的诽谤性宣传。

    反映中国“中立的”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公报》是最大型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它的立场具有某种耐人寻味的含意。在1947年10月18日的那一期中，在涉及关于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会议公报的内容时，这张报纸写道：“实际上，不幸的事件是，随着胜利而来的是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结果——实力政策。美国想利用自己的美元和原子弹统治全世界，而同时苏联又以它的斗争意志，试图扩大自己的‘铁幕’范围，它们之中谁也不愿意做出丝毫的让步。”

    在把成立情报局描绘成是“共产国际的复兴”的同时，《大公报》还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抗衡‘马歇尔计划’，因此，它具有反美的性质。”《大公报》重复了关于“共产国际复兴”的诽谤性谣言，但是，同时又在同一期发表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和关于成立情报局的协议的全文。如果考虑到国民党统治区禁止一切民主刊物出版，广大读者多亏了《大公报》才读到这些辉煌的文件的话，那么，这个事实的重大意义就非常明确了。《大公报》在上海出版10万份，此外在其他一系列国民党的后方城市里也独立发行。

    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九国共产党会议对于中国总的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产生了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1947年12月25日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目前局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问题(毛泽东的报告)，为党和全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密切结合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向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发出的关于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斗争的号召，勇敢地、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革命。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用如下词句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重大事件的态度：

    “反帝阵营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欧洲九国共产党建立了情报局，并发出了斗争的号召，呼吁全世界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计划给予坚决的抵抗。这些号召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给他们指明了斗争的道路，坚定了他们对于胜利的信心。这些斗争的号召，使全世界的反动分子陷入了惶恐不安的境地。东方各国的一切反帝力量应该联合起来，以便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斗争，并以解放数以万计的东方各国被压迫的人民为自己的斗争目标。”(摘自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参见塔斯社1948年1月3—5日的报道。)

    1947年10月中旬，在发表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以及有关在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的协议全文的同时，还发表了献给1911年中国革命36周年的人民解放军宣言。在这份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推翻蒋介石政权、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的口号。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民主力量公开开始了针对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政治进攻行动。

    宣言指出：

    “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的资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田地，由乡村人民按照人口及田地之数量、质量，平均分配使用，并归其所有。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国联邦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根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实现在农民中平等分配土地和资产的道路上，迈出了最重大的一步，这是进行反帝和民主革命的基础。正是因此，关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3亿农民与工人阶级联盟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和坚决的解决。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在中国的所有解放区里，召开了土地大会，拥护1947年9月中旬通过的“主要的土地纲领”，在平等分配土地和资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1000万农民——雇农、贫农和中农——都分得了地主、寺院和教堂的土地和资产，并剥夺了富农分子的土地和资产。这个因素极大地瓦解了在国内战争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并促进了国民党后方各省的人民起义运动。中国报刊报道了人民起义运动的发源地：广西省南部、江西省和广东省交界地区、福建省、江西省的北部和南部、云南省的东北和西北地区、浙江省的南部、四川省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各地的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能力镇压这些运动。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更加大规模地进行了人民解放军对国统区的军事进攻行动，这些行动变得更加积极，主要是政治目的更加明确了。从10月中旬开始，随着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宣言的发表(参见上文)，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进攻行动中获得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政权，推行土地革命，占领长江流域的关键性战略要地，为最后攻占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中心而做好准备工作。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10月至1月)，人民解放军在实现自己的战略任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军迫使国民党的军队“撤离”吉林和长春，并攻占了其重要堡垒——沈阳。夺取沈阳就预先注定了蒋介石在南满地区整个集团军的命运。正如北平所报道的那样(塔斯社1月20日消息)，蒋介石第五军的2个师，带着自己的全部武器和指挥官，转向了沈阳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一边。

    在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各省战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战区司令部军事观察员于今年1月19日通报说：“由于12月份这个战场上进行的战斗行动，不仅陇海铁路、平汉铁路被切断了，而且就连河南省的首府开封也陷入孤立境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已经直接逼进国民党军队在郑州的指挥中心，除此而外，在夺取国民党的军事基地许昌、洛河和驻马店的战斗中，还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3万多人……在这个广阔地区的整个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国民党的整个第五兵团已经被击溃，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军事观察员还强调指出了在这个最重要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被大规模地瓦解的情况。“被包围的国民党士兵以整排、整连甚至是整团的方式投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被击溃和被瓦解的第三师第八团的整个队伍，在平汉铁路地区转向人民解放军一边。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在大别山(位于汉口的东北部地区)的封锁线，歼灭了国民党士兵和军官8000多人，攻占了与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汉口相毗邻的地区以及与南京相毗邻的地区。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的大批队伍从河南的西部地区挺进四川省，另一些队伍强渡长江，进入了湖南和江西省境内。”

    这样一来，在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行动的结果是，夺取了一系列决定性的战略要地，为确保今后攻占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的政治中心创造了条件。

    三、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

    九国共产党会议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了中国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新的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比过去的变得更加广阔和更加密切了。这种情况不仅与我们的土地政策和我们对城市居民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与那个总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这种政治局势可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国民党从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和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来评定。现在，人民已经看到，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身上，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目前，少数民族也坚定不移地加入到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队伍中。

    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云泽 [60] 在自己的新年讲话中，号召内蒙古人民在1948年实现平均分配土地，根除畜牧业地区的封建剥削制度，以便改善内蒙古游牧部落的生活水平，组织自由牧场。与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力量共同战斗的军队和人民，应该完善和扩大自己的骑兵队伍。全体内蒙古人民的财政、经济和实力，应该用于推翻蒋介石的专政制度，从而达到解放内蒙古人民的目的。

    属于“第三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去年10月遭受国民党政权的禁止之后，坚决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立场，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自1946年11月起，就一直处在与国民党的同一个阵营里。它是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别，1948年1月初脱离国民党，并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

    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国民党当局禁止的不仅是这一个政党，还有一系列小党和群众性组织也遭到了禁止，其中包括：农工民主党(曾经是第三党派)；救国会；农村建设协会；职业教育协会；国家民族改造协会；以著名的工业家章乃器和胡厥文为首的民族工业者政治团体；争取和平和民主斗争的人民组织团体；华南民主促进会。此外，与中国民主同盟有着内在联系的，还有一些工会、妇女、学生组织和国统区的其他群众性组织以及海外华侨人士。民盟组织共计有10万多名成员。

    同盟的一位活动家邓初民写到，它(同盟)是“第三种力量，属于这个力量的还有民族资本家、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分子”。

    南京政府关于禁止中国民主同盟的正式通告指出，它被宣布为“非法”的原因是，同盟似乎已经变成了“共产党的分支机构”和“帮助共产党人实现旨在暗中对抗全国总动员纲领的地下活动”(《南华早报》1947年10月30日)。国民党保密局借口说，它仿佛已经掌握了“文件证据”，证明“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已经就采取共同行动推翻政府方面达成了协议”(同上)。

    但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文件驳斥了国民党保密局的这些断言。

    在国民党政府召开了自己的“国民会议”，并大规模地展开了针对中国解放区的军事行动之后，民盟制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其内容如下：

    “1.坚定不移地走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的道路，全力以赴地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2.与一党专政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虚假民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现政府的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措施和行动。但与此同时，同盟并不追求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而只是用和平斗争的手段，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指明的那条道路上。3.在反对一党制、争取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斗争问题上，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但不参加共产党的军事行动。4.争取与美国和苏联进行合作，力争在外交领域里与他们合作。5.力争实现土地改革，发展民族资本，建设独立的、真正的人民经济，进行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和大地主的斗争，捍卫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6.对于任何政治问题的态度要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争端之中，不能仅局限于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和保持中立立场，而是要捍卫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依靠后者的力量。”(《文汇报》1947年1月8日)

    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力争建立一个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

    文件中还谈到：“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虚假的、参加其中的只有个别党派的联合政府，而是坚持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一切政党将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参加到这个政府里，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就没有可能阻止国内战争和在中国确立和平。”

    这样一来就非常清楚，国民党政权与之打交道的只是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这样的党派，即这个党派根本就没有打算鼓动人民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起义，而直到最近它仍然遵循着和平劝说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立场，企图在大规模和平行动的压力下说服这些反动分子回到实现已经签署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以及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就中国问题达成的协议的轨道上。但是，当中国民主同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劝说和吸引群众放弃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急进斗争手段时，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却从来都没有放弃使用一切恐怖手段对付这个和平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著名的民盟活动家王仁和李文仁在西安被害；1946年6月，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在昆明市杀害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两位领导人李公朴教授和闻一多教授，并焚毁了它的书店和出版社。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特别是在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之后，这个组织的2万名普通成员和在各地的工作人员，都遭到了搜查、逮捕和毒打。1947年7月11日，国民党当局根据虚假的指控——指控其贩卖鸦片和从事亲共产党的活动，在西安处死了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领导人杜斌丞。与他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中国民主同盟的19名工作人员。

    南京政府的宣传和新闻部长董显光在1947年11月5日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并代表政府做出允诺：“民盟的成员将不会遭到逮捕，他们将充分享受法律的保护，只要他们不破坏国家的法律。”但是，第二天，在英国的一家报纸(《南华早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对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北平、天津、重庆、成都、西安以及其他城市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普通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民盟主席张澜被软禁在家中。民盟的领导人罗隆基试图获得在美国大使馆的避难权，在那里他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声明说，跟踪他的国民党特务威胁要杀死他。11月5日，民盟在上海的办公室布满了警察，警察从外面包围了整个大楼，不允许里面的任何人离开大楼，同样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大楼。10月28日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答《上海日报》记者问时声明说：政府宣布的关于民盟是“非法”的命令，直接威胁到了2万多名民盟成员的生命安全，把他们置于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接着他还说：“最奇怪的是，政府对待民盟组织的态度，同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一样，尽管大家都非常清楚，民盟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任何种类的武器，甚至连普通的手枪都没有，可是共产党人却拥有武器，并借助于军队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在组织对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恐怖和迫害活动的同时，向其领导人提出了最后的通牒，要求民盟或者放弃自己的纲领，谴责共产党，在立法院“选举”时与政府合作，或者“自行解散”，否则就将对民盟实施“关于镇压共产主义暴动分子全国总动员令”中相关的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内容，一切阻碍国内战争进行的党派和组织，都是非法的，并属于被禁止的对象。面对这种恐怖的压力，该组织的领导人认为“自行解散”中国民主同盟要好一些。

    民盟主席张澜在就“自行解散”发表的正式声明里——发表在1947年11月6日的中国报纸上——谈到：“中国民主同盟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在为争取国家的民主、和平和统一工作着。不幸的是，国内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再继续为国家效力了。”(《南华早报》1947年11月6日)

    在民主同盟遭到禁止之后，所有真诚的中国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和团体，不属于任何阶级和阶层——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势力”生存的地方，他们只剩下一种办法与反动派进行清算——也就是：坚定不移地采取中国民主同盟至今仍然制止群众采取的那些“极端的措施”，来回答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暴力行动。

    民盟领导人之一的马叙伦教授早在1946年12月上海群众集会时发表的讲话，已经传遍了整个中国。他说：“从今天开始，有的只是民主人士和反民主人士，‘第三势力’这应该是过去的术语了。”而现在“第三势力”确实已经成为过去。民盟中央委员会的16位委员成功地冲出了国统区，来到了香港。他们以其华南的分支机构为基地，在香港恢复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月5—15日期间召开了民盟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如香港的报纸《华乡报》所报道的那样，民盟拒绝承认其解散的命令，并制定了新的纲领：与中国一切民主的爱国的力量一起共同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与此同时，所谓的“国民党民主团体”也采取了重大的步骤，脱离国民党，并加入到民主阵营中。今年的1月初，该组织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廖仲恺的妻子)、蔡廷锴、柳亚子等人。委员会提出的纲领是：“推翻反动专制的蒋介石政权，实现和平、独立和民主。”正如身在美国的冯玉祥在纽约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的那样：“革命委员会准备与为推翻蒋介石政权而斗争的一切民主力量进行合作，其中包括与共产党的合作。”

    民主力量的联合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攻，促进了国统区的群众性革命运动。

    受到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九龙的胡作非为的刺激(杀害了两名抵抗英国警察的中国人，英国警察强行驱赶居民离开指定为英国机场的地区)，1月16—18日，在上海和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反帝游行示威活动，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国民党政府。1月18日在上海，有1万名大学生和中学生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高呼口号：“英国军队滚出九龙!”“美国军队滚出中国!”“我们要为九龙遇难的弟兄报仇!”“打倒不保护自己人民的政府!”“中国的美国将军越多，中国人民就牺牲得越多!”“我们反对剥夺我们人民权利的美国人!”“我们反对出卖福摩萨!”“打倒叛徒!”“和平万岁!”“打倒腐败的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专制!”1月16日，游行活动在广州市的沙面地区形成了高潮，焚烧和破坏了许多英国的建筑。其结果是驻广州的英国总领事馆大楼、英国情报部机构、英国“巴特尔菲尔德·安德斯瓦耶尔”公司和香港航空公司的大楼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有几个英国公民和中国公民受伤。

    这些群众运动已经成为一种信号，即华北地区的反国民党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目前已经得到华南地区反国民党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补充，全国范围内的伟大革命的转折已经来临。

    四、对苏联好感的增强

    可以列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中国人民群众对苏联的好感极大地增强了，不仅是在中国的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也是如此。在中国的解放区里，这种情况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共产党的报刊和一切宣传工具，经常系统地报道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详细地说明苏联的和平政策。除此之外，4500万的东北居民和内蒙古居民还经常记得：是苏联和苏联红军把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中国解放区的整个社会各界，极其隆重地庆祝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里，人们进行了集会和游行活动。这一天，解放区的所有报刊都发表了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对中国的重大意义的文章。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解放区人民群众对苏联的热爱和好感。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我们想提请注意的是：中国国统区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在增强，而在这些地区国民党的报刊和无线电广播，每日都在诽谤苏联，千方百计地唤起人民对苏联的仇视。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对苏联好感极大增强的证据，都是取自于《大公报》读者的回应文章以及读者给《中国每周评论》杂志编辑部的来信，很难说这些读者属于共产党或者与苏联有什么联系。例如，有一位化名为“С.О.С.”的读者，在1947年11月15日给《中国每周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地方的英文报纸和中国报刊，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0周年的文章中，都竭力绕开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那就是：苏联工业已经达到了1940年时的水平，也就是达到了战前的水平。尽管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和破坏，给苏联的一些重大工业中心和农业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社会主义制度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使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苏联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它在战争中损失的物质财产和人员伤亡，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大，无论是敌国还是盟国。当别人都在谈论原子弹的秘密时，我写的则是像工业化这样的‘小’问题，因为我真诚地相信，工业化比所有的原子弹和秘密武器起的作用都大。俄国的原子能就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力量。这个秘密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发现。应该在1950年完成的苏联五年改造计划取得的成绩，对于全世界来说，比任何计划、学说、会议和集团都重要。”(《中国每周评论》1947年11月15日)。该杂志还通报说，在苏联十月革命周年的时候，中国国统区的绝大多数报刊都举行了庆祝活动，他们考虑到群众的情绪，不得不强调改善中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大公报》在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希望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投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今天的苏联已经强大到足以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了。苏联已经实现了人类理想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建立和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当然，它应该珍惜所取得的成就，努力继续进步。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和理解苏联，我们不应该介入美苏的矛盾中，以便能够成为这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关系中的桥梁，为世界带来和平和拯救整个人类。”

    五、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

    中国的新局势令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感到惊恐不安，更不用说在他们那里寻求保护和救助的国民党反动派了。

    美国政府在8月底向中国派出了魏德迈将军，他的特别任务是弄清国民党政府的现状。在外出巡视活动结束之后，魏德迈向美国国务卿转达了自己的建议，并坚持给蒋介石政府以援助。

    按照新加坡1947年11月14日《华侨日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的话来说，魏德迈报告中有以下两点内容：

    “1.必须强行建设亚洲大陆铁路线，从广州湾半岛(广东省的南部地区)，经兰州(甘肃省)，到达新疆省的乌鲁木齐市。按照魏德迈的意见，在与苏联发生战争时，可利用这条铁路线向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运送武器和粮食，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中国北部的港口可能会被封锁。

    “2.广东省和以广州市为中心的中国南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确保了华南地区粮食和工业产品的供应，为中国政府进行肃清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共产党的全面进攻行动提供帮助。”

    继魏德迈之后，美国的一系列“顾问”、“外交使团”、“代表团”、国会议员、实业家和反动派活动家，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作为“专家”和新战争贩子，威廉·布里特访问中国之后，在美国发表了致美国人民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建议向中国提供13.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这些款项应该在3年期限内拨给蒋介石，以用于“针对苏联采取措施，预防它夺取中国”。

    1947年10月8日，洛艾维尔·鲁克斯中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总负责人——来到上海，1945年11月前，他一直担任盟军驻德国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他与张群和蒋介石就准备向中国提供各种设备和粮食等物资的新协议问题进行了谈判，这已经是在取消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后。

    1947年10月11日，以国会装备委员会主席斯特尔林格·库尔为首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抵达中国。

    《南华早报》写道，他们的任务还包括“视察美国陆军和海军基地及设施”。

    库尔在返回美国之后，在报刊上发表通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是现实的”。同其他“观察员”一样，他要求美国立即给蒋介石政府提供援助，并以此“挽救中国，使其远离共产主义”。

    10月29日，“观察员”瓦尔特·扎特——共和党人、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孤身一人来到中国。在回到美国之后，扎特于11月10日向美国报界通报了自己与麦克阿瑟谈话的内容。正如《南华早报》于1947年11月12日报道的那样，麦克阿瑟向扎特声明了如下内容：“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获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未来的计划，无论在朝鲜，还是在日本，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扎特本人也声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决定和没有最后明确之前，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制定自己的计划。我们应该监督亚洲的秩序，否则，美国不得不在日本保留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扎特说，“我认为，如果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彻底地失去日本和朝鲜。因此，美国应该迅速地找到解决自己对华政策的方法。”

    在魏德迈和其他“顾问”向国务卿提交了建议之后，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在没有美国紧急援助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是没有能力保持住自己的政权的。

    众所周知，在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数额为40.83亿美元的援助。除这笔款项之外，美国还按照1946年7月国会通过的计划，转给蒋介石政府271艘军舰。正如1947年12月14日在青岛召开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通报的那样，美国海军司令库克海军上将“已经在1947年向中国转交了100艘舰只，今后还将转交271艘”。

    在美国顾问的监督下，美国的资金用于装备了南京、上海、成都、北平、天津、西安、昆明、徐州以及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美国军事顾问人员小组也从1000人增加到5500人。

    美国人在台湾岛为蒋介石训练了10个师的新部队，此外还在南京、汉口、西安和韶关训练了20个“自卫”旅。1947年夏季，美国人给蒋介石提供了1.3亿发子弹，而在1947年12月，又把美国在天津、大沽和其他地方的军事仓库所储备的所有武器弹药全部转交给了蒋介石政府。

    12月8日签署了美中“海军协议”，根据这个协议美国人应把自己“多余的”军舰和干船坞转交给蒋介石政府。这些舰只的一部分已经根据租借法案转交给了中国海军舰队。这个协议规定，应向美国海军提供租借权。这个协议还规定，美国应提供价格优惠的技术，并提供在中国组建和供养海军机构方面的咨询。

    10月27日，中国外交部次长刘师舜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关于援华的中美协议”。

    该协议由10章组成，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奴役。在这个协议的第一章写道：“将给予中国援助的那个计划，包括了这些物资的种类和数量，并规定了这些物资的购买、保存和与此相关的运输服务和航运服务，上述各项由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会于1947年5月31日第80次会议通过的第8号法令以及对其修改和补充文件来确定。援助的物资包括粮食、药品、成衣、制衣材料、化肥、燃料、种子，等等。”

    在第三条中指出，“美国政府机关应保证美国货物的购买、保存、运输，并抵达中国。一切物资均应在美国购买，只有美国政府专门批准的商品，可在美国境外购买”。

    第二章的第一条指出：“美国代表对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协议提供的一切物资进行直接的监督和控制。”第二条指出：“用于援助而进口的美国的一切商品，免除税收，包括这些商品在各地出售之前的海关税。”

    第三章的第三条写道：“在中国所收入的资金将用于那样一些目的，即由美国政府确定的那些项目。”

    第五章的第二条说：“中国政府将允许并将千方百计地协助美国代表监督物资的分配工作，将允许并协助这些代表为视察目的而进行的旅行。”

    第六章的第一条指出：“中国政府将允许美国报界和无线电广播界的代表，不受新闻机关检查，自由报道关于美国援助物资分配情况的消息。”

    第七章的第二条指出：“中国政府根据美国代表的请求，立即提供与其援助有关的任何进出口物资的运输、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情报。”

    这个协议证明：美国已经考虑到蒋介石政权垮台这个事实，并确信他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美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因此，不仅把一切事情的实际管理权利，尤其是给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的事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还准备了自己的侵略中国的武装力量。

    关于这方面还有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1.12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军，抵达在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并继续向这个地区增补兵力。很有可能，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胶济线铁路。

    2.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库克海军上将，最近在为蒋介石制定“准备中国海军舰队”的各种计划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1月17日召开的蒋介石参谋部会议上，他提交了这些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关于“作为水路交通命脉的长江的防御”问题。不难猜到，这个计划的基础是美国军舰打着“中国海军舰队”的旗号进入长江流域。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在12月8日签署了“海军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将把“多余的”美国军舰转交给中国，这个协议为上述措施预先做好了准备。众所周知，1927年英、美、日的军舰进入长江流域，这在镇压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现在，这个措施是作为“保卫”蒋介石在上海 [61] 、南京和汉口的重要基地来实施的。

    此外，为反对人民解放军，还准备了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的登陆战役，并在台湾专门培训了日本陆战部队。

    3.1947年11月，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给蒋介石拨出了1947年第三季度的石油产品定额，数量是137295950升，其中航空汽油756000升，汽车汽油56700升，煤油37800000升，汽油和酒精12199950升，液体燃料的副产品29840000升。(《南华早报》，1947年11月28日)

    这些巨大数量的燃料并非蒋介石军队的需求，而是为在中国聚集和储备美国武装力量所必需的燃料。

    美帝国主义分子继续在思想战线上向中国渗透。1947年10月，国民党与美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国成立专门的“教育组织”的协议。美国人把这个“教育组织”的管理和财政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该组织的委员会由2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2名在华的美国实业界人士组成，总负责人是驻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国民党政府向这个“委员会”派出了5名自己的顾问人员，但是，他们在该组织的活动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根据这个协议，美国人有权在中国的中等和高等院校从事思想教育活动，他们还准备了由中国青年组成的代理机关。作为教师在中国院校里工作的有美国的传教士，他们其中许多人穿着中国的民族服装，按照使中国服从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在像上海、南京、重庆、广州、沈阳、北平、昆明、台北(在台湾岛上)这样的城市里以及其他地方，美国的情报机关在工作时享有特权。这些美国情报机关的情报，不受国民党宣传机关的新闻检查。在中国，像上海、青岛、南京等地，都设有美国的无线电广播站。

    目前，美国的电影在中国占垄断地位。仅第四季度(1947年11月至1948年1月)就有80多万米的电影胶片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的重要工业中心和省会城市里播放。

    最近一段时间，在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南京以及其他城市里，充斥了许多侦探、淫秽和其他内容的“作品”，美帝国主义分子通过传播这些东西来愚弄中国居民。在中国还大批量地发行了《时代》、《幸福》、《科利尔》 [62] 等杂志及其他刊物。在上海和青岛及其他大城市里，还出版了由美国实业界和政治界控制的报纸。在上海出版了《上海邮政晚报》和其他一些刊物。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美国当局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民主同盟和“革命委员会”这些坚持推翻蒋介石政府的民主组织的人士进行迫害。

    美国报刊提出了关于冯玉祥命运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剥夺了他在美国的避难权，并打算把他交给国民党当局，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查封了“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发表了反对蒋介石政府政治声明的民主团体。

    由于担心失去在中国的经济地位以及美英之间的矛盾，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政策与美国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有理由认为，英国当局在保持对蒋介石“正常的”态度的同时，还支持在香港的李济深，其目的是在政治上压制蒋介石。1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专门代表蒋介石前往香港，以便“预防国民党的分裂”。他与在香港的英国当局进行了谈判，要求制止李济深和其他民主团体在香港的活动。此后，国民党的分裂还是发生了，并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分子的“革命委员会”，而香港当局尽管禁止民主团体在香港发表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声明，但仍然允许他们公布自己的纲领。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这就是李济深的“革命委员会”不支持中国人于1月16—18日在香港和广州举行的反英国当局的游行活动(参见上文)。这说明了他对英国当局持某种友好的态度。

    与此同时，尽管利用国民党的报刊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关于广州“事件”和谴责这一“事件”的通报，英国驻华代表仍然声明，保留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英国利益”的权利。

    六、蒋介石的计划

    至于蒋介石根据新形势制定的计划，除了把赌注押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援助上之外，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1.试图依靠地主和富农分子加强各省的地方“自卫”，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新的土地纲领，这些地主富农分子(大的、小的)已经无一例外地加入到他的阵营中。

    2.他从居住在西康、云南、青海、贵州等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中，为自己的部队招募新的力量，与这些部落的封建上层统治人物订立契约，而这些部落的人数在全中国也只有3000万人。

    问题在于，这些部族是最落后和最黑暗的。在他们那里占优势的是畜牧业，而不是农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正如蒋介石所认为的那样，对他们不会产生影响。说到最使这些部落感到不安的民族问题，蒋介石与这些部落的封建上层统治人物订立的契约的目的也正在于此，蒋打算“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这些部落的一位代表陈季楚(Чень Ди-чжу)专门来到南京，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而蒋介石则打算利用这些部落“镇压共产主义的暴乱”。南京政府于1月18日下达命令：批准这些部落“加入镇压共匪行动的委员会中”。

    3.国民党委员会在所有的城市里，开展了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其目的是“鼓舞人民的精神”和“使人民参加到镇压共匪的运动中”。

    根据以下事实，就能够评定这个运动的结果：1月19日，也就是1万多名学生举行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示威游行活动的第二天，国民党在上海进行了“鼓舞人民精神”的游行活动。正如国民党电讯社“中央新闻社”所报道的那样，所有民主人士乘坐三辆大卡车，沿着全城散发国民党的传单。

    结论

    1.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对中国的形势产生了影响，它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民主阵营，并促进民主阵营的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行动。

    2.在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它为自己的党和人民指明了勇敢和坚决地开展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方向。结果，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7月开始的军事进攻行动，首先扩大了规模，其次获得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实现独立和民主。

    中国共产党转入实现新的土地纲领——虽然土地革命开始于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土地会议)，也就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的几天里，但是，按其实质来说，这种转折仍然与会议提出的任务密切相关，况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公布新的土地纲领的(10月10日)。

    3.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所谓的“第三势力”停止了自己的存在，在反动派的压力下，它被迫转向积极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大大增强了。

    4.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准备武装侵略行动，因为他们给蒋介石提供的“一般性的”财政和其他物资“援助”，已经不可能挽救他了，而英帝国主义分子正在编制与李济深及其集团有关的某种暂不明朗的计划。根据所有这些情况可以清楚，他们已经考虑到蒋介石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前景了。

    5.蒋介石指望那些地主和富农分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新的土地纲领之后加入了蒋的阵营里，并试图把中农中的上层分子拉入到自己的阵营中。但是，这也并不能补充蒋介石政府的力量，因为这些人在中国农村里占极少数，不可能用他们组成一支军队。同样，蒋介石还指望利用土著民族，作为反对共产党人战争的炮灰，但这注定是要失败的。

    6.至于中国共产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材料的宣传情况，可以说，它对会议做出的反应是正确的，它还利用会议的文件，更广泛地动员自己的人民，积极地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

    但是，宣传工作的安排，还不能满足国内革命运动高潮新阶段的任务。尤其是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在那里一切民主刊物都被禁止了。

    应该指出，(共产)党没有对国民党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虚假宣传给以应有的回击。显然，这是因为党本身拥护成立这个东方情报机关，这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央会议上说明的那样。

    科甘(签名)

    1948年1月23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73，л.1-37

    №09919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米高扬报告：长春铁路及苏中合营企业(1948年2月 [63] )

    А.И.米高扬同志：

    现就卡尔金 [64] 和先科夫两同志给马林科夫同志关于中长铁路和东北苏中合资企业问题的信，谈谈我的意见和看法。

    一、为中长铁路培训干部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提出的关于在运输学院、一些运输学校和东方学院培训铁路干部的建议值得重视。不仅为中长铁路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令人不满意，而且为其他部门和团体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也令人不满意。

    似应：

    (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学院、哈巴罗夫斯克学院以及中央的几所高等工业学校中设置研究中国和朝鲜政治经济的课程，采用这些被研究国家语言的简明教学大纲。

    (二)扩大莫斯科市东方学院的远东各系(首先扩大中国系和朝鲜系)。还应恢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东方学研究所(1932—1933年关闭)，该所最近几年是以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的形式存在的。

    我们认为，苏联远东地区的青年比苏联中部地区的青年更乐意进东方学高等院校，况且远东的地理位置本身也有利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大学生研究远东各邻国。

    (三)责成远东地区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向中部地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学习，向远东地区临时外派的工作人员作指示，向他们布置任务。

    二、在东北工作的干部的物质生活状况

    由于通货膨胀、国产商品匮乏和进口商品很少，我们在东北的工作人员物质生活很困难。似应：

    (一)为在东北的苏联工作人员制订硬通货工资(美元)(此条同样适用于在朝鲜和日本的工作人员)，并按美元汇率用当地货币支付工资。

    (二)按工作人员在苏联的原职务，向他们留在国内的家属支付全额的苏联工资。

    (三)为在远东国家工作的人员规定按百分比增加的工龄津贴，每满一年增加20％—25％。

    (四)不仅发放东方语津贴(20％)，还应发放所在国知识津贴(通过专门的所在国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知识大纲考试)。

    (五)铁路部门或领事馆为在东北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办学校。

    三、中长铁路的法律问题

    在卡尔金和先科夫两位同志历数的最迫切的法律问题中，没有提到以下几个基本的法律问题：1.如何看待苏联铁路管理机构在中长铁路的存在；2.我们继续不参加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是否妥当。

    由于中长铁路理事会和中长铁路管理局的官方(国民党)代表逃离东北，铁路局只剩苏联一方。苏方绝大部分铁路员工回国，致使苏方实际上已停止参与铁路的管理。铁路现在完全由中方民主政府管理(东北铁路局)。

    我们不参与铁路管理的后果是，中国人独自经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共同资产”(1945年8月14日条约语)，更不用说我们从铁路运营中(边境站至哈尔滨段和哈尔滨至满洲里段自1947年3月1日起正常运营)得不到任何好处了。我们认为，继续推迟参与铁路管理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将来中国人(甚至包括民主政府的人)会认为自己有了本事，会反对我们参与管理。有鉴于此，尽快解决我们实际参与铁路管理的问题较为妥当，况且中长铁路全线现在已经解放。

    四、中长铁路的出赁地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提出的关于恢复俄罗斯林业主沃龙佐夫一家和斯基捷尔斯基一家租赁的林场和煤矿中原属中长铁路的股份权问题，对我们有很大的利益。

    若以中长铁路的名义提出该问题为时过早，那么，应由某个苏联单位或者秋林公司获得上述原俄罗斯林业主的权利。

    五、大连港的地位问题

    苏中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大连港协定明确规定了该港口的地位。由于不明确其在中长铁路中的地位，发生了某些违背该协定的情况(港口管理者未经中长铁路领导的任命等)。

    六、“其他问题”

    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在信的“其他问题”一节中指出，对我们从东北获得的档案和经济资料没有进行任何研究工作。

    对此还可补充说，我们还没有从事东北问题的专门科研机构。

    应在大连港和哈尔滨建立由15—20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经济处，责成他们搜集和汇总经济资料，并将资料分类，以“东北工作参考通报”的形式出版。

    七、对在东北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的问题

    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为政府起草与中长铁路以及在东北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活动有关的决定，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还认为，关于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设置领导中长铁路工作的专门机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不过，最好是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成立领导东方所有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东方局，在东方局下设铁路处。

    М.斯拉德科夫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42а，п.301，д.1，л.3-6

    №16326 佐林致戈列夫函：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给刘宁一汇款(1948年2月18日)

    机密

    致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

    戈列夫同志：

    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舍斯捷里科夫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汇7000美元去巴黎给中国驻国际工会联盟代表刘宁一。汇款可以转入哈尔滨远东银行分行。

    请通知苏联国家银行能否接受该交托事宜。

    苏联外交副部长

    В.佐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1

    №1633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1948年3月30日)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

    我现将我们在中国特区的工作人员捷列宾同志转交的毛泽东致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报告如下：

    中国的局势

    一、近几个月来，我们处在新的条件下，集中精力解决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战略性质的任务，审查党的队伍，反对我们党内的右倾，特别是党内的“左”倾。

    众所周知，在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发生右倾，在和国民党决裂时期发生“左”倾，这些都使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情况变得复杂了。“左”倾目前主要表现在不能正确对待中农、富农和地主的问题上，在那些再次被解放的地区，对孤立富农和地主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工会运动中片面突出工人阶级眼前的利益，拒绝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及进步绅士的合作。在工作中草率行事，并企图超越阶段。去年，在所有的解放区均以某种形式发生过“左”倾，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带有危险性和冒险性。但是纠正这些错误对我们并没有产生严重困难，近几个月，这些错误已基本消除。

    右倾主要表现在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害怕美国方面会一直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害怕战争拖延下去，对国际民主力量估计不足，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这些人没有发现我们党的内部已经出现了混乱，也没有看见他们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但是这个倾向不是主要的。对于走上这条路的党员，比较容易使他们承认自己的观点错了。

    近几个月来，我们在发动的几个战役，在自己部队的新式练兵，在扩大新解放区，在土改，在审查和清理我们党的队伍，以及在争取小党的工作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这些问题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大部分都已消除了。

    这一切让我们有可能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二、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分子和一些小党派，对国民党和美国还寄予一定的希望，不相信我们党和人民有力量、有能力战胜一切国内外的敌人，认为要走某种第三条道路才能解决国内这场危机。正是这样，使他们处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当国民党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全都陷入了困境，并处于依附地位，结果就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威信。这迫使他们于1948年1月接受了我们的口号，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反对美国，声明与中国共产党联盟，对苏联友好。上述党派代表现在聚集在香港。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团结的政策，同时批评他们的错误观点。

    我们认为，在我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他们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这些党派的主要缺点是他们完全不在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工作，也很少去做大学生的工作，脱离群众，结果这些党派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他们习惯生活在大城市里，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到我们解放区去的愿望。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所代表的一个社会阶层(自由资产阶级)对我们说是重要的，我们不应该把这一阶层从自己的视野中放过。我们应该把它吸引到我们一方来。我们认为，以后当我们有了巨大的成绩，占领了诸如沈阳、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城市，当我们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变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我们将邀请他们来参加中央政府。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可能会表示出到解放区来并与我们合作的愿望。

    三、今年我们不打算成立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问题尚未成熟。在今年行将举行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还将当选为总统，而当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时，他的威信就会动摇得更厉害。我们将扩大我们的领土，将要夺取1—2个最大的城市，当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和安徽各个地区连成一片的时候，那就到了迫切要成立中央政府的时候了。

    显然，这大约是1949年要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们正在把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渤海(山东)地区联合起来，使它们处于一个党的机构(中央华北局)、一个政府和一个军事指挥部的领导之下。这一广阔领土包括了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东和以西、平绥铁路以南和山东渤海各地区，居民人数近5000万。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进行了联合，在最近期间里将最终完成。石家庄市将是这个地区的中心。这一切都让我们有可能把一系列领导干部投入到新解放区去。

    四、我们的南线军队。

    山东纵队——9个旅，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谭震林。

    苏北兵团——7个旅，司令员韦国清 [65] ，副司令员陈丕显 [66] 。

    在黄淮地区的部队——21个旅，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

    在豫鄂陕地区的部队——司令员陈赓，副司令员谢富治。

    在江淮和汉水地区的部队——19个旅，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邓小平。

    西北野战军——12个旅，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贺龙。

    在晋南和豫北的部队——12个旅，司令员徐向前。

    1947年12月，我们在20个月的战斗行动以来初次得以让部队休整，除了刘伯承的部队由于白崇禧指挥下的国民党军强大的兵团对大别山进攻还留守在阵地上。直到2月底，刘伯承的部分军队才撤到淮河以北地区进行休整。这段时间用来开展党政工作和进行部队的战斗准备。向部队解释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国民党对人民造成的危害和苦难，开展对军队的社会成分和部队战斗力的审查，对士兵和军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对部分地主、富农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再教育或清除出军队。我们提高了部队工作的民主作风，提高了作战的战略、战术水平，围绕我们在土改、工业、贸易和对知识分子关系方面的政治措施，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这一切使得我们能把我们军队的革命积极性、纪律性和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上去。

    目前，除了刘伯承那几支在2月底、3月初撤出休整的部队之外，所有部队都已开始新一轮的战役了，在2个星期的战斗里已经粉碎了9个国民党旅。

    东北野战军——46个旅，司令员林彪。

    晋察冀部队——18个旅，司令员聂荣臻。

    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李井泉。 [67]

    冬季期间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打过仗，而其余的进行了休整。

    东北部队在3个月期间顺利地打了几仗，粉碎了8个国民党旅，而在敌人的一个师里，由于开展工作的结果发动了起义。这几仗，占领了以下几个城市：彰武、法库、新立屯、辽阳、鞍山、营口、四平街，并收复了吉林。整支部队在稍事休整后将对长春或北平、沈阳铁路沿线另外一些战略重点发动进攻，然后紧接着进攻沈阳。现在我们让敌人有可能重新占领我们早先已夺取的平沈铁路山海关—辽阳 [68] 段沿线的几个据点，以便今后更利于把敌人歼灭。

    晋察冀部队在1个月的休整之后，开始了在平绥铁路地区的战役。

    晋绥部队组成人数不多，它的活动仅限于牵制阎锡山的部队。

    目前我们的军队有50个纵队或256个旅，总数为1322353人(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整编师，而一个旅相当于国民党一个整编旅)。每1个旅由3个团组成，平均约为8000人。

    此外，还有民兵、警卫部队、后方军队机关和军事学校等，总数为1168968人(他们中战斗编制为80万人)。

    我们军队总共有2491321人。1946年7月前我们只有28个纵队或118个旅的正规军，总数为71.2万人和66.5万人的非正规军，总共为127.8万人。由此可见，我们的军队扩大了，旅的数量扩增不是很多，而旅的人员构成大大增加了(从5000到8000人)。

    国民党的正规军：

    国民党军队从1946年7月，即从发动内战起，到去年夏季，只有93个师或248个旅，而现在国民党有104个师或279个旅。

    国民党军队的配置：

    在北线。

    在第一线占去了29个师或93个旅，他们中在东北13个师或45个旅，司令卫立煌，大本营在沈阳；在北方11个师或33个旅，司令傅作义，大本营在北平；在山西5个师或15个旅，司令阎锡山，大本营在太原。

    在南线。

    在第一线总共66个师或158个旅。他们中有：顾祝同兵团38个师或86个旅，大本营在郑州；白崇禧兵团14个师或33个旅，大本营在九江 [69] ；胡宗南兵团14个师或39个旅，大本营在西安。

    在北方和南方战线的第一线国民党总共有106万人。

    国民党在第二战线有9个师或28个旅。他们中有：在西北(兰州以西)有4个师或8个旅；在西南(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有4个师或10个旅；在东南(长江以南各省)有8个旅；在台湾岛有1个师(2个旅)。国民党第二线总共有19.6万人。

    国民党旅和师的扩增是靠改编自己的地方傀儡部队为正规的师和旅。这些改编而来的师和旅分配在以下各兵团：

    卫立煌兵团扩增了3个师(14个旅)，傅作义的部队扩增了2个师(6个旅)。

    顾祝同兵团扩增6个师(9个旅)，胡宗南部队扩增2个旅。这就是国民党现在不是有93个师或248个旅，而是104个师或279个旅的原因。

    至1948年3月15日前的最近数月的战斗中，我们消灭了6个师或29个旅，他们恢复不起来了，国民党也未必能给他们补充人员和武器。

    事实上，国民党现在拥有98个师或250个旅。和去年夏季比较，国民党军队实际扩增了5个师和2个旅。

    从国民党现有的250个旅来看，仅有118个旅没有受到过我们军队的重创。余下的132个旅不断遭受过毁灭性打击，他们现在的战斗力也是很低的。

    国民党军队的总数是大大缩减了。如果1946年7月前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30.5万的话(正规部队200万人，后方部队73.8万人，特种部队36.7万人，海军和空军19万人，后方机关和学校101万人)，那到1948年2月就变为365万人(正规部队181万人，后方部队56万人，特种部队28万人，海空军部队19万人，后方机关和学校为81万人)。这样，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的总数减少了66.5万人。

    国民党军队在19个月里(自1946年7月至1948年1月)损失了197.7万人(2月和3月份上半个月的资料没有计算在内，但损失约合18万人)。这意味着，在同我们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不仅丧失了在战时动员起来的全部兵力(100多万新兵)，而且还丧失了相当多的原有兵力。而国民党正在采取一些与我们相反的措施，即他们不是为一些旅补充兵员，而是增加旅的数量。1946年国民党每个旅平均有8000人，而现在每个旅平均人数不超过6000人。其结果是，随着我军解放的地区的领土扩大，为国民党军提供有生力量和粮食供给的基地将会不断缩小。

    我们估计，再打一年仗，即到明年春天，蒋介石和中共的军队在数量方面将接近相等。

    五、我们的任务和措施。

    增长自己的力量，做到不依赖外援(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不需要外援)。要坚定不移、充满信心地去打仗，不追求战线上的快速成功，力求每个月平均消灭国民党正规军8个旅，或一年达到100个旅(实际上，去年秋天我们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今后我们可能将要取得更大的成绩)。在5年里，或者稍长一点时间里(从1946年7月算起)全歼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目前敌人很消极，几乎在中国的所有战线上都受我们的打击。只是在大别山区那里，敌人集中了14个机动旅，淮河以北集中了12个机动旅，在这些地区，主动权掌握在敌人手里，他们在那一带能发动进攻性的战役。这是因为我们从部署在淮河以北的我军编制里抽调了9个旅投入到其他战线去了。

    在东北、西北、苏北和平汉线以西，从郑州到武汉的广阔地区，以及长江以北和淮河以南，都形成了有利于我们的局面。

    为了尽快改变大别山地区的局面和在南方建立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打算今夏实施早先制订好的对南方的秋季攻势计划。为此要从陈毅在陇海线上的主力编制里抽调9个旅，近9万人的部队。我们计划在5—6月强渡长江，展开在浙江、福建和江西各省的战役。此外，从大别山和汉水地区抽调2个旅，1.5万人的部队，在5—6月里必须开进湖南省。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实现我们设计的方案，并且没有特别的困难，我们将能够强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会将15个旅向南移至长江以南的地区。这将会使他们失去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两个地区的主动权。

    毛泽东

    1948年3月15日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

    АПРФ，ф.45，оп.1，п.330，л.18-28

    №09898 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局势及政治指示(1948年4月2日)

    Я.А.马立克同志：

    现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和关于中国国内局势的简报呈上。

    正文共5页。

    Н.罗申

    1948年4月2日

    关于中国国内局势问题的简报

    一、军事方面

    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和直接参与下，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国民党大约两年前发动了内战，内战已经蔓延到全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向战场投入了500万兵力反对民主力量。

    在15个月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一直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给了国民党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损失了130万兵力和37个整编师的全部武器装备。在今后的作战中，主动权将继续属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只能进行防御战术目的非常有限的个别战役。

    蒋介石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渗透，预见到将要撤离首都，他与美帝国主义者一起正在华南建立根据地。最忠于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宋子文已被派往华南执行这一任务。

    二、内政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打击下，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摆在民主力量面前的任务是：顽强奋战，消灭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乐观的估计，在时间上，战争还要打一年半至两年。

    蒋介石军队在内战战场上的失败，对军事胜利的无望，以及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使国民党和政府阵营内部产生了种种矛盾和摩擦。发展到今天，他们的机构内部已经有了敌对情绪、内讧，在解决国内问题上无法统一。

    席卷国民党统治区所有经济部门的严重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不可遏制地加剧，高达2.25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的消耗，以及庞大的内战开支，使得国民党反动政权更加不稳定。

    因大量工厂倒闭，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阶级、中下层国家机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极其艰难，军队中的条件十分艰苦，广大民众各阶层对现政权越来越不满。与此同时，民主力量在不断增长。为了对付民主力量，蒋介石加强了特务机构、反间谍组织、宪兵和地方保安部队。但是，尽管如此，华中地区处于地下状态的民主力量和在南洋诸国处于合法状态的民主力量，成功地进行着巩固和扩大自己组织的工作。

    三、外交方面

    国民党反动政权通过其宣传网，竭力将它对付民主力量的不力和失败归罪于苏联。因此，这一政府在外交上奉行敌视苏联的政策和直接亲美的方针。

    美帝国主义见蒋介石面临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其基本的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Н.罗申

    1948年4月__日

    附件：

    给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

    一、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是有节制的。对会见政府人士不要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在谈到苏中关系时仅限于指出，苏联人民过去和现在都希望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已故的列宁和孙逸仙都说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同志在和中国人士谈话时也多次指出这一点。根据1945年的条约，强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

    二、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不稳固及各种弊端，必须注意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在其政策中玩弄种种手腕。据此，要求你认真研究中国政府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军事和经济潜力状况、财政状况以及这些方面的种种变化。通过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报告和通报及时向外交部通报情况，是大使最为重要的任务。

    三、密切注视政府机构内的不同意见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弄清各派系的动向及其政治目的。

    四、十分认真地研究美中关系，重点是美国人在以下方面采取的措施：1.和蒋介石携手对付民主力量，通过种种渠道和隐蔽途径援助蒋介石政权；2.美国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奴役；3.准备把中国变成反苏军事基地；4.为巩固蒋介石政府准备力量，做个别政治人物和团体的工作；5.美国和国民党的组织联手限制我们在华的权益、搞反苏运动和采取反苏措施。

    五、关注英美在华的关系，英美在远东问题、东南亚问题上的合作和矛盾。关注英帝国主义保护和维持自己在中国、远东和东南亚利益的努力。

    六、认真观察民主、进步团体及其领导人奉行的政策、表现和采取的措施，摸清他们中思想进步而且能够大力促进中国民主运动加强的人士。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七、认真研究中国政府在签订对日合约方面的立场以及在确定这一立场时美国人所起的作用。在与中国各种人士的谈话中，历数日本侵略的事实和日本按美国的计划在军事上东山再起对中国的害处，强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共同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八、认真研究提出废除1945年苏中条约、将大连港和旅顺口归还中国问题的具体人士、团体和组织。若个别政府人士提出这一问题，大使应根据1945年条约、旅顺口协定和大连协定，坚决提出抗议，揭露这些人奉行的政策。

    九、力争通过各种政府机构甚至通过间接途径，向蒋介石提出中国政府偿还供货债务的问题。与此同时，寻求与中国政府公司和私人公司发展贸易的途径。

    十、关于新疆问题，争取让中国政府履行1946年6月6日与新疆伊宁人签订的协定。

    十一、依据1924年的条约，坚决保持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华的资产以及维护在华俄罗斯公民的利益和资产。

    十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苏文化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国际书店和苏联电影出口公司等组织，积极在中国宣传苏联的生活和政策。

    十三、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分化白俄联合会，其目的是使有可能参加苏联侨民协会的那部分侨民脱离白俄联合会。

    十四、巩固和团结苏联侨民协会，注意加强在苏联公民中的政治教育工作。采取措施防止苏联犹太公民脱离苏联侨民协会，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十五、根据中央的指示，利用进步民主报刊揭露美国人和蒋介石政府中形形色色的反苏人士和团体在中国搞的敌视苏联的活动。

    十六、密切注视中国的战事进程，研究国民党统帅部的计划和措施。

    十七、就上述所有问题并根据外交部的任务，系统并及时地向苏联外交部通报情况。

    АВПРФ，ф.018，оп.10，п.24，д.21，л.9-14

    №16646 日本投降后美国给蒋介石援助的项目清单(1948年4月2日)

    译自英文，打字文本

    根据1948年3月1日美国新闻处公报，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的援助和贷款有：

    1.借贷(从抗日战争胜利至1947年6月30日)，777638292美元。

    2.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美国提供)，465800000美元。

    3.美国对外援助，向中国提供款额，45700000美元。

    4.联合国救济儿童国际基金(美国提供)，2065000美元。

    5.进出口银行贷款，82800000美元。

    6.根据中美合作机构协定转交的装备弹药，17660929美元。

    7.美国在中国西部的军事剩余物资，20000000美元。

    8.美国在上海和青岛的造船设备转交给中国，4000000美元。

    9.美国在战争期间建造的商船等剩余物资，16600600美元。

    10.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结束后的开支，4700000美元。

    11.美国撤退时留在华北的船只和弹药(1947年4—9月)，84000000美元。(注A)

    12.亚洲的17个太平洋岛屿上的军用剩余物资，824000000美元。(注B)

    13.国会交付的271艘船舶，800000000美元。(注C)

    14.1.3亿套轻武器用的弹药，6566589美元。(注D)

    15.太平洋群岛上标有“卖”给中国的物资，48000000美元。(注E)

    16.标有“卖”字样的150架运输机，41400000美元。(注F)

    17.国会贷款，1947年9月19日，18000000美元。(注G)

    18.1948年的援华决定，400000000美元。(注H)

    总共，3658836810美元。

    社会舆论认为，上述美国军用剩余物资的数字被故意夸大了。例如，商船的价格(见第9项)达2200万美元，根据对外政策委员会的计算，美国政府的统计夸大了550万美元。太平洋群岛和亚洲的军用剩余物资的价格(第12项)美国政府算成8.24亿美元。但1945年9月27日的《纽约时报》公布的公告说，在第12项范围内军用剩余物资，即在缅甸—印度区域内交给中国的剩余物资数目为5亿美元。

    对外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在太平洋群岛与地区的剩余物资是8.65亿美元，总共加起来是13.65亿美元，美国政府提供的数字可能大了5.41亿美元。根据这个统计数字，上述范围内的总数应为4205336810美元。

    此外，在美国新闻处的上述公告中提到的两项的价格漏了。这两项是：

    19.在马利亚纳群岛上的弹药剩余物资，根据1947年1月7日签署的协定，以百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了中国。

    20.太平洋群岛上的军用剩余物资，根据上述1948年1月31日签署的协定的补充协定第15条，卖给了中国空军。

    此外，至少还有4项，美国公开承认是给蒋介石的援助，但在美国提出的军事拨款中仍要支付。其中两项是这样计算的：

    21.美国向中国提供港口设置的海军贷款，1500万美元。(注D [70] )

    22.美国在华军事力量的支出——1947年内的调停、培训和警卫任务等，1.1亿美元(注Y [71] )。

    其他两项的价格未计，这两项是：

    23.国民党第九军调往华北和东北的运输费用。(注K)

    24.美国军事顾问小组在中国的费用。

    这样，除了那些保密项目外，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大大超过了43亿美元。

    注：

    A.统计的价格已在1947年5月8日国会的专门公告中公布。

    B.以1.75亿美元的低价卖给蒋介石。两个数字都公布在国会新闻处的公告中。

    C. 1947年2月5日，美联社援引的国会提供的数字。

    D.以656589美元或者总值的10％卖给蒋介石。这两个数字都出现在国会新闻处的公报里。

    E.以600万美元卖给蒋介石，根据国会新闻处的公报，占总值的12.5％。

    F.以每架飞机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蒋介石，但国会新闻处指出，每架飞机的价格为27.6万美元。

    G.应马歇尔的请求，1947年12月19日由国会提供。

    H.据1947年7月3日中美双边协议，蒋介石用1.25亿美元购买美国的军事剩余物资，用2.75亿美元进口商品。1948年10月12日国会的声明说，军事剩余物资——飞机以10％或更低的价格卖给南京政府。这一协议使南京政府至少获得125万美元的军用剩余物资。

    I.国会于1947年11月15日公布。

    J.由出版的《锻造新中国》做出的统计，由外蒙古协会发表。

    K.统计数字发表在1948年4月2日的上海《大公报》上。

    翻译：沃洛霍夫、彼得罗夫、苏什科。

    АВПРФ，ф.434，оп.3，д.45，п.21，л.19-23

    №16339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函：保证中国工会代表团物资过境运输(1948年4月3日)

    机密

    对1948年3月31日第306/1ДВ号函的回复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А.马立克同志：

    我们已向内务部外贝加尔区边防军首长发出指示，允许中国工会代表团的一批印刷品和其他物资从哈尔滨越过苏联国境运送到巴黎去。

    为了保证这批物质在代表团离开苏联出境时能获得放行，请通知我们，代表团大致打算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出境。

    斯达汉诺夫中将 [72] (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3，л.6

    №16342 马立克致赫鲁廖夫和波斯科诺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4月12日)

    机密

    第343/ДВ号

    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А.В.赫鲁廖夫同志苏联财政部副部长А.А.波斯科诺夫同志：

    今年4月1日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员比留佐夫给你们电报 [73] 通知说，关东地区自治管理局副局长韩光给驻扎在辽东半岛协议区 [74] 的苏军司令部写信，在信中提出了关于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问题。

    请将你们在执行苏联部长会议今年2月25日的决议时采取哪些措施以及对韩光提出进行货币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告知苏联外交部。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А.马立克

    1948年4月1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18

    №16344 兹洛宾致马立克函：辽东半岛兑换纸币事(1948年4月17日)

    机密

    对1948年4月12日第343/1ДВ号信函的答复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Я.А.马立克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2月25日第375/144С号决议要求苏军司令部(比留佐夫同志)在2月下旬与关东地区管理局商议出一套关于在辽东半岛协议区进行纸币兑换的条件、纸币的样本和制造纸币的订单等提案。责成苏联财政部在1948年7月1日之前，按苏军司令部和关东地区管理局共同取得的样本和尺寸制造新的纸币。

    在两次电报提醒要从速寄出上述的提案、样本和订单后，比留佐夫同志在1948年4月2日发出3624号电报，通报了关东地区自治管理局副局长韩光信中关于纸币兑换的条件。

    1948年4月8日А.Н.柯西金同志发75号电报给比留佐夫同志，要求他立即将纸币兑换条件的提案、新的纸币样本及其订单寄出，同时还派遣区自治管理局代表来确认纸币样本的印刷方案，并签订订单。

    关于进行纸币兑换的条件的提案将在收到比留佐夫同志寄出的提案后再作定论。

    苏联财政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И.Д.兹洛宾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19

    №0902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政党的立场(1948年4月20日)

    绝密

    致捷列宾转交毛泽东：

    我们收悉了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11月30日和1948年3月15日寄来的两封信。我们没有立刻对这两封信做出反应，因为我们需核查对于我们的答复所必要的一些材料。现在我们已经核查了这些材料，可以对这两封信做出答复了。

    第一点，对1947年11月30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的情况通报，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形势所作的估计。信中只有一处让我们疑惑不解，即“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内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

    谨告知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存在，这些党派都是人民阵线的成员。

    第二点，对毛泽东同志1948年3月15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非常详细地通报了有关军事和政治问题。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所作的所有结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斯大林

    1948年4月20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8-29

    №16345 捷列宾的密码电报：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1948年4月22日)

    来自捷列宾同志：

    我报告：

    4月22日傍晚，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并告知：5月初毛泽东要到莫斯科去，出于保密，将不到朱德和刘少奇那里去。他将借口生病和休养在这里休息。

    与毛泽东一起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有师哲。开始先乘车走，在敌占区10—15天内骑马，再乘车。

    大概不到东北首府去，而是停在附近一个居民点，在那里召集一些负责人开会。他们问我：对此行程，我有什么指示，我去不去。他们请求以我的名义向您询问这件事。

    我问，毛泽东是什么意见。回答说，他没有讲过什么。周恩来和任弼时认为不必去，要保证与您的联系。他们补充说，梅利尼科夫在这里当医生，我们需要医生，何况从保密角度看，这样更方便些。

    把已经运抵目的地的无线电台立即运往这里。周恩来和任弼时在近日要到刘少奇那里去。请您迅速做出指示，因为他们预计5月4—5日动身。

    捷列宾

    1948年4月22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7

    №1372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6日)

    斯大林同志：

    1.我已收到您4月20日的来信，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2.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迁至河北省石家庄附近，并已经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在一起。

    3.我们行经陕西省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在那里，我们与来自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局的同志以及群众进行了会谈。一路上我们看到，整党工作、土地改革工作、重建工作以及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工作，还有支援前线、救助难民的工作，无党派进步人士的工作，等等，都在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日本投降后的两年中在地方出现的“左”的倾向，已经得到了彻底纠正，到处都能感受到一种新的工作风貌。

    4.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我计划在月初离开河北的阜平县(石家庄以北100公里)，在军队的掩护下穿过北平—张家口的铁路(在这条铁路沿线，国民党已经集中了10万军队)。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7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您那里。

    陪同我前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他曾多次去过苏联，对俄国比较了解。到哈尔滨后，我将再带上一位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他现在正在主管东北的工业和劳工运动，1936年他去过苏联。

    除他们之外，我还要带上两名秘书、几个密码译员和无线电报务员。

    我为这次访问苏联组织了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是因为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

    此外，如有可能，我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访问一下，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

    我们计划访问1—3个月。如果您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就照此行事。当然，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自己来。

    5.我的身体不太好。我希望住在这里的两名俄国医生(其中一人会说汉语)陪我一同前往苏联，然后再随我回来。捷列宾的电台和我们同行。(“以便在途中及时联系”，这是他说的而不是写的。——捷列宾)到达哈尔滨后，我们将把电台留在那里。

    以上可否，请给我指示。

    毛泽东

    1948年4月26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0 31

    №163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9日)

    毛泽东同志：

    您4月26日的来信已收到，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两位俄国医生应该与您一起来。我们同意留一部无线电台在哈尔滨。有关其他问题我们面谈。

    斯大林

    1948年4月29日

    АПРФ，ф.38，оп.1，д.31，л.32

    №1635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毛泽东访苏时间(1948年5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鉴于您行经的几个地区事态可能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傅作仪的军队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您打算上我们这儿来访问必然经过的一些地区的那个方向。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您的出访是否会影响事态的发展，而且您的旅程是否有安全保障。

    根据这一点，您是否应该把来访往后延缓一下。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在您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协助一下。我们把我们的飞机派给您，这样做，您是否认为合适。如果同意，请告诉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

    等待您的回复。

    菲利波夫

    1948年5月10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3

    №163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1948年5月10日)

    1.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立场应该是稳重的，而且与中国政府及其机构的关系是严格限定在政府方面的。大使、大使馆工作人员与中国政府及外交部的代表们的交往不应该越出官方的范畴。

    2.为了使有关维护苏联利益的一系列问题得以解决，大使应与政府集团中的进步活动家保持关系，这不排除有可能通过他们对与他们有来往的政府官员中的领导人物施加影响。

    3.遇到一些对中国政府有反对派情绪的活动家找大使求助，而一些政府方面的人士，要苏联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保持中立等问题，也来找大使。这时大使限定只能这样回答——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根据1945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来确定的。

    4.大使应该坚定地捍卫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并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方面保持警惕性。

    (1)在政治方面：

    个别人对苏联的敌对行为和攻击要及时给予反击，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引起政府活动家对此类情况的关注，或协同苏联外交部在刊物上发表声明。

    (2)在经济方面：

    通过政府机构，包括在某些场合亲自会见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按1945年与苏联签订的商务协定负起责任。

    协助苏联商务代表处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1924年的合同捍卫俄罗斯宗教使团在中国的资产，同时要维护居住在中国的苏联公民法律权益和私人资产。

    5.在对日合约的问题上，大使应当在与中国官方和非官方的会谈中都要反复强调，对中国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站在同一立场是十分必要的。

    6.考虑到一些民主的和进步的组织目前处于不合法地位，在与这些民主和进步人士会见时，要非常谨慎小心。在与这些人士会谈中，要以谨慎的形式来表露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他们的计划和任务，要注意研究在中国南方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在香港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活动。

    7.要注意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要注意按以下几个问题把资料和事实揭露出来：

    (1)在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斗争中美国人帮助蒋介石，并参与其中。

    (2)美国资本往中国渗透的形式和数额。

    (3)在中国的反苏军事基地。

    (4)以损害苏联在中国和在远东利益为目的，与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组织合作(合作的实质、形式和方法)，同时还组织敌视苏联的组织活动，及其他措施。

    同时，大使还应关注美国的政策和中、美、英之间存在的矛盾。

    9. [75] 更广泛地运用中苏文化协会、中俄文报刊、杂志、国际书店代表处、“全苏影片出口联合公司”及其他组织，以便对苏联的生活和政策在中国适当地进行报道。

    10.停办白俄在上海和天津的报社。

    11.认真和系统地研究中国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举措，中国的军事、经济情况和这些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这些问题要及时向苏联外交部报告。

    12.不要回避与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大使们交往，要与他们保持政府方面的有礼貌的关系。有关中国共产党员和其他中国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我们不与他们争论，不必对他们开诚布公。在所有场合都声称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АПРФ，ф.3，оп.65，д.1，л.362

    №1635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对苏联的访问(1948年5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今天收到您的来信，非常感激您。

    鉴于目前形势，把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日程往后挪一小段时间是合适的。

    为了我上你们那里去的旅程，请你们派飞机或轮船到山东半岛来。但是，最近几天我身体不好(头晕，脑袋很不舒服)，不能经受飞机里发动机的震动声，需要作短时期的休整，然后才能坐飞机飞过来。飞机场和港口的地点待我问清楚后再告诉您。

    毛泽东

    1948年5月10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4

    №16361 费德林与帕尼卡尔会谈纪要：苏美关系及中国民主运动(1948年5月27日)

    机密

    今年5月27日，在印度大使馆的午餐会上我和印度大使帕尼卡尔就以下内容进行了谈话。

    在会谈中，帕尼卡尔大使感谢我们新闻社给他寄来英文版的新闻简报。据他说，他一直饶有兴趣地阅读这份报纸。利用这个机会，我问大使，苏、美两国的国务活动家就苏美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对此有什么看法。大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声称，他一开始就不太相信美国对这个问题会始终不渝。美国目前感到失魂落魄地恐怖，可能，与其说是由于意识到苏联的真正强大，还不如说是感到来自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威胁。帕尼卡尔接着说，尽管害怕别的思想的人的行动有多可笑，尽管由于别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原则而产生恐怖是多么愚蠢，但对于现代的美国掌权集团来说，完全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问，他对中国当局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有什么印象。帕尼卡尔说，根据他个人的观察，听到美苏谈判这一消息时，中国政府和国民党的活动家们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绝望和不知所措的感觉。帕尼卡尔强调说，以他的观点看，美苏调整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国民党希望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以便取得美国人帮助的计划落空了。国民党要继续进行反共产党的战争，美国人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至于中国报纸上说，中国对调整美苏关系很感兴趣，并准备做美苏之间的桥梁等各种议论，所有这一切都是口是心非。在这些虚情假意后面隐藏着他们暗中的打算和计划。

    随后，我们又谈到了中国目前的局势。帕尼卡尔问我，对李宗仁集团的看法如何。我回答说，李宗仁及其支持者在中外报刊上发表的政治纲领具有民主性质。尽管如此，对这帮人很难评论，至今谁都没有掌握有关李宗仁及其组织的实际力量及其能力的可靠信息。

    接着我问帕尼卡尔，他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有什么评价，帕尼卡尔回答我的问题说，他可以和我一起交换自己在这方面的观感。不久之前，他和南京高等学校的一些教授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在刊物上发表了民主纲领宣言的教授们，座谈了一次。与这些教授的座谈中，帕尼卡尔接着说，他得以搞清楚：这个思想本身，将这个思想付诸行动，组织他们在刊物上发表宣言，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干的。尽管蒋介石的内政方针是指靠美国的，蒋介石与司徒雷登之间的私人关系来往密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司徒大使对蒋介石的影响还未能达到美国人想要的程度。就是说，蒋介石还没有全面地、无保留地执行美国在中国的方针。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迫使美国人不得不依靠其他组织和人士来协助，包括李宗仁借美国的积极支持当选为中国的副总统——这已不是秘密，美国在中国的代表还对自由知识分子中的民主运动表示了同样的支持。并非只有这些南京的教授们发表宣言，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同样也大规模地采取了这一行动。另一方面，帕尼卡尔补充道，美国人努力把中国极端主义分子的首领陈立夫赶到美国去，趁他不在的时候，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迫使他在中国执行符合美国利益的方针。

    这时谈话被打断。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9，л.25-27

    №16365 罗申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及苏美关系(1948年6月4日)

    机密

    6月4日我拜访了司徒雷登。在礼节性寒暄之后，我们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我表示对司徒雷登对目前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的看法感兴趣。司徒雷登回答说，最近几个月来总的局势，特别是军事形势，明显地恶化了，并在继续恶化，而且不可能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趋势会改变。关于改组政府，司徒雷登声称，在新政府里很少有新人，所做的更改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新总理翁文灏，毫无疑问，是一个诚实、有才华的活动家，是个绝对聪明和出色的学者。他担当起自己这样一个艰巨的职务是因为早就对他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可能期待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会创造奇迹，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政策，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扮演一个命令执行着的角色。在中国，实际上还是保持着那个决定一切政策的人的个人专政。

    当我说，我对那个新的行政院副院长不熟悉时，司徒雷登说，顾孟余是个优秀的活动家、有名的学者，战前他曾在许多部任过职。后来，因与国民党领导人有摩擦而离开政坛。因此，司徒雷登说，很高兴又看到这个人在政府里工作。我说，看来，现在他们把副总统李宗仁搁在了次要地位。

    对这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蒋介石对李宗仁当选不满意是人所共知的。按司徒雷登的看法，这正好说明了李宗仁在那时是很有力量和积极的人物，而蒋介石身边需要的是消极被动且听话的人。众所周知，没有给副总统委派任何职权。因此，他只能等待时机，看什么时候这总统的位置能空出来。

    如果蒋介石有点瞧不起李宗仁和其他人，那他这样做，按司徒雷登的看法，不是出于亚洲人所固有的那种对有潜力的人的敌视，而是依据对自己坚定的信念——只有他(蒋介石)一个人才能负担起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而且他的责任就是消除那些可能妨碍他的使命取得成功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消除那些违背他的意志的人。司徒雷登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问题就是他一个人自己的问题。按司徒雷登说法，蒋介石往往对现实失去感觉，而开始相信他自己的一套计划，以为真的能在4个月内取得胜利，而不了解在国内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的必要性。司徒雷登已多次对蒋介石说过，不管美国给中国政府多大的帮助，这些帮助不可能使他打垮共产党，因为要取得胜利，政府必须进行深刻的、能使整个生活全面更新的改革。蒋介石总是同意司徒雷登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什么新的改革措施都没有。我问司徒雷登，蒋介石是否知道各地的实际情况，司徒雷登回答说，蒋介石知道事实，至少表面上知道事实真相，但不知道引起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因为其下属把不可能隐瞒的事告诉了他，但避而不谈事情的真正起因。这样一来，蒋介石周围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大祸害。

    后来，我问司徒雷登，他到台湾和南方之行后印象如何。提到这些地区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和发展潜力之后，司徒雷登指出，现在虽然做了很多努力，目前成绩还不太大，因为到处都能感觉到工作组织得不好。宋子文在中国南部做了很多事，宋子文在自己的工作中特别依靠广东人，而不是中央派去的人。司徒雷登回答我另一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自然灾害的话，南方的收成一定会很好。

    会谈快结束时，我对司徒雷登对苏美关系的看法感兴趣，司徒雷登说，依他个人的见解，过分的担心和猜疑是主要的祸害。这妨碍了克服出现的各种困难，他(司徒雷登)知道，美国人民不想打仗，看来，苏联也同样不想打仗。因此，必须要消除相互间的不信任。我指出了美国报刊和个别新战争贩子的挑衅性宣传，我说，在我们国家里不可能听到这样的言论。苏联人民所想的和所做的都是为和平而努力，以完成战后建设的任务。司徒雷登说，他个人认为，相当一部分美国报刊的立场是错误的，而某些人的发言中包含有荒谬的言论，但是这些都是双边关系的总的气氛所造成的。因此，必须从已形成的僵局中找出一条路来。他指出，苏联政府为改善苏美关系和解决最重大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这时我问司徒雷登，依他所见，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苏美关系。司徒雷登回答说，看来，В.М.莫洛托夫或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应该向马歇尔提出个人的真诚建议，讨论改善相互关系的途径。司徒雷登解释自己的观点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而杜鲁门完全信赖马歇尔。他(司徒雷登)完全相信，马歇尔是千方百计想和苏联达成协议的，如果他认为有这种可能的话。

    在会谈时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К.А.克鲁季科夫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分送3份：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9，л.39-42

    №16370 佐林致柯西金函：给中国青年工人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6月21日)

    机密

    1948年6月21日

    第一远东司

    第689/1ДВ号

    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А.Н.柯西金同志：

    东北民主政府请求拨给他们16万苏联卢布，以便东北的青年工人代表团能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中国人想在奥特波尔车站拿到这笔钱。

    苏联外交部请求对外贸易部能允许把上述这笔款子划入苏联与东北之间易货贸易费用支出账上。

    苏联对外贸易部对这样的结算方式没有异议。

    请审核提供建议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方案。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

    文件共3份，送：给应给的人、档案室

    手写批注：

    问题已与米古诺夫(苏联外贸部)和契楚林(国家银行)达成协议。

    Г.通金

    附件一：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8年6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对外贸易部按照与北满“东兴”公司订立的合同，将16万苏联卢布划入供货账上，发给东北要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青年代表团。

    附件二：

    第一远东司

    1948年6月26日

    第706/1ДВ号

    苏联内务部边防司令

    斯达汉诺夫中将：

    东北民主政府请求能让东北青年代表团不受阻拦地越过苏联国境，随团带的有官方文件、中国领导人的肖像、奖章、摄影展览、中国地图、书籍、600面小旗、标题为《解放区农民的生活》的黏土模型，还有几盒药品(药箱)。东北青年代表团在今年7月底从哈尔滨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苏联外交部支持东北民主政府的请求。请你(斯达汉诺夫中将)向边防战士发出相应的指示。

    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С.戈伦斯基 [76]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3 4；д.53，л.10

    №16374 柯西金致莫洛托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7月2日)

    机密

    В.М.莫洛托夫同志：

    1948年2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第375—144с号决议，建议苏军指挥部(比留佐夫同志)在20天期限内，与关东地区管理局协商出一份有关在辽东半岛协议区进行货币改革兑换的具体条件、新货币的样本、新货币的制造和订货等事宜的提案。

    是年6月9日，比留佐夫同志发来第548/ПЭО号电报，通过与地区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共产党区委书记韩光商谈，达成协议区关东地区管理局的决定草案。

    决定的草案规定：

    1.以关东银行的名义发行面值为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新货币。

    2.把流通中的货币以1∶1的比值兑换成新货币。

    3.给在本地区内长期居住的居民，各个国家和社会组织，以及在本地区管理机构登记注册的商业、工业和其他企业兑换货币。

    4.停止已破损旧货币的流通，不得把旧货币兑换成新货币，销毁全部收回的货币。

    比留佐夫同志同意地区管理局的方案，并支持他们关于向苏联财政部提出制造数额为100亿元的新货币的请求。在这笔款项中，通过兑换旧货币将65亿元投放流通，而35亿元留置作为关东地区管理局的准备金。

    比留佐夫同志提出的一套在辽东半岛的协议区进行货币兑换的条件，我认为是不可行的。因为按1∶1的比值来兑换流通中的钱，不可能改善地区内货币流通的状况，实质上仅是把旧货币换成新货币的技术上的更换而已。

    依据1948年2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的第373—142с决定，货币改革除了采取一些一般性改善在协议区的经济情况的措施外，其目标应该是健全地区内的财经状况，稳定新货币，同时要稳定物价，进一步降低物价。我考虑到，按1948年5月收到的样版制造的新币要在10月份才能制成。我认为，建议比留佐夫同志在1个月的期限内，按以上指定目标把修订好的关东地区管理局在合同所在地区进行货币改革决定的方案呈交给政府，是比较适宜的。

    在地区管理局的货币改革方案中，应该考虑到元的贬值和区的经济在支付资金上的需求，来确定新货币以什么比值来兑换目前正在流通的旧货币。

    除此之外，向居民、企业和机构兑换新货币的数额，宜限定相应的数量。其中对居民应按照其所在的团体而对企业和机构应按他们开展正常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为限额。

    在进行货币改革的同时，应拟订一些措施来整顿一下关东地区管理局的税收体系和财政工作。

    同时，我认为检查一下进行货币改革的经济基础的准备工作是适宜的。为此，委托赫鲁廖夫同志在两周的期限内把执行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2月25日第373—142с号《关于1948年辽东半岛协议区经济问题》决定的过程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

    А.柯西金

    手写批注：

    通金同志、А.斯米尔诺夫同志，请给予建议。

    В.莫洛托夫

    7月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20-21

    №16375 斯米尔诺夫和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7月3日)

    机密

    В.М莫洛托夫同志：

    1.从实质上说，对А.柯西金同志提出的关于在辽东半岛的协议区进行货币改革的方法和条件没有异议。

    我们认为，应该给比留佐夫同志发指令，让他根据苏联财政部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提出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的新建议，没有必要颁布苏联部长会议对这一问题的新决定。附上给比留佐夫同志的草案。 [77]

    2.整顿在协议区的货币流通与完成苏联部长会议今年2月25日第373—142с号决议中规定的经济措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鉴于此，应当在对有关推行货币改革的程序和条件的建议予以讨论之前，掌握这一决议执行情况的材料。

    既然对完成上述所指决定进行监督的工作落在赫鲁廖夫肩上，А.柯西金同志建议，要赫鲁廖夫同志在两周内向苏联部长会议呈送有关完成这一决定过程的报告，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对这个问题发布的命令草案。 [78]

    А.斯米尔诺夫(签名)

    Г.通金(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23

    №163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1948年7月4日)

    致斯大林同志：

    我的健康状况比前两个月好多了。我决定近期到您那儿去。

    到你们那里去的路线有三条：航空、海路和陆路。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途经哈尔滨，因为我要和东北来的好些负责同志谈话。

    我希望能坐飞机去，因为这样比较快捷，同时对我的健康状况比较合适，坐飞机可以使用石家庄和潍县 [79] 的两个机场。

    在潍县的那个机场离大连比较近，也比较安全。这个机场在潍县的南面，在二十里堡(Эршилибу)站上，即潍县和坊子之间。

    机场的资料：从北到南长2224米，从东到西宽368米，起飞跑道长2000米，宽96米。但这里，敌人的运输机每天从早到晚一昼夜从青岛、济南飞越潍县及邻近地区往返6—7次之多。

    你们让飞机从大连到潍县的机场来接我们会有什么困难吗？飞机降落在机场后，要停15—20分钟，必须停留这段时间，以便我们能乘坐上去。

    如果你们认为在潍县机场运送我们出去不合适，那么在石家庄的机场还要困难些，因为距离你们更远，而且国民党的运输机同样常从那里飞过。

    在这种情况下，请考虑是否有可能派船只到山东半岛的一个港口，荣成(Жунчэн)、俚岛(Лидао)或石岛(Шидао)，把我们载到大连。

    如果在海上运送我们也有困难，那只好考虑走陆路。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即目前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正陷在河北省和热河东部的交界处的几个战役中，而平绥路上感觉相对较空，可以在部队的掩护和陪送下穿越平绥路，穿过热河省的解放区到哈尔滨。但是那段路我们要走一个月时间，在大热天里，可能因为我的病而在路上产生麻烦。如果能用飞机把我们从潍县的机场经大连(或其他点)送到哈尔滨，那么，我们就打算本月15日左右乘汽车从石家庄附近的驻地出发，大约过1周后到达潍县，在那里逗留2—3天。我们希望，飞机能在本月25日飞到潍县来运送我们。

    飞机来的具体时间(日、时)可以在我们来到万县之后，用无线电与你们一起确定。

    如果你们决定走海路来接送我们，那么希望船能在这个月底到达指定的港口。我们在这个月15日左右从石家庄邻近的驻地出发。

    如果航空和海路接送我们都不可能，我们还是要在本月15日左右出发到北方去，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到8月中旬才能到达哈尔滨。我们一行共有20人(包括密码译员、无线电机务员、秘书)，合计重量3000多公斤(包括这里所有人员)。因此，如果使用航空路线，那必须派2架客机(运输机)来。以上所列的几条路线，哪一条最适合，请你们决定，并通知我们。

    毛泽东

    1948年7月4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5-36

    №16378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再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1948年7月14日)

    捷列宾：

    请将下列情况转告毛泽东：

    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领导同志们自8月起分赴各地，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1月，为了有可能和所有的领导同志会面，因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行程改到11月底。

    斯大林

    1948年7月14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7

    №16379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推迟访苏(1948年7月14日)

    兹报告：

    7月14日当地时间14时30分我将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任弼时作了翻译。毛泽东微笑地听完后说道，“好，好”，然后请求把以下文字转交给您，此文是他口授，由任弼时翻译的。

    “斯大林同志：

    同意您在7月14日来电中讲述的意见，把到您那里的行程延期到10月底至11月初。

    毛泽东

    7月14日”

    然后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将另文转告。

    捷列宾

    1948年7月14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8

    №1638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1948年7月17日)

    Ф.库兹涅佐夫同志：

    向您报告，当我把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时我个人的印象和观察。

    听了任弼时翻译的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后，毛泽东问：“难道在苏联把粮食收购工作看得这么重要么？连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分赴各地去干这项工作？”我作了肯定的问答，任弼时也说是这样的。毛泽东又问：“苏联的农业收入占多大百分比？其收益比工业多，还是少？”我回答说：“确切地说，怎样一个百分比，我现在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这个百分比是很大的。”我又补充说：“在苏联，粮食收购工作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毛泽东和任弼时都说，大概，不久大老板要去休假了。

    这句话他们是用自己的语言说的，但我听懂了。这之后，毛泽东口授了这份给斯大林的回电。

    据我6年多来对毛泽东的了解，他在听任弼时翻译时的微笑和说的“好，好”，并不意味着他对电报满意。这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

    依我个人看法，毛泽东认为最坏的情况是拒绝给他派飞机和船只，但这一点对他来说也不大可信，特别是派飞机是莫斯科提议的。

    他深信，他必须现在出访。看来，出访对他本人来说是必需的，他急切地等待着回音。

    7月13日，按纯粹中国的习惯，他口授完自己的信后，我问他什么时候发出这信，是否可以等一天。毛泽东回答，他请求7月13日发出。

    他已经完全准备好动身了。

    近日，我开始知道，现在他们为莫斯科准备了一系列材料，如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的布阵地图、国民党军队编制的资料。据我看，还有关于自己的材料，有对国民党的侦察情报，有关它的结构的资料，有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和其他的资料。毛泽东的手提箱已收拾好了，还买了皮鞋(他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穿布鞋的)，缝制了厚呢大衣。问题不仅是出访本身，而且日程他们也已决定，剩下的就只是如何走的问题。这样一来，他外表上现在很安详，有礼貌，并且很关切，这完全是中国式的客气。他内心真正的感受难以看到。从任弼时的整个外表看，令人清楚地感觉到他没有意料到要推迟出行。

    梅利尼科夫对我说，7月15日毛泽东也同样问过他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

    捷列宾 　　　　　

    1948年7月17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9-40

    №16384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1948年7月28日)

    Ф.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把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一小部分谈话转告您。

    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到莫斯科去，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有很多事情要谈一谈，有一些问题他想请求给他出些主意，另一些问题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毛泽东要在莫斯科谈的几个问题主要是：

    1.关于与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及民主活动家)的关系；关于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2.关于同东方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同东方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间的关系。

    3.关于对美国及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关于恢复并创建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包括军工、采矿业、道路交通——铁路和公路。到那里谈谈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些什么。

    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银元贷款。

    6.关于与英、法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政策(路线)。

    7.还有一系列重要问题要谈。

    综上所述，毛泽东着重强调：“必须谈妥，以便我们的政策方针要与苏联完全一致。”

    关于会谈的其他方面，我将另文简要地向您转达。

    捷列宾

    1948年7月28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1

    №11415 马利宁致林枫函：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1948年7月30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公民：

    死者身后遗留财产的继承权，世界各国都有。苏联也不例外。苏联宪法(第十条)确保这一权利的实现，并且以此为根据，苏联民事法中有一个特别部分讨论了继承法问题。

    1945年正式颁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3月14日的命令，加强并扩大了继承权。

    在苏联，可以依照法律和遗嘱实行继承。

    依法继承的基本规定如下：

    苏联公民死后，首先有权继承的是子女(其中包括收养的子女)、配偶、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及其无劳动能力并由死者在最后一年抚养的人员。

    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优先于其他所有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遗产应由前者平均分配。

    第二顺序继承者是死者的有劳动能力的父母。

    最后，如果在活着的继承者中没有上述两类继承者或者上述两类继承者不接受遗产，那么第三顺序继承者应是兄弟姐妹。

    在苏联，依法享有继承者的人员就是这些。

    不在遗产所在地的继承者可以亲自去接收遗产或通过代理人接收遗产。

    依照遗嘱继承的基本规定如下：

    任何当遗嘱没有改变继承的情况下都实行依法继承。

    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或部分遗产留给拥有依法继承权的人中的一个或几个人，以及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

    但是，立遗嘱人不得剥夺自己未成年子女和其他无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依法继承他们应得的那份遗产。

    当没有依法继承人时，可向任何人就遗产问题立下遗嘱。

    遗嘱应由立遗嘱人签字并报送公证机关以便做出公证。

    当遗产无人继承并需要管理时，公证机关可指定负责人照管上述遗产。

    在继承人不出席以及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遗产被认为无人继承并交给苏联政府支配。

    苏联有关继承权的法律就简述这些。

    这些法律无一例外适用于全体苏联人民，无论他们的所在地如何，也就是说，无论他们是住在苏联境内还是住在国外。

    根据现有的国际协议，无继承人时，根据惯例和实践，国家一向在继承权问题上使用继承人国家的法律。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中国今年8月5日颁布了一项法律——“关于使用外国法律的条例”。完全执行这一原则。

    甚至与苏联敌对的伪满洲国政府也执行这一制度。

    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公民要实现其在境外发现的财产继承权，由直属外交部的莫斯科市律师协会外国法律委员会和相关的苏联领事馆承办。

    律师协会委托当地的律师在领事馆的监督下直接办理。

    领事馆采取措施，保护苏联公民死后留下的遗产，为此对有关的组织或某些公民予以授权。

    必要时，领事馆发给某些公民办理事务和出庭发言的全权证书。

    领事馆有权接收那些通过法定程序被公认为属于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公民的财产，以便将其送往苏联，转交受益人。

    如果法定继承人没有去接收苏联公民死后留下的遗产，那么这份遗产就应转交给领事馆处理，以便在找到继承人之前照管好这份遗产。

    哈尔滨特别市的法庭在审理苏联公民的继承权案件中，最近越来越不按上述规定办事，不定期地拖延审理这些案件，同时在一些实质非常明显的问题上设置令人费解的障碍。

    我认为，从当地民主法院对我们的态度上看，这一切纯属误解，因此请允许我向您表明自己的愿望：

    一、必须恢复早先存在的制度，在办理继承权案件中应运用继承人国家的法律；

    二、对继承人是苏联公民而被法院拖延办理的继承案，应使用上述原则迅速解决；

    三、必须允许律师，或者一般苏联公民，作为在苏联境内的继承人代表参加审理这些案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出具对律师授权的证明；

    四、在继承人未去接收已故苏联公民的遗产之前，必须将这些遗产转交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照管。

    向您致以热诚的敬意!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签名)

    1948年7月3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271—1274页

    №11429 马利宁致朱其文函：关于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1948年7月30日以后)

    致哈尔滨特别市市长朱其文：

    根据我们同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就保护在满洲的苏联公民继承权以及当地律师达维德·费拉基米罗维奇·戈兰斯基和亚历山大·西尔韦斯特罗维奇·涅格列维奇今后在这一工作中继续使用由莫斯科市律师协会外国法律委员会授予的全权这一问题的谈话精神，我请您，市长公民，将上述人士作为该委员会的代理人进行登记，并向他们提供有权不受阻碍地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在当地中国民主法院办理一切案件的相关文件。

    我方可以证明，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馆很熟悉戈兰斯基和涅格列维奇，他们每个人都代表该委员会工作了13—14年。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275页

    №16387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8月4日)

    机密

    В.М.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通过驻哈尔滨的苏联总领事馆请求拨给前往华沙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东北青年代表团16万卢布，以后由东北向苏联供货来销账。与此同时，又报告说代表团随身带有5500美元。

    代表团团长蒋南翔到了莫斯科后，请求苏联国家银行把150万兹罗提汇到华沙，用以支付代表团应付的款项。同时他表明，代表团所需要的兹罗提一个也没有，而代表团带的美元要用作交纳给世界青年联合会的会费。

    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发来的第10225рс号命令中规定，拨给代表团16万卢布，但关于把这笔款子，或者其中一部分兑换成兹罗提，或把它汇到华沙，却只字未提。因为民主政权未提及这个问题，而我们认为可能代表团现有的5500美元是预定用作在华沙的开销费用的。

    我注意到，16万卢布的等价物在哈尔滨的民主政权会用提供货物来抵偿。我认为可以接受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要求，将150万兹罗提汇到华沙，可以用代表团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рс号命令得到的苏联卢布来清偿这笔汇款。

    请审核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的草案。这一草案是我与契楚林(国家银行)及米古诺夫(苏联对外贸易部)共同协商过的。

    В.佐林

    　　

    手写批注：

    致В.佐林同志：不反对，要送到部长会议去。

    В.М.莫洛托夫

    1948年8月7日

    已经寄给佐林同志(连附件)第4829м号。

    决定：给斯克沃尔佐夫，要关注部长会议的决定。

    В.佐林

    8月9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8年8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国家银行将一笔数额为150万波兰兹罗提的款项，以东北青年代表团团长蒋南翔的名义汇到华沙去，而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рс号命令拨给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苏联卢布来偿还这笔汇款。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6

    №16388 佐林致苏联部长会议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8月6日)

    机密

    致苏联部长会议：

    根据东北民主政权的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允许给前往华沙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东北青年代表团拨划16万卢布，此款由东北向苏联供货来抵偿(今年7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发的第10225рс号命令)。代表团到莫斯科后，由于没有外币，团长请求以上述16万卢布抵偿，兑换成150万波兰兹罗提汇往华沙。

    注意到16万卢布的等价物由哈尔滨民主政府以供应货物来清偿，苏联外交部认为可以允许苏联国家银行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承办把数额150万的兹罗提汇至华沙，然后用代表团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рс号命令获得的卢布来抵偿汇款。

    苏联外贸部米古诺夫和苏联国家银行契楚林对此无异议。

    这问题已与В.М.莫洛托夫同志商定过。

    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的草案。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8年8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国家银行将一笔数额为150万波兰兹罗提的款项，以东北青年代表团团长蒋南翔的名义汇到华沙去，而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рс号命令拨给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苏联卢布来偿还这笔汇款。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9 10

    №16396 戈伦斯基致佐林报告：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1948年9月9日)

    机密

    В.А.佐林同志：

    对苏联邮电部呈报的关于同东北解放区之间建立电报联系的临时协定书没有异议。但是条约—法律司认为协定的我方，应该以邮电部滨海管理局的名义签订为妥。苏联与中国官方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以邮电部的名义签订不合适。

    附上给И.Д.普苏尔采夫同志的信稿。 [80]

    С.戈伦斯基

    手写批注：

    同意。

    В.佐林

    1948年9月10日

    把信寄出。

    С.А.戈伦斯基

    1948年9月1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72，л.19

    №08993 科马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组织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行(1948年9月10日)

    莫洛托夫同志：

    遵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的命令(第5970号)，派И.В.科瓦廖夫 [81] 同志为苏联交通部的全权代表到中长铁路出差，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以及抽调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

    该命令草案是И.В.科瓦廖夫同志起草的，已于今年5月13日送交卡冈诺维奇同志，并于当天在苏联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上讨论通过。

    命令草案已于5月15日送斯大林同志签字。

    交通部领导小组组长

    Х.М.科马罗夫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9，л.1

    №16397 佐林致普苏尔采夫函：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事(1948年9月11日)

    机密

    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

    对您呈报的关于在苏联和东北解放区之间建立电报联系的临时协定草案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外交部认为应以邮电部滨海管理局的名义签订协议为妥。

    佐林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72，л.20

    №08998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转交林彪请求援助的电报(1948年9月12日)

    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为证实我今年9月10日的电报(№300)，现将林彪请求我们派专家援助中国人恢复东北工业和交通的来信原件和这一文件的俄文译文随信寄给您。

    附上文所提文件和材料。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附件：

    林彪的电报

    (1948年9月10日从哈尔滨总领事馆接收)

    斯大林同志：

    我们高兴地告诉您，经过两年作战，在中国东北，我们已经解放了4200万人口。敌占区被迫缩小，敌人现仅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负隅顽抗，已被我军分割包围。

    我们相信，我们即将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在解放区已经着手建设新生活：已经实行了土改，正在恢复铁路交通和工业生产。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恢复了几座林业、纺织、造纸和食品工业工厂，恢复了许多煤矿，采金企业也开始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您在恢复遭受破坏的中国东北铁路的事业中所给予的大力援助。所派来的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专家组帮助组建了恢复工作管理局和专门的铁道兵兵团。首批部队组建工作业已结束，部队正着手恢复被毁的铁路、桥梁，同时还进行专业训练。

    在您派来的专家的领导下，我们对重要的遭到毁坏的铁路路段进行了详细的技术勘查，确定了遭到毁坏的程度以及进行修复的工作量，还确定了所需建材、设备和劳力数量。重点要修复的遭毁坏的重要线路总长1800公里。

    仅修复东北主要铁路线段就需近1800公里钢轨、250万根枕木、3500吨道钉、1000吨电话线、3000吨修复桥梁用钢筋以及其他技术物资和通信仪器、信号装置、给水装置、机车—车厢库。

    仅边疆区铁路所需金属总量就近20万吨。为完成1948年的修复任务，所需钢轨我们打算通过拆卸不重要的路段钢轨来弥补。道钉完全没有保障。今年需2500吨，我们手中仅有100吨，而且我们没有组织生产。枕木和木材我们发动地方上准备。

    我们深感金属、设备、复杂的交通仪表和工业仪表短缺。

    所恢复的工业企业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干部、专门设备和材料，生产能力很低，现在只能部分保障战争和居民所需。

    黑色和有色冶金、炼钢、化工、机械制造和其他重要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当地专家和设备，至今仍未恢复。

    为了保障日益增长的前线、铁路交通以及居民所需，我们必须恢复和使用作为我们经济基础的集中在通化、鞍山的冶金和炼钢工业企业，安东和吉林的有色金属和化工企业。

    建在松花江上的最大的小丰满水电站竣工后将能够保障广泛利用其电能。

    在哈尔滨市，在保存下来的原日本机车制造厂主厂房的基础上，可以迅速组织生产现在恢复交通和恢复工业所需要的工具和设备。

    解决这些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至少要花两年时间。为此需要制定相应的东北国民经济恢复计划。

    为了这一伟大的工作，我们缺少有经验的干部。

    我们请求您派一批专家来，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并与我们共同制定统一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恢复和实施计划。

    为了尽快培养自己的专家干部，我们请您同意大大加强现有的中长铁路工业学院，并在您的帮助下扩大教师队伍。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我们至少需要100名以上各部门专家：

    1.计划专家和整个国民经济专家10人；

    2.黑色有色冶金专家15人；

    3.煤液体燃料加工，硫酸盐、盐酸和硝酸制造专家6人；

    4.采矿工业，其中包括煤炭加工专家10人；

    5.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专家6人；

    6.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人；

    7.纺织专家5人；

    8.采金专家4人；

    9.水泥专家4人；

    10.造纸专家4人；

    11.混凝土大坝建筑和水电站设备专家8人；

    12.财政专家4人；

    13.军事铁路学校教员6人；

    14.以校长为首的工业学院教授、讲师12人。

    我们再次对您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您帮助解放了中国东北人民。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林彪

    9月8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6-11

    АПРФ，ф.3，оп.65，д.444，л.3-11

    №09013 缅希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1948年9月18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马利宁同志来自哈尔滨的报告(1948年8月25日电报第28661号)，转达了中国人关于给予他们100万卢布借款，以支付中国儿童在苏学习和中国民主机构代表从苏过境费用的请求。中国人同意以货物或东北元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

    外贸部认为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要求，即给他们提供100万卢布的借款，并同意以(东北)元来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在东北，我们支付交通部和外贸部工作人员的费用以及河运部运输和财政部的费用还需一大笔资金，1948年共达500万卢布左右。

    卢布/元的折算，需用苏联国家银行为支付苏联国家机关在哈尔滨的工作人员工资每月所规定的汇率(1948年8月这一汇率是：1246元/1卢布)。

    М.缅希科夫 [82]

    第2-5/27848号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1

    №16399 佐林致帕诺夫函：向民主政权提供制定经济计划的资料(1948年9月20日)

    机密

    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А.Д.帕诺夫同志：

    由于要拟订东北1949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东北民主政权向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请求援助。请求向他们提供有关苏联发展人民经济的材料和制定五年计划的资料。

    请通知苏联外交部是否可以把东北民主政权感兴趣的材料寄给他们。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10

    №20275 通金致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的孩子支付费用(1948年9月20日)

    致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契楚林同志：

    中国东北民主政权通过哈尔滨远东银行分行转账到莫斯科9.5万卢布给世界工会联合会中国代表刘宁一和一群从中国来莫斯科学习的孩子。

    根据苏联外交部在赤塔的外交代表叶廖明的通知，中国孩子已经到了赤塔，但是他们到莫斯科还缺1.2万卢布。

    请求转账到赤塔外交代表叶廖明名下，以便将这些钱转交给所提到那群孩子们。

    请告知随后的有关情况。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Г.通金

    1948年9月2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11

    №09014 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1948年9月23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用于支付在苏联学习的儿童的费用以及经过苏联中转的中国民主机构代表的开支。中国人同意以货物或东北元偿还提供给他们的款项。

    缅希科夫同志建议满足中国人关于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的请求，并同意以东北币来偿还这笔款项。

    我认为，对东北民主政权关于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的请求应该予以满足。但是，对于缅希科夫同志关于让中国人用东北币来偿还这笔款项的建议，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苏联国家银行的通报资料(契楚林同志)，按照政府批准的外汇计划，1948年东北元的进项将超出我们在东北的开支。100万卢布兑换成我们并不缺乏的东北币，对于我们并不合算。

    根据以上所述，我建议提供给东北民主政权100万卢布，并以提供货物的方式清偿这一数额，同时补充条件是：我们有权要求，按照苏联国家银行在我们收取款项时的外汇比价，收取上述指明的我们所要求的东北元数额。

    Г.通金

    1948年9月23日

    手写批注：

    莫洛托夫同志已阅。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2

    №1640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尽快访问苏联 [83] (1948年9月28日)

    9.由于一系列问题需要亲自向联共(布)中央及大老板报告，为取得其指示，我打算按上次电报中指定的时间到莫斯科来。现在我暂时简单地报告以上这些。请您务必把这转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真诚地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作指示。

    毛泽东

    1948年9月28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2

    №20274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修复中长铁路事(1948年10月4日)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В.А.佐林同志：

    中长铁路局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今年9月30日电报通知说，东北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提出，请求将属于中长铁路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的、处在已解放的南段(石河—辽阳)的车厢和蒸汽机车接去进行修复，并拨出20节质量上乘的客车车厢给客运列车，同时为恢复在东北铁路南段的供水系统，修复大连生产的作为备用的10部全套供水联合机组，并转交给他们作为中长铁路资产。

    对已解放的东北铁路南段的技术帮助，完全可能对中长铁路大连段现在的工作不造成损失，并且也是保证即将在瓦房店和烟台煤矿区进行共同采煤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6月21日的第9868рс号命令，现在正进行与民主政权的谈判。20节客车车厢和修理货运车皮和机车的转交条件和运营和修理费用的支付方法，将由中长铁路大连段领导与辽阳铁路局领导之间相应的协定决定。

    请您根据这一问题的实质做出相应的解释，因为对中国人类似的请求，苏联外交部在今年春天曾给予否定的答复。1948年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发出指令，委托中长铁路局领导人与东北民主政权谈判并签订“共同恢复和经营抚顺和杨台(Яньтай)煤矿的协议”。协议是中长铁路管理局与东北行政管理委员会工业部之间签订的。

    交通部副部长

    Л.马利克维奇

    1948年10月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67，л.11

    №08997 莫洛托夫呈斯大林请示：林彪请求派遣专家事(1948年10月6日)

    斯大林同志：

    林彪从哈尔滨来电，请求向中国东北解放区派不少于100人的苏联专家小组，人员包括计划、冶金、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及其他工业部门，如财政、教育等各方面的专家。

    10月5日，9人小组在交换意见时认为，不宜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大数量的专家小组，目前应该着重研究以下几点：

    一、令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准备派10名各个部门的苏联专家，具体部门将同林彪协商确定，同时把相应人选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

    二、苏联人员不应以顾问的名义，而应以专家的身份派到哈尔滨。

    三、由我们在哈尔滨的总领事委任命一名非常有党政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此人应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和林彪保持联系。

    四、以后往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同他商量。

    请批示。

    В.莫洛托夫

    手写批注：

    副本送马林科夫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444，л.1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2-5

    №16406 高岗致斯大林函：请求苏联给予经济援助(1948年10月16日)

    机密

    斯大林同志：

    为了在东北发展纺织工业，以满足我们军队和居民的需求，请求您允许在1949年运送2万吨棉花到东北来。否则，我们这里会出现很大的困难。

    因此，恳请您能满足我们现在这一要求，这将给我们很大帮助。致共产主义敬礼

    　

    高岗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维辛斯基、佐林、葛罗米柯、古谢夫、第一远东司

    第6353м号

    手写批注：

    决定：有理由完全满足这一申请。

    决定：费德林，请打电话给对外贸易部，米高扬查询前几年供应棉花的情况，看来，有可能提出一个在1.3万吨的基础上增加供应的问题(最初方案)。

    М.Я.马立克

    12月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11

    №09002 波采罗布致洛吉诺夫函：转交林彪求援的信件(1948年10月17日)

    联共(布)中央

    Л.А.洛吉诺夫同志：

    兹随此报告给您寄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通过外交邮件寄来的林彪于今年9月8日写给斯大林的信。

    信的全文已由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利宁同志以密码电报第30433号于今年9月10日传来。

    对林彪信的答复已由莫洛托夫同志征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于今年10月16日以电报(第20696号)发往哈尔滨。

    附件一，林彪信的中文原文； [84]

    附件二，林彪信的俄文译文。 [85]

    部长高级助理

    波采罗布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

    №1640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1948年10月17日)

    致捷利宾：

    请转交给毛泽东下列内容：

    您1948年9月28日的来信收悉。向联共(布)中央通报了这封信件，这里的领导同志们会很高兴于11月底在莫斯科与您相见，这是事先已经讲好了的。那时，可以对所有的问题交换意见。

    斯大林

    1948年10月17日АПРФ，ф.39，оп.1，д.31，л.43

    №16408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1948年10月17日)

    库兹涅佐夫同志：

    看完师哲的译文，毛泽东马上问我：“是否可以认为，将会派飞机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电报里没有提及这件事。以后，毛泽东说，如果不派飞机来，那他不可能按时到达。接着，他说，在7月份，他写过，有三条路，现在两条路——走陆路和水路已不可能了，只剩下一条路线——航空。他请求我问您，是否会派飞机来。

    对我试图回避以我的名义来询问这个问题，他不满意。他这样说：“那就请您写上：毛泽东请求通知他，是否将派飞机来。”接着，他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那两条路已不能走的理由。

    然后，他逐字逐句地口授，并由师哲译出下列内容：“请写下，在会谈时，毛泽东请求我(捷列宾)，以我(捷列宾)的名义把与毛泽东关于赴莫斯科访问的会谈转达给您：

    1.陆路仍旧很艰难，这条路被敌人截断了，并且路途很长。水路，由于国民党的舰队加强监视和侦察，同样是不安全的。因此，决定请求派飞机来。

    2.在胶东铁路附近危险少一些，特别是，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机场(毛泽东指的是潍县机场)，时间在11月中旬是最适合。

    当飞机已准备就绪时，请通知我们，那时，我们从石家庄附近的地区出发到机场去。这可以完全不用在哈尔滨停留，而直接飞到莫斯科去。”

    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在平绥路地区有战事，路途很长，又不方便，天气也对出行不利。他强调说，在哈尔滨他不仅无事可做，还不好露面。言下之意，指的是在那里有许多非党民主活动家。

    他再三指出，启程的日子根据飞机的准备程度，由你们来定。他会在指定的日子到达机场的。

    他估算，一共应去18人，如果只来一架飞机，那将只能少带一些人去，这不太方便，但总归可以成行。

    他建议把人和行李的数量与任弼时确定一下，人和行李的数量还和7月时确定的一样。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但未必会有变化，他会马上报告的。决定不带陈伯达去，而叶剑英可能去。

    总而言之，在最近的半个月里，每逢相遇，在方便的场合，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他必须出发，他已准备好出发，他将准时到达。

    任弼时直接问，我是怎样看的，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他说，毛泽东写信说，飞机会在指定的日子抵达，他们知道，没有飞机，他们不可能在这个日期到达，等等。

    10月17日发来的电报更进一步坚定他们的信心，他们把“事先已经讲好了的”这句话看成是会来飞机。他们的问题以及建议我自己以我的名义来向您询问，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令我实在尴尬。

    同时，他们准备在这里过冬，毛泽东和任弼时都已准备了取暖设备。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飞机，他们是不会走陆路去的。

    我再次请求您，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就这个问题给我指明行动方针。

    捷列宾

    1948年10月17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4 45

    №164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1948年10月21日)

    致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您收到莫斯科的指示并要求转告他，11月中旬将派来两架客机，他和他的随从人员将被送往莫斯科。飞机飞来的日期和航线适当的时候会明确告知。

    库兹涅佐夫

    1948年10月21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6

    №1641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民主机构拨款(1948年10月25日)

    机密

    1.批准苏联财政部划拨给北满中国民主机构100万卢布，用于在苏联的中国儿童学习费用和给经过苏联中转的中国民主机构代表的开支。

    这笔款项的50％用东北元来销账，另50％用粮食商品来抵偿。

    苏联货币按外贸部的申请单，将1948年度收支平衡表上未动用的预支拨款来拨给。

    2.批准国家银行为在哈尔滨的苏联机构接受北满的中国民主机构交纳的东北元，按国家银行确定的汇率结算出50万卢布相抵的数额，与之结清。

    3.责成外贸部与北满的中国民主机构谈妥关于他们要以供应粮食商品来抵消剩下的50万卢布的账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1

    №16413 佐林致柯西金函：向东北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资金事(1948年10月27日)

    机密

    致苏联财政部部长А.Н.柯西金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拨给去布达佩斯参加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中国东北解放区代表团12万卢布。

    早些时候中国人曾经提出过请求给他们在苏联国家银行开一个100万卢布活期账户的问题。这个问题苏联部长会议正在解决中。

    苏联外交部请求给苏联国家银行指示，给上述的那个代表团拨12万卢布的同时，让他们在解决给东北民主政权提供100万卢布问题之后，把这笔款项清偿。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手写批注：

    急件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15

    №16415 赫鲁廖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处理辽东半岛日产情况(1948年10月30日)

    机密

    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В.М.莫洛托夫同志：

    在日本占领辽东半岛期间，日本人投资建造了各种企业、住房和办公楼。

    日本人撤退之后，遗留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的不动产至今未完全清理好。同时，这些资产中的一部分，已被当地的权力机构或一些个人占有了，或者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除此之外，日本人在他们侵占关东地区期间抢占了相当数量的属于常住在这一地区的苏联公民的企业、楼房和建筑物。这样就使他们蒙受了相当的损失，而这些损失至今尚未清算。

    由于必须准备好在对日和谈会议上讨论战时赔款问题所需要的资料，我们认为恰当的做法是：

    1.着手清点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所有日本的不动产(企业、住房和办公楼及其他建筑物)，不管是谁占有了这些资产。

    2.查明并着手登记居住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的苏联公民因其资产被日本人侵占而遭受的损失，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

    3.查明在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期间被日本人掠夺而至今尚未归还的苏联公民的不动产(企业、住房及其他建筑物)，采取适当的措施将这些资产归还其法定的资产所有人。

    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委托辽东半岛协议区的民政局，会同外交部在当地的领事机构采取以下措施：

    (1)把在辽东半岛协议区的所有日本不动产编写成册，吸引当地的苏联公民参加这项工作，在名册中应对不动产、财产有详细说明，表明其状况和价值，说明以前它们是属于谁的资产，而在登记时又为谁占有。编制该名册时不要中国人参加。

    (2)查明苏联公民被日本人掠夺去的资产，并把他们的损失、亏损及索赔款项一一登记入册。

    (3)查明所有未归还的资产(企业、楼房及其他建筑物)，并采取措施把它们归还给法定的资产所有人。

    在1949年5月1日之前做好上述工作。

    恳请您能同意。

    大将А.赫鲁廖夫 [86]

    手写批注：

    交佐林同志审核。

    莫洛托夫

    11月8日

    已发送佐林同志。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94，д.99，л.1 2

    №16416 佐林致诺维科夫和赫鲁廖夫函：帮助东北民主政权转运货物事(1948年10月30日)

    机密

    致苏联海运部部长Н.В.诺维科夫同志副本送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А.В.赫鲁廖夫同志：

    根据滨海军区司令员比留佐夫同志的通知，关东地区管理局奉东北民主政权的命令，给旅顺港的苏军指挥部区去信，恳求：

    1.利用苏联远东航运局的运输工具帮助转运中国货物。在1948年第四季度要把5万吨货物从拉辛港运到大连港，并把4万吨货物从大连港运往拉辛港。

    2.促成与苏联航运局签订一份合同，在1949年度把37万吨中国货物从拉辛港转运到大连港，再把29万吨货物从大连港运往拉辛港。

    3.组建大连苏中轮船公司，沿着大连到拉辛的航线转运货物，为此目的中方可以交出2艘排水量为2000吨和6000吨的轮船和货运量为2000吨的几条小船(共计1万吨货运量)，同时希望苏方也能拨出总排水量不少于1万吨的船只。

    4.卖给民主政权10艘快艇(航速每小时不少于20海里)。每条船的货运量从100到200吨。

    考虑到辽东半岛、北满和北朝鲜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同时大连和北朝鲜之间的货运量也在扩大。比留佐夫同志建议：

    1.按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规定，把1艘货运量为6000吨的转交给专营在北朝鲜港与大连港之间转运朝鲜与中国货物业务的苏朝“海运”股份公司，因为“海运”公司现在所掌控的载重量(吨位)已不能保证完成在1949年的转运业务。

    2.建议远东航运局协助关东地区管理局完成把货物往返于拉辛港和大连港之间的转运业务。要注意的是，在第四季度北方地区航运期会缩短。

    3.为避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可能产生的纠葛，我们反对把快艇卖给民主政权，也不组建远东苏中轮船公司。

    请对东北民主政权和比留佐夫的请求提出您的建议。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第1、2份给收件人，第3份给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12-12об

    №16417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向中长铁路派遣员工(1948年11月6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В.А.佐林同志：

    为了给中国的长春铁路组织营运工作提供切实的援助，科瓦廖夫同志向联共(布)中央和交通部请求派遣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到长春铁路来出差一年，由局长茹拉夫廖夫来调遣使用。

    交通部请您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

    交通部副部长

    Л.马利克维奇

    手写批注：

    给通金，请回复，送给葛罗米柯同志。

    В.А.佐林

    11月9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67，л.5

    №16419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斯大林函：奖励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1948年11月17日)

    致И.В.斯大林同志：

    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位同志在组建铁道部队，组织恢复东北的道路交通和运送军队(这促进了国民党在东北军队的覆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林彪同志赠送给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位同志每人一辆缴获的汽车。

    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您同意我们对上述两位同志的奖励。

    中共中央东北局

    1948年11月17日

    于哈尔滨市

    АПРФ，ф.3，оп.65，д.144，л.18

    №16622 波格丹诺夫致外交部报告：解放军进入长春的情况(1948年11月18日)

    绝密

    送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长春后的情况报告。

    附件，共9页。

    苏联驻长春总领馆副总领事

    波格丹诺夫(签名)

    兹报告：

    1948年10月22日，苏联驻长春总领馆波格丹诺夫同志、总领馆秘书罗满宁同志、总领馆司机乌格留莫夫(当地的苏联公民)来到长春市。与总领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的还有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的译员萨茨同志、秋林公司分管干部的副董事长克赖涅夫同志(苏联外贸机构资产调查委员会负责人)。

    这个委员会由14位当地苏联公民组成，分别代表以下机构：商务代表处、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苏联影片出口公司、远东银行、国际旅行社和远东对外运输公司。

    根据中共当局的说法，1948年10月中，在沈阳的蒋介石下达了给守卫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的命令，要他们放弃城市，突围并与主力会合。这个命令是从飞机上掷下的。接到这个命令后，第七军司令官(他也是郑洞国第一集团军的司令)召开了军事首长会议，研究执行命令的措施。

    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没有出席会议，他派了自己的参谋长去参加。他同时派出两位军官去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提出如能得到投降的优惠条件，第六十军可以起义。人民解放军总部接受了曾泽生条件。

    17日晨，第六十军举行了起义，让出了自己的防地，即把半个城市让给了人民解放军。在这之前，第六十军司令部也把这事告知了第七军，请他们一同起义，但郑洞国拒绝了。见到大势已去，第七军的大部分军队也在10月18日至19日暗地里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让出了自己的阵地。郑洞国和300—400名军官和军士在自己的司令部——原中央银行大楼内负隅顽抗。第七军的其余部队于10月19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就在同一天，郑洞国电告蒋介石说已陷入绝境。最初该军进行了抵抗，后来，到了20日晚间，他们提出将朝天开枪，让解放军将他们俘虏。但最主要的是不要把他们投降一事登报，因为他们在表面上还要装作忠于蒋介石的样子。

    10月20日清晨6时，郑洞国一部死伤30—50人后投降了。这样，即20日，整个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完全占领。在整个这场战役中，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队的第六十军被俘3万人，第七军被俘2.45万人。人民解放军几乎没有什么损失。第七军原有2.75万人，近3000名士兵和军官在城里逃散了。第六十军连同全体军官一起编入人民解放军。应该说，这是临时性措施，考虑到沈阳也有相似情况，这一措施具有宣传性质。以后，预计会对军官进行清洗。部分国民党的部队直到现在还在不断投降。据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公告，有近万人(主要是宪兵、警察、秘密特务等)逃散了，看来还留在城市里。10月21、22、23日，人民解放军部队在继续捉拿国民党的军官和其他骨干分子，其中包括长春市市长等人均已被捕获。某些机构和人员企图对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首长进行恐怖袭击。例如，市警察局局长的别墅受到扫射，有1名警卫受伤。警察局长的1名司机被打死，汽车被偷走。

    这些以及其他情况的发生是由于解放军在夺取城市的时候组织不力，也就是对一些房屋和其他设施进行的检查和搜寻工作不够，因此一些重要的国民党军官和其他人经常继续在这些房子内居住。对可疑人物和证件疏于检查。所幸各区域已严格戒严，这在以前几乎没有做过。现在情况已有根本改变，市内已相对平静，尽管禁止晚上5点以后在市内走动。

    起初，由于受国民党的宣传影响，整个城市几乎空无一人，留下来的居民不敢进城。

    市中心未受重大破坏。郊区某些地方有些损失。宽城子要塞和铁路沿线居住点几乎全被毁坏。全市的照明、水和供暖都停止了，因为这些设施都被国民党破坏了。很多建筑被完全毁坏。部分机关、住房也遭破坏，长春铁路枢纽也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

    自11月1日铁路各站间的交通恢复之后，长春—吉林的旅客列车已正常行驶。预计，在11月24—25日将恢复长春至哈尔滨的直通列车。

    市领导机构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领导的军事委员会管辖。邹大鹏(ЧжоуЛипэн)被任命为市长。10月22日同我们一起到达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全权代表程子华、长春市市委书记朱光等人。稍后还将有其他干部到达。

    1948年11月1日前，市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领导机构的所有命令和决定均由军事委员会发布。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1号命令，通告居民不要破坏建筑、工业企业和装备，它们应被尽快投入使用。

    全体工人和职员应往市管理局登记，并尽快上班。城市已转到民主政府手中的消息，已用命令向居民通告。第2号命令是关于国民党飞机袭击城市、组织防空的情况。随后的命令涉及建立城市秩序等其他措施。军事委员会和市政府已掌握了足够的食品(4800吨)，主要是大米、食盐、玉米粉等。起初，对饥饿居民无偿发放食品。由于当局的有力工作，10月24—27日市区的大部分地区恢复了电力照明，实际上首先是机关的照明。10月底，某些地区已恢复供水，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碰到很多困难，因为国民党把相当部分的供水系统破坏了。城市的供暖，尤其是机关的供暖，几乎都被破坏，起初是缺煤，后来是因为缺水，供暖系统被损坏，缺乏维修骨干。10月30日，市内8公里长的新的有轨电车线路通车。市内的邮局、电报已启用，国际、国内电话已开通。现在已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不过，中国当局还向秋林公司的代表提出了运进和供应面粉、食盐、灯泡、服饰用品等日用必需品的请求。近期，秋林公司将在这里开设分部。由于废止国民党的货币和发行人民币的原因，市内的商业几乎完全停顿了。商人和小商贩不了解哈尔滨的价格，不敢贸然抛售商品，以防吃亏。起初，商品和食品的价格都乱开，而且所有价格都比哈尔滨的市价高2倍。特别贵重的商品和黄金没有市价，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市价。

    市场上各种日用必需品几乎都有。旧货市场特别热闹，原国民党的士兵和军官在那里出售服装，主要是美国货(连衫裤、制服上衣、皮鞋、睡袋等)。

    当局对私人贸易评价较高，它活跃了市场，补充了粮食供应。随着客运的开通，贸易有望进一步活跃。

    现在市内有大量难民，主要是在封锁期间逃往附近农村的长春市居民。当局在埋葬居民和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封锁和挨饿的日子里，无助和饥饿的居民被国民党军队赶出市内。人民解放军部队为了避免疾病流行和防止特务潜入，也没让这些居民回到住地。这样，在城市附近形成了所谓“死亡地带”。据中方领导人称，在这一地带有近10万具死尸，其中包括病故和被枪杀的。为了防止瘟疫的流传，迄今已掩埋了2万多具尸体。国民党也曾掩埋了近3.5万具尸体。

    通过传单和《长春新报》等，市内居民对中共的政策和前方的胜利都颇有了解。11月1日以前，市内的驻军将完全调出。军事委员会也将停止工作，城市的政权都移交给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市政府，因为长春市是“特别市”。

    在检查总领馆馆址(以前是关东军司令官的别墅)时发现，所有地下室和部分副楼堆满了炮弹和其他弹药。按中方军官所说，要运走这些弹药，需要上百辆汽车。据中方人员称，总领馆大楼显然已经被装置了炸弹。大楼里一片狼藉，所有房间都塞满了杂物、武器、文件、装备、砂土等。不少房间的玻璃都被打碎，门窗受到破坏。有些地方用固定的隔墙或临时的隔板作了改造。修复大楼的具体预算另报。大楼的外表依旧。总领馆的院子很大，堆满了杂物，尽管有些地方遭到破坏，但总体上说依然完整。总领馆内部的建筑(值班亭和两个警卫室)全被破坏，车库已被改建，需要重新修建。总领馆内没有住房，仅有总领事的1套住宅。在1945—1946年间，在距总领馆主楼100—200公尺的地方，为总领馆的其他官员修建了住房。这些住房全部被毁坏，只剩下残壁和管道。仅有1幢有两套住房的别墅多少还算完整，但也需彻底检修。

    10月24日，在检查了总领馆馆址后，我们会见了市长。经过谈判后，市长给总领馆派来了警卫，还答应近期将运走馆内的所有弹药。同时，我们向市长提出请求，希望给我们提供一个临时场所，我们提出要1945—1946年间中长铁路副董事长卡尔金同志曾居住过的那幢别墅。据了解，这幢别墅已拨给中国恢复工作管理局使用，管理局当天就已根据命令进驻。由于市内局势不稳，当局在门口派了武装警卫。

    除了总领馆的几幢大楼外，我们还视察了原沙皇时期的领馆大楼和馆址，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别墅和原关东军总司令部大楼。沙皇时期的原领事馆馆址内共有13幢建筑。沙皇时期的原领馆是1座两层楼的建筑，在国民党占领时期和现在均为医院。靠近领馆另有6幢楼，其中4幢大一些的是兵营，2幢小楼是辅助设施(这里曾进驻军队和作为领馆工作人员的住所)。这些建筑约有50％被保存了下来。

    在这个区域内，日本人建造了7幢军营式的平房。这些房子现在只剩下残壁。这个区域坐落在远离城区的中国人居住区内(岗东路和镇虎屯街角)，因此，我们和苏联的其他机构对此都不会有兴趣。所以，我们认为，待我们的所有权确定后(这是无疑的和无可争辩的)，要使这些建筑免遭破坏，必须把他们租给中国当局。原关东军司令部大楼现为市卫戍司令部占用。原张景惠别墅现为部队占据。建筑物已很破旧，但整修后仍可使用。

    尽管中国当局承诺要把总领馆内的弹药加以清理，并检查是否埋有地雷，但至今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们认为，他们就是怕干这件事，因为他们缺乏富有经验的扫雷人员。

    据估计，要恢复领馆所属的大楼的正常工作，需要花费大笔钱——约50万外汇卢布。此外，总领馆的地区，虽从位置来看十分方便，但范围太大，需要大量警卫力量，至少要有3—4个24小时的岗哨。

    我们现在占用的中长铁路别墅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里面还有些家具，照明和其他设施都正常。在这个建筑内完全可以满足办公和居住的需要。这幢别墅离市中心不远。

    苏联在长春的贸易机构现在打算开设1间不大的秋林公司的商店，3家电影院和1所远东银行的分支机构。在长春的中长铁路沿线将设立5个营业区。

    长春有个苏联侨民协会，与20位当地的苏联侨民有联系，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我们来后，给他们提供了粮食、燃料等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被安排到苏联机构(中长铁路、秋林公司)去工作。

    苏联驻长春副总领事

    П.В.波格丹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82，д.109，л.1-8

    №08994 佐林呈莫洛托夫请示：为中长铁路提供技术援助(1948年11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据苏联交通部副部长马利克维奇同志报告，东北政权向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提出请求，请求把已经解放的中长铁路南段(石河—辽阳)的机车和车皮送大连机车车辆厂修理，同时再拨20节旅客车厢，拨10套给水机组给民主政权，以便恢复东北南部铁路的给水系统。

    苏联交通部认为，为解放区铁路提供技术援助是完全可能的，无损于中长铁路大连段的工作，而且对于未来共同制订瓦房店和杨台(Яньтай)的煤矿方案也是必要的。关于此事，现在正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7月21日的命令(第9868рс号)同东北民主政权进行谈判。

    客运车厢的交接条件、使用费用支付程序以及货运车皮和机车(火车头)的交接条件和修理费支付程序，可通过中长铁路大连段主任和辽阳铁路主任协商确定。

    我认为，可以满足东北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

    请您指示。

    В.佐林(签名)

    1948年11月8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9，л.2

    №16421 卡尔金致通金函：向中长铁路派遣苏联专家事(1948年11月19日)

    通金同志：

    来信谈谈中国长春铁路中苏股份公司挑选干部和把干部班子配齐的事。

    经过几次胜利的战役之后，中国人民民主联军把国民党的军队从东北赶了出去。中国长春铁路现在已经恢复运营了。不久火车就能通行无阻地从哈尔滨直达大连。在长春铁路沿线，那些以前被国民党盘踞的区域，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没有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做到把长春铁路的全部资产，也就是苏联和中国的共有资产监管保护好，也无法确定由于战乱给中长铁路造成的物质损失。

    中国的人民民主联军毫无疑问会经营那些已被解放的铁路区段，并使用中长铁路的资产，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根据1945年签订的中长铁路协定，遵循保障苏联利益的途径来进行。

    在中长铁路的主管以及少量的苏联铁路工人在场的情况下，人民民主联军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使用中长铁路的北段，他们使用这段铁路两年的经验使得双方应有的相互理解得以确立，并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关于民主政权根据自己的目的在实践上使用中长铁路财产的问题。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基本上保住了，已建立起应有的秩序，铁路运营正常。

    中长铁路在南部区段的资产比在北部区段的要重要好几倍，因为在这一区域内铁路的交叉点很多，如长春、沈阳、四平街、大石桥、苏家屯等。集中了比较大型和有价值的工厂、车库、机车车辆修配厂、仓库、管理机构和各区的楼房、医院、大专院校、煤矿井等。

    这种情况暂时要求苏方根据中长路北段现行的原则和相互理解的经验，保证对中长铁路南段资产的监管，以防它们被盗窃、破坏或者瓜分。

    为了保证这个任务，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调派不少于500个有各种专长的苏联铁路员工来中长铁路主管手下工作，这些人同时还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就像在东北北部地区那样。

    派遣苏联铁路员工到中长铁路南区段来，将由他们领导的主要企业、工厂、车库、机车车辆修配厂、仓库等组成苏联和中国的共有资产。除了保证保障好这些资产不被损坏、偷盗之外，还保证了苏方的指挥站点，以后中长铁路产业的管理权等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并防止苏方的资产份额蒙受巨大亏损。

    恳请您将以上提出的问题向外交部的领导报告，以便给交通部和其他相关机构发出必要的指示。

    中将卡尔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67，л.3-4

    №1642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1948年11月21日)

    斯大林同志：

    近日我偶染微恙，在苏联大夫的帮助下健康状况已略感好转，但尚需休息几天。此外，徐州城下的战斗正处于最激烈的阶段。同时还须组织唐山—天津—北平一带地区的战役。为此，只能把我前往莫斯科的日期推迟一下。原先确定在11月中旬启程，在11月底能到达莫斯科，而如今预定在12月份动身，即12月中旬或12月底才能到达莫斯科。

    是否可行，盼您回复。

    毛泽东

    1948年11月21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7

    №08995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派遣专家帮助东北铁路恢复运行(1948年11月23日)

    机密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向东北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实际帮助组织铁路运营工作。

    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支持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苏联交通部同意派上述铁路员工小组，并已把这一问题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审批，同时还征询了外交部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部长会议有关机构起草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东北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的命令草案(附件)。

    考虑到已经向东北派出了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工作人员小组帮助民主政权修复桥梁(现在该小组已结束工作)，我们认为，同意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去东北是适宜的(派出期限一年)。

    请您指示。

    А.葛罗米柯

    1948年11月23日

    文件送：波特鲁巴奇、葛罗米柯(附上附件)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给以答复，外交部不反对。

    莫洛托夫

    11月2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67，л.6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9，л.3

    №1417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推迟访苏(1948年11月23日)

    绝密

    文本第3号

    续第50016号密码电报

    情况说明

    上述(11月)23日电文的开头有如下内容：

    毛泽东同志：

    您11月21日来信收悉。

    由于前方战事，情况有变，您把到我处访问的日期推迟几天，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当形势允许您能实现来莫斯科访问的愿望时，请提前几天把日期和地点通知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飞机给您派过去。

    祝您早日完全康复。

    菲利波夫

    1948年11月23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8

    №16426 葛罗米柯致马利克维奇函：向中长铁路派出苏联员工事(1948年11月24日)

    机密

    苏联交通部副部长

    Л.П.马利克维奇：

    回复您今年11月6日发来的第4 2660с号信。

    苏联外交部同意满足科瓦廖夫同志的请求，派出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到中国长春铁路局出差一年，他们的工作由铁路局主管茹拉夫廖夫同志安排。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2，д.67，л.7

    №16606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经济发展状况(1948年11月25日)

    绝密

    苏联外交部

    莫洛托夫同志：

    人民解放军完全解放东北后，南满的主要工业基地全部转入东北政治行政委员会的手中。

    现在，东北的民主政府掌握了通化、抚顺、本溪湖和公主岭地区的黑色金属和煤矿的最大型基地。

    根据现有的远非完整的资料(日本方面的资料)，通化地区的铁矿石蕴藏量有12亿吨。矿石的含铁量平均达35％—65％。这个铁矿石基地日本人未能全部开采。1944年，通化地区开采了45万吨铁矿石，差不多全部运往离通化350—500公里的鞍山和沈阳的冶炼厂去加工。

    如果不算2个10—15吨的高炉和1个电炉(他们是用作生产实验和为了当地矿场的需要而开设的)，通化没有大型的冶炼厂和高炉。

    特别要提到的是，离铁矿石产地4—5公里就有巨大的焦煤矿床，据日本人的资料，其蕴藏量达2.3亿吨。这就有可能在通化建设大型高炉的冶金工厂，可就地生产铁和钢。抚顺煤矿拥有5.5亿吨的蕴藏量，还有50亿吨的沥青。1944年，日本人开采了646.2万吨煤，占整个东北煤产量的25％。

    日本人在抚顺煤矿附近建立了东北最大的工业联合企业，把沥青加工成各种技术用油和汽油。1944年，联合企业生产了19.1万吨原料油、6万重油、2.3万吨石蜡、1.2万吨硫酸铵和3800吨汽油。

    机械厂为煤矿生产了各种机器、装置、电气机车、客车车厢和运货车厢。

    这一年，化工厂生产了2.34亿立方米蒙德煤气、1975吨杂酚、80吨氧、23吨氢、30吨焦炭和500万立方米的城市用气等。

    火药厂生产了1700吨硝酸火药。

    除了上述工厂外，还修建了铝厂、电灯泡厂和生产橡胶制品的工厂。

    在本溪湖地区，铁矿石的蕴藏量达3.4亿吨，含铁量平均达32％。那里还蕴藏有1.9亿吨焦煤，铁矿石全部在本溪湖和沈阳的冶炼厂里加工。

    公主岭铁矿矿床(在沈阳西北方200公里处)的蕴藏量近10亿吨。

    除了上述铁矿和煤炭矿床外，在民主政府影响所及地区内还有鞍山、安东和沈阳等地的大型炼铁、炼钢厂、金属加工厂和机械制造厂。

    由于在东北进行了3年的内战，相当数量的炼铁、煤炭和其他工业企业停止了生产，重要的装备和设施被国民党运往华北和华中地区，或者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和毁灭。

    通化的铁矿和煤矿矿井大部分被水淹没，或遭到破坏，矿井机械设备几乎全都不能工作。

    目前，虽然部分保存下来的矿井每昼夜可以开采300—400吨矿石，但开采铁矿的工作未恢复。现在，通化每昼夜采煤不超过400—500吨。通化地区的资料详见附件。

    抚顺煤矿的全部地下矿井都遭水淹。其中30％—40％曾遭地下火灾害。露天矿场也被水淹近半。这里1948年每昼夜的采煤量曾达1500—2000吨。矿井里的机械设备都遭水淹，可移动设备(电子机车、翻斗车和小型货车厢)需要修理和恢复。

    据所获资料，机械厂、铝厂、煤气厂和车厢厂以及加工机械保养用油的综合厂的设施和装备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国民党由于没有硫酸铵、硫铁矿、铸铁件和矾土等原料和物资，未能使这些工厂投产。

    只有车厢制造厂、汽车修理厂为完成军事订货而曾经开工。此外，焦煤厂和炼油厂的几个机组曾定期开工。

    国民党人曾使抚顺联合企业的发电站恢复投产，这厂现在仍在发电，完全可以满足生产用电的需求。

    抚顺联合企业曾花了2年时间专门在图里窝(ТуРиво)、新台窝(Синтайво)和罗锅袋(Рокодай)等地(在沈阳以南)的田地大规模植树造林，但都被国民党以军需为由而砍光。现在，煤矿企业将面临建矿和塔脚手架所用木材严重缺乏的困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48年7月，国民党的工业部曾将抚顺联合企业转给私营的煤炭工业公司生产(这家公司有美国人参与)。该公司便着手从被淹的矿井中抽水，而且已经开始采煤，每昼夜达2000吨。

    1948年8月中旬，为了研究抚顺联合工厂赢利的可能性，派来了一个以名叫罗杰斯的美国人为首的委员会，还有381名曾在这个联合厂工作过的日本人。这个委员会仔细研究了联合厂，似乎表示了这样的意思，想要使联合工厂开足马力，在1948年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没有意义，因为回收投资需要10—14年才行。

    有关公主岭、本溪湖的铁矿和煤矿井，鞍山、沈阳等地的工厂，以及它们遭到破坏程度的详细资料，我们手头暂时还没有。我们将会采取措施，获取这些资料，以后再补充上报。

    除了拥有大量的铁矿、煤炭以及其他矿藏外，必须指出，东北，特别是在它的北部，还有丰富的黄金矿藏，估计可达3780吨。这些资料说明，在东北发展黄金工业的前景十分诱人。北满一带产量较高的地区有：

    1.呼伦贝尔以北，中长铁路和黑龙江之间的地区。

    2.黑龙江省北部，阿里呼里—阿林(АльхуриАлинь)大片地区。

    3.松江省和吉林省东部的穆棱河和松花江上游的绥芬河流域。

    恢复东北的庞大工业和铁路需要大量的木材，北满有大量的木材资源，达37.16万立方米，其中针叶林有14.766亿立方米，阔叶林有22.424亿立方米。

    虽然东北的木材蕴藏量十分丰富，但木材的采伐工业很薄弱。运往中长铁路各企业的大量建筑木材，目前完全用于修复铁路。1949年铁路对木材的需求量达145万立方米。仅仅中长铁路的木材需求都无法保证，而且还要恢复工业，况且这些木材仅够用6—7年。因此，特别需要同中国人在汉西雄(ХансиХсюн)地区和牡丹江的木材企业进行合作。

    由于北满的民主政府中没有大型的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企业，所以南满工业的恢复问题对巩固东北的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方不止一次地说，南满是东北的鲁尔 [87] 。不恢复南满的经济，就无法使整个地区的经济向前发展。

    中方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冶金、煤炭和机器工业的恢复工作。因为，第一，他们缺乏上述领域的中高级专业干部；其次，他们需要大量的大型工业装备和机械，这些都必须从外边输入。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并加紧准备在近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进步党派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亲美的派别，也将参加政府。这些亲美人士无疑将会利用提供专家、供给机械装备和建立各种股份实业公司等渠道，依照他们“主子”的指示，力图在中国，首先在东北，推行扩大美国影响的路线。

    据说，美、英把在沈阳的总领事馆保留下来。对我们来说，也不感到意外。这些领馆无疑将是推行上述工作的基地。

    为了防止英、美在东北的扩张，为了巩固我们在这里的经济阵地，我们认为，应及时在这里同中方合作组建平等的股份企业，向他们派遣各类工业专家，提供工业设备。

    根据苏联同中国民主政权已经签署的关于合力修复瓦房店和抚顺煤矿并使之投产的协议的例子，我们深信双方都乐意共同建立这类企业。

    从我方来说，我们的注意力似应首先集中在诸如通化地区的铁矿、煤矿，抚顺的煤炭联合企业，鞍山的冶金联合企业，以及黄金工业、森林工业等东北的这类关键经济项目上。

    如果上述问题能引起重视，我们认为最好能尽快向东北派出我们的高级专家，包括经济、地质、冶金、机械制造、采煤、林业等专家，让他们就地详细了解我们感兴趣的项目的情况，并为我方政府做出相应决定提供必要的资料。

    附件，34页。 [88]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签名)

    文件送：莫洛托夫秘书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32—935页

    №16427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呈送高岗请求转交的材料(1948年11月26日)

    绝密

    莫斯科

    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随函向您呈上高岗转交给我的：

    1.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把汽车送给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同志作为礼物的原信(及俄文译文)。

    2.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以科瓦廖夫为首的一组专家完成铁路恢复运营及组建了铁道部队事宜做出决议的副本。

    3.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采取措施修复东北公路的决议副本。

    第三条关于中国共产党人要采取的具体措施的信息，容我随后向您补充报告。

    随文附录。 [89]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文件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АВПРФ，ф.3，оп.65，д.606，л.17

    №08996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函：科瓦廖夫请示回莫斯科事(1948年11月26日以后)

    莫洛托夫同志：

    在11月26日给您的电报(直接接收)中，科瓦廖夫同志(在此之前同专家小组在东北)请求来莫斯科几天。从电报中看出，科瓦廖夫同志已在赤塔。所以，此问题应当立即解决。

    葛罗米柯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

    №16428 古谢夫致库兹涅佐夫函：尽快派遣医生为林彪诊断(1948年11月26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兹涅佐夫同志：

    请您对向哈尔滨派去医生以帮助确诊林彪病情这一问题尽快做出决定。 [90]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古谢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1份收件人、2份档案室

    АВПРФ，ф.3，оп.65，д.582，л.145

    №16430 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恢复苏新贸易和经济合作(1948年12月7日)

    机密

    斯大林同志：

    1946年11月新疆省政府的领导人张治中向我们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转达了中国政府想让苏联和新疆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建议。

    在经济合作方面，中方建议在新疆组建一个合资股份公司，在双方权益均等的原则下进行锡、钨及石油的勘探和开采。规定公司的董事长由中方指派，而执行经理由苏方派人担任。外贸部认为此建议可行，可作为谈判的基础。

    在贸易方面，中方建议苏方的贸易业务由苏联的商务代办来办理，而中方的业务由政府的商务机构和私营公司来操作。这些经营外贸业务的公司须由政府核准。贸易可以用易货的方式，或者用共同协定的货币来进行。所买卖货物的清单双方应该预先商定好。除了要限定与我们进行贸易的公司的范围这一条件外，这一建议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1947年4月对外贸易部对恢复与新疆的经济关系这一问题已经准备好了提案。但是既然外交部认为此时与中方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是不合适的，外贸部就没有把提案呈交给政府。

    在1947—1948年期间，在新疆的中国高级官员遇见我们的总领事时，不止一次地谈到与我们恢复贸易这个问题。在遇到我们驻新疆的商务代办时，他们也如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今年1月，在新疆的中国外交部全权代表刘泽荣注意到商务代办的意见，即他认为现在就与新疆政府的商务机构开始做几宗易货贸易是不合适的，因而说出了这样的话：“看来苏方对中国政府的建议是不会很快回复的。”

    今年11月1日南疆部队司令部政治参谋蔡汉新(ЦайХаньсин)告诉我们在喀什的总领事说：“新疆政府已经同意在这个地区组建3—5个与苏联和印度进行贸易往来的商务机构。”

    今年11月底，很多有名的商人到乌鲁木齐来向我们商务代办处提议要把羊毛、生丝、制革原料、毛皮卖给苏联，以换取苏联的商品。在此情况下他们还引证说，他们一定能拿到新疆省当局签发的可以与我们进行贸易的许可证。

    中方对与我们进行贸易如此有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被他们控制的新疆地区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所以可以指望他们会向我们做出让步，我们一定可以按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进行与他们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谈判。

    虽然张治中现在在南京，但是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新疆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谈判可以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全权外交代表刘泽荣先开始进行。此人在张治中在新疆时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提出，要尽快答复中国政府对这问题提出的建议。

    外贸部认为，不应该再推迟解决这个问题的谈判了，因为继续拖延未必对我们有利。

    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会进一步巩固我们在新疆的地位，使我们和新疆居民的边境贸易以及苏联冶金工业部门在新疆阿勒泰和伊犁边境地区进行稀有金属的开采合法化。

    除此以外，在商品方面，现在我们在边境地区采购的商品，今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商品从新疆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换来5000—6000吨牛羊肉、约3000吨羊毛、约60万张小块皮革、40—50万根肠衣以及干果和其他一些的商品，同时在这些货物中，部分商品还可以卖给其他国家。

    外贸部建议与中国人的谈判依照以下的原则进行：

    在经济合作方面，同意中方提议的在平均分配的原则下组建苏中股份公司。但要做到，这个公司不仅在新疆全部地区上有锡、钨及石油的勘测和开采权，还要有勘测和开采稀有金属的权利，讲妥除了要满足新疆内部需要的那部分产品外，我们还有权收购公司生产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产品。

    在贸易方面，基本上采纳中方提出的建议，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给商务代表处和苏联外贸机构提供自由选择客户的权力。在预先与中方谈妥与新疆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基本条件后，最近一年期的相关协议和与新疆的贸易额的计划草案会呈报给你们的。

    与在新疆的中国政府代表谈判事宜可以委托苏联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А.И.萨维利耶夫和我们在新疆商务代办的А.Н.伊夫琴科。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 [91]

    米高扬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达成协议。

    Β.莫洛托夫

    12月1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8，л.8-11

    №16431 罗申与史蒂文森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2月9日)

    机密

    12月9日，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休假回来后来拜访我。

    史蒂文森告诉我，关于给阿列尼切夫发到香港去的签证的问题，目前伦敦不会给他以签证的。他借口说，一些英国代表因为他们的轮船和货物的缘故在摩尔曼斯克发生了一些急待解决的事，外交部拒绝了给他们发到摩尔曼斯克去的签证。

    我问史蒂文森，我们的轮船来香港运货要卸下2辆小汽车，我是否可以期望香港当局会给这些小汽车发许可证，这些小车是要从香港开到广东去的。史蒂文森感兴趣了：为何目的要让小汽车到广东去。我回答说，外交使团的领导通知所有的代表说，中国政府要迁往广东，为保证自己的汽车运输，我要预先把车子送到那儿去。他感到奇怪，提了个问题：“大使馆真的要搬到广东去？”这下轮到我问他了：“英国大使馆会随政府一起搬过去吗？”对此，他们以坚决的口气申明：他绝不从南京搬迁到任何地方去。如果政府真的迁往广东，那他也只限于把自己的秘书和参赞派到那里去，或者把大使馆的职权委托给英国驻广东的总领馆。回答我的问题——什么理由让他这样做时，史蒂文森解释道：第一，中国政府迁离南京，将来形势境况如何是完全不可知的。第二，什么政府迁往广东？据他所知，各种不同的元(纸币)被运送到这个国家各个不同的城市、各个不同的部门，有搬到重庆去的，到台湾去的，也有到湖南去的。第三，在广东绝对不可能为使馆找到合适的处所，而住在指定的旅馆里他可不愿意——这种旅馆里没有电，没有电梯，总的来说，任何要用电的其他舒适设备都没有。第四，他申明，认为如果南京将被遗弃不顾的话，那么很难相信现任的中国政府还会存在下去。主要原因是，如果在南京将组建新的联合政府，那么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入境许可，而这还与承认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留在这里，在当地可以看得清楚一些：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

    接着史蒂文森问我，在蒋介石周围的人中，谁能劝他离开中国。我回答说，在他身边的人中未必能找出这样一个人来，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这时，史蒂文森这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一大群国民党的活动家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选出几个人当代表到蒋介石那儿去，并且这个代表团直接向他宣布：“英国不再给我们提供援助，我们已经四面楚歌，在这样的状况下，您也很难干下去了。您累了，因此您也该去休息一阵子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代表团应当按照中国的所有仪式行事，吴铁城可以担任这一代表团的领头人。

    我回答说，依我之见，不论吴铁城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未必能担负起这个使命，而且总的说来，这个代表团未必能获得成功。蒋介石是站在将战争继续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上的，而他周围的CC派集团也站在和他相同的立场上，所以蒋介石是不会接受任何谈话和建议的。这时我问史蒂文森，是否可能，美国会给蒋介石一大笔借款，或用军备来帮助他。他回答说，蒋介石从美国那里再也拿不到什么了。蒋介石夫人这次美国之行是以一无所获告终的。

    说完这个，史蒂文森问道，孙科是否能组成新内阁？我回答，已经过了两个星期，目前他还躺在医院里，任何一个部的部长候选人都还未选好。这时我问他，按他的意见，谁可以入选孙科内阁？史蒂文森回答，新的候选人他也不知道，而且孙科没有蒋介石帮助不见得能做出什么事来。

    我们的会谈到此结束了。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立克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9，л.82-84

    №09015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东北民主政权所赠物品(1948年12月10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我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为感谢在建立铁道兵部队、恢复铁路组织和修复铁路工作中所给予他们的援助，决定授予所有苏联专家每人一枚优秀奖章，此外还决定给我一部战利品汽车和两个花瓶。我对林彪、高岗和其他同志表示了感谢，但谢绝接受优秀奖章、汽车和花瓶。但我离开哈尔滨的这天，组织委员会主席李富春同志把装有花瓶的箱子带到了车厢里。我说不该这么做，他回答说：“我是受中央局的委托把花瓶送给您，如不接受，我们认为是瞧不起我们。”请您指示，我应该把花瓶交给谁。

    И.科瓦廖夫

    手写批注：

    可以把花瓶留给自己。

    莫洛托夫

    12月20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3

    №16432 马利宁呈莫洛托夫请示：中共中央请求援助事(1948年12月13日)

    绝密

    莫斯科

    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派专家，支援设备及为恢复在东北的工业生产所需的物资清单。

    清单是中国人编制的，为证实他们以上的需求，通过科瓦廖夫同志向我政府提出请求苏联在这些方面给予援助。

    呈上清单(已从中文译出)，请予指示。

    附件，5页。 [92]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手写批注：

    送给葛罗米柯(加上附件)，附件有5页。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62

    №08999 贝舍夫和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帮助恢复东北交通(1948年12月16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莫洛托夫同志：

    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把大连铁路枢纽车站上所停的中长铁路备用车辆(100台机车、3000节货车车厢和200节客车车厢)交给东北铁路，同时把解放区线路上的车辆和其他铁路设备送到大连中长铁路机车修理厂、道岔和信号装置厂修复。

    此外，民主政权请求帮助整顿临时恢复的中长铁路南段(奉天—瓦房店)的运行，那里存放着大批被毁的通信器材、信号装置、给水设备和车站设备，为此需把修好的列车、抢修车、中长铁路仓库的物资从大连运来，同时还要派铁路专家来。

    茹拉夫廖夫和马利宁同志支持中国人的上述要求，请求满足这一要求，同时请求再额外给东北派170名苏联铁路专家和员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长春—奉天—石河—条约区边界)。

    现在大连枢纽有修理好和准备使用的货车车厢2540节、客车车厢342节、车头114个。它们是1946年春天从作战地区疏散到大连的。

    如果铁路段恢复，那里还有修复好的火车，配有专家人员的抢修车。大连中长铁路仓库里有恢复通信、供水和其他铁路运营目标所需的材料和设备。

    考虑到大连枢纽必须保持备用车辆以保障辽东半岛苏联部队的要求，可以把50个车头、1500节货车车厢和130节客车车厢交给东北铁路北段。

    这一措施不能满足对北满铁路车辆的总的需求，因为人民解放军正加紧在东北南北调动，铁路上无车皮可利用。所以，往苏联运送粮食、煤炭、木材和其他货物(为此已占用956个车皮)，没有充分的车皮保障。

    从哈尔滨向大连运送货物，要想恢直通列车，还需增加车辆。

    保障东北铁路车辆的补充来源，除从大连中长铁路备用车辆拿出一部分外，还可：

    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制造1000节新车皮，办法是利用大连保存的日本人留下的半成品车厢。为此所需木材可由东北北部提供；

    把1946年从东北疏散到苏联境内的日本车皮运回东北，现在在远东铁路上，没有使用的日本车辆有：机车66台，货车车厢842节，客车车厢112节，此外还有20台德国机车。所有这些车辆都需要修理，可在哈尔滨进行，由民主政权出资。

    运回这些车辆对远东铁路没有损失，因为把他们改成宽轨要花大笔资金和大批材料。以前改造过的机车仅作为机动机车使用，而车厢——作为地方交通的专用车使用。由于没有备件，修理它们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认为宜采取以下措施：

    一、从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50台机车、130节客运车厢给东北民主政权；利用日本留在大连的车辆半成品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为东北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

    此外，从远东铁路战利品中抽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给东北民主政权。

    二、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一)从远东区派出修理系专列到条约区界限以外的中长路段进行修复工作；

    (二)在大连中长路工厂为东北铁路修复车辆和生产设备；

    (三)在石河站(条约区边界)同东北铁路交换车辆；

    (四)给东北再派170名铁路员工。

    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您批准。

    Б.贝舍夫

    А.葛罗米柯

    1948年12月16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长春铁路事宜的命令(草案)

    (1948年12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一、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一)从中长铁路大连段储备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130节客运车厢和50台机车给东北民主政权以组织东北铁路的运营；

    (二)在1949年5月1日之前，按照同东北民主政权签订的协议，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利用工厂现有的日本半成品和原材料为东北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

    (三)在大连中长铁路工厂按照协议规定为东北铁路的机车和车辆进行大修、中修，生产信号和通信仪器以及道岔设备；

    (四)从中长铁路大连使用区派出修复车专家队和必要物资，参加条约区之外的中长铁路段的工作。

    二、批准苏联交通部：

    (一)在远东铁路，从战利品和1946年从东北运来的机车和车辆中抽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与东北铁路北段；

    (二)另增派170名具有专业的苏联铁路员工交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指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时间为一年，并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的命令(第5970рс号)和1948年12月13日命令(第18 593рс号)之规定，给予他们所有权利和优惠。

    三、第二(二)项所指人员出差的全部费用(苏联货币)500万卢布，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9月3日的命令(第12717号)之规定，在中长铁路运营收入中报销。

    四、责成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保证沿东北铁路向大连运送所有物资。条约区铁路和其他东北铁路之间车辆交换在石河站进行。

    五、允许苏联外贸部、武装力量部和交通部沿东北铁路向大连运送或从大连运出自己的货物。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25-30

    №090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铁路专家组在华工作情况(1948年12月16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东北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亲自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路段。

    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东北中部的大型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松花江上桥梁970米，饮马河上桥梁320米，伊通河上桥梁200米；吉林至长春方向，吉林市附近松花江上桥梁420米，饮马河上桥梁190米。

    上述铁路线的及时修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长春市重兵集结，然后是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

    这些城市里的被围之敌——国民党军被歼之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镇，这有力地促进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

    由于铁路的修复，从今年11月25日起，奥特波尔—绥芬河—旅顺之间有了直达火车。

    东北铁路的顺利修复是实施大规模组织措施的结果，这些措施是苏联专家制定并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的。

    根据这些决定建立了：

    一、交通部恢复工作管理局和管理局修复处。

    二、铁道兵兵团，人员3万人，下编4个旅、12个专业营和6个独立连。他们装备有相应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这些设备和工具是从东北就地找到的，部分是从苏联运来的。

    在工作过程中教会了铁道兵道路修复方法。

    三、修复工作供给机关和保障基地(负责枕木、木材、金属结构、道路固定件和小工具的供应)。

    四、哈尔滨机车修理厂专门桥梁基地(负责修理和制作金属桥梁构件和专门桥梁设备)。

    桥梁基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建造了大型的80吨的悬臂吊车。所造吊车保障了许多大型桥梁的迅速恢复。

    在哈尔滨修建了专门的军事仓库，为铁道兵修理、制作工具和设备。

    除帮助修复铁路外，应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请求，我们拟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站段机关的机构和编制，该机构和编制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准并已实施。

    还对东北公路、大路和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拟定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修复和整顿这些交通的决定草案。

    由于当地居民大批盗窃铁路物资，我们拟定并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颁发了制止盗窃和回收被盗物资的决定。

    根据中央局 [93] 的请求，我对以下问题提出了许多咨询意见：工业恢复和利用，制定财政计划，征收流通税，对酒类实行国家专营，国家和合作社之间实行非现金结算，不动产的义务保险等。

    但是，由于缺少应有的专家，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上，我们未能给予全面的帮助。

    由于消灭了国民党部队和全部解放了东北，人民民主政府提出了迅速恢复东北工业和交通，把东北变成中国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基地的任务。

    因此，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东北局林彪、高岗和陈云同志要求向您报告，他们急需以下几方面的援助：

    一、派各种工业专家和财政计划专家来。

    二、修复东北以外的铁路，首先是山海关—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济南、济南—徐州段铁路。恢复东北境内的给水系统、抽水设施和车站。

    三、恢复奉天和东北境内其他军工厂并组织生产。

    尽快恢复抚顺煤矿、鞍山和本溪钢铁厂的生产，建成小丰满大型水电站并开始供电，奉天、长春和哈尔滨地区的工厂都将用水电站的电。

    四、在哈尔滨、长春、奉天和吉林建立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培养中国干部。　

    五、向军队派遣组织和训练的顾问以及部队后勤建设的顾问。

    东北局特别要求强调指出，急需派专家来以取代一大批在东北许多极重要企业里工作的反民主和进行间谍工作的日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

    按照我们的意见，为保障中国同志提出的要求，至少给中国派500名专家，包括计划人员、工程和工业恢复的人员以及开工组织的人员。

    其中，燃料和电能工业40人、冶金和化学工业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林业和造纸20人、建筑材料20人、军事工业35人、轻纺工业20人、食品工业20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8人、农业15人、交通(铁路、水运、航空、通信)116人。

    国民教育13人、卫生保健55人、财政20人、贸易20人(内贸和外贸)、预算6人、会计10人。

    专业技术学校和学院教师50人。

    上述专家将有可能利用当地资料保障一些工厂的运转，待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再帮助制订企业全部恢复和生产计划。

    如果您决定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我认为必须在苏联部长会议下成立特别小组或委员会。委托该小组：

    一、研究与帮助民主中国恢复和发展工业及交通的有关问题，制订统一的苏联有关机关和部门的实际措施计划，为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相应的提案。

    二、研究经济、原料来源，研究设备、材料和信贷需求。

    三、领导苏联专家的工作，帮助组织培训地方干部。

    委托该小组研究同保障中苏中长铁路公司活动有关的问题。

    И.科瓦廖夫(签名)

    1948年12月16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84-94

    №0900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向中共提供经济援助事(1948年12月17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一、林彪在今年9月10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请求向东北派100名苏联专家，其中包括国民经济计划专家和其他工业部门专家以及工业学院和军事铁路学校的教授和讲师。

    我认为，对于东北民主政权的这一要求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但这一申请还不详细，有许多地方还不清楚到底需要哪些专家，我认为必须征求林彪的意见，订正上述申请，然后才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国人的这一请求。

    二、根据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政权在今年11月底，请求使用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和设备以恢复中长铁路奉天—瓦房店段，使奉天—大连段通火车，同时还要求向大连中长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信号厂和道岔厂订货。茹拉夫廖夫同志和马利宁同志支持上述请求，因此，他们认为应再向东北派去170名苏联铁路专家。关于这个问题，我和贝舍夫同志联名打了报告，并附上了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草案。

    三、高岗在今年10月11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要求给东北民主政权额外提供铁路设备和物资。

    莫斯科于11月中旬收到这一申请并送交斯大林同志秘书处。

    我认为妥善的办法是：外贸部和交通部共同研究这一申请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外交部不知道这两个部的意见，很难对这一问题提出什么意见。

    四、高岗在今年10月1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要求为东北纺织工业提供2万吨棉花。

    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指示，这一申请已纳入对东北出口计划，该计划将由对外贸易部提交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五、高岗于12月9日拜访了当时在奉天的雷斯科夫同志，请求保证鸭绿江上的电站(以前已交给朝鲜人)也为东北所用。我认为，对中国人的这一要求应该给予重视。但是，中国人应该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这方面的建议。什特科夫 [94] 同志同意这种意见。

    六、除本报告中所列举的中国民主政权的请求，还有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的其他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在12月16日寄给您的专门报告中陈述了这些要求。

    我认为应该委托贝舍夫、科瓦廖夫同志和我把中国人的请求整理成一个文件，拟定中央对这些请求的决定草案，然后送您审阅。这一工作可在2—3天时间里完成。

    可以把本报告中第二条陈述的中国人的请求单列出来，并拿出相应的方案提交批准，无须等其他问题的材料和决定草案拟定出来。

    请您指示。

    葛罗米柯(签名)

    1948年12月17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2-14

    №09003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局给苏联专家嘉奖事(1948年12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信斯大林同志，说由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在建立铁道兵、修复东北铁路和部队调动工作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送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同志每人一部战利品汽车。东北局请求斯大林同志同意授予这两位同志汽车。

    随信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其中高度评价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组以及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在东北所做的工作。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通过高岗通知中国人，苏联政府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度评价苏联专家组在东北所做的工作。

    至于打算赠予科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汽车，最好是将汽车留给东北民主政权使用，那里十分缺乏车辆，并把此事通知高岗。

    附给中央信件的草案。 [95]

    А.葛罗米柯(签名)

    1948年12月18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6-17

    №09016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延期事(1948年12月20日)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11月1日的决定(第16107号)，在东北留下一个苏联专家小组——21人，其期限到1949年1月1日。

    整个专家小组都在集中精力恢复东北至华北前线的路段，撤走专家小组会给恢复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请同意把专家小组在东北的停留期限延长到1949年3月。

    И.科瓦廖夫

    1948年12月20日

    第308/1-c号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5

    №16435 费德林呈葛罗米柯请示：陈云请求派计划专家协助工作(1948年12月22日)

    机密

    葛罗米柯同志：

    10月3日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第12078/ш号电报说，东北经济委员会主席陈云同志请求让56名搞计划的苏联专家到东北，以协助他拟订东北的两年经济发展计划。

    我认为，现在正在审议林彪请求派搞计划方面的苏联专家的总的申请书(报告已呈交莫洛托夫)，那么，对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的那份电报，就不应另外再作任何处理了。

    附上给斯米尔秋科夫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信函。 [96]

    请予指示。

    费德林

    1948年12月2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67

    №0900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东北局请求奖励苏联专家事(1948年12月25日)

    斯大林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给您写信告知，由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在组建铁道兵部队、恢复东北铁路运营和完成部队调运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予他们二人每人一辆战利品汽车。信中请求您同意赠予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汽车。

    随信还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议，其中对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和以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通过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告诉中国人以下几点：

    一、苏联政府已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苏联专家组在东北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二、由于民主政权现在交通工具十分缺乏，科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请求把所说汽车留给东北民主政权使用。

    В.莫洛托夫

    1948年12月25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8

    №09005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苏联专家组延期在华工作事(1948年12月25日)

    斯大林同志：

    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1月1日命令(第16107рс号)，被派往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中长铁路路段的苏联专家小组一行21人(来自科瓦廖夫同志小组)，将在东北停留到1949年1月1日之前。

    由于中长铁路长春—奉天段修复尚未竣工，加之毛泽东同志多次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帮助修复华北铁路，我认为苏联专家小组(21人)在东北的停留期限必须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随报告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审阅。

    科瓦廖夫同志支持这一方案。

    В.莫洛托夫

    1948年12月25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1948年12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兹对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1月1日命令(第16107рс号)做出补充：允许苏联交通部把援助恢复东北铁路运行的苏联专家小组21人在东北时间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9-20

    №09049 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 [97] (1948年12月27日)

    在国民党军事失败形势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

    ……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不是意外之事。

    ……美国人所支持的军阀起的是压力机的作用，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接受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不加入这一联合，这将帮合法政府和在它周围联合起来的军阀的忙。美国人镇压共产党人的计划就是这样。

    ……准备共产党人到来，把自己的外交代表和侨民留在解放区，这表明美国人准备在任何条件下，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仍继续自己在中国的工作。

    现在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保持这个国家互相残杀的形势，让反革命分子同民主派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共产党胜利后将留在民主派里，他们的代表将力图钻进联合政府及其机关。美国资产阶级的中国学专家还断言，共产党的胜利不能很快使中国统一，在中国，地方军阀和阴谋家将和地方反革命匪徒一起长期活动。他们还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分化瓦解，认为中共具有土改党的特殊性质。民族主义和反动的经济政策是这种分化的思想毒剂。

    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还表现在把其255名侨民留在被包围的北平这一事实上，其中87人是领事馆和经济合作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那里还留下了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和汉语学校。燕京和清华大学的13名美国人留在了被包围城市的共产党所占领的地区。

    鉴于共产党关闭了美国人在奉天的无线电台，一名副官毫不掩饰地指出，留下这个电台不是为了进行侦察活动，而是企图同中共取得联系。很明显，这种直接接触对美国人很重要，因为他们想促成和平谈判。对此，傅作义在北平附近和塘沽努力避免交战，还有其他一些征兆，已经表明了意图。

    美国人加紧收集有关解放区形势的情报，对中共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外国资本的政策很感兴趣。12月初，从开封来的传教士通报了情况；美国领事馆全体人员、军事顾问组、海军武官都听了通报。传教士对共产党的行动给予了肯定。

    早就同中国有联系和密切关注这个国家的许多美国活动家现在积极地说服政府改变观点，重新看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振兴和经济腾飞中的作用。欧文·拉铁摩尔就是其中之一，12月18日他在《中国评论周刊》杂志上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兴趣。著名女作家比尔·巴克主张援助整个中国，反对支持反人民分子。由于英国资本家在同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经济联系上的明确立场，美国实业界表现出明显的不安。美联社12月15日在(在华盛顿)报道中指出，尽管国务院对商界的要求继续保持沉默，但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问题正在认真讨论中，“国务院官员表明了一种观点，即为了美国的利益，所有同全中国可能的新主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终究将得到支持”。

    积极主张发展美中贸易联系的人在新的条件下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将是美国工业的市场，西方文化的目标，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将处于这种关系中，并且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研究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经济战方法的学者们近来也在美国报刊上发表言论。他们同时还指出，中国以前严重依赖外国贸易，现在中国特别依赖美向中国出口。按照这些人的意见，美国可在中国市场上控制一定的局面，诱发商品短缺或经济危机。那时共产党在经济上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资产阶级，而反动派的政治阵地就会加强。除此之外，共产党也不能进行工业和交通建设，没有这些也就不会有国家经济的强劲发展和土地改革后产量的增长。此外，还提出了一种观点，即在共产党上台后，美国停止援助，国家商业中心将出现严峻的形势。美国人在经济封锁中国的计划中，完全没考虑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苏联的进口可取替资本主义的进口。

    这里，美国的中国学专家认为，尽管共产党胜利了，但中国还将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它的贸易政策将是国家生活和国家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政策是作为影响中国政治界的一种手段而谋划出来的，这一阶层中有直接接受美帝国主义文化的人，也有暗地追随这种文化的人。美国间谍机关急忙发展间谍网，到处准备渠道，与民主制度的敌人取得联系和提供帮助。

    所有这些预测都有一个问题，即他们轻视了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革命的内部力量和能力。在经济前景上，这里有一个失误，它同美国人在预测中共与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所犯的失误类似，即他们轻视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巨大经验和东北经济改造、经济恢复的实践经验。

    其他较为客观的观点是，由于自己的资本主义性质，美国不能充分有效地实施自己经济封锁中国的政策，这是因为：第一，有苏联同中国的经济合作；第二，有英国向这一市场的进攻；第三，复苏的日本工业产品将进入中国市场；最后，美国垄断集团自身方面的原因：由于世界生产的发展，世界市场变得狭小，在这种情况下，垄断集团面临危机形势的压力，政府出口调节的压力也会逐步增大。

    苏联驻中国(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

    А.马卢欣

    1948年12月27日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96，д.117，л.7-23

    №23387 东北粮食总局致马利宁函：关于减免苏侨公粮的问题 [98] (1948年12月27日)

    马利宁同志：

    12月6日函敬悉。关于松江省尚志县石头河子苏侨公粮减免问题，经本局派员与松江省府、尚志县府联合调查，业已圆满解决。该地苏侨甚为满意。除附抄尚志县粮食科报告，请参考外，相继函达，即祈查照为荷。

    此致

    敬礼

    附抄尚志县粮食科报告1件。

    东北粮食总局(印章)

    12月27日

    石头河区苏侨调查报告

    该侨民住所为宝山村二十三里屯，距石头河区45里，共41户。人口：男41口，女26口，小孩19口，计86口。乳牛33头，马19匹，车19辆，蜂子65箱。耕地面积33垧 [99] ，内有菜地2垧，麦地2垧半，大麦1垧…… [100] 8垧，其余是苞米、黄豆。

    该屯在1945年〔被〕日寇焚毁，住户(中苏)搬出该屯，1946年、1947年开始搬回原处耕种土地。但苏侨搬回该屯后，大部平地及熟地老早已被耕种，今年我县市民到该屯时，熟地仅有9垧。今年土评工作，因中苏言语不通，仅将苏侨土地丈量，并未评论等级。

    此次出纳粮时，由侨民会代表保保夫已实际报到区公所，按每户耕作面积计34垧。因为此次地并未评等级，按苏侨代表保保夫报来共计产量1369布袋(每布袋30斤)，平均每垧打40布袋，合41070斤。按此产量合成税分20.54分，因中国人的每税分650斤，因此也按每税分来分配公粮，计13351斤，并未实际调查灾荒减免。此次粮总来人，与本县派人前往调查，协同侨民代表保保夫到二十三里屯，实际了解并处理办如下：

    实际耕地面积33垧，减去今年开荒8垧，大麦1垧，菜地2垧，自吃用麦地3.5垧，并未收成，全部免征。下余19.5垧，内有别哥宝夫等3人独身，老年人2.05垧，全部免征；口路不洛夫3名因年老地被灾，免征1垧6.5亩；阿哈马拉也夫3亩，因残废免征，共计4垧。另有别里米诺夫6名，因年老无劳动力，地也弄不好，请求免征一半，计5.3垧减半(2垧6.5亩)。净余征粮12垧9亩。因苏侨都是好地，按该地区之中等级(该地土七级至十级)，八级算9厘5分，每垧应拿618斤，20.6布袋，折交苞米803斤。因为苏联种地不得法，不如我们种得好，因此，全都要求少交点。结果，每垧地只交750斤苞米。因他们都种的苞米，共计12垧9亩，共征9675斤。

    苏联人民没袋子，由仓库供100条袋子，5日内交齐。以上完全取得苏侨同意。

    尚志县政府粮食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344—347页

    №09019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同中共政权建立电报通讯(1948年12月28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中国民主政权通过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提出建议，建议苏联和东北签订有关建立电报通讯的临时协定，而且已提出这一协定的草案。

    苏联邮电部认为，同东北建立电报通讯是盼望之中的事。邮电部看了中国人提出的协定草案后，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应该指出，从苏联总领事舍斯捷里科夫和民主政权代表关于这一问题的会谈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不仅对同苏联建立电报通讯感兴趣，而且对经过苏联同第三国如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建立电报联系感兴趣，那里有各种中国民主组织。但在中国人提交的协定草案中，没有提出经过苏联建立过境通信的问题。

    考虑到我们同东北建立电报通讯的兴趣，我认为可以同意中国人建立苏联与东北之间电报通讯的建议。苏联与东北之间的邮政联系已于1947年12月建立。东北经过苏联同第三国建立电报联系的时机，我认为还不成熟。

    但是，同东北签订关于建立电报联系的书面协定，可能被用来反对苏联，所以我认为宜委托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同东北邮政局进行谈判，暂时先达成苏联与东北之间建立电报通讯的口头协定。如果中国人再次提出通过苏联同第三国建立电报通讯的问题，应对他们声明，这个问题特殊，可将来再讨论。

    同苏联邮电部商量过的苏联与东北建立通信的条件草案附后。

    如您同意，外交部可将此事通知邮电部，指出，它应给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相应提案。

    请您指示。

    А.葛罗米柯

    1948年12月28日

    附件：

    苏联与东北之间建立电报通讯的条件(草案)

    一、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经过绥芬河站)和赤塔—满洲里站建立电报通讯。在必要的情况下，可根据双方协商建立其他电报交换站。

    二、双方各自领土上的设备、线路和电报机修理费用由各自负担。

    三、电报通讯24小时(昼夜)营业。

    四、国际电信条约决定及其电报操作规程也适用于苏联与东北之间的电报交换，如果两者与本协定条件不矛盾。

    五、在电报交换中，允许使用俄语、汉语、法语和英语。

    明码电报应以拉丁字母拼写。密码电报只许政府间使用。

    六、电报费用按字计算。由苏联发往东北和由东北发往苏联的电报按以下定价收费：每个字65金生丁，其中40金生丁归苏联所有，25金生丁归东北所有。

    所指法郎为金法郎(1法郎等于100生丁)，重10/31克，纯度0.900。

    临时以当地货币收取的发报费全部保留在递交地电报机关，条约双方之间不进行结算。

    政府间电报按普通电话定价低50％收费，而报刊社的电话、电报则低75％。

    缔约双方之间交流的政府电报应在备注栏内有如下标志：

    USSR，表示苏联

    CHG，表示中国东北

    七、条约双方邮局和电报局间的公务电报以及气象电报免费。

    八、条约双方及其电报机关之间的文件、相互来信用俄文书就。

    九、条约双方根据以后电报通讯的发展，有权通过相互协商修改和补充这一电报交换规定。

    十、本临时协定一经条约双方达成协议立即生效，一直到被另外的协定取代为止。条约双方中的一方，可宣布本协定作废，但需提前两个月通知对方。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必须协商解决。

    В.莫洛托夫

    1949年1月1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14-16

    №16437 罗申与托卡尔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美国对华政策(1948年12月29日)

    机密

    11月29日，托卡尔准将 [101] 偕夫人来访问我。在谈话中他告诉我，目前在徐州地区形成了对国军非常严峻的局势。最新的报道说，似乎国民党的军队被装在两只口袋里：第一只口袋是徐州地区，那里共产党人包围了4个兵团；第二只口袋在宿县—蚌埠，在那里2个兵团被包围了。由此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都被包围了。接着他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回答说，除了报纸上的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凭借报纸来判断战役的进展太困难了。我马上又问他，他对孙科被委任行政院长有何评价。托卡尔回答说，这样做绝对不会带来什么新气象，还是那么些人，那些体制。同时他补充说，他听说，好像美国人也有要组建联合内阁的意图，而且，似乎这个联合政府要比至今为止所有的政府都要强得多。

    我问，新的联合政体又将追逐什么目标，致力于什么使命？而蒋介石会不会是新联合政体中的一员呢？

    将军说，当然，那里没有蒋介石的位子。至于说新的联合政府的目标和使命，将是为停止战争、争取和平而努力的。

    我问，那么是些什么人物进入这个新的联合政体呢？将军回答说，一些广西人是主要人物，其成员有教授、自由主义分子、民主人士及许多其他人。

    接着托尔卡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在上海，现在大家议论的都是关于孙科内阁的事，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候选人。有人指出：陈立夫、张群、上海市长吴国桢，还有一系列的党的工作人员要参加到新内阁里来。

    对我的问题，蒋介石夫人这时赴美是什么目的，托卡尔说，目的只有一个——要钱，要装备。对我的问题，蒋介石夫人是否能期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她的使命是否能顺利完成，将军回答说：现在美国人感兴趣的不是这个问题了，他们感兴趣的是蒋介石还剩下几个师。美国人测算下来看到，这些师已所剩不多了。这才是决定是否提供金钱和装备的主要的和关键的问题。如果蒋介石现在还拥有在实力和士气上与共产党数量相当的军队，那么援助是不会停止的。很简单，美国人是会拨款、送装备过去的。而如今问题是，后备队没有了，那么武器又该给谁呢？

    双方感谢这次会谈，谈话至此结束。

    Н.罗申(签名)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9，л.80-81

    №164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1948年12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1.您11月28日的电报我早已收到。 [102] 我将按照这个电报行事。到那时，等两个大战役阶段结束之后，我就到莫斯科去。

    2.徐州战役成功的战绩比我们原先期望的大很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击溃了国民党军队的35个整编师，其中包括4个起义并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师，剩下在杜聿明指挥下的国民党19个师，已被我军团团围困在徐州的西南地区。他们没有可能逃脱，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就可把他们彻底消灭。

    从蚌埠沿北方向赶来支援的国民党部队整个兵团已被我军击退，并已退到长江以南地区。蚌埠地区的残敌正在准备逃窜。

    徐州、淮阴以及黄河以北的所有城市和乡村都完全处在我军的掌控之中。

    杜聿明的部队有10多万人，盘踞在不足10平方公里的地域上。他们已被我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住。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集中了陈毅、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的2个兵团，计60万人，以及来支援前方的民兵60万人，总共120万人左右。这次战役是以前在南方战线上进行过的战役中最大的一次战役。

    部分敌人已被我们击溃了，正处于被我们歼灭状态下的是国民党精锐部队，在这次战役胜利之后，蒋介石已不再有一流的部队了。

    3.为了不让傅作义的48个师从平绥路战线逃跑，我们不等东北的部队休整好，就命令他们提前进军南方，协助我们华北的部队包围傅作义的军队，并把他们消灭掉。

    到目前为止，傅作义军队中15个师已被我们消灭掉。已收复了山海关、唐山、张家口和其他广阔的地区，在北平、天津和塘沽(海港)，傅作义的主力(33个师)，还需要一个月，就可以消灭。

    在这个战役中，我们使用了军队约90万人，为前线服务的民兵约40万人。这次战役是在北方战线所进行的大规模战役中最大的一场战役。

    在9—10月在东北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中，我们使用了支前民兵共90万人之多。

    4.目前形势的发展已经比9月初我们在中央会议上预计的要快得多，已经不是先前预计的(从1946年算起)在5年内基本上推翻国民党政权，现在可以在3年半的时间里基本上推翻国民党政权。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采取确有把握的行动措施。

    在徐州、北平、天津等几个战役结束之后，我们部队的主力应该休整3个月，并占领孤城太原，然后向长江流域和辽阔的南方地区挺进。

    5.我们已挑选了5500名干部，目前正在培训他们，以便在那些新开辟的地区进行工作。这项干部培训工作，要有计划地进行下去，我们有信心能把工作做好。

    6.在党员干部中间要进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和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具体政治措施的强化教育工作。中国革命发展越快，我们越是感到这项干部教育工作非常重要。

    7.国民党的统治已很难维持了，它的内部处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内广大群众日益倾向我们。自由资产阶级越来越开始动摇，在我们这里为自己找出路，追随国民党的人数日益减少。

    8.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占领一系列大城市，那些大城市里的秩序很好，我们的各项政治措施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9.中国民主联军的纪律大大提高了，增长了斗志，指挥员们对夺取国家政权的任务满怀信心。国民党的纪律涣散，国民党军队中叛变者的数量日渐增多。

    在徐州、北平两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将不复存在，军队的数量将减少到170个师，其中大多数的师是重新编组的，且战斗力低下。

    10.在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下，各民主党派团体和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及其他大城市的人民组织的领导和活动分子，纷纷来到或将来到我们的地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我们曾经邀请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11.美国政府毫不掩饰的侵略政策已经失败，现在美国人企图由积极支持国民党转为支持地方上的国民党的军国主义者和南方当地的军阀，以便用他们的力量来抵抗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组织并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并在那里组建反对派联盟，从内部破坏人民革命阵线，其目的是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

    这个新的阴谋已有一系列表现。例如，他们派了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中国民主同盟右翼的领导人——罗隆基、张澜、黄炎培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此人正在来解放区的路上)那里去，为的是在他们中间进行挑拨离间和诱骗工作。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到不能让美国人的阴谋得逞。

    12.我们已经把一些同志，如高岗(东北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书记)、薄一波(华北局书记)、刘伯承(华中军区司令员)、陈毅(华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东北军区政委)、林伯渠(陕甘宁政府主席)等召到中央来开会，讨论1949年所有的策略问题(哪些部门或部队应该负责哪些方面，及其他准备工作)，讨论了有关在1949年春准备召开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及其他问题。

    不久，在会议结束之后，我就能动身到莫斯科来，并与您讨论所有的问题，然后，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

    大约，明年春天要召开各个民主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将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现在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完成这件事的所有条件已经成熟。

    恳请您把这份电报向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报告。

    毛泽东

    1948年12月30日

    手写批注：

    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是以化名菲利波夫为收件人的。这样写是为了保密。(档案保管员)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9-52

    №09021 贝舍夫致贝利亚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1948年12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贝利亚同志：

    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运输东北粮食的电报，我报告：交通部已指示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加尔斯克及滨海铁路负责人，保障每昼夜换装和发走400节车厢，通过满洲里车站300节车厢。

    为了尽快腾出绥芬河和满洲里等待换装的中国载粮车厢，允许使用交通部1400节备用的空车皮，同时建议加紧组织挑选、准备和修理运粮车厢。

    交通部长

    Б.贝舍夫

    第26658лб号

    手写批注：

    转交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

    1949年1月4日

    АВПРФ，ф.06，оп.11，п.15，д.231，л.1

    №0902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1948年12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莫洛托夫同志：

    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运输东北粮食的电报，我报告：交通部已指示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加尔斯克及滨海铁路负责人，保障每昼夜换装和发走400节车厢，通过满洲里车站300节车厢。

    为了尽快腾出绥芬河和满洲里等待换装的中国载粮车厢，允许使用交通部1400节备用的空车皮，同时建议加紧组织挑选、准备和修理运粮车厢。

    交通部长

    Б.贝舍夫

    第М8579С号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通知瓦休凯维奇同志。

    莫洛托夫

    1949年1月2日

    АВПРФ，ф.06，оп.11，п.15，д.231，л.2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7

    1947年
    №09896 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1947年1月6日)
    №16230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两党对抗前景(1947年1月28日)
    №1623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美苏对华政策(1947年2月20日)
    №10052 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1947年3月3日)
    №20268 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1947年6月12日)
    №16270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6月15日)

    №1627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苏美对华政策(1947年6月18日)

    №16274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1947年7月1日)

    №16276 特鲁边科夫致斯克沃尔佐夫等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2日)

    №20270 马立克呈莫洛托夫请示：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4日)

    №16277 马立克致莫洛托夫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5日)

    №1628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1947年7月14日)

    №16301 齐赫文斯基与张东荪、吴晗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苏关系(1947年9月26日)
    №16302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形势(1947年9月29日)
    №20269 巴拉诺夫呈苏斯洛夫请示：派医生为林彪治病(1947年10月25日)
    №09024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1947年12月10日)
    №16308 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7年12月11日)
    №163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6日)
    №16312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7日)
    №0910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溥仪请求留在苏联生活(1947年12月30日)

    №09896 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1947年1月6日)

    今年1月6日我邀请中共中央委员董必武共进早餐。我们进行了如下内容的谈话。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董必武回答说，决定这个形势的基本因素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按不久前从延安来的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已准备好了对特区的进攻给予反击。对特区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11月12日到20日，但后来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击并作了必要的防御措施后，延安的危险过去了。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一系列战役迫使胡宗南从主要进攻路线上将自己的军队抽回一部分。没有了补充，没有了增援，这些军队没有能力开始重大的进攻战役。即使胡宗南开始进攻，也不可能有重大成果。董必武说，我们注视着他所有的力量调动，破坏他集中军队的计划。除此以外，胡宗南的大问题是后方不巩固。由于苛捐杂税多，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在高涨。同样需要指出，共产党李先念将军与陕豫湘边境地区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已调整好了。因为不满中央的政策，这些地方武装不阻止共产党军队通过他们占领的地区，这就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境况。

    我的意见认为，按照董必武的话分析，对边区不存在直接的威胁，蒋介石不会展开进攻，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且是出于自己薄弱的军力考虑。董必武回答，事情正是这样的。

    谈到现时蒋介石的政策问题，董必武说，通过了宪法以后就需要等待。为了向外界展示一个“民主”中国，蒋介石会重组政府。他的主要目的是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同时他企图显示自己的“宽大胸怀”，在国民大会里给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留有位置，他打算在改组后的政府里给共产党好位置。

    对于我的关于不久前政府公布的大赦意义的问题，董必武回答说，这个大赦与通过的宪法一样具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它不涉及政治犯。过去中国共产党曾按邵力子和张嘉璈的请求释放了部队在东北抓获的许多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同样请求释放许多被捕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金任(Цзинь Жэнь)等。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向邵力子和张嘉璈声明，如果他们感到没有能力达到释放这些人的目的，那么最好不要向国民党当局说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名字，因为这会引起对他们的迫害。事情如预料的那样发生了，除了金任被释放，但不能离开长春外，其他人都遭到杀害。董必武顺便告诉我，现在国民党俘虏中不仅有中将，甚至还有上将。

    我问董必武，有关改组政府、谁参加政府的问题，他的意见如何。董必武回答，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同时还有不少无党派社会人士，肯定会参加政府。这种不会有任何新东西的改组未必会在中国有政治效果，但是在国外会产生一些影响，会迷惑某些人。

    我问，国民党在恢复与共产党和谈和改组方面采取了哪些步骤？董必武回答，自从周恩来回延安后，有关恢复和谈问题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哪怕是口头形式。

    董必武告诉我，1月7日他要拜访张治中，感谢张把去年被盛世才逮捕的几十个中共党员释放并送往延安。然后，董必武谈到了莫德惠的立场，并叙述了他试图进行斡旋的想法。

    被蒋介石抓住话柄的莫德惠没有出席国民大会，拒绝参加主席团。但国民党还是迫使他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在不久前与董必武谈话时，莫德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最终应该达到停战，他愿意做调解人，还要把一次也没有参加国民大会会议的中国青年党的李璜以及民主党主席张澜请来一起参加。董必武告诉他，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鲜明的，它的观点是解散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恢复1946年1月13日时的战场状况。董必武问他，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有什么可以谈判的？莫德惠不得不承认，他不清楚国民党的立场，并说，看来和他谈过话的张群也不清楚。后来董必武建议，莫德惠最好别卷入这件事，因为不仅他，甚至与蒋介石亲近的张群也什么都不知道。

    谈到共产党的立场，董必武表示这个立场仍然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改变，也不可能有改变，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置于不可能再退让的境地。国民党力求恢复主要铁路干线：津浦路、平汉路、胶济路和陇海路。控制了这些铁路后，国民党就有可能自由调动军队和运送武器装备，还可把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割裂开，分隔成孤立的几小块。如果中国共产党无法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它将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不让国民党有喘息的机会，使其无法准备后备力量和得到美国人的补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能相当顺利地解决这一任务。1月2—4日山东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有两个旅被困，一个旅已被歼，另一个旅将在短时间内被消灭。国民党将自己最后的预备力量调往前线。不久前有一个旅从海南岛调到了山东，第六十四师(过去的军)从广东开往北方，一个师从台湾开往苏北。

    我问，最近马歇尔是否还采取过某种步骤使双方接近。董必武回答，周恩来离开后，他和马歇尔没有见过面，只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司徒雷登说，他不理解中共的立场，不理解国民党停止了军事行动，而中共为什么不停止，为什么共产党不参加三方委员会。董必武回答他说，这样提问题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司徒雷登企图把继续国内战争的罪责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实际上真正的罪人是国民党。它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现在又在决定一个重要问题——拟订宪法。至于国民党停止了军事行动的问题，司徒雷登在讲这种话前应该先问问蒋介石本人——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真的停止了吗？

    我问董必武，他怎样看待马歇尔的沉默，他回答，实际上蒋介石最近的一切活动都是马歇尔策划的。召开国民大会也是美国人策划的，现在他们在怂恿蒋介石改组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按照美国人意见，国民大会上需要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便马上由国民党组成了。接着，董必武叙述了能证明马歇尔和蒋介石相互充分信任的两件事。司徒雷登在与民主党秘书长梁漱溟谈话时，装出一副对此什么也不清楚的样子，他问梁，现在怎么办。梁建议询问第三方，并力图和美国人一起调停这个问题。司徒雷登对此表示赞同，并答应与马歇尔和蒋介石谈谈，然后书面告知梁漱溟谈话的结果。当梁没有等到允诺的回答时，他打电话给司徒雷登，后者表示一切正常，因为蒋介石正在使国家民主化。也就在那段时间，司徒雷登在桂永清将军那里吃饭时，同样明确地回答了徐林正的问题。董必武带有结论性地说，这就证明在夺取张家口和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上，马歇尔和蒋介石之间存在充分一致的协议。

    董必武问我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我回答，我也不认为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会带给中国人民利益。我说，当宪法在没有最大的反对党参加的情况下通过时，很明显蒋介石自己懂得状况的复杂性，因为很难无休止地将所有的人牵着鼻子走。我指出，国内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将在美国人的压力下进行。这一点从杜鲁门12月19日声明中就可以看出。

    然后董必武谈到了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很清楚，要斗争，对和平不能抱有幻想。但民主派还生活在幻想中，而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对他们说，现在和平是不可能的。

    董必武说，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任务是要找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和解的道路。董必武认为，民盟的这些尝试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只能损害中国共产党。民盟认为，双方的让步才是通向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取得协议的道路。初一看，这好像很合理。然而在现时形势下，当中国共产党处于无法继续让步的情况时，这种所谓的“双方让步”的要求是单方面地向中国共产党施压。董必武向民盟的领袖们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也无法不同意。此外，董必武还说，作为调停人，自己先需要弄清，蒋介石的实际政策是怎样的，这种政策的结果和后果是怎样的。当问到民盟的领袖们是否知道蒋介石想要什么，他的政策引向何方时，他们不得不说明，他们不知道。此外，根据与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的谈话可证实，他们也不知道这一点。

    董必武接着指出，在和民盟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不同人士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对那些与共产党接近的人，如邓初民、章伯钧、沈钧儒，共产党讲得比较坦率，他们也能听取共产党的话。对这些人可以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诚实的，中国共产党渴望得到它；另一个是虚伪的，是蒋介石要的。帮助蒋介石建立这个虚伪的世界，不仅会给中国共产党，也会给民主派本身带来危害。对其他一些人，如罗隆基、黄炎培等，共产党说起来有点不一样，会向他们证实，民盟的和平建议正中蒋介石下怀，因为中国共产党已无处可退，继续退让将会导致中国共产党被消灭。

    我问，孙科和邵力子表现怎样，董必武回答说，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见解，并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在行动。

    董必武接着说，如果说以前蒋介石表现得充满自信，想在美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那么现在他的自信心正在丧失。因此。对共产党说来，危机时刻已过去。美国人知道蒋介石已没有能力继续进攻了，蒋介石本人对此也清楚。国民党军队的“胜利”被过分夸张了。因为他们占领的大部分城市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力量而主动放弃的。1946年最近6个月来国民党军队死、伤和被俘的损失达40万人，再加上逃跑的部分共60万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补充的一共只有16万人，而且训练水平很差。在国民党军队训练薄弱的情况下，美国的武器和技术装备是完全没有效果的。由于道路状况不好，无法保证弹药供应，这种有效程度更进一步降低了。

    我问董必武，他怎样评价中苏关系。董必武说，由于出现了反美游行，某些国民党分子企图把这运动引向反苏运动。很多人把现在的反美学生运动硬加在共产党身上。然而，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学校中有影响，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组织如此庞大的运动团体。在许多学校里国民党分子企图破坏反美游行，建议他们“扩大”运动，提出了把所有外国军队从中国召回去的要求。特别是傅斯年在不久前的讲话中就讲了这一点。按董必武的看法，现在国民党达不到目的，他们想同去年一样玩弄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把他们引向反苏运动。尽管如此，董必武指出，来自国民党的挑拨完全可能存在，特别在东北。

    出席谈话的大使馆参赞费德林问董必武，朱学范的立场和在中国劳动联合会里的地位如何，董必武作了如下讲话：

    朱学范是国民党党员，与CC派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中国劳动联合会主要依靠国际工会组织的帮助生存着，在其走上国际舞台后，朱学范一方面努力把联合会做成自己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开始逐渐离开CC派分子，甚至将自己的组织置于他们的对立面，因为他清楚，让联合会完全服从国民党反动集团，会导致国际援助停止。此外，对他的行动影响最大的压力来自内部，来自联合会工作人员核心小组，这些人员中有不少进步分子。CC派分子看到联合会正在脱离他们的监督，就开始对朱学范施加压力。当这一步不能如愿时，他们就确定了消灭这个组织的方针。在社会事务部系统里有个工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求联合会与它合并。朱学范自己只是被选为委员会理事会的候补委员。他仍旧拒绝服从CC派分子。这时CC派分子就着手成立消灭联合会的组织机构，先从重庆组织开始，在那里逮捕了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而那里的资产由委员会的机构“接收”。在许多城市里他们都这样做了。朱学范表示了抗议，被捕者释放了，但是资产没有返还。由于不断地施压，朱学范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遭到CC派特工暗杀未遂。在他离开香港到上海后，联合会被“改组”了，实质上意味着被消灭了。现在朱学范在香港建立了中国劳动联合会新的中心。

    出席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和二等秘书弗拉迪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л.26-34

    №16230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两党对抗前景(1947年1月28日)

    机密

    1月28日我回访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经过礼节性的谈话后，我问司徒雷登，他怎样评价中国国内政治局势。

    司徒雷登说，最近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他还没有从马歇尔那里收到因国共两党之间恢复和谈的努力明显失败而发出的新指示。司徒雷登指出，他没有任何明确的期望和计划。他说，双方从内心深处诚恳地希望马上实现和平、团结，但他们对“民主本质的认识非常肤浅”。按司徒雷登的看法，双方更多的是忙于有关未来的安全、地盘等方面的交易，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担心、害怕、怀疑，结果使得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斗争复杂化了。

    我问了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尚不知道国民党与小党之间最近谈判的结果。最近政府将改组，吸收小党代表参加。这时司徒雷登说，在和蒋介石会谈时他多次表示赞同，在改组时要把好的、有能力的人引进政府，但希望蒋介石不要阻挠大部分小党加入政府。司徒雷登表示这样改组只是初步措施，并不具有重要性，在共产党没进政府前，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我提出，最近一段时间，尽管国民党迈出了“和平”的步伐，但军事行动正在加剧。司徒雷登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现在十分被动。

    后来司徒雷登指出，很可能过几个月后，情况将会改善，那时候双方将会比较容易被说服。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司徒雷登就香港问题谈了其个人看法。他说，英国人应该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将香港归还中国。从他们方面来说，这应该是明智的、有远见的举措。在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方面，这一举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利益。他们可以用20年过渡期作为条件，只要慢慢地放弃各种各样的特权。司徒雷登说出了自己的预想，英国人很可能无法将香港控制到20年期限结束。

    会谈实质部分到此结束。

    谈话时出席的有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马立克同志、档案室

    1月3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д.21，п.264，л.60-61

    №1623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美苏对华政策(1947年2月20日)

    机密

    2月20日司徒雷登来拜访我，他说，他来是因为就要出发去中国南方(广东、香港、海南岛)。

    谈话一开始司徒雷登就主动说，至今他未收到马歇尔将军的任何有关中国局势的指令和评述。他说，按其个人的估计，马歇尔将军现在正在仔细权衡中国问题，考虑美国人的情绪和国际关系的综合情况，然后再做出他的决定。

    司徒雷登接着强调说，中国政府正处于严重危机状态，需要美国的大量援助。

    对于我所问的中国政府在克服危机方面采取的特别措施的有效性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军事支出照样无法弥补。照他的说法，国民党领导人现在已不像10天前那样被经济崩溃的威胁所惊吓，不过，防止全面崩溃还是不可能做到的。虽然政府还能真正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但无法扭转整个局势，只能将结局推迟几周或几个月。司徒雷登指出，政府希望到时候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确定下来，它就可以获得财政援助。

    我指出，因为顾维钧访问马歇尔将军，记者们已经提出美国援助的建议，特别是大量借款的梦想。

    司徒雷登说，除了报纸的报道，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消息。他自己经常开导中国政府领导人，要他们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坚决地争取解决国内问题，不管有无外部援助。照司徒雷登的说法，这是为克服互相怀疑，保证各方合作所必需的。

    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时，司徒雷登说，虽然最近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但他感到，双方有恢复谈判的愿望。所以最终形势并不是毫无希望的。中国人很会讨价还价，他们现在正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候司徒雷登补充说，双方特别急不可待地等待着莫斯科外长会议。

    我问司徒雷登，他认为是否有可能，在莫斯科哪怕是非正式地讨论一下中国问题。司徒雷登说，他认为这不仅可能，而且如果不讨论反倒奇怪了。他附带说明了一下，这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司徒雷登还说，马歇尔将军与斯大林大元帅会讨论所有与苏美有关的国际问题。司徒雷登最后说，如果苏美之间能达成完全的、真正的互相谅解，那么中国问题就可以看得乐观一些了。

    谈话时在场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д.21，п.264，л.74-75

    №10052 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1947年3月3日)

    3月3日，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领导人兼发言人罗隆基拜访了我。

    罗隆基称，他是受民盟的委托，专门从上海前来与我见面的，并就民主人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当前一系列问题征求我的意见。

    罗隆基预先说明，他只想与我秘密交谈。他说，民盟已经正式委托他告诉我，民盟希望将中国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他解释说，政府坚决反对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因为该会议没有中国方面的代表。中国政府的这种意见已经通知了所有有关国家，并为政府当局的机关广为宣传。但是，民盟的意见毫无疑问是与反民主政府的意见不一致的，民盟将欢迎在莫斯科国际会议上讨论解决中国冲突的途径问题。

    随后罗隆基说，民盟还想弄清苏联对三国(苏联、美国和英国)斡旋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所持的观点。他解释说…… [48] 这种调停至少不可能是不公正的，是不会有偏见的。

    最后，罗隆基说，民盟想弄清，如果民盟在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发表一个声明，表明自己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罗隆基，也就是民盟，对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可能性赋予巨大的意义，所以在确信自己的要求与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之前，不能发表任何轻率的要求和声明，因为苏联是中国民主派唯一的始终不渝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罗隆基强调说，如果民盟的言论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它只会败坏组织的名声，给政敌以可乘之机，并加强政敌的立场。

    罗隆基说，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大国的大使，可以给中国民主主义组织一些忠告，因为民主主义组织自己有能力分析目前复杂的国内政局和国际局势。他请求考虑民盟的立场并对它予以关注。

    接着，我指出，至少现在中国的局势不能不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一方面国民党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广泛在国内外大肆宣传自己对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一些活动家却保持沉默，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奇怪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之前，他们不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他们明白当前局势的重要性，想确信他们的立场不是与苏联的立场背道而驰的。现在，在上海已经成立委员会，正在起草决议和宣言，如果这些决议和宣言得到苏联的支持，就会立即发表。

    当我问到罗隆基所谈的那些民主党派和力量的统一战线有多广泛、人数有多少时，罗隆基回答说，上海的情况令人十分满意，民主统一战线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以外，还包括14个民主团体、学生组织以及上海工业区的一系列组织、工会和许多进步的无党派人士。

    我问罗隆基，中国共产党对该问题持什么意见。罗隆基回答说，民主统一阵线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党，但民盟的领导人曾与共产党人就此问题举行过多次会议。今天早晨罗隆基还会见了董必武，并且在与我谈话之后，将会再一次会见董，以便向他报告此次谈话的结果。之后董必武将动身去延安。

    随后，罗隆基再次直接向我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三国出面调停的看法的问题。

    我回答说，根据1945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苏联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苏联的这一立场……是苏联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依据。

    鉴于这一意见，罗隆基继续说，民盟预见到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两种有利方案：其一，较为理想的方案是：莫斯科会议确认1945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迫使美国人放弃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当民主力量与反动政府一对一的时候，民主力量将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但是，罗隆基指出，因为担心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民盟期望三国出面调停，这种调停毫无疑问将受到中国民主主义者的欢迎，并且无论如何不应被看作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到您这儿来，请求您去干涉中国事务的，”罗隆基这样指出，并解释说，当一个人的房子着火了，人们来帮助他救火，这就不能看作是对这个人私人生活的干涉。他宣称，我们相信，三国调停将会是公正的。罗隆基在谈到周恩来不久前在延安发表讲话，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部冲突时，他解释说，当时民盟尚未与董必武谈话，只是后来才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反对三国调停？董必武解释说，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把三国调停看做是干涉，并且也不会反对三国调停……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把他今天阐述的民盟的立场报告给本国政府的话，那么，我可以说，罗隆基完全是被正式授权进行这次谈话的。

    罗隆基继续说，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保持我国大使馆与中国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将是很有必要的。罗隆基建议说，在南京要有一名民盟的代表。

    我回答罗隆基说，我任何时候都将高兴见到这位代表和同盟的其他人士，除此之外，我的助手会常常去上海，所以，罗隆基所说的在南京要有一名专门的民盟代表，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我就改组政府和美国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询问罗隆基的意见。

    罗隆基指出，民盟对政府改组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参加政府。随后，他专门谈了美国和司徒雷登个人在改组国民党政府中作用的问题。

    罗隆基说，大家都认为，当前的政府改组是按马歇尔在离开中国之前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罗隆基提醒道，马歇尔曾在他著名的关于中国变化的声明中呼吁建立一个由……组成的政府。罗隆基指出，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而且我们拥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司徒雷登大使本人正在帮助招募政府人选。

    罗隆基说，我可以私下告诉您，不久前司徒雷登去广州时，中途曾在上海停留，在那里他与一系列政治活动家见了面。他也与我和张君劢谈了话，而且与我和张君劢的谈话完全不同。司徒雷登说服张君劢参加政府，并对他说，国民党很快就要把共产党从有交通线的地区赶到偏僻的农村地区。司徒雷登对张君劢说：“您明白，……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他以这种方式来说服张君劢，只有进入政府，张才能免遭失败。罗隆基说，民盟是从自己一个姓叶的成员那里得知这一谈话内容的，姓叶的人很受司徒雷登的信任，因为他曾经是他的学生，也是张君劢那个党的活动家，在这次谈话时，他担任司徒雷登的译员，随后他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向民盟作了全面报告。

    我问，为什么张君劢本人不参加政府，罗隆基说，因为他的党积极反对政府改组，所以他个人参加政府什么也改变不了。罗隆基说，目前美国人需要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尽可能多的政党，以造成政府民主改组的印象……很快将成为财政部长。我们现在可以说，在……党团与张君劢的民社党之间有着合作关系，罗隆基说，政府改组完全是按马歇尔的计划进行的。

    我问罗隆基，应该如何理解宋子文的辞职，为什么在政府改组时，最积极的亲美人士去职，而去职的时机正是组建对他有利的政府的时候？

    罗隆基回答说，宋子文几乎在……年时间内就不受美国人赏识了。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对美国资本无阻碍地征服中国经济造成了困难。而且，宋子文最近进行的一些变革是在没有知会美国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使美国人十分生气。这样一来，宋子文的辞职就不会与美国人的愿望相矛盾了。罗隆基说，宋子文的敌人很多……孔祥熙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也反对他。众所周知，胡适是被宋子文解除驻美大使职务的，所以现在，当宋子文被解除职务以后，产生了让胡适参加政府的想法。从这个方面讲，宋子文的辞职也是十分理想的。

    罗隆基继续说，美国人帮助蒋介石，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他，而是想利用他在中国建立反苏进攻基地。罗隆基宣称，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政府的改组会千方百计地加强，以便在会议开幕前完成。我问罗隆基，他如何解释国民党从上海、南京及别的地方驱逐共产党代表的事。

    罗隆基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好战分子做得太过火了。他们走得比美国人所预料的还要远。罗隆基列举了国民党反对给共产党代表和组织出示去延安的指令，以这个事实为例来证明他所说的这一点。

    对于内战前景如何的问题，罗隆基说，国民党政府有三个薄弱环节：一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形势；二是士气非常低落，士兵不愿意再打仗了；三是人民的反对。他指出，但是，现在国民党一切都依靠美国的援助。美国的援助继续把中国的民主力量置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罗隆基说，明天他将与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举行会谈，届时他将询问英国外交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罗隆基说，史蒂文森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不过是一个“大使阁下”而已。罗隆基说，他在会见董必武之后将回到上海去，他请求，允许在他离开之前再就今天没有涉及的问题交谈一次。我告诉罗隆基，我随时都将非常高兴见到他。

    谈话时大使馆一等秘书担任译员。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1052—1060页

    №20268 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1947年6月1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向您呈上费德洛夫同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军队准备进攻四平事宜，四平街乃哈尔滨—长春铁路线上被中共包围的一个重要据点。

    联共(布)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巴拉诺夫

    致巴拉诺夫同志：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东北中共军队指挥部正重新部署部队，并准备进攻四平市(一个在哈尔滨—长春铁路线上被共产党部队包围的重要据点)，拟定于本年6月13—15日攻克该市。

    在攻克四平的战役中，中共部队将有5万名官兵参加，与此同时，将有7万名士兵被派去阻击可能从长春和沈阳去支援四平驻军的国民党增援部队。这支四平驻军由常规军5个团、2个保安团组成。拿下四平之后，共产党部队准备攻打吉林，接着攻打长春。如果这些战役取得成功，共产党军队将有15万人进攻东北南部。

    东北中共部队副总指挥高岗坚决要求把弹药交给共产党部队使用，特别是日式75毫米、41毫米、38毫米、91毫米炮弹。为了接受这些弹药，高岗准备亲临任何一个边境站点。按他的话说，为了进行所有战役，中共部队指挥部应需拥有1000发炮弹，否则不能保证进攻成功。同时，不能中断进攻，因为国民党司令部会利用喘息机会，调遣增援部队，组织对北满的反攻。

    П.费德洛夫

    1947年6月12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5-6

    №16270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6月15日)

    致捷列宾 [49] ：

    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可以不需要任何邀请书前来莫斯科。如果毛泽东认为必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最好通过哈尔滨来办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

    请电报告知同毛泽东的谈话结果及他的愿望。

    Ф.库兹涅佐夫 [50]

    1947年6月15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3

    №1627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苏美对华政策(1947年6月18日)

    机密

    就议定的题目谈话之后，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估计中国的当前形势。司徒雷登回答说，中国的形势十分危急。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脆弱。这种状况在军事、经济、心理各方面都能观察到。经济危机日益加重，金融困难引起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政府不信任的增长本身是最重要的心理因素，它影响着军事力量，在政府的圈子内增长着失败主义情绪。这样，所有一切都交织在一起。

    我觉察到，当前好像没什么能改变这种状态。司徒雷登从自己的角度说，国大上通过了三个决议：两条包含着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第三条是对国大常务委员会的。这些决议提交行政院，行政院应该制订较为广泛和具体的方案。如果下次会议(看来在6月20日)能形成明智的决定，而在决定中将审议中共党人能接受的条件，那么，到那时将打开通向和平解决所有问题的道路。司徒雷登附带说明，他对此仅抱着微弱的希望，尽管看来有这样的可能性。

    谈到中国内政事件的发展前途时，司徒雷登指出三个可能的方案：第一，蒋介石可能会走激进改革方案，致使各党派有可能在联合政府的框架下回到共同合作。如果蒋介石真的具有洞察力、勇气和决心，他现在做还不迟，应该快一点走这一条路。第二，无党派的自由活动家，如胡霖、胡适等人号召国民党的一部分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建立联合体制。第三，内战不结束，经济危机将变得愈来愈深刻，国内产生一片混乱，有一些强悍的行政长官将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地方权力，等等。

    我指出，可以估计政府未必打算走第一条路，因为，如关闭自由派报刊、镇压大学生运动等事实，正好证明了他们与此相反的行径。

    司徒雷登同意这个意见。他又说，中国有强大的反对党，与此同时，中国有另一个弱点：中立的中间派组织一盘散沙、无组织性并相互矛盾。

    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看待新改建的张群政府。司徒雷登回答说，政府中有不少自由主义倾向、精明能干并保持独立的人士，但仍和过去一样，蒋介石控制着所有的人。接着，在谈话过程中司徒雷登表示，蒋介石应该进行坚决的、实质性的改革，否则，他应该让位于其他人，而自己去国外或隐退。

    顺便谈到美国对华政策问题时，司徒雷登说，当前条件下，美国被迫拒绝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对此，我说，根据各方人士的说法，得出一个印象，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很快就能实现。我指出，在美国尽管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根据这些看法，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问题很快就要得到解决了。

    司徒雷登说，围绕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在美国进行着尖锐的争论，并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赞成给中国政府援助，另一些人表示反对。有些人认为，即使鼓舞一下中国政府进行改革，帮助政界人士和公众舆论克服失败情绪，也需要给中国政府援助。对此问题，司徒雷登本人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我说，从马歇尔前不久的声明中看出，他也主张给中国援助。司徒雷登回答说，马歇尔的确很想给中国援助，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以怎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条件下提供这个援助。美国政府仍然主张给整个中国援助，但只能是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

    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出席了这次谈话。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Я.А.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д.21，п.264，л.185-187

    №16274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1947年7月1日)

    致捷列宾：

    您有关毛泽东的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

    1.由于当前军事战役情势，又因毛泽东不参加战役会对战役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毛泽东暂时推迟前往苏联是合乎情理的。 [51]

    Ф.库兹涅佐夫

    1947年7月1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4

    №16276 特鲁边科夫致斯克沃尔佐夫等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2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Т.Ф.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苏联外贸部外汇管理局局长Ф.П.贝斯特罗夫同志

    苏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副局长В.В.拉夫罗夫同志：

    苏联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不反对用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同志建议的方式向东北青年代表团提供卢布和捷克克朗。

    但是，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认为，向东北青年代表团提供卢布和捷克克朗必须办理苏联部长会议相应的指令。

    有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后，所需捷克克朗款项将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银行在布拉格支付给东北青年代表团，或根据该团需要，一部分款额将以克朗现金方式在莫斯科支付。

    该团最后如需把捷克克朗带出，必须具备苏联财政部的许可证。

    苏联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主任

    В.特鲁边科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73，д.114，л.15

    №20270 马立克呈莫洛托夫请示：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4日)

    呈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雷斯科夫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向我们提出要求：允许东北解放区青年代表团(50人)途径莫斯科前往布拉格参加7月20日开始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本人认为，民主联军司令部的请求可以满足。

    该代表团所需费用约20万卢布和177.55万捷克克朗。由于民主联军缺少有效外汇换取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本人认为，同意民主联军司令部通过苏联外贸部和苏联国家银行按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款额向苏联提供食品的方法结算是恰当的。外贸部和国家银行不反对这样的结算方法，但是，为了解决向代表团拨给以上捷克克朗和苏联卢布款额，必须具备政府的许可证。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有关的命令草案。

    请您指示。 [52]

    Я.马立克

    1947年7月4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7年7月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同意苏联外贸部按与北满东兴公司的合同，以提供货物形式，向派往布拉格国际青年联欢节的青年代表团拨出20万苏联卢布和177.55万捷克克朗。

    2.预先通知苏联外贸部，在7月份的外汇计划中支付177.55万捷克克朗，把它补充到1947年第三季度计划中。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73，д.114，л.11-12

    №16277 马立克致莫洛托夫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5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驻哈尔滨的苏联总领馆领事雷斯科夫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通过他向苏联政府请求，希望允许东北解放区青年代表团(7人)路经苏联去布拉格参加7月20日开始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我认为，应该满足民主联军司令部的要求，同意由10人组成的代表团路过。

    代表团的费用约6万苏联卢布和40万捷克克朗。由于民主联军尚无有效货币换取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我认为较为合理的是，同意该司令部按上述所需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的款额，从东北向苏联提供食品的方式进行结算。苏联外贸部和国家银行都不反对这样的结算方式。为了解决向代表团支付上述所需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的款额，必须有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相应的指令草案。

    听候您的指示。

    Я.马立克

    1947年7月5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7年7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同意苏联外贸部，按照与北满东兴公司签订的条约，用货物结算形式，向赴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东北青年代表团支付6万苏联卢布和40万捷克克朗。

    2.规定苏联外贸部于7月份的货币计划中补拨40万捷克克朗到1947年第三季度的计划中。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73，д.114，л.13-14

    №1628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1947年7月14日)

    1.要求各部和主管部门于1947年11月1日前按附件一向外贸部提供超出1947年出口储备额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

    2.要求汽车工业部于1947年11月1日前，向外贸部运送400辆吉斯—5运输汽车，可减少1947年5月7日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1428号决议审定的、由联盟中央分配到各州售予集体农庄的数量。该条款按附件二执行。

    3.要求外贸部从1947年第三季度进口款项中向橡胶工业部运送300吨天然橡胶，用来制造计划外的汽车外壳，可减少向国家后勤部提供的该原料数。

    4.要求苏联交通部和国防部按附件一和附件二，凭交通部通知，用军用交通工具向东北提供货物。

    5.批准对外贸易部为全苏粮食出口公司驻满洲代表处和分公司确定的1947年人员编制为35人。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Я.恰达耶夫

    附件一：

    拨给苏联外贸部储备外售予东北的

    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药品和医疗设备

    军用电缆50千米

    棉布几千米至1万米，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的供应数

    毛料200米，国家后勤部提供

    吉斯牌汽车400辆，可减少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供应数

    摩托车15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自行车300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滚珠轴承4500台，减少苏联部长会议储备数

    砂轮500个，转子300支

    汽车附件30万卢布

    普通汽车轮胎5000套，计划外生产

    “巨人牌”汽车轮胎(大型载重车用)5000套，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自行车轮胎1万套，计划外生产

    橡胶靴2.5万双，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定向电台4座

    功率10千瓦收发报电台，减少对塔斯社供应数

    军用整流器2000台，各种用途的电话机3200台

    电灯泡(用于照明、轮船、交通信号以及其他用途)12万支

    各种功率的电力发动机60台

    青铜锭、巴比特合金、铜板、锌版

    各种规格和用途的管子

    金属丝(钢丝、弹簧丝和其他类型的)

    消防车

    压缩机和其他各种机器制造机械

    铣床和其他车床、钻头等

    各种交通设备(交通部)

    传动皮带、涂胶皮带、变压器带、各种用途的电线、电气机械、闸刀开关、开关等

    重油、润滑油等

    造币纸、新闻印刷纸、拷贝纸等

    各种化学原料，各种酸、油漆、染料、溶剂等

    附件二：

    1947年减少出售给各州及加盟共和国集体农庄的汽车总额清单

    EPUB/Image00085.jpg

    附件三：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47年7月21日)

    提供给东北的苏联原材料和货物清单

    (支付价值为200万的铁路枕木)

    棉布，4000米

    制装用棉花，300吨

    缓燃导火线，100万米

    密封容器，100万件

    阿芒炸药，300吨

    火柴，2000箱

    烟草(马合烟)，20吨

    糖，500吨

    大马哈鱼，200吨

    驼背大马哈鱼，200吨

    附件四：

    1949年提供给满洲的苏联货物、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运输汽车，3000辆

    汽车外壳，1.52万件

    汽车附件，价值1910卢布

    航空用汽油，1500吨

    汽车用汽油，2.38万吨

    拖拉机用和照明用火油，1.084万吨

    油和润滑油，1.183万吨

    其他石油制品，5070吨

    拖拉机，205台

    黑色金属轧件，7300吨

    轧制件，2050吨

    有色金属轧件，2100吨

    电线，47.8万米

    动力电缆，41.8万米

    电动机，1443台

    金属切割机床，657台

    棉布，1500万米

    帆布，15万米

    棉花，1.5万吨

    羊毛短袜，100万双

    药品和医疗器材，价值5580卢布

    造币纸，7000吨

    打字纸，1580吨

    新闻用纸，2930吨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4

    №16301 齐赫文斯基与张东荪、吴晗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苏关系(1947年9月26日)

    机密

    致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同志：

    兹送上驻北平总领事和华北民主同盟领导人张东荪和吴晗两位教授会谈纪要。

    附上述所提内容3页。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С.Л.齐赫文斯基

    附件：

    应我们的邀请，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张东荪教授在中国民主同盟华北分部主席成员吴晗教授陪同下，拜访了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在与总领事的会谈中发表了如下讲话：

    国民党政府正竭尽全力要把中国的内战夸张成国际冲突。不能排除国民党内的极端派分子对大连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其目的是挑起中苏的冲突，把问题交给联合国审议，以及把美国拉进对苏联的战争。国民党政府在所有的报刊上不断地进行反苏宣传，特别注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反苏宣传。在这方面，由于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消极态度，国民党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比如，1946年2月国民党人在掀起的反苏运动中，有两次成功地把中国的教授和大学生们争取到自己一边：

    (1)昆明西南联大的130名教授里有110名在国民党人起草的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中国的决议上签了名；

    (2)北平几乎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出席了纪念在东北被打死的张莘夫工程师的追悼会，同意要求苏联归还从东北运走的工业设备。

    现在国民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宣传旨在破坏苏联对外政策的威信，希望社会舆论相信，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反苏方针是正确的。

    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对苏联知之甚少，但是知识界的一些进步分子是非常同情苏联的，他们团结在民盟中，内心反对国民党，只是又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然而，对于苏联1947年3月以后对华政策所采取的消极方针，他们感到十分不安，因为这离开了苏联以前在三国外长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公开声明的政策——旨在在中国建立和平民主政府而进行国际干预的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的这些进步分子看到，尽管国民党军队接连遭受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要用武装力量彻底粉碎国民党的战争机器，可能还是要拖到1949年初。这是在美国不给国民党积极援助的情况之下，反之，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则可能要到更迟些时候才会来临。

    眼看中国人民在这场骨肉相残的战争中损耗着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遭受着痛苦和灾难，我们，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要求尽快地看见中国的和平——不是美国式、国民党式的和平，而是民主的和平，最终要迫使国民党放弃自己的独裁专政。

    故而，我们把全部目光投向苏联，在正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为和平而斗争赢得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热烈称赞。

    我们认为，苏联改变自己对华的消极政策为积极政策，不仅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制止内战，而且能让国民党如今在中国制造的反苏舆论全面地、一致地转向对苏友好。

    我们所提出的苏联对华新政策的建议，实质如下：

    由于正在举行对日和会，苏联应公开照会美国指出，必须由民主中国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而不是由曾受到美国、英国和苏联于1945年12月共同谴责的、缺乏民主的、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那个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故而，苏联应要求美国同意共同落实第一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旨在制止威胁世界和平事业的中国内战的对华决议。即使美国拒绝了苏联的这个建议，它还是会让中国人民知晓，并且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广泛好评，并掀起新的反美运动。

    在苏联政府同意这样改变自己的对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将通过民盟尽早开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保证在上海和北平对美苏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建议获得赞许和欢迎。

    这个建议目前只是由我们二人提出，但是我们保证它会得到民盟的一致通过。

    我答应张东荪和吴晗教授，把他们和我的谈话内容以及他们提出的建议通报给苏联外交部。我同时声明，苏联的对华政策自1945年三国外长的莫斯科会议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苏联的对华政策表明了对中国主权以及严格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的尊重。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秘书季托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C.齐赫文斯基(签名)

    1947年9月26日

    文件共3份，送：马立克、通金、档案室

    1947年10月2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3，л.59-62

    №16302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形势(1947年9月29日)

    机密

    兹报告如下：

    我收到了毛泽东于1947年9月1日致中国特区全体党、政、军组织的电报，该电报系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捷列宾从毛泽东那里收到并转给菲利波夫的。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军事行动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5个旅，78万人，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地方军队34万人。总计112万人。

    我们这一伟大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使敌营人心惶惶。我国全体人民为此胜利而欢欣鼓舞。这一切已经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力量和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1.战争第一年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从自己正规军的248个旅中派出218个旅，人数为160万和约50万人的特种军队(海军、空军、炮兵、坦克和工程部队)、伪军、警察部队和保安部队来对付中国的解放区。我们的军队由于在内线作战中正确地选择和运用了战略方针，不惜牺牲，以超过30万人的伤亡以及损失大片土地的代价，在各处掌握了主动权，因此它能把112万人的敌军分割开来并予以消灭。

    不但如此，我们的东北部队在热河省、河北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开始战略反攻后，收复了一些老区和占领了大片新区。

    2.我军在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

    实施全国总反攻，即在外线打击敌军的任务，将战争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在内线尽可能地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彻底破坏国民党的反革命战略——它要在解放区的土地上作战，目的是破坏和消耗人力和物力资源，使我们没有可能进行持久战。

    将战事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将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时间，要不断进行运动战来消灭敌人的力量，要动员群众进行土改，建立新的政权机构，要把人民武装起来。这些困难可以也必须克服。敌人迫不得已将更高度地集中自己的力量，而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广阔的领土上开展运动战。在那里，运动战将会成功，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同情我们，憎恨国民党制度。

    3.保证在国民党统治区作战成功和夺取彻底胜利的根本条件：

    (1)要善于选择攻击的决定性时刻。要以不屈不挠的坚定性和勇敢精神去进行胜利的战争。

    (2)坚定地贯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利益，使他们支持我们的军队。如能贯彻这些条件，我们一定会胜利。

    4.至今年8月底的敌军状况和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南线有157个旅，在北线有70个旅，在国民党后方有21个旅。总计仍是248个旅。正规军150万人。特种部队、伪军、交通部队、警察部队、保安部队120万人。

    非战斗的军事机关编制100万人。总共为370万人。(在南线顾祝同指挥下有117个旅，程潜等人指挥下有7个旅，胡宗南指挥下有33个旅。)

    顾祝同集团军的117个旅之中被消灭和遭重创的有63个旅。其中部分军队尚未进行补充。

    顾祝同集团军的这些部队中，仅有54个旅没有遭受到重大损失，没有受到过毁灭性打击。目前顾祝同的军队只有32个旅可用于运动战。余下的全部用于防卫。

    程潜等人指挥的集团军——7个旅只有打保卫战的能力。他们之中有1个旅在和我军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创。

    在胡宗南指挥的集团军的(其作战区域在兰州以东，宁夏—榆林偏南，临汾—洛阳偏西)33个旅中，被消灭和遭受重创的有12个旅。只有7个旅能打运动战。余下的只能用来防御。

    北方前线有国民党军队的70个旅。在东北的26个旅中，被消灭和受到重创的有16个。

    在孙连仲集团军的12个旅中，有8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

    在傅作义集团军的10个旅中，有2个旅受到了重创。

    在阎锡山的15个旅中，有9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余下的也只能打防御战。

    国民党在后方只有21个旅。其中8个旅在新疆和甘肃省西部，7个旅在四川和西康，2个旅在云南，2个旅在广东(被消灭的第六十九师)，2个旅在台湾。

    在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和江苏没有一个国民党正规军的士兵。

    今年国民党为了补充自己的军队，借助美国人的援助计划动员了100万人，同时训练了几个重新组编的旅和团。

    如果我军依然照战争上一年那样，能够继续平均每个月消灭8个旅，那么战争第二年就将消灭96个旅的国民党军队(今年7月和8月里已经消灭了16个半旅)。这种情况将会进一步削弱敌军，并使它的战略机动能力跌落至最低点。这将迫使敌人在国内全线转入防守。他们将到处遭受到我军的毁灭性打击。

    动员百万新兵和训练旅、团新军都挽救不了国民党。抓壮丁和买壮丁，这就是他们动员的方法。国民党采用这种途径未尝能达到如愿的结果。大批士兵开小差和战争转移到国民党地区，将削减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5.我军作战行动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主要打击孤立的敌人，一个战役消灭一个或几个旅，就如同2月在莱芜、7月在山东省西南部曾发生过的情况。紧接着要集中大规模的兵力消灭强大的敌人，控制中小城市和大量的农村。

    最后，夺取大城市，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就是我军作战的主要特点。集中优势兵力来保证每一次战斗的胜利，包围敌人，不让他们逃出一个，并将他们消灭。

    在特殊的情况下，允许全力迎头进攻敌人。同时包围进攻敌人的一翼或两翼，以便用局部消灭和彻底歼灭敌军的方法，我们便有可能快速重新部署自己的兵力，来消灭敌人其他的部队。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为了达到成功，必须在每一仗的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

    要大力发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

    要尽量迫使敌人来回奔走，这会让我们有可能进行运动战。同时，必须更加重视教会部队打阵地战和进攻设防点。

    为了保证夺取城市和敌人的主要据点，要组建大量的炮兵和工兵部队。

    要坚决进攻和夺取所有防御薄弱的城市和设防地区。对防御力量一般的中等城市，则要在有利的形势下才发动进攻和夺取。

    暂时不动敌人防御力量强大的大城市。

    利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武器装备充实自己的力量，利用俘虏的士兵(80％—90％)和有限数量的尉级军官。

    通过国民党统治区的资源和俘虏来补足自己军队的同时，部分利用老解放区的人力和资源。这点特别同南方前线的部队有关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无论在新、老解放区都要进行土改。(这是夺取全国持久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发展工业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工建设。动员一切为了前线，为了保证胜利。

    只有遵守这些条件才能顺利地进行持久之战并取得胜利。

    6.以上所指各点是上一年的作战总结和我们未来的战略方针。

    希望全体领导同志把这封信发下去：军队里发到团级指挥官及以上各级，党组织里发到区委委员及以上各级，政府机构里发到行政管理处级及以上各级，为的是要让所有同志了解自己的任务并坚决地、丝毫不动摇地去完成任务。(此信系密件，阅后烧毁。)

    上将库兹涅佐夫(签名)

    1947年9月29日

    文件共10份，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45，оп.1，д.330，л.3-9

    №20269 巴拉诺夫呈苏斯洛夫请示：派医生为林彪治病(1947年10月25日)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М.А.苏斯洛夫同志：

    本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高岗致函驻哈尔滨苏联总领馆说，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因此高岗请求临时从苏联派遣神经病理学家和心血管疾病专家为林彪的病情进行诊断。

    本人认为，支持高岗的请求并派遣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哈巴罗夫斯克医学院教研室主任Ш.И.拉特纳教授和新西伯利亚医学院Д.Т.库伊莫夫教授前往哈尔滨是合适的。在审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有损这两位同志名誉的信息。

    以上事宜已取得苏联卫生部长Е.И.斯米尔诺夫同意。

    附上决定草案。 [53]

    联共(布)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Л.巴拉诺夫

    АПРФ，ф.39，оп.1，д.31，л.8

    №09024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1947年12月10日)

    绝密

    致И.В.斯大林同志：

    我报告：

    我们从情报总局在中国边区的一名工作人员捷列宾那里得到了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致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

    “一、人民解放军(从7月至10月)4个月的反攻结果是38.5个旅的国民党正规军被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包括非正规军在内)的损失是45.2万人。在这段时间内俘虏了53名将军。因而，敌人平均每个月损失9.5个旅，或者11.3万人。截至上个月，即今年7月份以前，敌人每个月损失8个旅，或将近9.3万人。

    二、在整个南部战线和北部战线，进攻战暂时停止了。我军将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人民解放军以50个旅40万人挺进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我军在这个区域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拥戴。我们以为，我们将会在保障军队的冬衣问题上遇到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是依靠当地居民和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贮备食品来完成的。军队的武器和弹药主要是靠缴获的物资来保障的。有生力量的补充是依靠俘虏并部分地依靠我后方的预备队。

    三、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区域，我军驻扎在下列地区：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野战军驻扎在大别山，陈毅和粟裕率领的野战军驻扎在江苏、山东和安徽三省的交界处，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的野战兵团驻扎在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的交界处。

    近几个月，其任务是：

    (一)切断平汉路、津浦路及陇海路的铁路线，并将其毗邻的地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在明年秋天之前准备好下一步的渡江(长江)战役的条件。

    四、西部的3个省——陕西、甘肃、宁夏以及东部的山东和江苏是南部战线的侧翼。这里的战况已有很大好转。

    整个西北部地区，除了甘肃省东部的2个县和同宁夏交界的3个县以及榆林、延安、甘泉和富县之外，敌人都被我们肃清了。在这一战线上，我军有10个旅，在1个月的休整之后，在甘肃省南部渭河战线上转入了进攻。

    在江苏省的北部苏北游击区，我们有6个旅的正规军，这6个旅不仅能够遏制住敌人的进攻，而且将迫使敌人退却到长江下游的北岸。

    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我们收复。山东省东部地区的形势得到了根本改观。在这里，我们有15个旅的正规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我们将收复我们失去的山东省和江苏省的地区。

    在南部战线，在山西省的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还剩下少数城镇在敌人手中。在这里，我们有2个旅，已经包围和封锁了这些城镇。

    五、在南部战线敌人共计有162个旅。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被我们击溃。这些军队的精神状态非常消沉，军官们手忙脚乱，惊慌失措。

    这些军队中最有作战能力的是蒋介石的第五师、第十一师和第七十四师，广西桂军的第七师和青海军队的第八十二师。这几个师中，只有第七十四师被我们歼灭了。其余的4个师(11个旅)没有和我们进行过大的战役。南部战线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装备精良，但是却没有能力阻止我军的进攻。

    在北部战线，在中长铁路、北平—奉天铁路、北平—绥远铁路和北平—汉口铁路的北部地区沿线驻扎着国民党军队的70个旅。在最近几个月，这70个旅遭受了重创，并且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将不能投入战斗。在上述地区，我们有55个旅。其任务是切断北平—奉天和北平—绥远铁路线并将东北和中国的北部地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的区域。

    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国民党的后方地区，驻扎着16个旅。还有20个旅受过美国人的训练并得到了美国人的装备。

    六、人民解放军有140个旅的正规军，90万人。地方部队为60万人，后勤部队和机关有50万人。共计200万人。

    国民党部队总共有248个正规旅，总人数为150万人，地方部队和包括海军在内的特种部队共120万人，后勤部队和机关为100万人。共计370万人。

    七、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里的我们的党组织成功地领导了群众性的工人和大学生的斗争。在我党的领导下，海南岛地区、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省及安徽省的南部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八、美国人和蒋介石企图通过宋子文与我们开始和平谈判，这个企图是一个阴谋诡计，其目的是迷惑广大群众。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蒋介石，都担心我军可能会强渡长江，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这种打算。

    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以及其他对蒋介石抱有对立情绪的人，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将来他们会被美国人利用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我们对待这类人的策略是对他们不抱很大的希望，不指望利用他们为革命做事。

    九、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在民盟的成员中有一些是同情我党的，虽然其大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是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同盟，因此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 [54]

    十、由于美国人和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在中国人民面前已昭然若揭，所以1947年10月10日我们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宣言》和《土地改革纲领》，这些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过去，中小资产阶级在蒋介石的影响下抱有错误的观点和期望，认为美国将会改变对中国的政策，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倾向于只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会被消灭。因此，中国将会形成两权对立的格局，那时，中国共产党将统治中国的北部，而国民党将统治中国的南部。接下来，按照他们的观点，还有解决当前危机的第三条道路。现在，这些错误的观点已经不复存在。国民党失去了中国人民对它的信任，广大群众现在拥护我党。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在最近的4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将会被消灭。中国已经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毛泽东

    1947年11月30日”

    Ф.库兹涅佐夫

    1947年12月10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3-17

    №16308 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7年12月11日)

    机密

    12月11日在我们大使馆的午餐会上我和邵力子之间进行了如下谈话。

    邵在答复我有关对当前中国国内政局看法的问题时，他强调指出，战争现在愈演愈烈，按照国民党的倡议停不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虽然目前还有极少数人相信能够使用武力压倒共产党人。

    邵说，尽管政府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寻找出路、摆脱困境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几乎全部失败，国民党担心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允许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真正的联合政府。很多国民党领袖十分害怕，如果共产党人达到合法参加联合政府的目的，他们就会夺取全部权力。邵补充道，无论是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破坏，还是发动全面内战，正是这种恐惧心理所造成的。

    我继续问：他对选举国大代表的看法如何。邵答道：虽然还没有最后总结，但是已经举行的选举情况清楚表明，人民对选举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几乎是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不用说是多添了一条理由，说明要在指定的日期里召集国民大会是没有可能性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意思的。

    接着，我表示想知道一下邵对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他着重指出，中国正经受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动荡：因为外汇亏缺不可能继续进口洋货，在许多稻米产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和饥荒，中国货币灾难性地贬值，市场物价不断上涨，这一切正在引起极其严重和危险的后果。

    至于战局的情况，邵承认，共产党军队不久之前的进攻战役使他们的地位明显地得到了改善，而使政府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是，邵指出，中共的这一暂时性的优势也可能产生消极性的后果：目前，如果恢复和平谈判的话，中共会比政治协商会议时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

    我问邵：他如何看待中国眼下的前途。邵说，他深信内战停不下来，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国内和平也恢复不了。在目前已经形成的局面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都不具备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可观的抑或全面的优势，并顺利结束这场战争。现在需要来自外部的干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试图调停斗争双方的美国的威望又不够。要恢复中国的和平，邵着重指出，只有在苏联参与和友好促进之下才有可能。

    我指出，我们从来不会拒绝加强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就如同我们从来就是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一样。而在中国国内现实的问题上，我们奉行的是中国人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原则。

    对此，邵在答话时指出，这里讲的并非是干涉内政的话，只是对友好关系的促进。根据邵的思路，我们应该理解只有中国国内政局才具备的这一特点，考虑到这一点，苏联应该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予以自己的影响。“我应该承认，”他补充说，“如今的中国政府显然不可能接受苏联的批评，虽则很可能这个批评是完全公正的。”

    我仅指出，不能接受客观的批评未必是一件好事。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马立克同志、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л.229-231

    №163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6日)

    致捷列宾：

    关于毛泽东1948年访问莫斯科的通报请对毛泽东答复如下：

    “苏联政府将欢迎毛泽东前来苏联访问，对于他同中国的通讯联络和个人的无线电自然会予以保障。”

    收到电报和毛泽东对该电报的反应，请从速电告。

    库兹涅佐夫

    1947年12月16日

    АВПРФ，ф.39，оп.1，д.31，л.25

    №16312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7日)

    致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报告如下：

    1.电报于当地时间12月17日零点35分(莫斯科时间12月16日19点35分)收到。

    2.我于莫斯科时间12月17日7点30分，未带翻译，亲自向毛泽东本人转达了所嘱托事宜。

    3.毛泽东对转达的情况十分满意。他当即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待上3个月或半年。”他说，他54岁了，他早就想去，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已经去过那里，他列举了许多人：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王明等。他问我，有无指示让我和他同行。

    在我提出还有什么要问的以及有关拟定他的动身日期的问题时，他答道，无须再问什么了。

    至于动身日期，他说在占领平绥路之后，那时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能让蒋有喘息的机会，要击溃他。接着，他转到当地的一些话题上去了。谈话至此结束。在交谈时他十分活跃，神情很满意。他建议我还是留在这里。

    捷列宾

    1947年12月17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6

    №0910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溥仪请求留在苏联生活(1947年12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被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里的被扣留人员、原伪满皇帝溥仪递交了给苏联政府的呈文，请求让他留在苏联生活。

    溥仪在呈文中表达了他对苏联政府的感激之情，感谢让他作为苏联公诉的证人出庭东京审判，从而为他提供了“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辱”的机会。溥仪在呈文中写道：将来“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

    与溥仪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一起，还收到了他两个侄子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他的两个侄子——爱新觉罗·毓章(1922年生)、爱新觉罗·毓彦(1919年生)，都关押在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中。二人原来都生活在溥仪的宫廷里。毓章和毓彦在声明中请求留在苏联生活，以便“有机会学习新的科学成就并同溥仪一起工作”。

    溥仪呈文的照相复制件和呈文的俄文译文附后。

    呈文原件存在苏联内务部。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签名)

    1947年12月30日

    附件：

    请愿书 [55]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56] 政府：

    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唯一之夙愿，故不顾繁渎，更申言之。余今年已四十有一矣，回忆幼时，曾为中国之皇帝，后又被迫为满洲之傀儡皇帝，统计余之生平，皆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身受其蹂躏、榨取者亦既半生矣，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真乃呼吁无门、离脱无术也。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去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

    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辱，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

    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志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此即余感谢苏联并愿酬报苏联之处者也。

    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余并经此重表余至大之谢意，并敬祝斯大林大元帅之福祉并健康。

    并敬祝

    全苏维埃联邦人民之福祉及永久之繁荣

    溥仪

    1947年12月9日

    ГАРФ，особаяпапкаИ.В.Сталина，д.171，л.523-528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6

    1946年
    №16062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1946年1月1日)
    №12197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1946年1月3日)
    №200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1946年1月7日)
    №16067 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1946年1月8日)
    №16070 彼得罗夫与阎宝航会谈纪要：东北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月14日)
    №1607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1946年1月16日)
    №16079 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30日)
    №1608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1946年2月6日)
    №1608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民党的政策(1946年2月12日)
    №16086 希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众对苏联的态度(1946年2月21日)
    №13317 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外蒙古与苏联、中国的关系(1946年2月22日)
    №14449 阿尼金提交的情况说明：解散第八十八特别旅(1946年2月22日)
    №16108 费德林与郭沫若谈话纪要：国共斗争激化(1946年4月10日)
    №1612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1946年4月26日)
    №13271 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1946年5月8日)
    №13272 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1946年5月11日)

    №0912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1946年7月24日)

    №16152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关系及苏联的态度(1946年7月25日)

    №1615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内战的形势(1946年7月31日)

    №1615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进程(1946年8月29日)

    №1616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事政治局势问题(1946年9月10日)

    №16173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苏美立场(1946年9月19日)

    №16181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报告：民主联军代表访问滨海边疆区(1946年10月6日)

    №16184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14日)

    №1619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4日)

    №16192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6日)

    №09967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的谈话纪要：民主联军的运动战(1946年11月11日)
    №1620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1月15日)
    №16702 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1946年11月25日)
    №16203 彼得罗夫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局势(1946年12月4日)
    №16204 费德林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民大会及国共谈判(1946年12月5日)

    №16062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1946年1月1日)

    机密

    1946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军队总参谋部首长叶剑英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大使馆。大使委托我接待了他们，对此，我解释说大使因病不能接待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时间不长的会谈。

    他们声称，他们刚刚收到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停止内战建议的答复。在这个答复中，蒋介石建议双方讨论有关停止内战问题，并让美国总统杜鲁门本人的代表马歇尔将军一起参加(同时，他们转交了一封蒋介石的书面答复)。有鉴于此，中共代表团面临一个问题，即应不应该同意参加与马歇尔的谈判，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由此共产党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马歇尔将努力对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向蒋介石让步。这个问题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中讨论了很久，但代表团什么决定都没有做出。在迅速向延安请求指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决定同时与苏联大使商量。

    叶同志和王同志声称，想从大使馆得到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判断马歇尔与周恩来最近一次会谈，马歇尔和蒋介石企图在谈判过程中涉及东北问题。中共代表团认为，正因为这个问题与苏联利益有关，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时应有苏方代表参加。

    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阐述了这两个问题后，再三请求将这件事报告大使，并请给他们极其需要的忠告，因为与中央政府代表的会见就要在第二天举行。

    我向大使报告此事后，根据指示向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传达说，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应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去征求意见，听取指示。看来，他们一定会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民主团结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中涉及的所有问题。我告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苏联大使馆不可能给他们任何的建议。有关东北的问题，我对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声称，谈论这个问题目前还太早，正因为中央政府也好，马歇尔也好，尚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会谈进行了30分钟。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А.列多夫斯基(签名)

    1946年1月1日

    文件送：С.А.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23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2，л.20-21

    №16063　彼得罗夫与章伯钧等人谈话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6年1月2日)

    机密

    1946年1月2日在大使馆进午餐时，我同(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大公报》记者)高集(Гао Цзи)和(《时事新报》记者)邵家林(Шао Цзялин)进行了如下谈话：

    1.对我提出有关民主联盟是否已完成对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工作的问题，章伯钧答道，民主联盟已挑选出一个9人代表团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并拟订了行动纲领。代表们每天都会晤，以便对政治协商会议上准备提出讨论的所有问题能协调好立场。要求国家民主、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把军队移交给国家，改选国家议院代表，重新研究宪法草案等，是我们纲领的重要因素。

    2.我对新闻界关于政府建议成立三人委员会 [33] 来研究停止内战问题的评价感兴趣。高集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自己完全可以毫无困难地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什么还要外国来干涉中国内政。把马歇尔引进委员会是撕毁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

    对这个问题，邵家林回答说，马歇尔在委员会可以促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争议问题的解决。因为处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中国人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朋友就应该来帮助。

    邵家林请求我能更经常地接待新闻记者。他说，关于苏联我们知道的很少，因此，我们不能够对各种各样的谣言和诽谤进行反驳。例如，不久之前，散布着关于红军在东北的最难以置信的谣言。假如您或者您助手中的任何一位，能够对记者进行新闻发布，打破这些谣言，那该多好啊。

    我说，我将永远高兴在我们这里接待新闻记者，并和他们交谈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

    在谈话时有二等秘书贾丕才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С.А.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2日

    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6，л.22

    №12197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1946年1月3日)

    И.В.同志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的会谈记录

    1946年1月3日23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傅秉常(中国大使)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祝贺新年，并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并向蒋经国祝贺新年。

    斯大林同志说，他与苏联军人进行了电话交谈，他们不同意不把服务于关东军的日本企业宣布为战利品。如果这些资产不被视为红军的战利品，苏联军人会感到屈辱。他们希望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被红军解放的欧洲国家处理德国资产一样地处理这些资产。这样做，中国方面毫无损失。作为战利品的企业将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中苏双方联合经营，并且为了经营这些企业，可以按照不同的工业部门设立几个公司。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正是这样，不过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斯大林同志表示，中国方面提出的方式使苏联军人感到受屈。他们说，他们流了血，因此，应该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就地具体确定，哪些企业是日本人为了替关东军服务而设立和经营的。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考虑为中国拨出某些重工业企业。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过，这个问题应由专家研究。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专家们可以就地解决这个问题。

    蒋经国表示，他的莫斯科之行的任务在于力求使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取得完全谅解，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坦诚而友好地阐述自己对中国国民政府最近实行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谈谈自己有哪些疑虑和不赞同的地方。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对于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制定政策将十分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本人不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他(斯大林同志)不掌握实情，因此，他只是有些疑问。既然他(斯大林同志)缺少事实根据，他能提出什么建议呢？

    说到苏联政府的对日政策，斯大林同志说，他已经说过，需要设法使日本不能作战，需要俘虏日本军事骨干并销毁军事工业以及有可能开工满足军需的工业。

    至于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则是友好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这在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公开表明了。

    他(斯大林同志)认为，蒋介石打算奉行的中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苏联不能给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蒋介石可以期待美援，因此他奉行对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斯大林同志)坦率地说出他知道的事，并询问他不知道的事，即有关解除日军武装和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的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为何拖延解除日军武装。苏军司令部迅速解除了日军武装，因此，只要愿意可以迅速解除他们的武装。

    蒋经国答道，起初中国政府没有掌握解除日军武装的足够兵力。

    斯大林同志指出，解除日军武装几乎不需要任何兵力。

    蒋经国表示，现在中国政府有了兵力，并将消灭日本人。苏中条约是针对日本的，因此斯大林大元帅可以放心，中国在其对日政策中将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为出发点。至于解除在华日军武装，这一任务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以及中国军队过去曾被日军挤到南方地区这一情况而难以完成。

    斯大林同志问，美国人为何不解除日军的武装，日本人并不会反抗，因为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了。

    蒋经国说，在他看来，中共与政府之间的协定未能签订是由于双方领导人互不信任。

    斯大林同志表示，有些让步是必要的，但究竟是哪些，这应由双方自己决定。

    蒋经国说，他从广播中听到了国民政府向中共所做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叙述了报刊上关于国民政府建议和中国共产党人建议的报道。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对这些建议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根据国民政府的建议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签订协议应当依照的程序制定出来之前，中国政府不同意停止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达成协议十分关切，因为内战是可怕的事。

    斯大林同志表示，在苏联，人们都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

    莫洛托夫同志说，美国魏德迈将军声明：美军司令部打算增加美军4000人，以保障中国军队向东北调动，并维持沿途秩序。

    蒋经国说，魏德迈这个声明是早在杜鲁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之前，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之前发表的。

    蒋经国说，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北平与南京之间铁路不通，因为铁路已被共产党的部队切断，甚至在北平与天津之间100公里的路段，火车也要走一两天。需要尽快达成协议，才能恢复铁路交通。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协定将改善中国人民的处境并将促进贸易的发展。

    蒋经国同意这一点，并说，中国人已经打了许多年仗，因而饱受战争之苦。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已经厌倦了。

    蒋经国说，中国尤其饱受贫穷之苦，他(蒋经国)认为，在这次战争中苏联和中国遭到的苦难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多。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可以向他说出自己对蒋介石的政策的疑虑。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了解实情，他很难说出什么。他(斯大林同志)没有疑虑。他有过一些问题，已告诉蒋经国了。

    蒋经国说，在中国所有人都持必须使中国民主化的立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这样很好。

    蒋经国说，关于中国民主形式的意见尚未形成，因此他(蒋经国)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民主的形式有何想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现在是不是共和国，中国有没有帝制派。

    蒋经国回答，中国是一个共和国，目前中国没有帝制派。

    斯大林同志说，共和国比较接近于民主。

    在苏联没有敌对的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存在一党制。在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政党亦应存在。中国有这样的政党吗？

    蒋经国回答，其他政党很少。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将选举原则引进中国。政府应该对国会和总统负责。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哪种议会制度适用于中国：一院制还是两院制。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是否还保留各省的政府。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存在哪些派别，是赞成一院制还是赞成两院制，但应将法国、波兰、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那样的选举方式引进中国。议会应当由选举产生，而政府应该由议会任命并经总统批准。在美国，总统同时也是总理。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由下院和上院选举总统，虽然总统也能参加政府会议，担任主席，但他不是总理。不过，法国和美国的制度都符合民主原则。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可以接受南斯拉夫和波兰现有的方式。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和波兰像法国一样实行两院制。苏联同样有两院，两院享有平等权力。例如，联盟院可以推翻民族院通过的决议，反之亦然。在英国则有不同，英国有下院和上院，但贵族院拥有比众议院更大的权力。在美国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有更大的权力。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

    斯大林同志问，院是怎么回事？

    蒋经国答，院类似于议院。

    斯大林同志说，议院的名称可以根据民族特征酌定，但议院应该是由选举产生的机关。

    蒋经国问，如果两院出现分歧，在苏联是怎样通过决议的？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这种情况下便召集两院联席会议，决议由多数票通过。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应成什么样的比例？

    斯大林同志答，在欧洲，一个政党拥有的部长职位取决于它在议会席位的数目。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由获得多数票的政党党员组成。例如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工党获得多数，于是他们组成了只有工党党员参加的政府。但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在其他国家，例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中要有反对党代表。当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反对党代表进入自己的政府时，他们耸耸肩膀。

    在法国又是另一回事，法国现行的政府组织法比较接近民主制，因为获得少数票的政党代表同样参加政府。倘若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转向非法斗争；倘若允许他们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遵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有好处。

    斯大林同志还举了匈牙利的例子。匈牙利小农党得票超过半数，但该党让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自由党代表进入政府，不过为自己保留了多数部长的职位。

    蒋经国答复说，他认为中国自己不应该采用英国现行的民主方式。他(蒋经国)认为，在现阶段，所有民主党派的代表均应参加中国政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目前如何估量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和艾登曾认为，保守党将获得多数。艾德礼 [34] 说他对多数并不抱希望。他(斯大林同志)自己认为，保守党在选举中将得到多数，但胜利者却是工党。中国没有选举，因此难以弄清人民在想什么。想必国民党应得到多数，但是什么样的多数，他(斯大林同志)很难说。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共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共处。

    斯大林同志答，若有自由选举，共产党会存在下去，国民党也会。例如，苏联在和美英资本家和睦相处，未同他们打仗。国民党同共产党尤其应该和睦相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争，但国共两党将存在下去。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国民党有何意见。许多人不满意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也不满意国民党。在东北还散发有国民党署名的传单。这些传单中有号召杀死俄国人的内容。当然，这会引起苏联政府的不满。

    蒋经国说，这可能是日本在东北的挑拨。

    斯大林同志答道，在逮捕散发这些传单的中国人时，他们表示，他们是加入国民党的军人。国民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合法的，另一副是非法的。在东北从事非法活动的国民党人在长春、沈阳、大连散发的传单中号召居民将苏军从东北赶出去。国民党的这些行动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国家内不允许有反对蒋介石的表示，因为苏联政府同他签订了条约，因此政策方针应该只有一个。也许，国民党内存在不同派别。

    蒋经国答复说，国民党内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国民党内既有资本家的代表，也有地主的代表。然而，说到东北的国民党组织，他(蒋经国)清楚记得，蒋介石已下令给国民党在东北的组织，解散从事反苏宣传的国民党组织，甚至逮捕这些组织的成员。

    蒋经国说，应当注意到，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斯大林同志说，这一点他知道。也许，东北还有自称国民党员的冒名者在活动。但是国民党未正式同散发反苏传单的组织及其活动划清界限。

    蒋经国答道，东北的许多国民党组织已经被解散了，并再次重申，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蒋经国问，对国民党，斯大林同志还有什么话要说。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需要建立使其他政党能够与国民党共存的宽容制度。

    蒋经国答道，中国情况十分特殊，蒋介石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奉行的是曲线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的政策很难长期执行。

    蒋经国答道，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强大。毛泽东宣称他有150万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他只有60万。

    蒋经国说，当然，这些数字被夸大了。

    蒋经国说，许多人认为蒋介石亲日。实际上他做了与日本作战的准备。他(蒋经国)想让斯大林大元帅明白，蒋介石竭力追求新事物。

    斯大林同志说，他知道蒋介石有困难，并问，战争期间是否提拔了年轻干部。

    蒋经国答道，中国新的军令部长出自年轻干部。

    蒋经国提出，他认为，斯大林同志应该关心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当时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的。

    斯大林同志答道，国民党将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自由政党而存在下去，认为共产党会吃掉国民党的人将是错误的。国民党当然是比共产党更为广泛和更有影响力的政党。

    蒋经国说，他认为如果共产党存在下去，对国民党是有益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将防止国民党腐败。

    蒋经国说，需要改组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选举将使国民党趋于完善，因为在选举过程中将进行人员淘汰：优者留下，劣者走开。

    蒋经国说，战争期间提拔了许多新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是这样就好，因为中国仍然是老人在露面。

    蒋经国说，最后他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八年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期望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答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本国的工业，不能只热衷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德国人就把苏联打垮了。由于苏联拥有工业，战争期间才能够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冲锋枪。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工业，中国既有原料，又有勤劳的人民。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正在争论应该更加注重农业还是工业。他(蒋经国)认为，苏联在对德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私有制。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美国存在私有制，美国工业还是十分强大的。

    斯大林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必须建立工业，修筑铁路，建立化肥厂、汽车制造厂等。中国尚未开采石油，但在新疆有石油，在南方也应该会有。需要组织石油勘探和开采。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有可能借助外国资本发展自己的工业。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可以借助外国资本较快地建立工业。在苏联，由于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建立工业并不难。中国实现工业化比较困难，因此中国需要从海外各大国获得贷款，否则工业化将延缓许多年。

    蒋经国说，中国人担心再次处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奋斗。中国是个大市场，因此外国将竭力把自己的商品打入中国。进口商品是需要解决的，但同时不应允许外国将任何条件强加于中国。例如美国人不久前曾向波兰提供两亿美元贷款，但提出这些钱要按照美国人的意愿使用的条件。波兰人认为这项条件侵犯了波兰的主权，未接受贷款，并坚持美国贷款要由他们自己酌情使用，而不是按美国人的愿望使用。当然外国会要求中国不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为了不受奴役，需要斗争，中国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看待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答道，外国想要苏联打开门户，但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但中国是一个弱国，形式上只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是外国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一贯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曾向苏联政府提出将门户开放政策运用于东北。苏联政府答复美国人说，苏联政府不是东北的主人，并说，关于此事应该去找中国。美国人对这种答复感到十分震惊，但还是容忍了。

    蒋经国问，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否讨论过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说，苏联代表在雅尔塔会议上表示，这是中国的事。

    蒋经国说，杜鲁门通知中国政府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倘若中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表示异议。但苏联自己在中国不要求任何门户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可向中国建议的？在现阶段中国难以拒绝门户开放政策，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苦难和破坏。但稍后中国需要关闭门户以便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处境确实十分艰难。他(蒋经国)认为，除苏联以外，谁也不愿意中国复兴。

    斯大林同志说，他理解这一点。日本人使中国一贫如洗。苏联政府知道，德国人是什么样的强盗。

    蒋经国问，苏联和中国如何才能互相帮助。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将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并且同中国进行贸易。如果中国的大豆、稻米很多，便向中国购买。还有棉花，某些原料，少量的钨及其他。作为交换，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某些机床、机器，并派专家给予援助。

    东北是拥有铁路网的十分发达的工业地区，日本人曾想把东北变成自己在大陆上的工业基地。

    蒋经国说，在东北的中国居民中没有专业干部。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人是有能力的人民，因此他们一定能学会。

    蒋经国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派到美国学习。

    斯大林同志说，这并不坏，同时表示，中国需要自己的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师、金融家、经济学家及农业专家。

    蒋经国说，长春铁路的运营需要许多中国的专业人员，因此他(蒋经国)想问斯大林大元帅，他对派中国青年到苏联学校，尤其是运输学校学习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有困难，但这能做到。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是否适宜。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经济代表团可以来苏联参观工厂。

    蒋经国说，他想请斯大林大元帅关注新疆的局势。过去那里曾有许多苏联专家。他(蒋经国)认为，需要恢复原来的状况。

    斯大林同志答道，盛世才开始逮捕苏联专家后，苏联政府将他们从新疆召回。如果好好对待苏联专家，那么可以再派他们回到那里，他(斯大林同志)最近将查明此事。

    蒋经国说，现在盛世才已不在新疆。 [35]

    蒋经国说，中国经济是否能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样的经济基础上得到发展，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封建残余，存在资本主义关系，与此同时还有集体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集体农庄。

    蒋经国说，有人告诉他，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发达的工业，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很好。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皮革制造厂，修筑了铁路，还采取一些措施开采矿藏。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其他工业。当然现在蒙古人不再是从前那样的野蛮人了。但是，中国不能与蒙古那样的落后国家相比。中国可以成为头等大国。至于经济形态，中国不同于蒙古，不是畜牧国家。在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十分发达。中国珍惜每一块土地。中国拥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所需要的一切。蒙古不珍惜土地。蒙古人从事畜牧业，而且他们是缺少文化的牧民。那里冬天牲畜没有饲料保障。蒙古是一个游牧国家，是一个落后国家。因此，无论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都不能把中国和蒙古相提并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是畜牧业，而在中国则是农业。

    蒋经国问，对于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政策，斯大林同志有何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中国政府有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东北政策，这种政策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也不受其他国家操纵。蒋介石知道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无意将香港归还中国人？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曾强烈主张将香港归还中国，并且当时曾就该问题与丘吉尔激烈争论。

    蒋经国答道，英国人目前并不打算将香港交还中国人。

    蒋经国说，后天他将飞返中国，并问斯大林同志是否愿意通过他向蒋介石转达什么话。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将转交一封信给蒋介石。

    会谈持续了1小时30分钟。

    В.帕夫洛夫记录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123-140

    №200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1946年1月7日)

    亲爱的菲利波夫 [36] 同志!

    顺利抵达延安的毛岸英已向我转达了您给我的良好祝愿。为此，也为了您所发来的诸多礼品，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我也非常感谢您和联共(布)向延安派来两位医生!

    我的病是神经极度疲劳症。这主要是由于自己20多年来缺乏足够的休息所致。近一段时间我休息了两个来月，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如今再有苏联医生的医治，我相信自己的病会好的。我打算休息更长一段时间。

    在我休息期间，我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同志接替。他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5位书记之一，也是我党建立25年来未犯过原则性错误的人之一。15年前他曾两次到过莫斯科，在我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

    1945年4月间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其间就我党若干历史问题通过了决议。孙平(弗拉基米罗夫)同志随身带走了一份全会决议，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他现在应当已经将该决议转交给您了。而您，在看了这份文件之后，将对中共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您可以把这份文件让一些可靠的中共党员看，但请警告他们不得将其中内容向外人泄漏。

    最近5个月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规模与去年相比扩大了两倍，我们急需工作骨干。据毛岸英说，您打算将所有现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发送回国。为此，我向您表示感谢。但我请求，只派遣那些业已成熟——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回来，而那些你们工作上仍需要的同志，请继续留在莫斯科。请转告李立三同志，让他经张家口回延安。请将其他同志派往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以便他们找到中共中央北满地下机关，后者将为他们安排相应的工作，那里特别需要他们去。据毛岸英说，高福，即袁牧之，想暂且留在莫斯科。那么，可以暂时不派他回国。年轻人，正在上中学，暂时让其继续在苏联学习吧。

    经过几个月艰苦的斗争，目前以和平方式停止中国内战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大。我们在重庆的代表团正在努力使这一希望变为现实。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是一样的。如果国民党要继续这场战争，即使他将在一些地区赢得一些胜利(如在位于两军交界的沈阳、热河和河北省等我党群众基础薄弱地区)，但在中国其他广大地区，他就不敢肯定会战胜我们。因此，还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民党同意我们关于停止内战的建议。总体来看，中国问题依然跟从前一样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仍要走很多弯路和曲折，中国共产党仍面临很多艰难险阻。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我们尤其应当对美国亲自插手国共两党间实际问题后所导致的后果有充分的预见。不过，我们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在极力团结国民党的同时，与其展开坚决的斗争。我们党的和平民主路线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三大强国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形势也越加有利于我们。中国定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对这一切充满信心。近几个月来我们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今后我们应巩固这些成绩。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党已做了整体性的安排。国民党报纸上宣传说，贺龙、萧克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打死了，这真是一派胡言，根本不可信。

    委托楚查耶夫少校将此信当面转交给您。收信后，请确认。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毛泽东

    1946年1月7日

    延安市

    АПРФ，ф.3，оп.65，д.695，л.30-36

    №16067 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1946年1月8日)

    机密

    今年1月8日在我们使馆共进午餐时，我和马歇尔进行了一次交谈，内容如下：

    马歇尔在讲到完成自己使命时强调说，在与中国各界代表进行这类会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这些难题使他解决面临的任务大大复杂化起来。首先马歇尔表示自己对那样的状况不满，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对话者都只是倾向于毫无实际根据的空洞议论。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例外，都坚持一个意见，就是必须实现国家民主化，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达到此目的的具体道路。缺乏实际解决民主问题的现实态度，不仅不能拉近民主，而且相反，会使中国远离国内现有的民主。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否等待国民党的民主改革，是否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能够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和平、繁荣的政党时，马歇尔指出，他深信中国的民主化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进行的。同时，他强调，以他的观点，国民党完全能够通过渐进的道路把中国引向民主体制。马歇尔强调，国民党作为拥有最多群众的党，注定要在中国的民主化命运中起决定作用。

    马歇尔在评价中国民主同盟时声称，这个组织的缺点在于缺乏群众基础，这个同盟好像有5—6万人，这个数字与中国4.5亿居民来比，简直微不足道。民盟第二个缺点是他们的队伍缺乏统一性。参加这个同盟的各个党派和社团之间有争斗，在追逐官运的土壤上产生相互敌视，让己方成员掌握决定权的企图在同盟中引起了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把他们本来就脆弱的组织性撕得粉碎。最后马歇尔说，评价民盟的领导成员，与其说他们先进，还不如说他们特殊，民盟追求在中国达到民主自由，但他们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欲达此目标的实际道路。

    在回答我的问题——民盟的组织性薄弱是不是中国执政党现行政策的结果时，马歇尔说，这大概可解释为国民党实行一党政策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更加有利于强大的国民党，而不利于组织涣散、杂乱无章的民盟。

    在评价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力量时，马歇尔指出，共产党人是中国其他社会力量中最有组织性和最有目标性的政党。尽管如此，在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难道能适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吗？马歇尔说，不要忘记，中国农民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比谁都更少会对诱人的政治口号感兴趣，他们只追求减轻自己的税赋负担和兵役，这些税赋和兵役一直是使中国农村破产和贫穷的原因。普通的人民都厌倦战争，在他们中间不可能有普及武装斗争、推翻现有制度的思想。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怎样设想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时，马歇尔声称，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在几百年里形成的这种落后和无组织状况下，未必能期待在国内建设政府和法治机构时，可以很快地引进民主形式。例如，马歇尔说，在不可能指望采取全面选举措施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指望进行广泛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按马歇尔的观点，既然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广泛的全民选举，中国的民主化就应该走由上而下开始改革的道路，以此来打基础。

    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马歇尔不止一次地高度赞扬菲律宾的民主化成就。为此，马歇尔强调说，菲律宾人民应该好好地感谢美国。在这个时候，他说，美国在菲律宾几乎都用命令方式开始履行自己的文明使命，建设民主化基础。在回答我的问题——是否应把菲律宾的例子看成是美国在中国政策的延续时，马歇尔说，虽然美国在这里的立场有些不同，但个别的原则也可能适用于中国。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Н.Т.费德林(签名)

    文件送：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9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2，л.34-36

    №16070 彼得罗夫与阎宝航会谈纪要：东北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月14日)

    机密

    今年1月14日在我们大使馆接待时，我和东北社会活动家阎宝航进行了会谈，内容如下：

    我问，在重庆有哪些东北的组织。阎宝航回答说，他参加了两个组织——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和东北文化协会，这两个组织是进步的和民主的组织。阎宝航还指出，其他像“恢复和平时期东北协会”等那样一些组织，是国民党控制的组织，是按CC派集团的授意工作的。

    对于我的提问，阎宝航说，东北政治建设协会领导小组，包括他自己，应该在今年1月15日拜访马歇尔，因为马歇尔在了解了领导小组对东北目前形势的观点以后，请这个小组去会谈。阎宝航声称，在自己给马歇尔的书面请求中，这个小组提出了下列几个要求：

    (1)停止用武力接收东北；

    (2)给东北人民民主权利和自由；

    (3)从东北撤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

    (4)在东北建立民兵；

    (5)释放张学良。

    关于张学良，阎宝航强调说，熊式辉在蒋介石第一次来东北作报告时，他就要蒋注意，张学良的命运继续使东北人不安，东北的很多活动家不止一次地向熊式辉提出有关张学良今后地位的问题，他们不掩盖自己希望张学良回到东北的愿望。蒋介石当时说，张学良的问题要重新考虑。但是，阎宝航声称，当马占山将军拜访蒋介石，并问他张学良命运问题时，蒋介石并未把它当一回事。

    在会谈时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1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4

    №1607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1946年1月16日)

    机密

    对于我的问题——“停火”命令发布后，在前线是否停止了进攻和战斗，周恩来回答说，战斗基本上停止了，但在某些方向和个别地方，国民党部队在继续推进，特别是在共产党部队比国民党部队弱的地方可以看到，如傅作义的军队从西面进入了热河省，第九十四军和五十二军的部队继续从东面向赤峰和多伦方向挺进。在山东省，那里共产党部队比较强，国民党停止了军事活动。

    我问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开始工作了没有，周恩来答，军调部已经开始工作了。为了部署部队和将命令传到战场第一线司令部，派了15架飞机到各个不同的地点，但有1架这样的飞机在赤峰上空飞行时，于1月15日降落在赤峰机场，被红军的部队扣留了。为此，周恩来迫切要求向红军指挥部告知这一事实并释放这架飞机。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各种会议上证明，在赤峰驻有红军部队，并控制着赤峰和多伦。飞机被红军部队扣留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努力都落空。

    有关中国共产党执行停止军事活动命令情况，周恩来指出，他们的薄弱环节是延安与自己在前线部队的无线电联系。由于缺乏受过训练的干部，以及军队的分散性，无法做好这项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马歇尔对国民党部队在某些方面继续进攻和没有停止军事活动如何反应，周恩来答，他(周恩来)也就这个问题与马歇尔会谈过，马歇尔对他说，他(马歇尔)也获得了有关共产党同样活动的消息。周说，在前线还是继续有部队在活动，在某些地方还有冲突，而在一些地区不经战斗就夺取了一些据点。但是，马歇尔说，所有有关这些情况他已经都报告了蒋介石。除此之外，周还指出，国民党派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的郑介民将军(侦查厅厅长)，对情况非常了解，他拥有与所有部队的通畅的联络网，并利用这个优势向蒋介石和马歇尔报告共产党部队违反命令，他总是进行大规模的反共宣传。周还说，美国的上校伯劳乌特通知说，目前双方都有错，都违反命令。尽管命令在1946年1月13日晚上生效，但不是所有地区都收到了命令。因此，个别部队仍在继续进行军事活动。周声称，1月13日他收到延安的通知，说国民党正在进攻热河和其他一些地方，而共产党部队进行了反击。但是，也有共产党部队转为进攻并占领某些居民点的情况。有时候共产党军队不得不将国民党政权从他们侵占的居民点里赶走，周说，尽管如此，战斗行动基本上已停止了，而国民党并没有放弃将共产党部队赶出最重要居民点的意图。因此，在山西、山东、热河，国民党部队继续向前行进。周恩来说，他已经给延安发电报，要司令部采取适当的措施，尽量不违犯命令，以便共产党有可能用政治手段收回那些国民党部队在命令发出后占领的居民点，这样还可以促使国内军事政治状况的稳定。

    在回答我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状况的问题时，周强调，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管辖的地区迅速扩大，这就使共产党部队的驻地分散，武装力量分散。

    部队散在广阔的地区，会导致纪律松懈，并在一些战线引起混乱。所有这一切都降低了共产党部队的战斗力。如果说以前这些力量都集中在一个拳头中，共产党部队能顺利地打击国民党军队，那么现在这些军队则在一系列前线地段遭到了失败。

    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和正规部队战斗力相当强大，但是缺少炮兵和其他武装，不能够坚守住已攻占的阵地，只有在组建了强大突击部队的地区才有可能进行进攻战役。

    缺乏经过技术培训的军官，使共产党甚至没有能力使用最近获得的武器、大炮和坦克。

    在评价重庆的状况时周强调，国民党企图稍为打开一点未来民主大厅的门，但是进入这个大厅的必经之路，是要解除共产党武装。玩弄民主辞藻现在成为国民党政治的特点。国民党企图用“改组国民政府”、“以民主人士补充各级政府组织”、“提供地方自治”等辞藻来获得国内和国外社会舆论的好感。但是，国民党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周声称，蒋介石不得不讲民主是因为外界对他有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国际舆论、国内各种党派和组织、中国社会以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人民。蒋介石必须做出某些让步，周举例说，当蒋介石不想在把赤峰和多伦留给共产党部队的问题上让步时，马歇尔是这样给他压力的：在蒋介石坚决拒绝退出这些居民点时，马歇尔对蒋介石申明，如果他不让步，内战将不能停止，这样就会引起三大强国的干涉。结果，蒋介石好像当即就签署了将赤峰和多伦让给共产党部队的命令。

    接着周指出，讲到民主，国民党同时仍继续自己原来的政策。蒋介石宣布四点民主纲要以后，没有迈出任何实际的步伐。相反，还发现有镇压政治犯的情况。周强调，民盟坚决站在敦促蒋介石实现其宣布的诺言的立场上。民盟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

    对于我提出的有关国民党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以及共产党对此所持立场的问题时，周回答说，国民党除颁布声明以外，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提出。但颁布的东西则表明，国民党企图在所有的政府机构中保存绝对多数。如果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是民主应该在所有政府机关中实施，那么国民党却主张民主只能在某些改组的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实施。在国民党中有一种意见，即所有的政府各部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领导类(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不能让民主分子参加进去；第二类是教育部、社会部、经济部、食品部，对这样一些部，其领导可以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第三类是农业部、司法部、鉴定委员会及其他各部，在这些部可以允许民主分子参加。这就是现在进行中的会议的幕后背景。

    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与国民党的立场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主张民主宪法，在这个宪法的基础上应该进行民主改造。但国民党企图保持五五宪法，这个宪法实质上是一部专制的宪法。根据幕后谈判判断，国民党倾向于做出某些让步。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对于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什么样的、与国民党对立的具体纲领，周回答说，共产党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纲领，虽然这个纲领的基本原则很清楚：(1)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法；(2)实现政治军事分治，限制总统和内阁的权利；(3)给予省级政府自治权；(4)同意中国共产党有20个步兵师。

    中国共产党在不提高自己军事方面要求的同时，将为实现扩大政治纲领而斗争。因此，将有非常严肃的政治斗争。这时，周指出，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而青年党则站在国民党一边。

    对罗申的提问——马歇尔将军是什么立场，周回答说，他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积极的联系，关心所有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毫无疑问，他对所有的事都很在行，但目前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周说，根据他的观点，马歇尔正等待军事命令的结果，看来，有了结果他会开始显示有关政治问题的极大积极性。

    接下来，周讲述了不久前建立的张群、张治中和周恩来三人小组。1月15日，三人小组交换了关于研究军事问题初步意见，1月16日国防部副部长林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关于改组中国军队的策略性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这个军队将由90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旅组成。军队的总人数为180万人，其中40万人是军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在这个数字之内。

    周指出，张群在私下谈话中告诉他，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兵力对比应是1∶6，他暗示共产党军队应该是16个师，而不是20个师。周补充说，张群和张治中现在还没有阐述自己的观点，只是说中国军队的改组应该在6个月的期限里完成，而共产党军队的改组应该在2个月内完成。

    我问，政治协商会议有没有对讨论的问题做出什么具体的决议。周回答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决议。现在还在进行辩论。有鉴于此，成立了5个小组，从事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和准备提出建议。

    我问，国民党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选举怎样看待，周指出，目前国民党不同意举行任何形式的选举，但在他们的代表中出现了让步的倾向，允许在8个解放区进行县长的选举，或许还允许选举边区的全权代表。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声明。

    对于我的提问——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采取什么立场，周声称，为了以政治手段开始进攻和保卫民主权利，现在正在试探国民党的弱点，使中国共产党得以保住赤峰和多伦。至于说中国共产党的自治，则在察哈尔和热河省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并在山东和河北获得了参政权。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想保留某些边区的行政权。如果蒋介石不想把察哈尔和热河提供给中国共产党，并拒绝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和河北参与行政管理，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在宪法问题上为赢得胜利而斗争。

    在回答周的提问——对目前形势如何评价时，我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

    周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做，在解决上述问题时，一直采取十分谨慎的立场，同时对美国人更加特别小心。周说，他非常清楚，美国人过去总是站在蒋介石一边。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必须绕过的暗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与美国人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新问题。接着周强调，遗憾的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有些负责的工作人员，甚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没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例如，他们认为红军应该进入东北，并把它转交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他们不懂得所有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即使了解，也极其肤浅。周说，当他在延安看到那些电文时，就更加清楚了。

    在会谈结束时，周声称到1946年10月 [37]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已得到极大的增强，在那时与蒋介石讨论各种各样问题都比较容易。那时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阶段：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开来，并遭到了失败。现在的作用起了变化。现在不得不寻找所有的道路，以便达到折中地解决问题。周强调说中国的形势很困难，要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工作和努力。

    Н.В.罗申、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和Н.Т.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18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5-11

    №16079 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30日)

    机密

    1月30日我和作家郭沫若进行了会谈，其内容如下：

    众所周知，郭沫若是共产党提名，经蒋介石批准，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无党派人士代表的。

    我请求郭沫若与我交换他对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印象，讲述一下在协商会议上各种不同党派和组织代表的表现。

    郭沫若评价目前国内政治形势时说，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成立及其工作开展，现在正呈现出中国民主运动的转折时刻。现在可以断定具有一系列民主措施这一事实，至少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的正式记录。

    在宣布民主自由同时，郭沫若指出，可以改组中央政府，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统一指挥，军队国有化，等等。

    但是，郭沫若强调，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进步，遗憾的是，它不是根本性的，不是持续进步的，而是带有临时性和局限性，因为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来原因，而不是内在原因。

    郭沫若声称，现在的民主是表面的，是外来的，是外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压的直接结果。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杜鲁门的声明和马歇尔使团到中国，在蒋介石周围造成了难以容忍的国际条件，并使他面对必须拒绝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因为真正的民主将导致国民党制度的彻底毁灭，但是在马歇尔使团面前却摆出了完全不同的任务。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威望以及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美情绪的加强，担心在中国实现真正民主可能性的美国的统治阶层，不能不采取应急措施，来预防对他们极不愉快的结果。因此，马歇尔使团的主要任务是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军事和政治影响的进一步扩大，这对美国来说是主要的危险，因此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分子的活动，支持蒋介石保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事实证明，马歇尔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主要的任务。政治协商会议的初步结果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的民主改革只是表面的，相对的。他们的虚假民主和表面的特点，通过具体分析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如，尽管决定成立一个由40名成员组成的国务委员会，但国民党占据其中50％的席位，而剩下的席位大部分都是亲国民党的青年党、无党派人士，可能有部分民主人士。

    其次，国民党保持自己具有作为老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利，因此可以保证自己在国民代表大会上拥有绝对多数的表决权。

    第三，在武装力量国家化的过程中，主要是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因为蒋介石为自己保留了90个师的正规军，这些师都是由经过考验、最忠于他的部队组成的，而对这些部队而言，“在军队中禁止党派活动”却是一句空话。

    第四，在任命政府重要负责岗位时，国民党为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各部部长的职位，如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等。这样，即使那些次要的各部都由民盟的代表负责，整个国家机器仍然掌握在国民党干部手中，因此领导只是形式上的。

    这样，郭沫若强调说，民主阵线实际上争取到的东西都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实际价值大大低于表面的价值。从本质上说，现在的变化与其说是符合民主运动的利益，倒不如说是符合国民党的利益。因此可以说，郭沫若指出，尽管存在着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变得更加巩固了。现在蒋介石不仅被看做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领袖，而且被看做是在中国社会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的首脑。国内外社会舆论对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承认，为他获取其他大国，首先是获取美国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获得这些援助将会稳定国内的经济局势，也会使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

    在评价各种党派和组织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表现时，郭沫若指出，除国民党9名代表外，对国民政府的纲领表示支持的有：青年党(5人)，这个党，根据可靠消息，得到了张群的一大笔贿赂；无党派人士代表：王云五、胡霖、傅斯年、钱永铭、莫德惠、李烛尘。在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只有一个邵从恩除外，他采取独立的立场。

    郭沫若说，民盟代表团的成员有：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张君劢，他们自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统一立场上，在为民主纲领的斗争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0，д.32，л.47-49

    №1608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1946年2月6日)

    机密

    2月6日，我接待了周恩来，并与他就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和国内政治形势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我问道，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团体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否满意。周恩来回答说，在当前的情况下通过一些决议，这是在谈判过程中可以获得的最大收获。周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正式的看法。朱德在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文章中已阐述了这些看法。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有正式的指示，其中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做出了评价，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这是民主运动的第一步，是摧毁国民党专政的开始，今后民主运动便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可以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治斗争、议会斗争，因而，必须改变工作的形式和工作的方法。周强调说，从一些文件来看，这些决议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这些成果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巩固。不能不承认，今后在实践中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还有很大的困难。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果的原因，周恩来指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果，只是因为外部对蒋介石有很大的压力。如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确定，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和应该做什么；马歇尔将军在重庆也对蒋介石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他的口袋里装着20亿美元的借款支票，发放5个师的装备以及为中国提供若干飞机和船只的命令。

    讲到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时，周恩来指出，摆在我们眼前需要克服的有一系列困难，首先要击退国民党右翼的攻击，他们已开始进行撕毁这些决议的工作。国民党在最近召开了三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第一次会议在1月30日召开，在这个会议上СС派代表尖锐地批评国民党代表。参加这个会议的蒋介石声称，不应该低估这样的事实，客观上共产党是帮助了国民党。蒋介石指出，假如没有共产党，不知道国民党将会怎样；假如没有共产党开展的工作督促国民党，不知道国民党是否还能存在下去，甚至不能排除国民党瓦解的可能性。今年1月31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第二次会议，在这会议上，同样提出了反对国民党代表团同意向民主派做这样大的让步。谷正纲、张道藩、朱家骅等人的发言极端尖锐，谷正纲声称国民党将没有前途，国民党代表团背叛了孙逸仙的原则，等等，张道藩也做了类似的发言。比这更大的喧闹是在2月4日的会议上，这次会议蒋介石没有参加。СС派代表感受到了自由，演出了一场把会议变成公开谩骂的闹剧。但是最后，会议参加者还是得出结论，目前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决议是蒋介石批准的，所以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批评。孙科、邵力子、张群、王世杰都遭到了尖锐的攻击，谴责他们背叛了孙逸仙的学说，特别是张道藩的发言毫不妥协。当有人说，这些决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赞同时，张道藩和萧同兹问答说，对蒋介石也要“刮胡子”。 [38] 从发言者的说话中可以知道，如果所发生的一切对蒋介石来说毫无价值，因为蒋介石仍然留在领导位置上，那么不知道，他的其他战友会怎样……

    周恩来讲，不久之前，陈果夫拜访蒋介石，并请他解释，为什么国民党要做这么大的退让。蒋介石好像回答说，退让是因为美国的压力。

    综合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行动，周恩来说，很可能再过两至三个月他们又会再次抬起头。

    我问，他们会不会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活动。周恩来说，在这个全会上，大概会大打出手，但他们不会成功的。但是，周恩来指出，在马歇尔离开以后，他们能够比较顺利地行动。现在他们开始活动，收集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签名，作为对全会的准备。这些签名不仅在重庆收集，而且在偏远地区收集。任务在于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召开之前将这一切提供给蒋介石。

    按周恩来的说法，军人集团表现出的积极性也毫不逊色。例如，胡宗南在西安召集他的将军们，试图搞清楚他们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看法和态度。当他听到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政治协商会议表示赞同时，立刻严厉批评、谩骂他们。后来，胡宗南又召集了相当数量的各级军官，并要求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的人举手，结果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当他要反对的人举手时，只有几十个人举手。胡宗南大骂所有出席的人，骂他们是寄生虫，不懂得中国发生了什么。

    但是，周恩来指出，这并不表示在军队中没有人想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现在在上海和南京地区正在召开军事领导人会议，参加的有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徐永昌、顾祝同、胡宗南等人。他们集中在那里，是为了研究蒋介石提出的问题——怎样对军队实行控制。对于他们召开的会议的结果，可以总结如下：

    (1)保持行政权力和军事权力的统一；

    (2)在和平时期保留对一些地区和剿匪司令部的指挥权，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是为了与“匪徒”做斗争，并稳定解放区的秩序；

    (3)不允许其他党派的代表到国防部、征募局、作战局去，不仅不能领导这些机构，而且也不能在这些机构中工作；

    (4)保留国民党军事院校。

    这样一来，周恩来说，如果在第一阶段国民党要求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那么现在共产党则要求国民党所有的军队国家化。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保密局人员所采取的措施。根据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这些机构应该废除。因此，国民党现在正在迅速改头换面，建立各种各样的部队，如警察部队、交通警察等。有些国民党员提出在“特务”中建立政党、协会等。特别机构的全部工作人员共有20万人。

    周指出，国民党右翼斗争的积极方法之一还应算上这一招，即他们那些维护者企图把孙科、邵力子、于右任、王世杰等人排挤出领导层。共产党方面就采取了某些预防的措施。周说，他2月1日拜访了蒋介石，让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实现已经做出的决议。周指出，共产党准备重新改组自己的军队，将其数量减少到20个师，并取消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周要蒋介石相信，共产党准备真诚地、经常地与国民党合作。周表示希望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在重要问题上互相交换情况。接着周强调，有关共产党参加政府一事，共产党希望还能参加各省的政府。蒋介石对周声称，在他去延安前，他(周恩来)与张治中、马歇尔应该拟订一个解决军事问题的草案。

    会谈中周请求在国务会议的组成中，共产党应该有10个代表，这样才能保证共产党的否决权。然后，周对蒋介石声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停止敌对宣传，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双方困难。周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军队及其他组织的不满，如果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困难，这不会对国民党有什么好结果。最后，周对蒋介石说，困难越少，他(蒋介石)就越容易领导国家和人民。

    蒋介石回答说，国民党准备长期合作，不会允许改变决议。他强调说，这些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之所以有可能获得，就是因为是他(蒋介石)渴求达到的。蒋介石说，如果中国走上新的道路，那么就会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

    周说，他从邵力子那里了解到，王世杰与他谈话时说到，在周与蒋介石会谈时，“双方相互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关于国民党代表个人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谈判时的活动的评价，周说，王世杰做了很多工作，他比较执著，不急于做出决定，能清醒地进行评判并善于做出让步。张群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人，他要么大大退让，要么顽固到什么让步的话也听不进去。邵力子——没有实权，没有什么靠山，因而他缺乏独立性和勇气。

    讲到拟订国务会议成员名单的问题时，周说，大概位置的排列，看来是共产党8个，民盟5个，青年党3个，无党派人士4个。周说，他怀疑蒋介石是否会同意给共产党10个名额。然后，他强调说，国民党在选拔自己的代表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在是否让国民党元老进入国务会议的问题上，蒋介石进退两难，例如，孙科、于右任、冯玉祥、孙逸仙夫人等，因为他们的左倾观点会令蒋介石陷入十分窘困的境地。周声称，共产党努力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前公布名单，并坚决主张国民党也公布名单。

    关于部长的分配问题，周说，目前尚无肯定的意见，但是对于无党派，国民党好像准备给3个位置；司法部、教育部和农林部和一个委员会；除部长外，还将建立4个不管部部长职位。

    对于我的提问——按周恩来的看法，蒋介石是打算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还是会拖延这些决议的实现，周回答说，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但蒋介石今后的表现将依赖下面事实的发展：如果能够促使蒋介石退让的国际压力继续存在，而同时共产党也不削弱自己的努力，那么他将继续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采取的政策，也就是说，去实施会议的决议。如果说压力消除，共产党又削弱了自己的工作，而国民党右翼则加强了自己的压力，那么不能排除蒋介石将从已确定的道路上转向。如果蒋介石看到共产党在努力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并感受到共产党方面的压力，那么，他未必会抛弃自己的决定和诺言。

    接着，周说，从马歇尔的行为来看，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做得很好，他们努力帮助中国整顿秩序，制止混乱。在这方面，他们既帮助了国民党，又帮助了共产党。尽管如此，这仅仅是事情表面的和暂时的一面。他们(美国人)竭力想为自己将来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基础。中国共产党明白这一点，因此努力利用他们现在采取的措施，以便加强自己的地位，尽管看起来在以后会遇到一些困难。至于如何评价马歇尔第一阶段的工作，即在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和执行已经下达的命令所采取的措施，应该说，如果不是美国人这么积极地介入，那么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到现在为止都不会停火。在美国人帮助下，周强调说，共产党保住了赤峰。

    周告诉我，马歇尔拟订了下列各种计划：在和平时期改编军队，组成50个师的计划；在和平时期应征措施法草案；以军团为独立单位集中供应军需品，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军需供应计划。周指出，马歇尔对他说过一个想法，为了部署共产党军队，应该事先考虑到他们主要驻扎在中国北方，部分在东北、中原和南方。马歇尔想建议蒋介石，用以下方式作为试验：一个军团以共产党2个师和国民党1个师组成，由共产党指挥；一个军团以国民党2个师和共产党1个师组成，由国民党指挥。

    除此之外，马歇尔还有一个想法。他想建议蒋介石，在中国驻日本占领军的组成中，最好有一个共产党军队的师。周恩来说，他同意这个想法，并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歇尔的建议是这样，从延安青年中组成一个模范师派往日本，他们完全是美国武器装备和服装，也让美国人看看共产党军队的面貌。

    对我的提问——蒋介石对马歇尔是否满意，周回答说，蒋介石在与他谈话时说，他认为马歇尔为人客观，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对我的插问——蒋介石想不想念赫尔利，周回答说，这不大可能。赫尔利是一个市侩，他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商人。周说，从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1月20日马歇尔拜访蒋介石，在与他谈话中声称，已经过了10天，还没有看到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结果，而他(马歇尔)很快就要回国了。蒋介石对他说，结果会有的。但马歇尔刚刚离开，蒋介石就大发雷霆，用拳头狠狠地敲打桌子。如果这件事，再加上由陈果夫为蒋介石起草的声明，那么就可以做出结论，即美国是真的给了蒋介石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我问，Т.В.宋作为总理 [39] ，实际上没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什么积极作用，这如何解释。周回答说，现在Т.В.宋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经济事业上，与政治相比，这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个人收入。周说，Т.В.宋在政治上没有原则，他所有的愿望就是在国外获得荣耀和为自己增加资本。有材料说，在改组政府时，他未必能保持自己的位置。有消息灵通人士传言，他可以作为特别大使到美国去，因为要在那里解决贷款问题。

    大使馆顾问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武官少将Н.В.罗申和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1月9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16-22

    №1608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民党的政策(1946年2月12日)

    机密

    今年2月12日，我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如下。

    周恩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讲述了关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积极活动，他们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上。他说，СС派煽动在国民党里组织新的派别，自称“革新派”。这个派别为首的是谷正纲、张道藩、萧铮、赖琏、萧同兹、胡宗南及其他附和СС派的人。那些“革新派”拥护者举行了座谈并得出结论说，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们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1)废除国民党的总裁制度，蒋介石除了中华民国主席外，不应该再担任党的领袖。

    (2)在国民党内实行党内民主。

    (3)重新考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

    (4)限制国民党元老在国务会议中的名额。

    周指出，“革新派”企图在今年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全会上提出并坚持自己的纲领。除此之外，周恩来强调，“革新派”拥护者将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他们的这种斗争简直就是流氓行为。举例来说，今年2月10日，应该在重庆一个广场举行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群众大会，被СС派领导的秘密警察的流氓干涉所阻挠。

    至于蒋介石对“革新派”的态度，周声称，蒋介石的立场是双重态度：他不反对反共活动，但反对攻击国民党。蒋介石赞成各种派别在国民党内活动，但不得越过政治协商会议合法决议的界限。

    接着周恩来对我讲了有关他和张嘉璈的谈话。他指出，总的来说，张嘉璈的表现比熊式辉好。周发现，当叶剑英在北平访问熊式辉，想与他商谈东北问题的时候，后者却强调，这个问题带有外交性质，因此他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当张嘉璈在重庆访问周恩来时，也涉及东北问题，前者声称这是政治问题，应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张嘉璈对周恩来说，东北的形势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事情本身要求双方不可避免地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关于对苏联在东北政策的评价，张嘉璈强调，苏联对解决东北经济和政治问题十分关心，因此不急于撤出自己的军队。苏联得到了自己在远东边界线的安全和长期不受侵犯的保证。

    对于红军部队拖延从东北撤离，张嘉璈指出，这不会引起中国中央政府方面的特别反对，因为苏联军队的过早撤离可以被共产党和其他武装力量利用去占领地盘，并在东北造成军事和政治上更加复杂的状况。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在红军部队撤离东北之前，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也会拖延，因为根据蒋介石给张嘉璈的批示，蒋不准备在苏军部队撤离东北之前解决政治问题。

    谈到中苏经济谈判，张嘉璈说，在苏联做了那些很大让步之后，蒋介石在原则上同意就这一问题提出的方案。唯一困难的只剩下发电站的管理问题了。现在经济合作的问题已递交蒋介石，蒋让经济部来研究，这个部应该综合处理整个东北经济问题，并做出最后的结论。

    周恩来告诉我，张嘉璈对共产党关于东北军事政治问题解决道路的观点感兴趣。周恩来对张说，这些问题应该按双方协商的道路来解决。其中包括，共产党不反对派遣由军调部的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小组到营口去实地搞清情况。关于政治问题，共产党建议改组蒋介石在长春的行辕下属的政治委员会，重新考虑9省省长问题，并进行县级领导的全民选举。周还指出，尽管共产党这样提出了问题，国民党至今为止尚未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包括派军事小组到营口去的问题。

    有鉴于此，张嘉璈声称，国民党拖延回答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合法化和加强其在东北的地位不感兴趣；其次，国民党不相信苏联会赞同派这样组成的小组去营口。至于政治问题，张家璈强调说，那就应该遵守基本的条件，即要保持蒋介石的面子，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应该是互让的。因此，张嘉璈说，共产党不应该拒绝暂时的妥协，然后可以继续重新考虑所采取的决定。

    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2月1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24-26

    №16086 希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众对苏联的态度(1946年2月21日)

    机密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和红军在这领地上的进驻，从根本上改变了内部政治状况，并掀起了当地居民广泛的民主运动。解散了所有日本和亲日本的组织，形成了当地的政权机关，共产党组织合法化，建立了群众民主联盟和协会：有工人的，知识分子的，青年的，妇女的。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开始出版了25种报纸、6种杂志和3种通讯刊物。

    以友好态度对待苏联的最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东北11个城市里建立了中苏友好协会，团结了2.5万名成员。这些协会在居民中进行群众政治工作，普及苏联和红军的影响。这些中苏友好协会出版了4份报纸、3份杂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居民中分发和传播书本、小册子和苏联领导人照片。

    在东北的我军政治机关在帮助当地民主组织的工作时，还在中国和苏联居民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散发了将近1亿份传单、标语、条幅、小册子、肖像和明信片。在城市和农业区组织群众大会。进行关于苏联和红军的几百场报告会和演讲。在东北所有的城市里放映苏联电影。红军歌舞团在居民中进行演出。

    由于所有这些措施，我们在东北的影响大大增长。居民基本群众都对红军和苏联怀着友好的感情。

    国民党分子在这段时间里对民主组织的活动，特别对东北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制造了很多障碍。最近，随着中国政府军队进入东北，国民党分子活跃起来，积极从事反动的和反苏的活动。现在他们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宣传，而是越来越广泛地对民主组织，特别对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人采取威胁、逮捕和暗杀的手段。在四平出现了传单，国民党分子要求取消中苏友好协会。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传播谣言说，随着中国政府军队进入，所有协会的积极分子都要被消灭。结果，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明显地收缩了。

    考虑到我们的军队将从东北撤离，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在那里的政治影响，建议是否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用吸收在东北的苏联公民和中国社会的著名人士积极参加协会工作的方法来巩固和发展中苏友好协会，并建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与这些友好协会的正式联系。

    2.在长春、大连、哈尔滨和沈阳建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文化宫。通过这些文化宫在中国居民中组织文化教育工作，巩固苏中友好和普及对苏联生活的知识。

    3.在中长铁路管理局的苏联机构下设文化教育部，其目的是为东北的中国和苏联居民出版中文和俄文报纸，登载东北无线电广播电台有关苏联的新闻，并出版有助于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报纸。

    4.苏联新闻局加速在东北各大城市建立代表处。

    5.在莫斯科的外文出版社开始出版中文版的苏联文学期刊，以及优秀文艺、经济和政治类书籍，并且在大连市也出版上列书籍。

    6.由于莫斯科对华广播听不清，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无线电推广和无线电广播事业委员会，应加速建立从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无线电台的对华广播。

    7.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电影摄影事业委员会应加速用中文字幕和华语配制苏联电影，并大大增加寄往东北的影片。

    8.派遣某些著名的苏联学者、作家、新闻工作者和苏联艺术家到东北去公开讲演和演出。

    9.责成国际书店联合公司在东北各城市出售俄文版苏联报纸、杂志以及文艺、经济、政治书籍。

    呈此报告，请您决定。

    И.В.希金

    印章：洛佐夫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61，д.94，л.17-18

    №13317 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外蒙古与苏联、中国的关系(1946年2月22日)

    1946年2月22日22点

    出席会谈的人员：В.М.莫洛托夫和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公使伊万诺夫。

    以下是乔巴山提出的供讨论的问题：

    1.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和互助条约的签订。

    乔巴山详细地论证了签订条约的必要性。他说，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互助议定书，今年已经到期，尽管目前还没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的直接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日本已经被粉碎，但是，仍然可以预料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意图。

    在预见到中国可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的意图的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其内容类似于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可补充1—2条关于两国之间进行文化和经济合作内容的条款。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斯大林同志说，根据互助议定书，我们(苏联方面)应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自己的军队了。乔巴山请求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因为红军部队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将是国家安定的最好保证。

    在讨论了与即将签订的条约内容有关的一切问题之后，斯大林同志建议把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变成条约，在条约中保留议定书中的所有条款内容，并对新文件重新进行签字。关于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可列入单独的协议中。

    乔巴山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2.关于在内蒙古和联合的兴安岭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工作。

    乔巴山通报了关于一些地区的蒙古游牧点的情况，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国的组成部分。按照乔巴山的意思，在这些地区需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以便准备把蒙古族居民从中国分离出来，归入到蒙古人的境内，建立独立的蒙古族国家。乔巴山说，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于内蒙古和兴安岭保持中立态度。

    斯大林同志：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需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现在是否需要这场战争呢？

    乔巴山：是否可以在那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呢？

    斯大林同志：可以悄悄地进行。

    3.关于在确定外交关系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相互关系。

    乔巴山希望协商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种关系。他表示担心中国人可能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搞阴谋，并询问是否能够拒绝他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设立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您不能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由于国内缺乏干部，不应该急于设立领事馆。以此理由您可以拒绝中国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开设自己的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蒙古政府是否有意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往来？

    乔巴山：不，中国人可能会欺骗我们。我们不愿意也不会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再则，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苏蒙贸易代表处进行。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问题——蒙古方面是否已经有了派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的人选，乔巴山先是阐述了对于候选人个人品质方面的一些要求，然后说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的名字，并竭力获得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任命的预先支持，即给予肯定性的回答。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

    (备注：乔巴山希望让苏伦扎布到远离自己的地方。他知道，这个任命将会受到苏伦扎布本人的反对，并会在中央机关引起不满情绪。为减轻这件事的难度，乔巴山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这样的回答，以便使他能够在乌兰巴托说：“斯大林对我说的，任命苏伦扎布前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

    斯大林同志详细地询问了1945年的情况，其结果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损失了300万头牲畜，还询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经济的管理方法和牲畜种类，并给予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是来自高加索和其他地区的经验。他还向交谈者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为了消除——而这多少是可能的——自然灾害给畜牧业发展造成的危害，应该组建保护牲畜的场所，组织国家对井水的监督，建立灌溉大田以便给牲畜创造牢固的饲养基地。

    接着，谈话转到了畜牧产品方面，当斯大林同志了解到，在战争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奶油制造业得到了发展，他问乔巴山，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否卖给苏联黄油。

    这个问题对乔巴山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也是不愉快的问题，因为要具体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投入很大的物力和人力。希望回避这个问题，乔巴山开始列举各种理由(有些甚至是不正确的)，以便不直接拒绝向苏联出售黄油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大概明白了这一点，简短地说：“如果你们不能的话，那就不需要了。”

    在会谈过程中，乔巴山还触及关于建设从纳乌什基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这条铁路可能在第二期工程中建设。

    记录：伊万诺夫(签名)

    РЦХИДНИ，转引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4449 阿尼金提交的情况说明：解散第八十八特别旅(1946年2月22日)

    关于解散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特别旅的情况说明

    根据远东第二方面军情报部(РО)部长1945年10月12日的电报，我被派往哈巴罗夫斯克接管第八十八旅。

    抵达前实员：军官197人，中士、列兵662人。其中长期在外256人(在满洲的中国人)。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应复员211人。

    根据远东第二方面军1945年10月15日第046/042号令解散这支部队。

    按照组织动员处的计划，解散前队伍中的全部人员派往其他部队(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大机场、哈巴罗夫斯克第100号仓库)工作。军官则由远东第二方面军干部处管理；政工人员受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管理。

    在满洲的军官、中士和列兵(中国同志)复员。按照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军事委员会的指示，部队的公文、档案和关于游击运动的信函转交给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

    关于驻扎区维亚茨科耶村所有粮食和资产的登记册及解散部队的文件转交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动员处。部队的旗帜送往莫斯科市博物馆。

    部队于1945年12月11日彻底解散。作为委员会主席，我和其他成员——该旅政治部主任谢廖金中校、代参谋长亚特采列夫签署的两份解散命令已交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动员处。

    委员会主席、中校

    阿尼金

    1946年2月22日

    ЦАМОРФ，ф.2，оп.12378，д.1，л.68-69

    №16108 费德林与郭沫若谈话纪要：国共斗争激化(1946年4月10日)

    机密

    今年4月10日，我和作家郭沫若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如下：

    在谈及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时，郭沫若指出了国共两党之间斗争进一步激化的事实，这种斗争是围绕着军事和政治问题展开的。他指出，这一斗争的根据，仍然是中国民主化的原则问题——国民党领导人曾千方百计地要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并且阻止国内的民主化进程。现在，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新的武装冲突的条件正在成熟。在华北，特别是在东北，形势越来越紧张。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仅不能缓和这种白热化的气氛，反而给国民党提供了加强反共斗争的条件。

    郭沫若指出，马歇尔和魏德迈离华返美以及给中国政府提供巨额美国贷款，为国民党加紧准备发动内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郭沫若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时说，如果美国不能把中国作为反苏的进攻基地，那么它至少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在谈到中国反动分子的反苏活动问题时，郭沫若讲述了教育部副部长朱经农于1946年4月8日为重庆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所作的报告。朱经农在报告中强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存在着两种帝国主义，即英国模式的白色帝国主义和“苏联赤色帝国主义”。朱经农在叙述“赤色帝国主义”的恐怖时，力求使听众相信，红军在东北的恶劣行径，使中世纪的可怕暴行为之黯然失色…… [40]

    针对朱经农教授这种对苏联的恶意污蔑和伪科学的诽谤，郭沫若撰文揭露了他们为其党的利益而利用其在政府中的高位进行粗暴诽谤的行为。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洛佐夫斯基、第一远东司、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Φ.0100，оп.34，п.253，д.21，л.15-16

    №1612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1946年4月26日)

    机密

    4月26日，周恩来到访。周恩来说，近日举行了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会上，蒋介石声称，他将竭尽全力拿下长春。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攻打长春，目前在长春地区集结了国民党军队的6个师。在美军帮助下，他们往东北调遣了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往北平调遣了另外2个军。据周恩来说，共产党军队正在加强四平—长春一线，但是如果国民党把更多部队增派到长春，那么形势可能会更复杂。

    至于马歇尔的态度，周恩来说，马歇尔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蒋介石坚决表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拿下长春的时候，他才会同共产党谈判。俞大维、徐永昌和秦德纯力图说服马歇尔，如果长春继续留在共产党手里，那么他们将巩固自己的阵地，到时候东北的大门不仅会对国民党而且也会对美国人关上。4月25日马歇尔邀请周恩来并问道，他能否为改善东北的状况提出具体办法。马歇尔设想，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东北的某些地方由国民党军队控制，那么他会更有把握达成国共和平协定。然而，周恩来说，他没有任何具体建议。周指出，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东北问题上对国民党做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再做出让步。况且，东北的共产党军队对1946年2月25日关于改组军队的协定中规定的东北国共力量比例不满意。延安方面认为，将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应当是对等的。

    马歇尔由于担心完不成他的使命，美国也“丢面子”，决定通过张君劢、张澜及其他民主人士做工作，他请他们说服中共不要想在东北建立一党统治，目前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说，中共并不打算在东北建立一党统治，中共准备与国民党合作，但他们不允许把东北变成反共的基地。他强调，目前的根本问题是铁路交通问题。

    马歇尔深信，国共两党都不愿意互相做出让步。马歇尔于4月23日向国共双方代表提出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协议草案，蒋介石否认了这一草案，至于共产党方面，他们向马歇尔表示，原则上同意该草案，但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他们坚持要完全停止在东北地区的军队调动。因此他们认为草案第一项中所说的“将对停止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调动提出进一步的指令，下述情况除外”一句中“下述情况除外”字样应删除。

    共产党方面认为，2月25日关于改组军队的协定应当重新修订。因此，草案第二项所说的“关于东北地区各方军队下一步的安排问题要根据1946年2月25日改组计划做出。占领地带将由‘三人小组’确定。派往东北的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的调动将告结束”，这段话应改成：“关于东北地区各方面军队下一步的安排问题将由‘三人小组’决定。”

    周恩来表示，现在说不上接收主权，因为苏联军队已撤出东北。因此，共产党方面提议从草案第三项中删除“为了接收主权和保证主要铁路的安全”的字样。草案第三项应该表述为：“东北地区各方面军队今后的调动必须得到‘三人小组’的特批。”

    草案第四项共产党方面完全同意。

    马歇尔先对周恩来对第三项的意见给予回应。他说，草案中所说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调动是为了接收主权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这一调动只有得到“三人小组”同意才能进行。

    接着，周恩来指出，马歇尔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壮大了，因此他才会同意修订军队改组的协定以及其他已通过的决议。

    我问周恩来，目前蒋介石对苏联、中共和美国持什么态度。

    周恩来回答，蒋介石对苏联持敌对态度，他害怕苏联；对中共他是敌视的。至于他对美国的态度，不能说他们之间不存在分歧。但是目前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欺骗美国人，以便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

    我问周恩来关于美国给中国提供借款的情况。

    周恩来回答，美国原则上同意借给中国5.6亿美元，但是在国共两党内战停战之前，他们大概不会提供这笔借款。

    周恩来说，马歇尔告诉他，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将撤离中国北方。马歇尔建议让国军调两个军到中国北方以便接收因美军撤退而留下的据点。共产党方面反对国军两个军调往北方。

    周恩来说：“美国人大概真的将从中国撤离，因为他们不便直接支援蒋介石打内战；他们将用迂回的方法支援蒋介石。”

    谈话最后涉及张学良问题。周恩来说，中共要求在东北建立临时政府，并在改组蒋介石东北行辕及其属下的政治和经济委员会之后，释放张学良。周恩来不久前收到了莫德惠转来的张学良的信。根据来信看，张学良对中共态度很好。周补充说，无论如何，在原东北的高官和将军中，张学良最正派，而且可以说，他对中共和苏联都持友好态度。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参赞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和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4月16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43-47

    №13270　科瓦廖夫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中共、日共和朝共人员情况(1946年5月4日)

    机密

    致А.С.潘友新同志：

    《调查报告》

    以下为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的人员数量：

    (1)截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共计为121万人(取自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期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2)据1946年4月16日《时事》通讯社的报道，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共计为20000人。

    (3)朝鲜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共计60000人。其中30000人在南朝鲜(根据苏联驻汉城的总领事于1946年2月10日的通报)，30000人在北朝鲜(根据苏联武装力量政治管理总局第7局1946年3月1日的通报材料)。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 [41] 太平洋司司长

    Е.科瓦廖夫

    1946年5月4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1

    №13271 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1946年5月8日)

    将“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的报告(27页，2份)寄给科瓦廖夫同志，以补充“关于满洲政治形势”的报告。

    附退还原件38页。

    Б.格缅德尔(签名)

    1946年5月8日

    第822号

    附件：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

    近一段时间以来，满洲的局势急剧尖锐化。在苏军于4月初从沈阳和长春开赴南满之后，以中央政府军为一方、以八路军和东北民主联军为另一方的战斗开始激烈起来。

    战斗在长春以南的四平街和公主岭地区，以及在沈阳东部、东南部和南部的煤炭钢铁基地抚顺、本溪、鞍山地区进行。上述各据点有100多个县级市，包括控制在人民武装力量手中的“满洲国”首都长春。据中国方面的资料，长春约有50万人口。政府军由第一军、第六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一军和第九十四军组成，驻扎在沈阳，并且掌控着沈阳至天津的铁路沿线。通过这条铁路，政府军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国运来的武器装备。近来中国政府向南满战区空降了8个军：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第九十七军、第五军、第二军、第五十四军、第四十八军和第五十三军以及一个军事工程团。这样，政府集结了由30个师、3个保安团和1个军事工程团组成的总计51.2万人的军队，占政府军总兵力的1/3以上，来对抗满洲的人民武装力量。

    所有上述驻满洲的部队都受过美国军官的特别训练，司令部驻有美军教员和顾问，还有美国武器和技术装备。中国飞行员在美国飞行员的指导下操纵美国飞机，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集结。此外，政府军的侧翼渤海湾方面，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防护，并以“租让”的方式转交给中国，但仍由巴尔比来指挥。去年11—12月，政府军同八路军在满洲冲突期间，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一次大集结。今年在南满发生的冲突中，美国军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向中央政府军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和技术援助。

    尽管拥有大量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但前一阶段战役的结果，政府军并未取得优势。4月9日，在沈阳南部的本溪争夺战中，第六军的第十四师被全歼。4月16日，在塔湾(Дава)战役中，第八十七师被全歼。而在4月26日，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师在四平街战役中被全歼。4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了长春，歼灭国民党大部分部队，俘虏7000余人。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等无论如何也要拿下长春，日前正集结部队准备新的战役。八路军和驻在四平街、公主岭、本溪等地的东北民主联军不断遭到炮击和空袭，但他们仍在坚守。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希望通过马歇尔将军——他为了就满洲问题进行谈判和达成具体协议而再次来到中国——进行调停的一切新尝试，都被蒋介石拒绝了，军事冲突愈加尖锐化。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国民党反动报刊以及英美的反动报刊试图这样描述事件，似乎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苏联的支持，阻碍中国政府接收满洲和确立主权。

    国民党报纸《……》 [42] 不久前刊登了杜撰的苏联同中国共产党签订的条约，这一杜撰的说法被中国国民党其他报纸大肆宣扬。英国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5月6日还试图把满洲局势恶化的原因推在苏联身上。报纸评论员斯克鲁杰伊托尔表示：“部分红军是这样安排事情的，当他们放弃长春和哈尔滨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就可以进入这些城市。”因此，他写道：“国民党政府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它想得到这些城市，就不得不进行战斗。”

    斯克鲁杰伊托尔对苏联进行诽谤，说“苏联想削弱中国，阻碍中国的统一”，还建议美国人直接、坚决地干预满洲事务。他声明说：“美国人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如果他们想反对这种策略的话。”

    但实际上，反动报刊还是承认了局势恶化的原因。这些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与中国人民及其民主力量之间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国民党政府完全不顾今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努力保持和追求国民党在全中国建立专制制度。而中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努力实现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满洲问题的决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在民主协商的原则基础上改组国民政府的决议。

    在满洲，这一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因为国民党政府过去不愿、现在仍然不愿让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适用于满洲，不希望赋予满洲居民以民主权利，试图使用武力在满洲确立国民党专政制度。

    自然，满洲居民强烈抗议这种政策。由于红军进入满洲并打败了日本占领者及其傀儡，居民拥有了广泛的民主自由，这也就激起当地居民为保护和巩固这些自由而同蓄意干涉这些自由的中央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

    1945年9月4日，在西安出版的省报《工商日报》，刊登了中央政府在满洲任命的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文章中写道：

    “被派到满洲的人并不了解地方形势，并且与当地的居民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必然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抗，因为我们在满洲委任了一些老满洲干部，他们根本没有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14年间他们也完全没有帮助过自己的同胞反对日本侵略者。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从前的资本，并希望自己的资本能重新恢复昔日的景象，根本不考虑满洲居民是否会高兴地欢迎他们。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满洲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那么，这不仅会恶化我们与市民的关系，而且一定会削弱我们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的确，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被任命的满洲政府官僚和国民党党务工作者都是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在国民党中居主导地位的法西斯集团“CC派”(以陈立夫和陈果夫为首)早就开始挑选他们了，他们从那些在1931年至1932年间将满洲拱手奉送给日本侵略者的满洲旧地主、军阀、官僚中创建了满洲分部，并把他们派到了中国的中部地区。中央政府驻满洲的所有省级官员都属于这一集团，其中包括：徐减哉(辽宁)、关吉玉(松江)、高惜冰(安东)、刘翰东(辽北)、郑道儒(吉林)、吴潮涛(合江)、韩俊杰(黑龙江)、彭济群(嫩江)、吴焕章(兴安)。

    关于他们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比如，安东省省长高惜冰在1928年至1930年间，曾担任东北边防局局长，并积极参与了中苏之间在中东铁路的冲突。1934年至1935年间，他又领导新疆教育部和吐鲁番特别办公室，在那里他也从事反苏活动。现在他和齐世英(Цзи Ши-ин)、王寒生(Ван Хань-шэн)都是CC派组织东北分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个法西斯集团在满洲问题上的计划明确地反映在该集团于1945年11月25日在重庆组织召开的所谓东北同乡会会议上，这次会议由王寒生主持。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其他决议的内容如下：

    “坚决(向东北)派遣平叛部队，以清除内部叛乱和消灭土匪。建造一座附属于平叛部队的慰安楼(可以认为是秘密杀人的处所)。

    “针对《新华日报》发布一则警告(中共中央代表就满洲问题发布了一个声明，一些满洲民主人士也发表了一些声明)。

    “发布反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的声明。

    “就上述事宜向国民政府寻求帮助(也就是需要立即阻止上述计划)。

    “赞同杜聿明将军(被派往满洲的政府军指挥官)的行动。”

    (塔斯社1945年11月25日报道)

    事实证明，接收满洲的上述官方机构都支持这一解决满洲问题的计划。

    从一开始，被派来接收满洲防务的政府军都被赋予了“平叛”的使命。能证明这一点的首先就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的组成。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杜聿明将军以前是驻守昆明市的守备部队的长官。1944年他被特地派往昆明，镇压不断高涨的大学生和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的民主运动。关麟征(Гуан Лин-чжен)将军命令他的部队维护昆明的秩序，关麟征将军在1945年11月曾下令向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大学生游行队伍开枪。作为对中国舆论界发出的抗议的回应，官方的报刊报道说，他好像已经被解除了职务，并将得到惩处。但是他不仅没有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由杜聿明将军配属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并被派往满洲。

    从杜聿明部队的行动一开始，就可以发现这支部队的“平叛”使命。这支部队没有按照同苏联军事当局达成的协议被空降到沈阳和长春，其指挥官以缺少棉衣为由，认为使部队经过河北热河辽宁一线从八路军占领的解放区到沈阳的计划更好一些。在这一问题上，这支军队的参谋部制定的计划没有考虑到要同八路军司令部就军队通过这些地区达成协议。这支军队的指挥部的计划恰恰是希望在途中消灭八路军的部队，夺取上述解放区居民赢得的民主成果。出于这些考虑，杜聿明将军和熊式辉将军拒绝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多次提出的关于他们在长春设立参谋部的建议，并且他们认为，把自己的参谋部设立在……更好一些，从这里他们可以指挥作战，从南面“占领”满洲。

    尽管确实希望和平解决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其中包括满洲问题，中国政府应当考虑到如下事实：满洲居民遭受了日本侵略者14年的殖民统治，他们不可能不利用伪满洲国覆灭的机会，在中华民国的范围内建立起民主自治制度。中国政府也应考虑到，满洲居民不能容忍把权力交给那些他们曾亲眼目睹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并背叛了自己祖国的人。但是这两点中国政府都没有考虑到，并特别向熊式辉将军下达命令，禁止当地居民建立任何形式的自治机构，同时任命一些当地居民都熟知的、曾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人到沈阳、长春、哈尔滨市的权力机构中任职。正如《长春日报》在1946年1月13日关于中央政府在满洲的人员任命的社论中所指出的：

    “满洲人民急切地期待着中央指派官员到我们这里工作。但是，当我们得知，曾与日本人积极合作的一些叛徒被任命到一些重要岗位上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失望呀!在东三省被日本奴役之后，涌现了许多爱国者，他们与敌人进行了斗争。但是，叛徒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听从日本人的命令。可以说，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在我们的地区占据重要职位的人都是叛徒。而所有受到排挤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和志同道合者。可以根据这一点挑选人员担任国家公职。如果允许叛徒到国家机构工作，那么就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次同敌人合作。”

    《光明日报》(全满洲苏中友协机关报)对中央政府的指责更为直接，它在1946年1月9日就沈阳权力机构人员的组成作了如下报道：

    “沈阳是南满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政治中心。沈阳权力机构的组成应当为东三省许多市县做出表率。但是，对沈阳市长董文宇(Дун Вэнь-юй)的任命却不是这样，他挑选的市府官员是从北平带来的，其中一些人都是反人民的。

    “比如，被任命为市府高级秘书的蔡雨田(Цай Юй-тянь)是华北‘自治’时期河南省一个较大的县的县长。他是否曾同日本人进行过合作，这让人深感怀疑。市府监察部部长王志全(Ван Чжи-цюань)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是北平保安局的一名局长。除了上述人员之外，沈阳市府中还有原‘满洲国’机构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王崇古(Ван Чун-гу)、刘元春(Лю Юань-чунь)、王北超(Ван Бэй-чао)等，他们都曾在‘满洲国’担任要职，而现在又在得到解放的沈阳市占据重要职位。不仅市府的职员，而且所有居民，在得知那些过去曾与日本人合作的人担任了要职之后，都对此深感不满。”

    熊式辉却为这种情况进行辩护，他在1946年4月26日沈阳市党政军工作人员的招待会上宣称，政府对原“满洲国”的一些官员是宽宏大量的，因为满洲的局势是特别的，对这些人的态度不能像在内地一样。

    中央政府在沈阳和其他城市中任命一些曾与日本人进行合作的官员，这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它曾委托一些较为反动的分子接收满洲，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这些人是臭名昭著的亲日分子，他们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合作。比如，被蒋介石任命到东北担任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将军，就是亲日的“政学系”中的一员。如下一份以《党内寄生虫阴谋简况》为题的材料对这一集团作了介绍，这份材料是在国民党于1945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散发的。

    “当时老政学系成员与军阀勾结，对孙逸仙进行威胁。而新政学系成员支持与日本人及其傀儡保持秘密的联系，对党国造成了危害。在汪精卫南逃之前，他们答应使他成为党的领袖并同他保持联系。

    “在敌人占领了独山(贵州省)之后，这一集团甚至企图背叛党国，甚至与敌人及其傀儡合谋。在和平时期他们攫取了政府的高级职位，而一旦国家遇到灾难，他们就制造各种混乱。一些担任高级指挥的人支持这一集团，他们犯下了各种罪行……”

    前交通部长张嘉璈就属于这一集团的领导人，他被特命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和中长铁路的经理。1944年他在美国杂志《国际咨询》(1月)和《国际关系》(8月)发表文章，表示希望美国投资，保证美国资本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支持与美国资本合作，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提出了关于中国铁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详细报告。

    政学系在中国政府的官僚机构中占据统治地位。把这些人物安排进满洲的政府中，这证明，这些人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工业原料开发问题上的垄断地位，并且明显企图依靠自己与日本官员在以前建立起来的联系来接受日本的工业企业(作为赔偿)。关于这一点，应当注意《国民公报》在1945年1月20日的如下报道：与这一集团有关的一些人士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要求把满洲所有重要的矿场的所有权部分或完全转交给他们。

    与政学系相竞争的“CC派”法西斯集团也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的垄断地位。根据《参考消息》1945年第13期的资料，“CC派”得到了“大沽”铁器制造厂、“花花”丝织厂、“大华”工业公司、“华西”建筑公司、中国矿业公司和矿业银行，在1943年在交通银行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交通银行曾是政学系集团的主要支柱。他们现在又控制了农业银行、中国矿业协会等经济机构。

    满洲的工业原料丰富，这个法西斯集团渴望得到这些资源的程度，丝毫不逊于亲日的“政学系”，正像1945年9月4日在西安《工商日报》指出的那样，还在重庆的时候，这些团体的代表就为了满洲官员的职位进行争斗，以确保对我们的贸易和工业的垄断。显然，这个经济基础支配着这些在中国政府官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团体。他们在满洲建立了残酷的专制制度，如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保障国外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得到规定中的服务。近些年，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红军解放满洲后，当地的居民和民主力量很快成长起来，他们并不打算同对他们进行专政的反动地主、买办、高利贷商人和国民党官僚分子和平相处。当他们明白了这些反动分子在满洲的政治路线之后，他们不顾熊式辉的命令，立即大规模地在各县、市、省建立政权机关，并依靠武力进行控制。这样，在1946年3月期间，在辽宁、松江、安东、吉林、浑江和哈尔滨等100多个地区都建立了临时人民委员会，选举政府官员，讨论和通过起义纲领，打算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当地居民不想承认政府派遣的官员。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做出了选举民主自治机关的命令，以民主方式解决农业、工业、商业、贸易问题以及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等。建立民主机关，没收日本占领者和前政府官员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对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扶助农业和小作坊；在民主政权的监督下鼓励小企业主和小商贩；通过发放临时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共著名军事、政治活动家的领导下，当地居民改革和巩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便对抗国民党中央政府军。

    应该指出，东北人民武装部队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就着手这样做了。1932—1934年为了与驻东北的日本占领者进行斗争就成立了一些游击队。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各游击队联合组建了三个军：东北民主联军第一路军驻在南满，由中共南满委员会领导；第二路军由周保中领导在东满地区活动；第三路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由党的相应委员会领导。1938—1939年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战役期间，这些人民军队从后方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打击。关东军和“满洲国”政府军使用残酷手段对他们进行连续的大规模进攻。但是日本军队并未消灭这支军队。在迎接红军进入东北时，这支人民武装力量积极参加了粉碎“满洲国”政府军和关东军的战斗。由于当地民众大量的志愿者参军，该部队得到了壮大。此外，还在1940年，南满在就出现了一支由萧克将军领导的部队。在此前一年内，这支部队消灭了河北热河一带广大地区的日本关东军，而此后突进到了辽宁省的南部。自从红军进入东北，一部分八路军从南方给予了红军巨大的支持，并且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根据地，使得该地区政府军消失了。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也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同关东军和日本傀儡的残余部队相勾结进攻东北居民民主力量的结果。根据新华社驻通化县城(沈阳东180公里)的报道，2月3日，日本法西斯和傀儡地下组织在所谓东方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了叛乱。国民党地方委员会书记孙耕晓成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他把日本关东军第129师司令部的前军事长官田友(藤田) [43] 招募到自己身边。叛乱被当地居民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了。通化市公安局逮捕了孙耕晓和田友，在审问时他们承认，国民党辽宁执行委员会是暴乱的主要组织者，领导人是书记李宽成，为了发动暴乱，他通过日本特务向孙耕晓提供了10万美金用于组织暴乱，还答应在起义成功时向日本人再提供10万美金。

    田友在自己的证词中承认，暴乱得到了来自沈阳及其组织的财政支持，并得到了被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指示。暴乱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东北自治民主政府，帮助政府军清除东北居民的民主力量。

    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在长春、哈尔滨、四平街、抚顺和其他一些城市一些叛徒的活动活跃起来，其活动明显具有政治性质。在这些城市中对同红军合作的中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暗杀活动。被逮捕的人员中有许多人有国民党党证，他们自己说他们属于在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东北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秘密镇压团”。1946年3月12日，经过多次暗害行动，在哈尔滨杀害了中苏友协主席李兆麟——前东北民主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3月13日《哈尔滨日报》在头版头条写道：

    “李兆麟被残忍地杀害完全是中国反动集团事先精心策划的。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政治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遗留人员亲手制造的事件，其目的是为了破坏中苏友好条约。这一恐怖行动完全是中国反民主的和具有反动情绪的分子所为，不能不认为是直接针对民主中国的，针对在同日本占领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

    1946年3月15日，中苏友协支部地方委员会主席于树中在四平街被害。这一暗害行动完全是中国警察所为，不久前当他携带行李准备乘坐火车时被警察扣留。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反动分子在东北积极开展反苏恐怖活动。在日本关东军和傀儡政府军队被打败后，一些残余分子携带轻武器躲进山里，拒绝交出武器。这些拼凑起来的匪徒继续向卫戍部队发动进攻，时而还进攻红军。但是，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这些匪徒的活动明显具有了组织性。问题在于这些反动的国民党的走卒得到了政府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支持，赋予其行动以政治性质。在东北经常有一些号召杀害苏军被俘人员的传单出现。2月，一些苏联军官和士兵在哈尔滨、沈阳、鸡西、营口和其他一些城市被杀害。苏军撤出沈阳后，当地的中国当局制造了一系列的残害苏联公民的事件。1946年3月14日，一股中国武装部队突袭了不久前从红军中复员的士兵的房间，把他杀害后扔到上百公里外的地方。3月15日，另一位苏联公民杰明被杀害，3月16日，在一个煤场的杂物中发现了他的尸体。苏军从长春撤退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4月20日在长春发现了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诺沃肖洛夫和奥加涅索夫的尸体，之前他们曾被中国中央政府军的士兵带走。诺沃肖洛夫的尸体在对外贸易代表处院内大楼的汽车下被发现，他胸口上有三处伤，头上有一处伤。奥加涅索夫被发现死在自己的住所内。4月16日，对外贸易代表处工作人员克里沃夫在去取货的路上被子弹击中了腿部，无法继续前行。一位中国军官走到了他的跟前，掏出了手枪在他身旁射了几枪，边射边说：“苏联狗崽子，这就是国民党军官送给你的礼物。”4月20日，在益发合榨油厂内的一口老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亚历山德罗夫、罗曼诺夫斯基、库尔金和布罗维茨基同志的尸体，他们的年龄都在19—24岁。国民党士兵在4月15日把他们从粮食出口公司的仓库内带走，在严刑拷打之后杀害了他们。被发现时，他们的尸体遍体鳞伤。死前他们的双脚都被绑了起来，用刀子砍过，然后用滚热的水烫过，他们的四肢被砍了下来，身首异处。在这座工厂的另一口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伊万诺夫的尸体，他也遭受了那样的残酷折磨。他是被人用砖头砸在头部砸死的。

    中国军官把苏联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了上海发来的关于消灭苏联人的命令。这证明，国民党军官和警察只是执行中央的计划和命令。典型的是，中国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的所作所为就像德日法西斯一样，他们企图毁尸灭迹，掩盖自己的罪行，但这是徒劳的。

    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还采取了杀害在东北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手段，目的是想以此恶化苏中关系和引起国际冲突。如1月16日他们策划了暗杀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及其随员的行动，张莘夫一行是受中国政府委托去接收抚顺煤矿的。1月9日，张莘夫及其随员们完成了此次接收任务，正如中国报界所说的那样，苏联驻旅顺军事当局对此进行了协助。1月16日，从抚顺去沈阳时，张莘夫及其随员在辽西车站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匪徒把他们带往距车站11.5公里的地方残忍地杀害。所有的尸体均已火化，除了张莘夫工程师的尸体推迟火化外。正如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有根据认为，暗杀张莘夫工程师及其随员的行动是满洲的匪徒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破坏苏中关系。”

    中国的反动报刊据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中国政府没有阻止这种挑拨行动，反而鼓励反动报刊的活动。自然，这使破坏者深受鼓舞。

    近一时期东北局势尖锐化的根源是这样的。国民党报刊和盟国的反动报刊强调应该把东北问题同全中国的内政问题分离开来，实际上，东北问题是现阶段中国总的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由中国各政党代表和社会各界非党人士组成的政治协商委员会讨论了中国基本的内部政治问题，政治协商委员会于1月31日通过了关于重组民族政府的决议、关于改编民族部队的决议和号召成立民族委员会通新宪法的决议。顺便提一下，1月10日，由美国驻中国特别大使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在协商的基础上发布了冲突各方停止军事活动的命令，并在北平建立了该委员会的军调部。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多次坚持说，这一命令适用于东北，以便三方委员会的军调部可以派遣代表进入东北。在三方委员会就民族部队改编原则和程序达成协议后，马歇尔将军在回国前夕，3月初建议向东北派遣三方委员代表。蒋介石极力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在3月27日，各方还是达成协议实施马歇尔将军的这一建议，派遣代表去东北。正当他们到达沈阳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就做好了进攻人民武装力量的准备。但是，沈阳的警察局极力阻挠他们的工作，这一代表团中的约40人被拘禁。经过美国代表和中共代表抗议，他们才没有被拘禁，但他们失去了同北平进行联系的设备。为了联络他们曾带有无线电台，但军事作战区域禁止他们使用。此外，国民党机构还在沈阳出版的《中苏日报》和《和平日报》1946年4月4日的社论中对三方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威胁，一旦他们卷入冲突，将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些报纸在当时就承认，政府军将对“非法武装力量”，也就是对东北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展大规模的进攻。结果三方委员会的代表在东北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吉伦将军(代替马歇尔元帅)、陈诚将军(代替张群)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委员会决定亲自前往满洲。该委员会应当在4月5日到达沈阳。但是国民党代表、国防部部长陈诚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前往，因此三方委员会就没有成行。

    还在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国民党就决定在3月初撕毁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并制定旨在镇压民主力量的“解决东北问题”的计划。

    国民党当局这一暗中破坏的做法和撕毁协议的行为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反对，他们坚持履行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要求所有达成的协议必须实施，其中包括适用于东北。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由周恩来于4月5日在长春的记者招待会上进行了阐述(这一讲话的全文见第　　号公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制止任何军事行动，如不这样就不能使相关各方开始政治谈判。

    1946年5月4日，《大公报》刊登了来自南京的消息，报道说，5月3日，周恩来在当地报纸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

    “继续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停止军事行动。至于政治问题，周恩来表示，共产党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是民主的和联合的。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共产党反对把东北变成反苏和反美的地区，共产党人认为，这一地区应成为国际合作的基地。至于经济问题，所有的公用事业以及属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主的企业都应该恢复生产，免受惩罚。周恩来表示，为了取得和平和安全，必须立即改编全国武装。”

    共产党的立场得到中国民主联盟和东北所有民主派社会活动家的支持。例如，东北老社会活动家宁武1946年2月28日向新华通讯社声明说：“东北问题只能以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阐述的方式解决。”东北另一位知名社会活动家阎宝航声明说：“如果在东北实现了民主，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即得到解决。”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说：“应该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东北也应建立所有政党和集团都参加的政治制度。”(引自1946年3月1日的新华社消息)

    1945年12月25日，《东北文化报》发表文章，描述了在重庆的东北文化协会，该协会把东北无党派知识分子联合了起来。

    文章说：“我们认为，东北政府采取的一切措施应该考虑到其不符合实际的一面。接收东北并凭借武力进行报复，这种措施是收不到效果的。毫无疑问，企图仅靠中央政府200—300万人来解决占全国八分之一人口的东北问题，最终将会失败。我们认为，解决东北问题完全取决于各方是否都参与进来，无论是不同的党派，还是独立的党派，只要有利于人民的独立都可以加入。”

    马歇尔将军已返回中国，在他的斡旋下，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了新的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5月2日，马歇尔将军在南京同蒋介石大元帅进行了座谈，同他讨论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的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被蒋介石拒绝，现在的军事行动正在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有鉴于此，伦敦《泰晤士报》1946年4月24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对东北问题的评价非常令人感兴趣。

    报纸上写道：“来自满洲的消息。如果不向那里提供紧急援助，满洲就会出现国内战争的危险，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不久前达成的协议也会破裂。中央政府无疑会引用俄中条约的内容，按照这项条约规定，俄国军队解放满洲后应该转交给政府军队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共产党对自己在居民中的威望充满信心。满洲现在处在大地主的影响之下，这些大地主同时也是将军、省长，甚至是匪徒。

    “这些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共产党认为，反对少数阶级专政的情绪将会扩大自己在居民中的影响。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身上，中央政府坚持俄中条约给它提供的权利。共产党人反对这样的观点，他们不允许这样做，以便用武力开展人民运动。”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2-69

    №13272 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1946年5月11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А.С.潘友新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就东北地区的局势问题向您作如下内容的通报。

    1.在红军部队离开沈阳地区之后，国民党军队在这个地区，在3个方向上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沿沈阳、长春经过四平(重点打击的地方)的铁路线；沿沈阳、海龙、吉林经过抚顺(煤矿)的铁路线以及在安东 [44] 和营口的主要方向上，以打通沈阳至大连(大连港)的铁路。

    参加这次针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军队的进攻行动的国民党7个军的兵力，呈楔形状态部署，其最高点在四平市，左翼在热河市的东南地区，右翼在营口地区。国民党军队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之间的战线，环绕着这个楔形通过。

    目前，最重大和最激烈的军事行动，在四平地区和本溪湖方向上。

    2.国民党军队兵临四平市，并占领了沈阳和营口的铁路，参加这些战役的国民党军队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些部队完全是美式武器装备，他们全部接受过在美国教官指导下的培训。

    除此而外，借助于美国海军的帮助，国民党分子才能把自己的绝对优势的兵力集中到东北地区的这几个方向上，以实施针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行动。

    美国人还对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向这些部队全面提供各类军事给养。

    美国人对国民党军队最实质性的帮助，是美国小股的警备部队干涉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山海关、沈阳铁路线的最重要枢纽站上的部署。例如，美国小股的警备部队部署在山海关、葫芦岛、锦州和沈阳地区。北平、天津，包括塘沽港地区，也处于美国军队的控制之下。占据着这些地区，美国人阻碍八路军华北队伍与自己在东北地区的部队的联系。

    3.除了上述所说的占据着沈阳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之外，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在东北地区通过非法途径，组建了由“满洲国”军队的残余分子、红胡子分子(地方对匪徒分子的称呼)和所有亲日分子参加的队伍，这些亲日分子由于自己的背叛行为曾经受到人民政权的打击。这些国民党的非法队伍被召唤同东北民主力量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他们还通过秘密的方式在各地方建立国民党政权，并给在东北地区的红军部队制造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

    由所谓的东北光复军司令部，对在东北地区组建非法武装力量的工作实施总的领导。现已查明这支队伍是由地方的军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十一和第十五军组成的。所有这些部队都是由独立的支队组成的，他们分散在东北广阔的地域里，主要是矿区，尤其是东北的东部地区。

    目前，这些地区的绝大部分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封锁。这些非法武装力量总计有8—8.5万人。

    附东北地区地图——只给收件人。

    上校莱基奇科

    1946年5月11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70-72

    №16135　洛佐夫斯基致对外贸易部函：辽东半岛的经济状况(1946年6月24日)

    外交部获悉，由于东北地区的国内战争，辽东半岛的原料和燃料运输在3个月前已中断，因此，担负20％任务的大连市工业企业被迫停止生产。5万名从业工人中近期有1万名下岗。近70％的工人失业。苏军司令部已指示工厂厂长要给下岗人员尽可能保留一半工资和粮食配额。粮食供应状况依然紧张。目前辽东半岛仅有居民半个月的粮食储备。希望从山东省(共产党军队控制地区)通过中国商人用工业品交换获得数千吨粮食，如果中国中央政府在美国军舰帮助下成功包围山东，那么这条获取粮食的通道将被关闭。大量失业、食品供应不足和物价飞涨，造成辽东半岛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分子利用当地的困难进行反苏宣传。

    请告诉我们，外贸部在给大连运送粮食、原料和燃料方面有些什么办法。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洛佐夫斯基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4，д.32，л.66-66об

    №16137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力量对比等问题(1946年6月27日)

    机密

    6月27日周恩来到访，我与周恩来会谈内容如下：

    谈到中国国内局势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类似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状况：苏联力图保护小民主国家的利益，而英国和美国却拉后腿；中国共产党保护解放区的利益，而国民党企图消灭解放区，况且在国民党反对中共的斗争中，美国完全站在蒋介石一方。

    提到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声明中所说中共曾向美国提出要求为其军队提供武器和教官一事，我问周恩来上述声明是否属实。

    周恩来回答说，援助中共军队的问题是在讨论整个中国军队重组纲要时提出来的，当时谈到国民党军队缩减到50个师，而共产党军队缩减到10个师，并提出对总共60个师提供同等援助的问题。然而，由于蒋介石方面的反对，这一问题并没得到解决。

    后来中共没有再提这一问题。当提出对中国军援的法律草案时，现在又谈起上述问题。美国官方人士关于援助扩大到共产党10个师的声明，是为了表明美国对似乎很需要这种援助的中共的公正态度，并以此为其对国民党的援助辩解。

    我表示想了解周恩来对国共谈判和两党关系前景的评价，周恩来回答说，蒋介石一方面同中共谈判，另一方面借助武装力量对中共施加压力，以达到使其把军队撤离主要铁路干线地区和大城市的目的。他企图把中共军队赶往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的荒漠地区，使他们失去哈尔滨、牡丹江、白河、安东、通化、察哈尔、热河、威海卫、烟台、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在此前提下，他同意把延安、张家口地区、山西东南部、山东省的泰安和临沂地区留给中共。蒋介石的计划其用意是切断中共的交通线，割裂中共的各个根据地，并剥夺解放区人民已获得的自由权利。

    中共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中共准备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例如，同意授受停战的建议，把部队撤离前线20里，并恢复交通，但其前提条件是目前掌握在中共手中的交通线仍由其控制。国民党政府可以实施这些交通线的一般管理，但不能派去军队。

    国民党提出赋予美国人仲裁权，尽管它清楚知道共产党是不会同意的，它企图挑起中共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共产党人识破了国民党的这一伎俩，采取了相应的反击措施。否决了关于仲裁的建议，共产党人对美国人做出了小的让步，是为了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方面。例如，同意赋予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成员在某个调停组发生分歧时向军调部和“三人小组”报告的权利，调查争议问题的权利以及对军调部命令执行情况检查的权利。国共谈判中的障碍是军队的改组和部队的部署问题。中共不同意把军队部署到国民党建议的那些地区，那里的税收收入很少。中共同意重新部署自己部队的前提条件是：共产党军队撤出的那些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仍留在中共手里，直到改组政府和建立民主体制，同时国民党不派部队到这些地区。例如，中共将从烟台撤出自己的军队，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可以把自己的军队派进去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机关。离这个港口不远的共产党军队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武力制止国民党夺取这一港口的企图。共产党人也可以同意把江苏北部的驻军减少到2个师，但不允许国民党往那儿派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认为中共的这一计划也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

    周恩来声明：中共中央准备向国民党做出让步的只有哈尔滨，无论如何不包括东北的其他地区。中共中央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强攻夺取哈尔滨不会成功。林彪将军6月6日前已准备好撤离哈尔滨的命令。然而，周恩来成功地争取到停战，因此至今哈尔滨仍在中共手中。现在中共同意放弃哈尔滨，而国民党不得派军队进驻。市长必须是无党派人士，进入市政府的应当包括当地市民代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放弃哈尔滨对中共不会造成严重损失，如果它因此能保住安东、齐齐哈尔、牡丹江和洮南。

    马歇尔非正式地提出，国民党可以同意三省(兴安、嫩江和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由共产党人担任。但周恩来说，共产党人考虑派出自己的人员或至少由当地无党派人士担任另外两省——合江和松江省政府主席。

    接着谈到东北各方军队力量对比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共要求允许其在东北拥有5个师(根据重组军队协定是1个军含3个师)，而国民党有5个军。

    综上所述，周恩来表示，国民党不会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按国民党的计划，共产党人必须让出苏北地区、山东半岛、热河和察哈尔以及通往北平、天津、安东、牡丹江等地的要冲。共产党人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国民党将采取武力。

    蒋介石准备进攻济南地区和苏北。实施这些战役将由汤恩伯、杜聿明和孙立人的部队来承担；这些战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

    说到东北，首先攻击的是哈尔滨，也可能是安东。

    周恩来接着说，马歇尔非常清楚，中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国民党也不会接受中共的条件。他还知道，内战重起可能导致三个大国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这对美国将是不利的。因此，他既对中共也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力图迫使他们互相做出让步。共产党人准备对国民党做出某些让步，这也使马歇尔感到欣慰。国民党拒绝了中共的建议，并强调它不想考虑马歇尔的意见。这样，破坏谈判的责任就要由蒋介石承担。然而，蒋介石未必会在巴黎外长会议结束前就开始全面内战。他对他的军队是否能顺利完成摧毁中共军队的任务也没有完全把握。因此，蒋介石在向中共发起进攻之后还会力图留有后路。

    我询问国共在东北以及在整个中国的力量对比。

    周恩来回答说，共产党人不得不放弃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在山东、河南、河北和山西省，国民党军队将遭到重创。在热河省和苏北，共产党军队将受到挤压。蒋介石最终能拿下哈尔滨，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将力图收复一些其他城市。

    周恩来说，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完成期限为5个月。周恩来承认蒋介石能夺取主要铁路干线和大城市，但他不能消灭共产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会谈接着又涉及国民党各派别对内战的态度问题。周恩来说，百分之九十的国民党将领赞成内战。他们把内战视为自己的救星，因为军队整编将使他们失去地盘。主张内战的还有CC派分子和部分三青团员。政学系人士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他们反对内战，因为战争的延续会使国内经济状况更糟。因此，他们认为，国民党应当通过政治上施压以获得中共的让步。至于孙科，他一般采取犹豫不决、摇摇摆摆的态度。冯玉祥和李济深的态度要明朗得多。例如，冯玉祥表示，共产党人要准备内战并打消蒋介石打仗的念头。他建议那些立场动摇的所谓“灰色”将领们要以高树勋将军为榜样，即转身中共方面。

    我问周恩来，蒋介石是否准备出国。

    周恩来回答说，美国政府想邀请蒋介石访美，马歇尔将军的顾问司徒雷登曾问起中共对蒋介石出国的看法。周恩来当时回答，蒋介石一旦出国，那么反动分子会立即重开内战。

    对于我关于宋子文状况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宋子文受到来自CC派、政学系和孔祥熙方面的攻击。然而，蒋介石不大可能除掉宋子文，因为宋得到美国的强大支持。关于可能罢免王世杰的传闻也没有根据。王世杰的确不断受到CC派分子的攻击，但他得到宋子文和陈诚的支持。过去王世杰是中国政府中亲英派的首领，现在他的观点有些改变。他现在是中国亲英美温和派的民族主义者。

    周恩来在回答我关于中国各界对解决新疆冲突的反应的问题时说，政府人士不反对同伊宁达成的协议。但是，在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下，过分强调这一问题对国民党不利。

    周恩来对张治中给予肯定地说，他是蒋介石手下最正派的人之一。张治中前往乌鲁木齐对中共在与国民党谈判问题上是一大损失，他在谈判中起了正面作用。蒋介石可能把他召回南京，以便让他找到国共之间的共同语言。

    会谈时在座的还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以及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档案室

    1946年7月8日

    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7，л.86-91

    №0912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 [45] (1946年7月24日)

    ……

    苏联内务部通过谍报手段，获得了以下关于东北军事行动的情报。

    根据今年7月20日的情报，八路军的部队得到了加强，在6月下半月和7月里，在与苏联交界的东北黑河、东安(Дунань)等地区继续与国民党军激战。此外，在三江、牡丹江和间岛等地区也在进行个别军事行动。

    结果，八路军部队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部队，收复了国民党以前占领的所有城市和其他居民点，完全控制了上述各地区。

    被消灭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遁入森林，进行土匪活动，反对人民革命军。

    黑河地区

    根据内务部哈巴罗夫斯克区边防军境外谍报，国民党对黑河市(省会)和瑷珲镇(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以南30公里)发动了进攻。

    国民党部队在王群林(Ван Чун-лин)指挥下占领了黑山和东宁镇(绥芬河车站以南40公里)，带着大批东西退回哈尔滨。

    位于牡丹江(省会)的人民革命军军校学员按照统帅部的命令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间岛地区

    今年6月底，人民革命军部队在纳尔干(Нарькан)和瓦克米克(Вакмик)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以西150公里)发起进攻，消灭了国民党军第八师。

    西满各地区

    根据内务部边防军太平洋谍报机关的情报，从今年6月底起，在哈尔滨市和佳木斯市(三江地区中心，离西南方向的哈尔滨290公里)地区发现，人民革命军正加紧向牡丹江地区调动。在哈尔滨—牡丹江一线(沃罗雷洛夫市西北195公里)集结的人民革命军部队达20万人。

    在吉林的长春(新京)也发现类似调动，部队调向间岛地区。今年6月24日，从上述地区向珲春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南130公里)调去约3万人民革命军部队，带有技术装备、弹药和工厂设备。

    经过连续战斗，人民革命军部队占领了同江市(比罗比詹市西南110公里)。

    6月底，人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新山镇(比罗比詹市西南225公里)粉碎了国民党部队。

    现在，人民革命军第八独立团驻新山镇。城里部队10000人。其中4000—6000人是战斗之后从长春(新京)调来的。

    东安地区

    根据内务部太平洋地区边防军的谍报，人民革命军正在东安地区进行激战，目的是夺得国民党的根据地。

    ГАРФ，особаяпапкаИ.В.Сталина，д.138，л.291-294

    №16152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关系及苏联的态度(1946年7月25日)

    机密

    7月25日，我回访了司徒雷登，我与司徒雷登会谈内容如下：

    司徒雷登说，他已经与蒋介石谈过，并了解他的心情，在采取行动之前他想同周恩来谈一次。他补充说，他应在7月25日与周恩来见面，但是后者提出推迟会见，因为他从开封回来后感到很累，在那里他参加了黄河改道问题的谈判。同时，在昆明爆发并扬言扩展到上海的恐怖浪潮引起的神经紧张，导致陶行知的健康状况恶化，他的心情也不好。

    司徒雷登指出，蒋介石在与他谈话时保证，在解决军事问题之后解决所有政治问题。司徒雷登怀疑共产党方面是否会相信政府的诚意。

    我说，依我看，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应当同时解决，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规定的。先解决军事问题，后解决政治问题的建议不能不引起哪怕缺乏经验的政治家的怀疑。

    司徒雷登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并没受到反动分子的很大影响。他想建议蒋介石独立行事，但是作为蒋介石的朋友，他似乎不能违反众所周知的规则，并建议他拿下某个反动人物。

    我说，我感到不理解的是，虽然国民党内有不少温和的自由派人士，然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受到一帮反动分子的强烈影响。

    司徒雷登说，看来问题在于，这些反动分子更接近蒋介石，因此他们能对他施加自己的影响。

    接着，谈到陈立夫的问题。司徒雷登说，陈立夫未必能持续其反动活动：或许他会看到自己在国外名声不好而放弃原来的观点，或许蒋介石认为他的这位忠实信徒带给他的弊大于利而抛弃他，或者至少不再听他的意见。

    我问司徒雷登如何评价孙中山夫人不久前的讲话。

    司徒雷登回答说，孙夫人的讲话很有代表性，这一讲话反映了由于国内政治危机而产生的社会各界的担忧。

    对我所说孙夫人在国内外尤其在美国享有盛誉的意见，司徒雷登认为，在美国孙中山夫人的知名度没有蒋介石夫人大，很长一段时间她保持沉默，因此她似乎淡出了美国舆论的视野。

    会谈结束时司徒雷登表示，希望中国人民将走出困境，因为他们已不必再与日本人一类外国侵略者打交道，也不必再与清王朝打交道，而只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针对上述说法，我说，正因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是纯粹的中国问题，所以最好让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一问题。

    司徒雷登对我的意见没有再说什么。

    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88

    №1615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内战的形势(1946年7月31日)

    机密

    7月31日我应约接待了周恩来。我与周恩来进行了如下谈话：

    周恩来谈到中国各个战场总的情况时表示，目前最大的战斗在4个地区展开：苏北、湖北、山西和山东。苏北3周的战事表明，国民党不能进行持久战。国民党的5个军与淮安以南的共军作战，3周时间伤亡万余人，仅夺取了3个大的居民点。

    在湖北省，国民党的11个军企图包围和消灭6万人的共产党军队。然而，后者冲出包围，撤退到该省西北部，并在那里休整。

    在山东省，国民党军队挤压当地人数不多的共产党部队，并占领了胶济铁路线(青岛—济南)三分之二的地区。

    在山西省，共产党人取得了很大胜利，对阎锡山部队给予了沉重打击，重创了胡宗南的3个旅并夺取了6个大的居民点。

    此外，在松花江地区，国共军队也进行了交战。在河北省北部、在北平—沈阳铁路沿线还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战的事件。周声明，美国人的这些赤祼祼的行为有明显的威胁性和挑衅性。周说，完全有理由断定，内战将进一步扩大。国民党在热河省调集了大量军队，并将在古北口地区以及从朝阳地区向承德发起进攻。

    周恩来接着指出，蒋介石想把共产党的军队从以下战略上最重要的地区赶走：大运河地区、胶济铁路、津浦铁路、承德等。这样，蒋介石可能感到更自信，到那时再同中共进行和谈。然而，中共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蒋介石，如果他们撤退，那么同时也要占领一批其他重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内战将具有持久性，并会暴露出国民党的弱点。蒋介石开始明白，国民党军队不够强大。有关这一点，在他不久前于桂林召开的政府公务员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说：“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战争是这一革命的一个阶段。我们未必能活到革命的最终胜利。”

    涉及与国民党的谈判问题，周恩来说，共产党人要求尽快无条件停止内战并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改组政府。周恩来指出，政府改组后才谈得上解决其他政治问题。周强调，蒋介石在拖延这些问题的解决。

    谈到马歇尔的态度，周恩来说，马歇尔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按照马歇尔的意见，目前状况是可以容忍的，并给予了双方考验自己力量的机会。马歇尔认为，如果国民党想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一些重要据点，那就应给它机会借助武装力量争取达到目的。如果它做不到，那就在两党之间进行和平谈判。

    周恩来指出，总有一天共产党人会向马歇尔说：“您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平没有成为现实。您必须寻找到停止内战的其他办法。”

    周恩来说，需要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感觉到，他们的现行政策不会带来好结果：共产党人不会交出蒋介石准备靠武力夺取的那些战略据点。如果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他们的使命就不会取得成功。周恩来想了解我对此问题的看法。

    我指出，似乎没有必要向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称，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就会一败涂地，马歇尔知道，他的使命面临威胁，但他的态度是由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总政策决定的。

    周恩来回应说，马歇尔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话，即在他从共产党手中拿下一些重要据点之前他是不会放心的。共产党人想告诉马歇尔，他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人不会交出这些据点。他(马歇尔)为什么允许蒋介石去冒这个险？周恩来说，共产党人会谨慎行事。他又补充说，他已对司徒雷登说，如果中国取得和平，美国人也有面子；如果美国的调停无果而终，这对它的威信将是重大打击，如此等等。

    据周恩来说，司徒雷登担任大使后感到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司徒雷登相信，蒋介石关于和平的承诺将会实现。他曾问过周恩来，共产党军队能否撤离苏北，周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又有一次，他建议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控制的阵地之间建立中间地带并由美军进驻，周恩来认为这不现实，并回绝了这一建议。

    周恩来补充说，在与司徒雷登谈话中有时涉及一些大的问题。有一次，司徒雷登问周恩来，要使蒋介石不害怕实现和平，应当做些什么。周恩来回答：“至今你们一直在帮助蒋介石，而现在你们帮助中共争取和平。你们要对蒋介石施加一定压力，促使他走向和平。只有你们能做到这一点。”

    我问周恩来，马歇尔是否对蒋介石施加了一定压力，以使他更容易沟通。周恩来回答说，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了影响，但他所提出的条件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要求。美国对华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实现和平，以便为经济扩张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停止内战，从而导致蒋介石的敌人的强大。

    谈到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周恩来说，原则上蒋介石无条件地站在美国一边，但也不排除他有些“任性”，特别是当美国人对他施加压力时。周恩来补充说，有一次马歇尔对他说，他认为不宜对蒋介石施加太大压力，因为这可能引起他的意外的“任性”。但是周恩来指出，从马歇尔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似乎害怕对蒋介石的过分压力会促使后者出访莫斯科。

    接着周恩来想了解我对把中国局势问题提交苏美英外长会议或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条件是否成熟的看法。

    我问，共产党人考虑通过什么渠道来办这事？

    周恩来回答说，他们将以中共名义或通过某些民主组织和知名社会活动家来做此事。周恩来补充说，中共方面想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但王世杰声称，中国派往和会的不是代表团，而只有一个代表。现在看来，共产党人被欺骗了，他们可以要求有权向和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况且，这位代表可以向各国宣告，当中国代表团坐在会议的圆桌旁时，在中国正进行着内战。

    最后，由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没有得到履行，可以把问题提交三国外长会议讨论。

    周恩来指出，蒋介石非常害怕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国际机构讨论。于是，陶希圣受蒋介石之托在《力行日报》(Лисин Жибао)发表文章，对《大公报》进行严厉的批评，因为《大公报》表示担心，现在国外对中国内政进行干预的条件已经成熟。

    我说，周恩来谈及的问题很大，需要全面考虑。

    会谈时大使馆参赞费德林和二等秘书贾丕才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91-95

    №1615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进程(1946年8月29日)

    司徒雷登在私人助手傅泾波陪同下主动来找我。

    简单聊了几句后，司徒雷登说，他一直记住自己曾做出的承诺，即与我保持友好关系并让我了解中国国内政治谈判的进程。但是过去的一个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他没感到必要谈这个问题。接着司徒雷登说，近几天出现了局势改善的迹象，因为蒋介石接受了他和马歇尔的关于成立“五人委员会”的建议，这一会议应当解决改组行政院和改组政府相关的问题。司徒雷登指出：“召集上述‘五人委员会’对我们来说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中国的形势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处于非常复杂和危急的状态，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评价“五人委员会”工作的前景。

    司徒雷登回答说，他认为蒋介石同意他的建议成立“五人委员会”是谈判可能取得进展的保证，而一个月前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在桂林见面时蒋介石还不同意这一建议。当时司徒雷登还要求有机会与每方各两名权威代表见面，并一起具体逐一讨论存在的分歧。司徒雷登指出：“目前还难以确定将会有什么结果，但我希望局面会有所进展。”

    我问司徒雷登，对于政府改组的重要政治谈判将在日益加剧的内战条件下展开这一情况，他是否感到有些奇怪。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完全同意，将开始谈判的条件是完全不正常的，但是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他说，我们为制止军事行动已经做了许多，6月份两次宣布停火。局势已很危急，为了取得进展，应当做些什么。司徒雷登指出，我早就想试一试我参与下的双边谈判方式。我们将讨论具体问题。首先要解决各个小党代表数量比例的争议问题。先要找到国共两党协商的基础，然后就比较容易与另外3个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商谈了。司徒雷登总结说，这样，整个局势就可能出现转机。我问司徒雷登，蒋介石总统对未来的谈判是什么态度，召开“五人委员会”是否意味着总统的立场发生了某些变化：蒋介石已准备在争议的问题上做出让步，顺利解决国会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已经有了保证，那么原先的军事方面的要求是否已被总统取消。

    司徒雷登回答说，最高统帅的真实意图他不清楚。以前最高统帅关于共产党军队从各地撤出提出了五点。司徒雷登说，据我理解，蒋介石在其8月14日的讲话中至少完全放弃了五点中的最后一点，即关于东北的一点。司徒雷登强调说，他和马歇尔一直力图说服蒋介石让他们能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司徒雷登指出，现在蒋介石对我们说：“你们干吧。”

    司徒雷登说，他相信建立国务委员会后将容易改组政府，一旦建立起代表全民族和包括所有主要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将能自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因为全国的军队和地方机构均受其管辖。

    我问司徒雷登，建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是在国内不仅没有完全的和平，而且甚至没有宣布停火的条件下进行的，难道他不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些条件不仅不合逻辑，而且简直是荒谬的。但遗憾的是，现在要消除这种不正常情况没有任何办法。问题是，由于多年的斗争，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现在他们几乎不可能消除互相猜疑和担心。他们在各方面互不信任，并力图保护自己不受来自对方的意外攻击。现在蒋介石要保证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的安全。他提出的每一条都有自己的理由。共产党人不想在某些地方做出让步，因为他们相信，随后又会要求他们在别处做出让步。共产党人死死盯住，不让对政治协商会议(ПКО)决议进行修改。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在政治协商会议的任何一项决议上做出让步，那么随后就会要求他们在另一些决议方面做出新的让步。在这样一种互不信任的条件下，需要争取有所变化以促进整个气氛的改善。只有出现这种转机，才能提出和解决复杂问题。司徒雷登总结说，我们找不到恢复中国所有需要的其他和平办法。

    我指出，中国的确需要和平，大家希望中国成为和平民主的国家。

    司徒雷登的私人助手傅泾波立即插话说，司徒雷登将很高兴得到我的有关谈判的某些建议或忠告。

    我说，对中国局势的观点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不打算对司徒雷登和马歇尔提出什么忠告，他们自己很清楚，中国需要什么。

    接着，司徒雷登指出，他和马歇尔执行华盛顿的指令，竭尽全力改变中国的现状并力图为中国人做有益的事，对他们给予友好援助，但至今未施加任何压力。

    司徒雷登指出，我们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把中国人联合起来。

    我表示将第一批庆贺中国敌对党派和解和全国联合，我问司徒雷登，共产党人对召开“五人委员会”的计划持什么态度？

    司徒雷登回答说：“现在大家希望和平，只是需要克服猜疑。”他还指出，共产党人一个月前赞成他的计划，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只是等待蒋介石同意这一计划。

    会谈实质部分到此结束。

    大使馆三等秘书К.А.克鲁季科夫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13-116

    №1616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事政治局势问题(1946年9月10日)

    机密

    9月10日周恩来到访。

    应我的请求，周恩来简要介绍了中国各战场的军事形势。周恩来表示，中共的基本任务不是保卫像承德市这样一些据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周说，中共在这方面任务完成得不错，近两个月来，在同中共军队作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和被俘人数20万。主要战役在5个区域开展：在江苏北部进行了7大战役，消灭了8万多国民党官兵；在陇海铁路一带不久前打垮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并包围了近一个师；在胶济铁路沿线；在山西和(北)平—(天)津铁路以东地区。

    周说，共产党人自己放弃了承德，因为如想保住承德，则会造成军队在侧翼的重大损失。

    周指出，近期国民党准备在徐州和开封地区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但共产党人坚信，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地区将遭重创。在热河省共产党军队将采取行动摧毁国民党在承德、朝阳和古北口之间的交通线。

    周说，据延安统计，国民党用了160万军队对付中共，也就是说，动用了85％的军队。中共指挥部提出的任务是在未来6个月内消灭这些部队的三分之一。

    对于国民党来说，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军队有生力量的补充，在1000名国民党军队预备役人员中，能上前线的一般不超过500人，这些由预备役人员组建的师，很容易被共产党人消灭。

    周说，除了李先念的部队着实被打散之外，国民党军队在任何一次战役中都没能重创过中共军队的一个排以上。国民党报纸关于中共军队倒向国民党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

    会谈时在座的罗申少将指出，国民党的目标是进攻张家口，并在这条战线集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他还补充说，国民党从山东调来了部队，并从台湾调来一个师。周恩来说，为了开始对张家口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必须在热河省以南筑好防御工事，并补充预备役人员。

    综上所述，周指出，中共目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是稳固的。会谈接着涉及“五人委员会”问题。周恩来说，提出成立“五人委员会”的建议时，无论国民党还是美国，都没有保证停止内战。而且，尽管成立了“五人委员会”，蒋介石实质上没有放弃五项要求，并继续坚持要中共军队撤离一系列重要地区。

    周恩来说，9月10日马歇尔提出新的建议让中共讨论，这些建议实际上是蒋介石五项要求的翻版。

    周恩来把马歇尔给他的信转交给我，那封信里谈到这些新建议。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少将和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27

    №16173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苏美立场(1946年9月19日)

    1946年9月19日我回访了司徒雷登。

    我与司徒雷登进行了下述会谈：

    司徒雷登说，他为争取中国和平尽了全力，但这方面令他很失望。尽管他有许多理由，共产党方面还是拒绝参加“五人委员会”，该会议是他(司徒雷登)为讨论改组政府问题而建议成立的。共产党方面坚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为此召开“三人小组”。然而，蒋介石总统表示，只有在“五人委员会”达成改组政府协议的条件下，他才会同意恢复“三人小组”的工作。

    接着，司徒雷登指出，他对苏联将与美国一起参与解决中国问题没有失去信心。

    我表示，苏联不可能干预中国内政并严格遵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我强调，苏联认为上述会议的其他参加者也应执行这一决议，中国政府也应关注这一决议。

    我指出，坦率地说，如果双方处在同等情况下，那么中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而国民党不断得到第三方的援助这一情况，使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导致内战加剧。

    接着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评价华莱士 [46] 最近一次讲话？司徒雷登说，他完全同意华莱士讲话中关于苏联的那一部分内容。他指出，美国人缺乏想象力，他们不会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例如，在讨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问题时，他们会忘记，如果苏联提出把巴拿马运河交给国际托管，他们会很不高兴。

    我指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想象力不够，而在于美国不愿意理解苏联的目标和切身利益，苏联只是致力于一个目标：保证持久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其中包括自己领土的安全。

    会谈的实质部分如上所述。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25

    №16181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报告：民主联军代表访问滨海边疆区(1946年10月6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马立克同志：

    今年10月3日，中国民主联军合江军区代表团从东北到达格拉芙斯克村(边疆区伊曼市以西4公里)，代表团成员为：中国共产党安东省委书记吴瑞辉(ВуЖ унхэн)、第三旅政委张伟潘(Чан Вэньпан)、团长王清河(Ван Чинхэн)以及中国民主联军总参谋部军工处副处长陈枚山(Чэн Мэньшэн)。

    受中国民主联军东北军司令员林彪的全权委托通报，在放弃哈尔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于近日到达鸡西市。牡丹江市、东安市和鸡西市将成为中国民主联军的主要战略基地。

    同时，中国民主联军代表还请求给予他们弹药、无线电设备和燃料的援助。

    做出上述表示后，中国民主联军的代表返回了东北。

    中将斯达汉诺夫 [47] (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4，д.30，л.27

    №16184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14日)

    机密

    10月14日司徒雷登进行了以下会谈：

    司徒雷登应我的请求谈了自己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评价，他说，国共谈判可能在近期恢复。近日蒋介石会发表呼吁书，将提出较为温和和合理的建议。司徒雷登指出，另一方面，不仅我们美国人，而且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中国的其他小党都坚持要让周恩来回到南京。与听美国人意见相比，周恩来更会听取这些小党的意见。

    司徒雷登补充说，谈判一旦恢复，他和马歇尔将只起顾问作用而不会积极参与谈判。　

    谈及蒋介石最近的建议，我指出，所有人不能不感到困惑，因为停火建议发表仅仅过了两天，在张家口地区的政府军就发起进攻并拿下了张家口。

    针对我的上述意见，司徒雷登谈了以下内容：

    10月6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争取到蒋介石同意在张家口地区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承诺一旦周恩来回到南京继续谈判，他就发布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命令。同时蒋介石表示，一旦关于国务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谈判取得初步结果，他即发布全国范围内停战的命令。但是，周恩来坚决拒绝接受张家口地区停火的建议。会谈接着涉及国民大会问题。司徒雷登说，周恩来在其声明中提出关于恢复宪法起草委员会工作的建议。然而，司徒雷登指出，该委员会成员之间还存在一系列严重分歧。有些成员坚持权力集中在中央，而另一些成员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并实行各省的自治。关于行政院是否必须向立法院汇报工作的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据司徒雷登说，该委员会主席张君劢对他宣布，宪法草案80％已经完成。司徒雷登说，如果委员会恢复工作，而委员会成员认为11月初之前来不及完成宪法起草工作，那么国民大会就可能延期召开。司徒雷登强调，最主要的是要停止军事行动，并迫使所有政治派别在和平与友好的气氛中讨论已成熟的问题。

    会谈最后我问起报纸关于近期将签订中美贸易协定的报道是否属实。

    司徒雷登回答说，在他被任命为大使之前该贸易协定就已经准备签订了。

    他补充说，他(司徒雷登)没有参加谈判，只是建议该条约必须在全国停火后签订。

    会谈时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33-235

    №1619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4日)

    机密

    10月24日，在司徒雷登为我举行午宴前，我与他进行了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局势问题的会谈。

    司徒雷登表示愿意和我谈谈当前形势，并告诉我，共产党代表和“第三势力”代表从上海回到了首都，这表明谈判有了显著进展，尽管谈判目前仍带有非正式性质。

    司徒雷登说，根据他所掌握的前期材料，“谈判参加者没有重大分歧”，且“蒋介石总统提出的八条与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十一条没有多大区别”。司徒雷登强调：“我和马歇尔在蒋介石最高统帅做出让步前对他施加了压力。”“第三势力”代表对这些条件也是满意的。司徒雷登认为，主要分歧在政治问题上，关于共产党和民盟在国务会议上席位的数量，关于政府改组和召开国民大会的程序。司徒雷登说，国务会议席位分配问题可以这样解决：除了中共和民盟12名代表之外，国务会议的4名无党派人士中的2名由一贯执行政协会议协议的人士担任。

    司徒雷登不止一次地强调，政府和共产党在观点上的分歧并不大，谈判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是传统的怀疑和互不信任。司徒雷登特别强调，马歇尔和他现在力图保持中立：“我们努力促使谈判成功，但不进行干预。不过，我和马歇尔时刻准备参加‘三人小组’和‘五人委员会’。”

    我指出，离国民大会召开的日子不多了，我问司徒雷登，他对国民大会召开这个问题怎么看。他回答说，国民大会看来将正式召开，但他认为，大会将推迟到谈判结束。同时司徒雷登指出，蒋介石认为他定的国民大会召开日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根据先例并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先例就是，司徒雷登说，最高统帅蒋介石定下国民大会在今年5月5日召开，这是去年年底做出的决定，并得到政协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况且在所定日期之前一个多月，蒋介石根据惯例已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此外，总统没有可能与政协党委会或其他类似机构协商，因为这些机构目前都停止活动了。

    我问，这样会不会使国民大会变成一党召开的会议？司徒雷登回答：“是的，这是可能发生的，这将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各方要努力使这种情况不发生。我们希望谈判成功，我们希望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加国民大会。”

    我援引了报刊相互矛盾的解释后问道，他如何评价在中共和民盟代表到达南京进行谈判当天蒋介石出走台湾这件事。司徒雷登解释说，蒋介石早就想去台湾，只是因为等候周恩来而推迟了一些时间。司徒雷登说，蒋介石曾会见过各党派的代表，今后谈判他可能不参加，何况再过几天蒋介石就回到首都了。司徒雷登补充说，马歇尔随时可能发电报给蒋介石，谈他回到首都的必要性。

    我表示惊奇的是，在政治谈判这么关键的情况下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出现了新的进攻。我指出，政府军的军事计划与军事行动自然只会加剧怀疑和担忧，正如司徒雷登所说的，阻碍谈判成功的怀疑和担忧。司徒雷登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还说马歇尔将军会尽一切可能阻止战火扩大。同时司徒雷登试图证明，美方千方百计努力制止国民党扩大战火并停止给政府军援。司徒雷登表示，当马歇尔3月份回美国时，他认为他能解决中国问题。马歇尔力图在华盛顿采取各种具体措施以援助中国。司徒雷登说，然而后来情况再一次恶化，战火重燃，我们运用了手中所有的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压。5000万美元的货款没有提供，近几年来没有给中国提供任何武器。尽管不久前签订了将“美国剩余物资”移交中国的协定，实际上近几个月不会有任何物资运往中国，已经购买的船只也要过几个月才会移交。司徒雷登说，关于“美国剩余物资”的协定在3—4月间就已签订。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拖延着，等待形势的改善，等到情况明朗。中国可能完全失去这些物资。

    司徒雷登强调，在中国的美军数量很少，总共近1.3万人。

    会谈至此中断，因为客人应邀入座就餐。

    大使馆三等秘书克鲁季科夫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13-216

    №16192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6日)

    机密

    10月26日，我邀请周恩来到我处谈谈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在回答我的提问时，周恩来表示，国内政治局势很糟，军事行动将继续，显然，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将全面破裂。周对自己返回南京作了如下解释：

    1.必须面对“第三势力”(民盟)的要求。

    2.需要给“第三势力”进行直观教学，同时要让群众看到目前不可能妥协。周说，他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国民党和中共在观点上的分歧太大了；占领张家口，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和蒋介石八条的提出，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破裂。国民党和美国人夸大了这八条的意义，把他们变成是“让步”，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

    他们所说的“让步”指的是：

    1.同意建立国民党和中共联合驻军的地区，但是这并不是让步，因为在政协会议期间已经达成这方面的协议。

    2.声称宪法草案在完全拟定后提交国民大会审议。然而这一决议也已在政协会议上通过。国民党还声称，这些条件中没有任何新的要求，这不符合事实。新要求可列举如下：

    (1)国民党不同意给共产党方面让出长城以内被他们抢占的地区，同时要求中共军队撤出东北并进驻黑龙江省、兴安省、嫩江省一部分和延吉的据点。

    (2)国民党要求我们承诺领土上的让步(如哈尔滨)，而与此同时它不同意交给共产党方面已承诺让步的那些地区(恢复1月13日在全国和6月7日在东北的战线)。

    (3)此外，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做出新的让步，这些让步共产党以前就没有同意(如苏北解放区)。

    周说，主要分歧围绕着驻军和地方政权机关问题。

    周说，关于第一个问题国民党还没提出具体要求，但是马歇尔在与他谈话时已透露出，这方面的要求依旧，即要求中共军队不驻扎在这些省份，诸如江苏、热河、山东和察哈尔大部等。

    关于地方自治问题蒋介石是这样理解的：只有在中共军队驻扎的地方可以搞自治。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某县或省的主要城市，那么全县或全省的权力就都归国民党，完全不考虑农村居民的情况。

    根据国民党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目前的谈判面临失败的命运。

    周说，他现在没有与政府代表进行直接接触，而是通过“第三势力”与政府代表打交道。周补充说，政府在政治问题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关于军事问题，在蒋介石回来之前陈诚不会做出答复。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美国态度的问题，周回答说，美国继续帮助蒋介石，尽管他们仍然做出姿态保持中立，但他们的中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周表示，美国人不是考虑到停止内战是中国人民的需要，而是认为中共军队正在遭受挫折，因此停止军事行动对中共有利。马歇尔建议我们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以争取和平，如果我们不接受，他就给蒋介石提供再开打的可能，以便迫使我们接受这些条件。

    近期进行了大规模战斗，经过20天交火，国民党抢占了张家口之后又占领了19个城市。周接着说，目前大规模战斗在下列地区进行着：

    1.在东北，国民党从三方面攻打安东；

    2.在山东，从胶济铁路区和从海上向烟台进攻；

    3.在苏北，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台和涟水；

    4.在平(京)汉铁路；

    5.在同蒲铁路，胡宗南部队在发动进攻。

    周恩来指出，中共军事上受挫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原因。国民党在全面破裂前不停步，手中掌握着军事主动权，进行全面进攻，在所有需要的地方集中自己的军队予以打击。我们为了争取和平进行了部分防御战；国民党军队在外线展开进攻，我们被迫在内线进行防御。在他们没有开打的那些地方，我们也没有打(如西北地区)，在他们停止军事行动的地方，我们也停了火(如东北)。

    周表示，如果把占领张家口看作是破裂的象征，“第三势力”现在的努力将无果而终，最后导致破裂。我们将转入主动的军事行动，并在对我们有利的地方予以回击。

    回答我的关于中共军事形势的问题时，周恩来强调，必须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从短期看，军事优势仍在国民党方面，因为它依靠军事力量，并提到美国的支持。不过近期国民党遇到了人力资源方面的严重困难。中共依靠人民群众，中共军队的基本作战方法是运动战，而国民党坚持阵地战。周说，其原因不在于我军不善于打阵地战，而是在于我们弹药不足。例如，在四平我们坚持了40天，但为此消耗了大量弹药，以这样的代价坚守四平不值得。我们拿下了大同，但每个战士只剩下了三粒子弹。因此，我们被迫采取运动战战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包围和消灭其小股部队，消灭其有生力量。3个月来，在苏北、华北、陇海铁路和其他地区进行的这些战斗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新组建的25个旅。

    周强调，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仅在于武器方面，他们的士气很低。中共军队真正的受挫是在与傅作义部队作战中，我们对其力量估计不足。

    周说，国民党军队最薄弱的一点是人员补充不足。目前，国民党已经开始在60个征募区征召60万人。

    中共军队的主要困难是供应匮乏。周指出，中共军事上的挫折在军事方面不具有特别意义。不过，他强调，失去一片地区还是会给农民群众的情绪带来影响。国民党的优势是美国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而且只是物资方面的援助。美国人直接参与作战的情况很少见，除了同美海军陆战队的接触外，其他情况没有发生过。美国空军或其他军种的人员直接参战可能性很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是有限的，但是它毕竟是重要因素，否则国民党的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周恩来总结说，这样，国民党和中共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因此，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具有持久性。国民党和美国人想尽快结束战争，我们却指望打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安东、烟台，甚至可能放弃延安。

    我指出，由于现在军事行动发展迅速并不利于中共，我很想听听他对双方实际军事力量的看法。周援引说，他只掌握老的数据，他说，国民党军力不超过200万人。至于中共的力量，他则闭口不谈。

    参加会谈的罗申少将问道，国民党军队能否占领山东、安东、哈尔滨，然后集中兵力占领延安？需要多少时间？

    周回答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在3个月之内可能占领延安。

    罗申同志说，根据他的计算，国民党在主要战线有85万人，包括广大的后备力量。可以投入这些战线战斗的有250架飞机，这些飞机将从北平、开封、太原、天津和徐州等机场调来。飞机全部装上炸弹，而且地面部队配备好弹药，需要4个月。

    针对罗申同志所说的国民党一旦拿下烟台、安东等地将得到很大的军事优势，而中共将遭受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损失，周恩来表示，所有这些地区的丧失只对后方地区和国际舆论有政治意义，而对中共及其军队不会有影响，因为共产党放弃这些城市并不是由于它不能守住，而是不想为此付出代价。中共军队将保持自己的实力和士气。所有这些城市共产党并不是打下来的，而是日本投降后占领的，甚至延安是西安事变后获得的。周说，中共不过是回到不掌握任何城市的老样子。他又补充说，如果出现妥协的可能，那我们会签订协议，如果妥协成为不可能，而且敌人想继续打，我们将奉陪。我已向“第三势力”代表声明，所提出的妥协方案比我们通过战斗得到的少。

    我问，中共中央是什么态度，是如报刊所说的那样，这是最终的态度吗？周回答说，中共中央没研究过其他建议，中央的要求甚至比他在南京所讲的还要高；中央委员会的态度归结为两点：恢复1月13日前的阵地和执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共中央认为，如果要打，我们奉陪，而一年以后形势定会起变化。关于改组军队的决议可能被撕毁，现在不能提出废除决议的问题。

    接着，周强调，中共不可能再作任何让步。他说，中央已经两次召回他，但他还是留下来，为的是做好离去的准备(人员安排等)。

    周说，我们将继续战斗一年或几年，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不抱希望。我们的任务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削弱国民党。国民党的180个旅不可能覆盖全国，我们将在其所有薄弱的地方进行打击。

    我问周恩来，他如何评价没有战火的四川、云南等后方省份的形势。

    周回答说，在这些省份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主要是由于征召入伍和收税。现在中共在这些省份还不能展示自己，但是在谈判破裂之后，共产党将在那里开展活动。

    罗申同志问，中共在谈判破裂之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要全面打垮国民党，还是像现在这样要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充分的民主？

    周回答说，中共斗争的政治目的仍然是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真正的民主，共产党人将促使国民党朝这方面走。

    我问，“第三势力”代表中有谁持有像中共一样的态度？

    周说，完全同意中共立场的人数不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救国联盟)、郭沫若，他们不同意妥协。往下就是中间派，他们相信有妥协的可能，并努力通过劝告双方(更多是劝说中共)让步来寻求达成妥协。在“第三势力”确信国民党不会做出他们所期望的让步时，他们又再会劝我们让步，而一旦遭我们拒绝，他们才会知道妥协是不可能的。

    我问，孙科是什么态度？周回答说，孙科要为自己的宪法寻找办法，因为如果国民大会开得分崩离析，那么宪法是搞不出来的。

    谈判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周指出，存在两种可能性：国民党和中共的关系完全破裂和召开国民大会，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大会召开又马上延期。不管哪一种情况，它都是毫无结果的。

    对当前国际形势简单交换意见之后，我提出关于陈立夫近期献媚苏联大使馆的问题，周回答说：美国人只帮助蒋夫人、宋子文和陈诚；陈立夫感到屈辱，因此他宣称自己是“亲苏”的。

    我请周恩来谈谈“国民党民主同志”小组的情况。

    周说，这一小组从其态度看是不错的，但非常薄弱，因为国民党本身的谍报系统非常厉害；这一小组中最知名的成员是陈铭枢、郭春涛、谭平山、侯外庐、王昆仑、李济深。

    我指出，近来，连国民党报刊也表露出对美国对日政策的不满，我问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周回答说，国民党自认为是美国的老儿子，但麦克阿瑟却将这一角色给了日本，因此国民党对麦克阿瑟的这一政策深表不满。

    会谈时在座的有武官罗申少将、大使馆一等秘书В.С.伊萨延科和三等秘书Н.А.弗拉迪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88-97

    №09967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的谈话纪要：民主联军的运动战(1946年11月11日)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А.М.列多夫斯基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分部工作人员叶剑英将军1946年11月11日会谈的备忘录。

    在我们总领事馆的午餐会上，叶剑英说：

    一、共产党决定不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他所有政党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二、蒋介石发布的有关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无效的，因为他没有预先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协商。该命令已经发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人三方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宣称，他们不承认该命令，因为命令上没有周恩来和马歇尔的签名。美方也没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这个命令，他们也与中国共产党持同样的意见，即这一命令是单方面的，所以其他方没有执行的义务。

    三、中国共产党此时对停止军事行动不感兴趣，因为战事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而对国民党不利。叶剑英断言说，尽管丢失了许多城市，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态势改善了。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的是通过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按共产党指挥部的计划，每3个师要消灭国民党的1个师。共产党人正在顺利地完成此项计划。经过4个月的战斗，共产党消灭了国民党34个师。用运动战的战术时，共产党有可能打算放弃占领的某些城市。指挥部选择这种战术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考虑到这种情势，共产党军队总部决定：(1)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决不为了个别地区采用大规模的防御战；(2)尽量使国民党军队分散开；(3)在某些国民党指挥比较薄弱的地方集中力量有力地打击蒋介石的军队。

    为了分散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总部在北平和其他地区进行了一些战役。

    共产党军队总部向自己提出的近期目标是：消灭蒋介石60个师，以使军事力量的优势转到自己方面来。

    这一计划已经趋向完成——已经消灭了国民党的34个师。

    叶剑英后来还说，共产党人的武装比以往大有改善，因为他们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北平的军调部实际上已经无所事事。对吉伦的任命使美国分部的编制更大了。到今天为止，在吉伦的指挥下共有4000名美国人，其中大多数是海军陆战队。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与国民党合作，并帮助国民党分子与共产党作战。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А.列多夫斯基(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6，л.10-11

    №1620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1月15日)

    11月15日我会见了周恩来。他就要到延安去了，希望和我见面。

    我问了有关民盟和党外人士参加国民大会的事。周恩来回答，政治协商会议的党外代表邵从恩和郭沫若拒绝参加会议。民盟也不参加大会，甚至中国青年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拿出自己的代表名册。周补充说，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已经决定参加大会，但一方面迟迟不交名单，想以此在国民党面前提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他们懂得，如果其他政党不参加大会，他们就会显得很难堪，所以他们在努力劝说张君劢及其支持者成为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讲，张君劢的麻烦事最多。他一直动摇不定，现在带着动摇思想到上海去了。昨天在和张君劢谈话时，国民党代表允诺，在行政院改组后给他的政党在那里安排两个位置。蒋介石向他宣布，拟拆分一些部，有两个划小的部可以给社会民主党。比如说经济部，有人建议分成两个——贸易部和矿业部，交通部分为铁道部和邮电部，水利委员会改组成水利部。11月14日，张君劢在南京召开了一个自己政党的要员会议。在会议上，大部分人表示要参加大会。张知道，如果开会时曾琦(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坐在身旁，他会感到不愉快。所以他满怀犹豫地去了上海，想和上海的拥护支持者商量一下再做出最后的决定。在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反对参加大会的是张东荪，他是该党在华北地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向中国民主同盟声明，不必特别害怕分裂，因为分裂只会使同盟巩固，使同盟摆脱动摇分子。当然，周恩来指出，要继续努力，制止张君劢。但假如他决意要分裂，也不会有特别的损失。

    我问了关于黄炎培的立场。周恩来回答说，黄炎培与同盟的立场相同，他不参加大会。

    谈到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行动问题，周说，共产党人的立场简单明了——他们不承认这个大会，认为它的召开破坏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破坏了停战协定和军队的改组。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些协议的破坏者就是所有同意参加大会的人。周宣布，我们肯定地说，10个月来我们虽然在争取和平和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上做出了努力，但是却没有取得如愿的结果。现在很清楚，事情正走向继续和扩大国内战争。以前的会议基础被破坏了，现在正面临着战斗。假如有可能恢复谈判，那么只可能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基础就是召开新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青年党和参加过大会的政治协商会议其他代表的作用将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是否在南京保留中国共产党代表处的问题，周恩来回答，为了保持联系，董必武留在南京。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下不多。关于他们的情况，今晚就要和马歇尔谈。

    对于是否可以认为现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彻底破裂还没有，但一切都将取决于国民党今后的立场。

    周补充说，如果国民党对延安开始军事行动，那么董必武留在南京的问题需要斟酌了。

    对于参加谈话的罗申少将提出的问题——国民党军队在西安北面和黄河北岸集结的消息是否确切，周恩来回答，在西安北面地区集结了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七师和第二十七师，而往延长(Яньцы)方向运动着的有马鸿逵的5个骑兵旅。

    周恩来反问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可能性。罗申同志回答，根据手头现有的信息，战斗预备队已就地集中，兵员补充到百分之百。然而，他指出，有消息说，国民党企图用和平的手段来压制中国共产党，所以有可能国民党部队不会接到转入进攻的命令，而只是守卫已占领的阵地。

    周恩来指出，国民党显然会采取封锁、施压以及和平谈判的手段，当一切徒劳无效时就会开始进攻，在很多方面国民党的最后决定都取决于美国。

    对于我问的最近马歇尔的表现情况，周回答，马歇尔努力劝说无党派人士和社会民主党参加大会，向他们允诺将停止战争，通过民主宪法。司徒雷登设了个大骗局，当他说服胡霖(《大公报》的出版人)提出参加大会的无党派人士名单时，允诺大会延期开幕。胡霖不想参加大会，但给他的压力有来自美国人的，也有来自蒋介石和政学系一伙人的，他和这伙人的关系密切。因为担心《大公报》的命运，结果胡霖投降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像其他“无党派”代表一样，没有亲自登记，而是委托雷震去的。

    在分析“无党派”代表立场的同时，周讲述了拜访蒋介石请求改期召开大会的事。当莫德惠、胡霖和其他代表(共6人)来到蒋介石那里时，蒋介石板着脸冲着他们叫，你们的改期要求意味着扼杀国家。当时代表们都慌了神，但莫德惠还是代表大家开始请求改期，并引证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就难免破裂。这时蒋介石“软了下来”，并宣布他同意让步，但有个条件，他们必须自己参加大会，并建议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次拜访后，所有到过蒋介石那里的代表分别来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处，他们抱怨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问到傅斯年的立场时，周回答说，他公开支持国民党，辱骂中国共产党，为此，连胡霖也骂了他。

    周接着指出，值得严重关注的是最近“政治学”派的活动——政学系分子认为，现在夺取政权和建立内阁的时机来到了。因此张群紧急动身回国，张嘉璈也在南京积极展开活动。他们指望建立“联合”政府，政府中的在野党由中国青年党和社会民主党来担当，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首先，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参加，联合政府将纯粹是个假象，因为上面所讲到的两个党没有任何力量，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在野党。其次，他们没有考虑到，CC派和黄埔派会采取一切手段，不让成立这样的政府。周补充说，此外，“政学系”错误地期望美国方面的支持。

    对于周提出的怎样看待当前中国形势的问题，我回答，形势相当严峻，最成问题的是中国至今没有和平与民主。我说，无论国民党在大会上通过怎样的宪法，宪法通过后中国共产党将都会相当困难。我指出，我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在南京是好现象。

    周说，看来中国还要经历武装斗争和稳定中国形势的时期。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国际形势。

    我说，从与周恩来的一系列谈话中我得出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总是能正确评估蒋介石的武装力量的。周回答，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当然是有害的，然而在计算蒋介石的力量时，应区别其纸上的力量和实际的力量。譬如，交通系统的破坏，动员号召能力薄弱，给养困难，还有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差以及战斗士气低下，这一切大大削弱了它的实际力量。

    周接着说，回延安以后，他将向中共中央汇报自己的观点，形势的发展预计有两种可能：

    (1)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大城市和铁路线。国民党在那里建有军事堡垒，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力量薄弱，想占领是困难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就转向持久的游击战。这是下策。

    (2)继续执行消耗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战术。中国共产党用半年或一年时间共计消灭50—60个国民党旅(蒋介石全部军队的1/3)，这样，达到某种平衡后，就转入反攻，夺回丢失的阵地。

    在第一种情况下，要是共产党人被赶往农村，转为反攻将会比较复杂，为此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许多年，直至新的世界大战前夕。

    周说，他看不到与蒋介石实现妥协的可能性，要是共产党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同意参加大会，那么他们就要负起新的政治责任，而蒋介石反正要继续发动内战，共产党就会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

    罗申同志指出：根据最近的一系列战役情况，我确信，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略侦察不差，但战术侦察很弱。对此，周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不仔细考虑下面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是现代化军队，它现在正处于转折阶段。况且，它的武器装备很落后。至今在军队里游击思想占主宰地位，大同、张家口和四平的战斗就说明了一切。周补充道，关于城市问题，在政治上没有解决，这一事实起着一定的影响。日本投降后，提出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很容易地夺取了许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在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前，共产党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刚刚开始建立。现在我们是否应该保卫这些城市——尚未决定，所以我们的军队离开城市走向农村。此外，周恩来指出，我们没有保卫城市的基础，因为补充武装力量的主要来源是俘虏，而只有在野外的战场上才能获得俘虏。关于周恩来的离开时间和迫害共产党人的可能性问题，周回答，如今他不会请求马歇尔派飞机飞往延安，至于迫害问题，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已有准备。按他的说法，迫害只能涉及地下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蒋介石还不敢碰。

    参加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大使馆二等秘书弗拉迪金和塔斯社驻南

    京办事处主任Н.普罗岑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72-178

    №16702 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1946年11月25日)

    在我们总领事馆吃午饭时，吉伦将军说，中国人要解决内部政治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敌对两党都各不相让。按照吉伦的说法，互不相让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相互极不信任，都害怕因自己一方让步后被对方击溃。吉伦说，中国人没有责任感，没有担负起其该负的责任。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双方经常签署文件，在签署前双方都有不同意见，一方声明不接受一些条款，另一方不接受另一些条款，但最后还是签了。美国方面毫无办法，只得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字下面签了字，虽然早知道这些协议和文件是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吉伦以肯定的语气叙述了关于美国军队在德国与苏联军队会面时的感想，并强调了必须巩固苏美友谊。他宣称，苏美之间没有任何严重的分歧，世界和平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列多夫斯基(签名)

    文件送：马立克、第一远东司、彼得罗夫同志、总领事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д.264，л.16

    №16203 彼得罗夫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局势(1946年12月4日)

    今年12月4日我邀请马歇尔将军共用午餐。用餐后我们对中国国内形势进行了短暂交谈。

    我问马歇尔，他对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有什么看法。他说，这个开端做得很好，因为国民政府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与1936年的草案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马歇尔指出，现在很难预见最后的结果，国民大会如今的工作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然后谈及了大会上的所谓“反对派”。马歇尔强调，反对派成员是CC派和黄埔集团的支持者。他们确定的任务是达到通过1936年的旧宪法草案，并坚决反对在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基础上议定的新草案。马歇尔说，法西斯化的军界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继续在捍卫自己的旧立场。他们一开始就是反对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反对和平谈判，反对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反对寻求折衷的道路。马歇尔指出，这些反动势力一开始就力图破坏他(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使命。现在以陈立夫和孔庚为首的反动分子反对大会通过民主宪法，因为新宪法会削弱他们现有的势力。

    接着我询问了一下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的情况。援引中国报界相互矛盾的报道，我问马歇尔，事情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他指出，虽然召开了国民大会，但重开谈判的道路还是敞开的。确实，马歇尔说，共产党的行为仍然不明。他强调，两星期前左右他给周恩来发出了备忘录。当时周正准备去延安，在备忘录中，马歇尔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直率的问题：共产党认为他(马歇尔)是否还有作为中间人进行调停的必要。但至今，马歇尔说，他没得到对此问题的答复。

    在分析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同时，马歇尔不止一次地指出，用政治手段解决争论的问题毫无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形成的不信任且彼此猜忌的屏障已无法逾越。然而，马歇尔强调，共产党人在散播对美国调停人的不信任。马歇尔说，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成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心理疾病，这会给和平解决中国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带来严重破坏。

    我说，类似的不信任和相互猜疑并不都是毫无依据的。对此马歇尔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是合理的，那么对美国调停人的态度未必能证明是正确的。马歇尔指出，共产党人的反美宣传(指的是批评他的使命)，总的来说是不公正的。接着马歇尔说，很遗憾，共产党人经常毫无根据地向未经查证的目标开火。例如，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时候，他(马歇尔)是坚决反对进攻的，并努力使他们停止进攻，要求蒋介石取消进攻的命令。但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就是因为中国人不重视他的意见。马歇尔说，他不得不请求杜鲁门立即将他从中国召回去。同时，他指出，共产党人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他(马歇尔)认为，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去辩解是多余的。原因在于，这样做一点也不能促进敌对双方谈判的结果。

    马歇尔本人没有对我提出任何问题。

    出席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л.19-21

    №16204 费德林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民大会及国共谈判(1946年12月5日)

    今年12月5日，中外汉语通在中央图书馆会面时，我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举行了短暂的会晤。起初我们讨论了关于在中国报纸上刊登的举行国民大会的问题。我强调，中国报界并未清晰地反映国民大会的现实情况。通常，报纸新闻带有片面性，编辑部的文章只是反映政府的观点。

    司徒雷登说，不管报界的行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蒋介石为国民大会能通过民主宪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问他，怎么评价提供国民大会审议的新宪法草案。司徒雷登说，这个草案超过了他的预想，总的来说，它是成功的，而它的基本原则，可以肯定地说，比1936年的旧宪法草案的原则更民主、更先进。对于我提出的国民大会会有怎样的最后结果的问题，司徒雷登回答，新草案引起了最有政治影响力的CC派以及与它结盟的以孔庚为首的保守派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内最反动分子的相当强烈的反对。新宪法草案的反对者共有400人，组成了强烈的反对派，并将反对的矛头指向蒋介石所捍卫的民主原则。大会的工作进行得很活跃，完全可以期待非常好的结果。中国报界现在正大写特写国共两党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我援引报界的话，询问这些党派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司徒雷登指出，由于双方就召开国民大会问题产生分歧而暂时中断谈判，不能视为双方关系的决裂以及和平谈判的终止。他强调，很多事情将取决于国民大会正要通过的宪法的性质，取决于双方是否进一步努力以政治手段解决争论的问题。目前的国内政治局势，司徒雷登说，人们可以乐观地评价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这次和谈应该可以从讨论国会问题开始。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2，л.22-23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

    出版前言
    序言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俄罗斯档案利用
    1945年
    №11963 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1945年1月12日)
    №11967 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1945年2月3日)
    №11971 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1945年2月14日)
    №11976 斯克沃尔佐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中苏关系问题(1945年3月2日)
    №14614 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
    №11994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1945年5月10日)
    №11999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1945年5月23日)
    №12000 彼得罗夫与魏德迈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状况(1945年5月24日)
    №12004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中共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1945年6月7日)
    №12006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1945年6月8日)
    №12013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
    №12017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纪要：关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1945年6月29日)
    №12021 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
    №24960 伊扎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外蒙古独立问题(1945年7月5日)
    №24961 斯大林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保持苏蒙友好关系(1945年7月7日)
    №12033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
    №12036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1945年7月10日)
    №14459 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人员的分派(1945年8月25日)
    №14448 安库季诺夫致普尔卡耶夫报告：为第八十八旅官兵授勋(1945年8月27日)
    №12100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1945年8月30日)
    №14453 丘维林致索罗金函：第八十八旅人员在满洲和朝鲜的安排(1945年9月2日)
    №13296 中共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函：请求帮助(1945年9月2日)
    №12112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1945年9月6日)

    №1211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1945年9月6日)

    №12114 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1945年9月7日)

    №0989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1945年10月5日)

    №0989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1945年10月10日)

    №14435 卫戍司令简明手册：苏联卫戍司令部在满洲和朝鲜的任务(1945年10月18日)

    №12157 希金致马林科夫报告：恢复东北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1945年11月7日)

    №12163 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1945年11月17日)

    №12170 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945年11月25日)
    №00594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1945年12月29日)
    №00595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1945年12月30日)
    №12194 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1日)

    №11963 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1945年1月12日)

    机密

    由于赫尔利向蒋介石递交了委任国书，今天我正式拜访了他。赫尔利在自己的住处，躺在床上接待了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对他说：“您的秘书应该事先通知我您生病了，那么，我就不会打扰您了，我完全可以过两三天来祝贺您递交国书。”赫尔利说，他根本没有生病，躺在床上，只是为了不去参加英国大使举行的午宴。

    赫尔利说，最近周恩来将要到重庆，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到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谈判的问题，赫尔利说，蒋介石曾经断然驳回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赫尔利向国民党转达的那些建议，宋子文也激烈地反对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协定。但是现在，蒋介石却在实施中共建议，并谎称这些建议是自己首先提出来的。另外，宋子文也改变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亲共产主义活动家的面目出现。“我真是完全不明白这些现象，”大使说。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赫尔利说，他已经知道了宋子文即将出访莫斯科，他非常关注宋的这次出行。“因为在宋子文与苏联政府领导人会晤期间，将解决与中苏关系有关的问题。”赫尔利打算在宋子文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回美国。在返回中国时，他打算途经莫斯科。赫尔利希望在莫斯科与我们的领导人会面。

    接下来，赫尔利狠狠地骂了英国人一顿。然后他说要预先通告我一个天大的秘密。赫尔利说，英国请求美国以租借的方式，向他们提供能够组编两个航空大队的B 24轰炸机，以便将这两个航空大队部署在昆明。英国人还请求提供水陆两用飞机。他们请求提供轰炸机的理由是：英国陆军部队在实施“夺取缅甸、泰国和马来亚”的行动时，必须借助这些轰炸机的帮助。赫尔利对于“夺取泰国”这一表述极其愤怒，他称英国人是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想吞并另一个主权国家——泰国。赫尔利说，华盛顿已经就向英国提供用于组建部署在昆明的航空大队轰炸机事宜征求了他的意见。按照赫尔利的说法，他既反对允许英国人进入昆明，也反对向英国人提供那些轰炸机和水陆两用飞机。

    赫尔利还讲述说，英国大使塞穆尔称他是“红军的先进代理人”，就因为他对红军做出了高度评价。赫尔利说，塞穆尔还散布谣言，说我们大使馆正在从事着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赫尔利邀请我共进午餐，并说，他希望这顿午餐成为苏美友好的午餐。但是，他不愿意邀请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比利时人或者荷兰人出席这样的午餐，“因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分子”。

    我的看法是：

    1.中国人已经把宋子文即将出访苏联的事情通报给赫尔利。也可能，中国人还请求美国人在与我们进行谈判的时候支持他们。鉴于这一点，赫尔利打算去找罗斯福，并向他提出在莫斯科谈判时支持宋子文。由于不希望宋子文脱离自己的控制，赫尔利计划返回中国的时候经过苏联，并在宋子文出访莫斯科期间一直逗留在那里。也可能，赫尔利还打算参与宋子文与我们的谈判进程。从另一方面来讲，利用在宋子文出访莫斯科期间，自己也一直逗留在那里，赫尔利希望制造一种三方谈判的印象，中国人可能会利用这一点达到宣传的目的。

    2.一方面美国同英国及其自治领的矛盾，另一方面美国同在华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美国人在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竭力想把我们拉到自己一边。赫尔利今天接待我的时候，以“生病”的理由拒绝了与英国人共进午餐，这是有意强调与我们的良好关系。我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与自己在华敌人进行斗争中的地位以及使我们与在华的美国的敌人之间产生某种猜疑和纠纷。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36，п.244，д.14，л.56-58

    №11967 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1945年2月3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В.М.莫洛托夫同志：

    谨以此函，向您汇报1945年1月中国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和现象。

    一、1945年1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使国民党感到极度不安。因为无论是在中国的所有进步阶层中，还是在国外，中共的这个要求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有鉴于此，国民党领导层做了许多努力，以便建立一个能够使国内外社会舆论的注意力从联合政府问题上转移开的某种组织。对国民党一些著名活动家(王世杰等人)的建议进行讨论的结果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政治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成员中，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可各派2名代表，再加上外交部长、军事部长和财政部长。在政治委员会中，只有4名委员可能会成为国民党的反对派，因为所谓的“无党派人士”，都是从那些与国民党分子志同道合的人之中挑选出来的。按照国民党的意图，这个委员会能够使所要求建立的联合政府丧失活动能力。

    1945年1月15日，国民党指使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自己提出的关于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希望尽快使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议生效。蒋介石在当天(即1月15日)邀请了一些国民党人士和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左舜生(他还是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等参加自己的午宴，并向他们宣布了关于建立由上述人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当左舜生弄清政治委员会将是行政院的一个组织机构，且只能是一个协商性质的机关，它的所有决定都必须获得一系列机关的批准之后，他声明说，他不能同意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这个政治委员会。国民党分子进一步劝说左舜生派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政治委员会的尝试也没有获得成功。

    最突出的一点是：国民党只是极力争取民主同盟参加这个委员会，而同中国共产党并未进行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谈判。国民党打算争取民主同盟的同意且公开宣布成立政治委员会，然后再建议中国共产党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他们企图利用共产党拒绝参加委员会这一点来反对共产党。

    延安方面立即识破了国民党的诡计。1月24日周恩来同志飞抵重庆。在抵达重庆之后，周恩来发表了声明，说他来到这里是为了与政府和其他各阶层人士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措施的。周恩来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建议，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该会议应该成为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联合政府的预备性协商会议。他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下几点要求：1.取消国民党一党制专政；2.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司令部；3.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存在；4.取消旨在压制人民自由的各项法律；5.取缔特工机关(国民党的情报机关)；6.释放政治犯；7.承认一切抗日的队伍；8.取消对特区的封锁；9.承认各解放区以民主方式成立的政府。

    这个声明还被刊登在1945年1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1月26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民主同盟1945年1月15日的呼吁书，该呼吁书就其实质来说是重复了周恩来声明的头7条内容。此外还提出了如下要求：1.取消集中营和法西斯组织；2.实行公开的金融政策，由代表机关讨论和批准财政预算；3.保证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增加军饷，帮助灾区的居民；4.立即停止国民教育的国民党化；5.加强与苏联的友谊，加强与英国、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关系。

    无论是周恩来同志的声明，还是民主同盟的宣言，就其实质来说，都反对国民党所通过的关于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国民党分子直截了当地说，周恩来到此就是为了进行反对建立政治委员会的斗争的。在1945年1月的最后几天里，国民党分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攻击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毫无疑问，国民党报刊坚决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声明，证明蒋介石已经动员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建议的斗争。

    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竭尽全力地促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之前达成某种协定。他们还威胁说，如果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没有达成协定，罗斯福是不会来中国的。

    目前，国民党的观点是建立政治委员会，并千方百计地辱骂那些建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人，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则坚持成立联合政府，并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以说明按国民党计划的构想建立政治委员会是没有必要的。

    二、1945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自己的各级组织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加强反对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所有自由活动家的工作，并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关于共产党罪行的通报》，通报重复了国民党在15年期间一直散布的那些谎言。在本报告的这个月，国民党变本加厉地进行自己的反共活动，在一些地方展开了逮捕活动，还发生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小分队的事情。

    我们倾向于认为，目前对反共宣传活动的加强，是为了使反对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的斗争尖锐化。

    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通过了关于在1945年5月5日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预定将在会议上讨论如下问题：1.修订抗战和进行国家建设的规划；2.国民党对反对党的态度；3.召开国民大会和实行宪法；4.选举领导机关。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将赶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

    国内政治局势的尖锐化，迫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核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在战争结束之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大会的成员将是那些早在1936年就被国民党指派或者网罗到一起的人。大会的这些组成人员将不会反映出人民的想法，因此，中国的进步阶层要求对国民大会的成员进行重新选举。

    四、1945年1月上旬，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又恢复了战事。在南方，日本军队从广州方向，沿广州—汉口铁路线采取了进攻行动。1月26日占领了广东省政府的驻地——韶关(广东)。这批日本军队继续向北推进，打算与那些从河南方向南移的日本军队汇合。大概，这些日本人将在最近的2—3周内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汉口的整个铁路线将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下。目前，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空降兵部队可能于1945年3—4月间，在中国的沿海地区登陆。日本军队开始从河南向东部进攻，企图清除中国整个东南部地区的中国军队。日本人的作战行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中国政府声明说，日本人的这些战斗行动对它来说并不可怕。由于中印公路的开放，中国总的军事形势已经有所改善，沿着这条公路他们每月将会获得10万吨军用物资。这条公路的开放在中国新闻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五、1月份，日本在重庆的间谍分子加紧了破坏行动。目前这些活动是针对美国机关的：1月19日他们焚烧了美国大使馆的大楼；1月22日焚烧了无线电台和美驻华武装力量参谋部的办公处所。

    六、中国报界极其关注即将召开的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国的领导人会议。他们表示希望在这次会议上，附带制订出击败日本的计划。中国人写到，在临近会议召开时(指的是1945年2月底)，欧洲的战争将会结束，苏联将会表明自己对于参加对日战争的立场。国民党的情报机关还散布谣言，说苏联已经开始积极准备参加与日本的战争了。为了使自己的谣言具有说服力，他们还声明说，苏联军队正在向远东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调运。远东的红军舰队，正在进行演习，准备参加对日战争。为了对付苏联的行动，日本人也在向东北地区频繁地调集部队。

    七、苏联红军在1945年1月取得的成绩，引起了中国绝大多数活动家、外国外交人员和中国报界极其广泛、热烈的评论和称赞。 [1] 在这些赞扬中也能听到一种担忧的声音，即红军将会第一个冲进柏林。实际上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希望我们的军队第一个冲进柏林。

    八、由于新疆发生的起义事件，反苏宣传活动仍在继续着。中国人，尤其是受蒋介石委托前往新疆调查哈萨克人起义原因的卜道明，在自己朋友的小圈子内声明说，起义分子从苏联获得了武器，其中包括小口径步枪。

    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希望就新疆省贸易和经济合作事宜与苏联达成协议。在此附上的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卜道明新疆之行的产物。中国人非常清楚，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是无法满足新疆居民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他们希望将我们的货物运入新疆，以此来减少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2月3日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5，п.237，д.11，л.34-40

    №11971 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1945年2月14日)

    机密

    周恩来同志今天在大使馆用过早餐。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于是在就各自的健康状况进行了礼节性问候之后，马上询问他这次来重庆取得了什么成果。周恩来把自己起草的关于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总结的声明草案给了我，以此作为对我的答复。草案内容如下：

    “我在重庆逗留了3个星期。这段时间，我与国民政府的代表、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博士、王世杰博士和张治中将军，进行了多次交谈。

    为了动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抗日力量，使他们努力与我们盟友的行动协调一致，战胜日本侵略者和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同时，为了讨论实现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我还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建议，以政府的名义召开各政党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讨论和决定关于以何种方式取消国内一党制的管理、如何将目前的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同时制定共同的纲领，以便使国民政府利用类似的措施实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计划。

    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和组织的合法存在，确保人民应有的一切自由，承认一切抗日队伍和以民主选举方式在解放区和占领区成立的地方抗日政府，真诚地支持华盛顿公约、莫斯科宣言以及开罗会议所制订的使日本遭到彻底失败的计划，建立独立、自由、富强、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以上这些无疑应该成为联合政府的政治内容。

    国民政府的代表只是接受各党派代表会议的形式，但是改变了其名称。至于在代表大会的内容(工作)方面，则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提议的程序可归纳如下：召开各党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宣布立即取消一党制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指挥部；在该政府的领导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立宪制政府。这样的程序可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

    国民党当局提出的程序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召开代表会议而不是各党派之间的协商会议，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吸引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到由一党(即国民党)管理的政府中，召开国民大会，其成员是在去年就已经选举好的，并通过以前制定的宪法或者对其进行修改。这种程序是一党制专政的继续。

    如果一党专政不被取缔，那么，政治制度和政策就不可能得到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队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动员和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在这个党的管理下，无论策略有何种改变，也不可能有利于民族事业。

    由于存在这些重大分歧，我应该返回延安，向我党中央委员会汇报。

    在谈判期间，我曾向国民政府的代表建议，为了改变目前的政治状况，国民政府首先应该释放爱国的政治犯，宣布取消一切旨在压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停止特务机关的一切活动，撤出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但是，从国民政府代表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只有在签署协定之后才能研究这类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此次谈判中两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尽管如此，军事形势和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以及联合国的希望仍然是：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应该立即联合起来，以便尽快打败日本。因为如果目前还不这样做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安和恐慌。

    我们可以坚定地相信，全体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政党，一定会找到尽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道路的。

    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在近几个月的谈判期间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热情的帮助，赢得了极高的评价。但直到目前为止，谈判仍未取得任何成果，这使美国的声望也受到了损害。”

    对于这份声明草案，周恩来同志补充说，昨天，也就是1945年2月13日，这场谈判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王世杰和赫尔利，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蒋介石声明说，革命给予了他权力，他将把这种权力转交给人民，而不是什么政党，并且只能通过国民大会进行，而不是某种党派之间的协商会议。

    周恩来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代表的是人民。蒋介石回应的是，这些政党并不代表中国人民。

    周恩来同志说，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国民党不想做任何让步。

    我向周恩来同志询问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之间的关系，周对此的答复是，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并与共产党人协商他们的工作，因为它自己单独是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的。

    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左翼分子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们还制定了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行动的纲领。在回答了我的相关问题之后，周恩来同志说，参加国民党左翼分子集团的人有：孙科、覃振、邹鲁(他认为邹鲁是最近几年变成“左倾”的)、王昆仑(纲领的作者)、钟天新(ЧжунТяньсинь)、李烈钧。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左翼分子需要道义上的支持。按周恩来同志的话说，于右任和冯玉祥持动摇不定的立场。周恩来同志尤其尖锐地批判了宋子文。他称宋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买办，并指出，宋子文经常出现在赫尔利的住所里，在与赫尔利交谈时，他担心孙科的竞争力，说孙是亲苏分子(关于这一点是赫尔利告诉周恩来的)。周恩来同志认为，只有当宋子文本人失去权力的时候，他才会成为蒋介石的对立派。

    我向周恩来同志询问，今后将如何开展民主化管理运动。他的回答可归纳为：有3个因素能够把政府推向民主化，即：1.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存在；2.人民的要求；3.国际局势。

    就此结束了会谈的主要内容。会谈大约进行了50分钟。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2月14日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66-70

    №11976 斯克沃尔佐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中苏关系问题(1945年3月2日)

    今天孙科是在大使馆里用的午餐。午餐结束之后，在会客厅里我说，根据蒋介石在宪法实施促进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推测，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表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提出的要求做出让步了。孙科回答说，蒋介石只是表面上做出将不进行任何让步的样子，但是，形势将迫使他向民主主义分子做出一系列的让步。

    接着，孙科指出，最近周恩来和董必武应该来到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随后，孙科说，今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探访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最近一段时间流传的关于他将前往莫斯科的说法是否正确。按照孙科的话，他是这样答复王若飞的：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

    此后孙科指出，先前大家都知道宋子文将于2月底访问莫斯科，但是，现在他似乎又不去了。孙科问我：关于这件事我是否知道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国政府已经通知傅秉常大使，由于展开了重大的军事行动，斯大林大元帅需要在前线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我国政府表示最理想的是，宋子文能够在4月下旬或5月份来莫斯科。

    孙科问我在什么报刊上发表了克赖诺夫关于批评中国目前局势的文章。我回答他，这篇文章是在《消息报》上发表的。 [2] 孙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在苏联报刊上多刊登一些关于批评中国缺乏民主的文章。他说，这样的文章将会给国内的民主运动以很大的帮助。对此他还补充说，美国也批判中国缺乏民主，并且比苏联报刊批评的还要尖锐。孙科说，苏联报刊最好是根据蒋介石在宪法实施促进委员会会议(3月1日)上的讲话，发表一篇批判性的文章。孙科还叙述了自己的构想：在苏联报刊的批判性文章中，不应该表明自己倾向和同情哪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而是从对两个党派态度一致的立场出发进行批判。

    孙科还问我，В.М.莫洛托夫是否参加旧金山会议。我告诉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本次谈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这些。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文件共3份，抄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29，п.205，д.11，л.82-83

    №14614 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

    斯大林同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会谈纪要

    1945年4月15日

    与会人员：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和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Э.贝茨。

    赫尔利说，在离开美国之后，他突然听到了关于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

    赫尔利说，总统委托他同斯大林大元帅谈谈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赫尔利)上次在莫斯科时，曾同莫洛托夫谈过此事。莫洛托夫公开阐述了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告诉他(赫尔利)一些宝贵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正确的。首先，他(赫尔利)想对中国局势做简要分析。他(赫尔利)同中国的“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进行过会谈。他(赫尔利)同斯大林会晤的目的是弄清楚苏联的立场，因为美国将不得不同苏联在中国事务上进行合作。上次莫洛托夫说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一群努力要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人。莫洛托夫还谈到，苏联政府不希望中国出现内部争斗和国内战争。莫洛托夫说，苏联想同中国建立一种更加密切而和谐的关系。但是，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坚持让中国当局停止对苏联在华公民的歧视和排挤。莫洛托夫还谈了1936年在蒋介石身上发生的不愉快的事件。显然，在这一事件中，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赫尔利)同莫洛托夫曾谈过这次会谈，而且为了让蒋介石相信苏中两国具有友好的关系，费了许多时间。最后，蒋介石说，他将派特使前往苏联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以便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与和谐的关系。蒋介石还谈到了派自己的儿子去苏联的事，他是在苏联受的教育，参加了苏军，娶了俄国女人做妻子。

    蒋介石允许他(赫尔利)去延安同共产党人——中国的活动家举行会谈。他(赫尔利)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家努力在反日战争中同国民政府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的信念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信念是相符的，他们也是孙中山关于成立民族政府思想的拥护者，中共还向重庆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团。他们声明，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他们就准备参加，并准备移交自己的军队归政府统一指挥。中国共产党人同重庆政府代表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会谈，谈判双方深入探讨了一些细节问题。同时，这几次谈判给人的一个印象——前景是光明的。当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发出去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他们被告知，这是各国之间的会议，而不是各政党之间的会议，如果他们想派出自己的代表与会，中国共产党应被吸收到中国代表团中来。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也指派代表。蒋介石同意这样做。现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将有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赫尔利说，我们在蒋介石面前坚持让他在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和联合中国各民主党方面做出让步，以便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谈到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谈时，他(赫尔利)向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通报了这一内容，他(赫尔利)同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经常举行会谈。

    他(赫尔利)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和苏联政府能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实现联合和团结。

    斯大林感谢赫尔利通报的消息，并表示，苏联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促成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

    赫尔利对斯大林的话表示感谢，他说，在伦敦他同丘吉尔见过面，丘吉尔也同意在中国军事力量统一方面提供帮助。

    斯大林问，赫尔利是否知晓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形成的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文件？

    赫尔利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蒋介石是否知晓这份文件？

    赫尔利做了否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关于罗斯福的应当由谁来向蒋介石通报这一文件的计划，赫尔利是怎么考虑的。罗斯福在克里米亚答应通过赫尔利或者其他人去做这件事。

    赫尔利表示，今天他正好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谈此事。罗斯福把文件的内容告诉了他(赫尔利)，并事先提醒他说，在斯大林大元帅没有发出相应的信号之前，他(赫尔利)不能向任何人谈关于文件的事。他(赫尔利)现在想知道，斯大林是否想让他(赫尔利)尽快把这份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还是暂不告知。总统去世后，他(赫尔利)收到杜鲁门的电报，电报中重申了罗斯福就此问题的指示。

    斯大林说，在克里米亚，罗斯福表达一种担心，如果文件的内容让中国一些领导人知晓，他们会因文件的内容而产生分歧。如果赫尔利认为需要等等的话，那么，他(斯大林)不反对这样做。他(斯大林)建议赫尔利自己决定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的时间。问题在于，苏联军队在远东集结和为战役做准备需要2—3个月的时间。显然，准备工作不可能早于7月上旬完成。当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斯大林)就不担心公布文件的后果了。因为到时候，他(斯大林)已经为苏联参加反日战争找到了借口。但是，在此之前，需要考虑到日本人可能会发起挑衅，他们现在在满洲部署有一些军队。

    哈里曼问道，当宋子文来莫斯科时，他(哈里曼)认为，将不得不把文件的内容告诉宋子文，因为这份文件事先规定了要签订苏中条约。有鉴于此，现在就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是否合适。

    斯大林回答说，宋子文将在旧金山会议结束之后来莫斯科，大概不会早于5月末。当然，需要现在就把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但是，由于准备需要必需的时间，他(斯大林)还认为，在宋子文来莫斯科之前就把消息告诉蒋介石是不可行的。

    赫尔利回答说，如果没有斯大林大元帅的事先提示，他是不会把这一消息告诉蒋介石的。当他(赫尔利)认为到了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他会通过哈里曼大使向斯大林大元帅通报这一情况。

    斯大林说，这样最好。

    赫尔利说，现在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提及1942年自己同他(斯大林)的会谈。他(赫尔利)当时说过关于首先进行太平洋战争，然后再进行欧洲战争的必要性问题。斯大林大元帅让他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如今的事件表明，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后，他(赫尔利)感谢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期间允许他参观苏联军队。斯大林大元帅还允许他在高加索逗留。对此，他(赫尔利)对斯大林大元帅非常感激。前线之行使他(赫尔利)对苏联红军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曾向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谈过自己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说，太平洋战事进展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好。

    赫尔利说，他担心日本人可能会动用被占领地区的资源。他(赫尔利)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事情果然如此。

    斯大林回答说，日本人没有足够的运输船只。

    赫尔利说，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使用夺取的资源。

    哈里曼说，他想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他想知道，中国人将要发动的战役对苏军的作战行动具有什么意义？

    斯大林回答说，他对现在中国的军事状况知之甚少。但是，如果中国人能拖住日本人，防止其由南向北撤退，破坏日本人的后方和炸毁桥梁，这将会给苏军提供不小的帮助。

    赫尔利说，在此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谈几句关于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中国军队装备不好，吃的也不好，但是，当史迪威将军向缅甸调过来5个师和优秀的指挥官后，他们仗打得很好。另一方面，装备很差的中国军队在日本人的猛烈进攻面前撤退了。

    斯大林说，中国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优秀的指挥官。中国士兵本身拥有非常好的作战能力。

    赫尔利说，同国民政府的军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作战。

    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可信的。同国民政府的部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很少贪污受贿。

    赫尔利表示，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中国国民政府，都极大地扩编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就证实，他们现在拥有800万兵力。实际上，他(赫尔利)认为，他们拥有的兵力不越过150万。

    斯大林说，这可以称作是“中国人的策略”。

    赫尔利笑着说，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

    斯大林说，中国军队中营私舞弊盛行。如果吃掉一个师或旅团，那他们的指挥官在占领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后会立即向居民课税。这些师或旅团的指挥官会把赋税中的大部分放入自己的腰包。结果，居民对军队很不友好，不愿意供应粮食。

    赫尔利说，斯大林说得完全正确。目前在中国的美国人正在极力纠正这些恶习。其中，蒋介石本人表示在这方面要充分合作。美国人成功地说服蒋介石撤了他内阁中的3名部长。

    斯大林说，蒋介石是一位大公无私的人，可能他对他的国家出现的事一无所知。

    赫尔利同意斯大林的观点。

    赫尔利说，目前美国人正着手装备和训练36个中国师。如果中国军队能成功实现统一的话，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部队，那么，中国总共将拥有约40个师的训练有素和善于作战的军队。

    斯大林说，这一数量的军队对于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来说足够了。

    哈里曼问道，新疆方面有什么消息？

    斯大林说，在新疆，乌鲁木齐居民不断起义，掀起了反对仅占新疆居民人口5％的汉族人压迫的斗争。另一方面，至于双方军队的人数，回族人有300—400人，而汉族人有600人。那里正开展大规模的斗争。

    赫尔利说，他还没去过新疆，不能对那里的情况进行评价。但是，他(赫尔利)期待返回中国后能去那里看一看。

    赫尔利感谢斯大林的谈话。

    哈里曼说，他有一两个问题请教斯大林。杜鲁门总统打算履行克里米亚关于波兰问题的协定。当然，遗憾的是，总统近来不能回复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波兰问题是重要的问题，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尽快解决。他(哈里曼)建议，当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时，他(莫洛托夫)将同斯退丁纽斯和总统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期待能找到共同语言来解决它。总统在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同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有些分歧。他(哈里曼)不知道，斯大林将给总统什么样的答复。但他(哈里曼)受政府委托表达这种期待，莫洛托夫在华盛顿讨论关于莫斯科委员会的问题，指的是成立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新政府，也就是说，不是换一块招牌就可以的。美国政府认为，波兰政府推荐的那些人士应该是：第一，准备同苏联进行合作的人；第二，赞同克里米亚协定的人。

    斯大林说，他不能赞同哈里曼在关于成立完全新型的波兰政府的问题上的后一种意见，因为华沙政府已经在波兰活动，并有同德国人作战的自己的军队。阿尔齐舍夫斯基 [3] 还没有同德国人作战。

    哈里曼说，新的波兰政府并不是指要吸收阿尔齐舍夫斯基，也不是指吸收萨佩格 [4] 主教，只是建议邀请他作为波兰天主教阶层的代表进行协商。

    斯大林说，波兰问题委员会应该在我们三大国领导人的一次会议到另一次会议之间进行工作。现在，我们三个国家的代表——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已经在旧金山。哈里曼和赫尔利也将在那里。他们可以讨论波兰问题。

    哈里曼说，这么说，莫洛托夫将进行一次艰苦的谈判。

    哈里曼请求斯大林允许在波茨坦的美国人的飞机可以飞往美国基地，以及今后允许美国飞机在苏联领土着陆。

    斯大林说，关于在波茨坦的美国飞机问题，他已指示准予通行。至少后面的问题，美国飞机着落是好客之举。但是，他(斯大林)要求，今后这些飞机不能给阿尔齐舍夫斯基的代理人空投货物、武器。

    哈里曼说，他对斯大林的这些话感到吃惊，因为这样的行动违反美国政府的政策。他(哈里曼)感谢斯大林大元帅提供的关于供今年研究的具体情况的情报。

    斯大林同志答应向哈里曼转达这样的情报。

    记录人：В.帕夫洛夫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74，л.77-84

    №11994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1945年5月10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在我对赫尔利进行正式访问时，经过短暂的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他向我讲述了如下内容(以下援引的是赫尔利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内容)：

    “我是一名共和党人，罗斯福总统是民主党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是罗斯福总统的反对派。在战争最初日本人进攻的战斗中，我两次负伤。此后，我回到美国，并反对总统采取的关于‘先欧洲，后亚洲’的决定。我曾坚信，战争首先应该从亚洲展开，因为使日本人有机会巩固自己在所占领的太平洋国家里的地位，从我的观点来看，这就意味着今后无法将日本人从这些国家驱逐出去。我考虑的是以下两个基本因素：第一，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国家的居民仇恨欧洲人，仇恨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欧洲人所实施的那个冷酷无情的制度。一部分居民会把日本人看作是自己的解放者。第二，如果给日本人时间使他们建立起对那些被占领国家绝大多数居民的剥削制度并开发和利用这些国家最丰富的物质资源的话，那么日本的经济实力就会迅猛地增长，其结果是根本无法战胜它。我向罗斯福总统坦率地讲述了这一切，从我担任军事部长职务时起我就非常了解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总统认真地听完我的讲述之后对我说，虽然你的话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决定已经做出，在政策方面将不可能有任何变动。我回答罗斯福总统：虽然我根本不赞同所做出的决策，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我将支持总统。于是，罗斯福建议我到苏联走一趟。总统说，关于红军、关于它的战斗力以及苏联领导人想的是什么，我们缺乏足够可信的信息。总统还建议我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大元帅。

    我是1942年底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大元帅极其热情地接见了我。我毫不拘束地向他阐述了自己对于欧洲和亚洲战争的看法。斯大林大元帅对我所做的那些解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在很多方面成功地说服了我。现在，我应该说，当时斯大林大元帅对我所说的许多话，都准确地应验了。根据我对事态的理解，有许多还在不断地被证实。首先，斯大林大元帅向我详细说明了日本的情况，并使我确信，我对日本未来实力的担心是过于夸张了，没有德国，日本是无法发展军事工业的，尤其是飞机制造和核潜艇制造工业。第二，斯大林大元帅完全同意我的关于太平洋国家居民憎恨白种帝国主义分子的说法，并指出，我又过高地估计了日本人在这些国家建立剥削制度和开发利用这些国家物质资源的能力以及这些国家居民对日本人的喜欢程度。在与斯大林大元帅进行了几次交谈之后，我成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支持者。在罗斯福总统交给我的所有问题上，我与斯大林大元帅完全达成了一致意见。尤其是众所周知，那时英国自己几乎没有武器，他们购买了我们的大部分武器，英国人反对美国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因此，我与斯大林大元帅达成一致意见：将一条叫特兰斯的伊朗公路直接控制在俄国人和美国人手中，不能让英国人经手，否则的话，供给苏联的武器就会被英国人扣留。

    第二天早晨，当我拜会斯大林大元帅时，元帅问我对他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作为一名士兵，我非常希望参观红军队伍，并且是到您打算包围德国人的斯大林格勒地区。’斯大林大元帅对此非常吃惊，并问我是从哪里知道俄国人打算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包围德国人的。我告诉他我是猜测的，斯大林大元帅的这个问题使我坚信，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于是，斯大林大元帅打开了挂在他办公室里的军事地图的帷幕，并向我展示了即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开始的摧毁德国人的作战计划。斯大林大元帅对我说，我是他允许参观正在作战的红军队伍的第一个外国人。第二天早晨，在8架歼击机的掩护下，我乘飞机前往斯大林格勒地区。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结识了几乎所有的指挥员，我还到达了距德国人160公里处的后方坦克部队阵地，我对红军的战斗能力和战斗热情十分赞赏。我亲眼看到，红军是如何直接消灭了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部队以及他们是如何有力地攻击德国人的。在返回莫斯科之后，斯大林大元帅又一次接见了我，他再一次问我还想看什么。我说，我想看一看在您和德国人之间你们所保留下的石油产区。斯大林大元帅向我保证说，俄国人从美国所获得的那些武器，已经很好地使用在将德国人与石油产地隔开的那一小块地区。现在，大元帅已经不再担心高加索石油区的安全了。第二天，我又乘机飞抵奥尔忠尼启则地区。在那里我看到了我们美国的飞机，并参加了一次红军从侧翼打击进攻的德国人的战役。同样，以在斯大林格勒时的那种心情返回了莫斯科。我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了热烈的感谢，并返回华盛顿。在华盛顿我向总统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印象，并高度评价了红军的战斗能力。随后，罗斯福总统致电斯大林大元帅，感谢元帅对我的热情款待。我强烈坚持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想法，但是，丘吉尔的方案取得了胜利。战斗行动在非洲开始了。我认为在非洲开始的行动是最愚蠢的想法，我们只能将责任归于顽固的丘吉尔。这场战役耗掉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和许多物资，并使我们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正如目前已经清楚的那样，如果不进行这场战役，如果立即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话，意大利就会像熟透的苹果一样，落在我们的手里。

    不久，总统又一次召见我，并对我说，我们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情况的资料。中国共产党人经常与俄国人保持联系，我们完全不了解俄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总统建议我再一次前往莫斯科，弄清楚俄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以及俄国对于中国的立场。就这样，我再次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没有机会拜见斯大林大元帅，但与莫洛托夫先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我无法保证在此完全准确地引用莫洛托夫先生说过的话，但是，可以将他对形势分析的大意归纳如下：第一，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中国人民生活得非常艰难，他们极力想给自己创造一种还可以过得去的生活条件，而中国的共产党首脑人物正是因此而受到欢迎的。第二，俄国从来也没有帮助过，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武器，今后也不会提供。第三，在新疆事件过程中，是苏联的立场挽救了蒋介石的命运。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仍然表现得颇有些忘恩负义。国民党正在系统地开展反对苏联的宣传活动。第四，虽然蒋介石有这样的举动，俄国在原则上仍然保持与中国友好的立场。返回华盛顿之后，我向总统汇报了莫洛托夫先生所做的这些分析。

    此后不久，我作为美国驻华大使来到了中国。在这里我听到蒋介石、孔祥熙、王世杰、陈立夫等人多次抱怨，说俄国人正在帮助共产党人。于是，我向他们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允许我到延安去？这样我就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我证实了，莫洛托夫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不久我了解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以及其他国家都不希望中国的统一，并正在进行干涉和破坏这种统一的工作。通过与驻在重庆的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进行会谈，我核实了自己获得的这些情报，这些情报资料是完全可靠的，这种破坏中国联合力量的工作正在进行着。我返回美国向罗斯福总统进行了汇报。罗斯福总统建议我前往伦敦，并就此问题与丘吉尔进行商谈。丘吉尔对我所说的话向我表明了，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不仅不追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恰恰相反，他们将继续执行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丘吉尔对我是非常坦率的，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英国对中国的统一以及它变成民主主义国家并不感兴趣。当我问他——英国是否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时，丘吉尔回答说，有他活着就休想。于是，我向丘吉尔声明说，我不去中国，而是要返回美国，在那里我将公开发表演说，揭露英国在远东执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经过长时间的会谈，我得到了丘吉尔的允诺：停止破坏中国统一的工作，虽然我没有成功地争取到他对美国关于中国统一的政策给予任何支持。在会谈结束时，丘吉尔嘲笑地对我说：‘您真是一个怪人。他们在5000年时间里都没能够统一，您想在3个月的时间里把他们联合起来。’我从伦敦直接飞抵莫斯科。

    在莫斯科，斯大林大元帅和莫洛托夫接见了我，我非常坦率地向他们讲述了我与丘吉尔会谈的整个过程，然后我直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是否愿意看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统一的国家。斯大林大元帅和莫洛托夫向我保证说，这也正是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他们对我说，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开展工作，苏联将会永远支持美国的这种政策。怀着这样的情绪我来到了中国，并考虑，为实现中国统一，目前我将做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当然，我们是不能强迫中国实现统一的，但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统一。我认为，我应该保持与你们共同的路线。我坚信，美国和苏联在远东地区将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在结束了这个冗长的故事之后，赫尔利突然请求我向他讲述一下，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做出了什么决定。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掌握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情报，并表示怀疑，在这次会议上是否讨论了这一问题。

    赫尔利向我保证说，他将会立即向我提供他所掌握的涉及苏联的或对苏联有利的任何情报。赫尔利说，在讨论有关苏联和美国在中国共同行动方面的任何问题时，他将非常高兴地看到我。接着，赫尔利说，在这次会晤过程中，他讲了很长时间，他请求我，下次会晤时，以同样的坦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感谢赫尔利的诚恳，并说，下次我们将变换角色。

    会谈到此结束。

    出席此次会谈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Б.С.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5月10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120-125

    №11999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1945年5月23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赫尔利对我进行了回访。会谈一开始赫尔利将军就说，他这次拜访我，其目的就是使我对与蒋介石的会谈有个思想准备，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我即将与蒋进行会谈。

    赫尔利向我讲述了自己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三次会谈的内容，尤其详细地阐述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态度的那些解释，即在第一次就此题目与В.М.莫洛托夫会谈时，莫洛托夫向他解释的那些内容。接着，赫尔利说，他坚信这些话是真实和诚恳的。“这样一来，我就了解了苏联的立场，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公开地说出这一点。因为应该说明这一点的是斯大林大元帅、莫洛托夫先生和驻华的苏联大使。但是，我一直都在劝说蒋介石，放弃自己在苏联对华政策问题上抱有的偏见。”

    第一次出使中国时，赫尔利将军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即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人。在重庆，尤其是在延安，他证实了，正如В.М.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他们(即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努力追求变革”。因此，在这一点上他千方百计地试图克服蒋介石那具有成见的想法。赫尔利说，他坚定地向蒋介石证明做出政治让步的必要性：“自然，在这个政治党派里存在着武装力量，是不能令人愉快的。但是，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基础来消除这种状况，以便使共产党人融洽地与蒋介石进行合作，并在共同的斗争中帮助他。”

    在赫尔利看来，无论是在对待苏联，还是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蒋介石的立场都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变了。

    他(指蒋介石)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固执和难以接近了，也没有过多地、一味地指责中国共产党。如果共产党的军队将归属于国民党将军指挥的话，那么，他将同意承认共产党的军队。但是，共产党人只承认统一的、中立的指挥机关，也就是由美国指挥机关指挥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共产党人认为，如果他们同意由国民党来指挥的话，他们的军队将会在前线被日益消耗掉，他们将不会得到充足的和公平的供给。

    赫尔利声明说，他为争取达成协定做了大量的工作。美国同苏联一样，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但是，美国自然不能武装一个政党，去对抗大家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此，赫尔利指出，由于出版自由，在一些外国报刊上，尤其是美国的报刊中，发表了许多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真实的甚至是故意捏造的内容。自然，报纸也并不了解一切事情，某些记者指责他(赫尔利)，说他只是支持蒋介石。他认为这些报纸的这种举动是挑拨性的行为，其宗旨是为了进一步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新情报。作为自己努力对双方施加影响的例子，赫尔利指出，在决定关于参加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问题时，他给蒋介石发出了一封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电报，建议将中国共产党的4名代表列入代表团的组成中。蒋介石列入了其中的1名代表——董必武，毕竟这意味着蒋介石承认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意味着他们承认中央政府。赫尔利说，他曾多次与蒋介石本人进行会谈，或者通过他的儿子、表侄和政府其他成员与其进行对话。

    对于我的关于目前局势问题和中国统一可能发展的问题，赫尔利将军说，蒋介石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就与苏联关系的问题做了很好的讲话，随后在自己的讲话中，他又强调了必须加强统一，实行民主的措施，继续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因此，赫尔利认为，今后蒋介石将会预先采取相应的步骤，尤其是，赫尔利还预料说，近期蒋介石会邀请他——赫尔利，在谈判中继续进行调解工作。在谈到这一点时，赫尔利强调说，无论是宋子文，还是王世杰，都不可能直接同蒋介石说，也不可能向他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劝告他对中国共产党做出让步。赫尔利称自己是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

    以备我参加解决这个问题之需，并作为我即将与蒋介石进行会谈时给予的忠告，赫尔利说，在会谈之初，蒋介石讲话可能会很紧张、很冷淡，因为他是如此害怕俄国人和共产党人。赫尔利建议我，与蒋介石在一起时要委婉和慎重。接着他说，对蒋介石必须保持强硬的态度，绝不能对他过分地软弱(按英文的字面意思是：“甜言蜜语地”)，当蒋介石说他希望中国统一的时候，绝不能对他随声附和。接着，赫尔利向我表示，希望我向他通报自己与蒋的会谈情况。作为个人，赫尔利答应将不断向我通报他自己的每一个步骤和事态的发展情况。他确信，蒋介石一定会向他(赫尔利)通报与我的会谈内容。赫尔利声明说，在驻华的美国代表与苏联代表之间，保持真诚和相互接触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两国在此有着共同的目标。

    描述了在改善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以及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方面自己所做出的努力后，赫尔利说，作为对他所做的保证的答复，宋子文有一次声称，据说他(赫尔利)对情况知道得还不多。但是，他们(中国人)已经有了很多体验。按赫尔利的话，他曾经对中国人说，苏联和美国将是战后世界上两个强大的国家，如果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建立起友好和亲近的关系，美国不仅不会嫉妒，反而会非常高兴。对于中国人提出的他们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赫尔利回答说，应该派一个人前往莫斯科协调解决各种问题。

    赫尔利指明说，他曾有机会就蒙古、旅顺港和大连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会谈。对于我的问题即蒋介石在这些问题上持何种立场，赫尔利回答说，他(赫尔利)赞成在蒙古维持现状 [5] ，但蒋介石的立场应该由他自己来说明。赫尔利还指出，他曾向蒋介石证明，必须向俄国人提供一个不冻港，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俄国应该拥有一个不冻港——旅顺港或大连。蒋介石似乎同意这一点，但同时又强调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损害中国的主权。

    赫尔利把自己评定为“反帝国主义的英勇斗士”，他抨击了英国帝国主义，说英国帝国主义正处于崩溃的前夕，而美国人已经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两次挽救了英国人。但是，美国人已经不愿意再这样做了。关于所有这一切，赫尔利仿佛直接对丘吉尔说过。在中国，蒋介石将会竭力争取英国放弃香港；美国，也可能还有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强国，都将会支持他，但是现在暂时还不应该直接对蒋介石这样说。让蒋介石自己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吧。按赫尔利的话说，蒋介石认为，香港应该是中国的，中国的主权在那里应该得到保证。但是，蒋介石仍然准备保障英国人在香港的物质利益和安全。

    我向赫尔利声明说，非常高兴与他会晤，他是一位非常懂得中国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人，并表示赞同，我们有必要在工作上保持经常接触。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武官К.А.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5月23日

    文件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3，д.8，л.140-143

    №12000 彼得罗夫与魏德迈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状况(1945年5月24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在就一般性的话题交谈之后，魏德迈 [6] 将军回答了我的有关问题。他说，如果给中国的士兵以良好的给养和武器装备的话，他们是很会作战的，可惜中国的军队人数太多了，目前正在努力裁减，以使它变得更好，更有战斗力，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和财力。蒋介石已经答应给予帮助和合作，最低限度，在表面上他是这样做了。目前现有的军官学校、陆军学校和炮兵学校正在培训军事干部。

    接着，魏德迈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共产党军队的状况和装备情况如何，他还问我是否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他说，共产党人主要以小股部队进行游击战争。关于未来局势，他说，我不能想象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如何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他们大概没有接受过这些方面的训练，不具备受过培训的军事干部，不可能大规模地投入在通讯、指挥和供给方面掌握复杂技术的军、师部队进行作战。魏德迈问我，是否掌握关于中国共产党军队装备情况的材料。

    我对魏德迈说，关于这个问题他可能知道得比我要多，因为在延安有美国军队的代表。　

    魏德迈答复说，驻在延安的美国人，主要负责确保美国空军关于天气状况的常规情报。接着，他说，他很想去延安一趟，在那里逗留7—10天，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但遗憾的是他非常忙。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武官К.А.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抄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134-135

    №12004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中共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1945年6月7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6月7日白崇禧将军拜访了我。按照他的话说，他来访的目的是希望就中苏关系问题与我进行一次非常坦诚的交谈。白崇禧开始谈到，他是苏联的老朋友，总是高度地评价苏联曾经给予中国的帮助以及对中国在各方面的真诚相待。白崇禧简述了我们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历史，对于在1926年北伐时期和抗战最初阶段我们给予中国的帮助做了应有的评价。他还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在最近一段时期里，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恶化的迹象。白崇禧说，他非常希望能与我进行一次最坦率的谈话：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关于中苏友好的话题不致成为空谈，而确实变为真正的友谊。白崇禧强调说：“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个人的建议，并且我的建议未必会无果而终。”我答复将军说，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即在我们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遗憾的不融洽，在此未必需要阐述迫使苏联停止对中国帮助的原因。我指出，苏联政府将欢迎中国政府为在两国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友谊而采取的任何具体步骤。

    白崇禧问：“我们应该做什么？苏联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说，我只能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立场：苏联人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上统一的、民主的主权国家。

    白崇禧回答说：“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原则，如果考虑到苏联的整个政策，我们对于这些原则就会理解。请允许我向您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令中国的政治家们感到极度不安，我希望能得到您，一位带着友好使命再次从苏联来到中国的人对这些问题的最坦诚的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令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大使先生，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对您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您可能会说，您是一名外交官，国际关系问题是您的工作，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您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也可能，您对于这样提出问题感到奇怪。而我们中国方面，非常希望听到您最坦率的意见：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我们完全不清楚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因此，我认为，对此问题坦率地交换一下意见对于两国都有益处。”

    因为我急于出席一个招待会，不得不中断谈话，我答应白崇禧将军另找时间继续我们的会谈。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二等秘书Б.С.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3，д.3，л.128-129

    №12006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1945年6月8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赫尔利将军说，他到我这里来带着两个问题。第一，他感兴趣的是，我与蒋介石会晤的情况，我与蒋是否进行了某种激烈的争论，我们之间是否出现了某种重大的分歧，这次会晤的气氛如何。赫尔利补充说，在这个星期里，可能是星期日，蒋介石将接见他。因此，他希望事先了解一下可能会出现哪方面尖锐的问题，也就是我与蒋介石会晤时可能出现的那些问题。第二，赫尔利向我通报说，他打算到延安去，以便继续进行关于在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统一的谈判，并希望邀请我与他一同前往。

    我说，是的，我会见了蒋介石总统，并与他就中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谈话。在会谈过程中，我向总统表达了我们的、赫尔利也清楚的、关于必须保持和发展中苏之间睦邻关系的立场。

    赫尔利开始证明，苏联和美国在远东地区政策一致的必要性。因为在亚洲地区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因为我们在华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中国统一。赫尔利认为，我应该同他一起到延安去，在那里我们能够与共产党人共同讨论形势，提出需要的建议。“如果我们一同前往延安，世界将会为之而惊奇!”赫尔利说。

    在回答赫尔利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这个问题之前，我问他，是谁倡议恢复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谈判的。他说，国民党向共产党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沉默，并以此表示，延安不会再相信国民党了。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是正确的。事实上，政府多次背叛和欺骗了他们。

    赫尔利讲述他收到了毛泽东邀请他前往延安的电报。按他的话说，中国共产党不想再与国民政府对话，但对美国代表不会关闭大门，尤其是对他(赫尔利)，因为他曾经帮助共产党人派他们的代表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共产党人将不会与政府进行对话，但是他们将会与我交谈，”赫尔利声明说。接着，他说了一些赞美的话，大体上是关于共产党人的，其中有一些话是赞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他说，共产党人希望统一中国，但他们不愿意服从政府将军的指挥；他们同意服从中立的指挥机构——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但不是英国的，因为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在答复赫尔利与他一同前往延安的邀请时，我指出，中国在政治上统一有利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赫尔利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我认为干涉这件事是不适宜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对此，赫尔利指明说，不久之前在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这方面他是有错误的，但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不体面。我回答说，虽然他在这方面有错误，但没有任何人指责他在不久前为调解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努力。

    接着，赫尔利开始长时间地、详细地论证自己的策略。他说，当他在伊朗履行自己的外交使命时，也曾经遇到来自伊朗政府的许多责难。但是，仍然需要对这个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以便组织好向苏联供应武器的工作。赫尔利继续说：“当我来到中国时，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军事危机。因此，我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这不是干涉内部事务，而是干涉军事状况，干涉我们所进行的战争进程。干涉内政就是干涉战争，这是赢得战争所必需的。况且我们政府向我提出了请求——我能否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人达成一致，而共产党人请求我——能否调和他们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美国国会反对干涉内政，禁止我进行谈判，而罗斯福总统说：您自己看吧，可否为中国统一做点什么，能否调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队伍，能否使中国的所有队伍联合起来，并对其进行统一的指挥。”赫尔利声明说，这种干涉是暂时的，不会持续到战后，因为和平时期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接着，赫尔利回忆起自己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会谈的情景，在这些会谈过程中，他听到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评价以及关于苏联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明。赫尔利再一次证明说，在亚洲地区美国与苏联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他仿佛已经对杜鲁门总统声明过，无论旧金山会议上出现什么争端，无论在欧洲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什么矛盾，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是不会有任何争端和矛盾的。

    在稍微停顿之后，赫尔利突然地、仿佛是无意中问到——我是否知道魏德迈将军打算到北部去。对于我的问题，即魏德迈出行的目的，赫尔利解释说：魏德迈前往北部是为了与苏联代表会晤；也可能，他还会访问延安。赫尔利补充说，对此应该严格保密，他告诉我这件事，是为了让我了解最新情况。魏德迈从重庆起程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我问赫尔利——他打算何时到延安去。他回答说，可能在6月底，但也不一定；他力争拖延行期，是为了到那里时有较多的资本——来自政府方面更多的让步和建议。赫尔利不想两手空空地起程，像第一次那样，当时政府只对他说：“试着公平解决这个问题吧。”因此，他打算先与政府进行谈判。赫尔利说，国民党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宋子文、王世杰、程潜将军都对他说过，共产党人是不遵守诺言的，过去国民党曾经多次受到共产党人的欺骗。

    赫尔利声称说，他将尝试劝说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到重庆去。像从前一样，他打算劝说他们做出让步，同意在政府中担任提供给他们的职务，不管其数量如何。在赫尔利看来，最重要的是把双方的领导人聚集到一起，以便使他们开始在一起工作。赫尔利补充道，毛泽东像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并不反对蒋介石。

    在结束会谈时，赫尔利问我，是否看了今天关于逮捕谢伟思和其他在华工作的5个美国人的报道，报道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在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他说，这大概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当然，将会进行审讯并对他们做出判决。最终，这种判决将会反映出社会舆论对他们的态度。

    赫尔利称这6个人是小青年，他们干了既危险又愚蠢的事情——他们盗窃了机密文件，写文章咒骂美国政策，他们还攻击中国政府，企图推翻这个政府。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甚至希望保护日本，他发表演说反对彻底摧毁日本。这些人觉得自己是“上帝”和“救世主”，他们希望拯救中国和日本。

    赫尔利指出，在报纸上针对他们所执行的政策出现了许多虚假的内容。尤其令人不愉快的是，偷来的文件中的一些思想被歪曲了，为表明真实情况，所有这些都已经被公之于众。在美国，由于出版自由，所有这些都能够得到发表。赫尔利还特别尖锐地谴责了《时报》记者艾萨克斯和其他报刊的记者。赫尔利声明说，指责他因某些权威人士在中国问题上持一些独立看法而解除他们的职务，是不公平的。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武官К.А.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6月8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6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2，л.130-133

    №12013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6月19日，白崇禧将军拜访了我，其目的是继续6月7日的谈话。会谈一开始，将军就向我提出了请求：根据在上次会谈结束时我的允诺，答复他当时提出的那个问题。

    我问将军，他到底指的是什么问题。将军回答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已经具有国际意义。我非常希望您能给我说明一下，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的评价以及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我做了如下答复：“涉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我觉得，将军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认为，将军所掌握的情报资料，要比我从报刊上了解到的更详细。我非常关注当地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这份报纸足以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观点。尤其是不久前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更加充分地阐明了这些。因此，根据这些材料我能够判断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可归结为两个主要目的：第一，组建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将在国内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第二，加强反对日本的战争。众所周知，不仅仅是苏联，而且全世界一切联合的国家都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的、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统一，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了。”

    涉及苏联广泛的社会阶层对于中国目前状况的看法，它已经反映在最近苏联报刊公布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文章里，这些文章证明了苏联人非常关心中国在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对您说的全部内容。

    作为个人，现在我想请将军说明一下自己对如下问题的看法：关于目前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关于恢复谈判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国共关系的前景问题，关于在开始反攻行动和从中国驱逐日本人时这些党派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的问题。

    白崇禧将军回答说：“您要知道，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历史，谈到今天这两个党派之间的关系时，我不可能不简短地介绍一下这段历史。众所周知，还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当苏联四面受敌的时候，当所有国家都把它看作敌人的时候，孙逸仙总理从自己的祖国，从桂林市给列宁发出了电报，表达了自己的好感。这封电报不可能不使列宁振奋，因为他看到在围攻俄国的众多敌人中，出现了一位清醒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当时已经能够理解苏维埃的实质了。不久，苏联的第一位代表越飞来到中国孙逸仙总理面前。后来，在北伐运动期间，为了帮助中国，苏联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事顾问来到这里。正如您所记得的那样，政治顾问是由鲍罗廷而军事顾问是由布柳赫尔领导的。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持有真诚合作的立场，还通过了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可以把那个时期评定为：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真正合作和在外交领域保持友好关系的时期。后来，政府迁移到武汉，并开始向东部——上海和南京方面进军。我当时是首先攻入上海的那支部队的总指挥，因此，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并掌握着充分的情报资料。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是有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300万人的农民军队和一定数量的红军部队，并开始酝酿推翻现政府的计划。这显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引起了分裂。接着，就开始了对日战争。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进行防御战争。共产党人在山西和延安也发表宣言，宣布自己支持防御战争和在军事政治领域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我们自然乐意同意这种合作，因为这种合作能使国家在政治上统一和扩大力量以便同日本人进行斗争。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摩擦，仍然可以认为，在武汉政府时期这种国共合作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当政府迁移到重庆之后，共产党人认为政府离他们远了，无法管理他们了，于是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扩充自己的力量，袭击国民政府军，解除他们的武装，取缔地方政府机关。例如，鹿钟麟的部队在河北讨伐日本人的同时，还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袭击，一部分士兵还被解除了武装。在山东，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封锁了道路，并解除了受到日本人攻击而撤退的省政府军的武装。在华中地区，面对日本绝对优势的兵力而撤退的韩德勤将军，遭到了背后的袭击，被共产党人抓获，后来被释放了。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事实。我当然不愿意说，共产党人是同日本人商量好并按照日本人的命令行事的，但在客观上他们利用了日本人的攻击行动。很遗憾，这就是造成目前中国国内困难状况和难以评定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我还应该指出，这些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我们对此保持着沉默，甚至在我们的军队遭到失败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对这一切保持着沉默，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我们经常表现出不满，认为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却不能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不能够战胜中国共产党。”

    我指出，分析历史事实会把我们拉得很远，我请求将军更详细地说明一下，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的军队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多大规模的冲突。

    白崇禧一边指着地图上的地点，一边回答说：“最大规模的冲突在河南省的西部地区，在那里共产党大约有3万人的军队，他们越过了黄河并向西部进军。第二大冲突地区是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处，共产党的军队在这里有2万多人，他们强渡过长江，占领了一个县级城市。由于这些军队的逼近，在从潮州市向北的广东省东部地区的共军部队也积极活动起来。除此之外，冲突还发生在从高州向北的广东省西部地区，在浙江省的西部，沿北平—合肥铁路向西，在安徽省的东部地区也有大规模的冲突。所有这些都是冲突新的发生地，而像在江苏省、山东省和北方原有的冲突地区，我就不说了。在那些地区小规模的冲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共产党人吹嘘说，他们有90万人的常规部队、300万人的民兵。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的确，目前，共产党人拥有30多万支步枪，包括破旧的和老式的品种。应该说，在开始防御战争的时候，他们只有大约3万支步枪。他们靠什么补充了这么多的武器？共产党人吹牛说是靠从日本人手中缴获来的。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指望日本人你是不可能得到这么多武器的，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共产党人是通过解除地方保安团和国民政府军队的武装才获得了这么多的武器。很遗憾，这些都是事实，而共产党人竭力使这个问题复杂化。共产党人经常扬言说，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够与日本人作战。这只是宣传，因为他们既没有大炮，也没有自动化武器，与日本人作战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众所周知，在与新四军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出其不意地进攻，而是准备进行战斗行动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此我向将军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先发起进攻行动的。

    将军回答说：“叶挺没有执行把自己的部队向北部撤退的命令，而是把部队向南方调动。国民军封锁了他的去路，发生了冲突，共产党人被打败了。现在，共产党人正在重新扩大自己的势力，通过解除地方部队和国民政府军的武装，在我上述提到的那些地区组建共产党的部队。”

    我回答将军说，我很难弄懂中国目前存在的如此复杂的局势，我非常感谢将军，他能够按照地图给我讲解了一些地方的情况。

    白崇禧将军问道：“大使先生，您这次路过了新疆。您的关于新疆混乱的意见令我非常感兴趣。当然，我们也掌握了关于这方面的情报，但我仍然很想了解一下，归您领导的各地领事人员和那些客观视察员们是如何评价在新疆出现的那些事件的。”

    我回答说：“根据我从领事们那里获得的情报，目前新疆的秩序非常混乱，在穆斯林人(哈萨克及其他民族)和中国军队之间不断发生冲突。”

    白崇禧说：“新疆暴动的核心力量不是哈萨克人，而是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众所周知，数万名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在革命期间从西伯利亚逃到了中国。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新疆安顿下来，并利用了盛世才。这是一些极具军事才能和训练有素的人，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苏联对于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持有何种立场。苏联是否允许这些人返回苏联，是否还把他们看作是苏联公民？”

    我回答说：“苏联对于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的立场是世人皆知的。这些人抛弃了自己的祖国，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参加过反对苏联的斗争，我们不承认这些人是苏联公民。我们只允许那些证明自己清白的人返回苏联，我们破例接受他们加入苏联国籍。”

    白崇禧问：“苏联对于外蒙古持有何种立场。”

    我回答说，我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我们与它保持着外交关系。

    在会谈结束时白崇禧说：“我非常关注世界和苏联的报刊，您在今天会谈时所提到的那些文章我都知道。我觉得这些文章：第一，过多地使用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情报消息；第二，观点非常偏颇。让我来列举一下事实。文章中断言说，国民党军队不同日本人作战，而只有共产党的军队与日本人进行着真正的斗争。请看一看我们在缅甸的远征军，看一看我们那些从云南向缅甸进攻的军队取得的成绩吧，请看一看在海南西部、广西和其他地区的作战情况吧。文章中还断言说，国民党的军队不断地向共产党的军队实施进攻。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公正的人。自然，我们的军队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当他们遭到攻击时，他们也会进行抵抗。如果文章中说的是相互的冲突，那么还情有可原；可是，说的都是国民党军队实行进攻行动，那么，这就是极大地歪曲了事实。当然，我多半指的是英美的报刊。我明白，不应该提出关于大使为新闻记者承担责任的问题。但是，如果苏联报刊能够客观地评价中国所发生的事件，那么，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中苏间的友好事业服务，并有助于吸引4.5亿中国人民倾向于苏联。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做点什么，那就太好了。”

    接着，白崇禧向我讲述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前景事宜。他说：“涉及恢复与共产党谈判的可能性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众所周知，在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到重庆期间，共产党人提出了过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点：解散现政府和建立统一指挥部。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在军政阶段结束之后，已经转入了宪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命运的全部责任都落到了国民党的肩上，在转入民主阶段(民主政治)之前，任何组建联合政府的想法都是不可思议的。统一指挥部也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政府就是国民党的政府，不可能还建立什么统一的指挥部。从这两个原则出发，大元帅驳回了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谈判暂时中断了。目前，国民党正在努力争取采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大约在10天以前，已经给延安发出了电报，建议恢复谈判。据我所知，还没有收到对这封电报的答复。与此同时，国民参政会代表团目前正在筹备前往延安的行程。我们努力追求恢复谈判。我个人希望，很快就在今年的11月份召开国民大会，届时国民党将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国民大会将成立统一的民主政府，这个政府将实现国家的统一。”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二等秘书Б.С.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2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151-157

    №12017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纪要：关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1945年6月29日)

    机密

    6月29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们使馆，并通报了如下内容。昨天，他与美国大使赫尔利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在此次会谈过程中赫尔利声明说，最近两天蒋介石接见了他并向他表示，同意向共产党人做出政治让步，以便使中国达到统一。按赫尔利的话说，蒋介石准备改组目前的政府，接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加入政府，并希望就此问题与延安开始谈判。作为个人来说，赫尔利打算劝说蒋介石成立最高司令部，参加这个司令部的应该有国民党的3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3位代表以及其他党派的3位或者是3人以上的代表。令赫尔利遗憾的是，共产党人没有接受建议派自己的代表到重庆继续已经中断的谈判。王同志回答说，在赫尔利从美国返回，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之后，延安已经无法接受他的邀请了。因为这个声明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它鼓励了国民党中最反动的部分。感到自己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并加强了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在赫尔利的声明发表之后，国民党军队攻击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的挑衅性事件频繁发生，目前，在许多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军事冲突。

    接着，王若飞同志对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对美国政策的改变感到失望和惊奇。他提醒赫尔利，在他访问延安的时候，是他(赫尔利)本人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协定草案，其中包括5项内容，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这份草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赫尔利本人又放弃了它，上述提到的他于今年4月2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可以证明这一点。

    赫尔利回答王同志，在这方面发生了误会，是新闻记者哄骗了他，他们所发表的赫尔利的声明是经过歪曲的。至于他本人提出的那份协定草案，正如赫尔利说的那样，他并没有放弃这份草案，目前他正在全力以赴地坚持这份协定草案。对于王同志的问题——他能否将这一点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赫尔利的答复是肯定的。赫尔利声明说，他赞成实行原来的草案，这份草案一定会被实现的，只是不能立即，而是要逐步实现。

    正如赫尔利向王同志声明的那样，蒋介石原则上是同意这份草案的，只是反对其中的某些措词。例如，蒋介石建议用“各党派的政府”取代“联合”政府的说法。

    对于王同志的问题——他能否劝说蒋介石首先实现上述草案的4点内容，作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协定的先决条件：1.给予言论、报刊、集会等方面的自由；2.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化；3.取消对边区的封锁；4.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赫尔利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并声明说，蒋介石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接着王同志讲述了在与赫尔利会谈之后，他又与邵力子和王世杰见了面。邵力子对他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召开的例行会议表示不满(赫尔利也通报了蒋介石对此有些不安)，并劝说中国共产党派出自己的大会代表。接着邵力子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蒋介石关于谈判的建议。王世杰声明说必须立即开始谈判，并请求尽快派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

    王若飞回答王世杰，在这方面他将不可能做任何实际工作，因为没有谈论任何具体的内容。

    从与赫尔利和王世杰会谈的情况中，王若飞同志得出了以下结论：蒋介石实际上不打算做出任何让步。他只是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开始谈判，以便做出一种样子，即为实现中国统一，他做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指望对外使用这个政治花招，并正好安排在斯大林同志、杜鲁门和丘吉尔的柏林会晤之际，因为在那里会晤的重要问题之一，必定是关于中国的问题，蒋介石希望借此表明，中国的一切事情进展顺利。

    王若飞同志说：“赫尔利如此卖力地帮助蒋介石上演这场新的闹剧，是因为美国想扶持蒋介石，并加强他的地位。这是早就计划好的步骤，其真实目的是扼杀中国共产党。”

    接着，王若飞同志讲述了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宣传工作领域，中国共产党将以更加尖锐的方式抨击国民党，但同时并不超越一定的界线：不威胁推翻当局。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争取与国民党在民主的基础上达成协定，另一方面将发展国内的民主运动，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力量，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委员会。其目的是：第一，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情况下给予坚决的回击；第二，使蒋介石明白，如果他不同意进行民主改革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找到其他方法实现改革的。随后，王若飞同志讲述了自己与孙科的会谈情况。

    在这次会谈中，孙科通报了宋子文与我们的大使已经前往莫斯科的情况。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要签署一个期限为20年的中苏条约。按照孙科的话说，这个条约将不晚于1周以后签署。在雅尔塔会议召开期间，他就曾预测：在那里讨论的问题大体上是关于远东的，特别是关于中国方面的。签署这个条约的想法是罗斯福提出来的，他向斯大林同志做了这样的建议。按照孙科的话说，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决定是今年6月中旬正式转告蒋介石和苏美驻重庆大使馆人员的。根据孙科的推断，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协定将包括如下几点内容：

    一、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蒋介石是战争时期中国的领袖。

    二、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中国领土的完整。

    三、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四、苏联参加对日本的战争，苏联军队将进入东北地区。解放后，东北将移交给中央政府。该协定还有一个由如下几点内容组成的附属文件：

    1.在结束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之后，苏联军队将撤离东北地区。

    2.承认外蒙古的现状。

    3.在东北地区向苏联提供一切权利和利益，即1904—1905年战争之前沙皇俄国在该地区享有的那些权利和利益。

    4.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将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管理。

    5.旅顺港将租赁给苏联。将宣布大连为国际自由港。

    此外，在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还达成了一个由如下几点内容组成的协定：

    (1)苏联和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在驱逐朝鲜的日本人之后，将对朝鲜建立苏联、美国和中国的三国保护制度。

    (2)苏联军队占领日本的北部，美国军队占领日本的南部。

    (3)将萨哈林南部地区归还给苏联。

    蒋介石同意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建议，但是反对如下两点内容：1.蒋介石不同意以租赁的方式将旅顺港转交给苏联，因为这将造成危险的先例；2.蒋介石原则上同意承认外蒙古独立，但是反对将这一点写入任何一种文件里。

    按照王若飞的话说，孙科断言说，短期内在莫斯科一定会签署以雅尔塔协定精神为依据的中苏条约。王若飞反对孙科所说的以下两点内容：1.苏联承认蒋介石是战争时期中国唯一的领袖；2.苏联对日宣战，将朝鲜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并将它转交给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王若飞同志证明说，在中国民主化及其类似方面，如果没有专门的补充条款和条件的话，苏联是不可能通过这两点内容的。

    王若飞问到，在莫斯科是否真的将会签署孙科所说的那个中苏条约。我回答他说，看来，宋子文在莫斯科将会提出关于签署条约的问题，但是话题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条约，我们这里还不清楚。

    随后，王说，孙科在与他会谈时，表达了今年下半年在远东地区即将发生决定性事件的看法。王同志声明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并号召全体党员加强思想准备，迎接这些重大事件的到来。

    关于国民党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这一点，王若飞同志声明说，国民党加紧准备武装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只能说明：在日益增长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面前，国民党感到非常虚弱和害怕。国民党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能战胜我们的话，那么，今后他们就更无法对付我们了。

    会谈是在我们大使馆里进行的。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阿纳尼耶夫同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6月29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3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99-103

    №12021 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

    绝密

    1945年7月2日

    苏中莫斯科谈判期间И.В.斯大林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所举行的第二次会谈记录。

    (其他)与会者：

    苏方：В.М.莫洛托夫、С.А.洛佐夫斯基、А.А.彼得罗夫和В.Н.帕夫洛夫；

    中方：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

    会谈伊始，斯大林同志便问宋子文，是否知道三巨头(英、美、苏三大国代表)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所达成的协议。

    宋子文答，美利坚合众国已向中国政府通报了该协议的内容。另外美国人还向中国通报了关于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所指的是否就是由蒋经国向苏联驻中国大使所转达的那些内容。

    宋进一步明确道，自己所指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向中国政府通报的关于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形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这的确是他的看法，不过，自己的这一观点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付诸行动，那就是中国政府接受自己在克里米亚会议协议中所提出的那些建议。

    宋说，自己希望能够对该协议中的所有内容进行讨论。苏联大使已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会谈，苏联政府可能已经了解了这些会谈的内容。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已经说了，我们目前还无法来解决外蒙古问题。宋子文接着说，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将这一问题暂且搁置，即不打算在此次谈判中涉及这一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外蒙古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如果日本占据了外蒙，便可轻易地击溃苏联在远东的阵地。还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人便企图侵入外蒙古的哈桑湖地区。如果苏联无权保护外蒙古领土，那么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都随时面临着丧失的威胁，而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形，对中国也是不利的。

    斯大林同志继续道，甚至在被迫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仍存在死灰复燃的可能。历史表明，日本人——是一个相当强悍的民族。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之后，所有人都以为德国军国主义再也不会复兴了。可是仅仅过了15—17年，德国就重新恢复了军力。与此类似，日本即使表面看来已经认输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效仿德国和重复德国的所作所为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需要拥有动用本国军队去保护外蒙古领土的权力，而这也是为中国利益着想的。如果苏联强大，中国也就会强大起来。另外，斯大林接着说，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愿意并入中国版图。蒙古人非常想获得民族独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好能让外蒙古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可能成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外蒙古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这将对中国更加不利。

    斯大林同志说，当在克里米亚三巨头会议上签署相关协议时，苏联政府有两个指导思想：一是为了加强自身反对日本的战略地位，苏联打算联合中国，以两国之力共同打败日本。在这方面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关于旅顺港、中东铁路、南萨哈林岛和外蒙古，等等。提出上述问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以便使苏联成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可能盟友。不过，无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旅顺港，还是中东铁路，苏联在这些问题上都不想获取任何利益，只是希望借此来加强自己反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二是苏联人民已经征战了4个年头了。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当自身受到攻击之时，才有必要投入战争。而在没有受到他国进攻的情况下，苏联无缘无故地首先发动战争，这样的战争人民是不会参与的。如今，我们要进攻日本，这就要首先取得人民的理解。我国人民在打了这么多年仗之后已经非常疲惫，他们非常希望得到休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发动进攻，就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这样做的理由。而关于这些理由，斯大林同志认为，也就是他在克里米亚协议的相关文件中所列举的和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斯大林同志强调，上述两点思想便是他想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向宋子文指出的。

    宋子文说，自己认为斯大林大元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外蒙古问题在当前中国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中国目前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在事关国家一部分领土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公开表示让步。宋子文说：“我们目前最好还是不要提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就像俗语所说的，让这条睡着的狗继续睡着吧。”如果我们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当年曾被苏联政府承认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的独立，那么也就无异于动摇了中国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此，宋子文援引了斯大林同志所说过的话，即他希望维护中国局势的稳定。

    综上所述，宋子文请求斯大林不要再给中国雪上加霜了。宋再次强调，中国政府目前不愿意涉及外蒙古方面的问题。

    不过，宋子文又说，中国支持斯大林大元帅关于对南萨哈林及其附属岛屿的处理意见。宋问斯大林，其所提出的关于大连国际化的建议是什么意思？

    斯大林说，我的意思是该港口应成为国际性的口岸，所有国家的商船都可以到该港停泊，但苏联享有优先权。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应当达成一个特别协议。

    宋子文问，确保苏联的优越地位是什么意思呢？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的优越地位主要反映在港口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为苏联船只设立专门性港埠等方面。而中苏两国就这一问题所签署的新协议应当是对1898年中俄协定内容的完善和重复。斯大林说，为此，我们最好都事先对1898年协定有所了解，以便在谈判中能对其内容做些许修改。 [7]

    宋子文说，自己曾问过杜鲁门，关于克里米亚协议的意思是不是将中国大连港设定为自由港。对此，后者做了肯定的答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连港的行政管理就应当采取中方管理或俄—中共管的模式。

    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港口的主人应当是俄国人和中国人，而所有涉及大连港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均应在两国所签署的特别协议中有所体现。

    宋子文问，在这一问题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否已起草了相关文件。

    斯大林做了否定的答复并再次强调，必须采用旧的协议文本，并对其中内容做必要的修改。

    宋子文说，旧的协定业已过期，再者该协议文件是中国与沙俄签署的。中方的想法是，把大连港作为一个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的港口。援引苏联多次对中国东北主权的承认，宋子文宣称，大连港的行政权理应属于中方。

    宋询问道，苏联所谓的关于应确保苏联在该港口的优先权是指什么呢？是与谁相比较才这么说呢？

    斯大林答，自然是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的。宋子文道，如果按您上面的说法，苏联在中国的领土上甚至比中国人所拥有的权利还要多。斯大林同志说，可能吧，关键是大连和旅顺口都是太平洋上的不冻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确保苏联在上述两个港口的权益而修建，并因此具有了重大的战略意义。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关于斯大林同志是否打算由俄国来负责和组建大连港的行政管理机构。斯大林同志答，自己的意思是组建某种类似于苏中联合会的机构，该机构主席可以由中国人担任，但港口的负责人应当是俄国人。至于港口的经营收入则由两国平分。斯大林同志强调，苏联并不赞成在大连建立俄国租界，而是想与中方一道共同负责该港口的行政管理活动。宋子文指出，港口未必会成为赢利性质的企业，因此所谓两国平均分配运营收入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此斯大林同志指出，起初我们必然要为港口所需要的各种设备进行投资，之后就将可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和回报。在打败了日本之后，中国将会出现商品荒。日本已不可能向中国输入商品，因为它所遭到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中国的工业发展薄弱，而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尚需10—15年时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有限的，苏联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商。在中国需要进口大量商品的情况下，中国的每个港口都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中便包括大连港。它不但要承担进口苏联商品的工作，而且还要担当将中国的某些原料出口到苏联的重任。因此，那时大连港毫无疑问将在中苏贸易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宋子文说，中方认为该港口应当从事贸易，但未必会赢利。斯大林同志说，由此可见中国对获得利润不感兴趣，对此，宋回答说，他对获得利润感兴趣，但利润不是来自港口，而是来自对外贸易和对内贸易。宋解释说，由于大连将成为一个自由港，因此，我们无法在那里征收海关税和其他税。

    斯大林同志指出，据他所知，海关税和其他税收是中国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斯大林同志又说，关于大连的问题双方还需进一步商议。

    宋子文说，在开放的港口我们可以征取一些税务，但数量非常有限，目的只是为了维持港口所属设施的正常运营。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克里米亚会议所达成的协议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大连将是一个自由港，只涉及其国际化问题，即该港口将对其他国家的船只予以开放。

    宋子文问，如果能够对经过该港口的商品征收税务的话，那么这些商品税无疑会对中国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这些收入将在中俄两国间平均分配，对此我们将签署相关协议。

    不过，宋子文认为，如果我们将对经过大连港的商品征税的话，那么，大连也就无所谓开放型的贸易港口了。因为中国其他港口也完全可以担当大连港同样的职能——进口外国商品和对外出口中国商品。

    斯大林同志答，我们并没有一下子便把大连港的职能限定死，即仅作为贸易性质的港口，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尚需做更为详细的讨论。

    接下来，宋子文提出了关于旅顺口的租赁问题。他希望签署关于中俄双方共同经营该港口的协议。并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非常不愿意租赁旅顺口，但中国准备(与苏联)共同使用该军港。

    斯大林同志指出，根据蒋介石大元帅的意见，关于该军港的使用问题他正考虑采用其他模式。总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所提出的意见绝不会对中国不利。

    接着，宋子文问，苏方关于成立(中俄)联合公司负责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管理事务的意图是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答，该公司将负责上述铁路的运营。针对宋提出的谁将是中东铁路的所有者的问题，斯大林答，谁建筑了铁路，铁路的所有权便属于谁。

    宋问，是否仍维持1924年旧协议中关于中东铁路的相关规定，即从铁路建筑完成之日起60年后该铁路的所有权将归中国。宋子文还提醒道，根据该已有协议之规定，中国政府可以赎买中东铁路的所有权。 [8]

    针对宋子文所提出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为了明确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期限和管理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因而有必要成立苏中联合公司，而所有经营收入由两国平均分配。

    而对于宋子文再次提出的谁将是中东铁路的所有者的问题，斯大林同志答，在中方赎买以前该铁路的所有者是苏联，之后其所有者将是中国。斯大林同志强调，在中东铁路的建筑过程中，中国的投资是微不足道的。

    莫洛托夫同志也插话道，当时中方的投资只占该铁路建筑总投资中的很少一部分。

    斯大林同志又补充道，在中方赎买前，该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管理。关于宋子文提出的双方共同管理该铁路的期限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应当延长旅顺口的使用期限和压缩中东铁路的使用期限，以便将这两处的期限统一规定为40—50年。

    宋子文说，关于铁路的问题他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宋子文接着问，苏方所谓应保证苏联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使用上的优先权具体指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说，这与关于大连港的使用情况比较类似。不过，确保苏联使用上述铁路的优先权不应被理解为苏联可以优先利用其来运输本国军队。

    宋子文问，难道斯大林大元帅不打算用这些铁路来运输苏联军队吗？

    斯大林同志答，在与日本军队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当然需要使用其来运输苏联军队。

    宋子文说，在战争情况下，中国理所当然会欢迎苏联使用这些铁路来运输其军队。我关心的是苏方在和平条件下是否还会使用其来运兵。

    斯大林同志说，和平条件下便没有这个必要了。只是当日本军力恢复再次向苏联发动进攻、苏中两国已签署了互助条约并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苏联才会经东北铁路派兵。

    宋子文对斯大林的上述答复表示同意，并指出双方应就以上所述签署相关协议。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宋先生不担心苏联会通过这一方式来占领北京吗？……

    宋子文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并回敬道，在这方面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已经有了与外国军队打交道的经验。

    随后，双方的谈判转入下一个议题——关于千岛群岛。宋子文说，中国非常支持苏联提出的关于将该群岛重归苏联版图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千岛群岛归属苏联，那么福摩萨 [9] 和其他领土也将重归中国。我们就可以从东、南、西三个方向钳制住日本。

    宋子文接着说，在苏中两国最终将要签署的协议中，中方不希望看到其中的第二条，即恢复苏联在1904年由于日本所发动的背信弃义的进攻而丧失的那些权益。因为原相关条约中所规定的旅顺口和大连的租赁期限已过，而中东铁路也业已被当时的沙俄政府卖给了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该关于恢复苏联权益的条款并非针对中国，而是朴次茅斯条约。主要是为了更猛烈地反对日本，而不是中国。因为那里目前都是由日本人在统治着。我们并不是想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对中国所拥有的那些权益，而只是希望苏中两国在其他一些基础上再来签署一个条约。三巨头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所签署的文件并不是条约性质的，而将这一条款列入文件中也并非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日本。

    宋子文指出，1924年苏维埃俄国首次承认中国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并宣布废除一切以前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斯大林同志说，看来这就是为何张作霖当年要拘捕中东铁路经理的理由了。此举可能也就是表示感谢的一种特殊方式了。

    作为对宋子文所提问题的答复，斯大林同志说，可以缩短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期限，但要稍微延长苏联租用旅顺口的期限，以便将苏联使用它们的期限统一确定为40—50年。期限一到，所有的就都结束了。

    宋子文说，有必要准备一张旅顺口的地图以便在上面标明苏联所使用区域的范围。

    斯大林同志说，必须尽快准备这样的地图。

    宋子文说，蒋介石认为，苏联使用旅顺口和中东铁路的期限最好确定为20—25年。

    对此斯大林同志答，这样的期限有点太短了，要考虑到我们还要在旅顺口建造基地，为港口安装各种设备和设施，这些都需要时间。斯大林同志指出，沙皇政府与当时的中国所签订的为期25年的协定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并已有了提前延长这一期限的打算。沙皇政府计划在旅顺口站稳脚跟之后再实施下一步行动。而苏联并没有类似的想法。

    接下来，宋子文将话题转入关于两国签署友好同盟条约方面，并说中国非常希望与苏联签署此类条约。

    斯大林同志指出，蒋介石以前便提过关于此类条约的事，但当时我们还无法签署这样的条约，而只是到了现在才有了签署该条约的可能。

    作为答复，宋子文询问苏方目前是否已有了现成的条约草案。斯大林做了否定的回答并指出，这首先得看中方是否能够接受我们如今正在讨论的这些原则，只有在中方接受苏联建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着手准备相应的条约草案。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中方尚需要苏方对所提建议逐一做出解释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就自己所提建议的每一点当然都要对你们做出解释。他本人也做好了向中方做出解释的准备，但双方至少有必要首先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达成共识。

    宋子文将话题重又转到关于铁路的问题，并问道，为何斯大林认为不能让中方独立负责铁路的行政管理？宋子文向斯大林保证，中方一定会确保苏联的全部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并不相信这样的保证。斯大林强调，他的意思很明确，也并没有说让俄国人独立负责铁路所属区域的行政职能，而是俄—中双方共管。

    针对宋子文所提出的此举可能涉及中国的主权的问题，斯大林同志指出，我的问题并不涉及东北，而只涉及那些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中方将组建什么行政机构来管理东北呢？到时候是否在那里会出现一个省政府，是否还会像张作霖时期一样，在东北出现中央政府和奉天政府共治的局面？

    宋子文说，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统一中国，因此是不会允许独立的政府在东北存在的。

    宋子文问，苏方想与中方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干线，是否还包括相关的铁路支线呢？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考虑到要向这些铁路干线供应所需要的煤炭，那么在必要情况下苏中联合公司也会经营相关的铁路支线。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关于煤矿可以独立经营而其所生产的煤炭可向铁路出售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答，双方应协商联合使用相关铁路支线的问题，并将协商结果写入协议。

    宋子文说，如果上述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那么双方都会极力促进铁路的正常工作和业务繁荣，因而煤炭的供应是绝不会出现问题的。

    随后，宋子文又将谈判话题转到了关于外蒙古的问题上。他说，中方认为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宋子文问斯大林：为何苏联政府在这个最困难的问题上不能满足中方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指出，是蒙古人自己不想并入中国版图。斯大林强调，自己能理解中国政府的困难处境，只是苏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别无良策。另外从他的观点来看，这些困难并非是中国不能克服的。要知道，苏联政府已在关于旅顺口的问题上向中方做出让步了，而中国人也理应在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向苏方做出相应的让步才是。

    宋子文强调，在中国目前是不宜提出关于外蒙古的问题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外蒙古问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在两国签署同盟条约之时双方便应充分和全面地考虑所有问题。战争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我们坚信如果外蒙古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论对苏联还是中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当受到日本的军事威胁时，苏联就有权派自己的军队进入外蒙古领土。因此，斯大林同志说：“不应该留下这个小脓疮，现在就应该把它除掉。”

    宋子文指出，这个小脓疮的存在并不会让中国感到不舒服，中国从来没有对苏联派兵进入蒙古领土表示过抗议。

    斯大林同志重复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希望现在就能最终确定自己的地位。而事实上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苏联，外蒙古都不过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只是由于它所占据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才对苏联具有了重大意义。

    针对宋子文的一再要求——苏联方面应认真考虑中国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斯大林同志说，他个人认为目前解决蒙古问题只有一条可能的出路，即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至于将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则可以放到打败日本之后再说。斯大林同志指出，由于日本的战败中国将获得一些新领土，到那时再宣布关于蒙古独立的事就不会对中国民众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了。

    宋子文说，自己会将这一问题面呈蒋介石，并再次请求苏联政府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充分考虑和体谅中国政府解决蒙古问题的苦衷。解决蒙古问题的关键在于，蒙古的独立问题可能会立刻引发如何处理西藏的问题。例如，在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太平洋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丘吉尔提出了关于解决西藏独立问题的建议，而当时在场的宋子文被迫与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斯大林再次强调，所谓解决外蒙古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巩固国防。要知道，如果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为基地，日本人便可以轻易地切断位于赤塔地区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由此整个苏联远东地区将可能落入日本之手。

    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是无法在中国的领土上一直保留自己的军队的，如果我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外蒙古问题与旅顺口问题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更为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宋子文问，苏联方面是否欢迎被派遣到苏联军队中的中国政府代表，这些人将参加在东北地区的作战行动。

    斯大林同志答，蒋介石可以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的作战部队以便在东北地区组建和开展中国的行政管理事务。

    斯大林同志询问道，国民党是否打算吸收中国社会中其他进步阶层的代表参与政府的工作。

    宋子文宣称，关于这一问题，他希望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外交家来完全坦诚而公开地与苏方交换意见。他强调，中国政府已经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今后这种变化将会更多。

    宋子文继续道，国民党曾经打算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建议成立某种类似于军事内阁的机构，并邀请国民党以及中共党员共同参与主持该内阁的日常工作。平心而论，国民党是很想促成此事的，因为斯大林大元帅也曾对赫尔利说过——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普通的农民和极力实现国家民主改革的爱国者。

    斯大林同志答，中国共产党人的确是一些很不错的爱国者。

    宋子文继续道，国民党在对待吸引国内民主分子参与国家政治的问题上是严肃和认真的，自己便曾有过亲赴延安与中共谈判的打算，但共产党却不想进行此类谈判。宋子文说，国民党希望建立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中央政府。如果中共能满足中央政府的上述要求，那么中央政府便自然会邀请其参加军事内阁，并允许其在政府中担任相应的职务。

    斯大林同志说，自己提出的关于吸引进步分子参与政府工作的问题并不是只针对共产党人而言的。斯大林同志认为，战争期间中国内部一批新的社会和自由主义力量会成长起来，这些人都应当被吸收和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在中国应当有一个以国民党的影响居主要地位的政府，但仅靠国民党将难以应对中国当前的局势。因此，从中国的长远利益考虑，国民党在领导政府的同时，最好还能让其他一些民主分子参与政府的活动。斯大林同志指出，当然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而自己只不过因为关心中国的命运而谈一点个人意见。宋子文对斯大林同志的上述意见表示感谢并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吸引国内自由主义分子参与政府工作的意愿是真诚的。只是国民党希望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因而不愿意组织联合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国民党希望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愿望是合乎常理的，这一愿望是以中国整个历史发展的经验为基础的。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内部是否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民主党派。

    宋子文答，实际上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再无其他党派。虽然中国也有民族—社会主义党，但其成员人数很少。还有中国青年党，但其支持者都是四川省内的大地主，如刘文辉。还有一个所谓的民主联盟，但其成员主要是共产党人、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青年党党员，成立该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与中央政府作对。当然中国也有很多自由派分子，但他们并没有建立政党组织。

    双方的话题转入了关于朝鲜的问题，宋子文说，在旧金山会议上关于托管制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斯大林同志对该体制持何意见。

    应斯大林同志的请求，莫洛托夫同志对上述问题做了答复。他说，宋子文多数情况下也参加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知道该想法是由美国人首先提出的。莫洛托夫本人对美国人所提出的问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即托管或者由个别国家，或者由国家集团来实施。具体就朝鲜领土的托管而言，美国人建议由四个国家——中国、英国、美国和苏联——负责。莫洛托夫本人对此有些看法。他认为，由上述四国对朝鲜领土实施联合托管就使问题复杂化了，为此就必须在实际执行中另辟蹊径。不过，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美国人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曾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谈过关于朝鲜的事，并陈述了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即在实施托管制度的情况下外国军队不得进入朝鲜。斯大林同志强调，如果实施托管制就意味着外国军队进入朝鲜领土，那是他无法接受的。对此，罗斯福表示同意，并说，为了确保外国军队不进入朝鲜，将由上述四国代表组建一个小组以监督和确保朝鲜的政治发展沿着所需要的方向前进。斯大林同志指出，托管制只具有临时性质，目的只是为朝鲜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创造条件。截至目前，关于朝鲜问题我们还未通过任何正式的决议，只是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宋子文问，将由谁来负责维持朝鲜国内的秩序，是否需要组建某种类似于警察局的机构，因为该国可能目前正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斯大林同志指出，维持该国的国内秩序目前由朝鲜人自己承担。

    宋子文说，他对朝鲜人目前是否有能力实现独立持怀疑态度。

    斯大林同志说，正因为如此才要对朝鲜领土实行托管。斯大林同志问，未来中国是否有意将朝鲜并入自己的版图？

    宋子文答，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因为朝鲜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不同的民族，它自身有着悠久的历史。

    斯大林同志再次提醒说，他反对在朝鲜组建警察组织和外国军队进入朝鲜。斯大林同志指出，关于托管制的问题以后还要讨论。在对托管制度的理解上我们与英—美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认为这是通向朝鲜国家最终独立的一个步骤，而英国人认为其最终目标是朝鲜的殖民化，美国人(如罗斯福)对托管制的理解与我们的比较类似。至于罗斯福之后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此持何态度，斯大林说，他还不清楚，目前美国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已与英国有些接近了。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只有中国和我们所提出的关于领土托管的草案中，把独立作为领土托管的目的，这也是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得到通过的。

    宋子文说，罗斯福似乎要求对所有殖民地都实行托管制。

    莫洛托夫同志同意这一说法并指出，赫尔利还在1943年10月便提出了与此观点类似的文件草案，但相关国家断然拒绝讨论其草案。

    斯大林同志说，丘吉尔闻听这一草案之后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美国人起初虽然在关于领土托管制的问题上有所让步，但如今又走了回头路，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变得格外谨慎起来。

    斯大林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推测，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可能与在野的共和党所持立场有关。

    莫洛托夫同志提醒道，还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尔利便曾建议讨论关于领土托管制的问题，但该建议遭到艾登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没有时间了。当时，苏联代表团已有讨论该问题的打算。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对杜鲁门的印象如何？

    宋子文答，杜鲁门给他的印象是坦诚、平易近人，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导者，可能应当比罗斯福更为果敢，虽然后者的政治眼界无疑比前者更为宽广。

    斯大林同志又问宋对斯退丁纽斯有何印象。

    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斯退丁纽斯已经离开了国会，其职务由贝尔纳斯接任。后者是美国政府中比较有才干的人物之一。

    斯大林同志问宋，对斯退丁纽斯的个人能力有何评价？

    宋子文再次强调，斯退丁纽斯的伦敦之行实际上已经表明其政治生涯宣告彻底终结。

    此次会谈持续2小时15分。

    会谈记录：А.彼得罗夫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3-17

    №24960 伊扎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外蒙古独立问题(1945年7月5日)

    摘自И.А.伊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与乔巴山元帅的会谈记录

    1945年7月5日

    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之后，乔巴山请我去他居住的别墅，以便详细谈一下已举行的会谈情况，并解释一下会谈中他尚不太清楚的个别地方。

    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乔巴山已完全且准确地理解了克里姆林宫会谈期间所涉及的所有问题。

    当讨论到在克里姆林宫看到的苏中两国声明草案——关于承认蒙古的国家独立时，乔巴山说：“是的，我们需要国家独立，但我们不想与中国人维持友谊和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民族。他们曾压迫我们，欺骗我们，焚烧和抢劫我们的蒙古包，打死我们的牧民。如今在内蒙古、阿拉善和鄂尔多斯，他们仍然在对蒙古人做这样的事。”乔巴山说：“我明白关于与中国人合作的宣言中所写的那些话，话都是好话，经过斯大林同志的修改后其内容会更好。”

    在详细讨论了宣言草案之后，乔巴山声称：“我很清楚宣言的意思。我们将像一个独立国家那样，向中国人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当年是怎么欺侮我们；他们现在又是怎样在继续欺侮仍留在他们那里的蒙古人的。”

    当话题转到军队和即将前往蒙古的普利耶夫将军时，乔巴山表示希望让鲁宾将军的军队也留在蒙古，因为自己与他在工作上已有了相当的默契，而他对蒙古军队及其军官也相当了解。

    乔巴山详细地谈了自己对莫斯科、机场欢迎仪式尤其是克里姆林宫会谈的印象。他说：“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从未如此地激动过。在机场我认出了莫洛托夫同志——就在他向我走来的时候。当经过仪仗队时，我的腿和手都在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在克里姆林宫，我见到的是一个与平时完全两样的斯大林。他一直坐着，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同志的脸。于是，我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而我的答话也经常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形。”

    苏联驻蒙古公使

    И.А.伊扎诺夫(签名)

    文件3份，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档案室

    АВПРФ，ф.6，оп.7，пап.38，д.560，л.4-5

    №24961 斯大林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保持苏蒙友好关系(1945年7月7日)

    斯大林同志设午宴招待乔巴山

    1945年7月7日，И.В.斯大林同志设午宴招待蒙古人民共和国首相乔巴山元帅。当时参加此次午宴的共23人(名单参见附录 [10] )。午宴地点是在大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斯克大厅。

    其间，斯大林同志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内容如下：

    斯大林同志的讲话

    有一段时期，蒙古人曾在如下一个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即自己应当与哪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日本还是苏联。许多蒙古人——如达旺，便赞成与日本的友谊。

    我建议为那些最终改变了主张并做出正确决定——蒙古需要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蒙古领导人干杯。这些人如今都是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而那些曾支持与日本结盟的人则目前都到了日本人控制下的东北，同事们的数量不到原蒙古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祝蒙古领袖们健康!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午宴后观看了电影《胜利大阅兵》。

    此次午宴和电影观赏共持续了2小时20分钟。

    АВПРФ，ф.6，оп.7，пап.38，д.560，л.6

    №12033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

    绝密

    参加此次会谈的出席者：

    中方——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

    苏方——В.М.莫洛托夫、С.А.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和帕夫洛夫。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中方是否有什么新消息？宋子文答，自己向蒋介石通报了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斯大林同志关于希望消除中苏之间所有未解决的问题，以便两国从现在开始在不可能发生任何冲突的条件下展开友好合作等情况。宋子文说，今天才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在向苏方通报蒋介石的回电内容之前，宋子文想首先介绍一下与此次谈判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以便斯大林大元帅在此基础上能够对蒋介石向苏方做出的那些难得的让步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当宋子文离开华盛顿回国之际，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外蒙古问题会成为中苏两国谈判中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他曾对杜鲁门说过，中国和苏联可以在不经讨论的情况下解决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当时他对“现状”的理解就是：中国在法律上拥有外蒙古的主权，所有的问题只是在于中国无法实施这一主权。杜鲁门和斯退丁纽斯均对宋子文关于“维持现状”一词的解释表示赞同。在重庆时，宋子文也与蒋介石讨论过关于外蒙古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外蒙古问题竟然会成为中苏谈判的障碍。宋子文认为，在涉及有关将中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分离出去的问题时，斯大林大元帅应当充分体谅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的巨大力量。宋子文说，他并不想把蒙古和东北相提并论，但这里只想列举一个事实以表明中国政府对领土的一贯态度。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相比是较弱的，中国也没有改变国际格局的奢望。但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在东北的主权问题上做过任何让步。1933年，当宋子文刚刚从一个国际经济会议上回来，日本天皇便邀请其去他那里讨论关于东北的问题。天皇说，如果中国放弃对东北的主权，日本就会因此而感到满足，并从此与中国相安无事。宋子文当即便拒绝了日本天皇的要求。日本为达到目的，又专门派遣当时担任日本外务次长的重光葵前往横滨，企图说服宋子文再次去东京。但宋子文拒绝了这一行程。上述事实可充分证明一点，即中国人对本国领土的主权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本能意识，如果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这就意味着对这种民族本能意识的背离，从而实际上也就是将自己置于社会舆论的对立面，置整个国家的安全于不顾。宋子文指出，以上所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斯大林大元帅能够正确评估蒋介石为苏中友好的长远利益所做出的那些牺牲。

    接下来，宋子文朗读了蒋介石的来电内容：“在遭受了最重大的牺牲之后，为了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在未来与苏联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带着最诚挚的意愿，积极地谋求与苏联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并消除两国间所存在的一切分歧和纷争。兹提出如下三点建议，并要求在该三点建议的基础上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行政管理的完整以及中国的真正统一。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表现出自己的支持，给予实际的帮助，并对中国的如下三点建议做出完全肯定和具体的答复：

    “一、中国政府将对斯大林大元帅履行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义务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插话道：“难道中国政府还会期待对东北持其他态度吗？”

    宋子文继续翻译并朗读电报：

    “为了共同利益，中国愿意共同使用旅顺港，以便在那里修建海军基地。中国准备使大连成为一个开放的港口，期限为20年。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行政管理，理应由中国负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和保持中国东北领土的完整。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主要干线可以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经营，所得经营利润两国均分，但上述铁路的所有权应属于中国。至于与上述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和企业，均不属于两国联合经营的范围。两国联合经营上述铁路的期限为20年。

    “二、去年，新疆发生了叛乱，结果导致中苏之间的联系中断。目前，两国间的贸易仍无法正常进行。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联手整肃新疆的无秩序状态以恢复两国间的正常贸易联系。至于阿勒泰山脉，它隶属于新疆，理应成为该省的一部分。

    “三、中国共产党所组建的个别军事和行政机构的存在，导致中国的军事和行政无法由中央政府统一调度和领导。我们希望，苏联给予中国的一切援助，包括政治、物质或精神等方面，均只针对中国中央政府。

    “鉴于外蒙古问题已成为中苏谈判的障碍，从两国共同利益和整个世界长远福祉的角度出发，在日本被打败和上述三点建议得到苏方满足之后，中国政府准备给予蒙古独立。但是，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误会和冲突，该行动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施为宜。在举行了全民公决之后，中国将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外蒙古与中国的疆界应依据中国旧地图上所标注的边界进行划分。中国政府希望苏联能够充分体谅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中国政府的诚意——以此牺牲来确保两国间的和平和牢固的合作关系。”

    斯大林同志说，自己手上应当有一份翻译成俄文的蒋介石的电报，以便对其所提建议认真考虑。

    宋子文答应今晚便将该电报的译文呈送给斯大林。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是否会把满洲和蒙古做比较。

    宋子文答，自己在前面已经说过，他不愿意做这样的比较。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实际上是将它们做了比较的。

    斯大林同志说，是不能把满洲和蒙古进行比较的，因为满洲都是中国人，而在蒙古并没有中国人。

    斯大林同志指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就意味着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因为它从1921年起便像独立国家一样存在着。苏联希望维持“现状”的意义，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立即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

    宋子文说，这些都是无谓的争论。宋子文强调中方的观点是：维持外蒙古现状，即意味着承认中国对这部分中国土地拥有主权。

    斯大林指出，可您所谓的主权实际上已停止存在24年了。

    接下来，斯大林同志就蒋介石电报中的各主要内容逐一做了分析。关于东北，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发过相关声明，即我们完全承认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帮助他们，以前就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在其境内还存在着第二个政府的话，那只能属于中国内部自己应当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以前我们便帮助过蒋介石，这种帮助以后仍会继续。如果我们有必要给予中国帮助的话，那么这种帮助一定是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我们希望诚实地做事和真诚地与中国结盟。关于旅顺口、大连和铁路的使用期限问题，我认为上述20年期限不能使我们满意，有点太短了。我们准备做一些让步，将这一期限确定为30年，这也是我们的最后决定。至于旅顺口的行政管理问题，这需要加以认真考虑。港口的主人理应只有一个。旅顺口形式上可以被纳入与其相邻的辽东半岛的辖区范围，但港口本身的主人应当只有一个。

    宋子文指出，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只涉及旅顺口，并不包括辽东半岛。

    斯大林同志解释道，自己指的是与旅顺口有关的固定区域。

    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认为旅顺口所包括区域的边界应依据1898年中俄协定所划定的范围来加以确定。

    斯大林同志指出，根据该协定旅顺口共包括有两个区：其一，直接隶属于旅顺口的区域；其二，所谓的中立区域。我们拒绝承认中立区，但是我们想保持这个区域，使其归属于旅顺港。就上述整个区域而言，其行政负责人可以由中国人担任，但旅顺口本身的行政领导一定应当是苏联人。这里我们指的是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的指挥官和卫戍部队司令，等等。关于铁路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将这些铁路立即交由中方管理，而蒋介石在来电中正好违背了我们所要求的这一原则。要知道，这些铁路都是由俄国人修建的，用的都是俄国人的金钱。中国人的投资只在铁路总投资中占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在铁路建筑完工之后返还的。

    宋子文指出，我们已经说定，关于业已过去的事实现在不应当再提。大家都知道，最初俄国拥有上述铁路的期限被确定为80年，随后该期限又被缩减为60年。如果以后者为限，从开始之日起算至今，60年满期也仅剩几年了。再者，众所周知的是，这些铁路已被苏联卖给了日本。 [11]

    宋子文继续道，很遗憾，面对目前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是无能为力的。两国其实都无权使用上述铁路，虽然两国现任政府在这件事上都是无辜的。

    斯大林同志说，根据蒋介石的电报，似乎我们对这些铁路已没有任何权利了，反而是中国向我们提供了使用这些铁路的机会，就像是给予恩赐。可事实是，当年这些铁路都是用俄国的钱建造的。不过，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是决定同意你们的建议，即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斯大林同志接着谈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民公决问题。他指出，举行这样的民意公决可不会对中国有利。

    宋子文指出，举行该民意公决只是想为中国政府找一个台阶，以便减轻其在国内所受到的压力，并对中国民众有个交代。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您所提到的关于外蒙古的旧地图究竟是什么样的？

    宋子文答，中国人有这样的老地图，上面明确显示外蒙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希望展示这样的地图的请求，宋子文答，自己参加此次谈判时并没有随身携带这样的地图，因为当时并没有想到外蒙古问题会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老地图上所标注的旧边界与新边界有何区别？

    宋子文再次表示遗憾，并说此次莫斯科之行并未携带这份老地图，随后双方可组建一个边界委员会来研究和解决关于外蒙古的边界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关于在上次会谈期间苏方转交给中方的那些关于两国友好、互助条约和协议的草案，中国代表团有何意见？

    宋子文答，上述条约和协议的各条款中有很多地方与蒋介石在来电中所提出的诸原则有出入。蒋介石希望中国代表能准备自己的相关草案。关于两国友好和互助条约草案，苏联和中国所提草案的差别并不太大，看来只需双方批准即可。关键问题在于，根据中国的宪法，条约生效并非从双方签字之日起，而是从两国互换批准证书之时起算。关于中国自己所编制的草案，宋子文说，中国代表团借鉴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的模式和内容。

    斯大林同志将话题又转到外蒙古问题上。他问道，中方建议把对蒙古独立的承认延至打败日本之后，对此如何理解。斯大林同志提醒道，在上次会谈期间苏方曾建议中方应立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而将宣布之日放到日本被打败之后。

    宋子文说，在打败日本之后才举行公决，尔后再由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宋子文强调，这就是说，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但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有必要做认真研究。宋子文保证，中国政府在解决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问题上绝没有跟苏联耍滑头的打算。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里并不涉及诚信的问题，目的在于让双方把所有问题都搞清楚。如果现在能把问题搞得相当清楚，我们就会与中方一道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是如何计划的，是否现在就打算与苏方达成协议，或者将这一问题的解决延期进行？宋子文说，如果时间允许，他是很想现在就与苏方把所有问题都达成协议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们还有3天时间，因为12日以后他就必须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柏林会议。斯大林同志问，如果宋子文不反对的话，本次谈判将由莫洛托夫同志代表苏方继续进行。

    宋子文答，对此他这方面是不会表示反对的，只是希望再就一些主要问题与斯大林同志会面和商谈。

    接下来，会谈转到关于铁路的问题上。

    宋子文提出关于煤矿的问题。他认为，鉴于中国政府将会保证上述铁路的燃料供给，因此就没有必要将煤矿也划入上述铁路的辖区范围。

    斯大林同志指出，所有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有关的企业都不能与这些铁路分隔开来。斯大林同志又说，在上次会谈期间他已经讲过，苏方并不觊觎使用与上述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但他并没有指那些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有关的企业。苏中两国关于铁路的协议应当以双方共同拥有这些铁路的原则为基础。中国人与俄国人一样都可以成为这些铁路的所有者，而经过30年之后这些铁路的所有权将完全属于中华民国。而当中华民国完全拥有了这些铁路的所有权之后，与这些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和企业也都将归属中国。斯大林同志个人认为，中方理应只对这些铁路的正常运营感兴趣，因此没有理由对他的上述观点表示异议。

    宋子文说，中国人认为铁路充其量只不过是交通类的企业，其主要职能便是确保苏联与大连和旅顺口相联系的一个通道。而所有其他为这些铁路提供服务和物资供给的企业理应由中国人掌握。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斯大林同志认为究竟哪些企业无法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相分离的问题，他答应稍后再向中方提供这些企业的清单。

    随后，宋子文将谈判的话题转到关于铁路的维护方面。他认为，保卫铁路的责任理应由中方承担，因为如果由苏联政府组建自己的护路队来负责铁路的保卫工作，实际上已意味着外国军队进入了东北境内。

    斯大林同志对宋子文的上述说法做了纠正。他说，我们用以护路的人并不是军队，而是铁路宪兵。

    宋子文说，中方坚持认为这些铁路应当由中国人来护卫，否则中国的主权便会遭到破坏。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个人认为，为了保护铁路，苏方应当派遣苏联指挥人员和少量俄国护卫，以便与中国人一起承担起护路的职责。

    宋子文指出，如果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周围驻扎着俄国军队或宪兵，就必然会引发两国之间各种各样的纠纷，最终导致中国的主权遭到侵犯。

    斯大林同志指出，上述铁路属于治外法权范围，因此根本就不会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苏方组织铁路护卫队也根本不会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众所周知，铁路交通秩序是应当加以维护的，铁路上的资产也应当有人去保卫。上述铁路属于治外法权区域，这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即使在这些区域内，中国的司法权也是仍然会发挥应有效力的。斯大林接着又说，当然，如果实践证明中国铁路护卫人员纪律性很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研究。不过，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宋子文向斯大林同志保证道，我们一定会完整地确保上述铁路的安全，中国政府将会用自己最好的士兵来组建护路队。

    斯大林同志指出，至少在初期，比如1—2年间，铁路护路队的指挥人员应当是苏联人。

    宋再次强调，中国政府不希望在本国领土上保留有外国军队。宋子文特别请求苏方研究关于铁路保护的问题，并充分考虑蒋介石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应会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宋子文问，斯大林同志对新疆持何态度，苏联是否会帮助中国来消除新疆境内的混乱状态？

    斯大林同志问，您所谓的帮助是指什么呢？难道是希望苏联派遣军队去新疆？

    宋子文说，目前新疆境内存在大量的匪帮，他们所使用的武器都来自苏联边境地区。中国希望剿灭这些匪徒。

    斯大林同志说，这些消息未必正确。他问，中国政府是否打算给予新疆当地居民一定的权利。

    宋子文答，中国政府有这样的打算。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关于新疆的局势严重到何等程度的问题，宋子文答，这些包括有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的叛乱者们占领了伊犁边疆区。中方目前正极力解放那些被叛乱者们占据的地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政府的愿望是完全合法的。不过，斯大林自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最佳手段还是给予新疆少数民族一定的政治权利。承认这些少数民族拥有——哪怕是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是必要的，否则新疆便会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宋子文对上述观点表示同意，并说当前中国政府希望首先夺回被叛乱者所占据的国土。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问题——这些叛乱者们是否想脱离中国，宋子文答，他们想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共和国或其他与之类似的东西。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些在边境地区的叛乱者果真如此作为并动用了武器的话，那就理应予以清除。

    宋子文指出，叛乱分子所使用的武器非常精良，这些武器甚至连中国都没有。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武器是不是印度输入到那里的？宋子文答，中方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情报，只知道其所使用的武器均来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这也未必，有必要认真核实一下。

    宋子文请求斯大林同志向他保证，苏方将会尽全力阻止叛乱者从苏联境内获得武器。

    斯大林同志说，也可能这些武器都是中国官员自己贩卖的，因为这些交易往往利润都较高。

    宋子文答，叛乱者所使用的武器质量都比中国官员的好，我们现在已拿到了叛乱者所使用武器的子弹。这些弹药中国根本没有。

    宋子文接着问，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同志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如何作为呢？很明显，中国政府希望苏联不要武装中共，并将所有对中国的援助都直接交给蒋介石所控制的政府。

    宋子文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他同意这样做并问，是否中国政府还希望苏联解除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呢？

    宋子文说，如果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有些荒唐了。宋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正极力试图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能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那是最好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不错的爱国者，他们与日本作战非常英勇，战绩颇佳。

    宋子文说，中央政府正极力促成国内各党派的团结，以便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政府。

    斯大林同志答，这是完全合乎常理的愿望，因为一个国家中理应只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宋子文请求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斯大林同志问，这种道义上的帮助具体指什么呢？

    宋子文答，苏联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诋毁中国政府的文章，而此举当然不会对中国政府有益。宋子文希望苏联政府能对这些报刊加以限制。

    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报刊上也写了很多不利于苏联的东西。

    宋子文指出，我们可以就有关限制本国新闻媒介的问题相互协商。

    记录：А.彼得罗夫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28-38

    №12036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1945年7月10日)

    责成胡世泽先生转交А.А.彼得罗夫，1945年7月10日。

    译自英文

    根据蒋介石大元帅在给宋子文先生所发电报中提出的三点意见，我们希望苏方就该三点意见向我方提供相关书面保证。该三点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中国对东北的主权；

    二、中国共产党；

    三、新疆。

    А.彼得罗夫译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等同志，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ф.06，оп.7，п.35，д.506，л.33-34

    №14459 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人员的分派(1945年8月25日)

    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丘维林少将给苏联元帅А.М.华西列夫斯基(1945年7月任远东苏军总司令)报告的摘录

    1.截至1945年8月25日的第八十八旅 [12] ：

    军官，149人

    军士，358人

    士兵，1847人 [13]

    总计，1354人

    2.民族属性：

    中国，373人

    朝鲜，103人

    那乃，416人 [14]

    俄罗斯，462人

    3.请从由中国、朝鲜、其他北方民族、俄罗斯等民族组成的(第88)旅中派878人供第二方面军使用。

    4.请派215名中国游击队员、64名前满洲国 [15] 的士兵前往满洲工作。其中，115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和助手，153人作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40人作为一般当地居民。 [16]

    5.从94名苏联籍中国人中挑选最优秀者担任红军部队的翻译，其余上了年纪的人复员。

    6.派98名朝鲜游击队员、15名在苏联的朝鲜人前往朝鲜从事如下工作：47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职，15人任翻译，37人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 [17]

    7.请旅负责人派下列人员到卫戍司令部任副职：

    周保中——中校、旅长，前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派往长春市；

    张寿篯——少校、政治副旅长，前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派往哈尔滨市；

    金日成——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派往平壤市 [18] ；

    王效明——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吉林市；

    姜信泰——大尉、第四营营长，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延吉市；

    金策 [19] ——大尉、第二营政治副营长，前北满省委书记，派往咸兴市；

    冯仲云——上尉、旅政治部主任，前北满省委委员，派往沈阳市。

    8.请对下属人员给予颁发国家勋章、奖章的奖励：50名游击队员因其在抗日斗争中的积极表现；25人因其培训该旅中国和朝鲜军官的忘我工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的部分工作人员，因其协助满洲游击队抗日并将他们组建为红军的下属兵团。

    9.请允许将派到市卫戍司令部担任副职、助手的中国和朝鲜的士兵提升为军官，而对担任大城市卫戍司令部副职的军官则授予更高的军衔。

    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丘维林少将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安库季诺夫上校

    已选派下列人员供各部队司令部使用：

    远东第一方面军——164人；

    远东第二方面军——80人；

    外贝加尔方面军——100人。

    ЦАМОРФ，ф.2，оп.19121，д.2，л.3-5

    №14448 安库季诺夫致普尔卡耶夫报告：为第八十八旅官兵授勋(1945年8月27日)

    第034号，1945年8月27日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安库季诺夫上校致信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上将：

    鉴于游击队在对满洲里日军进行积极、长期的斗争，在人员培养上认真而英勇的工作及在军事训练、政治素质上的突出表现，对第八十八旅的军官、准尉、军士和列兵给予表彰：

    ——授予18人“红旗”勋章，包括：1.旅参谋长米林斯基中校；2.旅长周保中；3.营长金日成大尉。

    ——授予6人“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包括：反侦处(锄奸)处长拉科夫斯基少校。

    ——授予22人“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包括：旅部第一支队长波利卡尔波夫少校、政治处副处长马利杰夫。

    ——授予48人“红星”勋章，包括连长阿法纳先科夫上尉。

    ——授予31人“勇敢”奖章。

    ——授予131人“战斗功勋”奖章。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安库季诺夫

    注：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1945年9月9日的嘉奖令于当日执行。

    ЦАМОРФ，ф.32，оп.11473，д.45，л.173-177

    №12100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1945年8月30日)

    机密

    在互致问候和就共同的话题进行简短的交谈之后，我与周恩来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关于国共两党之间谈判前景的问题时，周恩来声明说，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的初步观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领导人可能同意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让步。当然，很难预料，这从根本上能够解决多少中国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做出过多的让步。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这种让步采取何种方式，它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益处，将永远会多于对反对党的益处。目前，蒋介石已经开始竭力缓和国民党极端‘右派’分子的强烈反应，他对于共产党问题的解决，可能从表面上看对共产党人有利，但是，实际上，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

    接着，周恩来同志向我通报说，国民党指派了4人进行谈判：张治中、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中国共产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人员有：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交换意见的结果是双方通过了如下日程和谈判程序：

    一、国家改造的共同问题

    二、急需解决的问题

    1.接受日本投降；

    2.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

    3.调解何应钦军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争议问题。

    三、共同的政治问题

    1.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

    2.关于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的问题；

    3.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

    4.关于解放区的问题；

    5.关于军队的问题。

    四、决定通过的会晤和谈判程序

    1.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预备性的谈判；

    2.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会面；

    3.与此同时蒋介石与毛泽东可能进行会谈；

    4.根据毛泽东和蒋介石后来会谈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周恩来和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进行会晤。

    8月29日，除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一般性会谈之外，周恩来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还进行了会谈，就几个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周恩来说：“张治中向我声明，由于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的军队将改组为国防军，未来国防军的总数量应该是20个(或40个)师。他说，与此同时，还规定改组共产党的军队。对于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军队应该由几个师组成，张治中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不过目前已经决定，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实行统一的指挥和装备，这是不可动摇的。”

    接着，在双方谈判过程中，还触及了边区的问题。

    周恩来说：“张群指出，国民政府计划将边区变成单独的省，同时保留它的相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对于我的问题——关于对待敌后解放区的问题国民政府是如何决定的，张群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随后，周恩来讲述了张群就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向他阐述的三个观点。

    周恩来说：“就准备和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存在如下意图：

    “(1)取消以前选举的国民大会代表；

    “(2)对大会代表进行新的选举；

    “(3)保留以前的代表和补选新的代表。”

    与此同时，张群还强调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就此问题预先达成完全的理解，避免大党(国民党)给小党(中国共产党)以压力以及小党可能制造的反对大党的骚乱。应该加入到政府中，而不是推翻政府。

    除此而外，还触及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周恩来特别提到：“张群声明说，关于政府名称的问题只是形式方面的问题，因此，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使用‘联合政府’这一名称。张群指出，目前他们正在研究关于这个政府的性质的问题，认为政府有两种类型——英国的和美国的，即在保留一党的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允许反对党加入政府。更具体地说，这指的是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下建立专门的政府机关，或者是成立战时内阁类型的政府，以便在‘过渡时期’管理国家，在国民党看来，这个‘过渡时期’指的是在日本投降和国民大会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

    在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进行初步会谈时，周恩来强调指出，甚至是那些初步的和大概的草案，也能使人有理由认为，蒋介石大概已经决定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做出某种让步。但是，现在就做最后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谈判才刚刚开始。

    周恩来强调说：“有鉴于此，我们将面临着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18年来，我们党一直在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我们目前面临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应该说的是，不仅是广大的党员群众，而且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在自己的工作中完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战争的结束和日本的投降，对于我们来说是出其不意和突然的事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战争会这么快地结束。”

    周恩来指出：“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能够从您那里获得我们制定方针所必需的情报以及客观评价中国业已形成的局势和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所必须的意见。”

    我说，我认为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他本人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的措施。

    随后，周恩来同志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某些章节的内容和说明，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根据条约、协定的条款和章节原本的含义作了相应的解释。对于他的问题——是否还有某些文件是在莫斯科中苏谈判期间签署的，但目前尚未公布，我回答说，没有这样的文件。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Н.费德林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8月30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8月3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205-208

    №14453 丘维林致索罗金函：第八十八旅人员在满洲和朝鲜的安排(1945年9月2日)

    丘维林致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索罗金中将函

    苏联武装力量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向贵处派遣了前满洲游击队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这支游击队近3年来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旅的一部分。

    在苏联占领满洲国和北朝鲜期间，为了苏军卫戍司令部管辖区的秩序，并扩大卫戍司令部在当地的影响，可以让他们在省会和县城卫戍司令部的合法机构中担任军事代表的副手，也加入地方保安团，或者只是作为当地的居民。

    共给您派了80人。

    丘维林

    1945年9月2日

    ЦАМОРФ，ф.2，оп.17582，д.2，л.23

    №13296 中共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函：请求帮助(1945年9月2日)

    亲爱的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1.请原谅我们与你们进行这种横向联系。我们是1941年10月1日由中共中央第三战区山东代表处派到东北地区从事党的工作的中共干部。1944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围剿行动，我们与上级的联系渠道被切断，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得到中央的书面指示。我们对当前国内政治形势知之甚少，也不知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在东北应采取何种立场，不清楚是否仍应开展地下斗争，或者在合法、半合法状态下开展工作。鉴于此，请兄弟党给我们指示。

    2.在红军进入东北之后，当地国民党分子便开始散布关于红军和中共的谣言，称共产党员为匪帮。在哈尔滨，目前这些国民党分子还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发动武装进攻，其目的就是想摧毁我们的党组织。因此，我们的干部也积极行动起来，建立了自卫武装以保护党组织。

    此外，我们请求兄弟党能允许我们前往中共中央以获得相应的指示和指令。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的，那就请让我们通过电话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

    3.我们正打算在哈尔滨建立中—苏文化关系协会。

    4.在我们城市的三棵树区有一座满洲所属工厂。目前，该工厂已被我们的人所控制。为了保卫工厂，我们现在手中有10支步枪，但要持有这些枪械需要得到红军的批准。为了方便工作，我们请求兄弟党批准我们拥有这些枪支。

    5.我们的领导干部均配有武器，但兄弟党不允许有人佩带武装，为了避免与红军发生误会，请就此情况向相关部门发出指示。

    6.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宣传工作，但我们没有编辑部，也没有印刷厂。兄弟党是否指示编辑发行机关，以便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

    7.联共(布)党员同志，红军指战员初次来东北，因此对当地的风土民俗不是太熟悉，为了有利于你们开展工作，可以使用我们的干部。我们已准备尽一切力量向你们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8.鉴于部分红军战士违反纪律，并做出了一些让当地居民恐慌的事，我们的干部是否可以就促进当地形势、提高党和军队的政治威望等问题向你们反映自己的意见？

    衷心地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致敬!

    向斯克沃佐夫同志致敬!

    中共中央第三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

    1945年9月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4卷，第811—812页

    №12112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1945年9月6日)

    机密

    9月6日，我拜访了赫尔利。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我请求赫尔利告诉我关于目前在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的情况。赫尔利指出，当他与毛泽东一起从延安返回时，中国人认为，他(赫尔利)将交给他们一份准备好的关于解决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计划，但是，他(赫尔利)认为，对谈判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更好一些。

    按照他的话，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补充说，在他去延安旅行期间，他在那里会见了一位英国人林迈可，此人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向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分立主义的倾向得到了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这些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执行的是自己的传统的政策：“分而治之。”

    赫尔利说，他收到了哈里曼的电报，电报中说哈里曼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斯大林似乎声明，如果中国人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建议说，苏联和美国应该共同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并以此来冷却共产党人的热情，他们以为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某些大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支持。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谈判的前景，赫尔利回答说，他希望谈判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在赫尔利看来，谈判薄弱的环节是，国民党的代表没有能力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因为张群完全是个新人，而张治中总是被一些琐事所吸引，从而把整个事情搞复杂了。宋子文和王世杰为避开参加谈判，到国外去了。谈判的优势落到了具有巨大智慧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边。

    赫尔利再一次重申，如果谈判陷入僵局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应该公开声明自己支持国民政府。

    我只是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意见：中国人应该自己进行相互协商，并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定。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三等秘书М.贾丕才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9月6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8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2，л.218-219

    №1211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1945年9月6日)

    机密

    9月6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我们之间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进行得如何时，毛泽东讲述了以下内容。目前可以认为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在这个阶段，概括地讨论了政治和军事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双方仅仅涉及原则问题，而把一些具体问题先搁置一边。

    谈判非常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极力追求彻底保留自己从前的政治立场，确保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争取获得中国共产党的让步，然后借助于武力，实现对共产党所在的地区和军队进行封锁。在与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以及蒋介石本人进行会晤和会谈时，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不同于国民党以前立场的新提案。

    毛泽东说：“我们赞成立即召开(在谈判结束之前)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以便讨论和解决国家最迫切的问题。但是，国民党的代表坚持在国共两党谈判结束之后召开这样的会议。与此同时，他们还力求发表一个专门的公报，在其中将阐述我们之间谈判的结果，然后允诺召开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

    对于国民大会，国民党仍像从前一样要求保留旧的代表，这些代表都是在10年前选出和指派的。蒋介石只是同意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中增选一定数量的代表。

    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断然拒绝了对国民大会的代表实行普遍选举。蒋介石打算保留原有的代表作为参加大会的主要人员。他只同意将很少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列入会议代表的名单里。换句话说，蒋介石指望保持国民党在国民大会里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说，准确地讲，正如谈判所表明的那样，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被取消。这指的是保留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允许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一些代表加入政府机关。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不愿意建立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顺便说一句，张群曾经声明，他们只能够同意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加入政府。但是，只有当国民党在政府中占领导地位的时候，这一点才能够实现。

    在谈判期间还触及了关于改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只有在保留国民党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够设想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使其他党派合法化的问题，被国民党归纳为所谓的“政治建设”。在会谈期间，国民党代表没有反驳中国共产党关于使各政治党派合法化的要求，但是，也没有表示赞同。他们提出了一个不明确的措词——“政治建设”，认为在这一政治建设过程中，这个问题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

    在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毛泽东说，我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也就是说，我们想争取大赦。但国民党则坚持先提出共产党特别希望释放的政治犯名单。由此可见，他们想把事情归结为仅仅释放一小部分人。

    毛泽东说，当谈判涉及取消特务机关时，张群和国民党其他代表企图证明，秘密工作机关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世界各国都有各种不同秘密警察，因此，未必需要完全取消特务机关。

    毛泽东强调说：“他们打算保留特务机关，给他们以新的名称。国民党准备称这些机关为秘密警察局。当然，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会采取一切措施，保留目前仍然起着作用的盖世太保制度。”

    还初步讨论了领土和行政管理问题。

    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那里共计有4000多万居民和我们的30多万人的军队。我们还允许国民党对一些重大的城市，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实行监督。同时还规定国民党的代表可以参加上述省的行政管理机关，而同样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应该参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青岛和其他城市的市政机关。”

    在会晤和会谈期间，双方还就军事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共产党争取保留48个师(或者是60万人)。但是，蒋介石声明说，他最大限度只能同意中国共产党保留12个师的兵力。

    毛泽东说：“借口防止发生国内战争，蒋介石要求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都要进行裁员。因此，他只同意保留共产党的12个师，而当时我们说出的数字是48个，这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毛泽东指出：“在最万不得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做出让步，同意保留25个师。但是，这个数字是我们的极限，低于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答应的。”

    谈到关于拖延在华日军投降书的签署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做出结论：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存在着默契与合作。不应该怀疑，这种合作的首要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同时，国民党当局还使伪军的地位合法化，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正规军部队。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将同加倍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目前，蒋介石已将这些军队装备完毕。

    在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参加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国民党方面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谈判中的做法，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的战略原则。

    “我们早就知道，我们的许多要求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我们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但是，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我们也将尽可能慢地、带着巨大的抵触情绪去做这种让步。这种让步只可能在基本条件，即我们的具体利益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我们将不会偏离我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些界线。这样一来，我们的策略可归结为：进攻和退却同时进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让步是受我们事业的具体利益制约的。”

    在会谈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尤其是王若飞同志，都很关心我们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例如，他们极其关心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行为将会如何：美国将坚守中立呢，还是积极地给予国民党军事援助？他们还非常关心苏联方面的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话，那么，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在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多次强调了业已形成的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目前进行的谈判的极其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目前正确地确定方向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既不了解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方面的立场，也不了解苏联方面的立场。毛泽东还说，朋友们的忠告和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在会谈期间我多次强调说，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Н.В.罗申和Н.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9月6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1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24

    №12114 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1945年9月7日)

    机密

    9月7日，蒋经国拜访了我。

    蒋经国说，按照蒋介石总裁的请求，他希望就一系列问题与我进行交谈，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涉及双方，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蒋经国说，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但是，现在双方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军队和行政管理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关于军队的问题，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建议：通过改组和部分转业的途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应该拥有12个师。与此同时，这些师应该服从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由中央政府提供各种给养和武器。共产党人不同意蒋介石的这个建议，并坚持共产党的部队应该由48个师组成。按照蒋经国的话说，蒋介石不可能同意共产党方面的这个建议，因为他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后，在中国，总的来说，尤其是在共产党人那里，供养着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没有什么意义。关于行政管理问题，共产党人要求黄河以北各省的省长应该任命共产党人担任，而在黄河以南的各省里，副省长和省政府副主席的职位应该由共产党人担任。按照蒋介石的意见，这些要求正好代表着将中国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国家。蒋经国说，蒋介石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到政府中，同时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部长职位，允许他们参加省、区、县政府以及国家机关的其他部门。但是，实现这一点需要共产党人在所有部门里与中央政府的代表很好地合作。蒋经国说，除此而外，共产党人还坚持，蒋介石在北平行辕司令部的副指挥职务由共产党人担任。蒋经国说，目前双方已经处于困难的境地。但是，尽管如此，谈判仍然有希望获得圆满结束，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蒋经国问我，我是否已经获得了关于谈判过程的更为详细的情报。

    我回答说，昨天毛泽东拜访了我，并向我通报了关于谈判的大致情况。对于蒋经国的问题——我如何评价谈判的前景，我说，根据我的看法，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双方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二、蒋经国通报说，中央政府获得了来自新疆的令人惊慌的消息。整个阿勒泰地区已经被暴动分子占领。暴动分子还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新疆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迪化(乌鲁木齐)以西的乌苏地区，频繁地进行军事行动。根据朱绍良将军的通报，暴动分子在乌苏地区使用了炮兵和空军。与此同时，他们的两架飞机于9月5日轰炸了乌苏城。朱绍良通报说，他已经掌握了暴动分子使用的炮弹和手榴弹的样品，这些样品证明，这些武器是苏联生产的。蒋经国说，此外，暴动分子没有飞机。他以此来暗示，轰炸乌苏地区的那两架飞机也是苏联生产的。蒋经国提请注意，双方应该关注尽可能快速地稳定新疆地区的局势，双方需要商量一下，如何解决局势问题。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准备在近期内公布一系列改善新疆省行政管理的建议。这些建议还有协助消灭新疆省的暴乱行动的目的。蒋经国还援引了在莫斯科会谈期间与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谈内容，在会谈时大元帅曾经允诺，苏联当局将同走私运输武器经过中苏边界的行为进行斗争。

    我否认了仿佛在暴动分子那边活动着的是苏联飞机的怀疑，并对蒋经国说，对于新疆事件，苏联将严格遵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5章的内容，以及关于三个问题的著名信函中的条款，其中记录了新疆事件纯属中华民国的内部事务，苏联不打算干涉中国内政。

    三、蒋经国问，罗申将军是否将前往南京，以便出席驻华的日本军队投降书的签字仪式，这个仪式将于9月9日举行。与此同时，蒋经国强调说，蒋介石非常希望苏联代表能够出席这个仪式。

    我对蒋经国说，罗申打算前往南京，并于9月3日到了机场，由于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接着，罗申就病倒了。他目前身体状况如何，我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

    四、蒋经国通报说，近日，中国当局的代表和东北地区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打算前往新的工作岗位所在地。蒋经国请求，让苏联驻东北地区的军事当局在上述人员的行程方面给予协助。尤其理想的是，苏联当局能够向他们提供飞机，利用这些飞机可以从北平向长春、沈阳和东北的其他城市调动一批行政管理人员。蒋经国说，国民党将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答应给予可能的协助，并向驻东北地区的苏联军事当局通报中央政府工作人员面临的行程以及给予他们相应帮助的必要性。

    五、我向蒋经国通报说，今天夜间，重庆的一小股匪徒对苏联武官的办公室和武官助手安德烈耶夫的住宅进行了偷袭，其结果是诸如打字机一类的东西被偷走。我对这股匪徒偷袭苏联机关的无耻行径表示震惊，并请求蒋经国召集重庆最优秀的侦察人员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蒋经国答应立即采取措施，以便吸收最有经验的侦察人员立即展开调查工作。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9月7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2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6-229

    №0989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1945年10月5日)

    今年10月5日，周恩来和王若飞两同志来访，我和他们进行了以下内容的谈话：

    周恩来应我的要求，概述了当前国共谈判的结果，讲述了国共双方代表准备签署的谈判纪要的内容。谈判纪要反映了现在谈判中双方讨论过的所有重大问题——不论是两党已经达成谅解和协议的问题，还是仍有争议的问题，都逐条做了记录。周恩来答应把会谈纪要原稿寄给我们，供我们参考。

    我问，依他之见这次国共谈判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周恩来指出，现在中共代表力争解决三个任务：1.签署谈判纪要；2.发表联合公报；3.让蒋介石同意毛泽东回延安。

    周恩来接着说，当然，解决这三个问题对双方都有利。由于中国目前的局势，国民党希望发表联合公报，因为国共关于达成谅解和协议的联合声明，对龙云的表现和云南的事态会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回答。从另一方面说，发表联合公报也是国民党手中握的一张向美国要贷款和援助的牌。

    周恩来说：“然而，签署会谈纪要和发表联合声明，对共产党更为有利。共产党将得到非常有力的政治武器，可以充分用来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任何企图。共产党也将承担不少责任，采取许多措施，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共产党从不背弃自己的诺言。至于国民党，会谈纪要和公报将使国民党不仅在中国社会舆论面前，而且在联合国面前，承担巨大的政治责任。”

    周恩来在评论当前政治局势时说，蒋介石今后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决定的：第一，红军在中国领土上的存在；第二，伦敦外长会议的失败。

    周恩来指出：“考虑到这两个国际现象，蒋介石今后很可能加紧秘密的反共反苏活动。与此同时，当然，他的亲美倾向进一步加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等于说，国民党会公开宣布对共产党进行围剿或内战已经开始。如果期待蒋介石方面的行动很不顺利是不对的。他有许多机会可以发动国内战争，不必履行任何手续。例如，不排除蒋介石下令要求共产党军队撤离某一地区或重要交通干线。如果我们稍有怠慢，将被看作违抗最高统帅部的军令。蒋介石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国民党军队可以开始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将是内战的开战。”

    周恩来强调说，尽管如此，国民党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将取决于该党的强点与弱点的对比关系。例如，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足。

    周恩来继续说：“在南京地区有日伪军27万人，而国民党军队不超过3.5万人。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打算派军队到华北和东北去，而且要挑选精锐的军队派到那里去。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从哪里调遣军队。退一步说，即使国民党能够搜集到必要的军队，那么又会出现第二个困难，即运输问题。重庆政府研究了运输军队的现实条件问题，结果表明：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空运和海运把军队运到上述地区需要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限内我们也可以做许多事情。国民党政权的第二个弱点是，许多地区的政治形势不稳，不能不考虑新疆、蒙古、东北以及云南的很不稳定的局面。不应忘记，龙云有7个师的军队驻扎在云南边境以外，而且其中一个师是他亲生儿子指挥的。当然，现在很难设想这些军队今后的态度如何。考虑到昆明的混乱局面，绝对不会令人放心的。在谈论国民党的弱点时，还应当考虑到强大的共产党军队的存在这个事实，国民党军队在同这支军队的武装冲突中已多次有机会领教它的战斗力。”

    周恩来接着强调了苏美相互关系这个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周恩来把蒋介石视为“苏美关系的挑拨者”，他指出，在正统的国民党人看来，苏美友好关系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和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说：“蒋介石在执行反苏政策方面远不是孤立的。美国当前的统治集团正在给早已公开奉行亲美路线的重庆政府以大力援助。在评价驻华美军的行动时，我们不能排除美军直接参加中国内战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美军在准备和发动这场战争过程中的作用。毫无疑问，美国人正极力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党军队各种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然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他们很想知道苏联对美军在天津和北平地区登陆的立场。我回答说，美军在中国的存在不是新问题，也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他们又问：如果美军试图在张家口、长春和东北的内陆地区着陆，苏联将采取何种态度？我说，现在很难预见这种形势发展的一切具体细节。

    最后，周恩来问我，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捣乱，在保证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停留期间的安全方面，中共从我们苏联使馆可以得到哪些实际帮助？我说，周恩来同志在提出这类问题时，应当考虑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参加谈话的有米克拉舍夫斯基、罗申和费德林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0-123

    №0989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1945年10月10日)

    因毛泽东要回延安，我于10月10日设宴为他饯行。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周恩来、王若飞。苏联方面出席宴会的有：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同志、武官罗申少将、一等秘书费德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在宴会前和宴会上，我们就各种问题进行了畅谈。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如何评价蒋介石和中共代表谈判的结果，毛回答说：“不能说结果很好或好，但也不能说结果很糟。结果要比伦敦外长会议好一些。”

    毛泽东说，关于谈判的联合公报将于10月12日发表。他还强调指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说：“如果国民党食言，联合公报将是我们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

    接着，毛泽东介绍了谈判的进展情况。他说，谈判过程可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基本上正常，已经决定发表联合公报，但是这时美国大使赫尔利干预谈判，发表联合公报一事就告吹了。第二阶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特点是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紧张。蒋介石的代表采取了拖延谈判的方针。看到这种情况，在第一个阶段对国民党代表保持克制态度的共产党代表，开始采取了进攻的方针，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

    在政治方面，延安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开始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在军事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重大军事行动，结果击溃了胡宗南将军的7个师。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给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这一目的最终达到了。通过争论，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是否履行协议还要走着瞧。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要进一步谈下去。毛泽东离开后谈判将继续进行。周恩来同志留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继续谈判。

    我问：延安的情况怎么样，那里是否知道谈判的情况和结果？毛泽东回答说，延安的同志了解情况，但不是全部，20个师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还不十分清楚。同时，这个问题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主要让步。

    毛泽东说，他认为能够使人们相信而且能够证明，为了胜利让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毛还说，除此之外，我们代表团还有一个重要的论据能够说服同志们赞同做出的决定。这一论据是：关于改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让步是形式上的让步。我们同意将师的数量压缩到20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裁减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一份文件、没有一次谈话讲我们的师应是什么编制，应有多少人，因此，我们可以组建任何编制的师，可以是1万人的师、2万人的师，也可以是3万人的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就编什么样的师。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发现中国共产党组建的师比他的师人多，他能同意吗？毛泽东回答说：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将成立一个由总参谋部、军事部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组成的专门军事小组。

    罗申同志又问：蒋介石是否会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军需？毛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将力争，但对结果不抱希望。

    接着，我问，蒋介石从西昌回来后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明显好转，他变得比较客气、和善、坦率，不固执了，这一次他同意就谈判的初步结果发表联合公报。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在和他单独谈话时说：“国家的命运操在你我手中(即操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手中)，若我们之间不能达成协议，那我们就有罪于后人。”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称：“共产党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上策。今后它只用政治手段就能在国内赢得政治权利。”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人从不拒绝由国家统一军队(如果蒋介石的话是指国家统一军队的话)，还说，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像美国民主党那样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武装力量。

    我又问毛泽东：目前蒋介石依靠国民党中的哪个政治派别，其中哪个政治派别在他身边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说蒋介石不论在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在内政方面都依靠某一个政治派别，这是因为目前他还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政治目标，或者说还没有一个能够左右其他一切的主心骨。在内政方面，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道路：是走独裁的道路还是走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蒋介石不知道倒向谁：倒向美国还是倒向苏联。考虑到苏联的国际影响力，蒋介石还没有拿定主意完全倒向美国。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完全倒向苏联。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由如下因素确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苏联的国际地位、新疆的状况和驻在东北地区的红军。在对外政策方面，蒋介石求助于“政学系”，他和这一派解决与对苏关系有关的问题。在内政方面，特别是在对付我们方面，他利用CC派和黄埔系。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他谁都会利用。因此，无法得出蒋介石现在依靠哪一个政治派别的结论。

    我问，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政策今后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他回答说，他的政策将带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他表面上竭力妥协，而另一方面是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他正在搞军事准备，而且很快就能准备好，到了那个时候，在领土、军事和政治问题上，蒋介石显然会试图逼迫共产党接受他的条件。毛泽东说，国民党军队会试图把共产党从他们占领的地盘上挤出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做应战的准备。毛接着又说，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的，那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共产党不得不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譬如胡宗南的七八个师，共产党能够做到。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继续让他的军队向前推进，以实现包围共产党的军队，以切断共产党军队通往东北道路的计划，具体地说，共产党的军队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共产党不怕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蒋介石并不拥有足以打垮共产党的力量，如果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地盘进行军事进攻，那么共产党就要应战国民党军队。

    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会沿各个地区分散。例如，胡宗南的军队集中在主要的方向上，他的16个军部署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沿线上。只有两个军的主要力量越过了黄河，并前往太原地区。11个地区的部队将集中在2个地区：近11个师的兵力将在平汉铁路沿线向北集结，第二个地区是在徐州集结并向北推进。其中一部分向山东地区分散。要集结这些部队，使他们形成一个拳头，需要时间。

    罗申同志问，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空投到天津和北平的美军先头部队作掩护，蒋介石率兵北上，津浦线和平汉线成为蒋介石军队的主要运动方向。毛泽东回答说，这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公开干涉，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担心的一件事。毛泽东接着询问在场的人，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我和罗申同志回答说，现在很难说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干涉中国事务，因为从国际方面考虑，这样做，对他们不利，他们这样做，只会失败。

    然后毛泽东问，如果美国开始出兵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我又补充说，与此同时，必须在报刊上报道这些事实，进行反对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的宣传。

    对于我的问题——国民党会不会向东北派兵，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这样做会遇到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在华北地区有共产党的军队。只有在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就所有未决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才能到东北去，否则，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让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去的。

    对于罗申同志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何时能够结束镇压共产党人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说，在他们看来，蒋介石的军队将在11月中旬完成准备工作，11月份就应该预防蒋介石的重要进攻行动了。毛泽东接着补充说，在此之前我们将完成自己的全部准备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总的来说，国民党在谈判中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国民党代表对谈判没有准备，他们没有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方案，提倡议和唱主角的基本上是共产党，是他们提出了经过斟酌和认真研究的建议。国民党扮演的角色归结起来就是千方百计地竭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美国大使赫尔利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是蒋介石的常务顾问。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39-44

    №14435 卫戍司令简明手册：苏联卫戍司令部在满洲和朝鲜的任务(1945年10月18日)

    远东第一方面军党的政治工作部

    目录

    前言　第3—4页

    第一章　卫戍司令部的组织—行政活动，第5—13页

    第二章　卫戍司令部的经济活动，第14—17页

    第三章　政治工作、群众文化工作，第18—22页

    附件　卫戍司令第一号命令，第23页

    前言

    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于1931年被日本占领。从那时起，日本就对此地进行掠夺，并控制了这里的所有经济。日本金融资本将此地变成日本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基地。日本利用满洲有利的战略位置在当地建立起反苏军事桥头堡。

    英勇的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的奴役进行了14年的斗争，但是中国军队无法单独战胜敌人，将其赶出自己的国土。战无不胜的红军及其伟大的盟国一道支援中国。友好的中国人民通过红军获得了大量援助。

    红军在满洲、在东方举起了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战斗旗帜，他们同中国、美国、英国的军队一起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军国主义日本被击溃、投降。

    满洲在关东军被击溃及摆脱日本的奴役之后，苏联红军卫戍司令在最初的日子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头几批红军解放者代表肩负着建立满洲解放区安定秩序的光荣任务。

    本手册就是要阐释卫戍司令的任务和责任。

    第一章　卫戍司令部的组织—行政活动

    卫戍司令的岗位。在国外，居民点的卫戍司令一职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岗位。卫戍司令的责任是：保障城市的良好秩序，保护现有资产和物品，设法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经济需要，并为红军部队完成任务创造一切条件。为了红军的需要，应在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建立军事代表部门。在这里，一切都应当服从军事上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应当保持警惕，一切都要服务于军队的需要，服务于彻底消灭我们已经解放的满洲的所有残余敌人的需要。

    卫戍司令的隶属。(城市)居民点的卫戍司令，由集团军、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派，并负责处理与军事警备区指挥员的联络。

    卫戍司令直属卫戍司令管理部。

    如果(城市)居民点已处于方面军的后方，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指派的卫戍司令则转属方面军，或者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指派的人代替。

    卫戍司令的权利和责任。首先担任红军解放城市的卫戍司令是当地第一批苏联军事部门、民政部门的代表。

    卫戍司令的任务是：

    1.通过组建内部秩序、保护居民和(个人、集体)财产安全的方式保障城市(居民点)的正常生活。

    2.没收居民的武器和无线电设备。

    3.快速准确地核查所有居民。

    4.将敌人奸细一网打尽。

    5.协助红军的反间谍活动。

    6.尽快消除所有目标首先是道路上的地雷。

    备注：为此，卫戍司令成立了城市排雷总部，任务是查清所有布雷区，并采取排雷的紧急措施。工程兵受其指挥。

    7.保卫城市免受市内及其周边地区残敌的侵犯。

    备注：为此建立了与城市驻军指挥部各执勤分队的联系。

    8.提供防火措施。

    9.保护重要目标和缴获物资。

    备注：保护这些目标的任务交由卫戍司令直属部队。

    卫戍司令因上述责任而具有以下权力：

    1.颁布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指示。

    2.追究命令、指示违反者的责任。

    卫戍部队条令规定了卫戍司令在工农红军军人中的权力。方面军或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命令规定了卫戍司令对地方居民的权力。

    卫戍司令的建筑物悬挂苏联国旗。

    卫戍司令颁布的主要文件。在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城市中执行任务的卫戍司令可以颁布法令。这些法令应当阐述红军对该国家的主要政策，并具体规定苏军占领区居民的义务和行为规范。城市或其他居民点的卫戍司令应在命令中简洁明了地提到对当地政权和居民的所有要求，以及遵守法令规定的举措。

    首批命令规定了卫戍司令部的一切实际活动，包括：

    履行自己的责任。

    解散一切亲日政治团体及其组织。其所有成员都要接受卫戍司令的核查。命令中要指出，拒绝核查将被视为与间谍、破坏活动同罪的敌对活动。

    所有警察(包括秘密警察、政治警察)和宪兵，以及其他非军事化组织须向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无卫戍司令部就向红军驻军登记。拒不登记者将被逮捕。

    没收已被解散团体的所有资产问题。包括逃避红军并隐藏起来的团体领袖、成员、职员的个人财产。

    企图隐匿、销毁或攫取属于上述团体和个人所有财产的人，将以战时法令对其实行惩处。

    所有以前敌方的军人都应立即到卫戍司令部接受审核，拒不执行者将按间谍和破坏罪论处。

    命令中有专门条款规定，禁止收藏、购置或生产刀械、枪炮、炸药和无线电设备。

    所有公民都应检举旧制度下的帮凶。隐匿、破坏军事代表的命令和知情不报者将追究同谋罪。

    卫戍司令的所有命令都应当执行，并且具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将被视为反红军的敌对行为。所有工商业、经济部门的领导及其员工都应留在原处继续其活动，否则将受到怠工、战时法令的制裁。

    命令中有专门条款规定，允许各类必需的营养品可按红军到来前的价格自由贸易，禁止投机倒把。

    同时，卫戍司令应当严令取缔各类走私及走私品交易。

    卫戍司令应当与驻军指挥官(有驻军司令部的地方)一道设立防止指战员与当地居民过度接触和交往的制度，以防军队疫情的发生。

    卫戍司令规范所在居民点的公民行为，并制定相应的惩治措施。

    卫戍司令应当限制居民的外出时间。没有卫戍司令认可，居民不得在城市(居民点)之间流动。卫戍司令应当采取防范各族居民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不和的措施。

    卫戍司令与除奸机关应在邮电局督察员的协助下检查邮局、电报信函。

    卫戍司令应当组织当地居民修理道路、桥梁，拆除受损建筑，清洁城市，重建面包房、电站、输水管等基础设施。为此，卫戍司令应发布旨在吸引居民参加劳动的专门法令。其中应当指出：

    1.何种年龄、何种性别的居民参加。

    2.报到时间和集合地点。

    3.随身之物中哪些应被征用。

    第二章　卫戍司令部的经济活动

    弃置资产的考察。卫戍司令必须尽快查清城市及附近农村敌人的弃置资产。查明价值后应立即对其加以保护，以防偷盗。

    可通过调查居民点、寻访卫戍司令部辖区乡村的方式进行。为此要就地招收熟悉本地情况和资产状况的居民。参与调查的人包括军事代表及其副手、助手，以及经过他们授权的人。

    弃置资产的审核。如果说我方专门的军事代表负责审核、转运战利品(军事设备)，那么居民点卫戍司令部则要负责核查、保存和正确使用其他一切资产。包括原料仓库、粮食、燃料、工厂设备、工商企业、地产、有价证券，以及日本人、满洲当局及随同其外逃者的资产。准确核查所有这些资产有助于这些资产的正确使用并防止被盗。

    弃置资产的使用。卫戍司令应制定在红军所需的诸如邮局、电报局、电话局、电站、修理厂、银行、理发店、食品厂、贸易机构等机关和企业开展工作的措施。

    为此，应当查明和立即招收留在城市中的所有专家。

    在农村，需要收集所有遗留下来的牲畜，招收当地居民加以照料。

    卫戍司令按照集团军或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用现有资源保障地方居民的粮食供应。

    防火机关。卫戍司令应采取灭火、防火的紧急措施。他要组建当地的消防队，维修、封闭、保护消防水龙头，保证消防水道畅通。

    医疗措施。卫戍司令应当：1.采取清洁街道、院落的紧急措施。2.建设流行病医疗站。3.隔离所有流行病患者并将其安置到医院。4.监测水库并对其加以维护，注意配水站的情况。

    工作中对居民的使用。为保证这些工作，卫戍司令应招收地方居民和留在城市中的专家参加工作。

    招收可采取征召的方式，并发布命令。招收居民的目的是清理道路、桥梁、拆除街垒和路障，以保证我军顺利通过，保证城市交通。

    安置红军部队宿营。按照部署计划，在有卫戍司令部的城市部署的部队，应在卫戍司令的帮助下行事。

    卫戍司令应登记所有不在城市中的部队，并设定其宿营地点。如需要将军队与当地居民分隔开来，军事代表就要组织当地居民搬迁到专门划拨出来的住处。

    第三章　政治工作、群众文化工作

    揭露敌人的宣传。卫戍司令的首要工作是揭露敌人有关红军和苏联的宣传。为此，卫戍司令应当与在居民中有专项工作任务的集团军或方面军的政治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组织集会、会议、讲座、谈话，通过大功率扩音器宣传红军在满洲的解放目标。

    卫戍司令要协助我国政治机关颁发出版物(报纸、传单、小册子)，揭露敌人有关红军和苏联的宣传，阐述我方对中国的友好政策。

    卫戍司令应采取措施，消灭敌人张贴的标语等。

    积极分子的选拔。卫戍司令应当从当地居民中选拔积极分子。可从下列人等中产生：

    1.旧制度下的受迫害者(政治犯等)。

    2.反对旧制度的民主活动家。

    3.积极支持红军对敌斗争的游击队员。

    选拔积极分子应当同“除奸部”保持密切联系。要知道，敌人是狡猾的，他们会留下间谍，掩护在册嫌疑犯和被镇压者。

    积极分子的使用。可以在卫戍司令的一切活动中使用甄选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可以：

    1.在当地居民中开展宣传。

    2.查明敌视红军的人。

    3.帮助难民和当地贫困者。

    4.进行经济重建。

    需要同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对他们宣讲红军对他们国家的政策、任务、措施的本质等。

    应对积极分子的所有工作加以经常性的严格监督。

    政治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措施。卫戍司令应当与红军政治机关合作，在当地居民中开展以下政治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集会、会议、报告、放电影、音乐会、戏剧表演、分发报刊传单小册子等。卫戍司令应当随时准确知道集会的地点及其举办者、集会任务，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禁止没有红军代表参加的集会和会议。

    用城市现有的乐手组建乐队。

    召开音乐会、戏剧表演，需经卫戍司令认可。节目内容要经卫戍司令审查批准。

    应以放映反映苏联生活、红军斗争的苏联文献片和苏联文艺片为主。

    应当组织红军文艺活动音乐会。

    旧制度下的城市报纸已经封闭，其资产和印刷基地由卫戍司令没收并转交新成立的报纸机构。

    应当收养孤儿并送交保育院。

    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广播是红军上级机关的事情。但如果居民点有无线电中心站和转播网，卫戍司令就可以加以利用以便传送命令和指令。未得到特别指示不得进行其他广播。

    关于宗教和神职人员问题。卫戍司令的命令中的第一特别条款中规定，可以到任何寺庙和教堂祈祷。

    附件：

    第一号命令

    为了(某市、县、村镇、乡村)的正常生活和秩序，(某市、县、村镇、乡村)卫戍司令命令：

    1.所有民事机关继续履行各自的职责。

    2.所有商业、企业主继续其经营。商品、食品的价格维持其在红军到来前的价格。没有特别法令不得出售酒类。

    3.地方机关和居民应为学校、医院、诊所和其他文化、交通机关和企业提供和平支持。　

    4.寺庙、教堂的祈祷活动照常。

    5.当地居民应当向卫戍司令部交出所有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和资产以及无线电设备。　

    6.属于日本人及其军事当局的所有仓库及其现有财物应当交苏联指挥部管理。

    7.外出时间是当地时间5时至21时。

    8.夜间有必要的灯火管制。

    卫戍司令

    ЦАМОРФ，ф.32，оп.11318，д.196，л.90-102

    №12157 希金致马林科夫报告：恢复东北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1945年11月7日)

    第793号

    И.希金给联共(布)中央Г.М.马林科夫报告：关于在中国东北各大城市建立苏中友好协会并建立由友好协会管理的文化宫的合理性问题。

    如今，在东北一系列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均建立了一些苏中友好协会。

    建立苏中友好协会的目的在于密切中国与苏联的文化联系，并在东北居民中开展相应的文化教育工作。该协会的纲领和章程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传播关于苏联的真实信息，揭露亲日分子的虚伪宣传，让中国人民了解苏联的科学、文化和艺术。

    首批协会组织于今年8月末和9月在东北建立。目前，这些协会已开展了大量的组织筹备和宣传工作。例如，在沈阳市组织的协会会议上便有120位该市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中学生、工业家、商人、工人、大学生、医生和职员。与会者们一致拥护与苏联建立紧密的文化联系。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宣言，阐明了协会的目标和任务。会议还选举了组织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了民族知识分子代表——作家、艺术家、中学教师和工人。

    今年10月10日，在长春市，当地苏中友好协议在市体育场召开了一个群众集会，以庆祝1911年中国民主革命34周年，与会者达到8000人。

    就在同一天，沈阳市也召集了一个有25000人参加的群众性集会。各阶层代表在发言中均对红军解放沈阳表示了感谢，并强调必须密切与苏联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与会者们向斯大林同志和蒋介石发送了慰问电，并决定将沈阳市一些最繁华的街道改名为斯大林元帅、红军、孙逸仙和蒋介石，等等。

    在赤峰市由苏中友好协会组织的群众集会上，与会者达到15000人以上。

    鉴于苏联军队即将撤离东北，因而有必要在东北一些大城市建立一些文化宫。这些文化宫已成为我们对东北居民施加影响的载体，因而最好能由苏中友好协会负责管理。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也可依靠这些文化宫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在一些城市，如长春，苏中友好协会已拥有一些巨大的楼房设施，完全适合在这些地方设立文化宫。

    我们认为，应当指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等东北比较大的城市设立此类文化宫，因为这些城市既拥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在居民中也拥有大量的(拥护苏中友好的)积极分子。

    И.В.希金 [20]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6，д.42，л.4-5

    №12163 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1945年11月17日)

    机密

    11月17日我拜访了孙科，此次拜访的目的是庆祝孙逸仙诞辰80周年。

    在互致礼节性的问候和寒暄之后，孙科谈到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问题。他声明说：“当他两天前从南京返回重庆时，接到通报说，东北地区的局势已经严重复杂化了。按照熊式辉的话说，苏联军队早于按计划拟定的期限提前撤离了营口，非政府军队已经进入那里。长春机场也处于非政府军队的控制下。最终，北平—沈阳的铁路线已经不能工作。这样一来，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向东北地区调动国民军队了。据说，非政府军甚至已经潜入长春。他们切断了电线，封锁了供水管道，以此中断蒋介石行营的水电供应。在这种情况下，熊式辉被迫从东北召回了行营的全体工作人员。”

    接着孙科说：“熊式辉向我通报说，在他到东北的最初几天里，也就是10月13—25日期间，一切事情进展得都很顺利。苏军司令部对他的态度非常好。但是，自10月26日起，苏军司令部对他的态度逐渐恶化了。原来，一些没有受任何人委托的人企图在东北组建军队，这种情况引起了苏军司令部的不满。熊式辉向我声明说，他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对这些人的行为不负责任。”

    强调自己对目前的局势已绞尽脑汁，孙科说，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是否应该更换那些被派往东北工作的人员，因为熊式辉和他的同僚们没有胜任赋予他们的使命。他补充说，关于这一点他还没有对蒋介石说。

    对于我的问题——在孙科看来，是什么导致东北局势的尖锐化，孙科回答说，在他看来，如此尖锐化的局势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歧的结果。

    孙科问我，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这是不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

    我回答说，在我看来，某一国家的人民，应该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解决自己国家的内部问题。

    孙科说，他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随后，他触及关于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孙科说，国共谈判没有获得成果，主要是由于两党之间互不信任。

    接着他强调指出，在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及解放区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甚至就连接受日本军队投降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为取得解除日本人武装的权力而发生的斗争，导致了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孙科说：“国内战争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应该停止流血事件。我赞成一切争端问题应该根据民主的原则，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景，孙科回答说，他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成功地解决一切争端问题，并建立类似国共统一阵线那样的某种组织。

    反过来，他关切地问，我是如何评价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景的。

    我说，我同意他的关于争端问题应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的意见。我补充说，当毛泽东前往重庆参加谈判时，两党还有希望就合作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谈判没有取得这样的结果。我强调指出，目前只好期待政治协商会议会解决一切争端问题，并阻止国内战争。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二等秘书М.С.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11月17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86-88

    №12170 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945年11月25日)

    机密

    11月25日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他请求我向他通报一下谈判的细节，正如报刊报道的那样，苏联大使和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行了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

    我说，大使和外交部长王世杰关于东北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谈判。对此王若飞强调说，显然，他们之间进行过某种谈判，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11月17日向在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指挥部下达了命令，命令他们从长春、沈阳和哈尔滨撤出自己的部队，并且不能阻碍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和沈阳。

    我声明说，对此我一无所知，并强调说，与东北有关的一切问题，按工作程序应该在当地，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熊式辉将军之间解决，我建议王若飞直接找王世杰弄清楚这些问题。

    随后，王若飞又关切地询问——美国军队是否将会进入东北地区，如果是这样的话，苏联将持怎样的立场。

    我说，目前就这个问题还很难下结论。根据现有的情报资料，美国人在北平—天津—秦皇岛集结了大批军队，大概是准备尾随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一旦美国军队进入东北地区，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苏联大概会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因为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涉及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军事状况，王若飞说，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并向葫芦岛靠近。在该地区的战斗中，国民党投入了4个军6万多人。目前，共产党的军队集结在绥中地区，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最残酷的战斗正在山东、苏北和河南地区进行着。王世杰曾经在自己亲信的小圈子里说，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蒋介石打算给共产党的军队几次沉重的打击，以此来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共产党人正在准备给予还击。不仅如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他们将进行几次反对国民党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以便遏制蒋介石。

    随后，王若飞讲述了11月17日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各民族代表大会的情况。代表大会的结果将于下周公布。代表大会将成立东北地区联合自治委员会，将选举张学良担任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张作相(现在北平)、李度 [21] (现在重庆，是满洲派的首领)、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和林枫(共产党员)。与此同时，在东北各地区将成立人民政府。阎宝航(青年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之一，现在辽北)将被推荐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职务。高崇民和刘澜波将相应地担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和副主席职务。

    接着王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目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拥有4万人的正规部队和大量的地方队伍)。王若飞问到，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否应该占领长春铁路，或者允许国民党向那里派驻自己的警备队伍。

    我说，根据中苏间的协定，长春铁路是商务线路，显然，国民党是不可能利用它来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我强调说，为了不使自己遭到中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对，中国共产党最好不要这样做(即占领长春铁路)。

    在会谈结束时王若飞说，尽管目前的局势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山海关，但是，共产党人并不害怕。的确，美国人帮助国民党，这种情况使共产党人感到不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做好准备，坚决击退国民党和美国人的进攻。

    作为结束语，我请王若飞保持谨慎，并指出：最近一段时期，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考虑国内现有的局势，试图与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和其他机构建立直接的联系。我提请注意：这种做法会引起有关机构的注意，他们一直在紧紧监视着共产党人的行动，我建议王若飞据此做出应有的结论。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二等秘书М.С.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Л.米克拉舍夫斯基

    1945年11月25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

    №00594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1945年12月29日)

    无论蒋介石还是蒋经国，在事先与我国大使的历次谈话中均未说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抱有何种目的。然而，根据间接得到的消息可以断定蒋经国莫斯科之行的主要政治目的。

    蒋经国将就东北的政治局势、日本在东北企业的经营、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东北的开发、将整个东北交还中国政府民政和军事机关等问题进行谈判。蒋经国显然还有一项任务：在谈判的开头或末尾就美国在华地位问题安抚苏联政府。据说蒋介石并不愿意向美国提供任何比苏联优先的特权。他只想利用美国对国家实行经济改造。毫无例外，蒋介石向美国人也做了针对苏联的类似声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也想利用美国，尤其想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政府，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改造中国。

    我们研究了蒋经国在谈判中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

    (一)

    一、关于中国的政治危机。蒋经国将竭力争取我国以武力或施加道义影响迫使共产党军队停止争夺东北和华北。蒋介石并不相信他在接管东北民政权力后能以自身的力量控制它。他同样明白，无论日军还是伪军均无法有效管束东北和华北的居民。因此，蒋经国不仅会提出延缓撤出我国军队的问题，而且会提出从政治道义上援助蒋介石政府，以此对付来自左面的危险。

    二、关于经营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中国人知道，我们从东北运走了大量设备。他们想拖延并中断就此问题的谈判。他们笼统表示原则上同意共同经营一批日本企业。根据种种情况判断，中国人同意共同经营的只是那些设备已被运走的企业，同时附带提出运回设备的问题，作为共同经营前日本企业的条件。中国人会这样提出问题：或者归还运走的设备，或者我们从美国运入设备，但这就意味着美国资本将渗入东北。

    三、关于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开发东北。中国在与我国军人的谈判中对此已有主张。并且犹如在第一个问题——归还设备问题上一样，如果我国不参与东北的经济开发，不向东北的工业提供技术设备的话，中国人明确暗示美国资本将会对东北进行渗透。蒋介石已由其亲信表示，他不打算让美国资本进入东北，为此他想得到一定的补偿：或者归还被运走的设备，或者从苏联输入新的设备，并得到我国的技术援助。

    四、关于内蒙古。中国人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人民之间业已建立的联系十分不安，蒋经国可能会提出不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内蒙古施加任何影响。众所周知，该地居民向往蒙古人民共和国。

    五、关于新疆形势。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请求苏联对起义者施加影响，使其满足于已做出的让步，因为不可能同意起义者代表力争的广泛自治。据说蒋介石准备妥协，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把新疆交给穆斯林管理。

    六、关于大连港。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提出中国政府不同意我国对于苏中条约中关于大连的解释。 [22] 因为大连是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口，蒋经国将会代表蒋介石暗示，中国只好请求美国帮助建设营口、葫芦岛或其他某个离大连不远的太平洋港口来与大连相抗衡。

    也许，中国人还会提出向日本索赔、中国长春铁路的章程和资产以及订立新的贸易条约等问题，但这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问题。

    (二)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呢？我认为应该提出以下问题：

    一、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尽管已在10月20日举行全民公决，中国政府仍拖延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人这样做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想对我国施加压力，使我国尽快撤军，而且主要是由于他们指望利用苏美之间可能的麻烦，以便不执行协定中这一条款。否则，无法解释中国政府为何拖延这个问题。王世杰对该问题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因此我们有必要坚决提出这个问题，并力求中国政府尽快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卜道明 [23] 于12月26日转告米克拉舍夫斯基，中国将尽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就是说，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三国外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 [24]

    二、中国长春铁路的守卫。我军从东北撤退将使我方人员和整个中长铁路陷入绝境。如果说我国军队驻在东北尚有袭击、抢劫和破坏行为发生，那么我国军队离开后将会如何？铁路将无法运行，我方人员将在那里挨打，车辆将被推翻、被抢劫。不仅土匪和原伪军士兵会这样做，国民党军队为迫使我们离开东北和放弃中长铁路也会这样做。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应该保证护路。但中国政府自身难保，更不能保护长达2700公里的铁路。我们应该提出将我国铁路护卫队保留两至三年，直至中国政府根据苏中协定组成他们的护路队予以替代时再撤回。

    三、关于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东北。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部分地区是日本人，那么现在中国的主人将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既想渗入华北，亦想渗入东北。对苏联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刚刚使我国的边界摆脱了邻国日本的压力，因此我们不能允许东北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

    四、关于东北的经济合作。只有在我国积极参与东北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方可杜绝外国资本进入东北，因此我国必须：

    1.力争设立一批经营前日本在东北企业的苏中公司。

    2.把设在大连的大型船舶修理厂列入共同经营之后，要在实际上对整个大连港以苏中共同经营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工作。

    3.加速设立为全东北服务的苏中航空公司。

    4.制订铁路税率，以便使中长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等等。

    (三)

    关于蒋经国。正如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耍手腕一样，蒋经国作为昔日的联共(布)党员，也想在蒋介石和我国之间耍手腕，他会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蒋介石若不是对自己的儿子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那是不会派他前来的。蒋经国为了更好地、更容易地贯彻其父亲拟定的政策，甚至准备批评蒋介石。蒋介石的亲信并不喜欢蒋经国，这不仅因为后者以前是左派，而且因为他是蒋介石政治遗产的觊觎者。事实上蒋经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丝毫不能和宋子文那样的生意人和政客相比。结论：蒋经国未必负有同我国签订任何协定的使命。他前往莫斯科只是为了谈谈，并且可能的话，为蒋介石本人的来访打下基础。

    副外交人民委员

    С.洛佐夫斯基

    АПРФ，ф.3，оп.86，д.146，л.20-26

    №00595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1945年12月30日)

    1945年12月30日21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大使傅秉常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递交了蒋介石的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军队是否已进驻沈阳，如果尚未进入，那么是谁妨碍他们进驻？也许，是共产党人？

    蒋经国回答，中国军队尚未进入沈阳，但很快就会进入。共产党人对此并无妨碍。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想谈什么。

    蒋经国回答，蒋介石请他对苏军进入东北粉碎日本军阀从而加速日本投降以及对苏军在恢复东北行政机关的工作中所给予的援助，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谢意。

    蒋经国说，蒋介石向斯大林大元帅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他认为战后苏中关系正在密切起来，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关系应该日益加强。如果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得到满足，即在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实现全面的相互了解，苏中关系就能够并一定会得到加强。蒋介石认为，任何误会都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同时，分清是非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蒋介石认为有一些问题不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因此蒋介石派他(蒋经国)前来会见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讨论苏中关系的各项问题。

    三、蒋介石让他(蒋经国)向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表达他的敬意和信任，并向斯大林大元帅征询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所抱有的任何疑虑。同时请他谈谈，他对蒋介石现阶段所奉行的哪些政策有不同意见。

    他(蒋经国)本人则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他想就中国的统一问题进行商谈。在同日本人进行了20年的斗争之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日本施展阴谋并实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20年来，日本总是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国人民。因此国民党和蒋介石着意解决民族问题。正如斯大林大元帅所知，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蒋介石一方面力求集中国之力于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也力求统一中国。现在日本已被击溃，因此可以着手国家的民主化、国家的统一并解决社会秩序问题。一旦中国统一了，所有这些问题均能顺利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取决于同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调整。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可以共存，后者无意取消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政治路线之间并无矛盾。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并存于世，这将使国民党免于腐败并促使它更快地进步。但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共存，必须让中国共产党放弃消灭国民党的图谋。

    蒋经国说，在国民大会于5月份召开之前，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中国政府对三国外长会议通过的有关中国的决议持何种态度。

    蒋经国说，他尚未看过这些决议。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入国民政府所有机关，停止内战。

    蒋经国回答说，正如他所认为的，这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因为决议中提到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民主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

    另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建议政府允许共产党军队保留16至20个师。这个建议是毛泽东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提出的。蒋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另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行政的统一，要求共区隶属于中央。蒋经国记得，斯大林大元帅在接见宋子文时谈到，中国的统一要在保持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但有广大民主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实现。 [25]

    蒋经国表示，在蒋介石看来，苏联关心中国的稳定和统一，因此他请斯大林大元帅就此发表意见，并说出他可能会有的疑虑。另一方面，蒋介石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曾有3名代表驻共产党人所在地延安，而美国在那里曾有30—32名代表。 [26] 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苏联政府不明白，重庆谈判为何中断了。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如何。他们目前并未请求提供任何建议。以前，苏军刚刚进入东北并且苏联政府尚有3名代表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通过这些代表请求向他们提出建议，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 [27] 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提出这一建议，于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大乱。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

    斯大林同志说，当共产党人想转移到东北时，苏军司令部并未放行，因为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失败的原因并不清楚。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去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想要什么，是中国的苏维埃化还是两个政府并存。

    斯大林同志说，他并未料到，中国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人会有麻烦，共产党人会阻止中国军队调动。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的观点已在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以及在同中国的条约中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中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中国国民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对于政府是有好处的。然而，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苏联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什么呢？他们认为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

    蒋经国说，蒋介石认为，倘若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在旁人看来，这个问题有损于苏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明白这一点，因为许多人都说，苏联政府劝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能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中条约业已公布，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并不重视这一文件。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也已公布，今后事态将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赞同。看来是不会的。

    蒋经国问，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应该再次会面。

    蒋经国答复说，周恩来一行30人已经抵达重庆。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到重庆是为了谈判？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需要解决问题，目前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内蒙古，中国军队 [28] 与中央政府军之间确实发生了战斗，中国共产党人还宣传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宣布了外蒙古独立，他们将力争使内蒙古独立。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很愚蠢，并说，苏联政府不能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负责。

    蒋经国说，不妨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想得到建议。如果他们征求建议——对此还无从知道，那么，会给他们提出建议。曾有一次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并去了重庆，但未达成协议，从那时起再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他对蒋介石关于中国军队 [29] 的数量的建议持何种想法。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多少师及什么样的师。苏联政府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消息，有时是截获无线电通讯，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报道是否可信。他并不知道这些师的数量。

    至于国民党，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蒋介石是正确的。在一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蒋介石有意让共产党人管理几个省份，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这是可行的，当然，这是蒋介石的事。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建议，苏联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意。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苏联政府将如何对待。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将按照他(斯大林同志)对蒋经国所述精神向他们提供建议。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为中国的统一需要做些什么。

    斯大林同志答道，需要同共产党人谈判并问清他们的要求。斯大林同志问，为何重庆谈判遭到失败，为何共产党军队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之间发生了战斗？

    蒋经国答称，他对此并不知情。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对此更不知情。

    蒋经国答复说，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人要求将位于黄河以北所有省份，即热河、绥远、河北以及承德划归他们领导。蒋介石认为，这等于把国家一分为二。这是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至于共军同国军之间发生的战斗，则有种种原因。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划分成两部分当然不妥。

    蒋经国请斯大林同志考虑一下他阐述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答道，倘若中国共产党人不向苏联政府征求建议，他们是不会提出建议的。苏联政府不想陷入其建议被拒绝的尴尬境地。

    蒋经国说，需要同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双方互相做出让步，才能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坚持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清楚，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时，提供了意见。他们去了重庆，但没有谈成。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是谁的错。他(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再也不会来征求建议了。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蒋经国说，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很快便会召开了。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共产党人前往重庆正是为了参加这个会议。

    蒋经国回答道，当然，谈判主要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是会向他们提出建议的，但中央委员会自己则不愿将其建议强加于中国共产党人。

    蒋经国答道，正如他所认为的，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抱有某种秘而不宣的想法。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共产党人赴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此外，看来毛泽东并不相信蒋介石，而后者也不相信毛泽东。

    蒋经国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

    斯大林同志说，是这样，但同时双方军队之间却发生了战斗。看来，中国人的习气就是这样。苏联政府对此难以理解。

    蒋经国说，他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正在进行反对中国国民政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背后有一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们的想法不对。

    蒋经国表示，苏中关系史开始于“十月革命”，苏中之间的关系在1923—1924年最好。当然，现在的情况与1923—1924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很难采用原有的方式，但蒋介石认为，恢复1923—1924年间存在过的苏中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时并没有条约。

    蒋经国说，这是发生在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这是在北伐前夕，当时建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认为，虽然现在时代变了，仍应该恢复那时苏中关系的精神。形式会不一样，但蒋介石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一点。现在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好，可以建立密切的联系。与1923—1924年情况不一样，当时锋芒针对英国，部分是针对日本。现在苏联与英、美已经结成同盟，其实与英、美结盟的还有中国，因为中国曾与英、美一起对日作战。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中国政府要苏联反对英国？

    蒋经国笑着说，当然，这根本谈不上，但中国政府想恢复1923—1924年的苏中关系。中国政府力求使这种相互关系变得比现在更亲近。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政府愿意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中苏同盟条约。

    蒋经国说，1923年中国在其政策中遵循三项基本原则：(1)联合苏联；(2)联合工农；(3)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融合。现在第一项和第二项原则仍然有效，但第三项原则已失去意义，它已被吸收共产党人参加管理的原则所取代。

    蒋经国说，要是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就好了，并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是什么事妨碍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也许是领袖彼此不信任妨碍了吧。也许，朱德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欺骗他们。领袖之间谈判时缺乏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如何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斯大林同志提出，美国人不一定就信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不一定就信任美国人。但当俄国人同美国人彼此达成协议时，双方之中每一方都相信，对方会履行这一协议。谈判时需要的就是这种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相信，如果签订了协议，还会撕毁它。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已经厌倦了。

    斯大林同志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所有分歧的激化都得由中国人民承担后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与中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样做。

    蒋经国说，蒋介石要他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一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参与旨在反对苏联的活动。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掌权，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此，斯大林同志请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并表示只要苏联政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他们对中国将同样行事。美、英情报机关散布消息说，以苏联为一方，以英、美为另一方，很快就会发生战争，这是制造假情报。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将其军队投入新的战争，因为没有目标。日本被打败了，战争使人民厌烦了。英、美任何一届试图动用其军队的政府必然要垮台。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政府也不能将军队投入战争。也许，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散布假情报是为了吓唬苏联和中国。但他(斯大林同志)仍感谢蒋介石作此表示。他(斯大林同志)过去任何时候和现在都相信中国不会反对苏联。同样，他(斯大林同志)也可以向蒋介石保证，苏联不会反对中国。过去苏联不止一次地说应这样做，而且苏联将坚决地继续与中国一道前进。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所说的不是现在，而是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说，那就更好了，因为经过20年、30年或40年，当然就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蒋经国表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中国人民。蒋介石拟定了一个教育国民党党员和青年学生与苏联亲善的庞大而广泛的计划。蒋介石希望中国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应该说明，目前中国人的情绪并非都对苏联友好。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要他转告，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事先与苏联商量，并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提出一致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至今中国代表总是反对苏联人。例如，在旧金山和伦敦就是如此。在旧金山关于谁主持会议的问题有很大争议，美国人决定应当由美国代表主持会议。苏联代表团提议由四大国代表轮流主持。在讨论该建议时，中国代表反对苏联代表团。

    蒋经国答道，今后中国人将保持与苏联主张一致。当时蒋介石要竭力摆脱伦敦会议的困境。 [30]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久前才得知此事，看来，还未对蒋介石的建议做出答复。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在等待结果。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予答复。的确，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不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一方，苏联政府为一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在莫斯科他们才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蒋经国说，下一个问题涉及东北。蒋介石十分感激苏军司令部在恢复东北政权机构中提供的帮助。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同一位中国代表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东北曾经是进攻苏联的基地，并强调东北今后不应再成为这种基地了。因此，蒋介石委托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大元帅保证，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对苏联的基地。中国军队开往东北只是为了维持当地的秩序。中国政府不准备在中苏边界驻军。

    蒋介石在与彼得罗夫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他准备在苏联与东北边界建立美国与加拿大边界那样的制度。至于东北的政治举措，蒋介石说，东北十分邻近苏联，那里的一切都需要重建，在那里开始实行民主化比较容易。

    关于东北经济，蒋介石提出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东北的主人、东北主权的所有者应该是中国。苏联在东北不谋求优势地位。

    蒋经国答复说，中国政府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感谢。

    蒋经国说，东北有苏联想要得到的产品，另一方面，东北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将从东北购买自己必需的产品，并给东北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再谈谈苏中合股公司。苏军司令部认为，东北所有的企业都是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表示，只有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企业才算战利品。按照战争的法则，这样的企业是战利品，因此，苏联政府并不是希望得到所有的企业。

    蒋经国说，为避免向苏联移交作为战利品的企业而在居民中可能产生的不良印象，蒋介石建议换一方式解释这些企业的移交。蒋介石建议说，考虑到苏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并为此遭受了损失，为重视中苏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把全部企业的一半移交给苏联。

    莫洛托夫同志说，看来蒋介石不想将这些企业作为战利品移交给苏联。蒋经国对此表示肯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在波兰就是这样做的，波兰同中国一样都是盟国。苏联政府在波兰并未触动波兰企业，但那里有德国人组建的企业。当德国的西部遭到轰炸时，德国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在波兰将是安全的，红军离波兰尚远。苏联政府宣布这些德国企业为战利品，但是他们并未从工厂将所有设备运走，而是将这些设备的大约一半留给了波兰人。战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些国家不利用战争法则，另一些国家则利用战争法则。

    斯大林同志答应考虑蒋介石的建议，并将做得使中国丝毫不会感到屈辱。

    蒋经国说，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代表提交了应由苏中合股公司管理的140家企业的清单。蒋经国说，斯大林大元帅知道，中国没有重工业，因此蒋介石希望这些企业的若干部分留归中国掌握。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并说他不熟悉该问题。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不想只建立一个苏中公司，最好建立分属某些工业部门，例如机器制造业、冶金业等部门的若干苏中公司。当时日本人只有一个开发东北资源和经营东北企业的公司，蒋介石建议的目的在于竭力避免给人留下仿效日本体制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可以做到。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同意组建几个苏中合股公司，但希望合同在苏军撤出以后再签订。同时蒋介石同意留下目前正在那些企业工作的苏联人员。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现在可以继续进行，协定可以晚些签订，不过越快越好，因为资产可能会不断遭到盗窃。

    斯大林同志说，苏军司令部接收了某些设备，但没收这些设备并不妨碍工厂恢复生产。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是否还要请求苏联政府延期撤军？

    蒋经国回答道，延迟到2月1日撤出苏军，是中国政府的最后一次请求。

    蒋经国说，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赎回纸币的问题。 [31]

    莫洛托夫说，关于此事的协定业已签署。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谈谈新疆。中国政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消息，叛乱者代表请苏联驻伊宁领事在解决冲突问题上进行调停。叛乱者代表已经去过乌鲁木齐。中国政府极其关心尽快解决新疆问题，因为一旦停止同苏联的贸易，中国北方将在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叛乱者提出11项条件，政府基本上已经认可。业已达成协议。新的新疆政府将由25名成员组成，其中15名成员由新疆居民选举产生，10名成员通过任命。但现在叛乱者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政府军在一个月内撤离新疆。当然，中央政府要从新疆撤出军队，但中央政府不想在条约中指明，军队将在一个月内撤出，因为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威望。

    莫洛托夫问，叛乱者代表要求撤走哪些军队？

    蒋经国回答道，他们要求撤出那些派到新疆来镇压叛乱的军队。

    斯大林同志问，蒋介石是否希望让苏联政府出面调停？

    蒋经国答复说，蒋介石愿意让苏联政府充当调停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叛乱者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斯大林同志允诺在得到苏联领事的报告后给予最后的答复。

    蒋经国说，现在他要谈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问题。蒋介石委托他向斯大林大元帅坦率表示，中国对中、苏、美之间的合作感兴趣，因为三国结盟不仅对远东，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凡到过中国并同蒋介石谈过话的美国代表中，没有任何一位对苏联有过不友好的评论，尤其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完全信任斯大林大元帅。发表种种评论的不过是那些竭力为自己捞取资本的人。蒋介石表示，他希望苏、中、美三国结成同盟。

    斯大林同志表示，蒋介石是对的。

    蒋经国说，但是，由于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原因，中国与苏联较为亲近。中国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期待着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在政策上将坚持自主权。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正确的。

    蒋经国表示，中国不会相信挑拨离间的人。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就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说几句话，美军在华北的存在是由早在日本投降前签订的协议规定的。计划预定登陆的美军有7个师。被日军逼到南方的中国中央政府军在日本投降后尚未来到华北，为了解除日军武装，才让美军登陆的。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日军还未被解除武装？斯大林同志说，在长春25名苏联军人就解除了日军两个军的武装。斯大林同志说，日本人不会抵抗。东北全部日军在10天内就被苏军解除了武装。应该更大胆地行动。解除日军武装很容易。

    蒋经国表示，美军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撤出。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盘。看来，美国人也并未打算去那里。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东北。

    蒋经国答复说，美军不会进入东北，并再次重申，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将全部撤离中国。

    斯大林同志表示，外国军队出现在中国将损害蒋介石的威望，反之，如果中国没有外国军队，蒋介石的威望会更高。

    蒋经国表示，美国政府声明，他们将帮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但他(蒋经国)应该声明，这仅仅是宣传而已。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人已在中国南方帮助中国人组建了几个师，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蒋经国说，关于如何更好地对付日本人，蒋介石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现在要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美国人不愿意这样做，各国都反对苏联政府坚持设立该委员会的建议。

    莫洛托夫指出，王世杰在伦敦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情，但希望不要在伦敦讨论这个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将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将在委员会上解决。至于苏联政府，则主张不仅要解除日本武装，而且要销毁在日本生产军舰和武器的工业部门。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与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不俘虏日军，苏联政府则俘虏了日军。他(斯大林同志)曾对美国人说过，麦克阿瑟至少应该下令逮捕8000至10000或12000名将级军官和陆海空军将领。现在美国人正在逐一审讯他们。

    美国人的考虑与苏联政府不同。美国人现在对待日本就如上次世界大战后对待德国，当时德国保留了军官团和将级军官，他(斯大林同志)多次对美国人说过，要他们俘虏日军，但美国人答称，他们没有地方关押俘虏。无论如何，苏联政府坚持不给日本人留下将级军官。苏联政府的政策就是如此。

    蒋经国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人民是好样的，但领导人也应该是好样的。

    蒋经国说，他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可能东山再起。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而且充满复仇心理。日本希望东山再起。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应该俘虏50—60万军官以及大约12000名日本将级军官。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他们不完全明白。中国经受过日本的占领，苏联则经受过德国的占领，同时还经受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中国和苏联明白，必须把敌人置于不能再打仗的境地。美国人则不明白这一点。他(斯大林同志)希望他们将来会明白这一点。

    蒋经国问，目前日本的警察情况如何？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日本，有日本警察。

    蒋经国说，日本人有可能把警察变成军队。

    斯大林同志表示，日本人当然要竭力在警察中安排军官骨干，不过，一旦苏联代表抵达东京，他们将努力制止这种状况。

    蒋经国表示，他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在会谈结束时，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转达宋子文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问，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定将在1月初中国政府迁往南京后公布。

    会谈持续了1小时40分钟。

    В.帕夫洛夫记录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

    №12194 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1日)

    1945年12月31日。蒋介石及夫人为欢迎马歇尔举行了午宴，同时邀请了我及其他苏联客人(米克拉舍夫斯基、罗申、费德林)出席。午宴结束之后，他请我们留在他的官邸里。一杯茶过后，我们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谈到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结果，蒋介石对会议的工作做了肯定性的评价…… [32]

    对于我的通报，即蒋经国于1945年12月30日受到了И.В.斯大林的接见，出席会晤的还有莫洛托夫和傅秉常，蒋介石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同时他还表明自己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谢意，感谢他在确保中国军队接受东北地区的行动中给予的帮助。

    随后，根据他自己的倡议，蒋介石希望谈谈中国国内的局势问题。他指出，目前，中国国民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便争取停止国内的武装斗争，恢复交通线路和确保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工作的顺利结束。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蒋介石指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其出发点是：国民党仿佛极力追求以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强调指出：“实际上，我们绝不追求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与许多国家有区别的就是，在中国各政党和派别的武装力量可以和平共处。我们允许东北军、西北军存在——它们的革命品质是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这种论断的最有力的证据。”

    接着，蒋介石声明说，各种军队共同存在成为可能，只有在一个条件下，即“一切武装力量，不管其属性和派别如何，都应该严格地、准确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自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国内军事上的团结统一”。

    谈到目前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的谈判，蒋介石指出，国民党已经向共产党提交了自己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行动的草案。该草案规定成立一个三人小组，由这个三人小组来确定停战的条件。参加三人小组的应该是：一名国民党的代表、一名共产党的代表和马歇尔将军——作为第三方，即调解方。

    关于马歇尔将军的使命蒋介石从纯军事角度做了解释：据说，马歇尔拒绝参与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但同时又宣称，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在交战双方停战方面帮助中国。

    蒋介石问我是如何评价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前景的。

    我说，苏联人民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已经充分地反映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定中，同时我还强调指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在会谈结束时，蒋介石试图证明，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严格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的话，那么，这将为它开辟一条参加最高军事和行政机关的道路。对此，蒋介石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强调说，这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最高国防委员会——也就是说该委员会有可能改组为“高级政治机关”，以及参加行政院。但是，蒋介石不能不承认，对于他们参加上述机关的比例问题“还没有具体的说法”。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12月3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Ки-032，л.1-3

  • 文贝：“红卫兵”领袖们的前世今生

    红底黑字袖标是造反派红卫兵，红底黄字袖标是文革之初保皇派红卫兵

    清华“三临”：指清华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临时筹备委员会、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临时主席团。分别成立于1966年7月29日、1966年8月19日、1966年9月16日。主要人物包括刘涛(主任)、贺鹏飞(副主任)、李黎风、王新民、乔宗淮、刘菊芬等。
    红卫兵一司：全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1966年8月27日成立的既保工作组又保老干部，总指挥汪延群。 
    红卫兵二司：全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1966年9月5日成立，与红卫兵一司大方向基本差不多少。 
    红卫兵三司：全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1966年9月6日，是当时高等院校的少数派，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与一司和二司对立，司令朱成昭。 
    “西纠”：全称“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成员单位包括北京三中、红大附中(女一中)、北京四中、女三中、六中、八中等31所中学红卫兵组织，后来又19所中学加入。以干部子女红卫兵组成，司令为孔丹，副司令为陈小鲁和董良翮。其它主要骨干包括：牛皖平、于增寿、彭小蒙、卜大华、宫小吉、秦晓(现招商局董事长)、王向荣、赵胜利、、栗胜利(六中)、邓榕、马凯(北四中)、卜大华、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郭冀豫等，后来的名人任志强、薛蛮子等也是成员之一。 
    联动：全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12月5日宣告成立。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101中学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总部设在北大附中。以高干子女红卫兵组成。代表人物有牛皖平、于增寿、李单纲、项东平、彭小蒙、周春英、宫小吉、卜大华、马晓军、张路宁、任志明、邹平、赵战平、董良翮、孔丹等。 
    “井冈山兵团总部”：成员包括蒯大富、沈如槐、孙怒涛、鲍长康等。 
    “井冈山四一四总部”：是从井冈山分裂出来的组织。成员包括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陈楚三、任彦申等。 
    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官方组织，核心组的组长李冬民。 
    天派：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关的。 
    地派：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 
    “天派”、“地派”的“领头羊”北大“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 “左派”造反红卫兵组织，主要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号称北京造反派红卫兵的“五大领袖”。
    文化大革命率先起事的红卫兵领袖们卜大华，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人，红卫兵发起者之一，七级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卜文达之子。后下乡参军， 1990年曾发表“红卫兵之旗”一文。 
    骆小海，又名杨海平、朱小海，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者之一，后移民美国。曾公开宣布“我是嫖娼者，嫖娼是美的，妇女卖淫是人性与经济的必然选择。” 
    张承志，清华附中红卫兵骨干，红卫兵名称创始人，“西纠”成员，干部子弟。后下乡， 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工作。后成为穆斯林作家。 
    张晓宾，清华附中红卫兵骨干，军干子弟。后插队，参军。后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所办主任、中翰科技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 
    谭力夫，北工大“巴黎公社”红卫兵负责人，“出身论”的抛出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后参军官至大校，转业后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彭小蒙，又名肖梦，北大附中红卫兵领袖，“三论造反精神”主笔，“西纠”、“联动”成员。父亲彭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后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负责人 
    杨冀平，矿院附中红卫兵发起人，开国上将杨勇之次子。后任重庆警备区少将司令。 
    刘歌，矿院附中红卫兵发起人，父亲刘春时任中共中央统战副部长。珠海延安精神研究会监事长。 
    刘克府，又名朱新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领导人，红卫兵一司副总指挥，开国上将朱良才的次子 
    苏晓前，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红卫兵领导人，开国中将苏静之子。后在济南军区服役。 
    徐甘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红卫兵，开国中将徐立清之子。海军葫芦岛试验基地少将司令员。 
    汪延群，北京轻院红卫兵领导人，红卫兵一司总指挥，开国少将汪东兴之女。1968年参军。转业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任职。 
    朱新民，北京轻院红卫兵领导人，红卫兵一司参谋作战处长，开国上将朱良才三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朱新加，人民大学红卫兵，开国上将朱良才的长子。武警部队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副书记，武警少将。 
    朱佳木，人民大学红卫兵发起人。父亲朱理治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秘书、陈云同志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平凡，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兵一司副总指挥，开国中将、文革副组长刘志坚长女。 
    程辛联，人民大学红卫兵，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妻子。 
    刘涛，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付主任、校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后在北京铁道分局退休。 
    贺鹏飞，清华附中“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主持军委工作的元帅贺龙之子。后军区中将副司令。 
    李黎凤，清华大学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及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之子。总参大校副所长。 
    刘菊芬，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北京四通公司副总裁。 
    乔宗淮，清华校“文革”临时敌委会、临时主席团、红卫兵临时总部主要负责人，数力系“文革”主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外交部副部长。 
    胡劲波，清华大学机械系“文革”负责人，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之子。 
    王新民，清华“三临”的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中央监察常委王维舟之子。 
    王苏民，清华“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四机部部长王铮之子。中央警卫局少将副局长。 
    秦晓，北四中红卫兵，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员，父亲秦力生为中科院办公厅主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 
    刘允若，刘少奇之子，七机部工作组。后在七机部工作，1977年病逝。 
    刘允真，刘少奇之女，丰台农业学校工作组。长沙市商业银行北区支行副行长退休。 
    刘平平，刘少奇之女，师大一附中革委会主任。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 
    刘婷婷，刘少奇之女，师大女附中革委会委员。北京联亚集团董事长、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楠，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之女，师大女附中革委会委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中央委员。 
    邓榕，邓小平之女，中央美术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北大校党委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贺捷生，贺龙之女，北航红卫兵。军事科学院少将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 
    薄熙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之子，“联动”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孔丹，中央调查部长孔原之子，文革红卫兵头头，“联动”、“西纠成员”。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革委会的头头，“联动”成员。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天津天信鼎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胡德华，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儿子。中科院软件中心负责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董事长。 
    王小平，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红卫兵一司负责人之一，中央文革成员、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女儿。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副总理宋仁穷之女。加入美国国籍，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丹淮，元帅陈毅之子。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少将副主任。 
    陈晓鲁，元帅陈毅之子，“西纠”成员。驻英国国防副武官、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牛皖平，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牵头成立了“联动”。 
    宫小吉，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联动”成员，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的起草者。 
    于增寿，京工附中红卫兵头头，“联动”主要成员。 文化大革命后天起事的造反派红卫兵。聂元梓，北京大学文革主任。83年判刑17年。 

    蒯大富，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总勤务员。83年判刑17年。出狱后受聘山东蓬莱司家庄村振兴实业公司任工程师。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 
    谭厚兰，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负责人。文革后患有宫颈癌于82年11月去逝。 
    韩爱晶，红卫兵“北航红旗战斗队”总勤务员。83年被判刑15年。 
    王大宾，红卫兵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总政委兼司令。78年判刑9年，出狱后担任都江堰市凿岩钎具公司总经理，是中国钢钎具理事。 
    沈如槐，“井冈山四一四总部”负责人。北京天合电子技术公司总经理。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三司)主要负责人。后与叶剑英女儿凌子相爱，被以“偷了地质部的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正式逮捕。1980年平反后经商未成功，1998年9月因心脏病去世，时年57岁。 
    李冬民，北京25中学生，后改名李国良。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1977年被打成“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头目入狱。1980年获得平反。1985年因诈骗罪被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 
    相同红卫兵的不同命运以干部子弟为中心的“红二代”红卫兵被称作是“保皇派”。特点是最早发起红卫兵运动，并在文化大革命中率先起事，后天成了既得利益者。
    普通家庭出身的红卫兵被称作是造反派红卫兵。特点是后天起事，在文革期间基本落魄。文革后受到追究，下场普遍不好。 
    就名气而言，“保皇派”红卫兵领袖最著名的当属刘涛、卜大华、彭小蒙、谭力夫、汪延群、陈晓鲁、刘菊芬、李黎凤。 
    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最著名的当属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朱成昭、沈如槐、李冬民。 

  • 肃反运动

    苏联肃反运动，也称大清洗（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语：Great Purge），或译为“大整肃”、“大肃反”，现今在俄罗斯多被称为“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英语：Great Terror，即“大恐怖”时期），或称“叶若夫时期”（Ежовщина），是指1934年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运动，1937至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

    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事件直接触发了大肃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等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还有经济学家康得拉季耶夫和恰亚诺夫、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作家巴别尔、植物学家米歇耶夫、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克列伊梅诺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等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残酷的镇压和迫害。

    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公审（沙赫特案件、工业党审判、莫斯科大审判等）、关押和死刑，使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产生原因

    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纳粹党上台，使苏联明显感受到颠覆的威胁，纳粹党在许多国家培植“第五纵队”，苏联也渗透进不少敌对分子。

    在俄国历史上，沙皇专制制度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俄国人民若干世纪来一直处于专制和恐怖之中，“民主”的概念相当淡薄，这种惨痛的状况限制了人们对民主的追求。

    株连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捕和处决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兄弟，他的母亲和三个姐妹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和一个妹妹死在里面。夫妻一起被处决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当时，株连是有法律依据的，1934年《关于反革命与叛国罪》的法令规定，军职人员逃往国外，家庭成员集体承担责任；对于叛国行为，不论已成事实还是仅仅预谋，知情不报，严惩不贷。

    揭发、告密的例子也很多，如：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就是由于一个与他闹矛盾的女人告密诬陷而被处决（当然还有政治原因）。

    苏联关于党的领袖与政党、群众的关系，列宁曾有明确论述，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领袖是一个集体，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但具体实行时，往往达不到领袖是一个集体的要求。在整个大肃反运动中，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阿维尔·耶努吉泽，但他讲完后不久，就被处决。

    法制不健全。大清洗年代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在1937年3月的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当撇到一边。”他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反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而1935年4月7日颁布的法令，则将死刑的年龄降到12岁。

    事件背景

    列宁在1917年12月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政治警察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写名称中译为“契卡”），根据契卡的官方档案统计，1918-1920年间，有12733人被处死。

    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作为党的总书记加强党的机器的作用；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亚戈达指挥安全机构；并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般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为斯大林五十寿辰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的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这位“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绝不会有青年一代人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联共十七大

    另外，联共（布）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项谈话的内容。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虽然这些人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但这些人已对他统治构成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一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称：1934年1月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共有1961名代表，代表着187.4488万党员和93.5298万候补党员。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作了“中央工作总结报告”，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通过了新的党章。大会总结了党在过去一段时期的工作，指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切经济和文化部门中都已获得了决定意义胜利的事实，指出党的总路线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所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

    然而1956年以后，关于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了一些新的说法，最可靠的说法是：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召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对国家情况特别是对农业担忧的代表们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举行秘密投票时，斯大林的名字被勾掉的次数之多，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有的人甚至说，斯大林根本没有当选，只是在最后决定增加中央委员的名额时，他才勉强当上中央委员。”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最受代表欢迎的中央领导人是基洛夫，在他发言结束的时候，代表们向他鼓掌欢呼，掌声和“列宁格勒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声持续了数分钟之久。1962年苏联史学界也披露了这件事。

    基洛夫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员，在1934年1月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书记处，任中央书记。

    基洛夫遇刺

    1934年12月1日傍晚，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走进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他的帽子被掀落了一半，鲜血从伤口向外冒。

    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被开除党籍。有证据表明，在这项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此人以前曾两次在斯莫尔尼宫附近被保安人员扣留过，并从他身上发现过武器，但两次都被释放。当他向基洛夫开枪时，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远远地落在基洛夫后面。

    基洛夫喜欢在斯莫尔尼宫中散步。尼古拉耶夫仔细地研究了他散步的路线，企图靠近基洛夫却被警卫人员逮捕。在他皮包背面有一处开口地方，可以不打开皮包就能抽出手枪，上了子弹的手枪就放在此处，里面还装有基洛夫的散步路线图。尼古拉耶夫被带到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审问他的是委员会助理负责人扎波罗热沃，但不久之后奉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之令释放了他。

    这引起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人民委员会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党证相威胁。最后尼古拉耶夫带着武器潜入斯莫尔尼宫，在基洛夫要通过那条走廊时向他开枪，惨案就发生了。

    暗杀基洛夫的凶手被当场抓获。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交去接受审讯时，他是被用有棚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在沃伊诺夫大街，当汽车驶过仓库的一面高墙时和司机坐在一起的人员突然转换一下方向盘，使汽车朝一座房屋冲去。司机抓回方向盘矫正了汽车方向，汽车的侧面碰到房屋墙上，避免车祸发生。但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已被人用铁棒打死了。当时医生作了假鉴定，指鲍利索夫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的，鲍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属铁棒打在头上致死的。后来，两个押送警卫队长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也被杀掉了。

    基洛夫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耶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耶夫当月即被枪决。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

    当天，斯大林等领导人赶到出事地点，亲自过问这一案件。最初，政府宣布暗杀是白卫恐怖分子干的，并处决了104名白卫恐怖分子。半个月后，苏联报纸宣布，暗杀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

    基洛夫被暗杀的当天，斯大林在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和批准的情况下，对苏联刑法作了如下修改：

    各司法机关应加速审理被控告犯有策划或采取恐怖行动的罪行的犯人。侦察恐怖活动案件不得超过十天。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会考虑这类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请。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

    内务人民委员会应在这类罪犯被判处死刑以后立即予以执行。

    以上条文在西方被称为“基洛夫法”，它的出现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历时四年之久的大肃反运动开始了。

    过程

    开始

    从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法”公布起至1936年，这是大肃反运动的前期，这一段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34年12月1日起至1935年，大肃反的对象还仅仅是“谋杀基洛夫的凶手”，被清洗的“谋杀基洛夫的凶手”据有关资料透露达50多万人。这是第一阶段。1936年是第二阶段。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接受这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他们自己了。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全面展开

    依据这个“特别程序”，审判开始了。1934年12月1日在各法院审判的几十个和基洛夫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送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几乎所有被告都宣判死刑。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人民委员会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布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

    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有期徒刑，加米涅夫五年有期徒刑。

    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就基洛夫暗杀案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一封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信中说：“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泰然自若，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它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他们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根据这一信件的要求，各级党组织都开展“坦白和承认错误的运动”，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许多人承认自己“警惕性不高”，“和‘敌对分子’有联系”，不少人被开除党籍和被捕，其中大多是原先的反对派分子。在这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所有党证进行了一次审查。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都是经过斯大林亲自过目，由他或者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例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或者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死活。

    1936年7月29日，联共（布）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间谍恐怖活动的问题》的密信中，再二次号召各级党组织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都要善于识别人民的敌人。信中说：“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挑拨离间分子、破坏分子、白匪、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了。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

    在1935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1936年9月26日，斯大林撤掉了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在这前一天，斯大林与日丹诺夫曾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我们认为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所有党的干部和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镇压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变成为一个重要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叶若夫接管内务人民委员会后，它的机构扩大了人员编制。在1936年8月1日至24日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及1937年11月23日至30日所谓反对“托派中心”案之后，斯大林于1937年2、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涵义不清的字眼“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字眼。

    公开审判

    大肃反运动中，曾在莫斯科进行过三次审判，受审的主要角色都是党和政府前领导人。这三次审判被后人称为“莫斯科大审判”。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有16名被告。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罪名是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阴谋暗杀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就是他们策划暗杀的。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项审判称之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这项审讯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作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在第一次“莫斯科审讯”过程中，负责大肃反运动的、以亚戈达为首脑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犯了一些技术错误，有些指控不能成立，譬如指控之一是，“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恐怖中心”的一个代表曾在1932年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塞多夫在丹麦哥本哈根布利斯托尔旅馆会见。16名被告被处决的一个星期后，丹麦《社会民主报》指出，那座旅馆在他们会见之前好久就拆了，而且，塞多夫那时还在柏林技术学院参加考试。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指示政治局委员：“亚戈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亚戈达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 叶若夫主持了大肃反运动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初至1938年底，是苏联大肃反运动最鼎盛时期。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划恐怖行动（其中一条就是暗杀基洛夫），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国、日本的战争，并力求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仗。

    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在二十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在三十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并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会日益激化。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指出党内还有着日、德和托派奸细；莫洛托夫指出军队内部有“人民公敌”；叶若夫作了关于“间谍活动”的专门报告。

    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控布哈林委派社会革命党人芬妮·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高尔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布哈林被迫承认了这些罪行。在没有证据、只有被告口供的情况下，法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以“叛国罪”判处布哈林等被告死刑，亚戈达也在其中。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1937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党内清洗

    由于存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领袖的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制之上，在这次肃反运动中，许多人无辜遭到迫害。据估计，在诬陷为与人民敌人同谋，破坏间谍活动，预谋进行恐怖行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这次大清洗使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数以上）被捕，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

    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大清洗”运动的沉重打击，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从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惨死。在中央委员地区和省一级的党委书记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中，这类情况更是严重。被捕的大多数党员未经公开审判，甚至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处死或流放。

    出席联共（布）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所以有人说：“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部、重工业部、外交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些仅仅在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数字。此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

     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亚戈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亚戈达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毫无根据地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军队清洗

    1937年6月11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其它一批高级将领被枪决，他们被指控为是“反苏军事中心”。由于图哈切夫斯基是这批高级军官中最有名的一个，所以史称为“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1945年战胜国缴获了大量德国文件，方才弄清“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真相。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红军中最有才干和威望的元帅，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的二号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熟知苏联大肃反内幕，便伪造了一份文件，试图借斯大林之手除掉图哈切夫斯基。1922年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后，苏德开始互派军官去上军事训练课，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军事家当时也被派往德国。在柏林军事学院，图的一个同事、德国人，后来当上德国将军。1937年海德里希伪造一封图哈切夫斯基给那位德国军官的信，信的内容是计划推翻斯大林。德国的盖世太保将这封信卖给柏林的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获得的情报最后到了捷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将此信转交给了斯大林。在审讯图时，这封信只字未提，而是在事后才作为档案里的佐证。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1937年5月26日，图哈切夫斯基被捕，接着在全国各地大规模逮捕军队其他领导人，在这一浪潮中，红军政治部主任雅科夫·加马尔尼克因受指控而自杀，而被逮捕的图等许多人则在1937年6月11日被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基辅军区司令员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曾于1925-1932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罗伯特·彼得罗维奇·埃德曼、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的科尔克、驻英国武官普特纳以及其他高级军官。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3名遭镇压。海陆空三军有3.5万名军人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社会清洗

    1936年至1938年间，苏联除四个大的审判案外，在整个肃反运动中，党、政、军各部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

    从1922年至1928年，苏联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11271名各类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数字是326818人。1939年骤降到了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1930年开始，政治保卫局逮捕了2.08万人，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许多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立新城市。同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

    1936年是肃反运动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到1937年1月1日为止，共有不少于180万人关在监狱、劳改营或是住在强制定居点。1939年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现示，相应数字达到26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是农村来的强制移民。

    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领导层向公安部负责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材料说，1940年，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的中央档案里保存了800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死于服刑期间的人员。自1921至1953年间，总共有1000万人曾于不同时间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苏联全国各劳动营在营人数为17500人，1933年达到33.4万人。1937年达到119.6万人，1940年达到166万人。1941年达到了230万人，新增加的犯人来自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大批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苏联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苏联全国各劳动营的自然死亡人数为96.21万人。1937年死亡2.5万人，1938年死亡9.5万人，1939年死亡5.5万人，1940年死亡4.67万人，1942年猛增到24.89万人。

    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12月止，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释放了334万人。仅从1941年6月12日至当年10月24日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释放了60万人，其中17.5万人被征招入伍。被释放的人主要是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和不太严重的经济犯，以及军官和各类技术人员。1939至1944年止，在监狱的犯人数量徘徊于350.5万人（1939年1月）和15.52万人（1944年1月）之间。

    与此同时，苏联全国各劳动营接收了255万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敌和为德军工作的人员。1948年新的运动使古拉格的人数在1950年达到了256.1万人，创最高记录。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到各个领域。科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还有普通民众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被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的歌曲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将歌曲传下去。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曾出席过对右派分子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本人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叶若夫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54年，苏公安部制订了一张详细的历年安全部门抓获和随后被判以各类刑罚人员表。按照这份表格，刚结束内战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数是35800人，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为初期的苏俄公安、安全部门是不分开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应数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3.3万人。这里面含有部分刑事和经济犯，如走私犯、贪污、受贿分子，反映了当时苏共党内的剧烈斗争。大大小小十几个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带有火药味，一些反对苏共中央多数派政策的党内干部被捕、被判刑。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1990年，总计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另外，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罚是以政治罪名进行的，这主要牵扯到国内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抢份子。

    结束

    叶若夫大肆逮捕和处决他认为是敌人的人，以至于他的侦察员的文件袋中藏有卡冈诺维奇、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等人从事敌对活动的证据，在中央内暂未算作“敌人”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本人。此事被贝利亚知道，他虽是叶若夫的副手，但此时却立刻从梯比利斯（今第比利斯）飞向莫斯科，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叶若夫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

    1938年12月，叶若夫本人也被处决，他的职务由贝利亚继任。这时，大肃反运动已经扩大到漫无边际的地步，连加里宁、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冈诺维奇的兄弟都遭到了逮捕或处决。1937年大清洗高潮期间，斯大林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的弟弟亚历山大，曾是斯大林亲密战友，被逮捕，并于1941年枪毙，他的妻子玛丽亚和他的妹妹、也就是斯大林的妻妹玛丽科，后来也被当局枪毙。

     1938年末，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肃反运动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大规模的捕杀浪潮总算逐渐平息下来，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

    1939年初，联共（布）中央已对肃反的严重后果有所觉察，1月，联共（布）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命令，要他们不要“过分警惕”，要接受无辜者的申诉。此后，肃反运动有所缓和。以贝利亚为首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则把肃反的矛头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内的“机会主义者”、“野心家”、“毁谤者”和“说谎者”，这些人大多是人人痛恨的秘密警察，这样，肃反运动变成了“清洗清洗者运动”，不过时间不长，规模不大。

    1939年3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关于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斯大林继续把肃反运动当作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因此肃反运动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后果

    大肃反运动中：空军司令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斯，装甲兵司令哈列普斯基等遭捕杀。大肃反运动前，苏联红军共有五个元帅，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前三人均在大肃反运动中遭处决。苏共二十大以后恢复名誉。

    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1936年至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 如：参加指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国内战争时期曾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季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库恩·贝拉、十月革命时期以“军事人民委员兼总司令”身份率军进攻俄军大本营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总部成员布勃诺夫等等均遭处决。

    列宁建立的第一届政府（人民委员会）共15人，其中有8人被处决或死于狱中，1人（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大肃反开始前就已经病故，只有柯伦泰和斯大林两个人活下来。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出席1939年“十八大”的代表中，曾参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不到2%；1935年党员人数是235.8万人，尽管补充了新党员，但1938年还是减到192万人，减少44.5万人。

    大肃反运动中工业专家、科学家、艺术家、厂长等据估计，企业中上层管理人员中有50%至75%的人遭到清洗；工业界中，军事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制造业所遭受的打击特别惨重。育种学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瓦维洛夫、植物学家米歇耶夫、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克列伊梅诺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等等都被处决或逮捕。

    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提升：大肃反使党内、政府内、军内和经济部门出现了许多空缺的职位，许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个名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在三年内便当上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州委书记；一个名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副总理；一个名叫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为苏联海军司令。

    苏联红军中图哈切夫斯基和另外一些将领被全数枪决。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海德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目前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沙波什尼科夫幸存并晋升为元帅）、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平反

    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时报告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已死去。在1934年号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多数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1956年2月14-25日苏共举行了“二十大”，2月25日，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透露了三十年代大清洗和战后清洗的一些情况，并且指名道姓地提到了在大肃反运动和战后清洗中所死去的知名人物，并描述了斯大林的粗暴以及大肃反的总的机制，他把这一切归于斯大林的性格上的缺陷和不相信人的变态心理，后来甚至归于贝利亚的残暴。

    1958年底，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51卷（最后一卷）出版了，上面有一些在大肃反运动中丧生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这是第一部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官方文献。

    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工作前进了一大步，出版社大量出版追述三十年代事件的回忆录。

    1962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九卷把大肃反运动纳入“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不良影响”一题中，对之进行了否定的论述，但把斯大林的专横归结于他的性格。

    自1991年10月30日起，俄罗斯开始纪念1937—1938年之间的政治镇压受害者。10月30日被定为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