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人物

杨叔姬（生平不详），杨氏，晋国大夫羊舌职（？—前570年）之妻，羊舌肸_xī（叔向）之母，史称“羊舌叔姬”。孔颖达说：“羊舌，氏也，爵为大夫，号曰‘羊舌大夫’。”[②] 杨叔姬之“姬”并非姓氏，因为其丈夫羊舌职为姬姓，同姓不婚，则杨叔姬不可能姓姬；“姬”是古代女子通用之美称，犹如“子”是古代男子通用之美称。至于杨叔姬的“杨”，究竟是其父族姓氏，还是其夫族姓氏，暂无定论。或以为羊舌氏即“杨氏”，因为叔向食邑在杨（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③] 如《左传》“晋杀祁盈及杨食我”杜预注：“杨，叔向邑”[④]；又“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孔颖达疏：“伯石（叔向之子）为杨石，明杨氏是羊舌之田也”[⑤]。但孔颖达却又说：“《谱》云：‘……羊舌，其所食邑也。’”[⑥] 因此，叔向的食邑究竟是“杨”，还是“羊舌”，待考。

但杨叔姬的儿子叔向，即杨叔姬与羊舌职的次子羊舌肸，却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人物，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又称“叔肸”“杨肸”，晋国大夫，乃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与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齐名。

杨叔姬的事迹，见于《左传》《国语》及刘向《列女传》等。

一

杨叔姬是一位极具智慧的女性，这主要表现在她对丈夫羊舌职加以规劝和对儿子羊舌肸加以训诫的言论之中。

（一）文献的记载

刘向《烈女传》记载的杨叔姬对丈夫的规劝：

羊舌子好正，不容于晋，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与攘羊而遗（wèi）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晋，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于三室之邑，是于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为肸_xī与鲋亨（pēng）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鸟，名曰乾吉，食（sì）其子不择肉，子常不遂。今肸与鲋，童子也，随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义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与（yù）。”于是乃盛以瓮，埋垆阴。后二年，攘羊之事发，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发而视之，则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与（yù）攘羊之事矣。”君子谓叔姬为能防害远疑。[⑦]

这里“羊舌子”即指杨叔姬的丈夫羊舌职，故下文杨叔姬称其为“夫子”。“好正”意谓正直。三室之邑，地名，不详。据《左传》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郑玄注：“侧室，众子也。”孔颖达疏：“正室是適_dí子（嫡子），故知侧室是众子，言其在適子之旁侧也”；“其侧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荫所及，唯知宗事”。[⑧]《左传》“赵有侧室曰穿”郑玄注：“侧室，支子”；孔颖达疏：“正室是適子，知侧室是支子，言在適子之侧也”；“（赵）盾为正室，故谓（赵）穿为侧室”。[⑨] 此说可资参考。

攘，偷窃。遗，馈赠。“肸”指羊舌肸（叔向）；“鲋”指羊舌鲋（叔鱼），羊舌职和杨叔姬的儿子，即叔向的同母弟。亨，同“烹”。上古“烹”“享”“亨”不分，作“亯”，许慎《说文》解释：“亯，献也”；“象进孰（熟）物形。《孝经》：‘祭则鬼亯之。’”徐铉注音：“许两切，普庚切，许庚切。”[⑩] 乾吉，鸟名，出处不详。食，喂养。遂，成长。“大夫”指羊舌职。“化”，变化。“随大夫而化”，意谓儿子会受父亲的影响而变化心性。“不与”，没有参与。垆，通“庐”；垆阴，屋后。都吏，都邑的官吏。

（二）“不可食以不义之肉”的哲学意义

刘向赞誉杨叔姬“能防害远疑”，纯粹是从“明哲保身”的功利角度而论；其实不仅如此，杨叔姬强调“不可食以不义之肉”，乃是一个涉及“义利之辨”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传统，例如，《左传》开篇即载：“大（tài）叔（共叔段）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公（郑庄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郑庄公还指出：“多行不义必自毙。”[11] 这是说共叔段的贪利忘义，必将不得善终。

至于杨叔姬所谈及的怎样教养儿子的问题，卫国大夫石碏_què也曾指出：“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12] 这里的“义”“义方”，孔颖达解释为：“义者，宜也。教之义方，使得其宜。”[13] 诚然，“义”经常可以释为“宜”。例如《中庸》也这样讲：“义者，宜也。”[14] 不过，“义”也常释为“正”。“义”兼“正”与“宜”二义，后来成为儒家正义论的两条基本的正义原则，即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15] 石碏这里所谈的“义”，乃是与“邪”相对而言的，显然意谓“正”，诚如孟子所说：“义，人之正路也。”[16] 这与杨叔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她所警诫的“不义”，是指接受“攘羊”，正是说的不正当、非正义。

这种“义利之辨”的思想传统，后来孔孟儒学特别加以发挥，朱熹称之为“儒者第一义”[17]。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8]；“见利思义”[19]；“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0]。《孟子》开篇就讲：“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21] 孟子的问题意识是：“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22] 他主张“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23]；“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不义之室而不居也”[24]；否则，“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25]。对于儒家这种“义利之辨”的思想来说，杨叔姬乃是其先驱之一。

二

刘向对杨叔姬的赞誉，主要是突出她洞察人性、推知人生、预见命运的智慧，从而“颂曰：叔向之母，察于情性，推人之生，以穷其命”[26]；但实际上，杨叔姬的言论所蕴含的思想意义远不止此。

（一）文献的记载

据《国语》载：

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_huì，鸢_yuān肩而牛腹，谿_xī 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贿死。”遂不视。[27]

叔鱼，羊舌鲋，叔向的同母弟弟，晋国大夫。“其母”即杨叔姬。虎目，指涉贪欲，出自《周易》“虎视耽耽，其欲逐逐”[28]。鸢肩，像鸱鸟两肩上耸，形容其丑陋。牛腹，指其胃口很大，与下文“谿壑可盈”相呼应。“谿壑可盈，是不可厌”，犹今所谓“欲壑难填”。韦昭注：“（叔鱼）后为赞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杀之”；“食我既长，党于祁盈，盈获罪，晋杀盈及食我，遂灭祁氏、羊舌氏，在鲁昭二十八年”。厌，满足。贿，受贿，这里具体指“雍子入其女于叔鱼”（详下）。

此事另见于刘向《烈女传》：

叔姬之始生叔鱼也，而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啄，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赂死。”遂不见。及叔鱼长_zhǎng，为国赞理。邢侯与雍子争田，雍子入其女于叔鱼以求直，邢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鱼与雍子于市。叔鱼卒以贪死，叔姬可谓智矣。[29]

赞理，理官（掌管诉讼）的助理。“入其女以求直”，将女儿嫁给叔鱼，以求胜诉。这里“族”谓灭族，动词。尸，暴尸示众。

这里刘向评价杨叔姬“智”，是指她能预见羊舌氏将来会遭到毁灭的命运。有意思的是，这种预见的原初依据，却是她的儿子相貌之丑恶。这在今天看起来颇为荒诞，似乎丑人必是恶人、必有恶报。不过，这并不是杨叔姬思想的特色；这件事情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其涉及美丑善恶的关系问题。且看《左传》的一段记载：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rǔ）。女（rǔ）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间（jiàn）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bì）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30]

叔虎，叔向的异母弟弟。叔虎之母是叔向的父亲羊舌职之妾。“不使”，不让她侍奉羊舌职。杜预注：“不使见叔向父。”敝族，衰败的家族。大宠，有权势的宠臣。杜预注：“六卿专权。”间，在君主和羊舌氏之间离间。爱，不舍，此处指嫉妒。嬖，宠爱。栾怀子，栾盈，姬姓，栾氏，名盈，栾桓子之子，晋国下军佐。在栾盈（栾氏）和范宣子（范氏）的斗争中，叔虎因依附栾盈而被杀，其兄叔向亦受牵连而被囚，最终导致羊舌氏被灭族。

（二）“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的哲学意义

杨叔姬的这句话不可轻轻放过：“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这里，杨叔姬特别强调了“仁”；众所周知，“仁”是后世儒家的核心观念。同时，杨叔姬还强调“义”，谓之“德义”（详下），如上文谈到的“不可食以不义之肉”；我们知道，“义”也是后世儒家的一个核心观念，即儒家的社会正义原则。[31] 这就涉及“义”与“仁”的关系问题。其实，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仁”与“义”不是并列的观念，即不是后世所理解的并立的“德目”，而是一种观念奠基关系，即“仁→义”。[32] 孟子指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这是“居仁由义”的理路。[33] 孟子还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34] 这就是说，正义原则是由仁爱精神奠基的。显然，杨叔姬的思想已经蕴含着这种观念奠基关系。

（三）“彼美其生龙蛇”的哲学意义

杨叔姬所说的“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比喻“彼美，其生龙蛇以祸汝”。《左传》的时代，龙并不一定是后世的正面形象。[35] 如《左传》载：“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_wěi渊，国人请为萗_cè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_dí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_ráng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36] 又如：“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孔颖达疏：“扰，顺也。顺龙之所欲而畜养之。”[37] 这里杨叔姬所说的“龙”，颇类似西方人所说的“dragon”，乃是凶恶的形象。

杨叔姬将“龙”与“蛇”相提并论，也是这种意味。“蛇”古字为“它”，《说文》解释：“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38] 这就犹如今天见面的问候：别来无恙？段玉裁注：“相问‘无它’，犹后人之‘不恙’‘无恙’也。”[39] 最古的例证，《周易》古经三处谈到“有它”，均指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比卦》“有孚盈缶，终来有它”[40]；《大过卦》“有它，吝”[41]；《中孚卦》“有它，不燕”[42]。[43] 显然，“它”即“蛇”是一种凶险的“他者”（the other）的象征。[44]

上面这段记载中的“彼美……其生龙蛇以祸汝”和“美而有勇力……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初步透露了杨叔姬的“甚美必有甚恶”思想（详下）。

三

杨叔姬最具有哲学意义的思想，就是“甚美必有甚恶”的命题，揭示了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她所提出的“有奇福者必有奇祸”，也是颇具哲学意义的命题。

（一）文献的记载

命题“甚美必有甚恶”，出自《左传》的记载：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锺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黰_zhěn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_lán无厌，忿颣_lèi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女（rǔ）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曰：“长_zhǎng叔姒生男。”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45]

申公巫臣，芈_mǐ姓，屈氏，名巫臣（一名巫），字子灵，曾任申县之尹，故称“申公”。其妻夏姬，姬姓，郑穆公之女，春秋时期四大美女之一，原为陈国司马夏御叔之妻，故史称“夏姬”；先后七次嫁人，最后与巫臣私奔晋国。“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叔向想娶巫臣和夏姬的女儿为妻。党，亲族。“母多而庶鲜”，杨叔姬的亲族女子陪嫁过来的很多，但她们能生儿子的却很少。杜预注：“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鲜少，嫌母氏性不旷。”“惩舅氏”，以杨叔姬的亲族女子为戒。

子灵之妻，即夏姬。“三夫”指夏姬的三任丈夫，杜预注：陈御叔、楚襄老、巫臣（此时巫臣已死）。“一君、一子”，杜预注：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夏徵舒（夏姬之子）。“一国、两卿”，杜预注：陈国；孔宁、仪行父（均与夏姬私通）。“可无惩乎”，能不引以为戒吗？“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夏姬是郑穆公的妃子姚子之女，郑灵公子貉之妹。“天锺美于是”，上天将美丽集中在夏姬身上。

有仍氏，古国名。黰，通“鬒_zhěn”，稠密的头发。乐正后夔，帝舜的乐正，杜预注：“夔，舜典乐之君长。”贪惏，贪婪。忿颣，忿怒狼戾。孔颖达疏：“其人贪耆财利饮食，无知厌足，忿怒狼戾，无有期度，时人谓之大猪。”有穷，夏代国名。共子，晋国太子申生。杜预注：“夏以末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晋申生，以骊姬废。”“是物”，这个东西，指美色。尤物，特异的东西，指特别美丽的女子。

伯石，又称“杨石”，即杨食我（？－前514年），杨氏，即羊舌氏，名食我，字伯石，叔向之子；其母是叔向之妻、夏姬之女。子容之母，叔向之嫂。“走谒诸姑”，跑去见她的公婆（即杨叔姬）。长叔，指叔向。姒，指叔向之妻、夏姬之女。杜预注：“兄弟之妻相谓姒。”

杨叔姬所说的“非是，莫丧羊舌氏”，意谓除此人（伯石）以外，没人能够毁掉羊舌氏家族；言下之意，此人将毁掉羊舌氏。如《国语》载：

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之，往，及堂，闻其号也，乃还，曰：“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46]

这段事迹，另见于刘向《烈女传》，文字颇有出入：

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贵而无庶。吾惩舅氏矣。”叔姬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尔不惩此，而反惩吾族，何也？且吾闻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祸，有甚美者必有甚恶。今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发黑而甚美，光可监人，名曰玄妻。乐正夔娶之，生伯封，宕有豕心，贪婪毋期，忿戾无厌，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废，皆是物也。汝何以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也。”叔向惧而不敢娶。平公强使娶之，生杨食我，食我号曰伯硕。伯硕生时，侍者谒之叔姬曰：“长姒产男。”叔姬往视之，及堂，闻其号也而还，曰：“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今将灭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见。及长，与祁胜为乱，晋人杀食我。羊舌氏由是遂灭。君子谓叔姬为能推类。[47]

这里的“叔姬不欲娶其族”指夏姬之族，不同于《左传》“其母欲娶其党”指杨叔姬之族。宕，放纵。祁胜，晋国大夫祁盈的家臣。

（二）“甚美必有甚恶”的哲学意义

杨叔姬所说的“恶”，兼有两层含义，即形象上的“丑”和道德上的“恶”。这是古汉语“恶”字的常见用法，例如《左传》“美疢_chèn不如恶石”[48]；“姬纳诸御，嬖，生佐，恶而婉；太子痤_cuó，美而很（狠）”[49]；“己恶而掠美为昏”[50]；“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杜预注：“丑，亦恶也。”[51] 与此相应，“美”也兼指形象上的美丽和道德上的美善。[52] 这与英文一样，“beauty”兼具美丽、美德之义，“ugliness”兼具丑陋、丑恶、邪恶之义。

命题“甚美必有甚恶”，杨叔姬虽然说是“吾闻之”，似乎那是一句既有的名言，而不是她的首创；但是，在早于杨叔姬的传世文献中，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表述。当然，在杨叔姬之前或其同时，也有两个比较类似的表达，均见于《左传》：（1）“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53] 这是说其人之德与其车之美不相称，并非杨叔姬所说的“恶是从美转化而来”之意。（2）“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54] 以上两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尽疾生”的表述，不仅不同于杨叔姬的表述，而且都只谈及具体的“车”“疾”，而没有杨叔姬的表述那种普遍性的全称命题的涵盖力。这就是说，至少从既有的传世文献来看，命题“甚美必有甚恶”乃是杨叔姬的首创。

当然，必须承认，杨叔姬的这番议论，与关于妺（mò）喜（末喜）、妲己、褒姒的“红颜祸水”传统观念是不无干系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杨叔姬的表述“甚美必有甚恶”乃是全称判断，其字面含义所呈现出来的乃是一种普遍命题，即揭示了美与丑、善与恶之间的普遍的辩证关系。

不仅如此，还应当注意的是，杨叔姬并没有将“甚美必有甚恶”绝对化，她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这就是说，“甚美必有甚恶”并非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非德义”，即缺乏道德上的正义性，才会由美转恶；反之，如果具有“德义”，则可以说“甚美未必甚恶”。

关于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们通常熟知的是老子的思想：“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55]；“信言不美，美言不信”[56]。但是，老子生活的时代，至今仍然存疑。若根据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历史记载，即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则晚于杨叔姬。据《史记》载：“（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57] 又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58] 据此可见，杨叔姬揭示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确实是在早于老子的时代。

（三）“有奇福者必有奇祸”的哲学意义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刘向《列女传》还记载了杨叔姬的另外一个命题“有奇福者必有奇祸”。这是揭示祸福相倚的辩证原理。众所周知，老子也有这样的命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59]；“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60]。但是，杨叔姬揭示祸福相倚的道理，仍然早于老子。不仅如此，在杨叔姬之前的文献中，也找不到她这样的表述；换言之，命题“有奇福者必有奇祸”同样是杨叔姬的首创。

综括全文，杨叔姬是春秋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女哲学家。她早于老子揭示了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甚美必有甚恶”的哲学命题。并且，她所提出的“甚美必有甚恶”命题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即“非德义”。显然，她所强调的“德义”原则，包括“不可食以不义之肉”原则，乃是儒家“义利之辨”的思想先驱之一。同时，她还先于老子揭示了祸福相倚的道理，提出了“有奇福者必有奇祸”的哲学命题。此外，她还触及了后来儒家“仁→义”之间的奠基关系的正义论原理，这一点同样难能可贵。

本文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嘎达梅林出生在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达尔罕旗（今科尔沁左翼中旗）腰茫哈苏木（今舍伯吐镇）塔木扎兰屯（今塔本扎兰嘎查）。

嘎达梅林（1892年-1931年4月5日），蒙古族，姓莫勒特图（汉译姓孟），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又名业喜。

新甸出荒后徙居塔本格勒努图克的满达日胡屯，在兄弟4人中排行最小，即为嘎达；曾任达尔罕旗旗卫队军务梅林（统领），习称为嘎达梅林。

嘎达梅林读过几年私塾，通蒙汉文。历任旗卫队章京、昆都、扎兰、梅林等职。1908年，在达尔罕旗旗卫队当兵服役，5年后被提升为旗卫队章京；1916年被任命为旗卫队的扎兰（参领），1925年被提升为旗军务梅林（统领），掌管全旗130名的骑兵卫队。

从清朝末期开始，为巩固边疆外防，阻止沙皇俄国进一步侵略，中央政府开始逐渐在蒙旗开垦土地，汉族民众被迁入成为佃农。中华民国成立后，1914年2月，民国政府内务、农商、财政等部及蒙藏事务局联合制定《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垦辟蒙荒奖励办法》，准备大兴蒙垦。

1916年起，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始大量放垦。放垦戍边增强了边防，但也损害了蒙古族牧民的利益。从1904年的白音大赉起义开始，抗垦起义此起彼伏。

北洋政府末期（1926-1928），统治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了巩固东北边疆、也为了防范苏联进一步入侵，开始对内蒙古的部分草原，进行了开荒，拟种植粮食。因为张氏父子计划将汉族居民移过去、在边疆繁殖生养，平时固然为农，战时则可以当兵。张作霖与常住奉天（沈阳）的那木济勒色楞王爷商定开垦该旗的大片草原为农耕地，到1928年达尔罕旗四分之三的土地被放垦，牧场缩小，牧民被迫背井离乡，引起当地牧民的不满。

在开垦“哲里木盟”草原的过程中，蒙古王爷不可避免地侵犯了部分牧民的草原利益。牧场缩小，牧民被迫背井离乡，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当地牧民的巨大不满。于是，嘎达梅林代表当地的牧民，为了“维权”，多次到“垦务局”去“讨个说法”。嘎达梅林也因要“誓死保卫草原”、拒绝达尔罕王福晋把旗卫队收租的土地交给王府支配而被撤职。

1929年初，“东北易帜”后不久，张学良继续开垦蒙旗土地的计划。

在反对王爷出放荒地斗争中，嘎达梅林被推举为代表，率60人到奉天省城，向省公署和住在省城的达尔罕亲王请愿，要求体恤蒙艰，停止出荒。嘎达梅林等人发起“独贵龙运动”，即所有请愿的人在纸上围着一个圆圈签名以隐藏领头人，去沈阳向那木济勒色楞请愿。省政府主席拒不接见请愿代表，7月26日请愿代表色仁尼玛、赵舍旺、僧格嘎如布和嘎达梅林被捕，押回科左中旗，投入王府大牢，将处以死刑。

1929年11月13日夜，嘎达梅林的妻子牡丹其其格伙同一些人劫牢反狱，将嘎达梅林救出。嘎达梅林越狱后，直奔西北扎鲁特方向，转战于科尔沁草原，那里山高草深林密、地广人稀、便于藏匿。达尔罕旗卫队几次到北山一带搜寻，均一无所获。为了躲避官方追捕，嘎达梅林采取化整为零策略，30多人分散活动。嘎达梅林30多人在北山一带，得到当地牧民的支持和保护。

很快，嘎达梅林结识了北山一带很有名气的绿林人士白龙。白龙，汉族人，率领一些走投无路、背井离乡的汉族人和少数蒙古人聚众反抗。白龙和他的部下经过磋商，他们决定和嘎达合在一起干。大家推选嘎达做头目，称呼他为嘎达梅林。

嘎达和白龙合伙后，宣布：合作不是当土匪，而是为黎民百姓除害。于是他们打出了“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的旗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响应，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这支队伍以荒务局为打击目标，奋战在哲里木盟及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的部分旗。他们烧毁荒务局，赶走测量队，阻止了“西夹荒”和“辽北荒”的出放。

义军反抗开荒、打击恶霸、惩罚奸商的消息，飞快地传开了。穷苦人民奔走相告，都感到有了出路。嘎达梅林的队伍所到之处，群众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他们。有的人主动前来送情报；有的人自愿支援枪弹、马匹；有的人还报名参加起义军。嘎达梅林对起义军的弟兄们要求明确、纪律严格。他经常教导部下说：“弟兄们！我们都是在达尔罕旗的土地上长大的，谁没喝过这里的水！谁没吃过这块土地上生长的粮食！现在我们这块土地眼看要被王爷出卖，要被军阀们霸占了，我们要坚决保卫我们生长的努图克奥仁(家乡)！我们宁死不让任何人染指我们一寸土地，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光荣的责任。弟兄们！我们大家都是达尔罕旗黎民百姓的子弟，我们大家都是为了让我们的黎民百姓免受灾难，才割舍孝悌抛妻别子的。”他要求队伍“绝不允许奸淫烧杀，如果谁胆敢做那种灭良心的事，我知道了就要当场枪毙！”所以，凡是来参加嘎达梅林起义者，都严守军纪。起义军不但内部团结，每次作战都能获得重大战果。他们采取释放俘虏，和非达尔罕王直系队伍暗中联系，彼此不打硬仗，瓦解了敌人军心，争取了一切可以不必为敌的势力。这样就集中地、有效地打退了达尔罕王的“围剿”。

达尔罕王调动了所有能够调遣的蒙古兵来打嘎达梅林，但总是屡战屡败。达尔罕王便求于东北军。1930年底，东北军调动了洮南、白城子、郑家屯、通辽、开鲁等地驻军几千人马，配合达尔罕旗卫队，展开了空前的大搜剿，企图消灭嘎达梅林的起义军。当时，起义军的处境十分不利，敌人大兵压境，起义军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嘎达梅林等义军首领研究决定：为了保存实力，行动灵活，首领们各自率领所属部队分散活动，化整为零。大队人马分散后，嘎达梅林的队伍只剩200人左右了。

1931年4月5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张学良命张海鹏部一个骑兵团和汤玉麟属下东北骑兵第17旅李守信团约4000多人，帮助达尔罕王围剿嘎达梅林起义军，起义军损失惨重。嘎达梅林率领几十人来到达尔罕旗境内的舍伯吐东北的洪格尔敖包（科左中旗花胡硕苏木洪格尔敖包嘎查东面的乌力吉木仁河——新开河故道上，当年是一个渡口，叫洪格尔敖包渡口），准备渡河南去，时值开河，湍急的河水漂着浮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后边追兵迫近，嘎达梅林掩护部下泅渡，然后自己乘马渡河，不幸在激流中中弹身亡。

追歼嘎达梅林的是热河军阀汤玉麟所部崔兴武旅的李守信团，据李守信在内蒙古政协出版的《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辑上发表的回忆录所述，是他亲手将嘎达梅林击毙在河中的。李守信割下了嘎达梅林的头，回开鲁送给崔兴武旅长，崔兴武用木匣包装送汤玉麟。汤玉麟又交给了达尔罕亲王，并在旗内悬挂示众。

后来在乌力吉木伦河边民众修建了梅林庙。

嘎达梅林离世第二年，《嘎达梅林》开始传唱：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北方飞来的大鸿雁啊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天上的鸿雁从南往北飞
是为了追求太阳的温暖
反抗王爷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幸福

天上的鸿雁从北往南飞
是为了追求太阳的温暖
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啊

1896年，大清国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清廷之命出使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顺访欧美列国，历时190天。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一行乘“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美国纽约，对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半小时的专访，全文刊发在1896年9月3日的《纽约时报》上。

美国记者：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的呢？

李鸿章：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待的。只是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美国记者：那么阁下，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最使您最感兴趣呢？

李鸿章：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中国和欧洲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中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台风会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层建筑若没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得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美国记者：相比之下，阁下对我国民众给阁下的接待印象更深，还是对我国重要人物给阁下的接待印象更深？

李未作答，

美国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美国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

李鸿章：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
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
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
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
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
你们不象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
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取消排华法案。

美国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
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美国记者：阁下怎么看待纽约报纸刊登的阁下的肖像？

李鸿章：它们不大好，是对原件的拙劣摹仿。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李鸿章的访美之行有何商务和政治意义，李挥挥手，表示不作回答。

0. 简要经历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渤海之滨的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李大钊出生后6个月，父亲因病去世，一岁半时母亲病故，祖父李如珍将他抚养成人。

李如珍注重对李大钊的培养，让进入学堂学习。

1899年，李大钊与16岁的邻家女子赵纫兰结婚。

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天津），从预科到正科，直至1913年毕业。

1913年，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三年后回国。

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1918年6月，李大钊与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冬，李大钊参与主编《新青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等人来到中国，首先找到了李大钊，两人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遂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叫共产党。

1921年，在李大钊等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后，在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后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并在李大钊领导下开展工作。

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李大钊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会后，李大钊到广州去会见孙中山，同他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与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委托李大钊与廖仲恺、鲍罗廷一起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和李大钊5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回到北京后，李大钊很快就帮助建立起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推动了国共合作在北方的发展。

1926年3月初，奉军不断以军舰运送军队在天津大沽口登陆，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国民军封锁了港口。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其后跟随着数艘奉系军舰。国民军发觉后立即以旗语制止，并发空炮警告。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炸死炸伤国民军官兵多人。事后，日本又纠集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名，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防，限48小时内答复。

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组织发动下，北京各学校、工会等两百多个团体共十多万民众聚集到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公使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并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的执政府去请愿。段祺瑞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枪击刀刺，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血流满地、死伤枕藉，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人员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不久，国民党方面的徐谦、顾兆熊、陈友仁等和共产党方面的陈乔年等人，先后被调往广州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李大钊独自承担着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

“三一八”之后至1927年2月，北京共产党员由300人发展到千人以上，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增至4300余人。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组织了一个具有相当阵容的联合战线一一国民党联席会议，或称左派联席会议，其中包括实践社、新军社、四川青年社、新溪社、革新社、琼岛社、中山学社、新中学会等进步社团。当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委员11人中，属于共产党者5人，他们是李大钊、吴可、谢伯俞、莫同荣、谭祖尧；属于国民党者6人，即邓文辉、萧忠贞、郑积兰、刘耀西、路友于、李寿雍。

1926年4月16日，在直、奉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南口，段祺瑞垮台，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当上了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

北洋军阀反对“赤化”。因为国共合作，其将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军警不但搜查了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还派兵到他乐亭的故居去抓人。夫人赵纫兰很是为李大钊的安危担心，李大钊写信对她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

李大钊原来在北大的同事沈尹默赶到孔德中学，把正在听课的李葆华叫了出来，对他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李葆华回到家中，向父亲李大钊转告了沈尹默的话。李大钊听后对李葆华说：“你再见到沈叔叔时告诉他，谢谢他的关心。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1. 被搜查

起初，对于李大钊，张作霖秉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随着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强大，张作霖逐渐对李大钊有了提防。

令张作霖愤怒起来的是李大钊策反了他手下的一员军事人员郭松林，这件事让张作霖元气大伤，甚至险些丧命。

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的努力之下，冯玉祥成功地和南方革命政府联合了起来。联合之后，他们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打击奉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都遭到重创。

张作霖坐不住了，准备展开行动。

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等罪名，下令对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等人实行通缉，从这一天起，李大钊等人便转入地下斗争。当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所属位于大使馆西院的一个废弃的兵营。

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

张作霖派人和东交民巷的首席公使_{（使馆区推举出来的代表，方便和中国政府沟通）}欧登科_{William James Ouden Dijk}展开讨论，看能不能进入使馆区搜查。欧登科默许了张作霖进使馆区搜查的行为。

张作霖派京师警察厅日夜监视苏联大使馆区，大批特务化装成人力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门口窥视。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秘密逮捕。监视发现一个叫李渤海的人出现频率非常高，十分可疑。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吴郁文派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他们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个人。北郊警察署长告诉王景有和杨恩华，这个人是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当场抓住的，经过王景有和杨恩华的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这个人终于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没能经受住酷刑的考验，交代了自己是李大钊交通员的事实，“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

掌握情况后，张作霖制定了抓捕计划。但张作霖布置的所谓秘密行动，很快被泄露出去了。杨度派人递消息给李大钊，让他赶紧跑路。但李大钊坚信张作霖不敢进苏联大使馆，自己是安全的。

2. 进入苏联使馆抓人

李大钊等人的秘密据点被法、日公使馆相继发现后，他们互相联系，将情况通报给安国军总司令部。奉系军警即“构陷侦查”，获得确证，便与列强公使商议，企图搜查苏联使馆。

公使们对于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请。安国军总司令部将此意通报主持外交部的顾维钧，顾维钧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派吴晋与列强公使接洽。

1927年4月4日，首席公使欧登科召集列强公使秘密会议。欧登科称：“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他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4000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1927年4月6日，该日为清明节，小雨。

上午10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东交民巷。陈向欧登科递交的公文称：“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欧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人界，不得拦阻。接着，大批军警闯入苏联领事馆西侧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毗邻苏联使馆的英国使馆的高墙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苏联大使馆保卫部队鸣枪示警，军警突然拐了个弯，冲向了苏联大使馆隔壁，这里正是李大钊居住的俄军旧兵营。兵营守卫看到大事不妙，赶紧将大门关了起来，同时苏联大使馆士兵开始对天鸣枪，要求这些军警立即滚蛋，气氛异常紧张，但是军警人多势众，每人都携带武器，未理会苏军警告，直接撞开大门，将兵营里所有人都抓了起来。

1927年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10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开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拥而入。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前一段时间被捕的阎振山闯了进来。

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军警们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还抓走了赵纫兰和李大钊的两个女儿。

下午2时，军警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据警方报告说：“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此肆行焚毁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获证据多件”。搜查一直持续到当日晚上7点。

在远东银行、中东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们一无所获；在使馆所属旧兵营中，检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

当日傍晚，首席公使欧登科向外交部递交照会，抗议警方“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搜查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同时，因为奉系军警“非法”搜获的“叛乱”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团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团又同意将原先的搜查许可延展两日。

4月7日，天津警察厅会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苏联驻华商业贸易机构。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举动。

这次搜查的重点并非警察厅公函中所指明的三处，而是属于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当日共逮捕五十余人，共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书记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等十余人。

李大钊全家都被抓了起来，除了长子李保华。李葆华恰巧外出不在家，幸免于难。第二天，沈尹默找到李葆华，把他送到哥哥沈士远家躲避。几天后，沈尹默认为哥哥家离侦缉队太近，不安全，又请周作人把李葆华带回家中保护起来。李葆华在周作人家中藏了一个多月。后来，沈尹默、周作人让李葆华化名杨震，设法把他送到日本留学。

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话时称，“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

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函中，张作霖又称：“深惧神明华胄将就沦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

5月12日，伦敦英国警察步张作霖后尘，搜查了苏联驻英国商务机构。事后，英国外相张伯伦宣称：共产国际在“世界到处图谋扰乱”，已训令在中国煽动排外运动，所以英国决心“与苏联断交”云云。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苏联侨民。

3. 苏联方面的反应

奉系第二次入关，张作霖入京后，曾以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一再向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不惜“破裂与俄国的关系”。

1926年3月下旬，张作霖遍访列强驻华使节，“探询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什维克主义”。4月26日，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罪名查封京报馆，逮捕并枪杀了该报社长邵飘萍。

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后，1926年3月1日，张宗昌部下在浦口扣押苏联商轮巴米亚列宁娜号，拘捕在船上的鲍罗廷的夫人及苏联外交通信员等人，押往济南。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在文章中触犯了张宗昌等人，也被扣上“宣传赤化”的罪名而遭处死。

而抓捕李大钊事件立即引起中苏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

当日深夜，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使馆，抗议其“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器、宣传赤化之物品”。对于此次抗议，顾维钧心怀异议，其他事先并未与闻的外交官更是摸不着头脑。

驻苏代办郑延禧答复苏联政府质询时，竟断然肯定说：“一定是强盗抢劫!” 1927年4月7日清晨， 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对于武装军警“强行侵入”，“肆行剽掠”，提出强烈抗议。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召见中国代办，递交致北京政府的抗议照会。

提出：一、立即撤退军警；二、释放被捕人员；三、归还武官室文件；四、归还被抢劫的钱物。在未得到满意答复前，将撤回驻华代办及全馆人员。

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苏代办，表示对苏联政府的四项要求，“目前碍难照办”，至于撤回驻华使馆人员，愿“听其自便”。19日，苏联驻华代办率领全体馆员出京回国。

查抄苏联使馆后，张作霖急电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命其“星夜来京”，任苏联使馆文件编译会会长。数日后，张作霖秘密召见张国忱，指示他“注意搜查激起国际上注意”的“宣传赤化的材料”，并暗示说，为此应不惜手段，否则无法向列强公使“交差”。

张国忱立即请编译会特邀译员、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帮助制作一份共产国际宣传赤化的文件”，一份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出笼。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份文件，其中有“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的“指示”。它立即在政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第三国际唆使共产党人制造南京事件的“铁证”。

4.被捕后各方的活动

李大钊等人被捕引起极大震动。

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北京25所大学校长，杨度、梁士诒、司法总长罗文幹等纷纷要求移交法庭办理。

北京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劫狱队，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武力抢救，但被李大钊劝阻。

京津各报相继呼吁：“党狱”万不可兴。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八条写道：“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纷纷要求张作霖立刻释放李大钊。

众多社会组织也在其中做了很多努力。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营救李大钊的行动，并且强烈反对张作霖对李大钊动用私刑，要求立即释放李大钊。

抓捕到李大钊之后，张作霖想要立刻将他处决。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压力，考虑到除了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的身份之外，李大钊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使得张作霖一度动摇迟疑。

军阀张宗昌从山东前线拍来电报，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

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也向张作霖力主“处以极刑”。

蒋介石亲自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

张作霖决定对李大钊处以死刑。

警察厅根据查抄使馆所获名册，严令各侦缉队“认真踩缉，务期弋获。”4月16日，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农民部部长莫同荣等被捕入狱。

5. 法庭判决与就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

法庭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

在严刑拷打下，李大钊始终 “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他在《狱中自述》中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并陈词：“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李大钊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张作霖专门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个把小时后，然后宣判李大钊死刑。

4月24日，“安国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特别法庭”，准备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审判。28日，由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法院刑厅推事)、周启曾(北京卫戍司令部执法官)和检查官杨耀曾等七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开庭。

由于对李大钊等人的判决在前一天晚上“大致即经商定”，因此，“特别法庭”在装模作样地对这些“人犯”作了一番提讯后，至中午时即宣读了判决书“认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人为共产党，由审判长何丰林判定死罪执行绞刑，舒启昌等四人情节较轻，各处徒刑十二年，李云贵等六人仅属附和，各处徒刑二年”。

法庭给李大钊定的罪名是：“实系赤党宣传共产，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

对此，李大钊没有申诉，只提了一个要求，表示自己不想死无全尸，不要使用枪决。张作霖答应了这个要求，专门从国外进口了一个最新款的绞刑架。

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
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
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另有说法：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和其他被捕的革命人一同被拉到了刑场。刽子手执行了三次，每次等到李大钊快要窒息的时候，刽子手就会放他下来，让他重新呼吸，然后再次执行新一次的绞刑。整个绞刑过程持续了四十多分钟。

另有说法：由于绞刑架陈腐失修，上下反复两三次，历时28分钟。

李大钊被害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国共两党重要干部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中共北方区委杂志《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会的干部，除个别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他们是：国民党员、执委会主席邓文辉；中共党员、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执委兼文书谭祖尧；中共党员、农民部长莫同荣；国民党员、妇女部长张挹兰；国民党员、商民部长姚彦。同案牺牲的烈士还有：张伯华、杨景山、陶永立、方伯务、吴平地、李昆、阎振山、郑培明、李银莲、谢承常、英华，一共19人。

6. 安葬

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浙寺（今宣武医院附近）6年后，1933年4月初，当年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此时，赵纫兰疾病缠身，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毅然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

13位发起人每人捐款20元，另外，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陈公博捐300元，汪精卫捐1000元。捐款由北大会计科代收，留有收据。

4月23日，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7. 追凶

建国以后，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让公安部长罗瑞卿找出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发出红色通缉令。

1951年6月，铁道部抓捕了一名身份特殊的特务。这名特务名字叫做阎振郎，是抓捕李大钊活动中的主力之一。

据阎振郎口供，北京的公安将杀害李大钊嫌疑人锁定威吴郁文、雷恒成、陈兴亚等人。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信息，据一个被抓获的军统特务交代，杀害李大钊的主谋吴郁文（1927年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逮捕审讯李大钊），现在换了个名字叫博哉，住在北京鼓楼湾。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察和被捕特务的指认，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判处死刑，不过此时其已经身患重病，未执行，关押后于1953年病死。

雷恒成（清朝皇室远亲，长期在京师警察厅工作，带队搜查苏联大使馆）解放后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在北京城里到处混，被熟悉底细的人举报，经过身份核实后，华东公安部给出的判决非常简单“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判处李大钊死刑的王振南，一直担任京师审判庭的法官，1955年被抓获，1957年被枪毙。

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被张作霖抓住后把李大钊出卖了。李大钊被捕后，李渤海被释放，为张作霖所看中担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西安事变时，李渤海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立下了大功，后来还被蒋介石关了很长时间。建国以后，他并未遭到清算，还成为静海区的人民代表。1955年，受潘汉年案件牵连，被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病死狱中。

顾顺章（1904－1935），男，上海宝山吴淞人。

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在工人中颇有影响。1924年，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表现突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1926年被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顾在苏联受训时间不长，学会了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技能，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不留痕迹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其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中共转入地下活动。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反叛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_{（即伍豪；当时中央特科以抓阄的形式取代号，周抓到伍号；邓颖超抓到一号，叫逸豪）}、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行动机构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中央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_{（1924年入党）}；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红色恐怖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科长；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顾顺章协助伍豪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_{（行动科）}的负责人。

顾所领导特科的武装组织——红队，处决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如1929年11月，曾带人在上海霞飞路设埋伏，枪杀叛徒白鑫。枪杀白鑫后，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从同一个部位穿出。顾的公开身份是魔术师化广奇。

瞿秋白遗孀、和顾顺章同在中央机关共事过的杨之华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伎女，打老婆”。

在级别上升过程中，顾顺章吃喝嫖赌等习性不断显现，伍豪和陈赓等人对其颇不放心，准备将其调离特科领导岗位，以康生_（赵容）代之。

1931年3月，顾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结交了一位女性。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发现了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表演的魔术大师化广奇。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之一。

《民国日报》报道：1931年4月，顾顺章奉党内安排赴汉口处理党务工作，共四人由上海搭轮船去汉口，一行人在途中已被汉口行营司令部侦悉，派人在码头伏击守候，顾顺章一行抵达汉口上岸，即被拘捕三人，一人漏网。

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以供认其掌握的机密。

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的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认为：“抓不住周恩来了！”钱壮飞通过李克农抢先通知了特科，顾顺章掌握的情报价值大减，“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

影响

杨之华回忆：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早就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由于顾顺章所处地位高，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中共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

由于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伍豪不可能尽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_{(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恽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即将出狱脱险之际，终被处决在南京雨花台。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

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杀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

1931年6月，顾顺章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遭杀害，年36岁。

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

向忠发被捕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让康生、陈云为其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王明离开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去往莫斯科。

顾顺章对伍豪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伍豪此后也离开了上海。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开展，在上海无法立足，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

伍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潘未置可否。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洪一度被抓，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被捕，关押到1974年，未正式判刑。文革结束后，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

《上海1931》的作者吴基民认为，顾顺章叛变后，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据《中国共产党史稿》记载，顾顺章有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经常和中共领导人开会的远东局执委会代表叫罗伯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米夫之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6月10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杨奎松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认为：“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和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这方面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顾虑的……”

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回忆：“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1931年12月1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此系以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第一号通缉令），通缉令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最终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报复

顾背叛时家属居住上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802号，由伍豪负责保护，顾被捕后，在汉口的同志即电告顾顺章的家属，因为顾顺章一被捕，势必有被抄家的可能，叮嘱他们立即搬离到其它处，其家属得悉后，即搬入爱棠村33、37号。

1967年5月，伍豪调阅上海的旧报，把1931年到1932年报刊有关内容编为《大事记》：“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4月顾顺章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5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10人”，“11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21日至28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

1931年6月，伍豪亲自指挥，康生带队，对顾顺章全家实施了报复行动，勒杀顾顺章全家13人，洪扬生、王竹友等参与。

行动经过周密考虑，一是考虑到枪击声响惊动周围居民和杀人后血迹溅飞处理麻烦，而用绳索勒死全部家属，二是运尸体外出怕泄漏案情，采用处决其家属后直接在住宅庭院地下深埋并铺上水泥。因考虑到顾顺章幼女顾利群年龄只有4岁，伍豪派手下人员谭钟玉送回顾的家乡上海宝山，随后秘密行动开始，特科行动组人员即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对顾的家属逐个进行处决，并在庭院挖坑深埋。

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还安排把顾顺章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后来下落不明。

康生亲手用斧头砍死一人，后其声名以“肃反专家”传开。顾顺章事件发生后，康生成了中央特科三科科长。1933年7月康生追随王明去了苏联，王明和康生分别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康生从此改用俄文名字康斯坦丁_{(中文音译即康生)}。解密档案表明，康生在苏联的4年，主要干了两件事：宣传王明和学习苏联“肃反经验”。康生曾串联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联名写请愿书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总书记。康生实地学习苏联“大清洗”，将一批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许多人被枪决、坐牢、流放。康生也由此成为中共党内唯一受过契卡_{(“全俄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后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全面训练的“专业人士”。

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1931年6月，顾顺章全家十三人已被伍豪带同王竹友亲手铲除，分别在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掘出尸体三十余具，彼时上海各报才发布该案。

在场有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伍豪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伍豪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所名著《领袖们》一书。

此后的几十年里，伍豪再也没有碰过烟。

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伍豪从国民党手里救出，因此认出伍豪，也一同被杀。

张长庚回家后，顾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供出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影响，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发现。

由于整个行动在上海三处四个地方进行，实际掩埋地如下：
一、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亦可称大同坊37、33号(目前地址为上海徐汇区余庆路102号、110号)；（当年案发的33号，天井内地下埋尸三具），最右为102号（当年案发的37号，天井内地下埋尸四具），33号和37号中间隔着3 户。
二、武定路修德坊6号(目前地址为上海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
三、麦特赫司脱路383弄陈家巷91号(目前地址上海静安区泰兴路383弄91号，已拆除)。严格一点讲陈家巷的埋尸不是顾的家属，时间上不是同一时段，或先或后，只是告密者一次交代了三个地方，但是这三个地方处置性质是一样的，即中共特科对叛徒和告密者惩治行为。

上述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的地址是当时报刊连续报道案情采用的地址名，严格一点讲，是该建筑物的初名。查30年代弄堂地形图，实际上当时案发埋尸地址名，也就是门号牌，应该称姚主教路125弄大同坊37号、33号，而33与37号必定要从姚主教路125弄进入。至于余庆路初名爱棠路，在33、37号沿街面一段，也是案发后十年才辟通筑路，与麦尼尼路(康平路)以南的爱棠路接上，通路后才把大同坊37号定为余庆路102号、大同坊33号定为余庆路110号。

查看当年地形图，33号和37号门前为荒芜地且无路可通行，据当年报道案件的报刊称：该路段白天也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漆黑一片，该里弄1930年刚建成，为三层楼新式里弄建筑，每月租金为银42两，租用该弄房子只有9户，据案发后该弄看门人反映，4月时有一男的来租37号，父母妻女同来，同时33号亦有一对夫妇及儿女搬进来，另有女佣，为宁波口音，一行人汽车进出，门牌31号的一周后迁出，门牌33号的一月后迁出，从上述当年地理环境来看是相当冷僻的，所以周恩来的行动组进行活动可以无人知晓和极为隐蔽的。

秘密行动经过一个炎夏一直没被察觉，实际上顾顺章一直在四处打听家属下落而无结果，顾也渐渐感到事情不妙而极度不安，只是无确切证据，终于在1931年11月中共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捕，他供出了案情和埋尸具体地址。

关于王世德泄密，透露埋尸体地点，在报界刚刊出时，隐蔽了王世德的真名，以“李龙章”的化名来记述案情，经查阅《申报》1931年11月24日第十五版，该版面有报道案情调查进展的记载，其中一节，在小标题“李龙章供惨杀经过”下，讲到汉口当局抓获了李龙章，李供出顾顺章全家被杀，藏尸点，当局根据李的口供，请本埠巡捕房侦查等等，李龙章还特别提到，有九具尸体。王世德参与勒杀、埋尸，这次又由他曝出隐蔽数月的机密，因此，王世德是此案件的关键人物。

根据王世德(李龙章)的供述，11月21日，巡捕房接到汉口来电，要求调查某案件，但是开始来电称，有绑匪撕票，埋在姚主教路33、37号，先派员打探一下，为慎重起见，巡捕房先派员初步挖掘一下，天井泥土下有木板，缝隙中窥见尸体，后来得知此案并非绑匪撕票，确系政治性质，所以报请法院研究后再挖掘。

11月23日下午二点，巡捕房协同首席检察官陈满三、检察官丁仕奎以及法医魏立功、姜璇和书记官彭珊一同乘汽车到场，此时，巡捕房西捕白而地与特别机关侦探督察员金九通、中西包探以及小工已在案发地等候，随后检察官下令小工：对上述几个地点中37号和33号进行开挖。

挖掘先从33号动手，开挖刚开始时不见起色，并再次盘问知情者，得知确切无误后便明确挖掘，掘地四、五尺后，挖出男尸二具，接着在37号挖掘出女性死尸一具，随着多具尸体出现，一股恶性臭气冲出，使得围观居民纷纷掩鼻而逃，任凭巡捕怎样驱散围观者都不见效，这些尸体大都赤裸身体，或背心短裤，绳索在尸身颈部和肢体上均绕上几股，因尸体腐烂，又多具堆积在一起，实在是恶臭难挡，警备司令部只得先垫资购买棺木。

装尸体的棺木抬上卡车，被运往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位于法租界宁波路、东自来火街东北角路口，今淮海东路永寿路口)验尸。法租界总巡捕房刑事科报请第二特区第二法院验尸，地方法院呈报同等第三法院检察官章宗侃会同地方法院检察官丁仕奎、姜璇、以及书记官彭珝带同法警到达位于法租界宁波路8号、东自来火街口的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此时，顾顺章家属与中央党部特派员尚未到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查长杨凤岐到场迎候。

接着，法医命令小工开棺，把尸体抬出来，顿时臭气直冲，旁人有呕吐感，此程度为该验尸所首次碰到，只得点燃芸香、香樟脑等中药，以烟气驱赶恶臭，但只是稍微冲淡一下窒息的气味，魏立功、姜璇二法医各戴橡皮手套，即对各尸体详细检验。

在尸体装运过来时候，报验37号尸体的棺木为顾维贞夫妇、张阿桃、张爱宝，33号为吴克昌夫妇、男佣，共四男三女，但是对标有吴克昌、男性尸体一具的棺木，经检验为女尸，判断为案发地初查有误，实际共四女三男，女尸身份一时不能鉴别，后来叫顾顺章其他家属辨别，该女尸为一个姓叶的亲戚。

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司令部官员黄凯到场，在验尸所除了法医外，巡捕房派人请来顾顺章十五岁小舅子，即那天不在场而尚未遇险的张长庚来辨认尸体，虽然尸体经过数月掩埋尚未全部腐烂，但是张长庚讲这些亲戚也不是全认识，但是他马上认出了尸体中的二具：父亲张阿桃、姐姐张爱宝，对于其他尸体的辨认，不是像对其父亲、姐姐那样的熟识度，能立即辨认出来，验尸官称：各尸体头上的麻绳割下来，可以绕三四股到五六股不等，这批麻绳收集要达八包，被法院贼物库收缴。

后验尸查证，在37号(即现在余庆路102号)掩埋尸身为顾维贞吴韶兰夫妇(顾顺章兄与嫂)、张阿桃(顾的岳父)、张爱宝(顾的妻妹)共四具，在33号(现余庆路110号)掩埋尸身为男佣(脸有麻皮，名不详)、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吴克昌妻子(顾顺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尸体，记者也获知，叶小妹的丈夫陈阿松，在叶小妹阴历四月失踪后，到其在松江的亲戚家里打听，还曾经到爱棠村找寻过，但是该处已无人居住。

因为王世德供述有9具尸体，现在挖掘出来7具，为考虑到或许有遗漏，以及慎重起见，征得业主潘肇邦的同意，对爱棠村这一排房子中间的34、35、36号的天井也挖掘一次，没有发现死尸。此时，修德坊有尸体的消息披露。

王世德以化名李龙章继续对外称：当时准备要处决的人共有11人之多，听到过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以及胞弟斯励二人也在内，除姚主教路屋内，在公共租界的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天井地下，也埋有尸身4具。从《申报》的记载来看，王世德的供述和记者的报道都是很谨慎的，因为王世德称“谋毙”，说明要杀斯烈(斯励之兄)只是计划，未必是具体行动，而《申报》记者称：若凶手李龙章的供述与挖掘出来死尸吻合，则说明李的口供正确。

修德坊6号在该弄底独立一幢，该弄共双间楼五幢，延街二幢当时门牌定为武定路98a和99号，弄堂中间二幢为2号与4号，案发的6号在弄底独立一幢，西首为汽车间，1930年底完工，为大陆银行地产部建造，每月租金为银90两，据查，1931年5月有个叫黄维国的来租房，特征是留八字胡，他一次付清三个月租金，一共银270两，案发后黄维国不知去向，事后曾一度查到担保人即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老板张义安，实际上该处为特科在上海活动据点一个，但是张慌称不认识那个姓黄的，是他人转托的，称是地产部收了三个月租金后直接借出的，(由此也可查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实际在泰兴路召开，因有些回忆文章讲“另一说法是可能在武定路修德坊召开”的假设，现在看来当年1月尚未租房，实际上中央特科5月起租到案发，这个说法有一些依据)。

此刻，《民国日报》记者已从巡捕房调查、泄密人员那里获知，并在该报上披露：特科在党内已有定例，对不忠、叛变、倒戈、泄密者，若被侦知，即派人将其处死，其处决方法是，先用绳子对要处决者的双手紧扎，由他人持绳圈从其背后套入颈项。勒毙之后脱去死者衣服，随后赤身裸体埋藏，或者尸体肢解分别抛弃。

据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队长王斌禀接到京中来电，确认了武定路的埋尸处，西探长亨特承办此案，11月24日去现场打探一下，发现屋内已搬空，只有墙上火表一只没拆掉。

第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同戈登路巡捕房(位于戈登路康脑脱路、今江宁路康定路西北角口)探捕前往武定路修德坊6号发掘，同时附近派武装探捕巡守，先在天井北首近正屋处掘出麻袋包裹的男尸，尸身穿布背心，手脚用麻绳反搏，经辨认后为斯励尸体，后挖出3具尸体，认定为张杏华(顾顺章妻)、张陆氏(顾的岳母)、吴克昌(顾顺章嫂子的弟弟)，斯励为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以前为中共党员，顾顺章与斯励非常熟识的，某次顾在上海被当局拘捕，中共曾托其兄斯烈转告当局说情保出，所以两家常往来，中共特科估计斯励可能会随顾投诚敌方，所以采取此行动，当报纸披露案情后，其妻陈佩英(当年28岁)于11月24日下午一时赶到修德坊，见到刚被挖掘出丈夫的尸体后便号啕大哭，四时左右被陪来者劝回家，斯有二子，长子三岁，幼儿尚在襁褓中。

《时报》记者根据斯励的妻子陈佩英的回忆和讲述，而写出新闻报道，称具体日期是在7月24日(未考证)下午三时，有人去闸北斯励家的，叫他外出有事，然后那天其丈夫出门后，一直没有归家，使她焦急万分，却无处打听到任何线索。现在案情已浮出水面，据调查披露，实际情况是在数月前，特科人员引诱斯励至武定路修德坊6号楼下，开始对他执行处决，四时左右动手勒毙斯励，深夜埋尸地下，同时特科人员以公务人员身份对斯家搜查。

记者从特科叛逆人员那里获悉，顾顺章的妻子被特科人员叫到里面问话，说是你丈夫将来到了南京必定做大官，你是否也跟着他一起去呀？顾的妻子张杏华答道，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跟着他了。此话刚落，行刑人员即把绳索套住她头颈，猛力一勒，随即倒地毙命。

随后这些在修德坊挖出的死尸被移送斐伦路(今九龙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到场监督，张长庚辨认了其母张陆氏、其姐张杏华的尸体，并收去大殓，而陈佩英以后则把丈夫斯励尸体送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

上面提到的顾顺章妻子与岳母，是由中共特科派人引诱她们二人至修德坊后被勒死的，至于为何没有死于爱棠村，也就是顾的家属大批人员死的地方，现在无法查证，只能估计爱棠村埋尸地方不够了，或者母女二人可以一起使唤叫来，由于用上面提到的处决手段，即绳索迅速套入颈部勒死，这批遇难者连惨叫一声都不能，因为这批死尸的恶臭程度实在厉害，验尸所不得不点上芸香檀降香苍术来驱散一下窒息的味道。

顾的被杀家属遗体，在验尸后由张长庚和其他亲属收殓，后安放在闸北延绪山庄(1926年建的延绪山庄，又称天下会馆，位于现在在闸北童家浜一带，地址为老沪太路203弄2号，其旧址与门口牌坊于2004年被上海市列为“首批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实际上顾顺章家属遗体在延绪山庄为灵柩寄存，以后几年均移入江苏镇江。前面讲到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小名毛毛，后来实际藏匿在金山张堰乡东约十里地方，据了解，在周恩来一行的行动刚开始时，顾的家属已被监视，4岁幼女一直大哭，并强行外出游玩，行刑者怕泄漏机密又不忍惨杀幼女，周恩来下令派人将她送到宝山家乡，但是实际上途中改变方向，送金山张堰东十里一乡民家，对人谎称该女孩父母病亡无人抚养，不得不送人，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得知原委后，于11月26日早派人偕同顾顺章妻弟张长庚，去乡下寻回顾女，午后到了闵行，再派专车送往市区后上火车至南京。

当年上海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副刊《北华捷报》(周刊)，都对案件作了深入的报道，在1931年12月1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对此案件中提到的武定路现场，作了如下描述：“……it was nearly noon before the first corpses， the two women were unearthed，The yard is about 20 ft square， with one corner cut away，the whole being surrounded by a wall nearly 9 feet high， After spading 18 inches deep，……they saw two bodies，both female，prone and face downwards，……they body of younger was entirely unclothed，while that of a considerably elder women was partially covered……”当二名女尸中第一具被挖掘出，已大约过了中午时分，……这天井大约20 平方英尺(译注：约6平方米)，里面一个角被斜切，整个天井被一个约9英尺(译注：约2米7)高的墙围住，在挖掘了18英寸(译注：约合45公分)深后看 到二具女性尸体，脸朝下卧倒着，……其中年龄看上去轻一点的女尸，身体全裸露，而看上去年长一些的女尸，身上尚有部分衣服遮体。……

陈家巷挖尸工作也基本上同时进行，据告密者供出线索，上海方面接京中电报，明确得知在麦特赫斯脱路383弄椿寿里内陈家巷，门牌标有A91号的地下，埋有 黄弟洪，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四具尸体，后来得知有一名字王盘的青年也埋在91号，为此，静安寺巡捕房(位于极司非而路愚园路，今万航渡路愚园路东北角口)着手调查，该91号大房东为姓蒋的，(据后来被认为中共六届四中曾在此举行)，前后洋房二座，前一座前有空地，上面种花草，另一幢洋房在后面东北角，有空地一块，以前空地上搭芦席，1931年夏前房客迁出，后由新中华实业社迁入，前幢为办公处，后幢为家属宿舍，迁入后将芦席拆去，改为铁皮房内铺木板，此时大批花露水生发水等化妆品置于其中，租住者浑然不知下面埋有死尸，《申报》记者对该案发地描述，讲到该处东通麦特赫司脱路(泰兴路)、西近戈登路(江宁路)、南达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北临新闸路，大门开在陈家巷狭弄内，前面有竹篱笆，屋后为一小花园……，捕房正式挖掘前一天到现场查看过。

第二天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总司令部汉口行营参议黄凯会同凇沪警备司令部暨公共租界巡捕房探捕前来查办，上午八时先挖掘该地东北角，发现草拖鞋一只，直至下午三时尚无结果，当时围观的新中华实业社员工嚷着没有出现尸体，乱挖弄坏地面要求赔偿，于是在斜对面西南角挖掘，又发现草拖鞋一只，但是仍没有发现死尸，于是又调往东北角挖掘，后挖出脚趾一段。

直到五时许才在东北角矮垣下七尺深见一席子，掀开一看为尸体一具，赤身大半溃烂，经风吹后发黑，此时围观者才掩鼻纷纷离开，被挖尸身开始认为是男尸，为朱完白尸体，后来辨认为女尸，是邹志淑尸体，因为巡捕房以及挖掘尸体的小工，是无法辨认死者身份的，只能由在原特科内任职的人士来指认，此时天已黑，只得待明天继续挖掘，第二天又挖出一具男尸，初步认定为黄弟洪尸身，直到第三天一下共挖出三具尸体，其中男尸一具是在离地一丈五以下挖出，尸身中等身材，皮肤惨白奇臭难挡，尸旁衣包一个内有血布，为王盘的尸体，王是一位留俄学生，另二具为赤身男女裸体，并头并脚在一起，将二尸翻转，辨认为朱完白夫妇，朱完白尸身头颈绕有长绳，四肢用布绑住，女尸皮肤灰白尚未全腐烂，身材纤细。

在陈家巷91号挖掘出来的死尸，后被移入斐伦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法医魏立功、书记官刘椿来到验尸所督办，据验尸官称，这批遇难者头颈被勒打结手法和尸身捆绑均一个式样，故一人所致。

最后确认这5具尸体分别为黄弟洪(又名黄警魂)，黄是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江苏扬州人，1930年和刘伯承一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据说害怕国民党残酷镇压欲投奔敌方，曾发信给蒋介石，以看在也是黄埔学生这一点上，望蒋介石给予器重，发出的信被特科获取，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广东人，1901-1969，卅年代为中共安插在敌方的情报人员，实为双面间谍，1949年后杨曾被中共方面关押，后来陈庚说情担保，被公安机关定为管制一年处理)设圈套引出黄第洪，说是请他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约见，黄不知有诈，上门请他外出者实际为特科行动组人员，经黄包车接送七拐八拐，后将黄弟洪秘密送入91号，即被特科行动人员勒毙处死。邹志淑(女)，浙江嘉兴人，负责地下党交通和掩护工作，尸体被挖掘前一段时期，有不知详情的人发现邹志淑怎么神秘失踪，据当时熟悉中共内部情况人士称，邹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违背党纪事宜，在平时言语中流露出动摇倾向，中共特科认为假设她叛变会对中共组织极大破坏，故特科决定将邹志淑也勒死，朱完白夫妇二人，朱是苏州工艺学校学生，朱完白二十余岁，长于词令熟悉英语，任党内翻译，在杭州工作是由党内某人介绍娶当地白相人之女为妻(其妻姓名不详，难以考证)，婚后感情甚好，以至置党务工作不顾，至月末朱完白赴党部领薪金发生争执，特科人员恐其叛变泄密，将夫妇二人同时勒死，王盘(亦有称王培)男，曾留学苏联，有关他更详细资料未找到，后来据案发地新中华实业社人员讲，自迁入91号后每至深夜闻哭声，并有开门声拖鞋声等恐怖现象，该社准备另迁它处，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以及黄弟洪等人的尸体因为没有亲属认领，验尸完毕后被送入普善山庄安葬，后来这批勒死人的麻绳全送入法院贼物库。

最后法官通知蒋姓大房东购买石灰十担，把被挖地填没，并施苍术等药物以驱臭气，该处附近居民下午四时左右购买鞭炮，在91号前燃放，扫一下晦气，虽然还有其它地方仍埋有死尸的传闻，但种种原因缘故，挖掘工作到此暂停。

在挖掘死尸接近尾声时，顾顺章于1931年11月29日《申报》第六版、11月30日第二版，以及以后数天该报不同版面，均以“悬赏緝拿杀人凶手周恩來等紧要启事”为标题，刊登如下相同内容的悬赏文告：

敬啟者，順章乃於本年四月間自动脫离共黨，向黨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閉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長進。對於共黨任何人，從未加以陷害。盖順章只有主义之斗爭，並无个人仇恨之心理，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意共黨首要周恩來、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將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慘杀，而順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有人能將該犯周恩來、赵容等捕获解案，順章当賞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決不食言。伏祈公鉴。顾順章谨啟 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1932年1月11日《申报》第二版启事栏、右起第五条启事上，王世德用真名刊登《王世德脱离共黨紧要声明》，全文如下：

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黨。近两年来充任该黨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黨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白相残杀，乃于前月向国民黨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黨，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龙章者，实即鄙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黨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亦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份子，自向黨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黨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黨之罪恶。王世德谨启

结局

顾顺章背叛后，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并派亲信王思诚任顾的秘书。由于顾妻张杏华已被处决，徐恩曾委托王思诚，王思诚在手下帮忙下为顾物色了南京女子张永琴为后妻。张永琴在顾顺章死后，组织了新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将顾顺章的女儿抚养长大。改革开放后，曾接受过吴基民的采访。

据张永琴回忆，1932年4月，19岁的她正在读中学，经人介绍与26岁的顾顺章结婚。婚礼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徐恩曾率领中统的大小头目都出席了，徐还代表蒋介石，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贺礼。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顾顺章深居简出，偶尔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化装，通常是戴一副眼镜、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

顾有空便和王思诚等聊聊天，一些叛离共产党的中统特务也常到顾顺章家里来坐坐。他还用手头的钱，买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装了两大箱，只待时机一到就去上海开古玩店。

据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陈赓来到了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整整谈了一个晚上。说些什么，张永琴也不知道。一直到天蒙蒙亮，陈赓才走。据顾顺章对张永琴讲：陈赓离开顾家直接坐火车去了上海……

据张永琴回忆：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

其后数年，顾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技术训练班，为中统培训特务，其熟练的技术深受好评。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

顾顺章与陈赓在细柳巷见面以后，不久就被保镖出卖，将他写给戴笠的信直接交给了徐恩曾。顾顺章与徐恩曾大吵一场，随后被安排住到了由中统严密看管的安品街70号。

徐恩曾与戴笠，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但两人私下里却斗得死去活来。徐恩曾的中统逮捕顾顺章立下了大功，戴笠非常眼红。与此同时，戴笠又对顾顺章颇为佩服，经常将顾顺章从徐恩曾那儿“借过去”用用。徐恩曾表面上答应，心里却非常不快。现在顾顺章给戴笠的密信被徐恩曾拿到，他非常恼火，曾当面威胁要枪毙顾顺章。顾顺章非常愤懑，从此装病在家。

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不久后，徐恩曾在城南甘露寺5号为顾租了幢独进独出的小屋，也相对放松了监视。 1934年4月末，徐恩曾还安排顾顺章去日本休息养病。

1934年初夏，张永琴带着顾顺章前妻生的女儿也来到日本，住了将近1个月。这是顾顺章一生中最惬意轻松的日子。但好日子总是不长久的，为了照顾婆婆与自己的父母，张永琴带着女儿顾利群先回到了南京。徐恩曾亲自将张永琴接了去，详细询问了顾顺章在日本的情况，并关照张永琴写信给顾顺章让他早点回来。在徐恩曾的催促下，顾顺章于1934年9月回到南京。

1933年初开始，一个叫蒋云的苏州人经常出入细柳巷4号顾家。蒋云是顾顺章当年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密，每次蒋云夫妇一来，就与顾顺章关门密谈大半天，不仅行踪诡秘，而且谈话内容连顾的亲信班子也不得而知。这其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顾顺章心腹中的心腹林金生。林是顾的贴身保镖，但没多少文化，顾对其很放心，许多机密事情也不避他。时间久了，林金生也渐渐知道，顾与蒋原来是在密谋建立一个“新共产党”。

顾顺章虽然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是负责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实在是外行。因此，他将组建这个所谓“新共产党”的相关筹备事宜，一概交给蒋云来搞。蒋云也确实精明能干，没多长时间，便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而且还拟订了一个“五年计划”交给顾。顾顺章看了颇觉满意，对蒋云夫妇慰勉有加。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在蒋云交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纲领及五年发展计划不久，一天晚上在顾顺章家里吃饭时，蒋云夫妇双双被毒死，尸体被顾连夜用麻袋弄走，埋在南京荒郊。这显然是顾顺章唯恐泄密的杀人灭口之举，同时顾过河拆桥，背信弃义，凶残歹毒，也令了解内情的林金生不免胆战心惊。

事情还不止于此。1933年底的一天，顾顺章突然把林金生召到密室，要他干掉徐恩曾和陈立夫。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意外，让林金生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这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饭店××房间。那天天气很冷，林金生身穿大衣外出，顺手将信放进大衣口袋。没料到了地方，摸遍全身，并不见密信踪影，方知是不小心在半途丢失了。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满带狐疑的眼睛在林金生的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心里寒气顿生，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

退出来后，林金生左思右想，最后横下心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一步，死里求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当天便找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往特工总部面见徐恩曾，告发顾顺章。

徐恩曾静静听完林金生的揭发，虽然没有更多表示，心里却对顾背着自己组建“第三党”，进而阴谋成立特务队，想干掉自己和陈立夫的种种行径大为吃惊。徐恩曾叮嘱林金生回去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而林金生此时哪敢再回顾家，急得连连摆手说：“徐先生，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即使待在南京也很危险。只求徐先生给我找个远离南京的去处，离南京越远越好。”徐恩曾也不好勉强，思索片刻说：“最近陕西省党部正好跟我要人，你就先去那里吧。”说罢即做了安排。

林金生离开后，不敢停留，当晚即乘夜车转道赴西安就职，躲过了顾顺章的追杀。原来，当晚顾顺章迟迟未见林，便情知有变，又通过其安插在中统局的内线得知林调往西安的消息，遂连夜派出杀手在浦江车站窥伺赴西安的车次，寻机对林下手。接连三天，枪手都在车站守候，只因未见林踪迹而作罢。

这边，徐恩曾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已暗中做着除去顾顺章的准备。一方面，徐恩曾要稳住顾顺章，防止他狗急跳墙，搞极端之举；另一方面，清洗顾顺章是件大事，自己不可以随便做主，必须告知陈立夫同意，说不定还要报蒋介石本人亲批。这些都要作相应安排，且需一定时间。因此，徐恩曾内紧外松，只将顾的一举一动秘密监视起来，其他似乎一切照旧。而顾顺章自林金生出事后亦有警惕，行动有所收敛，未敢过分张扬，更不敢轻举妄动。

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肯示弱，当场与之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又过了几个月，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为防止顾顺章利用缩骨功摆脱手铐，徐恩曾特地叫人在顾顺章的扇子骨上插上一根铁条，防止其逃脱。

中统特务头目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回忆：1933年初，顾顺章在上海召集旧部聚会，酒足饭饱后抨击国民党，并表示要建立新的党派。顾顺章的这番话被人告诉了徐恩曾。顾顺章知道后，认为自己在徐手下，一条命早晚要被送掉。于是便派张永琴与戴笠暗中联系，不料此事又被人出卖给了徐恩曾。徐随即下令将顾顺章关押起来。据说顾顺章会魔术，会催眠术，怕他逃脱，在押往苏州反省院途中，还用铁链子穿在他锁骨上。

在武汉抓获顾顺章并亲自安排将他解押到南京的特务蔡孟坚在晚年撰写的《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有：“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的消息：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争的回忆》一书中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的经过：“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1935年春，徐向蒋介石报告顾顺章有“反骨”和种种反叛迹象，蒋介石随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年约31岁。

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徐恩曾特地叫人在顾顺章的扇子骨上插上一根铁条，穿“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顾顺章贴身保镖）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

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

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