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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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27，中国传媒大学21级女生兼演员龙丽莎前往西安拍摄短剧后失联。龙的一位朋友称，龙前几天面试了短剧剧组，前往当地后逐渐失联，“回消息、打电话断断续续，取消了和男朋友的手机查找”。
该校一名龙某的老师说，龙在陕西安康市拍摄微短剧《我成了行首》时疑似失联。
2月27日下午16时58分，龙某某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消息：“本人龙某某，看到大家给我发的消息了，谢谢大家的关心，我现在很安全，只是在西安拍戏，由于消息电话太多，就不一一给大家回复了，感谢大家的关心，有什么事会第一时间保持联系的，你们把转发的朋友圈都删除了，毕竟也是我的个人隐私，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很抱歉给大家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谢谢你们！” 但龙多位朋友说，龙某某本人仍旧不回消息，并且这条朋友圈与其以往的语气不同，他们怀疑这条消息“非她本人发出。”
28日中午，龙某表示，27日当天，涉事团伙疑似迫于舆论压力，安排两人将她从渭南市送到了西安火车站。当晚9时许，她在西安站被渭南警方找到。
据龙某某介绍，当时她在演员通告群里看到该团伙的剧组招募信息。在对方给她发了试戏片段后，她也给对方发了试戏视频，并被告知试镜成功。
“他们让我2月26号到渭南北站，我就自己从北京坐高铁到达了渭南北，他们先是请我吃饭，然后以剧组经费不够为由提出先到他们当地认识的人的民宿住一晚上，随后到西安拍摄时再去住酒店，我就答应了。”
龙某某称，到了地方之后她就被这群人控制了起来，“把我的手机拿走了，之后给家人们报的平安，是他们拿着手机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第一条澄清的朋友圈也不是我发的。”
龙某某称，对方的人数大约在10人左右，而当时前去的演员只有她一人。寻人启事在网络上发酵后，龙某某的手机上不停弹出信息。“他们应该是迫于舆论压力把我放了出来，有两个男的带着我，从渭南打出租车到西安站，到了西安站才把手机还给我。”
龙某某表示，大约在她到达西安站10分钟之后，渭南警方找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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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3日消息，36名男士的前女友都叫“刘佳”，均被以谈恋爱名义套路买房。经初步统计，在惠州仲恺高新区玖璟台、昊艺尚苑等小区，涉嫌被“前女友”骗来买房的至少有36位业主，大多30岁左右，都是来自深圳的工薪阶层，“恋爱”时长通常不超一个月。
根据报料人提供的资料显示，为36位业主办理购房的中介，名为罗某远和杨某文这两人不仅是经营房屋中介，名下还有一家传媒公司，深圳华某视界传媒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深圳龙岗这座大厦的10楼。几名当事人均证实，他们经常在附近与所谓的“刘佳”约会。事发后，多名当事人多次举报华某视界涉嫌欺诈，但这间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大厦物管表示，去年9月，大厦门禁系统还曾有“刘佳”的资料信息。

惠州仲恺高新区城乡建设和综合执法局介绍，龙光玖璟台和昊艺尚苑项目共31位业主反映被深圳中介以“婚恋”为由引导去买房。涉事业主均通过某交友平台认识并添加女性微信好友，随后建立恋爱关系。相处过程中女性好友告知购房者是以结婚为目的与其相处，提出需购房增加父母同意婚事的可能性，并将中介人员推荐给购房者。经上述女性引导，相关业主自行在龙光玖璟台和昊艺尚苑小区购房。以上交易均由深圳易家置业顾问有限公司中介带客成交。经查，以“婚恋”为由参与购房引导的女性共15人（并非网传的刘某1人），均为深圳易家置业顾问有限公司销售人员。

从涉事房地产公司了解到，购房交易均由购房人本人签字办理，自行交纳购房款、办理银行按揭贷款等相关手续；房屋出售价格也与同一楼盘同一时期的其他购房价格相当，无溢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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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武汉以”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师”以及”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三司革联”等为首的造反派组织，与以”百万雄师”、陈再道的独立师八二O一部队组成的保守派严重对立，两派举行了多次大规模游行，武斗、流血事件不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7月达到了顶峰。
武汉的形势引起高层关注，7月中旬，毛、周秘密来到武汉，随同的有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余立金、谢富治、王力等多人。
由于王力、谢富治出面讲话支持武汉的造反派，引起保守派的不满，”百万雄师”于7.19日周离开武汉的当晚，冲击了东湖宾馆，抓走并揪斗了王力，使毛处于危险境地。
7.20日”百万雄师”和八二O一部队又举行了全市武装大游行，仅汽车就有上千辆，架着机枪，竖着长矛，将长江大桥挤得水泄不通。两派随意抓人、开枪射击、杀人，即7.20事件。

1966年7月16日，毛曾从湖南来到武汉，完成横渡水长江活动以展示身体健康。
为纪念横渡长江一周年，两派组织都要抢在7.16日去横渡长江。但该日武汉刮起五六级大风，江面上阵风有七级，江心浪大，两派都停止了渡江活动，只有造反派的一小部分人员下水。
造反派决定将渡江活动改为8月1号。
8月1号7点多钟，长江大桥武昌桥桥头的下水处已挤满人群。除了参加横渡的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厂矿企业的工人外，看热闹的群众，以及”百万雄师”中想参加横渡的人（保守派没有组织参加横渡），还有无派别的许多年轻人，将整个下水处、沿江大道及相邻的民主路挤得满满的，总有好几万人。
参加活动的主要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大学生来自华师、体院、水院、武大、华工、华农等高校，仪仗队由红水院（水运学院）的大学生组成。
8点多，”钢工总”的头头朱鸿霞在中华路码头渡口附近的指挥车上致词，其为业余诗人。该日晴好，很多人赤脚站在地面上。
大约9点，发令枪响，参加横渡的队伍站起来开始向前移动。不等仪仗队下水，渡口周围急于抢先过江的人就一起向下水口涌去，场面开始混乱。
下水口只有二十多米宽，几百人在后面上千人的推挤下，一层层向下压去，先下去的人倒在水里，被后面的人踩在脚下无法出水，后下去的人有的也被水下的人拽住脚动弹不得，大量的人还在不由自主地向下涌。有人大喊”别挤了，踩死人了”“不要挤，要出人命了！”“不得了，死人了！”。
江边的铁栅栏被挤垮了，很多看热闹的并不准备渡江的人直接从高处摔进水里。岸上被人踩，水里被人踩，人压人，人踩人。还有尖利的东西在水里面“杀人”，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盛传的“杀人暗器”，其实是被挤烂了的渡江宣传牌上散落的像章。
过了将近二十多分钟到半个钟头，混乱才渐渐平息。
随后几天，随着打捞工作的展开，从横渡长江的下水处到下游的阳逻，不断的有尸体捞上来。死亡人数约300多人（失踪人员不包括在内），水院死了40多人。

亲历者付汉斌记述：“那年我只有十七岁，经同学介绍，在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笔者注）参加渡江队训练。
“这次惨案，旗帜队死得最惨，仅我们华师去的十五人中就死了八人。武汉六中等学校次之，其他队伍中也有死的……究竟一共死了多少人已经成为历史之谜。
“‘八·一’下午，解放军在下游不远处的大堤口江边打捞起数十具尸体，摊在岸上，绝大多数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也有观看的群众。……在下游阳逻处也捞起了不少尸体。至于长眠在滚滚大江之中的，则永远无法统计了。”

据邵学新回忆：其学校有7人（6男1女）罹难。

时为武汉十四中初二（1）班学生的沈光汉回忆：本班报名参加渡江活动的有8位男生：本人及王富安、龙春海、刘志毛、徐九发、张汉生、倪平滌、熊富华。
此次活动没有选拔环节和集中训练，统一穿深色的短运动服。男生不能只穿泳裤，必须穿背心（或短袖衫）和短球裤；女生不能穿泳衣，必须穿短袖翻领衫和短球裤。
这是个大晴天（地面温度可能达到50度以上），天上没有一丝云，地上没有一丝风，早上的太阳就很晒人。我们受不了，就到路边的树荫下躲着。
仪式终于结束了，渡江队伍顶着烈日向前移动。虽然每个人都想快点下水，但是移动速度很慢，我们看到下水的闸口处已开始拥堵。这时各个方阵与方阵、人与人之间，已经挤得前胸贴后背。有人大喊：跟着校旗冲！于是我们都一齐用力向前挤。
好不容易挤到闸口，堤墙外距江水有二三十级台阶，急于下水的人群挤成一团，不顾一切地向下推压，场面一片混乱。我只下了几步台阶，还不到第一级平台，就听到有人大喊“不要挤，要出人命了！”“别挤了，死人了！”
大约上午九点，发令枪响了，参加横渡的队伍立即开始向前移动。下水闸口只有二十来米宽，经过二三十级台阶就是滚滚的江水。
不等仪仗队下水，闸口周围急于抢先过江的人就一起向下水口涌去，场面出现混乱，意外发生了！
最先是前面的仪仗队有人摔倒，语录牌摔在台阶上，玻璃碎了，木架散了，小小的台阶上乱成一团，跌倒的人还没爬起来，后面的人又压了下来，近水台阶的人像塌方那样倒入江水。先入水的被后面的人压在水里，后下去的人又被水下的人拽住，于是层层叠压在水中，互相纠缠，互相撕扯，被活活闷死。而闸口外的人们不知道前面的险情，还继续向前拥挤，在阶梯上由高至低，潮水般不断地压下去！
看来，溺水发生在整个渡江队伍前面的一部分，因此仪仗队的伤亡最惨重。
待其重新回到了渡江的出发闸口时，发现出发闸口的马路上，躺着一些溺水者的遗体。他（她）们的面部呈青紫色，肚子都是瘪瘪的，毫无疑问，这是憋死的特征。敞篷的军用卡车一辆接着一辆，把遗体拉走。
马路上躺着几十具遗体，等着军车来拖。好心人在遗体旁放置了一些很大的长方体冰块，靠马路中间的冰块化出的水，从遗体下面流向路边的水沟。
有人说，江边的工作人员开始用长杆子打捞遗体了，杆子带有倒钩，一戳就是一具。
最终，三位校友确认遇难，分别是68届高一的黄胜华，67届初二的王复昌，68届初一的王申利（女）。

当年的一位少年几十年后回忆8月1日傍晚在汉阳门看到的打捞尸体的情景：
“那时我只是初中生……
“当天傍晚时分，我摆脱对我提心吊胆的妈妈的监控，跑到离家几分钟路程的汉阳门。
“这里排满了军车。很多当兵的在水里打捞尸体。用的是铁钩，就像从船上往车上卸货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钩取尸体。当时我还想，用铁钩这样钩人多么疼啊！脑子一直转不过弯来。那种恐怖可怕难以描述。但是我生性好奇、喜欢打探，几个小时没有离开。但是那些尸体像是永远打捞不完一样。
“那些尸体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小孩。最可怕的一幕，是一个身穿花裙子、抱着一个小孩的青年女子的尸体。打捞上来时竟然还死死和孩子攥在一起。后来我得知有些死者是在江边堤上围观渡江的群众。堤上的栏杆被挤垮了，不少人就那样掉进江里了。
“明明烈日高照的一天，傍晚时分却下起了纷纷细雨。后来雨越下越大。整个天空变得黑沉沉的。我真的感觉到长江在呜咽，天空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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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东莞的石女士反映，她20岁的弟弟自3月10日后就联系不上了，打电话、发消息都没人回。
石女士称他们老家在四川，她长期在东莞工作，弟弟石望也在东莞打零工，因为弟弟一直不太听话，所以他们联系较少。
出事之前，石望曾和家里人说交了一个女朋友，两人同居了。但对于石望女朋友的信息，石女士表示并不清楚，“名字我不清楚，他也没带女朋友回家，只是和我们视频的时候说交了个女朋友，估计也就交往了一两个月，然后人就不见了。”
石女士说，“我们报警了，查出他3月10日曾买车票去云南，担心是不是被骗去缅甸了。”
石女士表示，她父母6月在四川老家报警了，她也在广东报警了，“警方发现，石望的身份信息5月份曾出现在虎门，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他的脸，也可能是别人用了他的身份证。”
石望的姐夫李先生说5月份的时候才发现石望不见了，“很可疑，之前时不时会打个电话要钱，后来我就让老丈人报警了。”李先生介绍，老丈人6月5日在老家报的警，当天就有广东的警察联系了他，说石望“3月10日买票去了云南”。
李先生说，3月初，石望在东莞一家公司办理了入职，4月公司人事就给他办了离职，“当时一起离职的好像不止石望，还有其他人，具体的人事不愿透露。”目前该公司已不愿接受咨询电话。
李先生还说，石望谈了个女朋友，但他们都没见过，只发过照片，但看起来像网图。另外，石望去年贷款买了个手机，关联了家人的信息，“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接到催款的电话，他消失后就再也没有催款电话了。”
2025年7月15日，与石望家属联系过的广东警方说石望曾买票去云南，至于是否出境并不了解，建议家属到当地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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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16日，湖北黄冈市公安局黄州分局发布警情通报：6月27日接报警后，黄州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成立专班赶赴云南开展工作。目前，公安机关正会同相关部门全力查找。初步查明，三名高中生于6月25日结伴抵达云南西双版纳，6月27日与家人、朋友失去联系，发送位置显示在境外。

湖北黄冈三名高中生6月24日从湖北飞往云南西双版纳，6月25日朋友圈定位显示在缅北，6月26日手机关机失联。
三名学生通过网上结识的“大哥”，以“运送犀牛角可获高酬劳”为由被诱骗前往云南，承诺“三天返家。
学生的母亲报警后，警方通过同学口供和聊天记录确认行程，初步判定三人已出境至缅甸。

6月5日，安徽庐江18岁高中生从南京飞抵西双版纳，在景洪市勐泐大道与勐腊路附近失去踪迹。
家属发现其手机流量骤减（原每月因打游戏流量使用较高），电话无法接通。
警方调查发现其曾在缅甸仰光出现，但未办理护照，疑似偷渡出境。
胡一啸曾向家人隐瞒抑郁症病情。
安徽合肥警方于7月15日通报，胡一啸失联情况基本属实，正联合多部门全力查找。

2025年7月9日，陕西汉中的杨女士求助称，她怀疑自己19岁儿子彭宇轩被人骗去了缅甸，目前已经联系不上他了，他曾经给女朋友发送的定位显示在缅甸境内。
7月4日，彭宇轩高考结束之后在云南孟连县勐啊口岸（中缅边境）失联，手机曾由自称“缅甸人”接听，家属多次收到勒索电话索要20万元赎金。彭宇轩曾谎称“投奔姑姑”。

7月5日山东21岁大学生赴广西北海打工后失联，警方调查发现其疑似与其他3名学生被包车转运至柬埔寨。

近期类似案件频发，涉及安徽、湖北、山东、陕西等多地，最小受害者仅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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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的陈女士公开求助称，2025年5月，自己14岁的儿子杨宇航被邻村人以高薪工作骗至缅甸，后因其年龄过小，又被多次转卖至柬埔寨园区。
陈女士称，事发后，他们曾向古蔺县警方报警，有关民警介入调查此事，并跟进了杨宇航在境外的位置。
杨宇航户籍所在的古蔺县马嘶派出所工作人员证实了杨宇航失联一事。

杨宇航是泸州市古蔺县马嘶中学的初二学生。身份证信息显示，其出生于2010年12月，失联时仅有14岁半。
根据杨宇航母亲陈女士的讲述，杨宇航是5月20日左右从泸州前往广西，后经过多次周转于30日左右偷渡至缅甸。
陈女士说因为家中条件有限，她在外省打工，孩子父亲杨先生也长期在工地做工，两人疏于管教杨宇航的教育和生活。今年开始，孩子变得叛逆，经常逃课出走，“4月份就偷偷跑去成都玩了10多天，好不容易才哄回来”。
5月中下旬，杨宇航偷偷骑走父亲的摩托车，被当地警方拦截并暂扣了车辆。陈女士称，孩子担心被父亲训诫，没有向警方提供家长的联系方式，也没有回家，“他没有带手机，也没有带钱，我们以为他又去成都耍，过几天就回来了”。
但很快，杨宇航父母在收到了班主任消息后，意识到孩子可能出了问题。

杨先生提供的聊天截图显示，5月22日，学校老师通过微信告诉他，杨宇航前一天早上离开老家前往泸州，当时还没出国，也没有透露自己要去哪。 “他不肯回来，说等他有手机了就给家里打电话，说（你们）不要找他了。”得知消息后，杨先生立即向户籍地古蔺县马嘶派出所报警。由于杨宇航并未带手机，家人的联系方式也都其被拉黑，他们也无法与杨宇航取得联系。
直到5月29日，杨先生搜到杨宇航的某社交账号，IP显示其已在境外。他通过私信询问儿子的具体位置和安全问题，杨宇航未直接回答，而是称自己在去往泰国的路上。
杨先生称，他们从多方了解到，孩子是被邻村的罗某某以高薪工作骗去了境外。先前，罗某某到杨先生所在的工地打工时，认识了杨宇航，后两人经常结伴玩耍，“这个小孩年龄也不到20岁”。
聊天记录显示，罗某某曾在微信中向杨宇航承诺，去泰国后他会安排人办卡，“我不存在搞你们，大家都是一个地方的，而且你爹还认识我……国外的机会总是要比国内多，出来就好好上班赚钱就行”。

事发后，杨先生曾尝试联系罗某某找回儿子，并表明自己已报警，但对方没有回消息，也没有接通电话。后来，警方也到罗某某家中调查过，“但罗某某家属说，他们也联系不到自己孩子”。
据杨先生了解，在罗某某之前，当地人张某也曾邀请杨宇航去泰国上班，但孩子选择了跟随罗某某，“因为张某没有提钱，罗某某说介绍人过去有钱分”。
杨先生通过儿子的聊天记录发现，张某似乎也和这场骗局存在些许关联。
5月20日，张某曾向杨宇航发过微信消息，提醒他要回家取身份证，并询问是否会敲键盘。张某表示，此次出国后，只能到过年时才能和罗某某一起回来，还担心其家属会寻人，杨宇航回复“不怕”。
“有个老板在泸州，叫我去和他见面，到时候车费由那个老板出，给我安排出国”，杨宇航后来联系父母时提及，他答应了要去国外赚钱后，张某曾提供了王某伟的联系方式，此人正是提供路费的泸州老板。
罗某某的两个手机号，显示为空号或已呼叫转移。罗某某家属则称孩子无法管教，不清楚他去了哪里，也不记得何时联系过，“管不得，晓不得”。

再次收到消息时，杨宇航并未去成泰国，而是被人非法偷渡到了缅甸。
“老妈，我遭罗某某骗了。”6月13日，陈女士收到了杨宇航的消息，得知孩子先是被带至缅甸，后又经历了多次转卖。
“缅甸园区老板嫌他年龄小，要把他送回来，但被卖到了柬埔寨金边。”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宇航自称还在老挝被转卖了3次，坐大巴车经过一检查站时被当地警察抓获。
“当时有个（中国）男的说要帮我们联系大使馆，我们等了四天没人来，又被卖了。”杨宇航在聊天时告诉母亲。
杨先生称，当时，马嘶派出所已经关注到此事，也有民警加了杨宇航的微信。在他的建议下，杨宇航向调查此事的民警汇报了自己的位置。
陈女士也称，就在那几天，她也接到了湖南邵阳警方的电话。据她了解，孩子提到的中国同胞在老挝做生意，得知杨宇航的情况后，联系了自己国内老家的亲属，随后亲属报警，民警辗转联系到了他们。“我们接到邵阳那边民警的电话后，也向古蔺县警方汇报了情况。”
7月22日，邵阳市有关警方证实了上述说法，称此前确实有辖区居民联系过他们，民警也电话联系了杨宇航家属，转达了具体情况，并建议他们在户籍地古蔺县马嘶乡报警。
“我们还没来得及求助大使馆，孩子就被转卖到了柬埔寨的园区。”陈女士说，杨宇航在微信里提到，从偷渡到被转卖到柬埔寨，自己长期在路上奔波，加上吃得很少，身体吃不消。“他说走了很多地方，两天才吃一个包子。”
杨宇航还提到，为了避免再次被转卖后的长途跋涉，他虚报了自己年龄，才被现在的园区买下。
杨先生收到的视频显示，杨宇航对着镜头说道：“我今年19岁，来自四川，我自愿到贵公司上班。”
对于“自愿上班”的说法，杨先生多次表示，杨宇航被带至境外后，多次在聊天中表明自己受骗，也多次表达了想回家的意愿，但园区看守严格，他想不到逃脱的办法。
“后来他还说，那个老板对他挺好，还会买衣服什么的。”陈女士称，孩子的认知有限，即便经历了这么多，“被骗了还会替别人说好话”。
6月21日，杨宇航再次向陈女士发送了自己的位置： “金拓集团、超微计算公司，正大门进去最里面的一栋楼……”
7月10日，该园区老板也通过杨宇航微信联系到陈女士，要求支付12万元赎金后放人。
陈女士称，担心被再次骗钱，她提出了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但对方坚持先付钱，“没有谈成，从此以后就再也联系不到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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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以来，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一贯道”复辟案件。
该“一贯道”组织2022年至2024年初迅速发展成员600余人，其中未成年人30余人。
“一贯道”信奉“无生老母”，宣扬“五教同源”“五教合一”“三期末劫”，宣称目前为“末法时代”（“世界末日”），只有加入“一贯道”组织，才可以得到救赎，不再受轮回之苦等。
该案中，“一贯道”通过鼓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并向新成员发放《点亮智慧的心灯》等材料，宣扬“三期末劫”“末世论”等，称“求道”能使人“逢凶化吉、开启智慧、身心安宁、祛病消灾”等。
该组织强迫成员在加入之初便立下“十条大愿”，承诺永不脱离组织，还以“脱离即遭天谴厄运”相要挟。
该组织成员被“一贯道”伺机利用时大多处于人生低谷——或事业受挫，或家庭变故，或身患疾病。“一贯道”引导以所谓“三宝”是“逆天改命”的秘诀，甚至称健康顺遂者加入也能“避祸消灾”。
董某华（该涉案组织某“佛坛坛主”）的遭遇极具典型性：离异、身患顽固皮肤病、家境贫寒、儿子远赴新疆工作，她在病痛折磨、亲情缺失、家境窘迫的多重困境下，被“一贯道”所宣扬的“加入‘一贯道’可以躲灾避难、遇难呈祥”等邪说蛊惑。为了给自己治病、替孩子祈福，从普通成员一步步成为“佛坛坛主”。
该“一贯道”组织层级森严、架构严密，下设“点传师—坛主—普通成员”等多个层级。其活动范围不仅覆盖山东省济南、烟台、潍坊、德州、聊城、日照、泰安、枣庄及济宁等9个地市，更辐射全国多地，呈现出跨区域传播的特点。
该“一贯道”组织一方面强制参加所谓“学习班”接受单一思想灌输，另一方面通过授予职务、分配任务等方式，逐步将普通成员纳入组织运作体系。
该“一贯道”组织通过熟人网络渗透扩张，以亲属、同乡、邻里、同事等社会关系为纽带发展成员。组织频繁以各类名义开展线下聚会，并借助微信、ZOOM等平台建立网络课堂，逐步构建封闭的群体生态。通过强制要求成员遵守其制定的学习计划、考核制度和生活规范，慢慢切断他们与正常社会的联系。
该组织通过要求成员缴纳“功德费”、向成员售卖“一贯道”书籍等方式敛财，宣称成员缴纳的“功德费”越多，功德越大。
该组织不仅强制要求成员“全家入道”，更散布“发展成员年龄越小，发展人功德越大”信息。
本案主犯刘某涛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2015年，在广州经人介绍加入“一贯道”后，通过聚会学习逐渐痴迷，不仅将自己的工资作为“功德费”无偿捐献，还发展家人成为“一贯道”成员，甚至利用在职教师的身份，诱骗发展20余名在校小学生加入“一贯道”。平日里除了上班，刘某涛全身心扑在“一贯道”的事务上，每日花费六七个小时进行所谓的“打坐修行”，还强制他人一起参与。
本案主犯刘某涛、苑某民、董某华等人被判处拘役六个月到三年不等，以及罚金六千到两万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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