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而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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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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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官员窃取文物图书统计表
姓名 图 书 文物
康生 2873部 12080册 1102件
林彪、叶群 1528部 5071册 1175件\463件
江青 1357部 4636册 743件
张春桥 34部 44册
姚文元 306部 780册 9件
黄永胜 756部 2462册 370件
吴法宪 399部 612册 133件
李作鹏 1056部 1501册 612件
邱会作 400部 533册
陈伯达 1562部 6059册 871件
谢富治 1部 820册
共计 10,272部 34598册 5571件

（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价值数千元，康生付五元甲；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由国家文物局王冶秋交故宫博物院，称康生遗物，寄存故宫。盖有康生藏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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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广州美院萧元案
萧元，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早年以“临摹张大千作品几可乱真”闻名业界。
2002年任广州美院图书馆馆长后，萧元手握藏画库全套钥匙。
按规矩，三道门得三位管理员各拿一把钥匙同时到场才能开，当他和副馆长直接独享全套，不用登记就能随便进，甚至直言“第三道门从来没认真锁过”。
2003年图书馆搞馆藏书画数字化，萧元跟着拍照存档，一边见识到齐白石、八大山人、潘天寿等的真迹。因藏画库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兼职，只会清点数目而不会辨真伪，师生借字画跟借书似的随便，他发现不少赝品混在里面都没人知道。

这一下可把他的歪心思勾出来了，自己那手炉火纯青的临摹功夫，瞬间成了作案的“底气”。

从2004年3月到2005年底，萧元搞出了一套“流水线作案”流程——
每逢周六日图书馆放假，他就一个人溜进库房把真迹带回家，花几天时间临摹好，再把赝品悄悄放回原位。两年时间里调包了143幅馆藏真迹。
为了让赝品更像古画，他专门花好几万一张的价格网购明代宣纸，临摹完了还精心装裱，连纸张的质感、印章的痕迹、岁月的包浆都力求一模一样。
他还把自己的临摹赝品混着真迹一起送拍，拍卖公司也没识破。
这些被窃的真迹中，仅八大山人的《湖石双鸟图》，估值就高达3000多万元。
从2004年到2012年，萧元通过中国嘉德等知名拍卖行，陆续拍出125幅真迹，扣除佣金后实际得款2700多万元。加上未售出的估值7000多万的18幅真迹，总涉案金额超1.1亿元。
赃款则被他买了八套房子，两辆豪车，被警方冻结的存款超百万。他还私藏枪支弹药，辩称这是“军事爱好”。

2014年香港一场拍卖会上，一位广美校友发现拍品上盖有广美馆藏的印章，发现不对劲后举报。
2014年5月6日，萧元在番禺的别墅中被抓获，警方当场查获18幅未售出的真迹。
案件还没审结，60岁的萧元就在2016年底在取保候审阶段因病去世，案件依法终止审理。
对其违法所得的追缴一直持续到2018年，查封的房产、车辆和存款均被依法没收，18幅未售真迹也还给了广美。

萧曾言，广美的藏品在他之前有被掉包的，在他之后也有被掉包的，甚至连他自己的仿作也有被掉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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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湖北孝感云梦县博物馆案
山东青州市博物馆案
山西临汾考古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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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河北承德八庙文物盗窃案中，文物保护处主任累计窃取馆藏文物及部件两百多件，其中一、二、三级文物达11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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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湖北荆门博物馆系列案件中，时任文物局党委书记、博物馆副馆长的王必胜盗掘“纪山楚墓群”，将多件文物私自转卖，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双龙首玉带钩”，被以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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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25 16:30:36，雅昌艺术网《风雨藏情 经典生辉——上海工美三十周年庆典拍卖会圆满收官》一文显示：
2025年6月22日，上海工美拍卖有限公司三十周年庆典拍卖会于南京西路190号老凤祥珍品私洽中心成功举办。
原上海市委老领导王一平旧藏的汇集了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等三十三位明代书画家金笺书画扇面的《明人画扇集册》和《明人书扇集册》，以22425000元成交；清高宗乾隆旧藏元代知名画家倪瓒的《江云馆图》以24092500元成交。另外，吴湖帆旧藏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的《烟波闲泛图》、清初石涛《劚雨笋图》和八大山人《行书粹语》合卷、金农漆书《清异录》和《坐禅图》、张大千《清风仕女图》，以及谢稚柳、陈佩秋、沈尹默、褚保权、白蕉、叶潞渊、章士钊、郑逸梅等书画名家的作品或者文化名人的旧藏，构成了全场的亮点，共同绘就了一幅璀璨的“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传承画卷，引发热烈竞逐。
文章最后表示：
感谢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工艺美术有限公司领导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指导。感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东方网、新华网、新华财经、澎湃新闻、雅昌艺术网等媒体平台对上海工美三十周年庆典拍卖会的跟踪报道；感谢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坊》、第一财经《财经夜行线》、上观新闻、上海黄浦对公司预展开启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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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收藏家庞莱臣（张静江之舅）的后人称，庞家在上世纪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了庞莱臣“虚斋旧藏古画”137件(套)，如今有五件不知去向，其中明代仇英的作品《江南春》图卷却突然出现在拍卖市场上。

1959年，庞莱臣的后人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庞莱臣“虚斋旧藏古画”137件(套)，南京博物院向庞增和（庞莱臣之孙）出具了《捐赠文物资料收据》，及捐赠“虚斋旧藏古画”137件(套)清册等捐赠证明。

庞家自1979年从大丰农村回到苏州后，就一直没有放弃对这批文物的追问。

2014年12月，为纪念庞莱臣诞辰150周年，南京博物院策划了一个“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策展人、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庞鸥为展览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有一句是：“庞莱臣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败落到卖画为生。”
庞家随即就此发起名誉权官司并最终胜诉，法院判决庞鸥赔礼道歉。
庭审中，为证明庞家人卖画，庞鸥称，根据报道，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归于庞莱臣在苏州的女儿，在上世纪90年代被艺兰斋所收藏。[庞莱臣只有一子，31岁病故；留有两个幼孙庞增和、庞增祥；此后庞莱臣将侄子庞维谨过继来作为嗣子。庞莱臣在1949年去世之前，将藏品分为三份，分别留给两个孙子和嗣子，另有一小部分藏品由继室庞贺氏保管：即庞莱臣1949年将《江南春》手卷留给了庞增和，庞增和1959年将它捐赠给南京博物院]
庞叔令（庞增和之女）称：“我一看（那个报道）就惊呆了。那上面说的，正是我们庞家1959年捐赠给南博的那幅著名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

自那以后，庞家开始持续向南京博物院写信，希望查看1959年捐赠的137件（套）藏品的现状。2015年5月-2016年9月，庞增和的遗孀王念瑛（后因心脏病去世）和女儿庞叔令屡次向南博申请公开捐赠古画账目等信息无果。

2024年10月10日，庞叔令提起诉讼，要求南京博物院履行庞家捐赠文物告知义务。此案最终以调解结案，南京市玄武区法院要求南京博物院在2025年6月30日前，安排庞叔令查验全部捐赠藏品原件，并就缺失藏品的流转情况予以说明。
2025年6月底，庞叔令按调解书约定走进南京博物院库房，发现清单上的137件（套）只有132件，有五件不知去向。这五件画作是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北宋赵光辅《双马图轴》、明代王绂《松风萧寺图轴》、清初王时敏《仿北苑山水轴》、清代汤贻汾《设色山水轴》。
查验结束后不久，南京博物院以书面形式给出了答复：这五幅画被认定为“伪作”，已从藏品序列中“剔除”，并进行了“划拨、调剂”处理。庞叔令称，对这五件古画被“划拨、调剂”后的具体去向，南京博物院未能作出明确说明。[南京博物院向法庭提交了两份鉴定材料，一份是1961年（十月至十二月）鉴定书画意见记录（抄本），一份是1964年7月鉴定书画库存意见记录。“其中一份鉴定书上的王敦化、徐沄秋二人其实是南博工作人员。徐沄秋是搞征集工作的，根本不是书画鉴定专家。”庞叔令说。2025年12月17日，南京博物院发布情况说明称，5幅争议画作1961年经由张珩（古书画权威鉴定专家）、韩慎先、谢稚柳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伪”；1964年经由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组成的专家组再次鉴定为“假”]

庞叔令称，2025年5月，在南京博物院遍寻无着的由庞家人捐赠的仇英《江南春》图卷出现在北京一拍卖预展上，经了解估价达8800万元，遂立即向国家文物部门举报，拍卖公司后撤拍。

2025年12月16日，庞叔令正式向法院申请强制南京博物院提供上述五件藏品的详细流转去向材料。12月17日，南京博物院发布情况说明，称“上世纪90年代，我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但五件画作的具体去向，依然没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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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守自盗的陈超被依法处决

新华社南京（1993）9月15日电 盗窃馆藏文物的南京博物院保管员陈超，今天在南京被依法处决
据查实，现年23岁的陈超自1992年至1993年9月，在担任南京博物院保管员期间，先后窃取馆藏文物、工艺品19件，价值18万元。其中国家二级文物1件，国家三级文物1件。陈超将盗窃的部分文物销赃后得款3万多元，全部挥霍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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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莺
2014年12月，“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幕，一位名叫徐莺的女士被介绍给媒体：“庞莱臣收藏研究者、庞家后人”，介绍人是南博的庞鸥。
经过庞叔令和家人的查证，徐莺的本科为生物专业，研究生阶段就读于杭州师范大学，其硕士论文是关于“建兰花叶病毒和齿兰环斑病毒的细胞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
2016年9月作为委培生就读于中国美院美术史系，研究课题是“20世纪书画收藏——以庞莱臣为例”。
2016年12月：展览画册中，徐莺被正式介绍为”庞赞臣曾外孙女”、“专注于研究中国绘画与思想的博士生”。

庞家后人提起名誉权诉讼，2016年5月，一审法院明确否定了“庞赞臣是徐莺曾外祖父”的说法。
三个月后，徐莺父亲徐安华向杭州市国立公证处提交申请，以查询庞赞臣在美国的大学档案为由，取得了一份公证书——证明自己是庞赞臣的外孙。二审法院在2016年12月改判，认可了徐莺的“庞家后人”身份。
2017年4月，那份关键的公证被撤销了。公证处收回了自己的印章。庞叔令据此提起的再审申请，在2018年11月被驳回。法院认为，徐莺是不是庞家后人，“与名誉权纠纷无关”。
2018年7月，在再审裁定下达前，徐莺通过杭州市之江公证处，拿到了第二份身份公证书。这份新证据，在再审裁定中未被提及。

徐莺现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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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22，南博原职工郭礼典实名举报：
“实名举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盗窃故宫南迁文物。我是南京博物院文物典藏部退休职工郭礼典，工号08006，现向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实名举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有组织，有预谋，大规模盗窃走私故宫南迁文物，致使数以千计国宝流失，损毁，请求对其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立即进行全面立案，以正国法。
“故宫南迁文物一共有2211箱，有10万多件文物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徐湖平任职南京博物院院长期间，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擅自撕毁文物保管箱上的抗战时期的封条，取出大量珍贵文物，他指使鉴定专家将包括故宫文物馆藏文物鉴定为”赝品”，然后低价销售给自己主管的江苏省文物商店，再转手倒卖给其子徐湘江在上海开的文物拍卖公司，最后出售给法国的商人和各地文物贩子，从中牟取暴利。”

郭礼典（81岁），1974年12月参加工作，2016年10月退休，退休时的职务是馆员。郭还透露，早在2008年起，就有40多位职工多次联名举报，材料甚至登上新华社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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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在小说《古董局中局》中写道：
“我们博物馆是公益事业单位，不是地摊儿市场，绝不允许出现文物倒买倒卖的行为。”馆长严肃地指出，随即又说道，“当然，我们欢迎全社会监督，对藏品进行严格筛选，去芜存菁，优化品质。”
他这一句话说出来，我们都听明白了。博物馆不能倒买倒卖，但没说不能处理赝品。有馆长居中操作，找一个专家，出一份鉴定报告说这几件文物是假的，按赝品报废淘汰，偷偷流到古董贩子手里，这钱还不用过博物馆的账——就算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了，只消回一句“鉴定有争议”就结了，没法追责，谁鉴定古董还没个走眼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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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原文化部制定出台《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之后，南京博物院依照此办法，由原江苏省文物出境鉴定组及南博鉴定人员对一批建议剔除的书画作品进行再次审核，确认不宜入藏。1997年4月15日，南京博物院向原江苏省文化厅提交《关于处理不够馆藏标准文物的报告》，请求“将不够馆藏标准的文物（即博物馆的处理品）进行调剂，价拨给省文物总店处理”（相关文件签字人为时任副馆长的徐湖平，徐当时还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会长；时任馆长为梁白泉）。原江苏省文化厅于1997年4月21日同意调剂。1997年5月8日，被专家认定为赝品的《江南春》图卷拨交给原江苏省文物总店，于2001年4月16日被一购买人名填写为“顾客”的买家以6800元价格购买，销售清单明示为《仿仇英山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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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迁、南京博物馆与庞家
在庞家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137件文物之后，南博继续动员庞家将剩余文物征集给南博。
据2009年出版的曾昭燏日记里记载，1962年12月至1963年11月之间，南博向庞增和家征集了11件“虚斋旧藏”古画。其中除了宋徽宗赵佶的一幅《鸲鹆图》出价1万元外，其他几件都以象征性的价格给了南博。
1963年，南京博物院征集员徐沄湫找到庞增和，请求借两件画用来办画展（元四家之一吴镇的 《松泉图》轴、清初吴历的《仿古山水册页》），说好展期三个月后就归还，不料，这两幅画就此杳无音讯。
由于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自杀身亡，庞增和就不好意思去讨要这幅画。紧接着就是文革，庞家全家被下放到苏北大丰农村，庞家也被抄家。家中古画全部被抄走，包括借据。直到1979年，庞增和一家才得以回到苏州，这时，他们开始联系南博。

据2016年的报道，庞增和之妻王念瑛说：自1979年到1988年间的十年内，夫妻俩几次到南京博物院讨要两幅被借走的画作，却被干晾在办公室无人接见，特别是当年到苏州参与征集的姚迁院长。
庞增和遂在1988年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确认两件“虚斋旧藏”古画的所有权。”
法院的判决是：两幅画是南京博物院从庞家“征购”的，判令南博支付2.6万元画款、2.8万元利息。
法庭上的材料显示，1978年的藏品简目显示被借走的《松泉图》和《仿古山水册页》被登记为捐赠，且捐赠人不是庞家，被登记为陶白（1909-1993，本名谢祖安，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璜土镇里村，曾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委文教部、教育卫生部、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兼任江苏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南京体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江苏省高教局局长、高教厅厅长、党组书记、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后调到中央党校工作，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文史研究室主任等职）。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向法庭解释说：“是当时的院长姚迁关照，将这件藏品登记在陶白名下。”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3月刊发表有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丁蔚文（艺兰斋陆挺的妻子）的《仇英 < 江南春>卷考辩》一文。文章第一段说：
艺兰斋美术馆收藏的仇英《江南春》手卷长达7米，”过云楼”称为”仇画第一”。上有吴门名家沈周、文征明、王宠、文彭等十位名家题跋，经明清两代收藏大家——诗人袁永之、”话雨楼”王任堂、”过云楼”顾麟士、”虚斋”庞莱臣等递藏。解放前一直由庞莱臣后人珍藏。1953年，在周总理指示下，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致信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徐森玉，称故宫博物院明清画，”至为缺少”。仇英《江南春》卷，被列入郑振铎”非要不可”名单。艺兰斋收藏的《江南春》卷， 得于庞氏后人。
文章显示《江南春》手卷流传有序，上面一共有60方印鉴，按年代顺序排列，其中，庞莱臣一共盖了12枚收藏印：“庞莱臣珍藏印、虚斋珍藏、虚斋至精之品、莱臣欣赏、虚斋审定、虚斋秘藏、莱臣欣赏、虚斋、虚斋秘笈之印、虚斋秘玩、庞莱臣……”
2006年，陆挺（据传已于2025.6去世）与杨仁恺共同鉴赏过仇英的《江南春卷》。
据称艺兰斋是上世纪90年代获得《江南春卷》的，陆挺说，《江南春卷》是艺兰斋的镇馆之宝。

庞叔令说，家中保存有父亲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时，亲笔写的全部137件（116种、268幅）藏品清册，字迹端正如同印刷一般，分为册页、立轴、成扇，时任苏州文化局局长的段东战和苏州博物馆馆长钱镛都在各页分别写下“以上逐件点过”，不久江苏博物馆和南博出具公函确认收到“虚斋旧藏”古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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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迁之死
姚迁生于1926年江苏如东一个农民家庭，1943年高中毕业，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文教工作（儿童团辅导员、文教科督学、小学教导主任、校长、师范教员），1949年之后，担任县文教科科长、苏北行署教育处小教科副科长、江苏省文化局文化科科长、处长，1958年调江苏省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1962年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
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自杀身亡，时年55年岁。姚迁接任院长。
1984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两篇报道《南博院长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姚迁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并配发评论员文章《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
报道让姚迁不堪重压。1984年，姚迁在院长任上自缢身亡，时年58岁。

“姚迁之死”曾引起广泛关注：南京博物院虽是副厅级单位，但前身是1933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承袭了大量文物珍藏，1950年更名为南京博物院。

江苏作家庞瑞垠在报告文学《姚迁之死》中评述：伴随这三篇文章的，是南京博物院文革期间原“造反派”的诬陷，以及省一些人“一连串非同寻常”的打压，“这里经历了第二次文革”。终于，1984年11月7日，风暴眼中的姚迁在卫生间自缢。
姚迁自杀后，中纪委的调查组南下江苏，给姚迁平反，做出“错案，姚迁含冤去世”的结论，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位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被撤职。《光明日报》也承认错误，发表《光明日报编辑部关于姚迁事件报道严重失实的检查》。
在《姚迁之死》中，将原因归结于不正常的派系斗争、“南博的第二次文革”。

而在冯其庸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商务印书馆版）中，专门写了一篇《姚迁事件》：
为什么1984年会出现“姚迁事件”呢？因为江苏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欢文物，尤其是字画，经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画去看。
按说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博物馆的藏品，一般不能外借给私人的，只能展览的时候你来看。
有些专家来了专门要看哪一件，调出来看，这也是可以的，借回去看是绝无可能的。但是因为他们是省委领导，姚迁也无奈，就让他们借回去了。但是姚迁非常认真，他都记录了，谁借什么，借的时间多久，到时间他就去催，催不回来他也去催，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催。后来这些老同志心里有点不高兴了。
有一次，有一位老同志就跟我打招呼，他说，你以后有事不必去找姚迁，你们红学方面的事找我们就行了，姚迁有问题，估计要退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去问。
后来是姚迁跟我讲的。好几位老同志借了博物院的字画不还，姚迁非常头痛，当然，他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催。
冯其庸说，得知姚迁自杀后，他找到了中央很多领导，最后中央派了调查组到江苏去，为姚迁平反。
冯其庸在文中认定：
“经过这一番调查，一清二楚，姚迁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文物，最后遭到种种打击、诬蔑，弄得他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国内外都传开来了，所以他上吊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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