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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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1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新年联合社论，号召民众像金日成当年率领抗日游击队在满洲同日本军队斗争一样，进行一次“苦难的行军”。这次“苦难的行军”，从1994年-1998年前后延续了5年。
1994年7月8日凌晨，金日成因病逝世。
朝鲜自1948年建国，经苏联等社会主义盟国的外援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同时还能够获得苏联提供的石油和特惠粮食，所以朝鲜的生活水平一直较高。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一度成为朝鲜最大的援助国。1992年中韩建交，中朝关系极度恶化。
1992年，朝鲜全国GDP为209亿美元，1996年跌至105亿美元。
根据不同文献估计，苦难行军时期，朝鲜非正常死亡人数大概在25万-350万之间，死因绝大多数为饿死或因营养不良而病死。

朝鲜政府起初对内极力否认饥荒的存在，并提出了各种解释，比如市面上粮食不足是由于政府正在囤积食物，等统一韩国后派给南方的同胞；又称这是全民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哀悼金日成之故；随着粮食短缺的问题恶化，金正日称是为美国所害，因此他将会集中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于国防之中，以提防敌人的入侵；后又称“经济困难”是恶劣天气等自然灾害导致；再后，金正日以“苦难的行军”为号召，要求国民共渡难关。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称：“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朝鲜人民在‘苦难的行军’革命精神下朝胜利迈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永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提倡“忍受饥饿是一种爱国责任”。此后，“苦难的行军”成为朝鲜对大饥荒的婉称。
对于外国报导朝鲜出现饥荒，朝鲜传媒称：“国家以低价提供粮食给人民，民众因此不清楚米价。这才是实情。我国所有的民众都过着幸福的日子，完全不用担心粮食不足的问题。”
朝鲜时任驻联合国大使金亨宁表示：“朝鲜人欢迎外国人的人道援助”。1995年至2002年间，国际社会共向朝鲜提供了价值23亿美元的粮食援助。1998年，灾情得到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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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奇荒
发生于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中国华北地区的一场特大旱灾饥荒。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因大旱以1877年（丁丑）、1878年（戊寅）为主，史称“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灾难导致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
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

光绪元年（1875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干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京师及直隶地区，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相近。从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旱情更为严峻。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缓解，但彰德、卫辉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灾，田地被淹。不过，就全省情况而言．仍以旱为主。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
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6年12月11日 《申报》）。
旱魃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为了活命．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由苏南的地方官员和土绅在苏、松、太以及江阴、镇江、扬州等地收容的流民达九万余人。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入夏之后，持续乾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连补种的庄核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于是，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这一年，北方的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也遭受到旱灾的威胁。陕西全年干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数地方种不下去。山西因旱灾严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遥等县几乎颗粒无收。奉天的义州（今辽宁义县），因大旱无雨，饥户多达十万。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灾民为了“苟廷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1877年6月30日《申报》）。
随著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杀吃的……
河南的灾情，与山西相似。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旱，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旱灾的阴影，同时还笼罩著陕西全省。同州府员的大荔、朝邑、邰阳（今合田）、澄城、韩城、白水及附近各县，灾情。极重极惨”。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抢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江县志》对川北的旱灾有翔实的记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
这一年，包括京师在内的直隶和鲁西北地区以及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依然有较严重的旱灾。以直隶县为例，仅河间一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许多灾民为死里求生而铤而走险。在武强县，有灾民组成的“砍刀会”；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灾民组织武装抢粮。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干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到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不过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但是，经过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了。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毁灭于天灾之中。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死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光绪五年（1879年），山西省仍大旱如故，而东起直鲁、西迄陕甘旱灾已进入尾声。但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受地震破坏或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为一亿六千万到二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

这场灾荒的主要起因是持续的旱灾；也有观点认为起因在于当时清政府公开允许种植鸦片（土药），导致农村大量土地种植利润更高的鸦片，而粮食播种面积减小；还有观点认为晚晴政府为应对太平天国运动而各省抽调兵员，导致劳动力不足，最终对农业造成致命的破坏。
有研究认为晚清政府过度的税赋加重了灾情；地方各省官员禁止本省粮食出省，对邻省搞封锁，也加剧了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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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土客械斗
明朝晚期以来人口不断增长，广东人均耕地从1685年的27亩，降到1780年代后半期的两亩多，进入19世纪后，更减少到不足两亩。
全家、全族乃至整个乡里前往外地寻找可供耕地的土地在闽粤两省时常发生，客家人(新迁入者)与土著(先迁入者，即广府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广东省内，客家移民从东部的嘉应州、惠州府西迁，进入广州府、肇庆府之后，由于广府人在土地资源、政治、经济上均有较大优势，对客家人抱有一定的文化上歧视、丑化态度。他们称客家人为“匪”，为“贼”，或者给“客”字加上反犬旁，表示客家人野蛮、未进化。广府人称客家人说话为“鸟语”，而客家人认为自己才是中原古音，土客双方往往因语言沟通而起冲突，最终酿成械斗，故而也被称为“分声械斗”。
械斗从咸丰四年(1854年)始，至同治六年(1867年)止，死亡人数约百余万。

客家人与土民为争夺坟山、墓穴，而引发的民间械斗，在闽粤两省的发生极为普遍。
清代律例对客民在移居地落户，作出了极其严苛的规定。严苛到要求客民须在该地居住20年以上，且须置有田产、庐墓，才能够申请落籍。客家人为了获得法定身份的认可，于是一方面努力积累经济实力，购置田产，另一方面还必须谋求墓葬之地。
学额(府县生员录取的名额)分配。因为土客学额之争，使得双方的士绅都抛弃修养，直接成为械斗中的带头人。
客家人谢元位，原籍嘉应，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携眷寄居高明县，置有田产。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的儿子谢国佐，以寄居满20年，申请在高明县参加科举。土著生员谭瑛等人极力阻挠。高明知县因此批复称，谢国佐有原籍，应回原籍考试。谢国佐不满，告到省里，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结果。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整整十年，谢国佐仍不死心，一直在为学籍之事上访。尽管清朝律例明确规定了落籍、学额等条件，谢国佐认为自己的条件完全符合规定，但在地方势力的干预下，他的执着，如泥牛入海。在这期间，高明土著士绅也在一路控告谢国佐等客籍生员冒籍捐官的问题。双方控诉往来，最后以土著的胜利告终。
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一些客家人集中的县州，政府才准许另编客籍，单独给予一定的生童名额。尽管名额很少，限制颇多，但客家人在科场上总算有了一席之地。

咸丰皇帝曾向福建布政使张集馨打听民间械斗的情形。
咸丰帝：械斗是何情形?
张集馨：即战国合纵连横之意。大村住一族，同姓数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数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咸丰帝：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集馨：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颇有父帮大姓，子帮小姓，互相击斗，绝不相顾者。
咸丰帝：杀伤后便当如何完结?
张集馨：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官往查拿，早经逃逸……
咸丰帝：命价每名若干?
张集馨：闻雇主给尸亲(死者家属)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张认为这些死械斗者“勇则有之，忠则未必也”。

郭嵩焘代理广东巡抚期间，发现粤东的风气，已经影响到了广府一带，东莞、新安(现深圳市)诸县，在好勇斗狠方面，跟潮、惠的风气相当接近。这些县的富家大族，自行营造土城，大量购买枪炮。虽离省城近，派兵去抓捕，派的人少，即公然拒捕；派的人多，往往风声早漏，逃之夭夭。

洪秀全系来自广东花县的客家人，早期活动和传教的地方，都是客家人聚集地。拜上帝会的核心成员，也以客家人为主。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广西贵县一个客家富户，名叫温亚玉，打算纳已同土著汉人订婚的一个壮族女子为妾，遭到土著汉人的反对。最终引起了贵县客家人与土著汉人间大规模的械斗。
客家人败北后，房屋被土著汉人纵火烧掉。大约3000名无家可归的客家人，加入了拜上帝会。
咸丰四年(1854年)，受太平天国的影响，广东天地会组成洪兵（以土民为主），目标是“擒龙拿虎(石龙、虎门,现属东莞)，劏羊(广州,俗称羊城)拜佛(佛山)上西天(广西)”。
官府利用了客家人与广府人的矛盾，对付洪兵倚仗的主要力量是客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攻打广州城的时候，英国人一度也曾想利用客家人与广府人的矛盾，打算从香港招募一支由200名客家人组成的特种部队支援攻城。）
当时率队在新会、鹤山边界抗击洪兵的赵源英的官兵中有1000名鹤山的客家人，赵说，这些客家人身裹旧棉胎，天气很热也不解下来，迎着敌人的炮火前冲，直到与对方肉搏，用刀相互砍斫，生性相当勇狠。
客勇逐步开始有意识的展开了对广府人的报复。鹤山、开平等地的客勇最早偏离了帮助政府镇压洪兵的轨道，将矛头对准普通广府人。他们任意指认土著居民为洪兵成员，肆意屠杀，然后占据其田地、坟山。其中，打杀广府人最落力的是武举人出身的客绅马从龙。他请得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准许，以带领客勇清剿洪兵余孽为名，诬蔑土著为匪党，肆行杀戮，使得这股报复土著的仇杀之风，蔓延至广东多个县。
此举最终引发土客大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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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地方文献记载，这场大械斗的死亡人数当在百万级别。民国《赤溪县志》记载此事说：“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
根据历史学者刘平的研究，土客大械斗的波及范围应该在珠江西岸的17个县，包括鹤山、开平、恩平、新宁、新兴、阳春、阳江、高要、高明等等。
史载，当时土客双方的日常生活已经进入军事化状态，“士农习战，人皆带剑，户尽佩刀，巨炮洋枪，视为故物，碉楼寨栅，俨若长城”。
咸丰六年(1856年)，新宁县土绅李维屏等人联络开平、恩平两地土绅，图谋共同“灭客”。于是，广府人用红旗，客家人用白旗，分旗列阵，互相动员。械斗最激烈的时候，双方都采取“铲村”政策。就是说，聚集武装，血战到底，摧毁对方的村庄，抢掠妇女财物，最后一把火把村子烧了。被害的一方则重新聚集力量，杀回来进行报复。如此往返，死的死，逃的逃，田园大片荒废，村落成为废墟。
新宁东路的赤溪一带，客家人与本地人向来相处和睦。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客民知道械斗不可避免，但为了维持和平局面，还是努力通过土民士绅，在一座庙内歃血会盟。土客双方立下毒誓：谁先开启战端，谁就遭灭族天谴!但仅仅一个月后，广府土著在赤溪一个叫火烧寮的地方先动手，杀死一名客家人。战端开启，遂不可收拾。赤溪三面环海，北面又是广府人聚集地，客家人无路可逃，只能应战。这一战，就是整整11年。
最激烈的一次是河洲村的械斗。广府人雇请匪勇分路来攻，客绅钟毓灵率壮丁抵御，立寨固守。钟还约请周边客村联合设防。但终归抵挡不住土民的强大攻势，此战，河洲村男女死了数百人，领导者钟毓灵则被掳到新宁县城进行肢解，土民争啖其肉。
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新宁县内许多客村相继沦陷，成千上万的客家人只好趁夜西迁。其中一路西迁的客家人在凌晨时分，遭遇广府人伏击。突然锣声四起，广府人分头截杀，客家人惊慌四散，最终遇害者高达4000余人。这是土客互斗以来，客家人被杀最多、最惨的一次。

这次遭遇战给客家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惨痛回忆。客家人认为，当天因为扶老携幼西迁，行程缓慢，加上沿途经常有婴儿啼哭，这才被广府土著察觉并连夜纠众截杀。
此次教训之后，客家人凡是携眷迁徙，途径土民聚集地，都要用棉花塞住小孩的嘴，或用鸦片烟膏涂口，让小孩醉而不啼，但因此闷死的小孩不在少数。
客家人的另一次大厄运同样发生在迁徙途中。当时新宁西路的客家人富户迫于原居住地被广府人占领，集体乘船迁往曹冲、赤溪。不料，出海即遭遇海盗抢劫，被劫去金银20余万，男女被杀及封闭船舱内闷死者达2000余人。
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除被杀戮外，年轻男子还被广府土著掳掠，运到澳门，再转卖往秘鲁、古巴作苦力，俗称“卖猪仔”。土客大械斗期间，被土民掳卖的客家人，人数大约两三万。
客家人损失惨重，但广府人也付出沉重代价。史料记载，当时“凡土客互斗地方，皆白骨遍野，骷髅成堆”。
总体而言，因为人多势众，广府人在械斗中相较客家人占有军事优势。但这还不够，广府人利用政治优势，不断向上控告，由县到府，到省，再到北京，请求官方派兵驱逐、弹压客家人。
广府士绅的“上访”起初并未引起重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洪兵叛乱初期，参加者多是广府人，官方决定招募客勇讨贼，所以不可能站到广府人一边;二是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不良大局，拖住了政府的心力，土客械斗被当作民间私事冷处理。
同治四年(1865年)，广东恩平举人冯典夔到京上访(即“京控”)，指称客家人自倡乱以来，前后杀广府土著十余万，焚毁村庄、劫掠妇女不可胜计，要求朝廷出兵平定“客匪”。时署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对冯典夔的控词提出辩驳，客观地指出土客双方经年累月的大械斗，根本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也没有是非曲直可论，而且双方互相掳杀，伤亡都很大，各至数十万人。郭嵩焘说，在大械斗中，土客两方都不可理喻，都无比残忍。“客民残杀土民，掘毁坟墓，洗荡村庄而以为固然;土民残杀客民，屠灭种类，霸占田产而亦以为固然。”
朝廷吸纳了郭嵩焘的意见，专门发文强调，处理土客冲突，要一体同仁，应该“分良莠”而不是“分土客”。但在实际执行中，政策还是变了形。官方态度明显偏向广府人，批准广府人建立团练，剿办“客匪”。政府也不时派遣军队围剿客家人。
等到曾国藩灭了太平天国，官府才有心力去应付广东的土客大械斗。接替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的蒋益澧，莅任之初，就定下剿办“客匪”的政策。
蒋益澧是湖南人，左宗棠的亲信。他调来数万湘勇，用于剿办“客匪”。但在实战中，湘勇时常吃败仗。广府人对官军也时常不领情。他们不时会伏击官军与客民。潮州总兵卓兴一路护送投诚的客家人，行至恩平之唐劳一带，恩平、开平等县的广府土著沿路掳杀客家人400余名，还劫杀护送的官军，进攻官军营盘。此事令卓兴大为恼火。
在剿办“客匪”时，蒋益澧使用一种叫天花炮的炮弹，一旦落地炸裂，十丈之内，房屋倒塌，全无活物。客家人很快观察发现，这种炮弹由火线引爆，从坠地到爆炸，有个时间差。于是妇女儿童每次看到炮弹射落，争先跑上去，摘去火线，将炮弹交给客勇指挥者。
蒋益澧逐步改变了观念，客绅头目此时也冲到军营，面谒蒋益澧，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拥抱和平。蒋益澧大为感动，即刻转向促使土客息斗和好的路线。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一批客家人前往广府人的地盘内扫墓。

过去的十余年间，土客双方互有攻占，导致广府人有祖坟落在了客家人占有区内，客家人也有祖坟落在广府人占有区内。蒋益澧促进土客联和的第一招，就蛮打动人。他谕令土客绅民不得阻拦客家人或广府人互相入境扫墓，尤其应当妥当保卫对方的祖坟。
械斗最终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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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奴变
奴仆，古称臧获、苍头，明代称贱民，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子孙世世为奴者称世仆。
奴仆隶属于主人整个家族，地位极低。在《大明律》中，奴仆制度受到承认和保护。
奴仆主要由官赐奴和官奴所构成。如明太祖赐李善长卒百二十人为奴军，后赐以铁册，又谓铁册军(边地军队中的家丁与铁册军差不多)；又如凉国公蓝玉有家奴数百。永乐时，凡从建文不附燕兵者多被杀，被害者的亲属全沦为乐户，编入奴籍。嘉靖以后，江南经济发达，富户尤多。有的富户蓄奴多达一两千人。凡此类奴仆都立有卖身契约，子孙累世不得脱籍。多数奴隶受到了严苛的对待，“奴隶们饥肠辘辘，赤膝无所遮挡，背臂无一丝皮肤完整”。
万历、天启以后，受各地农民反抗运动影响，富户的私奴开始起而反抗。江西永新等地，奴仆占据主家田产，散发主家粮食，并捆其主人，斥问“奈何以奴呼我 ?”他们所提出了“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口号。嘉定等地的奴仆操戈索契(卖身契文)，踞坐索身契者数万余人，声势浩大。有的地区奴仆有自己的组织，如湖北麻城有“里仁会”、江苏太仓有“乌龙会”、金坛等地有“削鼻班（吴地俗称奴为鼻，所谓削鼻即削除奴仆的身份和世籍）”等。
江阴徐氏曾拥有超过十万亩的土地，每年的收入超过十万两白银，被誉为“大厦千金珠委地”、“货甲江南”。徐霞客的高祖（曾祖父的曾祖父）徐经在弘治年间与唐伯虎共同卷入“贿金得题”的科举大案，被剥夺功名，终身受囚禁。此后，徐家科举不彰。到了徐霞客时，徐家虽不似以往，但仍然十分富有。徐霞客15岁时参加童生考试，但未能成功。其父徐有勉也不再强求。崇祯十四年（1641年）徐霞离世，4年后，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徐家二十多人遭到其奴仆杀害，近乎灭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徐霞客父亲离世，守孝三年后，他开始四处游历，记录超260万字。奴变后，其200万字手稿灭失，现存《徐霞客游记》仅有60余万字。其长子徐屺、侄子徐亮工一家5口、徐亮采一家16口全部丧生。屠杀之后，奴仆们纵火焚烧了徐家祖宅，徐家大部分家眷遇难于火海。徐霞客长子徐屺的两个孙子徐建极和徐建枢幸存，徐亮工的孙子徐汝聪、徐亮采的孙子徐升也得以逃生。“羁缓十年，方能尽灭群凶”，徐汝聪康熙年间考中了举人。徐霞客游记最终由友人及庶子李寄整理付梓出版。
清康熙初年，富户已不敢再蓄奴。雍正朝时，贱民已得豁贱为良。清政府废除了乐户奴籍，并解除徽州(今安徽歙县)、宁国、池州(今安徽贵池)三府世仆奴籍，江苏常熟的贱民也取得良民地位。只剩下了长工和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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