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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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28日，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产科医生段涛公开呼吁。“救救产科！”段涛表示，他最近在和一些产科主任们开会的时候，大家共同的担忧是产科该怎么办，“产科分娩量每年都在下降，产科的床位在不断地萎缩，越来越多的产科医生不得不转行，可是转行做什么呢？”除了分娩量下降，段涛认为，还有很多不利于产科发展的因素，“如果再不改变现状，再不调整收费标准，再不增加产科医生的收入，如果继续用CMI指数和四级手术比例考核产科，产科整个学科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塌方了”。

对于产科发展困境，段涛举例道，“有一位做了二十多年产科的主任说着说着就开始哽咽了，因为她们医院的产科最近整体关闭了，整个产科团队该怎么办？”段涛表示，自己也曾开玩笑说，不如转行做兽医吧，诊费和手术费比做产科医生高多了，还不用值那么多的夜班，医疗纠纷也没那么多。他回忆，“我们六零后这些做产科的医生算是赶上了产科发展的黄金时代，虽然我们刚起步的时候大家都看不起产科，但是接过老一辈产科专家的接力棒以后，整个中国产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分娩量在逐年上升，愿意做产科的人也多起来了，学科水平在不断提升，学术地位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很骄傲地说，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做到了”。下一代产科人该怎么办？“现在产科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还不知道何时会见底，因为各种形势都不利于产科的发展”，“很多医院的院长都想把产科关了”。

段涛解释称，开产科是很不划算的，产科的门诊和住院收费都很低，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因为产科最早的收费标准是按照乡下接生婆的标准定价的。“产科运行成本高，不管你一天生几个孩子，你都得有24小时开放的产房和手术室，你需要365天24小时随时都在现场的产科医生、新生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助产士，一天三班倒，所以要配置很多的医生和护士。”与之对应的是，产科风险大，哪怕是正常的孕妇生孩子，也有可能发生产后大出血等问题。段涛写道：一旦有啥意外会带来很大的医疗纠纷和巨额赔偿，不仅仅是医院要赔，科室跟着要赔，当事产科医生本人也要按照比例赔偿。

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1月6日宣布，医院不再开展产科业务，如需就诊可前往周边医院；浙江省江山市中医院1月19日发布消息，自2月1日起，医院不再开展产科（平产、剖宫产）业务；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今年暂停产科住院分娩服务。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今年决定，将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院三家医院新政院区的妇科、产科、儿科等进行优化整合，自1月10日起，妇产儿科所有医疗业务调整至县妇幼保健院新政院区开展。

一位三级医院的妇产科医生表示，受生育率下降等因素影响，以往分娩量大的三甲医院和县级医院，产科业务会受到更大冲击。以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为例，其分娩量常年位居上海各大产科医院之首、全国前列，被称为“上海大摇篮”。2016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分娩量高达33900多例，科室有九十多位产科医生，每一位产科医生的年分娩量超过300个，经常要超负荷工作。近几年，该院分娩量呈现下降趋势，常年保持在2.5万-3万例之间。到2022年，据医院官网，医院年分娩量下降至26000余例，与2016年相比减少了超7000个分娩量，产科医生数量也有所减少。如果产科医护希望在公立医院继续发展，大多数都转型到了妇科、儿科等领域，还有一部分辞职去了私立高端诊所，“我还有师姐转型到了母乳喂养领域，做得非常好，母乳喂养这块也不错。”虽然分娩量锐减是普遍情况，但她所在的科室分娩量并未出现大的波动，在三级医院当中已属于优等生。谈及原因，她认为是“领导早几年做了新媒体布局，引流的病人（数量）还可以”。

华东地区某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则称，她身边有很多师姐选择从公立医院辞职，转去医药公司或互联网医疗企业工作，“产科医生如果想在院内转岗，一方面是要有岗位，另一方面就算有岗位，收入也不会太高。”还有一位已经转行的原三甲产科助产士表示，科室在2023年关停后，医院曾提出让她去泌尿外科继续上班，但她干了两星期就辞职了，因为“适应不了，心里别扭，上班就哭”。辞职后，她去做了医学助理，主要帮助孕妇们监测和指导使用胎心监护，工作朝九晚六。

段涛认为，“国考”是压死产科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公立医院院长头上挂着一把刀，这就是‘国考’指标……你用CMI指数和四级手术比例去考核内外科可以，考核妇科也行，但是请不要拿这两个指标来考核产科，这很不公平，也很不合理，是对整个产科学科的摧残。”

某知名三甲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Z医生认同段涛的说法。她介绍，在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成绩公布的四大全国排名中，CMI就是其中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四级手术则是指风险高、过程复杂、难度大、资源消耗多或涉及重大伦理风险的手术，在“国考”中占比10%，同样非常重要。“产科的目标是要尽量避免手术，做好孕前体检、孕期保健等工作，让孕妇顺顺当当地进产房把孩子生出来，尽量避免难产的发生。”Z医生认为，当产科医生把这些前期工作做好后，就可以防止许多产科并发症，分娩过程平安顺利了，没有“惊心动魄”的大抢救，CMI指数就会很低，更别提四级手术了。Z医生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家“两癌”筛查、HPV疫苗接种等惠民工程的落地实施，再加上微创技术的普及和疾病诊治理念的更新，许多常见妇科疾病也都得到了早期诊断和治疗，而且，大多综合医院妇科的常见疾病又以良性疾病为主，在需要手术治疗的病种中，四级手术的占比不会太高。就拿妇科最常见的子宫肌瘤来说，它在育龄期女性中高发，影响患者生育和生活质量，早期发现并通过宫腹腔镜手术切除肌瘤，就能保住了女性重要的生育器官，改善女性的生活质量。“但这么‘高大上’的修复手术，不属于四级手术范畴，相反，因为肌瘤而做了腹腔镜下子宫切除手术却是四级手术，总不能为了四级手术考核就把患者子宫全都切了吧？面对女性如此重要的生育器官，我们是否可以‘刀下留情’、三思而后行呢？”

由此出现的矛盾是，产科做得越好，反而回报率越低，也无法达到这两项指标的考核要求。为了推动产科进一步发展，Z医生建议，“国考”考核标准应该进一步优化调整。在她看来，对各医院临床科室的考核首先应以病人的需求为导向，最终目的是解决患者的就医问题，制定考核标准是很重要的举措，“但对于一些疾病，适当缩短住院日，优化治疗周期，提高治疗效果，尽量减少并发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才是医疗的关键所在。”

除许多公立妇产科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也在通过业务拓展来寻求转型，比如像私立的妇产科医院一样去开设月子中心，做产后康复，甚至是做皮肤医美和私密整形等。2023年5月24日，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公众号发文介绍，医院配备专业的母婴护理中心，产妇完成分娩后，可以与孩子一同入住院内的母婴护理中心，实现分娩、月子无缝对接。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山东济宁、广东茂名四川乐山等地的妇幼保健院均已开始探索“医育结合”的托育服务新模式；佛山、苏州等地多家医院还开设了产后专业月子服务；某县级二甲医院则与母婴公司合作，提供了配套的月嫂服务，未来还将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

Z医生表示，她不赞同以盈利为目的的产科转型，“在现阶段尽量不要转型，如果产科都转型了，把我们国家几代人辛勤耕耘而创建、发展起来的产科‘弄丢了’，将来女人生孩子这个关乎千家万户和祖国未来的活儿没有专业的人干了，想想都觉得心酸。”“产科能取得如今的学科成就，是几代妇产科前辈努力的结果，像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北大医院的严仁英等，正是有了产科的高速发展，中国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才大大降低，”Z医生认为，产科关乎着下一代的健康，不能仅从经济角度出发，作出关停或转移业务重心的决定。Z医生呼吁，政府和医疗机构要增加对妇产科和辅助生殖学科的投入，以此来稳定专业队伍，为提高我国的生育力保驾护航。同时，加强对未成年女性和育龄期妇女的呵护与关爱，提高全社会对产科重要性的认识，最终提高产科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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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11日，脊髓灰质炎幸存者保罗·亚历山大（Paul Alexander），享年78岁。

1952年，美国暴发历史上最严重的脊髓灰质炎疫情。生活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6岁保罗，成为这场疫情的受害者。当时的医疗技术让名为“铁肺”的金属桶成为保罗唯一活下去的手段。

保罗有一天，听到医生们在病房里小声议论自己：“他今天会死。”“他活不了。”但保罗的生存意志很坚强。

1954年后，保罗在物理治疗师沙利文（Sullivan）的帮助下，学会“舌咽呼吸法”。他要吞下一大口空气，利用咽喉肌肉，将空气挤进喉咙，最终送达肺部。

保罗花了1年时间学会这种“青蛙呼吸技巧”。慢慢地，白天时分，他可以短暂离开铁肺，外出上学、工作、谈恋爱。晚上必须睡回铁肺里面。

随着年龄增长，保罗身体机能衰落，他在铁肺外的逗留时长慢慢减至5分钟内。74岁至今，他一直活在铁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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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规培医生曹丽萍在遗书里这样写道“我真的好累，想回去休息了……我以为熬过这几天就好了，可这就是个死循环。”

2024.2.2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规培生小吉被发现在出租屋内烧炭自杀。

广西、湖南、上海等多地医院接连4起规培生自杀事件被曝出。

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医学专业毕业生必须参加不少于三年的规培，规培正式成为一项强制规定。

在实际操作中，活多、钱少、工作简单重复、不被尊重，规培医生常常压力很大。

按照国家规定，中央财政对规培提供3万元/人/年的专项资金支持，2/3用于补助规培医师，1/3用于补助基地和师资。2014年以来，3万元/人/年的补助标准未变。实际上，不同医院、不同科室，规培医生的收入都不一样。据北京某国内顶级三甲医院规培医生林寒介绍，在北京、上海，极个别医院规培生收入能达到5000-10000元/月。但大多数情况下，规培生每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按每周工作60个小时计算，时薪仅4元上下。如果算上租房、打车、吃饭等开销，一些规培医生甚至需要“贴钱上班”。

规培制度发起者之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中心主任刘进认为：“我国医学院毕业生人数约为15万人/年，3年累计住培学员为45万。如果每人10万元/年的补助，总数是450亿元/年，仅占2020年政府卫生支出的2%。拿出2%来培养医师，非常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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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0号，一位生活在德国的王女士称，因长期腹痛而去医院检查，结果不但查出乳糜泻（麦胶性肠病），还发现体内汞含量超标，属于严重汞中毒。王女士和她的德国医生一起，仔细对她近期所服用的药物和食物进行分析，最后选择了可能存在问题的两种中成药和一种食材，送到专业机构进行化验。结果发现，在来自北京同仁堂的该批次仁丹中，汞含量达9729.985mg/kg，属严重超标。
检验导致德国实验室里价值几百万的检测设备宕机，清洗了一周才能恢复使用。
根据欧盟的法规，含有汞的药物在欧洲是被严令禁止的（在美国和加拿大同样如此），即便在膳食添加剂中，所允许的最大汞含量也不能超过0.1mg/kg。同仁堂生产的仁丹，汞含量达到了欧盟最大限制的9.7万倍。
北京同仁堂生产的仁丹，成分中清楚标注含有朱砂（主要成分为硫化汞）。
2013年，北京同仁堂即被爆出多种产品朱砂含量严重超标。如：
“继同仁堂‘健体五补丸’被检出汞含量超标，遭香港卫生署公告召回后，又被曝旗下另外两款产品牛黄千金散及小儿至宝丸的朱砂成分含量分别是17.3%及0.72%，前者超国内标准，后者则远超香港标准。”

“除了被曝光的几种药物，在同仁堂集团的定心安神、清热解毒等常用药品中，接近40种药品含有一种叫朱砂的成分。在小孩可用药中，也有3成左右含有这种成分。这种大量存在的药物，因为主要成分是硫化汞，已经被证明含有剧毒，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是被禁止入药的。”

中国药典2020版中规定，中药材的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含量中：汞含量不得超过0.2mg/kg。

常用含朱砂中药

朱砂安神丸、安神定志丸、紫雪散、牛黄清心丸、补心丸、牛黄抱龙丸、活络丸、磁朱丸、安宫牛黄丸、参茸卫生丸、牛黄镇惊丸、辰砂丸、益元散、牛黄千金散、冠心苏合丸、柏子养心丸、再造丸、跌打丸、天王补心丹、七厘散、补肾益脑片、紫雪丹、至宝丹、再造丸、六神丸等。

常用含朱砂儿童用中药

小儿百寿丹、小儿太极丸、小儿回春丸、小儿至宝丸、小儿牛黄散、小儿惊风散、小儿祛痰定晾丸、小儿保安丸、婴儿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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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9日中午13时许，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李晟医生在门诊诊疗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伤害，致多处严重损伤。李晟医生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于2024年7月19日21时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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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4日上午，一辆直升机从中山附一院起飞，耗时33分钟运送肺脏至深圳市人民医院。73岁的患者老杨多年来因肺纤维化导致气促，如今等到了来自广州的匹配肺捐献。

据称，老杨此前为锅炉工，老家在黑龙江，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已住院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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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郑树森院士团队向学术期刊《国际肝杂志》投稿，文章涉及563例肝脏移植手术数据。论文发表后遭到了质疑，来自澳大利亚悉尼麦夸里大学的临床伦理学教授文迪·罗杰斯等说，鉴于当时中国的器官捐献数量非常之少，一家医院无法在4年时间里仅从心脏疾病死者这一单一渠道获得如此多可以使用的肝脏，要求《国际肝杂志》以数据不科学为由撤下这篇论文。随后，《国际肝杂志》要求浙大一院提供进一步的官方文件以证明移植器官均来自于捐献者。此后，《国际肝杂志》撤下了那篇由郑树森院士团队历时4年方才成型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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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因为摔跤导致脑部受伤，28岁的博士被母亲紧急送到武汉同济医院抢救。救治一段时间后，主治医生李占飞就两次判断病人脑死亡，并劝这位母亲将儿子的器官进行捐献。事后，心怀疑惑的母亲前往医院进行质询。她问：谁给我的孩子撤了呼吸机，为什么上面没有医生签字，床号等信息也没有？她又问：判定脑死亡的标准是什么，有给孩子做过自主呼吸测试吗？李占飞没给出确切的回答，只让她“滚蛋”，声称所有这些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们可以去法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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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中国地质大学的研三学生隆星宇和同学们一起进行排球比赛。比赛中，隆星宇起跳落地时膝盖严重扭伤，整个人都直接摔倒在了地上。此后，隆星宇忍痛打完了这场比赛。晚上，隆星宇回到宿舍后膝盖剧痛，舍友连忙带着他前往了医院进行检查发现，隆星宇膝盖已经严重骨裂，需要留院进行治疗。隆星宇觉得留院治疗花费太高，医生表示：你的情况很严重，回去静养可以，但必须要固定膝关节的保护支架，同时还要常常进行检查，看看是否要抽水来防止病情恶化。隆星宇询问固定支架要如何安装以及要花多少钱，医生的回答是1千元以上。

隆星宇生在湖南邵阳，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父母是工人。隆星宇初中时，父亲在工地上打工时不慎摔伤了腿落下了残疾，也失去了工作。隆星宇上大二的那一年，母亲患上了肝癌，为治疗家里欠下了30万元的债务。母亲在2021年离开了人世，同年隆星宇考上了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生。
隆星宇没有选择按照医生的建议买一个医院的支架，而是在网上购买了一个100多的类似支架。
2023年3月30日，到了上课时间，隆星宇舍友们发现隆星宇似乎还没睡醒。赶紧叫救护车送其上医院，到达医院后，隆星宇的心跳和呼吸都出现骤停。
医生判断：“他这是因为膝盖受伤引起的，膝盖淤血出现血栓，随着身体流动的血液流向肺部，最终形成肺栓塞导致呼吸心脏骤停。”
隆星宇在网上买来的支架，没有保护作用，却引起了膝盖淤血堆积。在医生的抢救下，隆星宇虽然性命被保了下来，但由于长时间呼吸和心脏骤停，已经因缺氧对大脑造成了损伤。
隆星宇的状况不断恶化，两个月后，24岁的他不幸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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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吴淑敏（47岁）、王春华（46岁）、傅女士（不到50岁）等28名因服用龙胆泻肝丸而导致严重肾病的患者起诉北京同仁堂被驳回。

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综合办公室主任金永年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相当于制药的法律，同仁堂集团二厂生产的龙胆泻肝丸是严格按照药典配方，并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上报审批、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我们认为，企业严格按照法律进行生产经营，不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药品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不良反应，但只要遵医嘱适时适量地服用，不会对身体造成过大伤害。具体就龙胆泻肝丸而言也是如此。”

“而且，同仁堂早于2000年就向有关监管部门报告了马兜铃酸可能导致肾病的情况，并于2001年下半年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用不含马兜铃酸成分的木通代替关木通。”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仅仅要求企业对药品的不良反应作出报告，并没有规定其他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认为同仁堂已经对患者尽责了。”

（但既然企业早就作过报告和改变配方的申请，为何药监部门却未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呢？）

“作为被监管的企业，我们无权评说这个问题。”

“我们早就呼吁过，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类似的药品补偿制度。尽管同仁堂不应为该事件承担过多责任，但现在已经给同仁堂的声誉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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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娅塔·哈拉西（Beata Halassy）是克罗地亚病毒学家，其团队主要从事乳腺癌病毒治疗研究。
2020年，贝娅塔·哈拉西的乳腺癌第二次复发了。她患的是侵袭性最强、最凶险的乳腺癌亚型，且无法继续接受化疗。
哈拉西决定尝试此前在乳腺癌中未经证实的溶瘤病毒疗法。在同事帮助下，哈拉西将培养的病毒注射到肿瘤中。两个月的治疗过后，肿瘤体积大幅缩小，由硬变软，没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此外，肿瘤的侵袭性边缘也出现消退，更容易通过手术切除。对切除的肿瘤分析显示，肿瘤已完全被淋巴细胞浸润，这表明溶瘤病毒疗法发挥了预期作用，并激发了免疫系统攻击病毒和肿瘤细胞。手术后，哈拉西接受了为期一年的抗癌药物治疗。
2024年8月，哈拉西将自己抗癌的病例报告发表在Vaccines上。

溶瘤病毒疗法（oncolytic virotherapy）是一种利用病毒感染肿瘤细胞、破坏肿瘤组织的治疗手段。通过基因工程技术，科学家们可以设计特定的病毒，靶向肿瘤细胞，同时避免对正常细胞的损伤。
贝娅塔·哈拉西在乳腺癌领域的研究中，成功地利用基因改造的溶瘤病毒来针对癌细胞。她的团队对病毒进行了精细的基因编辑，使其专门攻击乳腺癌细胞而不伤害正常组织。这种靶向性极大地减少了治疗过程中对正常细胞的损伤，也降低了副作用的风险。
通过临床前的实验，哈拉西团队的研究表明，经过改造的病毒不仅能有效杀死癌细胞，还能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增强对残留肿瘤细胞的清除能力。这一发现为乳腺癌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思路，并且在更广泛的癌症治疗中显示出潜力。

20世纪初，医学家们就发现某些患者在感染病毒后，肿瘤出现缩小甚至消失的迹象。这一现象为溶瘤病毒疗法的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灵感。
20世纪中叶，美国科学家发现风疹病毒可以在体外抑制某些癌细胞的生长，为后来病毒疗法的开发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家们得以对病毒进行精确设计，使其特异靶向癌细胞的能力大大增强。
201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第一个溶瘤病毒药物——T-VEC（Talimogene laherparepvec），用于治疗晚期黑色素瘤。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病毒疗法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关键一步。此后，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表明，溶瘤病毒疗法在多种癌症类型中显示出前景，包括肺癌、脑癌和前列腺癌。
溶瘤病毒（oncolytic viruses, OV）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病毒，而是泛指所有能够选择性地感染并杀死肿瘤细胞的病毒。溶瘤病毒疗法与传统的癌症治疗方法不同，它通过两种主要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首先是直接“溶解”肿瘤细胞，溶瘤病毒能够感染并在肿瘤细胞内复制，分解受感染的细胞并传播给其他肿瘤细胞，最终导致肿瘤细胞裂解和死亡。其次是刺激免疫反应，它通过释放肿瘤相关抗原，激活宿主的免疫系统，产生持续的抗肿瘤免疫反应。这种双重作用使溶瘤病毒不仅具有直接杀伤肿瘤的效果，还能够调动宿主的免疫系统进行更广泛的肿瘤清除，从而在某些情况下提供比传统疗法更持久的疗效。
现代基因工程技术更是可以对溶瘤病毒进行改造，使其更加特异地感染肿瘤细胞。例如，插入细胞因子基因（如GM-CSF），以进一步增强局部抗肿瘤免疫反应。
近年来，溶瘤病毒在研究和临床应用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多种病毒已被尝试用于癌症治疗。例如，T-VEC是一种基因改造的单纯疱疹病毒（HSV-1），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黑色素瘤。T-VEC通过直接注射到肿瘤部位，感染并杀死肿瘤细胞，同时激活局部免疫反应，从而增强对癌细胞的免疫攻击。
腺病毒是另一种常见的溶瘤病毒，因其易于改造且具有广泛的感染谱，广泛用于溶瘤病毒研究。“安柯瑞”是首个在中国批准的腺病毒溶瘤病毒，用于治疗头颈部鳞状细胞癌。麻疹病毒因其自然的免疫原性和肿瘤靶向性，近年来成为研究的热点，麻疹病毒溶瘤疗法已在卵巢癌、黑色素瘤等多种癌症的临床试验中展现出潜力。

除了病毒，细菌在肿瘤治疗中的研究也有悠久历史。
William Coley是细菌疗法的先驱，19世纪末，他发现一些癌症患者在感染细菌之后肿瘤出现缩小或消退。基于此，他推测感染所引发的免疫反应可能帮助杀死肿瘤细胞。Coley开发的一种包含灭活链球菌等细菌的混合物“Coley毒素”通过注射来刺激患者免疫系统对抗肿瘤。这一疗法为免疫疗法奠定了重要基础。
细菌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基于其能够在低氧、营养丰富的肿瘤微环境中增殖。厌氧菌如梭菌属在肿瘤组织内生长的特性促使科学家探索其作为抗肿瘤载体的潜力。通过基因改造，细菌能够携带抗癌基因或毒素，靶向释放于肿瘤内部，从而增强杀伤效果。此外，细菌感染还能够激活免疫系统，进一步促进肿瘤清除。例如，基因改造的沙门氏菌VNP20009能在肿瘤的低氧区域增殖并释放抗肿瘤因子，目前已进入黑色素瘤和实体瘤的I期临床试验。梭菌和大肠杆菌也被广泛用于细菌抗癌研究，展现出强大的潜力，但安全性和毒性控制仍是未来临床应用的挑战。
细菌疗法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如何控制细菌的毒性，防止其对正常组织的伤害，以及细菌在体内的分布与繁殖难以精确控制。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优化细菌的安全性和靶向性。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们正在通过更精细的基因编辑技术来改造细菌，使其在肿瘤微环境中发挥更精准的治疗作用。
除了病毒和细菌，其他外源性微生物也被研究过抗肿瘤的效果，如真菌和寄生虫等。此类微生物的独特机制展示了抗肿瘤治疗的新思路。

溶瘤病毒疗法尽管已展现出一定的临床潜力，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大问题之一当属如何在确保治疗有效的同时避免副作用，特别是针对免疫系统的作用机制仍不完全明确。尽管病毒感染可以直接破坏癌细胞，并通过释放抗原激活免疫系统，产生抗肿瘤的免疫反应，但这一过程的具体调控机制复杂，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中一个关键挑战是病毒与宿主免疫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免疫系统不仅可以被病毒激活来攻击肿瘤，还可能迅速清除治疗病毒，从而限制其在肿瘤中的扩散和效果。如何平衡这种“免疫平衡”成为研究的焦点。
此外，病毒如何在不损伤正常细胞的情况下选择性攻击癌细胞，尤其在不同类型肿瘤中的效果和安全性也存在差异。为了克服这些问题，研究者们正在探索基因改造病毒和联合疗法，以增强溶瘤病毒的选择性和免疫激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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