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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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8日，山东泰安新泰市山东颐养健康集团新汶中心医院，一名12岁女孩因盆腔炎在其妇产科接受治疗。诊断记录显示该女孩感染HPV且有半年性生活史。此后不确定渠道信息显示，病人半年前曾因阴道炎就过医。
另一科室一位女医生将此事上报了医院医务部，被反问，你怎么就确定她被性侵了？据称，女医生请朋友帮忙联系了当地妇联无果，并被医院发现。
医院方下达封口令，开始封锁消息。女医生注销了微博，并求助一位博主，希望其能帮忙报警。该博主发博私信泰安公安，无回应。
医院方谎称已报警并电话要求博主撤稿。
此后，该博主找到一警察大V帮忙报警，对方通知了山东警方，事件得以公开。

12月16日新泰市联合调查组发通报称，“关于网传一女孩被性侵事，新泰市第一时间成立由公安、卫健、妇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经查，该女孩于2024年5月通过网络认识17岁男孩李某某并发展为男女朋友，之后发生性关系。
目前，已对李某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相关责任人开展调查，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已安排专家对女孩进行医治，同步开展关爱帮扶、心理疏导等工作。”

“强制报告制度”：2020年5月，最高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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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莆田市城厢区柯朱村的柯先生表示，前段时间他76岁的母亲摔倒在家中，家属才得知母亲在摔倒前一天做过白内障手术。
其母亲称，当天一大早，她听到村里有喇叭在宣传免费体检，上前了解后被载到莆田平安医院，当天就在院内做了白内障手术。
老人说，因为手术、吃饭及住院都是免费的，所以在《手术同意书》等多份材料上按了手印，术后她住了一天院，第二天由专车送回村里。

柯先生认为，母亲年事已高且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到单程四十几分钟的医院，还打麻醉动手术，风险很大。此外老人不会用手机，在病案中填写的电话号码也是错误的，如果当天就诊出现问题，在紧急情况下医院甚至难以联系到家人。因此，老人家属认为医院应负一定的责任。
院方表示，他们只负责接诊，老人怎么来和他们没有关系。但家属蹲点发现，多名老人都是由“专车”送到医院。当天在该家医院，多名老人也均称在村里被人“专门”接来，也是免费体检做手术。

柯先生母亲的结算清单显示，此次手术所产生的医疗费总额为4050.17元，医保基金支付3235.22元，个人现金支付814.95元。
老人家表示，院方没有向她收取任何费用。关于免费手术一事，院方没有回应。
这让柯先生质疑医院存在“骗保”“套保”行为。

城厢区医保部门表示，他们此前接到投诉介入过调查，因相关费用都有实际使用项目，暂未发现欺诈骗保行为，同时城厢区卫健部门表示，若涉及“医托”，可以向公安部门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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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药物可以有很多个名称，如商品名、通用标准名、化学名，有时甚至还有代号。
标准化学名在药物命名中自然是用得最少的。因为很多药物的化学结构十分复杂。以阿司匹林为例，如果按照有机物的命名法，它的名字会是“2—（乙酰氧基）苯甲酸”，记起来很困难。
所以，尽管有机物命名法十分专业，但实际用于药物名称的机会并不多。因此，按照有机物命名法得出的药品名称，一般只会出现在药典和指南中作为专业参考。
另一个较少使用的命名方式是代号。
通常在药物研发的早期阶段，药物没有正式名称，研究者会给它起一个代号，一般是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在药物获批之后，代号便会被正式名称取代。
不过，有些药物在实验阶段已经积累了较高的知名度，或是形成了使用习惯，有的人仍然会继续使用这个代号。如山莨菪碱，因为其研究于1965年4月完成，医学工作者称之为“654”，其中654-1是天然品，654-2是合成品。
代号名没有标准，没有一定的规律可言。而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也很难让人一眼看出这个药物的性质，甚至在不同的实验里，一个药物可能就有不止一个代号。
一般药物命名方式是商品名，这是日常接触最多的一种命名方式，但同时也是最容易混淆的。
药物的商品名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选用朗朗上口的名字，如“泰诺”；另一种则是根据药物的特点来命名，如“白加黑”或“泻立停”。这两种方式确实更有助于药物的传播，有些药品的商品名知名度远高于其标准名。但问题在于，这种命名方式十分容易出现混淆的问题。
首先，并不是所有采用朗朗上口的名字都能达到预期效果，比如某些商品名的知名度就很低。
其次，涉及到跨语言问题。某些药物在进入国内之前，关注这类药物的患者、家属及研究人士常常会为其翻译一个名字，而这个翻译有时与实际的商品名大相径庭，容易造成混淆。
此外，一些药品会故意选择与其他药物相似的名字，而有些药物的商品名因为过于知名，影响了同类药物的销售。
虽然商品名的命名有一定规定，但是想想其他的商标每年有多少争端，就能知道在药品里必然会有类似问题。而且，像最近被禁售的“泻立停”，这类功能性名字的药物通常是在较早时期开发的，版权问题往往不够明确，导致同名或类似名字的现象十分常见。
考虑到上述因素，药品最好还是有个专有名称。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国际非专利名称（INN）这个概念，并在1953年发布INN的第一版，至今已多次更新。
中国医药监管部门1990年代开始就着手制定和改进药物命名。2006年发布的《处方管理办法》对药物名称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参考国际命名体系，推出了《中国药品通用名称》（CADN）。
这种命名方式有助于识别药物的物质和其中的活性成分。世界卫生组织会用多种语言发布这些标准名称，包括英文、中文、拉丁文、俄文、法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奥司他韦和玛巴洛沙韦正是这一命名体系下的标准名称。
在这套命名体系之下，每个药物的名称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过，相似类型的药物会有类似的词干。比如说，在中文中，抗病毒药物的“韦”字，在英文中是“vir”，源自“virus”（病毒），用来标明这些药物具有抗病毒作用。
这一系统还可以细分，因为抗病毒的原理有很多种，所以词根还会有增减。比如：词根“navir”，代表的是治疗HIV的蛋白酶抑制剂，在中文里通常会被翻译成“那韦”，如利托那韦；针对丙肝病毒的蛋白酶抑制剂，词根是“previr”，翻译成“匹韦”的占了多数；奥司他韦则是针对流感病毒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这类药物的词根是“amivir”；玛巴洛沙韦则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原理，它是一种帽依赖性核酸内切酶抑制剂，所以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词根，翻译过来是“沙韦”。
类似原理还适用于其他药物，比如说：头孢，英文的词根是“cef”，不过不是放在单词的后面，而是单词的前头；临床上常用来控制血压的血管紧张素II受体阻滞剂，词根是“sartan”，中文一般翻译为“沙坦”；用来抑制胃酸过多的质子泵抑制剂，词根则是“prazole”，中文一般翻译成“拉唑”。
尽管自1953年以来，世卫组织的命名系统已能涵盖绝大多数临床用药，但仍有一些药物的命名并未完全遵循这一规律。比如头孢类抗生素的标准命名通常以“cef”开头，但是实际上有些早期的头孢菌素类药物在美国的常用名称以“ceph”开头，并没有按照国际非专利名称进行修改。
世卫组织的原则是，如果某些早期药物的名称已经成为习惯，或在某个国家已建立了标准名称，那就沿用之前的名称。各国的医疗机构也会按照本国的国情进行调整。例如，扑热息痛在中国的药物通用名称应为对乙酰氨基酚。
扑热息痛这个旧名称是对“paracetamol”一词的音译，按照当代药物命名体系，这样的翻译显得有些不严肃——扑热息痛发明于1878年，当时的药物命名体系没有现在这么完善；而“扑热息痛”这个商品名翻译出现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
在目前的世卫组织国际非专利名称系统中，其他国家的药物标准名称都是“paracetamol”的不同形式，而中文标准名称为对乙酰氨基酚，它对应的英文单词应为“acetaminophen”，这都是各国根据自身习惯进行的调整。
面对新挑战，世卫组织会及时更新命名规则。比如，最近十几年，单克隆抗体类药物在临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这类药物的特殊性，命名系统需要专门调整。世卫组织在2009、2017、2021和2022年就对单克隆抗体的命名规则进行了多次修订。
世卫组织为了协调国际非专利名称的标准化，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比如，在药物名称互相翻译时，会尽可能地要求这些标准名称同源，同一个药物的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名称，即使是不懂这些外语的人都能看出相似性。中文由于是独立的语言系统，不在这一范畴内。这么做，是为了让全球的卫生工作者和患者在使用其他地方的药物时，尽可能不受阻碍。
此外，为了避免翻译读音差异过大（比如某些非英语国家的明星名字翻译过来，和原音差异巨大），世卫组织还制定了一套专门的拼写规则：用“f”代替“ph”，用“t”代替“th”，用“e”代替“ae”或“oe”，用“i”代替“y”，避免使用“h”和“k”。而在中文实践中，我们常使用一些化学领域特有的较生僻字来指代复杂的药物名称，以避免与日常词汇混淆，比如“唑仑”“泮”等。
实际上这套命名系统除了完善药物命名之外，更多的意义在于推进药理学知识的普及和规范化。2019年，世卫组织推出了国际非专利名称学院项目，通过推广药物命名知识，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医疗从业者实现药理学知识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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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15日，上海两会期间，来自医疗界的20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关于在药品集采背景下如何能够用到疗效好的药物的提案》。其中提到，“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某些集采药的药效不稳定，特别是在高血压、糖尿病药物，内镜检查肠道准备的泻药、麻醉药等，在临床使用中经常有反映药效不佳的情况，有些往往加大药量也不起效，面对如此情况医生很无奈，因为没有选择权，向上反映也没渠道。”
此后，上海市政协常委、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民华接受采访时反映，在国家药品集采的背景下，“在这么价格低的情况下，药物质量可能不稳定，老百姓或者我们医院医生的感受，比如抗生素过敏、血压不降、麻醉药病人不睡、肠道准备的泻药不泻或者量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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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帅宇，湘雅二院肾移植科研究生，2024年5月8日，罗在湘雅二院附近住宿楼内“不明原因坠楼”身亡。
罗出事之后，调查人员处理好现场后通知了家属，9号向家属宣布罗帅宇死亡排除他杀，要求在认定书上签字后才能领回电脑手机等遗物。家属认为，帅宇的死亡属于他杀，宿舍存在打斗痕迹，床上发现了打散的眼镜片，床上发现了打散的眼镜和第三者的证件，包里还有2.5万元的现金，且手机通讯记录显示罗帅宇在出事前曾向两名不熟悉同事发送了可疑的信息。罗手机通讯记录显示罗在出事前手机给两名不熟悉同事同时发送了最后一条信息是，“罗帅宇出亊了，回原科室上班”。家属认为，在罗帅宇出事前，可能有人与他在一起并控制了他的手机。
这些证物并未被办案人员搜集调查。
调查人员表示，罗和同事之间相互之间没有手机号码。这些信息表明，一，帅宇手机发出信息之前就“出事了”，可能已经死亡。二，手机最后的短信不是帅宇本人发出。短信要传达的真正内容可能是“罗帅宇己经出事了，你们都回原科室上班”。

此后，其家属在其电脑中发现了大量与举报相关的证据材料‌，包括录音、照片等‌。
材料显示，罗在湘雅二院急诊科轮科期间遭遇了科主任刘翔峰医疗腐败行为，并参与了网络举报刘翔峰。在肾移植科学习工作期间遭遇了护士长方某华和院方涉嫌通过他的帐户洗黑钱分脏款的违法犯罪事件。并用手机、电脑收集了相关人员涉嫌非法组织获取并交易人体配件的录音和举报材料。利用职务疯狂敛财、给病人开贵药、将正常肠管切除等恶劣行径，以及医院涉嫌非法盗卖人体零部件等严重问题‌。家属还在他电脑中发现了肾移植科通过他和近百名学生与护士长非法转款高达四千万元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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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4日，有消息称，多个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试验数据存在完全相同的现象。
通过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信息获悉：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两个规格（5mg及10mg）的瑞舒伐他汀钙片的生物等效性研究结果，分别与斯洛文尼亚药企Lek Pharmaceuticals d.d生产的两个规格的瑞舒伐他汀钙片的生物等效性研究结果完全重合，连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都一样。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湖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两家药企，生产了规格同为20mg的盐酸曲美他嗪片。两家药企公布的生物等效性试验研究结果显示，20 mg规格药片血浆中的曲美他嗪值，空腹BE的多项几何均值以及比值完全相同，这还是发生在两个药品试验样本数量不一致的情况下。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规格：0.5g）空腹研究结果的几何均值及比值，与贵州天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规格：0.25g）的空腹研究结果数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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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8日，时年45岁的张先生住进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二病区。
此前，张先生在浏阳老家医院做常规体检时，“发现肝占位7天”。来湘雅二医院后，医生对他的入院诊断为“肝占位性病变性质待定：肝癌？FNH？；肝脏，双肾多发囊肿”。
经一系列检查后，湘雅二医院拟对张先生行腹腔镜下肝肿块切除术，患者家属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手术。2014年10月30日，湘雅二医院对张先生行腹腔镜下肝肿块活检+门静脉化疗泵埋置术+胆囊切除术。
手术中，湘雅二医院对右肝肿块进行病检，病检结果为：轻度异型，未见恶性肿瘤。湘雅二医院将病情告知患者家属，家属表示拒绝肿块切除术，要求术中化疗，门静脉化疗泵埋置。
术后，湘雅二医院对胆囊送检，病理诊断为：镜下符合慢性胆囊炎，局部呈腺瘤样增生，胆囊颈切缘未见癌。
2014年11月3日，张先生住院治疗6天后出院，治疗总费用为66296.47元。术后，张先生前往湘雅二医院进行三次化疗，三次化疗医疗费总额为14275.95元。

张先生在湘雅二医院做手术时，刘翔峰是手术第一助手和管床医生。后来张先生进行化疗，则是遵照刘翔峰的医嘱。
几次化疗之后， 张先生的肝脏严重受损，2016年4月18日，他住进了湖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治疗。同年4月26日，张先生在该院肝脏外一科实施了腹腔镜右肝后叶切除术，同时去除腹壁化疗泵。
此次术后，湖南省人民医院将标本送病检，右肝后叶病理诊断为：1、海绵状血管瘤，肿物大小约3.0*2.0*1.5cm，肝切缘净。2、其余肝组织内灶肝细胞增生、浊肿、空泡变性及淤胆；部分汇管区纤维组织及小胆管增生，炎症细胞浸润。2016年5月3日，张先生住院治疗15天后出院，此次住院治疗总费用59907.77元。
2022年8月，刘翔峰因在医疗过程中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张先生意识到自身疾病可能存在诊断问题。随后，他到湘雅二医院处调取了自己的部分住院病历，于2023年1月5日向长沙市芙蓉区法院申请鉴定。

芙蓉区法院首先委托重庆法医验伤所对张先生的伤残等级、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后续治疗费以及湘雅二医院与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2023年9月4日，重庆法医验伤所回复称，因当事人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存在质疑，该案不予受理。
后芙蓉区法院再次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再次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24年4月12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书指出，张先生因体检发现肝占位就诊，湘雅二医院在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等实验室结果未见明显异常升高，医方未再进一步行相关检查来明确占位病变性质，以决定治疗方案，而是根据术前所行相关检查结果，首诊考虑“肝癌？（编注：入院诊断书如此表述）”依据不足，治疗方案选择欠妥，存在过错。此外，根据医方2014年10月30日手术记录记载内容提示：肝内占位为良性病变。在术中未诊断肝癌的情况下，医方仍对患者施行了“术中抗肿瘤治疗+门静脉化疗泵埋置，以及胆囊切除”。应认为医方治疗方案选择错误，在此情况下，术后医方仍继续对患者进行了三次化学药物治疗，存在过错。
该司法鉴定意见为，湖南省人民医院对张先生的诊疗行为无过错；湘雅二医院对张先生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湘雅二医院的过错是导致张先生目前损害后果（胆囊切除、化学药物治疗、肝功能损失等）的完全原因；张先生属于九级伤残；张先生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为18个月，因鉴定产生的交通费2659元，鉴定费17500元。

经法院判决，湘雅二医院应该为该院医生的诊疗过错担责，赔偿张先生因该院诊疗行为产生的全部损失共计57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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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University of Plymouth的海洋生态学家Richard Thompson团队在《科学》上发表摘要，创造了“微塑料”（microplastic）术语，用来描述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现精确为直径范围在1微米至5毫米之间）。

二十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塑料进入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医药护理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塑料制品的滥用和不合理处置，是微塑料产生的主要源头。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可能逸出的原生塑料颗粒，以及废弃塑料瓶和其他垃圾中慢慢侵蚀的碎片，都会被冲入河流和海洋中。2015年，海洋学家估计全球地表水中漂浮着15万亿至51万亿颗微塑料颗粒。其他微塑料来源，如从行驶的汽车轮胎上脱落的颗粒，衣服上脱落的合成微纤维等等。这些颗粒飘荡在天地之间，无处不在。

全球科学家团队近二十多年间展开研究，给出了更详细的微塑料分布情况：从地球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区域的冰雪和溪水，到地球最偏远的南北两极海冰和新雪，再到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深海沉积物……微塑料或漂浮在空中，或随着雨水降落在山川、森林以及城市，另外，食品、饮用水甚至啤酒中也都存在有微塑料颗粒。
2019年，Medical University of Vienna的Philipp Schwabl团队在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发表论文，首次报告在人类粪便中发现了微塑料。这项小型研究调查了来自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的8名受试者，所有人的粪便样本中都有发现。在所检测的10种塑料中，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的塑料，最常见的便是聚丙烯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平均来说，每10克排泄物中发现20颗微塑料颗粒，其中一些来源于化妆品，还有一些分解自较大的塑料碎片。基于结果，作者估计“全球超过50%的人口的粪便中可能含有微塑料，但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证实。”
2021年，Wageningen University的环境科学家Albert Koelmans发表报告称，基于对空气、水、盐和海鲜中微塑料的有限调查，儿童和成人可能每天摄入十到十万多颗微塑料颗粒，如果做最坏的评估，人体一年可能摄入的微塑料量大概相当于一张信用卡的重量。
2025年2月发表在Nature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报告了更为严峻的结果，来自University of New Mexico药学院杰出教授Matthew J. Campen团队分析死亡后人类肝脏、肾脏和大脑组织样本，发现随着塑料产量的急剧增加，大脑、肝脏和肾脏中发现的微塑料浓度也随之增加。平均而言，2024年大脑样本中的微塑料水平比2016年的样本高出约50%，此外，大脑样本中所含的微塑料比肝脏和肾脏样本高出30倍，呈现出微塑料更易在大脑中富集的特点。

除了微塑料，科学家还担忧更加微小的塑料颗粒——纳米塑料，即直径小于1微米的颗粒——在体内的情况。一些数据表明[23]，根据摄入途径，许多尺寸大于纳米塑料的颗粒会通过消化系统，排出体外，但纳米塑料可能会进入细胞内，而身体还没有建立相应的消化和排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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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7日，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公告，变更第十批药品国采结果：
取消四川海梦智森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间苯三酚注射液中选资格，由备供企业替补成为主供企业；
作为该产品生产企业的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下称“四川太极”），将一并被列入违规名单。
因为生产质量不符合要求，暂停两家企业自2025年3月18日-2026年9月17日参与药品国采的申报资格。

此前，四川省药监局官消息，3月3日-7日对相关企业开展了药品生产监督检查。
2025年3月17日四川省药监局发布的监督检查通告，持有人海梦智森生物未能对受托生产企业生产过程进行有效监控，受托生产企业四川太极部分批次产品关键生产过程出现偏差，未按规范要求开展偏差处理，综合评定结论为不符合GMP要求。目前，药监部门已暂停四川太极间苯三酚注射液生产，暂停海梦智森生物间苯三酚注射液上市销售。

2024年12月开展的第十批药品国采，间苯三酚是中标价格最低的产品之一————海梦智森生物报出了0.22元/支的超低价，较限价降幅达92.36%，因熔断规则，淘汰掉了近3/4的同组竞争者。
间苯三酚注射液临床用于消化系统和胆道功能障碍引起的急性痉挛疼痛，急性痉挛性尿道、膀胱、肾绞痛、妇科痉挛性疼痛。
海梦智森生物成立于2019年10月，控股股东为四川大通信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10月14日，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其颁发了四川省首张《药品生产许可证》B证。
作为B证企业，海梦智森生物有权付费委托第三方公司生产，但仍负有监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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