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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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11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2023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演讲时表示，按照贝克尔经济学家的行为经济学说，子女也是消费品，子女是长周期的消费品，是可以给你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所以，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你没有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他的价值是超过你购买其他消费品的价值。
“目的”还是“工具”、如何看待“人”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类似还有“人矿”“人口红利”“人力资源”“银发红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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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2，京东前 CEO 徐雷发朋友圈说：“如果还认为我们陷入的是经济周期的下行周期，那就真的错得太可怕了，应该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和一个时代的开启，周期和时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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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 月 17 日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关于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方正按照 CPTPP 有关加入程序，与各成员进行接触磋商。

此前有传闻，CPTPP全体成员国一致未接受中国加入，原因：一是加入国必须符合成员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方面要求，中国存在很大差异，二是与成员国贸易关系不紧密，不能遵守协定的规则和标准，三是成员国之间的谈判和协商是个长期过程，中国在贸易问题上不善于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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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2024年2月29日消息，前期，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税务局稽查局通过精准分析，发现网络主播马海涛、梁娜夫妻二人涉嫌偷税，在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稽查局指导下，依法对马海涛、梁娜二人开展了税务检查。

经查，马海涛、梁娜二人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通过隐匿直播带货佣金收入、转换收入性质等手段，进行虚假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207万元。洛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对马海涛、梁娜二人依法追缴少缴税费、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317万元。日前，税务稽查部门已经依法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马海涛、梁娜二人已按规定缴清税款、滞纳金及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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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冻结银行存款
第一次：1950年11月

新中国建政之初，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从1937年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通货发行量增长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1949年全年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关内地区的财政赤字，占到了全部支出的65.9%。这就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中央财政支出靠发票子。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时，物价在重物轻币心理的作用下又开始上升。这时机关事业、部队和团体大量提取存款，抢购所需物资。眼看物价又要发生巨大波动，1950年10月24日，中财委向中央提出短期冻结存款等稳定物价的紧急措施。经中央批准后，从11月5日起冻结机关、部队、团体存款一个月，将这笔存款全部抵作1951年的预算拨款，这才缓解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美国为遏制中国“抗美援朝”，对北京实行全面的贸易禁运。作为报复，中方冻结了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最终，各地共接收管制美资企业304家，冻结存款上亿元。1979年后，中国政府无息归还了美国被冻结的在华私人资产和政府资产。

第二次：1960年12月

第二次冻结银行存款发生在“大跃进”之后的1960年。当时为了满足“大跃进”建设资金的需要，国家通过财政、信贷等方面筹集资金。1958年到1960年3年，财政赤字共计169.4亿元。用增发钞票的办法弥补赤字，结果造成通货膨胀。1960年末，国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而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却在不断增加，较上年底增加近30亿元，总数达100亿元；同时企业单位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留成、工资附加等专项存款。在这些存款中，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

为严格财政纪律，合理使用资金，1960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冻结各单位截至12月25日在银行的结余存款并进行审查清理，凡是资金来源不合乎国家规定的，应当一律交回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或归还银行。此举缓解了市场通货膨胀的压力，为即将开始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经济环境。

第三次：1968年2月

“文革”爆发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陷于一片混乱。到1968年，出现了经济调整后的首次财政赤字：22.49亿元。196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1967年年底各项经费和资金的年终结余存款除去未完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企业流动资金等必要开支外，一律按1967年12月31日银行存款账面数字，实行冻结，不再动用，同时对被审查人员的存款实行冻结。当时，全国冻结存款约79亿元左右，这对节约开支、抵制不正之风起了积极作用。

“四人帮”之一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当时被认定为“叛徒”，其存款也被冻结了，生活无处着落。后来还是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姚蓬子的存款才得以解冻。

第四次：1976年10月

1976年，天灾和人祸使经济建设遭受了“文革”初期以来的再次严重破坏，国家的财经形势已十分严峻。鉴于此，1976年10月28日中央决定紧急冻结各单位存款，规定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1976年10月底各项经费和资金的结余存款、除去计划内的未完工程基建拨款、企业流动资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及11、12两月的人员经费外，一律按银行存款的账面数字，实行冻结。此次国家冻结银行存款，作为权宜措施，起到了延缓财政赤字扩大、缓和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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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6，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新工厂举办迁机仪式。创始人张忠谋在现场活动上将1995 年台积电在华盛顿卡马斯建立的美国第一家工厂进行了比较。1995年，台积电才成立八年。“二十七年过去了，（半导体行业）见证了世界的大变化，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变化，”张忠谋说。“全球化几乎死了，自由贸易也快死了。很多人仍然希望他们能回来，但我认为他们不会回来。”张忠谋发表上述言论的背景是行业普遍越来越担心在芯片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正在将全球科技供应链分成两个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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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姚洋称：

中国的文化是精英主义的，是不讲平等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这都是古代社会描述社会等级的词汇。哪怕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平等这个词也很少出现过。社会主义革命带给我们的新理念，就是掏粪工和国家主席是平等的，只是革命工作性质不同。传统的中国精英是很难接受这一观念的，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洗礼之后，平等观念才开始长出来。

然而，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传统等级观念又有点死灰复燃。比如现在还有“菜场小学”、“贵族学校”之说；再比如，遭到舆论抨击的“驱逐低端人口”的说辞，都是两种观念打架的例子。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很反感，今天我是鼓起勇气说这个话的。真的，今天提倡平等观念是要鼓足勇气的，因为这么一说，马上就有人会批评你，想回到过去吗？回到计划经济吗？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精英主义走到极致了，就会走到反面。在教育方面，精英主义让孩子们围绕着分数竞争，最后都变成了只会做题的机器。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应该有好学校和差学校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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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湖南、辽宁、西安、重庆四地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发布公告，将取消各自辖内金交所的业务资质，今后四地都将不再有金交所，也不再有任何主体具备从事金交所相关业务的资质。湖南、辽宁、西安、重庆四省市现有的金交所（全称“金融资产交易所”或“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等）分别是：湖南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辽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西安百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下称“西安百金金交中心”）、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至此，金交所作为一类地方交易场所，将全部被有序关停退出。此前已有吉林东北亚创新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于2023年9月更名退出，南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于2023年11月更名退出，西安百金金交中心2023年12月22日完成注销。在上述四省市发公告之前，全国有近30家金交所。

2009年财政部发布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为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专门设立的交易场所。2010年5月，第一家金交所——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成立。由于系省级地方政府的隐性信用背书，金交所成了各方都想拥有、利用的优质稀缺资源。贵州一省最多时就有六七家金交所。之后，民营资本包括P2P公司等也设立或控制了多家金交所，如明天系曾控制天安金交中心，雪松系曾控制大连金交所。巅峰时国内金交所数量一度接近80家。金交所成为非标理财市场上重要的交易平台和融资通道。期间不少金交所甚至自己下场发行理财产品，帮助背后的股东自融。之后，地产公司、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地方城投等非标市场上主要的几类融资主体，也把金交所作为融资增信手段，面向公众发行成百上千亿的理财产品。通过金交所增信的各类理财产品越来越多，融资方、销售端和投资人等对这些产品有了统一的称呼——金交所产品。金交所产品投资门槛在数十万到数百万间，年化固定收益较高（大概7%—12%间），许多项目涉嫌自融，且理财销售向投资人推介时会额外强调金交所隐含的政府信用背书。地产公司、大型企业集团、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等各类融资主体通过金交所“增信”的产品规模巨大。

2020年后，有关部门督促各地连续开展了金交所专项整治、产权交易场所违规金融活动整治、“伪金交所”专项整治等一系列整治活动，不断压缩金交所数量，严禁金交所面向个人销售产品、跨区域展业等行为，严控金交所的增量风险，化解存量风险。

鉴于金交所业务受限，或脱胎于金交所的团队，或常年从事金交所业务的市场中介，利用以中西部省份经济较落后的区县为主的政府招商引资需求及监管空白，注册成立了许多名字包含“金融资产”、“登记备案”等关键词的公司，甚至还拿到了地方政府部门（多以区县金融办为主）允许开展类金融业务的批文，继续打着金交所的旗号，为有庞大需求的非标理财市场提供融资通道。通过这些公司备案的理财产品，在销售端仍被称为“金交所产品”，借此来冒充所谓的政府信用背书。这些公司被称为“伪金交所”。

有关部门对“伪金交所”的专项整治行动中，70余家公司在短时间内相继被清整，各地也严控与“伪金交所”特征相仿的公司设立。但在“伪金交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同时，新一批挂有“产登信息”或“产权交易”的公司开始不断注册，成了“伪金交所”的新变种，继续给包括三方财富公司、地方城投在内的各融资主体做产品备案。这些公司拿不到地方政府部门的授权批文，只能做地下通道生意。在监管部门新一轮的专项整治行动，有近50家公司被清理。

由于金交所最初业务定位为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该业务必须要取得财政部门专门授予的相关资质才可开展，目前国内金交所中只有极个别拿到了这一资质，绝大多数的金交所都无资质可开展这类业务。不少地方将这一资质授予了当地的产交所，而非金交所。因此，大多数金交所从成立至今，都从未开展过最初定位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业务。如仅做合规业务，恐怕连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不少金交所在关停决定之前，就已名存实亡。如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包括不良资产业务在内的债权资产信息发布日期停留在2022年6月，且当年一共仅2笔。黑龙江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2023年一共发布了6条不良资产业务公告；山西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同年发布4条信息；青岛国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动态更新停留在2021年1月；不良业务开展相对较活跃的几家金交所，以2023年发布信息数看，也只有数十笔至百余笔。

同时，金交所现有可开展的合规业务，产交所都可开展。且国内目前现有的产交所数量更多，除各省级产交所外，许多地市乃至一县都有自己的产交所。

在此情况下，不良资产交易成了金交所为数不多可合规开展的业务。但实际运营中，大多开展不良资产业务的金交所普遍经营惨淡，规模很小，带不来多少收入，更无法支撑金交所的日常运行。而且，不良资产的转让交易并非需要强制入场的业务，金交所在这块业务上也不具有专属性。产交所可以做，司法拍卖可以做，阿里等互联网公司更是发展迅速，金交所在业务来源方面是这几类平台中最弱的。金交所能做的只剩下“毫无技术含量，但却来钱很快的”摘挂牌业务了。

无论是为了扩大收入维持平台运营，还是背后实控人从一开始就将金交所视为融资通道，从摘挂牌业务开始，金交所不断扩展业务边界和产品类型，如P2P、现金贷、币圈ICO等等，变成了助推各种金融风险不断膨胀的重要一环。

尽管金交所在存续时间内助长了非法融资活动，且通过各种形式规避监管，但众多相关爆雷事件中，金交所、“伪金交所”极少有人被抓、连罚款都很少，使得其违法成本极低。

监管部门最终采取了“一刀切”的措施。

在此次四地发布的公告中，也都再次明确规定，除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外，其他各类地方交易场所经营活动不得金融化、证券化、期货化，不得为非标融资活动提供登记、备案、销售、挂牌、结算等相关服务。同时，四地也禁止域外各类交易场所或“伪金交所”在辖内从事相关业务。

金交所、“伪金交所”等只是风险事件中的一环，所扮演的角色是中介、“帮凶”和工具，而各类融资活动中的财富管理公司（融资方）才是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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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中国企业应该关注员工的收入，希望中国提高工人待遇，不能总是停留在一个月3000元人民币的水平。只有增加员工收入，产品销售价格才会提高，不至于一直卖的便宜，这样既可以让欧美产品跟中国产品竞争，又能获得中国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耶伦还说到:“我打算在访华时与中方讨论这些问题，并确保中方了解到廉价商品充斥美国市场正对美国及我们的亲密盟友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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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米莱评论:国有企业不能给阿根廷带来经济效率，反而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手段和借口;只有活跃的民营经济，才是阿根廷走向富裕和发达的唯一方式。阿根廷的国有企业不仅效率低，而且还是掌权者的“分红工具”;亏损的时候，由全体国民承担了。
而且阿根廷的国企，从招工到企业的采购销售，都是由权贵形成的一条龙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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