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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ChatGPT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了社会智能_{（Social Intelligence）}与机器智能_{（Machine Intelligence）}的深度交互与融合发展，其中，社会智能是指人类社会通过经验积累、演绎推理和知识生产所形成并传承的集体智能，而机器智能是指计算机通过高效计算、算法驱动、数据训练所形成的内容生成能力。而今，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的普及应用，更是加速了社会智能与机器智能深度融合的进程，这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乃至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时代命题，“科技革命”和“治理革命”的碰撞促使数字国家兴起。数字国家的兴起绝非单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场景，而是国家形态的重塑、国家运行的变革和国家范畴的拓宽。一方面，数智技术促使国家形态、国家结构、国家社会关系快速演变，促进以数字治理、数字民主、数字科层制、AI 决策辅助等为代表的新生政治萌芽，这不仅给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既有知识体系带来了挑战，也为政治学知识体系更新创造了新机遇。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给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带来了新空间。人们在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上留下了海量可追溯、可分析和细颗粒度的行为数据，蕴含丰富的社会属性和关联关系，为刻画个体行为、社会运行和国家治理提供了新范式。因此，作为计算科学与政治学的交叉领域，计算政治学_{（Comput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的快速兴起并成为政治学新生学科，有力推进了数智时代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范式的创新。

数字国家的兴起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程中，科技革命作为生产力飞跃的动力始终发挥着驱动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基础性作用。21 世纪以来，以信息化、数字化乃至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驱动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治理革命，数智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的实践日益丰富、场景日趋多元，从而推进数智技术与治理实践的深度融合乃至互嵌重构，推动数字国家的兴起。信息化凸显了国家运行过程中信息处理效率的极大提升，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电子政府_{（EGovernment）}的建设；数字化以数据为新生治理要素，运用数字技术破解了信息流动与时空的交互边界的难题，正在推进面向数据、基于数据和经由数据的数字政府_{（D-Government）}建设进程；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上，智能化方兴未艾，通过数据驱动、算法支撑、算力保障构建强大的信息处理和内容生成能力，正在深度介入政务服务、政民互动、政务办公和决策辅助等国家治理全过程。以上实践进展，为我们认识和刻画数字国家的特征属性及运行机制奠定了充分而坚实的实践基础。

伴随数智时代的来临，数字国家逐渐兴起，并成为全新的国家形态。理解数字国家的兴起与发展，需要关注与其同步演化的两个方向：一是数智技术赋能国家，推动国家结构变革、治理技术更新，如数字治理体系、数字科层制的兴起；二是数智技术赋权社会，带来公众参与的爆炸式增长以及数字连接的社会团结方式、基于虚拟网络的组织协同方式的重构等［6］。简言之，数智技术在通过赋能国家和赋权社会的双重机制深刻影响国家治理进程的同时，也推动了强国家与强社会的协同发展。这既影响着现代国家形态的演变，也促进国家组织结构、国家-社会边界、国家运行机制发生巨大变化，还给科层制、结构论、关系论等传统理论认知带来巨大挑战，而且孕育着新理论形成的时代机遇。

数字国家的兴起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

一方面，政治学经典理论面临适应性困境。经典的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权力理论等面临着理论重构的时代需求，这给中国政治学在新时代推进经典政治学理论的新发展、新拓展带来了创新契机。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致力于解决超大规模和内部复杂性的治理挑战难题。现代国家通常采取横向分权、纵向分层的国家形态，这一国家形态有利于通过合法性塑造、理性化控制、层级化运行、效用导向激励的有机融合来提升国家能力，即所谓的“科层制国家”或“多层级治理体系”。

而今，数字国家的来临正全方位地重塑国家形态。一是国家组织形态正在从科层化、部门化变迁为扁平化、协同化。传统依赖正式制度和组织边界来加以界定的政府架构正在日益模糊化，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的业务协同和统筹联动正在快速扩张，基于数字技术的业务流程重塑和组织结构变革正在快速推进，适应于数智时代的整体性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同时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下的新组织机构、新制度规则、新协同机制已经在近年来的政府改革中成为现实。二是国家运行场域快速向数字空间拓展并日益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深度融合。基于三重空间耦合效应，面对新生数字空间的公共问题和治理难题，国家权力通过进入数字空间建立新机构、新规则和新能力，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来促进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融合，进而在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同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三是信息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要素和国家运行的关键机制。伴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加快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快速迭代并渗透到日常社会运行中，数据、算法、算力等数智技术本质上都是信息技术，其广泛应用不仅切实提升了国家汲取、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而且增强了国家克服超大规模和超复杂性难题的能力。四是国家社会边界进一步模糊化，国家社会关系呈现交互性和协同化。数智技术的普及应用促使国家社会间信息交换成本进一步降低，政民互动渠道和机制进一步亲民化、普惠化，政府与社会间双向触达和协同交互成为国家治理的常规机制和常态模式。

另一方面，进入数智时代政治学前沿议题正在快速拓展。数智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生政治现象，在数字治理、算法治理等技术治理逻辑的影响下，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国家治理实践，数字服务、数字监管、数字民主、数字协商等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标配，成为现代国家实施理性化管理、科学化决策、精准化干预、交互性服务的新工具、新技术，这些现象推动着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理论概念、研究范式的迭代发展。究其根源在于数智时代国家计算与社会计算两大系统的形成和快速发展。

国家计算_{（State Computing）}源于数智技术赋能国家，尤其是以数字政府在全球兴起并成为政府改革的新趋势为代表，集中反映为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治理要素进入政府体系中：一方面，通过技术赋能对传统政府组织结构、规则制度、政府间关系产生重塑效应，即“科层政府数字化”；另一方面，加快了基于新要素的政府治理体系构建，如数据治理、算法治理、算力基础设施、智慧城市等，即“数字政府科层化”。

表1比较了国家计算与社会计算的特征差异，国家计算重在国家政治或行政事务，尤其是针对政治系统内部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如政治决策、政策执行、监督问责、考核激励、政治安全等进行常态化和泛在性计算。国家计算系统在设计与构建时的核心逻辑是简约化和标准化，即通过标准化程序和技术工具对多来源、多模态、多属性的国家运行数据进行简化处理和理解，由此计算主体主要由采取中心化、科层制组织结构的行政体系来实施和运行。这确保了国家计算系统的制度化、稳定化和高效化运行，为简约化、标准化计算提供了组织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以来兴起的国家统计体系、登记认证体系、财税审计体系以及数智时代产生的数据治理体系、计算传播体系、国家算力基础设施等，均为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中国家计算的典型案例，集中反映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计算系统的关键性和基础性。

社会计算_{（Social computing）}则源于数智技术赋权社会，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化应用的普及，计算系统与社会系统日趋深度融合，基于社会过程的高效计算与经由计算系统的社会协同在同步演化。一方面，广泛覆盖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弥散的数智化应用，为基于全社会的数据、算力和智慧提升计算系统运行的效率和效度提供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计算系统正在广泛嵌入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为构建社会连接、加速社会交互、培育信任文化、促进社会协同提供了技术基础。由此社会计算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计算系统，并与全球范围内虚拟结社、社交媒体的快速扩散深度融合，进而深刻影响公共表达、数字参与乃至国家-社会关系的底层逻辑。

过去二十年间，社会计算系统正在重构公共参与、民意表达、协商议事、民意汇集等全过程，有力推进了数字时代民主模式的迭代与发展。不同于国家计算，社会计算重在社会或社群事务计算，尤其是围绕社会系统运行过程、国家社会互动过程，如在社会复杂性感知、社情民意分析、社会心态计算、公共舆论治理等领域的计算式治理。社会计算系统的设计逻辑尤为强调理解或应对复杂性，这与社会构成及运行的复杂性高度关联，因此非标准化地处理多样化数据和解读多维度信息是其内在特征。为了应对复杂性和发挥非标准化计算的优势，社会计算体系更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广泛介入和深度协同，如社会公众、专业机构、社会团体、媒体和社群网络等均为社会计算的主体，不同主体间通过构建生态性网络和发挥志愿性、互惠性优势来实现合作与协同。社会计算的早期雏形可以从哈贝马斯对近代欧洲城市社群中公共领域的论述中得到启示，数智时代的社会计算早已打破对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依赖，而是在虚拟空间中构建起基于社会网络、社会关联的感知、认知乃至模拟社会运行的计算系统，为应对智能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社会性基础设施。

计算的政治与政治的计算

“计算的政治”重在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国家计算或社会计算实践展开政治学分析，以帮助我们认识国家计算或社会计算的政治规律和政治过程；“政治的计算”则重在从方法论意义上对政治实践或政治现象进行计算化研究。

虽然计算政治学方兴未艾，但“计算的政治”，即对公共事务相关各类信息（数据）进行采集或处理的政治实践，如数量化度量、数目字管理和计算式治理源远流长。从早期国家到现代国家再到数字国家，信息始终是国家构建和国家运行日益重要的要素和机制，对政治过程、政治生活产生无处不在的渗透性影响。在东西方文明发展中，早期国家在构建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数目字管理”，如人口登记、田亩登记等。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超大规模国家逐渐成型，因此在高度复杂且异质性强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如何实现有效治理就成为国家构建的核心命题，统计、登记、认证等国家计算系统快速发展成为现代国家的必要构成，政府则在治理实践中形成了数字、地图、图表、标准、指数等治理技术。总之，无论是早期国家，还是现代国家实践，都充分展示了“计算的政治”具有悠久的传统。

计算的政治尽管涉及数据、算法、算力、人工智能等与计算相关的具体技术，但这些计算技术本质上都是在分析或理解信息的角色、作用或功能。因此，计算的政治重在理解政治过程的信息基础。值得关注的是，进入数智时代后，信息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作为要素和机制的角色，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智能体_（Agent），其具备能动性和主体性，既能够实施干预、监管和规制，也产生了无处不在的政治影响。概言之，一系列将信息作为要素、机制和主体的新生政治实践，均成为“计算的政治”这一路径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要素。

不同于“计算的政治”的源远流长，“政治的计算”，即对政治实践或现象的实证化研究范式，如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或大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则兴起于近现代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范式在不同科技条件下经历了多次范式转换，经历了宏大理论叙事（规范分析）、比较历史分析（定性分析）、行为主义革命（定量分析）乃至当下日益兴起的计算社会科学（大数据分析）。政治学引入计算范式具有积极意义，计算方法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多元的数据，在将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多模态数据纳入政治分析的同时，也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新方法引入数据处理与分析中，显著提升了政治现象的跨学科研究能力。

长期以来，“政治的计算”存在两种范式：一是理论驱动的定量研究范式。该范式源于社会科学实证主义传统以及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算术这一政治实践的快速扩散。现代统计学的诞生本质上源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普遍的数目字管理及其相应的科学研究范式。二是数据驱动的大数据研究范式。进入数智时代，伴随人们能够在更多数据、更广范畴乃至更大尺度上采集和分析数据，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也正在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数据驱动范式不再需要预先设定的理论模型或研究假说，而是利用超级计算能力直接分析海量数据来理解社会运行的规律和趋势。这一范式转换直接推动计算社会科学蓬勃发展。

对于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范式的差异，James Evans 专门讨论了从理论驱动到数据驱动范式转换的根源。他认为，在前数字时代，因为收集数据成本高昂，研究者通常困于数据缺乏状态，因此只能发展“强模型”_{（Strong Model）}，即好的理论和模型来生产社会知识。数智时代的来临标志着数据丰富时代的开启，这时即便采用不那么好的模型_{（Weak Model）}，也能生产社会知识。因为数据获取成本非常低，数据供给很充分，所以社会科学研究正从“贫数据-强模型”_{（Poor Data-Strong Model）}阶段向“富数据-弱模型”_{（Rich Data-Weak Model）}阶段转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范式变革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普及应用，以大语言模型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驱动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变革。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开放性和普惠性促使其在城市治理、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场景中得以广泛应用及扩散；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也促进其方法创新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采集、变量测量、推理分析、因果推论和社会预测等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绝非一蹴而就，其发展经历了从浅层到深层、从特定到通用、从闭源到开源的迭代过程。厘清这一演化脉络，对于理解大语言模型驱动的范式变革至关重要。

从根源来讲，语言模型_{（Language Model，LM）}是自然语言处理_{（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技术发展的成果，其目标旨在利用计算机分析、理解乃至生成人类自然语言，但传统语言模型受限于文本长度和参数规模，难以实现精准的语义理解和内容生成。大语言模型_{（Large Language Model，LLM）}则是基于海量数据训练、依赖海量参数预测的语言模型，其参数规模和复杂结构使之能够精确捕捉语言中的细微差别，因而在文本理解、内容生成等方面具有远超传统语言模型的优势。大语言模型发展的革命性突破源于2017年 Transformer 模型的提出，其核心是在机器学习框架中纳入自注意力机制，形成比传统神经网络模型更强的语义理解能力。第二次范式突破源于预训练加微调模型的引入，通过在大模型训练过程中纳入高质量预训练数据对通用大模型进行微调，以此将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社会智能_{（Social Intelligence）}专用数据集、语料库、知识库等应用于微调，提升了大语言模型在特定任务上的能力。第三次范式突破是大参数模型的引入，即通过增加训练数据规模和参数规模来增强模型能力，如 OpenAI 的 GPT4、Meta 的 Llama、百度文心一言等均基于上千亿参数，依赖超大规模参数形成智能涌现能力和内容生成技术。2024 年底，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展示了大语言模型迭代的新范式。与其他模型相比，DeepSeek 的底层算法更为透明，且通过两项关键技术创新解决了传统Transformer模型的局限性，即动态计算资源分配与结构化数据的针对性优化。DeepSeek的开源属性改写了大语言模型的创新生态，进而极大降低了大语言模型创新、开发及应用的门槛和成本，促成一系列本地化部署、垂直应用类大模型的形成及快速应用。

大语言模型技术革新快速广泛地应用于治理实践，推进国家治理从数字化向数智化转型。数字化（Digitalization）是将治理实践中以文本、语音、图片、视频等为载体的多模态信息转化成电子化数据（计算机可读数据）等治理要素，进而经由技术赋能与组织-技术互构等机制，推动业务流程重塑、组织结构优化以及政社协同耦合的过程。数字化的核心是强化信息采集、分析和应用能力，以实现治理主体间信息要素的交换、流通、共享、开放和利用，有效推进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发展。数智化是指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的过渡期和转换期，是在数字化基础上逐步建设而形成的人机互融、虚实同构、数智赋能的新治理模式，本质上仍然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对信息的高效处理、精准分析和敏捷应用能力。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基础上，数智化通过全域数据的实时采集、智能解析与动态反馈，形成“数据信息知识决策”的闭环逻辑，推动社会系统与计算系统的深度耦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数智化不仅是技术工具的迭代升级，更是一种治理范式的重构，其核心在于构建以人机交互为赋能性机制、以智能系统为枢纽型载体、以价值耦合为治理目标的国家治理新范式。

基于以上所述的数智化转变，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治理模式是融合社会智能与机器智能的治理实践创新。这一治理模式超越了传统的“人控机”模式，更加强调人机互融、虚实同构、人机共创的新机制，不仅反映了技术工具层面的升级迭代，更反映了以人机交互与协同为载体、以价值耦合为目标的治理变革正在加快推进。例如，深圳上线机器人公务员，北京、杭州等多地政府将 DeepSeek 介入数字政府系统中，应用于辅助政务咨询、公文写作、信息检索、数据分析与政务服务。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的结合成为科技创新的新趋势，具身智能_{（Embodied Intelligence）}将传统数字人通过机器人与外部环境的动态交互实现自主学习，快速发展并应用于政府治理实践。无论是数字公务员，还是机器人公务员的实验，均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大语言模型的兴起还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新范式。不同于理论驱动和数据驱动范式，大语言模型带来了算法驱动新范式，辅助研究者利用参数体量大、预训练数据丰富和算法高效优化的模型优势，实现了对文本、语音、图像、多媒体等多模态数据的序列化和高效处理以及对复杂多变的政治现象进行测量、推理和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语言模型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作用，驱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如利用大语言模型生成硅基样本、基于人工智能强化因果推论、开发大型社会模拟器等。伴随DeepSeek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越来越多的开源社区正在形成并积极探索开放科学协作新模式，在降低技术门槛的同时，也推进了跨学科研究，进而实现“理论驱动”“数据驱动”“算法驱动”等范式的融合，有力驱动了人工智能赋能社会科学研究_（AI4SS）新范式的探索创新。

计算政治学的起源：当计算的政治邂逅政治的计算

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国家治理发挥着“破坏性创设”效应。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政府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也不是某个治理领域的孤立式变革，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系统性重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计算政治学的起源是政治学有关“计算的政治”的理论发展，是与有关“政治的计算”的方法创新相碰撞而融合的结果，这种融合产生的“化学反应”回应了数智时代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范式上双重转型的学理需求。一方面，传承和发扬了“计算”的政治传统，从政治计算的规律、机制和过程入手，聚焦国家构建、国家运行、国家治理的计算过程展开分析；另一方面，创新了“政治的计算”传统，从政治过程的计算方法入手，如引入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新技术方法，利用大数据分析、大模型技术来分析和解释政治行为，开发算法模型、仿真模拟器对政治风险、政治选举、国际冲突等重要政治现象进行预测与研判。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从新要素和新范畴两个维度来理解计算政治学的研究议程。

首先，从新要素维度看，数智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四个新要素，即数据、算法、算力和人工智能，由此产生了数据治理、算法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等新生研究领域。数据是对现实世界中事物、事件或概念的符号化表示，可以采用数字、文本、图像、音频或视频等多种形式。数据本质上是信息的载体，通过处理、分析和解释可转化为有意义的信息和知识。算法是计算科学和信息技术领域的核心概念，它是解决特定问题或完成特定任务的一系列明确、有限和可执行的指令集合，本质上体现为理解和处理信息的技术能力。算力是指计算系统在单位时间内处理信息的能力，本质上体现了计算系统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效率，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关键要素。人工智能集成了以上要素的优势，可理解为通过计算机系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一门科学，本质上是利用计算机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胜任的任务。因此，有必要聚焦以上四个新要素的政治属性、介入政治过程的作用机制、发挥的政治功能、带来的政治效应乃至其背后的政治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观察和分析，以增进学界对政治与科技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其次，从新范畴维度看，数智时代政治学研究范畴的拓展，总体上涵盖国家组织形态数字化、国家社会关系数字化、政府-市场关系数字化、治理对象（经济社会）数字化四个重要范畴。可以说，数字国家建设离不开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协同，三者既是具备不同属性、多元利益的治理主体，也体现为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多样化治理机制。这也就是说，在数字国家构建过程中持有不同类型的治理要素，基于差异且互补的治理机制具有不同属性的功能和角色。因此，只有从四个范畴入手，才能全面认识数字国家发展的规律、特征以及路径。

基于新要素和新范畴两个维度，本文简要梳理了相关领域的未来研究议程。国家组织形态数字化是指数智技术对国家组织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国家内部纵向与横向权力关系、制度运行的演变，如对传统科层制、分职制的重塑，进而对条块关系、央地关系的影响；国家社会关系的数字化是指数字时代国家与社会进行交互、协同乃至冲突的影响，尤其是新技术如何赋权社会，进而对社会组织网络构建、社会参与能力提升、社会协同能力培育的过程及机制的影响；政府-市场关系的数字化是指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过程中涉及的政府角色定位及功能发挥，尤其是数字产业创新政策、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数字产业的政商关系、平台经济垄断治理等议题；治理对象的数字化是指从政治学视角探讨经济社会数字化的政治后果，尤其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深刻影响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促使社会结构进一步多元化、政治偏好渐趋两极化以及社交媒体广泛应用而导致的社会网络虚拟化、社会交互商业化娱乐化等，这促使利益表达和聚合过程的复杂化。

计算政治学的未来：范式革命的机遇

全球范围内政治学正在经历范式变革，这既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契机，也让我们能与西方学界在新生政治现象的研究上同台竞技。全球数字国家的兴起既为政治实践引入了数据、算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要素、新技术，也为政治研究提供了新对象、新方法，这为基于“计算的政治”与“政治的计算”两个路径的融合提出新命题、构建新理论、探索新范式创造了难得机遇。计算政治学并非单纯的方法类二级学科，而是兼具理论意涵与方法价值的二级学科。在实质性_{（Substantive）}意义上，计算政治学不仅推进政治学经典理论在数字时代的重构，还推动政治学前沿领域新概念、新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在方法性_{（Methodological）}意义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基础，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等学科方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新工具。这为推进数智时代的政治学范式变革、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先发实践和本土生态。计算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应该聚焦以下三个方面，即推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学科发展。首先，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先发实践，推进数字国家理论的新发展。数字国家的实践进展正在挑战传统国家理论的解释力。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国家组织形态、国家-社会边界、政府-市场关系、国家运行机制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学界有必要基于对数字国家构建先发实践的参与式观察与理论性反思，阐明数字国家的特征属性、运行机制及构建路径，厘清数字时代国家形态的“常”与“变”，推进国家理论等政治学基础理论的新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政治智慧。其次，聚焦大语言模型赋能社会科学研究新机遇，加快探索新范式。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从浅层到深层、从特定到通用、从闭源到开源的迭代过程。当下，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的战略性突破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开源大模型通过构建开放便捷、安全可控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全过程赋能，进而重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推进 AI 对社会科学新范式的探索。开源大模型有助于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普遍存在的垄断性、区隔化、黑箱化及高成本挑战，其开放架构特性支持数据优势、算法能力与领域知识的融合应用，推动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开放性、共享性、透明化和普惠化。

最后，面向数字国家构建的时代需求，加快构建计算政治学这一新学科。计算政治学的构建为中国政治学基于数字政府、数字治理、数字参与等先发实践推进自主知识构建、介入国际对话提供了时代机遇。随着人类社会迈入数字文明，学术共同体一方面应加快对数智时代的政治文明开展系统性研究并不断产出原创性成果，从而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并在国际学术前沿贡献原创性知识；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计算政治学的教学体系、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兼具数智素养和政治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从而为数字国家构建供给创新人才。

转自《行政论坛》2026年第1期

第一節　版本與版本學

古代用以書寫的木片通稱爲版或板。漢王充云：“斷木爲槧，析之爲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牘。”(1)許慎也説：“牘，書版也。”(2)

因爲供書寫用的木片呈方形，所以又稱方。《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3)

方、板作爲書寫工具有時也連稱，故賈公彦疏又釋鄭注云：“云方板者，以其百名以下，書之於方，若今之祝板。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4)直到唐代，還用方板記事，如李賀《感諷五首》之一云：“越婦未織作，吴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獰色虯紫鬚。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5)

同簡比起來，方版容納的字數要多一些。《春秋序》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穎達疏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6)對於方版與簡策的使用繫於文字之多寡，説得十分清楚。

雕版印書之法通行以後，版或板的含義逐漸演變爲經雕刻後供印書用的版片。如唐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云：“準敕，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7)宋代以後，雕版印刷事業日益興盛，版或板作爲供印書用的版片的含義更加明顯。宋王應麟稱：“自太祖平定四方，天下之書悉歸藏室。太宗、真宗訪求遺逸，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又經書未有板者，悉令刊刻，由是大備，起秘閣貯之禁中。”(8)這種板片隨着印刷事業的發展，也就可以作爲公私財産進行移交或出售。如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二載有元馮福京《昌國州圖志》七卷，福京跋後有字數行云：“《昌國州圖志》板五十六片，雙面五十四，單面二，計印紙一百零十副，永爲昌國州官物，相沿交割者。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十一月長至日畢工。”版片作爲私有財産，當然會出現易主現象。杜信孚曾指出：《吴越春秋音注》十卷“目録後有‘萬曆丙戌（一五八六）之秋武林馮念祖重梓於卧龍山房’三行牌記。該書版片易主，轉給楊爾曾。楊氏重印時，將牌記改爲‘萬曆辛丑（一六〇一）之秋楊爾曾重梓於卧龍山房’”。(9)

因爲板雕好後，在印刷時需要上墨，所以又稱墨板。宋朱翌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爲正。”(10)宋《國史藝文志》也指出：“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11)

本的原義爲樹根。許慎云：“木下曰本，從木，一在其下。”(12)引申其義，則據以校書的書的原本也可稱本。《北齊書·樊遜傳》：

（天保）七年（五五六），詔令校定群書……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云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史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13)

這“合若干本”的“本”就是用來校書的原本。《隋書·經籍志》總序亦云：“隋開皇三年（五八三），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14)顯然，這裏的“本”也指據以校寫的原本。

在通常情況下，本即指書。《顔氏家訓·書證篇》：“《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黄改“宵”爲“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肯。”(15)這段話中的“江南本”，指流傳在江南的《漢書》；“江北本”，指流傳在江北的《漢書》；“臣家舊本”，指劉臻先世所收藏的《漢書》。其義甚明。

因爲本即指書，所以書本二字往往連用。《顔氏家訓·書證篇》復云：

《後漢書》：酷吏樊曄爲天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曄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耶？(16)

又《漢書·賈鄒枚路傳》有云：“路温舒……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17)皆其證。

隨着印刷術的發達，本與書本的含義逐漸同於版本。例如南宋岳珂撰《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專設《書本》一例，並列舉了唐石刻本、晉天福銅板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等二十三本。岳珂所謂書本實即版本。

宋代雕版印書盛行，“版本”二字從北宋以來便被用來專指雕版所印之書。正如葉德輝所説：“雕板謂之板，藏本謂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於是板本二字合爲一名。”(18)如《宋史·邢昺傳》云：景德二年（一〇〇五），“上幸國子監閲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19)又沈括指出：“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板本。”(20)葉夢得亦云：

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六經版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21)

邢、沈北宋人，葉南宋人，可見版本之稱在宋代已確立，且其含義乃對寫本而言。

作爲版本學的專有名詞，則版本是指同一部書在寫作、編輯、傳抄、刻版、排版、裝訂乃至流通過程中所産生的各種形態的本子。正如王欣夫所説：“所謂版本，並不限於雕版印刷的書籍，而實際上包括没有雕版印刷以前的寫本和以後的鈔本、稿本在内。”(22)

早在漢代，劉向等就已經注意到版本的差别，並且利用各種不同的版本爲校書服務。從劉向《别録》所僅留的幾篇書録中，可以看出他們在校書時就已利用了中書、太常書、太史書、臣向書、臣參書、大中大夫卜圭書、射聲校尉立書等各種不同的版本。《漢書·河間獻王傳》云：“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朝等。”(23)這是藏書重視舊本的最早事例。在讀書時，人們也早就注意到了版本的差别。《顔氏家訓·書證篇》：“《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曹丕在贈書時也因人而異其本。《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胡冲《吴曆》云：“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24)可見人們早就運用版本知識從事校書、讀書、藏書乃至贈書活動了。

什麽叫版本學？葉德輝認爲：“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晉汲古閣，及康、雍、乾、嘉以來各藏書家，齗齗於宋元舊鈔，是爲板本之學。”(25)

很顯然，這個定義是太窄了。所以顧廷龍補充説：

講究宋元舊刻，固然是“版本之學”的一項内容。但是在雕版以前的簡策、縑素，一寫再寫，不也就是不同版本嗎？現代鉛印和影印的出版物，一版再版，不也又是不同版本嗎？依我看來，版本的含義實爲一種書的各種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圖書，普遍存在這種現象，並不僅僅限於宋、元古籍。

在九世紀以前，經過不斷的傳寫，在印刷術發明以後，經過不斷的刻印，因而産生了各種不同本子。有了許多不同本子，就出現了文字、印刷、裝幀等等各方面的許多差異。研究這些差異，並從錯綜複雜的現象中找出其規律，這就形成了“版本之學”。他還指出：“版本學的内容實在是相當豐富的，如關於圖書版本的發生和發展，各個本子的異同優劣，製版和印刷的技術，版本的鑒别，裝訂的演變，以及研究版本學的歷史等等，應該可以成爲一門專門的科學。”(26)顧廷龍對版本學的認識已比葉德輝全面得多，而在傳播媒介日益發達的今天，推而廣之，則以録音帶、録像帶形式所構成的音像型書籍，也未嘗不可以包括在版本學範圍之内。至於本書的研究對象，則以古籍版本爲主，其主要内容是探討古籍的版本源流，研究古籍版本的異同優劣，鑒定古籍版本的真僞等問題。

總的説來，版本學所研究的内容無不與書的物質形態有關，因此可以概括地説版本學是研究書的物質形態的科學，是校讎學的起點。

第二節　版本學的功用

版本學的功用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首先，讀書應擇善本。

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有云：“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爲善？”爲什麽呢？他自己回答説：“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7)

讀書應當選擇版本的最主要的理由是：書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因各種原因産生了一些不同版本，而這些版本之間從文字到編次又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這種差别又往往可以決定讀者從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否正確。清顧廣圻談到過這個問題：

蓋由宋以降，板刻衆矣。同是一書，用較異本，無弗夐若徑庭者。每見藏書家目録，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爲何本，漫然不可别識。然則某書果爲某書與否，且或有所未確，又烏從論其精粗美惡耶？(28)

余嘉錫對版本的差異及其原因分析得更加透徹：

蓋書籍由竹木而帛，而紙；由簡篇而卷，而册，而手抄，而刻版，而活字，其經過不知其若干歲，繕校不知其幾何人。有出於通儒者，有出於俗士者。於是有斷爛而部不完，有删削而篇不完，有節鈔而文不完，有脱誤而字不同，有增補而書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29)

正因爲一本書的不同版本往往有很大差别，所以讀書不注意版本，就會鬧出一些笑話。《顔氏家訓·勉學篇》曾舉一例：“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30)因讀誤本給工作造成損失的也不乏其例。如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一載：哲宗元符初年，杭州府學教授姚祐有次考學生《易經》，題目是“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學生們都無從下手，因爲《易經》的原文是“乾爲金，坤爲釜”。有的學生問他是否所據版本錯了，他便取監本來看，果然是“坤爲釜”，顯得十分尷尬。明陸深《金臺紀聞》也載有類似的事例：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户，酬應不間。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餳”字耳。元禮急爲正之。嗚呼！不辨“餳”“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可見引書不注意版本，有時就會産生不良的後果。

讀書不擇本是一種偏向，把好的版本僅當作古董收藏欣賞，而不將其作爲研究資料加以利用，也是一種偏向。清陳其元云：

今人重宋版書，不惜以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繙閲也，余每竊笑其痴。王鼎丞觀察定安酷有是癖，宰崑山時，嘗買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余請一睹，則先負一櫝出，櫝啓，中藏一楠木匣，開匣方見書。書紙墨亦古。所刊筆劃究無異於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智慧乎？”曰：“不能。”“可較别本多記數行乎？”“亦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今監本之爲愈耳，奚必費百倍之錢以購此耶？”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鑒。”急收弆之。余大笑去。(31)

王欣夫曾指出：這個故事正可説明，人們對於版本有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是讀書而不重視版本，另一種是重視版本而不讀書。因爲陳其元對那部宋刊《孟子》略加省視，便説是“紙墨亦古”，但“所刊筆劃究無異於今之監本”；而王定安又把它“什襲藏之，不輕示人”。實質上，兩人都將古書僅僅看作文物或古董。王定安所藏宋版《孟子》，不知是宋朝的哪一個刻本，也不知是不是真的宋版。不過陳其元將它比作監本，可見是《四書》中的《孟子集注》了。世傳宋版《四書》有淳祐丙午泳澤書院刻本（實爲元代至元刻本，淳祐二字係剜改，但前人相承爲宋刻），它與包括明監本在内的普通讀本不同之處正多得很，不弄清楚是無法認真進行研究工作的。(32)

讀書不重視版本與重視版本而不讀書都是偏向，正確的態度應當是“讀書宜求善本”。(33)宋歐陽修云：

陳公（陳從易）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脱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脱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34)

這則詩話雖然旨在贊美杜詩用字之妙，然而也表明了善本對讀書的重要性。一些藏書家從有利於讀者出發，也十分注意對版本的辨别與善本的搜聚。如宋陳振孫爲郭氏《杜工部詩集注》所作解題云：

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注，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辭氣首末若出一口，蓋妄人依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勦入集注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福清曾噩子肅刻板五羊漕司，最爲善本。(35)

讀書宜求善本，那麽什麽是善本呢？從讀書治學的角度看，同符或接近原稿的書就是善本。張之洞《輶軒語·語學篇》云：“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無闕卷，未删削）；二、精本（精校、精注）；三、舊本（舊刻、舊鈔）。”首先要是足本，因爲不完整就不能反映原作的全貌，當然也就談不上與原稿相同或接近了。商務印書館出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所以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就在於編者做了許多艱苦細緻的工作，使它們都成爲盡可能完整的本子。顧廷龍指出：

近人張元濟輯印《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盡力搜求舊本以校正今本，有很多新的發現。例如《四部叢刊》續編中《愧郯録》各本都缺十葉，後得祁氏澹生堂鈔本半部，其中就有此十葉，得以彌補了向來的缺憾。(36)

其次是精本，精校的目的是使書接近原貌，精注的目的是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書的内容。清高宗嘗云：“朕披覽《十三經注疏》，念其歲月經久，梨棗日就漫漶，爰敕詞臣重加校正，其於經文誤字以及傳注箋疏之未協者，參互以求其是，各爲考證附於卷後，不紊舊觀，刊成善本。”(37)陳振孫云：“《元和姓纂》絶無善本，頃在莆田，以數本參校，僅得七八。後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38)又如王國維跋《雅雨堂叢書》本《文昌雜録》云：

戊午（一九一八）臘月，國維復讀一過，訂正十餘字。

庚申（一九二〇）六月朔，又讀一過，訂正十餘字。

辛酉（一九二一）穀日，以南林蔣氏藏舊鈔本校前所校

正處，舊鈔多不誤。又增改數十字，足爲善本矣。(39)

由此可見凡經名家精校過的書皆可視爲善本，所以張之洞《輶軒語·語學篇》云：“善本非紙白版新之謂，謂其爲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訛不闕之本也。此有一簡易之法，初學購書，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即佳。”

名家的精注本往往博徵繁引、精校細核，對我們閲讀和理解原書極有幫助。唐顔師古注《漢書》，有《叙例》一篇，談到了他這方面的工作。今録二則爲例：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説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删削，克復其舊。

此外，作者還“隨其曲折，剖判義理”“各依本文，敷暢厥指”“窮波討源，構會甄釋。”(40)正因爲如此，人們在研討《漢書》時，都得用顔師古注本。古籍注本歷代多有，學者研討，所當慎擇。

再次是舊本。舊本在時間上距離原書較近，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會更接近原貌些。盧文弨説：

書所以貴舊本者，非謂其概無一訛也。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即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舊本之爲可貴也。(41)

近人陳乃乾也談到了舊本的可貴：

嘗謂古書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誤。出於無心者，“魯”變爲“魚”，“亥”變爲“豕”，其誤尚可尋繹。若出於通人臆改，則原本盡失。宋、元、明初諸刻，不能無誤字。然藏書家争購之，非愛古董也，以其誤字皆出於無心，或可尋繹而辨之，且爲後世所刻之祖本也。校勘古書，當先求其真，不可專以通順爲貴。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見之矣；而求其近於真者，則舊刻尚矣。(42)

應當注意的是，從書的文物價值和收藏價值看，古本就是善本，但從讀書治學的角度看，古本就未必都是善本。清郭麐云：

書貴善本，可以是正謬誤，然亦有古未必是，而今未必非者。《文選》謝靈運《游赤石》詩“終然謝先伐”，用直木先伐之義，宋本作“天伐”爲無解矣。曹子建《箜篌引》：“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生存”“零落”偶字也，宋本作“生在”，疑誤。(43)

這些例子説明：我們讀書應擇善而從，但不要一味迷信古本。

讀古書要注意版本，讀現代書也要注意版本。例如姚名達的《中國目録學史》一九三六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一九五七年又由商務印書館重印。在重印前，由王重民校閲過，他在重印本《後記》中寫道：

我在校閲過程中，只做了下列兩件事：

一、原書文字上的錯誤不少，有的是引用上的錯誤，有的是排印上的錯誤。我一共修正了一百零六處，另外還改正了標點斷句二十九處。

二、姚先生在書内還保留了一些問題，没有得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是由於當時所掌握的資料不够，有的是由於用錯了資料。我這次就其中的六個問題提供了一些新資料，但不敢補入原書，因作爲這次翻印本的後記。

顯然，我們讀《中國目録學史》最好采用一九五七年重印本。

其次，校書應備衆本。

廣搜異本，進行比較，擇善而從，是校書所應當首先采用的基本方法。孫德謙云：

校書之事，必備有衆本乃可以抉擇去取。近世如阮文達之校《十三經》，有所謂單經本、經注本、單疏本；謝墉之校孫卿子，有所謂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纂圖互注本、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是也。姑舉一二，此外無不皆然。

又説：

欲校一書，須備衆本，有斷然者。蓋不備衆本，書之或有缺佚，或有謬誤，其義皆不可通，此讀者之大憾也，故既得一别本矣，足與此本對校，又當兼備衆本，如是則異同得失始能辨别而有所折衷。(44)

汪辟疆先生也認爲：“顧校理之業，必廣徵衆本，參證互勘，乃可藉手。”(45)

章學誠指出，備衆本以供校讎始於劉向：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讎中祕，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副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讎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待質也。(46)

今節録劉向《管子書録》爲例：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47)

劉向利用衆本校定群書的經驗産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北齊樊遜校理秘府書籍時就説過：“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48)廣聚衆本是校書質量的可靠保證，顔師古校定《五經》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於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授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49)

隨着印刷術的日益普及，宋以後的公私出版事業都得到了蓬勃發展。凡是在古籍出版事業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往往都是廣儲副本、精心校勘的結果。宋岳珂刊正九經三傳即其例。其《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書本》有云：

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天福銅板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俗謂無比九經）、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並興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覈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固自信以爲盡善。正恐掃塵隨生，亦或有之，惟通經先達，不吝惠教。

現代，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之所以受到學者的信賴，主要也是由於編者在廣儲副本、精心校勘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四部叢刊例言》云：

版本之學，爲考據之先河，一字千金，於經史尤關緊要。兹編所采録者，皆再三考證，擇善而從。如徐氏仿宋刻本《三禮》，明人繙宋岳珂本《九經》。徐刻《周禮》不如岳本之精，岳刻《儀禮》又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細校，不能辨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傳之書，賴有元、明人翻本，轉出南宋本之上者。若僅以時代先後論之，則不免於盲人道黑白矣。兹編於此類，頗用苦心，非泛泛侈言存古也。

書無論鈔刻，雖大體完善，欠葉闕文，總不能免。今兹所依，矧多古本，影印之際，不加參訂，則郭公夏五，(50)所在皆是，學人得之，殊費推尋，故每印一書，恒羅致多本，此殘彼足，藉得補正。(51)

整理出版書籍固然需要備衆本以資校勘，而讀書治學也得備衆本，也應掌握版本知識。許多學者都强調讀書必須校書。清王鳴盛云：“嘗謂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52)張之洞《輶軒語·語學篇》也指出：“讀書先宜校書。”葉德輝《藏書十約》甚至説：“書不校勘，不如不讀。”(53)因爲隨讀隨校，所以前人往往稱讀書爲校讀，他們在利用衆本校勘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如宋葉夢得説：“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脱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54)清初錢曾跋《洛陽伽藍記》云：

清常道人（趙琦美）跋云：“歲己亥，覽吴琯刻《古今逸史》中《洛陽伽藍記》，讀未數字，輒齟齬不可句。因購得陳錫玄、秦酉岩、顧寧宇、孫蘭公四家抄本，改其訛者四百八十八字，增其脱者三百二十字。丙午又得舊刻本，校於燕山龍驤邸中，復改正五十餘字。凡歷八載，始爲完書。”清常言讎勘之難如此。(55)

清邵懿辰在《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上標注版本，其目的主要也是爲了便於日後校讀。故葉名澧《橋西雜記》稱：“澧嘗見邵蕙西案頭，置《簡明目録》一部，所見宋元舊刻本、叢書本及單行刻本、鈔本，手記於各書之下，以備他日校勘之資。”

可見，不論是整理出版圖書，還是讀書治學，凡需要校勘，就應廣搜衆本，具備一定的版本學知識。

再次，購藏書籍應鑒異本。

藏書一般要從購書開始，而購書就必須有版本知識。要能精於鑒别。孫慶增云：

夫藏書而不知鑒别，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徒爲有識者所笑，甚無謂也。如某書係何朝何地著作，刻於何時，何人翻刻，何人鈔録，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爲宋元刻本，刻於南北朝何時何地（案此云南北朝，當指宋、金、元之間），如何爲宋元精舊鈔本，必須眼力精熟，考究確切。再於各家收藏目録，歷朝書目，類書總目，讀書志，敏求記，經籍考，志書，文苑志，書籍志，二十一史書籍志（《零拾》本書作經），名人詩文集書序跋文内查攷明白，然後四方之善本祕本，或可致也。(56)

同書第一則《購求》亦云：“與能識古本今本之書籍者，並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書之久不刷印，某書之止有鈔本者，或偕之閑訪於坊家，密求於冷鋪，於無心中得一最難得之書籍。”都强調了采購應具版本知識。

采購新出的古籍同樣也有個版本問題。顧廷龍説：

采購工作者，必須熟悉版本。就古籍説，某書歷來傳世者有多少版本，現在某本稀見，某本習見，某本校勘精善，某本粗疏，某本由某本出，辨其源流。例如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書，有鈔本十餘種、刻本十餘種，現在最通行的兩本：一爲商務印《遺書》本（商務尚有《萬有文庫》本），一爲中華印《四部備要》本。商務本出於劉氏嘉業堂刊《遺書》本（劉刻印本亦有二：初印不足本三十二册，後有增刻本四十册），而劉本係出沈復粲藏鈔本最足本；中華則出湖南菁華閣本，與《文史通義》之文字及篇目頗有出入，應以劉刻爲善，是商務本勝於中華本。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劉公純標點本《文史通義》根據劉本，比舊刻本增内篇一卷、補遺八篇，後附補遺續五篇，則較商務本爲尤勝。掌握了這些複雜情況，采購起來就心中有數。(57)

魏隱儒也曾就此點舉例道：

清曹霑（雪芹）的名著《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活字本，初版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排印的，稱程甲本（程偉元字小泉），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再版排印的爲程乙本。兩者都是活字本，因排印時間不同，内容有出入……正是因爲同一種書，刻印有好壞、先後，内容有正誤，它的價值價格也就有了高低差異。如同一種書，某本有名家藏章或名人題跋，價值就隨之提高；同是手寫本，稿本與傳鈔本價值不同，舊鈔本與新鈔本不同，叢書本與單刻本不同，初印本與再版本不同。既有區别差異，所以我們從事這一專業工作人員，就必須學習它、研究它。(58)

實踐證明，没有版本知識的人，往往會將珍本當作廢紙；而經驗豐富的人却有時會從廢紙堆中發現珍本。如“一九六四年，中國書店從廢品收購站發現的明覆宋板《古今注》，是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的底本，與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明末刻本《崔豹古今注》相對校，對出明末本有多處不妥，誤字很多”。(59)

藏書當然也離不開版本學知識。顧廷龍曾指出：“保管工作者，必須熟悉版本，根據不同版本的情況來掌握不同的保管方法，如稀見本、加工本（批校、題跋）、僞裝本、特裝本等等，應該和一般的版本書有區别的。”(60)事實上，中國歷代主持國家藏書工作的人都較好地運用了版本學知識從事搜訪與典藏工作。《隋書·經籍志》總序介紹隋代國家藏書情況有云：

隋開皇三年（五八三），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61)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秘書内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於宫中，其餘以實祕書内、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62)

由此可見隋代對國家藏書，很注意其異本、古本的搜訪典藏，還做了“校寫”“補續殘缺”和“總集編次”等工作。這項工作，到了清代更爲完善。國家藏書設有專門的善本書庫，按分類和不同的版本進行收藏，對於一書的不同刻本，一版的前後印本也兼收並蓄。如《欽定天禄琳琅書目》就證明了這一點，詳見本編第七章第一節。

最後，學術研究也應注意版本。

圖書出版工作同政治、經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從對版本的研究中，可以瞭解某個時期或某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

以宋刊《大藏經》爲例，宋代公私雕印《大藏經》共有六部：即《開寶藏》《崇寧萬壽大藏》《毗盧大藏》《思溪圓覺藏》《思溪資福藏》《磧砂藏》，共三萬五千一百八十一卷。宋代多次大規模地雕印《大藏經》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説明了當時佛教文化對我國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也説明了宋代統治者很會利用佛教來鞏固自己的政權。大家都知道，五代十國時期，吴越、南唐、後蜀這些封建割據的獨立王國，朝野都崇信佛教。宋太祖用武力統一這些獨立王國不久，便於開寶四年（九七一）派高品、張從信等前往成都監雕《大藏經》，顯然是爲了收買人心。《開寶藏》是我國歷史上雕印的第一部佛教全書，全藏有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共刻十三萬多版片。宋太祖爲此可謂不惜工本了。(63)

再以蜀刻本爲例。顧廷龍《唐宋蜀刻本簡述》所附《蜀刻書目》根據傳本和文獻記載，計收唐刻三種、宋刻七十四種。(64)四川成都一帶成爲唐宋刻書中心之一，是與其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密切相關的。安史之亂時，成都一度成爲唐代臨時首都。自肅宗至德二年（七五七）分劍南爲東西兩川後，成都長期爲西川治所。唐末黄巢起義後，全國政治、經濟中心再次移向成都，名家世族，也多避亂入蜀，所以中原文化不可避免地給四川以較大的影響。此後，前、後蜀國又皆定都成都。北宋初在成都刊刻《開寶藏》，客觀上也爲四川培養了大批雕印工人。另外四川素稱天府，盛産木材與紙張，這也爲蜀本的興盛奠定了物質基礎。所以説，版本學與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研究版本學也有助於研究各個時期各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

各種版本的出現，與學術的發展變化息息相關。因此，從對版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學術發展變化的脈絡，從而深化我們的學術研究。譬如從對杜甫詩集版本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杜詩在宋代受到特别重視，是有一個過程的，而這個過程是同政治形勢的變化緊密相關着。

北宋前期，杜詩似乎没有受到格外重視。所以蘇舜欽在《題杜子美别集後》中稱：“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在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爲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憫也！”(65)經過王洙、王安石、王琪等人的不斷搜集整理，直到嘉祐四年（一〇五九）終於在蘇州鏤版印行了《杜工部集》的第一個定本。王琪於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寫的《杜工部集·後記》云：

原叔（王洙）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瑑、丁君修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諸集，聚於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閲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吴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於板，庶廣其傳。(66)仇兆鰲引《吴郡志》也談及此事：

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既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本爲直千錢，士人争買之。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67)

這都説明杜詩在北宋越來越受到重視的情況。

南宋雖然處於兵火戎馬之間，杜甫詩的整理和研究反而深入了，出了編年本、注釋本、集注本、評點本，甚至還出現了作僞的現象。如郭知達於淳熙八年（一一八一）自序其《九家集注杜詩》云：“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注雜出，是非異同，多所牴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鑿傅會，設爲事實，託名東坡，刊鏤以行，欺世售僞。有識之士，可爲浩嘆。”(68)

所有這些杜詩版本的出現，都反映了南宋人對杜詩的愛好同北宋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什麽原因呢？李綱《校定杜工部集序》道出了秘密：

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爲古今絶唱也。(69)

杜甫所經歷的安史之亂同北宋末及南宋初年的政治動亂、人民流離有相同之處，隨着當時局勢的發展，杜詩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和欣賞，就很容易理解了。

從對新書版本的研究中，也可以窺見文化學術的發展變化。例如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即是一例。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前言》説：

《中國文學發展史》是我的舊作，原爲上下兩册。上册成於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一年出版；下册成於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九年出版。……建國後，我將本書作過一些修改，分爲上中下三册，於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兩次印行。印行以後，各方垂教甚殷，使我得益不少。……學術領域裏對於資産階級思想的批判，使我進一步認識到在本書中所存在的一些歷史唯心主義觀點，現在我又作了一些修改。

該書的這一版充塞着所謂評法批儒的内容。如其《柳宗元與古文運動》一章中《古文運動及其分野》一節聲稱：

在古文運動中形成了兩派的鬥争。一派是革新，一派是保守。前派較富於尊法非儒的精神，後派則强調“徵聖”“宗經”的傳統。這兩派同樣提倡散文，反對駢體；同樣强調内容，反對浮艷，但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文學内容是不同的。兩派的對立，形成革新與保守，唯物與唯心，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在古文運動中的鬥争。

這顯然是對歷史事實極爲荒謬的塗抹。同時，它對作家也作了很不公正的評價。如其評論韓愈，不僅取消了這位作家的詩歌在文學史上的貢獻，而且對他的散文也妄加貶損，甚至還不恰當地越出文學史的範圍，用大量篇幅對韓愈進行人身攻擊，如云：

韓愈在寫《論佛骨表》時，似乎理直氣壯，一到潮州就上表求情，並以封禪諛帝。後來又祭鰐魚，宣揚迷信思想。這都表明，他爲了要升官發財，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舊唐書》本傳説他：“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這真是笑話。……韓愈不但愛官如命，也愛錢如命。……劉禹錫《祭韓吏部文》説：“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見其稿酬之高。韓愈在這方面利用他的官名、文名，在死人身上賺到了不少的錢。

從一九七三年版《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年浩劫不僅扼殺了正常的學術研究，而且嚴重敗壞了學風。同時，如果要理解劉大杰對古代文學史的觀點的變化，我們就不能不將《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幾個版本加以對照。

我們從事學術研究也理所當然地應當辨别版本，引用文獻，如各本有異同，也應載明所據版本。余嘉錫在論目録應載版本時，曾概括地指出：

使不載明爲何本，則著者與讀者所見迥異。叙録中之論説，不能不根據原書。吾所舉爲足本，而彼所讀爲殘本，則求之而無有矣。吾所據爲善本，而彼所讀爲誤本，則考之而不符矣。吾所引爲原本，而彼所讀爲别本，則篇卷之分合，先後之次序，皆相剌謬矣。……反是，則先未見原書，而執殘本、誤本、别本以爲之説，所言是非得失，皆與事實大相逕庭，是不惟厚誣古人，抑且貽誤後學，顧廣圻所謂“某書之爲某書，且或未確，烏從論其精觕美惡”也。(70)

就拿《紅樓夢》來説，現存不同的版本有一百多種。在研究時，理應選擇某種版本作爲依據，並將它同其他版本作些必要的比較。何其芳的《論〈紅樓夢〉》正是這樣做的。作者在注釋中指出：“本文所引《紅樓夢》原文均根據庚辰本（引者案：指乾隆庚辰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有一九五九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朱墨影印本、一九七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庚辰本有脱誤，以有正本（引者案：指《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上海有正書局有一九一二年石印大字本、一九二〇年石印小字本。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即以有正本爲底本）或通行本校改。”(71)文中還引用了下面這段話爲例：“原來王夫人自那日着惱之後，王善保家的就趁勢告倒了晴雯。本處有人和園中不睦的，也就隨機趁便下了些話。王夫人皆記在心中，故今日特來親自查人。”並注曰：“有正本把這句話改爲‘原來王夫人自那日着惱之後，王善保家的趁勢治倒了晴雯。他合園中不睦之人，他也就隨機趁便下了些話説在王夫人耳中……’。把這些讒言都歸在王善保家的一人身上，不如原來的寫法近情理。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更删去了這段話。”(72)從這兩條注釋也可以看出，科學研究注意版本乃是獲得正確的事實和結論的必要手段。

從事古代學術研究需要注意版本，從事現代學術研究也是如此。嚴家炎曾指出：

我個人認爲現代文學研究中同樣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引者案：指應注意版本）。例如郭沫若的《女神》，一九二一年八月的初版本和一九二八年的修改本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同志説郭沫若“五四”時期已經是一名“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依據的就是一九二八年的修改本。其實，在初版本中，《匪徒頌》並無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歌頌（原句是對羅素、哥爾棟這兩個資産階級人物的歌頌），《巨炮之教訓》也没有“爲階級消滅而戰”等字樣（原句是“爲自由”“爲人道”“爲正義”而戰）。因此，要真正考察“五四”時期郭沫若的思想實際，我們當然只能依據《女神》的初版本。(73)

綜上所述，讀書、校書、藏書、科學研究都必須注意版本；换句話説，研究版本學將有助於讀書、校書、藏書和科學研究工作。

(1)　《論衡》卷一二《量知》。

(2)　《説文解字》第七上。

(3)　《儀禮注疏》卷二四。

(4)　《儀禮注疏》卷二四。

(5)　《全唐詩》卷三九一。

(6)　《春秋左傳注疏》卷一。

(7)　《全唐文》卷六二四。

(8)　《玉海》卷五二。

(9)　《明代版刻綜録》卷五。

(10)　《猗覺寮雜記》卷六。

(11)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説》引。

(12)　《説文解字》第六上。

(13)　《北齊書》卷四五。

(14)　《隋書》卷三二。

(15)　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卷六。下同。顔引《漢書》見卷一下《高帝紀》。

(16)　樊曄事見《後漢書》卷七七《酷吏列傳》。中華書局點校本，下引正史同。

(17)　《漢書》卷五一。

(18)　《書林清話》卷一《板本之名稱》。

(19)　《宋史》卷四三一。

(20)　《夢溪筆談》卷一八。

(21)　《石林燕語》卷八。

(22)　《古文獻學要略》第三章《版本》一《版本的起源和發展》。

(23)　《漢書》卷五三。

(24)　《三國志·魏書》卷二。

(25)　《書林清話》卷一《板本之名稱》。

(26)　《版本學與圖書館》，載《圖書館》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27)　《書目答問》卷首。

(28)　《思適齋文集》卷一二《石研齋書目序》。

(29)　《目録學發微·目録書之體制四·板本序跋》。

(30)　《顔氏家訓集解》卷三。

(31)　《庸閑齋筆記》卷八。

(32)　詳《古文獻學要略》第三章《版本》二《版本的重要》。

(33)　《輶軒語·語學篇》。

(34)　《歐陽文忠全集》卷一二八《詩話》。

(35)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

(36)　《版本學與圖書館》，載《圖書館》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37)　《御製文初集》卷一一《重刻十三經序》。

(38)　《直齋書録解題》卷八。

(39)　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録《觀堂題跋選録》（子集部分），載《文獻》第十輯。

(40)　《漢書》卷首。

(41)　《抱經堂文集》卷一二《書吴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42)　《與胡樸安書》，載《國學匯編》第一集。

(43)　《靈芬館詩話》卷八。

(44)　《劉向校讎學纂微·備衆本》。

(45)　《水經注與水經注疏》，載《中國文學》第一卷第四期。

(46)　《校讎通義》卷一《校讎條理第七》。

(47)　《四部叢刊》景宋本《管子》卷首。

(48)　《北齊書》卷四五《樊遜傳》。

(49)　《舊唐書》卷七三《顔師古傳》。

(50)　“郭公”見《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三年，杜預注云：“無傳，蓋經闕誤也。”“夏五”見同書桓公十四年，杜預注云：“不書月，闕文。”“郭公夏五”在這裏指欠葉闕文。

(51)　《續本四部叢刊初編書録》卷首。

(52)　《十七史商榷》卷首《自序》。

(53)　《觀古堂所著書》第二集。

(54)　《石林燕語》卷八。

(55)　《讀書敏求記》卷二。

(56)　《藕香零拾》本孫慶增《藏書紀要》第二則《鑒别》。

(57)　《版本學與圖書館》，載《圖書館》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58)　《古書收售業務知識·概説》，載河北省文化局一九六二年編印本《古舊圖書業務知識》。

(59)　魏隱儒《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緒言》，山西省圖書館一九七八年印本。

(60)　《版本學與圖書館》，載《圖書館》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61)　太建，陳宣帝年號（五六九至五八二年）。

(62)　《隋書》卷三二。

(63)　參看于乃義《古籍善本書佛、道教藏經的版本源流及鑒别知識》，載《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64)　載《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65)　《蘇學士文集》卷一三。

(66)　見仇兆鰲《杜詩詳注》卷末《附編》。

(67)　《杜詩詳注》卷末《附編》。

(68)　《杜詩詳注》卷末《附編》。關於《老杜事實》的辨僞，詳見程千帆《古詩考索·杜詩僞書考》。

(69)　《杜詩詳注》卷末《附編》。

(70)　《目録學發微·目録書之體制四·板本序跋》。

(71)　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紅樓夢》卷首。

(72)　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紅樓夢》卷首。

(73)　《現代文學研究方法答問》，載《怎樣學習語言文學》，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转自《校雠广义》

自20世纪90年代初情绪智力（EI）这一概念出现并得到推广以来，学术界在揭示如何以最佳方式对情绪智力进行定义、测量，以及挖掘其在各种社会情境中的应用价值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关于情绪智力的争论一直存在，有时甚至充满对立。一些学者将这一概念推崇为解决组织、学校中诸多问题的万能方案；另一些学者则完全否定情绪智力的价值。总体而言，即使有研究者对情绪智力的夸大主张持怀疑态度，但仍有不少人承认EI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综合当前研究成果，学术界已就情绪智力的相关探讨形成四个一致性结论：情绪智力定义模糊且测量不足；情绪智力与其他概念（包括一般智力、社交技能和人格）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阐明；关于情绪智力与学业表现、职场成就及生活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关联的主张，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支撑；尽管情绪智力的研究前景较为乐观，但要推动这一概念获得学术界与社会的广泛认可，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情绪智力定义模糊且测量不足

不同研究者对情绪智力的界定差异较大。梅耶（Mayer）与萨洛维（Salovey）及其同事将情绪智力定义为识别情绪、利用情绪、理解情绪和管理情绪的一系列能力。巴昂（Bar-On）和戈尔曼（Goleman）则将情绪智力定义为能力和人格特征的混合体。其中，戈尔曼的定义可能最为宽泛，涵盖自我控制、情绪觉察等能力与胜任力，以及尽责性、乐观等广泛的人格特征。

混合模型的情绪智力定义存在两个核心问题。首先，这些模型缺乏坚实的实证基础，现有研究中能够将混合模型中的各种能力、胜任力、人格特征及其他属性关联起来的证据通常薄弱且缺乏说服力。其次，当情绪智力被定义为能力、人格特征与其他属性的广泛混合体时，很难真正厘清高情绪智力与低情绪智力的具体指向。例如，戈尔曼将情绪智力定义为20多种不同的胜任力，很难想象高情绪智力者能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色，或低情绪智力者在所有方面都表现糟糕。与认知能力领域不同，目前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情绪智力混合模型定义的所有元素背后存在一个统一的一般因素。

基于能力的EI模型评估通常更受学术界青睐，但这类模型同样存在问题。基于能力的EI模型主要受到两方面批评：其一，在EI定义中纳入某些情绪相关任务（如表现同理心）而排除其他任务，缺乏明确的理论依据，EI的边界始终难以界定，没有任何基于能力的模型能合理解释为何某些看似涉及情绪的任务属于EI范畴，而其他任务则不属于；其二，这些模型尚未催生出被学者广泛认可的测量工具。

基于能力的EI测量还存在一些尚未充分解决的特定问题。与其他能力测量不同，基于能力的EI测量要求被试回答问题并完成任务，但这些问题和任务并无所谓的标准答案。相反，这类EI量表严重依赖专家评分或共识评分——衡量个体感知、理解和管理情绪的能力时，通常需要将个体的反应与专家意见或其他同类被试的反应进行比对，与专家或同类被试看法不同的人会被判定为“错误”。目前尚不清楚，在情绪领域与专家或多数同龄人看法不同的人，究竟是能力低下，还是拥有一种全新的（或许更优的）思维方式。

鉴于定义EI的难度，人们对EI测量的有效性存在担忧也就不足为奇了。要开发出能测量戈尔曼和巴昂的混合模型所描述的EI类型的有效工具，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将EI视为能力、胜任力和人格特征混合概念的模型中，连EI的确切含义都难以界定，更遑论开发有效的测量工具，或判断特定测量是否提供了足够的EI指标。

情绪智力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不明确

目前仍有一些关于EI的基本问题亟待解答，例如，EI真的是一种智力吗？EI测量能提供其他相关概念测量无法提供的信息吗？EI与社交技能、同理心或自我监控等相关概念有何异同？

针对EI是否属于一种全新且独特的智力类型这一问题，可以明确的是，EI与智力的其他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特征。与所有其他智力一样，EI涉及对特定领域、特定类型信息（即情绪）的主动处理。然而，EI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传统认知能力存在差异。首先，所有能力最终都是根据被试出色完成特定任务的水平来定义的，如解决数学问题、回答事实性知识问题、从阅读段落中提取意义等。构成EI的能力也涉及对情绪的特定处理（如理解、管理、感知），但通常很难判断一个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优劣；与许多其他能力不同，判断个体是否出色地完成EI类任务，可能不存在任何客观基准。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与EI相关的能力在认知能力的一般分类中处于何种位置。在厘清构成EI的特定成分与其他已知能力的关系之前，很难评估“EI是一种能力”这一命题的合理性。

证明EI价值的一种核心路径，是证明EI测量能够预测或解释其他概念无法充分预测的结果。然而，在预测与EI相关的结果（如学业成就或职场成功）时，EI测量似乎无法提供正常人格和一般智力测量不能充分解释的信息。迄今为止，证明EI与心理学家广泛研究的其他类似概念存在差异的证据仍十分稀少。

情绪智力的夸大主张缺乏实证支持

关于EI的夸大主张主要包括：在决定学业成就和职场成功方面，EI与智商（IQ）同等重要或更为重要；EI与种族、性别或社会经济地位没有强烈关联；EI可被描述为一组相对容易培养的胜任力；由于情绪智力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已经具备或可以具备高水平EI。

这类主张对EI的流行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而围绕这些主张的争议，也解释了为何许多学术批评对EI持严厉怀疑态度。将EI视为多种特质、胜任力和能力混合体的宽泛定义，最容易与关于EI重要性、EI测试公平性和EI培训项目成功率的笼统主张挂钩。而针对基于能力的EI版本的研究，通常会得出更为谨慎的结论。

关于EI相关性和重要性的宽泛主张，不仅缺乏实证支持，也经不起合理性检验。可以肯定的是，EI在不同环境中的重要性存在差异，这至少表明，关于EI的主张需要进行实质性限定。例如，在某些工作中（如需要频繁与不同受众沟通或人际压力较大的工作），EI可能显得相当重要；而在另一些工作中（如许多技术类工作，其中大部分任务由个人独立完成），EI的影响则可能微乎其微。

一些支持者对EI重要性的夸大主张是EI争论的核心，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张本身并未得到真正的学术探讨。例如，“EI比IQ更重要”的主张虽广为人知，但几乎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一断言。提出此类主张的EI拥护者，基本上无视支持这些主张的文献（主要是学术文献）的匮乏，而是直接诉诸大众媒体和行业期刊，在这些平台上，强烈的主张与薄弱的证据并存的现象并不罕见。

亟须促进情绪智力研究健康发展

诸多争议已推动EI从一个由少数研究人员开展的相对孤立的研究领域，转变为一个热门研究话题。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真审视EI理论、测量方法和干预措施的优缺点，为全面深入地研究EI奠定了基础。

如果当前EI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能够在持合理怀疑态度的受众面前得到解决，且数据表明EI相比其他相关概念真正具有独特优势，那么EI将顺理成章地进入个体差异研究的主流领域。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开展大量认真细致的研究工作。

能力模型支持者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改进EI的测量方法。与EI相关的能力测量仍不完善，而更优质的测量工具将极大地推动EI的研究与实践。为EI建立扎实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基础，全面厘清EI与其他能力、人格特征、偏好和态度之间的关系，开发更优质的EI测量工具，是促进EI研究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EI研究人员应设定务实目标，即证明EI概念在预测、解释和影响一系列相关情境中的行为方面具有一定价值，并能够解释其他类似概念无法充分解释的现象。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纸草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是一门主要研究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7世纪中叶）纸草及纸草文本的学科。19世纪80年代，埃及考古学之父弗林德斯·皮特里在埃及法雍地区的考古活动，以及英国牛津大学古典系伯纳德·格伦菲尔和阿瑟·洪特在奥克西林库斯的发掘，使得包含希腊罗马时代埃及行政文本在内的大量纸草在千年之后重见天日。埃及源源不断的出土文献令欧洲学术界大为震撼，德国的罗马史家特奥多尔·蒙森曾预言“20世纪将是纸草学的世纪”。他的学生乌尔里希·威尔肯投身纸草研究，于1900年创建第一个纸草学期刊《纸草档案研究》，成为纸草学诞生的标志之一。

纸草学家将同一个人、家庭、社区保存的一系列纸草整理为档案，便于开展史学研究。纸草档案兼指官方文书和私人书信，因保存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可能将官方通信、行政文书和私人家书混杂存放。芝诺档案是现存托勒密埃及时期（公元前305至公元前30年）数量最大的档案（总计2063份纸草文本，其中1800余件为希腊语文本），所有者为考诺斯的芝诺，他曾担任托勒密二世时期财政大臣阿波罗尼奥斯的秘书，还受命为后者管理地产，负责组织灌溉近2750公顷土地。芝诺收藏了工作与生活相关的各种官方文件和私人通信，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63年至公元前229年，在近代学者重现和探讨托勒密埃及经济制度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1911年，芝诺档案中的部分文本首次出现在伦敦和斯特拉斯堡。1914年冬，大量芝诺档案文本分批次流入古物市场，先后为埃及开罗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以及其他欧美博物馆、科研机构或私人等收藏。

20世纪20年代，俄裔美国纸草学家迈克尔·罗斯托夫采夫利用新整理的部分芝诺档案撰写《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大地产》，是为托勒密埃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端。早期研究即以希腊语纸草档案为核心史料，重点关注托勒密家族的王室经济。1939年，比利时纸草学家克莱尔·普雷欧出版专著《拉吉德王室经济》，详尽而细致地描述了托勒密王室对经济的高度控制或“垄断”。不久，罗斯托夫采夫在《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1941年）中，进一步强调埃及的“国家垄断”和“计划经济”色彩。他指出托勒密二世实施经济和社会改革，从而在埃及确立了希腊化经济体系。某种意义上来说，罗斯托夫采夫和普雷欧依靠纸草档案，共同奠定了欧美学术界关于托勒密埃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纸草学家们将工作重心转向早期研究中忽视的地方经济。除了希腊语纸草档案之外，他们还着手收集、整理不同时期个别村庄或地产的相关埃及语纸草文本，按专题重新分类汇编。门西斯档案在格伦菲尔和洪特发掘的纸草文献中最为著名，保存者为公元前2世纪法雍地区科尔克奥西里斯的书吏门西斯，他详细记录了当地农业经济和行政管理情况。由于这些纸草文书出土时混杂在鳄鱼木乃伊中，门西斯档案的重建工作颇为不易。1971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多萝茜·克劳福德利用该档案重点分析科尔克奥西里斯的行政、土地、人口和农业状况，揭示古埃及政府试图对该地区的人口、税收、土地和农业生产进行精准测算、记录和管控，建立了一套复杂而严密的土地登记系统。

随着纸草档案编辑重心的偏移与研究视野的拓宽，埃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被赋予新的生命力。学者们的关注点不再仅限于地方行政与经济层面，还广泛涉及个体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利时纸草学家威利·克拉瑞斯搜索和整理一些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皮特里纸草（由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发掘于法雍附近的古罗布，也称为古罗布纸草），出版了其中53份遗嘱类文本，展现了托勒密埃及法雍地区封地军人的家庭关系、身份、财产以及当地的农业和地产信息。美国纸草学家纳夫塔利·路易斯以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整理汇编了兼具官方与私人性质的个人文本，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再现不同职业和社会身份的希腊移民在埃及的社会生活。1998年，荷兰纸草学家阿瑟·维胡格特也以门西斯档案为研究对象，描述了更为微观的社会生活场景，关注门西斯本人的社会身份认同、工作、生活，通过信件的格式规范推测门西斯和通信人的等级关系。

纸草学数据库建设则引领了计量分析和利用计算机进行研究的潮流，也加快了跨学科进行社会经济史专题研究的进程，增加了对人口统计、社会结构、城市化、社会关系等领域的关注。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最先开始对收藏的纸草进行电子编目。杜克大学于1982年开始建立杜克纸草文本数据库，收录已经出版的纸草文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欧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大规模扫描纸草文本，通过互联网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纸草档案库，纸草文献得以通过数字化信息的形式在网络上被查阅和检索。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纸草学家重视结合数据分析，探究希腊罗马时代埃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截至2019年，鲁汶的特里斯迈吉斯托斯数据库（Trismegistos，缩写为TM）已收录680123份纸草数据，其中370086份文本记录了496702个人的信息。

进入新世纪，托勒密埃及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迎来一个新的高峰。2006年，克拉瑞斯和剑桥大学纸草学家多萝茜·汤普森历时十五年的合作，共同出版了《计算希腊化埃及的人口》。该书重点收集、编辑了从法雍至中部埃及吕克波利斯州（诺姆）一百年间（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150年）的税收类纸草文本，按照区域和税收类型划分为54组，对上述地区的人口、家庭、婚姻、职业、族群以及财产等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展现出王朝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图景。基于这一研究成果，鲁汶大学研究员卡嘉·穆勒尝试用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地理学理论研究托勒密埃及国内外新定居点的分布情况，认为它们构成了支撑国家权力的网络，对托勒密埃及国家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鲁汶数据库TM也于2012年建立网络分析系统，极大地推动了托勒密埃及人物志研究，可以用于分析个人、家庭、地点、人名甚至埃及语书信的关联。目前，帕许里斯档案、法雍档案、上埃及档案等多个项目仍持续进行。

欧美学术界关于托勒密埃及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纸草文本的收集整理、档案编辑方式、技术方法的革新等，伴随着纸草学研究的开拓而延展。数量庞大且不断新增的纸草文书使这一研究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鲁汶大学TM收录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档案超过500份，共计近2万件文本。据美国纸草学家范·明宁估算，到2030年时，出版的纸草文本将不少于10万件。尽管纸草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漫长而艰苦，但纸草学经过一百余年的沉淀、累积和更新，逐渐克服技术困难（如文献残损、勘误、确定年代和地点等）和文献内容庞杂且零碎等缺陷，档案的整理也已取得长足进展。在跨学科合作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助推下，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微观考察，都将进一步完善研究者们对托勒密埃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图景的绘制。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5年02月24日 14版）

文章略有节编。

新文科实验室建设对于服务公共管理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实现官产学研用的打通和融合意义重大。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涌现出的政策实验室，与新文科实验室在很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有进一步融合的潜在空间。本文将从比较政策创新中政策与政策试点的差异切入，进而回顾政策实验室兴起和发展的历程，探讨新文科实验室建设对于政策实验和政府创新的价值，并提出进一步建设新文科实验室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创新中的政策实验与政策试点

（一）实验何以重要

实验（experiment）往往被视为现代科学研究的黄金标准，不少人认为它是进行因果推断的不二法门。比如，2019年和2021年两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都颁发给了在实地实验和因果推断方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在实验中，随机对照实验（RCTs）被认为是进行政策评估的金科玉律，因为它满足了一些基本条件，使因果推断更为可靠。实验背后的思想反映在“反事实”逻辑，即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回答“假如……怎样”的问题。

实验的主要特征包括随机化（randomization）、干预或处理（treatments）、实验环境的可控性（controllability）、“双盲”（double blind）、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匹配与比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原因就在于要确保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可比性，确保实验效应的一致性，排除环境和条件因素的干扰，避免实验人员的偏见，并确保结果归因的唯一性。

首先，在控制组（即反事实）与实验组的分组方面要确保随机分组，即每个政策干预对象都有同等机会被选入实验或作为对照。其次，对实验组的各个政策干预对象都施加同样的干预或采取同样的处理，这样可以更好地比较其影响。再次，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干扰，通常在完全受控的实验室中进行实验，而这在现实政策实验中往往难以达到，但是人们要尽可能地模拟实验室环境。复次，为了避免心理作用等带来的影响，需要确保实验对象之间独立且互不干扰，避免信息沟通带来的实验对象污染。最后，通过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与后测进行比较，就可以获得政策干预带来的净效应。

不少发达国家开展的政策实验（policy experiment），就是基于行为科学与循证决策思想，通过随机对照实验和因果推断来进行政策实验，为政策决策提供有效支撑。在政策评估中，实验设计或准实验设计有助于排除其他干扰因素，评估某项政策的净效应。同时，循证实践的崛起，推动政府决策更加科学，特别是基于科学证据进行决策更加依赖实地实验提供的严谨证据。比如，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研究使用实验设计，包括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实地实验等。

（二）政策试点与政策实验的差异

在政策创新中，一直存在政策试点、示范与政策实验的路径选择问题。实验主义更多强调大胆探索，而不限于科学严谨的实验法，包括实验性治理（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分级制实验（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引导创变（directed improvisation）等概念。从中国改革开放来看，国家治理的优秀经验集中表现在公共政策的试点、试验与示范。

政策试点（policy pilot）是对某项政策方案进行测试和评估，确定其是否可行有效和可以推广。政策试点既可以是试对（预设政策方案是合适的，通过试点来为其提供证据支持），也可以是试错（政策方案的可行性是不确定的，通过排除错误方案来确保正确方案脱颖而出），但其预期结果应是开放的。政策示范（policy model/demonstration）是通过树典型、立榜样、设标杆和遴选最佳实践，通过示范项目来引领其他地区和部门。一些地区被列为“先行先试区”，更多是带有探索色彩的试验；一些地区则被冠以“先行示范区”，意味着其在引领改革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政策试点、示范和实验之间有何不同？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明确了试点、示范与实验的异同。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差别在于分组与抽样、干预、环境三个方面，这使政策试点和示范都是准实验，缺失严格实验的某些关键要素，进而导致对其效果进行评估时面临的方法论挑战（如表1所示）。

1.分组与抽样

实验设计需要设立实验组和控制组，一般采取随机分组方式，确保二者是可比的，避免选择偏差带来的实验结果偏误。实验分组需要遵循随机抽样原则，确保分组的随机性，但在代表性和典型性方面未必合理。相对来说，政策试点强调能够代表各类地区，使试点在未来推广时有更强的普适性。为了使政策试点达到预期效果，往往会采取试点地区差异最大化的原则，有目的地选择基础条件不同的若干个地方或部门，而地域多样性可以尽可能保证试点在环境不同的地区都能够同步检验。

实验是实验人员确定谁进入何组，“被试”是被动接受实验、处理或干预的。但在选择试点单位方面，则是双向选择而非单方面分组。试点单位的选择往往是多轮次开展而非一次性进行的，一般先是上级政府部门公开征集，然后是地方政府部门自愿申报，经过上级评审遴选后公示试点单位名单。这样一来，谁参与试点都是公开的，也就难以避免试点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非试点地区的学习和模仿，进而使试点效应评估面临难题。同时，选择试点的地区数量多少、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的遴选、是限额还是不限额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也使政策试点有较强的多样性。比如，2019年中央政法委启动的“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就属于不限额且非竞争的，只要达标即可入围。

政策示范是由点到面或以点带面地树立典型，选取的都是成功的榜样，因此没有代表性，也无随机性可言。从中央政府部门设立各种示范城市项目的初衷来看，也有较大差异，使政策示范同实验的差异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实验中面临的问题是，试点地区为了得到好评，导致试点很少不成功的，示范没有不成功的。在预定结果确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实现试点成功而使试点偏离初衷，导致试点结果不可信。

2.干预

在实验中，实验人员对同组被试做出相同的干预（实验、操控或处理），确保实验效应是可以精准度量和比较的。但在政策试点中，政策干预的主体和方式都有所不同，因此同实验相去甚远。试点单位不是被动接受政策干预，而是主动开展有创造性的政策创设和检验。试点地区可能同时开展多种不同政策试点，有时候是加挂多块政策试点牌子。试点一个政策选项还是同时试点多个政策选项，显然会影响每项政策试点的效果。

试点的目的是解决不知道怎么做才对的问题，带有探索性和不确定性，所以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单位不是作为“被试”被动接受实验，而是要强调自主性和主动性。试点单位作为实验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要积极主动地争取、组织和开展实验，而这是有别于实验逻辑的。

试点的核心是为了试验尽可能多的不同政策方案，而不是验证一种政策方案。所以，各地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试点的方式各不相同，并尽可能突出地方的鲜明特色。实验的干预方式是预先设定的，而试点的政策方案是即兴发挥的，各地在试点过程中也会不断调整和改变。从政策试点来看，政策目标是清晰的，但政策手段是模糊的，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不清楚，所以政策方案往往是在试点启动后才逐渐清晰和确定的。这往往是中央指导，地方创设，互学互鉴，地方成功后即全国复制推广。比如，2013年在上海试点自由贸易试验区，很快在全国其他地区设立，进而推动一大批制度改革成果复制推广。

3.环境

实验要求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进行，这样可以确保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归因为实验本身。但是，各地在资源禀赋、领导重视程度、试点单位的自主性和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导致政策试点效果的归因困难，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刻意栽培的“政策盆景”。因此，试点成败不仅同试点本身有关，也同试点环境有关。比如，上海浦东试点法院员额制改革，其本身效果较好，但在全国推广时却在不少地区出现“水土不服”情况。

实验要求“双盲”，即实验人员不知道谁进入实验组，被试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实验组。这有助于排除传染效应，而设立安慰剂组则可以进一步排除人们接受干预的心理作用。政策试点往往是地方竞争、中央遴选和完全公开，所有地区和部门都知道谁是试点单位，试点单位相互之间也心知肚明。试点单位之间相互竞争，都希望成为中央中意的政策方案，所以往往暗中较劲，甚至“只做不说”。

同时，政策试点可能会在多层级政府中同时或序贯进行，导致政策试点的嵌套性较强。比如，政策试点不仅有国家级试点，还有省级试点和市级试点，而这种地方试点往往是在未入选国家级试点的地区进行。地方政府也会率先培育政策试点，并为申报国家级试点打好基础，由此导致试点先行带来的评估难题。

（三）政策试点还是政策实验？

政策创制可以使用试点、示范或实验等模式，因此，需要关注不同政策创制方式有何异同，以及为什么不同国家采取不同路径。政策创制究竟采取政策试点或示范，还是推行政策实验，取决于政治体制与行政文化，也同决策者的观念和意识有关。当然，也不应刻意将试点与实验视为二元对立的模式，它们可能从属于一个更大的连续统一体或共同谱系，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逻辑与评判标准。基于方法论的比较显示，实验可谓演绎法指导的定量研究，而试点是归纳法指导的定性研究。实验是对一个理论假设进行检验，而试点是对多个理论假设进行比较。实验生产普遍知识，而试点生产实用知识。

西方政治体制中，不同政策方案的选择与论证需要强有力的支持，才能避免被政党利益和意识形态干扰。比如，吸烟有害健康在今天来看是确凿无疑的，人类活动毫无疑问是造成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但要想让人接受这些观点，却需要大量坚实的科学证据基础。因此，通过政策实验获得选民支持，对于西方民主体制尤为重要。当然，严格意义上的真实验往往可遇不可求，在很多情况下也无法在实际情形中推行。相对来说，大量政策实验都是准实验（quasi-experiment），在某些方面不满足基本条件，但是可以通过一些补救措施来对实验效应进行评估。

近年来，我国特别强调“顶层设计”，但政策试点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如果是需要突破既有法律法规框架的创新，就需要中央授权；如果是在既定制度框架内的创新，则可以由地方自主开展。政策试点的多样性较强，不能一概而论或“一刀切”。因此，有必要建立政策试点的分类体系，并解释中央政府部门为何设立各种试点和示范项目。比如，在为什么试点方面，试点的目标不同；在谁来试点方面，发起试点的部门不同；在谁被试点方面，选取的点不同；在试点什么方面，试的方案不同；在哪里试点方面，试点的环境不同；在何时试点方面，试点的轮次和批次不同；在如何试点方面，试点的含金量不同。

政策过程复杂而微妙，涉及许多行动者、资源和解决方案，很难通过简单的实验加以评估。政策试点的重点不在于政策试点项目本身成功与否，或者说为了产生规模效应，而是要通过政策试点结果来了解不同行动者对政策的反应。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政策创制与推广之间存在很强的张力。为了避免某项政策出台后带来的大规模失败风险，往往需要采取分级制的政策试点。政策试点推广的不同阶段也遵循不同逻辑，导致试点的推广带来不同的影响。比如，中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从2010年开始分四批进行，遴选了103个试点城市。通过和106个非试点城市比较，可以识别五种不同试点组态：再接再厉型的挑战“破冰者”、取长补短型的短板“主攻手”、一马当先型的创新“排头兵”、背水一战型的逆势“突围者”、以身作则型的区域“领头羊”。

上述讨论表明，政策试点和标准的实验设计有很多区别，而之所以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选择政策试点而不是开展政策实验，同许多现实考虑有关。但是，鉴于实验设计在科学研究与政策创制方面的双重价值，有必要探讨如何使其融合式发展，从而既产生科学知识也提供政策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政策实验室的诞生与发展部分回应了这一诉求。

二、政策实验室的兴起与发展

（一）政策实验室因何而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建设政策实验室（policy lab）、城市实验室、政策创新实验室或公共部门创新实验室，对政策创新进行设计、实验、评估和推广。政策实验室日益兴起，既同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崛起有关，也同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的流行离不开。同时，政策实验室也推动智库转型，使其从思想库走向证据库，除了促进思想创新和传播，也在开发和积累科学证据。当然，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也有利于推动循证治理，通过科学证据的加速扩散和利用来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

政策实验室是一种对政策进行实验的组织，主要开展政策实验与政策评估，帮助决策者回答“什么奏效”（what works）和为什么。一方面，政策实验室突出创新思维，聚焦存在突出问题与严峻挑战的政策领域，通过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来征集政策创意和创造性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政策实验室遵循行为科学，采用严谨的实验设计与政策评估方法，对已有政策和政策方案进行检验、评估和完善，为政府部门修改、使用和推广政策提供专家咨询与决策辅助。

政策实验室的先锋当属英国的行为洞察力团队（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BIT）。BIT在2010年由英国政府成立，后发展成为社会企业，2021年完全并入创新慈善机构Nesta。BIT最早为英国首相办公室和内阁部门服务，总结了让政策奏效的四大法宝，即EAST法则——通过让公共政策简单易懂（easy）、富有吸引力（attractive）、与己相关（social）和及时速效（timely），为很多政府部门提供了政策决策支持。此外，BIT还总结了MINDSPACE法则，提出一套通过政策干预来改变人们行为的组合拳，包括信使（Messenger）、激励（Incentives）、规范（Norms）、默认（Defaults）、显著（Salience）、启动（Priming）、情感（Affect）、承诺（Commitments）、自我（Ego），每个方面都可以形成富有价值的政策工具。BIT推动的政策创新典型案例是电子烟政策。不少国家将电子烟视为百害而无一利的“毒品”或需要严加监管的新型烟草产品，英国政府却率先将电子烟作为禁烟办法，消费者可以在药店通过医疗保险来购买电子烟。虽然电子烟可能诱导未成年人吸烟，但在前期政策实验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审慎地推动了这项政策，使人口吸烟率明显下降。

从政策实验室的崛起与扩散来看，全球迄今已有上百个政策实验室，其中大约有65个在欧盟成员国。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调查来看，也有52家之多。政策实验室是政策创新的未来吗？从政策扩散的驱动机制来看，府际竞争与学习造就的“民主实验室”孵化政策创意并检验政策效果。政策实验室将这些政策扩散机制制度化，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政策创新的实验和推广，毫无疑问有利于增强政府部门的创新能力。

（二）政策实验室的不同模式

虽然各国政策实验室有不同名称，如创新实验室、政策创新实验室、政策实验室等，但都可以归类概括为几种主要模式。有学者从研究方法和路径的角度划分为设计实验室、开放政府数据实验室、循证实验室、混合实验室。本文从实验方法（行为科学、设计思维）以及与政府的关系（部门民营化、政府主导、政府完全控制）两个方面，对政策实验室进行分类。政策实验室的核心使命是影响政府决策，其与政府的关系会影响政策方案是否得到政府认可、重视和推广。但是，如果政策实验室缺乏独立性，也会影响其对政府的影响力。政策实验室既可以注重设计思维，聚焦政策如何设计；也可以关注行为科学，注重如何对政策进行实验与推广。

对丹麦心智实验室（Danish MindLab）、英国行为洞察力团队（BIT）、新加坡人类体验实验室（THE Lab）这三个政策实验室的比较案例研究显示，政策实验室在实验方法（行为科学、设计思维）及其与政府的关系（部门民营化、政府主导、政府完全控制）方面有明显不同，可以采取不同模式与策略（如表2所示）。

丹麦心智实验室是政府主导，采取设计思维对政策进行创新。设计思维在建筑设计、艺术设计等领域应用广泛，意味着要从设计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政策过程，并通过设计来不断优化政策。BIT一开始是政府完全控制，但是随着迅速的发展，独立成为咨询公司，主要采取行为科学指导下的政策实验模式。新加坡人类体验实验室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机构，基于设计思维来对政策进行实验。

政策实验室的核心职能是知识转移，而知识转移能否成功则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政策实验室同政府部门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动机，政策实验室的开放性、专家资源与制度建设等。从这些政策实验室的运作来看，它们采取了不同模式与策略。这使政策实验室在如何发现和发明政策以及如何验证和推广政策方面有显著差异，进而可能影响政策实验室的运营和绩效。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实验多种多样，政策实验室的运作模式也各不相同。在设计与管理政策实验室方面，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与资源禀赋，采取符合本地实际的运作模式。比如，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依托政策研究室、大数据管理局、科技产业园等载体，建立类似于政策实验室的政策研发、创新与推广平台，也是顺应和合乎全球政策实验室发展趋势的。

三、如何建设新文科实验室

（一）新文科实验室的定位与方向

新文科建设需要新文科实验室的支撑，而如何建设新文科实验室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从新文科实验室的建设定位来看，需要明确其同传统实验室和大学智库的不同，以及其在支持政策实验方面的潜力。传统实验室往往是服务单一学科的，且主要是以科学研究为服务对象，在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服务政策创新实践方面的作用较弱。智库也称思想库，更多发挥的是决策支撑，而在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方面的能力较弱。新文科实验室建设毫无疑问要有别于传统实验室和智库，并需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新文科实验室与政策实验室服务目的不同，却有很强的融合式发展潜力。新文科实验室建设要加强同政策实验室的对话，借鉴政策实验室的创新模式，推动二者融合式发展。

实验主义的内涵丰富，科学严谨的政策实验不是唯一路径。政策实验室有不同模式，科学实验也同样需要因地制宜。中国政策试点的多样性与特征意味着要坚持实用主义的政策实验理念，坚持“验以致用”，通过打通官产学研用来使政策实验发挥效果。

从政策实验室与政府创新的关系来看，政策实验室可以扮演不同角色。它们既可以服务于科学研究与学术发表，也可以服务于政府决策与政策评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二者兼容。从具体分工来看，实验室开展原创性实验研究、证据库汇总和编译科学证据，而试验田则复制推广政策创新。这意味着要打造政策实验平台，通过科普和服务输出政策经验，推动研究证据向政策实践转化。因此，新文科实验室可以借鉴政策实验室的经验做法，更多关注如何对政策实践进行评估，如何开展政策实验，如何创造性设计新政策等。

近年来，行为公共管理学发展迅猛，通过共同设计与合作开展实验研究，揭示公共管理行为的内在逻辑。从新文科实验室建设的需求来看，这意味着要打通试点与实验，加强政策试点与政策实验对话，使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可以谋求共同语言。因此，加快新文科实验室建设，推动实验知识的翻译与转化，加快实验得到认同与推广，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同时，新文科实验室建设也需要朝着数字化与智能化方向发展。在数字时代，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政策实验将会加快发展。比如，互联网企业流行AB测试，可以在大规模用户中快速进行不同方案的实验。类似地，敏捷监管强调要建立“监管沙箱”，在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进行政策实验。诸如此类的发展都意味着，要推动新文科实验室与政策实验室的融合式发展，既为发展和检验社会科学理论提供平台，也为推动政策实验和创新实践提供支撑。

（二）研究启示与未来展望

政策实验室和新文科实验室有深化合作乃至合二为一的潜力，因此需要关注二者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并推动实验室服务科学、研究和实践。展望未来，可以重点研究如下问题。

首先，当前各地建设的新文科实验室都有很强的本地特色，往往同本地政府、大学和学科等有较强的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不同实验室的独有特征。有必要对这些新文科实验室进行类型学研究，将其进行分类和比较，推动新文科实验室发展方向规划。从试点、完善到推广，新文科实验室建设也遵循我国一般政策试点的逻辑，有必要对试点实验室进行跟踪监测、考核评估和优化完善，为其他高校和机构建设新文科实验室提供启示。

其次，新文科实验室的发展进行到了一定阶段，但是如何对其评估还缺乏较好的指标和方法。各个新文科实验室都有不同的历史条件、前期基础、学科渊源等，并非在同一起跑线上，也难以用一把尺子“一刀切”。这类似于对政策试点的评估，需要避免试点必成功的陷阱，也要避免偏颇的考核“指挥棒”导致的行为扭曲和弄虚作假。因此，既要明确少数共性和通用指标，又要允许各个新文科实验室特色化发展。

最后，需要对其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行进行分析和比较，探讨其对中国新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启示。与此同时，也要进一步提炼我国新文科实验室的特征，凸显其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的作用，加强同其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交流合作，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比如推动跨国实验室数据开放、算法共享等。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2期

甲骨文发现已有120多年，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甲骨学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国际性学科。甲骨学研究可以分为四大领域：第一个是基础性领域，主要是资料整理；第二个是研究性领域，主要包括文字考释、甲骨自身规律研究、商周史研究、商周汉语研究四个部分，另外，甲骨的考古学考察、西周甲骨、甲骨学术史、甲骨文书法艺术等领域也值得关注；第三个领域是工具书的编纂；第四个领域是近年来兴起的新领域——甲骨文研究的电子化和智能化。本文主要介绍甲骨学研究性领域和新领域。

甲骨学研究性领域

甲骨文的研究性领域，情况大致如下。

一、文字考释

文字考释是甲骨研究的第一步。1904年孙诒让写成《契文举例》，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考释书。此后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尤其是罗振玉，释读常用甲骨文字数百多个，使甲骨刻辞基本得以通读。继罗、王之后，贡献最大的是唐兰和于省吾，不仅考释甲骨文字众多，还发展了文字考释理论。

70年代以后，以裘锡圭在文字考释方面的成就最高，其著作《古文字论集》影响很大。此后，大批文字学著作也涌现出来，如刘钊《古文字考释丛稿》、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蒋玉斌《殷墟子卜辞的整理与研究》等。经过学者努力，已有一千多个甲骨文字得到释读，甲骨刻辞已可通读。

二、甲骨自身规律

甲骨自身规律主要是指甲骨的整治、卜辞的刻写、刻辞的种类等知识。

1.甲骨文例

甲骨文例主要是指刻辞在甲骨上的格式、行款、布局等。1928年胡光炜《甲骨文例》首先对卜辞行款进行研究，此后董作宾《骨文例》、胡厚宣《卜辞同文例》、张秉权《论成套卜辞》等文发表，对卜辞的分布、行款等作了更深入的探讨。80年代以后，学者的研究更为细致，如李旼姈《甲骨文例研究》、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等对文例进行了综合性研究。

2.分期断代研究

分期断代是确定卜辞时代，将其转化为史料的前提。1930年，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并把甲骨卜辞划分为五期。从此，甲骨文的大致时代得以确定。

董作宾的五期分法还存在一些不足，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分组分类的方法。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提出“组”的概念，影响巨大。后来，李学勤、彭裕商、林沄等学者撰文讨论，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和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等书出版，新的甲骨分期理论逐渐完善。

3.甲骨整治与卜法制度

在利用甲骨占卜之前，商人会对甲骨进行剖解、钻凿等一系列整治，这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罗振玉就将钻凿作为重要内容，到20世纪60年代，贝冢茂树最先用钻凿形态论证卜辞的时代，后来许进雄撰成《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等论著，全面地分析钻凿形态及其与分期断代的关系。80年代后，钻凿的价值被进一步认识，周忠兵《甲骨钻凿形态研究》、赵鹏《殷墟有字甲骨钻凿布局与占卜形式探研》等书出版。

卜法很早就被学者关注，1929年，董作宾写成《商代龟卜之推测》，该文介绍了商人从取龟到契刻再到收藏的整个过程，后来宋镇豪《殷墟甲骨占卜程序的追索》、朴载福《先秦卜法研究》等也做了研究。近来，李雪山《嬗变与重构：商代甲骨占卜流程与卜法制度研究》出版，对卜法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4.甲骨缀合

甲骨容易破碎，把破碎的甲骨拼合起来即缀合。1917年，王国维缀合了一版甲骨，首开先河。第一部专门的甲骨缀合著作是曾毅公于1939年出版的《甲骨叕存》，此后郭若愚、张秉权、严一萍等都出版了缀合著作。2000年以后，甲骨缀合获得更大进展，蔡哲茂《甲骨缀合集》《甲骨缀合续集》、林宏明《醉古集》、黄天树《甲骨拼合集》第一至五集等先后出版。

缀合方法不断改进，蔡哲茂提出关注同文例，黄天树提出甲骨形态学，都极大促进了甲骨缀合工作的进展。

三、甲骨文与殷商史

甲骨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商周史。最早利用甲骨文解读历史的是王国维，他于1917年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商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标志着甲骨文研究进入“史料时期”。

此后，甲骨文的史料价值被发掘，胡厚宣《甲骨文商史论丛》、丁山《商周史料考证》、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等著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的著作大量涌现，彭邦炯《商史探微》、朱凤瀚《商周家庭形态研究》、杨升南《商代经济史》、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等著作问世。最值得关注的是宋镇豪主编的《商代史》，该书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对商代历史做了综合研究。

四、甲骨文与汉语史

甲骨文用于商代汉语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法研究，另一方面是语音研究。

1953年管夑初出版的《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是第一部甲骨文语法著作。西方学者探讨甲骨文语法较多，如吉德伟、倪德卫、高岛谦一等都发表了论文。20世纪80年代以后，甲骨文语法研究蓬勃发展，沈培、张玉金、喻遂生、杨逢彬等都出版了相关著作。用甲骨文研究语音出现较晚，1984年赵诚发表《商代音系探索》，初步拟出商代音系。此后，陈振寰、管夑初、郭锡良、邹晓丽等也都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甲骨学的考古学考察、西周甲骨、通论性和学术史研究、甲骨文艺术化转化等方面也是值得关注的。

甲骨文研究的信息化

甲骨文研究的电子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果发布的网络化，二是甲骨资料库的建立，三是甲骨文研究的智能化。

许多甲骨文研究成果选择快捷的网络发布，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网站成为甲骨缀合成果集中发布的网站。

甲骨文资料库不断建立，多地学者都参与其中。在港台地区，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了“汉达文库”，成功大学建立了“甲骨文全文影像数据库”，“中研院”史语所建立了“甲骨文数位典藏数据库”等，都提供甲骨图片和释文，并有检索服务。在大陆地区，有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甲骨世界数据库”、中华书局的“殷墟甲骨文数据库”、安阳师范学院的“殷契文渊”，其中“殷契文渊”不仅将甲骨原始资料上网，而且建立了字形库和文献库。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周鸿祥即试验计算机缀合甲骨，并取得一定成果。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计算机在甲骨缀合、文字识别和校对重片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有学者开始尝试用计算机考释文字。莫伯峰《人工智能在古文字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李春桃《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古文字研究》等成果，揭示了新技术在甲骨文研究中的前景。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当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报考志愿是在分数出来之前，也就是根据自己预估的分数填报的志愿。本来我那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企业家，想报企业管理方向的专业，结果被一句“哪个企业等着你去管理？”的质疑所打击，临时改弦更张而报了法学专业。

90年代，法学不是热门专业，从学科发展来说基本上还处于幼年状态，彼时被称为“幼稚的法学”也不算很离谱。

回看这三十年，法学一跃成为文科专业中为数不多的热门，细想起来倒也在意料之中，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难发现，但凡是趋于复杂化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要选择通过法律的社会治理。纵观中外历史，这一点具有客观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社会变得越复杂，法律也会越复杂，专业门槛自然也水涨船高。这在法学理论中被称为双重复杂性的挑战。

由此可见，专业的热门与冷门，个人职业选择的明智与否，说到底还是取决于社会的发展趋势。毕竟，个人的职业生命有几十年，而专业的选择经常会产生路径依赖的效果，看长远而非短期，得出的判断往往更为明智。

法律与新闻之类的行业，虽说也可能在特定时期遭遇低谷，但只要社会想发展，人们对社会发展抱有起码的信心，这样的行业就不可能长期地处于低谷状态。

当然，彼时选择法学，于我而言完全是一种偶然，并没有考虑得那么长远，也谈不上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人生的很多关键时刻，往往是由偶然的因素决定，尽管事后看来似乎偶然中存在一定的必然。

走进法学这么多年，我从未后悔过选择这个专业。

因为后来读硕又读博，整个学法的过程比较漫长，之后的职业也一直没出法学领域，所以我应该算得上是资深的法律从业者。作为法律行业的过来人，在此报考志愿之际，想谈几点个人的切身感受。

1. 法学是一门可寄予个人抱负的专业，从中很容易找到所从事职业的社会意义。

当然，并不是每个从业者都必须如此，你也可以只把它当成一种谋生的工作，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到一定年龄阶段后，当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人就不可避免地想要满足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不可避免。

2. 对法学的兴趣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培养。

在中学乃至大学时期，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学某个专业。

就我来说，一直到大学，都没觉得自己适合学法学，当时只是公法领域的课程学得不错，但民商法之类的就学得一般。一直到读研时，由于思维与写作能力受到较多的肯定，才确定自己适合学法学，兴趣与自信也是在过程中慢慢培养起来的。

对个人的职业选择来说，倘若能将热爱与擅长相结合，自然是上佳；如果没有这种幸运，将自身的擅长与至少不讨厌的专业结合起来，也是不错的选择。

3. 如果选择法学专业，那么在专业课程以外，一定要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有所涉猎。

在法学之外，我对社会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人类学与社会心理学等，都有比较强烈的兴趣，甚至一度对社会学的兴趣还超过法学，因为觉得法学匠气太重，过于技术化，思想性不够。

尽管早期我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涉猎，完全只是业余爱好，并没发现对学法有什么帮助，但在从业多年后，有一天突然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底层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法律是用来调控人的行为，并且是在社会中运行的，不了解社会，不了解人性，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法律。

4. 如果选择法学专业，务必努力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

对学好法学来说，写作能力是第一位的，即便口头表达能力稍逊也关系不大，法律行业更为看重书面写作能力。这种写作能力，不只是指文字表述准确流畅，还有论证能力，包括提出依据进行反驳与立论的能力，以及逻辑能力，即能够条分缕析逻辑严谨地展开论理。

在提升自身写作能力的同时，训练口头表达能力也比较重要，这种口头表达能力不是指口齿伶俐，而是能够清晰有力地组织语言进行表达。学生时代，我也曾经怯于在公众场合发言，后来是通过在听讲座时每次都要求自己在问答环节进行提问，来逐渐克服对发言的内心胆怯的。

愿每一位同学，或早或晚都能遇到适合自己的专业。

高考结束后，又到了为报志愿争论不休的时节。每年总有一些问题被反复提及，但从来没有答案，比如，选大学还是选专业？

理想答案当然是，名校的热门专业，但是实际情况是，多数人只能二选一。

强势专业和好大学都会给人未来的发展，尤其是职业发展带来助益。但到底哪一方能带来更大的助益，一直是个报志愿方面的难题。这个问题当然没有标准答案，即使是指导报考的老师，往往也建议综合考虑学生的兴趣、能力特质等方面。这样的说法当然中肯，但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参考标准，等于把难题又丢回给了考生。

今年一项美国的研究中，作者们尝试回答学校和专业哪个对收入影响更大这个问题[1]。他们发现，专业学科对毕业生的未来收入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超过了大学本身的品牌效应。收入差异中由大学造成的比例约为21%-22%，而由学科造成的比例约为60%。

也就是说，不考虑个人兴趣、城市发展等更复杂的选择条件，单从工作收入来看，专业比大学更重要。

尤其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带来的经济回报尤为突出。在毕业后偿还学生贷款的第一年，STEM专业的毕业生比非STEM专业的同学平均多挣31%，相当于年薪多了大约1万美元；到了第二年，这个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2%，STEM毕业生的中位数薪资达到4万3千多美元，而非STEM专业的同学只有3万多一点。

另外，在偿还贷款的第一年，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位列大学中预期薪资榜首，其毕业生的中位数薪资为64,123美元。然而，如果将视角转向具体专业，电气、电子和通信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薪资表现更为亮眼，他们的第一年平均中位数薪资已经超越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水平，达到64,546美元，而它只是期望薪资第三高的专业。足见专业选择对于起薪的重要性。

当然，专业比学校更影响未来的收入这个说法还是太过于笼统了。这项研究还表明，读STEM专业带来的收益是因学校而异的，在收入中位数偏低的学校，STEM专业和其他专业的起薪差距能达到60%。在收入中位数偏高的学校，比如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STEM专业的起薪和其他专业的差距没有那么夸张，在18%左右。

而对非STEM专业来说，大学的水平可能对未来的发展更重要。大学录取率如果提高10%（入学标准放宽），就读非STEM专业的学生起薪将会有0.5%的下降，而STEM专业学生则只有0.1%的下降。

根据这篇论文的结论，选择专业和大学应依据不同情况来定。如果主要考虑收入，选择一个收入潜力高的专业可能比进入一所顶尖大学更为关键。对于STEM领域的专业来说，由于名校所带来的额外收入溢价相对较小，所以在分数有限的情况下，不必过分追求名牌大学。

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而言，大学的品牌和水平可能对收入有更大的影响。
不过，西北大学普利兹克法学院的黛博拉·韦斯（Deborah M. Weiss）觉得，一端是高收入、数学含量高、对职业有用的 STEM 领域，另一端是低收入的人文学科领域，这种分类过于简化，数学训练并不是拉开专业之间收入的唯一因素。她与合作者们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分类[2]。

例如，在整体收入溢价比较高的商科中，会计学的收入溢价是所有专业中最高的，可以单列一档。金融/营销提供的溢价相对高，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之类的专业，和社会科学大类中的公关管理专业差不多，可以说会计拉高了整个商科的溢价水平。而在整体溢价比较低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仍然能带来高收入。
在STEM领域里，也能分出理科与工科的区别。作者把STEM进一步区分为工程（计算机工程、电气和电子工程、机械工程等），物理科学（物理、化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以及平均收入相对低的其他STEM专业。其中，工程类专业的溢价最为突出，仅次于会计专业。也就是说，工科比理科溢价更多。

其中的差距，一方面来自技能。作者团队使用了超过2200万份简历数据，从中创建了精细的专业分组，并基于这些分组计算出不同专业在数学推理和书面表达这两项技能上的重要性得分，进而分析了这些技能与专业收益的关系。他们发现，书面表达和数学推理是大学培养的两种主要职业技能，与需要书面技能的工作的专业相比，需要数学技能的工作的专业从选择性中获益更大。

影响专业和收入的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的职业特异程度，简单来说就是“专业对口”的程度。职业特异程度高，意味着这个专业专注于某一特定职业领域，提供高度专业化培训，直接与特定行业或职位相匹配。溢价最高的专业，比如会计、工程、护理都属于对口程度高的一类。这些专业不仅需要在课堂上学习，也需要实习经验或者考取相关证书获得资质。

作者们发现，对于收入潜力相对低的专业（人文类、艺术类、商科中的管理类、经济学/国际关系以外的社科类、社会服务类），学校名气对收入的影响一直比专业更重要。对于数学和计算机、物理、经济学、金融/营销、生物等收入溢价比较高的专业，如果就读的学校能从中等提升到名校，那还是选大学对收入的帮助更大。至于学会计、护理和工程类专业的学生，对大学的要求最低，哪怕学校提升两档，也是专业对收入的帮助更大。

当然，这两个研究都是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不可能直接套用在国内的情形上，但是一些原则还是可以借鉴。

即使同是STEM领域，选择工科专业时相比理科可以更看重专业。如果选择人文或者社科专业，那就需要更看重学校。作为211大学的两财一贸（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部分专业录取分数线连续多年超过多所985大学，也说明在财会领域，学生和家长心中选专业要重于选大学。

高薪的代价会40岁之后显现

学科差异之所以能对工资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不同专业直接关联到特定行业和职业路径，这些行业和职业的薪酬结构差异很大。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专业也就是在选择职业。起薪高或低的职业差距不仅在钱上，而是整个职业生涯的轨迹和形态都会有不同。了解到两条职业道路的区别 ，应该比单纯考虑行业薪资要更有参考价值。

哈佛大学的两位学者利用2007年至2019年间来自在线招聘信息的详细职位描述，开发了一个模型，探讨了工作经验回报与技能过时的关系。他们发现计算机、工程和商业等应用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虽然起薪更高，但是收入溢价相比其他专业也下降的更快。

计算机和其他工程类专业能带来更高的起薪，主要是因为在本科四年的学习中学到能用在工作中的知识，进入相关领域的工作后可以快速获得回报。比如58%的计算机毕业生从事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相比之下，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就业很分散，没有一个方向超过10%。

然而，程序员、工程师、技术员之类的工作，本身就是技能更新比较频繁的工作。于是随着时间推移和技能过时，毕业生收入溢价会迅速下降，这是这类工作本身的特点。

作者发现，即使并非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或者工程类起薪溢价达到40%左右，但在十年内下降至 20%。比如计算机专业58%的人从事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相比之下，从事其他行业的计算机或者工程专业毕业生，收入溢价会随着时间提升，因为他们的行业 经验能够积累下来。

不止是STEM专业，偏于应用的商科专业往往也有这个趋势。相反，那些学习基础学科比如生物学、文学的学生，收入溢价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上升。计算机科学、工程和商科专业的学生在 20 多岁时的收入远高于生命/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但这种优势在 40 岁时就大大减弱了。

根据2009年至2017年美国社区调查（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IPUMS）的人口加权平均年薪数据，23岁时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毕业生起薪超过4万美元，而社科毕业生只有不到3万美元。但到40岁，双方的年薪都来到了10万美元上下，其后也没有再拉开差距，尽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类的工资一直要高一些。

起薪高的代价是总要学习新技能，哪怕是人到中年也不能避免。在计算机以及工程领域的工作中，需要新技能的技术密集型工作所占比例基本稳定在41%左右，无论是最初级的岗位还是需要12年经验以上的岗位。这意味着，有四成STEM方向的工作者在求职时，很可能面对已经工作了几年甚至十几年还要从零学起的情况。相比之下，其他工作只有20%多的岗位需要更新技能。

这导致了更高的退出率。26岁时有58%的计算机和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从事相关工作，但50岁的时候有18%左右的人已经转向了非STEM的管理工作。社科专业的毕业生则没有经历这样的波动。

高薪但有更多挑战，更早赚到大钱，中年时更可能面对转型的问题，这是读热门应用专业的毕业生更可能出现的职业轨迹。其他专业的职业道路则更平稳，一步一步逐渐积累经验提高薪资。在国内，那些所谓弱势专业的毕业生还有自己的特殊优势。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两位学者，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到2018年三次调查的数据，考察了哪些大学专业的毕业生更倾向于进入体制内。

研究发现，那些职业特异性较低且盈利性较弱（人文、社科，数学、物理、生物等基础学科）的专业毕业生，更容易端起铁饭碗，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而且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这些专业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比例更大。作者认为这和毕业生的意愿有关，因为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所以这些毕业生更愿意追求体制内的工作。

不过，这也可能和体制内的招考要求有关。2023年的国考中，法学、计算机、统计学、经济学、审计学、数学、新闻传播学、会计学、金融学和财政学占到了招录最多职位的专业前十，其中七个都是社科或者文科专业[5]。

对于选择了名校，没有选择热门专业的学生，选调进入体制内也是一条可能的路。选调生不限专业，基本都是面对“双一流”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这无疑利好名校学生。

另外，各地有时会进行限定专业的定向选调，有时会选中一些相对冷门的专业。比如海南曾经定向选调文化旅游类专业毕业生，包括社会体育指导、文物与博物馆、数字人文、艺术与设计学、艺术学、文化产业、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等等[6]。

追求高薪还是追求稳定，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选专业还是选大学。热门专业往往能够带来较高的薪酬，特别是诱人的起薪。而对于有意向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学生来说，如果能进入名校，可能还是选学校更加重要一些。

1.Muse, W. B., & Muse, I. (2024). College Selectivity, Choice of Major, and Post-College Earn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3(2), 33-51.
2.Weiss, D. M., Spitzer, M. L., Cronin, C., & Chin, N. (2024). Why college majors and selectivity matter: Major groupings, occupation specificity, and job skill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42(2), 278-304.
3.Deming, D. J., & Noray, K. (2020). Earnings dynamics, changing job skills, and STEM care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4), 1965-2005.
4.Yao, M., & Han, S. (2024). Who earns the iron rice bowl? Major marketability and state sector jobs among college-educated workers in urba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167-191.
5.何书瑶,连俊翔,熊程心子(2023).不同专业考公“上岸”难度数据揭秘，这些专业机会为何较多. 上观新闻
6.海南省2024年度定向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告. (2024, April 22).

01 引论

1979年，英国70岁的高等教育协会主席John Fulton爵士访问北大，当北大领导介绍历年录取新生的分数均高于其他院校时，客人插嘴说：“我很理解。你们北大，就如英国牛津、剑桥一样 。全国家长，都渴望把他们的子女，送来读书。全国顶尖学生，也无不以能进入北大为最高理想。因此，你们招来的学生，都是拔尖人才。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拔尖学生，在你校的四年或更长时间毕业出去，他们在各行各业中，是否仍是拔尖人才呢？”[1]

在这严峻的提问下，北京大学的本科教育一直在变革之中。

北京大学的本科人才培养定位在变化，从“专业人才”到“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2]，再到宽口径、厚基础的本科人才培养，以及“领导型创新型人才培养”（2013年），继而是“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参见《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指导意见》，2016年4月5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在这四十年间的话语变更之中，交织着若干不同传统、不同旨趣的教育理念，其后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年以来所形成的独特的教育传统：民国时期的“专业教育为主，通识教育为辅”办学模式与博雅教育理念，1950年代仿照苏联的工程技术为主的专业化模式，1990年代引入美国大学商科、法科主导的职业化模式，还有近十年通识教育的强力推进。

改革集中体现在新旧两套教改十六字方针上。1988年提出“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这是对移植苏联的专才培养模式的纠正，具体措施包括：拓宽专业面，淡化专业界限，真正贯彻学分制，执行灵活的教学计划。低年级（一、二年级）按相近专业或系进行宽口径的基础教育，保证基础素质训练，造就后劲；高年级（三、四年级）按个人志趣、学习状态和工作去向，分流选学不同课程，以适应社会不同的需要。北京大学要培养研究与应用两类人才：前者要少而精、高层次；后者量较大，也要宽口径、厚基础。基础学科也要联系实际，培养应用人才。（《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研究与实践》，见王义遒主编：《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1994年制订的《北京大学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规格是：

北大要着重培养两种规格的人才：一是能够从事教学、科研等学术性工作的基础学科人才，将来成为专家、教授、学者，其中少数人能够成为国际学术前沿的带头人、著名科学家，达到诸如诺贝尔获得者的学术水平；二是培养一批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成为政府各级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其中少数人经过长期实践能够成为领导骨干，进入国家党政领导人的行列。（参见《北京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1994年7月，收入王义遒主编：《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件1—8，第48页。）

2014年提出新的教改十六字方针：“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其中，“加强基础”一以贯之。淡化专业体现为以下几步：其一，从以“专门化”（“专门化”设置是学习苏联的结果，把学科分为三级，学系、专业、专门化。专门面很窄，例如，大学物理专门化的目的，按照物理学的不同部门，为科研机关、工厂实验室和高等学校培养高级物理干部。见杜勤等：《北京大学学制沿革[1949—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为单位招生，到以学院/系为单位招生（2002年开始按学科大类招生与培养）,再到学部内自由转专业、全校自由选课（2016）；其二，压缩必修学分，尤其专业必修学分。淡化专业背后是本科教育培养目标重新定位，本科任务并非培养专家，而重在打基础，练就素质。“尊重选择”替换了“分流培养”：“要通过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和模块化的课程结构，以及荣誉学位、本硕连读与联合培养项目等为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要注意加强院系的合作，通过提供丰富的辅修和双学位培养方案、转系转专业、学科大类平台课等为学生的跨学科学习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北京大学教务部汇编：《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手册》，2014年9月。）

2016年1月，某理科院系负责教学的院长（D03）陷入困惑中：一门8学分的基础课，他读本科时课堂教学时间为144课时，教学时间18周；2003年，教学时间降至16周，这门课教学时间降为128课时。现在，教务部要求学分减半，这门基础课将用80课时完成。学时减少，教学要求不降低，只能浓缩教学内容，要求学生自主学习其它内容。这一改革措施实施一段时间后却发现，学生课后没时间读书！只要看一下大幅度增加的双学位人数，就知道原因了。

曾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教务部领导(D01)是改革坚定的推动者，他主张：
毫无疑问，北大应立足精英人才的培养。人才一般有两类：青蛙型与老鹰型。我们长于培养青蛙型人才，专注于具体问题，研究面较窄；但如何培养老鹰型人才——既是某一领域的研究专家，又有很高的眼光，能领导学科和引领社会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发展通识教育。

某人文学院院长（D05）指出：我们的问题是在一套苏联的专业教育的组织架构上移植美国文理学院的本科教育模式，这其间有北京大学已经形成的教育传统，譬如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围绕自主科研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与研究生教育（graduate education），还有以通识为基础、基于广泛严格学术训练的现代职业精英教育（learned professions）。在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中，这些传统与力量如何平衡？

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置身这一场变革之中的本科学生，通过他们所体受的制度、他们所作出的选择来考察研究型大学中本科教育的本质与功能，准确地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精英究竟如何培养？本文将仔细讨论：这些“拔尖”的学生究竟是谁？他们是如何被选拔到北京大学的？在本科教学改革中，他们究竟如何学习？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考评制度的调整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在专业、课程、导师、社团、实习、交流、考研等既按部就班又环环相扣的培养与教学制度中，他们究竟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如何塑造他们的心性与惯习？

从这些具体问题出发，自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笔者做了大量的访谈、座谈，访谈对象包括6个院系负责本科生教学的院长（D01-06）、5名学校招生与教学部门的领导（M01-05）、6位教授（P01-06）；还组织了18场次涵盖6个学部63名2016、2017届本科毕业生（FG01-18）的焦点团体座谈，学生分组讨论拔尖计划、竞赛保送、贫困专项、转专业等问题以及成绩后30%的学生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做了24个深度个案，这些案例来自元培（YP01-04）、理科（S01-05）、人文（L01-08）、社科(SS01-04)、经管(E01-03)等学院和学部。

支撑这一研究的还有以下工作：其一，与北大教务部合作进行的2016届、2017届本科毕业生质量调查研究，包括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以及大量的、深度的访谈、座谈。其二，参与李猛主持的本科教学改革方案的课题研讨中，无论是文献的阅读、对院系领导的深度访谈，还是与渠敬东、强世功等数次讨论，都为经验层面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02 精英选拔的多重逻辑

赵状元(FG07-2)沮丧地承认：他真的学不懂专业，他就是那个被“分流者”，不过是以自由选择的形式完成的。赵状元有辉煌的学习成绩，他是省高考理科前10名，他“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所以严酷著称的理科院系，身边80%的同学都有竞赛背景。高考中优异的理科成绩，在这里，却完全不行。

赵状元所在的学院，一半学生来自保送（竞赛优胜者），有二成多学生来自自主招生（多有竞赛背景），剩下二成来自高考。教师们强调：理学院拔尖人才中不乏高考生的案例，只要努力，竞赛生的领跑优势并非不可超越。（据教务部珠峰计划的数据显示，在该学院2013—2016届毕业生中，“拔尖计划”占全体毕业生人数的13.1%，其中，保送生占拔尖计划68.4%；自主招生占23.7%，普通高考生占7.9%。）赵状元认为：“我们学院科研在全球名列前茅，它适合且只适合竞赛生，它不应对高考生开放。高考生与竞赛生在一起，完全是一场龟兔赛跑！科学是高淘汰的精英教育，一将功成万骨枯，金字塔耀眼的尖顶下是不同层级、众多的‘炮灰’，高考生不过是面目模糊、仅有统计意义且被做大的‘分母’！”

赵状元的故事后涉及招生中的两种主要选拔模式：一种是开放、自由的竞争模式即高考模式，另一种为体现学术精英选材标准的举荐模式即竞赛与自主招生等模式。这也涉及在招生中对“什么是一流人才”的不同认识。借用布鲁贝克的二分法，一种是基于认识论基础的判断，一种是基于政治论基础的判断。[3]基于学术场域内在逻辑的认识论标准所选拔并培养的是智力的德性——好奇心、虚心，求知虽难毕竟可行的信念、耐心、勤勉、专心以及精确性。[4]换句话说，找到那些“眼睛发亮”“灵魂有光”的人。另一种是政治论的逻辑，大学从来就不是高居社会之外的“象牙塔”，北京大学要培养“社会公认”的优秀人才：不仅要培养杰出的学术精英，还要培养职业等级与社会地位中的高位者，即未来的职业精英与权力精英。政治逻辑要求精英的开放性，它体现为高考招生录取上的公开性、透明性以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践中却被扭曲为“唯分数论”，招生没有理由不招“分数最高的人”。高考及分数成为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团体重新洗牌的核心机制，它体现为优质教育机会上的高竞争，教育过程中的高筛选以及核心利益中的高垄断。

关于招生对象，《北京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中这样阐述：“必须招收一流的学生，给予一流的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参见《北京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1994年7月，收入王义遒：《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件1—8，第48页。）“一流的学生”首先是各地高考的状元们，这些万里挑一的幸运儿正是严酷的高考竞争的优胜者。置身于差异悬殊的社会等级结构中，自由竞争的高考在开放与封闭、在权利与资格之间陷入困境：“高考分数膨胀，成绩区分度下降，成绩呈现高分段偏态分布，甚至出现一个分值竟然有三位数考生的现象！”（M01）

高考的高利害性与成绩的低区分度构成冲突，膨胀的分数的之下，才智平庸者与才华出众者之间良莠难分。招办主任(M01)苦恼于考试的科学性不够：“高考成绩主要建立在长时间、大规模的重复训练上，它甚至连智商都不足以说明，它更多代表学生对知识的熟练程度、细致与严谨。”

严酷的竞争带来了第三重逻辑：市场逻辑。高校招生变成一场依据分数高低进行的拍卖，状元及其分数成为招生市场竞拍中的标的物，手持高分者待价而沽，交易的条件为高额的奖学金和所谓的热门专业；分数成为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通过精巧的计算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甚至随时根据出价的多少任意变换自己的承诺（M01）。市场的旨趣是“得与失”，他们生怕分数的购买力没有用“足”用“够”。在招生场域，分数不仅成为流通货币，甚至成为新宗教，分数拥有了超越分数的价值。

自由选择的第一环是入学之前的专业选择上，据招生部门的观察：
考生在选专业时，首先是用足分数，根据分数选专业，完全或基本不考虑兴趣，或许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二是盲目跟风；三是不愿意选择基础专业，喜欢选择看得见摸得着，能够直接与就业挂钩的具体专业，特别是哲学、历史、地质、考古等一些所谓“冷门”专业面临无人问津的危险。[5]

正是出于对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纠正，自主招生希望打破高考录取分数的唯一性，为一部分综合素质优秀、学有特长但不一定能在高考中发挥出色的学生提供机会。自主招生原本应基于认识论的学术逻辑，实践中却逐渐异化为各高校提前圈定、争夺生源的工具，甚至演化为“二次高考”。[6]

根据多位理科拔尖学生的个案与访谈合成，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理科拔尖学生的成长史。首先，严格选拔，特长突出。他们多出身于名牌中学的理科竞赛班或实验班，在中考甚至提前至初二、初三，他们已崭露头角，表现出优异的竞赛成绩与突出的学科特长。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基础教育被要求减负，学习越来越宽松；另一方面，拔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越来越提前。普遍的宽松学习与严酷的竞赛选材构成离奇的张力，在对理科人才的遴选中，天分好、智商高、对学科有特别的兴趣，这是标准。“特别的兴趣与突出的表现”体现着有对智商与天赋近乎神秘主义的推崇。在这神秘面纱之下，因材施教与拔苗助长合谋，中国年轻一代以自由选择为名，体受越来越严苛的选拔。竞赛要有突出的特长，高考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多数考生都是两条腿走路，在“扬长”与“避短”之间、在“特长”与“均衡”之间小心地维持平衡，身心承受巨大的压力。人的均衡发展意指“心—手—脑”的和谐发展，孩子大脑承载着超常的数理能力，“心”与“手”的发展能否跟上“脑”的发展？还是“心—手—脑”的协调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其次，高强度、目标明确的任务性学习。在多数名牌中学，竞赛班是特殊的群体，高一将高中理科全部学完，高二开始专攻竞赛；有的中学，成绩前50名的学生拼竞赛，这意味着他们的目标锁定北大、清华等“985”高校；排名50～100名的学生瞄准“211”高校，100名之后的学生就进入一本、二本等地方高校了。不同的班级，学习目标不同、师资配备不同、同伴群体不同。学习是在高竞争、高压力下进行，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放弃竞赛，这既是一个高荣誉的学习项目，也是集中优质资源的教育项目，还是一次额外的机会：竞赛优胜者进国家队，这意味着或者提前拿到录取通知书，或者获得自主招生的减分承诺。他们开始习惯这种集训队般严筛选、强竞争、高挑战与高功利的任务性学习。

布迪厄以“总体制度”剖析法国名牌高校入学考试中的预科班，这些制度被设计来彻底转变学生们的心智、身体与自我，以适应精英学校和通过这些学校所要达到的权力位置的要求。精英学校用苛刻的工作时间表训练学生，以频繁的考试及残酷的竞争压力将学生和他们的家庭隔离开，更为重要的是将这些学生同其他学生隔离开，用一种“选择性禁闭”挑选并培养精英，既给予他们严酷的苦行，又赋予他们某种卡里斯玛的特征，使他们成为学生中的贵族，具有某种尊严感、荣誉感乃至义务感。[7]

在大多数同学仍在填鸭式地被动学习时，他们被要求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早在中小学，他们就开始了专业学习，他们像强悍的狼一样，有明确的方向感与兴趣，有多年训练所植入的主动、活跃的心智惯习，在强挑战面前，他们中的优秀者拥有了智力活动的“强度”，这是教育性教学的一个关键特征。智力的强度首先表现为专心致志，他应当明晰地把握每一件事，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每一件事，以便正确地、透彻地把握它、领会它，这体现了教学的彻底性原则。[8]竞赛生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学科兴趣”实指他已经摸索到学科的规律，掌握了学科的风格，风格是一种专业学习的馈赠，不仅有对学科知识的审美感，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赞美。[9]一位数学竞赛获奖者回忆：
小学六年级第一次看一本数学史，虽然不能都看懂，但很入迷；中学期间反复阅读这本书。在我看来，数学是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充满简洁的力量与旋律的美的世界。在这个独立的王国，我既能感受到立法的力量，又在其中深感安足。（S03）

这些提早进入专业的学习者，如今来到推进通识教育改革的大学。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自主探究与竞赛选拔使他们与学科、与大学建立了或强或弱的联系；他们如鱼得水，进实验室，参加专题讨论课，做本科研究。大二、大三，他们多出国交流，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实验室做研究，发表SCI论文。他们既是学徒，更是潜力无限的科研新人，他们的目标是全球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他们需要平台、资源与支持；他们需要导师对问题的判断、见识与智慧——深度专业化所带来的审美感与常识感；他们在读书会上的相互启发、相互督促。他们阅读科学史、阅读名人传记，他们拥有一个自足的科研世界。

他们以消费心态选修通选课，专业之外的知识，多是杂乱的开胃甜点，或是社交中的谈资、点缀生活的趣味，但这些知识能否进入心智结构，化为积极的养料，又面临不确定。一束强光之下，四周景物黯然。他们选择性地忽略了自己特别倾心的狭小范围之外的东西。加塞特在论及野蛮的专业化时，不无忧虑地指出：
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专家，他通晓自己方寸天地中的一切，但对自己专业之外的知识又知之甚少；文明使他变成一个专门人才，结果把他禁锢在自己的局限之中，他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边界。[10]

专业知识与技能如果不能化为见识、判断与智慧，如果不能转化为智力上的虚心与开放，同样会导致心灵的封闭，而且是一种更严重的智识上的冥顽不化：他们既失去了倾听的愿望，也失去倾听的能力，他们以孤绝卓然的姿态，走向离群索居。知识之于其心智，是异化的工具；他之于群体，是既骄傲又脆弱的存在。

他们的优越感或许是不自觉的，他们眼睛总是注视那些能给予他们启示、灵感，能给他们激励与挑战的更强的人。他们或许相信，很多人被召唤，但很少人被拣选。他们拥有这个资格，在他们的禀赋、才能与努力面前，世界没有给予否定性的限制，而是激励他们更快地成长。在科研表现的赛场上，他们是百米冲刺的短跑选手；在科学探究的马拉松中，在人生的马拉松中，他们能跑多远？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选择？他们被这样期望：世界展现了无限的可能，他们辛苦获得的禀赋与才能成为他们征服世界的工具，知识就是力量，是塑造人生奇迹的力量。这是现代版的“鲤鱼跳龙门”——龙门之后是神秘的科学世界。他们心无旁骛，快速且强悍地成长着，这禀赋与才能甚至还成为一种特权，“碾压”众人，他们被称为“大牛”“大神”“学霸”由来于此。

在他们的成长中，求真与逐利交织在一起。在他们的热情之中，有献身的热诚也有索取的欲望，有内在的热情也有外在的利益。他们面临专业探究与人格养成之间深刻的冲突，为了在专业领域里快速地崭露头角，他们不得不缩小工作领域，在一个日趋分歧的路径中越走越远，越走越细，他们将如何获得完整性——人格的养成？舍此，他们将在封闭的训练中走向枯竭。所谓专业的特长如果是以苦役、贱役的形式来养成，如果特长的获得是以牺牲均衡发展为代价，在全球科研市场中，他们可能也只是跨国学术市场中的科研技工，不过是童子操刀——柔弱的精神、偏执的意志挥舞着一把锋利的刀。

当然，真实成长比这个简洁版更模糊含混，充满着分岔，等待他们选择：以竞赛生身份进入，却对学科没有兴趣，过强的竞赛败坏了他的胃口；或以竞赛为捷径，竞赛资格仅为博取新机会。习惯竞赛的表现型短跑选手，如何面对真实科学研究的非功利与不确定、风险与失败？神秘的天赋论究竟能支撑他们走多久？

“龟兔赛跑”中的赵状元，把中学时代大获成功的学习方法小心地用在大学学习中：
从不翘课，多做往年的考题，平时多找老师答疑。用尽洪荒之力，专业成绩达到70多分。再用大类平台课的成绩拉高绩点；用通选课、政治课让自己绩点更高。策略是精心选课，尽量扬长避短，打听好哪一门课给分好……最后GPA还可以。（FG07-2）

“尊重选择”解放了赵状元，他领悟到：
“清华的规则是：学不好，你还有心思学别的？！北大的规则是：学不好，还不赶紧学点别的！努力很重要，但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他大三选修了经济双学位，毕业后去商学院读研究生。他由衷地感慨：“改革的方向很好，学部内自由转专业很好，未来全校自由转专业更好！目前的多种培养套餐不错！老师的时间与精力都有限，不应该平均分给每个人，应该确保做科研的人。”（FG07-2）

赵状元的专业学习困难在其院长的解释框架中是这样的：
学生总体学习能力下降，会背着书包上课，课下读书却不会；减了学时后，他不是说这部分没讲，我自己去研究学习；而是闲着也是闲着，我去读个双学位，经济这么热，就读个经济双学位吧。一届160个学生，修经双的有50多个，占三分之一。最有可能的是，学不下去的人，没有目标的人会分流。（D03）

他们学院提出的培养方案分为四种套餐：第一种，修习了必修课外加大量的数学物理课程，这是科研型的培养方案；第二种，按部就班学完学院所有课程的中间的学生，这是原来的培养方案；第三种，因为学科交叉很厉害，还有一些学生可以去学工学院、环境科学的课程，这是应用型的人才培养方案；第四种，修了三门核心课程外，剩下的任意选，将来可能做的事情和专业完全没关系。（该理学院近四届的学生中，83.2%选择继续深造，其中有46.7%选择出国深造；国内读研的比例为36.5%；拔尖学生出国读研的比例是87%。）

赵状元自主选择了套餐四。

03 广泛涉猎与学有专攻

另一位理科院系的院长（D02）很疑惑：专业课要从80多学分压缩到60学分以下，只能精炼出最核心的部分，这是专业教育的最低要求。学院目前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学生会继续做科研，他们会多选择学一些本专业课程——并不是要把他们都培养成科学家，培养专家的思维已经变了。挤出来的学分在理学部内部任选其他学科课程，组成不同套餐。但有学生喜动脑不喜欢动手，强硬要求他们上实验课，就很难适应——不能为交叉而交叉，为跨学科而跨学科。强调尊重学生选择，但所有学科都有门槛，进入都有困难，如果怕过不了门槛就转专业，这将是一个大问题。总之，大学四年，掐头去尾，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如何又搞通识又搞专业……

事与愿违，教学计划中学分压缩后，学生却更忙了。

钱博雅（YP01）7个学期修了232个学分。她选了中文系应用语言学方向，大二开始修了历史的双学位；大三又从语言学转文学。她主修学位170学分，双学位53学分。她的课程套餐包括：数学、经管、新闻、史双、中文还横跨语言和文学，其间还到台湾交换了一个学期。毕业时，她评价自己抗压力超强：“学这么多还活了下来！经管是被迫学的，财务会计很无聊，混了个及格；社科也是混个学分。历史中国部分认真学，世界史部分就混学分……”（YP01）

在钱博雅庞杂的课程套餐背后，是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的艰难。通识教育是与专业教育并列的另一套知识体系吗？是靠跨专业、跨学科学习去实现的吗？院系与专业的壁垒可以靠学生对课程的自主选择去突破吗？

学生普遍的忙碌与教学计划的变化有什么关系？教学计划包括学分与课程结构，即学分的数量与分布、课程的类型与选课的要求，它是落实人才培养规格的基本制度。在教学计划的调整中，有以下四个变化（参见附录1）：
其一，缩减毕业总学分要求。1990年的教学计划四年制各专业总分数是155～180学分，1995年调整总学分降至150左右。到2003年本科培养计划，要求学分减少到130～140之间。2014年的教学计划中，总学分在140分左右。另外，学分对应的教学时间也在变化，自2002年9月起，教学时间由20周减少到18周，1学分对应的17学时减少为15学时。
其二，教学组织原则的变化。教学计划调整的基本原则是从按专业组织教学向按院系（或学科大类）组织教学的转变，以实现在院系（或学科大类）内进行低年级的通识教育、基础教育和高年级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大类平台课与素质教育通选课要求不低于28学分。2016年的教学改革方案中已经取消大类平台课，修订后的培养方案中，通识课程与公共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限选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与其他学科的必修或限选课程之间的比例原则上为3:2:3:2。（参见《北京大学2016年本科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点[试行]》，载《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指导意见》，2016年4月5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以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教学计划为例（参见附录2），可以发现压缩学分，学时数减少。如“中国古代史”，1990年教学计划中为12学分、204课时，2014修订为8学分、120课时，课堂教学时间只占1990年代的62.7%。又如“中国现代史”，1990年6学分、102课时，2014的教学计划为4学分、60课时；再如“中国历史文选”，1990为8学分、136课时，2014仍为8学分、120课时。课堂教学的精简要求学生课下有更多的投入。
降低专业必修课学分和学时之后，低年级的通识教育与基础教育凸显“广泛性”与“选择性”。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表现出时间上的相互挤压，学生被迫修习内容庞杂的课程，他们究竟能从课程中学到什么？（哈佛大学在检讨课程改革所标榜的“广泛性”与“选择性”时指出，学生需要在跨度很大的领域之间进行选择，课程目录跨度大，知识体系缺乏内在统一性，不同学科之间就只能进行勉强的协调，最后课程演变成哈佛学生所谓的“煞有介事的各种学术动机盘根错节的网络”，大学四年的课程周旋于不同教授的学术领域之间，到头来却学无所成。参见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高年级宽口径的专业教育，设置灵活的课程模块，为不同发展取向的学生提供选择。譬如，物理学院的课程设计为深度和广度不同的三类课程模块，分别适应三种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专门从事物理科学研究的人才、具有宽基础的物理知识背景的人才和具有物理知识的应用型人才。[11]
其三，近半数学生修习辅修/双学位。1987年开始增设辅修/双学位制度，旨在培养培养复合型人才。2016年全校设有26组辅修/双学位专业，全校有1169人获双学士学位，154人获辅修证书（其中，双学位学分为40～50学分，辅修学分为30学分），全校近50%的学生同时完成双学位/辅修课程。其中，获得经济双学位的学生占所有双学位的比例为56.59%。（《北京大学2016届辅修双学位毕业情况统计》显示，获得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双学位/辅修的人数为730人，加上经济学院与光华管理学院，所有修习经管类双学位/辅修的人数为747人，占到全部双学位/辅修毕业人数[1323人]的56%，而文史哲三系双学位/辅修人数合计占比仅为7%。校园流传，“课业闲暇修经双”俨然成为与“图书馆上自习”“康博斯啃鸡腿”相并列的北京大学“三俗”之一。）这意味着近半数的学生实际修习的学分是在180～190之间。
其四，教育经历日渐丰富与多元，学生更忙碌了。本科科研与出国交流、实习，以及第七学期的保研、推免与申请出国，重要课程与成绩主要集中在前三年。（参见附录3）减学分并未减课程门类，本科生前三年每学期选课门数高达8～10门左右（修双学位的学生达到10～20门/学期）。

所有的这些措施直接导致课程数量膨胀：课程门类多、单门课程学分小、总学分要求高。因此导致课程量大，课程内容庞杂，课程之间的系统性、连续性受到挑战，知识与时间均易碎片化。

我们的学分实在是太多了，基本每个学期都要修20多个学分，平均每天都有3—4节课。文科课程文献阅读量相当大，老师要求一节课，课后要配三个小时的研读，如果要认真做，一个学期跟下两门课就不容易了。(FG12-2)

我跟过一个老师的课，每周一次课阅读一百页上下的英文文本，阅读时间要占六七个小时。如果要写作业，还要反复读，需要更多的时间。一周三四门这样的课，每门课五六小时，课下研读就需要20多个小时；可是，这样一门课学分也就2学分！因此，我们还要再选修7—8门课，才能凑够学分。理工科院系的实验课程学分减半，从前期准备到后期报告撰写，有的实验课要求每周投入5小时以上，可是，它只值“0.5学分”！（FG02）

北京大学毕业所需的140学分分布在60门课程上，每门课程平均2.33学分，这就意味着一门课程课堂教学时间平均不足35学时。一位哈佛回来的教师说，他在哈佛念本科时，一个学期修完4门课程已经累得不行（P01）。哈佛大学毕业要求的128学分分布约32门课程，每门课程均4学分；斯坦福要求180学分分布约在30～40门课程，每门课程学分在4.5～6之间。（参见北京大学教务部：《2014版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手册》；Harvard University: Handbook for Students 2016—2017；Stanford University: Major Requirements 2016—2017。）教学管理者（M02）介绍：学分制是移植美国的经验，在美国学分对应的学时数有严格的规定，一学分要求每周投入3小时，其中1小时课堂学习，2小时课后工作。

“一个上午如果只有2小时的课，这个上午就只干了一门课的事，时间全都打散了。”（FG08）课下投入时间更不足，据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质量调查（2016）显示，本科学生上课时间平均为每周20小时，课外相关学习时间14.8小时，课上与课下学习时间投入比例为4：3。2017年的调查显示1小时的课堂教学时间所对应的课余投入仅为0.67小时。

多数同学的策略是：在精力允许的前提下选择几门确有所获的“虐课”，再搭配一些投入时间少、给分高的“水课”，这就是“水课”为什么受欢迎的原因。在焦点团体讨论中，学生们说：
我为什么要选水课？一个学期那么多门课，有水课，我们才能活下来。(FG18)

我们要有刷绩点的课，这就是“水课”，上课讲讲ppt，考试考考ppt……ppt就是骗骗他，跟看电影似的，看时高兴，看完就忘，能记住多少？有的课，前两周去听听怎么考核，轮到小组报告时，大家一起做一做，不想做的，搭个便车。考前突击背一背，拿个“正态”；或者多背三天，分数上90完全没问题。我现在修了100多学分，高质量的不到20个学分。学生们对高质量是有定义的，知道什么是好课的，修完后自己综合能力提高的就是好课。(FG12)

学生需要水课才能活下去，为什么“虐课可以学到东西，通选课却反而越水越火”？（FG09）学生们怎么对待通选课呢？

上通选课的心态是学校强迫我们去学，我们常遇到的教学是教科书式的，介绍一下人物生平，他有什么思想1234，他做出什么贡献ABCD……譬如XX课，一个老师主持，许多老师来讲，跑龙套式的，……好处是让我们对学科的概貌有了解，不完全没收获，但一个学期下来，还是有点空落落的，很鸡肋。(FG09)

这涉及对通识教育的理解——通识教育与通识课程之间是什么关系？通识课程的主体——文理素质通选课开设于2000年，当时被称为本科生素质教育通选课。它吸纳了1990年代素质教育理念下的文理互选课、艺术选修课的学分。通选课的上述缘起，使它易被诟病为通俗课——用浅显的方式向非专业学生讲授一些有趣的问题以及学科里的非科学的故事和史话——或通论课——泛泛地讲授本学科的整体概念、结构与方法，点到为止。[12]直到2010开始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

通识教育在设计上仅在形式上关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六个领域，老师们上课时应该换位思考：一个人文学生，他学自然科学时，需要学的是什么？教师上课时，应该尽量基于门外汉的经验与视角去讲这个课；要把学科真正的趣味与力量，传递出来，能简单地让外行听明白，而不是把我们当成这个专业最菜的学生来教。很多通选课其实是把学生当作专业之外的菜鸟来教。（FG18）

通识教育不在于课程门类的多与杂，而在于学得透彻。如何才能教得透彻？学得透彻？既能学进去、得到精髓，又出得来、回到自己的经验生活中化为力量？最基本的一条是不能简单地追求数量：
不是扔一堆书，既不知道为什么读，读后也没有深入的学习和讨论。作为文科生，真正的本科教育是学会怎么挑选书，一本经典，把它读透，用不同的方式阅读，批判性阅读，细致地讨论，用不同视角重构论证，这对学生的能力挑战更高。（SS04）

怀特海提出两条教学的基本原则：“其一，不要同时教授太多科目；其二，如果要教，就一定要教得透彻。教授大量的科目，却只是蜻蜓点水地教授一点皮毛，只会造成一些毫不相干的知识的被动接受，不能激起任何思想的火花”。[13]这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知识。

通识教育是以最快的方式直击一个学科的思维，进而提升能力。能力与知识是什么关系？有悬浮于知识之上的能力吗？为能力而能力训练的课程可靠吗？能力源自“知识的利用”：

一门人文经典课，找十多部最重要的经典阅读，好的老师不是复述一遍材料，而是引导学生怎样去理解、去阅读材料。老师需要向学生解释：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这一章节在学术史及相关领域的位置与贡献——在它之前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它的背景是什么？它回应了什么？拓展了什么？它最新的进展是什么？这些线索让一本书的阅读有了问题感。通过一篇文献，可以对一个领域有基本的把握。(SS04)

通识教育的前提在于“闲暇”——心无挂障，不役于物。它需要以精、少与慢来达到深入的理解、能力的提升、性情的涵养。在课程数量的膨胀、知识的庞杂、时间的紧张下，学生身心陷入忙碌与焦虑中，与“闲暇”已相去甚远。

与老师们的本科时代相比，如今的校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老师当学生时，研究宋史，每天看一卷，一段时间就把一本大部头看完了，二十四史从前到后，看得透透彻彻，这是他做学问的功夫。老师常说，一定要有定力，要专注。我想遵照老师的建议，140多个学分，一学期学三四门课，看十几本专业书，滴水穿石，能做出扎扎实实的学问。但一看室友，都修30多学分！我有顾虑啊，万一学问做不出来，其他路也全堵死了！……我们现在哪能像老师当年那样坐得住！校园有各种诱惑，社会有各种压力，我什么都想占全，多数同学心态都这样，尽可能地一直往前冲……就怕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被整个世界淘汰了！（L01）

钱博雅所在本科学院，旨在探索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她最想进入的却是专业学院的学霸圈子，多个院系的课程选择已经让她们白天在不同的课堂、教室中穿梭。一个宿舍四个人，四个不同的专业，跨学科交流只剩下宿舍——这个夜晚睡觉的地方，在这个共处的空间里，共处的时间却极有有限，能把他们拉到一起的共同活动与兴趣更为稀缺。

在忙碌而碎片的校园时空中，他们朝向不同的目标，擦肩匆匆而过。

04 考评权力下的表现技艺

精英的本意就是极少数人，精英的产生正是以对多数人的严苛淘汰为前提的。

这是一个由各级各类“状元”组成的群体。考试既是他们证成加冕的盛典，又是塑造着他们心智品质、身心惯习的日常战场。身经百战的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人人出手不凡。如同老练的猎人，一进入森林，就能嗅出猎物的蛛丝马迹；他们能敏锐地踩准各个得分“点”，又能凭直觉谨慎地避开细小的丢分“坑”，分数战是高妙的出题者与精明的答题者之间过招，鲜有失手。在北京大学，分数又成了高手之间的过招，胜负难料。

学不懂专业的赵状元，凭借一身应试的好技艺，在专业之外的各种考试中保持不俗的战绩，既填补了专业落下的“坑”，又成功地开辟了一番新天地。

在教学计划调整的同时，北京大学的考试与评价制度在“严”与“活”两个维度上既明确又谨慎地调整，它体现着对学业完成、知识掌握的尺度与要求，它与教学计划共同落实着人才培养的规格与标准。

学生们所说的成绩的“正态分布”究竟是什么？又从何而来？1980年代，考试评分标准清晰，维度单一，考试是考查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1998年的考试模式改革中，首次引入了“末位淘汰制度”，要求一门课程最后的成绩评定中，优秀率（85分以上）不超过20%，不及格率（60分以下）1%～10%。1999—2006年之间，相关规定各门课程最后确定的总成绩应该呈正态分布，原则上优秀率不超过20%，超过30%则整体成绩无法登录；不及格率不超过10%，超过15%则整体成绩无法登录。（参见《北京大学本科生考试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2005年11月10日发布；北京大学文件校办258号关于印发《北京大学本科考试工作与学术规范条例》的通知，2005年12月6日第592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2007年又出台新的规定，优秀率一般不应超过30％，不及格率一般不超过10％。（参见《北京大学本科考试工作与学术规范条例》，2007年8月28日第657次校长办公会讨论修订，校发2007第 151号。）这一标准一直延续至今。这就出现整体成绩两头小、中间大的正态分布特征，它既体现着“严”的传统，又是以同伴之间的相互竞争来实现。

考试成绩“正态分布”原则的确定意味着考试评价不仅考察对知识掌握，更要评价学生在群体学习中的相对位置。“正态分布”是“norm”(规范)的数学形态，它准确地体现着福柯的“规范化裁决”，它不再是一个自然的分数，而是一个人为的秩序。其后的制度逻辑是：大学课程的成绩是相对成绩，是同时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之间的成绩的比较，分数成为学生们竞争的稀缺资源。学生所说的“被正态”即指在此人为秩序中的重新排序，或者说分数成为群体中人与人相对竞争的工具。

福柯指出：考试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14]

“正态分布”由来于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据多年从事本科教学的理科教授（P03）的观察：

再优秀的一群人，只要重组，自然形成新的等级，20%～30%的优秀者，他们会非常主动地学习，不需要老师操心；最后的20%～30%，你拖着他们走，都很难；最重要的是中间的大部分，制度如何引导他们。（P03）

社会科学教授（P05）引用“二八定律”解释理科教授揭示的特征：
任何一组事物中，最重要的只占20%，其余80%都是次要的：管理学认为企业80%的利润来自20%的项目；经济学认为20%的人手里掌握80%的财富，心理学认为20%的人身上集中了80%的智慧。二八定律启发我们如何设计好考评制度，选拔出最优秀的人。（P05）

教学院长（D03）建议：
我们要提高退学率，第一年至少要有5%的退学率。总会有学生被淘汰，考试不及格，他会很痛苦，过去他是最好的学生，习惯被捧着……我们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但人文关怀不是妥协。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大学学习是痛苦的，要克服困难才能完成。否则只会越来越妥协，学分越来越少，课越来越水。一所好大学的本科教育，是提供有挑战的课程与任务，鼓励学生积极向上，帮助他们努力实现最大价值，学校所考虑的学生发展应该定位在此。（D03）

福柯揭示了考试的实质：考试成绩的正态分布建构了一个比较的体系，既能度量总体现象、描述各种群体，还能计算个人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布：[15] 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在整体的分布中，学习者个人被度量、被评价、被描述。尽管优秀率已从20%提升至30%，实际操作中默许为不超过40%，分数虽在膨胀，但竞争却没有减弱。“只要守住40%优秀率，每个人都会拼了命地相互比、相互学”(FG13)。

除了学生群体分数的“正态分布”，学生个体的成绩实施绩点评分制。与国际接轨，1999年开始采取4分制为基础绩点的等级制评估[16]（参见附录4）：这意味着将百分制过细的评价尺度放宽，在过细的评分标准中，得分点自然细、碎、密。等级评估引导学生不再计较于一分一厘的得失，90分实为最高分值，这意味着学生不必再费力将成绩从90提高到98，有效地纠正了学习效应的“内卷化”——分值越高，投入越大，提升越小，从制度上拒绝盲目追求高分，考前刷题、过度训练等做法，这也意味着可将学生的精力与时间从低效率的重复学习中解脱出来。

2007年北京大学实施平均学分积点，采用新的计算方法（参见附录5）。GPA的分值由等级制又变成一条连续的、精美的曲线，这是北京大学理科教授们的独创。对比而言，新方法有三个变化：其一，粗化的等级评估（99版的10个等级制）被还原成分值上的连续体，绩点差异从小数后1位变为小数点后2位的差异，重返评分的细密化；其二，各分数段的斜率不同，百分制与绩点的换算率不同，低于84分，绩点加速下降；高于85分，绩点减速上升；其三，满分值从90又被提高到99。

2007年对等级绩点评分的修改，将模糊化的等级评分重新“精确化”。然而，精确化（precision）绝不等于准确(accuracy)。课程绩点=课程考试成绩×课程学分。在选修制中，学生平均成绩是不同课程中所得分数的平均值，学生不是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而是奔跑在不同的道路上，互不相干。[17]互不相干的课程成绩拉在一起有什么意义？

学年或总评学习绩点＝所学课程学分绩点之和／所学课程学分之和。所有课程参与GPA的计算，就课程对绩点的贡献来看，除了学分大小有差异之外，课程的其他特征都被夷平了：无论课程的必修与选修、专业与通选等分类特征，还是课程的难易度等分级特征，在一些院系的综合评价中，绩点评分涵盖学生工作等“隐形课程”，这意味着课程边界被打破。不同形式的课程都走进校园，平等原则与宽容原则一起建构了一个规模庞大、供给丰富、类型多样的课程超市。

面对正态分布与绩点评分叠加的考评权力，学习者如何自由选课？绩点如何具有“能见度”？如何运用谨慎的选课来实现自己的策略？理科院长（D03）介绍了一个案例：
有一个绩点高达3.89的学生来申请奖金学，（我们）一看，几乎所有难的、具有挑战的课程，他都巧妙地回避了，所以成绩单很漂亮。再追问为什么不选有挑战的课？他说，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什么又是兴趣？他的逻辑很简洁：兴趣就是被承认，如果不被承认，就说明没有胜任力，自然也就没有兴趣。我得出结论，他不是对知识感兴趣，而是对分数感兴趣，对绩点感兴趣，他选所有的课程都非常有针对性，都是为了绩点。我坚决主张，不给他奖学金，如果我们奖励这样的学生，鼓励这样的做法，我们学校就完了。（D03）

这就出现了选课的技艺，从斜率来看，GPA定位在3.6，考分即不低于84分，这是相对理性的投入，虽有优秀率的限制，优秀率又在不断地上调。期待适度、宽紧适度的分数评估为学生自由选择留足空间：在理性、精明、甚至积极的忙碌中，用勤奋的多样化学习来逃避持久、深入且专注的学习。学生们这样介绍他们的认识与策略：
绩点是为了评估人、筛选人而设计的既不准确，更不完美的工具，这个工具既不能反映心灵的品质或者灵魂的品质，也不能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水平。但绩点不能变成一个逆向淘汰的机制。为确保虐课的时间投入，要学会挑水课。用选课来规避低分的出现，每学期选三四门感兴趣的，认真学，哪怕给分有偏差也能承受。剩下六七门，策略就是选水课，期末综合绩点就不会低。（FG18）

“水课”不仅指内容稀松，更指分数宽松；如果内容水，分数严，同学选课就有上当感。这就出现了对课程“性价比”的评估，即学习投入与学习产出之间的关系。在课程的性价比背后，学生与课程、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已经是超市中的顾客与商品、顾客与商贩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现在的绩点评分是鼓励学生往下走而不是往上走的制度。譬如，数学要求最低是学B，那谁会去学A，学B考90，学A考70，学C考100，那我肯定学C……绩点就是鼓励学生都去学C。难度大的课程，绩点应该乘以1.2，设立荣誉课程，大学的氛围应该鼓励学生努力向上。（这一提案已开始落实， “在学生中积极营造自主学习、自我挑战、实践创新的氛围，条件成熟的院系可通过设立‘荣誉学士学位’和相应的制度，激励学生选修更具有挑战性的荣誉课程并积极参与实践创新，为培养优秀学术人才搭建更高的平台。”见《北京大学2016年本科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点[试行]》。）（D05）

教师批评的“下行”策略，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他们有“填坑”的压力。经济学院要求修4门数学课，累计17学分。一名高中读文科的经济学院学生，数学课程绩点没有超过2，一门5学分的课，如果只得了70分，就意味着要用两门2学分的90分以上课程去拉，这就是所说的“坑”。作为“坑”的课程，分值只要低于70分，绩点加速下降；作为“拉”的课程，分值高过85分，绩点减速上升，这就是所谓的“绩点边际伤害递增”——一门课所造成的“坑”要用5门、甚至10门课程的绩点去填。本科四年，他不能申请出国，不敢修双学位，只做了一件事——孜孜不倦地挣分填坑（E01）。

当课程的专业边界、课程的难易度被忽略，不同学生基于不同的知识基础、不同的学习期待来到同一个课堂，如何在同一门课程中对其进行考评？例如在大类平台课中，既有跨学科学习，也有跨年级学习，学生选课时不仅要挑课程内容，也要挑选同伴群体，选择的难度系数增大，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以下是一封BBS上关注度颇高的投诉信：
我的成绩并不突出，在学院处于中游水平，希望能够保研本校的研究生，并且我相信，以我的能力和水平，只要认真和努力，就可以获得应有的机会。这个学期，我希望能够提高自己的成绩，接近目标，却万万没有想到，被自己喜爱的法理课打破了希望。这是4学分的大类平台课，课上非专业的学生有很多，我的成绩只得了61分，绩点1.15。
我承认，作为一个外来院系的同学，在学习法理之前没有任何法学基础，根本无法与那些专业学院大四选课的同学相提并论。当初选课，是基于对法学的兴趣和扩宽视野和知识面的考虑，也不知道会有这种结果。在这门课上，我投入很多，借来上几届同学的笔记和资料，并通读了课程要求的教材和任课老师的著作，好好复习。

在学业成绩之外，不同院系综合测评的方式不同，有的院系在GPA中加入综合测评，鼓励学生多参与、多服务。一些学生按照学生工作是否参与评分以及分值高低，决定投入的多少——精心计算“得与失”的理性化逻辑贯穿校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一位社会科学的同学（FG05）谈到：“我们院的做法是，在综合测评上，班长、团委副书记和部长加分不能叠加。我当过一个，可以加0.01,后来我又当了副书记，就只加了0.015，有些得不偿失。一入学，学长们就会传经，毕业时要保研、要出国，所有的努力都要使自己的各项指标有亮点。”（FG05）

如果说“正态分布”用高手之间的过招来确保“严”，“绩点评分”则以自由选择来体现“灵活”；前者用度量、区分来判断个体学习者的位置，后者则利用度量与区分的繁复与灵活，寻求新的自我定位。前者不得不接受的被比较、被定位的“可视性”，在群体的厮杀中尽显惨烈；后者则谨慎运用绩点的灵活组合，重新赢得在群体中的“能见度”。竞争由严酷厮杀，到兴趣的诱惑、策略的谨慎，更为温和而狡黠。

在考评权力的科学与细密、表现技艺的理性与灵活的共同推动下，任何细小的、能增加荣誉的指标都被放大。托克维尔这样剖析平等导致民主制下人人多怀奋进之心而少有大志：
所有的人不管能力如何，都不得不在同一个筛子上过来过去，统统经过许许多多预备性的小小实习或训练，从而浪费了自己的青春，使自己的想象力消失。因此，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充分享用他们有望得到的好处了，而他们终于有能力做一番大事业时，则已经失去了兴致。[18]

社会给了他们宽阔的舞台，校园没有限制他们的前途，他们自己却缩小了目标。

05 继承人：寻找与从游

在大众高等教育中，许多家庭与学生将上一流大学看成是孩子美好前程的“敲门砖”，许多教授却远离、甚至鄙视没有学术氛围的外面世界。[19]师生之间追求的生活目标各异，教师仍是校园里的常驻居民，校园却成了学生的“驿站”。他们穿过本科教育这个“门厅”，是拿到打开专业学院钥匙，还是获得进入职业生涯的通行证？他们是要走进学科之内，成为学术继承人呢？还是借这四年时光，叩响某个圈子的门铃？他们究竟要成为谁的继承人？

在这所学校，最精英的那群Top Student，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最早就明确地知道自己要什么，选择的路不同，挑战也不同。

要走学术，就盯住Top five 学校。一个即将去哈佛读古典学的同学，他很早就清楚要做学术，关键在于申请国际名校，他绩点超高，在大学四年学了拉丁语、古希腊语；自学了德语和法语。他非常专注，四年就干这一件事，他百分之一百入校第一天就全力投入。

要想年薪百万，成为人生赢家，就盯住大投行或咨询公司，这一行核心竞争力在于有含金量的实习。

如果选择仕途，我一个师弟一入学就明确要混学生会、混团学（社团），要在这个江湖里混得风生水起，出人头地，这一行的难点在于要明白自己的身段是否够软，要善于鞍前马后，任劳任怨；凌晨三点大佬电话打来，我们喝多了，你来接；于是颠儿颠儿跑去接了……然后他就真的混出头了，运气非常好，未来很可期。(FG16)

这是学生们用他们身边事例中展现出的不同的成功目标与路径：他们来路不同，去处各异。短暂的校园时光，他们选择进入不同的圈子以及不同的生涯发展轨道。众多“圈子”的出现，表明象牙塔中的共同体已经裂变；“圈子”的运作，揭示着象牙塔之外的逻辑既侵蚀又重构了校园生活。

对职业取向的学生，实xi是大学学习的重要内容。学位不断膨胀、学历持续贬值，实xi的履历、研究生的文凭，都是职业市场的符号资本，也是身份的重要指标。“条条大路通CS(计算机科学)，万般唯有金融高”，职业市场中对本科就业吸引力最大是高盛、花旗等顶级投行，“少数去顶级投行的‘大佬’把薪酬的平均数拉上去了——对这一群体，再读研究生，是一项得不偿失的投资。”（E02）根据出路的不同，学生不断地选择重组学习经历与课程模块。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压力下，复合应用型人才或跨学科培养项目有丰富的组合：人文背景加经双，适合咨询岗位、客户服务岗位；理工科背景交叉金融，针对金融机构的研究岗位有竞争力；新传叠加社会，为培养深度报道的记者量体订身。

一个哲学专业的同学，目标是投行，他修了经双，大一暑期就去一个经济杂志实习，他的过人之处在于选择做市场，从偏门进去，一步一步往上走；他做过两三个咨询的实xi，人文的本科让他能说会写，尤其长于说服别人，取得客户信任，他已经进入很好的咨询公司，可以独立跑项目了；他又跑去做投行，为了“得到”大三暑期的入职前实习，甚至休学一年。他最终如愿以偿，拿到了香港投行的实xi机会，他也将在那里开始他的事业。(L02)

对这一群体，如何在有限时间里，使自己的履历可视性更强，亮点更突出？“你的价值在于你过往的经历，实习既是对职业经验的熟悉，更重要的是获得机构的承认——这是你的市场价值。”（E01） 履历上的亮点实为符号资本，其运行逻辑是荣誉法则——超拔于众人之上的更有显示度的指标，它的竞争既是严厉的，更是隐秘的。它需要精英圈子内的榜样示范、观察体悟、不经意地点拨以及关键时刻的提携或推荐。

室友一进大学，家人就推荐她到了投行实xi。老板亲自带她做深度项目，言传身教。做了一段后，她对投行产生了厌倦，投行搞的是人情，要察言观色，拿捏分寸，总之，大客户就是上帝。学霸出身的她，不愿屈尊去适应这一行。大三中期，她临时决定转金融工程，强大的校友圈给她同样精确地指导，学长推荐她申请到国际投行的金工实xi岗位，她又报了国际名校一些著名的网课，还拿了证书。终于她拿到普林金工的offer。她真的很厉害！（E03）

多数同学还在懵懂迷糊时，他们清楚地知道所要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不同路径：从一个明确的、可操作性目标开始，逆向推导每一步，具体到每个时间点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整个规划都清晰、简洁。 他们的风格是：直击目标，不走弯路，理性简洁，既不想入非非，更不允许失败，理性的生涯规划让他们快速成长。

外企中的投行，以本科毕业的身份比较好进。捷径就是大三的暑期实xi，只要表现出色，通过答辩，拿一个return offer，可以直接入职。为了大三的暑期实xi，大一、大二就要开始实xi。(E01)

履历中的符号资本不仅体现在求职中，更延伸至教育场域，在任何竞争性的选拔中，履历的符号价值均被凸显。教育机构在此已经蜕变为人力找寻中精明理性的“猎头”，猎头的筛选逻辑是清晰的，评估与预期一个年轻人的潜力与未来，依据在于他已经获得的成就，他未来发展的限度取决于他过去的努力与资格中。猎头筛选的操作逻辑是简洁的，一群申请者之间如何排序，需要简单的、可比较的数字与符号，这既可量化、一目了然且程序公正，——这即是市场逻辑所培育出的“履历书写技艺”。福柯曾剖析规训权力对履历的书写：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活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的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20]

“履历书写技艺”的出现再一次颠倒了福柯上述的规训权力，成为一种主动告白的技艺，迎合检查与评估这一新的权力运行方式，每个人的个性与特征以定量的数字与指标、定性的成就与奖励，以及各种荣誉性的符号来计量、描述，目的在于评估出高低，裁决出胜负。

在检查权力/告白技艺下，有限的校园被拓展延伸至外部世界的不同层面，校园生活变成多重轨道的折叠：第一轨道是以文凭为表征的学校人才培养规格与教学计划；第二条轨道是自我成长，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寻求朋友，如何确定自己的志趣，如何进入社会，这是一个缓慢的、尝试的过程；第三条轨道对应于实习、各种资格考试与证书，以及其后的见识与人脉，构成与知识学习并行的另一重要的学习与实践的台阶，它既是学生职业能力成长的重要环节，也是用心经营的职业敲门砖。

职业取向的学生再反思自己的本科经历时指出，只按照教学计划与学院的规定来做，根本就没有触及成功的秘笈：
学校里所学的都是屠龙之术，与我们的需要有什么关系？例如，毕业两三年后，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影响货币政策吗？不可能！最急迫的实务知识只有靠自己去实xi，从做中学。学校课程希望培养我们看问题的方法，但不重视基本实务。理论知识决定你走多远，可实务知识决定你能否进入，没有实务的东西，你根本就进不去。(E02)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用心一也”，来自乡村的孙学商(E03) 完成了近乎脱胎换骨的蜕变：
我从农村考到北大，入学时学校发的校园卡，是全家第一张银行卡。我知道的差距，我会努力去弥补。第一个差距是英语，入学时是哑巴英语。从大一到大三，一千多天，我每天都坚持30多分钟的听说练习，从不耽误。刚开始，我连一分半钟的英语都听不完，因为听不懂，硬着头皮反复听。慢慢开始听VOA，听TED Talks，一步一步，可以大胆说话，可以流利地交流，还争取到去美国的交换机会。第二个差距是言谈举止，风度修养。金融是服务业，长得漂亮、具有文化资本的学生更有优势：见多识广，与人交往更有自信，气质与金融、投行等职业领域更契合。(E03)

她中学接受的是“应试教育”，除了教材与课本，很少有其他读物。学校推行的通识教育给她打开了一扇扇精彩的窗口，她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去上通识课，她的阅读也充满着计划性，大四开始选择主要文明国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读，以获得对世界文化地理的真切感受……离校时，她的借书证上显示本科期间总借阅书目为35本。

视野的差距比纯教育质量的差距更令人绝望，这不是你自己造成的，而是你的出身造成的。不少同学在这种差距面前，泄气、抱怨、拖延、懒散，自我放弃……我不愿意这样，我一直在努力。我高考成绩是我省被录取学生的最后一名，现在是年级前30%。我对自己的进步是满意的。但是，和直接去投行的同学相比，差距是隐性且巨大的。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如何去弥补。大学四年，我无论怎么苦学都难以弥补的差距，这是人家长期熏陶和积累的资本。我想慢慢改变，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跟他们在一起，可是这种机会并不多。（E03）

临近毕业，她才开始明白室友整天在忙什么，对商科学生来说，实习i履历与校园学习如同行走中的两条腿，哪儿短了，都是跛足。她选择继续读研：
读研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上的增长不过是从中级宏经到高级宏经，如果不从事专业学术研究，这个增长可以忽略不计。对我来说，未来二三年最重要的是做更有含金量的实xi，再以研究生的文凭去找更好的工作——去国企与私募，硕士是准入资格。(E03)

知识真能改变命运吗？同一个校园，同一张文凭能给我们同样的出身吗？学校里的逻辑能够抵御社会的逻辑吗？这是贫困生焦点小组讨论中学生们困惑：
今天凌晨，我看到朋友圈的一条帖子：有时候你不努力都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好像被戳到了痛处，刚入学时，信心满满，我从农村来，我的中学也没法和你比，但是，我和你来到同一所学校，——奋斗十八年，我和你终于成了同桌。但慢慢认识到：虽然同在一个校园，同上一门课，我们之间横亘的差距是难以缩小的。尤其是视野，前十多年的环境与经历所形成的视野的差距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你认为好补吗？所学的知识看起来不都是客观的知识吗？不都一样选课吗？不都在努力地学习吗？我们只有在一些硬的课程（譬如有标准答案的数学课）差距不大，但在一些较“软”的课程里，譬如论文写作的角度是否新颖、切入问题的角度是否刁钻？是不是有些独特的想法，口试时是否能说会道，这些需要综合能力的地方，立刻就看到差距。（FG15）

这里的“视野”差异正是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成功地将先天特性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知的成绩结合在一起”，形式上是个体不同的天赋、努力与欲求的结果，实质上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积累并传承的。[21]他们对个人努力的确信遭遇到文化资本排斥，“某种根植于经济和政治秩序的物质性中的历史性任意裁断的社会秩序，经过自我的转换，成为一种智力的贵族统治，每一处外在呈现都反映这种统治，经由社会炼金术的运作机制，社会等级制得以自我掩饰起来，好像是一种人的成就的度量表。”

体现文化资本的“视野”指知识所转化为人的见识、趣味、辨别力与判断力。长期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认知图示、审美趣味以及性情倾向。 文化资本如同一扇玻璃天窗，看似没有障碍，透明敞亮，只有用身心去撞击，在失败的疼痛中才体会到排斥的不露痕迹。

“什么是真正的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FG15）

学校能给他们新的出身吗？他们要跻身哪个圈子？成为谁的继承人？

在这样的尝试、观望与选择中，教育该如何发生呢？传统中教育发生于师生之间的从游，“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22]如今的师生关系更似梅贻琦所比喻的“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看客如不得其妙，趣味索然，或左顾右盼，心猿意马，奏技者还去追逐讨好不成？没有教师的引导，学生与知识、学科、专业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了。这就涉及一个严肃的问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够替代教师的教育吗？对于大多数学生，制度如果不鼓励他们进入一个学科，获得深度的学习及相应的教育价值，而是允许他们自由地“转专业”，任何学科都有门槛，在“转”的市场逻辑下，学科门槛的高低宽严将如何调整？如果他们不跨入任何学科门槛，在DIY的积木搭拼式的课程套餐中，他们又将获得什么样的教育呢？

为什么同样的文本，有人读得津津有味，入迷入神；而换一个人，可能索然无味，完全不得其法？这就是学科的门槛:如鱼得水，兴趣盎然者，已经跨入学科的门槛；格格不入、味如嚼蜡者，即在学科门槛之外，或是不得其门径，彷徨在外；或是主动选择，不入学科之内。布迪厄的洞察富有解释力：在学习者的偏好、特长、志趣与学科知识之间，在学习者的心智结构与学科的文化结构之间，有无“亲和的默契感”或者说是“选择性的亲和感”？这是“选择/选拔”的核心机制，这个机制体现在学生一方是基于兴趣与志趣的选择，体现在学科一方则是对学习者的严格筛选。跨入学科之内的“亲和的默契感”体现为浓厚的专业兴趣，这并非专业学习的前提，而是深度的专业学习的结果。它需要课程精心的安排，需要教师的用心引导，需要学习者专心地琢磨，慢慢品味出学科的滋味与精髓，使躺在书本上的静态的知识真正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学科知识与人的情感、意志与经验融合在一起，发生化合作用，创造出“新人”—— 这是学科文化的教育价值，学科的思维与眼光如何转化为学习者观察与思考问题“活”的视角，“日用而不察”的概念，以及可靠的知识传统?进而形成生活风格乃至生命态度？即由专业达通识，准确地说是在深度的专业学习中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这是人的教育中最艰难的地方。

这需要学习者“泡”（长时间的浸泡）、“炖”（煎熬与磨砺），更需要教师们——不是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或者是一个匠气十足的专家；而是既活在学科之中，又将学问化在自己身上的教师们——在日常的生活与学术研究中，身体力行地示范与教导。他的见识与判断，他的选择与坚持，他的信念与价值，这才是最真实、最有力的教育。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获得表层的知识与技能是容易的，教育中真正的困难在于学习者内在动力与热情的培植，以及判断力、辨别力与意志力的养成，它需要学习者“从游”于教师身边，观察、服从与追随。

在自由选择下，“长时间的浸泡”很难成为对学习者的制度要求。浸泡需要不被打扰，挡住外在的诱惑，一心一意地将自己放进去，先舍弃，再获得。然而，在评估制度所孕育的成功文化看来，这是一种“不计得失”的非理性选择。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冲突本来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自由选择想借学生的脚投票，使院系与教师更投入教学。实践中却非常复杂，甚至南辕北辙。

例如，教师们把学生当作未来的学者——学术继承人来培养：
人文学科的教学非常精英化，老师预设学生以后搞学术，培养目标都是学术人才，上课的内容完全朝着专业化的道路走。教学中，老师常也只关注那些能跟上老师的思路、能与老师对话的学生，对多数普通学生，对想就业或转专业的同学，老师不太注意，甚至不大看得起。(L01)

教师们不难以激赏的目光关注那些深谙学科滋味的“准学术继承人”。在进入学科之后的师生关系中，从游乃是典范，如同天空的雁阵，朝一个方向，以大致相当的速度飞翔，他们之间更多是精神与趣味上的同气相求，彼此呼应。但多数普通学生学习的困难、入门的犹豫，制度能否认真地体察、理性地引导？大鱼前导，小鱼尾随，当小鱼不能游、不敢游时，制度安排谁来当教练？当小鱼不愿意跟着大鱼游、在游来游去地试错时，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吗？

虽然学校在推行“导师制”，甚至有院系规定导师每学期与学生见面谈话不少于四次，但是没有共同的活动，没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制度化的师生联系机制常徒有其形。教师办公室的门还开着，预留了office hour，有需要，可预约；老师们还组织了读书会，有能力、有兴趣者可参加，事实上，有自信参加读书会的本科生是极少数；“能够主动去找老师讨论问题的，都是学有心得、学有所获的同学。如果我一直没有跨入学科的门槛，我能与老师主动谈什么？”（FG03）

高考没有考历史的李人文(L08)被录取进了历史系，高考报专业时，她填报的是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成就让她敬畏，身边同学都似有浓厚的兴趣，她直觉这个水域并不适合自己的生长。

历史系同学的基础差别很大，有的同学入学就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有的同学除了上课，下来不大读书。我介于两者之间，不时还有下降的危险。

她在参与公益服务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编稿件、写公文，（我）发现自己比较擅长，也能获得肯定，逐渐开始往学生工作方面倾斜。大二上又修了法律双学位，投入专业学习上的精力变少，大二上绩点很低。随后调整学习策略，只选了三门专业课，其他选了大类平台课。因为精力更加集中，大二下学期专业课成绩提高了，大类平台课成绩也都不错，逐渐恢复了信心。（我）认识到专业与双学位无法兼顾，就把法双退了。(L08)

李人文在专业、双学位与学工之间，不断触摸水域的深浅，小心地调试：
大二下开始分专业，历史系分为中国和世界两个方向，中国又细分为古代和近现代史两个方向。我选了近现代史，一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和世界专业史门槛很高，一个需要古文基础好，一个需要外语（好），中国古代方向门槛尤其高，基本都是学霸。因为中国近现代和现实联系更密切，（这）让我更有兴趣。分专业之后，我的专业课分数都不错。保研时又面临再次选择：一是自己不适合学历史，二是还是想学社科。为什么说不适合学历史？按照刘知几有史家三长论——史才、史学、史识，针对我自己，我认为自己史学薄弱，掌握的历史知识太少，史才、史识更难具备。特别是史识，如果没有老师的点拨，我很难在历史和现实中建立联系，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困惑。如果再继续读本系的硕士，可能会更专更精，对自己整个人的提升却不大。再反思自己，很难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也很难将历史和现实建立联系，归根到底还是自己基础不扎实，不能融会贯通。于是保研时转了社科，准备走职业路线。(L08)

本科的历史学训练给她这样的影响：
一是使人不虚妄，虽然很难达到以史为鉴的境界，但心里有历史的尺度，虽然上面的具体刻度可能模糊不清；二是增强判断力。比如看到信息，会下意识地去看出处。结合第一点，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虽然难以达到“真”，但可以驱除许许多多的“假”。(L08)

未跨入学科之门的学生如同“小蝌蚪找妈妈”，在不断找寻中，磕磕跘跘地完成自己的“蜕变”。在人文场域，需要老师与课程的“引导”；也需要自己的“体悟”与“实践”，李人文在从游与寻找之间，慢慢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06 自由选择：试误与成长

周竞赛(S05)本科毕业时，父亲批评他：“冶游四年，不学无术”。

周竞赛自幼热爱科学，竞赛拿到一等奖。他被理学院严格挑选出来，再经过严格的培养与教育，有望成为学术“继承人”。

他曾有浓厚的专业兴趣，他不喜欢刷题，习惯自己从教科书的原理出发，通过实验、推理，探索学习的过程。一进入大学，期中考试就栽了，高数只考了50分，登录成绩是开了根号的75分。这门5学分的课程让他整个一年都在“填坑”。大一上修了23.5学分，上课与实验时间加起来每周约45小时；实验课从早上10点一直做到晚上；大一下有两门实验课。学习压力太大，有同学甚至每天只睡3～4小时，困了趴在桌上睡，醒来继续写……刚从高三过来，学习的辛苦并不是最大的障碍。

理学院对他提出更严格的身心要求，“继承人”的塑造需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强制学生遵循一丝不苟的学习方法，严肃朴素的生活习惯，以个人生活的极大牺牲，实践在知识学习和社会交往两方面的禁欲苦行……[23]科学场域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将“惯习”——与科研相适应的性情倾向，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烙在其成员的身上，成为他的第二天性。面对这个“锻造”的过程，周竞赛疑惑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大学生活啊！我想象的大学生活，可以读自己想读的书，可以交友、恋爱……”（S05）

科学场域的教育主要发生在实验室里，如同蜂巢一般，围绕科学研究，组织严密、分工有序，它的教学模式是严师高徒模式。科学场域需要他全身心投入，可他不再把这看成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他把苦恼告诉师傅，他想学管理。师傅听了，真诚地说：“先拿到科学博士，再从事管理也不晚。”他有些愤怒，他把这称为科学的“沙文主义”：“万般皆下品，唯有科研高。在老师眼里，为什么要去修‘乱七八糟’的经双？这完全是功利的选择，孺子不可教也！”（S05）

与外部世界的丰富有趣相比较，实验室的生活太单调乏味了。周竞赛决定背弃严厉的师傅，慢慢且坚定地从被他喻之为“斯巴达式”的教育中退场，他成为理学院中的“转行党”。放弃科研，这种挫折感是双重的：
不是智力有问题，就是品德有问题，师傅说：这意味着不敢面对挑战，不敢正视困难。转专业真的意味放弃与懦弱吗？对自己的兴趣是否忠诚？成绩不如人真的是努力不够或者智力有问题吗？（S05）

周竞赛们陷入了两难：承认是对信心的致命打击，不正视就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选择，他们不敢怀疑自己以竞赛获奖或高考高分进入时，做了一个错误的专业选择，因为那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甚至是背叛。他也不愿面对“态度有问题”之后，来自专业的承诺、责任与义务等的责难，他更不会正视“忠诚自己的兴趣”中的“兴趣”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这是他可以说服自己的唯一理由。

他们还遭遇到来自同学的蔑视，转专业这件事在同学中意味着心理上乃至身份上低人一等，学生群体中存在着撕裂。

决定留在理学院但不再做科研后，理学院一切评奖以及别的机会都与我无关了，我不能得到学院任何积极的培养。它只是给了我自由，即不禁止，不阻碍，但没给任何引导。我后来做的一切，好像是自己偷偷地，不能光明正大地放在台面上讨论，我过得到底如何，没人过问。（S05）

他在叛逆的内疚与诱惑的吸引中艰难地走出第一步，大二开始修经济双学位。经济双学位不像师傅所鄙夷得那般不堪，他喜欢社会科学的思维与视角，帮助他认识与理解身边的社会与人事。他开始对专业课彻底“放水”，他踏出去的脚步迈得越来越远。大三开始，他接手了一个濒危的社团，他的热情与投入使社团重新焕发活力。利用社团这一平台，他能自然结交家乡与北京的本省籍精英；社团给他一个实验场，他仔细地学习待人、处事、识势，他体会到了权力与金钱的力量，他看到权力怎么做事，也看到金钱怎么操作权力。社团使他提前走上社会的大舞台，他开始站起来，体会到做事的能力，成长的力量。他选择了一个社会科学院系继续读研，准备读完博士之后，出来创业。

学工教会我的是通用的能力，知识是固定的，能力是迁移的，我“不学无术”而“活动于社会”是找到了成长的法门。知识与能力是成长的两条腿，缺一不可。（S05）

他在专业学习之外，摸索适应社会的能力与成长逻辑。他先似一个弃儿，后像一个浪子，纠结地成长。大学毕业时，从校长手里接到“理学学士”证书时，他感到愧对世界一流理学院中最扎实的专业教育，他没能把一个专业学透学通。短暂的愧疚之后，他又充满热情地瞄准下一个目标。

游历的不仅仅是从实验室中出走的周竞赛，郑古典(L05) 用“试错”来定位大学的意义：
我的兴趣就是三分钟的热度，这想搞搞，那也想搞搞，这是性格特征。85%的同学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现在差不多知道想要什么了，用了四年来试错，试错完了，该毕业了。你再也没有这么丰富的资源、这么多的机会去尝试了。(L05)

她来自一所著名中学的文科实验班，以全市前10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郑古典从小接受素质教育：
幼儿园就有英语口语，高三时晚自习还看小说《三体》，看英文电影“Rain Man”,玩游戏。与那些来自封闭的县中，能适应高强度的训练且坚韧不拔的同学相比，我绝对不会用坚韧和不懈努力这类词来形容我自己。(L05)

回顾四年前的入学动机，她有四重考虑：第一，北京大学的本科文凭；第二，学习基础学科，本科学的专业与今后的职业没什么关系，要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选择基础学科；第三，父亲告诫她，北京大学的校友人脉很重要，要求她加入社团，认识一群官二代、富二代，这很现实。第四，大学四年，应该留下一段自由的青春回忆，很开心地玩了四年。

毕业时，再评估本科四年，她用“浪”来描绘自己的状态。“浪”首先是一种心气，她挑战成功者，她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她深谙成功的标准与成功的策略：成功者的选择是基于成功的考虑，在自己胜任的范围内不断用成功重复成功，或者固执地待在自己舒适的区域内用舒适延缓舒适。她选课都是基于兴趣，她敢于选择最新的培养模式，她参与跨学科项目，她不在意课程的难度与分数，选了很多挑战大、难度高且得分虐的课。

“浪”还是一种探索与叛逆，要敢于按照自己的节奏走，探索形成自己风格。她以既独立又依赖、既理性又任性的方式，与父母的权威、与制度的规范对话：
从小到大，花精力最多，做得持续最久的一件事就是和家长进行博弈吧，这是我人生的权利。之前家里管得严，刚入学的时候，天天就是玩。经常喝酒，喝到一两点钟；然后去混混社团、混混BBS；然后想干嘛就去干嘛，混团学，打游戏，又做实习……然后，大三就结束了，才开始说，要不然就出国算了；然后，又开始准备出国……(L05)

“浪”并非她个人的状态，而是一个时代的风尚以及这一风尚下教育所滋生的一代人的基本性情。托克维尔在分析民主对人的性情影响时，指出有一种无知是由于知之过多而造成的[24]：
他们的生活被即兴的力量所支配，他们往往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去做他们没有学会的事情，去说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的话，去从事他们没有经过长期学习的工作。他们不能对每个目的都有清晰地认识，所以容易安于一知半解。他们的好奇心既永无止境，又是容易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所热望的是尽快知道很多东西，而不是深刻地认识这些东西。他们没有时间，而且主要是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事物。注意力不集中的习惯，应该被视为民主精神的最大缺陷。[24]

大众高等教育充分尊重这即兴的力量，以及这既永无止境，又安于一知半解的好奇心，他们被尊称为“消费者”。以“尊重选择”为名，大众高等教育既满足又培养新的教育消费者，既诱惑又塑造着他们的欲望与惯习。消费者热衷于追求的过程，他们总喜欢尝试新的，不同的事物，他们喜欢的是追逐本身。在“浪”的飘飘然中，未来、方向感成为有问题的提法，未来被理解为“现在”，“现在”用种种选择既敷衍了未来，也回避了过去，时间的链条被消解为一系列的叠拼的、断裂的“片段”，在一个个细碎的、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前后连续性的片段中，他们忙碌地消费着、体验着、迷失着——这就是成长吗？

我就这搞搞，那搞搞，如果在国内找工作，随便找个月薪八千、一万的工作混一混；如果出国，申一个不算名校的名校，找个不太热门专业混一混。其他同学呢？他们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但不也是这门课学一学，那门课听一听，社团弄一弄，恋爱谈一谈……其实也是这搞一搞，那也搞一搞，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比我多挣两千块钱，或者去的学校排名高些，专业热些……他们那么努力，最后结果不也差不多吗？（L05）

理斯曼（David Riesman）在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性格的关系时，提出了富有启发的视角：当社会心理不再是“匮乏心理”而是“富裕心理”时，极易出现“他人导向”的人格特征[25]。他们主要的心理约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焦虑，其控制装置很像雷达——敏锐地捕捉时尚与潮流，既与时俱进，也随波逐流。

一个人可以在试错中成长，一个群体呢？都需要在试错中成长吗？制度给他们提供什么保护与引导？而非仅仅是允许其试错？教育的作用呢？它不应简单复制市场的自由选择逻辑，教育制度不同于一般制度的教育性如何体现？它应引领社会风尚，而非迎合社会风气，教育的权威在于引领社会，引领的根基在哪呢？

中国教育一直在检讨年轻一代批判性思维不够，我们从小被鼓励大胆质疑，但很少被要求小心求证。随意地批判什么、怀疑什么是容易的，我们真正的困难在于选择相信什么，没有可以相信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无论是科研，还是做别的事情……(S02)

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为成长中的心灵安置一台“心理陀螺仪”——内在导航的动力机制，让他们既有航行的方向感，也有可以锭锚的方位感，而仅仅是用所谓的批判与怀疑精神“把诸神和英雄投射在洞穴岩壁上的影子从想象的心灵中抹去，这只会抽掉其精髓，削弱其力量。学生们甚至在没有任何信念之前，就学会了怀疑一切信念。”[26]他们变得头脑空洞，心灵空疏，准确地说，生命真正的困境在于不知道可以真诚地相信什么，确定什么，在推倒一切的虚无中，生命的热情如何寄托？自由选择可以是持续地选择，用后一个选择推翻前一个选择，在教育的消费中张显所谓的自由个性；自由选择更可能是不做选择，准确地说是从众，用大众的选择代替自己的选择，用社会的流行代替自己的判断：
为什么要选商学院？因为既不知道热爱什么，也不知道不热爱什么，不幸高考成绩又这么高，有什么理由违背父母期待、挑衅社会的常识？(E01)

进而，再用成功遮蔽成长，所有的热情都被调动，角逐于分厘得失之间，小心地回避困境，谨慎地避开挑战——如同在试卷中小心地绕开丢分的“坑”，精明地找全得分的“点”，填写人生的试卷同样需要精明的“眼光”：他们是既谨慎又轻佻的书写者，他们是看似活跃的教育缺席者，他们也是看似成功的失败者。

当然，更多的选择是延缓选择，甚至是延缓一切。与忙碌症相伴随的拖延症，同样如流感般流行：用茫然来面对茫然，用焦虑来逃避焦虑：
将来怎样无所谓，就算有一个目标，也会特别拖延，快乐一时是一时，明天的痛苦给明天吧。(FG13)

拖延是把今天从对未来的担忧中解放出来，活在当下的慵懒、轻松与焦虑中，时间同样失去了连续性，挫折是细小的，但每时每刻都在。

吴不为(L03)来自乡村，大学一二年级，他认真学习，成绩不错；参加户外协会，足迹踏遍京郊山水，谈了一次恋爱……“大三以后开始颓了，突然感觉整个人很懒散，不太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了。”(L03)他的本研论文写庄子，毕业绩点在3.3左右，算中等偏下，够保研资格，但他不愿意像多数同学那样用读研来延缓选择。他主动选择了去支教两年，他希望用两年时间想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是一个消极的退却者吗？他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吗？都是他，真实的成长或许就是这样。

“心理的陀螺仪”究竟如何置放？它需要舍弃，才能获得；需要服从，才有引导；需要学习，方得教育——将自主的个体接续到传统中，在谦卑中感受伟大的力量。

丁修远(SS04)是理学院的学生，入学后确定自己希望从事的是基础学科，转专业成功，同时降级为社科院学生。大二开始修社会学双学位，毕业时原本想直接申请古典学方向的博士，因为准备不充分，又延缓毕业一年，“不应该着急，慢慢积累，再有一个时间能够缓冲一下，能够写出足够好的研究。”他用六年时间完成了本科学习，中间出国交换过一学期，修了221学分，经历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人文学科的跨学科学习。他明确了研究方向，找到了一生从事的志业。

我真的耗费了最宝贵的六年时间才找到了真正的研究问题，最后一两年才慢慢开始知道应该如何去学习，怎么样去听课，跟哪些老师学习，怎样去看书，怎样做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试错过程。(SS04)

六年的本科经历不仅是学习中的寻找，更是不断地辨析，甚至背弃家庭及其后社会的期待：
我来的地方比较偏远，我的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不过是社会流动的跳板，用我们地方的老话就是“兴盛了”，家人看你上北大了，就是要当大官了，挣大钱了……庆幸的是，这些年我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

本科培养了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是人云亦云，在浮夸或拜金的社会，能找到让自己定下心来、自己想干的事情，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人生是一场很漫长的赛跑，北大的自由与包容给了我这个空间，对自己心境有一种磨炼，不太计较一时的得失。(SS04)

在这里，他找到了传统，找到了伟大的老师。他感受到了神召，即韦伯意义上的以学术为志业，这是一种与“天命”——个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27]在这里，他是被拣选，而非自由选择。这是一份激情，一种奇特的“陶醉感”：
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候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够成功地做此臆测——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你们应该去作别的事情，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28]

07 结语

本文讨论的问题聚焦于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中的人才培养。在北京大学的案例凸显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随着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的话语不断变更，在专业人才、复合型人才、跨学科人才的不同定位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出现形式上冲突、实质上割裂的状态：在有限的学分与学习时间之内，两者之间有竞争关系，如果通识教育仅仅体现为“广泛涉猎”，略知皮毛，实际上更有可能“博而不通”，专业教育也将“专而不精”。

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割裂，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的基础或土壤，也不是专业教育的结果。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是彼此融合、共同成就的一个过程。怀特海指出：“在学习中，不存在一种课程仅仅传授普通文化修养知识，而另一种课程仅仅传授专业知识。为普通文化修养教育而设置的科目，都是需要专门学习的特殊课程；另一方面，鼓励一般心智活动的方式之一，就是培养一种专门的爱好。不能把这种浑然一体的学习过程进行分割。”[29]

通识的核心观念是“文化”：即“以文化人”，是知识对人性的培植，它常是深度学习与专业学习的馈赠。我们在人才选拔中所强调的“浓厚的学科兴趣”，在学科文化结构与个人心智结构之间“亲和的默契感”正是专业学习的馈赠：那些“眼睛发亮”的学生们，他们不仅在知识的精确阶段上求精，更突出的是在“综合运用”阶段，他们获得了掌握原理之后的自由感，他们可以不再拘泥于知识的细节，而是获得规律运用中的力量感、风格体验后的美感。通过高强度的学习，不仅由“专”走向了“精”，进而将学科知识化为人性的塑造与人格的养成。本科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塑造新人是其最核心的使命，教育的任务不仅是认识外在世界，参与或建设外部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身上建设一个新的教育世界，即不断提升人性，培植道德人格。

教学与育人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体的，它要求所学的知识一定要能回返铸造人的智力与心灵：它要和人的感知、情感、欲望、希望，以及调节思想的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只有让人既能浸入其中又能回返于人的知识，才是有意义的知识；否则，仅是外在的信息，一个人拥有再多的信息，再见多识广，对他的智力生活、对他的内在精神世界也是无用且无趣的。

通识教育是一种融入专业学习中的能力教育，如何获得知识背后的能力——激发求知欲、提升判断力，对复杂环境的控制力以及运用理论知识对特殊事例做出的预见与判断。[30]这是通识教育的内涵，如何引导学生真实地学习，将外在的知识化作自己的经验，将躺着的知识化为认识的力量，大学教育的目的正在于此。它是深度学习所获得的判断、见识与审美，它建立在学科基础上，是对学科风格的感知与欣赏， “风格帮助人直击目标，富有远见，提升力量，而不陷入细枝末节之中，不被不想干的事物所打扰；风格是专家所独享的特权，风格是专业化学习的产物，是专业化对文化的特殊贡献”[31]掌握了风格即掌握了学科的精髓。通识教育不仅体现在审美层面，还在智慧与信仰层面，智慧来自于知识运用所获得的自由感，责任感来自于知识所赋予个人的力量感，敬畏感来自于感受到的传统——让个体和超越自我的东西融合，对价值的认同会给生命增添难以置信的力量。如此，才能从“眼睛发亮”提升为“灵魂有光”：所学懂的知识让他感受到发现世界的喜悦，所学的东西在帮助他理解生命中所遭遇、所筹划的一切“发生”，这个学习的过程既安静又激动人心，既困顿又壮丽。学习的过程必须是专注且深入的，兴趣必须在此时此刻被激发，能力必须在此时此刻训练，人格在此时此刻被涵养。教育需要细节，需要艰苦的训练，这是一种需要在细节的掌握上耐心又耐心的过程，是沉浸于时间之流中自然而缓慢的过程，学习无捷径。

然而，在大众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在学习者自由选择的消费逻辑下，“艰苦的训练”与“刻苦地努力”易被回避，主导选择的与其说是“兴趣”，毋宁说是极易与兴趣混淆的“有趣”或“诱惑”。“有趣”与“诱惑”正是杜威所批评的“用快乐去行贿”，在这样的诱惑中，学生的注意力不能持久地集中，意志力不会得到培养。“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要区分于“令人眼花缭乱的诱惑物”，如果这投向外部世界的形形色色的兴趣不能再回转过来，再形成人格的统一性，从而具有“教学的教育性价值”，就会出现赫尔巴特所担心的状态：“我们是否会跌入轻浮的境界呢？轻浮者每时每刻都是另外一种人，至少他每时每刻都染上了别的色彩，因为他本来就根本不是固定的。他热衷于表面印象与幻想，从不把握自己，也从不把握他感兴趣的对象。”[32]因此，他需要严格的教育：他需要专心致志的活动，他应当明晰地把握每一件事，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每一件事，不应当把各种各样杂乱的痕迹刻画在他的心灵上；他还需要审思，审思将一种专心活动与另一种专心活动汇合起来！人格的形成正依赖于专心，依赖于审思，依赖于积累。[33]学生主动的学习、自由的选择都不能替代教育。他既需要明确的培养计划、稳定的学院文化，以及教师的权威引导。

在这出教育改革的大戏中，演员是学生们，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基于学生成长的自由选择，情节的关键却是制度的选拔，而这出剧所讨论的主题则是大众高等教育中精英究竟如何培养。导演却是两股既无形又无处不在的力量：教育的逻辑与理性化的逻辑——两者之间的对峙、交锋、抗争、妥协，主导着故事的起承转合。舞台已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内，而是置身于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已深度卷入、嵌套于社会的多重逻辑之中，它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全球竞争的核心机制。

另一方面，理性化还表现为消费主义重构了校园教与学的日常活动，这体现为学生的“自由选择”：无论是专业选择的冷与热，还是课程的性价比，绩点评分的理性经营。更进一步，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自由选择下，师生关系被扭曲为“奏技者与看客”、课程贩卖者与用脚投票的消费者之间关系，教育的权威性被解构了。消费主义还体现为充分尊重一知半解的好奇心，用体验替代探索，用成功遮蔽成长，用“即兴”的片段组合消解时间的严肃性与心智的专注性。

教育的逻辑在顽强地抵御着，它体现为对学生兴趣与志向辨析的细心、“广泛涉猎”与“学有专攻”间平衡的小心，“由专业达通识”背后化育的耐心，以及对继承人锻造培养的精心中。当然，它直观地显现于学习者对知识的沉潜与入迷，它体现为舍弃与获得、选择与拣选、服从与引导的成长中，个体接续于传统后所获得的自主性以及谦卑地服从中所传递出的伟大力量中。

教育的逻辑还表现为教育者理智的清明与务实的谨慎，这是一所承载着伟大传统的学校。我们希望这艘巨轮能凭智慧与勇气走出一条新路。近一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在纪念北大建校27年时，写过这样的话：

北大是常为新的，改革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35]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4期。

作为生物学教师，特别是需要注意招生工作和学生毕业出路的老师，十几年来，我一直关注生物学学生的生源和就业情况。

高考后，很多人希望知道学习什么专业意味着什么，而各种跨界的意见谬误很多。

生物学适合于普通家庭、智力一般的学生选为本科学位，毕业之后可以有多种选择、而且适合一般家庭出身的智力中等的人。

生物的职业前景跨度较大：做的好，可以有高尚的追求成为造福人类、取悦自己的伟大科学家；做的一般，可以成为生物技术产业的普通从业人员。

1）科学智力特高，可以做纯数学家或理论物理的学生不宜学生物。

生物很多需要实验，而生物应用的数学也是简单而又简单，不适合这批学生，因为他们不会有特长而被实验所烦恼和耽误。当然，这是指很少一批人，不是任何中学的数学尖子都能算作这批人的行列。需要与北京大学的数学系的学生比较，如果进不了每年全国数学前100名，恐怕就不要认为自己可以做纯数学家。也就是说全国大多数高中数学第一名并不能保证可以成为纯数学家。当然可以用数学里面最简单，简单到一部分纯数学家认为不是数学的统计，统计是很多认为自己可以做数学家，但后来发现不可能而可以用于很多职业的一门技能。也许，统计是全部科学中有着最广泛职业应用的学科。

生物只在很少的时候和学科发展节点出现过非常聪明的人起关键作用的情况。如1886年的孟德尔、1953年的克里克。其他时候，不是不需要一定智力，但作用较小。

成为数学家，在中国还必需在少数几个高校念本科，否则也就可能荒废。

成为生物学家，在中国很多大学念本科都可能。特别是，中国有些农业大学也是优秀科学家的摇篮，这一点很多人想不到。农业大学的遗传分析，教的比很多生命科学学院和几乎全部医学院都更好，这种农业大学培养的本科生就更好。例如，中国农业大学本科毕业成为真正科学家的可能性大于协和医学院（强调：真正科学家）。

我和施一公改变了北大清华的生命科学教学，一方面是真正懂科学的老师大大增加，一方面我们强调教学改革，从以前的背书填鸭教学，到需要思考。但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成效，还需要时间、需要历史证明是否有效：北大清华的生命科学本科生是否就确实因为我们的教学而不同于其他学校。

2）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不够好（指大学期间和大学毕业后马上需要接济家庭经济的学生），学生物会有困难。

3）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特别好的学生，是否学生物，取决于个人爱好。但生物不能带来家庭的简单预计，不会很容易出人头地，也不会很容易升官发财。如果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特别好的家庭父母开明，后代有自由选择。如果家长有不良预期，就不会很舒服。

4）对于智力一般、家庭经济状况一般（不需要在大学期间和大学毕业后几年内接济家庭经济）的高中毕业生，学生物不用特别智力、不靠后台，主要是自己一辈子靠自己努力。

5）学生物在本科生后每一个阶段的预期很稳定，也不费钱，还长期有一般的经济保障。从研究生开始，一般就不用家庭负担。

6）本科生物内容有，而且不学不会，学了就有专业基础。不像有些专业，学了与没学对以后的职业没有太大差别。

本科生物的核心是遗传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这些课程需要一定的大学化学基础。而数学和物理基本是高中程度的复习（当然可以以大学版本出现）。

如果学习不够好，可以反反复复多学这四门课，反反复复读四本教科书，也能胜任技术员工作。

当然，如果学的更多、懂得更多，基础更好、前沿更好，前途更好。

7）如果生物学本科毕业后出国读研究生，不仅比其他专业都容易，而且不需要家庭负担，全部学费可以由外国学校或院系、实验室支付，还有足够自己和配偶生活的助研费。

8）如果留在国内读研，现在也比较容易。生物学大量缺乏优秀研究生来源。以前出国的很多，现在即使出现转折，从北大清华开始都有相当一些留在国内读研究生，整体研究生需求还是很大。

全国前二十的大学，其生命科学学院一般每年一百多本科毕业生（少数有两百多的）。而北大和清华每年招收生物学的研究生就有600以上。北大清华本身是生物的研究生远多于本科生。

可想而知，科学院很多研究所都难以获得足够数量的优质生源。例如，某年，有些非常出色的研究所，招收大量的来自烟台大学的本科生读研。这不是特例，而是中国大量需要生物学研究生的现状所造成。

北京大学每年需要生物学的研究生：

生命科学学院几十（以前称为所谓老体制，实际现在也是新体制了）

交叉学院下的：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近百、PTN（北大清华北生所）几十、与北京脑科学中心联合接近二十、定量生物学中心十几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部分研究生也可以是生物背景的

化学学院的化学生物学方向的研究生部分是生物学背景的

未来技术学院和分子医学研究生也有几十

昌平实验室在北大交叉学院每年也招生，实际也是生命科学方向

北大清华之外，西湖大学、上海和南方科技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中心、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国家实验室有三个是生命科学的（北京昌平实验室、上海临港实验室、广州呼吸病实验室），其中北京昌平的迄今无疑领先。深圳医学科学院、深圳湾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的十几个研究所。各个大学的生科院。

9）生物研究生不仅来源于综合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也来自医学院的基础医学部、农业大学的一些专业。我国农业大学的遗传经常教的优于生科院和医学院，经典遗传分析大有用途，比基因测序有用的多，可以从考分较低的农学院入本科之后研究生到比较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读研究生。

农业大学是我国特色的院校，如果选对专业，学到扎实有用的内容，可以对以后的科学生涯很有益处。

北大的博士生如果在国内就业，很多地方对于吸引北大博士有优惠。

10）生物学博士毕业后，一般需要做一段时间的博士后。在国外和中国现在都是实验室资助。中国以前博士后数量不多、工资很低，现在很多单位都改观了。目前，国内博士后一般年薪至少二十几万，有些到40-50万的单位和实验室（也与年资和优秀程度有关）。因为一些单位博士后完全由导师决定，所以名额不是问题，而收入差别可以较大。

北京市对博士后有非常优惠的政策。他们在校期间享受教授的子女入学附小附中政策，结束后可以落地北京户口。

外地也有吸引北京博士后的优惠。

11）生物的博士后做完，可以申请国外、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助理教授或研究员。中国的生物学教职很多，各个大学每年都在招收。现在至少有几十个单位的年薪和研究启动经费都比较好。比较这些单位的时候，目前真是要比较前景，而不是比较眼前给的经费（大多数人经常犯这种只看眼前的钱的错误，而且劝不动，后来发现自己吃了近视的眼前亏）。可以说，有些单位在年薪上都可以与美国相比了，甚至更高。当然，一般人会不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

现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个正常的健康现象：科学特别好的单位，年薪要低一些，而希望加强科学质量的单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愿意提供更高条件。这一点，哈佛早就是这样，但中国是近年才出现。十年前，中国科学质量好的单位也是年薪最高的单位，现在不一定了，而出现负相关是对的。单位的质量就是整体条件的一部分，单位质量还需要提高的只好用其他条件来弥补。

12）不做博士后、甚至不读研究生的本科毕业生，也可以加入生物技术产业。

中国真正是生物技术产业第一次小起飞就是这近7、8年。以前很多是编的故事。只有在中国药监局改革后、加上其他几个原因，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才第一次小起飞。到前几年非常热。但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冬季、现在是寒冬。

热门的地区特别是苏州。可以说，苏州做得好的人，当时北京、上海很多企业想去苏州挖人。

热门的时候，投资过多，重复太多，原创太少。但员工福利曾经猛增，有些企业可能过多福利。甚至有些背景很一般而且很年轻的从业人员，当时也出现尾巴翘上天的怪现象，当然并非多数。有些国外企业管理经验的人，担任国内企业高管后也出现收入可以进入华尔街前几名的现象。

冬天后，过度的、不合理的逐渐被挤泡沫，是良性的循环。没有危机周期的行业是不健康的行业，有热就应该有冷。

国际上生物技术产业周期性规律预示着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过几年会再度出现高潮，第二次高潮。以后可能与国际一样，每过几年一次循环。循环冲击创业人员大于冲击从业人员。

北大清华都有一些本科、研究生毕业的生物学生创业，有些看上去很不错。

与所有其他产业一样，创业不容易，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成功的很少。但从业却不难，做一般员工容易。

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类似信息产业的领先企业还没有确定，但猜想不会超过十几二十年就应该基本确定、至少出现或清楚。

咒骂生物专业的北大清华学生基本没有了，当然外地还有很多学生认为生物是坑，不过那是落后的表现。

有些行业已经饱和、甚至正在过气，但学生和家长趋之若鹜，说明井底观天的人有时是多数人。

也许，多数时候多数人都是井底观天而自以为是？

作者系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